明朝那些事儿_2
《明朝那些事儿》2 他也不跟王大人客气，一开口就说主题： “王大人是否准备平叛？” “不错。” “那我就恭喜大人了。” 这次轮到王守仁纳闷了，你啥意思啊？ 伍文定用洪亮地声音作了解释： “那家伙（此贼，指宁王）一向名声不好，支持他的人不多，大人你众望所归，且有兵权在手，建功立业，必定在此一举！” 这句夸奖的话却让王守仁吃了一惊： “你怎知道我兵权在手？” 伍文定笑了笑，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可以派上用场的聪明人。这就是伍文定留给王守仁的第一印象。 在吉安，王守仁成立了平叛指挥部，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由于当时到会的都是知府、知县之类的小官，王巡抚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平叛军总司令。 王司令随即作了敌情通报：根据情报，宁王兵力共计八万人，精锐主力为王府护卫，其余成分为土匪、强盗、抢劫犯、黑社会流氓地痞、反动会道门组织、对社会不满者等等。 这支所谓的叛军，实在是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这么看来，形势还不算太坏，但问题在于，此时的王司令是个光杆司令。他没有八万人，连八千都没有。 虽说有旗牌在手，可以召集军队，但这需要时间。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判断宁王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对于这个问题，王守仁已经有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他把手指向了地图上的一个地方——南京。 “他必定会进攻南京。” 王司令就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洪都（南昌）不是久留之地，而宁王虽然不是什么聪明人，脑袋倒也没进水，北上攻击京城这种蠢事他还干不出来。 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顺流南下攻击南京。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各地还没有接到统一平叛的指令，防备不足，如果宁王趁乱发动进攻，一举攻克南京，半壁江山必然落入叛军之手。 这番话说得下面的诸位六七品芝麻官们耸然动容，既然形势如此严重，那就别废话了，赶紧进攻宁王吧。 于是王司令又一次发话了： “我的兵力不足，难以与叛军抗衡。必须等待各地援军赶来。” 那么王司令，你需要多长时间呢？ “至少十天。” “所以必须让宁王在南昌再等我十天。” 与会官员们彻底炸了锅，王司令的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吧，宁王又不是你儿子，你说等就等？ 然而王守仁笑了： “我自有办法。” 【诡计】 不久之后，宁王驻地的街道墙壁上出现了很多乱贴乱画的告示，当然了，不是办证发票之类的广告，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都督许泰等率边军、刘晖等率京军各四万，另命赣南王守仁、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共计十六万人，分进合击，平定叛军，沿途务必妥善接应，延误者军法从事！ 这封文书的大概意思很明白，就是对宁王说我有十六万人，很快就要来打你，希望你好好准备。 必须说明的是，这封文书上的人名全部属实，但情节全属虚构，除王守仁外，其余人等压根就不知道这回事。 这就是王守仁的诡计，他伪造了文书，并派人四处散发，以打乱宁王的部署，王司令员做事情一向周到，为了让宁王安心上当，他还安排了更为厉害的一招。 洪都城内的宁王知道了所谓大军来攻的消息，正在将信将疑之际，手下突然密报，说从进城的人身上发现了几个特殊的蜡丸，内有机密信件。 宁王打开书信，却着实吓了一大跳。 书信内容是这样的：李士实、刘养正两位先生，你们干得很好，朝廷一定会好好嘉奖你们，现在希望你们配合行动，劝说宁王离开洪都，进攻南京，事不宜迟！ 两位难得的“人才”竟然投敌，宁王还算是个明白人，也不怎么相信。偏巧就在这个时候，手下通报，李士实、刘养正来访。 李士实先生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捅破了天： “殿下，此地不宜久留，应立即带兵攻击南京！” 王守仁的台词实在写得太好，李士实也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这下子不由得宁王兄不信了。 自信满满，前来邀功的两位军师本以为会得到一个激情澎湃的答复，最终却只看到了一双狐疑不定的眼睛。 他们失望地走了，宁王朱宸濠却就此确定了他的战略： 留在洪都，哪里也不去！ 有幸遇上王守仁这样的对手，朱宸濠先生也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王守仁的计谋获得了成功，他立即向各地发出紧急文书，集结兵力。 王司令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没有朝廷的公文，他就自己临时草拟，没有正规军，他就用民兵，在他的召唤下，附近的袁州、临江、赣州等地纷纷倾巢而出，不管老的少的，病的残的，只要是个人，能走得动，他就统统招过来。毕竟就算不能打仗，壮壮声势，挥挥旗帜，呐喊两句口号也是好的。 就这么七弄八弄，短短十余天，他就召集了七八万人，虽然质量不怎么样，但总算还是凑够了数。 眼前的招兵盛况让江西的这些知府知县们开始头脑发热了，平时只能管几个都头和打屁股的衙役，突然有了这么大的派头，这么多手下，他们群情激昂，打算立刻出兵，去和宁王决一死战。 可是王司令让他们失望了。 【兵法】 原本争分夺秒，急急忙忙招兵的王守仁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坐拥数万手下，士气也极盛，无论怎么看，此刻都应是出兵的最好时机，然而王大人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在这里常住，四处派人修房子安置家具，就差办一张吉安暂住证了。 他下属的那些知府知县们全都不知所措，十几天之前风急火燎的是他，现在安闲度日的也是他，不知到底搞什么名堂，可他们素知这位王司令不是个善茬，也不怎么敢问，直到伍文定忍无可忍的那一天，这个谜底才彻底揭开。 伍知府脾气比较急，看见王守仁不动窝，索性直接找上门去质问： “军队已经集结，为何不动？！” 王守仁看着这个气急败坏的知府，却并不生气，只是淡淡地回复： “以你之见，眼下该如何行动？” “我军士气正盛，应趁敌军尚未行动，立刻发起进攻，必可一举大破敌军！” 王守仁笑了： “伍知府，你读过兵法吗？” 这句话把伍文定气得差点没晕过去，他大声答道： “属下虽是文官，自幼饱读兵书，也甚知韬略，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时正是攻击的最好时机，断然无误！” 然后他挑衅地看着对方，等待着他的回复。 王守仁收敛了笑容，郑重地回答道： “你所说的固然不错，却并非兵家上乘之策。所谓兵法之奥秘，在我看来，只有八个字而已。” “此心不动，随机而行。” 综合看来，这八个字确实概括了王哲学家兼王司令员的军事思想，他一生的用兵法则大都符合这八字方针。 王守仁随即对此做出了解释： 平叛之战确实应该速战速决，但此时情况已然不同，起初敌强我弱，需要拖延敌军，争取时间。如今我军实力大增，可以与敌人抗衡，叛军也已知道我军强盛，必不敢轻动，况且宁王经营洪都多年，根深蒂固，若我军贸然出击攻城，必然久攻不下，时间越久，祸患越大。 此举决不可行。 现我军龟缩不出，示弱于叛军，使其主力出击，然后看准时机，一举围歼，必取全胜！ 一贯好勇斗狠的伍文定服气了，他带着敬畏的神情看着面前的这个人，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王大人会有那个出名的评价——“狡诈专兵”。 一切都在王守仁的预料之中，几天之后，决战序幕就将正式拉开。 正德十四年（1419）七月，在洪都等了十几天的宁王终于觉悟了，日子过了这么久，别说十六万人，十六头猪也没看到，等到王守仁招兵买马的消息传来后，他才确实一个事实——上当了。 但在悔恨惊慌之余，他意外地发现，王守仁并没有发起进攻，他随即判定敌军兵力不足，仅能自保，于是开始履行预定军事计划——攻取南京。 应该说，宁王的行动完全在王守仁的预料之中，但事实证明，王司令还是错误估计了一点，正是这个疏忽差点让他彻底完蛋。 因为宁王朱宸濠虽然不是一个聪明人，却是一个动作很快的人。 朱宸濠同志说一不二，棉被都不捆就率六万主力军亲征，这帮杂牌军也真不白给，仅一天时间便攻陷了九江，七月初发兵，几天之内便已经军临兵家要地——安庆。 最大的危险到来了。 安庆，位处南京上游门户，自古沿长江而下用兵者，若攻取安庆，南京必是囊中之物。后世太平天国时，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猛攻安庆城，虽损兵折将，旷日持久，却是死也不走，直至轰塌城墙，占据城池，方才仰天狂呼：“贼破矣！” 不久之后，他率军顺流而下，一举攻陷了南京，太平天国覆灭。 朱宸濠虽然不认识曾国藩和洪秀全，却也懂得这个地理学常识，大军抵达安庆城之日，他便下达了总攻命令，数万军队将安庆围得水泄不通，日夜攻打。 天时是有的，地利也是有的，可惜没有人和。 说来朱宸濠的运气真是不好，他的造反之路上总是碰到一些很麻烦的人，在江西有孙燧和王守仁，到了安庆，又遇见了杨锐和张文锦。 杨锐是都督，张文锦是安庆知府，他们对不请自来的宁王采用了统一的招待方式——火枪弓箭。关于这两个人，就不细说了，单单介绍一下这二位干过的一件事情，诸位对其为人就可以有大致的了解。 宁王连日进攻安庆城不利，便找来了一个叫潘鹏的投降官员进城劝降，此人是安庆人，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宁王兄估摸着看在老乡份上，城内的守军应该会给两分面子。 这是个比较愚蠢的想法，你都把军队堵在人家城门口了，还指望老乡感情？ 潘鹏兄可不蠢，他还想多活两天，可是领导的意思也是不能违背的，无奈之下他派了一个亲戚进城招降，接下来的事情就有点耸人听闻了。 杨锐兄实在是个不搞客套的人，劝降信他看都不看，就一刀把潘老乡的亲戚砍了，砍了人还不肯罢休，竟然还极有耐心地碎了尸，把手脚分别砍断，一样样地丢下城楼示众，如此可怕之场景在今日恐怖片中也不多见。 砍人碎尸之类的事情确实有点骇人听闻，但杨锐兄毕竟是个武官，杀人也不是头一次，有点心理问题不奇怪，所以这事放他身上也算基本正常。 可另一位张文锦知府就不同了，他自幼读书文官出身，凶狠毒辣却也不落人后，杨锐在前面杀人，他已经绕到城内，把潘老乡在城内所有沾亲带故的亲戚都翻了出来，砍了个干干净净。潘老乡听说之后，当即吐血晕倒。 看见两位守城大人手段如此狠毒，城内守军都毛骨悚然，心惊胆战，纷纷表示愿意拼死守城，一时之间士气大振。 城外的宁王搞不清状况，也不明白为什么劝降还劝出了反效果，没有办法，他只好自己亲自出马督战，鼓舞士气。可城内的士兵在死亡的威胁下（主要来自杨、张两位大人），拼命地抵抗，叛军进展不大。 十几天过去了，宁王仍然站在城外眺望安庆，急得他团团转，只能把刘养正找来破口大骂： “你们这帮废物！安庆都攻不下，还说什么金陵（即南京）！” 此路不通，可别无他途，所以骂完了的宁王还是要接着督战攻城，此刻他才明白老祖宗朱权为什么当年被人欺负到了家，却还是忍气吞声——造反实在是个苦差事啊。 正当宁王在安庆城啃砖头的时候，王守仁先生那里却已经乱成一团。 宁王兵临安庆城下的消息传来时，王司令慌得不行，跳下床顾不上穿鞋，光着脚跑去看地图，他虽然已经估计到了对方的计划，却没想到宁王动作竟如此迅速。情急之下，立即下令军队集结，准备出发。 但在短暂的慌乱之后，王司令员突然恢复了平静，他撤回了出兵的命令，却增派了打探消息的人，还别有兴致地和那些额头冒汗，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拉起了家常。 碍于之前的教训，王司令的部下不敢自作聪明，也没人询问原由，而不久之后传来的消息也验证了司令大人的英明决策——安庆依然在坚守之中，暂时无忧。 这下大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纷纷回家磨刀擦枪，只等王司令一声召唤，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可王守仁这辈子似乎就不打算让人消停，一贯专兵的他竟然表示要开会听取群众意见。 既然王司令要开会，大家也只好跟着去凑热闹了。 这是宁王之乱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军事会议，王守仁分析了局势，表示目前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救援安庆，另一个是攻击敌军老巢南昌，要求与会人等发表意见。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开会竟然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前往安庆是唯一的选择。 理由很充分：宁王造反准备多年，南昌的守备十分严密，如果贸然攻城，一时很难攻得下，而他进击安庆失利，士气很低，我军抄他后路，与安庆守军前后夹击，必然一举击溃，到时候南昌不攻自破。 实在是条理清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怎么看，这个结论都是对的。 最后王司令总结发言： “不对。” 【判断】 “只能攻击南昌。” 这就是王司令的判断，鉴于他一贯和别人看法不同，所以大家也不怎么吃惊，只是睁大眼睛，想看看王司令这次又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你们的看法不对，南昌在安庆的上游，如果我军越过南昌直接攻击安庆，则南昌守敌必然会攻击我军后部，断我军粮道，腹背受敌，失败必在所难免，而安庆守军只能自保，怎么可能与我军前后夹击敌军呢？” 当然了，听众的疑问还是有的： “南昌城池坚固，一时之间如何攻下？” 对于这个问题，王司令胸中早就有了一大把竹子： “诸位没有分析过军情吗，此次宁王率全军精锐进攻安庆，南昌必然十分空虚，此时进攻，自然十拿九稳！” “南昌一破，宁王必定回救，首尾不相顾，无需时日，叛军必败！” 王守仁有才，太有才了。 因为他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在明代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兵部衙门里，有这样一句吓唬人的话——“敢闹事，就发配你去职方司！” 这句话但凡说出来，一般的兵部小官就会立马服气，老老实实地干活。这其中可谓大有奥妙：兵部下设四个司，类似于今天中央部委的司局级单位，而职方司之所以如此著名，是由于它在明朝官场中有一个十分特别的评价——最穷最忙。 但就是这个最穷最忙的衙门，却在军事战争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因为这个所谓的职方司，主要职责是根据军事态势作出判断，拟定军事计划，进行军事统筹。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职方司最高长官是郎中，相当于总参谋长。 这职位听起来很威风，很多人却打死也不去，躲都躲不及。原因很简单，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没油水，背黑锅。 千里做官只为钱，捞不到钱谁有动力豁出命去干？更要命的是，这个职位收益极小，风险极大，比如王守仁曾经当过主事（相当于处长）的武选司，就是兵部下属的著名肥衙门，专门负责武将人事选拔调动工作，下去调研有好酒好肉好娱乐招待，提拔个把人上来就能收钱，就算这人不能打仗，归根结底也是他自己的问题，不至于追究到人事部门来。 职方司就不同了，它不但没有油水可捞，靠死工资过日子，还要作出正确的军事判断，并据此拟定计划，一旦统筹出了问题，打了败仗追究责任，那是一抓一个准，根本跑不掉。 可偏偏战争中最有趣也最残酷的，就是判断。 《三国演义》里面的诸位名将们是不用担心判断的，因为他们的胜负都是天注定，比如曹操兄看到大风刮倒了自己营帐里的帅旗，就能断定刘备先生晚上来劫营。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有志报国的各位青年就不用再读兵书了，可惜的是，在时间机器尚未发明之前，战场上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预知对手的策略和战争的结局，将领们只能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和战场经验来作出预测，当然了，根据史料记载，某些实在拿不定主意的将领们，会使用最后的绝招——算命。 但无论你有多么精明或是愚蠢，最后你总会搞出一个自己的战场判断，该打哪里，何时打，该守何处，怎么守。 于是最能体现战争艺术奥妙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一千个指挥官可能有一千个判断，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战争结局揭晓之前，这一千个判断似乎都是正确的，都有着确凿的理由和证据。 可是战争这道完美的数学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王守仁放弃了看似无比正确的安庆，决定进攻南昌，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他的抉择是正确的。 但得到众人认同的王守仁心中仍然是不安的，因为他知道，这个计划还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变数——攻取南昌之后，宁王却不回兵救援，而是全力攻下安庆，直取南京，该怎么办？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攻击南昌！ 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戍申，王守仁正式起兵。 他向江西全境发布勤王军令，并率领直属军队日夜进军，很快抵达临江府，在那里，他再次会合了临江、赣州、袁州各地赶来的“义军”（成分极其复杂，大都是流氓强盗），总兵力达到八万余人。王守仁马不停蹄，命令军队加快速度，逼近那最后的目标。 南昌，七月十七日，王守仁站在城外，眺望着这座坚固的城池。 一个月前，他从这里逃走，满怀悲愤，孤身奔命。 一个月后，他回到了这里，兵强马壮，锐气逼人。 无论如何，了结的时刻终于还是到了。 【夜战】 按说到了这个份上，就应该动手打了，可大家别忘了，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王守仁先生，王司令带兵自然有王司令的打法，但凡打仗之前，他如果不搞点自己的特色（阴谋诡计），是不会罢休的。 首先他派人四处传扬，大张旗鼓，说自己手下有三十万人（敢吹），还特别说明这都是从福建和广东调来的精锐部队，绝非传言中的乌合之众（传言是真的）。 搞得守军人心惶惶之后，他又派遣大量间谍，趁人不备，躲过城管监察，摸黑在南昌城内大肆非法张贴广告告示，劝诫南昌市民不要多管闲事，关好自家房门，安心睡觉，听见街上有响动，不要多管闲事。 他的这一连串动作不但让敌人惊慌失措，连自己人也是雾里看花，要打你就打，又不是没有士兵装备，有必要耍阴招吗？ 王守仁认为很有必要。 他的兵法就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兵不厌诈正是他的兵法哲学，除了使用上述计谋外，他还选定了一个特别的进攻时间——深夜。 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想过硬拼，早在行军途中，他就已准备了大量的攻城云梯，只等夜深人静时，派出精干人员用云梯突袭城墙，夺取城池。为了保证登城的成功，王守仁还同时派人预备攻城器械，潜进到城门附近，准备吸引守军注意，配合登城士兵。 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他召集所有部下，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动员会。 王守仁虽然机智过人，平日却也待人和气，所以大家经常背地称呼他为老王。 可是在会上，一贯慈眉善目的老王突然变成了阎王，满脸杀气地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此次攻城，由我亲自督战，志在必取！一鼓令下，附城！二鼓令下，登城！三鼓令下未登城，杀军！四鼓令下未登城，杀将！” 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面无人色，就此达成共识——王司令着实不是善类。 该准备的准备了，该玩诡计的也玩了，王守仁正襟危坐，等待着夜晚的进攻。但连他也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些战前热身运动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深夜，夜袭正式开始。 王守仁一声令下，潜伏在城下和城门口的士兵即刻发动，攻城门的攻城门，爬城墙的爬城墙。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登城的军队竟然未遇阻挡，很多人十分顺利地到了城头，爬墙的人正纳闷，城门这边却发生了一件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几个士兵小心翼翼地摸到城门，仔细打探后顿时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朝那些正在爬墙的兄弟们大喊了一嗓子： “别费劲爬了，下来吧！这门没关！” 远处的王守仁也是一头雾水，什么预备队，救援队压根都没用上，城池就占了，这打的是个什么仗？ 他还怕有埋伏，可后来发现，守军早就逃了个一干二净，找个人问问才知道，因为他老兄之前的宣传工作干得太出色，城内的人早就打定主意逃跑。还没等到进攻，就纷纷溜之大吉。 所以当王守仁进城的时候，他所遇到的麻烦已经不是叛军，却是自己的手下。 由于时间紧，招兵任务重，他的部下中也有很多流氓强盗，这些人一贯擅长打家劫舍，到了南昌城内一点不客气，动手就干，四处放火打劫，还顺手烧了宁王宫殿。 这还了得！王司令大发雷霆，抓了几个带头的（抢劫的人太多），斩首示众，这才稳住了阵脚。 南昌到手了。但王守仁却表现出了一丝与目前胜利不符的紧张，他还有一件最为担心的事情。 两天之后，王守仁的探子回报，宁王已经率领所有主力撤回，准备前来决战，不日即将到达南昌。 消息传来，属下们都十分担忧，虽然占领了南昌，但根基不稳，如与叛军主力交战，胜负难以预料。 王守仁却笑了，因为困扰他的最后一个心头之患终于解决了。 宁王听到南昌失守的消息时，正在战场督战，当时就差点晕倒，急火攻心之下，他立刻下令全军准备撤退，回击南昌。 关键时刻，刘养正和李士实终于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那个让王守仁最为担心的方案——不理会南昌，死攻安庆，直取南京！ 这条路虽然未必行得通，却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如果宁王采纳了这个方案，就算他最后当不成皇帝，起码也能闹腾得长一点。 可惜以他的能力，对这条合理化建议实在没法子接受吸收，所以他最终只能在鄱阳湖上迎接自己的宿命。 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二十三日，宁王朱宸濠率军自安庆撤退，抵达鄱阳湖西边的黄家渡，他将在这里第一次面对那个曾从自己手中溜走的对手——王守仁。 宁王就要来了，自己部队那两把刷子，别人不知道，属下们却心知肚明，于是纷纷建议挑土垒石加固城防。然而王守仁却似乎并不担心城墙厚度的问题，因为他并不打算防守。 “敌军虽众，但攻城不利，士气不振，我军已断其后路，且以大义之军讨不义之敌，天亦助我！望诸位同心，以锐兵破敌，必可一举荡平！” 到此为止吧，朱宸濠，为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你已经杀死了太多无辜的人，这一切应该结束了。 【流氓兵团】 就在宁王抵达鄱阳湖黄家渡的同日，王守仁也带领军队主力赶到这里，于对岸扎营，准备最后的战斗。 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与平生最大宿敌陈友谅在鄱阳湖决一死战，大获全胜，扫清了夺取天下之路上的最大障碍。 一百五十二年后，当年曾激战三十六天，火光滔天，陈尸无数的鄱阳湖又一次即将成为决战的舞台。一百年前两个人的那次大战最终决定了天下的归属和无数人的命运。这一次似乎也一样。 但与之前那次不同的是，这确实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战争。 因为交战的双方抱持着不同的目的和意志——一个为了权势和地位，另一个，是为了挽救无数无辜者的生命。 决战即将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的主要出场队员，因为这实在是两套十分有意思的阵容。 朱宸濠方总司令：朱宸濠先锋：凌十一（强盗） 中军：闵二十四（海匪）等后军接应：吴十三（强盗）王纶（降官）等参谋：李士实、刘养正王守仁方总司令：王守仁先锋：伍文定（吉安知府） 中军：戴德孺（临江知府）、邢珣（赣州知府）等后军：胡尧元（通判）、徐文英（推官）、王冕（知县）等如果你还在等待名将出场的话，那就要失望了。一百多年前奋战于此的徐达、常遇春、张定边等人早已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参加这次战役的除了王守仁外，其余大多没有啥名气。 再说明一下，以上列出的这些名字你全都不用记，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没啥露脸机会，只是摆个造型，亮亮身份而已。 总结双方“将领”的身份阵型，对阵形势大致可以概括为——流氓强盗vs 书生文官。 这也没办法，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双方都是仓促上阵，能拿出手的人才实在不多，只能凑合着用了，请大家多多原谅。 但这场鄱阳湖之战虽然没有一百年前的将星云集，波澜壮阔，却更有意思。 因为除了双方阵容比较搞笑之外，两方的军队也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流氓众多。其实，这也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之前介绍过，由于时间过于紧张，双方招兵时都没有经过政审，军队中都有大量的流氓强盗，但这绝不仅仅是他们这两支军队的特色。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史料，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普遍现象——军队流氓化（或是流氓军队化）。 在春秋时期，参军打仗曾经是贵族的专利，那年头将领还要自备武器装备，打得起仗的人也不多，所以士兵的素质比较高。 可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死人的速度也快了起来，靠自愿已经不行了，平民甚至囚犯也被编入军队，之后又出现了常备军、雇佣军。 到了唐宋时期，国家常备军制度日益完善，比如宋朝，长期养兵花费大量财物，却经常被打得落花流水，原因之一就是军队体制问题。 那时也没有什么参军光荣、军属优待的政策，一旦参了军那几乎就是终身职业，也没有转业退伍这一说。君不见《水浒传》中犯人犯了罪，动不动就是刺字充军几百里。可见那时候当兵实在不是个好工作。 出于前途考虑，当时的有志青年们基本都去读书当官了，军队里游手好闲、想混碗饭吃的流氓地痞却是越来越多。这帮人打仗不咋地，欺负老百姓却是个顶个的强，而且还不听指挥，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自然是很难指望。 比如有一次，宋朝禁军（中央军）的一位高级将领奉命出征，可分到手里的都是这么一帮子不听话不卖命的二流子，政治工作爱国教育也不顶用，这帮人也不怕他，无奈之下，他竟然出下策，请来一帮流氓老千来自己军营开赌局，并指使这帮人出千骗手下那帮流氓兵痞的钱。 一来二去，士兵们的钱都输得精光，还欠了赌债，要知道，流氓也是要还赌债的，此时他才光辉出场，鼓动大家奋勇作战，回来之后他重重有赏，帮大家把债还了。 就这么一拉二骗，才算是把这帮大爷请上了战场。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歧视流氓强盗，这帮兄弟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某些成功人士人还能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在这些人中，最有名的一个叫常遇春。 当然了，军队里的流氓兵虽然很多，但良民兵还是存在的，如果说常遇春是流氓兵的典范的话，那么第一名将徐达就是良民兵的代表。 这都是有档案可查的，比如徐达，史载“世业农”，革命前是个老实的农民。再看常遇春：“初从刘聚为盗”，强盗出身，确实不同凡响。 这两个人的战斗力都很强，就不说了，但不同的出身似乎也决定了他们的某种表现，徐达是“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高风亮节，佩服佩服。 可常遇春先生却是“好杀降，屡教不改”，连投降的人都要杀，实在不讲信用，体现了其流氓习气之本色。 所以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流氓当兵是当时的一个普遍趋势和特点，大凡开国之时良民兵居多（迫于无奈造反），但随着社会发展，流氓兵的比重会越来越大（那年头当兵不光荣），这倒也不见得是坏事，毕竟流氓强盗们好勇斗狠，战斗力总归要比老百姓强。 而到了明代中期，随着社会流动性加大，地痞强盗二流子也日渐增多，于是在情况紧急，时间急迫的情况下，大量吸收流氓强盗参军就成了作战双方共同的必然选择。 现在，王守仁和宁王将驾驭这帮特殊的将领，指挥这群特殊的士兵，去进行殊死的决战。 妖孽宫廷 第十六章 奋战 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二十二日，双方集结完毕。 二十二日夜，王守仁决定先攻，时间是第二天。 二十三日到来了，可令人诧异的是，整整一天，王守仁军竟然没有任何动静，士兵们也没有要去打仗的意思，湖岸一带寂静无声，一片太平景象。 这其实也不奇怪，按照王司令的习惯，你想要他白天正大光明地干一仗，那是很困难的，晚上发动夜袭才是他的个人风格，这次也不例外。 深夜，进攻开始。 王守仁亲自指挥战斗，伍文定一马当先担任先锋，率领数千精兵，在黑夜的掩护下摸黑向宁王军营前进，可他刚走到半道，却惊奇地遇到了打着火把，排着整齐队列的宁王军，很明显，他们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没办法，王司令出阴招的次数实在太多，大家都知道他老兄奸诈狡猾，宁王也不是白痴，他估计到王司令又要夜袭，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 看着对面黑压压的敌人，伍文定十分镇定，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逃跑。宁王军自然不肯放过这块送上门的肥肉，朱宸濠当即命令全军总攻，数万士兵沿鄱阳湖西岸向王守仁军帐猛扑过去。 王守仁军节节败退，无法抵挡，眼看自己这边就要大获全胜，朱宸濠先生开始洋洋得意了，可就在一瞬之间，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军队开始陷入混乱！ 伍文定的退却是一个圈套。 王守仁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认定叛军实力较强，不可力敌，所以他故意派出伍文定率军夜袭，目的只有一个——吸引叛军离开本军营帐。 而在叛军发动进攻的必经之路上，他已经准备了一份出人意表的礼物。 这份礼物就是瑞州通判胡尧元带领的五百伏兵，他早已埋伏在道路两旁，伍文定的军队逃来，他不接应，叛军的追兵到了，他也不截击，等到叛军全部通过后，他才命令军队从后面发动突然袭击。 叛军正追在兴头上，屁股后头却狠狠挨了一脚，突然杀出一帮莫名其妙的人，连劈带砍，黑灯瞎火的夜里，谁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此时前面的伍文定也不跑了，他重整阵营，又杀了回来，前后夹击之下，叛军人心惶惶，只能分兵抵抗。 可是他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前后这两个冤家还没应付了，突然从军队两翼又传来一片杀声！ 这大致可以算是王司令附送的纪念品，他唯恐叛军死不干净，又命令临江知府戴德孺和袁州知府徐琏各带上千士兵埋伏在敌军两翼，看准时机同时发动进攻。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被人团团围住，前后左右一顿暴打，叛军兄弟们实在撑不住了，跑得快的就逃，实在逃不了就往湖里跳，叛军一败涂地，初战失利。 事后战果合计，叛军阵亡两千余人，伤者不计其数，还没有统计跳水失踪人员。 宁王失败了，他率领军队退守鄱阳湖东岸的八字脑。 自诩聪明过人的刘养正和李士实两位先生终于领教了王司令的厉害，顿感大事不妙，主动跑去找朱宸濠，开动脑筋献计献策，这次他们提出的建议是撤退。 然而一贯对这二位蹩脚军师言听计从的朱宸濠拒绝了。 “我不会逃走的。”他平静地回答道。 “起兵之时，已无退路！而今到如此田地，战死则已，绝不后撤！” 这位能力一般、智商平平的藩王终于找回了祖先留存在血液中的尊严。 军师们沉默了，他们也懂得这个道理，只是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可怕了。 王守仁善用兵法，诡计多端，在那个时代，他的智慧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他意志坚定、心如止水，无法收买也决不妥协，这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弱点的人。 朱宸濠冷冷地看着眼前的这两个低头不语的废物，终于开口说话： “我有办法。” 刘养正和李士实霍然抬起了头。 “因为我有一样王守仁没有的东西。” 朱宸濠所说的那样东西，就是钱。 王守仁招兵的秘诀是开空头支票，所谓平叛之后高官厚禄，仅此而已。朱宸濠却大不相同，他给的是现金，是真金白银。 他拿出了自己积聚多年的财宝，并召集了那些见钱眼开的强盗土匪。他很明白，对这些人，仁义道德、舍生取义之类的训词都是屁话，只要给钱，他们就卖命！ 面对着那些贪恋的目光和满地的金银，朱宸濠大声宣布： “明日决战，诸位要全力杀敌！” 下面说实惠的。 “带头冲锋之人，赏千金！” “但凡负伤者，皆赏百金！” 于是属下们立即群情激奋、斗志昂扬起来，纷纷表示愿意拼死作战。（钱是硬道理） 朱宸濠同时还下达了一道命令： “九江、南康的守城部队撤防，立刻赶来增援！” 失去南昌之后，九江和南康已经是他唯一的根据地，但事情到了如此地步，这些也顾不上了。 棺材本全拿出来，王守仁，跟你拼了！ 【最后的恶战】 正德十四年（1419）七月二十四日，第二次战斗开始。 朱宸濠先攻。 王守仁站在远处的箭楼上观战，前日大胜后，对这场战争的结局，他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 所以当敌军来袭时，他没有丝毫慌乱，仍然命令伍文定率前锋迎敌。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进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是交战的士兵却惊奇地发现，这批敌人确实特别，他们个个浑似刀枪不入，许多人赤膊上身，提着刀毫不躲闪，就猛冲过来，眼里似乎还放着光（金光），面孔露出疯狂的表情，就差在脸上写下“快来砍我”这几个字了。 再正常不过了，冲锋赏千金，负伤也有百金，比医疗保险牢靠多了，稳赚不赔的买卖谁不做？ 事实证明，空头支票、精忠报国最终还是干不过真金白银、荣华富贵，几次冲锋后，王守仁前军全线崩溃，死伤数十人，中军也开始混乱起来。 远处的王守仁屁股还没坐热，就看到了这混乱的一幕，他当即大呼道： “伍文定何在！” 伍文定就在前军不远的位置，前方抵挡不住，他却并不慌张，只是拿起了佩剑，迎着败退的士兵，疾步走到了交战前线。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他拔出了宝剑，指剑于地，突然间大喝一声： “此地为界，越过者立斩不赦！” 说是这么说，可在战场上，保命是最重要的，有些士兵不知道伍知府的厉害，依然越界逃跑。 可是一贯以凶狠闻名的伍知府着实不是浪得虚名，他不但嗓门粗胆子大，剑法也相当了得，连杀了七八名逃跑士卒。 前有叛军，后有伍知府，左思右想之下，士兵们还是决定去打叛军，毕竟战死沙场朝廷多少还能追认个名分，给几文抚恤金，死在伍知府剑下啥也捞不着。 于是士兵们就此抖擞精神，重新投入战场，局势终于稳定下来，王守仁军逐渐占据上风，并开始发动反击，然而就在此时，湖中突然传来巨响！无数石块铁弹随即从天而降，前军防备不及，损失惨重。 要说朱宸濠先生倒不全是窝囊废，他也在远处观战，眼见情况不妙，随即命令停泊在鄱阳湖的水师舰队向岸上开炮，实行火力压制。 这种海陆军配合的立体作战法效果实在不错，不但大量杀伤士兵，还有极强的心理威慑作用，毕竟天上时不时掉铁球石块也着实让人胆寒。 战局又一次陷入胶着状态，关键时刻，一位超级英雄出现了。 当许多士兵丧失斗志、心怀恐惧准备后退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这弓箭石块满天飞的恶劣环境中，一个人却依然手握宝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丝毫不退，巍然如山。 那个人正是伍文定。 在箭石横飞的环境中，人们的通常动作是手忙脚乱地爬来滚去，相对而言，伍知府的这种造型确是相当的潇洒，用今天的话说是“酷”。 可是在战场上，耍“酷”是要付出代价的，很快伍知府就吃到了苦头，敌船打出的一炮正好落在他的附近，火药点燃了他的胡须（易燃物），极其狼狈。 可是英雄就是英雄，所谓男人就该对自己狠一点，伍知府那是相当地狠，据史料记载，他胡子着火后毫不慌乱，仍然纹丝不动（火燎须，不为动），继续指挥战斗。 这里插一句，虽然史书上为了保持伍文定先生的形象，没有交代着火之后的事情，但我坚持认为伍先生还是及时地灭了火，毕竟只是为了摆造型，任由大火烧光胡子也实在没有必要。要知道，伍先生虽然狠，却也不傻。 榜样的力量确实是无穷的，伍文定的英勇举动大大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他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挡住了敌军进攻，局势再次稳定下来。 一方有名将压阵指挥，士气旺，另一边有医疗补助，不怕砍，两军在鄱阳湖边僵持不下，竭力厮杀，你来我往，死伤都极其惨重。 此时天色已近黄昏，仗打到这个份上，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胜负成败只在一线之间，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朱宸濠已经用尽全力了，但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对面的王守仁也快支持不住了，毕竟自己兵更多，还有水军舰船，只要能够挺住，必能大获全胜。 可是就在他眺望对岸湖面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王守仁也是有水军炮舰的！ 奇怪了，为何之前舰炮射击的时候他不还击呢？ 还没有等他想出所以然来，对岸战船突然同时发出轰鸣，王司令的亲切问候便夹杂着炮石从天而降，一举击沉了朱宸濠的副舰，他的旗舰也被击伤。 答案揭晓：1、王司令喜欢玩阴的，很少去搞直接对抗；2、他的舰船和弹药不多，必须观察敌舰主力的位置。 彻底没指望了。 所谓“行不义者，天亦厌之”，大致可以作为当前局面的注解。 朱宸濠呆呆地看着他的士兵节节败退，毫无斗志地开始四散逃跑，毫无反应。 大炮也用了，钱也花了，办法用完了，结局如此，他已无能为力。 战斗结束，此战朱宸濠战败，阵斩二千余人，跳河逃生淹死者过万。 【不长记性啊】 到了现在，我才不得不开始佩服朱宸濠先生了，因为虽然败局已定，他却并不打算逃走，趁着天色已晚，他将所有的舰船集结起来，成功地退却到了鄱阳湖岸的樵舍。 他决定在那里重整旗鼓。 下面发生的情节可能非常眼熟，请诸位不要介意。 由于陆地已经被王守仁军占据，为保证有一块平稳的立足之地，朱宸濠当机立断，无比英明地决定——把船只用铁索连在一起（连舟为方阵）。 当然了，他对自己的决定是很得意的，因为这样做好处很多，可以方便步兵转移、可以预防风浪等等等等。 这是正德年间的事情，距离明初已过去了一百多年，《三国演义》已经公开出版了，而且估计已风行多年。 我十分不解，朱宸濠先生既然那么有钱，为什么不去买一本回来好好看看？要么他没买，要么买了没细看。 朱宸濠先生，这辈子你是没指望了，希望下辈子能够好好学习，用心读书。 这些事情忙活完了，朱宸濠总算松了口气，他活动活动了筋骨，回去睡觉。 王守仁没有睡觉，朱宸濠前半夜忙活时，他派人看，等朱宸濠完事了，他开始在后半夜活动，整整活动了一宿，搞定。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王守仁是应该看过《三国演义》的，而且还比较熟。 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二十六日晨。 朱宸濠起得很早，因为今天他决定杀几个人。 在旗舰上，朱宸濠召开了战情总结会，他十分激动地痛斥那些贪生怕死、不顾友军的败类，还特别点了几个人的名，那意思是要拿这几位拿钱不办事的兄弟开刀。 可还没等他喊出“推出斩首”这句颇为威风的话，就听见外面的惊呼： “火！大火！” 昨天晚上，王守仁作了明确的分工，将舰队分成几部分，戴德孺率左翼，徐琏率右翼，胡尧元等人压后，预备发起最后的攻击。 得力干将伍文定负责准备柴火和船只。 下面的情节实在太老套了，不用我说相信大家也能背出来，具体工艺流程是——点燃船只发动火攻——风助火势——引燃敌舰——发动总攻——敌军溃退。 结局有点不同，朱宸濠没有找到属于他的华容道，看到漫天火光的他彻底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乖乖地做了王守仁军队的俘虏，与他同期被俘的还有丞相李士实一干人等，以及那几个数字（闵二十四、凌十一、吴十三）家族出身的强盗。 不读书或者说不长记性的朱宸濠终于失败了，并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他有当年朱棣的野心，却没有他的能力。 所以他也只能到此为止。 一般来说，奸恶之徒就算死到临头，也是要耍一把威风的，刘瑾算一个，朱宸濠也算一个。 被押解下船的朱宸濠获得了高级囚犯的待遇——骑马，他浑然不似囚犯，仍然摆着王爷的架子，轻飘飘地进入了军营，看见了王守仁，微笑着与对方打起了招呼： “这些都是我的家事，何必劳烦你如此费心？”（此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 王守仁却没有笑，他怒视着朱宸濠，命令士兵把他拉下马，捆绑了起来。 王守仁不会忘记，这个谈笑风生的人为了权势和皇位，杀死了孙燧，发动了不义的战争，害死了许多无辜者，他是不值得同情的。 捆绑的绳索终于让朱宸濠慌张了，他现在才开始明白自己此刻的身份——不是藩王，而是死囚。 于是他开始求饶。 “王先生，我愿意削除所有护卫，做一个老百姓，可以吗？” 回答十分干脆： “有国法在！” 朱宸濠低下了头，他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 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朱宸濠先生，悔晚了点吧！ 七月二十七日，宁王之乱正式平定，朱宸濠准备十年，在南昌起兵叛乱，后为赣南巡抚王守仁一举剿灭，前后历时共三十五日。 一个月前的王守仁先生手无寸铁，孤身夜奔，他不等不靠，不要中央援助（也没有），甚至不要中央政策（没人给），转瞬间已然小米变大米，鸟枪换大炮，就此平定了叛乱，名垂千古。 此等空手套白狼之奇迹，可谓绝无仅有，堪称不世之奇功。 在我看来，支撑他一路走来，建立绝代功勋的，除了无比的智慧外，还有他那永不动摇的信念——报国救民、坚持到底的信念。 事情终于办完了，叛乱平定了，人抓住了，随从大臣三百多人愣是一个都没溜掉（打水战呢，人家咋逃），连通缉令都不用贴，更别说费事印啥扑克牌了，也算给国家节省了资源，多少为战后重建打个基础。 一切都结束了。王守仁曾经这样认为。 然而一贯正确的王大人错了，恰恰相反，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场真正致命的考验正在前面等待着他。 妖孽宫廷 第十七章 死亡的阴谋 【最后的征途】 虽然时间晚了一点，可是宁王叛乱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宫里，虽然此时王守仁已经跑到了吉安，准备反击，京城里的官员们却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们只知道宁王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送了他们很多钱，这么看来，他的这次反叛一定计划严密，难以平定。于是乎京城中一片慌乱，收拾行李准备溜走的大有人在。 只有两个人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一个是自信，另一个是高兴。 自信的是兵部尚书王琼，他自拍着胸脯抚慰大家那脆弱的心灵： “大家不要慌，我当年派王伯安（守仁字）镇守赣南，就是为了今天！有他在，数日之内，反贼必然被擒！” 说得轻巧，有这么容易吗？ 至少在当时，王尚书的话是没有几个人信的。 高兴的那个人是朱厚照，他高兴坏了，高兴得手舞足蹈。 朱宸濠，你居然敢造反，好，太好了，看我亲自去收拾你！ 对于永不安分的朱厚照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不用出关走那么远打蒙古人了，现成的就有一个，真是太方便了。 他很快下达了命令——亲征！ 大臣们可以忽视王琼的话，却不能不管这位大爷，于是之前的那一幕又出现了，无数大臣拼命上书，还推出了杨廷和，希望这位杨师傅带头说话，阻止朱厚照的冒险行动。 可是这一次，朱厚照没有退让。 他已经忍受得太久了，这帮老头子已管了他十几年，看这样子是想要管到他进棺材才肯罢休。 还有这个“杨师傅”，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又不是你儿子，凭什么多管闲事？！ 面对着朱厚照那坚定的目光和决然的口吻，杨廷和明白，这次他们是阻止不了这位大爷了。 由他去吧！ 杨廷和无可奈何地担任了留守的工作，看着朱厚照收拾行装，穿戴盔甲，准备光荣出征。 当时朝中的官员们对朱厚照的亲征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只有一个人除外，这个人就是朱厚照的第一宠臣江彬。 他极力地鼓励朱厚照亲自出战，并积极做好各种筹备工作，这种卖力的表现也赢得了朱厚照的赞赏。 然而朱厚照并不知道，这个看似听话的奴才，在他唯唯诺诺赞成出征的背后，却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阴谋。 在江彬的帮助下，朱厚照很快召集了所有京军的精锐，定于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正式出征。 然而就在一切俱备，只等开路的时候，几匹快马奔入京城，带来了一封加急奏报。 奏报是王守仁发来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大家，不用急了，也不用调兵，我王守仁已经解决了问题，诸位在家歇着吧。 这是一封捷报，按照常理，应该立刻交给皇帝陛下，然后普天同庆，天下太平。 然而江彬却一反常态，将这封捷报藏了起来。 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举动，他这样做，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朱厚照南下游玩的兴趣，真正的原因是，只有把这位皇帝陛下请出京城，他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身着闪亮铠甲，风光无限的朱厚照终于如期踏出了正阳门，自由的感觉又一次充斥于他的全身，秀丽的江南正在召唤着他，对身后这座宏大的都城，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对他而言，离开这里就意味着一种解脱。 然而朱厚照绝不会想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远征，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冒险，在这次旅途中，他将遇到一个真正致命的死亡陷阱，并被死神的阴影所笼罩，留下一个千古之谜。 当然，这也将是他传奇一生的终点，不久之后，他就将得到真正、彻底的解脱。 远征队出发了，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兴高采烈的朱厚照外，还有着两个另有打算的人，一个是心怀叵测的江彬，另一个是心绪不宁的钱宁。 江彬正在盘算着他的事情，就先不说了，钱宁兄之所以心慌意乱，原因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他是朱宸濠的人，是安插在皇帝身边的内奸。 他已然得知，朱宸濠战败了，行贿的人已经落入法网，他这个受贿的该怎么办呢？指望朱宸濠讲义气，不把他供出来，那是不大现实的。这哥们犯的可是死罪啊！ 没准在牢里供词都写了几万字了，连哪年哪月哪日，送的什么送了多少，左手还是右手接的都写得一清二楚。 他一路走一路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明知前途险恶，却还要被迫走下去，这实在是一种煎熬。 幸运的是，他的这种煎熬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江彬决定要他的命，帮他彻底解除痛苦。 大队走了不远，他就接到了皇帝的指令，让他回京帮忙料理生意（朱厚照先生也做点买卖），他顿感不妙，皇帝都走了，还有什么生意需要料理呢？ 但他也没办法，只好乖乖打道回府。 这是江彬的调虎离山计，毕竟大家都是熟人，当面不好下手，他一边建议朱厚照安排钱宁回京，同时派人快马加鞭赶到江西，寻找钱宁勾结藩王的证据。 钱宁兄收钱收得手软，这证据自然是一找一箩筐，使者回来报告江彬，江彬报告朱厚照，朱厚照发言： “狗奴才，我早就怀疑他了！” 和杀刘瑾时那句话差不多，既然早就怀疑，早干嘛去了。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很快，钱宁人被抓了，家也被抄了，事情干得相当利落，这个自刘瑾时代之后的第二大权奸就此垮台（第一名是江彬同志），被关进了监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阶下囚竟然比关他的朱厚照和江彬活得还要长，也真算是老天闭眼。 【阴影的威胁】 料理了钱宁，朱厚照继续前进，他的行程是这样的，由京城出发，途经保定进入山东，过济宁抵达扬州，然后由南京、杭州一路南下，到达江西。 可以看出，这是一条凝结朱厚照先生智慧结晶的出行路线，既有人文景观（扬州产美女），又有自然风光，他虽已经得知朱宸濠兵败的消息，却并未打消出游的乐趣，正相反，他准备借此机会好好地玩一玩，放松放松。 按说皇帝出游，到下面调研视察，地方官员应该高兴才对，可这条旅游路线一传开，沿途的官员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普遍的共识：皇帝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京城里，哪里都不要去了，你干嘛要四处闹腾呢？又管吃又管住，大家没工夫伺候你，就别惹麻烦了。 这么看来，明代的官员们实在是觉悟不高，要知道，两百多年后的盛世下江南，各地官员都是巴不得皇帝陛下光临寒地，不但可以借机摊派搞点油水，如果伺候得好，还能给皇帝留下点深刻印象，升官发财，不亦乐乎？ 可是想让皇帝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付钱，这也是著名的贪污犯和绅先生的一条重要的生财之道，谁给的钱多，他就安排皇帝去哪玩。这要是在正德年间，估计他会亏本的。 就这样，官员们拿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去孝敬皇帝，得到皇帝陛下的几句嘉奖，然后干净利落地跪在地上，熟练地磕几个头，发出响亮有节奏的声音，流几滴眼泪，口中同时大呼固定台词：“折杀奴才！” 我对明代的文官们感觉一般，这帮人总是喜欢叽叽喳喳，拉帮结派，有时候还胡乱告状，排除异己。但他们仍然是值得赞赏的，毕竟敢于坚持原则、敢冒砍头打屁股的风险，敢骂皇帝、敢骂权奸宦官、敢于抗命，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在我看来，父母生养多年，似乎不是为了让自家孩子天天自称“奴才我”，四处给人磕头下跪的。在人的身上，多少还应该有一样东西——骨气。 当时的地方官们似乎还是有点骨气的，他们无一例外地对这位出行的皇帝表达了不同意见，朱厚照才走到通州，保定府的御史奏折就来了，大意是路上危险，一路不便，您还是回去吧。 朱厚照不理。 过了保定，还没进山东，山东御史的奏折也来了，还是劝他回去。 朱厚照回去了。 但他老人家愿意回去，决不是从谏如流，而是因为他丢了一样东西。 然后他脱离大队，一路狂奔几百里，带着几个随从，一口气从山东边境跑回了京城，只为了对一个女人说一句话： “我来接你了。” 这个女人姓刘，史书上称“刘姬”，是朱厚照十分喜爱的一个女人，出发之前，他本来打算带着刘姬一起走，但考虑到战场十分危险，朱厚照怜香惜玉，决定把她安置在京城近郊，看情况再说。 临走之前，刘姬给了朱厚照一根玉簪，约定如无意外，以此为信物相见。 可是意外偏偏发生了，过卢沟桥（偏偏就在这地方）的时候，他一时激动，冲得太快，把玉簪给弄丢了。 虽然那年头没有环卫工人天天打扫，但毕竟后面跟着十万大军，几十万双脚下去，别说玉簪，玉棒槌也踩没了。 当时朱厚照也没在意，到了山东，听说朱宸濠已经完蛋，他便派人去接刘姬。 可这位刘姬虽然是个弱女子，却是个认死理的家伙，她见来人没有信物，打死也不肯走。 使者回去报告了朱厚照，说这事情很难办，她不肯来。 确实难办，又不能因此就班师回朝，为了这个女人，皇帝陛下亲自跑一趟？ 一百个皇帝中间会有一百个都说不，朱厚照是第一百零一个。 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跑一趟，他认为很值得。 于是，在极度的惊喜之后，刘姬坐上了朱厚照的船，一同向山东进发。 这件事情再次考验了文官们的忍耐极限，你玩也就玩了，现在还擅自脱离群众一个人独自行动，太过分了！ 没等到京城的言官们动手，山东的一位熊御史就近上了一封奏折。 看得出来这位御史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的奏折可谓奇文，大致意思是： “皇帝陛下带着几个随从，穿着便衣，露宿野外，这太不对了！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国家怎么办？你妈怎么办（如太后何）？” 朱厚照涵养很好，没有收拾他，这是不太容易的。 人接到了，继续往前走，进了山东，过了德州，过了济宁，向扬州前进。 在山东境内可谓麻烦不断，史书中记载的恶行一大堆，什么耀武扬威，欺负地方官，搜罗财物之类，朱厚照也因此背上了一个很不好的名声。 但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大部分恶行的前面都有一个主语——彬。 彬责之、彬索之、彬矫旨（假传旨意），之类种种，不胜枚举。 江彬仗着朱厚照对他的信任，任意胡为，朱厚照坐拥天下，啥也不缺，出来恶作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玩。 江彬不同，他本来只是个小武官，啥也没有，不借此机会捞一把，更待何时？ 他干得相当过分，到了一个地方，立马就向地方要钱，如果不给他就任意安插一个罪名，甚至把绳索直接套到地方官的脖子上，不把人当人。还派出士兵，四处搜罗百姓财物，敢抵抗的就拳脚相向，搞得地方鸡犬不宁。他的架子也越来越大，狐假虎威，竟然连成国公朱辅见到他都要下跪！ 朱辅就是追随朱棣作战的靖难功臣朱能的后代，当年真定之战，朱能敢带几十人追几万敌军，老人家在天有灵，看见自己的后代如此窝囊，没准能气得活过来。 虽然朱厚照自己也干过一些类似不太地道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本人做事还是比较有分寸的，连指着鼻子骂他的言官都能容得下，还容不下老百姓吗？ 但他对发生的这一切是要负责任的，江彬是一条恶狗，他却是恶狗的主人。 可是朱厚照没有意识到，由于他无尽的放纵，这条恶狗已经变成了恶狼，即将调转他锋利的牙齿，对准他的主人。 江彬是一个武将，他以打仗起家，作战很是勇猛，据说有一次在战场上，他的脸半边脸被冷箭射穿，这位粗人二话不说，立马就拔了出来，脸上鲜血直冒也不管，继续作战，吓得敌人魂不附体。此情此景，足可比拟当年的夏侯敦同志。 但除了好勇斗狠之外，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对于这些事情，朱厚照知道，却不愿意多管，在他看来，这个人不过是想捞点钱，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 可惜他错了。 江彬的胃口很大，不但打算要他的钱，还想要他的命，他的江山。 为此，他设定了圈套，准备借此出征的机会除掉朱厚照。而对于这一切，朱厚照还蒙在鼓里，在他的眼里，江彬是一个十分可靠听话的人，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 朱厚照这辈子也算是多姿多彩，短短的十几年，他就遇上了三次谋反，刘瑾（存在争议）、朱寘鐇、还有最近的朱宸濠。 或许是上天保佑吧，这三次谋反竟连他的一根汗毛都没有伤到，但这一次不同，致命的威胁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阴谋的黑手正慢慢地伸向毫无察觉的朱厚照，很快，它将扼住皇帝陛下的喉咙，置之于死地。 妖孽宫廷 第十八章 沉默的较量 【最后的敌人】 可是生活就如同电视剧一样，总会有点波澜起伏，当江彬看到那封要命的奏折时，他那自以为聪明绝顶、运筹帷幄的脑袋终于懵了。 这封奏折比较长，精选内容如下： “先于沿途伏有奸党，期为博浪、荆轲之谋。” “诚恐潜布之徒，乘隙窃发，或有意外之虞，臣死有遗憾矣！” 这几句话应该比较好理解，就不解释了。最后介绍一下落款作者——赣南王守仁。 顺便说两句，这封奏折朱厚照看了，却并未理会。 在这之前，江彬和王守仁也算某种程度上的战友，毕竟当时他们有朱宸濠这个共同的敌人。 但王守仁的显赫战功让江彬愤怒了，他没有想到，这个一没钱二没兵的家伙竟然平定了叛乱，抢了自己的风头。而这份奏折上的每一个字，在江彬看来，都是在说自己。 红眼病外加做贼心虚，江彬决定先拿王守仁开刀。 有一份杂志曾经评过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应该犯的战略错误，经过投票选举，一个结果以超高票数当选——武力进攻俄国。这个结果比较靠谱，连拿破仑、希特勒这样的猛人，千里迢迢去啃了几口西伯利亚的雪，最后也只能灰溜溜地跑回来。 如果要评选正德年间最不应该犯的错误，翻翻史书，不用投票大概也能得出一个结论——和王守仁先生叫板。 其实王守仁写的这份奏折并非指向江彬，他说的主要是朱宸濠的余党，当然了，其间是否有隐含的意思，也是值得研究的。 要知道，虽然王守仁先生看起来像个二愣子，实际上不但精通兵法，还擅长权谋。他很会做人，在官场也算是个老油条了，经常和人称兄道弟，他和兵部尚书王琼（此时即将调任吏部尚书）的关系一直很好，他的群众基础也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了，内阁中也有一个人不喜欢他——杨廷和，不过这似乎也无关紧要。 有了这些人际关系，王守仁先生自然消息灵通，从半年后他采取的那些紧急行动看，他对于江彬的阴谋应该早有察觉。 于是，继朱宸濠之后，江彬成为了王守仁的新敌人，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比朱宸濠可怕得多的对手。 江彬想出了一个很恶心人的方法，他在等待一个机会，要像猫捉老鼠一样，先慢慢整治王守仁，然后再除掉他。 这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 正德十四年（1519）九月，王守仁再次上奏，这次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够将朱宸濠送到南京，在那里举行献俘仪式。 王守仁的这个意见看似简单，背后却隐藏着极为深远的考虑。 按照朱厚照的计划，是要到南昌与朱宸濠作战，而朱宸濠虽然现在已经被捕，朱厚照却似乎并不罢休，准备一路走下去，搞个轰轰烈烈的武装游行。 从京城到山东，已经惹出了那么多的事情，十几万大军和那群奸邪小人要真的进了江西，吃吃喝喝加上打家劫舍捞点外快，老百姓估计就不用活了。 所以南京是最好的地点，反正皇帝陛下也玩了很久了，到南京后就别动了，免得四处折腾，况且南京也是帝都、特大城市，在这里搞仪式也算有了面子，快点完事您就快点回去吧，大家都方便。 朱厚照在行军路上收到奏折，看后没多想，就交给了旁边的江彬，询问他的意见。 江彬看懂了，他完全领会了王守仁的良苦用心，知道他为了百姓安宁，不愿再起事端。 然后他对朱厚照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绝对不可！” “千里迢迢带领大军到此，怎么能够空手而归！” 但是朱宸濠都被抓了，还能打谁呢？ “把他放回鄱阳湖，陛下再抓一次！” 如此缺心眼的主意都能想出来，也算坏得只剩渣了。 朱厚照十分高兴，他同意了江彬的提议。 这是个十分阴毒的建议，其中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旦皇帝和十万大军进入了江西，以战后的混乱局面，其给养必然无法供应。养兵要管饭，没饭吃了就会去抢，到时局势必然混乱不堪。 而最为混乱的时候，也就是最好的时机。 这个处理意见很快传到了王守仁的耳朵里，他惊呆了。 他很清楚，这个方案极其凶险，如果照此执行，一场新的浩劫必然兴起，那些好不容易躲过战乱，生存下来的无辜百姓终将逃不过死亡的命运。 可是怎么办呢？ 江彬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你能和皇帝讲道理吗？ 王守仁似乎再次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初露寒意的秋夜，孤灯之下，他开始了紧张的思索。 大军就要来了，局势已经无法控制，时间所剩无几，必须想出办法，必须想出办法！ 但这次王守仁的智慧似乎没有任何用处，他冥思苦想了一夜，也没有想出方法。 看来只剩下那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了，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抗命。 违抗圣命者，大逆！ 王守仁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决定这样做，去换取那些无辜百姓的生命。 不能再等待了，带上朱宸濠去南京，绝不能让他们进入江西一步！ 我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 正德十四年（1519）九月壬寅。 王守仁带领随从，押解着朱宸濠，向着自己未知的命运踏出了第一步。 【觉悟】 怀着揣测不安的心情，王守仁上路了，应该说，他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但很快，王守仁就意识到，自己的这次无畏举动可能并不能改变什么。 他突然发现，即使自己抗命离开地方，主动交出朱宸濠，也未必能够保全江西百姓，万一那帮孙子不依不饶，朱宸濠到手之后还是要去江西闹事，那该怎么办？ 答案是没办法。 可没办法的王守仁也只能继续往前走，然而刚走到半路，他却得到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消息：皇帝陛下派出了一支先遣队，日夜兼程向江西进发，已经抵达杭州。 应该说，这事和王守仁关系不大，管它什么先遣队、游击队，反正到地方把人一交，之后回家往床上一躺，要杀要剐看着办。 可当王守仁听见先遣队负责人的名字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 他决定去见一见这个人。 这个关键的决定最终挽救了他，挽救了无数的无辜百姓。 先遣队的负责人是张永。 对于这个人，我们并不陌生，他虽然经常干点坏事，不能算是个好人，却也讲道理、通情理，十年前和杨一清通力合作，除掉了刘瑾。 正是基于他的这些优良表现，王守仁相信张永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希望能够争取这个人，毕竟现在已经没有别的指望了。 正德十四年（1519）九月丁末，王守仁带着朱宸濠抵达杭州，立刻前往府邸拜会张永。 据说当时王守仁没带任何礼物，是空着手去的，这倒也比较明智，按张永的级别和送礼档次，王先生就算当了裤子也是送不起的。 他没权也没钱，却准备争取权宦张永的支持——凭借他的勇气和执著。 毕竟是个巡抚，看门的也不敢大意，立刻通报了张永。 正当他在门口考虑见面措辞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答复： 不见！ 张永不是傻瓜，他知道王守仁来干什么，想干什么，这么大的一个黑锅，他是不会背的。 看门的二话不说，立马把大门关上了。 面对着紧闭的大门，王守仁似乎明白了什么，但他并没有退缩。 他不再接着敲门，却退后了几步，大声喊出了他的愤怒： “我是王守仁，为黎民百姓而来！开门见我！” 饱含悲愤与力量的声音穿透了沉默的大门，回荡在空旷的庭院中，震动着院中每一个人。 大门打开了。 张永终于出现在王守仁的眼前。但他似乎并不打算和这位王先生交朋友，只是漫不经心地问道： “王巡抚来干什么？” 王守仁并不在意对方的冷淡态度，他用十分诚恳的语气说出了发自肺腑的话： “江西的百姓久经朱宸濠的压榨，又经历了叛乱，还遇上了天灾（兵乱继以天旱），而今大军执意要去江西，兵饷粮草绝难供应，到时民变再起，天下必将大乱！苍生何辜！” “张公公你深得皇上信任，望能劝圣驾返京，则江西幸甚，百姓幸甚！” 然而王守仁这番饱含深情的话却并没有能够打动张永，对久经宦海的张太监来说，这些所谓的悲剧似乎并不重要。 他仔细想了一会，面无表情地提出了他的要求： “进言自然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张永用手指了指，试探地问道：“必须把那个人交给我，你愿意吗？” 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人”，就是朱宸濠。因为对他而言，这都是一件可以用来邀功的珍贵礼物。 王守仁愣住了，半晌，他突然仰天大笑起来！ 在这阵突如其来的笑声中，张永愤怒了，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辱。 于是他用饱含杀气的口吻问道： “敢问王巡抚，有何可笑？” 王守仁停住了笑声，正色地回答道： “那个人自然是要交给张公公的，我要此人何用？” 何用？你不知道可以请功领赏吗？ 从张永那不解的眼神中，王守仁明白了他的疑惑。 “在下起兵平叛，本为苍生百姓，天下太平，如此而已。” 王守仁十分真诚地作出了解释，然后他低下头，等待着张永的答复。 然而这个答案却让张永陷入了更深的迷惑中，这个人孤身起兵，平定叛乱，事成之后却不计功劳，不求富贵，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对于张永来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当年他与杨一清合作铲除刘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刘瑾大权在握，与他水火不容，杀掉刘瑾，他才能够独掌宫中监权。没有好处的事情，谁又会去做？ 可是眼前的这个人似乎是个例外，他以一人之力建立不世奇功，却心甘情愿地将手中最大的战利品拱手让出，只是为了那些与他并不相识的普通百姓？ 张永闭上了眼睛，开始认真地思考，他想解开这个难解之谜，想了解眼前的这个奇怪的人，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许久之后，他睁开了眼睛，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在尔虞我诈的一生中，他第一次开始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品质叫正直，有一种人叫义士。 “好吧，我来帮你。” 【盟友的力量】 王守仁略感意外地起身走出了张永的住处，但兴奋已经涌满他的身体，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朋友，一个足可信赖的盟友。 这个朋友交得确实十分及时，因为不久之后，江彬就又来找麻烦了。 他也得知，王守仁已经带着朱宸濠到了杭州，这么大块肥肉放在嘴边，他立刻活泛起来。 只要把朱宸濠搞到手，平叛之功就手到擒来！ 但顾及身份，总不能自己去找王守仁，考虑再三，他决定派一个锦衣卫去杭州要人。 江彬充满了期待，而接到命令的锦衣卫也十分高兴，因为在衙门差事里，这种奉命找下级官员要人要物的工作最有油水可捞，不但可以耍威风，还能趁机敲一笔，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故意找茬，回去再狠狠告上一状，让你哭都没眼泪。 可是找王守仁先生要钱，那是相当艰难的。 王守仁听说有锦衣卫来要人，便推辞不见，表示人已经送到了张永那里，你有种就自己去要人吧。 锦衣卫先生自然不敢去找张永，人要不到，他却也不走，那意思很明白，你得表示表示才行。 王守仁没有钱，即使有钱他也不想给。 但是碍于面子，他还是给了点钱——五两银子。 没错，就是五两。锦衣卫看着这点银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极为愤怒，把银子砸在地上，扬长而去。 这下王守仁先生有大麻烦了，得罪了这位仁兄，他回去之后自然会颠倒黑白，极尽能力攻击诋毁，必欲除之而后快。 可是事到如今，已经很难挽回了，即使送钱赔礼也未必有用。 手下人十分担心，王守仁却怡然自得地告诉他们，他自有办法让这位锦衣卫不告黑状。 但他似乎并不打算送钱，也不想赔礼，只是安安心心地一觉睡到天亮，悠闲地洗漱完毕，等着那位锦衣卫上门。 不久，这位仁兄果然来了，他虽是锦衣卫，但按照品级，他是王守仁的下级，按照官场规矩，他应该来辞行。 王守仁正站在庭院里等待着他，看着这个不懂规矩的铁公鸡，锦衣卫先生正想说两句难听的话，却见王守仁先生三步并两步，走到了自己跟前。 王守仁真诚地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道： “我当年曾经蹲过贵部门的监狱（即正德五年那一次），老兄的同仁也见过不少，却是第一次见到老兄你这样的好人啊！” 这几句莫名其妙的话彻底打懵了锦衣卫，他呆呆地看着王守仁，哑口无言。 “我怕阁下来去辛苦，特备薄礼（确实够薄），没想到阁下竟如此廉洁，居然分文不取！我这个人没有别的用处，就是会写文章，今后必定为阁下写一篇文章，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阁下的高风亮节！” 锦衣卫踉踉跄跄地走了，唯恐在这里多呆一分钟，这次他是彻底服了，心服口服。 其实锦衣卫大人也不是笨蛋，他十分清楚，王守仁是在拿他开涮，但他发现自己竟然发不得脾气！因为在王守仁的那几句话中，也隐含着杀机。 所谓“阁下如此廉洁”，是给他台阶下，顾及他的面子，这是软的。 所谓“我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会写文章”云云，是在警告他，你要敢乱来，就写一篇骂你的文字，让天下人都知道你的恶行。这是硬的。 软硬兼施之下，岂有不畏惧者？ 王守仁清正廉洁，不愿送礼，但麻烦一样会自动找上门。面对着要么送礼，要么挨整的困局，王守仁用一种近乎完美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他坚持了原则，也躲过了麻烦。 如果你还不理解什么是“知行合一”，那么我来告诉你，这个故事就是“知行合一”。 锦衣卫先生哭丧着脸，给江彬带回了那个让他失望的消息——人已经被张永抢走了。 江彬气急败坏，但他很明白，张永先生惹不得，要是撕破了脸，自己也没好果子吃，想来想去，只能拿王守仁出气。 于是这个小人开始编造谣言，说什么王守仁与朱宸濠本来是一伙的，因为王守仁怕事情不成功，才临时起兵之类的鬼话，还派人四处传播，混淆视听。 这话虽然荒诞不经，但要是传到朱厚照的耳朵里，王守仁先生还是很麻烦的，关键时刻，张永挺身而出。 他向朱厚照说明了来龙去脉，并气愤地说道： “王守仁如此忠臣，国之栋梁，为何要受到如此中伤？天理何在！” 朱厚照虽然喜欢玩，不服管，却也是懂道理的。 所以当江彬来到朱厚照面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王守仁的“罪行”后，只得到了一句回答： “你给我记住，这种话今后少讲！” 还没等江彬反应过来，朱厚照又给了他一闷棍： “王守仁立刻复命，即日起为江西巡抚，按时到任，不得有误。” 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的江彬退了出去，估计他这辈子也不会再打小报告了。 【以德服人】 其实江彬一直是个运气不错的人，他大字不识几个，从小所学专业是打架斗殴，偏偏跟对了老板，顿时飞黄腾达，一发不可收拾。杨廷和对他客客气气，张永不敢招惹他，钱宁被他关进牢房，混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到头了。 直到他碰见了王守仁。 费尽心思想夺人功劳，却是竹篮打水，打小报告挖坑设圈套，最后自己掉了进去。 失败，极其失败。 到了这个地步，也该知难而退了吧，可是江彬同志偏不，他一定要和王守仁斗到底。考虑到皇帝面前有张永护着他，江彬决定转移战场，到江西去整王守仁。 恶人做到江彬这个程度，也算到头了。不过这一次，他确实占据了先机。 当王守仁接到旨意，准备回到南昌就任的时候，江彬已经派遣他的同党张忠等人率领部分京军进入了江西。 这位张忠刚到南昌，就做了一件很恶毒的事情，他竟然逮捕了伍文定，把他捆了起来，要他交待所谓罪行。 可伍文定岂是好欺负的？他也不讲客套，刚被绑住就跳起来大骂： “老子爹娘老婆都不管，为国家平叛，有什么罪？！你们这帮人都是在皇上跟前混饭吃的，竟然冤枉忠良，想给朱宸濠报仇吗？如此看来，你们也是反贼同党，该杀！” 这句话那是相当厉害，反贼的黑锅谁敢背，张忠吓得不行，最终也没敢把伍文定怎么样。 看着从伍文定这里捞不到什么东西，他们灵机一动，开始询问朱宸濠的同党，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王守仁协同叛乱的口供。 事实证明，反贼也比这帮人渣有道德，无论他们怎么问，却始终没有一个人冤枉王守仁。 同时，张忠还鼓动手下的京军，天天在南昌街头寻衅闹事，希望挑起事端，本地官员虽然尽力维护，但情况仍然很糟，人心日渐不稳，眼看要失去控制，酿成大乱。 在这关键时刻，王守仁回来了。 张忠终于找到了目标，他找来了上百士兵，分成三班倒，天天站在王守仁的家门口，只干一件事情——骂人。 这帮京城来的丘八都是老兵痞，骂人极其难听，而且还指名道姓，污秽到了极点。 王守仁的随从和下属们每每听到这些话，都极为愤怒，准备找人收拾张忠。 然而王守仁反对，他明白张忠的企图就是挑起是非，现在必须保持冷静。 他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非但不跟京军计较，还善待他们，病了给药，死了给棺材，也从来不排挤歧视他们，本地人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 没有人给京军们上思想教育课，但他们亲身经历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告诉他们：王守仁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而转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慢慢地，没有人再去捣乱胡说八道，也没有人再去寻衅滋事，张忠催促多次，鼓动挑拨，却始终无人响应。 王守仁又用他那无比的人格魅力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灾难。 京军们大多没有读过什么书，很多人原先还是流氓地痞出身，但王守仁用他的行动证明，这些准流氓们也是讲道理，有人性的。 可是张忠先生是不讲道理，没有人性的，他连流氓都不如，为了陷害王守仁，他挖空了心思四处寻找王守仁的工作漏洞，终于有一天，他觉得自己找到了。 于是他立刻找来了王守仁。 “朱宸濠在南昌经营多年，家产应该很多吧？”张忠得意地发问。 王守仁平静地看了他一眼： “是的。” 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既然如此，为何抄家所得如此之少，钱都到哪里去了？！” 面对表情凶恶的张忠，王守仁开始做认真思考状，然后摆出了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 “张公公（张忠是太监），实在对不住，正好这件事要和你商量，我在朱宸濠那里找出来一本帐，上面有这些财物的去向记载，还列有很多收钱的人名，张公公要不要看一看？”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张忠浑身打了个哆嗦，立刻就不言语了。 因为他知道，这本帐本上必然有一个名字叫张忠。 说起这本帐，实在是朱宸濠人生中少有的得意之作，以前他曾多次到京城，四处送钱送物，十分之大方，李士实看着都觉得心疼，曾劝他，即使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应该省着点。 朱宸濠却得意地笑了： “你知道什么，我不过是给钱临时找个仓库而已（寄之库耳），到时候自然会拿回来的。” 朱宸濠实在是个黑吃黑的高手，他的意思很简单，等到将来他夺了江山做皇帝，就可以把这些行贿的钱再收回来。连造反都打算要做无本生意，真可谓是官场中的极品，流氓中的流氓。 为了到时候要钱方便，他每送一笔钱，就会记下详细的时间地点人物，久而久之，就有了这一本帐本。 后来这本要命的账本就落入了王守仁先生的手里，成为了他的日常读物之一。 张忠看着王守仁脸上那急切企盼回答的表情，哭笑不得，手足无措，过了很久才支支吾吾地说道： “不必了，我信得过王先生。” “真的不用吗？”王守仁的表情十分诚恳。 “不用，不用，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 张忠从此陷入了长期的抑郁状态，作为宫中的高级太监，江彬的死党，他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一定要报仇！ 中国流传上千年的整人学告诉我们，要整一个人，如果工作上找不到漏洞，那就找他本人的弱点，从他的私生活着手，张忠认为，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弱点，可是王守仁先生实在是个奇迹，他很少喝酒，还不逛妓院，不打麻将，不搞封建迷信，完全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 张忠十分头疼，他绞尽脑汁，苦苦思索，终于从王守人身上发现了一个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弱点——瘦。 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优秀的军事家王守仁先生，却不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一直以来他的身体都不好，据史料记载，他还一直患有肺病，身体比较瘦弱。 张忠看着瘦得像竹竿的王守仁，想出了一个整治他的主意，当然了，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正德十四年（1519）十一月的一天，张忠突然来请王守仁观看京军训练，迫于无奈，王守仁只好答应了。 去到地方一看，京军正在练习射箭。王大人刚准备坐下看，张忠却突然走了过来，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的手中，拿着一张弓。 张忠要王守仁射箭，王守仁说射得不好，不射。 张忠说不射不行，王守仁说那好吧，我射。 用射箭来难为文人，这就是张忠搜肠刮肚想出的好主意，真不知他的脑袋是怎么长的。 京军们停止了练习，他们准备看弱不禁风的王大人出丑。 在放肆的谈笑声和轻视的目光中，王守仁走上了箭场。 他摒住呼吸，搭箭，拉弓，弓满，箭出。 十环（中红心）。 四周鸦雀无声。 他深吸了一口气，从箭筒里抽出第二支箭。 拉弓，弓满，箭出。 还是十环（次中红心）。 张忠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他呆呆地看着这个瘦弱的文人，目瞪口呆。 王守仁没有理会张忠，他继续重复着简单的动作，在他的世界中，似乎只剩下了这几个动作，拉弓，弓满，箭出。 依然是十环（三中红心）。 然后他回头，将那张弓还给了张忠，不发一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仿佛眼前的这一切和箭靶上的那三支箭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在短暂的沉寂后，围观的京军突然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他们佩服眼前的这个奇人。没有人会想到，文质彬彬、和颜悦色的王大人竟然还有这一手。 这些京军们被王守仁彻底折服了，他们曾经受人指使，穷尽各种方法侮辱他，挑起纠纷为难他，但这场斗争的结果是：王守仁赢了，赢得很彻底。不用武力，也不靠强权，以德服人而已。 在这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张忠感到了恐惧，彻头彻尾的恐惧，他意识到，这些原先的帮手不会帮他作恶了，他们随时有可能掉转头来对付自己。 于是在这场射箭表演之后两天，他率领着自己的军队撤出了江西，历时数月的京军之乱就此结束。 江西百姓解脱了，但王守仁却将因此经受更大的考验。 妖孽宫廷 第十九章 终结的归宿 【朱厚照的幸福生活】 看着狼狈归来的张忠，江彬气坏了。 他完全无法理解，位高权重的自己，为什么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王守仁。 不能再小打小闹了，要整就把他整死！ 这一次，他本着刻苦认真的精神，准备策划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阴谋，一个足以杀掉王守仁的陷阱。 就在江彬先生刻苦钻研的时候，朱厚照先生正在钓鱼。 对江彬的种种行为，朱厚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现在他十分自由，而且还想继续自由下去。 出了山东，他到达了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一带），这一带湖多，朱厚照先生雅兴大发，每到必钓鱼，他还是比较大方的，钓上来的鱼都分给了左右的大臣们。 大臣们当然十分感激，千恩万谢之后，却听见了这样一句话： “钱呢？” 大家都傻眼了，原来朱厚照先生的鱼是不能白要的，还得给钱才行！看来这位皇帝陛下很有现代劳动观念，付出了劳动就一定要报酬。 朱厚照并不缺钱，他这样做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句话，不就图个乐嘛。 就这么一路乐过去，到了扬州，惹出了大麻烦。 当时的扬州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据说人口最高曾达到一百余万，十分繁华，当然了这里之所以有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女众多。 可是正德十四年（1519）十二月，这座著名城市的街头却出现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的怪象。 街道一片混乱，到处都站满了人，但这些人却几乎保持着同一个表情和动作——左顾右盼，这些人四处张望，只为了做一件事——抢人。 抢人的方式很简单：一群人上街，碰见男的，二话不说，往家里拉，拉不动的抬，总之要把人弄回去。 等被抢的这位哆哆嗦嗦地到了地方，琢磨着这帮人是要钱还是要命时，却看见了准备已久的锣鼓队和盛装打扮的新娘子。 然后有人走过来告诉他，你就是新郎。 之所以会发生这戏剧性的一幕，原因十分简单——朱厚照喜欢美女。 皇帝感兴趣的事情，自然有人会去代劳，而这位自告奋勇、自行其是的人是个太监，叫做吴经。 很遗憾，这位吴经也不是个好人，他先行一步到达扬州，抢占了很多民宅，说是皇帝要用，然后他又征集（抢）了很多未婚女人，也说是皇帝要用。 对于这位吴经的行为，很多史书都用了一个共同的词语来描述——矫上意。 矫上意，通俗地说，就是打着皇帝的名号干坏事，让皇帝背黑锅。 因为朱厚照并没有让他来干这些缺德事。 客观地讲，朱厚照确实是干过很多荒唐的事情，私生活也算丰富多彩，但从他容忍大臣，能辨是非的一贯表现看，这个人还是比较靠谱的，可偏偏他不能容忍一成不变、老气横秋的生活，他喜欢自由自在，驰骋遨游。 而这种兴趣爱好是那些传统文官读书人们很难接受的，他也没兴趣和老头子官僚一起玩，所以搞到最后，陪在他身边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却会找乐子的小人。 这些人没有什么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天天伺候这位大爷，无非也是为了钱，借着办事，趁机自己捞点油水，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所以在我看来，朱厚照的黑锅虽然多，却背得也不冤，毕竟人家陪你玩，也是要拿工钱的。 吴经就是这样一个拿工钱的人，他占房子、抢女人之后，故意放出风去，让人家拿钱来赎，也算是创收的一种方式。 他这样一搞，不但搞臭了皇帝的名声，还搞出了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空前绝后的大恐慌。 鉴于征集对象限于未婚女子，人民群众立刻想出了对策，无论如何，必须先找一个来顶着，到了这个关口，什么学历、文凭、相貌、家世都不重要了，只要是男的就行。 于是老光棍们的幸福时光到了，原本找不到老婆，一下子成了紧俏产品，很快被抢光，有一些有老婆的也被抢了，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当年娶两个老婆也是国家允许的。 而那些平日就出名的风流才子此刻就麻烦了，由于声名在外，立刻成为了多家抢夺的对象，据说有一位姓金的秀才被三家同时拉住，最后被人多势众的一家抢了回去，他本人倒有几分骨气，趁人不备就爬墙逃走，可刚落地没多久，就又被另一家抢了回去。 相信对于这一景象，很多男同志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过请诸位节哀，在今天这一幕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最新数据显示，男女比例已经达到117：100，按照这个比例，一百多人中就有十七位先生是注定要将光棍进行到底了。 据说这个比例还要进一步拉大，相信在不久之后的将来，娶到老婆的仁兄们就可以自豪地拍拍胸脯，喊一声老天保佑，阿弥陀佛了。 最后还要告诫大家，这种上街抢人的方式如果用在现代，那是未必能够行得通的，因为在今天的街头，凭外表相貌抢人，只能保证你抢到的是人，却不一定是个男人。如果你运气好，没准还能抢到几个超女。 无论如何，扬州算是彻底乱了，如果闹下去情况会完全失控，大祸将起，万幸的是，扬州还有一个叫蒋瑶的知府。 这位蒋知府平日与人为善，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出头不行了，他跑去找吴经，希望他捞一把就够了，及早收手。 吴经哪里把这个地方官放在眼里，只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胆敢抗命，就杀了你！” 蒋知府说了半天好话，却得到这个一个答复，气愤到了极点，他豁了出去： “趁早告诉你，我抗命自然该死，但百姓是朝廷的百姓，要是逼反了他们，到时追究责任，你也跑不掉！” 吴经一盘算，倒也是这么回事，这才老实了点，局势终于得到了控制。 要说这位蒋知府也真是硬汉，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也彻底想开了，无非就是一死，还有什么话不敢讲，他打定主意，要让朱厚照早点滚蛋。 朱厚照真的来了，他老人家倒还比较老实，只是拿着鱼竿去湖边钓鱼。蒋知府也在一旁陪同，此时江彬已经得到了吴经的报告，说这个蒋瑶妨碍他们发财。于是江彬准备难为一下这位知府。 正巧此时，朱厚照钓上了一条大鱼，他按照老传统，开玩笑地说： “这条鱼可卖五百金！” 江彬在一旁听见，立刻说道： “蒋知府，这条鱼你就买了吧。” 这明显是坑人，可出人意料的是，蒋瑶竟然答应了，他不但答应，还马上赶回家拿钱。 没过多久，蒋瑶就捧着一些首饰和一堆衣服回来了。 朱厚照奇怪了： “你这是干什么？” 蒋瑶昂着头大声说： “国库没有钱！我只有这些东西了。” 江彬吓得脸都白了，可是朱厚照却没有发火。 他低头想了一下，笑了起来，把鱼丢给了蒋瑶： “你去吧，这条鱼送给你了。” 事情到这里也算告一段落了，但蒋知府可谓是多年死火山突然爆发，一发不可收拾，打定了主意，就算死也要把朱厚照这尊大佛送出扬州。 不久之后，朱厚照派人来找他要当地特产——琼花。 蒋瑶先生是这样回答的： “琼花本来是有的，但自从宋徽宗去北方打猎，这花就绝种了，所以没花送陛下。” 这是一句十分刻薄的话，前面曾经说过，所谓去北方打猎，学名是北狩，就是当俘虏的意思，这是明目张胆地把朱厚照先生比作亡国之君。 传话的人吓得目瞪口呆，半天呆着不动。 蒋瑶随即大喝一声： “愣着干什么，照原话去回就是了，有什么事我来承担！”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朱厚照听到了这句话，只是叹了口气，笑了笑，轻松地表达了他的意见： “也就这样了，我们离开这里吧。” 在这场皇帝与文官的斗争中，执著的蒋瑶胜利了，他准备欢送朱厚照先生早离疆界。 可是朱厚照先生永远是出人意料的，就在即将离开扬州的时候，他找来了蒋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不能白来，无论如何，你得搞点本地土特产品给我。 这就是传说中黑暗专制、恐怖独裁的明朝皇帝，如此低声下气地要东西，着实体现了其“专制独裁”的本质。 朱厚照的态度固然让人吃惊，但更意外的事情还在后头。 对于皇帝的要求，蒋瑶只回答了一句话： “扬州没有土特产。” 对此，朱厚照又是一阵苦笑，但皇帝大人就这么空手开路似乎不太体面，结果无奈之下，他硬要了五百匹苎白布，也算挣回了点面子。 蒋瑶终于松了口气，虽然他不喜欢朱厚照，但基本礼仪还是要的，人都要走了，总得意思意思，于是他命令下属摆了酒席，请朱厚照吃饭，算给皇帝大人送行。 可在酒席上发生的事情却让这位知府终身难忘。 朱厚照郑重其事地接受了邀请，向官员们挥手致意，大家正准备聆听他的指示，这位仁兄却突然翻了脸： “摆这么多酒席干什么，我也吃不了，你们竟然如此浪费吗？” 下面的蒋瑶捏了捏自己的脸，他怕自己在做梦，一夜之间，朱厚照怎么就转了性，成了勤俭持家的模范？ 可皇帝大人似乎越说越气，发了话： “我不吃了！” 看着皇帝发了火，官员们不知所措，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不过不用急，朱厚照先生的这句话还没说完。 没等官员们反应过来，朱厚照却又换了一副笑脸，补充了刚才发言的下半句： “把这些酒席折成银两交给我就是了。” 现场立刻陷入了寂静，极度的寂静。 怎么着？吃不了打包带走也就罢了，您还要折现金？ 这兄弟还真讲实惠啊！ 看着发愣发呆的官员们，朱厚照得意了，他放肆地开怀大笑，就此扬长而去。 皇帝陛下自然不缺钱，更不用说这几个酒席钱，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娱乐百官，其乐无穷啊！ 正德十四年（1519）十二月丙辰，朱厚照终于到达南京，至此，自八月从北京出发，一路走一路游，足足四个月时间，朱厚照终于达到了他此次旅行的终点。 在这里，他将遭遇人生中最大的危机。 【不祥的预兆】 当朱厚照得意洋洋地踏入南京城时，他身边的江彬也被激动的情绪所笼罩。 但是他激动的原因与朱厚照先生截然不同，经过长期的筹划和准备，他的计划已经完成，即将进入实施阶段，而实施的最佳地点，就是南京。 而在这之前，他还必须处理一个心头大患——王守仁。 但王守仁先生太不容易对付，所以这次他设计了一个极为阴毒的圈套，并指使张忠具体执行。 不久之后，张忠在朱厚照前转悠的时候，突然不经意间感叹了一句： “王守仁实在不是个忠臣啊。” 朱厚照问他为什么。 “他现在一直在直隶（南）江西一带，竟这么久都不来朝见陛下，实在目中无人，陛下如果不信，可以召见他，此人一定不会来的！” 听起来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朱厚照决定试一试。 江彬之所以能肯定王守仁不会应召，其中大致包含了“狼来了”的原理。 以往江彬经常假冒朱厚照的名义矫旨办事，大家心里都有数，而王守仁和他矛盾很深，唯恐上当受骗，前来受死。而以王先生的性格，万万不会想到，这次的旨意真的是皇帝陛下发布的。 王巡抚，安心呆着吧，藐视皇帝的罪名你是背定了！ 可没过多久，他就又懵了，因为有人告诉他，王守仁已经赶到了芜湖，正准备觐见皇帝。 让你来你不来，不让你来你偏来！江彬想去撞墙了。 这自然还是要托张永先生的福，他及时通知了王守仁，让他日夜兼程，快马赶过来，给了江彬一下马威。 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实在不是一句空话。 朱厚照也知道王守仁到了，他倒真的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这下可把江彬、张忠急坏了，他们多方阻挠，准备把王守仁赶回去，绝不让他与皇帝见面。 王守仁已经受够了，他知道江彬还要继续整他，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很难有终结的时候，为了给江彬一个教训，他准备反击。 一天后，张忠突然急匆匆地跑来找江彬，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王守仁不见了！” 又是一头雾水。 “他去哪里了？” “派人去找了，四处都找不到。” 见鬼了，总不至于成仙了吧，看见他的时候嫌他碍眼，心烦；看不见他的时候怕他搞阴谋，心慌。 “快去把他给我找出来！”江彬的精神要崩溃了。 王守仁没成仙，他脱掉了官服，换上了便装，去了九华山，在去的路上，他逢人便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不想争名夺利，准备到山里面当道士，了此余生。 王巡抚要当道士！这个轰动新闻顿时传遍了大街小巷，张永不失时机地找到了朱厚照，告诉他，王守仁平定了叛乱，却不愿意当官，只想好好过日子，所以打算弃官不干，去修道了此一生。 朱厚照被感动了。 他找来江彬，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让他今后老实点不要再乱来。 然后他传令王守仁，不要再当道士了，继续回来当他的官。 于是王道士在山里吃了几天斋，清了清肠胃，又一次光荣复出。 江彬决定放弃了，因为他终于清醒意识到，王守仁先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是绝对无法整倒的。 而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后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必须集中所有精力，全力以赴。 正德十五年（1520）一月，行动正式开始。 南京兵部尚书乔宇如同往常一样，召集兵部的官员开会，并讨论近期的防务情况，南京虽然也是京城，也有六部都察院等全套中央班子，却是有名无实，一直以来，这里是被排挤、养老退休官员们的藏身之处。 但兵部是一个例外，南京兵部尚书又称为南京守备，手握兵权，负责南直隶地区的防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 因此，虽然其他部门的例会经常都会开成茶话会和聊天会，兵部的例会气氛却十分紧张，但凡有异常情况，都要及时上报，不然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会议顺利进行，在情况通报和形势分析之后，乔宇正式宣布散会。 就在他也准备走的时候，却看见了一名千户向他使了个眼色。 乔宇不动声色，留了下来，等到众人走散，这位千户才凑到他跟前，告诉了他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江彬曾经派人去找守门官，想要索取城门的钥匙。 乔宇当时就呆了，他很清楚这一举动的意义。 城门白天打开，晚上关闭，如有紧急情况开门，必须通报兵部值班人员，获得许可才能开。这件事情奇怪就奇怪在，如果是皇帝要开门进出，自然会下令开门，而江彬是皇帝的亲信，日夜和皇帝呆在一起，要钥匙干什么用？ 答案很简单：他要干的那件事，是绝对不会得到皇帝同意的。 乔宇打了个寒颤，他已经大致估计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你去告诉守门官，自即日起，所有城门钥匙一律收归兵部本部保管，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借用，违令者立斩！” “如果江指挥（江彬是锦衣卫指挥使）坚持要呢？” “让他来找我！” 江彬很快得知了乔宇不肯合作的消息，他勃然大怒，虽说乔宇是兵部尚书，堂堂的正部级高干，他却并不放在眼里。 江彬的狂妄是有根据的，他不但接替钱宁成为了锦衣卫指挥使，还被任命兼管东厂，可谓是天字第一号大特务，向来无人敢惹。但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还是因为他曾经获得过的一个封号——威武副将军。 这是个在以往史书中找不到的封号，属于个人发明创造，发明者就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当然了，这个朱寿就是朱厚照同志本人。 朱厚照是一把手，他是二把手，他不嚣张才是怪事。 可当江彬气势汹汹地找到乔宇时，却意外地发现，乔宇似乎比他还要嚣张，无论他说什么，乔宇只是一句话：不借。 苦劝也好，利诱也好，全然无用。江彬没办法了，他恶狠狠地威胁乔宇，暗示会去皇帝那里告黑状。 然而乔宇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去好了，看你能怎么样！ 江彬不是没脑子的人，乔宇这种官场老手竟然不怕他，还如此强硬，其中必定有问题。 他忍了下来，回去便派特务去监视调查乔宇，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庆幸不已，原来这位乔宇不但和朝中很多高官关系良好，竟然和张永也有私交，张永还经常去他家里串门。 而乔尚书的履历也对这一切作了完美的注解——他的老师叫杨一清。 江彬发现乔宇是对的，他确实不能把此人怎么样，他不想得罪张永，更不敢得罪杨一清，刘瑾的榜样就在前面，他还想多活个几年。 很明显，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必须用别的方法。 江彬的判断十分准确，张永确实和乔宇关系紧密，但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调查乔宇的同时，张永的眼线也在监视着他。 根据种种迹象，张永和乔宇已经肯定，江彬有谋反企图。但此人行动多变，时间和方式无从得知，所以他们只能静静地等待。 【失踪之谜】 前方迷雾重重。 这是张永和乔宇的共同感觉，毕竟朱厚照每天都和江彬呆在一起，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有天知道。 虽然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进行过预想，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那一天终于到来时，事情的诡异程度仍然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丁已朔，乔宇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张永的府邸，他的脸上满是惊恐，一把抓住张永的衣袖，半天只说出了一句话：“不见了！不见了！” 张永脸色立刻变得惨白，他没问谁不见了，因为只有那个人的失踪才能让乔宇如此惊慌。 就在一天前，朱厚照前往南京附近的牛首山游览，当年南宋名将岳飞曾经在这里打败过金军，朱厚照对此地久已神往，专门跑去玩了一天。 可是就在天色已晚的时候，有人惊奇地发现，朱厚照失踪了！ 但是奇怪的是，皇帝不见了，他的随从和警卫们却对此并不惊讶，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寻找，似乎很奇怪，却也算正常——负责护卫工作的人是江彬。 虽然江彬封锁了消息，但是乔宇有乔宇的人，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吓得魂都快没了，连忙赶来找张永，并提出了他的意见。 “情况紧急，为防有变，我这就派兵把江彬抓起来！” 张永倒是比较镇定，他告诉乔宇，目前还不能动手，毕竟局势尚未明朗，而且朱厚照这人比较没谱，出去玩个露营之类的也算正常，抓了江彬，过两天朱大爷自己回来了，那就麻烦了，况且如果匆忙动手，还可能会逼反江彬。 所以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多派些人出去寻找。 “先等等吧。” 这是明代历史上最为离奇的一次失踪，让人费解的是，对于此事，史书上竟然也是讳莫高深，其背后极可能有人暗中操纵，实在是神秘莫测。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朱厚照连个影子都没有。 “不能再等了！” 已经近乎疯狂的乔宇再也无法忍受了，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他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万一朱厚照真的在他的地盘上遇害，别说江彬，连杨廷和这帮人也不会放过他。 “怎么办？” 他用盼救星的眼光看着张永，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回答： “我也不知道。” 见惯风浪的张永这次终于手足无措了，如此怪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谁算帐呢？外加这位朱同志又没有儿子，连个报案的苦主也没有，上法院都找不到原告，他也没了主意。 突然，一道亮光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想起了一个人： “那个人一定会有办法的。” 几天后，王守仁接到了张永的邀请。 当他听完这件离奇事件的详细介绍后，就立刻意识到，局势已经极其危险了。 但与此同时，他也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朱厚照还没有死。 “何以见得？”张永还是毫无头绪。 “团营目前还没有调动的迹象。” 所谓团营，是朱厚照自行从京军及边军中挑选训练的精锐，跟随他本人作战，大致可以算是他的私人武装，但平时调动大都由江彬具体负责。 “如果陛下已经遭遇不测，江彬必定会有所举动，而团营则是他唯一可用之兵，但而今团营毫无动静，想必是陛下受江彬蒙骗，藏身于某地，如此而已。” 张永和乔宇这才松了口气，既然人还活着，那就好办了。 然而王守仁却并不乐观，因为他的习惯是先说好消息，再说坏消息。 他接着告诉这二位弹冠相庆的仁兄，虽然朱厚照没有死，却也离死不远了。 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隐藏皇帝是很危险的事情，江彬一向谨慎，也早就过了捉迷藏的年龄，为什么突然要出此险招呢？ 答案是——他在试探。 试探谋杀后可能出现的后果，试探文官大臣们的反应，而在试探之后，他将把这一幕变成事实。 在一层层地抽丝剥茧后，王守仁终于找到了这个谜团的正确答案。 现在必须阻止江彬，让他把朱厚照带出来，可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面对着张永和乔宇那不知所措的目光，王守仁笑了。 他总是有办法的。 第二天，南京守备军突然开始行动，在南京附近展开搜索，但他们的搜索十分奇怪，虽然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却似乎既没有固定的对象，也没有固定的区域。 而此时，南直隶和江西驻军也开始紧张操练备战，气势汹汹声威浩大。 对于这一切，很多人都是云里雾里，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江彬是知道的，他明白，自己的阴谋已经被人识破了，突然出来这么大场面，无非是有人要告诉他，不要痴心妄想惹啥麻烦，最好放老实点。 于是在失踪了数十天后，朱厚照终于又一次出现了，对他而言，这次游玩是一次极为难忘的经历。至于阴谋问题，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玩也玩够了，朱宸濠也到手了，朱厚照终于准备回家了。 但在此之前，他还要演一出好戏。 正德十五年八月癸巳，南京。 在一片宽阔的广场中，朱厚照命令手下放出了朱宸濠，但朱宸濠先生的脸上并没有任何的喜悦，因为他的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士兵。 在仅仅获得了几秒钟的自由后，朱厚照一声令下，他又被抓了起来，重新关进牢房。 这就是朱厚照的安排，他一定要亲自抓一次朱宸濠，哪怕是演戏也好，想来也只有他才能想出这种耍着人玩的花样。 终于平定了“叛乱”，朱厚照心满意足，带领全部人马踏上了归途。 在回去的路上，朱厚照也没有消停，路过镇江，他还顺道去了杨一清先生的家，白吃白住闹了几天，搞得老头子好长时间不得休息，这才高兴地拍拍屁股走人。 闹也好，玩也好，至少到目前为止，朱厚照的江南之旅还是十分顺利的，阴谋似乎并不存在，那些黑暗中蠢蠢欲动的人们对他也毫无办法。 皇帝就要回京了，在那里没有人再敢打他的主意，江彬的计划看来要落空了。 可是朱厚照绝对不会想到，死神的魔爪已经悄悄伸开，正在前方等待着他。 那个改变朱厚照一生的宿命之地，叫做清江浦。 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已巳，朱厚照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充满了迷雾的神秘未知之地。 这一天，他坐上了一只小船，来到积水池，准备继续他的兴趣爱好——钓鱼。然而不久之后，他却突然落入了水中。 另一个千古谜团就此展开。 随从们立刻跳下水中，把他救了上来，朱厚照似乎也不怎么在意，然而这之后的事情却开始让人摸不着头脑。 朱厚照虽然不怎么读书，却是一个体格很好的人，他从小习武，好勇斗狠，长期参加军事训练，身体素质是相当不错的。 然而奇怪的是，这次落水之后，他的身体突然变得极为虚弱，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活力和精神，整日呆在家中养病，却未见好转。 对于这次落水，史书上多有争论，从来都没有一个定论，我自然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结论。 但南京的城门钥匙、牛首山的突然失踪，一切的一切似乎并不是单纯的巧合。 还有那一天跟随他钓鱼的随从和警卫们，我只知道，在牛首山失踪事件发生的那一天，他们作为江彬的下属，也负责着同样的工作。 这个谜团似乎永远也无法解开了，所有的真相都已在那一天被彻底掩埋。 从此，朱厚照成为了一个病人，那个豪气凌云、驰骋千里的人不复存在，他将在死神的拖拽下一步步走向死亡。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乙丑，这一幕精彩离奇的活剧终于演到了尽头。 奄奄一息的朱厚照看着四周的侍从护卫，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就此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传奇一生。 “我的病已经没救了，请告诉皇太后，国家大事为重，可以和内阁商议处理，以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与旁人无关。” 对于朱厚照的这段遗言，有人认为是假的，因为在许多人的眼里，朱厚照永不会有这样的思想觉悟，他的人生应该是昏庸到底，荒淫到底的。 其实我也希望这段遗言不是真的，不过动机完全不同。 如果这段话确实出自朱厚照之口，那将是他妥协的证明，这位个性张狂，追求自我的反叛者，与那些限制他自由的老头子和规章制度斗争了一辈子，却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放弃了所有的努力，选择了屈服。 如果这是真的，那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因为他的传奇经历和某些人的故意抹黑，朱厚照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一位皇帝，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他比他那位勤政老实的父亲要出名得多，如果在辞海里给他专门开一个词条，估计注解中有两个词是跑不掉的：昏庸、荒唐。 以皇帝的标准来看，这两个词用在他身上倒也不算冤枉，他实在不是个敬业的劳动者。 但以人的标准来看，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并不残忍，也不滥杀无辜，能分清好歹，所以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希望干自己想干的事，自由自在度过一生的人。 作为人，他是正常的，作为皇帝，他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皇帝这份活儿，真他娘的不是人干的。 妖孽宫廷 第二十章 新的开始 【传道】 朱厚照走到了终点，但正德年间另一位传奇人物的人生却还在继续着，王守仁仍然在续写着他的辉煌。 叛乱平定了，俘虏交上去了，阎王小鬼也打发走了，到此应该算是功德圆满。王大人也终于可以歇歇了，正在这个时候，张永来了，不过这次他是来要一样东西的。 他要的，就是宁王的那本账本。 张公公在朝廷中是有很多敌人的，平时就打得你死我活，现在天赐良机，拿着这本帐本，还怕整不死人吗？ 在他看来，王守仁算是他的人，于情于理都会给他的。 然而王守仁的回答却实在出人意料： “我烧掉了。” 张永的眼睛当时就直了。 面对着怒火中烧的张永，王守仁平静地说出了他的理由： “叛乱已平，无谓再动兵戈，就到此为止吧。” 张永发现自己很难理解王守仁，他不要钱，不要官，不但不愿落井下石，连自己的封赏也不要，为了那些平凡的芸芸众生，他甘愿功成身退，拱手让人。 这个世上竟然有这样的人啊！ 一声叹息之后，张永走了，走得心服口服。 一切都结束了，世界也清静了。经历了人生最大一场风波的王守仁，终于获得了片刻的安宁。 当然，只是片刻而已，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不惹麻烦自然有麻烦来找他。 这次找他麻烦的人，来头更大。 嘉靖元年（1522），新登基的皇帝看到王守仁的功绩，赞叹有加，决定把他应得的荣誉还给他，还当众发了脾气： “这样的人才，为什么放在外面，即刻调他入京办事！” 然而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道命令却迟迟得不到执行，拖到最后，皇帝连催了几次，吏部才搞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结果——调南京兵部尚书。 皇帝都说要他入京了，吏部吃了豹子胆，敢不执行？ 吏部确实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但他们也没有抗命，因为他们执行的，是另一个人的命令。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人比皇帝厉害。 因为连当时的皇帝，都是这位仁兄一手拥立的。 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廷和，这次找王守仁麻烦的人正是他。 杨廷和大致上可以算是个好人（相对而言），虽然他也收收黑钱，徇徇私，但归根结底他还是努力干活的，朱厚照在外面玩的这几年，没有他在家拼死拼活地干，明朝这笔买卖早就歇业关门了。 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心胸狭窄，很难容人。他和王守仁的老上级王琼有着很深的矛盾，对于王守仁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王守仁却并不在意，对于一个视荣华为无物，置生死于度外的人来说，这算得上什么呢？ 他收拾东西，去了南京，接任兵部尚书。 历史是神奇的，虽然对于杨廷和的恶整，王守仁并没有反击，但正德年间的著名定律——不能得罪王守仁，到了嘉靖年间竟然还是有用的。 杨廷和先生不会想到，他很快也要倒霉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那件让他倒霉的事王守仁并未参与，却也与之有着莫大的关系。 那是以后的事了，杨廷和先生还得等一阵子，可是王守仁的不幸却已就在眼前。 嘉靖元年（1522）二月，王守仁刚到南京，就得知他的父亲王华去世了。 这位老先生前半辈子被王守仁折腾得够呛，后半辈子却为他而自豪，含笑而去，也算是死得瞑目。 这件事情沉重地打击了王守仁，他离任回家守孝，由于过于悲痛，还大病了一场。 正是这次打击和那场大病，最终使他放下了所有的一切。 父亲的训斥，格竹子的执著，刘瑾的廷杖，龙场的悲凉，悟道的喜悦，悲愤的逃亡，平叛的奋战，如此多的官场风波，刀光剑影，几起几落，世上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扰乱他的心弦。 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搞他的哲学。 他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却毫无架子，四处游历讲学，无论是贫是富，只要前来听讲，他就以诚相待，即使这些人另有目的。 嘉靖元年（1522），一位泰州的商人来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来，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这位仁兄的打扮实在惊人，据史料记载，他穿着奇装异服，戴着一顶纸糊的帽子，手里还拿着笏板，放在今天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当时，就算是引领时代潮流了。 他就穿着这一身去见了王守仁，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后面，其实隐藏着另一个目的，然而他没有能够骗过王守仁。 王守仁友善地接待了这个人，与他讨论问题，招待他吃饭，他对王守仁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便想拜入门下，王守仁答应了。 不久之后，他又换上了那套行头，准备出去游历讲学。 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一改往日笑颜，极为冷淡地问他，为何要这种打扮。 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么破除理学陋规，讲求心学真义之类。 王守仁静静地听他说完，只用一句话就揭穿了他的伪装： “你不过是想出名而已。”（欲显尔） 这人彻底呆住了，这确实是他的目的，在他出发前，唯恐身份太低，被人家瞧不起，希望利用王守仁来扩大名声，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来炒作自己。 这位仁兄还是太嫩了，要知道，王守仁先生看起来慈眉善目，却是耍诈的老手，当年他老哥出来骗人的时候，估计书生同志还在穿开裆裤。 眼见花招被拆穿，也不好意思呆下去了，他拿出了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向王守仁告别，准备回家。 王守仁却叫住了他，对他说，他仍然是自己的学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此人终于明白，所谓家世和出身，从来都不在王守仁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要做的，只是无私的传道授业而已。 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伪装，庄重地向王守仁跪拜行礼，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学。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艮，他后来成为了王守仁最优秀的学生，并创建了一个鼎鼎大名的学派——泰州学派。（王艮是泰州人） 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 此学派影响极大，精英辈出，主要传人有王栋、徐樾、赵贞吉、何心隐等，这些人身份相差极大，如赵贞吉是朝廷高级官员，何心隐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闹事，实在是五花八门，龙蛇混杂。 但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却是另外两个人，一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启蒙解放的先锋”（官方评价），叫做李贽。 对于这位李贽先生，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那是不奇怪的，毕竟他不是娱乐圈的人，曝光率确实不高，但他在中国思想哲学史上的名声实在是大得吓人，这位仁兄还是一位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事情后面还要讲，这里就不多说了。 而另一个人更为特别，此人不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弟子，只能算个插班生，但如果没有这个人，明代的历史将会改写。 这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的名字，叫做徐阶。 这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也是后面的主角人选，目前暂时留任候补休息。 【光芒】 王守仁是一个伟大的人。 他不嫌弃弟子，不挑剔门人，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将自己几十年之所学倾囊传授，他虚心解答疑问，时刻检讨着自己的不足，没有门户之见，也不搞学术纷争。 据我所知，能够这样做的，似乎只有两千年前的那位仁兄——孔子。 他四处讲学，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征服了无数的人，心学的风潮逐渐兴起，但他的这一举动也惹来了麻烦。 官方权威的程朱理学家们终于无法容忍了，在他们看来，王守仁的“异端邪说”就如同洪水猛兽，会荡涤一切规范与秩序，他们纷纷发起了攻击。 写文章的写文章，写奏折的写奏折（很多人都是官），更绝的是，当时的中央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竟然把影射攻击王守仁的话，当作考题拿来考试，真可谓空前绝后，举世奇观。 漫天风雨，骂声不绝，总之一句话，欲除之而后快。 对于这一“盛况”，他的门人都十分气愤，但王守仁却只笑着说了一句话： “四方英杰，各有异同，议论纷纷，多言何益？” 这不仅仅是一句回答，也是王守仁一生的注解。 他的这种态度打动了更多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看到，在狂潮之中，王守仁依然屹立在那里，泰然自若。 心如止水者，虽繁华纷扰之世间红尘，已然空无一物。 是的，前进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正如同王守仁的光芒，纵然历经千年，饱经风雨，却终将光耀于天下万物之间。 嘉靖六年（1527）五月，天泉桥。 王守仁站在桥上，看着站在他眼前的钱德洪与王畿。 这两个人是他的嫡传弟子，也是他的心学传人。他之所以此时召集他们前来，是因为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 不久之前，朝廷接到急报，两广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叛乱，十分棘手，两广总督姚镆急得跳脚，却又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皇帝想到了王守仁。 于是王守仁先生又一次接到了救火队员的工作，他被委任为左都御史，前往平叛。 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经过长期征战和常年奔波，他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而且此时他已然成为了知名的哲学家，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完全可以拒绝这个差事。 可是如果他拒绝，他就不是王守仁了，他的这一生就是为国为民活着的。王哲学家决定再次拿起武器，深入两广的深山老林去爬山沟。 但在此之前，他还有几句必须要说的话。 钱德洪和王畿肃穆地看着老师，他们在等待着。 王守仁打破了沉默： “我即将赴任，但此去必定再无返乡之日，此刻即是永别之时，望你们用心于学，今后我不能再教你们了。” 钱德洪和王畿当即泪流满面，马上跪倒在地，连声说道： “老师哪里话！老师哪里话！” 王守仁却笑着摇摇头： “生死之事，上天自有定数，我已五十有六，人生已然如此，别无牵挂，只是有一件事情还要交代。” 钱德洪和王畿停止了悲泣，抬起了头。 “我死之后，心学必定大盛，我之平生所学，已经全部教给了你们，但心学之精髓，你们却尚未领悟，我有四句话要传给你们，毕生所学，皆在于此，你们要用心领会，将之发扬光大，普济世人。” 天地竟是如此之宁静，大风拂过了空旷的天泉桥，在四周传来的阵阵风声中，王守仁高声吟道：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钱德洪与王畿一言不发，摒气凝神，记下了这四句话。 此即为所谓心学四决，流传千古，至今不衰。 吟罢，王守仁仰首向天，大笑之间飘然离去： “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嚎哭而来，欢笑而去，人生本当如此。 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论道，王守仁将他毕生的坎坷与智慧传授给了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但是王守仁先生还不能光荣退休，因为他还要去山区剿匪。 王先生虽说是哲学家，但某些方面却很像湘西的土匪，放下枪就是良民，拿起枪就是悍匪，一旦兵权在手，大军待发，他就如同凶神恶煞附身，开始整顿所有部队，严格操练。 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王守仁很清楚，对于叛乱者，讲解哲学是没有用的，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枪杆子才是硬道理。 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真意。 不过估计王守仁先生也没想到，他的到来对这场叛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起码他肯定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到底有多大。 在听到王守仁前来征讨的消息后，领导叛乱的两个首领当即达成了共识——投降。 王先生实在是名声在外，他的光辉业迹、犯事前科早就街知巷闻，连深山老林里的少数民族也是闻名已久，叛乱者也就是想混口饭吃，犯不着和王先生作对，所以他们毫不迟疑地决定接受朝廷招安。 但这二位首领倒还有个担心，由于王先生之前的名声不好（喜欢耍诈），他们两个怕就算投了降，到时候王先生阴他们一下，翻脸不认人怎么办？ 但事到如今，投降生死未卜，不投降就必死无疑，还是投降吧。 其实王守仁先生还是守信用的，只有对不讲信义，玩弄阴谋的人，他才会痛下杀手，见到这二位首领后，他下令拖出去打了顿板子（教训一下），就履行了诺言。 就这样，朝廷折腾了几年毫无办法的两广之乱，王守仁先生老将出马，立马就解决了。 这件事情给他赢得了更多的荣誉，朝廷上下一片赞扬之声，但这最后的辉煌也燃尽了王守仁的生命之火，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 嘉靖七年（1528）十月，他的肺病发作，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回家，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 可是他的病情实在太重了，要等到上级审批，估计坟头上都长草了，王守仁当机立断，带着几个随从踏上了回乡之路。 但他终究没有能够回去。 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王守仁到达了江西南安，再也走不动了，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安息之地。 在临终之前，他的门人聚在他的身旁，问他还有什么遗言。 王守仁笑了笑，用手指向胸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 飞的我可以射，走者我可以网，游的我可以钓。 但是龙，我不知该怎么办啊！学识渊深莫测，志趣高妙难知；如蛇般屈伸，如龙般变化，龙乘风云，可上九天！〗 对于王守仁先生，我别无他法，只能用这段两千多年以前的文字来描述他，这是他应得的称颂。 他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 除了中国外，他的心学还漂洋过海，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他本人也被奉为神明，日日顶礼膜拜，那位东乡平八郎大将就是他的忠实粉丝。 彪炳显赫，自明之后，唯此一人而已。 王守仁的一生，是光明的一生，他历经坎坷，却意志坚定，混迹官场，却心系百姓，他反对暴力和贪欲，坚信正义和良知。 〖赞： 王守仁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是真正的圣贤，当之无愧。〗 【聪明的选择】 朱厚照死的时候，最忙的人是杨廷和。 公正地讲，王守仁先生虽然是千古难得的圣贤，却并非一个掌握时局的人物，他长期担任中央下派干部，基本不在京城混，这种编外人员实在说不上是朝廷重臣。在那些年中，真正支撑国家大局的人是杨廷和。 在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的那个深夜，当皇帝驾崩的消息传来后，杨廷和并不悲痛，这并非是他对自己的学生毫无感情，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悲痛。 那个风雨欲来的夜里，他会见了两个惊慌失措的人，一个是谷大用，另一个是张永。 他们来的目的很简单，只讨论一个问题——谁当皇帝？ 朱厚照兄实在是不够意思，玩够了拍屁股就走了，您倒是轻松了，可是苦了剩下来的兄弟们，这么大个摊子，您倒是给留个接手的人啊！ 由于玩得太厉害，朱皇上没生孩子（哪来这工夫），可大明国不能没有皇帝，这下子张永也慌了，他虽然手握大权，毕竟只是个太监，到底该怎么办，他也没主意了，只能跑去找杨廷和。 相对于他们的慌乱，杨廷和先生却是稳如泰山，面对着张永急切地目光，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兄终弟及，皇位自然有人接任。” 那么这个接替皇位的人是谁呢？ “兴献王之子，宪宗皇帝之孙，孝宗皇帝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 张永和谷大用这才松了口气。 请注意，以上说的不是四个人，而是一个人，毕竟人家是皇族，祖宗三代是都要说清楚的，要知道，当年为了查实刘备先生的中山靖王之后的地位，找出来的族谱长度堪与大学论文相比。 这个背负着四个身份的幸运儿，名叫朱厚熜。他就是明代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嘉靖皇帝。 此时的杨廷和自然十分喜欢这位他推举的皇位继承人，但在不久之后，他将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当然了，这毕竟是之后的事情。 而现在，看着神情放松，放心大胆准备官升一级的张永和谷大用，杨廷和却板起了面孔： “事情还没了结。” 是的，正德年间的这一场大戏，还差最后的一幕才能完成。 而这最后一幕的主角，就是江彬先生，他解决了钱宁，但没有能够搞垮王守仁。 现在他将面对自己的新对手——杨廷和。 很快，杨廷和发布了命令，解散由朱厚照组建，由江彬操纵的团营，解除了他手中的武装，然后他发布命令，由张永、郭勋等人控制京城防务，严禁任何军队调动。 很明显，这是要动手了，京城很快就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流言蜚语四处乱飞，一贯骄横的江彬也顿时乱了马脚，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只能每天和同伙商量对策。 凑热闹的人似乎也不少，不久之后的一天，京军都督张洪深夜突然到杨廷和的家里，通报了一件事情。 “现在江彬那一帮人正在四处活动，他们可能要造反，首辅不可不防！”张洪用饱含忧虑的语气提醒着杨廷和。 然而杨廷和却不以为然： “你不用怕江彬造反，而今天下大定，他以何造反？况且即使他想造反，他的部下也不会跟着他，你多虑了，在我看来，江彬绝不会反！” 张洪看着态度坚决的杨廷和，叹了口气，走了。在他背后为他送行的，是杨廷和那道意味深长的眼神。 他离开了杨廷和的府邸，却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人的住处——江彬。 这位张洪是江彬的心腹，他是奉命来打探消息的，得到了暂时无事的保证，江彬终于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杨廷和却叫来了内阁里的蒋冕和毛纪，准备拟定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很快，江彬接到了一个通知，他获邀参加一个仪式，原来宫里要修工程，按照规定，必须先搞一个祭奠仪式（封建迷信害死人），他老兄也在被邀之列。 这在江彬看来，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所以他去了。 江彬先生这一辈子干过很多坏事，害过很多人，用恶贯满盈来形容实在并不过分，现在终于到了还本付息的时候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欠了债兮你要还。 带着一大群随从的江彬出了门，直奔皇宫而去，可是到了宫门口，护卫通知他，参加仪式，只能让他单独进去，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江彬争了一下，但涉及到程序规定，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丢下了所有手下，只身一人进了宫。 从这里也着实可以看出，江彬先生实在不是个读过书的人，要知道，这一招从古用到今，屡试不爽，是宫廷政变、杀人灭口、报仇雪恨的必备绝招，远到吕后，近到朱棣，都是这一招的长期稳定用户。 现在用户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名字——杨廷和。 江彬进了宫，行完了礼，正准备撤，张永却突然拦住了他，说想请他吃饭。 张永的面子是不能不给的，江彬就跟着他去了，可饭局还没见到，半路上突然跳出来了一个大臣，对江彬说你先别走，还有一道太后的旨意给你。 江彬虽然不读书，却也不是笨蛋，他看了看不怀好意的张永，然后又看着那位准备宣读旨意的大臣，立刻做出了准确的判断。 江彬毕竟是武将，他挣脱了张永的手，拔腿就跑，张永却没有追，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离去的身影。 既然喜欢运动，那就让你多跑会吧。 于是江彬先生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长跑。事实证明，江彬先生虽然经常干坏事，但身体素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先是跑到了西安门，可是大门早已关闭。估计这位兄弟没有学过撬锁，爬墙的技术也不过关，一拍大腿，接着跑吧！ 江彬选手的长跑素质真不是盖的，全速奔跑之下，他很快就跑到了北安门（顺时针方向），到了地方没人给他掐表递毛巾，却有一群看门的太监等着他。 “江都督，你别再跑了，有旨意给你！” 江彬倒还颇有幽默感，一边跑还一边回了句： “今天哪里还有什么旨意！” 于是新的一幕出现了，江彬在前面跑，一群太监在后面追，估计江先生也是跑累了，慢慢地被后面的太监选手们追上，于是大家一拥而上，终结了江彬先生企图打破明代田径纪录的幻想。 不知道是太监们过于激动还是心理问题，据史料记载，江彬先生被抓后，身体没受啥苦，胡子却被人扯了个干净。 正德年间的最后一个权奸就此这种喜剧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总体来说，表现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杨廷和终于解决了所有的对手，他确实验证了当年丘浚的预言，此刻国家已经在他一人的掌握之中。 在正德皇帝去世的四十余天里，大明帝国没有皇帝，唯一说话算数的就是这位杨先生，他在皇室子孙中千挑万选，终于找到了那个叫朱厚熜的人。 选择这个人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他的血缘很近，而且据说很聪明，非常机灵。 其二是一个不大方便说出来的原因，这孩子当时只有十五岁，对于官场老手杨廷和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控制的人。 杨廷和的前半生是十分顺利的，他斗倒了刘瑾，斗倒了江彬，王守仁也被他整得够呛，老油条老狐狸这样的词语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智慧和狡诈。 但是这次他失算了，谁说年纪小就容易控制？要明白，圣人曾经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三日，那个略显羞涩的少年朱厚熜来到了京城，继位成为了新的皇帝，改明年为嘉靖元年，是为嘉靖皇帝。 战无不胜的杨廷和先生那辉煌的前景和未来就将断送在他的手上。 粉饰太平 第一章 皇帝很脆弱 朱厚熜篇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朱厚熜来到了京城。 在此之前，他住在湖广的安陆（湖北钟祥），这位皇室宗亲之所以住在那个小地方，倒不是因为谦虚谨慎，这其实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兴献王就被封到了那里。作为藩王的子弟，他没有留京指标。 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已经得知，自己的堂兄朱厚照死掉了，他将有幸成为新一任的天下统治者。 十五岁的少年朱厚熜仰头看着远处雄伟的京城城墙，想到自己即将成为这里的主人，兴奋的血液冲进了他的大脑。 可还没等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一群官员就迎了上来，出乎他意料的是，这帮人其实并不只是来迎接他的。 “请殿下（此时尚未登基）从东安门进宫，到文华殿暂住。” 换了一般人，对这个要求似乎不会太敏感，只要能到伟大首都就行，还在乎哪条路吗？至于住处，反正当了皇帝房子都是你的，住哪里都是可以的。 可是朱厚熜不愿意，他不但不愿意，甚至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 因为像他这样的皇家子弟，十分清楚这一行为代表着什么意思——皇太子即位。 根据明代规定，这条路线是专门为皇太子设计的，做皇帝不走这条路。 “我要走大明门，进奉天殿！” 这才是正牌的皇帝进京路线。 然而官员们不同意，他们也不多说，只是堵在那里不走。在他们看来，这个十五岁的少年会乖乖地就范，听他们的话。 可惜朱厚熜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 这个十五岁的少年有一种天赋，杨廷和正是看中了他的这种天赋，才决定扶持他成为新一代的皇帝，使他脱颖而出。 他的这种天赋叫做少年老成，虽然只有十五岁，但他工于心计，城府很深，十几岁正好是少年儿童长身体的时候，可这位仁兄很明显只长了心眼。 他拿出了朱厚照的遗诏，告诉他们自己是根据法律文书继承皇帝位，不是来给人当儿子的。 搞完普法教育，朱厚熜又开展了屠刀教育：如果你们再敢挡道，将来登基后第一个就收拾掉你们。 然而大臣们的顽固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们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态，看那意思，你朱厚熜想进大明门，得从我尸体上迈过去。 “好吧，我不去大明门了。”朱厚熜叹了口气。看来他准备屈服了。 可大臣们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就听到了一句让他们震惊的话： “东安门我不去了，我要回安陆。” 下面是集体沉默时间，在朱厚熜挑衅的眼光下，大臣们被制服了，他们看着眼前这个略显稚嫩的少年，陷入了空前的恐慌。 不要紧，不要紧，既然不让我进大明门，我连皇帝都不做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古语有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是眼前的这位仁兄即不是玉，也不是瓦，而是一块砖头。拦路的官员们商量片刻，换了一副恭谨的态度，老老实实地把朱厚熜迎了进去。 必须亮出自己的獠牙，才能有效地控制住所有的人，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这就是少年朱厚熜学到的第一课。 皇帝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廷和那里，但他并没有在意，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小孩子耍耍性子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话虽如此，他也没有放松警惕，必须让这小子接受点教训，才能使他彻底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来管事。 很快，他就拟定了一个计划。 朱厚熜进了皇宫，却并没有丝毫的不适应，他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十分踏实地坐上了堂兄的座位。 这里应该是属于我的，我本就是这里的主人。 从这一天起，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心眼最多的嘉靖皇帝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余年的统治，前面等待着他的，将是无数的考验和折磨。 在他登基后的第六天，第一次攻击开始了。 这一天，礼部尚书毛澄突然上书，奏疏中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列举了很多人的事迹，念了很长时间。一般来说，这种东西都会让皇帝听得打瞌睡，但这一次例外发生了。 朱厚熜从第一个字开始就在认真地听，而且越听脸色越难看，到后来竟然站了起来，脖子青筋直冒。怒目盯着毛澄，恨不得撕了他。 为什么呢？这倒真不能怪朱厚熜先生没有风度，换了是你，听到了毛澄说的那些话，估计你早就操起板砖上去拍毛先生了。 事情全出在毛澄的奏折上。 他的这份文件写得很复杂，但意思很简单： 皇帝陛下，我们认为您现在不能再管您的父亲（兴献王）称为父亲了，根据古代的规定，您应该称呼他为叔叔（皇叔考），您的母亲也不能叫母亲了，应该叫叔母（皇叔母）。从今以后，您的父亲就是孝宗皇帝，管他叫爹就行。 最后顺便说一句，为保证您能够顺利地改变称呼，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我们几个人商定，如果大臣中有谁反对这一提议的，可以定性为奸邪之人，应该推出去杀头（当斩）。 朱厚熜虽然年纪小，但读书很早，这篇文章的意思他十分明白，但也十分纳闷： 怎么回事？当个皇帝竟然连爹都当没了？不能认自己的爹，我爹是谁还得你们给我指定一个？这种事还能强行摊派？ 他发出了怒吼： “父母都能这样改来改去吗？” 皇帝发怒了，后果不严重。因为杨廷和先生的回答是可以。 朱厚熜不是个笨人，当他看见朝中大臣们异口同声支持杨廷和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了这个幕后人物的可怕。 于是这个十五岁的少年丢掉了皇帝的尊严，叫来了身边的太监，让他去请杨廷和进宫。 朱厚熜叫杨廷和进宫，却并没有在大殿上下达命令，而是安排他进了偏殿，恭恭敬敬地请他喝茶。说白了，他是找杨廷和来谈判的。 于是这位少年皇帝放下皇帝的架子，用恭维上级的口气吹捧了杨廷和一番，表扬他的丰功伟绩，最后才为难地表示，自己的父母确实需要一个名分，希望杨先生能够成全。 可是这个历经四朝，已经六十三岁的老头子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认真地听取了皇帝大人的意见，表示会认真考虑，之后却是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无奈之下，朱厚熜只好和杨廷和玩起了公文游戏，他把表达自己意思的文书下发，要内阁执行。 然而这所谓的圣旨竟然被杨廷和先生退了回来，因为根据明代规定，内阁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意见不对，可以把圣旨退回去，这种权力的历史学名叫作“封驳”。 普通老百姓如果有了委屈没处告状，可以去上访，然而朱厚熜先生连这个最后的退路都没有，因为他的上访信只能交给他自己。 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无奈的朱厚熜终于意识到，他虽然是皇帝，却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在这座宫殿里，皇帝的称号论斤卖也值不了多少钱，要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 然而他没有实力，不但得不到支持，连一个为自己父母争取名分的理论说法都没有，要论翻书找法条，他还差得太远。 眼看父母的名份就要失去，痛苦的朱厚熜却软弱无力，毫无办法，但天无绝人之路，在他最为绝望的时候，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出现了。 【算卦】 四年前（正德十二年，1499 年）京城。 一个举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发榜处，这里刚刚贴出了这一科的会试结果，前前后后看了十几遍之后，他终于确认自己又没有考上。 为什么要说又呢？ 因为这已经是他第七次落榜了，这位仁兄名叫张璁，他中举人已经差不多二十年，此后每三年进一次京，却总是连个安慰奖也捞不着，而这次失败也彻底打垮了他的耐心和信心。 他不打算继续考下去了，看这个情形，没准等自己孙子娶了老婆，还得杵着拐棍去北京考试，就算到时考上了，估计不久后庆功会就得和追悼会一起开了。 那就去吏部报到吧，按照政府规定，举人也可以做官，就算官小，毕竟能够混个功名也是好的。 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入吏部大门，成为一位候补官员的时候，却遇见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 这个人姓萧，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他这个御史除了告状之外，倒也搞点副业——算卦，据说算得很准，于是张璁先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觉悟，请他给自己算了一卦。 萧御史拿出了江湖先生的架势，测字看相一套行头下来，却沉默了下来。 张璁没有心思和他捉迷藏，急切地向他询问结果。 “再考一次吧。” 这不是张璁想要的答案，在科举这口大铁锅里，他已经被考糊了。 “只要你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中！”萧半仙打了保票，然而更刺激的还在下面： “你考上之后，几年之内必定能够大富大贵，入阁为相！” 张璁瞪大了眼睛，看着神乎其神的萧半仙：兄弟你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吧！ 连个进士都混不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张璁不满地盯着萧御史，他认为对方明显是在拿自己寻开心，准备结束这场荒唐的对话，去吏部接着报到。 然而萧御史拉住了他，认真地对他说道： “再考一次吧，相信我，没错的。” 张璁犹豫了，虽然再失败一次很丢人，但他已经考了二十年了，债多了不愁，顶多是脸上再加一层皮，思前想后，他决定再考一次。 正德十六年（1521），第八次参加会试的张璁终于得偿所愿，他考上了，虽然名次不高（二甲第七十余名），但总算是中了进士。 不过这个考试成绩实在不好，他没有被选中成为庶吉士，这就注定他无法成为翰林，而当时的惯例，如不是翰林，要想入阁就是痴人说梦，更何况张璁贤弟已经四十七八岁了，这个年纪也就只能打打牌，喝喝茶，等到光荣退休。 这样看来，萧半仙仍然是个大忽悠。 张璁先生不抱任何指望了，他被分配到礼部，却没有得到任何工作，估计是礼部的官员对这个半老头子没啥兴趣，只给了他一个实习生的身份。 人只要没事做，就会开始瞎琢磨，张璁就是典型范例，他穷极无聊之下，看到了毛澄先生撰写的那份“爹娘名分问题研究报告”，顿时如同醍醐灌顶，幡然醒悟！ 他终于意识到，萧半仙可能是对的，庶吉士当不上了，翰林也当不上了，但入阁为相依然是可能的！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飞黄腾达就在眼前！ 但风险也是很大的，张璁十分清楚，他的对手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毛澄，真正的敌人是那个权倾天下，比皇帝还厉害的杨廷和。 得罪了他，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因此，在当时的朝廷里，大臣们宁可得罪皇帝，也不敢得罪杨大人，十年寒窗混个功名，大家都不容易啊。所以这事很多人都知道，但谁也不敢多嘴。 可偏偏张璁先生是个例外，他这个功名本来就是碰来的，和捡的差不多，况且中了进士之后也是前途渺茫，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实在太欺负人了。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谁怕谁，大不了就当老子没考过好了！ 张璁先生虽然不算是个好考生，但也有个特长——礼仪学。他对于古代的这套形式主义很有心得，此刻正中下怀，挑灯夜战，四处查资料，经过整夜的刻苦写作，一篇惊世大作横空出世。 他看着这篇心血之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睁着满布血丝发红的双眼，急匆匆地向宫中奔去。他明白，自己的命运即将改变。 明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事件之一，“大礼仪”事件就此拉开序幕。 这篇文书的内容就不介绍了，这是一篇比较枯燥的文章，估计大家也没有兴趣读，在文中，张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只向朱厚熜说明了一个观点——你想认谁当爹都行。 朱厚熜实在是太高兴了，他拿着张璁的奏折，激动地对天高呼： “终于可以认我爹了！”（吾父子获全矣） 朱厚熜如同打了激素一般，兴奋不已，他即刻召见了杨廷和，把这篇文章拿给他看，在这位少年皇帝看来，杨先生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 杨廷和看完了，却没有说话，只是开始冷笑。 朱厚熜问：“你笑什么？” 杨廷和答：“这人算是个什么东西，国家大事哪有他说话的份？！” 说完，他放下了奏章，行礼之后便扬长而去。只留下了气得发抖的朱厚熜。 好吧，既然这样，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朱厚熜发作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写了一封手谕，命令内阁立刻写出文书，封自己父母为皇帝和皇后。 我是皇帝，难道这点事情都办不成吗？ 事实生动地告诉朱厚熜，皇帝也有干不成的事情，如果杨廷和先生不同意的话。 内阁的效率甚高，反应甚快，办事十分干净利落，杨廷和连个正式回函都没有，就把那封手谕封了起来，退还给朱厚熜。 皇帝又如何？就不怕你！ 朱厚熜气愤到了极点，他万没想到皇帝竟然当得这么窝囊，决心和杨廷和先生对抗到底。 双方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可上天似乎觉得还不够闹腾，于是他又派出了一个猛人上场，不闹得天翻地覆决不甘休！ 这位新上场选手成为了最终解决问题的人，但此人并非朝廷重臣，也不是手握兵权的武将，而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当然，她也不是什么外人，这位巾帼英豪就是朱厚熜他妈。 俗语有云：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这句话用在这位女士身上实在再合适不过了。 这位第一母亲本打算到京城当太后，结果走到通州才得知她不但当不上太后，连儿子都要丢了。身边的仆人不知道该怎么办，询问她的意见。 “车驾暂停在这里，大家不要走了。” 那么什么时候动身呢？ 随从们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毕竟下人也有老婆孩子，不能总拖着吧。 “想都别想！”，第一母亲突然发出了怒吼，“你们去告诉姓杨的（杨廷和先生），名分未定之前，我绝不进京！” 这就是所谓传说中的悍妇，兴献王（朱厚熜父亲封号）先生娶了这么个老婆，想来应该相当熟悉狮子吼神功，这许多年过得也着实不轻松。 现在人都到齐了，大家就使劲闹吧！ 嘉靖皇帝朱厚熜一听到自己母亲到了，顿时兴奋不已，他趁热打铁，直接派人告诉杨廷和，如果你再不给我父母一个名分，我妈不来了，我也不再干了，宁可回安陆当土财主，也不当皇帝！ 张璁也看准了机会，又写了一篇论礼仪的文章，要求杨廷和让步给个名份。 一时之间，三方遥相呼应，大有风雨欲来，誓不罢休之势。 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得到胜利，因为他们的对手是杨廷和。 腥风血雨全经历过，权臣奸宦都没奈何，还怕你们孤儿寡母？既然要来，就陪你们玩玩吧，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高层次！ 首先，他突然主动前去拜访朱厚熜，告诉他内阁已经决定，将他的父亲和母亲分别命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也算给了个交代。 当朱厚熜大喜过望之时，他又不动声色地给张璁分配工作——南京刑部主事。 南京刑部是个养老的地方，这个安排的意思很简单——有多远你就滚多远，再敢没事找事，就废了你。 最后是那位悍妇，他可不像他的儿子那么好打发，对于目前的称呼还不满意，非要在称号里加上一个皇字。 研究这种翻来覆去的文字把戏，实在让人感到有点小题大做死心眼，但杨廷和却不认为这是小事，他用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反对。 如果要加上那个字也可以，那我杨廷和就辞职回家不干了。 这一招也算历史悠久，今天的西方政治家们经常使用，杨廷和先生当然不是真的想辞职，朝廷中都是他的人，如果他走了，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谁买你皇帝的帐？ 果然这招一出，朱厚熜就慌乱了，他才刚来几天，内阁首辅就不干了，里里外外的事情谁应付？ 于是朱厚熜决定妥协了，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向杨廷和先生投降，当然了，是假投降。 第一回合就此结束。杨廷和先生胜。 可能现代的很多人会觉得这一帮子人都很无聊，为了几个字争来争去，丝毫没有必要，是典型的没病找抽型。 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政治，一位伟大的厚黑学政治家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揭开了背后隐藏的所有秘密： 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他们争来争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权力，几千年来无数人拼死拼活，折腾来折腾去，说穿了也就这么回事。 【计划】 张璁垂头丧气地去了南京，他明白这是杨廷和对他的惩罚，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他也无话可说。 然而正是在南京，他遇见了另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在此人的帮助下，他将完成自己的宏伟梦想——入阁，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桂萼。 桂萼也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很早就中了进士，可惜这人成绩差，只考到了三甲，连张璁先生都不如，分配工作也不得意，只得了一个县令，这人不会做人，得罪了上司，被发配到刑部，混了一个六品主事。 当张璁第一次与桂萼交谈，论及个人的悲惨遭遇和不幸经历时，桂萼已经认定，这位刑部同事将是自己一生的亲密战友。 在无人理会、无所事事的南京，桂萼和张璁在无聊中打发着自己的时光，不断地抱怨着自己悲惨的人生，痛诉不公的命运，直到有一天，他们握紧了拳头，决定向那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人发起进攻。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很实际的，张璁是二甲进士，桂萼是三甲进士，而他们的对手杨廷和先生则是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岁当翰林的天才。张璁和桂萼是刑部主事，六品芝麻官，杨廷和是朝廷第一号人物，内阁首辅。 差生对优等生，小官对重臣，他们并没有获胜的希望。 但老天爷似乎注定要让萧半仙的预言兑现，他向这两位孤军奋战的人伸出了援手。 不久之后，一个叫方献夫的人出现了，他站在了张璁桂萼一边，为他们寻找与杨廷和作战的理论弹药。 此后，黄宗明、霍韬等人也加入了张璁的攻击集团。 这些人的名字就不用记了，之所以单列出来，只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老师——王守仁。 此时王守仁先生已经不在朝廷里混了，他被杨廷和整顿后，改行当了老师，教起学生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他的学生参加这次政治斗争并非出自他的授意，但根由确实来源于他。 由于王守仁先生的专业是心学，一向主张人性解放，学这门课的人见到不平之事一般都会去管管闲事，就这么解放来，解放去，终于解放到了皇帝的头上。 嘉靖先生虽然是贵为天子，却被老油条杨廷和先生欺负，连父母都不能认，这件事情干得很不地道，当时许多人都看不过去，其中最为义愤填膺的就是心学的传人们。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打倒专横跋扈的杨廷和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此我们得出了明代官场第一魔咒：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去惹王守仁。 但王守仁先生的魔力还不止于此，他活着的时候，得罪他的没有好下场，在他死后，其精神力量依然光辉夺目，成为无数奸邪小人的噩梦。 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张璁找到了桂萼，希望他干一件事情——上奏折向杨廷和开炮。 桂萼不干。 他虽然也算是个愤怒中年，但这种引火烧身的事情倒也不敢干，便又把矛头对准了张璁： “这件事太过冒险，要干你自己去干。” 张璁胸有成竹地看着他： “这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尽管放心，若此折一上，我等必获全胜！” 桂萼饶有兴致地等待着他如此自信的理由。张璁却只是笑而不答。 张璁的自信确实是有理由的，他得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的支持，这位仁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就是杨一清先生。 说来他也算是阴魂不散，混了几十年，搞垮无数猛人，虽然原先他和杨廷和是同志关系，有过共同的革命战斗友谊（对付刘瑾），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也觉得杨廷和太过分了，杨先生向来帮理不帮亲，他调转了枪口，成为了张璁集团的幕后支持者。 张璁从未如此自信过，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竟然得到了如此大的支持。 很好，所有的一切都已齐备，攻击的时刻到了。 粉饰太平 第二章 大臣很强悍 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张璁向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对手发动了进攻。 桂萼首先发难，他上书皇帝，表示现有称谓并不适宜，应该重新议礼。 这份文书呈上之后，嘉靖自然是十分高兴，他又叫来了杨廷和，问他的看法。为了对付这块硬骨头，嘉靖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然而这一次，杨廷和的表现出乎他的意料。 老江湖杨廷和没有再表示反对，却也不赞成，只是淡淡地对皇帝行了礼，叹息一声道： “我已经老了，请陛下允许我致仕吧。” 嘉靖惊呆了，他不知道这位老江湖又打什么算盘，当时就愣住了。 杨廷和没有开玩笑，他确实是不想干了，对于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来说，长达四十余年的勾心斗角、你来我往，他已经彻底厌倦了。 于是历经四朝不倒的杨廷和终于退休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挽留，他还是十分绝然地走了。 第二回合，嘉靖胜。 嘉靖在高兴之余，又有几分纳闷，为什么这个权倾天下，无数次阻挠妨碍自己的老头子会突然自动投降呢？ 这是一个萦绕他多年的谜团，直到四十多年后，他才找到了答案。 同样的疑问也困扰着另一个人，这个人是杨廷和的儿子，叫作杨慎。 这位仁兄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的知名度比他爹还要高，而且这个人还曾干过一件更让人惊叹的事情——他中过状元。 这件事情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中状元虽然难得，也不是什么新闻，最多只能说明他是个优等生，如此而已。但此事之所以十分轰动，是因为他中状元的年份有点问题。 杨慎先生是正德六年（1511）的状元，而在那一年，他的父亲杨廷和已经是入阁掌控大权的重量级人物。 古人是讲面子的，像杨慎这种高干子弟如果中了状元，不但不是个光彩的事情，反而会引发很多人的议论。可怪就怪在这件事情没有引发任何争议。 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杨慎是理所当然的状元，他少年时，学名已经传遍天下，这个人还有个著名的外号——“无书不读”，由此可见他博学到了何等程度。 于是杨慎中状元就成了很正常的事情，他要是不中，反倒是新闻了。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根据另外一些资料记载，他的这个状元可能是潜规则的产物，也就是当年唐伯虎案件中的那个“约定门生”。 据说在那一年殿试之前，曾有一个人私底下找到了杨慎，向他透露殿试的问题，使得杨慎轻松夺得了状元。而那个人就是杨廷和的好同事，内阁第一号人物李东阳。 但无论如何，杨慎先生确实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当他的父亲执意要退休时，他也曾发出了同样的疑问——你为什么要走？ 杨廷和笑了笑，告诉他这个年少气盛的儿子：到时候你自然会明白的。 可杨慎并没有仔细琢磨父亲的这句话，他只知道，张璁告了黑状，皇帝赶走了他爹，这个仇不能不报！ 于是杨慎强行从他父亲的手中接过了旗帜，成为了张璁的新对手。 可是还没等到他发起进攻，另一帮人却先动手了。 嘉靖三年（1524）二月，内阁的最后反击开始。 杨廷和的离去触碰了最后的警报线，在内阁大臣的授意下，礼部尚书汪俊上书了，但他并非一个人战斗，这位兄台深知人多力量大，发动了七十三个大臣和他一起上书，奏折中旁征博引，大发感慨，这还不算，他的落款也是相当嚣张：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 这意思就是，我现在上书还算是文明的，如果你再不听，还有八十多封奏折，二百五十多人等着你，不用奏折埋了你，口水也能淹死你！ 要换了一年前，估计嘉靖就乖乖认错投降了，可是经过和杨廷和先生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位少年皇帝不再畏惧任何人，因为他已然明白，这个世界只属于有实力的人。 但毕竟对手是一大堆读书人，论学历论口才皇帝根本就不是这些应试教育奇才的对手，于是他下达了一个命令——召桂萼、张璁进京。 既然你们要闹，那就索性搞大一点，开个辩论会，看看谁骂得过谁！ 内阁听到了风声，当时就慌乱了，他们十分清楚，如果张璁等人进京辩论，自己一定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因为道理并不在他们一边。 逼着皇帝不认自己的爹，这种缺德事情哪有什么道理好讲。 不过老油条就是老油条，汪俊等人见势不妙，马上找到了嘉靖皇帝： “臣等考虑过了，皇上圣明，兴献帝后名号前应该加上皇字。” 这就是混了几十年的老官僚，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见风使舵，水平高超，名不虚传。 嘉靖高兴地笑了，他苦苦追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 当然了，妥协是要获取代价的。 “请陛下下令，无关官员不必再参与此事。” 所谓无关官员，就是张璁和桂萼。 其实嘉靖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有两个爹，一个是明孝宗朱祐镗，他亲爹兴献帝只能排老二，而且名号也不好听——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 后面的称呼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前面的那两个字——本生。 这实在是个让人不快的称呼，因为将来嘉靖先生要介绍自己祖宗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他必须指着孝宗皇帝牌位——这是我爹，然后再指着兴献帝牌位——这是我本生爹。 在目前的形势下，只要嘉靖能够坚持下去，就能够摆脱这种窘境，给自己父亲一个恰当的名分，然而此时，他犯了糊涂。 因为这位皇帝虽然聪明，毕竟还是个孩子，本就没有什么更大的企图，爹娘有个名份就够了，事情到了这里，他也觉得差不多了，于是他答应了汪俊的要求，派出使者让张璁打道回府。 当使者见到张璁的时候，已经是嘉靖三年（1524）四月，张璁这位慢性子才刚刚走到凤阳。 他虽然走得慢，思维却一点也不慢，一听到嘉靖的旨意，就知道他被大臣们忽悠了，天理人情都在手中，认自己的父亲，有什么错！ 谁能阻拦！ 他没有回去，而是立刻给嘉靖皇帝上了一封奏折，此奏折言简意赅，值得一提： “皇上你被骗了！礼官们怕我们进京对质，才主动提出让步的，并没有什么意义（孝不孝不在皇），如果你不坚持下去，天下后世仍不会知道陛下亲生父亲是何许人也！” 嘉靖被点醒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大臣们的缓兵之计。他收回了命令，张璁、桂萼终于进入京城。 张璁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不禁感叹万分，他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这个他当初曾饱受蔑视和侮辱的地方，在他看来，一展抱负的时候来到了。 但他绝不会想到，在前方等着他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一场最为猛烈的疾风暴雨即将到来。 【左顺门的圈套】 张璁进城了，内阁却保持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平静，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确实辩不过张璁，因为道理从来都不会站在强迫人家认爹的一方。 大臣们彻底没辙了，但张璁先生离胜利仍然十分遥远，因为一个更强的对手已经站在他的面前。 当时的内阁掌权者主要是蒋冕、毛纪这些老头子，他们饱经风雨，经验丰富，也知道这件事情干得不地道，准备就此了事。但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 因为新一代的青年官员已经崛起，而他们的领导者正是老同事的儿子杨慎。 在杨慎看来，张璁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他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于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 但按照目前的形势，要公开辩论，恐怕很难驳倒对方，那该怎么办呢？ 杨慎不愧是高干子弟，略一思索，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找人打死张璁。 文斗不行就改武斗，这种黑社会常用的手段竟然是杨慎的第一选择，真不知道他这些年读的都是些什么书。 其实以杨慎的身份，要打死张璁这样的小官并不难，找几个打手埋伏起来，趁着夜深人静之时一顿猛揍，张璁想不死都很难。到时候报个抢劫案件，最后总结一下当前治安形势，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可谓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杨慎估计是当太子党的时间太长了，谁都不放在眼里，竟然想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计划。他不但打算干掉张璁，还选择了一处让人意想不到的行凶地点——皇宫。 他要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璁！ 当然了，大明还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杨慎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他选择的那个行凶地点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打死人是不用负责任的。 而这个天王老子也没法管的合法杀人地域叫做左顺门。 左顺门之所以能够得到死刑豁免权，那还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因为在七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打死过三个人，而且所有行凶者全部无罪释放。 这就是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王振的三个同党在左顺门附近被大臣们一顿海扁，全都做了孤魂野鬼。按说打死了也就打死了，可也出了个副作用，此后这个地方竟然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圣地，每逢朝中出了个把小人，就有人到这里来拜，来骂，也没人去管。 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打死奸邪小人的指定地点，最后甚至发展到刑部官员也默认了此地的特殊意义，表示如果在这里打死人，可以按照前例不予追究。 换句话说，这就是个打死人不赔命的地方。 高干子弟杨慎选择这个地方，可谓用心歹毒，这么一来，张璁死后也只能做个糊涂鬼，连个伸冤的地方都找不到。 杨慎的主意得到了众人赞成，于是一个合法杀人的犯罪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杨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集团头目。 杨头目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埋伏在左顺门附近，等到张璁走到地方，大家一拥而出，乱拳将他打死，然后各自跑回家。 看上去似乎很完美，但事实证明，这实在是个烂得不能再烂的蹩脚计划。 因为杨头目虽然书读得好，却没有打架的经验，他忘记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皇宫不是菜市场，也不是监狱的放风场所，几十个衣冠楚楚的大臣不去上朝，却四处瞎转悠，只要张璁还没疯，就肯定知道事情不对。 其次，我们知道，但凡高水平的打群架斗殴，都有固定的行动计划，逃跑路线，事前统一分发兵器（如菜刀，木棍等），事后找人出来背黑锅，一应俱全才开始行动。 杨头目啥也没有，就敢动手，实在是缺乏考虑，但就是这么个计划，还是差点把张璁和桂萼送进了鬼门关。 大臣们定下计划之后，就开始每天在左顺门闲逛，就等着张璁桂萼进京了。 可是他们等来等去，却始终不见张璁的踪影，按说这人应该进京了，偏偏就是不见踪影，难道他还长了翅膀？ 张璁没有翅膀，却有心眼，他在进京的路上已经得知有人想黑他，到了京城后没有马上晋见，却躲了起来，趁人不备才一路小跑进了宫，杨慎等人得到消息的时候，张璁早就安全撤退了。 实现了胜利大逃亡的张璁终于定下了神，他拍了拍胸口，坐在家里开始安心喝茶，在他看来，事情已经结束了。 可是这位仁兄实在高兴得过了头，忘记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桂萼。 桂萼和张璁是皇帝的两大理论干将，本该同时进京，可偏偏他们是分头走的，张璁走得快，桂萼慢，张璁得到了消息，桂萼却还被蒙在鼓里，虽说当年桂萼没有手机，没法收到短信通知，但张璁实在应该派人给他报个信，可张兄兴奋之余，把这茬给忘了，这下桂萼同志要吃苦头了。 话说桂萼先生一路洋洋得意地进了京，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也不去看老战友张璁，迫不及待地进了宫。 踏入皇宫的那一刻，桂萼真正感觉到了权力的力量，一个无人理会的芝麻官历经磨难，终于走到了中央舞台。 他旁若无人地扫视着四周的人，周围的人也以诧异的眼光看着他，在脑袋充血的桂萼看来，这是对他的羡慕和妒忌。 所以他并没有在意，直到他走到了左顺门。 这一路上，桂萼的回头率很高，他也已经习惯了被人关注，但在左顺门，迎接他的已不仅仅是关注。 当桂萼出现的时候，立刻引发了大幅度的骚动，原先散布在四周的官员们立刻聚拢起来，眼中放射出恶狼般饥渴的目光，大声的叫喊此起彼伏： “来了！来了！不要让他跑了！” 事实证明，桂萼是一个运动神经十分发达的人，看着那群如狼似虎的大臣向自己冲来，桂萼没有停下来对此进行详尽分析和研究，而是立刻撒腿就跑。 于是继江彬之后，皇宫中的第二次赛跑又开始了，桂萼跑，大臣们追，而赛跑成绩也证明，天天坐机关确实危害人的体质，这群大臣们连当年的那帮太监都不如，愣是没有跑过桂萼。 桂萼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向宫门冲过去，由于没有上级的授意，宫门仍然是开启的，桂萼像兔子一样窜了出去，就此逃出生天。 气喘吁吁的杨慎追到了门口，却眼睁睁地看着桂萼带着一路烟尘扬长而去，气急败坏却也没有办法。他终于知道了要组织一次成功的斗殴有多么的困难。 杨慎失败了，但桂萼却是惊魂未定，他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和杨廷和的儿子做对，谁还敢为他们出头呢？ 关键时刻，张璁派人找到了他，告诉他有一个人可以保护他们的人生安全。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 张璁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敢于公开和杨慎作对的，也只有郭勋了。 这位郭勋是何许人也？他又什么资本敢和高干子弟杨慎对着干？ 答案很简单，他也是高干子弟，而且他家比杨慎家厉害得多。杨慎他爹杨廷和不过是个首辅，而郭勋家的后台可就大了去了。 在朱元璋的屠刀之下，洪武年间的功臣大都提前到阎王那里报到了，但事实证明，绝世高人依然是存在的，有两位仁兄就突破各种阻碍和死亡陷阱，终于熬了过来，活得比朱元璋长。 这两个人一个叫耿炳文，另一个叫郭英。 耿炳文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由于他擅长防守，不会进攻，被朱元璋留下来为自己的子孙保驾护航，也就是说他的存活是出于领导的实际需要，并不值得骄傲。 对比之下，郭英的待遇就很奇怪了，他也是身经百战，而且很能打仗，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活下来？ 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他确实有充分的生存理由。 首先他的妹妹是朱元璋的老婆——著名的郭宁妃，而且这位英雄母亲还给朱元璋生下了一个儿子——鲁王朱檀。 其次，他还是朱元璋的亲家，他的儿子娶了朱元璋的女儿。 最后，他很低调。 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实在没有杀掉他的理由，毕竟是熟人，确实不好意思动手。 所以郭家就成了功臣中硕果仅存的名门，不管外面腥风血雨，漫天风浪，这一家子却总是稳如泰山，长命百岁。 不但郭勋本人活得很够本，他的子孙也不是孬种，在正统年间土木堡惨败后镇守大同，为国家立下奇功的郭登就是郭家的优秀子孙。 而到了嘉靖年间，这一家人势力越来越大，比如郭勋虽然不是朝中重臣，也没有发言权，却没人敢惹，因为他虽不管朝政，却管禁军！ 手上有这么一帮子打手，杨慎就算长了十个脑袋，也不敢跑到他家去闹事。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张璁和桂萼每天提前上朝，到了下班时间两个人看准机会，一溜烟就往东华门跑，出门之后直奔郭勋家，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的运动功底相当扎实，杨慎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每天集结斗殴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慢慢的大臣们都失去了打群架的热情，张璁和桂萼就这样躲了过去。而郭勋也就此成为了张璁等人的死党。 当然了，郭勋这种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他之所以要袒护张璁，原因十分简单——投机。 他早已看出，张璁身后有着皇帝的支持，而这位少年皇帝十分厉害，将来必定能够控制大局，所以他把筹码全部押了下去。 现在看来，他是个高明的赌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赌博最终让他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最后的示威】 郭勋先生离他最后的结局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目前，他还是十分得意的，而情况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张璁即将成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者。 虽然局势很不利，但杨慎并没有举手投降，既然不能肉体消灭，他就换了个方法，联合三十多名大臣上了一封很有趣的奏折，大意如下： “我们这些大臣谈论的都是圣人（程颐、朱熹）的学说，张璁、桂萼却是小人的信徒，既然皇上你宁可信任张璁桂萼，而不相信我们的话，那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吧！” 这一招叫做以退为进，杨慎老爹早就已经用过，实在不新鲜，嘉靖同志看过后只是付之一笑，根本不予理睬。 另一方面，张璁桂萼却是平步青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而在他们的帮助下，嘉靖先生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他准备不久之后，就把那个碍眼的“本生”从父亲的称呼中去掉。 杨慎终于走进了死胡同，皇帝不听他的话，他也无力与皇帝对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已无计可施。 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打算放弃他，在这几乎绝望的关头，他给了杨慎最后一个机会。 嘉靖三年七月戍寅。 朝堂上又是骂声一片，大臣们争相反对张璁桂萼，陈述自己的观点，可是嘉靖已经掌握了对付这些人的办法——不理。无论要骂人的还是想吵架的，他压根就不搭理，等到这帮兄弟们说累了，下班时间差不多也到了，嘉靖随即宣布散朝，告诉那些想惹事的大臣：今天到此为止，明天请早！ 日子就这样在争吵中一天天地过去，在嘉靖看来，今天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他错了，沉寂的怒火终会点燃，而时间就在今天。 因为在那些忿忿不平的人群中，有一个心怀不满的人即将爆发！ 这个人是吏部右侍郎何孟春，今天他心情不好，因为他费尽心机写的一封骂人奏折被留中了。 所谓留中，就是奏折送上去没人理，也没人管，且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会在废纸堆里或是桌脚下发现它们的踪影。自己的劳动成果打了水漂，何孟春十分沮丧。 不能就这么算了！他打定了主意。 “诸位不必丧气！”何孟春突然大声喊道，“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皇上必定会回心转意！” 这一声大喝把大家镇住了，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准备听他的高见。 吆喝结束了，下面开始说理论依据： “宪宗年间，为慈懿皇太后的安葬礼仪，我等先辈百官在文华门痛哭力争，皇帝最后也不得不从！今日之事有何不同，有何可惧！” 这里我插一句，何孟春先生说的事情确实属实，不过这事太小，所以之前没提，诸位见谅。 听到这句话，大家马上理论联系实际，就地开展了诉苦运动，你昨天被欺负了，我前天被弹劾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众人情绪逐渐高涨，叫喊声不绝于耳，愤怒的顶点即将到来。 形势已经大乱，文官们争相发言，慷慨激昂，现场搞得像菜市场一样喧嚣吵闹，混乱不堪，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些什么。 关键时刻，一声大喝响起，中气十足，盖住了所有的声音，明史上最为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此诞生：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发言者正是杨慎。 要说这位仁兄的书真不是白念的，如此有煽动性的口号也亏他才想得出来。 一声怒吼之后，现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杨慎，看着这个挥舞着拳头，满面怒容的人。 面对着眼前这群怒火中烧的青年人，杨慎的血液被点燃了。父亲的凄凉离场、高干子弟的门第与尊严使他确信，正义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话已经说出口了，事到如今，要闹就闹到底吧！ 杨慎又一次振臂高呼：“事已至此，大家何必再忍，随我进宫请愿，诛杀小人！” 愤青们的热情就此引爆，他们纷纷卷起袖子，在杨慎的率领下向皇宫挺进。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比较流氓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闹事的人固然很多，和平爱好者也不少，许多大臣看到杨慎准备惹事，嘴上虽然没说，但脚已经开始往后缩，那意思很明白，你去闹你的事，我回家吃我的饭。 可就在他们准备开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人群中突然跳出来两个人，跑到了金水桥南，堵住了唯一的出口，这两个人分别是翰林院编修王元正和给事中张翀，他们一扫以往的斯文，凶神恶煞地喊出了一句耸人听闻的话： “今天谁敢不去力争，大家就一起打死他！” 这就太不地道了，人家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你凭啥硬逼人家去，但此时已经容不得他们有丝毫犹豫了，去可能会被打屁股（廷杖），但不去就会被乱拳群殴！ 如此看来，杨头目实在有点搞黑社会组织的潜质。 于是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下朝的大臣们一个也没走成，在杨慎的带领下，他们一起向左顺门走去。沉积了三年的愤怒和失落将在那里彻底喷发。 实际上，这绝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君臣矛盾，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另有奥妙。 根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六部尚书（正部级）五人，监察院都御史（正部级）二人，六部侍郎（副部级）三人，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一百余人。 中央一共六个部，来示威的就有五个部长，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皇帝你要是再不让步，今天咱们闹腾到底，明天不过日子了！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 这群人气势汹汹，除了手里没拿家伙，完全就是街头斗殴的样板，宫里的太监吓得不轻，一早就躲得远远的，左顺门前已然是空无一人。 嘉靖人生中的第一次危机到来了，他将独自面对大臣们的挑战。 二百多人到了地方，不用喊口令，齐刷刷地跪了下来，然后开始各自的精彩表演：叫的叫，闹的闹，个别不自觉的甚至开始闲扯聊天，一时之间人声嘈杂，乌烟瘴气。 十八岁的朱厚熜终于开始发抖了，自从他进宫以来，就没消停过，经历多场恶战，对付无数滑头，但这种大规模的对抗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毕竟还是年轻，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慌张，准备妥协。 不久之后，几个司礼监来到了左顺门，向官员们传达了皇帝的意思，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你们辛苦了，我都知道了，事情会解决的，大家回去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官话”，俗称废话。 老江湖们置之不理，依然自得其乐，该闹的闹，该叫的叫。没有人去搭理这几个太监，只是喊出了一句口号： “今日不得谕旨，誓死不敢退！” 太监们铩羽而归，朱厚熜也没有别的办法，既然一次不行，那就来第二次吧，既然要谕旨，就给你们谕旨！ 于是太监们走了回头路，转达了皇帝的旨意，让他们赶紧走人，可这帮人就是不动，无奈之下，太监们开始向那些跪拜在地的人们讨饶：诸位大爷，拜托你们就走了吧，我们回去好交差。 可是在那年头，跪着的实在比站着的还横，大臣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今天你朱厚熜不说出个一二三，绝不与你善罢甘休！ 朱厚熜又一次发抖了，但这次的原因不是恐惧，而是愤怒。他已经忍耐了太久，自打进宫以来，这帮老官僚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干涉自己的行为不说，当皇帝连爹妈都当没了，现在竟然还敢当众静坐，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应该到头了。 “锦衣卫，去把带头的抓起来！” 既然已经图穷，那就亮刀子吧，对于秀才，还是兵管用。 一声令下，锦衣卫开始行动，这帮子粗人不搞辩论也不讲道理，一概用拳头说话，突然冲入人群一阵拳打脚踢，把带头的八个人揪了出来，当场带走关进了监狱。 朱厚熜这一下子把大臣们打懵了，他们没想到皇帝竟然真的动了手，在棍棒之下，一些人离去了。 朱厚熜原本认为用拳头可以解决问题，可事实证明他错了，他的暴力将引发更为疯狂的反击。 当锦衣卫冲进人群乱打一通的时候，杨慎早已躲在了一旁，这位仁兄实在是个精明人，一看情况不对就跳到了旁边，打仗是重要的，但躲子弹也是必要的。 估计他的隐藏工作做得不错，锦衣卫抓首要分子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漏了过去，但事实证明，杨慎虽然机灵，却并不奸猾，没有给他爹丢脸，就此一走了之。 面对着锦衣卫的围攻，杨慎握紧了拳头，愤怒扫荡着他的大脑，冲动的情绪终于到达顶点，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当人们有所动摇，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又一次站了出来，点燃了第二把火： “今日事已至此，各位万不可退走！若就此而退，日后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他的这声吆喝再次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杨头目发话了，自然是有种的就跟上来，大家又围拢过来，虽说走了几十个，但留下来的一百多人都是真正的精华——年纪轻，身体好，敢闹事。 事情彻底失去了控制。 一百多名精英闹事分子纷纷站起身来，一拥而上，冲到了左顺门口，他们这次的斗争方式不再是跪，而是哭。 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但这一百多位好汉倒未必有什么难言之隐，伤心之处，根据本人考证，这帮兄弟应该基本没流什么眼泪，他们所谓的哭，其实是“嚎”。 哭是为了发泄情绪，流泪是最为重要的，而闹事要的就是声势，低声哭没啥用，一定要做到雷声大雨点小，以最小的精力换取最大的效果。在这种工作思想的指导下，一百多人放声大嚎，天籁之音传遍宫廷内外，直闹得鸡犬不宁，人仰马翻。 带头的杨慎和王元正不愧是领袖人物，还哭出了花样——撼门大哭。大致动作估计是哭天抢地的同时用头、手拍门，活脱脱一副痛不欲生、寻死觅活的摸样。 朱厚熜快要崩溃了，赶走一批竟然又来一批，跪就跪吧，闹就闹吧，还搞出了新花样！开始他还没怎么想管，估摸着这帮人过段时间哭累了也就回去了。 可他小看了这帮人的意志力，要知道他们虽然跑步水平不高，但嚎哭的耐力还是相当持久的，这一百多号人从早朝罢朝后一直哭到中午，压根就没有回家吃饭的意思，而且还大有回家拿被子挑灯夜哭的势头。 这倒也罢了，关键是一百多人在这里嚎哭，此情此景实在太像遗体告别仪式，搞不清情况的初一看还以为新皇帝又崩了，政治影响实在太坏。 皇帝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也不打算再忍下去了，既然抓带头的不管用，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 他又一次派出了锦衣卫，不过这回他多长了个心眼，加了一道工序——记录名字。 朱厚熜终于下定了决心，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全部严惩不贷！ 可当锦衣卫拿着纸和笔来到大臣们面前准备记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按照常理，此时的大臣们应该是惊慌失措，隐瞒姓名，可让锦衣卫大吃一惊的是，这些书呆子知道他们的来意后却是大喜过望，立即表示不用他们动手，自己愿意主动签名留念。 原来这帮兄弟根本就不害怕皇帝整治，他们反而觉得因为这件事情被惩处，是一件足以光宗耀祖的事情，以后还能在子孙面前吹吹牛： 你老子当年虽然挨了打，受了罚，但是长了脸！ 纵使憨直，诚然不屈，这就是明代官员的气节。 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人一点也不小气，觉得自己光荣还不够，本着荣誉人人有份的原则，在上面还代签了许多亲朋好友的名字，把压根没来的人也拉下了水。 于是原本现场只有一百四十多个人，名单却有一百九十个，真可谓是多多益善。 签完了名字，锦衣卫二话不说，把这一百多号人几乎全部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这场嘉靖年间最大的示威运动就此平息。 皇宫终于恢复了平静，大臣们也老实了，话是这么说，但事情不能就此算数，因为气节是要付出代价的。 粉饰太平 第三章 解脱 第二天，朱厚熜开始了全面反击，明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廷杖之一就此拉开序幕。 除了年纪太大的，官太高的，体质太差，一打就死的，当天在左顺们闹事的大臣全部被脱光了裤子，猛打了一顿屁股，此次打屁股可谓盛况空前，人数总计达到一百四十余人，虽然事先已经经过甄别，但仍有十六个人被打成重伤，抢救无效一命呜呼，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二，怎一个惨字了得。 但最惨的还不是这十几位兄弟，死了也就一了百了，另外几位仁兄却还要活受罪。比如杨慎先生，他作为反面典型，和其他的六个带头者被打了一顿回笼棍。 棍子倒还在其次，问题在于行刑的时间，距离第一次打屁股仅仅十天之后，杨头目等人就挨了第二顿，这种杠上开花的打法，想来着实让人胆寒。 毕竟是年轻人，身体素质过硬，第二次廷杖后，杨慎竟然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由于他在这次行动中表现过于突出，给朱厚熜留下了过分深刻的印象，皇帝陛下还给他追加了一个补充待遇——流放。 杨慎的流放地是云南永昌，这里地广人稀，还尚未开化，实在不是适合居住之地，给他安排这么个地方，说明皇帝陛下对他是厌恶到了极点。 从高干子弟到闹事头目、流放重犯，几乎是一夜之间，杨慎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目前唯一要做的是收拾包袱，准备上路。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杨慎却没什么福气，两次廷杖没有打死他，皇帝没有杀掉他，但天下实在不缺想杀他的人，在他远行的路上，有一帮人早就设好了埋伏，准备让他彻底解脱。 但这帮人并非皇帝的锦衣卫，也不是张璁的手下，实际上，他们和杨慎并不认识，也没有仇怨，之所以磨刀霍霍设下圈套，只是为了报复另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杨慎他爹杨廷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当年他做过的一件事情，给自己的儿子惹来了杀身之祸。 杨廷和虽然有着种种缺点，却仍是一个为国操劳鞠躬尽瘁的人，他在主持朝政的时候，有一天和户部算帐，尚书告诉他今年亏了本（财政赤字），这样下去会有大麻烦，当年也没有什么扩大内需，增加出口，但杨廷和先生就是有水平，苦思冥想之下，他眼前一亮，想出了一个办法。 增加赋税是不可行的，要把老百姓逼急了，无数个朱重八就会涌现出来，过一把造反的瘾，这个玩笑是不能开的。 既然开源不行，就只能节流了，杨廷和动用了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招数——裁员。 应该说，杨廷和先生精简机构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很快他就裁掉了很多多余机构和多余人员，并将这些人张榜公布，以示公正，国家就此节省了大量资源，但这也为他惹来了麻烦。 要知道，那年头要想在朝廷里面混个差事实在是不容易的，很快，他的这一举动就得到了一句著名的评语——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 虽然他得罪了很多人，但毕竟他还是朝廷的首辅，很多人只敢私下骂骂，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现在机会来了。 由于杨廷和实在过于生猛，他退休之后人们也不敢找他麻烦，可杨慎不同，他刚得罪了皇帝，半路上黑了他估计也没人管，政治影响也不大，此所谓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 此时杨慎身负重伤，行动不利，连马都不能骑，但朝廷官员不管这些，要他立刻上路，没办法，这位仁兄只能坐在马车里让人拉着走。 看来杨先生是活到头了，他得罪了皇帝和权臣，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在前方，一帮亡命之徒正等着他，而他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一路趴着（没办法）去迎接阎王爷的召唤。 但这次似乎连阎王爷都觉得自己庙小，容不下这位天下第一才子，最终也没敢收他，因为杨先生实在是太聪明了。 自打他上路的那天起，他的车夫就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因为这位雇主实在太过奇怪，总是发出奇怪的指令，走走停停，而且完全没有章法，有时走得好好的却非要停下休息，有时候却快马加鞭一刻不停。 直到顺利到达了云南，杨慎才向他们解开了这个谜团：要不是我，大家早就一起完蛋了！ 要知道杨先生被打的是屁股，不是脑袋，他的意识还是十分清醒的，早就料到有人要找他麻烦，路上虽然一直趴着，脑子里却一刻也没消停过，他派出自己的仆人探路，时刻通报消息，并凭借着良好的算术功底，根据对方的位置、与自己的距离、以及对方的行进方向变化来计算（确实相当复杂）自己的行进速度和日程安排。 就这样，杀手们严防死守，东西南北绕了个遍，却是望穿秋水君不来，让杨慎溜了过去。 虽说如此，顺利到达云南的杨慎毕竟也还是犯人，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将是孤独与折磨。 但这位仁兄实在太有本事了，人家流放痛苦不堪，他却是如鱼得水，杨先生一无权二无钱，刚去没多久，就和当地官员建立了深厚友谊（难以理解），开始称兄道弟，人家不但不管他，甚至还公然违反命令，允许他回四川老家探亲。其搞关系的能力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杨慎就这样在云南安下了家，开始吟诗作对，埋头著书，闲来无事还经常出去旅游，日子倒还过得不错，但在他心中的那个疑团，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当年父亲为什么要主动退让，致仕（退休）回家呢？ 以当时的朝廷势力，如果坚持斗争下去，绝不会输得这么快，这么惨，作为官场浮沉数十年，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他必定清楚这一点，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放弃。 杨慎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他实在无法明了其中的原由。 直到五年后，他才最终找到了答案。 嘉靖八年（1529），杨廷和在四川新都老家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这位历经三朝的风云人物终于得到了安息。 杨慎是幸运的，他及时得到了消息，并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在父亲的灵柩入土为安，就此终结的那一时刻，杨慎终于理解了父亲离去时那镇定从容的笑容。 从年轻的编修官到老练的内阁首辅，从刘瑾、江彬再到张璁，他的一生一世都是在斗争中度过的，数十年的你争我夺，起起落落，这一切也该到头了。 战胜了无数的敌人，最终却也逃不过被人击败的命运，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利者，所有的荣华富贵，恩怨宠辱，最终不过化为尘土，归于笑柄而已。 想来你已经厌倦了吧！杨慎站在父亲的墓碑前，仰望着天空，他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 留下一声叹息，杨慎飘然离去，解开了这个疑团，他已然了无牵挂。 他回到了自己的流放地，此后三十余年，他游历于四川和云南之间，专心著书，研习学问，写就多本著作流传后世。纵观整个明代，以博学多才而论，有三人最强，而后世学者大都认为，其中以杨慎学问最为渊博，足以排名第一。 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评价，因为另外两位仁兄的名声比他要大得多，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与他同一时代，但刚出生不久。 已经去世的人就是《永乐大典》的总编，永乐第一才子解缙，而尚未出场的那位叫做徐渭，通常人们叫他徐文长。 能够位居这两位仁兄之上，可见杨慎之厉害。其实读书读到这个份上，杨慎先生也有些迫不得已，毕竟他呆的那个地方，交通不便、语言不通，除了每天用心学习，天天向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干。 杨慎就这样在云南优哉游哉地过了几十年，也算平安无事，但他想不到的是，死亡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 因为在朝廷里，还有一个人在惦记着他。 朱厚熜平定了风波，为自己的父母争得了名分，但这位聪明过头的皇帝，似乎并不是一个懂得宽恕的人，他并不打算放过杨氏父子这对冤家。 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最终原谅了杨廷和，因为一次谈话。 数年之后，频发天灾，粮食欠收，他十分担心，便问了内阁学士李时一个问题： “以往的余粮可以支撑下去吗？” 李时胸有成竹地回答： “可以，太仓还有很多储粮。这都是陛下英明所致啊。” 朱厚熜不明白，他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李时。 李时不敢怠慢，立刻笑着回禀： “陛下忘了，当年登基之时，您曾经下过诏书裁减机构，分流人员，这些粮食才能省下来救急啊！” 朱厚熜愣住了，他知道这道诏书，但他更明白，当年拟定下达命令的人并不是他： “你错了，”朱厚熜十分肃穆地回答道，“这是杨先生的功劳，不是我的。” 可皇帝终究是不能认错的，这是个面子问题，于是在他死后一年，杨廷和被正式恢复名誉，得到了应有的承认。 朱厚熜理解了杨廷和，却始终没有释怀和他捣乱的杨慎，所以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当他闲来无事的时候，经常会问大臣们一个问题： “杨慎现在哪里，在干什么，过得如何？” 朱厚熜问这个问题，自然不是要改善杨慎的待遇，如果他知道此刻杨先生的生活状态，只怕早就跳起来派人去斩草除根了。 幸好杨慎的人缘相当不错，没当皇帝问起，大臣们都会摆出一副苦瓜脸，倾诉杨慎的悲惨遭遇，说他十分后悔，每日以泪洗面。 听到这里，皇帝陛下才会高兴地点点头，满意而去，但过段时间他就会重新发问，屡试不爽，真可谓恨比海深。 但杨慎终究还是得到了善终，他活了七十二岁，比他爹还多活了一岁，嘉靖三十八年才安然去世，著作等身，名扬天下。 但比他的著作和他本人更为出名的，还是他那首让人耳熟能详的词牌，这才是他一生感悟与智慧之所得：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历古千年，是非荣辱，你争我夺，不过如此！ 【嘉靖的心得】 我相信，杨慎先生已经大彻大悟了，但嘉靖先生还远远没有到达这个层次，很明显，他的思想尚不够先进。 他曾经很天真地认为，做皇帝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就如同一头雄狮，只要大吼一声，所有动物都将对它俯首帖耳。但当他的指令被驳回，他的命令无人听从，他的制度无人执行时，他才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能够信任的只有他自己。 于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胜利者嘉靖得到了唯一的启示： 只有权谋和暴力，才能征服所有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要充分地利用身边的人，但又不能让任何人独揽大权，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他的智慧哲学。 所以他需要的大臣不是助手、也不是秘书，而是木偶——可以供他操纵的木偶。 在驱逐了杨廷和之后，他已经找到了第一个合适的木偶——张璁。 张璁大概不能算是个坏人，当然了，也不是好人，实际上，他只是一个自卑的小人物，他前半生历经坎坷，学习成绩差，也不会拍上司马屁，好不容易借着“议礼”红了一把，还差点被人活活打死，算是倒霉到了家。 经过艰苦奋斗，九死一生，他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杨廷和走了，杨慎也走了，本以为可以就此扬眉吐气的张璁却惊奇地发现，自己虽然是胜利者，却不是获益者。 考虑到张璁同志的重大贡献，他本来应该进入内阁，实现多年前的梦想，可此时张先生才发现，他这条咸鱼虽然翻了身，却很难跳进龙门。 这里介绍一下，要想进入内阁，一般有三个条件，首先这人应该进过翰林院，当过庶吉士，这是基本条件，相当于学历资本。其次，必须由朝中大臣会推，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推荐，当然了，自己推荐自己是不行的。最后，内阁列出名单，由皇帝拍板同意，这就算入阁了。 我们把张璁同志的简历对比一下以上条件，就会发现他实在是不够格。 学历就不用说了，他连翰林院的门卫都没干过，而要想让大臣们会推他，那就是痴人说梦，光是骂他的奏折就能把他活埋，对于这位仁兄，真可谓是全朝共讨之，群臣共诛之。 于是张璁先生只剩下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皇帝同意。 可光是老板同意是不够的，群众基础太差，没人推举，你总不好意思毛遂自荐吧。 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但其实张璁先生还是有指望的，因为皇帝陛下的手中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可以让他顺利入阁，这就是中旨。 所谓中旨，就是皇帝不经过内阁讨论推举，直接下令任免人员或是颁布法令，可谓是一条捷径。但奇怪的是，一般情况下，皇帝很少使用中旨提拔大臣，而其中原因可谓让人大跌眼镜——皇帝愿意给，大臣不愿要。 明代的官员确实有几把硬骨头，对于直接由皇帝任命的官员，他们是极其鄙视的，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支持率的同志，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靠皇帝下旨升官的人，他们的统一评价是——不要脸。 考虑到面子问题，很多人宁可不升官，也不愿意走中旨这条路。 但你要以为张璁先生是碍于面子，才不靠中旨升官，那你就错了。 张璁先生出身低微，且一直以来强烈要求进步，有没有脸都难说，至于要不要脸，那实在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 之所以不用中旨，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要怪只能怪张璁先生的名声太差了，皇帝还没有任命，内阁大臣和各部言官就已经放出话来，只要中旨一下，就立刻使用封驳权，把旨意退回去！ 事情搞成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会推不可能，中旨没指望，无奈之下，张璁开动脑筋，刻苦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虽说在朝中已经是人见人厌，处于彻底的狗不理状态，但张璁相信，他总能找到一个支持自己的人，经过逐个排查，他最终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那个可以帮助他入阁的人就是杨一清。 杨一清可以算是张璁的忠实拥护者，当初他听说张璁议礼的时候，正躺在床上睡午觉，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只是让人把张璁的奏章读给他听，结果听到一半，他就打消了瞌睡，精神抖擞地跳下了床，说出了一句可怕的断言： “即使圣人再生，也驳不倒张璁了！” 虽然这话有点夸张，但事实证明杨一清是对的，之后他成为了张璁的忠实支持者，为议礼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到了入阁的关键时刻，张璁又一次想起了这位大人物，希望他出山再拉兄弟一把。 杨一清答应了，对于这位久经考验的官场老手来说，重新入阁玩玩政治倒也不失为退休前的一件乐事。 怀着这种意愿，杨一清进入了内阁，再次投入了政治的漩涡。事情果然如张璁等人预料，嘉靖皇帝一下中旨，弹劾的奏章如排山倒海般地压了过来，朝中骂声一片。 但群众再激动，也抵不上领导的一句话，在杨一清的安排下，皇帝的旨意顺利得到了执行，张璁终于实现了当年萧半仙的预言，顺利入阁成为了大学士。 张璁终于心满意足了，他对杨一清先生自然是感恩戴德，而杨一清也十分欣慰，二十年前，张永帮了他，并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二十年后，他给了张璁同样的待遇，使这个小人物达成了最终的梦想。 但是杨一清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却使他的半生荣誉功名毁于一旦。 【张璁的诡计】 公正地讲，在议礼纷争的那些日子里，张璁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他挺身而出，为孤立无助的少年天子说话，对抗权倾天下的杨廷和。应该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虽说他是出于投机的目的，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让人认自己的父母，有错吗？ 可是当他终于出人头地，成为朝中大官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的起因来源于张璁本人，这位老兄自打飞黄腾达之后，就患上了一种疾病。 更麻烦的是，他得的不是简单的发烧感冒，而是一种治不好的绝症。事实上，这种病到今天都没法医，它的名字叫心理变态。 而在张璁先生身上，具体临床表现为偏执、自私、多疑、看谁都不顺眼、见谁踩谁等等。 说来不幸，张先生之所以染上这个毛病，都是被人骂出来的。 自从他出道以来，就不断地被人骂，先被礼部的人欺负，连工作都不给安排，议礼之后他得到的骂声更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没有骂过他的人可谓是稀有动物，奏章上的口水就能把他淹死。 张先生青年时代本来就有心理阴影，中年时又被无数人乱脚踩踏，在极度的压力和恐惧之下，他的心理终于被彻底扭曲。 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饶恕。这就是张璁的座右铭。 于是张先生就此开始了他的斗争生涯，但凡是不服他的，不听他的，不伺候他的，他统统给予了相同的待遇——恶整。不是让你穿小鞋，就是找机会罢你的官，不把你搞得半死不活绝不罢休。 今天斗，明天斗，终于斗成了万人仇，无数官员表面上啥也不说，背后提到张璁这个名字，却无不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甚至有人把他的画像挂在家里，回家就对着画骂一顿，且每日必骂，风雨无阻。 可笑的是，张学士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上班途中还经常主动热情地和同事们打招呼，自我感觉实在是相当地好。 张璁先生的奋斗史为我们生动地诠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是怎么傻起来的。 欺负下级也就罢了，随着病情的恶化，他又瞄准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目标——杨一清。 杨一清其实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平时也不怎么和张璁计较，但张璁是个说他胖就开始喘的人，越来越觉得杨一清碍事（杨一清是首辅），为了能够为所欲为，他决定铤而走险，弹劾自己的领导。 于是在嘉靖八年（1529），张璁突然发动了进攻，张先生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出手下的所有主力言官上奏弹劾杨一清。 而在奏章里，张璁还额外送给杨一清一个十分响亮的外号——奸人。 张璁之所以敢这么干，是经过周密计算的，皇帝和自己关系好，朝中又有自己的一帮死党，杨一清虽是老干部，初来乍到，根基不牢，要除掉他应该不成问题。 这个打算本来应该是没错的，如无意外，皇帝一定会偏向他的忠实支持者张璁先生，但人生似乎总是充满了惊喜。 很快，杨一清就得知自己被人告了，却毫不吃惊，这套把戏他见得多了，闭着眼睛也知道是谁干的，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大举反击，只是上了封奏折为自己辩护，顺便骂了几句张璁，然后郑重提出辞职。 张璁很意外，在他看来，杨一清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自掘坟墓。这是因为杨一清是他向皇上私下推荐，才得以顺利入阁的，而且据他所知，此人与嘉靖皇帝的关系一般，远远不如自己，提出主动辞职也威胁不了任何人。 莫非杨一清已经看破红尘，大彻大悟？事情就这么完了？ 存在着如此天真的想法，充分说明张璁同志还没有开窍，要知道，杨一清先生成化八年（1472）中进士，一直在朝廷混，迄今为止已经干了57 年，他的工龄和张璁的年龄差不多。如果翻开杨先生那份厚重的档案，数一数他曾经干掉过的敌人名单（如刘瑾、杨廷和等），然后再掂下自己的斤两，相信张璁会做出更加理智的判断。 不久之后，结果出来了，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同意杨一清的辞呈，反而严厉斥责了张璁等人，要他们搞好自我批评。 这下子张璁纳闷了，杨一清和嘉靖确实没有什么渊源，为何会如此维护他呢？ 这实在不能怪张璁，因为他不知道的事情确实太多。 十多年前，当朱厚熜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在湖北安陆当土财主的时候，他的父亲兴献王曾反复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若朝中有三个人在，必定国家兴旺、万民无忧！” 朱厚熜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话，也记住了这三个人的名字：李东阳、刘大夏、杨一清。 在朱厚熜看来，杨一清就是他的偶像，张璁不过是个跟班，跟班想跟偶像斗，只能说是不自量力。 于是在朱厚熜的反复恳求下，杨老干部勉为其难地收回了辞职信，表示打死不退休，愿意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 张璁彻底没辙了，但他没有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官员已经忍很久了，他们大都吃过张璁的亏，要不是因为此人正当红，估计早就去跟他玩命了，现在复仇的机会总算到了。 很快又是一顿乱拳相交，口水横飞，张璁顶不住了，朱厚熜也不想让他继续顶了，便作出了一个让张璁伤心欲绝的决定——辞退。 而张璁也着实让皇帝大吃了一惊，他听到消息后没有死磨硬泡，也没痛哭流涕，却采取了一个意外的举动——拔腿就跑。 张璁先生似乎失礼了，无论如何，也不用跑得这么快吧。 跑得快？再不快跑就被人给打死了！ 事实上，张璁兄对自己的处境是有着清醒认识的，虽说那帮人现在看上去服服帖帖，一旦自己翻了船，他们必定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再吐上口唾沫。 于是他和桂萼连行李都没怎么收拾，就连夜逃了出去，速度之快着实让人瞠目结舌。 当张璁逃出京城的那一刻，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经历了如此多的风波挫折，才坐到了今天的位置，而在这个狼狈的深夜，他将失去所有的一切。 似乎太快了点吧！ 可能上天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并未抛弃张璁，这一次他不过是和张先生开了个小玩笑，不久之后张璁将拿回属于他的一切。他的辉煌仍将继续下去，直到他遇见那个宿命中真正的敌人。 事实证明，张璁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人，他八月份跑出去，可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跑了回来。当然，是皇帝陛下把他叫回来的。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竟然只是因为张璁的一个同党上书骂了杨一清。其实骂就骂了，没什么大不了，在那年头，上到皇帝，下到县官，没挨过骂的人扳着指头也能数出来，官员们的抗击打能力普遍很强，所以杨一清也并不在乎。 但问题在于，皇帝在乎。 他赶走张璁其实只是一时气愤，对于这位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仁兄，他还是很有感情的，并不想赶尽杀绝。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收回自己的决定，让张璁继续去当他的内阁大臣。 张璁就此官复原职，而与此同时，杨一清却又一次提出了退休申请。 斗了几十年，实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就此结束吧。 但这只是杨一清的个人愿望，与张璁无关。经历了这次打击，他的心理疾病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对于杨一清，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其实皇帝不想让他的这位偶像走，也不打算批准他的辞呈，但这一次，张璁却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赶走了杨一清。 当许多言官顺风倒攻击杨一清，要求把他削职为民的时候，张璁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为杨一清求情。 张先生求情的经典语句如下： “陛下请看在杨一清曾立有大功的份上，对他宽大处理吧！”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杨一清被张璁理所当然地定了罪，而和削职为民比起来，光荣退休实在是天恩浩荡，坦白从宽了。 于是杨一清得到了皇帝的恩准，回到了家中，准备安度晚年。 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 在老家，杨一清先生还没来得及学会养鸟打太极，就得到了一道残酷的命令——削去官职，收回赏赐，等待处理。 杨先生的罪名是贪污受贿，具体说来是收了不该收的钱，一个死人的钱——张永。 据说在张永死后，杨一清收了张永家二百两黄金——不是白收的，无功不受禄，他给张永写了一首墓志铭。 杨一清和张永是老朋友了，按说收点钱也算不了啥，但在张璁看来，这是一种变相行贿（反贪意识很强），就纠集手下狠狠地告了一状。 杨一清确实收了二百两，但不是黄金，而是白银，以他的身份和书法，这个数目并不过分，但在政治斗争中，方式手段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 杨一清终于崩溃了，经历了无数年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却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他发出了最后的哀叹，就此撒手而去： “拼搏一生，却为小人所害！” 其实这样的感叹并没有什么意义，每一个参加这场残酷游戏的人，最终都将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算是一种解脱。 张璁高兴了，他竟然斗倒了杨一清！胜利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容易，再也没有人敢触碰他的权威！ 张璁得意地大笑着，在他看来，前途已是一片光明。 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好运已经走到了终点，一个敌人已出现在他的面前。 粉饰太平 第四章 龙争虎斗 【丧钟的奏鸣】 嘉靖九年（1530）二月，皇帝陛下突然召见了张璁，交给了他一封奏折，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回家仔细看看，日后记得回禀。” 审阅奏折对于张璁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漫不经心地收下这份文件，打道回府。 一天之后，他打开了这份文件，目瞪口呆，恼羞成怒。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封骂人的奏折，但在张璁看来，它比骂折要可怕得多。 因为在这封奏折里，他感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威胁——对自己权力的威胁。 这封奏折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天地分开祭祀，这是个比较复杂的礼仪问题，简单说来是这样：在以往，皇帝祭天地是一齐举行的，而在奏折中，这位上书官员建议皇帝改变以往规定，单独祭天，以示郑重。 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是对于张璁而言，却无益于五雷轰顶。 大事不好，抢生意的来了！ 张先生自己就是靠议礼起家的，这是他的老本行，其成功经历鼓舞了很多人，既然议礼能够升官，何乐不为？ 很明显，现在这一套行情看涨，许多人都想往里钻，而张璁先生也着实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准备搞点垄断，一人独大。 他认真地看完了奏折，牢牢地记住了那个上书官员的名字——夏言。 敢冒头，就把你打下去！ 〖没有竞争的市场只存在于理论想象之中。 ——引自微观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夏言，男，江西贵溪人，时任兵科给事中，说来有点滑稽，和张学士比起来，这位仁兄虽然官小年纪小，却是不折不扣的前辈，因为他中进士比张璁早几年。 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比张璁还要差，张璁多少还进了二甲，他才考到了三甲，说来确实有点丢人，考到这么个成绩，翰林是绝对当不上的了，早点找个单位就业才是正路。 一般三甲的进士官员，下到地方多少也能混个七品县官当当，但要留北京，那可就难了，翰林院自不必说，中央六部也不要差生。 但夏言确实留在了北京，当然，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进不去大机关的夏言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小衙门——行人司。 夏言在行人司当了一名行人，他也就此得到了新称呼——夏行人。这个职务实在不高，只有八品，连芝麻官都算不上。 行人司是个跑腿的衙门，在中央各大机关里实在不起眼，原先夏言对此也颇为失望，但等他正式上班才明白，自己实在是捡了个大便宜。 因为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跑腿的对象十分特别——皇帝。 夏言的主要工作是领受旨意，传送各部各地，然后汇报出行情况。 这是一份琐碎的工作，却很有前途。 要知道，越接近心脏的部位越能得到血液，同理，天天见皇帝也着实是个美差，甭管表现如何，混个脸熟才是正理。 当然，皇帝也不是好伺候的，所谓伴君如伴虎，危险与机遇并存，归根结底，混得好不好，还是要看自己，干得不好没准脑袋就没了，所以这也是一份高风险的工作。 但夏言却毫不畏惧，如鱼得水，很快就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这其中可谓大有奥妙。 要知道，夏言虽然低分，却绝对不是低能，而且他还有三样独门武器，足以保证他出人头地。 请大家务必相信，长得帅除了好找老婆外，还容易升官，这条理论应该是靠得住的，夏先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他的第一样武器就是长得帅（史载：眉目疏朗），还有一把好胡子（这在当时很重要）。 嘉靖大概也不想每天早起就看到一个长得让人倒胃口的人，夏言就此得宠似乎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而除了长得帅外，夏言先生还有第二样武器——普通话（官话） 说得好。 请注意，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明代，普通话（官话）的推广工作还没有深入人心，皇帝也不是翻译机，所以每次召见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官员时都极其头疼。 夏言虽然是江西人，却能够自觉学习普通话，所谓“吐音洪畅，不操乡音”，说起话来十分流畅，那是相当的标准。 有这样两项特长，想不升官都难。 但无论如何，夏言这次还是惹上了大麻烦，毕竟张璁是内阁首辅，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事实上，张璁正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后生晚辈，他指使手下认真研究了夏言的奏折，准备发动猛烈的反击。 张璁的资源确实很丰富，他有权有势，有钱有人，杨一清都垮了，夏言又算个什么东西？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张先生忽略了一件事——他只注意到了奏折，却没有听懂皇帝说过的那句话。 很快，张璁的死党，内阁成员霍韬就写好了一封奏折，此折骂人水平之高，据说连老牌职业言官都叹为观止，自愧不如。 一切都布置妥当了，夏言，你就等着瞧吧！ 张璁彻底安心了，准备回家睡个安稳觉，然而他绝不会想到，大祸已然就此种下。 第二天，奏折送上，皇帝陛下当庭就有了回复： “这封奏折是谁写的？” 霍韬反应十分敏捷，立即站了出来，大声回奏： “是臣所写！” 霍韬等待着皇帝的表扬，然而他等到的却是一声怒吼： “抓起来！即刻下狱！” 霍先生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带着满头的雾水，被锦衣卫拖了出去。 张璁狠狠地捏了自己一把，他唯恐自己是在做梦，见鬼了，骂夏言的文章，皇帝为什么生气？ 张璁先生实在是糊涂了，这个谜底他原本知道，看来这次是记性不好。 他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只是因为议礼，而议礼能够成功，全靠皇帝的支持。嘉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做事情绝不会无缘无故，如果他不赞成夏言的看法，怎么会把奏折交给张璁呢？ 霍韬先生极尽骂人之能事，把夏言说得连街上的乞丐都不如，可如果夏言是乞丐，支持他的嘉靖岂不就成了乞丐中的霸主？ 这笔帐都算不出来，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都在混些什么。 霍先生进了监狱，可事情还没有完，心灵受到无情创伤的皇帝陛下当众下达了命令： “夏言的奏折很好，升为侍读学士，授四品衔！” 然后他瞥了张璁一眼，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张璁的冷汗流遍了全身，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在这次斗争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 但此时言败还为时过早，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 张璁仍然胸有成竹，因为一切仍在他的掌控之中，很快，他将使用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去解决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 【第三种武器】 满脸阴云的张璁回到了府邸，立即召集了他的所有手下，只下达了一个命令： “从今天起，时刻注意夏言，若发现有任何不妥举动，立即上书弹劾！” 张璁的方法，学名叫“囚笼战术”，说穿了就是骂战，他要利用自己的权势，注意夏言的一举一动，日夜不停地发动攻击，让他无处可藏，精神时刻处于紧张之中，最终让他知难而退。 这是一种十分无耻的手段，是赤裸裸的精神战。 当骂折如排山倒海般向夏言涌来时，他又有什么力量去抵挡呢？ 说到底，他不过是个孤独的小官而已。 张璁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胜利看来并不遥远。 应该说，张璁的判断是正确的，夏言确实是个孤独的人，他的朋友不多，也没有强硬的后台，但在这场战斗中，他并不是毫无胜算。 因为他还有着自己的第三样武器。 后世的许多言官都十分仰慕夏言，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据说还曾经送给他一个头衔——“第一能战”，因为这位夏先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非长得帅，普通话好，而是他的口才和笔法。 张璁所不知道的是，夏言其实是一个应试教育的牺牲品，在十几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中，他的成绩之所以那么差，只是因为他的文笔太过犀利，不合考官的胃口而已。 所以当知情人跑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为他担心的时候，夏言却作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回复： “大可不必费劲，就让他们一起上吧！能奈我何！” 攻击如期开始了，张璁手下的十余名言官对夏言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从言辞不当到迟到早退、不按规定着装等等等等，只要是能骂、能掐的地方概不放过。 可张璁万没料到，这正中夏言下怀，很明显，他在掐架方面是很有点天赋的。对手只要找上门来，来一个灭一个，来两个灭一双。文辞锋锐无比，且反应极快，今天的敌人今天骂，从不过夜，效率极高。 其战斗力之可怕只能用彪悍二字来形容。 由于夏言骂得实在太狠，连和他掐架的人白天上班见到他都要绕行，骂到这个份上，可谓是骂出了水平，骂出了风格。 十分凑巧的是，夏先生的字叫做公谨，这位仁兄虽是文官，却比当年的三国武将周瑜（公瑾）更为厉害，于是某些喜欢搞笑的大臣每次见到夏言，都会笑着对他讲： “公谨（公瑾）兄，你还是改名叫子龙吧！” 子龙，一身都是胆！ 张璁原本打算加大力度，把夏言骂成神经病，可事与愿违，这位兄台不但没疯，还越来越精神，斗志激昂。 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想不干也不行了，张璁决心把这场危险的游戏进行到底。 他不会忘记杨一清那黯然离去的背影，事情很清楚，一旦失败他的结局将更为悲惨，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绝招。 这一招的名字叫结党，虽然简单却绝对有效，不管对手多么厉害，只要拉拢更多的人，搞个黑社会之类的组织，成为朝廷的多数派，自然和谐无事，天下太平。 说干就干，张璁先生立刻着手发展组织，讨伐异类，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无意的举动竟然就此开创了一个时代——党争时代。 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事实证明，一对一的政治单挑已经落伍了，为适应潮流的发展，政治组织应运而生，大规模的集体斗殴即将拉开序幕。 张璁的第一个目标是桂萼，说来惭愧，虽说这二位起家的时候是亲密战友，但发达之后，因为分赃不匀，感情破裂分道扬镳了。 但关键时刻面子是无所谓的，张璁拉下老脸亲自上门，酒席之间突然悲痛欲绝，痛陈以往的战斗友谊，双方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当然绕来绕去，最后只是要说明一个主题：我要是完蛋，你也跑不了。 桂萼收服了，张璁再接再厉，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投靠他的大臣越来越多，连内阁大学士翟銮都成为了他的同党。 看着满朝的爪牙狗腿子，张璁终于放心了。 夏言，你是赢不了的！ 张璁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支持夏言的人也不敢露面了，但他们依然无畏地表示，自己会在精神上站在他一边。 虽然情况危急，但夏言仍不慌乱，他本就了无牵挂，既然如此，就看看到底鹿死谁手吧！ 夏言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困境，但朝廷大臣也并非都是孬种，就在张璁最为强大的时候，另一个无畏的人出现了。 嘉靖九年（1530）末，张璁的心理疾病达到了顶峰，为了能够获得皇帝的认可，他突发奇想，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死人的身上。 偏偏这个死人还非常有名——孔圣人。张璁表示孔老二名不符实，没有为社会做出具体贡献，应该除掉封号，降低身份。 这实在是个比较离谱的事，包括张璁在内，大家都是读孔圣人的教材才考上功名的，这种和尚拆庙的缺德事情只有张先生才想得出来。 可是事到临头，官员们似乎都集体哑巴了，谁也不出头拉孔老二一把，可见他们的脑袋都非常清醒：死人可以不管，活人不能得罪。 对于这一场景，张璁十分满意，绝对的权势会带来绝对的服从，他深信不疑。 但没过多久，沉默就被打破了，一位年轻的翰林挺身而出，提出了反对。 张璁开始没有在意，但当他看到反对的奏章时，才意识到这次麻烦大了，很明显，这位翰林是个理论性的人才，他引经据典，列出八条理由推证废除封号行为的错误，理论充分证据确凿，矛头直指张璁。 无奈之下，张璁在朝房约见了这个不听话的人，开始还好言相劝，多方诱导，可这位翰林软硬不吃，张璁急了，问他到底想怎么样。 回答很简单：我只是要个说法。 说不通，就开始辨，张璁本来是辨论的好手，但这次也遇上了对手，无论他说什么，总是被对方驳倒，气得不行的张璁失去了理智，开始高声叫喊无理取闹，却只得到了这样一句回答： “久闻张大人起于议礼，言辞不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这句话十分厉害，所谓“起于议礼”，不但说他来路不正，还暗指张璁先生学历低，成绩差，没有干过翰林。 果然，张璁一听就跳了起来，也不顾形象了，破口大骂道： “你算什么！竟敢背叛我！” 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意思是满朝都是我的人，你最好乖乖听话。 首辅大人如此暴跳如雷，周围的人都捏了一把汗，桂萼出于好心，不断向此人使眼色，可这位兄弟似乎是打算把理论进行到底，慢条斯理地作出了回答： “依在下看来，所谓背叛均出自依附，可是我并未依附过阁下，背叛又从何谈起？” 说完，行礼，走人。 所有的人都被镇住了，目送着英雄的离去，而站在中间的张璁却已经气得浑身发抖，大吼一声： “不教训你，首辅我就不干了！” 这位勇敢的翰林名叫徐阶，时年二十七岁。这是他漫长人生中的第一次斗争，也是最为勇敢的一次。 勇敢，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张璁又一次用行为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第二天，他就找到了都察院，希望严惩徐阶，其实徐阶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没有犯法。 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张璁当即给徐阶定下了一个独特的罪名： “首倡邪议”，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正法以示天下！” 人无耻到这个地步，是很不容易的。 万幸的是，张璁先生还不是皇帝，所以他说了不算，而徐阶多少还有一些朋友，几番努力之下，终于保住了他的性命。 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张璁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次就饶了他，让他去福建延平府任职吧。” 这是要把人往死里整。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只有翰林庶吉士才能入阁的时代，如果被剥夺京官的身份，分配到穷乡僻壤干扶贫，只会有一个结果——前途尽毁。 张璁没有杀掉徐阶，他要亲手毁掉这位年轻翰林的所有前途，让他生不如死，在痛苦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当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举动不但没有毁掉任何人，反而成就了这位年轻气盛的翰林。 而对于这个恶毒的命令，徐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在张璁面前，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谢恩之后，便打好包裹离京而去。 徐阶第一次为他的鲁莽交出了巨额的学费，从翰林到地方杂官，他对自己的前程已经彻底绝望，但他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他惊心动魄的人生中一次小小的插曲。 他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在那个荒凉之地，他将磨砺自己的心智和信念，最终领悟一种独特的智慧与技能。而那时，张璁已然不配成为他的对手，未来的三十年中，他将面对一个更为可怕、狡诈的敌人，经历艰难险阻、九死一生，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阴谋的陷阱】 赶走了徐阶，张璁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他越发相信失败是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只要再加一把劲，就一定能解决夏言！ 于是张璁的同党越来越多，对夏言的攻击也越来越猛，但让人纳闷的是，夏言对此竟毫无对策，他似乎失去了反抗能力，整日孤身一人，从不结党搞对抗，不慌不忙，泰然自若。 在张璁看来，夏言的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手足无措，只能虚张声势了。 可是在夏言看来，情况完全相反，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他已有了必胜的把握，而这种自信来源于他的一个判断——张璁正在自掘坟墓。 张先生的整人计划可谓准备充足，思虑周密。他拉拢了很多大臣，拥有无数爪牙，财雄势大，斗争中的每一步他几乎都想到了。 但他千算万算，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夏言为什么不结党？ 如果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没准他还能多撑两年，可惜他没能做到。 在激烈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虽然夏言孤身一人，但从未屈服于那位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无论多少攻击诋毁，他从未低头放弃。 这人实在太有种了。几乎所有的旁观者都持有相同的看法。 既然他敢干，为什么我不敢？！ 于是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怒终于开始蠢蠢欲动，借投机而起，打压，排挤，陷害，一切的控诉终于喷涌而出，一定要彻底打倒张璁这个无耻小人！ 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在张璁的身边，他们认定，这个人能够带领他们战胜那个为人所不齿的家伙，为含冤而去的杨一清报仇！ 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夏言竟然拒绝了，他接受大家的热情，却婉拒了所有的帮助，表示自己一个人扛住就行，不愿意连累大家。 无数人被他的义举所感动，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夏言其实并不是一个如此单纯的人。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他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 夏言比张璁聪明得多，因为他很清楚，拉多少人入伙并不重要，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皇帝。 他虽然官小言微，却看透了这位嘉靖皇帝的底细——这是一个过分聪明自信的人。而这样的人，绝对不会饶恕任何敢于威胁他的人。 张璁是个不折不扣的蠢人，他已经是首辅了，竟然还要扩大势力，难道想做皇帝吗？ 夏言很清楚这一点，他推辞所有人的帮助，只是为了得到那个最关键的支持。 所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张璁那得意的笑容和无限的扩张，因为他明白：权力的膨胀就意味着加速的灭亡。 事实证明了夏言的推断，转机终于到了，皇帝对待张璁的态度突然大变，经常大骂他，而且屡次驳回他的建议和奏折，让他大失脸面。 张璁终于发现情况不对了，由于智商的限制，他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已经落入了圈套。 束手待毙从来都不是中国政治家的风格，张璁的偏执达到顶点——只要解决了夏言，皇帝的宠信，众人的尊崇，一切的一切都将恢复原状！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只需要一个完美的陷阱——让夏言身败名裂的陷阱。 这个陷阱由一封奏折开始。 嘉靖十年（1531）七月。 行人司长官（司正）薛侃突然来到太常寺卿彭泽的家，交给了他一份文稿。 这份文稿是准备交给皇帝的，基本内容如下所列： “以往祖宗分封，必定会派一位皇室子孙留驻京城，以备不测，现在皇上您还没有儿子，希望能够按照先例，先挑选一位皇室宗亲加以培养，这是社稷大计，望您能认真考虑。” 薛侃略带兴奋地看着彭泽，等待着他的反应。 “很好，”彭泽笑着回答，“这是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啊！” 薛侃放心了，他认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合理化建议。而他会跑来跟彭泽商量，是因为他们不但是同科进士，还是十余年的老朋友。 “事不宜迟，我明日就写成奏折上禀。” 他兴冲冲地收起了文稿，准备告别离去。 彭泽却拦住了他： “先不要急，容我再想想，你留一份底稿给我吧。” 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薛侃为国尽忠，提出建议，彭泽大力支持，完全赞同。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一个无比狠毒的阴谋。 问题在关键就是那封奏折，薛侃认为它可以造福社稷，彭泽却知道，这是一件致人死命的工具。出现这样的偏差，说到底是个分工不同的问题。 薛先生的工作单位是行人司，这是个跑腿的部门，见过的世面有限，而彭先生在太常寺工作，这是一个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 所以当彭泽看到这份文稿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来了。 作为掌管宫内礼仪的官员，彭泽十分清楚，嘉靖先生虽然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被大臣骂，却也有一个万不能碰的禁区——儿子问题。 不知为什么，这位皇帝继位十年，却一直没有儿子，原因不详，这种事向来都是绝对隐私，一般也是大娘大婶街头谈论的热门话题，换到今天也得偷偷摸摸地上医院，更何况在那万恶的旧社会。 竟然敢上这种奏折，真是活腻了！ 但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他却微笑地告诉薛侃：这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建议。 看似很难理解，其实原因很简单： 首先，彭泽的后台同党叫张璁。 其次，十五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同时考中的人除了薛侃和彭泽外，还有夏言。而众所周知，薛侃是夏言的死党。 最后，彭泽是一个不认朋友的无耻小人。 因为在彭泽的思维体系里，有着这样一条定理： 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只不过朋友的价格要高一点而已。 彭泽带着老朋友的文稿连夜找到了张璁，向他通报了自己的计划，求之不得的张璁当即同意，但为了达到最大的打击效果，他决定再玩一个花招： “你去告诉薛侃，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只管上奏，我一定会支持他。” 彭泽接受了指示，离开了张璁的家。 但张璁却没有休息，他连夜抄录了薛侃的文书，准备交给另一个人。 第二天，他进宫觐见了嘉靖，出示了那一份文稿。 看着皇帝陛下那涨得通红的脸，张璁不慌不忙地抛出了最后的杀招： “这是夏言指使薛侃写的，请陛下先不要发怒，等到他们正式上书再作处罚。” 嘉靖强忍着愤怒，点了点头，在他看来，这封大逆不道的奏折是一个让他难堪的阴谋，一定要进行彻底的追究！ 一天之后，得到张璁鼓励的薛侃十分兴奋地呈上了他的奏折，当然了，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的——光荣入狱。 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嘉靖仍然气得不轻，他看着这封嘲讽他生不出儿子的奏章，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怒吼： “查清幕后主使，无论何人，一并问罪！” 夏言麻烦大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和薛侃的关系，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局势一片大好，张璁和彭泽开始庆祝胜利，虽然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但意外仍然发生了。 很快，刑部的审案官员就纷纷前来诉苦——审不下去了。因为薛侃虽然看人不准，却非常讲义气。无论是谁问他，他都只有一个回答： “我一个人干的，与他人无关。” 没办法了，幕后黑手亲自出马，彭泽又一次站在薛侃面前，开始了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 “如果你指认夏言，马上就放了你。” 看着眼前的这个卑鄙小人，薛侃沉默了，他看了看四周陪审的官员，一反以往的激愤，用十分平和的语气说道： “我承认，那封奏折确实是我写的。” 看来有希望，彭泽松了口气，正准备接着开问，却听见了一声大吼： “但我之所以上奏，都是你指使的！当时你跟我说张少傅（张璁） 会全力支持此提议，难道你都忘了吗？！” 傻眼了，这下彻底傻眼了。 虽然彭泽先生的脸皮相当厚实，但众目睽睽之下，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审讯就此草草收场。 闹到这个份上，已经结不了尾了，一定要审出来，业余的不行，那就换专业的上！ 所谓专业人才，是指都察院都御史汪鋐，这位仁兄有长期审讯经验，当然，他也是张璁的同党。 为了能够成功地完成栽赃任务，他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图穷匕见，直接把夏言拉过来陪审，期望能够在堂上有所突破。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其白痴的想法。 夏言这种骠悍之人，天王老子都不怕，而汪御史竟敢找上门来，只能说是脑子进了水，一场审讯就此变成了闹剧。 要说汪御史也算开门见山，刚开始审矛头就直指夏言，反复追问幕后主谋，甚至直接询问夏言是否曾参与此事。 汪御史的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估计是想引蛇出洞，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引出来的竟然是一条巨蟒！ 夏言压根就不跟他废话，一听到被人点了名，当即拍案而起，大喝一声： “姓汪的，你说谁呢！？” 汪鋐被镇住了，他害怕气势汹汹的夏言，却也不愿认输，还回了几句嘴。 夏言彻底爆发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准备冲上去打汪鋐，好在旁边的人反应敏捷，及时把他拉住，这才没出事。 在此之前，张璁一直在现场冷眼旁观、不动声色，颇有点黑社会大哥的气度，但是情况的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既然脸已经撕破了，夏言也就顾不得什么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了后台老板，大声怒斥： “张璁，都是你搞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算是以下犯上了，张首辅也不含糊，清清嗓门准备反击，可还没等他做好热身，一句响亮的话突然横空出世： “请张首辅即刻回避此案！” 说这话的人是给事中孙应奎、曹卞。 应该说孙、曹二位仁兄是很有点法律修养的，因为他们的话放在今天，是有特定法律称谓的——“当事人回避”。 可惜他们虽有律师的天分，张首辅却没有法官的气度，准备送出去的骂人话被退了货，张璁气得眼珠都要蹦出来了，你们存心捣乱是吧！ 可张璁站在原地憋了半天，才发现竟然无话可说！掐架估计掐不过夏言，讲法律也讲不过这两个突然跳出来的二愣子。 百般无奈之下，张大人只好走人，临走时抛下一句愤怒的留言： “你们等着瞧吧！” 老板都走了，大家也别傻呆着了，一起撤吧！这场奇特的庭审就此结束。 但张璁已经决定把小人做到底了，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向皇帝打了小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反动团伙，此团伙组织严密，除夏言外，申请回避的两位法律专家也是资深的团伙成员。 嘉靖表扬了张璁，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关进了监狱。 张璁闻言大喜，这事情看来就算解决了，可惜张璁先生忘了，嘉靖先生的智商比他要高得多，于是就多了下面这句： “让他们从速审讯，把供词给我，我要亲自过目！” 这下子玩不转了。 冤枉到家的法律专家孙应奎、曹卞自不必说，夏言更不是好惹的，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供词，只怕要等到清军入关。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几个人还打不得，毕竟他们目前还不能划入敌我矛盾，这种领导主抓的案子，如果搞刑讯逼供，最后只会得不偿失。 该怎么办？没有办法。 就这样，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多位同志们搞了几天几夜，绞尽脑汁，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 薛侃的奏折是自己写的，彭泽指认夏言指使，纯属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论，对张璁而言。 很快，嘉靖就作出了反应，他释放了夏言、孙应奎和曹卞，并给予亲切的慰问。 但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结，嘉靖又一次发火了，他这辈子最恨的不是小人，而是敢于利用他的小人。 张璁先生要倒霉了，这回不是降职就是处分，没准还要罢官，可他没有想到，嘉靖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他用了更为狠毒、别出心裁的一招。 不久之后的朝堂上，在文武大臣的面前，嘉靖突然拿出了一份文稿，面无表情地对张璁说道： “这是你交给我的，现在还给你！” 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于是张璁先生准备找个地缝钻进去了，这件事情办到现在，终于光荣谢幕。 最后我们陈述一下此事的最终结果： 张璁，因所设陷阱被揭穿，人格尽失，前途尽毁。 彭泽，因参与挖坑，获准光荣参军（充军），为国家边防事业继续奋斗。 薛侃，虽说并非受人指使，但是骂皇帝没有儿子，犯罪证据确凿，免官贬为庶民（黜为民）。 夏言，监狱免费参观数日（包食宿），出狱，最终的胜利者（独言勿问）。 【第二个木偶】 张璁算是废了，虽说他四肢俱全，没啥明显缺陷，但从政治角度上看，他却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残疾人。 皇帝不喜欢，大臣不拥护，连他的同党都纷纷转作了地下党，唯恐被人知道和张大人的关系。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言先生却正红得发紫，热得发烫，但凡是个人，就知道这哥们了不得了，张首辅都不在话下，还有谁敢挡路？ 于是一时之间，夏言的家门庭若市，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什么堂兄表弟、远房亲戚、同年同门、旧时邻居一股脑全都找上了门，弯来绕去只为了说明一个古老的命题——苟富贵，莫相忘。 而在朝廷之中，深夜（白天实在不便）上门攀谈，指天赌咒、发誓效忠者更是不计其数。 这一切都被张璁看在眼里，抱着临死也要蹬两腿的决心，他使出了最后一招——致仕。 这招通俗说来就是避避风头，等待时机，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招数，无数先辈曾反复使用，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 遗憾的是，这招对夏言并不管用。 因为面对大好形势，夏言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打工仔身份，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早请示晚汇报，从不结党，嘉靖先生十分满意他的服务态度，一高兴，大笔一挥就给了他一个部长——礼部尚书。 于是张璁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嘉靖十年（1531）他退休回家，不久之后又跑了回来，几年之间来来去去，忙得不亦乐乎。 可惜的是，无论他怎么闹腾，却始终没人理他，正所谓：不怕骂，只怕无人骂。混到了骂无可骂的地步，也着实该滚蛋了。 嘉靖十四年（1535），张璁申请退休（真心实意，童叟无欺），经过反复挽留（一次），由于本人态度坚决（不想混了），皇帝陛下终于批准，并加以表彰，发给路费。 黯然离京的张璁踏上了回家的路，十一年前（嘉靖三年1524），他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春风得意地迈入京城，十余年的风雨飘摇，由小人物而起，却也因小人物而落，世道变化，反复无常，不过如此而已。 但张璁并不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对比后来几位继任者，这位仁兄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亲手燃起了嘉靖朝的斗争火焰，却没有被烧死，实在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 当然了，张璁先生能够得到善终，还要怪他自己不争气，和即将上台的那几位大腕级权臣比起来，他的智商和权谋水平完全不在同一档次。 张璁离开了，想起当年争爹的功劳，嘉靖也有几分伤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皇帝大人的感情是丰富的，心理承受力是很强的，而为了国家大计，要忘记一个人也是很容易的。 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解释就是天下都是老子的，天下事就是本人的私事。 所以对于胸怀天下，公私合营的皇帝而言，张璁不过是个木偶而已，现在第一个木偶已经用废了，应该寻找下一个了。 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下谕：礼部尚书夏言正式升任太子太傅兼少傅（从一品），授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 第二个木偶就此登上戏台。 夏言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成为了第二个木偶，并且自觉自愿甘于担当木偶的角色，从这一点上说，他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机灵人。 夏言的确比张璁聪明，所以他的下场也比张璁惨，因为嘉靖先生似乎一直以来都坚守着一个人生信条： 活着是我的人，死了是我的死人，化成了灰还要拿去肥田！ 当然，在当时，夏言先生还没有变成饲料的危险，因为他还有很多活要干。 成为内阁学士的夏言并没有辜负皇帝的希望，他确实是个好官，干得相当不错，至少比张璁强，虽说他的提升也有迎合皇帝，投机取胜的成分，但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是靠本事吃饭的。 夏言是一个十分清廉的人，而且不畏权贵，干跑腿的时候就曾提议裁减富余人员，压制宦官，那时他虽然官小，却干过一件震惊天下的事情——痛骂张延龄。 说起这位张延龄同志，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横行天下二十多年，比螃蟹还横。当然，嚣张绝非偶然，他是有资本的——孝宗皇帝的小舅子。 凭着这个身份，他在弘治、正德年间很吃得开，无人敢惹。 然而夏言惹他了，他上奏章弹劾张小舅子侵吞老百姓的田产，送上去后没人理，连皇帝都不管，要知道，当时是嘉靖初年（1522），皇帝大人自顾不暇，连爹都弄没了，哪有时间管这事。 张延龄是个十分凶狠的人，准备搞打击报复，可他没想到，夏言比他更为凶悍。 还没等张国舅缓过劲来，朝中的内线就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夏言又上了第二封弹劾奏折，而且比上一封骂得更狠。 张延龄气疯了，恨不得活劈了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不过对于夏言的攻击，他并不担心，毕竟此人人微言轻，无人理会，翻不起多大的浪。 如他所料，第二封奏折依旧没有回音。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得到消息：夏言上了第三封奏折！ 这人莫不是发疯了吧！ 夏言并没有发疯，但张延龄却真的快被逼疯了，因为夏先生的奏章并不只是上中下三集，而是长篇连载。 之后，夏言又陆续出版了奏章系列之痛骂张延龄第四、五、六、七部，这才就此打住。 之所以打住，绝不是夏言半路放弃，而是因为这事解决了，奏折一封接着一封，连皇帝陛下也被搞烦了，于是他在忙于争爹的斗争之中，还专门抽出时间料理了张延龄，退回了霸占的田地。他宁可得罪张国舅，也不敢再惹夏先生。 这就是夏言的光辉历史，当日的夏行人就敢动朝廷高干，现在成了夏尚书、夏大学士，估计除了阎王之类的传说人物，天地之间已然没有他搞不定的人了。 除了刚正不阿外，夏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廉洁，对官员们而言，这可算是要了老命了，领导不下水，问题就难办了。偏偏夏学士反贪力度又格外凶猛，于是一时之间，朝廷风气大变，哭穷叫苦声不绝于耳。 综合说来，夏言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这个人不贪财，干实事，心系黎民百姓，国家社稷，他的才干不亚于杨廷和，而个人道德操守却要远远高于前者。 在他的管理下，大明王朝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但夏言毕竟不是雷锋叔叔，他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 夏先生这辈子不抽烟、少喝酒、不贪钱，不好女色，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但他竟然十分享受这种郁闷得冒烟的生活。 因为在枯燥单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诱惑——权力。 征服所有的人，掌控他们的命运，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大概就是夏言最原始的工作动力。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赞扬夏言的，他虽然追逐权力，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干活，事实上，他的权力之路十分顺利，嘉靖十五年（1536），他接替李时，成为了内阁首辅，走到了权力的顶峰。 然而夏先生刚刚爬到山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发现那里还站立着另外一个人，很明显，这个人并不打算做他的朋友。 夏言已经是内阁首领，文官的第一号人物，却偏偏管不了那位仁兄，因为这个人叫做郭勋。 粉饰太平 第五章 锋芒 作为张璁的盟友，在朋友倒霉的时候，他十分忠诚地遵循了自己的一贯原则——落井下石。朝廷谁当政并不要紧，只要能保住本人的地位就行。 可慢慢他才发现，这个新上台的夏言实在不简单，此人十分聪明，而且深得皇帝宠信，也无意与他合作，远不如张璁那么容易控制。为了将来打算，最好早点解决这个人。 而郭勋采用的攻击方法也充分地说明了一点——他是个粗人。 这位骨灰级高干平时贪污受贿，名声很差，人缘不好，脑袋也不开窍，竟然直接上奏折骂夏言，掐架票友居然敢碰专业选手，这就是传说中的鸡蛋碰石头。 夏言自不必说，马上写文章反骂，双方拳脚相加，十分热闹，按照常理，这场斗争应该以夏言的胜利告终，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嘉靖腻烦透了，手下这帮人骂来骂去也就罢了，可每次都要牵扯到自己，一边是朝廷重臣，一边是老牌亲戚，双方都要皇帝表态，老子哪来那么多时间理你们的破事儿？！ 不管了，先收拾一个再说！ 夏言运气不好，他挨了第一枪。 嘉靖二十年（1541），皇帝大人收到了夏言的一封奏折，看过之后一言不发，只是让人传他火速进见。 接到指令的夏言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他还比较安心，因为自己的这封奏折并没有涉及什么敏感问题，可他进宫之后，才发现问题严重了。 嘉靖不由分说，把夏言骂了一顿，搞得首辅大人不得要领，然后才说出骂人的原因——写了错别字。 夏言懵了，这不是故意找茬吗？ 换了别人，挨顿骂也就算了，皇帝故意找茬，你还敢抽他不成？ 可夏言兄实在是好样的，他不肯干休，竟然还回了一句： “臣有错，恰逢近日身体不适，希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 你故意闹事，我还就不伺候你了！ 当然了，嘉靖先生也不是好欺负的，他怒不可遏地大喊一声： “你也不用养病了，致仕去吧，再也不要回来了！” 惨了，这下麻烦了。 玩笑开大了，可是话说出了口，也没法收回来，只能硬着头皮走人。 夏言开始满怀忧伤地捆被子，准备离开北京，但就在他即将上路时，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先等一等，你可能不用走了。 夏言确实不用走了，因为出事了，而且还是大事。 这件事情出在郭勋身上，夏言因为错别字被赶出了京城，郭勋很是高兴了一阵，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不争气，很快就惹出了一个大乱子。 这事具体说来是个工作作风问题，嘉靖皇帝不久前曾交给郭勋和王廷相（时任左都御史）一个差事，并专门下达了谕令。 可是蹊跷的是，王廷相接到谕令后，四十余天都没有动静，不知到底搞什么把戏。 这里顺便说一下，王廷相先生是大文豪，“前七子”之一，还是著名的哲学家。之所以不干活，没准是在思考哲学问题。 可是郭勋就有点离谱了，王廷相虽然懒，也只能算是怠工，他却胆大包天，明知有谕令，就是不去领！权当是不知道。 郭勋虽说是皇亲国戚，但也是拿工资的国家公务员，既然拿钱就得给皇帝干活，而郭先生明显没有这个觉悟。 于是皇帝发怒了，自己交待下去的事情，一个多月竟然没有回音，立刻下旨严查，王廷相也真算机灵，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补交了工作报告。 相对而言，郭勋的认罪态度就不怎么好了，活还是不干，只写了一封奏折为自己辩护，本来这事不大，念在他世代高干的份上，最多也就骂几句了事，可他的那份奏折却惹出了大祸。 必须说明的是，郭勋的那封奏折并没有错别字，这是值得表扬的，不过他的问题比错别字要严重得多。 这位仁兄真不愧是个粗人，他不但在奏折中狡辩，还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何必更劳赐敕”。 结合上下文，此言通俗解释大致如下： 这种事情你（指皇帝）何必要专下命令，多余！ 姓郭的，你有种，不废了你就不姓朱！ 皇帝终于发怒了，他痛骂了郭勋一顿，并召回了夏言，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位郭勋先生平日里贪污受贿，欺压大臣百姓，做尽坏事，人缘极差，朝廷中的言官眼看他倒霉，纷纷上书大骂一番，痛打落水狗。 关键时刻，郭勋终于醒悟，立刻虚晃一枪，表示自己压力过大患病休养，希望皇帝恩准。 嘉靖同意了，对这位老亲戚，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官员们见势不妙，也就纷纷缩手倒戈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郭勋成功避过风头，大概还能有个安详的晚年，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夏言回来了。 在夏言看来，张璁多少还算是个干事的人，而这位郭高干不学无术，是纯粹的社会垃圾。要想平安治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清除这堆垃圾。 但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郭家从老朱开始，已经混了差不多两百年，根深叶茂，黑道白道都吃得开，一个普通的内阁首辅又能如何？ 普通的内阁首辅自然没有办法，但是夏言并不普通。 他决心挑战这个高难度动作，搬走最后的绊脚石。为此他找来了自己的门生言官高时，告诉了他自己的计划，并问了他一个问题： “此事风险甚大，你可愿意？” 回答如下： “为国除此奸邪小人，在所不惜！” 嘉靖二十年（1531）九月乙未。 给事中高时上书弹劾：武定侯郭勋，世受皇恩，贪污不法，今查实罪行如下，应予法司严惩！ 这是一道极有分量的奏折，全文共列出郭勋罪行十五条，全部查有实据，实在是一颗重量炸弹。 嘉靖发火了，他没想到郭勋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壮举”，气急之下将这位亲戚关进了监狱。 事发突然，郭勋十分吃惊，但入狱之后，他却镇定下来，因为他很清楚，凭着自己的身份，皇帝绝不会下杀手，无非是在牢里呆两天而已。 他的这个判断非常靠谱，嘉靖只是一时冲动，很快就消了气，还特别下令不准动刑，看样子过两天他就能无罪释放。 然而郭勋错了，他的人生将在这里走向终点。 不久之后，高时又上了第二封奏折，内容如出一辙，要求严厉惩办郭勋，嘉靖未予理会，退回了奏折。 这个行动隐藏着皇帝的真实意图——此事到此为止，不要继续纠缠。 然而夏言的攻势才刚刚开始。 与以往不同，这次司法部门的效率相当高，他们很快就汇报了对此案的预审结果——勋罪当斩。 这下子嘉靖头大了，他本来只想教训一下郭勋，怎么会搞得要杀头？ 事到如今，必须开门见山了： “此案情形未明，发回法司复查！” 首轮试探到此结束，第二轮攻击准备开始。 高时再次上书，内容还是要求严惩，但这一次，嘉靖没有再跟他客气，他下令给予高时降级处分。 得到了处分的高时非但不沮丧，反而十分高兴，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好戏即将上场。 表明立场之后，嘉靖放心地等待者重审的结果，然而就在此时，给事中刘天直突然上书！奏折中弹劾郭勋大罪十二条，这次就不是贪污受贿那么简单了，罪名种类也更为丰富，包括扰乱朝政，图谋不轨等等。 就如同预先编排一样，之前迟迟不动的法司立即做出了重审结论——除杀头外，还额外附送罚没个人财产。 这一招实在太狠了。 嘉靖原本以为自己发话，下面的人自然会听话，可事与愿违，更绝的是，他吃了闷亏，却还没法发脾气，人家有凭有据，按照证据办案，你能说他不对吗？ 皇帝陛下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冤大头，让人糊弄得团团转，被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 不过没关系，对手虽然狡猾，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我的手上，我不发话，谁敢杀郭勋？！ 嘉靖这次学聪明了，他收下了法司的奏折，却根本不予理会，同时他多次召见相关大臣，旁敲侧击，要他们放郭勋一条生路。 在他看来，只要他不点头，郭勋就不会死，而多坐两天牢对这位高干子弟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可惜他并不清楚，要杀掉郭勋，并不一定要经过他的认可，在这个世界上，要解决一个人，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大臣们却出现了集体弱智症状，毫不理会上级的一片苦心，仍然不停地上奏要求杀掉郭勋。 这倒也罢了，但几个月之后，嘉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至极的消息——郭勋死在了牢里。 这位精力旺盛的仁兄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死因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自然死亡。反正人在监狱里，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嘉靖终于出离愤怒了，这是赤裸裸的司法黑幕！是政治暗杀！ 但他仍旧没有办法。 人死了之后，侦办此案的刑部、大理寺官员十分自觉，纷纷上奏折写检讨，在文中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会吸取这次的教训，搞好狱内安全检查，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以后一定多加注意云云。 总而言之，责任是有的，疏忽是有的，故意是没有的。 气歪了鼻子的皇帝陛下这次没有废话，他直接下令，对参与办理此案的全部官员予以降职处分，多少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夏言又一次大获全胜，他虎口拔牙，把生米做成了稀饭，活人整成了死人，不但杀掉了郭勋，还调戏了一把皇帝，甚至连一点破绽把柄都没留下。 这次行动的成功，充分表明夏言的斗争艺术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本人也就此迈入超一流政治高手的行列。 好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登上了顶峰的夏言开始俯视着脚下的一切。 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所有的人都听命于我，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将在我的手中实现。 夏言终于开始得意了，毫无疑问他有足够的资本，但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骄狂的开始，就意味着胜利的终结。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错误。 在那座山的顶峰，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存在，永远如此。 【自信的抉择】 其实对皇帝而言，朝廷中的腥风血雨并没有什么所谓，因为夏言虽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但和自己比起来，仍然有不小的差距。 十五岁的时候，他登上了皇位，十七岁时，他用过人的天赋战胜了杨廷和，十八岁时，他杖责百官，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而事实证明，他在治国方面也绝对不是一个昏庸之辈。 登上皇位不久后，他就开始打听两个人的下落： “江彬和钱宁在哪里？” 大臣回报，目前仍关押于狱中，听候陛下处置。 对于这个问题，属下们心知肚明，大凡新君登基，总要搞点特赦以示宽容，毕竟用杀人来庆祝开张还是不多见的。 不过接下来的那句话和他们的想象有点差距： “奸佞小人，留着干什么，即刻斩首！” 嘉靖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不仅仅是他的智商，还有他的生活经历。 与娇生惯养，混在大城市的朱厚照不同，朱厚熜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而他这位所谓藩王之子，实际上是比较惨的，因为除了吃穿好点外，他是一个基本失去自由的人。 在明代，由于之前有朱老四（朱棣）的光辉榜样和成功经验，历代皇帝都把藩王兄弟视作眼中钉，如藩王不领圣旨擅自入京，就是造反，可以立即派兵讨伐。 所以朱厚熜不能去北京，也不能四处闲逛，在他的周围，始终有人在监视着他，而他所平日能接触的人，也不过是些平民百姓而已。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朱厚熜，懂得猜忌和防备，也了解普通人的痛苦，所以每当他听到那位荒唐堂兄的事迹时，都不禁摇头叹气： “若我在朝，必当荡涤奸邪，兴旺盛世！” 现在是时候了。 在明武宗的时代，太监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不要说刘瑾、张永这些大腕，一般的管事太监也是财大气粗，他们不但可以管理宫中事务，甚至还有兵权在手（镇守太监），连地方都指挥使也要听这些武装太监的话。 可惜朱厚照不争气，三十岁就没了，上面换了领导，于是梦醒之后，心碎无痕。 嘉靖对太监的身份定位很简单——奴才。在他看来，这帮子人就该去洗厕所扫地，安心干活，还想发财、带兵、操控朝政？ 他公开表态：奴才就该干奴才的事情，如果敢于越界，决不轻饶！ 刚开始时，太监们并不在意，也不相信。但是属于他们的悲惨世界确实到来了。 嘉靖召集了司礼监，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召回所有派驻外地的太监，这道命令迅速得到了执行。 人拉回来了，干什么呢？按程序走，先是训话，训完了就查，查出问题就打，经不住打的就被打死，这还算讲人道的。有两个贪污的太监由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被打死后尸体还挂在外面示众，实在够狠。 这是小喽罗的遭遇，大腕级的也没有好下场。 当年的“八虎”中，刘瑾已经被剐了，剩下也无一幸免。谷大用被免职抄家，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朱厚照陵墓的门卫。另一个叫魏彬的，埋头苦干几十年，好不容易爬到了司礼监的位置，嘉靖一声令下，就被下岗分流了，据说连套房子都没给留，直接撵出了宫，流落街头当了乞丐。 其余的人也很惨，个个被整得够呛，甚至连那个唯一不应该整的人也给收拾了。 无论如何，张永应该算是个不错的人，他帮过杨一清，帮过王守仁，为人也比较正直，似乎不应该上黑名单。 可是嘉靖先生太过生猛，在他看来，只要是豁出去挨了那一刀的，全都不是啥好东西。很快张永被降职处分，然后被勒令退休，眼看就要脑袋不保，杨一清站出来说话了。 总算是好人有好报，杨先生信誓旦旦，拿人头担保，这才保住了张永，使他官复原职，成为了硕果仅存的掌权太监。 除了对本地太监严加管束外，嘉靖先生还以身作则，着力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太监，比如那位后来十分有名的黄锦，从小就跟着他，鞍前马后可谓尽心尽力，可一到北京嘉靖就翻了脸，严厉警告他放老实点，不许玩花样。 嘉靖是一个排斥太监的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个人喜好问题，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抉择的秘密。 其实统治王朝就是经营企业，只不过治国这一摊生意更大而已，做一般生意要交税、还要应付工商检查、安全检查、消防检查，逢年过节还得上贡，流年不利还会亏本破产。 相对而言，建立王朝这笔生意就好做得多了，除了启动资金过高（要敢拚命），经营周期不定（没准明天就牺牲）外，只要一朝成功，就立马鸟枪换炮。从此不但不用交钱，还可以收别人的钱，想收多少自己说了算，除了你管别人，没人敢管你。 因为开政府比开公司的利润更大，前景更广，所以自古以来，无数人都跃跃欲试，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就那么几个朝代）。 而那些成功创业的首任董事长，一般来说都是极其生猛的，比如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先生，在他手下干活的人如果不听话，除了炒鱿鱼外，还要交违约金（抵命），所以大家都很服从管理。 可等到首任老总过世，继任董事长能力不足，无法解决企业问题，无奈之下，只能对外招聘人才（科举制度），并聘任其中的精英当总经理（内阁首辅）帮助管理。 然而问题在于，这位总经理并不一定听话，这在经济学上称为代理问题，而能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爬到这个位置的，一般都极其狡猾，绝对不是什么善类。娇生惯养的家族企业董事长很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为了能够控制局面，董事长又引进了新型人才——秘书（ 太监）。 这类人学历不高，品行不好，心理也有问题，还喜欢欺负员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听话，对董事长而言，这就够了。 所以对于嘉靖而言，秘书（太监）绝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朋友，综观整个明代，无论太监如何猖獗，如何欺压大臣，却都要听皇帝的话。自明宣宗时起，太监就已然成为了皇帝的助手，协助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 嘉靖十分清楚，在他的任期内，摆在眼前的有着两种选择——文化低，会拍马屁，十分听话的太监，或是学历高，喜欢掐架找茬，桀骜不驯的文臣。 连瞎子也知道，前者比后者容易对付得多，所以他的众多同行都选择了太监，但是嘉靖却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很自信，他相信自己能够对付所有的人。 这是一个极其艰辛的选择，从此以后，他将失去秘书的帮助，独立对付狡诈博学的总经理，事实证明，他成功做到了。 姓张的也好，姓夏的也罢，无论下面闹得多么热闹，他都是冷静的旁观者和最终的裁决者。 二十年过去了，胜利一直牢牢地握在他的手中，各色人等，无论学历、民族、性别、星座、个人嗜好，只要是给他干活的，全都被治得服服帖帖。 绝顶高手的生活是比较痛苦的，既然没有对手，那就得另外找事干，很快，嘉靖先生就找到了精神寄托——修道。 要知道，道教是中国的土特产，是中国人自主开发研制的，而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宗教，那就是神秘。 所谓神秘，就是搞不清，摸不透，整日捧着道经，四处搜集奇怪的材料，在烟雾缭绕的丹炉前添柴火，然后看着那炼出的鬼都没胆吃的玩意手舞足蹈，谁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到晚到底在干嘛。 总之一个字：玄。 但你千万不要就此认为，道教的追随者们都是些吃饱饭没事干的人，因为嘉靖先生就是该组织的老牌会员。 对于嘉靖先生的性格，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这人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对公益慈善事业也绝对没有丝毫兴趣，然而他却甘愿牺牲日常的宝贵办公时间，在宫中设置香炉，高薪请来一大堆道士天天烧炉子。 看上去很奇怪，实际上很简单。 与别的宗教不同，道教有着一个终极的目的——羽化成仙，道徒们始终相信有一天他们能够摆脱地球引力，突破空气动力学，超过机器人的寿命，想去那里就去那里，想活多久就活多久。 嘉靖深信这一点，所以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修身学道，追求长生不老，他的这些行为被很多史学家下了一个定义——一心修道，无心从政。 这是一个十分离谱的定义，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嘉靖先生的算盘是十分精明的：修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太上老君姓甚名谁他并不关心，对他而言，修道只是为了多活几年，为了他能够永远掌握统治天下，因为他还没有活够，他喜欢现在的一切——权力、操控、斗争，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修道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 【打结是个技术活】 自打嘉靖先生登基，无数人曾使用各种手段，试图控制或是影响他，却都未能如愿。 无论是大臣还是太监，他都能应付自如，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那看似高不可攀的性命却差点在一个深夜被一群小人物夺走，而未能如愿的原因，只是一个绳结。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丁寅。 深夜，嘉靖皇帝如往常一样，住在他的后宫里，这天晚上，陪伴他的是端妃，这位端妃姓曹，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宠妃，皇帝长期在她这里安营扎寨，宠爱有加，皇后也恨得牙痒痒，却无计可施。 就在皇帝大人和端妃熟睡之时，一群（注意，是一群）黑影偷偷窜入了寝宫，来到床边，那个带头的人伸出颤抖的手，拿起了绳子，套到了嘉靖的脖子上（睡得比较死），打了一个结。 然后她慢慢地，用力向下收紧了绳结，勒住了皇帝的脖子，原来，那个君临天下的王者竟是如此的脆弱。 这个正在打结的人叫杨金英，职业是宫女，具体情况不详，但我仍可以肯定一点——她不会打结。 睡觉的人被勒住脖子是不太好受的，于是皇帝在半梦半醒之间，终于有了动静。 可是由于长年缺乏锻炼，反应神经比较迟钝，他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就又失去了知觉。 按说嘉靖先生是死定了，可他昏迷中那无力的举动却引起了凶手的恐慌。 杨金英毕竟只是个宫女，估计平日杀鸡的胆量都没有，可是现在她手握绳索，套住了全天下最可怕的人的脖子。 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于是在慌乱之中，她卷起了绳索，在原来的结上，又打了一个结。 相信但凡系过鞋带的人，都知道这种结上打结的后果——死结。 顺便说一句，我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由于缺乏系统训练，我的系鞋带技术很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经常会打出死结。直到高人指点，才最终系出了科学合理的绳结——蝴蝶结。 和系鞋带一样，勒死人最好不要打死结，因为死结是勒不紧的，当然了，如果想把杀人灭口和追求艺术结合起来，那么打个蝴蝶结也是不错的选择。 杨金英发现了这个问题，无论她怎么用力，绳结都没有变紧，手忙脚乱之下，却忘记了那个极为简单的解决方法——解开再系。 按照犯罪规律，一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不是力气活（搬运尸体），人都是越少越好，这次也不例外。 杨金英慌张的神态吓坏了另一个同伙，她准备放弃了。 这个胆小的帮凶名叫张金莲，看到这混乱不堪的一幕，她的意志彻底崩溃了。 为了摆脱眼前的一切，她趁其他人不备，偷偷地溜了出去，向皇后报信。 这是一个挽救了嘉靖生命的举动，却也是个愚蠢的决定。因为自打她潜入后宫的那一刻开始，她的名字就已经被写在了阎王的笔记本上。 无论她做什么，都是于事无补的。 被深夜叫醒的皇后得知了这个消息，说话都不利索了，情急之下亲自带着人赶到了案发地点，把犯罪分子杨金英等人堵了个正着，当时这位杨宫女仍然用力地拉着绳索，很明显，她觉得这个结还不够紧。 皇后亲手为皇帝大人解开了那个死结，拿走了那根特殊项链，太医们也连夜出了急诊，经过紧急抢救，嘉靖先生除脖子不太好使外，命算是保住了。 这案子算是通了天了，皇帝大人在自己老婆（之一）的床上被人差点活活勒死，而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的宫女。这要换在今天，绝对是特级八卦新闻，什么后宫黑幕，嫔妃秘闻必定纷纷出炉，大炒特炒。 但出入意料的是，在当时，这起案件的处理却是异常的低调，所有的正史纪录都讳莫如深，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当然，结论还是有的，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杨金英、张金莲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为争取宽大处理，她们还供出了此案的幕后黑手——王宁嫔。 这位王小姐也是嘉靖的老婆，后宫重量级人物之一，这里就不多讲了，主谋的这顶帽子最终扣在了她的头上。 至此，此案预审终结，也不用交检察院起诉了，以上一干人等全部被即刻斩首示众。 这案子到这里就算结了，但真相却似乎并未大白，因为还有一个时钟未能解释的问题——杀人动机。 要知道，杀皇帝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事情，决不可能大事化小，根据惯例，敢于冒这个险的人，必定要遵循一个原则——收益大于风险。 亏本的买卖从来没人肯做，那到底什么样的收益才能让她们干出这等惊天大事呢？在那年头，武则天已经不流行了。 而最大的疑点是王宁嫔，她并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根据成本核算，就算嘉靖死掉，她也占不到任何便宜。 这是一个没有动机的案件，参与其中的人却并不是受益者，这似乎让人很难理解。不过话说回来，女人的心理是很难捉摸的，除了妒忌外，也不排除内分泌失调，情绪失控之类的原因。 所以说来说去，这个案子仍然是一团浆糊，搞不清动机，也搞不清真相。唯一明确的是案件中各个角色的结局： 嘉靖十分郁闷，他在自家的床上被人套住了脖子，差点送了命。 此后他搬出了后宫，住进了西苑。 杨金英等人受人指使，最终赔掉了性命。王宁嫔被控买凶杀人，如果属实，那就算罪有应得，倘若纯属虚构，那只能算她倒霉了。 但这件事情还有受益者的——皇后，她不但救了皇帝，除掉了王宁嫔，还趁机干了一件坏事，在她的操控下，谋杀专案组查出，端妃事先也知道谋刺一事，于是皇后大人顺水推舟，把这个危险的敌人（对她而言）也送上了刑场。 从此以后，这起谋杀案就成为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官员们每日上班必不可少的八卦，但这起案件绝不仅仅是花边新闻，事实上，它对后来那二十余年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可能是受惊过度了，嘉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从此不再上朝，刚开始的时候大臣们并没有在意，就当皇帝大人养病休息，不久后自然会恢复原状，只要等一等就好。 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等，就等了二十多年。 粉饰太平 第六章 最阴险的敌人 【严嵩的原则】 嘉靖算是消停了，但是大臣们的斗争游戏却刚刚进入高潮，夏言除掉了他的最大对手，夺取了全部的权力，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但他不会想到，崩溃将在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到来。 毁灭他美好前景的人，叫做严嵩。 严嵩，字惟中，成化十六年（1480）出生，江西袁州府分宜人。 说起此人，实在是大大的有名，从明代开始，他就被人以各种形式，（写入书中、编入戏里）不停地骂，反复地骂，并最终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明代第一奸臣。 事实上，在走上那条不归路之前，他曾经是一个勇敢正直，坚持原则的人，而那时，他是夏言的朋友。 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严嵩的故事也有着一个喜剧的开头。 应该说严嵩的运气是不错的，他出生时，家里虽不很富，却也算个中产阶级。他的父亲严淮多次参加科举，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最后实在战斗不动了，就改行当了教书先生。 老子的未竟事业自然是要儿子完成的，刚出生不久的严嵩就此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 严嵩的幼年教育是可以写成启蒙类教科书的，据说他三岁就学会了写字，到六岁就能背诵四书五经，但这些还只是小事，两年之后发生的那件事情才真正引起了轰动。 在这一年，八岁的严嵩因为成绩好，作为优秀童生考入了县学。 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我们来列举另外两位仁兄进行类比，你就知道其中奥妙： 海瑞，身份：童生，时年二十八岁。 范进，身份：童生，时年五十余岁。 其实这二位兄弟还算是年轻有为的，六七十岁考不上县学的童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严嵩实在是神童中的神童。 就这样，严嵩一直神童了八年，到了弘治八年（1495），十六岁的严嵩准备参加乡试，包袱都打好了，刚要出发，爹死了。 这实在是让人悲痛的事情，一般这种时候，都会有固定剧本：跳出来一大帮亲戚朋友，说些什么不要悲伤、要正常发挥水平、告慰先人之类的话，然后主人公擦干眼泪，抬头望天，握拳作苦大仇深状，毅然踏上前进的道路。 严嵩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只是有一点不同——他没有去考试。不是他过于悲痛不想考，而是不能考——根据明代规定，死了爹的，要在家守制三年。 国家政策是没法违反的，严嵩只好在家待业了三年，三年后，他带着父亲的遗愿和满腔的抱负前往南昌，一举中第，金榜题名。 严嵩的乡试成绩很好，所以对于第二年的会试，他本人十分自信，可事实证明，地方经验放到中央，往往都是不灵的。考试成绩出来后，名落孙山的严嵩叹着气走了回头路。 不要紧，下次一定能够考上！ 过了三年，他进京参加第二次考试，几天后，他拿着京城同乡送的慰问品回了家。 神童也好，天才也好，考不上就考不上，说啥也没有用。 失望的严嵩没有放弃，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于是他去考了第三次，这次他不再有任何幻想，考上就好，只要考上就好。 但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善意的玩笑。 老天爷可能觉得严嵩先生才学深厚，非要消遣一下他，所以在两次落榜之后，严嵩意外地得知了自己的考试成绩——二甲第二名。 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所以二甲第二，就是全国第五。 这个成绩实在太好了，严嵩惊讶之余大喜过望，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将就此彻底改变。 正德元年（1506），严嵩被选为翰林，成为了一名庶吉士，这一年他二十七岁，年少高才，前途远大而光明——光明时间合计三年。 正德四年（1509），严嵩迎来了一个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 严嵩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在父亲死后，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供他读书考试，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实在是一场人生悲剧。 但凡是个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悲伤，但严嵩却似乎有点过了头，他日夜痛苦，伤心过度，差点送了命，经过紧急抢救才活过来。 这还没完，悲痛至极的严嵩又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决定，他要辞官回家隐居。 这是一个让人钦佩的抉择，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放弃荣华富贵，避开俗世红尘，只为纪念自己未能报恩的母亲。二十七岁的严嵩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严嵩回到了老家隐居，但国家并没有忘记他，朝廷曾多次下旨，希望他回朝中为国效力。 可严嵩拒绝了，他已经过了守制期，却仍拒不入朝，只因为另一个理由： “奸人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 他口中的奸人，就是当年红得发紫的钱宁和江彬，严嵩有他自己的骨气：宁可不当官，也决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那时的严嵩，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隐居十年之后，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约，再次出山为官。并非是他出尔反尔，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 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 在严嵩看来，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在杨廷和看来，严嵩是难得的人才，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前（弘治十八年1505）的那次会试，点中严嵩卷子，对其赞扬有加，并成为他老师的人正是杨廷和先生。 杨先生真可算得上是个有眼力的人，因为十七年后（嘉靖二年1523）的殿试中，他还夸奖过另一位新科进士，断定此人必成大器，之后还大力提拔。 看来这个世界确实很小，因为这位幸运者的名字叫做徐阶。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再次出山。 论资排辈是官场的优良传统，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严嵩的境遇并不太好，所谓“任你通天大才，只有推倒重来”，他先进了翰林院，却只干了个编修（翰林院的低级官员），一年多啥也没混出来。 但人生总是充满变数的，正德三年（1518），严嵩得到了一份差事——传旨。 这就是传说中的钦差，虽说是个体力活，不过能到地方上摆摆威风，混吃混喝，也算不错，于是严嵩乐颠颠地上路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趟所谓的钦差，实际上是个苦差。 严嵩十分尽责地完成了使命，然后一路往回赶，但上天似乎还没玩够，他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将严嵩送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 具体说来，当时严嵩先生所处的环境如下： 时间：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具体方位：江西省临江府如果感觉比较眼熟，那说明你的记性还不错，此时此地，除了严嵩外，还有一位仁兄正在闹腾一件大事，这就是伟大的王守仁先生。 严嵩的运气实在不好，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不去，偏偏赶上了宁王叛乱，要是他赶得巧，没准还能和刚刚坐船上岸的王巡抚打个照面。 不过他既没有王巡抚的胆略，也没有旗牌令箭，于是只好躲了起来。 但凡是躲避战乱，都有个时间限制，仗打完了该干嘛就干嘛去了，但严嵩可能是在战乱中受了什么刺激，他躲得比较彻底，京城也不去了，托人请了个假，直接回了老家。 严嵩的行为放到今天，往小了说是怕事，往大了讲是玩忽职守，这事要放在朱元璋手里，估计严嵩的人皮都晾干了。 可当时的朱厚照先生是没有时间管的，他正忙着玩，严嵩何许人也？哪能劳他老人家大驾。 就这样，严嵩又开始了休养生活，但上天注定要让他出场，两年之后，又一个机会来临了，朱厚照先生驾崩，杨廷和开始代理朝政。 在严嵩看来，报效国家的时机终于到了。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严嵩正式进京，他的人生从此被彻底改变。 可刚一进京，严嵩就发现情况不对，他去拜会老师杨廷和，杨廷和还认识他，也打了招呼，却不怎么理会，搞得他十分尴尬。 这人怎么说变就变呢？严嵩纳闷了。 其实杨廷和还是比较够意思的，他之所以不管严嵩，实在是因为他正忙着一件大事——和皇帝斗争。 严嵩算是倒霉到家了，复出混得不好，传旨遇到了宁王之乱，好不容易回到京城，又撞上了大礼仪事件。 这一年严嵩已四十一岁，前辈上级退休了，同辈的都升了官，晚辈又不买他的帐，他成了个没人理也没人管的累赘。 吏部的官员考虑了很久，觉得这人实在没啥用，又榨不出油水，就安排他去了南京翰林院。 在当年，南京翰林院有个外号叫“鬼都不理”，既无权又无钱，穷得叮当响，可是严嵩没有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地去了南京。 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缺德的工作安排救了他的命，带来了光辉远大的前途。 因为就在他出发去南京之后不久，两个人就急匆匆地以相反的方向从南京赶来，在京城掀起了一场无比凌厉的风暴。 这两个人就是张璁和桂萼，轰轰烈烈的大礼仪就此进入最高峰。 斗争的结果人尽皆知，在这场惨烈的政治斗争中，无数官员落马折腰，内阁被全部清洗，新一代的权贵登上舞台。 严嵩运气实在不错，出事的时候他在南京，无门无派，无牵无挂，每天喝喝茶，谈谈京城八卦新闻外，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话虽如此，但这件事情对他的前途似乎也没有太大影响，毕竟他的老师杨廷和是斗争的失败者，他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 但严嵩自己却很清楚，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到了，因为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除了老师杨廷和外，他还有一个十分要好的老乡兼朋友——桂萼。 果然，不久之后，京城传来消息，严嵩由南京调回北京，连升三级提任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 坎坷的人生，狡诈的官场改变了严嵩，他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领悟了成功的秘诀——左右逢源。 〖无论何时何地，在最终胜负显现之前，绝不能押上所有的筹码。 ——洛克菲勒〗 这之后，严嵩的事业进入了黄金期，嘉靖七年（1528）四月，他升任礼部右侍郎（副部），嘉靖十年（1531）九月，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后又改任吏部尚书。 严嵩向现实妥协了，他改变了自己，开始逢迎皇帝，阿谀奉承，但这似乎也很正常。 因为在朝廷中，拍马屁不是为了升官，而是为了生存。 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严嵩仍然是个比较正派的人，他虽然要求进步的手段并不光彩，却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在朝廷上仍然直言不讳，毫不顾忌。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嘉靖十七年（1538），这个原则被打破了。 【最难的文章】 这一年的七月，最麻烦的事情来了。 此时距离大礼仪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该认的认了，该给的也给了，应该说嘉靖先生也该满意了。 可这位仁兄却是个得寸进尺的主，他突发奇想，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这个要求，是绝对不会得到大臣支持的。 嘉靖不但要追认他爹为皇帝，还打算把他爹搬进太庙，成为以后历代皇帝朝拜的对象，最后，他还打算给自己的父亲一个封号——明睿宗。 此要求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称宗袱庙。 这是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怎么能够进太庙，称睿宗呢？先前给自己争个爹，多少还算是人之常情，现在干这种出格的事，就是贪得无厌了。 所有的朝廷大臣都听说了这件事，却并不出声，因为他们要等待一个人的反应。 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礼仪的礼部尚书。 很不幸，当时的部长就是严嵩，这下无论如何也躲不了了。如果赞成会被众人唾骂，如果反对会被皇帝处罚。 但老江湖就是老江湖，严嵩开动脑筋，费尽心思写了一封奏疏给皇帝。 这是一封质量很高的奏疏，全篇计洋洋千余字，好像什么都说了，仔细一看，什么都没说。 严嵩又耍了一次两面派，如果换了别人，这篇文章或许能蒙混过关，但这次他遇到了嘉靖先生。 刚看完奏疏，嘉靖就召见了严嵩，并用几个词概括了对他的印象——骑墙、滑头、两头讨好。 满头冷汗的严嵩狼狈地逃离了那个可怕的人，他终于意识到，在这个人面前，天下人无非两种而已——支持他的，或反对他的。 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 于是两个选项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原则，还是利益？ 严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他不想再折腾下去了，他已经五十八岁，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累，利益就是他所追求的全部。 原则？多少钱一斤？ 在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他挥笔写下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以纪念嘉靖先生的英明决策，三十年的文学功底最终化成了溜须拍马的遣词造句。 嘉靖终于满意了，他已经确定，这个叫严嵩的人将会对他言听计从，并服从他的一切命令。 很快，严嵩的这一举动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指责声、骂声铺天盖地而来，余音绕梁，三十日也没绝。 但严嵩却并不在乎，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只要能够飞黄腾达、位及人臣，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背叛所有的人，背弃人世间的所有道德！ “大彻大悟”的严嵩树立了自己全新的人生观，但很快他就发现，要想达成自己的企图，就必须清除一个障碍——夏言。 相对而言，夏言是个不太听话的下属，他会经常反驳上级意见，甚至退回皇帝的圣旨，让皇帝难堪，因为他还是一个有良知、有原则的人。 不要脸的严嵩准备除掉要脸的夏言，这似乎并不困难，但在实际操作中，严嵩才发现这几乎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夏言还有一个他不具备的杀手锏。 如果要评选明代最难写的文章，答案绝不是八股，而是青词。 必须说明的是，青词不是谁都能写，也不是谁都能用的，这玩意的版权完全归嘉靖所有，他人不得侵犯，该文体特点是全用赋体、词句华丽，写作难度极高。因为写作时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所以叫青词。 青词是修道祭天时用的，具体方法是写好后烧掉，主要内容除了陈述个人愿望外，还兼议论叙事，其笔法十分玄乎，经常搞得人莫名其妙，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写完就烧，也不留档，而嘉靖先生似乎对神仙的理解能力也很有信心。 顺便说一句，这一招并非嘉靖的专利，时至今日，烧纸请愿仍然大行其道，只是内容换成了简体字而已。要知道神仙都是很牛的，懂个七八国外语也很正常，相信还是能够看明白的。 在当时的朝廷中，会写这种文章的人很多，但能让嘉靖满意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夏言，另一个不是严嵩。 夏言实在是个天才，他不但口才好，文笔好，写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这样的一个人，嘉靖是离不开的。而另一位会写青词的顾鼎臣（严嵩同年科举，状元）虽然写得也很好，却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虽然入阁，却完全无法和夏言对抗。 于是转来转去，严嵩依然没有机会。 但天无绝人之路，经过苦苦思索，严嵩终于找到了另一条制胜之道。 聪明人有聪明人的主意，蠢人也有蠢办法，严嵩不蠢，但要对付夏言，他却只能用那个最笨的方法——拼命干活。 写得不好不要紧，多写就行，从此严嵩起早贪黑，六十高龄每日仍笔耕不辍，就算文章质量不过关被退稿，也从不气馁，以极其热忱的服务态度打动了嘉靖先生。 干不干得好是能力问题，干不干那就是态度问题了，相对而言，夏言就是一个态度极不端正的人，而让嘉靖下定决心整治夏言的，是这样两件事情。 有一次，嘉靖起得晚了点，推迟了上朝，回头一清点人数，发现夏言不在，他便问下边的大臣：夏首辅去哪了？ 出乎意料的是，下面竟无人回答。 后来还是一个太监私下里告诉他，夏言之前来过，听说还没上朝，连招呼都没打，就回家睡觉去了。 嘉靖发毛了，我迟到你就早退，还反了你了！ 而让他们彻底决裂的，是著名的“香叶冠”事件。 嘉靖信奉道教，而夏言偏偏是个无神论者，每次嘉靖和他讨论道教问题，夏言都听得打瞌睡。久而久之，嘉靖也觉得没意思了，不想再和他谈。 可问题在于，这个人虽然不信道，却会写青词，在嘉靖看来，如果稿子质量不高，是会得罪神仙的，而神仙大人一生气，自己长生不老的报告就批不下来。 这实在是个性命攸关的事情，所以每次嘉靖总是耐着性子向夏言催稿，可是夏言总是爱理不理，要么不写，要么应付差事，搞得嘉靖十分不快。 拖皇帝的稿也算够胆了，可这并不足以证明夏言的勇气，他还干过更为胆大包天的事。 嘉靖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每次上班时都不戴皇帝金冠，而是改戴道士的香叶冠，此外，他还特意亲手制作了五顶香叶冠，分别赐给自己最亲近的大臣。 夏言得到了其中一顶，却从来不戴。 嘉靖开始还不在意，可他左等右等，始终没看到夏言换帽子，才忍不住发问： “我上次给你的帽子呢？” “尚在家中。” “为何不戴？” “我是朝廷大臣，怎么能戴那种东西？！” 嘉靖的脸发白了，他尴尬地盯着夏言。 可夏先生似乎并不肯就此干休： “以臣所见，希望陛下今后也不要戴这种东西，君临天下者，应有天子之威仪，以正视听。” 伤自尊了，真的伤自尊了。 要知道，这玩意儿虽然不中看，却是嘉靖先生自己亲手做的，是他的劳动成果和汗水结晶。夏言不但不要，还把他训了一顿，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于是他发火了： “这里不需要你，马上滚出宫去！” 夏言这样回答： “要我出宫离开，你必须亲自下旨（有旨方可行）！” 然后他冷笑着大步离去，只留下了气得发抖的皇帝陛下。 闹到这个地步，不翻脸也不可能了，而在这君臣矛盾的关键时刻，严嵩出现了。 在五顶香叶冠中，还有一顶是给严嵩的，但他的表现却与夏言完全不同。由于严先生没有原则，所以自然也不要老脸，他不但戴上了香叶冠，还特意罩了一层青纱，表示自己时刻不忘领导的恩惠。 嘉靖十分高兴，他特别表扬了严嵩。 严嵩是夏言的同乡，两人关系一向不错，夏言发达之后，出于老乡情谊，他对严嵩十分关照。 然而慢慢他才发现，严嵩是一个偏好投机、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此人就会不择手段，任意胡来。 刚强正直的夏言十分反感这种行为，虽然严嵩对他十分尊敬，早敬礼晚鞠躬，他却越来越瞧不起这个人。 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无论如何逢迎下作、厚颜无耻，最终即使得到信任，也绝对无法获得尊重。 夏言看透了严嵩，对他的那一套深恶痛绝，只希望这个人滚得越远越好。 然而严嵩似乎并不在意，他很清楚，自己是夏言的下级，无论如何，现在还不能翻脸，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他决定请夏言吃饭。 夏言接到了请柬，他想了一下，答应了。 约定的时间到了，菜也上了，却没有一个人动筷子——因为夏言还没有到。 眼看要吃隔夜饭了，严嵩说，我亲自去请。 他来到了夏言的府邸，门卫告诉他，夏言不在。 这摆明了是耍人，故意不给面子，严嵩的随从开始大声嚷嚷，发泄不满，然而严嵩十分平静，他挥了挥手，回到了自己的家。 面对着发冷的酒席，和满堂宾朋嘲弄的眼神，严嵩拿起了酒宴的请柬。 他跪了下来，口中念出夏言的名字，将请柬的原文从头到尾念了一遍，最后大呼一声： “未能尽宾主之意，在下有愧于心！” 表演结束了，他站了起来，不顾众人惊异的目光，径自走到酒席前，开始吃饭。 今日我受到的羞辱，将来一定要你加倍偿还！ 【黑状】 在夏言看来，严嵩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小丑，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 事实确实如此，那次晚宴之后，严嵩依然故我，一味的溜须拍马、左右逢迎，而夏言也是一如既往地看不起他。 但夏言的看法只对了一半，因为小人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可以干很多事情，比如——告状。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的一天，夏言退朝之后，严嵩觐见了嘉靖。 在皇帝面前，他一改往日慈眉善目的面孔，以六十三岁之高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整理着装——下跪——磕头等一系列规定项目，动作舒缓、紧凑，造诣甚高。 然后他泪流满面，大声哀号道： “老臣受尽夏言欺辱，望陛下做主！” 虽然看似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但难能可贵的是，严嵩的思维仍然十分清楚，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他逐条逐点痛诉老油条夏言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声泪俱下。 可是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久，上面的皇帝陛下却并未同仇敌忾，只是微笑着看着他的表演，并不动怒。 嘉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对于大臣之间的矛盾，他一直都是当笑话看的，想要把他当枪使，那是不容易的。 但严嵩并不慌乱，他早已做好了准备。虽然坐在上面的这个人十分聪明，极难对付，但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只要说出那件事，他一定会乖乖就范！ “夏言藐视陛下，鄙弃御赐之物，罪大恶极！” 这是严嵩黑状的结尾部分，虽然短小，却极其精悍。因为所谓的御赐之物，就是那顶香叶冠。 于是嘉靖愤怒了，欺负严嵩无所谓，不听自己话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立即写下了斥责夏言的敕书。 当然了，痛斥的根据不是拒戴香叶冠，而是“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同戏玩！” 整的就是你，其实不需要什么理由。 嘉靖被自己的木偶操纵了，这是自他执政以来的第一次，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最后一次，大臣们已经熟悉了他的出牌套路，不久之后，几位比他更聪明的重量级人物即将上场，事情的发展就此彻底失去控制。 受到皇帝斥责的夏言害怕了，他连忙上书请罪，但无济于事，半个月后，他被削职为民，严嵩进入内阁。 客观地讲，严嵩是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的，和夏言相比，他缺乏处理政事的能力，却并非一无是处，他有两项远远高于常人的技能——拍马屁、整人。 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入阁起，他天天泡在大臣值班室（西苑），据说曾创下一星期不洗澡不回家的纪录，但奇怪的是，属下们似乎从没看见他干过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那您老人家一天到晚呆在那里干嘛呢？ 答案很简单，下级看不到不要紧，领导看到就行（嘉靖住西苑），磨洋工也好，喝茶打牌也罢，只要天天在办公室坐着，让皇帝看见混个脸熟，不愁没前途。 这一招十分奏效，皇帝被严嵩同志把茶水喝干、板凳坐穿的毅力感动，特意附送印章一枚，上书“忠勤敏达”四字，并授予太子太傅（从一品）以示表彰。 除了尊重领导外，严嵩同志在打压同事，开展整人工作上也不遗余力，当时的内阁中共有四人，除了严嵩外，还有比他早来的老同志翟銮（首辅）、和他同期入阁的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壁。严嵩一个人说了不算。 但严嵩同志是有办法的，他先指使言官骂走了翟銮、然后干净利落地独揽大权，许赞和张壁入阁一年多，连票拟的笔都没摸过，一气之下索性不管了。 对于严嵩而言，这无异于如鱼得水，但他偏偏还要立个牌坊，曾几次向皇帝上书，表示内阁现在人少，希望多找几个人入阁，臣绝对不能独断独行。 嘉靖十分感动，他立刻下诏表扬了严嵩，任命他为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并且明确表示：你一个人就行了，信得过你！ 情况大抵如此。 应该说，夏言把弄权术，掌握朝权，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治理国家，整顿朝政，而严嵩的目的就单纯得多了，他玩这么多花样，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贪污受贿。 严嵩从来不相信什么他好、我也好，别人过得如何他无所谓，只要自己舒坦就行，怀着这一崇高理想，他在贪污战线上干出了卓越的成绩。 当时的纪检官员们（都察院御史）每年有一个固定任务——评选年度贪污人物排行榜，凡上榜者都有具体数据支持，且公之于众。 而严嵩同志自从进入内阁以来，每年必上榜，上榜必头名，更为难得的是，连南京的都察院也把他评为贪污第一人，每年上报朝廷。 虽获此殊荣，但严嵩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十分清楚，嘉靖从不在意他贪了没有或是贪了多少，只关心他是否听话。 事实确实如此，虽然弹劾奏章接连不断，严嵩始终稳如泰山。 可是情况逐渐出现了变化。 严嵩终于犯了他的前任曾经犯过的错误——专断。 当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人手中时，无比的威势和尊崇便扑面而来，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无法适应了，每当他看见西苑那间烟雾缭绕的房间，想起那个不理国政，一心修道的皇帝，一种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掌握这个帝国的人，就是我。 当这种感觉反映到行为上时，他开始变得专横，不可一世，遇事也不再向领导汇报，而在大臣们的眼中，这个老人已经取代了那个道士，成为了国家的真正领导者。 但是他过于低估了那个道士的实力，在满耳的诵经声里，炼丹炉的重重烟雾中，那双眼睛仍然牢牢地盯着严嵩的背影，无时无刻。 嘉靖二十四年（1535）十二月，嘉靖突然在西苑召见严嵩，当严首辅大摇大摆地来到殿中时，皇帝陛下却微笑着将另一个人引见给他，并且告诉严嵩，这个人将取代你的位置，成为首辅，希望你继续坚持干好工作，因为从此以后你的身份是内阁次辅，是他的助手，要注意搞好班子的团结。 嘉靖一如既往地笑了，笑得十分灿烂，但严嵩没有笑，而那位本该欢呼雀跃的幸运儿也没有笑，因为他就是夏言。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看来夏言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只用了三年零五个月。 如果说之前的夏言只是蔑视严嵩，那他现在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敌人。 从此以后，内阁次辅严嵩再也看不到任何文件，因为首辅夏言拿走了他所有的权力，任何票拟、签批无权过问，短短一个月之间，他就变成了机关闲置人员。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展开。 不久之后，中央各部的官员们接到通知，为合理搭配人事结构，要根据平时表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变动，一时间人心惶惶。 等到调整完毕，该撤的撤了，该升的升了，大家也就明白了——上面换人了。 夏言痛快了，解气了，他换掉了严嵩的爪牙，换上了自己的部下，肆无忌惮。 在清除敌人首脑之前，必须先扫除一切外围和帮手，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所谓掺沙子、挖墙脚是也。 夏言相信他的做法是对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过他在执行中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做得太绝了。 他整治所有与严嵩有关系的人，一个也不放过，这种滥施淫威的做法使他逐渐陷入孤立，而更要命的是，他还得罪了一群绝对不能得罪的人——太监。 嘉靖把太监当奴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夏言也把太监当了奴才，那就真是搞错了码头，每次有太监来府上办事，别说递烟递酒，连口水都不给人喝，有时还要训几句话，让他们端正言行。从不把自己当外人。 要知道，虽说太监在嘉靖朝不吃香，但毕竟人家还是皇帝身边的人，久而久之，夏言在太监们中的名声越来越差。 相对而言，严嵩就聪明得多了，他十分清楚，领导不能得罪，领导身边的秘书更不能得罪，所以每次太监到家里，这位六十多岁的高干竟然会主动让座，而且走之前必给红包，见者有份。 在七嘴八舌的太监舆论导向下，骂夏言和夸严嵩的人不断增长，嘉靖心中的倾向逐渐偏移。而对于这一切，处于权力顶峰的夏言并不知道。 综合来看，夏言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也有着致命的缺点——孤傲。 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来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 一般来说，要摆脱这一规则，唯一的方法是装孙子，很遗憾，夏言为人刚毅正直，实在装不了孙子，自从嘉靖十五年（1536）进入内阁之后，他的缺点越来越明显，脾气越来越大，犯的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直到三年后那个致命的失误。 但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几年里，他还曾做过一件正确的小事。 说是小事，是因此这件事情实在很小，很难引人注意，但就是这件不起眼的小事，不但使他最终反败为胜，还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阁自立，准备发展自己的小团体，为将来接班做准备，而选定东宫人员的工作按例由内阁负责，具体说来是由夏言负责。 这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无论高矮胖瘦，只要能够搭上太子这班车，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有很多人争相向夏言说人情、行贿只求他笔下留情。 可是夏言兄是出了名的软硬不吃，以上手段对他全然无效，他只选择那些确有才能的人。 而当他扫视候选名单的时候，却在一个名字前停留了很久，这是一个他九年前已经熟悉的名字，就在几个月前，他在江西的家人还专程写信给他，信中大骂此人，说这人在任时，明知是夏学士的亲戚，却从不帮忙办事，实在是不识抬举。 对于这个不给面子的官员，夏言也十分恼火，所以当不久前礼部缺员，有人向他推荐此人的时候，正在气头上的他当时就拒绝了。 要想公报私仇，这实在是天赐良机，但在这关键时刻，他犹豫了，经过长时间慎重的考虑，他做出了自己最终的决定。 因为他始终相信，秉持正直、不偏不倚是正确的。 夏言郑重地提起笔，在正选名录上写下了这个人的名字：徐阶。 粉饰太平 第七章 徐阶的觉醒 【徐阶】 粗略计算下，徐阶应该算是一个死过三次的人。当然，没死成。 弘治十六年（1503）十月，徐阶诞生在浙江宣平，由于他的父亲是松江华亭人（今上海市），所以后代史书把他算作松江人。 徐阶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县丞（八品），虽说官小，但毕竟是经济发达地区，混口饭吃也不是太难。总体而言，他家还算比较富裕，比照成分大致相当于小型地主。 虽然家境宽裕，不用上街卖报纸，滚煤球，也不用怕饿死冻死，但徐阶却曾比任何人都更靠近死神。 他的第一次死亡经历是在周岁那一年，家人抱着徐阶在枯井边乘凉，不小心摔了一跤，自己倒没怎么着，拍拍屁股上的土站起来，一琢磨感觉不对，手里似乎少了点什么东西，回头一看，徐阶已经掉进井里了。 这可算是缺了大德，自由落体的徐阶虽然没有跌进水里，却也和井底硬地来了次亲密接触。 我一直认为，投井自尽算是个比较痛苦的死法，比投江差远了，就如同而今的房地产市场，想死都找不到个宽敞的地方，还是投江好，想往哪跳就往哪跳，不用考虑落地面积，末了还能欣赏无敌江景，想看哪里就看哪，谁也挡不住。 枯井虽然摔不死人，但应该能摔残，小徐阶掉下井后，全家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半天才把他捞出来（没有工程机械），等重见天日时，徐阶兄却既不哭也不闹——晕过去了。 他这一晕可大了去了，无论如何抢救，掐人中灌汤灌药就是不醒，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到了第三天，大夫告诉他们：快准备棺材。 第四天，徐阶醒了。 徐阶，继续成长吧，下一次你会离死亡更近。 正德二年（1507），徐阶随父亲外出赶路，父亲在前面走，他在后面紧跟着，在经过一座高山的时候，徐阶一不小心，又出了点意外，当然，他并没有掉进枯井，相对而言，他这次掉的地点比较特别——悬崖。 等老爹听见响声回过头来时，徐阶已经跌落山崖。 这位父亲大人即刻放声大哭，枯井多少还有个盼头，悬崖底下就是阎王的地盘了，地府招人那叫一收一个准。 痛快哭完了，还得去下面收尸，父亲带了几个帮手绕到了悬崖下，可是左找右找却始终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总不能飞了吧，父亲抬起头，看见了挂在树上的儿子。 从此以后，徐阶的经历就成了街知巷闻的奇谈，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此大难竟然不死，此人必有后福。 这话似乎没错，从此徐阶的生命踏入了坦途，但人生的最大一次考验仍在前方等待着他，只有经受住这次比死亡更为痛苦的折磨，他才能成长为忍辱负重、独撑危局的中流砥柱。 这之后的日子是平淡无奇的，正德八年（1513），徐阶的父亲辞去了公职，回到了华亭县老家，在这里，徐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十分聪明，悟性很高，四年之后，他一举考中了秀才，进入县学成为生员。 正德十四年（1519），十七岁的徐阶前往南京参加乡试，结果落榜，只得打道回府，继续备考。 但这对他而言未必是件坏事，因为就在第二年，一个人来到了他的家乡，并彻底改变了徐阶的一生。 正德十五年（1520），一位新科进士成为了华亭的知县，他的名字叫聂豹。 应该说聂豹是一个称职的知县，而在公务之外，他还有一个爱好——聊天，每天下班之后，他都会跑到县学，和那班秀才一起探讨经史子集。 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徐阶。 当聂豹第一次和徐阶交谈时，这个年轻人高超的悟性和机智的言辞就让他大吃一惊，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可造之材。 于是，当谈话结束，众人纷纷散去的时候，聂豹私下找到了徐阶，问了他一个问题：是否愿意跟随自己学习。 徐阶不傻，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作了肯定的答复。 自此之后，徐阶拜聂豹为师，向他求学。 但徐阶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极为寻常的县官，却并非一个普通人，他即将展示给徐阶的，是一个神秘新奇的世界。 不久之后，徐阶便惊奇地发现，聂豹教给他的，并不是平日谈论的经史文章、更不是考试用的八股，而是一门他闻所未闻的学问。 在徐阶看来，这是一种极其深邃神秘的学识，世间万物无所不包，而更为奇怪的是，连经世致用、为人处世的原理也与他之前学过的那些圣人之言截然不同。 但他并没有犹豫，在之后的两年里，他一直在刻苦认真地学习钻研着，日夜不辍。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师正在教授给他一种特别的智慧，并将最终成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财富。 嘉靖元年（1522），应天府即将举行乡试，这一年徐阶二十岁。 他对聂豹的钦佩和崇拜已经达到了顶点，在这两年之中，他曾无数次发问，无数次得到解答，他掌握了聂豹所传的精髓，了解了这套独特的体系，但两年来，仍然有一个让他十分好奇的疑问，没有得到答案。 于是在他离家赴考的那天，他向为自己送行的聂豹提出了这个最后的问题： “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呢？” 聂豹神秘地笑了： “那是另一个人教我的。” “几年前，我在江西求学之时（聂豹是江西吉安人）遇到一人，听其所讲极为怪异，甚是不以为然，当时我年少气盛，与他反复争辩几日，终于心服口服。” 聂豹抬起头，走出了他的回忆，看着这个即将踏上人生征程的年轻人，说出了最终的答案： “当日我虽未曾拜师，却蒙他倾囊以授，我所教给你的一切，都是当年他传授于我的，你今此去前途未卜，望你用心领悟此学，必有大用。” “此学即所谓‘致良知’之心学，传我此学者，名王守仁。” 【致命的考验】 徐阶牢牢地记住了王守仁这个名字，他拜别聂豹，就此翻开了自己传奇人生的第一页。 南京的乡试十分顺利，徐阶如行云流水般答完考题，提前交卷离开了考场，他很有信心，认定自己必可一举中第。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自信十足的时候，他的卷子却已经被丢在了落榜者的那一堆里。 他的运气实在不好，当时的应天府批卷考官看到他的卷子，却如同是地球人看到了外星人，顺手就往地上一扔：这写得是什么玩意儿！ 就在徐阶先生即将成为复读生的时候，上天又一次朝他微笑了。 此时，主考官恰好走了进来，看见了这一幕，他捡起了卷子，仔细看了很久，然后走到那位批卷官的面前，说出了自己的结论： “当为解元。” 所谓解元，就是第一名，目瞪口呆的批卷官半天才反应过来，却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落榜。 解元和落榜实在反差太大，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终于达成妥协，录取徐阶，不点解元。 当时的徐阶对这一切丝毫不知，完全被蒙在鼓里，不过无所谓，他已经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资格，一年之后，他将见识真正的大场面，去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们。 嘉靖二年（1523），徐阶前往北京，参加了会试，看来京城的考官水平确实不错，他的文章没有再受到非难，虽然没有拿到会元，却也十分顺利地进入了殿试。 徐阶的心理素质还行，见了大老板也不怎么慌张，镇定自若地完成了自己的答题。殿试后，内阁大臣审读答卷，看到他的文章，都极为惊讶，赞叹不已，认为此科状元非他莫属。 就在此刻，另一个人走入审卷室，和乡试时如出一辙，他也找到了徐阶的试卷。 这个人叫林俊，时任刑部尚书，没事遛弯路过，就顺便进来看看，他拿起卷子认真地看了一会，评语脱口而出： “好文章！当评第一名！” 这回麻烦了。 应该说这位尚书大人给了个不错的评价，可是问题在于，这话实在不该由他来说。 说来惭愧，这位仁兄虽说爱才，也是高级干部，却有一个缺点——人缘不好，当时的内阁大臣费宏等人和他有着很深的矛盾，平时就看他很不顺眼，现在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便就此作出了推论——此文作者与他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托林大人的这一声吆喝，本来众望所归的状元徐阶就变成了探花徐阶。 头等奖变成了三等奖，但也算凑合了，冤就冤点吧，不过领导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就在徐阶金榜题名，去朝廷见考官、拜码头的时候，他的才能终于得到了肯定。 在那里，徐阶见到了朝中第一号人物——杨廷和。 当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出现在这位官场绝顶高手面前的时候，杨廷和立即作出了判断： “此少年将来功名必不在我等之下！” 公报私仇的费宏也挨了领导的批评： “你是怎么做事的，为何没把他评为第一呢？！” 佩服、佩服，杨廷和先生这么多年还真没白混。 发达了，探花徐阶的前景一片光明，比强光灯还亮，领导赏识他，作为高考全国第三名，翰林院向他敞开大门，一条大道展开在他的脚下，庶吉士——升官——入阁，荣华富贵正等待着他。 怀着极度的喜悦，徐阶衣锦还乡，他的父亲激动万分，自己一生也只混了个正八品县办公室主任（县丞），儿子竟然这么有出息，这辈子算是赚大发了。母亲顾氏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连话都说不出来。 就在他们忙着兴奋流泪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却已悄然来到了门口。 这个人就是聂豹，不久之前他刚刚得知，自己很快就要离开此地，去福建担任巡案御史，在这即将离别的时刻，他找到了徐阶。 在过去的日子里，如同当年的那个人一样，他无私地将平生所学尽数传授给了这个叫徐阶的年轻人，但他十分清楚，这位学生虽然极为聪明，却仍未能领会那最为精要关键的一点。 当他进入大堂，看到那个因过度喜悦而忘乎所以的青年时，他立即意识到，揭示那个秘诀的时候到了。 “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望你多加保重。” 徐阶脸上的笑颜变成了错愕，他张大了嘴，似乎想说点什么。 聂豹却笑着摇摇手： “你日后之前程无可限量，我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你，就为你上最后一课吧。” “心学之要领你已尽知，但其中精要之处唯‘知行合一’四字而已。若融会贯通，自可修身齐家，安邦定国。” 聂豹顿了一下，看着屏气倾听的徐阶，继续说道： “你天资聪敏，将来必成大器，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 “即使日后身处绝境，亦需坚守，万勿轻言放弃，切记！” 徐阶肃立一旁，庄重地向老师作揖行礼，沉声答道： “学生明白了。” 然而聂豹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不，你并不明白，”聂豹神秘地笑了，“至少现在没有。” 嘉靖三年（1524），怀着满心的喜悦和一丝疑惑，徐阶拜别聂豹，前往京城赴任。 作为帝国的优秀人才，他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七品编修，这里虽然没有外放地方官的威风和油水，却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因为一旦进入这里，半只脚就已经踏入了内阁。 此时的徐阶少年得志，前途看涨，还刚刚办完了婚事，娶了个漂亮老婆，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好事都让他一人赶上了，可是到达人生顶点的徐阶万万没有想到，他刚摸到幸福大门的把手，就即将滑入痛苦的深渊。 嘉靖三年（1524）八月，刚进翰林院的徐阶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 徐阶是个孝顺的儿子，他极为悲痛，报了父丧，二话不说就打起背包回了家，在家守孝一呆就是三年。 刚到单位上班，领导没混熟，同事关系也没搞好，就回家晾了三年，也真算是流年不利，但徐阶并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热身运动，一场致命的劫难即将向他袭来。 嘉靖六年（1527），徐阶回到了北京，官复原职，开始在翰林院当文员，整日抄抄写写，研究中央文件。 平淡的日子过了三年，麻烦来了，从他看到张璁的那封奏折开始。 之后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张璁要整孔老二，徐阶反对，于是张璁要整徐阶，最后徐阶滚蛋。 好像很简单，事实上不简单。 当徐阶鼓起勇气驳倒张璁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在意，大不了就是罢官嘛，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还能杀了我？ 没错，就是杀了你。 由于徐阶骂得太痛快了，都察院的几个御史也凑了热闹，跟着骂了一把，又惹火了张璁，这下徐阶惨了，张先生缺少海一样的心胸，充其量也就阴沟那么宽，他当即表示要把带头的徐阶干掉。 天真的徐阶万没想到，发表个人意见、顶撞领导竟然要掉脑袋，不过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伸头缩头都是一刀，索性豁出去了，死也不当孬种！ 他毫不畏惧，直接放话出来：要杀就杀，老子不怕！ 但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徐阶没有想到，还有更为悲惨的命运在前方等待着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死亡从来就不是最狠毒的惩罚。 就在他静坐等待处罚的时候，另一个噩耗传来，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只留下了一个两岁的孩子。 徐阶悲痛万分，他成婚仅仅六年，妻子就永别而去，但更让他痛苦不已的是，他连办理妻子后事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他得罪了张大人，不能四处走动，必须呆在原地等候处理。 事实上，在当时很多人的眼里，徐阶已然是必死无疑，因为根据路边社报道，都察院已经放出风来，都御史汪鋐受张璁指使，给徐阶定了死罪。 徐阶终于没有能够逃脱死神的第三次玩弄，其实杀头也没什么，眼一闭，心一横，根据传统说法，就当是多个碗大的疤（虽然治不好）。 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把你关起来先不杀你，吊着你玩，让你感觉每一天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天。 徐阶所承受的就是这样的痛苦，每日笼罩在死亡阴影下，随时都可能有人闯进来宣布他的死期，但除了死亡的恐惧外，他还有更为深切的痛楚——妻死子幼，而家里的情形还真是应了那句老台词——上有七十岁的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 正所谓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了远大前程、幸福家庭，用了二十年，现在前程尽毁、家破人亡，却只用了十几天。 有时候，天堂到地狱只有一步之遥。 这突然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发疯，相信只要是人类，就会难以忍受。 可是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明明已经无法忍受，却还要忍受下去。 当都察院内定的死罪传到徐阶耳朵里时，重压之下的他终于忍无可忍了，于是他抖擞精神，决定，从头再忍。 不忍又能怎样呢？ 徐阶开始准备后事了，他叫来了自己的好友沈恺，交给他一些银两，只委托他两件事情： “请安葬我的妻子，把我的孩子带回华亭老家，交给我的母亲。” 沈恺认真地点点头，接受了他的委托。 得到承诺的徐阶放心了，他大声地说道： “死就死吧，如今我已了无牵挂！请你替我转告张学士（即张璁，时任谨身殿大学士），此事我一人所为，绝无悔意！” 上天一向是很幽默的，一心求死的徐阶偏偏还就死不了，都察院的处决意见送到刑部，恰好刑部的几个司局级干部是徐阶的老乡兼好友，就把这事给压了下去，还四处帮他活动，最后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当然了，张璁是不会罢休的，既然杀不掉你，就毁掉你的前途，此后再也不用回翰林院上班了，更别想什么尚书、内阁，老老实实地去福建吧。 更为可恶的是，这位张学士还在皇帝面前狠狠地告了一状，搞得嘉靖也是激动异常，竟然让人在柱子上刻下了八个大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看样子是害怕自己记性不好，把这事给忘了（事后证明他记性确实不好）。 好了，有了这八字评语，徐阶的前程就算到此为止了。 但他没有多说什么，收拾行李便准备上路，而在赴任之前，他还要回一趟华亭，去拜别在家的母亲。 徐阶连杀头都不怕，自然也不怕罢官，但对辛勤养育自己的母亲，他始终怀着歉疚，荣华富贵已付之流水，何以见母？何以报归？ 但当他见到母亲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母亲顾氏听他讲完所有的经过后，却欣慰地笑了： “你因勇于直言而被贬官，这是我的荣耀啊！” 然后她站起身，去为一脸惊讶的儿子准备远行的行李。 毕竟我并非孤身一人啊！徐阶笑了。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出发，去福建！普天之下，岂有绝人之路！ 徐阶是幸运的，因为综合前人经验，但凡上天要你吃苦，一定会有好处给你，这次也不例外，如往常一样，老天爷早已准备好了一份珍贵的礼物，等待着徐阶去领取。 当然了，在此之前，他不把徐阶折腾个七荤八素是不会罢休的，因为老天爷他老人家的习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先收货、再付款。 【秘诀、醒悟】 福建延平府的推官是个好位置吗？ 答案是不，延平位于闽北位置，而且多是山区，在那里当知府连轿子都没法多坐，经常要骑马，而推官更是够呛，因为它专管司法以及各类刑事案件。 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不巧延平完全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此地大案要案频发，而且其司法系统的下属官员大都由本地人担任，包庇徇私，也十分难搞。如此看来，当年张璁发配他的时候还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于是，当个子矮小的上海人徐阶出现在当地属下面前的时候，当惯了地头蛇的人们几乎同时确定：这人很快就会滚蛋的。 总体上看，这句话的语法和真实性是没错的，但主语的指向并非徐阶，而是他们自己。 徐阶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积案，托手下的福，延平府这几年的司法成绩十分突出，案件推积如山，却总不处理，监狱已经成为了延平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老犯人没处理，新犯人又关进来。声势日益壮大。 当年也没有什么羁押期限，说关你就关你，说多久就多久，完全就没个谱。拖个三五年，判个一两年，审完后掐指头一算，当庭释放也算是常事。 于是徐阶对下属们说，从明天开始，加班加点审查案件。 下属们反应十分热烈，纷纷表示一定要协助领导搞好工作。徐阶非常之高兴。 第二天，所有官员都按时报到，然而徐阶惊奇地发现，这帮人虽然坐在了办公室里，却只是一心一意地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徐阶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群看似亲切的部下，整日笑脸相迎，呼前拥后，背地里却搞非暴力不合作，推三阻四，其实只为一个目的——把自己赶走。 徐阶愤怒了，他言辞训斥了几个怠工的官员，却没有想到，这些人的脾气比他还大，当场就顶了他几句，之后索性不来了。 烂摊子丢给你，看你一个人怎么办！ 徐阶握紧了拳头，他知道指望不上这些人了，但问题摆在眼前，一个人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事一个人也是可以办的，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 徐阶打开了尘封的卷宗，开始逐件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没有助手、没有朋友，在孤灯下艰难地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 该判的判了，该放的放了，什么千古奇冤、罪大恶极的也都处理了。这个世界第一次彻底清静了。 地头蛇们跌破了眼镜，他们想不到，这个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外地人竟然如此骠悍，可他们更想不到的是，这并不是事情的终结。 在不久之后，徐阶突然下令逮捕了几个法司衙门的官员——那几位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领导人，罪名是贪污受贿，以他们的那些烂底，这类证据实在并不难找。于是分流的分流，下岗的下岗。 从此没有人再敢和徐阶作对，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在这个文弱书生的身体里，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力量。 在很多记载中，这个故事常常被引用，以说明徐阶的良好的工作态度，并体现了其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境界等等等等。 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在这层光环的下面，隐藏着徐阶性格的另一面——先隐而后发，俗语又叫秋后算账，或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而二十年后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这位斯文读书人的心中，始终铭刻着这样一个人生信条——有仇必报。 不久之后，徐阶的名声就随着这件事情传遍了延平，喜欢他的人很多，恨他的人也不少。几位被他下岗分流的人还找来了当地的黑社会，扬言要给他放点血。 于是有人找到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已经不是京官了，在这小地方捞点外快，混日子就行，何必那么认真呢？ 徐阶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虽官小，却有职责在身，一日不敢懈怠。此地虽偏，亦可励精图治！” 说得好，说得好，可是励精图治的徐阶先生，你很快就会遇到一个真正的麻烦，而这个麻烦，是你无法解决的。 事情是这样的，延平一带虽然穷，却还有个天然优势——产矿。 这矿出产的东西也比较特别——银。 当年那个时候，银矿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印钞厂，只要能挖出来，就能用出去，还不用担心通货膨胀问题。 延平是个民风骠悍的地方，所谓民风骠悍，通俗点讲就是不读书、敢闹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吃白不吃。 于是各地未经生产安全部门批准的小银窑纷纷开张，四处刨坑挖洞，还勾结地方黑社会，称霸一方，鱼肉百姓。 刚刚断完冤案的徐阶意气风发，他准备再显身手，彻底解决这帮为害百姓的人渣。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虽然三令五申，反复清查，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官员们依然喝茶聊天，恶霸们依然盗挖银两。 徐阶并不是个天真的人，他十分清楚，官员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在那些被盗掘的银子中，必定有属于他们的一份。 官匪勾结，蛇鼠一窝，没有人肯执行他的命令。这一次，徐阶真的无计可施了，文件可以自己看，案件也可以自己审，但是要他手提钢刀、深入虎穴剿匪，这玩笑就开得太大了。 最初，在徐阶看来，这只是一件他必须解决的治安案件，但他没有想到，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时间一天天过去，事情却毫无进展，在逐日的等待中，徐阶开始疑惑了。 即使在被张璁恶整，皇帝训斥的时候，徐阶也从未畏惧过，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是站得住脚的，但是现在他似乎有点心虚了。 二十多年以来，虽然饱经风雨，但徐阶始终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他相信自己学到的四书五经，相信自己听到的圣贤之言，那些历史上的名臣名相和他们的不朽功绩一直都是他学习的榜样。徐阶曾经坚定地认为，只要信守圣人的教诲，遵循礼仪廉耻，必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是现在出问题了，徐阶惊奇地发现，雷厉风行、刚正不阿，在现实中失去了作用，至少在现在这件事情上，一点作用也没有。 而他的属下们并没有相同的道德觉悟，也不打算培养类似的品德，他们并不理会徐阶的苦心，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等待着徐阶的离去，然后继续获取他们的利益。 徐阶想不通，他忿忿不平了，他出离愤怒了，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它不是书中所记载的那个太平盛世，更不是人心向善的桃花源，这是一个丑陋的世界，所有的人最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得失。 所谓舍身取义，所谓心怀天下，在他那些贪婪的下属心中，统统归结为两个字——放屁。 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徐阶的心中，他突然发现，自己二十多年所信奉的圣人之道、处事原则原来竟然毫无用处，连福建延平府的几个奸吏恶霸都解决不了，治理天下、青史留名？真是笑话！ 徐阶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危机——信仰的危机，多年所学已然无用，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可以坚持！？ 然而他最终没有放弃，因为他还有第二个选择——良知之学，知行合一。 我的一位哲学系毕业的好朋友曾经这样对我说：大学里不应该开设哲学本科专业，因为学生不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为高深的智慧，哲学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生活的结晶，他们吃过许多亏，受过许多苦，才最终将其浓缩为书本上的短短数言。 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是不会懂得这些的，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他们或许能够在考试中得到一百分，却不可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 所以他们虽然手握真理，却无法使用，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却被撞得头破血流。 徐阶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也不懂，虽然他了解心学的所有内容，却并不知道该怎样去做。至于六年前聂豹告诉他的那四个字，则更是不得要领。 什么是知行合一？答：就是知与行的合一。评：废话。 徐阶反复思考着这四个字，却始终摸不着头脑，聂豹说话时那郑重肃穆的表情依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肯定这位先生不是在拿他开涮。 但问题是他怎么都看不出这四个字有什么作用，难道像念咒一样把它念出来，矿霸们就能落荒而逃，官员们就会老实办事？所谓良知之学，所谓光明之学，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又有何用处？ 于茫茫黑暗之中，光明何处去寻？！ 百思不得其解的徐阶沉默了，在官员们的冷眼旁观和冷嘲热讽中，他开始了漫长的思考。 在痛苦的思索中，他终于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他坚守二十余年的信念和原则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这套传统道德体系或许是对的，却并无用处。真正决定大多数人行为的，是另一样东西。 只要找到这样东西，就能解决所有的难题。于是徐阶决定，否定自己所有的过往，把一切推倒重来，去找到那样东西。 说教没有用，礼仪廉耻没有用，忠孝节义也没有用，这玩意除了让人昏昏欲睡外，并没有任何作用。 在剥除这个丑恶世界的所有伪装之后，徐阶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利益。 胸怀天下、舍生取义的绝对道德确实是存在的，可惜的是这玩意太高级，付出的代价太高，从古自今，除了个别先进分子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消费。 利益，只有充足的利益，才有驱动人们的魔力，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极其的残酷，却异常的真实。 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徐阶终于明白了知行合一的真意，无论有多么伟大正直的理想，要实现它，还必须懂得两个字——变通。只有变通，只有切合实际的行动，才能适应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 于是在醒悟的那一天，徐阶丢弃了他曾信奉几十年的文字和理念，面对那些肆无忌惮的矿霸贪官，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 不久之后，徐阶的随从们惊奇地发现，几乎在一夜之间，那些霸占银矿的地方黑社会突然退隐江湖，老老实实地回了家。 在纳闷和兴奋的情绪交织中，他们向徐阶通报了这个好消息，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徐阶并没有丝毫的惊讶和喜悦，似乎这早在他预料之中。 而事实确实如此。 几天前，徐阶带领着几个亲信，来到了银矿的所在地，他没有去那里的官衙，而是找到了另一群人——当地的里长。 当然，这些所谓的里长并不是什么善类，盗矿的好处自然也有他们的一份，就在他们不知这位大人来意、惶恐不安的时候，徐阶亮出了底牌：铲除那些矿霸，我将给你们更大的利益。 于是一切都解决了，这些以往雷打不动的人突然焕发了生机，他们立刻动员起来，发动各村各户，连夜把参与盗矿的人抓了起来，刻不容缓。 在徐阶的政策影响下，各地各村纷纷效仿，兴起了打击矿盗的高潮，对这种特殊的群众运动，当地官员个个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矿盗干不下去，只好走人，危害当地十余年的祸患就此解除。 徐阶终于成功了，他没有死守所谓的绝对道德，用利益打倒了利益。但当他将所有内情坦诚相告的时候，一位随从却十分不以为然，愤然而起，指责徐阶的处理方式是耍滑头，搞妥协。 “是的，这是妥协，”徐阶平静地回答道，“但我赢了。” 经历了艰辛的历练，徐阶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也彻底领悟了心学的含义和聂豹留给他的那个秘诀。 “知行合一，我想我已经明白了。”徐阶注视着当年他来时的方向，作出了这个自信的回答。 嘉靖十三年（1534），徐阶终于熬出了头，他因政绩优秀，被提任为湖广黄州（今湖北黄冈）同知，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又得到消息——他再次被提升，改任浙江学政。 在浙江干了三年教育工作后，徐阶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次转机，这一次他的职位是江西按察副使。 作为江西的高级官员，徐阶再也不用每天爬山沟、深夜翻档案了。 但是麻烦还是找到了他的门上。 一天，他家的门卫突然前来通报，说有一个人想见他，徐阶还以为有何冤情，便同意了。 可是这位仁兄进来之后，即不哭也不闹，却直截了当地向徐阶表示，自己积极肯干，要求进步，通俗点说，就是升官。 徐阶笑了，他从未见过如此莫名其妙的人，你说升官就升官？凭什么？可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这位找上门来的人说出了他如此自信的理由： 我是夏首辅的亲戚。 这实在是个很合理的理由，也十分正常，提拔夏言的亲戚，夏言自然也会提拔自己，公平交易，符合市场规律。而已经学会变通的徐阶似乎没有理由拒绝。 然而他拒绝了，留下一句话后，他把这个人赶出了家门。 “我到此为官，是来管束你们（尔曹属我诲），不是滥用职权，谋求晋升的！” 这位仁兄灰头土脸地走了，自然不肯干休，马上给夏言写信痛骂徐阶，还四处扬言，要给徐阶好看。 徐阶听到了风声，却一点都不以为意，不理不睬，只当是没听见。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经历磨难，懂得变通的徐阶已然成为了一个熟悉官场规则的人，他很清楚，讨好夏言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但他却坚定地回绝了。 在很早以前，徐阶曾决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匡扶社稷，为国尽忠，许多年过去了，他受到过无数打击、经历了很多痛苦，却从未背叛过自己的初衷。 事实证明，他始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嘉靖十八年（1539），坚持原则的徐阶遇上了坚持原则的夏言，于是他又一次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外历练八年之后，他即将踏上回京的道路。 一般来说，大兴土木搞工程是当官拿回扣发财的不二法门，所以凡有修理河道、建筑粮仓之类的项目，各级官员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徐阶大概是唯一的例外。 但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却也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要求——修建一个祠堂。 祠堂一般都是用来纪念某人的，可让经办官员惊讶的是，徐阶所要纪念的这个人，既不是他的朋友，更不是他的亲属，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人。 “此人是我的老师。”徐阶这样回答旁人的疑问。 于是在王守仁祠堂建成的那天，徐阶亲自到访，在众人诧异的眼光中，他整肃衣冠，向这位伟大的先辈跪拜行礼： “我曾随文蔚（聂豹字文蔚）公习阁下之道，磨砺十年方有所悟，虽未能相见，实为再传弟子，师恩无以为报，唯牢记良知之学，报国济民，匡扶正道，誓死不忘！” 拜别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导师，徐阶踏上了返京之路。 近十年的磨砺与历练，那个不谙世事的青年翰林，已然变成了一个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官场老手。 但这并不是徐阶的唯一收获，更重要的是，他终于领悟了所谓光明之学的真意。 领教了黑暗中的挣扎、沉浮，天真幼稚的徐阶终于回到了真实的世界——一个丑恶现实的社会，但耐人寻味的是，那门追求光明的奇特心学正是诞生于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倔强地闪耀着自己的光芒。而创立者王守仁先生一生饱经风雨坎坷，却怀着一颗光明之心死去。 因为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纵使执着、纵使顽强，却依然是软弱的。 他们并不明白，在这世上，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解，却必须接受。 只有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丑陋与污浊，被现实打击，被痛苦折磨，遍体鳞伤、无所遁形，却从未放弃对光明的追寻，依然微笑着，坚定前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 不经历黑暗的人，是无法懂得光明的。 背负着黑暗活下去吧，徐阶，坚持下去，你会找到光明的。 粉饰太平 第八章 天下，三人而已 【徐阶的班底】 重返京城的徐阶开始在新单位上班，他的职务是东宫洗马兼翰林院侍读，简单说来就是太子党兼宰相培训班学员，十年之后，他再次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 但这次他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得意了，因为一路走来，他已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了代价，而且他还得知，自己能够死鱼翻身，竟然是托那位夏首辅的福。 他简直难以相信，在朝廷的官场上，还有如此不计前嫌，公正处事的人，徐阶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他决定带上礼物，去拜会这位前辈。 可当他见到夏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似乎打错了算盘。夏先生对他十分冷淡，也没收他的礼，只是板着脸看着他，还没等他说完感谢词，就挥手打断了他，丢下一句话，让他走人： “我对你并无好感，召你回京，只是为国选材而已，你无需谢我，今后也不必再来。” 徐阶收回了礼物，脸上却露出了笑容，因为他已经了解，眼前这个做了好事也不认账的老头，虽然看似古板严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徐阶的判断是正确的，自从进入朝廷以来，夏首辅曾多次亲自查问他的工作情况，并曾对他赞不绝口。但这一切，他从没有在徐阶的面前提起过。 就这样，六十多岁的夏首辅与三十多岁的徐翰林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一种没有利益，没有交易的真诚关系。 夏言是个有着坚定道德原则的人，他虽然深通官场原则，但也不怕皇帝，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不搞山头主义，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所以他愿意提拔那些有能力的人，即使他并不喜欢这个人——比如徐阶。 此外，夏言还有一个特点——从不拉帮结派，无论有多少人主动登门投靠，他都加以推辞，是个结结实实的官场光棍，但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那就大错特错了。 要知道，夏言先生也是官场的老狐狸，他不搞小团体，那是做给皇帝看的，皇帝是最大的光杆司令，只喜欢比他更光的人。 按说这一招没错，但夏言做得过了头，在工作中从不团结同志，每天昂头走道，也不怕摔跤，以致于大臣们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不见夏言，不知相尊”。 混到了这份上，也就离死不远了。 相对而言，徐阶的情况要好一些，他多少也能搞点关系，交几个朋友，但和同时代的绝顶政治高手相比，他的脸还不够厚，心还不够黑，如果失去夏言的庇护，仅凭现有的资源，要应对即将逼近的那几个可怕的敌人，结局只有死路一条。 但上天似乎始终保佑着这个人，自从他踏入东宫的那天起，一个强大而神秘的政治组织就已开始紧密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当时的东宫，云集了朝廷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大多是翰林出身，且年纪不大，在官场中混的时间不长，相对比较简单。但敏锐的徐阶却惊奇地发现，在这里，似乎活跃着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成员彼此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出于好奇，他结交了其中的两个人，一个叫赵时春，另一个叫唐顺之。 作为嘉靖二年（1523）的探花，徐阶在摆资历时，是很有点炫耀资本的。但如果翻开这两个人的履历，就会发现人外有人实在不是句空话。 赵时春，平凉人，十四岁中举，嘉靖五年（1526）会试第一名，会元。 唐顺之，武进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名，会元。 徐阶之所以去接近他们，主要是出于好奇，因为他发现，这帮人的言谈举止十分奇特，不同于常人，但当他小心翼翼接触对方的时候，才发觉这两个人对他抱有同样浓厚的兴趣。 赵时春和唐顺之热情地接纳了他，并很快成为了他的朋友，而随着了解的深入，徐阶吃惊地发现，他和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从处事原则到政治见解，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很快，他们由朋友变成了同志。 所谓同志，是指志同道合的人。 但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徐阶的疑心却越来越大，他的直觉告诉他，这种相似绝不是偶然的，在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 直到有一天，他听到唐顺之的那句话后，才最终解开了这个疑惑。 “我是王畿的弟子。” 徐阶笑了，很久以前，聂豹曾对他提过这个名字，他十分清楚地记得，王畿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走到了一起——王学门人。 “还有其他人吗？”徐阶终于明白，到底是什么把这些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 “是的，还有很多人。”唐顺之意味深长地答道。 就这样，徐阶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们秉持着同一个信念，遵从同一个人的教诲。 这是一个特别的团体，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不是利益，而是一种共同的政治理念。 出人意料的是，后进的徐阶却很快成为了团体的领导者，经常组织大家搞活动（学习交流心学），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辈分来算，唐顺之才是真正的第三代嫡传弟子，而徐阶的老师聂豹并未正式拜师（自封的），论资排辈怎么也轮不到徐阶。 但大家对此毫无异议，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徐阶就此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班底，而他的这一段经历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这并不奇怪，因为和当时为数众多的政治帮派相比，无论人力还是物力，这个组织实在一点也不起眼，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团体，在那场决战的最后一刻，发起了决定胜负的一击。 东宫是没有什么事情干的，徐阶就这样在王守仁理论培训班呆了四年，等来了一个新的职位。 嘉靖二十二年（1543），徐阶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家行政学院校长，这里的学生不用参加公务员考试就能当官，虽说名额有限，但只要能混出来，职业前景还算不错，见到徐校长自然也得毕恭毕敬行礼，这就是徐阶的第二个人脉资源。 加快速度吧，徐阶，你的战前准备时间已不多了。 两年校长任期之后，徐阶得到了一份至关重要的工作——吏部左侍郎，即人事部副部长。 徐阶实在应该感到幸运，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他将极有可能失去站上决斗舞台的资格，被人干净利落地干掉，或是沦为一个不起眼的配角了此一生。 科学研究证明，上至三皇五帝、下到二十一世纪，远达非洲丛林食人部落，近抵家门口的老大妈居委会，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人事部门都是最牛的，说提你就提你，让你滚你就得滚。 因此，明代的吏部向来都是最难缠的衙门，所谓话难听、脸难看是也，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就敢训地方布政使，你还不敢还嘴，老老实实地给人家当孙子，要不爷爷不高兴，给你小子档案写上两笔，管保你消停二十年。 徐阶却是唯一的例外，自打他进入吏部后，就没有训过一个人，每逢有地方官晋见，只要他有时间，都亲自接待，还要谈上个十几分钟，搞得很多人诚惶诚恐，激动不已。回去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逢人就讲，兄弟我在吏部的时候，徐侍郎如何如何，太够哥们意思了。 不过据本人估算，按照徐阶的工作强度，估计能把那些人的名字记住就很不错了，鬼才记得说过些啥，但无论如何，徐阶借此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了官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继续努力，那场惊天巨变很快就要来临了，还有一年。 此时的严嵩也正在紧密地筹划着，情况已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夏言占据高位，自己的伪装已经暴露，图穷匕见，必须采取措施除掉他。 但严嵩没有信心，因为夏言比他的前任张璁强得多，他有才干，有城府，而且从不畏惧，善于斗争，实在是太强大了。 然而此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告诉严嵩，其实，夏言很容易对付。 这个人叫严世蕃，是严嵩的儿子。此人长得很有特点——肥头大耳，还瞎了一只眼睛，算是个半盲。就这副长相，走在街上都影响市容，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 “夏言才高善断，貌似刚硬，却处事犹豫，优柔寡断，虽身居高位，其实并不可怕，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严世蕃自信地看着他的父亲，接着说道： “所谓举世奇才，放眼当今天下，三人而已！” “第一个，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博。” 杨博，蒲州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考试成绩一般，高考后分配到偏僻地方上当县长，和同学们比起来，混得那叫一个灰头土脸，但这位仁兄可谓金鱼岂是池中物，一到下雨就翻身，很有几把刷子，虽是文官，却也精通军事，后来不知怎么地，被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翟銮看中了，调到京城，先在兵部武选司当处长，然后去了职方司（俗称最穷最忙）当司长。 因为他升得太快，很多人都不服，但事实证明，高级领导的眼光是不会错的，杨博确实是一个天才，他有着一项极为特别的本领——过目不忘，据说大到国家政事，小到各地地形地貌，只要他见过一次，都能熟记于心。此外他还能说好几地方言，这要换到今天估计也是个月薪过万的金领。 因此，他除了干好日常工作外，还经常给领导当秘书，出去视察。 而他最为光辉的经历就发生在当秘书的日子里。 有一次，翟学士奉命去巡边，就是所谓的视察国境，慰问官兵，这是个苦差事，当年又没有直升飞机，这边防哨所要是建在穷乡僻壤，高原地带，大学士也得爬山沟，见到人喝杯茶才好走人交差。 唯恐一去不复返的翟学士决定带上杨博，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是十分英明的。大明天下着实不太光明，一路上风吹冒淋就不说了，到了肃州，竟然碰上了劫道的。 这也真是怪事，朝廷的第二号人物（翟銮内阁排名第二）竟然被强盗打劫，但在那年头，管你是啥干部，人家强盗也是干本职工作，一句话，交钱！ 更为奇怪的是，见到这群劫匪，翟学士的随身侍卫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而翟学士本人也是目瞪口呆，因为这是一帮有政治背景的劫匪——蛮番。 所谓蛮番，是指当地少数民族或是不开化人群，这帮人靠山吃山，听说大官到了，不但不怕摊派（穷地方也没啥好摊的），反而奔走相告，秉承大官大抢，小官小抢的精神，热情动员大家去劫道，反正天高皇帝远，不抢白不抢。 当然了，他们劫道也是先礼后兵的，先派人去接触，所谓“邀赏”，给钱最好，要是邀不到，咱们就回家去操家伙。 思前想后，翟学士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可是身边侍卫却不执行他的命令，原因很简单：对方人多，真的很多（数百遮道）。 这是打头阵的，人家还特地放了话，七大姑八大姨的还没到呢，吃完饭就来。 麻烦了，这偏僻地方，地方衙门也没多少人，要调兵来救，只怕等人到了，翟学士的脑袋已经被人拿去当夜壶了。 关键时刻，面子不重要了，既然打不得，翟学士便打算开溜，然而这时杨博站了出来： “有我在，必保大人无恙！” 翟銮十分好奇地看着杨博，停住了脚步。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敢忽悠，什么奇迹都是可能发生的。 正所谓：只有想不到，没有忽不了。 杨博召集了所有的侍卫，让他们整理好着装，拿好礼仪装备，然后威风凛凛地走出了营房，还没等蛮番反应过来，杨博就对着他们大喝一声： “列队迎接！” 这一嗓子把劫匪吼糊涂了，被劫的还敢这么嚣张？ 嚣张的还在后面，杨博接着喊道： “翟大人是内阁大学士，亲率大军先行至此，你们出来迎接，竟然只来了这个几个人，其余的人哪去了？！若还敢如此轻慢，就把你们都抓起来！” 您一被劫的还嫌咱们人手少？这下子搞得强盗们也无所适从了，正在踌躇不定的时候，杨博又发话了： “看在你们出来迎接的份上，还是给你们一些赏赐，下次注意！” 这就是传说中的又打又拉，杨博兄可谓是聪明绝顶，要知道人家强盗也讲究吉利，从来不走空趟，给点钱也是个意思。 翟学士终于安全地回到了京城，而杨博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了朝中头等重臣。 “第二个人，是锦衣卫指挥使、都督同知陆炳。” 【明代最强锦衣卫】 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丁卯。 夜四鼓嘉靖行宫。 外出巡游的嘉靖在他的行宫中安睡，与此同时，几缕黑烟却开始在阴暗的角落里升腾。 瞬息之间，火起，由于风大天黑，火势蔓延很快，又不易控制，侍卫们仓促之间不熟悉方向（此为行宫），找不到皇帝，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很多侍卫已然放弃了希望，准备上街买白布筹划追悼会了。 正在此时，只见说时迟，那时快（评书用语，借着用用），一位兄弟突然淋湿上衣，光着膀子就往火海里冲，众人正瞠目结舌，没过多久，这位救火队员又背着一个人冲了出来。 大家正感叹这哥们真傻，为一年几十两银子还真敢玩命，等到看清他背上的人时，大家又一致感叹，这条命玩得真值，值大了。 嘉靖皇帝就这样被人背出了火海，可谓九死一生。 等到侍卫安置好了皇帝，这位救人者洗了把脸，露出真面目的时候，大家却又彻底丧失了感叹的勇气，即刻一哄而散，有多远跑多远。 因为这是个职业特殊，不好招惹的人，他就是陆炳，时任锦衣卫南镇抚司最高长官。 纵观整个明代，特务组织层出不穷，但贯彻始终的只有两个，锦衣卫和东厂。 锦衣卫的历史最为久远，但东厂却后来居上，因为掌管东厂的是太监，虽然由于不幸挨了一刀，体力往往不如常人（练过葵花宝典的除外），却容易成为皇帝的亲信，而锦衣卫长官指挥使身体没有明显缺陷，自然要稍逊一筹。 久而久之，锦衣卫的地位越来越低，个别不争气的长官竟然会主动给东厂太监下跪，自永乐之后，在大多数时间里，东厂一直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而锦衣卫只能无奈地扮演着配角。 只有一个例外。 似乎是上天的刻意安排，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陆炳出现了，在这个可怕的人手中，锦衣卫将成为最为恐怖的斗争武器。 但更为有趣的是，这位威震天下十余年，让人闻名丧胆的锦衣卫陆炳，其实算不上是个坏人。 陆炳，出生在一个不平凡的家庭，家里世代为官，请注意“世代”两个字，厉害就厉害在这里，这个“世代”到底有多久？ 一般来说，怎么也得有个一百年吧？ 一百年？那是起步价，六百年起！还不打折！ 据说他家从隋唐开始就做官，什么五代十国、大宋蒙元，无数人上上下下，打打杀杀，似乎和他家关系不大，虽然中间也曾家道中落，苦过一段时间，但基本上总能混个铁饭碗，其坚韧程度，连五代时候的那位超级老油条冯道，也是望尘莫及。 到了明代，这一家子更是不得了，陆炳的父亲陆松接替了祖上的职位，成为了一名宫廷仪仗，不久之后，又被一位藩王挑中，成为了贴身随从。 应该说，在明代跟着藩王混实在没有太大的前途，不是跟着造反被砍死（成功者只有朱棣先生），就是呆在小地方闷死。可偏偏这位藩王是个例外——兴献王。 他的儿子就是嘉靖，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可陆松虽然运气不错，他的老婆运气却更好——被召入王府当了乳母，为什么说运气好呢？ 因为她喂养的那个孩子正是嘉靖。 可是陆炳兄当时年纪还小，又不能丢给幼儿园，于是陆炳只得随着母亲进了王府，母亲喂奶，他在一边玩。 几年后，他依然在那里玩，只是旁边多了一个朋友。 陆炳先生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和他一起玩的那个伙伴后来进京成为了皇帝，陆炳则始终跟随在他的身边，护卫着他。 简单概括一下，陆炳和皇帝吃同样的奶长大，玩同样的游戏，用今天的话说，是光屁股的朋友。 所以你大可排除他投机的可能性，这位兄弟之所以去客串救火队员，其主要原因在于，里面的那个人是他的朋友。 这就是陆炳的家庭情况，祖上七八代不是官僚，就是地主，这要赶上划成份那年头，估计得拉着游街两三个月。 所谓富家多败子，然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陆炳，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太不同寻常了。 有时你在生活中会遇到这样一种人，学习比你好，体育比你强，家里比你富，长得比你帅……好了，就不列举了，总之一句话，不比你也气死你。 陆炳大致就属于这个类型，小伙子长得很帅，体格也好，更为特别的是，他有一种独特的走路姿势——“行步类鹤”。 真是人才啊，只要回家翻翻赵老师的动物世界，看看鹤是怎么走道的，你就明白，陆炳先生实在太不简单了。要换了一般人，非得累死不可。 有钱有势，相貌出众，姿态“优雅”，有这样的条件，你想不嚣张都难，可偏偏这兄弟还有一个特点——谦虚谨慎。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出身显贵的陆炳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对周围的人也十分客气，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架子。更让人称奇的是，这位兄弟的官位竟然是自己考来的。 明代科举分两种，文举是其中一种，全国人争几百个名额，难度超高，然而还有一种考试比这玩意更难考，那就是武举。 文考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那武考大致就算是走钢丝了。考试这玩意也要看运气，什么心理素质、营养程度、考官喜好之类的多了去了，要是掉下去，不要紧，淹不死的爬起来再考。 可这一套在武考那边就行不通了，因为那是要抄真家伙干仗的，考试内容丰富多彩，除了马战、步战外，还要考弓箭射击技术，这几场夹带复印资料是没用的，您要不会，趁早别上场，没准就被人给废了。 但最不幸的事情在于，您就算挺过了体能测试，武艺展示，到最后关头，还有一道缺德的关卡——策论。 所谓策论，也就是给你个题目，让你写答案，比如什么我国周边军事形势等等。 这就是难为人了，搞这一行的人基本都是武将世家出身，说得不好听就是职业军事文盲，以大老粗居多，能把自己姓甚名谁、字什么写清楚就很值得表扬了，您还指望这帮人写策论？ 当然了，高人不是没有的，陆炳就是其中一个，这位仁兄嘉靖八年（1529）参加会试，不但功夫了得，还极有文采，就此一举中第。 如此的精英人才，又是皇帝的铁兄弟，自然不用发配地方，考试结束之后，陆炳被授予了一个特殊的职位——锦衣卫副千户。从此他就成为了这个神秘机构的一员。 此后他认真积极工作，一路高升，到了嘉靖十八年（1539）， 这位仁兄把皇帝从火里捞起来之后，终于更上层楼，成为了特务中的特务——大特务（锦衣卫指挥使）。 事实证明，这位陆指挥实在是个不同凡响的人，一般来说，特务的主要工作不外乎四处探头，打小报告，栽赃陷害等等，可是陆指挥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却着实让下属们目瞪口呆——平反冤狱。 锦衣卫下属两大镇抚司，分别为南镇抚司和北镇抚司，南镇抚司管理锦衣卫的经常事务，而北镇抚司却只管一个监狱——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诏狱”，又称“锦衣狱”。 “诏狱”，俗称人间地狱，一旦蹲进去，如果不从身上留下点纪念品，只怕是很难出来的，前期里面主要关达官显贵，后来门槛降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也能到此一游。 管监狱的这帮人素质也确实不高，总是干点敲诈勒索之类的事，甭管有罪没罪，关进来就打，打完就要钱，没钱接着打，景况极惨，估计窦娥到了这里，都不觉得自己冤。而且这帮人态度十分认真，冤案也能做得天衣无缝，文书一应俱全，一点都看不出破绽，想整治他们根本没门。 所以历代锦衣卫指挥都知道，都不管，于是陆炳来管。 有一天，他突然召集办案人员来开会，等到这帮搞冤案的兄弟到了地方，陆炳先招待客人，问候致意，然后十分客气地点出几个案子，让他们讲讲案件情况。 这帮老油条自然不说实话，说东扯西，来来去去，啥也不说。 陆炳倒也不生气，只是叫来了一个下属，对他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出去把门关上，没有我的命令，一个也不准放出去！” 然后他怡然自得地坐了下来，悠闲地看着面如土色的属下们。 意思已经摆明了，今天不把问题说清楚，大家就都别走了，反正我住这，看谁熬得过谁。 这帮兄弟也着实没种，一见到这个架势，很快就老实交待了。 事情解决了，可有一点他们始终也想不通，案卷做得密不透风，欺上瞒下绰绰有余，怎么会被人看破呢？ 其实陆炳并没有看案卷，他只是去了一趟诏狱。 诏狱里蝇虫满天，恶臭扑鼻，除了犯人，看守都不愿意在里面多呆，但陆炳去了。 他在牢里仔细盘问了许多犯人，耐心听他们陈述冤情，然后一一记录下来，认真盘查。 冤情就此大白。 这样看来，陆炳似乎是个好人。 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也有着另一面——黑暗的一面。 因为升得太快，当陆炳成为锦衣卫最高长官的时候，他的很多属下都是他曾经的领导，对这个毛头小子自然很不满意，也从不听话。 陆炳对此十分清楚，却从不发火，而且非常敬重前辈。 但这一切都是假象，当这些老同志被迷魂汤灌得迷迷糊糊的时候，陆炳下手了，依然不动声色。 很快，那些不服从领导的老资格们纷纷被调走，或是勒令退休，仓促之间很多人不知所措，却也无计可施。陆炳的抢班夺权大计就此完成。 所谓事可以做绝，话不能说绝，是也。 “第三个人，是我。”严世蕃最后这样讲。 应该说，他确实没有吹牛。 严世蕃这个人，看起来不起眼，他没有杨博的急智，也没有陆炳的深沉，为人处事十分嚣张跋扈，从来都不招人喜欢，但他却极有可能是三个人中最为厉害的一个。 因为他的优点虽然简单，却很实用——聪明。 他实在是一个聪明到极点的人，据说他跟人谈话，对方说上句，他就知道人家下句要说什么，而且他看人极准，无论你是老奸巨滑还是天真烂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此外，他还有一门独门绝技，是另外两人望尘莫及的，那就是写青词。 严嵩写不好青词，虽然他很努力，但确实是写不好，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代笔，结果出人意料，送上去的青词受到了嘉靖同志的表扬。应该说，严嵩能够得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位枪手。 然而举世奇才严世蕃之所能够升官，完全是靠他爹，这倒也不值得奇怪，对这种特殊人才，搞搞特殊化似乎也很正常。 于是在老爹的提携下，严世蕃当上了工部左侍郎兼尚宝司少卿，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兼机要室主任。 估计当时的朝廷里，最肥的就是这两个位置，天天搞工程，和包工头打交道，拿回扣那是家常便饭，加上他还管机要印章，和严老爹那是一拍即和，儿子通报消息，老子索贿受贿，贪得不亦乐乎。 所以在严世蕃看来，天下虽大，却只有三人而已：杨博、陆炳，和他自己，夏言并不足道。 说是这样说，但严嵩却用冷笑回应了自己的儿子： “夏言是首辅，位高权重，人事升浮，只在举手之间，你空口乱言，又能拿他怎么样？” 严世蕃自信地笑了： “夏言虽然厉害，却并非不可战胜，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三年之内，此人必亡！” 严嵩终于兴奋了起来，他好奇地等待着严世蕃的那个条件。 “三人之中，若得其二，一定能够击败夏言！” 严嵩泄气了。 “我曾与杨博交往数次，此人不愿加入我们。” 这话没错，杨博兄胸怀韬略，平日就喜欢在兵部呆着画地图，自然不来趟这趟浑水。 “那陆炳呢？”严世蕃依然满怀希望。 “你不知道吗，他是夏言的人。”严嵩苦笑着回答。 这话也没错，陆炳兄自幼贵族出身，还是很有点政治理想的，十分钦佩清正廉洁的夏言，虽然他确实比较贪钱，却也瞧不上名声太差的严嵩，见面点头打个招呼，老死不相往来。 于是严嵩父子又回到了起点，但值得欣慰的是，只要严世蕃的脑袋不出现突然进水之类的意外，三人中还是有一个站在他们一边的。 粉饰太平 第十章 隐藏的精英 【另外的三个人】 在严世蕃的眼中，天下英才只有三人而已，但事实证明，这位仁兄虽然聪明，却是一个不太识数的人，因为他只数对了一半。 杨博、陆炳、严世蕃确实是芸芸众生中的异类，他们机智过人、精于算计，堪称不世出的奇才。但老天爷实在太喜欢热闹，就在严世蕃自以为天下尽入己手时，上天却给这出戏送来了另外三个人，三个更可怕的人。 按照严世蕃先生的逻辑编号继续下去，第四个人的位置应该属于徐阶。在经受了无数考验之后，他已经具备了逐鹿天下的实力。但严世蕃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的眼里，这个小侍郎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徐阶仍然隐藏着自己，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将揭下自己的面纱，给严世蕃一个大大的惊喜。 第五个人，叫做高拱。 如果说严世蕃只是轻视徐阶的话，那么高拱这个名字他可能从没有听过。 这也怪不得他，因为高拱实在太不起眼了。 高拱，正德七年（1512）出生，河南新郑（今河南新郑市）人，嘉靖七年（1528）河南省乡试第一名，嘉靖二十年（1541）考中进士，被分配到翰林院。 而当严世蕃纵论天下之才的时候，高拱先生的职称只是翰林院的编修，不过是机关里的一个小抄写员。这种小角色，自然难入严奇才的法眼。 然而他终将成为一个撼动天下的人。 根据影视剧的规律，最厉害的人总是最后出场，这次也不例外，而最先发现这位奇才的人，正是徐阶。 夏言下台后（当时尚未被杀），徐阶的处境很惨，原先对他恭恭敬敬的人，眼见他没了靠山，纷纷就此拿出了当年翻书的速度，跟他翻了脸。 除了同僚的挤兑冷遇外，徐阶在吏部也倒了霉，新来的吏部尚书闻渊不喜欢徐阶，总是找他的茬。 得罪了老板，混不下去的徐阶只好另找出路，好在他和大老板的关系还算不错（擅写青词），皇帝大人毛笔一挥，给他安排了新单位： “你去翰林院吧！” 这个决定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嘉靖二十六年（1548）底，徐阶来到了翰林院，成为了掌院学士。 他的第一个使命是教育去年刚刚考进来的庶吉士。 庶吉士是大明的精英，只有在科举中考到一甲（三人）和二甲头名的人才有资格加入这个光荣的行列。而庶吉士的培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岗前培训，在这里结业后，学员们会进入翰林院，成为一名普通的翰林官。 当然，之后的事情就各安天命了，如果经历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的以死相搏、勾心斗角，你还没有被杀头、流放、贬官，脸皮越来越厚，心越来越黑，你将很有可能进入内阁，成为这个帝国真正的统治者。 一般说来，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不会理会庶吉士的，最多不过是在入学时见个面，训几句话，说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话，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但徐阶依然保持了他的传统作风，虽说这帮新人即无背景，也不起眼，他仍然抽出时间，挨个谈话，当然了，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鬼知道将来这里面会不会出几个一二品的猛人，还是先搞好关系为妙。 正是在这一系列谈话中，他遇见了那个伴随他后半生，奋斗不息，名垂千古的人。 虽然庶吉士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但这个人仍然给徐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谈吐和见识，还有无与伦比的聪慧，都让徐阶惊叹不已。 “你叫什么名字？” “张居正。” 张居正，我会记下这个名字。 徐阶满意地完成了他的谈话工作，未来的岁月还很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认真观察这个年轻人。 张居正就是第六个人，当时的他还没有登上舞台参与角逐的机会。 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这六位英才将交织成一个死亡的绳结，用他们的智慧和意志去争夺最高的奖赏——权力，失败者将成为绳结的牺牲品，被无情地绞杀。只有最具天赋、最精明、最狡诈、最坚毅的人，才能终结这场残酷的游戏，解开那个死结。 而这位最后的胜利者，将成为大明天下的统治者。 不过话说过来，至少在当时，这后两位还是指望不上的，高拱同志依然在做他的抄写员，而张居正同学还在培训班认真刻苦学习。 所以徐阶依然只能靠他自己。 严嵩是一个警惕性很高的人，他十分清楚徐阶与夏言的关系，并非对此人毫无防备，但问题在于，这位徐侍郎似乎对他构成不了什么威胁，顶了天也就是个副部长，皇帝面前也说不上什么话，翻不起天大的浪。 所以防备归防备，他并没有把徐阶放在眼里。 严嵩的判断很准确，现在的徐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即使你把刀交到他的手里，他也不知从何砍起。 但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徐阶迎来了第一个机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机会是由严嵩阵营中的仇鸾先生友情提供的。 蒙古也算是大明的老冤家了，来来回回已经搞了二百年，双方都精力充沛，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洗个澡睡一觉起来接着干。 事易时移，当年的瓦剌已经消停了，取而代之的是鞑靼，而在小王子之后，该部落又出了一位擅长杀人放火的优秀领袖——俺答。 关于这位兄台的事迹就不多讲了，只需知道这是一个很能杀，很能抢，善于破坏的人就行了。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这位仁兄估计是家里缺东西了，带领上万骑兵向明朝发动了进攻，他的目标是大同。 明军抵敌不住，全军溃败，一番混战后，总兵张达战死，于是大同向朝廷告急，指挥官死了，蛇无头不行，请你即刻再派一个过来。 大同总兵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官阶，相当于边防军司令员，寻常时候，能够补到这个官，那是祖宗保佑，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大同，只能说是祖坟埋错了地。 蒙古人还在城外，即使打退敌人，也未必有功，但如果丢了重镇大同，则格杀勿论。而且刀剑无眼，也不认你官衔高低，身为总兵不幸殉国，也只能算你背运。 这就是传说中的黑锅，谁也不想背，但就在众人推脱之时，严嵩站了出来，高兴地告诉大家，他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必定可以退敌。 他说的这个人就是仇鸾。 说实话，在这件事情上，严嵩也是个冤大头，他原本以为仇鸾名将之后，就算不如曾铣，多少也有那么两下子。所以他推荐仇鸾，希望此人可以再立新功。 可是仇鸾先生实在难得，虽说干了多年的武将，却连一下子也不会。听说严嵩推荐了自己，顿如五雷轰顶，但是事已至此，不上也得上了，仇鸾壮着胆子去了大同。 似乎仇将军的运气还不错，他刚到地方，就得知俺答已经抢劫完毕，撤退了。兴高采烈的仇鸾顿时来了劲，他立刻向兵部上书，沉痛地表示，没有能够与俺答交战，为国争光，实在是遗憾之至。 不要紧，仇鸾先生，机会总是有的。 七月，俺答又来了。 其实这也怪不得俺答，他的部落没有手工业，也没有轻工业，除了抢，他没有第二条路。 仇鸾这回头大了，如果打了败仗，别说官位，脑袋也难保，但他也很清楚，以自己那几把刷子，想打败俺答，那无异是一个梦想。 但仇鸾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竟然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但可以赶走俺答，还不用大动干戈。 仇先生是一个懂得价值规律的人，他明确地意识到，俺答过来无非是想抢东西，只要给钱，让他满意而归，就万事大吉了。 于是在一个深夜，他暗中派出使者，给俺答送去了很多钱，希望他拿钱走人，不要妨碍自己当官。 要说俺答兄也真是好样的，拿钱就办事，当即表示，请仇总兵放心，我这就全军撤退。 仇鸾满意了，不用拼命，还送走了瘟神，没有更好的结果了。 可是自以为聪明的仇总兵忽略了关键的一点——俺答只是说撤退，没说要撤回家。 不久之后，大同副将回报，俺答已经撤走了。仇鸾十分高兴，但在准备庆祝之前，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多问了一句： “俺答退兵之后，去了哪里？” “蓟州。”部下回答道。 当这两个字传进仇鸾耳朵里时，他几乎当场晕倒： “大事不好！” 蓟州，是北京的门户。 当俺答攻破蓟州，破墙入关到达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铁骑竟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粮食、财物、人口都摆在他的面前，等待他去抢掠。 他自然是不会客气的，抢完了昌平，他又流窜到密云、怀柔，围着北京城一路抢过去，踏踏实实地搞了一次北京环城游。 杀完了，也抢够了，俺答却不走了。他留在了通州，窥视着这座雄伟的京城。因为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大明示弱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 其实事情没有俺答想得那么复杂，原因十分简单——没兵。 说来滑稽，当时的京城确实是个空架子，一百年前北京保卫战之时，在于谦的建议下，丧失战斗力的京城三大营被改造成了十二团营，兵力缩减为十四万人。 按说这个数字也不少了，但当兵部尚书丁汝夔清点人数准备作战时，才惊奇地发现，所谓十几万大军，其实只有五万多人！ 而更为麻烦的是，其中很多人的年龄已足够进养老院了，只是拿着根长矛站在队伍里充数。 其实丁汝夔并不奇怪，此等现象再正常不过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军队贪污第一绝技——吃空额。（多报人数冒领工资） 丁大人熟悉潜规则，也不想去反贪，但问题是，敌人就在门口，你总得想个办法把人送走。 皇帝自然不可能再给俺答送礼，让他回去打大同，无奈之下，嘉靖先生只好下达总动员令，命令周围驻军前来勤王。 第一个赶到的，正是大同总兵仇鸾。 他是拼命赶过来的——不拼命不行，要知道，皇帝大人之所以如此狼狈地被人堵在城里，那完全是背了他的黑锅。如果不及时过来，难保俺答兄和皇帝和平谈判，讨价还价的时候，不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当初仇总兵和我谈的时候，价码是…… 满头冷汗的仇鸾带着两万骑兵赶到了北京，嘉靖被他的热情感动，非但没有怀疑他，还极为信任地告诉他： “京城的防务就交给你了。” 这下子是彻底完了，仇鸾悲愤之余，准备去跳护城河了，结果又被部下拉了回来，大同已经如此狼狈，何况是京城？ 无计可施的他想来想去，竟然又找到了老办法——谈判。 他再次私下派人出城，找到了俺答，等到来人说明来意，连久经沙场的俺答先生也大吃一惊，刚刚在大同谈完，仇总兵又到了京城，竟然跑得比自己还快，速度实在惊人。 仇鸾提出了条件，只要不攻城，什么都好商量。 俺答也不含糊，不攻城可以，让我入贡就行。 虽然仇鸾已经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但这个要求，却是他不能接受的。 所谓入贡，不过是肆意妄为、践踏国格的体面说法，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俺答就能派出他的使者，到大明的地盘强拿强要，提出各种苛刻条件。 这是国家形象问题，换句话说，就算给得起钱，也丢不起人。 仇鸾不敢信口开河，只能立刻上报嘉靖。 太上老君也解决不了蒙古问题，于是嘉靖道长穿上黄袍，召开了内阁会议。 与会人员有内阁大学士严嵩、李本、张治，还有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 皇帝大人也慌了神，他拿着俺答送交的入贡书，问大臣们怎么办。 李本不说话，张治也不说话，因为在内阁里他们说了也不算。 平日滔滔不绝，说话算数的严嵩却突然哑巴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也不出声。 但皇帝大人的工资不是白拿的，嘉靖直接向严嵩发问了： “现在该怎么办？” 严嵩先生既不能治军，也不能治国，其主修专业是拍马屁和整人，可是俺答先生是要实惠的，不吃这一套，自然没有办法。 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办法”： “这不过是一帮饿贼，抢掠完了自然会走，皇上不必担心。” 这是一个十分无耻的回答。 在严嵩先生的逻辑体系里，保住官位，安享富贵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城外的百姓，抢了就抢了，杀了就杀了，反正与己无关。 徐阶愤怒了，抛开个人恩怨不谈，他简直无法相信，这竟是一个朝廷首辅说出的话，虽然这里还轮不到他说话，却也已忍无可忍： “敌人已经打到了城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怎么能说是一群饿贼！” 严嵩惊讶地回过头，看着这个毫不起眼的礼部尚书，他终于意识到，一直以来，自己似乎轻视了这个人的能量。 坐在皇位上的嘉靖霍然站了起来，他看着徐阶，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又换了一副面孔，冷冷地盯着贪生怕死的严嵩： “俺答的贡书呢？” 严嵩慌忙拿出了文书，准备呈交给皇帝。 嘉靖摆了摆手，他不打算研究文件，只问了一句话： “你准备怎么办？” 在嘉靖逼视的目光中，严嵩却恢复了镇定，他从容地回答： “这是礼部的事。” 所谓礼部的事，就是徐阶的事，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是一句推卸责任的话，但事实上，这句话却是极为凶险，暗藏杀机。无论徐阶如何回答，都将惹祸上身。 俺答入贡，说到底是个外交问题，严嵩推给礼部，虽说不大仗义，倒也算是合情合理，如果徐阶推托，皇帝自然饶不了他。 但如果徐阶满口答应，则必定会大难临头，因为入贡问题，也是个很丢脸的政治问题，嘉靖根本就不想答应，只是迫于形势，才找大臣商议，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搞包干，等到俺答一走，秋后算帐，自然死罪难逃。 严嵩摸透了嘉靖的心思，他正静静地等待着徐阶进入陷阱。 徐阶愣了一下，立刻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回答： “此事是我礼部职责，臣愿一力承担！” 然而在严嵩露出笑容之前，徐阶就说出了下半句： “但入贡之务为国家大事，一切听凭皇上做主，礼部必定遵旨照办！” 严嵩第一次感到惊慌了，站在眼前的这个礼部尚书，竟然是一个比夏言更为狡诈的对手。 嘉靖却没有严嵩的心思，他只想解决问题： “你有办法吗？” 徐阶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开始侃侃而谈： “以臣看来，敌军兵临城下，以目前京城的防务，既不能战也不能守。” “那该怎么办？” “目前唯一的办法，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聚集力量，再对俺答发动反击。” 嘉靖高兴地连连点头，却也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如何拖延时间。 徐阶微笑着，拿起了那份被引为耻辱的俺答入贡文书，自信地告诉惊恐不安的皇帝陛下——办法就在这份入贡书里。 外交，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法，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的解释——用最礼貌的方式，说出最肮脏的话。 如果以后一种解释为标准，那么徐阶就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外交家，他敏锐地在俺答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只有汉文，没有蒙文。 按照惯例，外交文书是需要两种文字的，但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并没有人认真遵守。 然而大明这一次决定仔细认真地履行程序，于是俺答的使者得知，他要把入贡书带回去，重新加上蒙文内容。 听到使者的话，俺答的脑子有点乱了，他虽然打仗是把好手，但玩政治的能力实在差得太远。这位仁兄思前想后，也不知道只写汉文有什么问题——你们能看明白不就行了吗？ 百思不得其解的俺答唯恐自己是没文化，不懂外交礼仪，被人取笑，还真的去找了一帮人搞公文，可还没等他的文书完成，新的邻居就到了。 北直隶地区前来勤王的军队及时赶到了，城外明军人数已经达到了八万余人，而俺答也终于明白，自己又上当了。 失去了锐气的蒙古军准备退却了，反正他们也抢够了，杀够了，算是满载而归。 但在城内的嘉靖并不是傻瓜，他虽然不懂军事，却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局势的变化逃不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召见了兵部尚书丁汝夔，命令他准备对鞑靼军发动反击。 丁汝夔接受了命令，但在发动反攻之前，他还必须去拜见严嵩。 在很多的书籍中，严嵩被描述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比山区的土匪更狡诈，比变态杀人狂更为残忍，从贪污受贿、杀人放火到随地吐痰、乱搞男女关系无所不包，可谓是人渣中的人渣。 但如果客观分析史料，就会发现这位仁兄其实是个很胆小的人，他这一辈子的原则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只要自己的官位权势不变就行，百姓死活、社稷兴衰与他毫不相干，他也不想管。 这种行为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形容，叫作“行政不作为”，又称占着茅坑不拉屎、磨洋工等等。严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惹事，不愿意管事，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确实是一个胆小的人。 但是胆小的严嵩，依然是人渣中的人渣。 因为正是他的置若罔闻、大私无公，才使得朝中政务懈怠，大臣尸位素餐，敌人肆无忌惮，烧杀抢掠——皇帝在修道，您首辅也不管，那还有谁管？ 不过严嵩先生的不想管，并不是不管，只要关乎他利益的事情，他是绝不会坐视不理的。 丁汝夔了解这一点，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得到严大人的首肯，擅自行动，夏言就是前车之鉴。 他向严嵩告知了皇帝的谕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怎么办？ 严嵩思索片刻，便说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不要发动反攻。” 看着大惑不解的兵部尚书，严嵩为他的答复作出了解释，一个极端无耻的解释： “如果发动反攻，就有可能战败，若在边界战败，还可以假冒胜仗报功，但在天子脚下，如果失败，皇上一定会知道，那时就不好办了，不如任俺答抢掠，不久之后必将自己撤走，我们便不用负任何责任。” 这就是大明帝国内阁首辅的治国哲学，真可谓是流氓到了极点。 但丁汝夔毕竟也在官场混了多年，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十分清楚，皇帝的命令是反攻，如果照严大人的话办事，到时候皇帝追究起来，那是要杀头的。 然而严嵩拍着胸脯跟他打了保票： “你放心，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 丁汝夔安心回家睡觉了，他相信严长官是不会忽悠他的。 事实证明，严嵩先生的保票确实不是毫无价值——可以当废纸卖，五毛钱一斤。 在之后的几天里，城外的俺答军肆意抢掠，并开始打包，准备带走，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而城内的驻军非但不去找蒙古人结帐，连服务费都不敢收，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俺答终于走了，嘉靖终于愤怒了，蒙古人大摇大摆地走了，正如他们大摇大摆地来，没有带走一丝云彩，却带走了财物、粮食和无数的大明百姓。 他紧急召见了丁汝夔，厉声讯问： “为什么不出战！？” 丁汝夔沉默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事已至此，即使摆出严嵩，自己也未必能免罪，而且还将失去所有退路，无论如何，他只能相信严长官了。 得不到回答的嘉靖火冒三丈，下令把这位兵部尚书关进了监狱。 严首辅似乎还是很够意思的，在狱中，丁汝夔不断接到严嵩的指示，让他放心坐牢，坚持挺住，就有办法。 丁尚书就这样坚持挺了下来，一直挺到了刑场上。 当明晃晃的鬼头刀在尚书大人面前闪耀的时候，丁汝夔这才明白，自己被人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 事到如今，他唯有仰天大呼一声： “严嵩奸贼，你忽悠我啊！”（嵩贼误我） 但痛斥之后，他最终醒悟了自己的罪过，满目焦土、生灵涂炭，严嵩固然是主谋，他却也是帮凶。 于是他向站在一旁的人们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王郎中现在何处？” 所谓王郎中，即兵部职方司郎中王尚学，前面说过，这个职方司大致相当于的今天的总参谋部，按照明代律令，如果谋划错误打了败仗，职方司的长官郎中是要连坐负领导责任的（最穷最忙，还要背黑锅，所以没人去）。 应该说丁汝夔还是很够意思的，他在狱中曾反复表示，事情是自己一个人干的，不关职方司的事。 所以当他得知，王尚学已经逃过一死，发配充军的时候，这才终于舒了一口气，留下了最后一番话： “当初王郎中曾反复劝我出战，但我为严嵩所误，没有听他的意见，这是我的错啊！” 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这次风波在丁汝夔的叹息声中结束了，在这场劫难中，大明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京城被人围了一星期，京郊地区狼藉一片，俺答在大明的眼皮底下烧杀抢掠，无人可挡。 东西丢尽了，脸也丢尽了，这个建国以来少有的耻辱被后世称为“庚戍之变”，永远地记入了史册。 但就在一片哀鸣声中，某些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徐阶无疑是胜利者，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承担重任，在嘉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个不惹人注意的配角，终于登上了五光十色的舞台中央。 但伴随着机遇到来的，还有危险，因为那个可悲的失败者、胆怯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位政治新星的可怕，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将全力以赴，把这个足以威胁他的人扼杀在摇篮之中。 虽然在国家大事上，他是一个胆小鬼，但只要触及到个人利益，他将变得比赵子龙先生更加勇敢。 徐阶，继续走吧，越往前走，你将越能感受到这场游戏的残酷，在前面等待着你的，是更狡诈的对手，和更阴险的圈套。 当然了，除了政局的微妙变化外，大明王朝也并非毫无收获。 丁汝夔死后，吏部侍郎王邦瑞暂时代理兵部事宜，开始收拾残局。 在整理防务的工作中，他无意间发现，有一本叫《备俺答策》的书在军中广为流传，书中记载对付俺答的各种方略，极有见地，合乎兵法。 王邦瑞立刻叫来了下属： “此书作者何人，任何官？” 下属告诉他，此人是世袭将军，进京参加武进士考试，因遇到俺答进攻，临时参战，时任京城九门总旗牌官，战争结束后，已经调防蓟门。 王邦瑞感叹不已，在反复翻阅此书并打探此人情况后，他在兵部的档案中写下了这样的记录： 戚继光，山东东牟人，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优长。评：将才。 【陷阱】 自从“庚戍之变”后，徐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虽然没有进入内阁，却享受着内阁成员待遇，被封为太子太保（从一品），还经常被叫到西苑，陪皇帝陛下聊天喝茶，成为了朝中的红人。 徐阶有点忘乎所以了，际遇的变化使他产生了错觉，皇帝的宠信，同僚的逢迎，这一切都让他相信，胜利似乎已经不再遥远。 事实上，真正的机会并未到来，而他的水平也还差得太远。 而之后那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很快就将他从美梦中惊醒。 这件事是从死人开始的，不久前，孝烈皇后死了，按说死了就死了，开追悼会埋掉拉倒，可是嘉靖先生搞礼仪搞上了瘾，下文给礼部，要求让这位皇后进入宗庙（专用术语袝庙）。 这是违反礼仪规定的，坚持原则的徐阶先生随即上了一封奏疏，表示女后不能入庙，只能放到奉先殿。 当严嵩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拍手称快，因为他知道，徐阶马上要倒霉了。 严嵩是对的，徐阶很快就为他的原则付出了代价，嘉靖先生大怒，当即把徐阶叫了进来，怒骂了一顿。 这个场景如果放在夏言身上，下一幕必然是对骂，夏先生一贯无惧无畏，为了原则，和皇帝干仗也是家常便饭。 徐阶和夏言一样，也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但这熟悉的一幕却并未出现，徐阶只是低着头，听着皇帝那无理的怒斥。 我还记得，夏言就是这样死去的。那人头落地的场景回映在他的眼前。 于是，在严嵩那旁侧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徐阶作出了决定： “皇上圣明！” 牺牲尊严是不够的，要想在这场残酷的游戏里笑到最后，还必须背离原则，因为眼前的敌手，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 而要战胜一个无原则的对手，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所有的原则。 称宗也好，袝庙也罢，哪怕你自封玉皇大帝，哪怕你把自家的奶妈、佣人都放进宗庙，我也不管了。 在时机到来之前，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徐阶及时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赞同了皇帝的意见，躲过了一劫。然而他没有料到，自己曾经的一个无意举动已惹下大祸，而更为不幸的是，严嵩已经抓住了这个破绽。 在这之后的一天，嘉靖在西苑单独接见严嵩。双方有意无意地开始闲聊，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徐阶的身上。 出人意料的是，严嵩在谈到徐阶的时候，竟然是赞不绝口，反复夸奖这人勤于政事，用心干活，而且青词写得也很好。一番话说得嘉靖连连点头。 当然，你要是指望严嵩先生突发精神失常，那是不现实的，精彩的在后面： “徐阶这个人确实不缺乏才能啊，”严嵩叹息一声，补上了最为关键的一句： “只不过是多了点二心而已。” 这就是传说中骂人的最高境界——先夸后骂，夸骂合一。 嘉靖收起了微笑，沉重地点了点头，他赞同严嵩的意见。 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嘉靖三十年（1551）二月，徐阶曾经向皇帝上书，请求早立太子。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上书建议了，之前还有几回，只不过都被嘉靖压了下来。在礼部尚书徐阶看来，立太子是必需的，也是出于礼仪需要，当然也有潜含意思：您每天都炼丹服丹，哪天突然食物中毒挂了，咱们也得有个准备吧。 不过这个要求在嘉靖看来，就变成了另一个意思——我还没死，就准备另起炉灶了。 就这样，老谋深算的严嵩只用一句话，就粉碎了徐阶在皇帝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使他再次沉入了谷底。 这之后，皇帝对徐阶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很少召他进入西苑，也不再好言相向。 虽然皇帝没有明确的表态，敏锐的徐阶依然感受到了这种疏远，用不着去打听，他也知道是严嵩搞的鬼。 同僚们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之前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凤凰，但涅磐之后，自然就变成了野鸡。众人就此纷纷离去，徐阶又一次回到了孤立无援的起点。 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徐阶，他终于明白，自己虽然得宠，但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还远远赶不上严嵩，而他要挑战的，是朝中第一大政治集团——严党，有着数不清的关系网和锦衣卫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在严嵩这位政治厚黑高手面前，他的功力还差得太远。 但是不要紧，现在还来得及，我将重新开始。 从此，徐阶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再随便议论朝政，可嘉靖却似乎并不领情，对他仍十分冷淡，但徐阶并没有慌张，在仔细分析形势后，他终于发现了一条制胜之道。 而这条道路，正是死去的夏言用生命告诉他的。 受到严嵩蛊惑的嘉靖已经厌烦了徐阶，然而他却没有发现，自己四周的人已经悄悄改变了态度，经常会夸奖徐阶的才德（左右多为言者），久而久之，他慢慢地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看法。 从某个角度来看，夏言正是死在了那些被他怠慢的太监手中，而徐阶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此外，沉默的徐阶开始认真在家里写青词，用心搞好文字创作，而满意的嘉靖也终于改变了态度，经常叫他上门聊天。 另一方面，不管在人前人后，只要说到严嵩，徐阶总是赞誉有加，还经常上门联络感情，虽说严老狐狸还把他当对手，但徐阶的行为却也或多或少地打动了他。 毕竟只是个小角色而已，不用再费多大力气。严嵩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 于是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朝局又一次恢复了平静，双方暂时处于了休战状态。 然而在这片寂静的背后，徐阶正密切注视着严嵩的一举一动，上朝、退朝、应酬、结伙。他耐心地审视着这位老江湖各种举动，在寻找破绽的同时，他也在不断地学习着敌人的权谋与手段。 在日复一日的揣摩与观察中，徐阶渐渐缩小了自己与对手的差距，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足智多谋、深不可测的人物。 但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虽然徐阶已经麻痹了严嵩，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但他十分清楚，要想取得胜利，现在的条件还不够，他必须主动发起攻击，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优势。 进攻的时候到了，但不能打草惊蛇，也不能最后摊牌。目前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攻击目标。 经过仔细的考量，徐阶终于找到了这个标靶。 于是在等待两年之后，徐阶打破了这片死般的宁静，将他的矛头指向了那个合乎要求的人——仇鸾。 粉饰太平 第十二章 东南的奇才 严嵩之所以能够肯定那份奏疏上的两个人必死无疑，是因为整治这两人的幕后黑手正是他。 这两个人分别是闽浙总督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 而这两位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之所以会人头落地，只是因为一个无聊的人，去出了一趟无聊的差。 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正部级官员张经，被任命为总督前往浙江，他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抗倭。 不久之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天宠，奉旨来到浙江，取代驻守当地的王忬（王世贞的父亲），成为了新的浙江巡抚，张经的下级。 这两位仁兄都察院出身，合作得也还不错，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倭寇之乱，尽心竭力，日夜勤勉。 就在他们埋头苦干的时候，嘉靖三十三年（1554），另一个人也来到了浙江，他就是通政司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副部级官员赵文华，可这位兄台既不是总督，也不是巡抚，之所以千里迢迢跑来这里，除了观光旅游外，倒也背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祭海。 让你去祭海，你就老老实实地祭海，完事后带点土特产回京也就行了，可赵侍郎却偏偏是个有抱负的人，他对倭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想掺和一把。 一般说来，京城的领导要亲临指导，地方官员高兴还来不及，可是张经总督却不买他的帐，对他不理不睬，十分冷淡。 原因很简单，张经的官比他大。 在明代，总督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派驻地方工作的领导，工资、户口都挂在中央，比如张经，原先是都察院右都御史，此次是挂衔下派，而赵文华只是奉命出差，干点临时工作。 论资历就更没法说了，张经兄十七年前（嘉靖十六年）就已经是副部级兵部侍郎，而那时赵文华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正处级刑部主事。 大家同在京城里混，互相知根知底，高级干部见得多了，眼界自然比地方干部高得多。 老子是二品正部级、两省总督，你小子不过是个三品副部级侍郎，竟敢在老子面前耍威风，你算哪根葱？ 同理，中央都察院正四品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李天宠也不愿买赵文华的帐，每天管他三顿饭，就盼他早点滚蛋。 然而事实证明，赵文华确实算根葱，还是根大葱，你们敢欺负我，我就让我爹来收拾你们！ 他爹就是严嵩，虽然他姓赵，严嵩姓严，但所谓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不必奇怪。 严嵩之所以支持干儿子赵文华，是因为当年他当国子监校长的时候，赵文华是他的学生。而据他观察，这位学生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却很能拍马屁，很听话，于是他安插赵文华去了通政司。 严嵩是不做慈善事业的，他让赵文华当通政使，其中有着很深的用意。 通政司是一个副部级部门，最高长官通政使也只是三品，但这个部门对严嵩而言却极为重要，因为它主管全国各地送入京城的公文。 由于名声太差，全国的众多御史官员经常上书弹劾严党，虽说有严嵩在内阁压阵，但这位仁兄已经七十多岁了，难保有漏网之鱼，万一捅到皇帝那里，事情就麻烦了。 而赵文华兄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机关蹲守，发现可疑邮件即刻予以删除（销毁或是压住），他兢兢业业，工作完成得很好，也由此成为了严党的第一号骨干。 接到儿子的告状信，严老爹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他托人告诉赵文华，张经并不好惹，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最好还是乖乖听话。 赵文华无计可施，但这位仁兄是个比较执着的人，又从中央要了一个观察敌情的名义，硬是赖着不走。他要留在这里，等待张经的失误。 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的浙江沿海，倭寇气焰已经十分嚣张，有两万余人盘踞于此，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 张经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四处调兵，积极部署数月之久，却迟迟不动兵。 赵文华反复催促，张经依然纹丝不动。 而张总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和他之前的一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嘉靖十六年（1537），总督两广军务、兵部侍郎张经，奉命去平定广西断藤峡叛乱，在长期艰苦的山区作战中，他养成了稳重进兵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在这次战争中，他还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而特别的战斗群体——狼土兵。 狼土兵以少数民族为主，大都不习文化，好勇斗狠，战斗力十分彪悍，当年曾让张经吃尽了苦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到了浙江之后，张经才发现，那些被朝中大臣轻视，所谓乌合之众的倭寇，却是一帮前所未见的强敌。 在皇帝同志专心修道，大臣们专心斗争的时候，日本正处于极度混乱的战国时期，全国分成三四十个诸侯国，你打我，我打你，打赢的自然风光，打输的就只能跑路。日本就那么大，土地又不多，还时常喷火山乱地震，实在不是个人呆的地方。于是众多讨生活的倭人就不远万里，为了日本人民的致富事业跑到了中国。 这帮倭人不请自来，而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故文言有云： 〖倭人为寇，是为倭寇。〗 但恶劣的品行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战斗力，且不说这帮人的武艺和战术水平，单说人家冒着掉进海里喂鱼的危险，跑上千里路来抢劫，就能充分说明他们的犯罪决心和毅力。 而与倭寇相比，张总督手下的大都是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带的兵，他们当兵是为了混碗饭吃，就算不当兵还能种田，犯不着去拼命。 于是张经决定，调狼土兵进入浙江，抗击倭寇。 这个决定为他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却永远地送了他的命。 张经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费尽心力调兵遣将的时候，赵文华已经设计好了一个圈套，准备将他致于死地。 张总督久经官场，并不是个善茬，上任一年多来，他已在当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而对于赵文华，他也安排了专人监视，总而言之，整个浙江已然成了他的地盘。 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赵文华依然找到了一个盟友，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宗宪。 胡宗宪，字汝贞，徽州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 胡宗宪的考试成绩很一般，运气却不错，他没能选上庶吉士，分配到地方当了县官，不久后因年度考核优良，升为御史，巡视宣府、大同。 之所以说他运气好，是因为在明代朝廷，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以骂人为主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谁就骂谁，如果运气好，摸准了政治方向，骂对了人，没准还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 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刀光剑影，呆在这的都是些粗人武夫，如果胡乱告状，没准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 于是胡宗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啃了几年干粮，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兵法。 在血肉横飞，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难民家破人亡、哭天抢地的惨象，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那个曾经喋喋不休、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已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 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 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阳和一带，事实证明，这是个一道要人命的谕令。 大同已经是前线了，而阳和不但更为靠前，且条件极其艰苦，当兵的过得苦，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自然是打死不搬。 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于是大伙一合计，索性闹事不干了，哗变！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开会征集意见：这事怎么解决，谁去解决？ 没人应声。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黑锅，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兵哗变，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也不讲道理，要是跑去谈判，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了国家（学名是为国捐躯）。 但如果放任不管，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知根知底，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麻烦就大了，所以黑锅总得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可是谁也不背。 这时胡宗宪站了出来，他说：我去。 参将大喜，问：你要带多少人？ 胡宗宪答：不用，我一个人去。 在短暂的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之后，大家集体起立，走到营帐外，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感谢他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 胡宗宪不是白痴，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对那些手持兵器、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奇迹就发生了，士兵们停止了吵闹，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 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都极为惊讶，踊跃上前询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 胡宗宪一脸轻松回答道：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谕令已经取消，他们不用迁徙了。 于是大家又懵了，迁移是上级的命令，总兵（相当于军区司令） 都没发话，你怎么敢信口开河？今天你忽悠过去，过两天没准就直接造反了！ 然而胡宗宪镇定地看着惊恐的同僚们，告诉他们：丝毫不必担心。 事实证明了胡宗宪的预言，很快，上级下达指令，之前的谕令取消，军队仍在原地布防。 准确的人心洞察力、惊人的局势判断力，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 嘉靖三十三年（1554），奇才胡宗宪来到了浙江，他将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伟大事业。 其实在当时的浙江，胡宗宪只是个小人物，因为他的级别太低（浙江巡按）。 巡抚和巡按虽只有一字之差，品级却差很远，胡宗宪是都察院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浙江，负责监察纪检事务，他的品级只有七品。而李天宠则是四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命巡抚浙江，负责浙江全省的管理事务，相当于省长。 赵文华好歹是个副部级，之所以对胡宗宪一见如故，称兄道弟，实在是因为他太过孤单。在张经的阴影下，没人愿意陪他玩，只有胡宗宪对他礼遇有加。 于是他向这个新朋友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计划成功，你就是新的浙江巡抚！ 赵文华是一个坏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一个坏人，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说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 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告张经的黑状，罪名是张经畏惧倭寇，拿了朝廷的钱，不帮朝廷办事，消极避战。 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 张经不是吃素的，赵文华上书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不但没找赵文华算帐，也不上书辩解。 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狼土兵已经到位，各路大军也已到齐，只等他一身令下，发动总攻。 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张经相信他会取得胜利，而到那时，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 看上去是正确的，实际上是错误的。 志得意满的张经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而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 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实上，张经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是因为他已料定，此书一上，张经如不胜，尚有活路，如若战胜，则必死无疑！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 张经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江泾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一千九百余人，史称“王江泾大捷”。 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张经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 事实证明，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经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 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 “经（张经）欺诞不忠，着令入京问罪！” 张经的脑袋有点乱，明明自己打了胜仗，怎么就成了“欺诞不忠”？ 张总督之所以一头雾水，是因为他并不清楚赵文华那封上书的奥妙。 嘉靖刚看到这份黑材料的时候，起初并不在意，直到他顺手交给了身边的一个人——严嵩。 严嵩自然明白赵儿子的意图，当即展现了他的表演功底，作沉思状良久，突然换上了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开始痛斥倭寇侵害百姓的惨状，最后指出主题——拥兵自重，坐观倭乱，都是张经惹的祸。 嘉靖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当即下令缉拿张经回京。 谕令下达后不久，张经的报捷文书就送到了，看似张经就要涉险过关，但正如赵文华所料的那样，嘉靖做出了一个十分缺心眼的判断： “张经着实可恶，闻文华劾，方一战！” 混迹江湖三十多年的嘉靖同志就这样完蛋了，经过多年的磨砺，他的脾气个性以及各种权术花招，早已被严党摸得一清二楚，现在也只能是被玩没商量了。 张经倒了，李天宠也没戏了，这对难兄难弟手拉手上了刑场，一同被杀。 赵文华兑现了他的诺言，李天宠死后不久，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关系，破格再破格，短短一个月，就把七品基层御史胡宗宪直接提拔为四品右佥都御史，并巡抚浙江。从芝麻官到封疆大吏，其晋升速度堪比飞毛腿导弹。 赵文华十分欣赏胡宗宪，因为胡宗宪的出众能力，以及在逆境中的支持。但胡宗宪却不喜欢赵文华，因为在他的眼中，赵文华着实不是个东西。 胡宗宪是一个身世并不简单的人，他出生在豪门望族，六十年前，他的曾祖胡富考中进士，还曾经担任过正部级干部——南京户部尚书，显赫一时。 望族出身的胡宗宪是一个天才，他二十二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无论在地方，还是军队，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平息叛乱，他都显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才能。 混迹政坛多年，胡宗宪很清楚赵文华和他的干爹是些什么货色，这帮人干活不足，整人有余，实在是一帮垃圾。 然而问题在于，国家大权就掌握在这群垃圾的手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胡宗宪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很现实。 于是当不学无术的赵文华来到浙江，当张经、李天宠都对其嗤之以鼻时，他意识到了其中蕴藏的机会。 所以他接近了赵文华，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不顾旁人的鄙视和议论，拜会他，巴结他，耐心地听着他自吹自擂，并伴着逢迎的笑脸，虽然他很清楚，眼前这个唾沫横飞的人，只是一个恶棍加白痴的合体。 对于出身高贵、有着强烈道德感的胡宗宪而言，这是一种让他极其恶心的应酬，但他依然卖力地表演着。 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着报效国家的使命，有着救济黎民的责任，因为在他接受诏令，前往浙江之前，曾立下这样的誓言： “此去浙江，不平倭寇，不定东南，誓不回京！” 【传说中的高手】 胡宗宪眼睁睁地看着张经、李天宠被陷害，被处死，然后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坐上了浙江巡抚的宝座，没有丝毫的避讳和惭愧。 相反，他很得意，人见人怕、权倾天下的严党，原来是如此的愚钝，赵文华、严嵩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被他利用，为他铺路，而在此之后，这个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将成为他的后盾，去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始终问心无愧。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因为他的理想，叫做报国救民。 在胡宗宪看来，张经做得还不够好，他虽然调来了战斗力强悍的狼土兵，整顿了军备，募集了粮饷，但无论是整体策划还是作战时机，总要慢那么一拍，最终才会被赵文华有机可趁。 总而言之，这是个勤奋的人，但缺少天赋。 胡宗宪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所以他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前任的工作，他相信自己能够干得比张经更好。 虽然当时天下人都为张经的无辜被杀感到遗憾，但对于倭寇而言，张经的死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事实证明，继任者胡宗宪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 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刚刚上任的胡宗宪终于实现了梦想的第一步，但还没等他喘口气，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就让他从美梦中醒了过来。 应该说，猛人不只张经一个，苏松巡抚曹邦辅也算同类，在王江泾大捷之后，他征集所属兵力，再次击溃倭寇。由于人事更替，这次行动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等到赵文华知道的时候，俘虏都押回来了。 深感丢了面子的赵文华当即给胡宗宪下令，让他立刻追歼残敌。 这是一个胡宗宪等待多时的机会，他即刻调集了四千精兵，发动了追击战，然后他坐在家里，等待着捷报的到来。 很快，他就如愿得到了战报，言简意赅：惨败！告急求援！ 此战损失极其惨重，所谓“宗宪兵死者千余”，一共就去四千人，差不多死了一半。大出所料的胡宗宪慌忙命令副将刘焘率军增援，不久之后战报再次传来——复大败。 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士气大振的倭寇居然反过头来，再次进攻浙东一带，把当地抢了个底朝天，这才扬长而去。 沉痛的失败教育了胡宗宪，他终于意识到，倭寇之乱比他想象中要厉害得多，而在这帮强盗的身上，似乎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 胡宗宪的大体判断没有错，但他并不清楚，如果说倭寇是强盗，那他们就是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强盗，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精通刀法的武林高手。 在史料上，有着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战役记录：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十余名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向杭州进逼，抢掠之后逃向淳安。这本来只是一起抢掠事件，抢也就抢了，事也不大，可这帮路盲不知是不是没有向导，转了半个多月，居然转到了南直隶（今江苏一带），在常州、苏州附近抢了一把，竟跑到了南京城下！ 最后在大军围捕下，这群小毛贼才最终被歼灭，据说当时被他们杀死砍伤的平民士兵已达三千余人。 四十多个人，在大明帝国的眼皮底下转悠了一个多月，想抢就抢，十几万驻军束手无策，这不是一单简单的抢劫案，也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四十个人就敢到南京搞自助游，要有四千个人，没准就敢去北京集资建房了（打不过地产商）。 一直以来，这个故事都被用来说明明军的腐朽、无战斗力，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真相。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抢掠，因为参与这次抢劫的四十多个倭寇并不是一般人，他们是浪人。 所谓浪人，就是失去土地的日本武士，关于武士群体就不多说了，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即使在日本国内，武士也是一个十分稀少的品种。 在日本战国时期，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实际控制者是各大诸侯，又称为大名，而武士是大名的属下。即使是如织田信长之类的大诸侯，手下的武士也不过一两千人而已。 作为武士团体的成员，他们从小就接受过严格的武术和体能训练，大多数人都练习剑道，练就了一身砍人的技术，即使参加黑社会火拼，拿西瓜刀对砍，估计一个对付五六个都不成问题。 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还曾练习过“阴流”，这是日本刀术中的一门绝技，传自日本的绝顶高手，“剑圣”上泉信纲。 虽说练这门功夫的人并不多，也并非个个都是剑圣，但足可称得上是一流高手。而在当时到中国来抢掠的日本人中，也有着他们的身影。 有证据显示，在嘉靖三十四年的这次事件中，参与抢劫的四十多名案犯，并非跑船的日本农民，他们几乎都是战败丢掉土地、找不到工作的武士。 而证据，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那件特殊武器。 其实那些被称为倭寇的抢劫犯，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除了日本人外，还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中国沿海的渔民、海盗等等，总之，大家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发财）走到一起来的。 这些人使用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老外们一般用火枪或佩剑，渔民、海盗没有固定装备，逮着什么用什么。 但这支无组织、无纪律的杂牌部队之所以会有强悍的战斗力，是因为其中有着一群作战顽强的日本武士与浪人，而无论在哪里作战，和谁作战，他们都会使用同一种武器——武士刀。 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装备武士刀，其实谁能带，谁不能带，也没有专门的认证机构来管，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管制刀具是很贵的。 武士刀的制作十分复杂，要使用很多种不同的铁和钢料，然后用火炉加热，同时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谓是千锤百炼，耗时长，纯系手工制造，绝无批量生产。 由于此刀制作精良，且铁钢比例合理，所以兼具韧性和硬度，无论是拿去劈柴，还是砍人，都相当有效。 但拥有武士刀，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你就算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由于该刀采用铁钢合金制造，容易生锈，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使用特制磨刀石，费用很高），每天都要用油擦刀（据说还一定要用植物油），比上机油还麻烦。 就这么个玩意，价格昂贵不说，天天都要保养，比大爷还难服侍，除了那帮死心眼的日本武士，谁都不愿意折腾这东西。非但如此，这帮孙子把刀看得比命还重，1945 年日本战败后，侵华日军中许多有武士背景的军官还曾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希望带走他们的家传宝刀，表示如不允许，就切腹自尽。 不久之后得到答复：切腹自便，把刀留下。 日本的许多名刀就此留在了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无数日本人不远千里，带着大捆钞票，跑到中国买刀的原因。 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四年的那批倭寇基本都是携带武士刀的浪人，且武艺高强、机动灵活，抢一票换一个地方，从不走空趟。 这样的四十多个倭寇，其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在当时，大致就相当于四十多个特种兵，而驻守各地的，大都是战斗力极差的守备兵，或是民团团练，基本上也就算个民兵水平。 民兵打特种兵，能打赢那才叫怪事，这帮劫匪也不攻城，抢了就跑，放在今天就是持械流窜犯，自然是难以围捕，所以才会出现所谓打到南京城下的怪事。 这才是倭寇的真实实力，胡宗宪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敌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大队倭寇战斗力强，不好打，小队倭寇机动灵活，没法打，为了几十个人调集数千大军围捕，实在丢不起这个人，还不如去上吊。 就在胡宗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奇特的武装出现了，他们组成了民兵联防队，四处围剿倭寇。而更让人惊讶的是，曾纵横千里、无人可挡，连政府军都不怕的浪人倭寇，碰到他们却总是全军覆没，落花流水。 因为浪人们固然是剑道高手，这帮兄弟却是高手中的高手——少林寺的和尚。 嘉靖三十三年（1554），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万表终于无法忍受了，流动倭寇四处出没，使他焦头烂额，却又无计可施。 苦思冥想之下，他突然灵机一动，召见了杭州及苏州两地的寺院主持，交给了他们一个任务。 几天之后，一支由苏杭两地上百名和尚组建的巡防队正式成立，主旨只有一个——杀死倭寇。 这帮和尚都是精挑细选的武僧，个个自幼苦练武艺，精通棍法，老家也都在附近，听见倭寇两个字就手痒，听到消息，纷纷踊跃报名，经也不念了，抄起棍子就上了战场。 事实证明，中华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拿刀的武士干不过拿棍的和尚，管你什么“阴流”、“剑道”，几棍子扫过去全部滚蛋。 和尚联防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间，该队在杭州湾及松江府（今上海附近）一带与倭寇作战多次，无一败绩，令倭寇闻风丧胆。 而最为生猛的一次战役，发生在松江附近的翁家港，当时一百多名倭寇跑到这里，还没开抢就撞到联防队，此时这帮和尚已然名声大噪，所以倭寇们见到光头掉头就跑，联防队二话不说，拖着棍棒就追。 一般说来，追个几里路也就完事了，但这帮和尚比较较真，竟然跟着追了六天，一路打一路追，一直跑到嘉兴，全歼所有倭寇（据说连倭寇的家属也干掉了），这才收兵回营。 然而少数几个和尚是无碍大局的，要想解决倭寇，胡宗宪真正需要的，是几个重量级人物的加入。 粉饰太平 第十三章 天下第一幕僚 【绝世高人】 胡宗宪寻找的，不是个把能打的和尚，武林高手打打群架还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也只是废柴一根，只有运筹帷幄的将领，才能为他解决根本问题。 幸运的是，他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第一个人选。 在胡宗宪没来之前，俞大猷已孤军奋战了很久。 俞大猷，福建晋江人，弘治十七年（1504）生人，家庭比较贫困。 但他的运气还不错，祖上是世袭百户，虽说不是什么大官，毕竟有口饭吃。父亲死后，他继承了百户爵位，嘉靖十四年（1535）， 俞大猷更进一步，在当年的武会试中一举中第，成为千户，并被分配驻守金门。 俞大猷同志的早年经历就是如此，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位仁兄是一位了不得的绝世高人。 本文所用史料众多，且来源庞杂，还包括十几种明清刻本，为了不影响阅读，加上我这人比较懒，故文中未注明史料出处和史籍原文，但此处必须破例，因为下面即将讲述的内容实在过于离奇，如不举出实据，估计难逃忽悠之嫌，故列文如下： 〖“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 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视其技，已失古人真诀。明告众僧，皆曰：‘愿受指教。’予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 看不明白不要紧，我来解释。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河南的少林寺武艺高明，所以专门前去拜访，寺里的和尚十分嚣张地告诉我，他们这里的僧人武艺高强，且人数众多，还拉出了几个表演给我看。 我看过之后，觉得这帮人实在不争气，老祖宗的真传都给丢了，就明白告诉和尚们，你们这套已经不行了，趁早一边凉快去。和尚们十分谦虚地对我说：愿意接受我的指教。而我也十分嚣张地告诉他们： 你们还要练很久才行。 郑重声明，这话不是我说的，要找人算帐请诸位去找俞大猷同志，与我无关，因为此文就出自俞大猷同志的自述文集。 我虽然不愿帮俞大猷背黑锅，却可以替他证明一点，那就是俞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功夫了得的绝顶高手。 从童年开始，俞大猷就是个特别的人物，和众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喜欢读书，可他读的却不是大学、中庸之类的考试书目，而是一本奇特的著作——易经。 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 俞大猷就是易经解读派的忠实会员，他苦读多年，终有所悟，万幸的是，这位兄台没有走火入魔，摆摊算命，多少还是读出了点名堂——兵法。 从易经中，俞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虽然说起来比较玄乎，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这套理论倒也不全是忽悠。 而在兵法之外，俞大猷在另一工种上的成就可谓惊世骇俗，那就是武学，他曾拜当时的著名剑客李良钦为师，学习剑术。他的天赋极高，外加勤学苦练，武艺非常精湛。 特别是剑法，他十分擅使“荆楚长剑”，据说剑法已至化境。曾有数十人看他不顺眼，打算群殴他一顿，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夺路而逃。 俞兄不但武艺了得，还善于总结经验，曾著有武学专著《剑经》，后来在清除倭寇的同时，也顺道闯荡江湖，屡次和人拼刀比剑，在砍砍杀杀中不断磨练剑法，嘉靖四十年（1561）的时候，估计是周围的人都打遍了，这位仁兄觉得没意思了，就跑到外面去找人打。前述的少林寺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 很明显，在这段自述里，俞大猷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要知道，少林和尚虽然吃素，却不好欺负，你俞大猷跑这么远，人家给你演示武艺，你还说人家不行，一句话，你就是来砸场子的。 虽然俞大猷没有写，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少林寺是闹过事的，就算没有动刀动枪，至少也是露了两手，不然人家凭什么“皆曰：愿受指教”。 估计俞大猷同志还是有点觉悟，觉得自己这事干得不地道，所以也没多提，不过从他让人家多练几年的口气看，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俞大侠仗剑打遍天下，纵横江湖，可谓风光无限，但在遇到胡宗宪之前，作为一个极具禀赋的军事天才，他的经历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哭笑不得。 俞大猷这辈子的前四十年是十分郁闷的，因为他比较喜欢管闲事，守金门的时候，他上书监司，要求打击海贼。结果被打了一顿，得到了上级的答复： “你个屁大的小官，凭什么上书？” 凭什么小官就不能上书？俞大猷不明白。 挨了这顿莫名其妙的打，俞大猷依然我行我素。 不久之后，安南地区叛乱，兵部尚书毛伯温准备出战，按说这事和他没关系，但俞大猷再次挺身而出管了闲事。 他向毛伯温上书，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请求从军。 尚书大人看到了他的上书，十分欣赏，夸奖了他，却不用他。 夸了我，为什么不用我？俞大猷还是不明白。 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但俞大猷仍不气馁。 嘉靖二十一年（1542），机会又来了，俺答进攻山西，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作战人才。俞大猷报了名，这次运气似乎不错，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所谓宣大总督，是明朝边疆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另一个是蓟辽总督），一般都是正部级官员担任，作为兵部尚书的推荐人，俞大猷前途闪闪放光芒。 毕竟是兵部领导的面子，翟鹏亲自接见了俞大猷，随口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翟鹏原以为这人是个关系户，没多大能耐，打算应付一下了事，可是俞大侠却反客为主，侃侃而谈，堂上众人大惊失色。 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主动走下台来，向俞大猷行礼。 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 翟鹏并不是武将，他是文官，因为按照明代惯例，除个别情况外，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即使同样品级，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武将都是一群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武进士也不例外。 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向眼前的无名小辈俞大猷行礼了，因为他的才学与执着。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俞大侠应该翻身了，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发生在这儿。 虽然总督向他行礼，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但总督还是不用他！ 都到了这个份上，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俞大猷抓破脑袋也不明白（我也是）。 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老上级毛伯温最终提拔了他，先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这位兄弟二话不说，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就亲自带兵上阵，干掉对方三百多人，上级看他如此生猛，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动。 在广东，俞大猷第一次全方位展现了他的牛人本色。他没有调集大军进攻，却只是带了几个随从，找到了叛军的巢穴，劝告他们归顺朝廷。 当然，空口说白话是没用的，叛军也不是白痴，为加强说服教育的效力，形象展现不投降的后果，俞大侠趁兴当场表演了自己的老本行——剑术，一套剑法耍得虎虎生威，煞有声势，把叛军兄弟糊得一楞一楞，末了还美其名曰：教习击剑。 叛军倒也不是吓大的，他们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精神领袖——一个据说打死过老虎的人，继续顽抗明军。 但俞大侠明显比老虎厉害，他没费多大劲就干掉了这位打虎英雄，最终平定叛乱。 折腾来折腾去，俞大侠终于翻了身，嘉靖三十一年（1542）， 俞大猷调任宁波参将，不久后又升任苏松副总兵（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 此时，张经已经上任，俞大猷是他的下属。 之后就是以前讲过的那些事，赵文华捣乱，催促张经出战，张经准备不足，不愿出战，一拖再拖。 然而在这一幕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细节： 张经是拒绝出战的，但为了给赵文华面子，他曾命令另一位将领出击倭寇，而这个人正是俞大猷。 出乎意料的是，一向积极肯干、爱管闲事的俞大猷竟然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当时倭寇有两万人，他手下只有三百兵，而俞大侠是学过算术的。 俞大侠虽然热血沸腾，却也不想平白无故人间蒸发，张总督这事干得实在不地道，事情也成了连环套，赵文华催张经，张经催俞大猷，俞大猷不干。 俞大侠就这样硬挺着，一直挺到了王江泾大捷。在这次战役中，他不计前嫌，协同张经，大破倭寇，立下战功。 可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不计前嫌上。 由于他表现过于英勇，赵文华认死了他是张经的人，抢了他的功劳，还找机会整他，贬了他的官。无奈之下，胡宗宪也只能保持沉默。 俞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明明被赏识，居然不升官，明明打了胜仗，居然被降职。 不要急，俞大侠，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还在后头。 被贬官的俞大猷不喊冤，也不气馁，王江泾大捷之后不久，他作为苏松巡抚曹邦辅的下属，参加了浒墅战役，再次大破倭寇，按说事情到这里，也算圆满完结了。 可是（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俞大猷的人生中），不久后，闲不住的俞大猷又参加了胡宗宪的追击战（即之前提到的那次），虽然最终战败，但俞大猷在战斗中倾尽全力，表现十分英勇。 其实有时候，十分英勇也不是个好事。 战后，赵文华故伎重演，把责任推给了曹邦辅，曹巡抚气得想撞墙，恨透了赵文华和胡宗宪，但是严老太爷在中央呆着，他也不想去摸老虎屁股，于是一怒之下，瞄准了俞大猷。 曹巡抚在上书中大骂俞大猷，说他纵敌逃窜，之所以会下此黑手，只是因为俞大猷同志在跟随胡宗宪作战中过于英勇，曹邦辅据此认定，俞大侠必定是胡宗宪的人。 这一状告得相当黑，连皇帝都发怒了，暴跳如雷，免去了俞大猷的世袭百户，让他安分守己，否则砍头示众。 不计前嫌，就是张经的人，恶整。十分英勇，就是胡宗宪的人，还是恶整。俞大猷彻底郁闷了。 皇帝谕令下来后，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俞大猷再不会闹腾，也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然而俞大猷收起了谕令，叫来了自己的副手王崇古，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准备出海，追击倭寇。不久之后，他的舰队在老鹳嘴截获倭寇，并发动总攻，焚毁敌巨舰八艘，杀敌一千余人。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并没有人要求俞大猷这样做，而根据以往经验，他打赢了未必有功，打输了却必定有过。对他而言，打这一仗没有好处，只有吃亏。 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他不怕吃亏。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嘉靖十四年（1535）以来，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闷亏，背了无数黑锅，只是因为他的爱管闲事，因为他的忠于职守，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着。 俞大猷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因为执着而伟大。 其实一直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俞大猷并不孤独，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这个人就是胡宗宪。 通过几年的观察，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于是当嘉靖三十五年（1556），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职后，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获得了内阁的支持，将俞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大致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的宝座。 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务，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要比他更聪明。 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 四百年后，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给他当条狗，就心满意足了。 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 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 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解缙、杨慎、徐渭。 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解缙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呆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 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解缙，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 获此殊荣，此人实在当之无愧。 徐渭，正德十六年（1521）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漱老人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 在上小学三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名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即今天的所谓恶搞），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释毁》。 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 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考试。 徐渭的前二十年还是很顺利的，二十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蕙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 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干部的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 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 毫无疑问，徐渭确实是个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 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 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禁锢思想等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 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贫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途，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姓名，等待着命运的来临。 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中第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 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 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有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了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 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把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凭父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 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而要向从这漫天口水里爬起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十三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 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 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 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 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三年后接着考。 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 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徐渭第三次落第了。 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 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 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 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辅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宜，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 于是曹邦辅和杨宜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 在这之后不久，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 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福建和浙江外，连南直隶、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 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 比如俞大猷，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 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还会发抖。 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 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师爷）。在绍兴一带，当师爷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作出了回答，但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实在听不懂。 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 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 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作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让他磕头他都值了。 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不干，浑似梦游。有一天，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 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齐白石老先生看了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 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 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对而言）的专业，实在是耸人听闻。 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 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二十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划，糊弄了半天，终于把人带了回去。 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 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 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俞大猷、卢镗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何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 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 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压根就没提过这事，放任不管。 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帝，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 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 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宪又一次为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 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 粉饰太平 第十四章 强敌 【汉奸？海盗？】 实事求是地讲，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倭寇军的主力，绝非是智商有何过人之处，只是因为他们脑子一根筋，打仗不怕死，总是冲在最前面，正是所谓好用又结实。 而根据史料记载，这帮远道而来的日本抢劫犯基本不识路，脑袋也不好使，如果让他们自己上岸转悠，没准就被人贩子给卖了。 其实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混饭吃，从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两百多年你抢我抓，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嘉靖年间，倭寇之所以如此庞大，且有组织、无纪律，实在要拜两位仁兄所赐，这两个人，一个叫汪直，另一个叫徐海。 汪直，是明史上的称呼，其他史书大都称王直，十分凑巧，这位兄台正是胡宗宪的老乡，他也是徽州人，要说起这位兄弟的传奇经历，那实在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在许多史书上，汪直的定义大致如此：生性狡诈偷鸡摸狗，后游荡到日本，勾结倭寇，为日本人带路进犯中国，是罪大恶极的狗汉奸。 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醒目，且振奋人心的结论，但在我看来，它很有可能是错误的。 而且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汪直不是汉奸。 请诸位热血青年先不要忙着抄家伙，等我讲完再动手也不迟，本人不是翻案一族，也无意向这方面发展，下此结论，只是因为汪直不符合汉奸的定义。 什么是汉奸？在嘉靖年间，所谓汉奸，就是给日本倭寇干活的人。 按此标准，汪直实在不够格，因为这位兄台确实没帮日本人干活，恰恰相反，是日本人给他打工。 汪直，号五峰，其实那一切传奇风波的起始，只是因为一桩生意。 作为胡宗宪的最强对手，汪直自幼就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不过很可惜，他的聪明并不在读书上。 汪直的脑袋似乎很难接受四书五经的信号，读书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所以机灵的他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做生意。 一般人做生意，都是由小做起，先得摆地摊、开杂货店，慢慢地才能倒钢材、卖军火。而汪直却大为不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汪老板的生意起点相当高——国际贸易。 所谓国际贸易，说穿了就是把国内的货卖到国外，再倒回来。汪直很明白，在街头卖香烟是很难发财的，只有转口贸易才能致富。在明代，海上贸易是被明令禁止的，所谓“片板不得下海”，抓住了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历史无数次证明，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发家致富的意志和决心是无法阻拦的。 汪直就是早期下海的发起人之一，他找到了一个叫徐惟学的合伙人，说服他一同外出经商，这个徐惟学也不是善类，早年还干过几年强盗，心一横变卖了家产也下了海。 汪直的第一笔贸易是在广东进行的，他带着货物在一个深夜悄悄出海，向着更远的南方驶去。 在今天的东南亚一带，汪直以极为悬殊的价格卖出了他的货物，当巨额的利润流入口袋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 于是他下定决心，赌上自己的一切，把这笔生意做到底。 随着生意的不断进行，汪直的船队越来越庞大，手下越来越多，利润也越来越丰厚，汪老板终于成功致富，成为众人模仿的榜样。 如果事情就此打住，应该还不算太坏，汪直的行为从法律上定义，应该算是走私，而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树大招风，被省长兼海关关长胡宗宪盯住，然后在某一次走私中被查私大队长俞大猷抓住，之后判刑、流放或是杀头。 但汪老板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见好就收也绝不是他的人生信条，不久之后，他终于做出了一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选择。 东南亚的业务潜力已经不大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汪老板决定转向日本市场。原因很简单——日本人的钱好赚。 就地理而言，日本实在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火山和地震外，差不多什么都缺，汪直贩运货物到这里，想开多高价就开多高价，独此一家，爱买不买。 除了提高日本的生活水平外，汪老板还为减少日本人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在提供日常物品的同时，他还走私一种十分特别的货物。 其实这种货物大家并不陌生，在国家贸易品的排名中，近几百年来，它始终盘踞排行榜第一名——军火。 在东南亚贸易中，汪直和葡萄牙人成了铁哥们，葡老外们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口袋里却没钱，只好拿枪去换，且唯恐汪直不收，所以价格便宜，算是半卖半送。 汪直充分发挥了奸商的本色，每次都表现得极其为难，还经常表示下不为例，结果一转手，就把它们送到了日本，以十倍的价格。 别说十倍，就是一百倍，估计日本人也照买不误，当时正是战国时代，彼此之间打来打去不亦乐乎，大刀长矛也用腻了，大家都改玩枪了。 在汪直的订货名单中，岛津、织田等诸侯都是大客户，汪老板还比较讲信用，有时还会去调查战争杀伤情况，确保售后服务。 当然了，在贸易进行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东南亚和浙江沿海向来是海盗聚集地，汪直的船队经常由于目标太大，被人抢劫，汪老板气得不行：我运的是军火，你竟敢抢我？！ 一怒之下，他组织了私人武装，开始还只是护航，后来发现海盗这活儿来钱更快，索性兼职干起了海盗，就这样，汪直由一个海外淘金者变成海商，最后又成为了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 然而这远不是终点，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汪氏海外贸易有限公司兼海盗无限集团急需寻找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当然困难是存在的，嘉靖先生虽说忙着修道，但绝不会允许汪老板在他鼻子下面开办事处。 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汪直决定把总公司搬到日本，具体位置在日本九州南部（今日本冲绳附近），他在那里占据了一片地方，作为自己的基地。 汪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不但有大型船队，私人武装，还过了一把皇帝瘾，在他的辖区内，住着四千多名中国移民，服从他的管理，他还雇用了很多来找工作的日本人，身体好的担任保镖或是打手，体格差的就安排扫大街，当下人使唤。 汪直对公司的发展十分满意，还给自己的这片自留地取了个名字——“宋国”。 必须说明的是，汪老板在日本开公司，是没有经过当局允许的，也没有到有关部门注册，成立多年一分税钱也没交过。这事往大了说，就是非法侵占他国领土，是对国家尊严的大胆挑衅。 但从头到尾日本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敢。 在日本史书里，战国被描述成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勇猛之士在万军之中横冲直撞，着实壮观。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比如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桶狭间战役，那位威震日本，号称无人可挡的大诸侯今川义元，手底下的全部兵力不过四五万人，仅此而已。 当时，一般战役两方人数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千人，要摆在中国，这也就是个仪仗队，不过倒怪不得日本同志们，毕竟人口有限，要组织个大规模战役难度太大，说句寒掺话，能战死个几千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汪老板之所以如此嚣张，也正是欺负日本人少，当时光隶属于他的军队人数已经近万，而且都配备最新型火枪，其所在的九州地区民风彪悍，诸侯十分好战，汪直却对他们毫无顾忌，还经常派几千人拿着洋枪，开着战船，从他们的海岸招摇过市，这帮人别说武力对抗，连吱都不敢吱一声。 恰恰相反，他们对汪直十分客气，逢年过节还要送礼上贡，唯恐得罪了这位有钱又有枪的大爷。 公正地说，汪直确实算不上汉奸，因为估计日本也没人能用得起他这样的汉奸，倒是很多人日本人要眼巴巴地求他，靠他吃饭。 这就是汪直，这就是胡宗宪即将面对的头号对手，远比任何日本剑道高手都要可怕的对手。 相对而言，第二号人物的实力要差一些，但他却比汪直更具传奇色彩——因为一个女人。 徐海，徽州人，胡宗宪的第二强敌。 说来真是凑巧，他也是徽州人，老天爷实在很公平，谁惹出的麻烦谁来收拾，最终的决战将在这三个徽州人之间展开，只有一个胜利者。 汪直不是汉奸，但徐海是汉奸，货真价实的汉奸。 徐海的别号叫做普静，这个称呼看上去很像是和尚的法号，而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和尚的法号。 在少年的时候，徐海曾经是杭州寺庙的和尚，每天撞钟念经，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的叔叔跑来，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还有个非常可靠的朋友作合伙人，只要你参加，管保前途远大，衣食无忧。 徐海考虑了很久，终于接受了叔叔的邀请，离开了寺庙，去干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应该说，这个邀请并非全是忽悠，这份工作确实让他衣食无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前途远大。 但问题在于，他的叔叔名叫徐乾学，那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叫做汪直，而那份有前途的工作，自然是走私。 徐海就这么下了水，开始跟着汪老板跑船，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入越来越多，相关业务（驾船、抢劫）也越来越娴熟，如无意外，他将很有可能成为汪直手下的走私头目，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攒点钱，回家买房子娶老婆，要么一直干下去，直到被抓住或是被打死。 可是命运之手却将他推向了第三条路，一条更为奇异的道路。 徐乾学原本是汪直的合伙人，双方初始合作愉快，可慢慢地，这位兄台不满意了，两人虽然一同下海，但汪直的能力超过他，生意大过他，利润也高过他，思前想后，徐乾学决定分出去单干。 单干，要有资本，徐老板的钱不够，便四处找人借，而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债主恰好是日本倭寇。有了钱，徐老板就开始干起了走私兼海盗，但事实证明，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走私和海盗也不例外。 徐乾学运气不太好，他的船队经常遇上风暴和明军，好几次血本无归，买走私货要钱，手下的抢劫犯们也要领工资，加上倭寇催款，徐乾学焦头烂额。 欠银行的钱，还不了最多不过是坐牢，可是欠倭寇的钱，还不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那可是拿命换来的，绝不容许变成坏账，可是徐乾学的家产已经卖光了，也没有什么可抵押的，于是无奈之下，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低押自己的侄子。 在徐叔叔看来，侄子也算是他的财产，就这样，徐海成为了倭寇的财产人质。 此时的徐海倒还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多吃几顿日本料理，不久后叔叔就会把他赎回来，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徐乾学实在没有做生意的命，回去后不但没翻本，反而赔得更多，最后还因债务纠纷丢了性命。 当这一消息传到徐海耳朵里时，面对着血本无归、暴跳如雷的倭寇，他没有慌张，镇定地用一句话挽救了自己： “留下我的性命，我跟你们一起干。” 反正钱也没了，为了不致人财两空，徐海就此成为了倭寇的一员，当然，在那些日本人看来，他们不过是多了个端茶倒水的人而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海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从本质上看，汪直是一个一流的商人，二流的海盗，通俗点说，他最擅长的是经济，之后才是军事。而徐海却恰恰相反，在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之前，他是一个军事天才。 徐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算是自学成才，但他有着惊人的天赋，极具组织才能，而且十分精于海上作战，和那些死脑筋的日本人比，他实在是个过于突出的人，所以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倭寇抢劫公司，成为了正式成员，获得了自由，之后还曾一度跻身管理层，当上了高级领导。 徐海发达了，他利用自己的才能和与倭寇的良好关系，在众多的海盗中脱颖而出，拥有了固定的势力范围和强大的部属。 但必须说明的是，此时的徐海依然是倭寇手下的棋子，他没有汪直那样的实力，只能靠日本人吃饭。 他的致富方式十分类似于旧中国的买办，每次带领倭寇进犯之前，他都会与对方签订合同，列明带多少人，去抢哪里，事后分红份额等等，条款十分清晰，倭患如此猖獗，这位汉奸可谓是始作俑者之一。 但作为汉奸，和抗日电影里那些摇头晃脑的同行相比，徐海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十分强悍的汉奸。 胡宗宪曾领教过徐海的厉害，有一次，倭寇大规模进犯浙江一带，胡宗宪派游击将军宗礼率军主动出击，恰好遇到徐海的船队，双方在三里桥大战。 一开始，宗礼根本没把徐海的杂牌水军放在眼里，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双方交战后徐海军一触即溃，宗礼大喜过望，发动军队继续作战，再次击败徐海。 两次连续的胜利让宗礼相信，徐海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小角色，于是他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而徐海的水军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第三次大败。 但就在宗礼准备预写他的第四次捷报时，徐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在明军防备松懈之时，徐海悄悄集结了他的精锐水军，出其不意地发动了反攻，为了让宗礼相信自己的柔弱，他退却了三次，至此一举收回成本，明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宗礼本人战死。 这就是胡宗宪面对的两个强敌，强悍的汪直、狡诈的徐海，要平息倭寇，必须除掉这两个人。 可在仔细考量双方实力之后，胡宗宪终于悲哀地发现，他根本毫无胜算。 汪直自不必说，这位土皇帝富可敌国，兵强马壮，比日本诸侯还厉害，徐海虽然稍微差一点，但他极其狡猾，且精于水战，凭借明朝的海军，要彻底消灭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思前想后，胡宗宪对时局感到绝望了，然而此时，徐渭却从容地告诉他，其实要解决这两个人，并不困难。 这一次，胡宗宪没有相信他的师爷，因为这句话实在太不靠谱。 且不说这两个人手下有上万名武装海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据着一种特殊的资源——钱。 根据某些历史学者统计，汪直的商业贸易额曾一度超过浙江全省的财政收入，海盗竟然比政府还有钱，到底谁是政府？ 面对如此可怕的金融武装集团，胡宗宪找不到任何自信的理由，在他看来，想战胜这两个对手，无异于痴人说梦。 “用武力是很难战胜他们的。”徐渭点点头，他同意胡宗宪的看法，“但要战胜他们，并不一定要动用武力。” 不用武力？这帮人不远千里来抢劫，莫非你请他们喝杯茶，给个红包他们就肯走人不成？ “是的。”徐渭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缜密的计谋】 徐渭告诉胡宗宪，其实一直以来，他并不了解汪直，因为这位仁兄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个生意人。 做生意的人，只求财，不求气，汪直所想要的，并非大明江山，只不过是自由通商的权利。 “但是海禁是历代祖制，我也无能为力。”胡宗宪只能无奈地叹气。 徐渭的脸上露出了狡诘的笑容： “我并没有说要给他这个权利。” 胡宗宪终于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开放海禁是不可能的，但谈判是可能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谈判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并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 “首先，我们必须与汪直取得联系，招他上岸商谈。” “但汪直呆在海外，且素与我们为敌，他怎么肯来呢？”胡宗宪对此并不乐观。 “你忘了吗？”徐渭又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的母亲和妻子在你的手上。” 自从汪直下海之后，朝廷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的母亲和老婆都被关进了监狱，已经吃了好几年牢饭，胡宗宪随即签发了特赦令，把他们放了出来，不但好吃好住，还分给她们一套房子。 胡宗宪的想法很简单，善待汪直的家眷，以显示自己的谈判诚意，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简单了。 释放管饭分房是十分容易的，但在做完这些之后，胡宗宪才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疏漏——怎么让汪直知道呢？ 要知道，汪老板虽然还是中国国籍，却已移居海外，找倭寇带话又不太靠谱，胡宗宪傻了眼，苦思冥想后他决定冒一次险。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胡宗宪派出了他的使者蒋州、陈可愿，他们的使命简单明了：去日本，找到汪直，告诉他所有的一切。 这基本上应该算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海上交通安全且不说，即使到达日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地方，想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两人在日本九州成功登陆，见到了当地的大名（诸侯），很明显，大明帝国东南总督的名号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日本土财主给了胡宗宪很大的面子，热情招待了两位使者。 不管事情办成与否，白吃一顿总是好的，然而就在两人狼吞虎咽之际，却听到了这样一个询问：是否有兴趣见见本地一个叫毛海峰的人。 那位无心插柳的日本领主刚说完这句话，就惊奇地发现，两个原本一心一意努力吃饭的人立刻丢掉了筷子，连声大叫道：现在带我们去！ 因为这是一个他们极其熟悉的名字，毛海峰，是汪直的养子。 蒋州和陈可愿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在毛海峰的引荐下，传奇人物汪直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汪直的开场白是并不友善的，除了胡宗宪挡他发财，和他作对外，全家人被明军杀光也是他大发雷霆的主因。 所以当蒋州告诉他，他的家眷不但没死，政府还分了房子，衣食无忧，并且拿出了他家人的亲笔信时，汪直的态度彻底转变了。 他十分高兴，还连声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想干这行，早就有归顺之意，并且愿意帮助胡宗宪平定倭乱。 蒋州和陈可愿万没想到，事情竟然进展得如此顺利，大喜过望，而汪直也确实很够意思，不但管吃管住，还带着他们游览日本全国，各地诸侯听说汪直出访，纷纷列队热烈欢迎（财神爷来了），比将军大人还威风，看得两位使者目瞪口呆。 排场也耍了，世面也见了，蒋州和陈可愿开始提醒汪直，应尽快回国与胡宗宪商谈具体事宜，汪直满口答应，并预定了出发日期。 出航的日子到了，然而就在船只即将起锚出发的时候，汪直却作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 他突然强拉着蒋州，跳上了岸，目送着船只的离去，笑着对惊恐的使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还不能去，你也不能走。” 汪直不是三岁小孩，几十年江湖也绝不是白混的，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空口许诺，包括胡宗宪在内。 就这样，毛海峰带着陈可愿，来到了胡宗宪的管辖地，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正是谈判。 虽然有了重大进展，但没有看到汪直本人，胡宗宪依然很失望，而当他看到那封汪直给他的亲笔信时，这种情绪到达了顶点。 这是一封很能体现汪直特点的文书，在开头部分，他十分恭敬地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朝廷招抚，痛改前非，为国效力，之后突然话题一转，开始吹嘘自己，大意是本人在日本混了很多年，现在很牛，一般的诸侯都可以搞定，但由于日本诸侯太多，敌情复杂，本着帮助国家彻底清除倭寇的精神，我暂不能回国，目前正与朝廷特使蒋州巡视各诸侯，处理外交事务，等到告一段落，我会立刻回国报到。 当然，光讲废话是没用的，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条件——开放海禁。 胡宗宪勃然大怒，他知道自己被汪直涮了，说来说去，这个老滑头一点也没有松口，而他开出的条件是胡宗宪绝对无法答应的。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事情依然毫无进展。 在犹豫的关口，徐渭再次出现，用他的智慧拯救了胡宗宪，他告诉自己的东家：现在的汪直过于强大，绝不可能作出妥协，但这个对手也并非毫无破绽，只要找到合适突破口，就能战胜这个强敌。 事实上，这个突破口就在眼前——毛海峰。 作为汪直的全权代表和贴身亲信，毛海峰也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但是和老狐狸胡宗宪相比，他还有不小的差距。 出乎他的意料，胡总督对他这个倭寇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轻蔑，反而礼遇有加，每天好酒好肉招待，毛海峰是个比较实在的人，吃人家的嘴软，感觉不好意思，便向胡宗宪表示希望能帮点忙。可是胡宗宪却总是笑而不答，啥也不让他干。 这事要放在严嵩这类人的身上，估计还求之不得，偏偏毛海峰脸皮厚度不够，坚持表示一定要干活，扫大街也行。 于是胡宗宪终于勉强地答应了，他十分为难地表示，在舟山一带盘踞着一伙倭寇，十分凶悍，而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他们。 还没等胡宗宪把话说完，毛海峰就跳了起来，跑回船上召集手下抄起家伙去了舟山。 结果是毫无悬念的，汪直出来干海盗的时候，舟山的那帮小兄弟还在穿开裆裤，听说汪老板的队伍到了，还没等毛海峰动手，倭寇们已经逃窜一空。 胡宗宪亲自迎接了这位得胜归来的英雄，并主动为他请功，算得上是兴高采烈。 他确实应该高兴，当然这与舟山的那帮小毛贼并无干系，真正的原因在于，自毛海峰发动进攻的那一刻开始，一个重大的转变已然发生：从此以后，在所有倭寇的眼中，汪直将不再是他们的朋友。 前任倭寇，现任抗倭英雄毛海峰看着开怀大笑的胡宗宪，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当然，其实他并不知道对方在笑些什么。此时此刻，他的唯一感觉是，胡总督是个很够意思的人。 事实上，胡宗宪确实很讲义气，他把战利品全部交给了毛海峰，还额外给了很多赏赐，并且表示，自己绝不会亏待和政府合作的人。 毛海峰十分感激，胡宗宪的慷慨与大方超出了他的预料，但他依然保持着警惕，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始终放心不下的。 不久后，毛海峰找到了胡宗宪，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已经呆了很长时间，是时候回去找汪直汇报谈判情况了。 毛海峰十分清楚，作为汪直的养子和亲信，他有着很高的人质价值，如果胡宗宪玩花样，他将到牢房里继续自己衣食无忧的宾客生活。 然而胡总督的反应却着实出人意料，他看着不安的毛海峰，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亲自为你送行。 此外，他还十分礼貌地送给毛海峰许多土特产，并托他向汪直带去自己的良好敬意，期盼他早日到访。 毛海峰终于被彻底打动了，他怀着对胡宗宪的无限好感回到了领地，并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自己的养父，虽然事情仍然毫无进展，但正如徐渭所预料的那样，强大的海盗头目汪直终于露出了破绽，一个致命的缺口已经打开。 粉饰太平 第十五章 天才的谋略 【一个特殊的女人】 汪直暂时稳住了，胡宗宪决定着手对付他的另一个强敌——徐海。 从策略上分析，胡宗宪用在汪直身上的，应该算是怀柔战术，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向对方示好，以谈判麻痹对手，等待时机的到来。 事实证明，这一战术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所以胡宗宪决定故伎重演，在徐海身上进行二次实践。 然而徐渭表示了反对。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渭先生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一伟大理论，却也能无师自通，他告诉胡宗宪，徐海是不能招抚的，因为此人和汪直不同。 汪直多少还算个商人，财大气粗，而且军力强大，难以击溃，加上这位仁兄十几年胡乱闹腾，既不要钱也不要官，只是一门心思想向朝廷要通商政策，对这号人，只能小心伺候，慢慢忽悠。 徐海则是个彻头彻尾的海盗，还有个响亮的称号——“狗汉奸”。 加上他年轻气盛，擅长打砸抢，而且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对他妥协，只能增加他的嚣张气焰，所以对付徐海，只能用强硬的手段。 胡宗宪同意徐渭的观点，却又提出了疑虑：徐海虽然实力较差，但此人精于海战，极具军事天才，以明朝海军的实力，很难战胜敌军，之前的那次惨败就是范例，一旦开战，难有胜算。 徐渭再次露出了洋洋自得的笑容，他走到胡宗宪的面前，一本正经地纠正了总督大人的逻辑错误： 所谓强硬的手段，并不一定是指武力。只要能够消灭对手，可以使用任何方法。 而对付徐海的指导方针也就此确定——万勿妥协，赶尽杀绝。 为实现这一目标，徐渭和胡宗宪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商议，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几乎天衣无缝的计划。事情发展证明，徐海最终正是在这个计划的推动下，被无情地绞杀。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从一个间谍开始。 由于徐海长期在国外工作，很少回国探亲，即使每次回来，也都忙于工作（抢劫），且十分匆忙（不跑就完了），但他的老家毕竟还在这里，还有许多亲戚和同乡。为了彻底摸清徐海的底细，胡宗宪决定玩一把无间道，派一个人前去卧底。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罗龙文，没有官衔，他之所以能够被选中执行如此光荣的任务，是因为他具备两个优势：首先他是徐海的老乡，两人家住同村，容易沟通感情。而更重要的是，这位罗先生有一个不太光彩的特长——挑拨是非。 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个心理比较阴暗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喜欢闹事，然而胡宗宪依然选中了他，因为他正需要这样的人。 靠着一个由大才子徐渭编剧的感人故事和老乡的身份，罗龙文成功地打入了徐海犯罪集团内部，在那里，他善于挑事的特长将得到充分地发挥。 没过多久，胡宗宪就从罗龙文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情报，正如徐渭所料，貌似强大的徐海集团是不难击破的，因为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内讧。 和汪直不同，徐海海盗公司不是独资的，除了徐海之外，还有两位投资者，一个叫陈东，另一个叫叶麻。 说来滑稽，这两位仁兄原先其实并不是海盗，也不是走私犯，而是正正经经的商人，无奈亏了老本，欠了一屁股债，被高利贷追杀，于是心一横，下海当了海盗，成为了徐海的合伙人。 也就是说，在徐海的公司里，除了他这个董事长外，还有两位执行董事，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胡宗宪迅速抓住了这个漏洞，命令罗龙文发挥特长，四处煽风点火，搬弄是非，事实证明，罗龙文同志确实具备无耻小人的天赋，他的工作卓有成效，每次抢劫完后他总是抢先把最值钱的财物弄到手，并交给徐海，徐董事长自然很满意，但两位董事的脸色却是一天比一天难看。 徐海和陈东、叶麻之间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了，胡宗宪的计划获得了初步成功。但接下来的工作却更为艰巨，毕竟徐海的实力雄厚，如果不解决他本人，单靠分化瓦解，也是无济于事的。 为了进一步搞清徐海的底，胡宗宪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交给了徐海，对于胡宗宪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寻常的举动，他曾给无数倭寇海盗写过信，内容千篇一律，只是对象不同，他也从不期望会有什么意外惊喜。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无意识的举动，让他找到了一件毁灭徐海的利器。 在倭寇中，徐海算是很有礼貌的一个，他很快就托人捎了回信，当然内容绝对不会是我抢够了，决定放下屠刀，归顺政府，回家务农之类。只是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得已，自己的悔恨，希望政府体谅。一句话，鉴于年景不好，老子还要再抢上几年。 这是一封常见的忽悠信，但利器就隐藏在这封信里。 胡宗宪看过之后，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玄机，随手交给了徐渭。 徐渭看完之后，却思考良久，对胡宗宪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封信十分奇怪。” 胡宗宪接过信，反复看了很久，也没有找出答案： “此信格式规范，且用语恰当有礼，我看不出哪里奇怪。” “怪就怪在这里，”徐渭面带疑惑地说道：“实在是太规范有礼了。” 胡宗宪恍然大悟。 虽然不排除个别逼上大海的特例，但肯下海干倭寇的，一般都不会是什么优等生，对于这些倭寇们的文化程度，胡宗宪曾经做过统计，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半文盲，剩下那百分之二十是纯文盲。 这就是件怪事了，徐海那几把刷子，胡宗宪心里还是有数的，这种高水平公文他就是照着抄也会抄错，更别说是独立创作，所以在这篇文章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得力的枪手。而如此重要的来往公文，徐海肯放心地交由这个枪手处理，可见此人地位必定非同一般。 于是他交给了罗龙文一个新的任务，务必要确认这个人的身份。 没过多久，罗间谍就找到了这个人，结果让他也大吃一惊。因为这位枪手既不是五大三粗的倭寇，也不是被胁迫的教书先生，竟然是个女人，确切地说，是徐海的老婆。 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王翠翘，她的知名度将远远超越同时代的徐海、汪直、甚至胡宗宪。 在认识徐海之前，王翠翘是一名妓女。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但凡干这行的人，都会成为道学家们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历史证明，妓女未必不如道学家，道学家未必赶得上妓女，而作为一个平凡的女人，王翠翘足以名留青史。 干这一行，大都有个惯例，要么不出名，要么出大名，王翠翘就出了大名，别号“江南名妓”，无数文人雅客争相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她的风采。 能引发如此轰动，主要还是靠实力，王翠翘不但知书达理，仪态优雅，而且和善近人，有所谓“如沐春风”的美誉。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来由的。 在十几年前，王翠翘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女子，只是因为父亲犯罪，不得已才沦落风尘，而她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和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也让无数人趋之若鹜，追求者不计其数，据说还曾经有人不远千里专程前来，想把她娶回家。 徐海就是追求大军中的一员，而他能从众多应征者中脱颖而出，确实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和那些富商高官相比，徐海着实没有优势，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稳定，经常住在船上（工作需要），除了名声很大（海盗、汉奸）之外，真可谓是乏善可陈。 但是阅人无数的王翘翠依然选中了他，选中了这个可能明天脑袋就要搬家的倭寇，这似乎是一个毫无逻辑的选择，不是因为金钱，也不是因为权势。 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的话，我相信它的名字叫爱情。 王翠翘就这样开始了她的新生活，漂泊不定却无比幸福的生活——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幸福的。 这是一段注定不会长久的幸福，毕竟她丈夫的工作属于高风险行业，没准明天人就没了，对于这一点，她也有着相当的认识和心理预期。 但无论如何，她也不会想到，在不久之后，她将会用自己的手把丈夫推入无底深渊。 从那封回信上，胡宗宪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信息：对于徐海而言，王翠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既然如此，那事情就好办了。胡宗宪相信，他已经找到了徐海的破绽。 很快，胡宗宪就给徐海送去了许多财物，表示自己的善意，在意外之余，徐海还是高兴地笑纳了，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些礼物中，还夹杂着许多女人专用的珠宝手饰，胭脂水粉。 对于这些物件，徐海自然是大手一挥，送给了王翠翘。 这正是胡宗宪的真正目的。 就在王翠翘为得到的礼物高兴不已的时候，胡宗宪派去的卧底找到了她，并告知这些礼物是胡总督专门送给她的，希望她能够劝说徐海改恶从善，归顺朝廷。 胡宗宪的这一招十分厉害，是看准了才干的，他明白，像徐海这样的亡命之徒，根本不在乎生死，无论是好言相劝还是武力威逼，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只认实力。 但徐海的老婆就不同了，作为一个女人，自然不会热衷于杀人放火之类的工作，更不会喜欢整天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女人嫁人，所期待的不过是一个家而已。 事实证明，胡宗宪的判断完全正确，王翠翘接受了胡宗宪的提议，开始给徐海吹枕头风，劝他归顺于胡宗宪。 王翠翘的鼓动起了相当的作用，徐海开始有所动摇，但他毕竟不是个简单人物，绝对不会被如此轻易地迷惑。所谓投降，仍然只是个遥遥无期的目标。 就在此时，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对于徐海而言，他已没有太多选择的时间。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出航中，徐海属下的一群日本倭寇遇到了几条运输船，在未征得徐海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洗劫了这几条船，之后也未上报。因为在他们看来，抢劫是本质工作，不抢才是消极怠工，对于努力工作的人，徐海是绝不会批评的，这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无足挂齿。 按说道理是没错的，可问题是，这帮日本二百五在抢劫前没动脑子，连旗号都不看，就不分青红皂白抢了一把，他们并不知道，虽说海上有无数条船可以抢，但偏偏有几条是动不得的，那就是汪老板的船队。 不能动的也动了，汪直暴跳如雷，加上鉴别力有限，把帐直接算在了徐海的头上，誓言报仇雪恨，而汪直与徐海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到此结束。 当然，老奸巨滑的汪老板不会自己动手，他决定借刀杀人，将徐海即将进犯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进攻路线和部署，并向他预祝胜利。 得到情报的胡宗宪迅速完成了防务，等待着徐海的到来，事实上，连他也没有料到，这次进犯将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对于这一切，徐海却依然被蒙在鼓里。 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入侵，总人数约在两万左右，作为一个汉奸，徐海领来了日本大隅、萨摩二岛的上万倭寇，加上他的嫡系部队，以及董事会另两位股东陈东、麻叶的全部部属，准备好好地干一票。 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抢劫，徐海押上了全部的本钱，并制定了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在战役的开始阶段，他将调遣军队向防备森严的上海、慈溪等多处同时发动进攻，以扰乱明军的判断，当胡宗宪手忙脚乱的时候，他再率领主力军队攻击浙江富庶地区，进行抢掠。 按照徐海的一贯作风，他无私地把进攻上海慈溪，当炮灰垫脚石的任务交给了日本友人，把攻击薄弱地区进行抢劫的重任留给了自己。 为了实现日本同行光荣地去死，义无反顾地去死的武士道主义精神，把背黑锅啃骨头进行到底，徐海在出发前反复对他们强调，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最为强悍的明军，即将进行的，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正是实现个人价值（战死）的最好时机。 当然，除了忽悠国际人士外，徐海也表现出了一抢到底的决心，在出发之前，他当众烧毁了几条船只，以示此战有进无退。 在燃烧的熊熊烈火面前，徐海向着自己祖国的方向，下达了总攻令。 此时的徐海风光无限，作为行动的总策划，上万日本倭寇被他左右，陈东和麻叶也依附于他，听从他的调遣。而他也从不介意用屠刀砍掉自己同胞的脑袋，烧掉他们的房屋，抢掠他们的妻女，从他被自己的亲叔叔出卖的那一刻起，所有的道德和原则就已被彻底抛弃。 踌躇满志的徐海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抢掠——也是最后一次。 嘉靖三十五年（1556），徐海率军抵达江浙沿海，如之前安排的那样，日本炮灰们先行出发，去啃硬骨头。 可这帮炮灰还没上岸，就被明朝海军挡了回来，死活过不去。徐海没有办法，只好改变计划，亲率主力提前进攻，可原本不设防的地方竟然变得比铁桶还坚固，抵抗十分顽强，攻击多次也未能得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徐海终于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落入了圈套。他准备退却了。 然而不久后，局势却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经过几轮试探，胡宗宪感到对方锐气已尽，随即命令水军即刻出发，发动对徐海的反击，事后证明，他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明军大败，这也再次验证了徐海的可怕，虽说损兵折将，但他打起仗来却一点也不含糊，先后五次击败明军，气焰极其嚣张，陈东和麻叶也趁势发动反攻，攻破多处明军据点，沿海许多地方纷纷戒严，百姓随时准备撤离。 就在形势即将失去控制时，关键人物俞大猷出场了。 听说俞大猷率军赶到，焦头烂额的胡宗宪终于松了一口气，感叹地对徐渭说道：这下没事了，好险，好险！ 胡宗宪之所以如此安心，是因为俞大猷有一个公认的作战特点——“计定而后大举，兵集而后齐发”。通俗点说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鬼子不拉弦。 俞大猷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将领，在作战之前，他会仔细评估双方的实力对比，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使情势一片大好，他也绝不出击（估计这和他被整的次数太多有关），但他一旦准备出击，就意味着已有必胜的把握。 胡宗宪十分了解他的这一特点，所以才会如此放心，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所谓名将就是名将，和那些二流货色确实不同，俞大猷主动收缩阵型，等待徐海来攻，徐海倒也真识货，看到这个架势，感觉是个老手，不敢轻敌冒进，之后双方交战多次，徐海始终未能取胜，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俞大猷稳住了阵脚，却不主动进攻，徐海尝到了厉害，倒也赖着不走，双方在海上僵持着，事情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俞大猷突然接到了一道极其怪异的命令。 这是一道由胡宗宪亲自发出的手谕，主要内容如下：休战，撤回杭州。 在这紧要关头，怎么能够撤军呢？敌军如果进逼怎么办？俞大猷百思不得其解，但手谕言辞极其严厉，毫无商量余地，权衡利弊后，他遵照命令，撤了回来。 胡宗宪是一个聪明人，绝不会重蹈当年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覆辙，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回俞大猷，只是因为他刚刚得到了一封信件，而他确信，对于徐海而言，此信比俞大猷和他手下的数万士兵更有杀伤力。 这封信是毛海峰带来的，作者就是他的养父汪直。 【连锁的陷阱】 俞大猷退却时，徐海并没有追击，对于这位名将，他始终心怀着警惕，打了这么多天一步都不让，现在居然主动撤退，必有诡计。 这实在是抬举俞大侠了，几十年来，无论做官还是打仗，他都是个实诚人，要说玩阴谋的顶级高手，那还得说是胡总督。 所以当胡宗宪的使者带着那封信到访时，并未引起他足够的警惕和戒心。 不出胡宗宪所料，这封信给了徐海极大的刺激，在刀光剑影里混了十几年的徐汉奸第一次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 关于此信的具体内容不甚明了，但徐海的反应是清晰而确实的： “连老船主也投降了吗？！” 老船主就是江湖朋友给汪直的敬称，汪老板纵横倭寇业数十年，是这一行的老前辈，只要混这行，都要给他三分面子，徐海也不例外。 于是徐海开始犹豫了，连汪直都顶不住了，看来行业前景确实不佳，加上此前王翠翘的劝说，与陈东、麻叶的矛盾，徐海决定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 这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心理战术，胡宗宪只用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就把徐海拉入陷阱。 作为倭寇业的大哥级人物，汪直可谓老奸巨猾，对他而言，忽悠是可能的，投降是不会的。跟胡宗宪谈判几年，除了表面文章外，汪直丝毫不肯让步，还整天想着把胡总督当枪使，他为明军提供倭寇的情报，只是希望借政府之手替他干掉自己的竞争对手，搞垄断经营。 然而胡宗宪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也有自己的打算，因为这些应酬文章虽然忽不了他，却可以拿去忽别人。 于是，从罗龙文开始，到王翠翘，再到这封信件，徐海在胡宗宪的缜密策划下，一步步地走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徐海彻底动摇了，但他仍然不肯屈服，便对送信的使者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我很想退兵，但此来我军兵分三路，若要撤退，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所谓兵分三路，就是他和陈东、麻叶，当然，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其目的无非是拖延时间，或是多要好处。 如果是一般的使者，到此也就回去复命了，可是偏偏这个使者不是普通人。 他的名字叫做夏正，是胡宗宪的贴身亲信，但凡能跟老狐狸混的，至少也是个青年狐狸。 这位夏正兄听到了徐海的答复，倒也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木讷地点点头，坐在原地一声不响，过了很久，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对徐海说了这样一句话： “陈东那边没有问题，那就只等你了。” 徐海差点没背过气去。 这句话的音量很低，但对于徐海而言，却无异于晴天霹雳。虽然这位陈东不太靠谱，但毕竟现在大敌当前，也只能指望这个不靠谱的兄弟，但照这位使者的说法，莫非同伙都已经投诚，只留下自己背锅？ 满腹狐疑的徐海送走了夏正，而罗龙文的前期挑拨工作，此刻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仔细思考，他终于认定，陈东已经不再可靠。 不可靠也没办法，事已至此，就算要分家火拼，也得先回老窝再说。 然而连这个机会，他也没有等到。 就在夏正去见徐海的同时，胡宗宪派出了另一拨人，他们的目的地，是陈东的船队。 没过多久，陈东就从手下处得知，外面盛传，徐海准备把大家卖掉，作为自己归顺朝廷的见面礼。 陈东还比较够义气，开始坚决不信，然而当他得知胡宗宪的使者确实去了徐海那里时，以往的所谓江湖情分就此荡然无存。 为以防万一，他开始集结部队，随时准备应对徐海的攻击。 陈东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徐海的警觉，他认为，陈东已经和胡宗宪商定了条件，准备对他动手了，并随即命令部下动员，防备陈东进犯。 徐海海盗公司就这样完了，没有大规模的进剿，也没有刀光剑影的拼杀，陈东和徐海就如同京剧三岔口中那两个可笑的人，在黑暗里开始互相猜疑，胡乱殴斗。而这一切喧闹的背后，是微笑着的胡宗宪。 朝廷调集十余万大军，费时多年，却无法动摇分毫的第二大倭寇集团，被胡宗宪轻而易举地分裂了，凭借一个间谍，一封回信，一份厚礼和一个使者，仅此而已。 佩服，实在佩服。 在海战中，徐海一向以进攻神速闻名，事实证明，到了投诚的时候，他的反应也远远胜过常人，当陈东还在左思右想反复犹豫的时候，他已经主动联系了胡宗宪，归还了大量明军俘虏，并表示愿意主动撤离。但倭寇就是倭寇，在贼不走空趟的原则指导下，临走时，他向胡宗宪提出索要钱财的要求。 胡宗宪慷慨地满足了他，徐海高兴地履行了退军承诺，一天之后，独木难支的陈东也主动撤离。 当时曾有人劝诫胡宗宪，徐海已然孤立，根本无须满足他的索财要求，可是胡宗宪只是笑而不答。 事后证明，胡宗宪的笑容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他看来，徐海不过是个保险箱而已，不久之后，这笔钱就将回到他的手上。 徐海和陈东都撤了，远离了胡宗宪的势力范围，这二位仁兄似乎也略微恢复了清醒，感觉事情有点蹊跷，便互派使者加强沟通，再次恢复了双边关系，合力对抗明军。 但已然太晚了，胡宗宪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仇恨和猜疑的种子，等到时机成熟，它将再次萌发，并破土而出。 而事实上，胡宗宪确实没让他们等太久。 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胡宗宪的使者悄悄潜入了徐海的舰队，为他带来了胡总督的最新指示。 毕竟刚从胡总督那里领了工钱，徐海笑逐颜开地接待了使者，他以为这位财神爷又来送钱给他了。然而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使者辞严厉色地传达了总督的指令，大意是：倭寇徐海一向对抗政府，现在大军集结，指日可发，应尽早认清形势，早作打算。总而言之，若不主动投靠，就要人为改造。 徐海终于看清楚了胡宗宪的狰狞面目，但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选择，陈东不会帮他，汪直更没法指望，思想前后，他决定妥协。 “我该怎么做？” 使者告诉他，在吴淞江，有一群倭寇聚众抢掠，胡总督希望他去消灭这群毛贼，以表明投降的诚意。 这也算是老把戏了，就如同水浒传里的林冲，好不容易上了梁山，王伦大哥却告诉他，要想入伙，必须下山杀一个人。作为梁山流氓团伙的头目，王伦的这一指示可谓用心良苦，因为只有杀了人，才能全心全意干坏事，并培养出对组织的高度认同感和深刻的危机感（出了事大家一起完蛋，谁也别想跑）。 与王伦相比，胡宗宪的这一招数可谓是异曲同工，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他们之间也是有差别的——一个细小而致命的差别。 徐海遵照胡宗宪的指示，率领船队向吴淞江的同伙发动了攻击，不出意料地取得了大胜。按照以往惯例，他等待着胡宗宪的奖励和封赏。 但他没有想到，胡宗宪并不准备给他赏赐，恰恰相反，总督大人正打算向他收回上一笔钱的利息。 徐海并不知道，胡宗宪之所以让他去吴淞江，除了杀人入伙，顺便清楚倭寇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有一个人在那里等着他。 这个人就是俞大猷，作为少数几个能与徐海对抗的将领，他按照胡宗宪的指示，提前在吴淞江设下了埋伏，等待着徐海的到来。 就在徐海获胜后不久，俞大猷发起了攻击，斩杀多人，并焚毁数条船只，恼羞成怒的徐海明白自己上了当，却已无计可施。但就在战况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另一个意外发生了。 俞大猷突然停止了攻击，让开了一条出路，也放弃了追击。 就这样，徐海逃出了包围圈，但他十分清楚，这绝不是因为菩萨显灵、上帝开恩，或者是俞大猷发疯。能够顺利突围，只有一个可能的理由。 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立即准备了大量金银财物，以及自己之前多年搜刮的奇珍异宝，全部连本带利地送给了胡宗宪，为了表示诚意，他还派弟弟徐洪去胡宗宪那里做人质。 徐海很清楚，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他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在政府的管辖下当个良民，终此一生，而俞大猷放他破围而去，说明胡宗宪并不想赶尽杀绝，愿意给他一条生路。 应该说徐海对形势的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他确实失去了谈判的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也错误地理解了胡宗宪的意图，这位总督大人之所以放他一马，只是因为害怕一个成语——狗急跳墙。 事实证明，胡宗宪和王伦确实是有区别的： 林冲杀人之后，王伦会让林冲入伙。 徐海剿灭同伙之后，胡宗宪会剿灭徐海。 这就是水平。 正如之前的徐海一样，当人质的徐洪也得到了良好的待遇，锦衣玉食，好吃好住，不过吃了胡总督的饭，那是一定要还的，没过多久，胡宗宪终于亮出了底牌，他让徐洪带话给徐海，要想从良，必须献出自己的同党——陈东、麻叶。 对于徐海而言，这实在不是个问题，他连自己的弟弟都可以牺牲，何况是这两个傻种。 徐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立即着手准备，用合伙人的命换自己的，在他看来，这实在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却是毁灭的起始。因为从一开始，胡宗宪就没有打算和徐海做生意，也不打算遵守游戏规则，他只知道，这是一个手上沾满无辜百姓鲜血的倭寇，虽百死不足赎其罪，人皆可杀！ 【最终的诅咒】 徐海决定动手了，因为胡宗宪不但许诺既往不咎，还答应给他爵位，让他安享荣华富贵，只要他抓住陈东和麻叶。 两人之中，麻叶要好对付一些，而陈东统率军队，比较麻烦，所以徐海决定先拿麻叶开刀。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徐海请麻叶吃饭，到地方二话不说，绳子往脖子上一套，直接交给了胡宗宪。 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徐海送走了麻叶，放心大胆地去准备对付第二个目标。 但他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如释重负之际，五花大绑的麻叶已经坐在了贵客席上，而为他解开绳索的人，正是胡宗宪。 麻叶的脑袋彻底乱套了，先是被人莫名其妙地绑了起来，然后又被人莫名其妙地松了绑。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必须乖乖与对方合作，才能保住脑袋。 很快，他就知道了活命的条件——写一封信。 这封信是写给陈东的，写作者是麻叶，当然，原创的权利属于胡宗宪。 在此信中，胡宗宪描述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陈东和麻叶就看徐海不顺眼了，他们制定了一个阴险的计划，准备置自己同伙于死地，并进行了积极的策划。 但在完成之后，信却没有被投递到陈东的手中，恰恰相反，第一个看到这封信的人，正是徐海。 这看上去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既然徐海已经决定要去解决陈东，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然而这正是胡宗宪的过人之处。 他深知，徐海为人反复无常，且与陈东合伙抢劫多年，交情深厚，两人分分合合是常事，要保证万无一失，就必须断绝徐海的所有慈念和退路，让他把绝路走到底。 胡宗宪的判断是准确的，徐海确实犹豫了，他很明白，如果自己迈出了这一步，就将失去所有后路，一旦胡宗宪靠不住，自己就会必死无疑。 但当他看到那封写给陈东的信时，怒火烧毁了他的理智，而急于安居乐业的王翠翘，也在这关键的时刻，给了他一个关键的建议——彻底放弃抵抗，接受胡宗宪的招抚。 徐海终于做出了决定，与之前的无数回敷衍应付不同，这一次他是真心的。 事实证明，徐海的智商和斗争经验远远在陈东之上，他设下圈套，擒获了陈东，并招降了他的一部分属下。 但在大功告成之后，徐海却突然平静了下来，他没有去见胡宗宪，在仔细思考之后，他改变了主意。 此前，徐海急于投降，除了胡宗宪的计谋策动外，陈东的威胁也是一个主要因素，现在陈东已束手就擒，董事会只剩下他一个人，且军权在握，行市看涨，自然要谈谈条件，恰如俗语所云：没条件，谁投降啊？ 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个机会。 就在他安置俘虏、准备谈判之时，属下突然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所属部队被明军突袭，死伤三百余人，损失极其惨重。 徐海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凉意，他终于明白，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胡宗宪的掌握之中，这个可怕的对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不时用行动敲打着他，告诉他这样一个真理：除了投降，你别无选择。 第二天，闯荡江湖，纵横四海十余年的徐海公告天下：无条件投降。 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徐海率舰队抵达胡宗宪驻地平湖城，向胡宗宪请降。 然而就在投降仪式上，徐海开始了与胡宗宪的最后一次较量。 这是一次极为怪异的投降，所谓的投降者徐海，带齐了他的全部军队，威风凛凛地列队城外，而城内的受降者却畏畏缩缩，胆战心惊。 趾高气昂的徐海带着上百个随从，在城外喊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徐明山（徐海号明山），前来请降，速开城门！” 带着上万人，全副武装包围城池，说你是来投降的，那真是鬼才信。 这不是投降，而是挑衅，在彻底认输前，徐海决定最后一次考验胡宗宪，考验他的勇气和智慧，作为强者，他只向更强者屈服。 很不巧的是，赵文华同志刚好也在，他听到消息，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找到胡宗宪，让他安排守军全力抵抗，以备不测。 胡宗宪却十分镇定，他平静地告诉赵文华，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打开城门，放他进来。 赵文华顿时魂不附体，连声大呼： “万不可行，如果他趁机入城作乱，如何是好？！” 胡宗宪站起身来，向这位上司投去了轻蔑的一瞥，便坚毅地向城门走去，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不用担心，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见到胡宗宪的那一刻，徐海终于心服口服了，这个人带着两名随从，面对自己上百名携带兵器，穿着盔甲的属下，没有丝毫的慌乱，沉着地说道： “我就是直浙总督胡宗宪，徐海在哪里？” 徐海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势，在此之前，他还从没有怕过谁，包括汪直在内，但此时此刻，在这个人的面前，他彻底屈服了。 徐海站了出来，不由自主地弯下了膝盖，向这个曾与他势不两立的对手恭敬行礼，他认输了，输得心服口服。 徐大哥居然屈膝行礼了，就在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的时候，胡宗宪却作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举动。 按照我国的传统美德，这个时候胜利者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两种，要么是“急步赶上前，一把扶起”，要么是“大呼一声：贤弟，折杀大哥了”。 然而这不是胡宗宪的选择，面对这个毕恭毕敬的强敌，他缓缓地伸出了手……按在了徐海的头皮上。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屏气凝神地盯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但更有趣的事情还在后面。 胡宗宪的手停留在徐海的脑袋上，虽然没有玩出九阴白骨爪那样的绝世武功，却开始不停地拍抚，一边拍还一边说道： “你引倭寇入侵，为祸国家多年，今日既然归顺，以后当安分守己，切莫再次为恶。” 每当看到这段记载，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美国黑帮片中黑社会老大的形象，胡宗宪同志一边把徐海的脑袋当皮球拍，一边谆谆诱导，实在很有教父的风范。 大家都看傻了，徐海却如同被洗脑了一样，温顺地任由胡宗宪摸他的头，给他上课，原因很简单，他已经被彻底降服了。 投降仪式结束后，徐海选择城外的沈庄作为他的暂住地，和他的属下住在一起。因为胡宗宪表示，要安排他的部下转业、从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 说完这些话，胡宗宪就跑去忙活了，而徐海则安心地等待着就业安置，然而他并不知道，胡总督既没有去找军转部门和居委会，也没有去找可供耕地，却只去找了一个人，因为他相信，在这个人的帮助下，徐海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用一种特别而简单的方式。 这个人就是陈东。 沉浸在幸福中的徐海开始憧憬着自己的美好生活，而王翠翘也十分高兴，从此她将不用继续跟着丈夫东躲西藏，飘移不定，他们将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在安静的房子里，过着安静的生活，两个人坚信，幸福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于是机智的徐海失去了自己敏锐的嗅觉，他并没有发现，就在他们的驻地旁边，还住着一群陌生人，正用仇视的眼光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徐海还做着封妻荫子的美梦的时候，这群人撕下了自己的伪装，向他和他的部属发起了突然袭击——他们是陈东的手下。 谁也没有料到，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袭击他们，于是慌乱之中，大家只顾四散奔逃。徐海也不例外，他的反应非常之快，乱军中竟还带上了王翠翘一起跑。 但他没有能够跑出去，因为胡宗宪的部署一向是密不透风的，到了天明，他的部下已然全军覆没，而他也被陈东的部下团团围住，走投无路之下，他叹息一声，投水自尽。 横行天下的第二号倭寇徐海就这样被他以前的同伙陈东除掉了，但胜利并不属于陈东，三个月后，这位理论上的有功之臣和他的难兄难弟麻叶一起被杀，三人的首级被送往京城，嘉靖大喜，亲自去太庙告祭祖先，以示庆贺。 唯一的赢家是胡宗宪，他在军事实力不足的情况下，用精准莫测的智慧和缜密复杂的计谋，一步步地把徐海逼上了绝路，而在整个过程中，他从未大动干戈，只是略动口手，便驱使他人为其效命，连最后解决徐海，都是借刀杀人。 综观整个过程，谋略机巧，阴险狡诈，足可写入厚黑学教科书，为万人景仰。 曾有一位厚黑学前辈说过，违法的事情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可以做。按照这个理论，胡宗宪绝对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 因为以当时的情境而言，胡宗宪为国家铲除倭寇，杀掉汉奸，似乎并不违法，却绝对违背了良心。 古语有云“杀降不祥”，既然徐海已经投降，再杀他似乎就有点无耻，很明显，胡宗宪并不相信这句话，也不介意别人说他无耻，所以他做了，而且做绝了。无耻就无耻到底，又能如何？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报应的，当时的胡宗宪大概会这样想。 估计十年之后，胡宗宪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而关于王翠翘的结局，正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总而言之，应该是死了。 但她是如何死去的，民间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她在那次突袭里死于乱军之中，尸首也未能找到。 另一种说法，则是一个无比凄美的故事。 徐海投水自尽的时候，王翠翘也想死，却没死成。她被士兵俘虏，并送到了胡宗宪那里。就在此处，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释放，有的说胡宗宪要把她许配给罗龙文，更有甚者，说胡宗宪自己看上了她，想娶她做妾。 虽然传说有许多种，分配对象也有很多个版本，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她拒绝了。 徐海已经死了，但她仍然可以活下去，想娶她的人依然排队，她可以继续嫁人，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然而她拒绝了，她选择用死来结束自己的一生，以怀念那个先她而去的人。 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她趁人不备，逃了出来，面对大海，高声哭诉道： “明山，我辜负了你啊！” 然后，她投入大海，追随徐海而去。 在现代很多人看来，这种行为大致是比较缺心眼的，活着不好吗，干嘛要去死呢？ 诚然，这是一个缺乏逻辑的选择，正如多年前的那个时候，当海盗徐海来到她的面前，她所做出的那个选择一样，毫无逻辑，实在毫无逻辑可言。 从史料价值上来讲，这是一段十分不靠谱的记载，换句话说，其真实性是很低的，但我依然使用了这段材料。 因为在这个故事中，我看到了一种不被风头大势所左右，不因荣辱富贵而变迁的情感，它才是这两个毫无逻辑的选择的真正原因，虽沧海横流，惟恒然不变。 我知道它是假的，我希望它是真的。 王翠翘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在此之后，她的这段传奇经历被写成一本名叫《金云翅传》的书，在清初极为流行，是当时的第一号畅销书。但诸位若未看过，那也并不奇怪，因为这本书没能与时俱进，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就没有再版了，当年我在省图书馆找了两天，才翻到一本比我大八十多岁的残本，着实不易。 王翠翘就这样渐渐消失了，似乎她从未存在过，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位奇女子的名声已经冲出中国，走向亚洲。在日本和韩国，王翠翘有着广泛的知名度，而在越南，你要说你不知道王翠翘，人家会笑你没读过书，因为在越南的文学史上，这本《金云翅传》大致就相当于中国的《红楼梦》，其能量之大可见一斑。 传奇一生若此，似海之情永存。 安息，足矣。 据说王翠翘在临死之前，曾对天大呼，控诉胡宗宪的背信弃义，并发出了最后的诅咒： “胡梅林（胡宗宪号梅林），你竟敢枉杀归降之人，天道若存，必定有报！” 所谓“杀降不祥”，所谓“天道若存，必定有报”，根据哲学原理分析，大致应归入迷信之类，但迷信之所以被称为迷信，是因为有人信。 当年白起不信，项羽不信，常遇春不信，胡宗宪也不信。 毕竟死于非命，毕竟失去天下，毕竟四十暴亡，毕竟…… 人，毕竟是要讲点道义的。 但胡宗宪似乎是不应该被指责的，无论如何，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此刻的他顾不上这些，因为还有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在等待着他。 徐海的死，对汪直而言，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从此以后他的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但对于胡宗宪而言，却仍然任重而道远。 因为汪直实在是太强大了，据统计，除了他的嫡系部队外，受他控制和影响的倭寇人数多达五万余人，而胡宗宪手中能够调集的全部兵力不过十余万人，还要防守直浙两省，武力解决根本不可能。 但要用计谋除掉他，也是困难重重，汪直已经下海了几十年，比徐海狡猾得多，更重要的是，胡宗宪逐渐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徐海不过是个打工的，靠个人力量奋斗，干掉了就没事了，但汪直是老板，数十年来，他兼并了几十股势力，且已经形成规模化经营，汪老板当老大，群众都听他的话，如果杀了汪老板，他手下的诸多头目们将会失去控制，到时事情会更加麻烦。 所以胡宗宪得出了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汪直绝不能死。 汪直不死，倭患如何平息？这是一个胡宗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陷入了冥思苦想，直到徐渭为他找到那个合适的答案。 “要平定倭乱，并不需要杀掉汪直，”徐渭胸有成竹地说道：“只需诱他上岸，大事必成！” 粉饰太平 第十六章 战争——最后的抉择 【一个白痴的诞生】 胡宗宪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准备派出使者，请汪直前来谈判，然而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不请自来了。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汪直率领数千军队，携带大量火枪火炮，突然开赴浙江沿海，并停泊于舟山岑港。 胡宗宪吓了一跳，如此领兵来访，必定不怀好意，当即下令加强戒备，修筑堡垒，并实施了戒严，做好开战的准备。 然而这一次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胡宗宪的行动大大惹恼了汪直，他派出了毛海峰，表达他的愤怒： “我这次之所以前来，是决心履行协议，停止交战，阁下你应该派使者远迎，至少也应该请我吃顿饭，但现在你却调集大军，禁船往来，难道你是在忽悠我吗（绐我焉）？！” 事实证明，汪老板确实是很有诚意的，他不但亲自前来，还带来了几个日本诸侯，却吃了闭门羹，实在很没有面子。 胡宗宪失算了，一贯耍诈的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如此实诚，慌乱之下，他立刻再次派出使者，表示歉意，希望汪直上岸谈判。 但被伤了自尊的汪直不肯同意了，他表示双方已经失去信任，自己不会上岸。 胡宗宪十分头疼，思索良久终于想出一招，他找来了汪直的儿子（亲生，非义子，软禁于金华），让他给自己老爹写信，催他快点上岸谈判，并且暗示，如果不乖乖就范，就要拿儿子开刀。 没过多久，胡宗宪收到了回信，拆开一看，顿时目瞪口呆。 在信中，对于谈判的事，汪直连提都没提，只对他的儿子说了这样一番话： “儿子，你怎么就笨到了这个份上？你爹在外面，你才能好吃好住，你爹要是来了，那就全家死光光了（阖门死矣）！” 胡宗宪，跟我斗？你还太嫩！ 计谋失败了，胡宗宪清楚意识到，汪直的智商比徐海高得多，绝不在自己之下，是一个极为难缠的对手。 然而面对如此强劲的敌手，胡宗宪并未放弃，却更加兴奋起来： 这场游戏越来越有趣了。 胡宗宪相信，虽然汪直很强大，但他毕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就有容易攻破的软肋，而汪直的软肋，就是通商入贡。 汪直毕竟是个商人，不远万里赶过来，也不过是想谈这个问题，而与此同时，胡宗宪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汪直表示不愿谈判，却始终呆着不动窝。 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汪直很想谈判，但碍于面子，也不信任自己，所以进退两难。只要突破这层隔膜，引他上岸，必能将其操控于股掌之间。 但要获取汪直的信任，谈何容易？ 在经过认真思考和仔细谋略之后，胡宗宪终于拿定了主意，和之前一样，他又选中了一个人作为突破口，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他有必胜的把握。 很快，汪直船上的毛海峰就收到了胡宗宪的秘信，邀请他上岸一游。 对于胡宗宪，毛海峰一向有着强烈的好感，但他毕竟是汪直的养子，所以在收到信后，他第一时间就交给了汪直。 汪直看完信后，沉思片刻，对毛海峰下达了指令： “你还是去吧。” 于是在汪直的指使下，毛海峰驾船上岸，看到了满面笑容，热情迎接的胡宗宪。 毛海峰是来办事的，他开门见山，询问胡宗宪请他来的目的，以及打破目前僵局的诚意。 但胡宗宪似乎不是来办事的，他拉着毛海峰，去参加一个接风酒局，并且表示，大家都是兄弟，先不要谈这些，填饱肚子再说。 在酒桌上谈事是我国的光荣传统，毛海峰高兴地去了。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胡宗宪说吃饭就真的只吃饭，啥也不谈，他几次想开口，都被胡宗宪有意无意地打断。 天色越来越晚，酒越喝越多，胡宗宪似乎已经喝得不太清醒了，而毛海峰却始终心神不定，他不会忘记，汪直亲自交待给他任务——探听虚实，摸清底细。 事实上，在这个酒局中，毛海峰并非唯一忧心忡忡的人，喝醉（疑似）的胡宗宪此时也非常地紧张，而从事情的后续发展看，在此之前，他应该读过很多次三国演义——特别是书中的某一著名章节。 胡宗宪彻底喝醉了，他拉着毛海峰，表示大家都是兄弟，今晚你就不要住招待所了，一定要住到我那里去。 毛海峰坚决推辞，胡宗宪坚持，毛海峰答应了。 拉着烂醉如泥的胡宗宪，毛海峰第一次进入了总督的卧室，他将不省人事的胡大人扶到了床上，便径自走向了一旁的书案。因为在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在书桌上堆积着许多公文，而他相信，其中必定有一些是与汪直有关的。 躺在床上的胡宗宪也十分确信这一点。 很快，毛海峰就找到了他想要的那堆文件，而一一打开之后，他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首先是一大摞请战的公文，主要作者是俞大猷和卢镗，内容不外乎痛恨倭寇，要把汪直扒皮抽筋之类，但当毛海峰翻到这堆公文的最下面时，他发现了另一封截然不同的文书。 这是一封写给朝廷的奏疏，文中反复为汪直说话，并表示应以和为贵，不能动武，作者是胡宗宪。 看完了这封文书，毛海峰彻底放心了，他躺到了床上，静悄悄地平复着自己那紧张到极点的情绪。 当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翻阅文书的时候，有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这就是应该早已睡着的胡宗宪大人，事实上，他比毛海峰还要紧张——如果兄弟你翻不到，我就白忙活了。 第二天一早，吃了定心丸的毛海峰高兴地去向胡宗宪告别，胡宗宪并没有留他，因为他们之间已经不必再谈些什么了。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兴奋。毛海峰略带得意地离开了这里。 其实我全都知道。胡宗宪似乎更有得意的理由。 汪直终于相信了胡宗宪，因为他相信自己养子的亲眼所见，于是在犹豫片刻之后，他提出了最后的条件： “派一个人过来做人质，我就上岸归顺。” 作为胡宗宪的亲信，夏正承担了这个重任，他孤身前往敌船，以换取汪直的信任，遗憾的是，这位仁兄再也没能回去，因为一个愚蠢的错误。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在打了几年交道之后，胡宗宪和汪直这两位老对手终于见面并坐在了一起，正如胡宗宪所承诺的那样，他对待汪直十分客气，且从不限制他的自由，这倒不是因为胡大人坚持泱泱大国，诚信为本，只不过是面对强者时的必然准则。 历史告诉我们，所谓道德与公理，只有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拿出来讨论，所以徐海死了，而汪直还活着。 对于这一点，汪直本人有着十分清醒地认识，所以他放心大胆地参观旅游，等待着朝廷开出的价码。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参与这场智力游戏的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徐海、汪直、徐渭、胡宗宪，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懂得规则，也愿赌服输。可惜这个世界上总是不缺蠢人的。 吃饱喝足玩够之后，汪直觉得闷了，这时胡宗宪对他说，你去杭州转转吧。 这是一个让他后悔了一辈子的建议。 汪直高高兴兴地去了杭州，胡宗宪与徐渭商议多年，费尽心机的除倭大计将就此被彻底葬送，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白痴的横空出世。 这个白痴的名字，叫做王本固。 王本固先生的职位是浙江巡按御史，几年之前，这原本是胡宗宪的工作，但要和他的前任比起来，这位继任者的智慧水平足可以牢牢地定格在低能的标准线上。 我们之前说过，巡按御史只是七品，但是权力很大，可以负责监督巡抚和总督，并有权上奏，而这位王本固先生人如其名，本就是个固执的人，不见抗倭有何成就，但见口水飞溅横流。 胡宗宪对这个人十分头疼，但又不好得罪他，一直以来都是消极应对，这次汪直去杭州，胡宗宪怕这个二百五惹事，提前打了招呼，让他妥善接待，安排住处。 当汪直到达杭州的时候，王本固履行了他的诺言，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个居所——牢房。 王本固先生的逻辑很简单，汪直是倭寇，那就应该抓起来，况且这么多年，自己什么贡献都没做，现在这么一条大鱼送上门来，不拿去邀功还要等什么？ 胡宗宪气坏了，他立刻派人找到王本固，要他放人，然而王御史打仗抗倭都是白痴水平，告状却是专家，他当即向朝廷上书，说自己做得没错，与此同时，他还极其无耻地进行了猜测——胡宗宪如此袒护汪直，是否违犯纪律，受了贿赂？ 胡宗宪反复上书，希望朝廷考虑实际情况，不要杀掉汪直，让他为朝廷效力，约束倭寇（系番夷心）。然而朝廷中的无数“正义凛然”之士立即慷慨陈词，说胡宗宪竟敢公开放纵罪犯，其中必有内情等等，一时之间，大有把胡宗宪关入监狱之势。 为了不致跟汪直作邻居，胡宗宪向现实妥协了，他上书修正了自己意见，并表明态度：同意处死汪直。 数年辛苦筹划，就此全部毁于一旦。 在接到消息之后，毛海峰当即处死了夏正，并且残忍地肢解了他，这也是他发泄愤怒的唯一方法。 一年之后，汪直被押赴刑场处决，与他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就如同那封让胡宗宪瞠目结舌的信件一样，汪直在这最后一刻，面对他的儿子，再次做出了一个判断——他一生中最为大胆的判断。 “杀我一人无碍，只是苦了两浙百姓（浙东和浙西），我死之后，此地必大乱十年！” 事实证明，这是一句十分靠谱的话。 【黑暗的降临】 在汪直被抓之后，胡宗宪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自抗倭以来，他从未如此不知所措，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汪直的死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数的倭寇将登上海岸，任意妄为，烧杀抢掠，再也没有人能够束缚他们。而凭借目前的军力，根本无法阻拦他们的暴行。 最黑暗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无计可施，胡宗宪急忙去找徐渭，可徐师爷却比他更激动，刚见面就操一口绍兴话大骂道： “王本固这个死捏子，该杀！该杀！” 这里稍微普及一下绍兴话，所谓捏子，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白痴，呆子。 于是胡总督不急了，他静静地看着徐渭，等待着他，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位仁兄唾沫横飞之后，总是会有主意的。 可这一次似乎例外了，徐渭骂完后，竟然陷入了沉默，一句话也不说。 胡宗宪终于坐不住了，他发言打破了寂静： “事已至此，纵骂也无益，眼前局势危急，该如何应对？” 徐渭思虑良久，终于说出了一个回答： “如今招抚不成，唯有一战了。” 但这个答案，是胡宗宪不想听到，也不能接受的，如果能打，早就打了，何必玩那么多花样，等到今天？ 但现在，他已别无选择。 其实一直以来，胡宗宪都屈辱中忍耐着，无论汪直也好，徐海也好，海盗也好，汉奸也好，毕竟都是倭寇，并不是胡宗宪的客人，更不是他的朋友，他们带领日本人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本不用跟他们客气，之所以以礼相待，步步为营，只是因为实力不足而已。 但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而今却是青山依旧，血水长流。 实力不济也罢，力不能支也罢，既然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了。 胡宗宪终于拍案而起，发泄出心中所有的愤怒： “开战！不信我中国无人！” 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就此拉开序幕。 胡宗宪开始调兵遣将，储备粮草，修筑工事，他十分清楚，在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争，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拉开这场战争序幕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惨败。 所谓万事开头难，为了搞个开门红，胡宗宪派出了自己的最强部属俞大猷，率领最精锐的部队，进攻一个看似已然唾手可得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汪直的养子毛海峰，在汪直被捕之后，他杀掉了夏正，却没有能够逃走，在岑港被明军团团围住，此时他的手下已逃散大半，只余不到千人。 胡宗宪以数倍的兵力和名将出马，准备一举扫灭这个走投无路的余孽。 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战斗正式开始。 此时的俞大猷已经升任都督佥事，手握军权，身经百战，连他也认为，打败毛海峰易如反掌。 但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它总能带给人们惊喜，俞大猷集结大军进攻，遭到顽强抵抗，被敌方击退。 所谓胜败兵家常事，俞大猷并不以为意，但不久后他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进攻从春天开始，一直打到了夏天，风景变了，天气变了，每天的战报却从未改变，俞大猷拿出了看家本领，陆战海战，长矛火炮，挖坑耍诈，能用的都用了，岑港和毛海峰却依然纹丝不动，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明军的进攻。 毛海峰拼命了，不但是为了求生，更是出于愤怒，在这场高水平的智力游戏中，他曾无比信任胡宗宪，相信他的许诺，相信事情终究会有一个妥善的解决。 但是当汪直被捕的消息传来时，他的所有期冀都变成了怒火，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在他眼中，胡宗宪和王本固都是朝廷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这人要不怕死，也就没啥怕的了，俞大侠虽然武功盖世，也盖不住这位玩命的哥们，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一通王八拳下来，横扫少林的俞大侠也没了办法。 仗就这么打了下去，日日打夜夜打，春天走了，夏天来了，又是一个深秋。俞大猷急了，胡宗宪也急了，这么打下去，大伙就得在岑港过年了。 但他们终究没有和毛海峰共庆新春，说起来这还要归功于他们的一位共同领导——嘉靖。 上万人打上千人，打得春去秋来，竟然还没有个结果，嘉靖气得脑袋冒烟：你们都是饭桶不成？！ 他直接下达了命令： 浙江总兵俞大猷，作战不利，限期一月，必取岑港！如到期不取，自总兵以下，全数撤职查办！ 这回俞大侠麻烦了，他去找胡宗宪，想请领导帮忙解决问题。 然而胡宗宪却连连摆手，愁眉苦脸地告诉他：打仗我是不行的，这个问题只有靠老兄你自己了，希望你早日建功，不然兄弟我迟早要跟着你一起下台。 找组织也不行了，俞大猷一跺脚，咬着牙又回了前线，督促军队日夜攻打，但毛海峰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发誓顽抗到底，攻了二十多天仍然没有效果。 眼看日期快到，俞大猷百般无奈，只得用上了最后一招——开会。 在会上，俞大猷再次鼓励部下奋勇作战，而且丝毫不怕丢脸，当众宣读了皇帝骂他的那封谕示，然后明白地告诉大家，皇帝发怒了，后果很严重，你们还有什么本事，赶紧使出来，要不然等老子完蛋了，你们一个也跑不掉！都得陪我下去！ 这话是有来由的，嘉靖的旨意讲明如不能按时歼敌，自总兵以下全数革职查问，总兵是俞大猷，下面还有好几个级别，分别是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俞大侠的意思是，这是个集体大黑锅，我要背，你们也得要背！ 大家都慌了，为了保住饭碗，纷纷回营积极准备。就在这时，一个参将找到了俞大猷，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充当先锋，剿灭毛海峰。 看着这位毛遂自荐的参将，俞大猷发出了疑问： “你有把握吗？” 参将信心十足地回答道： “必尽全力，以获全胜！” 俞大猷点了点头，但心里实在没谱，自己都打不了的仗，谁能打？ 不过火烧眉毛之际，也只能凑合了。 但这位参将领命之后，却没有立即行动，反而减少了进攻次数，只是每天派几个小兵到敌军阵前叫阵，除此之外啥也不干。俞大猷多次催促，却依然故我，从不动兵。 期限越来越近，皇帝也等不及了，还没到一个月，就下令免去俞大猷等人的官职，末了还放了句话——暂不追究，戴罪立功。 免了职还叫不追究？照这意思，如果再打不下来，大家就要手牵手进牢房了，就在俞大侠心急如焚，准备亲自抄家伙出去拼命的时候，捷报传来，岑港终于被攻克了。 一直以来，俞大猷的这位部属并没有消极怠工，因为他使用的，是一种极为巧妙的心理战术，先减缓进攻的节奏，麻痹对方紧绷的神经，同时仔细勘查地形，选择合适的突破口，待时机成熟，再一举发动总攻，歼灭敌军。 就这样，历时近半年的岑港之战落下了帷幕，在此战中，明军伤亡近三千余人，歼敌不到千人，并有部分倭寇成功突围逃窜，可谓是灰头土面，丢尽了脸。 但嘉靖同志还是很够意思的，他兑现了承诺，没有处罚俞大猷等人，并将他们官复原职。 逃过一劫的俞大猷感慨万千，专程找到他的那位得力部下，由衷地感叹道： “惭愧，惭愧，我不如你啊。” 这话其实不新鲜，因为俞大侠一向是个谦虚的人，然而后世之人几乎一致认定，他的这句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 伟大的俞大猷终于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伟大的将领，因为这位参将的名字，叫做戚继光。 【生下来就是将军】 洪武十四年（1381），名将傅友德、蓝玉率军远征云南，一路所向披靡，战况十分顺利，不久之后，元朝守将梁王自尽，云南全境平定。 战争结束之后，傅友德依照惯例，向朝廷送交了阵亡军官名单，以供追认。 而当朱元璋翻阅这份名单时，目光却停留在了一个名字上——戚祥。 这是个他所熟悉的名字，二十八年前（元至正十三年，1353），当他刚与郭子兴决裂，进军定远之时，这个人赶来投奔他，并作为他的亲兵跟随他东征西讨，立下了很多功劳。 于是他下达了一道影响深远的命令： “授戚祥之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任职登州卫指挥佥事，世袭罔替！” 所谓世袭罔替，就是说从今以后，这家人只要不死绝，能生儿子，这个将军的位置就是他们戚家的，直到大明公司倒闭为止。 于是自此之后，戚家一直揣着这张长期饭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历代子孙才能实在有限，虽说勤勤恳恳，却也没出什么了不得的人物，直到一百四十八年后的那个深夜。 嘉靖七年（1528）十月初一，江南漕运把总戚景通在不安中等来了儿子的诞生，虽说出生时间是在子时，但等戚老爹忙完妇产科工作时，天已经亮了。 东方破晓，太阳初起，阳光射透云层，耀眼的光辉映照着世间万物，戚景通放下了手中的尿布，看着窗外阴霾尽去，光照万里的一幕，给自己的儿子取下了名字： “就叫他继光吧。” 在日本的战史书籍中，有一个用来形容战争结局的词语，使用频率极高，那就是玉碎。 但这里的所谓玉碎，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豪壮，因为根据日本人的习惯，只要死在战场上，无论你是战死、病死、饿死、还是逃跑时不幸摔死，统统都叫玉碎。 比如当年孙立人在缅甸大败日军，活埋上千名日本兵，日本国内的相关标题就是大日本帝国缅甸皇军英勇玉碎——虽然一点也不英勇。 如果把这个概念套用到戚继光的身上，那他的外号就应该叫粉碎机，因为根据统计，在那几年，但凡遇上他的日本倭寇，玉碎率一般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戚继光历十三战，每战横扫敌军，几近全歼，最大伤亡仅六十九人，敌我伤亡平均比例为30：1，空前绝后，彪炳史册。 戚继光，这个名字将成为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 自古以来，爵位可以世袭，但天才是不世出的，作为天才的父亲，戚景通实在是个能力很一般的人，但他也有着两个不可多得的优点： 老实、肯干。 所以虽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官运却也不错，从登州指挥佥事升任大宁都指挥使，最后还荣调进京，担任神机营副将，成为明军中的高级将领。 一般说来，老爹是高干，家里自然差不了，然而戚继光却是个例外，从小他的生活条件就很一般，这都要归功于他的父亲。 戚景通是个老实人，而且为人正直，从不搞灰色收入，曾几次主动上交工作对象送来的红包，屡次获得上级表扬，几十年如一日，只靠工资过日子，而在明代，这种行为的唯一结果就是清贫。 但戚景通并不以为意，相反，他还反复教导儿子要学习自己的好榜样，要为官清廉，建功立业。 事实证明，戚继光成功地达到了父亲的要求——仅限于第二点。 和众多读书人一样，戚继光自幼苦读私塾，由于他家境一般，且衣着朴素，许多富家子弟都瞧不起他。 然而在他读到十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教书先生走进学堂，没有讲课，却郑重其事地告诉所有同学，从今以后，和戚继光同学玩耍的时候要千万当心，不要有危险动作，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是会有大麻烦的，因为戚同学已经是四品将军了。 戚继光出生的时候，戚景通已经五十多岁了，到了嘉靖十七年（1538），他估摸着自己年纪大了，就退休回了家，按照朝廷规定和个人意愿，他的职位将由十岁的戚继光继承，虽说手续还没有办，但戚继光已经是名义上的将军了。 一般人读几十年书，考中个进士，最多也就混个六七品官，还要苦巴巴熬资历，戚继光同学年仅十岁，已然官居四品。所谓的高干子弟就是这样炼成的。 但这对于戚继光来说，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很快，一个难题就将摆在他的面前。 因为根据朝廷规定，象戚继光这样的中高级别干部，出门必须要坐马车，可是戚继光家条件有限，买不起车，坐11 路车又太丢面子，无奈之下，只好改成家里蹲了。 于是十岁的戚将军被迫辍学，呆在家里苦读。此时，一位老师听说了这件事，便主动表示愿意上门教戚继光读书。 戚继光自然十分高兴，却又担心收费问题，那年头，请个家庭教师比买辆车也便宜不了多少。 但是过了很久，这位老师却从没有提过钱的事情，每天自费来往，教完走人，连饭都不吃。 戚继光十分纳闷，也感到非常愧疚，一天，他花了点钱，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饭菜，想请老师吃顿饭。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老师看见满桌饭菜，竟然勃然大怒，不但不吃，还大声训斥道： “你家境清贫，却如此奢费，难道我到你这里是为了吃饭吗？” 戚继光一语不发，立刻撤走了饭菜，老师的面孔才好看了些，他语重心长地对戚继光说道： “你虽是世袭将军，却如此勤奋好学，实在难得，我上门教你，只愿你日后坚持不懈，早日成才，报效国家，便已不负我所望了。” 面对这位无私的导师，戚继光无言以对，只能眼含泪水，郑重地向老师行礼。 日子依然继续着，家境依然清贫，老师依然来访，依然分文不收，而戚继光也依然苦读不辍，但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 清苦却坚持操守，严谨而不计得失，从父亲和老师那里，戚继光确立了他一生的处事准则——以天下为己任，岂计个人荣辱！ 于是，在不久后的一个夜晚，秉烛苦读之时，少年戚继光挥笔写下了一首千古名作，以及他一生的理想： 〖小筑暂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在此后的四十年中，他一直虔诚地坚持着这个伟大的信念。 粉饰太平 第十七章 名将的起点 【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七岁的戚继光准备出发了，他要去北京继承父亲的职位，虽说名义上已经接班，但无论如何，程序还是要走一遍的。 办完手续之后，戚继光正式赶赴山东，办理交接，就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当时他刚满十八岁。 但等他到地方一看，才由衷地感叹，政府实在是太信任自己了，信任得过了头。 登州是山东沿海重镇，光驻军就有数千人，加上兼管的军屯民政，加起来大致有上万人，而且这帮人长期不打仗，都混成了兵油子，每天只是混吃等死，还喜欢搞腐败。 热血青年戚继光对此十分不满，他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改革，严肃考勤制度，整顿军纪，可谓是雷声阵阵。 遗憾的是，偏偏就不下雨，口号喊得震天响，却无人理会，毕竟大家心里都有数：你爷爷在的时候就这个样，你小子胡子都没长起来，就想跟前辈过招？ 这是戚继光学到的第一课，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像他父亲和老师那样的人永远只是少数派，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还必须学会妥协。对于这一点，他比他未来的盟友张居正醒悟得更早。 事情办不下去，戚继光却并不气馁，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每天早上，他开始跑步锻炼身体，操练武艺，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还悬梁刺股，用功苦读。 戚继光正在备考，他准备参加武举考试。 虽说已经是四品武官，但戚继光仍然打算去考试，这倒不是他吃饱饭没事干，跟自己过不去，而是因为在明代，考试成绩实在太过重要，管你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如果不是进士出身，总会被人当作伪劣产品。 此外参加这一考试还可以锻炼体质，促进新陈代谢，顺便学点武艺，加强基本功，实在是有益身心。 事实证明，戚继光的这一选择十分英明，在十年之后的那片高地，他付出的努力，将得到最大的回报。 嘉靖二十八年（1549）戚继光参加武举乡试，一举中第，成为了武举人。 第二年，戚继光打点行装，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一般说来结果无非两种，考中或考不中，可是戚继光同学偏偏遇上了第三种。 虽然许多史籍对戚继光参加会试的成绩没有提及，但据某些材料显示，他的考试成绩可能十分不理想，如果就此考下去，估计也只能是打包走人，改日再见。 考试即将接近尾声，就在戚继光准备卷铺盖的时候，兵部侍郎杨守谦突然跑来，告诉大家：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差，统统都不要考了，同学们马上集合，抄起家伙跟我上吧。 俺答来了，“庚戌之变”爆发了。 这自然是件麻烦事，但对戚继光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正是在这次事变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写的《备俺答策》也广泛流传，获得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戚继光的命运就此被彻底改变，“庚戍之变”后，朝廷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务，决定调集山东、山西等地部分军队轮流守边界，之前出尽风头的戚继光自然难逃法眼，光荣中标。 这是一个旁人避之不及的苦差，然而戚继光高兴地去了，他将在那里开始自己传奇的一生。 在行进的路上，面对着险峻去路和茫茫前方，戚继光再次坚定了他的理想： 〖歧路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这将是他一生的选择。 然而这个选择的开头并不顺利，戚将军在边境的日子过得实在不爽，因为他被分配驻守的地方是蓟门。 原先在山东的时候，虽说手下都是一帮兵油子，好歹自己还是个四品指挥，说话算数。而蓟门为明朝四大防区之一（宣、大、蓟、辽），高级军官一抓一大把，什么都轮不到戚继光，他在这里只能干干巡哨之类的活，很少有实践操作、指挥军队的机会。 于是，度过了看似平淡无奇的三年之后，他又回到了山东，在很多人看来，这位曾被兵部领导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毫无成就，只是白白混了三年。 但事实并非如此。 岑港之战后，俞大猷对戚继光的战术十分钦佩，曾好奇地问过他一个问题：你的战法由何处学来，源于何时？ 戚继光回答，是当年在蓟门巡边时所学。 俞大猷十分吃惊，一个巡边的小官，又没有打过大仗，何以如此精通兵法？ 戚继光十分自豪地答复了他的疑问——自学成才。 他告诉俞大猷，在蓟门的那三年中，无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差事，他总是带着一本书，反复翻阅，日夜苦读，而他所领悟的军法之秘诀大都来自此书。 遗憾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俞大猷最喜欢的《易经》，它的名字叫孙子兵法。 如果要搞个三千年来的世界畅销书排行榜，《孙子兵法》至少可以排进前五十名，此书早已打入国际市场，行销海外，这本书拿破仑买过，希特勒也买过，上到八十岁的老头，下到四五岁的孩童，都是孙子的忠实读者。 但能从中看出名堂，且自创兵法者，恐怕就只有戚继光先生了。 因为他有着一种十分奇特的看书方法——一边看一边批，比如孙子曾经曰过：敌人气焰嚣张，就不要去打（勿击堂堂之阵），戚将军却这样曰：越是气焰嚣张，越是要打！（当以数万之众，堂堂正正，彼来我往，短兵相接）。 孙子还曾经曰过：诈败的敌人，你不要追（佯北勿从），戚将军曰：保持队形，注意警戒，放心去追（收军整队，留人搜瞭，擂鼓追逐）。 类似之处数不胜数，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戚继光同志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批判地吸收，所谓因地制宜，取其精华，终得兵家之精妙。 嘉靖三十四年（1555），军事理论家戚继光调任浙江，任都司佥书，他的理论将在这里接受严酷的考验。 明代的武将和文官没什么区别，也喜欢搞内部矛盾，争权夺利，一门心思想往上爬，但戚继光对此却毫无兴趣，他到任之后，便针对当前形势，提出了许多条合理化建议，并上报领导，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他依然故我。 不久之后，为加强防务，朝廷决定设置宁绍台参将一职，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宁波、绍兴、台州三地分军区司令员，位高权重，是个肥差。 消息传来，许多人开始积极活动，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希望能混到这个差事，只有戚继光无动于衷，继续干自己的工作。 很快，任命结果公布，让无数人大跌眼镜的是，就任这个职务的人，竟然是不动声色的戚继光。 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迹，而在奇迹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帮助。 戚继光的上书并没有被扔进废纸篓，文书上的每一个字，都牢牢地映入了胡宗宪的眼帘。 他惊讶于此人的勇气和才华，却压下了这些公文，没有作出任何回复，因为在将大任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之前，还需要进行最后的考验。 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胡宗宪终于确定，戚继光并不是个投机主义者，而是一个荣辱不惊，心怀天下的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宁绍台参将的职位交给了这个人。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有傻瓜才不要，戚继光不是傻瓜，所以他没有推辞，在这种问题上，他一向是个聪明人，至少比俞大猷聪明得多。 聪明的戚继光接任了宁绍台参将的职务，这一年他刚刚二十八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时刻盼望着大干一番事业。 机会说到就到，戚继光刚刚上任一个月，倭寇就来了。这一次他们抢掠的目标是浙江慈溪。 接到消息后，戚继光十分高兴，他决定借此机会与倭寇大战一场。 根据情报，倭寇只有上千人，为确保安全，他召集了上万名士兵，准备以多打少，用胜利庆祝开门大吉。 戚继光亲自带队出发了，然而他并不知道，开门不一定会见喜，有时也会碰钉子的。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慈溪东南的龙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倭寇的主力。著名的龙山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这场战役之所以著名，并非有着什么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只是因为它实在过于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地开始，又莫名其妙地结束。 终于遇到敌人了，戚继光十分兴奋，他立刻观察地形，布置谋划，安排攻击队形，但等他忙活完了，却惊奇地发现，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他们都跑光了。 威风凛凛的明军果然不同凡响，遇到人数远少于自己的倭寇，竟然一触即溃，别说攻击，连逃命都顾不上。 前锋溃败，中军也动摇了，连戚继光的副将也拉着他的衣袖，让他赶紧逃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然而惊愕的戚继光很快恢复了平静，他挣脱副将的拉扯，取出了他随身携带的弓箭，从容地命令部下： “此处哪里有高地，带我去。” 站在高地上的戚继光审视着眼前滑稽的一幕，人数众多的明军四散奔逃，几百个倭寇在后面穷追不舍，肆无忌惮，看来败局已定了。 然而他决定挽救危局——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 戚继光拈弓搭箭，拉满了弓弦，瞄准带头冲锋的倭寇头领，射出了致命的一箭，十年前的苦练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戚继光的箭法实在不是吹的，倭寇头目应声倒地，但这并不是结束，他把手伸进了箭筒里，抽出了第二支箭。 随着一道凌厉的风声，第二个头目倒地而亡，就在倭寇们被这位狙击手搞得人心惶惶之时，又一道风声伴随着惨叫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三个人被射死了。 这种狙击战法彻底打垮了倭寇们的心理防线，他们放弃了追赶，停了下来。 要说前面的明军也确实是耳聪目明，看见人家不追了，顿时鼓起勇气振作精神，在奔跑之中，完成了难度很大的一百八十度大回转动作，开始追击倭寇。 戚继光这才松了口气，他马上找来部下，命令他们全力追击。 可是让他更加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士兵们追出一段之后，却开始陆续自动返回，戚继光纳闷到了极点，便顺手拦住一个士兵，问他为什么不追了。这位军爷毫不见外，落落大方地告诉他：这都是老传统，把他们赶远一点就行了，反正他们还要来的，犯不着去拼命。 戚继光呆住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半晌回不过神来，原来如此！ 龙山之战就这样结束了，虽说很不体面，很丢脸，但戚继光并非毫无收获，从此战中，他认识到了重要的一点：单靠手下这帮兵油子，即使把常遇春从坟里挖出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 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然而这一次，戚继光实在开了眼界，他遇见了传说中的“熊”兵集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一个“光荣”的集体。 如果说是偶然为之也就罢了，偏偏这帮熊兵竟然是职业的，且从不雄起，在不久之后的雁门岭之战中，他们十分仗义地不顾戚继光的死活，再次带头逃跑。戚继光同志瞬间成了光杆司令，幸好当年练过跑步，拼死拼活才逃了回来。 这样下去，不被累死，也会被连累死。戚继光决定上书，要求重新练兵。 文书送了上去，胡宗宪看过之后，冷笑一声，给了他一个十分经典的回答：（郑重声明，以下发言为胡宗宪同志原话，绝不代表本人立场） “浙江人要是能训练出来，我早就去练了，还用等你来？！” 手下这帮人的战斗力，胡宗宪比戚继光更为清楚，对这帮兵油子，他已经伤透了心。 但戚继光思考片刻，说出了一句话，正是这句话让胡宗宪改变了主意：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 胡宗宪被他的诚意所打动，便给了他三千士兵，让他去训练。 在明代的优秀将领中，论作战勇猛，运筹帷幄，戚继光的整体素质应该能排在前五名，而他之所以能够在军事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作用，却是因为他有着一项无人可及的专长——训练。 三千名新兵蛋子怀揣着混饭吃的梦想来到了军营，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地狱般的生活。 根据《纪效新书》记载，但凡新兵入伍，戚继光总要训一段话，鼓励大家学武，此段话实为奇文，可供各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参考，故摘录如下： “诸位都听了，练武不是你答应官家的公事，是你来当兵，杀贼救命的勾当，你武艺高，杀了贼，贼杀不了你，你武艺不如他，他便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 当然，作为一名新兵，这些话你大可当是耳旁风，但戚指导员压根也没指望你能自觉执行，他已经预备了许多惊喜，以保证你充实地度过这段难忘的军营生活。 思想教育之后，接下来就是站队列了，包括队伍行进转向等等，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但如果你转错了方向，走错了队列，就不仅仅是拉出去罚站了，那是要打板子的，打完了也不会让你去医务室，还得接着练。 练完队列后，戚教官将教大家学习号令，包括擂鼓是前进，鸣金是收兵、以及旗帜挥舞的各种意义，如果你不识字，不要紧，戚教官会教你，但如果教完了你又还给了戚老师，那就不好了，为保证你下次记住，戚教官会打你板子，直到你哭爹喊娘，发誓一定记住为止。 在完成既定课程之后，下面该学习武艺了，教官都是从各地选来的武林高手，全部都是练实战的，套路选手一般不在聘请之类。 考虑到大家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的差异性，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戚教官把学习成绩分成九等，定期考核，考核的方式是实战。 规则如下：双方对打，你打赢了，就升级，升一级赏银一分，如果你打输了，就降级，降一级打五棍。 该规则简单概括为：你不打我，我就打你，反正打不过战友，就要被戚老师打，横竖都是被打，还不如拼命打战友，顺便还能挣点零用钱。 于是，在这种几近惨无人道的训练方法下，新兵同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都遍体鳞伤，然而正是在这个残酷的环境下，他们练就了非凡的武艺，成就了非凡的事业。 而对于这支特殊的部队，后世的人们有一个通俗的称谓——戚家军。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无数支精锐的特种军队，比如汉代的虎贲军、三国时魏国的虎豹骑、唐代的玄甲军等等，其战斗力之强罕有匹敌，但纵观古今，能名闻天下，且以将领的名字命名的军队只有两支： 除去戚继光外，就惟有岳飞能够获此殊荣了。（俞大猷的军队也叫俞家军，但名气不大）。 对于戚继光和他的军队而言，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评价。 军队训练成型，戚继光决定带他们出去逛逛，其主要目的自然不是作战，不过是锻炼实战技术，见见世面，而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台州。 不幸的是，就在台州附近的椒江，这帮新兵们第一次遇上了真正的敌人——倭寇，这是一件让戚继光始料未及的突发事件，毕竟都是新兵，指望他们打胜仗是不靠谱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地超出了他的预料，由于长期以来新兵们饱受戚老师的摧残，累积了满腔怒火，心态已经接近失控的边缘。于是当敌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们突然意识到，发泄愤怒的时机到来了。 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这三千新兵如同野兽一般，瞬间便击溃了眼前的敌人，并穷追猛打，一直追出上百里外，把倭寇们赶下了海，这才算了事。 在此之后，这支新军一发不可收拾，沿路高歌猛进，于台州、温岭等地连续四次遭遇倭寇，四战而四胜。 戚继光心满意足了，在他看来，自己的目标已经达到，他已拥有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 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 嘉靖三十七年（1558），戚继光的美梦被无情地打破了。 岑港，这个毫不起眼的弹丸之地，盘踞着缺兵少粮的倭寇——仅仅一千人而已。 戚继光带着他的三千新军，与卢镗、俞大猷一同发动了猛攻，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 面对这一小撮顽抗的倭寇，上万名明军竟然毫无办法，多次受挫而返，伤亡惨重。而之前威风无限的新军，在这群有组织的敌人面前，也全然没有了当初打散兵游勇的威风。 戚继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苦心锻炼的新军开始败退，开始逃窜，开始丧失所有勇气，而这一幕，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 由于战局不利，戚继光被撤掉了参将的职务，眼看就要丢饭碗，戚继光只得豁出老命苦思冥想，终于绝地反击，设计解决了这帮顽敌。 但残酷的现实仍然震醒了他，他终于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要完成抗倭的大业，他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 【最后一个选择】 在汪直被捕的那一天，戚继光就作出了一个清醒的判断：不久后，无数失去控制的倭寇将蜂拥而至，并发动疯狂的攻击，和平的侥幸与妥协将不复存在，要战胜这群暴徒，平息战乱，唯一的方法是：拥有更强的暴力，以暴制暴。 一直以来，戚继光都坚信，自己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所有要素：优良的武器装备，合理的战略战术，优秀的指挥将领（他自己），严酷的训练方法。 然而他仍然失败了，他苦心练就的新军仍然不堪一击，他隐约感觉到，自己似乎还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 经过几天的反复思索，他终于找到了这把最后的钥匙——士兵。 在戚继光看来，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必须具备如下素质： 〖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 ——孙子兵法〗 这就是被无数军事家奉为经典的“六如真言”，兵家有云，达“六如”者，战必克，攻必取，无往不胜！ 而在“六如”之中，最后两如要靠将领，前面四如必须要靠小兵。 对于自己的能力，戚继光还是有信心的，但提起手下那帮人的素质，戚继光就只能无语对苍天了。 关于这个问题，戚继光曾与当时的台州知府，后来的举世名将谭纶有过一段极为有趣的谈话，谈话内容经本人整理，大致如下： 戚继光（下简称戚）：虽然我已尽全力操练，但经历战阵之后，我才发现，新军有很大的问题。 谭纶（下简称谭）：什么问题？ 戚：我所部三千新军中，大部都是处州（今浙江丽水）兵和绍兴兵，这两地士兵各有特点，比如处州兵，作战十分勇猛，听命从不迟疑，冲锋陷阵，非常积极，是战斗的主力。 谭：有什么问题吗？ 戚：但他们每次打仗之前，都要和我谈条件。 谭：谈条件？ 戚：作战以前，他们要求必须知道作战的对手和人数，然后自行内部商议，如果认为能打，就作战，但要是他们认为不能打，即使费尽口舌，他们也绝不会卖力。 谭：…… 这还没完，头疼的在后面。 戚：相对而言，绍兴兵更加听从命令，无论打什么仗，他们从来不会拒绝，完全服从，而且不怕辛苦，扎营修城之类的力气活，安排他们干，他们就会尽力去干，且从无怨言。而在战场上，如果敌人退却，他们会主动追击。 谭：遵从军令，作战勇猛，这不是很好吗？ 戚：但问题是，如果敌人进攻，他们就会主动撤退。 谭：…… 戚：当然，如果敌人再退，他们还是会追，但若敌人回军，他们会再次撤退，据我统计，但凡与敌相接三十步内，即将肉搏之时，他们一般会全军退走。总而言之，关键时刻实在靠不住。 谭：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沉默片刻后，戚继光用一声重重的叹息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也没有办法。” 其实在两人的这次谈话中，涉及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地理决定论，一般说来，生活在艰苦山区的人性格比较强硬，而且民风彪悍，不怕死，而在经济发达地区，混碗饭吃实在不难，不到万不得已，鬼才愿意拼命。 处州地区多山，经济条件差，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人向来信奉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之类的玩命理论，绍兴山清水秀，读书人众多，且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如徐渭），实在不行还可以搞点旅游服务业，实在犯不着去拼死拼活。 而对于这种地区差异性，单靠训练是无法解决的，戚继光确实没有办法。 没办法就只能凑合着过了，但逢作战，戚继光只能安排绍兴兵守营，然后去跟处州兵做思想工作，劝说他们奋力杀敌。此来彼往，疲于奔命，每次打完一仗，都得累得半死不活。 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在战死之前，就被活活累死。戚继光决定去寻找一群勇猛强悍的人，来代替现有的士兵，组建一支真正战无不胜的戚家军。正如他跟胡宗宪所说的那句话——堂堂全浙，岂无材勇？他相信自己终究是会找到的。 一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因为一次偶遇。 嘉靖三十七年（1558），戚继光因事出公差，事情办完后，他没有原路返回，却兜了个圈子，准备视察民情。 然而当他偶然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却看到了一幕让他触目惊心的情景。 他经过的地方，叫做义乌，他看到的场景，是打架斗殴。 作为一名见惯杀人放火、尸横遍野的军事将领，戚继光的心理承受能力是相当强的，但他依然被这次斗殴震惊了，因为这并非一次寻常的街头流氓打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斗殴，是一次改变了抗倭历史的斗殴，是一次光荣、成功、团结的斗殴。 事情是这样的，义乌原本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老百姓都很穷，偏偏老天爷够意思，该地陆续发现许多矿藏，于是当地的农民纷纷离开耕地，改行当了矿工。 矿自然比粮食值钱，慢慢地义乌人发家致富了，这下子旁边的穷兄弟永康（今浙江永康）不干了，希望义乌能拉兄弟一把，有钱大家一起赚，有矿大家一起挖。 但义乌人不答应，俺们挨了那么多年的苦，好不容易熬出点盼头，现在你来吃现成的，你算老几？ 然而永康的穷兄弟们依然出发了，带着农具、铁铲和管制刀具，向着梦想中的致富地点奋勇前进，反正穷命一条，当今世上谁怕谁，吃定你了！ 义乌方面得到消息，立刻组织数千人前往拦截，双方在义乌城外的八宝山（偏偏是这名字）相遇，就此开始了这场惨烈无比的斗殴。 戚继光之所以有幸看到这幕盛况，绝不是人家上午开打，他下午就赶到。真正的原因在于，这是一场十分特别的斗殴，义乌的百姓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事实——原来斗殴也是可以旷日持久的。 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六月起，义乌矿工、乡民与从永康赶来的开矿者爆发械斗，双方参与殴斗人数累计达三万人左右，历时四个月，直到十月秋收方告结束，死伤共计二千五百余人。 那是让戚继光永生难忘的一幕，无数平凡的义乌百姓在那一刻变得如此不平凡，他们不论男女老幼，大家一同上阵，用所有能找到的武器打击敌人，农民用锄头，矿工用镢头，连家庭主妇也拿起了菜刀，眼中冒着凶光，狂叫着冲进敌阵，大砍大杀，生人勿近。 他们不但砍人勇猛，还极具牺牲精神和优良的斗争传统，父亲伤了儿子替，哥哥残了弟弟上，就连被人打到剩一口气，抬到家就死的人，临死前还要留下一句遗言：我死之后，你们接着打！ 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戚继光由衷地发出了感叹。 关于自己的所见所感，后来戚继光曾对俞大猷讲过这样一番话： “我自幼随父从军，转历四方，二十二岁参加会试，正遇俺答进犯，担任警戒，后驻守蓟门，曾亲眼目睹鞑靼铁骑，来无影去无踪，动如惊雷，堪称迅猛。而后奉调入浙，与倭寇作战，此类人善用刀剑，武艺高强，且性情暴戾，确为难得一见之强敌。” 然而顿一口气后，戚继光终于说出了心中的恐惧： “征战半生，天下强横之徒，我大都曾见过，却也从无畏惧。但如义乌人之彪勇横霸，善战无畏，实为我前所未见，让人闻风丧胆，可怕！可怕！” 而对于这场长达数个月的械斗，当地政府也没有丝毫行动，既不理也不管，只是每天派几个人去观战，对这种行政不作为的行为，戚继光却没有丝毫怪罪——毕竟大家都是混饭吃，还想多活几年，可以理解。 他只是急忙赶了回去，并连夜求见胡宗宪，说了这样一句话：若准我在义乌征兵四千，倭寇之乱必平！ 胡宗宪略加思索，便同意了他的提议。 对于义乌人的战斗精神，戚继光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但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提高招兵标准条件，只有最为精锐、最为勇敢的义乌人，才能成为这支强大军队中的一员。 那么要想加入戚家军，必须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大致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类比答案：即使你能通过层层海选，进军选秀节目总决赛，也未必能考得上戚家军。 绝非耸人听闻，在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所著的《江南经略》中，有着这样一份详细的招生简章，如果不服气，大可以去对照一下： 〖凡选入军中之人，以下几等人不可用，在市井里混过的人不能用，喜欢花拳绣腿的人不能用，年纪过四十的人不能用，在政府机关干过的人不能用。〗 以上尚在其次，更神奇的要求还在下面： 〖喜欢吹牛、高谈阔论的人不能用，胆子小的人不能用，长得白的人不能用，为保证队伍的心理健康，性格偏激（偏见执拗）的人也不能用。〗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即使打虎英雄武松先生前来应征，也是会落选的，因为他不但曾任公职（都头），而且性格也不太好（杀人之后用血留名）。 而被录取者，还必须具备如下特征：臂膀强壮，肌肉结实，眼睛比较有神，看上去比较老实，手脚比较长，比较害怕官府。 概括起来，戚继光要找的是这样一群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为人老实，遵纪守法服从政府，敢打硬仗，敢冲锋不怕死，具备二愣子性格的肌肉男。 事实证明，义乌确实人才辈出，虽然招聘要求如此之高，但经过海选，依然有四千多人光荣入选，可见当地群众除了极具商业潜质外，还有着相当高的政治觉悟。 新兵入伍之后，根据惯例，戚指导员又要训话了，只要听完他训话的内容，你就会彻底明白，这位仁兄为什么要搞出那份征兵标准： “诸位都听了，凡你们当兵之日，是要拿饷银的，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但你要记得，这银两都是官府从百姓身上纳来的，你在家种地辛苦，现在不用你劳动，白养你几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敌，你不肯杀敌，养你何用！？” 其实戚指导员的意思很明白，要放到今天，用一句话就能概括： 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 但问题在于，这种拿钱办事的传统职业道德教育，在我国向来就没有市场，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已经成为了诸多兵油子饭桶们的人生信条。 所以戚继光设置了重重规定，只吸收不投机取巧、不怕死的老实人当兵，因为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在战场上是绝不能投机取巧的，怕死的会先死，而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戚继光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训练对象，但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失去控制的倭寇即将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进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然而戚继光并不知道，就在他招募训练的同时，一场更大的危机已经猛扑过来，它远比任何倭寇进犯都更为可怕，一旦稍有不慎，数十年的努力将毁于一旦，他的人生也将被彻底改变。 这是一场殊死的搏斗，但在这场争斗中，戚继光只不过是一颗无力的棋子，他的命运将取决于另一个人的努力。 这件事的起因发生在半年前，惹麻烦的人是赵文华。 粉饰太平 第十八章 制胜之道 整垮张经之后，赵文华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胡宗宪的工作十分出色，徐海被杀，倭寇势头大减，而作为胡宗宪的后台老板和直属领导，他当仁不让地以功臣自居，不但从皇帝那里拿了很多赏钱，还由副部长升任了部长（工部尚书）。 于是又一个得意忘形的故事就此开始。 赵文华发达了，有钱了，翅膀硬了，他打算独立经营，把中间商兼干爹严嵩一脚踢开，直接跟批发商嘉靖同志联系。 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为嘉靖送上了一样东西——百花仙酒，说实话，这酒到底什么成分，多少度我也不知道，但据赵文华同志介绍，他的干爹严嵩之所以能七八十岁还不缺钙，一口气上六楼，腰不酸腿不痛，多亏了这种酒。 嘉靖喝过之后，感觉还不错，回头又觉得不对，严嵩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不主动上交领导，自己独吞，实在是大大地可恶。 于是他下了一道手谕给严首辅，让他解释酒的问题。 严嵩万没想到，自己的后院竟然起了火，他勃然大怒： “文华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怒完之后，皇上的话还是要回，这事要放在一般人身上很难解释，却绝难不倒严首辅，他发挥自己太极拳的特长，做出了这样的答复： “皇上太客气了，我平时不磕药，也没吃什么特效补品，能活这么多年，我本人也很纳闷。” 嘉靖本来也没当回事，就让他糊弄过去了，严嵩却吓掉了半条老命，连夜找来了赵文华，把他痛骂一顿，要他收拾包袱滚蛋。 赵文华这才意识到，如果离开了严嵩，自己什么都不是，于是他跪地求饶，痛哭流涕，希望严老爹饶他一回，以后绝不再犯。 其实严嵩对这个儿子还是有感情的，但当时正在气头上，也就没理会这茬，然而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另一个人突然进来插了一腿。 这个人就是徐阶，赵文华一送酒，他就知道要出事，蹲在一边准备看好戏，事情闹起来后，他看准机会，跑到了严嵩的府上，自告奋勇地表示：您不是看赵文华不顺眼吗，我就帮您收拾他吧。 徐阶走出了精妙的一着，如此动作，不但可以趁机除掉严嵩的爪牙，也不会得罪人，顺便表达自己对领导的尊敬，可谓是一举三得。 不过严嵩到底是严嵩，他虽然讨厌赵文华，但也绝不会信任徐阶，感谢两句后，就打发他走人了。 徐阶失望地走了，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未遂举动却引发了一连串出乎意料的结果。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赵文华的耳朵里，他彻底慌乱了，以为老爹真要解决自己，无奈之下，只好使出了绝招。 要说服严嵩已经不可能了，事到如今，只能走家属路线，给他们送礼，帮自己说话。但严世蕃是不能考虑的，这家伙心太贪，倾家荡产估计也填不了这个坑，情急之中，赵文华灵机一动，想到了另一个人。 严嵩这一辈子作恶多端，坑过的人不计其数，真可谓是“万人坑”，但俗话说秦桧也有仨朋友，在这世上，严嵩也有着一个全心全意，相知相守的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欧阳氏，当年严嵩被人踩得七荤八素的时候，他的老婆却不离不弃，始终在他身边支持着他。所以严嵩这一辈子只有她一个老婆，从未纳妾，直到后来她去世了，严嵩也没有续弦，实在是标准的模范夫妻。 赵文华找到的人，就是欧阳氏，他不惜血本，准备了极为厚重的礼物，亲自上门跪地哭诉，希望求得原谅。 要说还是女人实在，老太太收了礼，加上看他可怜，就把他藏在里屋，等严嵩回来后，先灌他几杯酒，说了几句好话，趁他高兴把赵儿子喊了出来，然后下跪、流泪一套演完，严嵩也感觉自己还少不了这条狗，也就原谅他了。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应该算是皆大欢喜，大团圆结局，然而文华兄不愧是惹祸的高手，不久之后，他将得罪另一个人，而这个人，他是无论如何也搞不定的。 由于送礼花了太多血本，文华兄十分心痛，决心把本钱捞回来，当然，这对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什么难事，因为他是工部尚书，是全国最大的包工头，普天下那么多工程，随便捞一把，也就差不多了。 赵文华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开始发挥特长，大捞特捞，管你是豆腐渣还是烂尾楼，能捞钱就行，谁爱住谁去住，反正我不住。 可是问题在于，赵尚书翻本的意愿实在太强烈，他加足马力，肆无忌惮地捞，加班加点地捞，终于捞出了麻烦。 因为皇帝大人也是要盖房子的。 【烂尾楼问题】 虽说嘉靖同志天天修道，但是毕竟尚未成仙，饭还得吃，觉还得睡，可是西苑的住房条件有限，所以他决定另盖新房。 这个房地产工程自然交给了工部办理，按说皇帝的工程应该加紧办，可是赵部长的脑袋不知是不是撞了柱子，竟然对此不理不问，放任自流，结果一栋房子修了好几个月还没成型，整成了烂尾楼。 嘉靖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并没有催促赵文华，还是住自己的老房子，然而不久之后的一个偶然事件，却将这位包工头彻底送上了绝路。 一天，嘉靖闲来无事，登高望远，忽然看见西长安街有一座豪宅，便问旁边的人： “那栋房子是谁的？” 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一百年前，明英宗朱祁镇曾站在高台上，看着类似的建筑，问出了同样的问题，而那次问答的结果是，曾经风光无限的石亨全家覆灭。 在皇宫附近盖豪宅向来是个很危险的事，但人们却屡教不改，赵文华显然也没有足够的觉悟，于是接下来的回答将决定他的命运。 如果赵部长的人品好，关系足，应该可以避过这场祸，可惜这位兄弟平日实在缺乏素质。 嘉靖身边的陪同人员立刻争先恐后地说出了赵部长的名字，还有一位不厚道的仁兄说了这样一句话： “工部的建筑材料，大半都拿去修赵尚书的房子了，陛下的新房哪用得上！” 这副烂药下得实在太猛，看着眼前的豪宅，回想起自己的烂尾楼，嘉靖怒发冲冠：赵文华，你怕是活腻歪了吧！ 赵部长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皇帝大人降了他的官还不罢休，又把他彻底削职为民，并安排他的儿子去边界充军。虽然严嵩多方打点，但无济于事。 想翻本的文华兄赔大了，他连老百姓都没当成，在回家的路上就暴毙而亡，说是暴毙，是因为他的死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这位兄台一天晚上心情郁闷，就开始揉肚子，揉着揉着，就把自己给揉死了（手扪其腹，腹裂，脏腑出，遂死）。 对此我一直很纳闷，赵文华同志应该没有练过铁砂掌，揉个肚子都能揉得如此惨烈，如此有性格，也算是牛人了。 严嵩最重要的爪牙之一完蛋了，虽然他本人依然无恙，但严党的根基已然开始动摇，这是徐阶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虽然作用不大，却是一个好的开始。 按说赵文华死了，事情也就完了，但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炼，徐阶已经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 痛打落水狗是不够的，最好连狗肉也一起吃掉。 不久后，给事中罗嘉宾上书皇帝，弹劾赵文华侵吞军饷，数额高达十万多白银。嘉靖更为恼火，下令抄家追赃。估计皇帝大人也没想到，这道命令竟然创造了一个追赃记录。 由于抄家后赵文华的财产不够，这笔钱按规定由他的子孙代赔。 没钱赔？不要紧，充军也是有工资的嘛。 于是这笔钱一直赔到了嘉靖的儿子的儿子，直到万历十一年，还只赔了一半，有人实在看不下去，说算了吧，然而明神宗谨记爷爷的教诲，一定要他的子孙接着赔，要么赔光，要么死光。 赵文华同志的悲惨经历告诉我们，就算穷疯了，皇帝的东西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动的。 赵尚书的死对严嵩来说是个损失，在徐阶看来，则是个胜利，但对于胡宗宪而言，却是一个可怕的灾难。 胡宗宪自然不喜欢这位即贪又蠢的包工头，但这位包工头偏偏是他的靠山和支柱，现在他死了，自己不但失去了和严党的联系，也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胡宗宪这个名字早已在严党的名单上挂了号，时刻可能被人盯上，严嵩固然树大根深，自己却不是嫡系，一旦出什么事，这只老狐狸未必肯出头。 事实上，他已得到消息，某些言官正在积蓄口水，准备要拿自己开刀，而上面没人保，万一被整下来，不但自己完蛋，连徐渭、俞大猷、戚继光这帮班底也要跟着一起走人，数年心血自然付之东流。 十几年来，他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干了无数违心的事，说了很多违心的话，无非是为了当年那报国救民的志向。 胡宗宪不愿自己的抗倭大计毁于一旦，但严嵩已不能指望，徐阶和自己又无交往，思前想后，无路可走。 但就在他绝望之时，舟山的地方官给他送来了一件奇特的礼物，看着眼前的这件礼物，胡宗宪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要想一举成功，还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 于是他找来了徐渭。 对于目前的形势，徐渭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他开门见山地问胡宗宪：赵文华已经倒台，你打算怎么办？ 胡宗宪回答他，倒就倒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皇上支持，就没人能动得了我。 徐渭没有说话，但他不以为然的表情却在质疑胡总督：你以为你是谁？皇帝凭什么支持你？ 胡宗宪却面露得意之色，不慌不忙地告诉他：不用着急，我已经得到了一件宝贝，只要献给皇帝，不愁大事不成。 胡宗宪所说的宝贝，就是舟山地方官送来的那件礼物——白鹿。 说起这玩意，我也没见过，估计不是啥新品种，撑死也就是个白化病，或者是基因突变的产物。 但要是把它送给嘉靖，那可真是拍对了马屁，因为他就好这个。 嘉靖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修道，只是为了成仙。但成仙这件事没个准，大臣们天天眼巴巴望着，您哪天要长翅膀扑腾扑腾飞上去了，我们放鞭炮恭送大驾，也好再选新人，可偏偏就这么拖着，金丹吃了无数颗，既成不了仙，可也吃不死人，慢慢地嘉靖自己也没信心了。 于是他迫切需要上天的启示，也就是平常见不到的新奇玩意，历史术语叫“祥瑞”，来证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说明老天爷还是罩着他的，时不时还发点新品种下凡，鼓励他继续为修道坚持奋斗。白鹿自然是最好的证据。 但这个马屁要拍得好，拍得响亮，还需要一篇像样的文章，不能说句“臣胡宗宪所送”就完事了，你得阐明这头白化鹿出现的伟大意义，以及对未来形势的指导作用，要坚定皇帝的信心，要让他相信，修道的前途是光明的，是远大的，是大有可为的。 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它关系着胡宗宪的前途，关系着抗倭大计，关系着东南沿海百姓的安宁。 “所以天下虽大，此文惟你可写。”胡宗宪一脸肃穆地注视着徐渭，他卷起了袖子，准备亲自为他磨墨。 徐渭已经彻底明白了，他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于是他提起了笔。 在那个夜晚，徐渭将自己天赋才智与毕生所学，慷慨地注入到这篇荒唐的文章里，为了一个高尚的理由。 这是一篇历史上著名的马屁文章，言辞优美，却荒诞不经，在许多人看来，这篇文章是大才子徐渭人生中的败笔，因为里面充满了卑微和下作，没有丝毫的气节。 但事实上，在这篇卑微下作的文章背后，隐藏着一种耀眼的光芒——即使卑躬屈膝，即使刻意逢迎，也绝不接受失败，绝不轻言放弃。 所以我认为，虽然胡宗宪贪诈，徐渭狂傲，但在那个晚上，他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 【秘战法】 徐渭的才学再一次得到了肯定，嘉靖同志看了文章之后，兴高采烈，不但赏赐了很多财物，竟然还跑去宗庙祷告，真可谓是喜出望外。 胡宗宪的地位彻底保住了，事实上，他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因为他已获得了皇帝的支持，为祸国家数十年的倭寇之乱将在他的手中被彻底扑灭。 而对于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戚继光却毫无所知，当然他就算知道了也没辙，对他而言，眼前有一个更为麻烦，也更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 经过严格训练，义乌军已经具备了极强的战斗力，然而在几次与倭寇的遭遇战后，戚继光无奈地发现，虽说每次都能击败敌人，却总是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伤亡比例差不多。 这实在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敌人太凶狠，实事求是地讲，日本倭寇的战力确实极其强悍，因为这帮人孤悬海外搞抢劫，随时可能被人打死，想要活命只能拼命，而其中更为可怕的，是使用武士刀的武士和浪人。 要知道，一个日本人要想熟练地使用武士刀，至少要经过五年以上的训练，而且让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在近身搏斗时，他们的刀很少与明军武器相碰，出刀极其冷静，总是窥空出击，专斩没有盔甲包裹的柔弱部位，不击则已，一击必是重伤。说他们是武林高手，实在一点也不夸张。 相对而言，义乌兵的战斗精神也很顽强，但毕竟训练时间短，武艺这东西又不是烧饼，说成就成，而与对方死拼，实在也不划算，自己手下只有四千人，全日本的人都有成为抢劫犯的潜质，就算拼死对方四五千人，也是无济于事的。 戚继光很清楚，如果单靠近身肉搏，成本太高，且很难消灭倭寇，但在那个冷兵器为主的时代，除了抄家伙和敌人对砍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在戚继光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了他的身边，帮助他找到了那条制胜之道。 不久之前，唐顺之从京城来到了浙江，他的使命是巡视军务。与他当年的同事，现在的从一品内阁大学士徐阶相比，他的进步实在有限，混到现在还只是个五品官。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一个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人，他的官衔说起来只有五品，却是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兵部职方司郎中，作为明军总参谋长，他在军中有着广泛的关系网，除此之外，他还和许多神秘人物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连徐阶也摸不透他的底。 所以就在他离京之际，徐阶特意找到了他，向他请教对付严嵩的办法。 然而唐顺之只是笑了笑，他告诉徐阶，等到时机一到，自然有人来找你的。 告别了一头雾水的徐阶，唐顺之来到浙江，见到了胡宗宪。 对于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胡宗宪极为敬重，待之以礼，并遵照其本人意愿，让他上前线指挥作战，正是在那里，他认识了俞大猷、卢镗，还有戚继光。 而当一筹莫展的戚将军对他说出自己的苦恼时，唐顺之交给了他一本书，并告诉他，制胜之道就在其中。 唐顺之所以如此高深莫测，除他本人行踪诡异，四处晃悠外，还因为他写过一套书，此套书共六册，分别取名为《左》、《右》、《文》、《武》、《儒》、《稗》，合称六编。据说此书上解天文，下通地理，无所不包，却没什么人看，只因有一个缺点——很难看懂。 他交给戚继光的那一册，就是其中的《武》。 正如唐顺之所言，彻夜苦读的戚继光，在翻阅其中一章之时，突然喜形于色，他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戚将军再次自发地拿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批判地吸收了唐顺之的理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独门绝技将大派用场。 他没有等太久，最为猛烈的倭寇进犯终究还是来了。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两万余名倭寇集结完毕，向浙江进发，他们的目标是台州。著名的台州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此时的戚继光已不再犹疑，恰恰相反，他很兴奋，作为一名军事将领，上阵杀敌才是他的本分，而且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 所以他放弃通常的防守策略，命指挥刘意驻守台州，而他自己则带领主力主动出击，他将用这一举动告诉倭寇们：中国并不是他们烧杀淫掠的乐土，所有踏上这片土地的侵略者，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种种迹象表明，敌军第一个进犯的目标将是宁海，戚继光立刻日夜兼程，率军前去迎敌，他会在那里指挥自己的第一场战斗。 当戚继光赶到宁海的时候，已有上千名倭寇登陆，看见明军赶到，他们却并不惊慌，因为根据以往经验，明军最为畏惧的就是近身搏斗，只要靠近他们，击破前军，他们就会争相逃窜。 于是他们发动了冲锋，事情的顺利似乎超出了想象，他们刚刚冲到明军面前，还没来得及动手，对方的队形竟然自行崩溃，三三两两地聚在了一起。倭寇们十分高兴，在他们看来，即将开始的又是一次猫追老鼠的游戏。 但如果他们仔细观察，便会发现，那些看似慌乱的分散明军却都有着相同的人数——十一个。 而在他们普及算术教育之前，就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号令： “列阵！” 于是，一种前所未见的阵型就此出现在倭寇们的眼前，这也是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 在唐顺之交给戚继光的那本《武》里，有一卷名为“秘战”，其中有着这样的记载：秘战者，即新名鸳鸯阵之谓也。 这种全新的阵型即因此得名——鸳鸯阵。 如果要详细研究这个阵法，估计可以专写一书，所以这里只是大略介绍一下，大家看懂就行，权当是使用说明书。 简单说来，所谓鸳鸯阵的原理，和打群架大致相同，瞄准目标，群起殴之，远了用啤酒瓶砸，接近后用西瓜刀砍，贴身后就用匕首捅，不管你黑带白带，剑道几段，全部完蛋。正是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是也。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事实上，鸳鸯阵是古代军事智慧的伟大杰作，作为一个近身格斗阵法，在此后的百年之中，人们却依然无法找到破解它的方法。 而这个由十一人组成的鸳鸯阵之所以能够名留军史，威名远播，是因为它不但有着极为可怕的战斗威力，而且几乎毫无破绽。 这是一个尽乎完美的战斗队列，因为它有着无可挑剔的位置组合和武器装备。在这十一个人中，有一个是队长，他站在队伍的前列中央，其余十个人分成两列纵队，站在他的背后。 虽说只有十个人，他们却持有四种不同的武器，并组成了五道互相配合的攻击线，在队长身后，是两名持有标枪的盾牌兵，他们用盾牌掩护自己和后面的战友，并首先投掷标枪发动进攻。 掩护盾牌兵的，是站在他们后面的狼筅兵，所谓狼筅，是一种特制的兵器，形状十分怪异，以长铁棍为主干，上面扎满铁枝和倒刺，往前一挺，跟铁丝网一样，任谁也过不来。 狼筅兵的后面，是四名长矛兵，他们是队伍的攻击主力，看见敌人，就使用长矛前刺。队列的最后，是两名短刀手，防止对手迂回，从侧翼保护长枪手。 这是一个毫无弱点的阵型，十一个人互相配合，互相掩护，构成一个完美的杀阵，就算你是日本剑圣宫本武藏，估计也没戏唱。 但所谓无知者无惧，宁海的倭寇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玩起了武士道，拼了命的往前冲，但还没走几步，很多人就被飞来的标枪射倒，运气好点的继续冲，就会被盾牌挡住，或者是被狼筅钩住，倒刺拉扯几次，就算不死也要掉层皮。 如果鸿运高照，到现在你还没死，也不用高兴太早，因为还有四支长矛等着你，就算你想反击，但前面有狼筅和盾牌挡着，只能干着急，眼睁睁地看对方捅你，不被捅死，也被气死了。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倭寇们没冲多久，就被标枪、狼筅和长矛杀死大半，剩下的人虽然还不知道这套阵法的结构和奥妙，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再不快跑就死定了。 宁海前哨战就这样结束了，倭寇死伤二百余人，戚家军除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 戚继光的第一次出击获得了完胜，倭寇全线败退，但多年的军事素养告诉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根据情报显示，此次敌军进犯规模达几万人之众，且经过周密组织集结，虽说这只是支先头部队，但进展似乎太过于顺利了，顺利得如同有人安排一样。 戚继光的预感是正确的，这确实是一个陷阱，就在军队抵达宁海的同时，倭寇数千主力正向新河方向急行挺进，意图偷袭新河城。 当这个紧急军情传到大本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新河城十分空虚，根本没有防护能力，而且里面主要驻扎着明军将领与士兵的家属，且以妇孺居多，如若落入倭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这下大家紧张了，老婆孩子还在城里，有个三长两短不是闹着玩的，于是纷纷主动请战，希望立刻回援。 然而戚继光却十分镇定，只是笑着对部下说道： “不要急，请诸位放心，在援兵到来之前，那座城池是不会失陷的。” 作为一个不喜欢忽悠的将领，戚继光的每一次自信都是有理由的，这次也不例外。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十分清楚，在新河城里，住着一个极为厉害的人。只要这个人在，倭寇就绝对进不了城。 【戚继光最害怕的人】 戚继光自幼饱读兵书，练习武艺，上过许多战场，见过很多死人，踩过无数尸首，也从没听说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是出了名的胆大包天。在这个世上，有人能让他感到害怕吗？ 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他上过阵，虽然他杀过人，虽然他非常的牛，但他始终深深地畏惧着一个人，畏惧到了极点。 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婆。 怕老婆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气管炎”的光辉事迹，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戚继光同志，他的怕老婆故事和他的丰功伟绩一同流传千古。 据说他的老婆实在太凶，闹得他实在受不了，一气之下从家里搬出来，住进了军营里，部下觉得他又窝囊，又可怜，纷纷煽动他：你老婆竟然如此嚣张，还敢欺负你，我们大家穿好盔甲，备齐刀剑，在营里等着，你把她叫进来，乱刀砍死，也就一了百了了。 戚继光估计是受尽了委屈，于是一气之下一跺脚：就这么干！砍死她！ 约定的日子到了，手下全副武装，埋伏在营内，戚继光则派人去请自己的老婆进营。 老婆大人如约前来，她进入营房，看着周围手持刀剑的士兵，毫不畏惧，还大声喝问戚继光： “找我来有什么事？” 在位凶悍的老婆面前，戚继光没有示弱，他霍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我刚刚整队完毕，特请夫人前来阅兵！” 这个故事很明显是假的，因为就算戚继光想除掉自己的老婆，也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召集这么多人来干，毕竟被老婆赶出门也不是啥光彩的事情。 但历史中真实的戚继光，确实是个非常怕老婆的人，在我看来，史实与上面这个故事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他就算有这个心思，也是绝对不敢动手的。 很多人认为，怕老婆的实质，其实是爱护老婆，不过我相信戚继光同志是绝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他是真怕，怕得心服口服。 因为他的这位老婆确实是个了不得的女人，十八岁时，刚刚上班的戚继光娶了一位姓王的姑娘过门，也就是后来的王氏。 当时戚继光已经是四品指挥，但他老婆的家世更为厉害，老丈人最高曾干到过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将门出虎女，王氏脾气倔强，且自幼习武，善用刀剑，据说发起火来连戚继光都不是她的对手，经常被打得到处跑。 论家世比不过，想打架又未必打得赢，所以在两人有矛盾时，大都是戚继光让步。 虽然老婆很强势，但事实上，只要不触及原则问题，她对戚继光是很好的，当年戚将军家里不富裕，有次买条鱼改善伙食，老婆做好了端上来一看——只有鱼头和鱼尾。 戚继光估计是老婆自己吃了，也就没作声，但到了晚餐的时候，王氏却又把剩下的鱼肉端了上来，戚继光这才恍然大悟，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 不过要是牵涉到原则问题，那就不好说了，这个所谓原则问题，就是纳妾。 戚继光其实并不好色，他之所以动这个念头，实在是因为封建思想的毒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偏偏王氏就是没有儿子，好不容易生出来却又都幼年夭折，眼看老婆年纪大了，戚继光动起了心思，在他三十五岁那年，娶了第一个小妾沈氏，之后又分别娶了陈氏和杨氏。 在小妾的帮助下，戚继光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戚安国、戚昌国、戚兴国等人。 虽说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国家允许一夫多妻，娶个小妾也不会涉及包二奶问题，但这也要看具体情况，戚继光深知，如果让老婆知道了，那是要出大事的，所以他严密封锁了消息，这些事情都是他瞒着老婆干的。 但纸毕竟保不住火，三个女人还有那几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你当老婆是白内障不成？ 老婆生气了，事情闹大了，一般说来，听到老公包二奶，无非有以下几种反应，要么息事宁人，要么去法院闹离婚，就连那位传说中著名的悍妇，外号“河东狮”的柳月娥，也不过是去老公的单位，找上级领导闹事。 王氏的处理方法却大不相同，当她听说这个消息后，即不找组织，也不找领导，随手抄起一把尖刀，奔着戚继光就去了。 值得夸奖的是，戚继光同志十分机灵，听到消息立马就溜了，王氏扑了个空，却绝不肯罢休，每日在家里蹲守，并且扬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剁了你誓不罢休！ 戚继光同志麻烦了，有家不能回，在单位住也不是个事，于是他一咬牙，不带任何盔甲，套着一件便装回了家，在老婆没来得及动手之前，便扑通一声跪下，然后嚎啕大哭，痛斥封建礼教，说自己也是受害者，为了生儿子才不得已如此，并且讲过去忆往昔，恩爱夫妻，同甘共苦等等等等。 女人毕竟是女人，被戚继光这么一阵忽悠，心肠就软了，随即丢下尖刀，与戚继光抱头痛哭。 戚继光单刀赴会，凭借着勇气和对老婆的信任，化解了恩怨。但如果你认为事情如此简单，那你就错了。 事实上，历史中的戚继光是一个几乎从不冒险的人，他的兵法要诀是“谋定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他绝不会作战，而在其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他也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老婆如此凶悍，要是一时火起，真的把自己给剁了，那就亏大了。 然而他依然不带侍卫，跑去找自己的老婆说理，且毫无畏惧，这并非他喝酒壮了胆，只是因为在他的那件便服下面，还穿着一件护甲。 但如果据此认为戚继光同志狡诈，还是值得商榷的，面对如此彪勇的老婆，要想求生存求发展，确实是不太容易的。 而戚继光同志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在娶一个强悍的老婆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就是倭寇们即将挑战的对手，不久之后，他们就将感受到戚继光曾经体会过的那种恐惧。 当倭寇到达新河城下的时候，人们极为慌乱，毕竟城中的士兵都已出征，仅剩下普通百姓和妇孺，毫无反抗之力。 于是王氏出击了，关键时刻她挺身而出，召集仅有的上百名亲兵，命令他们立刻贴出告示，稳定人心，但要守住城池，仅这些人是不够的，于是她去了军械库。 军械库是存放兵器的地方，要想抵挡倭寇，只有拿出库中的武器，装备老百姓，才能坚持到援兵到来。 可偏偏那位看守是个死脑筋，说这里是戚继光交给他管的，除了戚继光的命令，他不听任何人调遣。 这位看守同志仗着戚继光撑腰，十分嚣张，坚决不肯打开库门，可惜，他面前的这个人，却是唯一的例外。 戚夫人都没用正眼看他，当即大喝一声：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快开库门！等戚继光回来，让他只管来找我！” 看守打了个哆嗦，他知道这女人惹不起，立刻打开了库门，并将武器分发到百姓的手中。 事情忙完后，王氏回到家中，穿上了自己家传的盔甲，登上城头，准备指挥作战，她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勇气和英武并不是男人的专属。 但戚夫人虽然凶悍，倒也是个明白人：虽说现在人手不少，但这些百姓只能充充门面，要指望他们打胜仗，那也只能是抓瞎。于是在沉思片刻后，她决定使用一个计谋。 当倭寇们满怀着抢掠的梦想，跑步来到新河城下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城头上竟然插满了旗帜，且杀声震天，站得水泄不通，时不时还从城内射来弓箭和火枪。 这个排场实在是太大了，就如同黑社会谈判一样，重要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管你老头老太太，还是家庭主妇，只要是个人，都被戚夫人拉着上了城头，虽说战斗力全无，但吓唬人还是有效的。 倭寇们吓得不行，但这么远跑来，就这么回去也实在不甘心，于是他们在城外扎营，准备多等几天。 他们只等了一天。 不是不想等，而是因为第二天，戚继光的援兵就到了。 虽说戚继光对老婆很有信心，但他也很清楚，光凭了他老婆也是摆不平那一大帮倭寇的，所以他火速派出了援军。 于是苦苦等待着的倭寇们完蛋了，援军发动了猛攻，戚夫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率亲军由城内杀出，但倭寇的战斗力确实厉害，两头夹击之下，仍占据一户大院继续负隅顽抗。戚家军随即改变策略，改用火枪攻击，击毙敌寇上百人，剩下的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分头逃走。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六日，新河战斗结束，倭寇死伤二百八十余人，戚家军仅阵亡三人。 作为一次遭遇战，新河战斗是十分成功的，但奉命率军前来救援的游击将军胡守仁依然感到了一丝不安，因为按照之前的判断，宁海不过是个陷阱，新河才是聚集倭寇主力的目标。然而经过交锋，他才发现这群进犯新河的倭寇仅千人而已，如果说敌军主力不在这里，那又会在哪里呢？ 答案是宁海。 进犯台州的倭寇，原先大都是汪直和徐海的手下，跟着这两个人混得时间长了，基本上都懂得些兵法，所谓兵不厌诈，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所以当大家都认为宁海只是诱饵，新河才是进攻对象时，他们却改变了策略，只派出部分兵力进犯，而将主力撤回，并隐藏在宁海，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 这一招实在高明，确实瞒过了很多人，但是在那重重迷雾之后，有一个人却始终洞悉着这一切。 作为一名不世出的优秀将领，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天赋，此等伎俩自然不在话下，从宁海交锋之后，他就意识到这群倭寇并不简单，所以当新河出现敌军通报的时候，他并没有亲自带着主力回击，只派出了部将胡守仁前去救援，自己则偃旗息鼓，等待着敌人的出现。 很快，他的预测得到了验证。 就在他派出援军的第二天下午，紧急军情传来，大股倭寇已经集结准备大举进犯，而他们的目标是台州。 到目前为止，敌军的动向大体都在戚继光的掌握之中，但意外依然发生了：由于无法掌握敌人的具体方位，戚继光驻地离台州还有上百里，而对手已经兵临城下，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你派人去打仗，自然要管饭，但是为了确保行动迅捷，当初抵达宁海的时候，他的戚家军只带了三天干粮，此时已经是第三天，军中即将断粮。 所以眼前的问题十分棘手：战况危急，距离很远，没有饭吃。 然而戚继光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下达了命令：全军奔袭，台州开饭！ 【变阵】 就在胡守仁结束新河战斗，大开酒宴庆祝胜利的那一夜，戚继光正率军向台州挺进，敌军已经抵达台州，拂晓就会发动进攻，而这个夜晚，是他唯一的时间，也是唯一的机会。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七日，经过一晚上的奔袭，戚继光率军挺进一百一十里，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台州城，而此时敌军距离台州还有两里。 时间刚刚好，刚刚好。 然而当戚继光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向听话的部下们竟然抗命了。 义乌的兄弟们罢工了，你老人家说好晚上跑路，到了台州就能吃饭，现在又出尔反尔，一定要先打仗，虽说我们实诚，你也不能这么忽悠人吧。 事实证明戚继光是有远见的，当年他费尽心思一定要挑老实人，为的就是今天。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来，讲了一堆民族大义，国家兴亡之类的话，竟然把当兵的说得热泪盈眶，然后他当众叫出了炊事班，让他们拿着从城里取出的粮食，开始准备做饭，并做出了庄严的承诺： 敌人在前面，饭在这里，打完仗，就吃饭！ 于是士兵们顶着微亮的天空继续前进了，支持他们前进的，是一个极为朴素的念头：打死倭寇，就能吃饭。 在离城两里的花街，自以为得计的倭寇终于遇上了戚家军，吃惊之余，他们惊恐地发现，这群敌人的表情十分凶狠，眼睛冒绿光，似乎恨不得吃了自己（可以理解）。 一边要抢劫，一边要吃饭，大家都很急，于是二话不说就开打。 如之前一样，戚继光又摆出了鸳鸯阵，倭寇们则排出一字阵迎战。 所谓一字阵，就是一字排开，实在说不上有多高明，然而意外发生了，戚家军虽然取得了优势，砍杀了很多敌人，却未能如以往一样，迅速击溃敌军。 在后方观战的戚继光也很纳闷，但片刻之间，他已然找到了原因——地形。 鸳鸯阵是一个威力强大的阵型，但毕竟有十一个人，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空间，而花街地形狭窄，根本施展不开，战局自然陷入僵持，于是戚继光下达了第二个命令： “变阵！” 瞬息之间，鸳鸯阵突然发生了变化，开始了第一次变阵。 队长身后的两列纵队各自分开，以五人为单位进行布阵，狼筅兵迈步上前，与盾牌并列，形成第一道防线，两名长枪手跟随其后，短刀手殿后，开始独立作战。 如果说鸳鸯阵是戚继光改编自唐顺之原创的话，那这个阵型应该算是他的独立发明创造，主要用于狭窄地区的巷战，它的名字叫五行阵。 毕竟人少好办事，五个人比十一个人要灵活得多，倭寇们挥舞长刀，面对五行阵，既不能攻，也不能守，只要被狼筅挂住，顷刻之间就会被长矛刺穿，虽然许多人持刀狂呼，死战不退，但除了身上多几个窟窿，实在没有更多的收获。 于是他们决定逃跑，也就在这个时候，戚继光再次下达了指示。 阵型就此开始第二次变化。 在命令下达的那一刻，狼筅兵迅速上前，超越所有同伴，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两名长枪手紧跟在他的身后，盾牌手和短刀手分别站在长枪手的侧方，保护他们的侧翼。阵型在狼筅兵的带领下，开始发动追击。 这是鸳鸯阵的第二种变化，它的名字叫三才阵。主要用于冲锋进攻，或是敌军败退时的追击。 当然对于日本人而言，阵型变不变，实在已经不重要了，五行阵和三才阵都是要人命的，跑路才是最佳选择。戚家军追击残敌，再次大获全胜。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七日，花街战斗结束，倭寇伤亡一千余人，全军溃败，救出被掳百姓五千余人，戚家军伤亡合计：三人。 在新河之战与花街之战后，倭寇大势已去，戚继光继续发动攻击，并在上锋岭和长沙之战中大量歼灭敌军，同年五月末，进犯倭寇全线败退，日本的仁兄们乘兴而来，被人追着屁股打了一个月，没有抢到钱，反而赔了本，只好败兴而归。 这是一次光辉的战役，是一次以戚继光的彻底胜利，日本倭寇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战役。 “臣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浙兼制军务胡宗宪上奏，（嘉靖） 四十年四五月，倭贼分犯台州水陆诸处，台金严参将戚继光，共擒斩倭首一千四百二十六夷，焚溺死者四千有余。” 自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七日，戚继光率其所部四千明军，对阵两万敌军，在无其它军队配合的情况下，五战五胜，共计歼敌五千五百余人，累计伤亡不足二十人，史称“台州大捷”。 粉饰太平 第十九章 侵略者的末日 【妥协】 戚继光终于功成名就了，因为在台州大捷中的优异表现，他升任都指挥使，从此，他开始被人称为民族英雄，抗倭名将。但在这一切光辉的背后，是另一个戚继光——一个善于搞关系，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的人。 在无数史书中，戚继光是英勇无畏的化身，他能谋善断，所向无敌，这一切都是事实，但他也有着另一面，比如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去拜码头，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一通，然后再认同族找祖宗，大家就算是兄弟了，但是依照他的工资，绝不可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花销。所以结论就是：戚继光是一个既收礼又行贿的人。 在少年时代，每天环绕在戚继光耳边的，是父亲的教诲，教诲他一定要为人清正，不能搞歪门邪道，戚继光曾坚信并坚持过这些教导，他相信父亲是不会错的。 然而从他十八岁到山东上任时起，他就发现自己错了，虽然他清正廉洁，虽然他刚正不阿，但这一切毫无用处，没有人理会他，也没有人帮助他，他的理想和信念或许很高尚，却根本无法实现。 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无疑是俞大猷的被迫离去。 对俞大猷而言，岑港之战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和戚继光一样，他也开始了演练新军，并很快就锻造出一支极有战斗力的军队，此即所谓“俞家军”，而他的阵法也十分奇特，分别叫做三叠阵和夺前蛟阵，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你只要知道这两个阵型很牛就行了。 军队有了，阵法也有了，俞大猷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个机会，因为和之前一样，他再一次遇到了莫名其妙的事情，而这一次的主角是胡宗宪。 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胡宗宪接到了这样一个通报，说有群倭寇在浙江沿海游荡，请示如何处理。 胡宗宪想了一下，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不要管他们，别让这些人靠岸就行。” 两个月后，他接到消息，都察院监察御史李瑚告了他一状，罪名是纵敌逃窜，以邻为壑。 这也真是流年不利，胡宗宪没有想到，那帮倭寇是来干抢劫的，不去东家就去西家，胡总督不接待，他们就跑到了福建，大抢了一把。 福建巡抚气得鼻子都歪了，暴跳如雷，一定要找胡宗宪算账，于是便把官司打到了皇帝那里，要求追究胡宗宪的责任。 但胡宗宪毕竟是浪大水深，几番动作下来平安过了关，事情经过大致如此。 但这个故事和俞大猷似乎毫无关系，麻烦又从何而起呢？ 如果有关系，那这事就不奇怪了，俞大猷这一辈子，奇就奇在莫名其妙上。 事情了结后，胡宗宪开始回过味来，福建方面一口咬定是自己放任不管，莫不是自己这里有人透露了消息，当了内奸吧？ 于是他开始查找蛛丝马迹，先查李瑚，福建人，再查自己，福建的，层次高的，能接触机密的，于是答案终于出现了：俞大猷，浙江总兵，福建晋江人。 这真叫命苦不能怨政府，俞大猷同志老老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做事，就因为是福建人，结果竟然成了奸细。胡总督雷厉风行，他随即上书，把责任推到了俞大猷的身上。 皇帝又一次生气了，他当即下令，削去俞大猷的官职，把他抓进诏狱。 戚继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清楚地记得，当初胡宗宪是多么器重俞大猷，对他言听计从，而转瞬之间，他就把这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亲手送进了监狱，从浙江军区司令员，到锦衣卫监狱的囚犯，只要短短的几天。 所以他终于意识到，把自己的命运和信念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是极其不靠谱的，亲密战友胡宗宪也不例外。 然而就在他为俞大猷痛惜不已之时，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俞大猷竟然出狱了，并调往北方边界戴罪立功。而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能得到如此宽大处理，是严嵩收了钱，在皇帝大人面前说了话。 戚继光百思不得其解，官场之中，俞大猷的收入也就是个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家里有几文钱他很清楚，能养活老婆孩子就不错了，哪里有钱去行贿？但如果没有钱，严老贪怎么会帮他说话呢？ 于是他开始怀疑，俞大猷和严嵩之间有着某种秘密的关系。 不久之后，他终于从朝廷内线那里得到了消息，俞大猷确实没有送钱给严嵩，也绝非严嵩的亲信，他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是因为他有着一个好朋友——陆炳。 俞大猷是如何搭上陆炳这条线的，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陆炳不但出面为他说情，还自己拿钱送给严嵩，当作是办事的费用。 陆大人的面子严嵩自然要给，于是俞大猷就此光荣出狱。 这个答案震惊了戚继光，他没有想到，平日沉默寡言，老实巴交的俞大猷，竟然有这么硬的后台，而自己与他交往多年，关系非常好，竟然从未听他透露过一语。 戚继光感到毛骨悚然，他终于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他明白，自己固然有着舍身保国的伟大理想，但如果没有靠山，没有关系，俞大猷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即使是平日关系极好的胡总督，也可能随时翻脸，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而那时，他将孤立无援，也不会有另一个陆炳来救他。 于是戚继光明白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要想不负父亲的期望，就不能遵照父亲的处事方法，他决定改变这一切。 此后的戚继光开始了奔波，兵部有领导下来，他请客，他到兵部去，还是他请客，而酒桌上拜把子拉兄弟更是家常便饭，大家都认为戚继光够朋友，够大方，久而久之，他在兵部扎下了根，上级领导对他也十分重视。 但这并不是他的目的，戚继光知道，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的陆炳，找到一个真正的靠山。 在戚继光的寻找名单中，两个人的名字被最先划掉，第一个就是严嵩，因为他很清楚，胡宗宪是严党分子，如果自己要绕过胡宗宪结交严嵩，必定死无葬身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严老贪胃口很大，要请他吃饭，先要数数自己荷包里有多少钱。 第二个是徐阶，这个人也不能考虑，虽然戚继光对他有好感，但毕竟在朝廷中，他处于下风，如果投靠此人，就等于与严嵩为敌，没准会比徐大人死得更早。 两位大哥被排除后，戚继光开始继续寻找，而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将来必定前途远大，于是他在自己的名单上记下了这个人——高拱。 他的眼光确实精准，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这位高拱虽然官职不高，却是一个十分孤傲嚣张的人，而且此人还有个最大的特点——不收贿赂。 换句话说，这个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既不要钱，也不要女人，当然，高拱同志绝对不是无欲则刚，他只是将所有的欲望放在了一件事上——权力，他的最终目的是夺取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而这是戚继光绝对无法满足的。 但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戚继光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人，此人是高拱的副手，时任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副校长，为人深谋远虑，极有发展前途，于是戚继光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也是最后一个名字——张居正。 这就是后来那对黄金搭档的起始，至于戚继光如何与张居正交好，实在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戚继光很会来事，而在某些方面，张居正也不正。 戚继光就这样稳定了他的地位，事实证明，他是有远见的，以至于后来胡宗宪完蛋，他依然屹立不倒数十年，这都归功于他的交际工作。 交际是要钱的，而以戚继光的级别待遇，即使借高利贷也不经用，所以闭着眼睛也能猜到，他有着除工资之外的经济来源。 这就是戚继光的另一面，似乎很不得体，似乎见不得人，似乎应该谴责，但你应该知道，他镇守东南之时，“百姓欢悦，倭寇丧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因他而保全，他离职之时，“领将印三十余年，家无余田，惟集书数千卷而已”，他的所有收入，无论正当与否，都用于了交际，而他自己，是清白的。 在现实面前，绝不妥协的杨继盛是伟大的，因为他历经磨难，坚持了自己的理想：舍身取义，报效国家。但妥协的戚继光，同样是伟大的，因为一个同样崇高的理想。 嘉靖三十年（1551），戚继光驻守蓟门，那年他二十四岁，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并不安分，除了值班看书外，还喜欢到处乱逛，而事情正是发生在他闲逛的时候。 有一天，他外出远行，路过一座寺庙，看见里面烟雾缭绕，便下马进去看热闹，发现原来是有人在讲长生之道。 嘉靖年间，长生之道十分盛行，因为皇帝大人喜欢，老百姓们自然也不甘落后，纷纷效仿，但他们没有嘉靖同志那样的炼丹技术和原料，又想赶时髦，所以只能一堆人聚在一起吹吹牛，实在比较无聊。 然而正是在这个无聊的聚会上，戚继光找到了自己的理想。 鉴于无法实践，且吹牛不用上税，大家开始积极讲述自己的长生观点，比如烧香拜佛，早上跑步，少吃多睡等等，某些热衷者趁机四处搭话，劝人炼丹修道，戚继光也成为了他们的发展对象，面对着这片乌烟瘴气的混乱，戚继光的忍耐终于到了极点，他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于长生之道，我也有所心得，愿与诸位共享。” 于是现场肃静下来，一个嘹亮的声音响彻着整座寺庙： “鞠躬尽瘁，夕死无憾，此即长生之术！” 然后他走出寺门，在所有人诧异的眼光中骑马扬长而去，一切都源自于此，之后他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 【凯歌】 在经营仕途的同时，戚继光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倭寇的打击，多次全歼敌军，所谓“遇戚不得活”，实在是倭寇们的一致心声。也正是由于他太过生猛，除了几个愣头青外，老牌倭寇们都不敢去浙江，连经过他的防区，都要绕很远。 但倭寇们也得吃饭，戚继光断了他们的活路，他们只好另找地方抢劫，而这个新的开工地点，就是福建。 于是从嘉靖四十年（1561）起，倭寇们大肆入侵福建，其扩张力和战斗力十分惊人，当地明军不是对手，于是短短一年之间，北到福清，南到漳州，全部陷入敌手。 福建巡抚又扛不住了，只能再次向朝廷上书，但这次不是告状，而是请求胡宗宪支援，拉自己一把。 对此，嘉靖十分重视，他直接命令胡宗宪，火速派戚继光前去驰援。另一场战役的序幕就此拉开，所有人都看到了它的开始，却没人料到它的结局，胡宗宪和戚继光也不例外。 在福建，戚继光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福建监军副使汪道昆，面对这位满头大汗，急得火烧眉毛的当地官员，戚继光镇定地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敌人在哪里？” 而他得到的回答是：“到处都是！” 看完形势图后，戚继光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麻烦大了。 由于当地缺少得力的将领，福建的倭患十分严重，几十个人就敢开抢，而明军对此束手无策，局势几乎完全失控。 这个烂摊子实在不好收拾，敌人不但多，而且分散，如果带着手下四处追，打不死也得累死。 虽然形势极其复杂，但戚继光相信，解决问题的钥匙，必定就在这片混乱之中，经过长时间的思索，他终于找到了。 倭寇敢于如此嚣张，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畏惧感，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可以想抢就抢，想杀就杀，没人能够阻止，所以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找到他们中间最强大的一股势力，将其彻底消灭，并用悬挂的尸体告诉所有的人，这里不是抢掠的乐土，而是死亡的坟墓。 而戚继光选中的打击目标，叫做横屿。 横屿是一个小岛，位于福建省宁德东北，岛上盘踞着千余倭寇，人数并不多，但戚继光之所以选中此处，是因为这里有着最难打败，最为顽强的敌人。 事实上，岛上的倭寇确实不同寻常，其中大部来自日本九州地区，这里是日本最为贫困的地区，当地居民凶恶野蛮，秉性顽劣，后来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第六师团，就是由九州人组成的野兽集团。 他们在此盘踞了三年之久，平日烧杀抢掠，搞得此地附近几百里荒无人烟，宁德县城成为一片废墟，福建巡抚曾调集十几路大军围攻，却毫无成效，因为他们不但战斗力极强，还有着一个十分强大的帮手。 其实横屿岛和陆地的距离很近，最多也就几里而已，说句寒掺话，带个救生圈就能游过去，但奇怪的是，以往明军大规模进剿，总是眼睛看得见，两腿过不来。 之所以会有如此怪事，是因为横屿岛实在太过奇特，这里早上退潮，下午涨潮，涨潮的时候，海水十分汹涌，会淹没原有的陆地，将海岛与大陆的距离拉大近几十里。而退潮的时候，海水带来的大量泥沙会使道路十分泥泞，根本无法行走。 所以现在你应该知道原因了，每天白天落潮，下午晚上涨潮，这就意味着夜袭十分困难，而在光天化日之下横渡进攻，实在是被人当移动靶练习射击的绝佳机会，更为麻烦的是，即使你冒着被射成刺猬的危险往前冲，在你成功上岛之前，也很有可能被脚下的烂泥陷住，或是摔个七荤八素。 好吧，就算你是神仙，腾云驾雾地上了岛，遇见了敌人正式开打，但有一点你必须要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完收工，并且最好保证打赢。因为到下午，潮水就会再涨起来，而且这玩意不等人，它三点涨潮，你四点还没有完事，对不住，兄弟你只能在岛上过夜了，万一你运气不好，上岛的人数不多，或者没有打胜，就要有晚上被人摸黑干掉的心理准备，因为对方应该不太愿意与你和平共度这个夜晚。 所以整整三年，前前后后十几万军队，几十位将领，对此都束手无策，于是戚继光来了，而他总是有办法的。 仔细研究了此地特点后，思虑再三，戚继光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战略，但在作战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戚继光开了一次会，与会者是他属下的所有将领和士兵。在会议上，他用沉重地声音告诉了所有人事实的真相： 在横屿岛上盘踞着一群十分凶悍的倭寇，他们可能比以前遇到的任何敌人都难于对付，而且此地潮汐复杂，早上六点开始退潮，下午二点开始涨潮，也就是说，从登陆开始到战斗结束，你们只有四个时辰（八个小时）的时间。 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宁静，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戚继光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最后的话： “你们一旦上岛，便无退路，如不能胜敌，潮汐再涨时，便是必死之刻，若你们无此决心把握，便不要渡海，我绝不责怪。”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戚继光听到了雷鸣般的回答： “不远千里而来，岂能后退，不杀倭奴，誓不罢兵！” 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土，为被杀害的同胞复仇，不用犹豫，也无须多说。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初九凌晨，戚家军向横屿发起进攻。 此刻潮水刚刚退去，而天色尚早，倭寇们戒备松懈，是最佳的出发时间。 但刚走几步，第一个难题就横在了面前，由于刚刚退潮，道路十分泥泞，很多地方完全无法行走。但戚继光早已想好了对策，他让每个士兵带上了一件特殊的物品——稻草。每前进一步，士兵们都撒草铺路，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行进着。 此时海岛上的倭寇已经发现了戚家军，但他们却没有行动，只是冷笑着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幕。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要想登陆上岛，靠稻草是远远不够的。 果然，更为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士兵们终于发现，越靠近海岛，泥泞就越严重，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致命之处，在于体力。 曾有历史学家统计过，明代士兵作战时，身上的盔甲，外加武器装备，负重至少在十五公斤以上，而携带多种武器的戚家军只多不少。 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连美军特种海豹突击队平日演练时，负重也只有十公斤左右。而戚家军在跨越淤泥之后，还要趟过海水，是名副其实的武装泅渡。 事情似乎正如倭寇们的预料，明军开始体力不支，东倒西歪，照此下去，即使能够爬到岸上，也根本无力作战。 后方的戚继光看到了这一切，他十分清楚，如果继续下去此战必败，于是，他让人拿出了他预先准备的那样东西。 前面的士兵们已苦不堪言，只凭借顽强的意志苦苦支撑，而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阵响亮的鼓声。 士兵们回过头来，看到了这样一幕场景。 戚继光独自屹立在那里，奋力地击打着擂鼓。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这是他能提供的唯一帮助。 于是在这个即将破晓的黎明，孤独而清越的鼓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回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片刻沉寂之后，在鼓声的伴随下，明军支撑着疲倦的身体，向前方的小岛继续前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念。 因为那本就是属于他们的土地。 倭寇们终于慌乱了，他们亲眼看见了奇迹的发生，这支疲惫不堪的军队忽然重新奋起，征服了泥沼和海水，一步步向自己走来。 被巨大恐惧笼罩的倭寇立刻开始整队，集中全部兵力在海边列阵，准备玩一次“击其半渡”，等待明军上岸后，趁他们立足未稳，发动攻击将他们赶下海去。 然而他们再次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登岸的明军并没有如倭寇所料，直接发起进攻，而是坚守原地，直到剩下的同伴赶到，排出那个特别的阵形后，才开始继续前进。这时倭寇们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自鸳鸯阵成型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失败就已注定。 所以虽然他们来自出产最凶残野兽的九州，虽然他们负隅顽抗，进攻受挫仍然狂叫着挥刀冲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比他们更为勇猛的明军和威力强大的鸳鸯阵面前，失败是他们的唯一结局。 很快战斗就演变成了游戏，倭寇全线溃败，而明军则变为三才阵和五行阵，四处追赶逃窜的倭寇，并将他们置于死地。岛上的千余名倭寇要么被杀，要么自杀，要么淹死或被俘，总之无一幸免。 横屿之战就此结束，三个时辰之内，明军全歼岛上倭寇，并解救出被掳妇孺八百余人，己方伤亡共计十三人。 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戚继光和他的军队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当之无愧。 战斗胜利了，用尽最后一分气力的明军再也支撑不住，纷纷躺倒在地，动弹不得，寂静笼罩着战后的横屿。 戚继光沉默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知道，这是胜利的宁静，是无声的凯歌。于是一声高昂的吟唱就此响起： 〖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停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此即千古传诵之《凯歌》，青史留转，余音不绝。 【覆灭】 横屿之战的真正意义在于杀鸡给猴看，此战之后，福建各地倭寇皆闻风丧胆，再也不敢嚣张放肆，戚继光趁胜追击，先后在杞店、牛田、林墩大破倭寇，先后歼敌五千余人，形势一片大好。 但这时麻烦来了，虽然胡宗宪总领东南，但福建并不是他的属地，戚继光只是被暂借而已，时候一到还要回去报到。有这么好的外援，福建巡抚自然舍不得放走，而且此时正是打击倭寇的最好时机，如果撤回浙江，必将前功尽弃。 于是戚继光决定向胡宗宪上书，要求延长租借期，他信誓旦旦地对福建监军汪道昆表示，胡宗宪是一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人，如无意外，事情绝无问题。 但意外偏偏发生了，因为他的这封上书，胡宗宪根本就没有看到。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胡宗宪被削去官职，逮捕入京。 粉饰太平 第二十一章 曙光 【痛苦的旁观者】 无论胡宗宪和徐渭结局如何，他们总算有过辉煌光明的时刻，然而对于徐阶而言，从头至尾，他的生活都笼罩着重重黑雾，杨继盛死了，唐顺之走了，众叛亲离的场景再一次出现，手下纷纷另寻出路，没有人愿意依附于他，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严嵩作对。 而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无疑是王世贞事件。 王世贞被列入了严嵩的黑名单，其实这位才子并没有得罪过严首辅，所有的一切，只是因为在杨继盛死后，他帮助这位穷困的同学收了尸，并且还号啕大哭一场。 不过是帮人收了尸，不过是痛哭了一场，难道连这点权力都没有吗？ 对于严嵩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反抗者要整，同情反抗者也要整，他把自己的矛头对准了王世贞。 但王世贞是聪明的，他十分小心，没有留给严嵩任何把柄，但严首辅终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的父亲。 说来也巧，恰在此时，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工作上出了问题，被革职查问，本来这是个可大可小的事，但由于儿子的问题，严嵩横插一杠，竟然问成了死罪。 王世贞慌了，他舍弃了所有的尊严和立场，即刻离职赶往京城，直奔严嵩的家，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掌握在这个人的手中，包括父亲的生死。 这招单刀直入也有些年头了，陆炳用过，严嵩也用过，现在是王世贞，不过可惜的是，这次他的工作对象不是夏言，而是严嵩。 王世贞跪在严嵩的门口，日夜不息，不停地磕头求饶，不停地痛哭流涕，严嵩似乎也被感动了，亲自接见了他，当场表示此事不用担心，有我严嵩在，你爹自然没事。 王世贞相信了他的话，但过了一段时间，不但没见父亲出狱，刑部的同事还透风给他，说严嵩曾数次催促，让他们赶紧结案，杀掉王忬了事。 王世贞惊呆了，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思前想后，他决定用最后一个方法，一个许多人死也不肯用的方法。 第二天，在朝臣们上朝的便道上，王世贞和他的弟弟跪拜不起，面对前去上朝的文武百官，不住地磕头，直到血流满面，希望他们能够帮忙说句好话，放了自己的父亲。 然而没有人理会他们。 于是王世贞做出了为无数读书人痛心疾首的举动，他跪在地上，自己扇自己的耳光，一边扇一边哭，扇到脸部红肿，口中还不住呼喊，希望有人发发善心，帮忙救父。 依然没有人理会他们。 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这悲惨的一幕，但所有的人都没有出声，因为象杨继盛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于是一个月后，王忬被杀掉了，王世贞悲痛欲绝，却无计可施。 严嵩再次获得了胜利，然而他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他继杨继盛之后，干的第二件蠢事。因为王世贞，是个绝对不能得罪的人。 要知道，这位王兄虽然不是什么大官，却是大才子，他是文坛领袖，社会影响力极大，据说无论任何人，只要得到他的称赞，就会声名鹊起，任何字画古董，只要他说好，大家就认定是真好。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个有话语权的人，于是严嵩有大麻烦了。 能够捧起人，自然也能踩倒人，此后的几十年中，除了个人文学创作外，他的主要工作都放在了骂严嵩上，他曾写就一书，名《首辅传》，篇中大骂严嵩，由于他多才多艺，是文坛三栖明星，除了写书外，他还善于写诗，写戏。这里面当然也少不了恶搞严嵩，比如那出著名的《凤鸣记》，被后人传唱几百年，经久不衰，而严嵩就此与曹操并列，光荣地成为了白脸奸臣的代表人物。 由于他对严嵩恨之入骨，在他的书中，有一些歪曲事实的情况，但在我看来，与他曾失去的一切和他遭受的痛苦相比，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些不过是身后骂名而已，对于当时活蹦乱跳的严嵩而言，并没有任何影响，他依然照吃照睡，骨骼好身体棒。 真正被震惊的人是徐阶，他没有想到，严嵩竟然狠毒到了这个份上，竟然如此折磨一个同情者，作为一个老牌政治流氓，可谓是实至名归。 作为流氓的升级版本，政治流氓是十分特别的，而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流氓混黑社会，砍死人后，要受处罚进监狱，而政治流氓混朝廷，整死人后，会接着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徐阶很清楚这一点，而他更清楚的是，要对付这个可怕的人，现在还远不是时候，所以从自打耳光的王世贞面前走过时，他没有停留，更没有挺身而出，因为他知道，在这股强大的势力面前，哀求或是愤怒，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积聚力量，等待时机，我相信自己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而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更让徐阶确信，他选择了唯一正确的战略。 在这些年中，徐阶不断地升官，不断地受到封赏，以至于他曾一度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嘉靖的全部信任，然而有一天，这个美丽的梦想被无情地打破了。 那一天，徐阶和严嵩一同进西苑向皇帝报告政务，完事后，徐阶准备掉头走人，却惊奇地发现严嵩并不动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他开始放缓了脚步。 于是接下来他看见了这样一幕，嘉靖拿出了五色芝（炼药原料），交给了严嵩，却并没有说话，严嵩也只是顺手收下，然后得意地看了徐阶一眼，扬长而去。 面对眼前的一切，徐阶尴尬到了极点，他开始觉得，在这两个人面前，他不过是个外人而已。 还是皇帝大人机灵，打破了这片难堪的沉默： “你任职吏部尚书，应该关心政务，就不要做炼丹这类事情了。” 嘉靖是笑着说完这句话的，然而徐阶却在那笑容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自从夏言死后，徐阶小心翼翼，畏首畏尾，吃苦受累，奉承巴结，只是为了在这座政治金字塔中不断进步，不断攀升，直到那最高的顶点，获得皇帝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除掉那个他恨之入骨的人。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来到了这个位置，距离最终的目标严嵩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这一步几乎是无法跨越的。 自嘉靖二十一年严嵩入阁以来，他已经在皇帝身边度过了近二十个年头，嘉靖已经习惯了严嵩，习惯了他的言谈举止，习惯了他的小心伺候，他们已不仅仅是君臣，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朋友。 而他们之间那一幕默契的情景，也告诉了徐阶，或许皇帝愿意提升他，或许皇帝愿意让他办事，但皇帝并不真正信任他，在这位天子的心中，自己不过是个办事员，绝对无法与严嵩相比。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严嵩强大力量的源泉，徐阶几乎绝望了，但他已没有回头路，于是他再次弯曲了膝盖，向皇帝跪拜行礼： “臣愿为皇上炼药，望皇上恩准！” 原则不重要，尊严也不重要，无论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还是如来佛祖、基督耶稣，只要你信，我就不再反对，因为我要生存下去，要坚持到最后的那一刻。 我会继续忍耐，直到在将来的那一天，用绳索亲手套住那个罪大恶极者的脖子，让他血债血偿为止！ 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徐阶干了这样几件事情，首先他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做妾。其次，在内阁事务中，他不再理会具体事件，一切惟严嵩马首是瞻，严嵩不到，他绝不拍板。最后他还舍弃了自己的上海户口，借躲避倭寇之名，把户籍转到了江西，就此成了严嵩的老乡。 严嵩绝不是一个容易相信他人的人，特别是徐阶这种有前科的家伙，但这几招实在太狠，加上经过几年的观察，他发现徐阶确实没有任何异动。 于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开始放松警惕。 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听话，服服帖帖的下属，似乎也没有必要过于为难，所以严嵩改变了对徐阶的态度，不再提心吊胆，对他日夜戒备，虽说他仍然不放心这个老冤家，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徐次辅已不再是他的敌人。 敌人已经不是了，却变成了仆人。 在当时的内阁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严嵩说了算，即使有人找到徐阶，他也从不自己拿主意，每次都说要请示上级，根据明代规定，内阁学士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等级之分，到底谁说了算，还是要看个人。 所以当年张璁虽只是阁员，却比首辅还威风。 而现在徐阶已经是从一品吏部尚书兼内阁次辅，遇到事情居然连个屁都不放，慢慢地，他开始被人们所鄙视，讥笑他毫无作为，胆小如鼠。 于是不久之后，都察院御史邹应龙找上了门。 他满脸怒容，一见徐阶，就亮开嗓门大声说道： “尚书大人每日坐在家中，想必不知外面如何议论阁下吧！” 邹应龙，字云卿，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在不久的将来，他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作为一个新晋官员，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老牌政治家徐阶的信任，并成为他的嫡系，除了他为人正直，厌恶严嵩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王学的忠实门徒。 既然是同门中人，自然是无话不说，他极为愤怒地告诉次辅大人，外面的许多大臣都在讥讽他胆小怕事，惟命是从，不过只是严嵩的一个小妾而已！ 在当年，这句话大概是骂人用语中最为狠毒的，昔日诸葛亮激司马懿出战，用的无非也就是这一招。 按照邹应龙的想法，听到此话的徐阶应该勃然大怒，跳起来才对，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个依旧面带微笑，神态自若的人。 于是他再次愤怒了： “大人如此置若罔闻，难道你已不记得杨继盛了吗？！” 当这句质问脱口而出之时，邹应龙惊恐地发现，那个微笑着的好好先生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露杀气的人。 “我没有忘，”徐阶用一种极为冷酷的语气回复了他的训斥，“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等待只因值得，隐忍只为爆发，要坚信，属于我们的机会终会到来。 【胜算】 徐阶就这样在屈辱和嘲讽中继续胆小怕事，继续惟命是从，继续等待着，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直到有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判断。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董传策、张翀纷纷上书，弹劾严嵩奸贪误国，在明代，弹劾是家常便饭，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问题在于，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首先这三个人是在同一天上书，如果说没有预谋，很难让人相信，而自杨继盛死后，弹劾严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敢触这个霉头的人也越来越少，这三位仁兄突然如此大胆，如果不是受了刺激，自然是受了指使。 至于何人指使，只要查查他们的档案，就能找到答案：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吴时来、张翀都是徐阶的门生。到底是谁搞的鬼，白痴都能知道。 严嵩感觉自己上当了，他意识到这是徐阶精心布置的一次打击，但他不愧是政坛绝顶高手，立刻想出了对策，一面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而暗地里却密奏，表示其背后必定有人暗中指使。 这是一次经过精心谋划的应对，因为严嵩十分清楚，这位皇帝啥都不怕，就怕阴谋结党，一定会命令追查。 果然嘉靖很快下令，把三人关进了监狱，严刑拷问，一定要他们说出主谋，但这三位兄台敢于弹劾严嵩，自然是有备而来，被锦衣卫往死里打，却打死也不说。案件查不下去，只好认定他们是心有灵犀，自觉行动，全部都发配充军去了。 对于这个结果，严嵩虽不是太满意，但也就凑合了，在他看来，自己成功地击退了徐阶的进攻，获得了胜利。 然而严嵩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以徐阶的智商，应该知道这种弹劾不会有结果，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事呢？ 所以答案是：他错了。 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他，而是徐阶，因为这不是一次进攻，而是试探，徐阶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不久之前，他找来了吴时来、董传策和张翀，安排他们上书弹劾，并向他们事先说明，这是一次必定失败的弹劾，而他们可能面对免职、充军，甚至杀头的后果。 三个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一个完全相同的信念和目标。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弹劾无效，他们被发配边疆，然而这只是严嵩所看到的那一面，此事的另外一个结果，他却并不知道。 嘉靖已经不耐烦了，虽说他并不会因为弹劾而处罚严嵩，但长年累月，他都要为这位仁兄擦屁股，处理骂他的公文，正如一些史书所记载的那样：“上虽慰留之，然自是亦稍厌嵩矣。” 而且严嵩还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以嘉靖的聪明，就算没有证据，自然也知道这次弹劾是徐阶所指使的，虽做了个样子，把三个人逮捕入狱，最终却还是从宽处理，发配了事。如果他要处理徐阶，随便找个由头就是了，根本不用什么证据。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徐阶在皇帝心目中地位的提高，它意味着当徐阶和严嵩发生矛盾时，皇帝的庇护将不再只属于某一个人。 老奸巨滑的严嵩只看到了对他有利的那部分，而徐阶却明白了所有的一切，他清楚地知道，决胜的时机虽然还没有到来，却已不再遥远。 话虽如此，毕竟还是惹了大事，徐阶随即请了大假，躲在家里闭门谢客，继续当庄子的儿子——庄（装）孙子，人也不见，事情也不管。 徐阶再次开始了等待，因为时机总是在等待中出现的，两年之后，当那个人的死讯传来时，他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因为直觉告诉他，机会已经来到了门口。 陆炳死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一月，这位聪明绝顶、精于权谋的特务离开了人世。终其一生，我们大概可以给他这样一个评价——懦弱。 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苦读圣贤之言，他知道严嵩是坏人，知道他做了很多坏事，但他依然与坏人合作，依然同流合污。他掩护过沈炼，保护过裕王，帮助过俞大猷，所谓“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所谓“周旋善类，亦无所吝”，绝不是能够随意得到的评价。 然而他依然是懦弱的，在黑暗的面前，他不敢决裂，也不敢奋起反抗，而最让他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的，大概就是李默之死了。 李默，是陆炳的老师，当年他主持武会试时，对陆炳十分欣赏，并特意提拔，两人就此成为了师徒，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情谊。 李默是一个正直的人，此外还有点固执，所以在担任吏部尚书的时候，他和严嵩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别人如何惧怕严嵩，他却始终不买这位首辅大人的账。于是当他主持会试，并亲自出题的时候，严嵩找到了一个将其置于死地的破绽。 在那次会试中，李默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汉武、唐宪以英睿兴盛业，晚节用匪人而败”，这看上去应该算是一道普通的历史议论题，并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人有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谁来看以及怎么看，如果在不恰当的时间得罪了不恰当的人，自然就是玩你没商量了。 严嵩随即使出了联想大挪移神功，揭发李默之所以出这个题目，是想影射当今皇帝，虽然这似乎是两件根本不沾边的事，但经过严大人的不懈努力和蛊惑，李默终于被皇帝关进了监狱，之后又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其手段真可谓是阴险到了极点。 然而面对这一切，陆炳却并没有出声，他眼睁睁地看着老师被关入牢房，被残忍地整死，也不敢站出来，不敢去反抗严嵩。 所以虽然他懂得是非、心存善念，虽然他威风八面、位高权重，被授予太保（正一品）兼少傅（从一品），是明代三公兼三孤衔的唯一获得者。（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少师、少傅、少保合称三孤，整个明代除陆炳外，无人兼得） 但他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对于徐阶而言，这个人的死实在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陆炳虽然为人尚可，却是严嵩的重要盟友，此人十分精明，如若要解决严嵩，必然要过他这一关。正如严世蕃所说，三人中若得其二，天下必无敌手。 现在陆炳已经死了，徐阶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然而他仍然无法得到任何帮助，杨博还活着，他也还是极其讨厌严嵩，但这位仁兄却不愿意也没法掺和进来，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兴趣爱好——打仗。 张居正后来曾经说过，他最景仰的人之一就是杨博，这位仁兄之所以名声在外，是因为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不但担任过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后还干过人事部长（吏部尚书），如此跨专业发展，可谓是复合型人才。 而他最牛的一次表现，是在与蒙古军队对垒的战场上。 嘉靖三十三年（1554），鞑靼发动十余万大军进犯蓟州，消息传来边军非常恐惧，以为要完蛋了。杨博却十分镇定，每天都卷着铺盖在古北口城墙上打地铺，呼呼大睡，睡醒了却也不下去，就在城墙上呆着督战，他不下去，别人也不敢下去，一天到晚都屯在这里，这就可怜了蒙古人，连续打了四天四夜，连墙根都没摸着，只好全部撤走。 战后不久，嘉靖为表彰他的功勋，升他为正部级都察院右都御史，兼任兵部尚书，此后他又担任了宣大总督。这么一位牛人，之所以没有进入朝廷，天天在边界喝风，除了他本人热爱战争，对政治不感冒之外，也要拜严嵩同志所赐。 由于严世蕃的提醒，严嵩对此人戒备万分，每次嘉靖想起杨博，准备召他回来的时候，严大叔不是说他身体不好，就是说边界太忙，他走不开。就这样，杨博在祖国边疆站了十几年岗，就算想帮徐阶的忙也没辙。 而高拱更是老奸巨滑，他即不争，也不靠，每天就等着参加嘉靖同志的追悼会，然后一夜之间奴隶翻身作主人。 但低调的他，却还是引起了严世蕃的注意，此人虽说人品极坏，眼光却着实极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了高拱的才能和企图，于是他找上了门，并且开门见山： “我听说裕王殿下对家父（严嵩）一直有所不满，不知是否属实？” 这是一句要人命的话，而面对着严世蕃的质问，高拱显现出了超凡的反应能力，他镇定地回答： “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严首辅是国之栋梁，裕王在皇上身边多年，一向对严大人礼遇有加，传言绝不可信。” 这句话恩威并施，先说我不得罪你，再讲明老子也不是好惹的，裕王毕竟是裕王，你最好放聪明点。严世蕃自然明白，聊了一阵后就走了，高拱却十分清楚，这位仁兄突然上门，一见面就亮凶器，绝不只是为了过过嘴瘾。于是他派人给严世蕃送去了厚礼，这才算把事情摆平。 在高拱看来，保住裕王，就保住了一切，徐阶死也好，活也好，都不关他的事。 张居正倒是想插一脚，可他现在只是个中央大学副校长，才是个正六品官，朝中像他这样的一抓一大把，真可谓是百无一用。 于是几番穷折腾，变来变去之后，徐阶终于再次弄清了形势：在他的身边，没有任何可靠的帮手，而在他的面前，还有一个最为可怕的敌人——严世蕃。 【暗示】 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徐阶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严嵩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枝繁叶茂，只是因为严世蕃。 这位严公子虽然是个瘸子外加独眼龙，却实在是聪明盖世，但凡官场上的那套玩意，无论明规则、潜规则，他都了如指掌。他在朝廷的职务是工部左侍郎兼尚宝司丞，工部搞工程，而尚宝司管机要，严世蕃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兼机要处处长。 这两个岗位是朝廷里最肥的肥差，让严世蕃干这份工，那就是让黄鼠狼去看鸡，而他对阴谋及人心的把握，更是到达了人类智慧的顶点，想在他面前耍诡计，只能是班门弄斧。 比如当时的一位河道总督，奉命去修缮淮河，朝廷拨了十万两白银，这位兄台想捞一把，用了五万两完工，自己留下三万，其余的自然要送给严副部长。 可是严世蕃收到钱后，却还是把他叫到了自己府上，让他把剩下的钱交出来，总督大人装糊涂，说结余就这么多，实在没钱了。 于是严长官生气了，看见对方不上道，当即拍案而起： “不要自作聪明，你手里至少还有三万两！” 总督闻言大惊，只好老实交待，把剩下的钱交了出来，严世蕃同志也算够意思，还是给他留了点。 油水被挖走，疑问却尚未解开，严世蕃又没有现场观摩，怎么知道自己捞了多少钱呢？ 看见对方乖乖就范，严世蕃便帮他解开了他这个疑团，他拿出了一张业绩考核表，得意地告诉对方，是这张表告诉他的。原来这位仁兄每次审查河防工程时都格外留心，仔细观察，久而久之，他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其实一直以来，朝廷修河堤的钱总是绰绰有余的，只要拿出一半，考核成绩就能合格，如果用到七成，考核必定是优秀。 而这项工程的考核只是合格，所以他断定对方吞掉了一半。 在贪污腐化上，严世蕃充分发挥了细致入微、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做到了手中有数，心中不慌，人精明到了他这个程度，可以算是极致了。 但这些在徐阶的眼中，也不过是小把戏而已，真正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严世蕃的另一项特殊能力。 嘉靖皇帝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不但很难糊弄，也很难伺候，他经常会干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只为了不让大臣看出自己的心思。自从修道修玄之后，他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从不主动透露自己的意思，经常让身边的大臣们无所适从。 为了达到神鬼莫测的目的，在给臣下们下达命令时，他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递纸条。 这不是作弊，也不是为了晚上约人去看电影，事实上，它是一种极为凶险诡异的政治手段。 之所以说它诡异，是因为嘉靖写下的那些纸条，即使写成告示，贴在街上，也毫无关系，写在那些纸条上的，其实并非什么具体事项，而是暗语。 这些暗语或者是几个字，或者是一句话，看上去不起眼，然而在这些暗语之中，却隐藏着嘉靖的真实意图。 之所以说它凶险，是因为这些纸条往往只会写给内阁中的几位大臣，用来传达自己的态度，但如果你不够聪明，没有及时参透纸条中的玄机，皇上支持你反对，皇上前进你后退，那就麻烦大了。 可是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暗语，唯一的标准答案只掌握在嘉靖自己的手里，如果你搞不明白，没有会意，他虽不会责怪你，心里却知道你不够聪明，不可重用。 他相信，只有采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地控制住所有的人。 可是他又一次错了，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并非只有他而已，严世蕃也应该算一个，而他的那种特别能力，正是破译暗语。 嘉靖三十四年（1555），张经被免职之后，赵文华想让刚当巡抚的胡宗宪顶替总督的位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所以奏折送上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突然有一天，严嵩收到了一张嘉靖写给他的纸条，上面只写了六个字：宪似速，宜如何。 严嵩略一琢磨，便了解了其中的含义，宪自然是指胡宗宪，这句话的意思是胡宗宪似乎升得太快，你认为应该怎么样。 于是他准备再为胡宗宪说几句话，建议破格提拔干部，并写好了奏疏，就在他准备送上去之前，严世蕃凑了过来，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然后他大笑了起来。 “你错了，”严世蕃得意地说道，“皇上的意思并非如此。” 他告诉自己的父亲，那个宜如何的宜字，并不是应该的意思，而是指杨宜。 杨宜，时任南京户部右侍郎，从政经验丰富，对于嘉靖而言，他比愣头青胡宗宪要可靠得多。所以皇帝的真正意思是，胡宗宪升得太快，你认为杨宜如何。 这虽然是一句问话，但严嵩很明白，它代表的并不是疑问，而是一种态度，所以他立即上书，推荐杨宜接任总督。 这只是嘉靖同志诸多谜语中的一个，由于他自幼苦读，十分博学，在纸条上经常使用典故和生僻字，所以只有与他同样学识渊博且聪明绝顶的人，才能解开这些暗语。 毫无疑问，严世蕃符合这个近乎苛刻的条件。 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严嵩始终能够在第一时间迎合皇帝的意图，并逐渐成为嘉靖不可或缺的人。 对于这一独特专长，严世蕃十分自负，他和嘉靖同志一样，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事实上，他并不是暗语的唯一破解者，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也具有相同的能力，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徐阶。 徐阶也曾经遇到相同的境况，在属于他的那张纸条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卿齿与德，何如？ 当看到这六个字的时候，徐阶吓得魂都没了，句中所谓齿，是指年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德行与年龄是匹配的吗？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也可以这样翻译：你这把年纪，怎么是这样的德行？ 一般说来，如果不是要收拾人，绝不会说这样的话。但在短暂的恐慌之后，徐阶镇定了下来，他再次仔细分析了这六个字，并凭借他的智慧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所谓德，不是德行，而是指欧阳德。 欧阳德，时任礼部尚书，所以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你和欧阳德，谁的年纪更大？ 就这样，徐阶成为了第二个破译者，并就此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而对于这一切，严世蕃并不知道。 但处于暗处的徐阶却也无计可施，问题很明显，要解决严嵩，必须除掉严世蕃，可是严世蕃实在太过聪明，毫无漏洞可钻。 既不能进，也不能退，这场智力竞赛再次陷入了僵局，然而就在他百无聊赖，苦苦等待之时，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却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嘉靖四十年（1561）十一月，由于消防工作不到位，宫里失火，说来也是凑巧，哪里不好烧，偏偏就烧了西苑的永寿宫——皇帝大人的寝宫。 这下嘉靖同志无家可归了，只好搬到玉熙宫暂住，如此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于是他找来了严嵩，询问有关重建的事情。 不知道严嵩同志那天是不是吃错了药，自己有好几套房子，就不管领导的死活了，随口说了这样一句话： “三大殿刚刚修完，余料不足，陛下可以暂时移居南宫。” 这就是找死了，你哪怕建议他住工棚，也比让他去南宫好。所谓南宫，就是当年明英宗朱祁镇住过的地方，他被自己的弟弟关押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十分难忘的时光。 对这段历史，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严大人为了凑合，竟然建议嘉靖去住那所独特的牢房，实在不知他怎么想的。 果然皇帝大人发火了，对严嵩怒目而视，此时冷眼旁观的徐阶意识到，自己临场表现的机会到了，他立刻站了出来： “陛下暂居偏殿，阴湿狭小，臣于心不忍，虽三大殿刚成，但据臣估算，以其所剩余料，足以重建永寿宫，三月即可成功。” 听到这话，嘉靖顿时兴高采烈起来，他连声夸奖徐阶，并将此事交由其全权处理，朝堂上随即充满了喜悦的气氛。 就在那一刻，被抛在一边的严嵩颤抖了，他以畏惧的眼神看着身边的徐阶，十多年来，他从未把这个人放在眼里，也从未意识到此人的可怕，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但为时已晚。 在长达十余年的忍耐之后，徐阶终于第一次占据了上风，他看着严嵩衰老迟缓的背影，心中充满了快慰。十几年来，在这个朝堂上，严嵩用尽了手段，耍尽了阴谋，杀掉了一个又一个人无辜的人，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他见证了所有的惨剧，也学到了所有的权谋。 严嵩，这都是你教给我的，现在，我将把从你那里学到的一切，一样不少地还给你！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严嵩因为房子问题焦头烂额的同时，另一个打击也向他袭来。 他的老婆死了，相濡以沫几十年，夫妻感情非常深厚，所以对于严嵩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噩耗，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要严重得多，在噩耗的背后，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根据明代惯例，母亲死了，儿子要守孝服丧，这一重任自然要由严世蕃来承担，但是这样一来，严嵩就麻烦了，因为青词是严世蕃写的，主意是严世蕃出的，儿子去守灵，工作就完了。他既破译不了嘉靖的暗语，也无法应付纷繁复杂的局面。 于是嘉靖对他的信任不断减少，对徐阶的欣赏却与日俱增，而朝中的墙头草们也纷纷改换门庭，严党的实力大幅削弱，自担任首辅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竟如此的脆弱。 如果这样下去，毁灭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作为一个从政四十余年，老奸巨猾的人物，他决不甘心就此完蛋。为了保全自己，反败为胜，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不久之后的一天，在西苑值完班后，严嵩主动找到了徐阶，表示想请他吃顿饭，并恳请他务必光临。 徐阶如约而至，寒暄两句大家开吃，然而刚刚吃到一半，严嵩突然停了下来，叫出了自己全家老小，站在徐阶的面前，突然带头跪了下去，随即几十口人黑压压地跪了一片。 还没等徐阶反应过来，严嵩就用极其哀怨的口气说道： “我年纪已经老了，也活不了多久了，我的这些不肖子孙就拜托您照顾了。” 面对这个后生晚辈，这个和自己作对十余年的敌人，严嵩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虽然他并不情愿，但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能忍气吞声，这是麻痹对方的唯一方法。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情景，徐阶陷入了思索，眼前的一切似乎非常熟悉。 想起来了，那是在十五年前，严嵩和严世蕃跪在夏言的面前，苦苦哀求着他网开一面，保证自己会痛改前非。 那是在三年前，王世贞跪在严嵩的面前，泪流满面，哭天抢地，只求他放过自己的父亲，而严嵩和蔼地扶起了他，承诺一定尽力营救。 于是他立刻上前拉起了严嵩，做出了明确的表示： “首辅大人不用担心，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严嵩，你终于害怕了吗？你终于想退出了吗？ 但一切已经太晚了，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不能弃权的游戏。 为了你的贪欲和利益，你杀掉了夏言、沈炼、杨继盛，你舍弃了那些在俺答铁蹄下呻吟的百姓，你害死了许多无辜的人，破坏了所有游戏规则，现在你想收手，已经不可能了。 这并不是游戏，而是一个残酷的赌局，你不能退出，直到你把从这里赢得的财富，连同你的本钱，全部输得干干净净。因为我所要夺走的，不是你的首辅宝座，甚至也不是你的性命，而是你所有的一切。 单靠善良和正直对你是无济于事的，我将用我自己的方式战胜你。 为了我所坚持的信念，以及正义。 粉饰太平 第二十二章 胜利 【门徒】 似乎一切都已经明朗，陆炳死了，严世蕃离开了，皇帝对他厌倦了，严嵩这位老江湖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 但徐阶发现，纵使情况对自己极为有利，那个他等待多时的机会却仍然没有出现。几十年的政治搏杀经历告诉他，若发起攻击，就要穷追到底，但在有必胜的把握之前，绝不可轻举妄动。 嘉靖已经离不开严嵩了，从嘉靖十七年起，二十多年之中，严嵩和他几乎朝夕相处，清楚他的脾气，知道他的喜好，两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超越君臣的关系，所以严嵩才能够得到嘉靖的全部信任，并利用这种信任去清除异己，牟取利益。 也就是说，即使他们之间出现了裂痕，也并不意味着严嵩会就此完蛋，最多不过是骂几句，给个处分之类，所谓革职抄家实在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徐阶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并不着急，二十年都等了，也不在乎多等几年，优势已经在自己这边，而现在需要的，不过是最后的临门一脚。 徐阶已经不再惧怕等待，过去多年的腥风血雨让他明白，在政治这场耐力赛中，无论眼下有多风光，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而与严嵩相比，自己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年轻。 不要紧，不要紧，生命还很漫长，斗不死你，熬也熬死你。 本着等待参加严嵩遗体告别的觉悟，徐阶开始了又一轮的静候，他原本以为这一次自己又要等很久，然而不久之后，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的宁静。 对于唐顺之临走前所说的话，徐阶一直心存疑虑，他曾想问个究竟，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这位神秘的同志因操劳过度，竟然死了。 人固有一死，但多少你也得留句话，把事情说清楚再走，留下这个迷题，算怎么一回事。就在徐阶抓耳挠腮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个人真的出现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徐阶并不陌生的人，虽然之前两人从未见过。 他的名字叫做何心隐。 三十多年前，伟大的王守仁在天泉桥上留下了心学四训，之后不久便飘然离世，但事实证明，思想是永不磨灭的，他的心学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盛行于世。 但根据学术界的光荣传统，只要是思想学说之类的玩意，必定会有纷争，有门派，心学也不例外。 王守仁死后，他的门人因意见不同，分裂成为左右两派。而被后人公认为正宗嫡传的是右派，又称江右学派。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派的代表人物非但不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甚至压根就没拜师，他就是徐阶的老师聂豹。 虽说名不正，言不顺，但聂豹凭借他多年的刻苦钻研与扎实的学术功底，成为了江右学派的学术领袖之一，而在天泉桥上得到真传的两位嫡传弟子钱德洪与王畿，却部分修正了王守仁的理论，成为了王学左派，又称浙中学派，所以徐阶和唐顺之虽同为王守仁的二代弟子，却分属于不同的派别。 但事实证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却并非上述两派，而是另一个当时并不起眼的派系——泰州学派。 作为左派的第二分支，泰州学派的观点最为激进，也最为尖锐，而创立此派者，正是王守仁那位最不安分的弟子王艮。 这位当年曾想拿王守仁开涮，穿着白衣白帽招摇过市的人，也着实不是个安居乐业的主，在他的阐述下，心学成为了一把反抗封建礼教的利剑，不但痛骂四书五经，连孔圣人也成为了批判对象，而何心隐正是此派的传人。 帮派问题就介绍到这里，可见牛人就是牛人，王守仁同志才死了三十多年，竟然搞出这么多门派，而且由于观点不同，他们之间还经常搞论战，骂得你死我活，所以虽说大家都是王门中人，关系却并不太好。 而作为泰州学派中最为奇特的人物，何心隐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正德十一年（1517）生，这位仁兄虽非高官显贵，且外貌平凡，却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他交际广泛，社会关系复杂，用今天的话说，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角色。 而更为可怕的是，这个人没有信仰，也没有禁忌，他藐视皇权、不信神仙、狠批孔夫子，被读书人奉为经典的所谓圣贤之书，在他的眼里只是一堆狗屎，所以除本名外，他还得到了一个外号— —“ 何狂”。 此外他还痛恨封建礼教，曾公开宣扬个性解放，认为政府除了瞎折腾，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不如废掉了事，这在当年，大致算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兼社会危险分子。 正因为他观点激进，加上又喜欢闹事，连泰州学派的同志也不喜欢他，比如当时的朝廷高官，后来的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赵贞吉，虽与他同属一派，却极其厌恶这位狂放不羁的仁兄，老死不相往来。 但无论有何不同，说到底只是个观点问题，作为王学传人，他们始终坚守着同样的信念和胆略：宁王叛乱，就打倒宁王，杨廷和跋扈，就赶走杨廷和，虽风云变幻、潮起潮落，然中流砥柱，傲然不倒。 现在是严嵩，为一己私利，尸位素餐、杀害无辜、党羽众多、位高权重的严嵩，于是王守仁的精神火焰被再次点燃：匡扶正道，赤手空拳，亦敢与龙蛇相搏！ 正是在这熊熊火焰的映射下，江右学派再传弟子徐阶、泰州学派再传弟子何心隐，还有已经死去的浙中学派再传弟子唐顺之，消除了他们所有的门户之见，一门三派终于再次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出乎徐阶的预料，何心隐对于目前的形势竟然十分了解，他们再次进行了详尽的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这才发现，原来王学门人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 除去那些小鱼小虾和徐阶自己不说，那位暗语中曾经出现的礼部尚书欧阳德，就是心学的忠实信徒，而徐阶的老师聂豹，也曾担任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如果把这些老家伙也忽略不计，也还有户部右侍郎赵贞吉，礼部左侍郎、张居正的老同学李春芳等等。 然而问题在于，虽然这帮人中部长、副部长一大堆，却没有像陆炳、杨博那样的天才，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真正能派得上用场的只有徐阶自己而已。 可能是唯恐徐阶不够沮丧，何心隐进一步指出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 即使是你本人，徐阶，也毫无用处。 十几年来，你都在思索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除掉严嵩。你努力经营，苦心隐忍，只是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事实上，答案一直在你眼前，你却视而不见。 其实谜底十分简单：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除掉严嵩的，只有一个人——皇帝。 嘉靖已经五十多岁了，已经不再是那个玩弄群臣于股掌中的人，虽然他沉迷于修道，习惯于严嵩的服侍和迷惑，但他依然是皇帝，一个聪明的皇帝。 而在这样一个人的掌控之下，没有人可以公然除掉严嵩，除了他自己。 也就是说，纵使严嵩已经不再受到信任，纵使时机已经成熟，但要彻底解决严嵩，就必须得到皇帝的首肯，而凭借徐阶的影响力，这实在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徐阶无奈地认可了何心隐的观点，但他并不气馁，因为他知道，方法或许就在眼前这个人的心中： “那你有办法吗？” “是的，我有办法。”何心隐自信地答道。 【玄机】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再聪明的人也不例外，包括嘉靖在内。 而一旦有了疑问，却又得不到解答，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去问人，但如果这个疑问无人能够回答，那又该去问谁呢？ 嘉靖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他的问题很多，比如国家前景如何，明年会不会灾荒，我还能活多久等等，而这些问题大臣是不敢也不能回答的，因为他是皇帝，而且十分刚愎自用，如果自作聪明，闹不好是要杀头的。 但这难不倒嘉靖，他很快就想到了解决难题的方法，既然不能问人，那就问神。 虽然神仙和咱们不住在一个小区，也不通电话，不能上网，但经过我国人民的长期科研，终于找到了和神仙们联系的方法，比如跳大神、上身之类的高科技手段，并作为著名的糟粕垃圾，一直流传至今。 但上述方法都是民间百姓使用，皇帝自然有皇帝的独特搞法，而嘉靖的那套系统叫做扶乩。 所谓扶乩，是一种玄乎其玄的玩意儿，大致方法是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密封起来，由太监转交给道士，再由道士当众烧毁，权当是转交给神仙，这就算是问完问题了。 那么答案去哪里找呢？你总不能指望天上掉块砖头，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我不知道”吧。 正确的程序是这样的，先找来一个沙盘，在沙盘上搭个架子，架子上有两根树枝，分别由两个太监用指头搭住，等到道士把皇帝的问题烧掉，不，是转交神仙，两人便即刻作中风状，两眼紧闭，任由指头在沙上乱画，神仙的答案就是这个了。 可能有人会问，要是画的四不像，那该怎么办，告诉你，不要紧，皇帝大人自然会去琢磨，毕竟我们也不能指望神仙大人的书法水平。 二十多年来，皇帝一直通过这种方式和神仙沟通、交流心得、请教问题，于是疑问又出现了，以嘉靖的性格，怎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去研究扶乩中出现的莫名其妙的符号呢？ 嘉靖并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所以答案是，他所看到的并不是鬼画符，而是足以识别的汉字。 其实用指头搭在树枝上，也是可以写出规范回答的，但需要一个条件——故意，只要你没有被鬼上身，只要你还有清醒的意识，你的手腕就能让你写出清晰的汉字，当然这绝不是神仙的意图，而是你自己的答复。 也就是说，嘉靖先生费尽心机得到的所谓神仙热线，不过是出自几个道士太监的手笔，但由于他过于期待上天的信息，所以仍然无怨无悔地相信了它几十年。 其实这也怪不得道士和太监，人家也是迫不得已，你写那些无聊的问题，还不许人看，偏偏还要神仙回信，乱画一气你又看不懂，看不懂就要发脾气，到时自然还是下人们遭殃，道士也好，太监也罢，大家出来混，不过是想混饭吃，何苦难为人呢，就这么忽悠着过吧。 而在这个把戏中，最为关键的人却不是皇帝，而是那个烧掉纸的道士。 因为他是转交皇帝问题的人，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所以这个职位一向由皇帝最宠信的道士担任，比如之前的邵元节，后来的陶仲文，以及现在的蓝道行。 蓝道行人如其名，还真是有点道行，据说他算命看相十分之准，名声很大，便被推举进宫为皇帝服务，并担任那个烧纸的工作。 何心隐的第一步计划就此实现。 这位蓝道行先生固然是个道士，但他除了信太上老君外，还信王守仁。 作为道士兼何心隐的朋友，蓝道行对心学的兴趣似乎一点不亚于修道炼丹，而作为忠诚的王学门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严嵩。 政治局势最为复杂的时刻莫过于此，严嵩失势，开始收缩防守，徐阶得势，却无法根除对手，在这迷雾重重之中，清醒而睿智的何心隐终于找到了唯一的突破口——嘉靖。 嘉靖是一个太过聪明的人，他防备大臣，厌恶太监，但他也有着自己的弱点——道士。只有道士才能得到他的信任，只有道士才能真正影响他的决定。 于是在不久后的一次扶乩中，嘉靖同志和神仙展开了一次深入沟通。 这一次，嘉靖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深度的问题：为什么天下未能大治呢？ 当然，根据程序，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密封的，只有神仙知道而已，但在他把纸条交由蓝道行同志转呈的时候，由于神仙大人出差，蓝大仙自然当仁不让，临时担任了代言人的角色。 所以当写有问题的纸张被当众焚烧之后，在中风太监的操控下，神仙的回答显露在沙盘之上： “奸臣当道，贤臣不用！”（特别提示：标点系本人友情提供） 看到神仙发话了，嘉靖随即写了第二张纸条： “奸臣何人？贤者何人？” 神仙再次回答： “奸臣如严嵩，贤者如徐阶。” 如此看来，严嵩和徐阶的知名度实在很高，居然连神仙都知道。 忽悠继续进行，但如果你认为嘉靖同志就这么好糊弄，那就错了。 这位聪明绝顶的皇帝发出了质疑： “既然如此，为何奸人不遭天谴？” 我相信，当蓝道行偷看到这句问话时，他的精神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但他没有慌乱，而是作出了一个完美的回答： “留待皇帝自裁！” 原来老天爷也是尊重自己的，嘉靖终于满意了，严嵩的命运就此定局。 既然老天爷都不喜欢严嵩了，那么还是让他滚远点的好，不然自己的长生报告，老天爷估计也不会签字盖章的，这大致就是那天之后，嘉靖同志的真实感想。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徐阶的耳朵里，他当即兴奋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等待十余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于是他找来了邹应龙。 “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 当邹应龙听到这句话时，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在屈辱和隐忍之后，反击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即刻写奏疏弹劾严嵩！”他摩拳擦掌，准备马上就干。 徐阶却拦住他，神秘地笑了笑： “弹章自然要写，但对象并非严嵩。” 邹应龙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姜还是老的辣，一点不错，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另一个人。 他立刻赶回家，连夜写好了那份著名的奏疏，虽然在历史上，这篇弹章的文才与知名度远远不如杨继盛和海瑞的那两篇，但是，有效。 很快，嘉靖就看到了这篇奇文，真可谓是开门见山：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藉父权，专利无厌！” 鉴于篇幅太长，这里就不多摘录了，在列举了众多罪行之后，邹应龙写下了一句在弹章中十分罕见的话： “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 刀子都亮出来了，真可谓是杀气冲天。 虽说邹兄是奉命行事，但他依然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在这篇奏疏的末尾，还写着这样一句话： “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 这就是传说中的玩命，综合此文的中心思想，不外乎这样一个意思： 严世蕃是个坏人，罪行累累，请皇帝陛下杀了他，如果我说的话有一句不真实，陛下就杀了我吧！ 积聚了二十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不用再忍了，也不用再退了，生、死，成、败，就看这一锤子买卖！ 这记重锤锤中了，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摧向了一个合适的目标。 徐阶实在是聪明到了极点，他知道严嵩已经失宠，但他更知道，二十多年的交情，嘉靖绝不忍心对严嵩下手。所以要彻底攻倒严嵩，必须先打倒严世蕃。 严世蕃是严嵩的智囊，也是严党的支柱，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个人，嘉靖没有任何手软的理由。 很快，皇帝显示了震怒，他连下几道谕旨，严令缉拿严世蕃，并将其逮捕入狱，而严嵩也接到了一道令旨，大意如下：虽然你儿子有罪，但我相信与你无关，你是无辜的，可是你毕竟是他爹，怎么说也要负上点教育责任，所以我体谅你，现在撤去你的所有官职，你也不用管事了，安心退休回家养老吧！至于你的退休工资，我也会按期发放的。 此时，是嘉靖四十一（1562）年五月。 接到圣旨的严嵩如五雷轰顶，他曾预料到有这么一天，却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势头这么猛，但老流氓就是老流氓，他又拿出了从前的手段，一方面上奏请罪，暗地里却上密折向皇帝求情，表示自己身体好，还能多干几年（多贪几年），希望继续为大明发挥光和热。 但他等来的不是皇帝的挽留和感动，而是朝廷官员的催促：已经是退休的人了，怎么还不上路？快滚！ 就这样，政坛常青树，混迹江湖半辈子，担任首辅十余年的老寿星严嵩终于倒台了，此刻距沈鍊之死六年，距杨继盛之死八年，距夏言之死十五年。 但胜利终究还是到来了。 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真理： 正义和公道或许会迟到，却绝不会旷课。 【终结？】 一切都如此地顺利，严嵩倒了，严世蕃入狱，严党四分五裂，胜利似乎已然属于了徐阶。 当邹应龙因奏疏命中而名声大噪，严世蕃黯然神伤，高唱囚歌，朝中一片欢欣鼓舞之时，徐阶却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去拜访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去的是严嵩的家，而去的目的，是为了安慰严嵩那受伤的心灵。 和所有人一样，严嵩大为意外，但意外之余他也感激涕零，都到了这个时候，徐阶同志竟然还如此仗义，实在是个好人，于是他顿首不已，千恩万谢。 可以肯定的是，徐阶没有精神失常，更不会突然转性行善。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只是因为他很清楚，一切还尚未终结。 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判断，长达十余年的斗争，明代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奸党，一个夹杂着无数智慧与阴谋，天才辈出的年代，如此精彩的一幕演出，是绝对不会就此草草谢幕的。 真正的好戏才刚开始，徐阶下完了自己的那步棋，现在轮到严嵩了。 帝国飘摇 第一章 致命的正义 朱厚熜篇 【严嵩的反击】 严世蕃入狱了，严嵩倒台了，在很多人看来，徐阶同志的屁股即将挪到首辅的宝座上，事情已经圆满结束。 有这种看法的人，大致是不懂政治的，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好商量，但只要涉及到利益二字，翻脸会比翻书更快。 而翻脸的程度及其表现方式，就要看利益多少了，动嘴动手，还是动刀子动导弹，都取决于此。要知道，平时上街买菜，为几毛钱都要吵一吵，而在皇帝不大管事的当年，首辅的宝座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也是最大的利益，不打出个天翻地覆、沧海桑田那才有鬼。 徐阶清楚这一点，严嵩自然也知道，几十年的政治经验让他很快由震惊中恢复平静，并开始积聚反击的力量。接下来，他将用行动告诉对手，自己之所以能够屹立政坛二十年不倒，绝非偶然。 徐阶，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吧，较量才刚刚开始。 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够超越之前的杨廷和、郭勋、张璁、夏言等人，成为最为强大的权臣，靠的绝不仅仅是严世蕃的聪明，还有他的同党。因为一直以来，严嵩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严嵩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股势力，一个利益共同体，我当了郎中，你就是员外郎，我当了侍郎，你就是郎中，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发财。 现在徐阶竟然要整治严大人，那还得了？老婆才买了首饰，儿子要上私塾，我还指望升迁，你徐阶敢动我们的饭碗，就跟你玩命！ 刑部右侍郎鄢懋卿就是上述人等中的一员，自投靠严嵩以来，他做了很多坏事，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杨继盛最终被杀，作为回报，他获得了管理盐政的美差，捞钱简直捞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之前嘉靖同志每年只征六十万盐税，他上任之后，竟然要求改征一百万，既可以讨好皇帝，又能够趁机敲诈地方，不愧为奸人本色。 所以当严嵩下台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找来了严党的同伙，紧急商量对策。 鉴于严嵩已经退休回家，在仔细分析形势之后，鄢懋卿决定了第一步行动计划——解救严世蕃。 作为严党的智囊，严世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这位仁兄捞出来，让他拿个主意，大家这才好办事。 但这件事谈何容易，严世蕃由皇帝下旨查办，涉及严重经济犯罪，住的是京城模范监狱，不是打架斗殴关进派出所，等人担保就能搞定的。 更麻烦的是，这件案子是皇帝交办，按例由三法司会审，而所谓三法司，是指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所以要想捞人，必须摆平这三大部门，一个都不能少。 鄢懋卿是刑部右侍郎，刑部的事情自然好办，但严嵩已经倒了，内阁没有说话的人，大理寺和都察院怎么解决？ 这就是鄢懋卿面临的大致情况，看上去确实很难办，但事实结果告诉我们，他做到了： 经过三法司会审，一致认定严世蕃贪污罪名成立，查实金额共八百两，着令发配雷州充军。 多年的工部侍郎包工头兼机要处长，原来只值八百两，还真是个吉利数字。 当然了，处理结果也不可谓不重，所谓雷州，就是今天的广东雷州，在当年是著名的蛮荒之地，到那里充军十有八九回不来。 但历史对我们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缓可以转无期，无期可以转有期，有期再转保外就医，事情就解决了。严世蕃自然也不例外，但他的方法比较简单——逃跑。 这位兄台刚走到半路，不知是买通了押送人员还是自行决断，竟然就这么跑了回来，按说要是逃犯，总得找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藏起来，起码没有人认识自己。 可严世蕃实在是艺高人胆大，他竟然跑回了江西，堂而皇之地住下来，照常上街买菜东游西逛，比衣锦还乡还衣锦还乡。 重大贪污犯变成八百两，充军充回了家，严党的势力确实超出了徐阶的想像，但当他正准备回击时，皇帝突然下达了一道谕旨，正是这道谕旨使事情再次失去了控制。 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句寒酸话，就算是条狗，养二十多年也有感情了，何况严嵩长得比狗精神得多。所以在驱赶了严嵩之后，嘉靖便感到了一种孤独，很快，这种孤独就演变成了同情，于是他下令： “严嵩退休了，他的儿子也已伏法认罪，今后有人再敢上与邹应龙相同的奏折，立斩！” 这下徐阶完了，他本已准备趁势追击，用奏章把严世蕃淹死，嘉靖的命令刚好击中了他的要害，转瞬之间，他失去了所有进攻的手段，只能坐在原地，等待着对方的反击。 徐阶之所以对严世蕃如此执着，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是一个破坏能量太大的人，只能关在笼子里，决不能放归大自然。以此人的智商，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被置于死地。而事实也验证了他的预想，不久之后，严世蕃就出招了，不但狠毒，而且致命。 严嵩退休之后，按道理应该回老家，他却在经过南昌的时候停了下来，因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而且他很清楚，事情还没有结束。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严嵩的直觉，这位老江湖在南昌等来了皇帝的谕令和他那聪明绝顶的儿子。 在谕令中，严嵩看到了希望，而在他的儿子那里，他找到了反败为胜的方法。 严世蕃依然十分沉着，他告诉自己的父亲，虽然事已至此，虽然徐阶已经成为首辅掌握重权，但他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只要突破一个人——蓝道行。 严世蕃那个只有一只眼睛的脑袋，却有着极为可怕的智慧，在无数的表象之下，他牢牢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一点也没错，蓝道行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嘉靖之所以驱赶严嵩，是因为神仙不喜欢他，而不是蓝道行。所以只要证明那天在沙盘上写字的人不是神仙，问题就都解决了，要是顺便能把徐阶拉上，说明他与此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欺君之罪，必死无疑。 到那个时候，严嵩将光荣返聘，继续牟取私利消极怠工，严党将再度掌权，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到起点。 行动开始，严嵩先命令朝中的同党送钱给蓝道行，希望他反戈一击，指证徐阶策划此事，事成之后保证升官发财。 蓝道行拒绝了。 既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严嵩出钱买通了宫中的太监，指使他们诬陷蓝道行，并将其关入了监狱。更为恶劣的是，他还疏通狱卒，对蓝道行严刑拷打，百般折磨，逼他诬陷徐阶（似乎也算不上诬陷）。 蓝道行依然拒绝了，虽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不吐一字。 软的硬的都不吃，严嵩纳闷了，在他看来，蓝道行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一个吹牛的道士而已，怎么会如此强硬？ 从道士到钢铁战士，只是因为一件东西——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信仰是最为坚固的物体，一旦坚持，就很难动摇，而金钱、美色在它的面前，是极为软弱无力的。 蓝道行是一个道士，但他却信仰王学，他相信，在这位传奇人物的光明之学中，他能够找到真正的光明。所以无论是利诱还是威逼，金钱还是皮鞭，他都绝不屈服。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任何物质无法动摇的力量，而对于这些，利欲熏心的严嵩，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蓝道行挺住了，徐阶也挺住了，严嵩一击不中，再次开始了等待，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会逐渐想起他，同情他，到时配合朝中的严党势力，他必定能东山再起。 这是一个不错的打算，事实上也很有可能，之前的那道谕令已经部分证明了这点。令人费解的，却是徐阶的态度，严嵩此次大举进犯，可从头至尾，他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反扑，虽然这对他而言十分容易。 政治家是这个星球上最坚忍的动物，他们从不轻举妄动，只有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最后的猛击。经过严世蕃和蓝道行事件，徐阶已经看清了严嵩的真正实力，他知道，虽然自己身居首辅，但是严嵩对皇帝仍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在朝中，严党依然拥有强大的势力。 所以现在只有等待，等待对手的下一个破绽，它一定会再次出现。 于是徐阶对严嵩的攻击不但毫不在意，反而还经常写信问候在南昌的严嵩，恭祝他身体安康，多活几年。他明知严世蕃擅自逃窜回家，也从不派人去查，就当作不知道。 更有甚者，在徐阶成为首辅之后，他的儿子曾经对他说，老爹你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应该找严嵩报仇。 出人意料的是，徐阶竟勃然大怒，破口大骂： “要是没有严大人，我哪有今天的地位，你怎么能够这样想？” 对儿子都这样，别人更是如此，久而久之，这些话都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让他深有感触。 原先当次辅的时候低调做人，现在大权在握，也不落井下石，徐阶的举动使严氏父子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徐首辅是一个厚道人。特别是严世蕃，他当逃兵跑回来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要想整治他，把柄是现成的，徐阶对此却毫无动作，所以这位自负天下第一聪明人也由衷地感叹了一句： “徐大人不坑我啊！” 严世蕃是个太过聪明的人，所以他也有点太过自负，在这十几年中，他从没有把徐阶放在眼里，把他当作看门大叔之类的人物，肆意欺凌，蛮横无礼，然而徐阶都忍了。现在的徐首辅依然故我，丝毫没有报复的打算和行动，看来他还准备继续忍下去。 严世蕃放心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逃兵身份，堂而皇之地在江西盖豪华别墅，准备当土财主，享受之前十几年的腐败成果。 然而狂得过了头的严世蕃并不知道，从不坑人的徐大人此时正在挖坑，一个比上次更大的坑。因为所谓复仇，从来都不是热菜，而是冷盘。 严世蕃不了解徐阶，徐阶却了解严世蕃，他很清楚，这位独眼龙天才虽说聪明绝顶，却也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 估计是因为身体残疾，严世蕃存在某种心理问题，简单说来就是有点变态，综观他的一生，只做坏事，不做好事，着实不易，而且他穷奢极欲，做事情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比如当年他母亲死了，本该在家守孝，帮老爹干活，他却只是每天躲在家里搞女人，对老爹交待的事情全然不理，严嵩同志都八十多了，头晕眼花，公文看不懂，青词写不来，几次被皇帝骂得狗血淋头，才有了后来下课倒台的事。 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严世蕃是一个天才的幕僚，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不懂得隐藏压抑自己的欲望，在这一点上，他和自己的父亲差得太远。他当逃兵也好，盖别墅也好，徐阶一概不管，因为他相信，自己等待的那个破绽必将在这个人的身上出现。 成也世蕃，败也世蕃，命也。 【一块砖头引发的血案】 在徐阶看来，把严世蕃放出来比关在笼子里好，让他去飞，让他去闯，终有一天会惹出麻烦的。 正如所料的那样，麻烦很快就来了，但肇事者不是严世蕃，而是另一位老熟人——罗龙文。 这位仁兄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他是胡宗宪的同乡，为剿灭徐海当过卧底，立过大功，但之前也说过，此人心胸狭窄，好挑是非，不太讲道理。所以在胡宗宪倒台后，他因势利导，不知钻了谁的门路，竟然投奔到了严世蕃手下，所谓臭味相投，两人很快结成知交。 既然是知交，严世蕃充军，罗知交也充军，同理，既然是知交，严世蕃当逃兵，他自然也当了逃兵。不过他没有逃到江西，而是再次审时度势，投奔了他当年的敌人——倭寇，成为了逃兵兼汉奸。 虽说饭碗有了，但抢劫毕竟是个高风险的活，不比京城里自在，久而久之，罗龙文越来越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也越来越痛恨坑他的邹应龙与徐阶，经常对人大声疾呼： “必取邹应龙与徐阶的首级，方泄我心头之恨！” 这大致也就算个精神胜利法，他一无钱，二无人，凭几个抢劫犯，也就只能在千里之外发发牢骚而已，反正京城里的人也听不见。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的这句话正是最终毁灭的起始。 很快，京城的徐阶就听到了这句话，天真的罗龙文并不知道，作为严世蕃的重要同党，从他逃跑到投奔倭寇，都有人在一旁监视着他，看着他由逃犯成为抢劫犯，却从来没有人去制止。因为在徐阶看来，这个人现在的举动，将会成为诛杀严世蕃的利器。 得知这句话后，徐首辅立即开始了行动，他不但将此话向皇帝上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还调派大量锦衣卫保护自己和邹应龙的家，并公开表示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严嵩整治蓝道行之时，可谓是生死攸关，徐大人却稳如泰山，一个人在千里之外威胁了几句，他却如此激动，归根结底，只是因为一个原因——政治目的。 只有把罗龙文的事情闹大，才能引起所有人的警觉，从而引出严世蕃，罗小弟做了倭寇，严大哥自然也逃不脱干系，而对于这位独眼龙，皇帝大人一直就没什么好感。 严世蕃和严嵩已逐渐被逼入死角，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徐阶的掌控之中，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一件偶然事件的发生，却让这场好戏早早落幕。 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块砖头。 与罗龙文不同，严世蕃不沮丧，也不发牢骚，他正在江西袁州一心一意地盖自己的新房，恰如徐阶所料，严世蕃实在有够嚣张，按说一个逃犯，找几个狐朋狗友，盖了小茅屋住，躲着过日子也就罢了。 可这位兄台竟然找了四千多民工，还唯恐人家不知道，每天敲锣打鼓地开工修豪宅！ 当然，严世蕃敢如此招摇，袁州的知府大人自然也是打点过的，所以也没人去管他。 可惜的是，明代的官员编制并非只有知府。 修房子的工人多了，自然会聚成一团找乐子，就在他们说说笑笑的时候，一个人路过此地，便多看了他们两眼，偏偏这帮人正好干完了活想找事，就向这位路人挑衅，说着说着，不知是谁无聊，还朝人扔了块砖头，当场挂彩。 这位兄台还算理智，也没有大打出手（对方人多），只是走上前来找他们的领导——严世蕃的仆人理论。 可是严府的仆人态度蛮横，根本不予理睬，旁边有人看出苗头，觉得这人举止不一般，估计是个官，便提醒这位仆人客气点。 毕竟给严世蕃跑过腿，平日见过大场面，所谓宰相门人七品官，这位仁兄眼睛一横，当场大喝一声：老子在京城见过多少大官，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快滚！ 面对这位凶仆，路人一言不发，捂着伤口，带着羞辱默默地离开了。 仆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大祸也就此种下。 这位路人的名字叫做郭谏臣，时任袁州推官，正如那位仆人所说，并不是什么大官，但这位狗腿子明显不了解官场的某些基本概念，比如背景、靠山，比如一荣俱荣等等。 郭谏臣是一个推官，主管司法，也就是当年徐阶曾干过的那工作，虽然他不如徐阶有前途，但他有一个要好的朋友，这个人的名字叫林润。 于是在饱受屈辱却无法发泄的情况下，郭谏臣将自己的委屈与愤怒写成书信，寄给了林润。 谁不好惹，偏偏就惹上了这个人，只能说是严世蕃气数已尽。 林润，字若雨，福建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这位仁兄虽说资历浅，却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先被分配到地方做县令，由于表现突出，很快就被提拔到南京担任御史。 要知道，在短短几年之内由地方官升任御史，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御史要经常上书皇帝，如果运气好某篇奏疏得到领导赏识，像胡宗宪那样连升几级也是很有可能的。 而这位林润可谓是御史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性格强硬，而且十分聪明，刚上任不久就敢于上书弹劾自己的领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名贪官鄢懋卿，且弹词写得滴水不漏，让人抓不住任何把柄。 虽然最后这次弹劾因为严嵩的庇护而不了了之，但林润的骂功与机智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便拉下面子，专门请这位兄台吃了顿饭。 在饭局上，面对财大势大的严世蕃，林润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反客为主，谈笑风生。这件事情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一直对林润十分客气，唯恐得罪了他。 然而林润最憎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严氏父子，所以当他收到郭谏臣的书信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弹劾严世蕃。 虽然之前邹应龙已经干过一次，而且嘉靖曾警告过，敢再拿此事做文章者，格杀勿论，但林润仍然决定冒一次险。 和杨继盛不同，林润并没有杀身成仁的打算，他的这步棋虽险，却是看好了才走的，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他很可能与徐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目前的形势，他了如指掌，经过之前的罗龙文事件，嘉靖的耐心已到了顶点，只要再点一把火，愤怒的火山就会彻底喷发。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二月，林润正式上书，烽烟再起。 这是一份十分厉害的弹章，在文中，林润再次运用了他的智慧，他不但弹劾严世蕃擅自勾结盗匪，欲行不轨，还爆出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罪行——逃兵。 刻意隐藏两年，只是为了今天。 看到奏章之后，嘉靖果然大怒，他再次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严令查办此事，逮捕严世蕃。 【天下无双】 在得知谕令内容之后，徐阶却没有丝毫兴奋，反而显得十分焦急，并立即派出了密使，要求务必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林润。 徐阶似乎过于着急了，谕令下达后，林润自然会知道，不过迟一两天而已，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正是这关键的一两天，改变了事态的进程。因为徐阶很清楚，林润的奏疏虽然言辞犀利，却并没有实据，目前唯一能证明严世蕃有罪的，不过是半路逃回老家而已。 而当谕令公开后，朝中的严党成员必定会给严世蕃报信，以严世蕃的智商，一定会马上溜号，跑回充军地雷州，如此一来，林润就成了诬告，事情也就会不了了之。 所以决定事情成败的，是信息传播的速度。 徐阶的预料一点没错，就在谕令颁布的当天，严世蕃的儿子，锦衣卫严绍庭便连夜出发赶去报信。但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到达江西时，看到的却只是一片狼藉。因为两天之前，林润已经到此一游，抓走了正在砌砖头的严世蕃。 这还不算，林御史送佛送上天，连小兄弟罗龙文也一起抓了，并上了第二份弹章，历数严世蕃的罪恶，连人带奏疏一并送到了京城。 严世蕃再次成为了囚犯，再次来到了京城，这一次，所有的人都认定他将彻底完蛋，包括徐阶在内。 然而当这位严大少爷进入京城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了。 严世蕃和罗龙文刚刚到京，便解掉了身上的镣铐，堂而皇之地接受朝中官员的宴请，吃好喝好后连监狱大门都没去，就直接住进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豪宅。 总而言之，这二位仁兄并非囚犯，反倒像是到前来视察的领导。 目睹这一奇观的徐阶再次被震惊了，两个朝廷钦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嚣张，而朝廷百官却视若罔闻，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 大理寺不管、刑部不管、都察院也不管。 难道只有我看到了这一切？！徐阶禁不住颤抖起来，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严嵩倒台了，严世蕃也二进宫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严党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能如此肆无忌惮、无法无天！ 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徐阶开始了新的思索，他终于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这是一股极其强悍的势力，是一个无比坚固的利益共同体，而要彻底毁灭它，单靠常规手段，是绝对办不到的。 要击破它，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严世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既然弹劾没有用，逮捕没有用，甚至关进牢房也没有用，那么我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杀了他。 要让所有胁从者都知道谁才是朝廷的真正统领者，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告诉他们，依附严党，死路一条！ 就在徐阶下定决心的时候，严世蕃正颇为轻松地与罗龙文饮酒作乐，但同为囚犯，罗龙文却没有严世蕃那样的心理素质。虽说严党关系广势力大，不用蹲黑牢，也不用吃剩饭，但毕竟自己是来受审的，如果到时把干过的那些破事都摊出来，不是死刑立即执行，至少也是个死缓。 然而严世蕃笑着对他说： “我等定然无恙，不必担心。” 罗龙文松了一口气，他以为严世蕃已经搞定了审案的法官。 严世蕃却告诉他，负责审理此案的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黄光升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全都不是严党，而且素来与他有仇，隐忍不发只是时机未到，到时一定会把他往死里审。 还没等罗龙文消化完这个噩耗，严世蕃又接着说了一件让他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已派人四处散播消息，为杨继盛和沈链申冤，说他们之所以会死，全都拜我等所为。相信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三法司那里。” 罗小弟就此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大声向严世蕃吼道： “你疯了不成？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不要慌，”严世蕃依旧镇定自若，“这些罪名不但杀不掉我们，还能够救我们的命。” 他平静地看着一脸疑惑的罗龙文，自信地说道： “杀我的罪名自然有，却不是三法司的那些书呆子能够想出来的，在这世上，能杀我者，唯两人而已。” “一个是陆炳，他已经死了，另一个是杨博，我已打探过，他前不久刚刚犯事，现大权旁落，在皇帝面前已说不上话，不足为惧。” 于是严世蕃自信地发出了最后的预言： “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我的计划万无一失，是绝不会落空的，陆炳死了，杨博废了，世间已无对手，举世之才唯我一人而已！谁能杀我？！ 徐阶能。 在十多年前夏言被杀之时，他还只是个未经磨砺的副部级愣头青，无论是权谋水平还是政治水平都还差得太远。但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他已习惯并掌握了所有的规则和技巧。到了今天，他已具备了参加这场死亡竞赛的能力。 事实上，从严世蕃进京的那天起，他的一举一动就已在徐阶的严密监控之下，从花天酒地到散布消息，徐阶都了如指掌，与三法司的官员们不同，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就明白了严世蕃的企图，并了解了他的全盘计划。 这是嘉靖年间两个最高智慧者的对决，胜负在此一举。 这是最后的考验，十余年的折磨与修炼，历经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优势已尽在我手。在我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 杀了此人，天下将无人能胜我。 【徐阶的正义】 正如严世蕃所料，三法司采纳了街头巷尾路边社的意见，将杀害杨继盛、沈链的罪名套在了严世蕃的头上，所谓冤杀忠臣，天下公愤之类，写得慷慨激昂。 完稿之后，他们依例将罪状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阅。 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他接过稿件，仔细看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 “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文辞犀利，罪名清楚。” “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徐阶突然收敛了笑容，用冷峻的口气说道： “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要救他？” 这是一个侮辱智商的问题，几位司法干部当即涨红了脸，大声叫道： “那还用说，自然是要杀了他！” 看着激动的同志们，徐阶笑出了声： “此奏疏一旦送上，严世蕃必定逍遥法外，诸位只能白忙一场了。” 这又是个什么说法？众人目瞪口呆，愣愣地看着徐阶，等待着他的解释。 “你们并不明白其中奥妙，虽说杨继盛之事天下已有公愤，却绝不可上奏皇帝，要知道，杨继盛虽是为严氏父子所害，斩首的旨意却是皇上下达的。” “当今皇上是英察之主，从不肯自认有错，你们如果把这条罪状放上去，岂不是要皇上好看？如此受人欺瞒，皇帝的颜面何存？到时皇上发怒，严世蕃自然无罪开释。” 徐阶说得没有错，严世蕃的如意算盘正是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他先放出风声，说自己最害怕杨继盛事件，然后诱使三法司的人将此罪状上达，因为嘉靖皇帝的性格他十分了解，这位仁兄过于自负，认定自己天下第一，没人能骗得了他，也从不肯认错。 现在你要告诉他，兄弟你错了，人家借你的手杀掉了杨继盛，你还在上面签了字，你是个白痴冤大头，他自然要发火，否定你的说法，于是严世蕃同志刚好可以借机脱身。 这招十分狠毒，即所谓拖皇帝下水，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用得上的，比如后来的上海滩第一老流氓杜月笙，也曾用过这手，当时正值解放前夕，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打击投机，干得热火朝天，结果搞到了杜月笙的头上，不但毫不留情，还明确表示整的就是你。 杜月笙也不争辩，乖乖受罚，暗中却指使他人检举孔祥熙儿子投机倒把，把事情直接闹到了蒋经国那里：如果你不处理他，凭什么处理我？ 于是轰轰烈烈的上海金融保卫战就此草草收场，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都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杜流氓也得以解脱。 但严世蕃却没有杜月笙的运气，因为他的对手是徐阶，是一个足以与他匹敌的人。 书呆子们头晕眼花了，他们的脑袋还没回过神来，只是傻傻地问徐阶，既然如此，那就请您出个主意，定个罪名，我们马上去办。 然而徐阶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们更为吃惊，这位深不可测的首辅大人只是微微一笑，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份早已预备好的奏疏： “我已经写好了，你们送上去就是了。” 怎么着？难道您还能未卜先知？ 怀着对徐大人的无限景仰和崇敬，三法司的官员们打开了那份奏疏，杀气扑面而来。 简单说来，严世蕃的罪名有以下几点，首先他和罗龙文是哥们，而罗龙文勾结倭寇，严世蕃也与倭寇挂上了钩，他们聚集海匪，并企图里通外国，逃往日本。 其次，他勾结江洋大盗，训练私人武装，图谋不轨。 最后，他还占据土地修房子，根据现场勘查，这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严世蕃狗胆包天，竟然在上面盖楼，实在是罪大恶极（这条罪名当年胡惟庸也挨过）。 看完了这封奏疏，连三法司的书呆子们也已断定了严世蕃的结局——必死无疑，因为嘉靖最为反感的两个词语，正是“犯上”与“通倭”。 法司的官员们揣上这份致人死命的奏疏，哆哆嗦嗦地走了，临走时，他们以无比敬畏的眼神向徐大人告别，而徐阶依旧礼貌的回礼，面色平静，似乎之前的那一切从未发生过。 在近三百年的明代历史中，这是让我感触极深的一幕，每念及此，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因为在这场平淡的言谈分析中，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蕴含着一种更为可怕的智慧。 作为当时世间最为精明的两个人，严世蕃和徐阶都敏锐地抓住了这场斗争的最关键要素——嘉靖。事实上，严世蕃死不死，放不放，并不取决于他有没有罪，有多大罪，别说内通日本人，就算他勾结外星人，只要嘉靖不开口，严世蕃就死不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严世蕃简直比嘉靖还要了解嘉靖，他知道这位皇帝是死要面子的人，才想出了这一绝招，如无例外，安全过关应该不成问题，可惜他偏偏碰上了徐阶。 只要分析一下前面的那段对话，你就能明白，徐阶的城府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恐怖。 他破解了严世蕃的计划，还提前写好了奏疏，定好了罪名，而要做到这些，他必须了解以下三点，缺一不可： 首先，他十分清楚嘉靖的习性，知道他打死也不认错，所以他明白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 其次，他知道三法司的那帮蠢人的想法，也料到他们会定哪些罪名。 能够掌握皇帝和群臣的心理，已经极为不易，但我们可以肯定地是，对于这两点，严世蕃也了如指掌，因为他的诡计正是建立在此之上。 但徐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是因为他还掌握了最重要的第三点——严世蕃的心理。 他不但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法官是怎么想的，还知道严世蕃的想法，甚至连他用的阴谋手段也一清二楚，自负天下才智第一的严世蕃机巧狡猾、机关算尽，却始终在徐阶的手心里打转，最后被人卖了还在帮着数钞票。 但是，这绝不能怪严世蕃同志，套用一句电影台词：不是国军无能，只是共军太狡猾。 对人心的准确揣摩，对事情的精确预测，还有深不可测的心机谋划，这是极致的智慧，在我看来，它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在这场暗战中，严世蕃输了，却输得并不冤枉，因为他输给了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而真正可悲的人，是嘉靖。 这位天资聪慧，刚愎自用的皇帝，终于为他的自以为是付出了代价，一生都致力于耍心计，控制人心的他，最终却沦为了两个大臣的斗争工具，他的脾气和个性被两位大臣信手拈来，想用就用，想耍就耍。 就这样，木偶的操控者最终变成了木偶，也算是报应吧。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阶和严世蕃之所以能把皇帝捏着玩，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嘉靖同志爱面子，要换了朱元璋，估计不但严世蕃活不成，连办案的那几个书呆子也跑不掉，大家携手并肩一起见阎王。所以千万不要乱用此招，教条主义害死人啊。 不出徐阶所料，奏疏送上去之后，嘉靖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复核之后，立斩严世蕃、罗龙文，真是比他儿子还听话。 和许多人想象中不同，明代的死刑制度是十分严格的，草菅人命，那是谣传，地方官是没有权利杀人的，死刑的复核权归属于中央，确切地说，是皇帝。 每次处决名单送上来，皇帝大人都会亲自批阅，也不是全杀，看谁不顺眼，就在上面划个勾，这人就算没了，等到秋决之时砍头了事，这才能死。要是这次没轮上，那还得委屈您在牢里再蹲一年，明年还有机会。 而按照严世蕃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个秋决，可是在徐阶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嘉靖极为少有地做了特别关照——立斩。 死到临头的严世蕃，却依然被蒙在鼓里，他毫不知情，还在自鸣得意地对着罗龙文吹牛： “外面有很多人想杀我，为杨继盛报仇，你知道不？” 罗龙文已经不起折腾了，他毕竟心里没底，看着眼前的这个二百五，气不打一处来，又不好翻脸，只好保持沉默。 似乎是觉得玩笑开过头了，严世蕃这才恢复常态，拍着罗小弟的肩膀，给他打了保票： “你就放心喝酒吧，不出十天，我们就能回家了，说不定我父亲还能复起（别有恩命未可知），到时再收拾徐阶、林润，报此一箭之仇！” 罗龙文这才高兴起来，但说到具体问题，严世蕃却又只字不吐，看来他十分喜欢这种逗人玩的游戏。 严世蕃同志，既然喜欢玩，那就接着玩吧，趁你还玩得动。 很快，满怀希望的严世蕃等到了他企盼已久的结果——大批锦衣卫和立斩的好消息。 正是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好吃好住好玩的严世蕃突闻噩耗，当即晕倒在地，经泼凉水抢救成功后，虽然神智恢复了清醒，却留下了后遗症——不停打哆嗦。一直哆嗦到严老爹派人来看他，让他写遗书，他都写不出一个字。 罗龙文自不必说，相信老大哥这么久，最终还是被忽悠了，怎一个惨字了得，整日抱头痛哭，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年死在抗倭战场上，好歹还能追认个名份。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辛酉，严世蕃和罗龙文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 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恶贯至此，终于满盈。 在严世蕃被处决的那一天，京城民众们奔走相告，纷纷前往刑场观刑，并随身携带酒水、饮料、副食品等，欢声笑语，边吃边看，胜似郊游。 人缘坏到这个份上，倒也真是难得了。 也就在这一天，一位在京城就读的太学生不顾一切地挤进人群之中，占据了最佳的观刑地点，他的手中还高举着一块布帛，上面只有七个醒目的大字——锦衣卫经历沈链。 在亲眼目睹严世蕃的头颅被砍下之后，他痛哭失声，对天大呼： “沈公，你终于可以瞑目了！” 言罢，他一路嚎哭而去，十几年前，当沈链因为弹劾严嵩被贬到保安时，曾不计报酬，免费教当地的贫困学生读书写字，直到他被严嵩父子害死为止，而这个人，正是当年那些穷苦孩子中的一员。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等待了太久，而他终究看到了公道。 徐阶终于实现了他的正义，用他自己的方式，不是礼仪廉耻，不是道德说教，而是阴谋诡计，权术厚黑。 严世蕃死得冤不冤？冤，实在是冤。 罗龙文勾结倭寇，不过是想混口饭吃，他又不是汪直，凭他那点出息，就算要找内通的汉奸，也找不到他的头上。 严世蕃就更别说了，这位仁兄贪了那么多年，家里有的是钱，当年的日本从上到下，那是一穷二白（不穷谁出来当倭寇），严财主在家盖别墅吃香喝辣不亦乐乎，干汉奸？别逗了，当天皇老子都不干。 至于占据有王气的土地，那就真没个准了，当年没有土地法，凭严世蕃的身份，随意占块地是小意思，但你硬要说这块地有王气，那谁也没辙。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徐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曾派人实地勘察，确系王气无疑。 可这事儿哪有个谱，又没有权威认证机构，但徐大人当政，他说有那就算有吧。 唯一确有实据的，是纠集亡命之徒，收买江洋大盗，但严世蕃同志本就不读书，是个彻头彻尾的混混，平时打交道的也多是流氓地痞，发展个把黑社会组织，那是他的本分，况且他似乎也还没干出什么惊天大案，图谋犯上更不靠谱。 所以结论是：严世蕃是被冤杀的。 那又如何？ 杨继盛、沈链、还有那些被严党所害的人，哪一个不冤枉？还是那句老话：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 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再次引用无厘头的周星驰先生在他的《九品芝麻官》里，说出的那句比无数所谓正直人士、道学先生更有水平的台词： “贪官奸，清官要比贪官更奸！” 我想，这正是最为合适的注解。 事情的发展证实，徐阶对严党的判断完全正确，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作鸟兽散，纷纷改换门庭，希望能躲过一劫。但徐阶并不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就连续罢免调离了二十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十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 但这件事尚未结束，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我们去料理。 严嵩的家终于被抄了，事实证明，他这么多年来，虽说国家大事没怎么管，捞钱却是不遗余力，据统计，从他家抄出了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三百万两，名人书画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光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连抄家的财物清单都被整理成书，后来还公开刊印出版，取名《天水冰山录》，成为了清代的畅销书。 严嵩至此才彻底绝望，儿子死了，爪牙散了，嘉靖也不管了，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末路，而面对着忙碌的抄家工作人员，这位仁兄在沮丧之余，竟然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严嵩表示，因为家里的仆人多，所以希望能够留点钱给自己，作遣散费发放。 看着这个一脸可怜的老头，抄家官员于心不忍，便把这个要求上报给了徐阶，建议满足他的要求。 徐阶想了一下，便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他的回答： “我记得，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现在是祈求慈悲的时候了吧，那么夏言被杀之时，慈悲在哪里？ 杨继盛、沈链被杀之时，慈悲在哪里？不出一兵一卒，任由蒙古骑兵在城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时，慈悲又去了什么地方？！ 严嵩就此净身出户，孤身一人回到了老家，这里曾是他成功的起点，现在又成为了失败的终点。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 胜利再次到来，而这一次，是如假包换、童叟无欺的胜利，没有续集。 十几年的潜心修炼，十几年的忍耐，在愤怒与仇恨，诡计与公道中挣扎求生的徐阶赢了，从奸党满朝到一网打尽，他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智慧，逐渐扳回了劣势，并将其引向了这个最后的结局，一切的一切都如同预先排演一般，逐一兑现。 除了一个例外。 在此前的十几年中，徐阶曾无数次在心中彩排：反击成功后，应该如何把严嵩千刀万剐，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改变了之前的打算。 看着黯然离去的严嵩，徐阶的心中萌发了新的想法，不要杀他，也不能杀他。 自嘉靖初年得罪张璁被贬时起，三十多年来，徐阶从一个刚正不屈、直言上谏的愤青，变成了圆滑出世，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但在他的个性特点中，有一点却从未变过——有仇必报。 十几年来，他对严嵩的仇恨已经深入骨髓，现在是报仇的时候了，面对这个罪行累累的敌人，他决心用另一种方式讨还血债，一种更为残忍的方式。 罢官抄家，妻死子亡，但这还不够，还远远不足以补偿那些被你陷害、残杀，以致家破人亡的无辜者。 我不会杀你，虽然这很容易，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地死去，就如同当年杨继盛的妻子那样，我要你亲眼看着你曾经得到的所有一切，在你眼前不断地消失，而你却无能为力。 继续活下去，活着受苦，严嵩，这是你应得的。 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月，严嵩被剥夺全部财产，赶回老家，没有人理会他，于是这位原先的朝廷首辅转行当了乞丐，靠沿街乞讨维持生计，受尽白眼，两年后于荒野中悲惨死去，年八十八。 正义终于得以伸张，以徐阶的方式。 帝国飘摇 第二章 奇怪的人 【奇人再现】 严嵩倒了，徐阶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朝廷首辅，朝政的管理者，此时的内阁除他之外，只剩下了一个人——袁炜。而这位袁炜，偏偏还是徐阶的学生。 于是徐阶的时代来到了，继严嵩之后，他成为了帝国的实际管理者。 其实后世很多人会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徐阶和严嵩有什么不同？ 严嵩贪污，徐阶也不干净，严嵩的儿子受贿，徐阶的儿子占地，严嵩独揽大权，徐阶也是。 表面上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不同的。 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那就是：严嵩怠工，徐阶干活。 如果考察一下明朝的历代首辅，就会发现这帮人大都不穷（说他们穷也没人信），要单靠死工资，估计早就饿死了，所以多多少少都有点经济问题，什么火耗、冰敬、碳敬等等等等，千里做官只为钱，不必奇怪。 但徐阶是干实事的，与严嵩不同，他刚一上任，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上了这样一块匾：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而他确确实实做到了。 在严嵩的时代，大部分的官职分配，都只取决于一个原则——钱，由严世蕃坐镇，什么职位收多少钱，按位取酬，诚信经营，恕不还价。 徐阶废除了这一切，虽然他也任用自己的亲信，但总的来说，还是做到了人尽其用，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李春芳、张居正、殷正茂等第一流的人才得以大展拳脚。 在严嵩的时代，除了个别胆大的，言官们已经不敢多提意见了，杨继盛固然是一个光荣的榜样，但他毕竟也是个死人。于是大家一同保持沉默，徐阶改变了这一切，他对嘉靖说：作为一个圣明的君主，你应该听取臣下的意见，即使他们有时不太礼貌，你也应该宽容，这样言路才能放宽，人们才敢于说真话。 嘉靖听从了他的劝告，于是唾沫再次开始横飞，连徐阶本人也未能幸免，但是与此同时，贪污腐化得以揭发，弊政得以纠正，帝国又一次恢复了生机与活力。 徐阶是有原则的，与严嵩不同，严大人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天下人的死活，可以抛弃一切廉耻去迎合皇帝，这种事情徐阶也做过，但那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是让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了。 嘉靖想修新宫殿，徐阶告诉他，现在国库没有钱给你修。 嘉靖想继续修道服丹，徐阶告诉他，那些丹药都是假的，道士也不可信，您还是歇着吧。 甚至连嘉靖的儿子（景王）死了，徐阶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哀悼，而是婉转地表示，我虽然悲痛，却更为惦记这位殿下的那片封地，既然他已经挂掉了，那就麻烦您下令，把他的地还给老百姓。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多浪费。 对于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嘉靖虽然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他看着眼前的徐阶，这个人曾为他修好了新宫殿，曾亲自为他炼丹，曾无条件地服从于他，但现在他才发现，这个性格温和的小个子并不是绵羊，却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嘉靖感到上了当，却没有办法，严嵩已经走了，所有的朝政都要靠这个人来管理，想退个货都不行，只好任他随意折腾。 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还有绝对的欲望，也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这才是一切祸患的起始，严嵩所以屹立数十年不倒，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正是因为嘉靖有着无尽的欲望，而严嵩恰好是一个无条件的迎合者。 于是徐阶出现了，他虽然也曾迎合过，但那不过是伪装而已，他真正的身份，是制衡者。他隐忍奋斗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严嵩，而是嘉靖。 很多人并不清楚，在漫长的明代历史中，徐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重要到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他最伟大的成就，并不是打倒了严嵩，而是他所代表的那股势力。 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明朝逐渐形成了一个极为特别的权力体系，皇帝、太监和大臣，构成了一个奇特的铁三角，皇帝有时候信任太监（比如明武宗），有时候信任大臣（比如明孝宗）。 而在政治学中，这个铁三角的三方有着另外一个称呼：君权、宦权和相权。这就是帝国的权力架构，他们互相制衡，互相维持，在此三权之中，只要有两者联合起来，就能控制整个帝国。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前两种组合都已出现，皇帝曾经联合太监，也曾联合大臣，而无论是哪一种联盟，第三方总是孤立无助的。 只有一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事实上，也没有人曾期待过那种局面的出现，因为在那个君临天下的时代，它似乎永远不可能实现。 但它的确成为了现实，而这个奇迹联盟的开创者，正是徐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打破三角平衡，为这一奇迹出现创造条件的人，竟然是嘉靖。作为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的皇帝，他有着前任难以比拟的天赋。 凭借着绝顶的智慧和权谋，他十六岁就解决了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是张璁、郭勋、夏言，而在打击大臣的同时，他还把矛头对准了太监，严厉打压，使投身这个光荣职业，立志建功立业的无数自宫青年，统统只能去当洗马桶，倒垃圾。纵观整个嘉靖朝，四十余年，竟然没有出过一位名太监，可谓绝无仅有。 他不想和任何人联盟，也不信任任何人，他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只是几个木偶而已。 一切都如此地顺利，帝国尽在掌握之中，直到他遇上了严嵩和徐阶。 经过二十几年的试探，严嵩摸透了他的脾气和个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影响并利用了他。 而徐阶则更进一步，在打垮了严嵩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足以制衡嘉靖的人，嘉靖要修房子，他说不修就不修，嘉靖儿子的地，他说分就分。这是一个不太起眼，却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一股强大势力的出现，强大到足以超越至高无上的皇权。 这才是徐阶所代表的真正意义，绝非个人，而是相权，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 当年的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因为他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权力，现在的嘉靖也是如此，他们都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就能打破权力的平衡，操控一切，而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对抗社会规律的，它就如同弹簧一般，受到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度就越大。 作为超级牛人，朱元璋把劳模精神进行到底，既干皇帝，又兼职丞相，终究还是把弹簧压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嘉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和老朱比起来，他还有相当差距，所以在他尚未成仙之前，就感受到了那股强大的反扑力。他的欲望已被抑制，他的权力将被夺走。 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无人例外。 当三十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下“徐阶小人，永不叙用”字样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这个所谓的“小人”将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的所有强权——包括皇帝本人在内。 伟大的转变已经来临，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名臣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将取代至高无上的帝王，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但徐阶只是这一切的构筑者与开创者，那个将其变为现实，并创下不朽功业的人，还在静静地等待着。 总而言之，嘉靖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他想干什么，徐阶总要插一脚，说两句，不听还不行，因为这位仁兄不但老谋深算，而且门生故吏遍布朝中，威望极高一呼百应，要是惹火了他，没准就得当光杆司令。 那就这样吧，反正也管不了，眼不见心不烦，专心修道炼丹，争取多活两年才是正经事。 徐阶就这样接管了帝国的几乎全部政务，他日夜操劳，努力工作，在他的卓越政治领导之下，国库收入开始增加，懈怠已久的军备重新振作，江浙一带的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万历年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起源于此。 你成你的仙，我干我的活，大家互不干扰。历史证明，只要中国人自己不折腾自己，什么事都好办。在一片沉寂之中，明朝又一次走上了正轨。 徐阶着实松了一口气，闹了那么多年，终于可以消停了。但老天爷还真是不甘寂寞，在严党垮台后不到一年，他又送来了一位奇人，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 但请不要误会，这位所谓的奇人并不是像严世蕃那样身负奇才的人，而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奇怪的小人物。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嘉靖皇帝收到了一份奏疏，自从徐阶开放言论自由后，他收到的奏疏比以前多了很多，有喊冤的，有投诉的，有拍马屁的，有互相攻击的，只有一种题材无人涉及——骂他修道的。 要知道，嘉靖同志虽然老了，也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但他也是有底线的：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你们治国，我炼丹修道，互不干扰。什么都行，别惹我就好，我这人要面子，谁要敢扒我的脸，我就要他的命！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虎屁股，都不去摸，即使徐阶劝他，也要绕七八个弯才好开口，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 但这封奏疏的出现，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使嘉靖同志的愤怒指数成功地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高度。 奇文共享，摘录如下： “陛下您修道炼丹，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但您听说过哪位古代圣贤说过这套东西？又有哪个道士没死？之前有个陶仲文，您不是很信任他吗？他不是教您长生不老术吗？他不也死了吗？” 这是骂修道，还有： “陛下您以为自己总是不会犯错吗？只是大臣们都阿谀奉承，刻意逢迎而已，不要以为没人说您错您就没错了，您犯过的错误，那是数不胜数！” 具体是哪些呢，接着来： “您奢侈淫逸，大兴土木，滥用民力，二十多年不上朝，也不办事（说句公道话，他虽不上朝，还是办事的），导致朝政懈怠，法纪松弛，民不聊生！” 这是公事，还有私生活： “您听信谗言不见自己的儿子（即陶仲文所说的‘二龙不可相见’理论），不顾父子的情分，您天天在西苑炼丹修道，不回后宫，不理夫妻的情谊（真奇了怪了，关你屁事），这样做是不对的。” 此外，文中还有两句点睛之笔，可谓是千古名句，当与诸位重温： 其一，嘉者，家也，靖者，净也，嘉靖，家家净也。 其二，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 这就不用翻译了，说粗一点就是：在您的英明领导之下，老百姓们都成为了穷光蛋，他们早就不鸟你了。 综观此文，要点明确，思路清晰，既有理论，又有生动的实例，且工作生活面面俱骂，其水平实在是超凡入圣，高山仰止。 文章作者即伟大的海瑞同志，时任户部正处级主事。此文名《治安疏》，又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当然，也有个别缺心眼的人称其为天下第一骂书。 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骂人不难，骂好很难，而骂得能出书，且还是畅销书，那就是难上加难了。整个中国一百多年来，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李敖。 而在我看来，如果把时间跨度增加四百年，那么海瑞先生必定能加入这个光荣行列。 嘉靖愤怒了，自打生出来他还没有这么愤怒过，自己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竭尽心智控制群臣，我容易吗我。平时又没啥不良习性，就好修个道炼个丹，怎么就惹着你了？ 再说工作问题，你光看我这二十多年白天不上朝光修道，那你又知不知道，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老子还在西苑加班批改奏章，不然你以为国家大事都是谁定的。 还有老子看不看儿子，过不过夫妻生活，你又不是我爹，和你甚相干？ 所以在嘉靖看来，这不是一封奏疏，而是挑战书，是赤裸裸的挑衅，于是他把文书扔到了地上，大吼道： “快派人去把他抓起来，别让这人给跑了！” 说话也不想想，您要抓的人，除非出了国，能跑到哪里去？ 眼看皇帝大人就要动手，关键时刻，一个厚道人出场了。 这个人叫黄锦，是嘉靖的侍从太监，为人十分机灵，只说了一句话，就扑灭了皇帝大人的熊熊怒火： “我听说这个人的脑筋有点问题，此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估计是不会跑的。” 黄锦的话一点也没错，海瑞先生早就洗好澡，换好衣服，端正地坐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就等着那一刀了。 他根本就没打算跑，如果要跑，那他就不是海瑞了。 【青天在上】 作为一位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海瑞先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荣誉称号——明代第一清官。 但在我看来，另一个称呼更适合他——明代第一奇人。 在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明朝，要想功成名就，青史留芳，一般说来都是要有点本钱的，如果不是特别聪明（张居正），就是运气特别好（张璁），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而海瑞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既不聪明，连进士都没中，运气也不怎么好，每到一个工作岗位，总是被上级整得死去活来，最终却升到了正部级，还成为了万人景仰的传奇人物。 正德九年（1514），海瑞出生在海南琼山的一个干部家庭，说来这位兄台的身世倒也不差，他的几个叔叔不是进士就是举人，还算混得不错，可偏偏他爹海翰脑袋不开窍，到死也只了个秀才，而且死得还挺早。 父亲死的时候，海瑞只有四岁，家里再没有其他人，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 虽然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海瑞的那几位叔叔伯伯实在不怎么厚道，明明家里有人当官，海瑞却没沾过一点光，童年的生活十分困苦，以至于母亲每天都要做针线活贴补家用。 很明显，在海氏家族中，海瑞家大概是很没地位的，大家都看死这对母子闹不出什么名堂，实际情况似乎也差不多，海瑞同学从小既不会作诗，也不会作文，没有一点神童的征兆，看情形，将来顶了天也就能混个秀才。 虽说境况不太乐观，但海瑞的母亲认准了一条死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管家里多穷多苦，她都保证海瑞吃好喝好，并日夜督促他用心学习。 这就是海瑞的童年生活，每天不是学堂，就是他娘，周围的小朋友们也不找他玩，当然海瑞同学也不在乎，他的唯一志向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很多史料都对海瑞的这段经历津津乐道，不是夸他刻苦用功，就是表扬他妈教子有方。而在我看来，这全是扯淡，一挺好的孩子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孤僻，没人和他玩，天天只读那些上千年前的老古董，加上脑袋也不太好使，于是在学业进步的同时，海瑞的性格开始滑向一个危险的极端——偏激，从此以后，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黑，就是白，没有第三种选择。 此外，小时候的艰苦生活还培养了他的顽强个性，以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轻易认输的精神，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虽然在他此后的一生中曾经历过无数风波，遇到过许多人，他却始终信任，并只信任一个人——母亲。 在困苦的岁月里，是母亲陪伴他、抚养他，并教育他，所以之后虽然他娶过老婆，有过孩子，却都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说句寒心的话，他压根就不在乎。 孤僻而偏激的海瑞就这样成长起来，他努力读书，刻苦学习，希望有一天能金榜题名，至少能超越自己的父亲。 然而他的智商实在有限，水平就摆在那里，屡考屡不中，考到二十多岁，连个秀才都混不上，没办法，人和人不一样。 但海瑞先生是顽强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继续考！就这么一直磨下去，终于在二十八岁那年，他光荣地考入了县学，成为了生员。 说来惭愧，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杨廷和、徐阶相比，海瑞先生的业绩实在太差，人家在他这个年纪都进翰林院抄了几年文件了。就目前看来，将来海瑞能混个县令就已经是奇迹了，说他能干部长，那真是鬼才信。 当然海瑞自己从没有任何幻想，对他而言，目前的最大理想是考中举人。 那就接着考吧，不出例外，依然是屡考不中，一直到他三十六岁，终于柳暗花明了，他光荣地考中举人。 下一步自然是再接再厉，去京城考进士，海瑞同学，奋斗！努力！ 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再进京，再考试，再落榜，再回家。 一眨眼六年过去了。 奋斗过了，努力过了，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考了，啥也不说了，去吏部报到吧。 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在明朝，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不过要等，等现任官死得多了，空缺多了，机会就来了，但许多举人宁可屡考不中，考到胡子一大把，也不愿意去吏部报到。有官做偏不去，绝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人家是有苦衷的。 首先这官要等，从几年到几十年，就看你运气如何，寿命长短，如果任职命令下来的时候，正赶上你的追悼会，那也不能说你倒霉。 其次这官不好，但凡分给举人的官，大都是些清水衙门的闲差，小官，什么主簿、典史、教授（从九品，不是今天的教授）之类的，最多也就是个八九品，要能混到个七品县令，那就是祖坟起了火，记得一定回去拜拜。 再次这官要挑，别以为官小就委屈了你，想要还不给你呢！你还得去吏部面试，大家排好队站成一排，让考官去挑，文章才学都不考，也没时间考，这里讲究的是以貌取人，长得帅的晋级，一般的待定，歪瓜裂枣的直接淘汰。顺便说一句，相貌考核有统一规范，国字脸最上等，宽脸第二，尖嘴猴腮者，赶回家种红薯。 最后这官窝囊，在明代最重视出身，进士是合格品，庶吉士是精品，至于举人，自然不是次品，而是废品。 有一位明代官僚曾经总结过，但凡进士出身，立了功有人记，出了事有人保，从七品官做起，几十年下来，哪怕灾荒水旱全碰上，也能混个从五品副厅级。 但要是举人，功劳总是别人领，黑锅总是自己背，就算你不惹事，上级都要时不时找你的麻烦。从九品干起，年年丰收安泰，能混到七品退休，就算你小子命好。 海瑞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好在他运气还不错，只等了五年，就等来了一个职位——福建南平县的教谕。 所谓教谕，是教育系统的官员，通俗地说，就是福建南平县的教育局长，这么看起来，海瑞的这个官还不错。 如果这么想，那就错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可没什么油水，没有扩招，也没有择校费，更不用采购教材，四书五经就那么几本，习题集、模拟题、密卷之类的可以拿去当手纸，什么重点大学，重点中学，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考不中科举全他娘白费。 而县学教谕的上级，是府学的教授，前面说过，教授是从九品，教谕比教授还低，那该怎么定级别呢？这个不用你急，朝廷早就想好了，这种职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不入流。 也就是说你还算是政府公务员，但级别上没你这一级，不要牢骚，不要埋怨，毕竟朝廷每月还是发工资给你的嘛。 就这样，海瑞带着老母去了南平，当上了这个不入流的官，这年他四十一岁。 已经四十多岁了，官场的青春期已过，就算要造反也过了黄金年龄，海瑞却踌躇满志，蓄势待发，换句话说，那是相当有战斗力，把这个不入流的官做得相当入流。 县学嘛，就是个读书的地方，只要你能考上举人，上多久课，上不上课其实都无所谓，所以一直以来，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现在不同了，既然海瑞来了，大家就都别走了。 他规范了考勤制度，规定但凡不来，就要请假，有敢擅自缺课者，必定严惩，而且他说到做到，每天都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一个都不能少。 这下学生们惨了，本来每天早退旷课都是家常便饭，现在突然被抓得死死的，这位局长大人脸上又总是一副你欠他钱的表情，于是不久后，海瑞先生就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绰号——海阎王。 难熬归难熬，但学生们很快也发现，这位海阎王倒有个好处——从不收礼金。 所谓礼金，就是学生家长送给老师的东西，不一定是钱，什么鸡鸭鱼肉海鲜特产，一应俱全。说实话，这玩意谁也不想送，但如果不送，难保老师不会特意关照你的儿女：置之不理，罚搞清洁，罚坐后排等等，那都是手到擒来。 但海阎王不收，不但不收礼金，也不为难学生，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虽然他很严厉，却从不因个人好恶惩罚学生。所以在恐惧之余，学生们也很尊敬他。 其实总体说来，这个职业是很适合海瑞的，就凭他那个脾气，哪个上级也受不了，干个小教谕，也没什么应酬，可谓是得心应手。 但人在江湖漂，总要见领导，该来的还是要来。 一天，延平知府下南平县视察，按例要看看学堂，海瑞便带着助手和学生出外迎接，等人一到，两个助手立马下跪行礼，知府同志却还是很不高兴，因为海瑞没跪。 不但不跪，他还正面直视上级，眼睛都不眨。 知府五品，海瑞没品，没品的和五品较劲，这个反差太大，心理实在接受不了，但在这么多人面前，发火又成何体统，于是知府大人郁闷地走了，走前还咕嘟了一句： “这是哪里来的笔架山！” 两个人跪在两边，中间的海瑞屹立不倒，确实很像个笔架，也真算是恰如其分。 虽然他说话声音不大，但大家都听到了，由于这个比喻实在太过形象，所以自此以后，海瑞先生就有了第二外号——海笔架，两个外号排名不分先后，可随意使用。 大家都慌了，海瑞却若无其事，他还有自己的理论依据：教育官员不下跪，那是圣贤规定的（哪个圣贤待查），我听圣贤的话，有什么错？ 知府大人不爽了，但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面，不久之后，一位巡按御史前来拜访了，前面提过，所谓巡按御史，虽说才六七品，却能量极大，能干涉巡抚总督的职权，何况是小小的知府。 知府诚惶诚恐，鞍前马后地服侍，御史大人摸着撑饱的肚皮，边打嗝边说：下去看看吧。 这一去，就去了南平，消息传下来，知县也紧张了，御史说到底是中央干部，说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能要人命，于是他带领县城的全部官员，早早地迎候在门口，等着御史大人光临。 御史来了，知县一声令下，大家听从指挥，整齐划一、动作规范地跪了下来，除了海瑞以外。 这回知县麻烦大了，上次不过是三个人，笔架就笔架，也没啥，这次有几百个人，大家都跪了，你一个人鹤立鸡群，想要老子的命啊！ 御史大人也吃了一惊，心里琢磨着，这南平县应该没有比自己官大的，好像也没有退休高干，这位哥们是哪根葱？ 等他弄清情况，顿时火冒三丈，但当着这么多人也不好发火，只好当没看见，随便转了转，连饭都没吃就走人了。 知县擦干了冷汗，就去找海瑞算账，破口大骂他故意捣乱，可海瑞同志脸不红气不喘，听着他骂也不顶嘴，等知县大人骂得没力气了，便行了个礼，回家吃饭去了。 软硬不吃，既不图升官，也不图发财，你能拿他怎么样？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因为无欲，所以刚强。 海瑞确实没有什么欲望，他唯一的工作动力就是工作，在他看来，自己既然拿朝廷的工钱，就要给朝廷干活，升官发财与他毫无关系。 这样的一个人，要想升迁自然是天方夜谭，但老天爷就是喜欢开玩笑，最不想升官的，偏偏就升了，还是破格提升。 嘉靖三十七年（1558），海瑞意外地接到吏部公文，调他去浙江淳安担任知县。 这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此之前，海瑞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花名册上能不能找到名字都难说，现在竟然连升六个品级，成为了七品知县！ 无数举人拼命钻营送礼拍马屁，几十年如一日，无非是想捞个知县退休，海瑞干了四年，别说礼物，苍蝇都没送一只，上级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这么一个人，怎么就升官了？ 原因比较复杂，据说是福建的学政十分欣赏海瑞，向上着力推荐了他，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教谕，他的工作十分认真，而且干出了成效，这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能力，对于帝国而言，马屁精固然需要，但那些人是拿来消遣的，该干活的时候还得找有能力的人。 关于这个问题，朝廷大员们心里都有数。 于是海瑞揣着这份任命状，离开了福建，前往浙江淳安，在那里，他将开始新的传奇。 【潜规则的覆灭】 在城门口，海瑞见到了迎接他的县里主要官员，包括县丞、主簿、典史，当然，也有教谕。个个笑容可掬，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并纷纷捶胸顿足，叹息海县令怎么没早点来。 这些仁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知道这里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叹息当初为啥没有向朝廷请愿，把这人早点赶走。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海县令似乎也不例外，他一到地方，便公开宣布，从今以后，所有衙门的陋规一概废除，大家要加深认识，下定决心，坚决执行。 所谓陋规，也就是灰色收入，美其名曰计划外收入，历史最悠久，使用最频繁的有两招，一个是银两火耗，另一个是淋尖踢斛，具体方法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多讲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陋规也不断推陈出新，到了海瑞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上瞒朝廷、下宰百姓、方法灵活、形式多样的完美体系。 我们说过，明代的官员工资是很低的，虽说勉强能够过日子，但辛辛苦苦混个官，不是为了过日子的，明代的官嘛，出门要有轿子，家里要有仆人，没准还要多娶几个老婆，你突然要他勤俭节约，那就是要他的命。 海瑞就打算要他们的命。 海大人发布了规定，火耗不准收了，余粮不准收了，总而言之，所有朝廷俸禄之外的钱都不准收。 开始大家都不以为然，反正类似的口号喊得多了，我们不收你也不收吗？他们相信等到这三把火烧完，海县令会恢复理智的。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海瑞先生却迟迟没有恢复的迹象，他始终没有松口，而且也确实做到了，他自己从不坐轿，步行上下班，从不领火耗，每天吃青菜豆腐，穿着几件破衣服穿堂入室。 完了，看起来这兄弟是玩真的，不但是火把，还是个油库，打算用熊熊火焰燃烧你我。 一定要反击，要把这股“歪风”打压在萌芽之中！ 不久后，淳安县衙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景象，县丞请假了，主簿请假了，典史请假了，连县公安局长都头也请假了。总而言之，大家都罢工了，县衙完全瘫痪。 这既是所谓“非暴力不合作”，你要是不上道，就看你一个人能不能玩得转。 他们端起了茶，翘起了腿，准备等看好戏，最终却看到了奇迹的发生。 没有师爷，不要紧，主意自己拿，没有文书，不要紧，文件自己写，没有人管治安，不要紧，每天多走一圈，就当是巡街。审案的时候没有助手，不要紧，自己查，自己审，自己判！判下来没人打板子，不要紧，家里还有几个老下人，凑合着也能用。 而海县令的私人生活也让他们大开眼界，自从搬入县衙，海瑞同志就把自己的家人动员了起来，每天老婆下厨做饭，这就省了厨子的钱，每天老仆上山砍柴，这就省了柴钱。海瑞自己也没闲着，工作之余在自己家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浇水施肥，连菜钱也给省了。 就这么七省八省，海县令还是过得很艰苦，全家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与叫花子颇有几分神似，说他是县太爷，估计丐帮长老都不信。 情况就是如此了，看着海兄弟每天上堂审案，下地种菜，大家的心里越来越慌，这位大爷看来是准备长期抗战了，无奈之下，只好各归其位，灰色收入还是小事，要被政府开除，那就只能喝风了。 于是众人纷纷回归工作岗位，继续干活，不干也不行，话说回来，你还能造反不成？ 久而久之，大家逐渐习惯了艰苦的生活方式，而对海大人的敬仰，也渐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因为他们发现，海县令可谓是全方面发展，不但约束下级，刻薄自己，连上级领导，他也一视同仁。 在明代，地方官有火耗，能征税，所以油水多，而京官就差得远了，只能等下面的人进京的时候，才能大大方方地捞点好处。所以每次地方官到京城报到，都要准备很多钱，方便应酬。 淳安虽然比较穷困，财政紧张，但这笔钱生死攸关，是绝对省不得的，历任知县去京城出差，至少都要用到近千两，这还算是比较节省的。 海瑞也进京了，去了一趟回来，支出交给县衙报销，财务一看数字，当时就呆了，空前绝后，绝无仅有——五十五两。 此数字包括来回路费、车费、住宿费、吃饭费、应酬费以及所有可能出现的费用，是一个绝对破纪录的数字。 这个纪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我来告诉你：上路时，要能走路，绝不坐车，随身带着几张大饼，能凑合，绝不上饭馆。赶得上驿站就住驿站（驿站凭县衙介绍信不要钱），赶不上绝不住私人旅馆，找一草堆也能凑合一宿。 到了京城，能不应酬就不应酬，要非吃不可，随便找个面摊大排档就打发了，要做到即使对方的脸红得像猪肝，你也不要在意，要使用联想法增加食欲，边看边吃，就当下饭菜了。争取多吃点，回去的路上还能多顶一阵，顺便把下顿的饭也省了。 遗憾的是，即使你能做到，也未必可以打破这个纪录，因为海瑞先生瘦，还是精瘦（可以参考画像），吃得不多不说，衣服用的布料也少，想要超越他，那是非常困难的。 与得罪京官相比，之前冒犯下属实在是件小事，但要和后来他得罪的那两位大人物比较起来，这几个京城里的小官实在是不值一提。 而由一个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由无名小卒到闻名遐迩，也正是由此开始。 第一个大人物是胡宗宪，当时他已经是东南第一号人物了，其实说来滑稽，以海瑞的背景和官衔，别说得罪，想见胡总督一面，起码也得等上半个月，还要准备许多给门房的红包。 但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方法，海瑞兄不但让胡宗宪牢记住了他的名字，且一分钱没花，还从胡总督那里额外挣了好几千两银子。 说到底，这事还得怪胡宗宪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虽说他本人也贪，但还不至于和海瑞这种级别的人打交道。可惜他的儿子没有他的觉悟。 话说胡公子有一个习惯——旅游，当然他旅游自己不用花钱，反正老子的老子是总督，一路走过来就一路吃，一路拿，顺便挣点零花钱，这还不算，他还喜欢反复游览同一景区，走回头路，拿回头钱。 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知府知县盼着他去，毕竟是总督的儿子，能美言两句也是好的，反正招待费不用自己出，何乐而不为。 但是海瑞不愿意，在他看来，国家的钱也是钱，绝对不能乱花，对此很不感冒。可是不感冒也好，不愿意也罢，该来的还是要来。 在一次游览途中，胡公子恰好经过淳安，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当地招待所，等着县太爷来请安，事情就此开始。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海瑞的耳朵里，尽管下属反复强调这是胡宗宪的儿子，海瑞的回答却只有一句： “胡宗宪的儿子，又不是胡宗宪，管他做甚？”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接到指示，就按打发一般客人的标准请胡公子用饭，海瑞先生自己吃糙米饭，喝咸菜汤，他招待客人的水平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于是很快第二个消息传来，胡公子大发脾气，把厨子连同招待所管理员吊起来狠打了一顿。 大家都急了，正想着如何收这个场，让总督的儿子消消气，海瑞却把桌子一拍，大喊一声： “还反了他了，马上派人过去，把他也吊起来打！” 这个天才的创意超出了所有人的思维范畴，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包括打人的衙役在内。看见没人动，海瑞又拍了一次桌子，加了一把油： “去打就是了，有什么事情我负责！” 本来就不待见你，竟然还敢逞威风，打不死你个兔崽子！ 好，这可是你说的，反正有人背黑锅，不打白不打，于是众人赶过去一阵火拼，虽说胡公子身边有几个流氓地痞，到底打不过衙门里的职业打手，被海扁了一顿，这还不算，海县令做完了打手还要干抢劫，连这位胡公子身边带着的几千两银子也充了公。 人打完了，瘾过足了，鼻青脸肿的胡公子被送走了，海大人也差不多该完蛋了。这就是当时众人对时局的一致看法。打了人家的儿子，抢了人家的钱，还不收拾你，那就真是没有天理了。 海瑞却不这么看，他告诉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无须害怕，这件事情他能搞定。 怎么搞定？去磕头请安送钱人家都未必理你！ 不用，不用，既不用送钱，也不用赔礼，只需要一封信而已。 事实确实如此，万事如意，天下太平，一封信足矣。 奇迹啊，现将此信主要内容介绍如下，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胡大人，我记得你以前出外巡视的时候曾经说过，各州县都要节约，过路官员不准铺张浪费，但今天我县接待一个过往人员的时候，他认为招待过于简单，竟然毒打了服务员，还敢自称是您的儿子，我一直听说您对儿女的教育很严格，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这个人一定是假冒的，败坏您的名声，如此恶劣，令人发指，为示惩戒，他的全部财产已被我没收，充入国库，并把此人送到你那里去，让你发落。 胡宗宪看到之后哭笑不得，此事就此不了了之，海瑞依然当他的县令，胡宗宪依然抗他的倭，倒是那位胡公子，据说回去后又挨了老爹一顿臭骂，从此旅游兴致大减。 这是一段为许多史书转载的记录，用以描绘海瑞先生的光辉形象，但事实上，在它的背后，还隐藏着两个不为人见的重要信息： 首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海瑞先生虽然吃糙米饭，穿破衣烂衫，处事坚决不留余地，却并不是个笨人，蠢人做不了清官，只能当蠢官。 而隐藏得更深的一点是：胡宗宪是一个品格比较高尚的人，虽说海瑞动了脑筋，做了篇文章，但胡宗宪要收拾他，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总督要整知县，随便找个由头就行了，儿子被打了，脸也丢了，胡总督却没有秋后算账。所以他虽然不是个好父亲，却实在是个好总督。 这一次，海瑞安全过关，但说到底，还是因为遇见了好人，下一次，他就没这么幸运了。 说来惭愧，明代人物众多，但能上兄弟这篇文章的，毕竟是少数，因为篇幅有限，好人也好，坏人也罢，只有名人才能露脸。 就以严党为例，其实严嵩的手下很多，我算了一下，光尚书侍郎这样的部级官员就有二十多个（包括南京及都察院同级别官员在内），当年虽然耀武扬威，现在却啥也不是，所以本着本人的“写作三突出”原则（名词解释：在坏人中突出主要坏人，在主要坏人中突出极品坏人，在极品中突出坏得掉渣的坏人），在其中只选取了严世蕃、赵文华和鄢懋卿出场，其中赵文华是配角，鄢懋卿龙套。 但事情就这么巧，鄢龙套虽说已经退场，却又获得了一次上镜的机会，全拜海瑞所赐。 真是机缘巧合，在当年像海瑞这样的小人物，竟然和朝中的几位大哥级红人都有过联系，得罪完胡总督，又惹了鄢御史。 嘉靖三十九年（1560），鄢懋卿受皇帝委派，到全国各地视察盐政，鄢兄的为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真是打着电筒也找不出闪光点，每到一处吃喝嫖赌无不涉猎，还要地方报销，这也就罢了，偏偏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还四处发公文，说自己素来俭朴，地方的接待工作就不要太铺张，要厉行节约。 就这么吃吃喝喝，一路晃悠，鄢大人来到了浙江，准备由淳安路过，海瑞不想接待，也没钱接待，希望他能绕道走，但鄢大人毕竟是钦差，你要设置路障不让他过，似乎也说不过去。 于是海大人开动脑筋，又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 这封信十分奇特，开头先用了鄢懋卿自己的告示，大大地捧了他一番，说您不愧是清廉官员的典范，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等等，然后突然笔锋一转，开始诉苦： 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谣言，说您每到一地接待都非常奢华，我们这里是个穷县，如果按那个标准，我们实在接待不起，况且还违背您的本意。可万一……，那我们不就得罪大人您了嘛。 卑职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您请教，给我个出路吧。 这就算是捅了马蜂窝了，鄢懋卿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毕竟是老江湖，他派人去摸了海瑞的底，发现这哥们软硬不吃，胡宗宪也吃过亏，于是钦差大人一咬牙，绕道走！ 海瑞再次赢得了胜利，却也埋下了祸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 【无畏】 当然，海大人除了工作认真、生活俭朴之外，有时也会奢侈一下，比如有一次，他的母亲生日，海县令无以为贺，便决定上街买两斤肉，当他走进菜市场，在一个肉摊面前停下来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 人人都知道，海县官是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自己砍柴，自己种菜，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别说买菜，他不把自己种的菜拿出来卖，搞市场竞争，就算积德了。 然而他买肉了，竟然还买了两斤，等他付完钱，接过肉一声不吭地扬长而去时，在场的人这才确信，他们刚才看到了一幕真实的场景。 肉贩子激动了，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壮怀激烈，仰天长啸： “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啊！” 海县令竟然买肉了！ 在那个没有电话、送封信要好几天的年代，海县令的这一壮举以惊人的速度被传播到了大江南北，知府知道了，巡抚知道了，很快，胡宗宪也知道了。 于是，在之后召开的一次政务会议上，胡总督高谈阔论一番抗倭形势之后，突然神色一变，以一副极为神秘的表情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消息。 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海县令竟然买肉了！ 似乎很可笑，不是吗？ 我不觉得。 一晃三年过去了，在海瑞的治理之下，淳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吏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下降，可他们又惹不起这位活阎王，只能埋头干活。但临近年终，唉声叹气的官员们却突然变了模样，往日愁云密布的脸孔，开始绽放憧憬的笑容。 这和发年终奖无关，要知道，在海阎王手下干活，这类型的玩意基本上不要指望，真正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一个小道消息——海阎王就要高升了。 明代的官员制度规定，但凡地方官，每三年由上级部门考核一次，对照吏部的标准打分，如果是劣等，就要被记过警告，没准就要回家种红薯，而要能评个优等，就能升官。 海瑞无疑是优等，不管别人对他有何等看法，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对淳安县的官员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他们开始积极准备送行仪式：永别了，海大人，无论您去哪里，只要不在这里就好，祝您一路顺风。 就在众人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埋头准备时，确切的消息下来了，不是消暑的大雨，却是平地的惊雷。经过吏部考核，认定海瑞为优等，应予晋升，为方便工作开展，决定就地提拔为嘉兴府通判，即刻上任。 完了，彻底地完了，这下整个嘉兴地区都轰动了：你们淳安县城自己倒霉不算，竟然还要闹腾上来？ 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嘉兴的官员们随即开始了紧急总动员，大家纷纷回家查家谱，无论是三姑六婆、七姐八姨，吃过饭的，见过面的，点过头的，只要是个人，有关系，统统都去找，务必要把海瑞赶走。 很快，海瑞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弹劾，弹劾者是都察院监察御史，联系到鄢懋卿同志的职务和他的为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我们不难猜出其中奥妙，至于弹劾的罪状，那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因为它意味着海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要是名声不大，鬼才骂你。 但后果仍然是极其严重的，海瑞失去了通判的职位，并接到了吏部的第二道调令——改任江西兴国知县。 兴国是个穷地方，调去那里似乎也算一种发配，所以看上去，这是个合乎情理的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鄢懋卿之前的预计，在他的授意弹劾下，像海瑞这样毫无背景和关系的人，不但无法升官，还会被革职查办。但他万没想到，此人虽然未能晋升，却也保住了官位。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其中必有名堂，所以吃惊之余，他也没敢再找海瑞的麻烦。 鄢懋卿的直觉没有错，在看似孤立无援的海瑞背后，确实隐藏着另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大人物，他就是当年的那位福建学政，现在的吏部侍郎朱衡。 在这个世界上，有正直的人，自然就有欣赏正直的人，朱衡就是一个，别人厌恶海瑞，他却赞赏有加，所以之前他力排众议，向上级推荐了海瑞，破格提拔了他。 而三年之后，他再次挺身而出，保住了海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大人偏偏就去了吏部，还偏偏是个副部长。 就这样，海瑞去了江西兴国，继续当他的县令，因为朱衡的保护，他安然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危机，此时他四十九岁，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再混几任就光荣退休，这似乎已是他的宿命。 如果此时有人告诉他，短短几年之后，他这个小人物将闻名天下，并成为中央的高级官员，重权在握，恐怕连海先生自己都不会相信。 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命运之神实在很照顾海先生，他虽然性格不对，天赋不高，运气却出奇地好，虽然他后来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却依然涉险过关，安然无恙——因为另一位大人物的帮助。 在海瑞看来，兴国和淳安除了名字不同，没有什么两样，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这下又轮到兴国的衙役们受苦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兴国的这几年，海县令竟然没惹过事，想来还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人从这儿过，自然也就没有是非了。 就在海县令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一道出人意料的调令，命他即刻进京，就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此时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还没到三年考核期，而户部云南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从地方官到京官，从七品到六品，一切都莫名其妙。 虽然海瑞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自然又是那位朱副部长帮忙的结果。就这样，海县令成了海主事，职务变了，地方变了，人却是不会变的。 在地方当县令就敢和总督对着干，按照这个标准，到了京城，如果不找皇帝的麻烦，那简直就没有天理了。 在亲眼见识了真正的政治黑幕和贪污腐化后，海瑞终于忍无可忍，写下了那封天下第一名疏，用他的正直痛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皇帝。 在明代，骂皇帝的人并不少，却只有海瑞先生脱颖而出，名垂千古，对此我只能说，不是侥幸，绝不是侥幸。 因为骂人固然轻松，却还要看你骂得是谁，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要论难伺候，嘉靖同志绝对可以排在前三名，这个人极其难搞，不但疑心重，还好面子，但凡骂过他的人，比如之前的杨最、杨爵、高金等人，只是提了点不同意见，就被拉了出去，不打死，也得打个半死。 好汉不吃眼前亏，事实证明，言官之中还是好汉居多，许多人本来就是为骂而骂，纯粹过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还能跟邻居老太太吹吹牛：想当年，老子可是骂过皇帝的咧。 基于这种动机，在骂人的时候，诸位言官是要考虑成本问题的，而嘉靖同志太过生猛，不是打就是关，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的好。 海瑞偏偏就做了这笔亏本的生意，因为在他的思维里，根本没有成本这个概念。他只知道，他是朝廷的官员，吃着朝廷的俸禄，就该干活，就该做事，就该为民做主！ 他不是不清楚呈上奏疏的后果，所以他提前买好了棺材，据说是他亲自去挑的，好棺材还买不起，只能买口薄皮的，好歹躺得进去，凑合能用就行。 他的老婆在家等他下班，却看到了这口棺材，顿时惊得目瞪口呆，随即痛哭失声，海瑞却只是平静地对她说： “记得到时把我放进去就是了。” 如果说杨继盛是死劾，那么海瑞大致就是死谏了，虽不是当场死亡，也等不了多久。要知道，脑袋一团浆糊，盲人瞎马地掉下山崖，那叫失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昂首阔步踏入深渊，才叫勇敢。而这口棺材，正是他勇气的证明。 不知死而死，是为无知，知死而死，是为无畏。 海瑞，你是一个无畏的男人。 帝国飘摇 第三章 天下的对弈 【不听话的下属】 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自己的情节应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左等右等，挂在头上的那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 因为皇帝还不打算杀他，在听完黄锦的话后，他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疏，看了第二遍。 嘉靖不是个笨人，他知道，一个人既然已买了棺材，自然是有备而来，而在对这份奏疏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忠诚、尽责和正直。 于是他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 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说他是昏君，那也实在太不靠谱了。 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看起来命是保住了，实际上没有。 你要明白，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道理，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也有点太过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 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便发火了，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了不解恨，就决定杀。 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徐阶。 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别人倒霉，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 徐大人实在是个好人，不收钱也办事，他认定海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 但是这事很难办，因为嘉靖这号人，平时从不喊打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大象都拉不回来，之前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 但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的能耐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 嘉靖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惊呼的徐阶。 “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怒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 歹毒在什么地方呢，听徐老师继续忽悠： “此人的目的十分明确，只求激怒陛下，然后以死求名而已，皇上你如果杀了他，就会正中他的圈套！” 嘉靖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一边连连点头，是的，无比英明的皇帝陛下，怎么能受一个小小六品主事的骗呢？就算上当，也得找个有档次的高级干部嘛——比如徐阶同志。 就这样，海瑞的命保住了，他继续在监狱住了下来，对他而言，蹲牢房也算不上是啥坏事，反正家里和牢里伙食差不多，还能省点饭钱。 事实上，在徐阶看来，海主事闹出的这点麻烦实在是小儿科，他现在急于解决的，是另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自己的门生袁炜入阁跑腿，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还要和徐阶吵一架。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炜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告病回了家。 不听话的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这两个人，一个叫严讷，一个叫李春芳。 严讷兄就不多说了，他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阁，只干了八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 这位李春芳同志，那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厚道、太厚道了。 在几百年后看来，作为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世贞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 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擅长写青词。二、老实。 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 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 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徐阶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经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朴。 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 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 自打嘉靖二十年（1541）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 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快去。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唯一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 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 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为了裕王府的讲官。 对于寂寂无名，丢进人堆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它。 自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裕王而言。按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 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裕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裕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裕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包会有的，烧饼会有的，皇位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还有我。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裕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 裕王很感激高拱。 关于这一点，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 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三品）兼国子监祭酒，成为了高级官员。 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与你严嵩何干？ 等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退休了，徐阶当政，高拱再次升官，成为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他再进一步，任正部级礼部尚书。 傻子也知道，这都是徐阶提拔的结果，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 说句实诚话，徐阶对高拱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那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皇帝大人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好在徐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 现在徐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地出乎了徐阶的意料。 他非但不感激徐阶，还跟徐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就没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 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总是呆在西苑。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么个难伺候的主，要是不时时刻刻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呆在西苑的值班房，坐下就不走。 终于有一天，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呆着，内阁出了事情谁管？ 嘉靖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那边要人盯着。 于是内阁的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有人自动请缨，于是徐阶发话了： “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不能去。” 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 “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朴都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情您就交给我们就是了。” 徐阶当时就发火了。 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还很得体，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也有点阴阳怪气，所以二十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辅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 虽然发火，但是涵养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要还。 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高拱认为没有。 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裕王背景，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要是现在不搞好关系，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自然死亡就难了。 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要知道，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还越做越大，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 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裕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哪要你做顺水人情？ 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帐，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 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能拉拢他，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 更为麻烦的是，徐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朴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结成了政治同盟，两人同气连枝，开始跟徐阶作对，而李春芳一向都是老好人，见谁都笑嘻嘻的，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估计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徐阶曾两次用错了人，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第一次。 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这场戏才刚刚开始。 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自己而代之。 虽然走错了一步，在内阁中成为了少数派，但不要紧，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就能再次战胜对手。 【天才，就是天才】 当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在京城晃悠了大半年，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 “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 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解释： 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 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 在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黎元洪被称为黎黄陂（湖北黄陂）。套用这个规矩，此段话大意如下： 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 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 请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 嘉靖四年（1525），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啼哭。 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诚却突然开口，说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 “几天之前，我曾梦见一只白龟，就以此为名吧。” 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圭（龟）。 虽说在今天，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来类似斗殴之类的体育活动，但在当年，乌龟那可是吉利的玩意，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胡宗宪总督就是凭着白鹿和白乌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所以这名也还不错。 此时的张白圭，就是后来的张居正，但关于他的籍贯，却必须再提一下，因为用现在的话说，张家是个外来户，他们真正的出处，是凤阳。 两百年前，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一个叫张关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虽然这位仁兄能力有限，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毕竟混了个脸熟，起义成功后被封为千户，去了湖广。 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巧合，所以也有很多讲风水的人认为，这还是朱重八太过生猛，死前就埋下了伏笔，二百年后让这个人的后代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这种说法似乎不太靠谱，而事实的确如此。 当然，和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比起来，张文明的生活要强得多，起码不愁吃穿，有份正经工作，但要总拿穷人朱五四开涮，也实在没啥意思，毕竟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张文明这一辈子算是相当的失败，他虽然发奋读书，二十岁就考中了秀才，此后却不太走运，连续考了七次举人都没有中，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个秀才。 父亲实现不了的梦想，只能寄托在子女身上，据说张白圭才几个月，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虽说他也没指望这孩子能突然停止吃奶，念出一条“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名句来，但奇迹还是发生了。 不知是不是唐诗教育起了作用，张白圭一岁多就会说话了，应该说比爱因斯坦要强得多，邻居们就此称其为神童。 一晃张神童就五岁了，进了私塾，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了出来，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过了几年，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郑重地对他说： “这孩子我教不了了，你带他去考试吧。” 所谓考试，是考县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张白圭十二岁。 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士翱，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反对，把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 这是个比较轰动的事情，整个荆州都议论纷纷，可李士翱却只是反复翻阅着张白圭的答卷，感叹着同一个词： “国器！国器！” 他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李知府有了这样一个念头： 在他看来，乌龟虽然吉利，但对于眼前的这位神童而言，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于是他对张文明说道： “你的儿子前途不可限量，但白圭之名似不大妥当，我看就改名叫居正吧。” 此后，他的名字便叫做张居正。 秀才考上了，下一步自然就是举人了，和考进士不同，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按照规定，您得在学校再熬个两三年，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但那是一般性规定，张秀才不是一般人，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 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 在考试开始之前，考官照例要向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璘得知，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 六十五年前，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曾应考举人并一举中第，他就是闹腾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顾璘不敢怠慢，他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 两人见面之后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顾巡抚先看相貌，要知道，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后来做了首辅，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传得风言风语，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去。这是面试关，满意通过。 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还出了几个对联，张居正对答如流，眼睛都不眨一下。顾璘十分惊讶，赞赏有加。 两人越说越高兴，越说越投机，于是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一边说话，一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解腰带。 当然，顾巡抚绝对没有耍流氓的意思，他的那条腰带也比今天的皮带贵得多——犀带。 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顾璘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只能暂时委屈你了。” 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 在明代，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多大的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乱系是要杀头的。而像顾璘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犀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 但他认为，眼前的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 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他看着顾璘的肚子，随即作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 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顾璘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跑去找到了主考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都绝不能让他中第！” 这是一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但巡抚的命令自然是要听的，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打破杨廷和先生纪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 郁闷到了极点的张居正回到了家乡，开始苦读诗书，准备三年后的那次考试，蒙在鼓里的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多年以后，张居正再次遇见顾璘时，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 顾璘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的年轻人，身负绝学才华横溢，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所以当他看见张居正的时候，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 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 嘉靖十九年（1540），带着不甘与期望，张居正再次进入了考场，这一次他考中了举人。 正如顾璘所料，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十六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书也不读了，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每天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吃吃喝喝吟诗作对，转眼到了第二年，张才子两手一摊——不考了。 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这大致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 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不干正事，每天只玩就比较无聊了，就在张居正逐渐厌倦这种所谓的“幸福”时，真正的痛苦降临了。 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确立了第一个志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 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一个穷秀才，但他的祖父张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具体说来，他是辽王府的护卫。 荆州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说起这个爵位，那可是有年头了，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被称为辽王，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统统赶到了南方。 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 根据明代规定，只要家里不死绝，王位就一直有，于是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两百年后，这位孙子的名字叫做朱宪火节。 这里顺便说一句，有明一代，出现过许多怪字奇字，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新华字典、康熙字典，火星字典里都找不到，原因很简单，这些字压根就不存在。 说到底，这还要怪朱重八，这位仁兄实在太过劳模，连子孙的名字都搞了一套规范，具体如下：自他以后，所有的儿子孙子名字中的第三个字的偏旁必须为金木水火土，依次排列，另一半是啥可以自便。 可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字实在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什么“照”、“棣”、“基”之类的现成字要先保证皇帝那一家子，取重名又是个大忌讳，于是每一代各地藩王为取名字都是绞尽脑汁，抓破头皮，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自己造字，确定偏旁后，在右边随便安个字就算凑合了。 这是一个极为害人的规定，其中一个受害者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些鬼字就头疼，什么输入法都打不出来，只能也照样拼一个。 而这位辽王朱宪火节（为省事，以下称辽王）除了名字让人难受外，为人也不咋地，自打他继承辽王爵位后，就把仇恨的眼光投向了张居正。 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张居正从来没有见过辽王，而他的祖父，所谓的王府护卫张镇，其实也就是个门卫，门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 归根结底，这还要怪辽王他妈，这位辽王兄年纪与张居正相仿，同期吃奶同期入学，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诗作文轰动全境的时候，辽王他妈总要说上这么一句： “你看人家张白圭多有出息，你再看你……” 被念叨了十多年，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 但恨归恨，长大后的辽王发现，他还真不能把张居正怎么样。 在很多电视剧里，王爷都是超级牛人，想干啥就干啥，抢个民女，鱼肉下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但在明代，这大致就是做梦了。 自从朱棣造反成功后，藩王就成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不但收回了所有兵权，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地方政府严密监视控制，比如辽王，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荆州府，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外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 说到底，这也就是个高级囚犯，想整张居正，谈何容易？ 但仇恨的力量是强大的，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耳朵里时，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护卫张镇被莫名其妙地叫进王府，然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回家不久就死去了。 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张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清楚，但问题在于，他们能怎样呢？ 虽说藩王不受朝廷待见，但人家毕竟也姓朱，是皇亲国戚，别说你张神童、张秀才、张举人，哪怕你成了张进士，张尚书，你还能整治王爷不成？ 这就是辽王的如意算盘，我整死了你爷爷，你也只能干瞪眼，虽说手中无兵无权，但普天之下，能治我的只有皇帝，你能奈我何？ 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却只能号啕大哭悲痛欲绝，也就在此时，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特权。 所谓特权，就是当你在家酒足饭饱准备洗脚睡觉的时候，有人闯进来，拿走你的全部财产，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把洗脚水泼在你的头上，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权力。 这就是特权，在特权的面前，张居正才终于感觉到，他之前所得到的鲜花与赞扬是如此的毫无用处，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屁用都没有。 荆州知府也好，湖广巡抚也罢，在辽王的面前，也就是一堆摆设，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规范，藐视所有的法律法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弱者，只能任人宰割。 辽王不会想到，他的这次示威举动，却彻底地改变了张居正的一生，并把这个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张居正明白了特权的可怕与威势，他厌恶这种力量，却也向往它。 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战胜特权的方法——更大的特权。 我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讨要所有的一切，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 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了最后一瞥，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此时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张居正二十岁。 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但对于自己的天赋，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够中第，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名落孙山。 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次机会。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此时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考中就好，考中就好。 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狂没有好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张居正不狂了，于是就中了，而且名次还不低，是二甲前几名，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进入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 庶吉士培训班每三年开一次，并不稀奇，但嘉靖二十六年的这个班，却实在是个猛班，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学员中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春芳、殷士儋等一干猛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并打算把他拉到自己门下，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除了日常来往外，并无私交。 十分滑稽的是，张居正虽对徐阶不感冒，却比较喜欢严嵩，在当时的他看来，严大人六十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实在让人佩服得紧。 所以在此后的两年中，纵使夏言被杀，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他倒是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 对此，徐阶也无可奈何，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 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居正与严嵩决裂。 在这一年，“庚戍之变”爆发了，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放火又抢劫。严大人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就是不办事。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张居正愤怒了，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他终于转向了徐阶。 此时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可几次进言，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对严嵩也百般依从，毫无反抗的行动。 难道你竟如此怯弱吗？张居正没有想到，自己寄以重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只顾权势地位，不敢挺身而出。当然了，愤怒归愤怒，张居正自己也没有站出来，毕竟他此时只是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 严嵩日复一日地乱来，徐阶日复一日地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地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 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 〖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竟不敢出一言，何则？！〗 从字面上理解，大致意思是：徐阶老师，你还不如匹夫！ 看到信的徐阶却仍只是笑了笑： 小子，你还太嫩了。 帝国飘摇 第四章 成熟 【天下，己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带着一腔愤懑，三十岁张愤青回到了家，说句实话，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 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三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 从神童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张居正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 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 同时他还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着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凹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 在看到那些倒毙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 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了门来。 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 作为一个藩王，呆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所以在他看来，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 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做诗，强颜欢笑。 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 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鱼肉着属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 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 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 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到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作一首什么样的诗。 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 面对着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已任。 所谓以天下为已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 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只要回家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人家还不领你的情。 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决不是乐观，而是——悲悯。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 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作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 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 在黑暗之中，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阴晦，十分邪恶，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 【天赋，无与伦比】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 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 在那年头，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为了生存，徐阶装了二十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且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标准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时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夜里，悄悄地进府，打枪的不要。 唯一的例外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坐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 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也经常走动。 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但在当时，连精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 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 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是个超级能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 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 可你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就错了。 在徐党中，张居正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 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时来、董传策、张翀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藩，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 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慢，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一转眼都十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 对此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得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当两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 嘉靖三十九年（1560），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管国子监司业。 右春坊右中允和国子监司业都是六品官，看上去无足轻重，也不起眼，但事实绝非如此： 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祭酒）。 现在明白了吧，成了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滴。 况且这两个职务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宜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算盘精到这个份上，徐阶兄，我服了你！ 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一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极大的麻烦。 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得没了谱，嘉靖三十九年，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 照这个势头看，即使要去炸碉堡，徐大人也会自己扛炸药包。 而这一切，张居正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徐阶对自己的期望。 严嵩终究还是倒了，倒在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谕德。 右谕德是从五品，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四年之间，只提了半级，然而当他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因为这个右谕德的唯一工作，就是担任裕王的讲官。 裕王跟徐阶从来就不是一条线，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这样，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成为了裕王的四大讲官之一，说来有趣，其他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分别是：当年的老同事高拱，当年的老同学殷士儋，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高考时是他批的卷）。 这四位讲官就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教学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徐阶本打算让张居正再多磨砺几年，到时再入阁接班，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了。 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 他惊奇地发现，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 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 高拱这个人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很少能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且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 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吗，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我告诉你，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却很尊重老板（皇帝）。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徐阶都要靠边站。 更何况，他手里还捏着一个裕王，有如此雄厚的资源，鄙视也罢，骂也罢，你能怎样？ 所以他的朋友很少，郭朴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 郭朴是他的同乡兼战友，就不多说了，而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靠实力。 高拱曾经对人说过，满朝文武，除叔大（张居正字叔大）外，尽为无能之辈。 刚到国子监的时候，高拱对自己的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人家到底是个副校长，这要换了个人，估计早就闹起来了。 然而张居正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就此对他刮目相看。 几年之后，当两人以裕王讲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器量，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居然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 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正是在那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感慨万千，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以君之材，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 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这也正是我的目标。 在那一刻，五十二岁的高拱与三十九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 天下英雄，尽出于我辈！ 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遗憾的是，对徐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朝廷里，有一个叫胡应嘉的言官，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便干起了本职工作——弹劾，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副部长李登云。 他的本意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得实在太好，没过几天，消息传来，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 这下子胡应嘉懵了，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也算颇有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位李登云有个亲家，名叫高拱。 完喽，胡应嘉同志这下麻烦了，得罪了高拱，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他还由路边社得知，高拱大人对此事极为恼火，准备收拾他。 无奈之下，胡应嘉决定铤而走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博。 他开始打探消息，准备先下手为强。 很快，他就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首先，嘉靖最近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 其次，高拱搬了家，住到了西安门。 最后，高拱曾把自己西苑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还经常回家住。 这三个情况看上去毫无关系，也无异常，但杀人的血刀却正隐藏其中，胡应嘉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并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弹章。 我曾整理过明代言官的奏疏，看过不下百封的弹章，骂法各异，精彩纷呈，但要论阴险毒辣之最，那还要算是胡应嘉的这封大作，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冷风刺骨。 “臣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身受陛下大恩，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擅自回家，并将其值庐（即值班房）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 毒，实在太毒了，要知道，嘉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大臣另有所图，当年徐阶提议立太子，都差点被他给废了，现在正值病重之时，高拱就开始收拾行李了，这不摆明了是要另起炉灶吗？ 按照嘉靖的性格，如无意外，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日，即是高拱毙命之时。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胡应嘉已经看透了高拱与徐阶的矛盾，他知道，一旦此文上传内阁，挑起战火，高拱必定认为是徐阶所主使，到时全面开战，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徐阶，没准还能得到他的赏识。 顺便提一下，胡应嘉是徐阶的老乡。 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一石三鸟之计，胡应嘉布置完毕，便得意洋洋地等待着高拱的死讯，却没有想到他疏忽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病人是容易被激怒的，但要是病到一定程度，想怒也怒不了了。 此时的嘉靖同志已经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就等着去阎王那里报到，哪里还有精力去看胡应嘉的弹章？于是胡言官这份饱含杀人热情的文书就落入了高拱的手中。 当高拱看完这份奏疏之后，顿如五雷轰顶，冷汗直冒，他大为恼火，当即认定这是徐阶的阴谋，公开表示与首辅大人势不两立，并连夜找到郭朴，商量反击的对策。 内阁里被人排挤，张居正被人插足，现在又多了个胡应嘉，徐首辅恨不得去撞南墙，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 嘉靖死了。 终于还是死了，死并不奇怪，这么晚才死，那才是怪事。 要知道，这位仁兄几十年如一日，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修道中去，并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身品尝了据说吃了能长生不老的新型药品——金丹，据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金（Au）、银（ Ag）、汞（ Hg） 以及多种重金属，矿物质。 嘉靖是个好同志，就这么些玩意，他一吃就是四十年，且毫无怨言，而他竟然还是坚强地活到了六十岁，奇迹，真是奇迹。 说实话，对于这位仁兄，我并不感冒，但没有办法，他当政四十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频发，不写也实在说不过去，而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天才皇帝的一生，实在令人感慨。 嘉靖是个聪明人，十六岁就能控制朝政，操纵群臣，而他的下属大都能力超强，文臣夏言、徐阶、胡宗宪全都权谋老到，武将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个个凶狠强悍，可谓是人才济济。 然而国家却变成了这样一副样子，正如海瑞所说，百姓穷困潦倒，家家干净，官场腐败横行贪诈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逐渐滑向崩溃的边缘。 出现如此之怪象，只是因为两个字——自私。 嘉靖很自私，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利，而为了享受，就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才能稳固。为了享受，就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鬼才去管。 总之一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朱厚熜——还是死了。 不过如此。 所以对他的死，也只有一个字可形容： 该！ 【不朽】 在嘉靖崩掉的那一夜，第一个接到死讯的人，是徐阶。 当然，你要指望他号啕大哭，痛不欲生，那是不太现实的，但听到这个消息后，徐阶确实沉默了，并非默哀，只是因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反败为胜之机已经出现，就在这个死人的身上。 他立刻下达了命令： “把张居正叫来！” 此时的张居正只是一个翰林院学士，还不是内阁成员，自然也没有值班的义务，所以当他从热被窝里被人叫出来，顶着北京十二月的寒风跑进宫时，还是一头雾水。 徐阶告诉他，皇帝死了。张居正却极为平静，不置可否。 死就死了吧，又不是我爹，有啥好激动的。 但他还是激动了，因为徐阶又说了一句话： “要写一道遗诏，我来拟，你来写。” 张居正的手发抖了，因为兴奋而发抖。 在明代，皇帝活着的时候可能发布过无数文件，但最重要的一份却是他死后的遗诏，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总结，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将在这封文书中被确定。 而遗诏最关键的秘密在于，它根本就不是皇帝本人的遗嘱，却是由大臣代写的，所以大多数遗诏都被写成了检讨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连街头混混都不如的也不在少数。反正您已经死了，还能爬起来算账不成？ 遗诏在手，天下在握。 所以能参与这份历史性文件的草拟，张居正极为兴奋，他知道按照规定，自己这个五品翰林院学士根本没有动笔的资格，但现在，他坐在桌前，手握着毛笔，和千千万万天下人的命运。 他抬起头，向站在身边忙着沉思造句的徐阶投去了感激的一瞥。 但他并不知道，当他埋头写作之时，徐阶也曾反复审视着他，眼光中充满了得意。 太好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这是徐阶政治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招，也是他政治智慧最为辉煌的闪光。 在这个夜里，他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将积蓄了二十多年的怒火全部发泄，彻底否定了几十年胡搞乱搞的嘉靖，痛斥他的乱政怠政，当然，从程序上看，这些话都是嘉靖同志自己说的，怪不得别人。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嘉靖遗诏》，据说全文刊出后，举国欢腾，许多文人纷纷写诗讴歌此文，个别不地道的，竟敢在大丧期间放鞭炮庆祝，皇帝干到这个份上，失败，太失败了。 凭借着这封遗诏（作者大家心里有数），徐阶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权势也如日中天，高拱的气焰被打压了下去。但事实上，在那个夜晚，这封遗诏并不是徐阶最为得意的成就。 真正的收获是张居正。 天真的张居正并不知道，当他提起笔，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他与高拱已经彻底决裂。 正是因为遗诏极为重要，所以根据惯例，其拟定必须由内阁大臣共同商议决定，但在那天夜晚，到达现场的人，却只有一个徐阶，高拱、郭朴、李春芳都不知道，统统被放了鸽子，这是大忌中的大忌。 李春芳是个老实人，也就算了，高拱和郭朴却不是好打发的。竟敢背着我们吃独食？饶不了你！ 不久高拱得知，与徐阶一同草拟文件的还有一个人，而此人竟然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是什么级别？凭什么拟遗诏！ 他大吃一惊，又怒不可遏，一颗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从此以后，张居正不再是他的朋友和伙伴。而对于张居正而言，在老师和朋友之间，他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姜还是老的辣，狐狸还是老的精。 一天之后，京城监狱的看守得知了嘉靖的死讯，他们商议了一下，便开始分配工作，买菜的买菜，买肉的买肉，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然后请牢里的一位犯人吃饭。 这个犯人名叫做海瑞。 自从骂完皇帝，海瑞先生的名气是一天大过一天了，无数官员把他当作榜样，有些老百姓甚至把他的相挂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不折不扣的偶像级人物。 现在皇帝死了，以海瑞的名头，自然是无罪开释，加官进爵，看守们也想求个进步，便打算投个机，请海大人吃一顿，将来也好有个照应。 饭菜送到牢房里，海瑞一看，有鱼有肉，再一算，太上老君的生日还差得远，自己的生日更不靠谱，明白了，这是断头饭。 所谓断头饭，就是杀头前吃的饭，一般说来都还不错，咱中国人仁义，坚决不给阎王增加负担，保证不让一个饿死鬼去报到。当然了，这顿饭一般人都吃不下去——心理压力太大。 可要搁到海瑞身上，那就是两说了，海猛人二话不说，提起筷子就刨，狼吞虎咽，吃完了还要添，等到盘子能够照出人影，他终于吃完了。 然后他坐了下来，看着看守，那意思是我吃完了，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看守被他那种找死的眼神看得发毛，便小心翼翼地对他说： “海先生，你还不知道吧，皇上已经驾崩了，您很快就能出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写进了大大小小的史书，堪称史上之奇观。 在听到这句话后，海瑞呆了一会，然后突然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哭到喘不过去，然后就开始吐，先吐这顿的，再吐上顿的，最后是黄胆水。 看守呆住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魂不附体，紧紧贴着墙壁，一动也不敢动。 海瑞是真哭，嘉靖死了，他很悲伤，说来真有点讽刺意味，嘉靖信任严嵩、信任徐阶，给了他们高官厚禄，结果一个把他当工具，一个把他当傀儡，唯一为他的死而感到悲哀的人，竟然是那个痛骂过他，又被他关进监狱的海瑞。 嘉靖，原来你竟如此的孤独。 而对于海瑞的这一表现，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捧他的人刻意回避，压根不提，骂他的人说这是他愚昧与盲从的集中体现。 记得在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套连环画《说岳全传》，算是我的历史启蒙教材，在每本连环画的前言部分，会介绍本集故事梗概，但无论是哪一集，下面总会有这样一句话：请读者注意，岳飞的行为是封建忠君思想的体现，应该予以批判。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句相当无耻的话。 封建社会嘛，又没有民主推荐、差额选举，除非你自立门户，不然除了忠君还能忠谁，难不成去信上帝？ 在封建时代，就做封建时代的事，说封建时代的话，别指望人家有多高的觉悟，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 海瑞没有看过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书，嘉靖活着的时候，海瑞骂他，是尽本分，嘉靖死的时候，海瑞哭他，也是尽本分。 本分，本分而已。 但哭是哭不死的，哭完了还得活，不出看守们所料，海瑞很快就被释放了，几年之后，他将再次出山，并闹出更大的事情。 十天之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皇帝的死讯，这其中也包括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的一个平民，对于这个消息，他表现得十分平静，因为十几年前，当他见到尚在壮年的嘉靖时，就已经料定，这位嗑药的皇帝是撑不了多久的。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写他的那本书。 三十年多前，作为一个想要考取功名的秀才，他曾三次参加乡试，不过运气不太好，总是考不上，于是一气之下，便干起了父亲的老本行。 虽说名落孙山总是一件悲痛的事，但这个人的落榜实在值得全人类放鞭炮庆祝，因为他的名字叫李时珍。 事实上，李时珍原本不想做医生，因为他的父亲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也有点钱，但在那年头，四书五经才是正道，医学算是杂学，那么医生就是杂人了。 杂人自然是不受待见的，有钱又如何，就是瞧不起你！所以李时珍的老爹千叮咛万嘱咐，将来千万不能从医。 李时珍是听话的，但就是考不上，你有什么办法？更为麻烦的是，二十岁的时候，他还染上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百般折腾，死去活来，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于是不久之后，久病初愈的他找到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我不考了，请将医术传给我。” 父亲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我所经历的痛苦与折磨，不想再让别人承受。 在我看来，这大致就是李时珍的行医动机。 虽说读书不在行，但摆弄药材，李时珍还是很有点天赋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见过的怪病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高。 这么看来，现在医院里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坐镇门诊，二三十岁的医生只能坐在一旁打苍蝇，也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医术如何暂且不说，人家毕竟多活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李时珍明显不是一个具备现代观念的医生，一点潮流意识都没有，他给穷人看病，竟敢不收上百万的医疗费，竟敢热情问诊嘘寒问暖，竟敢免除所有的检验费、治疗费，实在是“罪大恶极”！ 行医十几年，不计成本，只求救人，李时珍就这么坚持了下来，他的积蓄越来越少，名声却越来越大。 于是到了嘉靖三十年（1551），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场大变，在这一年，几个人找到他，十分客气地把他请到了楚王府，希望他担任楚王的私人医生。 能吃饱饭，还有无数的医书和药材资源，李时珍不是傻瓜，他答应了。 在楚王府，李时珍干得很不错，治好了很多人，被称为神医，名震天下。 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尤其是嘉靖这样的人，所以在听说李时珍的大名后，他便告诉楚王，你另外找一个医生，把这个给我送过来。 就这样，李时珍进入了太医院，并见到了大明帝国最高级的病人嘉靖。 其实能进入太医院，李时珍是很高兴的，能做到太医，也算是医生中的成功人士了，不得意一下，实在也说不过去。 但没过多久，他就想走了。 具体原因并不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什么嫉恶如仇、厌恶庸医等等，李时珍不是海瑞，走南闯北混了那么多年，场面上的事情还是过得去的，他之所以要走，实在是因为力不从心。 李时珍是神医，在那个年头，只要不是天花、肺结核之类的绝症，他基本上都能搞定，可问题在于，他那位唯一的病人是没病找病。 嘉靖其实身体很好，只要能够坚持锻炼，每天早上跑跑步打打太极拳，活个七八十岁应该不成问题，可他的目标过于远大，七八十？ 至少也要活个七八百才够本。 于是他开始没事找抽，日复一日地吃重金属和水银，还美其名曰金丹，李时珍倒是劝过他，也想帮他，却毫无用处。 这实在怪不得李时珍，因为要从科学门类来分，嘉靖同志弄的这一套应该算是有机化学，隔行如隔山，李医生当年也没搞过化学，只能爱莫能助了。 太医院别的没有，医书和药材是不缺的，于是嘉靖接着磕他的药，李时珍接着搞他的研究，直到有一天，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不到更多东西了，便打起背包，收拾资料，离开了这个他曾无限向往的地方。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时珍回到了民间，这一年他三十五岁，见过最穷的贫民，也看过最富的天子，到过寒酸的茅舍，也走过金銮大殿，人世间的富贵、疾苦他已了然于胸。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爹就是被一堆奇形怪状的药材给治死的，在表示哀悼的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李时珍的那个年代，患了感冒开给你几剂砒霜应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没办法，咱中国地大物博，药材植物也多，到底哪种东西治什么病，谁都搞不清楚，被乱治胡吃搞死的人，也只有阎王才能数得清。 忆往昔，他此起彼伏，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写一本囊括所有植物药材以及正确用法的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本草纲目》。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起，李时珍开始写这本书，要知道，医书不是小说，你不但要写出药用植物的形状、外貌，还要详细描述它的特点、疗效。坐在家里胡编乱造，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 所以从决定写书的那一天起，李时珍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奇特而艰苦的生活。 作为曾经在太医院干过的医生，此时的李时珍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来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医术且不说，想想当初这人给皇帝都号过脉，那就是御医，说起来咱这辈子还看过御医，也够吹个三五十年的。 名声大了，收入自然也高了，李时珍就算闭着眼睛号脉，混个百万富翁也绝不成问题。然而他默默地收拾行囊，开始远行，足迹踏遍了全国十三省，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悬崖峭壁，凡是有药材的地方，就有他的踪影，为了弄清药物的疗效，他曾亲自品尝过许多药材植物，好几次差点植物中毒，一命呜呼。 为了写这本书，李时珍从一个名医变成了流浪汉，他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宽敞的诊所，也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生活。 但他依然执著地写了下去——为了更多人的幸福。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历经二十六年，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查遍了世上的所有医书，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医学著作。 《本草纲目》共计十六部，五十余卷，全书记载药物一千九百余种，还详细记载了这些药物的采集、制作、特性、治疗病症，并全部附有手绘插图（佩服），此外书中还收入经检验有效的方剂一万一千多则。 李时珍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去世，他没有能够看到此书的出版。 三年后，《本草纲目》正式印刷发行，很快脱销，并迅速传入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一带，几十年后又传入欧洲、北美，并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权威书籍，而李时珍也得以超越嘉靖、徐阶、张居正，成为被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 而对于《本草纲目》的意义，其实不需要用它的传播范围以及受到的夸赞加以肯定，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出现已经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直到现在仍然继续，这就够了。 鲁迅先生除了痛斥庸医外，自己也当过医生，当然，之后他又不干了，原因大家在课本里都学过，他觉得医人无用，“启发民智”才是正道。 对于这个判断，自然不能说错，但凑巧的是，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故事。 在很久以前（具体多久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医生，这位医生的医术很高明，很多人来找他看病。 当时恰逢战乱，打得你死我活，敌对双方的受伤士兵都来找他治疗，他来者不拒，悉心照料使他们很快康复。 很快，他就惊奇地发现，原先治好的人竟然又负伤了，还是来找他，没办法，战争年代刀剑无眼，其实我们也不想光荣负伤，您受累了。 看起来这场仗时间很长，不断有新伤员来找他，但让人高兴的是，老伤员似乎越来越少——战死了就不用治伤了。 如此周而复始，他终于崩溃了，我治好了他们，他们又去打，然后又负伤，我再去医治，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于是他丢掉了药箱，远离了诊所，跑到山区隐居起来。 但没过多久，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又回到了诊所，照旧开始医治那些负伤的士兵。 于是有人问他： “为什么你会回来医治这些人？” 他笑着回答： “因为我本就是个医生啊！” 这就是最终的答案。 无论徐阶是否斗倒了严嵩，无论张居正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改革家，都不关李时珍的事，他只是一个医生，他知道，生命很珍贵，也很柔弱，作为一个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生命的存在。 这就是明代医生李时珍的觉悟，以及他抛弃荣华富贵，历经困苦三十年著书救人的唯一动机与目的。 〖在我被吸收为医学事业中的一员时，我严肃地保证将我的一生奉献于为人类服务。 我将用我的良心和尊严来行使我的职业。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我将尊重病人所交给我的秘密。我将极尽所能来保持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可贵的传统。我的同道均是我的兄弟。 我不允许宗教、国籍、政治派别或地位来干扰我的职责和我与病人之间的关系。 我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下，我决不将我的医学知识用于违反人道主义规范的事情。 我出自内心和以我的荣誉，庄严地作此保证。 ——1948 年医学日内瓦宣言〗 我知道，李时珍没有读过这一段宣言，但他做到了。 他告诉我们，最伟大的人是没有派系的，最伟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在我国漫长的你死我活斗争史中，我写下了这一节，并以不朽命名，以纪念这个医生，这个超越信仰与差别，以一己之力挽救无数人生命的伟大人物。 伟大的李时珍医生永垂不朽！ 【禁书】 与上一节不同，这一节我考虑了很久才落笔，按说嘉靖都死了，追悼会也办完了，事情就完了，该他儿子出场了。 如果还要接着搞总结，相信会有人说我罗嗦，天地良心，我从来不管小事，问题不闹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嚎，是断然不会被写下来的，而这嘉靖年间的最终问题，如果不写，实在是对不起那几位光辉人物，于是我毅然决定，把这个最后的问题写完。 嘉靖年间是个多事的时代，嘉靖本人复杂，连带着他的大臣、子民跟着一起复杂，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忠臣、奸臣、骂臣、海盗、汉奸、英雄、还有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多国友人进来掺和，不热闹是不可能了。 对了，还漏了一个，文人。 嘉靖这四十五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时期，有人说是嘉靖中兴，也有人说是亡于嘉靖，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否认的——灿烂的文化。 除了杨慎、王世贞、徐渭等人的诗词书画外，更值得人们骄傲的是，在这个时期前后，伟大的明代四大名著已经全部诞生，并得以发扬光大，它们分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金瓶梅》。 由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老熟人，所以成书年代也差不多（明初），而到嘉靖年间，由于市民文化普及，这两本书已经家喻户晓，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至于《西游记》，我们目前得知的是，其作者为吴承恩，江苏淮安人，其它情况不是不详，就是存在争议，吴先生就如同孙猴子一样，神出鬼没，难以捉摸。 而《金瓶梅》，应该是争议最多的一本书了，连成书时间都存在争议，不过大抵也就是嘉靖后期到万历之前的这一段，跑不了多远。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金瓶梅》是一本具有伟大意义的杰出著作，它应该被堂而皇之地与其他三本书摆在一起，被后人顶礼膜拜。 《金瓶梅》的作者以其精湛的笔法，深刻的思想，勾勒出了西门庆、潘金莲等知名人物（拜水浒所赐）的形象，并以这些鲜活的人物描述了明代中期的市民生活、被冲击得千疮百孔的封建礼教，以及不可遏制的思想解放与性解放潮流（拜王守仁心学所赐）。 即使从文学体裁上讲，它也是杰出的，连一些红学家也认为，《红楼梦》关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写作，是承继自《金瓶梅》的。 疑问最多的，大概就是此文的作者了，那个所谓的“兰陵笑笑生”如果要列出嫌疑名单，是可以另写一本书的，其实作者不留名倒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书里还有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专用名词：糟粕），咱们到底是礼仪之邦，有些事情上不得台面，写了这么个玩意，总还是有点不良影响，要顾及脸面。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作者嫌疑人，说起来还和严世藩先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金瓶梅中的这位西门庆是有原型的，而原型就是严世藩。 其实就生活腐化而论，西门庆和严世藩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西门庆的老婆说起来也就潘金莲那么几位，严世藩那就多了去了，基本都是两位数起算，要谈贪污的钱财数目，更是无从说起，西门大官人才什么级别，严侍郎可不是吃素的。 当然，说他们两人有关系，那也不是凭空讲白话，人家还是有证据的，比如严世藩同志又叫东楼，东楼和西门似乎还对得上，再比如严世藩同志有个小名，叫做庆儿，这种类似猜谜类的玩意数不胜数，就不多说了。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扣上这个帽子，实在是因为他和严嵩有仇，且名声太大，文章写得太好，大家觉得如此精彩的一本小说，不是寻常村夫或是文学青年能写出来的，思来想去，就是他了。 当然现在也有许多人说王世贞不是作者，并列举了很多证据，我不搞考证，也就不写了。 不管有多少争议，但至少我们知道，明代曾有过怎样辉煌的文化，伟大的四大名著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成为了经典，此后的五百年中，除了一部《红楼梦》，无人可望其项背，不知道后面那帮人都干嘛去了。 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当时，四大名著之中，有一本是禁书，如果藏有此书，是要惹麻烦的。 我大致知道许多人的答案，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那一本。 真正被禁的，是《西游记》。 如果你还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唐僧师徒四人曾经到过一个叫车迟国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皇帝推崇道教，迷信成仙，还搞出了几个虎力大师之类的邪门道士，最后被孙猴子一顿收拾，见阎王去了。 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它会被禁了，这种骂人不吐脏字的把戏历来就不少见。还有那句著名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除了孙猴子外，估计也没人敢说。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至少我认为如此。 帝国飘摇 第五章 最终的乱战 朱载垕篇 【明穆宗朱载垕】 公元1566 年，朱载垕继位了，年号隆庆，他等了二十多年，终于等死了自己的老子，等到了皇位。 这位仁兄能混到这个位置实在不易，因为他是奉遗诏登基的，遗诏是怎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嘉靖忽悠了儿子那么多年，临死也没说句接班的话。 不管怎样，毕竟已经是皇上了，隆庆开始召集大臣们上朝。 被嘉靖冷落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十分激动，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甚至在朝堂上公开对骂，然而从第一天起，大臣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似乎有点不对劲。因为无论下面吵得多热闹，上面的这位兄弟却一句话都不说，始终保持沉默。 沉默的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 他是嘉靖的第三个儿子，皇位本没有他的份，安心做个藩王，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偏偏老天爷开眼，前面两个都没能熬过去，于是老三就变成了老大。 但这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一件好事，因为嘉靖同志不但命硬，还极难伺候，能和他打交道的，也都是徐阶、严嵩这类老滑头，以朱载垕的智商水平，只能是重在参与了。 而现在看着下面这帮杀气腾腾，脸红脖子粗的陌生人，他经常会发出点感叹：我怎么会呆在这种地方，和这些人打交道？ 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照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 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 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叫郑履淳，他慷慨陈词，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 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尚宝丞，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 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 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 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他执政的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 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想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并不过分。 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 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一般是首辅）层层审批，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 要不说清楚，一个子都甭想动。 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 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触这个霉头呢，因为他就是穷得没办法了。 原先内库还有点钱，但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 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 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有事干了。 首先是给事中魏时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桂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詹仰庇，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 这位詹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两三年，虽说资历浅，可谓是人混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 “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某某某某（此处略去），现在您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您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 皇帝又愤怒了，户部又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拨一拨地上，老子不还没买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然而这一次，他忍了下来，没有发作，继续保持沉默，珠宝的事情也不提了，就当没这回事。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詹三本又行动了。 不久之后，这位仁兄在宫里闲逛，偶然看见了太医，就上前打招呼，一问，是进宫给皇后看病的，换了别人，这事也就完了，但詹三本不是别人，他就开始琢磨了，这皇后怎么就生了病呢，再一打听，原来是夫妻双方闹矛盾，皇后搬到别处去住了。 好了，好了，用功的时候又到了，詹三本琢磨来琢磨去，又上了第二本： “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一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啊，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您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 “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虽死贤于生）。” 这就是无理取闹了，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还要你寻死觅活？ 隆庆收到奏疏，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 “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的家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 就这样，詹仰庇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而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仰庇益感奋（史料原文）。 于是感奋不已的詹仰庇再次感奋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 事实证明，詹仰庇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了个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 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锡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人格。 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头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 所以从登上皇位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自然就是身边的那几位讲官了，除殷士儋外（原因很复杂，后面再讲），高拱、张居正、陈以勤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在隆庆初年（1567），礼部尚书陈以勤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 在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 这里特别说明，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面，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 那也简单，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衔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 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和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 其实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 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这还是保底价。 不过幸好，除了论资排辈外，明朝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 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 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应嘉。 【弹劾，归隐】 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应嘉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很快，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 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考核一次，每六年京察一次，顾名思义，京察就是中央检察，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知府正五品）。 当然，也包括京城的京官。 这么一算起来，那些整天叫嚷的言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十三道监察御史统统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 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一百多年来，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言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 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地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的却不多。 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个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博。 说来惭愧，这位当年严世藩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老而弥坚，这次京察是由他主导的，那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 想当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二十多年人，又干了十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老子三分，你们这些小瘪三，也只能去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敢怎样？ 那倒也是，现在的内阁成员中，除了徐阶外，其余五人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谁还敢动他？ 但这世上从不缺胆大的，胡应嘉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反正豁出去了，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博。 当然，弹劾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的官员，但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未动——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博就是山西人。 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是胡应嘉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文书送上去后，杨博还没作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了。 具体说来，是高拱要解决胡应嘉，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疏，大声疾呼应该让胡应嘉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只是因为胡应嘉先生过于激动，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程序问题。 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都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应嘉全程办理了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嘛去了？ 高拱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辞严厉色，一边骂胡应嘉还一边斜眼瞟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而郭朴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起来，要严惩胡应嘉。 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是不吃眼前亏的，如果再闹下去，就要骂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腰一弯，就势打了个滚： “那好吧，我也同意。” 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 事实证明，高拱兄还是天真了点，他万万想不到，处罚令下达之日，就是他倒霉之时。 自打胡应嘉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之后，高拱就没消停过，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言官已经动员起来：胡应嘉替我们说话，既然高大人要他下课，我们就要高大人下台！ 最先跳出来的是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他们分别弹劾高拱滥用职权、压制言论等罪名，但高拱不愧为老牌政治家，轻而易举便一一化解。 然而当听说另一位言官准备出场弹劾时，高拱却顿时感到了末日的来临，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一敬。 欧阳一敬，嘉靖三十八年进士，给事中，从七品。江湖人送外号——骂神。 这是一份并不起眼的履历，但只要看看他的弹劾成绩，你就会发现他的可怕。 嘉靖年间，他弹劾太常少卿晋应槐，晋应槐罢官。 接着，他弹劾礼部尚书董份，董份罢官。 后他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军区司令员）恭顺侯吴继爵，吴继爵罢官。也正是因为这位仁兄的一状，饱经沧桑的俞大猷大侠才得以接替此位，光荣退休。 三个月后，弹劾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戴才，陈其学、戴才罢官。 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很有胆，很敢弹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接着往下看，因为他还曾经弹劾以下这些人（排名不分先后）： 英国公张溶，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锦衣卫都督李隆等等等等。 所谓英国公，就是跟随永乐皇帝朱棣打天下的那位张玉的后代，最高公爵，世袭罔替。山西总兵和浙江总兵都是省军区司令员，而李隆都督是特务头子。 弹劾结果：以上官员中，除英国公张溶外，全部罢官。 总而言之，在欧阳一敬不到十年的弹劾生涯中，倒在他脚下的三品以上部级文武官员合计超过二十人，并附侯爵一人，伯爵两人。 当我看到这份成绩单时，总会不禁感叹，原来骂人也是有天赋的。 骂神出马，自然不同凡响，欧阳一敬实在是骠悍得紧，不但弹劾高拱，还捎带了杨博，并大大夸赞了高拱的奸恶水平，说他比历史上的著名奸臣蔡京同志还要奸。 在弹章的最后，他还体现了有难同当的高尚品质： “胡应嘉弹劾的事情，我事前就知道了，你们要处罚胡应嘉，就先处罚我吧！” 这种江湖义气，实在颇有几分黑社会的神韵。 这回高拱扛不住了，可还没等他开始反击，另一个人却蹦了出来，此人就是他的学生齐康。 齐康也是御史，但老师吃了亏，同行也就顾不上了，他立马站出来，先骂欧阳一敬，再骂徐阶，但是事实证明，骂架和打架的道理大致相同，人多打人少才能打赢。 齐御史刚出头，就被欧阳一敬方面的口水彻底淹没，而徐阶兄也不甘示弱，趁你病要你命，还找来了几个六部官员，大家一起去踩高拱。 这下再也扛不住了，隆庆元年（1567），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学士主动提出辞职回家，一个月后，他的同乡好友郭朴也退了休。 徐阶，算你狠，我们走着瞧！ 就这样，徐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这也只能怪高拱兄不自量力，徐首辅久经考验，当年孤身一人，尚且敢跟严嵩对干，如今天下在握，皇帝都不好使，何况高学士，内阁里你排老几？ 高拱走了，最伤心的人是皇帝，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了不算。 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 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 皇帝说：那好，我听你的。 不久之后，皇帝又说：我这么多年一直呆在北京，想要出去转转。 徐阶真是个直爽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 隆庆终于出离愤怒了，我爹还不敢这么管我呢！你凭什么！？一气之下，他毅然收拾行李，还是去了。 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但长此以往，怎么得了？高拱又走了，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徐阶致仕了，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打好包裹，准备回松江老家。 这在当年，算是一件奇闻，要知道，以徐首辅的地位和威望，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灭谁就灭谁，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所谓金盆洗手，急流勇退，那只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然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而原因也十分简单——疲惫，以及欣慰。 隆庆二年（1568），徐阶六十六岁，暂住北京，即将退休。 四十八年前，他十八岁，家住松江华亭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听从了他的教诲： “我将致良知之学传授于你。” 四十五年前，他二十一岁，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在大明门前，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 “此子之功名，必不在我辈之下！” 三十八年前，他二十八岁，面对首辅张璁的怒吼，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 “我从未曾依附于你！” 然后他前途尽毁，家破人亡，被发配蛮荒之地，在那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 二十年前，他四十六岁，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不发一言。 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报仇雪恨也好，伸张正义也罢，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四年前，他六十二岁，经过十余年的忍耐与经营，他除掉了严嵩，杀死了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现在，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的老年首辅，当年的热血激情，现在的老到深沉。从黑发到白发，从幼稚到成熟，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志向。 徐阶这一辈子，被人整过，也整过人，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地斗，奋发图强地斗，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也该歇歇了。 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致仕申请，且唯恐他反悔，当即公布天下，发退休金让他走人，明显有点不够意思，但徐阶却并不在意，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 张居正，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 除了张居正外，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倍感安心，他认为，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 这个走运的人，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自打从牢里放出来，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官复原职，很快就升了官，当了大理寺丞（正五品），专管审案，也算发挥特长。 不久之后，这位当年的小教谕竟然当上了都察院佥都御史（正四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 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徐首辅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 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错误的任命，很快，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 但此时的徐阶依然是幸福的，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微笑着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仇恨、喜悦和宽慰的地方。 隆庆二年（1568）十一月，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和他离弃多年的家。 四十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一切就此开始，而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 他推开了家中的那扇门。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回家了，终于。 【你的命运，在我的手中】 世界上的事情实在是说不准的，短短两年，高拱和郭朴走了，徐阶也走了，原本甩尾巴的张居正一下子排到了第三，当然，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因为甩尾巴的依旧是他。 所谓老实人不吃亏，李春芳现在有了充分的心得，像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从来不争不闹，居然也成了首辅，而陈以勤则当上了次辅，这两位老好人脾气不大，才能不高，以一团和气为指导思想，整天就忙着和稀泥，劝架，从不惹事，看起来，和平终于来临了。 不过终究只是看起来而已，很快，一场新的狂风巨浪就将掀起，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 隆庆三年（1569），赋闲在家的徐阶突然接到了仆人的通告，说有人来拜会他。作为朝廷前任首辅，地方上那些小芝麻官自然要经常上门拜码头，为省事起见，但凡遇到这种情况，仆人会直接打发他们走人。 但这一次，是个例外，仆人告诉他，来访的这位虽不是官，却比官还牛，口口声声说有紧急机密的事情要找徐阶，且口气极大，极其嚣张。 于是徐阶也好奇了，他把这个人叫了进来。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自称姓邵，别号“大侠”，没有官职，没有身份。然而他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久经沙场的徐阶目瞪口呆。 他说的这句话是：我能帮助你再当上首辅，你愿意吗？ 等徐阶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后，便大笑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笑，在他四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遇到过无数怪事、怪人，但眼前此情此景，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我在内阁混了十几年，九死一生才当上首辅，天下到处都是我的门生亲信，皇帝都要服我管，你既无官职，也无名望，也就算个二流子，竟然要扶持我当首辅！ 差点笑岔气的徐阶挥了挥手，让人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赶了出去，在他看来，这是退休生活中一次有趣的娱乐插曲。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他放声大笑之时，这位邵大侠并没有丝毫惊慌与尴尬，在他的眼中，只有两种情绪在闪动：失望、以及仇恨。 于是被赶出徐家之后，他立刻调转了方向，前往另一个地方——河南，在那里，他将会见第二个人，并兑现自己的诺言。 十几天后，高拱在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这位邵大侠，也听到了他的承诺，但与徐阶不同的是，他相信了眼前的这位神秘访客。而一个传奇也就此开始。 我最早是从一些杂谈笔记中看到这一记载的，当时只是一笑了之，从古至今，像邵大侠这样的政治骗子一向不缺，拿着几份文件，村长就敢认部长的，也不在少数。 一个无权无势的无名小卒，怎么可能把高拱扶上首辅的宝座？打死我也不信。 然而打不死，所以我信了。 因为在后来的查阅中，我发现，有许多可信度很高的史料也记载了这件事，而种种蛛丝马迹同时证明：这位邵大侠虽然是个骗子，却是骗子中的极品。 邵大侠，真名不详（一说名邵方）、具体情况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混混。 这位仁兄自小就不读书，喜欢混社会，一般说来，年轻人混到二十多岁，就该去找工作娶老婆了，但他却是个例外，对他而言，混混已经成为了一种事业，从南混到北，从东混到西，最后混到了京城。 正是在京城，他圆满完成了转型，成功地由一个小混混变成了巨混混。因为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虽不起眼，品级不高，也不是内阁成员、六部部长，却有着不亚于内阁首辅的权势。 他的名字叫做陈洪，时任御用监掌事太监。 前面曾经说过，在太监的部门中，司礼监权力最大，因为他们负责批红，任何命令没有他们打勾都不能算数。而这位陈洪兄虽也干过司礼监，此时却只是个管日用品的御用监。 但事实上，这位陈兄是当年最牛的太监之一，究其原因，那还要感谢嘉靖同志。 因为嘉靖不信任太监，加上当时的内阁过于强悍，都是夏言、严嵩、徐阶之流老奸巨滑的人物，所以司礼监的诸位仁兄早就被废了武功，又练不成葵花宝典，每天除了在公文上打勾外，屁都不敢放一个。 于是御用监脱颖而出了，你再威风再嚣张，吃喝拉撒总得有人管吧，日常用品总得有人送吧，这就是关系，这就是机会。所以不起眼的陈洪，却有着极为惊人的能量。 但太监是不能自己随意出宫的，有钱没处花，有劲没处使，于是邵大侠就成为了陈太监的联络员，而高拱，就是陈洪的第一个同盟者。 绝顶聪明的徐阶赶走了高拱，安插了张居正，在他看来，高拱已经永无天日，事情已经万无一失，却没有想到，还是留下了这唯一的破绽。 于是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经过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幕交易与协商，高拱又回来了，此时距他离去仅仅过了一年。 得意了，翻身了，凭借着一个太监的帮助，高拱以十倍于胡汉三的精神状态回到了京城，在他看来，天下已尽在掌握。 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他将沿原路返回老家，而赶他回家的，是另一个太监。 所谓人走茶凉，有时候也不靠谱，听说高拱回来了，隆庆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他，并刻意叮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 说是这样说，但毕竟人走了一年，原先在内阁排老四，现在也只能去甩尾巴了。朝廷的规矩，就算天王老子，也不能插队！ 但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为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而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 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一个职务——吏部尚书。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根据历朝的惯例，为保证皇帝大权在握，内阁大学士不能兼管吏部，因为吏部是人事部，是中央六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如果把人事权和政务处理权都交到一个人的手中，不出鬼才怪。 但咱们谁跟谁啊，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兄弟，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 于是大权在手的高拱准备行动了，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 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那群叽叽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说整你就整你，绝不打折扣，于是短短几个月中，二十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 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是欧阳一敬。 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 骂神不愧为骂神，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势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了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没有死在骂人的工作岗位上，实在是一种遗憾。 现在只剩下胡应嘉了，欧阳一敬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 因为胡应嘉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 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应嘉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 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 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 说起这位赵兄，那也算是老熟人了，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 但自打这位声名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要没事找事，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 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 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而赵学士，是嘉靖二十年。 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就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他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是要求太高。 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 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 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那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目标是首辅，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 很快，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 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都察院。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都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面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 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 对于此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 “别忘了，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京察！” 要明白，言官骂人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 于是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 因为陈以勤辞职了。 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 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去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面，成为了次辅。 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在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 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 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海瑞。 帝国飘摇 第六章 高拱的成就 【海青天的实力】 隆庆三年（1569），海瑞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请注意，不是最大，是最肥。 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有的富，说到底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 而在当时，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万众所向，它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 文选司管文官人事调动，要你升就升，考功司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 武选司管武将人事任命，战场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 所谓应天，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 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 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退休回家养老。 “海阎王就要来了！” 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 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常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 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也已空无一人，活像刚被劫过的，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有钱，比人家骂他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恰巧当时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 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便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就这样连走带跑离开了应天。 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 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 告状不要钱！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三千多张诉状，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 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 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 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 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地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 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谁也不触这个霉头。 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 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滴。 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 不过看在徐阶的面子上，海瑞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写了封信，要他退地。 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 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静，我是替你着想啊！ 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六十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 于是他又写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希望他念在往日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 可是事实证明，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 到此徐阶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 他下定了决心，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 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 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 【最好的工具】 活了这么大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 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那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冷眼旁观。 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 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海瑞是徐阶的人，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 海瑞，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 高拱很快对海瑞的举动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 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 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 看起来，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隆庆四年（1570 年），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 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 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怎么回事？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疏。 在海瑞的一生中，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疏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 要知道，骂人想要骂出新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骂人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除他以外）。 而他在奏疏中，也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尽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出面反击。 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 只有两个人说话了。 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疏，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照海瑞的这个说法（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 还真是个老实人啊。 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错了。 海瑞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 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隆庆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 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 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了。 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 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 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 第一个，叫做潘季驯。 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 几年前，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 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驯先生曾经这样做过，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 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 这位兄台算是个奇人，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他的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 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杆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 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 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 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 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 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 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 （住在黄河边上的人应该深有体会） 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 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那件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 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 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 看起来很眼熟是吧，没错，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 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 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下面的这位就麻烦得多了。 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西游记里才有。 隆庆四年（1570），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在当年，这个地方算是蛮荒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 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 “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 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世贞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 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 原因很简单，他太贪。 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 果然，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丢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 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 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荣上任。 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 然而高拱说： “不用派人，所有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 陆树德急了： “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 “我知道。”高拱却笑了笑，“那又如何？” “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 事实确实如此，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班师凯旋，当然了，军饷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那就不是殷正茂了。 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 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季驯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其实之前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 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 所谓不敢惹，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事文官。 在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比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也不能幸免，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谁吃亏。 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二十年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 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 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只有四处，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 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它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 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它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宣大、蓟辽），由朝廷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蓟辽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蓟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 看到这个豪华阵容，你就应该明白，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 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 【飞来横财】 就在王崇古上任的几乎同一时刻，一个人从蒙古鞑靼的帐篷中走出，在黑夜中向故乡投去了最后仇恨的一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那里是敌人的营垒。 于是天明之时，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横财来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子，说起这位俺答兄，也算是老朋友了，当年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敌人那边，当了叛徒，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恋爱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把汉那吉准备要娶媳妇了，而且这位未婚妻很漂亮，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 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有一天，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便当机立断：把汉那吉你再娶一个吧，这个我就带回家了。 顺便讲一下，据某些史料记载，这位孙媳妇也是俺答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那俺答应该算是乱伦了，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 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鞑靼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把汉那吉依然愤怒了：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老头抢走了，真是岂有此理！ 可这位老头偏偏是他的爷爷，还是部落首领，自己一无兵，二无权，又能怎样呢？ 思前想后，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投奔明朝。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至少也能出一口恶气。 于是事情就闹到了这个份上，边关守将捞到这么个重量级人物，十分高兴，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 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自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 此外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副将（副总兵级别）以上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 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军官不去打仗，难道让小兵指挥？ 事实证明，王崇古同志作出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三天之后，俺答就来了，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十几万蒙古骑兵。 但这一次他们似乎不是来抢东西的，在大同宣府附近转悠了好几天，不断挑衅闹事，但边防军牢记王崇古的教诲，打死也不出头，偶尔只派小股部队出去转转，就这么折腾了几天，蒙古军粮食吃光了，才抓了几个小兵，只能打道回府。 身为一名长期从事抢劫工作的专业人士，俺答有着充分的绑票经验，抓人、谈判、收赎金一整套流程了如指掌，而现在自己的孙子成了敌人的人质，作为该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他没有去谈判，筹集款项，而是直接选择了最为简单的方式——绑票。 只要能够抓到对方的高级将领，拿人去交换，既方便操作，又节省成本。可惜的是，王崇古是狡猾狡猾地，不吃这一套。 俺答失望地走了，王崇古却犯了愁，该怎么处理这位把汉那吉呢？你把他留在这里，俺答自然会来找麻烦，而这位仁兄除了身份特殊外，也没啥特殊才能，每天你还要管饭，实在是个累赘。 大多数人建议：好歹也是个蒙古贵族，养在这里费粮食，咱们把他剁了吧，也算是立个功。 也有人说，还是放了吧，省得他爷爷来闹事。 面对激动的群众，王崇古保持了冷静，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请示领导，领导总是英明的，即使不英明，至少也能负责任。 于是他上报了高拱，请领导批示处理意见。 高拱接到了报告，即刻找来了张居正，两位老狐狸凭借多年朝廷打滚的经验，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判断：既不能杀，也不能放。 那该怎么办呢？在长时间思考之后，高拱眼睛一亮： “我要用他，去交换一个人。” 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 明代是一个不缺汉奸的朝代，而在吴三桂之前，最为可恶的汉奸非赵全兄莫属。 在逃到鞑靼之前，赵全是明军中的一员，估计是由于福利待遇之类的问题，他义无反顾地投奔了俺答，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 历史证明，汉奸往往比外敌更为可恶，高拱之所以如此看重赵全，是因为这位汉奸实在坏得离了谱，坏出了国际影响。俺答虽说喜欢抢劫杀人，但总体而言，人品还是不错的，也比较耿直，抢完了就走，不在当地留宿过夜。 但赵全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赵全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此外他还劝说俺答当皇帝，组织政权和明朝对着干，破坏能量非常之大。 因为他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赵全极其光荣地成为了明朝头号通缉要犯，上到皇帝，下到小兵，个个都知道他的大名，而这位仁兄也极其狡猾，朝廷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但十几年过去，连根毛都没逮到。 现在机会终于到了。 在高拱的命令下，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俺答军营谈判，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任务，但实际上非常复杂。 使者踏入了俺答的营帐，等待他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一句话： “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已经被我杀掉了。” 死亡的威胁扑面而来，因为这位俺答似乎根本没有谈判的打算。 万幸的是，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使者鲍崇德，实际上非常起眼。 鲍崇德，当地人，原本是翻译，之后不断进步，兼职干起了外交，这一次，他将用自己出众的能力去完成这次凶险无比的任务。 “我知道。”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 “那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 ——嚣张是可以升级的。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敢来？！” 然而嚣张的俺答最终沉默了，因为鲍崇德的一句话： “如果我不来，你的孙子就没命了。” 虽然俺答摆出了一副坚决不谈判的架势，但鲍崇德却十分肯定，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和孙子的感情也不好，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 因为在此之前，鲍使者曾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俺答是一个怕老婆的人。 虽然俺答有好几个老婆，且生性野蛮，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特别是那个叫伊克哈屯的女人。 这位伊克哈屯大概算是俺答资历最老的老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是不是孙女，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可偏偏那位跑掉的把汉那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 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我就废了你！ 于是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俺答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俺答跑，并且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发出了大声的怒吼： “老东西，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要不就打死你！”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俺答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东西，但他毕竟也是人，这么个闹腾法，每天都不得安生，实在受不了，可要他拉下面子求人，也确实干不出来，不得已才出此绝招，希望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可惜鲍崇德并非等闲之辈，这位仁兄也是在官场打滚的，要论玩阴谋手段，俺答还得叫他一声爷爷。 于是大家都不忽悠了，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俺答开门见山： “我的孙子现在哪里，情况如何？” “他的近况很好，我们给他安排了住处，你不用担心。” 情况摸清楚了，下面谈条件： “你们何时才肯放回我的孙子？” “随时都可以。”鲍崇德笑着回答道。 “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 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俺答想了一下，只想了一下。 于是他也笑了。对他而言，那个人实在无足轻重。 几天之后，穿着新衣服的把汉那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而俺答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 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走狗，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 历史又一次证明，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 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据说他身体还不错，割了上千刀才死，把汉那吉回家去了，继续过他的日子，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但事实上，发财的机会才刚刚开始。 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明朝看鞑靼是土匪，鞑靼看明朝是恶霸，经过这件事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并非洪水猛兽，虽说有代沟，但还是可以沟通的。 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封贡互市。 所谓封贡互市，具体讲来是这么个过程，明朝封鞑靼，发给俺答等人新衣服（官服）、公章（官印）等官僚主义用品，承认他们的土财主地位。而鞑靼要听从明朝大哥的教诲，不得随意捣乱抢劫，这叫封。 当然了，俺答虽说读书少，也绝不是白痴，给几枚公章，发几件衣服就想忽悠他，那还是有难度的，要我听话，你就得给钱。实际操作方法为，每年俺答向明朝进贡土特产（马匹牛羊不限，有什么送什么），而明朝则回赠一些金银珠宝，生活用品等，这叫贡。 但封贡毕竟是小买卖，蒙古部落上百万人，对日用品市场需求极大，又没有手工业，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边境贸易。 大家找一个地方，弄个集贸市场，来往商贩把摊一摆，你买我卖，这就叫互市。 其实自从元朝取消国号后，混吃等死就成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愿，所谓回中原当大地主，梦里时常也能见到。 可是没办法，蒙古的经济结构实在太单一，骑马放牧人人都会，可你要他造个锅碗瓢盆出来，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要几十年不用这些玩意，似乎又说不过去，找人要，人家又不给，没办法，只有抢了。 现在既然能靠做生意挣回来，那自然更好，毕竟为抢个脸盆把命丢掉，实在也是太不划算。 体育就是和平——顾拜旦说的。 贸易也是和平——这是我说的。 有一点必须说明，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贸易才能带来和平，边境有王崇古、谭纶、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谁抢就收拾谁，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否则还是抢劫划算。 对于封贡互市制度，蒙古是一呼百应，极其欢迎，但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明朝的屁股。 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却对此极不感冒，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给点好处让他们消停点就行了，做生意？做梦！ 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反对派气势汹汹，其主要观点是： 东西我大明多的是，但即使送给要饭的，也不能给蒙古人！ 这一派带头的，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英国公张溶，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衡也是反对派的干将，真可谓是一脉相承。 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张居正一帮人，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算是皇帝的秘书，不便公开表态，他是个聪明人，一看朝廷里反对一片，强行批准定被口水淹死，便见风使舵，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想出了这个方法，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而这个办法，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包括：钻空子、绕道走、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 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张溶，可还没等他说话，张溶就叫嚣起来： “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绝不同意！” “没问题，”高拱笑着说道，“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们来表决。” 张溶目瞪口呆，因为事实证明，高拱并没有开玩笑。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封贡票决”事件发生了，大家不闹腾了，开始投票，据史料记载，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四十四人，在会议上，赞成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陆续发言，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 经皇帝公证，验票统计如下：赞成封贡互市者二十二人，反对封贡互市者二十二人。 这下白闹了，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 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皇帝说了不算，内阁说了也不算，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实在有负“黑暗专制”的恶名。 当然，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对搞民主也没啥兴趣，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实在是另有企图。 根据我的估计，在此之前，他一定曾算过票数，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才提议投票，因为一旦投票不成，事情就会推给皇帝，可是皇帝不会管事，自然就会推给内阁，而内阁，是高拱说了算。 于是一圈绕回来，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 既然大臣解决不了，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李春芳可以忽略不计，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 隆庆五年（1571），边境市场正式开放，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自朱元璋起，折腾了两百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此后近百年中，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和平终究还是实现了，这是高拱立下的不朽功勋。 帝国飘摇 第七章 死斗 【决裂】 潘季驯、殷正茂和王崇古的任用，证明了高拱是一个无比卓越的优秀政治家，在他的统领下，大明王朝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而他的声名也随之达到了最高峰。 然而就在那光辉灿烂的顶点，一个阴影却已悄然出现，出现在他的背后。 张居正并不是个老实人，他或许是个好人，却绝不老实，对于高拱同志，他一直都是有看法的： 论资历，高拱比他早来三年，论职务，高拱从翰林院的科员干起直到副部长、部长、大学士，几十年辛辛苦苦熬出来的，劳苦功高，而他却是从一个从五品副厅级干部被直接提拔为大学士，属于走后门的关系户，论能力，高拱可谓是不世出之奇才，能够善断，相对而言，他还只是个愣头青。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张居正都只能乖乖当小弟，而一直以来他也是这样做的，凡事唯高拱是从，遇到大事总是请示再请示，十分尊重领导。 可问题在于，高拱并不满足于当老大，他还要当爹，他要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他，服从他的指挥，谁要不听话，是要被打屁股的。 刚开始的时候，张居正也没啥意见，毕竟高拱是老同志，耍耍威风似乎也没什么，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当他亲眼看到那个被打屁股的人时。 这位倒了霉的仁兄就是殷士儋，关于此人，那真是说来话长。 嘉靖二十六年（1547），殷士儋和张居正同期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被选为庶吉士，之后又被调入裕王府，担任裕王的讲官。 既有翰林的背景，又是太子的班底，官运也不错，隆庆二年（ 1568） 还当上了礼部尚书，但奇怪的是，他偏偏就是入不了阁。 在明代，这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记得我当年小学时曾被任命为卫生委员，现在想来，那是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虽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多扫一次地，却实在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为什么呢？ 因为卫生委员是班委成员。 要知道，各科科代表虽说平时管收作业，实在是威风八面（特别是对我这种不爱交作业的人），但他们不是班委成员，老师召集开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资格去的，也得不到老师的最高指示。 卫生委员就不同了，虽然每日灰头土脸，但每当听到老师召唤时，将手中的扫把一挥，高傲地看一眼收作业的课代表，开会去也！ 那是相当的牛。 相信你已经明白了，课代表就是各部部长，班委就是内阁，老师就是…… 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就是这个道理。 殷士儋讨厌收作业，他想去扫地，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而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说到底，还得怪他的那张嘴。 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比如一个胖子，体重一百公斤，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1 吨，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 殷士儋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平时说话总是直来直去，当年给裕王当讲官时经常严辞厉色，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所以后来裕王登基，对这位前老师也没什么好感。 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 这很正常，高拱要听话的人，而殷士儋明显不符合此条件。 所以入阁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人员进进出出，就是没他的份，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到了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这位收作业的仁兄竟然拿到了扫把——入阁了。 这自然不是高拱偶发善心，实在是殷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既然高拱不靠谱，皇帝也不能指望，那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太监。 殷士儋一咬牙，走了太监的门路，终于得偿所愿，对此高拱也只能望洋兴叹，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 但老奸巨滑的高学士自然不会就此了结：不能挡你进来，那就赶你出去！为了及早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都给事中韩楫。 几天之后，在韩楫的指示下，言官们开始发动攻击，殷士儋同志的老底被翻了个遍，从上学到找老婆，但凡能找到的都拿来骂，搞得他十分狼狈。 高拱得意了，这样下去没多久，殷士儋只能一走了之，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他也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殷士儋的脾气。 于是一场意外就此发生。 事情从一次会议开始，本来内阁开会只有大学士参加，但有时也邀请言官们到场，偏偏这一次，来的正是韩楫。 殷士儋不喜欢高拱，本打算打声招呼就走人，一看韩楫来了，顿时精神焕发，快步走上前去，说了这样一句话： “听说韩科长（韩楫是六科都给事中，明代称为科长）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不要紧，不要被小人利用就好！” 高拱就在现场。 殷学士的这句话只要不是火星人，想必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加上在场的人又多，于是高拱的脸面也盖不住了。 “成何体统！” 好！你肯蹦出来就好！ 孙子当够了，殷士儋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高拱！陈大人（指陈以勤）是你赶走的，赵大人（指赵贞吉） 是你赶走的，李大人（指李春芳）也是你赶走的，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 高拱当时就懵了，他万万没想到，像殷士儋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竟然会当众发飚，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 殷士儋真是个实诚人，实诚得有点过了头，这位仁兄骂完了人，竟然还不解恨，意犹未尽，卷起袖子奔着高拱就去了。 反正骂也骂了，索性打他一顿，就算要走，也够本了！ 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看见殷同志来真格的，撒腿就跑，殷士儋也穷追不舍：脸已经撕破了，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 关键时刻，张居正站了出来，他拉住了殷士儋，开始和稀泥： “万事好商量，你这又何必呢？” 然而殷士儋明显不是稀泥，而是水泥，一点不给面子，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 “张太岳（张居正号太岳），你少多管闲事，走远点！”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谁敢挡我就灭了谁！ 所幸在场的人多，大家缓过劲来，一拥而上，这才把殷大学士按住，好歹没出事。 我算了一下，闹事的时候，殷士儋五十六岁，高拱六十岁，张居正最年轻，也四十七岁，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实在让人钦佩。 殷士儋不愧是山东人，颇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敢作敢当，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就主动提出辞职，回家养老去了。 在高拱看来，这个结果还不错，虽说差点被人打，但自己还是赢了，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这场风波正是他覆亡的起点，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 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 是啊，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陈大人可以被赶走，那么我也会被赶走——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 况且，我也喜欢首辅的那个位置。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两个人之中，只能留一个。 而那个人，只能是我。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高拱，你必须被毁灭。 张居正打定了主意，准备对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动手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先出招的人，竟然是高拱。 其实一直以来，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却还是把他当朋友的，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那个传闻。 对高拱而言，赵贞吉是可恶的，殷士儋是可恶的，但只要他们滚蛋，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只有一个人除外——徐阶。 对徐大人，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对方家破人亡之后，他还是不依不饶，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唯恐他死得太轻松。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跑来告诉他，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答应拉他一把，帮他儿子免罪，当然了，张居正也没白干，他收了三万两白银。 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之后的一天，他找到张居正闲聊，突然仰天长叹： “老天爷真不公平啊！” 张居正没有说话，他知道后面的话才是正题。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而我一个也没有？” 张居正这才松了一口气，高拱确实运气不好，六十多岁的人了，无儿无女，将来也只能断子绝孙了。 为缓和气氛，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笑着说了这么一句： “儿子多，但也不好养活啊！” 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 “你有徐阶送你的三万两白银，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高拱微笑着，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张居正慌了，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无奈之下，他只得赌神罚咒，说些如果收钱，出门让车撞死，生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最后搞得声泪俱下，高拱才作了个样子，表示这是有人造谣，我绝对不信，然后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给他一个教训，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这是高拱的想法。 必须尽快解决他，再也不能迟疑！——这是张居正的决心。 【一个过于优秀的太监】 决心下了，可该怎么动手呢？扫把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张居正明白这个道理。 但现在的高拱已经今非昔比，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他的手下，单凭自己，实在没有胜算。而且这位六十高龄的高老头身体很好，每天早起锻炼身体，精神十足，等他自然死亡太不靠谱。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一个人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他的名字叫冯保。 和明代的同行们比起来，冯保是个非常奇特的太监——奇特得不像个太监。 一般说来，太监由于出身不好，且家庭贫困，能认识几个字，写自己的名字就算知识分子了，按照这个标准，冯保绝对可以评上教授，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而且还是著名的音乐家，擅长演奏多种乐器，此外他还喜欢绘画，时常也搞点收藏。 比如后来有一次，他在宫里闲逛，“无意”地走进了宫内的收藏库，“无意”地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然后“无意”中喜欢上了其中一幅画，最后便“无意”地“顺”（学名叫偷）走了这幅画。 事实证明，冯保先生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高的，因为那幅被他收归己有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 像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天知地知，而我这样的小人物之所以也能凑个热闹，是因为冯太监在偷走这幅画后，还光明正大地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以示纪念（类似某某到此一游）。 捅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他虽然有文化，搞艺术，却绝非善类，做坏事敢留名，偷来的锣还使劲敲，这充分说明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品质：胆大、心细、脸皮厚。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最适合搞阴谋。 而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冯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拱。 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明代的太监机关中，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这个部门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具体说来是用红笔打勾，然后盖上公章，上到军国大事，小到鸡皮蒜毛，都得过他们这关。 从嘉靖年间开始，冯保就是司礼监中的一员，隆庆登基后，他也官运亨通，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职务，要知道，东厂是特务机关，而御马监手握兵权，是十二监中仅次于司礼监的第二号实力机关。既管特务，又管部队，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个份上，就算成功人士了。 但冯保并不满足，他要做太监中的霸主，就必须回到司礼监，得到另一个位置——掌印太监。 司礼监的工作是打勾和盖章，打勾的人数不等，叫秉笔太监，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掌印太监——有且仅有一位。 天下大事，都要从我的公章下过，你不服都不行。 恰好此时前任掌印太监下课，太监也要论资排辈，按照职务资历，应该是冯保接任，但他却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因为高拱插手了。 高拱横空出世，把御用监管事太监陈洪扶上了宝座，原因很简单，当年陈洪帮他上台，现在是还人情时间。 你陈洪不过是个管仓库的御用监，凭什么插队？！然而可怜的冯保只能干瞪眼，高拱实在太过强悍，是招惹不得的。 那就等吧，总有一天等到你。似乎是冯保的痴心感动了上天，陈洪兄上台没多久，也下课了。这下应该轮到冯太监了。 然而高拱又出手了，他推荐了孟冲来接替陈洪的位置。 冯保出离愤怒了，愤怒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据说在家里连骂了三天，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如此激动，倒不全是有人抢了他的职位，而是这位孟冲兄的身份实在有点太过特殊。 按照规定，要当司礼监掌印太监，必须在基层单位或重要岗位锻炼过，这样才能当好领导太监，可是孟冲先生原先的职务却是尚膳监，这就有点耸人听闻了，因为尚膳监的主要职责，是管做饭。 也就是说，尚膳监的头头孟冲先生，是一名光荣的伙食管理员。 太欺负人了！上次你找来一个管仓库的，我也就忍了，这回你又找个做饭的，下次莫不是要找倒马桶的？ 冯保终于明白，不搞倒高拱，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在经过短时间观察后，不需要介绍人介绍，也未经过试探、牵手、见家长之类的复杂程序，冯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 但双方一合计，才发现高拱兄实在很难拱，他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朝中爪牙更是数不胜数，一句话，他就是当年的徐阶，却比徐阶难对付得多，因为看起来，这位仁兄似乎打算革命到底，丝毫并没有提前退休的打算。 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只能等——等高拱死。 但这种事情哪有个准，正当这对难兄难弟准备打持久战时，局势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 为保存实力，张居正与冯保商定，遇到事情由冯保出面，张居正躲在暗处打黑枪，两人不公开联系，总是私下交流感情。 但意外仍然发生了，一天，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但此时天色已晚，为了给冯保报信，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连夜派人交给冯保。 安全抵达，安全返回，张居正松了一口气。 然而第二天，当他刚刚步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一声大喝镇住了他：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保？信上写了什么？如果有事情，为什么不与我商量？！” 这回高拱也不兜圈子了，反正内阁里只有我们两人，既然是破事，咱们就往破了说。他死死地盯着张居正，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张居正没有准备，一时间手足无措，但老狐狸就是老狐狸，片刻之间，他就换上了一副招牌式的笑容，笑嘻嘻地看着高拱，也不说话。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老子死活不表态，看你怎么办？ 这大概算是耍无赖的一种，于是在对峙一段时间后，高拱撤退了，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 事情闹大了，一听说联系暴露了，冯保就炸了锅： 还搞什么地下工作，高拱都知道了，索性摊牌吧！我们两个一齐上，鱼死网破，看看谁完蛋！ 张居正明白，冯保是对的，现在情况紧急，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所谓先下手为强，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再晚就麻烦了。 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动手还有一丝胜算，等待似乎毫无生机。 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 “再等等。” 无以伦比的天赋，以及二十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 “高拱依然是信任我的。” 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到来。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机会来临。 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二十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六年的皇帝，估计是当年压力太大，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 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所以把工作交给能干的人，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人都消停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一句话，他是个老实人。 就在这一天，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便紧急下令，召见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仪。 这里说一下这位高仪，虽说他姓高，却绝非高拱的亲戚，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几十年勤勤恳恳，小心谨慎，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失了火，烧得一干二净，好歹是个正部级干部，重新盖一座就是了。 可是高仪却极为另类，他自己没钱，也不向组织开口，竟然找了个朋友家借住，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就这么凑合了十几年。 所以很明显，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凑数的，在他看来，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反应迟钝的人，然而此后的事情发展告诉我们，他或许老实，却绝不迟钝。 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为了不耽误事，他撒腿就跑，据史料记载，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坐，六十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咽气之前抵达目的地，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顺便说一句，这条路线今天还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跑跑，从东安门起始，跑进故宫乾清宫（记得带钱买票），体验古迹之余也可以缅怀一下先人。 当高拱到达寝宫时，才发现有五个人已经先他而来，他们分别是皇后、太子朱翊钧、太子生母李贵妃、张居正，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冯保。 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前三个人先到场是正常的，他们住得近，张居正比自己先到，也还情有可原，毕竟这小子年轻跑得快，冯保是司礼监秉笔，是皇帝的秘书，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 所以紧要关头，高拱也没多想，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去了。 然而他万没想到，张居正之所以早到，是因为他早就从冯保那里得到了消息，而冯保之所以在场，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在此实现。 看见高拱来了，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三十余年，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 “太子年纪还小，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 讲完，走人。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三十六。 皇帝死了，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哭一场，无论真心假意，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同理，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权力方面的问题。 此时，最自信的人是高拱，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交付给我，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这叫口头要约，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都比不上合同。 高拱同志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气的冯保行动了——他拿出了合同。 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 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就不多介绍了，大体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劳苦大众，现在我死了，请诸位多多照顾我儿子之类，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 “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 这回算是反了天了。 在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着个太监能学到啥呢？ 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高拱气得七孔冒烟。 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皇帝死得急，没来得及写，大家也都理解，现在你冯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天上掉下来的？ ！ 但是激动归激动，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也不好看，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保辅政，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自己的人，有帐慢慢算，咱们走着瞧。 只过了一天，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 第二天，另一条遗旨颁布：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 原来如此！ 瞧不起太监，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局势十分不利。 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在短暂惊慌之后，高拱恢复了镇定，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雒遒、程文，整夜商议之后，他们订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八日，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 帝国飘摇 第八章 阴谋 朱翊钧篇 【唯一的漏洞】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日，第一波攻击开始。 这一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疏，作者是高拱，他立即打开阅览，却被惊得目瞪口呆。 奏疏的大致内容是说：太监不过是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我高拱实在看不过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 冯保懵了，却并非因为恐惧，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对这封奏疏中的建议，冯保早有心理准备，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动手是迟早的事情，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虽说大臣的奏疏是直接呈送皇帝的，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随着皇帝越来越懒，许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皇帝往往看也不看，就丢给内阁，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事情就算结了。 这就奇怪了，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文件都是我盖章，怎么还会上这样的东西，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 冯保把脑袋想破，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但这个事总得解决，于是他扣住了奏疏，没有转交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个字，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拱。 这六个字是：“知道了，遵祖制”。 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什么祖制，怎么遵守？ 然而高拱却并不生气，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高拱明知这六个字出自冯保的笔下，却只是冷笑了一声，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仪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高仪摇了摇头，张居正笑了。 冯保，你尽管闹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高拱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送上奏疏，并特地说明，皇帝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疏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 谁管？不就是高拱嘛。 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冯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签了我的奏疏，这次就不劳烦你了，把我的奏疏交给内阁，当然，也就是交给我，我自己来签。 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冯保就头大，要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反正这封奏疏只是要个名分，那就给了你吧！ 一念之差，他把奏疏交给了内阁。 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 高拱就是高拱，比冯保有文化得多，轮到他当皇上，大笔一挥唰唰唰，在自己的奏疏上批了十九个字，其大体意思是： “我看了你的奏疏，对时政非常有用，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 高拱表扬高拱，也算有性格。 文件又送回了冯保那里，看了高拱的批复，他哭笑不得：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但无奈之下，他还是盖了章。 不就要个名分吗，你还能翻天不成？给你就是了。 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高拱得意地笑了，冯保，你还太嫩。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二日，计划圆满完成，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三日，冯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 一大早，工部都给事中程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罪恶摘录如下： 身为太监，竟然曾向先帝（隆庆皇帝）进送邪燥之药（春药），导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还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总之一句话，奸恶之徒，罪不可赦！ 照程文兄的说法，不但冯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这是把人往死里整。 同日，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雒遒上书，弹劾冯保窃权矫诏，应予逮捕审问。 这还是明的，要知道，程文、陆树德、雒遒都是都给事中，也就是所谓科长，手下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科员，科长出马，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京城里人声鼎沸，杀气冲天，不把冯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 冯保崩溃了，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但他已然束手无策，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疏，找皇帝说理也没戏，冯太监彻底绝望了。 事情十分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天下将尽在我手！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四日，最后的准备。 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仪。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 但高仪的态度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 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为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 “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 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 “自当听从差遣！” 为表示决心，他还加上了一句： “除掉冯保，易如反掌！” 高拱满意地走了，他还要忙着去联络其他人。 张居正也很忙，他要忙着去找冯保。 至此，冯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满朝都是高拱的人，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唯一的盟友张居正，也不过是个次辅，无济于事。 冯保急了，张居正却丝毫不乱，他镇定地告诉冯保：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 “谁？” “皇帝。” 冯保恍然大悟，这段时间忙里忙外，圣旨都是自己写的，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虽说他才十岁，但毕竟是皇帝，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那就没问题了。 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没矛盾，他凭什么支持我们呢？ 面对着冯保的疑问，张居正陷入了沉思，很快，他就想起了一件事： “除掉高拱，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不过，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五日。 冯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向他报告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 既然是阴谋，既然是图谋不轨，那自然要听听的，于是十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抬起头准备听故事，旁边站着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 当然了，冯保是有犯罪证据的，且证据确凿，具体说来是一句话： “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 从“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到“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只改了几个字，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虽然张居正搞文字狱，耍两面派，狡诈阴险到了极点，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他妈。 皇帝他妈，就是李贵妃，通俗叫法是李寡妇。 用这个称呼，绝无不敬之意，只是她确实是个寡妇，而且是非多。 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曾几次谈到张居正，讲完后下面递条子上来提问，总有这样一个问题：据说李太后（即李贵妃）和张居正有一腿，不知是否属实。 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那位认真的求知者：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冬瓜豆腐，史书也不会写，至于野史，张大人和李寡妇连孩子都有了，这种事情，乱讲小心被雷劈死。 但这些传言充分说明，李贵妃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只是一个宫女出身，但据说人长得很漂亮，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而且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是一块搞政治的材料。 所以在当时，真正拿主意的并不是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历，而是这位李寡妇。 于是李寡妇愤怒了，皇帝刚刚去世，你高拱竟然来这么一下，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为了把戏做全，做大，据说张居正也出场演了一回，还和冯保唱了双簧，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历，另立藩王，讲得有鼻子有眼。 这下子连十岁的万历都憋不住了，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直到后来高拱死了，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可见受毒害之深厚。 李贵妃就更不用说了，高拱那个干瘦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张居正自然不同了，不但有才能，而且长得帅，不信他还信谁？ 就这么定了！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成败就在今日。 高拱十分兴奋，因为一大早，宫里就传来了消息，命令六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在他看来，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皇帝要表态了。 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反常态，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他要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什么病不知道，反正是不能走路。 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却未必不聪明。 张居正就更搞笑了，他的回答很干脆： “我前几天中暑，就不去了。” 这个谎话明显没编好，不说中风瘫痪，至少也说你瘸了才好办，中暑又死不了人，大不了抬你去嘛。 于是高拱再三催促，还说了一句之后看来很可笑的话，以鼓励张居正： “今天进宫理论，如果触怒皇上，我就辞职不干了，你来当首辅！” 张居正连忙摆手，大声说道： “哪里，哪里，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首辅嘛，我是要当的，不过，无须你让。 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张居正还是上路了，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要慢点走，高大人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这么看来，张居正还算个厚道人——至少不愿看人倒霉。 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却意外地发现，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于是他跪了下去，准备接受喜报： “先帝宾天（即挂）之日，曾召集内阁辅臣，说太子年幼，要你们辅政，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藐视皇帝，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 骂完了，下面说处理结果： “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从听到专权跋扈四个字开始，高拱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冯保，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从精神，到肉体。 据史料记载，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是面如死灰，汗如雨下，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 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御道，你总这么占着也不是个事，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就感觉一双有力的手把自己扶了起来，所谓雪中送炭，高拱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地一瞥，却看见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食言，他还是来了，时间刚刚好，圣旨念完，人还没走。看起来，他刚知道这个消息，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 刚看到张居正时，高拱险些产生了错觉，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活像死了亲爹？ 但张居正没有让他想太久，当即叫来了两个随从，把高学士扶了出去。 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他聪明绝顶，历经三朝，审时度势，在狂风暴雨中屹然不倒，熬过了严嵩、赶走了赵贞吉、殷士儋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 啥也别说了，这就是命。 离开皇宫的高拱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他必须马上就走。因为圣旨的命令是“不许停留”，说滚就滚，没有二话。 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一般官员被罢职，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凭着证件，可以免费领取马匹，在路上还可以住官方招待所（驿站），毕竟为朝廷干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个人性化待遇不过分。 然而高拱却分毫没有，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催促他赶紧滚蛋，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几头骡子，将就着出了城，后面的人还不依不饶，一直把他赶出二十里外才回京，真是有够狠。 离开了京城，刚刚喘口气，却又遇上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与当兵的不同，这个人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驿站使用通行证。 然而高拱却没有接受，因为这位兄弟自报了家门：张大学士派我来的。 张居正实在很体贴，他一手导演了那道圣旨的诞生，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所以他派人等在这里，就当是送给高拱的退休礼物，朝廷第一号善人非他莫属。 何谓善人？ 做好事要不留名，做坏事要擦屁股，这就叫善人。 【第一个独裁者】 高拱愤怒了，他不是白痴，略加思考，就明白自己上当了，这个所谓的战友同志，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败类，然而为时已晚。 赶我走的是你，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既上香又拆庙，你装什么孙子？ 所以他用自己剩下唯一的方式表示了抗议——不收。 气鼓鼓的高拱扭头就走，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埋头于学术研究，偶尔也骂一骂张居正，为表示对此人的蔑视，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一个响亮的称呼——荆人（张居正是湖广荆州人）。 人走了，事情也该完了，这是高拱的想法。 然而事实证明，他实在是高估了张居正的道德水平，玩死人不偿命的把戏还在后头。 此时，最为得意的莫过于张居正了，他巧妙地利用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只出了几个点子，就整倒了这位老到的政治家，为这个延续了三十余年的死亡游戏画上了句号。 自嘉靖二十七年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六位天才开始了角逐，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外，大家都赤膊上阵，近身肉搏，徐阶等死了陆炳，除掉了严世藩，把持了朝政，却被高拱一竿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后高拱上台，风光无限。 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了最后，也熬到了最后，在暗处中用一记黑枪干掉了高拱，成为了游戏的终结者。 严嵩输给了徐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他更精明，现在，我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实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最杰出的天才。 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的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 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个位置实在太挤。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 好吧，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现在是时候了。 一般说来，当官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上，也就算够本了。 高拱走了，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批完后，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仁兄刚十岁，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暧昧，孤儿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一句话，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 而现在，张皇帝打算干一件朱皇帝干不了的事情。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没边，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动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胡说八道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以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能用。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老大，这就叫实现团结。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罗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百分之五），或是十比一（百分之十），能收到五比一（百分之二十），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县太爷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县太爷。 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地？ 事实证明，在当时，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总之是一句话，玩你没商量。 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没有好处，全被地方包干了。 此外，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 比如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吧？一算，粮价还不够运输费。那就别折腾了，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 更头疼的是，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还要仓管费，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 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么？ 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时是粮食，有时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胡乱印刷的不值钱），早上领工资，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 于是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 张居正的办法，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1576），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淘银子？ 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事留到后面讲，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 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 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蓟州视察，对戚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换！ 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还要送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 在戚继光之前，十七年间，蓟州总兵换了十个人，平均任期1.7年，没办法，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呆。 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竟然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 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 可惜的是，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砌墙头，却擅长扔砖头。 他之所以不守，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 别人都怕骑兵，唯独李成梁不怕，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人称“辽东铁骑”。 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三十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 当然，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 蓟州和辽东有这两人守着，宣大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混到这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 帝国飘摇 第九章 张居正的缺陷 【栽赃】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之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好话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张居正这人，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老实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个猛人。 关于这一点，王世贞同志是很有感慨的。 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 在这件事情上，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 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其实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很普遍，工资太低，咱中国人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严嵩），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 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 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是这么对付高拱的。 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大雾。 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 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 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难。 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那个致命阴谋的开始。 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奇妙的报告： 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 这里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 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 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 很好，就这么办。 一天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东厂。 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 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我是逃兵。”王大臣说道，“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来头确实不小。 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是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小子，你想玩我是吧！ 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皮蒜毛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这都是明摆着的，先把人搞倒，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还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信了。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 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 这句话很有趣，朱希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保。 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做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话讲到这里，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保喝道：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朱希孝十分辛苦，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 自打从政以来，冯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保又跳了起来：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冯保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 “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保说了一句：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闹到这个份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免继续出丑，冯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我来告诉你谜底： 冯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希孝审讯之前，有一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然而杨博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 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 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您想进去，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报仇雪恨】 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2.0 版。 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 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没干过，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 小时候，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 一直以来，张居正都没有忘记三十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三十年也不晚。 当时还只是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 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洪朝选去调查此事。 其实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对此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 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辽王的智商。 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树了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讼冤之纛”，壮志飘扬，十分拉风。 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揭竿而起，而它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 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 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 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 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 张居正万万没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 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但张居正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1572），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 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 隆庆五年（1571），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有效期四年。 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讲过，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 刘台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太积极了。 万历三年（1575），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蒙古骑兵，史称“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颜十分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 结果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白讨了没趣。 张学颜气得直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抢生意！ 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 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但他想不到，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颜，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多次当众批评他，把刘台搞得灰头土脸。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报了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问题，也没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 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 高拱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要知道，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是不行的，而这帮人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 刘台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 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后，居然发了飚，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 如果说抢功算小事的话，那么这次弹劾就真是大事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 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 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想要骂出新意，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 在明朝，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你帮我打工，我给你俸禄，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江湖险恶，混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 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 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当然，是假辞职。 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 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官职，还要打一百棍充军。 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 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 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现仇现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 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未必不好，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张学颜经过五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 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 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六十四处。 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 从当政的那天起，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统统地干掉。 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个敌人不同于以往，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不能算是人，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团体势力，它的名字叫做书院。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许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实际上大可不必自卑，因为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 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 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 麻烦是王守仁同志带来的，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话说，是比较反动。 在这段时间，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 这要换在徐阶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 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都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 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 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 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太爱管闲事，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也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棍，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 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十四年前，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 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 在万历七年（1579）的一天，优哉游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安葬。 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垣，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 【待遇问题】 当然了，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 但对张居正而言，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 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 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张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轿子，它有个专门名称——如意斋。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 该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该轿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此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 此外，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决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并彻底改变了我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帝国飘摇 第十章 敌人 【夺情】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空巷来拜，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骠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筋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说起来，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于是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1577）十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划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 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之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张居正汇报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 张居正唉声叹气： “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用啊！” 这话倒也不假，皇帝确实很生气，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 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但王锡爵先生……已经四十四了。 “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这就是王锡爵的觉悟。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居正无话可说了，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 见此场景，王锡爵感到可能有戏，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抽出了旁边的一把刀，王锡爵顿时魂飞魄散，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准备拿自己开个刀，正当他不知所措之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九五至尊，高傲无比，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 没等王学士喘过气来，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边架一边喊： “皇帝要留我，你们要赶我走，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 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他或许善于权谋，或许挖过坑，害过人，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这是唯一的选择。 现在他的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 张居正跪在王锡爵的面前，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王锡爵懵了，他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情急之下手足无措，只好匆匆行了个礼，退了出去。 张居正发泄了，王锡爵震惊了，但闹来闹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于是该打的还得打，一个都不能少。 万历五年（1577）十月二十三日，廷杖正式执行，吴中行、赵用贤廷杖六十，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这么看来，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到关键时刻能顶二十大板！ 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结果。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挨了同样的打，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在这次廷杖中，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特质，吴中行被打之后，差点当场气绝，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休养了大半年，还杵了一辈子拐杖。 但赵用贤就不同了，据说他被打之后虽然伤痕遍布，元气大伤，却明显能扛得多，回家后躺了一个多月，就能起床跑步了。 这是一个奇迹，同样被打的两个人，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精神，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打屁股。 【关于打屁股问题的技术分析报告】 廷杖，也就是打屁股，是明代的著名特产，大庭广众之下，扒光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几棍下去，皮开肉绽，这就是许多人对打屁股的印象。 然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打屁股，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那是个技术工种。 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分析，明代的廷杖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刑罚，因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样，你爹打你，无非是用扫把，小棍子，惨无人道点的，最多也就是皮带。 但廷杖就不同了，它虽然也用棍子，却是大棍子，想想碗口粗的大棍以每秒N 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着陆，实在让人胆寒，所以连圣人也说过，遇到小棍子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要跑（小杖则受，大杖则走）。 而执行廷杖的人，基本上都是锦衣卫，这伙人平时经常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随手一抡，不说开碑碎石，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 所以经过综合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无意外，二十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 但一直以来，意外始终在发生着，一百杖打不死的有，一杖就完蛋的也不缺，说到底，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 纵观世界，单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生出来，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了，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确保一打就死，或者百打不死，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具体方法如下：（有兴趣者，可学习一二，但由此带来之后果本人概不负责） 找到一块砖头（种类不限），在上面垫一张宣纸（一点就破那种），用棍子猛击宣纸，如宣纸破裂，则重新开始，如此这般不断练习，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 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就可以出师了，给你送过钱的，就打宣纸，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 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打砖头，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了命那是绝不奇怪。 顺便说一句，在当时，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那就是砍头的刽子手，这也是门绝活，操作方法与打屁股恰好相反，找一块平整的肉，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块宣纸，用刀剁宣纸，把下面的肉剁碎，上面的宣纸不能破损，就算是炉火纯青了。 练这一手，那也是深谋远虑，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不会有痛苦，不给钱的，随手一刀，爱死不死，多久才死，反正是你的事。 如果有给大钱的，那就有说头了，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不用验明首级，再买通验尸官，犯不着人头落地，就能玩花样了：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看上去血肉模糊，其实上大血管丝毫无损，抬回去治两天，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后遗症外，基本上没啥缺陷。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什么“庖丁解牛”，和砍头打屁股的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这就是技术。 技术决定效益，这是个真理。 所以长久以来，打屁股的锦衣卫日夜操练技术，毕竟人家就靠这手本事混饭吃，不勤奋不行，但日久天长，朝廷也不是傻瓜，慢慢地看出了门道，为保证廷杖的质量，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分别是：打、着实打、用心打。 所谓打，就是意思意思，谁也别当真，糊弄两下就没事了。 而着实打，就是真打了，该怎么来怎么来，能不能挺得住，那得看个人体质。 最厉害的，是用心打，只要是这个口令，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绝对不能手软。 这三道口令原本是潜规则，后来打得多了，就成了公开命令，不但要写明，而且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 而赵用贤和吴中行的廷杖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 既然是着实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了钱，也说了情，但毕竟命令很明确，如果过轻，没准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和钱比起来，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 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同样是着实打，同样是读书人，体质相同，为什么吴中行丢了半条命，赵用贤却如此从容？ 原因很简单，赵用贤是个胖子，而吴中行很瘦，用拳击术语讲，这二位不是一个公斤级的，抗击打能力不同，赵用贤有脂肪保护，内伤较小，而吴中行没有这个防护层，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 这一结果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但某些时候，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 挨打之后还没完，吴中行和赵用贤因为官职已免，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没资格坐轿子），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划上句号。 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是否有人主使，但这两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 但在整个事件中，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也不是这两位硬汉，而是一个女人。 在赵用贤与吴中行被打的时候，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议论纷纷，打完之后，王锡爵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抱住吴中行痛哭不已，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与他同时冲上去的，还有一个女人——赵用贤的老婆。 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出人意料，她初步照料了自己的丈夫后，便开始在现场收集一样东西——赵用贤的肉。 由于打得太狠，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赵夫人找到了最大的一块，带回了家，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从此挂在了家里。 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是因为在她看来，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她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你爹虽然挨了打，但是打得光荣，打得伟大！ 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却打不完是非，此后攻击张居正的人有增无减，什么不回家奔丧，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也说了出来，骂来骂去，终于把皇帝骂火了。 虽然才十五岁，但皇帝大人已经是个明白人了，他看得很清楚，那些破口大骂的家伙除了拿大帽子压人外，什么也没干过，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却被群起而攻之，天理何在！？ 敢跟我的张先生（皇帝的日常称呼）为难，废了你们！ 万历皇帝随即颁布了自他继位以来，最为严厉的一道命令： 胆敢再攻击张居正夺情者，格杀勿论！ 事实证明，在一拥而上的那群人中，好汉是少数，孬种是大多数，本来骂人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既然再骂要赔本（杀头），那就消停了吧。 张居正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这个世界清静了。 但他的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为了改革，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他做了很多事，得罪了很多人，一旦他略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打倒在地，永不翻身，而那时他的下场将比之前的所有人更悲惨。 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高拱下台了可以回家，但他没有选择，如果他失败了，既不能退休，也不能回家，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高拱的敌人只是他，而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所有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 是啊，张居正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你已经爬上了最高的宝座，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你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植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反抗你。 但你偏偏要搞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再随意鱼肉百姓，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逃避赋税，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 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 因为你们不明白，我和你们不同。 我知道，贫苦的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 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志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决不妥协。 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 因为在历经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沉浮之后，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力。 这就是我的理想，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 这就是张居正，一个真正的张居正。 在对他的描述中，我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载，他善于权谋，他对待政敌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 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最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同志，据说他来自外星球，绕地球一圈只要几秒，捏石头就像玩泥巴，还会飞，出门从不打车，也不坐地铁，总在电话亭里换衣服，老穿同一件制服，还特别喜欢把内裤穿在外面，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拯救地球，每年至少都要救那么几次，地球人都知道。 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超人。 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外，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是无所不能的，他压根就不是人。 张居正不是超人，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 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 所以我没有详写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比如整顿官场，比如惩办贪官，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辞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看来，这些情节并不重要。 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婪和污点，你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到底有多么的伟大。 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 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 帝国飘摇 第十二章 谜团 【一个神秘的年份】 张居正死了，但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对万历而言。 刚满二十岁的他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 所以从万历十一年（1583）起，他显现出了惊人的体力和精力，每天处理政务时间长达十余个小时，经常到半夜还要召见大臣，而且今天的事情今天办，绝对不会消极怠工。 这并非夸张，事实上，他还干过一件更为夸张的事情。 万历十一年（1583），北京地区大旱，当年没有天气预报，也搞不了人工降雨，唯一的办法是求雨。 虽然这招不一定灵，但干总比不干好。一般说来，求雨的人级别越高，越虔诚，求到雨的机率就越大。因为当时的人认为，龙王也有等级，也讲人际关系，降不降雨，降多少，什么时候降，马屁响不响，那是比较关键的。 而这一次，万历打算自己去。 他求雨的地点，在南郊天坛。 皇帝求雨也不新鲜，但这次求雨却十分不同，因为万历兄……是走着去的。 我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特别之处，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故宫，而天坛——就是今天的天坛。 去过北京的人应该知道，这两个地方相隔比较远，具体说来，至少有五公里。上个月我坐出租车去，还花了二十分钟，而万历是坐11路车去的——两条腿。 不但走着去，还走着回来，在场的人无不感佩于他的毅力，同时也无奈于他的执著——皇帝走，大家也得跟着走。 除了徒步拉练锻炼身体外，万历对百姓生活也很关注，比如当时山东、山西、湖广等地遭遇灾荒，地方官报告上来说：按照考成法，无论如何我们也是收不齐了，麻烦您通融通融，把今年的任务降一降。 一天之后，他们等到了皇帝的回复，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 “既然如此，那就不用收了，全都免了吧！” 这就是万历同志的觉悟，在张居正死后，他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热忱，直到那个神秘年份的来临。 人生很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历史也是如此。 公元755 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弱。 公元755 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 八百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十五年。 简单说来，在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事情，两件不大的大事，一件不小的小事。 第一件大事：戚继光去世了。 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戚继光是个无人敢惹的角色，虽然偶尔也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弹劾他吃空额搞钱，在军中培养个人势力等等，却始终没有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后台太硬外，还是由于水平太高，边界没他不行。 但事实证明，水平不如后台好使，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调离了蓟州，去了广东，虽然职位没变，但戚继光明白，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于是他称病不出，不久后，便离职回了登州老家。 三十六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先打蒙古人，再打日本人，练兵东南，横扫倭奴，驱逐胡虏，无人可挡，战功之显赫，四十年中无人可望其项背，盖世之威名，四百年后声震寰宇，万民皆知。 尽此一生，能干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够本了。 万历十五年（1587）二月，这位传奇英雄在家乡病逝，年六十岁。 去世前留言如下： 〖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 我知道，他之一生，已无任何遗憾。 第二件大事：海瑞死了。 海先生终于还是死了。在被高拱罢官之后，他回到了老家，没人管他，三年之后，高拱下台了，张居正执政，依然没有人管他。 这实在不是高拱和张居正不识货，恰恰相反，他们都很去清楚海先生的实力。无奈的是，海先生的能量就如同熊熊烈火，和他呆久了，不被烧死，至少也是个残废。 现在张居正死了，用某位史学家的话说，朝廷里的明白人都死光了，于是海瑞先生得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 万历十三年（1585），经万历皇帝亲自批示，海瑞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赶赴南京上任。这一年，海瑞七十二岁。 海先生是天字第一号职业官僚，接到命令即刻上路，连东西都不怎么收拾（当然，他也没多少东西），就去了南京。 而当他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进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太挤。 海先生要来了！南京城轰动了，官员们激动了，商人激动了，农民也激动了，于是大家集体放了假，不做生意，不种地，凌晨就带着被子，跑到城外占地方，想抢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海先生的风采。 由于人太多，导致海先生一直未能进城，被牢牢地堵在外面，直到南京兵部派出军队开路，这才把海大人迎了进来。 等到海瑞进了城，找到都察院住下来，才被告知，他不应该住在这里，倒不是人家欺负他（谁敢），只是因为他老人家又升官了。 万历兄实在是大方，感觉给个佥都御史（四品）还不够意思，人还在路上，就下了第二道任命令，把海先生再提一级，让他当了南京人事部副部长（吏部侍郎）。 据说这个消息公布后，南京都察院的御史们一片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而吏部的官员们垂头丧气，比死了爹还难受，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悲观了点，实际上，此时的海瑞先生压根没空去收拾他们。 因为他连家门都出不去。 自从进入南京，海瑞的家就被众多闻名而来的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那架势，比天皇巨星还要天皇巨星。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当时，有很多人是从远处走来的。最猛的当属一位福建的老兄，据说他走了上千里路，穿坏了十多双鞋，一个多月才到南京。 海瑞听说此事，十分感动，以为他要伸冤，亲自接见了他。 可是这个人进来后，只是看着海瑞，行了个礼，然后扬长而去。 有人问：你干嘛来？又干嘛走？ 答：我只想看看海青天，看完了，不走还等什么？ 这就是清廉与正直的力量。 除了吸引大批拥护者外，海瑞还获得了一个荣誉，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怕妖魔鬼怪，所以有贴门神的习惯，几乎家家都贴，款式也不一而同，但门神的主要人物是固定的，也就是关羽、秦叔宝那一拨人。上千年来也就这么几个，毕竟要成为形象代言人要求太高，不但要能打，长得还得有特点（想把鬼吓跑，没特点不行）。 而现在，海瑞先生终于加入了这个光辉的队伍，成为门神部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此后再无编制）。在当时的南京，作为正义与公道的象征，海瑞先生的画像被贴得满街都是，除了门上，客厅、卧室里也有人挂。据说每天看一眼，可以百病不侵，而且具有良好的避邪作用。 虽然经常忙于公共宣传事业，但海瑞先生没有怠慢工作，他没精力去整治吏部的那帮人，却也没闲着，百忙之中仍向皇帝上了一封奏疏。 根据以往经验，海瑞先生的文书，一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篇也不例外。在文章中，海瑞先生建议，考虑到目前贪污情况严重，应该恢复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刑法，对贪污八十贯以上者一律处决，并将其剥皮，放在县衙门口，警示后人。 于是大家真的愤怒了，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可海先生却是躲都不让人躲，不搞出个玉石俱焚誓不罢休。 客观地讲，海瑞的这封文书的确是过分了，且不说剥皮问题，都过了两百多年了，经济发展这么快，确定死刑标准时总得考虑个通货膨胀问题吧，当年买一栋房，今天也就能买点粮，为几斤粮食就要剥人皮，兄弟你也太狠了点吧。 但在海瑞看来，他的做法是对的，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想法。 万历兄虽然年轻，但神智也很清醒，他好言抚慰了海先生一把，就把奏疏丢进了废纸堆。 而海先生在南京日盼夜盼，没有等到剥皮匠的出现，却等来了升官的命令，由于工作努力，他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那位四十多岁还不入流的教育局长，经过二十多年不可思议的经历，终于成为了正二品（相当于正部级）的高级官员。 这回都察院的仁兄们完蛋了。 南京是明朝的第二首都，从六部到都察院，所有北京有的中央机构它都有，但毕竟皇帝大人住北京，所以除了南京户部（管理南方户籍）和南京兵部（统领南京军队）外，大多数机构都是摆设。 一般说来，只有在朝廷混不下去的，才会被发配到南京，美其名曰：养老。 都察院就是一个闲人部门，大家都没事干，骂人的自然也没事干，然而仅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海先生上任了。 由于上班没事可干，自然就没人去上班了，于是都察院的御史们总是自得其乐，逛街的逛街，看戏的看戏——工作没前途，还不准偷偷懒？ 海瑞先生的答案是不，他拿出了三十年前治理学生的方法来对付御史——记考勤。但凡敢于迟到早退的，必须到单位，哪怕没事干，也得坐在这里。 虽然大家明显表示出不适应，但海先生的威胁是很明确的——养老不是最惨的结局，下岗才是。 而随着整顿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御史们才发现，原来一切才刚刚开始，海先生很快玩出了新花样。 一次，有位御史过生日，在家请了戏班子唱戏，这在当年，应该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老百姓家也经常干，但海先生却勃然大怒，把这位御史抓了起来，打了一顿板子，理由是：根据明太祖时期律令（注意这个日期），官员请人唱戏违法，所以是打你没商量。 因为这件事干得实在有点过，御史们的精神压力开始陡然增大，每日在海先生的恐怖阴影下，战战兢兢，终于有一天，畏惧变成了愤怒。 在明代，御史专管骂人，从皇帝到扫地的，想骂谁就骂谁，除了一个例外——御史长官，要知道，那是顶头上司，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给自己惹事。 现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到了。 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房寰率先发难，攻击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奏疏一上来，朝廷就炸了锅。海瑞这种传奇人物，恨的人多，喜欢的也不少，大家开始吵作一团。而海瑞兄还是那么有性格，啥也不说，上了个辞职报告——不想干了。 吵到最后，报到了皇帝那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奇怪。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寰，也不批准海瑞辞职。该干嘛还干嘛，搞得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纳闷。 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他比张居正要聪明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因为他很明白，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可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烧香拜佛地供起来。 但绝不能用。 说到底，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 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的那个冬天，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没有儿子，仅有的妻子女儿也已先他而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个老仆人陪伴着他，在寒风呼啸之中，海瑞对仆人说出了人生的最后遗言。 按照常理，像海瑞先生这样的奇人，遗言必定非同凡响，往往都带有深刻含义，比如什么人生短暂，努力工作之类，或是喊两句口号，让大家热血沸腾一番。 然而海先生的遗言既不深刻，也不沸腾，只是让人瞠目结舌： “明天，你送六钱银子到兵部。” 说完就去了。 这是一句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话，也是威名赫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海瑞先生的唯一遗嘱。 这句话的来由是这样的：由于当年没有暖气，每逢冬天，兵部就会给各部的高级官员送柴火钱，数量也不多。 而在他死之前的那天，兵部送来了柴火钱，而经其本人测量，多给了六钱银子。 这一次，我是彻底无语了。 在海瑞死后，他的好友佥都御史王用汲来为他收尸。遍寻海瑞的住处后，他只找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装着破衣服的破箱子。 为官三十年，二品正部级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在听说海瑞的死讯后，南京城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场景：男女老幼无论见过海瑞与否，都在家自发为他守孝，嚎啕大哭。出殡的时候，据说为他送葬的人排了上百里，整整一日，无人离去。 人民，只有人民，能公正地评价一个人。 如何评论这位传奇人物，实在是一个难题，对的说了，不对的也说了，现在要搞个总结，实在谈何容易。 在名著《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借用别人之口，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 你是个好人，却并无用处。 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海瑞。 在黑暗之中的海瑞，是一个无助的迷路者。 第三件事，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自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起，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 他开始消极怠工，奏疏不及时批示，上朝也是有一天没一天，大臣询问，得到的答案是：最近头晕眼黑，力乏不兴。 既然身体不舒服，那就歇会吧，在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看来，这不过是个生理问题。不久之后，没准还要陪这位仁兄去天坛拉练，等一等就是了。 一直等到死，他也没能等到这个机会。 到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兄算是彻底不干了，不但不上朝，除了内阁大臣外，谁也不想见，每天闷在宫里，鬼知道在干些什么，他的爷爷嘉靖皇帝怠工二十多年，看这个势头，这孙子打算打破这一纪录。 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 在明代历史中，有很多疑团，比如建文帝之谜，比如明武宗之死，对于这类问题，我一向极有兴趣，研究之后，多少也能略得一二，只有这个迷题，我始终未能解开。 为什么那个热血青年会突然变成懒汉？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种举动？ 一般说来，人性的突然转变，往往是因为受了某种较大的刺激，那么到底是什么刺激？在万历十五年的深宫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上问题，本人全然不知。 我唯一知道的是，自此之后，大明帝国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迷一般的万历王朝正式拉开了序幕，无数场精彩的好戏即将上演。 【闪电战】 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皇帝消停了，但这对于老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动总比乱动好，只是大臣们有点意见，毕竟每天都见不到领导（内阁大臣除外），伤心总是难免，不过到目前为止，也还没闹出什么大事。 平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四年之后，平静被打破，因为一封不起眼的奏疏。 万历十九年（1591）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奏报： 根据琉球使节反映，近日突然出现上百来历不明者，前往琉球朝鲜一带收购海图以及船只草图，并大量收购木材火药，用途不明。 在当时，每天送往朝廷里的奏疏多达几百封，基本上都由内阁批改（皇帝已经不干活了），和什么水灾民变比起来，这件事情实在太小，于是它很快就被埋入了公文堆中。 两个月后，浙江巡抚奏报： 近日获报确知，倭酋平秀吉于北九州肥前国荒野之上修筑城池，规模甚大，余情待报。 上一封大家都看得懂，这一封就需要翻译了。 所谓倭，就是日本，所谓酋，就是头头，所谓平秀吉，就是丰臣秀吉。 具体说来，是日本的头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荒野上修了一座城池。 这实在是一条太不起眼的新闻，所以很快它也被埋入了纸堆。 顺便说一句，丰臣秀吉修建的那座城池现在还在，而且还比较有名——名古屋。 今天的名古屋是日本的重要城市，关西地区的经济交通中心，但在当时，修建这座城池，只有一个缘由。 当这座城池建好的时候，站在城楼的最高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地点——朝鲜海峡。 这是两条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信息，所以无人关注，但当它们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二十四日，水落石出。 五月二十六日，辽东巡抚紧急奏报： “急报！前日（二十四日），倭贼自釜山登陆，进攻朝鲜，陆军五万余人，指挥官小西行长，水军一万余人，指挥官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水陆并进，已攻克尚州，现向王京（汉城）挺进，余者待查。” 六月十三日，辽东巡抚急报： “急报！已探明，倭军此次进犯，分九军，人数共计十五万八千七百余人，倾国而来，倭军第一军小西行长，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已于昨日（十二日）分三路进逼王京，朝军望风而逃，王京失陷。朝鲜国王李昖逃亡平壤，余者待查。” 七月五日，辽东巡抚急报： “十万火急！七月三日，倭军继续挺进，抵近平壤，朝军守将畏敌贪生，打开城门后逃之夭夭，平壤已失陷，朝鲜国王李昖逃往义州。” 七月十六日，兵部尚书石星奏报： “自倭贼入侵之日起，至今仅两月，朝鲜全境八道已失七道，仅有全罗道幸保。朝军守将无能，士兵毫无战力，一触即溃，四散而逃，现倭军已进抵江（鸭绿江）边，是否派军入朝作战，望尽早定夺。” 最危急的时刻到了。 帝国飘摇 第十三章 野心的开始 答案已经揭晓，原因却发生在七年之前。 万历十三年（1585），当万历兄步行拉练到天坛的时候，几千里外的日本正在闹腾一件大事。 丰臣秀吉在京都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册封，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官员——关白（相当于丞相），长达二百余年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了。 日本是一个比较喜欢折腾的国家，天皇是挂名的，说话算数的是幕府的将军，换句话说，是手里有兵的人。但自1467 年起，由于内部胡搞乱搞，将军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这下子热闹了。 日本的管理体制，天皇下面是将军，将军下面是大名，也就是各地的诸侯，既然天皇没屁用，将军又过了期，就轮到大名说话了。 所谓大名，也没个谱，在那年头，只要你有兵有地盘，就是大名，日本国家不大，闹事的人却多，转瞬之间冒出来几十个大名，个个有名有姓，占山为王，什么羽前羽后，越前越后，土佐中国，上总下总（全都是日本地名），看起来好似广阔，其实许多地方也就是个县城。 说句寒酸话，日本历史中大书特书的所谓战国时代，也就是几十个县长（个别还是乡长）打来打去的历史，更讽刺的是，最后统一县长们的，竟然是个农民。 丰臣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本来在乡下种地，后来种不下去了，就出去做小生意，正好到处打仗，他就去参了军，在县长大名织田信长的手下混碗饭吃。 偏巧这人种地做生意都不行，打仗谋略倒是一把好手，从小兵干起，步兵队长，步兵大队长，家老，部将，一级级地升，最后成为了织田县长的第一亲信，由于这人长得很丑，和猿猴有几分神似，所以织田县长给他取了个外号——猴子。 当时织田县长已经统一了大半个日本，如无意外，等到其他县长们被解决完，织田兄去当将军，猴子兄应该也能混个县长干干。 可是猴子的运气实在太好，1582 年，织田县长在寺庙休息的时候，被一个叫明智光秀的手下给干掉了，据说是因为当晚织田县长嫌送上来的鱼臭，把明智乡长给骂了一顿，于是乡长一怒之下，把县长干掉了（就为这么个破事，心理实在太过阴暗）。日本史称“本能寺之变”。 此时木下藤吉郎已经改名了，他先改叫木下秀吉，现在叫羽柴秀吉（最后又改成丰臣秀吉），日本人的观念是有奶就是娘，改个把名字那是家常便饭，不用奇怪。 这位羽柴乡长正在攻击中国（日本地名）地带的毛利县长，得到消息后十分镇定，密不发丧，连夜撤军回援，日本史称“中国大回转”。 回去之后，羽柴乡长和明智乡长打了一仗，把明智乡长打败了，此后他又再接再厉，在贱岳（日本地名）击败了最强的竞争对手柴田胜家，获得了织田县长的全部地盘，史称“贱岳之战”。 在和柴田乡长的战斗中，羽柴乡长的军队中涌现出了七名优秀的将领，他们作战勇敢，后来被统称为“贱岳七支枪”。 顺便提一下，本人曾经考证过，这七个人中，有几位在战场上中使的是刀，如此说来叫贱岳X 把刀似乎也可以，不过人家说是枪那就叫枪吧。 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这七支枪里的五支，和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有着莫大的关系。 此后，羽柴乡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打平其余县长，最终统一日本，搞定了天皇，改名为丰臣秀吉，并自称为太阁。 丰臣秀吉这个人，内心相当相当之阴暗，自打成功当上乡长，他就一直对天感叹，俺怎么呆在了日本，在他看来，像自己这样的天才，征服个把县城实在显不出威风，只有统一全世界，才能体现个人价值。 当然，猴子兄的目的只限于征服朝鲜，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这并非他太过谨慎，实在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呆在岛上，地理知识有限，不知道什么法国德国，对他而言，世界就那么几个国家而已。 其实丰臣兄并非特例，事实证明，日本国一向盛产心理阴暗之变态者，后来的如近卫文磨、东条英机之流，都是一路货，在他们的心中，从没有什么和平发展之类的概念，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抢劫的比生产的好，而他们的世界观，也有着惊人的一致：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 从爷爷开始，到孙子，再到孙子的孙子，这帮孙子几百年来窝在岛上，做着同一个梦，却始终不醒，实在是难能可贵。 而丰臣秀吉，就是这些孙子中的极品。 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嘴边开始念叨这样一句话： “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这里的唐，就是指明朝。因为唐朝时候，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带走了很多技术、文化，甚至政治制度，所以日本人一直称中国为唐。 几百年前，无私之援助，全力之支持，只换来今天的野心、杀戮和侵略，所以同志们务必要记住一个道理： 扶贫，是要看对象的。 但要占据中国，必须征服朝鲜，于是他开始和朝鲜国王李昖谈判，要求他们让路，帮助自己进攻明朝。 当时的朝鲜并不是独立国家，而是明朝的属国，国王要向大明皇帝称臣，称明朝为天朝，称明军为天兵。但凡国王即位，册立世子，甚至娶老婆，都要事先向明朝报批，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做。 所以虽然这位李昖国王是个比较糊涂的人，关键问题上还把握得住，严辞拒绝了日本使臣。 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丰臣秀吉随即决定：先攻朝鲜，再占中国！ 可他还没壮志凌云几分钟，就得知了一个消息，他的养子丰臣秀次反对进攻朝鲜，理由固然是世界和平，大众平安之类的话，但丰臣秀吉明白，这位养子是不想去卖命。 于是他灵机一动，写了一张纸条，派人交给了丰臣秀次。 这张纸条充分地证明了一点：丰臣秀吉已彻底疯狂。 因为上面只写了这样一句话： 五年之内必定攻下明国，到时你就是明国的关白！ 但事实证明，他的疯狂也是有理由的。 客观地讲，丰臣秀吉是一个奇才。他以庶民出身，苦熬几十年，最终一统日本，绝非寻常人物，而且此人在日本国内，向来以谋略出名，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战国时期曾亲自指挥过几十次战役，除掩护撤退的必败之战外，他只输过一次。 顺便提一下，他唯一战败的那一次，对手叫德川家康。 而在决心打这一仗之前，丰臣秀吉已经考虑了很久。 日本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做事认真，比如在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们向中国派出了大量间谍，拍摄了很多照片，北洋舰队每条船的吨位，人员，指挥官，炮口直径，缺点，日军都有详细的记录。 而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其工作更是无以伦比，所有中国少将以上的军官，他们都有细致的档案留存，其个人特点、作战方式甚至生活习惯都一清二楚，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人自己绘制的还要准确，连一个山丘，一口井都标得极为清晰。当年阎锡山的部队伏击日军后，既不抓俘虏，也不扛弹药，第一要务就是开始找日军军用地图——拿回去自己用。 而一贯小心谨慎的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想不自信都不行： 当时的日本，刚刚实现和平统一，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打了一百多年的仗，用今天的话说，打仗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时尚，有些武士家吃饭的时候，一手拿筷子，另一只手都握着刀，只要外面招呼一声，立马就抄家伙出去砍人。 而且这帮人打仗极其勇敢，每次作战都要争先锋（首先发起冲锋者），还经常为此发生纠纷，没有当上先锋愤然自杀的，也不在少数。 总而言之，这是一帮亡命之徒。 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时的日本，军队装备已经十分先进，为了打赢对手，他们纷纷进口先进武器，大刀长矛之类的玩意已不吃香了，大名们纷纷长枪换鸟枪，鸟枪换大炮，加上还有汪直这类的军火贩子一个劲地往日本倒腾武器，到战国末期，日本已拥有了大规模的火枪部队。 在战术方面，日军也有相当的进步，公元1575 年，织田信长在长筱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对手是号称战国第一诸侯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胜赖，其部队以骑兵为主，使用孙子兵法四如真言“风林火山”为军旗，战斗力极为强劲，在骑兵对决无法取胜的情况下，织田信长冥思苦想，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线战术（日语：三段击）。 关于这一战术，之前已经介绍过了，由于火枪部队射程有限，且装弹药需要时间，故将部队分为三线，一线开枪，二三线装子弹，形成持续火力，对骑兵有较大杀伤力。 虽说早在两百多年前，明军开国将领沐英就曾首创这一战术，但至少在日本，织田县长还是有专利权的，而且和后来使用同一战术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相比，他也还早了一百多年。 整体看来，日军的战斗力、军事装备、战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高到丰臣秀吉足以为之而自豪。 相对而言，日本的对手就有点疲软了。 朝鲜自李成桂光荣革命，成立李氏王朝后，基本就没打过什么仗，所谓“两百年平宁之世，民不知兵”，部队也就是个混饭吃的地方，军事素质极差，连民兵都不如。 虽说在军事上朝鲜十分差劲，但搞起政治斗争来，那是一点也不消停。与明朝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朝廷内部，分成两大派，分别叫做“东人党”和“西人党”，闹了一段之后，东人党又分裂成“南人派”和“北人派”，东南西北都来齐了，足可以凑一桌麻将。 大体就是如此，反正朝鲜是乱得一塌糊涂，指南打北，不是东西。 这么个状况，想让人家不动你，实在是有点难。 而日本的另一个对手，中国，就比较有趣了。 由于没有电报和照相机，加上当年日本穷，衣服也很土，想派间谍混入中国，很有可能被当成盲流遣返，所以关于中国的情报，来源大都要靠倭寇。 而对丰臣秀吉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样一段对话。 那是在1585 年，丰臣秀吉刚刚当上关白后不久，无意之中见到一个人，此人姓名不详，曾在汪直海盗有限公司工作过，为了解明朝实力，他找这人谈了几次话，询问明军实力。 该仁兄是这样回答的： “当年，我曾经跟着三百多人，到福建抢劫一年，所向披靡，无人可挡，最后平安而回。”（下福建过一年，全甲而归） 吹完了，这位兄弟还搞了个评论： “明朝很害怕日本，若日军进攻，就会如同大水崩沙，利刀破竹，无坚不摧。”（唐畏日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城不催） 除此之外，他还痛斥了明朝的政治腐败，官员贪污，老百姓流离失所，老百姓胆小怕事等等情况，总之，明朝就是一软柿子，不捏都会烂。 丰臣秀吉大喜，于是他信了。 应该说，这位兄弟说的可能还是真话，一般说来，去当倭寇的，不太可能是良民，大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对政府不满，那是很自然的。 至于所谓打劫一年安然无恙，也可能是真的，倒不是他有多厉害，明军有多无能，而是倭寇这一行本来就是游击事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真建立个根据地之类的玩意，几天也就没了。 唯一算得上有问题的，估计就是最后几句话了，所谓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事实证明之后确实如此，不过就是换了个主语而已。 但必须承认，丰臣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思想混乱，组织混乱，吏治腐败，除了几支戚家军那样的模范军队，其余的所谓卫所部队，由于长官吃空额，且无人抓训练，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除了种田，啥也不会。 用战斗经验丰富，基本不怕死的士兵，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去进攻政治腐败，喜欢内斗，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稳赢不输。 所以丰臣秀吉很乐观——实在没有悲观的理由。 然而他错了，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他也一定会输。 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 几百年后的1937 年，日本人决定开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士兵比中国精锐，武器比中国先进，他们有三菱重工，有零式战斗机，有航空母舰，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黑社会横行，老百姓大多不认字，还怕死，重工业基本谈不上，飞机能数得出来，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且人心惶惶，一盘散沙。 所以他们告诉全世界，灭亡中国，三个月足矣。 于是他们打了进来，于是他们打了八年，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 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人。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民族。 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大多名不副实，所谓埃及，所谓两河流域，所谓印度，在历史长河里，被人灭掉了N 次，雅利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莫卧尔人，你来我往，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文化更是谈不上。 只有中国做到了，虽然有变化，有冲突，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一直延续了下来，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历时千年，从来如此。 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无数劣根性的民族，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无数先进性的民族，它的潜力，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也无法计算。 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坚强、勇敢、无所畏惧。 日本人不懂得，所以他们失败了，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从来不需要想起，也绝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 【朝鲜的天才】 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二十一日，名古屋。 面对朝鲜海峡的方向，丰臣秀吉投下了他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赌注。 十五万名日军士兵分别从福冈、名古屋、对马海峡出发，向着同一个目标挺进——为了同一个人的野心。 事实证明，这次行动的运输成本并不太高，因为在半年之后，一个可怕的对手将出现在对岸，为他们节省回程船票。 但既然是一生中最大的赌博，自然要押上全部的老本。 日本侵略军由日本国内最精锐的部队构成，总计十五万人，分为九军，由九个极有特点的人指挥，如下： 第一军：小西行长，一万八千人。 第二军：加藤清正，二万二千人。 第三军：黑田长政，一万二千人。 第四军：岛津义弘，一万四千五百人。 第五军：福岛正则，二万五千人。 第六军：小早川隆景，一万五千人。 第七军：毛利辉元，三万人。 第八军：宇喜多秀家，一万一千人。 第九军：羽柴秀胜，一万一千人。 之所以列出这帮鬼子的姓名和军队人数，是因为其中大有奥妙。 以上九位鬼子军官的名字，中国人看了可能毫无感觉，但在日本国内，这帮人可谓是如雷贯耳，大有来头。 首先，人家有名字，就说明不是一般人了，因为在日本，姓名是奢侈品，只有贵族才有姓名，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小孩生出来起个太郎、次郎之类的浑名（类似于阿猫阿狗），就这么凑合一辈子。 一直到后来明治维新，天皇感觉手下这一大帮子阿猫阿狗实在有损形象，便下令百姓申报姓名，当然了，具体姓什么叫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 这下就热闹了。 在取名字（包括姓氏）的问题上，日本人充分发扬了能凑合就凑合的精神，不查字典，也不等不靠，就地取材，比如你家住山上，就姓山上，你家住山下，就姓山下，家附近有口井，就叫井上，有亩田，就叫田中。 而这九位仁兄自然不同，人家名字是有来历的，事实上，他们都是日本国内所谓的“名将”。 其中，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是丰臣秀吉的亲信，在九人之中，此人有一定文化，军事素养也较高。 而且他十分特别，虽说是个鬼子，却很有新潮意识，既不信佛教，也不信神道教（日本本土宗教），却是个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人家念阿弥陀佛，他说上帝保佑。 第二军军长加藤清正，和第五军军长福岛正则，是铁杆兄弟，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贱岳七本枪”成员，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一。 这两个人在日本国内被誉为盖世名将，在战国时期立下了显赫战功，以勇猛善战著称，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对其十分忠心，但文化程度偏低，基本属于半文盲状态。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在日本被称为“兵法大家”，据说精通兵法。他的父亲叫黑田官兵卫，是丰臣秀吉的两大军师之一，号称日本智谋第一。 第六军军长小早川隆景，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是亲戚关系，具体说来，小早川隆景是毛利辉元的叔叔，为了混家产，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这也可以理解，那年头在日本，名字不值钱，一年改个十次八次的人也有。 这位小早川隆景，在日本也是个大名人，被称为“中国第一智将”（中国是日本地名），据说智商极高，和丰臣秀吉有一拼。 最后一个拉出来评论的，是第四军军长岛津义弘。 之所以最后提到这个人，是因为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特殊在哪里，很快你就会知道。 其余的几位就不提了，因为他们也就露这一次面，之后毫无出场机会，基本属于废物类型。虽然他们在日本国内也被吹得神乎其神，但事实证明，废物就算吹一千遍，也还是废物。 而我提到的这几位，更是传奇级的人物，被吹得神乎其神，几乎个个都是智勇双全，成为了日本引以为豪的骄傲，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形象代言人，至于战场上的实际效果嘛…… 但必须承认，这几位日本国内的战争精英到了朝鲜，确实表现出了精英的素质。 五月二十二日，日军先锋第一军小西行长发起进攻，仅用两个小时即攻破釜山，一路势如破竹，击破各路朝鲜军队，仅半月之后就打到了汉城，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随即跟进，一路打到了平壤，把朝鲜国王赶到了鸭绿江边。 之所以写得如此简略，不是我偷懒，真的是没办法，翻阅中日韩三国史料，这段时间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边倒。 总而言之，是朝鲜军不断地跑，日本军不断地追，甚至日军不追，朝鲜军也跑了，汉城不守，平壤也不守，仗打成这个样子，要树立正面形象，那是相当的难。 但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不是日军太坚强，只是朝军太软弱，建国二百多年，土匪都没怎么打过，除了自己折腾自己，搞点政治斗争，闲来无事啃啃人参，估计也就差不离了。 而日军将领们的威名也就此树立起来，在无数日本史料，如《日本外史》，日军参谋本部所编的《日本战史》等一系列记载中，日本将领们有如天神下凡，似乎谈笑风生之间，就运筹帷幄，破敌千里。 特别是第二军的军长加藤清正，此人极其残忍，战场对垒不知所谓，未见有何高明，却十分喜爱杀害平民，屠城放火。史料上说他是威名远播，战绩丰厚，还取了个外号“虎加藤”，如此之精神，可谓无耻。 当然，根据日本人一条路走到黑的性格，这种无耻精神绝不会丢，那两位在南京大屠杀里，拿着武士刀，比赛杀害手无寸铁平民的小军官，被日本国内称为“百人斩”的英雄，武士道精神的典范，还曾回到日本（战后又被拉回中国毙了），给小学生宣讲“光辉事迹”，受到热烈欢迎，而无数新的无耻之辈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谓建威朝鲜，不过是欺负弱小，所谓战功显赫，不过是屠杀百姓。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只有四个字——欺软怕硬。 于是四个月后，当那个强敌出现之时，一切的光环都将卸去，一切的伪装都将暴露，所谓的日本名将们，将了解到自己的真实水平，以及强大的真正意义。 此时，被追到鸭绿江边的朝鲜国王李昖却没有这个心思，他只知道，再被人追着打，就只能跳江了，于是他连夜派出使者，向明朝提出了一个要求——渡江内附。 所谓渡江内附，说穿了就是避难，不过李昖同志的这次避难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但凡避难，总有个期限，过段时间该回还得回，可这位兄弟似乎压根就没这个打算，面对前来拜见的明朝使者，他十分激动，用一句十分真诚的话，表达了他的心声： “与其死于贼手，毋宁死于父母之国！” 这觉悟，还真不是一般的高。 总之一句话：过去，就不回来了。 当然，李昖绝不是缺心眼的人，好好的国王不做，要去当难民，实在是因为没办法了。两个月时间，全国八道就丢了七道，追着屁股后面跑，再跑就只能跳江了，不找明朝大哥，还能咋办？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事实证明，李昖过于悲观了，此时朝鲜虽然支离破碎，却并没有亡。 之所以没有亡，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 两百年的太平岁月，麻痹了无数人的神经，将领不会打仗，士兵不会拼命，大家一拨接一拨地去搞政治，碰上职业打手日本人，输得这么惨，这么快，实在很正常。 但就在最紧急的关头，上天帮助了朝鲜，给他们送来了唯一的希望——李舜臣。 李舜臣，字汝谐，德水人，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被捧为名将的人非常多（主要是日本那一大帮），但在我看来，其中名副其实者，不过四人而已。而李舜臣，正是其中的一员。 说起来，李舜臣的成分相当高，他出身于朝鲜王族，是王室宗亲，一般有这个背景，早早就去汉城搞斗争了，然而李舜臣却是个例外，他武科毕业后，就去了边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十分厉害的对手——女真。 可是在对方的骑兵面前，李舜臣的表现却非常一般，经常打败仗，虽然在长期的战斗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但至少在那时，瞧得起他的人实在不多，所谓“民族英雄”、“军事天才”这样的词语，跟他更是毫不沾边。 但时机终于到来，不久之后，在朝鲜丞相柳成龙的推举下，他升任佥事，并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全罗道水军节度使。 正是这个职务，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命运。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名将，大都有自己的擅长的战法和兵种，攻击、防守、阵法、步兵、骑兵，不一而同，而在全罗道，李舜臣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赋——水军。 他对于水军战法，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领悟力，研习了许多水军战法，在他的指挥督促下，水军日夜操练，所以虽说陆军一塌糊涂，朝鲜水军还是摆得上台面的。 当然，这个所谓摆得上台面，那是和陆军比，相对而言，日本海军就威风得多了。 日本是海岛国家，历来重视海军，三百年后，在太平洋上和财大气粗的美国还拼了好几年，让对方吃了不少苦头，其实力确实非同一般。 而在战国时期，日本的海军也十分强悍，因为他们有群众基础——海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内陆的兄弟打来打去，可以抢地皮，靠海的就只好当海盗了。朝鲜、东南亚、甚至是日本国内的船队，只要打这过，就要抢，很有点国际主义精神，战国打了一百多年，他们就抢了一百多年。 这之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汪直汪老板，要知道，这位仁兄是卖军火的，敢抢他，那就真是活腻了，二话不说，拿大炮轰死你没商量。 在这一点上，日本兄弟们有着清晰的认识，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性格——欺软怕硬，所以后来美国打败日本，在日本领土上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日本人对美国依然是推崇备至，景仰万分。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不打不服。 而在这些海盗中，最为强悍者，无疑是日本海军统帅九鬼嘉隆，此人在海上抢了几十年，水战经验十分丰富，后来归依织田信长，在与战国时期日本最强海军诸侯毛利辉元（即第七军军长）作战时，表现十分出色，为其统一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后他被统一收编，成为日本政府海军的一员（还干抢劫老本行，名义不同而已），被称为日本海军第一名将。 而日本海军的装备也相当不错，虽然造大船的技术不如明朝，但在战船上，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日军战舰高度可达三四丈，除了装备大量火炮外，在船的外部还装有铁壳，即所谓“铁甲船”，有相当强的防护能力，一般火枪和弓箭对其毫无作用。 拥有这样的海军实力，日军自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战争刚一开始，日本海军主力两万余人，七百余艘战船便倾巢而出，向朝鲜发动总攻。 日军的打算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分两步走：首先，由釜山出发，先击破朝鲜主力南海水军。其次，在歼灭朝军后，转头西上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一举灭亡朝鲜，为进攻中国做好准备。 日本海军统帅除九鬼嘉隆外，还有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三人，此三人皆身经百战，其中加藤嘉明、胁坂安治是“贱岳七本枪”成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 有如此之装备和指挥阵容，丰臣秀吉认为，朝军必一触即溃，数日之间即可荡平。 事情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当日本海军出现之时，朝鲜水军根本未作抵抗，一枪都没放就望风而逃，水军主帅元均更是带头溜号，所谓的主力部队，就是这么个水平。 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日军准备进行下一步，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水陆配合，歼灭朝鲜陆军。 之前的胜利让日军得意忘形，在他们看来，朝鲜水军已经覆灭，到达预定地点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他们错了，从釜山前往黄海的水路，绝不是一条坦途，因为在这两点之间，有个地名叫做全罗道。 当日军入侵的消息传来后，李舜臣十分愤怒，却也非常兴奋，作为一名军人，他的天职就是战争，而这个时机，他已等待了很久。 正对着日军进犯的方向，李舜臣率领舰队出发了，他不知道将在哪里遇到他们，他只知道，两军相遇之际，即是他名扬天下之时！ 万历十九年（1591）六月十六日，李舜臣到达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玉浦海。 停留在这里的，是日本海军主帅藤堂高虎的上百条战船，当李舜臣突然出现之时，他着实吓了一跳，但转瞬之间，他就恢复了镇定。 因为这个对手看起来并不起眼。 由于被人排挤，未能成为水军统帅，李舜臣的兵力并不充足，手下战船加起来还不到一百艘，而此次出征，舰队规模更是微不足道，放眼望去，只有几十艘板屋船（船上建有板屋），看起来很大，实际上也就是个摆设，和日军铁甲战舰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藤堂高虎笑了，主力尚且如此，何况这几条小鱼小虾？ 李舜臣也笑了，他知道，胜利已在掌握之中。 因为在我的手中，有一件必胜的武器。 此后的事情发展将证明，李舜臣最厉害的才能并不是水军，而是工程设计。 【乌龟的战斗力】 藤堂高虎没有丝毫犹豫，他随即发布号令，几十艘铁甲战舰开始向李舜臣军发动攻击。 由于敌人船只实在太不起眼，日军战舰连炮都不开，直接向对方扑了过去，在他们看来，对付这种破船，用撞就行，使用炮弹估计会赔本。 但当日舰靠近朝军之时，却意外地发现，那些板屋船突然散开，一种全新的战船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站在舰队前列的日军将领掘内吉善，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物，当即发出了惊呼： “龟！ 龟！” 应该说，这位仁兄还是很有悟性的，虽然他第一次见，却准确地叫出了这种秘密武器的名字。 龟船，又叫乌龟铁舰，该船只整体，从船身到船顶，都有铁甲覆盖，而船头形状极似龟首，故得名龟船。 这船用今天的话说，是封闭式结构，士兵进入船只，就如同进了保险箱，头上罩着铁甲，既能档对方的火枪炮弹，平时还能挡雨，可谓是方便实用。 虽然这船的长相和乌龟很有几分神似，但事实证明，真用起来，这玩意比乌龟要生猛得多，那可是真要人命。 在龟船的四周，分布着七十多个火枪口，用来对外发射火枪，从远处打击敌人，而船只的前后，都装有锋利的撞杆，用来撞击敌船，大致是打不死你，也撞死你。 此外，龟船的船首带有大口径火炮，威力强大。更为难得的是，李舜臣虚心地向乌贼们学习，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烟雾弹，追击敌船之时，龟首可以发射炮弹，如果形势不妙，龟首口中即释放浓烟，掩护部队撤退。 就这么个玩意，远轰近撞，打不赢还能跑，说它是超级乌龟，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事实上，这种全封闭式的战舰也是有弱点的：由于外部无人警戒，如果被人接近跳上船（学名：跳帮），砸砸敲敲再放把火，那是相当麻烦。 当然，这个弱点只是理论上的，为防止有人跳帮，李舜臣十分体贴地在船身周围设置了无数铁钩、铁钉，确保敢于跳船者在第一时间被彻底扎透，扎穿。 总而言之，这种乌龟能轰大炮，能放火枪，能撞，浑身上下带刺，见势不妙还能吐烟逃跑，除了不能咬人外，基本上算是全能型乌龟。 后来的舰船学家们一致认定，在当时，龟船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战舰之一。 藤堂高虎当然不知道这个结论，他只知道自己人多船大，占据优势，在短暂观察之后，他下达了全军突击令。 然而仅仅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后，他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弃船令。 因为战局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惨不忍睹。 就在藤堂高虎下令攻击的同一时刻，李舜臣也发布了攻击令，二十艘龟船同时发出怒吼，当即击沉五艘敌舰。 日将掘内吉善大惊失色，但毕竟人浑胆子大，他随即命令日军战舰继续前进攻击，逼退敌舰。 可是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群乌龟船不但不退，反而越靠越近，日军这才发现情况不对，慌忙用火枪射击龟船，却全无效果。 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成章了，日舰不是被打沉，就是被撞穿，水军纷纷跳海逃生，个别亡命之徒想要跳帮，基本上都成了人串，一些运气不好的还挂在了龟船上，被活活地拖回了朝鲜军港，结结实实地搞了次冲浪运动。 眼看即将完蛋，藤堂高虎船也不要了，直接靠岸逃跑，玉浦海战以朝军胜利结束。 在此次海战中，日军二十六条战舰被击沉，死伤上千人，朝军除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 日本海军终于吃了败仗，九鬼嘉隆十分吃惊，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系列噩梦的开始。 六月十七日，在玉浦海战后的第二天，李舜臣率领船队来到赤珍浦，在这里，他遇到了加藤嘉明的附属舰队，共计十三艘。 可刚开打，连李舜臣也吃了一惊，因为这帮日军很有觉悟，没等他开炮就纷纷逃窜，主动弃船登陆，狼狈撤退，其所乘舰船均被击沉。 在沉没的日舰和狼狈逃窜的日军面前，李舜臣再也没有任何疑虑，他终于明白：他属于这个时代，在这里，他将所向无敌。 李舜臣继续进发，向着日军出没的所有水域，敌人在哪里出现，就将在哪里被消灭！ 七月八日，李舜臣到达泗水港，发现敌船十二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 七月十日，李舜臣到达唐浦，发现敌船二十一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舰队指挥官，九州大名龟井真钜被击毙。 七月十二日，李舜臣遭遇日军主将加藤嘉明主力舰队，双方开战，三十三艘日军战舰被击沉，加藤军主力覆灭。 七月十五日，李舜臣到达釜山水域，发现日军舰队，击沉四艘，俘获三艘后，扬长而去。 打完这次海战后，李舜臣就拍屁股走人了，在他看来，之前的五次海战中，就数七月十五日的这一次，规模最小，战果最少，所以连战场都没打扫、战利品也没捡就溜了，事实上，他错了。 李舜臣并不知道，当他打着呵欠催促返航的时候，一个人正站在岸上，绝望地看着他的背影，拔出腰刀，切腹自尽。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来岛通久，如果说九鬼嘉隆是日本国内第一海军名将的话，他大概就是第二。 这位仁兄之前也是海盗，在中国（日本地名）地区盘踞多年，向来无人敢惹，连织田信长、毛利元就等超级诸侯都要让他三分，然而在李舜臣的面前，他彻底崩溃了，除了他的舰队，还有他的尊严。 其实来岛兄还是太脆弱了，事实证明，被李舜臣打得自卑到自尽的人，绝不只他一个。 来岛通久的死，以及一连串的失败，终于让日本海军明白，这个叫李舜臣的人，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日本人是很有组织性的，遇到问题不能解决，就逐级上报，一层报一层，最后报到丰臣秀吉那里，丰臣老板一看，顿时大怒：一个人带着几十条船，就把你们打得到处跑，八嘎！ 但是八嘎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战略，命令集中所有舰队，寻找李舜臣水军，进行主力决战，具体战略部署为： 胁板安治统帅第一队，共七十艘战舰，作为先锋。 加藤嘉明统帅第二队，共三十艘战舰，负责接应。 九鬼嘉隆统帅第三队，共四十艘战舰，负责策应。 以上三队以品字型布阵，向全罗道出击，限期一月，务必要将李舜臣主力彻底歼灭！ 九鬼嘉隆（他掌握日本海军实际指挥权）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立即安排舰队出发，一百四十艘战舰浩浩荡荡地向着全罗道开去，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李舜臣。 九鬼嘉隆认为，自己目前的战力，李舜臣是绝对无法抵挡的，他最担心的，是李舜臣闻风而逃，打游击战，那就很头疼了。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十分多余。 联合舰队日夜兼程，抱着绝不打游击的觉悟，向全罗道赶去，然而就在半路上，他们的觉悟提前实现了，因为李舜臣，就在他们的面前。 在得到日军总攻击的消息后，李舜臣十分兴奋，他已经厌倦了小打小闹，于是连夜带领海军主力，于八月三日到达庆尚道闲山岛，找到了那些想找他的人。 虽然李舜臣实在有点过于积极，虽然日军的指挥官们个个目瞪口呆，但既然人都到了，咱们就开打吧。 具体过程就不提了，我也没办法，实在是不值一提，在短短四个小时之内，战斗就已结束，日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共有五十九艘战舰被击沉，九鬼嘉隆、加藤嘉明、胁板安治三员大将带头逃跑，两名日军将领由于受不了刺激，切腹自杀，上千日军淹死。史称“闲山大捷”。 总而言之，在日本国内战史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海军，以及所谓海军名将们，就是这么个表现，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在李舜臣的阻击下，日军水陆并进的企图被打破，海上攻击暂时处于停顿状态，李舜臣以他的天赋，完成了这一壮举。 但毕竟只有一个李舜臣，朝鲜人民也不能都搬去海上住，所以该丢的地方还是丢了，该跑的人还是跑了。朝鲜亡国在即，李舜臣回天无术。 日本国内史料对这段“光辉历史”一向是大书特书，特别对诸位武将的包装炒作，那是相当到位，在《日本战国史》中，就有这样一句极为优美的话： 耀眼无比的日本名将之星照亮了朝鲜的夜空，如同白昼。 而相关的战国游戏，战国电影等等，对战国名将们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入朝作战的这几位日军军长，也被吹得神武无比。 我也曾被忽悠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放下游戏和电影，翻开日本和朝鲜的古史料，才终于证实了一句话的正确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战争初期，由于朝鲜的政府军实在太差，日本的诸位名将们可谓一打一个准，出尽了风头，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最先有此觉悟的，是小早川隆景，这位日本国内的著名智将率领第六军进军全州，此地已无朝军主力，此来正是所谓“扫清残敌”。 结果出人意料，“残敌”竟然主动出现了——光州节度使权朴。 这位仁兄名不见经传，且是名副其实的“残敌”——部队被打散了，光州的节度使，带着两千残兵，跑到了全州打起了游击。 著名智将对无名小卒，精锐对游击队，当面锣对面鼓躲都没法躲，无可奈何，那就打吧。 结果是这样的，经过几个钟头的战斗，日军大败，被阵斩五百余人，小早川隆景带头逃窜，权节度使也并未追击——手中兵力太少。 史称“梨峙大捷”。 这是打“残敌”，还没完，下面这位更惨，而他遇到的，是民兵。 这位更惨的仁兄，名叫福岛正则。 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二十日，福岛正则率领大军向新宁方面进军，途中遇到权应铢带领的义军（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武装），双方展开大战。 在鏖战中，由于福岛正则指挥不利（日方自承），优势日军竟被民兵击退，丢弃大量武器、粮食，全军撤退。 由于福岛正则的失败，民兵们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永川、义城、安东等地，“名将”福岛正则连连败退，固守庆州。 和小早川叔叔比起来，毛利辉元侄子也不走运，他也输给了民兵。 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十四日，毛利辉元、安国寺惠琼率第七军，向全州进发，由于官兵都已逃走，民兵首领黄璞率军与敌作战，激战一天，日军死伤惨重，被迫退走。 下一个倒霉的是黑田长政。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六日，忠清道义军首领赵宪，率领民兵攻击黑田长政第三军，经过激战，黑田长政输了。 不但输了，而且他输得比上几位更彻底，不但被民兵打败，连老巢清州城（朝鲜地名）都丢了，连夜逃走。 这还没完，一个月后（十月三日），他又率三千余人进攻延安府（朝鲜地名），守城的只有不足千人的民兵（政府军早没影了），经过三天的战斗，日军攻城不下，反而被城内突袭，大败而退。 总而言之，日军将领的水平呈现反比例，实践证明，吹得越厉害，打得越差。搞笑的是，那位而今在日本国内评价一般的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在战争中却表现得很不错，之所以没人捧，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在日本关原之战中被人打败，下场也惨，被泼了无数污水，成了反面典型。 所以说，鬼子的宣传要真信了，那是要过错年的。 很明显，丰臣秀吉不玩游戏，也不看电视，他很清醒，于是在初期的胜利与失败的乱象之中，他选定了那个最合适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并将大部分作战指挥权交给了他。 而在此之后长达数年的战争中，这个名字成了史料中的明星人物，出镜率十分之高，其他的诸多所谓名将，都成了跑龙套的，偶尔才出来转转。要知道，日本人并不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理由的。 打了一辈子仗的丰臣秀吉，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以往的几十年里，他的眼光几乎从未错过，这次似乎也不例外，种种迹象表明，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抉择——相对而言。 帝国飘摇 第十四章 明朝的愤怒 【时间，只需要时间】 从战绩上看，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作为先锋，他击溃了朝鲜军队，并巩固了战果，虽然其他同行的表现不如人意，李舜臣也过于强悍，但在他的掌控下，朝鲜大部已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中。 很快，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我们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 日本正在准备，朝鲜正在沦亡，明朝正在争论。 自打日军六月入侵以来，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消停过，每天都大吵大闹，从早到晚，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部长石星尤其激动，甚至主动请愿，表示不用别人，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 但他刚提出来，就被骂了回去，特别是兵科给事中许弘纲，话说得极其难听，他认为，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不用出门去挡（御倭当于门庭），此外他还批评了朝鲜同志，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抓几个俘虏就要封赏，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土崩瓦解（望风逃窜，弃国于人），去救他们是白费劲。 朝廷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恰好此时，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按说过来就过来吧，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个奏疏，说我这里地方有限，资源有限，只能接收一部分人，其余的切莫过江，本地无法接待。 末了还附上可接收难民名额——“名数莫过百人”。 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我好歹是个国王，只让带一百人过来，买菜做饭的都不够啊！ 难民问题暂不考虑，到底出不出兵，几番讨论下来，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不去。 事情到此，眼看朝鲜就要亡国，一个人发话了： “应该早日出兵救援（宜速救援）！” 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了，经过商讨，明朝确定了最后方针——出兵。 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 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知道他长期不上朝，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纪录（之前这一纪录由嘉靖同志保持），但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 他虽不上朝，却并非不管事。 因为一个不会管事，不会控制群臣的人，是绝不可能做四十八年皇帝的，四十八天都不行。 事实证明，由始至终，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 而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 应该说，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日本的野心绝不仅于朝鲜，一旦吞并成功，增强实力养精蓄锐，必定变本加厉，到时更不好收拾。 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所谓“无贻他日疆患”，实在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 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 受命出击的人，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 祖承训，辽东宁远人，原先是李成梁的家丁，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勇猛善战，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征人选。 看上去很合适，实际上不合适，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何问题，只是因为在鸭绿江的那边，有十五万日军，而祖将军，只带去了三千人。 更滑稽的是，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在部队刚到朝鲜时，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顺便数了数队伍，觉得不对劲，又不好明讲，便对祖承训说道： “倭兵战斗力甚强，希望将军谨慎对敌。” 祖承训的回答简单明了： “当年，我曾以三千骑兵攻破十万蒙古军，小小倭兵，有何可怕！” 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祖承训先生吹了牛，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似乎也还没干过如此壮举，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 其次，祖承训实在是自信得有点过了头，别说十五万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就算十五万个白痴，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只怕也得十天半个月。 但就此言败似乎为时过早，祖承训所带的，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战斗力较强，就算和日本人死磕，也还是有一拼。 然而，事情似乎进展得比想象中更顺利，这一路上，祖承训压根就没碰上几个敌人，他更为自信，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目标赶去。 平壤城，已在眼前。 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连城门都敞开着，里面只有几个零散日军，机不可失，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三千人就此冲入了城内。 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小西行长便得到了消息，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出外迎敌之时，他却表示了反对。 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即使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事实证明，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 当祖承训全军进城后，随着一声炮响，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并占据有利地形，用火枪射击明军。 几轮齐射之后，明军损失惨重，祖承训也被打蒙了，他原以为，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还会打埋伏。 慌乱之下，他率领残兵逃了出去，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死伤两千余人，几近全军覆没，副将史儒战死。 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 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李昖基本肯定，自己离跳江不远了。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他终于确定，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根本不堪一击。 万历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未激动，他只是沉默片刻，便叫来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告诉他，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 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认真开始吧，很快，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宋应昌，字思文，嘉靖四十四（1565）年进士，时任兵部右侍郎。 和部长石星比起来，副部长宋应昌并不起眼，因为石部长不但个子高（长八尺），长得好（相貌过人），而且经常大发感慨，抒发情怀。 而宋应昌每天不是跑来跑去，就是研究地图兵书，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这么一个人，想引人注意也难。 然而万历却接连两次拒绝了石星的请战，将入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宋应昌，因为他是个明白人，能不能吹和能不能打，那是两码事。 此后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选择。 宋应昌虽然为人沉默寡言，却深通韬略，熟知兵法，他虽然从未主动请战，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且做事毫不拖拉，在受命之后，他片刻不停，即刻开始制定进攻计划，调兵遣将。 然而没过多久，让万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向办事极有效率的宋应昌竟然主动表示，虽然朝鲜局势极度危险，但目前暂时还不能出兵。 万历问：为什么？ 宋应昌答：我召集的将领之中，有一人尚在准备，我要等他，此人不到，不可开战。 对于宋应昌所说的那个人，万历也十分欣赏，所以他表示同意，并问了第二个问题：需要多久？ 宋应昌回答道：至少两个月。 事情就这样定了，派遣明军入朝作战，日期初定为两个月后，即万历二十年年底。 问题在于，明朝这边可以等，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跟他说，我是要打你的，无奈还没准备好，麻烦你等我两个月，先别打了，我一切齐备后就来收拾你。 对此，宋应昌也束手无策，他只会打仗，不会外交，于是几番踢足球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被交给了兵部尚书石星。 然而石星也没办法，他是国防部部长，连老本行都不在行，搞外交更是抓瞎，但他是一把手，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这事他不干就没人干了，可又不能不干。 在抓耳挠腮、冥思苦想几天后，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招聘。当然，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 在石星看来，我大明人才济济，找个把人谈判混时间，应该还是靠谱的。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这是个馊主意，如此国家大事，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实在太不严肃。 但事实证明，馊主意执行起来，倒也未必一定就馊。因为很快，石星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惟敬。 【大混混的看家本领】 沈惟敬，嘉兴人，关于此人的来历，史料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市中无赖也。 所谓市中无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市井的混混。 对于这个评价，我一直有不同意见，因为在我看来，沈惟敬先生不是混混，而是大混混。 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至少有两个。 大混混沈惟敬受聘后，很快就出发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义州，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在这里，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 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沈惟敬先生刚一露面，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来？ 因为据史料记载，沈惟敬长得很丑（貌寝），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如此歪瓜劣枣，成什么体统。 但接下来，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且初见此大场面，却一点也不怯场，面对朝鲜诸位官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只要他开口，没人能插上话。 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把他引见给了朝鲜国王李昖。 李昖已经穷极无奈了，天天在院子里转圈，听说天朝使者来了，十分高兴，竟然亲自出来迎接，并亲切接见了沈惟敬。 接下来，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 一般说来，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忽悠，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混混也就骗个大婶大妈，糊弄两个买菜钱；大混混忽悠的，往往是王公贵族，高级干部，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 而沈惟敬很符合这个条件，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准备去寻死的李昖恢复信心，容光焕发。 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首先，他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基本上是没错），其次，他很会用兵，深通兵法（基本上是胡扯），希望朝鲜国王不要担心，大明的援兵很快就到（确实如此），有七十万人（ ……）。 在谈话的最后，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因为他和平秀吉（即丰臣秀吉）的关系很好，是铁哥们（我真没话说了），双方摊开来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每当我觉得人生过于现实时，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并感谢沈惟敬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真正领略了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 综合分析沈兄的背景：嘉兴人，会说日语，还干过进出口贸易（走私）。当过混混，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出过国，估计也到过日本，没准也有几个日本朋友。 当然，说他认识丰臣秀吉，那就是胡扯了，人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代豪杰，日本的老大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 但是李昖信了，不但信了，而且还欣喜若狂，把沈惟敬看作救星，千恩万谢，临走了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 话说回来，朝鲜也有精明人，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也是个老狐狸，觉得沈惟敬满嘴跑火车，是个靠不住的人。 但这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不服都不行，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竟然要靠这个混混去忽悠，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 十几天后，沈惟敬又来了，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日本人谈判，让他们停止进攻。 李昖没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日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 一切皆有可能。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沈惟敬再次抵达义州，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忽悠？ 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一样，沈惟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 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 沈惟敬道：当然，不是我去。 他派了一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奔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惟敬外。 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惟敬胜。 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 想想也对，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 柳成龙这回高兴了，沈惟敬，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 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惟敬当即表示： 谁都不派，我自己去。 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愣住了，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的。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带多几个人，好有个照应。 沈惟敬却哈哈一笑，说我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干嘛？ 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白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 当然，这个所谓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多几个人好收尸。 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中，沈惟敬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走去。 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 但沈惟敬却不这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着大混混的另一个特性——随机应变，能屈能伸。 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生动的范例。 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的手下，变成了大混混。 有一次，张作霖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不知张混混那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 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手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X 你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自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 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 你X 俺娘，你就是俺爹了！ 说完还给郭松龄跪了下来，我记得，他比郭兄至少大一轮。 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伸，而跪郭松龄，认干爹，就是屈。 沈惟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伸的时候。 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此机会摸摸底，顺便吓唬明朝使者，显显威风，用气势压倒对手。 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决定给沈惟敬一个下马威。 柳成龙也算个厚道人，送走沈惟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不太地道，但要他陪着一起去，他倒也不干。 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惟敬最后一眼（虽然比较远）。 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惟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 当沈惟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惟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惟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地下马，在刀剑从中走入小西行长的营帐。 过了很久（日暮），沈惟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毫发无伤。而柳成龙还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惟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送之甚恭）。 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奇迹，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惟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惟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惟敬表示慰问。 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 “阁下在白刃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 日本人来拍马屁了，沈惟敬却只是微微一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 “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吾何畏尔）！” 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得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 相比而言，沈惟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 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 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什么，却听见了沈惟敬的答复： “多余的话不用再讲，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即万历），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 怎么约束呢？ “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之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会进入平壤城内十里！” 很多人，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惟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义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水了不成？ 事实证明，确实有这个可能。 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 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有沈惟敬，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一直以来，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 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日，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 “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 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他还补充道： “平壤城亦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 最后，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 “幸好天朝（指明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了人，放了火，抢了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又不能拍板，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不妨），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 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原来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给钱。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敢忽悠，确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仍然只是混混级别。 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 沈惟敬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根据多种史料分析，这位仁兄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 但在宋应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军阀】 宋应昌等的人，叫做李如松。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 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再说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 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首辅申时行语），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 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辽东铁岭卫（即今铁岭）人。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四十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白给的，要知道，人家那是真刀真枪，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扎扎实实打出来的。 据统计，自隆庆元年（1567）到万历十九年（1591），二十多年间，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年年升官，从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 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 李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长子，时任宣府总兵。 说起来，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总兵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 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 两百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吃大锅饭，养兵千日，用不了一时），实行军屯，并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田的时间多，久而久之，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当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 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 真打起来，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都是胡扯。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 总之，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行的，但你得给个理由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仗也越打越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 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 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 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后来是张居正）关系好，军费给得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待遇自然好。 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懒散，戚继光二话不说，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 那一天，天降大雨，整整一天。 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个人比他干得更为出色——李成梁。 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 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根本。 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 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 在明代，驻军有自己的专用土地，以用于军屯，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 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却大不相同，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 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还很会来事，张居正在的时候，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 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都特别能玩命，特别能战斗，跟疯子似地向前跑，冲击力极强。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 所以自嘉靖以后，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 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 在明代，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建国之初待遇极高，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李善长是因军功受封的）。并形成了一个惯例： 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少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 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干到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曾立下军功。 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 被人鄙视久了，就会自己鄙视自己。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以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 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却也是事实。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 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么个段子，说有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激，便向天叩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 神仙回答：我是垛子（注意这个称呼）。 武将再叩首，说我何德何能，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 垛子神却告诉他：你不用谢我，我只是来报恩的。 武将大惊：我何曾有恩于尊神？ 垛子神答道：当然有恩，平日我在训练场，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从不曾一箭伤我）。 真是晕死。 就是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干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 第一种是当兵的，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战时为国家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被打死。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明朝的士兵不想当将军，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户、千户还是要的——至少到时可以大喊一声：兄弟们上！ 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许多小兵都十分努力，开始了士兵突击，苦练杀敌保命本领。一般说来，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有上进心和战斗力，李成梁本人也是这么混出来的。 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从爷爷辈起，就干这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家教就是拳头棍棒，传统就是不喜读书，从小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干不了，基本属于废品。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仇钺大将军，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 总体看来，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 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那是极其贴切的，由于他爹年年杀人，年年提干，他还没到三十岁时，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想当年，戚继光继承的，也就是个四品官而已，而且还得熬到老爹退休，才能顺利接班。 李如松自然不同，他不是袭职，而是荫职。简单说来，是他不用把老爹等死或是等退休，直接就能干。 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荫职）。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很有可能），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去给国家卖命。 前面是老子的饭碗，后面是儿子的饭碗，所以更难升，也更难得。 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先辈也还混得不错，留下的职务也只是百户（世袭），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也相当不错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万历三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那是一点也不过分。 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并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万历十一年（1583），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握有重兵，位高权重。 而这一年，李如松刚满三十四岁。 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三十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了。所以不久之后，给事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级轻轻，身居高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了李如松，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 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十五年（1587），他又被任命为宣府总兵，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 一般说来，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表现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比普通人还能装孙子；另一种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人太狂，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 他在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正碰上了巡抚许守谦，见面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 大家都傻了眼。 因为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制武，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 许守谦脸色大变，青一阵白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 李总兵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 很巧，王参政也是个直人，于是他发火了。 王参政二话不说，卷起袖子上前一步，就准备拉他起来。 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李如松岂肯吃亏，看着对方上来，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干仗，好歹是被人拉住了。 许巡抚是个老实人，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投机一把，便连夜上书，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应予惩戒。 事实证明，干御史告状这行，除了胆大手黑，还得看后台。 奏疏上去之后，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王之栋无事生非，罚俸一年。 但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王之栋倒下来，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弹劾李如松，说什么的都有，舆论压力甚大。 这么多人，这么多告状信，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大家就奇了怪了，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 后来个把太监透风出来，你们的奏疏，皇帝都是看过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 说来也怪，万历对戚继光、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却单单喜欢李如松，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对他十分欣赏，且刻意提拔，有他老人家做后台，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了。 简单说来，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嫌，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 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 【李如松的实力】 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发生叛乱，万历虽然已经修养五年，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叛乱逐渐扩大，眼看不管是不行了，便下令出兵平叛。 戚继光已经死了，李成梁又退了休，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于是万历命令，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前去平叛。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事实上，他带领的，是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省的援军，也就是说，只要是平叛的部队，统统都归他管，不受地域限制，权力极大，类似于后来的督师，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 而在以往，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由文官担任，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李如松是第一个。 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不服管，合理化建议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兵部尚书石星看不下去，先去信劝他收敛点，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理都不理，石星气得不行，就告到了皇帝那里。 可是皇帝也没多大反应，下了个命令，让李如松注意影响，提督还是照做，跟没说没两样，石星丢尽了面子，索性也不管了，只是放话出来：纨绔子弟，看他如何平叛！ 然而石星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纨绔子弟，就一定没有能力吗？ 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了，在那里，他遇到了叛军，还有麻贵。 麻贵，大同人，时任宁夏总兵，和李如松一样，他也是将门出身，但要论职业发展，这两人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早在嘉靖年间，这位仁兄就已经拿刀上阵拼命了，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到了隆庆时期，才混到个参将，然后又是若干年，若干仗，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万历十年（1582）修成正果，当上了宁夏总兵。这一路走来，可谓是一步一个坑，吃尽了苦，受够了累。 人比人，那真是气死人，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三十四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现在更是摇身一变，当了讨逆总司令，跑来当了自己的上司，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 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李如松就发火了，刚来没几天，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还送了他一个特定评价：无能。 这句话倒不是没有来由的，李如松到来的时候，叛军首领哱拜已收缩防线，退守坚城，麻贵也已将城团团围住，并日夜不停攻打，但这帮叛军很有点硬气，小打小守，大打大守，明军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却毫无进展。 麻贵打了多年仗，是军队的老油条，且为人高傲，动辄问候人家父母，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人骂他。 但这次挨了骂，他却不敢出声，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而且他确实攻城不利，一口恶气只能咽肚子里，苦着脸报告李司令员：敌军坚守不出，城池高大，十分坚固，实在很难打，最后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我不行，您看怎么办？ 虽然麻贵识相，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一点不消停，接着往下骂，麻贵一咬牙，就当是狗叫吧，骂死也不出声，等到李如松不骂了，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 你马上去准备三万口布袋，装上土，过几天我要用。 攻城要布袋作甚？麻贵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为什么，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他还要挨第二次骂。 几天之后，李如松站在三万口土袋的面前，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堆。 麻贵这才恍然大悟。 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既然敌城高大，难以攻打，那就找土袋打底，就好比爬墙时找两块砖头垫脚，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简单，却实在是个好办法。 就这么一路往高堆，眼看差不多了，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架云梯，准备登城。 但城内的叛军首领哱拜也不是吃素的，很有两下子，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直接轰击布袋堆上的士兵，打退了明军的进攻。 敌人如此顽强，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樟，在深夜发动进攻，李如樟也没给哥哥丢脸，领导带头爬云梯，无奈叛军十分强悍，掀翻云梯，打退了明军，李如樟同志自由落体摔伤，好在并无大碍。 进攻再次受阻，李如松却毫不气馁，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组建敢死队。 所谓敢死队，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的，龚子敬思虑再三，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客观事实），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先请吃饭，再给重赏，要他们卖命打仗，攻击城池南关。 要说还是苗兵实在，吃了人家的，感觉过意不去，上级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拼死登城，城内守军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 李如松见状，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眼看就要一举拿下，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 明军攻城失败，麻贵却有些得意：说我不行，你也不怎样嘛。 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如松却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颇有点郊游的意思。 几天后，他又找到了麻贵，让他召集三千士兵，开始干另一件事——挖沟。 具体说来，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由高至低，往城池的方向推进，这种作业方式，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水攻。 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终于发现，叛军城池太过坚固，如果硬攻，损失惨重不说，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 但同时他也发现，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而附近正好也有河流，于是…… 这回哱拜麻烦了，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以及墙根处不断出现的裂缝管涌，只能天天挖土堵漏，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想打都没对手，手足无措。 此时，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满意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久闭的城门突然洞开，一群骑兵快速冲出，向远处奔去——那里有叛军的援军。 明军似乎毫无准备，这群人放马狂奔，竟未受阻挡，突围而去。 但自由的快乐是短暂的，高兴了一阵后，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而且看起来，这帮人已经等了很久。 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脱逃叛军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 由始至终，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 他水攻城池，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也早已探明，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情仍出乎了他的意料——叛军援军还是来了。 其实来也不奇怪，围城都围了那么久，天天枪打炮轰，保密是谈不上了，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如果内外夹攻，战局将会非常麻烦。 麻贵一头乱麻，赶紧去找李如松，李司令员仍旧是一脸平静，只说了一句话： 管他城内城外，敌军若来，就地歼之！ 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且人数众多，有数万之众，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明军即将败退，胜利触手可得！ 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 麻贵再次大开眼界，在这次战役中，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 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李如松不顾他人的劝阻，亲自上阵，更让麻贵吃惊的是，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冲锋在前！ 和西方军队不同，中国军队打仗，除了单挑外，指挥官一般不在前列。这是很明智的，中国打仗规模大，人多，死人也多，兵死了可以再招，将军死了没地方找，也没时间换，反正冲锋也不差你一个，所以一般说来，能不冲就不冲。 明军也不例外，开国时那一班猛人中，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喜欢当前锋外，别人基本都呆在中军，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很是风光了几回，但自此之后，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绝迹，包括戚继光在内。 但李如松不同，他带头冲锋，那是家庭传统，他爹李成梁从小军官干起，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带头砍人，老子英雄儿好汉，李如松对这项工作也甚感兴趣。 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死命抵住明军的冲击后，竟然还能发动反攻。 毕竟李如松这样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明军都是按月拿工资的，被对方一冲，怕死的难免就往回跑。而此时，李如松又表现出了患难与共的品质——谁也不许跑，但凡逃跑的，都被他的督战队干掉了。 他也不甘寂寞，亲手杀了几个退却的士兵（手斩士卒畏缩者），在凶神恶煞的李如松面前，士兵们终于认定，还是回去打仗的好。 在明军的顽强阻击下，援军败退而去，城内叛军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哱拜又发现，经过多日水泡，城池北关部分城墙已经塌陷，防守极其薄弱。 现在无论是李如松还是哱拜，都已经认定，战争即将结束，只剩下最后的一幕。 在落幕之前，李如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攻计划。 在场的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进攻北关，因为瞎子也看得见，这里将是最好的突破口。 李如松点了点头，他命令部将萧如薰带兵攻击北关。 但是接下来，他却下了另一道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命令： 全军集合，于北关攻击开始后，总攻南关！ 所有人都认定北关将是主攻地点，所以进攻南关，才是最好的选择。 兵者，诡道也。 从那一刻起，麻贵才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人，这个被称为纨绔子弟的家伙，他知道，此人的能力深不可测，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 进攻开始了，当所有的叛军都集结在北关，准备玩最后一把命的时候，却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呐喊声，李如松这次也豁出去了，亲自登云梯爬墙，坚守了几个月的城池就此被攻陷。 紧跟在李如松身后的，正是麻贵，看着这个小自己一茬的身影，他已经心服口服，甘愿步其后尘，但他不会想到，五年之后，他真步了李如松的后尘。 看见明军入城，叛军们慌不择路，要说这哱拜不愧是首领，比小兵反应快得多，一转手就干掉了自己的两个下属，并召集其余叛军，找李如松谈判，大意是说我之所以反叛，是受了这两人的骗，现在看到你入城，已然悔过自新，希望给我和我家人一条活路。 李如松想了一下，说：好，放下武器，就饶了你。 哱拜松了口气，投降了。 延续几个月的宁夏之乱就此划上句号，由于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史称“万历三大征”宁夏之乱。当然，关于哱拜的结局，还要交代一句。 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尽灭拜（哱拜）族。 这正是李如松的风格。 投降？早干嘛去了？ 帝国飘摇 第十五章 兵不厌诈 【无需谈判，干掉就好】 对李如松而言，万历二十年（1592）实在是个多事的年份。刚刚解决完宁夏这摊子事，就接到了宋应昌的通知，于是提督陕西就变成了提督辽东，凳子还没坐热，就掉头奔日本人去了。 其实说起来，李如松并不是故意耍大牌，一定要宋部长等，之所以拖了几个月，是因为他也要等。 事实上，所谓辽东铁骑，并非李如松一人指挥，而是分由八人统领，参与宁夏平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这一次，李如松并没有匆忙出发，在仔细思虑之后，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战争的直觉告诉他，在朝鲜等待着他的，将是更为强大的敌人。 作为大明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辽东铁骑的人数并不多，加起来不过万人，分别由李成梁旧部、家将、儿子们统管，除了李如松有三千人外，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桢、李如梧以及心腹家丁祖承训、查大受等都只有一千余人，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而除了等这帮嫡系外，他还要等几支杂牌军。 奉宋应昌命令，归李如松指挥的，包括全国各地的军队，自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起，蓟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各路部队辽东会师，援朝军队组建完成，总兵力四万余人，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 部队分为三军，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世爵，所到将领各司其职。 简单说起来，大致是这么个关系，宋应昌是老大，代表朝廷管事，李如松是老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战斗，杨元，李如柏，张世爵是中层干部，其余都是干活的。 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安排别有奥妙，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自然是嫡系，杨元原任都督佥事，却是宋应昌的人，张世爵虽也是李如松的手下，却算不上铁杆。 左中右三军统帅，实际上也是左中右三派，既要给李如松自由让他打仗，又要他听话不闹事，费劲心思搞平衡，宋部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但实际操作起来，宋部长才发现，全然不是那回事。 按明代的说法，李如松是军事主官，宋应昌是朝廷特派员，根据规定，李如松见宋应昌时，必须整装进见，并主动行礼，但李如松性情不改，偏不干，第一次见宋应昌时故意穿了件便服，还主动坐到宋部长的旁边，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 宋应昌自然不高兴，但局势比人强，谁让人家会打仗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对领导都这个态度，下面的那些将领就更不用说了，呼来喝去那是家常便饭，且对人总是爱理不理，连他爹的老部下查大受找他聊天，也是有一句没一句，极其傲慢。 但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在某个人的面前。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如以往一样，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等来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队伍。 这支部队之所以到得最晚，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但像李如松这种人，没事也闹三分，只有别人等他，敢让他老人家等的，那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以往惯例，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必定是李如松如疾风骤雨般的口水和呵斥。有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都屏息静气，准备看一场好戏。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好戏并没有上演，充满找茬欲望，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不但没有发火，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看得属下们目瞪口呆。 这一切的变化，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名字的一刻开始——吴惟忠。 吴惟忠，号云峰，浙江金华义乌人，时任浙江游击将军。 这个名字并不起眼，这份履历也不辉煌，但只要看看他的籍贯，再翻翻他的档案，你就能明白，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 简单说来，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 李如松不是不讲礼貌，而是只对他看得起的人讲礼貌，戚继光自然是其中之一，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对这位偶像级的人物，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 作为戚继光的部将，吴惟忠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应该算是灭倭专家，对这种专业型人才，李如松自然要捧。 而更重要的是，吴惟忠还带来了四千名特殊的步兵——戚家军。 虽然戚继光不在了，第一代戚家军要么退了休，要么升了官（比如吴惟忠），但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一代传一代，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英雄团”。 这四千人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时代不同了，练法还一样，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练完后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打倭寇。 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不存在，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国内工作不好找，所以时不时总有一群穷哥们跑过来抢一把，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就是这批人。 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后，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打了十几年倭寇的戚家军（二代），将前往朝鲜，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 和吴惟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骆尚志。 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余姚人，时任神机营参将，这人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猛，两个字就是很猛。据说他臂力惊人，能举千斤（这要在今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号称“骆千斤”。 虽说夸张了点，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他不但有力气，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 除了精兵强将外，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据朝鲜史料记载，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鸳鸯阵必备装备），放眼望去十分显眼。这也是个怪事，打仗的时候，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比如曹操同志，割须断袍，表现如此低调，这才保了一条命。 但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理：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 至此，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已到齐，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 但在出发的前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 这个人就是沈惟敬。 虽然宋应昌严辞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是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也就是忽悠）。 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领，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这是有可能的。 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答话，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说完了没有。 沈惟敬答道：说完了。 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抓起来，拉出去砍了！ 沈惟敬懵了，他并不知道，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 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笑话！ 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试，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试，倒不像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眼珠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 随即，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惟敬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暂时），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 李应试的那句话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 具体说来，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 〖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此云暗渡陈仓。 ——三十六计之敌战计〗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 朝鲜国王李昖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 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是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你们总共多少人？ 李如松回答：四万有余，五万不足。 柳成龙不以为然了：倭军近二十万，朝军已无战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四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 要换在以往，碰到敢这么讲话的，李如松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但毕竟这是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回答： 阁下以为少，我却以为太多！ 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这又是第二个祖承训。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 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归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说来是“多以兽皮鸡尾为衣饰，以金银作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骇异”，类似的话还有很多，那意思大致是，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没准还吃人肉。 应该说，这种观感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比如黑田长政，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形似锅铲），而福岛正则的帽子，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还有很多，反正是自己设计，要多新潮有多新潮。 第一次见这副打扮，吓一跳是很正常的，就如后来志愿军入朝作战，头次见黑人团，竟然被吓得往回跑，那都是一个道理。 但没过多久，祖承训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虽然祖承训是他父亲的老部下，虽然祖承训从小看他长大，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但对于李如松而言，这些似乎并不重要。 祖总兵被打了二十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再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 这些倒也罢了，问题是李司令不但容不下“妖言”，连人言也不听，祖承训几次建言，说日军士兵勇猛，武器独特，战法奇异，不可轻敌。李如松却丝毫不理。 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柳成龙绝望了，他曾私下对大臣尹斗寿说：提督（指李如松）不知敌情，却如此自信轻敌，此次是必败无疑了。 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毕竟都没见过），李如松却又狂得冒烟，对日军不屑一顾，很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总而言之，大家心里都没谱。 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相。 虽然已过去了很久，李如松却仍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那个落魄的老人站立在他的身边，耐心地告知他所有的一切：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们的武器战术，他们的凶狠残忍，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 然后，他就离开了自己，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人的一切却始终牢牢地铭刻在脑海中，他的博学、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 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务必牢记于心。 是的，我记得所有的一切，二十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却。 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 【误会】 万历二十一年（1592）正月初四，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馆（明史为肃宁馆），在这里，他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 但这些人即不是来宣战，也不是来求和的，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请赏。 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在他的授意下，沈惟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希望做好接待工作云云。 要说这日本人有时还是很实在的，听说给赏钱的来了，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忙不迭地派人去找李如松。 一般说来，办这种事，去个把人也就够了，不知是小西行长讲礼貌，还是穷疯了，这次竟然派了二十三个人，组了个团来拿封赏。 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数字，源自我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应昌的奏疏，但据明史记载，是二十个人，而且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这也是没办法，明代史难度就在于史料太多，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基本上就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类似情况多如牛毛。 在本书中，但凡遇到此类头疼问题，一般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史料辨析原则，故此处采信宋应昌的奏疏。 这二十三人到的时候，李如松正在大营里，他即刻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他马上就到。 马上的意思，就是很快，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 出事，也就是一会儿的事。 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所以沈惟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这中间不包括李宁。 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性格简单粗暴，天天喊打喊杀，这天正好呆在大营外，先听说来了日本人，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带着几个人，这就进了大营。 一进去，李宁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来讨赏的竟然也砍？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 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又没个全盘计划，一乱起来谁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于是乱打乱杀之后战果如下：生擒一人，杀十五人，七人逃走。 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个一地鸡毛，狼狈不堪的场面，他当即暴跳如雷，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行动，还破坏了他的整体计划。 李提督自然不肯干休，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 但凡这个时候，总有一帮将领出场，求情的求情，告饶的告饶，总而言之，要把人保下来。 这次也不例外，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亲自出马，且表演得十分卖力（哭告免死），碍于众人的面子，李如松没有杀李宁，重责他十五军棍，让他戴罪立功。 但就在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李如松却叫住了李如柏，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 今天你替人求情，我饶了他，但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将令，我就杀了你（必枭首）。 李如柏发抖了，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从不开玩笑。 从那一刻起，无人再敢违抗李如松的命令。 教训了李宁，又吓唬了弟弟，但事情依然于事无补，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你总不能去找小西行长说，这是误会，我们本打算出其不意，过两天才撕破脸打你，所以麻烦你再派人来，咱们再谈谈。 只要日本人精神还正常，估计这事是没指望的，所以李如松认定，自己的算盘已经落空。 然而最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仅过了一天，小西行长就派来了第二批使者，而他的任务，并不是宣战，也不是复仇，却是澄清误会。 误会？李如松目瞪口呆。 估计是沈惟敬的忽悠功底太强，小西行长对和谈信心十足，就等着明朝册封了，听说自己派去的人被杀了，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开始琢磨，想来想去，一拍脑袋，明白了：一定是误会。 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礼数不到，所以这次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小西飞，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摸清情况。 事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在短暂的惊讶之后，李如松笑容满面地迎接了他，还请他吃了顿饭，并确认了小西行长的疑问：没错，就是误会。 既然是误会，小西行长自然也就放心了，误会总是难免的，死了就死了吧，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他将热情迎接。 李如松回复，十分感激，待到平壤再当面致谢。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六李如松到达平壤。 日本人办事确实认真，为了迎接大明队伍，在城门口张灯结彩不说，还找了一群人，穿得花枝招展在路旁迎接（花衣夹道迎），据说事先还彩排过。 而当李如松远远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彩旗飘飘，夹道欢迎，这算是怎么回事？侮辱我？ 但在短暂的诧异之后，李如松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能一鼓作气冲入城去，攻占平壤，唾手可得！ 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部队似乎中了邪，有的往前冲了，大部分却只是观望，几道命令下来，也只是在原地跺脚，龟缩不前。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说到底还是老问题——没见过，千里迢迢跑过来，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在路边又唱又跳，混似一群疯子，换了谁都心里没底。再加上祖承训的妖魔化宣传，大多数人都认定了一个原则——不急，看看再说。 这一看，就耽误了。 戚家军打日本人起家，自然不会少见多怪，二话不说撩起袖子就往前赶，可是他们是步兵，行进速度慢，而大多数骑兵都在看稀奇，无人赶上。 这么一闹腾，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小西行长如梦初醒，立刻关上城门，派兵严加防守（悉登城拒守），把明军挡在了城外，虽说丢了个仪仗队，总算是保住了平壤。 李如松彻底发作了，城门大开，拱手相让，居然不要，你们都是瞎子不成？！ 但恼怒之后，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座城池，很快，他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却并非毫无价值——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 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且有牡丹峰高地，易守难攻，进攻很快被击退，明军并不恋战，撤兵而去。 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他十分不解，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 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战斗结束了，自己并没有吃亏，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 但对李如松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进攻结束了，但李如松的脾气却没有结束，回营之后，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将领，开始骂人。 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除了吴惟忠、骆尚志少数几人外，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训得狗血淋头。 但事已至此，人家已经关门了，靠忽悠已然不行，骂也骂不开，只有硬打了。 既然要硬打，就得有个攻城方案，怎么打，谁来打，但李司令员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骂完就走，只说了一句话： “李如柏，今夜带兵巡夜，不得休息！” 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属下，李如柏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 几个小时之后，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寅时，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三千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去。 这是小西行长的安排，在他看来，明军立足未稳，且人生地不熟，摸黑去劫一把，应该万无一失。 据说小西行长平日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所以对劫营这招情有独钟，但是很可惜，这一套有时并不管用，特别是对李如松，因为他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 这三千多人还没摸进大营，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一顿乱打，日军丢下几十具尸体，败退回城。 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 正月初七晨，大雾。 小西行长十分紧张，他很清楚，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便严厉部队加强防范，但让他意外的是，整整一个上午，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 想来想去却全无头绪，无奈之下，小西行长决定再玩个花招，去试探明军的虚实。 他派出使者去见李如松，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希望明军先后退三十里。 李如松说：好，明天就这么办。 但双方心里都清楚，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已经玩不了多久了，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场。 正月初七夜。 不知是小西行长看《三国演义》上了瘾，还是一根筋精神作怪，继昨夜后，他再次派出近千名日军趁夜出城，结果又被巡夜的明军打了个稀里哗啦。 小西行长毫不气馁，今天不行，明天再来，一直打到你走为止！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就在这天夜晚，李如松召开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刚开始，李如松便通报了他计划已久的进攻时间——明日（正月初八）。 当然，为何此时宣布作战计划，他也作出了解释： “倭军所派奸细如金顺良等四十余人，已于近日被全部擒获，我军情报，毫无外泄。” 大家恍然大悟。 如果过早宣布计划，很可能泄露，不利作战，而明天打仗，今天才通报，除了保密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算有奸细，现在去通报，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开会的就这么些人，如果到时军情被泄，要查起来，那是一查一个准。 这明摆了就是不信任大家，实在让人有点不爽。 更不爽的还在后头。 “明日攻城，各位务必全力进攻，如有畏缩不前者，立斩不赦！” 末了还有一句： “不准割取首级！违者严惩！” 虽然李如松极不好惹，但当将领们听到这句话时，依然是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专门解释一下，在明代，战争之后评定军功的标准，就是人头，这也容易理解，你说你杀了几个人，那得有凭据，人头就是凭据，不然你一张口，说自己杀了成百上千，上那里去核实？ 甚至明军大规模作战，向朝廷报战果的时候，都是用级（首级） 来计算的，而且事后兵部还要一一核实，多少人头给多少赏。 所以在当时，人头那是抢手货，每次打死敌人，许多明军都要争抢人头（那就是钱啊），有时候抢得厉害，冲锋的人都没了，大家一起抢人头。 李如松很清楚，明天的战斗将十分激烈，人头自然不会少，但攻城之时战机转瞬即逝，要都去抢人头，谁去破城？ 可是大家不干了，辛辛苦苦跟你来打仗，除了精忠报国，辛勤打仗外，总还有个按劳取酬吧，不让割人头，取证据，怎么报销？我报多少你给多少？ 事实证明，李司令是讲道理的，干活不给钱这种事还干不出来，歹话讲完，下面说实惠的： “明日攻城，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大家的眼睛放出了金色的光芒。 五千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是始终存在的，且变化较大，很难确定，只能估算。 而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套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万历年间，一两白银可以购买两石米左右（最低），即三百多斤。经查，一斤米的市价，大致在人民币两元左右。 如此推算，万历年间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元。五千两，也就是三百万元人民币。 谁说古人小气，人家还真肯下本钱啊。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平壤城内的小西行长正进行他的最终军事部署，自明军到来后，他曾仔细观察明军动向，希望找到对方主攻方向，由于大雾，且明军行动诡异，始终无法如愿，所以城中的布防也是一日三变，未能固定。 时间已经不多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而今夜，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在一段紧张的忙碌后，小西行长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守卫平壤部队，为日军第一军全部、第二军一部，共计一万八千余人，以及朝鲜军（朝奸部队），共计五千余人，合计两万三千人。 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判断，明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北方向，此地应放置主力防守，于是小西行长命令：第一军主力一万两千人，驻守西北方三门：七星门，小西门，大西门，配备大量火枪，务必死守。 而在东面，明军并无大量军队，所以小西行长大胆做出判断：明军不会在东城发动猛攻。 现在只剩下南城和北城了。 短暂犹豫之后，小西行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南城广阔，不利用兵，新军（朝鲜军）五千人，驻守南城含毯门。” “余部主力防守北城！” 我相信，在这一瞬间，他脑海中闪过的，是一天前的那一幕。 “剩余部队为预备队，由我亲自统领！” 至此，小西行长部署完毕。 从明军的动向和驻扎看，东面应无敌军，南面必有佯攻，而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北两城，我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只要打退明军总攻，固守待援，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此时，在城外的明军大营，李如松终于说出了他隐藏已久的进攻计划： “我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城。” 攻城明军共计四万五千余人，具体部署如下： “左军指挥杨元，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小西门。” “中军指挥李如柏，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大西门。” “右军指挥张世爵，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北七星门。” “以上三万人，为我军攻击主力。” 第二个被部署的地区，是北城。 “南军（即戚家军）指挥吴惟忠，率军三千人，攻击北城牡丹台！” 平时开会时，李如松说话基本上是独角戏，他说，别人听，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 “此攻城部署，在下认为不妥。” 打断他的人，叫做查大受。 查大受，铁岭人，李成梁家丁出身，时任副总兵。 作为李成梁的得力部将，查大受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且与李成梁感情深厚，凭着这层关系，他还是敢说两句话的： “我军驻扎于西城，已有两日，日军可能已判断出我军主攻方向，如在西城加强防守，我军恐难攻克。” “此外，南军虽为我军主力，但北城地势太高，仰攻十分不利，难以破城。” 要说还是查大受有面子，李如松竟然没吭声，听他把话说完了。 当然，面子也就到此为止，李司令把手一挥，大喝一声： “这些事不用你理，只管听命！” 接下来是东城和南城： “东城不必攻击！” “为什么？”这次提出问题的，是祖承训。 虽然他很怕李如松，但实在是不明白，既然兵力有余，为何不进攻东城呢？ 而回答也确实不出所料，言简意赅，简单粗暴： “你没有读过兵法吗？围师必缺！” 所谓围师必缺，是一种心理战术，具体说来，是指在攻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无处可跑，眼看没活路，必定会拼死抵抗，如果真把城围死了，城里这两万多玩命的冲出来，能不能挡得住，那实在很难说。 最后一个，是南城。 “神机营参将骆尚志，率南军精锐两千，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军八千，攻击南城含毯门，由我亲自督战，务求必克！” 直到这最后的一刻，李如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 在宁夏之战中，李如松亲眼看到了困兽的威力，在优势明军的围困下，城内叛军却顽固到了极点，土包堆不上，水也淹不死，内无粮草，外援断绝，居然坚持了近半年，明军千方百计、死伤无数，才得以获胜。 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李如松领悟了极其重要的两点秘诀： 一、要让对方绝望，必先给他希望，此所谓围师必缺。 二、要攻破城池，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 于是在两天前，他攻击了北城，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放开东城，不理会南城。 西城是大军的集结地，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 南城过于广阔，无法确定突破点，不利于攻城，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 北城曾被进攻试探，这很可能是攻击的前奏。 所以，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含毯门。 当所有人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李如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 “副总兵佟养正，率军九千人，为预备队。”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在之后的战役中也毫无作用。 但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所谓主将李如松，和他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十几年后，在一次战役失败后，他和他的弟弟佟养性搞顺风倒，投降了后金，当了早期汉奸，成为满清的建国支柱。 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佟图赖，这位佟图赖有几儿几女，先说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爱新觉罗·福临，俗称顺治皇帝。 佟图赖的这位女儿，后来被称为孝康皇后，生了个儿子，叫爱新觉罗·玄烨，俗称康熙。 而佟图赖的儿子也混得不错，一个叫佟国纲，战功显赫，跟康熙西征葛尔丹时战死，另一个叫佟国维，把持朝政多年，说一不二，人称“佟半朝”。 这位佟国维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康熙。 其中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信，后来宫中有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便被交给她抚养，直至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孩子认其为母，他名叫爱新觉罗·胤禛，俗称雍正皇帝。 再说佟国维还有个儿子，和雍正相交很深，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因为隆科多是雍正的养母的同胞兄弟，所以雍正见到隆科多时，总要叫他“舅舅”。 佟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还有若干皇后、贵妃、重臣，由于人数太多，不再一一陈诉。 顺便说一句，他的弟弟佟养性也还值得一提，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领兵与明军搞对抗。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这个无名小卒因此飞黄腾达，当上了总兵，成为边塞名将，他的名字叫毛文龙。 后来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开始飞扬跋扈，不把上级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干掉了，这位领导叫袁崇焕。 再后来，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 想一想这笔烂帐，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按常理，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李如松也不说话了，大家陆陆续续离开军营，回去安排明日战备。 祖承训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的那一刻，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 “祖承训，你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 帝国飘摇 第十六章 平壤，血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 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他知道，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 〖李如松，天赋异禀，骁果敢战，深通兵机，万历二十六年（1598） 四月，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捣巢，身先士卒，中伏，力战死。〗 此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五年。 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 拂晓，明军开始进攻。 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却并不慌乱。 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 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弯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更是谈不上。 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都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 此外，在两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验证了小西行长的想法。 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低档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 据《明会典》及《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摘录其一如下： 〖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五个，各长一尺五寸，重五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照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 如此看来，这玩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 上面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二十余种，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 我可以说，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很不靠谱的。 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然而滑稽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援朝明军却并未大规模使用。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很快，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 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 西城先攻。 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的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 日军毫无提防，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也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 “大筒！” 在日语中，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 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 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 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的那玩意，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应该算是手炮或是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朗机。 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 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朗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佛朗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 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 到嘉靖二十六（1547）年，明代佛朗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十六世纪国际先进水平。 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两米，有准星供瞄准，炮身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 两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 小佛郎机，全长仅九十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 这玩意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这些步兵炮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郎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郎机更小，仅七十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炮，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总而言之，明代佛郎机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但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懵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 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石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极其惨重。 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 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 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 应该说，小西行长的观点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 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 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 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 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 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榴弹炮。 所以明军的佛郎机，那是不鸣则已，一鸣不停，为保持持续火力，普通佛郎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 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郎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 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极大，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 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 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 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地爬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失去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 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忽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 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的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 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曾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且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进攻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五千两啊）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梯攻城。 但日军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胶着。 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五千两不容易挣，没准还要丢命，一些人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 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 战役打响后，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两百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来。 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 手起刀落，人头也落。 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 “后退者，格杀勿论！” 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 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 “杀尽倭奴，只在今日！” 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 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的进攻。 两天前，当吴惟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他就认定，要想攻克这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打了几十年的仗，这点军事判断，吴惟忠还是拿得准的。 但一天之后，李如松告诉他，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而你的全部兵力，是三千人。 吴惟忠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如松的真正意图，是要他去牵制日军，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俗了说，就是当炮灰。 然而他回答：听从调遣。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所以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防御，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城垒。 吴惟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只用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的动员： “倭寇，就在那里！” 对于这些在浙江土生土长的士兵而言，倭寇两个字，无异于兴奋剂，且不算什么父母被杀，家里被抢的帐，单是从小耳闻目睹的传统教育，就足以让他们对其恨之入骨。所以打这仗，基本上是不需要动员的。 更何况，他们是戚家军！ 四十年前，戚继光在义乌，组建了这支特别的军队，从那时起，他们就和这个光荣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光芒笼罩之下，奋战十余年，驱逐了那些无耻的强盗。 现在，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敌人。所以，他们也只需要同样的举动。 于是，在吴惟忠的亲自率领下，三千戚家军向北城牡丹台高地发动了冲锋。 事实证明，吴惟忠的判断是正确的，北城易守难攻，说实诚点，是根本没法攻，地势险要，日军还不断向下发射火枪，虽说戚家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比较灵活且善于隐蔽躲闪，伤亡不大，但两次进攻，刚冲到一半，就被打了回去。 吴惟忠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的攻击越猛烈，敌军的的注意力就越集中，越容易被死死拖住，而真正的突破，将在那时开始。 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一次，吴惟忠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挥刀，向着那个不可能攻克的目标冲去。 这是一个太过生猛的举动，很快，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胸部（铅子伤胸），顿时血流不止。 但吴惟忠没有停下脚步，他依然挥舞着军刀，指挥士兵继续冲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 直到攻克平壤，日军逃遁，北城才被攻陷。 但在战后，所有的人都认定，攻击北城的士兵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历史的长河中，吴惟忠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名字，在之后的朝鲜史料中，这位将军也很少出场，撤回国内也好，朝鲜养伤也好，似乎无人关心。这倒也正常，在这场大戏中，和李如松相比，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在战败后哀叹：国民党之所以战败，是因为都想吃肉，而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 吴惟忠就是那个啃骨头的人。 所以在历史中，他是个跑龙套的，却是一个伟大的跑龙套的。 当西城和北城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南城的守军正在打瞌睡。 南城，即平壤的正阳门到含毯门一线，地形平坦宽广，不利于部队隐蔽和突袭，很难找到攻击重点，所以日军放心大胆地将这里交给了五千名朝鲜军。 说起来，X 奸这个词还真并非专利，而某些朝鲜人的觉悟也实在不高，平壤才失陷几个月，就组建出这么大一支朝奸部队，也算不容易了。 当然，这五千人的战斗力，日军是不做指望的：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保卫的人，还能指望他保卫什么？ 不过，让这批朝军欣慰的是，西城北城打得震天响，这里却毫无动静。 但很快，朝军就发现，自己注定是不会寂寞的，一支军队正悄悄地向城池逼近。 朝军十分紧张，但片刻之后，当他们看清对方的衣着时，顿时如释重负，兴高采烈起来。 因为那批不速之客穿着的，是朝鲜军装。 事实证明，带着X 奸名头的部队，有着如下共同特点：没战斗力，没胆，还特喜欢藐视同胞。 这帮朝奸部队也是如此，看见朝鲜军队来了，就喜笑颜开，因为他们知道朝军战斗意志十分薄弱，且一打就垮——当年他们就是如此。 那支朝军攻城部队似乎也如他们所料，不紧不慢，慢悠悠地靠近城池，看那架势，比慢动作还慢动作。 但当这些同胞兄弟抬出云梯，开始登城时，朝奸们才发现，大事不好了。 城下朝鲜同胞们的行动突然变得极为迅速，眨眼的功夫，几十个人就已经爬上了不设防的城头。 还没等朝奸们缓过劲来，这帮人又开始换衣服了，这也可以理解，外面套件朝鲜军装，实在有点不太适应。 很快，朝鲜军的惨叫就传遍了城头：“明军，明军攻上来了！” 坦白讲，要说他们算是攻上来的，我还真没看出来。 昨天夜里，当所有人都散去之后，李如松交给祖承训一个任务： 给明军士兵换上朝军军服，不得有误。 祖承训自然不敢怠慢，就这样，第二天，城头上的朝军看见了自己的同胞。 攻上南城的，是明军的精锐主力，包括骆尚志统率的戚家军一部和祖承训的辽东铁骑，这帮粗人当然不会客气，上去就抽刀砍人。朝奸部队也就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刚刚交手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 小西行长的机动部队倒是相当有种，看见朝军逃了，马上冲过来补漏，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如狼似虎的明军一拥而上，彻底攻占了含毯门。 战斗的过程大致如此，和西门、北门比起来，实在不甚精彩，当然伤亡还是有的，只不过有点滑稽：由于进展过于顺利，又没有人射箭放枪，基本上是个人就能爬上城头，于是一万多人拼了命的往前挤，比冲锋还卖力。 不过这倒也正常，五千两白花花的银子，不费吹灰之力，挤上去就有份，换了谁都得去拼一把。 南城并不是防御的重点，城防本来就不坚固，加上大家又很激动，这一挤，竟然把城墙挤塌一块，恰好骆尚志打这过，被砸个正着，负伤了。 当然，也有些史料说他是作战负伤，具体情况也搞不清，就这样吧。 无论如何，总算是打上来了，明军的大旗插上了平壤的城头，南城告破。 但这对于西城攻击部队而言，实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南城之所以很好打，是因为西城很难打，日军在城头顽强抵抗，放枪、扔石头、倒开水，导致明军死伤多人，而明军也打红了眼，云梯掀翻了再架，摔下来没死的接着爬，爬上去的就举刀和日军死战。 虽然南城被破，但平壤并不是个小城市，要从西城绕到南城，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而且仗打到这个份上，对明军而言，哪个门已经不重要了，砍死眼前这帮龟孙再说！ 不过日本鬼子实在有两下子，战斗力非常之强悍，也不怕死，面对明军的猛攻毫不畏惧，无人逃跑，占据城头用火枪射击明军，如明军靠近，则持刀与明军肉搏，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就战斗意志而言，确实不是孬种。 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明军久攻不下，伤亡却越来越大，小西门主将杨元带头攻城，被日军击伤，部将丁景禄阵亡。大西门主将李如柏更悬，脑袋上挨了日军一枪，好在头盔质量好，躲过了一劫（锦厚未至重伤）。 主将李如松也没逃过去，由于他带着二百骑兵四处晃悠督战，目标太大，结果被日军瞄上，一排枪过去，当场就被掀翻在地。 在李如松倒地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傻眼了，主将要是被打死了，这仗还怎么打。 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李如松却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并再次诠释了彪悍这个词的含义。 虽然摔得灰头土脸，还负了伤——流鼻血（触冒毒火，鼻孔血流），形象十分狼狈，但李司令员毫不在意，拍拍土，只对手下说了四个字： “换马再战！” 领导都这么猛，小兵再不拼命就说不过去了，明军士气大振，不要命地往城头冲，但日军着实不含糊，死伤过半也毫不退缩，拿刀与登城明军对砍，很有点武士道的意思。 战斗就这样进行了下去，虽然明军已经占据优势，但始终无法攻陷城池，进入南城的明军也遭到了日军的顽强阻击，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如此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站在七星门外的李如松并不慌张，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把那玩意儿拉上来！” 这是李如松最后的杀手锏。 所谓那玩意，是一种大炮，而当时的名字，叫做“大将军炮”。 大将军炮，炮身长三尺有余，重几百斤，前有照星，后有照门，装药一斤以上，铅子（炮弹）重三至五斤，射程可达一里之外。 由于这玩意体积大，又重，没人愿意扛也扛不动，但李如松坚持一定要带。所以出征之时，是由骑兵装上车架拖着走的。李如松不会想到，他已经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世界上最早的马拉炮车部队。 但李司令把这些大玩意拉到朝鲜，不破纪录，只为破城。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玩意儿虽然威力大，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容易误伤自己人，且准头不好，来个误炸那可不好玩，加上由于技术含量不够，这种炮十分容易炸膛（该问题一直未解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用的。 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明军炮兵支炮、装弹、瞄准，一切就绪。 随着李如松一声令下，大炮发出了震天的轰鸣，没有炸膛，没有误伤，准确命中目标。 七星门被轰开了，平壤，被轰开了。 【信用】 七星门的失陷彻底打消了日军的士气，纷纷弃城逃窜，杨元和李如柏随即分别攻破了小西门和大西门，三万明军亮出了屠刀，睁着发红的眼睛，杀进了城内。 一般说来，剧情发展到这儿，接下来就是追击残敌，打扫战场了，可是鬼子就是鬼子，偏偏就不消停。 在城门失守后，小西行长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军事素质，丝毫不乱地集合部队，占据了城内的险要位置，准备打巷战。 这就有点无聊了，要说保卫自己的领土，激战一把倒还无所谓，赖在人家的地盘上，还这么死活都不走，鬼子们也真干得出来。 日军盘踞的主要地点，分别是平壤城内的练光亭、风月楼和北城的牡丹台。这三个地方的共同特点是高，基本上算是平壤城内的制高点，明军若仰攻，不但难于攻下，还会损兵折将，只要等到自己援兵到来，翻盘也说不定。 这就是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 李如松虽然不用算盘，但心算应该很厉害，到城内一看，就挥挥手，让士兵们不用打了，干一件事就行——找木头。 噼里啪啦找来一大堆，丢在日军据点附近，围成一圈，然后放话，也就一个字：烧！ 这下子日军麻烦了，本来拿好了弓箭刀枪准备居高临下，再搞点肉搏，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过来，围着放起了火准备烤活人。于是一时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高温烘烤加上烟熏，日军叫苦不迭。 但李如松认为还不够苦，于是他派出五千人，携带大批火枪、火箭、佛郎机，也不主动攻击，只是站在火堆之外，对准日军据点，把带来的这些东西射出去。 于是一时间火箭火炮满天飞，据点被点燃，烟火大作，要救火没处打水，日军被烧得鬼哭狼嚎，本来是高地，结果变成了高炉。 鉴于刚刚入城，还要营救平壤居民，救治伤员，事务繁杂，李如松司令员安排好围剿部队后，就去忙别的事了。 但值得称道的是，奉命围剿的部队很有责任心，虽然领导不在，还是尽职尽责地放火、射箭、放枪放炮。 整整一夜，他们加班加点，没有休息。 第二天（正月初九），查大受的家丁查应奎起得很早，来到了北城要地牡丹台，昨天，这里还是日军的坚固据点，然而现在，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真正的人间地狱。 牡丹台以及其瓮城，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昨天还枪声炮声不断的地方，现在已经寂静无声，他走入据点，看见了无数倒毙的尸体，手脚都缠绕在一起，却没有一具能够辨认，因为他们已经被烧成了黑炭。 查应奎随意数了一下，发现在狭窄的瓮城里，竟有四五百具日军尸首，很明显，他们大多数是被烧死或活活熏死的。 当然，家丁查应奎没有感叹战争残酷的觉悟，他只是兴高采烈地跑了回去，向自己的领导查大受汇报，并就此被记载下来，成为了那幕场景的见证。 事实上，查应奎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初八的那天夜里，平壤城内火光冲天，明军在外面放火，日军在里面叫苦不迭，被烧死者不计其数，尸体的烤焦味道传遍全城，史料有云：焦臭冲天，秽闻十里。 干掉残暴的敌人，就必须比他更加残暴，在某种情况下，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 但日军的耐高温能力还是值得称道的，硬是挺了一夜，没有出来投降。 挺到了第二天，挺不住了。 盘踞在据点的敌人终于崩溃了，被枪打、炮轰不说，还被火烤了一夜，别说武士道，神仙道也不好使了。除小西行长所部几千人，由于据点坚固，防御严密，尚在苦苦支撑外，城内日军全部逃散。 但逃散也得有个目标，平壤已是明军的天下，往哪里逃呢？ 要说日军逃起来也很有悟性，一看，西城、南城、北城都有人守，只有东城，防御十分松懈。 于是日军大喜过望，纷纷向东城逃窜。 事情似乎十分顺利，败军一路往东逃，虽然明军在后紧紧追赶，但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日军竟然成功地逃出了东城的城门。 但很快他们就将发现，其实战死在城内，倒未必是一件坏事。 当初李如松布阵之时，取兵法围师必缺之意，空出了东边。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是东面？ 而当日军蜂拥逃出东城城门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东城城门外，是一条大河，波浪宽。 谁要选这里当攻击阵地，只怕真是脑袋进了水。 于是日军麻烦了，要绕着城墙跑，只怕是没个头，要回头跑进城，估计明军不让，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百般无奈之下，只剩下一个选择——跳河。 我记得，那一天是正月初九，北风那个吹…… 朝鲜的天气，大概和东北差不多，一般说来，这个时候是很冷的，估计起码是零下几度，然而日军依然勇敢地跳了进去。 虽然气温到了零下，但我可以肯定，当时的江面还没有冻住，因为在朝鲜史料中有这样一句话：溺死者约有万余。 先被烤得要死不活，然后又跳进冰水冷冻。古语有云：冰火两重天，想来不禁胆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死的，只有超人了，很明显，日军缺乏这种特种人才。 逃出去的基本上都死了，不淹死也得冻死，而呆在城内的小西行长更不好过，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完蛋了，现在他要考虑的，不是封赏，不是守城，而是怎么活下去。 在生死的最后关头，日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小西行长的指挥下，明军的数次进攻被打退，看那势头，不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决不算完。 虽然明军占据优势，且人多势众，但毕竟打了一天一夜，就算不领加班费，喘口气总还是要的，何况胜局已定，赏钱还没领，在这节骨眼上被打死，也实在有点亏。 日军虽然人少，却敢于拚命，生死关头，什么都豁得出去。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双方心理状态不同，所谓穷寇莫追，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出现了，在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激战后，城内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接下来，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发生了。 之所以说神秘，是因为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也没全搞清楚。 关于这件事，在史料中，大致有如下四个历史版本。 按照明军监军及部将战后给皇帝的总结报告，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日军残部由于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击，全军主动撤退，李如松将军神机妙算（料贼计已穷，必遁），设下埋伏，并派兵追击，大败日军。 第二版本是朝鲜大臣柳成龙给国王的报告，说法也差不多，李如松料敌如神，在日军逃遁之后发动攻击，大败日军。 第三版本，是朝鲜国王给大明神宗皇帝的报告（他算是明神宗属臣），这份东西可作为上下级的规范文本，说到自己的看法，都是“臣窃念”，说到明朝，都是天兵、天朝，大明皇帝英明神武，大明总兵神兵天降，从头拍到尾。 而开战后，明军是“天地为之摆裂，山渊为之反覆”；自己（朝军）是“小邦袖手骇缩，莫敢助力”；日军则是“螳臂据辙，无敢抵敌”。照他的意思，日军是碍于明军的神威，一触即溃了。 而讲得最详细，也最实在的，是第四个版本。 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事情是这样的： 在战斗陷入僵局后，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派出了使者，去找小西行长谈判。 对于这个决定，很多人并不理解，人都围住了，还要谈什么判？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此时日军主力已被歼灭，平壤也已攻克，战略目的已经完全达到，目前最需要的，是争取时间修整，以防敌军反扑，而城里面放着这么一群亡命之徒，硬攻不但耗费精力，伤亡也会很大，时间一长还可能生变，所以还是谈判最划算。 李如松的谈判条件是这样的： “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然不忍杀人命，姑为退却，放你生路。” 这意思是，我可以灭了你，但无奈心太软（其实是太费力），就放你们走了吧。 小西行长是这样回复的： “俺等情愿退军，请无拦截后面。” 他的意思是，我认输了，麻烦逃走的时候高抬贵手别黑我。 如此看来，也算是皆大欢喜，双方达成协议，明军撤去包围，日军在万分警戒之下，手持武器逐步退却，撤出了平壤城。 局势发展到此，看似平淡无奇，但怪也就怪在这里，既然事情圆满解决，为什么在官方报告中，却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这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跟敌人谈判，把敌人放走，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结果，似乎都是不大好宣扬的。 而第二个原因，应该算是人品问题。 如果小西行长了解李如松，或者听说过半年前宁夏叛乱的经过，相信即便打死他，也绝不会和李如松谈判。 因为根据李如松的性格，以及宁夏叛军首领哱拜的最终结局，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李如松，至少在这方面，是个不守信用的人。 几乎就在小西行长带领日军退出平壤的同一时刻，李如松叫来了查大受，交给他一个任务：领兵三千，赶赴江东小路埋伏。 困兽是不好斗的，但只要把它放出来，就好斗了。 于是，当小西行长带队远离平壤，终于放松所有警惕，放心大胆逃命的时候，查大受出现了。 据史料分析，此时日军的兵力，大致在五千人左右，如果敢拼命，查大受手下这三千人应该还不够打，但经过李司令员这么一忽悠，日军已经满心都是对和平的祈望，斗志全无，一见明军不用人家动手，撒腿就跑。 查大受随即命令追击，大败日军，击毙日军三百余名，但毕竟部队作战时间过长，十分疲劳，日军又跑得贼快（奔命），明军追赶不及（不及穷追），只能到此为止了。 平壤战役就此结束，明军大胜，日军大败。 此战，明军阵亡七百九十六人，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 而日军的伤亡数字，就有点意思了，据记载，此战中明军斩获日军一千六百四十七人，看起来似乎并不多。 应该说，这是个很准确的数字，但它并不是日军的伤亡人数，而是日军的人头数。 由于战前李如松命令不许抢人头，所以对于这一宝贵资源，明军并没有过于关注，也没有妥善保存，加上后来火攻水淹，不是烧成黑炭，就是冻成冰，要提取人头，实在有点困难。于是挑来拣去，只捞出一千来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至于日军的实际伤亡数，朝鲜和明朝史料都没有明确记载，只有几句“万余”、“千余”之类不靠谱的话，这就是管杀不管埋导致的恶劣后果。 说到底，还是鬼子们最实在，既然没人帮着数，就自己数。在《日本战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二十日，日军在汉城集结残兵，统计结果摘录如下：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原有人数18700 人，现存6520人。 虽然入朝的日军数量共计十余万，但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地的军阀，并不是丰臣秀吉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杂牌军。而他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第一军小西行长和第二军加藤清正，也就是所谓的嫡系。 因此这两军，才是丰臣秀吉的精锐和主力部队，其中尤以第一军战斗力为最强，之前攻击朝鲜义军时表现十分出色，打起来毫不费力。 但在朝鲜之战时，该军几乎被全歼，具体数字大家做个减法就知道了，基本上算是被打残废了。 这还只是第一军的损失人数，第二军共损失八千人，其中相当部分战死于平壤。 以上合计起来，朝鲜之战，日军的损失，至少在两万人以上。 当然，那五千朝鲜军不在统计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应该还活着，因为李如松虽然不大守信用，但还不怎么杀俘虏。 帝国飘摇 第十七章 不世出之名将 【孤军之迷】 攻陷平壤后，李如松没有丝毫迟疑，立即派遣军队，继续出击。 由于明军总共不过四五万人，很多部将都担心兵力不足，然而之后的情景却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做闻风丧胆。 小西行长被击溃之后，各地日军纷纷得到消息，并采取了整齐划一的行动——逃跑。 仅仅三天之内，黄州、平山、中和等地的日军就不战自溃，连明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跑得一干二净。军事重镇开城，就此暴露在了明军的面前。 驻扎在开城的，是日军第三军和第六军，指挥官是黑田长政。 而攻击开城的，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他统帅八千骑兵一路杀过来，声势震天，黑田长政还是很有点骨气的，开始表示一定要抵抗到底，但随着逃到开城的日军越来越多，明军越吹越神，这位仁兄也坐不住了，还没等真人现身，正月十八日，在城里放了把火，一溜烟就跑了。 李如柏本想好好打一仗，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积极性受到了打击。便不依不饶，追着黑田长政不放，死赶活赶，还是赶上了，一通乱打，黑田长政毫无招架之力，带头逃跑。日军后卫被重创，死亡达五六百人，明军仅阵亡六人。 自正月初九至正月二十，仅用十二天，平壤至开城朝鲜二十二府全部收复，日军全线崩溃，退往南方。 但李如松没有满足，因为在他的面前，还有一个最后的目标——王京。 王京，就是今天的汉城。日军全线败退后，大部撤到了这里，至正月二十日，聚集于此地的日军已达五万，而且看起来也不大想走。 在这里，李如松即将迎来他人生中的最大考验。 虽然李如松一生打过无数恶仗硬仗，但这一次，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孙子先生告诉我们：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此外，他还告诉我们：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 综合起来是这么个意思，打仗的时候，最次的打算，是攻城，而攻击时，如果人数十倍于敌人，就围他，五倍，就攻他。 城里，有五万日军。 李如松的手上，也就五万人。 在守城战中，防守方是很占优势的，平壤战役中，李如松用四万打两万，耍了无数花招，费劲力气，才最终得以攻克。 五万人攻五万人，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突出的，胜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当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王京之时，一场意外却彻底搅乱了这个困局。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六日，李如松发布了一道命令： 总兵查大受、副总兵祖承训、游击李宁，率三千精兵，前往王京探路。 仅仅半天之后，他接到了明军送回的战报： 我军于半路遇敌，大受（查大受）纵兵急击，斩获六百余级。 自平壤之后，日军毫无战力，这种打落水狗的报告，李如松已经习惯了。 如果一个人长期听到同一类型的消息，他就有可能根据这类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 所以一贯谨慎的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自前往侦察。 其实就李如松而言，这个行动并不算大胆，平壤激战时，他就敢骑马四处逛，现在自然更不在话下。 但他绝不会想到，一切都将因这个决定而改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七日，李如松率副将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统领两千骑兵向王京前进。 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没过多久，便到达了马山馆，这里距离王京，只有九十里。 李如松突然拉住了缰绳。 长期的战场感觉告诉他，前方可能不像自己想得那么简单。 于是他想了一会，下了一道命令： “我带一千人先行，副将杨元率军一千，随后跟进。” 就是这道命令，挽救了他的性命。 分兵之后，李如松继续出发，很快他就到达了另一个地方，这里据王京仅四十里，名叫碧蹄馆。 在这里，他终于看见了遍地的尸体和兵器，很明显，这里就是查大受所描述的战场，而震耳的厮杀声告诉他，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兵冲了进去。 冲进去后，才发现事情坏了。 一天前，查大受得意样样地发出了捷报，事实上，他也确实打了胜仗，杀了人家几百口子，还不肯罢休，非要全歼不可，结果追着追着，追出问题来了。 要知道，这是在王京附近，就算日军再怎么怕事，好歹也是大本营，有好几万人，你带三千多人过来闹事，还想赶尽杀绝，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于是缓过劲来的日军开始稳住阵脚，发动反击，据史料记载，此时聚集在碧蹄馆的日军来源复杂，除第一军外，还有第四军、第六军、第八军若干，基本上在附近的，能来的，全都跑来了（悉众而来）。 由于之前日军表现过于疲软，查大受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等到他砍过瘾，追够本，才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 杀退一批，又来一批，到二十七日晨，外围日军人数已达两万，查大受这才明白大事不好，左冲右冲无法突围，派人求援也没指望，于是心一横，抱定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精神，带领士兵与日军殊死血战。 就在这时，李如松冲进来了。 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查大受却没有丝毫喜悦，因为眼下这种环境，在兵法中基本属于“死地”，而他是李成梁的家丁，看着李如松长大，感情十分深厚，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把李如松的命也搭了进来，别说活着回去，就算到了阎王那里，也不好意思见李成梁。 日军的反应也相当迅速，很快发现冲进来的这支队伍人数并不多，于是在短暂混乱后，便开始堵塞缺口，重组包围圈。 看着漫山遍野的日军，李如松明白，自己这次是冲错了地方，一般说来，在目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有两个选择： 其一是趁日军包围圈尚未围拢，突围出去，然后逃走。 其二，与查大受合兵，寻找有利地形防守，等待援军。 包围圈的缺口越来越小，四千人的生死，只在李如松的一念之间。 在片刻犹豫之后，李如松做出了抉择——第三种抉择。 李如松手持长刀，面对全军，发出了怒吼： “全军攻击！如敢畏缩不前者，斩！” 这种选择，叫做死战不退。 有一种人是无所畏惧的，纵使寡不敌众，纵使深陷重围。 当然，李如松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胆大外，也还是有资本的。 他的资本，就是身边所带的一千人。 列宁同志说过：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句话用在这一千人身上，实在是名副其实，因为这些人都是李如松直属的辽东铁骑部队。 而辽东铁骑之所以战斗力强，除了敢拼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武器装备。 在日本战国时期，有一个特殊的兵种，曾作为日本战争史上的模范被大力宣传，它的日文汉字名，叫做骑铁。 所谓骑铁，是骑马铁炮的简称，具体说来就是骑兵装备火枪，在马上发射火器，其主要使者者，是日本东北部的诸侯伊达政宗，由于兼具骑兵的突击性和火枪的攻击力，被誉为日本战国时期最强的兵种。 当然，这支队伍也有着致命的缺陷，由于火枪不能连发，要一边骑马一边装弹，技术含量也实在太高，所以在打完一枪后，要换兵器才能接着干。 如果按照日本人的标准，那么辽东铁骑应该也算是骑铁兵种，只是他们的武器并非普通的火枪，还有个专业称呼——三眼神铳。 三眼神铳，全长约120 厘米，共有三个枪管，枪头突出，全枪由纯铁打造，射击时可以轮流发射，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发起冲锋时，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于战马上发动齐射，基本上三轮下来，就能冲垮敌军。 但问题似乎也未完全解决，三枪打完后怎么办呢？ 一般说来，换兵器是免不了的了，但中国人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完美的验证，这把火铳之所以用纯铁打造，枪管突出，是因为打完后，吹吹枪口的烟，换个握法，把它竖起来使，那就是把十分标准的铁榔头。 人骑着马冲进去，先放三枪，也不用装弹，放完抡起来就打，这么几路下来，估计神仙也扛不住，铁骑之名就此横扫天下。 顺便说一句，这种三眼铳今天还有，就在军事博物馆里。每次当我看到那些铁榔头的时候，都会不禁感叹：科学技术，那真是第一战斗力。 有这样的装备，加上这一千多号人都是李如松的亲军，打起仗来十分彪悍，基本上属于亡命之徒。听到李如松的命令后，二话不说，操起火铳，向日军发动了猛攻。 虽然李如松十分自信，但有一点他并不知道——这绝非遭遇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在平壤战败后，日军对明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各地纷纷不战而逃，且全无斗志，为防止全军彻底崩溃，挽回军心，日军大本营经过详细策划，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诱敌计划。 具体说来，是先派出小股部队，诱使明军大部队追击，并在王京附近的马山馆设下埋伏，待其到来发动总攻，一举歼灭。 据日本史料记载，参与该计划的日军为第四军和第六军主力，以及其余各军一部，总兵力预计为一万五千人至两万人，其中诱敌部队一千余人，战场指挥官为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人，反正只要没被打残，还能动弹的，基本上都来了。 行动如期展开，在探听到查大受率军出发的消息后，诱敌的一千余名日军先行出发，前往马山馆，大军分为两路，偃旗息鼓，悄悄的过去，打枪的不要。 日军的预期计划是，一千人遭遇明军后，且战且退，将明军引到预定地点，发起总攻。 但事情的发展告诉他们，理论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 由于之前日军逃得太快，查大受一路都没捞到几个人，已经憋了一肚子劲，碰到这股日军后，顿时精神焕发，下了重手穷追猛打，转瞬间日军灰飞烟灭，一千多人连个水漂都没打，眨眼就没有了。 这回日军指挥官们傻眼了，原本打算且战且退，现在成了有战无退，更为严重的是，查大受明显不过瘾，又跟着追了过来，越过了马山馆，而此时日军的大部队还在碧蹄馆，尚未到位。 无可奈何之下，日军指挥官们决定，就在碧蹄馆设伏，攻击明军。 于是当查大受赶到之时，他遇到的，是两万余名全副武装，等待已久的日军。 已经退无可退了，横下一条心的日军作战十分勇猛，查大受率军冲击多次，没能冲垮敌军，反而逐渐陷入包围，战斗进入僵持状态。 事已至此，所谓诱敌深入、全歼明军之类的宏伟壮志，那是谈不上了，能把眼皮底下这三千多人吃掉，已经算是老天保佑了。 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打得正热闹的时候，李如松来了。 这下日军喜出望外了，原本想打个埋伏，挽回点面子，结果竟然捞到这么条大鱼，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这位明军最高指挥官竟然只带了这么点人。 小西行长顿时兴奋起来，他立即下令，方圆四十里内的日军，只要还能动弹，立即赶来会战，不得延误。 与此同时，他还命令，所有日军军官必亲临前线指挥，包括黑田长政、立花宗茂等人在内，总而言之，是豁出去了。 在小西行长的部署下，日军发动了自入朝以来最为猛烈的进攻，并充分发扬其敢死精神，哪里的明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冲。 不巧的是，在战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人正是李如松。 这位仁兄实在过于强悍，虽被日军重重包围，却完全不当回事，带着铁骑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这也似乎有点太欺负人了，于是日军集中兵力，对李如松实行合围。 事后，李如松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曾用一个词形容过此时自己的环境——围匝数重。 虽然说起来危险万分，但事实上，当时他倒很有几分闲庭信步的风度，据日本史料记载，李如松带领骑兵左右来回，几进几出，铁骑所到之处，日军无法抵挡，只能保持一段距离跟着他。所谓的包围，其实就是尾随。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太过嚣张，终究是要翻船的。 正当李如松率军进进出出，旁若无人之时，一位神秘的日军将领出现了。 这位日军将领出场就很不一般，史料上说他是金甲倭将，先不说是真金还是镀金，穿不穿得动，敢扛着这么一副招风的行头上战场，一般都是有两下子的。 而之所以说这是个神秘的人，是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未能确定。 参加碧蹄馆之战的主力，是日军第四军，该军以日本九州部队为主，九州是日本最穷困、民风最野蛮的地区，此地士兵大都作战顽强，凶残成性，是实实在在的亡命之徒。所以很多史料推测，此人很有可能是隶属于第四军的将领。 虽说哪里来的讲不清，但敢拼命是肯定的，这人一上来，就抱定不要命的指导思想，带兵向李如松猛冲（博如松甚急），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号人，李如松毫无准备，身边部队被逐渐冲散，日军逐渐围拢，形势十分危急。 此时，李如柏和李宁正在李如松的两翼，发现事情不妙，便指挥部下拼死向李如松靠拢，但日军十分顽强，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紧急关头，还是兄弟靠得住，眼看李如松即将光荣殉职，弟弟李如梅出手了。 虽说在乱军之中，但李如梅依然轻易地瞄准了这位金甲倭将（所以说在战场上穿着不能太时髦），手起一箭，正中此人面目，当即落马。 主将落马后，士兵们也一哄而散，李如松终于转危为安，但事实上，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此刻，双方已鏖战多时，虽然明军勇猛，战局却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时日军正陆续由四面八方赶来（接续愈添，沿山遍野），人数优势越来越大，而明军势单力薄，这么打下去，全军覆没，那是迟早的事。 不过明军固然陷入苦战，日军的情况却也差不多，日军主将立花宗茂，性格顽固，在日本国内是出了名的硬骨头，素以善战闻名，这回也打得撑不住了，竟然主动找到小早川隆景接替自己的位置，退出了战场。 仗打到这个份上，胜败死活，只差一口气。 关键时刻，杨元到了。 杨总兵实在是个守纪律的人，他遵照李如松的命令，延迟出发，到地方一看打得正热闹，二话不说，带着一千人也冲了进去。 早不来，晚不来，来得刚刚好。日军正打得叫苦不迭，杨元的骑兵突然出现，阵型被完全冲垮，混乱之际也没细看对方的人数，以为是明军大部队到了，纷纷掉头逃窜。 小西行长见大势已去，也只能率军撤退。李如松惊魂未定，装模作样地追了一阵，也就收兵回去了，毕竟手底下有多少人，日军不知道，他还是清楚的。 碧蹄馆之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阵亡二百六十四人，斩获日军首级一百六十七人，伤亡大抵相当。 对于这场战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撒网捕鱼，鱼网破了。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场大的战役，但在历史上，此战争议却一直未断，其中最激烈的，是双方的伤亡问题。 在日本的许多战史书籍中（如《日本外史》、《日本战史》），碧蹄馆之战是日军的一场大胜，个别特别敢吹的，说此战日军歼灭明军两万余人，要这么算，李如松除了全军死光外，还得再找一万五千个垫背的，着实不易。 虽然事情不容易办，鬼子还是办了，而且一直在办，后来抗日战争里的台儿庄战役，日军矶谷师团（编制相当于一个军）被打成了残废，死伤一万多人，几乎丧失战斗力，日本战报却说就损失两千人，脸不红心不跳，由此可见，其不认账和乱记账，那是有悠久传统的。 说到底，碧蹄馆之战，不过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规模战斗而已。 但微不足道，并不代表不重要。事实上，这确实是一场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斗。 通过此战，死里逃生的李如松明白了两点：首先，敌人是很难打垮的。 虽然日军被击败，但战斗力尚存，以明军目前的兵力，如要硬攻，很难奏效。 其次，朋友是很难指望的。 在碧蹄馆之役发生前，李如松曾嘱托朝军随后跟进，人家确实也跟着来了，但仗一打起来，不是脚底抹油就是袖手旁观，仗打完才及时出现，真可谓是反应敏捷。 而更让李如松气愤的，是某些混人。 此时正逢朝鲜阴雨连绵，火器难于使用，日军伏击失败后，全部龟缩于王京，打死不出来，还拼命修筑坚固堡垒，准备死守。但凡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如果现在进攻，那就是寻死。 可柳成龙偏偏装糊涂，他多次上书，并公开表示李如松应尽早进攻王京，不得拖延。 出征之前泼凉水，不出头，现在却又跳出来指手划脚，反正打仗的都是明军，不死白不死，人混账到这个份上，真能把死人气活了。 李如松没有理会柳成龙，他停下了进攻的脚步。 但停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作为朝鲜的都城，王京是必须攻克的。 于是在经过缜密的思索后，李如松做出了如下部署： 总兵杨元率军镇守平壤，控制大同江；李如柏率军镇守宝山，查大受镇守临津，互为声援；李宁、祖承训镇守开城。 这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安排，因为明军本就兵力不足，现在竟然分兵四路，要想打下王京，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李如松已经放弃了进攻计划。 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因为要攻克一座城池，并不一定要靠武力。 命令下达了，进攻停止了，战场恢复了平静，日军也借此机会加强防守，整肃军队，等待着李如松的下一次进攻。因为在被忽悠多次后，他们已经确定，眼前的这个对手，是绝对不会消停的。 这个判断十分正确，很快，他们就等到了李如松的问候，但并非攻城的枪炮，而是一把大火。 李如松很清楚，凭借自己手中的兵力，是绝对无法攻下王京的，于是他索性分兵各处防守，加固后方，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进攻目标——龙山。 龙山是日军的粮仓所在地，积粮数十万石，王京、釜山的日军伙食，大都要靠此处供应。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如松密令查大受，率敢死队（死士）连夜跑到龙山，放了一把火，彻底解决了鬼子们的粮食问题。 这么一来，事情就算是结了，因为武士道再怎么牛，也不能当饭吃，在这一点上，鬼子们的意识是清楚的，认识是明确的。 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十八日，日军全军撤出王京，退往釜山。十九日，李如松入城，王京光复。 自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明军入朝起，短短半年时间，日军全线溃败，死失合计三万五千余人，其军队主力，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几乎全军覆灭，日军的战斗力遭到致命打击，疲惫交加，斗志全无。 到了这份上，已经打不下去了。 四月下旬，日军继续撤退至蔚山、东莱等沿海地域，回到了一年前的登陆地点，全军八万余人渡海回国，仅留四万人防守。 至此，抗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日军惨败而归。 日军退却了，但李如松并没有痛打落水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事实上，此时明军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由于朝军几乎是一盘散沙，许多地方都要依靠明军防守，李如松能够调动的，仅有一万余人，靠这点本钱，想把日军赶下海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缺人，而是缺钱。 要知道，刀枪马炮，天上掉不下来，那都是有价钱的，而所谓打仗，其实就是砸钱，敌人来了，有钱就对砸，没钱就打游击，朝鲜战争也一样。 明军虽然是帮朝鲜打仗，但从粮食到军饷，都是自给自足，而在这一点上，朝鲜人也体现出了充分的市场意识，非但不给军费，连明军在当地买军粮都要收现款，拒收信用卡，赊账免谈。 李如松在朝鲜呆了半年，已经花掉了上百万两白银，再这样打个几年，估计裤子都得当出去。 所以谈判，是唯一的选择。 【高档次的忽悠】 第二次谈判就此开始。 所谓谈判，其实就是忽悠的升级版，双方你来我往，吹吹牛吃吃饭，实在的东西实在不多。 客观地讲，明朝在谈判上，一向都没什么诚意。相对而言，日本方面还是比较实诚的，他们曾满怀期望的期盼着明朝的使者，等到的却是火枪大炮。 说到底，这是个认识问题，因为当时的明朝，管日本叫倭国，管日本人叫倭奴，而且这并非有意歧视，事实上，以上称呼是一路叫过来的，且从无愧疚、不当之类的情感。 一句话，打心眼里，就从没瞧得上日本人。 第一次谈判，是因为准备不足，未能出兵，等到能够出兵，自然就不谈了。 现在，是第二次谈判。而谈判的最理想人选，是沈惟敬。 半年前，这位仁兄满怀激情地来到李如松的大营，结果差点被砍了头，关起来吃了半年的牢饭，到今天，终于又有他的用武之地了。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沈惟敬前往日军大营，开始了第二次谈判，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他的老朋友小西行长。 虽然之前曾被无情地忽悠过一次，但毕竟出来抢一把不容易，死了这么多人，弄不到点实在东西也没法回去，日方决定继续谈判，平分朝鲜是不指望了，能捞多少是多少。 日军的谈判底线大抵如此，而在他们看来，事到如今，明军多少也会让一两步。 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双方互致问候完毕，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如下意见： 首先，明朝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其次，明军撤出朝鲜，日军撤出王京（当时尚未撤出）。最后，日本交还朝鲜被俘王子官员。 沈惟敬带着谈判意见回来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次，李如松和宋应昌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沈惟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他认为，一切都将在自己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但他并不知道，所谓谈判和执行，那完全是两码事。 在第一次谈判时，明军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压根儿不打算要真谈判，而这一次……，似乎也没这个打算。 因为在战后，宋应昌曾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夫倭酋前后虽有乞贡之称，臣实假贡取事，原无真许之意。”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日本人是想谈和的，但我是忽悠他们的，您别当真。 这就是说，明军从上到下，是万众一心，排除万难，要把忽悠进行到底了。 但协议毕竟还是签了，签了就得执行，而接下来，李如松用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除了会打仗，搞政治也是把好手。 根据协议，明军要撤出朝鲜，但李如松纹丝不动，反而烧掉了日军的粮仓，端掉了对方的饭碗。 日军是真没办法了，打不过又闹不起，明知李如松是个不守信用的家伙，偏偏还不敢得罪他，就当吃了个哑巴亏，硬着头皮派出使者。 那意思是，你不撤我认了，但互派使者的事，麻烦你还是给办了吧。 在这一点上，李如松还是很够意思的，他随即派出谢用梓与徐一贯两人，随同沈惟敬一起，前往日军大营。 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因为自从谈判开始以来，他遇到的不是大混混（沈惟敬），就是大忽悠（李如松的使者），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现在对方终于派出了正式的使者，实在是可喜可贺。 但他不知道的是，明朝派来的这两位所谓使者，谢用梓是参将，徐一贯是游击，换句话说，这两人都是武将，别说搞外交，识不识字那都是不一定的事。 之所以找这么两个丘八去谈判，不是明朝没人了，而是李如松根本就没往上报。 这位仁兄接到日军要求后，想也没想，就在军中随意找了两人，大笔一挥，你们俩就是使者了，去日本出差吧。 现在忽悠你们，那是不得已，老子手里要是有兵，早就打过去了，还谈什么判？！ 李如松没当真，但日本人当真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中旬，小西行长带领沈惟敬、谢用梓以及徐一贯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进行和谈。 对于明朝使臣的来临，丰臣秀吉非常高兴，不但热情接待，管吃管住，会谈时更是率领各地诸侯权贵到场，亲自参加，张灯结彩，搞得和过节一样，仪式十分隆重。 当沈惟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明白：这下算是忽悠大了。 虽然日本人糊里糊涂，但一路过来，他已经很清楚，身边的这两位使者到底是什么货色。 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挺下去了。 沈惟敬就此开始了谈判，虽然从名义上讲，谢用梓和徐一贯才是正牌使者，但这两个大老粗连话都说不利索，每次开会口都不敢开，只能指望沈惟敬忽悠了。 于是每次开会之时，大致都是这么一副场景：丰臣秀吉满怀激情，口若悬河，谢用梓、徐一贯呆若木鸡、一言不发，沈惟敬随口附和，心不在焉。所谓的外交谈判，其实就是扯淡。 就这么个扯淡会，竟然还开了一个多月，直到六月底，才告结束。 在谈判终结的那一天，丰臣秀吉终于提出了日方的和平条件，该条件也再次证明了这样一点： 丰臣秀吉，是个贪婪无耻、不可救药的人渣。 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明朝将公主嫁为日本后妃。 二、明朝和日本进行贸易，自由通商。 三、明朝和日本交换誓词，永远通好。 四、割让朝鲜四道，让给日本。 五、朝鲜派出王子大臣各一人，作为人质，由日方管理。 六、返还朝鲜被俘的两位王子。 七、朝鲜宣誓永不背叛日本。 在这份所谓的和平条款中，除交还朝鲜王子外，没有任何的友善、和睦，不但强占朝鲜土地，还把手伸到了明朝，总而言之，除了贪婪，还是贪婪。 这样的条款，是任何一个大明使臣都无法接受的。 沈惟敬接受了。 这位仁兄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当场拍板，表示自己认可这些条款，并将回禀明朝。丰臣秀吉十分高兴。 其实丰臣秀吉并不知道，他已失去了一个过把瘾的机会——即使他提出吞并中国，这位大明使者也会答应的。 因为沈惟敬同志压根就不算是明朝的使臣，说到底也就是个混混，胡话张口就来，反正不是自家的，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责任，你想要哪里，我沈惟敬划给你就是了。反正也不是我买单。 日本和谈就此结束，简单概括起来，是一群稀里糊涂的人，在一个稀里糊涂的地方，开了一个稀里糊涂的会，得到了一个稀里糊涂的结论。可怜一代枭雄丰臣秀吉，风光一辈子，快退休了，却被两个粗人、一个混混玩了一把，真可算是晚节不保。 但在办事认真这点上，丰臣秀吉还是值得表扬的，为了把贪欲进行到底，他随即安排了善后事宜，遣送朝鲜王子回国，并指派小西行长跟进此事。 小西行长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之后，他就会悔青自己的肠子。 和谈结束了，沈惟敬回国了，他在日本说了很多话，干了很多事，但在中国却无人知晓，连李如松、宋应昌也只知道，这人去了趟日本，见了丰臣秀吉，仅此而已。 按说到这个时候，沈惟敬应该说实话了，在日本胡说八道也就罢了，但军国大事，不是能忽悠过去的，鬼子虽然脑袋不好使，也不是白痴，想蒙混过关，那是不可能的。 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人混胆大，没有丝毫政治敏感性，兵部尚书石星代表朝廷找他谈话时，竟对日方提出“和平条件”只字不提，只顾吹牛，说自己已经搞定了日方，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云云。 这话要换了宋应昌，估计是打死也不信的，可石星同志就不同了，从某个角度讲，他还是个比较单纯的人，一顿忽悠之下，竟然信了，还按照沈惟敬的说法，上奏了皇帝。 明神宗倒不糊涂，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但石星一口咬定，加上打仗实在费钱，半信半疑之下，他同意与日方议和。 于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出现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忽悠，中日双方终于停战。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在日军大部撤出朝鲜后，明军也作出部署，仅留刘珽、骆尚志等人，率军一万五千余人帮助镇守军事要地，其余部队撤回国内。 无论有多么莫名其妙，和平终究还是到来了，尽管是暂时的。 宋应昌升官了，因为在朝鲜战场的优异表现，他升任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的职务，由顾养谦接替。 李如松也升官了，本就对他十分欣赏的明神宗给他加了工资（禄米），并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 三年后，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大臣推举多名候选者，明神宗却执意要任用李如松，虽然许多人极力反对，但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李如松走马上任，一年后他率军追击敌军，孤军深入，中伏，力战死。 在所有的战斗中，他始终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这次也不例外。 他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更谈不上知书达理，他桀骜不逊，待人粗鲁，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的成就与功勋，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一个智勇双全、顽强无畏的军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击败了敌人，保卫了国家，在我看来，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是武将，却并非粗人，因为在整理关于他的史料时，我发现了他的诗句： 〖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 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忆跨征鞍。〗 我认为，写得很不错。 四百年华已过，纵马驰骋之背影，依稀可见。 帝国飘摇 第十八章 二次摊牌 【烽火再起】 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 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的。 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七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 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 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双方一对质，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 人已经到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 在沈惟敬看来，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尚书石星奉旨，与小西飞会谈。 在会谈中，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 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 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 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 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 出发之前，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 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是没指望的。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 小西飞已经彻底懵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 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面对石星，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 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 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星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 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表示叫来石星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 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 “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不得有误。” 之后还跟上一句： “赵志皋随你一同去！” 赵志皋，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询问开始。 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 在众目睽睽之下，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 经过商议，石星和赵志皋联合作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石星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 具体说来，是想到哪说到哪，捡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于是，大家都相信了。 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勘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 事已至此，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着，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 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小西行长对此二人恨之入骨。 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跟你拼了！ 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不予干涉。 综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着，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 当然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帐。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帐，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如下： 吴惟忠，三千七百人。 杨元，三千人。 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拔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概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印象不好，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七日，他已抵达汉城，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二万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 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 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这场战争，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灭。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越发慌乱。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 眼看时机成熟，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两千明军全线出击，奋勇追击日军。 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稷山之战，明军投入了四万大军，布满山林，不见首尾（遍山盈野）。 只有鬼才知道，那多余的三万八千人，是从哪里寻来的。 就这样，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 此战，日军大败，阵亡八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稷山大捷”。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 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 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离下海只差一步。 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麻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 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 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一万六千人，进军忠州。 中路军，统帅高策，一万一千人，进军宜宁。 右路军，由麻贵亲率，一万四千人，进军安东。 此外，朝军一万余人，进军全州。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正是日军的集结地，而他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 中路军的前方，是泗川，这里驻扎的，是日军岛津义弘部。 朝军的前方，是顺天，呆在此地的，是日军小西行长部。 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然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 派出这两支部队，只为一个缘由——迷惑敌人。 日军有十二万人，明军只有四万，所以分别击破，是明军的唯一选择。 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是蔚山。 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是日军的重要据点。 麻贵据此判定，只要攻占蔚山，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阻其退路，全歼日军。 驻守蔚山的，是加藤清正，兵力约为两万，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看上去，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日军明显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在布阵上很有一套。顺天、泗川、蔚山各部日军，摆出了品字型阵型，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 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泗川，造成假象，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此后，他将主力明军三万余人分成左右两路，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以降低日军的警觉。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 明军即将亮出屠刀，敌人却还在摸黑。相对而言，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接到敌情通报后，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严防死守，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由于没有任务，竟然离开了蔚山，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 将领水平如此低下，当兵的还不挨打，那就没天理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明军从庆州出发，黎明到达蔚山，进攻正式开始。 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带领三千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对于这群不速之客，日军毫无思想准备，当场被斩杀一千余人，损失惨重。 明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日军全线退守城内。 明军进攻之时，加藤清正正在西江浦扛砖头修工事，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最慢，只有更慢。 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之前毫无准备不说，仗打了一天，日军快马来报，他竟然还不相信，等败退日军前来亲身说法，他才大惊失色，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 二十三日夜，各路明军陆续到齐，除左路杨镐、右路麻贵外，中路军董策一部也已赶到，共四万余人，成功实现合围。 对麻贵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三个月前，他仅凭七千余人，就吓退了十余万日军，两个月后，他得到了增援，并成功地分割了日军，包围了敌城。现在，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 实在太顺利了，顺利得超出了想象。 古语云：反常者必不久。 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变化。 明军没有丝毫松懈，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摸一样，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逐渐不支，而更出奇的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城内突起大火，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随即撤往内城高地。 到目前为止，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现在，他准备哭了。 日军盘踞的地方，叫做岛山营，此地建于陡坡上，城墙由石块筑成，极其坚固，是加藤清正的杰作。 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实在是惨不忍睹，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很有水准的，比如说——搞工程。 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工作认真细致，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都出自他的手笔。而岛山营，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打仗就是其中之一。 明军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火炮齐发，日军士气低落，人少势孤，枪炮很少，无论怎么分析，明军都是稳赢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明军的攻击失败了，只有一个原因——地形。 日军城池依山而建，不但高，而且陡，云梯架不上，弓箭也射不到，火炮虽有效果，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加上敌军防守严密，明军仰攻一天，毫无建树，只能收兵回营。 弓箭火炮都不顶用，云梯又太短，想来想去，也只有爬了。 于是自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明军开始爬山。 二十六日，明军休息，朝军奉命爬山，被击退。 二十七日，明军继续爬山，未果。 二十七日夜，经过商议，明军决定改变策略，以炮火掩护，准备柴草，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 二十八日，大雨。 从天堂到地狱，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攻击不利，好不容易想了个招，又被天气搅乱了。但事实上，一切才刚开始，因为据说地狱有十八层，而他刚进门。 就在二十八日下午，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小西行长就要来了。 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加藤清正可以死，但蔚山不能丢，虽说平时势不两立，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只能拉兄弟一把了。 形势越来越严重了，目前久攻不下，士气不振，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敌人越来越多，没有预备队，没有援军。打到这个份上，如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应尽早撤退。 经过慎重考虑，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围城。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但麻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就此撤退，敌军将趁势追击，大败不可避免，虽然日军援军已到，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只要残敌覆灭，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派部将卢继忠率军三千堵住江口，组织火炮弓箭，加强防御。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泗川日军，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总之一句话：打不死，就围死！ 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日军却更惨，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城内没有水源，只能喝雨水，粮食吃光了，石头又不能啃。打仗还能提提神，不打就真没办法了。 于是在明军围困两天后，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表示希望讲和，杨镐倒也实在，说你出来吧，出来我和你谈判。 加藤清正回复，你们明朝人不守信，我不出来。 在我看来，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 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之前日军有两万余人，战斗死伤已达四五千人，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衣被，许多都冻饿而死，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初一，城内仅余四千余人。 麻贵十分肯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可这一口气，终究没能挺过去。 到目前为止，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从假象、兵力部署、战略战术、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 综观整个战役，他只犯了两个错误，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 然而成败，正是由细节决定的。 第一个错误的名字，叫做心态。 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日军如果丢失蔚山，就会失去退路，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顽抗到底。 而明军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就算战败，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毕竟是公家的事儿，犯不着玩命。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正月初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拼死作战，终于遏制了日军，暂时。 正月初三，日军发动猛攻，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次抵挡了进攻，但士气已极度低落，开始收缩阵地。 正月初四，麻贵做出决定，撤退。 事情已经很明显，敌人异常顽强，此战已无胜利可能，如不立即撤退，必将全军覆灭。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其他部队随后跟上，部将茅国器率军殿后。 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他交给了杨镐。 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 在接到撤退命令后，杨镐带队先行，开始一切都很顺利，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但随着部队的行进，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唯恐被丢下，开始喧哗起来。 应该说，在撤退中，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如能及时控制，就能平息风波。退一步讲，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毕竟有人殿后，也不至于出大事。 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了。 这个厚道的老好人，这个连买根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 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 局势再也无法挽回。 从某种意义上讲，撤退就是逃跑，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撤退是慢慢地跑，有组织地跑，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只有跑。 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力，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 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 蔚山之战就此失败。 此战，明军伤亡共计两万余人，进攻受挫，战线收缩至王京，而日军损失也高达一万余人，无力发动反击，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 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可要真打起来，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奇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赔款割地，该干嘛就干嘛。最恶心人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疼，要不打吧，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帐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一个面子问题。 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 蔚山战役之后，明军开始收拾残局。 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 第二件事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责任人，处罚是免不了的。 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劈他，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那一刀。这位兄弟的事还没完，后面再说。 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 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 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割地赔款，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 谈是谈不拢了，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学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 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总而言之，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 等着等着，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 与此同时，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七万。 明军从未如此强大，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 东路军，由麻贵亲率，所部三万人，攻击蔚山。 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两万六千人，攻击泗川。 西路军，统帅刘綎，所部两万人，攻击顺天。 九月七日，三路明军正式出征，这一次，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 在当时的麻贵看来，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修整完毕。而在此期间，锦衣卫也来凑了把热闹。事实证明，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并提供了大量情报。 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了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但是他又错了。 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年六十三。 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 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 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五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勿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 为保证撤退成功，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 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 帝国飘摇 第十九章 胜算 【刘大刀】 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是西路军，主帅刘綎。 刘綎，字子绅，江西洪都（今南昌）人。应该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 刘珽的父亲叫做刘显，是明军的高级军官，而且经常领兵出战，基本上没怎么在家呆过。但值得夸奖的是，虽然他长期不在家，刘珽的教育辅导工作却一点也没耽误——刘显打仗，是带着儿子去的。 自幼出入军营，吟诗作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天见惯砍砍杀杀。 有这样优良的家庭教育打底，刘珽很早就体现出了武将的天赋。他不但勇猛善战，而且力大无穷，用的兵器也很特别——镔铁大刀。 所谓镔铁，到底是啥成分，已经无人知晓，但它的重量，史料上是有记载的：一百二十斤。 当然了，一百二十斤的大刀也不算太重，只要身体还行，练一练也还举得起来。不过刘綎同志不光举，而且用，其具体用法，史料上是这样形容的——轮转如飞。 每次我看到这四个字，都有不寒而栗之感。 在战场上用这种兵器，那真是想低调都不行，所以很快刘珽就出名了，而且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刘大刀。 刘大刀不但手里的家伙实在，人也很实在，说砍就砍，从不含糊。 万历初年，刘显奉命去西南讨伐蛮族，大刀兄虽然才二十多，也跟着去了，并且在战场上表现活跃，勇猛无畏，立下了战功。 从此他就再也没有消停过。 万历十年，他又跑到了缅甸，把当地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并被升为游击。之后他挥舞大刀，听从祖国召唤，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砍，全国各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到朝鲜战役前夕，他已升任参将。 仗虽然打起来了，却没他什么事，也没人想用他，于是大刀兄坐不住了，自己提出申请，希望带兵去朝鲜打仗。朝廷一想，反正这人闲着也是闲着，就派他去了。 刘綎的运气不错，刚到朝鲜没多久就升了官，当上了副总兵，但在这次战争中，他却并非主角，因为他资历太浅，而且上面还有一个更猛的李如松，所以在朝鲜的这几年，他很少承担主战任务，基本上是配合吴惟忠、查大受等人作战。 到万历二十三年，明军撤军时，他奉命留守朝鲜，帮助朝军训练部队，当上了教官，直至再次开战。 现在，他的机会终于到了。 在当时的赴朝明军中，有三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队伍，他们分别是李如松的辽东铁骑、吴惟忠的戚家军，以及刘綎的车军。 作为武将世家子弟，刘綎也有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特殊部队——车军。它没有辽东铁骑的迅猛，也不如戚家军善战，却被日军认为是最难应付的军队。 车军，共计五千余人，以川人为主。与辽东铁骑和戚家军不同，它是一支混合部队，除了步兵，还有骑兵，火枪兵，当然，还有大车。 具体战法是这样的，每逢出战，骑兵先行，步兵和火枪兵推着大车前进，敌人出现时，即迅速将大车围成圆圈，组成车阵，火枪兵以此为屏障，用火枪对敌发动齐射，完成第一波攻击。 待敌军锐气已尽时，便发动骑兵由车阵内冲出，击垮敌阵，然后步兵出击，追歼敌军。 很明显，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战法，守时滴水不漏，攻时锐不可挡，凭借这支部队，刘綎赢得了无数次战斗的胜利。 所以他一直坚信，在自己的大刀和车军面前，所有的敌人都将崩溃，小西行长也不例外。 自从入朝以来，小西行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顺天。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脑袋十分清醒，所谓侵朝灭明，不过是痴人说梦，跟着混事就行。现在痴人已经死了，梦也结束了，就等着收拾包袱回家。 可这事八字还没一撇，就来了送行的，而且看架势，是要把自己直接送进海里。 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月十九日，刘綎部逼近顺天。 小西行长和刘綎交过手，也知道车军的厉害。但此时此刻，面对这个可怕的对手，他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克制车军的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并不神秘，简单说来就两个字：不打。 反正打不赢，索性不理你，看你还能怎么办？ 敌人死不出头，这下刘綎也没招了，只得命令部队强攻，但大车毕竟不是坦克，又不能撞墙，而小西行长坚守营垒，凭借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明军。刘綎进攻受挫，只得暂停攻击。 既然攻不下来，刘綎决定，与小西行长和谈。当然，和以往一样，这次也不是真谈。 如果评选被忽悠次数最多的将领，小西行长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这位仁兄不但多次被忽，还举一反三，加上了忽人的行列。按说以他在这一行的资历，是不会再相信这类话了。 开始也确实如此，刘綎连续派出了三批使者，小西行长都不信。 但刘大刀却是不依不饶，一定要把阴招进行到底，又派出了第四批使者。 这次，小西行长终于相信了。他准备出城与刘綎谈判。 然而关键时刻，明军出了叛徒，泄露了刘綎的计划，小西行长又缩了回去。 从沈惟敬开始，再到李如松、刘綎，谈了无数次，被骗了无数次，我相信，即便打死他，下辈子再投胎，他也不会搞谈判了。 刘綎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改变了策略，全力监督部下攻城，但日军防守严密，多次进攻毫无进展，刘綎毫不气馁，亲自上阵指挥战斗。 然而，十月三日，他却突然停止了攻击。 因为在这一天，他得到了中路军的战报。 董一元到达泗川的时间，是九月二十日。而他的对手，是岛津义弘。 三年前，当丰臣秀吉听到僧人宣读的诏书，明白自己已经上当，怒火中烧之时，曾对沈惟敬和杨方亨说过这样一句话： “且留石曼子兵于彼，候天朝处分！” 联系上下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我把石曼子和他的兵留在那里（朝鲜），看你们（明朝）怎么办！ 石曼子，就是岛津义弘。 作为日本九州地区的诸侯武将，岛津义弘绝非丰臣秀吉的嫡系，恰恰相反，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死硬派，硬到全国基本都被打服，他还硬挺着。 然而，丰臣秀吉却对其十分欣赏，多次重用，原因很简单——好用。 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一根筋，而九洲地区则将此传统精神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打仗，都很实诚，绝不偷奸耍滑，作战时一定在前，撤退时必定垫背，其勇猛顽强连丰臣秀吉也望而生畏。 更值得称道的是，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民风犹存。比如说黑社会，经过多年改良，而今在东京干这行的，全都是西装革履，讲究秩序，遵纪守法，连收保护费都讲纪律，从不随意捣乱。 九州萨摩地区的就没谱了，时代不同了，传统一点没丢，但凡遇上抢地盘、谈判之类的事，经常二话不说，拿着刀赤膊上阵，往死里砍，在日本黑社会组织中极具威望，向来无人敢惹。 岛津义弘和他的第五军就属于这一类型，其作战特点是勇猛、凶残，不怕死，即使寡不敌众也敢打，是日军的战斗主力。 而岛津义弘除陆上作战勇猛外，还精通水军指挥，也算是两栖人才。虽然脑筋不太灵活，但贵在敢玩命，而且他还有一项独门绝技——突围。 所谓突围，其实就是逃跑。岛津义弘最绝的地方就是，他打仗不含糊，逃跑也很厉害，不但逃得准，而且逃得快，专往敌军结合部跑，一眨眼就没影。在后来的日本关原之战中，他所隶属的西军全线溃败，剩下他带着一千多人，面对德川家康几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竟然还是逃了出去，实在很有两把刷子。 总而言之，此人能攻善守，经验丰富，可算是朝鲜战场上的日军名将。 相对而言，中路军指挥董一元就低调得多了，此人名气一般，才能一般，连兵力都一般。日军有两万人，他也只有两万六千。 但这位一般的人，有个不一般的先锋——李宁。 这位仁兄的脾气可谓是尽人皆知，每天喊打喊杀，见到日本人就拔刀，连使者都砍，差点坏了李如松的大事。 现在，他表现的机会到了。九月二十七日，明军刚刚到达泗川，他就等不及了，二十八日夜便率军一千，连夜冲入了泗川城内。 日军准备不足，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毕竟人多势众，随即组织反击。李宁由于过于靠前，被日军围攻，战死。 但他的死是值得的，董一元带领大军随后赶到，一顿猛砍猛杀，全歼守军，击毙日军大将相良丰赖，主将川上忠实身负重伤，率领一百余人逃进内城。 内城的守备者，正是岛津义弘，他倒不怎么慌张，因为城内还驻扎着第五军主力一万余人，且地势险要，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所以他打定算盘，在此坚守，等候援军到来。 话虽这么说，但当明军进攻之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算盘估计是打错了。 董一元虽然才能平平，却也不是善茬，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派人去硬攻，地形如此险要，还是用炮合算。 十月初一，总攻击正式开始。 明军在离城百米处布下阵地，架设大量佛郎机炮，对准城内猛烈轰击。城内日军死伤甚多，且火光四起，顾此失彼，一向镇定自若的岛津义弘也不镇定了，当即集合部队，准备发挥他的逃跑绝技。 事实上，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明军的炮火已扫清了外围，城门也被攻破，大批明军已集结待命，只等一声令下冲入城内，此时的日军已毫无斗志，即将完全崩溃。 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现在打拼已过，七分到手，接下来的是三分。 前方已经没有阻拦，董一元下达了总攻令。 正当他准备拿下最后三分的时候，一阵猛烈的巨响却轰鸣而起——在他的身后。 爆炸发生在明军部将彭信古的大营中，并引发了营中火药连锁效应，许多明军士兵被当场炸死，火光冲天而起，军心顿时大乱。 事后调查证实，引发此事的，不是日军的伏兵，更不是什么忍者之类的玩意，而是安全工作疏漏——失火。 这就真没办法了，命苦不能怨政府。 混乱之中，明军不知所措，皆以为是被人抄了后路，纷纷逃窜，眼看到手的泗州城就此落空，原本打算溜号的岛津义弘立即来了精神，出城发动攻击，明军大败。 泗川之战以失败告终，明军损失惨重退守晋州，日军侥幸取胜不敢追击，依旧固守原地。 因为此战，岛津义弘名声大振，在日本国内被捧上了天，称为“鬼石曼子”，其实说穿了，这位仁兄的胜利秘诀只有一条——运气好。 但无论如何，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而输了的结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除西路军刘綎外，此时的麻贵，也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 他的东路军于九月底到达蔚山，却无事可干。因为自从上次吃了亏后，加藤清正每天都呆在蔚山，一动都不动，打死也不出头。麻贵攻，他就守，麻贵不攻，他还是守。总而言之，不打，只拖。 就这么拖到十月份，泗川战败的消息传来，无论是麻贵，还是加藤清正，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解脱了。 在麻贵的统一调配下，东西两路军分别撤退，返回出发地，九月攻势宣告结束。 在这次进攻中，明军立功心切，日军保命要紧，拼了半个多月，战局却无丝毫改变，大家都白忙活了。 最郁闷的人是麻贵，他尽心竭力策划的进攻方案，却无任何效果，实在是比较窝囊。但更让他绝望的是，经过此役，他已经确定，凭借目前明军的实力，是不可能打破战场僵局的，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 麻贵并不知道，此时距离日军撤退，仅剩一个月时间。如无意外，十一月五日，日军将带着抢掠的无数战利品从容退回国内。而那时，明军只能望洋兴叹，目送日军安然撤退。 但一个人的到来，终究还是改变了这一切。 【等待】 这个人的名字叫陈璘，字朝爵，广东翁源人。 说起来，这位兄弟也算是老油条了，嘉靖末年就当上了指挥佥事，此后又东征西讨，几十年下来，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总兵。 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破格提拔从来无分，领导赏识一直无缘。 游击、参将、副将、副总兵一级级地升，做官做得那真叫艰苦。据说是因为他是广东人，且只会讲粤语，官话（即当时的普通话）讲不好，也听不懂，总不招人待见，所以进步很慢。 而且这人还有个缺点——贪，且不是一般的贪。方式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派他去管兵，就放纵手下抢掠民财；派他去镇守地方，就大兴土木，贪污工程款；派去打仗，竟然又克扣军饷。在贪污这行当里，可谓相当之牛。 可就是这么个人物，偏偏极会打仗，而且什么仗都打过。开头在山区打土匪地痞，后来到地方，又管过治安，抓过强盗小偷，还曾跟着一代名将（兼贪污犯）殷正茂混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剿灭了许多叛乱军。 算起来，不听招呼的各类人等，只要在陆地上，他都灭过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连海上的品种，他也没有放过，海贼、海盗、乃至于倭寇，都在他的消灭范围之内。 可是这位水陆两用人才，实在是毛病太多，谁沾上谁倒霉，所以一直以来，既没人用，也没人举荐（朝士惜其才，不敢荐）。 和平年代，大家不想惹事，这种人就不能用，但战争一来，自然就变成不能不用了。 万历二十年（1592）， 陈璘出山，前往朝鲜。 按照朝廷的原意，把这个爱惹麻烦的家伙放出来，自然是要他卖命打仗，可不知为什么，这位兄弟去了一年，竟然什么也没干，官却升得极快，刚去的时候只是个参将，很快就升为副将，万历二十一年，他已经当上了副总兵。 一仗没打就混到这个地步，几乎所有人都莫名其妙。 当然，陈璘除外，战争结束后，他怀揣着升官的秘密，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去了福建，并就任总兵，凭借他多年累积的捞钱经验，发财致富指日可待。 但纸包不住火，三年后，中日和谈失败，沈惟敬的忽悠被识破，石星被判下狱，而另一个秘密也就此曝光。 原来陈璘兄并非只进不出，他除了能贪外，还很能送，石星收了他的钱，自然要帮他办事，陈璘同志这才得以一路春风，扶摇直上。 可是现在石星倒了，官自然是没法当了，去监狱找他退钱估计也不成，亏了本的陈璘只好再次回了老家。 但人只要有本事，就不怕没活干，万历二十五年（1597）， 中日再次开战，朝鲜水军全军覆没，李舜臣还在军营里扛木头，要夺回制海权，只能靠明朝水军了。 于是陈璘再次找到了工作，虽然兵部尚书邢玠极端厌恶这个老官僚，可他没有第二个选择。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陈璘率五千广东水军到达朝鲜，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邓子龙。 邓子龙，丰城人，时任钦差备倭副总兵，都督佥事。 要论年头，他的资格比陈璘还要老，嘉靖中期，他就已经从军打仗了，多年来，奔波于广东、云南、缅甸、福建，东征西讨，战斗经验丰富，而论人品，那就更不用说了，几十年兢兢业业，从小兵干起，不走后门，不搞关系，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 正因为他过于老实，没有后台，到六十多岁，才混到副总兵，且平时沉默寡言，即使受了委屈，也不与人争辩。万历二十年（1592），他奉命出征，本来打了胜仗，却背了黑锅，被言官参劾免职，他没有辩解，只是默默地回了家。 但当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接到朝廷调令时，依然毫不犹豫地动身出发，尽管此时他已年逾七十，尽管他的职务只是副总兵，尽管他即将听从一个年纪比他小，品行比他差的人（陈璘是总兵）的指挥。 就这样，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无数日军的命运。 安置邓子龙后，故地重游的陈璘见到了他的另一个下属——李舜臣。 此时的李舜臣刚刚得到解脱，元均战死后，他奉命重新组建朝鲜水军，虽然朝中还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但眼下局势危急，这个烂摊子也只能指望他了。 李舜臣之所以不招人待见，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此人虽才具甚高，为人处世却不行，不善与人相处，碰谁得罪谁，作为下属，是十分难搞的。 但陈璘干净利落地搞定了他，虽然他在国内一口粤语，官话讲得鬼都听不懂，但到了国外，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无论官话、粤语，人家都分不出来，一概不懂。而陈璘也充分发挥了他搞关系的特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李舜臣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这种方式就是写诗。 一到朝鲜，陈璘就写了这样一首诗给李舜臣： 〖不有将军在，谁扶国势危？ 逆胡驱襄日，妖氛倦今时。 大节千人仰，高名万国知，圣皇求如切，超去岂容辞！〗 就文学水平而言，这首诗大致可以划入打油体或是薛蟠体，还不是一般的差劲，但如果细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政治水平十分高超。 前四句是捧人，作为李舜臣的上级，对下属如此称赞，也真算是下了血本。 第五六句继承风范，大肆夸奖李舜臣同志众望所归，威名远扬，但这只是铺垫，核心部分在最后两句，所谓圣皇求如切，隐含的意思就是劝人跳槽，建议李舜臣别在朝鲜干了，到明朝去另谋高就。 纵观全诗，捧人是为了挖墙角，挖墙角也就是捧人，浑然天成，前后呼应，足可作为关系学的指定教材，写入教科书。 李舜臣被感动了，于是他连夜写了几首和诗回复陈璘，表达自己的感慨。并同时表示，愿意听从陈璘的指挥，齐心协力，驱逐倭奴。 我一直认为，像陈璘这样的人，无论明朝兴衰与否，他都是饿不死的。 在成功实现团结后，经过麻贵鼓动，陈璘率军参加了顺天战役，然而由于战局不利，麻贵率陆军先行撤退，水军失去支援，只得铩羽而归。 对麻贵的行径，陈璘十分愤怒，然而没过多久，麻贵再次找到了他，并交给他另一个任务。 麻贵告诉陈璘：我军作战计划已定，自即日起，你所属之明军，应全部开赴海上。 陈璘问：所往何事？ 麻贵答：无定事，来回巡视即可。 陈璘再问：那你准备干什么？ 麻贵回答：我哪里也不去，驻守原地。 看着一头雾水，满腔怒火的陈璘，麻贵终于说出了迷题的答案。 三路攻击失败之后，麻贵已经确定，强攻是不可行的。即使攻下，明军的损失也会极其惨重，而事情到了这步田地，谈判也是不可信的。 进退两难之际，他想到了陈璘，想到了一个不战而胜的方法。 麻贵下令，所有明军立即停火，中路军董一元、西路军刘綎派出使者，与对峙日军协商停战。总而言之，大家都不要动了。 唯一活动的人，是陈璘。而他的任务，是率舰队沿朝鲜海岸巡航，并击沉所有敢于靠近海岸的日本船队。 这一军事部署，在今天的军事教科书里，叫做囚笼战术；在街头大婶的口中，叫关门打狗。 经过无数次试探与挫折，麻贵终于找到了日军的最大弱点——粮食。 无论日军多敢玩命，毕竟都是人，是人就要吃饭，而这些后勤补给必须由日本国内海运而来，所以只要封锁海岸线，打击日本船队，敌军必定不战而溃。 事实证明，麻贵的判断是正确的。自十月中旬起，陈璘开始改行，干起了海盗。率军多次扫荡，见船就抢，抢完就烧，把朝鲜沿海搞成了无人区。他干得相当彻底，以至于某些朝鲜船队由此经过，也被抢了。 无奈之下，日军只得派藤堂高虎率水军迎战。但陈璘同志实在是多才多艺，不但能抢，也能打，几次交锋下来，藤堂高虎落荒而逃，再也不敢出来逞能（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 躲不过也抢不过，日军叫苦不迭，特别是小西行长，因为三路日军中，他的处境最惨，加藤清正占据蔚山，岛津义弘驻扎泗川，这两个地方离海很近，只要躲过陈璘，靠岸把粮食卸下来就能跑。 可是小西行长所处的顺天，不但离海远，而且水路复杂，千回百转，进去了就出不来，陈璘最喜欢在这里劫道，许多日本船打死都不愿去。 半个月下来，日军饿得半死不活，小西行长没辙了，竟然主动派人找到陈璘，希望他能让条道出来，而作为代价，他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交换条件——一千两百个人头。 这意思是，如果你放条生路给我走，我就留一千两百人给你，请功也好，杀头也罢，你自己看着办。 话说到这个地步，也是真没办法了。当然，陈璘并没有答应，因为他要的，绝不仅仅是一千两百人。 日军就此陷入绝境，但小西行长并不慌张，因为那个约定的日期，已经近在眼前。 十一月五日，只要等到那天，一切都将结束。 在期盼和忐忑之中，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了。 依照之前的约定，日军加藤清正、岛津义弘、小西行长三部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战利品，准备撤退。而对峙的明军，却依然毫无动静，仍旧被蒙在鼓里。 如无意外，日军将携带其掠成果，背负着杀戮的血债，安然撤回日本。 然而意外发生了。 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五大老（丰臣秀吉五位托孤大臣）向明军派出使者，表示如果朝鲜派出王子作为人质，并每年交纳贡米、虎皮、人参，日方出于怜悯，将会考虑撤军。 今时今日，还敢如此狂妄，似乎有点不近情理，但事实上，这是日军的一个策略。为了掩护即将到来的撤退，必须麻痹敌军。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所谓的计策，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因为麻贵同志虽然姓麻，却很难被麻痹。毕竟在明朝政府混了几十年，什么阴谋诡计都见过了，日本人在这方面，还处于小学生水平。 所以麻贵立即判定了日军的真实意图——逃跑。 此时是十一月七日，麻贵命令，全军动员，密切注意日军动向，随时准备出击。 十一月八日，驻扎在古今岛的陈璘接到密报，确认丰臣秀吉已经死亡，日军即将撤退。他随即下令，水军戒备，准备作战。 明军知道，日军不知道明军知道。在千钧一发的局势中，战场迎来了最后的宁静。 无论如何，双方都已确定，生死成败，只在顷刻之间。 十天之后，最后摊牌。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突然自蔚山撤退。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明军并未阻拦。 随后，驻扎泗川的岛津义弘也率第五军撤退，明军仍然未动。 五大老一片欢腾，在他们看来，撤军行动十分成功，明军毫不知情。 然而接下来，一个消息打断了他们的欢呼——小西行长被拦住了。 作为脑筋最灵活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的反应极快，获准撤退后，他立即带兵，日夜兼程赶赴海边，却看到了等待已久的明军水师。 但小西行长并不惊慌，因为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 顺天离海较远，不利逃跑，而沿海地区水路复杂，易于封锁，如果明军不来，那才是怪事。 为了实现胜利大逃亡，他已想出了对策，并付诸实施，而到目前为止，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顺利脱身指日可待。 但事实上，五大老错了，小西行长也错了。 明军放任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逃走，并非疏忽，而是一个圈套的开始。 在之前的十天里，麻贵对局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清醒地意识到，日军有意撤退，但凭借明军目前的兵力，是很难全歼敌军的，恰恰相反，对方已有了充足的撤军准备，如果逼狗跳墙，后果将很难预料。 唯一的方法，就是逐个击破。 但日军是同时撤退的，明军兵力有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十一月四日，他终于找到了那个方法。 就在这一天，陈璘出海巡视，突然发现自顺天方向驶出一条日军小船，行踪隐蔽，速度极快。 要换在以往，陈璘会立即下令向此船开炮。 但这一次，他犹豫了，因为几十年战场经验告诉他，不能攻击这条船。 考虑片刻后，他派出了舰只跟踪此船，几个时辰之后，消息传回，他的估计得到了印证——这条船的目的地，是泗川。 他立即将此时通报麻贵，双方的判断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几天之内，日军将全军撤退，而那条小船，是小西行长派出的，其唯一目的，是向岛津义弘求援。 这正是小西行长的对策，他知道，一旦撤退开始，靠海的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必定能顺利溜号，而他地形不利，很可能被堵住，到时只能找人帮忙。 加藤清正是老对头，不帮着明军打自己，就算不错了，是绝靠不住的。 只能指望岛津义弘了，他相信，关键时刻，这位二杆子是会拉兄弟一把的。 于是他派出小船通报此事，而结果也让他很满意，小船安全返回，并带来了岛津义弘的承诺。 后顾之忧解除，他终于放心了。 然而就在此时，麻贵和陈璘已经制定出了最终的作战计划： 中路董一元、西路刘綎密切监视日军加藤清正及岛津义弘部，发现其撤军，立即上报，但不得擅自追击。 水军方面，陈璘部停止巡航，并撤去蔚山、泗川一带海域之水师，全军集结向顺天海域前进，堵住小西行长撤退的海道。 放走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因为他们并不重要，只有小西行长，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 这是一个最佳的诱饵，在其诱惑之下，日军将逐个赶来，成为明军的完美猎物。 撤退、放行、堵截，一切按计划如期进行，双方都很满意，但胜利者终究只有一个，决定胜负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 十一月十八日，夜。 小西行长没有看错人，岛津义弘不愧二杆子之名，虽然他已成功撤退到安全地带，但听说小西行长被围后，却依然信守承诺，率第五军一万余人赶来救援。 但除了小西行长外，还有一个人也热切地期盼着他的到来——陈璘。 四天前，他召集全军，连夜赶到了顺天海域，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从泗川到顺天，必须经过一条狭长的海道，而这片海域的名字，叫做露梁海。 在露梁海的前方，只有两条水路，一条通往观音浦，另一条经猫岛，通往顺天。 他随即做出了如下部署： 副总兵邓子龙，率三千人，埋伏于露梁海北侧。 水军统制使李舜臣，率五千人，埋伏于露梁海南侧的观音浦。 而他自己则率领余下主力，隐蔽于附近海域。 当岛津义弘部队出现时，全军不得擅自行动，等待其部完全进入露梁海后，方可发动攻击。 攻击发起时，邓子龙部应以最快之速度，截断敌军后退之路，李舜臣部则由观音浦出动，袭击敌军之侧面，打乱敌军之阵型。 以上两军完成攻击后，须坚守阵地，不惜任何代价，将岛津义弘部堵死于露梁海中，等待陈璘主力到来。 而那时，明军将发动最后的攻击，将侵略者彻底埋葬。 一切就绪，李舜臣却发问了：邓子龙堵截后路，我守观音浦，猫岛何人驻守？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如岛津义弘熬过伏击，坚持向猫岛挺进，就能到达顺天，与小西行长成功会师，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陈璘告诉他，猫岛根本无须派兵驻守。 “岛津义弘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我肯定。” 帝国飘摇 第二十章 为了忘却的纪念 【牺牲】 在不安与等待中，十八日的夜晚到来。 此时的岛津义弘站在旗舰上，信心十足地向着目的地挺进。之前的泗川之战，虽然他只是侥幸捡个便宜，但毕竟是胜了，又被人捧为名将，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之所以跑来救小西行长，倒不是他俩关系多好，无非是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别人不干，他偏干。 此外，他已认定，明军围困小西行长，必然放松外围的戒备，更想不到日军去而复返，此时进攻，必能一举击溃明军。 在这个世界上，笨人的第一特征，就是自认为聪明。 事实印证了岛津义弘的猜想，明军以往严加防范的露梁海峡，竟然毫无动静，由一万五千余人组成的日军舰队，就此大摇大摆地开了进去。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能领到回航的船票。 日军的舰队规模很大，共有六百多条船，队列很长，当后军仍在陆续前进之时，前军的岛津义弘已依稀看到了前方的猫岛。 但他永远不可能到达那里了，因为当最后一条船进入露梁海口的时候，等待已久的邓子龙发动了攻击。 邓子龙手下的这三千兵，大多是浙江人，跟随他从浙江前来此地，虽然名不见经传，却绝非寻常。在五十多年前，这支队伍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俞家军。 在当年那场艰苦卓绝的抗倭之战中，两位大明名将分别创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军队：戚家军，以及俞家军。 俞大猷熟悉海战，是唯一堪与徐海对敌的明朝海军将领。而他所创建的俞家军，大都从渔民中选取，熟悉水性和流向，善于驾船，并经过严格训练，多次与倭寇海盗交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堪称明朝最精锐的水军。 经过五十年的淬炼与更替，他们来到了朝鲜，露梁海。 接到进攻命令后，邓子龙部从埋伏处突然驶出，将日军归路堵死，并以十只战船为一组，向日军舰队发起多点突袭。 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日军队列过长，而且毫无防备，转瞬之间，后部上百条战船已被切成几段，虽然日军人数占优，却陷入明军分割包围，动弹不得。 包围圈内的日军一片慌乱，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准备和跳上船的明军肉搏，然而明军战舰却丝毫不动，保持着诡异的平静。 日军的疑问没有持续太久，便听到了答案——可怕的轰鸣声。 明军的第二波攻击开始，不用跳帮，不用肉搏，因为在邓子龙的战舰上，装备着一种武器——虎蹲炮。这是一种大型火炮，射程可达半里，虽然威力一般，炮弹飞个几百米就得掉水里，但近距离内打日军的铁皮木头船，还是绰绰有余。 就这样，在炮轰、哀嚎、和惨叫声中，日舰队后军损失惨重，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 当炮声响起的时候，前军的岛津义弘立即意识到，中埋伏了。 但很快，他就显示出了惊人的镇定与沉着，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继续前进。 后军已经深陷重围，敌军兵力不清，所以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攻击向前，与顺天的小西行长会师。只有这样，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在岛津义弘的指挥下，日军舰队抛弃了后军，不顾一切地向前挺进。 然而，他们没能走多远。 当岛津义弘军刚刚冲出露梁海时，便遭受了第二次致命的打击——李舜臣出现了。 被冷落三年后，李舜臣终于再次成为了水军统领，当他于三个月前上任时，迎接他的，却只有两千多老弱残兵和一些破烂的船只，因为他的前任元均在战死的同时，还带走了许多水军舰船作为陪葬。 此时，明朝水军尚未到来，日军主帅藤堂高虎率领舰队横扫朝鲜海峡，无人可挡，而李舜臣，什么都没有。 九月十五日，藤堂高虎率四百余条战舰，闯入鸣梁海峡。 李舜臣得知消息后，即刻率少量龟船出战，确切地说，是十二条。 这已经是他的全部家当。 四百对十二，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虽然李舜臣是少有的水军天才，此战也必败无疑，除非奇迹发生。 但事实告诉我们，奇迹，正是由天才创造的。 战役结局证明，藤堂高虎的水军技术，也就能对付元均这类的废物，经过激战，李舜臣轻松获胜，并击沉四十余艘敌舰，歼灭日水军三千余人，日军将领波多信时被击毙，藤堂高虎身负重伤，差点被生擒，日军大败，史称鸣梁海之战。 对李舜臣而言，这不过光荣的开始，而露梁海，将是传奇的结束。 当日军舰队出现在视野之中时，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攻击令。 此时，岛津义弘的心中正充满期待，他已经看见了前方的猫岛，如此靠近，如此清晰，只要跨过此地，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然后，他就听见了炮声，从他的侧面。 在战场上，军队的侧翼是极其脆弱的。一旦被敌方袭击，很容易被拦腰截断，失去战斗能力，其作用类似于打群架时被人脑后拍砖，是非常要命的一招。 很明显，龟船比砖头厉害得多。在李舜臣的统一指挥下，这些铁甲乌龟直插日军舰群，几乎不讲任何战术，肆无忌惮地乱打乱撞。在这突然的打击下，日军指挥系统被彻底搅乱，混作一团，落海丧生者不计其数。 然而，就在这最为混乱的时刻，岛津义弘却并没有慌乱。 作为一位优秀的指挥官，他保持了清醒的意识，在攻击发起的那一刻，他已然确定，敌人来自侧翼。 而他的前方，仍然是一片坦途，很明显，明军并未在此设防。 那就继续前进吧，只要到达顺天，一切都将结束。 按照之前的计划，当邓子龙的第一声炮声响起时，陈璘启航出击。 出于隐蔽的需要，陈璘的军队驻扎在竹岛，这里离露梁海较远，需要行驶一段，才能到达会战地点。 而在此之前，岛津义弘将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空虚的猫岛海域，成功登陆顺天。 然而陈璘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那看似无人防守的猫岛，是岛津义弘绝对无法逾越的。 拼死前行的日军舰队终于进入了猫岛海域，然而就在此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在一片宁静之中，位列前列的三艘战舰突然发出巨响！船只受创起火，两艘被重伤，一艘沉没。 没有敌船，没有炮火，似乎也不是自爆，看着空无一人的水域，岛津义弘第一次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有鬼不成？！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海面下，一种可怕的武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它的名字，叫做水雷。 明代水雷，是以木箱为外壳，中间放置火药，根据海水浮力，填充重量不等的重物，以固定其位置，并保持漂浮于海面之下，以便隐蔽及定位。 当然了，关于这东西，我也就了解这么多。相关细节，如引爆及防水问题本人一概不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玩意确实能响，能用。 陈璘的自信，正是来源于此。 岛津义弘却依然是满脑浆糊，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方，如果继续前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他下令，停止前进。 前行已无可能，绝望的日军只得掉头，向身后那个可怕的敌人发起最后的冲锋。 敌人的回归让李舜臣十分兴奋，他知道，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 在乱军之中，李舜臣亲自擂鼓，率旗舰冲向日军舰群，这一刻，他已盼望了已久。 此时日军虽受重创，但主力尚存，李舜臣竟然孤军冲入敌阵，应该说，他很勇敢。但勇敢的另一个解释，就是愚蠢。 估计是打藤堂高虎之类的废物上了瘾，李舜臣压根就没把日军放在眼里，一路冲进了日军中军。然而岛津义弘用实际行动证明，作为日本二杆子的优秀代表，他并不白给。 很快，身经百战的岛津水军便理清了头绪，组织五十余条战船，将李舜臣的旗舰围得严严实实，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虽然龟船十分坚固，也实在扛不住这么个打法，船身多处起火，形势不妙。 眼看李舜臣就要落海喂鱼，陈璘赶到了。 我确信，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情是很铁的，因为发现李舜臣被围之后，陈璘不等部队列阵，便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而此时他的身边，仅有四条战舰。 于是，他也被围住了。 此时，已是十九日清晨。 无论岛津义弘、陈璘、或是李舜臣，都没有料到，战局竟会如此复杂：明朝联军围住了日军，日军却又围住了明朝两军主帅，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成了一团乱麻。 而第一个理出头绪的人，是岛津义弘。 在他的统一调配下，日军开始集中兵力，围攻陈璘和李舜臣的旗舰。 陈璘的处境比李舜臣还要惨，因为他的旗舰不是龟船，也没有铁刺铁钩，几名敢玩命的日军趁人不备，拼死跳了上来，抽刀直奔陈璘而去。 事发突然，船上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关键时刻，陈璘的儿子陈九经出场了。 这位仁兄很是生猛，拼死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刀，被砍得鲜血淋漓，巍然不动（血淋漓，犹不动）。 明军护卫这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把那几名日军乱刀砍死。 惊出一头冷汗的陈璘没有丝毫喜悦，他很清楚，日军包围圈越来越小，跳上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援兵到来之前，如果不玩一招狠的，下个被砍死的，必定是自己。 沉吟片刻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很快，奇特的景象出现了，逐渐靠拢的日军惊奇地发现，陈璘的旗舰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士兵！船上空空荡荡，无人活动，十分之安静。 这是十分诡异的一幕，但在头脑简单的日军士兵看来，答案十分简单：陈璘船上的人，已经全部阵亡。 于是他们毫无顾忌，纷纷跳了上去。 然而他们终究看到了明军，在即将着陆的时候。 其实明军一直都在，只不过他们趴在了甲板上。 为了给日军一个深刻的印象和教训，陈璘命令：所有明军一律伏身，并用盾牌盖住自己（挨牌而伏），手持长枪，仰视上方，当看见从天而降的人时，立即对准目标——出枪。 伴随着凄厉惨叫声，无数士兵被扎成了人串，这一血腥的场景彻底吓住了日军，无人再敢靠近。 趁此机会，圈外的部分明军战舰冲了进来，与陈璘会师，企图攻破包围圈，但日军十分顽固，死战不退，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然而，就在这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陈璘的船上突然响起了鸣金声。 在日军思维中，鸣金，就是不准备打了，可如今大家都在海上，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收兵回营这一说，您现在鸣金，算怎么回事？ 而明军战船在收到这一信号后，却极为一致地停止了攻击，日军不明就里，加上之前吃过大亏，也不敢动，平静又一次降临了战场。 这正是陈璘所期盼的，因为这一次，他并没有故弄玄虚，之所以鸣金，只因为他需要时间，去准备另一样秘密武器。 他得到了足够的时间。 随即，日军看到了另一幕奇景，无数后部带火的竹筒自明军舰上呼啸而出，重重地击打在自己的船上，所到之处爆炸起火，浓烟四起，日军舰队陷入一片火海。 这种武器的名字，叫做火龙出水。 虽然许多年后，面对拿火枪的英军，手持长矛，目光呆滞的清军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几百年前的明军，却有着先进的思维、创意，以及登峰造极的火器。 火龙出水，就是明代军事工业最为优秀的杰作。 该武器由竹筒或木筒制成，中间填充火药弹丸，后部装有火药引信，射程可达两百步，专门攻击对方舰船，是明军水战的专用武器。 点燃后尾部带火，在水上滑翔，故称为火龙出水。这也是人类军事史上最早的舰对舰导弹雏形。 什么新玩意都好，反正日军是经不起折腾了，陈璘和李舜臣趁机突围，开始组织追击。 至此，战场的主动权已完全操控在陈璘手中，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 在猫岛设下水雷，在观音浦安置伏兵，正如陈璘计划的那样，日军的所有去路被一一切断，与顺天敌人会师的梦想也彻底破灭，然而他依然疏漏了一点：失败后的敌人，将只有一个选择——撤退。 而撤退的唯一通道，是露梁海。 此时防守露梁海的，是邓子龙，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 岛津义弘已无任何幻想，他明白自己落入了圈套，此刻唯一的奢望，就是逃离此处。 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穷寇莫追这个成语。遭受重创的日军舰队再次聚拢，不顾一切地向堵截他们去路的邓子龙水师发动了近乎疯狂的进攻。 明军毕竟人少，在日军的拼死攻击下，防线渐渐不支，行将崩溃。 关键时刻，邓子龙出现了。 他虽然年过七十，却依然挺身而出，率领自己的旗舰，不顾一切地冲入日军船阵，因为这是唯一能够阻拦日军、争取时间的方法。 邓子龙的战舰成功地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在数十艘日舰的围攻下，邓子龙的船只很快起火燃烧，部下随即请示，希望邓子龙放弃此船，转乘小艇，暂避他处。 然而邓子龙回答： “此船即我所守之土，誓死不退！” 然后，他整装正容，在那艘燃烧的战舰上，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坚守自己的岗位，无论何时、何地。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尽的职责。 从军四十余年，一贯如此。 【怀念（终结的决断）】 邓子龙战死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日军的退路。 在岛津义弘看来，失去将领的明军很快就会被击溃，并乖乖地让开道路。 但是他错了。 此时的明军已不再需要指挥，当他们亲眼目睹那悲壮的一幕，怒火被彻底引燃之时，勇气和愤怒已经成为了最为伟大的统帅。 在复仇火焰的驱使下，邓子龙的浙兵发动了潮水般的逆袭，日军节节败退，被赶回了露梁海内。 在那里，他们又遇见了分别不久的老朋友：陈璘和李舜臣。 这下热闹了，陈璘军、李舜臣军，再加上退进来的岛津军和追击的邓子龙军，露梁海里布满战舰，可谓是人满为患。 岛津义弘军的末日终于来临，等候已久的陈璘和李舜臣对日舰发动了最后进攻，数百门舰炮猛烈轰鸣，无数日军不是被炮弹当场炸死，就是跳海当饲料。在刺鼻的硫磺和血腥味中，伴随着燃烧的烈焰，蓝色的露梁海一片赤红。 这就是曾经横行海上，骁勇善战的岛津水军的最后一幕，也是古往今来侵略者的必然结局。 绝望的日军开始了最后的反扑，但已于事无补，在大炮的轰鸣声中，他们都将前往同一个世界。 然而就在最终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 在战斗中，李舜臣又一次身先士卒，考虑到之前他只有十二条破船就敢打日军四百条战舰，而今正值痛打落水狗，不表现一把实在说不过去。 但就在他奋勇冲击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胸膛。 这是一件极为匪夷所思的事情，此时明朝联军占尽先机，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一盘散沙，打一枪就得换个地方，基本属于任人宰割型，行将崩溃。 敌军已被包围，兵力武器占优，士气十分振奋，残敌不堪一击，这就是当时的战况，且李舜臣乘坐龟船，四周都有铁甲包裹，射击空隙有限，说难听点，就算站出去让人打，都未必能被击中。 然而李舜臣还是中弹了。 在这世上，有些事情是说不准的，比如二战时的苏军大将瓦杜丁，自出道以来身经百战，什么恶仗、硬仗、找死仗都打过。斯大林格勒挺过来了，库尔斯克打赢了，追得德军名将曼斯坦因到处跑，如此猛人，竟然在战役结束，到地方检查工作的时候，遇上了一帮土匪，腿上挨了一冷枪。按说伤也不重，偏偏就没抢救过来，就这么死了。 李舜臣的情况大致如此。 啥也别说了，总之一句话，这就是命。 身负重伤的李舜臣明白，他的使命即将结束，但这场战役并未终结。 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身边的部将李莞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就要死了，但现在战况紧急，不要透露我的死讯，请你接替我的位置，以我的名义，继续战斗下去。” 这也是他的最后遗言。 在战场上，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胜负，因为只有胜利者的故事，才能流传下来。 所以李舜臣依然是幸运的，他虽没能看到胜利的来临，但他的一切都将作为胜利者的传奇传扬万世，正如他所写过的那首诗句： 〖全节终须报，成功岂可知？ 平生心已定，此外有何辞！〗 节已报，心已定，便已成功，再有何辞？ 伴随着李舜臣的逝去，日军迎来了自己的最后命运，在明朝联军的全力猛攻下，战斗变成了屠杀，日方四百余艘战舰被击沉，一万余人阵亡，日军惨败。 但要说日军毫无亮点，那也是不客观的。要特别提出表扬的，就是岛津义弘同志，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逃跑本领可谓举世无双，在抛下无数垫背、送死的同胞后，他终于逃了出去，虽然此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了几十余条破船和几百名士兵。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九日中午，历时一天半的露梁海大战正式结束，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史称露梁海大捷。 露梁海大捷后，翘首期盼的小西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纷纷化整为零，四散奔逃，小西行长不落人后，率残部趁明军不备，乘船偷渡出海，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余部大部被歼。 至此，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此战历时七年，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七年前，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最终浇到丰臣秀吉的坟头上。 活该，死了也该。 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无论此时，或是三百四十年后，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 无论何时何地，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他们或许残暴，或许强大，或许看似不可战胜，但终将被埋葬。 战争结束了，胜利也好，失败也罢，参战的主角们都有了各自的结局。 两年后（1600），超级“忍者”德川家康终于发作，集结兵力，准备欺负丰臣秀吉的孤儿寡妇，死硬派小西行长当即联同石田三成等人，组成西军，出兵迎战。 但滑稽的是，出于对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的极度憎恨，作为丰臣秀吉的铁杆亲信，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当机立断，放下与德川家康之间的敌我矛盾，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内部矛盾中去，加入东军，跟小西行长玩命。 而最搞笑的，莫过于岛津义弘，此人和丰臣秀吉关系本就不好，开战之初是德川家康的人，并奉命去帮助守城。结果城里的人未接通报，以为他是敌人派来忽悠的，不但没有开门，还对他放了几枪。 换了别人，无非是回去找德川家康告一状，之后该干嘛还干嘛，可这位就不同了，二杆子精神再起，操着家伙连夜投小西行长去也。 经过你来我往数个回合，这一大帮子人终于在日本关原碰上了，展开死磕，经过一天战斗，西军败退，小西行长战败后逃走，后又被擒获斩首，岛津义弘还是一如既往地跑了路，后来托人求情捡了一条命。 丰臣秀吉创立的事业就此完结。 但历史的惩罚并未结束，十五年后（1615），战火再起，在大阪夏季战役中，德川家康攻克了丰臣家的最后据点大阪城，丰臣秀吉的老婆孩子都死在城里，丰臣家族灭亡，断子绝孙。 我不是报应论者，但这一次，我信。 此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建立了著名的德川幕府，他着力与明朝恢复友好关系，发展经济，颇有建树。 朝鲜失去了李舜臣，却迎来了和平，回复了平静的生活，为纪念那些为了朝鲜人民的安宁和自由而牺牲的明军将士，朝鲜政府修建了大报坛，每年祭祀，以表示对明朝仗义相助的感激，并提醒后辈不忘报恩。 现在，大报坛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消失，我不知道。 明朝的大军得胜归来，万历并没有亏待他们，将领之中，麻贵升任右都督，陈璘和刘綎也升了官。 当兵的也没白干，为表彰群众，据说万历从国库里拨出了八万两白银，作为对士兵的封赏，当然，具体到每个人的头上，一层扒一层，外加还有陈璘这样的领导，能分到多少，那就不好说了。但无论如何，也算够意思了。 虽然在七年之中，曾有过无数的曲折，遇上许多的困难，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打赢了。 所谓正义、邪恶、侵略、暴行，大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就是胜利，或失败。 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这正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 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十分清楚，但有趣的是，几百年后，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却十分之不清楚。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日本的史料表示，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虽然未必光彩（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 朝鲜（韩国）的史料则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无奈，政府军的表现实在太差），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当然是有的，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 而明朝方面……，基本没什么动静。 现象是奇怪的，但原因是简单的，因为在明朝看来，这场战争，压根就不是什么大事。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事出了名，即使在明代，它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史料也不算多，除了《万历三大征考》还算是马马虎虎外，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 说起来，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就规模而言，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打了七年，从头到尾，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八万，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架势并不算大。 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押上去了，十几万人拉到朝鲜，死光了再填，打到后来，国内农民不够，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实在是顶不住了。 朝鲜更不用说，被打得束手无策，奄奄一息，差点被人给灭了，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苦难深重，自然印象深刻。 相比而言，日本是拼了老命，朝鲜是差点没命，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派几万人出国，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就把日本办挺了，事后连战争赔款都没要（估计日本也没钱给）。 什么叫强大？这就叫强大。 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明朝还调兵十余万，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在万历同志看来，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土司），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 基于以上理由，在宣传方面，明朝也是相当落后。战争结束后，在日本，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所谓“虎加藤”、“鬼石曼子”一波接一波的吹，从没消停过。 朝鲜方面，货真价实的李舜臣自不必说，死后被封公爵，几百年下来，能加的荣誉都加了，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至于明朝，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大致是这样的： 战后，刘綎、陈璘任职都督同知（从一品），算是升了半级。当然，也不是白升的，几个月后，这二位仁兄就被调去四川播州的穷山恶水，因为在那里，还有个杨应龙等着他们去收拾。 英勇献身的邓子龙也得到了封赏，他被追赐为都督佥事（从二品），并得到了一个世袭职位，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 仅此而已。 但和李如松比起来，以上的几位就算不错了。这位仁兄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是朝鲜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 可这位盖世英雄，死后不但没人捧，还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 说到底，都是言官惹的祸。 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发言，批评皇帝，弹劾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 可是民主过了头，就有问题了，发展到万历年间，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坏人要骂，好人也要骂，不干事的要骂，干事的也要骂，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骂得就越响。 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这位兄弟镇守边界数十年，权大势大，是最好的目标，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下台之后自然不招人待见，弹章堆得和山一样高，说什么的都有。 李如松自然也未能幸免，加上他在朝鲜风光一时，功勋卓著，就成了连带打击对象。最恶心人的是御史丁应泰，不但攻击他本人，连他的战绩也要骂，说平壤战役是小胜，日军死伤极少，碧蹄馆之战是大败，明军死伤极多。 这还不算，他居然检举朝鲜与日本串通，说李如松也有通倭嫌疑。 要按照他的说法和算法，明军的士兵估计都是死后从坟里刨出来的（一共也就四、五万人），日军都是拿白鸽的和平使者（死伤不多，就是要逃）。李如松应该算是双面间谍，明明和日军勾结，偏偏还把日军赶跑了。 这人不但无耻，还很无聊，弹劾一封接着一封，闹到最后，连不爱搭理人的万历也忍不住了，直接给他下了个革职令让他滚蛋。 然而，从根本上讲，封赏过少，弹劾过多的责任者并不是丁应泰，更不是万历，因为按照明朝的惯例和规定，像抗倭援朝这种规模的战役，带几万人出去打一场，封赏就这么少，弹劾就这么多，大家都习惯了。 所以真正的原因虽然可笑，却很真实： 对明朝而言，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 既然不是什么大事，自然就没人管，自己不管别人当然也不管，加上那些无聊的言官泼脏水，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单全收，日本和朝鲜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说各话，于是，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争议、误解、谜团。 然而无论大小，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件事情： 四百多年前，有一群人为了摧垮贪欲和邪恶，远赴他乡，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有这样一群人，曾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英勇奋战，毫无畏惧。 为了那些无比的智慧，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的牺牲。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征倭总兵麻贵率军凯旋归来，明神宗在午门接见了他。 在搞完大大小小不厌其烦的程序仪式后，明神宗下旨，当众宣读大明诏书，通传天下，宣告抗倭援朝之役就此结束。 这是一封诏书，也是一个预言，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之中，有这样一句话： 〖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日落西山 第一章 绝顶的官僚 朱翊钧篇 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留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连口气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 可是二十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 因为前十年，他有张居正，后十年，他有申时行。 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第三。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八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滑，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 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地方挂职（延平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夏言），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 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 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 无人知晓，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讲，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一点儿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召对录》，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 此外，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 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查了这件事。 遗憾的是，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资料，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 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 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 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 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 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 虽然当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过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 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 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你不是我的儿子。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 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 然而我理解了。 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 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 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 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 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 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 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 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做人，要厚道。 然后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 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 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 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呆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 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嘉靖四十一年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 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 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 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倾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 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 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取胜之道】 就工作能力而言，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牛人。 就好比你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精，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水，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就此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双。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值、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1571） 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辨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 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攥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干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之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 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水，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 “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地的是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 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 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 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 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 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 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再这么闹腾，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之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日落西山 第二章 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 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 申时行不是混混，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这种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即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 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帐。 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的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许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没有，你也得坐在那，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发挥专业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混蛋，这王八蛋，不一而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 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 “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 所谓衽席之娱，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综合起来的意思是： 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 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 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 琢磨半天，想了个办法。 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严厉斥责卢洪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就这么算了。 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 事实证明，这是幻想。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 言官们很惭愧。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书，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 于是大家群情激奋，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洪春喊冤翻案。 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毫不退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洪春，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就算是背定了。 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 万历终于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 对言官而言，这个办法很有效果。 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 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 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都消停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 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事实上，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呆着，到底有啥乐趣可言。 说起来，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 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打仗，阴谋叛乱之类），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 申时行很着急，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在我看来，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大意是这样的： 皇帝陛下，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眼花（时作晕眩），对此我十分担心。我知道，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亲历亲为（一语双关，佩服），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宁神（原文用词），好好保重身体。 高山仰止，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 对于这封奏疏，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良药虽然苦口，却能治病，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备感欣慰，兴高采烈地走了。 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毒药。 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不改，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 据说还变本加厉，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起睡（同寝），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 找太监这一段，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说不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 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明代，不，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其作者，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 雒于仁，字少泾，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罗罗嗦嗦，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刘墉，全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一呼百应。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珅说话，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清史稿） 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想什么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 雒于仁的父亲，叫做雒遵，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 有这么个父亲，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怕罚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疏》。 该文主旨明确，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 “陛下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喝酒，喜欢玩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病了。 以上是全文的论点，接下来的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体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较长，就不列举了。 综观此文，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是鬼哭狼嚎。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瞑目了。 更缺德的是，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农历）底送上去的，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就开始骂，不停地骂，没日没夜地骂，骂得新年都没过好。 骂过瘾后，就该办人了。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按照规矩，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也不是真拜，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 此时，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以下言语，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 万历：先生看过奏本（指雒于仁的那份），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 申时行：……（还没说话，即被打断） 万历：“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即著名的郑贵妃），朕只因郑氏勤劳……何曾有偏？” 喘口气，接着说： “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尚气……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 这口气出完了，最后得出结论： “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 申时行这才搭上话： “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说到此处，又被打断）” 万历大喝一声： “他就是出位沽名！” 申时行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幅场景，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 于是他闭上了嘴，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 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 “他（指雒于仁）确实是为了出名（先打底），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上圣德啊！” “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去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 继续戴高帽）！” 在这堆稀泥面前，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 “这也说得是，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 上钩了，再加最后一句： “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圆满收工） 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 话说到这，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定定神，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 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 “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万历到底是年轻人，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干休，这会回过味来，又绕回去了。 这事还他娘没完了，申时行头疼不已，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关键的时刻，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 “陛下，此奏本（雒于仁）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雒于仁，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啊！” 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 “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内阁） 惩处（学名：留中），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啊（马屁与说理相结合）。” “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 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我看来，申时行做到了。 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讲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 “如何设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 好话说一堆，还这么个态度，那就不客气了： “此本不可发出，也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即大理寺高级官员），使之去任可也。” 这意思就是，老子不和稀泥了，明白告诉你，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也没办法处理，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把这人免职了事，你别再闹了，闹也没用。 很明显，万历虽然在气头上，却还是很识趣的，他清楚，目前形势下，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半天一言不发。申时行明白，这是默认。 万历十八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解，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有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混蛋，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 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他保护了卢洪春、保护了雒于仁，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有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 自万历十一年执政以来，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抚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不配合的，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混得可谓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 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 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争国本”。 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万历既不能执政，也不能管事，甚至喝酒胡闹都不行，但他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力——娶老婆。 万历六年（1578），经李太后挑选，张居正认可，十四岁的万历娶了老婆，并册立为皇后。 不过对万历而言，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个老婆是指认的，什么偶然邂逅，自由恋爱都谈不上，某月某天，突然拉来一女的，无需吃饭看电影，就开始办手续，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然后正式宣告，从今以后，她就是你的老婆了。 包办婚姻，纯粹的包办婚姻。 虽然是凑合婚姻，但万历的运气还不错，因为他的这个老婆相当凑合。 万历皇后王氏，浙江人，属传统贤妻型，而且为人乖巧，定位明确，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进宫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先一心一意服侍皇帝他妈，早请示晚汇报，把老太太伺候好了，婆媳问题也就解决了。 此外她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由于后来万历不上朝，喜欢在家里办公，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她都会不动声色地加以整理，一旦万历找不着了，她能够立即说出公文放在何处，何时、由何人送入，在生活上，她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 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除了一个方面——她生不出儿子。 古人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说家里有一堆儿子，最后被丢到街上的也不在少数，但既然是古人云，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生不出儿子，皇后也是白搭。于是万历九年（1581）的时候，在李太后的授意下，万历下达旨意：命令各地选取女子，以备挑选。 其实算起来，万历六年两人结婚的时候，万历只有十四岁，到万历九年的时候，也才十七岁，连枪毙都没有资格，就逼着要儿子，似乎有点不地道，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皇帝不是一般人，观念自然也要超前，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 但旨意传下去，被张居正挡了回来，并且表示，此令绝不可行。 不要误会，张先生的意思并非考虑民间疾苦，不可行，是行不通。 到底是首辅大人老谋深算，据说他刚看到这道旨意，便下断言： 如按此令下达，决然无人可挑。 俗话说，一入候门深似海，何况是宫门，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丢进人堆就找不着了，谁也不乐意。 那些出身名门、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些歪瓜裂枣，恶心了皇帝大人，这个黑锅谁来背？ 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不能不找老婆，既要保证数量，也要确保质量，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似乎也是勉为其难。 事情很难办，但在张居正大人的手中，就没有办不了的事，他脑筋一转，加了几个字：原文是挑选入宫，大笔一挥，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因为说到底，入不入宫，也是个成本问题，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几十年没人管，实在不太值。在入宫前标明待遇，肯定级别，给人家个底线，自然就都来了。 这就是水平。 但连张居正都没想到，他苦心琢磨的这招，竟然还是没用上。 因为万历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后，一天，万历闲来无事，去给李太后请安，完事后，准备洗把脸，就叫人打盘水来。 水端来了，万历一边洗着手，一边四处打量，打量来，打量去，就打量上了这个端脸盆的宫女。 换在平常，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现在不但看了，而且还越看越顺眼，顺眼了，就开始搭讪。 就搭讪的方式而言，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什么区别的，无非是你贵姓，哪里人等等。但差异在于，小痞子搭完话，该干嘛还干嘛，皇帝就不同了。 几句话搭下来，万历感觉不错，于是乎头一热，就幸了。 皇帝非凡人，所以幸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不过万历还算厚道，临走时，赏赐她一副首饰，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而是宫里的规定：但凡临幸，必赐礼物。 因为遵守这个规定，他后悔了很多年。 就万历而言，这是一件小事，皇帝嘛，幸了就幸了，感情是谈不上的，事实上，此人姓甚名谁，他都未必记得。 这个宫女姓王，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因为在不久之后，王宫女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历那里，他非但不高兴，反而对此守口如瓶，绝口不提。 因为王宫女地位低，且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一时兴起而已，万历不打算认这帐，能拖多久是多久。 但这位仁兄明显打错了算盘，上朝可以拖，政务可以拖，怀孕拖到最后，是要出人命的。 随着王宫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最后，太后知道了。 于是，她叫来了万历，向他询问此事。 万历的答复是沉默，他沉默的样子，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 然而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一向颇有心得。当年如高拱、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既然不说话，就接着问。 装哑巴是行不通了，万历随口打哈哈，就说没印象了，打算死不认账。 万历之所以有持无恐，是因为这种事一般都是你知我知，现场没有证人，即使有证人，也不敢出来（偷窥皇帝，是要命的）。 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于是，她找来了证人。 这个证人的名字，叫内起居注。 在古代文书中，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比如今天干了多少活，去了多少地方，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 但起居注记载的，只是皇帝的外在工作情况，是大家都能看见的，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就是内起居注。 内起居注记载的，是皇帝在后宫中的生活情况。比如去到哪里，和谁见面，干了些什么。当然，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其实际记录者不是史官，而是太监。所谓外表很天真，内心很暴力，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基本都能搞清楚。 由于具有生理优势，太监可以出入后宫，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 皇帝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当然，不宜太近），皇帝进去开始工作，太监在外面等着。等皇帝出来，就开始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来到某后妃处，某时进，某时出，特此记录存入档案。 皇帝工作，太监记录，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且合理的。 因为后宫人太多，皇帝也不计数，如王宫女这样的邂逅，可谓比比皆是。实际上，皇帝乱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乱搞之后的结果。 如果宫女或后妃恰好怀孕，生下了孩子，这就是龙种，要是儿子，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万一到时没有原始记录，对不上号，那就麻烦了。 所以记录工作十分重要。 但这项工作，还有一个漏洞，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皇帝、太监、后妃（宫女）三人在场。事后一旦有了孩子，后妃自然一口咬定，是皇帝干的，而皇帝一般都不记得，是不是自己干的。 最终的确定证据，就是太监的记录。但问题在于，太监也是人，也可能被人收买，如果后妃玩花样，或是皇帝不认账，太监也没有公信力。 所以宫中规定，皇帝工作完毕，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而这件物品，就是证据。 李太后拿出了内起居注，翻到了那一页，交给了万历。 一切就此真相大白，万历只能低头认账。 日落西山 第三章 游戏的开始 万历十年（1582），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她挺着大肚子，接受了恭妃的封号。 两个月后，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万历长子，取名朱常洛。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老太太高兴，大臣们也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万历。 因为他对这位恭妃，并没有太多感情。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自然也谈不上喜欢。更何况，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 德妃，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北京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颇得皇帝喜爱。 在后来的许多记载中，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个相貌妖艳，阴狠毒辣的女人。但在我看来，相貌妖艳还有可能，阴狠毒辣实在谈不上。 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此人手段之拙劣，脑筋之愚蠢，反应之迟钝，实在令人发指。 综合史料分析，其智商水平，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 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经常前去留宿。而郑妃的肚子也相当争气，万历十一年（1583）生了个女儿，虽然不能接班，但万历很高兴，竟然破格提拔，把她升为了贵妃。 这是一个不详的先兆，因为在后宫中，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妃嫔——包括生了儿子的恭妃。 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也实在很成问题，当上了后妃领导后，除了皇后，谁都瞧不上，特别是恭妃，经常被她称作老太婆。横行宫中，专横跋扈，十分好斗。 难能可贵的是，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还特别能生。万历十四年（1586），她终于生下了儿子，取名朱常洵。 这位朱常洵，就是后来的福王。按郑贵妃的想法，有万历当靠山，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当皇帝的。但她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挥刀的人，名叫李自成。 但在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确实让万历欣喜异常。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打算换人，现在替补来了，怎能不高兴？ 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皇帝说话，不一定算数。 吸取了以往一百多年里，自己的祖辈与言官大臣斗争的丰富经验。万历没敢过早暴露目标，绝口不提换人的事，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成熟，再把生米煮成熟饭。 可还没等米下锅，人家就打上门来了，而且还不是言官。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望陛下早立太子，以定国家之大计，固千秋之基业。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自从郑贵妃生下朱常洵，申时行就意识到了隐藏的危险。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想干什么。 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他也很清楚，如果这么干了，迎面而来的，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从此，朝廷将永无宁日。 于是他立即上书，希望万历早立长子。言下之意是，我知道你想干嘛，但这事不能干，你趁早断了这念头，早点洗了睡吧。 其实申时行的本意，倒不是要干涉皇帝的私生活：立谁都好，又不是我儿子，与我何干？之所以提早打预防针，实在是出于好心，告诉你这事干不成，早点收手，免得到时受苦。 可是他的好学生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吃苦，收到奏疏，只回复了一句话： “长子年纪还小，再等个几年吧。” 学生如此不开窍，申时行只得叹息一声，扬长而去。 但这一次，申老师错了，他低估了对方的智商。事实上，万历十分清楚这封奏疏的隐含意义。只是在他看来，皇帝毕竟是皇帝，大臣毕竟是大臣，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此即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但一般说来，没事上山找老虎玩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打猎，一种是自尽。 话虽如此，万历倒也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正式亮出匕首之前，他决定玩一个花招。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万历突然下达谕旨：郑贵妃劳苦功高，升任皇贵妃。 消息传来，真是粪坑里丢炸弹，分量十足。朝廷上下议论纷纷，群情激奋。 因为在后宫中，皇贵妃仅次于皇后，算第二把手。且历朝历代，能获此殊荣者少之又少（生下独子或在后宫服务多年）。 按照这个标准，郑贵妃是没戏的。因为她入宫不长，且皇帝之前已有长子，没啥突出贡献，无论怎么算都轮不到她。 万历突然来这一招，真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可以藉此提高郑贵妃的地位，子以母贵，母亲是皇贵妃，儿子的名分也好办；其次还能借机试探群臣的反应。今天我提拔孩子他妈，你们同意了，后天我就敢提拔孩子。温水煮青蛙，咱们慢慢来。 算盘打得很好，可惜只是掩耳盗铃。 要知道，在朝廷里混事的这帮人，个个都不简单：老百姓家的孩子，辛辛苦苦读几十年书，考得死去活来，进了朝廷，再被踩个七荤八素，这才修成正果。生肖都是属狐狸的，嗅觉极其灵敏，擅长见风使舵，无事生非。皇帝玩的这点小把戏，在他们面前也就是个笑话，傻子才看不出来。 更为难得的是，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还豁得出去。第一个出头的，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 相对而言，这位仁兄还算文明，不说粗话，也不骂人，摆事实讲道理： “皇帝陛下，听说您要封郑妃为皇贵妃，我认为这是不妥的。恭妃先生皇长子，郑妃生皇三子（中间还有一个，夭折了），先来后到，恭妃应该先封。如果您主意已定，一定要封，也应该先封恭妃为贵妃，再封郑妃皇贵妃，这样才算合适。” “此外，我还认为，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样天下方才能安定。” 万历再一次愤怒了，这可以理解，苦思冥想几天，好不容易想出个绝招，自以为得意，没想到人家不买账，还一言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实在太伤自尊。 为挽回面子，他随即下令，将姜应麟免职外放。 好戏就此开场。一天后，吏部员外郎沈璟上书，支持姜应麟，万历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几天后，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书，支持姜应麟，沈璟，万历对其撤职处理。又几天后，刑部主事孙如法上书，支持姜应麟、沈璟、杨廷相，万历同志不厌其烦，下令将其撤职发配。 在这场斗争中，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发配。个顶个地扛着炸药包往上冲，前仆后继，人越闹越多，事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搞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 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 虽然争得天翻地覆，但该办的事还是办了。万历十四年三月，郑贵妃正式册封。 这件事情的成功解决给万历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而此后，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四年多。当然，不闹事，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在这四年里，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以此为契机，在雒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继续奋勇前进。 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 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 解决雒于仁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 在万历看来，这件事比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更头疼，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 “这个我自然知道，我没有嫡子（即皇后的儿子），长幼有序。 其实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些后，我才放心啊。”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是说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又讲长幼有序，是说我不会插队，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后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 这招糊弄别人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滑稽了，和了几十年稀泥，哪排得上你小子？ 于是申先生将计就计，说了这样一句话： “皇长子已经九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 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在明代，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 万历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马上反驳，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 就这样，两位仁兄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万历烦了： “我都知道了，先生你回去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 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 申时行转身，看见了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 “先不要走，我已经叫皇长子来了，先生你见一见吧。” 十几年后，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 申时行不敢怠慢，即刻回到了宫中，在那里，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以及皇三子朱常洵。 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 他指着皇长子，对申时行说： “皇长子已经长大了，只是身体还有些弱。” 然后他又指着皇三子，说道： “皇三子已经五岁了。” 接下来的，是一片沉默。 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一言不发。此时的他，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无比欣慰的父亲。 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破了沉默： “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应该出阁读书。” 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 “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 事到如今，只好豁出去了： “皇上您在东宫的时候，才六岁，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此刻读书，已经晚了！” 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 “我五岁就已能读书！” 申时行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劝服万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了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 “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啊，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万历微笑地点点头，对申时行说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 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 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慢慢来。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也坐不住了，随即上疏，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俩谈好的事，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 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 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书： “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 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 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王锡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 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 几天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不干了。 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万历就得累死。 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 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 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 万历窃喜。 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 然而上当的人，只有他。 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屏呢？ 王家屏，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进士。简单地说，这是个不上道的人。 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面子，他说，不行。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 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 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久旱乞罢）。 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的。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书，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言比较激烈。万历也比较生气，罚了他三个月工资。 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 换在以往，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 相比而言，王家屏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 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书，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 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四个人，走了三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就走人了，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可是光忍还不够，言官大臣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不给个说法，是熬不过去了。 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屏，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 “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扰）我了。” 王家屏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 “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书，就到十五岁再说！” 朱常洛是万历十年出生的，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就六年后再办！ 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事情解决了，王家屏兴奋了，兴奋之余，就干了一件事。 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 于慎行欣喜若狂，当即上书告诉皇帝： “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众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 万历气得差点吐了白沫。 因为万历给王家屏的，并不是正规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似乎没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 其实在古代，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皇帝也是人，时不时编个瞎话，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糊弄不过去。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屏传话，而他的用意很简单：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但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以后遇事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 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 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屏，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王家屏是这样辩解的： “册立太子是大事，之前许多大臣都曾因上疏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以释众惑）。” 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 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 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万历正式下发圣旨： “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诚待天下），等长子到了十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 长子十岁，是万历十九年，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让老子清净一年，明年就立了！ 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除王锡爵（母亲有病，回家去了，真的） 外，大家都回来了。 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晃就到了万历二十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这就没意思了。 可是万历二十年毕竟还没过，之前已经约好，要是贸然上书催他，万一被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负担不起，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你上疏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 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 没办法，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 很快，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疏》的奏疏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 可怜，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东挖砖西补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 文章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 【汤显祖】 汤显祖，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上书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官居六品。 虽说四十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算起眼。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早在三十年前，汤先生已天下闻名。 十三岁的时候，汤显祖就加入了泰州学派（也没个年龄限制），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 二十一岁，他考中举人。七年后，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 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张首辅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 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可问题在于，汤先生异端中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 他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三年后，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辅锲而不舍，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算是不计前嫌。但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再次摆谱。首辅大人自然再摆他一道，又一次落榜。 但汤先生不但有骨气，还有毅力，三年后再次赶考，这一次张首辅没有再阻拦他（死了），终于成功上榜。 由于之前两次跟张居正硬扛，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朝的大人物张四维、申时行等人都想拉他，可汤先生死活不搭理人家。 不搭理就有不搭理的去处，名声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几番折腾，才到礼部混了个主事。 南京本来就没事干，南京的礼部更是闲得出奇，这反倒便宜了汤先生。闲暇之余开始写戏，并且颇有建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直到万历十九年的这封上疏。 很明显，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奏疏刚送上去，申时行还没说什么，万历就动手了。 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他也常用这招），立马做出了反应，把汤显祖发配到边远地区（广东徐闻）去当典史。 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从此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但这一次，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却换回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赚大发了。 二十八岁落榜后，汤显祖开始写戏。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了《紫箫记》；三十八岁，写出了《紫钗记》。四十二岁被赶到广东，七年后京察，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索性回了老家。 来回倒腾几十年，一无所获。在极度苦闷之中，四十九岁的汤显祖回顾了自己戏剧化的一生，用悲凉而美艳的辞藻写下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是为《还魂记》，后人又称《牡丹亭》。 牡丹亭，全剧共十五出，描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情节比较复杂，有兴趣自己去翻翻）。此剧音律流畅，词曲优美，轰动一时，时人传诵：牡丹一出，西厢（《西厢记》）失色。此后传唱天下百余年，堪与之媲美者，唯有孔尚任之《桃花扇》。 为官不济，为文不朽，是以无憾。 〖史赞：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总的说来，汤显祖的运气是不错的，因为更麻烦的事，他还没赶上。 汤先生上书两月之后，福建佥事李琯就开炮了，目标还是申时行。 不过这次更狠，用词狠毒不说，还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条条列下来，弹劾申时行十大罪，转瞬之间，申先生就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恶人。 万历也不客气，再度发威，撤了李琯的职。 命令一下，申时行却并不高兴，反而唉声叹气，忧心忡忡。 因为到目前为止，虽然你一刀我一棍打个不停，但都是摸黑放枪，谁也不挑明。万历的合同也还有效，拖到年尾，皇帝赖账就是理亏，到时再争，也是十拿九稳。 可万一下面这帮愤中愤老忍不住，玩命精神爆发，和皇帝公开死磕，事情就难办了。 俗语云：怕什么，就来什么。 工部主事张有德终于忍不住了，他愤然上书，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等的就是你。 万历随即做出反应，先罚了张有德的工资，鉴于张有德撕毁合同，册立太子的事情推后一年办理。 这算是正中下怀，本来就不大想立，眼看合同到期，正为难呢，来这么个冤大头，不用白不用。册立的事情也就能堂而皇之地往后拖了。 事实上，这是他的幻想。 因为在大臣们看来，这合同本来就不合理，忍气吞声大半年，那是给皇帝面子，早就一肚子苦水怨气没处泻，你敢蹦出来，那好，咱们就来真格的！ 当然，万历也算是老运动员了。对此他早有准备，无非是来一群大臣瞎咋呼，先不理，闹得厉害再出来说几句话，把事情熬过去，完事。 形势的发展和他的预料大致相同，张有德走人后，他的领导，工部尚书曾同亨就上书了，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万历对此嗤之以鼻，他很清楚，这不过是个打头的，大部队在后。 下面的程序他都能背出来，吵吵嚷嚷，草草收场，实在毫无新鲜可言。 然而当下一封奏疏送上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这封奏疏的署名人并不多，只有三个，分别是申时行、许国、王家屏。 但对万历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为之前无论群臣多么反对，内阁都是支持他的。即使以辞职回家相威胁，也从未公开与他为敌，是他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竟然公开站出来和他对着干，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 特别是申时行，虽说身在内阁，时不时也说两句，但那都是做给人看的。平日里忙着和稀泥，帮着调节矛盾，是名副其实的卧底兼间谍。 可这次，申时行连个消息都没透，就打了个措手不及，实在太不够意思，于是万历私下派出了太监，斥责申时行。 一问，把申时行也问糊涂了，因为这事他压根就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这封奏疏是许国写的，写好后让王家屏署名，王兄自然不客气，提笔就签了名，而申时行的底细他俩都清楚，这个老滑头死也不会签，于是许大人胆一壮，代申首辅签了名，拖下了水。 事已至此，申大人只能一脸无辜的表白： “名字是别人代签的，我事先真不知道。” 事情解释了，太监也回去了，可申先生却开始琢磨了：万一太监传达不对怎么办？万一皇帝不信怎么办？万一皇帝再激动一次，把事情搞砸怎么办？ 想来想去，他终于决定，写一封密信。 这封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我确实不知道上奏的事情，这事情皇上你不要急，自己拿主意就行。 客观地讲，申时行之所以说这句话，倒不一定是耍两面派，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性格： 像万历这号人，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打死也不认错的。看上去非常随和，实际上极其固执，和他硬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所以申时行的打算，是先稳住皇帝，再慢慢来。 事实确如所料，万历收到奏疏后，十分高兴，当即回复： “你的心意我已知道，册立的事情我已有旨意，你安心在家调养就是了。” 申时行总算松了口气，事情终于糊弄过去了。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长达十年的和稀泥生涯，将就此结束——因为那封密信。 申时行的这封密信，属于机密公文，按常理，除了皇帝，别人是看不见的。 可是在几天后的一次例行公文处理中，万历将批好的文件转交内阁，结果不留神，把这封密信也放了进去。 这就好比拍好了照片存电脑，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是个要命的事。 文件转到内阁，这里是申时行的地盘，按说事情还能挽回。可问题在于申大人为避风头，当时还在请病假，负责工作的许国也没留意，顺手就转给了礼部。 最后，它落在了礼部给事中罗大纮的手里。 罗大纮，江西吉水人。关于这个人，只用一句就能概括：一个称职的言官。 看到申时行的密信后，罗大纮非常愤怒，因为除了耍两面派外，申时行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惟亲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要理会那些小臣。 我们是小臣，你是大臣？！ 此时申时行已经发现了密信外泄，他十分紧张，立刻找到了罗大纮的领导，礼部科给事中胡汝宁，让他去找罗大纮谈判。 可惜罗大纮先生不吃这一套，写了封奏疏，把这事给捅了出去，痛骂申时行两面派。 好戏就此开场，言官们义愤填膺。吏部给事中钟羽正、候先春随即上书，痛斥申时行，中书黄正宾等人也跟着凑热闹，骂申时行老滑头。 眼看申首辅吃亏，万历当即出手，把罗大纮赶回家当了老百姓，还罚了上书言官的工资。 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无法收拾了。 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申时行，终究在阴沟里翻了船。自万历十年以来，他忍辱负重，上下协调，独撑大局，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至今已整整十年。 现在，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申时行正式提出辞职，最终得到批准，回乡隐退。 大乱就此开始。 日落西山 第四章 混战 申时行在的时候，大家都说朝廷很乱，等申时行走了，大家才知道，什么叫乱。 首辅走了，王锡爵不在，按顺序，应该是许国当首辅。可这位兄弟相当机灵，一看形势不对，写了封辞职信就跑了。 只剩王家屏了。 万历不喜欢王家屏，王家屏也知道皇帝不喜欢他，所以几乎在申时行走人的同时，他就提出辞职。 然而万历没有批，还把王家屏提为首辅。原因很简单，这么个烂摊子，现在内阁就这么个人，好歹就是他了。 内阁总算有个人了，但一个还不够，得再找几个。搭个班子，才好唱戏。说起来还是申时行够意思，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在临走时，他向万历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吏部左侍郎赵志皋，另一个是原任礼部右侍郎张位。 这个人事安排十分有趣，因为这两个人兴趣不同，性格不同，出身不同，总而言之，就没一点共同语言，但事后证明，就是这么个安排，居然撑了七八年，申先生的领导水平可见一斑。 班子定下来了，万历的安宁日子也到了头。因为归根结底，大臣们闹腾，还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申先生不过是帮皇帝挡了子弹，现在申先生走了，皇帝陛下只能赤膊上阵。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真正的总攻开始了。 礼部给事中李献可首先发难，上书要求皇帝早日批准长子出阁读书，而且这位兄台十分机灵，半字不提册立的事，全篇却都在催这事，半点把柄都不留，搞得皇帝陛下十分狼狈，一气之下，借口都不找了： “册立已有旨意，这厮偏又来烦扰……好生可恶，降级调外任用！” 其实说起来，李献可不是什么大人物，这个处罚也不算太重。可万历万没想到，就这么个小人物，这么点小事儿，他竟然没能办得了。 因为他的圣旨刚下发，就被王家屏给退了回来。 作为朝廷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问题，可以退回去，拒不执行，这种权力，叫做封还。 封还就封还吧，不办就不办吧，更可气的是，王首辅还振振有词： 这事我没错，是皇帝陛下错了！因为李献可没说册立的事，他只是说应该出阁读书，你应该采纳他的意见，即使不能采纳，也不应该罚他，所以这事我不会办。 真是要造反了，刚刚提了首辅，这白眼狼就下狠手。万历恨不得拿头撞墙，气急败坏之下，他放了王家屏的假，让他回家休养去了。 万历的“幸福”生活从此拉开序幕。 几天后，礼部给事中钟羽正上疏，支持李献可，经典语言如下： “李献可的奏疏，我是赞成的，请你把我一同降职吧（请与同谪）。” 万历满足了他的要求。 又几天后，礼部给事中舒弘绪上疏，发言如下： “言官是可以处罚的，出阁读书是不能不办的。” 发配南京。 再几天后，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疏，支持李献可、钟羽正等人。 相对而言，他的奏疏更有水平，虽然官很小（七品），志气却大，总结了皇帝大人的种种错误，总计五条，还说了一句相当经典的话： “皇帝陛下，您坐视皇长子失学，有辱宗社祖先！” 万历气疯了，当即下令，把善于总结的孟养浩同志革职处理，并拉到午门，打了一百杖。 暴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 别人也就罢了，可惜孟先生偏偏是言官，干的是本职工作，平白被打实在有点冤。 于是大家都愤怒了。 请注意，这个大家是有数的，具体人员及最终处理结果如下所列： 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上疏，被训斥。 吏科右给事中陈尚象上疏，被革职为民。 御史邹德泳，户科都给事中丁懋逊、兵科都给事中张栋、刑科都给事中吴之佳、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休，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联名上疏抗议。万历大怒，将此六人降职发配。 万历终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加上最初上疏的李献可，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免掉了十二位当朝官员。这一伟大记录，就连后来的急性子崇祯皇帝也没打破。 事办到这份上，皇帝疯了，大臣也疯了。官服乌纱就跟白送的一样，铺天盖地到处乱扔，大不了就当老子这几十年书白读了。拼个你死我活只为一句话：可以丢官，不能丢人！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礼部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名儒、御史陈禹谟再次上疏，支持李献可。万历即刻反击，董嗣成免职，贾名儒发配，陈禹谟罚工资。 事情闹到这里，到底卷进来多少人，我也有点乱。但若以为就此打住，那实在是低估了明代官员的战斗力。 几天后，礼部尚书李长春也上疏了。对这位高级官员，万历也没客气，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谁知没多久，吏部尚书蔡国珍、侍郎杨时乔又上疏抗议，然而这一次，万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实在骂不动了。 皇帝被搞得奄奄一息，王家屏也坐不住了，他终于出面调停，向皇帝认了错，并希望能够赦免群臣。 想法本是好的，方法却是错的。好不容易消停下去的万历，一看见这个老冤家，顿时恢复了战斗力，下书大骂： “自你上任，大臣狂妄犯上，你是内阁大学士，不但不居中缓和矛盾，反而封还我的批示，故意激怒我！见我发怒，你又说你有病在身，回家休养！国家事务如此众多，你在家躺着（高卧），心安吗！？ 既然你说有病，就别来了，回家养病去吧！” 王家屏终于理解了申时行的痛苦，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他连上八封奏疏，终于回了家。 这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较量，大臣的一句话，可能毫无作用，万历的一道圣旨，却足以改变任何人的命运。 然而万历失败了，面对那群前仆后继的人，他虽然竭尽全力，却依然失败了，因为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当它面对气节与尊严的时候。 王家屏走了，言官们暂时休息了。接班的赵志皋比较软，不说话，万历正打算消停几天，张位又冒出来了。 这位次辅再接再厉，接着闹，今天闹出阁讲学，明天就闹册立太子。每天变着法地折腾皇帝，万历同志终于顶不住了。如此下去，不被逼死，也被憋死了。 必须想出对策。 考虑再三，他决定去找一个人，在他看来，只有这个人才能挽救一切。 【王锡爵】 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锡爵奉命来到京城，担任首辅。 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 嘉靖四十一年，他二十八岁，赴京赶考，遇见申时行，然后考了第一。 几天后参加殿试，又遇见了申时行，这次他考了第二。 据说他之所以在殿试输给申时行，不外乎两点，一是长得不够帅，二是说话不够滑。 帅不帅不好说，滑不滑是有定论的。 自打进入朝廷，王锡爵就是块硬骨头。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大家上书闹，他跑到人家家里闹，逼得张居正大人差点拔刀自尽。吴中行被打得奄奄一息，大家在场下吵，他跑到场上哭。 万历六年，张居正不守孝回京办公。大家都庆贺，他偏请假，说我家还有父母，实在没有时间工作，要回家尽孝，张居正恨得直磨牙。 万历九年，张居正病重，大家都去祈福，他不屑一顾。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反攻倒算开始，抄家闹事翻案，人人都去踩一脚，这个时候，他说： “张居正当政时，做的事情有错吗？！他虽为人不正，却对国家有功，你们怎能这样做呢？！” 万历十三年，他的学生李植想搞倒申时行，扶他上台，他痛斥对方，请求辞职。 三年后，他的儿子乡试考第一，有人怀疑作弊，他告诉儿子，不要参加会试，回家待业，十三年后他下了台，儿子才去考试，会试第二，殿试第二。 他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 所以在万历看来，能收拾局面的，也只有王锡爵了。 王大人果然不负众望，到京城一转悠，就把情况摸清促了。随即开始工作，给皇帝上了一封密信。大意是说，目前情况十分紧急，请您务必在万历二十一年册立太子，绝不能再拖延了，否则我就是再有能耐，也压制不了！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万历没敢再随便找人修电脑，专程派了个太监，送来了自己的回信。 可王锡爵刚打开信，就傻眼了。 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看了你的奏疏，为你的忠诚感动！我去年确实说过，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但是（注意此处），我昨天晚上读了祖训（相当于皇帝的家规），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句训示：立嫡不立长，我琢磨了一下，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万一将来生了儿子，怎么办呢？是封太子，还是封王？” “如果封王，那就违背了祖训，如果封太子，那就有两个太子了，我想来想去，想了个办法，要不把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封王，等过了几年，皇后没生儿子，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这事我琢磨好了，既不违背祖制，也能把事办了，很好，你就这么办吧。” 阶级斗争又有新动向了，很明显，万历同志是很动了一番脑筋，觉得自己不够分量，把老祖宗都搬出来了，还玩了个复杂的逻辑游戏，有相当的技术含量，现解析如下。 按老规矩，要立嫡子（皇后的儿子），可是皇后又没生儿子，但皇后今天没有儿子，不代表将来没有。如果我立了长子，嫡子生出来，不就违反政策了吗？但是皇后什么时候生儿子，我也不知道，与其就这么拖着，还不如把现在的三个儿子一起封了了事，到时再不生儿子，就立太子。先封再立，总算对上对下都有了交代。 王锡爵初一琢磨，就觉得这事有点悬，但听起来似乎又只能这么办，思前想后，他也和了稀泥，拿出了两套方案。 方案一、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亲，这样既是嫡子又是长子，问题就解决了。 方案二、按照皇帝的意思，三个儿子一起封王，到时再说。 附注：第二套方案，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 上当了，彻底上当了。 清醒了一辈子的王大人，似乎终于糊涂了，他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 事实上，万历的真正目标，不是皇长子，而是皇三子。 他喜欢郑贵妃，喜欢朱常洵，压根就没想过要立太子，搞三王并封，把皇长子、三子封了王，地位就平等了，然后就是拖，拖到大家都不闹了，事情也就办成了。 至于所谓万不得已，采用第二方案，那也是句废话，万历同志这辈子，那是经常地万不得已。 总之，王锡爵算是上了贼船了。 万历立即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并命令王锡爵准备执行。 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和策划，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六日，万历突然下发圣旨： “我有三个儿子，长幼有序。但问题是，祖训说要立嫡子，所以等着皇后生子，一直没立太子，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特将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全部封王，将来有嫡子，就立嫡子，没嫡子，再立长子，事就这么定了，你们赶紧去准备吧。” 圣旨发到礼部，当时就炸了锅。这么大的事情，事先竟没听到风声，实在太不正常，于是几位领导一合计，拿着谕旨跑到内阁去问。 这下连内阁的赵志皋和张位也惊呆了，什么圣旨，什么三王并封，搞什么名堂！？ 很明显，这事就是王锡爵办的。消息传出，举朝轰动，大家都认定，朝廷又出了个叛徒，而且还是主动投靠的。 所有人都知道，万历已经很久不去找（幸）皇后了，生儿子压根就是没影的事。所谓三王并封，就是扯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锡爵你混了几十年，怎么看不出来？分明就是同谋，助纣为虐！ 再说皇帝，你都说好了，今年就办，到时候了竟然又不认账。搞个什么三王并封，我们大家眼巴巴地盼着，又玩花样，你当你耍猴子呢？！ 两天之后，算帐的人就来了。 光禄寺丞朱维京第一个上书，连客套话都不说，开篇就骂： “您先前说过，万历二十一年就册立太子，朝廷大臣都盼着，忽然又说要并封，等皇后生子。这种说法，祖上从来就没有过！您不会是想愚弄天下人吧！” 把戏被戳破了，万历很生气，立即下令将朱维京革职充军。 一天后，刑部给事中王如坚又来了： “十四年时，您说长子幼小，等个两三年；十八年时，您又说您没有嫡子，长幼有序，让我们不必担心；十九年时，您说二十年就册立；二十年时，您又说二十一年举行；现在您竟然说不办了，改为分封，之前的话您不是都忘了吧，以后您说的话，我们该信那一句？” 这话杀伤力实在太大，万历绷不住了，当即把王如坚免职充军。 已经没用了，什么罚工资、降职、免职、充军，大家都见识过了，还能吓唬谁？ 最尴尬的，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皇帝下了圣旨，内阁又没有封还，按说是不能不办的。可是照现在这么个局势，如果真要去办，没准自己就被大家给办了。想来想去，搞了个和稀泥方案：三王并封照办，但同时也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 方案报上去，万历不干：三王并封，就为不立太子，还想把我绕回去不成？ 既然给面子皇帝都不要，也就没啥说的了。礼部主事顾允成，工部主事岳元声，光禄寺丞王学曾等人继续上书，反对三王并封，这次万历估计也烦了，理都不理，随他们去。 于是抗议的接着抗议，不理的照样不理，谁也奈何不了谁。 局面一直僵持不下，大家这才突然发觉，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王锡爵。 这事既然是王锡爵和皇帝干的，皇帝又不出头，也只能拿王锡爵开刀了。 先是顾允成、张辅之等一群王锡爵的老乡上门，劝他认清形势，早日解决问题。然后是吏部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锡爵，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反对你的三王并封，想糊弄过去是不行的。 王锡爵终于感受到了当年张居正的痛苦，不问青红皂白，就围上来群殴，没法讲道理，就差打上门来了。 当然，一点也没差，打上门的终究来了。 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史孟麟、工部主事岳元声一行五人，来到王锡爵办公的内阁，过来只干一件事：吵架。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还算不错，史孟麟首先发言，就三王并封的合理性、程序性一一批驳，有理有节，有根有据。 事情到这儿，还算是有事说事，可接下来，就不行了。 因为王锡爵自己也知道，三王并封是个烂事，根本就没法辩，心里理亏，半天都不说话。对方一句句地问，他半句都没答，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岳元声即刻回答： “请你立刻收回那道圣旨，别无商量！” 接着一句： “皇上要问，就说是大臣们逼你这么干的！” 王锡爵气得不行，大声回复： “那我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怎么样？！” 这是一句威胁性极强的话。然而岳元声回答的声音却更大： “那你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充军也好，廷杖也好，你看着办！” 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二愣子，王锡爵也没办法，只好说了软话： “请你们放心，虽然三王并封，但皇长子出阁的时候，礼仪是不一样的。” 首辅大人认输了，岳元声却不依不饶，跟上来就一句： “那是礼部的事，不是你的事！” 谈话不欢而散，王锡爵虽然狼狈不堪，却也顶住了死不答应。 因为虽然骂者众多，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他的死穴。 这事看起来很简单，万历耍了个计谋，把王锡爵绕了进去，王大人背黑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王锡爵先生，虽然人比较实诚，也是在官场打滚几十年的老油条，万历那点花花肠子，他一清二楚，之所以同意三王并封，是将计就计。 他的真正动机是，先利用三王并封，把皇长子的地位固定下来，然后借机周旋，更进一步逼皇帝册立太子。 在他看来，岳元声之流都是白颈乌鸦，整天吵吵嚷嚷，除了瞎咋呼，啥事也干不成。所以他任人笑骂，准备忍辱负重，一朝翻身。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聪明人的。 庶吉士李腾芳就算一个。 李腾芳，湖广湘潭人（今湖南湘潭）。从严格意义上讲，他还不是官，但这位仁兄人还没进朝廷，就有了朝廷的悟性，只用一封信就揭破了王锡爵的秘密。 他的这封信，是当面交给王锡爵的，王大人本想打发这人走，可刚看几行字，就把他给拉住了： “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 太深刻了，太尖锐了，于是王锡爵对他说： “请你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李腾芳接下来的话，彻底打乱了王锡爵的部署： “王大人，你的打算是对的。但请你想一想，封王之后，恐怕册立还要延后，你还能在朝廷呆多久？万一你退了，接替你的人比你差，办不成这件事，负责任的人就是你！” 王锡爵沉默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但他仍然不打算改正这个错误。因为在这个计划里，还有最后一道保险。 李腾芳走了，王锡爵没有松口，此后的十几天里，跑来吵架的人就没断过。但王大人心里有谱，打死也不说，直到王就学上门的那一天。 王就学是王锡爵的门生，自己人当然不用客气，一进老师家门就哭，边哭还边说： “这件事情（三王并封）大家都说是老师干的，如此下去，恐怕老师有灭门之祸啊！” 王锡爵却笑了： “你放心吧，那都是外人乱说的。我的真实打算，都通过密奏交给了皇上，即使皇长子将来登基，看到这些文书，也能明白我的心意。” 这就是王先生的保险，然而王就学没有笑，只说了一句话： “老师，别人是不会体谅您的！一旦出了事，会追悔莫及啊！” 王锡爵打了个寒战，他终于发现，自己的思维中，有一个不可饶恕的漏洞： 如果将来册立失败，皇三子登基，看到了自己拥立长子的密奏，必然会收拾掉自己。 而如果皇长子登基，即使他知道密奏，也未必肯替自己出头。因为长子登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犯不着感谢谁，到时，三王并封的黑锅只有他自己背。 所以结论是：无论谁胜利，他都将失败！ 明知是赔本的生意，还要做的人，叫做傻子。王锡爵不是傻子，自然不做。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他专程拜见了万历，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撤回三王并封。 这下万历就不干了，好不容易把你拉上船，现在你要洗手不干，留下我一个人背黑锅，怎么够意思？ “你要收回此议，即无异于认错，如果你认错，我怎么办？我是皇帝，怎能被臣下挟持？” 话说得倒轻巧，可惜王大人不上当：你是皇帝，即使不认错，大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是大臣，再跟着淌混水，没准祖坟都能让人刨了。 所以无论皇帝大人连哄带蒙，王锡爵偏一口咬定——不干了。 死磨硬泡没办法，大臣不支持，内阁不支持，唯一的亲信跑路，万历只能收摊了。 几天后，他下达谕令： “三王都不必封了，再等两三年，如果皇后再不生子，就册立长子。” 可是大臣们不依不饶，一点也不消停，接着起哄，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陛下您多少年不去找皇后了，皇后怎么生儿子，不想立就不想立，你装什么蒜？ 万历又火了，先是辟谣，说今年已经见过皇后，夫妻关系不好，纯属谣传，同时又下令内阁，对敢于胡说八道的人，一律严惩不怠。 这下子王锡爵为难了，皇帝那里他不敢再去凑热闹了，大臣他又得罪不起，想来想去，一声叹息：我也辞职吧。 说是这么说，可是皇帝死都不放，因为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他已然明白，在手下这群疯子面前，一丝不挂十分危险，身前必须有个挡子弹的，才好平安过日子。 于是王锡爵惨了，大臣轰他走，皇帝不让走，夹在中间受气，百般无奈之下，他决定拼一拼——找皇帝面谈。 可是皇帝大人虽然不上班，却似乎很忙，王锡爵请示了好几个月，始终不见回音。眼看要被唾沫淹死，王大人急眼了，死磨硬泡招数全用上，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他见到了万历。 这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面，与会者只有两人，本来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出于某种动机（估计是想保留证据），事后王锡爵详细地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句话。 等了大半年，王锡爵已经毫无耐心： “册立一事始终未定，大臣们议论纷纷，烦扰皇上（包括他自己），希望陛下早日决断，大臣自然无词。” 万历倒还想得开： “我的主意早就定了，反正早晚都一样，人家说什么不碍事。” 不碍事？敢情挨骂的不是你。 可这话又不能明说，于是王大人兜了圈子： “陛下的主意已定，我自然是知道的，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偏要大吵大嚷，我为皇上受此非议深感不忿，不知道您有什么为难之处，要平白受这份闲气？” 球踢过来了，但万历不愧为老运动员，一脚传了回去： “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担心，如果皇后再生儿子，该怎么办？” 王锡爵气蒙了，就为皇后生儿子的破事，搞了三王并封，闹腾了足足半年，到现在还拿出来当借口，还真是不要脸，既然如此，就得罪了： “陛下，您这话几年前说出来，还过得去，现在皇子都十三岁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从古至今即使百姓家的孩子，十三岁都去读书了，何况还是皇子？！” 这已经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了，但万历同志到底是久经考验，毫不动怒，只是淡淡地说： “我知道了。” 王锡爵仍不甘心，继续劝说万历，但无论他讲啥，皇帝陛下却好比橡皮糖，全无反应，等王大人说得口干舌燥，气喘吁吁，没打招呼就走人了，只留下王大人，痴痴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谈话是完了，但这事没完，王锡爵回家之后，实在是气不过，一怒之下，又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奏疏。 因为这封奏疏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威胁： “皇上，此次召对（即谈话），虽是我君臣二人交谈，但此事不久后，天下必然知晓，若毫无结果，将被天下人群起攻之，我即使粉身碎骨，全家死绝，也无济于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和你谈过话，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没给我一个结果，此事必将公之于天下，我完蛋了，你也得下水！ 这是硬的，还有软的： “臣进入朝廷三十余年了，一向颇有名声，现在为了此事，被天下人责难，实在是痛心疾首啊！” 王锡爵是真没办法了，可万历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对着干，当即写了封回信，训斥了王锡爵，并派人送到了内阁。 按照常理，王大人看完信后，也只能苦笑，因为他虽为人刚正，却是个厚道人，从来不跟皇帝闹，可这一次，是个例外。 因为当太监送信到内阁的时候，内阁的张位恰好也在。这人就没那么老实了，是个喜欢惹事的家伙，王锡爵拆信的时候，他也凑过来看。看完后，王锡爵倒没什么，他反而激动了。 这位仁兄二话不说，当即怂恿王锡爵，即刻上疏驳斥万历。有了张位的支持，王锡爵浑似喝了几瓶二锅头，胆也壮了，针锋相对，写了封奏疏，把皇帝大人批驳得无地自容。 王锡爵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万历虽然顽固，却很机灵。他之所以敢和群臣对着干，无非是有内阁支持，现在王大人反水了，如果再闹下去，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于是他终于下圣旨：万历二十二年春，皇长子出阁读书。 胜利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王锡爵如释重负，虽然没有能够册立太子，但已出阁读书。无论如何，对内对外，都可以交代了。 申时行没有办成的事情，王锡爵办成了，按说这也算是个政绩工程，王大人的位置应该更稳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明代的大臣很执着，直来直往，说是册立，就必须册立。别说换名义，少个字都不行！所以出阁读书，并不能让他们满意，朝廷里还是吵吵嚷嚷地闹个不停。 再加上另一件事，王锡爵就真是无路可走了。 因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恰好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之前已介绍过，大致相当于干部考核，每六年京察一次，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以及京城的京官。 虽然一般说来，明代的考察大都是糊弄事。但京察不同，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收拾不了内阁大学士，搞定几个五品官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每隔六年，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要胆战心惊一回。毕竟是来真格的，一旦京察被免官，就算彻底完蛋。 这还不算，最倒霉的是，如果运气不好，主持考核的是个死脑筋的家伙，找人说情都没用，那真叫玩的就是心跳。 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这次京察，就是一次结结实实的心跳时刻。因为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 孙鑨倒没什么，可是赵南星先生，就真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顽固型人物。 赵南星，字梦白，万历二年进士。早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他就显示了自己的刺头本色，一直对着干。张居正死后获得提升，也不好好干，几年后就辞职回家了，据他自己说是身体不好，不想干了。 此人不贪钱，不好色，且认死理，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京察。 这么个人来干这么个事，很明显，就是来折腾人的。 果不其然，京察刚一开始，他就免了两个人的官，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 朝廷顿时一片恐慌。 因为这两个人的官虽不大，身份却很特殊：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 拿自己的亲戚开刀，意思很明白：今年这关，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 官不聊生的日子就此开始，六部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哭天喊地，声震寰宇，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赵志皋的弟弟被赶回了家，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糟了殃。 赵志皋是个老实人，也不怎么闹。王锡爵就不同了，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要说闹事，你算老几？ 很快，几个言官便上疏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从中挑刺。赵南星自然不甘示弱，上疏反驳，争论了几天，皇帝最后判定：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 这个结果实在不值得惊讶，因为那段时间，皇帝大人正在和王锡爵合伙搞三王并封。 但王锡爵错了，因为赵南星先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 事实上，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去搞这次京察，是因为在幕后，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这个人的名字，叫顾宪成。 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后面还要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有预谋，有目的的政治攻击。关于这一点，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明史·顾宪成传） 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前台刚刚下课，后台就出手了。一夜之间，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就冒了出来，纷纷上疏攻击，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 关键时刻，万历同志再次证明，他是讲义气的，而且也不傻。 奏疏送上去，他压根就没理，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 吏部尚书孙鑨免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削职为民。 这条圣旨的意思是：别跟我玩花样，你们那点把戏我都明白，再闹，就连你们一起收拾。 应该说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大家都不闹了。看上去，王锡爵赢了，实际上，他输了，且输得很惨。 因为孙鑨本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官免了也就消停了。赵南星就不同了，硬顶王锡爵后，他名望大增，被誉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虽然打包袱回了老家，却时常有人来拜访，每年都有上百道奏疏送到朝廷，推荐他出来做官。而这位兄弟也不负众望，二十年后再度出山，闹出了更大的动静。 王锡爵就此完蛋，他虽然赢得了胜利，却输掉了名声，在很多人看来，残暴的王锡爵严酷镇压了开明的赵南星，压制了正直与民意。 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十六年前，年轻官员王锡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辅的住所，慷慨激昂，大发议论后，扬长而去，然后名声大噪。 十六年后，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锡爵首辅发起攻击，名满天下。 当年的王锡爵，就是现在的赵南星，现在的王锡爵，就是当年的张居正，很有趣。 有明一代，所谓的被压制者，未必真被压制，所谓的压制者，未必真能压制。 遍览明代史料，曾见直言犯上者无数，细细分析之后，方才发觉： 犯上是一定的，直言是不一定的。因为在那些直言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一根稻草】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王锡爵提出辞呈。 万历挽留了他很多次，但王锡爵坚持要走。 自进入朝廷以来，王锡爵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几十年来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终成大器。 万历二十一年，他受召回到朝廷担任首辅，二十二年离去，总共干了一年。 但这一年，就毁掉了他之前几十年累积的所有名声。 虽然他忍辱负重，虽然他尽心竭力，努力维护国家运转，调节矛盾，甚至还完成了前任未能完成的事（出阁读书），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 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 王锡爵的离去，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从此以后，天下将不可收拾。 但没有人会料到，王大人辞职，将成为另一事件的导火线。和这件事相比，所谓的朝局纷争，册立太子，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日落西山 第五章 东林崛起 首辅走了，日子却还得过，原本排第二的赵志皋应该接班，但这人实在太软，谁都敢欺负他，上到皇帝，下到大臣，都觉得他压不住阵，于是皇帝下令，由大臣推荐首辅。 幕后人物顾宪成就此出马。 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三年后去考了进士，成绩平平，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当官后，最不喜欢的人是张居正，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 比如张大人病重，大家都去上疏祷告，他不去，别人看他不上路，帮他署了名，他知道后不肯干休，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那是相当执着。不过这也没什么，当时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他一个。 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就去了吏部，但也没升官，还接着当六品主事（正处级），这中间还请了三年假。 总之，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 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时，孙鑨是吏部尚书（正二品），赵南星是考功司郎中（相当于司长，正五品），而顾宪成只是个考功司员外郎（副手，从五品）。 万历八年进入朝廷，就当六品主事，混了十三年，才升了一级，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就是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实左右之），不服都不行。 更为神奇的是，事情闹大了，孙鑨撤职了，赵南星回家了，连王首辅都辞职了，他却是巍然不动。非但不动，还升了一级，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之前说过，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是吏部第一肥差。根据史料的记载，顾宪成大致属于性格顽固，遇事不转弯的人，如此个性，竟然能捞到这位置，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当初孙鑨刚被免职的时候，吏部没有部长，王锡爵打算趁机换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顾宪成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 最终结果：吏部尚书陈有年。 你要知道，王锡爵大人此时的职务，是内阁首辅、建极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从一品。而顾宪成，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 王锡爵的后面，有万历撑腰。顾宪成的后面，什么都看不见。 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顾宪成赢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 我认为，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很快，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 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上疏推举人选。虽说这事的确归他管，但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尚书陈有年也对他言听计从。史料上翻来覆去，只有他的光辉事迹，似乎吏部就他干活。 而当万历同志看到顾宪成推举的那个名字时，差点没把桌子掀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王家屏。 作为吏部官员，顾宪成明知这家伙曾把皇帝折腾得七荤八素，竟然还要推荐此人，明摆着就是跟皇帝过不去。 所以皇帝也忍无可忍了，终于打发顾宪成回了家。 明代的官员，虽然罢官容易，升官倒也不难，只要过个几年，时局一变，立马就能回到朝廷重新来过。而以顾宪成之前的工作业绩和运动能量，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可谁也没想到，顾先生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虽然把这人开了，万历很有点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死都想不到的。 自明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无论有何背景，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慢慢地就边缘化了，然后走向同一结局——完蛋，从无例外。 例外，从顾宪成开始。 和赵南星一样，自从下野后，顾宪成名气暴涨。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虽然没啥效果，也算捧了个人场。不久之后，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了家，三个人一合计，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讲学吧。 这一讲就是三年，讲着讲着，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一天，顾宪成对高攀龙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应该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 地方是有的，在无锡县城的东头，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但年久失修，又太破，实在没法用，所以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七年后，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顾宪成关系不错，听说此事，大笔一挥就给办了，拨出专款修缮此地。此后，这里就成为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 它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实事求是地讲，确实也就是个书院。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它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念，那些相信或接受的信众，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王锡爵回家去养老，顾宪成回家去讲学，王家屏自然也消停了，于是首辅的位置还是落到了赵志皋同志的身上。 这就真叫害死人了，因为赵志皋压根就不愿意干！ 赵先生真是老资格了，隆庆二年中进士，先当翰林，再当京官，还去过地方。风风雨雨几十年，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七十多岁才混到首辅，也没啥意思。 更为重要的是，他个性软弱，既不如申时行滑头，也不如王锡爵强硬。而明代的言官们大都不是什么善茬，一贯欺软怕硬。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上，别说解决册立太子之类的敏感问题，光是来找茬的，都够他喝一壶。 对此，赵先生十分清楚，所以他主动上疏，不愿意干，情愿回家养老。 可是万历是不会同意的。好不容易找来个堵枪眼的，你要走了，我怎么办？ 无奈，赵志皋先生虽然廉颇老矣，不太能饭，但还是得死撑下去。 于是，自万历二十二年起，他开始了四年痛苦而漫长的首辅生涯。 具体表现为，不想干，没法干，却又不能走。 说起来，他还是很敬业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多事之秋，外面打日本，里面闹册立，搞得不可开交，赵大人外筹军备，内搞协调，日夜加班忙碌，干得还不错。 可下面这帮大臣一点面子都不给，看他好欺负，就使劲欺负。宫里失火了有人骂他，天灾有人骂他，儿子惹事了有人骂他，甚至没事，也有人骂他，说他就该走人（言志皋宜放）。 实在欺人太甚，老实人终于也发火了。 王锡爵在的时候，平素说一不二，动辄训斥下属，除了三王并封这种惹众怒的事情外，谁也不敢多嘴骂他。到赵志皋这儿，平易近人，待人和气，却老是挨骂，老先生一气之下，也骂人了： “都是内阁首辅，势大权重的，你们就争相依附求取进步，势小权轻的，你们就争相攻击，博取名声！” 骂归骂，可下面这帮人实在啥觉悟也没有，还是喜欢拿老先生开涮。赵老头也真是倒霉，在这紧要关头，偏偏又出了事。 事情出在兵部尚书石星的身上，如果你还记得，当时正值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双方谈判期间，石星最为信任的大忽悠沈惟敬正处于巅峰期，谈判前景似乎很乐观，石大人便通报领导，说和平很有希望。 他的领导，就是赵志皋。 赵大爷本来就不爱惹事，听了自然高兴，表示同意谈判。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所谓和平，全是沈惟敬、小西行长等中日两方的职业骗子们通力协作，忽悠出来的。事情败露后，沈惟敬杀头，石星坐牢。 按说这事赵先生最多也就是个领导责任，可言官们实在是道德败坏，总找软柿子捏，每次弹劾石星，都要把赵大人稍带上。赵大人气得直喘气，要辞职，皇帝又不许。到万历二十六年，再撑不住了，索性回家养病休息，反正皇帝也不管。 万历二十九年，赵大人死在了家里，不知是病死，还是老死。但我知道，他确实很累，因为直到他死的那天，辞职都没有批下来，用今天的话说，他应该算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赵志皋日子过得艰难，张位相对好点，因为他的脾气比较厉害，言官们没怎么敢拿他开刀。加上他是次辅，凡事没必要太出头，有赵首辅挡在前面，日子过得也可以。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抗倭援朝战争中，着力推荐了一个人。不但多次上疏保举，而且对其夸奖有加，说此人是不世出之奇才，必定能够声名远播，班师凯旋。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镐。 关于此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从某个角度讲，他确实不负众望，虽然输了，还是输得声名远播，播到全国人民都晓得。随即开始追究责任。大臣们开骂，骂得张位受不了，就上疏皇帝，说： “大家都在骂我（群言交攻），但我是忠于国家的，且毫无愧疚，希望皇上体察（惟上矜察）。” 皇帝说： “杨镐这个人，就是你暗中密奏，推荐给我的（密揭屡荐）！我信了你，才会委派他做统帅，现在败仗打了，国威受损，你还敢说自己毫无愧疚（犹云无愧）！？” 到这个份上，估计也没啥说的了，张位连辞职的资格都没有，就被皇帝免职，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 估计是受刺激太大，这位兄弟回家不久后就死了。 至万历二十九年，内阁的几位元老全部死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就此踏上这个舞台。 七年前，王锡爵辞职，朝廷推举阁臣，顾宪成推举了王家屏。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当时，顾先生推荐的，并非王家屏一人，而是七个。 这七个人中，王家屏排第一，可是万历不买账，把顾宪成赶回了家。然而事实上，对顾先生的眼光，皇帝大人还是有所认可的，至少认可排第四的那个。 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第四。 沈一贯，字肩吾，隆庆二年进士。算起来，他应该是赵志皋的同班同学，不过他的成绩比赵大人要好得多，当了庶吉士，后来又去翰林院，给皇帝讲过课。和之前几位类似，他跟张居正大人的关系也相当不好，不过他得罪张先生的原因，是比较搞笑的。 事情经过是这样，有一天，沈教官给皇帝讲课，说着说着，突然发了个感慨，说自古以来，皇帝托孤，应该找个忠心耿耿的人，如果找不到这种人，还不如多教育自己的子女，亲历亲为。 要知道，张居正同志的耳目是很多的，很快这话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加上他的心胸又不算太宽广，所以张大人当政期间，沈一贯是相当地萧条，从未受到重用。 相对于直言上疏、痛斥张居正，而落得同样下场的王锡爵等同志，我只能说，其实他不是故意的。 张居正死后，沈一贯才出头，历任吏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又去了南京当礼部尚书。 此人平素为人低调，看上去没有什么特点，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 所以一个既能被顾宪成推荐，又能被皇帝认可的人，是十分可怕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沈一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决策层。 很快，他就展示了他的异常之处，具体表现为，大家都欺负赵志皋，他不欺负。 赵首辅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软柿子，无论大小官员，从他身边过，都禁不住要捏一把，而对赵大人尊敬有加的，只有沈一贯（事皋甚恭）。 但沈一贯先生尊敬赵老头，绝非尊重老人，而是尊重领导，因为排第二的张位、排第三的陈于陛，他都很尊敬。 沈一贯就这样扎下了根，在此后的七年之中，赵志皋被骂得养了病，陈于陛被骂得辞了官，都没他什么事，他还曾经联同次辅张位保举杨镐，据说还收了钱，可是杨镐事发，张位被弹劾免职，他竟安然无恙。 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只剩沈一贯，于是这个天字第一号大滑头终于成为了帝国的首辅。 凭借多年的混事技术，沈先生游刃有余，左推右挡，皇帝信任，大臣也给面子，地位相当稳固，然而在历史上，沈一贯的名声一贯不佳，究其原因，就是他太过滑头。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朝廷首辅就是背黑锅的，国家那么多事，总得找一个负责的，但沈先生全然没有这个概念，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实在不太地道。 而当时朝廷的局势，却已走到了一个致命的关口。 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十九岁，虽然出阁读书，却依然不是太子，而且万历办事不厚道，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十分刻薄，一般人家请个老师，都要小心伺候，从不拖欠教师工资，万历却连饭都不管，讲官去教他儿子，还得自己带饭，实在太不像话。 相对而言，皇三子就真舒服得多了，要什么有什么，备受万历宠爱，娇生惯养，啥苦都没吃过，且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 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外加郑贵妃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丝毫不知收敛，极为嚣张，可谓是人见人恨，久而久之，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 问题越来越严重，舆论越来越激烈，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要知道，大臣们不闹事，不代表不敢闹事，一旦他们的怒火到达顶点，国家将陷入前所未有的骚乱。 然而动乱没有爆发，因为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无数政治高手，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 而解决它的，就是为人极不地道，一贯滑头的沈一贯。 说起来，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八月，沈一贯向皇帝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其大致内容是，皇长子年纪大了，应该册立太子，正式成婚，到时有了孙子，您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疏，立意不新颖，文采很一般，按照以往的惯例，最终的结局应该是被压在文件堆下几年，再拉出去当柴禾烧。 可惊喜总是存在的，就在第二天，沈一贯收到了皇帝的回复： “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沈一贯当时就懵了。 这绝对不可能。 争了近二十年，无数猛人因此落马，无数官员丢官发配，皇帝都被折腾得半死不活，却死不松口。 然而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事实摆在眼前，即日册立太子，非常清晰，非常明显。 沈一贯欣喜若狂，他随即派人出去，通报了这一消息，于是举朝轰动了，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为这个等待了许久的胜利。 “争国本”就此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闹腾得乌烟瘴气，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它会有解决的一天。 然而这件事情，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由最意想不到的人解决了，遭遇父亲冷落的朱常洛终于修成正果，荣登太子。 但此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疑问：为什么那封上疏，能够破解这个残局？ 我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了。 万历并不愚蠢，事实上，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没有精神病史，心血来潮或是突发神经，基本都可以排除，而且他的意图十分明显——立皇三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折腾，却坚持不懈的企图？ 翻来覆去地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疏，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我得出了结论：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 万历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疑问在于，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 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 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等到。 我曾经分析过，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而这个答案只能是：立嫡不立长。 只有立嫡子，才能压过长子，并堵住所有人的嘴。 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怎样可能变成嫡子呢？ 事实上，是可能的，只要满足一个条件——郑贵妃当皇后。 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皇后只有一个，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只能靠等，等到王皇后死掉，或是等时机成熟，把她废掉，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 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一直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这一年万历驾崩），差点比万历自己活得还长，且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又深得太后的喜爱，要废掉她，实在没有借口。 第一件事是等皇后，第二件事是等大臣。 这事就更没谱了，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发配一批人，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软硬结合就能把事情解决，没想到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要知道，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那是光荣，知名度噌蹭地往上涨，值大发了。 所以他越严厉，越有人往上冲，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最好暴跳如雷，这样名声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而首辅那边，虽然也有几个听话的，无奈都是些老油条，帮帮忙是可以的，跟您老人家下水是不可以的。好不容易拉了个王锡爵下来，搞了三王并封，半路人家想明白了，又跑掉了。 至于王家屏那类人，真是想起来都能痛苦好几天，十几年磨下来，人换了不少，朝廷越来越闹，皇后身体越来越好，万历同志焦头烂额，开始重新权衡利弊。 我相信，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该在万历十四年之后。 有一天，李太后和万历谈话，说起了皇长子，太后问：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 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 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的儿子！ 这就是活该了，万历整天忙里忙外，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要知道这位李老太太，当年也就是个宫女，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万历才当上了皇帝，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 万历当即冷汗直冒，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 这件事情，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皇后没指望，老太太反对，大臣不买账，说众叛亲离，丝毫也不过分。万历开始意识到，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 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做出同样的抉择。 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 这是一条真理。 就这样，沈一贯捡了个大便宜，成就了册立太子的伟业，他的名声也如日中天，成为了朝廷大臣拥戴的对象。 可你要说他光捡便宜，不做贡献，那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他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就在圣旨下达的第二天，万历反悔了，或许是不甘心十几年被人白喷了口水，或许是郑贵妃吹了枕头风，又找了借口再次延期，看那意思是不打算办了。 但朝廷大臣们并没有看到这封推辞的诏书，因为沈一贯封还了。 这位一贯滑头的一贯兄，终于硬了一回，他把圣旨退了回去，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万死不敢奉诏！” 沈一贯的态度，深深地震慑了万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皇帝陛下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争国本”事件正式结束。 被压了十几年的朱常洛终于翻身，然而他的母亲，那位恭妃，却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按说儿子当上太子，母亲至少也能封个贵妃，可万历压根就没提这件事，一直压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朱常洛的儿子出世，她才被封为皇贵妃。 但皇贵妃和皇贵妃不一样，郑贵妃有排场，有派头，而王贵妃不但待遇差，连儿子来看他，都要请示皇帝，经批准才能见面。 但几十年来，她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直到万历三十九年的那一天。 她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而朱常洛也获准去探望他，当那扇大门洞开时，她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二十九年前的那次偶遇，造就了她传奇的一生，从宫女到贵妃，再到未来的太后（死后追封）。 但是同时，这次偶遇也毁灭了她，因为万历同志很不地道，几十年如一日对她搞家庭冷暴力，既无恩宠，也无厚待，生不如死。 然而她并不落寞，也无悔恨。 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青史留名的太后也好，籍籍无名的宫女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母亲，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看到他经历千难万苦，终于平安成人，这就足够了。 所以，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拉着儿子的衣角，微笑着说： “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 这里使用的是史料原文，因为感情，是无法翻译的。 还有，其实这句话，她是哭着说的，但我认为，当时的她，很高兴。 王宫女就此走完了她的一生，虽然她死后，万历还是一如既往地混账，竟然不予厚葬，经过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反复请求，才得到了一个谥号。 虽然她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供传诵的事迹，但她已然知足。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母爱，是为了分离。 接受了母亲最后祝福的朱常洛还将继续走下去，在他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前，必须接受更为可怕的考验。 【梃击】 朱常洛是个可怜人，具体表现为出身低，从小就不受人待见，身为皇子，别说胎教，连幼儿园都没上过，直到十二岁才读书，算半个失学儿童。身为长子，却一直位置不稳，摇摇摆摆到了十九岁，才正式册立为太子。 读书的时候，老师不管饭，册立的时候，仪式都从简，混到这个份上，怎个惨字了得。 他还是个老实人，平时很少说话，也不闹事，待人也和气，很够意思，但凡对他好的，他都报恩。比如董其昌先生，虽被称为明代最伟大的天才画家，但人品极坏，平日欺男霸女，鱼肉百姓，闹得当地百姓都受不了，但就是这么个人，因为教过他几天，辞官后还特地召回，给予优厚待遇。 更为难得的是，对他不好的，他也不记仇，最典型的就是郑贵妃，这位妇女的档次属于街头大妈级，不但多事，而且闹事，屡次跟他为难，朱常洛却不以为意，还多次替其开脱。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在皇权斗争中，好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废人。 虽然之前经历风风雨雨，终于当上太子，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要万历一天不死，他一天不登基，幕后的阴谋将永不停息，直至将他彻底毁灭。 现实生活不是电影，坏人总是赢，好人经常输，而像朱常洛这种老好人，应该算是稳输不赢。 可是这一次，是个例外。 事实证明，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两年后，麻烦就来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大到国家动荡，皇帝惊恐，太子不安，连老滑头沈一贯都被迫下台。 但有趣的是，惹出麻烦的，既不是朱常洛，也不是郑贵妃，更不是万历，事实上，幕后黑手到底是谁，直至今日，也无人知晓。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初始还是小范围内传抄，后来索性变成了大字报，民居市场贴得到处都是，识字不识字都去看，短短十几天内朝廷人人皆知，连买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传播速度可谓惊人。 之所以如此轰动，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是太过火爆。 此文名叫《续忧危竑议》，全篇仅几百字，但在历史上，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妖书”。 在这份妖书中，没有议论，没有叙述，只有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问，一个人答。问话者的姓名不详，而回答的那个人，叫做郑福成。 这个名字，也是文中唯一的主角。 文章一开始，是两个人在谈事。一个说现在天下太平，郑福成当即反驳，说目前形势危急。因为皇帝虽然立了太子，但那是迫于沈一贯的要求，情非得已，很快就会改立福王。 这在当年，就算是反动传单了，而且郑福成这个名字，也很有技术含量，郑贵妃、福王、成功三合一，可谓言简意赅。 之所以被称为妖书，只说皇帝太子，似乎还不合格，于是内阁的两位大人，也一起下了水。 当时的内阁共有三人，沈一贯是首辅，另外两人是沈鲤和朱赓。 妖书的作者别出心裁，挑选了沈一贯和朱赓，并让他们友情客串，台词如下： 问：你怎么知道皇帝要改立福王呢？ 郑福成答：你看他用朱赓，就明白了。朝中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用朱赓呢？因为他姓朱，名赓，赓者，更也。真正的意思，就是改日更立啊（佩服，佩服）。 这是整朱赓，还有沈一贯同志： 问：难道沈一贯不说话吗？ 郑福成答：沈一贯这个人阴险狡诈，向来是有福独享，有难不当，是不会出头的。 闹到这个份上，作者还不甘心，要把妖书进行到底，最后还列出了朝廷中的几位高官，说他们都是改立的同党，是大乱之源。 更为搞笑的是，这篇妖书的结尾，竟然还有作者署名！ 落款者分别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四川道御史乔应甲。 这充分说明，妖书作者实在不是什么良民，临了还要耍人一把，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相当有版权意识，在这二位黑锅的名下还特别注明，项应祥撰（相当于原著），乔应甲书（相当于执笔）。 这玩意一出来，大家都懵了。沈一贯当即上书，表示自己非常愤怒，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人，与他当面对质，同时他还要求辞官，以示清白以及抗议。 而妖书上涉及的其他几位高级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与此事无关，并要求辞职。 最倒霉的人是朱赓，或许是有人恶搞他，竟然把一份妖书放在了他的家门口。这位朱先生是个厚道人，吓得不行，当即把这份妖书和自己的奏疏上呈皇帝，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也没啥别的追求，现在竟然被人诬陷，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 朝廷一片混乱，太子也吓得不行。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坐卧不安，担惊受怕。 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先找太子去聊天，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好好在家读书，别出门。 然后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 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地查，翻天覆地地查。 万历原本以为，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 首先是太子，这位仁兄原本胆小，这下更是不得了，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唯恐出事。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 内阁也消停了，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呆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经常累得半死。大臣们也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却凑不得。 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 总而言之，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确实如此。 这是一件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真相却依稀可辨。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动静，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受罪，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 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 在当时的朝廷中，受益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精神受益者，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路见不平也不吼，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 这类人比较多，范围很大，也没法子查。 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嫌疑人很少——只有两个。 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另一个是沈鲤。 这二位仁兄虽然是本家，但要说他们不共戴天，也不算夸张。 万历二十九年，沈一贯刚刚当首辅的时候，觉得内阁人太少，决定挑两个跑腿的，一个是朱赓，另一个是沈鲤。 朱赓是个老实人，高高兴兴地上班了，沈鲤却不买账，推辞了很多次，就是不来。沈一贯以为他高风亮节，也就没提这事。 可两年之后，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沈鲤不是不想入阁，而是不买他的帐。因为这位本家资历老，名望高，还给皇帝讲过课，关系很好，压根就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自然就不合作，外加沈鲤也不是啥善人，两人在内阁里一向是势不两立。 而现在妖书案发，内阁三个人，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赓，毫无疑问，沈鲤是有嫌疑的。 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沈一贯的看法。 这位老油条在家呆了好几天，稳定情绪之后，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随即恢复工作，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而且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明目张胆对沈鲤的亲信，礼部侍郎郭正域下手，把他的老乡、朋友、下属、仆人全都拉去审问。 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 如果事情是沈鲤干的，那么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事情不是沈鲤干的，那么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斗争愈演愈烈，沈鲤的亲信被清算，他本人也未能幸免，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也不进去，也不闹事，就是不走，搞得沈鲤门都出不去，十分狼狈。 但沈先生如果没两把刷子，是不敢跟首辅叫板的，先是朱常洛出来帮忙叫屈，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让他们不要乱来，后来连万历都来了，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鲤。 沈一贯碰了钉子，才明白这个冤家后台很硬，死拼是不行的，他随即转换策略，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抓住作案人，不怕黑不了你。 可是破案谈何容易，妖书满街都是，传抄者无数，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纸才是源头，十一月十日案发，查到二十日，依然毫无进展。 东厂太监陈矩，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急得直跳脚，如果还不破案，这官就算当到头了。 二十一日，案件告破。 说起来，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二十一日这天，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后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皦生光。 皦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 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 这位仁兄既不是沈鲤的人，也不是沈一贯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 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恰恰相反，刚刚抓到他的时候，朝廷一片哗然，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抓不到人了弄这么个人来背锅。 这种猜测很有道理，因为那封妖书，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 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更何况沈一贯和朱赓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 但细细一查，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来头。 原来皦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犯。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帮人写文章，里面总要带点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说你要不给钱，我就跑去报官云云。 后来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才又潜回北京。 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他也就是个普通混混，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 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弟弟。 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 按照锦衣卫的笔录，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皦生光。皦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 一般说来，以郑国泰的背景，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可皦生光不是普通的流氓，胆贼大，竟然找上了门，要郑大人给钱。至于此事的结局，说法就不同了，有的说郑国泰把皦生光打了一顿，赶出了门，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给钱私了。 但无论如何，皦秀才终究和此事搭上了边。有了这么个说法，事情就好办了，侦查工作随即开始，首先是搜查，家里翻个底朝天，虽说没找到妖书，但发现了一批文稿，据笔迹核对（司法学名：文检），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注意，是相似）。 之后是走访当地群众，以皦秀才平日的言行，好话自然没有，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还进过号子，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有罪。 案子虽然定了，但事情还没结。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十分严格，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即便判了死罪，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这才能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 所以万历下令，鉴于案情重大，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 之前提过，三法司，即是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若干部门。 三法司会审，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倒不是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只是因为参与部门多，把每个人都搞定，比较难而已。例如当年的严世藩，人缘广，关系硬，都察院、大理寺都有人，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最后还是没躲过去。 相比而言，像皦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也就不错了，结案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这起案件，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到三法司，皦秀才就不认账了。虽说之前他曾招供，说自己是仇恨郑国泰，故意写妖书报复，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政策攻心，除了打就是打，口供是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进了三法司，看见来了文明人，不打了，自然就翻了案。 更麻烦的是，沈一贯和朱赓也不认。 这二位明显是被妖书案整惨了，心有不甘，想借机会给沈鲤点苦头吃。上疏皇帝，说证词空泛，不可轻信，看那意思，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 所以在审讯前，他们找到了萧大亨，准备做手脚。 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是沈一贯的亲信，接到指令后心领神会，在审讯时故意诱供，让皦秀才说出幕后主使。 可是皦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 “无人主使！” 萧大亨没办法，毕竟是三法司会审，搞得太明显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域、沈鲤身上推。 没想到王述古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 “案情不出自从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 萧大亨狼狈不堪，再也不敢掺和这事。 沈鲤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都察院撑腰。一声令下，都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 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时，众目睽睽之下，对皦秀才大声疾呼： “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 审案审到这个份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万一哪天皦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 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也没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 比如有位审案御史，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此案一定是皦秀才干的。 大家十分兴奋，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御史答： “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这事就是他干的。” 当即笑瘫一片。 没办法，就只能慢慢磨，开审休审，休审开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 皦生光也受不了了，天天审问，天天用刑，天天折腾，还不如死了好，所以他招供了： “是我干的，你们拿我去结案吧。” 这个世界清净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皦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 妖书案就此结束，虽说闹得天翻地覆，疑点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皦生光很冤枉。 因为别的且不谈，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就皦秀才这点见识，别说认识，名字都记不全。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手真狠，心真黑。 妖书何人所写，目的何在，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 因为有些时候，真相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妖书案是结了，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沈一贯被这案子整得半死不活，气得不行，卯足了劲要收拾沈鲤。挖坑、上告、弹劾轮番上阵，可沈鲤同志很是强悍，怎么搞都没倒。反倒是沈一贯，由于闹得太过，加上树大招风，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骂他的人越来越多，后来竟然成了时尚（弹劾日众）。 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回家躲起来，想要避避风头，没想到这风越刮越大，三年之间，弹劾他的奏疏堆起来足有一人高，于是他再也顶不住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 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鲤也要走。 恨人恨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 而更有意思的是，万历竟然答应了。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沈鲤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办事还算能干，平时朝廷的事全靠这两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一个字——烦。 自打登基以来，万历就没过几天清净日子。先被张居正压着，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张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来了，天天闹腾。 到生了儿子，又开始争国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 现在太子也立了，某些人还不休息，跟着搞什么妖书案，打算混水摸鱼，手下这两人还借机斗来斗去，时不时还以辞职相威胁，太过可恶。 既然如此，你们就都滚吧，有多远滚多远，让老子清净点！ 沈一贯和沈鲤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朱赓。 这一年，朱赓七十二岁。 朱赓很可怜，他不但年纪大，而且老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书骂他，首辅大人心态很好，统统不理。 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 内阁人少，一个七十多的老头起早贪黑熬夜，实在扛不住，所以朱赓多次上书，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 可是前后写了十几份报告，全都石沉大海，到后来，朱大人忍不住了，可怜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亲自跑到文华门求见皇帝，等了半天，却还是吃了闭门羹。 换在以前，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大臣还是要见的，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这样才能控制朝局。比如嘉靖，几十年不上朝，但没事就找严嵩、徐阶聊天，后来索性做了邻居，住到了一起（西苑）。 但万历不同，他似乎是不想干了。在他看来，内阁一个人不要紧，没有人也不要紧，虽然朱首辅七十多了，也还活着嘛。能用就用，累死了再说，没事就别见了，也不急这几天，会有人的，会见面的，再等等吧。 就这样，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 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上书国政，皇帝不理，上书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三十四年（1607），朱赓忍无可忍，上书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 皇帝还是不理。 最后一个也走了。 内阁没人呆，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 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 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而且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也过得去。 朱元璋不用宰相和内阁，原因在于他是劳模，什么都能干。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那就是白日做梦。 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 几番周折后，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总算又搭起来了。 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 这个人就是王锡爵，虽说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派出专人，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 王锡爵不出山。 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加上都七十四岁了，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但毕竟是多年战友，还教过人家，所以，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 万历的问题是，言官太过凶悍，应该如何应付。 王锡爵的回答是，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别理（一概留中），就当是鸟叫（禽鸟之音）！ 我觉得，这句话十分之中肯。 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为万历提供了借鉴。 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疏，派人送给万历。 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被曝光，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王锡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密疏走光的经验。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 话说回来，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 当时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人，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 这个名字，今天走到街上，问十个人估计十个都不知道，但在当年，却是天下皆知。 关于此人的来历，只讲一点就够了： 二十年后，魏忠贤上台时，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称号，以实力排序，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 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到了李大人的地头，就去找他叙旧。 两人久别重逢，聊着聊着，自然是要吃饭，吃着吃着，自然是要喝酒，喝着喝着，自然是要喝醉。 送信人心情很好，聊得开心，多喝了几杯，喝醉了。 李三才没有醉，事实上，他非常清醒，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 在安置了送信人后，他打开了那个箱子，因为他知道，里面必定有封密信。 得知信中内容之后，李三才大吃一惊，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密疏的罗大纮不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 手握着这封密信，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篡改此信件。 在他看来，篡改信件，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谓篡改，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再重新放进盒子里，让这人送过去，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再一细看，他就开始感叹：王锡爵真是个老狐狸。 古代没有加密电报，所以在传送机密信件时，往往信上设有暗号，两方约定，要么多写几个字，要么留下印记，以防被人调包。 李三才手中拿着的，就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而是他发现，此信的写作者，是王时敏。 王时敏，是王锡爵的孙子，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系他所写，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著名书法家。 这是真没法了，明天人家就走了，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就自己这笔字，学都没法学，短短一夜时间，又练不出来。 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抄录了信件全文，并把信件放了回去。 第二天，送信人走了，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 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宪成。 这件事可谓疑团密布，大体说来，有几个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