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_3
《明朝那些事儿》3 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 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 送信人去找李三才，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就是王锡爵。 非但如此，王锡爵还曾对人说，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李三才。 两人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 作为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而且他本身就是都察院的高级官员，对中央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皇帝为什么找王锡爵，找王锡爵干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唯一不清楚的，就是王锡爵的答复。 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李三才是王锡爵的学生，还算他的亲信，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痛下杀手呢？ 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有一个人，比王锡爵更加重要，为了这个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 万历二年（1574），李三才考中了进士，经过初期培训，他分到户部，当上了主事，几年之后，另一个人考中进士，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这个人叫顾宪成。 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惊奇地发现，当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 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 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他出卖王老师，只是因为一个目的——利益。 只要细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 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实则复杂，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可谓凶险重重，杀机无限。 李廷机倒还好说，这个人性格软弱，属于和平派，谁也不得罪，谁也不搭理，基本可以忽略。 于慎行就不同了，这人是朱赓推荐的，算是朱赓的人，而朱赓是沈一贯的人，沈一贯和王锡爵又是一路人，所以在东林党的眼里，朱赓不是自己人。 剩下的叶向高，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此人虽不是东林党，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个合格的地下党。 这么一摆，你就明白了，内阁三个人，一个好欺负，两个搞对立，遇到事情，必定会僵持不下。 僵持还算凑合，可要是王锡爵来了，和于慎行团结作战，东林党就没戏了。 虽然王锡爵的层次很高，公开表明自己不愿去，但东林党的同志明显不太相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那封信，看个究竟。 在那封信中，李三才虽然没有看到重新出山的许诺，却看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为免除后患，他决定篡改。 然而由于写字太差，没法改，但也不能就此算数，为了彻底消除王锡爵的威胁，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而且特意泄露给言官。 因为在信中，王锡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那么言官就是鸟人了。 鸟人折腾事，是从来不遗余力的。 接下来的事情可谓顺其自然，舆论大哗，言官们奋笔疾书，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锡爵，言辞极其愤怒，怎么个愤怒法，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我曾翻阅过一位言官的奏疏，内容就不说了，单看名字，就很能提神醒脑——巨奸涂面丧心比私害国疏。 如此重压之下，王锡爵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静养，从此不问朝政，后来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他见都不见，连回信都不写，估计是真的怕了。 事情的发展，就此进入了顾宪成的轨道。 王锡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算是罢工了。 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 对手被铲除了，这是最好的结局。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 “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我看过之后，顿感毛骨悚然。 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 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 这五个词，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是暗指五个人。 新建，是指张位（新建人）、兰溪，是指赵志皋（兰溪人）、四明，是指沈一贯（四明人），山阴，是指朱赓（山阴人）。 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 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是指王锡爵（娄江人）。 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赵志皋、沈一贯、张位、朱赓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 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 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锡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和漕抚。 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漕抚，则是李三才。 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 没有王法了。 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 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没有看过。 但现在我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黑暗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日落西山 第六章 谋杀 【疯子】 王锡爵彻底消停了，万历三十六年，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七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 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 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自打妖书案后，他很是清净了几年，确切地说，是九年。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 这个人叫王曰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说，是个特务。 这位特务向皇帝上书，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剪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真是不容易）。钉了几天后，放火烧掉。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但用意很简单——诅咒，毕竟把钉子钉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也不太靠谱。 这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 于是事情闹大了，奏疏送到皇帝那里，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后，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 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 “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人怎么不说话！？”（此变大事，宰相何无言） 此时，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 “这下没事了。” 这件东西，就是叶向高的奏疏，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 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陛下，此事的原告（指王曰乾）和被告（指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之前也曾闹过事，还被司法部门（刑部）处理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 看完这段话，我的感觉是：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非曲折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 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一查到底，怎能就此打住呢？ 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 第二天，叶向高将王曰乾送交三法司审讯。 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这人一审，事情不就闹大了吗？ 如果你这样想，说明你很单纯，因为就在他吩咐审讯的后一天，王曰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牢里，死因待查。 什么叫黑？这就叫黑。 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揭开几个疑点，你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 首先，最大的疑问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干的，答案：无所谓。 自古以来，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又没胆跳出来，在家做几个假人，骂骂出出气，是纯粹的阿Q 精神。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有多种形式，如“打小人”），而以郑贵妃的智商，正好符合这个档次，说她真干，我倒也信。 但问题在于，她干没干并不重要，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也扎不死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不能查，也不能有真相。 追查此事，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但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 原因很简单，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只要没有什么大事，到时自然接班，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闹了十几年，早没用了。 但如若将此事搞大，再惊动皇帝，无论结果如何，对太子只好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等待。 事实证明，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种种迹象表明，告状的王曰乾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某些人（不一定是郑贵妃），为了某些目的，想把水搅浑，再混水摸鱼。 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了。 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之后。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黄昏。 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二十九年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里，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具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 但这一天，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 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 此时，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 第一道门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 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 一般说来，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 明代也是如此，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 只有两个老太监。 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 众所周知，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练过宝典除外），更何况是老太监。 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 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 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在一群太监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 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毕竟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个小事。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人抓住了，自然要审，按照属地原则，哪里发案由哪里的衙门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 推来推去，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 审了半天，刘御史却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人是个疯子。 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就不对路，还时不时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于是几轮下来，刘御史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他也得变成疯子。 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蓟州人，至于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个结果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个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指使，疯子嘛，也不认路，糊里糊涂到皇宫，糊里糊涂打了人，很好，很好。 不错，不错，这事要放在其他朝代，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 可惜，可惜，这是在明朝。 这事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这事，就是郑贵妃干的。 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 说是三法司，其实只有刑部，审讯的人档次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是两个郎中（正厅级）。 但这二位的水平，明显比刘御史要高，几番问下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 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了，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 经过一番询问，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伸冤，地方不管，他就到京城来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如此而已。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 柴草被人烧了，就要到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 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 因为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 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您还一个劲地往里闯？ 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只能往小了办。 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士相、岳骏声，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也算杀人灭口）。 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 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净了。 如此结案，也算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 五月十一日，刑部大牢。 七天了，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 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 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 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 五月十一日，轮到王之寀。 王之寀，字心一，时任刑部主事。 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 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 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 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 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 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 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 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 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 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敢说。” 不敢说的意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 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 “我叫张差，是蓟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去世。” “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即太监），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事成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 “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即五月四日）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 “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 “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被抓住了。” 王之寀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 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实惠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冒你上哪去找？ 再说凶器，一般说来，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当年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算是怎么回事。 从头到尾，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 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 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 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 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另一个人却跳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 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 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 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 这话虽说有点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 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 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做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 “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 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 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 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 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他交往也很密切。 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 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 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辞，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 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 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 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他是后台老板，实在是抬举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 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 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 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 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 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 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 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 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 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 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 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人（今湖北湖南）为主的楚党。 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 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 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 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书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 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 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先例即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 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此时出现？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 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 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 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 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滑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 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 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刘廷元、胡士相不是郑国泰的人，郑先生这种白痴是没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浙党成员。 但疑问在于，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为何要在此事上支持郑国泰呢？ 答案是，对人不对事。 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更不喜欢东林党，因为公愤。 所谓公愤，是他在当政时，顾宪成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他很愤怒，故称公愤。 不过，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却还不是东林党——叶向高，因为私仇，三十二年的私仇。 三十二年前（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来到京城，参加会试。 叶向高，字进卿，福建福清人，嘉靖三十八年生人。 必须承认，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刚出世，就经历了生死考验。 因为在嘉靖三十八年，倭寇入侵福建，福清沦陷，确切地说，沦陷的那一天，正是叶向高的生日。 据说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躲在了麦草堆里，倭寇躲完了，孩子也生出来了，想起来实在不容易。 大难不死的叶向高，倒也没啥后福，为了躲避倭寇，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鬼子一进村，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我相信，几十年后，他的左右逢源，机智狡猾，就是在这打的底。 倭寇最猖獗的时候，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累赘），独自逃命，也有人劝叶向高的母亲，然而她说： “要死，就一起死。” 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戚继光。 【考试】 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发动横屿战役，攻克横屿，收复福清，并最终平息了倭患。 必须说明，当时的叶向高，不叫叶向高，只有一个小名，这个小名在今天看来不太文雅，就不介绍了。 向高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意思是一步一步，向高处走。 事实告诉我们，名字这个东西，有时候改一改，还是很有效的。 隆庆六年（1572），叶向高十四岁，中秀才。 万历七年（1579），叶向高二十一岁，中举人。 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二十五岁，第二次参加会试。考试结束，他的感觉非常好。 结果也验证了他的想法，他考中了第七十八名，成为进士。现在，在他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关——殿试。 殿试非常顺利，翰林院的考官对叶向高十分满意，决定把他的名次排为第一，远大前程正朝着叶向高招手。 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因为从此刻起，叶向高就与沈一贯结下了深仇大恨，虽然此前，他们从未见过。 要解释清楚的是，叶向高的第七十八名，并非全国七十八名，而是南卷第七十八名。 明代的进士，并不是全国统一录取，而是按照地域，分配名额，具体分为三个区域，南、北、中，录取比例各有不同。 所谓南，就是淮河以南各省，比例为55％。北，就是淮河以北，比例为35％。而中，是指云贵川三省，以及凤阳，比例为10％。 具体说来是这么个意思，好比朝廷今年要招一百个进士，那么分配到各地，就是南部五十五人，北部三十五人，中部十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南部人，在考试中考到了南部第五十六名，哪怕你成绩再好，文章写得比北部第一名还好，你也没法录取。 而如果你是中部人，哪怕你文章写得再差，在南部只能排到几百名后，但只要能考到中部卷前十名，你就能当进士。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从二百多年前，朱元璋登基时，就开始执行了，起因是一件非常血腥的政治案件——南北榜案件。这个案件是笔糊涂账，大体意思是一次考试，南方的举人考得很好，好到北方没几个能录取的，于是有人不服气，说是考官舞弊，事情闹得很大，搞到老朱那里，他老人家是个实在人，也不争论啥，大笔一挥就干掉了上百人。 可干完后，事情还得解决，因为实际情况是，当年的北方教学质量确实不如南方，你把人杀光了也没辙。无奈之下，只好设定南北榜，谁都别争了，就看你生在哪里，南方算你倒霉，北方算你运气。 到明宣宗时期，事情又变了，因为云贵川一带算是南方，可在当年是蛮荒之地，别说读书，混碗饭吃都不容易，要和南方江浙那拨人对着考，就算是绝户。于是皇帝下令，把此地列为中部，作为特区，而凤阳，因为是朱元璋的老家，还特别穷，特事特办，也给列了进去。 当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基础不同，底子不同，在考试上，你想一夜之间人类大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这套理论还在用。我管这个，叫考试地理决定论。 这套理论很残酷，也很真实，主要是玩机率，看你在哪投胎。 比如你要是生在山东、江苏、湖北之类的地方，就真是阿弥陀佛了，这些地方经常盘踞着一群读书不要命的家伙，据我所知，有些“乡镇中学”（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学生，高二就去高考（不记成绩），大都能考六百多分（七百五十分满分），美其名曰：锻炼素质，明年上阵。 每念及此，不禁胆战心惊，跟这帮人做邻居的结果是：如果想上北大，六百多分，只是个起步价。 应该说，现在还是有所进步的，逼急还能玩点阴招，比如说…… 更改户口。 不幸的是，明代的叶向高先生没法玩这招，作为南卷的佼佼者，他有很多对手，其中的一个，叫做吴龙徴。 这位吴先生，也是福建人，但他比其他对手厉害得多，因为他的后台叫沈一贯。 按沈一贯的想法，这个人应该是第一，然后进入朝廷，成为他的帮手，可是叶向高的出现，却打乱了沈一贯的部署。 于是，沈一贯准备让叶向高落榜，至少也不能让他名列前茅。 而且他认定，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 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因为一个更牛的人出面了。 主考官固然大，可再大，也大不过首辅。 叶向高虽然没有关系，却有实力。文章写得实在太好，好到其他考官不服气，把这事捅给了申时行，申大人一看，也高兴得不行，把沈一贯叫过去，说这是个人才，必定录取！ 这回沈大人郁闷了，大老板出面了，要不给叶向高饭碗，自己的饭碗也难保，但他终究是不服气的，于是最终结果如下： 叶向高，录取，名列二甲第十二名。 这是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因为若要整人，大可把叶向高同志打发到三甲，就此了事，不给状元，却又给个过得去的名次，实在让人费解。 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了。 叶向高黄了自己的算盘，自然是要教训的。但问题是，这人是申时行保的，申首辅也是个老狐狸，如果要敷衍他，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所以这个面子不但要给，还要给足。而二甲十二名，是最恰当的安排。 因为根据明代规定，一般说来，二甲十二名的成绩，可以保证入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但这个名次离状元相当远，也不会太风光，恶心下叶向高，的确是刚刚好。 但不管怎么说，叶向高还是顺顺当当地踏上了仕途。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十五年后。 万历二十六年（1598），就在这一年，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按照规定，应该配备讲官，人选由礼部确定。 众所周知，虽说朱常洛不受待见，但按目前形势，登基即位是迟早的事，只要拉住这个靠山，自然不愁前程。所以消息一出，大家走关系拉亲戚，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 叶向高走不走后门我不敢说，运气好是肯定的，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域，是他的老朋友。 名单定了，报到了内阁，内阁压住了，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 沈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十五年前那档子事，他一直记在心里，讲官这事是张位负责，但沈大人看到叶向高的名字，便心急火燎跑去高声大呼： “闽人岂可作讲官？！” 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在明代，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沈一贯拿地域问题说事，相当阴险。 张位却不买账，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这人我看上了，就要用！ 于是，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叶向高正式上任。 叶讲官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在教书的同时，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根据种种史料反映，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赵南星。 老板有了，朋友有了，地位也有了，万事俱备，要登上拿最高的舞台，只欠一阵东风。 一年后，风来了，却是暴风。 万历二十七年（1601），首辅赵志皋回家了，虽然没死，也没退，但事情是不管了，张位也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缺了人就要补，于是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 顾宪成是他的朋友，朱常洛是他的朋友，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位置。 他被提名了，最终却未能入阁，因为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麻烦远未结束，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不久后，叶向高被调出京城，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 南京礼部主要工作，除了养老就是养老，这就是四十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在这里，他还要呆很久。 很久是多久？十年。 这十年之中，朝廷里很热闹，册立太子、妖书案，搞得轰轰烈烈。 而叶向高这边，却是太平无事。 整整十年，无人理，无人问，甚至也无人骂、无人整。 叶向高过得很太平，也过得很惨，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都没有。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不是罢官，而是遗忘。 叶向高，已经被彻底遗忘了。 一个前程似锦的政治家，在政治生涯的黄金时刻，被冷漠地抛弃，对叶向高而言，这十年中的每一天，全都是痛苦的挣扎。 但十余年之后，他将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同党是不够的，后台也是不够的，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在不久的未来，他将超越赵志皋、张位、甚至申时行、王锡爵。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 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而他，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这个人，叫做魏忠贤。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终于走了，年底，叶向高终于来了。 但沈一贯的一切，都留了下来，包括他的组织，他的势力，以及他的仇恨。 所以刘廷元、胡士相也好，疯子张差也罢，甚至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根本就不要紧。 梃击，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打倒什么，得到什么。 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拥立朱常洛，并借梃击案打击对手，掌控政权。 所以浙党的方针是，平息梃击案，了结此事。 而王之寀，是一个找麻烦的人。 这才是梃击案件的真相。 对了，还忘了一件事：虽然没有迹象显示王之寀和东林党有直接联系，但此后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大名单（点将录、朋党录）中，他都名列前茅。 【再审】 王之寀并不简单，事实上，是很不简单。 当他发现自己的上司胡士相有问题时，并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他去找了另一个人——张问达。 张问达，字德允，时任刑部右侍郎，署部事。 所谓刑部右侍郎、署部事，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刑部常务副部长。也就是说，他是胡士相的上司。 张问达的派系并不清晰，但清晰的是，对于胡士相和稀泥的做法，他非常不满。接到王之寀的报告后，他当即下令，由刑部七位官员会审张差。 这是个有趣的组合，七人之中，既有胡士相，也有王之寀，可以听取双方意见，又不怕人捣鬼，而且七个人审讯，可以少数服从多数。 想法没错，做法错了。因为张问达远远低估了浙党的实力。 在七个主审官中，胡士相并不孤单，大体说来，七人之中，支持胡士相，有三个人，支持王之寀的，有两个。 于是，审讯出现了戏剧化的场景。 张差恢复了理智，经历了王之寀的突审和反复，现在的张差，已经不再是个疯子，他看上去，十分平静。 主审官陆梦龙发问： “你为什么认识路？”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一个平民怎样来到京城，又怎样入宫，秘密就隐藏在答案背后。 顺便说明一下：陆梦龙，是王之寀派。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等待，没有反复，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这个关键的答案： “我是蓟州人，如果没有人指引，怎么进得去？” 此言一出，事情已然无可隐瞒。 再问： “谁指引你的？” 答： “庞老公，刘老公。” 完了，完了。 虽然张差没有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但大家的人心中，都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 庞老公，叫做庞保，刘老公，叫做刘成。 大家之所以知道答案，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 陆梦龙呆住了，他知道答案，也曾经想过无数次，却没有想到，会如此轻易地得到。 就在他惊愕的那一瞬间，张差又说出了更让人吃惊的话： “我认识他们三年了，他们还给过我一个金壶，一个银壶。”（予我金银壶各一） 陆梦龙这才明白，之前王之寀得到的口供也是假的，真相刚刚开始！ 他立即厉声追问道： “为什么（要给你）？！” 回答干净利落，三个字： “打小爷！” 声音不大，如五雷轰顶。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所谓小爷，就是太子爷朱常洛。 现场顿时大乱，公堂吵作一团，交头接耳，而此时，一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作为案件的主审官，胡士相突然拍案而起，大喝一声： “不能再问了！” 这一下大家又懵了，张差招供，您激动啥？ 但他的三位同党当即反应过来，立刻站起身，表示审讯不可继续，应立即结束。 七人之中，四对三，审讯只能终止。 但形势已不可逆转，王之寀、陆梦龙立即将案件情况报告给张问达，张侍郎十分震惊。 与此同时，张差的口供开始在朝廷内外流传，舆论大哗，很多人纷纷上书，要求严查此案。 郑贵妃慌了，天天跑到万历那里去哭，但此时，局势已无法挽回。 然而，此刻压力最大的人并不是她，而是张问达，作为案件的主办人，他很清楚，此案背后，是两股政治力量的死磕，还搭上太子、贵妃、皇帝，没一个省油的灯。 案子如果审下去，审出郑贵妃来，就得罪了皇帝，可要不审，群众那里没法交代，还会得罪东林、太子，小小的刑部右侍郎，这拨人里随便出来一个，就能把自己整死。 总而言之，不能审，又不能不审。 无奈之下，他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 在明代的司法审讯中，档次最高的就是三法司会审，但最隆重的，叫做十三司会审。 明代的六部，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设司，长官为郎中、员外郎，一般说来是四个司，比如吏部、兵部、工部、礼部都是四个司，分管四大业务，而刑部，却有十三个司。 这十三个司，分别是由明朝的十三个省命名，比如胡士相，就是山东司的郎中，审个案子，竟然把十三个司的郎中全都找来，真是煞费苦心。 此即所谓集体负责制，也就是集体不负责，张问达先生水平的确高，看准了法不责众，不愿意独自背黑锅，毅然决定把大家拉下水。 大家倒没意见，反正十三个人，人多好办事，打板子也轻点。 可到审讯那天，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 除了问话的十三位郎中外，王之寀还带了一批人来旁听，加上看热闹的，足有二十多人，人潮汹涌，搞得跟菜市场一样。 这次张差真的疯了，估计是看到这么多人，心有点慌，主审官还没问，他就说了，还说得特别彻底，不但交代了庞老公就是庞保，刘老公就是刘成，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按张差的说法，他绝非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同伙，包括所谓马三舅、李外父，姐夫孔道等人，是货真价实的团伙作案。 精彩的还没完，在审讯的最后，张差一鼓作气，说出了此案中最大的秘密：红封教。 红封教，是个邪教，具体组织结构不详，据张差同志讲，组织头领有三十六号人，他作案，就是受此组织指使。 一般说来，凑齐了三十六个头领，就该去当强盗了，这话似乎太不靠谱，但经事后查证，确有其事，刑部官员们再一查，就不敢查了，因为他们意外发现，红封教的起源地，就是郑贵妃的老家。 而据某些史料反映，郑贵妃和郑国泰，就是红封教的后台。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因为和同时期的白莲教相比，这个红封教发展多年，却发展到无人知晓，有如此成就，也就是郑贵妃这类脑袋缺根弦的人才干得出来。 张差确实实在，可这一来，就害苦了浙党的同胞们，审案时丑态百出，比如胡士相先生，负责做笔录，听着听着写不下去了，就把笔一丢了事，还有几位浙党郎中，眼看这事越闹越大，竟然在堂上大呼一声： “你自己认了吧，不要涉及无辜！” 但总的说来，浙党还是比较识相的，眼看是烂摊子，索性不管了，同意如实上报。 上报的同时，刑部还派出两拨人，一拨去找那几位马三舅、李外父，孔道姐夫，另一拨去皇宫，找庞保、刘成。 于是郑贵妃又开始哭了，几十年来的保留剧目，屡试不爽，可这一次，万历却对她说： “我帮不了你了。” 这是明摆着的，张差招供了，他的那帮外父、姐夫一落网，再加上你自己的太监，你还怎么跑？ 但老婆出事，不管也是不行的，于是万历告诉郑贵妃，而今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她，而这个人不是自己。 “唯有太子出面，方可了解此事。” 还有句更让人难受的话： “这事我不管，你要亲自去求他。” 郑贵妃又哭了，但这次万历没有理她。 于是不可一世的郑贵妃收起了眼泪，来到了宿敌的寝宫。 事实证明，郑小姐装起孙子来，也是巾帼不让须眉，进去看到太子，一句不说就跪，太子也客气，马上回跪，双方爬起来后，郑贵妃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真没想过要害你，那都是误会。 太子也不含糊，反应很快，一边做垂泪状（真哭是个技术活），一边说，我明白，这都是外人挑拨，事情是张差自己干的，我不会误会。 然后他叫来了自己的贴身太监王安，让他当即拟文，表明自己的态度。随即，双方回顾了彼此间长达几十年的传统友谊，表示今后要加强沟通，共同进步，事情就此圆满结束。 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史料，其主题意境是，郑贵妃很狡诈，朱常洛很老实，性格合理，叙述自然，所以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我发现了另一段史料，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 开头是相同的，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万历说自己没办法，但接下来，事情出现变化——他去找了王皇后。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因为皇后没有帮派，还有威望，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了。 皇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 “此事我也无法，必须找太子面谈。” 很快，老实太子来了，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此事必有主谋！” 这句话一出来，明神宗脸色就变了，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伸个指头出来，对天大呼： “如果这事是我干的，我就全家死光（奴家赤族）！” 这句话说得实在太绝，于是皇帝也吼了一句： “这是我的大事，你全家死光又如何（稀罕汝家）？！” 贵妃发火了，皇帝也发火了，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 “我看，这件事情就是张差自己干的。” 说这句话的人，就是太子朱常洛。虽然几秒钟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地要求追查幕后真凶。 于是大家都满意了，为彻底平息事端，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二十八日，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露面了。他召来了内阁大臣、文武百官，以及自己的太子，皇孙，当众训话，大致意思是： 自己和太子关系很好，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少来瞎搅和，此案是张差所为，把他干掉了事，就此定案，谁都别再折腾。 太子的表现也很好，当众抒发父子深情，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句号。 一天后，张差被凌迟处死，十几天后，庞保和刘成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刑部大牢里，就杀人灭口而言，干得也还算相当利落。 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史称明宫三大案之“梃击”。 梃击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争议极大，有很多疑点，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 因为郑贵妃要想刺杀太子，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到天桥附近找个把卖狗皮膏药的，应该也不是问题，选来选去就找了个张差，啥功夫没有，还养了他三年。这且不论，动手时连把菜刀都没有，拿根木棍闯进宫，就想打死太子，相当无聊。 所以有些人认为，梃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希望混水摸鱼，借机闹事，甚至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因为这事过于扯淡，郑贵妃不傻，绝不会这么干。 但我的看法是，这事是郑贵妃干的，因为她的智商，就是傻子水平。 对于梃击案，许多史书的评价大都千篇一律，郑贵妃狡猾，万历昏庸，太子老实，最后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 这都是蒙人的。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郑贵妃是个蠢人，万历老奸巨滑，太子也相当会来事，而东林官员们，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被一群想挑事的人利用，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镇了下来，仅此而已。 之所以详细介绍此事，是因为我要告诉你：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你将逐渐发现，许多你曾无比熟悉的人，其实十分陌生，许多你曾坚信的事实，其实十分虚伪，而这，不过是个开头。 日落西山 第七章 不起眼的敌人 以上，就是万历同志执政四十余年的大致成就，具体说来，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 先斗倒张居正，再斗争国本、妖书、梃击，言官、大臣、首辅轮番上阵，一天到晚忙活这些事，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是不怎么管了，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文书送上去，理都不理。而更滑稽的是，最大的受害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员。 在万历年间，如果你考上进士，也别高兴，因为考上了，未必有官做。 一般说来，朝代晚期，总会出现大量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摊派剥削，但我可以很负责地讲，万历年间这个问题很不严重，因为压根就没官。 老子曾经说过，最好的国家，是老百姓不知道统治者是谁，从某个角度讲，万历同志做到了。 按照以往制度，六部给事中的名额，应该是五十余人，而都察院的名额，应该是一百余人。可到了万历三十五年，六部给事中只有四个人，而且其中五个部没有都给事中，连个管事的都没有，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竟然只剩下五个人，干几十个人的活，累得要死。 更要命的是，都察院是监察机构，经常要到全国各地视察，五个人要巡全国十三个省，一年巡到头，连家都回不去，其中最惨的一位兄弟，足足在外巡了六年，才找到个替死鬼，回了京城。 基层御史只有五个，高层御史却是一个都没有，左都御史、右都御史经常空缺，都察院考勤都没人管，来不来，干不干，全都靠自觉。 最惨的，还是中央六部，当时的六部，部长副部长加起来，一共只有四个。礼部没有部长，户部只有一个副部长，工部连副部长都没有，只有几个郎中死顶。 其实候补进士很多，想当官的人也多，可是万历同志就是不批，你能咋办？ 最搞笑的是，即使万历批了，发了委任状，你也当不了官。 比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朝廷实在顶不住了，死磨硬泡，才让万历先生批了几百名官员的上任凭证。可是几个月过去了，竟然无人上任，再一查才知道，凭证压根就没发。 因为根据规定，发放凭证的是吏部都给事中，可这个职位压根就没人，鬼来发证？ 官员倒霉不说，还连累了犯人，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 刑部大牢里已经关了上千名犯人，一直没人管，有些小偷小摸的，审下来也就是个治安处罚，却被关了好几年，原因很简单，刑部长官退了，又没人接，这事自然无人理。 不过犯人还是应该感到幸运，毕竟管牢房伙食的人还在。 当官很难，辞官也难，你今天上完班，说明天我不干了，谁都不拦你，但要等你的辞职报告批下来，估计也得等个几年。如果你等不及了，就这么走也行，没人追究你。 总而言之，万历的这个政府，基本属于无政府，如此看来，他应该属于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如此超前，着实不易。 一般说来，史料写到这段，总是奋笔疾书，痛斥万历昏庸腐朽，政府实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我看来，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就是无知。 因为事实绝非如此。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 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滋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初的时候，出去逛要村里开介绍信，未经许可乱转，抓住就是充军。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连户口（黄册）都不要了，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 至于日常活动，那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就没官，也没人收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明代的农民工。 这帮人也很自由，今天给你干几天，明天给他干几天，雇主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虽说也有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民工工资，但大体而言，还算是守规矩。 久而久之，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就是《金瓶梅》、三言等等。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书籍大都含有封建糟粕，应该限制传播，至少也要写个此处划掉多少字之类的说明，但当时连政府都没人管，哪有人理这个，什么足本善本满天飘，肆无忌惮。 穿衣服也没谱，朱元璋那时候，衣服的材料、颜色，都要按身份定，身份不到就不能穿，穿了就要打屁股，现在是没人管了，想穿什么穿什么，还逐渐出现了性别混装，也就是男人穿女装，涂脂抹粉，搞女性化（不是太监），公然招摇过市，还大受欢迎。 穿女装还好，而更耸人听闻的是，经常有些人（不是个把），什么都没穿，光着身子在市面上走来走去，即所谓裸奔。刚奔的时候还有人喊，奔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至于思想，那更是没法说，由于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特别是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狂得没边，什么孔子孟子，三纲五常，那都是“放屁”、“假道学”，总而言之，打倒一切权威，藐视一切准则。 封建礼教也彻底废了，性解放潮流席卷全国，按照“二拍”的说法，女人离异再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艳情小说极其流行，涌现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明代艳情文学，大都是那时的产物。 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无话可说了。 自然经济，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 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 然而这个世界，终究被毁灭了。 毁灭的起因，是一个人。这人的名字，叫李成梁。 【不世之功臣】 李成梁，是一个猛人，还不是一般的猛。 他出生于嘉靖五年（1526），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算是高级军官，可到他这辈，混得相当差劲，家里能卖的都卖了，非常穷，穷得连进京继承官职的路费都没有。 他本人也混得很差，直到四十岁，还是个穷秀才。后来找人借钱，好歹凑了个数（继承官职，是要行贿的），这才捞到官位，还真不是一般的惨。 但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辽东很乱，虽然俺答部落改行做了生意，不抢了，但其他部落看俺答发了财，自己又没份，更不消停，一窝蜂地来抢，什么插汉部、泰宁部、朵颜部、王杲部，乱得一塌糊涂，乱到十年之内，竟然有三位明朝大将战死。 然后李成梁来了，然后一切都解决了。 打仗，实际上和打麻将差不多，排兵布阵，这叫洗牌，掷色子，就是开打，战况多变，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而要想赢牌，一靠技术，二靠运气。 靠死运气，怎么打怎么赢，所谓福将。 靠死里打，怎么打怎么赢，所谓悍将。 李成梁，应该是福将加悍将。 隆庆四年（1570），李成梁到辽东接任总兵，却没人办交接手续，因为前任总兵王首道，是被蒙古人干掉的。 当时辽东的形势很乱，闹事的部落很多，要全列出来，估计得上百字，大致说来，闹得最凶的有如下几个： 蒙古方面：插汉部，首领土蛮。泰宁部，首领速巴亥。朵颜部，首领董狐狸。 女真方面：建州女真，王杲部。海西女真，叶赫部、哈达部，首领清佳努、孟格部禄。 这些名字很难记，也全都不用记，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李成梁干掉。 以上这些人中，最不消停的，是土蛮。他的部落最大，人最多，有十几万人，比较团结，具体表现为抢劫时大家一起来，每次抢的时候，都是漫天烟尘，铺天盖地，明军看到就跑，压根无法抵挡。 所以李成梁来后，第一个要打的，就是这只出头鸟。 自从李大人出马后，土蛮就从没舒坦过。从万历元年起，李成梁大战五次，小战二十余次，基本算是年年打，月月打。 总打仗不奇怪，奇怪的是，李成梁每次都打赢。 其实他的兵力很少，也就一两万人，之所以每战必胜，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技术问题，他属下的辽东铁骑，每人配发三眼火铳，对方用刀，他用火枪，明明白白就欺负你。 其次是战术问题，李成梁不但骁勇善战，还喜欢玩阴招，对手来袭时，准备大堆财物，摆在外面，等蒙古人下马抢东西，他就发动攻击。此外，他还不守合同，经常偷袭对手，靠这两大优势，十年之内，他累计斩杀敌军骑兵近五万人，把土蛮折腾得奄奄一息。 看到这段史料，再回忆起他儿子李如松同志的信用问题，不禁感叹：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 土蛮歇了，泰宁也很惨，被打得到处跑不说，万历十年（1582），连首领速巴孩都中了埋伏，被砍了脑袋。 蒙古休息了，女真精神了。 女真，世代居住于明朝辽东一带，到万历年间，主要分为四个部落：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黑龙江女真、东海女真。 黑龙江和东海的这两拨人，一直比较穷，吃饭都成问题，连抢劫的工具都没有，基本上可以忽略。 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建州女真。 当时的建州女真，头领叫做王杲，这人用今天的话说，是个给脸不要脸的人。 他原本在这里当地主，后来势力大了，明朝封他当建州卫指挥使，官位不低，这人不满意，自封当了都督。 王杲的地盘靠近抚顺，明朝允许他和抚顺做生意，收入很高，这人不满意，诱杀了抚顺的守将，非要去抢一把。 因为他经常不满意，所以李成梁对他也不满意，万历元年（ 1573），找个机会打了一仗。 开始明军人少，王杲占了便宜，于是他又不满意了，拼命地追，追到后来，进了李成梁的口袋，又拼命跑，从建州跑到海西，李将军也是个执着的人，从建州追到海西，王杲束手无策，只能投降。 投降后，属下大部被杀，他本人被送到京城，剐了。 但在乱军之中，有一个人跑了，这个人叫阿台，是王杲的儿子。 十年后，祸患即由此而起。 建州女真完了，下一个要解决的，是海西女真。 海西女真中，第一个被解决的，是叶赫部。 应该承认一点：李成梁除掉叶赫部的方法，是相当无耻的。 万历十一年（1583），叶赫部首领，贝勒清佳努率两千余人来到开原，准备进行马市贸易。在这里，他们将用牲畜换取自己所需的各种物资。 高兴而来，满载而归，过去无数次，他们都是这样做的。 然而这次不同。 当他们准备进入开原城时，守城明军拦住了他们，说： “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 清佳努想了一下，回答： “好的，我只带三百人进城。” 但当他入城后，才惊奇地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没有拥挤的人流，只是一片空地。 然后，他听到了炮声。 炮声响起的同时，城外的李成梁下达了攻击令，数千名明军蜂拥而起，短短几分钟之内，清佳努和三百随从全部被杀，城外的明军也很有效率，叶赫部只跑掉了四百四十人。 然后是哈达部。 相对而言，哈达部人数少，也不怎么惹事，李成梁本来也没打算收拾他们。但不幸的是，哈达部有个孟格部禄，孟格部禄又有个想法： 和叶赫部联合。 这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李成梁先生的目标，并不是蒙古，甚至也不是女真，他选择敌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强大。 强大，强大到足以威胁帝国的程度，就必须消灭。 本着这一指导原则，李成梁偷袭了哈达部，将部落主力歼灭，解决了这个问题。 自隆庆四年至万历十九年，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李成梁把辽东变成了静土，并不干净，却很安静。 如果各部落团结，他就挑事，挑出矛盾后，就开始分类。听话的，就给胡萝卜吃；不听话的，就用大棒。多年来，他作战上百次，大捷十余次，歼敌十多万人，年年立功受奖，年年升官发财，连戚继光都要靠边站，功绩彪炳，无懈可击。 除了万历十一年的那一场战役。 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得到了一个消息：阿台出现了。 从战火中逃离的阿台，带着对明朝的刻骨仇恨，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经过十年不懈的杀人抢劫，他成功地由小土匪变成了大强盗，并建立了自己的营寨，继续与明朝对抗。 对付这种人，李成梁的办法有，且只有一个。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他自抚顺出兵，攻击阿台的营寨。 攻击没有想象中顺利，阿台非常顽强，李成梁竭尽全力，放火强攻全用上，竟然未能攻克，无奈之下，他找来了两个帮手。 这两个帮手，实际上是帮他带路的向导，一个叫尼堪外兰，另一个，叫觉昌安。 这两位都是当地部落首领，所以李成梁希望他们出面，去找阿台谈判，签个合同把事情结了。 当然了，遵不遵守合同，那就另说了，先把人弄出来。 两个人就这么去了，但是，李成梁疏漏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动机。 同为建州女真，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动机，和不同的身份。 尼堪外兰是附近的城主，之所以帮助李成梁，是因为除掉阿台，他就能够获得利益。 而觉昌安跑过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孙女——阿台是他的孙女婿。 当两人来到城寨下时，不同的动机，终将导致不同的行为。 觉昌安对尼堪外兰说，我进去劝降，你在外面等着，先不要动手。 尼堪外兰同意。 觉昌安进入城内，见到了阿台，开始游说。 很可惜，他的口才实在不怎么样，说得口干舌燥，阿台压根就没反应。 时间不断逝去，等在城外的尼堪外兰开始不耐烦了。 但他很明白，觉昌安还在里面，无论如何不能动手。 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李成梁的使者来了，只传达了一句话： “为何还未解决？” 对李成梁而言，这只是个普通的催促。 但这句话，在尼堪外兰的脑海中，变成了命令。 他之所以跑来，不是为了觉昌安，更不是为阿台，只是为了利益和地盘，为了李成梁的支持。 于是，他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他走到城寨边，用高亢的声音，开始了自己的谈判： “天朝大军已经到了，你们已经没有出路，太师（指李成梁）有令，若杀掉阿台者，就是此地之主！” 这是一个谎言。 所谓封官许愿，是尼堪外兰的创造，因为李成梁虽不守信用，但一个小小的营寨，打了就打了，还犯不着许愿开支票。 但事实证明，人穷志短，空头支票，也是很有号召力的。 应该说，游牧民族是比较实诚的，喊完话后，没有思想斗争，没有激烈讨论，就有人操家伙奔阿台去了。 谁先砍的第一刀无人知晓，反正砍他的人是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最后被乱刀砍死，连觉昌安也未能幸免。 虽然城外的李成梁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该干什么，趁乱带兵杀了进去。 因为他不知道尼堪外兰的那个合同（估计知道了也没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顾忌，办事也绝了点——城内共计两千三百人，无一生还。 和觉昌安一起进城的，还有他的儿子塔克世，同样死在城里。 不过对于李成梁而言，这实在无关紧要，多死个把人无所谓，在他的战斗生涯中，这只是次微不足道的战斗，打扫战场，捡完人头报功，回家睡觉。 尼堪外兰倒是高兴，虽然觉昌安是惨了点，毕竟讨好了李成梁，也算大功告成。 但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人已经点燃了火种，燎原冲天的烈焰，终将由此而起。他是觉昌安的孙子，他是塔克世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 【万世之罪首】 努尔哈赤很气愤——他应该气愤，他的祖父、父亲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看起来，李成梁害死了他的两位亲人，实际上，是五个。 如果你还记得，觉昌安所以入城，是为了阿台的妻子，自己的孙女，当然，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她也死在乱军之中，这是第三个。 而阿台，自然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他是第四个，然而，他和努尔哈赤的关系，远比你想象得复杂得多。 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生于赫图阿拉，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女真世袭贵族，曾任建州左卫指挥使。 滑稽的是，虽说家里成分很高，努尔哈赤的生活档次却很低，家里五兄弟，他排行老大，却很像小弟，从小就要帮着干活，要啥没啥。 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女真部落，大都穷得掉渣，所谓女真贵族，虽说不掉渣，但也很穷，所以为了生计，小时候的努尔哈赤曾到他的外祖父家暂住。 他的外祖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杲。 现在，先洗把脸，整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努尔哈赤的母亲是王杲的女儿，也就是说，阿台是努尔哈赤的舅舅，但是阿台又娶了努尔哈赤的堂姐，所以他又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这还好，要换到努尔哈赤他爹塔克世这辈，就更乱了，因为阿台既是他的侄女婿，又是他的小舅子。 乱是乱了点，考虑到当时女真族的生存状态，反正都是亲戚，也算将就了。 你应该能理解努尔哈赤有多悲痛了，在李成梁的屠刀之下，他失去了祖父觉昌安、外祖父王杲、父亲塔克世、堂姐XX（对不起，没查到）以及舅舅阿台（兼堂姐夫）。 悲痛的努尔哈赤找到了明朝的官员，愤怒地质问道： “我的祖父、父亲何故被害，给我一个说法！” 明朝的官员倒还比较客气，给了个说法： “对不住，我们不是故意的，误会！” 很明显，这个说法不太有说服力，所以明朝官员还准备了一份礼物，以安抚努尔哈赤受伤的心灵。 这份礼物是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一份都督的任免状。 马和任免状大家都知道，我解释一下这敕书是个什么玩意。 所谓敕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贸易许可证。 当时的女真部落，住在深山老林，除了狗熊啥都缺，过日子是过不下去了，要动粗，抢劫的经验又比不上蒙古，明朝不愿开放互市，无奈之下，只好找到了这个折衷的方式，一道敕书，就能做一笔生意。 三十分敕书，就是三十笔生意。 明朝的意思很明白，人死了，给点补偿费，你走人吧。 客观地讲，这笔补偿费实在有点低，似乎无法平息努尔哈赤的愤怒。 然而他接受了。 他接受了所有的一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然后，他召集了族人，杀死了一头牛，举行了祭天仪式，拿出了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 收了赔偿金再起兵，和收了钱不办事，似乎是异曲同工。但无论如何，努尔哈赤向着自己的未来迈出了第一步。这一年，他二十五岁。 按照许多史料书籍的说法，下面将是努尔哈赤同志的光荣创业史，先起兵杀死尼堪外兰，然后统一建州女真，打败海西女真最强的叶赫部落，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统一女真。 最后是基本类同的几句评价：非常光辉、非常励志、非常艰苦等等。 本人同意以上评语，却也要加上四个字：非常诡异。 据说努尔哈赤从小住在林子里，自己打猎、采集蘑菇，到市集上换东西，生活艰苦，所以意志坚定，渴了喝泉水，饿了啃人参，所以身体强壮，天赋异禀，无师自通，所以极会打仗。 有以上几大优惠条件，所以十三副铠甲起兵，便不可收拾。 这绝不可能。 努尔哈赤起兵时，他的武器是弓箭，不是导弹，他带着十三副铠甲，不是十三件防弹衣，在当时众多的女真部落中，他只不过是个小人物。 然而这个小人物，只用了三十多年，就统一了女真、建立了政权，占据了原本重兵集结的辽东，并正式向明朝挑战。 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得到了帮助。 而帮助他的这个人，就是李成梁。 我并不是阴谋论者，却惊奇地发现，无数的清代史料书籍中，都详细地描述了祖父觉昌安的惨死、李成梁的冷漠残酷、努尔哈赤的无助，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李成梁的朋友、好朋友。 据某些笔记的记载，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前很早就认识了，不但认识，努尔哈赤还给李成梁打过下手，他们之间，还有一段极为神秘的纠葛。 据说努尔哈赤少年时，曾经因为闹事，被李成梁抓回来管教，不久之后，努尔哈赤被释放了，不是李成梁放的。 放走努尔哈赤的，是李成梁的老婆（小妾），而她放走努尔哈赤的理由也很简单——这人长得好（奇其貌，阴纵之出）。至于他俩有无其他纠葛，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相关的说法还有很多，什么努尔哈赤跟李成梁打过仗，一同到过京城，凡此种种，更不可思议的是，据说努尔哈赤和李成梁还是亲家： 努尔哈赤的弟弟，叫做舒尔哈齐，这位舒尔哈齐有个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 而种种迹象表明，勇敢而悲痛的努尔哈赤，除了会打仗、身体好外，似乎还很会来事儿。他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拍起马屁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明史学者孟森语）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努尔哈赤和李成梁家族，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联系。 当你知道了这一点，再回头审视此前的几条记录，你就会发现，这个流传久远的故事的第二版本，以及隐藏其后的真正秘密。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努尔哈赤祖父、父亲被误杀，努尔哈赤接受委任，管理部落。 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努尔哈赤部的死敌，海西女真中最强大的叶赫部贝勒清佳努被讨伐，所部两千余人全部被杀，势力大减。 此后不久，努尔哈赤率兵攻打尼堪外兰，尼堪外兰自认有功，投奔李成梁，李成梁把他交给了努尔哈赤。 万历十五年（1587），海西女真哈达部孟格部禄联合叶赫，被李成梁发现，随即攻打，斩杀五百余人。 万历十六年（1588），叶赫部再度强大，李成梁再次出击，杀死清佳努的儿子那林脖罗，斩杀六百余人，叶赫部实力大损，只得休养生息。 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赤终于统一建州女真，成为了女真最强大的部落。 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努尔哈赤，海西女真叶赫部联合哈达部、蒙古科尔沁部等九大部落，组成联军，攻击努尔哈赤，失败，被杀四千余人，史称“古勒山之战”。 战后，努尔哈赤将叶赫部首领分尸，一半留存，一半交叶赫部。 自此，叶赫部与爱新觉罗部不共戴天。据说其部落首领于战败之时，曾放言如下： “我叶赫部若只剩一女子，亦将倾覆之！” 叶赫部居住于那拉河畔，故又称叶赫那拉。 李成梁做了件不公道的事情，他扶植了努尔哈赤，培养了明朝的敌人。 但公道地讲，他并不是故意的，更不是所谓的汉奸。 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努尔哈赤，不过是一只柔弱的猫，给他吃穿，让他成长，最后成为一只温顺、听话的猫。 这只猫逐渐长大了，它的身躯变得强壮，叫声变得凄厉，脚掌长出了利爪，最后它亮出了獠牙。至此，我们终于知道，它不是猫，而是老虎，它不是宠物，而是野兽。 但李成梁的观察能力，那真不是普通的差。 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在此之前，他已打垮了蒙古、叶赫、哈达以及所有强大的部落，除了努尔哈赤。 非但不打，还除掉了他的对手，李成梁实在是个很够意思的人。 十年后，李成梁再次上任，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极其壮大，但在李成梁看来，他似乎还是那只温顺的猫，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放弃六堡。 六堡，是明代在辽东一带的军事基地，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若丢失此处，女真军队将纵横辽东、不可阻挡。 而此时的六堡，没有大兵压境，没有粮食饥荒，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不需要、不能放弃。 然而李成梁放弃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成梁正式放弃六堡，并迁走了这里的十余万居民，将此地拱手让给了努尔哈赤。 这是一个错误的抉择，也是一个无耻的抉择，李成梁将军不但丢失了战略重地，毁灭了十余万人的家园，还以此向朝廷报功，所谓“招抚边民十余万”，实在不知世上有羞耻二字。 努尔哈赤毫无代价地占领六堡，明朝的繁荣、富饶，以及虚弱全部暴露在他的面前，那一刻，他终于看到了欲望，和欲望实现的可能。 万历四十三年（1615），李成梁去世，年九十，不世之功臣，千秋之罪首。 建功一世，祸患千秋，万死不足恕其罪！ 几个月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称天命汗。这说明他还是很给李成梁面子的，至少给了几个月的面子。 海西女真、叶赫部、哈达部，这些名词已不复存在，现在的女真，是唯一的女真，是努尔哈赤的女真，是拥有自己文字（努尔哈赤找人造出来的）的女真，是拥有八旗制度，和精锐骑兵部队的女真。 辽东已经容不下努尔哈赤了，他从来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老百姓，也不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当现有的财富和土地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时，眼前这个富饶的大明帝国，将是他的唯一选择。 好了，面具不需要了，伪装也不需要了，唯一要做的，是抽出屠刀，肆无忌惮地砍杀他们的士兵，掳掠他们的百姓，抢走他们的所有财富。 杀死士兵，可以得到装备马匹，掳掠百姓，可以获得奴隶，抢夺财富，可以强大金国。 当然了，这些话是不能明说的，因为一个强盗，杀人放火是不需要借口的，但对一群强盗而言，理由，是很有必要的。 万历四十六年（1618）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发出了战争的宣告： “今岁（年），必征大明国！” 光叫口号是不够的，无论如何，还得找几个开战的理由。 四月，努尔哈赤找到了理由，七个。 此即所谓七大恨，在文中，努尔哈赤先生列举了七个明朝对不住他的地方，全文就不列了，但值得表扬的是，在挑事方面，这篇文章，还真是下了点功夫。 祖父、父亲被杀，自然是要讲下的，李成梁的庇护，自然是不会提的，某些重大事件，也不能放过。比如边界问题：擅自进入我方边界。经济问题：割了我们这边的粮食。外交问题：十名女真人在边界被害（这个理由好像很眼熟）。 其中，最有意思的理由是：明朝偏袒叶赫、哈达部，对自己不公。 对于这句话，明朝有什么看法不好说，但被李成梁同志打残无数次的叶赫和哈达部，应该是有话要讲的。 这个七大恨，后来被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许多人驳斥过，凑热闹的事我就不干了。我只是认为，努尔哈赤先生有点多余，想抢，抢就是了，想杀，杀就是了，何苦费那么大劲呢？ 杀死一切敢于抵抗的人，抢走一切能够抢走的东西，占领一切能够占领的土地，目的十分明确。 抢掠，其实无须借口。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将他的马刀指向了第一个目标——抚顺。 有一位古罗马的将领，在与日耳曼军队征战多年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他们不懂军事，却很彪悍，不懂权谋，却很狡猾。 这句简单的话，蕴藏着深厚的哲理。 很多人说过，最好的老师，不是特级教师，不是名牌学校，而是兴趣。 但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在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是生存。 为了一块土地，为了一座房子，为了一块肉，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熟悉杀戮的技巧、掌握抢劫的诀窍，无须催促、无须劝说，在每一天生与死的较量中，懂得生存，懂得如何去生存。 生存很困难，所以为了生存，必须更加狡诈、必须更加残暴。 所以在抚顺战役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纵横驰骋的游牧骑兵，光明正大的英勇冲锋，而是更为阴险狡诈的权谋诡计。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抵达抚顺近郊。 但他并没有发动进攻，却派人向城里散布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的内容是，明天，女真部落三千人，将携带大量财物来抚顺交易。 抚顺守将欣然应允，承诺打开城门，迎接商队的到来。 第二天（十五日）早晨，商队来了，抚顺打开了城门，百姓商贩走出城外，准备交易。 然后，满脸笑容的女真商队拿出了他们携带的唯一交易品——屠刀。 贸易随即变成了抢掠，商队变成了军队，很明显，女真人做无本生意的积极性要高得多。 努尔哈赤的军队再无须隐藏，精锐的八旗骑兵，在“商队”的帮助下，向抚顺城发动了进攻。 守城明军反应很快，开始组织抵抗，然而没过多久，抵抗就停止了，城内一片平静。 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变化，努尔哈赤并不惊讶，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很快，他就见到了计划中的那个关键棋子——李永芳。 李永芳，是抚顺城的守将之一，简单介绍下——是个叛徒。 他出卖抚顺城，所换来的，是副将的职称，和努尔哈赤的一个孙女。 抚顺失陷了，努尔哈赤抢到了所有能够抢到的财物、人口，明朝遭受了重大损失。 明军自然不肯干休，总兵张承胤率军追击努尔哈赤，却遭遇皇太极的伏兵，阵亡，全军覆没。 抚顺战役，努尔哈赤掠夺了三十多万人口、牛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对努尔哈赤而言，继续抢下去，有很多的理由。 女真部落缺少日常用品，拿东西去换太麻烦，发展手工业不靠谱，抢来得最快。而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女真正在闹灾荒，草地荒芜，野兽数量大量减少，这帮大爷又不耕地，粮食不够，搞得部落里怨声载道，矛盾激化。 所以继续抢，那是一举多得，既能够填补产业空白，又能解决吃饭问题，而且还能转嫁矛盾。 于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七月，他再次出击，这次，他的目标是清河。 清河，就是今天的辽宁本溪，此地是通往辽阳、沈阳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而清河的失陷过程也再次证明，努尔哈赤，实在是个狡猾狡猾的家伙。 七月初，他率军出征，却不打清河，反而跑到相反方向去闹腾，对外宣称是去打叶赫部，然后调转方向，攻击清河。 到了清河，也不开打，又是老把戏，先派奸细，打扮成商贩进了城，然后发动进攻，里应外合，清河人少势孤，守军一万余人全军覆没。 之后的事情比较雷同，城内的十几万人口被努尔哈赤全数打包带走，有钱、有奴隶、有粮食，空白填补了，粮食保证了，矛盾缓和了。 但他留下的，是一片彻底的白地，是无数被抢走口粮而饿死的平民，是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痛苦、无助。 无论什么角度、什么立场、什么观点、什么利益、什么目的、什么动机、什么想法、什么情感、什么理念、都应该承认一点，至少一点： 这是抢掠，是自私、无情、带给无数人痛苦的抢掠。 〖征服的荣光背后，是无数的悲泣与哀嚎。 ——本人语〗 日落西山 第八章 萨尔浒 【会战】 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 他的战役指挥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抚顺、清河以及之后一系列战役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无论是判断对方动向，选择战机、还是玩阴耍诈，都可谓是无懈可击。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在那两个人尚未出现之前。 但对明朝而言，这位十分优秀的军事家，只是一名十分恶劣的强盗。不仅恶劣，而且残忍。 清河、抚顺战役结束后，抢够杀完的努尔哈赤非但没有歉意，不打收条，还做了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 他挑选了三百名当地平民，在抚顺关前，杀死了二百九十九人，只留下了一个。 他割下了这个人的耳朵，并让他带回一封信，以说明自己无端杀戮的理由： “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就约定时间作战！如果认为我做得对，你就送金银布帛吧，可以息事宁人！” 绑匪见得多了，但先撕票再勒索的绑匪，倒还真是第一次见。 明朝不是南宋，没有送礼的习惯。他们的方针，向来是不向劫匪妥协，何况是撕了肉票的劫匪。既然要打，那咱就打真格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明军集结完毕，向赫图阿拉发起进攻。 明军共分东、西、南、北四路，由四位总兵率领，统帅及进攻路线如下： 东路指挥刘綎，自朝鲜进攻。 西路指挥官杜松，自抚顺进攻。 北路指挥官马林，自开原进攻。 南路指挥官李如柏，自清河进攻。 进攻的目标只有一个，赫图阿拉。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系由各地抽调而来，而这四位指挥官，也都大有来头。 李如柏的身份最高，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的弟弟，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很会打仗，比较扯淡。 马林的父亲，是马芳，这个人之前没提过，但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个文人，都当上了总兵。至于马先生的作战水平，相信你已经清楚。 这两路的基本情况如此，就指挥官来看，实在没什么戏。 但另外两路，就完全不同了。 东路指挥官刘綎，也是老熟人了。使六十多斤的大刀，还“轮转如飞”，先打日本，后扫西南，“万历三大征”打了两大征，让他指挥东路，可谓志在必得。 但四路军中，最大的主力却并不是东路，最猛的将领也并不是刘綎。这两大殊荣，都属于西路军，以及它的指挥官，杜松。 杜松，陕西榆林人，原任陕西参将，外号杜太师。 前面提过，太师是朝廷的正一品职称，拿到这个头衔的，很少很少，除了张居正外，其他获得者一般都是死人、追认。 但杜将军得到的这个头衔，确确实实是别人封的，只不过……不是朝廷。 他在镇守边界的时候，经常主动出击蒙古，极其生猛，前后共计百余战，无一败绩。蒙古人被他打怕了，求饶又没用，听说明朝官员中太师最大，所以就叫他太师。 而杜将军不但勇猛过人，长相也过人，因为他常年冲锋肉搏，所以身上脸上到处都是伤疤，面目极其狰狞，据说让人看着就不住地打哆嗦。 但这位刘綎都甘拜下风的猛人，这次前来上任，居然是带着镣铐来的，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刚犯了错误。 杜松虽然很猛，却有个毛病：小心眼。 所谓小心眼，一般是生气跟别人过不去，可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杜松先生小心眼，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比如之前，他曾经跟人吵架，以武将的脾气，大不了一气之下动家伙砍人，可是杜兄一气之下，竟然出家当和尚了。 这实在是个奇怪的事，让人怎么都想不明白，可还没等别人想明白，杜松就想明白了，于是又还俗，继续干他的杀人事业。 后来他升了官，到辽东当上了总兵，可是官升了，脾气一点没改，上阵打仗吃了亏（不算败仗），换了别人，无非写了检讨，下次再来。 可这位兄弟不知那根筋不对，竟然要自杀，好歹被人拦住还是不消停，一把火把军需库给烧了，论罪被赶回了家，这一次是重返故里。 虽说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但他的同事们惊奇地发现，这人一点没改，刚到沈阳（明军总营）报到，就开始咋呼： “我这次来，就是活捉努尔哈赤的，你们谁都别跟我抢！” 又不是什么好事，谁跟你抢？ 事实也证明，这个光荣任务，没人跟他抢，连刘綎都不敢，于是最精锐的西路军，就成为了他的部属。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大致情况也就是这样，大明人多，林子太大，什么人都有，什么鸟都飞，混人、文人、猛人，一应俱全。 说漏了，还有个鸟人——辽东经略杨镐。 杨镐，是一个出过场的人，说实话，我不太想让这人再出来，但可惜的是，我不是导演，没有换演员的权力。 作为一个无奈的旁观者，看着它的开幕和结束，除了叹息，只有叹息。 参战明军由全国七省及朝鲜、叶赫部组成，并抽调得力将领指挥。 全军共十二万人，号称四十七万，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要成事，需要十二万人，但要坏事，一个人就够了。 从这个角度讲，杨镐应该算是个很有成就的人。 自从朝鲜战败后，杨镐很是消停了一阵。但这个人虽不会搞军事，却会搞关系，加上他本人还比较老实，二十年后，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此外，他还加入了组织——浙党。 当时的朝廷首辅，是浙党的铁杆方从哲，浙党的首辅，自然要用浙党的将领，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杨镐的身上。 虽然后来许多东林党拿杨镐说事，攻击方从哲，但公正地讲，在这件事上，方先生也是个冤大头。 我查了一下，杨镐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详，但他是万历八年（1580） 的进士，考虑到他的智商和表现，二十岁之前考中的可能性实在很小，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都是有可能的。 如此算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时候，杨大爷至少也有六十多了。在当时的武将中，资历老、打过仗的，估计也就他了。 方首辅没有选择的余地。 所以，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二十一日，杨镐坐镇沈阳，宣布出兵。 下令后不久，回报： 今天下大雨，走不了。 走不了，那就休息吧。 这一休息就是四天，二月二十五日，杨镐说，今天出兵。 下令后不久，又回报： 辽东地区降雪，行军道路泥泞，请求延后。 几十年来，杨镐先生虽说打仗是不太行，做人倒还行，很少跟人红脸，对于合理化建议，他也比较接受，既然下大雨延期他能接受，下大雪延期，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不怕，坏人也不怕，就怕时好时坏、无端抽风的人。 杨镐偏偏就是个抽风的人，不知是那根筋有问题，突然发火了： “国家养士，只为今日，若临机推阻，军法从事！” 完事还把尚方宝剑挂在门外，那意思是，谁敢再说话，来一个干一个。 窝囊了几十年，突然雄起，也算可喜可贺。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让杨先生雄不起来了。 按照惯例，出师之前，要搞个仪式，一般是找个叛徒、汉奸类的人物杀掉祭旗，然后再杀几头牲口祭天。 祭旗的时候，找了抚顺的一个逃兵，一刀下去，干掉了，可祭天的时候，却出了大问题。 事实证明，有时候，宰牲口比宰人要难得多，祭天的这头牛，不知是神牛下凡，还是杀牛刀太糙，反正是用刀捅、用脚揣，折腾了好几次，才把这牛干掉。 封建社会，自然要搞点封建迷信，祭天的时候出了这事，大家都议论纷纷，然而杨镐先生却突然超越了时代，表现出了不信鬼神的大无畏精神。他坚定地下达了命令： 出征！ 然后，他就干了件蠢事，一件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事。 在出征之前，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出征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了出去，还反复叮嘱，必定要保证送到。 收信人的名字，叫努尔哈赤。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许多后人都难以理解，还有人认为，他有汉奸的嫌疑。 但我认为，以杨镐的智商，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 在杨镐看来，自己手中有十二万大军，努尔哈赤下属的全部兵力，也只有六万，手下的杜松、刘綎，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要对付山沟里的这帮游击队，毫无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杨镐认为，作为天朝大军，写这封信，是很有必要的。 在成功干掉一头牛，以及写信示威之后，四路大军正式出征，史称“萨尔浒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但在序幕拉开之前，战役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 因为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单凭这支明军，是无法消灭努尔哈赤的。 努尔哈赤的军队，虽然只有六万人，却身经百战，极其精锐，且以骑兵为主，明军就不同了，十二万人，来自五湖四海，那真叫一个东拼西凑，除杜松、刘綎部外，战斗力相当不靠谱。 以指挥水平而论，就更没法说了，要知道，这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山寨的土匪，当年跟着李成梁混饭吃，那是见过大世面的，加上这位仁兄天赋异禀，极具军事才能，如果李如松还活着，估计还有一拼，以杜松、刘綎的能力，是顶不住的。 实力，这才是失败的真相。 杨镐的错误，并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他什么也没干。 其实从他接手的那天起，失败就已注定。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要打赢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那就变成不可能了。 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还把军队分成了四部。 在这四支部队中，他把最精锐的六万余人交给了杜松，由其担任先锋。其余三部各两万人，围攻努尔哈赤。 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很合理的，但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 按照杨镐的想法，仗是这么打的：努尔哈赤要呆在赫图阿拉，不许随便乱动，等到明朝四路大军压境，光荣会师，战场上十二万对六万，（最好分配成两个对一个），也不要骑马，只能步战，然后决一死战，得胜回朝。 有这种脑子的人，只配去撞墙。 要知道，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严防死守。 这就意味着，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再加上杜将军的脑筋向来缺根弦，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必败无疑。 而当努尔哈赤听到明军四路进军的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我仿佛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 二月二十八日，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 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阻击，辎重落后，三月一日，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就地扎营。 他扎营的地点，叫做萨尔浒。 【死战】 此时的杜松，已经有点明白了，自他出征以来，大仗没有，小仗没完，今天放火明天偷袭，后勤也被切断，只能扎营固守。 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敌人就在眼前，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情况非常不利，部下建议，应撤离此地。 但他并未撤退，却将手下六万人分为两部，分别驻守于吉林崖和萨尔浒。 杜松并未轻敌，事实上，他早已判定，隐藏在自己附近的，是女真军队的主力，且人数至少在两万以上。 以自己目前的兵力，攻击是不可能的，但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没有撤退的必要。 应该说，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只有一点不同——埋伏在这里的，并不是女真部队的主力，而是全部。 刘綎的运气相当不好（或者说是相当好），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走后不久就迷了路，敌人没找着他，当然，他也没找到敌人。 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开始专心寻找刘綎。 三月初四，他找到了。 此时，刘綎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是努尔哈赤的四分之一。胜负未战已分。 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綎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却等来了一个使者，杜松的使者。 使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传达杜松的命令，希望刘綎去与他会合。 此时，杜松已经死去，所以这个使者，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 但是刘綎并没有上当，他当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 不过他回绝的理由，确实有点搞笑： “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 这下连假使者也急了，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堆好话，刘綎才最终同意，前去与杜松会师。 然后，他依据指引，来到了一个叫阿布达里岗的地方，这里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 在这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 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发动攻击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寡不敌众、深陷重围，必败无疑，必死无疑。 但刘綎仍然镇定地拔出了刀，开始奋战。 之后的一切，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 〖阵乱，綎中流矢，伤左臂，又战，复伤右臂、犹鏖战不已，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 用今天的话说，大致是这样： 阵乱了，刘綎中箭，左臂负伤，继续作战。 在战斗中，他的右臂也负伤了，依然继续奋战。 身陷重围无援，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依然继续奋战，左冲右杀。 最后，他杀死了数十人，战死。 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的将领的最后记录。 这是一段毫无感情，也无对话的文字，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我听了刘綎最后的遗言和呼喊： 宁战而死，绝不投降！ 刘綎战死，东路军覆灭。 现在，只剩下南路军了。 南路军的指挥官，是李如柏。 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此时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 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除因跑得过快，自相践踏死了点人外，毫发无伤。 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但他的运气却实在很好，竟然能够全身而退。 或许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运气。 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他是李成梁的儿子，而且他还曾经娶过一个女子，可这位女子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 无论是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反正他是回来了。 但在战争，尤其是败仗中，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 回来后，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鄙视。 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了，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他选择了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消息传回京城，万历震怒了。 我说过，万历先生不是不管事，是不管小事，打了这么个烂仗，实在太过窝囊。 觉得窝囊了，自然要找人算帐，几路总兵都死光了，自然要找杨镐。 杨镐倒是相当镇定，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他回来后，言官弹劾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 可这事实在是太大了，皇帝下旨追查，言官拼命追打，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三天两头上书，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又攻陷了铁岭，几棍子抡下来，实在是扛不住了。 不久后，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审讯判处死刑，数年后被斩首。 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歇着，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 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 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许多地方不见敌人，听到风声就跑，老百姓跑，当兵的也跑，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竟然主动把马饿死。 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粮食也没有，对努尔哈赤而言，此地已经唾手可得。 但他终究没有得到，因为接替杨镐的人已经到任。他的名字，叫做熊廷弼。 熊廷弼，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湖北武汉）人，自小聪明好学，乡试考中第一，三十岁就成为进士，当上了御史。 可此人脾气太坏，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坏到当了二十年的御史都没升官。 他还有个嗜好——骂人，且骂得很难听，后来连他都察院的同事都受不了，压根不搭理他，基本算是人见人厌。 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相信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下场休息去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大战后，在一片混乱之中，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进入了辽东。 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开原还没有失陷，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连铁岭都丢掉了。 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才发现，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已几乎是一座空城。 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稳定局势，叫来一个，竟然吓得直哭，打死都不敢去，再换一个，刚刚走出城，就跑回来了，说打死也不敢再走。 于是熊廷弼说： “我自己去。” 他从辽阳出发，一路走一路看，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 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捷、王文鼎等几位逃将。 安置了平民，整顿了士兵，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 逃将求饶，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何必要杀我们。 熊廷弼说：如果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 然后，他去见了李如桢。 李如桢是铁岭的守将，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他却一直呆在沈阳。 不但一直呆在沈阳，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他连救兵都不派，坐视铁岭失守，让人十分费解，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另有密谋。 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 你给我滚。 李如桢当时还是总兵，不是说免就能免的，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李总兵当即就滚了，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最后被关入监狱，判处死刑（后改充军）。 至此，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除李如松外，都没啥好下场，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罗努尔哈赤占据，可谓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和他同时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 但几百年后，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万人景仰，而李成梁，却几乎已不为人知。 我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 当所有人都认为，熊廷弼的行动已告一段落时，他却又说了一句话： “我要去抚顺。” 大家认为熊廷弼疯了。 当时的抚顺，已经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以目前的形势，带几个人去抚顺，无疑就是送死。 但熊廷弼说，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所以我现在去，反而是最安全的。 说是这么说，但敢不敢去，那是另外一码事。 熊廷弼去了，大家战战兢兢，他却毫不惊慌，优哉游哉地转了一圈。 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吹号角。 随行人员快要疯了，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再大喊抓贼，偷偷摸摸地来，你还大声喧哗，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你怎么办？ 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人来了，号角吹了，后金军却一动不动。 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 几天后，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严令死守，不得随意出击。 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如此低调，只是因为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 当熊廷弼到来的消息传到后金时，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告诉他，这是个猛人。 努尔哈赤不以为然：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蛮子（后金对明朝将领的通称）就是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何挽回危局？ 李永芳回答：只要有他，就能挽回危局！ 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此后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疲于奔命，势头非常凶猛。 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的期限，只有一年。 然而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因为此时的朝廷，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日落西山 第九章 东林党的实力 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 前两头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 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 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政权。 因为掌控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 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鑨——撤职了，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 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 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 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但是，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相对而言，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 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 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副职）——文选司郎中。 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 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李三才。 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已经说过，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 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凤阳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 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肥得没边，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 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捞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 很可惜，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他很有钱，有钱得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 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 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负才而守不洁。 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 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争斗的方式，是京察。 万历二十一年（1593），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他虽费劲气力，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京察失败。 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十二年后（万历三十三年），京察开始，主持者杨时乔，他的公开身份，是吏部左侍郎，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东林党。 当时的首辅，是浙党首领沈一贯，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自然很不待见，于是，他决定换人。 沈一贯是朝廷首辅，杨时乔只是吏部二把手，然而意外发生了，虽然沈大人上窜小跳，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却依然毫无用处。杨侍郎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几板斧抡下来，浙党、齐党、楚党、宣党…… 反正非东林党的，统统下课，沈一贯拼了老命，才算保住几个亲信。 那么现在，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玄机就在其中：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京察，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退休回家。 同年，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复出无望。 一年后，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开始执掌朝廷大权。 是的，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 而最终要获得的，正是权力。 权力已经在握，但还需要更进一步。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杨，东林党。 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叶向高了，东林党人遍布朝廷，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 然而一个人的掺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李三才。 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作为东林党的干将，他将进入内阁，更进一步。 算盘大致如此，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听说李三才要入阁，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闹翻了天，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许多人对他有意见。 而更重要的是，这人实在太猛，太有能力。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让他入阁，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 于是，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 明代的京察，按照地域，分为南察和北察，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而南察的主管者，是吏部侍郎史继楷，三党成员，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个类型——支持李三才的人。 很快，浙、楚、齐三党轮番上阵，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十分明确，明确到《明神宗实录》都写了出来——“攻淮（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李三才没能顶住，回家养老去了。 但就整体而言，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叶向高执政，东林党掌权，非常强大，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 然而就在此时，强大的东林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 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 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 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退休回家。 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志。 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 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 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 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到处逛，赵南星家里蹲。 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 此时的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 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征、萨尔浒、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国本、打闷棍。 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 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我想了很久，很久，却是很久，很久，也想不出来。 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之前二十多年，似乎干得也不错，你说他软弱吧，他还搞了三大征，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你说他不理朝政吧，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 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不上班的人，一个终生未出京城，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人。 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 于是，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 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 大致如此吧。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八年逝世，年五十八。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他还不够勇敢。 【明光宗朱常洛】 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 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 八月一日，朱常洛正式登基，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泰昌。 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 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 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 一个撑了三十八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 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 【红丸】 应该说，朱常洛是个好孩子，至少比较厚道。 几十年来，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朝廷的冷清，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时局的危险。 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于是，当政后的第一天，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 大致说来，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给办了，包括兑现白条——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废除各地矿税，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 这几件事情，办得很好，也很及时，特别是最后一条，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实在是大快官心，于是一时之间，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兴高采烈。 但有一个人不高兴，非但不高兴，而且很害怕。 万历死后，郑贵妃终于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虚弱，今日之城内，已是敌人之天下。所谓贵妃，其实也不贵，如果明光宗要对付她，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 很快，一件事情就证明了她的判断。 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之前郑贵妃软磨硬泡，让万历下了道遗嘱，讲明，一旦自己死后，郑贵妃必须进封皇后。 如此一来，等万历死后，她就成了太后，无论如何，铁饭碗是到手了。 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丝毫不赖帐，当即表示，如果父皇如此批示，那就照办吧。 但他同时表示，这是礼部的事，我批下去，让他们办吧。 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非但不办，还写了个奏疏，从理论、辈分、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最后得出结论——不行。 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还把孙侍郎的奏疏压了下来，但封皇后这事再也没提。 郑贵妃明白了，这就是个托。 很明显，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实际上不怎么老实。既然如此，必须提前采取行动。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件礼物。 十天之后，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 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 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 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 古语有云：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 “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日。 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四天之后。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四日。 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就该看医生，崔文升就此出了场。 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前面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 可是这人来，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 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 诊断之后，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副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 他开的这幅药，叫泻药。 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 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蒙古大夫”。 虽然我不在现场，也不懂医术，但我可以认定：崔文升的诊断，是正确的。 因为之前的史料中，有这样六个字：是夜，连幸数人。 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就不解释了，但大家也应该知道，要办到这件事情，难度是很大的。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他完成了。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是，他找了帮手，而这个帮手，就是药物。 是什么药物，大家心里也有数，我就不说了，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从来就是必备药，从明宪宗开始，到天天炼丹的嘉靖，估计都没少用。明光宗初来乍到，用用还算正常。 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加上身体一向不好，这才得了病。 在中医理论中，服用了这种药，是属于上火，所以用泻药清火，也还算对症下药。 应该说，崔文升是懂得医术的，可惜，是半桶水。 根据当时史料反映，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有点用力过猛，手一哆嗦，下大了。 错误是明显的，后果是严重的，光宗同志服药之后，一晚上拉了几十次，原本身体就差，这下子更没戏了，第二天就卧床不起，算彻底消停了。 蒙古的崔大夫看病经历大致如此，就这么看上去，似乎也就是个医疗事故。虽说没法私了，但毕竟大体上没错，也没在人家身体里留把剪刀、手术刀之类的东西当纪念品，态度还算凑合。 可问题是，这事一冒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刻断定，这是郑贵妃的阴谋。 因为非常凑巧，这位下药的崔文升，当年曾经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 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要看病，不找太医，偏找太监，找了个太监，偏偏又是郑贵妃的人，这太监下药，偏又下猛了，说他没问题，实在有点困难。 对于这件事情，你说它不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信，因为没准就这么巧；说它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也信，因为虽说下药这招十分拙劣，谁都知道是她干的，但以郑贵妃的智商，以及从前表现，这种蠢事，她是干得出来的。 无论动机如何，结果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 但这一切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 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开幕之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 这位同盟者的名字，不太清楚。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她姓李，是太子的嫔妃。 当时太子的嫔妃有以下几种：大老婆叫太子妃，之后分别是才人、选侍、淑女等。 而这位姓李的女人，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她被称为“李选侍”。 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找上了她。 就智商而言，李选侍还算不错（相对于郑贵妃），就人品而言，她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达成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一切已经齐备，只等待着一个消息。 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 【小人物】 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 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是一片坦途。 然而她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明光宗即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 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 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 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璟、韩旷、周嘉谟、邹元标、孙如游等等。 这几个人估计你不知道，其实也不用知道，只要你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就能明白，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 刘一璟、韩旷，是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周嘉谟是吏部尚书，邹元标是大理寺丞，孙如游是礼部侍郎。当然，他们都是东林党。 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 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升得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 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没有办法。 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也能成功的道路。 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这是最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它的名字，叫做纯粹。 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等等。 纯粹和执着，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着，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纯粹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们的一生，往往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们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威逼，他们不要钱，不要女色，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 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目标，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 杨涟，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他幼年的事迹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砸水缸之类的壮举，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还很讲干净，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廉政考核全国第一。此外，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的人，比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生病，半个月不吃饭，杨涟听说了，也不跟上级打招呼，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 “皇上生病了，你应该去问安。” 方首辅胆子小，脾气也好，面对这位小人物，丝毫不敢怠慢： “皇上一向忌讳这些问题，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也没消息。” 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面子是给足了，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他先举了个例子，教育了首辅大人，又大声强调： “你应该多去几次，事情自然就成了（自济）！” 末了，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 “这个时候，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走动！” 毫无惧色。 根据以上史料，以及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可以认定：在杨涟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 事实上，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曾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夜，乾清宫。 万历就快撑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召见太子。 一般说来，皇帝死前，儿子应该在身边，除了看着老爹归西、嚎几声壮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确认继位。 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但中国的事情一向难说，要不看着老爹走人，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或是几个顾命大臣，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还找人搞了公证，这桩官司可怎么打？ 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反正没叫儿子进来。 太子偏偏是个老实孩子，明知老头子不行了，又怕人搞鬼，在宫殿外急得团团转，可就是不敢进去。 关键时刻，杨涟出现了。 在得知情况后，他当机立断，派人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王安。 王安，时任太子侍读太监，在明代的历史中，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他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而在那个夜晚，杨涟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一句至关紧要的话： “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疾甚），不召见太子，并不是他的本意。 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尝药视膳），等早上再回去。” 这就是说，太子您之所以进宫，不是为了等你爹死，只是进去看看，早上再回去嘛。 对于这个说法，太子十分满意，马上就进了宫，问候父亲的病情。 当然，第二天早上，他没回去。 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但杨涟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他依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给事中。不过，这对于杨先生而言，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 他平静地回到暗处，继续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很清楚，真正的斗争刚刚开始。 事情正如他所料，蒙古崔大夫开了泻药，皇帝陛下拉得七荤八素，郑贵妃到处活动，李选侍经常串门。 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那个无比险恶的阴谋已然暴露无遗。 形势十分危急，不能再等待了。 杨涟决定采取行动，然而现实很残酷：他的朋友虽然多，却很弱小，他的敌人虽然少，却很强大。 周嘉谟、刘一璟、韩爌这拨人，级别固然很高，但毕竟刚上来，能量不大，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根基极深，一手拉着李选侍，一手抓着皇长子，屁股还拼命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 按照规定，她应该住进慈宁宫，可这女人脸皮相当厚，死赖在乾清宫不走，看样子是打算长住。 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一旦光宗同志有啥三长两短，她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那时，一切都将无可挽回。 而要阻止这一切，杨涟必须做到两件事情：首先，他要把郑贵妃赶出乾清宫；其次，他要把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 这就是说，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放屁，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拿去垫桌脚。 杨涟先生的职务，是七品兵科给事中，不是皇帝。 事实上，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明明不想给她名分，也没法拍桌子让她滚。 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涟的任务，一个绝对、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 但是他完成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他的计划是，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 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因为杨涟已经发现，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伸出手指，轻轻地点一下，就够了。 这个弱点有个名字，叫做郑养性。 郑养性，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郑国泰死后，他成为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平日十分嚣张。 然而杨涟决定，从这个人入手，因为经过细致的观察，他发现，这是一个外强中干，性格软弱的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六日。杨涟直接找到了郑养性，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周嘉谟等人。 一大帮子人上门，看架势很像逼宫，而事实上，确实是逼宫。 进门也不讲客套，周嘉谟开口就骂： “你的姑母（指郑贵妃）把持后宫多年，之前争国本十几年，全都是因为她，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赖在乾清宫不走，还给皇上奉送美女，到底有什么企图？！” 刚开始时，郑养性还不服气，偶尔回几句嘴，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说着说着，郑养性有点扛不住了。 白脸唱完了，接下来是红脸： “其实你的姑母应该也没别的意思，不过是想守个富贵，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 红脸完了，又是唱白脸： “要是不听我们的话，总想封太后，不会有人帮你，你总说没这想法，既然没这想法，就早避嫌疑！” 最狠的，是最后一句： “如此下去，别说富贵，身家性命能否保得住，都未可知！” 郑养性彻底崩溃了。眼前的这些人，听到的这些话，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维。于是，他去找了郑贵妃。 其实就时局而言，郑贵妃依然占据着优势，她有同党，有帮手，如果赖着不走，谁也拿她没办法。什么富贵、性命，这帮闹事的书呆子，也就能瞎嚷嚷几句而已。 然而关键时刻，郑贵妃不负白痴之名，再次显露她的蠢人本色，在慌乱的外甥面前，她也慌乱了。 经过权衡利弊，她终于做出了决定：搬出乾清宫，不再要求当皇太后。 至此，曾经叱诧风云的郑贵妃，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位大妈费劲心机，折腾了三十多年，却啥也没折腾出来。此后，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就这样，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但在杨涟看来，这还不够，于是三天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九日，杨涟上书，痛斥皇帝。 杨先生实在太纯粹，在他心中，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他看来，郑大妈固然可恶，崔大夫固然可恨，但最该谴责的，是皇帝。 明知美女不应该收，你还要收，明知春药不能多吃，你还要吃，明知有太医看病，你还要找太监，不是脑袋有病吧。 基于愤怒，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 在这封奏疏里，他先谴责了蒙古大夫崔文升，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然后笔锋一转，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勤劳工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必须说明的是，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 因为在文中，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然后痛骂崔文升，说他如何没有水平，不懂医术。最后再转回来：就这么个人，但您还是吃他的药。 这意思是说，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您比他还要差。 所以这奏疏刚送上去，内阁就放出话来，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 三天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 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召见几位大臣，这些人包括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当然，还有杨涟。此外，他还命令，锦衣卫同时进宫，听候指示。 命令一下来，大家就认定，杨涟要完蛋了。 因为在这拨人里，方从哲是首辅，周嘉谟是吏部尚书，孙如游是礼部尚书，全都是部级干部，只有杨涟先生，是七品给事中。 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召集锦衣卫，只有一种可能——收拾他。 由于之前的举动，杨涟知名度大增，大家钦佩他的人品，就去找方从哲，让他帮忙求个情。 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找到杨涟，告诉他，等会进宫的时候，你态度积极点，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是杨涟的回答，差点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 “死就死（死即死耳），我犯了什么错？！” 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 “方先生（方从哲）是好意。” 可到杨先生这里，好意也不好使： “知道是好意，怕我被人打死，要得了伤寒，几天不出汗，也就死了，死有什么可怕！但要我认错，绝无可能！” 就这样，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虽然他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锦衣卫的大棍。 可是他错了。 那位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说了这样一句话： “国家的事情，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 虽然称呼是复数，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杨涟。 这之后，他讲了许多事情，从儿子到老婆，再到郑贵妃，最后，他下达了两条命令： 一、赶走崔文升。 二、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 这意味着，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毫无条件，毫无抱怨。 当然，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 但他绝不会想到，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 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 从这一刻起，杨涟已下定了决心——以死相报。 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很活跃，很有抱负，声望也很高，他终究只是小人物。 然而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却毫无保留地尊重，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抱负，以及纯粹。 所以他决定，以死相报，致死不休。 这种行为，不是愚忠，不是效命，甚至也不是报答。 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真理： 士为知己者死。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还有十天。 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十天。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即将上演。 日落西山 第十章 小人物的奋斗 朱常洛篇 八月二十三日。 内阁大学士刘一璟、韩旷照常到内阁上班，在内阁里，他们遇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可灼，时任鸿胪寺丞，他来这里的目的，是要进献“仙丹”。 此时首辅方从哲也在场，他对这玩意兴趣不大，毕竟皇帝刚吃错药，再乱来，这个黑锅就背不起了。 刘一璟和韩旷更是深恶痛绝，但也没怎么较真，直接把这人打发走了。 很明显，这是一件小事，而小事是不应该过多关注的。 但某些时候，这个理论是不可靠的。 两天后，八月二十五日。 明光宗下旨，召见内阁大臣、六部尚书等朝廷重臣，此外，他特意叫上了杨涟。 对此，所有的人都很纳闷。 更让人纳闷的是，此后直至临终，他召开的每一次会议，都叫上杨涟，毫无理由，也毫无必要。或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叫杨涟的人，非常之重要。 他的直觉非常之准。 此时的光宗，已经是奄奄一息，所以，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认定，今天的会议，将要讨论的，是关乎国家社稷的重要问题。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次内阁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老婆。 光宗同志的意思是，自己的后妃李选侍，现在只有一个女儿，伺候自己那么多年，太不容易，考虑给她升官，封皇贵妃。 此外，他还把皇长子朱由校领了出来，告诉诸位大人，这孩子的母亲也没了，以后，就让李选侍照料他。 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明明您都没几天蹦头了，趁着脑袋还管用，赶紧干点实事，拟份遗嘱，哪怕找口好棺材，总算有个准备。竟然还想着老婆的名分，实在令人叹服。 在现场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个尊重妇女，至死不渝的模范丈夫。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八月二十六日。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明光宗再次下旨，召开内阁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内阁大臣及各部部长，当然还有杨涟。 会议与昨天一样，开得十分莫名其妙。这位皇帝陛下把人叫进来，竟然先拉一通家常，又把朱由校拉进来，说我儿子年纪还小，你们要多照顾等等。 这么东拉西扯，足足扯了半个时辰（一个小时），皇上也扯累了，正当大家认为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扯淡又开始了。 如昨天一样，光宗再次提出，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大家这才明白，扯来扯去不就是这件事吗？ 礼部尚书孙如游当即表示，如果您同意，那就办了吧（亦无不可）。 然而就在此时，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人突然闯了进来，公然打断了会议，并在皇帝、内阁、六部尚书的面前，拉走了皇长子朱由校。 这个人，就是李选侍。 所有人都懵了，没有人去阻拦，也没有人去制止。原因很简单，这位李选侍毕竟是皇帝的老婆，皇帝大人都不管，谁去管。 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很快，他们就听见了严厉的斥责声，李选侍的斥责声，她斥责的，是皇帝的长子。 于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场面出现了。 大明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被一个女人公然拉走，当众责骂，而皇帝，首辅、各部尚书，全部毫无反应，放任这一切的发生。 所有的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那个女人的责骂，直到骂声结束为止。 然后，尚未成年的朱由校走了出来，他带着极不情愿的表情，走到了父亲的身边，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要封皇后！” 谜团就此解开，莫名其妙的会议，东拉西扯的交谈，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胁迫。 开会是被胁迫的，闲扯是被胁迫的，一个奄奄一息的丈夫，一个年纪幼小的孩子，要不胁迫一把，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李选侍很有自信，因为她很清楚，这个软弱的丈夫不敢拒绝她的要求。 现在，她距离自己的皇后宝座，只差一步。 但是这一步，到死都没迈过去。 因为就在皇长子刚说出那四个字的时候，另一个声音随即响起： “皇上要封皇贵妃，臣必定会尽快办理！” 说这句话的人，是礼部尚书孙如游。 李选侍太过天真了，和朝廷里这帮老油条比起来，她也就算个学龄前儿童。 孙尚书可谓聪明绝顶，一看情形不对，知道皇上顶不住了，果断出手，只用了一句话，就把皇后变成皇贵妃。 光宗同志也很机灵，马上连声回应：好，就这么办。 李小姐的皇后梦想就此断送，但她是不会放弃的，因为她很清楚，在自己的手中，还有一张王牌——皇长子。 只要那个奄奄一息的人彻底死去，一切都将尽在掌握。 但她并不知道，此时，一双眼睛已经死死地盯住了她。 杨涟已经确定，眼前这个飞扬跋扈的女人，不久之后，将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敌人。而在此之前，必须做好准备。 八月二十九日。 此前的三天里，光宗的身体丝毫不见好转，于是在这一天，他再次召见了首辅方从哲等朝廷重臣。 光宗同志这次很清醒，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寿木如何？寝地如何？ 寿木就是棺材，寝地就是坟，这就算是交代后事了。 可是方从哲老先生不知是不是老了，有点犯糊涂，张口就是一大串，什么你爹的坟好、棺材好请你放心之类的话。 光宗同志估计也是哭笑不得，只好拿手指着自己，说了一句： 是我的（朕之寿宫）。 方首辅狼狈不堪，可还没等他缓过劲来，就听到了皇帝陛下的第二个问题： “听说有个鸿胪寺的医官进献金丹，他在何处？” 对于这个问题，方从哲并未多想，便说出了自己的回答： “这个人叫李可灼，他说自己有仙丹，我们没敢轻信。” 他实在应该多想想的。 因为金丹不等于仙丹，轻信不等于不信。 正是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好吧，召他进来。” 于是，李可灼进入了大殿，他见到了皇帝，他为皇帝号脉，他为皇帝诊断，最后，他拿出了仙丹。 仙丹的名字，叫做红丸。 此时，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九日上午，明光宗服下了红丸。 他的感觉很好。 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吃了红丸后，浑身舒畅，且促进消化，增加食欲（思进饮膳）。 消息传来，宫外焦急等待的大臣们十分高兴，欢呼雀跃。 皇帝也很高兴，于是，几个时辰后，为巩固疗效，他再次服下了红丸。 下午，劳苦功高的李可灼离开了皇宫，在宫外，他遇见了等待在那里的内阁首辅方从哲。 方从哲对他说： “你的药很有效，赏银五十两。” 李可灼高兴地走了，但他并没有领到这笔赏银。 方从哲以及当天参与会议的人都留下了，他们住在了内阁，因为他们相信，明天，身体好转的皇帝将再次召见他们。 六个时辰之后。 凌晨，住在内阁的大臣们突然接到了太监传达的谕令： 即刻入宫觐见。 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当他们尚未赶到的时候，就已得到了第二个消息——皇上驾崩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一，明光宗在宫中逝世，享年三十九，享位一月。 皇帝死了，这十分正常，皇帝吃药，这也很正常，但吃药之后就死了，这就不正常了。 明宫三大案之“红丸案”，就此拉开序幕。 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红丸，到底是什么药，也没有人知道，在死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此时向乾清宫赶去的人，包括内阁大臣、各部长官，共计十三人。 在他们的心中，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打算，因为皇帝死了，官位、利益、权力，一切的一切都将改变。 只有一个人例外。 杨涟十分悲痛，因为那个赏识他的人，已经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此时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 查出案件的真相，找出幕后的黑手，揭露恶毒的阴谋，让正义得以实现，让死去的人得以瞑目。 这就是杨涟的决心。 但此时，杨涟即将面对的，却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棘手的问题。 虽然大家都住在内阁，同时听到消息，毕竟年纪不同，体力不同，比如内阁的几位大人，方从哲老先生都七十多了，刘一璟、韩旷年纪也不小，反应慢点、到得晚点十分正常。 所以首先到达乾清宫的，只有六部的部长、都察院左都御史，当然还有杨涟。 这几个人已经知道了皇帝去世的消息，既然人死了，那就不用急了，就应该考虑尊重领导了，所以他们决定，等方首辅到来再进去。 进不了宫，眼泪储备还不能用，而且大清早的，天都没亮，反正是等人，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他们开始商讨善后事宜。 继承皇位的，自然是皇长子朱由校了，但问题是，他的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而且年纪这么小，宫里没有人照顾，怎么办呢？ 于是，礼部尚书孙如游、吏部尚书周嘉谟、左都御史张问达提出： 把朱由校交给李选侍。 这个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事实上，反对者只有一个。 然后，他们就听到了这个唯一反对者的声音： “万万不可！” 其实就官职和资历而言，杨涟没有发言的资格，因为他此时他不过是个小小的七品给事中，说难听点，他压根就不该呆在这里。 然而在场的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发言，因为他是皇帝临死前指定的召见者，换句话说，他是顾命大臣。 杨涟十分激动，他告诉所有的人，朱由校很幼稚，如果把他交给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用心不良的女人，一旦被人胁迫，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几句话，彻底唤起了在场朝廷重臣们的记忆，因为就在几天前，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个凶恶女人的狰狞面目。 他们同意了杨涟的意见。 但事实上，皇帝已经死了，未来的继承人，已在李选侍掌握之中。 所以，杨涟说出了他的计划： “入宫之后，立刻寻找皇长子，找到之后，必须马上带出乾清宫，脱离李选侍的操纵，大事可成！” 十三位顾命大臣终于到齐了，在杨涟的带领下，他们走向了乾清宫。 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将开始。 【战斗，从大门口开始】 当十三位顾命大臣走到门口的时候，被拦住了。 拦住他们的，是几个太监。毫无疑问，这是李选侍的安排。 皇帝去世的时候，她就在宫内，作为一位智商高于郑贵妃的女性，她的直觉告诉她，即将到来的那些顾命大臣，将彻底毁灭她的野心。 于是她决定，阻止他们入宫。 应该说，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太监把住大门，好说歹说就不让进，一帮老头加书呆子，不懂什么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深刻道理，只能干瞪眼。 幸好，里面还有一个敢玩命的： “皇上已经驾崩，我们都是顾命大臣，奉命而来！你们是什么东西！竟敢阻拦！且皇长子即将继位，现情况不明，你们关闭宫门，到底想干什么？！” 对付流氓加文盲，与其靠口，不如靠吼。 在杨涟的怒吼之下，吃硬不吃软的太监闪开了，顾命大臣们终于见到了已经歇气的皇上。 接下来是例行程序，猛哭猛磕头，哭完磕完，开始办正事。 大学士刘一璟首先发问： “皇长子呢？他人在哪里？” 没人理他。 “快点交出来！” 还是没人理他。 李选侍清醒地意识到，她手中最重要的棋子，就是皇长子，只要控制住这个未来的继承人，她的一切愿望和野心，都将得到满足。 这一招很绝，绝到杨涟都没办法，宫里这么大，怎么去找，一帮五六十岁的老头，哪有力气玩捉迷藏？ 杨涟焦急万分，毕竟这不是家里，找不着就打地铺，明天接着找，如果今天没戏，明天李选侍一道圣旨下来，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必须找到，现在，马上，必须！ 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一个太监走了过来，在大学士刘一璟的耳边，低声说出了两个字： “暖阁。” 这个太监的名字，叫做王安。 王安，河北雄县人，四十多年前，他进入皇宫，那时，他的上司叫冯保。 二十六年前，他得到了新的任命，到一个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陪一个谁也不愿意陪的人，这个人就是没人待见，连名分都没有的皇长子朱常洛。 王安是个好人，至少是个识货的人，当朱常洛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他坚定且始终站在了原地，无论是“争国本”，还是“梃击”都竭尽全力，证明了他的忠诚。 朱常洛成为明光宗之后，他成为了司礼秉笔太监，掌控宫中大权。 这位仁兄最喜欢的人，是东林党，因为一直以来，东林党都是皇帝陛下的朋友。 而他最不喜欢的人，就是李选侍，因为这个女人经常欺负后宫的一位王才人，而这位王才人，恰好就是皇长子朱由校的母亲。 此刻还不下烂药，更待何时？ 刘一璟大怒，大吼一声： “谁敢藏匿天子！” 可是吼完了，就没辙了，因为这毕竟是宫里，人躲在里面，你总不能破门而入去抢人吧。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让李选侍心甘情愿地交人，然后送到门口，挥手致意。 这似乎绝不可能，但是王安说，这是可能的。随后，他进入了暖阁。 面对李选侍，王安体现出了一个卓越太监的素质，他虽没有抢人的体力，却有骗人的智力。 他对李选侍说，现在情况特殊，必须让皇长子出面，安排先皇的丧事，安抚大家的情绪，事情一完，人就能回来。 其实这谎扯得不圆，可是糊弄李选侍是够了。 她立即叫出了朱由校。 然而，就在她把人交给王安的那一瞬间，却突然醒悟了过来！她随即拉住了朱由校的衣服，死死拉住，不肯松手。 王安知道，动粗的时候到了，他决定欺负眼前这个耍赖的女人。 因为太监虽说不男不女，可论力气，比李小姐还是要大一些。 王安一把拉过朱由校，抱起就走，冲出了暖阁。当门外的顾命大臣们看见皇长子的那一刻，他们知道，自己胜利了。 于是，在先皇的尸体（估计还热着）旁，新任皇帝接受了顾命大臣们的齐声问候：万岁！ 万岁喊完了，就该跑了。 在人家的地盘上，抢了人家的人，再不跑就真是傻子了。 具体逃跑方法是，王安开路，刘一璟拉住朱由校的左手，英国公张维贤拉住朱由校的右手，包括方从哲在内的几个老头走中间，杨涟断后。就这样，朱由校被这群活像绑匪（实际上也是）的朝廷大臣带了出去。 事情正如所料，当他们刚刚走出乾清宫的时候，背后便传来了李选侍尖利的叫喊声： “哥儿（指朱由校），回来！” 李大姐这嗓子太突然了，虽然没要人命，却把顾命大臣们吓了一跳，他们本来在乾清宫外准备了轿子，正在等轿夫来把皇子抬走，听到声音后，脚一跺，不能再等了！ 不等，就只能自己抬，情急之下，几位高干一拥而上，去抬轿子。 这四位高级轿夫分别是吏部尚书周嘉谟，给事中杨涟，内阁大学士刘一璟，英国公张维迎。 前面几位大家都熟，而最后这位张维迎，是最高世袭公爵，他的祖先，就是跟随明成祖朱棣靖难中阵亡的第一名将张玉。 也就是说，四个人里除杨涟外，职务最低的是部长，我又查了下年龄，最年轻的杨涟，当时也已经四十八岁了，看来人急眼了，还真敢拼命。 就这样，朱由校在这帮老干部的簇拥下，离开了乾清宫，他们的目标，是文华殿，只要到达那里，完成大礼，朱由校就将成为新一代的皇帝。 而那时，李选侍的野心将彻底破灭。 当然，按照最俗套的电视剧逻辑，坏人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真实的历史也是如此。 毕竟老胳膊老腿，走不快，很快，大臣们就发现，他们被人追上了。 追赶他们的，是李选侍的太监。一个带头的二话不说，恶狠狠地拦住大臣，高声训斥： “你们打算把皇长子带到哪里去？” 一边说，还一边动手去拉朱由校，很有点动手的意思。 对于这帮大臣而言，搞阴谋、骂骂人是长项，打架是弱项。于是，杨涟先生再次出场了。 他大骂了这个太监，并且鼓动朱由校： “天下人都是你的臣子，何须害怕！” 一顿连骂带捧，把太监们都镇住了，领头的人见势不妙，就撤了。 这个被杨涟骂走的领头太监，名叫李进忠，是个不出名的人。但不久之后，他将更名改姓，改为另一个更有名的名字——魏忠贤。 在杨涟的护卫下，朱由校终于来到了文华殿，在这里，他接受了群臣的朝拜，成为了新的皇帝，史称明熹宗。 【明熹宗朱由校】 这就算即位了，但问题在于，毕竟也是大明王朝，不是杂货铺，程序还要走，登基还得登。 有人建议，咱就今天办了得了，可是杨涟同志不同意，这位仁兄认定，既然要登基，就得找个良辰吉日，一查，那就九月初六吧。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 今天是九月初一，只要皇长子没登基，乾清宫依然是李选侍的天下，而且，她依然是受命照顾皇长子的人，对于她而言，要翻盘，六天足够了。 然而杨涟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就在他即将步入深渊的时候，一个人拉住了他，并且把一口唾沫吐在了他的脸上。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左光斗。 左光斗，字遗直，安徽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现任都察院巡城御史，杨涟最忠实的战友，东林党最勇猛的战士。 虽然他的职位很低，但他的见识很高，刚一出门，他就揪住了杨涟，对着他的脸，吐了口唾沫： “到初六登基，今天才初一，如果有何变故，怎么收拾，怎么对得起先皇？！” 杨涟醒了，他终于明白，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皇长子还在宫内，一旦李选侍掌握他，号令群臣，到时必定死无葬身之地！ 但事已至此，只能明天再说，毕竟天色已晚，皇宫不是招待所，杨大人不能留宿，无论如何，必须等到明天。 杨涟走了，李选侍的机会来了。 当天傍晚，朱由校再次来到乾清宫，他不能不来，因为他父亲的尸体还在这里。 可是他刚踏入乾清宫，就被李选侍扣住了，尸体没带走，还搭进去一个活人。 眼看顾命大臣们就要完蛋，王安又出马了。 这位太监可谓是智慧与狡诈的化身，当即挺身而出，去和李选侍交涉，按说被人抢过一次，总该长点记性，可是王安先生几番忽悠下来，李选侍竟然又交出了朱由校。 这是个很难理解的事，要么是李小姐太弱智，要么是王太监太聪明，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李选侍失去了一个机会，最后的机会。 因为第二天，杨涟将发起最为猛烈的进攻。 九月初二。 吏部尚书周嘉谟和御史左光斗同时上书，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 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战略，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只要李选侍搬出去，她将无法制约皇帝，失去所有政治能量。 但要赶走李选侍，自己动手是不行的，毕竟这人还是后妃，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经过商议，杨涟等人统一意见：让她自己走。 左光斗主动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为了彻底赶走这个女人，他连夜写出了一封奏疏，一封堪称恶毒无比的奏疏。 文章大意是说，李小姐你不是皇后，也没人选你当皇后，所以你不能住乾清宫，而且这里也不需要你。 然后他进一步指出，朱由校才满十六岁，属于青春期少年，容易冲动，和你住在一起是不太合适的。 话说到这里，已经比较露骨了。 别慌，更露骨的还在后面。 在文章的最后，左光斗写出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 “武氏之祸，再现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 所谓武氏，就是武则天，也就是说，左光斗先生担心，如此下去，武则天夺位的情形就会重演。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句非常过分的话，那你就错了，事实上，是非常非常过分，因为左光斗是读书人，有时候，读书人比流氓还流氓。 希望你还记得，武则天原先是唐太宗的妃子，高宗是太宗的儿子，后来，她又成了唐高宗的妃子。 现在，李选侍是明光宗的妃子，熹宗是光宗的儿子，后来…… 所以左光斗先生的意思是，李选侍之所以住在乾清宫，是想趁机勾引她的儿子（名义上的）。 李选侍急了，这很正常，你看你也急，问题在于，你能咋办？ 李选侍想出的主意，是叫左光斗来谈话。事实证明，这是个不折不扣的馊主意，因为左光斗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是御史，天子召见我才会去，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若辈何为者）？” 九月初三。 左光斗的奏疏终于送到了皇帝的手中，可是皇帝的反应并不大，原因简单：他看不懂。 拜他父亲所赐，几十年来躲躲藏藏，提心吊胆，儿子的教育是一点没管，所以朱由校小朋友不怎么读书，却很喜欢做木匠，常年钻研木工技巧。 幸好，他的身边还有王安。 王太监不负众望，添油加醋解说一番，略去儿童不宜的部分，最后得出结论：李选侍必须滚蛋。 朱由校决定，让她滚。 很快，李选侍得知了这个决定，她决定反击。 九月初四。 李选侍反击的具体形式，是谈判。 她派出了一个使者，去找杨涟，希望这位钢铁战士会突然精神失常，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相信她是一个善良、无私的女人，并且慷慨大度的表示，你可以继续住在乾清宫，继续干涉朝政。 人不能愚蠢到这个程度。 但她可以。 而她派出的那位使者，就是现在的李进忠，将来的魏忠贤。 这是两位不共戴天的死敌第一次正面交锋。 当然，当时的杨涟并没有把这位太监放在眼里，见面二话不说： “她（指李选侍）何时移宫？” 李进忠十分客气： “李选侍是先皇指定的养母，住在乾清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 杨涟很不客气： “你给我记好了，回去告诉李选侍，现在皇帝已经即位，让她立刻搬出来，如果乖乖听话，她的封号还能给她，如果冥顽不灵，就等皇帝发落吧！” 最后还捎带一句： “你也如此！” 李进忠沉默地走了，他很清楚，现在自己还不是对手，在机会到来之前，必须等待。 李选侍绝望了，但她并不甘心，在最后失败之前，她决心最后一搏，于是她去找了另一个人。 九月初五，登基前最后一日。 按照程序规定，明天是皇帝正式登基的日期，但是李选侍却死不肯搬，摆明了要耍赖，于是，杨涟去找了首辅方从哲，希望他能号召群臣，逼李选侍走人。 然而，方从哲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这位之前表现积极的老头突然改了口风： “让她迟点搬，也没事吧（迟亦无害）。” 杨涟愤怒了： “明天是皇上登基的日子，难道要让他躲在东宫，把皇宫让给那个女人吗？！” 方从哲保持沉默。 李选侍终于聪明了一次，不能争取杨涟，就争取别人，比如说方从哲。 因为孤独的杨涟，是无能为力的。 但她错了，孤独的杨涟依然是强大的，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都留存着一个信念： 当我只是个小人物的时候，你体谅我的激奋，接受我的意见，相信我的才能，将你的身后之事托付于我。 所以，我会竭尽全力，战斗至最后一息，绝不放弃。 因为你的信任，和尊重。 在这最后的一天里，杨涟不停地到内阁以及各部游说，告诉大家形势危急，必须立刻挺身而出，整整一天，即使遭遇冷眼，被人讥讽，他依然不断地说着，不断地说着。 最终，许多人被他打动，并在他的率领下，来到了宫门前。 面对着阴森的皇宫，杨涟喊出了执着而响亮的宣言： “今日，除非你杀掉我，若不移宫，宁死不离（死不去）！” 由始至终，李选侍都是一个极为贪婪的女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虐待朱由校的母亲，逼迫皇帝，责骂皇长子，只为她的野心和欲望。 但现在，她退缩了，她决定放弃。因为她已然发现，这个叫杨涟的人，是很勇敢的，敢于玉石俱焚、敢于同归于尽。 无奈地叹息之后，她退出了乾清宫，从此，她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或许依然专横、撒泼，却已无人知晓，因为，她已无关紧要。 随同她退出的，还有她的贴身太监们，时移势易，混口饭吃也不容易。 然而一位太监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命运还未终结，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另一个女人。 从这个女人的身上，他将得到新的前途，以及新的名字。 日落西山 第十一章 强大，无比强大 朱由校篇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 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 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 最终，他成功了。 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变成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的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 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 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 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 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 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 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蒙古大夫，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没来得及用。 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作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 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作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去年八月，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 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 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 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蒙古大夫，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也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呆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 “从哲（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 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 “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 很明显，他很激动。 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 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 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 这个人就是叶向高。 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 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 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 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 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 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索性敞开了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 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 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 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 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 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 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 守了三天。 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 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镇定，从容穿好官服，佩带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 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 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天启元年（1621）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 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 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这人不买他的帐。 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 〖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 ——小品演员陈佩斯〗 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 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地明智，阉党是多么地愚蠢。 胡扯。 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 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熊廷弼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 至于王化贞，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是他还有个老师，叫做叶向高。 天启元年的时候，阉党都靠边站，李进忠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王化贞早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 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 熊廷弼是对的，所以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大致如此。 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也并不反对，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我只是认为，做人，还是要厚道。 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的多。 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大约有十五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只有五千人。 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能拿刀剁了他。 但事实上，王化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王化贞，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主事），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调到了辽东广宁（今辽宁北宁）。 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 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 辽阳城里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 他非但不跑，还招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所谓“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天下闻名，那也真是相当的牛。 熊廷弼也是牛人，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轻，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 很快，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不是一个思路。 按他自己想法，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 可是王化贞却认定，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只要有六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 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 最后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 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嘛就干嘛，和你讨论，是给你个面子，你还当真了？ 一切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 忙活到一半，努尔哈赤来了。 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 之前半年，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 实践证明，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型，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 就兵力而言，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两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三万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 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摸，这个阵型的唯一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三万人和努尔哈赤死拼，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 事实确实如此，正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当天即破。 第二天，他来到了第二道防线西平堡，发动猛烈攻击，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 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努尔哈赤进攻，打回去，汉奸李永芳劝降，骂回去，整整一天，后金军队毫无进展。 王化贞的反应还算快，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祁秉忠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孙得功，分率三路大军，增援西平堡。 努尔哈赤最擅长的，就是围点打援。所以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 但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 总兵刘渠、祁秉忠率军出战，两位司令十分勇猛，亲自上阵，竟然打得后金军队连连败退，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得功上阵了。 按照原先的想法，孙得功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可没想到的是，这位兄弟刚上阵，却当即溃败，惊慌之余，孙大将还高声喊了一嗓子： “兵败了！兵败了！” 您都兵败了，那还打什么？ 后金军随即大举攻击，明军大败，刘渠阵亡，祁秉忠负伤而死，孙得功逃走，所属数万明军全军覆没。 现在，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是无助、毫无遮挡的西平堡。 罗一贯很清楚，他的城池已被团团包围，不会再有援兵，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无能为力。 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 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集结所属五万人，发动总攻。 罗一贯率三千守军，拼死守城抵抗。 双方激战一天，后金军以近二十倍的兵力优势，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却无数次败退，败退在孤独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 明军凭借城堡大量杀伤敌军，后金损失惨重，毫无进展，只得围住城池，停止进攻。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城头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呐喊，没有了杀声。 因为城内的士兵，已经放出了最后一支弓箭，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 在这最后的时刻，罗一贯站在城头，向着京城的方向，行叩拜礼，说出了他的遗言： “臣力竭矣！” 然后，他自刎而死。 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据史料记载，和西平堡三千守军一同阵亡的，有近七千名后金军。 罗一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王化贞也准备这样做。 得知西平堡失陷后，他连夜督促加强防守，并对逃回来的孙得功既往不咎，鼓励守城将士众志成城，击退后金军队。 然后，他就去睡觉了。 王化贞不是个怕事的人，当年辽阳失守，他无兵无将都敢坚守，现在手上有几万人，自然敢睡觉。 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了随从的大叫： “快跑！” 王化贞跑出卧房。 他看见无数百姓和士兵丢弃行李兵器，夺路而逃，原本安静祥和的广宁城，已是一片混乱，彻底的混乱。 而此时的城外，并没有努尔哈赤，也没有后金军，一个都没有。 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的一个决定。 王化贞不是白痴，他很清楚努尔哈赤的实力，在那次谈话中，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说六万人一举荡平，是因为他已找到了努尔哈赤的弱点。 这个弱点，叫做李永芳。 李永芳是明朝叛将，算这一带的地头蛇，许多明军将领跟他都有交情，毕竟还是同胞兄弟，所以在王化贞看来，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于是，他派出了心腹孙得功，前往敌营，劝降李永芳。 几天后，孙得功回报，李永芳深明大义，表示愿意归顺，在进攻时作为内应。 王化贞十分高兴。 两个月后，孙得功西平堡战败，惊慌之下，大喊“兵败”，导致兵败。 是的，你的猜测很正确，孙得功是故意的，他是个叛徒。 孙得功去劝降李永芳，却被李永芳劝降，原因很简单，不是什么忠诚、爱国、民族、大同之类的话，只是他出价更高。 为了招降李永芳，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额驸）的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很明显，王化贞出不起这个价。 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买卖，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 孙得功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但这还不够，这位誓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决定送一份更大的礼物给努尔哈赤——广宁城。 因为自信的王化贞，将城池的防守任务交给了他。 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从被窝里爬起来的王大人慌不择路，派人去找马，准备逃走，可是没想到，孙心腹实在太抠门，连马都弄走了，搞得王大人只找到了几头骆驼，最后，他只能骑着骆驼跑路。 还好，那天晚上，孙心腹忙着带领叛军捣乱，没顾上逃跑的王巡抚，否则以他的觉悟，拿王大人的脑袋去找努尔哈赤换个孙女，也是不奇怪的。 第二天，失意的王巡抚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让他更为失意的人。 熊廷弼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 当王巡抚痛哭流涕，反复检讨错误时，他用一句话表示了他的同情： “六万大军一举荡平？现在如何？” 王化贞倒还算认账，关键时刻，也不跟熊廷弼吵，只是提出，现在应派兵，坚守下一道防线——宁远。 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可是熊大人得理不饶人，还没完了： “现在这个时候，谁肯帮你守城？晚了！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就足够了！”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当初不听我的，现在我也不听你的。 事情到这份上，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作为丧家犬，王化贞没有发言权。 于是，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 从王化贞到熊廷弼，从掌控到轨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 变化的前后有很多不同点，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错误的。 虽然敌情十分紧急，城池空虚，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若坚定守住，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可是熊先生来了牛脾气，不由分说，宁远也不守了，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山海关）内，放弃了所有据点。 熊大人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无数汉奸、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事实上，他已放弃整个辽东。 自明朝开国以来，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辽东，就这么丢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熊廷弼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没有道理这样做。 但是他做了。 我认为，他是为了一口气。 当初不听我的话，现在看你怎么办？ 就是这口气，最后要了他的命。 率领几十万军民，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是相当一视同仁的——撤职查办。 无论谁对谁错，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得精光，还有脸回来？这个黑锅你们不背，谁背？ 当然，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人多，三年后（天启五年）就被干掉了。 相对而言，王大人由于关系硬，人缘好，又多活了七年，崇祯五年才正式注销户口。 对于此事，许多史书都说，王化贞死得该，熊廷弼死得冤。 前者我同意，后者，我保留意见。 事实上，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三天，努尔哈赤才向广宁进发，他没有想到，明军竟然真的不战而逃，而且以他的兵力，并不足以占据辽东。 然而当他到达广宁，接受孙得功投降之时，才发现，整个辽东，已经没有敌人。 因为慷慨的熊蛮子，已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 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于是在大肆抢掠之后，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前进——山海关。 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 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不是辽东，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 为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熊先生干得相当彻底，房子烧掉，水井埋掉，百姓撤走，基本上保证了千里无鸡鸣，万里无人烟。 要这么玩，努尔哈赤先生就不干了，他辛苦奔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东西，您把东西都搬走了，我还去干嘛？ 而且从广宁到山海关，几百里路空无一人，很多坚固的据点都无人看守，别说抢劫，连打仗的机会都没有。 于是，当军队行进到一个明军据点附近时，努尔哈赤决定：无论这些地方有多广袤，无论这些据点有多重要，都不要了，撤退。 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因为四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为争夺这个他曾轻易放弃的小地方，失去所有的一切。 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 【堪与匹敌者，此人也】 自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 从杨镐、刘綎到袁应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 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摆在眼前，都没人要。 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说来，这个职务相当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指手划脚而已。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辽东打仗，明朝陆续派去了十四位总兵，竟然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总兵越来越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因为没人干，某些在任总兵甚至主动辞职，宁可回家种田，也不干这份工作。 但公认最差的职业，还不是总兵，是辽东经略。 总兵可以有几十个，辽东经略只有一个。总兵可以不干，辽东经略不能不干。 可是连傻子都知道，辽东都没了，人都撤回山海关了，没兵没地没百姓，还经略个啥？ 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 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鼓劲，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尚方宝剑，还亲自送行。 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条路线上星期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 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 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 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也还有点脾气，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得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 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同。 对此，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 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去背，难道不勇敢吗？ 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 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 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 事实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不只一个。 王在晋到达辽东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停地勘查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专研，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 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 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等，然后一并上交皇帝。 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 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是值得唾弃的。 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 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 哪里胡闹，我就不说了，等一会有人说。 总之，如按此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 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 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 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 这下叶大人头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 天惊地动，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自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 因为它的隐含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 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 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 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 日落西山 第十二章 天才的敌手 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 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 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做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 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1593），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1594），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 士兵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感悟。 辽东，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 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翰林院里不只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它老师极不感冒。 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的仕途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1622），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 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张老师算帐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趟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懵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 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 “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彻底无语了。 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 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 赶走王在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 “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 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 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 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 “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 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 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 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宁远，即今辽宁兴城，位居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二百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二百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是缺心眼。 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明白了。 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当我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 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 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 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 很可惜，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必须从这里走。 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 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个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 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 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 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 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 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 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上个月，我从宁远坐船，前往觉华岛（现名菊花岛），才发现，原来所谓不远，也挺远，海上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 上岸之后，宁远就只能眺望了，于是，我问了当地人一个问题： 你们离陆地这么远，生活用品用船运很麻烦吧。 他回答：我们也用汽车拉，不麻烦。 然后补充一句：冬天，海面会结冰。 我又问：这么宽的海面（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近十公里），都能冻住吗？ 他回答：一般情况下，冻不住。 接着还是补充：去年，冻住了。 去年，是2007 年，冬天很冷。 于是，我想起了三百八十一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我知道，那一年的冬天，也很冷。 【学生】 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在宁远筑城。 筑城的重任，他交给了袁崇焕。 但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练兵。 当时他手下的士兵，总数有七万多人，数字挺大，但也就是个数，一查才发现，有上万人压根没有，都是空额，工资全让老领导们拿走了。 这是假人，留下来的真人也不顶用，很多兵都是老兵油子，领饷时带头冲，打仗时带头跑，特别是关内某些地方的兵，据说逃跑时的速度，敌人骑马都赶不上。 对于这批人，孙承宗用一个字就都打发了：滚。 他遣散了上万名撤退先锋，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难民。 难民，就是原本住得好好的人，突然被人赶走，地被占了，房子被烧，老婆孩子被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这样的人去参军打仗，是不需要动员的。 孙承宗从难民中挑选了七千人，编入了自己的军队，四年后，他们的仇恨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力量。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事，大致如下： 修复大城九，城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训练弓弩、火炮手五万； 立军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军事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守城的擂石）、卤盾等数万具。另外，拓地四百里；招集辽人四十余万，训练辽兵三万；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两白银。 具体细节不知道，看起来确实很多。 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十七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 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 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 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 在他看来，袁崇焕虽然不是武将出身（进士），也没怎么打过仗，但这是一个具备卓越军事天赋的人，能够在复杂形势下，作出正确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战死沙场的决心。 因为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 在之后的时间里，他着力培养袁崇焕，巡察带着他，练兵带着他，甚至机密决策也都让他参与。 当然，孙老师除了给袁同学开小灶外，还让他当了班干部。从宁前兵备副使、宁前道，再到人事部（吏部）的高级预备干部（巡抚），只用了三年。 袁崇焕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三年里，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熟练掌握了孙承宗传授的所有技巧、战术与战略。 在这几年中，袁崇焕除学习外，主要的工作是修建宁远城，加强防御，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后金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奔袭，行动迅猛，抢了就能跑，而明军以步兵为主，骑兵质量又不行，打到后来，只能坚守城池，基本上是敌进我退，敌退我不追，这么下去，到哪儿才是个头？ 是的，防守是不够的，仅凭城池、步兵坚守，是远远不够的。 彻底战胜敌人强大骑兵唯一方式，就是建立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 所以，在孙老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召集难民，仔细挑选，进行严格训练，只有最勇猛精锐，最苦大仇深的士兵，才有参加这支军队的权力。 同时，他饲养优良马匹，大量制造明朝最先进的火器三眼神铳，配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并反复操练骑兵战法，冲刺砍杀，一丝不苟。 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无论面临绝境，或是深陷重围，这支军队都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投降。 他成功了。 他最终训练出了一支这样的军队，一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终其一生，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彻底战胜的军队。 在历史上，这支军队的名字，叫做关宁铁骑。 袁崇焕的成长，远远超出了孙承宗的预料，无论是练兵、防守、战术，都已无懈可击。虽然此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 对这个学生，孙老师十分满意。 但他终究还是发现了袁崇焕的一个缺点，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缺点，从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上。 天启三年（1623），辽东巡抚阎鸣泰接到举报，说副总兵杜应魁冒领军饷。 要换在平时，这也不算是个事，但孙老师刚刚整顿过，有人竟然敢顶风作案，必须要严查。 于是他派出袁崇焕前去核实此事。 袁崇焕很负责任，到地方后不眠不休，开始查账清人数，一算下来，没错，杜总兵确实贪污了，叫来谈话，杜总兵也认了。 按规定，袁特派员的职责到此结束，就该回去报告情况了。 可是袁大人似乎太过积极，谈话刚刚结束，他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当场就把杜总兵给砍了，被砍的时候，杜总兵还在做痛哭流涕忏悔状。 事发太过突然，在场的人都傻了，等大家回过味来，杜总兵某些部下已经操家伙，准备奔着袁大人去了。 毕竟是朝廷命官，你又不是直属长官，啥命令没有，到地方就把人给砍了，算是怎么回事？ 好在杜总兵只是副总兵，一把手还在，好说歹说，才把群众情绪安抚下去，袁特派员这才安然返回。 返回之后的第一个待遇，是孙承宗的一顿臭骂： “杀人之前，竟然不请示！杀人之后，竟然不通报！士兵差点哗变，你也不报告！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到底杀了什么人！以何理由要杀他！” “据说你杀人的时候，只说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如果你凭上级的命令就可以杀人，那还要尚方宝剑（皇帝特批孙承宗一柄）干什么？ ！” 袁崇焕没有吱声。 就事情本身而言，并不大，却相当恶劣，既不是直系领导，又没有尚方宝剑，竟敢擅自杀人，实在太过嚣张。 但此刻人才难得，为了这么个事，把袁崇焕给办了，似乎也不现实，于是孙承宗把这件事压了下去，他希望袁崇焕能从中吸取教训： 意气用事，胡乱杀人，是绝对错误的。 事后证明，袁崇焕确实吸取了教训，当然，他的认识和孙老师的有所不同： 不是领导，没有尚方宝剑，擅自杀人，是不对的，那么是领导，有了尚方宝剑，再擅自杀人，就该是对的。 从某个角度讲，他这一辈子，就栽在这个认识上。 不过局部服从整体，杜总兵死了也就死了，无所谓，事实上，此时辽东的形势相当的好，宁远以及附近的松山、中前所、中后所等据点已经连成了一片，著名的关宁防线（山海关——宁远）初步建成，驻守明军已达十一万人，粮食可以供应三年以上，关外两百多公里土地重新落入明朝手中。 孙承宗修好了城池、整好了军队，找好了学生，恢复了国土，但这一切还不够。 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敌人，单靠袁崇焕是不行的，必须再找几个得力的助手。 【助手】 袁崇焕刚到宁远时，看到的是破墙破砖，一片荒芜，不禁感叹良多。 然而很快就有人告诉他，这是刚修过的，事实上，已有一位将领在此筑城，而且还筑了一年多。 修了一年多，就修成这个破样，袁崇焕十分恼火，于是他把这个人叫了过来，死骂了一顿。 没想到，这位仁兄全然没有之前被砍死的那位杜总兵的觉悟，非但不认错，竟然还跳起来，跟袁大人对骂，张口就是老子打了多少年仗，你懂个屁之类的混话。 这就是当时的懒散游击将军，后来的辽东名将祖大寿的首次亮相。 祖大寿，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有名到连在他家干活的仆人祖宽都进了明史列传，然而这位名人本人的列传，却在清史稿里，因为他最终还换了老板。 但奇怪的是，和有同样遭遇的吴某某、尚某某、耿某某比起来，他的名声相当好，说他是X 奸的人，似乎也不多。原因在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已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宁远人，生在宁远，长在宁远，参军还在宁远。此人脾气暴躁，品性凶狠，好持刀砍人，并凭借多年砍人之业绩，升官当上了游击，熊廷弼在的时候很赏识他。 后来熊廷弼走了，王化贞来了，也很赏识他，并且任命他为中军游击，镇守广宁城。 再后来，孙得功叛乱，王化贞逃跑了，关键时刻，祖大寿二话不说，也跑了。 但他并没有跑回去，而是率领军队跑到了觉华岛继续坚守。 坚守原则，却不吃眼前亏，从后来十几年中他干过的那些事来看，这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哲学。 对一个在阎王殿参观过好几次的人而言，袁崇焕这种进士出身，连仗都没打过的人，竟然还敢跑来抖威风，是纯粹的找抽，不骂是不行的。 这场对骂的过程并不清楚，但结果是明确的，袁大人虽然没当过兵，脾气却比当兵的更坏，正如他的那句名言：“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一个将首！”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祖大寿认输了。 从此，他成为了袁崇焕的忠实部下，大明的优秀将领，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祖大寿，袁崇焕的第一个助手。 其实祖大寿这个名字，是很讨巧的，因为用当地口音，不留神就会读成祖大舅。为了不至于乱辈分，无论上级下属，都只是称其职务，而不呼其姓名。 只有一个人，由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称其为大舅，原因很简单，祖大寿确实是他的大舅。 这个人名叫吴三桂。 当时的吴三桂不过十一二岁，尚未成年，既然未成年，就不多说了。事实上，在当年，他的父亲吴襄，是一个比他重要得多的人物。 吴襄，辽宁绥中人，祖籍江苏高邮，武举人。 其实按史料的说法，吴襄先生的祖上，本来是买卖人，从江苏跑到辽东，是来做生意的。可是到他这辈，估计是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了，于是一咬牙，去考了武举，从此参加军队，迈上了丘八的道路。 由于吴先生素质高，有文化（至少识字吧），和兵营里的那些傻大粗不一样，祖大寿对其比较赏识，刻意提拔，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 吴襄没有辜负祖大寿的信任，在此后十余年的战斗中，他和他的儿子，将成为大明依靠的支柱。 吴襄，袁崇焕的第二个助手。 在逃到宁远之前，吴襄和祖大寿是王化贞的下属，在王化贞到来之前，他们是毛文龙的下属。 现在看来，毛文龙，似乎并不有名，也不重要，但在当时，他是个非常有名，且极其重要的人，至少比袁崇焕要重要得多。 天启初年的袁崇焕，是宁前道，毛文龙，是皮岛总兵。 准确地说，袁崇焕，是宁前地区镇守者，朝廷四品文官。 而毛文龙，是左都督、朝廷一品武官、平辽将军、尚方宝剑的持有者、辽东地区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 换句话说，毛总兵比袁大人要大好几级，与毛文龙相比，袁崇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档次上。 因为毛总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总兵。 明代总兵，是个统称，大致相当于司令员，但管几个省的，可以叫司令员，管一个县的，也可以叫司令员。比如，那位吃空额贪污的杜应魁，人家也是个副总兵，但袁特派说砍，就把他砍了，眼睛都不眨，检讨都不写。 总而言之，明代总兵是分级别的，有分路总兵、协守总兵等等，而最高档次的，是总镇总兵。 毛文龙，就是总镇总兵，事实上，他是大明在关外唯一的总镇级总兵。 总镇总兵，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军区司令员，地位十分之高，一般都附带将军头衔（相当于荣誉称号，如平辽、破虏等），极个别的还兼国防部长（兵部尚书）。 明朝全国的总镇总兵编制，有二十人，十四个死在关内，现存六人，毛文龙算一个。 但在这些幸存者之中，毛总兵是比较特别的，虽然他的级别很高，但他管的地盘很小——皮岛，也就是个岛。 皮岛，别名东江，位处鸭绿江口，位置险要，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二里，毛总兵就驻扎在上面，是为毛岛主。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般说来，总镇总兵管辖的地方很大，不是省军区司令，也是地区军区司令，只有毛总兵，是岛军区司令。 但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其他总兵的地盘，是接管的，毛总兵的地盘，是自己抢来的。 毛文龙，万历四年（1576）生人，浙江杭州人，童年的主要娱乐是四处蹭饭吃。 由于家里太穷，毛文龙吃不饱饭，自然上不起私塾，考不上进士。 而就我找到的史料看，他似乎也不是斗狠的主，打架撒泼的功夫也差点，不能考试，又不能闹腾，算是百无一用，比书生还差。 但要说他什么都没干，那也不对，为了谋生，他开始从事服务产业——算命。 算命是个技术活，就算真不懂，也要真能忽悠，于是毛文龙开始研究麻衣相术、测字、八卦等等。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的学问没学到家，给人家算了几十年的命，就没顾上给自己算一卦。 不过，他在另一方面的造诣，是绝对值得肯定的——兵法。 在平时只教语文，考试只考作文的我国古代，算命、兵法、天文这类学科都是杂学，且经常扎堆，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统称——阴阳学。 而迫于生计，毛先生平时看的大都是这类杂书，所以他虽没上过私塾，却并非没读过书。据说他不但精通兵法理论，还经常用于实践——聊天时用来吹牛。 就这么一路算，一路吹，混到了三十岁。 不知是哪一天，哪根弦不对，毛文龙突然决定，结束自己现在的生活，毅然北上寻找工作。 他一路到了辽东，遇见当时的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和他一见如故，认为他是优秀人才，当即命他为都司，进入军队任职。 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这样的好事，没错，前面两句话是逗你们玩的。 毛文龙先生之所以痛下决心北上求职，是因为他的舅舅时来运转，当上了山东布政使，跟王化贞关系很好，并向王巡抚推荐了自己的外甥。 王巡抚给了面子，帮毛文龙找了份工作，具体情况就是如此。 在王化贞看来，给安排工作，是挣了毛文龙舅舅的一个人情，但事实证明，办这件事，是挣了大明的一个人情。 毛文龙就这样到部队上班了，虽说只是个都司，但在地方而言，也算是高级干部了，至少能陪县领导吃饭，问题在于，毛都司刚去的时候，不怎么吃得开，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关系户，都知道他没打过仗，所以，都瞧不起他。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天启元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 这一天，辽阳陷落，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尽，数万守军全军覆没，至此，广宁之外，明朝在辽东已无立足之地。 难民携家带口，士兵丢弃武器，大家纷纷向关内逃窜。 除了毛文龙。 毛文龙没有跑，但必须说明的是，他之所以不跑，不是道德有多高尚，而是实在跑不掉了。 由于辽阳失陷太快，毛先生反应不够快，没来得及跑，落在了后面，被后金军堵住，没辙了。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化化妆，往脸上抹把土，没准还能顺过去。 不幸的是，他的手下还有两百来号士兵。 带着这么群累赘，想溜，溜不掉；想打，打不过。明军忙着跑，后金军忙着追，敌人不管他，自己人也不管他。毛文龙此时的处境，可以用一个词完美地概括——弃卒。 当众人一片哀鸣，认定走投无路之际，毛文龙找到了一条路——下海。 他找来了船只，将士兵们安全撤退到了海上。 然而很快，士兵们就发现，他们行进的方向不是广宁，更不是关外。 “我们去镇江。”毛文龙答。 于是大家都傻了。 所谓镇江，不是江苏镇江，而是辽东的镇江堡，此地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与朝鲜隔江而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极其坚固，易守难攻。 但大家之所以吃惊，不是由于它很重要，很坚固，而是因为它压根就不在明朝手里。 辽阳、沈阳失陷之前，这里就换地主了，早就成了后金的大后方，且有重兵驻守，这个时候去镇江堡，动机只有两个：投敌，或是找死。 然而毛文龙说，我们既不投敌，也不寻死，我们的目的，是攻占镇江。 很明显，这是在开玩笑，辽阳已经失陷了，没有人抵抗，没有人能够抵抗。大家的心中，有着共同且唯一的美好心愿——逃命。 但是毛文龙又说，我没有开玩笑。 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横跨海峡，航行上千里，到达敌人重兵集结的坚固堡垒，凭借我们这支破落不堪、装备不齐、刚刚一败涂地，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去攻击装备精良、气焰嚣张、刚刚大获全胜的敌人，以寡敌众。 我们不逃命，我们要攻击，我们要彻底地击败他们，我们要收复镇江，收复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 没有人再惊讶，也没有人再反对，因为很明显，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一个足以让他们前去攻击镇江，义无反顾的理由。 在夜幕的掩护下，毛文龙率军抵达了镇江堡。 事实证明，他或许是个冲动的人，但绝不是个愚蠢的人，如同预先彩排的一样，毛文龙发动了进攻，后金军队万万想不到，在大后方竟然还会被人捅一刀，没有丝毫准备，黑灯瞎火的，也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从哪里来，只能惊慌失措，四散奔逃。 此战明军大胜，歼灭后金军千余人，阵斩守将佟养真，收复镇江堡周边百里地域，史称“镇江堡大捷”。 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朝在辽东最大，也是唯一的胜仗。 消息传来，王化贞十分高兴，当即任命毛文龙为副总兵，镇守镇江堡。 后金丢失镇江堡后，极为震惊，派出大队兵力，打算把毛文龙赶进海里喂鱼。 由于敌太众，我太寡，毛文龙丢失了镇江堡，被赶进了海里，但他没有喂鱼，却开始钓鱼——退守皮岛。 毕竟只是个岛，所以刚开始时，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可不久之后，他就用实际行动，让努尔哈赤先生领会了痛苦的真正含义。 自天启元年以来，毛文龙就没休息过，每年派若干人，出去若干天，干若干事，不是放火，就是打劫，搞得后金不得安生。 更烦人的是，毛岛主本人实在狡猾无比，你没有准备，他就上岸踢你一脚，你集结兵力，设好埋伏，他又不来，就如同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能把人活活折磨死。 后来努尔哈赤也烦了，估计毛岛主也只能打打游击，索性不搭理他，让他去闹，没想到，毛岛主又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 天启三年（1623），就在后金军的眼皮底下，毛岛主突然出兵，一举攻占金州（今辽宁金州），而且占住就不走了，在努尔哈赤的后院放了把大火。 努尔哈赤是真没法了，要派兵进剿，却是我进敌退，要登陆作战，又没有那个技术，要打海战，又没有海军，实在头疼不已。 努尔哈赤是越来越头疼，毛岛主却越来越折腾，按电视剧里的说法，住孤岛上应该是个很惨的事，要啥啥没有，天天坐在沙滩上啃椰子，眼巴巴盼着人来救。 可是毛文龙的孤岛生活过得相当充实，照史书上的说法，是“召集流民，集备军需，远近商贾纷至沓来，货物齐备捐税丰厚”。 这就是说，毛岛主在岛上搞得很好，大家都不在陆地上混了，跟着跑来讨生活，岛上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还能抽税。 这还不算，毛岛主除了搞活内需外，还做进出口贸易，日本、朝鲜都有他的固定客商，据说连后金管辖区也有人和他做生意，反正那鬼地方没海关，国家也不征税，所以毛岛主的收入相当多，据说每个月都有十几万两白银。 有钱，自然就有人了，在高薪的诱惑下，上岛当兵的越来越多，原本只有两百多，后来袁崇焕上岛清人数时，竟然清出了三万人。 值得夸奖的是，在做副业的同时，毛岛主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创造了很多业绩，摘录如下： （天启）三年，文龙占金州。 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 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 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 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 乱打一气不说，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屯田种粮食，实在太嚣张了。 努尔哈赤先生如果不恨他，那是不正常的。 可是恨也白恨，科技跟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 拜毛文龙同志所赐，后金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唯恐毛岛主在背后打黑枪，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抢掠，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反响极其恶劣。 如此成就，自然无人敢管，朝廷哄着他，王化贞护着他，后来，王在晋接任了辽东经略，都得把他供起来。 毛文龙，袁崇焕的第三个帮助者，现在的上级、未来的敌人。 天启三年（1623），袁崇焕正热火朝天地在宁远修城墙的时候，另一个人到达宁远。 这个人是孙承宗派来的，他的职责，是与袁崇焕一同守护宁远。 这个人的名字叫满桂。 满桂，宣府人，蒙古族。很穷，很勇敢。 满桂同志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从小爱好打猎。长大参军了，就爱好打人，在军队中混了很多年，每次出去打仗，都能砍死几个，可谓战功显赫，然而战功如此显赫，混到四十多岁，才是个百户。 倒不是有人打压他，实在是因为他太实在。 明朝规定，如果你砍死敌兵一人（要有首级），那么恭喜你，接下来你有两种选择，一、升官一级。二、得赏银五十两。 每次满桂都选第二种，因为他很缺钱。 我不认为满桂很贪婪，事实上，他很老实。 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 就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就算老天开眼了。 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 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镐率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三百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桂同志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 天启二年（1622），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桂，对这位老兵油子极其欣赏（大奇之），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一年后，满桂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 满桂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 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桂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很快，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桂善操纵，诸部咸服）。 此外，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荤八素。 就这样，在满桂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 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 其实矛盾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 必须说明一点，满桂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满桂比袁崇焕要高，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制武，所以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高一点点。 而据史料记载，满桂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是从小兵干起，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一个五十两），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袁崇焕。 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相处得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 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在辽东混的，大部分都是老兵油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自己这种文化人兼新兵蛋子，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桂） 虚心请教，满桂们也心知肚明，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都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大家混得都还不错。 满桂，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的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于死地的对手。 或许你觉得人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似乎不怎么看，不久之后，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 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他的名字叫赵率教。 赵率教，陕西人，此人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 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也拜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得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 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自杀，他跑了。 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 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 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哪就倒霉，且全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反面典型。 对此，赵率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然而不久后，赵率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 王在晋认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定，赵率教同志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 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了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您要去收复哪里？ 赵率教回答：前屯。 前屯，就在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 在确定赵率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在晋也说了实话： “收复实地固然是好，但眼下无余兵。” 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 然而赵率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 “无需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 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私人武装？于是好奇的王在晋提出了问题： “你有多少人？” 赵率教答： “三十八人。” 王在晋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 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还嫌不够乱？ 于是一气之下，王在晋手一挥：你去吧！ 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真去了。 赵率教率领着他的家丁，三十八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 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率教疯了。 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 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 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率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 王在晋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赵率教很快会故伎重演，丢掉一切再跑回来。 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 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三十八人后，他找来了赵率教，问了他一个问题：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赵率教回答： “民六万有余，士兵上万人。” 从三十八，到六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率教，自己骑马回去了。 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赵率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被人给砍了。 正当赵率教撩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赵率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率教在辽阳的时候，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手握军队主力的赵率教应全力作战，然而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 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率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 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 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率教先生放了。 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率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 而赵率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率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 【惊变】 天启元年（1620），孙承宗刚到辽东的时候，他所有的，只是山海关以及关外的八里地。 天启五年（1624），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收复了宁远，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 在收复宁远之后，孙承宗决定再进一步，占据另一个城市——锦州。他认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 但努尔哈赤似乎不这么看，锦州嘛，又小又穷，派兵守还要费粮食，谁要谁就拿去。 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孙承宗得到了锦州。 事后证明，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的那一刻起，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 因为至此，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关锦防线。 所谓关锦防线，是指由山海关——宁远——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该防线全长四百余里，深入后金区域，沿线均有明朝堡垒、据点，极为坚固。 历史告诉我们，再坚固的防线，也有被攻陷的一天。 历史还告诉我们，凡事总有例外，比如这条防线。 事实上，直到明朝灭亡，它也未被突破。此后长达十余年时间里，后金军队用手刨，用嘴啃，用牙咬，都毫无效果，还搭上了努尔哈赤先生的一条老命。 这是一个科学、富有哲理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弱点。 锦州，辽东重镇，自古为入关要道，且地势险要，更重要的是，锦州城的一面，靠海。对于没有海军的后金而言，这又是一个噩梦。 这就是说，只要海运充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被围得水泄不通，锦州也是很难攻克的。 既然难打，能不能不打呢？ 不能。 我的一位住在锦州的朋友告诉我，他要回家十分方便，因为从北京出发，开往东三省，在锦州停靠的火车，有十八辆。 我顿时不寒而栗，这意味着，三百多年前的明朝，要前往辽东，除个别缺心眼爬山坡的人外，锦州是唯一的选择。 要想入关，必须攻克宁远，要攻克宁远，必须攻克锦州，要攻克锦州，攻克不了。 当然，有人会说，锦州不过是个据点，何必一定要攻陷？只要把锦州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宁远，不就行了吗？ 是的，按照这个逻辑，也不一定要攻陷宁远，只要把宁远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山海关，不也行吗？ 这样看来，努尔哈赤实在太蠢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就没想到呢？ 我觉得，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去洗把脸，清醒清醒。 假定你是努尔哈赤，带了几万兵，到了锦州，锦州没人打你，于是，你又到了宁远，宁远也没人打你，就这么一路顺风到了山海关，准备发动攻击。 我相信，这个时候你会惊喜的发现，锦州和宁远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你的后方，准备把你一锅端——除非这两地方的守将是白痴。 现在你有大麻烦了，眼前是山海关，没准十天半月攻不下来，请屁股后面的军队别打你，估计人家不干，就算你横下一条心，用头把城墙撞破，冲进了关内，抢到了东西，你也总得回去吧。 如果你没长翅膀，你回去的路线应该是山海关——宁远——锦州…… 看起来似乎比较艰难，不是吗？ 这就是为什么曹操同志多年来不怕孙权，不怕刘备，偏偏就怕马腾、马超——这两位先生的地盘在他的后方。 这就是孙承宗的伟大成就，短短几年之间，他修建了若干据点，收复了若干失地，提拔了若干将领，训养了若干士兵。 现在，在他手中的，是一条坚不可破的防线，一支精锐无比的军队，一群天赋异禀的卓越将领。 但对于这一切，努尔哈赤并不清楚，至少不十分清楚。 祖大寿、吴襄、满桂、赵率教、毛文龙以及袁崇焕，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些名字毫无意义。 自万历四十六年起兵以来，明朝能打的将领，他都打了，杨镐、刘綎、杜松、王化贞、袁应泰，全都是手下败将，无一例外，在他看来，新来的这拨人下场估计也差不多。 但他终将失败，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并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 话虽如此，努尔哈赤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他不了解目前的局势，却了解孙承宗的实力，很明显，这位督师大人比熊廷弼还难对付，所以几年之内，他都没有发动大的进攻。 大的没有，小的还是有。 在后金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无疑是努尔哈赤，但正如孙承宗一样，他的属下，也有很多相当厉害的猛人。 而在这些猛人里，最猛的，就是八大贝勒。 所谓八大贝勒，分别是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 在这八个人里，按照军功和资历，前四个大猛，故称四大贝勒，后四个小猛，故称四小贝勒。 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两个人，皇太极、多尔衮。 但最能打仗的，是三个人，除皇太极和多尔衮外，还有一个代善。 多尔衮年纪还小，就不说了，皇太极很有名，也不说了，这位代善，虽然年纪很大，且不出名，但很有必要说一说。 事实上，大贝勒代善是当时后金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此人非常勇猛，在与明朝作战时，经常身先士卒，且深通兵法，擅长伏击，极其能打。 因为他很能打，所以努尔哈赤决定，挑选一个目标，由代善发动攻击，以试探孙承宗的虚实，而他选定的这个目标，就是锦州。 当代善率军来到锦州城下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是个结结实实的黑锅。 首先锦州非常坚固。在修城墙方面，孙承宗很有一套，城不但高，而且厚，光凭刀砍斧劈，那是没指望的，要想进城，没有大炮是不行的。 大炮也是有的，不过不在城下，而在城头。 其实一直以来，明朝的火器水平相当高。万历三大征打日本的时候也很经用，后来之所以荒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万历前期，皇帝陛下精神头足，什么事都愿意折腾，后来不想干了，天天躲着不上朝，下面也开始消极怠工。外加火器工作危险性大，吃力不讨好，没准出个安全事故，是很麻烦的。 孙承宗不怕麻烦，他不但为部队添置三眼火铳等先进装备，还购置了许多大炮，尝试用火炮守城。而锦州，就是他的试点城市。 虽然情况不妙，但代善不走寻常路，也不走回头路，依然一根筋，找人架云梯、冲车往城里冲。 此时的锦州守将，是赵率教。应该说，他的作战态度是很成问题的，面对着在城下张牙舞爪，极其激动的代善，他却心平气和，毫不激动，时不时在城头转两圈，放几炮，城下便会迅速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在赔上若干架云梯，若干条性命，却毫无所得的情况下，代善停止进攻。 虽然停止进攻，但代善还不大想走，他还打算再看两天。 可是孙承宗似乎是不欢迎参观的，代贝勒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一支明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翼。 这支部队是驻守前屯、松山的明军，听说客人来了，没赶上接风，特来送行。 在短暂慌乱之后，代善恢复了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有信心击退这支突袭部队。 可他刚带队发起反击，就看到自己屁股后面烟尘四起：城内的明军出动了。 这就算是腹背受敌了，但代善依然很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很有信心。 然后，很有信心的代善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宁远、中前所等地的明军已经出动，正朝这边来，吃顿饭的功夫也就到了。 但代善不愧是代善，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非常自信，镇定地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判断：快逃。 可是来去自如只是一个幻想，很快代善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重围。明军毫不客气，一顿猛打，代善部伤亡十分惨重。好在来的多是骑兵，机动力强，拼死往外冲，总算奔出了条活路，一口气跑上百里，直到遇见接他的二贝勒阿敏，魂才算漂回来。 此战明军大胜，击溃后金军千余人，战后清点斩获首级六百多颗，努尔哈赤为他的试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孙承宗督师辽东的几年里，双方很有点相敬如宾的意思，虽说时不时搞点小摩擦，但大仗没打过，孙承宗不动，努尔哈赤不动。 可是孙承宗不动是可以的，努尔哈赤不动是不行的。 因为孙大人的任务是防守，只要不让敌人进关抢东西，他就算赢了。 努尔哈赤就不同了，他的任务是抢，虽说占了挺大一块地方，但人都跑光了，技术型人才不多，啥产业都没有。据说有些地方，连铁锅都造不出来。孙承宗到辽东算出差，有补助，还有朝廷送物资，时不时还能回去休个假，努先生完全是原生态，没人管没人疼，不抢怎么办？ 必须抢，然而不能抢，因为有孙承宗。 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代言人——山姆大叔。这位大叔的来历就不说了，他的具体特点是面相端正，勤劳乐观，处事低调埋头苦干，属于那种不怎么言语，却特能干事的类型，是许多美国人争相效仿的楷模。 孙承宗就是一个山姆大叔型的人物，当然，按年龄算，应该叫山姆大爷，这位仁兄相貌奇伟（画像为证），极富乐观主义精神（大家都不干，他干），非常低调（从不出兵闹事），经常埋头苦干（参见前文孙承宗业绩清单）。 刚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压根瞧不起孙大爷，因为这个人到任后毫无动静，一点不折腾，什么一举荡平，光复辽东，提都不提，别说出兵攻击，连挑衅斗殴都不来，实在没意思。 但慢慢地，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 就在短短几年内，明朝的领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关外的一亩三分地，到宁远，再到锦州，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收复了辽东近千里土地。 更为可怕的是，此人每走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趁你不注意，就刨你两亩地，每次都不多占，但占住了就不走，几乎找不到任何弱点。 对于这种抬头望天，低头使坏的人，努尔哈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大踏步的前进，自己大踏步地后退，直到天启五年（1625）十月的那一天。 这一天，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孙承宗回京了。 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亲，不是述职，也不是做检讨，而是彻底退休。 必须说明的是，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却并不情愿，他不想走，却不能不走。 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被毁灭了。 日落西山 第十三章 一个监狱看守 关于东林党的覆灭，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 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 许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 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 这不是顺口溜，其实一直以来，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 凑巧的是，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 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在杨涟、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即位，成为了明光宗。 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千辛万苦，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 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 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 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里，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都好办，什么事都能办，可是明朝实在太不一般。 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 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 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 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 众所周知，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 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就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 就实力而言，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此消彼长，什么京察、偷信，全往死里整。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能整死谁。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了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 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 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事实上，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能摸清他的底。 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对于此人的描述都只有只言片语，应该说，这是奇怪的现象。 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介绍如此之少，是很不正常的，但从某个角度讲，又是很正常的。 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 汪文言，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 汪布衣小时候情况如何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 事实上，明代的公务员，并非都是政府官员，它分为两种：官与吏。 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海瑞），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长。 可问题在于，明朝的官员编制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长）、县丞（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几个人而已。 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谕（教育局长）、驿丞（县招待所所长），大都由举人担任，人数也不多。 在一个县里，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 然而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 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就叫吏。 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国家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 虽然国家不管，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比如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 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 一般说来，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而吏大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 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 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 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 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 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即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 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与立，时任刑部郎中。 这位于郎中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 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 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 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就没人搭理他。 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 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四面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 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 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 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 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 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 当时的王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搭理他。 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 王安很喜欢汪文言。 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王安，只是想赌一把。 一年后，他赌赢了。 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的那个夜晚，当杨涟秘密找到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汪文言。 杨涟说，皇上已经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以防有变。 王安说，目前情形不明，没有皇上的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 杨涟说，皇上已经昏迷，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 王安说，事关重大，再等等。 僵持不下时，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官海沉浮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判断。 他对王安说：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待，必须立即入宫。 一直以来，王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即位。 这件事不但加深了王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编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 继杨涟之后，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璟、韩旷、尚书周嘉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 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看得出，新皇帝要即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 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扬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朝廷内外，浙党遍布。 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动不动就上书弹劾兴风作浪。 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过几次，也没能搞定。 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 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能死，没得拼。 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的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都牛得不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 汪文言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 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秉持着这一理念，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 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人——梅之焕。 梅之焕，字彬父，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 此人出身名门，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稀里糊涂就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地要走。 阅兵的人不干，告诉他你要不露一手，今天就别想走。 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长揖上马而去）。 除上述优点外，这人还特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 但汪文言之所以找到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而是因为他的籍贯。 梅之焕，是湖广人，具体地说，是湖北麻城人。 明代官场里，最重要的两大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到京城来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就是兄弟了。所以自打进入朝廷，梅之焕认识的，大都是楚党成员。 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 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个计划所需要的人。 汪文言认为，遇到敌人，直接硬干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应该先让他自己绊一跤。 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 在仔细衡量利弊后，他选择了楚党。 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掘出来，修理一顿。 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吃饱了没事干，且心理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 这下就热闹了，许多东林党人闻讯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 说句实话，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掺合，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不必当真。 梅之焕也进来插了句话，且相当不客气： “如果江陵（指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 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书，表示同意，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人，并不是东林党，而是官应震。 官应震，是楚党的首领，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 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 所以，他找到了梅之焕，拉拢了官应震，开始搞小动作。 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可惜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 此后的事情，我此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等。 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是要告诉你，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日落西山 第十四章 毁灭之路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 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 在我看来，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 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就没法比。 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呆了二十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二年，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 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 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 天启三年（1623），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年搞得不亦乐乎，今年也不例外。 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 赵南星是个很负责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 如果你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亓诗教，齐党首领，赵兴邦，浙党骨干，官应震、吴亮嗣，楚党首领。 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 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干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 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官应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 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 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凶论》，以示纪念。 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 三党成员、落水狗。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 据史料记载，这个人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 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魏忠贤，北直隶（今河北）肃宁县人，曾用名先是魏进忠，后是李进忠。 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 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 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 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 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混混的幸福】 多年前，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俗称混混），是从来不会自卑的。 虽然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 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 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 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 根据史料记载，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他没钱上学，没法读书，没有工作，却从不唉声叹气，相当乐观。 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并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市井一无赖尔）。 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目不识丁，言辞犀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性多狡诈），更为难得的是，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敢跑去赌博（家无分文而一掷百万），赌输后没钱给，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依然无怨无悔，下次再来。 混到这个份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 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幡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为了还清赌债。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她。 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幡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 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 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 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 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 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 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这是很有可能的），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 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 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太监比例相当低。 有多低呢？我统计了一下，大致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不缺人，就不招。 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在一百个符合条件（割了）的人中，只有十到十五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 事实上，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割过了），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候选）在京城等着。 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 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混得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 我一直相信，世事皆有可能。 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够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权力。 公正地讲，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 魏忠贤当政以后，对自己以前的历史万般遮掩，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怎么进宫这一段，是绝口不提，搞得云里雾里，捉摸不透。 但这种行为，就好比骂自己的儿子是王八蛋一样，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他当年的死党，后来的死敌刘若愚太监告诉我们，魏公公不愿提及发家史，是因为违背了太监成长的正常程序——他是自宫的。 我一直坚信，东方不败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也最有可能的自宫者。 这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自宫，绝无混饭吃、找工作的目的，而是为了中华武学的发展。 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我考证了太监阉割的全过程后，才不禁由衷感叹，自宫不仅需要勇气，没准还真得要点功夫。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阉割是个技术工作，想一想就明白了，从人身上割点东西下来，还是重要部位，稍有不慎，命就没了。 所以很多年以来，干这行的都是家族产业，代代相传，以割人为业，其中水平最高的，还能承包官方业务，获得官方认证。 一般这种档次的，不但技术高，能达到庖丁解人的地步，快速切除，还有配套医治伤口，消毒处理，很有服务意识。 所有说，东方不败能在完全外行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复杂的手术，且毫无后遗症（至少我没看出来），没有几十年的内功修养，估计是白扯。 魏忠贤不是武林高手（不算电影电视），要他自我解决，实在勉为其难，于是只好寻到上述专业机构，找人帮忙。 可到地方一问，才知道人家服务好，收费也高，割一个得四五两银子，我估算了一下，合人民币大概是三四千块。 这可就为难魏公公了，身上要有这么多钱，早拿去赌博翻本，哪犯得着干这个？ 割还是不割，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没钱。 但现实摆在眼前，不找工作是不行了，魏公公心一横——自己动手，前程无忧。 果不其然，业余的赶不上专业的，手术的后遗症十分严重，出血不止，幸亏好心人路过，帮他止了血。 成功自宫后，魏忠贤跑去报名，可刚到报名处，问清楚录取条件，当时就晕了。 事情是这样的，宫里招太监，是有年龄要求的，因为小孩进宫好管，也好教，可是魏忠贤同志自己扳指头一算，今年芳龄已近二十。 这可要了命了，年龄是硬指标，跟你一起入宫的，都是几岁的孩子，哪个太监师傅愿意带你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纯粹浪费粮食。 魏忠贤急了，可急也没用，招聘规定是公开的，你不去问，还能怪谁？ 可事到如今，割也割了，又没法找回来，想再当混混，没指望了，要知道，混混虽然很混，也瞧不起人妖。 宫进不去，家回不去，魏公公就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具体情况他本人不说，所以我也没法同情他，但据说是过得很惨，到后来，只能以讨饭为生，偶尔也打打杂工。 万历十六年（1588），穷困至极的魏忠贤来到了一户人家的府上，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份佣人的工作。 他的命运就此改变。 一般说来，寻常人家找佣人，是不会找阉人的，魏忠贤之所以成功应聘，是因为这户人家的主人，也是个阉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孙暹，是宫中的太监，准确地说是太监首领，他的职务，是司礼监秉笔太监。 这个职务，是帮助皇帝批改奏章的，前面说过很多次，就不多说了。 魏忠贤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他起早贪黑，日干夜干，终于有一天，孙暹找他谈话，说是看在他比较老实的份上，愿意保举他进宫。 万历十七年（1589），在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魏忠贤终于圆了他的梦，进宫当了一名太监。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是火者。 实际上，包括魏忠贤在内的所有新阉人，在刚入宫的时候，只是宦官，并不是太监，某些人甚至一辈子也不是太监。 因为太监，是很难当上的。 宫里，能被称为“太监”的，都是宦官的最高领导，太监以下，是少监，少监以下，是监丞，监丞以下，还有长随、当差。 当差以下，就是火者了。 那么魏火者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大致包括以下几项：扫地、打水、洗马桶、开大门等等。 很明显，这不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而且进宫这年，魏忠贤已经二十一岁了，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魏忠贤很不受人待见。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魏忠贤没有任何成就，也没有任何名头，因为他的年龄比同期入宫的太监大，经常被人呼来喝去，人送外号“魏傻子”。 但这一切，全都是假象。 据调查（本人调查），最装牛的傻人，与人接触时，一般不会被识破。 而最装傻的牛人，在与人接触时，一辈子都不会被识破。 魏忠贤就是后者的杰出代表。 许多人评价魏忠贤时，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大明江山，太祖皇帝，怎么就被这么个文盲、傻子给废掉了。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才是傻子。 能在明朝当官，且进入权力核心的这拨人，基本都是高智商的，加上官场沉浮，混了那么多年，生人一来，打量几眼，就能把这人摸得差不多，在他们面前耍花招，那就是自取其辱。 而在他们的眼中，魏忠贤是一个标准的老实人，年纪大，傻不拉矶的，每天都呵呵笑，长相忠厚老实，人家让他干啥就干啥，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意，所以从明代，直到今天，很多人认定，这人就是个傻子，能混成后来那样，全凭运气。 这充分说明，魏公公实在是威力无穷，在忽悠了明代的无数老狐狸后，还继续忽悠着现代群众。 在我看来，魏忠贤固然是个文盲，却是一个有天赋的文盲，他的这种天赋，叫做伪装。 一般人在骗人的时候，都知道自己在骗人，而据史料分析，魏公公骗人时，不知道自己在骗人，他骗人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 在宫里的十几年里，他就用这种天赋，骗过了无数老滑头，并暗中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个叫做魏朝。 这位魏朝，也是宫里的太监，对魏忠贤十分欣赏，还帮他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的名字，叫做典膳。 所谓典膳，就是后宫管伙食的，听起来似乎不怎么样，除了混吃混喝，没啥油水。 管伙食固然没什么，可关键在于管谁的伙食。 魏公公的服务对象，恰好就是后宫的王才人。这位王才人的名头虽然不响，但他儿子的名气很大——朱由校。 正是在那里，魏忠贤第一次遇见了决定他未来命运的两位关键人物——朱常洛父子。 虽然见到了大人物，但魏忠贤的命运仍无丝毫改变，因为王才人身边有很多太监，他不过是极其普通的一个，平时连跟主子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此时朱常洛还只是太子，且地位十分不稳，随时可能被拿下，所以他老婆王才人混得也不好，还经常被另一位老婆李选侍欺负。 这么一来，魏忠贤自然也混得差，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 魏忠贤进宫二十周年纪念之际，他混到了人生的最低点：由于王才人去世，他失业了。 失业后的魏忠贤无计可施，只能回到宫里，当了一个仓库保管员。 但被命运挑选的人，注定是不会漏网的，在经过无数极为复杂的人事更替，误打误撞后，魏忠贤竟然摇身一变，又成了李选侍的太监。 正是在这个女人的手下，魏忠贤第一次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 这位入宫三十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太监突然焕发了青春，他不等不靠，主动接近李选侍，拍马擦鞋，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成为了李选侍的心腹。 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掌握帝国未来继承人（朱由校），且和他一样精明、自私、无耻的女人，将大有作为。 万历四十八年（1620），魏忠贤的机会到了。 这一年七月，明神宗死了，明光宗即位，李选侍成了候选皇后，朱由校也成了后备皇帝。 可是好景不长，只过了一个月，明光宗又死了，李选侍成了寡妇。 当李寡妇不知所措之时，魏忠贤及时站了出来，开导了李寡妇，告诉她，其实你无需失望，因为一个更大的机会，就在你的眼前：只要紧紧抓住年幼的朱由校，成为幕后的操纵者，你得到的，将不仅仅是皇后甚至太后的头衔，而是整个天下。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可惜绝非独创，朝廷里文官集团的老滑头们，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在东林党人的奋力拼杀下，朱由校又被抢了回去，李选侍就此彻底歇菜，魏忠贤虽然左蹦右跳，反应活跃，最终也没逃脱下岗的命运。 正是在这次斗争中，魏忠贤认识了他宿命中的对手，杨涟。 杨涟，是一个让魏忠贤寒毛直竖的人物。 两人第一次相遇，是在抢人的路上。杨涟抢走朱由校，魏忠贤去反抢，结果被骂了回来，哆嗦了半天。 第二次相遇，是他奉命去威胁杨涟，结果被杨涟威胁了，杨大人还告诉他，再敢作对，就连你一块收拾。 魏忠贤相当识趣，掉头就走，从此以后，再不敢惹这人。 总而言之，在魏忠贤的眼中，杨涟是个不贪财，不好色，不怕事，几乎没有任何弱点，还特能折腾的人，而要对付这种人，李选侍是不够分量的，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主人。 然而很遗憾，在当时的宫里，比李选侍还狠的，只有东林党，就算魏太监想进，估计人家也不肯收。 看起来是差不多了，毕竟魏公公都五十多了，你要告诉他，别灰心，不过从头再来，估计他能跟你玩命。 但拯救他的人，终究还是出现了。 许多人都知道，天启皇帝朱由校是很喜欢东林党的，也很够意思，继位一个月，就封了很多人，要官给官，要房子给房子。 但许多人不知道，他第一个封的并不是东林党，继位后第十天，他就封了一个女人，封号“奉圣夫人”。 这个女人姓客，原名客印月，史称“客氏”。 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姓氏，估计这辈子，你也很难遇上一个姓客的，而这位客小姐，那就更特别了，可谓五百年难得一遇的极品。 进宫之前，客印月是北直隶保定府村民候二的老婆，相貌极其妖艳，且极其早熟，啥时候结婚没人知道，反正十八岁就生了儿子。 她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因为就在同一年，宫里的王才人生出了朱由校。 按照惯例，必须挑选合适的乳母去喂养朱由校，经过层层选拔，客印月战胜众多竞争对手，成功入宫。 刚进宫时，客印月极为勤奋，随叫随到，两年后，她的丈夫不幸病逝，但客印月表现了充分的职业道德，依然兢兢业业完成工作，在宫里混得相当不错。 但很快，宫里的人就发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女人。 有群众反映，客印月常缺勤出宫，行踪诡异，经常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后经调查，客印月有生活作风问题，时常借机外出幽会。 作为宫中的乳母，如此行径，结论是清晰的，情节是严重的，但处罚是没有的。有人议论，没人告发。 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乳母，一点也不普通。 按说乳母这份活，也就是个临时工，孩子长大了就得走人，该干嘛干嘛去，可是客小姐是个例外，朱由校断奶，她没走，朱由校长大了，她也没走，朱由校十六岁，当了皇帝，她还是没走。 根据明朝规定，皇子长到六岁，乳母必须出宫，但客印月偏偏不走，硬是多混了十多年，也没人管，因为皇帝不让她走。 不但不让走，还封了个“奉圣夫人”，这位夫人的架子还很大，在宫中可以乘坐轿子，还有专人负责接送。要知道，内阁大学士刘一璟，二品大员，都六十多了，在朝廷混了一辈子，进出皇宫也得步行。 非但如此，逢年过节，皇帝还要亲自前往祝贺，请她吃饭。夏天，给她搭棚子，送冰块；冬天给她挖坑，烧炭取暖。宫里给她分了房子，宫外也有房子，还是黄金地段，就在今天北京的正义路上，步行至天安门，只需十分钟，极具升值潜力。 她家还有几百个仆人伺候，皇宫随意出入，想住哪里就住哪里，想怎么住就怎么住。 所谓客小姐，说破天也就是个保姆，如此得势嚣张，实在很不对劲。 一年之后，这位保姆干出了一件更不对劲的事情。 天启二年（1622），明熹宗朱由校结婚了，皇帝嘛，娶个老婆很正常，谁也没话说。 可是客阿姨（三十五了）不高兴了，突然跳了出来，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用史籍《明季北略》的话说，是“客氏不悦”。 皇帝结婚，保姆不悦，这是一个相当无厘头的举动。更无厘头的是，朱由校同志非但没有“不悦”，还亲自跑到保姆家，说了半天好话，并当即表示，今后我临幸的事情，就交给你负责了，你安排哪个妃子，我就上哪过夜，绝对服从指挥。 这也太过分了，很多人都极其不满，说你一个保姆，老是赖在宫里，还敢插手后宫，某些胆大的大臣先后上疏，要求客氏出宫。 这事说起来，确实不大光彩，皇帝大人迫于舆论压力，就只好同意了。 但在客氏出宫当天，人刚出门，熹宗就立刻传谕内阁，说了这样一段话：今日出宫，午膳至晚未进，暮思至晚，痛心不已，着时进宫奉慰，外廷不得烦激。 这段话的意思是客氏今天出宫，我中午饭到现在都没吃，整天都在想念她，非常痛心。还是让她回来安慰我吧，你们这些大臣不要再烦我了！ 傻子都知道了，这两个人之间，必定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 对此，后半生竭力揭批魏忠贤，猛挖其人性污点的刘若愚同志曾在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倏出倏入，人多讶之，道路流传，讹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 这句话的意思是，经常进进出出，许多人都惊讶，也有很多谣言，那些谣言，做臣子的是不忍心提的。 此言非同小可。 所谓臣子不忍心提，那是瞎扯，不敢提倒是真的。 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死得很早，他爹当了几十年太子，自己命都难保，这一代人的事都搞不定，哪有时间关心下一代。所以朱由校基本算是客氏养大的。 十几年朝夕相处，而且客氏又是“妖艳美貌，品行淫荡”，要有点什么瓜田李下，鸡鸣狗盗，似乎也能理解。 就年龄而言，客氏比朱由校大十八岁，按说不该引发猜想，可惜明代皇帝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比如成化年间的明宪宗同志，他的保姆万贵妃，就比他大十九岁，后来还名正言顺地搬被子住到一起。 就年龄差距而言，客氏也技不如人，没能打破万保姆的记录，如此看来，传点绯闻，实在比较正常。 当然，这两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猫腻，谁都不知道，知道也不能写，但可以肯定的是，皇帝陛下对于这位保姆，是十分器重的。 客氏就是这么个人物，皇帝捧，大臣让，就连当时的东厂提督太监和内阁大臣都要给她几分面子。 对年过半百的魏忠贤而言，这个女人，是他成功的唯一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 于是，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争取这个人。 而争取这个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她成为自己的老婆。 你没有看错，我没有写错，事实就是如此。 虽然魏忠贤是个太监，但他是可以找老婆的。 作为古代宫廷的传统，太监找老婆，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还有专用名词——对食。 对食，就是大家一起吃饭，但在宫里，你要跟人对食，人家不一定肯。 历代宫廷里，有很多宫女，平时不能出宫，且没啥事干，且不能嫁人，长夜漫漫寂寞难耐，闲着也是闲着，许多人就在宫中找对象，可是宫里除皇帝外，又没男人，找来找去，长得像男人的，只有太监。 没办法，就这么着吧。 虽说太监不算男人，但毕竟不是女人，反正有名无实，大家一起过日子，说说话，也就凑合了。 这种现象，即所谓对食。自明朝开国以来，就是后宫里的经典剧目，经常上演，一般皇帝也不怎么管，但要遇到凶恶型的，还是相当危险。比如明成祖朱棣，据说被他看见，当头就是一刀，眼睛都不眨。 到明神宗这代，开始还管管，后来他都不上朝，自然就不管了。 但魏忠贤要跟客氏“对食”，还有一个极大的障碍：客氏已经有对象了。 其实对食，和谈恋爱也差不多，也有第三者插足，路边野花四处踩，寻死觅活等俗套剧情，但这一次，情况有点特殊。 因为客氏的那位对食，恰好就是魏朝。 之前我说过了，魏朝是魏忠贤的老朋友，还帮他介绍过工作，关系相当好，所谓“朋友妻，不可欺”，实在是个问题。 但魏忠贤先生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他的无耻，面对朋友的老婆，二话不说，光膀子就上，毫无心理障碍。 但人民群众都知道，要找对象，那是要条件的，客氏就不用说了，皇帝的乳母，宫里的红人，不到四十，“妖艳美貌，品行淫荡”，而魏朝是王安的下属，任职乾清宫管事太监，还管兵仗局，是太监里的成功人士，可谓门当户对。 相比而言，魏忠贤就寒掺多了，就一管仓库的，靠山也倒了，要挖墙脚，希望相当渺茫。 但魏忠贤没有妄自菲薄，因为他有一个魏朝没有的优点：胆儿大。 作为曾经的赌徒，魏忠贤胆子相当大，相当敢赌。表现在客氏身上，就是敢花钱，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不但拍客氏马屁，花言巧语，还经常给她送名贵时尚礼物，类似今天送法国化妆品，高级香水，相当有杀伤力。 这还不算，他隔三差五请客氏吃饭。吃饭的档次是“六十肴一席，费至五百金”。翻译成白话就是，一桌六十个菜，要花五百两银子。 五百两银子，大约是人民币四万多，就一顿饭，没落太监魏忠贤的消费水平大抵如此。 人穷不要紧，只要胆子大，这就是魏忠贤公公的人生准则。其实这一招到今天，也还能用，比如你家不富裕，就六十万，但你要敢拿这六十万去买个戒指求婚，没准真能蒙个把人回来。 外加魏太监不识字，看上去傻乎乎的，老实得不行，实在是宫中女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在短短半年内，客氏就把老情人丢到脑后，接受了这位第三者。 然而在另外一本史籍中，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 几年后，一个叫宋起凤的人跟随父亲到了京城。因为他家和宫里太监关系不错，所以经常进宫转悠，在这里他看到很多，也听到了很多。 几十年后，他把自己当年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取名《稗说》。 所谓稗，就是野草。宋起凤先生的意思是，他的这本书，是野路子，您看了爱信不信，就当图个乐，他不在乎。 但就史料价值而言，这本书是相当靠谱的。因为宋起凤不是东林党，不是阉党，不存在立场问题，加上他在宫里混的时间长，许多事是亲身经历，没有必要胡说八道。 这位公正的宋先生，在他的野草书里，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 “魏虽腐余，势未尽，又挟房中术以媚，得客欢。” 这句话，通俗点说就是，魏忠贤虽然割了，但没割干净。后半句儿童不宜，我不解释。 按此说法，有这个优势，魏忠贤要抢魏朝的老婆，那简直是一定的。 能说话，敢花钱，加上还有太监所不及的特长，魏忠贤顺利地打败了魏朝，成为了客氏的新对食。 说穿了，对食就是谈恋爱，谈恋爱是讲规则的，你情我愿，谈崩了，女朋友没了，回头再找就是了。 但魏朝比较惨，他找不到第二个女朋友。 因为魏忠贤是个无赖，无赖从来不讲规则，他不但要抢魏朝的女朋友，还要他的命。天启元年（1620），在客氏的配合下，魏朝被免职发配，并在发配的路上被暗杀。 魏忠贤之所以能够除掉魏朝，是因为王安。 作为三朝元老太监，王安已经走到了人生的顶点，现在的皇帝，乃至于皇帝他爹，都是他扶上去的，加上东林党都是他的好兄弟，那真是天下无敌，比东方不败猛了去了。 可是王安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喜欢高帽子。 高帽子，就是拍马屁。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真可谓是至理名言，无论这人多聪明，多精明，只要找得准，拍得狠，都不堪一击。 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就知道，马屁，是有声音的。 但魏忠贤的马屁，打破了这个俗套，达到马屁的最高境界——无声之屁。 每次见王安，魏忠贤从不主动吹捧，也不说话，只是磕头，王安不叫他，他就不去，王安不问他，他就不说话。王安跟他说话，他不多说，态度谦恭点到即止。 他不来虚的，尽搞实在的，逢年过节送东西，还是猛送，礼物一车车往家里拉。于是当魏朝和魏忠贤发生争斗的时候，他全力支持了魏忠贤，赶走了魏朝。 但他并不知道，魏忠贤的目标并不是魏朝，而是他自己。 此时的魏忠贤已经站在了门槛上，只要再走一步，他就能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王安，就站在他的面前。必须铲除此人，才能继续前进。 跟之前对付魏朝一样，魏忠贤毫无思想障碍，朋友是可以出卖的，上级自然可以出卖，作为一个无赖、混混、人渣，无时无刻，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本性。 可是怎么办呢？ 王安不是魏朝，这人不但地位高，资格老，跟皇帝关系好，路子也猛，东林党的杨涟、左光斗都经常去他家串门。 要除掉他，似乎绝无可能。 但是魏忠贤办到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天启元年（1620），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因为犯了事，被罢免了。 在当时，卢受虽然地位高，势力却不大，所以这事并不起眼。 王安，正是栽在了这件并不起眼的事情上。 前面讲过，在太监里面，最牛的是司礼太监，包括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若干人。 作为司礼监的最高领导，按照惯例，如职位空缺，应该由秉笔太监接任。在当时而言，就是王安接任。 必须说明，虽然王安始终是太监的实际领导，但他并不是掌印太监，具体原因无人知晓。可能是这位仁兄知道枪打出头鸟，所以死不出头，想找人去顶缸。 但这次不同了，卢受出事后，最有资历的就剩下他，只能自己干了。 但魏忠贤不想让他干，因为这个位置太过重要，要让王安坐上去，自己要出头，只能等下辈子了。 可是事实如此，生米做成了熟饭，魏忠贤无计可施。 王安也是这么想的，他打点好一切，并接受了任命。按照以往的惯例，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上疏。主要意思无非是我无才无能，干不了，希望皇上另找贤能之类的话。 接受任命后，再写这些，似乎比较虚伪，但这也是没办法，在我们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地方，成功是不能得意的，得意是不能让人看见的。 几天后，他得到了皇帝的回复：同意，换人。 王安自幼入宫，从倒马桶干起，熬到了司礼监，一向是现实主义者，从不相信什么神话。但这次，他亲眼看见了神话。 写这封奏疏，无非是跟皇帝客气客气，皇帝也客气客气，然后该干嘛干嘛，突然来这么一杠子，实在出人意料。 但更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他就被勒令退休，彻底赶出了朝廷。而那个他亲手捧起的朱由校，竟然毫无反应。 魏忠贤，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苦思冥想后，他终于找到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你要走，我批准，实在是再自然不过。 但这个创意的先决条件是，皇帝必须批准，这是有难度的。因为皇帝大人虽说喜欢当木工，也没啥文化，但要他下手坑捧过他的王公公，实在需要一个理由。 魏忠贤帮他找到了这个理由：客氏。 乳母、保姆、外加还可能有一腿，凭如此关系，要他去办掉王公公，应该够了。 王安失去了官职，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凄惨离去。此时他才明白，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尔虞我诈的权谋，扶植过两位皇帝的功勋，都抵不上一个保姆。 心灰意冷的他打算回去养老，却未能如愿。因为一个人下定决心，要斩草除根，这人不是魏忠贤。 以前曾有个人问我，在整死岳飞的那几个人里，谁最坏？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秦桧。 于是此人脸上带着欠揍的表情，微笑着对我说，不对，是秦桧他老婆。 我想了一下，对他说：你是对的。 我想起了当年读过的那段记载，秦桧想杀岳飞，却拿不定主意干不干，于是他的老婆，李清照的表亲王氏告诉他，一定要干，必须要干，不干不行，于是他干了。 魏忠贤的情况大致如此，这位仁兄虽不认朋友，倒还认领导，想来想去，对老婆客氏说，算了吧。 然后，客氏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 “移宫时，对外传递消息，说李选侍挟持太子的，是王安；东林党来抢人，把太子拉走的，是王安；和东林党串通，逼李选侍迁出乾清宫的，还是王安。此人非杀不可！”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表情十分严肃，态度十分认真。 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信乎。 魏忠贤听从了老婆的指示，他决定杀掉王安。 这事很难办，皇帝大人比魏忠贤厚道，他固然不用王安，却绝不会下旨杀他。 但在魏忠贤那里，就不难办了。因为接替王安，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是他的心腹王体乾，而他自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大权在握，想怎么折腾都行，反正皇帝大人每天都做木匠，也不大管。 很快，王安就在做苦工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夜里突然就死掉了，后来报了个自然死亡，也就结了。 至此，魏忠贤通过不懈的无耻和卑劣，终于掌握了东厂的控制权，成为了最大的特务。皇帝的往来公文，都要经过他的审阅，才能通过，最少也是一言八鼎了。 然而，每次有公文送到时，他都不看，因为他不识字。 在文盲这一点上，魏忠贤是认账且诚实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耽误国家大事，总是把公文带回家，给他的狗头军师们研究，有用的用，没用的擦屁股垫桌脚，做到物尽其用。 日落西山 第十五章 道统 入宫三十多年后，魏忠贤终于走到了人生的高峰。 但还不是顶峰。 战胜了魏朝，除掉了王安，搞定了皇帝，但这还不够，要想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必须面对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东林党。 于是，在成为东厂提督太监后不久，魏忠贤经过仔细思考、精心准备，对东林党发动攻击。 具体行动包括，派人联系东林党的要人，包括刘一璟、周嘉谟、杨涟等人，表示自己刚上来，许多事情还望多多关照，并多次附送礼物。 此外，他还在公开场合，赞扬东林党的某些干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说东林党的赵南星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工作努力认真，值得信赖，还曾派自己的亲信上门拜访，表达敬意。 除去遭遇车祸失忆，意外中风等不可抗力因素，魏忠贤突然变好的可能性，大致是0％，所以结论是，这些举动都是伪装。在假象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魏忠贤想跟东林党做朋友。 有必要再申明一次，这句话我没有写错。 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一向是比较复杂的。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凑合就凑合，能糊弄就糊弄。向上追溯，真正执着到底，绝不罢休的，估计只有山顶洞人。 魏忠贤并不例外，他虽然不识字，却很识相。 他非常清楚，东林党这帮人不但手握重权，且都是读书人，其实手握重权并不可怕，书呆子才可怕。 自古以来，读书人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叫文人，另一种叫书生。 文人是“文人相轻”，具体特点为比较无耻外加自卑。你好，他偏说坏；你行，他偏说不行；胆子还小，平时骂骂咧咧，遇上动真格的，又把头缩回去，实在是相当之扯淡。 而书生的主要特点，是“书生意气”，表现为二杆子加一根筋。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认死理，平时不惹事，事来了不怕死。关键时刻敢于玩命，文弱书生变身钢铁战士，不用找电话亭，不用换衣服，眨眼就行。 当年的读书人，还算比较靠谱，所以在东林党里，这两种人都有，后者占绝大多数，形象代言人就是杨涟，咬住就不撒手，相当头疼。 这种死脑筋，敢于乱来的人，对于见机行事、欺软怕硬的无赖魏忠贤而言，实在是天然的克星。 所以魏忠贤死乞白赖地要巴结东林党，他实在是不想得罪这帮人。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混碗饭吃嘛，我又不想当皇帝，最多也就是个成功太监，你们之前跟王安合作愉快，现在我来了，不过是换个人，有啥不同的。 对于魏忠贤的善意表示，东林党的反应是这样的：上门的礼物，全部退回去，上门拜访的，赶走。 最不给面子的，是赵南星。 在东林党人中，魏忠贤最喜欢赵南星，因为赵南星和他是老乡，容易上道，所以他多次拜见，还人前人后，逢人便夸赵老乡如何如何好。 可是赵老乡非但不领情，拒不见面。有一次，还当着很多人的面，针对魏老乡的举动，说了这样一句话：宜各努力为善。 联系前后关系，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各自干好各自的事就行了，别动歪心思，没事少烦我。 魏忠贤就不明白了，王安你们都能合作，为什么不肯跟我合作呢？ 其实东林党之所以不肯和魏忠贤合作，不是因为魏忠贤是文盲，不是因为他是无赖，只是因为，他不是王安。 没有办法，书生都是认死理的。虽然从本质和生理结构上讲，王安和魏忠贤实在没啥区别，都是太监，都是司礼监，都管公文，但东林党一向是做熟不如做生，对人不对事，像魏忠贤这种无赖出身，行为卑劣的社会垃圾，他们是极其鄙视的。 应该说，这种思想是值得尊重的，值得敬佩的，却是绝对错误的。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政治的最高技巧，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妥协。 魏忠贤愤怒了，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不仅是因为东林党拒绝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被鄙视了。 这个世上的人分很多类，魏忠贤属于江湖类，这种人从小混社会，狐朋狗友一大串，老婆可以不要，女儿可以不要，只有面子，是不能不要的。东林党的蔑视，给他那污浊不堪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他痛定思痛，幡然悔悟，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既然不给脸，那就撕破脸吧！ 但魏公公很快就发现，要想撕破脸，一点也不容易。 因为他是文盲。 解决魏朝、王安，只要手够狠，心够黑就行，但东林党不同，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至少也是个进士，擅长朝廷斗争，这恰好是魏公公的弱项。 在朝廷里干仗，动刀动枪是不行的，一般都是骂人打笔仗，技术含量相当之高，多用典故成语，保证把你祖宗骂绝也没一脏字，对于字都不识的魏公公而言，要他干这活，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斗争，不至于被人骂死还哈哈笑，魏公公决定找几个助手，俗称走狗。 最早加入，也最重要的两个走狗，分别是顾秉谦与魏广微。 顾秉谦，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坏人。 此人翰林出身，学识过人，无耻也过人，无耻到魏忠贤没找他，他就自己上门去了。 当时他的职务是礼部尚书，都七十一了，按说干几年就该退休，但这孙子偏偏人老心不老，想更进一步，大臣又瞧不上他，索性投了太监。 改变门庭倒也无所谓，这人最无耻的地方在于，他干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为了升官，顾秉谦先生不顾自己七十高龄，带着儿子登门拜访魏忠贤，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希望认您做父亲，但又怕您觉得我年纪大，不愿意，索性让我的儿子给您做孙子吧！” 顾秉谦，嘉靖二十九年（1550）生，魏忠贤，隆庆二年（1568） 出生。顾秉谦比魏忠贤大十八岁。 无耻，无语。 魏广微，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可好可坏的人。 魏广微的父亲，叫做魏允贞，魏允贞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做赵南星。 万历年间，魏允贞曾当过侍郎。他和赵南星的关系很好，两人曾有八拜之交，用今天话说，是拜过把子的把兄弟。 魏广微的仕途比较顺利，考中翰林，然后步步高升，天启年间，就当上了礼部侍郎。 按说这个速度不算慢，可魏先生是个十分有上进心的人，为了实现跨越性发展，他找到了魏忠贤。 魏公公自然求之不得，仅过两年，就给他提级别，从副部长升到部长，并让他进入内阁，当上了大学士。 值得表扬的是，魏广微同志有了新朋友，也不忘老朋友。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去拜会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赵南星。 但赵南星没有见他，让他滚蛋的同时，送给了他四个字： “见泉无子！” 魏广微之父魏允贞，字见泉。 这是一句相当狠毒的话，你说我爹没有儿子，那我算啥？ 魏广微十分气愤。 气愤归气愤，他还是第二次上门，要求见赵南星。 赵南星还是没见他。 接下来，魏广微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又去了。 魏先生不愧为名门之后，涵养很好，当年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卖命，也就三次，魏广微不要赵大人卖命，吃顿饭聊聊天就好。 但赵南星还是拒而不见。 面对着紧闭的大门，魏广微怒不可遏，立誓，与赵南星势不两立。 魏广微之所以愤怒，见不见面倒是其次，关键在于赵南星坏了规矩。 当时的赵南星，是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魏广微却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虽说两人都是部长，但魏广微是内阁成员，相当于副总理，按规矩，赵部长还得叫他领导。 但魏大学士不计较，亲自登门，还三次，您都不见，实在有点太不像话。 就这样，这个可好可坏的人，在赵南星的无私帮助下，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坏人。 除了这两人外，魏忠贤的党羽还有很多，如冯铨、施凤来、崔呈秀、许显纯等等，后人统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光这四拨人加起来，就已有三十个。 这还是小儿科，魏公公的手下，还有二十孩儿、四十猴孙、五百义孙，作为一个太监，如此多子多孙，实在是有福气。 我曾打算帮这帮太监子孙亮亮相，搞个简介，起码列个名，但看到“五百义孙”之类的字眼时，顿时失去了勇气。 其实东林党在拉山头、搞团体等方面，也很有水平。可和魏公公比起来，那就差得多了。 因为东林党的入伙标准较高，且渠道有限：要么是同乡（乡党），同事（同科进士），要么是座主（师生关系），除个别有特长者外（如汪文言），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进士或翰林），还要身家清白，没有案底（贪污受贿）。 而魏公公就开放得多了，他本来就是无赖、文盲，还兼职人贩子（卖掉女儿），要找个比他素质还低的人，那是比较难的。 所以他收人的时候，非常注意团结。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富贵不思来由，阿猫阿狗无所谓，能干活就行，他手下这帮人也还相当知趣，纷纷用“虎”、“彪”、“狗”、“猴”自居，甭管是何禽兽，反正不是人类。 这帮妖魔鬼怪构成很复杂，有太监、特务、六部官员、地方官、武将，涉及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百花齐放。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纯度极高的人渣。 比如前面提到的四位仁兄，即很有代表性： 崔呈秀，原本是一贪污犯，收了人家的钱，被检举丢了官，才投奔魏公公。 施凤来，混迹朝廷十余年，毫无工作能力，唯一的长处是替人写碑文。 许显纯，武进士出身，锦衣卫首领，残忍至极，喜欢刑讯逼供，并有独特习惯：杀死犯人后，将其喉骨挑出，作为凭证，或作纪念。 但相对而言，以上三位还不够份，要论王八蛋程度，还是冯铨先生技高一筹。 这位仁兄全靠贪污起家，并主动承担陷害杨涟、左光斗等人的任务，唯恐坏事干得不够多，更让人称奇的是，后来这人还主动投降了清朝，成为了不知名的汉奸。 短短一生之中，竟能集贪官、阉党、汉奸于一体，如此无廉耻，如此无人格，说他是禽兽，那真是侮辱了禽兽。 综上所述，魏忠贤手下这帮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着这样一个特点： 什么都干，就是不干好事，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 其实阉党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是三党的成员，在彻底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躯体，加入这个温馨的集体，成为毫无廉耻的禽兽之前，他们曾经也是人。 多年以前，当他们刚踏入朝廷的时候，都曾品行端正满怀理想，立志以身许国，匡扶天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谨言慎行，并最终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伟人。 但他们终究倒下了，在残酷的斗争、仕途的磨砺、党争的失败面前，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勇气和尊严，并最终屈服，屈服于触手可及的钱财、权位和利益。 魏忠贤明白，坚持理想的东林党，是绝不可能跟他合作的，要想继续好吃好喝混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人，现在，他准备摊牌了。 但想挑事，总得有个由头，东林党这帮人都是道德先生，也不怎么收黑钱，想找茬整顿他们，是有相当难度的。 考虑再三之后，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汪文言。 作为东林党的智囊，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左推右挡来回忽悠，拥立了皇帝，搞垮了三党，人送外号“天下第一布衣”。 但在魏忠贤看来，这位布衣有个弱点：他没有功名，不能做官，只能算是地下党。对这个人下手，即不会太显眼，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实在是一举两得。 所以在王安死后，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绍辅忠，弹劾汪文言。 要整汪文言，是比较容易的。这人本就是个老油条，除东林党外，跟三党也很熟。后来三党垮了，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经常来回倒腾事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底子实在太不干净。 更重要的是，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靠山没了，自然好收拾。 事实恰如所料，汪文言一弹就倒，监生的头衔没收，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 汪文言相当听话，也不闹，乖乖地走人了，可他还没走多远，京城里又来了人，从半道上把他请了回去——坐牢。 赶走汪文言，是不够的，魏忠贤希望，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于是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第二下，把他直接弹进了牢房里。 魏忠贤终于满意了，行动进行极其顺利，汪文言已成为阶下囚，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下面…… 下面没有了。 因为不久之后，汪文言就出狱了。 此时的魏忠贤是东厂提督太监、掌控司礼监、党羽遍布天下，而汪先生是个没有功名，没有身份，失去靠山的犯人。并且魏公公很不喜欢汪文言，很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看上去，似乎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毕竟连汪文言的后台王安，都死在了魏忠贤的手中。 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不可能出狱。 然而他就是出狱了。 他到底是怎么出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出来了，成功自救，魏公公也毫无反应，王安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他办到了。 而且这位仁兄出狱之后，名声更大，赵南星、左光斗、杨涟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上门的人络绎不绝，用以往革命电影里的一句话： 坐牢还坐出好来了。 更出人意料的是，不久之后，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了他，并任命他为内阁中书。 所谓内阁中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汪文言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竟然捞到这个位置，实在耸人听闻。 而对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魏公公竟然沉默是金，什么话都不说。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 于是，魏忠贤停止了行动，他知道，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继续等待。 此后的三年里，悄无声息之中，他不断排挤东林党，安插自己的亲信，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党羽越来越庞大，实力越来越强，但他仍在沉默中等待。 因为他已看清，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实际上非常脆弱，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佥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甚至首辅叶向高，也只是一个软弱的盟友。 真正强大的，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地位卑微，却机智过人，狡猾到底的汪文言，要解决东林党，必须除掉这个人，没有任何捷径。 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魏忠贤不喜欢冒险，所以他选择等待。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魏忠贤在内。 天启四年（1624）吏科给事中阮大铖上书，弹劾汪文言、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 热闹就此开始，阉党纷纷加入，趁机攻击东林党，左光斗也不甘示弱，参与论战，朝廷上下，口水滔滔，汪文言被免职，连首辅叶向高也申请辞职，乱得不可开交。 但讽刺的是，对于这件事，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 这事之所以闹起来，无非是因为吏科都给事中退了，位置空出来，阮大铖想要进步，就开始四处活动，拉关系。 偏偏东林党不吃这套，人事部长赵南星听说这事后，索性直接让他滚出朝廷，连给事中都不给干。阮大铖知道后，十分愤怒，决定告左光斗的黑状。 这是句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赵南星让他滚，关左光斗何事？ 原因在于，左光斗是阮大铖的老乡，当年阮大铖进京，就是左光斗抬举的。所以现在他升不了官，就要找左光斗的麻烦。 看起来，这个说法仍然比较乱，不过跟“因为生在荆楚之地，所以就叫萌萌”之类的逻辑相比，这种想法还算正常。 这位逻辑“还算正常”的阮大铖先生，真算是奇人。可以多说几句。后来他加入了阉党，跟着魏忠贤混，混砸了又跑到南京，跟着南明混，南明混砸了，他又加入满清，在满清军营里，他演出了人生中最精彩，最无耻的一幕。 作为投降的汉奸，他毫无羞耻之心，还经常和满清将领说话。白天说完，晚上接着说，说得人家受不了，对他说：您口才真好，可我们明天早起还要打仗，早点洗了睡吧。 此后不久，他因急于抢功跑得太快，猝死于军中。 但在当时，阮大铖先生这个以怨报德的黑状，只是导火索。真正让魏公公极为愤怒，痛下杀手的，是另一件事。准确地说，是另一笔钱。 其实一直以来，魏公公虽和东林党势不两立，却只有公愤，并无私仇。但几乎就在阮大铖上书的同一时刻，魏公公得到消息，他的一笔生意黄了，就黄在东林党的手上。 这笔生意值四万两银子，和他做生意的人，叫熊廷弼。 希望大家还记得这兄弟，自从回京后，他已经被关了两年多了，由于情节严重，上到皇帝下到刑部，倾向性意见相当一致——杀。 事到如今，只能开展自救了，熊廷弼开始积极活动，找人疏通关系，希望能送点钱，救回这条命。 七转八转，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做汪文言的救星，据说此人神通广大，手到擒来。 汪文言答应了，开始活动，他七转八转，找到了一个能办事的人——魏忠贤。 当然，鉴于魏忠贤同志对他极度痛恨，干这件事的时候，他没有露面，而是找人代理。 魏忠贤接到消息，欣然同意，并开出了价码——四万两，熊廷弼不死。 汪文言非常高兴，立刻回复了熊廷弼，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以及所需银子的数量（很可能不是四万两，毕竟中间人也要收费） 以汪文言的秉性，拿中介费是一定的，拿多少是不一定的，但这次，他一文钱也没拿到。因为熊廷弼拿不出四万两。 拿不出钱来，事情没法办，也就没了下文。 但魏忠贤不知是手头紧，还是办事认真负责，发现这事没消息了，就好了奇，派人去查。七转八转，终于发现那个托他办事的人，竟然是汪文言！ 过分了，实在过分了，魏忠贤感受到了出离的愤怒：和我作对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托我办事，吃我的中介费！ 拿不到钱，又被人耍了一把的魏忠贤国仇家恨顿时涌上心头，当即派人把汪文言抓了起来。 汪文言入狱了，但这只是开始，魏忠贤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他，把东林党人拉下水。 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冲动是魔鬼。一时冲动的魏公公惊奇地发现，他又撞见鬼了，汪文言入狱后，审来审去毫无进展，别说杨涟、左光斗，就连汪先生自己也在牢里过得相当滋润。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除汪先生自己特别能战斗外，另一个人的加入，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这个人名叫黄尊素，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知道他的人比较多，但他还有个更有名的儿子——黄宗羲。如果连黄宗羲都不知道，应该回家多读点书。 在以书生为主的东林党里，黄尊素是个异类。此人深谋远虑，凡事三思而行，擅长权谋，与汪文言并称为东林党两大智囊。 得知汪文言被抓后，许多东林党人都很愤怒，但也就是发发牢骚，真正做出反应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黄尊素。 他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要动手了。 抓汪文言只是个开头，很快，这场战火就将延伸到东林党的身上。 到时一切都迟了。 于是，他连夜找到了锦衣卫刘侨。 刘侨，时任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管理诏狱，汪文言就在他地盘坐牢。 这人品格还算正派，所以黄尊素专程找到他，疏通关系。 黄尊素表示，人你照抓照关，但万万不能牵涉到其他人，比如左光斗、杨涟等等。 刘侨答应了。 刘侨是个聪明人，他明白黄尊素的意思。便照此意思吩咐审讯工作，所以汪文言在牢里满口胡话，也没人找他麻烦。 而另一个察觉魏忠贤企图的人，是叶向高。 叶向高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几十年朝廷混下来，一看就明白。即刻上书表示汪文言是自己任命的，如果此人有问题，就是自己责任，与他人无关，特请退休回家养老。 叶首辅不愧为老狐狸，他明知道，朝廷是不会让自己走的，却偏要以退为进，给魏忠贤施加压力，让他无法轻举妄动。 看到对方摆出如此架势，魏忠贤退缩了。 太冲动了，时候还没到。 在这个回合里，东林党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却将迎来永远的失败。 抓汪文言时，魏忠贤并没有获胜的把握，但到了天启四年（1624） 五月，连东林党都不再怀疑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 因为魏公公实在太能拉人了。 几年之间，所谓“众正盈朝”已然变成了“众兽盈朝”。魏公公手下那些飞禽走兽已经遍布朝廷，王体乾掌控了司礼监，顾秉谦、魏广微进入内阁，许显纯、田尔耕控制锦衣卫。六部里，只有吏部部长赵南星还苦苦支撑，其余各部到处都是阉党，甚至管纪检监察的都察院六科，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 对于这一转变，大多数书上的解释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品质败坏等等等等。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一句话：实在。 魏忠贤能拉人，因为他实在。 你要人家给你卖命，拿碗白饭对他说，此去路远，多吃一点，那是没有效果的。毕竟千里迢迢，不要脸面，没有廉耻来投个太监，不见点干货，心理很难平衡。 在这一点上，魏公公表现得很好，但凡投奔他的，要钱给钱，要官给官，真金实银，不打白条。 相比而言，东林党的竞争力实在太差，什么都不给还难进，实在有点难度过高。 如果有人让你选择如下两个选项：坚持操守，坚定信念和理想，一生默默无闻，家徒四壁，为国为民，辛劳一生。 或是放弃原则，泯灭良心，少奋斗几十年，青云直上，升官发财，好吃好喝，享乐一生。 〖嗟乎！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五人墓碑记》〗 不用回答，我们都知道答案。 很久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在向他的手下训话，他说，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这个世界上没有黑社会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变成了黑社会。 这句话在魏忠贤那里，已不再是梦想。 他不问出身，不问品格，将朝廷大权赋予所有和他一样卑劣无耻的人。 而这些靠跪地磕头、自认孙子才掌握大权的人，自然没有什么造福人民的想法，受尽屈辱才得到的荣华富贵，不屈辱一下老百姓，怎么对得起自己呢？ 在这种良好愿望的驱使下，某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开始陆续发生。 比如某县有位富翁，闲来无事杀了个人，知县秉公执法，判了死刑。 这位仁兄不想死，就找到一位阉党官员，希望能够拿钱买条命。 很快他就得到了答复：一万两。 这位财主同意了，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杀掉那位判他死刑的知县，因为这位县太爷太过公正，实在让他不爽。 要说还是阉党的同志们实在，收钱之后立马放人，并当即捏造了罪名，把那位知县干掉了。 无辜的被害者，正直的七品知县，司法、正义，全加在一起，也就一万两。 事实上，这个价码还偏高。 搞到后来，除封官许愿外，魏忠贤还开发了新业务：卖官！有些史料还告诉我们，当时的官职都是明码标价，买个知县，大致是两三千两，要买知府，五六千两也就够了。 如此看来，那位草菅人命的财主，还真是不会算帐。索性找到魏公公，花一半钱买个知府，直接当那知县的上级，找个由头把他干掉，还能省五千两，亏了，真亏了。 自开朝以来，大明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了获取权力和财富，所付出的尊严和代价，要从那些更为弱小的人身上加倍掠夺。 蹂躏、欺凌、劫掠，不用顾忌，不用考虑，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阻止我们，没有人敢阻止我们！ 【道统】 几年来，杨涟一直在看。 他看见那个无恶不作的太监，抢走了朋友的情人，杀死了朋友，坑死了上司，却掌握了天下的大权，无需偿命，没有报应。 那个叫天理的东西，似乎并不存在。 他看见，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在明代历史上，从来不缺重量级的坏人，比如刘瑾，比如严嵩，但刘瑾多少还读点书，知道做事要守规矩，至少有个底线，所以他明知李东阳和他作对，也没动手杀人。严嵩虽说杀了夏言，至少还善待自己的老婆。 而魏忠贤，是一个文盲，逼走老婆，卖掉女儿，他没原则，没底线，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已达到了无耻无极限的境界。他绝了后，也空了前。 当杨涟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身边，已是空无一人，那些当年的敌人、甚至朋友、同僚都已抛弃良知，投入了这个人的怀抱。在利益的面前，良知实在太过脆弱。 但他依然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为他依然坚持着一样东西——道统。 所谓道统，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历经苦难挫折依旧前行的动力。 杨涟和道统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小时候，道统告诉他，你要努力读书，研习圣人之道，将来报效国家。 当知县时，道统告诉他，你要为官清廉，不能贪污，不能拿不该拿的钱，要造福百姓。 京城，皇帝病危，野心家蠢蠢欲动，道统告诉他，国家危亡，你要挺身而出，即使你没有义务，没有帮手。 一直以来，杨涟对道统的话都深信不疑，他照做了，并获得了成功： 是你让我相信，一个普通的平民子弟，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不懈，成就一番事业，成为千古留名的人物。 你让我相信，即使身居高位，尊容加身，也不应滥用自己的权力，去欺凌那些依旧弱小的人。 你让我相信，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不能只是为了自己。他应该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坚守那条无数先贤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但是现在，我有一个疑问： 魏忠贤是一个不信道统的人，他无恶不作，肆无忌惮，没有任何原则，但他依然成为了胜利者，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道统，投奔了他，只是因为他封官给钱，如同送白菜。 我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在这条道路上，我已是孤身一人。 道统说：是的，这条道路很艰苦，门槛高，规矩多，清廉自律，家徒四壁，还要立志为民请命，一生报效国家，实在太难。 那我为何还要继续走下去呢？ 因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几千年来，一直有人走在这条孤独的道路上，无论经过多少折磨，他们始终相信规则，相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公理与正义，相信千年之下，正气必定长存。 是的，我明白了，现在轮到我了，我会坚守我的信念，我将对抗那个强大的敌人，战斗至最后一息，即使孤身一人。 好吧，杨涟，现在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为了你的道统，牺牲你的一切，可以吗？ 可以。 日落西山 第十六章 杨涟 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 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 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 按照常理，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 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 他写完这封奏疏后，并没有遵守程序，把它送到内阁，而是随身携带，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因为在这一天，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那时，杨涟将拿出这封奏疏，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 在清晨的薄雾中，杨涟怀揣着奏疏，前去上朝，此时除极个别人外，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他即将要做的事。 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却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 皇帝下令，今天不办公（免朝）。 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杨涟明白，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 只能明天再来了。 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于是他改变了主意。 杨涟走到了会极门，按照惯例，将这封奏疏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 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杨涟已然确定，不久之后，这份奏疏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 之所以做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杨涟是一个做事认真谨慎的人，他知道，虽然此事知情者很少，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万一事情曝光，以魏公公的品行，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能再等了，不管魏忠贤何时看到，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都不能再等了。 第一个办法失败了，杨涟没能绕开魏忠贤，直接上书。事实上，这封奏疏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 魏忠贤知道这封奏疏是告他的，但不知是怎么告的，因为他不识字。 所以，他找人读给他听。 但当这位无恶不作、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时，便打断了朗读，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 魏忠贤害怕了，这位不可一世，手握大权的魏公公，竟然害怕了。 据史料的记载，此时的魏公公面无人色，两手不由自主颤抖，并且半天沉默不语。 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涟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 现在他掌握了内阁，掌握了六部，甚至还掌握了特务，他一度以为，天下再无敌手。 但当杨涟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明白，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身无长物，他却依然畏惧这个人，深入骨髓的畏惧。 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这封奏疏传到皇帝的手中！ 奏疏倒还好说，魏公公一句话，说压就压了，反正皇帝也不管。 但问题是，杨涟是左副都御史，朝廷高级官员，只要皇帝上朝，他就能够见到皇帝，揭露所有一切。 怎么办呢？魏忠贤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不让皇帝上朝。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皇帝都没有上朝。 但这个办法实在有点蠢，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年轻人，到第四天，就不干了，偏要去上朝。 魏忠贤头疼不已，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不让他去又不行，迫于无奈，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到大殿转了一圈，权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此外，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不允许任何人发言。 总之，他的对策是，先避风头，把这件事压下去，以后再跟杨涟算帐。 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且目睹了那场滑稽游行的杨涟并不吃惊，事情的发展，早在他意料之中。 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被迫送出那份奏疏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 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涟的奏疏，但让他惊奇的是，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没过几天，朝廷上下，除了皇帝没看过，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还有个把缺心眼的，把词编成了歌，四处去唱，搞得魏公公没脸出门。 杨涟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并在短短几天之内，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 比如当时国子监里的几百号人，看到这封奏疏后，欢呼雀跃，连书都不读了，每天就抄这份二十四大罪，抄到手软，并广泛散发。 吃过魏公公苦头的人民大众自不用说，大家一拥而上，反复传抄，当众朗诵，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据说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 左光斗是少数几个事先的知情者之一，此时自然不甘人后，联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书，斥责魏忠贤。甚至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也来凑了把热闹。于是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 眼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原先是阉党的同志也坐不住了，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一些人纷纷倒戈，掉头就骂魏公公，搞得魏忠贤极其狼狈。 事实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对魏忠贤的愤怒之情，就如同那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搞得连深宫之中的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专门找魏忠贤来问话，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杨涟没有想到，自己的义愤之举，竟然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他看来，照此形势发展，大事必成，忠贤必死。 然而有一个人，不同意杨涟的看法。 在写奏疏之前，为保证一击必中，杨涟曾跟东林党的几位重要人物，如赵南星、左光斗通过气，但有一个人，他没有通知，这个人是叶向高。 由始至终，叶向高都是东林党的盟友，且身居首辅，是压制魏忠贤的最后力量，但杨先生就是不告诉他，偏不买他的帐。 因为叶向高曾不只一次对杨涟表达过如下观点： 对付魏忠贤，是不能硬来的。 叶向高认为，魏忠贤根基深厚，身居高位，且内有奶妈（客氏），外有特务（东厂），以东林党目前的力量，是无法扳倒的。 杨涟认为，叶向高的言论，是典型的投降主义精神。 魏忠贤再强大，也不过是个太监。他手下的那帮人，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能够集中力量，击倒魏忠贤，就能将阉党这帮人渣一网打尽，维持社会秩序、世界和平。 更何况，自古以来，邪不胜正。 邪恶是必定失败的！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杨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魏忠贤终究会被摧毁。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邪不胜正是靠谱的，但杨涟不明白，这个命题有个前提条件——时间。 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里，除去超人、蝙蝠侠等不可抗力出来维护正义外，邪是经常胜正的。所谓好人、善人、老实人常常被整得凄惨无比，比如于谦、岳飞等等，都是死后多少年才翻身平反。 只有岁月的沧桑，才能淘尽一切污浊，扫清人们眼帘上的遮盖与灰尘，看到那些殉道者无比璀璨的光芒，历千年而不灭。 杨涟，下一个殉道者。 很不幸，叶向高的话虽然不中听，却是对的。以东林党目前的实力，要干掉魏忠贤，是毫无胜算的。 但决定他们必定失败宿命的，不是奶妈，也不是特务，而是皇帝。 杨涟并不傻，他知道大臣靠不住，太监靠不住，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身上。希望皇帝陛下雷霆大怒，最好把魏公公五马分尸再拉出去喂狗。 可惜，杨涟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 自有皇帝以来，牛皇帝有之，熊皇帝有之，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而天启皇帝比较特别：他是木匠。 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明熹宗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他经常摆弄宫里建筑。具体表现为在他当政的几年里，宫里经常搞工程，工程的设计单位、施工、监理、检验，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 更为奇特的是，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修好了，就拆，拆完了，再修，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总之，搞来搞去，只为图个乐。 这是大工程，小玩意天启同志也搞过。据史料记载，他曾经造过一种木制模型，有山有水有人，据说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还能动起来，纯手工制作，比起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检验自己的实力，天启还曾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市场上去卖，据称能卖近千两银子，合人民币几十万。要换在今天，这兄弟就不干皇帝，也早发了。 可是，他偏偏就是皇帝。 大明有无数木匠，但只有一个皇帝，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都是彻底地抓瞎。 当然，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是低能儿，从来不管政务，不懂政治，那也是不对的，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也不看文件，不理朝廷，但他心里是很有数的。 比如魏公公，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就爱干木匠，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最起劲的时候去，朱木匠自然不高兴，把手一挥：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句话在手，魏公公自然欢天喜地，任意妄为。 但在这句话后，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好好干，莫欺我！ 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你不要骗我，但隐含意思是，我知道，你可能会骗我。 事实上，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木匠多少还知道点，但在他看来，无论这人多好，只要对他坏，就是坏人；无论这人多坏，只要对他好，就是好人。 基于这一观点，他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就算不信任他，也没有必要干掉他。 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认定，单凭这封奏疏，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 而东林党里的另一位明白人黄尊素，事发后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乎？” 这意思是，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必须要有内应，当然没内应也行，像当年猛人朱棣，带几万人跟皇帝死磕，一直打到京城，想杀谁杀谁。 杨涟没有，所以不行。 但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奏疏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广大声势让他相信：真理和正义是站在他这边的。 但是实力，并不在他的一边。 奏疏送上后的第五天，事情开始脱离杨涟的轨道，走上了叶向高预言的道路。 【底线】 焦头烂额的魏忠贤几乎绝望了，面对如潮水涌来的攻击，他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只能跑去求内阁大臣，东林党人韩旷，希望他手下留情。 韩旷给他的答复是：没有答复。 这位东林党内除叶向高外的最高级别干部，对于魏公公的请求，毫无回应，别说赞成，连拒绝都没有。 如此的态度让魏忠贤深信，如果不久之后自己被拉出去干掉，往尸体上吐唾沫的人群行列中，此人应该排在头几名。 与韩旷不同，叶向高倒还比较温柔。他曾表示，对魏忠贤无须赶尽杀绝，能让他消停下来，洗手不干，也就罢了。 这个观点后来被许多的史书引用，来说明叶向高那卑劣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甚至还有些人把叶先生列入了阉党的行列。 凡持此种观点者，皆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啃着馒头看窝头之流。 因为就当时局势而言，叶向高说无须赶尽杀绝，那只是客气客气的，实际上，压根就无法赶尽杀绝。 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 在被无情地拒绝后，魏忠贤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 正邪不能共存，那么好吧，我将把所有的一切，都拉入黑暗之中。 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 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 “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 这种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 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乱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 “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句话时，魏忠贤知道，完蛋了。他压住杨涟的奏疏，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 对于朱木匠，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虽不管事，绝不白痴，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 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 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来给我！” 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因为在那封奏疏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内操），图谋不轨等等。 贪污受贿，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皇帝就生气了。 更何况这些事，他确实也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就一个准。 奏疏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 “读给我听。” 魏忠贤笑了。 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 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 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 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 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疏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 就这样，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 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 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 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 魏忠贤彻底解脱了。 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 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 天启四年（1624）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 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此后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 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本不识字，且忙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保证及时有力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 大势已去，一切已然无可挽回。 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 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 叶向高很冷静，由始至终，他都极其低调，魏忠贤倒霉时，他不去踩，魏忠贤得意时，他不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 必须忍耐下去，等待反攻的时机。 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一点——魏忠贤的身份。 魏忠贤是一个无赖，无赖没有原则，他不是刘瑾，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 几天之后，叶向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每天在叶向高门口大吵大嚷，不让睡觉，无奈之下，叶向高只得辞职回家。 两天后，内阁大学士韩旷辞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秉谦接任首辅，至此，内阁彻底沦陷。 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 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 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搞死为止。 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 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 大明毕竟是法制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罪名，至少要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统统的没有。 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或许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地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死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 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地打开突破口。 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仍然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变了，刘侨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 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 魏忠贤明白，东林党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东林党熟，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 面对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天启五年（1625），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 史料反映，许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用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沾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赤裸裸的折磨。 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半死不活。 但许显纯并不甘休，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下来，审到他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 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 “不知道。” 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的质问，丧心病狂的酷刑，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 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 然而汪文言用镇定地语气对他说： “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 许显纯急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 终于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 “你要我承认什么，说吧，我承认就是了。” 许显纯欣喜万分，说道： “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 六年前，他之所以加入东林党，不是为了正义，是为了混饭吃。 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 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绝不妥协。 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 许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 在这个问题上，许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 但当他洋洋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 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 “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质！” 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告诉我们，追逐权位，利益至上的老油条汪文言，经历几十年官场沉浮、尔虞我诈之后，拒绝了诱惑，选择了理想，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正直无私的人。 【血书】 许显纯怕了，他怕汪文言的诅咒，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 杀死汪文言。 死后对质还在其次，如果让他活着对质，下一步计划将无法进行。 天启五年（1625）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始终没有屈服。 同月，魏忠贤的第二步计划开始，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受贿，而行贿者是已经处决的熊廷弼。 受贿的证据自然是汪文言的那份所谓口供，在这份无耻的文书中，杨涟被认定受贿两万两，左光斗等人也人人有份。 审讯开始了，作为最主要的对象，杨涟被首先提审。 许显纯拿出了那份伪造的证词，问： “熊廷弼是如何行贿的？” 杨涟答： “辽阳失陷前，我就曾上书弹劾此人，他战败后，我怎会帮他出狱？文书尚在可以对质。” 许显纯无语。 很明显，许锦衣卫背地耍阴招有水平，当面胡扯还差点，既然无法在沉默中发言，只能在沉默中变态： “用刑！” 下面是杨涟的反应： “用什么刑？有死而已！” 许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 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供词。 于是许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涟体无完肤，史料有云： “皮肉碎裂如丝”。 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 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涟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疏》。 在这封文书中，杨涟没有无助的报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 “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 他说： “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 昏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 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 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许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 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 魏忠贤很清楚，杨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且不可走漏风声。 许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涟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 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涟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 对于这一点，杨涟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杨涟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两千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 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 为保证杨涟死得不清不楚，许显纯加派人手，经常检查杨涟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许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 于是，杨涟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 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涟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 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已别无选择。 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结局。 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 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此后被埋在牢房的的墙角下，杨涟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 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启五年（1625）七月，许显纯开始了谋杀。 不能留下证据，所以不能刀砍，不能剑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 于是许显纯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 然而杨涟没有死。 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 所谓布袋压身，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找到一只布袋，里面装满土，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当年曾经蹲过黑牢），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品质有保障。 然而杨涟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土又站起来。 口供问不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许显纯快疯了。 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 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涟的耳朵。 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铁钉入耳的杨涟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涟，他的神智开始模糊。 杨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 此时的杨涟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 结束吧，杨涟微笑着，等待着最后的结局。 许显纯来了，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劣与无耻，已经力不从心了。 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信念，和坚韧生命力的人，许显纯真的害怕了，敲碎他全身的肋骨，他没有死，用土袋压，他没有死，用钉子钉进耳朵，也没有死。 无比恐惧的许显纯决定，使用最后，也是最残忍的一招。 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四日夜。 许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涟的头顶。 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涟当场死亡，年五十四。 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杨涟希望，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被亲属发现。 然而这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因为这一点，魏忠贤也想到了。 为消灭证据，他下令对杨涟的所有遗物进行仔细检查，绝不能遗漏。 很明显，杨涟藏得不好，在检查中，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 他十分高兴，打算把血书拿去请赏。 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便改变了主意。 他藏起了血书，把它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知道后，非常恐慌，让他交出去。 牢头并不理会，只是紧握着那份血书，一边痛哭，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我要留着它，将来，它会赎清我的罪过。” 三年后，当真相大白时，他拿出了这份血书，并昭示天下。 如下： 〖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 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 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死后何人知晓，不知道能否平反，也不知道这份血书能否被人看见。 毫无指望，只有彻底的孤独和无助。 这就是阴森恐怖的牢房里，肋骨尽碎的杨涟，在最为绝望的时刻，写下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希望和光芒。 拷打、折磨，毫无人性的酷刑，制服了他的身体，却没有征服他的意志。无论何时，他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那个他写在绝笔中的信念，那个崇高、光辉、唯一的信念： 〖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 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 有人曾质问我，遍读史书如你，所见皆为帝王将相之家谱，有何意义？ 千年之下，可有一人，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唯以天下、以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 我答：曾有一人，不求钱财，不求富贵，不求青史留名，有慨然雄浑之气，万刃加身不改之志。 杨涟，千年之下，终究不朽！ 日落西山 第十七章 殉道 【老师】 左光斗只比杨涟多活了一天。 身为都察院高级长官，左光斗也是许显纯拷打的重点对象，杨涟挨过的酷刑，左光斗一样都没少。 而他的态度，也和杨涟一样，绝不退让，绝不屈服。 虽然被打得随时可能断气，左光斗却毫不在乎，死不低头。 他不在乎，有人在乎。 先是左光斗家里的老乡们开始凑钱，打算把人弄出来，至少保住条命。无效不退款后，他的家属和学生就准备进去探监，至少再见个面。 但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 最后，他的一位学生费尽浑身解数，才买通了一位看守，进入了监牢。 他换上了破衣烂衫，化装成捡垃圾的，在黑不隆冬的诏狱里摸了半天，才摸到了左光斗的牢房。 左光斗是坐着的，因为他的腿已经被打没了（筋骨尽脱）。面对自己学生的到访，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脸已被烙铁烙坏，连眼睛都睁不开。 他的学生被惊呆了，于是他跪了下来，抱住老师，失声痛哭。 左光斗听到了哭声，他醒了过来，没有惊喜，没有哀叹，只有愤怒，出离的愤怒： “蠢人！这是什么地方，你竟然敢来（此何地也，而汝前来）！ 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死就死了，你却如此轻率，万一出了事，将来国家的事情谁来管！？” 学生呆住了，呆若木鸡。 左光斗的愤怒似乎越发激烈，他摸索着地上的镣铐，做出投掷的动作，并说出了最后的话： “你还不走？！再不走，无需奸人动手，我自己杀了你（扑杀汝）！” 面对着世界上最温暖的威胁，学生眼含着热泪，快步退了出去。 临死前，左光斗用自己的行动，给这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 一个人应该坚持信念，至死也不动摇。 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五日，左光斗在牢中遇害，年五十一。 二十年后，扬州。 南京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南明政权的头号重臣史可法，站在城头眺望城外的清军，时为南明弘光元年（1645）二月。 雪很大，史可法却一直站在外面，安排部署，他的部下几次劝他进屋躲雪，他的回复总是同一句话：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愧于吾师）！” 史可法最终做到了，他的行为，足以让他的老师为之自豪。 左光斗死后，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先后被害。 活着的人，只剩下顾大章。 顾大章，时任礼部郎中，算是正厅级干部，在这六人里就官职而言并不算大，但他还是有来头的，他的老师就是叶向高，加上平时活动比较积极，所以这次也被当作要犯抓了进来。 抓进来六个，其他五个都死了，他还活着，不是他地位高，只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一个特殊的官职——刑部主事。 刑部主事，大致相当于司法部的一个处长，但凑巧的是，他这个部门恰好就是管监狱的，所谓刑部天牢、锦衣诏狱的看守，原先都是他的部下。 现在老上级进去了，遇到了老下级，这就好比是路上遇到劫道的，一看，原来你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还一起罚过站，这就不好下手了。 咬咬牙，哥们你过去吧，这单生意我不做了，下次注意点，别再到我的营业区域里转悠。 外加顾主事平时为人厚道，对牢头看守们都很照顾，所以他刚进去的时候，看守都向他行礼，对他非常客气，点头哈腰，除了人渣许显纯例行拷打外，基本没吃什么亏。 但其他人被杀后，他的处境就危险了，毕竟一共六个，五个都死了，留你一个似乎不太像话。更重要的是，这些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是不能让人知道的，要是让他出狱，笔杆子一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舆论压力比较大。 事实上，许显纯和魏忠贤确实打算把顾大章干掉，且越快越好。 顾大章去阎王那里伸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然而这个世界上，意外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的。 一般说来，管牢房的人交际都比较广泛。特别是天牢、诏狱这种高档次监狱，进来的除了窦娥、忠良外，大都有点水平，或是特殊技能，江洋大盗之类的牛人也不少见。 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大章认识一些这样的人。 因为就在九月初，处死他的决议刚刚通过，监狱看守就知道了。 但是这位看守没有把消息告诉顾大章，却通知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的姓名不详，人称燕大侠，也在诏狱里混，但既不是犯人，也不是看守，每天就混在里面，据说还是主动混进来的，几个月了都没人管。 他怎么进来的，不得而知，为什么没人管，不太清楚，但他之所以进来，只是为了救顾大章。为什么要救顾大章，也不太清楚，反正他是进来了。 得知处决消息，他并不慌张，只是找到报信的看守，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给你钱，能缓几天吗？” 看守问： “几天？” 燕大侠答： “五天。” 看守答： “可以。” 五天之后，看守跑来找燕大侠： “我已尽力，五日已满，今晚无法再保证顾大章的安全，怎么办？” 燕大侠并不紧张： “今晚定有转机。” 看守认为，燕大侠在做梦，他笑着走了。 几个时辰之后，他接到了命令，将顾大章押往刑部。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许显纯又来了。 许显纯急匆匆跑来，把顾大章从牢里提出来，声色俱厉地说了句话： “你几天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然后，他又急匆匆地走了。 顾大章很高兴。 作为官场老手，他很理解许显纯这句话的隐含意义——自己即将脱离诏狱，而许显纯无能为力。 因为所谓锦衣卫、东厂，都是特务机关，并非司法机构。这件案子被转交刑部，公开审判，就意味着许显纯们搞不定了。 很明显，他们受到了压力。 但为什么搞不定，又是什么压力，他不知道。 这是个相当诡异的问题：魏公公权倾天下，连最能搞关系的汪文言都整死了，然而燕大侠横空出世，又把事情解决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顾大章不知道答案，看守不知道答案，许显纯也未必知道。 燕大侠知道，可是他没告诉我，所以我也不知道。 之前我曾介绍过许多此类幕后密谋，对于这种鬼才知道的玩意，我的态度是，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绝不猜。 我倒是想猜，因为这种暗箱操作，还是能猜的。如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就很能猜的，秦始皇死后，李斯和赵高密谋干掉太子，他老人家并不在场，上百年前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话都能猜出来。过了几千年，也没人说他猜得不对，毕竟事情后来就是那么干的。 可这件事实在太过复杂，许显纯没招，魏公公不管（或是管不了），他们商量的时候也没叫我去，实在是不敢乱猜。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反正顾大章是出来了。在经历几十天痛苦的折磨后，他终于走出了地狱。 按说到了刑部，就是顾大人的天下了，可实情并非如此。 因为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投了阉党，部长大人尚且如此，顾大人就没辙了。 天启五年（1625）九月十二日，刑部会审。 李养正果然不负其阉党之名，一上来就喝斥顾大章，让他老实交代。更为搞笑的是，他手里拿的罪状，就是许显纯交给他的，一字都没改，底下的顾大章都能背出来，李尚书读错了，顾大人时不时还提他两句。 审讯的过程也很简单，李尚书要顾大章承认，顾大章不承认，并说出了不承认的理由： “我不能代死去的人，承受你们的诬陷。” 李尚书沉默了，他知道这位曾经的下属是冤枉的，但他依然做出了判决： 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六人，因收受贿赂，结交疆臣，处以斩刑。 这是一份相当无聊的判决，因为判决书里的六个人，有五个已经挂了，实际上是把顾大章先生拉出来单练，先在诏狱里一顿猛打，打完再到刑部，说明打你的合法理由。 形势急转直下，燕大侠也慌了手脚，一天夜里，他找到顾大章，告诉他情况不妙。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顾大章并不惊慌，恰恰相反，他用平静的口吻，向燕大侠揭示了一个秘密——出狱的秘密。 第二天，在刑部大堂上，顾大章公开了这个秘密。 顾大章招供了，他供述的内容，包括如下几点，杨涟的死因，左光斗的死因，许显纯的刑罚操作方法，绝笔，无人性的折磨，无耻的谋杀。 刑部知道了，朝廷知道了，全天下人都知道了。 魏忠贤不明白，许显纯不明白，甚至燕大侠也不明白，顾大章之所以忍辱负重，活到今天，不是心存侥幸，不是投机取巧。 他早就想死了，和其他五位舍生取义的同志一起，光荣地死去，但他不能死。 当杨涟把绝笔交给他的那一刻，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有义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把邪恶的丑陋，正义的光辉，告诉世上所有的人。 所以他隐忍、等待，直至出狱，不为偷生，只为永存。 正如那天夜里，他对燕大侠所说的话： “我要把凶手的姓名传播于天下（播之天下），等到来日世道清明，他们一个都跑不掉（断无遗种）！” “吾目暝矣。” 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他做到了，是以今日之我们，可得知当年之一切。 一天之后，他用残废的手（三个指头已被打掉）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并于当晚自缢而死。 杨涟，当日你交付于我之重任，我已完成。 “吾目暝矣。” 至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全部遇害，史称“六君子之狱”。 就算是最恶俗的电视剧，演到这里，坏人也该休息了。 但魏忠贤实在是个超一流的反派，他还列出了另一张杀人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有七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高攀龙、李应升、黄遵素、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 这七位仁兄地位说高不高，就是平时骂魏公公时狠了点，但魏公公一口咬死，要把他们组团送到阎王那里去。 六君子都搞定了，搞个七君子不成问题。 春风得意、无往不胜的魏公公认为，他已经天下无敌了，可以把事情做绝做尽。 魏忠贤错了。 在一部相当胡扯的香港电影中，某大师曾反复说过句不太胡扯的话：凡事太尽，缘分必定早尽。 刚开始的时候，事情是很顺利的，东林党的人势力没有，气节还是有的，不走也不逃，坐在家里等人来抓，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等四人相继被捕，上路的时候还特高兴。 因为在他们看来，坚持信念，被魏忠贤抓走，是光辉的荣誉。 高攀龙更厉害，抓他的东厂特务还没来，他就上路了——自尽。 在被捕前的那个夜晚，他整理衣冠，向北叩首，然后投水自杀。 死前留有遗书一封，有言如下：可死，不可辱。 在这七个人中，高攀龙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都是御史，缪昌期是翰林院谕德，周起元是应天巡抚，说起来，不太起眼的，就数周顺昌了。 这位周先生曾吏部员外郎，论资历、权势，都是小字辈，但事态变化，正是由他而起。 周顺昌，字景文，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嫉恶如仇。 说起周兄，还有个哭笑不得的故事，当初他在外地当官，有一次人家请他看戏，开始挺高兴，结果看到一半，突然怒发冲冠，众目睽睽之下跳上舞台，抓住演员一顿暴打，打完就走。 这位演员之所以被打，只是因为那天，他演的是秦桧。 听说当年演白毛女的时候，通常是演着演着，下面突来一枪，把黄世仁同志干掉，看来是有历史传统的。 连几百年前的秦桧都不放过，现成的魏忠贤当然没问题。 其实最初名单上只有六个人，压根就没有周顺昌，他之所以成为候补，是因为当初魏大中过境时，他把魏先生请到家里，好吃好喝，还结了亲家，东厂特务想赶他走，结果他说： “你不知道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叫周顺昌，只管找我！” 后来东厂抓周起元的时候，他又站出来大骂魏忠贤，于是魏公公不高兴了，就派人去抓他。 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周顺昌为人清廉，家里很穷，还很讲义气，经常给人帮忙，在当地名声很好。 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又觉得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要周顺昌家给钱，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 可惜周顺昌是真没钱，他本人也看得开，同样扬言：一文钱不给，能咋样？ 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他们开始凑钱，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只求东厂高抬贵手。 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名叫文之炳，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得寸进尺，竟然加价，要了还要。 这就过于扯淡了，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大家忍了。 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 要换个明白人，看到这个苗头，就该跑路，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或是太傻），一点不消停，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为不连累周顺昌，大家又忍了。 一天后，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整整十几万人，差点把县衙挤垮，巡抚毛一鹭吓得不行，表示有话好好说。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不要抓周顺昌，上奏疏说句公道话。 毛一鹭胆子比较小，得罪群众是不敢的，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 所谓干柴烈火，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十几万人气势汹汹，就等一把火。 于是文之炳先生挺身而出了，他大喊一声： “东厂逮人，鼠辈敢尔？” 火点燃了。 勒索、收钱不办事、欺负老百姓，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人蠢到这个份上，就无须再忍了。 短暂的平静后，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面对文之炳，问出了一个问题： “东厂逮人，是魏忠贤（魏监）的命令吗？” 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 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 “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 然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颜佩韦振臂而起： “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 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的怒火。 文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 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 这些此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时人好穿木屐）。 东厂的人疯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 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 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 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揣，连房梁都揣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 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 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 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鹭算帐。 其实毛巡抚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 这件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 气是出够了，事也闹大了。 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 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连句话都没有。 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 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他本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 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 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 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 说是这么说，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 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 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鹭，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 这五个人的名字是：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 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余四人并未见过周顺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 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被许显纯严刑拷打，不屈而死。 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激奋，为平息事端，毛一鹭决定处决五人。 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 沈扬说：无憾！ 马杰大笑： “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 颜佩韦大笑： “列位请便，学生去了！” 遂英勇就义。 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年余后，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语文课本。 〖嗟夫！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 ——《五人墓碑记》〗 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轿夫，杨念如是卖布的。 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 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 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 一、魏忠贤害怕了，他以及他的阉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用历史书上的话说，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相比而言，第二个结果有点歪打正着：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尊素，逃过了一劫。 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尊素之所以能幸免，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只是因为连颜佩韦等人都不知道，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位兄弟是无辜的。 其实民变发生当天，抓周顺昌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有一批人恰好正经过苏州，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抓黄尊素的特务。 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要到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于是就赶上了。 实在有点冤枉，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无非是过个路，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过于能打，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 要说还是特务，那反应真是快，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虽说不知怎么回事，立马就闪人了，被逼急了就往河里跳，总算是逃过了一劫。 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坏了，驾帖丢了。 所谓驾帖，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照眼下这情景，要是没有驾帖就跑去，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想来想去，也就不去了。 于是黄尊素纳闷了，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结果等十几天，人影都没有。 但黄尊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躲是躲不过去的，大家都死了，一个人怎能独活呢？ 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到衙门去报到，几个月后，他被许显纯拷打至死。 在黄尊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 大家都很悲痛，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 “父亲若一去不归，儿子来日自当报仇！” 一年之后，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黄尊素死了，东林党覆灭，“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无一幸免，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 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输得那真叫彻底，局势基本是一边倒，朝廷是魏公公的，皇帝听魏公公的，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 事实上，机会还是有的，一个。 日落西山 第十八章 袁崇焕 【犹豫的人】 在东林党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 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 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 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 天启四年（1625）十一月，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大见人，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实在难如登天。 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虽说没啥效果（认字不多），但两人感情很好，魏公公几次想挑事，想干掉孙承宗，朱木匠都笑而不答，从不理会，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 他并不傻，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 于是魏忠贤慌了，他很清楚，孙承宗极不简单，不但狡猾大大的，和皇帝关系铁，还手握兵权，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那就真没戏了，就算没告倒，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指望的。 魏忠贤正心慌，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 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公立齑粉矣）。 魏公公疯了，二话不说，马上跑到皇帝那里，苦苦哀求，不要让孙承宗进京，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身为忠臣，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皇帝大人毫不慌张，他还安慰魏公公，孙老师靠得住，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 这个判断充分说明，皇帝大人非但不傻，还相当地幽默，魏公公被涮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话说完，皇帝还要做木匠，就让魏公公走人，可是魏公公不走。 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就真成粉末了。 所以他开始哭，且哭出了花样——“绕床痛哭”。 也就是说，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不停地哭。皇帝在床头，他就哭到床头，皇帝到床尾，他就哭到床尾，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皇帝也是人，也要睡觉，哭来哭去，真没法了，只好发话： “那就让他回去吧。” 有了这句话，魏忠贤胆壮了，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让孙承宗回去。 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孙承宗若入九门，即刻逮捕！” 那个消息的内容是，孙承宗没有带兵。 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他只想上访，不想造反。 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大胆反抗来到京城，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 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鉴于地球人都知道，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进入九门，光荣被捕。 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也没有看到这一幕。 孙承宗十分愤怒，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返回了。 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却不可能是假的。 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他见皇帝，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说来就来了，胡说八道是没用的。 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如果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一，回去睡觉，老老实实呆着。 二，索性带兵进京，干他娘一票，解决问题。 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面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 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 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 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 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回天之力。 三十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利。 为了这个理想，他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 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 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终究再无回天之力。 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 小时候，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曾说道：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 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 老师答：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 多年以后，我亲手翻开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 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 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拯救辽东。 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 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呆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 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 可是他提了N 次，也没得到批准。 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 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 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 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 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了磕头（叩头岂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 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 必须去！ 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 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既胆小，也很无耻。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 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 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 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 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 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 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 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 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 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亡，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 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 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 【袁崇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是有纠纷的。他的祖父是广东东莞人，后来去了广西滕县，这就有点麻烦，名人就是资源，就要猛抢，东莞说他是东莞人，滕县说他是藤县人，争到今天都没消停。 但无论是东莞，还是滕县，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 明代的进士不少，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据统计，70％以上都是江西、福建、浙江人。特别是广西，明代二百多年，一个状元都没出过。 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且自幼读书，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那年头做生意的没地位，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 就智商而言，袁崇焕是不低的，他二十三岁参加广西省统一考试，中了举人，当时他很得意，写了好几首诗庆祝，以才子自居。 一年后他才知道，自己还差得很远。 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 三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 三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 以上句式重复四遍，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 从二十三岁，一直考到三十五岁，考了四次，四次落榜。 万历四十七年（1619），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他的运气很好。 他的运气确实很好，因为他的名次，是三甲第四十名。 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大致是一百多人，是按成绩高低录取的，排到三甲第四十名，说明他差点没考上。 关于这一点，我曾去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看过，在袁崇焕的那科石碑上，我找了很久，才在相当靠下的位置（按名次，由上往下排），找到他的名字。 在当时，考成这样，前途就算是交代了，因为在他之前，但凡建功立业、匡扶社稷，如徐阶、张居正、孙承宗等人，不是一甲榜眼，就是探花，最次也是个二甲庶吉士。 所谓出将入相，名留史册，对位于三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是一个梦想。 当然，如同许多成功人士（参见朱重八、张居正）一样，袁崇焕小的时候，也有许多征兆，预示他将来必定有大出息。比如他放学回家，路过土地庙，当即精神抖擞，开始教育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 虽然我很少跟野史较真，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是相当可以的。 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1584）生人，据称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往海了算，二十八岁时说了这话，也才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先生是万历四十六年才跟明朝干仗的，按此推算，袁崇焕不但深谋远虑，还可能会预知未来。 话虽如此，但这种事总有人信，总有人讲，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 比如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几百年前说世纪末全体人类都要完蛋，传了几百年，相关书籍、预言一大堆，无数人信，搞得政府还公开辟谣。 我曾研习欧洲史，对这位老骗子，倒还算比较了解，几百年后不去管它，当年他曾给法兰西国王查理二世算命，说：国王您身体真是好，能活到九十岁。 查理二世很高兴，后来挂了，时年二十四岁。 总之，就当时而言，袁崇焕肯定是个人才（全国能考前一百名，自然是个人才），但相比而言，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 接下来的事充分说明了这点，由于太不起眼，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说是没有空闲职位，让他再等一年。 于是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福建邵武知县。 邵武，今天还叫邵武，位于福建西北，在武夷山旁边，换句话说，是山区。 在这个山区县城，袁崇焕干得很起劲，很积极，丰功伟绩倒说不上，但他曾经爬上房梁，帮老百姓救火，作为一个县太爷，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 至于其他光辉业绩，就不得而知了，毕竟是个县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很难。 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接到命令，三年任职期满，要去北京述职。 改变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十分严格的，京城的就不说了，京察六年一次，每次都掉层皮。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无论是偏远山区，还是茫茫沙漠，只要你还活着，轮到你了，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然后由布政使组团，大家一起上路，去北京接受考核。 考核结果分五档，好的晋升，一般的留任，差点的调走，没用的退休，乱来的滚蛋。 袁崇焕的成绩大致是前两档，按常理，他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回福建，升一级，到地级市接着干慢慢熬。 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得没了边，他不但升了官，还是京官。 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 这个人的名字叫侯恂，时任都察院御史，东林党人。 侯恂是个不出名的人，级别也低，但很擅长看人，是骡子是马，都不用拉出来，看一眼就明白。 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就认定此人非同寻常，必可大用，这一点，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 更重要的是，他的职务虽不高，却是御史，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 所以他随即写了封奏疏，说我发现了个人才，叫袁崇焕，希望把他留用。 当时正值东林党当政，皇帝大人还管管事，看到奏疏，顺手就给批了。 几天后，袁崇焕接到通知，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从今天起，他的职务是，兵部职方司主事，六品。 顺便说句，提拔了袁崇焕的这位无名侯恂，有个著名的儿子，叫做侯方域，如果不知道此人，可以去翻翻《桃花扇》。 接下来的事情十分有名，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兵部职方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大家都很着急，四处寻找，后来才知道，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 这件事有部分是真的，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但猫腻在于，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也没那么多人找他。当时广宁刚刚失陷，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急得直哭，乱得不行，袁主事无非是个处级干部，鬼才管他去哪。 袁崇焕回来了，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十余年的命运： “予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 在当时说这句话，胆必须很壮，因为当时大家认定，辽东必然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而万恶的朝廷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里送，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这时候放话，是典型的没事找死。 事情确实如此，袁崇焕刚刚放话，就升官了。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大为高兴，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以达到深刻的教育意义：看到了吧，这人就要上刑场了，看你还敢胡乱说话！ 在一片哀叹声中，袁崇焕高高兴兴地走了，几个月后，他遇到了上司王在晋，告了他的黑状，又几个月后，他见到了孙承宗。 且慢，且慢，在见到这两个人之前，他还遇见了另一个人，而这次会面是绝不能忽略的。 因为在会面中，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四年后，努尔哈赤就败在了这个秘诀之上。 离开京城之前，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 熊廷弼当时刚回来，还没进号子，袁崇焕上门的时候，他并未在意。在他看来，这位袁处长，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 所以他问： “你去辽东，有什么办法吗（操何策以往）？” 袁崇焕思考片刻，回答： “主守，后战。” 熊廷弼跳了起来，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 所谓主守后战，就是先守再攻，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再打人。 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 真理往往都很简单。 正如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军事格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很简单，很管用。 一直以来，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挖坑，造枪，练兵，修碉堡，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 其实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可怕的骑兵，只要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他们并非不知道，只是不想知道。 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即使丢了铁岭、丢了沈阳、辽阳，哪怕辽东都丢干净，也要打。 所以就算萨尔浒死十万人，沈阳死六万人，也要攻。 这不是智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后金军队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努尔哈赤是强盗头，对付这类货色，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 然而袁崇焕明白，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就算是强盗，也是巨盗。 他还明白，缩头的，并非一定是乌龟，毒蛇在攻击之前，也要收脖子。 后金骑兵很强大，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努尔哈赤很聪明，聪明到这个世上已无几人可与之抗衡。 抱持着此种理念，袁崇焕来到辽东，接受了孙承宗的教导。在那里，他掌握胜利的手段，寻找胜利的帮手，坚定胜利的信念。而与此同时，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袁崇焕相信，在孙承宗的指挥下，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 然而这一切注定都是幻想。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 走时，袁崇焕前去送行，失声痛哭，然而孙承宗只能说：事已至此，我已无能为力。 然而高第来了，很快，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一切，土地、防线、军队、平民，毫不吝惜，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 袁崇焕不撤退，虽然他只是个无名小卒，无足轻重，但他有保国的志向，制胜的方法，以及坚定的决心。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这里，默默学习，默默进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所以我不会撤退，即使你们全都逃走，我也绝不撤退。 “我一人足守此！” “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现在，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 但这个诺言注定是很难兑现的，因为两个月后，他获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来了，带着全部家当来了。 根据史料分析，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如果加上老头、小孩、残疾人，大致在十万左右，而真正的精锐部队，约有六七万人。 努尔哈赤的军队，人数共计六万人，号称二十万。 按某些军事专家的说法，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对于这个说法，我认为比较正确。 理由十分简单：对他们而言，战争是一种乐趣。 由于处于半开化状态，也不在乎什么诗书礼仪，传统道德，工作单位，打小就骑马，骁勇无畏，说打就打绝不含糊，更绝的是，家属也大力支持： 据史料记载，后金骑兵出去拼命前，家里人从不痛哭流涕，悲哀送行，也不报怨政府，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多抢点东西回来！ 坦白地讲，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啥产业结构都没有，又不大会种地，做生意也不在行，不抢怎么办？ 所以他们来了，带着抢掠的意图、锋锐的马刀和胜利的把握。 努尔哈赤是很有把握的，此前，他已等待了四年，自孙承宗到任时起。 一个卓越的战略家，从不会轻易冒险，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所以从不敢惹这人，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 当年秦桧把岳飞坑死了，多少还议了和，签了合同，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整走，却是毫无附加值，还附送了许多礼物，礼单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塔山、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 这一年，努尔哈赤六十七岁，就目前史料看，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他还有梦想，梦想抢掠更多的人口、牲畜、土地，壮大自己的子民。 公正地讲，站在他的立场上，这一切都无可厚非。 孙承宗走了，明军撤退了，眼前已是无人之地，很明显，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进军吧，进军到前所未至的地方，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无人可挡！ 一切都很顺利，后金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据点，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直到正月二十三日那一天。 天启六年（1626）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抵达了宁远城郊，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竟然有士兵驻守，于是他派出了使者。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写出了如下的话： “我带二十万人前来攻城，必破此城！如果你们投降，我给你们官做。” 在这封信中，他没有提及守将袁崇焕的姓名，要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人，要么是他知道，却觉得此人不值一提。 总之在他看来，袁崇焕还是方崇焕都不重要，这座城市很快就会投降，并成为努尔哈赤旅游团路经的又一个观光景点。 三天之后，他会永远记住袁崇焕这个名字。 他原以为要等一天，然而下午，城内的无名小卒袁崇焕就递来了回信： “这里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我既然恢复，就应当死守，怎么能够投降呢？” 然后是幽默感： “你说有二十万人，我知道是假的，只有十三万而已，不过我也不嫌少！” 日落西山 第十九章 决心 【胜利之路】 努尔哈赤决定，要把眼前这座不听话的城市，以及那个敢调侃他的无名小卒彻底灭掉。 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确知，这是一座孤城，在它的前方和后方，没有任何援军，也不会有援军，而在城中抵挡的，只是一名不听招呼的将领，和一万多孤立无援的明军。 六年前，在萨尔浒，他用四万多人，击溃了明朝最为精锐的十二万军队，连在朝鲜打得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名将刘綎，也死在了他的手上。 现在，他率六万精锐军队，一路所向披靡，来到了这座小城，面对着仅一万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 胜负毫无悬念。 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努尔哈赤以及他手下的四大贝勒，还是明朝的高第、甚至孙承宗，都持相同观点。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毛泽东〗 袁崇焕是相信光明的，因为在他的手中，有四种制胜的武器。 第一种武器叫死守，简单说来就是死不出城，任你怎么打，就不出去，死也死在城里。 虽然这个战略比较怂，但很有效，你有六万人，我只有一万人，凭什么出去让你打？有种你打进来，我就认输。 他的第二种武器，叫红夷大炮。 大炮，是明朝的看家本领，当年打日本的时候，就全靠这玩意，把上万鬼子送上天，杀人还兼带毁尸功能，实在是驱赶害虫的不二利器。 但这招在努尔哈赤身上，就不大中用了，因为日军的主力是步兵，而后金都是骑兵，速度极快，以明代大炮的射速和质量，没打几炮马刀就招呼过来了。 袁崇焕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用上了大炮——进口大炮。 红夷大炮，也叫红衣大炮，纯进口产品，国外生产，国外组装。 我并非瞧不起国货，但就大炮而言，还是外国的好。其实明代的大炮也还凑合，在小型手炮上面（小佛郎机），还有一定技术优势，但像大将军炮这种大型火炮，就出问题了。 这是一个无法攻克的技术问题——炸膛。 大家要知道，当时的火炮，想把炮弹打出去，就要装火药，炮弹越重，火药越多，如果火药装少了，没准炮弹刚出炮膛就掉地上了，最大杀伤力也就是砸人脚，可要是装多了，由于炮管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就会内部爆炸，即炸膛。 用哲学观点讲，这是一个把炸药填入炮膛，却只允许其冲击力向一个方向（前方）前进的二律背反悖论。 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我不知道，袁崇焕应该也不知道，但外国人知道，他们造出了不炸膛的大炮，并几经辗转，落在了葡萄牙人的手里。 至于这炮到底是哪产的，史料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荷兰，有的说是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还是飞利浦，都无所谓，好用就行。 据说这批火炮共有三十门，经葡萄牙倒爷的手，卖给了明朝。拿回来试演，当场就炸膛了一门（绝不能迷信外国货），剩下的倒还能用，经袁崇焕请求，十门炮调到宁远，剩下的留在京城装样子。 这十门大炮里，有一门终将和努尔哈赤结下不解之缘。 为保证大炮好用，袁崇焕还专门找来了一个叫孙元化的人。按照惯例，买进口货，都要配发中文说明书，何况是大炮。葡萄牙人很够意思，虽说是二道贩子，没有说明书，但可以搞培训，就专门找了几个中国人，集中教学，而孙元化就是葡萄牙教导班的优秀学员。 袁崇焕的第三种武器，叫做坚壁清野。 为了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喝到一滴水，袁崇焕命令，烧毁城外的一切房屋、草料，将所有居民转入城内。此外，他还干了一件此前所有努尔哈赤的对手都没有干过的事——清除内奸。 努尔哈赤是个比较喜欢耍阴招的人，对派奸细里应外合很有兴趣，此前的抚顺、铁岭、辽阳、沈阳、广宁都是这么拿下的。 努尔哈赤不了解袁崇焕，袁崇焕却很了解努尔哈赤，他早摸透了这招，便组织了除奸队，挨家挨户查找外来人口，遇到奸细立马干掉，并且派民兵在城内站岗，预防奸细破坏。 死守、大炮、坚壁清野，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努尔哈赤手下的六万精兵，已经把宁远团团围住，突围是没有希望的，死守是没有援兵的，即使击溃敌人，他们还会再来，又能支撑多久呢？ 所以最终将他带上胜利之路的，是最后一种武器。 这件武器，从一道命令开始。 布置外防务后，袁崇焕叫来下属，让他立即到山海关，找到高第，向他请求一件事。 这位部下清楚，这是去讨援兵，但他也很迷茫，高先生跑得比兔子都快，才把兵撤回去，怎么可能派兵呢？ “此行必定无果，援兵是不会来的。” 袁崇焕镇定地回答： “我要你去，不是讨援兵的。” “请你转告高大人，我不要他的援兵，只希望他做一件事。” “如发现任何自宁远逃回的士兵或将领，格杀勿论！” 这件武器的名字，叫做决心。 我没有朝廷的支持，我没有老师的指导，我没有上级的援兵，我没有胜利的把握，我没有幸存的希望。 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我不会后退，我会坚守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即使同归于尽，也绝不后退。 这就是我的决心。 正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袁崇焕召集了他的所有部下，在一片惊愕声中，向他们跪拜。 他坦白地告诉所有人，不会有援兵，不会有帮手，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 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 然后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 我不知道士兵们的反应，但我知道，在那场战斗中，在所有坚守城池的人身上，只有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 天启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晨，努尔哈赤带着轻蔑的神情，发动了进攻的命令，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 必须说明，后金军攻城，不是光膀子去的，他们也很清楚，骑着马是冲不上城墙的，事实上，他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战术系统，大致有三拨人。 每逢攻击时，后金军的前锋，都由一种特别的兵种担任——楯兵。 所有的楯兵都推着楯车。所谓楯车，是一种木车，在厚木板的前面裹上几层厚牛皮，泼上水，由于木板和牛皮都相当皮实，明军的火器和弓箭无法射破，这是第一拨人。 第二拨是弓箭手，躲在楯车后面，以斜四十五度角向天上射箭（射程很远），甭管射不射得中，射完就走人。 最后一拨就是骑兵，等前面都忙活完了，距离也就近了，冲出去砍人效果相当好。 无数明军就是这样被击败的，火器不管用，骑兵砍不过人家，只好就此覆灭。 这次的流程大致相同，无数的楯兵推着木车，向着城下挺进，他们相信，城中的明军和以往没有区别，火器和弓箭将在牛皮面前屈服。 然而牛皮破了。 架着云梯的后金军躲在木板和牛皮的后面，等待靠近城墙的时刻，但他们等到的，只是晴天的霹雳声，以及从天而降的不明物体。 值得庆祝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俯瞰到了宁远城的全貌——在半空中。 宁远城头的红夷大炮，以可怕的巨响，喷射着灿烂的火焰，把无数的后金军，他们破碎的楯车，以及无数张牛皮，都送上了天空——然后是地府。 关于红夷大炮的效果，史书中的形容相当贴切且耸人听闻：“至处遍地开花，尽皆糜烂”。 当第一声炮响的时候，袁崇焕不在城头，他正在接见外国朋友——朝鲜翻译韩瑗。 巨响吓坏了朝鲜同志，他惊恐地看着袁崇焕，却只见到一张笑脸，以及轻松的三个字： “贼至矣！” 几个月前，当袁崇焕决心抵抗之时，就已安排了防守体系，总兵满桂守东城，参将祖大寿守南城，副将朱辅守西城，副总兵朱梅守北城，袁崇焕坐镇中楼，居高指挥。 四人之中，以满桂和祖大寿的能力最强，他们守护的东城和南城，也最为坚固。 后金军是很顽强的，在经历了重大打击后，他们毫不放弃，踩着前辈的尸体，继续向城池挺进。 他们选择的主攻方向，是西南面。 这个选择不是太好，因为西边的守将是朱辅，南边的守将是祖大寿，所以守护西南面的，是朱辅和祖大寿。 更麻烦的是，后金军刚踏着同志们的尸体冲到了城墙边，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境地。 攻城的方法，大抵是一方架云梯，拼命往上爬，一方扔石头，拼命不让人往上爬，只要皮厚硬头皮，冲上去就赢了。 可是这次不同，城下的后金军惊奇地发现，除顶头挨炮外，他们的左侧、右侧、甚至后方都有连绵不断的炮火袭击，可谓全方位、全立体，无处躲闪，痛不欲生。 这个痛不欲生的问题，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去了一趟兴城（今宁远），又查了几张地图，解了。 简单地讲，这是一个建筑学问题。 要说清这个问题，应该画几个图，可惜我画得太差，不好拿出来丢人，只好用汉字代替了，看懂就行。 大家知道，一般的城池，是“口”字型，四四方方，一方爬，一方不让爬，比较厚道。 更猛一点的设计，是“凹”字型，敌军进攻此类城池时，如进入凹口，就会受到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攻击，相当难受。 这种设计常见于大城的内城，比如北京的午门，西安古城墙的瓮城，就是这个造型。 或者是城内有点兵，没法拉出去打，又不甘心挨打的，也这么修城，杀点敌人好过把瘾。 但我查过资料兼实地观查之后，才知道，创意是没有止境的。 宁远的城墙，大致是个“山”字。 也就是说，在城墙的外面，伸出去一道城楼，在这座城楼上派兵驻守，会有很多好处，比如敌人刚进入山字的两个入口时，就打他们的侧翼，敌人完全进入后，就打他们的屁股。如果敌人还没有进来，在城头上架门炮，可以提前把他们送上天。 此外，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处，敌人冲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玩意，可以把敌人分流成两截，分开打。 当然疑问也是有的，比如把城楼修得如此靠前，几面受敌，如果敌人集中攻打城楼，该怎么办呢？ 答案：随便打，无所谓。 因为这座城楼伸出去，就是让人打的。而且我查了一下，这座城楼可能是实心的，下面没有通道，士兵调遣都在城头上进行，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楼拆了，还得接着啃城墙，压根就进不了城。 我不知道这城楼是谁设计的，只觉得这人比较狠。 除地面外，后金军承受了来自前、后、左、右、上（天上）五个方向的打击，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遮挡，就是同伴的尸体，所以片刻之间，已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然而进攻者没有退缩，无功而返，努尔哈赤的面子且不管，啥都没弄到，回去怎么跟老婆孩子交代？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后金军终于爆发了。 虽然不断有战友飞上天空，但他们在尸体的掩护下，终究还是来到了城下，开始架云梯。 然而炮火实在太猛，天上还不断掉石头，弓箭火枪不停地打，刚架上去，就被推下来，几次三番，他们爬墙的积极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决定改变策略——钻洞。 具体施工方法是，在头上盖牛皮木板，用大斧、刀剑对着城墙猛劈，最终的工程目的，是把城墙凿穿。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程，头顶上经常高空抛物不说，还缺乏重型施工机械，就凭人刨，那真是相当之困难。 但后金军用施工成绩证明，他们之前的一切胜利，都不是侥幸取得的。 在寒冷的正月，后金挖墙队顶着炮火，凭借刀劈手刨，竟然把坚固的城墙挖出了几个大洞，按照史料的说法，是“凿墙缺二丈者三四处”，也就是说，二丈左右的缺口，挖出了三四个。 明军毫无反应。 不是没反应，而是没办法反应，因为城头的大炮是有射程的，敌人若贴近城墙，就会进入射击死角，炮火是打不着的，而火枪、弓箭都无法穿透后金军的牛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紧张施工，毫无办法。 就古代城墙而言，凿开两丈大的洞，就算是致命伤了，一般都能塌掉，但奇怪的是，洞凿开了，城墙却始终不垮。 原因在于天冷，很冷。 按史料分析，当时的温度大致在零下几十度，城墙的地基被冰冻住，所以不管怎么凿，就是垮不下来。 但袁崇焕很着急，因为指望老天爷，毕竟是不靠谱的，按照这个工程进度，没过多久，城墙就会被彻底凿塌，六万人涌进来，说啥都没用了。 当务之急，要干掉城下的那帮牛皮护身的工兵，然而大炮打不着，火枪没有用，如之奈何？ 关键时刻，群众的智慧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城墙即将被攻破之际，城头上的明军突然想出了一个反击的方法。 这个方法有如下步骤，先找来一张棉被，铺上稻草，并在里面裹上火药，拿火点燃，扔到城下。 棉被、稻草加上火药，无论是材料，还是操作方法，都是平淡无奇的，但是效果，是非常恐怖的。 几年前，我曾找来少量材料，亲手试验过一次，这次实验的直接结果是，我再没有试过第二次，因为其燃烧的速度和猛烈程度，只能用可怕两个字形容。（特别提示，该实验相当危险，切勿轻易尝试，切勿模仿，特此声明。） 明军把棉被卷起来，点上火，扔下去，转瞬间，壮观的一幕出现了。 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开始剧烈燃烧，开始四处飘散，漂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翻滚，也毫无作用。 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伴随着恐怖的大炮轰鸣声，一道火海包围了宁远城，把无数的后金军送入了地狱，英勇的后金工程队全军覆没。 这种临时发明的武器，就是鼎鼎大名的“万人敌”，从此，它被载入史册，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燃烧瓶的雏形。 【战斗，直至最后一人】 眼前的一切，都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以及心理承受程度。 万历十二年（1584），他二十五岁，以十三副盔甲起兵，最终杀掉了仇人尼堪外兰，而那一年，袁崇焕才刚刚出生。 他跟随过李成梁，打败过杨镐，杀掉了刘綎、杜松，吓走了王化贞，当他完成这些丰功伟业，名声大振的时候，袁崇焕只是个四品文官，无名小卒。 之前几乎每一次战役，他都以少打多，以弱胜强，然而现在他带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兵力，势不可挡之气魄，进攻兵力只有自己六分之一的小人物袁崇焕，输了。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小本起家的天命大汗是不会输的，也是不能输的，即使伤亡惨重，即使血流成河，用尸体堆，也要堆上城头！ 所以，观察片刻之后，他决定改变攻击的方向——南城。 这个决定充分证明，努尔哈赤同志是一位相当合格的指挥官。 他认为，南城就快顶不住了。 南城守将祖大寿同意这个观点。 就实力而言，如果后金军全力攻击城池一面，明军即使有大炮，也盖不住对方人多，失守只是个时间问题。 好在此前后金军缺心眼，好好的城墙不去，偏要往夹脚里跑，西边打，南边也打，被打了个乱七八糟，现在，他们终于觉醒了。 知错就改的后金军转换方向，向南城涌去。 我到宁远时，曾围着宁远城墙走了一圈，没掐表，但至少得半小时，宁远城里就一万多人，分摊到四个城头，也就两千多人。以每面城墙一公里长计算，每米守兵大致是两人。 这是最乐观的估算。 所以根据数学测算，面对六万人的拼死攻击，明军是抵挡不住的。 事情发展与数学模型差不多，初期惊喜之后，后金军终于呈现出了可怕的战斗力，鉴于上面经常扔“万人敌”，墙就不去凿了，改爬云梯。 冲过来的路上，被大炮轰死一批，冲到城脚，被烧死一批，爬墙，被弓箭、火枪射死一批。 没被轰死、烧死，射死的，接着爬。 与此同时，后金军开始组织弓箭队，对城头射箭，提供火力支援。 在这种拼死的猛攻下，明军开始大量伤亡，南城守军损失达三分之一以上，许多后金军爬上城墙，与明军肉搏，形势十分危急。 祖大寿战败前，袁崇焕赶到了。 袁崇焕并不在城头，他所处的位置，在宁远城正中心的高楼。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登上这座高楼，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城的战况。 袁崇焕率军赶到南城，在那里，他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 长久以来的训练终于显现了效果，在强敌面前，明军毫无畏惧，与后金军死战，把爬上城头的人赶了回去。 与此同时，为遏制后金军的攻势，明军采用了新战略——火攻。 明军开始大量使用火具，除大炮、万人敌、火枪外，火球甚至火把，但凡是能点燃的，就往城下扔。 这个战略是有道理的，你要知道，这是冬天，而冬天时，后金士兵是有几件棉衣的。 战争是智慧的源泉，很快，更缺德的武器出现了，不知是谁提议，拉出了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甩到城下用来攻击爬墙的后金士兵。 于是壮丽的一幕出现了，在北风呼啸中，几条红色的锁链在南城飘扬，它甩向哪里，惨叫就出现在哪里。 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后金的攻势被遏制了，尸体堆满宁远城下，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直至黄昏。 至此，宁远战役已进行一天，后金军伤亡惨重，死伤达一千余人，却只换来了几块城砖。 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 愤怒至极的努尔哈赤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夜战。 夜战并不是后金的优势，但仗打到这个份上，缩头就跑，就是一个严肃的面子问题，努尔哈赤认定，敌人城池受损，兵力已经到达极限，只要再攻一次，宁远城就会彻底崩塌。 在领导的召唤下，后金士兵举着火把，开始了夜间的进攻。 正如努尔哈赤所料，他很快就等到了崩溃的消息，后金军的崩溃。 几次拼死进攻后，后金的士兵们终于发现，他们确实在逐渐逼近胜利——用一种最为残酷的方法： 攻击无果，伤亡很大，尸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厚，如果他们全都死光，是可以踩着尸体爬上去的。 沉默久了，就会爆发，爆发久了，就会崩溃，在又一轮的火烧、炮轰、箭射后，后金军终于违背了命令，全部后撤。 正月二十四日深夜，无奈的努尔哈赤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压抑住心中怒火，准备明天再来。 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他不放弃进攻，第二天历史将会彻底改变。 袁崇焕也已顶不住了，他已经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连他自己也亲自上阵，左手还负了伤，如果努尔哈赤豁出去再干一次，后果将不堪设想。 努尔哈赤放弃了，他坚持了，所以他守住了宁远。 而下一个问题是，能否击溃后金，守住宁远。 从当天后金军的表现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不能。 没有帮助，没有援军，修了几年的坚城，只用一天，就被打成半成品，敌人战斗力太过强悍，很明显，如果后金军豁出去，在这里待上几月，就是用手刨也刨下来了。 对于这个答案，袁崇焕的心里是有数的。 于是，他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必定失守，还守不守？ 他决定坚守下去，即使全军覆没，毫无希望，也要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一个人。 〖军队应该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毛泽东〗 袁崇焕很清楚，明天城池或许失守，或许不失守，但终究是要失守的。以努尔哈赤的操行成绩，接踵而来的，必定是杀戮和死亡。 然而袁崇焕不打算放弃，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援军、没有粮食、没有理想、没有希望，依然能够坚持下去的人。 四十二岁年前，袁崇焕出生于穷乡僻壤，一直以来，他都很平凡，平凡的中了秀才，平凡的中了举人，平凡的落榜，平凡的再次赶考，平凡的再次落榜，平凡的最终上榜。 然后是平凡的知县，平凡的处级干部，平凡的四品文官，平凡的学生，直至他违抗命令，孤身一人，面对那个不可一世、强大无比的对手。 四十年平凡的生活，不断的磨砺，沉默的进步，坚定的信念，无比的决心： 只为一天的不朽。 日落西山 第二十章 胜利结局 正月二十五日。 以前有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上天就不会放弃你。 绝境中的袁崇焕，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二十五日的清晨，他终究没有放弃。 于是，他等来了奇迹。 天启六年（1626）正月二十五日，改变历史的一天。 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发动了新的进攻。他认为，经过前一天的攻击，宁远已近崩溃，只要最后一击，胜利触手可得。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的。 第一轮进攻被火炮打退后，他看见勇猛的后金士兵们怂了。 无论将领们怒吼，还是威胁，以往工作积极性极高的后金军竟然不买账了，任你怎么说，就是不冲。 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出来打仗，说到底是想抢点东西，发发小财，现在人家炮架上了，打死上千人，尸体都堆在那儿，还要往上冲，你当我们白内障看不见啊。 勇敢，也是要有点智商的。 努尔哈赤是很地道的，为了消除士兵们的恐惧心理，他毅然决定，停止进攻，把尸体捞回来先。 为一了百了，他还特事特办，在城外开办了简易火葬场，什么遗体告别，追悼会都省了，但凡抢回来的尸体，往里一丢了事。 烧完，接着打。 努尔哈赤已近乎疯狂了，现在他所要的，并不是宁远，也不是辽东，而是脸面，起兵三十年，纵横天下无人可敌，竟然攻不下一座孤城，太丢人了，实在太丢人了。 所以他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 不想丢人，就只能丢命。 面对蜂拥而上的后金军，袁崇焕的策略还是老一套——大炮。 要说这外国货还是靠谱，顶在城头上轰了一天，非但没有炸膛，还越打越有劲，东一炮“尽皆糜烂”，西一炮“尽皆糜烂”，相当皮实。 但是意外还是有的，具体说来是一起安全事故。 很多古装电视剧里，大炮发射大致是这么个过程：一人站在大炮后，拿一火把点引线，引线点燃后轰一声，炮口一圈白烟，远处一片黑烟，这炮就算打出去了。 可以肯定的是，如按此方式发射红夷大炮，必死无疑。 我认为，葡萄牙人之所以卖了大炮还要教打炮，绝不仅是服务意识强，说到底，是怕出事。 由于红夷大炮的威力太大，在大炮轰击时，炮尾炸药爆炸时，会产生巨大的后座力，巨大到震死人不成问题，所以每次发射时，都要从炮签出一条引线，人躲得远远的，拿火点燃再打出去。 经过孙元化的培训，城头的明军大都熟悉规程，严格按安全规定办事，然而在二十五日这一天，由于城头忙不过来，一位通判也上去凑热闹，一手拿线，一手举火，就站在炮尾处点火，结果被当场震死。 但除去这起安全事故外，整体情况还算正常，大炮不停地轰，后金军不停地死，然后是抢尸体，抢完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死，死完再抢、再烧，死死烧烧无穷尽也。 直至那历史性的一炮。 到底是哪一炮，谁都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寒冷的一天，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命中了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可以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并及黄龙幕），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嚎哭奔去）。 对于此人身份，有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是压根不提。 这也不奇怪，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太不体面，换我，我也不说。 于是接下来，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冲了两天的后金军退却了，退到了五里之外。 很明显，坐在黄帐子里的那人，是个大人物，但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死个把领导也不是什么大事，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第二天，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 后金军仍然在攻城，攻势比前两天更为猛烈，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袁崇焕，这是撤退的前兆。 几个时辰之后，后金军开始总退却。 当然努尔哈赤是不会甘心的，所以在临走之前，他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到了宁远城边的觉华岛上，那里还驻扎着几千明军，以及上万名无辜的百姓。 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原本相隔几十里的大海，结上了厚厚的冰，失落的后金军踏着冰层，向岛上发动猛攻，毫无遮挡的明军全军覆没，此外，士兵屠杀了岛上所有的百姓（逢人立碎），以显示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并向世间证明，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无能的，他至少还能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 宁远之战就此结束，率领全部主力，拼死攻击的名将努尔哈赤，最终败给了仅有一万多人，驻守孤城的袁崇焕，铩羽而归。 此战后金损失极为惨重，虽然按照后金的统计，仅伤亡将领两人，士兵五百人，但很明显，这是个相当谦虚的数字。 数学应用题1：十门大炮轰六万人，轰了两天半，每炮每天只轰二十炮（最保守的数字），问：总共轰多少炮？ 答：以两天计算，至少四百炮。 数学应用题2：后金军总共伤亡五百人，以明军攻击数计算，平均每炮轰死多少人？ 答：以五百除以四百，平均每炮轰死1.25 人。 参考史料：“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理。” 综合由应用题1、应用题2 及参考资料，得出结论如下：每一个后金士兵，都有高厚度的装甲保护，是不折不扣的钢铁战士。 扯淡就此结束，根据保守统计，在宁远战役中，后金军伤亡的人数，大致在四千人以上，损失大量攻城车辆、兵器。 这是自万历四十六年以来，后金军的第一次总退却，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败。 或许直到最后，他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谁击败了他，那座孤独的宁远城，那几门外国进口的大炮，还是那一万多陷入绝境的明军。 他不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一种信念。 即使绝望，毫无生机，永不放弃。 在那座孤独的城市里，有一个叫袁崇焕的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 他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了。 因为七个月后，他就翘辫子了。 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征战半生的努尔哈赤终于逝世了。 他的死因，有很多说法，有说是被炮弹打坏的，也有的说是病死的，但无论是病死还是打死，都跟袁崇焕有着莫大的关系。 挨炮就不说了，那么大一铁陀子，外加各类散弹，穿几个窟窿不说，再加上破伤风，这人就废定了。 就算他没挨炮，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点心理障碍十分正常，外加努先生自打出道以来，从没吃过亏，败在无名小卒的手上，实在太丢面子，就这么憋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 在这一点上，袁崇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击退努尔哈赤后，他立即派出了使者，给努老先生送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你横行天下这么久，今天竟然败在我的手里，应该是天命吧！” 努尔哈赤很有礼貌，还派人回了礼，表示下次再跟你小子算帐（约期再战）。 至于努先生的内心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样的： “我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小小的宁远，竟然攻不下来，这是命啊！” 说完不久就死了。 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了，对于这个人的评价，众多纷纭，有些人说他代表了先进的，进步的势力，冲击了腐败的明朝，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云云。 我才疏学浅，不敢说通晓古今，但基本道理还是懂的，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 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 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 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 大结局 第一章 皇太极 失败的努尔哈赤悲愤了几个月后，终于笑了——含笑九泉。 老头笑着走了，有些人就笑不出来了——比如他的几个儿子。 当时，具备继承资格的人，有八个。 这八个人分别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 四小贝勒：阿济格、多尔衮、济尔哈朗、多铎。 位置只有一个。 拜许多“秘史”类电视剧所赐，这个连史学研究者都未必重视的问题，竟然妇孺皆知，且说法众多，什么努尔哈赤讨厌皇太极，喜欢多尔衮，皇太极使坏，干掉了多尔衮他妈，抢了多尔衮的汗位等等等等。 以上讲法，在菜市场等地遇熟人时随便说说，是可以的，正式场合，就别扯了。 事实上，打努尔哈赤含笑那天起，汗位就已注定，它只属于一个人——皇太极。 因为除这位仁兄外，别人都有问题。 努尔哈赤确实很喜欢多尔衮，可是问题在于，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游牧民族比较实在，谁更能打、更能抢，谁就是老大，要搞任人唯亲，广大后金人民是不答应的。 四小贝勒里的其他三人，那更别提了，年龄小不说，老头还不待见，以上四人可以全部淘汰。 而四大贝勒里，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没资格，排除，莽古尔泰比较蠢，性情暴躁，排除，能排上号的，只有代善和皇太极。 但是代善也有问题——生活作风，这个问题还相当麻烦，因为据说和他传绯闻的，是努尔哈赤的后妃。 代善是聪明人，有这个前科，汗位是不敢指望了，他相当宽容地表示，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了，让皇太极干吧。 于是，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天启六年（1626）九月初一，皇太极登基。 在后金将领中，论军事天赋，能与袁崇焕相比的，只有三个人： 努尔哈赤、代善、皇太极（多尔衮比较小，不算）。 但要论政治水平，能摆上台面的，只有皇太极。 因为一个月后，他做了一件努尔哈赤绝不可能做到的事。 天启六年（1626）十月，袁崇焕代表团来到了后金首都沈阳，他们此来的目的是吊丧，同时祝贺皇太极上任。 在很多书籍里，宁远战役后的袁崇焕是很悲惨的，战绩无人认可，也没有封赏，所有的功劳都被魏忠贤抢走，孤苦伶仃，悲惨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说法是未经史籍，也未经大脑的，因为就在宁远胜利后的几天，袁崇焕就得到了皇帝的表扬，兵部尚书王永光跟袁崇焕不大对劲，也大发感慨： 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 总之，捷报传来，全国欢腾，唯一不欢腾的人，就是高第。 这位兄弟实在太不争气，所以连阉党都不保他，被干净利落地革职赶回了家。 除口头表扬外，明朝也相当实在，正月底打胜，2 月初就提了，先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一个月后又加辽东巡抚，然后是兵部右侍郎，两个月内就到了副部级。 部下们也没有白干，满桂、赵率教、左辅、朱梅、祖大寿都升了官，连他的孙承宗老师也论功行赏了。 当然，领导的功劳是少不了的，比如魏忠贤公公，顾秉谦大人等等，虽说没去打仗，但整日忙着阴人，也是很辛苦的。 无论如何，袁崇焕出头了，虽说他是孙承宗的学生，东林党的成员，但边界得有人守吧，所以阉党不难为他，反正好人坏人都不管他，任他在那倒腾。 几个月后，得知努尔哈赤死讯后，他派出了代表团。 这就倒腾大了。 在明朝看来，后金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强盗团伙，压根不是政权，堂堂天朝怎么能和团伙头目谈判呢？ 所以多年以来，都是只打不谈。 但问题是，打来打去都没个结果，正好这次把团伙头目憋屈死了，趁机去谈谈，也没坏处。 当然，作为一名文官出身的将领，袁崇焕还有点政治头脑，谈判之前，先请示了皇帝，才敢开路。 憋死（打伤致死）了人家老爹，还派人来吊丧，是很不地道的，如此行径，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然而皇太极忍了。 他不但忍了，还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回应。 他用最高标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好吃好喝招待，还搞了个阅兵式，让他们玩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还送了几匹马、几十只羊，并热情地向自己杀父仇人的使者微笑挥手告别。 这意味着，一个比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出现了。 懂得暴力的人，是强壮的，懂得克制暴力的人，才是强大的。 在下次战争到来之前，必须和平，这就是皇太极的真实想法。 袁崇焕也并非善类，对于这次谈判，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做出了充分的解释： “奴死之耗，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尚复何求？” 这句话的意思是，努尔哈赤的死讯，他儿子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要求呢？ 谈来谈去，就谈出了这么个玩意。 谈判还是继续，到第二年（天启七年）正月，皇太极又派人来了。 可这人明显不上道，谈判书上还附了一篇文章——当年他爹写的七大恨。 但你要说皇太极有多恨，似乎也说不上，因为，就在七大恨后面，他还列上了谈判的条件，比如金银财宝，比如土地等等。 也就是想多要点东西嘛，辛苦。 袁崇焕是很幽默的，他在回信中，很有耐心地逐条批驳了努尔哈赤的著作，同时表示，拒绝你的一切要求。这意思是，虽然你爸憋屈死了，我表示同情，但谈归谈，死人我也不买账。 过了一月，皇太极又来信了，这哥们明显是玩上瘾了，他竟把袁崇焕批驳七大恨的理由，又逐条批驳了一次，当然正事他也没忘了谈，这次他的胃口小了点，要的东西也减了半。 文字游戏玩玩是可以的，但具体工作还要干，在这一点上，皇太极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就在给袁崇焕送信的同时，他发动了新的进攻，目标是朝鲜。 天启七年（1627）正月初八，阿敏出兵朝鲜，朝军的表现相当稳定，依然是一如以往地不经打，一个月后平壤就失陷了，再过一个月，朝鲜国王就签了结盟书，表示愿意服从后金。 朝鲜失陷，明朝是不高兴的，但不高兴也没办法，今天不同往日了，家里比较困难，实在没法拉兄弟一把，失陷，就失陷了吧。 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袁崇焕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皇太极没有谈判的诚意。 话这么说，袁崇焕也没闲着，他也很忙，忙着砌砖头。 自打宁远之战结束后，他就开始修墙了，打坏的重砌，没坏的加固，他还把几万民工直接拉到锦州，抢工期抓进度，短短几个月，锦州再度成为坚城。 此外，他还重新占领了之前放弃的大凌河、前屯、中后所、中右所，修筑堡垒，全面恢复关宁防线。 光修墙是不够的，为把皇太极彻底恶心死，他大量召集农民，只要来人就分地，一文钱都不要，白送，开始大规模屯田，积累军粮。 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皇太极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袁崇焕没有谈判的诚意。 到了天启七年（1627）五月，老头子的身后事办完了，朝鲜打下来了，锦州修起来了，防线都恢复了，屯田差不多了，双方都满意了。 打吧。 天启七年（1627）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进攻锦州，“宁锦大战”就此揭开序幕。 此时出战，并非皇太极的本意，老头子才挂了几个月，遗产分割、追悼会刚刚搞完，朝鲜又打了仗，实在不是进攻的好时候，但没办法，不打不行——家里闹灾荒了。 天启七年，辽东受了天灾，袁崇焕和皇太极都遭了灾，紧缺粮食。 为解决粮食问题，袁崇焕决定，去关内调粮，补充军需。 为解决粮食问题，皇太极决定，去关内抢粮，补充军需。 没办法，吃不上饭啊，又没处调粮食，眼看着要闹事，与其闹腾我不如闹你们，索性就带他们去抢吧。 对于皇太极的这个打算，袁崇焕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擦亮了大炮，备齐了炮弹，静静等待着后金抢粮队到来。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顺风顺水，官也升了，权也大了，声势如日中天，威信很高，属下十分服气。 不服气的人也是有的，比如满桂。 其实满桂和袁崇焕的关系是不错的，他之所以不服气，是因为另一个人——赵率教。 在宁远之战时，赵率教驻守前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满桂感觉要撑不住了，就派人给赵率教传令，让他赶紧派人增援。 可赵率教不去。 因为你吃不消，我也吃不消，一共这么多人，你的兵比我还多，谁增援谁？ 所以不去。 当时情况危急，满桂倒也没有计较，仗打完了，想起这茬了，回头要跟赵率教算帐。 于是袁崇焕出场了，现在他是辽东巡抚，遇到这种事情，自然是要和稀泥的。 可他没有想到，这把稀泥非但没有和成，还把自己给和进去了。 因为满桂根本不买账，非但不肯了事，还把袁崇焕拉下了水，说他拉偏架。 原因在于，宁远之战前，满桂是宁远总兵，袁崇焕，是宁前道。 满桂的级别比袁崇焕高，但根据以文制武惯例，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 战后，满桂升到了右都督，袁崇焕升到兵部侍郎兼辽东巡抚，按级别，袁崇焕依然不如满桂，但论地位，他依然比满桂高。 这就相当麻烦了，要知道，满桂光打仗就打了二三十年，他砍人头攒钱（一个五十两）的时候，袁举人还在考进士，且他级别一直比袁崇焕高，现在又是一品武官，你个三品文官，我服从管理就不错了，瞎搅和什么？ 外加他又是蒙古人，为人比较直爽，毫不虚伪，说打，操家伙就上，至于袁崇焕，他本人曾自我介绍过：“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首！” 于是来来往往，火花四射，袁崇焕随即表示，满桂才堪大用，希望朝廷加以重用（随你怎么用，不要在这儿用）。 满桂气得不行，又干不过袁崇焕（巡抚有实权），就告到了袁崇焕的上司，新任辽东督师王之臣那里。 王之臣也是文官，所以也和稀泥，表示满桂也是个人才，你们都消停吧，都在关外为国效力。 按说和稀泥也就行了，但王督师似乎不甘寂寞，顺道还训袁崇焕几句，于是袁大人也火了，当即上书表示自己很累，要退休（乞休）。 王督师顿时火冒三丈，也上了奏疏，说自己要引退（引避）。 问题闹大了，朝廷亲自出马，使出了杀手锏——还是和稀泥。 但朝廷毕竟是朝廷，这把稀泥的质量十分之高。 先是下了封文书，给两人上了堂历史课，说此前经抚不和（指熊廷弼和王化贞），丢掉很多地方，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再闹了。 然后表示，你们两个都是人才，都不要走，但为防你们两个在一起会互相死磕，特划定范围，王之臣管关内，袁崇焕管关外，有功一起赏，有黑锅也一起背，舒坦了吧！ 命令下来后，袁崇焕和王之臣都相当识趣，当即做出反应，表示愿意留任，并且同意满桂留任，继续共同工作。 不久之后，袁崇焕任命满桂镇守山海关，风波就此平息——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然而这件小事，最终也影响了他的命运。 但不管有什么后遗症，至少在当时，形势是很好的，一片大好，满桂守山海关，袁崇焕守宁远、锦州，所有的堡垒都已修复完毕，所有的城墙都已加固，弹药充足，粮草齐备，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张开怀抱等你。 五月十一日，皇太极一头扎进了怀抱。 他的六万大军分为三路，中路由他亲率，左路指挥莽古尔泰，右路指挥代善、阿敏，于同日在锦州城下会师，完成合围。 消息传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慌张了。他虽然做好了准备，预料到了进攻，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 赵率教的策略锦州城的守将是赵率教。 袁崇焕尚且没有准备，赵率教就不用说了，看城下黑压压一片，实在有点心虚，思考片刻后，他镇定下来，派两个人爬出城墙（不能开门），去找皇太极谈判。 这两个人的到来把皇太极彻底搞迷糊了，老子兵都到城下了，你要么就打，要么投降，谈什么判？ 但愿意谈判，也不是坏事，他随即写了封回信，希望赵率教早日出城投降，奔向光明。 使者拿着书信回去了，皇太极就此开始了等待，下午没信，晚上没信，到了第二天，还是没信。 于是他向城头瞭望，看到明军在抢修防御工事。 这场战役中，赵率教是比较无辜的，其实他压根就不是锦州守将，只不过是恰好呆在那里，等守将到任，就该走人了，没想到皇太极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走，被围在锦州了。四下一打量，官最大的也就是自己了，无可奈何，锦州守将赵率教就此出场。 但细一分析，问题来了，辽东兵力总共有十多万，山海关有五万人，宁远有四万人，锦州只有一两万，兵力不足且不说，连出门求援的人都还没到宁远，怎么能开打呢？ 所以他决定，派人出城谈判，跟皇太极玩太极。 皇太极果然名不副实，对太极一窍不通，白等了一天，到五月十三日，想明白了，攻城。 六万后金军集结完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旗招展，人山人海，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 皇太极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指令：停止进攻。 皇太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汉，好汉是不吃眼前亏的。 面对着城头黑洞洞的大炮，他决定，暂不进攻——谈判。 他主动派出使者，要求城内守军投降，第一次没人理他，第二次也没人理，到第三批使者的时候，赵率教估计是烦得不行，就站到城头，对准下面一声大吼： “要打就打，光说不顶用！（可攻不可说也）” 皇太极知道，忽悠是不行了，只能硬拼，后金军随即蜂拥而上，攻击城池。 但宁远战役的后遗症实在太过严重，后金军看见大炮就眼晕，没敢玩命，冲了几次就退了，任上级骂遍三代亲属，就是不动。 皇太极急了，于是他坐了下来，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到城门口，被射死了，又写一封，再让人去送，没人送。 无奈之下，他派人把这封劝降信射进了城里，毫无回音。 傻子都明白，你压根就攻不下来，你攻不下来，我干嘛投降？ 但皇太极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他又派了几批使者到锦州城谈判，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回应，守军说，你要谈判，使者是不算数的，必须派使臣来，才算正规。 皇太极欣喜若狂，连忙选了两个人，准备进城谈判。 可是这两位仁兄走到门口，原本说好开门的，偏偏不开，向上喊话，又没人答应，总而言之无人理会，只好打转回家。 皇太极很愤怒，因为他被人涮了，但问题是，涮了他，他也没办法。 皇太极度过了失望的一天，而即将到来的第二天，却会让他绝望。 清晨，正当皇太极准备动员军队攻城的时候，城内的使者来了，不但来了，还解释了昨天没开门的原因：不是我们不热情，实在天色太晚，不方便开门，您多见谅，今天白天再派人来，我们一定接待。 皇太极很高兴，又派出了使臣，可是到了城下，明军依然不给开门。 这批使臣还比较负责，赖在城下就不走了，于是过了一会，赵率教又出来喊了一嗓子： “你们退兵吧，我大明给赏钱！（自有赏）” 就在皇太极被弄得几乎精神失常，气急败坏的时候，城内突然又派出了使者，表示谈可以，但不能到城里，愿意到皇太极的大营去谈判。 差点被整疯的皇太极接待了使者，并且写下了一封十分有趣的书信。 这封书信并不是劝降信，而是挑战信，他在信中表示，你们龟缩在城里，不是好汉，有种就出来打，你们出一千人，我这里只出十个人，谁打赢了，谁就算胜。你要是敢，咱们就打，要是不敢，就献出城内的所有财物，我就退兵。 所谓一千人打不过十个人，比如一千个手无寸铁的傻子打不过十个拿机枪的特种兵，一千个平民打不过十个超人，都是很可能的。 在这点上，皇太极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狡猾，联系到他爹喜欢玩阴的，这个提议的真正目的，不过是引明军出战。 但书信送入城后，却迟迟没有反应，连平时出来吼一嗓子的赵率教也没有踪影，无人搭理。 究其原因，还是招数太低级，这种摆明从三国演义上抄来的所谓激将法（三国演义是后金将领的标准兵书，人手一本），只有在三国演义上才能用。 皇太极崩溃了，要么就打，要么就谈，要谈又不给开门，送信你又不回，你他娘到底想怎么样？ 其实赵率教是有苦衷的，他本不想耍皇太极玩，可是无奈，谁让你来这么早，搞得老子也走不掉，投降又说不过去，只好等援兵了，可是空等实在不太像话，闲来无事谈谈判，当作消遣仅此而已。 正月十六日，消遣结束，因为就在这一天，援兵到达锦州。 得到锦州被围的消息后，袁崇焕十分焦急，他随即调派兵力，由满桂率领，前往锦州会战。援军的数量很少，只有一万人。 六年前，在辽阳战役中，守将袁应泰以五万明军，列队城外，与数量少于自己的后金军决战，结果一塌糊涂，连自己都搭了进去。 六年后，满桂带一万人，去锦州打六万后金军。 他毫无畏惧，因为他所率领的，是辽东最为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 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这支由辽人为主的骑兵训练有素，并配备精良的多管火器，作战极为勇猛，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成为明末最强悍的武装力量。 在满桂带领下，关宁铁骑日夜兼程，于十六日抵达塔山附近的笊篱山。 按照战前的部署，援军应赶到锦州附近，判明形势发动突袭，击破包围。 然而这个构想被无情地打破了，因为就在那天，一位后金将领正在笊篱山巡视——莽古尔泰。 这次偶遇完全打乱了双方的计划，片刻惊讶后，满桂率先发动冲锋。 后金军毫无提防，前锋被击溃，莽古尔泰虽说很憨厚，打仗还算凑合，很快反应过来，倚仗人多，发动了反击，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不打了。 因为大家都很忙，莽古尔泰来巡视，差不多也该回去了，满桂来解围，但按目前形势，自己没被围进去就算不错，所以在短暂接触后，双方撤退，各回各家。 几乎就在满桂受挫的同一时刻，袁崇焕使出了新的招数。 他写好了一封信，并派人秘密送往锦州城，交给赵率教。 然而不幸的是，这封信被后金军半路截获，并送到了皇太极的手中。 信的内容，让皇太极极为震惊： “锦州被围，但我已调集水师援军以及山海关、宣府等地军队，全部至宁远集结，蒙古援军也即将到来，合计七万余人，耐心等待，必可里应外合，击破包围。” 至此，皇太极终于知道了袁崇焕的战略，确切地说，是诡计。 锦州被围，援军就这么多，所以只能忽悠，但辽东总共就这么多人，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忽悠必须从外地着手，什么宣府兵、蒙古兵等等，你说多少就多少，在这点上，袁崇焕干得相当好，因为皇太极信了。 五月十七日，他更改了部署。 三分之一的后金军撤除包围，在外城驻防，因为据“可靠情报”，来自全国四面八方（蒙古、宣府等）的援军，过几天就到。 六万人都没戏，剩下这四万就可以休息了，在明军的大炮面前，后金军除了尸体，没有任何收获。 第二天，皇太极再次停止了进攻。 他又写了封信，用箭射入锦州，再次劝降。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也无语，明知不可能的事，还要几次三番去做，且乐此不疲，到底什么心态，实在难以理解。 估计城内的赵率教也被他搞烦了，原本还出来骂几嗓子，现在也不动弹了，连忽悠都懒得忽悠他。 五月十九日，皇太极确信，自己上当了。 很明显，除了三天前和莽古尔泰交战的那拨人外，再也没有任何援兵。 但问题是，锦州还是攻不下来，即使皇太极写信写到手软，射箭射到眼花，还是攻不下来。 这样的失败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皇太极决定，改变计划，攻击第二目标。 但在此之前，他打算再试一次。 五月二十日，后金军发动了最后的猛攻。 在这几天里，日程是大致相同的，进攻，大炮，点火，轰隆，死人，撤走，抬尸体，火化，再进攻，再大炮，再点火，再轰隆，再死人，以此类推。 五月二十五日，皇太极再也无法忍受，使出最后的杀手锏——撤退。 但他的撤退相当有特点，因为他撤退的方向，不是向后，而是向前。 他决定越过锦州，前往宁远，因为宁远，就是他的第二攻击目标。 经过审慎的思考，皇太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严密的防线，锦州不过是这条防线上的一点。 所有的防线，都有核心，要彻底攻破它，必须找到这个核心——宁远。 只要攻破宁远，就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关内的联系，明军将永远地失去辽东皇太极决定孤注一掷，派遣少量兵力监视锦州，率大队人马直扑宁远，他坚信，自己将在那里迎来辉煌的胜利。 大结局 第二章 宁远，决战 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抵达宁远。 一年前，他的父亲在这里倒下，现在，他将在这里再次站立起来——反正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当他靠近宁远城的时候，却看见了一幕奇特的场景。 按照惯例，进攻是这样开始的，明军守在城头，架设大炮，后金军架好营帐，准备云梯、弓箭，然后开始攻城。 但这一次，他看到的，是整齐的明军——站在城外总兵孙祖寿率军，驻守西门，满桂、祖大寿率军，驻守西门，其余兵力驻守南、北方向。宁远守军共三万五千余人，位列城外，准备迎战。 现在的袁崇焕，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可以击败纵横天下的后金骑兵，不用龟缩城内，不用固守城池，击败他们，就在他们的面前，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皇太极的神经被彻底搞乱了，这个阵势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下达命令，暂停进攻，等等看看先。 看了半天，他明白了——这是挑衅，随即发出了怒吼： “当年皇考太祖（努尔哈赤）攻击宁远，没有攻克，今天我打锦州，又没攻克，现在敌人在外布阵，如果还不能胜，我国威何存？！” 皇太极认为，不打太没面子，必须且一定要打，但有人认为，不能打。 所谓有人，是指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换句话说，四大贝勒里，三个都不同意。 虽说皇太极是拍板的，但毕竟是少数派，双方陷入僵持。 于是皇太极说，你们都回去吧，我再考虑考虑。 三个人撤了，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了进攻的号角。 对这三位大哥级人物，皇太极还是给面子的：至少把他们忽悠走了再动手。 一向只敢躲在城里打炮的明军，竟然站出来单干，实在太嚣张了，他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率全军发动了总攻。 很多时候，愤怒者往往是弱者。 三位贝勒毫无提防，事已至此，只能跟着冲了。 但当他们冲到城边时，才终于发现，明军敢来单干，是有原因的。 皇太极发动进攻，是打过算盘的，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军的对手，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打马战，不占这个便宜实在不好意思。 袁崇焕之所以摆这个阵势，是因为他认定，关宁铁骑的战斗力，足以与后金骑兵抗衡，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没说不用大炮。 皇太极认为，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城头的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误伤自己的军队。 袁崇焕知道这一点，但他认为，大炮是可以发射的，具体使用方法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大炮轰后金的后继部队。 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的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攻击他们的后队，截断增援，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 在大炮的轰鸣声中，满桂率领骑兵，向蜂拥前来的后金军发动了冲锋。 一直以来，在后金军的眼里，明军骑兵很好欺负，一打就散，一散就跑，一跑就死，很明显，眼前的这帮对手也是如此。 但自第一次交锋开始时起，自信就变成了绝望。 首先，这帮人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铁制大棒，抡起来呼呼作响，撞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种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实在太过缺德。 而且这帮人的精神状态明显不正常，跟打了鸡血似的，一点不害怕，且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 在这群恐怖的对手面前，战无不胜的后金军，终于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崩溃。 当后金军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满桂知道，胜利的时刻到了。 关宁铁骑是一群不太正常的人，他们和以往的明军骑兵不同，不但是因为他们经过长期训练，且装备先进武器三眼火铳（即当枪打，又当棒使），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根据袁崇焕的原则“以辽人守辽土”，关宁铁骑的主要成员都是辽东人，因为根据以往长期实践，外地人到辽东打仗，一般都没什么积极性，爱打不打，反正丢了就丢了，正好回老家。 而对于关宁铁骑来说，他们已经无家可归，这里就是他们唯一的家。 但最终决定他们拼命精神的，是袁崇焕的第二条原则：“以辽土养辽人”。 和当年的李成梁一样，袁崇焕很明白，要人卖命，就要给人好处，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只要打仗就给军饷，此外还分地，打回来的地都能分，反正是抢来的，也没谁去管，爱怎么分怎么分，更有甚者，据说每次打仗，抢回来的战利品，他都敢分，没给朝廷报帐。 这么一算就明白了，拼死打仗，往光明了说，是保卫家园，保卫大明江山，往黑了说，打仗有工资拿，有土地分，还能分战利品。 国仇家恨外加工资外快，要不拼命，实在没有天理。 因此每次打仗的时候，关宁铁骑都格外激动，所谓保家卫国，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踩在脚底下那块土，没准就是他自己的家和地（地契为证）。 所以这场战斗的结局也就不难预料了，关宁铁骑如同疯子一般冲入后金骑兵队，大砍大杀，时不时还射两枪，威慑力极大，后金军损失惨重，只能收缩等待后续部队。 而与此同时，城头的大炮开始怒吼，伴随着后金军后队的惨叫声，宣告着残酷的事实：他们的攻击已经失败。 皇太极并没有气馁，死人嘛，很正常的事情，死光拉倒，把城攻下来就行。 在他的指挥下，后金军略加整顿，向宁远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战斗持续到中午，在关宁铁骑的强大冲击力下，后金军损失极大，却依然没有退却。 然而就在此时，皇太极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锦州出事了自五月十二日进攻开始，就一直呆在城里不露头的赵率教终于出现了，他没有出来喊话，而是带着一群人，冲进了锦州城边的后金大营，一阵乱砍乱杀之后，又冲了出来，回到了城中。 这招实在太狠，城下的后金军做梦都想不到，城里这帮人竟然还敢冲出来，以致于人家砍完、杀完、跑完了，看着眼前的尸体，还以为是在做梦。 当赵率教看见城下的后金军绕开锦州，前往宁远那一刻起，他就知道，战役的结局已经注定。 宁远的骑兵和大炮，将彻底打碎皇太极的梦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对城下的这些留守人员，是可以趁机打几下的，当然，要等他们的主力走远点。 这次进攻导致后金军伤亡近五百人，更重要的是，它让皇太极认识到，锦州不是安全的后方，那个死不出头的赵率教可能随时出头，将自己置于死地。 他打算放弃了，但按照以往的习惯，临走前，他还要再试一把。 后金军对宁远发动了最猛烈也是最后一次进攻，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尽管未能攻破关宁铁骑，部分后金军依然冲到了宁远城边。 然后，他们看到了一道沟，很深的沟。 挖这条沟的，是袁崇焕手下的一支特殊部队——车营。 车营，是为应对后金的骑兵冲击组建的战斗团体，由步兵和战车组成，作战时推出战车，挖掘战壕，阻挡骑兵冲击，并使用火枪和弓箭反击，攻击说不上，防守是没问题的。 没戏了，毕竟马不是坦克，开不过去，在被赶过来的关宁铁骑一顿猛打后，后金军彻底放弃，退出了战斗。 五月二十九日，皇太极离开宁远，向锦州撤退。 宁远之战，明军方面，出城迎战的满桂身中数箭（没死），他和将领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死。 但在后金方面，死得就不只是马了，其伤亡极为惨重，贝勒济尔哈朗重伤，大贝勒代善的两个儿子萨哈廉和瓦克达重伤，将领觉罗拜山、备御巴希战死，仅仅一天，后金损失高达四千余人。 皇太极走了，他原本以为能超越他的父亲，攻克这座不起眼的城市，然而事实是，上一次，他爹还在墙上刨了几个洞，这一次，他连城墙都没摸着。 回去吧，皇太极同志，宁远是无法攻克的，回家消停几年再来。 偏不消停皇太极并不较真，但这次例外，因为他刚刚上任，面子实在是丢大了，没点业绩，将来如何服众呢？ 所以在回家的路上，他又有了一个想法，攻击锦州。 这是一个将大败变成惨败的想法。 五月三十日，皇太极到达锦州，再次合围。 他整肃队伍派出骑兵，击鼓、鸣号，呐喊示威，可就是不打。 非但不打，他还把大营设在离城五里外的地方。五里，是明军大炮的最远射程。 就这样，白天派人去城边吼，晚上躲在营帐发抖，一连五天，天天如此。 六月四日，皇太极决定，发动进攻。 进攻的重点是锦州南城，后金军动用大量云梯，冒死攻城。 接下来的事情我不大想讲了，因为皇太极是个很烦人的家伙，啥新意都没有，攻城的程序，从他爹开始，一直到他，这么多年，都没什么长进，后金军一批批上，一批批死，又一批批火化，毫无进展。 赵率教这边也差不多，他虽然进攻不大行，打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守着城池，用大炮，看准人多的地方就轰，按照程序操作，十分轻松。 而且趁着后金军撤走的这几天，赵率教还在城边修了几条壕沟，以保证后金军在进攻时，能在这里停上一会，为大炮提供固定的打击地点。 战斗继续着，确切地说，不是战斗，而是屠杀。 后金军根本没法靠近城墙，每到沟边，就有定点爆破，不是被轰上天，就是被打下沟，尸横遍野。不过客观地讲，赵率教挖这几条沟也方便了后金军，人打死就直接进了沟，管杀，也管埋。 就这样，高效率的定点爆破进行了半日，后金军伤亡极大，按赵率教的报告，打死不下三千，打伤不计其数。 明军的伤亡人数不明，但很有可能是零，因为在整个战斗中，后金军最远才到壕沟（包括沟里），以弓箭的射程，要打死城头明军，似乎可能性不大。 打仗也是要计算成本的，这次战役，皇太极带上了全部家当，而他的全部家当，也就七万多人，按一天损失三千人的打法，他还能打二十多天。 这生意不能再做了。 六月五日，皇太极撤军，算是彻底撤了。 第二天，他率军路过大凌河城，此处空无一人，于是皇太极下令——拆了。 泄愤需要，可以理解。 战役至此结束，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五日，在长达二十余天中，后金与大明在锦州、宁远一线展开大战，最终以后金惨败告终，史称“宁锦大捷”。 在这场战役中，后金军伤亡极大，据保守估计，应该在一万人左右，多名牛录战死，退回沈阳。 该结果充分说明，明朝只要自己不捣腾自己，后金是没戏的。 六月六日，就在皇太极撤退的第二天，袁崇焕向朝廷报捷： “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诸军愤恨此贼，一战挫之。” 天启皇帝回应： “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峰！” 皇帝很高兴，大臣很高兴，整个朝廷，包括魏忠贤在内，都很高兴。 现在是天启七年（1627）六月，很明显，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天启七年（1627）七月初一，兵部侍郎、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出，身体有病，辞职。 一般说来，辞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如果不辞职，会遇到比辞职更倒霉的事。 袁崇焕的情况更复杂一点，首先是有人告他，且告得比较狠。 宁锦大捷后几天，御史李应荐上书，弹劾袁崇焕，说他在战役中，不援助锦州，是作战不积极的表现，还用了个专用名词——“暮气”。 “暮气”大致就是晚上的气，跟没气也差不了多少，用这个词损人，足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 如果你觉得这个弹劾太扯淡，那说明你还没见过世面，明代的言官，从没有想不到，也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想做，啥理由都能找，啥人物都敢碰，相比以往的张居正、李如松等等，这只是小儿科。 此外，不服气应该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 宁锦大战后，论功行赏，最大的功劳自然是魏忠贤，头功，其次是监军太监，再其次是太监（什么都没干的），再再其次是阉党大臣，如顾秉谦、崔呈秀等等等等。再再再其次，是魏忠贤的从孙（时年四岁，学龄前儿童），封侯爵。 袁崇焕的奖励是：升一级，赏银三十两。 如果是个老实人，也就罢了，袁崇焕的性格，要让他服气，那是个梦想。 而最重要，也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再干下去，就没意思了。 说到底，要想干出点成绩，自己努力是不够的，还得有人罩着，按此标准，袁崇焕只能算个体户。 许多书上说，袁崇焕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是东林党，所以阉党容不下他，把他赶走了。 这个说法有部分不是胡扯，也就是说，有部分是胡扯，袁崇焕虽然职务不低，但在东林党里，实在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也没什么影响力，既不是首犯，也不算从犯，你要明白，阉党也是人，事情也多，也没功夫见人就灭，像袁崇焕这类人物，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 但干不下去也是实情，袁崇焕的档案实在太黑，比如，他中进士时，录取他的人是韩旷（东林党大学士），提拔他的人是侯恂（东林党御史），培养他的人是孙承宗（模范东林党），如此背景，没抓起来就算是奇迹了，虽说他本人比较乖巧，但要魏公公买他的帐，也不太现实。 基于以上原因，他提出辞职，基于同样原因，他的辞职被批准。 死了上万人，折腾几十天，连块砖头都没挖到的皇太极永远不会想到，袁崇焕就这么失败了，败在一个连大字都不识的人妖手里。 妖风魏忠贤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人妖了，不是人，而是妖。 解决东林党了，没有敌人了，就开始四处闹腾刮妖风了。 最先刮出来的，是那个妇孺皆知的称号——九千岁，但事实上，这只是个简称，全称是“九千九百岁爷爷”。 阉党的贵孙们尽力了，由于天生缺少部件和职位的稀缺性，魏人妖当不上万岁，所以只能九千九百了，用数学的角度讲，应该算极限接近。 除称号外，魏公公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还有个很牛的官衔，就不列出来了，因为我算了一下，总计两百多字，全部写出来比较累。 光有称号和官衔是不够的，人也得实在点，吃穿住行，还得买房子。 简单点说，除了不穿龙袍，魏公公的待遇和皇帝基本是一样的，至于房子，魏公公也不怎么挑，只是比较执着——看中了就要。 而且他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只要，不怎么买。 比如参政米万钟，在北京郊区有套房子（园林别墅），魏忠贤看中了，象征性地出了个价，要买，米万钟不卖。 魏忠贤同意了，他免了米万钟的官职，直接占了他的房子，一分钱都没花。 在强买强卖这个问题上，魏忠贤是讲究平等的，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全都一视同仁。如某位权贵有座大院子，魏忠贤想要，人家没给，魏忠贤随即编了个罪名，把他绕了进去，还打了几十棍。 除了自己住的地方外，魏忠贤也没忘了家乡，他的老家河北肃宁，一向很穷，以出太监闻名，现在终于也露了脸。为了让肃宁人民时刻感受到魏公公的光辉，他专门拨款（朝廷出），重新整修了肃宁城，一个小县城，挖了几条护城河，还修了三十座敌楼，城楼十二栋，大炮就安了上百门，实在有够夸张。 问题在于，魏公公不忘家乡，却忘了老乡，肃宁的穷光蛋们还是穷光蛋，除了隔三差五被拉去砌墙，生活质量没啥改善。 肃宁是个县城，且战略地位极其不重要，修得跟碉堡似的，这么穷的地方，请人来抢人家都未必来，搞得南来北往的强盗们哭笑不得搞笑的是，十几年后，后金军入侵河北，经过这里，本来没打算抢肃宁，但这城墙修得实在太好，忍不住好奇心，就攻了一下，想打进去看看里面有多少钱，而更搞笑的是，肃宁太过坚固，任他们死攻活攻，竟然没能够攻进去（进了白进）。 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使是魏公公这样的人，如果下定决心要做点事，也是可以做成的。 吃喝不愁了，有房子了，光宗耀祖了，官位称号都有了，还缺吗？ 还缺。 自古以来，人类追求的东西不外乎以下几种：金钱、权力、地位，这些魏忠贤全都有了。 但最重要的那件东西，他并没有得到。 那是无数帝王将相梦寐以求，却终究梦断的奢望——入圣。 成为圣贤，成为像老子、孔子、孟子一样的人，为万民景仰，为青史称颂！ 问题是，魏公公不识字，也写不出《论语》、《道德经》之类的玩意，现在还镇得住，再过个几十年就没辙了。 为保证长治久安，数百年如一日地当圣人，魏忠贤干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是修书，虽然他不识字，但他的龟孙还是比较在行的，经过仔细钻研，一本专著随即出版发行，名为《三朝要典》。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在这本书里，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叫梃击，讲述疯子张差误闯宫廷，被王之寀诱供，以达到东林党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个故事叫红丸，说的是明光宗体弱多病，服用营养品“红丸”，后因体弱死去，无辜的医生李可灼被诬陷。 第三个故事移宫，是最让人气愤的，一群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人恶霸，趁皇帝死去，闯入宫中，欺负弱小，赶走了善良的寡妇李选侍。 为弘扬正义，澄清事实，特作本书，由于瞎编时间短，作者水平有限，有错漏之处，敬请指正。 从这本书里，我看到了愤怒，很多人的愤怒，浙党、楚党、方从哲，以及所有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还有那个拉住轿子，被杨涟喝斥的小人物李进忠。 为圆满完成对东林党人的总清算，除此书外，魏忠贤还弄出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名单——东林点将录。 几年前，为了抓住伊拉克的头头们，美军特制了一副扑克牌，把人都印在上面，抓人之余还能打牌，创意备受称赞。 但和几百年前的魏公公比起来，美军就差的太远了，他的敌人们统统按照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归类编印成册，每个人都有对应外号，读来琅琅上口，而且按牌数算，美军只有一副扑克，只能打斗地主，魏公公能做两副打拖拉机。 这份东林点将录的内容相当精彩，排第一的托塔天王，是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第二男主角及时雨宋江，由大学士叶向高扮演。 戏中其余主角，以排名为序，不分姓氏笔画： 玉麒麟卢俊义——吏部尚书赵南星饰演入云龙公孙胜——左都御史高攀龙饰演智多星吴用——左谕德缪昌期饰演鉴于以下一百余人中没有路人甲、宋兵乙之流，全部有名有姓有外号有官职，篇幅太长，故省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斗争中给魏人妖留下深刻印象的杨涟和左光斗，都得到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杨涟扮演的，是大刀关胜，而左光斗，是豹子头林冲。 当然了，创意并不是魏公公首创的，灵感爆发的撰写者是王绍徽，时任吏部尚书，这位王尚书并非等闲之辈，据说他虽然惟命是从，毫无道德，人品低劣，但相当女性化，长相柔美，还特别喜欢给人起外号，所以江湖上的朋友给他也取了个响亮的外号——王媳妇。 王媳妇向来尊重长辈，特别是对魏公公，他知道自己的公公不识字，写得太复杂看不懂，但水浒还是听过的，所以想了这么个招。 魏公公很高兴，因为他终于看到了一本自己能够看懂的书，兴奋之余，他跑去找皇帝，展示这个文化成果。 可是当皇帝拿到这份东林点将录的时候，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公公跳河的问题： “什么是水浒？” 魏公公热泪盈眶了，他终于遇到了知音：在这世上，要找到一个文化比他还低的人，是太不容易了。 本着扫除文盲的决心和责任，魏文盲对朱文盲详细解说了水浒的意义和内容。 皇帝满意了，他翻开首页，看到了托塔天王李三才，随即问了第二个让魏公公崩溃的问题： “谁是托塔天王？” 如此朋友实在难寻，有生以来，魏公公第一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学问，他马上将自己听来的托塔天王晁盖的故事和盘托出，从生平、入行当强盗、智取生辰纲，梁山结义等等，娓娓道来然而他还没有讲完，皇帝大人就用一声大喝打断了他： “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 讲坏话竟然讲出这个效果，那一刻，魏忠贤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失败。 他闭上了嘴，收回了这本书，再没有提过，至于他回去后有没有找王媳妇算帐，就不知道了。 除著书立言外，魏公公成为圣贤的另一个标志，是修祠堂。 所谓祠堂，是用来祭奠祖先的，换句话说，供在里面的都是死人，而魏公公是唯一一个供在里面，却又活着的人。 修祠这个事，是浙江巡抚潘汝桢先弄出来的，为表尊重，他把魏公公的祠堂修在西湖边上，住在他旁边的也是位名人——岳飞（岳庙）。 这个由头一出来，就不得了了，全国各地只要有点钱的，就修祠堂，据说袁崇焕同志也干过这活。 为显示对魏公公的尊重，祠堂选址还专挑黄金地段，比如凤阳的祠堂，就修在朱元璋祖宗皇陵的旁边。南京的祠堂，竟然修在了朱元璋的坟头，重八兄在天有灵，知道一个死太监竟敢跟自己抢地盘，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 但最猛的还是江西，江西巡抚杨邦宪要修祠堂，唯恐地段不好，竟然把朱圣贤（朱熹）的祠堂给砸了，然后在遗址上重建，以表明不破不立的决心。 书写完了，祠堂修了，魏人妖当圣人的日子不远了，各种妖魔鬼怪就跳出来了。 最能闹腾的，是国子监监生陆万龄，他公然提出，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忠贤修祠堂，他还说，当年孔子写了春秋，现在魏公公写了三朝要典，孔子是圣贤，所以魏公公也应该是圣贤。 无耻的人读过书后，往往会变得更加无耻。 由于这个人的恶心程度超越了人类的极限，搞得跟魏忠贤关系不错的一位国子监司业（副校长）也受不了了，表示无法忍受，辞职走人。 面对如此光辉的荣誉，魏忠贤的内心没有一丝不安，他很高兴，也希望大家都高兴。 但这实在有点难，因为他并不是圣贤，而是死太监，是无恶不作、无耻至极的死太监。要想普天同庆，万民敬仰，只能到梦里忽悠自己了。 捧他的人越多，骂他的人也就越多，朝廷不给骂，就在民间骂，传到魏公公耳朵里，魏公公很不高兴。 可是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背后骂你两句，你能如何？ 魏公公说，我能。 他自信的来源，就是特务。 作为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对阴人一向很有心得，在他的领导下，东厂特务遍布全国，四下刺探。 比如在江西，有一个人到书店买书，看到《三朝要典》，就拿起来看，觉得不爽，就说了两句。 结果旁边一人突然爆起，跑过来揪住他，说自己是特务，要把他抓走，好在那人地头熟，找朋友说了几句话，又送了点钱，总算没出事。 这个故事虽然悲剧开头，好歹喜剧结尾，下一个故事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恐怖电影。 这个故事是我十多年前读古书时看到的，一直到今天，都没能忘记。 故事发生在一个深夜，四周无人，四个人在密室（或是地下室） 交谈，大家兴致很高，边喝边谈，慢慢地，有一个人喝多了。 酒壮胆，这位胆大的仁兄就开始骂魏忠贤，越骂越起劲，然而奇怪的是，旁边的三个人竟然沉默了，一言不发，在密室里，静静地听着他开骂。 突然，门被人踢破了，几个人在夜色中冲了进来，把那位骂人的兄弟抓走，却没有为难那三个旁听者（请注意这句话）。 这意味着，在那天夜里，这几人的门外，有人在耐心地倾听着里面的声音。 他们不但听清了屋内的谈话，还分清了每个发言的人，以及他说话的内容。 这倒没什么，当年朱重八也干过这种事。 但最为可怕的是，这几个人，只是小人物，不是大臣，不是权贵，只是小人物。 深夜里，趴在不知名的小人物家门口，认真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话，随时准备破门而入。 周厉王的时候，但凡说他坏话的，都要被干掉，所以人们在路上遇到，只能使个眼色，不敢说话，时人称为暴政。 然而魏公公说，在家说我坏话，就以为我不知道吗，幼稚。 周厉王实行政策后没几年，百姓渐渐不满，没过几年，他就被赶到山里去了。 魏公公搞了几年，什么事都没有。 严嵩在的时候，严党不可一世，也拿徐阶没办法，张居正在的时候，内有冯保，外有爪牙，依然有言官跟他捣乱，魏公公当政时期，这个世界很清净。 因为他搞定了所有人，包括皇帝在内。 除了皇帝，他可以干掉任何人。 包括皇帝的儿子和老婆。 事实上，他也搞到了皇帝的头上。 对于天启皇帝，魏忠贤是很有好感的，这人文化比他还低，干活比他还懒，业务比他还差，如此难得的废柴，哪里去找？ 所以魏忠贤认定，在自己的这块自留地上，只能有这根废柴，任何敢于长出来的野草，都必须被连根铲除。 所谓野草，就是皇帝的儿子。 天启皇帝虽然素质差点，但生儿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到天启六年，他已经先后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都没有活下来。 天启三年十月，皇后生下一子，早产，夭折。 十余天后，慧妃生下第二子，母子平安，皇帝大喜，大赦天下，九个月后，夭折。 天启五年十月，容妃生子，八个月后，夭折我相信，明代坐月子的水平就算比不上今天，也差不到哪去，搞出这么个百分百死亡率，要归功于魏忠贤同志的艰苦努力。 比如第一个皇子，由于是皇后生的，大肚子时直接下手似乎有点麻烦，但要等她生下来，估计更麻烦，经过反复思考后，魏忠贤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方法，除掉这个孩子。 我确信，该方法的专利不属于魏忠贤（多半是客氏），因为只有女人，才能想出如此专业，如此匪夷所思的解决方案。 按某些史料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皇后腰痛，要找人治，魏公公随即体贴地推荐了一个人帮她按摩，这个人在按摩时使用了一种奇特的手法，伤了胎儿，并直接导致皇后早产，是名副其实的无痛“人”流。 如此杀人不见血之神功，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如果这一招数流传下来，无数药厂、医院估计就要关门大吉了。 这件事情虽然流得相当利索，但传得相当快，没过多久，宫廷内外都知道了，以至于杨涟在写那封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把这条也列进去。 但皇帝不知道，估计就算知道，也不信。 此后，皇帝大人的两个儿子，虽然平安出生，但几个月后就都去见列祖列宗了。 可惜，关于这两起死亡事件，没有证据显示跟魏公公有关，充其量只是嫌疑犯，问题在于，他是唯一的嫌疑犯，所以只能委屈他，反正他身上的烂帐多了去了，也不在乎这一件。 除了皇帝的儿子外，皇帝的老婆也没能保住。 比如裕妃，原本很受皇帝宠信，但由于怀了孕，魏忠贤决定整整她，联合客氏，把她发配到冷宫。 更恶劣的是，他还调走了裕妃身边的宫女，让她单独在宫里进行生存训练，连水都没给，最后终于饥渴而死。 此外，慧妃、容妃、甚至皇后，只要是皇帝宠信的，能生儿子的，全部都挨过整。 魏忠贤的努力，最终换来了胜利的成果：登基六年的天启皇帝，虽然竭尽全力，身心健康，依然毫无收获。 魏忠贤的动机很简单，他并不想当皇帝，只是害怕生出了太子，长大后比他爹聪明，不受自己控制，就不好混了。 这个算盘没有打错，毕竟皇帝大人才二十二岁，还有很多时间，再享个十几年的福，让他生儿子也不迟。 更何况从大臣到太监，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即使新皇帝即位，也是自己说了算，世间已没有敌人了。 天启六年（1626），情况大抵如此。 但事实上，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首先，皇帝大人今年确实只有二十二岁，不过历史记载，他临终时，也只有二十三岁。 其次，魏公公是有敌人的，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敌人虽不起眼，却将置他于死地。 我知道，所有的场景，荒唐的，奇异的，不可理解的，都在上天的眼里，六年前，他送来了一个女人，把魏忠贤送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创造了传奇。 现在，他决定终结这个传奇，把那个当年的无赖打回原形，而承担这个任务的，也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做张嫣。 就在六年前，当客氏和魏忠贤打得火热，太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十五岁的张嫣进入了皇宫。 作为河南选送的后妃人选，她受到了皇帝的召见。 面试结果十分之好，张嫣年级很小，却很漂亮，皇帝很喜欢，并记下了她的名字。 而当客氏见到她时，却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惊恐，她的直觉告诉她，她所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毁在这个女孩的手上。 于是她去向皇帝哭诉，执意反对，要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去。 一贯对他言听计从的皇帝，第一次违背了奶妈的意愿，无论客氏哭天抢地，置若罔闻。 非但如此，十几天后，他竟然把这个女孩封了皇后，史称懿安皇后。 客氏是个相当精明的人，她认为，这个女孩太过漂亮，会影响她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但是她错了。 这个女孩不但漂亮，而且精明，她不但抢走了皇帝的宠信，还将夺走她所有的一切。 虽然张皇后才十五，但她的心智年龄应该是五十多，自打入宫起，就开始跟客氏干仗，且丝毫无惧，时常还把魏公公拉进宫来骂几句，完全不把魏大人当外人，九千岁恨得咬牙切齿，也没办法。 到天启三年（1623），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无计可施，让人按摩时做了人工流产。 这件事情让客氏高兴了很久，然而她想不到的是，短暂的得意换来的，将是永远的毁灭。 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天，张皇后发誓，客氏和魏忠贤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双方矛盾开始激化，由一本书开始。 此后不久的一天，皇帝来到了张皇后的寝宫，发现他正在看书，于是发问： “你在看什么书？” “赵高传。” 皇后这样回答。 皇帝没有说话，他虽然不知道托塔天王，却知道赵高。 很快，魏忠贤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十分愤怒，决定反击。 第二天，皇帝在宫里闲逛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几个素未谋面的生人，大惊失色，立刻召集侍卫，经过搜查，这些人的身上都带有武器。 此事非同小可，相关嫌疑人立即被送往东厂，进行严密审查。 这是魏忠贤的诡计，他在宫中埋伏士兵，伪装成刺客，故意被皇帝发现，而这些刺客必定会被送到东厂审问，在东厂里，刺客们一定会坦白从宽，说出指使人，想坑谁，就坑谁。 魏忠贤想坑的人，叫做张国纪——张皇后的父亲。 这是一条相当毒辣的计策，泰山也好，岳父也罢，扯上这个罪名，上火星也跑不掉。 然而就在他准备实施这个计划时，一个人出面阻止了他。 这个人表示，即使死，他也绝不同意这种诬陷行为。 不过这位仁兄并不是什么善人，他就是魏忠贤的忠实走狗，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 他只用一句话，就说服了魏忠贤： “皇上凡事都不怎么管，但对兄弟老婆是很好的，你要是告状，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没命了！” 魏忠贤到底是老江湖，立刻打消主意，为了信息安全，他干掉了那几个被他安排扮演刺客的兄弟。 皇后是干不倒了，那就一心一意跟着皇帝混吧。 可是皇帝已经混不下去了。 天启七年（1627）八月，天启皇帝病危。 病危，自然不是勤于政务，估计是做木匠太过操劳，也算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魏忠贤很伤心，真的很伤心，他很明白，如果皇帝大人就此挂掉，以后就难办了。 拜自己所赐，皇帝的几个儿子都被干掉了，所以垂帘听政、欺负小孩之类的把戏没法玩了，而唯一的皇位继承者，将是天启皇帝的弟弟。 明光宗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皇帝，但生儿子的能力却相当了得，足足有七个。 不过很可惜，七个儿子活到现在的，只剩两个，一个是天启皇帝朱由校。 而另一个，是信王朱由检，当时十七岁，他后来的称呼，叫做崇祯。 对于朱由检，魏忠贤并不了解，但他明白，十七岁的人，如果不是天启这样的极品，要想控制，难度是很大的。 废柴难得，所以当务之急，必须保住皇帝的命。 他随即公告天下，为皇帝寻找名医偏方，兵部尚书霍维华不负众望，仅用了几天，就找到了一个药方。 他说，用此药方，有起死回生之效。 出于好奇，我找到了这个药方。 药名：仙方灵露饮，配方如下： 优良小米少许，加入木筒蒸煮，木筒底部镂空，安放金瓶一个，边煮边加水，煮好的米汁流入银瓶，煮到一定时间，换新米再煮，直到银瓶满了为止。 银瓶中的液体，就是灵露，据说有长寿之功效。 事实证明，灵露确实是有效果的，天启皇帝服用后，感觉很好，连吃几天后，却又不吃了——病情加重，吃不下去。 其实对此药物，我也有所了解，按以上配方及制作方法，该灵露还有个更为通俗的称呼——米汤。 用米汤，去抢救一个生命垂危，即将歇菜的人，这充分反映了魏公公大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 真是蠢到家了。 皇帝大人喝下了米汤，然后依然头都不回地朝黄泉路上一路狂奔，拉都拉不住。 痛定思痛，魏忠贤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转向专业行当——阴谋。 当皇帝将死未死之时，他找到了第一号心腹崔呈秀，问他，大事可行否？ 狡猾透顶的崔呈秀自然知道是什么大事，于是他立刻做出了反应——沉默。 魏忠贤再问，崔呈秀再沉默，直到魏大人生气了，他才发了句话： 我怕有人闹事。 直到现在，魏忠贤才明白，自己收进来的，都是些胆小怕死的货，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 他找到客氏，经过仔细商议，决定从宫外找几个孕妇进宫当宫女，等皇帝走人，就搞个狸猫换太子，说是皇帝的遗腹子，反正宫里的事是他说了算，他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为万无一失，他还找到了张皇后，托人告诉她，我找好了孕妇，等到那个谁死了，就生下来直接当你的儿子，接着做皇帝，你挂个名就能当太后，不用受累。 这是文明的说法，流氓的讲法自然也有，比如宫里的事我管，你要不听话，皇帝死后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皇后回答：如听从你的话，必死，不听你的话，也必死，同样是死，还不如不听，死后可以见祖宗在天之灵！ 说完，她就跑去找皇帝，报告此事。 按常理，这种事情，只要让皇帝知道了，是必定完蛋的。 然而当皇后见到奄奄一息的皇帝，对他说出这件事时，皇帝陛下却只说了三个字：我知道。 魏忠贤并不怕皇后打小报告，在发出威胁之前，他就已经找到了皇帝，本着对社稷人民负责的态度，准备给皇后贡献一个儿子，以保证后继有人。 皇帝非常高兴。 这很正常，皇帝大人智商本不好使，加上病得稀里糊涂，脑袋也就只剩一团浆糊了。 所以魏忠贤相信，自己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 但他终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和当年东林党人一样的错误：低估女人。 今天的张皇后，就是当年的客氏，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不但有心眼，而且很有耐心，经过和皇帝长达几个时辰的长谈，他终于让这个人相信，传位给弟弟，才是最好的选择。 很快，住在信王府里的朱由检得到消息，皇帝要召见他。 在当时的朝廷里，朱由检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 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自打出生以来，一直悄无声息，什么梃击、红丸、移宫、三党、东林党、六君子，统统没有关系。 他一直很低调，从不发表意见，当然，也没人征求他的意见。 但他是个明白人，至少他明白，此时此刻召他觐见，是个什么意思。 就快断气的皇帝哥哥没有丝毫客套，一见面就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 “来，吾弟当为尧舜。” 尧舜是什么人，大家应该知道。 朱由检惊呆了，像这种事，多少要开个会，大家探讨探讨，现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收这么大份礼，怎么好意思呢？ 而且他一贯知道，自己的这位哥哥比较迟钝，没准是魏忠贤设的圈套，所以，他随即做出了答复“臣死罪！” 意思是，我不敢答应。 这一天，是天启七年（1627）八月十一日。 皇帝已经撑不了多久，他决心，把自己的皇位传给眼前的这个人，但这一切，眼前的人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可能是个圈套，非常危险，绝不能答应。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 在这关键时刻，一个人从屏风后面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并粉碎了魏忠贤的梦想。 张皇后对跪在地上的朱由检说，事情紧急，不可推辞。 朱由检顿时明白，这件事情是靠谱的，他马上答应了。 八月二十二日，足足玩了七年的木匠朱由校驾崩，年二十三。 就在那一天，得知噩耗的魏忠贤没有发丧，他立即封锁了消息。 大结局 第三章 疑惑 魏忠贤的意图很明显，在彻底控制政局前，绝不能出现下一个继任者。 但就在那天，他见到了匆匆闯进宫的英国公张维迎： “你进宫干什么？” “皇上驾崩了，你不知道？” “谁告诉你的？” “皇后。” 魏忠贤确信，女人是不能得罪的。 皇帝刚刚驾崩，皇后就发布了遗诏，召集英国公张维迎入宫。 在朝廷里，唯一不怕魏忠贤的，也只有张维迎了，这位仁兄是世袭公爵，无数人来了又走了，他还在那里。 张维迎接到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迎接信王即位。 事已至此，魏忠贤明白，没法再海选了，十七岁的朱由检，好歹就是他了。 他随即见风使舵，派出亲信太监前去迎接。 朱由检终于进宫了，战战兢兢地进来了。 按照以往程序，要先读遗诏，然后是劝进三次。 所谓劝进，就是如果继任者不愿意当皇帝，必须劝他当。 之所以劝进三次，是因为继任者必须不愿当皇帝，必须劝三次，才当。 虽然这种礼仪相当无聊，但上千年流传下来，也就图个乐吧。 和无数先辈一样，朱由检苦苦推辞了三次，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做皇帝。 接受了群臣的朝拜后，张皇后走到他的面前，在他的耳边，对他说出了诚挚的话语： “不要吃宫里的东西（勿食宫中食）！” 这就是新皇帝上任后，听到的第一句祝词。 他会意地点了点头。 事实上，张皇后有点杞人忧天，因为皇帝大人早有准备：他是有备而来的，照某些史料的说法，他登基的时候，随身带着干粮（大饼），就藏在袖子里。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即位。 在登基前，他收到了一份文书，上面有四个拟好的年号，供他选择： 明代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就好比开店，得取个好名字，才好往下干，所以选择时，必须谦虚谨慎。 第一个年号是兴福，朱由检说不好。第二个是咸嘉，朱由检也说不好，第三个是乾圣，朱由检还说不好。 最后一个是崇祯。 朱由检说，就这个吧。 自1368 年第一任老板朱元璋开店以来，明朝这家公司已经开了二百五十九年，换过十几个店名，而崇祯，将是它最后的名字。 和以往许多皇帝一样，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没有睡着，他点着蜡烛，坐了整整一夜，不是因为兴奋，而是恐惧，极度的恐惧。 因为他很清楚，在这座宫里，所有的人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他随时都可能被人干掉。 每个经过他身边的人，都可能是谋杀者，他不认识任何人，也不了解任何人，在空旷而阴森的宫殿里，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于是那天夜里，他坐在烛火旁，想出了一个办法，度过这惊险的一夜。 他拦住了一个经过的太监，对他说： “你等一等。” 太监停住了，崇祯顺手取走了对方腰间的剑，说道： “好剑，让我看看。” 但他并没有看，而是直接放在了桌上，并当即宣布，奖赏这名太监。 太监很高兴，也很纳闷，然后，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纳闷的命令： “召集所有的侍卫和太监，到这里来！” 当所有人来到宫中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丰盛的酒菜，并被告知，为犒劳他们的辛苦，今天晚上就呆在这里，皇帝请吃饭。 人多的地方总是安全的。 第一天度过了，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崇祯静静地等待着，他知道，魏忠贤绝不会放过他。 但事实上，魏忠贤不想杀掉崇祯，他只想控制这个人。 而要控制他，就必须掌握他的弱点。所谓不怕你清正廉洁，就怕你没有爱好，魏忠贤相信，崇祯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 几天后，他给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 这份礼物是四个女人，确切地说，是四个漂亮的女人。 男人的弱点，往往是女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心得。 这个理论是比较准确的，但对皇帝，就要打折扣了，毕竟皇帝大人君临天下，要什么女人都行，送给他还未必肯要。 对此，魏忠贤相当醒目，所以他在送进女人的同时，还附送了副产品——迷魂香。 所谓迷魂香，是香料的一种，据说男人接触迷魂香后，会性欲大增，看老母牛都是双眼皮，就此而言，魏公公是很体贴消费者的，管送还管销。 但他万万想不到，这套近乎完美的营销策略，却毫无市场效果，据内线报告，崇祯压根就没动过那几个女人。 因为四名女子入宫的那一天，崇祯对她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找到了那颗隐藏在腰带里的药丸。 在许多的史书中，崇祯皇帝应该是这么个形象：很勤奋，很努力，就是人比较傻，死干死干往死了干，干死也白干。 这是一种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用心险恶的说法，真正的崇祯，是这样的人：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 其实魏忠贤对崇祯的印象很好，天启执政时，崇祯对他就很客气，见面就喊“厂公”（东厂），称兄道弟，相当激动，魏忠贤觉得，这个人相当够意思。 经过长期观察，魏忠贤发现，崇祯是不拘小节的人，衣冠不整，不见人，不拉帮结派，完全搞不清状况。 这样的一个人，似乎没什么可担心的。 然而魏忠贤并不这样看。 几十年混社会的经验告诉他，越是低调的敌人，就越危险。 为证实自己的猜想，他决定使用一个方法。 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一，魏忠贤突然上书，提出自己年老体弱，希望辞去东厂提督的职务，回家养老。 皇帝已死，靠山没了，主动辞职，这样的机会，真正的敌人是不会放过的。 就在当天，他得到了回复。 崇祯亲自召见了他，并告诉了他一个秘密。 他对魏忠贤说，天启皇帝在临死前，曾对自己交代遗言： 要想江山稳固，长治久安，必须信任两个人，一个是张皇后，另一个，就是魏忠贤。 崇祯说，这句话，他从来不曾忘记过，所以，魏公公的辞呈，我绝不接受。 魏忠贤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崇祯竟然如此坦诚，如此和善，如此靠谱。 就在那天，魏忠贤打消了图谋不轨的念头，既然这是一个听招呼的人，就没有必要撕破脸。 崇祯没有撒谎，天启确实对他说过那句话，他也确实没有忘记，只是每当他想起这句话时，都禁不住冷笑。 天启认为，崇祯是他的弟弟，一个听话的弟弟，而崇祯认为，天启是他的哥哥，一个白痴的哥哥。 虽然只比天启小六岁，但从个性到智商，崇祯都要高出一截，魏忠贤是什么东西，他是很清楚的。 而他对魏公公的情感，也是很明确的——干掉这个死人妖，把他千刀万剐，掘坟刨尸！ 每当看到这个不知羞耻的太监耀武扬威，鱼肉天下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极度的厌恶感，没有治国的能力，没有艰辛的努力，却占据了权位，以及无上的荣耀。 一切应该恢复正常了。 他不过是皇帝的一条狗，有皇帝罩着，谁也动不了他。 现在皇帝换人了，没人再管这条狗，却依然动不了他。 因为这条狗，已经变成了狼。 崇祯很精明，他知道眼前的这个敌人有多么强大。 除自己外，他搞定了朝廷里所有的人，从大臣到侍卫，都是他的爪牙，身边没有盟友，没有亲信，没有人可以信任，他将独自面对狼群。 如果冒然动手，被撕成碎片的，只有自己。 所以要对付这个人，必须有点耐心，不用着急，游戏才刚刚开始。 目标，最合适的对象魏忠贤开始相信，崇祯是他的新朋友。 于是，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三，另一个人提出了辞呈。 这个人是魏忠贤的老搭档客氏。 她不能不辞职，因为她的工作是奶妈。 这份工作相当辛苦，从万历年间开始，历经三朝，从天启出生一直到结婚、生子，她都是奶妈。 现在喂奶的对象死了，想当奶妈也没辙了。 当然，她不想走，但做做样子总是要的，更何况魏姘头已经探过路了，崇祯是不会同意辞职的。 一天后，她得到了答复——同意。 这一招彻底打乱了魏忠贤的神经，既然不同意我辞职，为什么同意客氏呢？ 崇祯的理由很无辜，她是先皇的奶妈，现在先皇死了，我也用不着，应该回去了吧，其实我也不好意思，前任刚死就去赶人，但这是她提出来的，我也没办法啊。 于是在宫里混了二十多年的客大妈终于走到了终点，她穿着丧服，离开了皇宫，走的时候还烧掉了一些东西：包括天启皇帝小时候的胎发、手脚指甲等，以示留念。 魏忠贤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走了，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恐慌，他开始怀疑，崇祯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正逐渐将自己推入深渊。 还不晚，现在还有反击的机会。 但皇帝毕竟是皇帝，能不翻脸就不要翻脸，所以动手之前，必须证实这个判断。 第二天（九月初四），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职。 这是一道精心设计的题目。 客氏被赶走，还可能是误会，毕竟她没有理由留下来，又是自己提出来的。而王体乾是魏忠贤的死党，对于这点，魏忠贤知道，崇祯也知道。换句话说，如果崇祯同意，魏忠贤将彻底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 那时，他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一天后，他得到了回复——拒绝。 崇祯当即婉拒了王体乾的辞职申请，表示朝廷重臣，不能够随意退休。 魏忠贤终于再次放心了，很明显，皇帝并不打算动手。 这一天是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七。 两个月后，是十一月初七，地点，北直隶河间府阜城县那天深夜，在那间阴森的小屋里，魏忠贤独自躺在床上，在寒风中回想着过去，是的，致命的错误，就是这个判断。 王体乾没有退休，事实上，这对王太监而言，并非一件好事。 而刚舒坦下来的魏公公却惊奇地发现，事情发展变得越发扑朔迷离，九月十五日，皇帝突然下发旨意奖赏太监，而这些太监，大都是阉党成员。 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在第二天，又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都察院副都御史杨所修上疏弹劾。 杨所修弹劾的并不是魏忠贤，而是四个人，分别是兵部尚书崔呈秀，太仆寺少卿陈殷，巡抚朱童蒙，工部尚书李养德。 这四个人的唯一共同点是，都是阉党，都是骨干，都很无耻。 虽然四个人贪污受贿，无恶不作，把柄满街都是，杨所修却分毫没有提及，事实上，他弹劾的理由相当特别——不孝。 经杨所修考证，这四个人的父母都去世了，但都未回家守孝，全部“夺情”了，不合孝道。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当年的张居正就被这件事搞得半死不活，拿出来整这四号小鱼小虾，很有意思。 魏忠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他的心腹，特别是崔呈秀，是他的头号死党，很明显，矛头是对着他来的。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自从杨涟、左光斗死后，朝廷就没人敢骂阉党，杨所修跟自己并无过节，现在突然跳出来，必定有人主使。 而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皇帝。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魏忠贤陷入了更深的疑惑，一天后，皇帝做出了批复，痛斥杨所修，说他是“率性轻诋”，意思是随便乱骂人，经过仔细观察，魏忠贤发现，杨所修上疏很可能并非皇帝指使，而从皇帝的表现来看，似乎事前也不知道，总之，这只是个偶发事件但当事人还是比较机灵的，弹劾当天，崔呈秀等人就提出了辞职，表示自己确实违反规定，崇祯安慰一番后，同意几人回家，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坚决留下了一个人——崔呈秀。 事情解决了，几天后，另一个人却让这件事变得更为诡异。 九月二十四日，国子监副校长朱三俊突然发难，弹劾自己的学生，国子监监生陆万龄。 这位陆万龄，之前曾介绍过，是国子监的知名人物，什么在国子监里建生祠，魏忠贤应该与孔子并列之类的屁话，都是他说的，连校长都被他气走了。 被弹劾并不是怪事，奇怪的是，弹劾刚送上去，就批了，皇帝命令，立即逮捕审问。 魏忠贤得到消息极为惊恐，毕竟陆万龄算是他的粉丝，但他到底是老江湖，当即进宫，对皇帝表示，陆万龄是个败类，应该依法处理。 皇帝对魏忠贤的态度非常满意，夸奖了他两句，表示此事到此为止。 处理完此事后，魏忠贤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家，但他并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头。 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他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一个好消息。 他的铁杆，江西巡抚杨邦宪向皇帝上书，夸奖魏忠贤，并且殷切期望，能为魏公公再修座祠堂。 魏忠贤都快崩溃了，这是什么时候，老子都快完蛋了，这帮孙子还在拍马屁，他立即向皇帝上书，说修生祠是不对的，自己是反对的，希望一律停止。 皇帝的态度出乎意料，崇祯表示，如果没修的，就不修了，但已经批准的，不修也不好，还是接着修吧，没事。 魏忠贤并不幼稚，他很清楚，这不过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故作姿态而已。 但接下来皇帝的一系列行动，却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看法。 几天后，崇祯下令，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 免死铁券这件东西，之前我是介绍过的，用法很简单，不管犯了多大的罪，统统地免死，但有一点我忘了讲，有一种罪状，这张铁券是不能免的——谋逆。 没等魏忠贤上门感谢，崇祯又下令了，从九月底一直下令到十月初，半个多月里，封赏了无数人，不是升官，就是封荫职（给儿子的），受赏者全部都是阉党，从魏忠贤到崔呈秀，连已经死掉的老阉党魏广微都没放过，人死了就追认，升到太师职务才罢手。 魏忠贤终于放弃了最后的警惕，他确信，崇祯是一个好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魏忠贤判定，崇祯不喜欢自己，也无法控制，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只要自己老老实实不碍事，不挡路，崇祯没必要跟自己玩命。 这个推理比较合理，却不正确，如魏忠贤之前所料，崇祯是有弱点的，他确实有一样十分渴求的东西，不是女人，而是权力。 要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必须除掉魏忠贤。 青蛙遇到热水，会很快地跳出去，所以煮熟它的最好方法，是用温水。 杨所修的弹劾，以及国子监副校长的弹劾，并不是他安排的，在他的剧本里，只有封赏、安慰，和时有时无的压力。他的目的是制造迷雾，彻底混乱敌人的神经。 经过一个多月的你来我往，紧张局势终于缓和下来，至少看上去如此。 在这片寂静中，崇祯准备着进攻。 几天后，寂静被打破了，打破它的人不是崇祯。 吏科给事中陈尔翼突然上疏，大骂杨所修，公然为崔呈秀辩护，而且还上纲上线，说这是东林余党干的，希望皇帝严查。 和杨所修的那封上疏一样，此时上疏者，必定有幕后黑手的指使。 和上次一样，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魏忠贤。 也和上次一样，真正的主使者，并不是魏忠贤。 杨所修上疏攻击的时候，崇祯很惊讶，陈尔翼上疏反击的时候，魏忠贤也很惊讶，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 作为一个政治新手，崇祯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天赋，几十年的老江湖魏公公被他耍得团团转，但他并不知道，在这场游戏中，被耍的人，还包括他自己。 看上去事情是这样的：杨所修在崇祯的指使下，借攻击崔呈秀来弹劾魏忠贤，而陈尔翼受魏忠贤的指派，为崔呈秀辩护发动反击。 然而事情的真相，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杨所修和陈尔翼上疏开战，确实是有幕后黑手的，但既不是魏忠贤，也不是崇祯。 杨所修的指使者，叫陈尔翼，而陈尔翼的指使者，叫杨所修。 如果你不明白，我们可以从头解释一下这个复杂的圈套： 诡计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天，右副都御史杨所修经过对时局的分析，做出了一个肯定的判断：崇祯必定会除掉阉党。 看透了崇祯的伪装后，他决定早做打算。顺便说一句，他并不是东林党，而是阉党，但并非骨干。 为及早解脱自己，他找到了当年的同事，吏科给事中陈尔翼。 两人商议的结果是，由杨所修出面，弹劾崔呈秀。 这是条极端狡诈的计谋，是人类智商极致的体现： 弹劾崔呈秀，可以给崇祯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认定自己不是阉党，即使将来秋后算帐，也绝轮不到自己头上。 但既然认定崇祯要除掉阉党，要提前立功，为什么不干脆弹劾魏忠贤呢？ 原因很简单，如果崇祯未必能干得过魏忠贤，到时回头清算，自己也跑不了，而且魏忠贤毕竟是阉党首领，如果首领倒掉，就会全部清盘，彻查阉党，必定会搞到自己头上。 崔呈秀是阉党的重要人物，攻击他，可以赢得崇祯的信任，也不会得罪魏忠贤，还能把阉党以往的所有黑锅都让他背上，精彩，真精彩。 为了大家，崔先生，你就背了吧。 这个近乎完美的计划，几乎得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 几乎得到，就是没有得到。 因为计划的进行过程中，出现了纰漏：他们忽略了一个人——崔呈秀。 杨所修、陈尔翼千算万算，却算漏了崔呈秀本人，能成为阉党的头号人物，崔大人绝非善类，这把戏能骗过魏忠贤，却骗不了崔呈秀。 弹劾发生的当天，他就看穿了这个诡计，他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 但他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十分从容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派人找到了杨所修，大骂了对方一顿，最后说，如果你不尽快了解此事，就派人查你。 大家同坐一条船，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敢玩阴的，大家就一起完蛋！ 这句话相当有效，杨所修当即表示，愿意再次上疏，为崔呈秀辩解。 问题是，他已经骂过了，再上疏辩护，实在有点婊子的感觉，所以，这个当婊子的任务，就交给了陈尔翼。 问题是，原先把崔呈秀推出来，就是让他背锅的，现在把他拉出来，就必须填个人进去，杨所修不行，魏忠贤不行，崇祯更不行，实在很难办。 但陈尔翼不愧是老牌给事中，活人找不到，找到了死人。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所谓“东林余孽”的身上，如此一来，杨所修是无知的，崔呈秀是无辜的，世界又和平了。 倒腾来，又倒腾去，崔呈秀没错，杨所修没错，陈尔翼当然也没错，所有的错误，都是东林党搞的，就这样，球踢到了崇祯的身上。 但最有水平的，还是崇祯，面对陈尔翼的奏疏，他只说了几句话，就把球踢到天上： “大臣之间的问题，先帝（指天启）已经搞清楚了，我刚上台（朕初御极），这些事情不太清楚，也不打算深究，你们不许多事！” 结果非常圆满，崔呈秀同志洗清了嫌疑，杨所修和陈尔翼虽说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完美落幕。 但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天启七年（1627）十月十五日，云南监察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贪权弄私，十恶不赦！ 在这封文书中，杨维垣表现出极强的正义感，他愤怒地质问阉党，谴责了崔呈秀的恶行。 杨维垣是阉党。 说起来大家的智商都不低，杨所修的创意不但属于他，也属于无数无耻的阉党同仁们，反正干了也没损失，不干白不干，白干谁不干？ 形势非常明显，崔呈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对于立志搞掉阉党的崇祯而言，这是最好的机会。 但崇祯没有动手。他不但没有动手，还骂了杨维垣，说他轻率发言。 事实上，他确实不打算动手，虽然他明知现在解决崔呈秀，不但轻而易举，还能有效打击阉党，但他就是不动手。 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在杨维垣的这封奏疏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很快，他的直觉得到了证实。 几天后，杨维垣再次上疏，弹劾崔呈秀。 这是一个怪异的举动，皇帝都发了话，依然豁出去硬干，行动极其反常。 而反常的原因，就在他的奏疏里。 在这封奏疏里，他不但攻击崔呈秀，还捧了一个人——魏忠贤。 照他的说法，长期以来，崔呈秀没给魏忠贤帮忙，净添乱，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 崇祯的判断很正确，在杨维垣的背后，是魏忠贤的身影。 从杨所修的事情中，魏忠贤得到了启示：全身而退绝无可能，要想平安过关，必须给崇祯一个交代。 所以他指使杨维垣上书，把责任推给崔呈秀，虽然一直以来，崔呈秀都帮了很多忙，还是他的干儿子。 没办法，关键时刻，老子自己都保不住，儿子你就算了吧。 但崇祯是不会上当的，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目标只有一个，不需要俘虏，也不接受投降。 大结局 第四章 夜半歌声 真正的机会到来了。 十月二十三日，工部主事陆澄源上书，弹劾崔呈秀，以及魏忠贤。 崇祯决定，开始行动。 因为他知道，这个叫陆澄源的人并不是阉党分子，此人职位很小，但名气很大，具体表现为东林党当政，不理东林党，阉党上台，不理阉党，是公认的混不吝，软硬都不吃，他老人家动手，就是真要玩命了。 接下来的是例行程序，崇祯照例批评，崔呈秀照例提出辞职。 但这一次，崇祯批了，勒令崔呈秀立即滚蛋回家。 崔呈秀哭了，这下终于完蛋了。 魏忠贤笑了，这下终于过关了。 丢了个儿子，保住了命，这笔交易相当划算。 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两天后，兵部主事钱元悫上书，痛斥崔呈秀，说崔呈秀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魏忠贤。 然后他又开始痛斥魏忠贤，说魏忠贤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皇帝。 不知钱主事是否过于激动，竟然还稍带了皇帝，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封奏疏送上去的时候，皇帝竟然全无反应。 几天后，刑部员外郎史躬盛上疏，再次弹劾魏忠贤，在这封奏疏里，他痛责魏忠贤，为表达自己的愤怒，还用上了排比句。 魏忠贤终于明白，自己上当了，然而为时已晚。 说到底，还是读书太少，魏文盲并不清楚，朝廷斗争从来只有单项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天启皇帝死的那天，他的人生就只剩下一个选择——谋逆。 他曾胜券在握，只要趁崇祯立足未稳，及早动手，一切将尽在掌握。 然而，那个和善、亲切的崇祯告诉他，自己将继承兄长的遗愿，重用他，信任他，太阳照常升起。 于是他相信了。 所以他完蛋了。 现在反击已不可能，从他抛弃崔呈秀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威信，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绝不会有够意思的员工。 阉党就此土崩瓦解，他的党羽纷纷辞职，干儿子、干孙子跟他划清界线，机灵点的，都在家写奏疏，反省自己，痛骂魏公公，告别过去，迎接美好的明天。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风暴雨，魏忠贤决定，使出自己的最后一招。 当年他曾用过这一招，效果很好。 这招的名字，叫做哭。 在崇祯面前，魏忠贤嚎啕大哭，失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 崇祯开始还安慰几句，等魏公公哭到悲凉处，只是不断叹气。 眼见哭入佳境，效果明显，魏公公收起眼泪，撤了。 哭，特别是无中生有的哭，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当年严嵩就凭这一招，哭倒了夏言，最后将其办挺。他也曾凭这一招，扭转了局势，干掉了杨涟。 魏公公相信，凭借自己声情并茂的表演，一定能够感动崇祯。 崇祯确实很感动。 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个程度，都六十的人了，几乎毫无廉耻，眼泪鼻涕说下就下，不要脸，真不要脸。 到现在，朝廷内外，就算是扫地的老头，都知道崇祯要动手了。 但他就不动手，他还在等一样东西。 其实朝廷斗争，就是街头打架斗殴，但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拿砖头硬干是没办法的，手持西瓜刀杀入敌阵也不是不行的，必须遵守其自身规律，在开打之前，要先放风声，讲明老子是哪帮哪派，要修理谁，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死磕，才能动手。 崇祯放出了风声，他在等待群臣的响应。 可是群臣不响应。 截至十月底，敢公开上书弹劾魏忠贤的人只有两三个，这一事实说明，经过魏公公几年来的言传身教，大多数的人已经没种了。 没办法，这年头混饭吃不易，等形势明朗点，我们一定出来落井下石。 然而崇祯终究等来了一个有种的人。 十月二十六日，一位国子监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 “虎狼在前，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我虽一介平民，愿与之决死，虽死无撼！” 第二天，国子监监生钱嘉征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大罪。 钱嘉征虽然只是学生，但文笔相当不错，内容极狠，态度极硬，把魏忠贤骂得狗血淋头，引起极大反响。 魏忠贤得到消息，十分惊慌，立即进宫面见崇祯。 遗憾，他没有玩出新意，还是老一套，进去就哭，哭的痛不欲生，感觉差不多了，就收了神功，准备回家。 就在此时，崇祯叫住了他： “等一等。” 他找来一个太监，交给他一份文书，说： “读。” 就这样，魏忠贤亲耳听到了这封要命的文书，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他痛苦地抬起头，却只看到了一双冷酷的眼睛和嘲弄的眼神。 那一刻，他的威望、自信、以及抵抗的决心，终于彻底崩溃。 精神近乎失常的魏忠贤离开了宫殿，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还有一个人，能挽救所有的一切。 魏忠贤去找的人，叫做徐应元。 徐应元的身份，是太监，不同的是，十几年前，他就是崇祯的太监。事到如今，只能求他了。 徐应元是很够意思的，他客气地接待了魏忠贤，并给他指出了一条明路：立即辞职，退休回家，可以保全身家性命。 魏忠贤思前想后，认了。 立即回家，找人写辞职信，当然，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感谢徐应元对他的帮助。 徐应元之所以帮助魏忠贤，是想让他死得更快。 和魏忠贤一样，大多数太监的习惯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 一直以来，崇祯都希望，魏忠贤能自动走人（真心实意），毕竟阉党根基太深，这样最省事。 在徐应元的帮助下，第二天，魏忠贤提出辞职了，这次他很真诚。 同日，崇祯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一代巨监就此落马。 落马的那天，魏忠贤很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争权，无论如何，崇祯都不会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 一年前，东林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应该说，魏忠贤的生活是很不错的，混了这么多年，有钱有房有车，啥都不缺了，特别是他家的房子，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二环里，黄金地段，交通便利，我常去附近的社科院近代史所开会，曾去看过，园林假山、深宅大院，上千平米，相当气派，但据说这只是当年他家的角落，最多也就六分之一。 从河北肃宁的一个小流氓，混到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好歹有个留京指标。 但这个指标的有效期，也只有三天了。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一日，崇祯下令，魏忠贤劳苦功高，另有重用——即日出发，去凤阳看坟。 得到消息的魏忠贤非常沮丧，但他不知道，崇祯也很沮丧。 崇祯是想干掉魏忠贤的，但无论如何，魏公公总算是三朝老监，前任刚死两个月，就干掉他实在不好意思。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他的决定。 当他宣布赶走魏忠贤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反对他的决定，而这个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或许是收了钱，或许是说了情，反正徐应元是站出来了，公然为魏忠贤辩护，希望皇帝给他个面子。 面对这个伺候了自己十几年，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崇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抉择： “奴才！敢与奸臣相通，打一百棍，发南京！” 太监不是人啊。 顺便说一句，在明代，奴才是朝廷大多数太监的专用蔑呼，而在清代，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关系不好还不能叫，只能称臣，所谓做奴才而不可得）。 这件事情让崇祯意识到，魏忠贤是不会消停的。 而下一件事使他明白，魏忠贤是非杀不可的。 确定无法挽回，魏公公准备上路了，足足准备了三天。 在这三天里，他只干了一件事——打包。 既然荣华于我如浮云，那就只要富贵吧。 但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几百个仆人干了六天，清出四十大车，然后光荣上路，前呼后拥，随行的，还有一千名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 就算是轻度弱智的白痴，都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大难当头，竟然如此嚣张，真是活腻了。 魏忠贤没有活腻，他活不到九千九百岁，一百岁还是要追求的。 事实上，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是他最后的诡计。 这个诡计的来由是历史。 历史告诉我们，战国的时候，秦军大将王翦出兵时，一边行军一边给秦王打报告，要官要钱，贪得无厌，有人问他，他说，我军权在手，只有这样，才能让秦王放心。 此后，这一招被包括萧何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识相点的）使用，魏忠贤用这招，说明他虽不识字，却还是懂得历史的。 可惜，是略懂。 魏公公的用意是，自己已经无权无势，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这么大排场，只是想告诉崇祯老爷，俺不争了，打算好好过日子。 然而，他犯了一个错误——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 王翦的招数能够凑效，是因为他手中有权，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我只要钱要官，帮你打江山，绝不动你的权。 此时的魏忠贤，已经无权无官，凭什么签合同？ 所以崇祯很愤怒，他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他的钱，还有他的命。 魏忠贤倒没有这个觉悟，他依然得意洋洋地出发了。 但聪明人还是有的，比如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就曾对他说，低调，低调点好。 魏忠贤回答： 若要杀我，何须今日？ 今日之前，还无须杀你。 魏忠贤出发后的第三天，崇祯传令兵部，发出了逮捕令。 这一天是十一月六日，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直隶河间府阜城县。 护卫簇拥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几天来，他在京城的内线不断向他传递着好消息：他的亲信，包括五虎、五彪纷纷落马，老朋友王体乾退了，连费劲心思拉下水的徐应元也被发配去守陵，翻身已无指望。 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最新的消息：皇帝已经派人追上来了。 威严的九千九百岁大人当场就晕了过去。 追上来，然后呢？逮捕，入狱，定罪，斩首？还是挨剐？ 天色已晚，无论如何，先找个地方住吧，活过今天再说。 魏忠贤进入了眼前的这座小县城：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站。 阜城县是个很小的县城，上千人一拥而入，挤满了所有的客店，当然，魏忠贤住的客店，是其中最好的。 为保证九千岁的人有地方住，许多住店的客人都被赶了出去，虽然天气很冷，但这无关紧要，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个姓白的书生，来自京城。 所谓最好的客店，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屋内没有辉煌的灯光，十一月的天气非常的冷，无情的北风穿透房屋，发出凄冷的呼啸声。 在黑暗和寒冷中，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不可一世的九千九百岁蜷缩在那张简陋的床上，回忆着过往的一切。 隆庆年间出生的无业游民，文盲，万历年间进宫的小杂役，天启年间的东厂提督，朝廷的掌控者，无数孙子的爷爷，生祠的主人，堪与孔子相比的圣人。 到而今，只剩破屋、冷床，孤身一人。 荒谬，究竟是自己，还是这个世界？ 四十年间，不过一场梦幻。 不如死了吧。 此时，他的窗外，站立着那名姓白的书生。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没有月光，在黑暗和风声中，书生开始吟唱。 夜半，歌起在史料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桂枝儿》，但它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五更断魂曲。 曲分五段，从一更唱到五更： 一更，愁起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 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廖荒店里，只好醉村醪。 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凄凉二更时，展转愁，梦儿难就。 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稠。 如今芦为帷，土为坑，寒风入牖。 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 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三更，飘零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 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 想当初，势顷朝，谁人不敬？ 九卿称晚辈，宰相为私衙。 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四更，无望城楼上，敲四鼓，星移斗转。 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 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 鸡声茅店里，月影草桥烟。 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五更，荒凉闹攘攘，人催起，五更天气。 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 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 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 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五更已到，曲终，断魂。 多年后，史学家计六奇在他的书中记下了这个夜晚发生的一切，但这一段，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是有争议的，就史学研究而言，如此诡异的景象，实在不像历史。 但我相信，在那个夜晚，我们所知的一切是真实的。 因为历史除了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外，有时也喜欢开开玩笑，算算总账。 至于那位姓白的书生，据说是河间府的秀才，之前为图嘴痛快，说了魏忠贤几句坏话，被人告发前途尽墨，于是编曲一首，等候于此不计旧恶，帮其送终。 但在那天夜里，魏忠贤听到的，不是这首曲子，而是他的一生。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想当初，势顷朝，谁人不敬？ 如今寂廖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魏忠贤是不相信天道的。当无赖时，他强迫母亲改嫁，卖掉女儿，当太监时，他抢夺朋友的情人，出卖自己的恩人。 九千九百岁时，他泯灭一切人性，把铁钉钉入杨涟的脑门，把东林党赶尽杀绝。 他没有信仰，没有畏惧，没有顾忌。、然而天道是存在的，四十年后，他把魏忠贤送到了阜城县的这所破屋里。 这里距离魏公公的老家肃宁，只有几十里。四十年前，他经过这里，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 现在，他回来了，即将失去所有的一切。 我认为，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折腾，因为得到后再失去，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 魏公公费尽心力，在成功的路上一路狂奔，最终却发现，是他娘的折返跑。 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真个不如死啊！ 那就死了吧。 魏忠贤找到了布带，搭在了房梁上，伸进自己的脖子，离开了这个世界。 天道有常，或因人势而迟，然终不误。 落水狗第二天早上，魏忠贤的心腹李朝钦醒来，发现魏忠贤已死，绝望之中，自缢而亡。 在魏忠贤的一千多陪同人员，几千朝廷死党里，他是唯一陪死的人。 得知魏忠贤的死讯后，一千多名护卫马上行动起来，瓜分了魏公公的财产，四散奔逃而去。 魏公公死了，但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始。 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小兵张噶清单上的第一个人，自然是客氏。 虽然她已经离宫，但崇祯下令，把她又拎了进来。 进来后先审，但客氏为人极其阴毒，且以耍泼闻名，问什么都骂回去。 于是换人，换了个太监审，而且和魏忠贤有仇（估计是专门找来的），由于不算男人，也就谈不上不打女人，加上没文化，不会吵架，二话不说就往死里猛打。 客氏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软货，一打就服，害死后妃，让皇后流产，找孕妇入宫冒充皇子，出主意害人等等，统统交代，只求别打。 但那位太监似乎心理有点问题，坦白交代还打，直到奄奄一息才罢休。 口供报上来，崇祯十分震惊，下令将客氏送往浣衣局做苦工。 当然了，这只是个说法，客氏刚进浣衣局，还没分配工作，就被乱棍打死，跟那位被她关入冷宫，活活渴死的后妃相比，这种死法没准还算痛快点。 客氏死后，她的儿子被处斩，全家被发配。 按身份排，下一个应该是崔呈秀。 但是这位兄弟实在太过自觉，自觉到死得比魏公公还要早。 得知魏忠贤走人的消息后，崔呈秀下令，准备一桌酒菜，开饭。 吃饭的方式很特别，和韦小宝一样，他把自己大小老婆都拉出来，搞了个聚餐，还摆上了多年来四处搜刮的古玩财宝。 然后一边吃，一边拿起他的瓶瓶罐罐（古董），砸。 吃一口，砸一个，吃完，砸完，就开始哭。 哭好，就上吊。 按日期推算，这一天，魏忠贤正在前往阜城县的路上。 兄弟先走一步。 消息传到京城，崇祯非常气愤，老子没让你死，你就敢死？ 随即批示： “虽死尚有余辜！论罪！” 经过刑部商议，崔呈秀应该斩首。 虽然人已死了，不要紧，有办法。 于是刚死不久的崔呈秀又被挖了出来，被斩首示众，怎么杀是个能力问题，杀不杀是个态度问题。 接下来是抄家，无恶不作的崔呈秀，终于为人民做了件有意义的事，由于他多年来勤奋地贪污受贿，存了很多钱，除动产外，还有不动产，光房子就有几千间，等同于替国家攒钱，免去了政府很多麻烦。 作为名单上的第三号人物，崔呈秀受到了高标准的接待，以此为基准，一号魏忠贤和二号客氏，接待标准应参照处理。 所以，魏忠贤和客氏被翻了出来，客氏的尸体斩首，所谓死无全尸。 魏忠贤惨点，按崇祯的处理意见，挖出来后剐了，死后凌迟，割了几千刀。 这件事情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最多也就是魏公公进了地府，小鬼认不出他，但教育意义是巨大的，在残缺的尸体面前，明代有史以来最大，最邪恶的政治团体阉党，终于彻底崩盘。 接下来的场景，是可以作为喜剧素材的。 魏忠贤得势的时候，无数人前来投奔，上至六部尚书，大学士，下到地方知府知县，能拉上关系，就是千恩万谢。 现在而今眼目下，没办法了，能撤就撤，不能撤就推，比如蓟辽总督阎鸣泰，有一项绝技——修生祠，据我统计，他修的生祠有十余个，遍布京城一带，有的还修到了关外，估计是打算让皇太极也体验一下魏公公的伟大光辉。 凭借此绝活，当年很是风光，现在麻烦了，追查阉党，头一个就查生祠，谁让修的，谁出的钱，生祠上都刻着，跑都跑不掉。 为证明自己的清白，阎总督上疏，进行了耐心的说明，虽说生祠很多，但还是可以解释的，如保定的生祠，是顺天巡抚刘诏修的，通州的生祠，是御史梁梦环修的，这些人都是我的下级，作为上级领导，责任是有的，监督不够是有的，检讨是可以的，撤职坐牢是不可以的。 但最逗的还是那位国子监的陆万龄同学，本来是一穷孩子，卖力捧魏公公，希望能够混碗饭吃，当年也是风光一时，连国子监的几位校长都争相支持他，陆先生本人也颇为得意。 然而学校领导毕竟水平高，魏公公刚走，就翻脸了，立马上疏，表示国子监本与魏忠贤势不两立，出了陆万龄这种败类，实在是教育界的耻辱，将他立即开除出校。 据统计，自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几个月里，朝廷的公文数量增加了数倍，各地奏疏纷至沓来，堪称数十年未有之盛况。 这些奏疏字迹相当工整，包装相当精美，内容相当扯淡：上来就痛骂魏忠贤，痛骂阉党，顺便检举某些同事的无耻行径，最后总结： 他们的行为让我很愤怒，跟我不相干。 心中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我不是阉党，皇帝大人，您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 效果很明显，魏忠贤倒台一个月里，崇祯毫无动静，除客氏崔呈秀外，大家过得都还不错。 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乃至于全国各级地方机构，都由阉党掌握，所谓法不责众，大家都有份，你能把大家都拉下水吗？把我们都抓了，找谁帮你干活？ 所以，在阉党同志们看来，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这个看法在大多数人的身上，是管用的。 而崇祯，属于少数派。 一直以来，崇祯处理问题的理念比较简单，就四个字——斩草除根。所谓法不责众，在他那里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的祖宗有处理这种问题的经验。 比如朱元璋，胡惟庸案件，报上来同党一万人，杀，两万人，杀杀，三万人，杀杀杀。无非多说几个杀字，不费劲。 时代进步了，社会文明了，道理还一样。 六部尚书是阉党，就撤尚书，侍郎是阉党，就撤侍郎，一半人是阉党，就撤一半，全是，就全撤，大明没了你们就不转吗？这年头，看门的狗难找，想当官的人有的是，谁怕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述奏疏内容雷同，但崇祯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他不但看了，而且还保存下来。 很简单，真没事的人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原本找不着阉党，照着奏疏抓人，贼准。 十一月底，准备工作就绪，正式动手。 大结局 第五章 算账 最先处理的，是魏忠贤的家属，比如他侄子魏良卿，屁都不懂的蠢人，也封到公爵了（宁国公），还有客氏的儿子候国兴（锦衣卫都指挥使），统统拉出去剁了。 接下来，是他的亲信太监，毕竟大家生理结构相似，且狼狈为奸，算半亲戚，优先处理。 这拨人总共有四个，分别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作为头等罪犯，这四位按说都该杀头，可到最后，却只死了两个，杀了一个。 第一个死的是李朝钦，他是跟着魏忠贤上吊的，并非他杀，算自杀。 唯一被他杀的，是李永贞。其实这位兄弟相当机灵，早在九月底，魏公公尚且得意的时候，他就嗅出了风声，连班都不上了，开始在家修碉堡，把院子封得严严实实，只留小洞送饭，每天窝在里面，打死也不出头。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李永贞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到了十月底，他听说魏忠贤走人了，顿时大喜，就把墙拆了，出来放风。 刚高兴几天，又听到消息，皇帝要收拾魏公公了，慌了，再修碉堡也没用了。 于是他使出了绝招——行贿。 当然，行贿崇祯是不管用的，他拿出十余万两银子（以当时市价，合人民币六千万至八千万），送给了崇祯身边的贴身太监，包括徐应元和王体乾。 这两人都收了。 不久后，他得到消息，徐应元被崇祯免了，而王体乾把他卖了。 在名列死亡名单的这四位死太监中，最神秘的，莫过于王体乾了。 此人是魏忠贤的铁杆，害死王安，迫害东林党，都有他忙碌的身影，是阉党的首脑人物。 但奇怪的是，当我翻阅几百年前那份阉党的最终定罪结果时，却惊奇地发现，以他的丰功劣迹，竟然只排七等（共有八等），罪名是谄附拥戴，连罚款都没交，就给放了。 伺候崇祯十几年的徐应元，光说了几句话，定罪比他还高（五等），这个看上去很难理解的现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王体乾叛变了。 据史料分析，王体乾可能很早就“起义”了，所以一直以来，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当了这么久卧底，也该歇歇了。 所以他钱照收，状照告，第二天就汇报了崇祯，李永贞得知后，决定逃跑。 跑吧，大明天下，还能跑去非洲不成？ 十几天后，他被抓捕归案。 进了号子，李太监还不安分，打算自杀，他很有勇气地自杀了四次，却很蹊跷地四次都没死成，最后还是被拉到刑场，一刀了断。 名单上最后一位，就是刘若愚了。 这位仁兄，应该是最有死相的，早年加入阉党，一直是心腹，坏事全干过，不是卧底，不是叛徒，坦白交代，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一点没有，不死是不可能的。 可他没死。 因为刘若愚虽然罪大恶极，但这个人有个特点：能写。 在此之前，阉党的大部分文件，全部出于他手，换句话说，他算是个技术人员，而且他知道很多情况，所以崇祯把他留了下来，写交代材料。刘太监很敬业，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所写的《酌中志》，成为后代研究魏忠贤的最重要史料。 只要仔细阅读水浒传，就会发现，梁山好汉们招安后，宋江死了，最能打的李逵死了，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比如神医安道全之流。 以上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平时学一门技术是多么的重要。 处理完人妖后，接下来的就是人渣了，主要是“五虎”和“五彪”。 五虎是文臣，分别是（排名分先后）：兵部尚书崔呈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燮龙。 五彪是武官，分别是：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指挥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寰。 关于这十个人，就不多说了，其光辉事迹，不胜枚举，比如田尔耕，是迫害“六君子”的主谋，并杀害了左光斗等人，而许显纯大人，曾亲自把钉子钉进杨涟脑门。用今天的话说，足够枪毙几个来回。 因为此十人一贯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崇祯下令，将其逮捕，送交司法部门处理。 经刑部、都察院调查，并详细会审，结果如下： 崔呈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耕、许显纯曾参与调查杨涟、左光斗等人的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 这份判决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恬不知耻崇祯很不满意，随即下令，再审。 皇帝表态，不敢怠慢，经过再次认真细致的审讯，重新定罪如下： 以上十人，除崔呈秀已死外，田尔耕、许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是离其住处最近的卫所。 鉴于有群众反应，以上几人有贪污罪行，为显示威严，震慑罪犯，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五千两，吴淳夫三千两，李燮龙、田吉各一千两。结案。 报上去后，崇祯怒了。 拿钉子钉耳朵，打碎全身肋骨，是过失致人死亡，贪了这么多年，只罚五千、三千，你以为老子好糊弄是吧。 更奇怪的是，案子都判了，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没到案，比如田吉，每天还出去遛弯，十分逍遥。 其实案子审成这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审讯此案的，是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 苏茂相是阉党，曹思诚也是阉党让阉党审阉党，确实难为他了。 愤怒之余，崇祯换人了。他把查处阉党的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永光。 可王永光比前两位更逗，命令下来他死都不去，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任务。 很不凑巧，王永光同志虽然不是阉党，也不想得罪阉党。 按苏茂相、曹思诚、王永光以及无数阉党们的想法，形势是很好的，朝廷内外都是阉党，案子没人敢审，对五虎、五彪的处理，可以慢慢拖，实在不行，就判田尔耕和许显纯死刑，其他的人能放就放，不能放，判个充军也就差不多了。 没错，司法部长、监察部长、人事部长都不审，那就只有皇帝审了。 几天后，崇祯直接宣布了对五虎五彪的裁定，相比前两次裁决，比较简单： 田吉，杀！吴淳夫，杀！倪文焕，杀！田尔耕，杀！许显纯，杀！ 崔应元，杀！孙云鹤，杀！杨寰，杀！李燮龙，杀！ 崔呈秀，已死，挖出来，戳尸！ 以上十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 什么致人死亡，什么入狱，什么充军，还他娘就近，什么追赃五千两，都去死吧！ 曹思诚、苏茂相这帮等阉党本来还有点想法，打算说两句，才发现，原来崇祯还没说完。 “左都御史曹思诚，阉党，免职查办！” “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 跟我玩啊，玩死你们！ 随即，崇祯下令，由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旷、钱龙锡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错，不可放过。 挑出上面这几个人办事，也算煞费苦心，乔允升和阉党向来势不两立，韩旷这种老牌东林党，不往死里整，实在对不起自己。 彻底扫荡，一个不留！ 几天过去，经过清查，内阁上报了阉党名单，共计五十多人，成果极其丰硕。 然而这一次，崇祯先更为愤怒，他当即召集内阁，严厉训斥：人还不够数，老实点！ 大臣们都很诧异，都五十多了，还不够吗？ 既然皇上说不够，那就再捞几个吧。 第二天，内阁又送上了一份名单，这次是六十几个，该满意了吧。 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一拍桌子：人数不对，再敢糊弄我，以抗旨论处！ 崇祯是正确的，内阁的这几位仁兄，确实糊弄了他。 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且皇帝支持，但阉党人数太多，毕竟是个得罪人的事，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 不管了，接着糊弄： “我们是外臣，宫内的人事并不清楚。” 崇祯冷笑： “我看不是不知道，是怕得罪人吧！（特畏任怨耳）” 怪事，崇祯初来乍到，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 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迷题。 他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扔到阁臣面前，说： “看看吧。” 打开包裹的那一刻，大臣们明白，这次赖都赖不掉了。 包裹里的，是无数封跟魏忠贤勾搭的奏疏，很明显，崇祯不但看过，还数过。 混不过去，只能玩命干了。 就这样，自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一直到崇祯元年（1628）三月，足足折腾了四个月，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 最后的名单，共计二百六十一人，分为八等。 特等奖得主两人，魏忠贤，客氏，罪名：首逆，处理：凌迟。 一等奖得主六人，以崔呈秀为首，罪名：首逆同谋，处理：斩首。 二等奖得主十九人，罪名：结交近侍，处理：秋后处决。 三等奖得主十一人，罪名：结交近侍次等，处理：流放此外，还有四等奖得主（逆孽军犯）三十五人，五等奖得主（谄附拥戴军犯）十六人，六等奖得主(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七等奖得主（祠颂）四十四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 以上抽奖结果，由大明北京市公证员朱由检同志公证，有效。 对此名单，许多史书都颇有微辞，说是人没抓够，放跑了某些阉党，讲这种话的人，脑袋是有问题的。 我算了一下，当时朝廷的编制，六部只有一个部长，两个副部长（兵部有四个），每个部有四个司（刑部和户部有十三个），每个司司长（郎中）一人，副司长（员外郎）一人，处长（主事）两人。 还有大衙门都察院，加上各地御史，才一百五十人，其余部门人数更少，总共（没算地方政府）大致不会超过八百人。 人就这么多，一下子刨走两百六十多，还不算多？ 其实人家也是有苦衷的，毕竟魏公公当政，不说几句好话，是混不过去的，现在换了领导，承认了错误，也就拉倒了吧。 然而崇祯不肯拉倒，不只他不肯，某些人也不肯。 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 大家在朝廷里，平时你来我往，难免有点过节，现在笔在手上，说你是阉党，你就是阉党，大好挖坑机会，不整一下，难免有点说不过去。 比如大学士韩旷，清查阉党毫不积极，整人倒是毫不含糊，骂过魏公公的，不一定不是阉党，骂过他的，就一定是阉党，写进去！ 更搞笑的是，由于人多文书多，某些兄弟被摆了乌龙，明明当年骂的是张居正，竟然被记成了东林党，两笔下去就成了阉党，只能认倒霉。 此外，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比如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屁官都不是，估计连魏忠贤都没见过，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订为二等，跟五虎五彪一起，被拉出去砍了。 那位第一个上疏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垣，由于举报有功，被定为三等，拉去充军。 而在案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翼、杨所修，也没能跑掉，根据情节，本来没他们什么事，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由皇帝特批六等奖，判处有期徒刑，免官为民。 复仇总体说来，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问题，但是相当凑合，弘扬了正气，恶整了恶人，虽然没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史称“钦定逆案”。 其实崇祯和魏忠贤无仇，办案子，无非是魏公公挡道，皇帝看不顺眼，干掉了。 但某些人就不同了。干掉是不够的，死了的人挫骨扬灰，活着的人赶尽杀绝，才算够本！ 黄宗羲就是某些人中的优秀代表。 作为“七君子”中黄遵素的长子，黄宗羲可谓天赋异禀，不但精通儒学，还懂得算术、天文，据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被称为三百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 更让人无语的是，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他经过研究发现，每次农业税法调整，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无论动机如何善良，最终都导致税收增加，农民负担加重，换句话说，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加。 这一原理后被社科院教授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 年彻底废除了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 善莫大焉。 但这四个字放在当时的黄宗羲身上，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他既不善良，也不大度。 当时恰好朝廷审讯许显纯，要找人作证，就找来了黄宗羲。 事情就是这么闹起来的。 许显纯此人，说是死有余辜，还真是有余辜，拿锤子砸人的肋骨，用钉子钉人耳朵，钉人的脑袋，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为人恶毒，且有心理变态的倾向。 此人向来冷酷无情，没人敢惹，杨涟如此强硬，许先生毫不怯场，敢啃硬骨头，亲自上阵，很有几分硬汉色彩。 但让人失望的是，轮到这位变态硬汉入狱，当场就怂了，立即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 他全然没有之前杨涟的骨气，别说拿钉子顶脑门，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真是窝囊死了。 值得庆幸的是，崇祯的监狱还比较文明，至少比许显纯在的时候文明，打是打，但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是不用的，照此情形，审完后一刀了事，算是便宜了他。 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审讯开始，先传许显纯，以及同案犯“五彪”之一的崔应元，然后传黄宗羲。 黄宗羲上堂，看见仇人倒不生气，表现得相当平静，回话，作证，整套程序走完，人不走。 大家很奇怪，都看着他。 别急，先不走，好戏刚刚开场。 黄宗羲来的时候，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外，还带了一件东西——锥子。 审讯完毕，他二话不说，操起锥子，就奔许显纯来了。 这一刻，许显纯表现出了难得的单纯，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等待着他的答案。 答案是一声惨叫。 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手持锥子，疯狂地朝许显纯身上戳，而许显纯也不愧孬种本色，当场求饶，并满地打滚，开始放声惨叫。 许先生之所以大叫，是有如意算盘的：这里毕竟是刑部大堂，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 答案是能。 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没有一个人动手，也没有人上前阻拦，大家都饶有兴致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黄宗羲不停地扎，许显纯不停地喊，就如同电视剧里最老套的台词：你喊吧，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因为所有人都记得，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杨涟的耳朵和脑门，那时，没有人阻止他。 但形势开始变化了，许显纯的声音越来越小，鲜血横流，黄宗羲却越扎越起劲，如此下去，许先生被扎死，黄宗羲是过瘾了，黑锅得大家背。 于是许显纯被拉走，黄宗羲被拉开，他的锥子也被没收。 审完了，仇报了，气出了，该消停了。 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他转头，又奔着崔应元去了。 其实这次审讯，崔应元是陪审，无奈碰上了黄恶棍，虽然没挨锥子，却被一顿拳打脚踢，鼻青脸肿。 到此境地，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黄宗羲赶走了，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但黄宗羲打上了瘾，被人拉走之前，竟然抓住了崔应元的胡子，活生生地拔了下来！ 当年在狱中狂施暴行的许显纯，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 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 如许显纯等人，都是钦定名单要死的，而那些没死的，似乎还不如死了的好。 比如阉党骨干，太仆寺少卿曹钦程，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家养老，结果所到之处，都是口水（民争唾其面），实在呆不下去，跑到异地他乡买了个房子住，结果被人打听出来，又是一顿猛打，赶走了。 还有老牌阉党顾秉谦，家乡人对他的感情可谓深厚，魏忠贤刚倒台，人民群众就冲进家门，烧光了他家，顾秉谦跑到外地，没人肯接待他，最后在唾骂声中死去。 而那些名单上没有，却又应该死的，也没有逃过去。比如黄宗羲，他痛殴许显纯后，又派人找到了当年杀死他父亲的两个看守，把他们干掉了。 大明是法制社会，但凡干掉某人，要么有司法部门批准，要么偿命，但黄宗羲自己找人干了这俩看守，似乎也没人管，真是没王法了。 黄宗羲这么一闹，接下来就热闹了，所谓“六君子”、“七君子”，都是有儿子的。 先是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上书，要为父亲魏大中伸冤，然后是杨涟的儿子杨之易上书，为父亲杨涟伸冤，几天后，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又上书，为父亲周顺昌伸冤。 顺便说一句，以上这几位的上书，所用的并非笔墨，而是一种特别的材料——血。 这也是有讲究的，自古以来，但凡奇冤都写血书，不用似乎不够分量。 但崇祯同志就不干了，拿上来都是血迹斑斑的东西，实在有点发怵，随即下令：你们的冤情我都知道，但上奏的文书是用墨写的，用血写不和规范，今后严禁再写血书。 但他还是讲道理的，崇祯二年（1629）九月，他下令，为殉难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追授官职，并加封谥号。 杨涟得到的谥号，是忠烈，以此二字，足以慨其一生。 至此，为祸七年之久的阉党之乱终于落下帷幕，大明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邪恶的势力就此倒台。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 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神灵、天命，对魏忠贤而言，都是放屁，在他的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迷信。 不信道德，不信仁义，不信报应，不信邪不胜正。 迷信自己，迷信力量，迷信权威，迷信可以为所欲为，迷信将取得永远的胜利。 而在遍览史书十余载后，我信了，至少信一样东西——天道。 自然界从诞生的那刻起，就有了永恒的规律，春天成长，冬天凋谢，周而复始。 人世间也一样，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规则恒久不变，是为天道。 在史书中无数的尸山血河、生生死死背后，我看到了它，它始终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 它告诉我，在这个污秽、混乱、肮脏的世界上，公道和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道有常，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恒久不变。 大结局 第六章 复起 崇祯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很想有番作为，但当他真正站在权力的顶峰时，却没有看到风景，只有一片废墟。 史书有云：明之亡，亡于天启。也有史书云：实亡于万历。还有史书云：始亡于嘉靖。 应该说，这几句话都是有道理的，经过他哥哥、他爷爷、他爷爷的爷爷几番折腾，已经差不多了，加上又蹦出来个九千岁人妖，里外一顿猛捶，大明公司就剩一口气了。 朝廷纷争不断，朝政无人理会，边疆烽火连天，百姓民不聊生，干柴已备，只差一把火。 救火员崇祯登场。 他浇的第一盆水，叫做袁崇焕。 崇祯是很喜欢袁崇焕的，因为他起用袁崇焕的时间，是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十九日。 此时，魏忠贤刚死十三天，尸体都还没烂。 几天后，在老家东莞数星星的袁崇焕接到了复起任职通知，大吃一惊。 吃惊的不是复起，而是职务。 袁崇焕当时的身份是平民，按惯例，复起也得有个级别，先干个主事（处级），过段时间再提，比较合理。 然而他接受的第一个职务，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左侍郎。 兵部右侍郎，是兵部副部长，都察院右都御史，是二品正部级，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布衣袁崇焕就变成了正部级副部长。 袁部长明显没缓过劲来，在家呆了几个月，啥事都没干，却又等来了第二道任职令。 这一次，他的职务变成了兵部尚书，督师蓟辽。 明代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任职令诞生了。 因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是一个很大的官，很大所谓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部长，很牛，但最牛的官职，是后四个字——督师蓟辽。 我之前曾经说过，明代的地方官，最大的是布政使、按察使和指挥使，为防互相扯皮，由中央下派特派员统一管理，即为巡抚。 鉴于后期经营不善，巡抚只管一个地方，也摆不平，就派高级特派员管理巡抚，即为总督。 到了天启崇祯，局势太乱，连总督都搞不定了，就派特级特派员，比总督还大，即为督师。 换句话说，督师是明代除皇帝外，管辖地方权力最大的官员。 而要当巡抚、总督、督师的条件，也是不同的。 要当巡抚，至少混到都察院佥都御史（四品正厅级）或是六部侍郎（副部级），才有资格。 而担任总督的，一般都是都察院都御史（二品部级），或是六部尚书（部长）。 明代最高级别的干部，就是部级，所以能当上督师的，只剩下一种人——内阁大学士。 比如之前的孙承宗，后来的杨嗣昌，都是大学士督师。 袁崇焕例外。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只是袁百姓，几月后，他就成了袁尚书，还破格当上了督师，而袁督师的管辖范围包括蓟州、辽东、登州、天津、莱州等地，换句话说，袁督师手下，有五六个巡抚。 任职令同时告知，立刻启程，赶到京城，皇帝急着见你。 崇祯确实急着见袁崇焕，因为此时的辽东，已经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 自从被袁崇焕打跑后，皇太极始终很消停，他没有继续用兵，却开始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皇太极和他老爹不同，从某种角度讲，努尔哈赤相当之野蛮，打仗，占了地方就杀，不杀的拉回来做奴隶，给贵族当畜牲使，在后金当官的汉人，只能埋头干活，不能骑马，不能养牲口，活着还好，要是死了，老婆就得没收，送到贵族家当奴隶。 相比而言，皇太极很文明，他尊重汉族习惯，不乱杀人，讲信用，特别是对汉族前来投奔的官员，那是相当的客气，还经常赏赐财物。 总而言之，他很温和。 温和文明的皇太极，是一个比野蛮挥刀的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 张牙舞爪的人，往往是脆弱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人，是自信的，自信就会温和，温和就会坚定。 无需暴力，无需杀戮，因为温和，才是最高层次的暴力。 在皇太极的政策指引下，后金领地逐渐安定，经济开始发展稳固，而某些在明朝混不下去的人，也开始跑去讨生活，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范文程。 每次说到这个人，我都要呸一口，呸。 呸完了，接着说。 说起汉奸，全国人民就会马上想起吴三桂，但客观地讲，吴三桂当汉奸还算情况所迫，范文程就不同了，他是自动前去投奔，出卖自己同胞的，属于汉奸的最原始，最无耻形态。 他原本是个举人（另说是秀才），因为在大明混得不好，就投了皇太极，在此后几十年的汉奸生涯中，他起了极坏的作用，更讽刺的是，据说他还有个光荣的嫡系祖先——范仲淹。 想当年，范仲淹同志在宋朝艰苦奋斗，抗击西夏，如在天有灵，估计是要改家谱的。不过自古以来，爷爷是好汉，孙子哭着喊着偏要当汉奸的，实在太多，古代有古代的汉奸，现在有现代的汉奸，此所谓汉奸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在范文程的帮助下，皇太极建立了朝廷（完全仿照明朝），开始组建国家机器，进行奴隶制改造，为进入封建社会而努力。 要对付这个可怕的敌人，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在紫禁城里的平台，怀着憧憬和希望，皇帝陛下第一次见到了袁崇焕。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召见，史称平台召对。 他们见面的那一天，是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四日。 顺便说一句，由于本人数学不好，在我以上叙述的所有史实中，日期都是依照原始史料，使用阴历。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阴历七月十四日，是鬼节。 七月十四，鬼门大开，阴风四起。 那天有没有鬼出来我不知道，但当天的这场谈话，确实比较鬼。 谈话开始，崇祯先客套，狠狠地夸奖袁崇焕，把袁督师说得心潮澎湃，此起彼伏，于是，袁督师激动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计五年，全辽可复。” 这句话的意思是，五年时间，我就能恢复辽东，彻底解决皇太极。 这下吹大发了。 百年之后的清朝史官们，在经过时间的磨砺和洗礼后，选出了此时此刻，唯一能够挽救危局的人，并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但这个人不是袁崇焕，而是孙承宗。 翻阅了上千万字的明代史料后，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客观的。 袁崇焕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实施者，一个坚定的战斗执行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制定者。 而从他此后的表现看，他也不是一个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 所有的悲剧，即由此言而起。 崇祯很兴奋，兴奋得连声夸奖袁崇焕，说你只要给我好好干，我也不吝惜赏赐，旁边大臣也猛添柴火，欢呼雀跃，气氛如此热烈，以至于皇帝陛下决定，休会。 但脑袋清醒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兵科给事中许誉卿。 他抱着学习的态度，找到了袁崇焕，向他讨教如何五年平辽。 照许先生的想法，袁督师的计划应该非常严密。 然而袁崇焕的回答只有四个字：聊慰上意！ 翻译过来就是，随口说说，安慰皇上的。 差点拿笔做笔记的许誉卿当时就傻了。 他立刻小声（怕旁边人听见）地对袁崇焕说： “上英明，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 这句话意思是，皇上固然不懂业务，但是比较较真，现在忽悠他，到时候他按日期验收工作，你怎么办？ 袁督师的反应，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怃然自失。 没事，牛吹过了，就往回拉。 于是，当崇祯第二次出场的时候，袁督师就开始提要求了。 首先是钱粮，要求户部支持，武器装备，要求工部支持然后是人事，用兵、选将，吏部、兵部不得干涉，全力支持。 最后是言官，我在外打仗，言官唧唧喳喳难免，不要让他们烦我。 以上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立即。 崇祯是个很认真的人，他马上召集六部尚书，开了现场办公会，逐个落实，保证兑现。 会议就此结束，双方各致问候，散伙。 在这场召对中，崇祯是很真诚的，袁崇焕是很不真诚的，因为当时的辽东局势已成定论，后金连衙门都修起来了，能够守住就算不错，你看崇祯兄才刚二十，又不懂业务，就糊弄他，是很不厚道的。 就这样，袁崇焕胸怀五年平辽的口号，在崇祯期望的目光中，走向了辽东。 可他刚走到半路，就有人告诉他，你不用去了，去了也没兵。 就在他被皇帝召见的十天后，宁远发生了兵变。 兵变的原因，是不发工资。 我曾翻阅过明代户部记录，惊奇地发现，明朝的财政制度，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竟然都没有行政拨款。也就是说，地方办公经费，除老少边穷地区外，朝廷是不管的，自己去挣，挣得多就多花，挣得少就少花，挣不到就滚蛋。 而明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用在了同一个地方——军费。 什么军饷、粮草、衣物，打赢了有赏钱，打输了有补偿，打死了有安家费，再加上个别不地道的人吃空额，扣奖金，几乎每年都不够用。 宁远的情况大致如此，由于财政困难，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发工资。 要知道，拖欠军饷和拖欠工钱是不一样的，不给工资，最多就去法院告你，让你吃官司，不给军饷，就让你吃大刀。 最先吃苦头的，是辽东巡抚毕自肃，兵变发生时，他正在衙门审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绑成了粽子，关进了牢房，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宁远总兵朱梅。 抓起来就一件事，要钱，可惜的是，翻遍巡抚衙门，竟然一文钱没有。 其实毕自肃同志，确实是个很自肃的人，为发饷的事情，几次找户部要钱，讽刺的是，户部尚书的名字叫做毕自严，是他的哥哥，关系铁到这个份上，都没要到钱，可见是真没办法了。 但苦大兵不管这个，干活就得发工钱，不发工钱就干你，毕大人最先遭殃，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关键时刻部下赶到，说你们把他打死也没用，不如把人留着，我去筹钱。 就这样，兵变弄成了绑票，东拼西凑，找来两万银子，当兵的不干，又要闹事，无奈之下，巡抚衙门主动出面，以政府做担保，找人借了五万两银子（要算利息），补了部分工资，这才把人弄出来。 毕自肃确实是个好人，出来后没找打他的人，反而跟自己过不去，觉得闹到这个局势，有很大的领导责任，但他实在太过实诚，为负责任，竟然自杀了。 毕巡抚是个老实人，袁督师就不同了，听说兵变消息，勃然大怒： 竟敢闹事，反了你们了！ 立刻马不停蹄往地方赶，到了宁远，衙门都不进，直接就奔军营。 此时的军营，已彻底失去控制，军官都不敢进，进去就打，闹得不行，袁崇焕进去了，大家都安静了。 所谓闹事，也是有欺软怕硬这一说的。 袁崇焕首先宣读了皇帝的谕令，让大家散会，回营休息，然后他找到几个心腹，只问了一个问题： “谁带头闹的？” 回答： “杨正朝，张思顺。” 那就好办了，先抓这两个。 两个人抓来，袁崇焕又只问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 不过是讨点钱，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想活。 想活可以，当叛徒就行。 很快，在两人的帮助下，袁崇焕找到了参与叛乱的其余十几个乱党，对这些人，就没有问题，也没有政策了，全部杀头。 领头的没有了，自然就不闹了，接下来的，是追究领导责任。 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军部将吴国琦，杀头，其余相关将领，免职的免职，查办的查办，这其中还包括后来把李自成打得满世界乱逃的左良玉。 兵变就此平息，但问题没有解决，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不发工资，玉皇大帝也镇不住。 袁崇焕直接找到崇祯，开口就要八十万。 八十万两白银，折合崇祯时期米价，大致是人民币六亿多。 袁崇焕真敢要，崇祯也真敢给，马上批示户部尚书毕自严，照办。 毕自严回复，不办。 崇祯大发雷霆，毕自严雷打不动，说来说去就一句话，没钱。 毕尚书不怕事，也不怕死，他的弟弟死都没能发出军饷，你袁崇焕算老几？ 事实确实如此，我查了一下，当时明朝每年的收入，大致是四百万两，而明朝一年的军费，竟然是五百万两！如此下去，必定破产。 明朝，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明朝没钱就完蛋，而军费的激增，应归功于努尔哈赤父子这十几年的抢掠带折腾，所谓明亡清兴的必然结局，不过如此。 虽说经济紧张，但崇祯还是满足了袁崇焕的要求，只是打了个折——三十万两。 钱搞定了，接下来是搞人。首先是辽东巡抚，毕巡抚死后，这个位置一直没人坐，袁崇焕说，干脆别派了，撤了这个职务拉倒。 崇祯同意了。 然后袁崇焕又说，登州、莱州两地（归他管）干脆也不要巡抚了，都撤了吧。 崇祯又同意了。 最后袁崇焕还说，为方便调遣，特推荐三人：赵率教、何可纲、祖大寿（他的铁杆），赵率教为山海关总兵，何可纲为宁远总兵，原任总兵满桂、麻登云（非铁杆），另行任用。 崇祯还是同意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请示任用这三个人的时候，袁崇焕曾经说过一句话：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此后的事情证明，这个誓言是比较准的，到期无果，三人互相残杀，他却未能请死。 至此，袁崇焕人也有了，钱也有了，蓟辽之内，已无人可与抗衡。 不，不，还是有一个。 近十年来，历任蓟辽总督，无论是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都没有管过他，也管不了他。 “孤处天涯，为国效命，曲直生死，惟君命是从。” 臣左都督，挂将军印领尚方宝剑，总兵皮岛毛文龙泣血上疏。 决定袁崇焕想杀掉毛文龙。 这个念头啥时候蹦出来的，实在无法考证，反正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杀人动机，只有四个字：看不顺眼。 当然，也有些人说，袁崇焕要杀掉毛文龙，是要为投敌做准备，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新鲜，三百多年前袁崇焕快死那阵，京城里都这么说。 但事实上，这是个相当无聊的讲法，因为根据清朝《满文老档》的记载，毛文龙曾经跟皇太极通过信，说要投敌，连进攻路线都商量好了，要这么说，袁崇焕还算是为国除害了。 鉴于清朝有乱改史料的习惯，再加上毛文龙一贯的表现，其真实性是值得商榷。 袁崇焕之所以决定干掉毛文龙，只是因为毛文龙不太听话。 毛文龙所在的皮岛，位于后金的后方，要传命令过去，要么穿越敌军阵地，要么坐船，如果不是什么惊天剧变，谁也不想费这个事。 躲在岛上，长期没人管，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想听话也听不了，所以不太听话。 更重要的是，毛文龙在皮岛，还是很有点作用的，他位于后金后方，经常派游击队骚扰皇太极，出来弄他一下，又不真打，实在比较恶心。被皇太极视为心腹大患。 但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毛总兵驻守皮岛八年，做得最成功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皮岛也就是个岛，竟然被他做成了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无数的客商蜂拥而至，大大小小的走私船都从他那儿过，收钱就放行，他还参股。 打仗倒也真打，每年都去，就是次数少点——六次，大多数时间，是在岛上列队示威，或者派人去后金那边摸个岗哨，打个闷棍之类。 但总体而言，毛文龙还是不错的，一人孤悬海外，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牵制了皇太极，虽说打仗不太积极，但以他的兵力，能固守就及格了。 鉴于以上原因，历代总督、巡抚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放他过去了。 但袁崇焕是不闭眼的，他的眼里，连粒沙子都不容。 几年前，当他只是个四品宁前道的时候，就敢不经请示杀副总兵，现在的袁督师手握重权，小小的皮岛总兵算老几？ 更恶劣的是，毛文龙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八年多账目不清，还从不接受检查，且虚报战功，也不听招呼，实在是罪大恶极，必须干掉！ 其实毛总兵是有苦衷的，说我捞钱，确是事实，那也是没办法，就这么个荒岛，要不弄点钱，谁跟你干？说我虚报战功，也是事实，但这年头，不打仗的都吹牛，打仗的都虚报，多报点成绩也正常，都照程序走，混个屁啊？ 我曾查阅明代户部资料及相关史料，毛文龙手下的人数，大致在四万多人左右，按户部拨出的军饷，是铁定不够用的，换句话说，毛总兵做生意赚的钱，很多都贴进了军饷，很够意思。 可惜对袁崇焕同志而言，这些都没有意义，在这件事上，他是纯粹的对人不对事。 大难即将临头的毛总兵依然天真无邪，直到他得知了那个消息。 崇祯二年（1629）四月，蓟辽督师袁崇焕下令：凡运往东江之物资船队，必须先开到宁远觉华岛，然后再运往东江。 接到命令后，毛文龙当场晕菜，大呼： “此乃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只是换个地方起运，为什么立死呢？ 因为毛总兵的船队是有猫腻的，不但里面夹杂私货，还要顺道带商船上岛，袁督师改道，就是断了他的财路，只能散伙。 他立即向皇帝上疏，连声诉苦，说自己混不下去了，连哭带吓唬，得到的，却只是皇帝的几个字：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怎么从长，喝西北风？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最不可能帮助他的人帮助了他。 穷得发慌的毛文龙突然收到了十万两军饷，这笔钱是袁崇焕特批的。 拿钱的那一刻，毛文龙终于明白了袁崇焕的用意：拿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 也好，先拿着，到时再慢慢谈。 然而袁崇焕的真实用意是：拿我的钱，就要你的命！ 说起来，毛文龙算是老江湖了，混了好几十年，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要论耍心眼，实在不如袁崇焕。 他做梦也想不到，很久以前，袁督师就打算干掉他。 早在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在京城的时候，曾找到大学士钱龙锡，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 这还不算，杀的方法都想好了： “入其军，斩其帅！” 后来他给皇帝的奏疏上，也明明白白写着： “去年（崇祯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安排已定”，那还谈个屁但谈还是要谈，因为毛总兵手下毕竟还有几万人，占据要地，如果把他咔嚓了，他的部下起来跟自己死磕，那就大大不妙了。 所以袁崇焕决定，先哄哄他。 他先补发了十万两军饷，然后又在毛总兵最困难的时候，送去了许多粮食和慰问品，并写信致问候。 毛文龙终于上当了，他十分感激，终于离开了皮岛老巢，亲自前往宁远，拜会袁崇焕。 机会来了。 在几万重兵的注视下，毛文龙进入了宁远城。 他拜会了袁崇焕，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双方把酒言欢，然后…… 然后他安然无恙地走了。 袁崇焕确实想杀掉毛文龙，但绝不是在宁远。 这个问题，有点脑子的人就能想明白，如果在宁远把他干掉了，他手下那几万人，要么作鸟兽散，要么索性反出去当土匪，或是投敌，到时这烂摊子怎么收？ 所以在临走时，袁崇焕对毛文龙说，过一个月，我要去你的地盘阅兵，到时再叙。 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干掉他。 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的船队抵达双岛。 双岛距离皮岛很近，是毛文龙的防区，五月三十日，毛文龙到达双岛，与袁崇焕会面。 六月初一夜晚，袁崇焕来到毛文龙的营房，和他进行了谈话，双方都很客气，互相勉励，表示时局艰难，要共同努力，渡过难关。 这是两人三次谈话中的第一次。 既然在自己的地盘，自然要威风点，毛文龙带来了三千多士兵，在岛上列队，准备迎接袁崇焕的检阅。 六月初三，列队完毕，袁崇焕上岛，开始检阅。 出乎意料的是，毛文龙显得很紧张，几十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这天可能要出事，所以在整个检阅过程中，他的身边都站满了拿刀的侍卫。 然而袁崇焕显得很轻松，他的护卫不多，却谈笑自若，搞得毛文龙相当不好意思。 或许是袁崇焕的诚意感动了毛文龙，他赶走了护卫，就在当天深夜，来到了袁督师的营帐，和他谈话。 这是他们三次谈话中的第二次。 第二天，和睦的气氛终于到达了顶点，一整天都在吃吃喝喝中度过，夜晚，好戏终于开场。 毛文龙来到袁崇焕的营帐，开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谈话。 一般说来，两人密谈，内容是不会外泄的，好比秦朝赵高和李斯的密谋，要想知道，只能靠猜。 我不在场，也不猜，却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因为袁崇焕告诉了我。 一个月后，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袁崇焕详细记录了在这个杀戮前的夜晚，他和毛文龙所说的每句话。 袁崇焕说： “你在边疆这么久，实在太劳累了，还是你老家杭州西湖好。” 毛文龙说： “我也这么想，只是奴（指后金）尚在。” 袁崇焕说： “会有人来替你的。” 毛文龙说： “此处谁能代得？” 袁崇焕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说： “我此来劳军，你手下兵士每人赏银一两，布一匹，米一石，按人头发放。” 毛文龙说： “我这里有三千五百人，明天就去领赏。” 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后，谈话正式结束。 毛文龙的命运就此结束。 他不知道，这个夜晚的这次谈话，是他最后救命的机会，而所有的秘密，就藏在这份看似毫不起眼的记录里。 现在，让我来翻译一下这份记录： 在谈话的开始，袁崇焕说杭州西湖好，解释：毛文龙你回老家吧，只要你把权力乖乖让出来，可以不杀你。 毛文龙说工作任务重，不能走，解释：我在这儿很舒坦，不想走。 袁崇焕说，可以找人替你，解释：这里不是缺了你不行，大把人可以代替你。 毛文龙说，此处谁代得，解释：都是我的人，谁能替我！ 这算是谈崩了，接下来的，是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尝试。 袁崇焕说，按人头发放赏赐，解释：把你的家底亮出来，到底有多少人，老实交代。 毛文龙说，这里的三千五百人，明天领赏，解释：知道你想查我家底，就是不告诉你！ 谈不拢，杀吧。 六月五日袁崇焕在山上设置了大帐，准备在那里召见毛文龙。 然后他走到路边，等待着毛文龙的到来。 毛文龙列队完毕，准备上山。 袁崇焕拦住了他，说，不用这么多人，带上你的亲信将领就行了。 毛文龙表示同意，带着随从跟着袁崇焕上了山。 在上山的路上，袁崇焕突然停住脚步，对着毛文龙身旁的将校们，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们在边疆为国效力，每月的粮饷只有一斛，实在太辛苦了，请受我一拜！” 袁督师如此客气，大家受宠若惊，纷纷回拜，所以，在一片忙乱之中，许多人都没有听懂他的下一句话： “你们只要为国家效力，今后不用怕无粮饷。” 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你们的毛总兵死了，只要继续干，就有饭吃。 一路走，一路聊，袁崇焕很和气，毛文龙很高兴，气氛很好，直到进入营帐的那一刻。 “毛文龙！本部院与你谈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迟也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欺诳，目中无本部院，国法岂能容你！” 面对袁崇焕严厉的训斥，毛文龙却依旧满脸堆笑——还没反应过来。 太突然了，事情怎么能这样发展呢？ 袁崇焕到底有备而来，毛总兵脑袋还在运算之中，他就抛出了重量级的武器——十二大罪。 这十二大罪包括钱粮不受管辖、冒功、撒泼无礼、走私、干海盗、好色、给魏忠贤立碑、未能收复辽东土地等等。 这十二大罪的提出，证明袁崇焕同志的挖坑功夫，还差得太远。 类似这种材料公文，骂的是人是鬼不要紧，有没有事实也不要紧，贵在找得准，打得狠，比如杨涟参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就是该类型公文的典范。 但袁崇焕给毛文龙栽的这十二条，实在不太高明，所谓冒功、无礼、好色，只要是人就干过，实在摆不上台。而最有趣的，莫过于给魏忠贤立碑，要知道，当年袁巡抚也干过这出，他曾向朝廷上书，建议在宁远给魏忠贤修生祠，可惜由于提早下课，没能实现。 这些都是扯淡，其实说来说去就两个字：办你。 文龙兄尚在晕菜之际，袁督师已经派人脱了他的官服，绑起来了。 绑成粽子的毛文龙终于清醒过来，大喊一声： “文龙无罪！” 敢喊这句话，是有底的，毕竟是自己的地盘，几千人就等在外边，且身为一品武官，总镇总兵，除皇帝外，无人敢杀。 但袁崇焕敢，他敢杀毛文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是袁崇焕，四品文官就敢杀副总兵的袁崇焕。 第二个原因是一件东西，他拿了出来给毛文龙看。 当看到这件东西时，毛文龙终于服软了，这玩意他并不陌生，事实上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件——尚方宝剑。 活到头了。 虽说文龙兄手里也有一把尚方宝剑，可惜那是天启皇帝给的，所谓尚方宝剑，是皇帝的象征，不是死皇帝的象征，人都死了，把死人送给你的宝剑拿出来，吓唬鬼还行，跟现任皇帝的剑死磕，只能是找死了。 手持尚方宝剑的袁崇焕，此刻终于说出了他的心声和名言： “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是朝廷的将首！” 毛文龙明白，今天这关不低头是过不去了，马上开始装孙子： “文龙自知死罪，只求督师恩赦。” 统帅认怂了，属下自然不凑热闹，毛文龙的部将毫无反抗，当即跪倒求饶，只求别把自己搭进去。 其实事情到此为止，教训教训毛文龙，也就凑合了。 然而袁崇焕很执着。 局势尽在掌握，胜利就在眼前，这一切的一切冲昏了他的头脑，让他说出了下面的话： “今日杀了毛文龙，本督师若不能恢复全辽，愿试尚方宝剑偿命！” 这话很准。 然后他面向京城的方向请旨跪拜，将毛文龙拉出营帐，斩首。 辽东的重量级风云人物毛文龙，就此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可惜毛总兵并不知道，他是可以不死的，因为袁崇焕根本就杀不了他，只要他向袁崇焕索要一样东西。 这件东西，就是皇帝的旨意。 在古往今来的戏台、电视剧里，尚方宝剑都是个很牛的东西，扛着到处走，想杀谁就杀谁。 这种观点，基本上是京剧票友的水平，别的朝代且不说，在明朝，所谓尚方宝剑，说起来是代天子执法，但大多数时，也就做个样子，表示皇帝信任我，给我这么个东西，可以狐假虎威一下，算是特别赏赐。 一般情况下，真凭这玩意去砍人的，是少之又少，最多就是砍点中低级别的阿猫阿狗，敢杀朝廷一品大员的，也只有袁崇焕这种二杆子。 换句话说，袁崇焕要干掉毛文龙，必须有皇帝的旨意，问题在于，毛文龙同志当官多年，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他为什么不提出来呢？ 对于这个疑问，我曾百思不得其解，经过仔细分析材料，我才发现，原来毛文龙同志之所以认栽，只是出于一个偶然的误会： 因为当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威胁要杀掉毛文龙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这句话，断送了毛文龙的所有期望。 他说：我五年平辽，全凭法度，今天不杀你，如何惩戒后人？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 这是句相当转悠人的话，特别是最后一句，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 为此——到底为什么？ 所谓为此，就是为了维护纪律，也就是客气客气的话，没有特指，因为皇帝并未下令，用此剑杀死毛文龙。 但在毛文龙听来，为此，就是皇帝发话，让袁同志拿着家伙，今天上岛来砍自己，所以他没有反抗。 换句话说，毛文龙同志之所以束手待毙，是因为他的语法没学好，没搞清主谓宾的指代关系，弄错了行情。 从小混社会，有丰富江湖经验的毛总兵就这么被稀里糊涂地干掉了。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的恶果。 人干掉了，接下来的是擦屁股程序。 首先是安慰大家，我只杀毛文龙，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然后是发钱，袁崇焕随身带着十万两（约六千多万人民币），全都发了，只是这种先杀人，再分钱的方式，实在很像强盗打劫。 而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步，是安抚。 毛文龙手下这几万人，基本都是他的亲信，要保证这些人不跑，也不散伙，袁崇焕很是花了一番心思，先是换了一批将领，安插自己的亲信，然后又任命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当部将，这意思是，我虽然杀了你爹，但那是公事，跟你没有关系，照用你，别再闹事。 几大棒加胡萝卜下去，效果很好，没人闹，也没人反，该干啥还干啥，袁崇焕很高兴。 毛文龙就这么死了，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后果是有的，且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最高兴的是皇太极，他可以放心了，因为毛文龙所控制的区域，除皮岛外，还有金州、旅顺等地区，而毛总兵人品虽不咋样，但才能出众，此人一死，这些地盘就算没人管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攻京城。 而自信的袁督师认定，他的善后工作非常出色，但他不知道的是，在那群被他安抚的毛文龙部下里，有这样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 这三位仁兄就不用多介绍了，都是各类“辫子戏”里的老熟人了，前两位先是造反，折腾明朝，后来又跟着吴三桂造反，折腾清朝，史称“三藩”。 而最后这位孔有德更是个极品，他是清朝仅有的两名汉人封王者之一（另一个是吴三桂），当汉奸能当出这么大成就，实在是因为他的汉奸当得非常彻底。 多年后镇守桂林时，他遇到了明末第一名将李定国，被打得满地找牙，气不过，竟然自焚了，清朝认为这兄弟很够意思，就追认了个王。 这三位仁兄原先都是山东的矿工，觉得挣钱没够，就改行当了海盗，后来转正成了毛文龙的部将，事实证明，这三个人只有毛文龙能镇住，因为两年后，他们就都反了。 事实还证明，他们是很有点水平的，后来当汉奸时很能打仗，为大清的统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再提一句，那位被袁督师提拔的毛文龙之子毛承禄后来也反了，不过运气差点，没当上汉奸，就被剁了。 所谓文龙该死，结果大致如此。 但跟上述结果相比，下面这个才是最为致命的。 到底是朝廷里混过的，杀死毛文龙后，袁崇焕立刻意识到，这事办大了。 所以他立即上书，向皇帝请罪，说这事我办错了，以我的权力，不应该杀死毛文龙，请追究我的责任，等待皇帝处分。 袁崇焕认识错误的态度很诚恳，方法却不对，如果要追究责任，处分、撤职、充军都是不够的，唯一能够摆平此事的方法，就是杀人偿命。 大结局 第七章 杀人 第七章 杀人 在明朝，杀一个人很难吗？ 答案是不难，拍黑砖、打闷棍、路上遇到劫道的，手脚利落的，也就一根烟功夫。 但要合法地杀掉一个人，很难。 因为大明是法制社会，彻头彻尾的法制社会。 这绝不是开玩笑，只要熟读以下攻略，就算你在明朝犯了死罪，要想不死，也是可能的。 比如你在明朝犯了法（杀了人），就要定罪，运气要是不好，定了个死罪，就要杀头。 但暂时别慌，只要你没干造反之类的特种行当，不会马上被推出去杀掉，一般都是秋后处决。 有人会问，秋后处决不一样是处决吗？不过是多活两天而已。 确实是多活了，但只要你方式得当，就不只是多活两天，事实上，据记载，最高记录是二十多年。 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要处决一个人，必须经过复核，而在明朝，复核的人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最高法院大理寺，甚至不是刑部部长。 唯一拥有复核权的人，是皇帝。 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你在哪里犯罪，市区、县城乃至边远山区，无论你犯的是什么罪，杀人、放火或是砸人家窗户，且无论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是王侯将相，只要你犯了死罪，除特殊情况外，都得层层报批，县城报省城，省城报刑部，刑部报皇帝，皇帝批准，才能把你干掉。 自古以来，人命关天。 批准的方式是打勾，每年刑部的官员，会把判刑定罪的人写成名单，让皇帝去勾，勾一个杀一个。 但问题是，如果你的名字在名单上，无非也就让皇帝大人受累勾一笔，秋后就拉出去砍了，怎么可能活二十多年不死呢？ 不死攻略一： 死缓二十多年的奇迹，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独特习惯，要知道，皇帝大人在勾人的时候，并不是全勾，每张纸上，他只勾一部分，经常会留几个。 此即所谓君临天下，慈悲为怀，皇帝大人是神龙转世，犯不着跟你们平头百姓计较，少杀几个没关系。 但要把你的性命寄托在皇帝大人打勾上，实在太悬，万一那天他心情欠佳，全勾了，你也没辙。 所以要保证活下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 不死攻略二： 相对而言，攻略二的生存机率要高得多，当然，成本也高得多。 攻略二同样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习惯——日理万机。 要打通攻略二，靠运气是没戏的，你必须买通一个人，但这个人不是地方官员（能买通早就买了），也不是刑部（人太多，你买不起），更加不是皇帝（你试试看）。 而是太监。 皇帝大人从来不清理办公桌，也不整理公文的，每次死刑名单送上来，都是往桌上一放，打完勾再换一张，毕竟我国幅员辽阔，犯罪分子一点不缺，动不动几十张勾决名单，今天勾不完，放在桌上等着明天批。 但是皇帝们绝不会想到，明天勾的那张名单，并不是今天眼前的这张。 玄机就在这里，既然皇帝只管打勾，名字太多，又记不住，索性就把下面名单挪到上面去，让没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先死，等过段时间，看着关系户的那张名单又上来了，就再往下放，周而复始，皇帝不批，就不能杀，就在牢里住着，反正管吃管住，每年全家人进牢过个年，吃顿团圆饭，不亦乐乎。 而能干这件事的，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而且这事没啥风险，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又没拿走，皇帝发现也没话说。 但这件事也不容易，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大都是司礼监，能混到司礼监的，都不是凡人，很难攀上关系，且收费也很贵，就算买通了，万一哪天他忘了，或是下去了，该杀还是得杀。 无论费多大功夫，能保住命，还是值得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攻略不适用于某些特殊人物，比如崇祯，工作干劲极大，喜欢打勾，一勾全勾完，且记性极好，又比较讨厌太监，遇到这种皇帝，就别再指望了。 综上所述，在明代，要干掉一个人，是很难的。 之所以说这么多，得出这个结论，只是要告诉你，袁崇焕的行为，有多么严重。 杀个老百姓，都要皇帝复核，握有重兵，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毛文龙，就这么被袁崇焕杀了，连个报告都没有。 仅此一条，即可处死袁崇焕。 更重要的是，此时已有传言，说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这种说法是比较扯的，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他要投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 事情闹到这步，只能说他实在太有个性了。 在朝廷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 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 崇祯二年（1629）六月十八日，崇祯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没有防卫过当，加以奖励。 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 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想的。 按照史料的说法，听说此事后，崇祯“惊惶不已”。 惊惶是肯定的，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收拾残局，结果这人一上来，啥都没整，就先干掉了帮自己撑了八年的毛总兵，脑袋进水了不成？ 但崇祯同志不愧为政治家，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装了孙子：人你杀了，就是骂你，他也活不了，索性骂他几句，说他死得该再吐上几口唾沫，没问题。 袁崇焕非常高兴，杀人还杀出好了，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但他并不清楚，他可以越权，可以妄为，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名字，叫做办事。 要当督师，可以，要取消巡抚，可以，辽东你说了算，可以，杀掉毛文龙，也可以，但前提条件是，你得办事，五年平辽，只要平了，什么都好办，平不了嘛，就办你。 袁崇焕很清楚这点，但毕竟还有五年，鬼知道五年后什么样，慢慢来。 但两个月后，一个人的一次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顺便说一句，这人不是故意的。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准备进攻。 虽然之前曾被袁崇焕暴打一顿，狼狈而归，但现实是严峻的，上次抢回来的东西，都用得差不多，又没有再生产能力，不抢不行啊。 可问题是，关宁防线实在太硬，连他爹算在内，都去了两次了，连块砖头都没能敲回来。 皇太极进攻的消息，袁崇焕听到过风声，一点不慌。 北京，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把这道口子一堵，鬼都进不来，所以袁崇焕很安心。 关卡是死的，人是活的。 冥思苦想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不通过关宁防线。 中国这么大，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飞不了，却可以绕路。 辽东没法走，那就绕吧，绕到蒙古，从那儿进去，没辙了吧。 就这样，皇太极率十万军队（包括蒙古部落），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 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率军以不怕跑路的精神，跑了半个多月，从辽东跑到辽西，再到蒙古。 蒙古边界没有坚城，没有大炮，皇太极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在地图上画个半圆后，于十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 遵化位于北京西北面，距离仅两百多公里，一旦失守，北京将无险可守。 袁崇焕终于清醒了，但大错已经酿成，当务之急，是派人挡住皇太极。 估计是欺负皇太极上了瘾，袁崇焕没有亲自上阵，他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赵率教。 皇太极同志带了十万人，全部家当，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抢东西，竟然只派个手下，率这么点人（估计不到一万）来挡，太瞧不起人了。 赵率教不愧名将之名，得令后率军连赶三天三夜，于十一月三日到达遵化，很不容易。 十一月四日，出去打了一仗，死了。 对于赵率教的死，许多史料上说，他是被冷箭射死，部下由于失去指挥，导致崩溃，全军覆没。 但我认为赵率教死不死，不是概率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就那么点人，要对抗十万大军，就算手下全变成赵率教，估计也挡不住。 赵率教阵亡，十一月五日，遵化失陷。 占领遵化后，后金军按照惯例，火光冲天，鬼哭狼嚎，再讲一下，不知是为了留个纪念，还是觉得风水好，清军入关后，把遵化当成了清朝皇帝的坟地，包括所谓“千古一帝”的康熙、乾隆以及“名垂青史”的慈禧太后，都埋在这里。 几具有名的尸体躺在无数具无名的尸体上，所谓之霸业，如此而已。 最后说几句，到了民国时期，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又跑到遵化，挖了清朝的祖坟，据说把乾隆、慈禧等一干伟大人物的尸体乱踩一通，着实是死不瞑目。当然，由于此事干得不地道，除个别人（冯玉祥） 说他是革命行为外，大家都骂，又当然，骂归骂，从坟里掏出来的宝贝，什么乾隆的宝剑，慈禧的玉枕头（据说是蒋介石拿了），还是收归收。 几百年折腾来，折腾去，也就那么回事。 但遵化怎么样，对当时的袁崇焕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十一月五日，得知消息的袁督师明白，必须出马了。随即亲率大军，前去迎战皇太极。 十一月十日，当他到达京城近郊，刚松口气的时候，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原任兵部尚书王洽被捕了，而接替的他的人，是孙承宗。 王洽刚上任不久就下台，实在是运气太差，突然遇上这么一出，打也打不过，守也守不住，只好撤职，一般说来，老板开除员工，也就罢了，但崇祯老板比较牛，撤职之后又把他给砍了。 关键时刻，崇祯决定，请孙承宗出马，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 在这场史称“己巳之变”的战争中，这是崇祯做出的最英明，也是唯一英明的决定。 此时的袁崇焕已经到达遵化附近的蓟州，等待着皇太极的到来，因为根据后金军之前的动向看，这里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皇太极绕开蓟州，继续朝京城挺进。 情况万分紧急，因为从种种迹象看，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京城。 但袁崇焕不这么看，他始终认为，皇太极就是个抢劫的，兜圈子也好，绕路也罢，抢一把就走，京城并无危险。 其实孙承宗也这样认为，但毕竟是十万人的抢劫团伙，所以他立即下令，袁崇焕应立即率部，赶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带布防，阻击皇太极。 到此为止，事情都很正常。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很不正常。 袁崇焕知道了孙承宗的部署，却并未执行，当年的学生，今天的袁督师，已无需服从老师的意见。 他召集军队，开始了一种极为诡异的行动方式。 十一月十一日，袁崇焕率军对皇太极发动追击，说错了，是只追不击。 皇太极绕过蓟州，开始北京近郊旅游，三河、香河、顺义一路过去，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袁崇焕一直跟着他，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就这样，袁崇焕几万人，皇太极十万人，共十多万人在北京周围转悠，从十一日到十五日，五天一仗没打。 袁崇焕在这五天里的表现，是有争议的，争议了几百年，到今天都没消停。 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他到底想干什么？ 大敌当前，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为什么？ 当时人民群众的看法比较一致：袁崇焕是叛徒。 不攻也不守，跟着人家兜圈子，不是叛徒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这五天里没闲着，四处抢劫，抢了又没人做主，郊区居民异常愤怒，都骂袁崇焕。 朝廷的许多高级官员也很愤怒，也骂袁崇焕，因为他们也被抢了（北京城市土地紧张，园林别墅都在郊区） 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叛徒的名头算是背定了。 所以每当翻阅这段史料时，我总会寻找一样东西——动机。 叛徒是不对的，要叛变不用等到今天，他手下的关宁军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将领全都是他的人，只要学习吴三桂同志，把关一交，事情就算结了。 失误也不对，凭他的智商和水平，跟着敌人兜圈之类的蠢事，也还干不出来。 所以我很费解，费解他的举动为何如此奇怪，直到我想起了三年前他对熊廷弼说过的四个字，才终于恍然大悟。 “主守，后战” 致命漏洞 袁崇焕很清楚，以战斗力而言，如果与后金军野战，就算是最精锐的关宁铁骑，也只能略占上风，要想彻底击败皇太极，必须用老方法：凭坚城，用大炮。 而这里，唯一的坚城，就是北京。 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故意示弱，引诱皇太极前往北京，然后以京城为依托，发动反击。 鉴于袁崇焕同志已经死了，也没时间告诉我他的想法，但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切。 十一月十六日，当皇太极终于掉头，冲向北京时，袁崇焕当即下令，向北京进发。 袁崇焕坚信，到达京城之时，即是胜利到来之日。 但事实上，命令下发的那天，他的死期已然注定。 因为在计划中，他忽视了一个十分不起眼，却又至关重要的漏洞。 一直以来，袁崇焕的固定战法都是坚守城池，杀伤敌军，待敌疲惫再奋勇出击，从宁远到锦州，屡试不爽。 所以这次也一样，将敌军引至城下，诱其攻坚，待其受挫后，全力进攻，可获全胜。 很完美，很高明，如此完美高明的计划，大明最伟大的战略家，城里的孙承宗先生竟然没想到。 孙承宗想到了。 他坚持在北京外围迎敌，不想诱敌深入，不想大获全胜，并不是他愚蠢，而是因为他不但知道袁崇焕的计划，还知道这个计划的致命漏洞。这个漏洞，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里是北京。 无论理论还是实战，这个计划都无懈可击，之前宁远的胜利已经证明，它是行得通的。 但是这一次，它注定会失败，因为这里是北京。 宁远也好，锦州也罢，都是小城市，里面当兵的比老百姓还多，且位居前线，都是袁督师说了算，让守就守，让撤就撤，不用讨论，不用测评。 但在京城里，说话算数的人只有一个，且绝不会是袁崇焕。 袁督师这辈子什么都懂，就是不懂政治，皇上坐在京城里，看着敌军跑来跑去，就在眼皮子底下转悠，觉都睡不好，把你叫来护驾，结果你也跑来跑去，就是不动手，把皇帝当猴耍，现在连招呼也没打，就突然冲到北京城下，到底想干什么？！ 洞悉这一切的人，只有孙承宗。 所以谦虚的老师设置了那个无比保守，却也是唯一可行的计划。 然而骄傲的学生拒绝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老师。 就在袁崇焕率军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孙承宗派出了使者。 这位使者前往袁崇焕的军营，只说了一段话：皇上十分赏识你，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杀掉了毛文龙，现在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尽力为国效力，若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在史料上，这段话是使者说的，但很明显，这是一个老师，对他学生的最后告诫。 孙承宗的判断一如既往，很准。 袁崇焕到北京的那一天，是十一月十七日，很巧，他刚到不久，另一个人就到了——皇太极。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我曾查过当时的布阵方位，皇太极的军队在北城，而袁崇焕在南城的广渠门，虽说比较远，但你刚来，人家就到，实在太像带路的，要人民群众不怀疑你，实在很难。 更重要的是，明朝有规定，边防军队，未经皇帝允许，不得驻扎于北京城下。但袁崇焕同志实在很有想法，谁都没请示，就到了南城。 到这份上，如果还不怀疑袁崇焕，就不算正常了。 京城里大多数人很正常，所以上到朝廷，下到卖菜的，全都认定，袁崇焕有问题。 唯一不正常的，是崇祯。 他没有骂袁崇焕，只是下令袁崇焕进城，他要亲自召见。 召见的地点是平台，一年前，袁崇焕在这里，得到了一切。现在，他将在这里，失去一切。 其实袁崇焕本人是有思想准备的，一年过去，寸土未复不说，还让皇太极打到了城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皇帝召见，大事不妙。 如果是叛徒，是不会去的，然而他不是叛徒，所以他去了。 跟他一起进去的，还有三个人，分别是总兵满桂、黑云龙、祖大寿。 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而满桂跟袁崇焕有矛盾，黑云龙是他的部下。 此前我曾一度纳闷，见袁崇焕，为什么要拉这三个人进去，后来才明白，其中大有奥妙。 袁崇焕的政治感觉相当好，预感今天要挨整，所以进去时脱掉了官服，穿着布衣，戴黑帽子以示低调。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崇祯没有发火，没有训斥，只是做了一个动作： 他解下了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到了袁崇焕的身上。 袁督师目瞪口呆。 一年多啥也没干，敌人都打到城下了，竟然还这么客气，实在太够意思了。 在以往众多的史料中，对崇祯同志都有个统一的评价：急躁。 然而这件事情充分证明，崇祯，是一个成熟、卓越的政治家。 一年前开会，要钱给钱，要粮给粮，看谁顺眼就提谁（比如祖大寿），看谁不顺眼就换谁（比如满桂），无所谓，只要把活干好。 一年了，寸土未复，干掉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皇太极来了，也不玩命打，跟他在城边兜圈子，严重违反治安规定，擅自带兵进驻城下，还是那句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正常人，就要解决袁崇焕了。 崇祯不是正常人，他是皇帝，一个有着非凡忍耐力，和政治判断的皇帝。 以他的脾气，换在以往，早就把袁崇焕给剁了，现在情况紧急，必须装孙子。 所以自打袁崇焕进来，他一直都很客气，除了脱衣服，就是说好话，你如何辛苦，如何忠心，我如何高兴等。 其实千言万语就一句话：你的工作干得很不好，我很不高兴，但是现在不能收拾你。 到这个份上，还能如此克制，实在难得，如果要给崇祯同志的表现打分的话，应该是十分。 而袁崇焕同志之后的表现，应该是负分。 说的事情没有做到，做的事情不应该做，又让皇帝大人吃那么多苦头，却得到了这样的嘉奖，袁崇焕受宠若惊。 所谓受宠若惊，是受宠后自己吃惊，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别人吃惊。 在感谢皇帝大人的恩典后，袁崇焕开始了一场让无数人匪夷所思许多年的演说： 他首先描述了敌情，按照他的说法，敌军异常强大，且倾尽全力，准备拿下北京，把皇帝陛下赶出去，连继位的日子都定好了，很难抵挡。 这段话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且是故意的胡说，皇帝大人不懂业务，或许还会乱想，袁崇焕是专业人士，明知皇太极是穷的没办法，才来抢一把的，抢完了人家即回去了，竟然还要蒙领导，实在太不像话了。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 袁崇焕的这一表现，被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人认定，他是跟皇太极勾结的叛徒。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太可能的，所谓勾结，总得有个理由，换句话说，有个价钱，但问题是，当年皇太极同志，可是很穷的。 要知道，皇太极之所以来抢，是因为家里没钱，没钱，怎么跟人勾结呢？ 虽说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程之类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实上，也都并非什么大人物，比如李永芳，只是个地区总兵，而且就这么个小人物，努尔哈赤同志都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额驸）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才算把他套住。 范文程更不用说，大明混不下去，到后金混饭吃的，只是一个举人而已，皇太极都给个大学士，让他当主力参谋。 李永芳投降的时候，是地区副总兵，四品武官，努尔哈赤就搭进去一个孙女，按照这个标准，如果要买通明代最大地方官，总管辽东、天津、登州、莱州、蓟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估计他就算把女儿、孙女全部打包送过去，估计也是白搭。 至于分地盘，就更不用说了，皇太极手里的地方，也就那么大，要分都拿不出手，谁跟你干？ 当然，如果你非要较真，说他们俩一见如故，不要钱和地盘，老子也豁出去跟你干，我也没办法。 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要袁崇焕智商正常，是不会当叛徒的。 他糊弄皇帝的唯一原因，是两个字——心虚。 没法不心虚，跟皇帝吹了牛，说五年平辽，不到一年，人家就带兵来平你了，之前干掉了毛总兵，在北京城下又跟人兜圈，不经许可冲到城下，这事干得实在太糙。 不把敌人说得狠点，不把任务描述得艰巨点，怎么混过去？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糊弄，就糊弄过了。 皇帝当场傻眼不说，大臣们都吓得不行，户部尚书毕自严的舌头伸了出来，半天都没收回去。 客观地讲，袁督师干了一件相当缺德的事，但精彩的表演还没完，等大家惊讶完后，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始终认为，这句话让他最终送了命。 “我的士兵连日征战，希望能够进城修整。” 没救了。 在明朝，边防军队未经许可进驻城下，基本就算造反，竟然还要兵马入城休息，实在太嚣张了。 当然，这个要求是有前科的，之前不久，满桂在城外与后金军大战，中途曾经进入德胜门瓮城休息，按袁崇焕的想法，他的地位比满桂高，满桂能进瓮城，他也能进。 举动如此可疑，大家本来就猜忌你，还要带兵入城，辽东人参吃多了。 所以崇祯立即做出了答复：不行。 袁督师倒也不依不饶：那我自己进城。 答复：不行。 会议就此结束。 这一天是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三日，根据种种迹象显示，崇祯判定，袁崇焕不可再用。 但除掉此人，还需要时间，至少七天。 幕后人物袁崇焕的宿命已经注定。 但他的悲剧，不在于他最后被杀，而是他直到被杀，也不知道为什么。 事实上，致他于死地的那几条罪状里，有一条是很滑稽的。 这条滑稽的罪状，来源于三天前的一次偶然事件。 三天前，是十一月二十日。 在这一天，皇太极率军发动了进攻。 这是自于谦保卫战后，京城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斗，皇太极以南北对进战术，分别进攻北城的德胜门和南城的广渠门。 为保证不白来，皇太极下了血本，北路军五万余人，由他亲率，随同攻击的包括大贝勒代善，济尔哈朗等，而守卫北城的，是满桂。 南路军也不白给，共四万人，三贝勒莽古尔泰带队，还包括后来辫子戏里的主要角色多尔衮、多铎，守在这里的，就是袁崇焕。 战斗同时开始。 袁崇焕率所部九千余人，在城外列阵迎敌。 莽古尔泰虽然比较蠢，但算术还是会的，四万对九千，往前冲就是了。 但战术还是要讲的，他先率军先冲袁崇焕的左翼，冲不动，退了。 过了一会，又率军冲击明军右翼，还是冲不动，又退了。 估计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第三次，他率领全部主力，直接扑袁崇焕。 后果很严重。 袁崇焕带来的，是明军最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 而且据某些史料讲，包括祖大寿、吴襄在内的一干猛人，都在这支部队里。 几乎就在莽古尔泰冲锋的同时，袁崇焕发动了反冲锋。 此战无需介绍战术，因为基本没有战术，双方骑兵对冲，谁更能砍，谁就能赢。 战斗过程极其惨烈，四小贝勒之一的阿济格的坐骑被射死，他身中数箭，差点当场完蛋，莽古尔泰本人被击伤。 袁崇焕也很悬，为鼓励士兵，他亲自上阵参加冲锋，据史书记载，他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身中数箭，竟然毫发无伤，有如神助。 同样身中数箭，阿济格被射得奄奄一息，袁督师还能继续奋斗，秘诀在于四个字——“重甲难透”。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袁督师身上的盔甲厚，箭射到他身上，一点事都没有。 在关宁铁骑的攻击下，后金军开始败退。 但八旗军的战斗力相当强悍，加上莽古尔泰脑子不好用，还有几把力气，再次集结部队，发动了第二次冲锋。 死磕的力量是很大的，袁督师的中军被冲散，他在乱军之中被人围攻，差点被剁，还在部下反应快，帮他格了几刀（格之获免），才从鬼门关爬出来。 稳住阵脚后，关宁军开始反击，然后又是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一直折腾了八个钟头，直到晚上六点，莽古尔泰终于支持不住，败退，没来得及跑的，都被赶进了护城河。 广渠门之战结束，后金累计伤亡一千余人，明军大胜。 南城胜利之际，北城的满桂正在苦苦支撑。 进攻德胜门的军队，包括皇太极的亲军主力，战斗力非常强，满桂先派部将迎战，没一会就被打回来，关键时刻，满桂同志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斗志，亲自上阵，并指挥城头炮兵开炮支援。 在他的光辉榜样映照下，城下明军勇猛作战，城上明军勇猛开炮，后金军死伤惨重，但不知城头上的哪位仁兄，点炮的时候太过勇猛，一哆嗦偏了准头，一炮直奔满桂同志，当场就把他撂倒，遍体负伤，还在捡了条命，被人护着回去养伤了。 主帅虽然撤走，但在大炮的掩护下，明军依然奋战不已，付出重大伤亡后，皇太极被迫撤退，德胜门之战就此结束。 这一天对袁崇焕而言，是很光荣的，他凭借自己的精兵良将，在京城打败了实力强劲的八旗军。 更重要的是，同一天出战的满桂，是他的死敌，当着皇帝的面，一个打出去，一个抬回来，实在很有面子。 可是他想不到，满桂同志的这笔帐，最终会算到他的身上，因为在那天战役结束时，一个流言开始在京城流传： 开炮打伤满桂的，就是袁崇焕。 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满桂在德胜门作战，而袁崇焕在广渠门，今天在北京，要跑个来回，估计都要一个钟头，无论如何，袁崇焕都是过不去的。 但袁督师背这个黑锅，也不是全无道理，他跟满桂从宁远就开始干仗，后来硬把满总兵挤回关内，从来就不待见这人，现在满桂受伤了，算在他头上也不奇怪。 从毛文龙开始，到满桂，再到崇祯，袁崇焕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虽然他自己并不知晓。 袁崇焕，广西藤县人，自“蛮夷之地”而起，奋发读书，然资质平平，四次落第，以三甲侥幸登科，后赴辽东，得孙承宗赏识，于辽东溃败之时，以独军守孤城，屹然不倒，先后击溃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护卫辽东。 后受阉党所迫离职，蒙崇祯器重再起，然性格跋扈，调离满桂，安插亲信，以尚方宝剑杀毛文龙，奉调守京，不顾大局，擅自驻防于城下，致京郊怨声四起，后不惜性命，与皇太极苦战，大破敌军，不顾生死，身先士卒。 我想，差不多了。 最终命运揭晓之前，袁崇焕的表现大致如此。 他并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经过努力和奋斗，还有难得的机遇（比如孙承宗），才最终站上历史的舞台。 他并不完美，不守规章，不讲原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私心很重，听话的就提，不听话的就整（或杀）。 而某些所谓“专家”的所谓“力挽狂澜”，基本就是扯淡，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社科院明史学会的例会上，跟很多专家讨论过多次，客观地讲，以他的战略眼光（跟着皇太极绕京城跑圈）和实际表现（擅杀毛文龙），守城出战确属上乘，让他继续镇守辽东，还能闹出什么事来也难说，所谓挽救危局，随便讲几句吧。 袁崇焕绝不是叛徒，也绝不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存在与否，并不能决定明朝的兴衰成败。换句话说，以他的才能，无论怎么折腾，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对于这个悲剧性的结论，我不知道袁崇焕是否知道，他的一生丰富多彩，困守孤城，决死拼杀、遭人排挤、纵横驰骋、身处绝境，人家遇不上的事，他大都遇上了。 但无论何时、何地，得意、失意，他一直在努力，他坚信，自己的努力终将改变一切。 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七日，京城九门换防，一切准备就绪。 最终的结局已经注定，无需改变，也无法改变…… 就在这天，坚定的袁崇焕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战——左安门之战。 袁崇焕列队于城外。 因为不能入城，只能背城布阵，背对着冰冷的墙砖，在京城凛冽的寒风中，他面对皇太极，展开了波澜壮阔人生的最后一幕。 后金军用潮水般的进攻，证明了自己还想进北京抢一把的美好愿景，但关宁铁骑用倒在他们面前的无数尸体证明，你们不行。 双方在左安门外持续激战，经过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拉锯，皇太极终于支持不住，再次败退。左安门之战，以明军获胜告终。 结束了，都结束了。 一个将军最好的归宿，就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巴顿。我原先认为，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吃饱了撑的外加精神失常，现在我明白了，他是对的。 大结局 第八章 坚持到底的人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一日，袁崇焕得到指示，皇帝召见立即进城。 召见的理由是议饷，换句话说就是发工资。 命令还说，部将祖大寿一同觐见。 从古到今，领工资这种事都是跑着去的，袁崇焕二话不说，马上往城里跑，所以他忽略了如下问题：既然是议饷，为什么要拉上祖大寿？ 跑到城下，却没人迎接，也不给开城门，等了半天，丢下来个筐子，让袁督师蹲进去，拉上来。 这种入城法虽说比较寒掺，但好歹是进去了，在城内守军的指引下，他来到了平台。 满桂和黑云龙也来了，正等待着他。 在这个曾带给他无比荣誉和光辉的地方，他第三次见到了崇祯。 第一次来，崇祯很客气，对他言听计从，说什么是什么，要什么给什么。第二次来，还是很客气，十一月份了，城头风大（我曾试过），二话不说就脱衣服，很够意思。 第三次来，崇祯很直接，他看着袁崇焕，以低沉的声音，问了他三个问题： 一、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二、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 三、你为什么要打伤满桂。 袁崇焕没有回答。 对于他的这一反应，许多史书上说，是没能反应过来，所以没说话。 事实上，他就算反应过来，也很难回答。 比如毛文龙同志，实在是不听话外加不顺眼，才剁了的，要跟崇祯明说，估计是不行的。再比如敌军为何长驱直入，这就说来话长了，最好拿张地图来，画几笔，解释一下战术构思，最后再顺便介绍自己的作战特点。 至于最后满桂问题，对袁督师而言，是很有点无厘头的，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这事。 总而言之，这三个问题下来，袁督师就傻了。 对于袁督师的沉默，崇祯更为愤怒，他当即命令满桂脱下衣服，展示伤疤。 其实袁崇焕是比较莫名其妙的，说得好好的，你脱衣服干嘛？又不是我打的，关我屁事。 但崇祯就不这么想了，袁崇焕不出声，他就当是默认了，随即下令，脱去袁崇焕的官服，投入大牢。 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很惊讶的举动，虽然有些人已经知道，崇祯今天要整袁崇焕，但万万没想到，这哥们竟然玩大了，当场就把人给拿下，更重要的是，袁崇焕手握兵权，是城外明军总指挥，敌人还在城外呢，你把他办了，谁来指挥？ 所以内阁大学士成基命、户部尚书毕自严马上提出反对，说了一堆话：大致意思是，敌人还在，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但崇祯实在是个四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物，老子抓了就不放，袁崇焕军由祖大寿率领，明军总指挥由满桂担任，就这么定了！ 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两次平台召见，除袁崇焕外，还要叫上满桂、黑云龙和祖大寿。 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只要他在场，就不怕袁军哗变，而满桂是袁崇焕的死敌，抓了袁崇焕，可以马上接班，如此心计，令人胆寒。 综观崇祯的表现，断言如下：但凡说他蠢的，真蠢。 但这个滴水不漏的安排，还是漏水。 袁崇焕被抓的时候，祖大寿看上去并不吃惊。 他没有大声喧哗，也没有高调抗议，甚至连句话都没说。毕竟抓了袁崇焕后，崇祯就马上发了话，此事与其他人无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但史书依然记下了他的反常举动——发抖，出门的时候迈错步等等。 对于这一迹象，大家都认为很正常——领导被抓了，抖几抖没什么。 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其中的玄妙。 这个人叫余大成，时任兵部职方司郎中。 祖大寿刚走，他就找到了兵部尚书梁廷栋，对他说： “敌军兵临城下，辽军若无主帅，必有大乱！” 梁廷栋毫不在意： “有祖大寿在，断不至此！” 余大成答： “作乱者必是此人！” 梁廷栋没搭理余大成，回头进了内阁。 在梁部长看来，余大成说了个笑话，于是，他就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同在内阁里的大学士周延儒。 这个笑话讲给一般人听，也就是笑一笑，但周大学士不是一般人。 周延儒，字玉绳，常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周延儒同志的名气，是很大的，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翻明史的时候，曾专门去翻他的列传，没有翻到，后几经查找才发现，这位仁兄被归入了特别列传——奸臣传。 奸臣还不好说，奸是肯定的，此人天资聪明，所谓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那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他是那一年的状元，不但考试第一，连面试（殿试）也第一。 听到这句话，嗅觉敏锐的周延儒立即起身，问： “余大成在哪里？” 余大成找来了，接着问： “你认为祖大寿会反吗？” 余大成回答： “必反。” “几天？” “三天之内。” 周延儒立即指示梁廷栋，密切注意辽军动向，异常立即报告。 第一天，十二月二日，无事。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无事。 第三天，十二月四日，出事。 祖大寿未经批示，于当日凌晨率领辽军撤离北京，他没有投敌，临走时留下话，说要回宁远。 回宁远，也就是反了，皇帝十分震惊，关宁铁骑是精锐主力，敌人还在，要都跑了，摊子怎么收拾？ 周延儒很镇定，他立即叫来了余大成，带他去见皇帝谈话。 皇帝问：祖大寿率军出走，怎么办？ 余大成答：袁崇焕被抓，祖大寿心中畏惧，不会投敌。 皇帝再问：怎么让他回来？ 余大成答：只有一件东西，能把他拉回来。 这件东西，就是袁崇焕的手谕。 好办，马上派人去牢里，找袁督师写信。 袁督师不写。 可以理解，被人当场把官服收了，关进了号子，有意见难免，加上袁督师本非善男信女，任你说，就不写。 急眼了，内阁大学士，外加六部尚书，搞了个探监团，全跑到监狱去，轮流劝说，口水乱飞，袁督师还是不肯，还说出了不肯的理由： “我不是不写，只是写了没用，祖大寿听我的话，是因为我是督师，现我已入狱，他必定不肯就范。” 这话糊弄崇祯还行，余大成是懂业务的：什么你是督师，他才听你的话，那崇祯还是皇上呢，他不也跑了吗？ 但这话说破，就没意思了，所以余大成同志换了个讲法，先捧了捧袁崇焕，然后从民族大义方面，对袁崇焕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说到最后，袁督师欣然拍板，马上就写。 拿到信后，崇祯即刻派人，没日没夜地去追，但祖大寿实在跑得太快，追上的时候，人都到锦州了。 事实证明，袁督师就算改行去卖油条，说话也是算数的，祖大寿看见书信（还没见人），就当即大哭失声，二话不说就带领部队回了北京。 局势暂时稳定，一天后，再度逆转。 十二月十七日，皇太极再度发起攻击。 这次他选择的目标，是永定门。 估计是转了一圈，没抢到多少实在玩意，所以皇太极决定，玩一把大的，他集结了所有兵力，猛攻永定门。 明军于城下列阵，由满桂指挥，总兵力约四万，迎战后金。 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古代游牧民族在玩命方面，有优越性。 经过整日激战，明军付出重大伤亡，主将满桂战死，但后金军也损失惨重，未能攻破城门，全军撤退。 四年前，籍籍无名的四品文官袁崇焕，站在那座叫宁远的孤城里，面对着只知道攒钱的满桂、当过逃兵的赵率教、消极怠工的祖大寿，说： ““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在绝境之中，他们始终相信，坚定的信念，必将战胜强大的敌人。 之后，他们战胜了努尔哈赤，战胜了皇太极，再之后，是反目、排挤、阵亡、定罪、叛逃。 赵率教死了，袁崇焕坐牢了，满桂指认袁崇焕后，也死了，祖大寿终将走上那条不归之路。 共患难者，不可共安乐，世上的事情，大致都是如此吧。 密谋永定门之战后，一直没捞到硬货的皇太极终于退兵了——不是真退。 他派兵占据了遵化、滦城、永平、迁安，并指派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镇守，以此为据点，等待时机再次发动进攻。 战局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虽然外地勤王的军队已达二十多万，鉴于满桂这样的猛人也战死了，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朝廷跟关外已基本失去联系，辽东如何，山海关如何，鬼才知道，京城人心惶惶，形势极度危险。 然后，真正的拯救者出现了。 半个月前，草民孙承宗受召进入京城，皇帝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学士，这是上级对你的信任。 然后皇帝又说，既然你是孙大学士了，现在出发去通州，敌人马上到。 对于这种平时不待见，临时拉来背锅的欠揍行为，孙承宗没多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义务。 但要说上级一点不支持，也不对，孙草民进京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人，他去通州迎敌的时候，朝廷还是给了孙大学士一些人。 一些人的数量是，二十七个。 孙大学士就带着二十七个人，从京城冲了出来，前往通州。 当时的通州已经是前线了，后金军到处劫掠，杀人放火兼干车匪路霸，孙大学士路上就干了好几仗，还死了五个人，到达通州的时候，只剩二十二个。 通州是有兵的，但不到一万人，且人心惶惶，总兵杨国栋本来打算跑路了，孙承宗把他拉住，硬拽上城楼，巡视一周，说明白不走，才把大家稳住。 通州稳定后，作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开始协调各路军队，组织作战。 以级别而言，孙大学士是总指挥，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啥也不是。 且不说其他地区的勤王军，就连嫡系袁崇焕都不听招呼，孙承宗说，你别绕来绕去，在通州布防，把人挡回去就是了，偏不听，协调来协调去，终于把皇太极协调到北京城下。 然后又是噼里啪啦一阵乱打，袁督师进牢房，皇太极也没真走，占着四座城池，随时准备再来。京城附近的二十多万明军，也是看着人多，压根没人出头，关宁铁骑也不可靠，祖大寿都逃过一次了，难保他不逃第二次。 据说孙承宗是个水命，所以当救火队员实在再适合不过了。 他先找祖大寿。 祖大寿是个比较难缠的人，且向来嚣张跋扈，除了袁崇焕，谁的面子都不给。 但孙承宗是例外，用今天的话说，当年袁督师都是给他提包的，老领导的老领导，就是领导的平方。 孙大学士说：袁督师已经进去了，你要继续为国效力。 祖大寿说，袁督师都进去了，我不知哪天也得进去，还效力个屁。 孙承宗说：就是因为袁督师进去了，你才别闹腾，赶紧给皇帝写检讨，就说你要立功，为袁督师赎罪。 祖大寿同意了，立即给皇帝写信。 这边糊弄完了，孙承宗马上再去找皇帝，说祖大寿已经认错了，希望能再有个机会，继续为国效命。 话刚说完，祖大寿的信就到了，皇帝大人非常高兴，当即回复，祖大寿同志放心去干，对你的举动，本人完全支持。 虽然之前他也曾对袁崇焕说过这句话，但这次他做到了，两年后祖大寿在大凌河与皇太极作战，被人抓了，后来投降又放回来，崇祯问都没问，还接着用，如此铁杆，就是孙承宗糊弄出来的。 孙承宗搞定了祖大寿，又去找马世龙。 马世龙也是辽东系将领，跟祖大寿关系很好，当时拿着袁崇焕的信去追祖大寿的，既是此人。这人的性格跟祖大寿很类似，极其强横，唯一的不同是，他连袁崇焕的面子都不给，此前有个兵部侍郎刘之纶，带兵出去跟皇太极死磕，命令他带兵救援，结果直到刘侍郎战死，马世龙都没有来。 但是孙大学士仍然例外，什么关宁铁骑、关宁防线，还有这帮认人不认组织的武将，都是当年他弄出来的，能压得住阵的，也只有他。 但手下出去找了几天，都没找到这人，因为马世龙的部队在西边被后金军隔开，没消息。 但孙承宗是有办法的，他出了点钱，找了几个人当敢死队，拿着他的手书，直接冲过后金防线，找到了马世龙。 老领导就是老领导，看到孙承宗的信，马世龙当即表示，服从指挥，立即前来会师。 至此，孙承宗终于集结了辽东系最强的两支军队，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击溃入侵者。 皇太极退出关外，并派重兵驻守遵化、永平四城，作为后金驻关内办事处，下次来抢东西也好有个照应。 这种未经许可的经营行为，自然是要禁止的，崇祯三年（1630） 二月，孙承宗集结辽东军，发起进攻。 得知孙承宗进攻的消息时，皇太极并不在意，按年份算，这一年，孙承宗都六十八了，又精瘦，风吹都要摆几摆，看着且没几天蹦头了，实在不值得在意。 结果如下： 第一天，孙承宗进攻栾城，一天，打下来了。 第二天，进攻迁安，一天，打下来了。 第三天，皇太极坐不住了，他派出了援兵。 带领援兵的，是皇太极的大哥，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 阿敏是皇太极的大哥，在四大贝勒里，是很能打的，派他去，显示了皇太极对孙承宗的重视，但我始终怀疑，皇太极跟阿敏是有点矛盾的。 因为战斗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 阿敏带了五千多人到了遵化，正赶上孙承宗进攻，但他刚到，看了看阵势，就跑路了。 孙承宗并没有派兵攻城，他只是在城下，摆上了所有的大炮。 战斗过程十分无聊，孙承宗对炮兵的使用已经炉火纯青，几十炮打完，城墙就轰塌了，阿敏还算机灵，早就跑到了最后一个据点——永平。 如果就这么跑回去，实在太不像话，所以阿敏在永平城下摆出了阵势，要跟孙承宗决战。 决战的过程就不说了，直接说结果吧，因为从开战起，胜负已无悬念，孙承宗对战场的操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炮轰完后，骑兵再去砍，真正实现了无缝对接。 阿敏久经沙场，但在孙老头面前，军事技术还是小学生水平，连一天都没撑住，白天开打下午就跑了，死伤四千余人，连他自己都负了重伤，差点没能回去。 就这样，皇太极固守的关内四城全部失守，整个过程只用五天。 消息传到京城，崇祯激动了，他二话不说，立马跑到祖庙向先辈汇报，并认定，从今以后，就靠孙承宗了。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自崇祯二年十一月起，皇太极率军进入关内，威胁北京，沿途烧杀抢掠，所过之地实行屠城，尸横遍野，史称“己巳之变”。 在这场战争中，无辜百姓被杀戮，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包括满桂在内的几位总兵阵亡，袁崇焕下狱，明朝元气大伤。 但一切已经过去，对于崇祯而言，明天比昨天更重要。 当然，在处理明天的问题前，必须先处理昨天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袁崇焕。 对话怎么处理袁崇焕，这是个问题。 其实崇祯并不想杀袁崇焕。 十二月一日，逮捕袁崇焕的那天，崇祯给了个说法——解职听堪。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先把职务免了，再看着办。 看着办，也就是说可以不办。 事实上，当时帮袁崇焕说话的人很多，看情形关几天没准就放了，将来说不定还能复职。 但九个月后，崇祯改变了主意，他已下定决心，处死袁崇焕。 为什么？ 对于这一变化，许多人的解释，都来源于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城外无计可施的皇太极，决定玩个阴招。 他派人找来了前几天抓住的两个太监，并把他们安排到了一个特定的营帐里，派专人看守。 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在太监的隔壁营帐，住进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用人类能够听见的声音（至少太监能听见），说了一个秘密。 秘密的内容是袁崇焕已经和皇太极达成了密约，过几天，皇太极攻击北京，就能直接进城。 这两个太监不负众望，听见了这个秘密，第二天，皇太极又派人把他们给送了回去。 他们回去之后，就找到了相关部门，把这件事给说了，崇祯大怒，认定袁崇焕是个叛徒，最终把他给办了。 故事讲完了。 这是个相当智慧且相当胡扯的故事。 二十年前，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相信过这个故事，后来我长大了，就不信了。 但把话说绝了，似乎不太好，所以我更正一下：如果当事人全都是小学二年级水平，故事里的诡计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这个故事实在太过幼稚。 首先，你要明白，崇祯不是小学二年级学生，他是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也是大明的最高领导。 三年前，满朝都是阉党，他啥都没说，只凭自己，就摆平了无法无天的魏忠贤，两年前，袁崇焕不经许可，干掉了毛文龙，他还是啥都没说。 明朝的言官很有职业道德，喜欢告状，自打袁崇焕上任，他的检举信就没停过，说得有鼻子有眼，某些问题可能还是真的，他仍然没说。 敌军兵临城下，大家都骂袁崇焕是叛徒，他脱掉自己的衣服，给袁崇焕披上，打死他都没说。 所以最后，他听到了两个从敌营里跑出来的太监的话，终于说了： 杀掉袁崇焕。 无语，彻底的无语。 我曾十分好奇，这个让人无语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经过比对记载此事的几十种史料，我确定，这个故事最早出现的地方，是清军入关后，由清朝史官编撰的《清太宗实录》。 明白了。 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去看清朝入关前的原始史料，曾经比较烦，因为按照常规，这些由几百年前的人记录的资料，是比较难懂的，而且基本都是满文，我虽认识几个，但要看懂，估计是很难的。 结果大吃一惊。 我看懂了，至少明白这份资料说些什么，且毫不费力，因为在我翻开的那本史料里，有很多绣像。 所谓绣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插图，且画工很好，很详细，打仗、谈事都画出来，是个人就能看明白。 后来我又翻过满洲实录，也有很多插图，比如宁远之战、锦州之战，都画得相当好。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代的插图本图书很多，比如金瓶梅、西游记等等，但通常来讲，类似政治文书、历史记录之类的玩意，为示庄重，是没有插图的，从司马迁、班固，到修明史的张廷玉，二十五史，统统地没有。顺便说句，如果哪位仁兄能够找到司马迁版原始插图史记，或是班固版插图汉书，记得通知我，多少钱我都收。 疑惑了很久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文化。 后金是游牧民族，文化比较落后，虽说时不时也有范文程之类的文化人跑过去，但终究是差点，汉字且不说，满文都是刚造出来的，认识的人实在太少。 但这么多年，都干过些什么事，必须要记，开个会、谈个话之类的，一个个传达太费劲，写成文字印出去，许多人又看不懂，所以就搞插图版，认字的看字，不认字的就当连环画看，都能明白。 而在军事作战上，这点就更为明显了。 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卓越的军事家，能征善战，但基本都是野路子练出来的，属于实干派，在这方面，明朝大致相反，孙承宗袁崇焕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属于理论派。 打仗这个行当，和打架有点类似，被人拍几砖头，下次就知道该拿菜刀还是板砖，朝哪下手更狠，老是当观众，很难有技术上的进步。 所以在战场上，卷袖子猛干的实干派往往比读兵书的理论派混得开。 但马克思同志告诉我们，理论一旦与实践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成功范例如孙承宗等，都是旷世名将。 皇太极等人及时意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于是他们摆事实，找差距，决定普及理论。 在明朝找人来教，估计是不行了，所以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读兵书。反正兵书也不是违禁品，找人去明朝采购回来，每人发一本，慢慢看。 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托人到关内去卖，但采购员到地方，就傻眼了。 因为从古至今，兵书很多，什么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且不说，光是明代，兵书就有上百种，是出版行业的一支生力军。 面对困难，皇太极们没有气馁，他们经过仔细研讨比较，终于确定了最终的兵法教材，并大量采购，保证发到每个高级将领手中。 此后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后金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带着这本指定兵法教材，早晚阅读。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三国演义。 其实没必要吃惊，毕竟孙子兵法之类的书，确实比较深奥，到京城街上拉个人回来，都未必会读，要让天天骑马打仗的人读，实在勉为其难，当时三国演义里的语言，大致就相当于是白话文了，方便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本书很容易引起后金将领们的共鸣——有插图。 没错，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所谓反间计的故事，如不知来源，可参考三国演义之蒋干中计，综合上述资料，以皇太极们的文化背景，能编出这么个故事，差不多了。 但更关键的，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了答案——我的答案。 我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蓄谋已久且极其高明的阴谋。 关于此阴谋的来龙去脉，鉴于本人为此思考了很久，所以我决定，歇口气，等会再讲。 其实改变崇祯主意的，并不是那个幼稚的反间计，而是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发生在一年前，谈话的两个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和刚刚上任的蓟辽督师袁崇焕。 谈话内容如下： 钱龙锡：平辽方略如何？ 袁崇焕：东江、关宁而已。 钱龙锡：东江何解？ 袁崇焕：毛文龙者，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 翻译一下，意思大致是这样的：钱龙锡问，你上任后准备怎么干。 袁崇焕答，安顿东江和关宁两个地方。钱龙锡又问：为什么要安顿东江。 袁崇焕答：东江的毛文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了他。 按说这是两人密谈，偏偏就被记入了史料，实在是莫名其妙。 而且这份谈话记录看上去似乎也没啥，钱龙锡问袁崇焕的打算，袁崇焕说准备收拾毛文龙，仅此而已。 但杀死袁崇焕的，就是这份谈话记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七日，御史高捷上疏，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互相勾结，一番争论之后，钱龙锡被迫辞职。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 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2.0 版本——文化流氓。 鉴于明代政治风气实在太过开明，且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么管这帮人，结果脾气越惯越大，有事说事，没事说人，逮谁骂谁，见谁踩谁（包括皇帝），到了崇祯，基本已经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 在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叛变、投敌乃至于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即源自于此）。 就这么骂了半年，终于出来个更狠的。 崇祯三年（1630）八月，山东御史史范上疏，弹劾钱龙锡收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连钱放在哪里，都说得一清二楚。 太阴险了。 在明代，收点黑钱，捞点外快，基本属于内部问题，不算啥事，但这封奏疏却截然不同。 因为他说，送钱的人是袁崇焕。 这钱就算是阎王送的，都没问题，惟独不能是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边帅，而钱龙锡是内阁大臣，按照明朝规定，如果边帅勾结近臣，必死无疑（有谋反嫌疑）。 十天后，崇祯开会，决定，处死袁崇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袁崇焕入狱，一群人围着骂了八个月，终于，骂死了。 事情就是这样吗？ 不是在那群看似漫无目的，毫无组织的言官背后，是一双黑手，更正一下，是两双。 这两双手的主人，一个叫温体仁，一个叫周延儒。 周延儒同志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讲一下温体仁同志的简历： 男，浙江湖州人，字长卿，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这两人后面还要讲，这里就不多说了，对这二位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明史，顺提一下，很好找，直接翻奸臣传，周延儒同志就在严嵩的后面，接下来就是温体仁。 应该说，袁崇焕从“听堪”，变成了“听斩”，基本上就是这二位的功劳。但这件事情，最有讽刺意味的，也就在这里。 因为温体仁和周延儒，其实跟袁崇焕没仇，且压根就没想干掉袁崇焕。 他们真正想要除掉的人，是钱龙锡。 有点糊涂了吧，慢慢来。 一直以来，温体仁和周延儒都想解决钱龙锡，可是钱龙锡为人谨慎，势力很大，要铲除他非常困难，十分凑巧，他跟袁崇焕的关系很好，这次恰好袁崇焕又出了事，所以只要把袁崇焕的事情扯大，用他的罪名，把钱龙锡拉下水，就能达到目的。 袁崇焕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钱龙锡，钱龙锡之所以出事，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袁崇焕。 幕后操纵，言官上疏，骂声一片，只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 接下来要解开的迷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除掉钱龙锡。 有所谓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复仇的问题，是由于党争引起的，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阉党，因为被整，所以借此事打击东林党，报仇雪恨。 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基本功问题，是由于史料读得太少引起的。 周延儒和温体仁绝不是阉党，虽然他们并非什么好鸟，但这一点我是可以帮他们二位担保的，事实上，阉党要有他们这样的人才，估计也倒不了。 崇祯元年（1628），就在崇祯大张旗鼓猛捶阉党的时候，温体仁光荣提任礼部尚书，周延儒荣升礼部侍郎，堂堂阉党，如此顶风作案，公然与严惩阉党的皇帝勾结获得提升，令人发指。 在攻击袁崇焕的人中，确实有阉党，但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却绝非同类，当一切的伪装去除后，真正的动机始终只有俩字——权力。 内阁的权力很大，位置却太少，要把自己挤上去，只有把别人挤下来，事实上，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由于袁崇焕的事太大，钱龙锡当即提出辞职，而跟钱龙锡关系很好的大学士成基命几个月后也下课，周延儒和温体仁先后入阁，顶替了他们，成为了大学士。 而袁崇焕，只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崇祯在平台召开会议——第四次会议。 第一次他提拔袁崇焕，袁崇焕很高兴。第二次，他脱衣服给袁崇焕，袁崇焕很感动。第三次，他抓了袁崇焕，袁崇焕很意外，第四次，他要杀掉袁崇焕，袁崇焕不在。 袁崇焕虽没办法与会（坐牢中），却毫无妨碍会议的盛况，参加会议的各单位有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五府、六科、锦衣卫等等，连翰林院都来凑了人数。 人到齐了，崇祯开始发言，发言的内容，是列举袁崇焕的罪状，主要包括给钱给人给官，啥都没干，且杀掉毛文龙，放纵敌人长驱而入，消极出战等等。 讲完了，问： “三法司如何定罪？” 没人吱声。 弄这么多人来，说这么多，还问什么意见，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于是，崇祯说出了他的裁决： 依律，凌迟。 现场鸦雀无声。 袁崇焕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 他是冤枉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凶手。 温体仁、周延儒未必想干掉袁崇焕，崇祯未必不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袁崇焕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 但他就是死了。 很滑稽，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滑稽。 袁崇焕被押赴西市，行刑。 或许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或明或暗的规则，必须适应，必须放弃原则，背离良知，和光同尘，否则，无论你有多么伟大的抱负，多么光辉的理想，都终将被湮灭。 袁崇焕是不知道和光同尘的，由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不上道的人，他有才能，有抱负，有个性，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彰显自己的个性，如此而已。 那天，袁崇焕走出牢房，前往刑场，沿途民众围观，骂声不绝。 他最后一次看着这个他曾为之奉献一切的国家，以及那些他用生命护卫，却谩骂指责他的平民。 倾尽心力，呕心沥血，只换来了这个结果。 我经常在想，那时候的袁崇焕，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应该很绝望，很失落，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冤屈才能被洗刷，他的抱负才能被了解，或许永远也没有那一天，他的全部努力，最终也许只是遗臭万年的骂名。 然而就在行刑台上，他念出了自己的遗言：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这是一个被误解、被冤枉、且即将被千刀万剐的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留下的诗句。 所以我知道了，在那一刻，他没有绝望，没有失落，没有委屈，在他的心中，只有两个字——坚持。 一直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袁崇焕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至少做到了一件事，一件很多人无法做到的事——坚持。 蛮荒之地的苦读书生，福建的县令，京城的小小主事，坚守孤城的宁远道，威震天下的蓟辽督师，逮捕入狱的将领，背负冤屈死去的囚犯。 无论得意，失意，起或是落，始终坚持。 或许不能改变什么，或许并不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或许所作所为并无意义，但他依然坚定地，毫无退缩地坚持下来。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 大结局 第九章 阴谋 袁崇焕是一个折腾了我很久的人。 围绕这位仁兄的是是非非，叛徒也罢，英雄也好，几百年吵下来，毫无消停迹象但一直以来，对袁崇焕这个人，我都感到很纳闷。因为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物的分类大致分为三级： 第一级：关键人物，对历史发展产生过转折性影响的，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张居正。如果没这人，就没有张居正改革，万历同志幼小的心灵没准能茁壮成长，明朝也没准会早日完蛋，总而言之，都没准。再比如秦桧，也是关键人物，他要不干掉岳飞，不跟金朝和谈，后来怎么样，也很难说。总而言之，是能给历史改道的人。 第二级：重要人物，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戚继光。没有戚继光，东南沿海的倭寇很难平息。但此级人物与一级人物的区别在于，就算没有戚继光，倭寇也会平息，无非是个时间问题，换句话说，这类人没法改道，只能在道上一路狂奔。 第三级：鸡肋人物，但凡史书留名，又不属于上述两类人物的，皆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太多，就不扯了，这类人基本都有点用，但不用似乎也没问题，属路人甲乙丙丁型。 袁崇焕，是第二级。 明末是一个特别乱的年代，朱氏公司已经走到悬崖边，就快掉下去了，还有人往下踹（比如皇太极之流），也有人往上拉（比如崇祯，杨嗣昌），出场人物很多，但大都是二、三级人物，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亡了。 一级人物也有，只有一个。 只有这个人，拥有改变宿命的能力——我说过了，是孙承宗。 关宁防线的构建者，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的提拔者，收拾烂摊子，收复关内四城，赶走皇太极的护卫者。 从头到尾，由始至终，都是他在忙活。 其实二级人物袁崇焕和一级人物孙承宗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他有坚定的决心，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战斗能力，只差一样东西——战略眼光。 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随便杀总兵，为什么不能把皇太极放进来打，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所以他一辈子，也只能做个二级人物。 好了，现在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为什么一个二级人物，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不是民族英雄，就是个卖国贼？ 卖国贼肯定不是，所谓指认袁崇焕是卖国贼的资料，大都出自当时言官们的奏疏，要么是家在郊区，被皇太极烧了，要么是跟着温体仁、周延儒混，至少也是看袁崇焕不顺眼，这帮人搞材料，那是很有一套的，什么黑写什么，偶尔几份流传在外，留到今天，还被当成宝贝。 其实这种黑材料，如果想看，可以找我，外面找不到的，我这里基本都有，什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应有尽有，编本袁崇焕黑材料全集，绰绰有余。 至于民族英雄，似乎也有点悬，毕竟他老人家太有个性，干过些不地道的事，就水平而言，也不如孙老师，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未间断，因为我隐约感到，在所谓民族英雄与卖国贼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这个秘密的答案：阴谋。 那一天，我跟几位史学家聊天，偶尔有人说起，据某些史料及考证，其实弘光皇帝（朱由崧，南明南京政权皇帝）跟崇祯比较类似，也是相当勤政，卖命干没结果。 这位弘光同志，在史书上，从来就是皇帝的反面教材，吃喝嫖赌无一不精，所以我很奇怪，问： “若果真如此，为何这么多年，他都是反面形象？” 答： “因为他是清朝灭掉的。” 都解开了。 崇祯很勤政，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弘光很昏庸，弘光活该倒霉，几百年来，我们都这样认为。 但我们之所以一直这样认为，只是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们。 之所以有人这样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这样认为。 在那一刻，我脑海中的谜团终于解开，所有看似毫不相关的线索，全都连成了一线。 崇祯不该死，因为他是被李自成灭掉的，所以李自成在清朝所修明史里面的分类，是流寇。 而我依稀记得，清军入关时，他们的口号并非建立大清，而是为崇祯报仇，所以崇祯应该是正义的。 弘光之所以该死，因为他是被清军灭掉的，大清王朝所剿灭的对象，必须邪恶，所以，弘光应该是邪恶的。 在百花缭乱的历史评论背后，还是只有两字——利益。 但凡能争取大明百姓支持的，都要利用，但凡是大清除掉的，都是敌人。只为了同一个目的——维护大清利益，稳固大清统治。 掌握这把钥匙，就能解开袁崇焕事件的所有疑团。 其实袁崇焕之所以成为几百年都在风口浪尖上转悠，只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 由于清军入关时，打出了替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所以清朝对这位皇帝的被害，曾表示极度的同情，对邪恶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则表示极度的唾弃（具体表现，可参阅明史流寇传）。 因此，对于崇祯皇帝，清朝的评价相当之高，后来顺治还跑到崇祯坟上哭了一场，据说还叫了几声大哥，且每次都以兄弟相称，很够哥们，但到康乾时期，日子过安稳了，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崇祯说到底，也是大明公司的最后一任董事长，说崇祯如何好，如何死得憋屈，说到最后，就会出现一个悖论： 既然崇祯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接受大清的统治呢？ 所以要搞点丑闻绯闻之类的玩意，把人搞臭才行。 但要直接泼污水，是不行的，毕竟夸也夸了，哭也哭了，连兄弟都认了，转头再来这么一出，太没水准。 要解决这件事，绝不能挥大锤猛敲，只能用软刀子背后捅人。 最好的软刀子，就是袁崇焕。 阴谋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上，如果你不明白，答案如下： 要诋毁崇祯，无需谩骂，无需污蔑，只需要夸奖一个人——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被崇祯干掉的，所以只要死命地捧袁崇焕，把他说成千古伟人，而如此伟人，竟然被崇祯干掉了，所谓自毁长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崇祯与历史上宋高宗（杀岳飞）之流归为同类。 当然了，安抚大明百姓的工作还是要做，所以该夸崇祯的，还是得夸，只是夸的内容要改一改，要着力宣传他很勤政，很认真，很执着，至于精明能干之类的，可以忽略忽略，总而言之，一定要表现人物的急躁、冲动，想干却没干成的形象。 而要树立这个形象，就必须借用袁崇焕。 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把袁崇焕树立为英雄，没有缺点，战无不胜，只要有他在，就有大明江山，再适当渲染气氛，编实录，顺便弄个反间计故事，然后，在戏剧的最高潮，伟大的英雄袁崇焕，被崇祯杀掉了。 多么愚蠢，多么自寻死路，多么无可救药。 就这样，在袁崇焕的叹息声中，崇祯的形象出现了： 一个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却没有脑子，没有运气，没有耐心，活活被憋死的皇帝。 最后，打出主题语： 如此皇帝，大明怎能不亡？ 收工。 袁崇焕就这样变成了明朝的对立面，由于他被捧得太高，所以但凡跟他作对的（特别是崇祯），都成了反面人物。 肯定了袁崇焕，就是否定了崇祯，否定了明朝，清朝弄到这么好的挡箭牌，自然豁出去用，所以几百年下来，跟袁督师过不去的人也很多，争来争去，一直争到今天。 说到底，这就是个套。 几百年来，崇祯和袁崇焕，还有无数的人，都在这个套子里，被翻来覆去，纷争、吵闹，自己却浑然不知。 所以，应该戳破它。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看法，不能保证皆为真理，却可确定绝非谬误。 其实无论是前世的纷争，还是后代的阴谋，对袁崇焕本人而言，都毫无意义，他竭尽全力，立下战功，成为了英雄，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死去。 很多人曾问我，对袁崇焕，是喜欢，还是憎恶。 对我而言，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我坚信历史的判断和评价，一切的缺陷和荣耀，都将在永恒的时间面前，展现自己的面目，没有伪装，没有掩饰。 所以我竭尽所能，去描述一个真实的袁崇焕：并非天才，并非优等生，却运气极好，受人栽培，意志坚定，却又性格急躁，同舟共济，却又难以容人，一个极其单纯，却又极其复杂的人。 在这世上，只要是人，都复杂，不复杂的，都不是人。 袁崇焕很复杂，他极英明，也极愚蠢，曾经正确，也曾经错误，其实他被争议，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本就如此，他很简单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复杂，他很复杂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简单。 事实上，无论叛徒，或是英雄，他都从未变过，变的，只是我们自己。 越过几百年的烟云，我看到的袁崇焕，并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抱持着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 即使这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即使这注定是个悲剧的结尾，即使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也永不放弃。 有时候，我会想起这个人，想起他传奇的一生，他的光荣，他的遗憾。 有时候，我看见他站在我的面前，对我说： 我这一生，从没有放弃。 抽签对袁崇焕而言，一切都结束了，但对崇祯而言，生活还要继续，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当然，未必会更好。 他亲手除掉了有史以来最庞大、最邪恶的阉党，却惊奇地发现，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已经站立在他的面前。 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崇祯上台不久，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是皇帝，大家也认这个皇帝，交代下去的事，却总是干不成，工作效率极其低下。 因为自登基以来，所有的大臣都在干同一件事——吵架。 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瞎折腾，开始崇祯还以为这是某些阉党的反扑，但时间长了才发现，这是纯粹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吵架。 一夜之间，朝廷就变了，正事没人干，尽吵，且极其复杂，当年朝廷斗争，虽说残酷，好歹还分个东林党，阉党，带头的也是魏忠贤、杨涟之类的大腕，而今不同了，党争标准极低，只要是个人，哪怕是六部里的一个主事处长，都敢拉帮结伙，逮谁骂谁，搞得崇祯摸不着头脑：是谁弄出来这帮龟孙？ 就是他自己。 这一切乱象的源头，来源自一年前崇祯同志的一个错误决定。 解决魏忠贤后，崇祯认为，除恶必须务尽，矫枉必须过正，干人必须彻底，所以开始拉清单，整阉党，但凡跟魏忠贤有关系的，拍马屁的，站过队的，统统滚他娘的。 这是一个极其不地道的举动，大家到朝廷来，无非是混，谁当朝就跟谁混，说几句好话，服软低头，也就是混碗饭吃，像杨涟那样的英雄人物，我们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起码在精神上支持他，现在反攻倒算，打工一族，何苦呢？ 但崇祯同志偏要把事做绝，砸掉打工仔的饭碗，那就没办法了，大家都往死里整，当年你说我是阉党，整顿我，没事，过两年我上来，不玩死你不算好汉。 特别是东林党，那真不是善人，逮谁灭谁，不听话的，有意见的，就打成阉党，啥事都干不成。 比如天启七年（1627），除掉魏忠贤后，崇祯打算重建内阁，挑了十几个人候选，官员就开始骂，这个有问题，那个是特务，搞得崇祯很头疼，选谁都有人骂，都得罪人，抓狂不已。 在难题面前，崇祯体现出了天才政治家的本色，闭门几天，想出了一个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绝招，只要用这招，无论选谁，大家都服气，且毫无怨言——枚卜。 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在崇祯的亲自主持下，枚卜大典召开。 就读音而言，枚卜和没谱是很像的，实际上，效果也差不多，因为所谓枚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抓阄。 具体方法是，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字条上，放进金瓶，然后摇一摇，再拿夹子夹，夹到的上岗，没夹到下课，完事。 内阁大学士，大致相当于内阁成员，首辅大学士就是总理，其他大学士就是副总理，是大明帝国除皇帝外的最高领导——抓阄抓出来的。 有人曾告诉我，论资排辈是个好政策，我不信，现在我认为，抓阄也是个好政策，你最好相信。 抓阄抓出来的，谁也没话说，且防止走后台，告黑状、搞关系等等，好歹就是一抓，都能服气，实为中华传统厚黑学、稀泥学之瑰宝。 崇祯同志的首任内阁就此抓齐，总共九人，除之前已经在位的三个，后面六个全是抓的，包括后来被袁崇焕拖下水的钱龙锡同志，也是这次抓出来的。 这是明朝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内阁之一，具体都是谁就不说了，因为没过一年，除钱龙锡外，基本都下课了。 下课的原因不外务以下几种：被骂走，被挤走，被赶走，自己走。 不是不想干，实在是环境太恶劣，明朝这帮大臣都不省油，个个开足马力，谁当政，就把谁往死里骂，特别是言官，人送外号“抹布”： 干净送别人，肮脏留自己，贴切。 但归根结底，还是这帮孙子欠教育，内阁大臣又比较软，好好说话，就是不听，首任内阁刚成立，就一拥而上，弹来骂去，当即干挺五个。 这下皇帝也不干了，你们把人赶走，是痛快了，老子找谁干活？ 所以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崇祯决定，再抓几个。 吏部随即列出候选名单，准备抓阄。 在这份名单上，有十一个人，按说抓阄这事没谱，能不能入阁全看运气，但这一次，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有一个人，必定能够入阁。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钱谦益。 三国演义到了八十回后，猛人基本都死绝了，稍微有点名的，也就是姜维、刘禅之类的杂鱼。明末倒也凑合，还算名人辈出，特别是干仗的武将，什么袁崇焕、皇太极、张献忠、李自成，知名度都高。文臣方面就差多了，到了明末，特别是崇祯年间，十几年里，文臣无数，光内阁大臣就换了五十个，都是肉包子打狗，就算研究历史的，估计也不认识，而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钱谦益。 钱谦益，字受之，苏州常熟人，万历三十六年进士，名人，超级名人。 钱谦益之所以有名，很大原因在于，他有个更有名的老婆——柳如是。 关于这个人的是是非非，以后再说，至少在当时，他就很有名了。 因为他不但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且是东林党的领导。阉党倒台，东林上台，理所应当，朝廷里从上到下，基本都是东林党，现在领导要入阁，就是探囊取物。 所以连钱谦益自己都认为，抓阄只是程序问题，入阁只是时间问题，洗个澡，换件衣服，就准备换单位上班了。 可这世上，越是看上去没事的事，就越容易出事。 作弊钱谦益入内阁，一般说来是没有对手的，而他最终没有入阁，是因为遇上了非一般的对手。 在崇祯十余年的统治中，总共用过五十个内阁大臣，鉴于皇帝难伺候，下属不好管，大部分都只干了几个月，就光荣下岗。 只有两个人，能够延续始终，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两个人，一个是周延儒，一个是温体仁。 虽然二位兄弟在历史上的名声差点（奸臣传），但要论业务能力和智商，实在无与伦比。 不幸的是，钱谦益的对手，就是这两位。 之所以要整钱谦益，不是因为他们也在吏部候选名单上，实际上，他们连海选都没入，第一轮干部考察就被刷下来了。 海选都没进，为什么要坑决赛选手呢？ 因为实在太不像话了。 海选的时候，钱谦益的职务是礼部右侍郎，而周延儒是礼部左侍郎，温体仁是礼部尚书。 同一个部门，副部长入阁，部长连决赛都没进，岂有此理。 所以两个岂有此理的人，希望讨一个公道。 在后世的史书里，出于某种目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归类都是奸臣，也就是坏人，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至少在当时，这两位坏人，都是弱势群体。 在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势力极大，内阁和六部，大都是东林派，所以钱谦益基本上算是个没人敢惹的狠角色。 但温部长和周副部长认为，让钱副部长就这么上去，实在太不公平，必须闹一闹。 于是，他们决定整理钱谦益的黑材料，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找到了一个破绽，七年前的破绽。 七年前（天启元年） 作为浙江乡试的主考官，钱谦益来到浙江监考，考试、选拔、出榜，考试顺利完成。 几天后，他回到了北京，又几天后，礼部给事中顾其中上疏弹劾钱谦益，罪名，作弊。 批判应试教育的人曾说，今日之高考，即是古代之进士科举，罪大恶极。 我觉得这句话是不恰当的，因为客观地讲，高考上榜的人，换到明代，最多就是秀才，举人可以想想，进士可以做梦。 明代考完，如果没有意外，基本能有官做，且至少是处级（举人除外），高考考完，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意外，且运气好点，基本能有工作。 明代的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大概是一百五十多人，现在高考，每年两次，每次录取名额…… 所以总体说来，明代的进士考试，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高级公务员选拔。 只要考中，学历有了，工作有了，连级别都有了，如此好事，自然挤破头，怕挤破头，就要读书，读不过，就要作弊。 鉴于科举关系重大，明代规定，但凡作弊查实，是要掉脑袋的。 但由于作弊前景太过美妙，所以作弊者层出不穷，作弊招数也推陈出新。由低到高，大致分为四种。 最初级的作弊方式，是夹带，所以明朝规定，进入考场时，每人只能携带笔墨，进考场就把门一锁，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考完才给开门。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学们开动脑筋，比如把毛笔凿空，里面塞上小抄，或是在砚台里面夹藏，更牛一点的，就找人在考场外看准地方，把答案绑在石头上扔进去，据说射箭进去的也有，面对新局面，朝廷规定，毛笔只能用空心笔杆，砚台不能太厚，考场内要派人巡逻等等。 这是基本技术，更高级一点的，是第二种方法：枪手代考，明朝的同学们趁着照相技术尚未发明，四处找人代考，当然朝廷不是吃素的，在准考证上，还加上了体貌特征描述，比如面白，无须，高个等等。 以上两项技术，都是常用技术，且好用，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流传至今，且发扬光大，今日之大学，继承前辈遗志者，大有人在。 但真正有钱，有办法的，用的是第三种方法——买考题。 考试最重要的，就是考题，只要知道考题，不愁考不上，所以出题的考官，都是重点对象。 但问题是，明代规定，知情人员如果卖题，基本是先下岗再处理，轻则坐牢，重责杀头，风险太大，而且明朝为了防止作弊，还额外规定，所有获知考题人员，必须住进考场，无论如何，不许外出。 所以在明朝，卖考题的生意是不好做的。 虽然买不到考题，但天无绝人之路，有权有势的同学们还有最后一招杀手锏，此招一出，必定上榜——买考官。 不过，这些考官并不是出题的考官，而是改题的考官。 是的，知不知道题目并不重要，就算你交白卷，只要能搞定改题的人，就能金榜题名。 但问题是，给钱固然容易，那么多卷子，怎么对上号呢？ 最原始的方法，是认名字，毕竟跟高考不同，考试的人就那么多，看到名字就录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此以后，试卷开始封名，实行匿名批改。 但作弊的同学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有的做记号，有的故意在考卷里增大字体，只为对改卷的考官说一句话：我就是给钱的那个！ 这几招相当地有效，且难以禁止，送进去不少人，面对新形势朝廷不等不靠，经过仔细钻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 具体方法是，所有的考卷收齐后，密封姓名，不直接交给考官，而是转给一个特别的人。 这个人并非官员，他收到考卷后，只干一件事——抄。 所有的考卷，都由他重新抄写，然后送给考官批改，全程由人监督。 这招实在太狠，因为所有的考卷，是统一笔迹，统一形式，考官根本无从判断，且毫不影响考试成绩，可谓万无一失。 综上所述，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尽头的，同学们为了前途，虽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到明代，斗争达到了高潮。 高潮，就发生在天启元年的浙江。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监考程序非常严密，并实行了统一抄写制度，按说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偏偏就出了问题。 因为有人破解了统一抄写制度。 虽然笔迹相同，试卷相同，但这个方法，依然有漏洞，依然可以作弊。 作弊的具体方法是，考生事前与考官预定密码，比如一首唐诗，或是几个字，故意写在试卷的开头，或是结尾，这样即使格式与字迹改变，依然能够辨别出考卷作者。 在这次考试中，有一个叫钱千秋的人，买到了密码。 密码是七个字——一朝平步上青云。按照约定，他只要将这七个字，写在每段话的末尾，就能平步青云，金榜题名。 事情非常顺利，考试结束，钱千秋录取。 这位钱同志也相当守规矩，录取之后，乖乖地给了钱，按说事情就该结了。 可是意外发生了。 因为这种事情，一个人是做不成的，必须是团伙作案，既然是团伙，就要分赃，既然分赃，就可能不匀，既然不匀，就可能闹事，既然闹事，就必定出事。 钱千秋同志的情况如上，由于卖密码给他的那帮人分赃不匀，某些心态不好的同志就把大家都给告了，于是事情败露，捅到了北京。 但这件事情说起来，跟钱谦益的关系似乎并不大，虽然他是考官，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他就是卖密码的人，最多也就背个领导责任。 不巧的是，当时，他有一个仇人。 这个仇人的名字，叫做韩敬，而滑稽的是，他所以跟钱谦益结仇，也是因为作弊。 十年前，举人钱谦益从家乡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而韩敬，是他同科的同学。 在考场上，他们并未相识，但考试结束时，就认识了，以一种极为有趣的方式。 跟其他人不同，在考试成绩出来前，钱谦益就准备好当状元了，因为他作弊了。 但他作弊的方式，既不是夹带，也不是买考官，甚至不是买密码，而是作弊中的最高技巧——买朝廷。 买考题、买考官都太小儿科了，既然横竖要买，还不如直接买通朝廷，让组织考试的人，给自己定个状元，直接到位，省得麻烦。 所以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过熟人，买通了宫里能说得上话的几个太监，找好了主考官，考完后专门找出他的卷子，给个状元了事。 当然，办这种事，成本非常巨大，据说钱同志花了两万两白银，按今天的人民币算，大致是一千二百万。 能出得起这个价钱，还要作弊，可见作弊之诚意。 两万白银，买个官也行了，钱谦益出这个价，就是奔着状元名头去的，但他万没想到，还有个比他更有诚意的。 在考试前，韩敬也很自信，因为他也出了钱，且打了包票，必中状元。 可是卷子交上去后，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他的卷子被淘汰了。 淘汰是正常的，要真有水平，就不用出钱了。 可问题是，人找了钱出了，怎么能收钱不办事呢？ 韩敬在朝廷里是有关系的，于是连夜找人去查，才知道他的运气不好，偏偏改他卷子的人，是没收过钱的，看完卷子就怒了，觉得如此胡说八道的人，怎么还能考试，就判了落榜。 落榜不要紧，找回来再改成上榜就行。 韩敬同学毕竟手眼通天，找到了其他考官，帮他找卷子重新改。 可是找来找去，竟然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因为那位考官太讨厌他的卷子，直接就给扔废纸堆里了，翻了半天垃圾，才算把卷子给淘回来。 按常理，事已至此，重新改个上榜进士，也就差不多了，但韩敬同学对名次的感情实在太深，非要把自己的卷子改成第一名。但名次已经排定，且排名都是出了钱的（比如钱谦益），你要排第一，别人怎么办？ 关键时刻，韩敬使出了绝招——加钱。 钱谦益找太监，出两万两，他找大太监，加价四万两，跟我斗，加死你！ 四万两，大致是两千四百万人民币，出这个价钱，买个状元，无语。 更无语的，是钱谦益，出了这么多钱，都打了水飘，好在太监办事还比较地道，虽然没有状元，也给了个探花（第三名）。 花这么多钱，买个状元，并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状元不光能当官，还能名垂青史。自古以来，状元都是最高荣誉，且按规定，每次科举的录取者，都刻在石碑上，放在国子监里供后代瞻仰（现在还有），状元的名字就在首位，几万两买个名垂青史，值了。 但钱谦益同志是不值的，虽说也是探花，但花了这么多钱，只买了个次品，心理极不平衡，跟韩敬同学就此结下梁子。 韩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他虽然加了钱，买到了状元，却并不知道得罪钱谦益的后果。 因为钱同学虽然钱不够多，关系不够硬，却很能混，进朝廷后没多久就交了几个朋友，分别叫做孙承宗、叶向高、杨涟、左光斗。 概括成一句话，他投了东林党。 万历末年，东林党是很有点能量的，而钱谦益也并不是个很大方的人，所以没过几年搞京察的时候，韩敬同志就因为业绩不好，被整走了。 背负血海深仇的韩敬同志，终于等到了现在的机会，他大肆宣扬，应该追究钱谦益的责任。 但是说来说去，毕竟只是领导责任，经过朝廷审查，钱千秋免去举人头衔，充军，主考官（包括钱谦益）罚三个月工资。 七年之后。 在周延儒和温体仁眼前的，并不是一起无足轻重的陈年旧案，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很多史书里，这都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段落，强大且无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组成了恶毒的同盟，坑害了无辜弱小的钱谦益。 我觉得，这个说法，如果倒转过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首先，温体仁和周延儒无不无耻，还不好讲；钱谦益无辜，肯定不是。 温体仁之所以要整钱谦益，是个心态问题。 他是当年内阁首辅沈一贯的门生，钱谦益刚入伙的时候，他就是老江湖了，在朝廷里混迹多年，威信很高，而且他还是礼部部长，专管钱谦益，居然还被抢了先，实在郁闷。 周延儒则不同，他是真吃亏了，且吃的就是钱谦益的亏。 其实原本推选入阁名单时，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周延儒，因为他状元出身，且受皇帝信任，但钱谦益感觉此人威胁太大，怕干不过他，就下了黑手，派人找到吏部尚书王永光，做了工作，把周延儒挤了。 其次，在当时朝廷里，强大的那个，应该是钱谦益。他是东林党领袖，一呼百应，从上到下，都是他的人，温体仁周延儒基本算是孤军奋战。 当时的真实情况大致如此。 形势很严峻，但同志们很勇敢，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温体仁、周延儒擦干眼泪，决定跟钱谦益玩命。 周延儒问温体仁，打算怎么干。 温体仁说，直接上疏弹劾钱谦益。 周延儒问，然后呢？ 温体仁说，没有然后。 周延儒很生气，因为他认为，温体仁在拿他开涮，一封奏疏怎么可能干倒钱谦益呢？ 温体仁没有回答。 周延儒告诉温体仁，先找几个人通通气，做些工作，搞好战前准备，别急着上疏。 第二天，温体仁上疏了。 就文笔而言，这封奏疏非常一般，主要内容是弹劾钱谦益主使作弊，也没玩什么写血书，沐浴更衣之类的花样，也没做工作，没找人，递上去就完了。 然后他告诉周延儒，必胜无疑。 周延儒认为，温体仁是疯了。 大结局 第十章 斗争技术 辩论 事情的发展，跟周延儒想得差不多，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崇祯也震惊了，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辩论此事。 辩论议题：浙江作弊案，钱谦益有无责任。 辩论双方： 正方，没有责任，辩论队成员：钱谦益、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吏部尚书王永光……（以下省略） 反方，有责任，辩论队成员：温体仁、周延儒（以下无省略）。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六日，辩论开始。 所有的人，包括周延儒在内，都认定温体仁必败无疑。 奇迹，就是所有人都认定不可能发生，却终究发生的事。 这场惊天逆转，从皇帝的提问开始： “你说钱谦益受贿，是真的吗？” 温体仁回答：是真的。 于是崇祯又问钱谦益： “温体仁说的话，是真的吗？” 钱谦益回答：不是。 辩论陈词就此结束，吵架开始。 温体仁先声夺人，说，钱千秋逃了，此案未结。 钱谦益说：查了，有案卷为证。 温体仁说：没有结案。 钱谦益说：结了。 刑部尚书乔允升出场。 乔允升说：结案了，有案卷。 温体仁吃了秤砣：没有结案。 吏部尚书王永光出场。 王永光说：结案了，我亲眼看过。 礼部给事中章允儒出场 章允儒说：结案了，我曾看过口供。 温体仁很顽强：没有结案！ 崇祯做第一次案件总结： “都别废话了，把案卷拿来看！” 休会，休息十分钟。 再次开场，崇祯问王永光：刑部案卷在哪里？ 王永光说：我不知道，章允儒知道。 章允儒出场，回答：现在没有，原来看过。 温体仁骂：王永光和章允儒是同伙，结党营私！ 章允儒回骂：当年魏忠贤在位时，驱除忠良，也说结党营私！ 崇祯大骂：胡说！殿前说话，竟敢如此胡扯！抓起来！ 这句话的对象，是章允儒。 章允儒被抓走后，辩论继续。 温体仁发言：推举钱谦益，是结党营私！ 吏部尚书王永光发言：推举内阁人选，出于公心，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钱龙锡发言：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李标发言：没有结党。 崇祯总结陈词：推举这样的人（指钱谦益），还说出于公心！ 二次休会再次开场，钱龙锡发言：钱谦益应离职，听候处理。 崇祯发言：我让你们推举人才，竟然推举这样的恶人，今后不如不推。 温体仁发言：满朝都是钱谦益的人，我很孤立，恨我的人很多，希望皇上让我告老还乡。 崇祯发言：你为国效力，不用走。 辩论结束，反方，温体仁获胜，逆转，就此完成。 史料记载大致如此，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 这是一个圈套，是温体仁设计的完美圈套。 这个圈套分三个阶段，共三招。 第一招，开始辩论时，无论对方说什么，咬定，没有结案。 这个举动毫不明智，许多人被激怒，出来跟他对骂指责他然而这正是温体仁的目的。 很快，奇迹就发生了，章允儒被抓走，崇祯的天平向温体仁倾斜。 接下来，温体仁开始实施第二步——挑衅。 他直接攻击内阁，攻击所有大臣，说他们结党营私。 于是大家都怒了，纷纷出场，驳斥温体仁。 这也是温体仁的目的。 至此，崇祯认定，钱谦益与作弊案有关，应予罢免。 第三阶段开始，内阁的诸位大人终于意识到，今天输定了，所以主动提出，让钱谦益走人，温体仁同志随即使出最后一招——辞职。 当然，他是不会辞职的，但走到这一步，摆摆姿态还是需要的。 三招用完，大功告成。 温体仁没有魔法，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奇迹，他之所以肯定他必定能胜，是因为他知道一个秘密，崇祯心底的秘密。 这个秘密的名字，叫做结党。 温体仁老谋深算，他知道，即使朝廷里的所有人，都跟他对立，只要皇帝支持，就必胜无疑，而皇帝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结党。 崇祯登基以来，干掉了阉党，扶植了东林党，却没能消停，朝廷党争不断，干什么什么都不成，所以最恨结党。 换句话说，钱谦益有无作弊，并不重要，只要把他打成结党，就必定完蛋。 事实上，钱谦益确实是东林党的领袖，所以在辩论时，务必不断挑事，耍流氓，吸引更多的人来骂自己，都无所谓。 因为最后的决断者，只有一个。 当崇祯看到这一切时，他必定会认为，钱谦益的势力太大，结党营私，绝不可留。 这就是温体仁的诡计，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通过这个圈套，他骗过了崇祯，除掉了钱谦益，所有的人都被他蒙在鼓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场辩论的背后，真正的胜利者，是另一个人——崇祯。 其实温体仁的计谋，崇祯未必不知道，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是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实力很强，从内阁到言官，都是东林党，虽说就工作业绩而言，比阉党要强得多，但归根结底，也是个威胁，如此下去再不管，就管不住了。 现在既然温体仁跳出来，主动背上黑锅，索性就用他一把，敲打一下，提提醒，换几个人，阿猫阿狗都行，只要不是东林党，让你们明白，都是给老子打工的，老实干活！ 当然明白人也不是没有，比如黄宗羲，就是这么想的，还写进了书里。 但搞倒了钱谦益，对温体仁而言，是纯粹的损人不利已，因为他老兄太过讨嫌，没人推举他，闹腾了半天，还是消停了。 消停了一年，机会来了，机会的名字，叫袁崇焕。 画了一个圈，终于回到了原点。 之后的事，之前都讲了，袁督师很不幸，指挥出了点问题，本来没事，偏偏和钱龙锡拉上关系，就这么七搞八搞，自己进去了，钱龙锡也下了水。 在很多人眼里，崇祯初年是很乱的，钱谦益、袁崇焕、钱龙锡、作弊、通敌、下课。 现在你应该明白，其实一点不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两个字——利益，周延儒的利益，温体仁的利益，以及崇祯的利益。 钱谦益、袁崇焕、还有钱龙锡，都是利益的牺牲品。 而这个推论，有一个最好的例证，袁崇焕被杀掉后，钱龙锡按规定，也该干掉，死刑批了，连刑场都备好，家人都准备收尸了，崇祯突然下令：不杀了。 关于这件事，许多史书上都说，崇祯皇帝突然觉悟。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应该去觉悟一下，其实意思很明白，教训教训你，跟你开个玩笑，临上刑场再拉下来，很有教育意义。 周延儒和温体仁终究还是成功了，崇祯三年（1630）二月，周延儒顺利入阁，几个月后，温体仁入阁。 温体仁入阁，是周延儒推荐的，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儒，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雷，差点被口水淹死，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 其实就能力而言，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能人，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都是恶人，且手下并非善茬，换个人，估计压不住阵。 但所谓患难兄弟，基本都有规律，拉兄弟一把后，就该踹兄弟一脚了。 最先开踹的，是温体仁。 钱龙锡被皇帝赦免后，第一个上门问候的，不是东林党，而是周延儒。 周兄此来的目的，是邀功，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很愤怒，很想干掉你，但是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你才终于脱险云云。 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钱龙锡很感动，千恩万谢。 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温体仁。 温体仁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了。 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且经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 特别讲到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眼泪哗哗地流着。 温体仁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 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 “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混蛋！ 所以钱龙锡气愤了。类似这种事情，自然有人去传，周延儒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你踹我？ 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表面温和，深不可测。 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延儒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延儒。 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 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 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猛药，让周延儒下课。 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 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 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 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做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等，为到达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过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堪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堪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实惠。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堪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幅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大结局 第十一章 投降？ 换句话说，崇祯上台以后，是很想干事的，但有的事，干了也白干，有的事，干了不如不干，朝廷就是这么个朝廷，大臣就是这帮大臣，没法干。 所以他很失落，很伤心，但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 因为上面这些事，最多是不能干，但下面的事情，是不能不干。 崇祯四年（1631），辽东总兵祖大寿急报：被围。 他被围的地方，叫做大凌河。 一年前，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的位置，成为蓟辽总督。 虽然老头已经七十多了，但实在肯靠谱，上任不久，就再次巡视辽东，转了一圈，回来给崇祯打了个报告。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锦防线非常稳固，但锦州深入敌前，孤城难守，建议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扩大地盘，稳固锦州。 这个报告体现了孙承宗同志卓越的战略思想。七年前，他稳固山海关，恢复了宁远，稳固宁远，恢复了锦州，现在，他稳固锦州，是打算恢复广宁，照这么个搞法，估计是想稳固沈阳，恢复赫图阿拉，把皇太极赶进河里。 想法好，做得也很好，被派去砌城的，是总兵祖大寿、副总兵何可纲。 在袁崇焕死前，曾向朝廷举荐过三个人，分别是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 他在举荐三人时，曾说过：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袁崇焕的意思是，我选了这几个人，工作任务要是完不成，我就先自相残杀，然后自杀。 这句话比较准，却也不太准。 因为袁崇焕还没死，赵率教就先死了。袁崇焕死的时候，祖大寿也没死，逃了。 现在，只剩下了祖大寿和何可纲，他们不会自杀，却将兑现这个诺言的最后一部分——自相残杀。 投降带了一万多人，祖大寿跟何可纲去砌砖头了，砌到一半，皇太极来了。 皇太极之所以来，也是不能不来，因为当他发现明军在大凌河筑城时，就明白，孙老头又使坏了。 如果让明军在大凌河站住脚，锦州稳固，照孙承宗的风格，接下来必定是蚕食，慢慢地磨，今天占你十亩地，站住了，明天再来，还是十亩，玩死你。 所以，他亲率大军，前往大凌河，准备拆迁。 但祖大寿辛苦半年多，自然不让拆，早早收工，把人都撤了回来，准备当钉子户。 然而，当皇太极气喘吁吁地赶到大凌河城下时，却又不动手了。 他只是远远地扎营，然后在城下开始挖沟。 皇太极很卖力，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也不开打，只是围城挖沟，挖沟围城，经过不懈努力，竟然沿着大凌河城挖了个圈，此外，他还很有诚意地找来木头，围城修了一圈栅栏。 如此用功，只因害怕。 鉴于此前他在宁远、锦州吃过大亏，看见城头的大炮就哆嗦，所以决定，不攻城，只围城，等围得差不多了，再攻。 对于这一举动，祖大寿嗤之以鼻，并不害怕，事实上，得知围城后，他还派人在城头喊话： “我军粮草充足，足以支撑两年，你奈我何？” 皇太极听到了，并不生气，想了个很绝的回答，又派了个人去回话： “那就困你三年！” 所谓粮食支撑两年，自然是吹牛的，几天倒还成，而且祖大寿当时手下的部队，有一万多人，虽然皇太极的兵力是两万多，但以他的水平，守半个月没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指望——援军。 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来后，孙承宗立刻开始组织援军，先派了几拨小部队，由吴襄带头，往大凌河奔，据说后来的著名人物吴三桂也在部队里。 可惜，这支部队刚到松山，就被打回去了。 皇太极早有准备，因为他的部队，攻城不在行，打野战没问题，反正这破楼拆定了，来几拨打几拨！ 孙承宗也很硬，这城楼修定了，就是用人挤，也要挤进去！ 崇祯四年（1631），最大规模的援军出发了。 这支援军由大将张春率领，共四万余人，奔袭大凌河，列阵迎敌。 大客户上门，皇太极自然亲自迎接，到阵前一看，傻眼了。 统帅张春是个不怎么出名，却有点水平的人，他千里迢迢赶到大凌河，却摆出防守的阵势，收缩兵力，广建营寨，然后架起大炮，等皇太极来打。 因为就双方军事实力而言，跟皇太极玩骑兵对砍，基本等于自杀。 摆好阵势，准备大炮，还能打几天。 这是个极为英明的抉择，可惜，还不够。 战斗开始，皇太极派出精锐骑兵，以左右对进战术，攻击张春军两翼。 但张春同志很有水平，阵势摆的很好，大炮打得很准，几轮下来，后金军队损失惨重。 在战场上，英明是不够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实力。 进攻失败后，皇太极拿出了他的实力——大炮。 由于之前被大炮打得太惨，皇太极决定，开发新技术，造大炮。 经过刻苦偷学，后金军造出了自己的大炮，共三十门，虽说质量如何不能保证，至少能响。 所以当巨大的轰鸣声从后金军队中传出时，张春竟然产生错觉，认为是自己的大炮炸膛，还派人去查，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敌人已经马刀换炮了。 但张春认定，无论如何，都要顶住，他亲自上阵督战，希望稳住阵脚。 这个愿望落空了。 为保证此战必胜，张春来的时候，还带上了一员猛将——吴襄。 按原先的想法，吴将军是本地人，跟皇太极也打了不少仗，熟悉情况。 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很对的，吴襄到底了解情况，一看仗打成这样，立马就跑了。 这种搞法极其恶心，并直接导致了张春的溃败。 明朝四万援军就此覆灭，而城内的祖大寿，基本可以绝望了。 但绝望的祖大寿不打算放弃，他决定突围。 突围的地点，选在南城，据他观察，南城敌人最为薄弱。 按祖大寿的想法，能突出去最好，突不出去就回来，也就是试试。 但他万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解决了一个贝勒。 几天后，祖大寿发动突围，与后金军发生激战。 围困南城的，是皇太极的哥哥莽古尔泰，此人属于大脑很稀缺，四肢很发达类型，故被称为后金第一猛将（粗人代名词），但这次，他遇上了更猛的祖大寿。 战斗非常激烈，祖大寿不愧为名将，带着城里的兵（并非关宁军） 往死里冲，重创城南军队。 莽古尔泰感觉不对，便向皇太极请求援兵，但出乎意料的是，援兵竟然迟迟不到，莽古尔泰只能亲自督阵，用上所部全部兵力，才挡住了祖大寿的突围，损失极为惨重。 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里，排行第三（皇太极第四），被弟弟忽悠了，实在是气不过，所以他立即找到皇太极，说自己损失过重，要求换防。 但皇太极压根不搭理他，莽古尔泰气不过，就把刀抽了出来，要砍皇太极，幸好被人拦住，才没出事。 搞笑的是，莽古尔泰同志回去后，居然怂了，且越想越怕，连夜都跑到皇太极那里承认错误。 皇太极倒也干脆，直接绑了关进牢房，不久后莽古尔泰就死了，死因不明。 这已经不是皇太极第一次耍诈了，他老人家虽然靠兄弟上台，却很信不过兄弟，按照他的想法，四大贝勒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一个就够了。 为达到这一目的，每到打硬仗时，他都故意安排兄弟上阵，所谓“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自己除内乱”。 比如崇祯三年，他听说孙承宗出兵关内四城，明知敌人很猛，就派二贝勒阿敏出征，被打了个稀里哗啦回来，趁机撤了兄弟的职。 这次也差不多，如此说来，他大概还差祖大寿个人情。 但祖大寿的情况并未改变，他依然出不去，援军依然没法来，他依然不投降。 皇太极想招降祖大寿，很想，所以他费劲心机，先是往城里射箭，夹带信件，可是祖大寿的习惯很不好，总不回。 打了个把月，回信了。 这也是迫不得已，当初被围的时候，实在太过突然，按照明朝规定，军事部队执行任务时，身边只带三天干粮，现在都三十天了，吃什么？ 吃人。 大凌河城里，除了一万多军队外，还有两万多民工，几千匹马。 还好，没有粮食，吃马也能活，过了几十天，马吃完了。 没办法，只能吃人了。 当兵的开始吃民工，而且很有组织性，今天吃几个，就杀几个，挑好人，组织起来杀掉，分吃。 杀掉的人除了肉吃完外，连骨头都没剩，收起来当柴禾烧，用人骨烤人肉，真正是物尽其用。 就是这样，也没有投降。 但祖大寿已经到极限了，这样下去，没被后金军打死，也被城里的兵给吃了。所以他开始跟皇太极联系。 联系的话题很简单，两个字——投降。 皇太极知道城里很困难，很缺粮食，但他并不知道，祖大寿很坚韧。 祖大寿根本不想投降，他只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但时间越来越长，援军却越来越少，于是，经过审慎地思考，祖大寿做出了一个抉择，脱离苦海的抉择。 他与皇太极的使者进行了会谈，表示愿意投降。 崇祯四年（1631），祖大寿召集众将，宣布决定，投降。 所有的人都赞成，只有一个人反对——何可纲。 袁崇焕没有看错人，何可纲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他严辞拒绝了祖大寿的提议，即使饿死，绝不投降！ 袁崇焕也没有说错，他的魔咒最终应验了。 大家都投降，你不投降，就只有杀了你了。 祖大寿用行动，完成了袁崇焕诺言的最后部分：自相残杀。 他命令将拒不投降的何可纲推出城外，斩首示众。 何可纲死前，并不惊慌，也不愤怒，只有鄙视，对叛徒祖大寿的鄙视。或许在他看来，这是最后的解脱，他终究没有辜负袁崇焕的期望。 但他并不知道，坚持到底的人，并不只他一个，坚持的方式，除死外，还有其它方式，比死更痛苦的方式。 杀死何可纲后，祖大寿出城投降。 对于祖大寿同志，皇太极显示了最高程度的敬意，比对兄弟还客气，带着所有高级官员出营迎接，连跪拜礼都免了，拉进大营后，管吃管喝，吃完喝完又送土特产，安排休息。 祖大寿很感动，随即提出，希望为后金立功，并拟出了一个方案： 锦州的守将，都是自己的手下，虽然现在有巡抚丘禾嘉坐镇，但只要能潜入城内，召集部下，就能杀掉丘禾嘉，攻陷锦州。 皇太极同意了他的方案，给祖大寿凑了几百人，假装大凌河逃兵，护送他进入锦州，并派出多尔衮率领军队，隐藏在锦州附近，等待祖大寿的信号。 信号是炮声，按照约定，祖大寿如顺利入城，应于十一月二日放炮，第二天动手，杀掉丘禾嘉，如一切顺利，就鸣炮通知城外后金军，里应外合，攻克锦州。 两天后，在皇太极的注视下，祖大寿率领随从，出发前往锦州。 事情非常顺利，十一月一日，在后金军的暗中护送下，祖大寿顺利入城。 从某个角度看，皇太极是个生意人。 其实他并不相信祖大寿，所以劝降又放走，还客客气气地请客送礼，只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回报。 十一月二日，当他听到锦州城内传来炮声时，他终于放心了，祖大寿传出入城信号，这次生意不会亏本了。 但是第二天，他没有听到炮声，很明显，祖大寿还没有动手。 第三天，也没有炮声。 就在他极度怀疑之刻，却收到了祖大寿的密信。 这封信是祖大寿从城中送出的，大致内容是说，由于出发仓促，且锦州军队很多，身边的人又少，暂时无法动手，过两天再说。 既然如此，就多等两天。 两天，没信。 又两天，还没信。 到第三个两天，终于有信了。 皇太极又收到了祖大寿的信，写得相当客气，首先感谢皇太极同志的耐心等待，然后诉苦，说锦州城内防布森严，难以动手，希望皇太极继续等着，估计到来年，就能办这事了。 被人涮了。 其实从开始，祖大寿就没打算投降，堂堂大明总兵，怎么能投降呢？ 但不投降就出不去，所以他决定，投个降，先出去。 但是何可纲反对。 此时，祖大寿有两种选择，第一，当着大家告诉何可纲，我们不是投降，是忽悠皇太极的，等出去后，我们就找个机会跑路，回家洗了睡。 但这么干，难保不被人举报，保密起见最好别讲。且何可纲本是个二杆子，要死就死，投降就投降，投什么假降？ 第二；杀了他。 只能这样。 于是何可纲死去了，祖大寿活下来，为了同一个目标。 事实上，祖大寿回到锦州后，啥都没干，就说自己跑回来了，继续一心一意地镇守锦州，坚决打击皇太极。 但刚涮完人家，就不认账，实在太过缺德，所以他在十一月二日的时候，还是按约定放了几炮，就当是给皇太极同志留个纪念，说声拜拜。 至于送信解释情况，说自己暂时无法下手，倒也并非客气，实在是没办法，因为他的许多部下和亲属，还在皇太极那边，自己跑了，还不客气客气，就扯淡了。所以这几封信的意思也很明确，就是说我虽然骗了你，但你也消消气，别把事情做绝，将来没准还能合作。 当然，关于这件事，也有争议说祖大寿同志不是诈降，是真降，只不过回锦州后人手不足没法下手，所以才没干。 这种说法是不太靠谱的，因为很快，他就接受了锦州防务，镇守锦州，要多少人手有多少人手，也没干。 袁崇焕终究没有看错人。 但这件事情最奇特的地方，既不是祖大寿忽悠，也不是皇太极被忽悠，而是崇祯。 锦州守将，巡抚丘禾嘉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虽然祖大寿没说实话，但他已多方查证，确认了祖大寿的投降，并且写成了报告，上报崇祯。 奇怪的是，报告送上去了，崇祯也看了，却没有任何反应，压根就没理这事，依然委任祖大寿镇守锦州。 在这世上混，大家都不容易，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吧。 最倒霉的反倒是孙承宗，他开始砌墙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服气，现在墙没砌好，就给人拆了，还收拾了施工队，于是又是一片口水铺天盖地而来，孙承宗比较识趣，一个月后就辞职走人了。 历经三朝风云，关宁防线的构架者，袁崇焕、祖大寿的提拔者，忠诚的爱国者，力挽狂澜的伟大战略家孙承宗，结束了。 但这并不是他的终点，七年之后，他将在另一个舞台上，演出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刻，以最壮烈的方式。 意外的意外大凌河失陷了，皇太极走了，孙承宗也走了，这就是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的结果。 但还有一个结果，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也没有料到的。 而这个结果的出现，和袁崇焕同志有莫大的关系。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皮岛的局势很稳定，过了一年，就开始闹事。 闹事的根本原因，还是毛文龙，因为这位兄弟太有才能，以致于他在岛上的时候，大肆招兵，不但招汉人，还招满人。 毕竟不管汉人满人，都认钱，而且满人作战勇猛，更好用，加上毛文龙会忽悠，越招越多，许多关外的人还专程坐船来参军，到最后竟然有上千人。 但毛文龙死后，继任的人能力差点，没法控制局面，就兵变了，先是士兵互砍，然后是将领互砍，最后总兵黄龙专程带兵上岛，才算把事镇住。 但这件事一闹，许多人都不想在岛上呆了，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孔有德和耿仲明。 但到底去哪里，还是个问题，这二位仁兄都是山东人，原先还是矿工，出来闯关东，现在闯不下去，一合计，还是回老家。 当然，回去挖矿是不能的，既然是兵油子，还是当兵合算，找来找去，听说登莱巡抚孙元化那里缺人，就去了。 孙元化，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的学友，特长是炸药学、弹道学，简而言之，是搞大炮的。 据说这人不但精通物理、化学，还懂葡萄牙语，当年还上过葡萄牙火炮培训班，属于放炮专家。 当时他正跟葡萄牙人搞科学试验（造大炮），手下缺人，孔有德带人跑过来，十分之高兴，当即就把人给收编了。 其实孙先生虽说致力于科学研究，也曾打过仗，之前还曾当过宁远副使，给袁崇焕答打过工，也见过世面。 可惜，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 他并不知道，所谓孔有德、耿仲明，属于有奶便是娘型，是典型的兵油子，给钱就开工，不给钱就打老板，招这么俩员工，只好认倒霉。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位矿工兄弟还是很听话的，也服管，估计换了老板，也想好好干两天。 然而意外发生了。 祖大寿在大凌河筑城，被人围攻，朝廷四处调援兵，孙元化归孙承宗管，孙承宗找他要兵，他就把孔有德派去了。 孔有德很听命，立马就出发，前去拯救祖大寿。 走到半路，意外的意外发生了。 因为此时已经是十月份（阴历），天开始下雪，孔有德估计是走得急了点，不知是粮食没带够，还是当兵的想开小灶，反正是几个人私自到老百姓家打猎，把人家里的鸡给吃了。 吃完了，被人发现了。 吃了就吃了吧，并非什么大事，大不了赔几只。 可问题是，当地的老百姓比较彪悍，且没说赔鸡，把人抓住以后，先修理了一顿，打得很惨。 消息传上去，当即炸锅，孔有德怒了，这还了得，后金军老子都没怕过，怕老百姓？二话不说，索性抢你娘的。 问题是，抢完了怎么办，毕竟大明是法制社会，犯了法，是要杀头的，所以孔有德破罐子破摔，反了。 孔有德同志原本是挖矿的，也没什么政治目标，更不打算替天行道，但既然反了，替天抢一把还是要的。 他带领部队，开始沿路抢劫。 此时，得到消息的孙元化急得不行，连忙找来山东巡抚余大成商量对策，谈来谈去，谈出一个结果——招安。 想出这么个招，原因在于他们认定，孔有德的反叛是出于误会，只要把他拉回来，安慰安慰，没准再给几只鸡，就能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如果追究起来，黑锅就背定了，趁着现在事情还不大，瞒报情况拉人回来，还能保住官位，所以不能动武，只能招安。 事实证明，瞒报注定是要穿帮的。 孙元化派出使者，找到孔有德，告诉他，赶紧归队投降，否则就什么什么。 孔有德很害怕，当即表示愿意投降，前往登州接受整编。 孙元化很满意，坐在城里等着孔有德，几天后，孔有德顺利到达登州，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城。 孙元化同志毕竟是知识分子，他并不知道，像孔有德这种兵油子，本没有道德观念，算是无赖，而能镇得住他的，也只有更无赖的无赖，比如毛文龙。 而孙专家最多也就是个技术员，对孔有德而言，不欺负是白不欺负。 还好守军反应快，立即出城迎敌。 但就战斗力而言，双方差距实在太大，登州城里的部队，平时最多也就打打土匪，跟从皮岛来的孔有德相比，只能算仪仗。 所以没过多久，部队就被孔有德军击溃，退回城内。 虽然失利，但大体还算不错，因为登州城有大炮，据城坚守，应该没有问题。 可惜孙元化同志疏忽了极为重要的一点——他忘记了一个人：耿仲明。 耿仲明还在城内，作为孔有德的铁杆、老乡、战友兼同事，如果不拉兄弟一把，是不地道的。 耿仲明很地道，所以他连夜打开了城门，放孔有德进城，登州沦陷了。 孙元化很有点骨气，听说叛军入城，就准备自杀，但手慢了点，导致自杀未遂，被俘。 孔有德到底是混社会的，讲点江湖道义，没有杀孙元化，只是把他扣作人质，同时，他又致信山东巡抚余大成，要求和谈。 好在余大成还比较清醒，知道事情闹大了，当即上报朝廷，登州失陷。 崇祯大怒，搞这么大的事，现在才来汇报，干什么吃的！ 他马上下令，免去孙元化，余大成的职务，委派谢涟为信任登莱巡抚，接替孙元化，平定叛乱。 很快，孔有德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明白，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但他对孙元化似乎很有感情，到这份上，都没动他一根指头，竟然给放了。 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难得干了件好事，也能把孙专家害死。 因为这事从头到尾，孙专家的责任太大，所以孙元化千里迢迢投奔朝廷后，就被朝廷逮了，送到京城，审讯完毕，竟然判了死刑，拉出去砍了。现在的孔有德很麻烦，他虽然占据了登州，但也就是个县城，且还在明朝腹地，上天没路，下地没门，渡海没船，基本是歇菜了。 但非常难得，孔有德同志很乐观，他非但没有走，还干起了大买卖，找来了当年的同事李九成、耿仲明，陈友时，还拉上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并广泛招募各地犯罪分子，扩编军队。 更搞笑的是，他们还组织政府，开始封官，封到一半，发现没有官印，还专门抓了几个刻印章的，帮他们刻印，很有点过日子的意思。 当然，他们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自己的主业——抢劫，原先只抢个把县，现在牛了，统筹抢劫，分兵几路，从登州开始，沿着山东半岛去抢，搞得民不聊生。 崇祯决定解决问题。 但新任巡抚谢涟刚到任，就发现，在围剿孔有德之前，他必须先突围。 孔有德同志手下这帮兵，打后金军，只能算是凑合，但打关内这帮人，实在是绰绰有余，谢涟到达莱州之后，就被围了。 但孔有德攻城的水平明显是差点，双方陷入僵持，你进不来，我出不去。 朝廷倒真急眼了，听说新到的巡抚又被围住，立即增兵，两万多人，直奔莱州。 孔有德听说朝廷援兵到了，也不含糊，加班加点地攻城，现炒现卖，拉出了登州城里的大炮，猛轰城头，竟然轰死了新到任的山东巡抚（谢涟是登莱巡抚）。 谢涟虽说打仗没谱，还是比较硬的，死撑，等援兵来。 他等来的不是援兵，而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消息。 围城的孔有德派出了使者，交给他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谢大人开恩，愿意投降。 听明白了，不是要谢大人投降，而是要谢大人接受投降。 这是个比较搞笑的事，深陷重围还没投降，包围的人倒要投降了，鬼才信。 谢涟信了，因为形势摆在眼前，朝廷援兵即刻就到，孔有德是聪明人，投降是他仅存选择。 他决定亲自出城，接受投降。 谢大人到底还是知识分子，他不知道，孔有德同志虽然是个聪明人，却是个聪明的坏人，从他反叛那天起，就没打算回头。 时候到了，孔有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亲自在城门迎接。谢巡抚很受感动，带着几个随从出城受降。 为示庄重，他还去找莱州总兵，让他一起出城。 总兵不去。 不但不去，还劝谢巡抚，最好别去。 跟谢涟不同，这位总兵，是从基层干起来的，比较了解兵油子的特点，认定有诈，坚持不去。 保住莱州，就此一举。 接下来的过程很有戏剧性，谢涟出城后，受到了孔有德的热情接待，手下纷纷上前，亲密地围住了谢巡抚，把他直接拉倒了大营。 一进去，就变脸了。 孔有德的打算是，先把谢巡抚绑起来，当作人质，然后又把随同的一个知府拉到城下，逼他传话，让里面的人投降。 这位知府表示配合，到城下，让喊话，就真喊了： “我死后，你们要好好守城！（汝等固守）” 按常规，此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贼兵极其愤怒，残忍地杀害了知府大人。 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知府大人固然有种，但更有种的，是那位不肯出城的总兵。 他听说巡抚被人劫了，知府在下面喊话，二话不说，就让人装炮弹，看准敌人密集地区，开炮。 敌人的密集地，也就是知府大人所在地，几炮打下去，叛军死伤惨重，知府大人也在其中，壮烈捐躯。 虽然巡抚够傻，好在知府够硬，总兵够狠，莱州终究守住。 但孔有德还是溜了，赶在援军到来之前。 这么闹下去，就没完了，崇祯随即下令，出狠招，调兵。 照目前情况看，要收拾这帮人，随便找人没有效果，要整，就必须恶整。 所以，他调来了两个猛人。 第一个，新任山东巡抚朱大典，浙江金华人，文官出身，但此人性格坚毅，饱读兵书，很有军事才能。 但更猛的，是第二个。 此时的山东半岛，基本算孔有德主管，巡抚的工作，他基本都干，想怎么来怎么来，看样子是打算定居了。 而且此时他的手下，已经有四五万人，且很有战斗经验，对付一般部队，绰绰有余。 所以派来打他的，是特种部队。 崇祯五年（1632）七月，明军先锋抵达莱州近郊，与孔有德军相遇，大败之。 孔有德很不服气，决定亲自出马，在沙河附近布下阵势，迎战明军。 他迎战的，是明军先锋，明军先锋，是关宁铁骑，统领关宁铁骑的，是吴三桂。 第二人，吴三桂也。 虽然按年龄推算，此时的吴三桂，还不到二十，但已经很猛，只要开战就往前冲，连他爹都没法管，对付孔有德之流，是比较合适的。 战斗的进程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杀鸡焉用牛刀。 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已经讲过了，这么多年来，能跟皇太极打几场的，也就这支部队。 而孔有德的军队，虽然也在辽东转悠，但基本算是游击队，逢年过节跟毛文龙出来打黑枪，实在没法比。 反映在战斗力上，效果非常明显。 孔有德的军队一触击溃，被吴三桂赶着跑了几十里，死了近万人，才算成功逃走。 原本孔有德的战术，是围城打援，围着莱州，援军来一个打一个。 但这批援军实在太狠，别说打援，城都别围了，立马就撤。 莱州成功解围，但吴三桂的使命并未结束，他接下来的目标，是登州。 被彻底打怕的孔有德退回登州，在那里，他纠集了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的所有军力，共计三万余人固守城池，他坚信，必定能够守住。 其实朱大典也这么想，倒不是孔有德那三万人太多，而是因为登州城太厚。 登州，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基地，往宁远、锦州送粮食，大都由此地起航，所以防御极其坚固。 更要命的是，后来孙元化来了，这位兄弟是搞大炮的，所以他修城墙的时候，是按炮弹破坏力来算。 换句话说，平常的城墙，也就能抗凿子凿，而登州的城墙，是能扛大炮的，抗击打能力很强。 更麻烦的是，孙巡抚是搞理科的，比较较真，把城墙修得贼厚且不说，还充分利用了地形，把登州城扩建到海边，还专门开了个门，即使在城内支持不住，只要打开此门，就能立刻乘船溜号，万无一失。 所以朱大典很担心，凭借目前手中的兵力，如果要硬攻，没准一年半载还打不下来。 按朱大典的想法，这是一场持久战，所以他筹集了三个月的粮食，准备在登州城过年。 到了登州，就后悔了，不用三个月，三天就行。 孔有德到底还是文化低，对于登州城的技术含量，完全无知。 听说明军到来，跟耿仲明一商量，认为如果龟缩城内，太过认怂，索性出城迎战，以示顽抗到底之决心。这个决心，只维持了一天。 率军出城作战的，是跟孔有德共同叛乱的李九成，他威风凛凛地列队出城，摆好阵势，随即，就被干掉了。 明军出战的，依然是关宁铁骑，来去如风，管你什么阵势不阵势，就怕你没出来，出来就好办，骑兵反复冲锋，见人就打，叛军四散奔逃，鉴于李九成站在队伍最前面（最威风），所以最快被干掉，没跑掉的全数被歼。 此时城里的叛军，还有上万人，但孔有德明显对手下缺乏信心，晚上找耿仲明，毛承禄谈话，经过短时间磋商，决定跑路。 说跑就跑，三个人带着部分手下、家属、沿路抢劫成果，连夜坐船，从海边跑了。 按孔有德的想法，跑他个冷不防，这里这帮傻人不知道，还能顶会，为自己争取跑路时间。 然而意外发生了，他过高估计了自己手下的道德水准，毕竟谁都不傻，孔有德刚跑，消息就传了出去，而类似孔有德这类黑社会团伙，只要打掉领头的，剩下的人用扫把都能干掉。 于是还没等城外明军动手，城里就先乱了，登州城门洞开，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跳海的跳海，朱大典随即率军进城，收复登州。 事情算是结了，但孔有德这帮人在山东乱搞了半年，不抓回来修理修理太不像话，所以将领们纷纷提议，要率军追击孔有德。 但朱大典没有同意。 不同意出兵，是因为不需要出兵。 逃到海上的孔有德很得意，虽说登州丢了，但半年来东西也没少抢，地主当不成，还能当财主。 得意到半路，遇上个人，消停了。 他遇上的这个人，名叫黄龙。 孔有德跟黄龙算是老熟人，因为黄龙曾经当过皮岛总兵，还管过孔有德。 孔有德怕的人比较少，而黄龙就属于少数派之一，孔有德之所以投孙元化，就是因为黄龙太厉害，在他手下太难混。 在最不想见人的地方，最不想见人的时候，遇上了最不想见的人，孔有德很伤心。 老领导黄龙见到了老部下孔有德，倒也没客气，上去就打，孔先生当即被打懵，部下伤亡过半，连他的亲人都没幸免（他抢劫是带家属的），纷纷堕海而亡。 但最不幸的还不是他，而是毛承禄。 这位仁兄先是老爹（毛文龙）被杀，朝廷给了个官，也不好好干，被孔有德拉下水搞叛乱，落到这般地步，而关键时刻，孔有德不负众望，毅然抛弃了这位老上级的公子，把他丢给了黄龙。 而孔有德和耿仲明不愧干过海盗，虽说打海战差点，但逃命还凑合，拼死杀出血路，保住了性命。 毛承禄就不行了，被抓住后送到了京城，被人千刀万剐。 黄龙的战役基本上彻底摧毁了叛军，孔有德和耿仲明逃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光杆司令了。山东叛乱就此结束。 这次叛乱历时半年，破坏很大，而最关键的是，叛乱造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结果——足以影响历史的结果。 第一个是坏结果：鉴于生意赔得太大，既没钱，也没人了，回本都回不了，孔有德、耿仲明经过短时间思想斗争，决定去当汉奸，投靠皇太极。 其实这两个人投降，倒也没什么，关键在于他们曾在孙元化手下混过，对火炮技术比较了解，且由于一贯打劫，却在海上被人给劫了，很是气愤，不顾知识产权，无私地把技术转让给了皇太极，从此火炮部队成为了后金的固定组成部分，虽说孔有德、耿仲明文化不高，学得不地道，造出来的大炮准头也差点，但好歹是弄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辛苦折腾半年，弄回来的本钱，连同家属，都被明军赶进海里喂鱼，亏了老本，所以全心全意给后金打工，向明朝复仇。 一年后，他们找到了复仇的机会。 除锦州、宁远外，明朝在关外的重要据点，大都是海岛，这些海岛有重兵驻守，时不时出来打个游击，是后金的心腹大患，其中实力最强的守岛人，叫做尚可喜。 之前我说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是山东老乡，且全都是挖矿的，现在孔有德决定改行挖人，劝降尚可喜。 一边是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一边是老乡、老同事，尚可喜毫不为难地做出了抉择——当汉奸。 当英雄很累，当汉奸很轻松。 第二个是好结果，经过这件事，崇祯清楚地认识到，关内的军队，是很废的，关外的军队，是很强的，所以有什么麻烦事，可以找关外军队解决（比如打农民军）. 大结局 第十二章 纯属偶然 山东的叛乱是个麻烦事，但要看跟谁比，要跟西北比，就不算个事。 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曾经找人算过一卦，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有什么忌讳等等。 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说了八个字： 始于东南，终于西北。 朱元璋建都南京，就是东南，按照这句话的指示，最后收拾他的人，是从西北过来的。 这句话看起来很玄，实际上倒未必。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自古以来，中原政权完蛋，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蒙古，都在西北一带。 但就崇祯而言，肯定是不信的，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 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就算是被灭了，也是始于东南，终于东北。 但事实告诉我们，算卦这种事，有时是很准的。 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了，但原先并不大，最多就是几十个人，抢个商铺，拿几把菜刀，闹完后上山当匪，杀掉的最高官员，也就是个知县，如果混得好，没准将来还能招安，当正规军。 但到崇祯元年，事情闹大了。 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杀掉知县，只能算起步了，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经常到处流窜，到哪抢哪。 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流贼。 流贼的特点是，四处跑，抢完就走，打一枪换个地方，组织性不强，昨天抢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成员流动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 当时的西北，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但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由于成员流动性太大，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团伙成员文化又低，天天跟着混，时间长了，很难分清谁是谁。 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取外号。 所以在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有如下称呼： 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杀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 全是外号。 取这样的外号，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你要取个左将军、右都督之类的称号，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而且这种外号，大都是神魔鬼怪，叫起来相当威风。 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且从业者很多，要是运气不好，刚入行，把外号取好就被干掉，也很正常。而且许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使用率很高，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要搞清楚谁是谁，实在很难。 无论叫什么，姓甚名谁，其实都无所谓，说这么多，只是要你知道，当时的西北，已经不可收拾。 按一般史书的说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 这种说法，就是传说中的套话，虽说不是废话，也差不多。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人并不知道，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比如东南沿海，经济真是不要太好，开生意做买卖，相当红火，大家齐心协力，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萧什么条？ 赋税也没多少，以往两百多年，官田的赋税，只有百分之十，民间地主的赋税，最多也就收百分之二十。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百分之四十。当然，个把地主恶霸除外。 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东西。 中庸有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毕竟还有实体，实在不行，找人灭了它。 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 翻开史书，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 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崇祯四年，陕西旱灾………… 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 没有粮食吃，就吃人。 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 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 注意，不是失踪，是没了。 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没了的意思，是被吃了。 据说，当时还有人肉市场，具体干什么买卖，看名字就知道。 据说这么多，只想告诉你，这并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而是真话。 既然有灾荒，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 答案很简单，没钱。 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 我表示同意，财政赤字太多，争得没有花的多，最后垮台。 但他看了看我，说：我说的没钱，不是没有收入，是没钱。 有什么区别吗？ 然后，他讲了一个小时，再然后，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明白了区别。 我很想从头到尾，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但如果这样做，我会很累，你们也会很累，所以我决定，用几句话，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明朝灭亡，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 所谓没钱，是没有白银。 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 简单地说，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没有白银，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有多少财政报表，都是胡扯淡。 举个例子，陕西受灾，朝廷估算，要赈灾，必须一百万两白银，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也换不来一两银子，因为没有白银，所以无法赈灾。 好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白银。 先纠正一下，不是没有白银，而是白银不够。 为什么白银不够？ 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我不太想讲，估计人也不太想听。 但不讲似乎也不行，简单说两句。 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就是白银有限，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未必能挣回来一两，加上我国人民，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许多人拿到真金白银，不喜欢花，要么存在家里，要么溶掉，做几个香炉、人像之类的，还能美化环境，所以市场的白银越来越少。 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经济越发达，需要的白银就越多，可是白银就那么多，所以到最后，白银就不够用了。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通货紧缩。 我知道，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纸币？ 很好，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很聪明。 但我要告诉你，在你之前的六百多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朱元璋。 六百多年前，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开始发行纸币。 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无论你多牛，都要照规矩来。 朱元璋就是牛人，也要按规矩来。虽然他发行了纸币，一千、一万都印过，可惜的是，几百年来，大家还是认白银，就不认纸币，再牛都没用。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你只要知道，崇祯同志是想赈灾的，之所以赈灾不成，是因为没有钱，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没有白银，之所以没有白银…… 当然，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除去天灾、银祸外，还有点地方特色。 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 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 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 没官做，也得找事做。 西北一带的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 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彪悍，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 除了当兵之外，还有一份极为合适的工作——驿站。 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的，而且各省都有拨款，搞点潜规则，多少能捞点油水，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 据统计，光是甘肃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 崇祯二年（1629），驿站没了。 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裁掉它的，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 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灾荒、钱慌、又夺了人家的饭碗，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 他不是故意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 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 可惜，全都偶然了。 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认定，在这些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必然，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四个字——气数已尽。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一个人能红两年，很可能是偶然的，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能红二十年，那是刘德华。 公司也一样，能开两年，很正常，能开二十年，不太正常，能开两百年的，自己去数。 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了。 抚战当然，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无论如何，他都要撑下去，否则将来到地下，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 所以他派出了杨鹤。 杨鹤，湖广武陵人（湖南常德），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经朝廷一致推荐，杨鹤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三边总督，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 工作交接十分简单，应该说，基本不用交接，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武之望已经死了。 不是他杀，是自杀。 武总督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鉴于西北民变太多，估计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索性自杀。 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 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在朝廷里混三十多年，才当上佥都御史，混成这样，全靠他那张嘴。 皇帝喜欢魏忠贤，他骂魏忠贤，皇帝讨厌熊廷弼，他为熊廷弼辩护。想什么说什么，几起几落，该怎么来还怎么来。 崇祯元年，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当时民变四起，大家都在商议对策。 有一次，几个人聚到一起，聊天，聊的就是这个，杨鹤就在其中。 杨鹤是都察院的，这事跟他本无关系，他之所以掺和进来，还是两个字——嘴欠。 反正是吹牛，不用动真格的，就瞎聊，这个说要打，那么说要杀，如此热闹，杨鹤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不能打，也不能杀。 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元气说。 在他看来，造反的人，说到底，也还是老百姓，如果杀人太多，就是损伤元气，国家现在比较困难，应该培养元气，不能乱杀…… 几句话，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对于他的观点，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胡说八道。 不杀人，怎么平乱？ 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不要紧，有一个人接受就行。 不久之后，崇祯知道了这个理论，十分高兴，召见了杨鹤。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很快，吏部主动提出，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使用价值，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 杨鹤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本来就是吹吹牛的，压根不会打仗，去了干啥？被人打？ 但是牛都吹了，外加吏部支持，皇帝支持，如此重任在肩，咬咬牙就去了。 可是杨同志不知道，吏部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讨厌。皇帝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省事。 和杨鹤不同，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砍人是要死人的，死人是要流血的，杨鹤这套把戏，也只能忽悠人，为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乱讲话要倒霉，才着力推荐他去。 死在那边最好，就算不死，也能脱层人皮相比而言，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的，他之所以喜欢杨鹤，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省钱的理论。 不花钱，不杀人，不用军饷，不用调兵，就能平息叛乱，太省了。 就算是忽悠人的，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很省成本，如此生意，不做白不做。 就这样，一脑袋浆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至少在当时，他的自我感觉很好。 杨鹤理论之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和气。 用他自己的话说，杀人是伤和气的，所以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毕竟参加民变的，原先就是民，这个理论，一年前，应该是对的杨鹤同志到任后，就发现不对了。 有一次，农民军进攻县城，被击退，抓住了几个俘虏，由杨鹤审问。 但还没问，杨鹤就发现了一件极为诡异的事——他似乎见过这几个。 确实见过，阅兵的时候见过。 没错，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曾经是他的部下。 强，弱，之间农民军的战斗力很强吗？ 对于这个疑问，最好的答案，应该是个反问——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 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这类活，从来都是被动式，闲着没事干，但凡有口饭吃，是不会有人造反的，成本高，门槛也高。 但遗憾的是，造反这份工作，除了成本、门槛高外，技术含量还高。 要知道，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主要是农民，农民的基本工作，是种地，基本工具，是锄头。 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是明军士兵，士兵的基本工作，是杀人，基本工具，是刀剑。 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据史料记载，大部分情况，是几万农民军，战胜了几百明军，或是几百农民军，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 而更大多数情况，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 没办法，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圣贤曾经说过，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让他们去打仗，就是让他们送死。 没有训练，没有武器，没有兵法，没有指挥，就没有胜利。 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他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西北的民军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明军，而且数量很多。 他们精通战术，作战狡猾，而且懂得明军的弱点，非常难以对付，且数量越来越多，民变越来越大。 出现此类情况，归根结底，原因就两个字——没钱。 之前我说过，朝廷没有钱，没有钱的结果，除了没钱赈灾外，还没钱发军饷。 据统计，当时全国的部队，大致有上百万人，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 而且就连辽东军，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拖几个月，也是经常的事。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 辽东是前线，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别提了，西北一带，既然不是前线，自然没钱，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穷得叮当响，据说连武器都卖了，只求换顿饭吃。 没钱赈灾，老百姓吃苦，也没辙，没钱发饷，当兵的吃苦，就有辙了。 兜里没钱，手里有刀，怎么办？ 凉拌，开抢！ 情况就是如此，官兵越来越少，民军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撑不住。 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大家都明白，就他不明白，等他明白了，跑也跑不掉了。 如果换个会打仗的，能用兵的，多少还能撑几天，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是招抚理论，这就比较麻烦了，据说当时朝廷里，有些人开玩笑，说杨鹤如果能撑一年，就倒着爬出去。 就当时的情况看，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杨鹤同志的下岗日期，指日可待。 一年后，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这样十几个名字： 神一魁、王左桂、王嘉胤、红狼、小红狼、点灯子、过天星、独头虎……（以下略去XX 字） 以上人等，全部归降。 这些人是干嘛地，看名字就能猜到，但这些人什么分量，估计你就不知道了。 在当时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就是神一魁，此人具体情况不详，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作战十分强悍，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 王左桂、王嘉胤，如果你不知道，那不怪你，对这二位兄弟，只提一点就够了：当时，在王左桂的手下，有个小头目，叫做李自成。 王嘉胤营门口站岗的，叫做张献忠。 至于后面那几位，就不说了，说了也没人知道，你只要明白，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随便一个摆出来，都能搅得天翻地覆。 都投降了。 除这些人之外，当时陕西、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投降了。 他们投降的对象，就是那个一脑袋浆糊，啥也不懂，不会打仗的杨鹤。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 杨鹤不懂兵法，不熟军事，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诚意。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最后，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 事实证明，农民军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是因为吃不饱，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给他们饭吃，自然愿意投降，毕竟造反这事，要经常出差，东跑西跑风险太大。 而对于杨总督，他们也是很客气的，很有点宋江喜迎招安的意思。 比如神一魁投降，约好地点，杨鹤打开城门，派出群众代表，热烈欢迎，众多民军头目大部到场，在杨总督的率领下，前往关帝庙，在关老爷面前，宣誓投降（关老爷靠得住）。 虽然此前双方素未谋面（可能在往城下射箭时看过几眼），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特别是杨总督，获得了民军的一致推崇，他们赶走了杨鹤的轿夫，坚持一定要亲自把他抬到总督府，并以此为荣。 一时间，西北喜讯接连，朝廷奔走相告，杨鹤跟各民军领袖的关系也相当好，逢年过节，还互相送礼，致以节日的问候。 局面大好，大好，有效期，半年。 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干过许多工作，明白很多道理，但是他并不知道，从招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失败了。 因为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弄明白。 正是这个问题，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 这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答案是，为了活下去。 怎样才能活下去呢？ 有钱，有粮食。 要说明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三段论： 造反，是因为没钱、没粮食，投降，是因为有钱，有粮食。 杨鹤有钱，有粮食吗？ 没有。 所以停止投降，继续造反。 在招降之前，杨鹤曾经认为，只要民军肯投降，事情就结束了，可是投降之后，他才明白，事情才刚开始。 光是神一魁的部队，就有三万多人，这么多人，怎么安置？ 招来当兵，就别扯了，连自己手下那点人的军饷都解决不了，招来这些人，喝西北风？ 赶回家种地，似乎也是白扯，年年灾荒，要能回家种地，谁还造反？ 对于这个悖论，崇祯同志是知道的，也想了办法。 他先找了几万两银子，安排发放。然后又从自己的私房钱（内库） 里，拿出了十万两，交给杨鹤，让他拿去花。 应该说，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民军们拿到钱，确实消停了相当长的时间。 具体是多长呢？ 我前面说过了，半年。 半年，把钱都花完了，自然就不投降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继续反！ 为了活下去。 为了活下去。 猛人出场崇祯四年（1631），领了半年工资后，神一魁再次反叛，西北群起响应，而且这次阵势更大，合计有三十多万人。 搞到这个地步，朝廷极为不满，许多大臣纷纷上告。 杨鹤很委屈，他本来就不是武将，之所以跑来办这事，实在是被人弄来的，原来是吹吹牛而已，你偏认真，来了之后，都没闲着，天天忙活这事，钱花完了，人家又反了，我有什么办法？ 崇祯更委屈，原本看你吹得挺好，觉得你能办事，才把你派过去，这么信任你，你招降了人，我立马就给你十几万两银子，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你把钱花完了，这帮人又反了，十万两都打了水飘，你干什么吃的？ 杨鹤委屈，就写信给崇祯，说我本不想干，你硬要我干，我要招抚，也是没有办法。 崇祯委屈，就写了封命令：锦衣卫，把杨鹤抓起来。 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捕，后发配袁州。 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由始至终，朝廷没人替他说话。 例外总是有的。 命令传出后，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 如此黑锅都敢背，是不正常的，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就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位参政，是杨鹤的儿子，叫做杨嗣昌。 崇祯没有理睬，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依然去了袁州。 帮父亲背锅，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导致了两个重大后果。 从这份奏疏上，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按照当时的逻辑，忠臣，必定就是孝子，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他认定，此人将来必可大用。 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父亲被发配了，对他而言，莫过于奇耻，从此，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此仇，不共戴天。 杨鹤离开了，但这场大戏才刚开始，事实上，真正的猛人，才刚出场。 一年前，招抚失败后，民军首领王左桂派出起义军，进攻军事重镇韩城，韩城派人去找杨鹤，告急。 杨鹤很急，因为他的政策是招抚，手中实在没有兵，但到这节骨眼上，就是自己拿菜刀，也不能不去了。 但他终究没有掌握菜刀技术，无奈，他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手上也没有兵，但杨鹤相信，这个人是有办法的。 第一个猛人就此登场，他的名字，叫做洪承畴。 洪承畴接到了求援的命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相当扯淡的命令，你是总督都没办法，我怎么办？ 但他并未抱怨，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 这是文官、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这年，他三十七岁。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 根据记载，此人的家世，可谓显赫一时： 曾祖父洪以诜，字德谦，中宪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师、武央殿大学士。 曾祖母林氏、一品夫人。 祖父洪有秩，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祖母戴氏，夫人。 有这么一份简历，基本就可以吃闲饭了。 可惜，洪承畴没能吃闲饭，事实上，他连饭都吃不上。 因为所有的这些简历，都是后来封的，换句话说，是他挣回来的。 洪承畴出生时，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去了，他的母亲虽然穷，却比较有文化，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 洪承畴很聪明，据说7 岁就能背三字经，这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我，27 的时候，还只能背人之初，性本善。 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洪承畴23 岁，参加全省统考（乡试），他的成绩很好，全省第19 名。 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成绩更好，全国第17 名，二甲。 然后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刑部。 这个结果对他而言，是比较倒霉的。 原因我说过，在明代，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必须当庶吉士，进翰林院。以洪承畴的成绩，应该能进，可是偏就没进。 此后的十几年，洪承畴混得还可以，当上了刑部郎中，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 参政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通常混到最后，就是光荣退休。 没考上翰林的进士，混饭吃的小参政，到历史留名，骂声不绝，余音绕柱的大人物，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 刚去陕西的时候，洪承畴带了很多书，因为他只是一个书生，他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杀过人。 据说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生就会打仗，天生就会杀人。 这是事实，不是据说。 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军事天才，他带着临时拼起来的家丁、仆人、伙夫，就这么上了战场，却没有丝毫的胆怯。 面对优势敌军，他凭借卓越的指挥，轻易击败了起义军，斩杀五百余人，解围韩城。 在洪承畴人生中，有过无数次战役，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最重要的，是这一次。 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洪承畴明白，他是多么的强大，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挽救这个末落的王朝，创造太平的盛世。 讽刺的是，他最终做到了，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 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具体表现在，他正确地意识到，杨鹤是一个蠢货。 招抚是没有用的，钱是不够用的，唯一有用的方式，是镇压。 三十年以来，书，是他仅有的寄托。 战后，他丢掉了书，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开战。 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此后的两个月里，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的杂牌部队，连战连胜，民军闻之色变，望风而逃。 在历史上，他的这支军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洪兵”。 洪承畴是文官，杨鹤也是文官，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对待民军，杨鹤是很客气的，投降前，他好言好语招抚，投降后，他好吃好喝招待。 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投降前，他说，如果不投降，就杀掉你们，投降后，他说，你们投降了，所以杀掉你们。 对于这件事情，我始终很疑惑，读圣贤书，就读出这么个觉悟？ 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之类的事，从来没断过，但公认最无耻的事，就是“杀降”，人家都投降了，你还要干掉他，太过缺德。 但更让我疑惑的是，这种缺德事，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还经常干。 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左桂，后来也投降了。洪承畴听说后，决定请他吃饭。 还没吃完，一群人冲进来，把王左桂剁了。 我始终觉得，这事干得相当龌龊，就算动手，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 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不是抵挡到底被杀，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总之，无论抵抗到底，还是不抵抗到底，都得被杀。 但事实告诉我们，在某些时候，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 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 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这里先不讲，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也不讲，只讲一个问题——投降的次数。 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 简单地说，他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十几天。 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部忙完，至少也得个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 相比而言，李自成就好得多了，虽然他也投降，但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说不投降，就不投降，属于硬汉型人物。 大体而言，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起兵、作战、被官军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作战。 此类表演，基本算是固定节目，数不胜数，很快，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 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 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短短几个月内，西北局势开始稳定，各路民军纷纷受挫，首领被杀。 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崇祯。对他而言，高升是迟早的事。 但他毕竟太年轻，资历太浅，还要继续等。 两个月后，一件事情的发生，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 崇祯四年（1631），估计是有心脏病，或是胆囊炎，起义军进攻延绥巡抚镇守城池的时候，这位巡抚大人竟然被活活吓死。 没胆的人死了，就让有胆的人上，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 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又过了两个月，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没人能顶替，也没人愿意顶替，除了洪承畴。 崇祯四年（1631）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 噩梦开始了。 当时的起义军，已经遍布西北，人数有几十万，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什么八十老母，几岁小孩都带上，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 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立即带了两千精兵，准备出战，到地方后，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前锋队伍。 然而他没有动手，就在那里看着，静静地看着，看了会，就走了。 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 这是一列长队，从前到后，长几十里对这样的起义军，看看就行了，真要动手，就傻了。 问题在于，当时的西北，到处都是这样的队伍，穿街过巷，比游行还壮观，见着就发怵。 然后，洪承畴来了在这个世界上，洪承畴害怕的东西，大致还不多。 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 这意思是，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人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 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非常正确，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 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是三个人，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 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 这三个人中，王左桂已经被杀掉了，所以下一个目标，是王嘉胤。 然而就在此时，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嘉胤死了。 王嘉胤是被杀的，杀掉他的人，是他的部下。 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 逼他们的人，叫做曹文诏。 大结局 第十三章 第二个猛人 对曹文诏这个人，洪承畴曾经有过一个评价：世间良将，天下无双。 曹文诏，山西大同人，和洪承畴不一样，他没有履历，没读过书，没有背景，出人头地之前，他只是个小兵。 十年前，他在一个人的手下当兵，跟着此人去了辽东。这个人叫做熊廷弼。 九年前，广宁兵败，明军溃败，他没有逃跑，而是坚持留了下来，见到了他第二个上司——孙承宗。 六年前，孙承宗走了，他还是留了下来，此时，他已经当上了游击，而他的新上司，就是袁崇焕。 两年前，他跟着袁崇焕到了京城，守护北京，结果袁崇焕被抓，他依然留了下来。 一年前，他跟随孙承宗前往遵化，在那里，他奋勇作战，击退后金大将阿敏，并最终收复关内四城。 然后，他来到了西北。 对于这个人，我想就没必要多说了，从熊廷弼、孙承宗到袁崇焕，他都跟过，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阿敏，他都打过。 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牛人都跟过，现在把他调回来，打农民军。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跟着他回来的，还有一千人。 这一千人，是他的老部下，他们隶属于一支特殊的部队——关宁铁骑。 关宁铁骑，是明朝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但人数并不多，大致在六千人左右，其中一半，在祖大寿的手中，曹文诏带回来的，只是六分之一。 而他的对手王嘉胤，手下的民军主力，在三万人左右。 王嘉胤什么来历，说法很多，靠谱的不多，但在当时那一拨人里，他是很牛的，之前我说过，在他手下，有个叫张献忠的小喽罗，顺便再说句，后来威震天下、被称为“闯王”的高迎祥（李自成是闯王2.0 版本），都是他的人，给他打工。 而且这人很难得，很有点组织才能，连个县都没占住，就开始搞政府机构，但最搞笑的是，他还大胆地搞了机构改革，突破常规，明朝有的，他有，明朝没有的，他也有，不但有六部都察院，还有宰相。 当然，对于这些，曹文诏是没有兴趣的，到任后一个月，他就动手了。 按通常的说法，他率数倍于民军的官兵，以压倒性的优势，发动了进攻。 但事实是有点区别的，王嘉胤的兵力前面说过，是三万人，而曹文诏带去的人，是三千。 估计王嘉胤原先没在部队混过，也不大知道曹文诏何许人也，对曹总兵的来访，他倒不是很紧张，毕竟就三千人，还能咋样。 王嘉胤认为，就算曹文诏再强，就算他手下有关宁铁骑，但毕竟是十个打一个，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输的。所以他摆好了阵势，准备迎敌。 他太单纯了。 要知道，打了十几年仗，换了三任领导，从努尔哈赤打到皇太极，还能混到现在，光凭勇猛，十条命都是不够的。 曹文诏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勇猛，而是因为耍诈。 此人身经百战，通晓兵法，到地方后，压根没动手，先断了王嘉胤的粮道。 王嘉胤慌了，要坚守，没有粮食，要突围，又没法冲出去。 就这样，王嘉胤冲了两个月，终于，在他即将放弃时，奇迹出现了。 曹文诏的包围圈，竟然出现了漏洞，王嘉胤终于找到机会，冲出重围。 王嘉胤感觉很幸运，虽说被困了两个月，但好歹还是出来了。换个地方，还能接着干。 可惜他并不知道，曹文诏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人，他所有的失误，都是故意的。 把人围起来，然后死磕，是可以的，但是损失太大，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放出来，然后一路追着打。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王嘉胤逃了出来，逃出来后，就后悔了。 因为从他逃出来那天起，曹文诏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紧追不放，追上就是一顿猛捶，五天之内打了五仗，王嘉胤一败涂地。 更可气的是，曹文诏似乎不打算一次把他玩死，每次打完就撤，等你跑远点，下次再打，反正他的部队是骑兵，对此，王嘉胤极为郁闷。 其实曹文诏也很郁闷，谁让你有三万人，我只有三千，只能慢慢打。 打了两个月，王嘉胤崩溃了，王嘉胤的部下也崩溃了，在某个混乱的夜晚，王嘉胤被部下杀死，部分投降了曹文诏。 王左桂死了，王嘉胤也死了，剩下的，还有神一魁。 在所有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最能坚持的，就是神一魁。 为了彻底铲除这个心腹之患，洪承畴决定，跟曹文诏合作。 所谓合作，就是客气客气，就官职而言，洪承畴是总督，曹文诏是总兵，洪承畴是进士，曹文诏是老粗，基本上，洪承畴怎么说，曹文诏就怎么做，相当听话。 几年后的那场悲剧，即源自于此。 其实这个时候，神一魁已经挂了，真正掌控军权的，是四个人： 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 虽说头头死了，但势头一点没消停，光主力部队，就有五万人，聚集在甘肃镇原，准备进攻平凉。 所以洪承畴决定，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 除曹文诏之外，他还调来了王承恩、贺虎臣等人，基本上西北最能打的几个总兵，都到齐了。 到齐了，就是群殴。 群殴之后，民军撑不住了，决定向庆阳撤退。 想法是好的，可惜做不了，特别是曹文诏，由于他率领的关宁铁骑，每人都有两匹马，骑累一匹就换一匹，机动性极强，跟幽灵似的，民军往哪跑，他就等在哪。跑来跑去，没能跑出去。 经过两个月的僵持，双方终于在镇原附近的西濠决战，史称西濠之战。 整个战役的过程，大致相当于一堂生动的骑兵训练课，刚开打，还没缓过劲，曹文诏就率军冲入了敌军，乱砍乱杀，大砍大杀，基本上是怎么砍怎么有。 砍完了，退回来，歇会，歇完了，再冲进去，接着砍，所谓如入无人之境，大致就是这个状态。 民军的阵脚大乱，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出了他的主力洪兵，连同贺虎臣的宁夏兵，王承恩的甘肃兵，发动总攻，敌军就此彻底崩溃。 此战，民军损失近万人，首领杜三、杨老柴被生擒（曹文诏抓的）。 残余部队全部逃散。 通常状态下，都打残了，也就拉倒了。 洪承畴不肯拉倒，打残是不够的，打死是必须的。 神一魁的四个头领，抓了两个，还剩两个——红军友、李都司。 这个艰巨的任务，由曹文诏接手，他率领自己的两千骑兵，开始了追击。 接下来，是曹文诏的表演时间。 面对曹文诏的追击，几万军队几乎无法抵抗，连战连败，死伤近万，主要原因，还是曹文诏太猛。 曹总兵是见过大世面的，最猛的八旗军他都没怕过，打半业余的民军，自然没问题，每次进攻，他都带头冲锋，打得民军头目胆战心惊，时人有云：“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 这种说法是客观的，却是不全面的，因为曹总兵不但玩硬的，还玩阴的。 在追击的路上，曹文诏的手下报告，他们抓住了一个叫李宫用的敌军将领，按日常惯例，处理方法都是拉出去砍了，但曹文诏想了想，对手下说，放了这个人。 此后的事情，用史书上的话说，“文诏乃纵反间，绐其党，杀红军友。” 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文诏放走了这个人，并利用他使了个反间计，忽悠了他的同党，杀掉了四大首领中的红军友。 其实我也很想告诉你，这个反间计到底怎么使的，只是我查了很多史料，也没查个明白，有一点是肯定的，对民军而言，曹文诏，是最为恐惧的敌人。 人恐惧了，就会逃跑，逃无可逃，就不逃了。 神一魁剩下的，只有李都司了。 他很恐惧，所以他逃跑，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继续跑，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他决定，不跑了，回头，决战曹文诏！ 等等，再想想想明白了，不跑了，回头，伏击曹文诏！ 没办法，对付这样的猛人，还是伏击比较靠谱。 他们伏击的地点，叫做南原。 为保证圈套成功，他们围住了附近的一群明军，吸引曹文诏前来救援。 曹文诏来了，但在这里，他看到了敌军上千名骑兵，二话不说就追。 追到了南原，穿进了圈套，伏兵四起。 应该说，伏兵还是有点作用的，受到突然袭击，曹文诏的部队被打乱，曹文诏被冲散。 李都司估计是读过史书的，至少看过淝水之战，他当即派人在军中大喊：曹文诏已死！ 很快，就喊成了口号，鉴于曹文诏不知被冲到哪去了，所以这个谣言很有点用，明军开始动摇。 然后，曹文诏就开始辟谣了，不用话筒，用长矛。 精彩表演开始，史书上的说法，是“持矛左右突，匹马萦万众中。 诸军望见”。 拿着长矛，左冲右突，单枪匹马在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大家都看见了他。 遇上这么个人，谣言是不管用了，伏击也别扯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大败，僵尸蔽野” 数过来，这应该是第二次大败了。但对于洪承畴和曹文诏而言，还没完。 残余部队的残余继续逃跑，曹文诏继续追击，然后是大败、复大败，又复大败。一路败到平凉，李都司终于不用败了，洪承畴杀掉了他。神一魁的四大头领，最终无人幸免。 但到这份上，曹总兵还没消停，他继续追击残敌，竟然追到了甘肃、宁夏，连续几战，把残敌赶尽杀绝，至此，神一魁的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西北之内，反军所剩无几。 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崇祯元年的三大民军领袖，就此结束他们的戏份，在这个舞台上，他们注定只是个配角。 主角配角死光了，但龙套并没死，因为活不下去的人，终究还是活不下去，头头死了，就另找活路。 秉持这个原则，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的残部，以及所有无法活下去的人，为了生存，继续战斗。 但鉴于陕西、甘肃打得太狠，他们跑到了山西。 虽说是半业余组织，但吃了这么大的亏，总结总结经验是应该的，于是，在王嘉胤部将王自用的号召下，所有剩下来的民军领袖，聚集在一块，开了个会。 会议的内容，是检讨教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顺便再选领导。 其实也不用选，一般这种事，都是论资排辈，经过群众推举，王自用以资历最多，工龄最长，顺利当选新任头头。 鉴于曹文诏、洪承畴之类猛人的出现，大家共同认为，必须团结起来，协同作战。 当时去开会的，共有三十六支部队，史称“三十六营”。 跟以往一样，这三十六位头目，有三十六个外号，大致如下： 紫金梁、闯王、八大王、曹操、闯塌天、闯将、扫地王、黑煞神…… 就外号水平而言，跟水浒传还没在一个档次上，梁山好汉们的文化程度，估计是够格的，什么急先锋、拼命三郎、花和尚，都是现代的流行用语，相比而言，扫地王之类的外号，实在让人不知所谓。 而且就人数而言，也差点，水浒好汉们，总共是一百单八个，这次只有三十六个，也就够个天罡。 但在某一点上，他们跟梁山好汉是很相似的，不可思议的相似。 你应该还记得，梁山好汉排队时，排在第一的，并不是及时雨宋江，而是托塔天王晁盖。 然而晁盖并不是真正的主角，因为后来他被人给挂了。 这次的三十六位老大也一样，排在第一的紫金梁，就是王自用，他是当时的首领，后来倒没被人挂，自己挂了。 真正的主角，是后面的五位，外号你不知道，那就对个号吧： 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闯塌天——刘国能最后，是最牛的一位，闯将——李自成这是极为有趣的五个人，他们性格不同，关系不同，有的是上下级，有的是战友，有的是老乡，为了生存，揭竿而起。 然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们终将因为各自的原因，选择各自的道路，或互相猜忌，或者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直至人生的终点。 终点太远了，从起点说起吧。 开完这次会后，各位老大纷纷表示，要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共同行动。 这次开会的起义军，总兵力，近二十万人，开完后就分开了。 分开去打仗。 他们兵分几路，开始向山西各地进军。 崇祯得知，立即下令山西巡抚，全力围剿。 当时的山西巡抚，是个水货。 这位仁兄调兵倒很有一套，听说敌人来了，马上四处拉人，陕西、甘肃、宁夏的兵都被他拉了过来，光是总兵，就有三个。 但这人有个毛病，喜欢排兵布阵，把人调来调去，指挥乱七八糟，还没等他布出个形状，几路民军连续攻克多地，闹得天翻地覆。 于是崇祯恼火了，他决定换人，换一个能让这三十六位首领做噩梦的人——曹文诏。 曹文诏算是出头了，原先在辽东系，也就是个游击，荣归故里后，短短一年时间，就升了副总兵，现在是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但按崇祯的意思，这个总兵，大致相当于总司令，因为根据命令，所有追剿军，都要服从曹文诏的指挥。 对于这个安排，三十六位头头是有准备的，所以他们决定，以太原一带为基地，协同合作，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曹文诏。 崇祯六年（1633），曹文诏正式上任，积极备战，准备进攻。 大战即将开幕，但在开幕之前，这场戏又挤上来一个人。 对这个人，曹文诏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到西北之前，他经常见到这个人。 此人之所以上场，是被崇祯临时硬塞进来，一般说来，但凡在历史舞台上混的，除个别猛人外（如朱元璋），艺术生涯都比较短，混个几年就得下场。 但这位仁兄，上场的时间实在很长，曹文诏下去了，他没下去，明朝亡了，他都没下去，直到死在场上，都是主角。 隆重介绍，第三个猛人，左良玉。 就知名度而言，左良玉是比较高的，在很大程度上，他要感谢孔尚任，因为这位仁兄把他写进了自己的戏里（桃花扇），虽然不是啥正面角色，但好歹是露了脸。 左良玉，字昆山，无学历，文盲。 左良玉的身世，是非常秘密的，秘密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就这么个出身，你让他饱读诗书，就是拿他开涮。 没书读，也得找工作，长大以后，左良玉去当了兵，小兵。 他的成长经历，跟曹文诏类似，但他混得比曹文诏好，到崇祯元年的时候，就已经混到了都司。 顺便说一句，他之所以混得好，跟个人努力关系不大，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天启年间，他还是个小兵时，有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人。 当时的左良玉，实在没啥特点，谁都瞧不上，但这个人算是例外，看见左良玉后，惊为天人，说他很好，将来很强大，就说了几句话，建议朝廷给他提了个游击。 这位慧眼识才的仁兄，叫做侯恂，希望你还记得他，因为天启二年，他还曾经提拔过另一个人——袁崇焕。 按侯恂的说法，左良玉是个难得的人才，很快就会出人头地。 但事情跟他所说的，似乎还是有点差距，左良玉一直到崇祯元年，还是个小人物。 但不负侯恂所望，左良玉终究还是出名了，只是出名的方式，比较特别。 这事之前也提过，崇祯元年，宁远兵变，巡抚毕自肃自尽，袁崇焕来收拾残局，收拾来收拾去，就把左良玉给收拾了。 当兵的没拿到工资，才兵变，左良玉有工资，自然不参加，但手下的兵哗变，他负领导责任，就这么被赶回了家。 回家呆了几天，又回来了。 袁崇焕死后，孙承宗又把他招了回来，去打关内四城，就是在那里，他开始暂露头角，和曹文诏并肩作战，收复了遵化。 恰好，这段时间侯恂也混得不错，顺道给他提了副将，从此顺风顺水。 客观地讲，左良玉同志的进步，基本上是靠侯恂的，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侯恂是个眼光很准的人，袁崇焕，他没有看错，左良玉，也没有。 根据史料记载，左良玉身材很高，作战很猛，且足智多谋，虽说没文化，但很懂兵法，每次打仗都给人下套挖坑，此外，他个人的战斗技术也相当厉害。 除作战外，左良玉还有点个人技术，他使用的兵器，不是长矛，而是弓箭，据说百发百中，而且左右手都能射箭，速度极快。 到山西后，果然不同反响。 先在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然后在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最后到了武安，被大败之。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事，当时左良玉的手下，有七八千人，竟然被农民军全歼，他自己带着几个手下好不容易才跑回来，实在很没有名将风采。 不过不要紧，就算名将，也有发挥失常的时候，何况还有个不会发挥失常的名将。 对于皇帝的任命，曹文诏很感动。 猛人被感动，反映在行动上，就是猛打，猛杀。 崇祯六年（1633）二月，文诏开始攻击。 他追击的敌人，有二十万，而他的兵力，是三千人。 不用怀疑，你没有看错，这就是曹文诏所有，且仅有的兵力。 他的追击之旅，第一站是霍州。在这里，他遇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上天龙。 上天龙究竟是谁，就别问了，我只知道，他是死在曹文诏手下的第一个首领。 上天龙手下，有上万人，摆好阵势，曹文诏率军冲锋。 这位兄弟抵抗的时间，也就是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 垮得实在太快，所以头头也没来得及跑，就被曹文诏杀了。 他的第二站，是孟县。 孟县，离太原没多远，在这里等待着他的，是混世王。 混世王这个外号，是很有点哲学意味的，毕竟在世上，也就是个混，但曹文诏用实际行动生动地告诉他，混是容易的，混成王是很难的。 双方在孟县相遇，混世王的兵力，大致是曹文诏的六倍。 六十倍都没用。 曹文诏毫无费力，就击溃了混世王，混世王想跑，没跑掉，被曹文诏斩杀当时的太原，算是民军的天下，因为这里是三十六营首领，紫金梁王自用的老巢，此外，如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等猛人，也都在那一带混。 曹文诏来后，就没法混了。 在他到任几个月后，史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五台、盂县、定襄、寿阳贼尽平。” 曹文诏实在太猛，他连续作战，连续获胜，先后击溃十几支民军，但凡跟他作战的，基本都撑不过一天，此后，他又在太谷、范村、榆社连续发起攻击，“贼几消尽。” 其实打到这个份上，就算够意思了，但曹文诏是个比较较真的人，非要干到底，因为那个最终的目标，就在他的眼前——紫金梁。 曹文诏是明白人，他知道，就凭对方这二十多万人，即使站在那里不动，让他砍，三千人，也得砍上十天半月。 所以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干掉紫金梁。 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发动了连续攻击，关于这段时间的经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时间、地名、斩杀人数——曹文诏斩杀的人数。 短短十五天内，曹文诏率军七战七胜，打得紫金梁到处乱跑，先到泽州、再到润城、沁水，每到一地，最多一天，曹文诏就到，到了就打，打了就胜。 紫金梁原本的想法，是集中兵力，跟曹文诏死磕。 但事实证明，死磕未必能行，死倒是肯定的。 一个月，紫金梁的兵力已经损失了近三分之一，这么下去，实在赔不起了。 于是他做出决定，分兵。 紫金梁现在的想法，是曹文诏再猛，也没法分身，分兵之后，就看运气了，谁运气不好，被逮着，命苦不能怨政府。 就这么办了，紫金梁分工，他去榆社，老回回（三十六营之一） 去武乡，过天星（三十六营之一）去高泽。 关于结局，史书上记载如下：“文诏皆击败” 到底怎么办到，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 但紫金梁、八大王们明白了，混到今天，再不躲就没命了。 曹文诏是山西总兵，山西是没法呆了，往外跑。 跑路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直隶（河北），另一个是河南。 紫金梁去了河南，至少在那里，他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想法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曹文诏同志是很负责的，别说中国河南，就算欧洲的荷兰，估计照去。 在曹文诏的追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吃了大亏，好不容易跑到河南济源，终于解脱了。 人死了，就解脱了。 所幸，他还算是善终，在被曹文诏干掉之前，就病死了。 崇祯六年五月，紫金梁死去了，三十六营联盟宣告结束。 紫金梁结束了他的使命，接替他的，将是一个更为强大的人。 合谋当然，对当时的起义军而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文诏还在追。 紫金梁死后，曹文诏继续攻击，在林县，他遇上了滚地龙率领的民军主力，一晚上功夫，全灭敌军，杀死滚地龙，此后又攻下济源，在那里，他杀死了三十六营的重要头领老回回。 洪承畴在陕西，陕西消停了，曹文诏在山西，山西也消停了。虽然河南也不安全，但对于众位头领而言，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河南了，具体的地点，是河南怀庆。 河南怀庆，位于河南北部，此地靠近山西五台山地区，地段很好，想打就打，不想打就钻山沟，是个好地方。 于是，崇祯六年（1633）六月，山西、陕西的民军基本消失——全跑去河南了。 河南的日子还算凑合，虽说曹文诏经常进来打几圈，但时不时还能围个县城，杀个把知县，混得还算凑合，到崇祯六年六月，来这里的民军，已经有十几万人。 但好日子终究到头了，因为另一个猛人，来到了河南——左良玉。 三年前，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的时候，最能打的两个，就是左良玉和曹文诏。 就军事天赋而言，两人水平相当，也有人说，左良玉还要厉害点，之所以打仗成绩不好，说到底还是个人员素质问题。 曹文诏率领的，是关宁铁骑，所谓天下第一强军，战斗力极强，打起来也顺手。 但左良玉估计是跟袁崇焕关系不好，来的时候，没有分到关宁铁骑（大多数在祖大寿的手上），只能在当地招兵。 这就比较麻烦了，倒不是说当地人不能打仗，关键在于，参加民军闹事的，大都也是当地人。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是苦人家，闭只眼就过去了，官军也好，民军也罢，都是混饭吃，何必呢？ 而这一次，左良玉得到了一支和以往不同的军队—昌平兵。 明代的军队，就战斗力而言，一般是北方比南方强，北方的军队，最能打的，自然是辽东军，问题在于，辽东军成本太高，给钱不说，还要给地，相对而言，昌平兵性价比很高，而且就在京城附近，也好招。 带着这拨人，左良玉终于翻身了，他连续出击，屡战屡胜，先后斩杀敌军上万人，追着敌军到处跑。 到崇祯六年（1633）九月，不再跑了民军主力被他赶到了河南武安，估计是跑得太辛苦，大家跑到这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十几万人，还跑什么？就在这里，跟左良玉死磕。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抉择。 敌人不跑了，左良玉也不跑了，他开始安静下来，不发动进攻，也不撤退。 对左良玉的反常举动，民军首领们很纳闷，但鉴于左总兵向来彪悍，他们一致决定等几天，看这位仁兄到底想干什么。 左良玉想干的事情，就是等几天。 他虽然很猛，也很明白，凭自己这点兵力，追着在屁股后面踹几脚还可以，真卷袖子上去跟人拼命，是万万不能地。 在对手的配合下，左良玉安心地等了半个月，终于等来了要等的人。 根据崇祯的统一调派，山西总兵曹文诏、京营总兵王朴、总兵汤九州以及河南本地军队，日夜兼程，于九月底抵达武安，完成合围。 对首领们而言，现在醒悟，已经太晚了。 下面，我们介绍下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英雄，据史料记载，除了知名人物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外，还有若干历史人物，如薛仁贵、刘备（都是外号）、以及某些新面孔，比如鞋底光（一直没想明白这外号啥意思，估计是说他跑得快），逼上路（这个外号很有觉悟）、一块云（估计原先干过诗人）、三只手（这个……）；某些死人，比如混世王、上天龙……（应该之前已经被曹文诏干掉了）。 大抵而言，所有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都在这个圈里。 对诸位首领而言，崇祯六年的冬天应该是过不去了。 因为除被围外，他们即将迎来另一个相当可怕的消息。按规定，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指认一名前线总指挥，根据级别，这个包围圈的最高指挥者，必定是曹文诏。 当然，如果真是曹文诏管这摊子事，历史估计就要改写了，因为以他老人家的脾气，逮住这么个机会，诸位首领连全尸都捞不着。 可是，不是曹文诏。 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 崇祯六年九月，曹文诏被调离，赴大同任总兵。 关于这次任命，许多史书上都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自毁长城。 打得好好的，偏要调走，纯粹是找抽。 而这笔帐，大都算到了御史刘令誉的头上。 因为据史料记载，曹文诏当年在山西的时候，跟刘御史住隔壁，曹总兵书读的少，估计也不大讲礼貌，欺负了刘御史，两人结了梁子。 后来刘御史到河南巡视，曹总兵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不对劲了，又开始吵，刘御史可能吃了点亏，回去就记住了，告了一黑状，把曹文诏告倒了，经崇祯批准，调到大同。 史料是对的，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按照明代编制，山西总兵和大同总兵，算是同一级别，而且崇祯对曹文诏极为信任，别说一状，一百状都告不倒。 真正的答案，在半年后揭晓。 崇祯七年（1634）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大同。 崇祯是个很苦的孩子，上任时年纪轻轻，小心翼翼地装了两年孙子，干掉了死太监，才算正式掌权，掌权之后，手下那帮大臣又斗来斗去，好不容易干了几件事（比如裁掉驿站），又干出来个李自成。 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没辙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很勤奋，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天天上朝，自己和老婆都穿旧衣服，也不好色（没有时间），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享受权力，尽承担义务。这样的皇帝，给谁谁都不干。 可怜可怜的崇祯同志之所以要把曹文诏调到大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家里的事要管，外面的事也得管，毕竟手底下能打仗的人就这么多，要有两个曹文诏，这事就结了。 对于皇太极的这次进攻，崇祯是有准备的，但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准备不足。 皇太极进攻的兵力，大致在八万人左右，打宁远没指望，但打大同还是靠谱的。 自进攻发起之日，一个月内，大同防线全面击破，各地纷纷失守，曹文诏虽然自己很猛，盖不住手下太弱，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击破周边地区后，皇太极开始集结重兵，攻击大同。 大同是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后果不堪设想，就兵力对比而言，曹文诏手下只有两万多人，而主力关宁铁骑，只有一千多人，失陷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崇祯也玩命了，在他的调派下，吴襄率关宁铁骑主力，日夜兼程赶往大同，参与会战。 曹文诏也确实厉害，硬扛了十几天，等来了援兵。 皇太极眼看没指望，抢了点东西也就撤了。 崇祯七年（1634）的风波就此平息，手忙脚乱，终究是搞定了。 曹文诏同志就惨了，虽然他保住了大同，但作为最高指挥官，责任是跑不掉的，好在朝廷里有人帮他说几句话，才捞了个戴罪立功。 但皇太极这次进攻，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既不是抢了多少东西，杀了多少人，也不是让曹总兵被黑锅，而是那个包围圈的彻底失败。 其实在崇祯十七年的统治中，有很多次，他都有机会将民军彻底抹杀。 这是第一次。 大结局 第十四章 突围 事实告诉我们，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 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地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 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 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 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 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 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 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 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 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怵，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任职者，叫做陈奇瑜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 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陈总督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 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 车厢峡谷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作栈道，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 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 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 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杀手锏的时候到了。 我说过，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 没条件，谁投降啊？ ——春节晚会某小品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 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 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 于是头领们凑了点钱，送给了陈奇瑜。 然而陈奇瑜没有收。 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 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 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 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不为？ 陈奇瑜没有同意。 陈奇瑜并不是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 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 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 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 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 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 找一个人，看一百个人。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 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 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 了事？那是没可能的。 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 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 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 杀光了，就没事了。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 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 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来，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 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 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 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 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 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 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 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 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 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 没办法，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 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 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积蓄。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 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 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 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打点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 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里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 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 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 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 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那时，王嘉胤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加入了队伍。 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 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 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 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 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又顺应潮流，造反了。 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 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 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 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一个有辙的人： “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 李自成如是说。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生人。 这里有个比较凑巧的事，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 而且这两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根据史料的说法，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还能赚点钱，起码混口饭吃，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 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他从小就进了私塾，但据说成绩不好，很不受老师重视，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 直到有一天。 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吃螃蟹。 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 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 老师看过大家的诗，看一首，评一首，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 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一身甲胄任横行。 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实在没处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 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 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似乎并不顺利，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 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李自成决定，先去打基础，但问题是，他家并不是农民，也没地，种地估计是瞎扯，所以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给人打工。 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自成比较郁闷的时期，因为他年纪小，父亲又死了，经常被人欺负，有些地主让他干了活，还不给钱，万般无奈之下，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了。 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我说过，驿站大致相当于招待所，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但李自成日常服务的，并不是人，而是马。 由于世代养马，所以李自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个平手，估计都是拜此所赐。 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相比张献忠，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只想混碗饭吃。 崇祯二年，饭碗没了。 我说过很多次，是刘懋同志建议，全给裁掉了。 刘懋认为，驿站纰漏太多，浪费朝廷资源，李自成认为，去你娘的。 你横竖有饭吃，没事干了，来砸我的饭碗。 但李自成还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他回了家，希望打短工过日子。 我也说过很多次，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西北灾荒。 都被他赶上了，灾荒时期，收成不好，没人种地，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此时，李自成听说，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去了的人都有饭吃。 他带着几个人去了，果然有饭吃。 这位招聘的人，叫做王左桂。 王左桂是干什么的，之前也说过了，作为与王嘉胤齐名的义军领袖，他比较有实力。 当时王左桂的手下，有几千人，分为八队，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就让他当了八队的队长。 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也是最小的职务，而他的外号，也由此而生——八队闯将。 一年后，王左桂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攻打韩城。 他之所以要打这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韩城的防守兵力很少，而且当时的总督杨鹤，没有多少兵力可以增援，攻打这里，可谓万无一失。 判断是正确的，正如之前所说的，杨鹤确实没有兵，但他有一个手下，叫洪承畴。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洪承畴一举成名，王左桂一举完蛋，后来投降了，再后来，被杀降。 王左桂死掉了，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但李自成没有，他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投奔了不沾泥。 不沾泥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做张存孟（也有说叫张存猛），但孟也好，猛也罢，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到了一年后，他也投降了。 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这一次，他的眼光很准，因为他的新上司，就是闯王高迎祥。 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王左桂投降了，李自成不投降，不沾泥投降了，他也没投降。 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比如被王朴包围，被陈奇瑜包围等等，但大体而言，他是没怎么投降的。 这说明，李自成不是痞子，他是有骨气的。 相比而言，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 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每次都是打不过，或是眼看打不过了，就投降，等缓过一口气，立马就翻脸不认人，接着干，很有点兵油子的感觉。 史料记载，张献忠的长相，是比较魁梧的，他身材高大，面色发黄（所以有个外号叫黄虎），看上去非常威风。 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他的身材不高，长得也比较抱歉，据说不太起眼（后来老婆跑路了估计与此有关），但他很讲义气，很讲原则，且从不贪小便宜。 历史告诉我们，痞子就算混一辈子，也还是痞子，滑头，最后只能滑自己。长得帅，不能当饭吃。 成大器者的唯一要诀，是能吃亏。 吃亏就是占便宜，原先我不信，后来我信了，相当靠谱。 李自成很能吃亏，所以开会的时候，别人不说，他说。 第八队队长，不起眼的下属，四处寻找出路的孤独者，这是他传奇的开始。 他说，一个人敢拼命，也能活命，何况我们有十几万人，不要怕！ 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认识到，李自成是对的，到这个份上，只能拼了。 但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在河南呆下去，死路，去陕西，还是死路，去山西，依然是死路，哪里还有路？ 有的，还有一条。 李自成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指出那条唯一道路。 他说，我们去攻打大明的都城，那里很容易打。 他不是在开玩笑。 当然，这个所谓的都城，并不是北京，事实上，明代的都城有三个。 北京，是北都，南京，是南都，还有一个中都，是凤阳。 打北京，估计路上就被人干挺了，打南京，也是白扯，但打凤阳，是有把握的。 凤阳，位于南直隶（今属安徽），这个地方之所以被当作都城，只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老家，事实上，这里唯一与皇室有关的东西，就是监狱（宗室监狱，专关皇亲国戚），除此以外，实在没啥可说，不是穷，也不是非常穷，而是非常非常穷。 但凤阳虽然穷，还特喜欢摆谱，毕竟老朱家的坟就在这，逢年过节，还喜欢搞个花灯游行，反正是自己关起门来乐，警卫都没多少。 这样的地方，真是不打白不打。 而且进攻这里，可以吸引朝廷注意，扩大起义军的影响。 话是这么说，但是毕竟洪承畴已经围上来了，有人去打凤阳，就得有人去挡洪承畴，这么多头领，谁都不想吃亏。 所以会议时间很长，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想去打凤阳，最后，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领悟了政治的真谛，想出了一个只有绝顶政治家，才能想出的绝招——抓阄。 抓到谁就是谁，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自己服气，大家服气。 抓出来的结果，是兵分三路，一路往山西，一路往湖广，一路往凤阳。 但这个结果，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我查了一下，抓到去凤阳的，恰好是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 没话说了。 但凡是没办法了，才抓阄，但有的时候，抓阄都没办法。 真没办法。 抓到好阄的一干人等，向凤阳进发了，几天之后，他们将震惊天下。 在洪承畴眼里，所谓民军，都是群没脑子的白痴，但一位哲人告诉我们，老把别人当白痴的人，自己才是白痴。 检讨很巧，民军抵达凤阳的时候，是元宵节。 根据惯例，这一天凤阳城内要放花灯，许多人都涌出来看热闹，防守十分松懈。 就这样，数万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连大门都没开，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凤阳城。 慢着，似乎还漏了点什么——大门都没开，怎么能够进去？ 答：走进去。 因为凤阳根本就没有城墙。 凤阳所以没有城墙，是因为修了城墙，就会破坏凤阳皇陵的风水。 就这样，连墙都没爬，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凤阳，进入了老朱的龙兴地。 接下来的事情，是比较顺理成章的，据史料记载，带军进入凤阳的，是张献忠。 如果是李自成，估计是比较文明的，可是张献忠先生，是很难指望的。 之后的事情，大致介绍一下，守卫凤阳的几千人全军覆没，几万多间民房，连同各衙门单位，全部被毁。 除了这些之外，许多保护单位也被烧得干净，其中最重要的单位，就是朱元璋同志的祖坟。 看好了，不是朱元璋的坟（还在南京），是朱元璋祖宗的坟。 虽说朱五一（希望还记得这名字）同志也是穷苦出身，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不但烧了他的坟，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皇觉寺） 也给烧了。 此外，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树了个旗帜，大书六个大字：“古元真龙皇帝” 就这样，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大吃大喝，然后逍遥而去。 事大了。 从古至今，在骂人的话里，总有这么一句：掘你家祖坟。 但一般来讲，若然不想玩命，真去挖人祖坟的，也没多少。 而皇帝的祖坟，更有点讲究，通俗说法叫做龙脉，一旦被人挖断，不但死人受累，活人也受罪，是重点保护对象。 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毕竟太缺德。 真被人刨了祖坟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民国的孙殿英，当然他是个人行为，图个发财，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龙脉还有没有，似乎也难说。 朝代还在，祖坟就被人刨了的，只有明朝。 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差点晕了过去。 以崇祯的脾气，但凡惹了他的，都没有好下场，崇祯二年，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还没怎么着，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现在祖坟都被人刨了，那还了得但醒过来之后，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做检讨。 请注意，不是让人做检讨，而是自己做检讨。 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如皇帝犯错误，实在没法交代，就得做检讨，这篇检讨，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叫做“罪己诏”。 崇祯八年（1635）十月二十八日，崇祯下罪己诏，公开表示，皇陵被烧，是他的责任，民变四起，是他的责任，用人不当，也是他的责任，总而言之，全部都是他的责任。 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受害者写检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其实不难理解，几句话就明白了。 根据惯例，但凡出了事，总要有人负责，县里出事，知县负责，府里出事，知府负责，省里出事，巡抚负责。 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谁负责？ 只有皇帝负责。 对崇祯而言，所谓龙脉，未必当真，要知道，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都没地方埋，是拿着木板到处走，才找到块地埋的，要说龙脉，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掘了，就没有大问题。 但祖宗的祖宗的坟被掘了，毕竟影响太大，必须解决。 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做检讨。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自从皇帝的祖坟被掘了后，上到洪承畴，下到小军官，人心惶惶，唯恐这事拿自己开刀，据说左良玉连遗书都写了，就等着拉去砍了，既然皇帝做了检讨，大家都放心了，可以干活了。 当然，皇帝背了大锅，小锅也要有人背，凤阳巡抚和巡按被干掉，此事到此为止。 崇祯如此大度，并非他脾气好，但凡是个人，刨了他的祖坟，都能跟你玩命，更何况是皇帝。 但没办法，毕竟手下就这些人，要把洪承畴、左良玉都干掉了，谁来干活？ 对于这一点，洪承畴、左良玉是很清楚的，为保证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他们开始全力追击起义军。 说追击，是比较勉强的，因为民军的数量，大致有三十万，而官军，总共才四万人。就算把一个人掰开两个用，也没法搞定。 好在，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曹文诏。 大结局 第十五章 一个文雅的人 为保证能给崇祯同志个交代，崇祯八年六月，曹文诏奉命出发，追击民军。 曹文诏的攻击目标，是十几万民军，而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 自打开战起，曹文诏就始终以少打多，几千人追几万人，是家常便饭。 但上山的次数多了，终究会遇到老虎的。 曹文诏率领骑兵，一口气追了几百里，把民军打得落花流水，斩杀数千人。 但自古以来，人多打人少，不是没有道理的。 跑了几百里后，终于醒过来了，三千人而已，跑得这么快，这么远，至于吗？ 于是一合计，集结精锐兵力三万多人，回头，准备跟曹文诏决战。 崇祯四年起，曹文诏跟民军打过无数仗，从来没输过，胆子特大，冲得特猛，一猛子就扎了进去。 进去了就再没出来。 民军已走投无路，这次他们没打算逃跑，只打算死拼。 而曹文诏由于太过激动，只带了先锋一千多人，就跑过来了。 三万个死拼的人，对一千个激动的人，用现在的编制换算，基本相当于一个人打一个排，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估计只有兰博。 曹文诏不是兰博，但他实在也很猛，带着骑兵冲了十几次，所至之处，死伤遍地，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斩杀敌军几千人。 眼看快到晚上，杀得差不多了，曹文诏准备走人。 这并非玩笑，曹总兵是骑马来的，就算打不赢，也能跑得赢。 在混乱的包围圈中，他集结兵力，发动突击，很快就突出了缺口，准备回家洗澡睡觉。 当时场面相当混乱，谁都没认出谁，在民军看来，跑几个也没关系，所以也不大有人去管这个缺口。 但关键时刻，出情况了。 曹文诏骑马经过大批民军时，有一个小兵正好被俘，又正好看见了曹文诏，就喊了一句： “将军救我！” 当时的环境，应该是很吵的，有多少人听见很难说，但很不巧，有一个最不该听见的人，听见了。 这个人是民军的一个头目，而在不久之前，他曾在曹文诏的部队里干过。 作为一个敬业的人，他立即对旁人大喊： “这就是曹总兵！” 既然是曹总兵，那就别想跑了。 民军集结千人，群拥而上围攻曹文诏。 曹文诏麻烦了，此时，他的手下已经被打散，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几个随从。 必死无疑。 必死无疑的曹文诏，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诠释了勇敢的意义。 面对上千人的围堵，他单枪匹马，左冲右突，亲手斩杀数十人，来回冲杀，无人可挡。 没人上前挑战，所有的人只是围着他，杀退一层，再来一层。 曹文诏是猛人，猛人同样是人，包围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伤势越来越重，于是，在即将力竭之时，他抽出了自己的刀。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举刀自尽。 曹文诏就这样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很勇敢。 无论如何，一个勇敢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崇祯极其悲痛，立即下令追认曹文诏为太子太保，开追悼会，发抚恤金，料理后事等等。 从某个角度讲，曹文诏算是解脱了，崇祯还得接着受苦，毕竟那几十万人还在闹腾，这个烂摊子，必须收拾。 所以，曹文诏死后不久，崇祯派出了另一个人。 当时的局势，已经是不能再坏了，凤阳被烧了，曹文诏被杀了，皇帝也做了检讨，原先被追着四处跑的民军，终于到达了风光的顶点。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将领，包括左良玉、洪承畴在内，都是畏畏缩缩，遇上人了，能不打就不打，非打不可，也就是碰一碰，只求把人赶走，别在自己防区里转悠，就算万事大吉。 对此，诸位头领大概也是明白的，经常带着大队人马转来转去，有一次，高迎祥带着十几万人进河南，左良玉得到消息，带人去看了看，啥都没说就回来了。 照这么下去，估计高迎祥就算进京城，大家也只能看看了。 然而一切都变化了，从那个人到任时开始。 对这个人，崇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给了一个绝后而不空前的职务——五省总督。 这个职务，此前只有陈奇瑜和洪承畴干过，但这人上来，并非是接班的，事实上，他是另起炉灶，其管辖范围包括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山东。 当时全国，总共只有十三个省，洪承畴管五个，他管五个，用崇祯的说法是：洪承畴督师西北，你去督师东南，天下必平！ 这个人就是之前说过的第四个猛人，他叫卢象升对大多数人而言，卢象升是个很陌生的名字，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知名的名字，而在高迎祥、李自成的嘴里，这人有个专用称呼： 卢阎王。 就长相而言，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所有见过卢象升的人，第一印象基本相同：这是个读书人。 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明代的江苏，算是个风水宝地，到明末，西北打得乌烟瘴气，国家都快亡了，这边的日子还是相当滋润，雇工的雇工，看戏的看戏。 鉴于生活条件优越，所以读书人多，文人多，诗人也多，钱谦益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但除此外，这里也产猛人——卢象升。 所谓猛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他是猛人中的猛人。 但在十几年前，他跟这个称呼，基本是八杆子打不着，那时，他的头衔，是卢主事。 天启二年（1622），江苏宜兴的举人卢象升考中了进士，当时吏部领导挑中了他，让他在户部当主事。 据史料说，卢主事长得很白，人也很和气，所以人缘混得很好，没过两年，就提了员外郎，只用了三年时间，又提了知府。 到崇祯二年，卢象升已经是五品正厅级干部了，就提拔速度而言，相当于直升飞机，而且卢知府人品确实很好，从来没有灰钱收入，群众反应很好。 总之，卢知府的前途是很光明的，生活是很平静的，日子是很惬意的，直到崇祯二年。 这年是比较闹腾的，基本都是大事，比如皇太极打了进来，比如袁崇焕被杀死，当然，也有小事，比如卢象升带了一万多人，跑到了北京城下。 当时北京城下的援兵很多，有十几路，卢象升这路并不起眼，却是最有趣的一路，因为压根没人叫他来。 卢象升是文官，平时也没兵，但他听说京城危急，情急之下，自己招了一万多人，就跑过来了。 明末的官员，是比较有特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推卸责任，能不承担的，绝不承担，能承担的，也不承担，算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 卢象升负责任，起码他知道，领了工资，就该办事。 但遗憾（或者是万幸）的是，卢象升同志没能打上仗，他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后金军就走了。 当然，这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以他当时的实力，要真跟人碰上，十有八九是个死。 但这无所事事的一个月，却永远地改变了卢象升的命运，因为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一个叫袁崇焕的统帅，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囚犯。 这件事情，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并让他在九年之后，做出了那个关键性的抉择。 朝廷的特点，一向是能用就使劲用，既然卢知府这么积极，干脆就让他改了行。 崇祯三年，卢象升提任参政，专门负责练兵。 当时最能打仗、最狠的兵，除辽东，就是西北，这两个地方的人相当彪悍，战斗力很强，敢于玩命，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投降，是明朝主要的兵源产地。 卢象升练兵的地方是北直隶，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算是二流。 然而事实证明，只有二流的头头，没有二流的兵。 明朝的精锐部队，大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袁崇焕的兵，叫做关宁铁骑，洪承畴的兵，叫做洪兵，而卢象升的兵，叫天雄军。 就战斗力而言，明末的军队中，最强的，当属关宁铁骑，天雄军的战斗力，大致排在第三（第二还没出场），比洪兵强。 据高迎祥和李自成讲，他们最怕的明军，就是天雄军。 比如关宁铁骑，虽然战斗力强，但都是骑兵，冲来冲去，死活好歹都是一下子，但天雄军就不同了，比膏药还讨厌，贴上就不掉，极其顽固，只要碰上了，就打到底，不脱层皮没法跑。 天雄军的士兵，大都来自大名、广平当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所以如此强悍，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诀窍。 两百多年后，有一个人使用了他的诀窍，组建了一支极为强悍的部队，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曾国藩。 没错，这个诀窍的名字，叫做关系。 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卢象升的天雄军，大都是有关系的，同乡、同学、兄弟、父子，反正大家都是熟人，随便死个人，就能愤怒一堆人，很有战斗力。 但这种关系队伍，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冲锋的时候，一个人冲，就会有很多人跟着冲，但逃跑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大家也会一起跑。 比如曾国藩同志，有次开战，就遇到这种事，站在后面督战，还划了条线，说越过此线斩，结果开打不久，就有人跑路，且一跑全跑，绕着线跑，追都没追上，气得投了河。 卢象升没有这个困惑，因为每次开战，他都站在最前面。 事实上，卢先生被称为卢阎王，不是因为他很能练兵，而是因为他很能杀人——亲手杀人。 之前我说过，卢象升长得很白，但我忘了说，他的手很黑。 卢象升是个很有天赋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天生神力，射箭水平极高，长得虽然文明，动作却很粗野，每次作战时，都拿着大刀追在最前面，赶得对方鸡飞狗跳。 他最早崭露头角，是一次激烈的战斗。 崇祯六年，山西流寇进入防区，卢象升奉命出击，对方情况不详，以骑兵为主力，战斗力很强，人数多达两万。 卢象升只有两千人，刚开战，身边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一头扎进了敌营。 他的这一举动，搞得对方也摸不着头脑，被他砍死了几个人后，才猛然醒悟，开始围攻他。 卢象升的大刀水平估计相当好，敌人只能围住，无法近身，万般无奈，开始玩阴的，砍他的马鞍（刃及鞍）。 马鞍被干掉了，卢象升掉下了马，然后，他站了起来，操起大刀，接着打（步战）。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骇人听闻了，卢象升就这么操着大刀，带着自己的手下，把对方赶到了悬崖边。 没办法了，只能放冷箭。 敌人的箭法相当厉害，一箭射中了卢象升的额头，又一箭，射死了卢象升的随从。 这两箭的意思大致是，你他娘别欺人太甚，逼急了跟你玩命。 这两箭的结果大致是，卢象升开始玩命了。而且他玩命的水平，明显要高一筹。 他提着大刀，越砍越有劲，几近疯狂（战益疾）。这下对方被彻底整懵了，感觉玩命都玩不过他，只好乖乖撤退，以后再没敢到他的地界闹事。 虽然卢象升的水平很高，但在当时，他还不怎么出名，也没机会出头，然而帮助他进步的人出现了，这人的名字叫做高迎祥。 崇祯七年，高迎祥等人跑出了包围圈，就进了郧阳，郧阳被折腾得够呛，巡抚也下了课，这事说过了。 但这件事，对卢象升而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接替郧阳巡抚的人，就是他。 如果高迎祥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估计是死都不会去打郧阳的。 卢象升是个聪明人，聪明在他很明白，凭借目前的兵力，要把民军彻底解决，是绝不可能的。 作为五省总督（后来变成七省），他手下能够作战的精锐兵力，竟然只有五万人，但在这几省地界上转来转去的诸位头领，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有好几万人，总计几十万，还满世界转悠，没处去找。 但他更明白，彻底解决民军的头领，是绝对可能的。 民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大都是文盲，全靠打头的领队，只要把打头的干掉，立马就变良民。 而在所有的头头里，最有号召力，最能带队的，就是闯王。 强调，现在的闯王是高迎祥，不是李自成。 高迎祥在所有的头领中，高迎祥是个奇特的人，他的奇特之处，就是他一点也不奇特。 明末的这帮头领，都是比较特别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很有个性。 但凡古代干这行的，基本是两种人，吃不上饭的，和混不下去的，文化修养，大都谈不上，所以做事一般都不守规矩，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军队也是一样，今天是这帮人，没准明天就换人了，指望他们严守纪律，按时出操，没谱。 但高迎祥是个特例，他没什么个性，平时不苟言笑，打赢了那样，打输了还那样。 许多头领打仗，明天究竟怎么走，不管，也懒得管，打到哪算哪。 高迎祥的行军路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表明路标，引导部队行进。 更吓人的是，高迎祥的部队，是有统一制服的——铠甲。 一般说来，盔甲这种玩意，只有官军才用（费用比较高，民军装备不起），大部都是皮甲，而高迎祥部队的盔甲，是铁甲。 所谓重甲骑兵，就是这个意思，更吓人的是，他的骑兵，每人都有两三匹马，日夜换乘，一天可以跑几百里，善于奔袭作战。 就这么个人，连洪承畴这种杀人不眨眼的角色，看见他都发怵。 打了好几次，竟然是个平手。 所以一直以来，高迎祥都被朝廷列为头号劲敌。 卢象升准备解决这个人。 当然，他很明白，光凭他手下的天雄军，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上书皇帝，几经周折，要来了一个特殊的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祖宽。 祖宽，不是祖大寿的亲戚，具体点讲，他是祖大寿的佣人。 但祖大寿同志实在太过厉害，一个佣人跟着他混了几年，也混出来了，还当上了宁远参将。 其实对于祖宽，卢象升并不了解，他最了解的，是祖宽手下的三千部队——关宁铁骑。 作为祖大寿的亲信，祖宽掌管三千关宁军，卢象升明白，要战胜高迎祥，必须把这个人拉过来，必须借用这股力量。 现在，他终于成功了，他认定，高迎祥的死期已然不远。 此时的高迎祥，正在为攻打汝宁做准备，还没完事，祖宽就来了。 高迎祥到底是有点水平，他从没见过祖宽，但看架势，似乎比较难搞，毅然决定跑路。 但他之所以跑路，不是为逃命，而是为了进攻。 高迎祥的战略思想十分清晰，敌人弱小，就迎战，敌人强大，就先跑路，多凑几个人，人多了再打。 一年前，曹文诏就是被这种战法报销的。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陕州，在这里，有两个人正等待着他——李自成、张献忠。 民军最豪华的阵容，也就这样了，高迎祥集结兵力，等待着祖宽的到来。 以现有的兵力，高闯王坚信，如果祖宽来了，就回不去了。 祖宽果然来了，也果然没有回去，因为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又跑路了。 高迎祥的这次选择，是极为英明的，因为祖宽过来的时候，队伍里多了个人——左良玉。 高迎祥的这套策略，对付像王朴那样的白痴，估计还是有点用的，但祖宽这种老兵油子，那就没招了，他立马看穿了这个诡计，拉上了左良玉，一起去找高迎祥算帐。 接下来是张献忠先生的受难时间。 其实这事跟张献忠本没有关系，只是高迎祥让他过来帮忙，顺道挣点外快，可惜不巧的是，碰上了硬通货。 跑路的时候，根据惯例，为保证都能跑掉，是分头跑的，高迎祥、李自成是一拨，张献忠是另一拨。 所以官军的追击路线，也是两拨，左良玉一拨，祖宽一拨。 不幸的是，祖宽分到的，就是张献忠。 我说过，祖宽手下的，是关宁铁骑，跑得很快，所以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追上了张献忠，大破之。 张献忠逃跑了，他率领部队，连夜前行，一天一夜，跑到了九皋山。 安全了，终于安全了。 然后，他就看到了祖宽。 估计是等了很久，关宁军很有精神，全军突击，大砍大杀，张献忠主力死伤几千人，拼死跑了出去。 又是一路狂奔，奔了几百里，张献忠相信，无论如何，起码暂时是安全了。 然后，祖宽又出现了。 我说过，他的速度很快。 此后的结果，是非常壮观的，用史书的话说——伏尸二十余里。 张献忠出离愤怒了，而这一次，他做出了违反常规的决定，比较有种，回头跟祖宽决战。 是的，上面这句话是不靠谱的，张献忠先生从来不会违反常规，他之所以回头跟祖宽决战，因为在逃跑的路上，遇上了两个人——李自成、高迎祥。 人多了，胆就壮了，张献忠集结数万大军，在龙门设下埋伏，等待祖宽的到来。 张献忠的这个埋伏，难度很大，因为祖宽太猛，手下全是关宁铁骑，久经沙场，“发一声喊，伏兵四起”之类的场景，估计吓不住，就算用几万人围住，要冲出来，也就几分钟时间。 面对困境，张献忠同志展现了水平，他决定，攻击中间。 利用突袭，把敌军一分为二，分而击破，这是唯一的方法。 单就质量而言，他的手下实在比较一般，但正如一位名人所说，有数量，就有质量，他集结了十倍于祖宽的兵力，开始等待。 不出所料，祖宽出现了，依然不出所料，他没有丝毫防备，带领所有的兵力，进入了埋伏圈。 张献忠不出所料地发动了攻击，数万大军发动突袭，不出所料地把关宁军冲成了两截。 接下来，就是张献忠先生意料之外的事了。 他惊奇地发现，虽然自己的人数占绝对优势，虽然自己出现得相当突然，但从这些被包围的敌人脸上，他看不到任何慌张。 其实张先生这一招，用在大多数官军身上，是很有效果的，对关宁军，是无效的。这帮人在辽东，主要且唯一的工作，就是打仗，见惯大场面，所谓伏兵，无非是出来的地方偏点，时间突然点，队伍分成两截，照打，有啥区别？ 特别是祖宽，伏兵出现后，他非但没往前跑，反而亲自断后，就地组织反击，而他手下的关宁军，似乎也没有想跑的意思，左冲右突，大砍大杀，战斗从早上开始，一直打到晚上，伏兵打成了败兵，进攻打成了防守，眼看再打下去就要歇菜，撒腿就跑。 前后三战，张献忠损失极为惨重，死伤无数，被打出了毛病，据说听到卢象升、祖宽的名字就打哆嗦。 河南不能呆了，他率领军队，转战安徽。 相比而言，高迎祥、李自成的遭遇，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只有更惨，没有最惨。 高迎祥第一次遇见卢象升，是在汝阳城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他的手下，有近二十万人，光是营帐，就有数百里（连营百里），浩浩荡荡，准备攻城，看起来相当吓人。 而他的对手，赶来救援的卢象升，只有一万多人。 其实一直以来，官军能够打败民军，原因在于官军骑马，而民军只能撒脚丫跑。 但高迎祥是个例外，我说过，他的军队，是重甲骑兵，而且每人有两匹马，机动性极强，而卢象升手下能跟他打两把的，只有关宁铁骑，且就一两千人。 更麻烦的是，当卢象升到达汝阳的时候，军需官告诉他，没粮食。 没粮食的意思，就是没饭吃，没饭吃的意思，就是没法打仗。 一般说来，军中断粮一天，军队就会失去一半战斗力，断粮两天以上，全军必定崩溃。 卢象升的军队断粮三天，没有一个逃兵。 这个看似没有可能的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举动——他也断粮。 他非但不吃饭，连水都不喝（水浆不入口），此即所谓身先士卒。 所以结果也很明显——得将士心，同仇敌忾。 其实很多时候，群众是好说话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并非特权，而是公平。 公平的卢象升，是个很聪明的人，经过几天的观察，他敏锐地发现，高迎祥的部队虽然强悍，但是比较松散，选择合适的突破点，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卢象升选择的突破点，是城西，鉴于自己步兵太多，骑兵太少，硬冲过去就是找死，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千多年前，诸葛亮同志鉴于实在干不过魏国的骑兵（蜀国以步兵为主），想到了同样的方法。 没错，对付骑兵，成本最低，老少咸宜的方式，就是弓箭，确切地说，是弩。 诸葛亮用的，叫做连弩，卢象升用的，史料上说，是强弩，具体工艺结构不太清楚，但确实比较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高迎祥的重甲骑兵，在开战后仅仅几个小时里，就得到了如下结果——强弩杀贼千余人。 其实城西的部队被击破，死一千多人，对高迎祥而言，并不是啥大事，毕竟他的总兵力，有几十万人之多，但他的军阵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导致了汝阳之战的失败。 这个弱点，就是人太多。 几十万人，连营百里，而据卢象升给皇帝的报告，高迎祥的主力骑兵，有五六万人，其余的大都是步兵以及部队家属。 步兵倒还好说，家属就麻烦了，这拨人没有作战能力，又大多属于多事型，就爱瞎咋呼，看到城西战败，便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什么敌人很多，即将完蛋之类。而最终的结果，就是真的完蛋了。 汝阳之战结束，高迎祥的几十万大军就此土崩瓦解，纷纷四散逃命，但高迎祥实在有点军事水平，及时布置后卫，阻挡卢象升的追击。 其实卢象升也没打算追击，一万人去追二十万人，脑子有问题。 但今天不追不等于明天也不追，卢象升看准机会，跟踪追击，在确山再次击败高迎祥，杀敌军数千人。 卢象升的亮相就此谢幕，自崇祯八年五月至十一月，他率绝对劣势兵力，先后十余战，每战必胜，斩杀敌军总计三万余人，彻底扭转了战略局势。 当然，高迎祥并不这么想，他依然认为，失败只是偶然，他所有的兵力，是卢象升的几十倍，战略的主动权，依然在他的手中，今年灭不了你，那就明年。 这个想法，让他最终只活到了明年。 十一月过去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很平静的，卢象升没有动，高迎祥也没有动，原因非常简单——过年。 无论造反也好，镇压也罢，都是工作，工作就是工作，遇到法定假日，还休息还是得休息。 休息一个月，崇祯九年正月，接着来。 大结局 第十六章 孙传庭 最先行动的，是卢象升，他行动的具体方式，是开会。 开会内容，自然是布置作战计划，研究作战策略，讨论作战方案。 相对而言，高迎祥的行动要简单得多，只有两个字——开打。 从心底里，卢象升是瞧不上高迎祥的，毕竟是草寇，没读过书，没考过试，没有文化，再怎么闹腾，也就是个草寇，所以对于高迎祥的动向，卢象升是很有把握的：要么到河南开荒，要么去山西刨土，或者去湖广钻山沟，还有什么出息？ 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还找到了洪承畴，表示一旦高迎祥跑到西北五省，自己马上跑过去一起打。 然而高迎祥的举动，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闯王同志之所以叫闯王，就是因为敢闯，所以这一次，他决定攻击一个卢象升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南京。 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举动并不明显，他会合张献忠，从河南出发，先打庐州，打了几天，撤走。 接下来，他开始攻击和州，攻陷。 攻陷和州后，他开始攻击江浦，江浦距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两百多年前，曾经有人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路线，发起了攻击，并最终取得天下——朱元璋。 高迎祥同志估计是读过朱重八创业史的，所以连进攻路线，都几乎一模一样，可惜他不知道，真正的成功者，是无法复制的。 朝廷大为震惊，南京兵部尚书立即调集重兵，对高迎祥发动反攻击，经过几天激战，高迎祥退出江浦。 退是退了，偏偏没走。 他集结几十万人，开始攻打滁州。 至此可以断定，他应该读过朱重八传记，因为几百年前，朱元璋就是从和州出发，攻占滁州，然后从滁州出发，攻下了南京。 滁州只是个地级市，人不多，兵也不多，而攻击者，包括李自成、张献忠等十几位头领，三十万人，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的民军，大致都来了。 所有的头领，所有的士兵，都由高迎祥指挥。 高闯王终于爬上了人生山峰的顶点。 他决定，进攻滁州，继续向前迈步。 山峰的顶点，再迈一步，就是悬崖。 惨败但至少在当时，形势非常乐观，滁州城内的兵力还不到万人，几十万人围着打，无论如何，是没问题的。 几天后，他得知卢象升率领援军，赶到了。 但他依然不怵，因为卢象升的援兵，也只有两万多人。此前虽说吃过卢阎王的亏，但现在手上有三十万人，平均十五个人打一个，就算用脚算，也能算明白了。 卢象升率领总兵祖宽、游击罗岱，向滁州城外的高迎祥发动了进攻。 双方会战的地点，是城东五里桥。 在讲述这场战役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滁州的地形，在滁州城东，有一条很宽的河流，水流十分汹涌。 我再重复一遍，河流很宽，水流很汹涌。 这场会战的序幕，是由祖宽开始的，关宁铁骑担任先锋，冲入敌阵，发动了进攻。 战斗早上开始，下午结束。 下午结束的时候，那条很宽，水流很汹涌的河流，已经断流了，断流的原因，史料说法如下——积尸填沟委堑，滁水为不流。 通俗点的说法，就是尸体填满了河道，水流不动。 尸体大部分的来源，是高迎祥的部下，在经历近七年的光辉创业后，他终于等来了自己最惨痛的溃败。 关宁铁骑实在太猛，面对城东两万民军，如入无人之境，乱砍乱杀。 高迎祥很聪明，他立即反应过来，调集手下主力骑兵，准备发动反击，毕竟有三十万人，只要集结反攻，必定反败为胜。 红楼梦里的同志们曾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 高迎祥的缺点，就是他优点——人太多。 人多，嘴杂，外加刚打败仗，通讯不畅，也没有高音喇叭喊话，乱军之中，谁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所以高闯王折腾了半天，也没能集中自己的部队。 但高闯王还是很灵活的，眼看兵败如山倒，撒腿就往外跑，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脱离困境。 这是很正确的，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官军都是拿工资的，而拿工资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拿多少钱，干多少事。无论是洪承畴，还是左良玉，只要把闹事的赶出自己管辖范围就算数了，没人较真。 所谓跟踪追击这类活动，应该属于加班行为，但朝廷历来没有发加班费的习惯，所以向来是不怎么追的，追个几里，意思到了，也就撤了。 但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说过，卢象升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官员。这一点反映在战斗上，就是认死理，凡是都往死了办。 按照这个处事原则，他追了很远——五十里。 之前我还说过，卢象升的外号，是卢阎王，虽然长得很白，但手很黑，无论是民军，还是民军家属，只要被他追上，统统都格杀勿论，五十里之内，民军尸横遍野，保守估计，高迎祥的损失，大致在五万人以上。 追到五十里外，停住了。 不追，不是因为不想追，也不是不能追，而是不必追。 摆脱了追击的高迎祥很高兴，现在的局势并不算坏，三年前，他被打得只剩下几千人，逃到湖广郧阳，避避风头，二十天后出山，又是一条好汉，何况手上有几十万人乎？ 但安徽终究是呆不下去了，他转变方向，向寿山进发，准备在那里渡过黄河，去河南打工。 黄河岸边，他就遇到了明军总兵刘泽清。 刘泽清用大刀告诉他，此路不通。 刘泽清并非猛人，并非大人物，也没多少兵，但是，他有渡口。 他就堵在河对岸，封锁渡口，烧毁船只，高迎祥只能看看，掉头回了安徽。 无所谓，到哪儿都是混。 但在回头的路上，他又遇见了祖大乐。 祖大乐也是辽东系的著名将领，遇上了自然没话说，又是一顿打，高迎祥再次夜奔。 好不容易奔到开封，又遇见了陈永福。 陈永福是个当时没名，后来有名的人，五年后，他坚守城池，把一个人变成了独眼龙——独眼李自成。 这种人，自然不白给，在著名地点朱仙镇（岳飞打金兀术的地方） 跟高迎祥干了一仗，大败了高迎祥。 高迎祥终于发现，事情不大对劲了，自己似乎掉进了圈套。 他的感觉，是非常正确的。 得知高迎祥攻击滁州时，卢象升曾极为惊慌，但惊慌之后，他萌生了一个计划——彻底消灭高迎祥的计划。 高迎祥的想法，是非常高明的，学习朱重八同志，突袭南直隶，威胁南京，但遗憾的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没有在这里混过。 没有混过的意思，就是人头不熟，地方不熟，什么都不熟，所以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绝不能让高迎祥离开，把他困在此地，就必死无疑。 刘泽清挡住了他的去路，祖大乐把他赶到了开封，陈永福又把他赶走，但这一切，只是序幕，最终的目的地，叫做七顶山。 七顶山，位于河南南阳附近，被祖大乐与陈永福击败后，高迎祥逃到了这里，就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等候已久的熟人——卢象升。 当然，除了卢象升外，还有其余一干人等，比如祖大乐、祖宽、陈永福等等。 此时的高迎祥，手下还有近十万人，就兵力而言，大致是卢象升的两倍，更关键的是，他的主力重甲骑兵，依然还有三万多人。 然而战争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号称“第一强寇”的高迎祥，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主力基本被全歼，仅带着上千号人夺路而逃。 这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最好的答案，似乎还是四个字——气数已尽。 十几万士兵、下属打得干干净净，兵器、家当丢得一干二净，高迎祥同志这么多年，折腾一圈，从穷光蛋，又变成了穷光蛋，基本算是白奋斗了，应该说，他很倒霉。 但我个人认为，有个人比他更倒霉——李自成。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变成光杆司令更倒霉呢？ 有的，比如，变成光棍司令。 李自成的麻烦在于，他的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 这位给李自成送帽子的老婆，叫邢氏，虽然不能肯定李自成有多少老婆，但这个老婆，是比较牛的。 按史料的说法，这位老婆基本不算家庭妇女，估计也不是抢来的，相当之强悍，打仗杀人毫无含糊，更难得的是，她还很有智谋，帮李自成管账，据说私房钱都管。 在管账的时候，她见到了高杰。 高杰，米脂人，李自成的老乡，据说打小时候就认识，后来李自成造反，他毫不犹豫，搭伙一起干，从崇祯二年开始，同生共死，是不折不扣的铁哥们。 铁哥们，也是会生锈的。 李自成第一次怀疑高杰，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 崇祯七年八月，时任五省总督陈奇瑜，派出参将贺人龙进攻李自成。 贺人龙是个相当猛的人，此人战斗力极强，且杀人如麻，每次上战场，都要带头冲锋，被称为贺疯子。 贺疯子气势汹汹地到了地方，看到了李自成，打了一仗，非但没打赢，还被人给围住了，且一围就是两个月。 但李自成并不想杀掉贺人龙，因为贺人龙是他的老乡，而且他正在锻炼队伍阶段，需要人才，就写了封信，让高杰送过去，希望贺人龙投降。 这个想法是比较幼稚的，贺人龙同志说到底是吃皇粮的，有稳定的工作，要他跟着李自成同志四处乱跑，基本等于胡扯，所以信送过去后，毫无回音，说拿去擦屁股也有可能。 按说这事跟高杰没关系，贺人龙投不投降，是他自己的事，可是意外发生了。 去送信的使者，从贺人龙那里回来后，没有直接去找李自成，而是找了高杰。 这算是个事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说是事，就是事，说不是，就不是。 而李自成明显是个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的人，加上贺人龙同志守城很厉害，他打了两个月，连根毛都没拔下来，所以他开始怀疑，贺人龙和高杰，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就把高杰撤了回来。 无论是铁哥们，还是钛哥们，在利益面前，都是一脚蹬。 对李自成同志的行为，高杰相当不爽，但这事说到底，还是高杰的责任。 因为他回来之后，就跟邢氏勾搭上了。 到底是谁勾搭谁，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基本算是无从考证，但史料上说，是因为高杰长得很帅，而邢氏是管账的，高杰经常跑去报销，加上邢氏的立场又不太坚定，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 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高杰同志是有体会的，在回顾了和李自成十几年的交情、几年的战斗友谊，以及偷人老婆的内疚后，他决定，投奔官军。 当然，他是比较够意思的，临走时，把邢氏也带走了。 对李自成而言，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老婆跑了，除面子问题外，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很多秘密，老婆都知道（估计包括私房钱的位置）。 除了老婆损失外，还有人才损失。 在当时李自成的部下里，最能打仗的，就是高杰，此人极具天赋，投奔了官军后，就一直打，打到老主顾李自成都歇菜了，他还在继续战斗。 高杰投降的对象，是洪承畴，洪总督突然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高兴异常，立刻派兵出击，连续击败李自成，斩杀万人。 总而言之，对各位头领而言，崇祯九年算是个流年，老婆跑了，手下跑了，跑来跑去，就剩下自己了。 对高迎祥而言，更是如此。 老婆跑了，再找一个就是，十几万大军都跑光了，就只能钻山沟了。 所以高闯王毅然决定，跑进郧阳山区。 两年前，就是在那里，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高迎祥捡了条命，东山再起。 卢象升闻讯，立刻找到祖宽和祖大乐，吩咐他们，立即率军出发，追击高迎祥。 祖宽回答：不干。 卢象升无语。 之所以无语，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干过。 关宁铁骑很久以前，我以为所谓战争，大都是你死我活，上了战场，管你七大姑八大姨，都往死里打，特别是明末，但凡开打，就当不共戴天，不共戴地，不共戴地球，打死了算。 后研读历史多年，方才知道，以上皆为忽悠是也。 按史料的说法，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 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先不动手，喊话，喊来喊去，就开始聊天，聊得差不多，民军就开始丢东西，比如牲口，粮食等等，然后就退，等退得差不多了，官军就上前，捡东西，捡得差不多，就回家睡觉，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说歼敌多少多少，请求赏赐云云。 应该肯定的是，在当时，有这种行为的官军，只占绝大多数，认认真真打仗的，只占极少数，所谓“抛生口，弃辎重，即纵之去”。 现象也好理解，因为当时闹事的，大都是西北一带人，而当兵的，也大都是关中人，双方语言相通，说起来都是老乡，反正给政府干活，政府也不发工资（欠饷），即使发了工资，都没必要玩命，这么打仗，非但能领工资，还能捞点外快，最后回去了还能领赏，非常有利于创收。在史料中，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打活仗。 因为活仗好打，且经济效益丰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打来打去，敌人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恶化，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 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我算了一下，入关作战的加起来，也就五千来人，卢象升、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基本就是这些人，最厉害的几位头领，都是被他们打下去的。 之所以能打，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帮人在辽东作战，战斗经验丰富，而且装备很好，每人均配有三眼火铳，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冲入敌阵，势不可挡。 而第二个原因，相当地搞笑，却又相当地真实。 我说过，每次打仗时，民军都要喊话，所谓喊话，无非就是谈条件，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放我走，谈妥了就撤，谈不妥再打。 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喊话都是没用的，经常是话没喊完，就冲过来了，完全不受收买，忠于职守。 我此前曾以为，如此尽忠职守，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这是个误会，套用史料上的话，是“边军无通言语，逢贼即杀”，意思是，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喊话也听不懂，所以见了就砍。 所以我一直认为，多学点语言，是用得着的。 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也没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也没接上头。 在众多的民军中，高迎祥的部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手下骑兵，每人两匹马，身穿重甲，也算是山寨版的关宁铁骑。虽说战斗力还是差点，但山寨版有山寨版的优势，比如……钻山沟。 高迎祥钻了郧阳山区，祖宽是不钻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都是骑兵，且待遇优厚，工资高，要让他们爬山，实在太过困难，卢象升协调了一个多月，也没办法。 照这个搞法，估计过几个月，闯王同志带着山寨铁骑出来闹腾，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 崇祯九年（1636）四月，当卢象升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辽东的皇太极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建国。 皇太极建都于沈阳，定国号为清，定年号为崇德。 这一举动表明，皇太极同志正式单飞，另立分店，准备单干。 通常来讲，新店开张，隔壁左右都要送点花圈花篮之类的贺礼，很明显，明朝没有这个打算，也没这个预算。 不要紧，不送，就自己去抢。 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军发起进攻。 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人数有十万人，统兵将领是当时清军第一猛将阿济格，此人擅长骑兵突击，非常勇猛。 难得的是，他不但勇猛，脑子也很好用，关宁防线他是不去碰的，此次进关，他选择的路线，是喜峰口。 此后的战斗没有悬念，明朝的主力部队，要么在关宁防线，要么在关内，所以阿济格的抢掠之旅相当顺利，连续突破明军防线，只用了半个月，就打到了顺义（今北京市顺义区）。 我认为，阿济格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具体表现为不怕跑路，不怕麻烦，到了北京城下，没敢进去，就开始围着北京跑圈，从顺义跑到了怀柔（今北京怀柔区），又从怀柔跑到了密云（今北京密云区），据说还去了趟西山（今北京西山），圆满完成了画圈任务。 当然，他也没白跑，据统计，此次率军入侵，共攻克城池十二座，抢掠人口数十万，金银不计其数。 鉴于明朝主力无法赶到，只能坚壁清野，所以阿济格在北京呆了很长时间，而且，他还是个很有点幽默感的人，据说他抢完走人时，还立了块牌子，上写四个字——各官免送！ 我始终认为，王朝也好，帝国也罢，说穿了，就是个银行，这边收钱，那边付钱，总而言之，拆东墙，补西墙。 不补不行，几百年里，跑来拆墙的人实在太多，国家治不好，老百姓闹事，国防搞不好，强盗来闹事，折腾了这边，再去折腾那边，边拆边补，边补边拆。 但国家也好，银行也罢，都怕一件事——银行术语，叫做挤兑，政治术语，叫内忧外患，街头大妈术语，叫东墙西墙一起拆。 明朝大致就是这么个状况，客观地看，如果只有李自成、张献忠闹事，是能搞定的，如果只有清军入侵，也是能搞定的，偏偏这两边都闹，就搞不定了。 于是一个月后，卢象升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被调离前线，等待他的新岗位，是宣大总督。 对于这个任命，无数后人为之捶腿、顿足、吐唾沫，说什么眼看内患即将消停，卢象升却走了，以至于局势失去控制，崇祯昏庸等等等等。 在我看来，这个任命，无非是挖了东墙的砖，往西墙上补，不补不行，如此而已。 卢象升走了，两年后，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完成人生最壮烈的一幕。 接班听说卢象升离开的消息后，高迎祥非常高兴，因为他很清楚，像卢阎王这样的猛人，不是量产货，他擦亮眼睛，等待着下一个对手的出现。 他等来的接班人，叫做王家桢王家桢，直隶人，时任兵部侍郎，此人口才极佳，善读兵法，出谋划策，滔滔不绝。 行了，直说吧，这是个废柴。 他之所以被派来干这活，实在是因为嘴太贱，太喜欢谈兵法，太引人注目，最终得到了这份光荣的工作。 但王总督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明白的，刚到不久就上书皇帝，说自己身体比较弱，当五省总督太过勉为其难，干巡抚就成。 崇祯还是很体贴的，让他改行当了河南巡抚。 但王巡抚刚上任没几天，就遇上了一件千载难逢的倒霉事。 这件倒霉事，叫做兵变，兵变并不少见，之所以说是千载难逢，是因为参与兵变的，是王巡抚的家丁。 连家丁都兵变，实在难能可贵，连崇祯同志都哭笑不得，直接把他赶回家卖红薯。 有这样的好同志来当总督，高迎祥的好日子就此开张，没过多久，他就出了山区，先到河南，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连战连胜，此后又转战陕西，气势逼人，洪承畴拿他都没办法。 四大猛人里，曹文诏死了，洪承畴没辙，左良玉固守，高迎祥最怕的卢象升，又去了辽东，现在而今眼目下，高闯王可谓天下无敌。 然后，第五位猛人出场了。 在这人出场前，高先生跟四大猛人打了近七年，越打越多，越打越风光，从几千打到几万、几十万，基本是没治了。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隔几天跟他打一仗，能让他消停会，就不错了。至于消灭他，大致是个梦想。 在这人出场后，梦想变成了现实。 他没有用七年，连七个月都没用，事实上，直到崇祯九年（1636） 三月，他才出山，只用了四个月，就搞定了高迎祥。 在历代史料里，每到某王朝即将歇业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XX 死而X 亡矣。 前面的XX，一般是指某猛人的名字，后面的X，是朝代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某猛人，是某王朝最后的希望，某猛人死了，某王朝也就消停了。 在明代完形填空里，这句话全文如下： 传庭死，而明亡矣。 传庭者，孙传庭也。 孙传庭孙传庭是个相当奇怪的人，因为在杀死高迎祥之前，他从未带过兵，从未打过仗，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他主要的工作，是人事干部。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在崇祯九年之前，历任永城、商丘知县，吏部主事。 其实他的运气不错，我查了查，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到天启初年，竟然就当上了吏部郎中，人事部正厅级干部，专管表彰奖励。 六部之中，吏部最大，而按照惯例，吏部尚书，一般都是从吏部郎中里挑选的，孙传庭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照这个算法，他当郎中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年轻就是资本，照这个状态，就算从此不干，光是熬，都能熬到尚书。 然而没过两年，孙传庭退休了，提前三十年退休。 他丢弃了所有的前途和官位，毅然回到了家乡，因为他看不顺眼一个人——魏忠贤。 看魏忠贤不顺眼的人很多，而愿意辞官的，不多。 崇祯元年，魏忠贤被办挺了，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包括当年给魏大人鞠躬、提鞋的人，都跳出来对准尸体踩几脚，骂几句，图个前程。 但孙传庭依然毫无动静，没有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人，只是平静地在老家呆着，生活十分平静。 八年后，他打破了平静，主动前往京城，请求复职。 出发之前，他说出了自己复出的动机： “待天下平定之日，即当返乡归隐。” 朝廷很够意思，这人没打招呼就跑了，也没点组织原则，十年之后又跑回来，依然让他官复原职，考虑到他原先老干人事工作，就让他回了吏部，接着搞人事考核。 对他而言，这份工作的意思，大致就是混吃等死，但他没有提出异议，平静地接受，然后，平静地等待。 一年后，机会出现了，在陕西。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个非常仁义的人，具体表现为每次在城墙上观战，都不睁眼，据他自己说，是不忍心看，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不敢，这号人在和平时期，估计还能混混，这年头，就只能下岗。 巡抚这个职务，是个肥缺，平时想上任是要走后门的，但陕西巡抚，算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混饭吃的，没准哪天就被张某某、高某某剁了，躲都没处躲，孙传庭就此光荣上任，因为主动申请的人，只有他一个。 孙传庭出发之前，皇帝召见了他。 对于孙巡抚的勇敢，崇祯非常欣赏，于是给了孙传庭六万两白银，作为军费。 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按崇祯的说法，国家比较困难，经费比较紧张，也就这么多了，你揣着走吧，省着点用。 当年杨鹤拿了崇祯十万两私房钱，招抚民军，也就用了几个月，孙传庭拿着六万两，也就打个水漂。 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自古以来，要人办事，就得给钱，如果没钱，也行，给政策。 孙传庭很干脆，他不要钱，只要政策，自己筹饷，自己干活，朝廷别管，反正干好了是你的，干不好我也跑不掉。 就这样，孙传庭拿着六万两白银，来到了陕西。 当时陕西本地的军队，战斗力很差，按照当时物价，六万两白银，大致只够一万人半年的军饷，最能打的将领，如曹变蛟（曹文诏的侄子）、左光先、祖宽，要么在洪承畴手下，要么跟着卢象升，总之，孙传庭算是个三无人员，无钱、无兵、无将。 但凡这种情况，若想咸鱼翻身，大都要经过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等过程，至少也得个两三年，才闪亮登场，大破敌军。 孙传庭上任的准确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全歼高迎祥的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七月。 从开始，到结束，从一无所有，到所向披靡，我说过，四个月。 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到今天，也没想明白。 大结局 第十七章 奇迹 此时的高迎祥，已经来到陕西。 他之所以来陕西，是因为此时的陕西比较好混。 虽说洪承畴一直都在陕西，而他手下的洪兵也相当厉害，但他最近正在陕北对付另一位老冤家李自成，不知是李自成让他来帮忙，还是听说陕西巡抚比较软，高迎祥义无反顾地来了，单程。 自古以来，从下至上，要想进入陕西，必先经过汉中，所以当年刘备占据四川，要攻击曹操的长安，必占据汉中，此后诸葛亮六次北伐，都经过汉中出祁山作战。 高迎祥也不例外，但在进军汉中的路上，有一支队伍挡住了他。 率领这支队伍的，是孙传庭。 对于孙传庭，高迎祥并不熟悉，也不在乎，而且这支队伍只有万把人，似乎也不难打，他随即率领军队发起攻击，打了几次，损失上千人，没打动。 兵力占据优势，但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高迎祥，这是一支比较邪门的军队，不能再打了，他决定绕道。 他的直觉非常正确，那支镇守汉中，只有万把人的部队，在历史上，却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秦兵。 之前我说过，明末的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关宁铁骑，排第三的，是天雄军，排在第二的，是秦兵。 关宁铁骑强悍，因为机动，天雄军善战，因为团结，而秦兵的战斗力，因为个性。 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惊奇地发现，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陕西榆林。 榆林，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压根不用动员，只要喊两嗓子，无论男女老幼，抄起家伙就上，而且说砍就砍，绝无废话。 因为这里只有士兵，没有平民。 榆林，明朝九边之一，自打朱元璋时起，就不怎么种地，传统职业就是当兵。平时街坊四邻聊天，说的也不是今年种了多少地，收了多少粮食，大都是打了哪些地方，砍了多少人头（按人头收费）。几百年下来，形成独特个性，具体表现为，进攻时，就算只有一个，都敢冲锋，撤退时，就算只剩一个，都不投降。 而且这里的人跟民军相当有缘分，听说民军来了，就算只是路过，都极其兴奋，冲出去就打，男女老幼齐上阵，估计是当兵的人多，什么张大叔李大伯，上次就死在民军手里，喊一嗓子，能动员一群亲戚，后来李自成攻打榆林，全城百姓包括大妈大爷在内，都没一个投降，就凭这个县，足足跟李自成死磕了八天，实在太过强悍。 孙传庭的兵，大致就是这些人。所以高迎祥没办法，是很正常的。 但高迎祥同志是要面子的，来都来了，还让我空手回去？无论如何，都要闯进去。 人有的时候，不能太执着。 执着的高迎祥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从这条小路，可以绕开汉中，直逼西安，只要计划成功，他就能一举攻克西安，占领陕西，大功告成。 一千多年前，有两个人在几乎相同的地方，陷入了相同的困局，他们都发现了这条路，一个人说，由此地进攻，必可大获全胜。另一个人说，若设伏于此，必定全军覆没！ 没错，这两个人，一个叫诸葛亮，一个叫魏延，而他们发现的这条小路，叫做子午谷。 至于结局，地球人（看过三国演义的地球人）都知道，魏延想打，诸葛亮不让打，最后司马懿跳出来说，就知道你不敢打。 对于这个故事，许多人都说，诸葛亮过于谨慎，要按照魏延的搞法，早就打到长安了（魏延自己也这么说）。 而在高迎祥的故事里，只有魏延，没有诸葛亮。 所以一千年后，他在同样的地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出兵子午谷。 子午谷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迎祥率领全部主力，冲入了子午谷，从这里，他将迅速到达西安。 但他不知道，这条路还通往另一个地点——地狱。 子午谷之所以是小路，是因为很小，对高迎祥而言，这句话绝对不是废话。 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天降大雨，他的几万大军，走了好几天，才走了一半，人困马乏，物资损失严重。 但高迎祥毫不沮丧，因为他相信，这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举动，几天之后，必将震惊天下。 许多人确实没料到，但许多人里，并不包括孙传庭。 七月十六日，经过艰苦行军，高迎祥终于到达黑水峪，只要通过这里，前方就是坦途。 然后，满怀憧憬的高迎祥，看见了满怀愤怒的孙传庭。 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十五天。 孙传庭的军事嗅觉极为敏锐，从高迎祥停止进攻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这兄弟要玩花样了。 而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只有子午谷。 所以在撤离汉中，在子午谷的黑水峪耐心等待，因为他知道，艰苦跋涉之后，出现在他面前的高迎祥，是十分脆弱的。 总攻随即开始，就人数对比而言，高迎祥的手下，大约在五万人以上，孙传庭兵力无法考证，估计在两万人左右，狭路相逢。 无论是高迎祥，还是孙传庭，都很清楚，玩命的时刻到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高迎祥展现了他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虽然极为疲劳，但他依然率军发动多次突击，三次击破孙传庭的包围圈。 但他终归没能跑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小路。 在小路里打仗，就好比在胡同里打架，就算拿着青龙偃月刀，都没有板砖好使，而且道路太窄，没法跑开，所以他每次冲出去，没过多久，又被围住。 孙传庭的部队也着实厉害，抗击打能力极强，每次被冲垮，没过多久就又聚拢，充分发挥榆林的优良传统，作战到底，毫不退让。 以死相拼，死不退让，激战四天。 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崇祯九年（1636）七月二十日，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黄龙，他的几万大军，已在此前彻底崩溃。 纵横世间七年的闯王高迎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过去的七年中，他曾驰骋西北，扫荡中原，但终究未能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后终究到此为止。 科学点的说法，是运气不好，迷信点的说法，这就是命。 高迎祥被捕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崇祯皇帝没信，不是不信，是不敢信，等人到了面前，才信。 处死高迎祥的那一刻，崇祯开始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 最后的帅才高迎祥被杀了，对崇祯而言，是利好消息，而对某些头领而言，似乎也不利空。 高迎祥死后，许多头领纷纷投降，比如蝎子块、冲破天等等，原先跟着高闯王干，闯王都没闯过去，自己也就消停了。 但有某些人，是比较高兴的，比如张献忠。 张献忠跟高迎祥似乎有点矛盾，原先曾跟着打凤阳，但后来分出去单干，也不在一个地界混，算是竞争关系，高迎祥死后，论兵力，他就是老大。 还有一个人，虽然很悲伤，却很实惠。 一直以来，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 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 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 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个坑。 我说过，对民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是个流年，卢象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 按说坏事都到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 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 他是统帅。 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 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 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 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 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 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 他吃的，是毒药。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 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干甚？ 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 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老狐狸。 这兄弟不但死得满，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 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 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 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 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垃圾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奸人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王八蛋。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的，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 再比如这事，案发后，崇祯非常生气，下令严查，查到户部，户部研究半天，拉出来几个人，说是失职，给撤了，准备结案。 崇祯生气了，重装上阵，找出来几个主犯，杀了，剩下的，充军。 总之，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的，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 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 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 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 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这是个真正的好人。 在工作中，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他几天就能搞定。 在生活中，他是廉政典范，据说他当首辅时，给他送礼的人从门口排到街上，等几天，他一个都不见，所有的礼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还海瑞。 在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上，他非常谦虚，从不说别人坏话，而且很能听取他人意见，比如有个叫文震孟的人，是他的晚辈，刚入内阁，他却非常尊敬，遇事都要找来商量，一点架子没有。 综上所诉，温体仁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事，评定应为优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温体仁同志的评定问题，进行鉴定： 在工作中，他反映敏捷，很有能力，但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坏人，没有能力，是不行的。 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不受贿赂，是因为他的仇人太多，要被人抓住把柄，是很麻烦的。 在跟同事相处时，他确实很和善，比如对文震孟，相当地客气，但原因在于，文震孟是崇祯的老师，后台很硬，而且当时他正在挖坑，等着文老师跳下去。 如果纵观温体仁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有个历史悠久的习惯——整人。 崇祯二年（1629），他跟周延儒合谋，整垮了钱龙锡，进了内阁，过了几年，他又整垮了周延儒，当了首辅，又过了两年，他整垮了前途远大的文震孟，维护了自己的地位。 而且他整人的方式相当地高明，比如文震孟有个亲信，因为犯了事，要受处分，顺便说句，这人的事比较大，按情节，至少也是撤职。 文震孟和皇帝关系好，名声很好，势力很大，且刚进内阁，对温体仁而言，是头号眼中钉，但面对如此难得的整人机会，他毅然放弃了，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帮忙找了人，只给了个降职处分，很够意思，文震孟很感激。 大坑就是这样挖成的。 温体仁很清楚，崇祯是个眼睛不揉沙子的人，处分官员，是只有更重，没有最重，如果从轻处理，皇帝大人是不会答应的，肯定会加重，而文震孟同志比较正直，脾气也大，肯定要跟皇帝死磕，下场是比较明显的。 事情如他所料，皇帝大人听说后，非常震怒，把那人直接撤职，赶回家种田了，而文震孟不愧硬汉本色，跟皇帝吵了好几天，加上温体仁煽风点火，竟然也被免了。 其实这些倒无所谓，在道上混的，整个把人，搞点阴谋，也没什么，这种事，当年张居正也没少办，之所以是奸臣，是因为他不办事。 崇祯登基以来，干过很多事，平乱、抗金、整顿，忙完这边又忙那边，而温体仁上台以来，就只干一件事——个人进步。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精明，坑了钱龙锡，坑了周延儒，坑了文震孟，坑了所有的挡路或可能挡路的人。 为了个人进步，他除了精明外，有时还很傻——装傻。 有一次，崇祯把他找来，有件事情要问他的看法，温体仁当即回答：不知道。 崇祯随即追问，为何不知道。 温体仁回答：臣本愚笨（原话），只望皇上圣裁。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团结同志，很合群，为了整倒钱龙锡，他拉拢了周延儒，两人齐心合力，还把钱谦益同志送回了家。 当然，为了个人进步，他有时也不合群，很孤独，比如他对老朋友周延儒下手时，很干脆，没有丝毫犹豫，整人太多，多年家里鬼都不上门，还经常跟崇祯说，我不结党，所以孤独。 明明很阴险，很狡猾，很恶心人，还动不动就说我很耿直，我很愚蠢，很能促进食欲。 能人，兼职奸人，最奸的能人，是奸人，最能的奸人，还是奸人。 鉴定完毕。 在当时朝廷里，只是混过几年的，大致都知道温体仁同志的本性，换句话说，都知道他是个奸人。 可是知道没用，因为温体仁先生是个能干的奸人，而且深得皇帝信任，谁都告不倒，时人有云：崇祯遭瘟（温）。而且他本人心黑手狠兼皮厚，在朝廷混了多年，就快修炼成妖了，实在无人可比。 俗语有云，占着茅坑，不拉屎。客观地说，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温体仁的行为并不符合这句话，确切地说，他占着茅坑，只拉屎。 外敌入侵，内乱不止，诚此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让他继续折腾，大明可以提前关门但不知是气数未尽，还是坟里的朱重八发威，天下无敌的温体仁，终究还是等来了敌人——一个他曾战胜过的敌人。 放他去！ 自打辩论会上掉进温体仁的大坑，被赶回家，钱谦益已经在家呆了八年，八年里，除了看人种地（他是地主），主要的娱乐，就是写诗。 这些诗大都收入他的文集，可以找来看看，心理效果明显，心情好时看，可以抑郁，心情不好时看，可以去自杀。 诗的主要意思，基本比较雷同，什么我很后悔，我要归隐，我白活了，我没意思，反正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走了黑道。 毕竟家里蹲了七八年，有点怨气很是正常，但钱谦益同志还是说错了，他走的黑道，还没有黑到头。 崇祯十年（1637），在家看人种地的钱谦益突然听说，有一个叫张汉儒的当地师爷，写了份状子告他。 要知道，钱大人虽说在上面混得很差，但到地方，还是比较恶霸的，小小师爷闹事，容易摆平。 然而没过几天，他就迎来了几位用京城来的客人——几位来抓他的客人。 在被押解的路上，钱谦益才搞明白，原来那位师爷的状子，是告御状。 这个世上，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但凡斗争，就有谱，包括政治斗争，一般说来，把对手弄到偏远山区，回家养老，也就够本了，没必要赶尽杀绝，但这事，也因人而异，比如温体仁，就是个没谱的人。 不知是他太过得意，还是太恨钱谦益，总之他没打算按着谱走，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起在那遥远的江南，还有个没被整死的钱谦益。 没整死，就往死里整。 但他毕竟位高权重，如果要自己动手，传出去实在太丢面子，而且容易留下把柄，所以他决定，借刀杀人。 他借到的刀，就是张汉儒。 之所以找到张汉儒，因为这人是个衙门师爷，小人物，无论如何，跟内阁首辅，都是扯不上关系的，而且张师爷长期在法律界工作，对拍黑砖之类的工作非常熟悉，且乐此不疲。 果然，接到工作指示后，张师爷连夜工作，写出了一份状子。 所谓小人物，在写状子这点上，是不恰当的，当年大人物杨涟告魏忠贤，总共二十四条大罪，而张师爷告钱谦益的罪状，有五十八条。 这五十八条罪状，堪称经典之作，包括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总而言之，只要你能想到的罪状，他都写了。 但钱谦益倒没怎么慌，因为这份状子写得实在太过扯淡，都赶回家当老百姓了，还贪污个甚？玩权、掌控朝政，基本就是胡话，崇祯这么精明的人，是不会信的。 可是他到北京，就真慌了，因为他在朝廷的朋友告诉他，他的罪状，皇帝已经批了，即将定罪。 其实钱谦益同志应该有点思想准备，要明白，温体仁是首辅，所有的公文，都是他票拟的，底下送上来，他签个字，皇帝都未必看，要收拾你小子，小菜。 钱谦益不愧是当过东林党领导的，虽然回家消停几年，威望依然很大，他被抓过来，很多人出面，什么给事中、郎中、尚书，包括大学士，都帮他说话，说他很冤枉，情节很曲折。 全无作用，皇帝知道了，也没理。 因为温体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八年前，兵强马壮的钱谦益，没能干过势单力孤的温体仁，是因为温体仁同志精通心理学。 他很清楚，说话人再多都没用，说了能算的只有崇祯，而崇祯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拉帮结派，帮忙的人越多，就越坏事，都八年了，钱大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实在毫无长进。 所以外面越是起哄，皇帝就越不买账，钱谦益同志的脑袋，就离鬼头刀越来越近。 温体仁已做好庆祝准备，等待着钱谦益被杀的那一天。 对此，钱谦益颇有共识，他虽在牢里，消息很灵通，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就亲自写了几封信，托人直接交给皇帝，为自己辩解。 但结果很不幸，皇帝大人压根没看，很明显，他对钱谦益同志，是比较厌恶的。 钱谦益终于走到了绝路，帮忙没用，辩解没用，找皇帝都没用，找什么人似乎都没用了。 等着他的，只有喀嚓一刀。 有句俗语：万事留一线，将来好见面，这句俗语，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必要逼人太甚。 被逼得太甚的钱谦益，在阴暗的牢房里，终于使出了杀手锏。 关于钱谦益同志，之前介绍的时候，漏了一点，这位仁兄除了是东林党的头头外，还有个关系——他中进士的时候，录取他的老师，叫做孙承宗。 孙承宗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了，很有本事，除了能打仗外，也能搞关系，魏忠贤在的时候，都拿他没办法。 但问题是，孙承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说话也不好使，让他出面，估计也很麻烦。 钱谦益并没有幻想，他所以找到孙承宗，只是希望孙老师帮他找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曹化淳。 曹化淳，是知名人士，我依稀记得，在金庸的小说《碧血剑》里，他是个死跑龙套的，且跑过好几回。 但在崇祯十年的时候，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崇祯的亲信。 在当时，能跟温体仁较劲的，也就只有他了。 但问题是，这位太监同志跟温体仁无仇，钱谦益也并非他的亲戚，犯不上较这个劲。 但钱谦益认定，这个人，能帮他的忙，救他的命。 凭什么呢？ 就凭十年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其实这篇文章，跟曹化淳并没有丝毫关系，但钱谦益相信，看着这篇文章的份上，曹化淳是会帮忙的。 因为这篇文章是王安的墓志铭。 我讲过，很久以前，魏忠贤是王安的亲信，但我没有讲过，当时王安的亲信，还有一个曹化淳。 这似乎是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大致是这么回事。 钱谦益去找曹化淳帮忙，因为他曾经帮王安写过墓志铭，而曹化淳是王安的亲信，所以看在死人的面子上，多少要帮点忙，外加他的老师孙承宗，面子比较广，托他出面，还有点活人的面子，死人活人双管齐下，务必成功。 成功了。 曹化淳得知消息，非常吃惊，加上这人跟着王安，还有点良心，感觉温体仁太过分，就答应帮个忙。 当然，找完了人还得听消息，钱谦益找了个人，天天去朝廷找人打听情况，连续找了三天，都没人理会，毫无消息，第四天，他得到准确的口信：可安心矣。 可安心矣的意思，就是这事已经搞定，收拾行李，准备出狱。 钱谦益也是这么理解的，他相信曹化淳已经解决了一切。 曹化淳原本也这么认为，他上下活动，估计再过几天，事情就结了。 可是偏就没有结。 因为温体仁又来了。 温首辅以为钱谦益必死，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连曹化淳都折腾进来了，这样下去，事情就黄了，既然干了，就干到底，所以他决定，连曹化淳一起整。 他先散布消息，说钱谦益跟曹化淳合伙，然后还找了个证人，让他出面，指证钱谦益给曹化淳行贿，最后为万无一失，他还请了假。 每次但凡要整人时，温体仁就会请假，回家呆着，这意思是在我请假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在场，事完了，拍拍屁股再去上班。 其实对温体仁而言，钱谦益死，还是不死，都没多大关系，反正就政治地位而言，钱地主已经是个死龙套。 可做可不做的好事，最好做，可做可不做的坏事，最好不做。可惜，温体仁同志没有这个觉悟。 在他看来，钱谦益已经是个平民，而袒护钱谦益的曹化淳，不过是个司礼太监，作为内阁首辅，要办这两个人，是很容易的。 可惜他不知道，曹化淳这个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因为曹化淳非但是太监，还有特务背景，他原本在东厂干过，到司礼监后，跟现任东厂提督太监王之心是哥们，关系很铁。 而今温大人竟拿他开刀，实在是搞错了码头，曹公公勃然大怒，立刻跑到东厂，找到王之心，商量对策，毕竟温体仁老奸巨猾，无懈可击，要彻底搞倒他，必须想个办法。 商量半天，办法有了。 先去找皇帝，主动报告此事，说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于是皇帝大人也震惊了，下令严查，事情闹大了。 接下来，就是去抓人，温体仁是没法抓的，但张汉儒一干人等，随便抓，抓回来，就直接丢进东厂。 据说东厂的刑罚，总共有上百种，花样繁多，能够让人恨自己生出来，比什么测谎仪好用多了，所以但凡丢进这里的人，都很诚实。 张汉儒之流，似乎也不是什么钢铁战士，按史料的说法，进来的头天晚上，曹化淳去审了一次，就审出来了，除了交代本人作案情况外，连幕后主使温体仁先生的诸多言行，也一起交代了。 曹化淳拿到口供，立马就奔了崇祯，崇祯看过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四个字： “体仁有党！” 这四个字的意思，用江湖术语解释：温体仁，是有门派的。 崇祯是不喜欢门派的，作为武林盟主，任何门派他都不喜欢，像温体仁这种人见狗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用着放心。 然而这件事清楚地告诉他，温体仁同志也有门派，虽然门派比较小，但再小都是门派。 然后，他拿来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是温体仁的辞职信，按照他的传统，为了彻底表示自己的清白，他写了这封文书，说自己身体不好，估计也帮不了皇帝了，希望让自己回家养老。 类似这种客气信件，崇祯也会客气客气，写几句挽留的话，然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然而这一次，在这封奏疏上，他只写了三个字。 奏疏送到温体仁家时，他正在吃饭，他停了下来，等待着以往听过许多次的客套话。 然而这一次，他只听到了三个字——放他去。 放他去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种：滚、快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 据说当时就晕了过去。 温体仁终于倒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仁兄，从顶上摔了下来，他落寞地回了家，第二年，死在家乡。 明代最后的一位权奸，就此落幕，确实，最后一个。 大结局 第十八章 天才的计划 温体仁下台，最受益的人，应该是杨嗣昌。我查了一下，他崇祯十年（1637）三月当兵部尚书，温体仁是六月走人的，按照温先生的脾气，像杨嗣昌这种牛人，不睬下去，是不大可能的。 温体仁走了，杨嗣昌来了，不久之后，他就将进入内阁，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要实现十面张网，现在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再增兵十二万，要增兵，就得给钱，按杨嗣昌的算法，必须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以上。 这个计划极为冒险，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崇祯也是不出的，唯一的来源，只能是找老百姓要，具体说来，就是加租。 比如原先你一年交一百多斤粮食，全家还能丰衣足食，张献忠、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官府告诉你，加租，每年交两百斤，结果全家只能吃糠，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出门，帮李自成叫声好，让他们往死里打，帮你出口气。 再后来，官府告诉你，再加租，每年交四百斤，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不用人家打上门，你就会打好包袱，出门去找闯王同志。 为了搞定西北民变，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如果再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 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因为他相信，杨嗣昌的计划，能够挽救危局。 最后，杨嗣昌说，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用一个人。 崇祯同意了。 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叫熊文灿。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布政使、两广总督。 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只是因为一个误会。 不久前，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干啥不知道，虽说来意不明，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转成请过来吃饭。 既然是吃饭，就要喝酒，吃饱喝足，再送点礼，这位太监也很上道，非常高兴，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既然是熟人，也就好说话了，双方无话不谈，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什么都说，但只有一件事，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几天后，这位太监要走，熊总督决定再请他吃顿饭，最后套口风。 这顿饭吃得很满意，双方临别，喝得也多，喝着喝着，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 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外加豪气干云，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 “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他们闹到如此地步（令鼠辈至是哉）！” 他万没想到，有个人比他还激动。 太监立即站了起来，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都没有套出来的话： “我到这里来，就是来考察你的！回去我就禀报皇上，让您去平乱，除了你，谁还能扫清流贼！（非公不足办此贼）” 酒醒了。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听到这话，当时酒就醒了，脑筋急速运转后，凭借二十余年的功底，立即提出了五难，四不可。 所谓五难，四不可，大致就是九个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地上任。 大致说来，这就是一篇公文，就算让专职秘书写，也得写个一天两天，熊总督转眼就能完工，实在用心良苦。 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只用一句话，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 “你放心，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但如果皇帝都答应，你就别推辞了。” 就这样，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来到了京城。 崇祯知道了，杨嗣昌也知道了，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愿意为国付出一切。 当然了，熊总督的那些条件，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时刻，有人肯上，就难能可贵了，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 所以在这关键时刻，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了，他们都相信，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 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他即将前往中原，接替无能的前任总督王家桢。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是广东、广西两个省，而他现在的辖区，包括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按说，他应该很高兴，高兴得一头撞死。 两广总督，虽说管的都是不发达地区，盗贼也多，但好歹图个平安，也没人来闹，现在这五个省，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且都是巨寇、猛寇，没准哪天就被抓走，实在比较刺激。 但既然来了，再跟皇帝说，其实我是忽悠您的，那天是喝多了，估计也不行，想来想去，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后世有很多人，对熊先生相当不屑，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气魄，但在我看来，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他自幼读书，当过地方官，也到过京城，还出过海（出使琉球），见过大世面，总体而言，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比较怕事，比较没有打过仗，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竟然是靠一项军功。 这项军功的具体内容是，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此人的名字，叫郑芝龙。 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 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成功搞定福建沿海，最终搞定自己，获得提升。 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有目共睹，骗得了上级，骗不了群众，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许多人都认定，熊总督是壮官一去不复返了。 崇祯十年（1637）十月，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迎接他的，是下属左良玉。 刚开始的时候，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没摸清底细），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左总兵是看不上的。 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 当时在他的辖区里，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 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刘国能有五万。 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 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 但熊总督最头疼的问题，还不是上面这些，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 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 对此，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嗣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 总之，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的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 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 过了不久，熊总督就得到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 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 这是鬼话。 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象升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 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 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 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 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呆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 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 环境如此，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 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 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刘国能投降了。 刘国能，外号闯塌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 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 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了。 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服从改编。 招安小时候，我读水浒传的时候，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 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要造反？ 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如晁盖等人），吃点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宋江：你当及时雨的名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 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是读过书的，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一时冲动，还是懵懂无知，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这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 但造反这活，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 刘国能这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懵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 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即派出使者，去找熊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 但是熊总督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实是否接受。 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麻烦了。 但张献忠不愧是在朝廷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 而且张献忠明智地意识到，熊总督的道行很深（两广总督是个肥差），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反正是抢来的），派人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让我投降。 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熊总督而言，不干就不是人。 他马上接受了投降，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 张献忠投降的时候，手下有七八万人，而他的驻地，在谷城（今湖北谷城）。 消息传来，崇祯极为高兴，认定熊总督是旷世奇才，大加赞赏。 杨嗣昌也很高兴，高兴之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 客观地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致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 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办一件事——打李自成。 这就好比黑帮团伙，每逢拉人入伙的时候，都要让新人干点缺德事，比如砍人放火之类，专用术语，叫沾点血，今后才好一起干。 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义，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就让人干这种事，似乎有点过分，所以也就这么算了。 对崇祯的信任，谷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毫无感动，那也是很正常的。作为投降专业户，他所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再造反，以及造反之后，什么时候再投降。 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地投降了十个月，很明显，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开始私下联系，蠢蠢欲动。而以熊总督的觉悟，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才能反应过来。 然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一个消息，彻底地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 三个月前，陕西的李自成呆不下去，跑到了四川，刚到四川时，李自成过得还可以，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他就退往山区，双方僵持不下，李自成瞅了个空，又跑回了陕西。 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洪承畴都礼送出境，送出去就行，确保他别回来，并不多送，但这次李自成发现，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 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屁股后面跟着一群能人，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左光先以及曹文诏的侄子曹变蛟等等。 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一直跟在后面，且玩命地打，比如曹变蛟，带着三千骑兵，跟了二十多天，连衣服都没换（未卸甲），连续击败李自成，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 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挨了骂。按照防区划定，陕西归孙传庭管，四川归洪承畴管，照孙传庭的想法，李自成进了四川，就别让他再出去了，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 孙传庭自然不干，认定是洪承畴玩花样，让自己背黑锅，气得不行，就告了一状。 这一状相当狠，崇祯极为愤怒，马上就批了个处分，那意思是，你想干就好点干，不想干我就干你，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连夜开会，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 对方突然下猛招，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连陕西都没呆住，只能往外跑了。 一路往西北跑，跑了几天几夜，到了甘肃，终于没人追了。 但过了几天，李自成才明白，不追是有理由的。 在明代，西北是比较荒凉的，陕西的情况还凑合，再往外跑，基本就没人了，所以压根没必要追，让他自己饿死就行。 洪承畴的想法大致如此，事情也正如他所料，李自成混得实在太惨，没人、没粮，一个多月，损失竟然过半，已经穷途末路。 然而出乎洪承畴意料的是，没过几天，李自成竟然穿越严密封锁，又回来了——从他的眼皮底下。 据说这件事情吓得洪大人几天没睡着觉，毕竟刚刚作过检查，还出这么大的事，随即写信，向崇祯请罪。 但崇祯的领导水平实在是高，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让他戴罪立功。 感动得眼泪汪汪的洪大人决心，从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马上找到孙传庭，要跟他通力合作，彻底解决李自成。 孙传庭很够意思，啥也不说了，立即调兵，发动了总攻。在一个月里，跟李自成打了四仗。 四仗之后，李自成只剩一千人。 只剩一千人的李自成，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 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祁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如果是张献忠，到这个时候，估计早就投降洗了睡了，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 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老呆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 经过分析，他正确地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 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战友，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原。 南原，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为了交通安全，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 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数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地到了南原。 南原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 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庭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 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用围困。 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 这一次，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 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 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原，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 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 据史料记载，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 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 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闷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得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 李自成部余下的一千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九年来，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 到了南原，就再也走不动了。 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一千个人，只剩下了十八个。 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 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 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没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没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 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谷城基本归他管） 消停了。 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 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十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 十年？ 一年都没有。 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 天朝上邦几乎就在李自成全军覆没的同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 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动猛攻。 应该说，为了这次进攻，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 密云的守军很少，但几乎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很多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 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 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地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仿不出来的。 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 清军到这里后，开始爬山，确实很多山，很难爬，足足爬了三天。 但终究是爬过来了。 清军爬过来的时候，蓟辽总督吴阿衡正在喝酒，且喝大了，脑袋比较晕，清军都到密云了，他才明白过来。 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疼，二、胆子大。 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大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 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胜算，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入侵，形势万分危急。 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如果没堵车，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 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 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入侵，而且连入侵的时间，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 半年前的一天，杨嗣昌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 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跟匈奴议和了。 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 客观地讲，这是唯一的方法。 就军事实力而言，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二十万），但战斗力相当强（某些西方军事学家跟着凑热闹，说是十七世纪最强的骑兵），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六十万到八十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系、洪兵、秦兵），也就是二十多万，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 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过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 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嗣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 其实杨嗣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段：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 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嗣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搞定国内问题先。 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嗣昌、太监高起潜。 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派的，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寻摸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 皇太极的态度相当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 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 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 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 建议提出后，按史料的说法，赞成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 最先蹦出来的，是六部的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拨言官，说杨嗣昌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 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人，一个人——黄道周。 黄道周同志的简历，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欲，先把杨嗣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他的专业是理学），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嗣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等。 说了半天，杨嗣昌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基础太扎实，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 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嗣昌再也没提，大家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就又打了进来。 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钱，弄点干货，也就完事了。 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 我曾研习过交通史（中外交往），惊奇地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其实差不多，穷了，就瞧不起你，打你，富了，就给你面子，听话。 比如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朋友遍天下，全世界人民都羡慕。 但这事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 而且山姆大叔是真有钱，导弹那是贵，一百万美元一个，照扔，一扔就几十个，心眼太实在，我估摸着，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 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一百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终成超级大爷。 相比而言，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自打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又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都是世界领先。 鉴于时间太久，心态难免有点问题，比如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 然后，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当时的英国国王） 带个信，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的，你们那里是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给你，回家好好用吧。 几十年后，在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 这种毛病由来已久，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且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招待着，临走还捎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蛮夷，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给你几个赏钱。 牛的时候，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 明朝的官员思维，大致就是如此，就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选择。 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叫坚持原则，说得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 十年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很讨厌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七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 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 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 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一年多，只打雷不下雨。 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 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 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 然后他回到了家，找到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一千多人，大部分人都是百姓。 隆武元年（唐王年号，1645），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 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她召集了许多妇女，一同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 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 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 三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结果毫无悬念，武器的批判没能代替批判的武器，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了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辞拒绝。 三个月后，他在南京就义，死后衣中留有血书，内容共十六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落款： 大明孤臣黄道周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 有人曾对我说，文明的灭绝是正常的，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 我想想，似乎确实如此，往近了说，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个“量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乱搞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软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亡定了。 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 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对手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 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得到尊重。 面对冷酷的世间、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 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至少有一点。 大结局 第十九章 选择 明朝的道路就此确定，不妥协，不退让。 相应的结果也很确定，皇太极带着兵，再次攻入关内，开始抢掠。 这次入关的，可谓豪华阵容，清朝最能打的几个，包括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全都来了，只用三天，就打到密云，京城再度戒严。 要对付猛人，只能靠猛人，崇祯随即调祖大寿进京，同时，他还命令陕西的孙传庭、山东的刘泽清进京拉兄弟一把，总之，最能打仗的人，他基本都调来了。 但问题在于，祖大寿、孙传庭这类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有个问题——不大服管，特别是祖大寿，自从袁崇焕死后，他基本上就算是脱离了组织，谁当总督，都不敢管他，当然，他也不服管。 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崇祯很愤怒，后果不严重，毕竟能打的就这几个，你要把他办了，自己提着长矛上阵？ 但不管终究是不行的，崇祯决定，找一个人，当前敌总指挥。 这个人必须有能力强，战功多，威望高，威到祖大寿等猛人服气，且就在京城附近，说用就能用。 满足以上条件的唯一答案，是卢象升。 崇祯十一年（1638），卢象升到京城赴任。 他赶到京城，本来想马上找皇帝报到，然而同僚打量他后，问： 你想干嘛？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这位仁兄来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尚在奔丧，所以没穿制服，披麻戴孝，还穿着草鞋。如果这身行头进宫，皇帝坐正中间，他跪下磕头，旁边站一堆人，实在太像灵堂。 换了身衣服，见到了崇祯，崇祯问，现在而今，怎么办？ 卢象升看了看旁边的两个人，只说了一句话：主战！ 站在他身边的这两人，分别是杨嗣昌、高起潜。 这个举动的意思是，知道你们玩猫腻，就这么着！ 据说当时杨嗣昌的脸都气白了。 崇祯倒很机灵，马上出来打圆场，说和谈的事，那都是谣传，是路边社，压根没事。 卢象升说，那好，我即刻上阵。 第二天，卢象升赴前线就任，就在这一天，他收到了崇祯送来的战马、武器。 其实崇祯送来这些东西，只是看他远道而来，意思意思。 然而卢象升感动了，他说，以死报国！ 就如同九年前，没有命令，无人知晓，他依然率军保卫京城。 他始终是个单纯的人几天后，卢象升得知，清军已经逼近通州，威胁京城。 当时他的手下，只有三万多人，大致是清军的一半，而且此次出战的，都是清军主力，要真死磕，估计是要休息的，所以大多数识时务的明军将领都很消停，能不动就不动。 然而卢象升不识时务，他分析形势后，决心出战。 卢象升虽然单纯，但不蠢，他明白，要打，白天是干不动的，只能晚上摸黑去，夜袭。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士兵出发前，他下达了一条名垂青史的军令： 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 趁着夜色，卢象升向着清军营帐，发起了进攻。 进攻非常顺利，清军果然没有提防，损失惨重，正当战况顺利进行之时，卢象升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的后军没有了。 按照约定，前军进攻之后，后军应尽快跟上，然而他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后军，虽然现在还能打，但毕竟是趁人不备，打了一闷棍，等人家醒过来，就不好办了，无奈之下，只能率前军撤退。 卢象升决定夜袭时，高起潜就在现场。 作为监军太监，高起潜并没有表示强烈反对，他只是说，路途遥远，很难成功，卢象升坚持，他也就不说了。 但这人不但人阴（太监），人品也阴，暗地里调走了卢象升的部队，搞得卢总督白忙活半天。 差点把命搭上的卢象升气急败坏，知道是高起潜搞事，极为愤怒，立马去找了杨嗣昌。 这个举动充分说明，卢总督虽然单纯，脑袋还很好使，他知道高起潜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且文化低，没法讲道理，要讲理，只能找杨嗣昌。 在杨嗣昌看来，卢象升是个死脑筋，没开窍，所以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卢象升上了堂思想教育课，告诉他，议和是权宜之计，是伟大的，是光荣的。 卢象升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杨嗣昌闭上了嘴。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单纯的卢象升，有时似乎也不单纯。 “我手领尚方宝剑，身负重任，如果议和，当年袁崇焕的命运，就要轮到我的头上！” 袁崇焕这辈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不讲政治，相比而言，卢象升很有进步。 九年前，他在北京城下，亲眼看到了袁崇焕的下场，那一幕，在他的心里，种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很清楚，如果议和，再被朝里那帮言官扯几句，汉奸叛徒的罪名，绝对是没个跑与其死在刑场，不如死在战场，他下定了决心。 杨嗣昌也急了，当即大喝一声：你要这么说，就用尚方宝剑杀我！ 卢象升毫不示弱： 要杀也是杀我，关你何事？如今，只求拼死报国！ 杨嗣昌沉默了，他明白，这是卢象升的最后选择。 卢象升想报国，但比较恶搞的是，崇祯不让。 事实上，卢象升对形势的分析是很准确的，因为夜袭失败，朝廷里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言官正准备弹劾他，汉奸、内奸之类的说法也开始流传，如果他同意和谈，估计早就被拉出去一刀了。 更麻烦的是，崇祯也生气了，因为卢象升上任以来，清军依然嚣张，多处城池被攻陷，打算换个人用用。 此时，一位名叫刘宇亮的人站了出来，说，我去。 刘宇亮，时任内阁首辅，朝廷重臣，国难如此，实在看不下去，极为激动，所以站了出来。 崇祯非常高兴，大大地夸奖了刘大人几句。 等皇帝大人高兴完了，刘大人终于说出了话的下半句：我去，阅兵。 崇祯感觉很抑郁，好不容易站出来，搞得这么激动，竟然是涮我玩的？ 其实这也不怪刘首辅，毕竟他从没打过仗，偶尔激动，以身报国，激动完了，回家睡觉，误会而已。 但崇祯生气了，生气的结果就是，他决定让刘首辅激动到底，一定要他去督师。 关键时刻，杨嗣昌出面了。 杨嗣昌之所以出头，并非是他跟刘首辅有什么交情，实在是刘首辅太差，太没水平，让这号人去带兵，他自己死了倒没啥，可惜了兵。 所以他向皇帝建议，刘首辅就让他回去吧。目前在京城里，能当督师的，只有一个人。 崇祯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不想用。 杨嗣昌坚持，这是唯一人选。 崇祯最终同意了。 三天后，卢象升再次上任。 此时，清军的气势已经达到顶点，接连攻克城池，形势非常危急。 然而卢象升没有行动，他依然按兵未动。 因为此时他的手下，只有五千人，杨嗣昌讲道理，高起潜却不讲，阴人阴到底，调走了大部主力，留下的只有这些人。 打，只能是死路一条，卢象升很犹豫。 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消息——高阳失陷了。 高阳，位处直隶（今河北），是个小县城，没兵，也没钱，然而这个县城的失陷，却震惊了所有的人。 因为有个退休干部，就住在县城里，他的名字叫孙承宗。 他培养出了袁崇焕，构建了关宁防线，阻挡了清军几十年，熬得努尔哈赤（包括皇太极）都挂了，也没能啃动。无论怎么看，都够意思了。 心血、才华、战略、人才，这位举世无双的天才，已经奉献了所有的一切，然而，他终将把报国之誓言，进行到人生的最后时刻清军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七十六岁，城内并没有守军，也没有将领，更没有粮草，弹丸之地，不堪一击。 很明显，清军知道谁住在这里，所以他们并没有进攻，派出使者，耐心劝降，做对方的思想工作，对于这位超级牛人，可谓是给足了面子。 而孙承宗的态度，是这样的，清军到来的当天，他就带着全家二十多口人，上了城墙，开始坚守。 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数千百姓，无一人逃亡，准备迎敌。 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想起黄道周，想起后来的卢象升，想起这帮顽固不化的人，正如电影集结号里，在得知战友战死的消息后，男主角叹息一声的那句台词： 老八区教导队出来的，有一个算一个，都他妈死心眼。 黄道周和孙承宗应该不是教导队出来的，但确实是死心眼。 这种死心眼，在历史中的专用称谓，叫做——气节。 失望的清军发动了进攻，在坚守几天后，高阳失守，孙承宗被俘。 对于这位俘虏，清军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希望他能投降，当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被拒绝之后，他们毫无意外，只是开始商量，该如何处置此人。 按照寻常的规矩，应该是推出去杀掉，成全对方的忠义，比如文天祥等等，都是这么办的。 然而清军对于这位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老对手，似乎崇拜到了极点，所以他们决定，给予他自尽的权利。 孙承宗接受了敌人的敬意，他整顿衣着，向北方叩头，然后，自尽而死。 这就是气节。 消息很快流传开来，举国悲痛。 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二十日，听说此事的卢象升，终于下定了决心。 此前，他曾多次下令，希望高起潜部向他靠拢，合兵与清军作战，但高起潜毫不理会。而从杨嗣昌那里，他得知，自己将无法再得到任何支援。他的粮草已极度缺乏，兵力仅有五千，几近弹尽粮绝。 而清军的主力，就在他的驻地前方，兵力是他的十倍，锋芒正锐。 弄清眼前形势的卢象升，走出了大营。 和孙承宗一样，他向着北方，行叩拜礼。 然后，他召集所有的部下，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作战多年，身经几十战，无一败绩，今日弹尽粮绝，敌众我寡，而我决心已定，明日出战，愿战着随，愿走者留，但求以死报国，不求生还！ 十二月二十一日，卢象升率五千人，向前进发，所部皆从，无一人留守。 出发的时候，卢象升身穿孝服，这意味着，他没有打算活着回来。 前进至巨鹿时，遭遇清军主力部队，作战开始。 清军的人数，至今尚不清楚，根据史料推断，至少在三万以上，包围了卢象升部。 面对强敌，卢象升毫无畏惧，他列阵迎敌，与清军展开死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战况极为惨烈，卢象升率部反复冲击，左冲右突，清军损失极大。 在这天临近夜晚的时候，卢象升明白，败局已定了，他的火炮、箭矢已经全部用尽，所部人马所剩无几。 但他依然挥舞马刀，继续战斗，为了他最后的选择。 然后，清朝官员编写的史料告诉我们，他非常顽强，他身中四箭、三刀，依然奋战。他也很勇敢，自己一人，杀死了几十名清兵，但他还是死了，负伤力竭而死，尽忠报国而死。 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卢象升虽然位高权重，却很年轻，死时，才刚满四十岁。 他死的时候，身边的一名亲兵为了保住他的尸首，伏在了他的身上，身中二十四箭而死。 他所部数千人，除极少数外，全部战死。 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气节。 在明末的诸位将领中，卢象升是个很特殊的人，他虽率军于乱世，却不扰民、不贪污，廉洁自律，坚持原则，从不妥协。 中庸有云： 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 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坚持自己的信念。 我钦佩这样的人。 幽默记得不久前，我去央视对话节目做访谈，台下有问观众站起来，说，之前一直喜欢看你的书，但最近却发现了个问题。 什么问题？ 之前喜欢看，是因为你写的历史很幽默，很乐观，但最近发现你越来越不对劲，怎么会越来越惨呢？ 是啊，说句心里话，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应该改变一下，这么写，比如崇祯没有杀袁崇焕，皇太极继位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死了，接班的多尔衮也没蹦几天，就被孝庄干掉了，然后孤儿寡母在辽东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李自成进入山林后，没过几天，由于水土不服，也都过去了。 然后，伟大的大明朝终于千秋万代，崇祯和他的子孙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是的，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历史的真相。 历史从来就不幽默，也不乐观，而且在目前可知的范围内，都没有什么大团圆结局。 所谓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它的残酷之处在于，无论你哀嚎、悲伤、痛苦、流泪、落寞、追悔，它都无法改变。 它不是观点，也不是议题，它是事实，既成事实，拉到医院急救都没办法的事实。 我感觉自己还是个比较实诚的人，所以在结局即将到来之前，我想，我应该跟您交个底，客观地讲，无论什么朝代的史书，包括明朝在内，都不会让你觉得轻松愉快，一直以来，幽默的并不是历史，只是我而已。 虽然结局未必愉快，历史的讲述终将继续，正如历史本身那样，但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将延续特长，接着幽默下去，不保证你不难受，至少高兴点。 忽悠正如以往，清军没有长期驻守的打算，抢了东西就跑了，回去怎么分不知道，但被抢的明朝，那就惨了。 首先是将领，卢象升战死，孙传庭、洪承畴全都到了辽东，准备防守清军，我说过，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没办法，不拆房子就塌了。 其次是兵力，能打仗的兵，无论是洪兵，还是秦兵，都调到辽东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东墙补上了，西墙塌了。 说起忽悠这个词，近几年极为流行，有一次我跟人聊天，说起这个词，突然想起若有一天，此词冲出东北，走向世界，用英文该怎么解释，随即有人发言，应该是cheat（欺骗）。 我想了一下，觉得似乎对，但不应该这么简单，毕竟如此传神的词，应该有一个传神的翻译，苦思冥想之后，我找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翻译：hereandthere回想过去十几年，自打学习英语以来，我曾翻译过不下两篇英语文章，虽然字数较少（三百字左右），但回望短暂的翻译生活，我认为这个词是最为恰当的。 这个词语的灵感，主要来自于熊文灿先生。作为一个没有兵力，没有经验的高级官员，他主要的武器，就是先找这里，再找那里，属于纯忽悠型。 但值得夸奖的是，他的忽悠是很有效果的，在福建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兵，对面有一群海盗，二话不说，先找到了郑芝龙，死乞白赖地隔三差五去找人家（所以后来有的官员弹劾他，说他是求贼），请客送礼，反复招安，终于招来了郑芝龙。 虽然后来证明，郑大人是不大可靠的，但在当时，是绝对够用了，后来他借助郑大人的力量，杀掉了不肯投降的海盗刘香，平定了海乱。 这种空手道的生意，估计熊大人是做上瘾了，所以到中原上任的时候，他也玩了同一套把戏，先here 招降了刘国能，再用刘国能，there招降了张献忠，hereandthere，无本生意，非常高明。 但这种生意有个问题，因为熊大人本人并无任何实力，只要here不行，或者there 不行，他就不行了。 张献忠就是个不行的人，按照他的习惯，投降的时候，就要想好几时再造反，所以刚开始，他就不肯缴械，当然，这也有个说法，之所以不肯缴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要留着自己这几杆枪，为朝廷效力。 熊文灿倒是很高兴，表扬了好几次，后来他果真缺兵，去找张献忠要几千人帮忙，张献忠又说还没安顿好，先休整几天。 张献忠住的地方，就在今天襄樊的谷城地区，他老人家在此，基本就是县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都要去县城里转一圈，算是视察，他手下的兵也没消停，每天都要刻苦操练。 与此同时，张县长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错误的，比如，每次打仗的时候，都用蛮力，很少动脑子，且部队文化太低，没有读过兵法。为了加强理论教育，保证将来再造反的时候，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他找来了一个叫做潘独鳌的秀才，给他当军师。 这位潘独鳌到底何许人也，待查，估计是个吴用型的人物，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又想干点事，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给张献忠干活，具体说就是教书，每天晚上，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课程有好几门，比如孙子兵法等等。学习完后，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结合实际（比如再次造反后，该怎么打仗），分析讨论，学习气氛非常浓烈。 但他所干过最猖狂的事，还是下面这件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的一天，谷城县令阮之钿接到报告，说谷城来了个人，正在和张献忠见面。 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加上他还比较尽责，就派了个人去打探看看到底是谁来了，谈了些什么。 没过多久，那人就回来了，他说谈了些什么，就不太知道了，但来的那个人，他认出来了。 谁？ 李自成。 阮知县差点晕过去。 按照常理，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怎么会出来呢？还这么大摇大摆地见张献忠。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他是来找张献忠要援助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就这么在谷城呆了几天，都没人管，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其实不是没人管，是没法管。 张献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他的主要能力，就是这里、那里的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就没辙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在张头领是个异类，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得比较早。 此外，张县长还很讲礼数，据某些史料讲，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 古语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书，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 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 对此，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时此刻，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 对话的地点，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隐。 熊文灿跑去了庐山，找到空隐，似乎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隐和尚就先说了： “你错了！（公误矣）” 怎么个错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没有。”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那你还干个屁啊！ 但空隐毕竟是文明人，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似乎也没太委婉）： “你两样都无，上面（指皇帝）又这么器重你，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 熊文灿比较昏，等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 “招抚可以吗？” 然而空隐回答： “我料定你一定会招抚，但是请你记住，海贼不同流贼，你一定要慎重！” 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所以可信度相当高，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而流贼，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陆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现在风头过去，赶巧清军入侵，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辽东，千载难逢，决不能错过。 于是，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入侵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谷城。 谷城县令阮之钿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很有点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仁。 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诏告天下。 不该收的，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应该名类前茅。 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 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 在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心情好坏，只要遇到他，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虽说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张献忠份上，还是要去打打。 几天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惨败——左良玉。 所谓惨败，意思是，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过嚣张，瞧不上张献忠，结果被人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一、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丢了自己的官印，当年这玩意丢了，是没法补办的，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 二.熊文灿把官丢了，纵横忽海几十年，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 代替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 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征。 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尚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 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 然后，他拿出了尚方宝剑。 明白。这是个批斗会。 总督处理了，接下来是各级军官，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一个个拉出来单练，要么杀头，要么撤职，至少也是处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左良玉。 左良玉很慌张，因为他的罪过很大，败得太惨，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 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左良玉很激动，因为杨嗣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 在明代，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也不是级别，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应该说，是最高荣誉，有明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这种丢公章的事，是比较丢人的，而且麻烦，公文调兵都没办法，现在有了将军印，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太够意思。 杨嗣昌绝顶聪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所以必须笼络。先用大棒砸别人，再用胡萝卜喂他，恩威并施，自然服气。 效果确实很好，左良玉当即表示，愿意跟着杨大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干到底。 对于杨嗣昌的到来，张献忠相当紧张，紧张到杨大人刚来，他就跑了。 因为他知道，熊文灿只会忽悠，但杨嗣昌是玩真格的，事业刚刚起步，玩不起。 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跑得不足够快。 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 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张献忠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独鳌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大刀），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 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 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 局势大好。 士为知己者死十几天后，左大人报告，没能追上，张献忠跑了。 杨嗣昌大怒，都打到这份上了，竟然还让人跑了，干什么吃的，怎么回事？ 左良玉回复：有病。 按左大人的说法，是因为他进入四川后，水土不服，结果染了病，无力追赶，导致张献忠跑掉。 但按某些小道消息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在追击过程中，张献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说你别追我了，让我跑，结果左良玉被说服了，就让他跑了。 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杨嗣昌看来，基本是零，毕竟左良玉跟张献忠是老对头，而且左大人刚封了将军，正在兴头上，残兵败将，拿啥收买左良玉？无论如何，不会干这种事。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左良玉很得意，张献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钱，张献忠很穷，然而张献忠确实收买了左良玉，没花一分钱。 他只是托人，对左良玉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有我，如果没有我，你还能如此得意吗？ 所谓养寇自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一旦把敌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虽说是文盲，但这个道理也还懂。 然而就凭这句话，要说服左良玉，是绝无可能的，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关，纯胡扯。 左良玉放过张献忠，是因为他自己有事。 因为一直以来，左良玉都有个问题——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 按史料的说法，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比某些头领还要差，每到一地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 对他的上述举动，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号子。 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 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 自打追缴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 要知道，张献忠他老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下来看地图。 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印出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 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 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 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 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 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 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 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消息：张献忠失踪。 对张献忠的失踪，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也倒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比如被外星人绑走）的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 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人的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 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 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给他两下，把他打醒。 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 对张献忠而言，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律，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打是打不过的），城里就此一片浆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大结局 第二十章 没有选择 杨嗣昌死了，崇祯很悲痛，连他爷爷辈的亲戚（襄王）死了，他都没这么悲痛，非但没追究责任，还追认了一品头衔，抚恤金养老金，一个都没少。知己死了，没法以死相报，以钱相报总是应该的。 其实和崇祯比起来，杨嗣昌是幸运的，死人虽说告别社会，但毕竟就此解脱，彻底拉倒。 而崇祯是不能拉倒的，因为他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崇祯十三年（1340），崇祯正忙着收拾张献忠的时候，皇太极出兵了。 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出兵，但这一次很不寻常。 因为他的目标，是锦州。 自打几次到关宁防线挖砖头未果，皇太极就再也没动过锦州的心思，估计是十几年前被袁崇焕打得太狠，打出了恐x 症，到锦州城下就打哆嗦。 所以每次他进攻的时候，都要不远万里，跑路、爬山、爬长城，实在太过辛苦，久而久之，搏命精神终于爆发，决定去打锦州。 但实践证明，孙承宗确实举世无双，他设计的这条防线，历经近二十年，他本人都死了，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折腾皇太极。 皇太极同志派兵打了几次，毫无结果，最后终于怒了，决定全军上阵。 同年四月，他发动所部兵力，包括多尔衮、多铎、阿济格，甚至连尚可喜、孔有德的汉奸部队，都调了出来，同时，还专门造了上百门大炮，对锦州发动了总攻。 守锦州的，是祖大寿事情的发展告诉皇太极，当年他放走祖大寿，是比较不明智的。 因为这位仁兄明显没有念他的旧情，还很能干，被围了近三个月，觉得势头危险，才向朝廷求援。 而且据说祖大寿的求援书，相当地强悍，非但没喊救命，还说敌军围城，若援军前来，要小心敌人陷阱，不要轻敌冒进，我还撑得住，七八月没问题但崇祯实在够意思，别说七八月，连七八天都没想让他等，他当即开会，商量对策。 开会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要不要去，二、派谁去。 第一个问题很快解决，一定要去。 就军事实力而言，清军的战斗力，要强于明军，辽东能撑二十多年，全靠关宁防线，如果丢了，很没戏了。 第二个问题，也没什么疑问，卢象升死了，杨嗣昌快死了。 只有洪承畴。 问题解决了，办事。 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洪承畴出兵了。 得知他出兵后，皇太极就懵了。 打了这么多年，按说皇太极同志是不会懵的，但这次实在例外，因为他虽然料定对方会来，却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多。 洪承畴的部队，总计人数，大致在十三万左右。属下将领，包括吴三桂、白广恩等，参与作战部队除本部洪兵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基本都调来了。 本来是想玩玩，对方却来玩命，实在太敞亮了。 考虑到对方的战斗能力和兵力，皇太极随即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很晕。 因为洪承畴来后，看上去没有打仗的打算，安营、扎寨，每天按时吃饭，睡觉，再吃饭，再睡觉，再不就是朝城里（锦州）喊喊话，兄弟挺住等等。 晕过之后，他才想明白，这是战术。 洪承畴的打算很简单，他判定，如果真刀真枪拼命，要打败清军，是很困难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守在这里，慢慢地耗，把对方耗走了，完事大吉。 这是个老谋深算的计划，也是最好的计划。对这一招，皇太极也没办法，要走吧，人都拉来了，路费都没着落，就这么回去，太丢人。 但要留在这里，对方又不跟你开仗，只能耗着。 耗着就耗着吧，总好过回家困觉。 局势就此陷入僵持，清军在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隔几十里地，就不打。 当然，清军也没完全闲着，硬攻不行，就开始挖地道，据说里三层、外三层，赛过搞网络的，密密麻麻。 但事实告诉我们，祖大寿，那真是非一般的顽强，而且他还打了埋伏，之前跟朝廷说，他可以守八个月，实际满打满算，他守了两年。 就这样，从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到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双方对峙一年。 六月底，出事。 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出兵，向松山攻击挺进。 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的意料，清军总指挥多尔衮（皇太极回家） 没有提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败。 消息传来，皇太极晕了，一年都没动静，忽然来这么一下，你打鸡血了不成？ 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上马，率领所有军队，前往松山。 但是，有个问题。 当时皇太极，正在流鼻血。 一般说来，流鼻血，不算是个问题，拿张手纸塞着，也还凑合。 但皇太极的这个鼻血，据说相当之诡异，流量大，还没个停，连续流了好几天，都没办法。 但军情紧急，在家养着，估计是没辙了，于是皇太极不顾流鼻血，带病工作，骑着马，一边流鼻血，一边就这么去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找东西塞鼻孔，却拿了个碗，就放在鼻子下面，一边骑马一边接着，连续两天两夜赶到松山，据说到地方时，接了几十碗。 反正我是始终没想明白，拿这碗干什么用的。 会战地点，松山，双方亮出底牌。 清军，总兵力（包括孔有德等杂牌）共计十二万，洪承畴，总兵力共计十三万，双方大致相等。 清军主将，包括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等精锐将领，除个把人外，都很能打。 洪承畴方面，八部总兵主将，除吴三桂外，基本都不能打。 至于战斗力，就不多说了，清军的战斗力，大致和关宁铁骑差不多，按照这个比率，自己去想。 换句话说，要摊开了打，洪承畴必败无疑。 但洪承畴，就是洪承畴。 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突然发动攻击，率明军抢占制高点乳锋山，夺得先机。 他十分得意，此时他的军中的一个武官对他说了一件事： 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 然而洪承畴似乎兴奋过度，把那个人训了一顿，说： 我干这行十几年，还需要你提醒？ 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这句话，就是他失败的最终原因。 因为就战略而言，固守是最好的方法，进攻是最差的选择，而更麻烦的是，当时的洪承畴，在进攻之前，只带了三天的粮食。 无论如何，只带三天的粮食，是绝对不够的。 所以结论是，一贯英明的洪承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战败。 我原本认为，这个结论很对，洪承畴很蠢，起码这次很蠢。 后来我想了想，才发现，洪承畴不蠢，起码这次不蠢。在他看似荒谬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精明的打算。 其实洪承畴并不想进攻，他很清楚，进攻极为危险，但他没有办法。 因为有个人一直在催他，这个人的名字叫陈新甲，时任兵部尚书，而这位陈尚书的外号，叫小杨嗣昌。 杨嗣昌同志的特点，是风风火火，玩命了干，能得这个外号，可见陈大人也不白给。 自打洪承畴打持久战，他就不断催促出战，要洪督师赶紧解决问题，是打是不打，多少给个交代。 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陈尚书唠叨，像他这样的老油条，是不会怕唐僧的。 他之所以决定出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个字——没钱。 我查过资料，明末时期的军饷，以十万人计，吃喝拉撒外加工资、奖金，至少在三十万两白银以上。 要在平时，这也是个大数，赶巧李自成、张献忠都在闹腾，要是洪承畴再耗个几年，崇祯同志的裤子，估计都要当出去。 所以不打不行。 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所以在出发前，他想出了一个绝招：只带三天粮食。 要还没明白，我就解释一遍： 带上三天粮食出征，如果遇上好机会，就猛打一闷棍，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 如果没有机会，看情形不妙，立马就能跑，而且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的，对上面有了个交代，又不怕追究政治责任，真是比猴还精。 精过头，就是蠢如果换了别人,这个主意没准也就成了,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 皇太极不愧老牌军事家，刚到松山，还在擦鼻血，看了几眼，就发现了这个破绽。 八月二十日，就在洪承畴出发的第二天，他派遣将领突袭洪军后路，占领锦州笔架山粮道。 “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洪承畴彻底休息了。 当然，当然，在彻底休息前，洪承畴还有一个选择——突围。 毕竟他手里还有十几万人，要真玩命，还能试试。 于是他找来了手下的八大总兵，告诉他们事态紧急，必须通力合作，然后，他细致分配了工作，从哪里出发，到哪里会合，一切安排妥当，散会。 我忘了说，在这八个总兵里，有一个人，叫做王朴。 第二天，突围开始。 按照洪承畴的计划，突围应该是很有秩序的，包括谁进攻，谁佯攻，谁殿后，大家排好队，慢慢来可还没等洪承畴同志喊一二三，两个人就先跑了。 那两个先跑的人，一个是王朴。 如果没有重名，这位王朴兄，应该就是八年前，在黄河边上收钱，放走诸位头领的总兵同志。 照此看来，他还是有进步的，八年前，收钱让别人跑，现在撒腿就跑，也没想着找皇太极同志拿钱，实在难得。 而另一位带头逃跑的，史料记载有点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是吴三桂。 无论如何，反正是散了，彻底散了，全军溃败，无法收拾，十余万人土崩瓦解，被人杀的，被踩死的，不计其数，损失五万多人。 洪承畴还算是镇定，关键时刻，找到了曹变蛟、丘民仰，还聚了上万人，占据松山城，准备伺机撤退。 可是皇太极很不识相，非要解决洪承畴，开始围城，劝降。 洪承畴拒不投降，派使者向京城求救。 可他足足等了半年，也没有等来救兵，他很纳闷，为什么呢？ 因为他糊涂了，就算用脚趾头想，也能明白，援兵是绝不会到的。 要知道，他老人家来，就是救援锦州的，能带的部队都带了，可现在他也被人围住，再去哪里找人救他？ 其实洪承畴同志不知道，皇帝陛下也在等，不过他等的，不救兵，而是洪承畴的死亡通知书。 按史料的说法，洪承畴同志被围之后不久，京城这边追悼会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家属慰问，发放抚恤，追认光荣，基本上程序都走了，就等着洪兄弟为国捐躯。 其实洪承畴原本也这么盘算来着，死顶，没法顶了，就捐躯。做梦都没想到，他连捐躯都没捐成。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二十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松山副将夏承德与清军密约，打开了城门，洪承畴被俘。 几个月后，无计可施的祖大寿终于投降，这次，他是真的投降了。 自崇祯十三年（1641）至崇祯十五年（1643），明朝和清朝在松山、锦州一带会战，以明军失利告终，史称“松锦大战”。 除宁远外，辽东全境陷落，从此，明朝在关外，已无可战。 消息传到北京，照例，崇祯很悲痛，虽然这几年他经常悲痛，但这次，他尤其激动，连续几天都泪流满面，因为他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洪承畴。 按目击者的说法，洪承畴同志被抓之后，非常坚强，表示啥也别说了，给我一刀就行，后来英勇就义，眼睛都没眨，很勇敢，很义气。 所以崇祯很是感动，他亲自主持了洪承畴同志的追悼会，还给他修了坛（明朝最高规格葬礼），以表彰他英勇就义的精神。 洪承畴没有就义，他投降了。 当然，他刚被俘的时候，还是比较坚持原则的，没有投降，结果过了几天，由于平时没有注意批评和自我批评，关键时刻没能挺住，还是投降了。 至于他投降后的种种传奇，就不说了，可以直接跳过，说说他的结局。 清朝统一中原时，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委以重任，担任要职。 清朝统一中原后，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剥夺一切官职，光荣退休。 后来他死了，死后追封爵位，三等阿达哈哈番，这是满语，汉语翻译过来，是三等轻车都尉。 如果你不清楚清朝爵位制度，我可以解释，高级爵位分为公、候、伯、子、男五级，每个爵位，又分一到三等，一等为最高。 男爵再往下一等，就是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是轻车都尉中的最低等。我查了一下，大致是个从三品级别。 我记得洪承畴活着给明朝打工时，就是从一品太子太保，死了变从三品，有性格。 后来又过了几十年，乾隆发话，要编本书，叫做贰臣传。 所谓贰臣，通俗点说，就是叛徒，洪承畴同志以其光辉业绩，入选叛徒甲等。 在此之前，似乎就是乾隆同志，还曾发话，说抗清而死的黄道周，堪称圣人，说史可法是英雄，要给他立碑塑像。 我又想起了陈佩斯那个经典小品里的台词： 叛徒，神气什么！ 好像还是这个小品，另一句话是： 你说我当时要是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絮絮叨叨说这几句，只是想说：一、历史证明，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同志瞧不起的人，敌人也瞧不起。 二、黄道周挺过来了，我敬佩，卢象升挺过来了，我景仰，洪承畴没挺过来，我鄙视，但理解。 咬牙挺过来，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不接受，但我理解。 气数现在的崇祯，基本已经焦了，里面打得一塌糊涂，外面打得糊涂一塌，没法混了。 但他还是要撑下去，直到撑死，因为最能折腾他的那位仁兄还没出场。 据说打崇祯十二年起，崇祯同志经常做梦，梦见有一个人，在他的手上，写了一个字——有。 这是个很奇怪的梦，而且还不止一次，所以他把这个梦告诉文武大臣，让他们帮忙解释。 大家听说，都说很好，说很吉利，我想了想，有道理，因为有，总比没有好。 然而有一个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叫王承恩，是崇祯的贴身太监。 散朝后，他找到了崇祯，对他说出了这个梦境的真实意义，可怕的寓意——大明将亡。 按照王承恩的解释，这个有，实际上是两个字。上面，是大字少一撇，下面，是明字少半边。 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大明，要少一半。 崇祯不信，不敢信，大明江山，自打朱重八起，二百多年，难道要毁在自己手上？ 个人认为，崇祯同志过于忧虑了，因为毁不毁，这事不由他。 但这个梦实在比较准，我查了一下，他做梦的时间，大致就是那个毁他江山的人，出现的时间。 崇祯十二年（1639），一个人从深山中走出。 他的随从很少，很单薄，且很不起眼，无论是张献忠，还是皇太极，他都望尘莫及。但命中注定，他才是最终改变一切的人，五年之后。 这人我不说，你也知道是李自成。 李自成在山里蹲了一年多，干过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他出来之后，进步很快。 一年多时间，他又有了几千人，占了几个县城。 但就全国而言，他实在排不上，有时经济困难，还得找张献忠拉兄弟一把。 鉴于生计困难，崇祯十三年（1640）初，他率军进入河南，新年新气象，他准备到那里碰碰运气。 通常来讲，这个想法没啥搞头，因为之前他经常全国到处出差，河南也是出差地之一，跑老跑去，没什么意外惊喜。 但这次不一样。 崇祯十三年（1640），河南大旱。 这场大旱，史料上说，是两百多年未遇之大旱，河南的景象，借用古人的话：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大旱也好，没有鸡叫也罢，没有牛，没有猪都罢，有一样东西，是终究不会罢的——征税。 不征税，就没钱打张献忠，没钱防皇太极，必须征。 这么个环境，让人不造反，真的很难。 至于结局，不用想也知道，劳苦大众，固然劳苦，也是大众，劳苦久了，大众就要闹事，就要不交税，不纳粮，于是接下来，就是那句著名的口号： 吃他娘，喝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之前我说什么来着？气数。 没错，就是气数。 其实气数这玩意，说穿了，就是个使用年限，好比饼干，只能保质三天，你偏三年后吃，就只能拉肚子。好比房子，只能住三十年，你偏要住四十年，就只能住危房，没准哪天上厕所的时候，被埋进去。 什么东西，都有使用年限，比如大米，比如王朝，比如帝国。 不同的是，大米的年限看得见，王朝的年限看不见。 看不见，却依然存在。 对于气数，崇祯是不信的，开始不信。 等到崇祯十四年，怕什么来什么，后院起火，前院也起火，卢象升死了，辽东败了，中原乱了，信了在一次检讨会上，他紧绷了十四年的神经，终于崩溃了。 他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 我登基十四年，饱经忧患，国家事情多，灾荒多，没有粮食，竟然人吃人，流寇四起，这都是我失德所致啊，这都是我的错啊。 他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我同情他。 大臣们似乎也很同情，纷纷发言，说这不是您的错。 但不是皇帝的错，是谁的错呢？ 气数。 几乎所有的人，众口一词，说出了这两字。 崇祯终于认了，他承认这是气数。但他终究是不甘心的： “就算是气数，人力也可补救，这么多年了，补救何用？ 然后接着大哭。 崇祯大哭的时候，李自成正在前进，在属于他的气数上，大踏步地前进。 在河南，他毫不费力地招募了十几万人，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占领了河南全境，所向披靡，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以及我们的老熟人福王朱常洵。 鉴于崇祯同志的倒霉史，已经太长，鉴于他受的苦，实在太多，鉴于不想有人说我拿崇祯同志混事，还鉴于我比较乐观，不太喜欢落井下石，所以，我决定简单点，至少保证你不至于看得太过郁闷。 李自成同志依然在前进，一年后，他进入陕西，击败了明朝的最后一位猛人孙传庭，占领西安。明军就此再无还手之力。 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西安，集结所有兵力，准备向京城出发，他将终究这已延续二百七十多年的帝国。 在出发前，他发出了一道檄文，文中有八个字： 嗟尔明朝，气数已尽。 嗟尔，明朝对于上述八个字，崇祯应该是认账的，因为不认账不行。 上台以前，憋足了劲要干掉那个死人妖，死人妖干掉了，又出来党争，后金入侵，看准了袁崇焕，要他出来上岗，一顿折腾，后金没能折腾回去，袁督师倒给折腾没了，本想着卧薪尝胆，忍几年，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再去收复大好河山，结果出了天灾，又出来若干人等造反。 调兵，干掉若干人等，若干人等被干掉，又出来了若干更狠的人（比如张献忠、李自成），再调兵，把若干更狠的人，又打下去，投降的投降，跑的跑，正准备一鼓作气…… 清军打进来了。 好吧，那就去打清军，全部主力调到辽东，打个一年半载，好不容易把人熬走，后院又起火了，投降的不投降，跑进去的又跑出来。 很巧，又是灾荒，大荒，没法活，于是大家跟着一起造反。 这种编剧思路，很类似于早些年的经典电视剧《渴望》，按照当时编剧的思路，就是找个弱女子，什么坏事、孬事、恶心人到死的事，都让她碰上，整体流程大致是，一棍子打过来，挺住，再一棍子打过来，继续挺住，挺到最后，就好人一生平安了。 崇祯的故事就是这样，他挨棍子的数量，估计比渴望女主角要多得多，抗击打能力更强，但不同的是，他的故事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因为他的故事，是真实的，而真实的东西，往往都很残酷。 崇祯并非一个温和的人，他很急躁，很用力，用今天的话说，叫用力过猛，但那个烂摊子，不用力过猛，只能收摊。 崇祯很节俭，他的衣服、袜子，都打了补丁，请注意，打补丁的，并不一定很节俭，往往很浪费，比如后来清朝的道光同志，衣服破了，让人去打了个补丁，五十两白银，这哥们全然是败家的，还说特便宜。 而崇祯的补丁，是他找老婆打的，免费。 此外，崇祯还有个特点：走路慢，因为走得快，里面的破衣服就会飘出来——节俭是节俭，脸面还是要的。 他工作很努力，每天白天上朝，晚上加班，据史料记载，大致要干七八个时辰（十四到十六个小时），累得半死不活，第二天接着干。 简单地说，崇祯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工作范围，没有工作界限，什么都要管，每天上班，不是跟人吵架（言官），就是看人吵架（党争），穿得破烂，吃得也少，跟老婆困觉较少，只睡五六小时，时不时还有噩耗传来，什么北边打过来，西边打过去，祖坟被人烧了，部将被人杀了，东西被人抢了等等。 这工作，谁干？ 最不幸的是，崇祯同志以上所有的不幸，都无法换来一个幸福的结局——他的努力，终究失败。 但比最不幸更不幸的是（简称最最不幸），崇祯知道这点。 知道结局（注：悲剧），也无法改变，却依然要继续，这就是人生的最大悲哀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同志应该知道自己的结局，他多次谈到命数，气数，经常对人哀叹：大明天下，奈何亡于朕手！ 然而他依然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到长城心不死，撞了南墙不回头，往死了干，直到最后结局到来，依然没有放弃，直到兵临城下的那一天，依然没有放弃。 一个了不起的人。 结局到来的具体过程，就没必要细说了，我说过，我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很明显，至少对于崇祯而言，这段并不幽默。 我还说过，我是个不喜欢写废话的人，同样，对崇祯而言，这段是废话。 当然，对李自成同志而言，这段很幽默，也不是废话，他从陕西出发，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到了北京。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军队到达西直门（他从西边来），开始攻城。 崇祯同志有句名言，诸臣误我，还有一句，是文臣人人可杀，三月十七日，事实证明，这两句话很正确。 内阁大臣拿不出主意，连话都没几句，且不说了，守城的诸位亲信，什么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压根就没抵抗，全部打开城门投降。 当天，外城失陷，第二天，内城失陷崇祯住在紫禁城，就是今天的故宫，故宫有多大，去过的地球人都知道。 这里，就是他的最后归宿。 三月十八日的夜晚在这个夜晚，发生了很多事，都是后事。 其实后事处理起来，也很简单，就几句话，后妃上吊，儿子跑掉（对于后患，大多数人都不留），料理完了，身边还有个女儿。 这个女儿，叫做长平公主，关于她的前世今生，金庸同志已经说过了，虽然相关内容（包括后来跟韦小宝同志的际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胡扯，但有一点是正确的，他确实砍断了女儿的手臂。 这个举动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实际情况，却比许多人想象中复杂得多，但无论如何，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这个女儿落入敌人的手中，遭受更大的侮辱。 不是残忍，而是慈爱。 我知道，许多人永远无法理解，那是因为，他们永远无需去理解。 处理完一切后，崇祯决定，去做最后一件事——自尽。 自尽，是一件比较有勇气的事，按照某位哲学家的说法，你敢死，还不敢活吗？没种。 但现实是残酷的，而今这个世界，要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大的勇气。 但崇祯的死，并非懦弱，而是一种态度，负责任的态度。 我说过，所谓王朝，跟公司单位差不多，单位出了事，领导要负责任，降级、扣工资、辞退，当然，也包括自尽。 崇祯决定自尽，他打算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如下观点： 一、绝不妥协。 二、绝不当俘虏。 三、尊严于是，在那天夜里，崇祯登上了煤山(今天叫做景山)，陪在他身边的，还有一个叫做王承恩的太监。 就这样吗？ 就这样吧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尸，勿伤百姓一人。 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他走向了那颗树。 应该结束了。 按照惯例，每个人的讲述结束时，会有一句结束语，而当这个王朝结束的时候，也会有一句话，最后一句话。 是的，这句话我已经写过了，不是昨天，也不是前天，而是几年以前，在我的第一本书里，朱元璋登基那一段的最后，有一句话，就是那句，几年前，我就写好了。 还记得吗？ 所有的王朝，他的开始，正如他的结束，所以才有了这句结束语，没错，就是下面这句： 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 洪武大帝 前言 好了，今天晚上开始工作吧！ 说起来，我也写了不少东西了，主要是心理和历史方面的，偶尔也写点经济，本来只是娱乐下自己，没有想到发表后居然还有人捧场，于是便轻飘飘起来，客观来说，我的写作态度很不认真，每次都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有些历史史料记录也凑合着用，记得多少写多少，直到有一天，终于因为我这不严谨的写作态度与人发生了矛盾。 也是这件事，让我反思了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明白了自己其实还差得远。所以我希望能重新开始，下面的这篇文章我构思了六个月左右，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 年到1644 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评价。 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望大家能给予评价。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算什么，不是小说，不是史书，就姑且叫《明札记》吧，从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 2006-3-10 首记于天涯煮酒 洪武大帝 第二章 灾难 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 年）到来了，这一年刚开始，元帝国的头头脑脑们就收到了两个消息，首先是黄河泛滥了，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难民。即使不把老百姓当人，但还要防着他们造反，所以修黄河河堤就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情。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元的政府中，竟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一定要修，另一种认为不能修。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黄河泛滥居然不去修，难道要任黄河改道淹死那么多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也不例外。 客观的讲，在这样一件事上，就维护元朝的统治而言，主要修的不一定是忠臣，反对修的也未必就是奸臣，其中奥妙何处？要到七年后才会见分晓。 极力主张修的是元朝的著名宰相脱脱，他可以说是元朝的最后一个名臣，实行了很多的改革政策，为政清廉，而且十分能干（宋史就是他主持修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极力主张，已经给元朝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拉好了引线，只等着那微弱的火光。 另一个是淮河沿岸遭遇严重瘟疫和旱灾，对于元政府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反正饿死病死了就没麻烦了，当然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皇帝（元顺帝）要下诏赈灾，中书省的高级官员们要联系粮食和银两，当然了自己趁机拿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赈灾物品拨到各路（元代地方行政单位），地方长官们再留下点，之后是州、县。一层一层下来，到老百姓手中就剩谷壳了。然后地方上的各级官员们上书向皇帝表示感谢，照例也要说些感谢天恩的话，并把历史上的尧舜禹汤与皇上比较一下，皇帝看到了报告，深感自己做了大好事，于是就在自己的心中给自己记上一笔。 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大家都很满意。 但老百姓是不满意的，很多人都不满意。 朱重八肯定是那些极其不满意的人中的一个。 灾难到来后，四月初六朱重八的父亲饿死，初九大哥饿死，十二日，大哥长子饿死、二十二日，母亲饿死。 如果说这是日记的话，那应该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日记之一。 朱重八的愿望并不过分，他只是想要一个家，想要自己的子女，想要给辛劳一生，从没欺负过别人，老实巴交的父母一个安详的晚年，起码有口饭吃。 他的家虽然不大，但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相互依靠，父母虽然贫穷，但每天下地干活回来仍然会带给重八惊喜，有时是一个小巧的竹蜻蜓，有时是地主家不吃的猪头肉，这就是朱重八的家，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朱重八的姐姐已经出嫁，三哥去了倒插门。除了朱重八的二哥，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了其他成员。 十七岁的朱重八，眼睁睁的看着他的亲人一个一个死去，而他却无能为力。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 他唯一的宣泄方式是痛哭，可是哭完了，他还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埋葬他的父母，可是没有棺材、没有寿衣、没有坟地，他只能去找地主刘德，求刘德看在父亲给他当了一辈子佃户的分上，找个地方埋了他爹。 刘德干净利落的拒绝了他，原因简单，你父母死了，关我何事，给我干活，我也给过他饭吃。 朱重八没有办法，只能和他的二哥用草席盖着亲人的尸体，然后拿门板抬着到处走，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埋葬父母。可是天下虽大，到处都是土地，却没有一块是属于他们的。 幸好有好心人看到他们确实可怜，终于给了他们一块地方埋葬父母。“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这是后来能吃饱饭的朱元璋的情感回忆。 朱重八不明白，自己的父母在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却在死后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地主从来不种地，却衣食无忧。为什么？可他此时也无法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也要吃饭，他要活下去。 在绝望的时候，朱重八不止一次的祈求上天，从道教的太上老君到佛教的如来佛祖，只要他能知道名字的，祈祷的唯一内容只是希望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下去，有口饭吃。 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于是他那幼小的心灵开始变得冰冷，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 复仇的火焰开始在他心底燃烧。 如此的痛苦，使他从脆弱到坚强。 为了有饭吃，他决定去当和尚。 【和尚的生涯】 朱重八选择的地方是附近的皇觉寺，在寺里，他从事着类似长工的工作，他突然发现那些和尚除了没有头发，对待他的态度比刘德好不了多少，这些和尚自己有田地，还能结婚（元代），如果钱多还可以去开当铺。 但他们也需要人给他们打杂，在那里的和尚不念经，不拜佛，甚至连佛祖金身也不擦，这些活自然而然的由刚进庙的新人朱重八来完成。 朱重八一直忍耐着，然而除了要做这些粗活外，他还要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长明灯）。即使这样，他还是经常挨骂，在那些和尚喝酒吃肉的时候，他还要擦洗香客踩踏的地板，每一个孤独的夜晚，他只能独坐在柴房中，看着窗外的天空，思念着只与自己相处了十余年的父母。 他已经很知足了，他能吃饱饭，这就够了，不是吗？ 然而命运似乎要锻炼他的意志，他入寺仅五十余天后，由于饥荒过于严重，所有的和尚都要出去化缘，所谓化缘就是讨饭，我们熟悉的唐僧同志每次的口头禅就是：悟空，你去化些斋来。用俗话来说就是，悟空，你去讨点饭来。我曾经考察过化缘这个问题，发现朱重八同志连化缘也被人欺负。由于和尚多，往往对化缘地有界定，哪些地方富点，就指派领导的亲戚去，那些地方穷，就安排朱重八同志去。 反正饿死也该，谁让你是朱重八。 朱重八被指派的地点是在淮西和河南。这里也是饥荒的主要地带，谁能化给他呢？ 然而，就从这里开始，命运之神向他微笑。 在游方的生活中，朱重八只能走路，没有顺风车可搭，是名副其实的驴行。他一边走，一边讨饭，穿城越村，挨家挨户，山栖露宿，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种考验，因为面对他的往往只是白眼、冷嘲热讽，对朱重八来说，敲开那扇门可能意味着侮辱，但不敲那扇门就会饿死。 朱重八已经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他所有的只是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然而讨饭的生活使他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要讨饭就不能有尊严。 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压力，哪个更重要？ 是的，朱重八，只有失去一切，你才能明白自己的力量和伟大。 朱重八和别的乞丐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他才没有一直当乞丐（请注意这句话）。 在讨饭的时候，他仔细研究了淮西的地理、山脉、风土人情，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见识，认识了很多豪杰（实际上也是讨饭者）。此时，他还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明教，他相信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伟大的弥勒佛一定会降世的。其实就他的身世遭遇来说，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弥勒倒是很难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心中真正的弥勒是他自己。 但朱重八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已经从一个只能无助的看着父母死去的孩童，一个被人欺负后只能躲在柴堆里小声哭的杂役，变成了能坚强面对一切困难的战士。一个武装到心灵的战士。 长期的困难生活，最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多人在遇到困难后，只能怨天尤人，得过且过，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也不得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但他们的心从未屈服，他们不断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朱重八毫无疑问是后一种。 如果说，在出来讨饭前，他还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少年，在他经过三年漂泊的生活回到皇觉寺时，他已经是一个有自信战胜一切的人。 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很多人可能究其一辈子也无法完成。转变的关键在于心。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心是最柔弱的地方，它特别容易被伤害，爱情的背叛，亲情的失去，友情的丢失，都将是重重的一击。 然而对于朱重八来说，还有什么不可承受的呢？他已经失去一切，还有什么比亲眼看着父母死去而无能为力，为了活下去和狗抢饭吃、被人唾骂，鄙视更让人痛苦！我们有理由相信，就在某一个痛苦思考的夜晚，朱重八把这个最脆弱的地方变成了最强大的力量的来源。 是的，即使你拥有人人羡慕的容貌，博览群书的才学，挥之不尽的财富，也不能证明你的强大，因为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当朱重八准备离开自己讨饭的淮西，回到皇觉寺时，他仔细的回忆了这个他呆了三年的地方，思考了他在这里得到的和失去的，然后收拾自己的包裹踏上了回家的路。 也许我还会回来的，朱重八这样想。 洪武大帝 第九章 决战不可避免 朱元璋击败了张士诚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徐寿辉身上，但他明白，自己真正的对手并不是那个虚有其表的徐寿辉，而是他背后那巨大阴影——陈友谅。 在这段时间里，朱元璋做出的两个决策使得他成为了最终的战争胜利者，第一个决策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正是这个决定让他避开了天下人的注意，当其他农民起义领袖帝王思想膨胀，扯张虎皮做大旗，锅里没几两米就敢开几千人的饭时，朱元璋充分利用了时间，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 另一个决策是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个人中间拿谁开刀，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士诚比较弱，希望先对付他，并利用占据的江浙一带土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从而与陈友谅决战。应该说这个决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正确的，但朱元璋在此时体现了他的天才的战略眼光。 在实际决策中，不受他人，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当许多人众口一辞时，很多人都会从大流，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而朱元璋用他的智慧告诉了人们，真理往往是站在少数人一边的。 朱元璋对他的谋士们说，你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你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张士诚的特点是器小，陈友谅的特点是志骄，器小无远见，志骄好生事。如果我进攻陈友谅，张士诚必然不会救他，而进攻张士诚，陈友谅就一定会动员全国兵力来救，我就要两线作战，到时就很难说了。 精彩！真精彩！ 如此之见识，此人不取天下，何人可取！ 【大战的序幕】 无论怎么躲避，决战这一天终究会到来，这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共识。 至元十九年（公元1359 年），陈友谅已经完全控制了天完国，他的兵比朱元璋多，训练水平也比朱元璋的士兵高，更要命的是，他的长处正是朱元璋的短处——水军。 陈友谅占据了湖北和江西，也就是说，他占据了长江上游，而朱元璋占据的应天是下游，必须要仰首而战，由于他们正好在一条水路上，水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战争方式。朱元璋一再避免决战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虽然朱元璋不懂物理，但他也知道拿渔船去和战船决战于水上，无异于自杀。 恰在此时，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决战提前爆发了。这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 至元十九年（1359 年）11 月，常遇春率部攻克池州，陈友谅大为吃惊，准备安排部队夺回，但事情泄漏，朱元璋有了准备，命令徐达与常遇春采用伏击方式作战，常遇春与徐达在九华山下设伏，打败了陈友谅的军队，并俘获了三千人。 此时，常遇春的老毛病犯了，他对徐达说，我要杀掉这三千人，徐达坚决不同意，并表示要上报朱元璋，但他没有想到常遇春胆子大到惊人的程度，竟敢不经过请示，连夜将三千人全部活埋了！ 常遇春杀降是有目的的，他留下了几个人没有活埋，让他们回去给陈友谅带去了一句话： 我是常遇春，是我打败了你！ 麻烦大了。 【陈友谅的愤怒】 陈友谅真的愤怒了，自他从军以来，没有人敢再欺负他，在他面前总是畏畏缩缩的，常遇春何许人也，居然敢向自己挑衅！ 他终于动手了，这次不再是小打小闹了，打到应天，把朱元璋赶回去种田！ 当然这是朱元璋所不愿意看到的。 这次常遇春是真的把狼招来了。 至正二十年，陈友谅率领他全中国最强大的舰队向应天进发，他的战船名字十分威风，在此要详细说说，分别是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鳖等，就差取名为惊破天了。 船名威风，那么战船呢，应该说战船也很厉害，这些战船大都有三层楼高，各种火炮齐备，用这样的船来与朱元璋的渔船打仗是不用攻击的，只要用撞就可以了。 陈友谅在攻击前通知了张士诚，让他夹攻朱元璋，然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命令他的无敌舰队向应天出发。 陈友谅指挥作战有个很大的特点，这个人似乎从来不去仔细研究作战计划，而是率意而为，打到哪算哪，这个特点也一直让他为军事专家所垢，但客观看来，这正是他的作战特点，也是他的指挥艺术的精华之处。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攻击什么地方，敌人能知道么？碰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谁能顶得住？朱元璋就吃了他的亏。 当朱元璋得知陈友谅率领大军攻击时，陈友谅的舰队已经攻占了军事要地采石，速度之快，让朱元璋咂舌，而应天最重要的屏障太平现在就孤零零的屹立在陈友谅的十万大军面前，由于没有想到陈的汉军攻击如此迅速，城内只有三千士兵，由花云任统帅，陈友谅在攻击太平的战役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舰队的可怕实力。 他并没有让士兵去攻城，只是让士兵将船只开到太平城靠江的城墙边，用短梯从容的爬上了城头，一举歼灭了三千守军，当陈友谅的汉军从城墙爬下来时，很多守军还没反应过来，呆呆的看着汉军，他们无论如何想不通，这么高的城墙，还有长江天险，难道这些人是飞过来的？！！ 太平被攻破了，应天就像一个赤裸的孩子，暴露在陈友谅的利剑下，陈友谅已经杀了徐寿辉，成为了皇帝，现在他的目标只有朱元璋，仅有一万水军，看似不堪一击的朱元璋。 天下已经在我手里！ 看来上天要抛弃朱元璋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没有赢的希望，每次当他到玄武湖看到那些破烂的渔船时，总有想一把火把这些垃圾烧掉的冲动。 但事情总是有转机的，就在陈友谅大军南下之前不久，上天送了一份大礼给他，这份大礼是一个人。 【天文学很重要】 至正二十年（1360）四月，朱元璋的部下胡大海攻下了处州，胡大海是一个爱惜人才的将领，他听说附近有几个隐士很有才能，便派人去请，所谓隐士，是指神龙见首不见尾，别人已经吃完午饭，他还在洗脸的那种人，未必真有本事，但不管如何，多拉一个人下水总是好的。 这几位隐士的名字分别是叶琛、章溢、刘基。 前两个人接到邀请，立刻就来了，可是最后的这个刘基是怎么请都不来。 胡大海觉得此人架子太大，不想再去请了，可有人对他说，叶琛和章溢请不请无所谓，这个刘基一定要请，因为这个人懂天文。 今天的人们对天文学的兴趣有限，可在当时，这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本事，不是什么人都能学的，属于帝王之学的一种，地上的君王们觉得辽阔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虚荣，便把自己的命运和天上的星星联系在一起，出生的时候是天星下凡（一般要刮风下雨），即位时候是紫微星闪耀，被人夺位是异星夺宫，死的时候的是流星落地。 总而言之，都和星星有关，懂这门学问的何止是人才，简直是奇才。 于是胡大海就上报朱元璋，朱元璋甚是感兴趣，便派了一个叫孙炎的人来召刘基，但刘基就是不给面子，逼急了就回赠了一把宝剑给孙炎，这是一个不友好的举动，而孙炎眼见使命不能完成，也急了，撕下了温情的面具，对刘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这把剑应该应该献给天子，天子用剑专门斩杀那些不听话的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 刘基明白了，这个眼前亏吃不得，乖乖的去朱元璋的手下干活。但当时的朱元璋对他的真实能力并不了解，把他看成算命先生之类的角色。 金子总会发光的。 【决断】 当太平失守的消息传到应天后，朱元璋召集他的谋士们商量对策，在会议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大部分（注意这个词）主张逃跑，另外一部分主张退守紫金山，但这两部分人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放弃应天。 这些平日自吹神机妙算的谋士在此时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除了痛骂常遇春外，他们做的事情也只是吹嘘汉军的强大，太平如何失守，自己的军队如何差等等。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绝不能战，战则必亡。 朱元璋失望的看着这些人，他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打好了包裹，给老婆孩子准备了逃跑的车辆，随时准备投靠新的老板，然后在他摔跤倒地的时候再踩上一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从来都是这些人的特长。 此时，他看到了脸色阴晴不定的刘基，似乎有话要说，他开口问道：“刘基，你有话说？说吧。” 刘基的那些同僚们停止了议论，看着刘基，自从这个人到了朱元璋手下担任谋士后，沉默寡言，也没有出过什么主意，大家不怎么瞧得起他，只是因为此人脾气很好，从不发火，人缘倒还不差。 刘基站了起来，长时间的等待和倾听已经消磨了他所有的耐心，他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不再是一个好好先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刘伯温！ 他用轻蔑的眼光俯视着这些平日自视甚高的所谓才子们，用一种几乎歇斯底里的语气大声说道： “那些说要投降和逃跑的人应该立刻杀掉！你们就这么胆怯吗！现在敌人虽然强大，但却骄横，只要我们诱敌深入，使用伏兵攻击，打败陈友谅是很容易的！一味只想着逃跑的人，难道也有脸自称为臣吗？！” 他训斥了那些懦弱的人，并详细分析了局势，告诉所有的人，陈友谅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周围的人被他惊呆了，愣愣的看着他。 “如果我们失去了应天，还能去哪里呢，我虽力薄，也能拼命！要走你们走，我绝不走！” “我哪里也不去，誓与应天共存亡！” 他的声音如同狂风暴雨，扫荡着大殿的每一个角落。 朱元璋百感交集，看着这么多的所谓从龙之臣只为自己打算，而这个刚刚到自己手下干活的人却能以自己的勇气说出与城共存亡这样的话，他不是没有畏惧感，他很明白，如果陈友谅攻下了应天，自己多年奋斗的心血会毁之一旦，他也会像徐寿辉一样成为陈友谅皇位的垫脚石，不可能做和尚，不可能做农民，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他当然想一战歼灭陈友谅，让这个讨厌的人从世界上消失，可是陈友谅太强大了，强大到似乎无法战胜，那庞大的战船就象可怕的怪兽，会将他和他那弱小的水军吞没。 那就躲躲吧，可是又能躲到哪里去呢，滁州？濠州？像狗一样被人追来追去，最后又像狗一样被人杀死？ 刘基的话给了他勇气，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尚有如此决心，我又畏惧什么！我本一无所有，经过多少的艰难险阻才走到今天，难道就不能放手一搏吗！ 他站了起来，用威严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人，斩钉截铁的吐出了四个字：此地决战！ 在确定了战略方向后，他召集谋士谈论如何对敌，大凡这个时候，狗头军师们会提出一大堆建议，好的坏的都有，就看拿主意的人识不识货，这是个一本万利的工作，如果建议对了，而且被使用了，自己就会成为大功臣，如果没有被使用，事后也可以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如果出的是坏主意，那也没关系，老婆不好找，老板还是好找的，换一个就是了。 有谋士说，应该先攻下太平，然后以太平为屏障与陈友谅决战。 又有谋士说，应趁陈友谅立足未稳，马上出击与他决战，击敌半渡，可收全功。 我们客观的来看，这两种主意似乎都不错，提出谋略的人也是很有见识的，但真的行得通吗？ 朱元璋再度表现出了他的军事天才，这种天份将在今后的军事生涯中不断地帮助他。 他分析道，先攻太平是不行的，因为太平城坚固，不能保证一定能攻下来，即使攻下来后，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守住，陈友谅就会一鼓作气攻克太平继而攻击应天，而那时主力部队已经极为疲劳，根本守不住应天。主动出击决战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舍弃坚城不守，贸然出击，一旦未能与敌军进行决战或是战败，整个战局就会陷入被动。 最后，他说出了自己的见解，用手指向了应天城外的龙湾： “就在这里。” 【计划与阴谋】 朱元璋的计划是这样的，考虑到自己的水军不如陈友谅，他决定把陈友谅诱上岸来，引他进入预定地点，设伏打他。他分析了陈友谅水军的进攻方向，认为陈友谅的水军一定会经过长江，进入秦淮河并直抵南京城墙之下，在这条水路上，战船唯一的阻碍是长江到南京西城墙的三叉江上的一座木制桥，这座桥的名字叫江东桥。 如果陈友谅走这条路，朱元璋的军队将直接面对汉军的可怕舰队，所以不能让陈友谅走这条路。 朱元璋为陈友谅的汉军选定的墓地是龙湾。龙湾有一大片的开阔地，汉军到此地只能上岸，而自己的军队能利用当地的石灰山作屏蔽，随时可以在后面突袭汉军。这里是最好的伏击地点。 朱元璋召集了他的高级将领们，这些人和他一起从濠州打到应天，个个身经百战，朱元璋充分地信任他们，在这些将领面前，朱元璋一扫之前的犹豫和踌躇，带着自信的表情宣布了他的计划。 首先，他指示驻守城正北方的邵荣放弃阵地，因为他镇守正是那个关键的地方——龙湾。 其次，他命令杨靖、赵德胜、常遇春、徐达带领部队埋伏在龙湾和南城，一旦汉军进入伏击圈就进行攻击。 最后，他本人带着预备队驻扎在西北面的狮子山，作为最后的决战力量。 “此次攻击，我为总指挥，当我挥舞红色旗帜时，即代表敌军已经到达，当我挥舞黄色旗帜时，你们就要全力进攻，决战只在此时！” 然而徐达提出了疑问：如果陈友谅军不攻占龙湾，而直接从秦淮河攻击应天，这个计划是无法执行的。 是的，说的有道理，陈友谅带领的是水军，必定会走水路，他又凭什么放弃自己的优势去和朱元璋打陆地战呢。 朱元璋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他指着将领中的一个人说道：“这就要靠你了。” 这个人叫康茂才。 这是一个战略意义上的阴谋，康茂才原先是陈友谅手下大将，后来投奔朱元璋，但他仍在朱元璋的指示下与陈友谅有着秘密接触，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两面间谍，是朱元璋埋在陈友谅身边的一颗棋子。 康茂才早已派人送信给陈友谅，说他将倒戈，建议陈友谅采取水路进攻，他将会在江东桥与陈友谅回合，并将这座唯一阻挡水军前进的桥梁挪开，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下。 陈友谅大喜过望，并表示一定会在胜利后重赏康茂才，在得到陈友谅的回音后，朱元璋命令李善长连夜重造了一座石桥。 这座石桥将给予陈友谅最为沉重的精神打击。 朱元璋宣布了他的全部作战计划，以坚定的目光看着他的将领们：“我们自濠州出发以来，经历了无数困苦，打败了无数敌人，才取得今天的一方土地，虽然陈友谅比我们强大，但只要我们敢于迎战，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我相信我是对的”】 朱元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钥匙，这些钥匙有的古色古香，有的金光闪闪，但只有一把才能打开那扇门。 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很多人在你耳边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将他们手中的钥匙交给你，让你去选择，但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在于： 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 如果失败了，你将失去一切。 在战役实施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能抓住这个时机的，即是天才——拿破仑。 朱元璋在那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在无数的建议中，坚持了自己的看法，牢牢地抓住了那把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 他的成功不是侥幸的，他当之无愧。 他正等待着陈友谅的到来。 陈友谅此时正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他已经成为了皇帝，现在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在面前低着头，聆听他的训示，他的舰队已经兵临城下，应天指日可克，朱元璋将永远消失在世界上，这片大地上的百姓将在他的管理下，成为他的臣民。 我不是渔民的后代，从来都不是！ 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安插在朱元璋军中的康茂才已经成为我的内线，他将在明天为我打开通往应天的道路，我的舰队将一往无前，征服这个富庶的地方，然后就是张士诚，他不过是个软弱的家伙，决不会是我的对手，我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龙湾的圈套】 至正二十年（1360 年）6 月23 日，也就是徐寿辉被杀后的第七天，陈友谅率领他的舰队沿秦淮河一路进攻，到达了江东桥，陈友谅难掩激动的心情，亲自登岸，在夜色中轻声叫出了联络的暗号： 老康！ 无人应答。 第二声： 老康！ 仍旧无人回答。 陈友谅借着皎洁的月光仔细观察了江东桥，他惊奇的发现这并不是康茂才所说的木桥，而是石桥！ 陈友谅感觉血液凝固了，他喊出了之前无数人喊过，之后还会有无数人喊的名言： 中计！ 按照他的估计，此时应该是“火把丛生，杀声遍地，伏兵杀出”，可是在他惊慌一阵后，却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怎么回事，一向精明的陈友谅现在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康茂才莫非是有事来不了了？ 无论如何，这里很危险，不能久留。 正在此时，他得到了消息，自己的弟弟陈友仁已经统率一万人马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并击败了驻守在此地的军队，正等待大军的到来。 那就去龙湾登陆吧。 陈友谅命令船队加快速度，于当日下午到达了龙湾，之后他组织士兵上岸，一切都很顺利，但他不知道的是，一双眼睛正在不远处的狮子山上看着他。 那是朱元璋的眼睛。 他的预料没有错，陈友谅果然放弃了在江东桥进攻的企图，他是一个疑心重的人，必然选择稳妥的进攻方法。 在确定所有的士兵都进入了伏击圈后，朱元璋摇动了红旗。 此时，隐藏在石灰山后、应天南城、大胜关的五路军队从不同的地方出现，但他们并没有摇旗呐喊，而是静静的看着汉军，他们没有接到进攻的命令。 汉军的士兵们终于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大大的麻袋里，敌人就在眼前，甚至可以看见他们盔甲上的反光，而这些敌人纹丝不动，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那种眼神好似家乡过年时屠户看着圈里的猪羊。 战场上出现了可怕的宁静。 比死亡更可怕的宁静。 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他们并没有在这种可怕的沉默中等待多久，狮子山上的朱元璋挥动了黄旗。 五路军队在徐达、常遇春、冯胜的率领下对汉军展开了轮番冲击，骑兵来往纵横，所向披靡！早已经惊慌失措的汉军无法抵抗，他们纷纷奔向自己的船只，然而此时正是退潮之时，船只搁浅，大多数汉军只能跳入长江逃生。陈友谅挤进能够开动的小船上逃命，一路逃到九江，胜利的梦想就此破灭。 此战汉军在战场上留下了20000 具尸体，7000 名俘虏，而朱元璋的军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还俘获了100 艘大舶和数百条小船，朱元璋借助这些船只为即将到来的最后决战做好了准备。 陈友谅打了败仗，逃回了江西，而张士诚正如朱元璋所说的那样“器小”，眼睁睁的看着陈友谅被痛打一顿，只派了几千兵马在江浙与朱元璋接壤一带武装游行了一番，就打道回府了，这个人确实如陈友谅所说，刀架在脖子上才会着急。 【不速之客】 龙湾之战胜利后的一天，紫金山上的禅寺迎来了一位香客。当时的应天虽然已经为朱元璋所管辖，但治安情况仍然不好，所以寺中僧众一到晚上就会紧闭寺门，这天黄昏时分，这个香客走进了寺庙的大门，口称天晚无法赶路，希望留宿一夜，看门的小僧看此人相貌不俗（很丑）且十分凶恶，竟然不敢阻拦，让他进了内寺。 禅寺的主持闻听此事，慌忙出来看，当他初见此人，也不禁吃了一惊，但他毕竟是见惯大场面的人，细看之下顿觉此人身上自有一股豪迈之气，且带一把宝剑在身，他暗自揣测这人极有可能是出外打劫的强盗，像这种人一定不能得罪，如果激怒了他，一把火烧了禅寺，自己和老婆孩子怎么办，于是作主留他一晚。 此人正是应天的镇守者朱元璋，在龙湾战胜后，他也颇有些得意，常微服出巡，这也成为他之后几十年的习惯，这天他来到紫金山下，见山上有一座禅寺，回忆起自己当年做和尚的情景，便到寺中一游。 这天夜里，住持左思右想睡不着，他怕那个强盗嫌疑极重的人晚上会出来搞事，可这话也不能直说，他思虑良久，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他决定邀请这个人去大殿讲禅。 所谓讲禅和魏晋时期的清谈差不多，一群人吃饱了饭，坐在一起吹牛，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朱元璋深更半夜被吵醒，得知居然是让他去讲禅，哭笑不得，他是何等精明的人，自然明白住持的意思，住的还是人家的地方，礼貌起见，他随住持来到了大殿。 此时，空旷的大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分东西坐定后，住持开始仔细的打量起朱元璋来，他发现此人衣着朴素，虽面相凶恶，但举止还透着一股土气，顿时对此人大为藐视。 做强盗做到这个地步，连件好点的衣服都没有，说他是强盗都抬举他了，顶多是个乡巴佬。 但既然是讲禅，还是要说点什么的，于是住持开口了：“施主何方人氏？” 朱元璋答道：“敢烦禅师下问，在下祖籍淮右。” “所持何业？” “目下无业，唯四处游侠而已。” 住持一听此言，便觉自己判断不错，他准备教训一下这个乡巴佬。 “我观施主面相，似有杀气，目下天下大乱，望施主早择良业，安分守己，闲来无事探研佛道，可悟人生之理。” 朱元璋不动声色的问道：“不知何谓人生之理。” “人生之理即心境二字，我送施主两句真言，望好自揣摩。” “敢情赐教。” “先祖有云：境忘心自灭，心灭境无侵，人生无非虚幻，得此境界即可安享太平。” 朱元璋看着眼前这个面露轻蔑之色的和尚，沉默良久，突然大笑！ 笑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久久不去。 住持大惊失色，朱元璋站起身来，缓步走向住持，突然抽出腰间宝剑，将剑架在他的脖子上！ 住持再也掩饰不住，惊慌失措，颤声说道：“你想干什么，如要钱财，可以给你。” 朱元璋厉声说道：“禅师心境如此了得，为何也会害怕！方今天下，所以大乱，唯因民不聊生，兵荒马乱，只由隔岸观火！如天下太平，谁愿游侠，如尔等人，饱食终日，娶妻生子，只是妄谈心境，苟且偷生，可耻！！” 言毕，朱元璋归剑回鞘，朝自己的禅房走去。 住持此时才发现，眼前的这个衣着简朴的人实在深不可测。 他对着朱元璋的背影大声喊道：“贫僧有眼不识泰山，敢问施主高姓大名？！” 朱元璋的背影没有停留，越走越远。 住持归房一夜未眠，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决定第二天要问个明白。 第二天，他起身后，便跑到朱元璋的禅房，但已是人去房空，在大殿的墙壁上，却留着用朱砂写就的的几行大字：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洪武大帝 第十四章 复仇 平心而论，陈友谅和张士诚确实是他最强的对手，但从个人感情上而言，他与此二人并无仇恨，甚至还有惺惺相惜之感。 但元就不一样了，正是在这个残暴王朝的统治之下，朱元璋失去了他的父母，家破人亡。自己流离失所，乞讨度日，不得已才去造反。 在朱元璋的心里，埋藏着对元的刻骨仇恨。 不但有家仇，还有国恨。 在朱元璋扫平陈友谅、张士诚的战争中，为了麻痹元朝，朱元璋不称王，不称帝，并暗中表示不与元朝为敌。他还给当时的元朝大将察罕贴木儿送去了厚礼。 这么看来，他确实是个搞关系的能手。 在元朝看来，这是一个只想在战争中捞点好处的乡巴佬，给点好处就行了。 如果他们去调查一下朱元璋童年时候的悲惨经历，再思考一下是谁造成了朱元璋的痛苦，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多么的荒谬。 朱元璋的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他解决了陈友谅，即将扫平江南的时候，元朝政府连忙派户部尚书张昶来封他为官，他们总是觉得这个人是可以为他们所利用的，给点钱就是了。 朱元璋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把官辞了，却把张昶留下了。朱元璋挖了元的墙脚，还对刘基说：元朝送了个贤人给我，你们没事可以和他多谈谈。 如果这一行为还不能让元朝明白朱元璋的真正用意，那他们就太蠢了。 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作战，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元朝政府曾经非常高兴的做了一回拳击比赛的旁观者，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三个人都倒下，然后自己上去宣布胜利。 元朝政府最愚蠢之处就在于，他不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淘汰赛，而最后胜利的奖品是与自己决战的资格！ 当朱元璋历尽艰难，从尸山血河中走出，从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尸体上爬起来时，元朝政府才畏惧的发现，这个胜利者比以往任何一个对手都可怕。 他有着精良的军队，善断的谋臣，勇猛的武将，他率领的不再是那种一攻即破的农民起义军，而是一支战斗力绝不逊于自己的强悍之师。 元朝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想尽了各种办法，他们送了大量的金银财宝给朱元璋，希望他能接受招抚，继续做他们的奴隶。 可是他们慢慢发现，眼前的这个朱元璋不但想要自己的钱，更想要自己的命。 比赛就要开始了！ 让我们看一下双方的选手，现在我们先欢迎元朝选手，元顺帝出场！ 下面请元顺帝用一句话表达他现在的心情。 元顺帝：就剩一句啊，那我说了，希望对方选手下手轻点，我怕疼。 现在请朱元璋选手说自己的感想，哎，朱元璋选手哪里去了。 喔，我们找到他了，他正在磨刀，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现在比赛开始！ 【参赛选手背景介绍】 在此之前，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朱元璋的对手，元。 元是蒙古建立的政权，蒙古强大起源于十二世纪，1206 年，蒙古族首领铁木真统一漠北，代表着蒙古进入全盛时期。 要说明一下的是，很多人都认为蒙古的强大是自铁木真之后才开始，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蒙古人的战斗力一直相当的强，他们是天生的战士。 这个强悍的民族之所以一直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只是因为自身的分裂。而当铁木真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其可怕的破环力和战争能力就如狂风暴雨宣泄到世界各地。 文化先进的民族被相对落后的民族征服，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西晋和北宋的灭亡等等，但其中存在着一个误区。那就是人们一直认为这些落后民族能够成为征服者，是因为他们的士兵英勇善战，并不是他们的军事机构先进。 在那些人看来，这些连字都不认识的野蛮人，只是凭借着所谓的勇猛作战，怎么可能在军事谋略上胜过长期受到系统军事理论训练的文化先进民族的军官们。 事实证明，他们可能是错的。 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往往是脱离的，这句话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 蒙古的军事制度虽然简单，却很实用，他们没有南宋那些无用的官僚机构，作战时采用小股骑兵试探，然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敌方薄弱部位实施冲击。一旦攻击受挫，立刻撤走，然后寻机从侧面突破。 机动，这是蒙古军队的最大优点。 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蒙古军队的武器也比南宋更先进，他们天才的发明了当时最为可怕的弓，其射程可达300 米，无论多厚的铠甲都难以抵挡。只有最精锐的南宋军队装备的神臂弓才能与之相比。但战争中，武器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作战的士兵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和蒙古人打仗是一种很痛苦的事，因为他们并不与对方直接用刀剑厮杀，其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弓箭。 当你碰到蒙古骑兵时，你的噩梦就开始了。进攻前射箭，进攻的过程中射箭，甚至在他逃跑时，还在射箭。你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着，这种类似无赖的打法可以把人逼疯！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蒙古军队进攻东欧时，那些体格远远比他们健壮的欧洲人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原因。 他们基本上都不是被刀剑砍死的，而是被箭射死。 而蒙古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就是屠城。 蒙古人从东亚打到西亚，再打到欧洲，一直都来这一套，他们的屠城是比较有特点的，值得一说。 从各方面资料来看（多桑蒙古史、元史），蒙古人的屠城并不是放纵军纪造成的，他们的屠城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注意这一特点）。 屠城是为了让对手屈服。 在攻城前他们一般会打好招呼，投降就不屠城，不投降后果你们自己去想。 但他们缺德之处在于，不投降他们必然会屠城，但是投降的他们也并不放过，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了保障后方的需要，他们认为，有人留在自己的身后是不安全的，一定要杀光才安心（盖蒙古兵不欲后路有居民，而使其有后顾之忧也）。 蒙古的狂潮席卷全球，不过欧洲人似乎更有自律精神，他们认为无端出来这么些恐怖的家伙，是因为自己犯的错太多，上帝用鞭子来教训自己，所以他们称呼蒙古人为“上帝之鞭”。 这一荣誉称号的授予在欧洲历史上是第二次，第一次给了匈奴王阿提拉。 历史学家们给了蒙古军队的这种屠杀行为一个非常确切的定义——国家恐怖主义。 蒙古军队似乎也有某些人相当爱好行为艺术，其具体表现为西亚战役中，将被杀死的人脑袋砍下来，推成一座三角型山。 此外他们也是颇有些黑色幽默感的，比如在攻克巴格达后，他们将最高领袖哈里发关在一座装满金银珠宝的房子里，让他活活饿死。 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几千万人吃饭的问题，却是用最残酷的方式——屠杀！ 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他们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此处我们要列举几个数字。 这些数字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蒙古攻灭金国时留存人口的数字如下：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 万，元灭金时（1235）剩下87 万户，下降89％。 蒙古灭南宋时留存人口的数字如下： 南宋嘉定16 年（1223）有户1267 万，元灭宋时剩下937 万，下降26％这么看来，蒙古对南宋还是相当宽大的，当然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我们后来会说到。 蒙古军队对中原诸国的攻击确实厉害，灭掉西夏国用了二十二年（1205－1227），灭掉曾横扫天下的金国用了二十三年（1211－1234）。 此时的蒙古认识到了自己的可怕实力，他们将下一个矛头指向了南宋。 在他们看来，与他们同样健壮勇敢的金国人也不堪一击，何况是整天只会吟诗作画、体格瘦弱的南人？ 南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 年），蒙古人做好了一切准备，进攻南宋。 他们认为，十年之内必然灭宋。 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仗打了近五十年，还搭上了一个大汗的命。 在他们屠城的威胁下，这些柔弱的南人似乎并不害怕，从两淮到襄阳再到四川，无不遇到激烈的抵抗。 他们在合州遭受到了最大的挫折。 宋宝祐七年（1259）二月，大汗蒙哥亲自带领军队攻击四川合州，这一仗打了五个月。守将王坚坚守合州钓鱼城，不但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还在战斗中击伤了大汗蒙哥。 发生的这一切，让蒙古贵族们很不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这些柔弱的人，让他们如此坚强呢？ 他们决心找出答案。 虽然南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最终还是无法挡住蒙古军队的铁骑。 1279 年，在激烈抵抗后，南宋最后一个战时丞相陆秀夫在海上向幼年的皇帝赵昺行礼，说出了最后的话： “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陛下也只好以身许国了”。 然后他背着皇帝，跳入了大海中。 南宋灭亡了，但蒙古贵族们心中的谜团始终没有解开。 此时，他们发现自己有可能从一个人身上找到答案。 这个人叫文天祥。 【道义】 此时的文天祥已经在元的监狱里待了很久，他是在南宋最危急的时刻起兵的，组织义兵抗元，战败后被俘。 这样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正是元朝统治者们理想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支持着他去做这样一件根本没有可能达成的事呢？ 于是，从投降的宋朝丞相到皇帝，再到元朝的丞相、皇帝，个个都来劝降，但他们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绝不投降！ 在一次又一次的交锋中，蒙古贵族们认识到，这个人心中有一样东西在支持着他。 这样东西叫做道义！ 道义是个什么玩意儿？ 看不见也摸不着，但蒙古贵族们还是把握住了一点，那就是只要降伏了这个人，就能树立一个典型，道义是可以被打败的。 于是他们换着法子折磨文天祥，从舒适的暖房到臭气熏天的黑牢，从软到硬，无所不用。 但文天祥软硬不吃。 文天祥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写下了千古名篇——《正气歌》。 其中有两句话，是他内心的写照： 〖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一个人的气节和尊严，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体现出来的。 蒙古贵族们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忽必烈出场。 忽必烈是一个接受过长时间汉化教育的人，他深知，杀掉文天祥很简单，但要征服他心中的信念是困难的。 他以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文天祥说，你是真正的人才，留在我这里做个宰相吧。 文天祥拒绝了他！ 忽必烈反复劝说，都没有效果，他实在无法了，只好对文天祥说：你想干什么，自己说吧。 文天祥昂头说道：只求一死！ 好好的活着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死呢，那个道义就那么重要？ 他佩服这个人，但也不理解他。 成全了你吧！ 1283 年，文天祥被押往大都的刑场，他到达刑场时，周围围着无数百姓，他们将看着这个英勇不屈的人被处死。 文天祥提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问题，南是哪个方向，立刻有百姓指给了他。 他向南方跪拜行礼，然后坐下，从容不迫的对行刑的人说： 我的事结束了。 这一天，文天祥是真正的胜利者！ 他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告诉了所有的人，在这场以个人对抗一个国家的战争中，他才是不折不扣的胜利者！ 他至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 元朝的统治者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其实答案就藏在文天祥的衣带诏中，这也是他的遗书。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此诚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 文天祥的行为告诉了所有的人，肉体可以被征服，但道义是不会被征服的。 这种道义，不但属于每一个人，也属于他们的国家，民族。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们介绍文天祥不但是要介绍他的伟大，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作为典型人物，文天祥的行为及思想很值得研究，我们在前面说过，很多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是有着很深刻的联系的，文天祥的行为与后来明朝众多的正臣及东林党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将在今后的文章中揭示这种隐秘的联系及其产生原因。 而元朝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他们不了解自己统治下的这些人在想些什么，也不想了解，而文天祥却作为一个楷模，成为了被统治者的精神偶像。 这样的统治是不会牢固的。 蒙古贵族们很注意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们不接受汉化，不与汉人通婚（梦想娶赵敏的人就放弃吧），他们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无法达成共识。加上时不时又出来几个贵族叫嚣着把汉人都赶走，拿农田去养牛羊，幸好当时的丞相脱脱阻止，这个愚蠢的主意才没有得以实现。 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脱脱不是后来的那个脱脱，这个元初的脱脱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就是因为他的建议，元朝军队在攻陷很多城市后，没有大肆屠杀当地居民，而是不断向农耕文明发展，此人实在是功不可没。 另外说两句，看元朝史书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他们的名字经常重复，动不动就是帖木尔，脱脱等，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 〖纸头皆挂帖木尔，抬眼望去尽脱脱。〗 玩笑而已。 在元朝的大家庭里，家长对家庭成员似乎没有什么感情，看中了什么就抢什么，仿佛这个家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双方越看对方越不顺眼，既然过不拢，就分家吧。 可问题是这个家里干活的都是家庭成员，离开了他们，这些蒙古贵族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一方要分，一方不让分，就只好使用家庭暴力了。 可是这些曾经纵横天下的蒙古骑兵已经在享乐的生活中沉沦了，有的连马都不会骑了，他们除了欺负家里那些手无寸铁的下人外，并无其他本事。 而等到这些下人们拿起了平时干活的菜刀和锄头反抗时，曾经的统治者就将手足无措。 比如蒙古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阿速军，这支部队即使在强悍的蒙古军队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曾立下大功。当起义爆发时，他们被派去镇压，这支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刻出发，日夜兼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去抢了一把老百姓。 但是运气不好，在抢劫回来后，正好碰到了起义军，刚看到对方的旗帜，领队的首领便大叫“阿卜，阿卜”（快跑），这支最为精锐的部队就是这样败退的，退回去后还反复强调自己是遭遇数倍于自己的起义军才败退的。 就是这样的军队素质，才使得元朝军队在起义初期显得不堪一击。 但随着起义的扩大，元朝统治者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吉思汗的血液在他们的血管里复苏过来，他们重新整编了部队，战斗力也直线上升，先后镇压了全国很多地方的起义。 只要跨上马，我们仍然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子孙！ 而在元朝陷入危急之时，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和军事才能的将领。 其中最优秀的一个，叫做扩廓帖木尔。 他还有个为人所熟知的名字——王保保。 扩廓帖木尔这个名字太拗口了，我们就称呼他为王保保吧。 王保保是元朝名将察罕帖木尔的外甥，也是他的养子，在察罕被杀后，他承担起了守护元朝的使命，并成为了明朝的主要敌人。 这个名字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目标，元！】 朱元璋终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消灭元，为自己的父母报仇，而他提出的口号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 我们引用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局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的性质改变了，不再是红巾军原来的阶级斗争的性质，而是一个汉族和蒙古族的民族战争。” 今天的蒙古族当然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人们是不大可能和蒙古骑兵一同联欢的。 事实上，他们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了。 是的，当时就是这样。 【北伐开始】 至元二十七（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挥师北伐，这次北伐是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公元十世纪初，石敬瑭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将北边险要之地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 此人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之一。其人格之无耻，行为之卑劣，脸皮之厚度，后人难于匹敌。 他的这一行为使得从此中原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由于中原以步兵为主，而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割让十六州以后，中原步兵们就要在千里平原上直接面对骑兵的冲击。 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宋朝就毁在了石敬瑭的手中，中原的士兵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直到整个大宋王朝的崩溃。 在燕云失陷四百年后，朱元璋开始了他的北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而北的统一战争。 朱元璋此时又面临新的选择，该怎么进攻呢。 当时朱元璋已经占据了江浙和湖广一带，但元仍然占据着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要实现推翻元朝的目的，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作战计划。 朱元璋并没有选择直接进攻元首都大都的策略，他认为要想彻底的击败元朝统治者，必须先攻取山东和河南，然后再图大都。 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元朝实力还很强。 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前对他的士兵和将领们说了一句话，以鼓舞他们的士气。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 我们可以想象到，朱元璋应该是咬牙切齿说出这句话的。 北伐正式开始，主将是堪称明帝国双璧的徐达和常遇春，他们并未让朱元璋失望。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吴军连续攻破元的防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山东。 这一过程实在是无甚可写，因为元军实在是不堪一击。 在王保保的心中，并没有把朱元璋和徐达当回事，在他看来，徐达军和被他打垮的那些纪律松散，战斗力差的农民起义军没有什么区别。他把自己的主力拿去对付与他争权的李思齐，而只是将防守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弟弟脱因帖木儿，这位脱因帖木儿倒也是一位不错的将领，但和超一流的徐达常遇春相比，他还差得很远。 徐达和常遇春用自己的军事行动给他上了一堂军事理论课，他在济南还没回过味来，就发现自己驻守的山东已经遍插吴军的旗帜。 徐达常遇春一刻不停，从山东出发，分兵两路，进攻河南，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北伐途中最顽强的抵抗。 驻守在这里的是元梁王阿鲁温，他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将领，危急时刻，他正确认识了形势，集中了五万军队，在洛水北岸布阵，等待敌军到来。 应该说，他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这个有利地形带给他两个优势，如果敌军敢于强攻，他就会召集军队击其半渡，打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即使作战不力，也方便撤退逃跑。 事实证明，他还是充分利用了地形的其中一个优势，当然，不是前者。 当徐达军到达洛水时，他们并没有蒙古军队想象中的踌躇，而是在第一时间就发动了进攻，而组织进攻者正是永远当先锋的常遇春。 他带领军队象飞一样的度过了洛水，目瞪口呆的元军连部队都还没来得及组织起来，常遇春的钢刀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于是，“敌大溃，追奔五十余里”。梁王阿鲁温做了俘虏。 此时王保保才意识到，自己面前对手的可怕。 但已经太晚了。 【明朝的建立】 就在徐达与常遇春出征山东，大破元军时，一个新的王朝在应天宣布了它的诞生。 1368 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宣布继皇帝位，定年号为洪武，国号为明！ 当然，在此之前，必然有一大批大臣劝朱元璋登基为皇帝位，而朱元璋的反应自然也是十分惊讶，然后连连推辞。 大臣们肯定不会甘休，于是磕头的磕头，寻死的寻死（当然只是说说），好像朱元璋不当皇帝他就活不下去。 朱元璋为了不让大臣们难过，并挽救那些想寻死的大臣，只好勉为其难的登基了。 当然了，最后还要再说两句比如我是被迫的，都是你们逼我之类的话。注意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脸上一定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就好像马上要被拉去杀头一样难受。 历史上的这套把戏大家应该也看惯了，封建社会历来都是如此。但这一套不演也是不行的，大家各有所需，大臣演完后可以升官发财，朱元璋演完后可以做皇帝，可以说是双赢。 不管我们如何鄙视这套把戏，但王朝建立的事实及其对历史深远的影响的是存在的。 就在这一天，明王朝建立了，它将以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延续二百七十六年，并将它的影响扩展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它的光辉，它的荣耀，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拥有的。 它的阴暗，它的丑恶，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承受的。 1368 年正月初四，这个日子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在这一天，一个伟大的王朝建立了。 放牛娃朱元璋坐在他的宝座上，看着跪在下面的文武百官，心中百感交集。 他没有想到，这个位置会属于自己，其实他原先所要求的只是一碗饱饭，一个家，一个妻子，如果运气好，能有一头牛帮他耕地。 然而现实的残酷逼迫他选择了这一艰苦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人可以陪伴他，他所能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他自己。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如果我当时能吃饱饭，能活下去，我还会走这条路吗？ 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放牛娃朱元璋，不，我们应该称呼他为皇帝朱元璋了，他很明白： 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 在这里，我们还要介绍一下韩林儿，这位原先朱元璋的皇上现在哪里呢？ 他已经在江底沉了一年了。 1367 年，韩林儿坐船到应天，由朱元璋手下将领廖永忠迎接，结果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船沉了，事后廖永忠承认是自己干的。 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指示呢？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朱元璋留着韩林儿只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当他灭掉陈友谅和张士诚后，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诸侯都没了，要天子干什么？ 朱元璋事后曾经表白过自己，说他本无此意，是廖永忠自作主张，并且还公开指责他，说如果不是你小子自己干这件事情，以你的功劳，我本是要封你公爵的，现在为了惩罚你，只封侯爵。 这真是奇谈，以廖永忠的功劳，如何与徐达、李文忠等人相比，可封公爵？给你个侯爵，自己偷着乐吧。 无论如何，朱元璋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事情还未结束，朱元璋还有一个敌人，只有消灭了这个敌人，他才能成为真正的华夏之主！ 在成功占据了山东和河南后，明军向着最后的目标大都（今北京）前进，大都是元朝的首都，也是蒙古统治的中心，只要占据了大都，就可以宣告元朝的灭亡。 这无疑是极有吸引力的。 徐达和常遇春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这个可以名垂青史的任务。 洪武元年（1368）七月二十七日，徐达军攻克通州，直逼大都，目标就在眼前！ 大都作为元的中心，城防十分坚固，而且城中有大量的军队和粮食，足以坚守一年以上，而更为严重的是，就在离大都不远的太原，王保保统帅的十万大军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勤王。 徐达和常遇春充分估计了困难，做好了应对多种情况的准备，于八月二日才正式包围大都。 然而让他们吃惊的是，这里并没有大军驻守，也没有元朝皇帝，这位仁兄听到消息，七月二十八日就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看来怕死的还真不少。 当徐达纵马奔入齐化门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中原政权失去四百年的燕云地区终于收复了，从此它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保卫着自己的孩子，抵御着游牧民族的侵略。在它的庇佑下，明朝获得了发展政治经济的时间和环境，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盛唐之后，经历长达四百年的战乱，中原政权终于真正且完全掌握了这片大地的统治权，在这片土地上，在明王朝的保护下，农民勤劳耕作，商人来回奔波，先进的生产力不断的向前发展。 这是不朽的历史功绩！ 光荣属于徐达、常遇春，更属于朱元璋！ 无论朱元璋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也无论后世对朱元璋如何评价，但属于他的光荣无人可以拿走，他的不朽功勋无人可以否认！ 朱元璋，历史将证明你的伟大！ 我们要说明一下，当时的元朝皇帝名叫妥欢贴睦尔，他的谥号是元惠宗，元顺帝这个称号，并不是元朝给他的，而是明朝对这位元朝亡国皇帝的一种调侃，朱元璋在这一点上颇有点幽默感，因为他放弃了坚固的大都，选择了逃走，明朝认为他“顺应天意”，所以称呼他为元顺帝。 元顺帝推出了大都后，逃到了上都（今开平，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继续做他的皇帝，历史上称之为北元，元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的时代结束。 元这个朝代灭亡了，但对于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 真正的对决，王保保！ 在统治全国的元朝灭亡之后，蒙古贵族仍然企图重新入主中原，不断组织力量反攻。当时的局势对于朱元璋来说并不乐观。 此时王保保率领十余万军队，占据山西、甘肃。丞相纳哈出带领二十余万军队守辽东。而云南还有十余万元军，甚至高丽（今朝鲜）也仍然听从元的统治。 这就好比朱元璋睡觉时，帮边站着一群拿着大刀和长棍的人，随时准备给他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徐达和常遇春又开始了进攻，这次他们的目标，正是王保保。 此时的元军终于痛定思痛，重新整合了军队，元顺帝也认识到了王保保的实力，将所有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他。王保保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兵权，他将名正言顺的带领精锐元军与统领明军的明朝第一名将徐达决战。 徐达、常遇春在攻下大都后，分兵两路，常遇春南下保定，从北路进攻山西。 徐达的部队进军漳德，从南路进攻。他们预备在太原合击王保保，将他一举歼灭，由于第一先锋常遇春成为了北路军的统帅，徐达军的前锋由汤和担任。这位朱元璋的老朋友十分想抢头功，他在没有得到徐达许可的情况下，自行突进，攻克了泽州，在他看来，取得山西指日可待！ 事实证明，他们把王保保看得太简单了。 王保保等待的正是这个时刻，他利用汤和孤军深入的机会，连夜集合大军在山西韩店偷袭汤和，汤和率领的明军惨败，死伤数千人。 徐达军陷入困境，这是他与今后的老对手王保保的第一次交锋。 此时，元顺帝突然不顺了，回到上都后，每天看到的都是草原和沙漠，还是大城市好，他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逃出大都，韩店的胜利鼓舞了他，看来明军并不可怕。于是他命令王保保集合主力，北出居庸关，收复大都！ 王保保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带领了十万大军，向大都攻击。但在他的心中，却有着两种打算，如果徐达不去救援，他就趁机攻下大都，迎接元顺帝归位。如果徐达来援，他就以逸待劳，设下圈套，伏击徐达。 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无论徐达选择哪条路，他都是胜利者。 可是徐达却选择了第三条路，一条让他哭笑不得的路。 徐达在得到王保保进攻大都的消息后，冷静的分析了局势，他看透了王保保的打算，决心给他一个意料不到的惊喜。 你不是要攻打大都吗，我就打你的太原！ 徐达认为大都有大军驻守，而且城防坚固，不足为虑。退一万步说，即使丢了，再打回来就是了，赔得起。而王保保就不同了，他倾巢而出，太原成了空城，而明军的主力离太原很近，王保保如果没有了太原，就只能去关外放羊了。于是他连夜带领骑兵直捣太原。 其实徐达的目标也不是太原，而是王保保，他相信王保保一定会回兵救援的。 果不其然，王保保得到这个消息，大为吃惊，立刻率领十万骑兵回救太原，他回击速度十分之快，在太原附近遭遇了徐达。 此时徐达的军队以骑兵为主，而步兵大队还未赶到，士兵数量只有王保保的一半。 两支骑兵部队就这样相遇了，这也是中原政权的骑兵与纵横天下的蒙古骑兵第一次大规模的交锋。 【怎样战胜骑兵】 自古以来，骑兵都是最具威力的兵种之一，在马的帮助下，原本柔弱的步兵成为了具有高度的突击性和机动性的部队，而不幸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少数几个王朝外，其军事力量都是以步兵为主的。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骑兵时吃了大亏。 但骑兵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事实证明，古罗马的重步兵是可以用长矛阵克制骑兵的，可是中国人向来没有穿几十公斤盔甲的习惯，而且当时并没有中西交流制度。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办法，他们不断研究着以步兵制骑兵的方法，其中的成功者之一是诸葛亮。 在他统治下的蜀军，是曹操军团的噩梦。 他发明了若干武器来克制骑兵，首先是绊马钉，这个玩意儿设计独特，不管你怎么扔到地上，总有一面铁钉朝上。打仗前就洒在骑兵即将冲击的地带，骑兵到来时，马蹄就会被扎烂。其使用方法类似今天修自行车的小贩在路上洒图钉。当然，唯一的区别在于，马被扎后，是不会有人帮你补的。 第二招是大车，诸葛亮的军队都配备有木车，当发现骑兵时，就将木车挡在步兵前面，用来阻挡骑兵冲击，也算是木械化部队了。 最狠的是第三招，也是诸葛亮最神奇的发明，连弩，这绝对是当年的机关枪，据史料记载，这种连弩是一击十发，杀伤力极大，所以当年的魏军骑兵很畏惧与蜀军交锋。 但这种方法操作性太强，而且不适合进攻，所以使用的范围并不大。 到了宋朝，在与西夏和辽的战斗中，由于步兵长期打不过骑兵，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不知是哪位天才一拍脑袋，想出了以几千名步兵组成大方阵，还取了个学名，所谓“以步制骑”。 上阵交锋，其结果是，打也打不了，跑也跑不掉。直到天才将领岳飞出现并组建了专业骑兵岳家军后，中原政权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抵御住了金国骑兵的攻击。 到了元朝，以骑兵起家的蒙古军把骑兵战术发展到了极致，并依仗这一战术横扫天下。他们骄傲的认为，只要自己有马，就不用担心自己的统治被推翻。 然而就在蒙古骑兵威风凛凛的在官道上呼啸而过，两边的南人百姓只能俯首躲避时，那些低垂下的头所思考的并不只是往哪里躲避，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坚信，一定有办法打败这些骑兵，一定有办法的。 其实方法很简单，只是实行起来很困难。 【冲击！骑兵对骑兵】 综观历史上强盛的中原王朝，都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部队，而此时的明朝也是一样，徐达和常遇春都是非常厉害的骑兵将领。他们对骑兵调配自如，选择突破方向准确，对骑兵的使用已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 在被元朝统治的九十余年里，中原的人们不断向他们的敌人——蒙古骑兵学习着使用骑兵以及战胜骑兵的战术。 在漫长的积累和等待后，拿起武器反抗的人们终于走到幕前，和他们的骑兵老师蒙古军队决战。而徐达和常遇春正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 现在，他们正面对着蒙古军队最勇猛的将领王保保。 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一日，徐达率领明军骑兵抵达太原城下，与回师救援的王保保军对峙于太原城外。但由于兵力不如王保保，徐达始终没有发动进攻，王保保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己及时赶到，徐达跑来偷袭太原的目的没有得逞，但他居然不打也不撤，实在无法理解，于是他一时间也不敢动弹。 十二月四日，常遇春经过三天的观察和思考，对徐达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军步兵未到达，如果只以现在这些骑兵与敌人对攻，只会增加自己的伤亡，不如选择深夜偷袭敌营。”（我骑兵虽集，步卒未至，骤战必多杀伤，夜劫之可得志） 这个意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常遇春实在是一代名将，眼光独到，判断准确。似乎是天助徐达，就在这个时候，太原守将豁鼻马派使者投降，并表示愿意充当内应（这应该算是个蒙奸）。 一切都预备好了，马已喂好，刀已磨亮，只等晚上动手了。 当天晚上，王保保没有睡觉（算他运气好），这个爱学习的人，此刻正坐于军营之中秉烛夜读兵书，突然听见外面喊声大作，他心知不妙，当机立断，毅然决定逃跑，逃跑时颇为狼狈，光着一只脚跑出大营，匆忙骑上一匹马，就飞奔出营。 您问那十万大军怎么办？连我的鞋都不要了，还要军队干什么？可见名将就是名将，懂得权衡利弊，毕竟自己的命最重要，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 可那十万大军没有了主帅，就像没头的苍蝇，四万人被歼灭，余者全部逃散，王保保在卫队的保护下一口气逃出上百里，可是常遇春并没有放过他。 常遇春深知除恶务尽的道理，连夜出击，王保保叫苦不迭，边逃边战，等他逃往大同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了十八名侍卫。而常遇春一口气追击到了忻州才撤回。 这是一场真正的歼灭战，也是中原骑兵对蒙古骑兵的第一次大胜。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在攻克山西后，徐达带领军队继续进攻陕西，此时的陕西是由地主武装李思齐和张良弼等人镇守，中国历史上，由于地形问题，大凡从山西进攻陕西，都是极为艰苦，难以攻下。从最初的秦国据守函谷关据六国，到后来的日本人侵略中国，拚了老命，却始终无法踏入陕西一步。 但这次情况不同。 李思齐身经百战，但他并不想打仗，他对元朝很难说有什么深厚的感情，他组织军队对抗起义军，说到底不过是怕那些泥腿子抢了自家的粮食。所以当徐达军进攻时，他一退再退，一直退到临洮，感觉戏也演够了，对元朝有了交代，就投降了。而张良弼和他的弟弟张良臣可谓是不识时务，先降后叛，坚守庆阳，后被徐达讨平，终究没有掀起什么大风浪。 至此，陕西和山西平定，北方的大部地区落入了明军之手，为后来与元的决战做好了准备。 新王朝对旧王朝都有赶尽杀绝的习惯，如南宋的残余部队逃到了崖山（今广东新会），元朝军队还不放过，硬是把他们赶到了海上全部消灭。世易时移，现在轮到朱元璋了。 元顺帝不喜欢荒凉的上都（开平），想要回到大都（北京），朱元璋却连上都也不想让他呆了。 洪武二年六月，常遇春出兵开始了北伐，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出征。 与他一同出征的是李文忠，两人带领八万步兵，一万骑兵开始了这次远征。在常遇春那种特有的突袭攻击方式下，元军不堪一击。北伐军先攻锦州，击败元将江文清，后攻全宁，击败元丞相也速，军队丝毫不停，进攻大兴州，击败元军并擒获元朝丞相脱火赤。 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元精心设置，号称可防二十年的抵御防线，在常遇春面前就像豆腐一样软弱，这位明朝第一先锋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战中充分显现了锐不可当的威力。他带领骑兵一路马不停蹄，逼近上都！ 元顺帝此时正在上都，听说明军攻来，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逃跑，带着老婆孩子连夜遁去。一直逃到了应昌（今内蒙古达来淖尔湖），狼狈不堪，在他逃跑的途中，应该可以充分体会一百年前宋朝君主的心情。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搬家。 常遇春一向是穷追猛打的，他追击几十里，杀掉了宗王庆生和平章鼎珠，此战还俘虏了上万蒙古兵，在打仗的同时，常遇春东西也没少拿，他把元顺帝的家当马三千匹，牛五万头全部带了回来。 此战毫无悬念，也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这并不是因为元军软弱，而是由于常遇春太快，他就像一个高明的剑客，手持利剑，在对手反应过来之前，已经直插对手的心脏！这样的对手太可怕了。 常遇春胜利班师，经过柳河川时，暴病而死，年四十。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 综观常遇春的一生，从太平之战自告奋勇，到北出沙漠，所向无敌，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真正的军事天才，是真正的第一先锋。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耀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也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 在常遇春北伐的同时，徐达也正在关中奋战，他派遣部将张温（相当厉害）前去攻取甘肃，张温进展顺利，很快就攻下了兰州等地，就在徐达节节胜利之时，危险也正向他靠近。 【王保保的计划】 王保保在败退回太原后，并没有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他在观察徐达的动向。在经过前两次的交锋后，他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眼前的对手有多可怕。如果没有好的机会，他是绝对不会出击的。 高手过招，最忌心浮气躁，王保保的直觉告诉他，现在只能等待。 当他发现张温孤军深入，攻取兰州后，一直躲在家睡觉的王保保敏锐的感觉到，机会到了。 他立刻动员了十余万大军，兵分两路，先以步骑数万围攻兰州，但兰州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只是一个诱饵。他把主力隐藏起来，驻兵十万在地形险要的定西。这一招在兵法上叫围点打援。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兰州对于明军太重要了，他们一定会派兵来救的，现在要做的就是等鱼上钩了。 他的判断没有错，很快第一条鱼就来了。 在得知兰州被围后，明将于光率部前来救援，当他到达兰州附近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元军的包围，在奋战之后，全军覆没，于光战死。 王保保终于取得了这次计划中的第一个胜利，但也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想到，那就是兰州的守将张温的能力。 当数万大军把兰州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张温却毫不慌张，他分析了敌情后，正确的作出了主动出击的判断，他亲自带领三千人突袭城外数万敌军，居然打败元军，使其后撤几十里，为后来的定西之战争取了时间。 当然除了这件事情让王保保意外，其他的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他仍然采取这种方式，等待着第二条鱼上钩。 第二条鱼确实来了，不过却是一条鲨鱼。 王保保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洪武三年（1370）正月初三，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他看透了王保保的企图，制定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计划。 计划是这样的，首先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愈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率军出征。当时元顺帝正在应昌，而朱元璋一向是个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人，他准备让元顺帝再搬远一点，如果能够赶去西伯利亚当然最好，就算不行，也不能让他过得舒服。 他命令不要再救援兰州，而是让大将军徐达自潼关出西安直接攻击定西，与王保保决战；另外一路，让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入沙漠攻击应昌，去帮元顺帝搬家。 同时，为了迷惑王保保，他还命令大将金朝兴、汪兴祖分别进攻山西、河北北部元军，以吸引元军注意力，策应主力作战。 这个计划可谓是天衣无缝，王保保也确实没有识穿朱元璋的计策。他仍然在定西守株待兔，可惜他的对手是朱元璋和徐达，不是兔子。 洪武三年（1670）二月，四路大军同时出发，一时之间，军报纷纷传到王保保处，战局乱成一片，二十五日，王保保得到消息，金朝兴攻克东胜州。三月二十三日，他又得知，汪兴祖攻克朔州。 而李文忠已经出居庸关，正在他手忙脚乱之时，真正的敌人已经靠近。 三月二十九日，徐达率师进抵定西。王保保已经退无可退，只能决一死战了。 定西的沈儿峪即将成为决战的战场。 【王保保的应对】 这一次，徐达带了将近四十万人进攻王保保，为达到突击的效果，他亲自率领十万军队连夜奔袭定西，元军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堕入云里雾里。 徐达的十万人到达后，并没有任何作战的表示，相反，他的军队第一个行动是去找木头，修房子和营寨，元军大惑不解，难道他们想在这里常住？ 统帅王保保却明白徐达的用意，他不住的感叹，徐达真是深通兵法之人，王保保守住定西沈儿峪的目的就是为了诱敌攻坚，并伺机反攻，然而徐达不上他的当，先扎稳阵脚，慢慢对付他。 这个人真是不容易对付啊。 更让他郁闷的是，明军三月二十九日到达，却不急于出战，只是用小股部队试探，让元军烦恼不已。而到了四月五日，情况出现了恶化。 从四月五日起，徐达将士兵分成三班倒，不断派士兵到王保保兵营放火，袭击，如果不搞这些，他们也没有闲着，就在元军营帐前敲锣打鼓，还有吊嗓子的，甚有开场唱戏的苗头，元兵又累又饿，不得休息。逼急了，想要进攻，又碍于敌方营垒坚固，只能看着干着急。 王保保再也坐不住了，他明白，这样下去，军队不被打垮，也被闹垮了，他不得不出击了。 六日，王保保通过当地人的指引，找到了一条小路，可以抄明军的侧翼，他派遣了一千精兵对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明军万没有想到元军会突然出现，阵势大乱，左军大将惊慌失措，脱离了指挥位置，元军得以攻入内营，眼看明军就要大乱，此时徐达在中军帐内听到外面大乱，他没有像王保保一样惊慌失措，而是静听动静，并依靠他的军事直觉判断出这不过是小股部队的偷袭，于是他骑马赶往侧翼，并亲自持剑督战，士兵们看到他的身影，顿时士气大震，将元军击溃。 在危急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及时应对，是一个将领最重要的素质，徐达不愧名将之威名。 元军溃败后，王保保以为明军会收敛一点，没有想到刚收兵回营，明军又开始开台唱戏了，这下子王保保也没有办法了，他晚上也睡不着，只有苦笑着看着对面尽情表演的明军。 其实他也烦恼不了多久了，因为明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即将采取行动。 就在元军被吵得不得安宁却又无计可施时，四月七日夜里，明军突然停止了以往的喧嚣，元军大喜，纷纷开始休息，虽然他们心里也知道，明军的这次安静并不寻常，但长期不能睡觉的痛苦实在让他们无法忍受。于是个个倒头就睡。 在元军开始休息的同时，等待多时的徐达正在检阅他的士兵，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晚！他十分清楚，今晚是最好的时机，也是唯一的机会。王保保占有地利，而且有十万之众，自己远道而来，粮草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如果不能一鼓作气击败对方，最后的失败者就会是自己。为了取得胜利，他作出了一个决定。 最大程度发挥士兵的战斗力，是将领的责任，一般来说，将领们是利用自己的谋略和军事调度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当战斗到了最关键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将领们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亲自上阵。 徐达在出征前，将他的部队放在前列，以保证所有的士兵都能看到他的帅旗，无论士兵们在何处奋战，只要看到这面旗帜，他们就会有勇气战斗下去。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却也是唯一的办法。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孙子兵法〗 徐达五条全占，岂有不胜之理！ 就在元兵熟睡时，徐达以中央突破战法，偷袭元军中军，元军实在过于疲倦，甚至有的士兵听到了喊声，也无力起身，乖乖的做了俘虏。明军在徐达的带领下，以雷霆万钧之势，全歼元军，十万大军就此崩溃。 此时王保保正在中军营休息，事实证明，他在逃跑方面是很有点天赋的，这位仁兄在大乱之中，反应仍然十分敏捷，抢过了马，还顺道带上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向北方逃去。一片混乱之中，尚能如此周全，不服不行啊。 此战明军大败元军，生擒元剡王、元济王及文武大臣一千九百余人，蒙古士兵八万四千余人（可怕的数字）。王保保又一次全军覆没，这一次，他连十八个侍卫都没有，只带着老婆孩子逃到了黄河边，想起惨况，唯有抱头痛哭。 很多史书写到这里就没有了，这是不太符合逻辑的，因为王保保没有长翅膀，也没有摩托车，不可能飞过黄河，所以就在这里丢下王保保也是不太厚道的。其实如果考察历史中的很多细节，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地方。 仔细分析王保保过黄河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平时多学几种技术是多么的重要。 王保保到了黄河边后，没有渡河的船只，但名将是不会被难倒的，他不知去哪里找来了根木头，让他的老婆孩子趴在上头，全家老小就抱着这根木头过了河。（保保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以度） 可以看出，王保保一定很擅长游泳，另外他应该还有一定操纵船只的能力，定西在甘肃境内，是黄河上游，此地水流湍急，划船也不一定能横渡，而他抱着木头就能过黄河，实在是一种本事。这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啊。 王保保上岸后，望着对岸的景色，悲痛欲绝，在不久之前，他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现在却只剩下了自己和老婆孩子。 十万大军，毁于一旦！ 向对岸遥拜后，他骑上马向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奔去，在那里他还能够东山再起。 事情还没有完，我还有机会的。 在王保保溃败的同时，李文忠正在帮元顺帝搬家，他自出居庸关以后，连续击败阻挡他的元太尉蛮子（不是外号）、平章沙不丁朵耳只八刺（名字比较长），并再次攻克开平，五月二十一日，他到达了元顺帝的老巢应昌。 元顺帝确实是个可怜的人，自洪武二年（1369）被迫搬家后，在应昌只住了几个月，就死掉了，他这个皇帝当真是相当窝囊。可是追悼会还没来得及开，老相识李文忠又一次不请自来，此时的元朝倒是相当硬气，想要固守。可是固守也是要有实力的，何况攻城的是李文忠。 李文忠丝毫不客气，既然你不肯自己搬，那就只有帮你了。 他攻城效率之高，令人惊叹，攻下应昌只用了一天，蒙古骑兵素来以速度快，机动性强闻名，但面对李文忠这样的进攻速度，他们也只有瞠目结舌了。 由于没有想到李文忠如此厉害，城里的王公贵族们都没来得及跑，元顺帝的老婆们全部被俘，王公大臣们全部被抓，其中还包括元顺帝的孙子买的里八刺。 唯一跑掉的是元顺帝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也就是后来的元昭宗。他跑到了和林，和王保保会合，这对难兄难弟抱头痛哭，立志报仇雪恨。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王保保如此惨败，还要称呼他为名将呢，这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名将是什么样的人。 【名将是怎样炼成的】 如同前面所说，我们会对历史中某些本质性的东西进行分析，当然了，还是用我的方式。 很多人都羡慕名将的风采，也很想体会一下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所以军事论坛里往往人满为患，很多军事迷都恨自己没有出生在金戈铁马的年代。 但实际情况是，历史上的名将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的都是类似三国志游戏里面的小兵，上阵不久就被杀死。而且名将绝不是那么容易炼成的。 在下就此谈一下看法，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后来的明朝大将们的成长过程和经历及明朝军事制度的一些问题。 在成为名将的道路上，我们要经历六个坎坷，让我们以六个年级来标明他们，只有战胜眼前的坎坷，才能升入下一个年级。当然，有些天才同学不需要经过这六个年级，生下来就会打仗，也是有的，不过极少，我们可以忽略。 好了，名将学校开学了，第一个年级要学习的是军事理论。所有想成为名将的人，必须要学习一些经典的理论知识，包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等，只有在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后，你才能跨入下一个年级，但这个年纪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因为有些同学家里穷，买不起书本，所以他们只能在实战中去学习这些理论。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就是李云龙同学。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实在没有说错的，这些在实战中学习理论的同学将可以跳过第二个程序，直接进入第三个程序。 我们还是和大多数同学一起，来看看第二个年级要学习些什么，第二个年级学习的内容是实战。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些理论中学习的优秀者如果不能过这一关，他们就将被授予一个光荣的称号——纸上谈兵，这个称号的第一个获得者是赵括同学，授予者是二年级的年级主任赵奢。 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实战如此重要，这是因为虽然军事理论都是高年级的学长们经验总结，但由于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情况和现状是不完全一样的，在实战中，如果照搬是要吃大亏的。赵括同学就是没有学好，才不能毕业的。 作为一个学员，想成为名将，一般都是从小兵干起，当然除了高干子弟外，比如赵括同学，由于年级主任赵奢是他父亲，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大将，这是不妥当的。 因为只有战场才能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名将，他必须亲手持刀去追击敌人，见识战场的惨烈，明白人被刀砍是要死的，了解你不杀我，我就杀你这条战场上永不过时的真理，知道所谓打仗就是以性命相搏，他们才会明白什么是战场，什么是实战。 大多数学员会在这一关被淘汰，他们会改行，一生当一个军事票友，这对他们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而留存下来的那些学员，在残酷的实战中逐渐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开始真正走上名将之路。 好了，我们带领剩下的学员来到三年级，三年级要学习的是冷酷。 成为一个名将，就必须和仁慈、温和之类的名词说再见，他必须心如铁石，冷酷无情，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以仁出名的儒将，但请大家注意，他们的仁是对士兵和老百姓而言的，对敌人他们比谁都冷酷。 所谓仁不带兵，义不行贾，冷酷不是残忍，不是杀戮无辜的老百姓，而是坚忍，比如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触犯了军纪，但你为了执行军纪，一定要杀了他，只有这样，你才能控制军队，即使他是你最要好的朋友，甚至是你的亲人，你也要这样做。 这才是真正的冷酷！ 学员们将在战场上学会冷酷，他们可能都是善良的年轻人，平时从不与人争吵，但当他们走上战场，亲眼看到自己的同乡和战友被敌人杀死，或者身负重伤在地上痛苦的呻吟，他们会被愤怒和痛苦所鼓动，毫不留情的杀死一切与自己敌对的人，给地上的伤兵补上一刀，然后一个人在尸体旁边喃喃自语，就在这地狱一般的环境中，他们变了。 从杀鸡都怕见血到敌人的脑浆和鲜血溅到身上浑然不知，从温文尔雅到冷酷无情，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毕业了，不合格者将被淘汰，而那些心如坚石的人将进入四年级的学习，他们离成为名将越来越近。 四年级要学习的是理智，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作为普通人，生活中会被许多事情左右自己的情绪，比如买彩票中个二等奖几百块，你也会高兴半天，要是炒股票赚了大钱，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如果你玩的游戏是以人命为赌注呢？你会有何反应。 当你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中与敌人僵持了很长时间，突然敌人退却了，你能遏制住心中的激动，先判断形势再去追击吗？当你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全军即将崩溃时，你能及时冷静下来，发现敌人的弱点吗？ 是的，这太难了，我们都是凡人，都有感情，容易激动，而我们的学员们就必须保持冷静和理智，在任何时候都不被感情左右，就如同赛车一样，赛车是一项激情四射的运动，然而车手却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 这就是四年级学员要做到的，能过这一关的人，已经很少了，剩下的精英们，我们继续前进！ 五年级是最重要的一个年级，在这个年级里，学员们要学习的是判断。 这是名将的重要特征，不需要理由，不需要依据，你能依靠的就是你自己的判断。你要明白的是，你所掌握的是无数士兵的生命，而所有的人都等着你拿注意。 小兵只管打仗，遇到问题，他会问伍长，伍长会问百户，百户会问千户，千户问指挥，你就是指挥，你还能去问谁？！ 在士兵的眼中，你就是上帝，就是主宰世界的神！他们能否活下来就看你的了！ 兵法之所以奇妙，关键在于一个变字，所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战场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决断只在一线之间，进攻还是防守，前进还是退却，都要你拿注意，在你身边也许有一大群参谋，但他们往往并不站在真理一边，决断的还是你。如果参谋比你高明，为什么要你当主帅？！ 如果你能从那变化莫测的世界中，发现其中的奥妙，并就此做出正确的决断，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了名将最主要的素质。但是还有一关是你必须通过的，只有过了这一关，你才是真正的名将。 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年级，这个年级我们要学习的是坚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内容，所谓胜败兵家常事，不过安慰自己而已，打了败仗，死几万人，你能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吗，你怎么去面对那些士兵的家人，怎么有脸去见将指挥权交给你的上级？那是几万人命，不是几万只鸡！ 然而你的选择只能是坚强，即使你屡战屡败，但必须屡败屡战！我们可以想象，当你数次败在同一个人手下时，你会畏惧这个人，所谓的恐某症就是这么来的，即使你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不能战胜自己的软弱，还是不能成为名将的。 而那些最优秀的人能够从失败中爬起来，去挑战那个多次战胜自己的人，这才是坚强！ 当你具备了以上所有条件后，你就成为了真正的名将，但还有一点，是你必须具备的，那就是运气。 说起来似乎有点滑稽，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没准就在你万事俱备，准备大展身手时，一支冷箭射来，就此死掉，那才是比窦娥还冤，你的一切抱负和能力都无法展现了。战史上只会这样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在战场上被不知名小兵射死，其人具体情况不详。 所以名将之路是一条艰苦的道路，非大智大勇，大吉大利之人不能为。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在这变化无穷的战场上，要想成为真正的军神，你必须在一次次的残杀中幸存下来，看着周围的人死去，忍受无尽的痛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获取那不为人知的奥秘和规律，经历无数次失败，有勇气从无数士兵的尸体上站立起来，去打败对手。 这才是真正的名将之路，一条痛苦、孤独、血腥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能信任和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但只要你走到终点，光荣和胜利就会在那里等待着你。 无论是徐达、常遇春、王保保还是后来的戚继光、袁崇焕都是这样的名将，他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长经历而骄傲和自豪。 所以当不成名将的各位学员，你们完全不必为此而悲伤失望，因为这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的，甚至可以说，不是人能干的，诸位普通学员，还是回去做老百姓吧，那才是快乐的生活。 在对北元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后，元军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个敌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容易欺负的南宋政权，而是一个可能彻底消灭自己的强大对手。 王保保明白，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总会有机会的。 两年后，一直龟缩的元军终于慢慢向明朝伸出了触角，他们四面出击，趁明军后撤，他们又占领了东自吉林，西至甘肃、宁夏北部的广大地区，他们以这些要塞为根据地，不断向明军进攻，使用的还是最让人讨厌的游击战术，你打他就跑，你走他又来。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与他的将领们开始讨论采取何种方式对付北元，在应对方法上出现了分歧，包括徐达在内的大多数人赞成进攻，一次性解决北元。但也有人反对。 反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刘基，另一个是朱元璋。 刘基认为北元还有强大的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保保还活着（保保未可轻也）。至于朱元璋，他更多的是凭借自己那天才的军事直觉。如果在十年前，他可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以防守为主，但现在不同了。 他现在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君主，不可能再示弱于人，于是他同意了徐达等人的要求，拟定进攻计划。 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刘伯温之名确实并不虚传，他完美的诠释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规律。而朱元璋也证明了他获得天下绝无半分侥幸。 领导就是有水平啊！ 妖孽宫廷 第一章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朱祁镇篇 【改天换日】 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回到了他的宫殿，八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八年后他回到了这里，继续做他的皇帝。 中国的史书是很神奇的，再狼狈不堪的事情也能说得冠冕堂皇，朱祁镇先生先后当过俘虏、人质、囚徒，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史书上却说他是“北狩”、“静养”，用今天的话来描述也可以说是出去体察民情，下放边疆体验生活与民同乐，协调民族关系。 当然了，自己吃的亏自己知道，朱祁镇先生也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但无论如何，这一次他也算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但这位胡汉三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国家大政方针，而是要安抚他的“还乡团”。 朱祁镇确实是个很够意思的人，在登基后的第二天，他就给了“还乡团”的成员们优厚的回报： “还乡团”一号成员徐有贞：入阁，兵部尚书。 “还乡团”二号成员石亨：封忠国公（爵）。 “还乡团”三号成员张軏：封太平侯（爵）。 “还乡团”四号成员曹吉祥：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 功德圆满，善莫大焉。 根据我们以往的常识，既然是“还乡团”，就一定会干点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也难免，毕竟人家不是旅游团、探亲团，而徐有贞等人也牢记“还乡团”的宗旨，雷厉风行地干了几件坏事。 就在同一天，徐有贞便下令逮捕了于谦和王文等人，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对于徐有贞而言，他已经忍得太久了，此时不报，更待何时！ 然后就是内阁大换血，陈循、江渊、商辂、萧等人统统被炒鱿鱼赶了出去，而徐有贞也很够意思，他唯恐自己的对头陈循和江渊失业后找不到工作，特别找人关照他们，给他们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们继续报效国家（充军辽东）。 当然了，某些受到处罚的人也是罪有应得，比如那个金刀案件中的卢忠，这位仁兄出卖朋友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此刻却得到了报应——斩首。 还有那个建议朱祁钰砍树、让朱祁镇晒太阳的高平，当年他一时兴起，拿朱祁镇开涮，此时也被砍掉了脑袋，其实他除了滥伐树木外，倒也没干什么其他的事情。 看来破坏环境者还真是没有什么好下场。 内阁被“还乡团”扫荡之后，只剩下了高谷，于是徐有贞又安排了自己的亲信许彬、薛瑄入阁，至此他完全控制了内阁和朝政大权。 此时的内阁加上徐有贞共有四人，可能是徐有贞嫌人太少，在二月，他又召另一个“自己人”吏部右侍郎李贤入阁。 可是徐有贞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叫李贤的人其实并不是他的亲信，在徐有贞、石亨、曹吉祥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保持着沉默，默默地观察着这些夺门之变“还乡团”的一举一动，寻找着他们的弱点和矛盾，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无论后来如何，至少在当时，徐有贞等人确实是威风无比，特别是徐有贞，他不遗余力地打击诬陷所有与自己为敌的人，而他导演的最大一起冤案就是著名的于谦案。 徐有贞曾经认为，只要自己掌权，杀掉于谦易如反掌，但现在他才发现，想除掉于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原因在于，他没有杀掉于谦的理由。 于谦为人清廉，威望极高，又没有什么劣迹，实在找不到啥借口，既没有经济问题，也没有生活作风问题（这在当年也算不上是什么问题），要把他搞倒谈何容易！ 但最终，对于谦的刻骨仇恨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于谦是推立朱祁钰的主要大臣，也是朱祁钰的亲信，而朱祁镇最为痛恨的人就是他的弟弟朱祁钰，徐有贞决定利用这一点加深朱祁镇对于谦的反感，同时徐有贞还编造了一个谎言，说于谦有意请外地藩王到京城接替皇位，并坚决反对朱见深继位。 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他去见朱祁镇，在他看来朱祁镇一定会同意杀掉于谦。 可是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所料。 徐有贞在朱祁镇面前慷慨陈词，说于谦不愿和谈、拥立新君，是想置太上皇于死地，如此之人，应该杀之后快等等等等。 可是朱祁镇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对徐有贞说道：“于谦是有功的。”（谦实有功） 徐有贞傻眼了。 他把朱祁镇看得太简单了，这位太上皇饱经风雨，深通人心，对徐有贞的动机一清二楚，他知道徐有贞这样做是为了报私仇，却想借刀杀人，让他背一个杀功臣的恶名，这种亏本买卖，他怎么肯干？ 徐有贞急了，如果留着于谦，将来一旦复起，自己必将性命不保，情急之下，他想出了另一个杀于谦的理由。 他相信，只要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于谦就必死无疑！ 于谦非死不可！ 徐有贞昂头大声说道：“不杀于谦，此举无名！” 朱祁镇被惊醒了，他突然意识到，徐有贞是对的。 所谓“夺门之变”是一场政变，并没有正当的名义，而照徐有贞所说，于谦等大臣都是准备立外藩王为帝的，是反对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杀掉于谦，树立一个阴谋集团的典型，向举国上下表明自己行为的被迫性和正义性，“夺门之变”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 没办法了，这个恶名不背也得背了。 于谦，你非死不可！ 徐有贞笑了，他知道皇帝已经动了杀机，但这位皇上绝想不到的是，他其实是中了自己的圈套，因为所谓于谦非死不可，不过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而这个陷阱之所以能奏效，则完全是建立在那个于谦准备立藩王为帝的谎言基础上。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直到两年后，另一个聪明人李贤才最终为朱祁镇揭开了其中的奥妙。 不久之后，牢中的王文和于谦都知道了自己的罪名——迎立外藩。这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不但要杀头，还要灭族。王文一听就急了，他跳了起来，准备为自己申辩。 王文很有自信，他有充足的辩解理由，因为所谓迎立藩王，必须先使用金牌召藩王入京，而他和于谦都没有动过金牌，所以在他看来，这个罪名是很容易驳倒的。 可是于谦却丝毫不动，只是笑着对王文说道：“这是石亨他们指使的，申辩有什么用！” 事情确实如于谦所料的那样，此案主审官最终查无实据，没有办法，只好向徐有贞请示如何办理这个难题。 徐有贞到底是政治老流氓，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句话，解决了这个问题，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话会成为千古名句，为后人唾弃不已。 他的这句话是：“虽无显迹，意有之。” 官员们浓缩了他的意思，将其提炼为更传神的两个字——“意欲”，并最后以此定罪。 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程度足以与此句匹敌的只有那句“莫须有”。 “莫须有”杀掉了岳飞，“意欲”杀掉了于谦。 好一幕精彩的丑剧！ 而徐有贞也凭借此句入选史上最无耻之辈排行榜，堪与秦桧并称，遗臭万年。 【一个伟大的人】 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 史载：天下冤之。 于谦被杀之后，按例应该抄家，可当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里时，才发现这是一项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因为于谦家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家无余财）。 抄家的官员万没料到，一个从一品的大官家里竟然如此穷困，他们不甘心，到处翻箱倒柜，希望能够找出于谦贪污的证据。 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于谦家中有一间房子门锁森严，无人进出，大为兴奋，认定这是藏匿财宝的地方，便打开了门。 房子里没有金银财宝，只陈设着两样东西——蟒袍和宝剑。这是朱祁钰为表彰于谦的功绩，特意赏赐给他的，于谦奉命收下，却把它们锁了起来，从未拿去示人以显荣耀。 抄家的人最终收敛了自己一贯嚣张的态度，安静地离开了于谦的家，因为他们眼见的一切都明白无疑地告诉了他们：这个被他们抄家的对象，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朱祁镇事后不久也十分后悔，特别是在徐有贞阴谋败露后，他曾反复责问另两个当事人石亨和曹吉祥，为何要编造谎言诬陷于谦，石亨没有办法，只好把责任推给徐有贞，回答道：“我也不知道，这都是徐有贞让我这么说的。” 朱祁镇听到这句话，目瞪口呆，只是不断摇头叹气。 但皇帝是不能认错的，朱祁镇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八年后，太子朱见深刚刚继位，便下了一道诏书，为于谦平反，并召回了于谦的儿子于冕。到万历年间，懒得出奇的明神宗也对于谦敬仰有加，授予谥号“忠肃”，以肯定他一生的功绩。 其实于谦并不需要皇帝的所谓嘉许，因为这些所谓的天子似乎并没有评价于谦的资格。明英宗之前有过无数的皇帝，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而于谦是独一无二的。 人们不会忘记，正是这个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保卫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拯救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 他从小满怀以身许国的志向，经历数十年的磨砺和考验，从一个孤灯下苦读的学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 他身居高位，却清廉正直，在他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没有贪过污、受过贿，虽然生活并不宽裕，却从未滥用手中的权力，在贫寒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 他不畏惧困难和风险，在国家最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承担天下兴亡。 他是光明磊落地走完自己一生的。 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能够干干净净度过自己一生的人，是值得钦佩的。 而如果他还能做出一些成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 于谦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 〖石灰吟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我曾往杭州一游，并专程去拜祭这位英雄人物，但我到于谦祠时，所见之景象实在让我大吃一惊，当时正值黄金周，杭城游人无数，可于谦祠却是游人寥寥，极为冷清，倒是遇到几位外国留学生正在向于谦像鞠躬，惊讶之余上前攀谈，这才得知他们是在大学读书时看到这段历史，对这位英雄十分仰慕，特意赶来瞻仰。 听完他们的话，我无言以对。 神台之上，于谦先生依然保持着他那从容的神态，想来他在临刑前也是如此吧。 五百多年过去了，于谦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去过，他始终站在这里，俯瞰着这片他曾用生命和热血浇灌过的土地，俯瞰着那些他曾拼死保卫的芸芸众生。 我释然了，不管这里是否门庭冷落，无人问津，也不管这里有没有仰慕者前来顶礼膜拜，都与这座祠堂的主人于谦无关。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即使再过五百年，无数浮华散去，于谦依然会站立在这里，依然会因他的正直无私、勇敢无畏被世代传诵。 因为他是一个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英雄，是真正的英雄。而真正的英雄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 我坚信这一点。 明代有很多厉害的人物，我曾给这些人物做过一个排行榜，而于谦在我看来，应该排在第二名，虽然明代有一些人物的丰功伟绩不下于甚至超过了于谦，但他们的排名也在于谦之后，这是因为评定的标准有两项：品行、才能。虽然某些人的才能确实胜过于谦，但他们的品行是有缺憾的。比如朱元璋同志的政治问题和张居正同志的经济问题。 而于谦不但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所谓德才兼备者，千古又有几人！ 如无例外，于谦本应排在第一，可惜的是，在他之后，还有另一位高人横空出世，此人不但文武兼备、智勇双全，而且五花八门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一不晓，且善始善终，堪称不世出之奇才。对这位仁兄，英雄的称呼似乎已不适用了，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有一个更适合他的称呼——圣贤。 这位仁兄也将是我们后面文章中的主角，这里就不多说了。 最后提一句，于谦死后，他的儿子于冕被罚充军，而充军的地点叫做龙门，后来的系列电影《龙门客栈》就是以此为故事模板的，而那位大反派太监的生活原型就是司礼监曹吉祥同志。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闲来无事调侃一下曹吉祥等人，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过河拆桥】 杀了一批，换了一批，做新龙袍，修宫殿，改年号（景泰改为天顺），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朱祁镇终于消停了，这也难怪，平常人搬个家都累死累活的，何况是换皇帝。 按说事情也算顺利完成了，可朱祁镇怎么也没有想到，虽然他已经思虑周密，事必躬亲，却还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将造就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让朱祁镇成为历史的笑柄。 朱祁镇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们前面提过，朱祁镇于正月十七日夺门成功，随即登基为帝，他什么都考虑到了，却忘记了那个被他赶下皇位的人——朱祁钰！ 当时朱祁钰已经奄奄一息，所以朱祁镇也没有去理会他，直接就坐上了皇位，可他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个弟弟生命力还很顽强，过了一个多月才死，这还不打紧，要命的是，他忘记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废黜朱祁钰的皇帝身份！ 这位老兄风风火火地干了十几天，才猛然想起自己那个只剩半条命的弟弟仍然是皇帝，哭笑不得的朱祁镇立刻用皇太后的名义宣布废黜朱祁钰，但是已经太迟了。 此时已经是二月初一，也就是说在这十几天里，大明王朝同时有两个皇帝，而且这两位皇帝都是现任皇帝，外面坐着一个，里面还躺着一位。此真可谓千古难得一见之奇观。 朱祁镇虽然闹了笑话，但毕竟还是坐稳了皇位，并从此开始了他的第二代统治——天顺。 而那些“还乡团”成员们在冤杀了于谦之后，前景似乎也是一片光明，如果用童话的语言就此结尾，可以表述为：“他们四个人手牵着手，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但是很可惜，在具有悠久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比如权谋斗争、厚黑学）的我国，童话是没有市场的，类似他们这种阴谋集团，结局总是逃不开两句话。 一句叫“攘外必先安内”；另一句叫“过河拆桥”。而从后来的情况发展看，“还乡团”大致适用于第二句。 粉饰太平 第九章 致命的疏漏 【转机】 严嵩父子绞尽脑汁准备对付夏言，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还没等他们动手，夏言就找上门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估计是严世蕃贪得过了头，惹恼了很多人，结果被人给告了，今时不同往日，告状信落到了夏言的手里，这位仁兄自然是二话不说，准备好材料就要去找领导汇报。 严嵩慌了，他听到风声之后，即刻找来自己的贪污犯儿子商量对策，紧要关头，这位天下三才之一也吓得不行，掐了自己几下才缓过神来。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似乎十分荒谬的解决方法：去找夏言求情。 严嵩不同意，因为他认为自己十分清楚夏言的个性，这位仁兄对待朋友都要严格要求，何况自己是他的死对头。 严世蕃却坚持他的意见： “这是唯一的活路！” 于是父子俩带好所有装备，包括礼物、钱、擦眼泪的绢布等等，到了夏言的门口，门卫通报，严次辅求见。 很久之后，传来回应：夏首辅身体不适，两位改日再来。 改日再来？别逗了，到时不知道脑袋还在不在呢！ 于是严嵩用上了第一件装备——钱。 当然了这钱不是给夏言的，而是塞到了门卫的手里，大家都不容易，兄弟你放我过去吧。 买通了门房，严嵩父子走进了夏言的住处。 夏言正躺在床上装病，听见这两人来了，假装没醒，翻了个身继续睡。 不要紧，自然有办法让你起床。 站在房间里的严嵩和严世蕃突然悲痛欲绝，当场痛哭失声，哀嚎留涕声震天动地。 虽然这套把戏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却屡试不爽，而要使出这一招，也并非凡人可行，要知道，突然之间悲从心头起，鼻涕眼泪说下就下，毫不含糊，对脸部肌肉和中枢神经的技巧控制已到出神入化之地步，百年之后，犹让人叹为观止。 夏言再也忍不住了，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却突然跑进来两个活宝哭丧，觉也没法睡，而且自己躺在床上，他们对着床哭，实在是太不吉利。 于是，他站了起来。 他的毁灭就是从这一次起床开始的。 夏言走到严嵩的面前，扶起了这个比自己大两岁，跪在地上痛苦不止的老人，叹了一口气： “分宜（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你这又是何必呢？” 何必？要不是为了脑袋，鬼才跪你。 严嵩立刻停住了哭声，醒了鼻涕，拉着严世蕃，以庄重的装孙子形象站立在夏言的面前。 大家都是明白人，你来干什么，想要什么，我非常清楚。 于是夏言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挥挥手，表明自己的态度。 严嵩和严世蕃大喜过望，立刻再次磕头谢恩，千恩万谢而去。 历史证明，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恶狼。 夏言实在是个不错的老头，他虽貌似古板，实际上胸怀宽广，心存仁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可是在权力的擂台上，不折不扣的好人注定是要完蛋的。 不久之后，这位老好人就遇到了麻烦，在批阅御史公文（告状信） 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陆炳。 陆炳兄实在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虽说他还有点原则，却也喜欢搞三搞四，收点黑钱，搞点贪污。慢慢地，事情也越闹越大，最后捅到了御史那里。 于是夏言发火了，虽然他和陆炳的关系不错，但对于这个人的不法行为，还是有必要加以惩戒的。然而就在他打定主意之后不久，陆炳就找上门了。 陆炳不是吃干饭的，他是搞特务工作的，在他的英明领导下，锦衣卫已经成为了最为可怕的情报机器，但凡京城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他总是第一个知道。这次也不例外。 在京城里，陆炳很少有害怕的人，夏言是唯一的一个，这位锦衣卫大人十分清楚，夏首辅是个二愣子，翻脸就不认人，还特别能战斗，无论你是什么来头，什么关系，只要认准了，统统打翻在地，还会狠狠踩上两脚。 惊慌失措的陆炳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走了严世蕃的老路，上门求情。 他不是空手去的，还派人拿了三千两银子和他一起走。他知道夏言久经沙场，混了几十年，说话是浪费感情，还不如来点实惠的。 从这件事情上，就足以断定，陆炳的水平不如严世蕃，因为他跟夏言打了多年交道，竟然不知道这位仁兄不收黑钱。 所以当夏言看到陆炳，以及他带来的那些东西时，只说了两个字——出去。 还加上一句——从哪里带来的，就带回哪里去。 陆炳也懵了，他情急之下，只得用出了严世蕃曾用过的那一招——痛哭流涕，下跪求饶。 当然结果还是一样，夏言依然原谅了他，这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你既然不准备处理人家，干嘛要这么穷折腾。 陆炳带着眼泪离开了夏言的家，心中却已充满了怒火，名声不重要了，原则也不再重要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当陆炳受辱的消息传开后，严世蕃找到了他的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 “夏言的死期不远了。” 严世蕃这样说是有把握的，他已经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必能将夏言一举铲灭。 严嵩还是一头雾水，朝廷里都是夏言的人，插个脚都不易，怎么动手？ 然而严世蕃告诉他，不需要拉帮结派，培养亲信，眼下有一件事，只要其中略施小计，夏言就必死无疑。 严世蕃所说的那件事情，发生在一年以前。 嘉靖二十五年（1546），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曾铣向嘉靖上了一份奏疏，就此拉开了这幕大戏。 曾铣是一位极具军事能力的将领，他虽是文官出身，却喜欢军事，做了几年县令后，被委任为辽东巡案御史，从此开始在战场上打滚，并显现出他的军事天赋。 应该说曾铣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就怪在别人不愿打仗，他却是打仗上了瘾，只要有机会，他就绝对不会放过。 他干过最损的一件事情发生在除夕之夜，大家打了一年仗，好不容易准备过年，曾铣来了。 “大家收拾一下，准备出兵作战！” 都大过年的了，大家都消停两天吧，这时候动刀动枪多不吉利，没人愿意出去拼命。而且蒙古人行踪不定，出去也未必能找到人。 可是主帅的命令不能不听，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找到了一个人去向曾铣的老婆说情，希望能够延期。 不到一杯茶功夫，消息传来，去说情的那位仁兄被砍了，头被挂了出来。 那就不要争了，还是出去拼命吧。 说来也巧，军队出发不久，真的发现了久违的蒙古老朋友们，一顿穷追猛打，敲锣打鼓，得胜回营。 但所有的人心中都有着同一个疑问：过年了，连侦察兵都休息，你怎么就知道蒙古人在附近呢？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天附近的喜鹊乌鸦特别吵。”曾铣得意地笑了。 他的这辈子毁就毁在了得意上。 曾铣注定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决定再接再厉，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他在那封奏疏上提出了一个建议——收复河套。 河套地区，即今天的宁夏及内蒙古贺兰山一带，原本是属于明朝所有的，但这片地方就在蒙古部落家门口，蒙古邻居们时不时来串个门，“拿”点东西走，政府开始还管管，慢慢地也力不从心了。久而久之，这片地方就成为了蒙古的势力范围。 开始人们还不怎么在乎，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丢了就丢了吧。 可后来人们才发现，放弃河套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为蒙古人圈这块地，并不是为了开商店做生意，也不想开发房地产，他们占据河套，只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抢劫任务。 而失去河套的明朝就如同在街边摆摊的小贩，每天都不得安生，总要被整治那么几回，不是杀你的人，就是抢你的货。 曾铣终于无法忍受了，他或许比较性急，却是一个爱惜百姓、立志报国的人，大明天下，岂容得胡虏肆虐！ 于是，他以满腔的报国激情写下了那篇誓要恢复河套的檄文：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这就是曾铣的美好理想和一腔热血。 文章送上去后，嘉靖先生也激动了，这真算破天荒了，要知道这位道士虽说是天天炼丹读经，毕竟只是兼职，血性还是有的，便也热血沸腾了一把，当即表示，赞同曾铣的意见，并发文内阁商议。 问题就出在内阁。 夏言看到了这封奏疏，当即拍案叫好，表示绝对支持，然后另起一文，上书表示赞成。当然了，和往常一样，他没有征询另一个配角严嵩的意见。 但他却忽视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以往，即使他不打招呼，严嵩也早已凑上前来，表示支持或是赞成，但这一次，这位马屁精却只是坐在一旁，闭目养神，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急性子的夏言兴冲冲地跑去西苑了，他要表达自己的兴奋。而那个坐在阴暗角落里的严嵩，却露出了笑容。 夏言终于糊涂了一回——严嵩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所谓百密一疏，沉浮宦海十多年的夏言却还没有摸透这位皇帝的心思，收复领土对国家自然是好事，可嘉靖先生却不一定会这样想。 要知道，这位道士兄是个不爱惹事的人，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想烧烧香，念念经，闲来无事搞点化学用品（所谓仙丹），多活几年而已。 收复领土如果顺利，自然是好，那要是不顺利呢，要是打了败仗呢，那就麻烦了，损兵折将，天天要看战报、要运粮食，要征兵，要商议对策，不累死也得烦死。 总而言之，他的热度只有三分钟，从四分钟起，所有敢于妨碍他私生活的人都将成为他的障碍。 严嵩的猜测是正确的，不久之后，嘉靖先生突然下发了一道诏令，言简意赅： 〖今逐套贼，师果有名乎？ 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乎？ 一铣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乎？〗 大致意思是，我想出兵收复失地，但是问题很多啊，没有一个合理的名义、士兵粮草也不充足，也不能保证胜利，还会连累老百姓啊。 当然了，这只是书面意思，它的隐含意思就简单得多了： 你曾铣算什么东西，竟敢给我添麻烦，给我找不自在？ 严嵩看到这道谕令，立刻急忙地跑回了家，机会已经来了，但要如何去做，还得去找那个天才儿子商议。 “正是大好时机，立刻上书弹劾夏言，还犹豫什么？”严世蕃似乎有点惊讶。 严嵩没有夏言那样的慈悲心肠，之所以犹豫，只是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难道还能把夏言骂死不成？ 于是严世蕃告诉他，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但只要与一个人合作，夏言必死无疑！ 然后他连夜去拜访了陆炳。 这对于陆炳而言，实在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自那次事件之后，报仇已经成为了他的人生主题。 这两位天下英才一拍即和，开始商量对策。 商议过程是这样的：严世蕃对陆炳说，你官大，又是皇帝的亲信，你出面去对付夏言。 陆炳认真地注视着严世蕃，告诉他：还是你去吧，我在背后支持你。 其实这么多年混下来，大家都不傻，夏言当年对抗张璁的孤单英雄形象，仍然牢牢地铭刻在两人的大脑里，那唾沫横飞、无所畏惧的景象一想起来就让人打哆嗦。 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夏言很凶悍，谁都惹不起。 胆小归胆小，但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两位天才苦心钻研良久，终于还是找到了夏言的死穴——曾铣。 和夏言相比，曾铣是一个理想的突破口，只要处置了曾铣，就一定能够把夏言拖下水。 可是曾铣远在边塞，而且平素行为端正，也没有什么把柄好抓，陆炳思索片刻，突然眼前一亮： “我想到一个人，如果他也肯加入，一定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事不宜迟，我马上去见这个人。”严世蕃已经火烧眉毛了。 陆炳却笑了，“你见不到的，因为他还在监狱里。” 陆炳所说的那个人，叫做仇鸾。这位仁兄来头不小，他就是正德年间平定安化王之乱的大将仇钺的后人，袭爵咸宁侯，镇守甘肃。 而这位兄台之所以会蹲大狱，那还要拜曾铣所赐。他在甘肃的时候，和曾铣闹矛盾，而且此人人品欠佳，在当地干过一些坏事，曾铣一气之下，向上级告了状，仇鸾就此被关进监狱，接受改造。 所有的人选都已找到，所有的计划都已完备，只等待最后的攻击。 【死亡的连环】 夏言又一次在嘉靖的面前发言了，内容和以往一样，希望能够加强军备，恢复河套。而嘉靖也一如既往地不置可否。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严嵩终于开口说话了。 “复套之举断不可为！” 然后他大幅陈述了反对的理由，从军备到后勤，每一句话都说到了嘉靖的心坎里，皇帝大人听得连连点头。 旁边的夏言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愤怒和震惊已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这才明白，在那次内阁会议上，严嵩为何会违背一贯的马屁精神，一言不发。 “你既然反对，当时为何不说，现在才站出来归咎于我，是何居心？” 盛怒之下的夏言决定反击了，在以往的骂战中，他一直都是胜利者，所以他认为这次也不例外。 可这次确实例外了，因为他的真正对手并不是严嵩，而是坐在最高位置上的嘉靖。 嘉靖的怒火也已燃到了顶点，以往的一幕幕情景都出现在他的眼前：不戴香叶冠、讽刺修道、蛮横无理、严嵩的谗言、太监的坏话，这些已经足够了。 于是他喝住了夏言，给了他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评语——“强君胁众”。 夏言打了个寒颤，他很清楚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彻底失去皇帝信任的夏言彻底完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 他再次被迫退休，离开了京城，而在此之前，曾铣已经被逮捕入狱。 应该说皇帝对夏言还是不错的，准许他以尚书衔（正部级）退职，享受相应的退休待遇。毕竟在一起二十多年了，好好回家过日子吧。 夏言就这样带着满腹悲愤和一丝宽慰上了路，虽然结局不好，毕竟也风光过，这辈子值了。 可是政治高手就如同江湖大侠，想要金盆洗手一走了之，那是很难的，须知做大侠虽然风光，干掉大侠却更为风光。 而政治高手们在打架时，从来不会玩三板斧，他们都是耍套路的，从毫不起眼的起手式，环环相扣，直到最后那致命的一击。 夏言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心灰意冷收拾行李的时候，一封上访信已经送到了嘉靖的手里。 这封信来自监狱，署名是仇鸾，信中列举了曾铣的几大罪状，包括贪污军饷、打了败仗不上报，没有打仗却冒功等等，当然了，这玩意并不是仇大老粗写出来的，其主要代笔者是严嵩和严世蕃。 信中所列举的种种恶行自然不是曾铣的所为，事实上，很多倒是仇鸾本人的壮举，但栽赃本来就不需要借口和理由，所以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封文书虽然说了很多恶毒的话，不过最为可怕的，却是其中十分不起眼的一句——结交近侍（夏言）。 当这句话出现在嘉靖眼前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 “夏言现在何处？快马追他回来！” 此时夏言刚刚走到通州，毕竟在朝廷干了这么多年，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当他听来人说要带自己回去的时候，并不慌张，而是端坐在自己的马车上，镇定地问道： “我的罪名是什么？” 但当那个四字答案传到他耳里的时候，夏言的意志彻底崩溃了，只说出了一句话，就从车上摔了下来。 “我死定了！” 判断完全准确。 在明代朝廷中，官员们时常会犯错误，其实犯错不要紧，人生还很漫长，只要你熬得住，东山再起也并非不可能，但也有几条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三十万伏，一触即死。 藩王擅自入京算一个，边将结交近臣也算一个。 因为它们都暗藏着一个隐含的意义——图谋不轨。天王老子也好，江洋大盗也罢，只要胆敢触碰那最高的皇权，一句话——杀你没商量。 回到京城的夏言试图辩解，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曾铣和夏言的结局被最终确定。 〖曾铣，按律斩，妻子流放两千里，廉，死时家无余财。 死前唯留遗言：“一心报国”。 曾铣死，仇鸾出狱。 夏言，弃市，妻子流放广西，从子从孙削职为民。 夏言起自微寒，豪迈而有俊才，纵横驳辩，人莫能屈，虽身处宦海，仍心系天下，胸怀万民，然终为严嵩所害。 言死，嵩祸及天下。〗 严嵩终究还是获胜了，自嘉靖十七年以来，经过十余年的斗争，他终于战胜了夏言，用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 虽说政治斗争的手段总是卑劣的，但严嵩的行为却与以往不同，他为了自己的私利，杀害了两个无辜的人，一个励精图治、忠于职守的将领，和一个正直无私，勤勉为国的大臣。 而这两个人想做的，只是收复原本属于大明的领土，救赎无数在蒙古铁骑下挣扎呻吟的百姓而已。 严嵩赢了，他终于赢了，他成为了朝廷首辅，从这一天开始，朝政就这样了，不会再有人起早贪黑地去打理，严首辅可以勾结自己的儿子，大大方方地贪，光明正大地贪，他十分清楚，没有人能管他，也没有人敢管他。 河套也就这样了，蒙古人一如既往地冲进百姓的家里，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因为他们也十分清楚，从此没人能阻止他们，也没人敢阻止他们。 当然，这一切对于严嵩和严世蕃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反正鞑靼的马刀砍不到他们的头上，也不用担心老婆被人抢走，此刻的他们，正弹冠相庆，欢庆着自己的胜利。 与此同时，徐阶的表现却极为反常，夏言被陷害、被关押，然后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这一幕幕的惨剧就发生在他的眼前，而他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一切，丝毫不予理会。 在夏言被杀的前夕，连平素与他关系一般的喻茂坚（刑部尚书） 也看不下去了，毅然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被皇帝扣了一年工钱。可是徐阶依然沉默不语，寂寂无声。 所有的人都鄙视徐阶的为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夏言曾不记私仇，努力提拔、栽培徐阶，希望他成为国家的栋梁，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徐阶却背弃了他的恩师，不发一言，不上一书，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徐阶默默地接受了所有的嘲讽与鄙视，每天照常去吏部上班，照常应付那些官员们，照常谈笑风生，那个人的死和他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时间是消磨痕迹的利器，随着时光的流逝，夏言、曾铣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了，他们的冤情、委屈、孤儿寡母也已慢慢地被人忘记。 但有一个人却并没有忘记，从来没有。 在无数个深夜，徐阶曾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但当清晨来临时，他却又显得若无其事。 如果回到二十年前，他还是那个年轻气盛的翰林，情境可能会完全不同，大致流程应该是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愤而上书、人心大快——奸臣当道、下旨责罚——流放充军、斩首示众。（最后一项视运气好坏二选一） 二十年过去了，他经历了无数的磨砺，掌握了心学的真谛，那个热血澎湃的青年早已消失无踪，他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要适应这个世界，并且继续生存下去，必须采用合适的方法。 他也想如其他人那样，好好激动一番，上书大骂奸臣严嵩，为夏言叫屈，但他更明白，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效果。 严嵩比张璁要厉害得多，他历经三朝，混迹官场四十余年，工于心计，城府极深，而在他的身边，除了掌管锦衣卫的陆炳，还有那个绝世之才严世蕃。 他们已经组成了一条可怕的权力链锁，绞杀任何敢于阻挡他们的人。 而自己，什么也没有。 要想战胜这样一群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自己和夏言的关系人尽皆知，夏言已经死了，严嵩必定不会放过一个和他联系如此密切的人，现在唯一的屏障已经失去，再也没有保护，没有帮助。 我将独自面对所有的敌人，只有我自己。 “即使日后身处绝境，亦需坚守，万勿轻言放弃！” 是的，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要隐忍，要忍受痛苦和折磨，要坚强地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胜利的希望。 但有些事是永远不会被忘却的，那个古板严肃的老头，那个品性正直，口硬心软的人，那个不计前嫌，一心为公的人。而严嵩，你为了自己的权位和利益，无耻地杀害了这个人。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粉饰太平 第十一章 勇气 【气势】 仇鸾的这一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无奈。 这位兄台是世袭的候爵，这个爵位得来实属不易，他的先辈仇钺先生东奔西跑，南征北伐，平定安化王之乱后，又跑到京郊去打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最后还被分配去边界站岗喝风，才混到了这张长期饭票。 仇鸾接替了爵位，本也想好好干，可是无奈啊，他实在不是那块料。守甘肃，玩忽职守坐了牢，守大同，要靠谈判，守北京，还是谈判。 这已不是单纯的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仇先生用事实证明，他本来就是个窝囊到底的废物。 当然，其实偶尔仇鸾也想雄起一次，他也曾经做过尝试，比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带领大军出塞，在经过一个叫猫儿庄的地方时，遇上了敌人。仇鸾从容不迫地参加战斗，在他的英明指挥下，最终此战以明军阵亡二百余人，伤二百二十人的战绩告终。 事后，仇鸾自豪地上报朝廷请功，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战功还算显赫——斩杀敌人五个。 人贱到这个地步，可算是天下无敌了。 可这位贱兄运气竟然还不错，“庚戍之变”后，最该被追究责任的他竟然逃了过去，还被封为大将军，皇帝也十分信任他。 风光无限的仇鸾越发骄横，连严嵩也不放在眼里，见到他竟敢呼来喝去，悔青了肠子的严嵩万没料到，这头白眼狼竟反咬一口，但此人正当红，无论如何也惹不起，只得忍气吞声。 政坛就如同股市一般，暴涨必然暴跌，仇鸾耍威风的时候，高拱正在东宫当教书先生，张居正还在新单位打扫卫生，其余四位绝顶高手都在一旁装孙子，而以仇先生这样的白痴资质，竟然如此嚣张，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官场的第一原则——稳。 不稳就必然倒霉，仇鸾兄的厄运很快就到了。 他虽然已经位极人臣，却不能光荣退休，毕竟是武将，受到表扬之后还得回去卖命。可是仇兄实在太不坚挺，总是在边界上被俺答追着跑，为一劳永逸，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市的建议。 这一建议的提出充分证明，仇鸾先生没有鹰的眼睛、豹的速度，却有着猪的脑子。 所谓马市，就是明朝给俺答货物，俺答给明朝马，看上去很公平，实际上是一种勒索，因为仇鸾没有实力，俺答随便给几匹烂马，就敢狮子大开口，不给就打你，而仇先生被人打落门牙，也只能往肚里吞。 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俺答兄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也不懂得诚信两字怎么写，虽然签了合同，却从不执行，拿了大明的东西，该抢的还去抢，星期天也不休息。 边界越来越乱，财物越丢越多，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了，仇鸾头晕脑胀，得了重病。不过这位仁兄病中神智依然清醒，兵部侍郎蒋应奎奉命暂时执掌大将军印，病得半死不活的他竟然还拖着不给。 赖账是暂时的，不久之后，他会连自己的命一起交出去。 很快他就收到了皇帝的谕令，全文意思简明扼要——没收兵权，回京候审！ 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根据内线通报，向皇帝告状的人竟然是和他一同升官，且关系密切的徐阶。 仇鸾连气带病，就此一命呜乎，跑到地府去跟阎王大人谈判了。 仇大将军其实并不知道，在徐阶的眼中，自己只是一块大肥肉。 徐尚书对人一贯和气，而且越是深仇大恨，越是和蔼可亲。而仇鸾受到的礼遇程度，仅次于严嵩大人。 徐阶之所以想除掉仇鸾，原因是这个家伙太可恨，明明啥也不会，却冒功请赏祸害国家，而且他也是当年害死夏言的帮凶之一，自然不在话下。 而更重要的是，打倒仇鸾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本，不但能赢得皇帝的信任，还能增加威信，拉拢百官，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于是打定主意的徐阶看准了时机，一口气把甘肃失职、大同谈判、北京密谋全都兜了出来，算了总帐。 嘉靖愤怒至极，马上下令仇鸾回京交待问题，并收缴其兵权。 紧盯着仇鸾的，还有严嵩，当他得知仇鸾已经失势时，立刻找来了陆炳，准备把仇鸾一举解决。 陆炳不愧为第一锦衣卫，办事效率极高，在锦衣卫特务的努力挖掘下，仇鸾先生从小到大干过的坏事全都被挖了出来，什么通敌卖国、贪污受贿、调戏妇女等等无所不包。 胜券在握的严嵩觐见了嘉靖，一五一十地将以上罪状详细告知，嘉靖气急败坏，当即下达命令： 将仇鸾的尸首（此时已病死）挖出来，砍掉脑袋，巡视九边！ 看着满脸杀气的皇帝，严嵩决定趁热打铁，借刀解决自己的心头之患： “据臣所知，徐阶与仇鸾平日关系紧密，陛下不可不察。” 可严嵩万万没有想到，听到这句话的皇帝突然消弭了愤怒，展露出一副阴晴不定的表情。 他拿出了那封密疏，笑着交给了严嵩： “你看看吧。” 严嵩打开了文书，看到了那个醒目的落款——徐阶。 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少师严嵩终于害怕了，他打了个寒战，哆哆嗦嗦地交回了奏疏，在嘉靖嘲讽的笑容中离去。 他已经明白了，那个沉默的人，那个不起眼的吏部侍郎，那个对他毕恭毕敬的人，并不是一个政治暴发户，更不是投机者。 他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是一个不亚于自己的权谋高手。 他所谋夺的，并不只是一个尚书或是内阁学士的官位，而是自己的位置——内阁首辅。 必须彻底地消灭他，在他取代自己之前。 事后证明，严嵩正确地判断了徐阶的能力，却错估了他的目的，这位徐兄弟想要的绝不只是他的官位。 严嵩回到家里，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奇才严世蕃，可是出乎他意料，这位独眼儿子竟然告诉他，不要和徐阶公开对抗了。 “为什么？” “他已成气候，动不得了。” 严世蕃确实不负才名，这个论断十分准确，此时的徐阶已今非昔比，他现在的头衔全称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傅（从一品）、内阁次辅徐阶。 天子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斗败仇鸾的英雄，皇帝的贴身亲信（近期），不怕死的大可以去试试。 很难对付，但并非不能对付，严世蕃客观分析形势后，想出了一条对策——压制。 毕竟严嵩仍是首辅，不但有皇帝的信任，还有为数众多的同党和特务，只要死死盯住徐阶，束缚住他的行动，无须大动干戈，等到风头一过，这位政治新贵将就将被彻底扼杀。 这条策略充分地表现了严世蕃先生的斗争水平，事实证明，这个软刀子杀人的计谋十分有效，扶摇直上的徐阶没有对手，也没有人和他公开作对，但在暗地里，却有无数双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更让他郁闷的是，在处理朝廷公务时，无论他提出什么意见方案，总是被无理驳回，而面对这一切，他毫无办法。 因为在明代的内阁中，首辅和次辅虽然都是内阁成员，但说话算数的只有首辅，如果摊上个难伺候的首辅，其余的内阁成员就只有端茶倒水的份了，不服还不行，官大一级压死你。 就这么来来往往，徐阶被压得喘不过气，严嵩也无法赶尽杀绝，政局再次进入了僵持状态。 【旁观者】 当徐阶竭尽全力与严嵩生死相搏的时候，其余五位绝顶高手却有着不同的表现。 徐阶的最大敌人是严世蕃，要知道，嘉靖三十一年（1552） 时，严老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虽然精神还行，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但论斗智水平，是无法与徐阶相比的，而他那精妙的策划和毒辣的手段，全部出自于严世蕃，如果没有这个独眼儿子，估计他早就完蛋了。 最悠闲的人是杨博，他已经暂时脱离政坛，调任兵部左侍郎，专职干起了军事，不过这位仁兄平生有一个最讨厌的人——仇鸾，为此，他曾收集材料，上书弹劾仇先生三十条罪状（比陆炳还多），恨屋及乌，对于严嵩一伙，他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 虽然在个人感情上，他偏向徐阶，但也仅此而已，杨博先生是官场老油条，知道自己实力不足，也不想和严嵩公开作对。不过无论如何，他还是支持徐阶的（仅限于精神层面）。 最愤怒的人，是张居正，庶吉士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翰林院当上了编修，在亲眼目睹了朝政懈怠、俺答烧杀的一幕幕惨象后，这位二十多岁的翰林官已然成为了一名标准意义上的愤青。 作为徐阶的学生，他曾多次写信给自己的老师，希望他挺身而出，对抗铲除祸国殃民的严党，却从未得到明确的答复。他不了解徐阶，也不了解自己：此时的他，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小人物的愤怒是毫无用处的。 相对于张居正而言，高拱就要聪明得多了，刚满四十岁的他虽然外表沉默寡言，却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他十分清楚斗争形势和政局走向，在这六个人中，只有他才是真正的中间派。 他既不投靠占优势的严嵩，也不理会隐忍的徐阶，外面风高浪涌，他却纹丝不动，因为他早已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最终致胜的法宝。 嘉靖三十一年（1552），饱读诗书的高拱离开翰林院，成为了裕王的讲官，他十分努力工作，用心教导裕王，日夜不离，深得裕王信任。 无利不起早，高拱如此尽心尽力，其实原因十分简单，三年前（嘉靖二十八年），嘉靖的太子去世了，剩下的只有两个儿子——裕王和景王。 两人都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而裕王比景王早出生一个月。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六人之中，最为苦恼的人其实是陆炳。 在许多人眼里，陆炳是严嵩的爪牙，听从严党的指挥，实际情况绝非如此。 事实上，陆炳的势力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此人不但心思缜密，精明强干，还善于在朝中结交朋友，人脉甚广。 更为重要的是，这位手握锦衣卫的特务头目，还担当着一个极为机密的任务。 要知道，嘉靖先生二十多年都呆在小黑屋里炼丹，也不上朝，可大到朝廷政局、小到大臣娶小老婆、逛妓院，他都了如指掌，其关键就在于陆炳。 在这位兄弟的统领下，锦衣卫昼伏夜出，四处打探小道消息，朝中重臣的府邸，都有他安插的锦衣卫卧底，连严嵩、徐阶等人也不例外。 所以每次严嵩来求他帮忙的时候，总是十分客气，时不时还得给他送礼，唯恐得罪了这位大特务，哪天心血来潮，在他的院子里塞几件龙袍兵器，那麻烦就大了。 深得皇帝的信任，掌握大臣的隐私，然而强势的陆炳，却并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 身为名门之后，陆炳自幼就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忠奸善恶，是非分明。而在进入官场后不久，他便依照最原始的准则作出了判断：严嵩是坏人，夏言是好人。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严嵩合谋，最终害死了夏言。 对于这件事情，严嵩自然是心安理得，陆炳却是引以为耻，羞于提及。 严嵩和陆炳都是搞经济的高手，具体手法却大不相同，严嵩贫富通吃、老少咸宜，陆炳却只向为富不仁的大户下手，从不为难穷人，而且他还经常拿钱出来接济一些正直的大臣，遇上皇帝发怒要整人，他会站出来说情保全，绝不落井下石。 应该说，陆炳大致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可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现实的利益面前，良心实在不太值钱。 随着严党的不断壮大，国家祸患的日益严重，陆炳的立场也在不断摇摆着，但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仍然保持着与严党的合作关系，直到沈链事件的发生。 沈链，是一位锦衣卫。嘉靖十七年中进士，在地方干了几年县长，几经曲折之后加入锦衣卫，成为了陆炳的手下。 在众多的锦衣卫中，沈链算是个十分奇特的人，他为人刚正，嫉恶如仇，明明是个特务，却比言官还积极，经常上书议论时政。一般说来，这种性格的人很难在特务机关混下去，可更为奇特的是，最高长官陆炳居然十分欣赏他的个性，认定他是个人才，不但不难为他，反而处处加以维护。 当时的沈链任职锦衣卫经历，只是锦衣卫中的一个基层干部，长得也没啥特点，丢到人堆里就找不着了，但事实证明，陆炳的眼光没有错，沈链确实是个不同凡响的人。 在“庚戍之变”中，他第一次崭露了头角。 当时俺答围城，要求入贡，而那封所谓的入贡书，跟勒索信属于同一性质，措辞蛮横，极端无礼。 可是当皇帝传旨，要大臣讨论入贡问题时，只有司业赵贞吉（王门弟子）挺身而出，表示反对，在内阁意见没有下达前，其余的老狐狸们都保持了沉默。 正是在这片沉默中，沈链站了出来，公开支持赵贞吉的意见。 沈链的出现让众人吃了一惊，而之前打死也不说的吏部尚书夏邦谟此刻却突然跳出来，用讥讽的口气问道： “阁下现任何官？” 这意思很明白：你算是个什么屁官，哪有你说话的份！ 沈链镇定自若地大声答道： “我是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链，诸位大人不言，小吏自当言之！” 浩然正气，声震寰宇。 正二品的尚书无颜面对从七品的经历，羞愧地退了下去。 沈链用他的直言征服了在场的人，也赢得了陆炳的尊重。此后，陆炳安排沈链作为他的贴身侍从，随同进出各处。 陆炳这样做，除了表示器重外，也是为了保护这位直性子的下属，免得他到外面惹事。 可是他万没想到，这个安排却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正是严嵩的家。 沈链秉性刚直，遇到小奸小恶都要去插一脚，眼睛容不得沙子，更何况是严嵩这种大奸大恶的巨型花岗岩，所以每次到大贪官严嵩家吃饭，他总是“不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爽，非但不苟言笑，还跟严世蕃干过几仗。但他毕竟是陆炳的人，严氏父子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然而事情最终激化了，在亲眼目睹“庚戍之变”的耻辱，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后，沈链终于忍无可忍，一次醉酒之后，他愤然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上疏，历数严嵩十大罪状，喷射出心底的怒火： “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 于是神仙也保不住他了。 沈链的结局又一次证实了严嵩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力，文书刚送上去，谕令就下来了：锦衣卫沈链，处以杖刑，发配居庸关外。 得知消息的陆炳焦急万分，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跑去给沈链送行。 看着这位即将发配边疆的属下，陆炳感叹良久： “你这又是何必呢？” 然而身受杖伤、已然一无所有的沈链却依旧昂起了头： “扫除奸恶，天理！” 看着那单薄却坚毅的背影，陆炳发出了最后的叹息：“我不如沈链啊！” 在勇敢的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链的面前，从一品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督陆炳，是一个软弱的人。 六年后，在严世蕃的指使下，沈链被杀害于宣府，他的两个儿子沈衮、沈褒也被关入监牢，并活活打死，是为斩草除根。 对于庞大的严党而言，这次事件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风波，沈链那徒劳无益的努力什么都没能改变。 然而这徒劳无益的努力，却是一个普通人无畏的证明，沈链这个平凡的名字就此被镌刻于史册之上，永不磨灭。 他并不需要改变什么，因为他的勇敢已经说明了一切。 勇敢的沈链死去了，胆怯的陆炳还活着，他仍旧看重自己的利益，不愿也不敢去对抗那股可怕的势力。但他依然被深深地触动了，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悄然改变自己的立场，向着另一个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政局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严嵩贪婪腐化，严党为祸国家，但大家也知道，严嵩奸诈狡猾，严党权大势大，反对它必定遭殃，投奔它必定发达。 而沈链之举之所以能名留史册，是因为仅此一位，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利益的动物，于是严党的成员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而那个隐忍的徐阶依旧隐忍着。 对于严嵩而言，嘉靖三十一年是个好年份，皇帝大人安心修道，将国事完全托付给他，百官臣服，那几个不服气的也收拾了，沈链被赶跑了，仇鸾被打倒了，而他唯一的对手徐阶也被压得毫无招架之功。 不会再有人敢与我作对了。这是严嵩最为自信得意的时刻。 然而他错了，无须等待多久，他将迎接自己从政以来最为猛烈的攻击，而这次攻击，正是他覆灭之路上的第一声丧钟。 与之前的沈链如出一辙，这次攻击的发起者也是一个小人物，不过在明代历史上，这位小人物却有着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称号。 【明代第一硬汉】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那一年的科举。 因为在这次进士考试录取的名单中，有着这样几个名字：张居正、李春芳、殷士瞻、王世贞。 张居正就不用说了，李春芳和殷士瞻都是后来的内阁重臣，风云人物，而这位王世贞先生更是值得一提，此人是明代“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引领文坛二十余年，无人可比，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据说他闲来无事，曾写就一书，书名《金瓶梅》。 当然，王世贞先生只是此书的作者嫌疑人之一，但此人名声之大，影响之远，可谓惊世骇俗，这是年头久了，要换在几百年前，王先生就是超一流的明星人物。 而当新科进士们整齐列队，带着荣耀和笑容大步迈出大明门的时候，这四位仁兄正占据着前列最风光的位置。 能走在队伍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状元，张居正、殷士瞻都是前二甲头名，庶吉士。王世贞更不在话下，他的父亲王忬是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 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着实不值一提，他家境贫寒、没有背景，考试成绩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说来，这号人的最终命运也就是外派县官，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苦熬资历直到退休。 历史是喜欢开玩笑的，这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人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当李春芳、殷士瞻、王世贞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被历史的黄沙掩没，被无数人遗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下了他的名字，他的光芒只有张居正堪与比拟。 杨继盛，即使再过五百年，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 杨继盛，字仲芳，河北容城人，正德五年（1510）生，家里很穷。 杨继盛不但穷，还很苦，因为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没闲着，给他找了个继母，更不幸的是，这位继母也不是省油的灯，缺少博爱精神，没把他当儿子，只让他做杂役。 在苦难的童年中，杨继盛开始成长。 童工杨继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也没有零花钱，犯了错还要挨打，然而杨继盛没有办法，日子只能这样一天天地过。 突然有一天，他牵着牛回家的时候，对家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想读书。” 在没有希望工程的明代，这句话对于杨继盛的家人而言，大致是一个笑话。 家里没有钱，即使有，也轮不到你。 杨继盛的哥哥随即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答复： “你才多大年纪，读什么书？” “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吗？”一个倔强的声音这样回答。 然而倔强不能解决问题，杨继盛还是不能去上学，但在他的坚持下，父母最终准许他去私塾旁听，但前提是必须干好本职工作（放牛）。 于是每天放牛之后，杨继盛都会把牛系在学堂门前，然后站在窗外，或是躲到角落里，忍受着那些交过学费的学生鄙视的目光，认真地听着课。 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站了六年之后，杨继盛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父母，于是他们把十三岁的儿子送进了私塾。在这里杨继盛努力学习，不负众望，先后考中了秀才和举人。 可是举人杨继盛依然是个穷人，虽然不用再交赋税，但他不会钻营，生活依然窘迫，为了节省费用备考，他进入了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 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祭酒）徐阶。 如以往一样，徐阶认真细致地慰问每个学生的情况，当然，也和以往一样，他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大多数人。 杨继盛就在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中，作为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监生，他没有官僚的背景，也没有庶吉士的前途，自然也没有被徐阶牢记的理由。 但徐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这个贫寒而不起眼的学生，将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打开那道胜利之门。 在明代，要想升官，是要考试的，但这一关实在太难，官僚子弟吃不了苦，只好另觅他途，而要继承父亲的世袭官位，必须等到老爹死掉或是退休，是不太靠谱的。 所以国子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为监生可以直接做官，虽然名额极少，但总比没有强。 于是在官僚子弟汇集的国子监，杨继盛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类，同学们奢侈享乐、挥霍无度，杨继盛却只能每日读书，按时就寝，因为他没有钱，只能靠监生那点可怜的补助。 但杨继盛从未自惭形秽，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当权贵子弟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杨继盛却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科举中一举中第，成为了一名进士。 杨继盛的运气实在一般，他被分配到冷衙门南京吏部，当上了六品主事，之后又改任兵部员外郎。和他的同学相比，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 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他只是默默地工作，努力地干活。 他不是一个聪明人，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虽然他很勤奋，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他缺乏大局观，不会搞同事关系，不会拉帮结派，政务能力也很一般。 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但他不以为意，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这一切已经足够了。 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狡诈，但在杨继盛那里却十分简单，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报效国家、体恤百姓。 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口头禅和必喊口号，很多人喊得比他更响亮，却没有记住。 杨继盛记住了，而且他照做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 所以当“庚戌之变”后，仇大将军要开“马市”再次妥协退让的时候，杨继盛当即站出来，愤然上书，反对马市。 仇鸾十分恼火，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将其关进诏狱，并贬官发配偏远地区狄道。 狄道十分荒凉，少数民族聚居，本地人不爱好读书，只喜欢闹事，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 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简单的方式，过简单的生活。 他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的房子，教当地人识字读书，解决纷争，不收一文不取一物，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大家都称他为“杨父”。 居庙堂之上，处江湖之远，皆忧其民者，方可为官。 不久后，仇鸾密谋败亡，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便诏令他复官，先升他为知县，一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 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武选司。 兵部最穷的地方是职方司，而最富的无疑是武选司。武将升迁谪降，手中大笔一挥即可，又闲又富，肥得流油。 而毫无背景的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 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正直无私，只是因为仇鸾是他的敌人，而杨继盛曾经反对仇鸾，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可是严嵩并不知道，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仇鸾只排第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 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与仇鸾的矛盾，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能够将他收为己用，然而他错了，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 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公愤，即使整他个人，只要有益国家，他也毫无怨言，此即所谓大公无私。 大私无公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却没有想到，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 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朝局黑暗、民生凋敝，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干过的好事可谓罄竹难书（不是写不完，是不太好找），心中装着他自己，唯独没有全世界。 于是杨继盛决定上书弹劾这个人。 在明代，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比如你看某人不顺眼，可以上书弹劾，和某人有仇，可以上书弹劾，政治斗争需要，可以上书弹劾，闲来无事找点活干，也可以上书弹劾。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对、腰带没系好，长相难看也可以弹，总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弹得了。 而在这种环境下，明代的官员们已经养成了习惯，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如果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弹章，那就是件极不正常的事情。 你弹劾我，我弹劾你，幸福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几十年混下来，一次也没被弹劾过的，不是人，是神。 在弹劾如吃饭穿衣的时代，平凡而不起眼的杨继盛却因此万古流芳，是因为他使用了最为特别的一种弹劾方式——死劾。 在很多情况下，弹劾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大家同朝为官，混个功名也不容易，弹劾贪污，下次就少贪点，弹劾礼仪，那就注意点形象，就算是弹劾长相不佳，最多不过是去整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 而死劾，并非是简单的文书，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心，弹劾的罪状是足以置对方死地的罪名，弹劾的对象是足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人，弹劾的结果是九死一生。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生命为赌注，冒死上劾，是为死劾。 死劾，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若非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类的纠纷，是断然不会有人用这一招的，严嵩没有杀杨继盛的爹，更不会抢他的老婆，相反，他提拔了杨继盛，并希望将他收入门下。 然而杨继盛拒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已经下定决心，死劾严嵩。 严嵩不是他的仇人，他却依然不忿，为夏言不忿、为朝局不忿、为死在蒙古马刀下的万民不忿，为天下不忿！ 以天下为己任者，是然。 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下场，沈链的遭遇就在眼前，并非没有人劝过他，深通王学，熟悉斗争之道的唐顺之及时看出了苗头，作为杨继盛的朋友，他曾写信劝告： “愿益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执事而为。” 作为王学左派的嫡传弟子（聂豹、徐阶属右派），唐顺之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以他苦口婆心相劝，希望杨继盛不要出头，以避祸患。 杨继盛看了信，却只是笑而不答。 他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 在上书弹劾之前，杨继盛斋戒了三天。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四十二岁的杨继盛回顾了他的过去，从童年的贫寒，到青年的求索，熬过了继母的虐待，熬过了仇鸾的陷害，现在的他，是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前景光辉，仕途远大。 然而现在他准备放弃所有一切，去完成那件必死无疑的大业。 因为放牛的杨继盛、历经磨难的杨继盛、看尽官场黑暗的杨继盛，依然是同一个杨继盛。 在黑暗中的杨继盛，是一个纯洁的人。而面对这片窒息的黑暗，他无力反抗，只能发出那最后的呐喊。 杨继盛虽然不聪明，却也不笨，他十分明白，唐顺之的话是对的。 死劾确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他没有更好的方法。他没有钱财，没有权势，没有庶吉士的背景和入阁的希望，更没有张居正和徐阶的智慧。归根结底，他只是个出身农家、天赋平凡的普通人。 他唯一拥有的，只是他的性命。 而弹劾后的流程他也很清楚，严嵩的诬告、锦衣卫的拷打、诏狱的长期关押，如果运气好，可能还有行刑人的大刀。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根本不用指望什么九死一生，只有十死无生。 然而他依然决定这样做。 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飞蛾扑火等等，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 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当的名称： 明知不可而为之。 我深信，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魂魄。 【勇往直前】 杨继盛已经了无牵挂。 他拿起了笔，在铺开的纸张上写下了悲愤的心声： 〖臣孤直罪臣杨继盛，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 当杨继盛将这封千古名疏封存妥当，递送内阁转交西苑之时，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变，昔日那个放牛的贫农子弟，历经几十年的风雨，终将成为一位不朽的英雄。 就在嘉靖收到这封上疏后不久，消息灵通的严嵩便从皇帝的侍从那里得知了奏疏的内容。 面对这个从五品小官义正言辞的控诉，严嵩害怕了，他虽然是内阁首辅，虽然是皇帝的宠臣，却依然害怕这个来自最底层的无畏的声音。 而且根据多年的从政经验，他迅速作出了判断——这人是来玩命的。 但就在他惊惶不定的时候，独眼龙军师严世蕃又出场了，听完那慌不择言的讲述后，他却只是镇定地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给我看。” 仔细阅览之后，严世蕃露出了笑容，他告诉自己那慌张的父亲，不用害怕，其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几乎就在严嵩知晓奏疏内容的同时，徐阶也知道了，这也是没办法，十六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想在保住脑袋，混碗饭吃，就得时刻掌握朝廷的最新动态。 徐阶惊叹于杨继盛的勇气，他万没想到，当年那个沉默的学生竟然有如此的血性，如此的勇敢，孤军突起，去挑战那个他绝对无法战胜的对手。 他敬佩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了连他都不敢去做的事情。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危险已向自己逼近。 因为杨继盛是他的学生，而在那年头，师生关系就是政治关系，杨继盛上书，他虽然并不知情，却也绝对脱离不了关系。而目前政局敌强我弱，还远不到摊牌的时候，如此时与严党开战，必定功亏一篑。 徐阶坐卧不安，直到他拿到奏疏全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在这封奏疏的末尾，杨继盛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 真糊涂也好，假聪明也罢，这句关键的话最终挽救了徐阶，保存了他的实力。 政坛的地震看似已经不可避免，严嵩惊慌失措，徐阶忐忑不安，而杨继盛却只是镇定自若，静候处理。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件事情中，最为恐慌的并不是以上三位，而是另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人——高拱。 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高拱都是以礼相待，所以这件事对高拱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就在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打开奏疏的抄本，看到那句要人命的话时，顿如五雷轰顶，马上抄起文书去找徐阶。 他所看到的那句话，正是严世蕃所注意的那一句。 看着面无人色，气喘吁吁的高拱，徐阶十分纳闷，然而当他顺着高拱的指向，仔细研读那句话时，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句让严世蕃笑颜逐开，让高拱吓破胆的话是这样写的——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 徐阶的脸白了，他很清楚，这是一句授人以柄的话，很容易被理解为裕王指使杨继盛，借攻击严嵩之名逼宫犯上，若被严党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高拱之所以跑来找徐阶，原因在于他认为杨继盛是徐阶的学生，上书必定是徐阶指使，准备借此和严党决战。 而徐阶敢于摊牌，必然有着全盘计划，但无论你徐兄有何打算，也得给兄弟划个道出来，让我早有准备，免得无故遭殃。 然而徐阶诚恳地告诉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后着。 这下子高拱傻眼了，一直以来，裕王和严党的关系并不好，而皇帝宁可信任他身边的道士，也不愿相信自己的儿子，以严世蕃的智商，绝不会放过这个一网打尽的机会。 看着团团乱转的高拱，徐阶也是焦急万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裕王如果倒了，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但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千钧一发，面对几近绝望的高拱，徐阶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最后的办法： “事已至此，只能去找那个人了，听天由命吧。” 徐阶和高拱到底是政治老手，此时的严世蕃确实正打着裕王的主意，准备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在他的指点下，严嵩把祸水引向了二王。 这个话题彻底触痛了嘉靖的神经，他立刻派人前去诏狱质问杨继盛（此时已经下狱）：与二王有何种关系，为何要引出二王？ 杨继盛虽然耿直，却并不笨，他意识到了问题中隐含的巨大风险，大声答道： “除了二王，朝中还有人不怕严嵩吗？！” 听到答案的嘉靖这才松了口气，但危机还远未结束，因为严世蕃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也从未期盼杨继盛会头脑发热，主动配合。事实上，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严世蕃深知，虽然朝中严党势力庞大，但要想除掉杨继盛，拉裕王下水，必须借助另一个人的力量，而对于那个人，他是有把握的。 算盘打得确实不错，可惜他的对手是徐阶。 据说在象棋中，能看到后两步的就是高手，看到后三手以上的就是大师水平，而在政治这种特殊的游戏中，徐阶是当之无愧的特级大师。他不但算出了严世蕃的企图，还算准了他的预定目标。 于是在严世蕃动手之前，他抢先一步，找到了那个关键的人——陆炳。 杨继盛和裕王的命运，就握在陆炳的手中。因为这位仁兄不但是特务头子，还是詔狱的监狱长，在监狱里做点手脚，搞份假口供，然后派出个把锦衣卫，深更半夜栽赃一下裕王，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陆炳是严党的同盟，无论如何，他没有拒绝严世蕃的理由，然而徐阶依然登门拜访了，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陆炳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已没有别的方法。 面对陆炳这样的老江湖，讲客套或是谈交情，无异于是自取其辱，徐阶开门见山： “此事不宜牵涉过广，望三思而行。” 陆炳看着徐阶，沉默不语。 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他不愿表态，也不能表态。 反正已经说了，徐阶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那个人还望老兄多加保全。” 听到这句话，陆炳终于开口了： “此人之事上通天子，非我所能为。” 意思是，这件事情已经通天，我是罩不住的。 这是句实话，徐阶也只能叹气了： “唯望老兄多加留意。” 陆炳点了点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徐阶走了，严世蕃来了。 当然，他的来意和徐阶完全相反——把杨继盛整死，顺带梢上裕王。 陆炳热情地接待了他，还不断点头表示同意。 严世蕃满意地走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他所料。 此后严嵩父子天天在家里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炳那边却毫无动静。 严世蕃没有再去找过陆炳，作为官场老手，他很清楚对方的这种态度所代表的意义——拒绝。 沈链离去时的背影，是陆炳永远无法忘怀的，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他作出了这个关键的抉择。 他虽然没有挺身而出的勇气，却依然坚守着仅存的良知。 外面大风大浪，斗得你死我活，而事件的中心人物杨继盛却是异常的平静，他镇定地呆在牢房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 在陆炳的授意下，诏狱的看守并没有难为杨继盛，但严嵩的能量却并不是陆炳可以左右的，很快，杨继盛就为他的勇敢付出了代价。 他被拖出了牢房，接受了廷杖一百的处罚。 廷杖是用大棍子打屁股，一般说来，如果是所谓“用心打”，六十廷杖就足以将人活活打死，即使不死也脱层皮，极为痛苦。 一位同僚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托人送给杨继盛一副蛇胆，告诉他： 用此物可以止痛。 然而杨继盛再次表现了他的无畏与勇气： “我杨椒山（杨继盛号椒山）自己有胆，用不着这个！” 有种，实在太有种了。 杨继盛没钱买通行刑人，又得罪了财雄势大的严嵩，一般说来是必死无疑了。 可让人惊叹的是，杨继盛挨了一百杖，虽说皮开肉绽，伤筋动骨，竟然还是保住了一条命。除了他身体好外，估计也有某些场外因素——行刑者是锦衣卫。 不过一百杖还是结结实实的一百杖，不是打在棉花上的，杨继盛依然只剩下了半条命，等待着他的不是救护车或高干病房，只有潮湿而散发着恶臭的诏狱。 然而正是在这个恐怖阴森的地方，杨继盛干出了一件耸人听闻、挑战人类极限的事情。 虽说是硬汉，毕竟不是铁人，廷杖打折了他的腿骨，腿肉被打掉，一片血肉模糊，已经昏迷的杨继盛被拖回了牢房，没有人给他包扎，在蝇虫滋生，肮脏阴冷的空气中，他的伤口开始恶化感染。 在那个深夜，杨继盛被腿上的剧痛唤醒，借着微光，他看见了自己的残腿和碎肉，却并没有大声呻吟叫喊，只是叫来了一个看守： “这里太暗，请帮我点一盏灯借光。”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要求，看守答应了，他点亮一盏灯，靠近了杨继盛的牢房。 就在光亮洒入黑暗角落的那一刻，这位看守看见了一幕让他魂飞魄散、永生难忘的可怕景象： 杨继盛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他低着头，手中拿着一片破碎碗片，聚精会神地刮着腿上的肉，那里已经感染腐烂了。 他没有麻药，也不用铁环，更没有塞嘴的白毛巾，只是带着一副平静的表情，不停地刮着腐肉，碗片并不锋利，腐肉也不易割断，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然而杨继盛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深夜，单调的摩擦声回映在监房里，在寂静中诉说着这无与伦比的勇敢与刚强。 在昏暗的灯光下，杨继盛独立完成着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肯定）的手术，当年关老爷刮骨疗毒（真假还不一定），也还有个医生（特级医师华佗），用的是专用手术刀，旁边一大群人围着，陪他下棋解闷。 相比而言，杨继盛先生的手术是自助式的，没有手术灯，没有宽敞的营房，陪伴他的只有苍蝇蚊子，他没有消毒的手术刀，只有往日吃饭用的碎碗片。 杨继盛继续着他的工作，腐肉已经刮得差不多了，骨头露了出来，他开始截去附在骨头上面的筋膜。 掌灯的看守快要崩溃了，看着这恐怖的一幕，他想逃走，双腿却被牢牢地钉在原地，动弹不得。 他曾见过无数个被拷打得惨不忍睹的犯人，听到过无数次凄惨而恐怖的哀嚎，但在这个平静的夜里，他提着油灯，面对这个镇定的人，才真正感受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和震撼。 于是他开始颤抖，光影随着他的手不断地摇动着。 一个沉闷的声音终于打破了这片死一般的寂静： “不要动，我看不清了。” 二十年前，曾有一部极为轰动的电影《第一滴血》，后来还拍了续集，里面的兰博兄极为彪悍，曾把火药洒在伤口上，给自己消毒，国人为之侧目，皆视其为硬汉偶像。 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在四百多年前，有一个叫杨继盛的人曾经比兰博还要兰博，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兰博是假的，杨继盛是真的。 杨继盛就这样活了下来，就这样名震天下，就这样永垂青史，因为他的坚忍、顽强、以及正直。 严嵩明白，陆炳是指望不上了，但刻骨的仇恨与畏惧是不会消弭的，杨继盛非杀不可！ 此时案件已经转到了刑部，侍郎王学益是严党成员，严嵩指使他从速解决杨继盛，因为骂人是没法杀头的，严大人送佛送上天，指定了罪名：诈传亲王令旨。 可是副部长报上去，部长何鳌却不批，郎中史朝宾还明确表示，绝不执行。 严嵩发怒了，他撤了史朝宾的官，并托人告诉何鳌，再不听话，你就跟史郎中一起走。 何鳌妥协了，刑部就此递交了处理意见——依律处决。 然而严嵩万万没有想到，他费尽心机的这份文书竟然还是无法执行，而他也无可奈何——皇帝不批。 嘉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锋锐少年了，他已经做了三十年皇帝，经历了无数风波，斗倒了无数权臣，该吃的吃了，该玩的玩了，该整的夜整了，剩下的唯一愿望就是多活几年。 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修道事业中去，把国事交给手下的大臣。 而这位聪明的皇帝之所以敢于放权，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所有的大臣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思。 一般说来，老板越聪明，员工也就越难受，嘉靖老板是不好伺候的，他不但天资聪慧，而且善于耍诈，你说东，他就偏往西，你让他吃饭，他偏要睡觉，总之是让你摸不着他的谱。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折腾中，大明公司的几位顶尖员工终于超越了老板的水平，成为了真正的领导者。 在这些足以掌控老板的超级员工名单中，有着严嵩和严世蕃的名字，当然，还有徐阶。在此之后不久，两个更为厉害的人也将被列入这个名单，而他们所掌控的，将是天下。 耍猴的时代即将结束，被猴耍的时代即将开始。 但至少在杨继盛的问题上，嘉靖暂时还没有被耍弄，他十分清楚此案奥秘，毕竟杨继盛的目标只是严嵩，严嵩想借刀杀人，他却不想被人当枪使。 杨继盛的案子就这么拖了三年，悬而不决，直到三年后的那起意外事件。 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继盛仍在狱中顽强地坚持着，外面的同僚同事们却忍耐不住了，人关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连个说法都没有，你当言官们是饭桶不成？ 于是一时之间群臣上书，要求释放杨继盛，声势浩大，甚嚣尘上。 严嵩沉不住气了，此时，严党的中坚人物，著名贪官鄢懋卿向他进言： 养虎为患。 严嵩点了点头。 恰在此时，严嵩看到了他的干儿子，严党的另一干将赵文华送来的一份论罪奏疏，在这份奏疏上，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严嵩思索片刻，拿起了笔，在这两个名字的后面，又加上了三个字：杨继盛。 因为他十分清楚，名列这份奏疏上的人，必死无疑。而皇帝在盛怒之下，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笔误的。 严嵩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历时三年，用尽手段，他终于把自己的死敌杨继盛送上了黄泉之路。 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在他写下杨继盛名字的那一刻，他已犯下了一个最为致命的错误，覆亡之门就此打开。 在隐忍的日子里，徐阶时刻注意着严嵩的言行，而他迟迟不动手，是因为他一直未能发现严嵩的破绽。 纵横官场四十余年的严嵩是真正的精英，他虽然贪污受贿，虽然结党营私，却无人能抓住他的把柄，因为他知道哪些钱可以拿，哪些不能拿，哪些人要打，哪些人要拉。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只受到过一次真正的威胁，然而那位慈悲为怀的夏言先生放过了他，此后他变得更加谨慎小心，狡诈无情。 然而他终于大意了，杨继盛的死劾激起了他的愤怒，混淆了他的思维判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杀死杨继盛。 杨继盛就是奔着死来的。 他不受严嵩的收买，不听朋友的劝告，明知毫无胜利的希望，却依然押上自己的一切，以死罪弹劾严嵩，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 只求一死。 用死来表达他的愤怒，用死来唤醒胆怯的人们，如同春秋时的铸剑师那样，杨继盛用他的生命铸就了那柄斩杀奸邪的利剑。 事实证明，杨继盛的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圈套，而严嵩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 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正如严嵩所预料的那样，愤怒的嘉靖批示了这封奏疏：秋后处决。 消息传出之后，一个女人在自己简陋的房中，完成了另一封奏疏。 这个女人是杨继盛的妻子，伟人的老婆自然也不是常人，在上书里，这个弱女子提出了一个公平的交换条件——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 一命换一命，很公平。 严嵩看到了这封奏疏，然后扔进了文书堆里。 杨继盛的妻子文化不高，这封文书是她口述，由王世贞代写的，在临刑前，他再次来到狱中，去向他的同年兼好友告别。 王世贞是个讲义气的人，之前他曾多次探监，给杨继盛送来汤药，帮助他熬了下来。 可是事已至此，回天乏术，于是在诏狱中，王世贞和他的朋友见了最后一面。 眼前的杨继盛已经不成人形了，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众人的追捧，他很平凡，即使在那支光荣的进士队伍中，他也只是一个为人忽视、沉默寡言的人，辉煌显赫从未属于过他。 而今的他，只剩下了残肢破衣、遍体鳞伤，还有即将到来的死亡命运。 杨继盛却只是平静地提出了最后的要求： “我的后事，就劳烦你了。” 杨继盛没有钱，他的妻子也没有钱，对他而言，要想找口棺材入土为安，是比较困难的。 王世贞用力地点了点头，这已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完了，杨继盛即将走向他人生的最后舞台——刑场。 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候，王世贞终于不禁放声大哭： “椒山，事情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 然而此时的杨继盛笑了，他倚着墙壁，用残腿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元美（王世贞字元美），不必如此，”在昏暗的牢房中，他的脸上映射出无比自豪的光芒： “死得其所，死又何惧！”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初一日，杨继盛英勇就义。 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手无寸铁的杨继盛，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只凭借他的信念和勇气。 临刑前，他赋诗一首：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叫做信念。 不畏强权，虽死无惧，叫做勇气。 在这一天，严嵩在他的府邸里欢庆自己的胜利，而嘉靖依然在西苑继续着他的修道事业。 在这一天，杨继盛用他的死向全天下人揭示了严嵩的真面目，之前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严党就此走上灭亡之路，因为有这样一句古话——众怒难犯。 也就在这一天，努力营救却终未如愿的徐阶，在他学生血淋淋的尸首前，领悟了政治斗争的最终秘诀： 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 粉饰太平 第二十章 英雄的结局 权倾天下的胡宗宪之所以落得这个结果，起因还是告状。不久之前，南京户科给事中陆凤仪弹劾他十大罪状，包括投靠严嵩、贪污腐化、谎报军功以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等等。 一直以来，告胡宗宪的人总是络绎不绝，这并不奇怪，任谁坐在他那个位置上，都得被人告死。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却从未有人能奈何得了他。 因为胡宗宪聪明机灵，且皇帝庇佑、会搞关系，所以总是平安无事，涉险过关。 但所谓树大招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被人吊起来当靶子轮番攻打，皮肉再厚实，也是抵挡不住的，慢慢地皇帝也不待见他了，加上陆凤仪所说的那些也并非虚构，这位仁兄确实投靠奸党，好大喜功，身边女人众多，生活作风上很成问题。 于是日积月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了下来，皇帝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他被革职查问，关入监狱，而这一次，别说白鹿，就算白老虎、白豹子一起出来，也回天无力了。 嘉靖同志还比较厚道，念在胡宗宪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且送过白化鹿的情分上，免职后就放他回家了。 但这位仁兄当年为了急于立功，干过的缺德事实在太多，两年之后，他又被人揭发，说他曾假拟圣旨，摊上这么个罪名就算神仙也跑不掉了。 胡宗宪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监狱，等待问罪，但嘉靖同志为人实在不错，依然没有杀他的打算，只是将其关押待审。 然而一向坚强的胡宗宪再也承受不住了，他费尽了心思，用尽了气力，不惜投靠奸党，不惜声名狼藉，奉承逢迎，溜须拍马，无所不用其极，他背弃了盟约，杀死了徐海，除掉了汪直，送出白鹿，屡报祥瑞，只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为了拯救万民，平息倭乱。 但现在他却落得了这样一个结局，腐臭的牢房，破烂的囚服，还有遥遥无期的羁押，坐镇东南的风光一去不返，即使将来出狱，等待他的也只是众人的唾弃和鄙视。 骄傲的胡宗宪是无法忍受这些的，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 不久之后的一个深夜，五十四岁的胡宗宪选择了自杀，在牢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临死前，他写下了人生最后时刻的忿怒与不平：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 从徽州到大同，再从大同到浙江，从一个小小的御史，到东南数省的总督，再到阶下囚，胡宗宪把他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他的理想，却有了这样的下场。我相信，在他死前的那一刻，是绝望而又不甘的吧。 所以在这里，我诚实地写下了关于他的一切，他的贪狡背盟，他的阴谋机巧，他的坚韧无畏，他的尽忠报国，以及他所有的好与坏，是与非。 我相信，历史终将给予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胡宗宪完了，但他的志向并未半途而废，戚继光成功地避开了所有纠葛，继续着自己的抗倭战争，不久之后，他和官复原职的俞大猷一起进军福建，历经兴化、仙游之战，清除了福建的倭寇。此后的五年中，他又穷追猛打，至隆庆元年（1567），为祸中国数十年的倭患终于被平息。 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起，在胡宗宪的统领下，经过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不懈努力，历时十二年的长期战斗，日本强盗们终于被赶出了中国。 这场历时极长，影响极大的抗倭之战，虽然过程极其惊心动魄，却并没有什么太大规模的战役，几十万人对砍的大场面也从未出现过，但我依然详尽地记录下了它的过程。 因为在这次祸乱中，有名的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以及千千万万无名的老百姓，都用他们的行动，对侵略者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声音： 这里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我们将守卫在这里，永不屈服，绝不退让。胆敢进犯这片土地的人，必将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 而这出好戏的几个主角，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结局。 平定福建后，俞大猷去了两广地区，就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在那里他成功讨伐叛乱，并获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右都督（一品）。 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还真是有始有终，到了这个份上，莫名其妙的事情竟然还没完，他明明为官清廉，家里穷得不行，竟然被人告黑状，说他贪污腐化，只得回家休养。不久后再次出任福建总兵，没曾想几年后因为部下犯错被降职，之后又升官，万历八年（1580） 去世，年七十七，追封左都督。 折腾了一辈子的俞大侠终于不用再折腾了，虽然他一辈子都很莫名其妙，但他的丰功伟绩将永世流传。 戚继光去了蓟门，十七年后，当年那个巡逻的小军官又回到了这里，但他的称呼已经改成了戚总兵。在这里，他将得到盟友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并发挥出自己的最大能量，关于他的故事还很长。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位主角，而他的结局最为奇特，也最为悲惨。 在胡宗宪被抓走的时候，徐渭一句话也没说，因为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现在他要担心的，是他自己。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他十分清楚，作为胡宗宪的幕僚，他自然也难逃干系，但更让他痛苦的是自己梦想的彻底破灭。 徐渭是有梦想的，他虽然诗词书画样样精通，却并不想做一个文学家或艺术家，他希望获得功名，成就一番事业，这才是他真正的抱负。 当他成为胡宗宪的左右手，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时候，他曾一度以为自己的前程将会无比光明，然而转瞬之间，命运却再次将他抛入了深渊。 希望已经落空，加上时有传闻，说要把他抓去跟胡宗宪做伴，徐渭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试图自杀，具体方法如下： 方法1、用斧头砍自己的头。 方法2、用钉子钉入自己的脑袋。 方法3、用锤子锤自己的肚子。 要说奇人就是奇人，自杀也用这么奇怪的招数，但更奇怪的是，虽历经不懈的努力，他竟然还是没有死成，虽然他鲜血满面，长钉入脑，内脏出血，偏偏就是没死，创造了医学界的奇迹。 所以也有人猜测，他不过是为了避祸装疯自残而已，但如果装疯，他的本钱似乎也下得太大了。但总而言之，他吃了很多苦，却还是进了监狱，不过不是被胡宗宪牵连，而是因为杀人。 由于在自杀（或是装疯）中太过卖力，他一时错手，杀掉了自己的妻子，悔恨之余，被当地政府逮捕法办，看在他名气大，加上又是误杀，没有处决他，只是关进了牢房。 这一关就是七年，后来他的同乡听说此事，设法营救，终于让他走出了监狱。 此时已是隆庆年间，天下已然大变，物是人非。五十多岁历尽沧桑的徐渭看上去，似乎比七十岁的老头还要苍老，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外表落魄不堪的人，竟然就是当年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的东南第一军师。 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前程，连希望也已失去。 于是孑然一身的徐渭开始流浪，他游历全国，福建、直隶、山西，然后是蓟州，在那里，他再次见到了戚继光。 徐渭平生为人孤傲，自负奇才，经常蔑视他人，却唯独对戚继光礼遇有加，因为在他看来，此人极其生猛，其才不下于己，所以引为知交。 见到这位久别的战友，戚继光十分激动，他安排了酒宴，招待老朋友，在酒桌上，两人把酒言欢，谈及徐渭将来的去向时，戚继光表示，希望他能留下来，在自己的军中效力。 徐渭却只是笑而不答，戚继光是个机灵人，也就不再提起，徐渭并没有变，虽然落魄，虽然流浪，却依然是那个心高气傲的徐渭。 于是他们说起了另一件事。 话题又回到了当年的平倭事略，精研兵法的徐渭开始畅谈天下名将，在他看来，自嘉靖以来武将堪称杰出者惟三人而已：戚继光、俞大猷，以及谭纶（时任蓟辽总督），其余的皆是泛泛之辈，不值一提。 这里提一下谭纶，此人虽后来的名气不如戚继光，当时却是戚继光的上级，他文官出身，喜好军事，从军三十余年，极有谋略且对敌作战勇猛，每次打仗都要亲自上阵，据统计被他亲手杀死的敌人就多达上百人，可谓是杀人如麻，名将之誉实至名归。 戚继光同意徐渭的说法，却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你说得没错，只是在我看来，还有一个。” 第二天，拜别了戚继光，怀着好奇心的徐渭出发前往辽东，他要亲眼见一见那个连戚继光也推崇备至的第四个人——李成梁。 在辽东，徐渭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时任辽东副总兵的李成梁家要请先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前去应聘。 当看到眼前的这个落魄的半老头子时，李成梁差点准备让人给他盛点饭，让他赶紧走人。出于礼貌，他还是极有耐心地询问此人有何专长，能教些什么。 “兵法。” 当这个答案传到众人的耳朵里时，在场的所有人几乎同时哄堂大笑，李成梁也禁不住笑出了声。自己就是武将，还要你这个糟老头来教兵法？ 然而堂下的这个人却丝毫不乱，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嘲笑他的人。 李成梁却不笑了，因为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不久之前，蓟州总兵戚继光曾派人快马前来报信，描述过一个类似的人。 他改变了态度，小心翼翼地问道： “阁下是从孟诸（戚继光号孟诸）那里来的吗？” 徐渭微微点了点头。 于是李成梁严辞喝斥了那些无礼的部下，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阁下可是姓徐？” 在得到再次肯定后，他立刻迎下堂来，恭敬地向这位老先生行礼，旁边的人惊讶至极，都瞪大了眼睛，但李成梁却清楚地知道，当他还是一个落魄秀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筹谋东南，名震天下。 他把自己的长子李如松和次子李如柏叫到身边，当面交付给了徐渭，并叮嘱他们要用心向学，虚心讨教。 徐渭并没有辜负李成梁的期望，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将自己的文赋才学，以及在那段抗倭岁月中所领悟的一切悉数教给了这两个少年。 毕竟徐渭的这套理论和之前的先生教授的完全不同，特别是他所传的抗倭兵法，似乎并不适于对付那些平日纵横驰骋于平原之上的蒙古骑兵。李如松产生了疑问： “学这些有用吗？” 徐渭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十分严肃地点了点头。 于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李如松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着徐先生教给他的一切，他相信终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不久之后，徐渭提出了辞职，虽然李成梁百般挽留，他却依然离开了这里，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 二十多年后朝鲜平壤。 被追得只剩半条命的朝鲜国王李日公终于回到了他的王宫，而在此之前不久，这里还曾是侵朝日军将领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的指挥部，但现在，他将在这里召开盛大的宴会，欢迎那个赶走日军，将他接回王宫的人。 蓟辽提督李如松如约前来了，作为援朝军指挥官，他率军自入朝以来，连战连捷，多次击败日军小西行长部，歼灭上万敌军，接连收复平壤、开城、平安、江源等地，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场危局。 李日公十分崇敬李如松，对他的用兵之法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毕竟要没有这位仁兄，估计他还不知在哪个山沟里蹲着，但在他的心中，也有着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于是借此机会，他请教了李如松： “贵军如此善战，那为何之前祖承训将军会失败呢？” 李日公所说的祖承训，是先期入朝的明军将领，但他作战不利，没多久就全线败退回国，与后来的李如松形成了强烈反差。 李如松笑了笑，吩咐手下拿出了一本书，展示在李日公面前： “制倭之策，皆在此书之中也。”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纪效新书》，作者戚继光。 李日公大喜，看过了封面后，准备从李如松的手中接过此书，继续看内容，然而李如松面上保持着微笑，手却紧握此书，缓缓地收了回来。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表示——这本书不能给你看。 李日公没有勉强，却牢牢地记住了此书的名字，后来命人到中国大量购买，《纪效新书》就此传入朝鲜以及日本。 虽然李如松拿出了硬通货，但李日公仍有所怀疑，他接着询问李如松，难道他打胜仗就只凭这一本书不成？ 李如松收敛了笑容，他庄重地告诉这位国王，此书是名将戚继光所写，书中总结了其当年与倭寇作战十余年之经验，专克日军，虽看似不起眼，却极难领会，要妥善运用，未经长期实践，断不可为。 而自己能熟悉其中兵法，却非此书所赐，因为该书尚未出版之前，他就早已通晓了其中的奥妙。 于是李日公好奇地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此书未成之时，你又怎能熟知书中兵法呢？ “很久以前，我的老师曾教授于我。” 李如松向着南方昂起了头，他知道，在四十多年前，作为自己的先辈，他的老师曾在那里与戚继光一同战斗，驱除倭寇，保家卫国。 此时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 但李如松不知道的是，几乎与此同时，那个曾经教过他的老先生，正躺在一所破屋之中，他已经卖光了所有的字画，贫病交加，且无人理会。不久之后，他带着满腔的悲愤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年七十三。 徐渭传奇的一生就此划上了句号，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他已经顽强地坚持了太久。他的所有一切，都将被载入史册，因为绝顶的才学机智，和那些不朽的功勋。 帝国飘摇 第十一章 千古，唯此一人 【爱与恨的边缘】 万历五年（1577）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以眼前这些小喽罗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越发有恃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就灭了谁，自从赶走高拱后，内阁中只剩他一人，为体现民主风格，他又陆续提拔几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是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 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对于这四个人，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 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 这句话看上去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摄也。 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 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 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 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 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也会不满的，毕竟他老人家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了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 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 说起这二位的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 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四十二年（1563）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六岁就立了太子，四年后又死了爹，直接当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三十多年王爷的爹来，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聪明勤奋的人。 万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他也知道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个人不容易，要想维持住这个家，就得靠张先生。 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对此深信不疑。 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高拱同志）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关键时刻，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的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 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 由于父亲死得早，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书》。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此书中，张居正特意挑选了一百一十七个历史事件，其中好事八十一件，坏事三十六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于小人书，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 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待遇，每到夏天热时，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时，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当然，别人是没有的），当旁边的诸位同僚擦汗打哆嗦时，张先生这里却是气定神闲，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 在万历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 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现在是太后了），对张居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 李太后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她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 从看到张居正的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他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那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虽说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很清楚，中国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自己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她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慈禧）不知要强多少倍。 【关于后宫参政问题的调研】 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纵观整个明代，什么事情都有，太监专权，大臣独裁，可偏偏老婆（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垂帘听政，压根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为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原因十分简单。 先介绍一下相关知识，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事的并不少见，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更是数不胜数，讲到这里，也请诸位女性同胞暂不要动手，容俺说完。 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是个生理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女性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往往会跟着感觉走，比如慈禧大妈，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就把人给废了，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她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不改革不行，只为了吐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实在太不理智。 冲动是魔鬼，这话一点不错。 当年秦孝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就找来几匹马把他给分了（五马分尸，学名车裂），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不耽误，相比而言，慈大妈的档次实在差得太远。 到后来，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她废掉光绪，且一直指手划脚，一怒之下，就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京城，估计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列强宣战（早干嘛去了），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就那么高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又慌了，赶紧撤除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回来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欢心。 说起这位慈大妈，真是一声叹息，不知从何讲起，国家被她搞得一团浆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她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 当然了，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那就真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步一个脚印，从宫女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部干掉，连儿子也不例外，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她在历史上的名声比慈禧实在好得太多。 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武则天在看公文，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她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她很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 所以慈禧只是个阴谋家，而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外，还要整国家。 而李太后就不同了，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 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 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在明代，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络腮胡子不算，在当时那是土匪特征），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随风飘扬，不但美观，沾点墨水就能写字，也很实用。张居正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既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要不喜欢他，那就真没天理了。 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 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比爹还爹。 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时万历正在读论语，张居正站在一边听，读到其中一句“色勃如也”的时候，小朋友一时大意，认了个白字，把勃读成了“背”音。 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身旁一声大吼： “这字应该读勃！” 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会不高兴，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老子就爱读背，你怎么着？ 但当时的万历，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 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他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 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绝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 三十年前，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 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情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 虽说这样也不错，但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谁来给他擦屁股？ 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 万历，你就是我的目标，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我已不再年轻，也终将死去，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诵，青史流芳。 如此，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 事情似乎比想象得还要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朝政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很配合。 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 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简直嗜玩如命，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耍，于是经常旷课终于惹怒了老师，让他回家去了。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可在家住了两个月，死乞白赖地又回来了。我问：何以不玩？答：玩完，无趣。 万历皇帝的情况大致如此，刚即位时，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情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干，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疏，想写点批示，一看，上面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划勾盖章的权力他都没有，要知道，那是冯保的工作。 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干，那就找人玩，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太监玩。 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斗蛐蛐，他就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喜欢闹事（酒风不好）。 于是万历八年（1580），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了，有一天，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那位仁兄说：你唱个歌给我听吧。 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 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 换在其他朝代，这事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面还是有人管的。 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就得到了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 等他到地方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 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 然而李太后不肯干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 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 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 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异母兄弟是名人，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 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这里不多讲，但此时，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涵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 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 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 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 所谓皇帝的检讨，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也曾写过，但这玩意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毫无作用。 想当年我上初中时，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总有那么几个缺心眼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 而皇帝的“罪己诏”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 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 “我来写！” 无私志愿者，张居正。 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 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岗？ 在他十八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兄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哭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八年的感情就此划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罪己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 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划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 这就是万历八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 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去。 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即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 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就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地，她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 小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是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 万历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或东西）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西方专用），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张文远来了！），再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滑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到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儿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利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平静与生机，边境除了李成梁先生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失去、得到】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 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之悲痛，这是真的，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 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 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 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最为人忌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相当之铁，所以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 然而天就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 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 冯保同志敬请节哀，蠹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 自打掌权后，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打弹弓，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 在我小时候，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就成了奸贼，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是两说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 冯保闯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完蛋去也。 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万历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 这是冯保，张居正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张先生在朝中经营多年，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 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四维。 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张四维已隐忍了太久。 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看起来，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张四维的父亲，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 也就是说，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博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面还有。 后来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徽，一个叫张定徽，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杨博的两个孙女。 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博是兵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颇有微辞。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 当然，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三年（1575），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 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十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十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 但事实上，张四维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 五年之前的那一天，殷士儋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士儋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 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士儋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走他，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 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士儋的人，正是张四维。 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 好了，这起迷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四点： 1、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 2、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博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 3、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博的亲家。 4、高拱曾推荐张四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士儋。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 当然，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四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四维。 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万历十一年（1583），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唯恐落后于人。 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 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 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 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的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先生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三十二个人抬的轿子。 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 而在愤怒之后，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抄家正式开始。 其实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 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 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丘橓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有万人捶，对广大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 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争取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 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家里，又没有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丘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 没关系，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 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从张居正家中共抄出黄金上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如此看来，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老实人了。 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了二百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 自杀的人，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但在死前，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的控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所谓张凤盘，就是张四维，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还顺道拉上了万历。 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 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为了朝廷首辅。 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也感觉事情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 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张四维的心愿也已了结，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 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十年前，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记得，当时我碍于形势，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 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 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理，却很合法。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 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 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代嵩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 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 大结局 第二十一章 结束了 结束了吗？ 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吗？ 没有。 从理论上说，文章结束了，但从实践上说，还没有。 废话。 其实历史和小说不一样，因为历史的答案，所有人都知道，崇祯同志终究是要死的，而且肯定是吊死，他不会撞墙，不会抹脖子，不会喝敌敌畏，总而言之，我不说，你们都知道。 所以结局应该是固定的，没有支线。 但是，我的结局，并不是这个。换句话说，我的文章，有两个结局，这只是第一个。 我读了十五年历史，尊重历史，所以这篇文章从头至尾，不能说无一字无来历，但大多数，都是有出处的。我不敢瞎编。 所以第二个结局，也是真实的，只不过比较奇特，它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最后，我决定把这个比较奇特的结局写出来。 第二个结局徐宏祖出生的时候，是万历十五年。 在这个特定的年龄出生，真是缘分，但外面的世界，跟徐宏祖并没有多大关系，他的老家在江阴，山清水秀，不用搞政治，也不怕被人砍，比较清净。 当然，清净归清净，在那年头，要想出人头地，青史留名，只有一条路——考试（似乎今天也是）。 徐宏祖不想考试，不想出人头地，不想青史留名，他只想玩。 按史籍说，是从小就玩，且玩得比较狠，比较特别，不扔沙包，不滚铁环，只是四处瞎转悠，遇到山就爬，遇到河就下，人极小，胆子极大。 此外，他极其讨厌考试，长大后，让他去考科举，死都不去。该情节，放在现在，大致相当于抗拒高考。 这号人，当年跟今天的下场，估计是差不多，被拉回家打一半死不活，绝无幸免。 然而徐宏祖的父母没有打他，非但没有打他，还告诉他，你要想玩，就玩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行。 这种看似惊世骇俗的思想，似乎很不合理，但对徐家人而言，很合理。 对了，应该介绍一下徐宏祖同志的家世，虽然他的父母，并非什么大人物，也没名气，但他有一位祖先，还算是很有名的，当然，不是好名。 在徐宏祖出生前九十年，徐家的一位先辈进京赶考，路上遇到了一位同伴，叫做唐寅，又叫唐伯虎。 没错，他就是徐经。 后来的事情，之前讲过，据说是徐经作弊，结果拉上了唐伯虎，大家一起完蛋，进士没考上，连举人都没了，所以徐经同志痛定思痛，对坑害了无数人（主要是他）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教育子孙，要与这个万恶的制度决裂，爱考不考，去他娘的。 对这段百年恩怨，徐宏祖是否了解，不清楚，但他会用，那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徐家虽说没有级别，还有点钱，所以他决定，索性不考了，出去旅游。 刚开始，他旅游的范围，主要是江浙一带，比如紫金山、太湖、普陀山等等。后来愈发勇猛，又去了雁荡山、九华山、黄山、武夷山、庐山等等。 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钱。 旅行家和大侠的区别在于，旅行家是要花钱的，列一下，大致包括以下费用：交通费、住宿费、导游费、餐饮费、门票费，如果地方不地道，还有个挨宰费。 我说过，徐家是有钱的，但只是有点钱，没有很多钱，大约也就是个中产阶级。按今天的标准，一年去旅游一次，也就够了，但徐宏祖的旅行日程是：一年休息一次。 他除了年底回家照顾父母外，一年到头都在外面，但就这么个搞法，他家竟然还过得去。 原因很简单，比如交通费，他不坐火车、也不坐汽车（想坐也没），少数骑马，多靠步行（骑马爬山试试）。 住宿费，基本不需要，徐宏祖去的地方，当年大都没有人去，别说三星级，连孙二娘的黑店都没有，树林里、悬崖上，打个地铺，也就睡了。 餐饮费，也没有，我考察过，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也没什么餐馆，每次他出发的时候，都是带着干粮，而且他很扛饿，据说能扛七八天，至于喝水，山里面，那都是矿泉水。 门票费也是不用了，当年谁要能在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设个点收门票，那只能说明，他比徐宏祖还牛，该收。 挨宰费是没有的，但挨宰是可能的，且比较敞亮，从没有暗地加价坑钱，都是拿刀，明着来抢。要知道，没门票的地方，固然没有奸商，却很可能有强盗。 据本人考证，徐宏祖最大的花销，是导游费用。作为一个旅行家，徐宏祖很清楚，什么都能省，这笔钱是不能省的，否则走到半山腰，给你挖个坑，让你钻个洞，那就休息了。 就这样，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徐宏祖，穿着俭朴的衣服，没有随从，没有护卫，带着干粮，独自前往名山大川，风餐露宿，不怕吃苦，不怕挨饿，一年只回一次家，只为攀登。 从俗世的角度，徐宏祖是个怪人，这人不考功名，不求做官，不成家立业，按很多人的说法，是毁了。 我知道，很多人还会说，这种生活荒谬，是不符合常规的，是不正常的，是缺根弦的，是精神有问题的。 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是吃饱了，撑的，人只活一辈子，如何生活，都是自己的事，自己这辈子浑浑噩噩地没活好，厚着脸皮还来指责别人，有多远，就去滚多远。 徐宏祖旅行的唯一阻力，是他的父母。他的父亲去世较早，只剩他的母亲无人照料。圣人曾经教导我们：父母在，不远游。 所以在出发前，徐宏祖总是很犹豫，然而他的母亲找到他，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男儿志在四方，当往天地间一展胸怀！” 就这样，徐宏祖开始了他伟大的历程。 他二十岁离家，穿着布衣，没有政府支持，没有朋友帮助，独自一人，游历天下二十余年，他去过的地方，包括湖广、四川、辽东、西北，简单地说，全国十三省，全部走遍。 他爬过的山，包括泰山、华山、衡山、嵩山、终南山、峨眉山，简单地说，你听过的，他都去过，你没听过的，他也去过。 此外，黄河、长江、洞庭湖、鄱阳湖，金沙江、汉江，几乎所有江河湖泊，全部游历。 在游历的过程中，他曾三次遭遇强盗，被劫去财物，身负刀伤，还由于走进大山，无法找到出路，数次断粮，几乎饿死。最悬的一次，是在西南。 当时，他前往云贵一带，结果走到半路，突然发现交通中断，住处被当地土著围，过了几天，外面又来了明军，又开始围，围了几天，就开始打，打了几天，就开始乱。徐宏祖好歹是见过世面的，跑得快，总算顺利脱身。 在旅行的过程中，他还开始记笔记，每天的经历，他都详细记录下来，鉴于他本人除姓名外，还有个号，叫做霞客，所以后来，他的这本笔记，就被称为《徐霞客游记》。 崇祯九年（1636），五十岁的徐宏祖决定，再次出游，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出游，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 正当他考虑出游方向的时候，一个和尚找到了他。 这个和尚的法号，叫做静闻，家住南京，他十分虔诚，非常崇敬鸡足山迦叶寺的菩萨，还曾刺破手指，血写过一本法华经。 鸡足山在云南。 当时的云南鸡足山，算是蛮荒之地，啥也不通，要去，只能走着去。 很明显，静闻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要一个人去，估计到半路就歇了，必须找一个同伴。 徐宏祖的名气，在当时已经很大了，所以他专门找上门来，要跟他一起走。 对徐宏祖而言，去哪里，倒是个无所谓的事，就答应了他，两个人一起出发了。 他们的路线是这样的，先从南直隶出发，过湖广，到广西，进入四川，最后到达云贵。 不用到达云贵，因为到湖广，就出事了。 走到湖广湘江（今湖南），没法走了，两人坐船准备渡江。 渡到一半，遇上了强盗。 对徐宏祖而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他已经遇到好几次了，但静闻大师，应该是第一次。此后的具体细节不太清楚，反正徐宏祖赶跑了强盗，但静闻在这场风波中受了伤，加上他的体质较弱，刚撑到广西，就圆寂了。 徐宏祖停了下来，办理静闻的后事。 由于路上遭遇强盗，此时，徐宏祖的路费已经不足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当地人劝他，放弃前进念头，回家。 徐宏祖跟静闻，是素不相识的，说到底，也就是个伴，各有各的想法，静闻没打算写游记，徐宏祖也没打算去礼佛，实在没有什么交情。而且我还查过，他此前去过鸡足山，这次旅行对他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而他说，我要继续前进，去鸡足山。 当地人问：为什么要去。 徐宏祖答：我答应了他，要带他去鸡足山。 可是，他已经去世了。 我带着他的骨灰去。答应他的事情，我要帮他做到。 徐宏祖出发了，为了一个逝去者的愿望，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虽然这个逝去者，他并不熟悉。 旅程很艰苦，没有路费的徐宏祖背着静闻的骨灰，没有任何资助，他只能住在荒野，靠野菜干粮充饥，为了能够继续前行，他还当掉了自己所能当掉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个承诺。 就这样，他按照原定路线，带着静闻，翻阅了广西十万大山，然后进入四川，越过峨眉山，沿着岷江，到达甘孜松潘。 渡过金沙江，渡过澜沧江，经过丽江、经过西双版纳，到达鸡足山。 迦叶寺里，他解开了背上的包裹，拿出了静闻的骨灰。 到了。 我们到了。 他郑重地把骨灰埋在了迦叶寺里，在这里，他兑现了承诺。 然后，他应该回家了。 但他没有。 从某个角度讲，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因为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旅途，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 他离开鸡足山，又继续前行，行进半年，翻越了昆仑山，又行进半年，进入藏区，游历几个月后，踏上归途。 回去没多久，就病了。 喜欢锻炼的人，身体应该比较好，天天锻炼的人（比如运动员），就不一定好，旅游也是如此。 估计是长年劳累，徐宏祖终究是病倒了，没能再次出行。崇祯十四年（1641），病重逝世，年五十四。 他所留下的笔记，据说总共有两百多万字，可惜没有保留下来，剩余的部分，大约几十万字，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 在这本书里，记载了祖国山川的详细情况，涉及地理、水利、地貌等情况，被誉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翻译成几十国语言，流传世界。 好的，总结应该出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的故事，他为了研究地理，四处游历，为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是这样吗？ 不是的。 其实讲述这人的故事，只想探讨一个问题，他为何要这样做。 没有资助，没有承认（至少生前没有），没有利益，没有前途，放弃一切，用一生的时间，只是为了游历？ 究竟为了什么？ 我很疑惑，很不解，于是我想起另一个故事。 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后，经常被记者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爬？ 他总不回答，于是记者总问，终于有一次，他答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再问的答案：因为它（指珠峰），就在那里！ 因为它就在那里。 其实这个世上很多事，本不需要理由，之所以需要理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找抽，抽久了，就需要理由了。 正如徐霞客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他们都曾游历天下，然而，他们都是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受命前往四方。” “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受命，只是穿着布衣，拿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故虽死，无憾。” 说完了。 我要讲的那样东西，就在这个故事里。 我相信，很多人会问，你讲了什么？ 用如此之多的篇幅，讲述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在终结的时候，却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重复一遍，我要讲的那样东西，就在这个故事里，已经讲完了。 所以后面的话，是讲给那些不明白的人，明白的人，就不用继续看了。 此前，我讲过很多东西，很多兴衰起落、很多王侯将相、很多无奈更替、很多风云变幻，但这件东西，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要告诉你，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 现在你不明白，将来你会明白，将来不明白，就再等将来，如果一辈子都不明白，也行。 而最后讲述的这件东西，它超越上述的一切，至少在我看来。 但这件东西，我想了很久，也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或是词句来表达，用最欠揍的话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然而我终究是不欠揍的，在遍阅群书，却无从开口之后，我终于从一本不起眼，且无甚价值的读物上，找到了这句适合的话。 这是一本台历，一本放在我面前，不知过了多久，却从未翻过，早已过期的台历。 我知道，是上天把这本台历放在了我的桌前，它看着几年来我每天的努力，始终的坚持，它静静地，耐心地等待着终结。 它等待着，在即将结束的那一天，我将翻开这本陪伴我始终，却始终未曾翻开的台历，在上面，有着最后的答案。 我翻开了它，在这本台历上，写着一句连名人是谁都没说明白的名人名言。 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这就是我想通过徐霞客所表达的，足以藐视所有王侯将相，最完美的结束语：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全文完—— 大结局 后记 本来没想写，但还是写一个吧，毕竟那么多字都写了。 记得前段时间，去央视面对面访谈，主持人问我，书写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其实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我自己很多次，高兴、兴奋、沮丧，什么都有可能。 但当这刻来到的时候，我只感觉，没有感觉。 不是矫情。 怎么说呢，因为我始终觉得写这玩意，是个小得没法再小的事。 然而很快有人告诉我，你的书在畅销排行榜蹲了几天，几月，几年，然后是几十万册、几百万册，直到某天，某位仁兄很是激动地对我说，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本书发行量，可以排进前十五名。 有意思吗？说实话，有点意思。 雷打不动的，还有媒体，报纸、期刊、杂志、电视台，从时尚到社会，从休闲到时局，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国到外国，借用某位同志的话，连宠物杂志都上门找你。平均一天几个访问，问的问题，也大致雷同，翻来覆去，总也是那么几个问题，每天都要背几遍，像我这么乏味的人，谁愿意跟我聊，那都是交差，我明白。 外型土得掉渣，也硬拽上若干电视讲坛，讲一些相当通俗，相当大众，相当是人就能听明白的所谓历史（类似故事会），当然，该问的还得问下去，该讲的可能还得讲下去。 这个没意思，没意思，也得接着混。 我始终觉得，我是个很平凡的人，扔人堆里就找不着，放在通缉令上，估计都没人能记住，到现在还这么觉得，今天被人记住了，明天就会被人忘记，今天很多人知道，明天就不知道，所以所谓后记，所谓感想，所谓获奖感言之类的无聊的，乱扯的，自欺欺人的，胡说八道的，都休息吧。 那么接下来，说点有必要说的话。 首先，是感谢，非常之感谢。 记得马未都同志有次对我说，这世上很多人都有不喜欢你的理由。因为你成名太早，成名太盛，太过年轻，人家不喜欢你，那是有道理的，所以无论人家怎么讨厌你，怎么逗你，你都得理解，应该理解。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无所谓。 但让我感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应该还是喜欢我的，一直以来，我都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没有你们，我撑不到今天，谢谢你们，非常真诚地谢谢你们。 谢谢。 然后是心得，如果要问我，有个什么成功心得，处世原则，我觉得，只有一点，老实做人，勤奋写书，无它。 几年来，我每天都写，没有一天敢于疏忽，不惹事，不闹事，即使所谓盛名之下，我也从未懈怠，有人让我写文章推荐商品，推荐什么就送什么，还有的希望我做点广告，费用可以到六位数，顺手就挣。 我没有理会。因为我不是商人。 出版商亲自算给我听，由于我坚持把未出版部分免费发表，因此每年带来的版税损失，可以达到七位数，这还不包括盗版，以及各种未经许可的文本。 我依然坚持，因为我相信，这是个自由的时代，每个人有看与不看的自由，也有买和不买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强迫。 这是我的处世原则，我始终坚持，或许很多人认为这么干很吃亏，但结果，相信你已经看到。 好的，还有历史，既然写了历史，还要说说对历史的看法。 就剩几句了，虚的就算了，来点实在的吧。 很多人问，为什么看历史，很多人回答，以史为鉴。 现在我来告诉你，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发现，其实历史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变化，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该杀的人还是要杀，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所有发生的，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能超越历史的人，才叫以史为鉴，然而我们终究不能超越，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 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 能改的，叫做缺点，不能改的，叫做弱点。 顺便说下，能超越历史的人，还是有的，我们管这种人，叫做圣人。 以上的话，能看懂的，就看懂了，没看懂的，就当是说疯话。 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看得历史比较多，所以我这个人比较有历史感，当然，这是文明的说法，粗点讲，就是悲观。 这并非开玩笑，我本人虽然经常幽默幽默，但对很多事情都很悲观，因为我经常看历史（就好比很多人看电视剧一样），不同的是，我看到的那些古文中，只有悲剧结局，无一例外。 每一个人，他的飞黄腾达和他的没落，对他本人而言，是几十年，而对我而言，只有几页，前一页他很牛，后一页就怂了。 王朝也是如此。 真没意思，没意思透了。 但我坚持幽默，是因为我明白，无论这个世界有多绝望，你自己都要充满希望。 人生并非如某些人所说，很短暂，事实上，有时候，它很漫长，特别是对苦难中的人，漫长得想死。 但我坚持，无论有多绝望，无论有多悲哀，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对自己说，这个世界很好，很强大。 这句话，不是在满怀希望光明时说的，很绝望、很无助、很痛苦、很迷茫的时候，说这句话。 要坚信，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因为你还活着，活着，就要继续前进。 曾经有人问我，你怎么了解那么多你不应该了解的东西，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六七十岁的人才有的感受。我说我不知道。跟我一起排话剧的田沁鑫导演说，我是上辈子看了太多书，憋屈死了，这辈子来写。 我没话说。 还会不会写？应该会，感觉还能写，还写得出来，毕竟还很年轻，离退休尚早，尚能饭。 继续写之前，先歇歇，累得慌。 是的，这个世界还是很有趣的。 最后送一首食指的诗给大家，我所要跟大家讲的，大致就在其中了吧。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二十多岁写，写完还是二十多岁，有趣。 是的，这个世界还是很有趣的。 无需害怕。 无需绝望。 要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