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
扉页题字周一良撰稿白寿彝曹文柱陈连庆陈琳国邓奕琦杜昇云郭良玉郭朋郭预衡韩国磐何绍庚胡守为季羡林黎虎李经纬林文照刘金沂刘雪英瞿林东施光明汪子春夏露薛军力杨光辉杨文衡余桂元于天池张文强曾敬民郑佩欣周兆望（按汉语拼音序列） 中国通史(第五卷)丁编传记第一章袁绍、曹操第一节袁绍①谋诛宦官袁绍（？—202 年），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出身于东汉后期一个势倾天下的世家。从他的高祖父袁安起，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②父逢，官司空。叔父隗，官司徒。伯父成，官左中郎将，早逝。袁绍庶出，过继于袁成一房。 袁绍生得英俊威武，甚得袁逢、袁隗喜爱。凭借世资，年少为郎，不到二十岁已出任濮阳县长。不久，因母故服丧，接着又补服父丧，前后六年。礼毕，他拒绝辟召，隐居洛阳。 这时是东汉统治日趋黑暗的年代，宦官专政愈演愈烈，残酷迫害以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为代表的“党人”。袁绍虽自称隐居，表面上不妄通宾客，其实在暗中结交党人和侠义之士，如张邈、何颙、许攸等人。张邈是大名鼎鼎的党人，“八厨”之一。何颙亦是党人，与党人领袖陈蕃、李膺过从甚密，在党锢之祸中，常常一年中几次私入洛阳，与袁绍商量对策，帮助党人避难。而许攸同样是反对宦官斗争的积极参与者。袁绍的密友中，还有曹操，他们结成了一个以反宦官专政为目的的政治集团①。袁绍的活动引起了宦官的注意，中常侍赵忠愤愤然地警告说：“袁本初抬高身价，不应朝廷辟召，专养亡命徒，他到底想干什么！”袁隗听到风声，于是斥责袁绍说：“你这是准备败我们袁家！” 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朝廷被迫取消党禁，大赦天下党人。袁绍这才应大将军何进辟召为掾。何进，汉灵帝刘宏皇后的异母兄，以外戚贵显，统领左右羽林军，对宦官专政不满。袁绍有意借何进之力除掉宦官，而何进因袁氏门第显赫，也很信任袁绍。从此，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当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中常侍赵忠、张让等并封侯爵。郎中张钧上书痛斥宦官专政之害，竟被捕杀狱中。中平五年（188），东汉朝廷另组西园新军，置八校尉。袁绍被任命为中军校尉②，曹操为典军校尉。但大权掌握在宦官、上军校尉蹇硕手中，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听从他的调度指挥。 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病重，太子未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宦官与外戚何进的矛盾激化了。灵帝有两个儿子：一是何皇后所生，名辩；一是王美人所生，名协。群臣请立太子，灵帝因刘辩轻佻浅薄，很不中意，但废嫡立庶，又担心群臣反对，所以举棋不定。蹇硕等宦官当然心领神会，尤不愿大权落入何进手中，因此借口韩遂作乱，提议请大将军领兵西上。在这个关键时刻，何进洞悉宦官的诡计，以青徐黄巾复起为辞，奏请遣袁绍东进徐① 本节资料依据《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者，不另作注。 ② 《后汉书·袁安传》。 ① 参见方诗铭：《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载《学术月刊》1987 年第二期。② 《后汉书·袁绍传》称袁绍任佐军校尉。 兖，待袁绍兵还，自己再西击韩遂。不几天，灵帝病死，蹇硕决定先诛何进，后立刘协，于是派人迎何进入宫计事，何进却集结军队于宫外，严阵以待，而称病不入。蹇硕迫于压力，不得不立刘辩为帝。 刘辩即帝位，何皇后以皇太后临朝称制，太傅袁隗与大将军何进辅政，同录尚书事。这是外戚与官僚士大夫对宦官的一个胜利。这时，袁绍通过何进的宾客张津对何进说：“黄门、常侍这些宦官执掌大权已经天长日久，专干坏事，将军应该另择贤良，整顿国家，为天下除害。”何进甚以为是，乃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何颙为北军中候、许攸为黄门侍郎、郑泰为尚书。同时受到提拔的有二十多人，他们都成了何进的心腹。 蹇硕内不自安，再度谋诛何进，但被人告发，何进下令捕杀之。鉴于宦官蠢蠢欲动，何进恐怕发生意外，称病不参预灵帝丧事。袁绍认为只有杀掉所有宦官，才能免除后患。他对何进说：“从前窦武准备诛杀内宠，而反受其害，原因是事机不密，言语漏泄。五营兵士都听命于宦官，窦氏却信用他们，结果自取灭亡。如今将军居帝舅大位，兄弟并领强兵，军队将吏都是英俊名士，乐于为将军尽力效命。一切在将军掌握之中，这是苍天赐予的良机，将军应该一举为天下除掉祸害，以垂名后世！”何进报告太后，太后不许，他也就不敢违背太后意旨。事后他想：“或者只杀几个罪恶昭彰的？”袁绍见何进动摇，又进而对他说：“宦官亲近至尊，传达诏令，如不一网打尽，必将贻患无穷。况且现在计划已经外露，将军为何不早下决断？事久生变，后下手会遭祸殃的。”但是，由于太后母亲舞阳君与何进弟何苗屡受宦官贿赂，而从中作梗，多方阻挠；也由于何进素无决断，犹犹豫豫，所以仍然没有结果。 袁绍看见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焦灼，再一次献策说：“可以调集四方猛将豪杰，领兵开往京城，对太后进行兵谏。”何进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下令召并州牧董卓带领军队到京，又派部下王匡、骑都尉鲍信回家乡募兵。四方兵起，京师震动，何太后才感到事态严重。她匆匆把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放回家。宦官们着慌了，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一起去叩求何进恕罪。袁绍在旁再三劝何进乘此机会杀掉他们，但何进还是把他们放走了。袁绍很不甘心，写信通知州郡，诈称何进之意令逮捕宦官亲属入狱。 宦官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他们借口离京前愿最后侍奉一次太后，又进了宫。在张让的指挥下，中常侍段珪等率党徒数十人，候何进入宫，斩之于嘉德殿前。何进部将听说何进被杀，领兵入宫，虎贲中郎将袁术攻打宫城，焚烧青琐门。张让等人遂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从复道仓皇外逃。袁绍与叔父袁隗佯称奉诏，杀死宦官亲党许相、樊陵，然后列兵朱雀阙下，捕杀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宦官赵忠等，又命令关闭宫门，严禁出入，指挥士兵搜索宫中的宦官，不论老幼皆斩尽杀绝，死者有二千多人，有些不长胡须的人也被当成宦官杀掉了。 讨董盟主正当袁绍在内宫大肆屠戮宦官的时候，董卓率领军队抵达洛阳西郊，于北邙阪下与少帝和陈留王相遇。董卓无意中得到了一张王牌，他拥簇着少帝，带着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洛阳城。 在何进决定调董卓领兵入京时，主簿陈琳曾经提醒他说：“大兵一到，强者称雄，这样做是倒拿干戈，授柄于人，不但不能达到目的，恐怕还会引起混乱呢！”目睹董卓八面威风，不可一世的模样，刚刚从泰山募兵回到洛阳的鲍信忧虑地对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居心叵测，如果不能及早采取措施，就要陷入被动，如果乘他长途行军，士马劳顿，发起突然袭击，还能擒拿他。”袁绍见董卓兵强马壮，心里害怕，不敢轻举妄动。鲍信不觉非常失望，带兵回泰山去了。 董卓十分骄横，决意实行废立，以建立个人的权威。他傲慢地对袁绍说：“天下之主，应该选择贤明的人。刘协似乎还可以，我想立他为帝。如果还不行，刘氏的后裔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袁绍一听非常生气，但慑于董卓威势，只默不作声地横握佩刀，向董卓拱了拱手，扬长而去。 袁绍不敢久留洛阳，他把朝廷所颁符节挂在上东门上，逃亡冀州。董卓下令通缉袁绍，当时有人劝董卓说：“废立大事，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因为害怕逃跑，并非有其它意思。现在通缉他太急，势必激起事变。袁氏四代显贵，门生、故吏遍天下，得到袁家恩惠的人更多。如果袁绍招集豪杰，拉起队伍，群雄都会乘势而起，那时，关东恐怕就不是明公所能控制得了，所以不如赦免他，给他一个郡守当，那么，他庆幸免罪，也就不会招惹事端了。”于是，董卓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赐爵邟乡侯。 董卓在洛阳一意孤行。中平六年（189 年）九月，他废少帝为弘农王，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他自署相国，又自称“贵无上”，性极残忍。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①。贵戚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家更不胜其苦了。洛阳附近也惨遭董卓军队的蹂躏和洗劫。有一次，董卓派军队到阳城，遇见一群正在举行祭社活动的人们，士兵冲入人群，砍杀男子，掠抢妇女和财物，驾走他们的车牛，把砍下的头颅挂在车辕上，说是攻贼大胜，狂呼滥叫地回到洛阳城。其景象惨不忍睹，令人发指！ 董卓擅行废立和种种暴行，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的愤恨，他所任命的关东牧守也都反对他。各地讨伐董卓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讨伐董卓，袁绍是最有号召力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家世地位，还因为他有诛灭宦官之功和不与董卓合作的行动。本来，冀州牧韩馥恐怕袁绍起兵，故派遣几个部郡从事驻勃海郡监视，限制袁绍的行动。这时，东郡太守桥瑁冒充三公写信给各州郡，历数董卓罪状，称“受董卓逼迫，无以自救，亟盼义兵，拯救国家危难”云云。韩馥接到信件，召集部属计议，他问大家：“如今应当助袁氏呢，还是助董氏呢？”治中从事刘子惠正色说：“兴兵是为国家，如何说什么袁氏、董氏！”韩馥语塞，脸有愧色。不过从韩馥的话中，也可知袁绍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份量。迫于形势，韩馥不敢再阻拦袁绍，他写信给袁绍，表示支持他起兵讨董。 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韩馥留邺，供给军粮。豫州刺史孔颍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各有军队数万。董卓见关东盟军声势浩大，乃挟持献帝，驱赶洛阳百姓迁都长安，临行前杀害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等袁氏家口五十多人。 ① 《后汉书·董卓列传》。 袁绍虽为众望所归，其实很不孚众望。作为盟主，他既不率先杀敌，也指挥不了这支数十万的大军。各州郡长官各怀异心，迁延日月，保存实力。酸枣驻军的将领每日大摆酒宴，谁也不肯去和董卓的军队交锋。甚而“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①。酸枣粮尽，诸军作鸟兽散，一场讨伐不了了之。董卓西走长安后，袁绍准备抛弃献帝，另立新君，以便于驾驭。他选中软弱的汉宗室、幽州牧刘虞。当时袁氏兄弟不睦，袁术有自立之心，假借维护忠义，反对另立刘虞为帝。袁绍写信给袁术，信中说：“先前我与韩文节（韩馥字）共谋长久之计，要使海内见中兴之主。如今长安名义上有幼君，却不是汉家血脉，而公卿以下官吏都媚事董卓，如何信得过他！当前只应派兵驻守关津要塞，让他衰竭而亡。东立圣君，太平之日指日可待，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况且我袁氏家室遭到屠戮，决不能再北面事之了。”他不顾袁术反对，以关东诸将的名义，派遣原乐浪太守张岐谒见刘虞，呈上众议。刘虞断然拒绝。袁绍仍不死心，又请他领尚书事，承制封拜，也同样被刘虞拒绝了。 割据冀州董卓未垮，关东牧守为了扩充个人的地盘，争夺土地和人口，自己倒厮杀起来了。韩馥唯恐袁绍坐大，故意减少军需供应，企图饿散、饿垮袁绍的军队。而袁绍并不安于渤海小郡，对“天下之重资”的冀州垂涎已久。在联兵攻董时，他曾问过曹操说：“大事如果不顺，什么地方可以据守呢？”曹操反问：“足下的意思怎样呢？”袁绍答道：“我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兼有乌丸、鲜卑之众，然后南向争夺天下，这样也许可以成功吧！”袁绍所谓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其中间广大地区正是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冀州。不过，当时袁绍颇不景气，门客逢纪建议取冀州时，袁绍甚踌躇，对他说：“冀州兵强，我军饥乏，如若攻打不下，我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逢纪心生一计，说：“韩馥是一个庸才，我们可以暗中与辽东属国长史公孙瓒相约，让他南袭冀州。待他大兵一动，韩馥必然惊慌失措，我们再趁机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去和他说明利害关系，不怕他不让出冀州来。”袁绍很看重逢纪，果然照他的意思写一封信送给公孙瓒。初平二年（191），公孙瓒发兵，外托讨伐董卓，南袭冀州。韩馥军一战败绩，慌了手脚，此时袁绍的说客高干、荀谌不失时机地到了邺城。高干是袁绍外甥，荀谌与韩馥的关系不错。他们对韩馥说：“公孙瓒乘胜南下，诸郡望风而降；袁车骑也领兵到了延津，他的意图难以预料，我们私下都很为将军担忧。”韩馥一听，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急切地问：“既然如此，那怎么办呢？”荀谌不正面回答，反问道：“依将军估计，在对人宽厚仁爱方面，您比袁绍怎样？”韩馥说：“我不如。”“在临危决策，智勇过人方面，您比袁绍怎么样？”韩馥又说：“我不如。”“那么，在累世广施恩德，使天下人家得到好处方面，您比袁绍又当如何呢？”韩馥摇摇头：“还是不如。”连提了几个问题后，荀谌这才说：“公孙瓒率领燕、代精锐之众，兵锋不可抵挡；袁绍是一时的英杰，哪能久居将军之下。冀州乃国家赖以生存的重地。如果袁绍、公孙瓒合力，与将军交兵城下，将军危亡即在旋踵之间。袁绍是将军的旧交，而且结为同盟，如今为① 《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 将军着想，不如把冀州让给袁绍。袁绍得到冀州以后，公孙瓒也就不能和他抗争，那时，他一定会深深感激将军。冀州交给亲密的朋友，将军不但能获得让贤的美名，而且您还会比泰山更加安稳，希望将军不必有什么顾虑！”韩馥生性怯懦，缺少主见，听荀谌这么一说，也就同意了。韩馥的许多部下都忧虑重重，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劝谏说：“冀州虽然偏僻，但甲士百万，粮食足以维持十年，而袁绍则是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我手上，一旦断了奶，立刻就会饿死，为什么我们竟要把冀州让给他？”韩馥无奈地说：“我是袁氏的故吏，才能也不如本初，量德让贤，这是古人所推崇的，你们为何还要一味加以责备呢！”驻屯在河阳的都督从事赵浮、程涣听到消息，急急自孟津驰兵东下，船数百艘，众万余人，请求出兵拒袁绍，韩馥不许。终于，韩馥搬出了官署，又派自己的儿子把冀州牧的印绶送交袁绍。 袁绍代领冀州牧，自称承制，送韩馥一个奋威将军的空头衔，既无将佐，亦无兵众。袁绍手下有一名都官从事朱汉，曾经遭到韩馥的非礼，一直耿耿于怀。他知道韩、袁二人之间积怨甚深，借故派兵包围了韩馥的住所，手持利刃，破门而入。韩馥逃到楼上，朱汉抓住韩馥的长子，一阵乱棍拷打，把两只脚都打断了。韩馥受了很深的刺激，虽然袁绍杀死朱汉，但他还是离开了冀州去投奔张邈。有一天，在张邈府上，韩馥见袁绍派来一个使者，使者对张邈附耳低语。韩馥心中不觉升起了一团疑云，感到大难临头了，于是起身到厕所，举刀自杀。 袁绍得了冀州，踌躇满志地问别驾从事沮授说：“如今贼臣作乱，朝廷西迁，我袁家世代受宠，我决心竭尽全力兴复汉室。然而，齐桓公如果没有管仲就不能成为霸主，勾践没有范蠡也不能保住越国。我想与卿同心戮力，共安社稷，不知卿有什么妙策？”沮授原任韩馥别驾，颇有谋略，袁绍使居原职。他回答说：“将军年少入朝，就扬名海内。废立之际，能发扬忠义；单骑出走，使董卓惊恐。渡河北上，则渤海从命；拥一郡之卒，而聚冀州之众。威声越过河朔，名望重于天下！如今将军如首先兴军东讨，可以定青州黄巾；还讨黑山，可以消灭张燕。然后回师北征，平公孙瓒；震慑戎狄，降服匈奴。您就可拥有黄河以北的四州之地，因之收揽英雄之才，集合百万大军，迎皇上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阳。以此号令天下，诛讨未服，谁抵御得了？”袁绍听了，眉开眼笑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愿啊！”随即加沮授奋威将军之号，使监护诸将。沮授的这番话，充满了肉麻的阿谀之词，博得袁绍笑逐颜开，也得到升官发财的酬劳。不过，他主张迎汉献帝，挟天子以号令天下，确为有识之见。如果后来袁绍能照着做，日子肯定会好过得多。但是，袁绍原来就反对立汉献帝，他所谓“兴复汉室”不过是遮人耳目的高调罢了。袁绍又用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这两人比较正直，但在韩馥部下却郁郁不得志。此外，袁绍还用许攸、逢纪、荀谌等人为谋士。但是，袁绍无甚政治才能，他在冀州“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治中审配的家族，竟藏匿罪犯，为逋逃渊薮。正如曹操指出的那样“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①攻灭公孙瓒①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魏书》。 冀州北有公孙瓒，南有袁术，这是袁绍的两个劲敌。初平二年（191）冬，孙坚依附于袁术。袁术以他领豫州刺史，屯阳城。孙坚出兵攻击董卓时，袁绍却派周昂任豫州刺史，袭取阳城。袁术派遣公孙瓒弟公孙越协助孙坚回救阳城，公孙越在作战中被流矢射中身亡。当时，正在青州镇压黄巾军的公孙瓒怒不可遏地说：“我弟弟的死是袁绍惹出来的。”于是举兵攻打袁绍。公孙瓒攻势凌厉，威震河北。一时间，冀州郡县纷纷望风而降。袁绍大惊，为了取悦公孙瓒，缓和局势，他拔擢公孙瓒从弟公孙范任勃海太守，但公孙范到了勃海，立即倒戈。初平三年（192）春，袁绍亲自领兵迎战公孙瓒，两军在界桥南二十里处交锋。公孙瓒以三万步兵，排列成方阵，两翼各配备骑兵五千多人，他自督“白马义从”为中坚②。袁绍令麹义率八百精兵为先锋，以强弩千张为掩护，他统领步兵数万在后。公孙瓒见袁绍兵少，下令骑兵发起冲锋，践踏敌阵。麹义的士兵镇静地俯伏在盾牌下，待敌骑冲到只距离几十步的地方，一齐跳跃而起，砍杀过去；与此同时，千张强弩齐发，向敌骑飞去。公孙瓒的军队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全军陷入一片混乱，骑兵、步兵都争相逃命。麹义的军队则越战越勇，临阵斩公孙瓒所署冀州刺史严钢，杀敌千余人，又乘胜追到界桥。公孙瓒企图守住界桥，但再次被打败了。麹义一直追击到公孙瓒的驻营地。袁绍命令部队追击敌人，自己缓缓而进，随身只带着强弩数十张，持戟卫士百多人。在距离界桥十余里处，听说前方已经获胜，就下马卸鞍，稍事休息。这时公孙瓒部逃散的骑兵二千多突然出现，重重围住了袁绍，箭如雨下。别驾田丰拉着袁绍，要他退进一堵矮墙里，袁绍猛地将头盔掼在地上，说：“大丈夫宁可冲上前战死，躲在墙后，难道就能活命吗！”他指挥强弩手应战，杀伤了不少敌骑，敌骑没有认出袁绍，也渐渐后退。稍顷，麹义领兵来迎袁绍，敌骑才撤走了。 这一年，公孙瓒又派兵到龙凑攻打袁绍，结果再次被打败，遂退守幽州，不敢轻举妄动了。 初平四年（193），太仆赵岐奉命劝和，袁、公孙双方宣告休战。三月，袁绍南下薄落津。这时，魏郡发生兵变，造反的兵士和黑山起义军会后，占领了邺城，整个邺中有十多支起义部队。但起义军中有一个叛徒陶升，他入邺城后把袁绍和州内官吏家属保护起来，并把他们送往斥丘。袁绍迸屯斥丘，任陶升为建义中郎将，然后大举进剿起义军。他在朝歌鹿场山苍岩谷围攻黑山军五天，杀害首领于毒。接着，他又凶狠地镇压了左髭丈八、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多支起义军，屠其屯壁，滥杀无辜，死者数万人。 从初平三年至兴平二年（192—195），中原局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在长安，司徒王允和中郎将吕布等密谋杀死了董卓，使万民额手称庆。但王允不能妥善处理董卓部属，引起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举兵叛乱。结果王允被杀，吕布东逃。后来，李傕、郭汜发生火并，互相屠杀，而汉献帝作为一尊偶像，被这些军阀争来抢去。在兖州，曹操异军突起。原兖州刺史刘岱死后，兖州地方势力推举曹操接任，他采取武装镇压和诱降的两手，迫使三十万青州黄巾军投降。他又连破袁术，把袁术挤到淮南。在他东征徐州刺史陶谦时，地方势力的代表张邈、陈宫背叛他，迎吕布入兖州。曹操经过艰苦的斗争，② 《后汉书·公孙瓒传》：“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才重新夺回了兖州。在幽州，公孙瓒兼并了刘虞，刘虞旧部鲜于辅等招引乌桓，攻打公孙瓒，袁绍也集中十万兵力与鲜于辅等合兵，在鲍丘共同打败了公孙瓒，迫使他退保易京。 兴平二年（195）十月，汉献帝在杨奉等人的护卫下逃到曹阳，后面李傕率军穷追不舍。这时，沮授再次提醒袁绍把汉献帝这面旗帜抢到手。他说：“将军生于宰辅世家，以忠义匡济天下。目今皇上流离失所，宗庙受到毁坏。而州郡牧守以兴义兵为名，行兼并之实，没有一人起来保卫天子，抚宁百姓。现将军已经粗定州城，应该早迎大驾。在邺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兵马以讨不臣。那时，还有谁胆敢反抗！”沮授的意见遭到郭图、淳于琼的反对，他们说：“汉室衰微已经很久了，今天要重新振兴谈何容易！况且目前英雄各据州郡，士众动以万计，这时就是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天子迎到自己身边，那么动不动都得上表请示。服从命令就失去权力，不服从就有抗拒诏命的罪名，这不是好办法。”沮授又苦口婆心地劝告：“迎皇上不仅符合道义，而且是符合当前需要的重大决策。如果我们不先下手，一定会有人抢在前头。取胜在于不失时机，成功在于敏捷神速，希望将军考虑。”但是袁绍终于没有采纳沮授的意见，以致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曹操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会，当汉献帝回到故都洛阳，曹操力排众议，于建安元年（196）八月，亲自到洛阳朝见献帝。他借口洛阳残破不堪，粮食奇缺，把汉献帝转移到许县，在许县建立新都城，从而把献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曹操借天子以自重，略取了河南大片土地，甚至关中的割据势力也纷纷来归附，势力发展很快。原来，袁绍没有把曹操放在眼里，他举荐曹操担任东郡太守，把曹操当作自己的附庸。吕布占领兖州，他又与曹操连和。那时，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和谐。现在，曹操迎汉献帝都许，许县成了当然的政治中心，曹操也成了汉帝当然的代言人，随心所欲，号令四方，这是袁绍始料未及的，他实在后悔不迭。 袁绍要求迁都鄄城，那儿离自己较近，便于控制。曹操不但一口回绝，而且下诏书责备他说：“你地广兵多，而专门树立私党；不见你出师勤王，但见你发兵与他人互相攻伐。”袁绍明知是曹操捣鬼，也只得上书为自己申辩。曹操自任汉大将军，而任袁绍为太尉，改封邺侯。太尉虽贵，但地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深感屈辱，上表不受封拜。他愤愤地说：“曹操几次差点完蛋了，是我挽救了他，今天他反以天子的名义对我发号施令！”当时，曹操的实力不如袁绍，且东有徐州吕布、西有南阳张绣、南有淮南袁术，皆虎视眈眈，曹操无暇与袁绍争锋，只能采取克制忍耐的策略。建安二年（197），他派将作大匠孔融使邺，拜袁绍为大将军，以缓和矛盾。 此后几年，袁绍继续致力于讨伐公孙瓒。公孙瓒在易京的外围挖了十道壕沟，城内垒起许多土台，一般高五、六丈，高台上建楼。他自己居住在中间高达十丈的台楼上，以铁作门，男人七岁以上皆不得入门，身边只有侍奉他的姬妾，来往书信文书都要用绳索吊上吊下，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城内积谷甚多，防守严密，袁绍进攻历年，也攻打不下。谋臣田丰见大军长期滞留冀北，对袁绍说：“迁都之计既然不能实现，应该及早夺取许都，奉迎天子。那时我们也可以事事以诏书为名，号令四海，这才是上策。否则，我们总有一天会落入人家的手中，即使后悔也来不及。”袁绍不听。 建安三年（198），袁绍亲领大军围攻易京，公孙瓒遣其子续向黑山军求救。袁绍上架云梯，下挖地道，不断加强攻势，易京危如累卵，公孙瓒手下的将领有的投降、有的溃散。翌年春，公孙续和黑山军首领张燕带领十万救兵分三路向易京进发。公孙瓒派人给公孙续送密信，约定以点火为信号，内外夹击袁绍军。这封信被袁绍的哨兵截获了，袁绍将计就计，依照约定的信号点起火堆。公孙瓒以为救兵已到，领兵攻出来，遭到袁绍伏兵的痛击，又龟缩入城。袁绍加紧挖地道，一直挖到台楼下，先用柱子顶着楼基，然后火烧支柱，楼台也就随之崩塌了。公孙瓒无路可走，乃缢杀姐妹妻子，然后引火自焚，这时袁绍的士兵冲到楼上将他斩杀。至此，袁绍占据了幽州，兼并了公孙瓒的军队。 袁绍有三子：长子谭、次子熙、三子尚。他宠爱后妻刘氏，对刘氏所生的袁尚特别偏爱，有意以袁尚为嗣，因此出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沮授劝诫说：“年纪相当应选择贤者为嗣，德行又相当要用占卜来决定，这是自古以来的原则。将军如果不能改变决定，祸乱就要从这件事上发生了。”袁绍则说：“我是准备让几个儿子各据一州，考察他们的才能。”攻克幽州以后，以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以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只留袁尚在身边。 袁绍占据冀、青、幽、并四州，拥有几十万军队。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的野心更大了，给献帝的进贡渐渐稀少了。有一次，他忽然接到久无往来的袁术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汉朝的天下早就丢掉了，天子受人控制，政出于私门，豪强角逐，国土分裂，现在和周朝末年七国纷争的时代没有两样，结果是强者兼并天下。我们袁家受命于天，理应当皇帝，符命、祥瑞都显示得一清二楚了。今日您拥有四州之地，民户百万。论实力无人比得上您的强大，论德行无人比得上您的崇高。即使曹操有心扶衰拯弱，怎么能够接续已经灭绝了的天命呢？”袁术在建安二年（197）称帝淮南，但只过了两年半时间，搞得资实空虚、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在走投无路之际，他“慷慨”地表示愿把帝号让给袁绍。心有灵犀一点通，袁绍见信虽然不敢声张，心里却是求之不得的。他指使主簿耿苞为自己当皇帝寻找根据，耿苞私下对他说：“赤德已经衰败，袁氏是黄帝后裔，应该顺天意、从人心。”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按“五德相生”的“理论”，汉朝是所谓火德（即赤德），火德要由土德代替；黄帝就是土德，而袁家为黄帝的后代，所以袁氏取代汉朝是“天意”。袁绍故意向军府僚属公开了耿苞的这些鬼话，本指望大家同声拥戴，没想到僚属们都认为耿苞妖言惑众，混淆视听，应当杀头。袁绍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唯恐露出马脚，急忙令人杀了耿苞。 官渡败北建安四年（199）初，袁、曹之间的一场决战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时候了。袁绍称帝不成，便决定驱使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夺取许都，把汉献帝从曹操手里抢过来。他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积极准备南下。当时，袁绍部下意见纷纭，监军沮授说：“近年来讨伐公孙瓒，连年兴兵，百姓疲惫不堪，仓库没有积蓄，赋役也十分沉重，这些都是令人忧虑的。现在我们不如先派使者给朝廷送上平定公孙瓒的捷报，并抓紧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如果捷报不能上达天子，那么我们可以上表谴责曹操封锁我们与朝廷的联系，那时就能出师黎阳，经略河南。我们还应该多造船只，修缮器械，派遣精骑，几路骚扰曹操的边境，使他们不得安宁。如此以逸待劳，在三年之内，就可不劳而定。”但是，郭图、审配极力主张迅速出兵，他们说：“按照兵法，兵力超过敌人十倍以上者可以包围敌人，超过敌人五倍就可以进攻，而兵力相当，则可决战。现在有明公的英明勇武，集结河朔的强兵，以此讨伐曹操，实在易如反掌。如果不乘机攻取，以后就难办了。”沮授又说：“救乱除暴，称为义兵；恃众凭强，称为骄兵。义兵所向无敌，骄兵必先灭亡。曹操奉迎天子在许都建立宫室，如今我们举兵南向，是违背道义的。况且最重要的在于正确决策，而不在力量强弱。曹操法令畅行无阻，士卒都训练有素，不像公孙瓒那样坐受围困。如果我们不采取稳妥的办法，相反兴起无名之师，未免太使人担心了。”郭图、审配针锋相对地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尚且不能说不义，何况征讨曹操，怎么说师出无名！明公将士精勇，人人争先，此时不能早定大业，是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正是越国之所以称霸，吴国之所以灭亡的缘故。监军的意见乃只求稳妥，不知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呀！”袁绍自恃地广兵强粮足，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忠告。郭图等人又在背后进谗言说：“沮授监统内外兵众，威震三军，倘若他的势力逐渐加强，怎么控制得了！臣下服从主人才能昌盛，主上服从臣下就会灭亡，这是黄石公在《三略》中所告诫的。统兵在外的将领，不宜让他参知内政。”因此，袁绍把沮授统领的军队分成三部，其中两部分分别交给郭图和淳于琼。 九月，曹操分兵把守官渡，准备抗击袁军。袁绍企图联合张绣和刘表对曹操进行夹击。他派使者到穰城联络张绣，还特意给张绣的谋士贾诩捎信结好。张绣打算应允，还没有说话，贾诩在一旁先开口了，他说：“请你回去转告袁本初，兄弟都不能相容，怎么容得了天下的国士呢？”使者怏怏而回。不久，张绣率众投降曹操。袁绍又派人到刘表处求援，刘表假惺惺答应了，实际上按兵不动，对袁曹之争斗只打算作壁上观。张、刘的态度使袁绍迟迟没有动手。 建安五年（200）元月，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背叛曹操，策应袁绍。曹操为消弭后患，领兵攻打刘备。此时，田丰对袁绍说：“曹操东击刘备，一时不容易罢兵，明公如能举兵袭击他的后方，一定可以一往而胜。”但袁绍却说孩子有病，田丰气冲冲地退了出来，边走边用拐杖狠狠敲着地面，说：“完了，没有希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因为孩子有病就丢掉，可惜啊！”袁绍听说以后，恼羞成怒，从此疏远田丰。 待曹操击败刘备，还军官渡之后，袁绍才匆促决定出兵，田丰认为战机已失，再次进谏说：“曹操既然打败了刘备，现在许下不再是空虚的了。而且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常，兵众虽少，也不能等闲视之，所以不如作持久之计。将军据有山河之固，拥有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选拔精锐，分为奇兵，速速打击敌人势力薄弱的地区。他救右则击左，救左则击右，使敌人疲于奔命，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这样，我方还没疲劳，敌方已经困乏，不出三年，可以安坐而战胜它。如今放弃必胜的策略，以一战决定成败，倘若不能如愿，悔之晚矣！”袁绍不仅不听田丰的劝告，而且积前后之怨，加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把田丰拘押起来。 二月，袁绍发布讨伐曹操檄文，指控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忠害良，专为枭雄”。他派颜良包围白马，自己率领大军抵黎阳。四月，曹操声东击西，北救白马之围，斩杀颜良，迁徙民众撤向官渡。袁绍依仗自己人多势众，准备挥师渡河，追赶曹军。因为屡谏而被嫌弃的沮授，这时又站出来劝阻说：“战争胜负变化莫测，不能不周密计划。大军应当留屯延津，另分兵进攻官渡。如能攻克，再迎大军也不迟，否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袁绍不从。沮授在大军即将渡河的时候叹息：“在上者骄傲，在下者贪功，悠悠黄河，我还能渡回来吗！”他推托身体有病，不愿过河。袁绍非常气恼，强迫沮授随军渡河，而把他所部军队割属郭图。袁绍渡河后，驻屯在延津南面。他派出刘备、文丑挑战，被曹军打败，大将文丑被斩。再战，又折两员战将和许多人马，袁军中大为震恐。曹军退还官渡后，袁军集结在阳武，沮授忍无可忍，又对袁绍说：“北军人多，但英勇善战不如南军；南军粮少，物资储备不如北军。南军利于速战，北军利于缓兵。所以我军应打持久战，拖延时日。”袁绍仍然不从，他命令部队逐渐逼近官渡，紧靠曹军扎营，军营东西绵延数十里。 九月，两军会战，曹军失利，躲进营垒中坚壁不出。袁绍修筑壁楼，堆起土山，从高处发箭射击曹营。箭如雨下，曹营中的将士只得蒙着盾牌走路。但壁楼、土山不久就被曹军的“霹雳车”轰毁了。袁绍又暗凿通往曹营的地道，曹军则在营中挖掘长沟进行防御。袁军的运粮车还遭到曹军的袭击。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河南老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背叛曹军，响应袁军。然而，这种有利于袁绍的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这时，袁绍派淳于琼带领万余人北迎运粮车，沮授特意提醒说：“可增派蒋奇领一支人马在淳于琼外侧，以防止曹操钞略。”而谋士许攸则提出乘曹操倾军而出，轻骑奔袭许都的建议。然而，刚愎自用的袁绍竟听不进分毫，无所动作。事有凑巧，在邺城的许攸家族中有人犯法，被留守的审配抓进监狱，许攸大为不满，遂投奔曹操。在许攸的谋划下，曹操亲自领兵赴乌巢，袭击淳于琼。当曹操奔袭乌巢之时，袁军部将张郃主张救授淳于琼，他对袁绍说：“曹操亲自出马，必然得手，那么事情就无可挽回了。”郭图却别出心裁地说：“不如现在发兵去进攻曹军大营。”袁绍认为郭图说得对，只要攻拔曹营，曹操就无家可归了。于是派高览、张郃率领重兵攻击曹营，而只派一支轻骑救援乌巢。高览、张郃攻营不下，乌巢大败的消息已经传来了，二将无心恋战，竟自向曹军投降。袁绍全军大乱，一下子全垮了。慌忙之中，袁绍及长子袁谭各单骑逃遁，直奔黄河渡口，随后又逃来一群骑兵，约有八百骑，渡河至黎阳北岸。这一仗袁绍损失七、八万人，武器、辎重、图书、珍宝无数。当他跌跌撞撞走进部下蒋义渠营帐中时，握着蒋的手，无比伤感地说：“我把自己的脑袋都交给你了。” 袁、曹双方逐鹿于大河南北，袁绍据兵精粮足的冀州，所谓“带甲百万，谷支十年”，或许有些夸张，但当四战之地的河南遭受严重破坏时，冀州相对是比较富足的。从袁绍提十万大军南下、粮草又源源不绝地起运的情况看，优势显然在袁绍方面，况且袁绍手下的文臣武将，如田丰、沮授、许攸之流，也都称得上足智多谋的人才，然而袁绍却在官渡一败涂地，众叛亲离，并从此一蹶不振。 官渡败后，有人对田丰说：“你必将受重用了。”田丰平静地回答说：“如出兵打胜了，我一定能够安全。如今兵败，我必死无疑。”果然，袁绍回到邺城，说：“我当初不听田丰之言，今天真的要让他笑话了。”于是下令杀了他。 不久，袁绍发病，死于建安七年（202）夏天。 袁绍子袁谭、袁尚在袁绍死后争权相攻，被曹操各个击破。建安十年（205），袁谭被杀，袁尚与二兄袁熙逃亡辽西乌丸。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定乌丸，袁尚、袁熙败走辽东，被公孙康所杀。 第二节曹操早年的政治生活曹操（155—220），又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①，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 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夏侯氏之子①。曾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太尉等官。曹操是曹嵩的长子，他“少机警，有权数”，自幼博览群书，善诗词，通古学。曹操也有过人的武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未被时人所重，但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桥玄一见曹操就大为惊奇，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随之，桥玄又让曹操去拜访汉末主持“月旦评”的名士许子将，许子将评价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②。由此，曹操渐知名于世。 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③。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立即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④。 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中平五年（188），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讨伐董卓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 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准备讨伐董卓。 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牧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① 本节材料依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者，不另作注。 ① 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及郭颁《世语》。 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③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④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主。曹操以行奋武将军的身份，参加讨董军。二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留居洛阳抵御关东军。董卓之凉州军骁勇善战，关东军十余万人驻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无人敢向洛阳推进。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军遭遇，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 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并。 初平三年，司徒王允与吕布在长安定计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攻陷长安，杀王允，进攻吕布，关中也陷入战乱。是时，州郡牧守各据一方，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收编农民起义军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 济北相鲍信等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①，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 献帝初平四年（193）秋，曹操进兵徐州（治郯，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徐州牧陶谦退守郯县。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次年夏，曹操再征徐州，略地至东海。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②。 曾参加讨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和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不满，遂叛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吕布为当时名将，先为董卓部将，曾与王允定计诛杀董卓。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惇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兴平二年（195）夏，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兴平二年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曹操起兵之初，仅有数千人，出任东郡太守前后，他陆续延揽一些拥有宗族、部曲等家兵的豪强地主归附自己，后击溃青州黄巾军，又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这样，曹操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根据地和军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 挟持汉帝迁都许昌献帝刘协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建安元年七月，献帝终于回到洛阳，洛阳经董卓之乱，已是一片废墟。百官没有地方居住，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披荆棘，依丘墙间”①，洛阳也没有粮食，“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②。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③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献帝。随即挟持汉帝迁都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发展农业生产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①。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通过以上二项措施，曹操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曹操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 迎献帝、迁都于许和恢复农业生产是曹操得以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 从建安二年起，曹操利用他“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东征西讨，开始了他翦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 其时，在曹操的北边，是占有冀、并、幽、青四州的袁绍；南边，是占据扬州的袁术；东南，是占据徐州的吕布；正南，是占据荆州的刘表；西边，是关中诸将。此外，董卓部将张济之侄张绣投降刘表后，屯驻于宛县（今河南南阳），对许都形成威胁。 征徐州建安三年（198）九月，曹操东征徐州，进攻久与他为敌的吕布。在曹军攻势之下，吕布军上下离心，十二月，吕布将侯成、宋宪等生擒吕布谋士陈宫归降曹操。吕布见大势已去，下城投降。曹操将吕布、陈宫处死，收降吕布将臧霸、孙观等人，初步控制了徐州。 当时，群雄实力最强的是袁绍。曹操预作布置，命在青州有潜在影响的①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② 《后汉书·献帝纪》。 ③ 《三国志·魏书·毛玠传》。 ① 《三国志·魏书·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臧霸等人攻入青州，占领齐（治今山东临淄）、北海（治今山东寿光东南）等地，巩固右翼；又命大将于禁屯军黄河南岸，监视袁军。不久，张绣听从谋士贾诩之计，投降曹操，曹操大喜，拜张绣为扬武将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年十二月，曹操自率军屯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准备迎击袁绍。 刘备在徐州牧陶谦死后，曾一度出任徐州牧，后徐州被吕布攻占，刘备投奔曹操。曹操认为刘备是个英雄，先后表他为豫州牧、左将军。曹操攻占徐州不久，淮南袁术准备逃往青州往依袁绍，曹操派刘备去截击。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人谋诛曹操事泄，被曹操杀掉。刘备遂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 曹操为了免于将来同袁绍作战时前后受敌，决定先消灭在徐州立足未稳的刘备。时诸将皆怕袁绍乘机来攻许都，曹操对此胸有成竹，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有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遂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刘备逃奔袁绍。 官渡之战袁绍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也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敌人。 袁氏一门，自袁绍曾祖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①，势力本就很大，后袁绍取得冀、并、幽、青四州之地，实力大增，有军队数十万人。袁绍以其长子谭、次子熙、外甥高干分守青、幽、并三州，后方稳固，兵精粮足，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他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志在一举消灭曹操。建安五年二月，袁绍命大将颜良等人进兵白马（今河南滑县北），自率大军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向曹操发动进攻。 曹操的实力比袁绍弱得多。曹操所占的大河以南地区，地盘既小，又是四战之地，残破不堪，还没有完全恢复，物资比不上袁绍那样丰富。曹操的兵力也远不及袁绍，其总兵力大概不过几万人，投入前线的兵力据《武帝纪》说“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刘宋裴松之认为此数不准确，操之兵力不会如此之少，但曹操兵力远逊于袁绍却是毫无问题的。袁绍大军来攻，许都震动。曹操安慰众将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众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我奉也。”曹操对袁绍有很深的认识，他敢于在袁绍将要大军压境之时抽身去进攻刘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之上。 建安五年二月，袁军颜良等人围攻白马，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四月，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谋士荀攸之计，先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在白马以西），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的态势，吸引袁军分兵西向，然后突然转向兼程去救白马。曹操军突然杀到，袁军措手不及，颜良被曹军杀死，袁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黄河西撤。袁绍闻知，立即渡河追赶曹操。曹操见追兵渐近，命军士解鞍放马，并置辎重于道。袁军追兵大至，争抢辎重，阵形混乱。曹操率领仅有的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斩袁绍另一大将文丑。颜良、文丑为袁军名将，二战分别被杀，袁军大震。曹操初战得胜，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 八月，袁绍大军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依沙堆为屯，进逼官渡。曹操①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 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作高橹、起土山，由上向曹营中射箭，接着又挖地道，欲从地下袭击曹营，皆被曹操以相应办法击破。两军一攻一守，相持近二个月。久战之下，曹操处境极为困难。 十月，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派大将淳于琼等带万余人看守，屯于离袁绍大营四十里的乌巢。恰好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来投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亲率精锐步骑五千人，乘夜从小路偷袭乌巢。曹操军至乌巢，命四面放火，袁军大乱，淳于琼拒营死守。袁绍闻知，急忙派兵救授，曹操左右见“‘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草”①。当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时，认为这正是攻破曹操大营的好机会，因此派去的援兵很少，而以重兵围攻曹操大营。但曹营未破，乌巢败讯已经传来，袁军溃散，大将张郃等人投降曹操。袁绍弃军逃回黄河以北。于是曹军大获全胜，斩首七万余级，尽获袁军辎重图书珍宝。曹操清点袁绍书信，得到自己部下写给袁绍的信，尽烧之，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①从客观条件上说，曹操本处于劣势，但由于他能正确分析客观条件，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所以能扬长避短，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使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经过自己主观上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胜利。 官渡一战，曹操击溃了最大敌人袁绍，由他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 建安七年，袁绍病死，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不和，发生火并。袁谭不敌袁尚，向曹操乞降。 建安九年二月，曹操乘袁尚出兵攻打袁谭之机，进军围攻邺城。袁尚率军回救，依滏水（今滏阳河）为营，曹操进军将其营寨包围。袁尚害怕，请求投降，曹操不许。袁尚乘夜逃跑，袁军溃散。袁尚逃奔中山（今河北定县）。曹操命人拿着缴获袁尚的印绶节钺招降邺城守军，城中斗志崩溃。邺城遂被曹操攻破。第二年正月，曹操又以负约为名，攻灭袁谭，冀州平定。于是，曹操让还兖州牧，改任冀州牧。 袁尚兵败后，逃奔幽州刺史袁熙。不久。袁尚、袁熙又逃奔三郡乌桓。 征乌桓建安十二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汉末，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是为三郡乌桓，其首领为辽西部的蹋顿。三郡乌桓与袁氏关系一直很好，并屡次侵扰边境，掳掠人口财物。这年五月，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无终（今河北蓟县）。时正雨季，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曹操从无终人田畴之议，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寻”①的路线进军。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大军登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进至离柳城不足二百里时，乌桓才发现，于是蹋顿与袁尚、袁熙等人率数万骑兵迎击。八月，二军相遇，时曹军辎重在后，“被甲者少，”而放军① 《资治通鉴》卷六三汉献帝建安五年。 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① 《三国志·魏书·田畴传》。 军势甚盛。曹操登高了望，见敌军虽多，但阵势不整，遂命大将张辽为前锋，乘敌阵稍动之机，向敌军发动猛攻。乌桓军大乱，曹军阵斩蹋顿，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袁尚等人逃奔割据平州的公孙康。这时，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也。”遂率军还师。不久，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献与曹操。诸将不明所以，曹操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于是，曹操攻破三郡乌桓，也彻底肃清了袁氏势力。 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 曹操基本平定北方后，兵锋转而南向。建安十三年七月，进军南征荆州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接任荆州牧。九月，曹操大军进至新野（今属河南），刘琮以为无法抵挡，举荆州之众投降曹操。这时，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的刘备屯驻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听说刘琮投降，便率军向江陵（今属湖北）撤退。江陵为荆州重镇，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曹操听说，怕江陵落入刘备之手，遂亲率五千骑兵从襄阳（今湖北襄樊）疾驰三百里，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将刘备追上，并将其军击溃，随后进占江陵。 由于曹操的进军威胁了孙权的统治，孙权命大将周瑜率军三万，与刘备联军抵抗曹操。 曹操自江陵东下，至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与孙、刘联军接战不利，暂驻军于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与对方隔江对峙。 周瑜用诈降之计，命大将黄盖率小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假称投降，向北岸而进，至离曹营二里之处时，各船一齐点火，然后借助风势，直向曹军冲去，曹军大败，舟船被烧。曹操率军从华容道（今湖北监利西北）陆路撤回江陵。遂撤军北还。 赤壁战后的事功赤壁大败后，曹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内部。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贤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材收罗到自己身边。 建安十六年，曹操开始对关中用兵。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锺繇率大将夏侯渊以讨伐汉中（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张鲁为名进兵关中。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十部心生疑惧，一时俱反。曹操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马超等人屯据潼关。七月，曹操率大军亲征关中。九月，大破关中诸军，马超、韩遂逃至凉州，杨秋逃至安定（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南）。十月，曹操进军安定，杨秋投降，关中地区基本平定。 建安十八年，曹操起兵号称四十万，亲自南征孙权。次年正月，曹军进至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攻破孙权设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其将公孙阳。孙权亲率军七万，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二军相持月余，各无所获。曹操见孙权军容严整，自己难以取胜，遂撤军北还。五月，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割冀州的河东、魏郡等十郡以为魏国封地。曹操封魏公后，所任丞相和冀州牧如故，权势愈来愈大。七月，曹操建魏国社稷宗庙，又在魏国内设置尚书、侍中。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①，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七月，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今陕西沔县西北）。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逃往巴中。曹操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 曹操主力退出汉中后，刘备随后向汉中发动进攻。建安二十三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赶往关中，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沔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刘备杀掉，曹军大败。曹操遂放弃汉中，军队全部撤回长安。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曹操刚刚从汉中撤出，刘备大将关羽就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曹操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关羽乘洪水泛滥之机，大破于禁所统七军，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被水淹，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很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而且他早已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曹操，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曹操接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兵，路上被孙权军擒杀。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①曹操手下群臣乘机向曹操劝进。曹操自己还不想废献帝自立，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②建安二十五年正月（220），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这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都是不朽的文学作品。 ① 《三国志·蜀书·杨戏传》。 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第二章刘备、诸葛亮①第一节刘备的早年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据说是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之子刘贞，西汉元狩六年（前116）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因为不及时向皇帝缴纳贡金，失去侯爵，于是世代成为涿县人。刘备的祖父刘雄和父亲刘弘，都曾在州郡做官。 刘备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亲贩鞋织席为生，艰苦的生活使他从小得到许多锻炼。少年老成的刘备，处境虽然艰难，对前途却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他坚信终有一日能够摆脱贫困，干一番大事业。十五岁那年，刘备经母亲张罗，又得到同宗刘元起的资助，与公孙瓒等人一起，拜九江太守、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卢植为师。刘备平日喜好的是狗马、音乐和衣着一类的东西，对读书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期间，他的一大收获是与比他年长的公孙瓒成了好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刘备平时不大讲话，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但很善于接近他人。由于他喜欢交结天下豪侠，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包括关羽、张飞在内的一批有作为的青年人。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当时，中山国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正在涿郡一带从事贩马活动，他们对农民起义十分害怕，见刘备很有组织能力，就捐助了许多钱财，让他纠合起一支队伍，跟随校尉邹靖镇压黄巾军。不久，刘备因为镇压有功，被任命为中山国安喜县（今河北定县东南）尉。一天，郡督邮因公到县，刘备满怀希望求见，却遭到拒绝。盛怒之下，刘备强行进入督邮的住处，将督邮绑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但也因此丢了官。此后，刘备加入大将军何进的队伍，继续参予镇压黄巾军。下邳一役，刘备表现突出，被任命为下密县（今山东昌邑东）丞，不久又做过高唐县（今山东禹城西南）县尉、县令。 初平元年（190），黄巾军攻下高唐县，刘备投奔已经做了东汉中郎将的公孙瓒。当时天下大乱，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公孙瓒以刘备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楷一道，抵抗冀州刺史袁绍的进攻，数立战功，先后被提升为平原县（今山东平原南）县令，平原国相。其时，战事频仍，天下饥馑。刘备矢志功名，乐善好施，他经常与那些地位比他低的士人同席而坐，同桌而食，交结了一批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平原国有位叫刘平的人，素来瞧不起刘备，见刘备地位比他还高，心中甚是不平，于是收买了一名刺客前去刺杀刘备。刘备浑然不觉，对来客照样热情备至，刺客不但没有下手，反而将实情全部告诉了刘备。 公孙瓒被袁绍打败后，刘备与田楷向东转移，屯驻齐国（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初平四年（193），曹操大举进攻徐州，徐州牧陶谦派人向田楷告急，刘备与田楷迅速前往相救。刘备所部共1 千余人，还有一些乌丸骑兵，途中，又收容了几千饥民。到徐州后，陶谦表奏刘备为豫州刺史，让他驻守小沛（今江苏沛县），以防曹操。刘备在此广交文武豪杰，礼贤下士，赢得当地人士的好感。碰巧陶谦一病不起，他于临终前对心腹麋竺说：“非刘备① 刘备、诸葛亮传主要依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下引上传者，不另注。不能安定此州。”陶谦死后，麋竺依嘱率州人迎请刘备，此时为兴平元年（194）冬。徐州“殷富，户口百万”，做徐州牧对于一心想要“立功立事”的刘备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此举并非可以无所顾忌，近在寿春的袁术就让他十分头疼，于是刘备推托说：袁术“四世五公，海内所归”，你们应当去请他。北海相孔融劝刘备说：“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刘备这才做了徐州牧。不出所料，袁术听说刘备做了徐州牧，于建安元年（196）六月，率兵来攻。刘备留张飞守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率领关羽、赵云到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一带迎战，相持一个多月，互有胜负。没想到另一支势力吕布乘虚向刘备后方下邳发起了进攻。下邳守将曹豹本来就与张飞不和，此时与吕布联合，击败了张飞，吕布于是掳走了刘备的家属及将士家口。刘备急忙回军下邳，结果溃败。刘备重新聚合散兵后，攻取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平山堂），但又被袁术打败，不得已退守海西县（今江苏灌南县西南），打败了那里的杨奉、韩暹。当时兵疲粮乏，吏士自相啖食，刘备主动向吕布求和。结果吕布归还其妻儿，还让他做了豫州刺史，吕布自己做了徐州牧。刘备驻守在小沛，暗中招兵买马，不久发展到万余人。建安三年（198）春，吕布派人外出买马，刘备的部下不明情况，贸然抄略了他们的钱财。吕布一气之下，亲自出兵攻打刘备，刘备只身出逃，投奔了曹操。 刘备到许（今河南许昌）后，曹操对他非常器重，曹操的谋臣程昱对曹操说：“据我看，刘备才能出众，又很得人心，终究不会屈居人下，应该乘早除掉他。”曹操考虑再三说：“现在正是收揽英雄的时候，如果因为杀掉他一人而失天下人士之心，是我们不该干的。”于是推荐刘备做了豫州牧。为了让刘备去攻打吕布，曹操一面让他在沛县收集散卒，一面资助他粮食和兵力。公元198 年，吕布进攻刘备，曹操先派夏侯惇救援，不成。于是亲自率军前往梁国（今河南商丘县城南），与刘备会合，然后包围下邳，吕布屡战屡败，部将侯成、宋宪、魏续等率众投降，最后吕布也被活捉。刘备与曹操回到许后，被提升为左将军。曹操对刘备更加客气，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但刘备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专擅朝政的做法十分不满。那时，汉献帝亲手授给外戚车骑将军董承一道密诏，要他筹划诛杀曹操，刘备后来参与了密谋。建安四年春，当他们还没有发难的时候，曹操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酒宴。曹操同刘备评论当时英雄人物，从容地说：“今日天下英雄，看来只有您和我。袁绍之徒，不足挂齿。”刘备正在吃饭，一听此话，还以为自己恢复汉室的密谋被曹操发现，顿时吓得连正在夹菜的筷子都失手了。当时外面正在打雷，刘备为掩饰自己的失态，对曹操说：怪不得古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此刻一震，便致于此。为了争取主动，刘备索性暗中加快速度，与董承等人谋划，准备除掉曹操。正在这时，淮南的袁术因力单势弱，想经徐州北上依附袁绍，曹操担忧二袁联兵以后难以对付，就派了刘备等人率军去截击。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闻讯赶来，告诫曹操：刘备放走不得！曹操也意识到不妥，想改变主意，但已追之不及。刘备还没到徐州，袁术就病死了。刘备乘机再次占领下邳，杀死徐州刺史车胄，自己还驻小沛，让关羽留守下邳。这时，附近的一些郡县脱离曹操，归附刘备，刘备兵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他又派孙乾到冀州（治邺城，今河北临璋县西南邺镇东），与袁绍结盟。曹操得知刘备占据徐州，急忙派兵征伐，但没有成功。建安五年（200），曹操决定亲自东征。当时袁绍正准备兴兵南下，攻击曹操，所以诸将劝阻曹操说：与您争天下的是袁绍，他现在兴兵南下，您反而去东征，如果他乘机从后进攻，我们将措手不及。曹操说：刘备为人杰，今日不除，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但处事迟缓，不会马上南下的。于是分兵把守官渡，亲率精兵征讨刘备。刘备原以为曹操大敌当前，无暇东顾，所以并无应敌准备。曹操精兵突然而至，使刘备大惊失色，他来不及作正面抵抗，便弃众而投奔了袁绍。曹操收编了刘备的部众，截获了他的家属，还活捉了刘备的左右臂关羽。第二节诸葛亮出山，蜀汉的建立三顾茅庐，隆中对策袁绍听说刘备要来，十分高兴，不但派大将远道接应，而且亲自出城迎接。不久，袁绍率大军南下，与曹军在官渡对峙。袁绍派刘备和刚刚从曹操那里投奔过来的汝南黄巾军刘辟袭击曹操的后方许，结果为曹军所败。但值得庆幸的是，关羽又回到了刘备身边。接着，刘备率领本部人马与汝南黄巾军首领龚都等合兵，发展到数千人。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后，接着进攻刘备。刘备投奔荆州的刘表。刘备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阳），荆州牧刘表待他以上宾之礼，交给他一支部队，让他屯驻新野。 屯驻新野期间，刘备广交荆州英雄豪杰、贤能之士，以图振兴汉室。有一次，他去拜访荆州名士司马德操，向他请教天下大事。司马德操素以善于识别人才著称，他谦虚地对刘备说：我一介俗士，哪能看得清天下大事？只有俊杰才能识时务。他向刘备推荐了外号伏龙、凤雏的两个人。刘备赶紧问谁是伏龙，谁是凤雏。司马德操告诉他，诸葛亮是伏龙，庞统是凤雏。不久，名士徐庶到新野见刘备，也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他说：我的朋友诸葛孔明，人称卧龙，是个少见的杰出人才，将军您想见见他吗？刘备说：你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才，只能您去见他，不能随便召他来见您。”刘备觉得有道理，于是带着关羽、张飞，从驻地前往隆中拜访，没想到一连两次都吃了闭门羹，第三次才见着。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父亲诸葛珪做过东汉的太山郡丞。诸葛亮父母早亡，投靠了叔父豫章太守诸葛玄。后来诸葛玄为避世乱，带着诸葛亮投奔了荆州牧刘表。叔父去世后，诸葛亮隐居在襄阳西北二十里的隆中，一个院落，几间草屋，一面种地，一面读书，过着清贫的生活。诸葛亮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常常自比为春秋时候的大政治家管仲和战国时候的大将乐毅，很想干一番大事业。他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像卧龙一样随时准备腾飞而起。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屏退众人，推心置腹地对诸葛亮说：现在汉室倾危，奸臣擅政，致使皇上颠沛。我自不量力，试图申张大义，苦于智谋短浅，至今仍然没有多大建树。但我的志向没变，你看我该怎么办，才能取得成功？诸葛亮早就听说刘备思贤若渴，善于用人，此刻见刘备坦诚求教，就毫不保留地把他对时局的看法和个人的设想，和盘托了出来。他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见刘备虚怀若谷，抱负宏大，当下就痛快地答应了刘备的请求。不久，刘备以隆重的礼节把诸葛亮接到了自己的驻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刘备对诸葛亮更加佩服，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刘备的知己关羽和张飞，见诸葛亮寸功未立，就受到刘备如此的青睐和倚重，不免流露出一些不快，刘备向他们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什么。关、张二人见刘备对诸葛亮如此敬重，就停止了对他不服气的议论。 经过几年经营，到刘备屯驻樊城时，他们已经拥有了一支万余人的军队。在刘备的周围，聚集了关羽、张飞、赵云等武将，诸葛亮、徐庶、孙乾、麋竺等谋士。由于刘备善于用人，荆州一带许多人士都归心于他。 赤壁之战，立足荆州曹操统一北方后，雄心勃勃，企图一举南下，统一全国。当时南方有江东的孙权、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璋三大势力。刘表割据的荆州之地，北据汉、沔，利尽南海，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这里距离中原最近，曹操担忧刘备一旦夺取荆州，将刘表的七八万水陆军和数以千计的战船全部据为己有，必将构成对自己统一事业的威胁，于是决定先从荆州下手。 建安十三年（208 ）八月，曹操率领十多万大军南征，直指襄阳。就在此时，刘表突然病死，其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大臣劝刘琮投降曹操，刘琮说：现在我和你们占据全楚之地，守着我家先辈的家业，坐观天下，为什么不行呢？有个叫傅巽的大臣对他说：你自认为比得上刘备吗？刘琮回答：我不如他。傅巽分析说：假如刘备有足够的能力抵御曹操，那么刘备就不会甘居于您之下。希望您能当机立断。刘琮慑于曹操的军威，于这年九月，就派使者向曹操投降了。当时屯驻樊城的刘备，对曹操南征和刘琮不战而降等事一无所知，刘琮也不敢将乞降的事告诉他，所以，直到曹操大军抵达宛（今南阳市）城，刘备才听到消息。刘备兵微将寡，腹背受敌，形势非常严峻。经过商议，决定向南撤退，约好在江陵（今湖北江陵）会合。江陵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可以西接益州牧刘璋，东联江东的孙权，而且那里屯积了不少军需物资，有利于同曹操周旋。刘备派关羽率领水军乘船走水路，自己率余众经襄阳南撤。经过襄阳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杀刘琮，以便占据荆州，刘备说：刘表临死前，将刘琮托付给我，现在为了保全自己，背信弃义，我实在不忍这么干。不然，我死后有什么脸见刘表？于是刘备主动邀请刘琮一起南撤，刘琮没有接受。但刘琮左右的人和其他一些荆州人都归附了刘备。到达当阳（今湖北当阳东北）时，跟随刘备的百姓多达十余万。由于带着数千车物资，队伍行动缓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十多里路。有人提醒刘备说：“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刘备回答：成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我怎么能忍心抛弃他们？依然照旧行进。刘备后来在当阳境内的长阪被曹操追上，结果兵众四散，几千车物质也被曹操截获。刘备带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脱，斜趋汉津，恰好与关羽的水军相会。前来迎接的刘表长子刘琦也带着一万多人随后赶到。合兵以后，刘备所部共两万多人，一同前往夏口（今武汉市汉阳）。 曹操南征以来，一路收编了刘琮的七八万水陆军队，缴获了大量粮草和武器。占领江陵后，他决定乘胜顺江东下，一举消灭刘备、刘琦，然后再图江东。 当曹操南征、刘表病死的消息刚刚传到江东的时候，孙权就感觉到形势不妙，连忙派鲁肃前往荆州观察动静。鲁肃找到刘备、诸葛亮，已是长阪之败以后，当时刘备正准备投奔苍梧（今广西梧州一带）太守吴巨。鲁肃劝刘备说，与其远投岭南，不如近联孙权。建议他们向东撤退。诸葛亮见情况紧急，也劝刘备向孙权求救，于是刘备一面率领队伍向东撤退，一面派诸葛亮去见孙权。 当时孙权拥军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观望曹刘成败。诸葛亮跟着鲁肃来到柴桑，为了促成孙刘联盟，他用计激孙权说：曹操现在攻破荆州，威震四海，将军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他抗衡，就应早日与他绝交；如果抵挡不住，为什么不按兵束甲，向他称臣呢？孙权听后大怒说：我拥有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岂能受制于人。于是决定与刘备共同抗曹。诸葛亮为了坚定孙权取胜的信心，解除后顾之忧，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豫州（指刘备）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归附曹操，为兵势所逼，并非心服。今将军如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操必矣。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孙权听了大喜，立即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统领三万水军，跟随诸葛亮与刘备会合，迎击曹操。 建安十三年（208 ）十月，曹操亲统大军自江陵顺流而下，与逆水西进的孙刘联军相遇于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当时曹军士兵大多水土不服，染上疾疫，初战即败，于是撤退到江北的乌林，和联军隔江相对。后来联军利用火攻，大败曹军，曹操留下曹仁、徐晃驻守江陵，乐进驻守襄阳，自己带领军队退回北方。 经过赤壁之战，孙权的统治得到巩固，刘备也乘机向江南发展势力。他表奏刘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这四郡的太守先后投降，刘备因此占据了荆州的江南部分。不久，刘琦病死，刘备做了荆州牧，领兵屯驻油口，改油口为公安（今湖北公安）。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收赋税，供军政费用。为了加强孙刘联盟，共同抵御曹操，孙权嫁妹给刘备，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又同意刘备的请求，将南郡借给他，即所谓“借荆州”。后来，曹操正在写字时，听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连笔都落到地上了。至此，刘备在荆州立足已稳。为了实现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的目标，刘备集团开始谋划，准备夺取西面的益州。西取益州，奠定基业益州包括今天的四川全部和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地方广大，土地肥沃，素以“天府之国”著称，但在刘焉、刘璋父子的统治下，这里成为一个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地方。公元208 年，曹操打下荆州，刘璋曾归附曹操。赤壁之战后，刘璋断绝了同曹操的关系。孙权曾遣使和刘备商议，试图共同攻取益州，刘备因为另有打算，拒绝了孙权的建议。 原来，刘备在此之前，已经与刘璋方面的人士有了一些接触。刘璋在赤壁之战前，派部下张松，赤壁之战后又派部下法正，先后拜见过刘备。刘备不但热情地接待，而且借机询问了许多益州的情况。张松、法正见刘备才能突出，善于用人，于是都对他十分倾心，把益州的地理形势和府库钱粮、人马兵器等情况，都告诉了刘备，甚至还画了益州详细的山川地理形势图，供刘备参考，使刘备“尽知益州虚实”。张松、法正从刘备那里回益州后，都劝刘璋与刘备结好，后来二人又密谋寻找机会迎接刘备入蜀。 谋臣庞统这时也劝刘备尽早占据益州，他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最后，他还提醒刘备：“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 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准备派大将钟繇率军进攻汉中的张鲁，十分恐惧。张松乘机向刘璋进言：“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巧妙地向刘璋提出了迎刘备入蜀的建义。刘璋为了抵抗曹操，派法正领兵四千，携带厚礼，前往荆州迎接刘备。法正出发前，主簿黄权曾提醒刘璋：刘备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著名人物，接他来益州，如果以部下对待，他不会满意；如果以宾客礼对待，一国不容二主，势必造成累卵之危，请他作长远考虑。但刘璋根本就听不进他的意见。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刘璋此举是引狼入室。 果然，法正一到荆州，就劝刘备乘机占据益州，他说：刘璋懦弱可欺，又有张松作内应，您肯定能占领益州；成功以后，凭借益州险阻，利用那里的财富，不愁成不了大事。刘备听后点头称是。 刘备以接受刘璋的邀请为名，率领步卒数万人，与庞统、黄忠等进入益州，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守荆州。刘备经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垫江（今合川）抵涪县（今绵阳市东北），刘璋率步骑出城热烈欢迎。刘璋让刘备做了行大司马，兼领司隶校尉，又将杨怀、高沛统领的白水军交给刘备，让他去攻打张鲁。张松让法正提醒刘备，可以乘机袭杀刘璋，谋臣庞统也赞成这么做。刘备认为此事非同一般，不能仓猝，就暂时按刘璋的意图，率领约三万人，带着大量的武器装备，向北前进，去攻打张鲁。当前进到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的时候，刘备根本不再考虑什么讨伐张鲁的问题，而是停下来拥军自保，“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为夺取益州作准备。 建安十七年（212）十月，曹操进攻孙权，孙权请刘备回救荆州。刘备以孙权和他势同唇齿为借口，派使者请刘璋给予一万兵力及武器粮草，以便他援救孙权。刘璋对刘备不讨张鲁，却去援救孙权相当不满，只勉强答应给兵四千，武器粮草等也都只给刘备要求的一半。刘备借机激怒将士说：我为刘璋征讨强敌，将士辛勤劳顿，无暇安宁；刘璋虽然资财积累丰富，对我们却如此吝啬，这怎么能让大家为他拼死作战呢？使军中上下都对刘璋产生了不满情绪。在成都的张松认为刘备真的要离开益州，赶紧给他写信说：“今大事垂手可立，怎么就放弃而走呢？”不料此事被他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所告发。刘璋当即捕杀了张松，然后下令各守关将领不得放刘备通过。刘备闻讯大怒，果断诱杀了刘璋的白水军督杨怀、高沛，收编了白水军，接着与黄忠、卓膺率兵进驻涪城，准备继续南下进攻刘璋。 刘璋得到消息，慌忙派刘璝、冷苞、张任、邓贤等迎击，结果连吃败仗，退守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刘璋又派李严总督绵竹诸军，准备反击，不料李严倒戈投降。至214 年刘备兵势加强，于是分兵攻占附近诸县，最后将刘璋包围在雒城（今四川广汉西北）。与此同时，刘备下令留守荆州的诸葛亮火速领兵西上。诸葛亮留下关羽驻守荆州，自己立刻与张飞、赵云统兵入蜀。一路上，诸葛亮、张飞、赵云攻下巴东、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犍为（今四川彭山西）、巴西（今四川阆中）、德阳（今四川遂宁东南）。214 年五月，刘备攻下雒城，刘璋逃至成都。刘备乘胜追击，在成都与诸葛亮的军队会师。当时，成都城内有三万精兵和可供一年支出的粮食布匹，不少人还想固守。但刘璋见大势已去，无心抵抗，便说：我家父子在益州二十余年，对老百姓无恩无德，已经让他们四处奔波，攻战三年了，我怎么能忍心再让他们为我受苦呢！于是在这年六月出降。刘备终于取得了益州。在此之前，马超前来投奔，刘备闻讯，特别高兴地说：这下准能取得益州了。在庆祝胜利的酒宴上，刘备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对庞统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直言不讳地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听后一时大怒，但转念细想，又觉得庞统说的不无道理。另外，他想到，夺取益州，只是统一大业的第一步，今后的历程很可能更艰难，不可盲目乐观。 占据益州后，刘备自称益州牧，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依靠法正、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文臣武将，收拢了董和、黄权、李严等一部分刘璋旧部，初步具备了封建统治的规模。从此，刘备外出征战，诸葛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配合十分默契。 作为外来势力，刘备占领益州后，吸取刘璋的教训，一开始就注意搞好与当地“土著”以及刘璋旧部的关系，只要不公开反对他，就加以笼络和任用。黄权曾极力反对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入益州后，黄权还闭城坚守，直到刘璋投降后，他才投降。对这样的人，刘备也不计前嫌，加以任用。这样，刘备较好地调和了主客之间的矛盾，使他的统治得到初步的稳定。 刘备刚刚进入成都时，有人主张将成都内外的一些土地房屋分赐诸将，赵云提出反对意见说：现在天下尚未平定，切不可追求安乐。益州百姓遭受了战争的祸害，我们应该把土地房屋归还给他们，使他们安居复业，我们也可以征调赋税徭役，满足财政军事的需要。刘备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考虑，很痛快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另外，攻破成都时，兵士将财宝钱物争抢一空，后来军用不足，刘备很是担忧。有个叫刘巴的建议说：这不难，您只要铸造钱币，平抑物价，开展官市，就行了。刘备照他说的办了。不久，财政状况果然有了好转。 刘璋统治益州时，由于地方豪强和官僚们的专横自恣，侵夺百姓，不仅阶级矛盾尖锐，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也因分赃不匀而矛盾重重。进入益州后，诸葛亮采取了“先理强，后理弱”的政策，来改变这种现状。“理强”即是限制、打击“专横自恣”的豪强官僚“理弱”即是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在刘备的支持下，诸葛亮厉行法治，对那些为非作歹以及敌视刘备集团的豪族官僚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有些人因此攻击诸葛亮刑法峻急，法正也写信劝诸葛亮说：我们刚刚占据益州，还没有垂恩德于地方，就施用权威，按主、客关系论，我们也应该多行点恩德，把刑罚、禁令放得宽一些，以示安慰。诸葛亮回信说：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为了更有效地实行法治，诸葛亮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令、条例，后来的《蜀科》就是其中的一种。由于诸葛亮赏罚严明，刘备集团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统治秩序也进一步稳定。 荆州受挫，北据汉中建安二十年（215），刘备正准备向北进攻，扩大自己的统辖范围，孙权以刘备已经取得益州为理由，派人要求他归还荆州。荆州为刘备集团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是赤壁之战后刘备取得的一份胜利果实，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借与还的问题，所以他自然不会轻易让给孙权，于是推辞说：等我夺取了凉州，荆州自然归还给你。孙权大怒，认为刘备对荆州借而不还，太不讲信用，不加说明，就派吕蒙夺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地。刘备闻讯，急忙领兵五万来争。孙刘间的冲突眼看就要升级。正值此时，曹操打败张鲁，平定汉中，进而直接威胁巴、蜀。刘备权衡利害，不得已与孙权讲和，约定孙权统辖江夏、长沙、桂阳，刘备享有南郡、武陵、零陵三郡，然后迅速回防益州。这样，刘备虽然丢掉了一些地盘，却避免了与孙权的一场火并，得以腾出力量与曹操在汉中周旋。 荆州受挫后，夺取汉中，并把它作为对付曹操的军事据点，已成为刘备集团的一个战略目标。汉中周围群山环绕，中间是汉水盆地，土厚民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刘备如能占有汉中，进可以伺机出军中原，袭击曹操，退可以拥有雍州（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凉州（今甘肃张家川）。汉中本属益州，曹操从张鲁手中夺下汉中后，蜀中上下一日数十惊，刘备想用斩首示众的办法制止慌乱，都无济于事。当时曹操的谋臣刘晔劝曹操一鼓作气，灭掉蜀汉。曹操考虑到自己后方不稳，控制汉中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实际上，后来曹操控制汉中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以夏侯渊、张郃守汉中。刘备采纳谋臣法正的建议，让诸葛亮驻守成都，负责供应军需，自己率兵进攻汉中。二十四年（219），刘备在汉中西南的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与夏侯渊对阵，令老将黄忠出击，消灭了夏侯渊。曹操迅速率军从长安赶来，企图夺回失地，刘备自信地说：曹操即便赶来也没用，我肯定夺下汉中了。刘备占据险要，任凭曹操多次挑战，始终不出兵交锋。日子一长，曹军开小差的日益增多，到这年夏天，曹操仍然一筹莫展，不得已撤军回了长安，刘备终于实现了占领汉中的目标。这年秋天，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留守汉中，自己迁至成都。 同年七月，关羽接到刘备命令，乘曹操汉中失利，东部又疲于淮南防御孙权的时机，对曹军占领的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发动了进攻。结果曹军大败，于禁、胡修、傅芳等曹军将军或者被俘、或者投降。关羽在荆州的节节胜利，吓得曹操准备迁都，也使孙权极度不安。在曹操的离间下，孙权放弃已经很脆弱的孙、刘联盟，派吕蒙袭取了关羽的后方公安、江陵，关羽弃樊城回救，兵败被杀，刘备失去了荆州。 第三节刘备称帝后的蜀汉刘备称帝，兵败猇亭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死，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为了继承汉统，第二年，诸葛亮等人也请刘备称帝，刘备还想推脱，诸葛亮劝道：“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耳。”认为刘备称帝既合理，又必要，刘备于是在这年四月正式称帝，国号汉，也叫蜀或蜀汉，定年号为“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同年五月，立刘禅为太子。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决定进攻孙权。赵云和其他一些文武大臣谏阻说，蜀国的当务之急是早图关中，控制黄河、渭水上游，讨伐曹魏，而不是讨伐孙权。吴蜀一旦交战，祸福难料。但刘备拒绝接受这些意见，下决心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 关羽是刘备的生死患难之交。关羽早年跟随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整日侍立护卫，不辞艰险。后来，他们又共同经历了四处奔波、寄人篱下的岁月。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前，刘备被曹操打败，关羽也被曹操捉去。曹操十分佩服关羽的为人，任命他做了偏将军，又封他为汉寿亭侯。关羽却始终不为所动，他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不久，关羽果然寻机逃回刘备身边。刘备、诸葛亮先后入蜀以后，关羽依然留守荆州，为保证刘备夺取益州作出了很大贡献。关羽突然被孙权杀死，刘备从感情上始终难以接受，所以他不可能不为关羽报仇。这一点连曹魏的刘晔都料到了，他说：关羽与刘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死了，刘备不为他兴军报仇，怎么着也是说不过去的。另外，从当时刘备集团的利益看，刘备也确有攻击孙权，夺回荆州的必要。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的蓝图中，把占据荆州作为刘备能否完成帝业的重要条件之一，现在失去荆州，北面失去作为屏障的汉、沔地区，直接受到来自曹操入侵的威胁，东南失去大量物质财富的来源，刘备仅靠蜀中益州，处境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就当时吴蜀两国形势看，刘备凭借地理优势，如果指挥得当，也不是没有打败东吴军队，夺回荆州的可能。所以，尽管有许多大臣谏阻，刘备还是没有改变东征的决心。 遗憾的是，刘备指挥失当，导致了这次东征失败。 临出发前，张飞被部将刺杀。孙权听说刘备东伐，赶紧派使者向刘备请和，孙吴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太守诸葛瑾（诸葛亮的哥哥）也写信给刘备，劝他不要以兵戎相见，刘备都未予理睬。蜀军由三峡顺流而下，攻破孙吴的巫县（今四川巫山）、秭归（今湖北秭归）守军。为了便于固守荆州，孙权一方面遣使向魏称臣，避免两面受敌，一方面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城），任命年轻大将陆逊为大都督、假节、安西将军，督将军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五万大军，进驻夷道、夷陵，加强西线防务。章武二年（222）二月，刘备率军从秭归分两路出发攻吴。黄权请战说：吴人悍战，我们顺流东下，进易退难，我请求当先锋同敌人交兵，陛下宜为后镇。刘备未予采纳，而是自统主力军，在江南岸沿山势东进，最后在猇亭（今湖北宜都西北）一带扎营。与此同时，刘备还派侍中马良到五谿蛮地区安慰动员，结果，五谿蛮积极出兵响应。蜀军自巫峡至夷陵界，树栅连营七百余里，立几十营，凭借高处，据守险要，气势锐盛。陆逊见此情形，只得不与蜀军交战，等待时机。由于蜀军在山地布阵，兵力难以展开，而且劳师费时。双方在猇亭对峙将近半年，蜀军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蜀军没机会与吴军决战，粮草物资一天天减少，士气逐渐低落。刘备急于求成，改变战略，命水军也全部登陆，进入山林。陆逊见有机可乘，立即下令全线出击，让士兵每人带一把茅草，包围蜀军，一边放火，一边进攻，结果连破蜀军四十余营。蜀军损失惨重，丢掉了四万多人，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也损失殆尽。刘备连夜向西突围，抄小道逃往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东）。 诸葛亮辅政，平定南中猇亭战败，刘备愧恨交加，他曾惭愧地说：我竟败在陆逊手下，难道是天意吗！加上军旅劳顿，积劳成疾，刘备竟一病不起，留在白帝城。孙权由于害怕曹魏乘机袭击后方，没有攻入蜀境，而是遣使请和；刘备一败涂地，无力再战，只得同意议和。刘备惨败的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大为震惊，叹息说：如果法孝直（法正）不死，一定会劝阻主上东征，即使东征，也不会导致这样的局面。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病情恶化，死于白帝城永安宫，终年63 岁。临终前，他派人把诸葛亮请到白帝城，托付后事。他恳切地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刘禅可辅佐，则辅佐之，如其不行，君可取而代之。”诸葛亮哭着说：我一定竭尽全力，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于是刘备对刘禅说：我死之后，你要把丞相看作父亲一样，和他共同治理蜀汉。刘备又留下遗书，叮嘱刘禅不可懈怠。凡事不能以为是小恶就随便做，也不能以为是小善而不去做。这年五月，刘备的梓宫运回成都，葬在惠陵，谥号昭烈皇帝。 刘备死后，太子刘禅即皇帝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刘禅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由于刘禅庸碌无为，不谙政事，蜀国政事无大小，全由诸葛亮决断定笃。正如后主对诸葛亮所说的那样：“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诸葛亮辅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恢复和孙吴的联盟。刘备东征孙权失败，不但使蜀汉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而且导致了内部政局的不稳。为了稳定政局，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全力对付曹魏， 诸葛亮于223 年派邓芝出使孙吴。双方经过谈判，孙权断绝同曹魏的关系，重新和蜀汉结成联盟。此后，吴蜀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蜀汉减轻了东顾之忧。外交上的成功，为诸葛亮集中精力整顿内政、平定南中叛乱，提供了有利条件。 225 年三月，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平叛。 蜀汉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通称南中地区，当时这里居住着一些称之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设想“南抚夷越”，把这里建成刘备集团的统治后方。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选派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安远将军邓芳治理南中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刘备东征失败后，南中四郡益州（今云南晋宁）、永昌（今云南保山东北）、牂牁（今贵州贵阳一带）、越巂（今四川西昌），除永昌外，相继发生了叛乱。刘备死后，蜀汉处境艰难，诸葛亮让助手李严给叛乱首领、益州郡的汉族豪强地主雍闿写了一封信，劝他权衡利害，停止叛乱，以图“抚而不讨”，但遭到雍闿拒绝，雍闿回信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现在天下分裂，三国鼎立，使我们不知所归。企图自立一方。诸葛亮考虑到刘备刚死，内部不稳，对南中的叛乱分子暂时采取了克制态度。 吴蜀联盟的恢复，内部政局的稳定，使平息叛乱的时机成熟起来。诸葛亮进军南中，兵分三路。诸葛亮率西路攻打越巂的高定元，马忠率东路军攻打牂牁的朱褒，李恢率中路军直指益州的雍闿。诸葛亮和马忠率领的东西两翼很快打败叛军，先后收复越瘡、牂牁。然后诸葛亮指挥三路大军会合，集中围攻叛乱中心益州。 诸葛亮的军队到达益州时，叛军内部发生分裂，雍闿被杀，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代替雍闿为头领，继续与蜀军对抗。孟获勇猛顽强，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威信很高。当蜀军即将与孟获交战时，诸葛亮突然下令，对孟获只能生擒，不许伤害。原来，诸葛亮率军出发时，前来送行的参军马谡曾对他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进入益州后，诸葛亮获悉，孟获虽然作战勇敢，却缺少谋略，估计打败他不成问题。这时，诸葛亮想起马谡的临别赠言，觉得这是施行“攻心”战术的一个良好时机，于是决心从孟获入手，改变南中地区过去经常叛乱的局面，治理好南中。果然，经过一场激战，孟获兵败被捉，事后诸葛亮让军队摆开阵势，让孟获观看，以便观察孟获的态度。诸葛亮一面陪着观看，一面故意问孟获：你看，这样威严的军队你能打得赢吗？孟获很不服气地说：先前我不知虚实，所以被你用计打败。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能够打败你们。诸葛亮听了他的话，笑了笑，爽快地放他回去，让他整军再战。孟获回去后集合好部众后，果然又来交战，又战败被捉。诸葛亮见他还不服气，又放走了他。如此一捉一放，前后七次。孟获逐渐认识到诸葛亮智谋高强，却并不存心与“夷人”为敌。他手下的“夷人”也逐渐弄明真象，不愿再打下去了。当最后诸葛亮又要放他走时，孟获心悦诚服地对他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后来被广泛传播。此后，诸葛亮相继平定南中其他地方，一直打到南边的滇池（今云南晋宁东）。每平定一处，诸葛亮都保留原有少数民族的部落组织，留用原有的酋长，对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还授予高官。诸葛亮的军队纪律严明，禁止烧杀抢掠，注意搞好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样，诸葛亮妥善地解决了蜀汉政权和南中地区的关系。诸葛亮班师后，并没留驻大批军队，而是继续采取拉拢安抚的政策。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诸葛亮派人在这里推广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后来南中发展成为蜀汉政权比较稳定的后方和财政收入来源地。那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及其他物资，被大量地运送出来，补充了蜀汉政权的财政和军事之需。蜀汉政权从南中征得的大批士兵，发展成为一支作战勇敢的“飞军”。诸葛亮在世时，南中地区一直比较安定，这与诸葛亮善于调整民族关系是分不开的。 南中平定后，蜀汉后顾之忧解除。诸葛亮于是集中力量，练兵习武，准备大举北伐。 北伐中原，出师未捷北伐曹魏，统一中国，是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既定目标。荆州丧失后，两路出兵北伐的条件已不具备，但诸葛亮并没放弃北伐的计划。这时北伐，虽然不可能统一曹魏，却能够起到以攻为守的作用。 建兴四年（226），魏文帝曹丕病死，其子曹叡即位。消息传来，诸葛亮认为这是进攻曹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在227 年春领兵二十万进驻汉中，伺机北伐。随行的有老将赵云、魏延、吴懿等，还有年轻的参军马谡。临行前，诸葛亮虽然对政府人员作了细致的调整安排，但他对成都的政治还是不放心，尤其是对庸碌无能的后主刘禅不放心，因此给刘禅上了一个奏章，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出师表》除了陈述北伐目的，表明统一中原的壮志外，主要是劝说刘禅认清蜀汉在三国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希望他能励精图治，从执法、用人、纳谏等方面交待刘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作什么。实际上，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自己的政治和思想主张。诸葛亮希望这些思想和主张，能够在他北伐时得到贯彻执行。 228 年春，诸葛亮用兵分两路、声东击西的战术正式北伐。由赵云、邓芝为疑军，进驻箕谷（今陕西褒城北），扬言要从斜谷（今陕西眉县南）攻打郿城（今陕西眉县北）；诸葛亮率领主力，向西北的祁山（今甘肃礼县东）方向进攻。曹魏的天水（今甘肃甘谷）、南安（今甘肃陇西）、安定（今甘肃镇原）三郡很快归附蜀军，天水将领姜维也向诸葛亮投降。诸葛亮的进攻，使魂国朝野震动。魏明帝曹叡亲自坐镇长安，一面派大将军曹真驰援郿县，防御赵云；一面派名将张郃领兵五万西拒诸葛亮。 诸葛亮得知张郃率大军西来，立即派马谡扼守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肃秦安县）。马谡自幼熟读兵法，能说会道，但缺乏实战经验，刘备临终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历来重视马谡的兵法，对刘备的评论不以为然，还是经常同他谈论兵法，有时通宵达旦，所以这次出征，诸葛亮派马谡作了北伐的先锋。马谡到街亭后，自恃兵法稔熟，既不遵守诸葛亮的部署，又不听取副将王平的劝阻，弃城不守，舍水上山。张郃见势，切断水源进行围攻。蜀军因为缺水，饥渴难熬，不攻自乱，张郃乘机带兵出击，结果蜀军大败，马谡狼狈逃出。街亭失守，蜀军丢掉进攻的据点和有利形势。与此同时，赵云、邓芝也出师不利。诸葛亮见整个战略部署被打乱，不宜再战，只好放弃到手的陇西三郡，退回汉中。第一次出兵祁山，就这样失败了。诸葛亮回到汉中，忍痛挥泪，处死了违犯军令、导致战争失败的马谡。诸葛亮认为自己错用马谡也有责任，于是自贬三等。但诸葛亮并不甘心这次北伐的失败，而是抓紧励兵讲武，准备新的北伐。 228 年冬，曹休被孙吴大将陆逊打败，魏军主力东下增援，诸葛亮乘机再次北伐。蜀军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包围陈仓（宝鸡东）。陈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曹魏守将郝昭率领一千多名守军拼死拒守，蜀军在二十多天里多次进攻，也没攻下。眼看魏军援兵来临，自身粮食告尽，诸葛亮只好再次无功而还。 229 年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蜀军攻取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二郡，诸葛亮留下将兵据守，自己回到汉中。 231 年春，诸葛亮经过两年准备，第四次北伐，包围了祁山。这一次，诸葛亮为解决粮食运输问题，使用了叫做“木牛”的独轮小车，准备与魏军进行长期作战。魏明帝将足智多谋的司马懿从荆州调来，迎击蜀军。司马懿了解蜀军远道而来，粮食有限，于是有意避开蜀军主力，凭险坚守。诸葛亮急于决战，百般刺激司马懿主力出动，司马懿始终拒不出战。双方相持一个多月，蜀军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战斗的胜利，却一直未能与魏军主力决战。这时，蜀军的粮食运输又出了问题。诸葛亮不得不再次退兵。 234 年春，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出斜谷口，开始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这次北代，诸葛亮准备了三年时间。他不仅设计了称为“流马”的运输工具，而且与孙权约定了同时举兵伐魏。诸葛亮这次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安营扎寨，再次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对峙。为解决粮食问题，进行长期作战，诸葛亮一到渭水前线，就分兵屯田。司马懿仍然采取坚壁拒守的对策，不与蜀军交战。两军在五丈原相持了一百多天，诸葛亮想尽办法挑动司马懿出战，司马懿始终不为所动。一次，诸葛亮让人送给司马懿一套女人的衣服，想用羞辱的办法激怒他出战，也没有奏效。这时，出兵与诸葛亮呼应的孙权出师不利，退回江南。诸葛亮不由得忧虑起来，担心曹魏援军到来。到这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诸葛亮自觉不妙，密奏后主说：我如有不幸，后事可托付蒋琬。刘禅立即派李福探望病情，并询问了许多军国大事。几天后，李福去而又返，诸葛亮病情已经恶化。诸葛亮对李福说：我知道你返回的意思，我之后蒋琬可接替我。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替，诸葛亮说费祎可替。李福再问后面的接替者，诸葛亮就不再回答了。李福走后几天，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军中，终年54 岁。 诸葛亮死后，军中大将姜维和杨仪依诸葛亮生前部署，秘不发丧，整军从容撤退。司马懿闻迅来追，杨仪作出反击态势，司马懿怕中诸葛亮计，不敢再追。蜀军从容进入斜谷后，才下令发丧。诸葛亮北伐曹魏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诸葛亮的北伐，是蜀汉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维护鼎立局面、扩大统治势力而进行的兼并战争。严格说来，蜀、魏双方都不存在诸葛亮所说的“有道”与“无道”的区别，但从当时蜀汉偏居益州一隅的情势看，诸葛亮的北伐却又是必要的。诸葛亮以益州与土地四倍于己、人口五倍于己的曹魏抗衡，又遇到司马懿这样的名将，其北伐无功，也属情理之中。但我们不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不能因为诸葛亮的北伐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就抹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和他为蜀汉统一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 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传到成都，官民哀恸，奔走哭泣。蜀汉北伐大军回到成都后，后主刘禅为纪念诸葛亮生前的品德和功绩，封赐诸葛亮谥号为忠武侯。依照诸葛亮遗嘱，蜀国将他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以提醒后人不要忘了北伐曹魏，统一中国。 诸葛亮生前曾给刘禅上过一个奏章，说自己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供给全家子弟的生活之需。自己常年在外任职，衣食依赖国家，不曾有任何积蓄和产业。他死后，经过清点，果如其言。足见诸葛亮身居相位，却能严格要求自己。 诸葛亮早年无子，其兄诸葛瑾将儿子诸葛乔过继给他。诸葛乔后来虽然做了驸马都尉，诸葛亮对他依然管教很严，外出打仗时，常让他承担艰苦的运输任务，可惜诸葛乔25 岁时就死了。诸葛亮晚年又得一子诸葛瞻。诸葛亮死时，诸葛瞻才8 岁。后来，魏灭蜀时，诸葛瞻驻守涪城（今四川绵阳），经过苦战，以身殉职。他的儿子诸葛尚，当时年仅10 岁，听说父亲阵亡，也冲入敌阵战死。所以后人称赞诸葛亮祖孙三代是“三世忠贞”。 诸葛亮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加入刘备集团之前，为青少年成长时期，共27 年；第二个时期是帮助刘备创立和巩固政权的时期，从公元207 年到222 年，共16 年；第三个时期是辅佐刘禅治理蜀汉、北伐曹魏的时期，从223 年到234 年，共12 年。 诸葛亮后半生28 年的历史活动，充分表现了他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卓越见识和才能。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作为丞相，能够安抚百姓，建立法规，整顿官职，遵循权制，开诚布公；对尽忠而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有仇隙，也必赏无疑，对犯法和玩忽职守的人，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一定惩罚；对真正服罪吐真情的人，罪虽重也可以释放，对狡辩抵赖掩过饰非的人，罪过虽轻也一定严惩；为善不论多么轻微，都加以奖赏，作恶不论多么细小，都加以贬责；处理政事精练，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对人的观察循名责实，对虚伪的人不予录用；因为他用心公平，赏罚分明，所以举国之人对他既畏惧而又尊敬，刑法虽然严峻却没人抱怨。诸葛亮可称得上是懂得治国之道的优秀人才，与管仲、萧何等差不多。 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论，虽然不免美化夸大之嫌，但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诸葛亮的个人品德才能和他治蜀的功绩，值得我们参考。 第三章孙权、周瑜、鲁肃、陆逊第一节孙权①孙权（182—252），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是东吴政权的开国皇帝。 孙坚、孙策的起兵孙权的父亲孙坚，少为县吏。史书称他“世仕吴”，又说他“孤微发迹”②，孙家大概是浙东地区一个门第不算高的豪族。熹平三年（174），孙坚以吴郡司马的身份募召精勇千余人，协助扬州刺史和丹阳太守的州郡兵，共同镇压了会稽的许生起义。黄巾大起义爆发后，中郎将朱儁表坚为佐军司马。时孙坚为下邳丞，他以跟随他的乡里少年，又募商旅及淮、泗精兵，总共一千多人，组织成他的基本队伍，跟随朱儁向黄巾军挥舞屠刀。中平四年（187），东汉政府为了镇压南方的农民起义，任孙坚为长沙太守：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农民军都被他压平。关东州郡起来讨董卓时，孙坚也起兵响应，并进军中原，成为袁术的部下。在州郡兵中，孙坚的军队是一支少有的劲旅。他曾在阳人（今河南临汝西）大破董卓的队伍，董卓迁都长安后，他又进军收复了东汉的京都洛阳。初平二年（191），袁术派孙坚往攻刘表，在围攻襄阳的战斗中，孙坚被黄祖的部下射死。 孙坚的长子、孙权的哥哥孙策，在孙坚进军中原时，与家人徙居舒（今安徽庐江西南）。孙策在江淮间结交知名人士，与舒县大族周瑜特相友善。孙坚死后，策往见袁术，术以坚余兵归还给他。孙策因为不是袁术的心腹，故不被重用。这时割据群雄正倾其全力在中原混战，江南地区是一个没有大割据势力的空虚地带。兴平二年（195），孙策征得袁术的同意，率兵进取江东，想到那里开辟一个新天地。事实证明，这个正确的战略选择，对以后孙氏势力的发展壮大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孙策在寿春离开袁术时，仅有兵千余人，马数十匹，力量很小。他沿途招兵买马，比及历阳（今安徽和县），已发展到五六千人。孙策过江后，首先与扬州刺史刘繇发生了冲突。经过牛渚（今安徽当涂采石矶）、秣陵（今江苏江宁）等地的几次战斗，孙策击溃了刘繇的势力，占据刘繇的根据地曲阿（今江苏丹阳）。 孙氏父子在江东的名声并不好，所以孙策初过江时，“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孙策为笼络民心，下令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抢掠，至“鸡犬菜茹，一无所犯”。他又规定：“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①。这样，孙策的势力便壮大起来，军队迅速发展到两万多人。 建安元年（196），孙策南下攻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太守王朗兵败投降。建安四年，袁术病死，其部下投奔庐江太守刘勋于皖城（今安徽潜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②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及注引。 ①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山）。孙策袭皖，逐刘勋，袁术的部曲三万多人皆归孙策。孙策又兵临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太守华歆不战而降。策分豫章为庐陵郡（治所在今江西吉水东北）。在此前后，孙策又削平了丹阳（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吴郡（治所在今江苏吴县）的割据势力。这样，孙策就占据了扬州的会稽、吴、丹阳、庐江、豫章、庐陵六郡，大体上统一了江东。 建安五年（200），被孙策杀死的吴郡太守许贡的部下，在丹徒刺杀孙策。孙坚、孙策虽然都过早地死去①，但他们却拉起了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也占据了一块相当大的地盘。这就为孙权在江南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孙权建立吴国孙权曾随孙策转战江东，常在一起进行谋划。策死后，孙权在张昭、周瑜等的辅佐下继位。他一方面“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另方面“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使动荡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这时，北方的曹操已渐次消灭袁绍集团，席卷了冀、幽、并、青四州，成为最大的割据势力。襄阳的刘表也占领了包括今湖南、湖北的荆州地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②，成为仅次于曹操的第二大割据势力。但刘表无能，举措失宜，所以地位不稳。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战略方针，第一步即取代刘表；曹操在略平三郡乌桓以后，也把刘表作为首先要兼并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下，吴将甘宁向孙权建议：“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①。因此，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一举灭刘表的江夏太守黄祖。但未等孙权对刘表用兵，曹操已率大军袭襄阳，继承刘表的刘琮不战而降，荆州被曹操占领。接着，曹操从江陵顺江东下，图谋一举消灭孙权，席卷江东。出发前，他写信恫吓孙权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②。这样，历史上决定三国分立的赤壁大战就爆发了。 在赤壁之战中，日后魏、蜀、吴三国的主要人物都作了充分的表演。时孙权才二十六岁，但已显露出他的足以与曹操、刘备并称无愧的政治家的才干。当他听了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七嘴八舌的辩论以后，“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③这是何等的气魄！在赤壁之战中，主要是由于孙权有抗曹的巨大决心，在各方面又处置得宜，因而才取得了以孙、刘五万联军大破二十多万曹军的奇迹。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主要致力于关陇后方的巩固，孙、刘两家围绕着荆州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夺。荆州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吴、蜀都不愿放弃这个能搜刮大量兵源和物资的重要基地。荆州居长江上游，北上可以进攻曹魏的襄樊，威胁许昌，东下可顺流达孙吴的腹地。蜀若失去荆州，就被封闭① 按虚岁计，孙坚死时年三十七，孙策死时年二十六。 ② 《三国志·吴书·刘表传》。 ① 《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②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③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在三峡以西的四川，在东面无法与吴、魏争衡。吴若不占领荆州，就时刻受到长江上游的威胁，无法确保江东。所以从战略上说，荆州是吴、蜀必争之地。而荆州对吴比对蜀还重要一些。 起初孙、刘两家为了联合抗曹，孙权同意把荆州借给刘备。当刘备跨有荆、益以后，势力急剧壮大，对孙权造成严重威胁，孙、刘矛盾趋于激化。建安二十年（215），孙权向刘备讨还荆州未果，即派吕蒙带兵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后孙、刘双方妥协，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一个回合。 建安二十四年（219），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向曹军发动大规模的襄樊战役，掳于禁，斩庞德，军势极盛。关羽和孙权关系不好，扬言说：“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孙权）邪！”①可见如关羽获胜，蜀对吴造成的压力当更大。起初孙权想乘机攻取曹魏的徐州，但遭到吕蒙的反对，他向孙权说：“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②。吕蒙的主张显然更符合东吴的利益。孙权改变主意，采取与曹魏联合，达成夹击关羽的密谋。关羽在吕蒙的偷袭下，一败涂地，荆州全部丢失。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二个回合。 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夺回荆州，在他称帝后倾全力向吴进攻。蜀和吴有所不同：蜀处群山环绕之中，易于自守，外敌很难进攻，所以它大举攻吴，不必顾忌魏的袭击；吴与魏仅一江之隔，极易受到魏的攻击，它如对付蜀，就更得提防魏。因此，孙权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曹丕称臣、进贡，并接受曹丕赐给他的吴王封号，以避免“二处受敌”的困境。曹丕受孙权的迷惑，对吴、蜀之争采取中立。在这种情况下，吴以全力对蜀，终于在夷陵大破刘备的军队。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三个回合。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斗争，最后确立了吴在荆州的统治。 在魏、蜀、吴三国中，就其政治凭借来说，吴不如蜀、蜀不如魏。曹操和曹丕“挟天子而令诸侯”，一切以汉献帝为招牌，名正言顺，当曹丕具备称帝的条件以后，仅导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就率先当了皇帝。刘备是“帝室之胄”，虽然比较疏远，但也有兴灭继绝的称帝资格，所以当曹丕废汉献帝以后，刘备就马上宣布是汉室的合法继承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政治凭借在当时是重要的，但东吴却缺乏它。在三国中孙权称帝最晚，这当然是由于吴、蜀长期争夺荆州，孙权不得不对魏采取韬晦的策略，但也与他缺乏这种政治凭借有关系。直至夷陵之战以后，孙权与蜀恢复了联盟关系，解除了西顾之忧，又经过几年的酝酿，孙权才在黄龙元年（229）正式称帝。孙权为什么能在江南建立起巩固的封建政权呢？从客观上来说，西汉以后江南经济有若干发展，为东吴在这里建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①。从主观来说，还依赖于孙权所执行的正确的政策。孙吴政权关键的战略措施，约有以下三端。 其一，尽力争取江北和江东大族地主的支持。东汉末年的大混战，使一部分地主豪强在北方不能立足，便带领他们的宗族和依附农民纷纷过江，想在这个较为宁静的地区暂时躲避一下，以待机北归。如有宗族、部曲三百多①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典略》。 ②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① 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10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口的临淮东城人鲁肃，有私客百人的汝南细阳人昌范，有僮客八百的南阳人甘宁，以及皖北大族周瑜等，便都是这一类人。他们到达江南后，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政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孙氏政权的建立可说适应了他们的这种要求。孙策和孙权对这些流亡地主皆曲意笼络，如孙策自称与周瑜情同“骨肉”①，对吕范“亲戚待之”②，孙权更师礼张昭，兄事周瑜，都是突出的例子。因此，在孙策的旗帜下就聚集了一大批北方大族，成为他渡江转战的骨干力量。这些北方大族清楚地知道，他们和孙氏政权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即“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③。因此，他们对孙氏政权的支持，可说鞠躬尽瘁，死心塌地。东汉末年，被称为吴郡四姓的顾、陆、朱、张和被称为会稽四姓的虞、魏、孔、贺等江东大族，都正处在迅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孙家本身就是江东的“地头蛇”，孙坚起兵时所依靠的核心力量是“乡里少年”，孙坚的兄弟孙静曾在家乡“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④进行武装割据。当时散布在江东的这种豪强武装，在史书中被称为宗部或宗伍，领导它的豪强被称为宗帅。孙策和孙权如果不和这些土著豪强合作，特别是得不到像吴郡四姓这样显赫大族的支持，他们的政权就会像无基之屋，经不起风吹雨打。因此，孙氏兄弟对江东大族也尽力拉拢。孙吴政权建立后，吴郡四姓充作郡吏的数以千计。吴郡陆氏一家，前后出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陆凯说：“先帝（孙权）外仗顾、陆、朱、张”⑤。这些事实都说明江东大族也成为孙吴政权的重要的社会支柱了。 其二，审时度势，灵活处理与蜀、魏之间的关系。孙策临死时，对辅佐孙权的张昭等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①；鲁肃也对孙权说：“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②。这种立足江东，面向全国，有机会再图进取的策略，完全符合东吴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孙权所遵守的立国方针。在赤壁之战时期，孙权与刘备联合大败曹军，在襄樊之战和夷陵之战时期，孙权又与曹魏联合夺取荆州。夷陵之战以后，蜀汉的势力收缩到益州，对吴已构不成威胁，曹魏成为吴的唯一大敌。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转回头又与蜀汉长期联盟，甚至当东吴的大臣谣传蜀欲背盟时，孙权则认为绝不可能，并说“朕为诸君破家保之”。可见在后期孙权与蜀联合的态度是坚决的。孙权通过再次与蜀联合，不仅顺利地当了皇帝，也有效地抵抗了魏的军事进攻。孙权从联蜀抗魏或联魏抗蜀中大捞好处，就是他的上述立国方针的灵活运用。在魏、蜀、吴三国中，魏的力量最强，从长远来看，吴、蜀联合抗魏是客观的趋势，但并不排斥在个别时期吴、蜀之间的矛盾也会激化。孙权在这个问题上看得较透，处理得较好，与刘备、曹丕相比，显然棋高一着。由于孙权对这个大问题处理较好，因此使他能“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③。这也是孙权能在江南建立巩固政权①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吴书·吕范传》。 ③ 《三国志·吴书·吕范传》注引《江表传》。 ④ 《三国志·吴书·孙静传》。 ⑤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①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③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傅子》。 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举贤任能。孙策临死时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①。事实证明，孙策认为孙权善于举贤任能的看法是正确的。在举贤方面，如出身“凡品”的鲁肃，张昭等都瞧不起他，但周瑜把他推荐给孙权以后，孙权经过考察，认为鲁肃很有才能，就重用不疑，后鲁肃成为接替周瑜的名将。吕蒙、陆逊也都是在未成名以前，即被孙权赏识，很快提拔到关键岗位的。孙权曾与陆逊在一起论鲁肃，认为鲁肃有一短二长，而“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取其长”。这种不求全责备，与曹操的“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举贤思想如出一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来曹操和孙权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都能选出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在任能方面，陈寿批评孙权对人“性多猜忌”，其实这是孙权晚年的情况，在他早年并不如此，而是能够作到推诚任之，放手使用的。夷陵之战以前，吴南郡太守诸葛瑾曾写信给刘备，劝刘备收兵议和，这完全是为了维护吴的利益，但后来却有人向孙权告发诸葛瑾里通外国，孙权不信，说：“孤与子瑜（诸葛瑾）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②。可见孙权对诸葛瑾很信用。陆逊以荆州牧坐镇武昌，负责对蜀的外交，“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诸葛）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刘）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③。这说明孙权对陆逊的任用更为放手。孙权对部下很体贴，典型的事例正如孙盛所指出的：“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①。由于孙权重视选贤任能，而且有一套方法，这不仅使他能够罗致一批人材，也使东吴统治阶级内部比较团结。曹丕伐吴时，曾望江叹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孙权称帝时，蜀有人主张伐吴，诸葛亮说：“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②。胡三省评论说：“观孙权君臣之间，推诚相与，谗间不行于其间，所以能保有江东也”③。这都说明了孙权的举贤任能对巩固东吴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 孙权对江南的开发东汉以前，江南经济虽有进步，但还相当落后。这有很多原因。长期以来，北方的中央政权对江南不够重视，无疑是造成它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吴政权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大政权，它的规模和实力，要远超过秦以前的吴、越、楚，而足以与北方的曹魏和西南的蜀汉相抗衡。为了维持这个大政权，需要相应的人力、文化、技术和经济条件，这对江南的开发是有利的。由东吴开始的六朝时期，落后的江南成为与北方相对抗的政治舞台，它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孙权的历史功绩，主要是他在开发江南经济上①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 《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③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① 《三国志·吴书·凌统传》注引孙盛曰；孙盛所指诸事，参看《吴书》本传。②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③ 《资治通鉴》卷六九，黄初二年注。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推行屯田为了开发江南经济，孙权的第一个战略措施，就是仿照曹魏推行屯田制度。东吴的屯田制度始创于建安七、八年，一直推行到吴亡，历时七十多年。和曹魏一样，东吴的屯田制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类。屯田的地区，在今江苏境内有溧阳、湖熟、于湖、江乘、赭圻城、毗陵、吴郡等地，在今浙江境内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内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西境内有柴桑，在今湖北境内有夷陵、江陵、金城、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灵山、厌里口、安乐浦、阳新、浔阳等地①。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与曹魏军事对立的邻近地带，有些是在孙吴的腹地，分布很广泛。从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毗陵屯田上的劳动者有男女各数万口，可见东吴屯田的规模是很可观的。为了配合屯田生产，东吴很重视水利灌溉，如《水经注》卷三五《江水》三称：巴“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溉野”；新阳县富“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孙权对屯田十分重视，黄武五年（226）“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这可证明东吴的屯田也和曹魏一样，是普遍用牛耕田的。汉代江南已用牛耕，但到南朝始普及，其间由不普及到普及的转折，也许就是东吴推行的牛耕屯田吧。由于东吴推行的屯田很广泛，重视水利灌溉，普遍利用牛力，所以尽管它剥削很重，但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还是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征讨山越东汉末年，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散居着许多“椎髻鸟语”的山越人。《资治通鉴》卷五六建宁二年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胡说大抵有据。但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仅山越人已大体汉化，而且在他们聚居的地区也迁进了不少逃亡的汉人，所以山越与先秦时期作为一个种族实体的越族已大不相同，他们与汉族已很少区别了。东汉末年，随着州郡和豪强武装崛起的浪潮，山越在他们大族的领导下，也建立起许多拒绝向官府服役纳税的割据王国。因为这些割据王国大多座落在山区，所以被旧史诬为“山贼”、“山寇”；又因为它们和平原地区结聚宗族而起的汉族豪强武装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也被史书称为“宗部”、“宗伍”。这些山越武装小者人数以千计，大者达数万人，其力量不容忽视。东吴政权建立后，为了与魏、蜀抗衡，需要广开兵源、税源，因此就对各地的山越展开了长期的征讨。 孙吴政权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了“强者为兵，羸者补户”①的政策。东吴来自山越的兵，有史可稽者，如陆逊讨丹阳山越，“得精卒数万人”，后又讨鄱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贺齐讨丹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人”；全琮讨丹阳、吴、会三郡山越，“得万余人”；潘璋讨建昌山越，“得八百人”；诸葛恪讨丹阳山越，“得甲士四万人”，“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顾承“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张承“为长① 东吴屯田的地区，参阅陈连庆《东吴的屯田制》一文，载《社会科学缉刊》1982 年第6 期。①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②；等等。略计上列数字，就达十余万人，约占吴兵总额二十多万的半数。东吴的士兵都要在军屯上进行生产，“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③。所以，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精兵十余万，同时也就是为国家增加了十多万精壮的劳动力。 所谓“羸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女丁编为国家的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这一部分人究有多少，不得而知，但肯定会大大超过补兵的人数。东吴在山越聚居的邻近地区增殖郡县，就是为了安插、统治被迫出山的山越人。如建安十年，孙“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建安十三年，“使贺齐讨黟、歙，分黟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建安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黄武五年，又一度分丹阳、吴、会稽“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①。郡县的增置是以国家控制户口的增多为前提的。 山越人民离开深山以后，他们受东吴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可能比受大族的剥削和压迫要重一些，但他们居处的自然条件改善了，而且由于和汉族进一步融合，也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江南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发展交通和手工业生产在吴国的经济中，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赤乌三年（240），孙权使左台御史郗俭，凿京城建业西南，自秦淮抵宫苑之内的仓城，以运输粮食，名运渎。赤乌四年，孙权又诏凿东渠，通北堑，以泄玄武湖水，南接秦淮，逶迤十五里，名曰青溪。赤乌中，孙权又令凿潮沟，引江潮抵青溪，接秦淮水，西通运渎，北连玄武湖②。运渎、青溪、潮沟是沟通京城一带的水运线路。赤乌八年，孙权“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勾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句容县东南）至云阳（今丹阳县西南）西城，通会市，作邸阁”。这段水道名破冈渎。破冈渎东南连接云阳至吴、会的水道，西北与运渎接通，这样吴越运船就可直达吴京都仓城。孙权还令“岑昏凿丹徒至云阳”①的水道，与吴、会至云阳的水道相接。《南齐书·州郡志》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就是指孙权时凿通的这条水道。这条水道也就是以后江南运河的前身。 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很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吴在此设典船都尉，许多罪犯被罚到这里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业也很兴盛，它造的一艘名为“大船”的战舰，能“容敌士三千人”②；另一艘名“长安”的战舰，“船楼装高”③，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孙权曾派万人船队北至辽东，南到台湾、海南岛，为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吴亡时，西晋从吴接收的舟船达五千余艘。这都说明吴国有极强的造船能力。 ② 上引资料分见《吴书》本传。 ③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① 上引资料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② 运渎、青溪、潮沟的开凿，参阅《建康实录》卷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① 《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部·润州》引《吴志》。 ② 《太平御览》卷七七○《舟部·舟》引《武昌记》。 ③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纺织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也较显著。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华歆北还时，孙权赠以越布、香葛，曹丕也曾遣使向吴求细葛④，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居全国上选。江南的丝纺织原来很落后，吴时始见起色。诸暨、永安生产的丝因质量优异，被列为贡品，称“御丝”⑤。孙权在后宫设织络厂，起初生产者不满百人，孙皓时已发展到上千人①，这些多来自罪犯的女徒专为统治者生产高级丝织品。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是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冶城，以后一直成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黄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②，可见武昌有巨大的冶铸作坊。《宋书·百官》上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这说明吴的铁冶十分普遍，为以后南朝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对岭南的开拓秦汉在岭南都设有行政组织。西汉末的交阯太守锡光和东汉初的九真太守任延，向当地人民推广汉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③；促使岭南地区渐趋开化。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岭南无疑还属于国内有待开发的最落后的地区之列。 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人民所杀，州郡扰乱。交阯太守士燮乘机向朝廷上表，以其弟壹为合浦太守，■为九真太守，武为南海太守。士燮为政宽厚，长于《春秋》之学，北方避难的士人多往依之。士家成为雄据岭南的一大势力。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入岭南。苍梧太守吴巨不服，被步骘诱杀。步骘威声大震，合兵二万南下，在高要峡口击溃了苍梧人衡毅、钱博的狙击部队④。士燮兄弟相率服从，吴始占有岭南地区。建安二十二年，步骘在番禺建筑城郭，并迁州治于此。吴在岭南建立统治后，该地所产的明珠、大贝、犀角、象牙、玳瑁、翡翠、战马等珍品，源源不绝地运到东吴朝廷，这说明吴对岭南的统治是有效的。孙权称吴王后，贬经学大师虞翻于交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①，这是继士燮之后又一次在岭南大规模地传播儒学文化。《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注》称：交州“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桑蚕年八熟茧，《三都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由此可知，左思《吴都赋》所谓“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指的是吴交州地区。可见岭南经济的发展。东汉时在岭南置交州，下辖七郡、五十六县；吴分交州置广州，两州共辖十五郡、九十二县。州郡县的增多，也反映了岭南的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 ④ 《太平御览》卷八一九《布帛部·絺绤》注引《吴历》及《江表传》。《吴历》谓向华歆赠送越布、香葛的为孙策，其实应为孙权。 ⑤ 《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布帛部·丝》引《陆凯奏事》。 ①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兵部·剑中》引陶弘景《刀剑录》。 ③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参阅《后汉书·任延传》。 ④ 《水经注》卷三七《泿水注》引王氏《交广春秋》。 ①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范文澜曾指出：长江流域“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②。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孙权正是在这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把江南经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以后长江流域经济赶上黄河流域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权的晚年孙权年轻的时候，很重视学习，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典籍；他掌权以后，又博览三史①、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②。孙权在当政的前期，在许多事情上能明断是非，处置得宜，应与他重视学习有关系。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权除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以外，在处理政事上，也犯过许多错误。陈寿评论说：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③。可见孙权愈到晚年，消极面愈大。孙权晚年的猜忌、残暴，主要表现在偏信奸佞吕壹和不恰当地处理孙和与孙霸之争两件大事上。 吕壹为中书校事，负责“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实际上充作孙权的耳目，对官员进行侦察、告密，深得孙权的信任。壹因此作威作福，“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④。丞相顾雍、江夏太守刁嘉因吕壹诬陷，前者几乎丢官，后者几乎被杀。太子登多次向孙权进谏，孙权不听，官员都敢怒而不敢言。太常潘濬见孙权固执，竟想借宴会之机袭杀吕壹，事虽未成，足见吕壹为害之甚。后吕壹又对左将军朱据进行陷害，结果事败，在赤乌元年被孙权诛杀。孙权派中书郎袁礼往告谢诸大将，并征求对政事的意见，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都借口不管民事，闭口不言，要袁礼去问陆逊、潘濬。陆、潘虽有所陈，但“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可见东吴大臣对孙权的猜忌都存有戒心。 起初孙权立长子登为太子，登死后，又在赤乌五年立和为太子，并封和同母弟霸为鲁王。孙权表面上对二子同样宠爱，实际上则偏爱孙霸。孙霸被封为鲁王后，孙权仍使他与太子和同居一宫，待遇完全一样。后因大臣上言，“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孙权才使孙和、孙霸分宫，各置僚属。孙霸不服，到处拉拢势力，谋夺太子地位；孙和也积极反抗。两派势力的发展，造成统治集团的大分裂，“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兹延大臣”，乃至“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①。孙霸一党多次向孙权诬告孙和，孙权对太子越来越反感。大臣陆逊、顾谭、吾粲由于为太子辩护，顾谭及其弟承被流放于交州，吾粲被杀，孙权数次派宦官向陆逊责问，逊愤恚而死。就两派来说，孙和是受害者，也比较好一些，这一点孙权后来② 《中国通史》第566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出版。 ① 王鸣盛认为三史指《战国策》、《史记》、《汉书》，见《十七史商榷》卷四二《三史》。②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③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④ 《三国志·吴书·顾雍传》。 ①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 也逐渐意识到了。但孙权没有采取正确的对策，而是采取了不分好坏、统统打击的蛮干作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赤乌十三年（250），孙权废太子和为庶人，流徙丹阳故鄣。反对孙权废太子的陈正、陈象遭到族诛，朱据、屈晃被各杖一百，据左迁为新都郡丞，晃被罢官回乡，“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②。同时，孙权又赐鲁王霸死，鲁王的党羽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也被诛杀。在这次事件中，孙权制造了大批冤案，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次事件以后，孙权立年仅十岁的孙亮为太子，这对孙权死后的政局影响很大，使它更加不稳。 为什么孙权在年轻时对大臣能推诚相与，到晚年就百般猜忌、甚至横加屠杀呢？其原因大概有二：在主观上，这是孙权晚年专制作风恶性发展的结果；在客观上，与孙吴时期大族势力的急刷扩张有关系。后一点需要多说几句。孙权为了拉拢统兵将领，曾实行世袭领兵制度和复客制度，又把大量土地赏赐给他们，并免税优待①。孙吴的将领多出身大族，经孙权着意培植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就越来越多，势力急剧膨胀，乃至“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 ，田池布千里”②。大族肯定是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因为大族势力越发展，国家的兵源税源就越少，阶级矛盾也越尖锐，给封建统治带来危机。这是历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大族产生矛盾的根源。事实证明，东吴后期中央与大族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贺邵为吴郡太守时，曾到当地大族顾、陆诸家的屯邸检括他们非法役使的官兵和逃亡农民，许多大族被判罪，后经江陵都督陆抗向孙皓求情，才得释放③；此其一。凤凰三年（274），孙皓又曾“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④，这些“使者”的任务和贺邵在吴郡干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此其二。由于陆凯多次对孙皓直言进谏，孙皓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因凯“宗族强盛，不敢加诛”⑤，可见东吴皇帝对大族多有顾忌；此其三。以上三例，虽都是发生在孙皓时期的事，但可以肯定，东吴中央皇权与大族之间的矛盾绝非自孙皓始，而是在孙权后期就相当尖锐了。孙权对大臣猜忌、甚至屠杀，在相当大程度上应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一种曲折的反映。当然，猜忌和屠杀并不能解决中央和大族之间的矛盾，从孙权所处的时代来看，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应是曹操所制定的“重豪强兼并之法”①、诸葛亮所制定的“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②这一类抑制大族势力发展的政策，但孙权却没有制定出这种政策。这说明，就军事、用人以及开发江南经济来说，孙权的才干和历史功绩堪与曹操、诸葛亮相媲美，但在治国上则要差一些。这也许就是孙权这个重要历史人物过去长期遭到人们忽略的一个原因吧。 ②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 ① 参考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一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② 《抱朴子·外篇》卷三四《吴失》。 ③ 《世说新语》上卷下《政事篇》。 ④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 ⑤ 《世说新语》中卷下《规箴篇》《孙皓问丞相陆凯》条注。 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第二节周瑜③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东吴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助孙策开拓江左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周瑜出生在一个士族家庭。曾祖周荣先后在章帝、和帝两朝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从祖周景、从伯周忠皆官太尉，位列三公。周瑜的父亲周异则为洛阳令。 在周瑜的幼年时期，东汉政权的统治正面临严重危机。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乘机扩充了军事实力。他们之间的争夺十分激烈，冲突日益升级。政局不稳，战事频起，加速了皇权的削弱和割据分裂局面的形成。 中平六年（189），灵帝病死。关东地区的一些州郡牧守不满董卓专政，纷纷举兵讨伐。附属于袁术的吴郡豪族孙坚也参加了讨董联军。临行前，孙坚将家眷安置到舒县。十四岁的周瑜结识了孙坚的长子孙策。孙策与周瑜同岁，都是心怀大志的少年。两人情趣相投，关系很好。周瑜把家里的一部分住宅让给孙策，还经常以财力对他进行帮助。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周瑜二十岁。他准备渡江探望在丹阳担任太守的叔叔周尚。这时，周瑜收到了孙策从历阳（今安徽和县）送来的书信，来信邀他共下江东。四年前即初平二年（191），孙坚在进攻襄阳时，被刘表的部将黄祖杀死。父亲死后，孙策投奔割据江淮下游的袁术。由于长期受猜忌和压抑，孙策决定脱离袁术。他借兵三千准备返回江东故土，发展自己的势力。正在寻找政治出路的周瑜收到书信后，马上率领自己的部曲家兵数千人奔赴历阳。同时，他还带去了大批舟船粮秣。对于周瑜应邀而至，孙策大喜过望。他说：有了你周瑜，我的事业可以成功了。 孙策进击江东的军事行动，进展得十分顺利。周瑜及江东名士程普、张昭等人协助孙策先后打下秣陵、湖孰、江乘等地，赶走扬州刺史刘繇，占据他的治所曲阿（今江苏丹阳）。十几天的时间，孙策的军队增加二万余人、战马千匹，威震江东。在继续东进之前，孙策把镇守江东要镇丹阳（今江苏南京）的重任委以周瑜，并对他讲，我攻打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平定山越（江东地区的少数民族），靠这些军队人数已经足够了。你为我看守好丹阳就行了。 丹阳虎踞龙盘，形势险峻，是通往江南的要冲之地。袁术不愿让孙策据有丹阳，派遣其弟袁胤取代周尚，担任丹阳太守。周瑜无力对抗，被迫遵从袁术的命令，和叔叔一起离开丹阳，来到袁术的住地寿春（今安徽寿县）。袁术赏识周瑜的才干，建安三年（198），想任命他担任手下的将领。这时周瑜已在袁术帐下三年，对袁术的目光短浅、骄横无知，十分鄙视。尤其是建安二年，袁术不顾部下反对，擅称帝号，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愚蠢的作茧自缚，更引起了周瑜的厌恶。而孙策却已陆续削平江南各郡的割据势力，夺占吴郡、会稽等地，既而又与袁术决裂，设置官府，委任长史，在江东初③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不另作注。 步建立了孙氏政权。判定袁术终无所成的周瑜，不愿再留在寿春，决心回到孙策那里。周瑜拒绝将军的称号，向袁术提出要到居巢（今安徽桐城南）为长的请求。居巢离长江很近，周瑜的企图是，从居巢顺流而下直奔江东。袁术不知周瑜假途东归的用意，竟满足了周瑜的要求。 在居巢，周瑜结识了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的豪族鲁肃。在他的劝说之下，鲁肃放弃东城长的官职，背叛袁术，与周瑜结伴东渡。 到达江东以后，周瑜受到隆重的礼遇。孙策特意为他准备好上等的馆舍、丰厚的赏赐，并亲自出城欢迎。孙策授予周瑜建威中郎将的职务，还拨出二千名步兵、五十名骑兵属他指挥。周瑜时年二十五岁，因为仪容俊美、风流倜傥，江东人都昵称他为“周郎”。孙策以他为牛渚镇守，不久又改派为春谷长。牛渚、春谷与庐江郡一水之隔，两处都是扼守江东的咽喉要地。孙策考虑舒县周氏是庐江的名门望族，派周瑜为督，可以充分利用他的家族的社会影响，以招募人马，延揽人才，扩大力量。 建安四年（199）六月，袁术病死。他的军队大多归顺了占据皖城（今安徽潜山）的庐江太守刘勋。孙策害怕刘勋成为第二个袁术，决定设计消灭他。于是，他故意劝诱刘勋袭击海昏上缭的山越，然后乘虚而入，与周瑜分率二万余人偷袭皖城。轻取皖城后，周瑜随从孙策在寻阳和沙羡，分别打败回师救皖的刘勋以及赶来救授的黄祖。经过几次大仗，孙策俘获对方部曲士兵三万余人，战船七千余艘，实力大增。通过这次向西用兵，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今江西吉水西北）一带也尽归江东所有。战争结束后，周瑜以中护军、领江夏太守的职务（孙策授予周瑜这一职务是在取皖城之前）镇守巴丘（今湖南岳阳），防范占据荆州（今湖南、湖北）的刘表东侵。 力主抗曹建安五年（200）四月，孙策被杀，其弟孙权继位。当时江东的孙氏政权只是初具规模，并不巩固：外有强敌曹操、刘表；境内的一些纵深之地还有很多小股的割据势力，统治营垒中不少人左瞻右顾，“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形势紧迫，人心惶惶。这种局面直到周瑜率领大军从巴丘赶来才有改观。周瑜和张昭主动把一些琐碎的行政事物分管起来，全力支持和辅佐孙权，迅速安定了江东的局势。周瑜亲自出面挽留准备北行的鲁肃，把这位一直没有得到孙策重用的政治人才推荐给孙权。后来，鲁肃成了江东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政治家。 官渡之战后，北方地区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兵多地广的袁绍被曹操打败后病死，两个儿子相互攻杀，力量削弱。曹操兵威大盛，实力日增，开始雄踞中原。曹操为试探江东的虚实，于建安七年（202）派人下书要孙权送人质给他。孙权召集臣下商讨解决办法。面对曹操的讹诈，许多人犹豫不决。周瑜坚决反对向曹操屈服。他认为，江东自然环境优越，交通便利，兵精粮多，具备割据条件，完全不应该向曹操低头。送去人质反而会陷入被动，受到曹操的钳制。周瑜的意见得到了孙权母子的一致赞同。孙权的母亲还嘱咐儿子要像对待兄长一样的尊重周瑜。 从建安五年（200）开始，周瑜一直坐镇吴郡，为孙权出谋划策，平乱讨叛。其间，为安定内部，周瑜曾多次带兵镇压山越的反抗。建安十一年（206），周瑜亲自督讨麻、保二屯的少数民族。这次战争十分残酷，周瑜将俘获的部落首领一律枭首示众，同时还把一万多人强徙到江东政权的腹心地区。 留吴期间，周瑜曾多次奉命进攻刘表。孙权与刘表誓不两立，一是因刘表占据的荆州与扬州毗邻，属于江东政权向西开拓的对象；二是因孙权的父亲孙坚死在刘表的部将黄祖手里，双方有世仇。孙权继承孙策的政策，不断地西进，其主帅常由周瑜担任。 建安十三年（208）初，周瑜向孙权举荐刘表的降将甘宁。孙权接受甘宁的建议，亲自统兵进攻屯军夏口（今湖北汉口）的黄祖。周瑜被委派为前部大部督。两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水战，江东军队终于攻陷夏口，杀死黄祖。消灭黄祖，为孙权夺取荆州扫清了道路。 这一时期，北方的曹操已经彻底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力量，并打败了三郡乌桓。他把被乌桓俘获的汉人十余万户和幽州、并州的乌桓三万余落迁入塞内，基本统一了北方。曹操雄心勃勃，企图乘胜南进完成统一的大业。这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进攻刘表，准备夺取荆州。曹军未到，刘表先期病死，其子刘琮不战而降。刘琮投降，事先没有通知住在樊城的刘备。刘备寡不敌众，不敢迎战，只好一路南退，狼狈地逃到夏口。 曹军南下荆州，给江东政权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曹操得到荆州的大批水师战船，又据有粮食武器储备丰足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更使江东朝廷上下十分不安。九月，孙权亲临荆州前线。刘备的谋臣诸葛亮也赶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拜谒孙权，极力劝说孙权、刘备两家联合破曹；同时孙权收到曹操的书信，信中威胁说，准备以八十万水军与孙权决一死战。事态严重，江东上下十分惊恐。张昭等人被曹军的气势吓破了胆。他们认为，曹军力量强大，并以汉相的名义，打着皇帝的旗号征讨四方。抗击曹军，在名义上便很被动。况且江东的优势在于凭借长江天堑，曹操得到荆州，收降刘表的水军，获取大量的战船，天险成为双方共有的东西。实力悬殊，江东只有迎降曹操才是出路。 孙权接受抵抗派鲁肃的建议，将受命去鄱阳的周瑜召回商讨对策。周瑜反对投降，极力主战。他向孙权一再强调割据江东的可能性。他说，江东地域辽阔，兵精粮足，内部安定，政权巩固。曹操名为汉相，实是汉贼。孙权雄才大略，完全可以继承父兄基业，为朝廷扫除污秽。他还认为，曹操有一系列的致命弱点。比如北方没有完全平定，后方并不很稳固，特别是关西的马超、韩遂尚在函谷关以西骚扰，使曹操放心不下。除有后顾之忧外，曹军还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他的将士主要是北方人，来到南方，“舍鞍马，杖舟楫”，同习于水战的江东军队交锋，是舍长用短。由于北方人不能适应南方的水土，容易发生疫疾。曹操违犯兵家作战的大忌，不顾后果，贸然用兵，必然自食恶果。周瑜又戳穿了曹操所谓八十万大军的骗局，指出他的实际兵力不过十五六万人，而且久战疲敝，战斗力不强。刘琮的荆州降兵至多七八万人，也疑虑重重，士气很低。固然曹军人数略多一些，但实际并不可怕。周瑜坚决向孙权请战，表示只要拨他五万精兵，就可以打败曹操。周瑜的分析振奋了孙权的精神，坚定了破曹的信心。孙权用刀砍去奏案的一角，警告劝降的臣下说，谁再敢说迎接曹操的话，下场就和这个桌子一样。他亲热地拍着周瑜的脊背说，公瑾，你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别人都是在为自己打算，只有鲁肃和你才与我同心同德。让我马上召集五万精兵尚难办到，目前三万人马，我已选好，战船军粮都非常充裕。你和鲁肃、程普先行一步，我继续筹划兵源给养，作你们的后援。当即，周瑜、程普被孙权任命为左、右都督，分领大军逆流西上，和刘备并力，迎击曹军。 在樊口（今湖北鄂城附近），周瑜所率的江东水师与刘备的军队会合。 孙刘联军合计五万人左右。 赤壁立功曹军船舻相接，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在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曹军和孙刘联军相遇。周瑜的推测成为事实，疫疾已在曹军中流行，生病的人很多，战斗力大受影响。结果两军交锋，曹军初战失利。曹操将大军退到江北的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上岸安营扎寨，与进逼而来的联军隔江对峙。 两军僵持的局面对人孤力单的联军不利。周瑜的部将黄盖建议说，敌众我寡，不宜在这里同敌人持久消耗。曹操针对北方军士不习水战的缺陷，采用方连战舰，首尾相接的方式进行补救，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可以用火攻打败他的机会。周瑜采纳了黄盖的建议。 黄盖按照与周瑜制定的计策，写信给曹操表示愿意归降。曹操没有识破这是诈降计，答应接受黄盖。黄盖预先将几十艘小船内塞满薪柴，灌上鱼膏，外面用帷幕、旌旗遮掩好。然后，他选择了一个东南风猛烈的夜晚，率领着船队向江北冲去。在离北军二里的水面上，黄盖命令各船同时点火。火猛风烈，船行如箭。由于曹军以为是投降，没有防备，结果小船点燃了他们的战舰。刹时间大火腾空而起，火舌向对岸舔去，很快延及曹军的营垒。江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曹军将士乱作一团，被烧、淹死者难计其数。曹操猝不及防，无心迎敌，索性命人把未被点燃的战船和不便带走的军需付之一炬，带着残部向北败逃走。联军在刘备、周瑜的带领之下，水陆并进，一直追到南郡。曹操不愿在荆州久留，遂任命曹仁把守江陵，自己则撤回北方去了。赤壁一战，曹军损失严重，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半。战死之外，还有大批将士因饥饿、疫疾而命丧黄泉。战争的胜利，加强了孙氏政权在江东地区的割据地位，也使刘备避免了覆亡的危险。赤壁一战，周瑜的英名传扬天下。 周瑜到达南郡后，以数万大军围攻江陵城。江陵城内粮草充足，加之曹仁防守严备，周瑜一直未能取胜。周瑜为分散消耗曹仁的兵力，派甘宁西上攻取夷陵（今湖北宜都）。甘宁一战得手，曹仁果然分兵，企图以五六千众夺回夷陵。周瑜采纳吕蒙建议，只留下少许人继续围困江陵，自己亲率大军去救甘宁。周瑜行至中途，发现江陵到夷陵之间有一处险要的必经之道。他便忙派出三百余人，用砍伐的树木将险道阻塞。周瑜赶到江陵，当日即与曹仁在城下激战起来，围城的曹军被消灭一半以上。曹仁抵挡不住周瑜的攻势，又担心江陵有失，连夜撤往江陵。曹军行至险道，发觉陷入困境：前面有树木拦路，后面是周瑜穷追不舍。为了逃命，他们只好丢掉马匹，越过路障，步行遁逃。这一夜，周瑜截获曹军战马三百余匹。 不久，周瑜在长江北岸建起营垒，准备长期围攻曹仁。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两军一直在江陵相持。双方进行过多次较量，彼此各有胜负。每战，周瑜必身先士卒，跨马■阵。在一次混战之中，他不幸为流矢射中右臂，受了重伤。曹仁听说周瑜伤重行动不便，认为有机可乘，立即召集军队前来骂阵。周瑜忍着箭伤，挣扎而起，到各营鼓舞士气。曹仁讨不到便宜，只好退兵。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守江陵的曹军伤亡过重，曹仁被迫放弃南阳。把曹军赶出荆州后，周瑜以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的职务镇守江陵。同年，孙权为表彰周瑜的功劳，特别把下隽等四县封作他的奉邑。 志在荆州与益州曹操的势力北退后，刘备乘势占据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他自号左将军、领荆州牧，设大营于油江口，易其名为公安。刘备为巩固同江东的联盟，冒险东去迎娶孙权的妹妹，并向孙权提出借南郡的要求。在借与不借南郡的问题上，江东政权的内部存在分歧。周瑜不但不同意鲁肃借南郡与刘备的意见，而且主张把刘备软禁在江东不放。建安十五年（210），他上书给孙权说，刘备是个心怀大志的人，手下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的名将辅佐，绝不会久屈人下。周瑜认为，应把刘备弄到吴郡，广筑宫室，多置美女，用腐化的生活消磨他的意志。把关、张两人，瓦解分散，各置一方。然后派出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去攻打他们，事情就可以解决了。相反，割借刘备土地，再放任三个人聚在一起，这好像蛟龙得到了云雨，他们怎么会甘当池中之物。孙权考虑到曹操的威胁仍然严重存在，江东需要孙刘联盟，况且刘备也不是美女玩好就能上钩的人，所以没有听取周瑜的建议。刘备返回公安，听说此事，心有余悸地说，我险些死在周瑜的手里。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周瑜去京口（今江苏镇江）面见孙权，提出夺取益州的计划。益州在荆州的上游，相当于今四川省地区。这里形势险塞，易守难攻，沃野千里，稻香鱼肥，素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割据益州的刘璋 弱无能，内部矛盾重重。占据汉中一带的张鲁又屡次与刘璋发生战争。周瑜以为，曹操受到重大挫折后尚未复原，又有腹心之患，不敢轻易举兵南下。益州局势不稳，正好乘隙而攻。占据益州后进而消灭张鲁，再与反曹的马超结盟，这样就形成了反曹的包围圈。周瑜答应夺取益州后，他还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对抗曹操。他乐观地说，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消灭曹操，统一北方是可以办到的。在征得孙权同意之后，周瑜立即启程返回江陵，作攻取益州的军事准备。但是，周瑜走到巴丘（裴松之注云应为巴陵）的时候，突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临终前，他上书孙权，推荐鲁肃接替自己的职务。周瑜语重情长地劝诫孙权“先虑未然，然后康乐”，除要防备北方的曹操，还要警惕占据荆州的刘备。 这一年，周瑜三十五岁。 孙权对于周瑜的病逝，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说，周瑜有帮助我夺取天下的才能，现在突然病死，让我依靠谁呀？他亲自穿上素服主持丧礼，进行哀悼，并动身到芜湖迎回用瑜的棺椁。后来，孙权经常与别人追忆周瑜的功绩，称赞“公瑾雄烈，胆略兼人”，“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还说在“腹心旧勋”之中只有周瑜的主张常常和他一致，对江东政权的功绩任何人也无法同周瑜相比。 孙权高度评价周瑜，除表彰他为建立江东政权所立的汗马功劳之外，还有感念周瑜对孙氏兄弟耿耿忠心的成分。孙权继位之初，年轻无威，臣下对他不大恭敬。功勋显赫、把握重兵的周瑜极力树立孙权的威信。他反复对同僚宣传孙权能“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是个可以成就大事业的人，并带头像对待孙策一样地尊重孙权，忠诚地履行臣下的礼节和职责。赤壁战前，曹操欣赏周瑜的才干，曾秘密地派遣著名的说客蒋干去劝降。周瑜知道蒋干的来意后，请他参观大营，行视仓库中的粮储军备，又在酒宴上摆下服佩珍玩。然后他对蒋干说，大丈夫一世，为的是能遇上个知己的君主。我与主公从外人看是君臣关系，实际上我们亲如骨肉。这种言听计从、祸福与共的情份，就是像苏秦、张仪这样的古代辩士复生，也不能把我说动，何况你蒋干呢？对于孙权的命令，周瑜坚决执行，从不打任何折扣。他反对借地给刘备，但是孙权一旦作出决定，他马上给刘备让出了长江以南的南郡土地。 周瑜为人豁达，从不忌贤妒能。他注意发现和提携有真正才能的人，经他荐举的如鲁肃、甘宁这样的政治、军事人才就有很多人。程普早年追随孙坚，是江东政权的元勋，曾看不起周瑜，多次欺辱他。周瑜处处谦让，从不和他计较。周瑜的宽忍，终于使程普大受感动。老人越来越钦佩周瑜，遂成忘年之交。程普心悦诚服对人讲，和周公瑾来往，好像在饮美酒，不知不觉就让人醉了。 周瑜精通音乐。酒宴之中，虽然喝了许多酒，但只要乐队演奏有误，他立刻便能察觉。只要听到，还一定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出毛病的人。因周瑜这一习惯，形成了一句俗谚：“曲有误，周郎顾。” 建安四年（199），周瑜随从孙策破皖城，与皖城桥公相识。二十四岁的周瑜迎娶桥公小女为妻，是为小桥。周瑜有两男一女。女儿被孙权聘为太子孙登之妃。大男周循娶公主，官任骑都督，早死。小男周胤初拜兴业都督，后改封都乡侯。 第三节鲁肃①鲁肃（172—217），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人。东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与周瑜志同道合鲁肃生于汉灵帝建宁五年（172）。由于祖辈无人出仕为官，鲁肃的家庭虽然资财丰足，但并不属于士族阶层，只是那种在地方上有些势力的豪族。在他降生不久，父亲去世了。鲁肃靠祖母抚养长大，这样的生活经历培养了他的自治能力。青少年时期的鲁肃，心怀开阔，善于思考，具备一定的政治眼光。早在董卓之乱前，鲁肃就看到东汉帝国内部蕴藏着严重的危机，预感天下将要大乱。为了在变动中能够有所作为，鲁肃努力习武，他的剑法和骑术都很出色。他不再花精力去治理家业，却把许多土地卖掉，用这些钱财赈济宗族乡亲和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逐渐地，鲁肃在家乡有了较大的威望和号召力。他召募不少青壮年作为部曲家兵，并常常以射猎的名义，到离东城不远的南山讲武习兵，训练他们的战斗能力。 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占据扬州地区（今长江下游和淮河之间）的袁术为加强对自己辖区的控制，极力收买地方势力。二十六岁的鲁肃被袁术委任为东城长。也是在这一年，鲁肃结识了在居巢为长的周瑜。 鲁肃和周瑜的相识，是从周瑜向他借粮开始的。汉末军阀混战时期，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粮食紧张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靠和平方式向别人借粮一般很难达到目的。但鲁肃对于周瑜的告贷，却毫不犹豫。他将自己储粮的一半——整整一囷三千斛大米，全数送给周瑜。鲁肃的慷慨相助，使周瑜非常感动。通过接触，他了解到鲁肃是个了不起的人才，遂与鲁肃结成挚友。后来，他们这种亲密的关系从未间断过。 周瑜劝说鲁肃和他一起脱离袁术，改投孙策。周瑜虽说是袁术的部属，但对他已丧失信心，认为袁术成就不了大的事业。所以，他坚决拒绝袁术要他担任将军的任命，主动到居巢为长。周瑜企图从居巢顺路东进，去找正在江东开疆拓地的旧友孙策。 鲁肃愿意和周瑜同行。为便于行动，他必须把部属撤离东城，南就居巢。临行前，他对宗亲部曲动员说，现在朝廷已经瘫痪，到处兵荒马乱。我们所处的淮泗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住在这里，人身安全很难保证。我听说，江东地区沃野千里，民富兵强，不知道你们肯不肯同我一起到那片乐土上去呢？经过他的劝说，大约有三百多人愿去江东。出发时，鲁肃命令老弱妇孺走在前面。他亲率部分强壮的男子负责断后。按照汉代的法律，国家编户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力，鲁肃南下的行动是违法的。州里负责巡逻的骑兵闻讯后，追赶上来阻止他们。鲁肃一面让前面的人放慢速度，一面命令其他的人做好战斗准备。鲁肃告诫追骑说，现在是乱世，群雄角逐，朝廷软弱无力，有功者不会受奖，有过失的也没人惩办。你们为什么要苦逼我们？说完之后，鲁肃在路旁树起一面盾牌，一箭即将盾牌射穿。追骑们觉得鲁肃的话有道理，又害怕动起手来，未必是鲁肃的对手，于是便退走了。当年，鲁肃随从周瑜到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达江东，定居在曲阿（今江苏丹阳）。 建安五年（200），鲁肃的祖母去世。为把祖母的棺椁还葬家乡祖坟，他返回了东城。在东城，鲁肃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来信邀请鲁肃投奔占据巢湖的郑宝。巢湖在东城以南，靠近长江，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很好。郑宝拥众万余，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鲁肃到达江东后将近两年，一直没有受到孙策的重视，很不得志。这次他接受朋友的邀请，决定从曲阿迎出母亲，到郑宝这里来。 鼎足江东的榻上策返回曲阿后，鲁肃发现江东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孙策被杀，其弟孙权控制政权。由于母亲已被周瑜接到吴郡（今江苏苏州），鲁肃便由曲阿赶到吴郡，并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周瑜。周瑜反对鲁肃的北行计划。这时，在孙权的新政府中，周瑜掌管着军国大权。孙策死后，江东形势一度相当混乱，只是靠着周瑜等人的全力支撑才逐渐稳住局面。正在为孙权搜罗人材的周瑜，当然不能把鲁肃放走。周瑜引用东汉大将马援的“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话告诫鲁肃，对于不了解的人不要轻易投奔。他向鲁肃介绍说，孙权是个很有作为的领袖人物，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注意吸收容纳各方面的人材。追随孙权，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鲁肃并不愿意离开江东，听到周瑜的劝告，也就放弃了北行的念头。 不久，周瑜把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很快会见了他。经过交谈，孙权对鲁肃的见识十分赞赏。在辞退别的宾客以后，孙权单独把鲁肃留下来，不拘礼仪地合坐在一张床上，一边喝着酒，一边议论着国家大事。席间，鲁肃向孙权提出了“鼎足江东”的榻上策。他认为，孙权急于仿效齐桓公、晋文公图霸王之业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因为曹操已取得控制汉帝的有利地位。汉室已不可能恢复，曹操的力量也不能根本铲除。鲁肃为孙权提供的对策是：割据江东，等待时机。利用曹操无暇南下的机会，进攻刘表，占据荆州，然后建号称帝，逐步夺取天下。鲁肃指出，由于北方“多务”，也就是说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有些麻烦事不易处理，曹操统一全国的目标很难实现，于是为江东出现割据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鲁肃的榻上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在许多观点上是一致的。两者同样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客观形势，并提出了远大的政治目标。具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和政治眼光的政治家，在三国时期除这两人外还是不多见的。而鲁肃榻上策的提出又比隆中对早了七年。鲁肃受到孙权的信任和重用，引起江东政权中某些特权人物的反感。当时，资格最老、势力最强的张昭屡次诋毁鲁肃，说他“谦下不足”、“年少粗疏”，建议孙权不要使用他。孙权知道鲁肃的本领，没有听信这些谗言，依然尊重他，并把鲁肃比作是东汉的开国功臣邓禹。 促成孙刘联盟建安十三年（208），基本削平北方的曹操，企图乘胜南进，一鼓作气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这年七月，曹操带领着号称八十万的大军星夜兼道进攻刘表。八月，曹军尚未到达荆州，刘表突然病死。消息传到江东，鲁肃立即向孙权要求以吊丧的名义出使荆州，目的是联络寄寓在荆州的刘备，合力破曹。鲁肃认为，荆州地处长江中游，与江东接壤。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外带江汉，内阻山陵，形势险峻，易守难攻，不但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兵家必争的南北要冲。占据荆州意味着抓着了夺取天下的关键。鲁肃分析说，刘表死后两个儿子互相争夺，荆州政权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刘备实际已成为这一地区唯一的政治代表。如果刘备和刘表的儿子合作得好，就联合他们共抗曹操；如果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易调和，再另作打算。曹操大兵压境，现在说服刘备及争取刘表的部属比较容易成功。但若不迅速赶到荆州，延误了时间，就会被曹操占先一步。孙权同意这个建议，立即派他出使荆州。 当鲁肃到达夏口（今湖北汉口）的时候，曹操大军已攻到荆州地界。鲁肃听到消息后，星夜兼道，加快速度，准备抢到曹操的前头。但是还是迟了，接替刘表在襄阳（今湖北襄樊）担任荆州牧的刘琮已经投降曹操，而这时鲁肃才刚刚赶到南郡（今湖北江陵）。 刘琮降曹，事先没有和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北）的刘备打招呼。直到曹操到达宛城，刘备才得到通知。刘备仓皇南逃，准备撤到粮械储备比较丰饶的江陵城。曹操不愿刘备据有江陵，迫不及待地亲率骑兵进行追击，在当阳（今湖北荆门南）把刘备的队伍打散。 鲁肃在当阳找到了处境狼狈的刘备。鲁肃向刘备询问今后的去向。刘备回答说，想到苍梧（今广西梧州）去投奔在那里担任太守的老友吴巨。鲁肃劝阻刘备说，吴巨处地偏僻，没有作为，迟早会为人所吞并，不是托身的地方。他介绍了江东的实力和孙权的为人，指出刘备只有联合江东抗曹才有出路。在当阳，鲁肃还结识了刘备的谋士诸葛亮。诸葛亮也是主张孙刘联盟的人，两人见面后非常投缘，很快成为知心朋友。刘备接受鲁肃的意见，放弃投吴巨的计划，改向东行。沿途与部将关羽的万余水军和刘表另一儿子刘琦所率的万余人会合，退守到樊口（今湖北鄂城）。他派诸葛亮随从鲁肃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会见孙权，商讨两方联盟的大事。 正在这时，曹操给江东送去了恐吓信，声言要与孙权决战。面对曹操逼人的气势，以张昭为首的朝臣吓破了胆。他们认为，曹操操纵皇帝，政治上占主动地位；占据荆州后，获得刘表大批水军，并控制了江东的上游，江东无力对抗又无险可恃，只有迎降曹操一条道路可走。本来孙权对战胜曹军就缺乏信心，他“拥军在柴桑，坐观成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看着刘备被曹操追得团团转，没有打定主意，投降派的议论更把他搞得举棋不定。鲁肃坚决反对降曹，力图使孙权树立起抗曹决心。他对孙权晓以利害，明以是非，劝孙权不要听信投降派的议论。他说，这些人要断送孙权的事业。迎降曹操，对一般朝臣没有损失。鲁肃用自己举例说，我鲁肃要是投降曹操的话，曹操一定会按照我在家乡评定的品级，分派我担任州官或者郡官。他指出，如果孙权投降曹操，曹操会因为无法安置而不能容忍他。鲁肃一针见血的劝告，终于使孙权转变了态度。孙权拔刀砍去奏案的一角，警告群臣说：“谁再敢说迎降曹操的话，和这个案桌一样。”鲁肃向孙权推举杰出的军事家用瑜担任抗曹主帅。当时周瑜奉命出使鄱阳，未在江东。鲁肃请求急速将他招回，作抗曹的军事准备。 周瑜到达柴桑，支持鲁肃的主张。他帮助孙权分析当前的形势，指出曹操是可以战胜的，从而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并将粮船齐备的三万水军交托给他们，逆水直上迎击曹操。 这年九月，孙刘联军在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矾山）以少胜多，大破曹军。赤壁大胜使江东政权进一步巩固，曹操的势力暂时被压回北方。 功劳卓著的鲁肃返回江东，孙权为表彰他，特意用最隆重的礼节欢迎。 仪式结束后，孙权亲热地对鲁肃说，子敬，我亲自为你下马扶鞍，这样的殊礼，你该感到荣耀了吧？然而，鲁肃的回答，不但使孙权感到意外，而且使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他冷淡地表示：“我不觉得荣耀。”当坐定以后，鲁肃从容地说：“我希望您的威名震动天下，能够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到那个时候，您派车子来接我，我才感到荣耀呢！”孙权终于明白了鲁肃的良苦用心：他是在用激将法提醒孙权，不要为眼前的胜利所陶醉，应该时时刻刻不忘统一天下的政治目标。 在荆州问题上的让与争赤壁之战后，曹操虽然暂时停止南下的军事行功，但是他与孙权之间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改变。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北方的实力都远远超过江东。这时，刘备也逐步在荆州站稳了脚跟。他先后取得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刘备势力在荆州的发展，成为孙权西进的障碍。面对两方面的威胁，采取何种对策是赤壁战后江东政权必须迅速解决的重大问题。恰巧刘备亲到江东拜谒孙权，要求把江东占据的荆州土地划归他来管辖。于是，在如何处理荆州的决策上，江东政权内部出现分歧。周瑜反对借荆州给刘备，主张用美人计把刘备软禁在江东。将军吕范也劝孙权把刘备扣着不放。一场孙、刘两家之间的火并迫在眉睫。只有鲁肃坚持不同意见，反对因土地问题破坏联盟。他认为，曹操的“威力实重”，仍是江东的主要敌人。借给刘备土地，等于为曹操树立一个对手，为自己增加一个盟友，可以分散、转移曹操对江东的兵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借刘备土地，孙权并不情愿，然而鲁肃的分析说服了他。孙权认识到巩固同刘备的联盟是当务之急，也看到采取极端手法对待刘备，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他答应将长江以南的南郡土地借给刘备。孙权借地给刘备的事情传到北方，当时曹操正在写文章，这个消息给予他极大的震动，竟然惊得他失手把笔掉在地上。原来，赤壁战后，曹操最担心的是刘孙联盟的继续和巩固。 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江东著名的军事家周瑜病逝。临终前，周瑜推荐鲁肃接替自己的职务。孙权尊重周瑜的遗愿，也相信鲁肃的能力，于是任命他为奋武校尉，并把原属周瑜统率的军队和所享受的奉邑，尽数划归鲁肃掌管。最初，鲁肃驻守江陵，后改屯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鲁肃为人严肃认真，生活俭朴。他治理军队十分强调纪律，讲究一丝不苟。所以部下能够做到“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鲁肃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即使在繁忙的军务活动中，他仍然手不释卷，因此无论是谈话，或是写文章，他的见解都要比别人深刻得多。人们公认，鲁肃是继周瑜之后最善于治军、最有谋略的统帅。这一年年底，孙权提升他为偏将军，改任汉昌太守。 建安十九年（214 ）闰五月，孙权攻破曹军的重镇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取得重大的胜利。鲁肃参加了这次军事活动。 皖城之役不久，西方传来刘备攻陷成都，占据益州的消息，孙权十分吃惊。在赤壁战后，孙权曾有西进益州的打算。为此，他曾写信探询刘备的态度。刘备欺骗孙权说，占据益州的刘璋与他是宗室亲戚，他不会攻打刘璋，也不能坐视孙权攻打益州。刘备还在江陵、秭归等处布设重兵，阻止孙权的军队通过。但不久，刘璋邀请刘备帮助他对付张鲁，刘备立刻留下诸葛亮、关羽守荆州，自己亲率大军进入益州。这是建安十六年的事情。三年之后，刘备与刘璋反目，终于夺占益州。孙权发觉自己受到刘备的捉弄，非常气愤。他派遣诸葛瑾出使益州，向刘备索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回答说，他正攻打凉州，凉州打下后，一定将荆州全部归还江东。孙权知道刘备并没有归还荆州的诚意，又在敷衍他。不久，他委派的三郡新太守也被关羽陆续驱赶回来。孙权决定报复，一面派遣吕蒙等人强行攻取三郡，一面命令鲁肃屯守巴丘（今湖南岳阳），防备关羽的救援。 吕蒙连陷三城，激怒了刘备。建安二十年（215）五月，他亲由益州赶到荆州的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命令关羽率军夺回三郡。鲁肃进驻益阳（今湖北益阳），堵住了关羽南下的道路。关羽是刘备最倚重的大将，虽忠义刚直，但骄矜自信，不善于处理同江东之间的关系。刘备入川后，关羽经常在边界地区制造一些摩擦事件。鲁肃以大局为重，一般都采取忍让、友好的方式进行处理，力求边界和平，避免由此导致联盟的破裂。这次双方陈兵对峙，鲁肃针锋相对，不让关羽在军事上有任何便宜可占。同时，他仍想通过同关羽的说理斗争，维持联盟。因此，他主动邀请关羽到约定的地点进行会谈。鲁肃的部属担心对方下毒手，不愿他同关羽会面。鲁肃劝慰大家，今天的事情，应该当面讲清。刘备是有愧于我们的。谁是谁非没有判断清楚，关羽不敢贸然下手。会谈的时候，双方各把兵马安排在百步以外，鲁肃只带领几个部将，佩挂单刀赴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单刀赴会”，只不过主角不是文艺作品中的关羽，而是鲁肃。关羽说，赤壁之战刘备亲临前线，不能白辛苦一场，得到荆州是应该的报偿，指责江东索要荆州是没有道理的。鲁肃反驳说，当初与刘备在当阳会面的时候，刘备带领的人马比一个校尉领的还少。那时候，你们狼狈极了，只打算远远逃命，对荆州连想也不敢想。我们可怜你们没有立脚之地，不吝惜我们血战取得的土地，借给了你们。刘备以怨报德，占据益州后，还赖着荆州不还。我们只要三郡，你们也不肯答应。作为一个普通人都不肯自食其言，何况像刘备这样的一个领袖人物呢？一席话，把关羽说得面红耳赤，无话对答。恰巧这时，刘备听说曹操要进攻汉中，害怕益州有失，慌忙遣使向孙权求和。孙权也自感兵力不足，取胜把握不大，便同意媾和。双方重新修好结盟，签订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的条约。长沙、江复、桂阳三郡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 夺得荆州三郡后，鲁肃仍然与关羽和平共处，并劝说吕蒙不要挑起战争。他认为，只要曹操存在，江东就要受到他的威胁，孙刘两方的敌人是共同的，联盟只能巩固，不能破坏。 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病故，只有四十五岁。孙权为鲁肃致哀，并亲临他的安葬仪式。远在益州的诸葛亮，也为鲁肃的去世表示哀悼。 鲁肃死后，孙权评价他有二长一短：“子敬东来，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失二长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孙权肯定了鲁肃的榻上策和赤壁战前的主战意见，但对借荆州问题进行了翻案。其实，孙权的指责是不公正的。鲁肃始终不渝地坚持孙刘联盟，是因为他看到了联盟的维持与巩固，关系到江东生死存亡的长远利益，这是他目光远大的过人之处。鲁肃一生的活动，证明了他是江东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活动家。 第四节陆逊①初露锋芒陆逊（183—245 ），三国时期东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陆逊，本名议，字伯言，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江东大族。父亲陆骏，曾任东汉九江都尉。 陆逊早孤，小时候跟着从祖父陆康在庐江太守任所读书。袁术割据淮南，唆使孙策攻陷庐江。一个多月后，陆康病死。陆康事先把家眷都送回吴县，其子陆绩尚幼，刚刚十二岁的陆逊承担起支撑门户的责任。 青年陆逊是温文尔雅的一介书生。当时，陆绩及其外甥顾邵以博览书传齐名，陆逊、张敦、卜静次之，风声流闻，远近知名。然而，历史的风云际会却把陆逊推上了东吴的政治舞台。陆逊凭借这个舞台，演出了一出有声有色的活剧。 孙策死后，孙权继领其众，“招延俊秀，聘求名士”①。陆逊二十一岁，应召入孙权幕府，历仕东、西曹为令史；稍后，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兼理县政。海昌境内连年大旱，他开仓赈济贫民，组织生产自救，缓和了灾情。东汉末年，许多农民因逃避赋役而投靠豪强大族，沦落为依附民；豪强大族为了反抗政府征发、保卫和扩大既得利益，把依附民组成武装队伍②。这类豪强武装依山阻险，被官府称作“山贼”、“山寇”。他们经常扰乱地方，有的豪强集团还与曹操遥相呼应，对抗孙吴政权，成了孙吴政权的心腹大患。针对这种情况，陆逊在海昌任职期间，采取了抑制豪强，安定社会秩序，扩大军队的措施。在孙权的支持下，他召募吴、会稽、丹阳三郡的依附民为兵，进讨会稽豪强大帅潘临。他率领军队深入重山险谷，终于消灭了这支为害多年的豪强武装，他的部曲也因此扩充到二千多人。不久，他又兴兵配合奋武将军贺齐剿灭尤突的豪强武装。事定之后，孙权拜陆逊为定威校尉。 孙权很赏识陆逊的才干，把孙策的女儿嫁给这位年青有为的将领，以结秦晋之好。孙权多次向陆逊征询政见，陆逊献策说：“如今英雄对峙，豺狼觊觎。若要战胜敌人，平定祸乱，没有人数众多的军队是达不到目的的。而目前山寇等旧势力，仍然占据深山险阻，这些腹心之地不安定，就谈不上大展鸿图。因此，当务之急是扫平山寇，取其精锐，来扩充我们的军队。”孙权采纳他的建议，提拔他担任帐下右都督之职。这时，恰巧丹阳地区又发生豪强叛乱事件，豪强费栈接受曹操封号，煽动武装叛乱，充当曹军内应。陆逊奉命讨伐费栈，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他多设营帐，遍布鼓角，虚张声势，以迷惑敌人。然后，他乘夜领兵潜入山谷，鼓角齐鸣，向敌人发起突然攻击，很快镇压了这场叛乱。接着，陆逊检括吴、丹阳、会稽三郡的依附民。以强壮者当兵，羸弱者补户，共得精兵数万人，既打击了地方豪强，也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智取荆州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①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2 页。 陆逊虽然在早期活动中初露锋芒，但并不甚为人所重，直到建安末年的吴、蜀争夺荆州之战，他才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吴军将领中一位杰出的后起之秀。 荆州地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建安十三年（208），以曹操为一方，以孙权、刘备为另一方，因争夺荆州在赤壁打了一场大战。战后，刘备占据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孙权占据了江夏郡和南郡南部。刘备占领荆州大部分地区，既阻碍孙吴势力向西扩展，又威胁着孙吴侧翼的安全，成了孙权的一块心病。从此，吴、蜀争夺荆州的纠纷越闹越大。 建安二十四年（219），蜀汉荆州守将关羽出兵进攻曹操的樊城。当关羽的大军团团围住樊城的时候，镇守夏口的东吴汉昌太守吕蒙突然声称旧病复发，要回京城建业（今江苏南京）治病。吕蒙带着随从，张张扬扬离开荆州，途中路过芜湖。这时陆逊驻兵芜湖，他连忙赶去谒见。一阵寒暄之后，陆逊说道：“吕将军与关羽接境，您走了以后，荆州的局势岂不很令人担忧吗？”吕蒙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足下言之有理，只是我的病情日益沉重，实在无法坚持下去。”陆逊又说：“将军一走，目前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关羽骄傲自大，盛气凌人；这次立了大功，更加得意忘形。他一心只想北进，而对我不疑，这回听说将军有病回建业，必然更是不加防备。如果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定可以稳操胜券。请将军回到建业面见至尊的时候，与他好好计议一番。”陆逊的这席话不禁使吕蒙大吃一惊。原来，吕蒙病重是假，麻痹关羽、伺机出击是真，这是孙权和吕蒙合演的一出戏，可没想到戏刚出台，就被陆逊识破了。不过军机不可泄露，吕蒙只得佯装无动于衷，他说：“关羽是员猛将，本来就很难与他抗衡。现在他占据荆州，甚得人心，又刚刚打了胜仗，锐气更盛，夺取荆州恐怕不那么容易吧！”吕蒙回到建业，孙权问他：“谁可以代替你？”吕蒙极力推荐陆逊，他说：“陆逊有深谋远虑，可以委以重任；况且他目前名声不大，不是关羽忌怕的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于是孙权任命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进驻陆口，接替吕蒙统率孙吴西线军队。 陆逊赴任后，为了进一步麻痹关羽，给关羽写了一封措词十分谦恭的书信。信上说：“将军善于用兵，军纪严明，小举大克，功业何等伟大！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联盟的胜利，我们获悉喜讯，无不拍手称快，希望能与将军席卷中原，同扶汉室。我是一个很迟钝的人，受任西上，时刻盼望亲聆教诲。”不久，关羽水淹曹操援军，俘虏大将于禁，陆逊又马上去信祝贺说：“将军活捉于禁等人的消息传来，大家赞叹不已，都认为将军的功勋足以流芳百世，即使往昔晋文公城濮的雄师，淮阴侯攻克赵国的谋略，也比不上将军。近来我听说徐晃带领少数骑兵，在一旁窥探。曹操是个狡猾的家伙，或者还会派兵增援，以求一逞。虽然曹军已经疲惫不堪，但也有些骁勇强悍之徒。打了胜仗以后，容易因轻敌吃亏，古人越是打胜仗越是警惕，因此，希望将军集思广益，保证大获全胜。我是一个粗疏迟钝的书生，有幸与将军这样才能非凡、品德高尚的人为邻，很乐意倾诉自己的一孔之见，虽然不一定有用，仅供将军参考。”关羽读了这些信后，觉得陆逊谦虚、诚恳，彬彬有礼，大有投靠自己之意，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 这时，关羽虽然在前线取得节节胜利，但他的后方却危机四伏。关羽不善团结部下，部下稍有不慎，他粗暴地打骂责罚，引起部下的不满。留守江陵、公安的将领糜芳、士仁因军资供应不及时，关羽声言要惩治他们，糜芳、士仁不堪忍受，顿生异心。这些情报，陆逊都了如指掌。他见破蜀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派人向孙权作了汇报。孙权当机立断，命令陆逊、吕蒙为前部，攻打荆州，他自己也亲率主力，向西挺进。 吕蒙、陆逊兵分两路，直扑关羽的大后方。吕蒙率军攻打公安、江陵；陆逊则长驱直入，攻打宜都郡，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溃逃，其它据点长吏和蛮夷酋长都望风投降。孙权以陆逊领宜都太守，拜为抚边将军，封华亭侯。接着，陆逊派遣部将李异，谢旌等领兵三千人，水陆并进，攻破蜀将詹晏，生擒陈凤，又大破其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秭归大族文布、邓凯招聚夷兵几千人，企图抵抗吴军，又被陆逊率军击败。文、邓逃走，蜀军任以为将，陆逊派人诱降，文布终于领兵归降。陆逊指挥的吴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占领了秭归枝江、夷道，守住了峡口，堵住了关羽退回西蜀的大门。当关羽得到消息，勿勿忙忙从樊城撤军的时候，公安、江陵已经被糜芳、士仁献给了吴军。蜀军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疲于奔命，军心动摇。关羽只得领兵退守麦城，最后终于全军覆灭，他父子二人也被吴军杀死了。 在夺取荆州的战役中，陆逊指挥吴军歼敌几万人，孙权十分高兴，提升他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建安二十五年（220）冬，曹丕篡汉称帝，改元黄初。翌年（221）四月，刘备也在蜀中称帝。与此同时，孙权移镇于鄂，改名武昌。陆逊主张延纳刚刚返回荆州的士人，以扩大孙吴政权的影响，孙权采用了他的意见。 彝陵大捷荆州战后，刘备一直耿耿于怀，他不听赵云等人的劝阻，准备亲自领兵伐吴，再夺荆州。孙权慑于曹魏大兵压境，派人向刘备求和，吴南郡太守诸葛瑾也写信给刘备，劝他捐弃前嫌，共御曹军。但刘备报仇心切，都断然加以拒绝，于是，吴、蜀之间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历史上有名的彝陵之战。 这年（221）七月，刘备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出三峡，蜀军前锋吴班、冯习首先攻下巫县，紧接着四万蜀军长驱直下，占领秭归。孙权只得命将出师，迎战蜀军，他拜陆逊为大都督，统率将军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五万余人御敌。吴黄武元年（222）一月，刘备到达秭归，命令吴班、陈式的水军沿长江东下，封锁彝陵一带沿江两岸。然后，刘备率领各路大军攀山越岭深入到猇亭，武陵地区的蛮夷等少数民族受到刘备使者的鼓动，也派兵参战。蜀军进展神速，声势浩大，从巫峡到彝陵的长江沿岸，军营连成一片，绵延七百多里。整个形势对吴军十分不利，吴军统帅陆逊面临着严重的考验。陆逊实行战略退却，退守彝陵。他按兵不动，避开蜀军的锐气，不与蜀军决战，而冷静地等待战机。一些吴军将领沉不住气了，纷纷要求出兵，给蜀军一个迎头痛击，陆逊耐心地对他们说：“刘备举兵东下，锐气正盛，现在又居高临下，占据险要地形。我们一时难以攻下；纵然攻下了，也难以全歼敌人。可是如果我们出师不利，就会影响全局，这决不是小事。目前我们只能激励将士，广施方略，静观其变。蜀军驻屯在群山之间，兵力不易展开，时间一长，自当疲惫不堪，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它的弱点制服它。”诸将并不服气，以为他畏惧敌人，心中都愤愤不平。 这时，蜀军在猇亭以南的夷道包围了孙桓。孙桓乃是孙权的侄儿，他派人向陆逊求救，陆逊说：“不能派兵。”诸将说：“孙安东将军是公族，现在被蜀军包围，非常危险，为什么不发兵救授？”陆逊回答说：“安东将军得到士兵拥护，城池坚固，粮食充足，不必为他担忧。等到我的计划实现了，我就是不救他，围兵自然也会解除的。” 陆逊部下的将领，有的是孙策的旧将，久经沙场，资格很老；有的是王公贵戚，地位很高。他们都很傲慢，不肯接受陆逊的节制。大敌当前，这种倾向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后果将不堪设想。陆逊召集诸将，手按着剑对他们说：“刘备闻名天下，曹操尚且顾忌他。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确实是我们的劲敌。诸位都受到国家重用，理应同心协力，共同抗敌。我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受命为全军统帅，主上所以让大家听从我的指挥，是因为我多少还有可取之处，能够忍辱负重。你们都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得违抗命令，军法无情，不可冒犯！”有一次，刘备派将领吴班带着几千名士兵在吴军阵地前面的平地上安营扎寨，向吴军挑战。吴军将领按捺不住，主张出击，陆逊非常沉着，他分析说：“其中必然有诈，等着瞧吧！”果然不出陆逊所料，刘备确实预先在山谷中埋伏了八千精兵，只要陆逊出击，伏兵就会突然包围过来。刘备见吴军没有上当，才把伏兵从山谷中撤出，这时，陆逊对诸将说：“我所以不同意大家出击吴班，是料到敌人一定有阴谋。”诸将稍稍心服。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吴军始终坚守阵地，拒不应战；蜀军无计可施，思想上渐渐松懈了。闰五月，陆逊决定反攻，他上书孙权说：“彝陵是要害之地，国家的西部门户，既容易攻占，也容易失守。丢掉彝陵不只是丢掉一个郡，整个荆州都将岌岌可危，所以我与刘备争夺彝陵，一定要取得胜利。我起初担心刘备水陆并进，而现在他放弃水军，只用步兵，处处结营。据我的观察，他的部署今后也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因此至尊可以高枕无忧，不必挂念了。” 当陆逊下令发起进攻时，诸将疑虑重重，纷纷说：“攻击刘备应当趁蜀军立足不稳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深入五、六百里，双方已经相持七、八个月，他们所占据的战略要地都加兵固守了。这个时候再去攻打，一定没有好结果。”陆逊反驳说：“刘备是个狡猾的敌人，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当他的军队刚刚集结的时候，他对各方面都考虑得很周密细致，那时我们不能与他硬拚。现在他们驻扎时间长了，没有找到进攻的机会，士卒疲乏，斗志消沉，又无计可施，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歼敌的大好时机。” 陆逊十分谨慎，决战之前，他派出一支小部队先作试探性的进攻，攻打蜀军的一个营寨，结果失利了。原来持反对意见的将领说起风凉话：“这是让士兵去送死呢！”陆逊却说：“我已经找到破敌之法了。”此时正值盛夏，蜀军营寨多用木栅构筑，而且地处峡谷，草木丛生，利于火攻。陆逊命令士兵人人带上一把茅草，顺风点火。于是，吴军将士冲入蜀军阵地，放起火来，顿时火势熊熊，蜀军营帐化成一片火海。在蜀军混乱中，陆逊命昭武将军朱然率五千人马突破蜀军前锋，与偏将军韩当的部队共同攻占涿乡（今湖北宜昌西），切断蜀军的退路。接着，陆逊又命振威将军潘璋攻击蜀护军冯习等，他自己则亲率吴军主力，在猇亭向蜀军主力发起进攻。蜀军前锋溃败以后，士气一落千丈。不久，蜀将张南、冯习战死，杜路、刘宁走投无路，被迫投降。蜀侍中马良和少数族首领沙摩柯部也被歼灭。蜀军的四十余座营寨都不复存在了。刘备只好收拾残部，退守彝陵西北的马鞍山。这一仗，蜀军所有的舟船、器械、辎重全都被吴军缴获。陆逊又乘胜指挥吴军从四面进逼马鞍山，消灭蜀军万余人。刘备在夜色掩护下带着少数兵将拚死突围，幸亏驿卒焚烧铠甲，堵塞吴军追路，才逃回了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他又惭愧又愤恨地说：“我竟然被陆逊所欺辱，岂不是天意吗！”所谓天意，不过是刘备的遁词。彝陵之战充分显示了陆逊卓越高超的军事才能，他审时度势，指挥吴军撤退诱敌，以逸待劳，集中兵力，造成有利态势；他谨慎选择时机，该停则停，该打则打，坚决果断，终于一举歼灭蜀军主力，解除了来自西面的威胁。因此，他被孙权拔擢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 刘备逃跑后，徐盛、潘璋等将领主张继续追击蜀军，擒拿刘备。陆逊毕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全局在胸的名将，他不忘魏军陈兵边界，蠢蠢欲动，故决计退兵。九月，魏军果然大出，孙吴三处受敌，但因早有准备，所以魏军毫无所获。 不久，刘备病死，蜀丞相诸葛亮辅佐刘禅。此后，诸葛亮与孙权连和，恢复了吴蜀联盟。驻守江陵的陆逊，经常代表孙权与蜀国互通信息。他的府中，有一枚孙权的印章，孙权写信给刘禅、诸葛亮，常先交陆逊过目，不妥之处，陆逊即加修改，再重新封好，加盖孙权的印章。 担任丞相陆逊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黄武七年（228），他被授予假黄钺、大都督，作为元帅指挥九万大军迎击魏大司马、扬州都督曹休，斩获万余人、牛马骡驴车乘万余辆和无数军资器械。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他官拜上大将军、右都护。孙权东巡建业，征陆逊赴武昌辅太子，并任荆州牧及掌豫章、庐陵、鄱阳三郡事。赤乌七年（244），陆逊继顾雍之后任丞相。孙权在所发布的任命诏书中说：“惟君天资聪叡，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弭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今以君为丞相，使使持节、守太常傅常授印绶。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织，敬服王命，绥靖四方。于乎！总司三事，以训群僚，可不敬与，君其勉之！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陆逊曾经建议扩大军屯，增广诸将屯田面积，以弥补粮食不足，甚得孙权的赞赏。他主张实行德政，缓刑罚，宽赋调。孙权写信对他说：“设立法令，是要遏恶防邪，儆戒未犯的人，没有刑罚以威慑小人哪能成呢！这是先令后诛，使人免于犯法。”孙权还令抄写法律条文送陆逊征求意见。但终因孙吴的法律比较严酷，后来陆逊又上疏说：“臣以为法律严峻，而下面犯法的人仍很多。近年以来将吏获罪者，虽然因为不慎，可加以责罚，但天下尚未统一，我们正在图谋进取，故小过应该宽恕，以稳定下属的情绪。尤其目前军政事务繁多，用人要以才能为先，只要不是不可救药和不能容忍的，都请给予重用，发挥他们的才干。”陆逊反对穷兵黩武，极力劝阻派兵征伐夷州、朱崖和北讨公孙渊等军事行动，提出“育养士民，宽其租赋”的建议。他说：“平乱讨逆，需依赖兵威；农桑衣食，是百姓的本业。而今战争不能止息，百姓蒙受饥寒之苦。臣以为应当育养士民，宽其租赋。”嘉禾六年（237），中郎将周祗奏请在鄱阳召募郡民为兵，孙权以问陆逊，陆逊认为此郡百姓易动难安，不能召兵，周祗固执己见，果然引起鄱阳、豫章、庐陵三郡的动乱。陆逊发兵讨伐，才平定了这场动乱，并选拔精兵八千余人。后来，谢渊、谢厺上书要求“兴利改作”，陆逊奏议说：“国以民为本，强盛出于民力，财富来自百姓。民富国弱，民贫国强，是从来没有的，所以治国者得民则治，失民则乱。不让百姓得利，只要求他们效力，是难以做到的。因此，请圣上降恩，宁济百姓，待数年以后，国家比较富裕，再图改作。”关于“兴利改作”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得其详①，从陆逊所说看，可能是对老百姓的巧取豪夺。 孙权性多疑，晚年更甚。他设立中书校事监察各级官吏，而校事吕壹等恃宠弄权，离间君臣，擅作威福，挟嫌报复，且手段又十分残忍，使许多大臣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是陆逊也不敢尽言直谏，只能与潘濬窃窃私议，相对流涕而已。 陆逊担任丞相后，仍然驻守武昌。这时，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不睦，孙权听信谗言，遂有废黜太子之意。陆逊一再上疏规谏，他说：“太子正统，应有磐石之固，而鲁王为藩臣，他们在尊卑俸秩上当高下有差，这样才能使他们彼此得所，也使上下安定。”他还要求到建业当面申述自己的意见。太子太傅吾粲、太常顾谭也多次上疏辨嫡庶之义，反对废嫡立庶。但是，孙权既不许陆逊还都，又以亲附太子的罪名处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等流徙。太傅吾粲因几次与陆逊通信，竟被下狱处死。接着，孙权连连派遣内廷使者谴责陆逊。赤乌八年（245）二月陆逊饮恨而死，时年六十三岁。 ① 《三国志·吴书·顾雍传》：“（吕）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所谓“兴利改作”，或如此类措施。 第四章司马懿、邓艾、钟会第一节司马懿①司马懿的家世及其权势的发展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今河南温县招贤镇） 人。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之祖父，被晋朝追尊为宣皇帝。 司马懿的先祖司马钧，东汉安帝时为征西将军，钧子量为豫章太守，孙儁为颍川太守，重孙防为京兆尹。司马防就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炎在他的一个诏书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②司马懿排行第二。史书说他“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因此深受南阳太守杨俊、尚书崔琰等人的推重。起初他似乎看不起出身“赘阉遗丑”的曹操，曾拒绝曹操的征辟。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以后，始用强制手段辟司马懿为文学掾。司马懿在曹操手下任职，小心谨慎，勤勤恳恳，“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他并以支持曹氏篡汉称帝而取信。建安二十四年（219），当孙权向曹操上表称臣、怂恿曹操自立为帝时，司马懿对曹操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当时曹操手下的门阀官僚拥汉者尚多，为曹操所深忌，荀彧、崔琰等著名人物都因对曹氏代汉有异议而不得善终。大概司马懿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早就表示支持曹操，因此曹操才对他由猜忌逐渐转为信任。 曹操称魏王以后，以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佐助曹丕。司马懿和曹丕的关系一直搞得很好，“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为四友。”由于司马懿为曹丕“篡汉”出了大力，因此他才一直得到曹丕的“信重”。曹丕代汉称帝后，晋升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向乡侯。曹丕两次伐吴，都以司马懿居守许昌。当曹丕临终时，又令司马懿与曹真、陈群、曹休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魏明帝曹睿。 曹睿时，司马懿成了魏国的重要谋臣，又掌握军权，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首领。他通过防吴、拒蜀的战功，由抚军大将军升大将军，又迁太尉。曹睿临死前，又遗命马司懿与曹爽同辅幼帝齐王曹芳。 曹芳继位以后，司马懿遭到曹爽的排挤，转为没有实权的太傅。曹爽并引用心腹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专断朝政，来排挤司马氏的势力。司马懿伪装生病，不过问政事，实际上也在暗中布置，准备消灭曹爽势力。正始十年（249）初，司马懿乘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时，起兵控制京都，发动政变。懦弱的曹爽不敢斗争，在胁迫下向司马懿投降。不久，司马懿以谋反的罪名，杀曹爽及其党羽。从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司马懿的手中，为司马氏取代曹魏奠定了基础。 屯田和军粮的筹措曹魏政权为了恢复北方经济，解决军粮问题，曾经推行包括民屯、军屯① 本节材料依据《普书·宣帝纪》者，不另作注。 ② 《晋书·礼志》中。 两类的屯田制度。司马懿在推广军屯事业上有很大的建树。 约在建安二十三、四年，当司马懿由太子中庶子转为丞相军司马后，就向曹操提出建立军屯的建议。《宣帝纪》称：“迁为军司马，言于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曹操采纳这个建议仅一二年就死去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使军屯走向正规，大规模的铺开推行，当然是困难的。管理军屯的主要官吏——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等官员，都是在曹丕称帝后的黄初年间（220—226）设置的。①这说明军屯走上正规是在曹丕时期。 曹魏军屯推行很广泛，但主要基地是设置在边境驻军地区，特别是在和吴、蜀的军事对立地带。曹魏和吴、蜀对立地带的两大军屯基地的开创，都和司马懿有关系。 曹魏和蜀汉的邻近地区，如长安、槐里、陈仓、上邽等地，都设置有民屯和军屯组织。其中，上邦的军屯最著名。这个军屯基地是在太和四年（230）由司马懿上表倡议建立的①，《晋书·食货志》称：“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主持具体事宜的是那时的度支尚书、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晋书·安平献王孚传》称：“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由此可见，上邦军屯是在司马懿、司马孚兄弟的共同筹划下开创的。 太和五年，诸葛亮进攻天水。这时上邽军屯上的小麦已经生长出来，有人主张“自芟上邽生麦以夺贼食”，魏明帝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多亏以上邽军屯的小麦作军粮，才取得胜利②。直至正元二年（255），安西将军邓艾又在上邽“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③，进行屯垦。这都说明上邽军屯的重要。 司马懿在太和五年屯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开始主持对蜀的战争。为了增强实力，他很重视对关中屯田基地的建设。青龙元年（233），司马懿组织兴修水利，“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收到了“国以充实”的效果④。青龙三年，关东饥馑，司马懿调运五百万斛粟输京师洛阳，以资救济。可见他在关中储积有大量粮食。曹魏和东吴邻近地带的屯田，主要是在淮河南北。曹操时曾“开募屯田于淮南”⑤，但仅是民屯。正始二年（241），司马懿主持对吴作战时，始与曾为屯田掌犊人、典农纲纪的尚书郎邓艾筹划在淮南淮北创建军屯。第二年，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第三年，司马懿又在这一地区“大兴屯守”。《晋书·食货志》记载司马懿、邓艾创建的淮南淮北屯田说：今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岁完五百万① 《三国会要》卷九《职官》上。 ① 《晋书·食货志》谓此事在嘉平四年，误。此处从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③ 《晋书·段灼传》。 ④ 《晋书·食货志》。 ⑤ 《三国志·魏书·仓慈传》。 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土，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逆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司马懿和邓艾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屯垦，对促进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对增加曹魏的财力，支持与东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军事上的才略建安二十四年（219），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率众攻魏将曹仁于樊（今湖北襄樊市），虏于禁，斩庞德，威镇华夏。时汉献帝都许，离樊城很近，曹操怕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张王牌，欲迁都河北，以避关羽的兵锋。司马懿时为曹操的军司马，他经过认真分析形势后，向曹操建议：“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这个建议，暗地里与孙权拉线搭桥，达成了联合进攻蜀军的密谋。结果关羽在魏吴的联合夹攻下，众叛亲离，一败涂地，荆州全部丢失，连他本人也落个身首异处。由于这一仗的胜利，不仅解除了樊城之围，而且也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的计划无法实现，对于后来的魏蜀战争影响很大。 魏明帝曹睿时，司马懿长期参与领导对吴作战，对战局有深刻认识。有一天，曹睿向司马懿询问对吴作战的方略，司马懿答：“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 司马懿于太和五年（231）、青龙二年（234）曾两度领兵在祁山和五丈原抗击蜀丞相诸葛亮的北伐。就双方的情况来说，蜀军有十万人，魏军大约在二十万左右，魏占绝对优势。诸葛亮孤军深入，距离后方基地甚远，而且道路艰险，运输不便，所以军粮供应是一个大问题；魏军的背后就是自己的屯田基地，故粮食充裕。但诸葛亮善于治军，指挥若定，蜀军又经过长期北伐准备，训练有素，故从战斗力来说，魏则逊蜀一筹。在这种情况下，魏如与蜀采取速决战，失败的可能性不小，必胜的把握则无；但若据险坚守，以逸待劳，避免决战，不要多久就能把蜀军拖垮，可稳操胜算。曹魏朝廷对这种情况十分清楚，所以当司马懿领兵往拒诸葛亮时，魏明帝就向他下令：“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掠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①。深谋远虑的司马懿当然洞悉那时的战局，所以他坚定地执行这一作战方针。尽管他的将领讽刺他“畏蜀如虎”，但司马懿仍轻易不与诸葛亮交锋。诸葛亮也千方百计地想引诱魏军出战，甚至把一套巾帼装饰送给司马懿，讥笑他像妇女一样懦弱。司马懿伪装大怒，向朝廷上表请求决战，实际上是想让朝廷出面制止作军事冒险，以压服他手下求战心切的将领。果然，魏明帝迅即派大臣辛毗“杖节为军师”，赶到前线，坚决制止魏军出战。在司马懿这种坚壁不战的方针下，使足智多①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谋的诸葛亮竟一筹莫展，不能越雷池一步，他的北伐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司马懿的军事才略还表现在他对孟达叛魏和辽东公孙度的平定上。 孟达原是蜀汉的降将，曹丕任命他为新城（今湖北房县）太守。曹丕死后，孟达在诸葛亮的策动下，又欲叛魏归蜀。司马懿时领兵驻宛，他听到这消息后，一面写信给孟达进行假意安抚，一面立即倍道兼行，潜军进讨，仅用八天时间行军一千二百里，赶到了新城郡的郡治上庸城下。起初孟达给诸葛亮的信说：“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司马懿率领魏军提前二十多天迅速赶来，完全出乎孟达的预料，打乱了他的叛乱部署，使他陷于被动地位。当时“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魏军“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只有采取速决战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他一面派兵分拒蜀、吴对孟达的援军，一面亲率主力分八道猛攻上庸城。仅用十六天的时间，司马懿就破上庸，斩孟达，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这场战争。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公孙度据有辽东。这个割据势力对曹魏政权虚与委蛇，时叛时降，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公孙渊继为辽东太守后，对魏更加不逊。景初元年，魏明帝派毋丘俭率兵伐辽东，反为所败，公孙渊遂自立为燕王，并引诱鲜卑对魏进行侵扰。第二年，魏明帝改派司马懿领兵四万继续伐辽东。在出兵前，他们君臣之间有一段对话：天子曰：“..君度其（公孙渊）作何计？”对曰：“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计将安出？”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天子曰：“往还几时？”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 司马懿率军进入辽东后，公孙渊果然派步骑数万在辽水东岸的辽隧（今辽宁海城县西）坚壁拒魏。司马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强渡辽水后，不攻辽东军的营垒，而直指公孙渊的老巢襄平（今辽宁辽阳县北），辽东军大惊，离开壁垒往堵魏军，司马懿纵兵迎击，三战皆捷，辽东军退保襄平，魏军进而围之。时恰逢连日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魏军急切不能合围，辽东军利用水势仍可樵采、放牧。魏将欲断其樵牧，司马懿不听，说：“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持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不久雨停水退，魏军遂完全包围襄平，并“起土山地道，楯橹钩橦，发矢石雨下”，昼夜发动猛攻。公孙渊突围逃跑，被魏军击斩，辽东悉平。 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病死。公元265 年，他的孙子司马炎废掉了魏帝，建立起西晋政权。 第二节邓艾、钟会邓艾脱颖而出①邓艾（197—264），字士载，南阳郡棘阳县人②。邓氏曾经是南阳一带的大族，但邓艾的家世已经不能详考。他的父亲早年亡故，撇下孤儿寡母二人。他们生活在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的年代，生活在土地高度集中、豪强兼并剧烈的东汉“帝乡”，日子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不过，邓艾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荆州，夺取了南阳，迁徙一批南阳居民到汝南屯田。邓艾时年十二岁，随同母亲被迫迁居汝南郡襄城，沦落为屯田部民，替官家放牛。这个放牛郎颇有点志气，有一次，他在颍川瞻仰了前太丘长陈寔碑，见碑文上镌刻着“文为世范，行为士则”的词句，就自名为范，字士则，立志要有所作为。后来，由于同族中也有人叫这个名字，他才更名为艾，字士载。 在屯田民中，有才学的人寥若晨星，邓艾以才学优异被推荐为襄城典农都尉（相当于县）学士，由此可以担任典农都尉的佐、干等下级官吏，以后如有劳绩还可能逐步升迁，这对于出身卑微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改换门庭的进身之路。可惜邓艾口吃，说话结结巴巴，典农都尉认为他不适于担任重要职务。指派他充当稻田守丛草吏。而这个屯田小吏与众不同，他每见高山大泽，顿时精神抖擞，专心致志地观察地形地貌，说应当从哪儿进攻，往哪儿撤退，在哪儿驻营，头头是道，俨然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由得引起旁人的嗤笑。 当时，一个出身贫寒的屯田部民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邓艾熬过了近二十个春秋，总算当上了襄城典农功曹。奇迹终于出现了，襄城典农都尉选举上计吏选中了邓艾，邓艾到洛阳拜见太尉司马懿的时候，又得到这位魏国权臣的青睐，被擢用为太尉府的掾吏，后来进而升任尚书郎。 邓艾脱颖而出了，虽然不免迟了些。 正始（240—249）初，朝廷委派他巡视陈县（今河南淮阳）、项县（今河南沈丘）以东直至寿春等地。他经过认真的实地调查，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第一，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以便灌溉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疏通漕运。第二，在淮北、淮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他认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上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费。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①这两项建议都被司马懿采纳并实施了。于是，淮水流域的水利和军屯建设得到飞速的发展。北以淮水为界，自钟离以南，横石以西，至沘水源头① 本节材料依据《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者，不另作注。 ② 据《晋书·地理志下》荆州条：及（晋）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可见义阳后立，邓艾原籍当为南阳。 ① 参见《晋书·食货志》。 之间的四百多里范围的土地上，五里设置一个军屯营。每营六十人，一面屯田，一面戍卫。同时，淮阳、百尺两条河渠也拓宽了，从黄河引水注入淮水和颍水，颍南、颍北修成了许多陂田。淮水流域挖掘了三百多里长的水渠，灌溉农田二万顷，从而使淮南、淮北连成一体。几年之后，从京都到寿春，沿途兵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出现了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东南边境一旦有事，魏国大军可以泛舟南下，直达江淮，而且再也不必动员大量人力运送军粮，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江淮军屯获得的巨大成功，初步显示了邓艾的政治才能。 立功淮南、陇右正始四年（243），邓艾出任征西将军府参军事之职，继迁南安太守。嘉平元年（249），蜀将姜维骚扰陇西，邓艾奉命配合征西将军郭淮出兵御敌。两军尚未交手，姜维就掉头撤兵。郭淮下令西击羌人，邓艾建议说：“姜维刚刚退兵，估计并没有走远，或许还可能再来，将军应当分兵驻守，以防不测。”郭淮留邓艾屯兵于白水北岸。不出所料，三天之后姜维部将廖化率军到达白水南岸，与魏军隔河相望。只是蜀军忙于安营扎寨，丝毫没有发动进攻的迹象，邓艾对诸将说：“敌军重来，我军人少，按理他们应该渡河作战，但是他们并不架桥。这是姜维设计牵制我们，使我们不便行动，而他们则乘机东袭洮城。”他果断挥师回援洮城，一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在姜维的前面进入洮城。当姜维兵临城下，才发觉魏军已经作好准备，因此不敢贸然发动进攻。朝廷以邓艾御敌有功，赐爵关内侯，加号讨寇将军。 此后，邓艾历任城阳太守、汝南太守，迁兖州刺史，进号振威将军。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进封方城亭侯。 这时，司马氏代魏的局面明朗化了。司马懿父子世袭中外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己，擅行废立，屠戮政敌，党附曹魏皇室的将领遂先后举兵反抗。嘉平四年（252），王凌首先发难，据扬州声讨司马懿，兵败自杀。正元二年（255），毋丘俭、文钦又据扬州起兵，佯称奉太后密诏，发布废黜司马师的檄文，率领六万大军渡过淮河，进抵项城。毋丘俭据守项城，文钦在外攻城略地。当毋、文使者送檄文到达兖州，邓艾斩杀来使，而遵奉司马师的命令发兵万余人占领乐嘉，故意摆出羸兵疲卒引诱文钦。与此同时，司马师统率中外诸军向乐嘉衔枚疾进。文钦不知底蕴，乘夜进攻乐嘉，结果大败而逃。邓艾乘胜追击，一口气追出一百多里，直到丘头才停了下来，就地待命。文钦降吴之后，引吴兵北上，吴大将军孙峻扬言将率十万余众渡江。魏镇东将军诸葛诞派遣邓艾据守肥阳，但邓艾以为肥阳距离敌人太远，不是要害之地，不利作战，果敢地移屯附亭，然后派泰山太守诸葛绪与敌人战于黎浆，赶跑了吴军。这一年，朝廷征召邓艾入京任长水校尉，又以功进封为方城乡侯。东南的动乱刚刚结束，陇右前线又传来警报。蜀将姜维率军迂回到枹罕，奔袭狄道。魏都督雍凉诸军事陈泰命雍州刺史王经先行进屯狄道，等待大军到达后一起行动，但是王经的军队在故关打了败仗，又擅自渡过洮水。陈泰见王经不坚守狄道，惟恐有失，急忙统率大军支援。这时王经在洮西再次战败，死亡数万人，只剩万余兵卒退保狄道城，被姜维团团围住。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诏邓艾暂行安西将军之职，协同陈泰救解狄道之围。邓艾火速进军陇右，与陈泰并力打败了姜维，姜维遁还钟提，陇右的局势才缓和下来。于是朝廷正式任命邓艾担任安西将军，加假节、领护东羌校尉。 早在城阳、汝南任职期间，邓艾就很注意农业生产，“艾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在陇右，他领兵军屯，加强备战。当时旱情严重，他推广区种法，曾经身穿士兵服装，手执耒耜，同大家一起种地。他的行动鼓舞了广大将士，全军上下，同心协力，军屯搞得有声有色。自从姜维退守钟提以后，许多人都觉得姜维力量衰竭，不敢再来，邓艾认为这种情绪十分有害，他说：“我军洮西之败损失很大，军破将亡，仓廪为之空虚，百姓流离失所，陇右几乎失守。因此就目前形势而言，其一，敌人有乘胜进攻的条件，我军实际上比较虚弱。其二，敌军上下熟悉，武器精良；而我军调兵易将，武器装备尚未修复。其三，敌军以船运兵，我军徒步行走，劳逸不同。其四，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地，我军必须分兵把守，而敌军则可集中兵力专攻一处。其五，敌军如攻南安、陇西，可得羌人粮食的支援；如进攻祁山，我千顷熟麦，顿时化作他们的粮仓。总之，敌人狡黠万分，发起进攻是确定无疑的。”甘露元年（256）七月，姜维果然进逼祁山，听说邓艾防守严密，企图回师由董亭进攻南安，没有料到邓艾早已占据武城山挡住去路，蜀军无法通过。当夜，姜维渡过渭水东进，顺着山势直趋上邽，但是半途中在段谷又遭到邓艾的堵截。两军展开一场激战，魏军以少胜多，蜀军死亡甚众。这是陇右一次重大的战役，蜀大将军姜维因兵败自求贬削为后将军；魏朝廷则下诏表彰邓艾说：“逆贼姜维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土不宁。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斩将十数，馘首千计；国威震于巴、蜀，武声扬于江岷。今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分五百户封子忠为亭侯。”此后，在甘露二年（257）和景元三年（262），邓艾又两次击退姜维的进攻，因而进号征西将军，增加封邑至六千六百户。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统率大军共十八万人分道伐蜀。钟会党附司马氏与邓艾不同，钟会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 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郡长社县人，出身世家大族，父钟繇，官至魏太傅。他幼年天资聪颖，深得其父的宠爱。当时，中护军蒋济号称有知人之鉴，著文说：“观其眸子，足以知人。”钟会刚五岁，钟繇有意让他去拜见蒋济，蒋济故作惊讶地说：“这孩子将来非同一般呀！”一方是为了沽名钓誉，另一方则作廉价吹捧，使一个五岁的幼童身价倍增。 名公之子自然少年得志。正始中，钟会入为秘书郎，以此为进身之阶。 不久，迁任尚书郎、中书侍郎。他党附于司马氏，得到司马师兄弟的信任。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以高贵乡公曹髦代之。曹髦即位时，司马师私下里问钟会：“皇上是什么样的帝王？”钟会意味深长地回答：“文才同于陈思王（曹植），武略类似魏太祖（曹操）。”外为颂扬，实际上是提醒司马师要对曹髦严加防范。 毋丘俭、文钦起兵扬州，司马师召集公卿大臣商议，多数人主张命将出师，而王肃、傅嘏和钟会劝司马师亲征，留司马昭守洛阳。司马师率军出发，用钟会参与军中谋议，典掌军事机密。平定毋丘俭之后，司马师在班师的归途中突然病死于许昌，原来留守洛阳的卫将军司马昭闻讯赶来继领大军，处理后事。这时，魏帝曹髦以东南新定，局势不稳为借口，诏命尚书仆射傅嘏，让司马昭暂时留镇许昌，大军则交傅嘏带还洛阳。这无疑是魏帝乘司马师之死企图向司马氏夺权。钟会不愧为司马氏的亲信，他当即与傅嘏密谋定策：由傅嘏上表，对诏命提出异议，同时请司马诏带兵返回洛阳，对魏帝施加压力。当司马昭率领大军驻屯在洛阳郊外的时候，魏帝曹髦慑于兵威，不得不以司马昭继任司马师原来的职务——大将军、录尚书事。钟会也因功迁任黄门侍郎，受封为东武亭侯，封邑三百户。他衣轻策肥，宾从如云，时时流露出得意洋洋的神色。傅嘏实在看不惯这副轻薄样子，告诫他说：“君虽志气远大，但建功立业艰难，怎么能不谨慎！” 甘露二年（257）五月，扬州爆发了第三次反叛司马氏的事件，主角是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诸葛诞亦曹魏党羽，夏侯玄、邓飏等被诛的时候，他庆幸没有受到诛连；王凌、毋丘俭反叛，他还积极参与镇压，但是兔死狐悲，王、毋的下场使他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他在扬州收买人心，阴养死士，扩充军队，修筑城防，采取一系列的应变措施。这年四月，司马昭为了防止养痈成患，发诏征召诸葛诞入为司空。当时，钟会在家服丧，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诸葛诞必不能奉诏，如此将激起叛乱，急忙驰马入见司马昭。然而诏命已经发出去了，司马昭以为成命不可复改，且注视事态进一步发展。 果然，诸葛诞接到诏书后，立刻举兵反叛。不过他的气魄还不如毋丘俭和文钦，拥十余万大军而画地为牢，死守寿春城。七月，司马昭挟持魏帝与皇太后统帅大军二十余万东征。钟会守丧不足五个月，也顾不上尽孝道了，匆匆随军出发，为司马昭筹谋画策。诸葛诞降吴，以其子靓为质，乞求吴兵援救。吴派出将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和降将文钦接应，他们乘魏军围城未合，突入了寿春。魏军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诸葛诞等突围不成，外救又不至，城内粮草渐渐不支。正在这个时候，全怿从子全辉、全仪因在建业与家里争讼，带着母亲和数十家部曲渡江降魏，钟会见机会来了，用全辉兄弟的名义给全怿写信，派全辉亲信家人送入寿春城中，信上说孙吴对全怿等人贻误军机不能及时救解寿春之围大发雷霆，下令诛杀诸将家属，所以他们才逃亡出来云云。全怿等人读了信又气又恨，遂领兵出东门投降。后来，城内互相猜忌，诸葛诞杀文钦，文钦二子又出降，诸葛诞也终于城破被诛灭了。这次胜利，计谋多出于钟会。人们把钟会比作张良，司马昭也对他更加信任了。 军还洛阳，朝廷擢升钟会为太仆，进爵陈侯，他一概谢绝，而就任大将军府从事中郎，管记室事。太仆，二千石，贵为九卿之一，但皇帝既为傀儡，九卿也就徒具虚名。而大将军府的记室，才是权轴所在，心腹之任，权欲极盛的钟会当然愿意屈尊而就了。 景元元年（260）末，钟会出任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时有社会名流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七人，世称“竹林七贤”，声名流于遐迩。其中，嵇康名气最大，他是曹氏的姻亲，思想上崇尚虚无，轻蔑礼法，政治上不肯与司马氏合作，拒绝出来做官。他生活困顿，依靠打铁自给；而名气不但不减，反而越来越大，引起了钟会的注意。有一天，钟会命驾造访嵇康，适逢嵇康和向秀在宅中一棵大柳树下打铁。嵇康见了这位达官贵人，一不施礼，二不让坐，自顾低头打铁。钟会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呆立良久，无比尴尬，想要悄悄溜走。这时嵇康说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悻悻然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①说罢，拂袖而去。这件事使钟会怀恨在心。同是“竹林七贤”的山涛，政治上站在司马氏一边，他担任吏部郎，期满之后推荐嵇康接任，嵇康听到这个消息，写信与山涛绝交，信中说他不出来做官，有“甚不可者二”：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②。司马昭听了非常恼火，钟会阴险地说：“嵇康是一条卧龙，不会出来的。明公可以无忧天下，然而嵇康却很使人忧虑。”不久，一场横祸把嵇康牵连进去了。嵇康的密友吕安受到其兄吕巽的诬告，以“不孝”的罪名锒铛入狱。嵇康站出来为吕安辩诬，钟会又乘机向司马昭进谗言说：“嵇康曾经图谋援助毋丘俭，因为山涛反对才没有得逞。历史上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是由于这些人危害时局，扰乱教化，所以圣贤抛弃他们。嵇康、吕安享有盛名，但言辞放肆，诽谤经典，是帝王所不能容忍的，应当乘此机会杀掉他。”于是司马昭把嵇康和吕安一起杀了。 钟会甘当司马昭的鹰犬，他到处搜寻政敌，陷人于非罪，往往不择手段。在司马氏和曹氏的斗争中，许多名士作了牺牲品。有些人接受了教训，或者缄口不言，或者纵酒自娱，“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就是一个。他喜怒不形于色，不问世事，终日酣饮。司马昭曾拟为子司马炎向他家求婚，而他大醉六十天，司马昭无法开口，只得作罢。这样明哲保身的人，钟会也不放过。钟会多次主动和阮籍搭讪，问以时事，只等阮籍开口，就可以加罪于他。但阮籍每每醉得不省人事，实在找不到口实。有人说见钟会“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①，大概不是过甚之词吧！ 钟、邓率军灭蜀景元三年（262）冬，司马昭准备灭蜀，他认为姜维屡扰边陲，祸患无穷，但长期的战争也使弱小的蜀国资力更加衰竭，民众疲惫不堪，灭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朝臣大多以为不可，唯有钟会表示赞同。司马昭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和地理形势制定了伐蜀计划：他以为蜀国战士有九万人，居守成都与各地不下四万，余下的不过五万人。现在以一部分兵力把姜维率领的大军羁绊在沓中，使之无暇他顾；主力直指骆谷，通过蜀军力量薄弱的地带，奔袭汉中，一定可以取得胜利。司马昭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出镇长安；又命令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多造船只，扬言伐吴。这时征西将军邓艾连连上疏，认为蜀国未有间隙，不宜加兵。司马昭担心邓艾误事，派出大将军府主簿师纂去担任邓艾征西府司马，传达自己的意旨。翌年五月，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司马昭下令分兵三路大举伐蜀，由邓艾督三万余人从狄道出发，急速进军甘松、沓中，拖住姜维；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余人从祁山出发，占领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退路；再由钟会统领十余万大军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向汉中挺进；以廷尉卫瓘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兼行镇西将军钟会的军师。 大军出发前夕，西曹属邵悌求见司马昭，不无忧虑地说：“殿下派遣钟① 《晋书·嵇康传》。 ② 《文选》卷四三《与山巨源绝交书》。 ① 《晋书·裴秀传附从弟楷传》。 会率领十余万大军伐蜀，依下官愚见，钟会孤身一人，无重要亲眷留洛阳为质，不如另派他人为好。”司马昭笑着说：“这种情况难道我还不了解吗？如今蜀成了天下的祸害，使老百姓都不能安生，征服它本来易如反掌，但大家又说使不得。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打仗就胆怯，就不会有机智勇敢；没有机智勇敢硬要他去打仗，就只能成为敌人的俘虏。因为只有钟会和我的意见相同，派他伐蜀，一定可以灭蜀，不派他派谁呢？至于灭蜀之后，即使像卿忧虑的那样，他又能有什么作为！他想谋反，有谁支持他呢？蜀的将军、大夫早已吓破了胆，成不了气候；中原将士思念还乡与亲人团聚，也不肯跟他，因此只能自取灭族之祸罢了。卿不必犯愁，也不要再同别人乱说。” 邓艾率军入沓中，派遣天水太守王欣等进攻姜维的营地，陇西太守牵弘在前拦击，金城太守杨欣进至甘松，在后堵截，把姜维紧紧钳制住。当邓艾牵制了姜维重兵时，钟会急速向汉中进兵。这儿是崇山峻岭的秦岭山区，层峦迭嶂、沟壑纵横。牙门将许仪奉命在前修路搭桥，钟会在后面督率大军。有一次过桥的时候，突然桥面上坍塌了一个小洞，钟会乘坐的马恰巧踩在小洞里，差点把他摔下来。他勃然大怒，下令斩杀许仪。许仪是魏初功臣许褚之子，钟会竟不宽宥，将士们都很震惊，无不小心谨慎。 姜维重兵置于西部，当他闻知钟会治兵关中，曾经上表汉主刘禅，奏请以左、右车骑张翼、廖化分兵把守阳安关口和阴平的桥头，以防患于未然。但蜀执政的佞倖黄皓听信巫鬼之言，按兵不动，直到魏军大出，才慌慌张张让廖化驰援姜维，张翼、董厥奔赴阳安关口，协助外围驻军。张、董刚刚开到前线，蜀朝廷又传来命令：诸外围军队皆不得参战，退守汉城和乐城。于是张、董率军西进阴平，听说魏将诸葛绪将从这里到建成，他们就在那儿等待。这样，钟会率领的军队在没有遇到任何阻击的情况下到达了汉中。他以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领万人包围住汉城和乐城。汉、乐二城的蜀军各有五千人，只管守城，并不出战。钟会径出阳关口，派人祭祀了诸葛亮墓，然后遣护军胡烈等将领前行，攻破关城，缴获了一批粮食、装备。 姜维和邓艾在沓中相持不下，忽然听说钟会已进入汉中，大惊失色，急忙引兵撤退，但魏将杨欣咬住不放，两军在强川口打了一仗，姜维败走。这时诸葛绪又堵住桥头，姜维下令从孔函谷入北道，绕到诸葛绪的背面。诸葛绪闻讯后退三十里，企图阻击蜀军。姜维又退还原地，迅速穿越桥头，才摆脱了诸葛绪的纠缠。回到阴平，他对队伍稍加整顿，准备开赴关城。尚未到达，前方传来关城失陷的消息，他只得退到白水，在这里遇见廖化、张翼、董厥等诸军，然后合兵扼守剑阁。 邓艾追赶姜维到阴平以后，挑选出精悍将士，决定从德阳入江油，经绵阳到达成都。他邀约诸葛绪一起进兵，诸葛绪觉得自己奉命截击姜维，并无南下的使命，遂移兵白水，与驻屯在那里的钟会合兵。钟会为了扩张个人的势力，秘密上表朝廷，诬陷诸葛绪临敌怯懦，畏缩不前。朝廷命令用囚车将诸葛绪押解回京治罪，三万军队配属钟会指挥。 钟会发布檄文，警告蜀国将吏士民：“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发，玉石皆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大有一举灭蜀之气概！他领兵进攻剑阁，遇到姜维顽强抵抗。姜维分兵固守险要，钟会久攻不克。而由于运输艰难，士兵乏食，钟会动摇了，打算撤兵。果真如此，则伐蜀之举前功尽弃。邓艾坚决反对，他上书建议说：“现在敌人已经遭到沉重打击，我们只能乘胜前进。可以从阴平出发，由小路经汉德阳亭急进涪县，涪县距离剑阁百里，距离成都三百余里，是敌人的腹心之地。如果我军出奇兵冲击敌人的腹心，那么剑阁的守敌一定会退兵还救涪县，钟会的军队也就可以从容而进了；如果剑阁守敌不救涪县，那么敌人在涪县对付我军的兵力就少了。兵书上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我军突然袭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攻破涪城是有把握的。” 十月，邓艾率兵进入蜀军不曾设防的阴平山区。沿途七百里杳无人烟，处处是悬崖深谷，奇峰突起，怪石嶙峋。将士们凿山开道，在陡峭的悬崖上修筑栈道、架设桥梁。邓艾身先士卒，上山的时候手攀树木，足蹬峭壁，艰难地往上爬；下坡的时候用毛毡裹着身体，从上面往下滚。半路上粮食快吃光了，全军濒临绝境，但是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他们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江油蜀军守将马邈不战而降。接着，他们又进入连绵一百五十里的左担道，继续前进。这段山道极其狭窄，人们左肩担担行走，路上竟不能换肩，左担道即由此而得名。 蜀平尚书事诸葛瞻率兵抵御魏军，驻屯涪县，不再前进。部下黄崇再三提议派兵据守险要地形，不可让魏军进入平原地带，诸葛瞻固执不从。因而邓艾得以长驱直入，打垮了诸葛瞻的前锋。诸葛瞻溃败一百多里，退守绵竹。邓艾派人送信劝降说： “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①。诸葛瞻大怒，斩杀来使。邓艾派子忠攻蜀军右翼，司马师纂攻左翼。初战不利，邓忠、师纂退兵回营，对邓艾说：“敌人还不可击。”邓艾怒气冲冲地叱责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了，哪里有什么不可攻击的道理！”下令把二人推出去斩首，二人只得重新披挂上马，拚死一战，终于大破蜀军，杀死了诸葛瞻和尚书张遵等，攻下绵竹。 绵竹陷落后，蜀军全线崩溃，邓艾督军进抵雒城。魏军突然逼近，蜀国君臣毫无准备，朝野乱作一团，老百姓也纷纷出城避难。懦弱无能的刘禅束手无策，经不起光禄大夫谯周的一再劝说，派侍中刘绍捧着蜀天子玺绶到雒县向邓艾请降。 邓艾入成都，在军营门前举行了受降的仪式。刘禅亲自带领太子、诸王和群臣六十多人来到军营前，每个人都双手反绑，还让人抬来一口棺材，表示罪孽深重，情愿受死。邓艾手执符节，上前替刘禅诸人松绑，下令焚毁棺材，表示接受刘禅的投降并宽宥他的罪过。军队进城后，邓艾传令将士不得掳掠，安抚百姓，使各操旧业，受到蜀人的拥护。 曹魏灭吴，是结束自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局面，重新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步骤。灭蜀之役，邓艾之功不可没。但是，谁曾料到，等待他的竟是灭顶之灾。 邓艾蒙冤与钟会叛乱在巨大胜利面前，邓艾头脑有些不冷静了，他擅自循后汉将军邓禹之例，宣称承制，任命大批官吏。他拜刘禅为行骠骑将军，蜀太子、诸王为驸马都尉；委任原蜀汉各级官吏为朝廷命官，或者命为自己的下属；还任命师纂领益州刺史，牵弘领蜀中郎将等等。他派人去绵竹，收埋魏、蜀死亡的将士，在上面垒起高台，这就是所谓“京观”，用以宣扬自己的武功。他又在蜀士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子瞻附传》。 大夫面前自吹自擂，得意非凡地说：“诸君幸而遇见了我邓某，因此才有今天呢！要是碰上吴汉之流，早就没命了。”又说：“姜维确实是当代的一位好汉，只是遭遇我邓某，才走投无路。”而这些，成了野心家钟会置他于死地的口实。 当邓艾的大军逼近成都的时候，姜维才匆匆逃离剑阁，向巴郡方向撤退，钟会也才进军涪县，派遣胡烈等将领去追赶姜维。后来，已经归降邓艾的刘禅敕令姜维向钟会缴械投降。姜维知大势已去，只好放下武器，送交节传给胡烈，自己到涪县投降钟会。钟会大喜，迫不及待地上表向司马昭表功，表上说：贼姜维、张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辄遣司马夏侯咸、护军胡烈等，经从剑阁，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参军爰■、将军句安等蹑其后，参军皇甫闿、将军王买等从涪南出冲其腹，臣据涪县为东西势援。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擐甲厉兵，塞川填谷，数百里中首尾相继，凭恃其众，方轨而西。臣敕咸、闿等令分兵据势，广张罗网，南杜走吴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绝越逸之径，四面云集，首尾并进，蹊路断绝，走伏无地。臣又手书申喻，开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穷数尽，解甲投戈，面缚委质，印绶万数，资器山积。..臣辄奉宣诏命，导扬恩化，复其社稷，安其闾伍，舍其赋调，弛其征役，训之德礼以移其风，示之轨仪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怀逸豫，后来其苏，义无以过。钟会的一派花言巧语博得了司马昭的欢心，遂进位司徒，封县侯，增邑万户，其子二人也都封为亭侯，邑各千户。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耿直的邓艾反而遭到司马昭的猜疑。当时，邓艾写信给司马昭说：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治，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于京都，吴以为流徙，则于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尔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赐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 邓艾不骄矜、不伐功，一心一意筹画灭吴之策，他的种种建议实具远见卓识。然而他擅自承制拜官，已经惹得司马昭大不高兴，这里又提出留兵蜀中，岂不引起司马昭的满腹狐疑。司马昭让监军卫瓘告诫邓艾说：“有事应当报请，不应独断专行。”邓艾不以为然，上书申辩说：“我奉命远征，按照朝廷的方略办事，征服了蜀国。关于承制任命代理官吏，是为了安定社会秩序，自谓是符合一时的需要。目前蜀国率众归降，其土地南极南海，东接孙吴，应当及早稳定下来。如果等待朝廷的命令，因为路途遥远，恐怕耽误太久了。《春秋》大义说，大夫出了边界，只要有利社稷安定、国家发达，是可以专权处置的。现在孙吴还没有宾服，其势连蜀中，所以不可拘泥于常规而丧失良机。《兵法》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臣虽然没有古人的高风亮节，但也不敢只顾虑自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 钟会自从接受姜维投降以后，对待蜀降将很宽厚，对待姜维更是亲切友好，他把姜维等将领缴交的印信符节都发还给他们。姜维慢慢觉察到钟会怀有野心，有一次，他旁敲侧击地试探说：“君侯自淮南平叛以来，运筹帷幄，从未失策，司马氏的强盛，都是君侯之力。今日君侯又平定蜀国，威德震动天下。民众颂扬您的功绩，但主帅却感到恐惧。这样，君侯还能够安全回去吗？不如效法陶朱公泛舟江湖，隐姓埋名，尚可以保全功名性命。”钟会说：“你扯得太远了，我做不到，况且也不止这一条路吧！”姜维又说：“其它办法君侯自然可以考虑到，不必老夫多言了。”话中有话，耐人寻味。这二人各自打着主意，相互利用；出则同车，坐则共席，关系越来越密切了。钟会对长史杜预说：“以姜维和中原的名士相比，诸葛诞、夏侯玄都超不过他。”钟会野心骤然膨胀，阴谋造反，而谋反的最大障碍是邓艾。他借邓艾擅自承制为口实，反诬邓艾谋反，秘密向司马昭告发，又派人截获邓艾送往朝廷的章表文书，而模仿邓艾笔体，写一些不恭不敬，矜功自伐的词句以激怒司马昭。咸熙元年（264）一月，朝廷诏命押送邓艾回京，为了预防邓艾举兵反抗，司马昭又命令钟会率领大军入成都。诡计多端的钟会明知监军工瓘兵少，却故意派他先进城收捕邓艾，企图借邓艾之刀杀掉他，然后再杀邓艾。卫瓘虽然知道钟会的用心，但军令不可抗拒，遂乘夜进入成都，传令邓艾手下将领，说：“我奉诏收捕邓艾，其余一概不问。你们如果归顺官军，爵赏不变；敢不归顺，则诛及三族！”到了鸡叫的时候，邓艾的部将都先后归顺卫瓘，营帐里只剩下邓艾一人。天刚亮，卫瓘乘坐使者专车，来到邓艾的住处，邓艾还没有睡醒呢！卫瓘抓住邓艾父子，关入囚车。邓艾的部将不相信自己的统帅谋反，计议劫夺囚车，他们全副披挂涌到卫瓘营帐前，卫瓘很镇静，独自出来接见他们，装着同情的样子，表示要上表为邓艾申张正义，这些将领也就相信了。 一月十五日，钟会进入成都，差人押走邓艾。这时，钟会麾下有魏、蜀军队二十余万，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功名盖世，再也不能受制他人了。于是计划派姜维督率蜀兵担任前锋，自己统帅大军继发长安，然后骑兵从陆路、步兵从水路，水陆并进，五日可达孟津，再会兵洛阳，这样，天下就是自己的了。正当他想入非非的时候，司马昭派人送来书信，司马昭说：“恐怕邓艾不肯奉顺，今派遣中护军贾充率步骑万人直入斜谷，屯驻乐城。我本人率领十万大军在长安，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钟会大吃一惊，对亲信说：“如果只为取邓艾，司马昭知道我自己就能办到。现在带来重兵，必定是觉察到我有异常了，我们只有快点动手。事成可以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也不失当刘备！” 第二天，钟会召集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和原蜀国的官吏，会集蜀国朝堂。他宣布为皇太后举哀，向大家出示伪造的太后令他起兵废司马昭的遗诏。但他又作贼心虚，随后把他们都关了起来，又关闭成都城门和蜀宫门，严兵把守。诸军将领也都换成他的亲信。监军卫瓘这时诈称病重，卧床不起，钟会就更无所忌惮了。 钟会有一个帐下督名丘建，本是胡烈部属，胡烈推荐给司马昭。钟会出兵，请求以丘建自随，甚加信用。丘建怜悯胡烈独自一人被关押在房里，求钟会允许有一个亲兵去端水端饭。因此，其他牙门也都援例各带一个亲兵。胡烈哄亲兵说：“丘建密传消息：钟会已挖好大坑，削好数千枚白棒。准备叫外面的士兵进来，每人赐给一顶白■帽，拜为散将，让他们打死我们，埋入坑中。”他还把同样内容写在一张条子上传给在军营中的儿子胡渊。一夜之间，这个消息在各军中都传遍了，大家人心惶惶，害怕一打起仗就回不了家了。 十八日中午，军营中突然鼓声大作，胡烈军营的士兵首先哗变，胡渊带头冲出。紧接着，各军也鼓噪而出。虽然无人督促，而大队人马如波涛激荡，争先恐后朝着城门涌动着。这时钟会正在给姜维部发放铠甲器杖，卫兵进来报告说，外边声音嘈杂，好像是失火了。一会儿，卫兵紧急报告，有很多士兵正向城门跑过来。钟会大惊，感到事情不好，对姜维说：“这些兵来者不善，怎么办？”姜维说：“只有打了。”钟会一面派兵去杀掉关押的牙门、郡守，一方面让大家用木头顶住城门。愤怒的士兵奋力砍门，一时不能破门。但没多久，有的士兵架梯登城，有的士兵放火烧城屋；人群如蚂蚁成群，飞箭似雨点密集，大群的士兵冲进城来，而被关的牙门、郡守也纷纷跑了出来，双方会合，将姜维、钟会团团围住。姜、钟困兽犹斗，杀死五、六人，但寡不敌众，被蜂拥而上的士兵们乱刀杀死了。钟会的将士死者有数百人。城内乱成一团，直到装病的卫瓘出来主事，才逐渐安定下来。 钟会一死，邓艾本营的将士追上囚车，救出邓艾，准备迎还成都。但是，这一行动不仅未能洗刷他的冤枉，而且断送了他的性命。卫瓘参与构陷邓艾，惟恐邓艾报复，派遣护军田续领兵在绵竹西的三造亭偷袭，斩杀邓艾及其子忠。邓艾死后，其在洛阳的家属都受到株连，其子悉数被杀，妻及孙子流徙西域。这桩沉冤直到西晋泰始九年（273）才得以申雪。如西晋段灼所说：“钟会忌艾威名，构成其事。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悬马市，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 第五章晋武帝、张华、羊祜、杜预第一节晋武帝①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西晋开国皇帝，谥号武皇帝，史称晋武帝。 坐享父祖之业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司马炎祖上的很多人在汉世担任过高级官吏。祖父司马懿入仕曹魏，历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世，先后任相府主簿、御史中丞、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等职。嘉平元年（249）正月，司马懿乘魏帝曹芳和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曹爽离开洛阳拜祭高平陵（曹睿陵墓）之机，假借皇太后的命令，突然发动政变，杀死曹爽及其亲信，开始操纵大权。此后，司马懿一面在官僚、士族之中搜罗党羽，一面用残酷的手段消灭曹魏王室势力。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病死，司马炎的伯父司马师继续执政。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另立曹髦，并亲自带兵击败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的联军反抗。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始专国政。司马昭除在朝内进一步清除拥曹力量外，还派军队镇压了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制造的兵乱。甘露五年（260）司马昭授意党羽贾充、成济将曹髦杀死，改立曹奂为新的傀儡皇帝。景元三年（263）春，司马昭兵发三路进攻蜀国。在捷报频传的时刻，司马昭加紧废魏自立的准备工作。当年十月，他担任相国职务并晋位为晋公，接受“九锡”（古代帝王为尊崇礼遇有大功的臣下而赐予的车马、衣物、卫兵等物，共九项。在后世，受九锡已成为权臣篡位前的必要程序）。次年七月，司马昭胁迫魏帝晋升他为晋王，同时命令党羽荀彧、贾充、裴秀分别主持制定礼仪、法律和官制，并在封国之内开始设置百官，王室子孙爵命皆如帝者之仪。至此，司马氏代魏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咸熙二年（265）八月，正准备称帝的司马昭突然病死。于是，改朝换代的主角便改由晋王的世子司马炎扮演。 虽然司马炎在司马昭的诸子中处于嫡长子的地位，但是他的世子权力却来之不易。这是因为司马昭更为喜爱学识渊博有才能的次子司马攸。司马昭将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子，表示天下是景王（司马师）打下来的，将来的王位自然应该归属司马攸。司马炎极力拉拢、巴结父亲身边的要臣，通过他们为自己说好话、作手段，才终于在司马昭死前三个月正式被确立为世子。在此之前，司马炎曾在曹魏政府中担任过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中护军、假节、中抚军等职务，初封爵为北平亭侯，后改封为新乡侯。在取得世子名位的同时，魏帝又授予他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等职。等到司马昭去世，司马炎遂继为相国和晋王，总揽全国军政大权。 咸熙二年年底，曹奂屈从臣下的压力，同意禅让帝位于晋王。这年十二月（266 年1 月），司马炎在满朝文武的反复劝进之下，正式即皇帝位，更国号为晋，改元泰始。退位的魏帝被司马炎封作陈留王，从洛阳徙至邺城，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武帝纪》，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曹魏亡国。这一年，司马炎三十岁。 改章易制，多所变革司马炎称帝后，总结前代亡国的教训，认为曹魏政府束缚、防范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无援。为了屏卫皇室，司马炎实行五等封爵之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又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司马炎还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处的战略要地，用以拱卫首都洛阳。宗王出镇是司马炎加强宗室权势的重要措施，对以后西晋的政局影响极大。由于凭借朝臣、士族的支持，司马炎才得以建立西晋政权，所以对拥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极力照顾。比较突出的是，他为防止功臣之间为官职高下而引起纷争，杂糅上古及汉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设置品级极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号称“八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此外，他对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后受封的异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按照规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标准是被封地区民户全部赋税的十分之一，后又扩至三分之一。 西晋立国之初，年富力强的司马炎雄心勃勃，意欲有所作为。泰始元年、二年他先后颁布过一些旨在移风易俗、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1、撤销对曹魏宗室和汉朝宗室的督军，宣布解除对他们的禁锢。2、罢除曹魏政府对出镇、出征将士留取人质的法令。3、恢复被曹魏废止的谏官制度，并把象傅玄、皇甫陶这样清正敢言、有才能的官吏委任为谏官，以广闻博见，开直言之路。4、提倡节俭。他把原御府的珠玉玩好之物分赐臣下，自己不留。又下令削减各郡国政府对皇室的贡调，禁止乐府排演开支较大的靡丽百戏，停止有司制作各种游戏田猎的器具。此外，在用人方面司马炎尽量不计旧怨，启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主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杀。司马炎认为许奇有才，不顾别人反对，把他提升为祠部郎。以后，他还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谯周、文立等人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 泰始四年（268）正月，司马炎批准颁行新律。这部晋律因初施于泰始年间，故史称《泰始律》。 《泰始律》从咸熙元年（264）开始编修到是年完成，前后共费时二年半。修律的名义主持人是贾充，著名的学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与了制定工作。与新律同时完成的，还有张斐、杜预为泰始律所作的注解一部。全部律文共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加上四十篇全文，“凡律令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晋书·刑法志》）。 《泰始律》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法典。它对汉魏旧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造整理，使其更加简约完备，成为巩固西晋地主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泰始律》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它的体例比较严谨，虽然律文的篇目比旧律大为增加，但其条目却比旧律省减了两千有余，确实克服了旧律错杂重出的弊病，有简便易行的优点。《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另外，《泰始律》比汉魏旧律远为完善准确。它首次把作为规章制度的“令”与刑法典的“律”正式区分开来，并注意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对加减刑、累犯加重和数罪并罚等制度也十分强调。 司马炎非常重视《泰始律》的颁行。他让尚书郎裴楷执读，亲临殿堂为臣下讲解，并接受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等人的建议，将新律有关死罪的条目誊抄出来，张悬在各地的亭、传给老百姓看。 在颁行新律的同月，司马炎命令杜预草拟官吏黜陟的办法。杜预建议在各部门设置主持考课的官吏，逐年对考课对象进行评定，然后根据他们在六年任期中成绩的优劣予以升降。他特别强调，对不称职的人不能过分宽容。杜预制定的考课办法虽然比较合理，但是司马炎还是把它否定掉了。这是因为，西晋政权是司马氏与其他士族的联合专政，司马炎为了稳固帝位，就不能不想方设法地照顾功臣勋贵和士族的利益。只要不直接威胁他的统治，司马炎对他们一律取放纵包庇的态度。上一年，以山涛为首的达官贵人强占官田，为司隶校尉所弹劾。司马炎避贵施贱，只把参与其间的一个县令处决，而对山涛等人一概赦免不问。如果认真实施杜预制定的考课法，必然触犯许多士族的利益，就会出现司马炎所不愿看到的一些结果。 这年九月，司马炎解除了镇戍淮南的大司马石苞的兵权。石苞靠投靠司马氏集团起家，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他曾参与平定诸葛诞的兵变和劝说魏帝禅让而有功于司马炎。自从平定诸葛诞以后，石苞一直代镇淮南，已达十一年之久。淮南驻军士马强盛，靠近东吴前线，石苞又久著威名，这使司马炎十分不安。司马炎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优容功巨勋贵，但是绝不允许他们控制重兵，构成对政权的威胁。恰巧，石苞与淮北监军王琛不合。王琛密表洛阳，声称石苞私通东吴。同时，荆州刺史胡烈也上表说，东吴人准备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石苞听到风声后已开始筑垒遏水进行设防。一连串的消息加深了司马炎的疑虑。他对羊祜说：每次吴人进犯，常东西相应。这次偏师北上，难道石苞真要造反吗？于是司马炎以“不料贼势，劳扰百姓”的罪名将石苞免职，并派出宗室司马望率领大军开赴淮南，以防不测。石苞预先知道消息，主动放弃兵权，到寿春的都亭等候处理。司马炎这才松下心来，对石苞不再追究。 司马炎解除石苞的兵权，除出于对石苞的戒心，还有比较长远的战略安排。当时，江东的孙吴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之下，早已危机四伏，国力日衰，人心思乱。这一有利形势为西晋灭吴统一全国提供了可能。司马炎决心加强对南线的军事部署，着手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泰始五年（269），他把才识出众的尚书左仆射羊祜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坐镇襄阳（今湖北襄樊）；把镇东将军卫瓘从徐州调往青州，改派宗室司马伷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 羊祜虽然不是司马氏的宗室，但却是司马师的内弟、西晋皇室的重要外戚。晋国初建，羊祜曾与荀勖共掌机密，后又为中领军，统领王国卫队。司马炎受禅后，他以尚书左仆射之职兼卫将军，仍是执兵之要，事兼内外。羊祜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到襄阳后，他努力安定民心，减轻赋税，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军事物资的储备，使晋吴对峙的局面不断向有利于西晋方面转化。河西之乱与平吴决策泰始六年（270）六月，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秦州刺史胡烈镇压失败，被杀。 汉魏之际，鲜卑拓跋族的一支由部落酋长秃发匹孤率领，从塞北迁到了河西，历史上把这支鲜卑人称作河西鲜卑。河西鲜卑活动的区域，大致“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县）、牵屯（今宁夏固原县），西至湿罗，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北接大漠”（《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同汉人杂居。司马炎担心河西鲜卑不易驾驭，特地从雍、凉、梁三州中分出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和阴平六郡组成秦州，把在西部颇有能名的胡烈委任为秦州刺史，以达到镇抚的目的。 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是因受到汉族统治者歧视引起的。在灭蜀战斗中，凉州兵立有大功。战后论功行赏，五千鲜卑健儿没有得到与汉人一样的赏赐，遂铤而走险。杀死胡烈后，秃发树机能又吓退坐镇长安的司马亮派来援救秦州的大军。 河西败报传来，司马炎非常震恐。他免去司马亮都督秦、凉州诸军事的职务，改派另一宗王司马骏接替他镇守关中。司马炎又任命尚书石鉴都督秦州诸军事，负责平定河西鲜卑动乱。石鉴到达秦州，强令与他有芥蒂的新任秦州刺史杜预出兵，遭到对方的拒绝。杜预向石鉴提出比较稳妥的攻战方案，石鉴不予采纳。他一面逮捕杜预，一面亲自带兵与秃发树机能交战，结果仍大败而归。 秃发树机能的兵力越战越强，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鼓舞纷纷起兵反晋。泰始七年（271）四月，凉州的北地胡人造反，与秃发树机能合谋袭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将凉州刺史牵弘诱至青山击杀。 西方战事日趋紧张，司马炎深感忧虑。侍中纪恺给他出主意说：只有安排象贾充这样有威望有智谋的人亲自挂帅，战乱才能平息。司马炎觉得很有道理，随即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开赴西部战场。当时，贾充官任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是朝内最有权势的臣下，素有宰相之称。贾充与侍中兼中书监荀勖、越骑将军冯紞等人朋比为奸，操纵朝政。任恺是他们的反对派，推荐贾充西行，目的是使他远离朝廷。贾充不愿此行，求计于荀勖。荀勖劝他与太子结亲。贾充等人买通了皇后杨氏，又在皇帝面前大造舆论，终于使司马炎答应了以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的亲事。碍于亲家的面子，司马炎就不再提及挂帅之事，贾充由此而免去了西征之苦。 这时，被司马炎派到南方主持荆州军事的羊祜也遇到强硬的对手：东吴西线军事的主帅已由陆抗出任。陆抗为东吴名将陆逊之子，本人也是个出色的军事家。陆抗上任不久，便攻破西陵（今湖北宜昌），将献城降晋的步阐击杀，并打败羊祜等人率领的援军。羊祜知道灭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遂一面继续积蓄力量，一面以信义对东吴边界军民施加影响，等待时机。 泰始十年（274），陆抗病死，东吴西线的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羊祜开始筹划南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案。咸宁二年（276）十月，羊祜给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羊祜认为，西晋灭吴的条件比当时灭蜀的条件远为成熟，只要司马炎肯下决心，平吴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羊祜的建议遭到贾充、荀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以秦、凉地区的动乱尚未平定为理由，极力阻挠南进。羊祜再次上表陈述早日发兵的原因，然终未能获得司马炎的同意。 司马炎不能下定灭吴的决心，除因西部动乱外，还有他分封诸王以屏卫皇室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的因素。自泰始分封以来，司马炎没有认真要求诸王就国，多数宗王留官或留居洛阳，也有部分宗王出任都督。咸宁三年（271）七月，司马炎接受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始命令诸王就国。他按照户邑的多少，把王国分为三等。“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由于诸王贪恋京师的奢华生活，都把就国看作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史称“皆涕泣而去”。这些懦弱无能的宗王在以后的政治事变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司马炎所预想的目的并未实现。在命令在京诸王就国的同时，司马炎对于“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相近”（《资治通鉴》卷八十）。由于这一部分宗王“出拥旌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晋书·汝南王亮传序》），既能持节掌握一方军政，又能操纵左右中央的朝权，权力过重，野心膨胀，遂在司马炎死后酿成了“八王之乱”这样空前的历史大悲剧。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病重，要求入朝面陈灭吴大计。司马炎允许他乘车上殿，不行参拜之礼，对于他的意见也表示愿意听取。后来羊祜在病榻上要前来探病的中书令张华转告司马炎说：吴主孙皓暴虐异常，现在出兵可以一举成功。如果孙皓死掉，吴国另立有为新主，我们再有雄师百万，也难渡长江天险了。羊祜的话，确实对司马炎震动很大。他要求羊祜卧护诸将，带病出征。羊祜表示，灭吴战争不一定非他指挥不可，他可以推荐一个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人选。当年十一月，羊祜病故。临终前他举杜预代替自己。杜预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到达襄阳后，以离间计诱使孙皓撤换了对晋军有威胁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孙皓在临战之前的将帅移易，造成以后西线吴军的迅速崩溃。经过一段时间部署之后，咸宁五年（279）八月，杜预向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司马炎答应明年准备出兵，但杜预反对说，东吴西部的兵力已调空，这是大举进攻的最好时机，如果给孙皓以喘息时机，很可能要功亏一篑。这时，益州刺史王濬也上书请战。他在益州为准备灭吴大造舰船，至此已有七年。王濬说，他造的船有的已开始朽烂了，自己年纪已到七十，死亡无日，实在不愿再白耗光阴，请求皇帝切勿坐失良机。 司马炎被说服了，开始倾向及早伐吴。但是一到贾充等人搬出种种理由反对时，他又迟迟疑疑下不了决心。他把中书令张华找来对弈，以条理思绪。恰巧杜预的又一份请战奏疏送到，一直主张灭吴的张华把棋局一推，说什么也不肯下了。他极力催促司马炎当机立断，在这种形势下，司马炎终于同意立即对吴采取军事行动。贾充等人听到消息又赶来争吵，惹得司马炎发起火来，他们才不敢再唱反调。 咸宁五年（279）十一月，司马炎命令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灭吴大局，掌管漕运粮饷。同时，他发布诏书，下令以六路大军，二十万众，大举进攻吴国。这六路是：镇东将军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为第一，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今安徽长江以西）为第二，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为第三，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为第四，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为第五，龙骧将军王濬等率巴蜀水军，顺江而下为第六。 十分滑稽的是，司马炎选定的平吴主帅竟是贾充。贾充虽反对此次用兵，但却是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贾充上表推辞，司马炎威胁说，如果你不受命，我只好亲行了。贾充无法，只得承命。 在大举伐吴的同时，被司马炎派到西部参与平定少数民族动乱的讨虏将军马隆连续告捷。 秃发树机能起兵九年，相继斩杀秦、凉二州四位刺史。咸宁五年（279） 正月，他又攻陷凉州的治所武威城。消息传来，司马炎坐卧不宁，对臣下叹气说：你们有谁能为我讨平西方啊？宫内宿卫官司马督马隆毛遂自荐，当即被拜为武威太守、讨虏护军。马隆要求自己募兵，自己挑选武器，司马炎满足了他的要求。当年十一月，马隆带领三千五百名募兵渡过温水，与秃发树机能的几万人大军展开激战。由于马隆士兵剽悍，武器精良，他本人又足智多谋，结果连战连胜，不但收复武威，还迫降一部分附属于秃发的河西鲜卑。十二月，秃发树机能被马隆击溃后，不幸为下属所杀。轰轰烈烈的河西鲜卑人的反晋斗争遂告失败。 完成一统大业太康元年（280）年初，南下灭吴的晋军所向披靡。杜预攻克江陵，横扫沅、湘、交、广诸州，王浑渡过横江，胡奋拿下江安。王濬率领的水师连破吴人的横江铁索和水面铁椎，捣毁沿江险关隘口，先与胡奋、王戎等军陷落夏口、武昌，继而长驱东进，直指建邺。与此同时，王浑的大军也到达了江北。 孙皓派出的军队皆被晋军击败，丞相张悌等人战死。这年三月，王濬以水军八万、方舟百里，鼓噪攻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无计可施，面缚舆榇，向晋军投降。至此，东吴亡国，三国鼎立后的吴、晋两国对峙的局面结束，全国重归一统。 孙皓投降的消息传到洛阳，举朝庆贺。司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当年为经营平吴战争耗尽心血，不由得潸然泪下，说道：“这都是羊祜的功绩啊！”南下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远离前线的主帅贾充却上表称东吴不易平定，要求司马炎班师回朝，还咬牙切齿地要求将张华腰斩。荀勖也随声附合。就在这时，平吴的捷报进京，贾充丑态毕露。司马炎丝毫没有责怪贾充的意思，反而极力宽抚。 平吴后，司马炎为稳定新征服地区的人心，把孙皓封为归命侯，赏赐大量的衣物、车乘、钱谷，还安排了一些随降的吴国朝臣和大族为官。对于北渡的吴国将吏和百姓，他分别给予免除赋役十年或二十年的优待。 在对平吴功臣进行封赏的时候，司马炎遇到了难题：王濬和王浑为争功而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按说，王濬平吴有首功应该重赏。但是王浑在朝中的势力大，党羽多，儿子又是司马炎的女婿。他们极力争吵，在封赏中占据了上峰，王浑被封为公，王濬却被封为侯。一些朝臣为王濬功高赏薄鸣不平，司马炎为平息众怒，又回过头来给王濬升官加赏，搞得十分狼狈。而那个灭吴的阻力贾充却平白得到增封食邑八千户的赏赐。 太康元年，司马炎将全国的版图划成为十九个州，州之下共设郡、国一百七十三个。政府所统领的在籍人口为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 这一年，司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下辖的军队。规定，刺史只作监司，罢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守治民。司马炎说，这是对汉末州刺史既统政事，又掌军权的弊病进行改革，用意在于维护“天下为一”，防止重新出现“四海分崩”的局面。在州郡去兵的同时，他规定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以维持地方治安。后人批评司马炎的这一措施与造成“永宁（301）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资治通鉴》卷八一）的结果，有一定的关系。 颁行占田荫客制平吴之后，司马炎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占田和课田、户调的制度。法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还规定，课田五十亩，收田租四斛。“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晋书·食货志》）。边远郡县只交户调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不课田，每户交三斛，再远的交五斗，名曰义米；极远的交钱二十八文叫作算钱。户调为賨布一匹，远地可减至一丈。上述规定只是个平均数，实际征收时还要按照贫富分为九等，根据户等收税，即所谓九品相通。 司马炎实施这一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限定最高占田数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并土地。二是通过规定课田的最低限额，占田农民根据固定的课田数而交纳固定的课田租税，又使封建国家的租税收入得以保证。 这一制度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当时，占田数是农民向政府办理土地登记时的最高限额，至于农民是否能够占有规定的足额土地，政府并不过问，而政府却要求农民必须按足额的课田提供田租。西晋的田租比曹魏时期的亩税额加重一倍，户调则增加了二分之一。这就使得一部分农民因不堪政府剥削，而流入私门，成为豪强士族的依附民。 在颁行上述制度的同时，司马炎又规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的种种特权：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按官品递减五顷直到九品官占田为十顷；并按官品的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占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占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一户。“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晋书·食货志》）。这些被荫占的人口，只附属于大户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担负国家的租税赋役，只同主人保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主人的剥削和奴役。 这一规定保证官僚士族得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占田和荫客尚未达到规定数额的人可以借此补足。这是封建国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荫占人口的权力，是地主国家对地主分子在人口问题上的重大让步。这一规定也是对官僚士族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限制，它反映了西晋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间的激烈争夺。但是士族官僚们并不把司马炎的限令放在眼里，在合法占有之外，还往往通过兼并和私自侵夺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象司徒王戎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强弩将军庞宗有田二百余顷；历任方镇的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田宅无数，仅某一处田庄就有地十顷。宗室司马睦在封国招诱逃亡人口，私占人口达七百余户。 奢侈荒淫，世风日下司马炎出身于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从小习于安乐，贪恋奢华。称帝之初，他极力矫情伪饰，一俟统治巩固，骄淫的本性便按耐不住。泰始九年（273）他下诏采择公卿以下的女子以备后宫，并禁断人间婚嫁。到平吴之后，全国统一，天下安定，司马炎遂变本加厉起来。他“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晋书·武帝纪》），生活极端腐化。孙皓投降，东吴后宫五千粉黛尽归洛阳，西晋后宫的女子则达万人之多。司马炎不知宿在何宫为好，于是他乘坐羊车，由羊任意而行，停在哪里，就宿在哪里。一些希望得宠的宫嫔，在宫前放上羊喜爱吃的竹叶和盐，诱使羊车停在自己那里。后来宫嫔们互相模仿，羊也不知所向了。 皇帝纵情淫乐，臣下们也敢胡作非为，西晋统治阶层的奢侈荒淫称著于史。太傅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晋书·何曾传》）。何曾每天膳食用钱一万，还说没有下筷子的菜。他的儿子何劭衣裘服玩无数，每天的饭钱比老子多一倍。司马炎的舅父后将军王恺同散骑常侍石崇竞相夸富。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赤石脂涂墙，石崇就用香椒和泥。王恺用紫丝绫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彩织锦做成步障五十里。王恺摆出司马炎赐给的二尺高的珊瑚，石崇把珊瑚打碎，拿出六、七个三尺多高的珊瑚任他挑选。石崇的后房百数，膳食穷尽水陆珍奇。厕所挂满锦帐，有手持香囊的侍女在一旁侍候。石崇请客用美女劝酒，客人不饮，当场就把劝酒的美女杀死。司马炎的女婿王济用铜钱堆成短墙，用人乳喂猪、人乳蒸肉，还自称是掌握了烹调的秘方。真是丑恶透顶。 也有一些正直的臣下对此不满。太康三年（282）车骑将军傅咸上书猛烈抨击上层社会崇尚奢华的风气，要求司马炎对此加以限制。他指出，粮食布匹，来之不易，如果不知节俭，就会造成物质财富的匮乏。奢侈浪费对于社会的危害比天灾还要厉害。傅咸认为，要想让人们祟尚节俭，必须指斥奢侈，如果不指斥奢侈反而加以推尚，那么浪费起来就没有止境了。实际上，傅玄是在委婉地对司马炎提出批评。 不过，由于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太康年间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太康三年国家统计的户籍总数为三百七十七万户，比平吴之初增加一百余万户，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隐漏浮逃人户，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据史书记载，太康初年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主要应归结于劳动人民辛勤努力的结果。 立嗣风波太康三年年底，司马炎把官居侍中、司空职务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调至青州担任都督。在司马昭的生前，司马攸曾是与司马炎争夺晋王世子的对手。到这时，他又成了司马炎要将皇位传给太子的障碍。 原来，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近于白痴的低能儿。他除享乐之外，什么事也不懂，闹出的笑话很多。有一次，司马衷游华林园，听到蛤蟆叫，问左右侍者说：“这个叫唤的东西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后来听到天下发生灾荒，百姓饿死不少，他竟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呀？”对于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颇以为忧。尚书令卫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马炎注意，太子不堪为嗣。尚书张华博学多识，名重一时，被人们推崇为有三公之才，司马炎对他也很器重。司马炎曾偶然问起他对继承人问题的看法，张华如实回答说：“如论才干、德望和亲缘关系，没有比齐王更合适的人了。”朝臣们的这些意见，使司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东宫交由司马衷处理。太子妃贾南风是有野心的女人，当然不甘心权力易手。她忙托人代作答案，并由太子亲手誊写清楚，然后再交给皇帝。司马炎以此作为证据来堵卫瓘的嘴。他还把张华调离朝廷，打发到幽州去了。 而那个司马攸也确实为争取到继承皇位的资格煞费苦心。按照规定，王国吏属的衣食皆由国家供给，司马攸却上表称租秩足用，不必由御府开支。他还把租税收入分给部属和士卒，遇到水旱灾荒，又用粮食赈贷王国的饥民，到丰年归还时只收原数额的十分之八。对于军国大计，无论是上表，还是当面议论，司马攸都作得十分得体，因此得到了许多朝臣的拥戴。他们希望接替司马炎皇位的是司马攸，而不是那位白痴太子。 司马炎嫉恨司马攸的才干与威望。对于司马炎想传位于子的意思摸得很清楚的荀勖和冯紞，乘机挑拨说：“群臣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很难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让齐王外出，必然举朝反对。”果然，司马炎调司马攸去青州的诏书一下，许多大臣纷纷上表谏阻。司马炎又气又恼，贬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婿：王济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将几个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亏尚书夏侯骏等人出面辩驳，才免去他们一死。 太康四年（283）三月，司马炎催促司马攸立即启程。司马攸愤怒成疾，乞求宽限日期。司马炎派去御医察看病情。御医谎称齐王无病，于是司马炎再次下诏催促。弄得司马攸只好带病辞行，结果加重病情，呕血而亡。司马炎这才知道齐王不是装病。他用惩办几个御医的办法，以塞罪责。司马炎极力排斥司马攸，用自欺欺人的办法巩固司马衷的地位，这就为其死后，司马衷尸居其位，无力控制政局，引起天下大乱而埋下了祸根。 无法收拾的身后事太康五年（284），尚书左仆射刘毅上书反对司马炎选官用人的标准，要求废止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曹丕代汉时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实施的一种选官制度。由于负责品定人物的各级中正职务逐渐为大族名士所控制，这一制度遂成为士族操纵选举的有力工具。司马炎受禅后，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时，品定人物已不按才能，家世是选官论品的唯一标准。各级中正在定品之前，只看对象的籍贯和门第。先世官位的大小反映了门第的高低，其中尤为重视的是“当代轩冕”，而不是“冢中枯骨”，所以西晋朝廷的重要官职，几乎为功臣勋贵及其子弟所垄断，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刘毅将九品中正制归纳出八种弊病。指出，它使中正可以任意弄虚作伪，营私舞弊。“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效，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它使朝廷的吏治腐败，“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由于中正公然接受贿赂，上下其手，所以“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绩于官而获高叙”，真正有才能的人反倒被埋没，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的局面。 在此之前，段灼也曾上表指斥九品中正制阻塞有才能的人入仕之路。当时，赞同刘毅建议的大臣还有卫瓘、李重等人。司马炎虽然肯定他们的意见，① 以上引文出自《晋书·刘毅传》。 但是由于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已成为西晋的既定国策，他自然不会因此废除这一被士族视为身家性命的制度。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是匈奴屠各族人，自称为匈奴南单于的嫡系。东汉末年，很多匈奴人入居今甘肃、陕西、内蒙和山西一带。曹魏分匈奴为五部，以酋长为部帅，其中以北部匈奴力量最强。司马炎代魏后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共领匈奴三万余落，分别居住在山西的中部地区，人数达几十万以上。刘渊在其父刘豹死后，已自代为左部帅，司马炎的任命使刘渊的职务正式得到西晋政府的认可。 也是在这一年，司马炎下诏拜慕容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为东部鲜卑慕容人的酋长。魏初慕容人进入辽西，到西晋时又迁至辽东郡北，后被宇文部和段部所逼，遂南迁到徒河青山（今辽宁义县）一带。 魏晋时期，除匈奴屠各族、鲜卑慕容部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陆续迁徙到内地，旧史上把他们归纳为“五胡”，即主要是鲜卑、匈奴、羯、氐、羌。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东北、西北一带，特别是在关中、并州等地，早已形成胡汉杂居的局面。汉族地主强迫少数民族为他们充当田客，甚至掠为奴婢，封建政府则常征调少数民族的骑兵，为他们去打仗。由于受到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和奴役，内迁的少数民族常常反抗。 早在泰始年间，西晋统治营垒中就有人提出要把内迁的少数民族徙回原地。由于这一建议既很难办到，又要使统治者丧失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力来源，所以司马炎没有采纳。但是他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却毫无措施，致使死后不久，内迁的少数民族人民不堪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痛苦，终于起而反抗。而少数民族中的野心家又把这一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到处抢掠，野蛮烧杀，使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纷扰割据之中。刘渊、慕容廆都是那一时期极为活跃的人物。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刚刚五十四岁，由于极意声色，身体已经完全垮掉了。当年年底，他的病势转重，不能起床。控制朝政的大臣杨骏以此为借口，禁止百官与司马炎见面。杨骏是司马炎继后杨氏的父亲，出身于弘农大族。他专权好利，与其弟杨珧、杨济权势熏灼，有“三杨”之称。杨骏害怕司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马亮，影响他擅权，遂极力鼓动病重的司马炎答应把司马亮调至豫州。 太熙元年（290）三月，司马炎气息奄奄，整日处于昏迷状态。杨骏乘机将皇帝左右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当司马炎偶而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杨骏弄鬼，十分生气，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马亮参与辅政。但是诏书被杨骏扣押，不为外人所知。不久，皇后杨氏假借司马炎的旨意发布以杨骏独自输政的诏书，并催促司马亮上路。 四月，司马炎病死。临死前，他还在打听：“汝南王来了没有？” 司马炎死后，其子司马衷即位，这就是晋惠帝。杨骏开始以太傅、太尉、大都督、侍中、录尚书事诸职总揽朝政。但是不过一年，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将杨骏杀死。此后，几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纷纷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动乱之中，终于演成了破坏性极大的“八王之乱”。建兴四年（316），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长安，俘获末代皇帝司马邺，西晋亡国。时距司马炎之死，只有二十五年。 第二节张华①张华（231—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涿县）人，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父张平，曹魏渔阳郡太守。张华年幼丧父，家境清寒，孤贫无以自立，不得不为人牧羊为生。他并未因此自甘暴弃，向逆境屈服，而是自幼就注意自我修谨，博览群书，故“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恪守封建道德礼法，为人豁达，“勇于赴义，笃于周急”，“造次必以礼度”。他气质深沉，“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彭城刘讷有“人伦鉴识”，曾见张华而感叹说：“张茂先我所不解。”（《晋书·刘隗传》）。 以才华而被擢用曹魏后期，张华仍居乡未仕。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同时，他目睹了在曹马斗争中荣辱不定、诛黜无常的政治现状，又受到广为流传的玄学思想的影响，难免产生出愤世嫉俗的情绪。他遂著《鹪鹩赋》①以自寄，通过对鸟类的褒贬，抒发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在赋中，他感叹雕鹖（鹖：古书中一种善斗的鸟）、鹄鹭（鹄：天鹅）、鹍鸡（类似鹤的一种鸟），“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苍鹰鸷而受绁，鹦鹉慧而入笼”，“鹫（雕）鹗（鱼鹰）鹍鸿，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然皆负矰婴缴，羽毛入贡”，其原因就在于“有用于人也”，“惟体大妨物，体瓖足玮也”。对比之下，他赞誉“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色浅体陋，不为人用”的小鸟鹪鹩（又名巧妇鸟），认为它虽“无玄黄以自贵，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却所求甚少，“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所以鹪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处世之道却是很明智的。《鹪鹩赋》既是对玄学处世哲学的形象阐述，也是张华早期政治思想的反映。他在赞誉“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的鹪鹩的同时，抨击了“怀宝以贾害”，“饰表以招累”，“诱慕于世伪”的社会风尚，揭露了声称任自然的门阀世族的虚伪面目。他提倡“飞不飘飏，翔不翕习”，反对浮华交游；提倡“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的简朴生活方式，反对奢侈纵欲，恣意享乐的生活观；主张“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委命顺理，与物无患”，反对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所以，张华的“任自然以为资”，与何晏等人的任自然以尽情享乐的腐朽哲学观，是有本质区别的。 《鹪鹩赋》问世后，引起很大反响。名士陈留阮籍看过之后，赞扬张华可谓“王佐之才也！”张华由此声名鹊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书卢钦见到张华后，十分器重他。同乡大族曹魏左光禄大夫、方城县侯刘放“亦夸其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张华。 张华在二十五岁左右时，被范阳郡太守鲜于嗣推荐为太常博士。吏部尚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张华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 见《文选》卷十三。 书卢钦在辅政的司马昭面前对张华备加推崇，张华又转为佐著作郎，参与编撰国史。不久，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他才识过人，思维敏捷，“朝议表奏，多见施用”，深得司马昭赏识，遂正式任命他为中书郎。 晋武帝禅代曹魏，转张华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张华接近皇帝，位居要冲，具有相当大的实权。他习于吏事，“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他史识渊博，“善谈史汉”（《晋书·王戎传》），谙通封建典章制度。晋武帝曾问他汉代宫室制度和建章宫的千门万户，张华“应对如流，听者忘返。画地如图，左右属日”，使人大有亲临其境之感；他博通礼乐制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泰始五年（269），晋武帝修定礼乐，命张华与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等人创作正旦行礼、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共十三篇，张华一人即写了《冬至初岁大会歌》、《宴会歌》、《命将出征歌》、《劳还师歌》、《宗亲会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八篇。诗歌采用四言或五言诗的形式，内容主要是盛誉司马氏功德、粉饰西晋太平盛世，宣扬皇道德教，虽音韵逗留曲折，诗句庄重典雅，但与《鹩鹪赋》相比，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语。 但张华也创作出一些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他著《博物志》十篇。《博物志》闻见甚广，取材宏富，是张华渊博的知识、剪裁取舍材料的技巧和雄厚坚实的文学功底的集大成。只是《博物志》中因多载怪异，而在某些方面不那么切实可信。他还创作了一些四言和五言诗，流传至今的虽寥寥可数，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宏大的政治抱负。在《杂诗》一首中，他慨叹“晷度随天运，四时互相承”，遂“伏枕终遥昔”，回顾了历代兴衰隆替的历史，不由得“永思虑崇替，慨然独抚膺。”一个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憧憬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的政治家的形象，跃然纸上（《文选》卷二九）。在《情诗》二首（《文选》卷二九）中，张华用苍凉苦楚的伤感笔调，表达了与佳人离别后的闲愁哀怨的心情。“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不曾远离别，安知慕俦侣”等佳句，虽只是个人悲欢离合的抒发，却反映了他对爱情忠贞不贰的信念和情操。 张华所著的四言诗《励志诗》（《文选》卷一九）气宇不凡，颇具教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诗文带有一定的老庄思想色彩，同时又仍以儒家思想作为最高的行动准则。它对仗工整，又不枯燥无味；它引经据典，却不流于晦涩。诗文一开头的“大仪斡天，天回地游，四气鳞次，寒暑环同，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几句，即让人感到“逝者如斯，曾无日夜”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这种“日与月与，茬苒代谢”的形势下该如何立身处世呢？他的回答是：“嗟尔庶士，胡宁自舍”，应以儒家经典作为座右铭，即“先民有作，贻我高矩”；用玄学思想安身立命，即“安心恬荡，栖志浮云。”他告诫人们不要“放心纵逸”，而是要像耕耘南亩一样去修身修德，“力来既勤，..必有丰殷”。他用“水积成渊”、“土积成山”、“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川广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事物之理，纆牵之长，实累千里”等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只有矢志不渝，才能达到理想境界的辩证关系。他勉励人们要戒骄戒躁，做到“山不让尘，川不辞盈”，用“若金受砺”和水滴石穿的精神，去“进德修业”，“以隆德声”，实现“复礼终朝，天下归仁”的政治抱负。《励志诗》是张华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完全成熟的标志。儒玄并用，以儒为主，是张华世界观的基础和核心。 在这种十分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张华在从政过程中披肝沥胆，政绩突出，不仅深受晋武帝赏识，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评，时人比之为子产。不久，四十岁左右的张华就被擢为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成为西晋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 平吴立功张华在任中书令期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促成并制定了伐吴大计，从而加快了南北统一的步伐。 咸宁初年（275），距西晋代魏已有十年，距灭蜀亦时逾十二载。时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边境战事不多，经多年休养生息，国力强盛，“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晋书·羊祜传》）。而割据江南一隅之地的孙吴，则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下，各种矛盾急剧激化。孙皓“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名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三国志·吴书·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在毫无限制的横征暴敛下，“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老幼饥寒，家户菜色”（《三国志·吴书·贺邵传》），可谓“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晋书·羊祜传》）。西晋攻伐孙吴，取乱侮亡，统一全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当时，镇守江汉地区的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羊祜上疏晋武帝，陈“宜当时定，以一四海”（同上）。晋武帝召集群臣朝议。司空、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和左卫将军冯紞等人“同共苦谏不可”（《晋书·冯紞传》），群臣亦多附合，以当时关陇地区氐羌少数族屡叛，官军屡败为由，多不赞成羊祜的建议。只有张华据理力争，与羊祜、杜预共同主张立即伐吴。晋武帝虽“密有灭吴之计”，却因“朝议多违”而未做出伐吴的决断。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因病回朝。他在拜见晋武帝时，又面陈伐吴之计，晋武帝为之心动。因羊祜有病，不宜经常召入宫内咨询，晋武帝遂派张华去羊祜住处问其筹策。羊祜与张华推心置腹，陈述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和伐吴的战略方针。张华十分赞同羊祜的见解和伐吴之计。羊祜对张华说：“成吾志者，子也！”（《晋书·羊祜传》）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但伐吴大业并未因此而中止。羊祜临终前，推荐了志同道合的杜预接任自己的职务。张华也不负羊祜所望，为完成羊祜遗愿而力排众议。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主张“无失事机”，迅速征伐孙吴（《晋书·王濬传》），贾充等人再次反对，贾充上表，以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戎。天下劳扰，五谷不登，兴军议讨，惧非其时”（《晋书·贾充传》）。张华与之针锋相对，固劝伐吴。不久后，杜预在“缮甲兵，耀威武”，充分做好伐吴准备工作后，表陈武帝，主张立即开始军事行动。杜预表至时，晋武帝正与张华下围棋。张华趁热打铁，劝说武帝采纳杜预的建议。他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晋书·杜预传》）。武帝遂因此作出最后决断，发诏伐吴。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朝廷财政，“量计运漕，决定庙算”。 太康元年（280）春正月，伐吴正式开始。贾充任大都督，总统六师，负责整个伐吴战役。开始时，“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一直反对伐吴的贾充因而上表武帝，认为“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病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同时因张华筹谋平吴之策，与中书监荀勖建议腰斩张华以谢天下（《晋书·贾充传》）。对此晋武帝回答说：“伐吴是我的决策，张华只是赞同我的意见而已。”给予张华以信任和支持。尽管如此，当时朝廷大臣仍多附合贾充、荀勖的主张，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张华为了使统一大业不致功亏一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不顾贾充等人以腰斩相威胁，“独坚执，以为必克”。 通过著名将领杜预、王濬、王浑等人的努力，伐吴战役终于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它的胜利进程，充分证明张华确实是目光远大、意志坚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政治家。平吴后，武帝特下诏令，对张华所建立的殊勋大功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奖赏。诏书说：“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陷入党争平吴后，张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但皎皎者易污，他的功勋和才能，亦招来忌妒和谗言。张华虽襟怀坦白，洁身自好，不搞浮华交游，不介入朋党之争，可是，处于政争纷纭的旋涡中心，想要避免是非，又谈何容易！西晋统治集团从咸宁年间开始，在围绕齐王司马攸之国、伐吴以及太子（即惠帝）废立的问题，逐渐形成两大对立势力。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左卫将军冯紞等人为一方，他们为人鄙薄，好观察上旨，承颜悦色，专以曲意逢迎为事；他们主张剥夺齐王攸实权；反对出师伐吴；反对废黜“不堪政事”的痴呆太子。侍中任恺、中书令和峤、庾纯、向秀等人为另一方。他们以名士自居，刚直守正，素轻视贾充等人的为人；他们反对齐王攸之国；主张废昏立贤，更择太子。两派矛盾逐渐激化，由政争发展到人身攻击，互相倾轧，闹得不可开交。张华与任恺、和峤等人关系虽很好，政见基本一致，但他却避免卷入两派的人事争端中。可是，他在伐吴问题上与贾充等人形成的尖锐对立，却使他在平吴前后成为贾充一党的主要攻击目标，屡遭谗言中伤。 平吴后，“自以大族，恃帝恩深”的荀勖，对张华“憎恶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晋武帝起初并未听信荀勖谗言。有一次，晋武帝问张华谁可成为辅政大臣的合适人选，张华回答说：“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宜留以为社稷之镇。”而武帝一直猜忌其弟齐王攸，不欲他权势过重，而想出齐王攸之国。张华的意见当然不合圣意，故“微为忤旨，间言遂行”，遂于太康三年（282）春正月，出任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 张华到镇前，鲜卑慕容涉归大肆侵掠辽西，占领昌黎。张华一到镇，即于三月派安北将军严询征伐慕容涉归，在昌黎附近大败之，杀伤数万人。张华在军事胜利后，并未继续穷兵黩武，以武力征服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杠杆，而是以安抚来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归子慕容廆往谒张华，张华以礼相待，“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晋书·慕容廆载记》）。正由于张华“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张华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绩，得到朝野人士的赞赏。时朝议欲征召张华入朝，任为尚书令，进号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动议使贾充党羽侍中冯紞不安。冯紞曾反对伐吴，“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仇”（《晋书·冯紞传》）。加之张华曾对武帝非议过冯紞的哥哥冯恢的品行才能，所以冯紞利用“深有宠于帝”的地位，对张华竭尽中伤之能事。冯紞曾侍从武帝，借议论锺会叛乱说：“臣以为锺会之所以叛乱，颇与太祖（司马昭）有关。”武帝听后大为不解，问冯紞缘由。冯紞回答说：“锺会才浅识薄，而太祖却夸奖太过，称赞他有谋略，授以高官显爵，使他处于要帅重地，掌握精兵强将，因此使锺会自以为谋略万无一失，却功名不符，未受重赏，遂心怀不满，飞扬跋扈，起兵反叛。”武帝听后表示赞同。冯紞又进一步说：“既然陛下已经同意我的看法，那么就应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诫，不要让像锺会那样的人再重蹈覆辙。”武帝问：“现在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紞让武帝屏退左右后，遂以隐喻的方式诋毁张华说：“过去曾为陛下出谋献策，为国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谓人人皆知。现在出据方镇、掌握军队的人，陛下都应对其严加防范。”于是武帝遂“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晋书·五行志》），非但未采纳朝议征召张华为尚书令，反而剥夺了张华的方镇统兵权，以重儒教为由，任命他为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太常卿。不久后，又以太庙屋栋折为由，免张华官。而后一直到武帝死，张华始终郁郁不得志，未任职官，仅“以列侯朝见”，尽管这样，他仍能做到宠辱不惊，既不为自己申理称冤，又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与佞幸小人争一日短长。 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张华的处境稍有好转。永熙元年（290）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广陵王司马廆为皇太子，是为愍怀太子。惠帝“盛选德望以为师傅”（《晋书·愍怀太子传》），张华因而被任为太子少傅。当时杨太后的哥哥杨骏操持朝政，他“自知素无美望”（《晋书·杨骏传》），所以对张华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与朝政”。张华心胸豁达，没有为此而耿耿于怀。永平元年（291）三月，贾后与汝南王亮、楚王玮合谋诛杀杨骏，又欲废杨太后为庶人。在朝议时，群臣“皆承望风旨”，赞成废黜太后。张华则既不以贾后旨意为己见，又不计多年来官场失意之恩怨而对武帝遗孀杨氏落井下石，他认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待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武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尽管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其为人之坦荡正直却由此可见一斑。 辅佐朝政杨骏被诛后，统治阶级内部再次出现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当时政出多门，权柄不一。大司马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二公辅政，权倾朝野。野心勃勃的贾后虽挟持昏主惠帝，有皇权这张王牌，却因二公执政而不能专恣。元康元年（291）六月，贾后让惠帝手写密诏，指使卫将军楚王玮诛杀了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等人。但局势却一发而难以控制，时“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张华明知楚王玮并非矫诏而杀二公，仍参与了贾后在诏书问题上大作文章的密谋。他派人对贾后说：“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专杀之罪诛之”（《资治通鉴》卷八二），又亲自劝说惠帝：“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贾后遂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说玮矫诏，乃收玮诛之”（《晋书·楚王玮传》）。事后，张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 张华受皇权至上观念的支配，主观上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而参与了诛杀楚王玮的密谋，这从封建道德观念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客观上，他的这一行为却有助纣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的洁身自好的名誉。献计诛杀，不仅背离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顺理，与物无患”的处世准则，而且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实的朋党之争中，不得不与贾后一党相沉浮。贾后则出于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考虑，认为像张华这样出身庶族，宗族势力薄弱，“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的人，是辅政大臣的最佳人选，而对张华“依以朝纲，访以政事”。从而使张华在政争中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以至于愈陷越深，难以自拔。为了宠络和控制张华，贾后不顾张华十余次推让，进封他为壮武郡公。元康六年（296），又晋升他为司空，领著作。 元康年间，皇权衰落，“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也”（《晋书·惠帝本纪》）。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张华的亲朋好友都为他的处境而忧心忡忡。他的少子张韪曾以灾兆劝张华逊位。“志不在功名”的张华，身处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之间，亦曾有过告老还乡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诗二首》（《文选》卷二四）中，自叹年老体衰，“忝荷既过任，白日已西倾。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无力应付复杂的明争暗斗，难以改变奢糜腐化的时代风尚，故时时感到“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常常“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惟恐因力不胜任和出现失误而被政敌暗算中伤。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散发重阳下，抱杖归清渠，属耳听鹦鸣，流目翫儵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植”。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张华对“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处境极为反感，但在上有帝后相制，左右政敌瞩目的形势下，他却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苦闷，脱离骚乱动荡的政界，实现他憧憬的超脱世俗的田园生活，只能继续自己“缨緌为徽纆，文宪岂可逾”的从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遂不得不安于现状，用“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复好心的亲友，聊以自慰。 但是，张华在辅政期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修德和无为而治。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为辅政的主要方针，希望通过封建礼教来改变时弊，实现比较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 贾后为人凶险，擅权专政，是造成朝纲不振的主要根源。张华并不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贾后，以承风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讽”。《女史箴》①以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为宗旨，隐喻贾后要以“妇德尚柔，含章贞法”当作行为的准则。他列举了樊姬不食禽兽肉三年以劝谏楚庄王狩猎，齐恒公夫人因齐恒公好听淫乐而不听郑卫之音，冯昭仪以身挡熊以保护汉元帝，班婕妤为正名位而不与汉成帝同辇的典故，劝诫贾后应恪守妇道，行仁义礼教以辅佐惠帝。他辩证地指出“宠不可① 见《文选》卷52。 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的利害关系，规谏贾后不要因君宠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他认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贾后摈弃佞幸小人，杜绝文过饰非。贾后看了《女史箴》之后，虽未有什么痛改前非的变化，但碍于张华的正言规谏，在元康九年（299）以前，一直未敢有太严重的僭越之举。 尽管“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但她执政的本身却使得乱政隐患越来越表面化。为此，当时辅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与侍中贾模和张华共议废贾后而立愍怀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为皇后。张华对此表示异议，他说：“惠帝自己并无废黜贾后的意思，如果我们擅自废立，惠帝会认为是僭越之举。况且宗室王势力强盛，朝廷内又有持异议的朋党，恐怕一旦进行废立就会出现动乱，招致杀身之祸，引起政治危机，这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裴頠说：“情况确实与你的担忧相符，但贾后这样昏庸残暴的人，做事毫无顾忌，不考虑后果，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动乱，那又该如何办呢？”张华说：“我们二人现在还能被贾后所信任，只要经常在她身边进行规谏，申明祸福利弊，估计她不会做出什么大的僭越行为。幸好现在天下局势还比较安定，我们照此行事，可能会一直维持平安无事的局面的。”（《晋书·裴頠传》）谋废贾后遂未能进行。 张华辅政期间，统治阶级内部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马氏宗室，即贾后亲族，或豪门望族。他们不仅各有朋党，相互倾轧，而且亦各有短长，良莠不齐。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张华亦能坚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宁人，维持了数年相对稳定的局面，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司马氏宗室诸王，或于中央任职，或出镇方面。他们仗“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华虽无力改变自武帝以来形成的诸王强盛的局面，但他尽可能做到对诸王敬而远之，虚授职官，不委重任。如关中氐羌少数族爆发起义，梁、赵诸王“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张华即及时调离二王，委任虽出身低下却有“文武材用”的孟观率宿卫兵赴关中。结果孟观“大战十余，皆破之”，镇压了起义（《晋书·孟观传》）。赵王伦调回京师后，任有职无权的车骑将军、太子少傅，伦“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遂“求录尚书”，张华“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张华复不许（《晋书·赵王伦传》）。 与张华共同辅政的大臣，多是贾后亲族。如侍中贾模，是贾充族子，他“潜执权势”，“至于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惮之”，此外又“贪冒聚敛，富拟王公”（《晋书·贾模传》）。侍中裴頠，出自河东裴氏，亦是贾充妻之从子，为人“欲而无厌”（《晋书·韦忠传》）。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岳父，与“贾郭通亲”，时任尚书左仆射，领吏部，他“苟媚取容”，“驱动浮华，亏败风俗”，“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庶族出身的张华，对这些地位与自己相当的权臣的丑恶行为，自然无可奈何。他一方面超脱世俗，不与之随波逐流，尽可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严于律己，不营资财，惟“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另一方面又能够善于找出与这些权臣之间的共同点，与之通力合作。如贾模为了本宗族的私利，对贾后擅权心怀忧惧，尚能“尽心匡弼”（《晋书·贾模传》）；裴頠“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多次上书进表，陈述“多任后亲，以致不静”之弊，主张“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晋书·裴頠传》）。这与张华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张华尽可能与贾、裴二人保持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利用他们的力量规谏贾后，以推行和实施自己的政见，达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张华在辅政期间的最突出的政绩就在于选官任人方面。当时门阀世族极力垄断和控制选官权，拒寒素于政权之外。尚书左仆射王戎领吏部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晋书·王戎传》）。张华出身庶族，对没有门阀背景的人进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颇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侪身政界，主要是凭借自己“世无与比”的博物洽闻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视知识，雅爱书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搬家时，曾“载书三十乘”，以至于“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正由于此，张华亦重视人材，敢于打破“户调门选”的用人标准。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许多两晋之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都或是经他延誉称咏，或是由他荐举征辟而成名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重视南士，不因他们是孙吴亡国之余而怀有偏见。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入洛。“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这种清高，实际上是南士与北士之间存有芥蒂的反映。当时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对南士有所轻侮。张华则不然，他素重二陆兄弟，见之如旧相识，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称赞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晋书·陆机传》）。陆云为人不拘小节，而张华“多姿制”，喜欢用帛绳緾束胡须，陆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张华对此毫不介意，仍将二陆荐之于诸公，为其延誉（同上）二陆遂对张华倍加钦佩，待之以师资之礼。又薛兼、纪瞻、闵鸿、顾荣、贺循号为南土“五俊”，入洛，张华见而奇之，称其为“皆南金也”。（《晋书·薛兼传》）。他常常用“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东南之宝”这样的话语品价南士，并随才授职（《晋书·褚陶传》）。 他举人荐士公允，不囿于门第出身，唯以吏幹文义为准。陶侃早孤贫，为县吏，举孝廉入洛，张华与之交谈，“异之，除郎中”（《晋书·陶侃传》）。名士牵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侠”，帝舅王恺诬陷他有秽行而被免官，但“司空张华请为长史”（《晋书·牵秀传》）。成公简虽家世二千石，但他“性朴素，不求荣利，潜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张华对成公简十分赞赏，经常对人说：“简清静比杨子云，默识拟张安世”（《晋书·成公简传》）。刘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张华甚重之”，因而出镇幽州，“甚有威惠，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晋书·刘弘传》）。张轨“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却未受高品，“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晋书·张轨传》）。成公绥“博涉经传，性寡欲，不营资产，家贫岁饥，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张华雅重绥，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徵为博士”（《晋书·成公绥传》）。陈寿有“良史之才”，张华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欲举陈寿为中书郎，为荀勖所阻而未遂（《晋书·陈寿传》）。左思出身于地位卑微、世业儒学的家庭，他博学多识，文赋情采富丽，著《三都赋》，通过对蜀、吴、魏自然风光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渴望四海为一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张华读赋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一时间豪贵人家竞相传写，遂有“洛阳为之纸贵”的美谈。（《晋书·左思传》） 正由于张华能够像何劭赠诗中所说的那样：“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存无，镇俗在简约”，（《文选》卷二四），故他“尽忠匡辅，弥缝补阙”的努力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晋书·张华传》曰：“虽当 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 但是，张华的种种主观努力，只能暂时地缓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势力强盛，后族外戚擅权乱政，门阀世族奢侈纵欲，恣意聚敛。就在所谓“海内晏然”时，关中地区少数族就频繁起义，极大地动摇了西晋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亦危机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华对此是深有认识的。他之所以反对废黜贾后，就是担心因此而造成危机的总爆发。但贾后权欲无穷，她时时欲废非己所生的愍怀太子，打算长期操执朝政。幸赖张华、裴 等人极力反对，这一阴谋才迟迟未能实现。而诸王因不满贾后擅政，也时刻虎视眈眈，觊觎皇位，寻找时机，以求一逞。元康五年（295），武库发生火灾，张华就因怀疑是诸王叛乱，而“先命固守，然后救火”，致使累代异宝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事后张华说：“武库火而氐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晋书·五行志上》）预见到太子废黜将会成为统治阶级内乱的总导火索。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张华之死元康末年，辅政大臣之一贾模失宠于贾后，忧愤而卒，制约贾后的力量遂大为减弱。随着贾模的失势，一向与贾后沆瀣一气的贾谧（贾充的外孙）操持权柄，“迁侍中，专掌禁内，遂与后成谋，诬陷太子”（《晋书·贾谧传》）。在这种情况下，张华原来的“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的方针已难以奏效。所以，愍怀太子的亲信，太子左卫率刘卞去找张华，打算与张华合作，发动武装政变以制止这一阴谋。但张华却推说不知贾后欲废太子事。刘卞说：“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赏识，才由须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谈论此事，您为什么却对我有所怀疑呢？”张华说：“假如有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刘卞答道：“太子东宫内人才济济，有精兵万余人。您身为宰辅，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让他录尚书事，废黜贾后于金墉城，这不过是两个黄门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会万无一失。”张华拒绝了刘卞的建议，他回答说：“现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儿子。我又没有受命辅助太子执政，忽然立太子而废贾后，这是无君无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够成事，我也难免要身负不忠不孝的罪名。况且权巨贵戚当朝，威柄不一，我以此举授人以口实，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呢？”废黜贾后之事再度成为泡影。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贾后设计，将太子灌醉，因使太子书写犯上谋乱之书，然后当惠帝于式乾殿会群臣时，出太子手书遍示之，群臣看后，未敢有异议，均附合贾后赐太子死的建议。时只有张华坚决反对，他说：“废黜太子并赐死，这是国家的大祸。自汉武帝以来，每次废黜太子，往往导致丧乱。在大晋据有天下不长时间的今天，废太子事更应慎重考虑。”尚书左仆射裴 也认为应核对笔迹，以防诈妄。贾后遂将手书与太子过去奏事笔迹相对照，果然是太子所书。张华等人无言相对，但却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贾后知道难以让张华等人改变主意，遂上表把赐太子死改为废为庶人，惠帝下诏同意。 太子被废后，引起东宫将士和诸王的强烈不满。东宫左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等人，谋废贾后，复太子。他们“以张华、裴 安常保位，难与行权”（《资治通鉴》卷八三），而赵王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晋书·赵王伦传》），遂与赵王伦密谋此事。赵王伦与其佞幸谋臣孙秀，一向朋比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当然不会放弃这一良机。他们先劝贾后在永康元年（300）三月杀了太子，借贾后之手除掉了夺权的障碍，接着又策划政变，以废贾后。在起兵之前，四月二日夜晚，赵王伦和孙秀为了使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派司马雅去张华处，说：“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机，赵王想与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业。”张华知道赵王伦、孙秀等人得手后一定会有僭越篡权的逆行，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司马雅恼羞成怒，说：“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敢如此说话。”遂看也不看张华就扬长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张华亦未发赵王伦之谋。可见他还是赞成废黜贾后，只是不愿与赵王伦共事并直接卷入这种不忠的活动中而已。 当天夜晚，赵王伦发动兵变，矫诏废贾后为庶人。他亦因对张华的宿怨新恨，以党附贾后的罪名，将张华和裴 等人收执于殿前马道南。张华责问主事的（中书）通事令史张林说：“你想要害忠臣吗？”张林称诏诘责张华说：“你身为宰相，太子被废，为什么不能守节廷争！”张华说：“式乾殿朝议废太子事，我是力谏的，这有文字记载为证。”张林问：“既然劝谏未被采纳，为什么不辞职去位！”张华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使者至，下达了斩张华、裴 并夷三族的命令。张华临刑前慨叹道：“我是武帝时的老臣，一片丹心。我并不惜命，只是担心今后国家将有不测之祸难。”遂被杀害，时年六十九岁。 张华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闫缵抚张华尸体痛哭道：“早语君逊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晋书·闫缵传》）刘颂哭之甚恸，他得知张华子孙有逃脱免难者的消息后，又转悲为喜，说：“茂先，卿尚有种也！”（《晋书·刘颂传》）陆机、陆云兄弟，为张华作诔，又写《咏德赋》以悼之。 永宁元年（301）五月，齐王冏、成都王颖、长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诛杀赵王伦、孙秀，齐王冏执掌朝政。齐王冏上奏惠帝，请求给张华昭雪。太安二年（303）、朝廷正式下诏，恢复张华的官职和爵位以及所没财产，为张华洗刷了冤案。 第三节羊祜羊祜（221—278），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头脑清醒的政治人物羊祜出身于汉魏名门士族之家。从他起上溯九世，羊氏各代皆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的官职。祖父羊续，汉末任南阳太守。父亲羊衜为曹魏时期的上党太守。母亲蔡氏是汉代名儒、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姐姐嫁与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为妻；而他本人迎娶的是曹魏皇室成员夏侯霸的女儿。 在羊祜的青年时期，曹魏统治阶级内部正进行着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这一斗争主要是在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之间展开的，羊祜与斗争的双方都有姻亲关系。处于夹缝中的羊祜不愿意卷入到旋涡之中，采取了回避态度。他虽然因博学多才、善于写文、长于论辩而有盛名于世，却多次回绝州郡政府的征辟，主要是出于上述的原因。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去世，继位为帝的齐王曹芳只有八岁。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受遗命辅政，两大集团的斗争白热化。正始初年，曹氏集团在斗争中明显地占据优势。曹爽把司马懿排挤到太傅的闲职之上，将统领禁军、掌管枢要的权力皆掌握到自己的弟兄及心腹的手中，从而控制了政府的实权。司马懿实行韬晦之计，假装生病，暗中却加紧布置，伺机反攻。羊祜虽然年轻，但很有政治头脑。他判断曹爽终将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所以，当曹爽征辟他为僚属的时候，羊祜不但自己拒绝出仕，而且劝阻同时受辟的王沈，也不要答应曹爽的要求。由于门第关系，尽管羊祜基本游离于两大集团争斗之外，但从思想感情上说来，他对司马氏的一派显得更为亲近一些。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掉曹爽，夺得曹魏政府的军政大权。政变之后，司马懿大举剪除曹氏集团，与曹爽有关的很多人遭到诛连。羊祜的岳父夏侯霸为逃避杀戮，投降了蜀国。在这场灾难中，羊祜并未因岳父降蜀受罚，这大约得济于他的亲司马氏的政治态度。 高贵乡公曹髦统治时期，司马昭执政。羊祜第一次接受征辟，先后出仕中书侍郎、给事中、黄门郎等职。陈留王曹奂时期，羊祜调任为秘书监。曹魏末年已完全是司马氏的一统天下，司马懿父子兄弟相继执政。他们先后废杀两位皇帝，又屡次诛杀大臣，改章变制，发号施令，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实际统治者。这时，羊祜已加入司马氏集团，并逐渐上升为该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司马炎建五等爵制，羊祜以功被封为巨平子，食邑六百户。不久，又被拜为相国从事中郎，与司马炎的另一心腹荀勖共掌机密。晋代魏前夕，司马炎调羊祜为中领军，把统领御林军，掌管京城内外戍卫的重任交给了他。咸熙二年十二月（266 年1 月），司马炎受禅称帝，建立西晋王朝。羊祜以佐命之功，被进号为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进爵为郡公，食邑三千户。羊祜怕引起贾充等权臣的妒嫉，固让封公，只受侯爵。泰始初年，司马炎曾改任羊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等职。 镇戍荆州，以德服人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羊祜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司马炎雄心勃勃，积极筹划消灭孙吴政权的战争，以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泰始五年（269），司马炎除任命大将军卫瓘、司马伷分镇临淄、下邳，加强对孙吴的军事布置以外，又特地调任羊祜为荆州诸军都督，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进行战前准备。 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西晋的荆州包括今天的陕西、河南的一小部分和湖北北部地区。孙吴的荆州则有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区。晋吴间的边界线以荆州为最长，所以这里是灭吴战争的关键地区。 羊祜到任后，发现荆州的形势并不稳固。不但老百姓的生活不够安定，就连戍兵的军粮也不充足。于是，羊祜首先把精力放在开发荆州方面。他下书给辖下的镇将，禁止他们以建造府第的名义扰民，并大量开办学校，允许晋吴双方的边民来去自由，尽可能地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了消除边害，以便抽出一部分军队进行生产，羊祜设法使孙吴撤掉了对襄阳威胁最大的石城驻军。然后，他把军队分作两半，一半执行巡逻戍守的军事任务，一半垦田。当年，全军共垦田八百余顷，到年底收获的时候，打下的粮食足够十年的军需。羊祜的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荆州的社会秩序，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晋武帝为表彰他的功绩，下令取消江北所有的都督建置，授予羊祜南中郎将的职务，负责指挥汉东江夏地区的全部军队。不久，羊祜又被加封为车骑将军，并受到开府如三司之仪的特殊待遇。这一年，羊祜四十九岁。 泰始六年（270），孙吴在荆州的都督换上江东著名的军事家陆抗。陆抗到达荆州后，注意到西晋的动向，立即上疏给吴主孙皓。陆抗对荆州的形势表示忧虑，提醒孙皓不要盲目迷信长江天堑，应该认真备战。他把自己的想法归纳为十七条建议，请求实行。陆抗的到来，引起羊祜的警惕和不安。因此，他一面加紧在荆州进行军事布置；一面向晋武帝密呈奏表。密表建议，伐吴战争必须利用长江上游的便利条件，在益州（今四川地区）大办水军。羊祜认为，益州刺史王濬是治理水军的最佳人选。而当时在西晋朝廷内部，王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羊祜极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主张济其所欲，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羊祜的密表，终于使晋武帝改变将王濬调离益州的打算。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不出羊祜所料，王濬统率的益州水军起了重要作用，成为首先攻陷建邺、生擒孙皓的西晋军队。 泰始八年（272）八月，吴主孙皓解除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阐的职务。步阐因害怕被杀，拒绝返回建邺，当年九月，献城降晋。陆抗闻讯，立即派兵围攻西陵。晋武帝命令羊祜和巴西监军徐胤各率军分别攻打江陵（今湖北江陵）和建平（今四川巫县），从东西两面分散陆抗的兵力，以实现由荆州刺史杨肇直接去西陵救援步阐的计划。但陆抗破坏了江陵以北的道路，晋军粮秣的运输发生困难，再加上江陵城防坚固，不易攻打，羊祜顿兵于城下，不能前进。杨肇兵少粮悬，被陆抗击败，步阐城陷族诛。战争结束后，羊祜受到处罚，被贬官为平南将军。 西陵救援失利后，羊祜总结教训认识到：孙吴的国势虽已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荆州尚有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主持军事，平吴战争不宜操之过急。于是，他采取军事蚕食和提倡信义的两面策略，以积蓄实力，瓦解对方，寻找灭吴的合适时机。羊祜派兵占据了荆州以东的战略要地，先后建立五座城池，把石城以西的土地都纳入西晋的版图之中。在荆州边界，他对孙吴的百姓与军队讲究信义。每当发生军事冲突，羊祜都预先与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从不搞突然袭击。对于主张偷袭的部将，羊祜用酒将他们灌醉，不许他们再说。有一次，部下从边界抓到吴军两位将领的孩子。他知道后，马上命令将孩子送回。羊祜经常释放被俘的敌将，对战死的吴人也厚礼殡敛，送交对方。行军路过吴国边境，如果晋军使用当地的粮草，他都要下属按数作价给予赔偿。打猎的时候，羊祜约束部下，不许超越边界线。凡是被吴人射杀的禽兽，他都送还对方。对于投奔西晋的吴军将领，羊祜更是格外优待。羊祜这些作法，使对方心悦诚服。吴国人十分尊重他，不称呼他的名字，只称“羊公”。许多人受到感召而投降于他。例如，吴将夏详、邵f 降晋，随同他们而来就有当初被羊祜送回孩子的两位将领。吴将邓香进攻夏口，兵败被俘，羊祜当场将他释放。不久，邓香率领着部下重新归降过来。陆抗对羊祜这一套收买人心的措施，毫无办法，只好告诫部下说：“羊祜专门做好事，如果我们专门干不好的事，这不等于说，不用打仗，我们就让人家制服了吗？现在，我们只要守好边界就行了，千万不能光想占对方的小便宜。”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吴两国的荆州边线处于和平状态。 壮志未酬身先死咸宁二年（276）十月，晋武帝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恢复其贬降前的一切职权。经过七年的练兵和各项物质准备，荆州边界的晋军实力远远超过吴军，恰巧两年前，吴军主帅陆抗病死，孙吴荆州前线失去唯一能与羊祜抗衡的军事家。而这时，在孙皓高压统治下的吴国境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民怨鼎沸，危机四伏。这一切表明西晋灭吴的条件已经成熟。羊祜不失时机地上疏给晋武帝请求伐吴。 在上疏中，羊祜追述平蜀之后的南北两国关系。指出，双方边战屡起，根本的原因是吴国的弃信背义。只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扫灭吴国，才能天下太平，永无兵役。他反对以春秋诸侯争霸的观点类比晋吴关系，劝告晋武帝在广泛听取臣下意见的同时，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羊祜以蜀亡为例，说明两国交战，只有势均力敌，自然环境的险阻才能起作用。如果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光凭山水险阻，无济于事。他分析说，吴国的地理条件远不如蜀国，“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而危机却十分严重，“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在西晋方面，无论军队的数量，还是资储器械，都大比灭蜀的时候丰足。但如果不抓着这个大好的时机，军事优势就会在日常的消耗中丧失。羊祜详细地为未来战争进行了规划，建议“梁、益（今四川、陕西地区）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指在今湖北东北、河南西南一带的晋军），直指夏口（今湖北武汉）；徐、扬、青、兖（指今皖北、苏北一带的晋军），并向秣陵（今江苏南京）”。几路大军，同时进击，吴军势分形散，根本无法对抗。孙吴国内人心思乱，兵临之际，绝不会出现奋力死战的局面。吴人长于水战，短于陆战。一旦晋军攻破长江，吴人只能退保城池，去长入短，自就死地。羊祜估计，整个灭吴战争不用很长的时间，就会获得胜利。 羊祜的建议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权臣贾充、荀勖等人的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人骚乱问题，认为那里尚未平定，不应该同时进行灭吴战争。最初晋武帝对羊祜的上疏是大体赞同的，听到反对派的意见，态度又犹豫起来。为此，羊祜再一次上表说，灭吴与平定鲜卑骚乱并不矛盾，相反，只会促进西北问题的解决。他要求晋武帝尽快完成这一丰功伟绩。但是，除了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人外，羊祜的意见没有为众人所接受，灭吴建议被搁置了。羊祜对此十分痛心，他说：“世间不能如人意的事情太多了。这样好的机会被放过了，怎么能不受再兴办此事的后来者谴责呢？” 咸宁三年（277），孙吴夏口都督孙慎侵入西晋边界，掠走弋阳、江夏等地上千家人口。羊祜没有派兵对孙慎进行追击。事后，晋武帝派人追查原因，并打算移徙荆州的治所。羊祜回答说：“襄阳和江夏相距八百余里，等我们得到敌人的消息，对方早已离开多日，怎么会追得上呢？调动军队徒劳往返，只是为避免个人受罚，这是我绝不干的事情。”他还认为，曹操置都督府与州治相近，主要目的为防止兵力分散。胜败是兵家常事，不能因为战场上的偶然失利，随便迁徙州治。 第二年八月，羊祜身染重病。返回洛阳后，他抱病再一次向晋武帝陈述伐吴主张。后来，因病势沉重，不能入朝，他仍向前来探病的张华讲：“孙皓昏庸暴虐，现在灭吴可以不战而克。如果一旦孙皓不在了，吴国另立有为的新君。我们虽然有雄兵百万，也不容易灭掉它了。吴国终将成为我们的后患！”在得到张华的赞同后，他高兴地说：“你是能使我志向得到实现的人。”看到羊祜的病势继续恶化，晋武帝开始着急，要求羊祜带病指挥这场战争。羊祜回答说：“灭吴的战争，不一定非要靠我指挥不可。对于功名的事，我并不挂在心上。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会推荐他的。”这年十一月，羊祜不幸病故，终年五十八岁。 临终前，他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的职务。羊祜没有看错人，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杜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羊祜虽然失去亲自参加战争的机会，但他为规划、准备这场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晋武帝在灭吴后的庆功会上流着眼泪，追忆羊祜的功绩说：“这都是羊太傅（羊祜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的功劳啊！”并按照汉代封萧何的仪礼，给予羊祜的家庭极其丰厚的赏赐。 羊祜为人正直。在士族统治的西晋社会，他身为外戚，职居高位，却从不随波逐流，结党营私。有人曾劝他“有所营置，令有所归戴者。”羊祜拒绝说，绝不干树私背公的事情。一旦完成了平吴大业，他本人即弃官回乡。由于一直谦让不肯辟士，以至在他死后，许多僚属都未能得到正式的官职。他讨厌奸佞邪恶的小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的浮华之徒。为此，他得罪了当朝的一些权贵。荀勖、王衍兄弟都非常恨他，经常造他的谣。时人也有顺口溜讲：“二王当国，羊公无德。”羊祜对下属十分谦和。初到荆州，他曾夜出营门游玩。军司徐胤拒绝开营门，并批评他说：“您担负都督的重任，随意外出，是不顾国家安危的轻率举动。”羊祜不但当面接受徐胤的批评，而且从此以后出入十分谨慎。 羊祜的生活也比较俭朴。他的俸禄很少自己享用，大部分用于资助亲戚和赏赐军士。死后，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在荆州地区，羊祜有较高的威望。羊祜死讯传到荆州，正是襄阳城的一个大集日。满集的人闻讯莫不痛哭流涕。谁也无心作生意，最后只好罢市。这一天，街头巷尾一片哭泣之声。孙吴守边的将士知道消息后，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地的老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憩的岘山，刻下石碑，建起庙宇，按着时节进行祭祀。由于人们一看见石碑就要落泪，所以这块碑又名“堕泪碑”。人们主动避羊祜的名讳，把屋室称作门，并改户曹为辞曹。 羊祜生前的著述，除《晋书·羊祜传》记载的《老子传》外，《隋节·经籍志》又收录有《集》二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第四节杜预①杜预（222—285），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 博学多通的“杜武库” 杜预出身在曹魏政府的高级官僚家庭。祖父杜畿有大功于曹操，曾先后出任护羌校尉、河东太守、司隶校尉和尚书仆射等职，受封为丰乐亭侯。父亲杜恕官至幽州刺史，并以建武将军领护乌丸校尉的职务。 杜预虽然生长在官宦人家，但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袴子弟。他从小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当时的人曾给他起个“杜武库”的绰号，称赞他博学多通，就象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他特别爱读《左传》，自称有《左传》癖。 在杜预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府的内部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杜预的父亲杜恕是忠于曹魏政府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杜恕曾上书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马懿连朋结党的动向。杜恕因此触犯司马懿，屡遭排挤，被出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彻底击溃以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实际权力。当年，征北将军程喜秉承司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受到父亲的牵连，杜预一直到三十多岁也未能出仕。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相继病死后，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司马昭接替父兄职务执政。这时，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有政治军事实力的曹氏余党陆续被翦除干净，司马氏代魏只是个时间问题。司马昭为扩大统治基础，对某些政敌的子弟进行拢络收买。司马昭素闻杜预的才能，极力争取他，亲自把妹妹嫁与杜预为妻。又在甘露二年（257）恢复了杜预袭爵的权力，征辟为尚书郎。司马昭任相国后，杜预改任为参相府军事。 景元四年（263）五月，魏军兵分三路大举伐蜀。杜预被委任为主力军统帅锺会的镇西将军府长史。魏军攻灭蜀国，钟会联合蜀将姜维谋反，准备杀害同来的魏军将领，以割据益州。次年正月，钟会在实施计划时，被乱兵杀死。魏军监军卫瓘又乘机杀死了解这一阴谋的邓艾。在这场变乱中，钟会的许多僚属丧生。杜预凭借智慧幸免于难。事后，他冒着被卫瓘构陷的危险，当众对卫瓘杀人灭口的卑鄙行径进行指责，认为卫瓘对这场动乱也是有责任的。 咸熙元年（264）七月，司马昭委托荀勖、贾充、裴秀、郑冲等人改制礼仪、法律、官制，为上台作最后的准备。杜预时任守河南尹，受命参与法律的制定。这部法律即是晋武帝泰始四年（268）颁布的晋律，它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响。名义上主持修律的官员是贾充，而实际上杜预担负了最繁重的劳动，全部晋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卷六三八）。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杜预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体系更加完备。杜预还提出，法律是官吏量刑的标准，不是讲道理的书，所以法律应该条目省减、文字简明通俗，以便使老百姓容易理解，不敢触犯。晋律以前的汉律，特点是刑罚苛碎、条目繁密，计七百七十余万字，二万六千余条，内容重复，不好记忆，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曹魏政府虽对此作过改革，但变动有限。晋律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对其政权支柱世家大族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腐败，各级官吏蝇营狗苟，公相塞过，互相包庇。泰始四年（268），杜预针对这种情况，向晋武帝建议实行考课制度，按照官吏的实际情况评定优劣，然后区别对待，或迁或黜。但是杜预的建议没有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预因得罪司隶校尉石鉴，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职务。六月，晋武帝启用他出镇边关，先为安西军司，后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杜预刚刚在秦州就任，他的对头石鉴也到达了这里。石鉴以安西将军的职务都督秦州诸军事，是杜预的顶头上司。当时，杜预所在的陇右地区很不安定，鲜卑人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势力很大，晋武帝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石鉴官报私仇，命令只有三百士兵，百匹坐骑的杜预出击。杜预识破石鉴的阴谋，不肯去送死。他顶撞石鉴说，草盛马肥的六月根本不适合同鲜卑人作战，另外政府军队的兵源给养问题也必须集中力量预先解决，所以交战的时间只能定在第二年的春天。杜预把他的意见归纳为“五不可，四不须”。杜预拒绝出兵，激怒了石鉴。石鉴找个罪名，将杜预逮捕送交给廷尉治罪。多亏杜预与皇室有婚姻关系，在“八议”的赦免范围，才保住性命，但仍丢掉了爵位。不久，石鉴在一次战斗中，被秃发树机能打得惨败，事实证明杜预的意见是正确的。 泰始七年（271）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在酋帅刘猛的带领下武装暴动。由于杜预明于筹略，善于规划，朝廷重新使用他参谋军国大谋。很快，他被任命为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此后一直到咸宁四年（278），杜预一共担任七年的度支尚书。其间，因为石鉴的报复，他一度被免职，但为时很短。在任上，杜预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其中包括常平仓的兴建、谷价的调整、盐运的管理、课调的制定和边防的建置等等。此外，他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行科学发明。社预制造成功人排新器，并复制出久已失传的欹器。为了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他力排众议，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桥。在建桥过程中，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杜预发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晷度，经过计算，纠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订出《二元乾度历》。此历经过验证，终于取代时历，通行于世。 咸宁四年秋，兖豫诸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大面积涝灾，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这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由于杜预对当时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他指出，粗放滥垦、火耕水耨和水利设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杜预认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坏陂宣泻。“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蓄。”那些建造比较合理的“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对“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宜大坏兖豫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至于灾民，除靠政府救济官谷外，还可以让他们借助水产作眼下日给。坏陂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杜预还建议把典牧不供耕驾的种牛租借给灾民。在上书中，杜预对西晋政府的办事效率表示忧虑。他谴责某些部门、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害出发，彼此纷争，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区的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三陈平吴策同年十一月，晋武帝改任杜预为镇南大将军。受命之后，杜预南下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接替已经去世的原荆州都督羊祜的职务，为即将开始的灭吴战争作战前准备。 当时，全国尚未统一，西晋王朝只有半壁河山，孙吴政权仍控制着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不过，孙吴的国力远比西晋要弱，再加上政局动荡，很难同西晋抗衡。晋武帝登位以后一直想发动灭吴战争，可是西晋朝廷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除羊祜、张华等少数大臣支持晋武帝的想法外，大多数人态度暧昧。朝廷中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象贾充、荀勖等则持有不同见解，以致错过了一些灭掉孙吴的极好的战机。咸宁四年春天，荆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羊祜突然病重，一直优柔寡断的晋武帝有些后悔，想让羊祜带病出征，但羊祜很快去世了。临终前，羊祜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认为他完全可以担此重任。羊祜举荐杜预，一方面是因为在朝廷内部的争论中，杜预始终站在羊祜一边，积极支持灭吴战争；另一方则是因为杜预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杜预驻守的襄阳是西晋南部边境荆州的首府。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战争一开始，杜预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孙吴的荆州。 杜预到达荆州后，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同时派兵奇袭西陵。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是孙吴的西部边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晋军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师就可以顺流而下，驰骋荆州。对于西陵的重要性，孙吴也早有注意。大将陆逊曾指出，西陵是孙吴的西大门，丢掉西陵则整个荆州不保。所以，从陆逊到他的儿子陆抗，从没有放松过对西陵的控制。但杜预发现自陆抗死后，吴主孙皓逐渐削减了这里的兵力。只是驻守在这里的总督是孙吴的名将张政；不除张政，西陵很可能成为未来战争中晋军前进途中的巨大障碍。于是，杜预实施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他从军队中挑选了一批精壮的将士，突然偷袭张政。张政虽然对杜预的到来有所警惕，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一到任就来偷袭，由于没有准备吃了败仗。张政害怕孙皓惩罚他，没有如实报告情况。杜预早了解孙皓生性多疑，对臣下不很信任，故意把在西陵抓到的俘虏送到孙吴的首都建邺。孙皓果然中计，气急败坏地召回张政，任命武昌监刘宪接替他的职务。在大战之前，敌人将帅移易，军心动荡，这就为晋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咸宁五年（279）八月，杜预准备就绪后，上书晋武帝请求开战。这时，驻守在扬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王浑上表声称孙吴要发倾国之兵攻打晋国。反对派乘机说三道四，弄得晋武帝对杜预的请战迟疑不决，最后竟同意将灭吴的计划推迟到下一年。 杜预得知晋武帝变卦，非常着急。他再一次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他说，孙吴的兵力相当紧张，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东，连西线也无力增援。杜预婉转地批评晋武帝听信谣言，放弃灭吴大计，实际上是纵敌养患，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他认为，灭吴战争胜券稳操，即使没有成功，也不会损失什么。对于杜预的上书，晋武帝仍然迟迟不置可否。杜预又急又气，第三次上书请求立即开战。他愤怒地批评反对派既不顾国家利益，又怕别人立功的阴暗心理和可耻行径。杜预还向晋武帝指出，由于我们要攻打吴国的消息已经泄露，吴国可能要采取对策，那必将给我们灭亡吴国的战争带来许多新的困难。当杜预的这次上书被人送到晋武帝那里的时候，大臣张华正在陪晋武帝下棋。张华立即推开棋盘，劝晋武帝不要再优柔寡断了，恳求他采纳杜预的建议。这时候，贾充、荀勖等人又出来大唱反调。大臣山涛竟然强词夺理地说：“外宁必有内忧。留下个吴国，可以避免内乱，说不定是件大好事呢！”由于杜预的几次上书，把攻打孙吴的形势剖析得一清二楚，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立即发兵攻打孙吴。 功勋卓著这一年十一月，晋武帝调集大军二十多万，兵分六路，水陆齐进，大举进攻吴国。杜预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担任主帅，晋武帝只是任命他为西线指挥，具体任务是取江陵、占荆州，并且在荆州地区负责调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师。 咸宁六年（280）正月，杜预命令他的军队包围江陵。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杜预不想在这里消耗时间和兵力，对它只是围而不歼。在切断了江陵和外部的联系之后，他立即调动一部分兵力向西进攻，夺取沿江的一些城池。一个漆黑的夜晚，杜预派遣几名得力的将领率领八百名精壮的士卒去偷袭江南的乐乡。这支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之下，人不知鬼不觉地渡过长江。他们按照主帅的计谋，一方面在山上到处点火，树立旗帜，虚张声势；一方面分兵袭击乐乡附近的各个要害地区。这样一来，把乐乡城里的吴军都督孙歆吓得坐卧不安，各处的吴军也人心惶惶，不敢随意行动。接着，杜预的这支人马就埋伏在乐乡城外，等待时机攻城。正巧，这时候有一支吴军从江岸返回乐乡；杜预的将士就乔装打扮，混杂在吴军的队伍里溜进城里，活捉了吴军都督孙歆。杜预设计巧取乐乡，使部下将士十分钦佩。他们都说：“主帅用计谋打仗，真是以一当万啊！” 在扫清江陵的外围之后，杜预很快拿下江陵，占据荆州。接着杜预挥师东进，配合其他地区各路晋军攻打孙吴的都城建邺。有人对连续进军产生了畏难情绪，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天气转热，雨水增多，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容易感染疾疫，应该等到冬天再继续进军。杜预不以为然，分析整个战争形势说：“现在我们接连取胜，士气大振，正需要一鼓作气。打仗好比劈竹子，只要劈开几节，底下就会迎刃而解了。”杜预的意见终于为大家所接受，以后战争的形势正象杜预所预言的那样发展着。 在向东进的同时，杜预还分兵南下，攻占了交州、广州地区，也就是现在广西、广东一带。整个灭吴一役，杜预功勋卓著，共斩杀、俘虏孙吴都督、监军一类的高级官吏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多达一百二十人。杜预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武艺。《晋书》本传讲，他连骑马都不会，射箭的技术也很糟糕。但每有军事活动，朝廷都要召他参谋规划。他知彼知己，善于同敌人斗智。在灭吴战争中，吴人最恨杜预，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兵，常常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杜预有大脖子病，东吴人就给狗脖子上戴个水瓢，看见长包的树，写上“杜预颈”，然后砍掉，借以发泄对杜预的仇恨。他心胸宽阔，遇事能够顾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濬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多年来一直在益州建造战船、培训水军，为战争做准备工作。战争开始以后，他统率水军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达荆州界内，王濬需受杜预指挥调遣。但是，杜预十分尊重他，没有利用自己职务给对方制造任何困难。杜预还向王濬表示，水军可以根据战争的发展，自行指挥，并建议他尽量减少耽搁，直下建邺，建立旷世之功。杜预的态度与益州水军率先攻占建邺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也同王濬在长江下游的遭遇，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指挥调遣水军的王浑，怕王濬夺得头功，对他百般刁难。就在王濬排除种种干扰占领建邺、俘获吴主孙皓之后，王浑还在攻击陷害他。和王浑相比，杜预的人品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它也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唯一成功的一次统一战争。杜预在这次战争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功绩是非常突出的。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杜预继续镇守襄阳。他反对天下安定了就要废弃军备的观点，在任职期间，始终没有放松部队的训练。杜预把荆州军队的防卫重点集中到了对付当地少数民族方面。 在荆州，杜预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在整修前代河渠的基础上，他引滍水、淯水两江之水入田，使一万余顷农田受益。为了使屯田和普通民田均能得到灌溉，杜预又把水渠按照地段标上界石。杜预开凿了从扬口到巴陵的运河一万余里，使夏水和沅、湘两水直接勾通，既解决了长江的排洪问题，又改善了荆州南北间的漕运。杜预的政绩，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扬，老百姓称他为“杜父”，并歌颂说：“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但是，杜预却不得不提防京城中的权贵对他的陷害。每年杜预都要大量送礼贿赂他们。他曾对别人说，这样作不是企图通过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权贵不要加害于他。 太康五年闰十二月（285 年1 月），杜预被征调到中央政府任司隶校尉，途中行至邓县，突然病故，终年六十三岁。 杜预生前的著述很多。他所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杜预的书保留到唐世，还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杂律》七卷，《丧服要集》二卷，《女记》十卷以及他的文集十八卷。 第六章曹植、阮籍、陆机、陆云第一节曹植“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 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正当汉末天下大乱之际，曾随其父曹操转徙于军旅之中。所谓“生乎乱、长乎军”，正概括了他幼时生活的特点。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仅亲历了频繁的战乱，而且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生活基础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到了建安年间，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的魏王府中网罗了许多文学之士，这对曹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琏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操“设天网”罗致文学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与此同时，也给文学的发达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曹植的才华便得到了哺育和发展。 曹植当年曾是才华山众的贵公子，经历过富贵豪华的生活：斗鸡走马，宴饮多暇。其《斗鸡篇》有云：“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名都篇》有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李白《将进酒》所谓“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曹植为人毕竟又与一般的豪华公子有所不同。尽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围之中，斗鸡走马，但他并未完全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他写于此期的几篇作品都颇有慷慨之气，而不是耽于佚乐的奢靡之音。例如《赠丁仪》诗中有云：“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诲民，寄身于草墅。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样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的。他在《前录·自序》中曾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赋固如此，诗亦如之。当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时期的一代文风，不独曹植如此。《文心雕龙·明诗》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就是说，“任气”、“使才”，乃建安时期各家都有的特点，亦即时代的特征。 但曹植的才华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文学造诣也是突出的。他在这时曾经颇为曹操钟爱。《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本传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为太子的打算，对他曾经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为临葘侯。曹操出征孙权，命他留守于邺，曾经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曹操这一番话是很不寻常的，其中似有让他益加自勉，以便将来继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爱惜文才的，但作为统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虽然爱惜曹植的才华，但到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缺点，即曹植本传说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等。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但若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这样的缺点，纵使没有曹丕“以术相倾”，曹操也未必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何况史称曹丕能够“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致使“左右宫人并为之说”呢？曹操最后确立曹丕，而曹植终于失宠，这是势有必至、理有必然的。曹植一生，颇有政治抱负，但缺乏政治头脑。因此，当曹丕已经立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宠之时，尚不觉悟，仍然“不自雕励”。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车行弛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是违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葘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这就不仅认为曹植不能继承王位，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看法。 曹操是个真正无情的政治家，为了政治的需要，不顾父子之情。他这时虽然没有贬斥曹植，却杀了曹植的一个亲信人物杨修。曹植本传云：“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杀掉杨修，等于除去曹植的一个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动不小。曹植这时可以说已经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传又载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去救曹仁一事。且谓曹操传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悔而罢之”云云。 这件事情如果属实，大概恰可作为曹植“饮酒不节”的注脚。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来，曹植之醉，又非由于自己“饮酒不节”，而是中了曹丕之计。 《魏氏春秋》所载，当然也不是完全可据的。但由此却可推知，所谓曹植“饮酒不节”者，亦未必全属事实。曹植有《酒赋》一文，假借矫俗先生之言曰：“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据此申论云：“《酒赋》结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岂沉湎于酒者哉！” 如果不是沉湎于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这就更可说明曹植政治上实在缺乏警惕，头脑太不清醒。这样的人，在政治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遭遇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继承王位之后。 曹植本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植与诸侯并就国。”这是继曹操杀害杨修之后，曹丕进一步剪除曹植的亲信党羽。这对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面临这样的打击，曹植实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继承王位不久，于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献帝禅让，自己取而代之，是为文帝。他这时身为帝王，对于曹植便实行了进一步的迫害。曹植本传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书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这一年便改封曹植为鄄城侯。 曹植这时有《谢初封安乡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悯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从这样的言辞看来，曹植此时的处境和心境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风希指，枉加之罪，他对此竟无所申辩，而诚惶诚恐，感恩称谢。由此可知，曹植这个“任性而行”的人，到这时已经颇知戒惧了。 黄初三年（222），植又封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 曹植这时又有《封鄄城王谢表》，继续表示认罪，说自己“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奉诏之日，悲喜参至。”曹植本来无罪，而竟如此认罪，则当时刑宪之严酷，曹植处境之险恶，也就可想而知。 黄初四年，曹植曾与诸侯王被召同朝京师，会节气。这时他又上有《责躬》诗，继续检讨罪过。其上表有云：“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谓“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称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于是“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拜表献诗。辞之凄惋，无以复加了。史称“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恭逊，终于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这期间，曹植虽得苟全性命，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特别是当诸侯王朝京师而后归藩之际，曹章暴卒，死于非命；而曹植与曹彪同路东归，又遭到有司干预，这使他气愤填膺，形于文字。《赠白马王彪》一诗便抒发了难以掩抑的情感。此诗有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此诗对于任城王之死别、白马王之生离，表示了极大的怨忿。诗中有云：“鸱枭鸣衡杌，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这里对于有司进行了愤怒的指斥，但对于那最高统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谗巧令亲疏”，说得相当含蓄。 在这期间，曹植还写了一篇《洛神赋》。这是写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赋有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丁晏据此申论云：“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现在看来，曹植在黄初年间自洛还国，心绪极恶，确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赋《洛神》，亦实有《离骚》托之宓妃佚女之意。世传感甄为赋，恐非其实。丁晏申论，似有道理。不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几个赋篇无不如此。例如《九愁赋》云：“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九咏》云：“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鹦鹉赋》云：“岂余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离缴雁赋》云：“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如此等等，都是骚人之遗。只是《洛神》一赋，写得幽而不露，难于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录·自序》所说的“摛藻也如春葩”。于是说诗者遂不免以辞害意，坐实以感甄一事。其实，只要细吟篇末所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诸语，仍是不难索解的。 “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幻想黄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继位，是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 曹睿虽然仍旧推行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缓和。其对待曹植，也有一些宽大的姿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即《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说曹睿亲征之时，京师讹言，有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对此，竟不加究问。若在曹丕，对于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则曹植当为祸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植的处境相当危险。虽然曹睿暂不究问，却也难免把他看作危险之源。为曹植计，他在这时应该更加收敛，尽力韬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实在缺乏政治头脑，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却上了一篇《求自试表》。表中大讲“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勋济国，辅世惠民”，而自己却“无德可述，无功可纪”。因此，希望得到一个军职，以便效忠疆场，为国立功。他说：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固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这样的言辞是相当激切、这样的感情也是相当诚挚的。曹植在这里表白的建功立业之心，本来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许因为他是发于至诚，毫无虚饰，所以此表上后，曹睿对他依旧优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东阿。在这期间，曹植的处境比前时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转。虽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说话却比较随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亲亲表》中，曹植继续请求任用，为国建功。话说得更加激切。他甚至说：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 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像他这样的人材，如果身为异姓，确实可被重用；但正是因为不是“异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并不真懂。严防同姓篡权，这是曹魏政权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定的决策。在历代的统治者中，这样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见其然而未识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陈审举表》也是曹植此时写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 与之合，窃窥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这一段话说得更加随便了。作为诸侯王，最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而曹植竟说自己熟知兵法，“行师用兵之要”，能与孙吴 合。不但不自韬晦，反而露才扬己。这正是他以前曾说的“道家之明忌”，他这时竟明知而犯之。 但曹植这时如此放言无忌，居然未遭杀身之祸，这不能不说曹睿为人确比曹丕温厚，对于诸侯王的政策也确实比较温和。 在这篇《陈审举表》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站在“公族”的立场，曹植这话是说得中肯的。从当时曹魏政权面临的局势看，这话也是说得适时的。曹植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虽然缺乏政治头脑；而对于“豪右执政”，对于异姓“当权”，却很有政治眼光。没过几年，曹魏政权即为异姓所代，他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了。 但可惜的是，曹睿当时对于这一番话似乎并未重视，只是“优文答报” 而已。 与此同时，曹植还曾要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而“终不能得”。于是“怅然绝望”，怀忧而死。 “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命运曹植一生所志，本来是要“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但现在看来，他的勋绩，却仍在翰墨、辞赋之中。当汉魏之际，他是个才华特出的作者，诗赋杂文都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贵公子，达到这样高的文学造诣，是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天赋的才华，也不仅因为“生乎乱、长乎军”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处在名为王侯、实为囚虏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写出了骚体的篇章。丁晏誉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虽然不免溢美，但从骚人创作的传统看来，曹植和屈原的处境确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诗赋杂文也确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点。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曹植也是遭到谴黜，才写出了“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后，景初中有诏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乃令“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有传本。 第二节阮籍生平与著作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为曹操的丞相掾。阮家与曹氏的关系较深，对阮籍的政治立场有很深的影响。 阮籍的传记，在《晋书》当中，但在晋朝建立前夕，他已逝世，他始终只是魏人。他和嵇康都是魏晋之际的人物。 阮籍的生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从建安十五年到景初三年（210—239），为青少年时代。阮籍三岁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其兄阮熙，官至武都太守。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字仲容），即阮熙之子①。族兄阮武，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亲阮谌，官至侍中②。显然，由于阮瑀的早卒，他这一支家境中落。但诸阮仍聚居在一起。《世说·任诞》云：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 北阮富而南阮贫的情况，在阮籍少年时代恐怕更要突出，伏义给阮籍的信说：“行己无立德之身，报门无慕业之客。”“贫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大体上与《世说》的记载相符。但是年轻的阮籍，却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①。儒家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梦想建功立业，一试身手。这时与阮籍有关系的人是他叔父阮熙和王昶。他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的修养，在此时已经基本上成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异之，以为胜己。”魏晋的名士风流，在阮籍身上表现比较突出。二是从正始元年到九年（240—248），为第二阶段。竹林诸人的聚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何晏、王弼之流，在洛阳大畅玄风，竹林七贤在野与之互相呼应，形成一代思潮。但这时发表的文章还很少涉及政治。阮籍应太尉蒋济之辟，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又以疾辞。嵇康尚曹魏亭主，出仕中散大夫，都是此时之事。这个阶段，竹林诸人正是时代的骄子，文化界的先导。《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就特别指出嵇康的论和阮籍的诗作为代表。王导渡江以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其中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都是嵇康的作品。而阮籍的《咏怀诗》，在当时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三是从嘉平元年到景元四年（249—263），此为竹林七贤分化瓦解的阶段。从嘉平元年正月高平陵事件以来，司马氏营立家门，尽杀曹爽、何晏等敌对分子，夷其家。至此，竹林之游已经结束。阮籍和司马氏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司马懿为太傅，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师为大司马，阮籍为其① 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阮咸传》。 ② 《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杜笃《新书》云：“阮武字文业，陈留尉氏人。父谌，侍中。武，阔达博通，渊雅之士。”《陈留志》云：“魏末清河太守。..著书十八篇，谓之《阮子》”。① 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以下引用此传，不再注明出处。 从事中郎，司马昭辅政，阮籍又为其从事中郎。中间一度出为东平相，后来又为步兵校尉。“但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他与司马氏的关系始终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而山涛、王戎之流已经打入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嵇康被杀之后，向秀应计入洛，阮籍也被迫写了劝进表。这时已经到司马氏代魏的前夕了。阮籍卒于景元四年（263）冬，时年五十四。这是嵇康死后的第二年，司马炎即位的前二年，《大人先生传》和《咏怀诗》的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阮籍是魏晋文士中放达派的代表，行为有些怪僻。服葬时居然饮酒食肉，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捉摸不透，对他作出错误的判断。当时人根据其疯疯癫癫的行为称之为“痴”，而礼法之士责备他不遵守名教，但这都是皮相之谈。他的这些行径，只是他自己制造的烟幕或保护色。它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有一次，阮籍登广武（今河南荥阳）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又登武牢山（即虎牢山，今河南荥阳），望京邑而叹，因赋豪杰诗。这倒流露出他对当时统治者的由衷的轻蔑。司马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残酷地屠杀异己，窃取了政权。石勒就曾说过：“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①阮籍的用意大约和石勒差不多，只是没有说出具体姓名而已。李白以为阮籍用竖子讥诮刘邦、项羽，却没有说对②。 阮籍也不是没有才干。他一度为东平相，小试牛刀。旬日之间，“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这一段短短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有着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不是无所作为。《晋书本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却是实录。他一醉六十日，逃避了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晋武帝）的求婚；锺会多次问以时事，企图通过他的表态，以便罗织罪名，皆以酣醉获免。这两个事例，说明了酒在阮籍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阮籍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载《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原注：梁十三卷，录一卷。两唐书经籍志《阮籍集》均作五卷。《唐日本国见在书目》：《阮嗣宗集》五卷。又《阮步兵集》十卷。故唐代实有五卷、十卷两种本子。宋代书目多为十卷本。但《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有《阮步兵集》十卷，诗集类又有《阮步兵集》四卷。与隋唐时期实无多大悬殊。明代诸刻有黄省曾十卷本，张溥一卷本，其内容大致相同。惟钱曾所见朱子儋本多出四言《咏怀》十三首。丁福保历访海上藏书家，都无朱子儋本，其所辑《全三国诗》中所存四言诗仅有三首，与通行本无何出入。黄节为《咏怀诗》作注，始从明潘璁本检出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其一至三与丁书相同，其四至十三则丁氏所未见者。黄氏据以入录，并为之作注，始得重见于世。其所据之潘璁本，据云乃明崇祯间所翻嘉靖刻本，前有嘉靖癸卯陈德文序及崇祯丁丑潘璁序，分上下两卷①。黄氏卒后，此书亦不知下落。后来逯钦立同志重① 见《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 ② 见《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载《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一。有“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今，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等语。 ① 见《阮步兵咏怀诗注》，第99 页。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 辑魏诗，即据黄氏所校潘本过录②。黄氏书成于一九二○年，逯氏书成于一九六四年，前后不到半个世纪，古籍仍在不断销亡，这一点也很令人吃惊。玄学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新的流派。先秦道家的老子标榜小国寡民、清静无为，到了战国中叶，发展为庄子的相对主义，发生很大变化。战国末年以迄汉初吸收了法家思想的某些因素，演进而为黄老刑名。所谓黄老思想实以老子为主，庄子的影响并不显著。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垄断地位，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新儒学风靡一时。黄老思想一度消沉。东汉中叶以后，道家思想与神仙思想相结合，改头换面，成为道教的一个渊源。党人斗争失败以后黄巾大起义风起云涌，儒家思想丧失了过去的权威，思想界出现了新局面。儒家、道家重新组合，形成了新道家，即魏晋玄学。这个新道家，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代替五经，以客观唯心论或朴素唯物论代替汉代的宗教神学。和汉代的天人感应论、目的论相比，它有清醒和梦呓之别。这种思想的萌芽，应该从仲长统说起。“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的呼声①，标识着时代思潮的转变。 阮籍对于《老子》、《庄子》、《周易》，都下过工夫，他的《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就是这方面的著作，可惜篇幅断烂，不能反映他的全部思想的内容。能够指出的是，他具有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并且具有沟通儒道的倾向。他对于自然界的解释：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达庄论》） 他是用《易传》的思想，修正了老子的客观唯心论。他关于道的解释：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能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 （《通老论》）肯定了道法自然。自然（物质）是第一义的，道（规律）是第二义的。有了自然世界，然后才有精神的存在。他摆正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说的非常清楚。他把太极、元、道，并列起来，有意识沟通儒道之邮，但三者并不完全一样。道是出于自然的，而太极是自然的同义语，道和太极之间，怎么能画等号呢？这是阮籍的一个漏洞。 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阮籍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自然的产物。他把人的精神分作性（天性）、情（欲望）、神（思想意识）三种。以为：人生天地之间，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达庄论》） 他在这里，谈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谈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有了自然界然后才有人，有了人然后才有各种精神状态。他不但用《易传》充实道家的唯物论，而且也用儒家关于性情的说法，补充道家之不足。这种作法的企图是好的。但是，自然、精气的道家用语，阴阳、五行、游魂之变的儒家用语，错杂使用，有意捏合而不能泯为一体。这是他的缺点。 虽然如此，他已经摆脱了汉代思想家的束缚，他在庄子的影响下，鼓吹② 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493 页。 ① 引自《后汉书》有关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他说：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理其事。（《达庄论》） 这种说法，援用儒家的词句，用庄子变换了它的思想。在下面的几句话中，情况更为明显。 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重阴需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达庄论》） 男女同位四句，阮籍引用《周易说卦传》而稍加变通。原文作“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高亨云：不字疑衍）相射”。意谓天地、山泽、雷风、水火每一对彼此矛盾对立。而阮籍则把本来有差别的东西，说成没有差别，把本来性质相反的东西，说它们可以相通。这是用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来解释《周易》，与《周易》的原意自然不能相合，但是它不仅直接继绍《齐物》、《秋水》的心传，而且间接也和惠施“万物毕同毕异”的说法遥相呼应。 阮籍的思想不够深刻，也不够成熟，但在魏晋之际，这种思想还有一定进步意义。因为他不谈天人相应，不谈受命之符，不谈天生圣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划清了界限；同是谈论《周易》，他不仅绝口不谈卦气（孟喜）、爻辰（郑玄）、升降（荀爽）、旁通（虞翻）等等，和汉易分道扬镳，而且也和王弼不同。王弼说：“圣人体无”①，对《周易》作了唯心论的解释，而阮籍则以为“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见《通易论》），对《周易》作了唯物论的解释。 在政治思想上，阮籍同情人民，强烈谴责统治阶级的强取豪夺，反对君主专制。他认为名教、礼法都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这种思想是相当深刻的，有一定的革命性。 他不仅不承认有什么圣君贤相，而且把他们都看成坏蛋。他谴责他们两面派的行径，“假廉以生贪，内险而外仁。”（《大人先生传》）廉洁、仁慈是外表，贪婪、险毒是实际。他们“欺愚诳拙，藏智自神”，以至出现弱肉强食的局面。他们真正有了地位之后，就不遗余力地剥削人民。“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同上）从思想渊源来看，这是仲长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阮籍的说法，比仲长统深刻得多。 他深知赏罚的作用及其实质，也深知赏罚的局限性。他说：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同上） 他的这种说法宣布了法家思想的破产。他举出秦国为例说：秦破六国并兼其地，夷灭诸侯，南面称帝。姱盛色，崇靡丽，凿南山以为阙，表东海以为门，万世而不绝，图无穷而永存。美宫室而盛帷帟，击钟鼓而扬其章，广苑囿而深池沼，兴渭北而建咸阳，■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藂于阿房。时代存而迭处，故先得而后亡，山东之徒虏遂起而王天下。（《达庄论》） 秦汉以来的几度兴亡，给阮籍以深刻地教育，魏晋易代中的篡弑屠杀，更使其有切肤之痛，他从阶级国家的形成当中，发现社会动乱的病根在于君主专制。他指出：盖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大人先生传》）① 《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注引《王弼传》。 他用阶级、法律来概括国家机器，已经基本上掌握其压迫剥削的实质。 仲长统对于社会发展的归趋，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而阮籍则不然，他认为只要取消君主，就可以万事大吉。他说：盖无君而庶民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同上） 这种没有君臣，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实在就是远古的原始公社。阮籍以后，鲍敬言又发挥这种无君论，陶渊明也向往“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乌托邦。①这种思想固然是对原始公社的憧憬，也与当时的坞壁经济有关，不能说他完全出于空想。 由于同情人民，阮籍也非常憎恶统治阶级的走狗。他在《大人先生传》中，采取大人先生和“君子”对话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无情的鞭挞，把他们的宦海浮沉，比作虱处裈中。其略曰：世之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何异乎虱之处裈中乎！（据《晋书》本传）他对于这些“君子”的攻击，应该和他的无君论结合起来看。 表现在社会思想上，阮籍的一些行动也开风气之先。他有意识地反对男女授受不亲，提倡男女社交公开。把母亲和父亲放到同等地位，都有提高女权的味道。但是他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却很少保存下来。 文学成就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他的不朽之作。它摆脱了汉代乐府和古诗中描写游子思妇的老调，也迥异于建安以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新风①，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其所描写的内容是时世的艰辛，朋辈的不幸，宵小的猖狂，个人的坎坷，愤世、嫉俗、忧生、惧祸的心情，完全出之于诗，因而值得重视。屈原不过是惧谗畏讥，庾信不过是因绝望而悲歌，老实说他们都不存在生命危险，而阮籍“以其无可奈何之境，万不得已之情，托之《咏怀》，皆属有为而言，绝无游枝之语”②。其处境比他们格外艰苦，这些诗的创作绝非容易，保存下来尤其困难。它是曹、马政权交替之际幸存者的呼声，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魏晋之际历史的一面镜子。自从它问世以来，文艺批评家对它极力推崇，除了已引刘勰的话以外，锺嵘也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①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但对阮籍的苦心孤诣，并没有完全揭发出来。锺嵘以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②。李善以为“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过，因兹发咏，每有忆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① 引自陶渊明《桃花源诗》。 ① 《文心雕龙·明诗篇》。 ② 见程千帆《古诗考索》第283 页。 ① 《诗品》上。 ② 《诗品》上。 世下难以情测。”③他们的话都不错，经过清代何焯、陈沆诸人的不断钻研，大体上已能读懂。读了这些作品之后，可以对魏晋的时世增加新的认识。《咏怀诗》是政治诗，其中对于改朝换代的描写，俯拾皆是。如：“欢娱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其五）“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其三十二）“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其十八）“适逢高风起，羽翼自摧藏。”（其七十九）。所谓白日、羲和都泛指曹魏政权，所谓高风泛指敌对势力。古来多用太阳以喻君主。这些辞句表示曹魏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濒于灭亡的境地，用意非常明白。“欢娱未终极、羽翼自摧藏”，则是其个人的遭遇。 其实，曹魏后期的政治大事，如高平陵事件、齐王芳的被废、高贵乡公的被杀等等，在诗中都有所反映，作者的描述也是有倾向性的。如：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秀相追寻。一为黄鸟哀，涕下谁能禁。（其十一） 按：此诗以楚国的往事比喻曹魏的行将灭亡。究其实旨，它是针对高平陵事件而发。何焯以为“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灵侯比曹爽..朱华句谓私取先帝才人为伎乐，高蔡句谓兄弟数出游也。”何说大体妥当。曹爽的党羽何晏是南阳宛人、邓飏是南阳新野人。相当于三楚的秀士。他们虽对司马氏实行夺权，而未能加意防范，卒招致高平陵事件的爆发，司马氏把他们一网打尽。《战国策·楚策》楚辛谏楚顷襄王举黄鸟为喻，由黄鸟谈到蔡圣侯。他说：“黄鸟其小者也，蔡圣侯因是已。南游高陂，北陵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视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受命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这一篇作品，可以说是悼念何晏的诗。“一为黄鸟哀，涕下谁能禁”，流露出作者对诸人的感情。有人把这首诗加到齐王芳身上是错误的。四言《咏怀》有云：“三后临朝，二八登庸，升我俊髦，黜彼顽凶。”三后当然是指文帝、明帝和齐王，顽凶大约是指曹爽诸人。立意与此篇矛盾，应是故意错乱其辞，用以逃避文网。又如：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俛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其十六） 按：此诗据何焯所考是指司马师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之事。废幼帝为齐王，事在九月甲戌（十九日），立高贵乡公在十月庚寅（初六日）。这种废立大事恰在九月、十月之交，相当于鹑火中。而司马师的决策废立，稍前于此，正在日月相望（十五日）之时。何义门的考订大体可信。作者对此无能为力，却也并不甘心。他用不惜憔悴的语言，表示他的抗议。又如：王子十五年，游行洛水滨，朱颜茂春华，辩惠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轻荡易恍惚，飘飖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其六十五） 按：此诗用王子晋早夭的故事，刻画高贵乡公的遇害。史称高贵乡公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率领殿中宿卫诸人，要和司马昭决一死战，司马昭的党羽贾充迎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于是成济即抽戈前刺帝，殒于车下。当时高贵乡公只有二十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③ 《文选》卷二三《咏怀诗》注。 云：“高贵乡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然轻燥忿肆，自蹈大祸。”把曹髦的被害，归咎于他的轻举妄动，这正是陈寿的曲笔。但这种记载与诗中的轻荡、弃身恰相照应。当时司马氏篡夺之势已成，正在易代前夕，阮籍用酸辛二字表示他的哀悼。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不妨认为“驾言发魏都”、“昔余游大梁”两首，都是与评魏明帝有关的诗篇。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其三十一） 魏都、梁王，都是借古讽今，“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则是曹魏的现实。 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所怜者谁子，明察应自然。应龙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其二十九） 按：大梁明指魏都，而第二句的黄华，为山名。《水经·洹水注》云：“洹水出上党泫氏县，东过隆虑县（今河南林县）北，又东北出山径邺县南。”又云：“（隆虑）县有黄华水，出于神囷之山黄华谷北崖上，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门带，带即山之第三级也。”所以诗中的黄华，实际上离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颇远，而为邺都（今河北临漳）附近的山。诗中的高台，不是神话中共工之台，而应如黄节所指邺中的三台。肆侈两句是对魏明帝曹叡的批评。他肆意挥霍，大兴土木，死时只有三十六岁。《魏略》和《三国志》对其沉湎酒色、轻用民力，有许多记录。如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又于芳林园起陂池，修土山，公卿群僚皆往负土，宫中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又录夺已经出嫁的士家（即军户）之女，配嫁无妻的军士。规定其夫家可以生口自赎，又选其有姿色者入宫。当时臣僚杨阜、高堂隆等上书切谏，他一律不听。这些事实，就是《咏怀诗》写作的背景。阮籍的《咏怀诗》中，爱憎是比较分明的。他有的怀念，有的羡慕，有的怜悯，有的谴责，决不含混。 关于怀念之例，或泛称所思（如：“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见其十五），或泛称亲友（如：“徬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见其三十六），或泛称佳人（如：“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见其八十），或称故时人（如：“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见其三十四）或称客与宾，兹举此首为例。 平昼整衣冠，思见客与宾，宾客者谁子，倏忽若飞尘。裳衣佩云气，言语究灵神，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阮籍所怀念的，是其亲友、故人。结合他的交游来看，并不难得出答案。只是当其写作当时，有的人已经不在了（如嵇康），有的人已经转变了（如山涛）。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永远没有了。“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其七十七），阮籍在这里便流露出索漠孤独之感。关于羡慕的例子，也有很多。阮籍所羡慕的是安贫乐道的上世士，是不以生死异其操守的穷达士，是慷慨捐生的壮士。关于第一类，例证较多，这里姑且不谈。关于第二类，如：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其十三） 这首诗是就李斯、苏秦和伯夷、叔齐之死，发表议论。李斯被杀时，思为布衣而不可得，想到牵黄犬出上蔡东门的往事。苏秦佩六国相印，卒受车裂之刑。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对于三人之死，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清人何义门以为“此言人皆有死，若苛求富贵者，其卒亦贻五刑车裂之悔，何如求仁得仁，若夷齐者为得其所乎！”何义门的解释本来不错，但阮籍的用意，还在于“不食周粟”上，这一点何义门未及指出。如果看这一首还不清楚，请再看一首：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西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君子在何许，叹息未合并。赡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其十八） 诗中歌颂的对象，是所谓穷达士。措辞很不平常。王闿运说：“穷达字并用始妙。达固不久，穷亦何失。”王氏是就文学上的修辞立论的。如果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这里的穷达士，应该指的是效忠曹氏的人。篇末还把他们比做景山松，用来和桃李花互相对照。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固有常。（其三十九） 读了这首诗，很容易联想曹植的《白马篇》。从题材和内容来看，二者确有些类似。但时代不同了，它们的针对性毫无相同之处。曹植所能想到的敌人不过吴蜀，而阮籍的假想敌只能是司马氏。他所歌颂的只能是毋丘俭、诸葛诞等人。阮籍认为只有这样才算穷达不易其操，才算求仁得仁。 关于怜悯的例子，无过于湛湛长江水一首，上面已经谈过，兹不多赘。 关于谴责的例子，却特别多。这里有：颠倒黑白的工言子，惟利是图的佞邪子，趋炎附势的当路子，为虎作伥的缤纷子，故作姿态的洪生。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划归司马氏集团。 阮籍认为最危险的人物就是工言子：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其二十五） 这些话是针对司马氏的走狗锺会等人说的，不但嵇康之死是由于锺会的告密，而且阮籍本人也多次遭到锺会的盘算，只是由于他守口如瓶，才没有蹈嵇康的覆辙。 他谴责佞邪子：婉娈佞邪子，随利来相欺。孤恩损惠施，但为谗夫嗤。（其三十六） 他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也就谈不到什么正义与否的问题。 他谴责当路子：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其八） 当路子是随波逐流，忘乎所以的人。 他谴责缤纷子：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欢笑不终宴，俛仰还欷歔。（其五十九） 缤纷子是当权派的忠实走狗，帮助其主子作尽坏事，后来又被主子一脚踢开。成济刺杀高贵乡公，后来不也是夷三族了么？ 所谓洪生，相当于礼法之士。除了《大人先生传》之外，《咏怀诗》中也有他们的影子。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其六十七） 这些洪生者流，在礼法的幌子下，规行矩步，道貌岸然，但是他们说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是典型的伪君子。“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是他们的特点。《晋书·阮籍传》说：“礼法之士，疾之如仇”，正是因为阮籍刺到他们的痛处。 通过以上的讨论，初步可以看出，阮籍怀念的对象，是不肯和司马氏同流合污的人；他所羡慕的对象，是敢于和司马氏斗争的人；他所怜悯的对象，是被司马氏暗算了的人；他所谴责的对象，是司马氏卵翼之下形形色色的帮凶。 阮籍本人思想的变化，在《咏怀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他年轻的时候，是有一番抱负的。他喜欢诗书，学过击刺，也喜欢音乐，有点浊世佳公子的味道。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其十五） 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其六十一）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其五） 第一首说的是接受传统教育，第二首说的是从事军事锻炼，第三首说的是艺术上的陶冶。他有学问，有抱负，本来是想大干一场的。但在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营立家门，政治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劣，他的理想破灭了。诗中的“自嗤”、“悔恨”、“失路”，都是这种心情的反映。这种描述，和《晋书》本传的记录是一致的，“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阮籍渴求解放，幻想神仙，《咏怀诗》中充满逃避现实的思想。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其三） 本来是桃李成荫、繁华似锦的环境，经过秋风的扫荡、摧残，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竹林名士的阮籍认识到“一身不自保”的险恶处境，心情十分沉重。《咏怀诗》屡次流露出惧生之嗟。他感到孤独，他说：“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其一）他感到忧虑，他说：“咄嗟行至老，g 俛常苦忧。”（其七十一）他有难言之隐，他说：“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其十四）这种情况不断升级。“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其四十）“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其四十一）的辞句，也络绎笔下。阮籍是喜欢喝酒的，但诗中罕见酒字。我认为最能反映阮籍的心情的，是一日复一夕一首：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无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冰薄，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这首诗反映了阮籍的处境，忧谗畏讥的心情跃然纸上。这首诗的写作，当在嵇康遇祸之后，被迫写劝进表之前。明乎此，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要口不臧否人物了。 阮籍的思想情况和嵇康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嵇康惨遭杀害而阮籍幸免，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与阮籍的人生观是分不开的。老子的齿弊舌存，庄子的处于材不材之间，毕竟是他的处世的基本态度。他和司马氏的关系不即不离、始终保持一定关系，而不是坚决的不合作，这是他和嵇康最大的区别，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得以幸免的原因。 阮籍的《咏怀诗》，曲折地、反覆地通过形象思维，艺术地表达他的感受。这种作法，正是《诗经》、《楚辞》以来的老传统。正如王逸指出的那样：《离骚》之文，依《诗》起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序》） 《离骚》是如此，《咏怀诗》亦何莫不然。从其描写手法来看，用朝阳、白日、西隤日、朱阳，以喻君主；用大梁、梁王、魏都、梁东，以代替魏朝；用凤凰、鸾鹥、幽兰、芳草，以比君子；用葛藟、荆棘、野草，以譬小人；用景山松、凌风树、乔松，以喻坚贞；用寒风、朔风、凉气、凝霜，以喻强暴，这些情况都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话不便明说，他便广泛地利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委曲婉转表达其难言之隐。前面所举的“一为黄鸟哀”两句，出自《战国策·楚策》，用战国的典故，比喻当前的危机。“求仁自得仁”两句，引用《论语·述而》，实际是藉伯夷叔齐，以歌颂司马氏的政敌。明乎此，《咏怀诗》并不难读，但这正是几百年来许多人努力探讨、研究的结果。阮籍《咏怀诗》是建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它具备刚健、清新、自然、浑厚等等特点，利用五言诗的新的形式，以比兴手法，抒发胸臆，指陈时弊，在万马齐暗的时代，能够针对当时的黑暗势力，提出被压迫者的呼声。虽然不够明朗、不够强烈，但是能作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容易的。 阮籍出身于士族，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自然难免保留着浓重的阶级烙印，无须为之辩护。但是也由于他的不当权、受迫害，在魏晋易代之际，除了自己的遭际之外，他也看到了广大的颠沛无告的劳苦大众。如果说《咏怀诗》是他个人的控诉，那么，《大人先生传》就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因此，对于阮籍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这是完全应该的。 阮籍《咏怀诗》问世之后，引起极大的反响。左思、陶渊明、庾信、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都接受这个传统，斐然有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发扬无君论，后来只有一个鲍敬言。他的著作只靠葛洪的批判才保留一些片断。至于黄宗羲《原君》的出现，那已在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荫芽之后了。 无君论接近于无政府主义，有其消极的一面，而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又有其积极的一面。 第三节陆机、陆云①陆机的生平陆机（261—303），西晋文学家。字士衡，晋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曾任平原内史，故世称“陆平原”。与其弟陆云并称“二陆”，与潘岳并称“潘陆”。 陆氏家族为吴世臣。祖父陆逊是东吴丞相，父陆抗是东吴大司马。陆机身材魁梧，声音宏亮，少有异才，以文武韬略鸣于当世。陆抗去世时，陆机十四岁，即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二十岁时，吴灭，与其弟陆云退居故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但陆机虽隐居于乡，却不能忘情于当世。东吴颠覆的惨痛经历，尤给他以很深的刺激，作《辨亡论》二篇，一方面抒发了他对东吴灭亡的感慨，总结东吴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则透过祖述其祖父的功业，表达出自己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晋武帝太康十年（289），陆机与其弟陆云终于不甘寂寞，结束蛰居生活，离开家乡，一起来到洛阳拜访太常张华。张华很器重他们，高兴地说：“攻打东吴的战役，最大的收获是得到这两位人才！”并为他们广为称扬，使陆机兄弟在京城获得很大声誉。当时有“二陆入洛，三张（指当时著名文学家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减价”之说。由于张华的举荐，陆机被太傅杨骏任命为祭酒。杨骏被杀，陆机担任太子洗马、著作郎等职。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以陆机为郎中令。后又升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当时贾谧专权，开阁延宾，一时文土辐辏其门，其中著名的有二十四人，号“二十四友”，陆氏兄弟亦入其列。 陆机为人，体气清刚，词锋警醒，才辩敏捷。初入洛时，有不少名公巨卿看不起他，企图用言词加以侮辱，但都受到陆机的回击而予以折服。有一次，陆机拜访侍中王济，王济指着面前所吃的羊酪对陆机说：“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它？”陆机立即回答说：“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意思是说江东千里湖的莼羹可以与之媲美，只是眼下没有人知道去加以调味罢了。还有一次，范阳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问陆机：“陆逊、陆抗是你的什么亲戚？”古代当着儿子的面直呼其父的名字是很不礼貌的行为，陆机当即回敬说：“那关系就像你同卢毓、卢珽一样！”也直呼卢志祖父和父亲的姓名，搞得卢志下不来台。陆云当时曾劝陆机说：“他们这里离江东很远，不太了解情况，可以谅解，何必这么针锋相对！”陆机倔强地回答说：“我们的父祖名播四海，并非无名之辈，他难道不知道吗！”陆机、陆云两兄弟初来洛阳时，名声不分高下，通过这件事，大家分出了两人的优劣。 赵王司马伦辅政，陆机做了相国参军，因参与谋杀贾谧有功，赐爵关中侯。司马伦准备篡位自立，又用他当中书郎。司马伦被诛杀后，齐王司马冏怀疑他身为中书郎，可能参与起草赵王篡位的文章，于是将陆机和有关的人员交给廷尉审讯，幸亏有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的救援，陆机才免死流放边疆，后遇赦未行。 陆机感念成都王司马颖的救援之恩，又看到司马颖礼贤下士，温文谦让，便想在成都王手下干一番事业，司马颖也很赏识陆机的才华，让他参大将军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陆机、陆云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军事，又表为平原内史。 太安二年（303），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任命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率包括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在内的二十万人马前往洛阳。行前，陆机对于自己担当军事要职很不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道家思想影响，认为陆氏家族三世为将，杀戮过多，恐遭不祥，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在朝廷中根基不深。他以东吴旧臣的身份，旅居洛阳，成为晋朝官吏，一下子突然身居要职，早已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尤其司马颖左右的亲信，像王粹，牵秀，还有那个受到陆机羞辱而耿耿于怀的卢志，一直在寻找机会坑害他。陆机几次坚决地向司马颖提出辞去都督的职务，司马颖都没有允许。陆机骑虎难下，他的同乡孙惠劝他将都督的职位让给王粹，陆机说：“再这样辞让下去，别人会误认为我首鼠两端，临阵逃避，这样反而会更加速灾祸的到来呵。” 出发的时候，司马颖向陆机许愿说：“假如大功告成，我将以郡公，台司的爵位相许。你好好努力吧！”陆机坦率地对司马颖说：“从前齐桓公信用管仲建立了霸业，燕惠王由于疑忌乐毅而失去了即将成功的事业。这次讨伐长沙王行动的成败，在您而不在我。”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听到后，担心陆机进一步得宠，便乘机进谗。他对司马颖说：“陆机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而拿您同历史上的昏君相比。自古以来，派遣将帅出征，没听说过对君主这么没礼貌而可以成功大事的。”听了卢志的一番话，司马颖沉默了很长时间。 陆机同长沙王司马乂大战于鹿苑。陆机的军队大败，尸积如山，河水断流。 陆机的部下，有一个叫孟超的，他同哥哥宦官孟玖都是司马颖所嬖宠的亲信。孟超在陆机军中任小都督，领兵一万。还没同敌人交锋，他就先放纵士兵大肆掠夺老百姓的财物。陆机发现后，逮捕了首恶分子，而孟超竟然带着一百多骑兵直入陆机驻地将人抢走，并回头对陆机示威说：“你能做什么都督！”陆机军中的执法官孙拯劝陆机将孟超杀掉，陆机没有采纳，而孟超却在军中散布说陆机要造反，图谋不轨，并写信给哥哥孟玖，造谣说陆机心怀二志，观望不前。战斗过程中，孟超不听陆机的指挥，单独带领所部轻率前进，被敌人消灭。孟玖怀疑是陆机有意让他弟弟被杀的，便向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早有“异志”，并串通陆机部下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等作伪证，诬告陆机谋反。司马颖大怒，便派牵秀秘密逮捕并处决陆机。 陆机对于事情的结局早有所料，当牵秀带兵来逮捕他时，他脱下军装，身着白衣衫与牵秀相见，并神色坦然地对他说：“从东吴灭亡以来，我们陆氏家族蒙受国家重大的恩惠，受到信用。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王又特别付托我以重任，我屡次推辞也没有成功。今天被杀，难道不是命运驱使的吗！”他给司马颖写了一封词语凄恻的信诀别，写完后，叹息说：“家乡华亭的鹤唳，再也听不到了。”他的两个儿子陆蔚、陆夏与他同时被害。 诗歌与赋作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负盛名的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他的诗现存一百零四首，多于同时期各作家，多半是拟乐府诗和拟古诗。这类作品尽管有不少是敷衍旧题，摹拟前人之作，因之被后人讥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但也不乏寄托遥深之作。如《君子行》反映诗人对险恶的政治环境的感慨，《长安有狭邪行》反映诗人强烈的政治追求和大志不遂的苦闷。五言诗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尤其把去国离乡的悲苦和旅途上的寂寞写得栩栩如生，在西晋诗歌中是难得的佳作。陆机的诗歌一般华美整饬，辞藻富赡，而失于裁剪，有繁芜之累。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陆机诗歌对太康诗坛有深刻影响，成为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 较之诗歌，陆机的赋与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取得了更高成就。他的赋今存二十七篇，大都篇幅短小，文笔清灵。或悲故旧之丧亡，或抒思乡之情愫，回环曲折，一往情深。他的散文时有峭健峻拔之作，像著名的《辨亡论》，论东吴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归之于人才的得失，议论滔滔，笔势劲健，可称得上是西晋论文中最为博大的篇章。《吊魏武帝文》高度评价了曹操的功业，而对他临死前儿女情长不胜感慨，暗寓讥刺。《豪士赋序》讽谕齐王司马冏矜功自伐，受爵不止，笔锋冷峻严厉，咄咄逼人。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高度评价了陆机的散文，说：“《吊魏武》而老奸掩袂，《赋豪士》而骄王丧魄，《辨亡》怀宗国之忧，《五等》陈建侯之利。北海以后，一人而已。”陆机的散文一般音律谐美，讲求对偶，以情带理，典故繁密，开创了骈文的先河，在文体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文赋》陆机留给后世最重要的著作是《文赋》。它是作者在自己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的成果和经验而写成的，是我国第一篇对作家的创作构思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探索的理论文章，同时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及各种文体的特点，也有精到的论述。《文赋》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均有较大启发和影响。如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就指出：“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但《文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他探讨文学创作，多半是凭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往往只能言及现象而不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显得琐屑而缺乏思辨性。诚如刘勰所批评的：“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文心雕龙·总术篇》）丰赡的造诣及其作品的流传陆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文学之外，他在史学、艺术方面也造诣颇深。 在史学上，他曾著《晋纪》四卷，《吴书》（未完成）、《洛阳记》一卷等，多已佚失。在艺术上，他是书法家，所写章草《平复帖》是书法中的珍品。他也是绘画评论家，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著有画论，但已佚失。 据《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所作诗、赋、文章共三百多篇。但原集久佚，南宋时徐民瞻得遗文十卷，与《陆云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明代陆元大据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陆士衡集》。明代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陆平原集》。 陆云的生平陆云（262—303），西晋文学家。字士龙，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文学家陆机之弟，与陆机并称“二陆”。曾任清河内史，故世称“陆清河”。 陆云少聪颖，六岁即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年幼时东吴尚书吴闵鸿见到他，非常称赏，说：“这个小孩子如果不是龙驹，一定是凤雏。”陆云被荐举贤良时年纪才十六岁。 东吴灭亡后，陆云与哥哥陆机蛰居乡里，闭门苦读。太康十年（289），二人相携入洛，受到太常张华的赏识。在张华的举荐称扬下，刺史周浚任命陆云为从事，并对人说：“陆士龙是当今的颜回。” 不久，陆士龙以公府掾为太子舍人，出补浚仪令。浚仪县地处交通要道，靠近大城市，向来很难治理。可陆云到任不久就管理得井井有条，建立了良好的治安秩序。有一次，县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谁也不知凶手是谁，也不知受害者为什么被杀。陆云把被害者的妻子拘押起来，但并不审问。过了十几天，陆云把她释放出来，派人秘密地跟踪，指示说：“她离开不出十里远，一定会有另一个男人在路边等待并和她说话，发现了，立即抓来！”事情果然不出陆云所料。当把这个男人抓来后，他交待说：“我同这国个女子私通，一起谋害了她的丈夫。听说她被释放出来，想她和谈谈，了解情况。但担心离县城太近，被人发现，便在较远的地方等着她。”案子侦破后，一县的人都很佩服陆云审案的能力。然而陆云的才能却受到郡守的嫉妒，多次找机会排挤刁难陆云，陆云没有办法，只好辞去官职。浚仪县的百姓怀念陆云，为他图画塑像，放在县里的神庙中，与社神一起祭祀。 过了一段时间，陆云被任命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居官期间，陆云直言敢谏，对吴王的弊政多所匡正。司马晏大兴土木，建筑宫室，陆云上书说：“先敦素朴而后可以训正四方；凡在崇丽，一宜节之以制。”司马晏信用部将，派他们去监督审查官吏的清廉问题，陆云上书反对说：“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愚以宜发明令，罢此等覆察。”明代张溥后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评论陆云说：“宰治浚仪，善察疑狱。佐相吴王，屡陈谠论。神明之长，谏诤之臣，有兼能焉。” 陆云后入为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成都王司马颖表为清河内史。司马颖准备讨伐齐王冏时，以云为前锋都督。适逢齐王冏被杀，便改任大将军右司马。张昌为乱时，司马颖表奏陆云为使持节、大都督、前锋将军以讨张昌。恰逢讨伐长沙王，此事暂时中止。 陆云在成都王司马颖幕府中也直言敢谏，多次冒犯司马颖，并得罪了司马颖周围的亲信。有一次宦官孟玖意欲任用自己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为了讨好加以附议支持。但陆云坚决反对，说：“邯郸令向来都是公府掾资历的人担任的，怎么可以任命一个宦官的父亲来担任！”孟玖对此事耿耿于怀，从此与陆云结下了怨仇。 陆机被害时，也同时逮捕了陆云。由于陆云居官清正，爱才好士，善于团结人，当时许多人，如江统、蔡克、棗嵩等纷纷上疏给司马颖，要求他谨慎从事，不要株连陆云，并指出：“机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当背罔极之恩，而向垂亡之寇。”“统等区区，非为陆云请一身之命，实虑此举有得失之机。”然而，尽管江统等人多次竭力救授，但司马颖被孟玖、卢志等人包围蒙蔽，陆云还是被害了。时年四十二岁。 诗歌创作与文学见解陆云作诗不如陆机藻思纷披，文彩富赡，但清新明净，结构严谨。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称“士龙朗练，以识检玑，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陆云的诗作以《为顾彦先赠妇》、《答张士然》、《谷风》较为优秀。陆云写给陆机的书信，记载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互相切磋的情况，反映了陆云对文学创作的有益见解，向来为文学批评史家所重视。陆云论文，重在文辞的声色情思和“清新相接”，他说：“文章当贵清绮”，“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征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陆云对陆机作品的批评，颇得陆机重视，并据此作了修改。《晋书·陆云传》称陆云“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除对陆机的作品外，陆云还对《楚辞》、王粲、蔡邕作过评论，颇有独到的见解。 据《晋书·陆云传》，陆云“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篇，并行于世”。《隋书·经籍志》录有《陆云集》十二卷，但已佚。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陆清河集》。 第七章刘渊、石勒、祖逖、刘琨第一节刘渊①西晋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急剧激化。在错综复杂的政局中，内徙中原的匈奴屠各种贵族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族政权——汉国。从此，中国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汉国的开创者就是刘渊。 两次仕进受阻刘渊（？—310 年），字元海。远祖是汉初的冒顿单于。冒顿单于娶汉高祖刘邦的宗女为妻，并与刘邦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以刘氏为其汉姓。刘渊所属的屠各种，是东汉以来依附于中原王朝并建庭于山西离石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北）的南匈奴的一支。刘渊祖父于扶罗，在黄巾起义时率兵助汉镇压黄巾。因单于庭内乱而不能被立为单于，遂留居中原。自立为单于，乘董卓之乱而攻掠太原、河东等郡，屯驻于河内郡。于扶罗死后，其弟呼厨泉立为单于。刘渊的父亲刘豹被任命为左贤王。曹操执政，分呼厨泉部为五部，刘豹又为左部帅。左部有众万余落，居故兹氏县（今山西临汾市南），是当时左右南北中五部最大的一部。五部共三万余落，分布于晋阳汾涧之滨（今山西汾水流域）。五部虽在形式上保留了匈奴的部族组织，但“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三国志·梁习传》），实际上却置于中原封建王朝的严密有效的控制之下。 刘渊的母亲也是匈奴人，姓呼延氏。大约在曹魏嘉平年间（249—254） 生下刘渊。他自幼就十分聪慧伶俐。母亲去世时，他年仅七岁，就像大人一样号哭不绝，哀感四邻。宗族部落的人都为之赞叹。当时的司空王昶听到此事，也派人送来办丧事用的财物，以褒奖刘渊的孝道。刘渊所在的匈奴部落，因久在中原，汉化程度较高，故刘渊自幼就拜上党士人崔游为师，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等儒家经典。他特别喜欢读《春秋左氏传》和《孙子兵法》，并大体上可以将二书内容背诵出来，他勤勉好学，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他曾对同学朱纪、范隆说：“每当我读《汉书》列传时，常常鄙视随何、陆贾没有武功，周勃、灌婴缺乏文治。承上启下，开创大业，全在于人。做不到博学广识，是君子的耻辱。随何、陆贾在汉高祖开国之世而不能建军功封侯，周勃、灌婴辅佐汉文帝却不能设学立教，真是可惜啊！”于是刘渊又学习武事，并且武艺超众，擅长射箭，体力过人。成年后，身高八尺四寸，胡须三尺余长，体态魁伟，一表人才。屯留人崔懿之、襄陵人公师彧以善于相面著称，见到刘渊后，大惊失色说：“此人形貌非凡，平生头一次看见。”于是对刘渊非常崇敬，甘居其下与之交结。太原士族王浑也虚襟与刘渊交友，命其子王济拜见刘渊。 曹魏咸熙年间（264—265），刘渊作为任子居住在洛阳，当时输政的司马昭对他十分礼遇。西晋建立后，时为越骑校尉的王浑屡次向晋武帝谈起刘渊。晋武帝遂召见刘渊，与之交谈后，非常高兴，对王济说：“刘渊仪表堂堂，虽由余、金日c 也无法与之相比！”王济回答说：“刘渊仪表，诚如圣① 本节材料依据《晋书·载纪·刘元海》，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旨，但他的文武才干却远在由余、金日c 之上。陛下如果用他负责对东吴征伐，平定江南，指日可待。”武帝深以为然。但孔恂、杨珧却进言道：“臣下观察刘渊的才能，感到当今之世恐怕无人与之匹敌。陛下如果让他掌握少量兵马，则平吴事难成；若授以威权，则平吴之后，恐怕他将据有江南，不复称臣。与我族类不同者，其心必然不同。以刘渊统帅其部族，臣下尚且为陛下担忧寒心。如果以有天险为凭依的江南资助刘渊，怎么可以呢！”晋武帝默然不语，任用刘渊事亦按下不提。 西晋咸宁年间（275—280），关陇地区氏族在树机能领导下起义，朝廷屡次镇压均告失败。晋武帝为一举扑灭起义烈火，决定选拔得力胜任的将帅出征。尚书仆射上党人李憙劝武帝说：“陛下如果能够征发匈奴五部的兵力，授刘渊以一将军名号，令其西征平叛，凉州指日可定。”孔恂说：“李公的话，还没有点破消除危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说：“以匈奴的强悍善战，刘渊的通晓用兵，再加上奉宣圣威，消除叛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孔恂说：“刘渊如果能够平定凉州，斩树机能，恐怕凉州才真正有危难罢了。那时蛟龙如得云雨，将遨游长空，不再是池中之物。”晋武帝认为孔恂言之有理，未采纳李憙的建议。 两次仕进受阻，刘渊深知其原委。后来东莱游侠王弥离开洛阳回乡里，刘渊在九曲之滨与王弥饯行，哭泣着对王弥说：“王浑、李憙与我同乡，对我的为人深知熟知，常向皇帝称赞推荐，离间之谗言因此随之而生。这一切本不是我之所愿，却深受其害。我并不想为官仕进，这一点只有你清楚。恐怕今生只能死在洛阳，与你永别了。”说罢慷慨长叹，歔欷不已，纵酒长啸，声调激昂，在座者天不为之凄然泪下。当时，齐王攸也在九曲，闻讯后驰马探视究竟。见此状，遂进言晋武帝说：“陛下不除掉刘渊，臣下惟恐并州不得长久安宁。”王浑劝谏道：“刘渊为人忠信，臣下愿为他担保。再则大晋刚刚宣称要以德招抚四方，殊俗共存，为什么要以没有根据的怀疑而杀匈奴的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呢？”晋武帝说：“王浑的话是对的。” 拥晋以图发展刘豹死后，晋武帝命刘渊代为左部帅。刘渊由洛阳回到了并州。他摆脱了人质的地位后，在自己所辖的部族和地区施展政治才能，史称他“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从而为他以后成为匈奴族的主要首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太康十年（289），西晋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刘渊任北部都尉。杨骏辅政期间，又以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正式承认了刘渊在匈奴五部中的领导地位。元康末年，刘渊坐部人叛逃出塞，被免官。时成都王颖镇邺，表请任刘渊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其脱离五部，在邺城任官。 刘渊被免官和仕宦于邺城，是西晋政权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歧视的心理，企图限制刘渊势力的发展、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一措施引起了长期以来受到中原封建王朝的排斥打击的匈奴上层贵族的不满。当时正值司马氏诸王相攻，“惠帝失驭，寇贼蜂起”，西晋政权对少数族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刘渊的从祖，原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遂召集匈奴五部上层贵族，对他们说：“过去我们的祖先与西汉约为兄弟，同甘共苦。自汉亡以来，魏晋更替，我们的单于却徒有虚号，而没有国土可言；至于诸王侯，地位降同编户齐民。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正是我们振兴国家、恢复先祖大业的大好时机。左贤王刘渊才能和气宇超众拔群。上天如果不是想要光大尊崇单于，绝不会白白地降生此人。”于是众人密谋，共同推尊刘渊为大单于。又派呼延攸到邺城，将众人之谋告知刘渊。刘渊遂请求成都王颖，佯称回部落参加葬礼。颖不答应。刘渊无奈，只好让呼延攸先回去，告诉刘宣等人纠集五部，再招聚宜阳附近的诸胡族，表面上声称助成都王颖讨逆，实则为以后起兵做准备。 刘渊既然一时不能回部落，只好暂时依附于司马颖。时司马颖废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又任丞相，在邺城形成与拥戴惠帝的东海王越相对峙的政治中心。刘渊在表面上的恭顺，使他赢得了成都王颖的信任，任命他为太弟屯骑校尉。后来，东海王越率洛阳禁军讨颖，颖又以刘渊为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战于荡阴，越大败，成都王颖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刘渊也因此迁冠军将军，封卢奴伯。 成都王颖虽取得胜利，但地位并不巩固。东海王越系统的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发兵讨伐成都王颖。面对强敌，刘渊劝告颖说：“现在二镇强盛，有众十余万，恐怕宿卫军队及邺城附近的士庶难以抵御。我愿为殿下返回五部发兵，以赴国难。”颖说：“五部发兵是否能确保呢？即使可以发兵，司马腾和王浚手下的鲜卑和乌丸骑兵强悍善战，抵挡其进攻又谈何容易！我打算奉惠帝返回洛阳，避强敌锋锐，然后传檄文于天下，以其叛逆之罪令四方共讨之。你看如何？”刘渊回答说：“殿下是武皇帝之子，有特殊功勋于王室，素有威信恩德，享重名于四海，谁不想为殿下捐躯献身？发四方之兵是易如反掌。王浚区区小人，司马腾是宗室疏属，怎能与殿下抗争？！但殿下一旦离开邺城，示弱于人，是否能抵达洛阳呢？即使到达洛阳，恐怕殿下也难以掌有实权。光凭一纸檄文，谁又肯事奉呢？况且东胡虽强悍，较之匈奴五部却稍逊一筹。但愿殿下能够勉励安抚士兵，镇之以静，我可以为殿下用二部击败司马腾，用三部打垮王浚，二人之首级指日可取。”成都王颖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遂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派遣他回部落纠集五部，以抵御司马腾和王浚的进攻。 刘渊回到左国城，刘宣等人尊他为大单于。短短二十天，刘渊就招集了五万余众，集中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县）。 这时，王浚派部将祁弘率领鲜卑兵攻打邺城，司马颖迎战失利，遂挟惠帝南奔洛阳。刘渊闻讯，说：“司马颖不听我的劝告，稍败就向洛阳奔逃，真是个奴才。但我与他先有许诺，不能不去救援。”于是命令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准备进攻鲜卑。刘宣等人再三进谏说：“晋朝不讲道义，视我们犹如奴隶，右贤王刘猛因此不堪忍受而率众反抗。只因当时晋朝纲纪未弛，遂使右贤王兵败，功业未成。这是我们的耻辱。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这是天厌晋德，授之于我。你躬行积德，正应当带领我们的部族去恢复祖先的大业。怎么能攻伐可以引为外援的鲜卑、乌丸而拯救仇敌呢？上天命我灭晋，不可违背。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不要再迟疑了。”刘渊深以为然，激愤地说：“对！大丈夫在世，当如崇山峻岭，岂能甘为蝼蛄！哪有帝王之运长在一姓之理？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生于东夷，他们之所以为王，只是有德罢了。而今我有部众十余万，皆能以一当晋十人，击鼓征讨腐败的朝廷，必将摧枯拉朽。上可以成汉高祖一统天下大业，下可以像曹氏拥有半壁河山。只是恐怕晋人未必都能拥戴我。不过，汉朝长期统治天下，恩德深入人心，故刘备树汉家旗号，以一州之地而能与曹氏抗争。我是汉朝刘氏的外甥，与刘氏约为兄弟，兄亡而弟承，难道不可以吗？姑且称国号为汉，追尊汉后主，以招抚民心。”于是刘渊迁都于左国城，远方来归附的人有数万之多。 建立汉国永兴元年（304），刘渊在左国城正式登上汉王位。他以复汉为名，追尊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刘邦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对于“乱汉”的黄巾军、阉党、董卓及曹氏父子予以口诛笔伐。又大赦境年，建年号元熙，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依据汉制设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呼延翼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部将授官各有差。 既然刘渊公开打出反晋旗号，据并州一隅之地建立政权，与西晋王朝分庭抗礼，故并州刺史司马腾立即派将军聂玄征讨刘渊。两军战于大陵（今山西交城东南），结果聂玄大败。司马腾闻讯大惊失色，慌忙带领二万余户逃离并州。刘渊派遣建武将军、族子刘曜攻下了太原（太原市南）、中都（山西榆次）、屯留（山西屯留南）、泫氏（山西高平）、长子（山西长子）等军事要镇，控制了晋东南地区。永兴二年（305），司马腾又派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率兵讨渊，屯军于离石汾城。刘渊命令武牙将军刘钦等率六军进攻司马瑜，凡四战，皆胜，司马瑜等落荒而去。 为扭转败局，西晋王朝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刘琨不同于司马腾，具有一定的武干谋略。他到任伊始，即以州治晋阳（山西太原西南）为据点，抚循劳徕，甚得人心。刘琨还派人离间刘渊与其统属的其他少数族之间的关系，使得叛刘渊附晋的“杂虏”达万余落。刘琨的活动，对刘渊构成重大威胁。刘渊遂委任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攻击刘琨于版桥，结果反为刘琨所败。刘琨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并州的政治、军事地位。 面对刘琨的威胁，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刘渊说：“殿下自起兵以来，已近一年，而仍居偏方，王威未振。望能命众将四出，择机决战，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率军南征，攻克长安以为都城，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若如此，成高皇帝（刘邦）的大业，易如反掌罢了。”刘渊大喜，说：“正合我意！”于是在永嘉二年（308）正月，他遣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将军事活动扩大到西晋王朝的腹地——中原地区。 随着刘渊影响的扩大，其他反晋势力先后依附于其麾下。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单征，以及叱咤风云于青徐兖豫等州，给予西晋王朝以沉重打击的东莱王弥，都称臣于刘渊。刘渊均署其官爵，委以重任。当王弥归附时，刘渊特地派侍中、御史大夫呼延翼郊迎，致书王弥说：“因将军有不世之功，超时之德，所以隆重迎接。渴望将军之至，我将亲自到将军下榻的馆舍，拂席尘，洗酒爵，敬待将军。”后两人会面，王弥劝刘渊称帝，刘渊十分高兴，说：“我原以为将军不过是悍勇武将，今日方知将军有勇有谋，堪称孔明。我得将军，如鱼得水！”于是任命王弥为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后又进弥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负责东线战事。 在刘渊的指挥下，汉国政权在对晋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永嘉二年三月，刘渊占汲郡，控制了顿丘、河内地区。七月，刘渊进据河东地区，攻克蒲坂（山西永济西）、平阳（山西临汾西南），并将汉国都城由离石南迁至蒲子（山西隰县）。刘渊兵锋所及的河东、平阳二郡的诸县垒壁望风而降。在并州，刘渊亦控制了除州治晋阳以外的诸郡。九月，刘渊又遣王弥、石勒进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魏郡太守和郁弃城败走。 为了进一步提高汉国政权的政治影响，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力，永嘉二年十月，刘渊在蒲子即皇帝位，国号仍称汉，改元永凤。任命其子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仿东汉制，设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为三公；又仿晋制，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不久，迁都平阳，改元河瑞。 进军洛阳刘渊称帝后，没有停顿对西晋皇朝的军事活动。他遣石勒进攻冀州，连下魏郡、赵郡、巨鹿、常山数郡，陷郡县堡垒百余，众至十余万。同时，接连发动了对西晋都城洛阳的攻势。 永嘉三年（309）三月，晋积弩将军朱诞叛晋归汉，劝刘渊进攻守备空虚的洛阳。刘渊遂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部督，进攻洛阳。刘景先克黎阳（今河南浚县），又在延津击败晋将王堪。刘景嗜杀成性，将男女老幼三万余口沉溺于黄河。刘渊听到这一消息，大怒，说：“刘景还有什么脸来见我！滥杀无辜，天道不容！我所欲消灭的不过是司马氏而已，平民百姓有何罪过！”于是降黜刘景为平虏将军，中止了这次攻洛的军事行动。同年夏，刘渊又派刘聪、王弥、石勒攻下军事重镇壶关（今山西黄碾南）、屯留（山西屯留南）、长子（山西长子），斩首万九千级。八月，刘聪受命南攻洛阳，大军长驱直入，败平北将军曹武，推进至离洛阳一百里的弘农郡宜阳（河南宜阳市西）。刘聪自恃骤胜，怠不设备。九月，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刘聪，刘聪大败，不得不撤军。 十一月，刘渊再次派刘聪、刘曜、王弥、刘景等率精锐骑兵五万进攻洛阳，呼延翼率步兵为继援。刘聪屯驻宜阳。西晋皇朝没有想到汉军在刚刚败后就再次发动攻势，慌了手脚。刘聪军遂至洛阳城西南的西明门。但因守城晋军死战，攻城受挫。刘渊不得已，只得下令撤军，将兵锋转向徐、豫、兖三州。永嘉四年（310）上半年，汉军在冀、徐、豫、兖等州取得了重大进展。二月，克鄄城（山东鄄城北），杀兖州刺史袁孚，又拔仓垣（开封市北），杀晋将王堪。这几个州的流民有数万家，素为西晋皇朝所苦，故纷纷起来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刘渊。 刘渊在起兵过程中，尽量抑制滥杀烧掠，招徕士人，力求收揽民心。加刘渊部将乔晞杀西晋介休令贾浑，又欲纳贾浑妻宗氏，宗氏不从，晞又杀宗氏。刘渊得知此事，大怒说：“若天道有知，乔晞必定断子绝孙！”遂降乔晞秩四等，又收贾浑尸，以礼葬之。又雁门范隆，上党朱纪，并为士人，刘渊以隆为大鸿胪，纪为太常，并封公。刘渊还委任京兆士人王育为太傅，征召隐士卜珝为光禄大夫。又有后部士人陈元达，刘渊未举兵时曾招之，元达不应。等到刘渊为汉王时，有人担心地对陈元达说：“你难道不害怕吗？”陈元达笑着回答：“我深知刘渊为人，刘渊亦明我心，恐怕二、三天内，就会有委任我的驿书。”果然当天晚上，刘渊就招元达为黄门郎。陈元达屡进忠言于刘渊，甚为得力。又刘渊在俘获西晋河内太守河东大族裴整后，即任命裴整为尚书左丞。但尽管如此，由于刘渊纲纪不严，加之他长期坐镇都城，带兵出征均是其子和诸将，故滥杀无辜，烧掠奸淫之事虽禁不止，愈演愈烈。刘琨曾描绘当时并州的情景：“群胡数万，周布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晋书·刘琨传》）。虽有夸张，但多少反映出汉国政权不重视抚恤流亡，组织生产以及制止杀掠的措施不力的事实。汉国政权与汉族之间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刘渊建国初期的“称汉以怀人望”的企图难以实现，故他在永嘉四年七月临终前，为了确保死后匈奴族贵族在政权中的支配地位，委任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实行所谓的“胡汉分治”。这一政体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十六国时期，成为各少数族政权行之有效的统治形式。 永嘉四年七月己卯，刘渊卒。他临终遗诏嘱太宰欢乐、太傅刘洋等入宫辅政。刘渊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 刘渊死后，太子刘和即位。刘和生性猜忌无恩，功业不著，威望不高。 而刘渊生前又不审轻重之势，给予其他诸子以很大的权柄。如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集军权大权于一身，拥兵十万屯于京师近郊；安昌王盛、安邑王钦、西阳王璿皆领武卫将军，分典禁军，总强兵于内。故刘和即位伊始，就想削夺四王的权力，巩固自身的地位。刘聪当然不肯坐以待毙，他举兵反叛，攻入殿省，弑杀刘和，自立为帝。刘聪继承了刘渊灭晋的遗业，于永嘉五年（311）六月攻陷洛阳，执晋怀帝。但刘聪为人暴虐，嗜杀成性，在他的统治下，汉国政权所奉行的民族仇杀、民族歧视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刘渊举兵反晋的正义性，从而揭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黑暗的一页。 第二节石勒①石勒的少年时期和起兵伊始石勒（274—333），字世龙，西晋时上党郡武乡县（山西榆社县境）羯族人，原名■，石勒这个姓名，是后来汲桑替他取的。他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种落的后裔，祖父名叫耶奕于，父亲周曷朱②，又名乞翼加，都曾为部落小帅。石勒出生后，经过西晋的短期统一，随即进入八王之乱的混乱年代。少年时的石勒，健壮有胆力，善于骑射，很有才干。当他十四岁时，跟同邑人到洛阳做小买卖，曾倚上东门长啸，被大官僚王衍看到，王衍认为他有“奇志”，恐怕将来会扰乱天下，派人来抓他，幸而他已先离开①。年轻时他还曾代父督摄所部胡人，很得人心。 并州（山西省大部及邻近的河北、内蒙部分地区）一带，魏晋以来，官僚地主们拥有许多佃客。尤其是“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②。石勒青年时由于生活贫困，就曾当过邬人郭敬、阳曲宁驱的佃客。郭、宁认为石勒不同于一般人，所以对石勒另眼相待，并且在困难时还能对石勒予以周济。 西晋太安年间，并州发生饥荒，社会动荡不安，胡人佃客乘机散走，石勒就投靠于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要缚卖石勒为奴，宁驱把他藏匿起来，幸而获免。于是石勒潜行，拟转投纳降都尉李川，路上遇到郭敬，泣诉饥寒之苦，郭敬即以货卖所得，供给石勒的衣食。石勒目击当时灾荒严重和掠卖胡人为奴事，因而建议郭敬诱骗诸胡人到冀州（河北中、南部及山东西端与河南北端）就食，趁机卖掉他们，既可使饥胡免于饿死，自己也可得利，可谓“两济”。此事议而未行，而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已经采用建威将军阎粹之计，令将军郭阳、张隆等，虏捉诸胡，两人共锁于一枷，驱向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带）出卖。二十多岁的石勒，也在被掠卖者之中。幸而郭阳是郭敬的族兄，郭时是郭敬的侄儿，他们受郭敬之托，所以石勒在路上未吃大苦。到山东后，石勒被卖与茌平（山东茌平县）人师懽家为奴。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老百姓时常听到鼓角之声、或者产生鼓角之声的错觉，这是不足为怪的。石勒和诸奴在田野耕作时，就常听到这种声音。石勒还说到在家乡种田时，同样也曾听到这种声音。大家即将此告知师懽，师懽也因石勒相貌非凡，就免掉石勒奴仆的身份。 师懽的家邻近于西晋的一个牧马场，师懽与牧帅汲桑常相往来。石勒借机以善于相马结识了汲桑，从此开始了收揽人才、积聚力量的工作。起初召集到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接着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人，也来投奔，号称十八骑。石勒就以这十八骑为基本力量，向茌平牧场东面的赤龙、 骥等马苑中夺得苑马，乘马到远方掠夺丝绸珍宝等物，用以结好于汲桑。 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石勒载记》，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② 按《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作周朱，无曷字。 ① 据《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所载，此条未必可信。 ② 《晋书》卷九三《王恂传》。 这时，八王之乱已经进行多年。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早已被杀死于元康元年（291）；赵王司马伦称帝于永宁元年（301），并在同年被杀；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也相继败死；永兴元年（304），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于荡阴大败晋惠帝，逼迁惠帝于邺（河北临漳县西南）。这时，东瀛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举兵攻邺，成都王颖战败，挟惠帝南走洛阳，河间王司马颙又派大将张方，逼惠帝与成都王颖西入长安。就在这一年，匈奴刘渊称汉王于左国城（山西离石县东北），李雄称蜀帝于成都。次年，即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惧怕不敌，废除司马颖皇太弟的位号。但司马越的军队终于攻入长安，司马颙、司马颖最后都被杀死，司马越掌握了军政大权，拥立了晋怀帝，八王之乱结束。 当成都王司马颖西入长安后，邺城空虚，颖的旧将公师藩就在永兴二年起兵，以援救颖为名。石勒随即同汲桑一起，投奔公师藩。这时，“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石勒的姓名由此而来，从这里看不出与昭武九姓的石氏有何联系。于是，公师藩命石勒为前队督，攻打邺城。结果，公师藩被晋将苟晞所斩，汲桑、石勒逃匿于茌平的牧苑中。 石勒初次参加战斗就遭到失败，但他并不气馁。他率领苑中牧人，劫出郡县狱中囚徒，并招纳山泽逃亡之人，许多人都来归附，他就带领这支队伍协助汲桑。永嘉元年（307），汲桑自称大将军，以石勒为前锋，宣言替成都王司马颖报仇，讨伐东海王司马越及其弟弟东瀛公司马腾。司马腾这时已进爵为新蔡王，镇守邺城。邺城经过战乱，府库空虚，人民生活痛苦。司马腾自并州东下时，尽携府藏所有，又掠卖胡人，所得资财甚丰，但十分吝啬，不肯济人之急，因此，“人不为用”①。故汲桑与石勒一举攻下邺城，杀死司马腾。接着又向南进军，拟攻打兖州（山东省西南部及河南省东部部分地区）。东海王越闻讯大惊，急派将军苟晞、王赞等阻击，司马越还进屯官渡（河南中牟县东北），为苟晞声援。经过大小数十战，汲桑、石勒才被打败，死者万余人。二人收拾余众，想投奔刘渊，中途又被冀州刺史丁绍所拦击，汲桑败死，石勒奔于乐平（山西昔阳西南）。 这时，胡部大（少数民族的一部之长）张■督、冯莫突，拥众数千人，壁于上党（山西襄垣县东）。石勒前往相从，深被亲昵。石勒因向张■督建议：如果自己没有力量自立，就应归附于强有力者，大单于刘渊正是可依之人，何不前往归附！假若你的部下先往归附，那时事情就难办了。张■督接受了这一建议，随石勒归降于汉王刘渊。石勒不但自己招徕人马，而且扩大了刘氏势力，刘渊自然十分高兴，就封张■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而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率■督等。石勒改张■督姓名为石会，意思是■督幸而与石勒自己相会合。 还有乌桓族的张伏利度，拥众二千人，壁于乐平，刘渊屡次相招而不来。于是，石勒假装得罪了刘渊，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和石勒结为兄弟，派勒带兵攻掠，所向无敌，深为诸胡人所畏服。石勒知道自己是众望所归，就借一次聚集的机会，抓住伏利度，并即当众询问：“如果发动大事，我与伏利度两人，谁能胜任为领袖？”大家皆推石勒。石勒当场释放伏利度，带领这支队伍归于刘渊。刘渊加封石勒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将伏利度部众拨与石勒指挥。从此，石勒既获得了张■督和张伏利度的部众，又是在汉刘渊政权的① 《资治通鉴》卷八六。 统领下，形成一支相当独立的军事力量，和初起时的依附汲桑、公师藩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日益发展和壮大起来。 协助匈奴刘氏灭亡西晋石勒归附匈奴刘氏的汉王国后，在名义上是接受汉王国的指挥，事实上也得到刘氏指挥下其他部队的声援和配合，从而成为匈奴刘氏的一支方面军，驰骋疆场，既助刘氏灭掉西晋，也逐步为自己建立后赵政权打下基础。归附刘氏汉政权的次年即永嘉二年（308）正月，刘渊命令他的儿子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山，石勒则受命东进，攻打魏郡（河北临漳县西南）、汲郡（河南汲县西南）、顿丘（河南清丰县西南）等处，这里的垒壁望风而降者五十多所。石勒即假予这些垒主以将军、都尉的名号，给予印绶，而从这些垒壁中挑选强壮者五万人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于是，进而俘斩了魏郡太守王粹、冀州西部都尉冯冲，并攻杀乞活赦亭、田禋等。 石勒帮助汉刘氏严重打击了西晋，故在永嘉三年（309），刘渊封石勒为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僚属。石勒继续进攻巨鹿（河北平乡县西南）、常山（河北正定县南）二郡，攻克冀州郡县的堡壁百余所，部队增加到十多万人。就在这时，石勒将在这一带所罗致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由于吸收汉族地主中的才智之士为其出谋划策，从此，石勒这支军队才真正成为多谋善战的军事力量。 说到张宾，字孟孙，赵郡（河北高邑县西南）中丘人，父亲张瑶，曾任中山太守。张宾博涉经史，而不泥于章句，尝言自己的谋略不在张良之下，只是没有遇到像汉高祖刘邦这样的人。及至见到石勒，即对亲近的人说：“吾历观诸将，无如此胡将军者！可与共成大业。”于是，“乃提剑诣军门，大呼请见”①。开头石勒没有器重他，后来他“机不虚发，算无遗策”②，石勒这才十分倚重他，称他为“右侯”而不名，对他言听计从。石勒能够据有中原，张宾确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石勒进军常山郡后，西晋安北将军王浚，命其大将祁弘，带领鲜卑段务勿尘等十余万骑兵来攻打石勒，由于步、骑的不敌，石勒被大败于常山的飞龙山，死者万余人，石勒只得退据黎阳（河南濬县东）。但随即转而进攻信都（河北冀县），杀晋冀州刺史王斌，并连败晋将。刘渊因授勒为镇东大将军。至永嘉四年（310），匈奴汉帝刘渊死，刘聪称帝，加封石勒为征东大将军，勒辞而不受。这时，石勒还转战于黄河南北的兖州、冀州一带。到这年冬十月，汉刘聪命刘粲、刘曜、王弥等率众四万进攻西晋都城洛阳，命石勒率领骑兵二万与粲等会师，大败晋军于渑池，石勒进至成皋关（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被晋将王赞所败。于是，石勒转而南攻襄城（河南襄城县），进驻于宛（河南南阳市）的北山。 此时恰逢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于江汉间。王如是京兆新丰（陕西① 《资治通鉴》卷八七。 ② 《晋书》卷一○五《张宾传》。 临潼县东北）人，因乱流离到南阳。西晋下令流人皆还乡里，而关中荒残，众皆不愿归。西晋就派兵押送。王如等潜结许多少年，袭击晋军，取得胜利，因而归附者日多，结集到四、五万人，王如自称大将军。因为害怕石勒来进攻，王如就和石勒结为兄弟，并厚礼贿赂石勒。时王如驻地在穰（河南邓县），侯脱则据守宛城。王如与侯脱不和，就暗中联络石勒，要他袭击侯脱。石勒正拟扩张自己的势力，立即令军士夜中吃饱饭，喂好马，鸡鸣时出发，天亮时直逼宛的城门，攻下宛城，杀死侯脱。严嶷带兵救脱，脱已败死，因而降于石勒。石勒囚嶷送于刘聪，尽并脱、嶷之众。由于军队有了新的增员，力量加强了，石勒又再南攻襄阳，转而攻陷江西（泛指汉、沔以东、淮水以南、长江以北这一带）壁垒三十余所，还屯于襄城。王如派弟弟王璃率领骑兵二万五千，伪装前来犒军，实际上是想袭击石勒，却被石勒击毙。于是，石勒又再回军到江西。 石勒第一次转战和屯兵于江汉一带，从永嘉四年十月到五年（301—311）正月，经过了三、四个月，他很有“雄据江汉之志”。不过，由于粮饷不继，军中又遇时疫流行，死伤大半，并且琅邪王司马睿又派兵前来抗击，石勒这才接受了张宾的建议，于永嘉五年正月，渡过沔水，攻据江夏（湖北云梦县）。又继续北上，攻杀新蔡王司马确于南顿（河南项城县西），进占了许昌城。当石勒转战于江汉一带时，在洛阳的西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专擅朝政，杀害异己，搞得众叛亲离；尤其害怕匈奴刘氏的进攻，洛阳难守；就以讨伐石勒为借口，企图回到他的封国东海（山东郯城县北）以自全。因此，在永嘉四年十一月，率领甲士四万余人，以及王公卿士等大批人员，离开洛阳，经过许昌，进屯于项（河南沈丘县南）。晋青州刺史苟晞因移文州郡，声讨司马越的罪状。晋怀帝司马炽也痛恨司马越擅领军队离开京城，手诏与苟晞，令其讨伐司马越。越忧惧成疾，于永嘉五年三月，病死于项。众推太尉王衍为首，继续东行，要将司马越的灵柩送还东海。石勒知道后，率领轻骑追赶。这年四月，在苦县（河南鹿邑县东）宁平城追上，石勒用骑兵围住越的队伍，乱箭齐发，王公士庶兵卒十余万人，无一幸免，王衍和襄阳王司马范等被俘。王衍这位当时的清谈领袖被俘后，竟对石勒说他自己本无宦情，不豫世事，并劝石勒称帝，企图免死。石勒大怒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即于夜中，使人排墙杀之。王衍临死前才懊悔说：“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①。石勒同时斥责司马越是扰乱天下者，劈其棺而焚其尸。司马越的妃子裴氏、世子司马毗听到越死的消息，自洛阳赶来，也都被石勒所俘，并及宗室四十八王等许多士众，尽为石勒所杀掉。 东海王越离京时，带走了大批的僚佐和精锐的部队，所谓“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①，致使洛阳防卫空虚，公私匮乏。司马越、王衍这些贵族官僚本想保全自己，结果不但不能如愿，反而自取速亡，并且使洛阳守卫更加空虚，促使西晋更快地灭亡。所以，司马越、王衍这些人确是罪有应得。而石勒的消灭东海王越这股势力，既大有助于匈奴刘氏的灭亡西晋，也是他收拾人心扩大影响之举。 消灭司马越的力量后，石勒率领精骑三万，由城皋关而入，与匈奴汉帝① 《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衍传》。 ① 《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刘聪所派遣的刘曜、王弥等会师，共攻洛阳。永嘉五年六月，洛阳陷落，晋怀帝被俘至平阳，石勒则率军再回屯于许昌，扫荡洛阳东南方的西晋力量，其中重要的一役，是在蒙城打败并捉住西晋大将军苟晞，任用晞为左司马。随后企图消灭王弥。 王弥是东莱（山东掖县）人，晋惠帝末年，随刘伯根起兵反晋，伯根败死后即自领一军，屡败晋军，后归附于刘曜，与刘曜、石勒等再次进攻洛阳。至攻破洛阳这一战，弥军先登，受汉帝刘聪封为大将军、齐公。在群雄角逐时，互有相图之心。王弥也想称霸一方，他接受刘暾的建议，想除掉石勒后称王于青州（山东德州市以东、渤海以南、泰山以北一带地方）。于是派刘暾到东方召还他的部将曹嶷，以加强实力。而刘暾在途中被石勒游骑所捕，搜出王弥与曹嶷的信，石勒暗地处死刘暾，也密谋消灭掉王弥，而弥尚未知。及石勒活捉苟晞后，王弥写信给石勒，故意这样说：“公获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①。石勒看出这是骄兵之计，即对张宾说：王弥位重而辞卑，这是有意图我。张宾建议及早除掉王弥，并劝石勒出兵。在时机成熟后，石勒请王弥赴宴，王弥毫无防备，石勒在酒酣时亲手杀死王弥，合并了王弥的部队。这样，石勒就除掉了他逐鹿中原时的一大对手。 王弥与石勒同为匈奴汉王国刘氏的大将，石勒杀了王弥，故汉帝刘聪大怒，曾遣使责问，但又无力驾驭石勒，只得还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等虽降于勒，勒恐其叛走，即以谋叛罪名把他杀死，实即更彻底的消灭异己的力量。自杀王弥后，在名义上石勒仍为汉刘氏之臣，实际上他已在独立行动了。 自葛陂回师北据襄国经营四方石勒既杀王弥后，在永嘉五年十月，继续向南攻打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河南新蔡县北）”。到次年二月，方自葛陂北还。 石勒再次向南方活动于江淮一带，屯兵于葛陂四个月左右。在葛陂曾经修缮室宇营垒，劝课农耕，向临时任命的地方官征收“义谷”，以供士卒粮饷，并且制造舟船，准备进攻建业。于此足见其雄心。但为什么跟上次一样，还是回军北上呢？仔细研读刘琨《与石勒书》，可以窥见其中消息。 当初石勒被掠卖于茌平时，跟母亲失散了。并州刺史刘琨知道石勒母亲及侄儿石虎的下落时，派部下张儒护送他们前来，并写信给石勒说：“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周流天下而无容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将军岂知其然乎？”①信的结尾，劝勒降晋，石勒没有答应，并且回信拒绝，这是意料中事，姑且不谈。而刘琨信中谈到石勒“饮马江淮，折冲汉沔”，即两次向南方进军，一次是在汉沔与王如交关的事，另一即这次即屯军葛陂的事，一般注意到葛陂屯军而忽略了前者。再则信中一再强调了石勒没有固定的立足点，虽然百战百胜而飘忽不定，未能掌握到必要的土地和人民，也就是没有立国之本，并且要石勒考虑这个重要问题。这对石勒① 《资治通鉴》卷八七。 ① 《全晋文》卷一○八刘琨《与石勒书》。 的启发很大。要树立王霸之业，就必须拥有必要的土地与人民这样的据点，这样的据点应在何处才合适，这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必须选得其地。上次屯兵江西和这次屯兵葛陂，显然表明石勒要以汉沔或江淮之间为据点的。可是，这是否合适呢？应由事实来作回答。首先，江淮或江汉间的气候水土，北方士兵不能适应，霖雨和时疫流行，造成大批士兵的饥饿和死亡，石勒屯兵这里两次，就两次遇到这种情况。其次，南方习于水战，北兵非所敌，如自葛陂退兵时，石虎想夺取东晋粮船而大败，即是一证。再则江汉、江淮间是东晋对北方的门户或屏障，要保住江南政权，就必定以死力来保住这些地方，石勒两次南来，琅邪王司马睿就两次结集大军进行抗击。事实证明，以江淮或江汉为据点是不行的，必须重新考虑。刘琨《与石勒书》着重提出立足点的问题，这对石勒的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有很重要的关系。从当时具体形势来看，江汉、江淮均不可作为据点，据点非北方不可。 从北方形势来看，关中、河东各有其主，则唯有选择河北为当。这样重大的决策，在石勒集团中经过大争论，最后才由石勒本人作出决定，这是关系到石勒集团成败的关键，大争论必不可免而且是集思广益之方。 争论发生在永嘉六年（312）二月。这时，逢到春季大雨，历时三个月而雨不止，加上时疫流行，石勒军中饿死和病死者大半，东晋又派扬威将军纪瞻督率大军集于寿春（安徽寿县），军情紧急。在此情况下，石勒召集众将商讨对策。右长史刁膺主张投降，并求扫平河朔以赎罪，等东晋退兵后再图他计。石勒听后，长啸而不应。中坚将军夔安，建议先移营高地以避水，石勒笑他太胆怯了。孔苌、支雄等三十多员将官建议，趁纪瞻的大军尚未完全集中时，他们各领步兵三百人，乘船分三十多路夜登寿州城，斩东晋将官的头，据其城，食其粟；要当在今年破丹阳，定江南，活捉司马家小儿辈。石勒听了，笑着说：这是勇将之计。各赐予铠马一匹。然后对张宾说：你看计将如何？张宾首先分析了不能投降的道理，指出杀王弥后进军江淮的错误，又说明如果退军，东晋不会追击，而主要的意见是：“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①就是北据邺城，以争天下。张宾在上次屯兵江西时，就主张北还，和这次的意见基本一致，可说是能够洞察当时形势者。石勒经过两次向南进军的实际经验教训，也认识到据点必须选在北方，而刘琨的启发，张宾的划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故石勒决策回军北上，在河北一带建立据点。 在回军北上途中，由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石勒军队过处，都是“坚壁清野”，所以军士粮饷十分困难。从二月到七月，走到汲郡（河南汲县西南），分兵袭击向冰的军队，夺得了大批的军资粮饷，军势才复振，于是长驱至邺。因为邺的守卫犹固，一时难于攻下，而徒耗兵力，张宾又建议说：“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襄国（河北邢台市西南），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王业可图矣。”石勒欣然从计，进据襄国，以为据点，再分兵攻取冀州诸郡县，运其资粮送于襄国，并上表于汉主刘聪，聪即封石勒为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上党郡公。石勒据有襄国，建立了稳定的据点，这就为统一北方、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基石。 ① 《晋书》卷一○四《石勒载纪上》。三台即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不过，石勒据有襄国，就和晋大司马幽州刺史王浚发生正面冲突，永嘉六年十二月，王浚命鲜卑段就六眷、段末杯、段匹c 等①，进攻襄国。段氏鲜卑素以勇悍闻名，但石勒计擒了段末杯，随即与段氏讲和，放还段末杯。诸将有反对者，石勒说：辽西鲜卑与我素无怨仇，只是被王浚所驱使；如果杀掉末杯一人而结怨一方，不是办法；如果将他放还，“必深德我，不复为浚用矣”②。石勒以这样的策略来拆散王浚与段氏鲜卑的联盟，颇收成效，段氏从此倾向于石勒，而王浚的势力日趋衰落。 接着在建兴元年（313）四月，石勒派石虎攻克邺城，三台的许多流民都归附于石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镇守于邺，不久，改用石虎代替了桃豹。就在这段时间内，石勒还俘虏了许多“乞活”，从中发现了曾经救济过他的郭敬，就用敬为上将军，将降者拨归他统领。这年，刘聪又加封石勒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封勒母为上党国太夫人，妻为上党国夫人。 石勒既取襄国，又占邺城，在河北的据点日益稳固，势力日益发展，消灭王浚就是指日而待的事。但王浚既是晋侍中、大司马，又是都督河北东夷诸军事幽州刺史，掌握一方的军政大权，有不小的军事实力，与其力敌，不如智取。因此，石勒采用了张宾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派使者携带了大量珍宝财物，并送表文，推尊王浚为天子，自愿为藩臣，以骗取王浚的信任。同时，利用王浚和刘琨之间的矛盾，张宾又建议石勒派使者送信与刘琨，说明过去得罪于晋朝，现在王浚有不臣之心，故要讨伐王浚来赎罪，使刘琨不但不助王浚，且给予石勒以进军的便利。一切准备就绪，就在建兴二年（314）三月，石勒亲率轻骑袭取幽州，表面上却伪装是亲来幽州奉戴王浚称帝的。于是迅速进入幽州，活捉了王浚，斩于襄国。 王浚既灭，石勒在北方的对手就数到刘琨了。刘琨为晋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自东瀛公司马腾离开并州后即由刘琨继任刺史，他虽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但力量有限，曾几次求援于鲜卑拓拔猗卢。建兴四年（316）冬，石勒进攻晋乐平太守韩据于沾城（山西昔阳县西南），刘琨新得猗卢之众姬澹等，即命姬澹率军拒勒，琨自为后援，结果，姬澹大败，奔于代郡（山西大同市东）；刘琨部下长史李弘以并州降于石勒，刘琨只得奔投于段匹c ，后为匹c 所杀。 就在刘琨失掉并州的这年冬天，汉刘聪派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司马邺送于平阳。次年，琅邪王司马睿称晋王于建康，改元建武元年（317）。再过一年即大兴元年（318），司马睿称帝。而汉主刘聪病死于这年七月，临死前，召石勒至平阳受遗诏辅政，并任命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勒固辞不去。石勒在攻取襄国为据点后，除上述军事上的经营外，在经济和文化教育上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如在占有邺城的这年，开始正式征收租赋；又立太学，简选明于经术、善于书史的人担任文学掾，选出将佐的子弟三百人，给予教育。及至消灭王浚后，幽冀一带渐趋安定，就令州郡阅实户口，按户每户征收帛二匹，谷二斛①。所规定的这个征收数字，可能比西晋还轻些。这些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措施，表明石勒已在作建立政权的具体准备。汉主刘聪的大臣在上表中就对刘聪说：“石勒谋据赵魏”；石勒派石越到并州招纳从① 就六眷亦作疾陆眷，末杯或作末柸。 ② 《资治通鉴》卷八八。 ① 《资治通鉴》卷八九。《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作“户赀二匹，租二石。”平阳流散出来的流民二十余万人，刘聪遣使责让石勒，而“勒不受命”②。这都可说明石勒正在摆脱匈奴刘氏，自建政权。到刘聪死后，这个发展趋势就变成了现实。 在大兴元年（318）七月刘聪死后，子刘粲继立为汉帝，但为受遗诏辅政的大臣靳准所杀，准自立为汉天王。因此，石勒自襄国、刘曜自长安都向平阳进发，攻打靳准。刘曜在途中即汉帝位，封石勒为赵公，不久又进封为赵王。在消灭靳准势力的过程中，石勒与刘曜两个势力的矛盾逐渐加深。由于靳准的部下杀准而投奔刘曜，拒降于勒，勒即烧毁平阳宫殿，将浑仪、乐器等迁于襄国。在刘曜这方面，恐怕石勒势力的增长和袭击，杀掉石勒所派的使者，停止太宰的封授大礼。至此，双方闹僵了。石勒大怒说：没有我石家兄弟，你刘家能称帝吗！“帝王之起，复何常耶？赵王赵帝，孤自取之”。于是，石勒在大兴二年（319），积极准备称王。他设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修建正阳门，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所小学于襄国四门，简选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为学生而教之，并兼为击柝的卫士，还设置挈壶署，铸造丰货钱。不久，石勒下令指出，在大乱之后，律令烦琐，应采集其中的必要者，作为施行条制。即令法曹令史贯志，制订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这儿设置了为帝王服务的医疗、工巧制作机构，增置学校和选拔卫士，铸造货币，制定律令等等，都是为正式成立后赵政权作好准备的。 建立后赵政权后的文治武略大兴二年（319）十一月，由于石虎、张敬、张宾、支屈六、程遐等文武一百二十九人联名上疏，请石勒称尊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郡、汲郡等十一郡和前封赵国、广平、阳平、渤海等十三郡合计二十四郡，计有二十九万户，为赵国；郡太守皆改称内史，又以大单于“镇抚百蛮”即管理少数民族，并罢去并、朔、司三州。石勒接受了这个建议，即位称赵王，改元称赵王元年，即以襄国为都城。由于汉主刘曜此前已经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故称石勒所建为后赵。 石勒既称赵王后，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举其要者如下：一、均百姓田租之半；孝悌力田及死义之孤赐帛有差。孤老鳏寡者赐谷每人三石。 二、建立社稷、宗庙、营建东西官署。 三、派使者巡行州郡，劝课农桑。 四、设官分职，各司其事：经学祭酒：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 律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 史学祭酒：任播、崔濬。 门臣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专明胡人辞讼。 门生主书：张离、张良、刘群、刘谟，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 五、大执法：张宾，专总朝政，位冠寮首。 单于元辅：石虎，都督禁卫诸军事。 ② 《资治通鉴》卷八九。 司兵勋：前将军李寒，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 六、编撰工作：《上党国记》：由记室佐明稭、程机撰。 《大将军起居注》：由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 《大单于志》：由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 七、封赏功臣，死事之子赏加一等。 八、厘定习俗：禁国人不准报嫂（即兄死不得以嫂为妻）。 禁止在丧婚娶。 其烧葬令如本俗。 以上诸项，均在赵王元年。至赵王二年（320），还继续进行了若干措施。关于礼乐方面，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又造金根车、大辂、黄屋、左纛等，天子的车旗礼乐，至此具备。又徙朝臣掾属以上士族三百户于襄国的崇仁里，设置公族大夫来统领他们。还制定宫殿诸门的出入制度。特别注重选举，先是清定五品，以张宾管领选举事宜，又继续定为九品。以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协助张宾负责选举工作。命令群寮和州郡每年各举秀才、孝廉以至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确定士族品级，选举贤才，吸收汉族地主阶级分子参与政权，这对巩固后赵的统治是有利的。石勒的建立后赵政权，不止于仅称赵王，还要称帝。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公元330 年）二月，石勒就进而称赵天王，行皇帝事。同年九月，正式即皇帝位。不仅石勒本人称帝，臣下也须升官晋爵，除石勒世子石弘立为皇太子、其他诸子及侄儿石虎封王外，在职官设置上有明显的改变，举例如下：石虎为太尉、尚书令。 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 右长史程遐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 夔安、郭殷、李凤、裴宪为尚书。 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 又论功封爵，封开国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县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像这样的尚书、中书等官职和公侯封爵，就是采用魏晋制度。固然还另有一套管理少数民族的大单于属下的政府机构，但上面所列这些职官，证明石勒已采用了汉人的官制，以此与刚称赵王时的官职相比，是个重要变化，亦即是后赵政权中职官制度的汉化，同时也是巩固后赵政权的措施。再则，石勒称皇帝的第二年，即营建邺宫，拟迁都于此，还以洛阳为南都。由此可见，石勒是不甘于以偏方政权而告终的。 在后赵王国刚刚成立时，重点进行政权建设，采取若干措施、确立一些制度是必要的。不过，处于各个王国对峙时，军事行动还是频繁和时常出现的。石勒在建立后赵后，依然不断地进行军事活动，以期统一北方。 就在石勒称赵王的二年（东晋大兴三年、公元320 年），东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祖逖，渡江北伐后取得不小的成就。早在东晋建武元年（317），祖逖就受命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渡江北进。祖逖善于抚纳，与士卒同甘苦，劝课农桑，招徕新附，有的坞堡曾经归降石勒，有任子在赵的，祖逖允许其两属，用以窥探石勒军情，因而多所克获，“黄河以南，尽为晋土”①，练兵① 《晋书》卷六二《祖逖传》。任子，以子弟为抵押者，义同质子。 积谷，为进取河北之计。石勒看到对祖逖难以取胜，就改变方式，以祖逖本北方士族，祖坟在幽州，就下令幽州修好祖氏茔墓，置守冢者两家。写信与祖逖要求互通使者，进行互市。祖逖的牙门将叛归石勒，勒斩其首送还祖逖，并告知祖逖，叛臣逃吏，你我之所同恶。石勒采用这样的策略，来缓和祖逖的进攻，颇有成效。祖逖于是也不接纳后赵叛将，禁止边界上的抄略，因而东晋与后赵的“边境之间，稍得休息”②。但到明年，祖逖死后，石勒又攻取了河南大片土地。 除经营河南外，在后赵王三年（321），石勒命石虎、孔苌等攻打鲜卑段匹c 等于厌次（山东阳信县东南），俘虏了段匹c 及其弟文鸯等，消灭了段氏鲜卑的势力。后赵王四年（322），石勒又命石虎率众四万，攻晋泰山太守徐龛，俘至襄国后斩之。东晋兖州刺史郗鉴，被石虎所逼，只得退至合肥。至是，徐、兖二州地方，多归于石勒。五年（323），石勒命石虎率领步骑四万，进讨曹嶷于广固（山东益都县西北），嶷部下东莱太守刘巴、长广太守吕披相继投降，曹嶷也只得投降，被石勒杀死于襄国。石虎要坑杀曹嶷的降卒三万人，新任命的青州刺史刘徵说：你任命我来当刺史，是要治理人民的，把人杀光，还要我这个刺史做什么？我还是跟你回去吧！石虎这才留下男女七百口与刘徵。于是，青州郡县也尽归于石勒。六年（324 年、东晋大宁二年），石勒派将兵都尉石瞻，攻取东晋的下邳（江苏睢宁县西北）、彭城（江苏徐州市）、东莞（山东沂水县）、东海（山东郯城县北）等郡。又派司州刺史石生，攻杀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河南新安县），破垒壁十余所，掠五千户而还。从此，“二赵构隙，日相攻掠，河东、弘农之间，民不聊生矣”①。 至此，石勒在北方的主要对手就是前赵刘曜，二赵间的决战，如箭在弦上了。在后赵王七年（325）石生据守洛阳，前赵中山王刘岳来攻，石虎率军救石生，大败刘岳于洛西，俘岳送于襄国。刘曜自长安来援刘岳，军队在夜中一再惊溃，无法作战，只好退还。 到后赵太和元年（东晋咸和三年、328 年），石虎进攻前赵的蒲坂（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赵主刘曜亲自来救，大败石虎于高候（山西闻喜县境内），进围石生于洛阳。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于刘曜，“襄国大震”。于是，石勒拟亲自带兵援救洛阳。程遐等还劝石勒“不可亲动，动无万全”。石勒大怒，斥出程遐，而召徐光计议。徐光力主石勒亲自出马，认为“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石勒所崇信的和尚佛图澄，也认为“大军若出，必擒刘曜”。在这个两赵决战的关头，石勒决策亲征，率领四万人马，进援洛阳。途中石勒还对徐光谈到，如果刘曜陈重兵于成皋关，这是上策；如果阻洛水为阵，这是中策；如果坐守洛阳，则必为我所擒。及勒至成皋，各路军队集合，共有步兵六万，骑兵二万七千，而这里却没有刘曜的军队防守，石勒大喜，迳趋洛阳，大战于洛阳的西阳门。刘曜酗酒，战前还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大败落马，被石勒所俘处死。次年即太和二年（329）石虎攻入关中，俘虏了刘曜的太子刘熙，前赵势力被消灭。 到这时，中国北方除凉州张氏、代北鲜卑拓跋氏、辽西鲜卑慕容氏外，绝大部分均为石勒所统一。石勒的占地和建国规模，远远超过匈奴刘氏。至② 《资治通鉴》卷九一。 ① 《资治通鉴》卷九三。 后赵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330 年），石勒的荆州监军郭敬，曾攻占襄阳。不过，自灭前赵以后，石勒死前，没有大的战事。而外国如高丽，即曾遣使送方物以结好；国内如西域高昌、于阗、鄯善、大宛，前凉张骏，都派使者送来方物；东晋陶侃，也遣使来骋，送来江南的珍宝奇兽。可见石勒的后赵，还和各割据政权以及国外通使通商，互相往来的。 除以上这些战胜攻取，统一北方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石勒继续做了不少工作。 一是继续劝课农桑。在石勒称赵王的第六年，命右常侍霍浩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从这里不仅可看到石勒的劝农，还可看到当时设有劝课大夫、典农使者、典农都尉等农官，课农应是经常的。并且石勒自己还曾亲行过藉田之礼，这在纷争割据的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此外，石勒还禁止酿酒，以减少粮食的消耗。 二是日益重视文化教育。石勒在称王的第六年，亲到襄国的大、小学，考试诸生的经义，对成绩最优者，赏帛有差。八年（326），石勒用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胡三省注解，指明秀、孝要考试经书，原是晋朝制度，后赵至此也予以施行。则不止大、小学学生要试经，被推荐的秀才、孝廉也要试经，后赵对汉人文化经籍的重视，可见一斑。到石勒晚年时，还曾令郡国也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一百五十人，三考修成。不仅如此，石勒虽不识字，也经常教人读经史给他听，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见识，即在行军打仗时也是这样。他曾教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之后，大惊说：此法大错，如何能得天下？及至听到留侯谏止这一措施，才说幸而赖此一谏。可见石勒本人学习汉族文化经史，是深得其奥的。另外，石勒还曾建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这更是取法于周制了。 三是求贤纳谏。石勒曾准备到襄国的近郊打猎，主簿程琅劝谏他不要去，并举孙策行猎遇刺为戒；即使是枯木巧株，也能为害。石勒认为是书生之言，不听。及至猎时，所骑马触木而毙，石勒自己也几乎丧命，因而懊悔未听忠臣之言，是自己的过失。立即封程琅为关内侯，赐以朝服锦绢等物。由此，“朝臣谒见，忠言竞进”。以后，到太和二年（329），石勒在巡行州郡时，引见了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赐予谷帛；并令刺史太守宣告所属，凡有意见要说的，不要隐讳不说，朝廷正如饥似渴的希望听到忠言谠论啊！建平二年（咸和六年、331 年）三月，石勒将营建邺宫，准备迁都于此，而廷尉续咸上书切谏，石勒怒，欲杀之。徐光力救，劝勒不可因直言而杀列卿，石勒叹息说：“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岂不识此言之忠乎，向戏之耳！”虽然石勒停建邺宫是暂时的，但他还是赐予续咸绢百匹、稻百斛，以为奖赏。并且，借此机会下令与公卿百寮，每岁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等各一人，所考试的答策为上第者拜官为议郎，中第者为中郎，下第者为郎中。并令“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就在石勒死的那一年，他还选拔了太学生五人，担任佐著作郎。 石勒的招揽人才，重用贤能，可说是经常的和一贯的。他早期就成立了君子营，从实践中认识张宾确有出人之才，于是就重用他，并且用而不疑。及张宾早死，石勒痛哭流涕说：“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之早也！”张宾死后，石勒与程遐等议事，有所不合，石勒又感叹说，“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①。石勒既知人才的可贵，也领会到不得人才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他能选拔人才、重用人才，并且信任而不疑的道理吧！四是减租缓刑，依法办事，以缓和矛盾。石勒称帝的这年，曾下令“均百姓去年逋调”，又赦免三年刑以下者。不久，又赦免五岁刑以下者。石勒又曾令州郡如有坟墓被发掘不掩覆的，必须推劾查处；暴露的骸骨，县政府要具备棺衾埋葬掉。还曾特别下令：“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如果是石勒自己在忿怒中下旨杀的人，而其德位已高，不宜训罚，或是因公致死的孤子，不期而得谴，门下都应奏明情况，石勒就会重新予以考虑。所有这些，是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措施，也是石勒稳定政权的办法。依法办案，在当时虽未必能贯彻执行，但在纷扰割据时期，能提出这点就很不简单。 抑且石勒立法虽严，而能灵活处理。如石勒称赵王后，宫门出入规定很严，并且，特别讳言“胡”字。适有醉酒的胡人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大怒，责问守门者，守门者十分害怕，忘了忌讳，说是“醉胡乘马驰入”，不可与理论。石勒听了，反而笑着说：“胡人正自难与言”，对守门者恕而不罪。又有一事，石勒因参军樊坦清贫，就任命坦为章武内史，可有较多俸禄。及坦来辞行，衣冠都很破烂，石勒见了大惊，询问何故一贫至此？樊坦未加思索，很直率地回答说：“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石勒听后还是笑着说：“羯贼乃尔暴掠耶？今当相偿耳。”樊坦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忌讳，赶快磕头泣谢。石勒说，“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不但没有处分樊坦，还给他车马衣装钱三百万。像这样的处理，执法而不拘泥于法，通情达理，缓和了紧张的局面，也收揽了人心。 五是防止贪赃枉法。石勒尝于夜间外出私访，带了许多缯帛金银财宝，贿赂守门者，求出永昌门。门候王假不但不受，还要把石勒抓起来，及至石勒的随从到后，才告终止。次日清晨，石勒召假，任命他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这是鼓励守法不阿，告诫贪赃枉法的办法之一。不过，私访很难经常，故意用财物作诱饵，未免陷人于法了。 六是不念旧恶，收拾人心。石勒称赵王的第三年，令家乡武乡县的父老到襄国来，大家叙齿列坐欢饮，叙述平生家常。有个李阳，原是石勒邻居，两人年年因争麻地，互相殴打，现在石勒当了赵王，故不敢来。石勒说他自己方取信于天下，岂计个人恩怨，特地将李阳找来，和李阳酣饮欢谑，并对李阳说，“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即赐予李阳甲第一区，封为参军都尉。并说明武乡是他的老家乡，死后他的灵魂要回到故乡，即免去故乡的三世课役。显然，这种以乡情打动人心的做法，会收到一定的成效的。最后，石勒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上他的好学，见识大为提高，特别是提出了统一的愿望。在他称帝第三年正月，大宴群臣时，他问徐光自己可比古代哪个开国皇帝，徐光说他超过汉高祖、魏武帝，可比轩辕氏。石勒认为徐光所言过分，自从“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然犹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者，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刘之间，轩辕岂所拟乎！”①这段话固然表明石勒有自知之明，不如黄帝，不如汉高祖；也反映石勒要当一个光明磊落者；还有一点，比较含蓄些，即① 《晋书》卷一○五《张宾传》。 ① 《太平御览》卷一二○《偏霸部》引《十六国春秋》。 他要当汉祖、光武，这是统一天下者，不愿当魏武、晋宣，因为这是割据时期的霸主。希望统一天下，石勒在临死前说得更清楚，他对徐光说：“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形色。”不过，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石勒就病死于襄国了。石勒的病亡后赵建平四年（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 年）六月，石勒病卧，召中山王石虎、太子石弘、中常侍严震等待疾宫中。而石虎伪造诏命，隔绝群臣亲戚，不许进宫探望病情。七月，勒病死①，年六十。石弘继立。石虎强迫石弘杀了程遐、徐光，石虎子石邃带兵入宫宿卫，原来卫士皆被撤换。次年，石虎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夺取了帝位。 石虎字季龙，是石勒的侄儿，勒常用他领兵专征，屡立战功，颇擅威权。太子石弘是光禄大夫右仆射程遐的妹妹程夫人之子，虚怀爱士，喜为文咏，其所亲近者多为儒生。石勒曾对徐光谈到太子文雅，不似将家子。徐光则以汉高祖马上取天下，文帝以玄默守之，胜残去杀，天道之所必然。石勒听了很高兴，石弘的太子位置也就固定下来。当石虎镇邺日久，威权日盛时，程遐建议修建邺宫，迁出石虎的家室，而用石弘镇守邺宫，配与禁兵万人，且将车骑所统六十四营皆配与之，又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辅助石弘。因此，石虎痛恨程遐，派人夜入程遐家中，奸其妻女，掠其财物。到石勒称帝，用石宏为大单于时，石虎渴望得到大单于位置而不能，更加气忿，对其子石邃说：他自己亲自参加战斗二十多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平定了十三州，成就了大赵之业，大单于的位置应该归于自己，现在却授与黄口婢儿，真叫自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等主上死后，一定杀他个不留种。石虎的这种怨忿之气，专擅之心，程遐、徐光等也看得很清楚，劝石勒早作准备。程遐指明石虎勇武而有权术，群臣皆不及，除主上以外，他全不在眼下，且久专征伐，威震内外，恐不可辅少主，该早日除掉他。但石勒却这样说：“今天下未平，兵难未已..中山佐命功臣，亲同鲁卫，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①你程遐是不是怕“不得独擅帝舅之权”，发此议论呢？程遐再泣诉理由，并告知徐光。徐光也向石勒建议，中山王无伊霍之忠，而势倾王室，轻视皇太子，恐怕主上万岁之后，宗庙必生荆棘。石勒这才叫太子石弘处理尚书事的奏事，中常侍严震予以协助，日常事务径行决断，征伐刑斩大事，才呈报石勒。不过，这是在石勒死的上一年，虽然旨在锻炼太子，让他取得统治的经验和掌握一定的权力，但为时已晚。抑且太子断事之时，严震又弄权，而中山王石虎之门，可以张罗捕雀，石虎更加怨恨。 到石勒病危时，对太子石弘兄弟说：你们兄弟“宜善相保，司马氏，汝曹之前车也。”对石虎说：“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②。看来石勒认识到天下未太平，还要打仗，既要打仗，即须将帅之才，当时后赵的将帅之才无过石虎，此石勒所以始终不能除掉石虎之故。又因石虎是自己的① 石勒卒年，据《太平御览》、《资治通鉴》，《晋书》所载有误。 ① 《晋书》卷一○五《石勒附石弘载记》。 ② 《资治通鉴》卷九五。 侄儿（有时又以兄弟相称），如同鲁卫之与周室的关系，想以此亲情来打动石虎，要他如周公辅成王、霍光扶幼主那样来辅佐石弘这位少主。不过石虎蓄志已久，不管石勒的遗言怎样讲，只等石勒眼睛一闭，后赵的政权就迅速落入石虎手中。就这点来说，石勒没有处理好他的身后事宜。 总之，石勒崛起于穷困的少数民族之中，能够统一中国北方的大部，在文治上也有若干建树，并且有统一中国之志，这在当时十六国中确是个杰出的帝王。当然，他屠杀了不少人民，已降者如曹嶷、徐龛等均所不免，尤其是因为戏谑之言，将其姊夫折足而杀之，何其残忍如此！至如弃旧怨而与李阳握手言欢，恕樊坦之失言而厚与赠送，则又俨然一个忠厚长者了。 第三节祖逖刘琨①闻鸡起舞西晋太康十年（289），司州（治洛阳）有两个英气蓬勃的青年主薄：一个叫祖逖，一个叫刘琨。两人意气相投，共被同寝，关系十分融洽。 这是西晋“八王之乱”的前夜。大族擅权，政治黑暗；豪强纵横，民不聊生，表面上的繁荣已经掩盖不住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了。祖逖素怀大志，对每况愈下的政局充满了忧虑，他经常和刘琨议论国家大事，有时夜深了还不能入睡，拥被起坐，相互勉励说：“如果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你我两人应该各自在中原干出一番事业！”一天半夜里，祖逖被野外传来的鸡鸣声吵醒了，他踹了踹身旁的刘琨，说：“这不是什么坏声音呀！”于是，两人相邀到户外，拔剑起舞。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闻鸡起舞”的佳话。 祖逖（266—321），字士稚，生于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北）一个官僚大族，父亲祖武，曾出任上谷太守。祖逖少孤，性格活泼，不拘小节，十四、五岁了还不知道用心念书，但他很富于同情心，每当到田庄上去，往往佯称兄长意旨，散发一些谷帛接济生活困苦的乡亲，因此博得宗族乡里的敬重。 后来，祖逖发愤读书，“博览书记，该涉古今”，渐渐有了些名气，人们称赞他有政治才干。这时，祖家侨居阳平，阳平郡察举他当孝廉，司州进而举荐他为秀才，他一概不应。不久，他才出任司州主簿。在这里，他与刘琨结为知交。 一场历时十六年的血腥残杀终于爆发了。在“八王之乱”中，祖逖和刘琨萍飘蓬转，各自东西。 祖逖矢志北伐祖逖先后担任齐王司马冏大司马府的掾属、长沙王司马乂骠骑将军府的祭酒和主簿，稍后又迁任太子中舍人、豫章王从事中郎等等。永兴元年（304）七月，洛阳禁卫军在东海王司马越的统率下，拥晋惠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祖逖随军出发，讨伐军在荡阴大败，惠帝当了俘虏，被挟持去长安，祖逖又随军返回洛阳。 西晋宗室诸王为了争夺帝位，像一群疯狂的野兽。他们制造了一场场惨剧，中原化作一片焦土，横尸遍地，生灵涂炭。在宦海中浮沉了多年的祖逖对此深感失望，当关东诸王，如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王司马模等人竞相招引他出来做官时，他一一回绝了。东海王司马越又命他担任典军参军、济阴太守，适遇其母病殁，他干脆守丧不出。 永嘉五年（311）六月，洛阳陷落，北方人民纷纷逃亡到南方避难，祖逖也被迫带着亲族宗党几百家南下。一路上大家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祖逖主动把车马让给老弱和病人，又把粮食、衣物和药品分给别人。他和大家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大家既感激他，又敬佩他，一致推举他担任流人队伍的“行主”。 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祖逖传》及《刘琨传》，下引两传者，不另作注。这支流人队伍到达泗口时，坐镇建邺（今南京）的镇东大将军司马睿已经打出晋朝廷代理人的招牌。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建兴元年（313），又征召他担任军谘祭酒，居京口。 祖逖出身北方大族，在司马睿偏安一隅的小朝廷里本可以安享尊荣，步步高升的。但是，他不愿苟且偷安，不贪恋安定舒适的生活。在南北门阀士族热衷于新政权的权力再分配的时候，在他们热衷于求田问舍，进行新的兼并的时候，祖逖义正辞严地提出收复半壁河山，拯救中原同胞于水火的强烈要求。他对司马睿慷慨陈词，说：“晋室之乱，并不是皇上无道，百姓造反；而是藩王争权，自相残杀，于是给夷狄可乘之机，以致毒流中原。如今沦亡的百姓备受蹂躏，人人都有奋起反击之志。大王如果能够命将出师，以祖逖者流为之统领，那么江北郡国豪杰必定会望风响应，沦亡的人士也会欢欣鼓舞，如此，也许国耻可以得到申雪。望大王作出决定！” 祖逖的要求，代表了人民的愿望，但无异于给司马睿出了一个难题。司马睿自移镇建邺，一心一意在拼凑江南小朝廷，他和拥戴他的门阀士族都无意北伐，此中自然有他们的如意算盘。从司马睿来说，虽然国土沦丧，他仍不失为偏安之主；如果北伐成功，这皇帝的宝座还不知究竟属谁呢！从执政的门阀来说，既然大权已经在握，贪欲基本满足，为什么要舍弃安适的生活去冒生命危险呢？然而，面对祖逖大义凛然的请求，他们又不便公开反对，为了敷衍天下人耳目，司马睿乃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前锋都督出师北伐①，只拨予千人粮饷、三千匹布，而不给一兵一卒、一刀一枪。司马睿的冷漠态度并没有动摇祖逖北伐中原的决心，他率领跟随自己南下的流人队伍百余家，毅然渡江北上。船到中流，他眼望滚滚东去的大江，感慨万千，遂用力拍击船楫发誓说：“我祖逖立志北伐，如果不能扫清中原而凯旋归来，就让我如同这浩浩荡荡的江水一样，有去无还吧！”其辞色壮烈，众人听了，慨叹不已。 艰难的北伐之路北伐的形势十分严峻。祖逖面临的对手不仅是割据冀、豫一带，拥兵十多万的羯族石勒集团，河南地区还盘踞着为数众多的汉族地主豪强武装，即所谓“坞主”。这些坞主修筑坞堡，自称刺史、太守，称霸一方，依违于晋、赵之间，情况非常复杂。他们可能成为北伐军的盟友，也可能成为北伐军的敌人。这种形势决定祖逖北伐的道路是一条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道路。 祖逖进屯淮阴，一方面招募士卒，训练军队；一方面设冶开炉，铸造兵器。经过充分的准备以后，大约于建武元年（317）初，才率领一支二千多人的军队北上芦洲。 果然，北伐军首先遭到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的阻遏。张平、樊雅是兖、豫一带的豪强，乘乱起兵，张自任豫州刺史，樊自任谯郡太守，各据一城，有众数千人。张平部下，还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多支小部队，各有数百人。张、樊名义上臣属于司马睿，接受司马睿给予的四品将军头衔，实际上不受约束，自行其是。祖逖派遣参军殷乂去联络张、樊，殷乂有些看不起张平，指着他们的住房说这只配作马厩，又指着一口大镬说这可以铸铁器。张① “前锋都督”之职据《太平御览》卷四八○引《晋中兴书》补。 平以受侮辱为口实杀死殷乂，拥兵与北伐军对抗。张平“阻兵固守”①，殷乂诚然不能辞其咎，但根本原因恐怕还是这位自封的豫州刺史不能容忍朝廷派来的豫州刺史。这类豪强，虽然他们原来也经常受到敌人的攻击，但当他们的既得利益稍许受到危害，他们则宁肯站到敌人的立场攻击自己的同盟者。祖逖兴兵讨伐张平，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军事进攻难以奏效，他就使用离间计，从张平部下分化出谢浮，用谢浮杀了张平。张平虽死，樊雅仍占据谯城，祖逖进据太丘，因军中乏食，处境十分困难。一天夜里，樊雅派兵偷袭，攻入壁垒，直逼祖逖营帐，军中一片混乱。祖逖沉着指挥应战，督护董昭英勇杀敌，终于打退了樊雅的进攻。为了尽快攻下谯城，祖逖向南中郎将王含求援，王含命参军桓宣领兵五百助战；祖逖又“征兵诸村保”，蓬陂坞主陈川使将领李头将兵助之。祖逖一面发兵进攻，一面派桓宣入谯城劝降，樊雅这才出城归降。经过一年多的苦战，祖逖终于攻占谯城，在豫州站住了脚跟，并打通了北伐的通道。 正当祖逖以谯城为根据地，且战且耕，逐步扩大战果的时候，发生了蓬陂坞主陈川叛归石勒的事件。陈川本是号称“乞活”的流民集团的首领，自称宁朔将军、陈留太守。这支流民武装长期割据浚仪蓬陂，曾经投降石勒，又受晋官号。陈川部将李头攻打谯城立功，祖逖遇之甚厚，赏赐他一匹骏马，以后李头经常感激地说：“如果能够奉事祖将军，我虽死无憾！”陈川听了大怒，遂杀李头。李头的亲党冯宠鼓动所属四百多人投奔祖逖，陈川更加怒不可遏，大掠豫州诸郡以为报复。祖逖则针锋相对，派将截获，并命令他们把抢来的财物归还百姓。陈川战败，于太兴二年（319）四月以浚仪投降石勒。祖逖进攻蓬关，石勒派养子石虎率领五万大军救授陈川，祖逖寡不敌众，暂时撤兵到梁国。石虎在豫州进行了一番洗劫之后，也带着陈川回师襄国，只留下将领桃豹戌守蓬陂坞。这年十月，祖逖派督护陈超攻打桃豹没有成功；不久，再度派将领韩潜进击。韩潜占领蓬陂坞东台，桃豹退据西台，双方对峙四十来天，形成胶着状态。 祖逖决定设计智取。当时，双方粮草供应都很紧张，祖逖命令把沙土装在粮袋里，让一千多人像运送军粮一样，忙忙碌碌运上东台，又故意让几个人真的挑着大米，走在后面，佯装累得走不动了，放下担子在半道上休息。桃豹的军队缺粮已久，见晋军运粮，早红了眼。他们紧盯着道上那几个人，以为有机可乘，突然冲过来抢粮，那几个人扔下粮袋仓皇逃跑。桃豹的军队虽然抢到了几袋大米，但以为晋军粮食充足，反而更加人心惶惶，毫无斗志。不久，祖逖得到情报，得知石勒用千头驴给桃豹运送粮食，他派遣将领在汴水堵截，悉数缴获了这批粮食。桃豹闻讯，连夜退兵东燕城，祖逖乘胜进军，派韩潜攻占封丘，威逼桃豹，他亲自率军夺取雍丘。接着，他又多次派兵进攻石勒屯戍，石勒在河南的境土日益缩小。太兴三年（320）七月，石勒不甘心失败，派遣一万多精锐骑兵反扑，但又被严阵以待的北伐军所败。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争夺，祖逖取得北伐战争以来最重大的胜利，朝廷以此擢升他为镇西将军。 将军壮志未酬① 《晋书·张平传》。 祖逖在北伐中不仅善于分化瓦解敌军，而且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豪强武装集团和坞壁主，这是他能够以弱小兵力多次打败敌军的重要原因。当时河南境内有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割据集团，他们各据一方，经常以兵戎相见。祖逖多次派人从中调解，晓以大义，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他们都服从自己的统一指挥。黄河沿岸还有一些小坞主，迫于石勒强大的势力，不得不臣服于石勒，送其子弟到襄国为人质。祖逖理解他们的处境，只要他们不与北伐军作对，一概不加追究。有时，他派出小股巡逻队，伪装抄略这些坞堡，给石勒造成假象。这些小坞主对祖逖感恩戴德，经常帮助北伐军刺探情报，使北伐军打了不少胜仗。 祖逖既长于御军，又善体恤民情。将士“其有微功，赏不逾日”；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在统治区内劝督农桑，恢复农业生产；在军队中一直实行且战且耕，以耕养战，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自奉节俭，不畜私产，其子弟与战士一样参加耕耘、背柴负薪。因此，北伐军得到河南地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有一次，祖逖摆下酒宴，招待当地的父老兄弟，一些老人热泪纵横，把祖逖比作再生父母，在座上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 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祖逖领导下的北伐军正是依靠群众的支援，同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苦战四年多，终于收复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北伐军也由小到大，越战越强，成为一支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的劲旅。 石勒慑于北伐军的威力，转而采取守势，他下令幽州官府修祖氏坟墓、成皋县修祖逖母亲坟墓；又写信给祖逖，要求通使和开放贸易。祖逖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曾派参军王愉出使，并“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兖、豫地区的人民总算可以过上几天安全日子了。 祖逖的目标是清定中原，他不敢稍有懈怠，抓紧“练兵积谷”，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但是，太兴四年（321）七月，朝廷却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幽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出镇合肥。祖逖心里十分难过，他感到自己成年累月在疆场上与敌人周旋，还得不到朝廷的信任，而徒有虚名，并无远见卓识的戴渊反要来辖制自己。这时，又传来王敦跋扈，朝廷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消息，眼看内乱将起，北伐还有什么希望！祖逖心力交瘁，忧愤成疾。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图进取不辍’，抱病营缮虎牢城。虎牢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他担心城南没有坚固的壁垒，易被敌人攻破，特意派从子祖济率众筑垒。不幸祖逖病情急剧恶化，壁垒尚未修成，他已病死在雍丘，终年五十六岁。 祖逖去世的消息传开以后，豫州人民痛哭流涕，谯梁百姓还自发为祖逖修建祠堂，纪念这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畏强敌、百折不挠的爱国名将。刘琨出镇并州当祖逖在南方高举北伐大旗的时候，他的挚友刘琨正在并州独撑危局，孤军奋战。 刘琨（270—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祖、父在魏晋之际历仕高官。刘琨少有“俊朗”美誉，所谓“洛中奕奕，庆孙、越石。”①庆孙即刘琨兄刘舆的字。他工于赋诗，颇负文名，称得上一个风流才子。当时，贾后之侄贾谧权过人主，喜欢附庸风雅，身旁聚集了一班出身于豪族贵戚的文人，为之歌功颂德。这班人号称“二十四友”，名气很大，而刘琨兄弟也厕身其间。“二十四友”的首领是以奢侈闻名天下的石崇，他在金谷涧有一处无比豪华的别墅，成了这班人的聚会场所，他们在这里饮酒赋诗，作无病呻吟。刘琨早年的才华都抛掷在这种庸俗的酬答之中，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后来，刘琨历职太尉掾、著作郎、太学博士和尚书郎。赵王司马伦执政，刘琨父子兄弟以赵王姻亲并被委以重任，从而卷入了“八王之乱”的漩涡中。司马伦篡位，刘琨迁太子詹事。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聚兵数十万进攻洛阳，刘琨奉命与孙会率领三万宿卫兵迎战司马颖于湨水，大败而还。司马伦失败后，入朝辅政的司马冏因刘琨父兄名望很高，故不加罪，并且以其兄刘舆为中书郎，以他为尚书左丞，转司徒左长史。及司马冏败，范阳王司马虓引之为司马。东海王司马越执政，以司马虓代刘乔为豫州刺史，刘乔举兵抵抗，刘琨率领突骑五千救虓，因兵败与虓俱逃往河北，父母却陷于刘乔。司马虓领冀州，刘琨到幽州向王浚借突骑八百，渡河击败刘乔，才救还父母。接着，刘琨又与虓连败司马颖部，以功封广武侯，封邑二千户。在“八王之乱”中，刘舆、刘琨兄弟陷得很深，充当了这群杀人魔王的帮凶。 光熙元年（306）九月，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这是刘琨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魏晋以来，匈奴、羯人大批内迁并州。西晋统治者残酷奴役少数民族人民，激起他们的仇恨和反抗。并州，成了民族矛盾斗争的焦点。匈奴贵族刘渊利用匈奴族人民的情绪，以兴复旧业为号召，自称汉王，起兵反晋。他们驱逐了西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占据了并州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如果说他们在开始时还具有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性质的话，那么，当他们在并州建立割据政权，推行倒行逆施的民族报复政策以后，这种性质就已经改变了。 刘琨在赴任的途中上表朝廷说：“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这如同一幅撕人心肺，催人泪下的悲惨图画！ 刘琨出镇并州，是其兄刘舆的主意，是作为司马越篡权的一个步骤①，但是，历史把他引上了抗击少数民族反动统治者的战斗道路，使他的后半生多少闪现出一些光彩来。他写有一首题为《扶风歌》的诗，记述了行程的艰难，抒发了对攻局的不满和忧虑，从中可以看出刘琨思想感情的变化。诗云：“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 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 据鞍长叹息，泪水如流泉。” ① 《晋书·刘琨传兄舆附传》。 ① 《晋书·刘琨传兄舆附传》：“（东海王越）以为左长史。越既总录，以舆为上佐..舆乃说越，遣琨镇并州，为越北面之重。”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 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 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 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刘琨带领招募来的千余人，跋山涉水，冲破汉刘渊部的重重障碍，终于在元嘉元年（307）三月转战到了晋阳（今太原）。 这时，经历了战乱和饥馑洗劫之后，并州已经剩下不到两万人户，而晋阳仅是一座空城，“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即便如此，刘渊的部众还常常来骚扰抢掠。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刘琨安抚百姓，招徕流民，一面加强军事防御，一面抓紧生产自救。老百姓携带着武器下地耕耨，士兵在周围警惕地守卫。虽然也偶尔发生战事，但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生产得到恢复。不到一年光景，这块荒芜的土地又有了生气，流亡在外的人民群众逐渐返回家园，鸡犬之声重新连成一片了。 独力难撑危局晋阳南面是强大的匈奴汉政权，北面是正在崛起的拓跋鲜卑，东面是依仗段部鲜卑支持的西晋幽州刺史王浚。而刘琨的统治仅局限于晋阳及其附近，兵力很少，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永嘉二年（308）十月，刘渊在蒲子称帝。十一月，刘琨派遣庞淳攻占壶关，打败刘渊的将领綦毋达。然而，次年七月，刘渊派刘聪和王弥领兵争夺上党，包围了壶关。刘琨以护军黄肃、韩进驰援，二将俱战败牺牲，上党太守庞淳投降，壶关得而复失。后来，刘琨再派都尉张倚领上党太守，疾速进据襄垣，又调动赵拟、李茂等将领继之，三支部队协同作战，夜袭汉军，汉军一时措手不及，丢掉辎重逃窜。张倚等乘胜追击，俘获不少，但仍然没有夺回壶关。 由于刘渊势力日益强大，匈奴铁弗部刘虎和白部鲜卑都归附了刘渊，致使晋阳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刘琨决定兴兵讨伐刘虎和白部鲜卑，以解除后顾之忧，但他自己的兵力不足，只得卑辞厚礼向拓跋鲜卑请求援兵，拓跋鲜卑首领猗卢派来两万骑兵助战。在刘琨的亲自指挥下，一举打败了刘虎和白部鲜卑。 当时，拓跋鲜卑正当发展阶段，渴求向内地发展，刘琨引鲜卑兵为授，一是导致了拓跋鲜卑的内侵，二是引起与王浚的矛盾。刘琨感激拓跋鲜卑的支援，遂与猗卢结为兄弟之盟，并表请朝廷署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代郡地属幽州，王浚大为不满，发兵击猗卢，但反被打败，由此王、刘关系破裂。以后，猗卢嫌代郡悬远不便，要求进入陉北之地，刘琨既无力制止，也有心继续依靠拓跋鲜卑，所以把陉北的楼烦、马邑、阴馆、繁峙、崞等五县让给拓跋鲜卑，迁徙五县人民到了陉南。 刘琨过惯了奢豪的生活，时局紧张，他还能暂时克制；时局一旦好转，他就旧病复发，放纵自己。他嗜好声色，宠爱身边一个懂得音律的佞人徐润，委任他当晋阳令。徐润恃宠骄横，经常越权干预政事。这件事使奋威将军令狐盛感到忧虑，令狐盛敢于直言，多次劝刘琨除掉徐润，刘琨不从。徐润听说，深恨令狐盛，他明知刘琨忠于晋室，故意不阴不阳地对刘琨说：“令狐将军要劝明公称帝呢！”刘琨不禁大怒，也不分青红皂白，下令杀了令狐盛。刘琨的母亲对此很气愤，斥责他说：“你既无深谋远虑，又不会驾御豪杰，只会杀比你强的人，怎么能够成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会跟着你遭殃的。”晋阳曾经吸引了许多要求抗击少数民族统治的人，“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但是刘琨的政治才能使他们失望，因此出现了“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的状况。 永嘉六年（312）七月，刘琨准备出兵进攻平阳。不料令狐盛之子令狐泥叛降刘聪，具言并州虚实，招引汉将刘粲、刘曜领大军入寇。刘琨以部将郝诜、张乔拒敌，他亲自到常山、中山合兵。郝、张不幸战死，刘粲乘虚袭击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以晋阳降敌，刘琨父母都遭杀害。刘琨回救不及，退避常山，向拓跋鲜卑求救。十月，猗卢派兵数万为前锋，他亲率二十万大军继后，刘琨收集残部几千人在前充当向导。双方经过激战，刘粲、刘曜败走，损失三千余人。刘琨请求猗卢乘胜进军，猗卢辞以士马疲弊，留下将领箕澹戍守晋阳，送给刘琨马、牛、羊各千余头，车百乘，然后引兵北归。刘琨移驻阳曲，以图东山再起。 这时，石勒在襄国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冀州郡县壁垒纷纷降附，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消灭王浚和刘琨。但是，刘琨对北方形势这一重大变化却不甚了然，且对石勒抱有幻想。他曾经把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养子石虎送到襄国，试图劝说石勒投降。王浚则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他目睹石勒日益强盛，而竟梦想由石勒推戴他当皇帝。面临石勒这个共同敌人，他们不仅没有联合起来，而且越打越凶。刘琨派高阳内史刘希到中山一带征兵，不久聚众三万人，其中多数是幽州所属的代郡、上谷和广宁三郡的民众。王浚不能容忍，派部将胡矩与辽西段部鲜卑一起攻杀刘希，夺回了三郡士众。刘、王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恶化了。 刘琨与王浚之间的纷争，给石勒以可乘之机。建兴二年（314）二月，石勒出兵奔袭王浚，同时遣使向刘琨求和，诈称愿意以讨伐王浚报效朝廷，为自己洗刷罪恶。刘琨大喜，立即传令州郡，说：“我和猗卢正在议论讨伐石勒，石勒自知走投无路，请求攻取幽州以赎罪恶。现在我即将驱兵南下平阳，剿灭平阳的逆类刘聪，降伏尚知回头的石勒，上应天意，下顺民情，翼奉皇家，这乃是我多年耿耿忠心的结果呀！”由于刘琨作壁上观，石勒顺利消灭王浚，攻占幽州。王浚亡后，石勒立即把矛头转向刘琨，刘琨顿觉唇亡齿寒，才知道上了大当。这年三月，刘琨上表晋愍帝说：“勒据襄国，与臣隔山，寇骑朝发，夕及臣城，同恶相求，其徒实繁。自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谋虑，以图臣为计，窥伺间隙，寇抄相寻，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网虽张，灵泽未及，唯臣孑然与寇为伍。自守则稽聪之诛，进讨则勒袭其后，进退唯谷，首尾狼狈。”实际上，刘琨岂止无力进讨，而是自顾不暇了，建兴三年（315）六月，汉将刘曜寇上党，在襄垣打败刘琨军队，刘曜准备进取刘琨大本营——阳曲，只因刘聪急于攻打长安，刘曜才主动退兵。 不久，刘琨引以为援的拓跋鲜卑部落联盟发生内讧，猗卢被其子六修所杀，六修又被普根所灭，于是诸部大乱，互相攻杀。晋人卫雄、箕澹为将军，颇受部众拥护，他们与在拓跋部为质的刘琨子刘遵鼓动晋人和乌丸三万余家，带着马牛羊十万余头投归并州。刘琨得到这支有生力量，势力才有所恢复。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刘琨与石勒的决战终于爆发了。石勒发兵围攻乐平郡治沾城①，太守韩据向刘琨告急。刘琨新得士众，跃跃欲试，企图乘此机会一举消灭石勒。箕澹、卫雄劝阻说：“这些士众虽是晋民，但他们久沦异地，对明公恩信尚不了解，恐怕不易驾驭。不如暂且闭关守险，课农养兵，等待他们受到感化，然后用之，则大功可成。”刘琨自恃兵力甚强，决计与石勒硬拼，他下令倾巢而出，派箕澹率领二万步骑为前锋。石勒据险设伏，佯装败走，当箕澹纵兵追入伏击圈，前后伏兵一时俱起，二万步骑几乎全军覆没，箕、卫二人只带着剩下的千余骑逃往代郡。而沾城的韩据见援军溃败，也只得弃城逃命了。刘琨本来驻屯广牧为后援，急忙回师阳曲，但此时留守阳曲的并州长史李弘也已经投降了石勒。刘琨无家可归，惶惶然不知所为，幸得段匹c 来信相邀，他才带领余部到蓟城投靠段匹c 。 寄人篱下的日子从此，刘琨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段匹c ，段部鲜卑左贤王，时自命为幽州刺史。起初，段匹c 很敬重刘琨，二人互通婚姻，结兄弟之好；又歃血为盟，共约翼戴晋室。建武元年（317）三月，刘琨与段匹c 派温峤、荣邵到建康给司马睿送劝进表，临行，刘琨语重心长地对温峤说，“去吧！我在河朔为朝廷立功，一定会使你在江南也感到光采的。”七月，段匹c 推举刘琨为大都督，传檄其兄、大单于段疾陆眷、叔父段涉复辰、弟段末柸于固安会师，共讨石勒。但段氏内部不和，末柸暗中勾结石勒，他在疾陆眷、涉复辰面前挑拨说，“你们身为父兄，却要服从子弟，这是一种耻辱。即使侥幸有功，也只属匹c 一人，于我们有什么好处？”疾陆眷和涉复辰觉得有理，遂带兵回去了。刘琨与段匹c 在固安等不到他们，也只好返回蓟城。刘琨一生中所策划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就这样流产了。 形势骤然恶劣。太兴元年（318）一月，段疾陆眷死后，段氏内部生变，涉复辰自立为大单于，段匹c 自蓟往辽西奔丧。段末柸唆使涉复辰发兵阻拦，而突然从背后袭杀涉复辰，篡单于位。接着，末柸又率众迎击段匹c ，匹c败走。当时，刘琨子刘群奉父命护送匹c ，不幸被末柸所俘虏。末柸厚礼招待刘群，以推刘琨任幽州刺史为条件，引诱他合谋袭击段匹c ，又指使他写信请刘琨充当内应，但这封密信被段匹c 的巡逻骑兵截获了。刘琨一无所知，有事来见匹禅，匹c 把信交给他看，说：“我没有怀疑明公之意，所以才把此事相告。”刘琨坦然地回答说：“我与明公歃血为盟，立志共佐王室；仰仗明公威力，才可能为国雪耻。即使此信秘密送交给我，我也决不会为一个儿子而辜负明公，丢掉信义的。”匹c 本不想害刘琨，而其弟叔军在一旁蛊惑说：“我们为胡人，之所以能够降服晋人，不过是他们畏惧我们士众之多。现在我们骨肉相残，正是他们谋反的良机，如果有人拥戴刘琨而起，我们就要彻底垮台了。”于是段匹c 背信弃义，将刘琨投入牢狱。 ① 《晋书·石勒载记》作“坫城”，据《通鉴》卷八九愍帝建兴四年胡三省考，“坫”为“沾”之讹。自从流落到蓟城以后，刘琨忧愁忧思，心头笼罩着阴云。每当想起大功不遂，国耻未雪，想起段部鲜卑心怀异志，前途渺茫，悲愤、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他对将佐慷慨陈词，恨不能战死在疆场之上。他在给别驾卢谌的书信中写道：“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济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辀张，困于逆流，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其后诗云：“威之不建，祸延凶播。忠陨于国，孝愆于家。斯罪之积，如彼山河。斯衅之深，终莫能磨”。①国家沦丧，亲人遭难的惨痛教训，擦亮了诗人的眼睛。这里有对少壮年代的追悔，有对晋阳时期的检讨，情深意切，感人至深。 身陷囹圄，刘琨“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他在狱中又写一首五言诗赠卢谌，诗的最后几句说：“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诗人慨叹壮志未酬而忽遭摧残的境遇，既浸透了辛酸的血泪，也充满了爱国主义的豪情，这是诗人最后的诗篇，也是诗人一生创作中的高峰。 据说“琨诗托意非常，掳畅幽愤”，希望卢谌设法相救，但卢谌有负所托，写了一首不咸不淡的诗相酬和，使刘琨深为失望。 刘琨被拘之后，其子刘遵与左长史杨桥闭门自守，段匹c 派兵攻克，捕获刘遵等人。代郡太守辟闾嵩、雁门太后王据、后将军韩据谋袭段匹c ，不料走漏风声，匹c 捕杀辟闾嵩诸人及其徒党。五月，王敦遣使指使段匹c 杀害刘琨，于是，段匹c 诬刘琨窥测神器，图谋不轨，矫诏缢杀刘琨，并杀其子侄四人。 ① 《文选》卷二五《答卢谌诗一首并书》。 第八章晋元帝、王导、谢安第一节晋元帝①司马睿（276—322），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东晋朝的建立者。谥号为元皇帝，史称晋元帝。 一个皇室疏属司马睿出身于西晋皇族。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与司马睿是叔侄关系。祖父司马伷为司马懿的庶出之子，魏帝曹芳正始年间，始受封为南安亭侯。嘉平初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从而控制了曹魏政府的实权。司马懿为代魏准备条件，分别派诸子出任境内几个重要地区的都督。司马伷以宁朔将军之职坐镇邺城。邺城是曹操封魏时的都城，曹魏王公的聚居之地，素为屯兵屯粮的重镇。司马伷被委镇此地，反映了司马懿对他的重视。在魏世，司马伷还先后担任过散骑常侍、右将军、监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征虏将军等职。西晋开国后，又历任尚书右仆射、抚军将军、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等职，初封东莞郡王，后改封琅邪王。平吴之役，司马伷率军出涂中，立有大功，遂进拜侍中、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督青州诸军事等职。父司马觐为司马伷长子，初拜冗从仆射，后袭爵琅邪王。一生无突出事迹。 咸宁二年（276），司马睿生于洛阳。太熙元年（290）司马觐死，年仅十五岁的司马睿依例袭琅邪王爵。同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去世。继立的司马衷鲁愚迟钝，无力驾驭政局，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了极端残酷的攻杀。在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处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尽量避免卷入斗争的旋涡。在洛阳，司马睿交结密切的朋友只有王导。王导，字茂弘，出身于北方头等士族的琅邪王氏，公认的名士领袖王衍是其族兄。王导是西晋末年有一定才能的政治家。他预见到天下将要大乱，为利用司马睿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曾多次劝说司马睿离开多事的首都地区回到封国。司马睿赞成王导的主张，但是一直找不到归国的机会。 永兴元年（304）七月，“八王之乱”进入高潮。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司马衷亲征邺城。当时，坐镇邺城的将军是皇太弟成都王司马颖。前不久，司马颖击杀了执政的长沙王司马伷，强迫惠帝封他为皇位继承人。在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等职务之后，司马颖将皇帝的乘舆服御尽数劫入老巢，并以邺城遥制洛阳。司马颖的横暴和专权，引起了另外一些实力派人物的不满。尚书令司马越乘机以惠帝的名义发布檄书，征召四方军队讨伐司马颖。时任左将军的司马睿奉命参加了讨邺战争，年二十九岁。 两军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展开激战。结果司马越兵败，遁回封国东海。惠帝及随军大臣被司马颖劫掠入邺，司马睿也在其中。不久司马睿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因得罪司马颖而遭杀害。司马睿害怕祸事殃及自己，潜逃出邺。在奔往洛阳的途中，他行至黄河岸边曾被津吏捕获，险遭不幸。司马睿到达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元帝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洛阳，马上将家眷接出赴往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去了。 精心筹划，移镇建邺永兴二年（305）七月，司马越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实力开始复元。由于惠帝已被河间王司马伷劫持至关中，司马越无法操纵朝政，遂以西迎天子为借口，联络山东各方镇讨伐长安。临行前，他以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之职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他看守后方。司马睿引王导作司马，凡“军谋密策”皆听由王导规划。 永嘉元年（307）七月，司马越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等职，负责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 司马睿的南下出自王导兄弟的精心筹划。晋末政局，纷乱异常。司马越在战胜司马伷夺回惠帝以后更加专权跋扈，陵暴乖戾，特别是后来竟然不计后果地将惠帝鸠杀，另立司马炽为新的傀儡皇帝。这使王导预感到，中原地区将有灾难性的大乱爆发，只有南下或许可以避难。于是，他极力怂恿司马睿出镇建邺，并利用兼参东海王军事的便利条件，游说鼓动取得了东海王妃裴氏的支持，从而促成了此行。 当年九月，司马睿到达建邺，立刻遇到了如何争取江南士族支持的问题。西晋灭吴后，江南曾一度是个政治上不稳定的地区。晋末动乱，这里虽未象中原那样备罹战祸，但同样也是个多事之邦。江南士族在这块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半年前，他们刚刚消灭了企图割据江东的广陵相陈敏。江南士族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使司马睿感到，如果不能充分保障江南士族的利益，他将无法在建邺站住脚根。不过，这时的江南大族也特别需要一个有号召性的、并能尊重他们利益的西晋皇室镇戍江南，以使南方的政局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司马睿不是他们所理想的人物，因为他属于皇室的疏属，素无名望而又无业绩。 基于这些原因，司马睿到达建邺半年之久，没有任何当地大族主动地向他靠拢，表示亲近。王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分忧虑。他和时在建邺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商议，决定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共同排演一场专供南方士人欣赏的节目，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 永嘉二年（308）三月三日，建邺士庶照例在水边举行一年一度的禊祓活动。这一天，在王导的安排之下，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肩舆，由威风凛凛的仪仗簇拥着，出游观禊。王导、王敦以及北来的大族名士都骑马跟在仪仗的后面作为扈从。这个阵势大大出乎南士的预料，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意识到司马睿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将来要拥戴的领袖，不能轻视。正在现场的南士领袖纪瞻、顾荣等人急忙在道左进行参拜，表示他们对司马睿的恭敬。 观禊之后，王导为司马睿进一步谋划，企图以通过拉拢纪瞻、顾荣等人的手法，实现使整个江南士族集团归附的目的。王导代表司马睿亲自登门拜访顾荣等人。经过这一番往来，顾荣等人认为司马睿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皆应命而至。司马睿把一大批南士委以重任，并让顾荣等人参与有关军府政事的机要活动。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一个以南北士族为核心的江东政权初步形成了。 在司马睿建立江东雏型割据政权的过程中，王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司马睿对于王导“尤见委杖，情好日隆”，并把他比作为萧何。王导已成为这一政权的实际领袖，“朝野倾心，号为仲父”。琅邪王氏的兄弟子侄分别把持了重要职位，到永嘉三年（309）三月，王敦从青州调任扬州刺史，建邺更成了王氏的天下。而王导为司马睿所制定的“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资治通鉴》卷86）的方针也就成了江东政权的当然国策。 全力经营江南永嘉三年（309），已在山西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前后两次派兵攻打洛阳。总揽朝政的司马越征调建武将军钱 和扬州刺史王敦率军援救京师。钱 出身于吴兴大族。当陈敏企图割据江东时，他曾起兵讨伐，陈敏败后，以功封建武将军。钱 到达广陵（今江苏清江西），闻汉兵强盛不肯前行。司马睿奉司马越之命，派人催行，并威胁钱 说要以军法实行惩办。钱 不愿送死，被迫举兵反抗，转而攻打王敦。王敦不敌，南奔建邺。钱 将俘获的度支校尉陈丰杀死，并焚烧粮仓，自号为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立孙皓子为吴王，建立政权。司马睿派兵进讨，但因众寡悬殊，未敢交锋。次年三月，钱 屡战皆胜，兵逼阳羡（今江苏宜兴），威胁建邺。这时义兴大族周玘纠合部曲起兵，与政府军合力，终于将钱 击灭。周玘属于江东的武力豪族。平钱 已是他参与灭石冰、陈敏之后的三定江南了。由于平定钱 有功，司马睿任命周玘为吴兴太守，又特地将吴兴的阳羡及长城的西乡，丹阳的永世划为义兴郡，以示对他的旌奖。分割郡县的大事，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决定，而司马睿新立义兴郡，事先并未同洛阳打招呼，这说明他的政权已有很大的独立性了。 永嘉四年（310）七月，刘渊病死。汉统治阶级内部一度因争夺最高权力，而暂时停止了对西晋作战。但是到这年十月，夺得王位的刘聪重新调遣四万大军进攻洛阳，并命令在黄河下游流动作战的石勒率军配合，洛阳重新告急。晋怀帝司马炽传檄哀告各地方镇发兵入授，但始终未见一路救兵到达洛阳。朝臣议论纷纷，要求迁都以避兵难。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请军事的周馥从寿春（今安徽寿县）上书给怀帝，建议迁都到寿春。司马越不能允许周馥等人将有号今天下作用的皇帝从自己手中夺走。在大敌当前之时，他一面出居许昌，一面北调周馥。周馥素来对司马越专权不满，这次自然不会承命。淮南太守裴硕奉司马越密旨偷袭周馥，失败后逃到东阿，向司马睿告急。司马睿早就对他督区之内的这支异己力量耿耿于怀，乘势派出部将甘卓、郭逸等人协助裴硕攻打周馥。周馥在项城（今河南沈丘南）被俘，忧愤而死。事后，司马睿在与别人议论此事时，也默认周馥是没有反罪的。周馥死后，司马睿控制了与建邺毗邻的淮南一带。江南政权的割据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病死在项城，其党羽王衍奉丧还葬东海。被司马越留在洛阳防察宫省的何伦等人也离城东走，许多达官贵人纷纷追随而行。不久，困守孤城的晋怀帝接受青州都督苟晞的邀请，准备迁都仓垣。一时间，洛阳上下，人心惶惶，出现了人口外流的狂潮。到怀帝准备动身之时，竟然连个卫队也找不到了，朝廷的官员更是十不存一。不久，洛阳为汉军攻陷，怀帝被俘。王衍等人也被石勒抓住杀死。 逃出洛阳的司徒傅祗、司空荀藩分别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和密县（今河南密县）建置了行台。与此同时，大将军苟晞、大司马王浚也在仓垣和幽州等地建立行台。他们各奉一位西晋皇室成员代表中央政府，布告天下。其中以荀藩奉立的秦王司马邺的行台影响较大，他们传檄四方，要求各地方镇出兵勤王。由于对司马睿的期望最大，遂推举司马睿为盟主。在司马越死后，怀帝曾重新对各方镇进行过任命，司马睿被委任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的职务。司马睿对于西晋朝廷的重视不以为意，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江南方面，根本无心北顾。 由洛阳外流的官僚和士族以及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口，为逃避胡人的杀戮，除一部分以坞堡自守外，一部分北迁辽东、西亡凉州，余者皆纷纷南下。“是时，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江淮”（《晋书·食货志》）。人口的南迁，往往是以一个大族为中心的集体迁徙，这些北方来的士庶侨民集团具有强大的势力。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司马睿接受了王导的建议，大量吸收这些人参与政权。他先后委任了很多人担任内外主要官职，并使北方侨人士族在江南政权中明显地居于优势地位。同时，司马睿还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对于北来侨民，为了照顾他们暂寓江左日后还乡的情绪，司马睿也没有把他们编入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黄籍之中，而是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白籍侨户受到优待，可以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比较快地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但是，司马睿的上述作法也带来了一定的恶果，它造成了江南地区郡县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混乱，并为大族侵吞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不过也有一部分南迁的北方大族名士对司马睿势力的孤弱表示失望。汝南大族周f 曾发牢骚地说：“我是因为中原地区不安定来此避难的，而这里如此单弱，怎么能保证安全呢！”为此，王导做了大量的拢络工作，逐渐稳固了他们的情绪。 扬州的西部地区属于江州，这是晋惠帝元康年间政府分割扬、荆十郡而设置的新州。司马睿的势力向西发展，必须要实现对江州的控制。而当时江州刺史华轶自认为受朝廷任命，不愿意服从司马睿以都督江州军事的名义所发布的命令，因此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司马睿接受盟主的称号以后，没有理睬北方的求援，却对华轶加紧了行动。永嘉五年六月，他先把部将周访调至彭泽（今江西鄱阳湖北），对江州的治所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构成军事压力，继而强令江州改易长吏。遭到华轶的拒绝后，司马睿命令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以及周访等人合兵攻打江州。由于下属的叛变，华轶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司马睿还派兵赶走了豫州刺史裴宪，从而将势力范围接近了长江的中游地区。 永嘉六年（312）二月，从北方传来石勒准备兴兵南下的消息，建邺震动。石勒在苦县宁平（今河南郸城东）屠戮王衍等西晋大臣后占据许昌。不久，他引军骚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兵于葛陂。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北，是周围三十里的大湖。它上承澺水（今洪河），东出■水、富水连结淮河。石勒在葛陂修堰筑垒，课农造舟，确实有由此渡淮入江，夺取建邺的打算。司马睿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在寿春，任命熟悉水势的南士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由于连降三个月的大雨，石勒的军队饥疾并臻。石勒听从谋士张宾的建议，取消南下计划，撤军北上。纪瞻乘势追击一百余里，江东形势才化险为夷。 永嘉六年十二月（313 年1 月），司马睿写信给流窜到沌口（今湖北汉阳东南）的荆州刺史王澄，要他到建邺担任军谘祭酒。王澄为王衍的胞弟。六年前，王衍曾为家族的长远利益作过一些规划，以王澄为荆州刺史就是他替自家安排的一条退路。王澄到任后，纵酒博弈，昏庸残暴。他在派部将镇压李骧领导的流民起义时，曾用欺骗手法将投降的八千多人尽沉江中，可谓凶残至极。杜弢起义发生后，迅速波及荆湘诸州，王澄亲自将兵攻打，却屡为杜弢所败。不久，荆益诸州都督山简的部将王冲又自称荆州刺史，把王澄打得四处奔逸，立足无所。正在仓皇之际，司马睿请柬的到来，对于王澄来说好象救星一般。他立即答应奔赴建邺，但途经豫章时，王澄因得罪王敦，被杀。王澄死后，司马睿派周f 接替王澄的职务，企图进占荆州。但由于受到流民军的攻击，周f 无法在荆州立脚。 永嘉七年（313）二月，刘聪将俘获的晋怀帝司马炽杀死。当年四月，凶信传到长安。已经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开始称帝，这就是晋愍帝。晋愍帝即位后改永嘉为建兴，并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以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西诸军事。这是愍帝借用历史上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挟辅天子”的典故，对司马睿等人实行的重封。愍帝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拉拢他们，以调动各地晋军对刘聪、石勒进行一次军事反击，以期达到缓解汉将刘曜对长安的围困，并进而收复洛阳的目的。但是，司马睿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资治通鉴》卷八八）为由，拒不执行愍帝要他进攻洛阳的诏令。 在司马睿的下属中，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的军谘祭酒祖逖上书给司马睿，坚决要求出师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马睿左右为难。因为在江南建立起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是司马睿和王导的共同理想，所以他们无意于北方。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因直接拒绝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着光复中原志向的南渡北人。最后，司马睿只得对祖逖采取敷衍的态度，一方面同意祖逖北伐，并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则既不供给武器铠甲，也不调拨士兵，只给一千人的粮廪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军队。 激烈的内部冲突司马睿无暇北顾并非完全是托词。在当时的南方，不仅荆州的动乱一直未平，就连腹心的扬州地区也出现了麻烦。义兴大族周f 曾因平定钱 有功被封为吴兴太守，但是在“三定江南”中周氏宗族所显示出的强大武力，已引起司马睿的疑虑和惧怕。所以尽管周f 治理吴兴颇有成效，却一直得不到建邺的信任。同时，周f 还要承受着司马睿心腹刁协等人轻视的压力，这就使得他羞愤万端，决意反抗。周f 联合东莱大族王恢，企图发动兵变把北方的大族赶下台，由南士取而代之。密谋不慎暴露，周f 将逃到他那里的王恢杀掉灭口。司马睿知道后不动声色，下令征调周f 入建康（愍帝称帝后为避讳由建邺改名）任镇东司马，行至中途，又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当周f 南行到达芜湖，司马睿复命他返回建康，改任军谘祭酒。周f 终于明白司马睿是在故意戏弄他，忧愤而死。临死前，他对儿子周勰讲，杀死他的是掌权的北方人，并要求周勰为他报仇。 周勰对于父仇刻骨铭心。建兴二年（314）年底，他利用吴人对司马睿政权的不满情绪，与父亲生前旧属吴兴功曹徐馥通谋，假借奉在家养病的叔叔丞相从事中郎周札之命，声言起兵进讨执政的王导、刁协。他到处收集兵力，当地土著豪强闻讯翕然响应，连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起兵配合。次年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开始行动，周札之子周绩随即聚众响应徐馥。徐馥欲奉周札为主，但遭拒绝。由于叔父反对，周勰未敢冒然动作。司马睿闻变，准备发兵进讨。王导反对用兵。他说，多发兵容易给建康造成空虚，少发兵则不易平乱，不如利用周氏家族内部矛盾，派周札的侄子周莚去处理。周莚到达义兴后，设计将从弟周绩杀死，并迅速平定了事变。摄于周氏宗族在江南地区的门望和武力，司马睿既没有惩办周勰，也没有深究此事。为安抚吴人，他改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并提升了周莚的官职。 同在建兴三年（315），杜弢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军终于被司马睿的荆州刺史陶侃打败。两年前，原荆州刺史周f 被杜弢围在浔水，靠时任武昌太守的陶侃的救援，才徼幸脱险。司马睿调回周f ，改任陶侃主管荆州。陶侃经过与杜弢的数十次激战之后，才逐渐占据上峰。流民军由于伤亡过重，力量不支。杜弢被迫向司马睿请降，但遭拒绝。他复写信给南平太守应詹乞降。在应詹的建议之下，司马睿同意受降。但陶侃等人仍不肯停止对杜弢的攻击，杜弢只得再反。陶侃乘势将其击溃，杜弢败死于道。不久，湘州也落入陶侃之手。 陶侃的成功，引起了王敦的嫉妒。王敦自永嘉五年击灭华轶后，一直坐镇江州，主管西线的军事。由于部属陶侃平定荆湘地区流民起义有功，司马睿封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加封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之职。王敦开始自行选置刺史以下的官吏，日益骄横跋扈。他乘陶侃在返回荆州的治所江陵之前辞行之机，将陶侃扣留。王敦改任陶侃为广州刺史，另派其从弟王廙去荆州出任刺史。但是荆州的将吏拒不接受王廙，而要求陶佩返回。王敦欲杀死陶侃，但顾虑与陶侃有姻亲关系的豫章太守周访干涉，故终未动手。陶侃被迫赴广州。到任后，他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能，使那里长期动乱的局面迅速得到安定，切实巩固了江东政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自称帝时起，晋愍帝一直陷于困境之中。史称“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行。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缺，运馈不继”（《晋书·愍帝纪》），甚至连盗发汉帝陵所剩的劫余物资也尽纳内府。而汉主刘聪对长安的攻势一直未减，晋愍帝司马邺虽然又进封司马睿为丞相，并多次乞师救援，但始终未能盼到江南发来的一兵一卒。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晋愍帝司马邺在汉军的重围之下，内外断绝，兵疲粮竭，被迫出降。长安不守，汉将虏愍帝北去的消息传至建康，司马睿如果再没有表示，则无法向世人交待。于是，他装模作样地带领将士露宿野营，向四方发布檄文，声称要立即北伐救回愍帝。然而数天之后仍不见有真正的军事行动。为了收场，给自己解脱塞责，司马睿给丞相府的督运令淳于伯栽上“漕运稽期”的罪名，将其斩首。但这种拙劣的欺骗手法很难彰世人耳目，一时“百姓喧哗，士女纵观，咸曰其冤”（《晋书·刘隗传》），连司马睿的心腹刘隗也出面为淳于伯鸣不平，要求惩办与此事有关的周莚、刘胤等人。事情闹到了不好收场的地步，幕后主谋王导被迫出面承担责任，请求免职。司马睿终于承认，冤杀淳于伯是他的过失，但又表示对此案有牵连的人不再追究。 王与马共天下次年二月，弘农太守宋哲逃至建康。宋哲带来了愍帝临降前所写的诏书。诏书同意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但对司马睿的称帝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是要他带兵北伐收复旧都，报仇雪耻。诏书含蓄地表露了愍帝对司马睿坐视危亡不救的怨恚和谴责。对此，司马睿的心情十分矛盾与不安。他哭着拒绝了下属要他上尊号的建议，并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过，在经过一番忸怩之后，他还是接受了晋王的名号。司马睿按照魏晋丞相称王的惯例，“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晋书·元帝纪》）。从这时起，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政权已成为晋王朝的唯一代表。 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名北方将领怀着各样的目的联名上书给司马睿，进行劝进。司马睿拒而不受，一则由于愍帝未死，二是愍帝的附加条件对他有很大的压力。恰巧这时，祖逖在收复大片北方领土之后，又在谯县（今安徽毫县）打败石勒大军。司马睿借势传檄天下，声称要派遣其子司马裒统率三万大军、水路四道，增援祖逖。然而队伍尚未出发，司马裒旋即被召回建康。再一次表明司马睿的所谓北伐仍是在故作姿态。 这年年底，刘聪将备受羞辱的晋愍帝杀死。愍帝之死，使司马睿的称帝不再存有任何障碍。司马睿一面斩缞居庐，表示对愍帝的哀悼，一面积极筹划即位前的事宜。这时，南渡的北方大族周嵩上疏，劝说司马睿不要忙于称帝。他认为，司马睿当务之急是出师北伐，“雪社稷大耻”。实际上，他是在要求司马睿履行愍帝诏书的附加条件。上疏后，周嵩很快遭到报复，先是被贬出朝廷改任新安太守，后又以“大不敬”之罪几乎被杀。 太兴元年（318）三月丙辰日，司马睿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东晋王朝正式建立。在登基的典礼中，司马睿突然给王导出了一道难题，要他与自己一起共坐御床。这一提议实在出人意外，它使王导一时非常尴尬。皇帝要求臣下同坐御床共治天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一方面它反映了东晋一朝主弱臣强的实际情况。江南小朝廷自出现之始就形成了司马睿必须在政治上服从王导，在军事上依赖王敦的格局。司马睿称晋王，王导以扬州刺史兼为骠骑将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诸职居中执领朝政；王敦以江州刺史兼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等职在外独擅军权。作为皇朝帝室的司马氏不但不能驾驭臣姓，反而要受琅邪王氏一家的操纵。时谚“王与马共天下”即是对这一政局的恰当概括。另一方面，它也是司马睿对这种非正常君臣关系不满的流露。在司马睿与王氏兄弟合作的前期，两个家族的矛盾并不突出。如果没有琅邪王氏的扶植，孑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的司马睿毫无存在价值。所以在这一时期，王导、王敦同司马睿是一致多于分歧。司马睿既肯于对他们言听计从，王导、王敦也对司马睿是“同心翼戴”的。但随着司马睿地位的巩固和建康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司马睿越来越不甘于受王氏兄弟的摆布。史称他推崇“申韩”之说，并把一部《韩非子》送给太子司马绍，希望儿子能懂得自己的用心。他还身体力行，“以法御下，明于黜涉”（《世说新语·考异》），显然是在和王导制定的“以清静为政”的国策唱反调。同时，他重用刁协、刘隗等人，力图排抑、削弱王氏的势力。在司马睿称帝之时，他同王氏兄弟虽未爆发直接的冲突，但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司马睿要王导同坐御床，表面上示以尊崇，实际上则在暗示他应该有所收敛。 王敦之祸称帝之后，司马睿继续对王导、王敦加封了官职，但是态度上十分冷淡。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他只与尚书令刁协及调外任丹阳尹却仍兼侍中的刘隗密议。在刁、刘二人的策划之下，司马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的所谓“刻碎之政”（《晋书·刘隗传》）。在太兴元年（318）一年之内，司马睿两次下诏整饬吏治。第一次的时间在三月，诏书一面对清静为政加以肯定，一面却又表示要惩办不法官吏。第二次下诏在七月。司马睿的语气转变为十分严厉，除命令各级官吏“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外，还要求“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惏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 塞之责”（《晋书·元帝纪》）。他还亲自下令处决了桂阳太守程甫、徐州刺史蔡豹等几个违制的官吏，其中程甫是王敦的亲信。显然，司马睿在杀鸡给猴看。 对于司马睿的行动，王导很快作出反应。他派遣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在听取他们归来的汇报时，王导对顾和的议论大加褒扬。顾和出身于吴郡望族。他反对朝廷对各级官吏所进行的调查，主张“宁使纲漏吞舟”，不“以察察为政”（《晋书·顾和传》）。这种纵容官吏贪污、豪强兼并的主张正是王导施政的主导思想。王敦的反应远比王导激烈。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上疏给司马睿。在上疏中，王敦夸耀他们弟兄在草创东晋政权中的功劳，为王导在朝内所受的冷遇鸣不平，并发泄了对司马睿的强烈不满。他还威胁说：“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晋书·王敦传》），表示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王敦自恃专任阃外，手握强兵，有大功于江左，一向看不起司马睿。司马睿称帝之时，王敦曾有心废他。矛盾激化后，王敦逐渐滋生了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他一直不敢贸然起兵，主要是畏惧两位同样掌握军权的外藩：梁州刺史周访和豫州刺史祖逖。 周访升任梁州刺史是在建武元年（317）十月。当时在荆州竟陵（今湖北潜江）地区有一个以杜曾为首独立的武装力量。杜曾曾多次打败过陶侃，并北袭襄阳（今湖北襄樊）、宛城（今河南南阳），使王敦派去的荆州刺史王廙无法进入江陵。时任豫章太守的周访受命救援。在沌阳，周访以少胜多连败杜曾，得封梁州刺史。太兴二年（319），司马睿以王廙在州滥杀引起民怨为由，将其调入建康，改派周访为荆州刺史。王敦害怕周访据大州对他构成威胁，遂自领荆州。当初，王敦惧怕杜曾，曾对周访许愿说，如能擒杀杜曾将荐举他为荆州刺史。就在司马睿调王廙入京之前，周访攻灭了杜曾，但王敦并不履行诺言。周访对王敦的出尔反尔，食言而肥，非常气恼。他在襄阳努力务农训兵，修养生息，伺机对王敦进行报复。 祖逖打败石虎收复谯县后，陆续降服了许多中原坞主和割据武装，黄河以南的土地皆归晋有。祖逖士马强盛、粮储丰足，随时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祖逖的兵力虽然全部集中在北方前线，但是他的威望和影响却对王敦有着巨大的震摄力，使得王敦不能不有所顾虑。 太兴三年（320）八月，周访病死。王敦消除了一块心病，遂起用沈充、钱凤等人积极谋划起兵前的部署。 与此同时，司马睿一面继续排斥王导，削弱他的实际权力；一面努力布置对王敦的防范。这年年底，他拒绝王敦以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请求，派遣宗室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临行前，司马睿对叔父讲，王敦图谋不轨已经公开暴露，惠皇帝受制于强臣的命运，离自己不会太远了。湘州据大江上游，控驭荆交广三州，位置十分重要。他希望叔父去那里能够牵制王敦的行动。鉴于东晋政府的绝大部分军队皆掌握在各地的外藩手中，司马睿迫切地需要扩建能为自己所用的军队，以对付王敦。大兴四年（321）五月，在刁协的建议下，他下诏调发沦落到扬州地区大族家为奴或者为客的北方平民，免除他们的奴客身分，编入兵籍。司马睿将他们分别配给亲信刘隗和戴渊所统领的军府。为保证诏令的顺利执行，司马睿颁布了给客制度。给客制度是在西晋荫客制度基础上，根据东晋社会的实际制定的政策。给客制度除对第一、二品官职荫佃客户数的规定比旧制有所减少外，以下各品皆有大幅度的增加，如第三品由原来的十户增至三十五户，第四品由七户增至三十户，最低的八品、九品也由原来的一户增至十户、五户。给客制度保留了旧制的荫衣食客人数，又增加了荫典计人数的规定。给客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客皆注家籍”，“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主人）量分”（《隋书·食货志》）等规定。给客制度再一次从法律上肯定士族地主私占人口的权力，反映了东晋时期士族地主的强大以及皇权对它的软弱和依赖。当然，这一制度同样反映了地主国家同地主分子在劳动人手方面的激烈争夺。因为司马睿颁布给客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大族对国家人口的过度侵吞，并把他们超过规定的私占人口强征为国家所有。通过征客为兵，司马睿得到了大量的兵员，配给刘、戴两个军府的人数各在万人以上。由于这一措施使许多大族蒙受损失，引起他们普遍的怨愤，以至后来在王敦兵犯宫阙之时，这些人大多持默许的态度。当年七月，司马睿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戴、刘二人假节领兵出镇，名义上是对付北方的少数族，实际上是司马睿在继司马承出镇湘州后的另一防范王敦的重要军事部署。 在戴渊为都督的四州中，包括祖逖所在的豫州。朝廷对祖逖在北方所受的艰辛向来不闻不问，而在披荆斩棘收复了大片河南领土之后，却派人对他进行管辖，这使得祖逖怏怏不快。他认为，戴渊虽有才望，但由于是江南人，素无宏图远见，对北伐事业既会不关心，也可能不理解。特别是祖逖得知王敦与朝廷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戴渊出镇是专为对付江州而来时，更感到灰心丧气。祖逖预感到，东晋将有一场内战，北伐事业难以成功了。他悒愤成疾，终于发病而死。祖逖之死，使王敦如释重负。对于发动兵变，他再没有任何可顾忌的力量了。 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从武昌起兵向建康进攻。在王敦为刘隗开列的大量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取奴为兵。显然，王敦以此争取大族对他起兵的支持。王敦声言，他身为宰辅，不能坐视刘隗误国。他还指斥司马睿“弃忽忠言，遂信奸佞”，并表示，不杀刘隗绝不罢兵，“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晋书·王敦传》）。在王敦起兵的同时，他的心腹沈充从吴兴起兵进行响应。 三月，王敦带兵行至芜湖，复上书司马睿要求惩办刁协。司马睿一面命令刘隗、戴渊还军保卫建康，一面下诏讨伐王敦。 王敦突然起兵，给王导带来很大困难。他每天一早就带上兄弟子侄在皇宫门前请罪，以避免举族受诛。 在周f 的申救下，司马睿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同时，他加封戴渊为骠骑将军，周f 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分别统领军队。司马睿又加封周札为右将军，与刘隗分别守卫建康城的两个军事要塞——石头城和金城。司马睿还授以梁州刺史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的职务，改调陶侃为江州刺史，命令他们各率所部攻打王敦的后方。 王敦的军队到达建康，周札不战而降，石头城落入王敦之手。司马睿连派刁协、刘隗、戴渊等人反攻，结果都未能成功。 王敦攻入建康后，对司马睿不理不睬，却放兵四处劫掠。司马睿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派人转告王敦说：“如果你没有忘掉朝廷的话，请马上息兵。你要有别的打算，我可以退居琅邪国为你让路。”司马睿见到败退回宫的刘隗、刁协，拉着他们的手，痛哭流涕。他亲自准备了马匹、人力，催促他们逃走。后来，刘隗逃奔到石勒那里；刁协则中途为人杀死。不久，在建康之外反对王敦起兵的各路州镇也陆续遭到失败，湘州刺史司马承、梁州刺史甘卓先后被杀，陶侃则退回广州。 王敦控制了朝政。他先后将戴渊、周f 等人杀死，并“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资治通鉴》卷九二）。他还把司马睿软禁在宫中，取消了人身自由。四月，王敦退军还武昌，临行前又在京城设置了留府，以控制朝廷。不久，王敦加领宁益二州都督，并把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换上自己的亲属或心腹。在王敦看来，改朝换代已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了。 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由于极度痛苦，心力交瘁，病死在宫中，时年四十七岁。 马司睿死后，其子司马绍嗣位，是为明帝。明帝即位后二年，依靠其他大族的支持，将第二次起兵企图篡夺帝位的王敦击败。 司马睿是中国封建皇朝中最少权威的一位开国之君。他之所以能够称帝于江南一隅，不是凭借他本人的权威或者实力，而是因为他出身的西晋皇室在当时已成为汉族政权的象征。只有在这一旗号之下，北方的大族才能在江南立足，南方的大族才能■■来自北方的各种势力。在拥立司马睿的大族中，琅邪王氏的势力最强，影响最大，在司马睿建立东晋朝的过程中，他的所有政治活动和各项政策都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极大。后来司马睿试图摆脱扶植者对他的控制，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这种努力不但没有成功，还终于引发了王敦之乱，导致他的受辱身亡。 第二节王导①身世西汉时期，琅邪临沂县（今山东临沂）住着一家王姓大族。远祖王吉好学明经，西汉宣帝时征为博士、谏议大夫，出任益州刺史。从此，王家渐渐发迹，子孙代代为官。传至第八代，王家又出了个远近知名的孝子，名王祥。东汉末年，中原战乱，王祥扶老携幼，举家南迁庐江，隐居二十余年，直到后母谢世后才出来做官，其时已年近六十。因为他出身高门，又以孝道扬名，故官运亨通，从扬州别驾很快升为大司农，晋武帝时官拜太保，荣登三公高位，进爵睢陵公。弟王览也先后作过清河太守、太中大夫、宗正卿、光禄大夫等高官，赐爵即丘子。西晋末，王祥族孙王衍又累官至司徒、司空、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西晋一朝，王氏家族冠冕盛门，声势显赫。王导乃王览之孙，王裁之子，是王氏大族中的第十代。 王导（276—339）字茂弘，小名阿龙，从小有远见，才智出众，度量宏大。十四岁时，陈留高士张公见他相貌不凡，惊奇地对他的堂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真是将相之才！”初袭祖父爵位即丘子，司空刘寔推荐他为东阁祭酒，朝廷让他作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他都谢绝了。后来，作了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事参谋。 投靠司马睿王导自幼跟随父兄周旋于司马氏皇室之间，与琅玡王司马睿的关系尤为密切。晋惠帝时，皇室内部爆发了一场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王导知天下将乱，遂一心推奉司马睿，暗怀中兴晋室之志，司马睿对王导也特别器重，两人如同挚友。当时洛阳战火纷飞，一片混乱，王导多次劝司马睿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国去。不久，司马越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出镇下邳。司马睿求之不得，立即请王导担任司马，委以军事。王导尽心竭力，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永嘉初年，司马越又以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司马睿以安东司马王导为谋主，推心置腹，委以重任，事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联合南北士族司马睿移镇建业后，三吴的大族豪强都不肯依附，过了一个多月，士大夫们一个都没来，王导十分忧虑。正在这时，王敦来到建业，王导赶紧与他商量说：“琅玡王虽有很高的仁德，但是知名度不高。兄的威风远扬，应该予以匡助！”三月三日这天，王导利用司马睿要去水边观禊的机会，精心准备了一副肩舆，让司马睿高高坐在上面，派人抬着，两旁排列仪仗，自己与王敦等名流骑着骏马紧紧跟随，前呼后拥，好不威风。三吴大族中的代表人物纪瞻、顾荣等人目睹此状，又惊又惧，一齐拜倒道旁。王导趁机向司马睿献计：“顾荣、贺循在本地最有名望，应该引荐他们出来作官，以结纳人心。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导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这俩人来了，其它人就没有不来的了。”司马睿立即派王导亲自拜访顾荣、贺循，二人皆应命而至。于是，以贺循为吴国内史，以顾荣为军司马、加散骑常侍，凡军府中的大事，都与他们商量。果不出王导所料，顾荣、贺循出仕后，三吴的大族豪强纷纷投靠司马睿。 王导又带头与江东士族联姻。他曾向陆玩请婚，陆玩却说：“小地方长不出大松柏，香的薰草和臭的莸草不能放在一个容器里。我陆玩虽然不才，也决不首先做乱伦的事。”王导只好作罢。陆玩拒绝与王氏联姻，也许是三吴习俗所致，也许是对这批亡国失守之士的藐视和戒备，或者兼而有之，反正王导这次碰了个软钉子。但王导并不灰心，仍坚持与陆玩往来。一次，陆玩到王导家作客，王家用北方人爱吃的酪浆招待客人，陆玩吃得稍微多了些，回去后就病倒了。第二天，陆玩致书王导，信中说：“仆虽吴人，几为伧鬼。”①“伧”、“伧父”、“伧鬼”是南人对北人的蔑称，陆玩之言颇为幽默，也未必认真，但却不无轻鄙之情。王导是中原人士，不通三吴方言，为了加强与江东人士的感情联络，常常自学吴语。名士刘惔第一次见王导，时值盛暑，只见王导在自家客厅里光着膀子，用腹部在弹棋盘上熨来熨去，自言自语地说：“何乃渹！”②“何乃渹”是三吴方言，意思是“真凉快！”刘惔访问归来，有人问：“王公这人怎么样？”刘惔风趣地回答：“没有别的不同，只听到他在讲吴语。”在王导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江东士族的思想感情也逐渐转变过来，成为支持司马氏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永嘉五年（311）六月，汉国大将刘曜、王弥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杀王公以下士民三万余人，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之中。为了躲避战乱，中原士民渡江而南的占十分之六七，王导劝司马睿从中收罗有道德才能的人，与他们共图大事。司马睿听从了王导的建议，一次就辟举掾属一百多人，时人称之“百六掾”。刁协、王承、卞壶、诸葛恢、陈頵、庾亮等人都是这次被辟举的，后来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当时南方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荆扬二州，户口殷实；但形势异常复杂，政局不稳，流民问题严重，王导为政务在清静，每每规劝司马睿要“克己励节，匡主宁邦”。司马睿初镇建业时，嗜酒废事，王导劝他不要喝了，司马睿请求再喝一次，喝完后，把酒杯翻过来往桌上一扣，从此戒了酒，以示励精图治。王导又提出四条重要建议：“接纳士人要谦虚，日常开销需节俭，为政要力求清静，南北之人应安抚。”司马睿把这四条作为施政方针，从而逐渐赢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戴。王导的威望越来越高，朝野人士无不倾心，都尊称他为“仲父”。桓彝初过江时，见司马睿力量微弱，对周f 说：“因为中原战乱，我来这里是想找条活路，想不到这等寡弱，将来怎能成就大事！”于是终日忧惧，心中闷闷不乐。后来，桓彝去看望王导，俩人畅谈世事，回来后高兴地对周f 说：“刚才见了管夷吾（管仲），再也不用发愁了！”南渡的北方士族，每到空闲日子，便相邀出城登新亭游宴，新亭临江，风景秀丽，周f 触景生情，感慨万千，长吁短叹地说：“风景不同啊！举目有江、河之异。”众人一听，相对无言，潸然泪下。王导脸色一变，厉声地说：“应当并力扶助王室，克复神州，怎能作楚囚相对而泣！”大家只好收住眼泪，齐声道歉。司马睿有了王导作辅，可谓如鱼得水。一次，他从容地① 《世说新语·排调篇》。 ② 《世说新语·排调篇》。 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王导回答说：“过去秦皇无道，老百姓讨厌乱政，以致农民暴动，诸侯并起。汉代与民休息，倡导‘无为’政治，故能由乱到治。自曹魏以来，直至太康之际，公卿世族，比豪斗富，政治败坏，不遵法度；上自王公，下至士人，无不贪于安乐，遂使奸邪之人有隙可乘。大王正要建立不世功勋，如同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必有管仲、乐毅之类的贤相、猛将存在，岂是小小的王国臣僚所能事前揣测议论的。愿大王深谋远虑，广择贤能。顾荣、贺循、纪瞻、周f 都是江南的杰出人物，愿待以优厚礼遇，江东就安定了。” 司马睿称晋王，以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不久，又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随后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王导以为大将军王敦已经统领六州军事，故辞去了中外都督。其时，司马睿忙于削平江南割据势力和镇压流民起义，征战不息，学校未立，王导上表称：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 自顷皇纲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唯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阳九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诚能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渐之教义，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今若事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司马睿采纳了这一建议。 “王与马共天下”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长安失守，愍帝被俘，西晋灭亡。并州刺史刘琨速派长史温峤奉表南来，劝司马睿作皇帝。次年六月，温峤抵达建康，目睹江左草创，法度未立，深感忧虑。温峤立刻去见王导，诉说愍帝遭囚禁，宫庙被焚毁，皇陵被挖掘的惨象，颇有亡国之痛，说着说着，不禁痛哭失声起来，王导与他对哭。诉说完毕，俩人又谈了一阵中兴大事，相互结为知己。告别王导，温峤兴奋地对人说：“江左自有管夷吾，我现在不必再忧虑了！”从此，他留住建康，助司马睿中兴王业。 太兴元年（318）三月，晋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康，南北士族纷纷上表劝进，司马睿即皇帝位，是为元帝。元帝登基那天，鸣钟击玉，百官陪列，大典隆重。元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坚决不答应，再三推辞说：“如果太阳与地上的万物等同，老百姓怎能得到阳光的普照！”元帝只好作罢。元帝自出镇江左以来，王敦、王导同心拥戴，出力最多；元帝也推诚相见，委以重任，让王敦总征讨，掌管全国军事；让王导总机要，总管朝政；王氏子弟布满朝廷，显要无比。当时人形容这种局面说：“王与马，共天下。”王敦自以为名声大，又在江左立有大功，统兵在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二，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①。根本不把司马氏皇帝放在眼里。元帝又怕又恨，与王氏的关系日渐紧张起来，为了对付王氏，以防不测，乃引刘隗、刁协等人为腹心，削夺了王氏的部分权力，对王导也渐见疏远。中①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书郎孔愉替王导说情，称赞王导忠诚贤明，有辅佐的功勋，应当委以重任，但元帝听不进去，反把孔愉贬为司徒左长史。王导本人尚能正确对待，守分自安，并不计较，有识之士都赞扬王导姿态高，能屈能伸。而王敦却愤愤不平，由猜疑发展到仇怨，与皇室矛盾渐趋激化。王敦的亲信钱凤、沈充为人阴险狡诈，善于拍马逢迎，得知王敦有不臣之心，趁机从中煽风点火，出谋画策，更促使事态的恶性发展。王敦上疏朝廷，替王导鸣冤叫屈，言辞之间充满怨望。奏章被王导看到，封好退了回去。王敦二次上书，这次却落到了元帝手中，元帝连夜把皇叔谯王司马丞召来，出示奏章，说：“近年来，王敦的位望也该满足了，仍贪得无厌，言语如此傲慢，该怎么办？”司马丞回答得很干脆：“陛下不早点杀掉他，大祸将要临头。”刘隗也来献计，劝元帝派出腹心爪牙出任方面重镇，以遏制王敦。晋元帝立即行动，以司马丞为湘江刺史，镇长沙；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三路兵马对居兵武昌的王敦形成箝制之势。与此同时，王敦也加紧扩充实力，调兵遣将。双方剑拔弩张，内战迫在眉睫。 王敦的所作所为，加深了元帝对王导的疑忌。御史中丞周嵩劝谏说：“王导一向尽忠竭力，辅佐陛下，以成大业，不要听信个别人的话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所迷惑。疏远有旧德的人，使贤佞同列，既有损于陛下以往对王导的大恩，弄得不好还会给将来招来祸患。”元帝醒悟过来，逐渐消除了对王导的疑忌。 平定王敦之乱永昌元年（322）一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武昌。元帝急调戴渊、刘隗回师保卫建康。刘隗、刁协趁机劝元帝杀尽王氏，元帝不同意。司空王导得知王敦起兵，慌忙率领堂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王彬及宗族子侄二十余人，每天清晨入朝待罪。因周f 的申救，元帝使人送还王导朝服，并召见了他。王导慨叹地说：“逆臣贼予，哪朝没有。想不到今日出在我们王家！”元帝拉着王导的手，说：“茂弘，我正要让你代为执掌政令，你这是什么话！”当即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并传下诏令：“王导以大义灭亲，可把我作安东将军时的节拿来给他。”元帝把节交给王导，意味着对他的信赖，但王导未能阻止王敦沿江直下。王敦攻破建康城，杀刁协、戴渊及尚书左仆射周f 。刘隗逃奔后赵。王敦早有政治野心，当长安失陷，南北士族纷纷向司马睿劝进之际，就想独揽朝政，但又担心司马睿年长而不好摆布，曾想另立一个皇帝，王导没有听从。及攻破建康，王敦责备说：“不听我的话，几乎灭族。”王导仍然不理睬，王敦没办法。敦既得志，拥兵不朝，生杀在手，“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①元帝又急又气，不久忧愤而死。 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王敦为了实现篡权野心，把军镇移到离建康不远的姑孰，屯兵于湖，自领扬州牧，日夜与钱凤策划、密谋再次起兵。王导得到消息，立即报告明帝预作准备。正在这时，王敦突然患了重病，王导闻讯，即率兄弟子侄为王敦发丧。众人以为王敦已死，个个精神振奋，斗①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志倍增。王敦病势越来越重，但仍不死心，遂于太宁二年（324）六月，以兄王含为元帅，命钱凤等人率水陆五万直扑京师，二次举兵作乱。叛军进抵江宁南岸，王导致书王含，信中写道：近承大将军困笃绵绵，或云已有不讳，悲怛之情，不能自胜。寻知钱凤大严，欲肆奸逆，朝士忿愤，莫不扼腕。..兄之此举，谓可得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先帝中兴，遗爱在人。圣主聪明，德洽朝野，思与贤哲弘济艰难。不北面而执臣节，乃私相树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谁不愤叹！ 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兄弟显宠，可谓隆矣。导虽不武，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但恨大将军桓文之勋不遂，而兄一旦为逆节之臣，负先人平素之志，既没之日，何颜见诸父于黄泉，谒先帝于地下邪？故省来告，为兄羞之，且悲且惭。愿速建大计，惟取钱凤一人，使天下获安，家国有福，故是竹素之事，岂惟免祸而已。 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毕力，岂可当乎？事犹可迫，兄早思之。大兵已奋，导以为灼炟也。①王含接书，并不作答。 明帝亲率六军迎战，斩钱凤、沈充，败王含，王敦病死，叛乱很快被平息。朝廷论功行赏，封王导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又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礼遇，王导推辞不接受。 为政清静不久，明帝病重，诏令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及丹阳尹温峤入宫，共同辅佐太子，轮流带兵宿卫宫殿。明帝还特意把皇舅庾亮请到御座上，并提升他为中书令。中书令典掌机要，实权在握。王导见状，心中不是滋味。 几天后，明帝病逝，太子司马衍五岁即位，是为成帝。即位大典那天，庾太后临朝，群臣奉进御玺，司徒王导却请病假不参加。卞壶当众声色俱厉地说：“王公难道不是国家大臣吗？大行皇帝尚未出殡，嗣皇帝还没有即位，这是臣子请病假的时候吗？”王导得知，只好带病坐车匆匆赶来。 成帝年幼即位，庾太后临朝称制，虽然大小事情还要请教一下丞相王导，但国家大事都由庾亮一手决定。从此，王导常常请病假不上朝。有一次，王导私下去送郗鉴，卞壶得知，上奏朝廷说：“王导败坏国家法令以徇私情，请免除官爵。”事情虽没有那样做，但却举朝震动。 王导辅政，以清静为宗旨，“不存小察，弘以大纲”①，优容世家大族。东晋初，法禁宽弛，江东豪强大多藏匿户口作为私家佃客，不向国家纳税服役。山遐为余姚县令，实行严刑峻法，上任八十天就查出私藏人口一万多；大豪强虞喜藏匿的人户最多，按律应当处死，山遐欲绳之以法。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县中豪强恨得咬牙切齿，一齐向王导告状，诉说虞喜有高风亮节，①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① 《晋书》卷七九《谢安传》。 不该受此屈辱，还诬告山遐私造县舍等种种罪名。结果豪强诉胜，山遐被撤职。离职前，山遐写信给顶头上司会稽内史何充，请求留任百日，待彻底查清逃户后，再受朝廷责罚，自己将死而无恨。何充替山遐申辩，也受到连坐免官的处分。建康城内的豪强也很猖獗，有一次，石头城官仓有一百万斛稻米被盗，窃贼都是豪强出身的将领，当局不敢清查，却把看守仓库的主管官吏活活打死便算交差了事。事隔不久，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巡视扬州境内各郡县，从事们回京后都来见王导，纷纷汇报郡县长官的得失，唯独顾和一言不发。王导问：“你听到什么了？”顾和回答说：“明公辅政，宁使网漏吞舟，何必听信传闻苛察那些小事。”王导大加赞赏，诸从事面面相觑，若有所失。正因为如此，王导赢得了世家大族的普遍好感。但自庾亮掌权后，一改昔日宽政，实行法治，打击豪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引起了社会上层的严重不满，统治集国的内部矛盾又重新激化起来。 苏峻之乱中的表现咸和二年（327）十月，庾亮不顾臣僚劝阻，强行征召历阳内史苏峻到中央任大司农，借以削夺其兵权，消除朝廷隐患。苏峻不从，遂联合豫州刺史祖约共同起兵讨伐庾亮，一场新的动乱爆发了。苏峻兵强马壮，武器精良，在祖约的配合下，很快挥兵至建康城下，官军连连败绩。庾亮丢盔弃甲，撇下当皇太后的妹妹和外甥小皇帝，匆忙带着三个弟弟狼狈出逃寻阳投奔温峤。次年二月，建康失守，百官奔散，殿省萧然，留下护卫小皇帝的只有王导、陆晔等少数几个大臣。苏峻勒兵入宫，王导抱着小皇帝坐在御座上，侍中褚翜、钟雅及右卫将军刘超等侍立左右，显得正气凛然，叛军不敢上殿。苏峻自封骠骑将军、录尚书事，专断朝政，滥署百官，殴打大臣，裸剥士女，为所欲为，以王导德高望重，仍然让他官居原职而排在自己前面。叛将路永、匡术劝杀尽王导等大臣，苏峻敬重王导，没有同意。苏峻又逼迫成帝迁居石头城，软禁在一间仓屋里，还天天跑来高声叫骂，骂尽各种丑话。王导开始害怕起来，担心大祸临头，这时也顾不得小皇帝了，匆忙带着两个儿子逃到了城外的白石。直到叛乱平息，王导才回到石头城，并让手下人把元帝给他的节拿来，陶侃揶揄地说：“苏武节似乎不是这个样子！”王导羞愧满面，无地自容，慌忙令人把节收起。 苏峻之乱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给建康城带来极大的破坏；士民逃散，百业停废、宗庙宫室化为灰尘。面对凋敝残破的景象，不少人建议另迁新都，温峤提出迁都豫章，三吴豪强请求迁都会稽，众说纷纭，莫知所从。王导力排众议，坚持说：“建康，古之金陵，帝王故里，孙仲谋、刘玄德都说‘建康王者之宅’。古代帝王不因丰俭而迁都，如能以农业为根本，节省用度，何必担心凋敝！倘若不重视农业，即便乐土也会变成废墟。而且北寇常常骚扰，钻我们的空子，一旦示之以弱，逃窜到蛮越之地，敌人就会趁虚而入，迁都恐怕不是好办法。现今应特别强调镇之以静，众人的情绪自然就安定了。”大家见他说得在理，就不再提迁都之事了。 随着形势的渐趋稳定，朝廷内部又出现新的政治格局：陶侃因平叛立有大功而被擢升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权位显著上升。温峤因功而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兴郡公。郗鉴拜为侍中、司空、南昌县公。庾亮自感失职，请求出居外镇，带罪立功，朝廷批准他出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羌湖。王导平叛无功，不升不降，但因他是元帝亲任旧臣、三朝元老，陶侃、温峤、郗鉴又都领兵在外，故被推举留京辅佐成帝，重新执掌朝政。 王导二次上台，继续推行宽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①湘州刺史卞敦在苏峻之乱中作壁上观，既不出兵勤王，又不供给军粮，朝廷颠复，坐观成败，按律应当革职治罪。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为由，调卞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装病不肯去，又调任光禄大夫、负责少府。后将军郭默假传圣旨，擅杀江州刺史刘胤，王导害怕郭默不好制伏，反而宣布大赦天下，下令把刘胤的首级割下来挂在朱雀桥上示众，并任命郭默为西中郎将、江州刺史。陶侃闻知大怒，致书王导说：“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即日上表朝廷，请求发兵讨伐。王导答书说：“默居上游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谮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①陶侃看完信后冷笑说：“这是遵养时贼啊！”王导自知措置失宜，只好令人收起刘胤首级，命庾亮协助陶侃进讨，斩郭默于寻阳。王导所任将领赵胤、贾宁等人，又个个都不奉公守法。凡此种种，使大臣们担心起来，陶侃甚至想起兵废黜王导，因郗鉴反对而未能实现。 晚年这时，成帝已长到十几岁了，但每次见到王导都要下拜，给王导的手诏则称“惶恐宫”，中书作诏则称“敬问”。每次去王导府上，都要拜王导的妻子曹氏，如同王家的儿孙一样。王导晚年患有手足麻木症，行动不方便，有时不能上朝，成帝就率领群臣来到王导府上宴饮，尽欢而散，然后命人用车把他接进宫去。侍中孔坦看不下去，秘密上表成帝，认为皇帝不宜向臣下跪拜。王导闻知，气愤愤地说：“我王茂弘老朽了，如象卞望之（卞壶）那样高峻，刁玄亮（刁协）那样刚悍，戴若思（戴渊）那样锋芒毕露，孔坦敢这样吗！”孔坦又劝成帝应该依托朝臣，不要把政事交给王导一人。王导听到后很讨厌，下令撤销孔坦的侍中，从皇帝身边赶开，调到外朝担任廷尉。孔坦郁郁不得志，以病辞职。 庾亮对王导的所作所为早就耿耿于怀。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病逝，庾亮接任，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假节，驻兵重镇，兵权在握，于是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又欲起兵废黜王导。他写信给郗鉴，指斥王导“彼罪虽重”，“曾无悛改”；年岁大了，而“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成帝乃“万乘之君”，但却“有位无人”①。希望郗鉴支持起兵，结果遭到拒绝，事情不了了之。不久，庾亮的部下、陶侃的儿子陶称把这件事秘密报告王导，有人劝他多加提防，王导故作镇静，漫不经心地说：“我与庾元规休戚与共，有头脑的人不该再传这种无稽之谈。即① 《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① 《晋书》卷六六《陶侃传》。 ① 《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使有这回事，元规若来，我就回家当平民，有什么可怕的！”随后写信给陶称，叮嘱他要好好侍侯庾亮这位皇舅。其时庾亮虽居外镇，却手握重兵，遥控朝廷，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归附，王导开始不平起来，一遇西风刮起尘土，就举起手中扇子把脸遮住，慢吞吞地说：“元规刮来的尘土脏死人！”王导晚年怠于政事，文书常常不打开就批准，还自我叹息说：“人说我糊涂，后人当思此糊涂。” 咸康四年（338），以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罢司徒官并入丞相府。第二年七月，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 第三节谢安②隐居生活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祖谢缵，曹魏时任过长安典农中郎将（据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补遗》所收“谢府君神道”）；祖父谢衡，是西晋有名的儒学家，“博物多闻”，“以儒素显”，任过博士祭酒、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一类的文官。父亲谢裒（一作褒），永嘉之乱时携家南渡，在东晋政府中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等要职。谢安出身于这样的名门世家，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在德行、学问、风度等方面都有良好的修养。四岁时，谯郡的名士桓彝见到他大为赞赏，说：“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即王承，东晋初年名士）。”当时的宰相王导也很器重谢安，青少年时代的谢安就已在上层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当时社会名流如刘真长、王羲之、王濛、支遁等都对谢安有很高的评价。因此，社会上把谢安看作安民救世的人物。但谢安早年无意仕宦，朝廷公府虽屡次召辟他出来做官，都被他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辞退。他寓居在会稽的东山（今浙江上虞县一带），经常与王羲之、支遁、许询等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咏文，过着逸士一般的悠闲生活。咸康中，在扬州刺史庾冰的强迫下，不得已出任为庾冰的僚属，但只一个月左右，便又辞职回家。后吏部尚书范汪提名谢安任吏部郎，谢安即写信拒绝。御史中丞周闵奏谢安被召，历年不到任，应禁锢终身。经皇帝下诏才赦免。谢安堂兄谢尚任豫州刺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军事，握有相当的军政大权。升平元年（357）谢尚死，谢安的哥哥谢奕接任谢尚的官职。次年，谢奕也死去，其职由谢安的弟弟谢万接任。谢氏一家，屡出大官，家门富贵，只有谢安一人隐退。谢安妻子是名士刘惔的妹妹，也是名门闺秀，问谢安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谢安轻蔑地说：“恐怕免不了要出来的。”谢安隐居时，每外出游玩，常带妓女相随，司马昱（后即位为简文帝）当时任宰相，听后说：“谢安既然肯与人同乐，也不会不与人同忧，召他会出来的。”果不其然，谢安还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政局有明智的见解。隐居时，亦常常协助兄弟从政。谢万任吴兴郡太守时，谢安随万赴任。谢万有时贪睡，谢安便往床前，手叩屏风呼他起来理事（《太平御览》卷七○一引《俗说》）。升平三年，谢万奉命讨伐前燕，谢安也随军北上。谢万为人傲慢，谢安便劝他说：“你身为元帅，应常常关心手下将领，使大家齐心协力，哪里有像你这样傲慢而能成事的呢？”谢万不听，反而每称诸将为“劲卒”，手下的人都对他很不满。谢安十分着急，亲自登门拜访谢万的部将，对他们厚相逊谢亲托，自队帅以下无一例外，深得人心。后谢万战败，手下本欲乘机起事，因念及谢安的缘故才作罢。 出山入仕升平三年，谢安的名声愈来愈大，甚至有人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谢万兵败被革职，谢氏兄弟再无人担任高官，为避免门户中衰，谢安便毅然决定出仕。升平四年八月，谢安出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当时②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谢安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年已四十了。桓温得谢安为僚属，十分高兴。对左右的随从说：“你们可曾在我的僚属中见过这样有才能的人？”谢安最初官职不高，但颇有威望。曾推荐门生几十人给田曹中郎将赵悦子录用，赵悦子上报桓温，桓温让他录用一半，但赵悦子认为：“当年谢安在东山时，官府名流屡次催逼，惟恐他不关心政局人事，今天他自己从乡选举士，哪里有反而不用的道理。”于是，全部录用。 升平五年，谢万病逝，谢安归郡赴葬。不久，转任吴兴太守。在职期间，无重大建树，但为政清平。后人思念他，立了“吴兴太守谢安碑”（见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咸安元年（371），升为侍中。这一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简文帝。简文帝风姿优美，喜儒学、玄学，颇勤于政务。但无济世大略。谢安将他看作惠帝之流，只能清谈而已。二年，转任吏部尚书、中护军。七月，简文帝去世，太子司马曜继位，为孝武帝。桓温原以为简文帝临终会禅位给自己，不然，也会让他居摄政事，协助太子从政。简文帝原也有这种打算，但由于王坦之、王彪之等人的反对才作罢。桓温怀疑是谢安、王坦之从中作梗，对他俩怀恨于心。宁康元年（373）二月，桓温从姑孰入朝，驻扎于新亭，大列兵卫，传说要见王坦之和谢安。当时传说桓温要杀王、谢，取司马氏而代之。王坦之十分害怕，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色不变说：“晋室存亡决定于我们这一次的行事。”便与王坦之去新亭见桓温。朝廷百官都排列在道路两旁拜见桓温，王坦之吓出一身冷汗，连朝见用的手版也颠倒了。谢安却从容镇定。王坦之原来名望与谢安不相上下，至此，人们莫不称赞谢安胜于王坦之。 宁康初，桓温大权在握，威行内外，孝武帝软弱无能，政不己出，全赖谢安、王坦之等大臣尽忠臣辅，维持政局平衡，使桓温始终不能取司马氏而代之。桓温一再催促朝廷授给他加九锡殊礼，记室袁宏起草了礼文，文采甚美，当时桓温已重病在身，谢安故意缓行其事，每次袁宏呈草稿上来，都要他修改，一连修改了几次仍不能定稿。袁宏不明其意，问仆射王彪之。彪之说：“桓温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不会久于人世，文稿还可拖延些时日。”果然，这一年七月，桓温便病故了，加九锡的事便不了了之。 桓温死后，桓氏势力仍十分强盛。其弟桓冲、桓豁，侄儿桓石秀操纵着扬、荆、江等军事重镇。谢安为了避免朝政大权落入桓氏手中，让崇德褚太后出来临朝听政。褚太后是谢安堂姐的女儿，她的临朝对谢安很有利。不久，谢安升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与尚书令王彪之共掌朝政。宁康二年，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兖二州刺史，谢安又兼统中书省，成为实际决策者。当时，北方的前秦、前燕等少数民族政权强盛，不断侵扰东晋边境，国内宗室司马道子弄权，大族如王、桓诸族恃强抗衡。鉴于这种国情，谢安对外采取和靖政策，尽量减少武力冲突；对内施行德政，文武用命，富国强兵，同时维持各大族之间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的势力平衡。如扬、荆、徐、兖四大重镇，前二镇握于桓氏手中，后二镇则为太原王氏所操纵。宁康三年，王坦之卒，谢安即以徐州授桓冲，自领扬州刺史，首先夺得对京师威胁最大的军镇。当时，太原王蕴因为是皇后的父亲而受皇帝的信宠，谢安不久又解桓冲的徐州授王蕴，既间疏王蕴和皇帝的关系，又削弱桓氏的兵权，也使太原王氏再握军镇，达到各大族势力基本上平衡。与此同时，又注意不过分伤害大族的既得利益，乃奏请追封晋初开国功臣的后裔，兴亡继绝。永嘉时，大量北民南渡，大族兼并流民为部曲，不立户籍。桓温执政时，曾行土断，三吴首当其冲，被括逃户多流入京师。有人主张彻底搜索，谢安不许，认为应以德政抚民，不行烦细苛政，加上强寇压境，不宜扰乱民心，故回答说：“京师若容不了这些人，何以称为京师？”（古义京曰大，师曰众）史称谢安“弘以大纲”“不存小察”，基本上类同于王导的施政措施。王导晚年不复理事，行无为之政，死后庾冰继任，则纲密刑峻，殷羡认为庾冰之政虽纲目不失，终是小道，不如王导之政。谢安十分欣赏和赞同这一评价。因为谢安为政宽恕，事从简易。人们都称赞他政如王导而文雅则胜过王导。 淝水大捷太元元年（376），谢安进位中书监、录尚书事。二年，又加司徒，谢安谦让不拜，复加侍中、都督扬、徐、兖、豫、青五州军事。当时，前秦屡扰晋境，朝廷下令招求可以镇守北方防线的文武良将。谢安推荐自己的侄儿谢玄。有人讥诽谢安用人唯亲。中书郎郗超虽与谢安有怨隙，闻此事后叹息说：“谢安能不怕他人讥诽而举荐自己的亲戚，真是明智。谢玄是有才能的人，必不辜负谢安的期望。”果然，谢玄任兖州刺史后，在京口组成“北府兵”，精锐无比，成为东晋最强劲的武力。太元四年，出镇广陵，命令儿子谢琰进攻彭城，获胜而归。太元五年，进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太元八年，前秦苻坚亲率六十万大军南侵，水陆并进，直逼淝水，京师为之震惊。谢安任命自己的弟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侄儿谢玄为前锋都督，儿子谢琰辅国将军与西中郎将桓伊等率八万精兵拒敌。敌我兵力悬殊，人心惶惶。战前，谢玄前来请问战略战术。谢安却说：“朝廷已另有旨安排。”谢玄亦不敢追问。谢安泰然无异常日，命驾车出游，与亲朋好友欢聚，还跟谢玄一起围棋赌别墅。谢安平日棋技不如谢玄，但这一天谢玄心里慌乱，竟输给了谢安。下完棋，又在别墅附近游览山水，至夜晚才回来。西线的桓冲十分担忧，从荆州派来三千精兵帮助保卫京师。谢安却不接受，说：“朝廷已有退敌之计，无须补充兵力，西边防线也很重要，不宜随便抽调军队。”桓冲对手下的人叹息说：“今大敌当前，宰相只顾游山玩水，又派年轻不懂事的青年将领上前线，敌众我寡，东晋灭亡无疑了。”谁知谢安早已成竹在胸，欲稳定民心，才故意装出若无其事，以博奕游玩托情，暗中却运筹帷幄。十月决战前夕，召来诸将，面授机宜。淝水一战，晋军大破秦军，捷报传来，谢安正与客人围棋，接信看后放在一边，照旧下棋。客人询问何事，谢安才慢慢回答：“子侄们已打败了秦军。”下完棋回家，由于心中极度高兴，过门槛时碰折了屐齿都不知道。这种操胜负于谈笑之间的风度和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在社会上广为传颂。 晚年桓冲得知谢氏诸将已破秦军，既妒忌谢氏的胜利，又后悔当初失言，加上自己镇守西线，历年败于后燕军队，羞愤交加，太元九年二月发病而死。荆、江二州刺史缺任，谢玄新立大功，朝廷上下都认为应把这二个重要军职授与谢玄。但谢安一来感到自己家族功名太盛，战后，谢石进位尚书令，太元九年谢安进位太保，若谢玄再出任西线重镇，一家揽尽全国军政大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二来担心尚有一定势力的桓氏一旦失去重要官职，会怨恨而起事。因此，将荆州授与了桓冲侄儿桓石民，任命石民的弟弟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冲的孙子桓伊则为江州刺史。谢安一直注意维持各大族之间的势力平衡，既不过分削弱，也不让其过分膨胀，即使对自己的家族，也不例外。因此，谢安当政期间，政局比较稳定，国力发展较快，南北对峙的局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谢安虽小心处事，但由于名高权重，难免引起一些人的妒忌。谢安女婿王国宝，是太原王坦之的儿子，不学无术，谢安十分讨厌他，只任命他当尚书郎。王国宝自以为出身名门，理应任清要官职，不愿任尚书郎，辞职不干，并积怨于谢安。王国宝的堂妹是司马道子的王妃，道子与孝武帝是投机的酒徒。因此，王国宝谄媚司马道子，让他在皇帝面前离间谢安。孝武帝于是逐渐不信任谢安，转而宠用司马道子。淝水战后，谢安功名大盛，孝武帝心有忌惮，加以道子离间，由是疏远。九年三月，又升谢安为太保，进一步将他架空。谢安也识时务，让荆、江二州于桓氏，维持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一方面回避司马道子，不与他抗衡，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夺回军政大权，维持自己家族的势力。九月，上书请求率兵北伐，于是加授谢安大都督扬、徐、江、荆、司、豫、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诸军事，加黄钺。十年，前秦国内发生叛乱，苻坚求援于东晋。谢安正欲避司马道子，于是请求亲自率兵往救。四月，出镇广陵的步丘（今扬州邵伯镇），修建城堡居住，名为“新城”。谢安晚年虽功成业就，名盖天下，但忆起昔年隐居东山的悠闲生活，仍无限思念。及遭司马道子排斥，更思隐退。在新城造船凿舟，大作航海的准备，一旦时机适当，便欲沿长江下三吴，告老还乡，再过山水间的生活。但就在这一年七月，谢安病倒了，只得请求返回京师。走前，犹对北伐作了部置，命令龙骧将军朱序驻扎洛阳；前锋都督谢玄驻扎彭沛，互为犄角，待来年汛期水涨，东西两路一齐渡江北伐。部置完毕，才与儿子谢琰一起回到建康，上书请求退职。八月廿二日，谢安病卒于建康，终年六十六岁。东晋朝廷以隆重的仪式追悼谢安，孝武帝亲临灵堂三天，追赠太傅，谥文靖（谥法：柔德安众曰靖）。十月，追封庐陵郡公。谢安有两个儿子。长子谢瑶，袭封爵，官至琅琊王友，早卒。次子谢琰，甚有将才，跟随谢安从政，官至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后在孙恩之乱中被杀害。 风流学养谢安不仅是东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博学多才，风度优雅，为东晋名士之冠。江左重人物，风流学养特为士人所矜重，谢安在这些方面，都体现了优秀的素质。 玄学作为侨姓士族的文化标志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对玄理的掌握和谈玄技巧成为一项重要的价值标准。谢安便精于玄道。二十来岁时，拜访名士王濛，与他清谈了很久，大受赞赏。曾与许询、支道林等人聚集在王濛家。谢安提议大家在一起言咏写怀，于是共解《渔父》。谢安看题，令众人解释，支道林先解，讲了七百余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人无不称善。大家都各抒己见之后，谢安谈自己的见解，讲了万余语，才峰奇逸，萧然自得，在座的人，莫不钦服。许、王、支都是东晋有名的谈手，而皆服于谢安，可见谢安玄学知识的渊博和言谈的精炼。 谢安亦通儒家经典。宁康三年（375），孝武帝将讲孝经，谢安与弟谢万等人在宫廷侍读，中书郎车胤摘句，不懂的地方便问谢安兄弟，一而再，再而三，深感不安，便对袁宏说：“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宏劝他不必担心，因为“明镜不疲于屡照。”意即谢安学识渊博，通经熟典，为人解答疑难不会有什么困难。 在文学方面，谢安也很有修养。能诗善文，才学华丽。早年在东山，“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全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所收谢安诗作十来首。曾写简文帝谥议，文理深得，为朝廷所采纳。桓温阅后，递给在座其他人看，并说：“这是安石碎金。”他闲居时，常与子侄们论文作诗，成了当时文坛佳活。 谢安性好音乐，精通乐理，曾与戴逵谈论琴书。自弟谢万死后，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却不因丧废乐。王坦之屡次写信劝阻他，说居丧废乐是儒教大礼，希望谢安能维持礼治。但谢安却回信说：“我所追求的是声律，可称为情，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作的，正聊以乐自娱，若要尊崇世教，纯洁行为，则不但不可提倡，亦非所屑。”他曾对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每次与亲人离别，总有几天心情不愉快。”王羲之安慰他说：“年纪大了，自然如此，正要依靠音乐来陶冶性情。”谢安晚年居丧行乐，谅必有寄兴托情的因素。而社会上的人将它视为风雅的行为而竞相仿效，遂成当时一种风尚。除音乐外，谢安还“工书善画”。他很喜欢顾恺之的画，称赞其画是“自生人以来未有也。”可见他对绘画有一定的爱好和鉴赏能力。曾经跟王羲之学草书，王羲之称赞他是“解书者”，说明他不仅会书法，而且懂书法理论，同时也有自己的欣赏能力。谢安的行书、隶书都写得很好。南朝羊欣所编《古来能书人名》及王僧虔《论书》等，都把谢安作为东晋书法家。 桓温执政时，郗超得宠，朝廷百官都很敬畏他。谢安曾与王坦之一起去拜访郗超，等候了半天，还不得接见，王坦之便要走，谢安说：“难道不能为身家性命而忍耐片刻吗？”对待下层也是如此。谢安曾乘船东行，仆人们牵纡引船，时快时慢，有时停顿，有时却又放任船只飘荡，触着岸边，使船上人相撞。但谢安从不呵责仆人，人们称赞他不会喜怒无常。但有一次，谢安参加哥哥谢奕的葬礼回来，天色已暮，又下着雨，车夫喝得酩酊大醉，驾驭不住牛车，谢安坐在车中，手取车柱撞打车夫，声色俱厉，使车夫骇然酒醒。人们说谢安的性格如深沉的江水，平时静静缓流，但在关隘的地方却奔泄直下。 谢安待人接物，很注意风度。东晋门阀社会，社交有较严格的流品，士人不交非类，但谢安却善于礼接士庶。琅玡名族王献之来访谢安，正好习凿齿也在谢安家里，王献之鄙视习凿齿出身寒门，不肯和他坐在一起，便站着不坐，谢安急忙安排王献之坐在自己的对面。献之走后，谢安对侄儿说：“献之虽然清高，但为人太过矜持，会损其自然。”琅玡名族王胡之在东山居住时，曾一度较清贫。门第低下的陶范当时正好任乌程县令，便派人给王胡之送来一船米，但王胡之却不肯接受，并说：“我没有得吃自然会去谢尚（谢安的堂兄）家里取，无须你陶范的米。”弄得陶范十分尴尬。谢安听说后，认为王胡之所作所为太过分了。可见谢安对森严的门第阀阅并不赞同。 谢安在对子弟的教育上，也主张德教。谢安的妻子刘氏曾问谢安为何不见他训育子弟，谢安说，“我常常以我的言行来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做。”也就是说，谢安立足于以身作则。在教育上，很注意方法方式，从不唐突，伤害子弟的身心。侄儿谢玄小时候，性好浮华，常佩紫萝香囊，别手巾垂腰，谢安欲改变他这一嗜好，但又不愿伤害他的自尊心，便想法与他赌香囊，赢了之后便把它烧掉。谢安的二哥谢据小时候不懂事，曾爬到屋顶熏老鼠，社会上流传为笑话。谢据的儿子谢郎不知道是他的父亲所作，也常与人说笑这宗事。谢安因此对谢郎说：“世人用此事来诬蔑二兄，也有人说是我干的。”谢郎听后十分懊恼，从此再也不敢提起这桩事。人们认为谢安能故意把这桩蠢事说成是自己的过失，来开悟侄儿，“可谓德教”。由于谢安身体力行，教子有方，故其子弟大都成才。如谢玄、谢琰是东晋名将，而封（谢韶）胡（谢朗）遏（谢玄）末（谢渊），为文坛彦秀。谢氏一门，人才济济，文武双全。 谢安向来有弘远之称。在东山时，曾与孙绰等人泛海而游，乍然风起浪涌，船上的人都惊慌失措，主张返航，只有谢安神色不变，吟啸自如，众人钦叹，“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东晋社会常用容止风貌来衡量人材。这种特殊的价值标准渊源于两汉的品评人物，认为一个人的才性可以在容止风貌中体现出来，称为标致或风流，直接影响人物的名声地位，对社会风尚也有潜在的影响效应。谢安有鼻疾，作洛下书生咏，声音浊浓，士人们爱其咏而不能及，甚至有人用手掩着鼻子来模仿其浊音。谢安被誉为东晋风流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着当时的社会风气。谢安有一位同乡，在地方上做官回来，捎带五万把蒲扇回京城出售。谢安使用他这种蒲扇，结果，京城不论士人、庶人，都争着模仿，使扇价倍增，不到一月，五万把蒲扇便销售一空。又有河东人裴启撰《语林》不实，被谢安斥为“裴氏学”，于是“众咸鄙其事，《语林》遂废”。史称“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兴，崇虚价于百金。”谢安不仅有卓越的军政才能，而且风流儒雅，多才多艺，世称“大才叠叠谢安”，这对于一个地位仅次于皇帝的权臣来说，是很难得的。难怪后人以为“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耳”。 第九章刁协、刘隗、郗鉴、温峤第一节刁协、刘隗①刁协（？—322），字玄亮，渤海饶安（河北旧县镇）人，出身于二流士族。祖父刁恭，官至魏齐郡太守。父刁攸，晋武帝时为御史中丞。刁协天资聪明，博闻强记，自幼就喜欢博览儒家经籍。起家为濮阳王国文学，后以精通儒学，谙习典章制度，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兼本郡（即渤海郡）大中正。刘隗（272—333），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自称是汉楚元王交的后人。其父祖在魏晋时官爵并不显赫。父刘砥，只是东光县令而已。刘隗喜好文史，文化修养很好，故起家为秘书郎，掌管图书著述。但由于秘书郎是贵势子弟所把持的官职，刘隗没有强硬的父祖背景，遂在当时内官重、外官轻的风气下，被排挤出秘书省，出为冠军将军、彭城内史，成为本郡长官。 拥戴皇权，以法御下刁协、刘隗家族势力不强，本人官位不高，却因局势的演变，而在两晋之际被推上政治历史舞台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西晋末年，八王争权，问鼎于中原。在这种形势下，刘隗、刁协都极力谋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晋身。刁协弃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颖，为平北司马。后看到赵王伦兵多势众，弃颖投伦，任相国参军。赵王伦败，他又转奔长沙王乂门下，为骠骑司马。而当局势朝着有利于东海王越的方向发展时，他又投靠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东嬴公司马腾，被任为长史，迁颍川太守。东嬴公司马腾败死，刁协经过选择，认为东海王越系统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所辖的两淮及江南地区比较稳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余地，遂避难渡江，被用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刘隗则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马睿的辖区之内，与睿是上下级关系而交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被睿任为从事中郎。 可是，刁协、刘隗所依附的却是弱主。琅邪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完全有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拥戴才得以立足。王导内控朝政，王敦外居荆州重镇，司马睿不过是门阀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时有谚云：“王与马，共天下。”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主弱臣强的政治状况。对此，不仅司马睿十分不满，而且家族势力不强的刘隗、刁协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巩固受到直接威胁。所以，司马睿不甘寂寞，从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开始，就有意重用刁协和刘隗，引二人为自己的亲信；刁协、刘隗二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尽心悉力，志在扶植皇权，以期蒙被显贵。 刁协因为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熟悉封建礼仪制度。所以他在东晋皇朝创立初期，被委以创立宪章的重任。当时，朝臣中很少有人熟悉过去的礼仪制度，刁协排除各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终于制定了一整套封建典章礼仪制度。它的建立，对于明尊卑、辨贵贱、别等级、防僭越、崇皇权、抑权臣具有一定作用。司马睿因此更加器重刁协，拜其为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刁协传》及《刘隗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尚书左仆射。太兴初年，迁尚书令，又加金紫光禄大夫。 刘隗则善于探求司马睿的旨意，并凭借他兼通文史、习于政务的长处，往往能够在司马睿尚未发话时就满足他的愿望，故司马睿将刘隗视为十分称心得力的心腹。司马睿对王导的镇之以静、“宁使网漏吞舟”的扶植纵容门阀势力的政策深为反感，一反“本诸家传礼来久”的儒学家族传统，而“用申韩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针。而刘隗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又对司马睿忠心无贰，故司马睿以刘隗为丞相司直，后又转为御史中丞，委以刑宪。刘隗忠实地执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坚持排抑豪强，不避权贵的原则，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地予以举劾。 护军将军戴若思也是晋元帝司马睿的亲信，但他擅自让府将篡取军士，刘隗奏免戴若思官。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丧而结婚，以孝友著称的东閤祭酒颜含居叔父丧而嫁女，刘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东晋初，在王导“宁使网漏吞舟”政策的保护下，货赂公行，吏治腐败。刘隗力图予以纠正。丞相行参军宋挺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生，刘陶死后，他强娶刘陶爱妾为妻，又盗窃官布六百余匹，本应弃市，遇赦而免予追究。不久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为长史。刘隗得知此事，认为宋挺霸占举主刘陶之妻，违背三纲之义，有悖人伦之序，而且尚贪赃枉法，虽遇赦免死，但应除名，禁锢终身并发配边境充兵；对于明知宋挺赃污乱伦，却仍欲举荐为官的阮抗，则应给予免官和下狱治罪的处分。晋元帝虽表示赞同，但因宋挺已经病亡而不想再追究。刘隗据理力争，认为为了作法垂于后世，整肃风纪，必须坚持原判，并班下远近，使人人皆知。晋元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刘隗法不阿贵，不畏强御，他将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汝南周f ，是东晋政权的台辅重臣，权势颇重。有一次，庐江太守梁龛居丧请客，周f与三十多人赴宴。刘隗奏免梁龛官，削侯爵，以明丧服之礼；周f 等人则明知梁龛居丧而仍然赴宴，宜各给予剥夺一个月俸禄的处分，以肃其违。晋元帝从之。而后，周f 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擅自砍伤门生二人，又砍伤前来纠察的建康左尉。刘隗因此再次弹劾周f ，周f 坐免官。 对于权倾朝野的琅邪王氏家族，刘隗也不留情面。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刘隗劾奏，只是因晋元帝畏于王导，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审理。但是，刘隗并未因此气馁。当时，“用法不及权贵”之弊十分严重，执法不公，用法不严，故有“延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民谚。建兴中，丞相王导府中的督运令史淳于伯被冤杀。刘隗为其申理冤情，指责具体负责此案的从事中郎周f 、法曹参军刘胤等人刑杀失于公允，不能胜任其职，请皆免官。其矛头直指周f 等人的后台王导。王导被迫上疏引咎，请求辞职。晋元帝未接受其辞呈。 刁协虽不负责刑宪，但他性格倔强刚悍，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凡事都崇上抑下。他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他放达不羁，饮酒过量，常常借醉酒之机而指责辱骂公卿大臣。刁协和刘隗对皇权的忠诚以及执行“以法御下”的坚决，使晋元帝对他们更加信任。太兴初年，任命刘隗为侍中，又赐爵都乡侯。不久代薛兼为丹杨尹。他虽不在中朝，但仍与尚书令刁协一起参予制定所谓“万机秘密”，二人成为晋元帝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对此，极力想要专权擅政的门阀势力极为不满，他们对刘隗、刁协二人莫不侧目以视，一方面将“以法御下”的政策比之为“刻碎之政”，一方面则对刘、刁二人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说他们是佞幸小人。 如汝南周嵩曾被刘隗举劾，对隗恨之入骨，以至于仇及刁协。他的哥哥吏部尚书周f 曾在尚书省内当值，夜里突然发病，十分危险。刁协正好在场，马上采取措施予以医治，百般照料。到天亮时，周f 病情有所好转，刁协遂让人通知周嵩。周嵩急忙赶来，刁协见到他，哭泣着述说周f 晚上病危的状况。而周嵩十分冷淡，挥手让刁协走。刁协走到户外以让其兄弟叙谈。周嵩看到周f ，连病情都没问就说：“你在中原时曾与和峤齐名，现在怎么能与佞幸小人刁协有交情。”说完便扬长而去。 周嵩将刁协、刘隗比成佞幸，是对晋元帝疏远和排抑南北世族势力表示不满。他曾上疏晋元帝，力谏切勿疏远王导，重用刁、刘。在奏疏中，他把王导比作诸葛亮，认为晋元帝“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为贤。”晋元帝没有理睬他的意见。至于王导，由于自己是“以法御下”政策的首要目标，自然不便对刁协、刘隗进行直接人身攻击，但他对刁、刘二人的仇视却往往不由自主地溢于言表。他声称为政不应“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而当他对当朝人物进行品评时，却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壸）之峰距”。评价刁协为人“察察”，实是贬斥而非赞誉。 刘隗、刁协既然将其命运系于皇权，所以毫不在乎来自门阀势力的种种非议和反对，继续在晋元帝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弱枝强干的措施，从而使得皇权与门阀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王敦起兵，以清君侧东晋初年主弱臣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门阀世族握有军权，盘据外藩，司马氏为代表的中央皇朝几乎无兵可用。在握有强兵的诸家族中，以琅邪王氏为最盛。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居长江中上游重镇，与内控建康朝权的王导遥相呼应，是威胁封建皇权的主要力量。王敦又因素有重名，有拥立之功，专任外藩，“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晋书·王敦传》）。因此，刘隗、刁协认识到，欲加强皇权，仅仅实行“以法御下”是不行的，还必须削弱乃至剥夺门阀世族的兵权。于是，刘隗以王敦威权过于强盛，终将成为祸乱之源为由，竭力劝说晋元帝司马睿任用心腹为外藩方镇长官，以收兵权。此议刚刚提出，恰好湘州刺史出现空缺。王敦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立即表请以自己的亲信、宣城内史吴兴沈充为湘州刺史。湘州号称南楚险国，据长江上游之势，位于荆交广三州交界处，是“用武之国”（《晋书·闵王承传》）。控制湘州，对建康东晋朝廷来说，无疑等于在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因此，晋元帝在刘隗、刁协等人的劝告下，未理会王敦的表请，而于太兴三年（320）十二月，任命自己的从叔父左将军谯王承为湘州刺史。可是，因湘州经动乱后荒残困弊，加上谯王承本人将才不足、能力较低，故王敦虽心怀不满，但对此也并无太大异议。他凭借湘州位于自己的都督区内，既不给本来就没有多少军队的湘州增加兵员，又不供给军事器械，听任谯王承之镇湘州。主弱臣强的局面仍未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王敦知道朝廷不信任自己，就要求将部下在扬州的家属接到荆州。其用意有二，一是如朝廷同意这一要求，则可收买人心，并可以防备来自建康的不虞；二是如朝廷拒绝，则可因此煽动将士对朝廷不满，为起兵提供借口。刘隗、刁协接到王敦的上表，认为王敦奸逆之心已经昭著，则一方面抗绝了王敦的要求，以期用王敦部下家属为人质，牵制王敦以便尽可能地延缓他反叛的时间。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地着手建立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和指挥的新军，以便在万一王敦反叛的情况下，不至于因无兵可用而束手就擒。但在当时的军户制下，良人无当兵的义务，军户又多由门阀世族所把持，故建立新军，必须要解决兵源问题。为解燃眉之急，尚书令建议征发扬州诸郡的奴客为兵，以备征役。太兴四年（321）五月，晋元帝下诏发奴为兵。七月，任命亲信、尚书仆射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今江苏淮安市），各领以奴为兵者万余人。刘隗、戴若思临行前，晋无帝司马睿亲自来到他们的营地，慰问勉励将士；并为刘、戴二人设宴饯行，开怀畅饮，赋诗励志。 刘隗、戴若思分别镇戍合肥、淮阴，名义是为了防御北方入侵，实际上则是使合肥、淮阴、建康形成犄角之势，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王敦反叛。刘隗出任外藩后，仍遥控朝政，凡是朝廷重要事务，如选举用人等，晋元帝都要与他密谋后才作出决定。王导则被架空，受到冷落，郁郁而不得志。王敦因此极为不满，写给刘隗一封带有威胁和利诱双重含意的信，信上说：“听说近来皇帝非常信任你，所以我想在中原动乱、大贼未灭的形势下，与你和周f 等人齐心协力，输佐王室，以便安定天下。如果我们之间可以平安相处，则皇室国运可以历久不衰，反之，则天下将永无安定之日。”刘隗回信引用了《庄子大宗师》中所说的“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认为人各有志，不必强求一致，非有过往不可，拒绝了王敦的拉拢；又引用晋大夫荀息所说的“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表示这也是他的志向，含蓄地指斥王敦怀有不臣之心。王敦见信，气急败坏，对刘隗更加怨恨。他在荆州聚集军队，加强战备，筹划东征京师建康；又充分利用发奴客为兵后在扬州地区士族地主中对朝廷存在的不满情绪，派吴兴人沈充回到扬州，纠合反对朝廷的势力以配合即将发动的东征。在举兵反叛前，王敦向自己幕府长史、名士谢鲲征询意见，说：“刘隗这个奸佞小人，将要危及朝廷，我打算清君侧之恶，匡辅皇帝，以拯救国家，你看如何？”谢鲲回答说：“固然像你所说的那样，刘隗是造成祸乱的根源。但是，躲在城墙中的狐狸以及宗庙里的老鼠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人们担心如果熏烧它们将毁坏城墙和宗庙。刘隗之所以恣意而为，是凭借皇帝的支持。除掉他，必然会因此侵僭君权，危害国家。”王敦反意已定，听了这番话后勃然大怒，说：“你这庸才，岂识大体！”永昌元年（322）春正月，王敦以讨刘隗、清君侧为名，在武昌（今湖北武汉市）起兵。他上疏列举了刘隗十大罪状：其一，邪佞谄媚，谮毁忠良，扰乱朝政；其二，大兴事役，赋役不均，劳扰士庶；其三，选举不公，进人退士，高下由己；其四，免良人奴为兵，百姓嗟怨；其五，僭越过制，以朝廷黄门侍郎、散骑侍郎为参军；其六，假借举义，扶植个人势力，招收徐州流民为府兵；其七，拒绝荆州将士接迎妻小，使三军将士无不怨愤；其八，以曾在皇帝即位前投书劝进的王官充征役；其九，以自赎得免和已放遣的客或其子弟为兵，有所不得，辄归罪于原来的客主，使百姓怨声载道；其十，刑罚失中，人人自危，有识杜口。 王敦军至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又上表列举了刁协的罪状。晋元帝见疏表，大怒说：“王敦竟敢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将亲自率领六军，讨伐叛逆。有能杀王敦者，封五千户侯。”同时，命令刘隗、戴若思急速率兵回建康勤王助讨。 刘隗到建康时，百官列道迎接。他举止潇洒，神态自若，慷慨陈词，激励众志。他与刁协一同入宫见晋元帝，竭力主张诛杀留在建康的以王导为首的琅邪王氏。晋元帝未采纳这一建议。刘隗因此知道晋元帝在为自己留条退路，并无坚决平叛的决心，感到前景不妙，遂忐忑不安，面有惧色。 晋元帝首鼠两端，不敢坚决平叛的态度，以及不满于“以法御下”政策的门阀世族和受发奴客为兵之害的士庶对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叛军进展神速，在没有遭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兵锋直指建康。晋元帝虽仍口喊平叛，实际上却畏敌如虎。他一反疏远王导的态度，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王导在军事上毫无建树，致使建康城的守卫形势岌岌可危。晋元帝无奈，派琅邪王廙带旨劝说王敦止兵，但王廙一去不返，投弃了王敦。晋元帝又任用阴险好利的大族名士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城诸军事，戍守建康门户石头城。而力主平叛的刁协、刘隗，却没有在平叛中受到重用。世族头面人物周f 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实际上是剥夺了尚书令刁协的实权；而刘隗也只能戍守位于建康外围的丹杨江乘蒲上的金城，作为外援而已。 王敦因此气焰嚣张，进兵不止，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他打算先攻金城，消灭刘隗，以解心头之恨。部将杜弘劝他说：“刘隗养了许多敢死士兵，所以金城不容易攻克。不如先攻石头城。石头城守将周札为人苛刻，士兵都不愿为其效力，攻城必胜无疑。周札兵败则刘隗必然不攻自溃。”王敦言听计从，以杜弘为前锋，进攻石头城。周札未加抵抗就打开石头城门，投降了王敦。 石头城既陷，建康城危在旦夕。晋元帝命令刁协、刘隗等人率众反攻，企图夺回石头城，以挽救败局。刁协、刘隗攻城不下，反被王敦所败。王敦乘胜进入建康城内。这时，建康城内一片混乱，叛军四出劫掠烧杀，无恶不做，宫省内百官公卿惊恐万状，奔逃一空。晋元帝见大势已去，决定放弃抵抗。他脱去了戎衣，改穿朝服，对左右随从说：“王敦想要取我代之，早明说就是了，何必要如此残害百姓！”又派使者对王敦说：“你如果仍忠于朝廷，就息兵停战，天下尚可以维持安定；如不是这样，朕将仍回琅邪国为王，给你让出皇位。” 在这种情况下，刘隗、刁协亦无回天之力。他们败退到台城，在太极殿东侧的阶下见到了晋元帝。元帝拉着刘隗、刁协两人的手，流泪呜咽，不胜悲伤，并劝他们立即逃离建康，以避杀身之祸。刁协说：“臣应当以死节事君，故不敢有贰心而出逃。”元帝说：“现在事逼无奈，不走怎么可以呢？”遂令人给刘隗、刁协人马，让他们自寻生路。刘隗、刁协与晋元帝挥泪告别。刘隗行至淮阴，为戍守此地的刘遐所袭击，不得不带着妻子、子女和亲信二百多人投奔后赵的石勒。石勒以刘隗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成帝咸和八年（333），刘隗随从石虎征前赵，战死于潼关，终年六十一岁。刁协因年老体弱，出逃后不能骑马，行动迟缓，加上他向来对下属毫无恩惠，同行的左右都与之离心离德，故行至江乘（今南京东北二十公里处）时，刁协被人诛杀，首级送至王敦。王敦允许刁氏家属为刁协收尸埋葬。晋元帝听到刁协身死未免的消息，十分悲痛，秘密下令，逮捕并诛杀了送刁协首级的人。 为刁协平反引起的争议晋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之乱被平定。与王敦有矛盾而被其诛杀的世族头面人物，如谯王承、甘卓、戴若思、周f 、虞望、郭璞、王承等人，东晋王朝都予以平反昭雪，被以显赠。甚至曾为王敦开城门投降的周札（被王敦在太宁二年所杀），也在王导的坚持下，按“以身许国”的功名赠以卫尉。而在当时“不与刘石通”的情况下，刘隗投奔石勒，显然属于投敌叛国，大逆不道，所以王敦虽平，刘隗仍不得归国。至于刁协，因素来与当权的王导等人有矛盾，也以出奔不尽臣节的罪名，不在平反之列。至成帝咸康年间（335—342），刁协的儿子刁彝上疏，为其父鸣不平。朝议时，在位权贵多认为晋明帝时褒贬已定，不宜再予以更改；而且刁协不能守臣道死身事君，在出逃后遇害，所以不能恢复其官爵。丹杨尹殷融持有异议，他认为：“王敦是十恶不赦的叛臣，罪不容诛。因此，与王敦势不两立的刁协之善亦不容赏。如果认为刁协的忠君是出于一己之私利，出谋划策又常有失算，并以此对刁协横加指责，不过是出于偏见而已。现在，把叛臣王敦所行的诛杀确定为国刑，将如何能达到劝善沮恶的目的！在王敦目无君主，专权擅政时，刁协挺身而出，是为了国家而非个人。过去楚国的孔宁、仪行父追随昏君，干了不少坏事，而楚国仍恢复了其官位，就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信，况且刁协与晋元帝之间还是忠义的关系！刁协又是中兴四佐之一，位于群臣之首。至于出走，是因为势穷计屈，奉命而行，并非为了逃避刑罚，所以宜予以显赠，以明忠义。” 当时庾冰辅政，对殷融的建议迟疑而不能决。左光禄大夫蔡谟又写信给庾冰，为刁协申理，信的大意是：“刁协是中兴功臣，死于王敦之乱。天下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过，却只看到他被贬黜，致使其儿子称冤喊屈。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沮丧忠臣之节，使天下生惑，为王敦之党报仇。刁协功大于过，与过去楚国的佞幸小人孔宁、仪行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宜追加显赠。我听说有人认为明帝时刁协已被废黜，现在不宜再予以纠正。我以为不然。刁协不是在明帝时被诛，而只是未加赠而已。至于明帝时加赠的周f 、戴若思，都不是王敦檄文所欲诛讨者，在叛乱得逞后才被杀害；周f 、郭璞等人也不是在为君主御难时被杀，却都加以褒赠。与此相比，刁协忠义为重是显而易见的。我又听说下面的人多认为应该给刁协加赠。刁协为什么会得到众人的同情和支持呢？如果说以宽柔得人心，则刁协为人粗旷，积怨甚多；如果说以富贵得人心，则刁氏今日已成贫贱寒门。其原因就在于事不公允。希望足下深思。” 庾冰看信后，深以为然，上奏书给成帝。成帝诏曰：“刁协欲忠于君主，却丧失了为臣之道，致使王敦得以托名清君侧，肆行叛逆，遂使社稷致祸，君主受辱，对此刁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严明国典，则对刁协处以刑罚亦不为重。现在之所以重议刁协事，不过是因他尚有功劳可言，王敦叛乱亦未持久而已。可以复刁协本来官位，加以册祭，以明凡忠君者有微功必显。虽然不能对其过失加以贬裁，然而或许可以对后人以劝勉。”于是追赠刁协本官（尚书令，金紫光禄大夫），祭以太牢，基本上予以平反昭雪。 刘隗有子名绥，与刘隗一同投奔石勒。孙刘波，曾为石虎手下的冠军将军王洽参军，后投奔东晋，官至散骑常侍。刘波子刘淡，东晋末年，为庐江太守。 刁协有四子：刁逵、刁畅、刁弘，另一子名不详。刁协平反后，逵、畅、弘并列显职。桓玄篡政，三人都依附于桓玄。后为刘裕所族诛，刁氏遂灭族。刁协诸子不以儒家名教为准则，专事商业和搜刮民财，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又占固山泽，被称为“京口之蠹”。刁氏族灭后，刘裕将其财产分给百姓，让大家尽自己的力量随便拿。就这样，分财产也持续了好几天。当时天下饥馑，百姓多因此而得以免于死亡。 第二节郗鉴、温峤①东晋时期，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影响，士族高门为了不再重演家破身亡的悲剧，一反西晋时的颓风，励精图治，奋励向上。士族中出现了一些有作为的人物。郗鉴和温峤就是为稳定当时政局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抗胡名将郗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的大族。他的曾祖郗虑，曾受学于东汉大儒郑玄，建安年间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他家是有儒学渊源的。郗鉴年轻时即以儒雅著名，被称为“兗州八伯”（即八名士）的“方伯”（《晋书·羊曼传》）。 温峤（288—329）字太真，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东）的大族。他父亲兄弟六人，并有名当世，号称“六龙”。叔父温羡西晋惠帝时为中书监。西晋时士族门阀制度已经确立。这一制度保证了居于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又由于封建国家统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大量财富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当时，门阀士族中盛行着腐朽不堪极为荒淫的生活方式。他们或是“斗富”，挥霍掉大量财物，或是饮酒狂欢，以杀女奴取乐。郗鉴虽列身士族，但他“少孤贫”，“躬耕陇亩”，平日“博览经籍”，“吟咏不倦”。温峤的家境可能要好一些，他“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从这些记载看，他们两人奉行的还是正统儒学。郗鉴年轻时虽有名望却“不应州命”。八王之乱中，他三十岁左右了，为赵王伦辟为掾。他“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温峤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隶命为都官从事。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而奏之，京都振肃”。西晋政治极其腐败。官吏嗜财如命、贪赃枉法成为风气，以至公开抢劫。士族高门孜孜于禄位，不惜参与宗室诸王争权夺利的争斗，支持司马氏骨肉相残。郗鉴、温峤虽厕身官场，却还能卓然处世，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他们后来在抵抗胡族统治者屠杀汉人中起了重要作用就不是偶然的了。 八王之乱，诸王互相残杀。兵连祸结，人民遭受极大的灾难。而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也大大削弱。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一发而不可收拾。匈奴刘渊、羯人石勒以反晋为号召起兵，胡、汉人民纷纷响应。随着刘、石势力的壮大，他们志欲建立胡族统治政权的野心也愈来愈膨胀，变反抗西晋的残酷统治为对汉族人民的屠杀。“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西晋愍、怀二帝被俘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即告瓦解，北方的社会矛盾也就成为汉族人民反抗胡族统治者残酷屠杀及奴役的斗争。 为了躲避胡族统治者的屠杀，大量的北方人逃往比较安定的长江以南。 “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而那些一时走不掉留在北方的西晋官吏、地方大族、豪强则纷纷部勒宗族、部曲筑起坞堡自保。这些结坞自保的坞主多以东晋为“正朔”，并积极与刘、石作战，所以周围的汉族人大量地投入坞堡避难。一时间，这些坞堡成为北方各地抵抗胡族进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郗鉴传》及《温峤传》，下引两传者，不另注。攻、广大汉族人民团聚求生的中心。 八王之乱中，诸王百般拉拢名士壮大力量。赵王伦、东海王越等都曾辟郗鉴为掾，他都借故推辟。温峤这一时期的情况不清。但是在永嘉之乱中他们却成了抵抗刘、石的有名将领。 八王之乱后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参加混战，率并州军民东下冀州。在并州离石（今山西离石）起兵的刘渊趁机将他的势力扩大到并州的中部和南部。由于刘渊的屠杀和掠夺，并州地区已完全残破。并州治所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晋书·刘琨传》）。光熙元年（306）并以刺史刘琨为收复刘渊控制的并州，以温峤为掾属，招募千余人进入并州。“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场，峤为之谋主，琨所凭恃焉”。由于刘琨、温峤的努力，他们很快在“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的并州站住脚，并在晋阳“抚循劳徕，甚得物情”（《晋书·刘琨传》），迅速扩大了势力。骄横一时的刘渊不得不将都城从离石迁到蒲子（今山西隰县），以避刘琨、温峤。 郗鉴在八王之乱后期回到家乡。永嘉之乱起，郗鉴与乡里千余家避难鲁国之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据山自保。郗鉴被推为坞主。在邹山，郗鉴率众与石勒等日日交兵，虽“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 当时刘渊、石勒铁骑在北方纵横驰骋，攻城屠邑，许多坞主因刘、石军事压力而相继与其合作。郗鉴、温峤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并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坚定的民族立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北方继续战斗下去。因江东政治形势的变化，温峤、郗鉴相继渡江来到江南。 平定王敦、苏峻之乱东晋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建立的。西晋灭吴后，江东地方大族并不甘心他们在政治上受制于中原士族。江东之地西晋时期虽有重兵镇守，反叛仍时有发生。永嘉之乱，大量的北方人源源过江，使这里的政治情况异常复杂起来。东晋初年，南北士族间的斗争，士族地方势力与皇权的斗争交替发生，使东晋政局动荡不安。特别是永昌元年（322）的王敦之乱，造成东晋严重的政治危机。 东晋元帝司马睿虽是西晋宗室，以惠帝皇统而论，却是疏而又疏。他能渡江登基称帝，主要是得到琅邪王敦、王导家族的支持。所以，王敦、王导倍受宠遇。他们权力之大，当时人认为是“王与马，共天下”。 然而司马睿不希望这种“共天下”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企图削弱王氏等士族的权力，引起士族们不满。永昌元年手握强兵的王敦自上游而下，攻进建康。在建康，王敦总揽朝权，诛杀朝士，改易百官，并欲废立太子。不但造成东晋严重危机，也使北方抗胡斗争连连受挫。已进逼黄河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的祖逖，看到王敦和元帝的矛盾日趋尖锐，“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晋书·祖逖传》），忧愤发病而死。在邹山坚持数年的郗鉴，在王敦攻下建康后不久，不得不退屯合肥，结果“徐、兖间诸坞多降后赵”（《资治通鉴》卷九二，元帝永昌元年）。 就在东晋内乱迭起、抵御胡人南下的防线节节南撤的情况下，温峤和郗鉴先后来到江南。 建兴四年（316）匈奴刘曜攻破长安，愍帝被俘，西晋亡。由于赵渊、石勒等以反晋名义起兵进行民族仇杀，广大汉族人民也就以晋室作为民族旗帜。西晋灭亡，东晋又成“正朔”所在。建武元年（317）温峤为刘琨所遣，携表劝进，来到建康。司马睿登基后，他被留在江南。后为太子司马绍属官，“太子与为布衣之交”。 王敦起兵最终目的是要取司马氏而代之。废掉太子是他实现这一目的重要一步。王敦曾召集百官，当着众人，声色俱厉逼问温峤，欲迫使温峤对太子品行有所否定。但温峤不为王敦淫威所动，从容答对，力陈太子“至孝”品行。众人皆以为信然，挫败了王敦企图动摇晋室“根本”的阴谋。 郗鉴是在撤出邹山南屯合肥不久奉召渡江的。王敦兵进建康后引起了东晋一系列矛盾的变化。王敦专权，其党皆至大官，引起了其他受排挤士族的不满；他诛杀异己，连一些没介入王、马之争的江东士族也成刀下之鬼，更引起江东士族的不满。其时，势力单薄的江东士族要摆脱受制于王敦的困境，只有和其他反王敦的势力结合起来。他们看到郗鉴将是一个有力的合作者。江东士族尚书右仆射纪瞻以郗鉴“雅望清德，宜从容台阁，上疏请征之；乃征拜尚书”（《资治通鉴》卷九二永昌元年条）。 郗鉴迅速过江，表面上由元帝下诏，而实际上是得到王敦同意的。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南北方广大汉族人民将司马氏政权看作是自己的民族旗帜，这是王敦篡晋的最大障碍。郗鉴作为北方抗胡名将，在南北方颇有影响。若能得到郗鉴的支持，必能缓和反对情绪。由于王敦与郗鉴过去同居司马越府，所以他认为凭过去的关系会得到郗鉴支持的。但是王敦打错了算盘。郗鉴过江后不久，即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在忧愤中死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东晋诸帝中，唯明帝能有所作为。他看到郗鉴过江后朝廷中正在出现一个南北士族联合反对王敦的政治形势，看到郗鉴、温峤、纪瞻等人是他联系反对王敦势力的重要人物，对他们特别予以重视。“明帝初即位，王敦专制，内外威逼，谋杖鉴为外援，由是拜安西将军、兗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明帝这一做法是想改变建康自元帝以来军事上孤立无援的局面。这引起了王敦的猜疑。王敦要求改授郗鉴为尚书令，明帝只得召郗鉴还朝。途径姑孰，为王敦扣留，因郗鉴声望甚高，敦未敢加害，只得放还。郗鉴回建康后即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当时王敦耳目遍及朝廷内外，郗鉴这样做是担很大的风险。随着王敦与明帝对垒的形势越来越分明，支持明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在郗鉴之后又有王导、王舒、温峤、应詹等与明帝谋讨王敦。由于得到这些士族的赞同，明帝才下决心先出兵讨伐。可见在这一点上郗鉴的胆识过人。 温峤在明帝即位后任侍中。因有“栋梁之任，帝亲而倚之”，“机密大谋皆所参综”。王敦不愿明帝身边有这样一个智囊，便将温峤调到他身边做左司马，以图温峤为他效力。温峤伪与王敦亲近，参与密谋，附其所欲，颇得王敦信任。及丹阳尹缺，为在京师多设耳目，王敦使温峤出任。温峤得由此还都，随即向明帝报告了王敦的意图，使建康方面先有准备。后王敦发现受骗，气得下令要活捉温峤，亲自处决他。 太宁二年（324），明帝乘王敦病重，下诏讨伐。当时王敦已不能率军，派其兄王含、钱凤等率五万大军自武昌顺流而下。王含大军兵临城下，明帝等据城为守，情况和永昌元年时如出一辙。但王含军队终被击溃。这除了因王敦病死其内部出现变化外，在军事上建康方面得力于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王含等企图利用建康守备力量薄弱，在逼近建康时偃旗息鼓，突袭攻城。温峤率军烧掉秦淮河上的朱雀桁大桥，并夹水与战，败王含，挫其锐气。争取了时间使外援军队进入建康。 第二，王含大军来攻，郗鉴建议明帝火速调兵入卫建康。临淮太守苏峻、兗州刺史刘遐等带兵赶到，增加了建康兵力。《资治通鉴》述及此事，胡三省注云：“以敦、凤同恶相济，率大众以犯阙，虽诸公忠赤，若以台中现兵抗之，是复周、戴石头之事，微郗鉴建请而召刘遐、苏峻，殆矣！”可见这一建议对保住建康、最后击破王含军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又有人建议乘王含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明帝亲率兵出战。王含兵精将勇，又有顺流之势，冒然出战，必有很大的危险牲。郗鉴向明帝分析了两边人心向背的情况；王敦过去对建康周围抢掠，百姓人人痛恨，王敦倾巢出动要求速战，我们则应坚守避战。时间一久，义军必起，王含必败。明帝听从了郗鉴的建议。后来形势果如郗鉴所预料。 第三，明帝注意到江东士族对王敦的不满，对他拉拢江东士族的重要渠道纪瞻特别重视。“纪瞻受领军（将军），会钱凤作逆，诏上殿参定谋策事’（《北堂书钞》卷六四引王隐《晋书》）。永昌元年王敦自上游攻建康，派其死党沈充攻三吴，形成对建康的两面合击。后沈充被安插在吴郡任内史，作为王敦控制建康及东部地区的踏板。当王含兵临建康时，三吴的江东士族纷纷起兵攻击沈充。会稽大族虞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明帝手诏潭为冠军将军，领会稽内史。潭即受命，义众云集”（《晋书·虞潭传》）。三吴的“义军”兴起，根据改变了建康两面受敌的形势，对于整个战争形势的变化起了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在平定王敦之乱的过程中，郗鉴和温峤起了重要作用。《资治通鉴》卷九二明帝太宁二年条述及温峤、郗鉴二人支持明帝讨灭王敦事，胡三省在此注云：“王敦遥制朝权，其所甚害者如郗鉴、温峤，终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纲纪尚能自立也。”胡三省这一见解确有见地。 王敦之乱平，东晋危机总算渡过。温峤和郗鉴的地位也在上升。明帝死，郗鉴、温峤与王导、庾亮等同受顾命，辅佐五岁的成帝。咸宁二年（327）历阳太守苏峻又举兵入建康，使东晋才安定不久的政局再次动荡起来。郗鉴、温峤又为平定苏峻之乱做出重要贡献。 成帝继位后大权掌握在外戚庾亮手中。庾亮专权，但外重内轻的情况并未有什么改变。他感到对朝廷也是对他的威胁主要是居上游的荆州刺史陶侃和历阳内史苏峻。陶侃据上流，握强兵。苏峻本为北方豪强。永嘉之乱中他聚众数千家结坞自保。后率众渡江。平王敦中他立功，被朝廷寄以江外之任，镇历阳。“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颇怀骄溢，有轻朝廷之志”（《资治通鉴》卷九三成帝咸和元年条）。因此，庾亮使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西防陶侃。同时下诏征苏峻入朝，以夺其兵权。苏峻当然不肯轻易就范。他联络对庾亮不满的祖约，咸和二年（327）在历阳起兵，率二万人渡江，直攻建康。庾亮征苏峻时，很多人指出历阳距建康仅一江之隔，一旦苏峻反叛，建康则危在旦夕；温峤亦屡次写信劝阻，庾亮皆不听。结果苏峻攻陷建康，庾亮仓皇外逃，成帝则被苏峻控制在手。 苏峻攻进建康，又一次造成东晋政局动荡。苏峻为北方豪强，他把持朝政，亲戚徒党皆至大官，损害了南北高门士族的利益。各地刺史、郡守纷纷起兵。温峤、郗鉴成为讨伐苏峻的核心人物。 建康陷落后，徐州刺史郗鉴在广陵起兵渡江击苏峻。温峤联络荆州刺史陶侃，并推陶侃为盟主，合军四万，自上游而下。会稽内史王舒、吴兴太守虞潭等在三吴起兵，有众约三万。当时诸路勤王兵力数倍于苏峻，又将形成对建康的东西合围，但战争并不顺利。 苏峻在起兵前联络了对庾亮不满的豫州刺史祖约。苏峻所统将士多是随苏峻渡江的北方流民。这些人长时间在北方从战，已形成极为骁勇善战的武装集团。而祖约部下是祖逖在北伐中扩充起来的，更是能攻善战。所以，尽管苏峻军队数量少，形势上又处于不利，但仍“分遣诸将东西攻掠，所向多捷，人情恟惧”（《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条）。以至很多人认为苏峻“其徒骁勇，所向无敌。若天讨有罪，则峻终灭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峤因累战不胜“亦惮之”。 正在这紧要关头，陶侃为保存实力突然提出率军西归荆州。温峤力劝陶侃应以翦除凶逆、安定社稷为重，同时严正指出临阵撤军是“沮众败事”，惹犯众怒“义旗将回指于公矣”（《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条）。这时温峤部将毛宝攻破句容等苏峻储粮地，峻军乏食，陶侃才决定留下与温峤合力作战。 苏峻的粮储被烧，遂倾力东攻，企图打通通向三吴的道路。在京口一带奋力阻击苏峻的是郗鉴。建康粮食全仰仗三吴地区供应。郗鉴在广陵起兵时，即派人告诉温峤注意切断三吴通向建康的粮运。吴兴太守虞潭、会稽内史王舒起兵攻苏峻，屡为所败。陶侃即命虞潭、王舒等皆受郗鉴节度，使郗鉴坚守京口及外围大业诸垒。苏峻遣其将急攻大业垒，垒中乏食，人饮粪汁。京口震动。郗鉴部下劝郗鉴避峻军北返广陵，被他严词拒绝。京口坚守对于消灭苏峻起了重大作用。首先，苏峻在缺粮的情况下得不到三吴粮食的接济，加速了其内部瓦解。同时也有效地防止苏峻放弃建康进入三吴的可能，保证了江南粮仓免遭战乱破坏。其次，由于京口的坚守，东军和西军对苏峻的包围已经形成。苏峻的活动区域仅局限在建康一个狭小的范围，在频繁的战斗中粮食、兵源都得不到补充，彻底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在一次战斗中，苏峻因醉酒坠马，被杀。峻军失去主帅，内部随即大乱。在东、西军的合力攻打下，历时二年的苏峻之乱很快被平息。 稳定东晋政局的功臣苏峻之乱平后，朝廷论功封赏。陶侃以“盟主”排在第一。郗鉴、温峤分居第二、第三。郗鉴官至侍中、司空，温峤为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朝议欲留温峤辅政，峤以（王）导先帝所任，固辞还藩；又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乃留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四年条）。整个东晋一代，皇权衰微，士族势力强大。士族权臣之间为控制朝权进行的争斗，是造成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温峤尽管在平定两次内乱中功绩卓著，且大乱之后居中辅政又是众望所归，但他坚辞不就。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他与其他权臣之间的摩擦，对于东晋政局的安定显然有积极作用。咸和四年（329）四月，温峤因拔牙中风而死，年仅四十二岁。“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 郗鉴从苏峻之乱平定的咸和四年（329）起到咸康五年（339）的十年间，一直以徐、兗刺史的身份镇京口。京口地理位置的重要在平定苏峻之乱中已充分显示出来。永嘉之乱中，淮河下游一带的汉族人民避难渡江，多居住在京口及其附近。咸和四年，郗鉴又将江北的很多流民迁到这一地区。大量的北方流民为郗鉴补充了许多骁勇的士兵。加之郗鉴致力经营，使这一地方的政治、军事地位变得更为重要。所以，郗鉴能以他特有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制止了两次即将发生的内乱。 在平定王敦、苏峻两次内乱后，江东士族的政治实力大增。尤其是陶侃，苏峻之乱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荆、江等八州军事。其权势在南士中绝无仅有，东晋一朝也不多见。时成帝幼小王导执政，陶侃“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晋书·陶侃传》）。“尝欲起兵废导，因郗鉴不从而止”（《晋书·庾亮传》）。陶侃死后，庾亮任荆州刺史，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晋书·王导传》），与辅政的王导矛盾日趋尖锐。庾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晋书·庾亮传》），也因郗鉴不许而未敢贸然兴兵。由于郗鉴制止了这两次即将发生的内乱，对于保证东晋政局在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定是有重要作用的。咸康五年（339）郗鉴病故，时年七十一岁。 第十章庾亮、陶侃、桓温第一节庾亮①高门子弟，东晋姻戚东汉末年，颍川郡鄢陵县县衙有一个门卒庾乘，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受当时名士郭泰赏识，介绍他入学官，为太学生们佣工。后来，庾乘经过刻苦自学，竟然能讲论经义。因其出身卑微，他每每坐在学舍的下座，但是太学生，甚至博士们，都经常找他请教问题。庾乘的名气逐渐大起来了，朝廷几次征辟他做官，他却婉言谢绝，因此被人们号为“征君”。 从此，鄢陵庾氏家族兴盛发达了。 庾乘之子嶷，曹魏时官至太仆。第三代中的庾■、庾峻、庾纯，出任过西晋王朝的尚书、侍中、中书令等显要官职。第四代做官的人更多，庾氏已经成为中原的高门大族。 庾亮是这个门第显赫的家族的第五代。 庾亮（289—340）字元规。他容貌俊美，仪表不凡，喜读《老子》、《庄子》一类的书籍。又擅长清谈，动辄讲究礼节，有一副名士派头。他很早就享有盛名，人们把他比作三国时代的夏侯玄、陈群一流的人物。他十六岁时，北方正处在“八王之乱”的高潮，西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辟召他当佐史，他没有答应。永嘉（307—313）初年，其父庾琛出仕会稽太守，他也随行到了江南。庾亮深居简出，有些人虽然仰慕他，却不敢冒昧造访。 当时，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睿渡江南下，驻于建邺（后更名建康），图谋建立偏安政权。在王导的辅佐下，他网罗了一大批南北士族担任幕僚。庾亮就是在这个时候应司马睿的辟召，入镇东大将军府担任西曹掾。这个举止娴雅、谈吐不俗的青年人博得司马睿的喜欢和器重。司马睿听说庾亮的妹妹庾文君尚待字闺中，主动提出与庾氏联姻，为长子司马绍聘定了这门亲事。司马睿称帝（即晋元帝），立司马绍为太子，庾亮官拜中书郎、领著作郎，与太子中庶子温峤在东宫陪侍司马绍读书，从而三人结为布衣之好。后来，庾亮又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巧妙周旋，受遗辅政东晋初年，谚云“王与马，共天下”①。元帝依赖王导、王敦兄弟的扶持，君临江南。朝政大权主要控制在王氏兄弟的手中，元帝处处受到掣肘。元帝为了加强君主集权，推行“以法御下”的政策②，有意重用亲信刁协、刘隗而疏远王导，因此，帝室与王氏的关系日趋紧张。一头是皇室姻亲；另一头是大族权臣，庾亮夹在中间，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在感情上，他倾向于帝室，在理智上，他却不敢得罪王氏，只能谨慎小心地应付着这个复杂的局面。 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庾亮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② 《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 有一次，元帝赐给太子一部《韩非子》，庾亮婉转地对太子说：“申、韩冷酷无情，败坏社会风气，殿下不必去读它。”又有一次，庾亮奉使到芜湖与王敦商议国事，两人原来各坐一旁，谈着谈着，王敦喜欢上庾亮，不禁凑到了他的跟前。送走庾亮，王敦赞叹说：“庾亮比裴 贤明多了！”以后，王敦还上表举荐他为中领军。 王敦以诛刁协、刘隗为名举兵攻入建康，元帝郁郁而死。元帝死后，司马绍继立，是为明帝。明帝任命庾亮为中书监。中书监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原来由王导担任。庾亮深知王氏兄弟对自己怀有戒心，这个中书监是万万当不得的。他立即上表辞让。明帝见庾亮态度很坚决，只好作罢。不久，庾亮又借口养病，向朝廷告假。 太宁元年（323），王敦谋反的消息不断传来建康，明帝暗中进行反击准备。东晋王朝的兴废与庾亮的利益息息相关。他名为养病，实际上时时刻刻关注着政局的变化。这时，在王敦身边任记室参军的老朋友郭璞请假归来，庾亮邀约温峤找他。郭璞的卜筮之术名闻遐迩，据说非常灵验。庾、温两人求他占占王敦的吉凶，郭璞摆弄一番，摇摇头说：“算不出来。”两人又求他占自己的吉凶，稍顷，郭璞说：“大吉。”告别了郭璞，两人议论说：“郭璞说算不出王敦的吉凶，或是不便明说，或是王敦不敢动手了。而我们将要参加辅佐皇室削平王敦的义举，却得了吉兆，可见这次义举一定会得到成功。” 在庾亮、温峤等人的支持下，太宁二年（324）六月，明帝发布讨伐王敦的诏命，任命庾亮以中书监领左卫将军，与诸将共同抵御王敦的心腹钱凤。不久，王敦病死，王敦的另一个心腹沈充败逃吴兴。明帝又任庾亮为假节、都督东征诸军事，追击沈充。事平之后，明帝论功行赏，封庾亮为永昌县开国公，赐给绢五千四百匹，庾亮谦让不受。 明帝不愿当傀儡皇帝，他着手调整内外军事将领，任命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为左卫将军、舅父虞胤为右卫将军，统领京城宿卫禁军；任命寒门出身的将领陶侃镇守荆州，控制荆楚地区的军事力量。庾亮被拔擢为护军将军，但反而失去实权。他和司徒王导都很不满意，曾经在明帝面前流短飞长，说司马宗等人的坏话。明帝大不以为然，对司马宗、虞胤更加信任了，甚而把宫门的钥匙全交给他们掌握。明帝生病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庾亮声称有事要进宫见明帝，派人向司马宗索取钥匙，司马宗不但不给，还大声斥责来人说：“这宫门难道是你家的门户，可以随随便便进出的吗？”庾亮一听，更加愤愤难平。 明帝病重，不愿人家去打扰他。群臣进宫，司马宗、虞胤一概挡驾。明帝如有不测，皇位由谁继承？庾亮不觉心急火燎，他怀疑司马宗、虞胤以及司马宗之兄——西阳王司马羕有阴谋。于是不顾宿卫禁兵的阻抗，强行闯入禁内。一见明帝，泪水止不住簌簌而淌，他便咽地说：“西阳王羕、南顿王宗居心叵测，策划排斥大臣，谋取辅政大权，这件事关系社稷安危、国家兴亡，臣恳请陛下予以贬黜。”明帝心中一震，若有所悟，但默然不作声。不久，明帝病危，传诏引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和丹杨尹温峤入宫。明帝宣布以他们七人辅佐太子，轮流统领禁兵宿卫宫殿，免去司马宗、虞胤的左、右卫将军之职。拜卞壸为右将军，庾亮中书令、加给事中，陆晔录尚书令。 也许明帝对身后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七个辅政大臣中，有宗室，有外戚，有南、北士族，使之相互制约，可以防止个人擅权。然而事与愿违，明帝一死，东晋大权落到了庾亮的手中。 一意孤行，酿成动乱太宁三年（325）闰八月一天，司马衍即位大典就要开始了，忽然，司徒王导派人来请病假，这犹如给隆重的大典兜头倒下一桶凉水。尚书令卞壸声色俱厉地说：“王公难道不是国家大臣吗？大行皇帝还没有殡葬，嗣皇帝还没有继位，这时候是臣子称病告假的时候吗？”王导自知理亏，才坐车赶来。司马衍即位，是为成帝。成帝年方五岁，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而委政于庾亮。从此，王导常常称病不上朝。王导执政，实行优容世家大族的政策，导致东晋初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豪强兼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局面。庾亮执政，反其道而行之。他提倡法治、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因此，遭到世家大族的反对。尤其严重的是，庾亮和地方势力的矛盾不断激化。当时，荆州刺史陶侃和豫州刺史祖约怀疑庾亮私自删改明帝遗诏，有意把他们排挤出辅政大臣的行列，所以对庾亮散布了不少流言蜚语。历阳内史苏峻自恃手拥强兵，实力雄厚，不把庾亮放在眼里。他在历阳私自招聚亡命之徒，扩充军队，以致运送军需物资去历阳的船只首尾相接，给朝廷造成沉重的负担。只要稍不如意，苏峻就破口大骂朝廷。为此，庾亮派遣温峤任江州刺史，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守武昌，监视荆州方面的动向。接着，他又布署修筑石头城的工事，加强首都的卫戍力量，预防发生突然事变。 乱子首先从京城发生。司马宗从左卫将军的显要职位下台以后，心怀怨望，暗中组织力量，企图搞掉庾亮。庾亮抢先一步，在司马宗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他和他的同伙，贬斥了司马羕和虞胤等人。司马宗的一个部下卞阐逃亡到历阳投奔苏峻，庾亮下令苏峻把人交出来，苏峻拒不从命。 庾亮一直觉得苏峻是一个祸根，早就有心剥夺苏峻的兵权。卞阐潜逃一案，促成他将苏峻调回建康的决心。起初，他私下征求王导的意见，王导劝阻说：“苏峻为人阴险多疑，不会老老实实奉诏回来，不如暂且宽恕他，免于闹出风波”。庾亮听不进去，又召集群臣商议，他慷慨激昂地说：“苏峻狼子野心，总有一天要出来捣乱，现在征他回京，纵然不肯顺从，祸害毕竟小一些；如果再放纵几年，恐怕就难以制服了。”朝堂上一阵沉默。这时，卞壸站出来反对说：“苏峻手握强兵，逼近京城，从历阳到建康，不足一天的路程，一旦发生动乱，建康就十分危险，这件事应该慎重考虑。”庾亮哪里听得进去。卞壸越想越不安，只得写信给温峤，让他出面规劝庾亮，但是庾亮依然置若罔闻。 消息传到历阳，苏峻意识到庾亮将要拿自己开刀了。他又是差人向庾亮求情，又是上疏表示愿意在边境为朝廷效力，然而朝廷的诏书还是颁发下来了：征召苏峻回京，担任大司农，加散骑常侍。苏峻狗急跳墙，与祖约一道以讨伐庾亮为名举兵反抗。 咸和二年（327）十月，一场动乱爆发了。江州刺史温峤闻报，请求率军下援建康，队伍还没有出发，庾亮来信制止说：“我对西部边陲的忧虑超过历阳，足下不可越雷池一步。”庾亮不许温峤越雷池东向，是对陶侃放心不下。与此同时，三吴将领请求发兵保卫建康，庾亮也加以拒绝。庾亮太盲目自信了！ 叛军主动进攻，庾亮却采取消极防御，局势的发展十分不妙。有人对王导建议说：“应当派兵迅速切断阜陵，坚守江北当利等渡口，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一战胜之。倘若敌军未到，我们可以进逼历阳；如果我们不进攻，敌军就会先发动进攻。这是先声夺人，机不可失啊！”王导听了很赞成，庾亮却认为建康固若金汤，苏峻决不敢直接进犯建康。然而，当庾亮还在自我陶醉的时候，苏峻的部将韩晃、张健袭取了东晋囤积了大量食盐、大米的姑孰，直捣慈湖。庾亮得到报告以后，叫苦不迭。 建康进入战争状态，庾亮自任假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其弟庾翼，当年二十二岁，尚未出仕，也带领几百名士兵守卫石头城。宣城内史桓彝率军入援，被韩晃堵截在广德。徐州刺史郗鉴也准备起兵，庾亮仍是硬充汉子，以防御北方敌人为由，发诏阻止。然而建康的局势日益险恶了，庾亮派司马流守慈湖，司马流贪生怕死，还没有交锋，就吓得吃肉都送不到嘴里，慈湖很快失守。咸和三年（328）一月，苏峻、祖约的联军二万多人从横江渡口抢渡长江，进抵陵口，晋军抵挡不住，连连败北。二月，苏峻占领蒋陵覆舟山。敌人近在咫尺，建康城内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王公贵族和官僚已经竞相把家眷送到外地避难。这时，又有人给庾亮出主意说：“苏峻知道石头城有重兵防守，不敢从正面发起进攻，一定会从小丹杨南路迂回，应该派兵埋伏在那儿，截击他们，就可以取胜。”庾亮刚愎自用，竟再次拒绝部属的正确意见。后来听说苏峻果真从小丹杨绕道过来，夜里行军时迷失了方向，队伍七零八落。这样一个歼灭敌人，扭转危局的大好机会又被庾亮贻误了。苏峻攻入建康台城，卞壸战死。庾亮率领诸将守卫宣阳门，阵势还没有拉开，将士们见敌人蜂拥而来，纷纷丢盔弃甲溃逃了。庾亮知道大势已去，也顾不上当皇太后的妹妹和皇帝小外甥了，匆匆对侍中锺雅说：“这里的事就拜托你了。”锺雅见庾亮临阵脱逃，怒冲冲地说：“大梁折断，房椽崩塌，这究竟是谁的责任呢？”庾亮无可奈何地说：“今天的事情不必多说了，你等着我打回建康就是了。”然后，急忙和弟庾怿、庾条、庾翼跑了。他们刚刚在江边登上一条小船，敌军也追赶上来了，双方混战一场。庾亮左右开弓，匆促间不意误中船上的舵手，船上的人一时大惊失色，慌张地要跳船逃跑。庾亮反倒冷静下来了，他一动也不动，怅恨自责说：“这双手那能用来杀贼！”众人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小船脱险以后，直驶寻阳。一个月前，温峤见局势危急，不再理会庾亮的“不得越过雷池一步”的禁令，移兵寻阳，驰援建康。庾亮见到温峤，以皇太后的名义，宣诏进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之职。温峤坚决不受，说：“还是消灭苏峻要紧！”他把一部分兵力分给庾亮。二人共商征讨苏峻大计，庾亮推举温峤为盟主，温峤则推举庾亮，争执了半天。温峤从弟温充提议他们应该共同推举陶侃为好，于是温峤派人去荆州邀请陶侃。 五月，陶侃兵众到达寻阳。人们窃窃私议说，陶、庾本来不睦，苏峻之祸又是庾亮惹起的，陶侃此来，当诛杀庾亮以谢天下。庾亮委实惶恐不安，但他不得不听从温峤的安排，硬着头皮去拜见陶侃，陶侃很吃惊，连忙扶起他，带着几分不解和几分得意的神情说：“庾元规怎么拜起我陶士行来了！”士行，是陶侃的字。想当初，庾亮是名士中人，求见一面尚且不易，今日竟拜倒在寒门将领陶侃的脚下。陶侃一肚子气，顿时消了一半。庾亮又引咎自责，那声调，那姿态，使人感到又诚恳又亲切。陶侃一阵大笑，揶揄地说：“君侯曾经修筑石头城工事要对付老夫，今天也来求我了。”陶侃设宴招待庾亮，二人饮宴终日，谈笑风生。 以陶侃为盟主的四万联军从寻阳出发，浩浩荡荡进军建康。联军屯驻在蔡洲，遥对石头城。庾亮率先派将领王彰攻打石头城，被苏峻的部将张曜所败。首战失利，庾亮羞愧交加，心情十分沮丧。他派人把象征军事指挥权的节传送交陶侃，以示自责。陶侃派人宽慰他说：“古人曾经三败而后胜，君侯这才失败了两回。当今情况紧急，不要总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庾亮带领二千人守卫白石垒，苏峻步兵万余人从四面发起强攻，白石垒前烟尘滚滚，杀声震天。庾亮指挥若定，激励将士们英勇杀敌，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又乘胜追杀了数百名敌人。 出守藩镇，庾王之争咸和四年（329）二月，联军平定了苏峻之乱。成帝在群臣的拥簇下驾临温峤乘坐的大船。庾亮上船拜谒成帝，他长久俯伏在地，欷歔不已。庾亮哭什么？是君臣重逢，悲喜交集而激动？还是哭在动乱中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的庾太后？或者是哭自己轻举妄动铸下的大错呢？或许兼而有之吧！翌日，庾亮又入宫谢罪。八岁的小皇帝突然问：“往日被称作白头公的那个人在哪儿呢？”庾亮大吃一惊，成帝说的白头公指的是司马宗，他忙答道：“司马宗因为谋反，早已伏法了。”成帝一听哭了，对着庾亮说：“舅舅说人家造反，就可以随便把人杀了；人家要是说舅舅造反，又该怎么办呢？”庾亮真没有想到成帝这样说，吓得脸色惨白，冷汗直流。他叩头不止，请求辞去官职，允许他全家到远离京师的偏僻地区去，做无声无息的平民百姓。 庾亮心里又急又怕，虽然成帝派遣尚书、侍中送来一道手诏，说“这次大乱是国家的一场灾难，不是舅舅的责任”，但是他觉得是非走不可了。他上疏成帝说：臣凡鄙小人，才不经世，阶缘戚属，累忝非服，叨窃弥重，谤议弥兴，便烦显任。..而才下位高，知进忘退，乘宠骄盈，渐不自觉。进不能抚宁外内，退不能推贤宗长，遂使四海侧心，谤议沸腾。 祖约、苏峻不堪其愤，纵肆凶逆，事由臣发。社稷倾覆，宗庙虚废，先后以忧逼登遐，陛下旰食逾年，四海哀惶，肝脑涂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斩之，屠戮之，不足以谢祖宗七庙之灵；臣灰身灭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责。臣负国家，其罪莫大，实天所不覆，地所不载。陛下矜而不诛，有司纵而不戮。自古及今，岂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剑北阙，偷存视息，虽生之日，亦犹死之年，朝廷复何理齿臣于人次，臣亦何颜自次于人理！ 臣欲自投草泽，思愆之心也，而明诏谓之独善其身。圣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愿陛下览先朝谬授之失，虽垂宽宥，全其首领，犹宜弃之，任其自存自没，则天下粗知劝戒之纲矣。 成帝下诏苦苦挽留，庾亮决定不辞而别，他带着家眷，由暨阳东门出城。成帝又派人扣住了船只，不放他走。在这种情况下，庾亮请求朝廷放他出任方镇，效力疆场，朝廷也就同意了，于是任命他担任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不久，后将军郭默矫诏擅杀江州刺史刘胤，占据湓口。司徒王导不仅不予追究，而且以他继任江州刺史。太尉陶侃不满王导姑息养奸，发兵东下湓口。庾亮随即也上表朝廷，督率步骑二万余人西上，配合陶侃讨伐郭默，很快平定了这次叛乱。事后庾亮不受爵赏，撤兵回到芜湖，陶侃写信给他说：“赏罚黜陟是国家的重要制度，我实在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过分克制，独自当君子！”庾亮回信说：“这次胜利上有元帅指挥，下有将士效力，我庾亮有什么功劳呢？”朝廷又进庾亮为镇西将军，但他怎么也不肯接受。 这时，王导再度执政，“上无所忌，下无所惮，把自己凌驾于成帝之上。成帝一天一天长大了，可是见了王导要下跪，给王导的手诏要称“惶恐言”，好像他不是皇帝，王导反倒是皇帝似的。陶侃和庾亮对王导的擅权都耿耿于怀，陶侃曾经倡议起兵废黜王导，由于郗鉴反对，才避免了一场干戈。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病死。朝廷擢升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这一次，除开府以外，庾亮都受而不辞了。随着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增大，庾亮对王导“挟震主之威下陷百官”更不能容忍了。他写信给郗鉴说：昔于芜湖反复谓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 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 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愿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远算，次计公与下官负荷轻重，量其所宜。 庾亮也要起兵赶王导下台，但郗鉴仍不同意，庾亮才没有轻举妄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庾亮的动向被陶侃的儿子陶称觉察到了，陶称便报告王导，王导故作从容地说：“我和元规休戚与共，聪明人那能传播这种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即便真有这么回事，他来我走，回家当平民百姓，有什么可怕的！”话虽这样说，但由于庾亮手伸得很长，坐镇荆州而遥控朝政，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都倒向他，王导心里很不舒坦，遇到刮西风的日子，他一面举起手中的扇子去挡灰尘，一面慢悠悠地说：“庾元规刮来的灰尘太脏了！”后来，陶称告密的事也被庾亮知道了。庾亮故意推荐他任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陶称从长沙带领本部二千兵众兴冲冲到江夏赴任，途中，转道往武昌拜会庾亮，随身只带了二百人。庾亮当着众多的将佐，历数他的罪状，把他杀了。按照晋制规定，使持节者才能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即使陶称犯了死罪，庾亮也无权擅杀。所以庾亮上疏为自己辩解，说陶称是“豺狼愈甚，发言激切，不忠不孝”，说自己是“义有专断”①。石勒死后，庾亮便有北伐后赵、收复中原之志。咸康五年（339）三月，他对所辖地区军事部署作了一番调整，表请桓宣任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镇守襄阳；又以其弟庾怿任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守魏兴；弟庾翼任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镇守江陵；毛宝任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与西阳太守樊峻统领精兵万人戍守邾城。此外，庾亮还派遣偏师进攻蜀中的成汉政权，俘获成汉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 庾亮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决定亲自领十万大军北上，移镇石城，作为其他诸军的后援。他上疏朝廷说：“襄阳北连宛、许，南有汉水阻① 《晋书·陶侃传子称附传》。 隔，地势险要，粮食充足。臣请求移镇襄阳石城，派军队星罗棋布于江、沔之间。几年以后，战士得到训练，即可抓住战机，大举进军，直指河、洛。”成帝让公卿大臣进行讨论，多数人都不赞同，于是不许庾亮移镇。 咸康五年（339）七月，王导死去，成帝征庾亮入辅，担任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庾亮不肯就职，他信心十足地准备移镇襄阳了。此时，邾城突然失陷。这个消息给庾亮极大的打击。原来，后赵以重兵围攻邾城时，守将毛宝曾经派人告急，庾亮麻痺轻敌，以为邾城十分坚牢，没有及时派兵增援，结果邾城倾覆，智勇双全的大将毛宝和突围而出的六千将士又都淹死在江中了。庾亮自求贬官三等，降为平西将军，虽然诏命恢复原职，但从此以后，他郁郁不乐，渐而成疾，次年二月病死，时年五十二岁。 第二节陶侃①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家境贫寒，仕途艰难陶侃，字士行（259—334），原籍鄱阳，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槃瓠蛮即谿族杂居的地方。谿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①，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②。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296 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陶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 又称“散吏”，实际是一种徭役。 ② 《初学记》卷一注引王隐《晋书》。 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①。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②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 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军功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① 《晋书·惠帝纪》。 ② 《晋书·张华传》。 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①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 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①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① 《晋书·刘弘传》。 ① 《晋书·华轶传》。 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 时荆州刺史周f 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15）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似孔明”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①，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①。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②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① 《晋书·明帝纪》。 ① 《晋书·熊远传》。 ② 《艺文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 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都督八州，怀止足之分太宁三年（325）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 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①。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②。 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③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①陶侃对庾亮如① 《晋书·应詹传》。 ② 《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③ 《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① 《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②，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①。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 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②。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 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② 《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① 如《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专写《陶侃被诬》一节，为陶侃辩冤。 ② 陶侃身任荆州刺史时，温峤仍称之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③ 《晋书·庾亮传》。 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谿。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① 《晋书·桓宣传》。 第三节桓温坐镇荆州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北龙亢集）人，东晋宣城内史桓彝之子。桓彝为北方世族，西晋永嘉之乱后随晋元帝南渡，很得信任，先后任中书郎、尚书吏部郎等职，名显朝廷。明帝时，桓彝拜散骑常侍，曾与明帝密谋平定王敦之乱，以功封万宁县男，后为宣城内史。桓温未满周岁时，名臣温峤见到他，说：“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②，及闻其声，称赞说：“真英物也。”因为得到温峤的赏识，桓彝便给他取名叫作桓温。 桓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时人刘惔认为他是稍逊于“孙仲谋、晋宣王之流”的人物。成帝咸和三年（328），苏峻作乱，桓彝被苏峻部将韩晃杀死。桓温年才十六，但他“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桓温十八岁这年，曾参与杀害他父亲的泾县县令江播病死，其子江彪等兄弟三人为其父守丧，因怕桓温前来寻仇，预先将兵器放在身边。桓温诡称吊孝而入，手刃江彪于丧庐之中，又追杀其二弟于道，终报父仇。桓温由此为时人所称。 桓温成人以后，以选尚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又袭父爵为万宁县男。成帝咸康元年（335），桓温除授琅玡太守①，登上仕途。这一年，桓温仅二十三岁。康帝建元元年（343），桓温进位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 穆帝永和元年（345），久踞荆州的权臣庾翼病死，他临死前上表请以子庾爰之继己之任。由于荆州是东晋重镇，关于庾翼的继承人选在朝臣中引起争论，有人认为诸庾世在荆州人情所归，应依庾翼所请，以庾爰之镇守荆州。但时任宰辅的侍中何充认为“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②。丹杨尹刘惔认为桓温确有奇才，但亦有野心，“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宜常抑之”③。因此他劝会稽王司马昱自己出镇荆州，又请以自己为军司，司马昱不听。于是桓温出任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①。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其地民风劲悍，兵强财富“居天下之半”②，素为东晋重镇。东晋在江南立国，以建康为京都，以荆、扬为根本，而荆州地处扬州上流，常能对京师建康形成威胁，故唐杜佑说：“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详择其人焉”③。桓温既居此形胜之地，就为他日后专制朝政，几移晋室的作法打下了基础。 ② 《晋书》卷98《桓温传》，下引此传者，不再作注。 ① 《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② 《晋书》卷七七《何充传》。 ③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① 《晋书》卷八《穆帝纪》。 ② 《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③ 《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 灭蜀桓温有雄才，史称他“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庾翼在世时很看重桓温，曾向成帝推荐说：“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为立功以树威，决定西伐占踞巴蜀并已日渐衰微的李氏成汉政权。 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上疏朝廷要求伐蜀。随后他不等回音，便在当月以江夏相袁乔为前锋，亲率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司马无忌径自出兵伐蜀，有精兵万余人，溯江而上。朝中闻知，诸臣皆因蜀道险远而温军寡少深以为忧，唯刘惔认为桓温必能克蜀，人问其故，刘惔说：“以蒲博验之，其不必得，则不为也”①。 永和三年二月，桓温军至青衣（今四川名山北），成汉主李势以其叔父李福、族兄李权和大将咎坚为统帅，发兵阻拦桓温大军。桓温军从另道而进，三月，进至彭模（今四川彭山县）。这时，有人建议桓温分兵两处，异道而进，以分散汉兵兵力。袁乔说：“今深入万里，置之死地，士无反顾之心，所谓人自为战也。今分为两军，军力不一，万一偏败，则大事去矣。不如全军而进，弃去釜甑，赍三日粮，胜可必矣。”②桓温以袁乔所言为是，乃留辎重于彭模，命参军周楚、孙盛率羸兵看守，自率大军直趋成都。这时成汉李福等人转头进攻彭模，周楚、孙盛奋力将其击退。桓温大军一路上三战三捷，又击败李权等汉军。汉军溃散，从小路逃回成都。桓温进逼成都，汉主李势倾全部兵力出城，与桓温军激战于成都城之笮桥（在今成都市西南，桥用竹索编成）。桓温前锋出战不利，参军龚护战死，晋军皆惧，意欲退军，前锋袁乔声色俱厉，拔剑督士卒死战，遂大破汉军。桓温乘胜攻入成都，纵火烧成都小城（内城），李势乘夜逃走，远遁九十里。不久，李势见大势已去，先使散骑常侍王幼送降文，然后舆榇面缚诣桓温军门投降，成汉遂被桓温灭掉。 桓温既平蜀，在李势殿上置酒大宴将佐参僚，当地缙绅皆来庆贺。桓温生性豪爽，气度不凡，加上新平蜀地，志得意满，在宴会上神采飞扬，历数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之事。他“音调英发，”“其状磊落，一座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③。 桓温驻军蜀地，援引成汉政权中的贤才为己之用，像成汉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嘏、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地一时之选，桓温并用为参军。但不久，王誓、邓定等复反，众各万余，桓温一一讨平。桓温大军驻蜀三十日，然后凯旋，回师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永和四年，桓温以平蜀之功，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一时威名大振。 时晋廷中穆帝年幼，康帝皇后褚太后临朝摄政。桓温伐蜀时拜表辄行，已引起朝廷疑忌，待其平蜀，更怕他威名过大而日后难制。于是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乃使在朝野中素具盛名的扬州刺史殷浩参综朝政，以期能对桓温有所抑制。桓温对此很是不满，但他与殷浩素相识，知其不会有多大作为，并①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② 《晋书》卷八三《袁乔传》。 ③ 《世说新语·豪爽篇》。 不惧怕。此后，桓温经营荆州，“在州宽和，百姓安之”①。同时渐露不臣之心，与晋廷虽名为君臣，实际在荆州自行其事。晋廷对桓温已不能征调如意，但求羁縻而已。桓温平蜀后，又加督交、广二州诸军事②，此时，他所督荆、司、雍、益、梁、宁、交、广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但因当时国中无事，君臣尚能相安一时。 锐意北伐永和五年（349），后赵主石虎病死。桓温自江陵出屯安陆（今湖北安陆），遣诸将经营北方，并上疏请求北伐。朝廷不加理睬。反而在这年七月，以征北大将军褚裒为征讨大都督、督徐、兖、青、扬、豫五州诸军事，命其北伐后赵。桓温北伐之举遂搁置。此后，桓温又屡次上表要求北伐，但朝廷对其既有戒心，均未获准。永和七年十二月，桓温再次拜表辄行，率大军四、五万自江陵顺流而下，至武昌（今湖北鄂城）而止。朝廷上下惊恐不安。褚裒既败，晋廷又欲以殷浩北伐，故殷浩时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闻桓温陈兵而下，惊慌失措，欲去位以避之，经吏部尚书王彪之力劝乃止。这时，会稽王司马昱写信给桓温，极力劝阻，说北伐尚非其时，应先“思宁国而后图外”，所以以前未准桓温北伐。又说桓温行此“异常之举”①，容易引起非议，希望桓温深思熟虑之。桓温还不敢公开对抗朝廷，见信后即刻率军还镇，并上疏解释说，此次率军东来，是要北伐扫灭赵、魏（冉魏），历年多次上疏要求北伐都是想为国家“静乱”，恢复中原，自己并无私心。朝廷以桓温为太尉，桓温固让不拜。 永和八年，殷浩自寿春率晋军北伐。但不久其督统、安西将军谢尚等在许昌（今河南许昌）大败于前秦将张遇，晋军死伤一万五千人，谢尚逃回，殷浩又退回寿春。第二年，殷浩率军七万再次北进，准备进据洛阳，修复晋廷园陵。但前锋羌人将领姚襄于中途倒戈，进击殷浩。殷浩军大败，将士损失万余人，殷浩尽弃辎重狼狈逃回，其北代又告失败。 桓温见殷浩兵败，立刻上疏弹劾，请朝廷废掉殷浩。于是殷浩被免为庶人，徙居信安。自此，朝廷内外大权渐归于桓温，朝中已没有人再能阻止桓温北伐。从永和十年至海西公太和四年（369），桓温连续进行了三次北伐。北伐前秦永和十年二月，桓温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使步军自淅川（今河南淅川均水）趋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水军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西，古均水入汉水的水口）；又命梁州刺史司马勋出子午道（关中到汉中的通道），诸道并趋关中，进攻前秦。 桓温大军进展顺利，淅川一路步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擒获前秦荆州刺史郭敬，接着攻克青泥城（今陕西蓝田）。前秦主苻健派太子苻苌、子苻生等率兵五万屯于峣柳（今陕西商县西北），阻挡桓温亲率的主力军西进① 《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温别传》。 ② 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穆帝永和七年胡三省注。 ① 以上引文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穆帝永和七年。 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四月，二军相遇，展开激战，前秦苻生骁勇异常，杀桓温将应诞、刘弘等多人，晋军死伤千余人。桓温督军力战，终于大破秦军。与此同时，桓温弟桓冲又大败前秦丞相苻雄于白鹿原（今陕西蓝田西灞、浐二水之间）。随后，桓温军转战而前，进军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长安指日可下。苻苌等秦军退守长安城南，苻健自领羸兵六千固守长安小城（内城），倾全部精兵三万，由大司马雷弱儿等率领，与苻苌合力抵抗桓温。晋军顺利入关，长安附近郡县纷纷来降。桓温抚喻百姓，使其安居复业。关中百姓牵牛担酒沿路迎接桓温，耆老见到晋军，惊喜万状，流着眼泪感叹：“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北伐形势非常之好，但桓温却顿军灞上，观望不进。隐居关中的王猛闻桓温入关，前来相见，与桓温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桓温见民间有此人才，大为惊异，问王猛说：“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王猛说：“公不远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①”。桓然默然无以应。王猛意思是说桓温志在立威，以功名镇服江东，并非真心伐罪吊民，恢复晋土。这正说中桓温心事，故其无所答对。 桓温进军之初，本打算以秦地之麦为粮，但苻健“收麦清野以待之”，晋军军粮发生危机。不久，桓温大败于苻雄，死伤万余人。于是，徙关中百姓三千余户而归，退至潼关，又被迫军苻苌所败。九月，桓温回至襄阳。第一次北伐无功而返。 北伐姚襄永和十二年，晋廷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桓温进行第二次北伐，目标是占据许昌的姚襄。 姚襄叛殷浩后，先屯于淮南，招掠流人，众至七万，同时遣使上疏晋廷罪状殷浩，后又听从其将佐的建议，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带兵北还，占据许昌，围攻洛阳。当时占据洛阳的是降晋复反的魏前荆州刺史周成。姚襄进攻洛阳，逾月未能克。桓温乘机北伐。 六月，桓温军发自江陵，遣督护高武据鲁阳（今河南鲁山县），辅国将军戴施屯于河上，率舟师从黄河进逼许、洛，自己亲率大军随后进发，又上疏晋廷，请徐、豫二州出兵从淮、泗入黄河配合作战。八月，晋军进至伊水（在洛阳城南）。姚襄撤洛阳之围，将精锐埋伏于水北林中，拒水而战。桓温亲自被甲督战，命晋军结阵而进。二军接战，桓温之弟桓冲及诸将奋勇向前，大败姚襄。姚襄军大乱，自相杀死者达千余，姚襄逃奔平阳。桓温既败姚襄，周成率众出降，桓温进入洛阳，谒晋诸帝陵寝，有毁坏者皆令人修复之，并置陵令看守。表镇西将军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因谢尚未至，留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等以三千人镇守洛阳。又徙归顺的百姓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自率大军还师。 桓温既掌内外大权，其诸弟皆身居要职，桓氏势力一时甚盛。其二弟桓云任江州刺史、加都督司豫二州军事、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假节。桓云在职，“招集众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滥，众皆嗟怨。时温执权，有司不敢① 《晋书》卷一一四《王猛传》。 弹劾”①。其三弟桓豁任建威将军、督沔中七郡军事、新野义成二郡太守，后又因功进位右将军。其四弟桓秘，虽素与桓温不睦，但也任职辅国将军、宣城内史，并一度监梁益二州征讨军事、假节，后官至中领军。其五弟桓冲数从桓温征伐有功，多次升迁，先后镇守襄阳、江陵等要冲，升平四年（360）桓云死，接任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谯二郡太守，振威将军。此外，其子侄也多有任要职者。升平四年，晋廷加封桓温为南郡公，桓冲为丰城县公，桓温之次子桓济为临贺郡公。 北伐姚襄之前，桓温曾多次上疏，请求还都洛阳，朝廷不许。收复洛阳后，桓温于哀帝隆和元年（362）再次上疏，请迁都洛阳，并请将永嘉之乱后流亡至江南者，全部北徙，以充实河南之地。晋廷君臣但求自保江南，无意恢复失地，皆不同意迁都，但惧于桓温权势，无人敢言。扬州刺史王述认为桓温“欲以虚声威朝廷耳，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①。于是朝廷诏答桓温说，“诸所处分，委之高算”，有关迁都事宜请桓温筹划办理。后迁都之事果然作罢。朝廷改授桓温都督并、司、冀州，罢交、广二州都督，桓温表辞不受。 哀帝兴宁元年（363）五月，桓温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东晋内外军政大权集于桓温一身。桓温乃上疏陈便宜七事：“其一，朋党雷同，和议沸腾，宜抑杜浮竞，莫使能植。其二，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宜并官省职，令久于其事。其三，机务不可停废，常行文案宜为限日。其四，宜明长幼之体，奖忠公之吏。其五，褒贬赏罚，宜允其实。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学业。其七，宜选建史官，以成《晋书》”有司皆奏行之。从桓温所陈七事看，大部分是针对当时朝廷上的问题而发，如果真能照此实行，对于东晋的弊政当能有所改革。 兴宁二年，桓温当政时期，东晋实行了“庚戌土断”。由于桓温法令严明，这是东晋最有成果的一次土断。 东晋过江以来，对于北来的流民采取优待政策，“以其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②。这些“无有土著”之人不入于国家的正常编户，因此也不负担国家的赋役。从成帝咸和年间，东晋政府为了增加劳动人手和赋役来源，也为了防止国家的正常编户冒充北方流民逃避赋役，开始实行土断。在“庚戌土断”之前，先后实行过二次土断。兴宁二年三月初一庚戌这天，朝廷颁布法令，“大阅户人，严法禁，谓之庚戌制”③。桓温当政，执法雷厉风行，彭城王司马玄“违禁藏匿民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①，由于桓温一反东晋过去优容世族贵戚的作法，执法有力，这次土断取得很大成果，大批人口成为国家的编户，流民减少，时会稽一郡即“亡户归口三万余口”②。后来刘裕当政时评论此次土断说：“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③。桓温当政期① 《晋书》卷七四《桓云传》。 ① 《晋书》卷七五《王述传》。 ② 《隋书·食货志》。 ③ 《晋书》卷八《哀帝纪》。 ① 《晋书》卷三七《彭城穆王权传》。 ② 《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③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间，较之东晋其他时期，在政治上似乎稍有振作。 北伐前燕，兵败枋头兴宁二年三月，前燕将李洪侵许昌，大败晋军于悬瓠（今河南汝南县）。桓温使西中郎将袁真、江夏相刘岵通水运，自己率舟师进至合肥，准备北伐。五月，晋廷又以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遣侍中颜旄宣旨，召桓温入朝参政。桓温以中原尚未恢复为由推托。朝廷不许，再次征桓温入朝。桓温军至赭圻（时属宣城郡，今安徽宣城附近），晋廷又诏尚书车灌止之，桓温遂城赭圻而居之，辞录尚书事不受，遥领扬州牧。当年，桓温移镇姑孰，转以其弟桓豁监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右将军号如故，镇守荆州。其时桓温权倾天下，威势镇主，既镇姑孰，遥控朝政，四方州牧皆遣上佐纲纪致敬④。不久，哀帝死，桓温北伐之举暂时搁置。 海西公太和三年（368），晋廷加桓温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 太和四年，桓温在土断之后“财阜国丰”的基础上，第三次出兵北伐，这次的进攻目标是前燕。 这年三月，桓温请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讨伐前燕。时郗愔所领徐州，其民多劲悍，为精兵所聚之地。桓温常说：“京口（徐州治所，今江苏镇江市）酒可饮、兵可用”①，很不愿意让郗愔居于京口。这时，郗愔听从其子郗超之计，写信给桓温，自称老病，不堪军旅，请桓温统率自己所领之兵，并乞闲职自养。桓温见信大喜，即刻转郗愔为会稽太守，自己并郗愔之兵，又自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实力大增。四月，桓温率桓冲、袁真等步骑五万从姑孰出发北伐。朝中百官皆来送行，“都邑尽倾”。大军行经金城（东晋侨置琅玡郡治，在今江苏句容县北），见己昔为琅玡太守时所植柳树皆已长大，感慨万分，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泣然流涕。大军继续北进，过淮、泗，踏上北土。桓温与将佐僚属登上楼船眺望中原，慨然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②时正大旱，水道不通，参军郗超劝阻桓温说：“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③。桓温不从。六月，桓温大军进至金乡（今山东金乡），桓温命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今大汶水）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又称清水）。这条航道后称“桓公渎”①。于是桓温率大军乘船自清水进入黄河，舳舻连绵数百里。这时，郗超又建议说：“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④ 《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① 《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附郗超传》。 ② 《晋书·桓温传》记金城泣柳及北眺中原之事皆在穆帝永和十二年，《资治通鉴》不载金城泣柳事，但亦将北眺中原之事记于永和十二年，皆误。刘盼遂、程炎震先生考辨此事当为海西公太和四年伐前燕时事，其说甚是。见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第115 页《言语篇》刘盼遂曰及第834 页《轻诋篇》程炎震云。 ③ 《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① 见《水经·济水注》。 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②。但桓温又未采纳，既不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役，又不肯顿兵河、济，以待来年。于是桓温使建威将军檀玄攻湖陆（在今山东西南部）。檀玄很快攻下湖陆，擒获燕之宁东将军慕容忠。前燕主慕容 以下邳王慕容厉为征讨大都督，率步骑二万于黄墟（今河南民权北）迎战晋军，结果大败于晋军，慕容厉单骑逃回。接着，桓温前锋邓遐、朱序又大破燕将傅颜于林渚（今河南郑州市东北）。七月，桓温大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晋军顺利进军，燕主慕容 君臣惶恐不安，准备逃往和龙（今辽宁朝阳市）。这时，前燕名臣慕容垂劝阻说：“不然，臣请击之，若战不捷，走未晚也。”③于是慕容 以慕容垂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率众五万抵御晋军，又使其散骑侍郎乐嵩去向前秦求救。 桓温进军之初，曾使袁真进攻谯、梁之地，并开石门（即汴口，在今河南荥阳境）引黄河水入汴渠（今河南荥阳西南之索河），沟通淮、泗水以通水运。袁真虽然平定谯、梁之地，但石门却没能打开，这时，桓公渎因为干旱水位下降，已不能通运。而慕容垂又派燕范阳王慕容德，兰台侍御史刘当率骑兵一万五千驻屯石门，桓温水军的退路及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 桓温进至枋头，离燕都邺城只有二百里路，但他顿兵枋头，不敢直趋邺城。这时，晋军的形势已很不妙，水运不通，粮草不继，退军已经是必然的了。此后，桓温几次与燕军交战都未取胜，又听说前秦军将至，乃命令烧掉船只，弃掉辎重从陆路退军。晋军为怕燕军在上流放毒，一路上凿井而饮。晋军既退，前燕诸将皆欲追之，慕容垂说：“不可，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疾趋，俟其士众力尽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矣。①”于是慕容垂亲率骑兵八千跟踪于后，又使慕容德率精骑四千埋伏于襄邑（今河南睢县西）东涧中。桓温见燕军未来追赶，果然放心，命令晋军兼程而进。慕容垂命令部下急速追赶，在襄邑追上晋军。慕容垂与慕容德前后夹击，大败桓温，晋军被杀者达三万人之多。此后，前秦救兵苟池又于路邀击桓温，晋军又死伤万余人。十月，桓温收拾散卒，驻军于山阳（今山东金乡县西北）。桓温的第三次北伐遂以惨败告终。 桓温三次北伐，除第二次有些成果外，皆无功而返，而第三次更以惨败告终。这有主客观二方面的原因。 从桓温主观上来说，其北伐不是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欲以功名镇江东，伺机取晋室而代之。因此，桓温在作战中务求持重，在大好形势下常常观望不进，贻误战机。另外，桓温确实很熟悉兵法，也善于用兵。比如他伐蜀途中，曾于鱼腹（今四川奉节东）平沙上见诸葛亮用石垒就的八阵图，其“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其军中文武皆不识此阵，但桓温一见就说：“此常山蛇势也，”可见他对兵法阵势是很精通的。又如他入关伐秦，镇守陇西的前凉将王擢赶紧“驰使于（张）祚，言温善用兵，势在难测”② 《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③ 《晋书》卷一一一《慕容 载记》。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①，引起前凉一阵恐慌。但桓温还不是一个出类拨萃的军事家，用兵贵在多谋善断，相机而动。桓温于此却略逊一筹，他多次在大好形势下观望不进，虽与他志在立威，无意真正北伐有关，但也反映出他用兵不善于捕捉战机，缺乏灵活性。所以前燕申胤说他：“骄而恃众，怯于应变”②。又如他在第三次北伐撤军时，谋略上也输了慕容垂一筹。 从客观上来说，东晋君臣无意恢复失地，志在割江自保，又桓温权势日增，朝廷对其深怀戒心，因此其北伐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当桓温大军进展顺利之时，申胤就曾预料说：“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微，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③这是正确的分析。 尽管如此，桓温的三次北伐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打击了少数族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这是符合当时中原人民愿望的。 桓温既遭惨败，深以为耻，回至山阳，乃归罪于袁真，奏免袁真为庶人。袁真上表辩冤，并奏桓温罪状，朝廷不加理睬。袁真遂据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投降前燕。桓温使毛虎生领淮北太守，镇戍历阳（今安徽和县），防备袁真。然后桓温发徐、兖二州百姓修筑广陵城，徙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太和五年，袁真病死，其将朱辅立其子袁瑾继任其职。八月，桓温率兵二万从广陵出发，进攻袁瑾，袁瑾固守寿春，桓温遂围而攻之。太和六年正月，桓温军攻下寿春，生擒袁瑾、朱辅。寿春又入晋手。 废立专权，野心未遂桓温北伐本意是欲先立功河朔，然后还受九锡，渐窃朝柄。既有枋头之败，威望顿减。参军郗超乃劝桓温说：“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之事，为伊、霍之举者，不足镇压四海，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桓温素有野心，他曾卧对亲信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接着又抚枕而起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其部下见桓温出此不臣之言，莫敢答对。又桓温对于叛逆王敦甚为倾慕，经过王敦墓，连声说：“可人，可人”，称赞王敦能行非常之举①。这时与郗超一拍即合，遂定废立之事。 由于海西公司马奕（366—371 在位）平素谨慎，没有过错，桓温与郗超商量，乃诬海西公有痿疾，是太监之身，并说海西公使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与美人私通，生下二子，将要冒充皇子建储为王，改变皇家血统，倾移皇基。太和六年十一月，桓温率军从广陵返回姑孰，半路止军于白石（今安徽当涂西），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海西公帝位，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并草拟好诏令呈之于太后。褚太后在逼迫之下，只得同意。桓温集百官于朝堂，依《汉书·霍光传》所记废立故事，宣太后令，废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桓温命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收海西公皇帝玺绶，又亲率百官至会稽① 《晋书》卷八六《张祚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③ 《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① 见《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第467 页《赏誉篇》嘉锡案。 王邸。迎司马昱入朝。于是司马昱即帝位，改年号为咸安，司马昱是为简文帝。简文帝诏桓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 桓温废掉海西公后，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废徙。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好习武事，为桓温所忌，殷浩之子殷涓、广州刺史庾蕴素与桓温有隙，又庾、殷二姓势力很强，亦为桓温所忌，桓温皆欲除之。乃使其弟桓秘逼迫新蔡王司马晃自首，称与司马晞、殷涓、庾蕴之弟庾倩、庾柔等谋反，然后将他们全部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谯王司马恬上疏，请依律处死司马晞，简文帝不许。桓温又亲自上表请杀司马晞，言辞激烈。简文帝手诏答桓温说：“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①桓温这才作罢，改请废司马晞及其二子，其家属皆徙于新安郡。不久，殷涓、庾倩、庾柔等都遭族诛，唯庾蕴因其侄媳乃桓豁之女，桓温使其饮酖自尽。桓温既诛庾、殷之族，“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简文帝下诏进桓温为丞相，桓温辞让不受，带兵返回白石，还镇姑孰。 前秦主苻坚闻知桓温行废立之事，很不以为然，说：“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公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谢百姓，方废君以自悦，将如四海何！”②简文帝虽身为帝王，但摄于桓温权势，常惧被废，“拱默守道而已”①。曾对郗超咏庾阐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②，在位不到二年，便忧愤而死。 咸安二年（373），简文帝病重，急召桓温，一昼夜四诏，桓温不至。几天后，简文帝病死。群臣惧于桓温，不敢拥立太子，有人认为应该请桓温来朝后再说，尚书仆射王彪之说：“天子代立，大司马（桓温）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③于是群臣才敢立太子司马曜即帝位，司马曜是为孝武帝。简文帝临死，遗诏使太子家国事一禀之于桓温，如诸葛亮、王导故事。桓温本以为简文帝临死将禅位于己，不然便会使己如周公行居摄之事。见简文帝遗诏，很不高兴，给其弟桓冲写信说：“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桓温未能遂愿，疑心是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从中作梗，心中愤愤不平。孝武帝宁康元年（372）二月，桓温带兵入朝，朝中人心惶惶，传言桓温将要杀掉王坦之、谢安，取代晋室称帝。孝武帝诏令王、谢率百官至新亭（今南京市西）迎接桓温。王坦之恐惧不安，谢安说：“晋祚存亡，决于此行”。④桓温至新亭，百官拜伏于道，桓温大阵兵卫，和百官相见。于时气氛十分紧张，朝中位望稍高者皆惊慌失措，王坦之汗流遍体，错将手版倒拿。但谢安神色不变，就座与桓温谈笑自若，答对得体，气氛渐渐缓和，二人交谈多时，竟尽欢而散。 桓温入朝，因当时发生的卢悚入宫事，将尚书陆始收付廷尉，连座者甚众。三月，桓温染病，于是回姑孰养病，在建康只呆了十四天。 ① 《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②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① 《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② 《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③ 《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④ 《晋书》卷七九《谢安传》。 桓温回至姑孰，病渐沉重，但其野心未已，逼迫朝廷加其九锡，屡屡使人催促。谢、王等人闻知其病重，故意拖延，时桓温使其记室袁宏撰九锡文，谢安屡次修改，多日不成。宁康元年七月，桓温病重身死，年六十二岁。终于没能实现他先加九锡，再渐移晋室的野心。 第十一章桓玄、孙恩、卢循第一节桓玄①优游江陵桓玄（369—404）字敬道，一名灵宝，东晋大司马桓温少子，深受桓温钟爱。桓温临终，命为继嗣，袭爵南郡公，时年五岁。 桓玄七岁时，守丧三年期满，原桓温属下的文武佐吏都来向桓玄叔父，荆州刺史桓冲告别，桓冲抚摸着桓玄的头告诉他：“这些人都是你家的故吏！”玄应声痛哭，哀动左右，众人无不惊异。数年之后，桓玄长成了一表人才，容貌不凡，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又善作文。他自恃门第高贵，才华出众，常常以英雄豪杰自居，令人望而生畏，朝廷也有所疑虑而不加擢用。 直到二十三岁，桓玄才被拜为太子洗马。时人纷纷议论桓温晚年有不臣之迹，桓玄兄弟因此遭到排抑。朝廷只让他们作些无权的闲散官。有一次，桓玄去拜见琅邪王司马道子，正值饮宴，宾客满座。司马道子突然睁着两只醉醺醺的大眼对众人说：“桓温晚年想造反，是不是？”桓玄吓得汗流浃背，拜伏在地，不敢起身。琅邪王骠骑长史谢重举起手板回答说：“已故宣武公（桓温）废昏立明，功过伊尹、霍光，人们的种种议论，应当有所识别。”道子点头，桓玄这才爬了起来。从此，桓玄的心中更加惴惴不安，对司马道子恨得咬牙切齿。 后来，桓玄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曾登高眺望震泽，愤懑叹息说：“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便弃官回到了自己的封国。桓玄向来不甘屈居人下，他为自己出身元勋之门却负谤于世而愤愤不平，乃上书晋孝武帝。疏中说：先臣蒙国殊遇，姻娅皇极，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阙，园陵修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浐，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先臣勤王艰难之劳，匡复克平之勋，朝廷若其遗之，臣亦不复计也。至于先帝龙飞九五，陛下之所以继明南面，请问谈者，谁之由邪？谁之德邪？岂惟晋室永安，祖宗血食，于陛下一门，实奇功也。 自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晋之罪人，臣等复何理可以苟存圣世？何颜可以尸飨封禄！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贝锦萋菲之说，臣等自当奉还三封，受戮市朝，然后下从先臣，归先帝于玄宫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录旧勋，窃望少垂恺悌覆盖之恩。 奏书送到朝廷，犹如石沉大海。 桓玄闲居江陵，优游无事。荆州是桓氏发迹之地，桓温、桓豁、桓冲等兄弟子侄先后任荆州刺史数十年，故吏宾客遍布荆楚各地，根深叶茂，人多势众。桓玄甚为骄横，江陵士民怕他比怕荆州刺史殷仲堪还厉害。而殷仲堪是一个玄学名士，资望不深，对桓玄也甚为敬畏。有一回，桓玄到刺史厅前跑马，手持马矟在殷仲堪面前比比划划，摆出一副要刺杀的架势。殷中堪的中兵参军刘迈看不下去，讥刺说：“你的马矟之技有余，只是精通义理则不足。”桓玄满脸不高兴，殷仲堪见势不妙，大惊失色。桓玄离去，殷仲堪指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桓玄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责刘迈说：“卿是狂人！桓玄晚上派人刺杀你，我岂能相救？”他让刘迈回建康躲避。桓玄果然派人来追杀，刘迈勉强逃脱。征虏将军胡藩路经江陵，对殷仲堪说：“桓玄志趣不同于常人，一副怏怏不得志之态，将军过份优崇他，恐怕于将来不利。”殷仲堪听了很不高兴。 吞并殷、杨太元二十一年（396）九月，晋孝武帝醉卧内殿，被张贵人杀死，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安帝。安帝不辨寒暑饥饱，是个著名的白痴皇帝。太傅、琅邪王司马道子专制朝政。司马道子嗜酒如命，一天到晚喝得昏头昏脑，不问政事，尚书左仆射王国宝与从弟王绪专权用事，威震内外。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荆州刺史殷仲堪士马强盛，王国宝、王绪劝司马道子削弱方镇兵权，加强中央实力。消息传出，内外骚动。桓玄备受朝廷排抑，早已心怀不满，见有机可乘，乃游说殷仲堪，挑唆说：“王国宝一向与诸君作对，唯恐不能早点对你们动手。现今既掌大权，与王绪互为表里，他们想撤谁换谁，无不如意。孝伯（王恭字孝伯）贵为皇上太舅，为朝野所重，他们一时不敢轻动，唯有先拿你开刀。你是先帝提拔的，破格居方面重任，但人们未必认为合适，都说你虽有思想意趣，却不是作方伯的人选。倘若朝廷下诏征你作中书令，用殷f 为荆州刺史，你该怎么办？”殷仲堪回答说：“这件事我担心很久了，不知足下有何高见？”桓玄又说：“王国宝奸诈凶狠，天下所知；王孝伯疾恶如仇，有过人之处。你赶紧秘密派人游说王恭起兵，以匡正朝廷，对他说你将率全荆士众顺流而下，推举他为盟主。我等亦当奋起追随，如此天下莫不响应。此事若能实现，乃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勋业啊！”殷仲堪仍犹豫不决。不几天，王恭派使者送信到江陵，邀殷仲堪与桓玄共同匡正朝廷，殷仲堪表示应允。 安帝隆安元年（397）四月，王恭以诛王国宝为名，起兵京口。司马道子惊慌失措，杀王国宝、王绪以释众怒，王恭遂罢兵回到京口。殷仲堪直到得知朝廷诛王国宝后才派兵进据巴陵，旋亦退兵。事后，桓玄趁机提出要作广州刺史。司马道子惧怕桓玄，又不愿让他久居荆楚，便任命他为假节、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兼广州刺史。桓玄受命，但并不赴任，仍然留居江陵，以等待时机。 第二年，王恭联合豫州刺史庾楷，以讨伐江州刺史王愉及谯王司马尚之兄弟为名，再次起兵京口。桓玄、殷仲堪一齐响应，共推王恭为盟主。司马道子不知所措，慌忙把军权交给十六岁的儿子司马元显，自己只顾酗酒。殷仲堪拨出五千军马交给桓玄，命南郡相杨佺期与桓玄同为先锋，自己率兵二万殿后，挥兵沿江东下，直达湓口。王愉毫无戒备，仓惶逃奔临川，为桓玄偏将所擒。桓、杨乘胜直驱建康，桓玄大败台军于白石，又与杨佺期进军横江。这时，北府兵名将刘牢之被司马元显所收买，刘牢之倒戈，王恭兵败被杀；庾楷也兵败，投奔桓玄。刘牢之率北府兵抵御荆州军，桓玄、杨佺期只得回军蔡洲。为了分化荆州军，司马道子采纳桓冲之子桓脩的建议，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脩为荆州刺史，而贬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殷仲堪一听诏命，大为恼怒，催促桓玄、杨佺期进兵。桓玄、杨佺期得到好处，不想出兵。殷仲堪一气之下遽然回军荆州，遣使告谕蔡洲兵众说：“你们如不各自散归，我到江陵便杀尽你们的家人。”于是，杨佺期部将刘系立即带领二千人西上，桓玄等大惧，都赶快撤退，至寻阳才赶上殷仲堪。桓玄由于兵力有限，羽毛未丰，需要殷仲堪相助；殷仲堪丢掉了荆州刺史，也需依仗桓玄的声望。三人便在寻阳重新结盟，桓玄被推为盟主，大家共同约定，不接受朝廷诏命；又联名上书朝廷，为王恭伸冤，要求处死司马尚之，刘牢之等人。司马道子被迫让步，宣布恢复殷仲堪的荆州刺史。这次起兵，桓玄取得江州，得到最大的实惠。他被推为盟主后，更加骄矜，每以寒士裁抑杨佺期。而杨佺期为人骄悍，自以为出自北方高门弘农杨氏，最恨别人瞧不起，在盟誓坛上就想发难袭击桓玄，但被殷仲堪制止了。桓玄觉察到杨佺期有异谋，暗中有了吞并他的打算。 不久，殷仲堪等人的矛盾渐渐激化起来。殷仲堪担心桓玄跋扈，遂与杨佺期结为婚姻，相互支援；桓玄敌不过殷、杨二人，害怕被击灭，于是上书朝廷，要求扩大都督区，壮大实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也想借机挑起矛盾，让他们互相残杀，以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遂下令分杨佺期所督长沙、衡阳、湘东、零陵四郡归桓玄管辖，又以玄兄桓伟取代杨佺期之兄杨广为南蛮校尉。杨佺期受到损害，火冒三丈，即刻调集人马，声称援救洛阳，暗中想联合殷仲堪共击桓玄。殷仲堪顾虑重重，既畏惧杨佺期兄弟骁勇，难以对付；又担心桓玄一旦被击灭，杨氏兄弟得势，自己反而受害，故极力予以阻止。杨佺期孤掌难鸣，只好忍气吞声，偃旗息鼓。 隆安三年（399），荆州发大水，平地水深三尺，殷仲堪赈恤饥民，仓库空竭。桓玄早想火并殷、杨，见时机已到，率军乘机西上。首先袭取了屯积粮草的巴陵，继而进兵杨口，败殷仲堪之侄殷道护，随后占领距江陵二十里的零口。殷仲堪见大势不妙，急召杨佺期相救，终因粮草奇缺而惨败，双双为桓玄所杀。 隆安四年（400）三月，桓玄一举夺得荆、雍二州，随即上表朝廷，求领荆、江二州刺史，朝廷授以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后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以桓脩为江州刺史。桓玄不满意，上疏坚持领江州，朝廷不得已，加桓玄都督江州及扬豫八郡，并领江州刺史。桓玄得寸进尺，又提出以兄伟为冠军将军，雍州刺史，以侄子桓振为淮南太守，朝廷都不敢不从。这时，浙东一带的农民起义正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朝廷忙于派兵镇压，无暇西顾。司马元显代父执掌朝政后，继续用佞臣，树亲党，聚敛无度，朝纲紊乱。加之桓氏子弟布列朝野，势力强大，故桓玄的种种非分之求，朝廷都有求必应。 桓玄独霸荆楚，兵强马壮，乃广树腹心，安插亲信。以兄伟为江州刺史，镇夏口；以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督八郡，镇襄阳；派遣桓振、皇甫敷、冯该戍湓口，控扼寻阳。迁沮、漳蛮人两千户于江南，设立武宁郡；招集流民，立绥安郡。又在各郡置郡丞。朝廷下诏征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入朝，都被桓玄擅留不遣。桓玄踌躇满志，自以为东晋天下三分有其二，而司马氏气数已尽，故多次指使人替自己上祯祥、献符瑞。 篡晋称帝隆安五年（401）末，桓玄写信指斥执政说：“今日朝廷显贵心腹，谁是时流清望？岂能说没有佳胜者，只是不能信任罢了。因为住昔朝政的失误，才酿成今日之祸患。朝廷上的君子，怎能没有看法，但因有身家性命之虑，故不敢说话。我忝任在外，所以能揭露事实。”司马元显读后大为恐慌，准备征讨桓玄。桓玄部下、武昌太守庾楷则担心桓玄结怨朝廷，一旦失败而祸及自己，暗中派人与司马元显联系，答应作为内应，司马元显大喜。桓玄派人切断长江航运，致使建康漕运不佳，公私匮乏，官军士兵不得不以谷皮、橡子充饥，给司马元显造成严重困难。 元兴元年（402）一月，司马元显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以前将军谯王司马尚之为后部，称诏举兵伐玄。官军将要出发，桓玄堂兄桓石生时为太傅长史，及时送来了紧急秘密报告。桓玄原以为扬州一带闹饥荒，农民起义尚未剿灭，朝廷顾不上讨伐自己，正可待机积蓄力量，观衅而动。及接到桓石生的报告，得知司马元显兴师问罪，心中不免恐惧起来，打算固守江陵。长史卞范之献计说：“公威名远扬，谋略震动天下，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不得人心，如果兵临京畿，恩威并施，则土崩瓦解之势可翘足而待，哪有延敌入境而自己削弱自己的道理？”桓玄闻言大悦，当即留下桓伟守江陵，上表朝廷，率师沿江东下。兵抵寻阳，发布檄文，列举司马元显的种种罪行。檄文传到京都，司马元显吓得不敢下令开船。桓玄兴师甚失人心，自觉以下犯上，惟恐将士不为所用，常怀返旆之计。及至兵过寻阳，不见台军踪影，不禁大喜过望，将士们也个个精神振奋，沿路如入无人之境。兵抵姑孰，击败谯王司马尚之，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弃城而逃。当时，刘牢之兵屯冽洲，桓玄遣使劝降，刘牢之即敛手归降。桓玄挥兵直驱建康城外的新亭，司马元显不战自溃，弃船逃回京城，与其父司马道子在相府相对而泣，终被桓玄所擒。 桓玄攻入建康后，矫诏自命为总百揆，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又加假黄钺、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等，署置丞相府的大小僚属。奏请杀司马元显、谯王司马尚之、尚之之弟恢之、允之及庾楷父子等人；流放司马道子到安成郡，未发而毒杀之；解除刘牢之的兵权，用为会稽内史。继而布置亲信占据要津，任命桓伟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堂兄桓谦为左仆射、加中军将军，典掌选举；桓脩为右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为前将军、江州刺史；心腹卞范之为丹阳尹，王谧为中书令、领军将军。改年号为大亨。不久又辞去丞相，自署太尉，领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并给自己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奏不名的殊礼。同年四月，桓玄出镇姑孰，姑孰当长江重要渡口，既是豫州治所，又是建康的西南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镇姑孰既可以控制朝廷，又可以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可谓一举两得。桓玄虽出居外镇，但朝中大事都要向他请示报告，小事则由桓谦、卞范之处理。 桓玄当权之初，还能有所作为，政治颇有起色。他大力整肃朝纲，黜凡庸之辈，远奸佞之臣，选用贤才，时局有所好转，京城内一时欢欣鼓舞。为了革除岭南贪污奢糜的弊政，他选派良吏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短期内使岭南风气为之一变。为此，他大加赞赏，称道吴隐之“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①提拔吴隐之为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他曾试图革除豪强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的劣政，但因阻力重重，加之政令繁密而无法实行。针对晋末佛教开始盛行、伤政害民的弊端，桓玄还提出沙汰僧尼，打击寺院经济的主张，并① 《晋书》卷90《良吏吴隐之传》。 亲自下达了淘汰僧尼的命令，命令中说：佛所责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踵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宰佛教，固已彼此俱敝，实污风轨矣！②他规定，除了那些精通佛理、恪守戒律的佛教徒外，其他僧尼一律淘汰，还俗为民，“严为之制，速申下之”③。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奢豪之态不久复萌，政令无常，朋党互起。这时三吴发生大饥馑，饿殍遍地，户口减半，会稽郡人口只剩三、四成，临海、永嘉郡死亡殆尽，殷实人家也竟身穿罗纨，怀抱金玉，闭门相守而饿死。在这种情况下，他加紧篡权的步伐，首先大杀北府旧将以绝后患。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式、冠军将军孙无终等人皆无幸免。刘轨、刘敬宣、高雅之、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等被迫北逃，分别投奔南燕和后秦。接着，他让朝廷以平元显之功，封自己为豫章公，又以平殷仲堪、杨佺期之功，封桂阳郡公，然后改赐子侄。又让发诏避其父桓温讳，有姓名同者一律更改，赠其父马氏豫章公太夫人。 元兴二年（403）二月，桓玄为提高威望，上表请率领诸军扫平河、洛，然后指使朝廷下诏制止，便称“奉诏故止”。九月，使朝廷拜自己为楚王，封十郡，加相国，总百揆，备九锡，楚国置丞相以下官属。为制造舆论，他上表请求返回藩镇，然后自作诏挽留，再上表固请，逼天子出手诏坚留。他还暗中指使人献祯祥，呈符瑞，诡称钱塘江边的临平湖多年淤塞，现已湖开水清。又称江州百姓王成基家的竹子上降有甘露，命百官大加庆贺。历代都有隐士，偏偏此时没有，桓玄觉得不光彩，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希之隐居山林，提供各种费用，再征为著作郎，然后又指使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称之为高士。时人觉得很可笑，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桓玄性贪鄙，喜爱奇珍异宝，终日珠玉不离手。别人有好字画及佳园美宅，都千方百计地据为己有。不好意思当面抢夺，就以赌博为手段，变着法儿夺取。甚至不惜派遣臣僚四出，到处掘果移竹，连数千里外的佳果美竹都被挖得干干净净。又喜欢阿谀奉承，厌恶臣下进直言。法令无常，随心所欲，一会儿想废钱币而用谷帛，一会儿又想恢复肉刑，结果事事无成，至使朝野失望，人不安业。 正当桓玄得意之际，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其兄荆州刺史桓伟突然病死，桓伟最受桓玄信赖，被视为左膀右臂，桓伟一死，桓玄顿感孤危。不久，殷仲堪的余党、新野人庾仄合众七千，起兵襄阳，赶走了守将冯该；南蛮校尉庾彬等人谋为内应，江陵震动。桓玄之侄桓亮也以讨伐庾仄为名，乘乱起兵罗县，自称平南将军、湘州刺史。这两次事件虽很快被平定下去，但却给桓玄以巨大的精神压力。与此同时，北府兵的中级将领刘裕、何无忌等人又正在酝酿起兵，无疑给桓氏政权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形势在逆转，如不赶快禅代，皇帝梦难免成为泡影，桓玄急不可待。但北府兵的将士们是否答应？桓玄不放心。堂兄桓谦秉承桓玄旨意赶赴彭城，试探地问刘裕：“楚王功高② 《弘明集》卷12《桓玄辅政欲沙汰众僧与僚属教》。 ③ 《弘明集》卷12《桓玄辅政欲沙汰众僧与僚属教》。 德重，朝廷的意思是想禅让，你们以为如何？”刘裕诡谲地回答，“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王室衰微，早失民望，趁机禅代，有什么不可以！”桓谦乐滋滋地说：“你说可以就可以了。”桓玄得到报告，便放心地称起皇帝来。 元兴二年（403）十二月三日，桓玄即皇帝位于姑孰，改年号为永始。迁晋安帝于寻阳，封为平固王；追尊其父桓温为宣武皇帝，庙号太祖；立其妻刘氏为皇后，大封桓氏兄弟子侄为王，文武加官进爵。随后迁居建康宫，修缮宫室，大兴土木，催促严急，上下疲于奔命，朝野不得安宁。为显示皇帝的尊严，特命工匠制作一辆特号大车，车内可坐三十人，用二百人推着走；为炫耀自己的聪明，百官奏事或一字写得不合体，或语句有些毛病，都要挑出来指摘一番，甚至贬官降职。事必亲躬，或亲自安排值日官，或自选令史一类的小官，诏令一道接一道，主管官员应接不暇。而朝纲大事不抓，法度不立，奏案堆积如山。性喜游猎，常常夜以继日，性情又急躁，呼召严厉，刻不容缓，宫禁内一片喧哗，不成体统。百姓疲累，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有八九。 短命而亡次年二月，刘裕经过周密部署后，联络北府兵将领刘毅、何无忌、刘昶、刘道规、诸葛长民等人正式起兵。首先占领京口，斩徐州刺史桓脩；进攻广陵，杀青州刺史桓弘，随后率兵直扑建康，沿途又杀死前来抵抗的著名猛将吴甫之、皇甫敷。桓玄得知二将被杀，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召来一些方士对刘裕等人施行巫术。并问众臣僚：“朕会失败吗？”曹靖之回答说：“神怒人怨，臣实在害怕。”桓玄又急又气，命桓谦、卞范之率兵二万出城御敌。刘裕率众奋击，桓谦诸军顷刻溃散。桓玄闻报，匆匆携带儿子桓昇、侄子桓濬，在几千亲信的护卫下，从南掖门仓惶出逃。路遇参军胡藩，胡藩劝他组织抵抗，桓玄一言不发，只顾用马鞭指天，意思是说“天亡我也！”然后策马疾驰，直奔石头城，乘船浮江西去。沿途忍饥挨饿，有时整天吃不上一顿饭，左右弄来一些粗粮，咽不下去，几岁的小儿子桓昇在他胸前背后使劲按摩，桓玄悲不自胜。 桓玄一行逃到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提供器用、兵马，这才松了一口气。于是挟安帝继续西逃，途中自己作起居注，叙述如何抵御刘裕事，自吹算无遗策，只因诸将违背节度，以致造成败局，并非用兵的过错云云。桓玄只顾覃思著述，却把御敌大事抛到了九霄之外。起居注写成后，派人宣示远近。四月，桓玄一行逃到江陵，荆州刺史桓石康迎入帐内。喘息未定，即忙着派人在城南搭造帐篷作为临时宫室，重新署置百官，以卞范之为尚书仆射。又大兴刑罚，借以在大败之余重树个人威权，震慑百官将士。大臣殷仲文力谏，桓玄怒气冲冲地说：“汉高祖、魏武帝用兵多次战败，那只是诸将的过失。现今天文对我不利，所以把都城迁回荆楚。而小人愚昧，妄生是非，乱发议论，正应该凶猛一点，哪能施行宽政？”荆州各郡的郡太守们得知桓玄流亡，有人赶紧献媚取宠，派人上表敬问起居，桓玄一概不接受，命令重新上表，庆贺迁徙新都。荆楚毕竟是桓玄的老巢，不出一月，桓玄收集兵众二万和大批的楼船、器械，又开始得意起来，自负地对左右说：“你们都是从清显的仕途上跟随我的，京都那帮窃权盗位的人将要谢罪军门，到时看着你们凯旋进入石头城，这与神仙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就在桓玄得意时，刘裕派遣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率兵追至湓口，桑落洲一战，大败江州刺史郭昶之、游击将军何澹之、江夏太守桓道恭等人，进军寻阳。寻阳上控荆楚，下制建康，是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势在必争。五月，桓玄自江陵急率舟师东下，双方大战于武昌附近的峥嵘州。恒玄所率将士数万，对方不满万人，但却担心吃败仗，常常在座舰旁边停着几艘快船，以备败走，全军毫无斗志。刘毅紧紧抓住战机，乘风纵火，率军奋勇出击，大获全胜。桓玄命人烧毁辎重，连夜狼狈逃去。 桓玄再次逃回江陵城，众人见大势已去，人心惶惶，虽令不行，城内一片混乱。桓玄走投无路，打算逃往汉中投奔梁州刺史桓希。一天深夜，收拾停当，遂率亲近心腹数百人骑马出城西走，刚刚到达城门，左右于黑暗中挥刀向桓玄砍去，没有砍中，秩序顿时大乱，左右心腹互相砍杀，死尸交横于路。桓玄心惊胆颤，勉强逃到船上。恰在这时，益州刺史毛璩派从孙毛祐之。参军费恬率领二百人护送弟弟毛璠的灵柩来江陵安葬，毛璩之侄毛脩之时为桓玄屯骑校尉，趁机骗诱桓玄入蜀，桓玄无计可施，只好同意。船行至江陵城西的枚回洲，毛祐之、费恬突然向桓玄开弓放箭，矢如雨下，幸臣丁仙期、万盖等人急忙用身子挡住，都被射死，桓玄受了轻伤。益州都护冯迁随着抽刀砍来，桓玄从头上拔下一枚玉导送给他，心惊肉跳地质问：“你是什么人？敢杀天子！”冯迁回答说：“我杀天子的贼罢了！”说完，手起刀落，人头坠地。同时被杀的还有桓石康、桓脩等人，桓昇被执，斩于江陵城。 桓玄篡晋，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尾声。这个短命政权终于被刘裕推翻。桓玄从称帝到兵败出逃，共经八十天；从称帝到被杀，前后不到半年，死时年三十六。桓玄死后，堂兄桓谦、桓石绥等人仍坚持抗争达五、六年之久，直至晋安帝义熙六年（410）才宣告全部失败，桓氏家族彻底覆灭。 第二节孙恩、卢循①孙恩（？—402）字灵秀，琅琊人。卢循（？—411）字于光，小名元龙，范阳涿人（今河北涿县）。 孙恩起兵于海岛孙恩早年事迹史无明载，父祖官爵、姓名亦阙如，但知其出自孙秀之族。孙秀出身寒微，因倖幸而见宠于西晋赵王伦，在赵王伦辅政篡权时出谋划策，助纣为虐，封以大郡，官至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专执朝权。后与赵王伦俱被诛。秀死而族衰，子孙从此仕宦无途，大约在两晋之际由琅琊移居三吴，世奉五斗米道，社会地位不高。 卢循是西晋司空从事中郎卢湛之曾孙。卢湛虽是“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但却因中原丧乱而“沦陷非所”，“显于石氏”，在石赵官至侍中、中书监，于石赵末年被冉闵所杀。所以，至早在公元350年，卢循的父祖才投奔东晋，属于晚渡江者。卢湛仕赵及子孙晚渡，使在西晋时曾是高门甲族的范阳卢氏在东晋沦为“婚宦失类”者，故卢循及其父祖三世无官爵，卢循也不得不娶孙恩妹为妻，与地位较低的琅琊孙氏结成姻亲。在婚宦等级界限严明的情况下，孙卢两族的婚宦状况表明他们均属于低等士族。 东晋一朝，门阀世族垄断各级政权，低等士族往往因此仕宦受阻。卢循为人聪敏，“双眸冏彻，瞳子四转，善草隶弈棋之艺”，具有典型的士人气质，却因家族位遇不高而身无一官半职。他对此心怀不满。时有“鉴裁”的沙门慧远见而谓之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 孙恩家族状况比卢循稍好一些。琅琊孙氏世奉五斗米道。孝武帝时，孙恩权父孙泰，拜有秘术的钱塘富人杜子恭为师。子恭死，孙泰传其术。他利用五斗米道在浙东广为流传的条件，积极扩大家族力量。孙泰“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同时交结太子少傅王雅。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某些门阀世族的不安。王导子王恂进言于当权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将孙泰流放到广州。孙泰在广州仍传道惑众，“南越亦归之”。后孙泰赖于王雅之助，被孝武帝召回，任为辅国将军，新安太守。他因“知养性之方”而颇得一些信奉五斗米道的门阀世族的赏识。王雅与其“交厚”，“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咨议周勰等皆敬事之。孙泰通过传道，形成了以琅琊孙氏为核心的，上有某些统治阶级头面人物为靠山，下有敬之如神的“百姓”为基础的地方势力。 隆安二年（398），王恭起兵叛乱。孙泰在三吴召集义兵数千人以讨恭。 在天下兵起，门阀世族之间矛盾激化的形势下，孙泰认为“晋祚将终”，低等士族出头之日已到，“遂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以孙泰为代表的三吴地区低等士族的政治动向，引起门阀世族的极大恐慌，“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为维护门阀世族的根本利益，朝廷诱斩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孙恩幸免于难，逃入海岛。 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孙恩传》及《卢循传》，下引两传者，不另注。由于孙泰聚兵图谋反晋仍属于低等士族反对当权的门阀世族的统治阶级内争，他的被杀并未在东土引起太大的动乱。当时一些五斗米道的信徒不信孙泰真的死了，认为他是“蝉脱登仙”，所以纷纷到海岛投奔孙恩，并给孙恩馈赠资财。尽管如此。孙恩也不过在岛上聚集了百余名坚决拥戴自己的五斗米道信徒，只好等待时机，以便举兵反晋，为叔父孙泰报仇。卢循此时可能也在海岛，《晋书·卢循传》称及“恩作乱，与循通谋”。卢循是孙恩的主要谋士。 三吴地区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总爆发，为孙恩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东晋初以来，经百余年的开发，三吴地区成为江南的重要政治中心。 这里不仅是门阀世族的聚居之地，而且亦是东晋政权的赋税徭役渊薮。在封建王朝和门阀世族的双重剥削压迫下，居住在三吴地区的国家编户农民生活悲惨，一年“殆无三日休停”。而且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广大农民肩负的徭役赋税有增无减。东晋末年，荆扬之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王恭、杨佺期、殷仲堪、桓玄占据上游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专擅赋税，不事朝廷。东晋王朝所能控制的仅有扬州而已。为对付上游的威胁，时操掌朝政的司马元显在加重赋税征收的同时，有鉴于北府兵不听指挥的现状，野心勃勃地想要建立一支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新军。 但东晋政权兵源枯竭，司马元显不得已，只得强制性地征发浙东诸郡“免奴为客”的壮丁，集中于京师建康，担任兵役。这些人被称之为“乐属”。这一措施引起地主阶级中下层以及免奴为客者的强烈不满。地主阶级一般均役使奴婢，这些奴婢即使放免为客，也仍依附于他们。征发免奴为客者为“乐属”，等于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手；而免奴为客的农民，本已从奴隶地位上升到拥有自己的经济的半自耕农的地位，却被征发为地位低下的士兵，自然亦不情愿。因此这一命令一颁布，就搞得“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①孙恩以此为契机，于隆安三年（399）十月，从海岛率百余众登陆，攻破上虞（今浙江上虞），杀上虞县令。又挥军攻破距上虞县东南百余里的会稽郡治山阴。部众在短期内骤然扩大到几万人。于是乎，东土会稽（今浙江绍兴）、临海（今浙江临海）、永嘉（今浙江永嘉）、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兴（今浙江淳安）、吴（今江苏吴县）、吴兴（今浙江吴兴）、义兴（今江苏宜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由孙恩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正式揭开了战幕。 义军兵败浙东孙恩以宗教形式发动起义，目的在于报个人私仇。但随着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到起义之中，起义遂突破了以是否信奉五斗米道划分敌我的界限，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和东晋皇朝。会稽内史王凝之，琅琊王氏后嗣，世奉天师道，却不免与诸子俱被起义军诛杀。起义军还诛杀了世族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而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秦王王崇、① 《晋书会稽王道子传》。 义兴太守魏隐都弃郡逃走，各郡县兵亦望风奔溃，史称“八郡皆为恩有”。在建康周围的王畿诸县，起义也“处处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整个东晋皇朝为之大震，“人情危惧，常虑窃发”，不得不实行内外戒严。①孙恩以会稽郡治山阴县为农民起义军的指挥活动中心。受其阶级局限和皇权思想的影响，他并没有建立政权，而是自称“征东将军”，称其部下为“长生人”。同时上表晋安帝，历数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罪，请诛二人以谢天下。对属于地主阶级的所谓“人士”，孙恩或是因他们随自己起兵而加以重用，如任吴郡陆瑰为吴郡太守，吴兴丘尩为吴兴太守；或是听从卢循劝谏，多不诛杀，“人士多赖以济免”，被任为孙恩的官属。由于起义军成份不一，流品驳杂，纪律松弛，无明确的战略战术目标。孙恩本人又残忍酷烈，起义军向会稽进军时，军中因有妇婴，行动不便，孙恩即命将婴儿投水溺淹，说什么“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他又陶醉于一时的胜利，没有对东晋王朝的军事反攻进行任何物质和精神准备，认为大功告成，对其部属说：“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这样，起义军只是局限于进行掠夺财物，焚烧房屋仓廪、毁林塞井一类的破坏性军事活动，并没有充分利用胜利局面扩大自己的力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且也没有给东晋军事力量以任何有力的打击。 东晋皇朝却没有对孙恩打开建康城门。相反，东晋任司马元显为中军将军，命令世族头面人物，徐州刺史、卫将军谢琰（谢安之子）兼督吴兴、义兴军事，率军东征。北府兵著名将领，南徐、南兖二州刺史刘牢之，也从京口发兵。起义军在无准备的情况下猝然应战，首战即告失利，谢琰于隆年三年（399）十二月攻下义兴，杀害义军将领许允之；接着又攻破吴兴，起义军将领丘尩被迫后撤。谢琰与刘牢之步步紧逼，所征必克。谢琰为稳妥起见，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南二十五里），遣司马高素率兵配合已攻克吴郡的刘牢之，向钱塘江推进。 孙恩闻讯，既不组织反攻，又未积极设防。他寄希望于钱塘江天险，企图仿效越王勾践，保有会稽，割据江东。结果刘牢之很快就率军渡江。孙恩马上就作出放弃浙东根据地的决定，并用曹操被周瑜击败后所说的“孤不羞走”的话为自己的指挥无能开脱。起义军和家属二十余万人仓促东撤，不得不丢掉大量辎重、宝器和女子。追击的官军竞相争夺宝物和女子，孙恩因而幸免于全军覆灭，率众登船逃到海岛。起义军却丧失了浙东地区，留守的义军将领陆瑰、丘尩、沈穆夫等均遇害。刘牢之纵军烧杀抢掠，致使东土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这样，旬日间占有八郡，人数达数十万的起义军，在晋军的进攻下，几乎未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就被击溃。起义军所取得的大好局面也几乎丧失殆尽。究其因，与孙恩的骄傲轻敌，无战略眼光和指挥失误不无关系。 孙恩撤回海岛，重整军事，“伺人形便”。东晋王朝担心他再次登陆，任命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五郡军事，率徐州文武将吏戍守浙东沿海地区。谢琰凭借资望，骄奢淫逸，无“绥抚之能”，又“不为武备”（《晋书·谢琰传》）。因此，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率军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一举登陆成功，直指余姚，攻破上虞，进至距山阴县以北仅三十五里的邢浦。谢琰派参军刘宣之拒战，义军失利。数日后，义① 《资治通鉴》卷一一一安帝隆安三年。 军再攻邢浦，打败上党太守张虔硕，乘胜向山阴进军。谢琰亲自出战。在山阴之役中，孙恩首次表现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抓住谢琰骄傲自持、急于求胜的心理，诱敌深入到狭隘的塘路，使官军不得不鱼贯而进，难以发挥步骑优势。义军则可充分发挥擅长水战的特点，在兵舰上发箭猛射，切断官军的进退之路，继而加以围歼。结果官军大败，谢琰和其二子均死于阵中。山阴之战的胜利，使起义军士气大振，沉重地打击了东晋皇朝的统治。 东晋皇朝为了防止“郡民复应恩”，加紧了对起义军的镇压活动。吴兴太守庾桓残杀男女数千人，以削弱起义军在吴兴的群众基础，迫使孙恩转攻临海。朝廷派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围攻堵截。五月至十月，两军相峙，不分胜负。十一月孙恩在余姚击败高雅之。高雅之丧众十之六七，退守山阴。朝廷任命刘牢之为都督会稽等五郡军事，率军征讨。孙恩避开强敌，又撤回海岛。刘牢之屯兵于会稽上虞，派部将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宁波市南）；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沪渎垒（今上海市），以备孙恩。浙东又重新被官军所控制。 由于义军在富庶的浙东地区未有立足之地，不仅人员和物资补充发生困难，而且其影响的范围也比较有限。孙恩为改变这一局面，于隆安五年（401）二月再次出浃口，攻句章。刘裕带领守军拼死抵抗，刘牢之及时增兵解围，孙恩复撤回海岛。三月，孙恩又北上海盐（今江苏海盐）。刘裕亦沿海岸线北上，于海盐筑城。孙恩轻举攻城，失利，部将孙盛被杀。刘裕寡众，恐久战难支，遂空城设伏。孙恩中计，大败于海盐，不得不转攻沪渎。刘裕也弃海盐，追踪北上，与义军纠缠。孙恩为摆脱刘裕牵制，猛攻裕军，全歼其先锋，刘裕所部亦死伤且尽，损失惨重，一时无力再与义军对抗。 孙恩摆脱刘裕羁绊后，北上攻破沪渎垒，杀吴国内史袁山松，消灭官军四千余人，取得了自山阴之战以来的又一重大胜利。乘此余威，六月，孙恩率楼船千余艘，战士十余万，从沪渎逆江而上，直逼建康。朝廷骇惧，内外戒严，百官入居省内，遣将戍守石头城、秦淮河入江口以及南岸和白石等要塞，以备不虞。同时召刘牢之自山阴引兵堵截孙恩。刘牢之大军行动迟缓，乃派部将刘裕率精锐千人，日夜兼程，与义军同时到达丹徒（今江苏镇江东丹徒镇）。 孙恩登岸，占领城西的蒜山。刘裕不顾远涉疲劳，乘孙恩立足未稳而发起突袭。孙恩军溃，撤回船上，率船队继续向京师进军。孙恩擅长水战，途中多次打败后将军司马元显的东晋水军。司马道子在义军日益逼近的形势下，惶惶不安，日夜在建康附近的蒋侯庙祷告求灵，无它谋略。 孙恩原打算乘京师兵力分散，各地官军未能及时增援京师时，攻其不备，迅速占领建康。但不料因逆水逆风而行，高大的楼船舰队前进迟缓，从丹徒至白石花费了数日时间。这时，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已率精锐步骑到达建康，屯驻积弩堂，刘牢之亦领北府兵赴京，镇守在建康以西江中的新洲。孙恩见攻其不备的战略目标已难实现，遂“不敢进而去”。在途中曾派兵攻陷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消灭官军三千人，又亲率水军浮海攻下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生擒东晋将军高雅之，但并未给东晋皇朝造成致命的打击。 东晋既解京师之难，派遣镇压农民起义有方的刘裕为下邳太守，赴郁洲讨伐。刘裕数战数捷，孙恩难以在郁洲立足，沿海南下。刘裕锲而不舍，率步骑亦南下。隆安五年（401）十一月，刘裕在沪渎、海盐地区追及孙恩，大败起义军。史称刘裕“俘斩几万数”。孙恩无力扭转败局，又登船自浃口退守海岛，从此一蹶不振。在以后的四个月中，东晋皇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荆扬之争已兵戈相见。镇守荆州的桓玄与把持朝权的司马道子父子发生火并，北府兵也卷入到这场厮杀之中。孙恩隐居海岛，坐失官军无暇东顾的良机，毫无军事建树。直至桓玄占领京师，操持朝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已缓和后，在元兴元年（402）三月，他才率军进攻临海。但时过境迁，东晋皇朝已早有所备。在与临海太守辛景的作战中，孙恩失利。随同他起义的“三吴男女，死亡殆尽”。他在暂时受挫的情况下，完全丧失了继续斗争的信心。“自奔败之后，徒旅渐散，惧见生获，乃于临海投水死。”（《宋书·武帝纪》）他的家属和部属受宗教观念的支配，在孙恩投水自尽后，都认为他变成了水仙，随同他一起投水者，有一百多人。 从隆安三年（399）十月至元兴元年（402）三月，十七个月中，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席卷整个浙东地区。孙恩利用宗教作为发动起义的手段，但在起义过程中又突破了宗教形式的限制。他虽出身低等士族，但因参加起义的群众多半是奴婢佃客，所以为满足起义群众的要求，他也采取了无情打击的方式消灭以王谢为首的门阀地主势力，从而将斗争矛头直指东晋皇朝和当权的门阀世族。在斗争中，他开农民战争战略战术上未有之前例，依靠舰船与敌人进行水战。但由于阶级的局限，一些烧杀抢掠、残害无辜、杀戮妇婴的活动，败坏了起义军的声望，模糊了起义的目标。孙恩为人苛忍而又怯懦，无雄图大略，非将帅之材，少临阵决断；他不注重陆战，仅满足于溯回江河湖海之间，而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致于大小数十战，胜者屈指可数；初起兵时，男女二十余万，但最后“裁数千人存”，使浙东农民起义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 卢循占据广州孙恩死后，起义军余众数千人推举孙恩妹夫卢循为领袖继续斗争。 桓玄在最初控制朝权时，“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初备，京师欣然”（《晋书·桓玄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虽暂时得到缓和，但浙东诸郡的阶级矛盾却仍在继续发展。时“会稽饥荒，..百姓散在江湖采稆”，“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十三四，临海永嘉殆尽”。加上桓玄执政后不久，即“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晋书·桓玄传》）在这种情况下，桓玄因暂时无法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只好以招抚的方式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亦出于义军受挫，重整旗鼓尚须一定时间的考虑，而受命上任。但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受桓玄节制。史称“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资治通鉴》卷一一二）。 桓玄在招抚卢循的同时，又于元兴元年（402）五月派遣起义军的老对手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屯驻浙东，以牵制卢循，防备不虞。卢循则屯军于临海郡，休整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以自己的姊夫徐道覆为司马，典掌军事，为重新崛起而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当时，刘裕和卢循之间并没有什么军事行动。 元兴二年（403）春正月，卢循在休整军事力量方面已基本就绪后，遂重新打出了反晋的旗帜。他派遣徐道覆率兵攻占东阳。刘裕立即做出反应，急赴东阳，打败徐道覆。卢循率全军进攻永嘉，又与刘裕发生激战，结果失利，卢循部将大帅张士道阵亡。卢循不得已，又向晋安撤退。刘裕咄咄逼人，紧迫不舍。卢循因连战失利，无法在浙东立足，遂率军登船向广州方向转移。广州地处岭南，偏僻荒远，东晋皇朝的统治在这里相对薄弱一些。而且孙泰在流放广州时，又曾传播五斗米道，在当地人民中间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广州对保存和发展反晋力量，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元兴元年七月，卢循舰船至南海，登陆进攻广州州治番禺。东晋广州刺史吴隐之拒守百余日，因无援而兵疲。十月，卢循夜袭番禺而克之，杀守城军民三万余人，生俘吴隐之。卢循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事。又派遣徐道覆攻占始兴郡（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执东晋始兴相阮腆之，初步建立了以番禺和始兴为中心的根据地。 卢循占领广州后，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厮杀。桓玄禅代称帝，诛黜宰辅，肆行无道；刘裕自京口起兵，击败桓玄，重新迎立晋安帝。在这场历时一年多的动乱中，卢循安居广州，毫无作为。当刘裕掌握朝政后，在义熙元年（405 年）四月，卢循又遣使建康，贡献礼品，以示臣服。刘裕因朝廷新定，无暇征讨，于是任命卢循为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卢循和徐道覆亦受命。但这种任命和受命不过是双方的权宜之计而已。卢循在受命后，遣使刘裕，赠所谓“益智粽”，名为奉献，实为贬戏。刘裕亦反唇相讥，还送“续命汤”，暗示兵机。 但卢循却没有与东晋皇朝断绝联系、独树一帜的决心。他希慕官位，贪图安逸，只想在朝廷内讧混战中割据岭南一隅，毫无北伐之意，他纵欲享乐，妓妾成群。为了表明他对朝廷之款诚，他对门阀世族持优柔政策。卢循在俘广州刺史吴隐之后，自己不对如何处置吴隐之作出决定，反却“表朝廷，以隐之党附桓玄，宜加裁戮”，当“诏不许”时，卢循亦未违命，而遣还了吴隐之。（《晋书·吴隐之传》）前琅琊内史，琅琊大族王诞被桓玄流于岭南。卢循破广州，王诞被俘，卢循任命王诞为平南长史，“甚宾礼之”。王诞无意服事卢循，遂对卢循说：“下官流远在此，被蒙殊眷，实思报答。本非戎族，在此无用。素为刘镇军（即刘裕）所识，情味不浅，必蒙任寄，公私际会，思报厚恩。”卢循“甚然之”。结果王诞回去后，对刘裕“尽心归奉，日夜不懈”，不仅未报卢循“厚恩”，反而为刘裕征讨卢循出谋划策。（《宋书·王诞传》） 在卢循军将领中，徐道覆比较富于远见，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他在攻取始兴后，就派起义军将士去南康山（大庾岭地区）砍伐了大量的船木，运到始兴，以低价出售，居民都争先恐后地抢购。这样，“船木大积而人不疑”，为以后进行北伐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卢循安居广州，对东晋王朝一时未构成太大的威胁，刘裕因此而得以对北方少数族政权用兵，义熙五年（409）四月，刘裕率军自建康出发，北伐盘踞于青兖地区的南燕政权。 刘裕出征，造成了东晋统治中心地区防守薄弱的局面。这时，徐道覆先派人劝卢循乘虚北伐，夺取建康。卢循迟疑不决。徐道覆又亲自去番禺，进一步劝卢循说：“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之。君若不同，使当率始兴之众直指寻阳。”在这种情况下，卢循虽“甚不乐此举，无以夺其计，乃从之”。但这时刘裕已出师近十个月，并攻占了南燕首都广固城，生擒慕容超。徐道覆所期望的刘裕顿兵坚城之下，无法分兵回援京师的局面，因卢循犹豫不决而成为泡影。 一旦确定了北伐的战略目标，徐道覆马上依据原先卖给居民船木的卖券收购木料，日夜赶造船舰。北伐准备工作“旬日而办。” 北伐功败垂成义熙六年（401）二月，卢循和徐道覆会合于始兴，然后兵分两路，大举北伐。卢循军的将士，不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就是“始兴溪子，拳捷善斗”（《资治通鉴》安帝义熙六年），又经过五年的休整，所以士气旺盛，战斗力极强。出师不久，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卢循指挥的西路军队，顺湘水而下，进攻湘中诸郡，在长沙（治临湘，今湖南长沙市）打败东晋荆州刺史刘道规（刘裕之弟），又攻克洞庭湖口的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切断了荆扬二州的水路交通。徐道覆率领东路军队，顺赣水而下，连下南康（郡治赣，今江西赣州市）、庐陵（治石阳，今江西吉水北）、豫章（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三郡。刘裕闻讯，立即放弃原来“停镇下邳、清荡河洛”的计划，班师回援京师，至下邳弃船载辎重，自率精锐兵骑归。 徐道覆的东路军克豫章后，“舟舰大盛”，顺流直向江州州治寻阳。江州刺史何无忌不听部将守城待援的劝告，率舟师迎战徐道覆。义军乘风顺流，大舰逼之，强弩劲射，何无忌军溃兵败。义军包围何无忌指挥船登船者数十人，斩杀何无忌，占领寻阳。“于是中外震骇，朝议欲奉乘舆北走，就刘裕，既而知贼未至，乃止。”（《资治通鉴》安帝义熙六年） 刘裕至山阳时，听到何无忌死讯，马上自带数十人，“卷甲兼行”，于四月赶回京师，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藻、并州刺史刘道怜也各领兵入卫建康。北府名将刘毅，于五月率水军二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溯江而上，大有一举摧抑义军之势。 卢循占领巴陵后，原打算西征军事重镇江陵，完全据有上游。徐道覆听到刘毅发兵的消息，驰使报卢循曰：“毅兵众甚盛，成败事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无复事矣。根本既定，不忧上面不平也。”卢循听从了这一建议，“即日发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别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宋书·武帝纪》）。遂大败刘毅于寻阳东北的桑落洲，刘毅与数百人弃船上岸：“仅而获免”，“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晋书·刘毅传》）。 卢循军在接连打败北府兵名将何无忌和刘毅，消灭大批敌人有生力量后，声威大振。史称“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奔败还者，并称其雄盛。”而东晋朝廷内外汹扰，人心惶惶。“于时北师始还，多创痍疾病。京师战士，不盈数千。”尽管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但卢循听到老对手刘裕已返京的消息，仍“相视失色”，“欲退还寻阳，进平江陵，据（荆江）两州以抗朝廷。道覆谓宜乘胜径进，因争之。疑议多日，乃见从”（《宋书·武帝纪》）。卢循军遂向建康进军。 在卢循迟疑不决的同时，刘裕排除了诸葛长民和尚书左仆射孟昶的奉天子过江，或东走广陵，或西据历阳的异议，以为“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遂宣布内外戒严，发居民修筑工事，沿江置栅筑垒。又将可堪战斗的士兵全部集中在石头城，使“众力不分”，“随宜应赴”。等到起义军舰船抵达淮口（秦淮河入江口，今南京市西北）时，建康城已守备粗具。但卢循军仍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有利战机。时徐道覆建议利用优势兵力实施强攻，即从新亭（南京市西南）至白石（南京市西北）登陆，焚烧船舰，背水一战，分数路占领石头城，进而拿下建康。卢循初从此计，命舰队使向新亭。刘裕登城瞭望，不由得大惊失色。可见这是一个对建康守军极有威胁的作战方案。但卢循“多疑少决，每欲以万全为虑”，在面临与敌决战的关头畏缩退却。他以尚书左仆射孟昶绝望自尽为由，认为东晋王朝“当即日溃乱。今决胜负于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宋书·武帝纪上》）。于是回泊蔡洲（今南京市西南十二里江中）。“道覆犹欲上，循禁之”（同上）。道覆以循无断，乃叹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 乘卢循顿兵城下之机，刘裕修治越城，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垒，从容调军设防，在守备薄弱的淮北至新亭的各军事据点皆“守以实众”（《宋书·武帝纪上》），又“栅石头，断查浦（今南京清凉山南），以拒之”。同时，江淮入卫的军队亦陆续开到，其中有千余名精锐强悍的鲜卑具装虎斑突骑。直至建康固若金汤，卢循仍“冀京邑及三吴有应之者”，而迟迟不发动进攻。刘裕设防完毕，卢循见无侥幸取胜之机，遂遣舰十余艘欲拔石头栅障，因守军弩箭齐发，“乃止不复攻栅”（《宋书·武帝纪》）。于是设伏兵于南岸，派老弱不堪战者悉乘舟舰，攻白石。刘裕中计，亲率主力赴白石堵截。卢循遂焚烧查浦登陆，打败了戍守秦淮河南岸的刘裕参军徐赤特，以数万军队屯驻在南岸的丹杨郡。刘裕见中计，率军驰归，分兵戍守石头城，又选汉、鲜卑步勇千余人渡过秦淮河，突陷卢循在南岸的列阵。卢循军不能支，遂转攻京口及建康附近诸县。但因刘裕实行以守待疲、坚壁清野的原则，故义军“无所得”。 至七月初，卢循仍顿兵建康城下。此时，距他陈泊蔡洲已时逾两月。义军师老病疲，粮食给养都发生困难。他认为士气不可能复振，所以决定从建康北师寻阳，“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犹可以济”。但此举非但未能复振士气，反而使东晋政权获得了重振旗鼓以全力镇压卢循军的机会。刘裕一方面派遣军队尾随义军，一方面鉴于卢军擅长水战的特点，“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宋书·武帝纪》），他又派建威将军孙处率军三千，自海道袭番禺，欲“倾其巢窟，使彼走无所归”（同上），遣淮陵内史索邈领鲜卑骑兵增援荆州。起义军已面临两面受敌，退路可能被切断的被动处境。 卢循并未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主动地位。他声言要夺取荆州，据上游与东晋政权抗争，实际上却举棋不定。他没有趁东晋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尚未恢复，卢军又在寻阳附近打败荆州增援建康的军队的有利时机，率主力攻取江陵，而只是派兵阻击增援荆州的索邈，遣为人“愚懦，无他奇计”的部将苟林象征性的进攻江陵，并声言徐道覆已攻克建康，企图取得不战即胜的效果。荆州刺史刘道规与雍州刺史鲁宗之通力合作，坚守设防，主动出击，轻而易举地在九月份打败势单力薄、又无后援的苟林。苟林亦被杀。十月，卢循又遣徐道覆率众三万进攻江陵，被刘道规打败，义军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灭。江陵战役的失败，是卢循军由优势转为劣势的标志。十月，刘裕“治兵大办”，遂率兖州刺史刘藩、宁朔将军檀韶等舟师攻伐义军。十一月，攻占彭蠡湖口的南陵，对义军由汉水南归广州的咽喉要地形成威胁。卢军损失舟舰百余，士卒五千。与此同时，孙处率水军至番禺城下，利用卢军广州守兵不以海道为防之机，纵火烧焚义军舟舰，乘大雾“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孙处又“抚其旧民，戮其亲党，勒兵谨守”（《宋书·武帝纪》）。卢循军丧失了广州根据地，致使“无所归投”。 在这种情况下，卢循不得不考虑与刘裕所率领的舟师展开会战。他在“治兵旅舟船，设诸攻备”的同时，扬言不攻屯驻在雷池（今龙感湖，安徽望江以东）内的刘裕，只是想顺江而下，以迷惑对方。但刘裕并未受惑，他进驻位于雷池入江口处的大雷戍（今安徽望江），又遣部将王仲德以水舰二百艘戍守下游的吉阳，设置二道防线，以防止起义军顺江入海。 十二月，卢循、徐道覆率众数万人自寻阳出发，“方舰而下，前后相抗，莫见舳舻之际”（《宋书·武帝纪》）。在大雷附近，与刘裕展开激战。刘裕在西岸设置大量步骑，又以“轻利斗舰”，“万钧神弩”向义军水师发起进攻，迫使义军舟舰在风水之势下，不得不“悉泊西岸”。这时，刘裕设置的岸上步骑，“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张天，贼众大败，追奔至夜乃归”。卢循回守寻阳。他见刘裕军盛，遂决定顺赣水向广州撤退。他在左里（今鄱阳湖口）设置木栅以阻刘裕，使大军顺利南下。但刘裕亲率水师，悉力攻栅而进，卢循军虽“殊死战，弗能禁”，遂大败于彭蠡湖（今鄱阳湖），义军损失达万余人。卢循收散卒数千人，向广州撤退，徐道覆退守始兴。义熙七年（411）二月，追讨卢军的兖州刺史刘藩等到达岭南。刘藩部将孟怀玉围攻始兴，“身当矢石，旬月乃陷”（《宋书·孟怀玉传》），徐道覆遇害。三月，卢循在追兵未到时，围攻孙处镇守的番禺，双方相持二十余日，久攻而城未下。刘藩在击败徐道覆后，派沈田子引兵救授番禺，败卢循于番禺城下，义军损失万余人。卢循向南撤退，攻克合浦（广东合浦东北）。孙处、沈田子摄踪而来，卢循弃合浦而撤往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领州府文武拒循，循兵败。循率余众三千，与晋叛将原九真太守李逊的余部李脱汇合，又集俚獠族五千余人，登舟至交趾郡龙编县南津（今越南慈仙、仙越地区），与杜慧度再战。杜慧度用步军于两岸夹射，又投掷雉尾炬焚烧其舰。卢循军败。他见大势已去，鸩杀妻子十余人，又召妓妾问曰：“我今将自杀，谁能伺者？”妓妾多不愿从命，只有少数人愿与同死。于是卢循先杀了那些不愿自杀者，然后投水自尽。 卢循在孙恩死后，重整旗鼓，建广州根据地，率浩荡舰队，纵横溯洄于湘赣二水，东征西战于大江上下，大败何、刘等北府名将，几乎置刘裕于必死之地，给予东晋皇朝以沉重打击。但他缺乏远大的战略目标，意志薄弱，指挥无方，作战无力。他两次受命于东晋皇朝，安居广州，无意北进；多次贻误战机，临阵少决，不能采纳部属正确的意见，无会战克敌，力争胜利的决心和勇气。终于导致变优势为劣势，变主动为被动，最后竟全军覆没，一败涂地。 第十二章谯周、陈寿、裴秀第一节谯周①谯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阆中）人。蜀汉地区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即出自他的门下。直言劝谏的学者谯周的父亲谯賆是一位学者。他学识宏富，尤善《尚书》，对于诸经及图纬书的造诣也很深，因而在益州颇有名气。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州郡政府多次辟请他出仕为官，皆遭拒绝。后不得已，谯岍应州府之召，暂作过一段师友从事的职务。 在谯周的幼年时期，谯岍不幸去世。由于家境贫寒，谯周被寄养在舅父的家里。他酷爱读书，家中虽然经济困难，但谯周却从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产业方面来，整日孜孜不倦地诵读典籍，以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经过多年的苦读，谯周成了博贯古今、精通六经的硕儒。特别是他一手词理渊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学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虽然为人聪慧，而不善言辞表达，属于性格内向的一类人。 谯周的青少年时期，益州地区的形势一直不够安定。先有刘璋与汉中张鲁的争斗，后又发生刘备入蜀，陷成都，逐刘璋，建立蜀汉政权的变故。章武三年（223），刘备在夷陵败后病死，其子刘禅嗣位，是为后主。诸葛亮受刘备临终遗命，以丞相兼领益州牧，总揽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汉的政局渐趋稳定。为了缓和与弥缝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团与外来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诸葛亮适当地启用当地的知名人士为官。这样，谯周以有学识而被诸葛亮荐举为益州的劝学从事。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故，大将军蒋琬接替诸葛亮执政。蒋琬提升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一州学校、生徒的训导、考核和升免等事。这一年，谯周三十三岁。 延熙元年（238），后主立其子刘璿为太子。谯周与李譔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同时被选调到太子府任职。他先为仆，后转为家令。 蜀汉后主刘禅是一位平庸低能的君主。诸葛亮在世期间，他慑于乃父遗命，被迫“父事丞相”，在诸葛亮面前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因有所约束，未出过大错。诸葛亮死后，刘禅贪图奢华享受的恶性日渐暴露。他屡次想广修宫室，采择民女，以供玩乐。但由于受到蒋琬、董允等人的强烈抵制，也未尽如意。延熙九年（246），蒋琬、董允相继去世。主管朝政的费祎信任陈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职务。陈祗是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操弄权柄。对于后主刘禅，陈祗、黄皓阿意顺从，百般迎合。刘禅遂如释重负，肆意胡为起来。于是，他经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宫，广设伎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 谯周对刘禅的荒唐行径，非常反感。这一年，他上疏进行劝谏。谯周以新莽末年的历史为例，说明政权的得失与人心的向背关系极大。他说，王莽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败后，群雄扰攘，豪杰蜂起，都想夺得政权。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刘玄和公孙述的力量最强，但他们一个个注意的只是快情恣欲，游猎享受，从不知体恤百姓疾苦，关心人民的生活。终因丧失人心，遭到失败。而汉光武帝刘秀从善如流，广纳众谏，注意理冤狱，力节俭，施仁政，遵法度。这些作法深得人心，归附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由弱变强，兼并诸雄，成就帝业。谯周希望后主以刘秀为榜样，敬贤任才，力修内政，树立起完成光复汉室，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还提出了省减乐官、停止兴造的具体建议。刘禅对于谯周的上疏，很不以为然，不仅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疏远了他。这一年，谯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职务，改任中散大夫。 延熙十六年（253），主持朝政的费祎被人刺杀。费祎死后，蜀汉的政局急转直下。后主更加宠信黄皓，听凭他肆意弄权，败坏政事。朝中的大臣，或与黄皓勾结，狼狈为奸；或受其毁谤，横遭排抑。接替费祎职务的姜维，一则畏怕黄皓的势力，二则急于立功，所以长期居外，连续向曹魏用兵。由于姜维不顾国力，冒然出击，所以一再损兵折将，大败而还。穷兵赎武和政治腐败，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对此十分不满。延熙二十年（257），他猛烈抨击朝政，并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受到朝廷的重视。退朝以后，遂采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写了一篇讥讽时政的文章《仇国论》。在文内，谯周提出治国的根本在于养民恤众的主张。他说，周文王以少胜多，是作到了注意养民；勾践以弱胜强，是由于能够恤众。不顾百姓疾苦，不能与民休息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谓“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他预言，蜀汉“极武赎征”，必然“土崩势生”，如果“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谯周劝告后主，“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射幸数跌，不如审发”。就是说，与其每战必败，不如慎重出击。 不久，后主解除了谯周的中散大夫职务，升任为光禄大夫。在汉代，光禄大夫主顾问应对，无常事，是一种名义上地位很高，而实际上并无任何权力的荣誉官职。从此，谯周被排斥出参政的行列，“不与朝政”。因为他在学界极有声望，朝廷不得不“以儒行见礼”，但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 极力倡言降魏景耀六年（263），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看到蜀汉政权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遂决定出师灭蜀。这年冬，他派钟会率兵十万，由汉中趋剑阁；命邓艾领众三万，自狄道入蜀。几路大军中，邓艾一支首先获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缘崖，冒险而进，渡阴平，陷江油，下绵竹，长趋直入，逼近成都。 对于这种危急局面的出现，后主刘禅事先毫无思想准备。黄皓等人愚弄他，屡进鬼巫之说。刘禅真的以为敌人不会来攻，故不作任何防备。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刘禅才慌了手脚，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由于形势急迫，“不与政事”的谯周也例外地被召参加了会议。 群臣商议了许多，意见不能统一。这个说，吴蜀两国是联盟，东奔吴国是有条出路；那个讲，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守难攻，南下或许死而复生。争争吵吵，议论纷纷，举朝上下，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谯周别树一帜，提出降魏的主张。他认为，东奔吴国的意见不能成立。魏吴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已成定局。投奔吴国是称臣，投降魏国，也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以免受再辱之耻。至于南下，也不是好办法。首先，大敌逼近，人心离散，恐怕无人愿意南行。再说，魏人此行誓在灭蜀，陷落成都也不会放弃南下追击的机会。况且南中诸夷，平时犹不安定。如果据守此地，增征贡赋，也就会激起他们的反叛。所以，乘没有势衰力竭的时候投降魏国，可以得到优待。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谯周的主张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团的普遍情绪。他们早已对蜀汉政权失去了希望，认为这一外来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从未有过任何的好处。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职务不久，谯周曾与蜀郡学者杜琼一起散布过曹魏代汉是天意的言论。后来，谯周屡次在刘备、刘禅的名字上作文章，说什么：“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备矣，当授与人也”（《三国志·杜琼传》）。意思是讲，蜀汉政权的寿命在刘备时代就该结束了，刘禅只有等待被别人消灭的分了。 经过谯周的反复劝说，刘禅听从了降魏的建议。由于谯周主降有功，司马昭封他为阳城亭侯。晋武帝代魏后，谯周几次被加官，历任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务。泰始六年（270），他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九岁。 后世的许多史学家对谯周诱劝刘禅不战而降的作法，给予了指责。孙盛在对蜀汉实力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当时如果没有谯周的劝降，蜀国是不会灭亡的。 突出的学术成就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计百余篇。 之后，这些著作陆续散失，到唐初作《隋书·经籍志》时，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论语注》（十卷），《三巴记》（一卷），《谯子法训》（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经然否论》（五卷）五种了。《论语注》和《三巴记》两书，今不存。现在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且都是后人的辑本。《谯子法训》，原书亡佚。明人陶宗仪、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齐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为散条。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男婚女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属格言性质的书籍。 《五经然否论》，原书亡佚。朱彝尊、马国翰等人皆有辑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罗最多，计七条。仅就辑录所知，该书以诠解古代礼仪制度的内容为主，属典制一类的著作。 《古史考》，原书亡于宋元之际。清人章宗源据诸书辑录一卷，得九十一条。该辑本刊于平津馆丛书之中，书前有孙星衍序文一篇。这是一部古史考证性质的书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据《晋书·司马彪传》记载，谯周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司马迁的《史记》纠谬。谯周认为《史记》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内容采用民间传说和百家之言，因此与经典文献的出入较大。他凭据旧典，对此一一进行了订正。以后唐朝人把它归在考史书类，作为附录与《史记》并行于世。它的许多成果被后来的《史记》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为章氏辑本的主要依据。 《古史考》对《史记》的考证、评述甚详。清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讲：“是书专为考《史记》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骃的《史记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产”句下引干宝语云：“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谯允南通才达学，精核数理者也，作古史考，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这条材料证明，只有当谯周以为作者妄记处才废而不论，可见姚氏的说法并非妄断。《古史考》对于《史记》的研究，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是对史记的某些记载提出怀疑。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把公伯僚列为孔子的弟子。谯周认为有误，说：“疑公伯僚是谗愬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贤之数，盖太史公误。”第二是对某些史实给予补充和解释。如《苏秦列传》中，苏秦嫂有“见季子位高金多”语，谯周补充说：“苏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为季子”的解释更为合理。对《齐世家》中“太公望吕尚”句，补充说：“姓姜，名牙。”对于吕尚的经历，补充说：“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在《张仪列传》中有“苴蜀相攻击”句，谯周解释说：“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第三是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如对吕不韦以千金行贿事论说道：“以诈获爵，故曰窃也。”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说：“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其实，《古史考》所涉及的内容不止是《史记》，据章宗源讲：“（古史考）又兼及后汉事，不独纠迁书矣。”总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对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只是原书亡佚，后人已难看到它的全貌了。第二节陈寿①陈寿（232—297），字承祚，又名长寿②，巴西安阳（今四川南充）人。西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 才高而命蹇陈寿出生在三国鼎立时期的蜀国，少年时期受学于同郡的经史大师谯周。谯周潜研古史，著述甚多，尤以专为《史记》纠谬的《古史考》有名于世。在谯周的薰陶和教育下，陈寿自幼精读《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古史，对史书的体裁和编纂方法有过深入的研究。幼时的努力为他以后所取得史学成就准备了条件。在谯周的学生中，陈寿是较为突出的一位，时人把他和文立、李虞、罗宪并列为谯门四大弟子。陈寿博闻强识，文思敏捷，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文章，因此有人将他比作是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子游、子夏。 益州的学者重视对于地方史的编撰。从东汉以来，蜀郡的郑伯邑、刘彦信，汉中的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的王文表先后有巴、蜀《耆旧传》传世。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在谯周撰写的史书中有一部名为《三巴记》的地方志。陈寿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写史也是先从地方志做起。他不满意前辈的著作，认为他们只是局限巴蜀一隅，很多乡邦人物没有被网罗进去。于是，他撰写了《益部耆旧传》十篇①，将范围扩大到益州的全部，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此外，他还写过《古国志》五十篇。非常可惜的是，陈寿的这两部书都先后亡佚了。 陈寿性格偏质直，不拘小节，对人不会曲意附和。谯周了解自己的学生，充分肯定他的才学，知道他将来一定能够因此成名。但也为陈寿的为人担忧，估计会有很多的不幸与挫折，甚至影响到一生的仕途。陈寿后来的遭遇果真为谯周所言中。陈寿成年后，先后在蜀汉政权内担任过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和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务。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宦官黄皓专制弄权，把持朝政。许多臣僚为巩固自己的禄位，都向黄皓阿谀献媚，只有陈寿鄙夷这种世风，不肯同流合污。黄皓十分嫉恨他，屡次借故进行谴黜。偏偏陈寿又不愿受世俗藩篱的约束，极易为人抓住把柄。在居父丧间，他因为有病，使用侍女侍奉丸药，结果触犯了礼教，受到舆论的贬责，遂沉废累年不被任用。 炎兴元年（263）魏兵攻入益州，后主刘禅投降。蜀亡之后，曹魏政府把刘禅连同大批臣僚迁到京师，三十一岁的陈寿也随之到达了中原地区。二年后，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陈寿受到乐于延誉后进的中书令张华的赏识，被举荐为孝廉、佐著作郎，不久出补平阳侯相。这期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委托他撰述诸葛亮故事。泰始十年（274），陈寿编《诸葛亮集》二十四篇，上奏朝廷。他的同学文立又把《益部耆老传》呈献给晋武帝司马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陈寿传》，下引此传者，不再作注。 ② 《隋书·经籍志二》载《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为陈寿著，而《经籍四》又载其为陈长寿撰。《华阳国志》载《益部耆旧传》为陈寿撰，《隋志》载著者为陈长寿。由此可证，陈寿又名陈长寿。① 《隋书·经籍志》载十四卷。 炎。司马炎十分赞赏陈寿的才能，提升他为著作郎，并兼领本郡中正的职务。别具一格的史著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从而结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割据状况，中国重归统一。这一年，陈寿四十八岁。他着手整理三国的史实，不久便写成了魏、蜀、吴三书，总其名为《三国志》。这套书始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终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吴国灭亡。计《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 在《三国志》成书之前，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书籍大致有官修和私修的两种，前一种如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后一种如鱼豢的《魏略》等等。这些书籍都为陈寿撰写《魏书》、《吴书》提供了基本素材。但在写作《蜀书》时，陈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三国志·蜀后主传评》）。蜀汉的史实全靠陈寿自己动手搜集，好在他是蜀人，对故国的史实比较了解，又曾写过地方志和整理过诸葛亮的材料。所以经过努力，《蜀书》所收虽不及魏、吴两书丰足，但也毕竟独立成书了。 《三国志》的成就较大，其质量远远超出同时代其他人撰写的三国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被人誉为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三国志》的成就，首先是陈寿为适应三国鼎立的历史特点，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自从司马迁建立以帝纪为纲的体系以来，后世的史家莫不因相祖述。像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孔衍的《魏尚书》、孙盛的《魏春秋》、郭颂的《魏晋春秋》，把叙述大一统历史的史书体裁生搬过来，只承认魏国为正统，视蜀、吴两国为偏安割据的“僭伪”，未能正确地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本来面目。陈寿则把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分写成三部书，视三方为互相独立的国家。由于生活在继魏之后统治中国的晋政权之下，他不得不采取以魏主为纪，以吴蜀两国之主为传的名目，“然皆编年纪事，以史家之例，实亦纪也”（《义门续书记·三国志》）。故清人朱彝尊指出：“（陈）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 其次，《三国志》的成就是结构清晰，全书前后贯穿，事无重复。在全局安排上，陈寿颇费匠心，几乎所有的选题都紧密围绕着一个对三国历史的总看法处理的。他以曹操等人的几篇帝纪提挈这一时期的大事；分立三书以叙述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和终结。他通过各个时期重要人物的传记，记述了黄巾起义后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的天下无敌，赤壁战后的三国并立，夷陵战后蜀吴两国的合作和南北对立；他还交待出魏明帝之后以幼主继位和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权晚年猜忌好杀埋伏下了东吴败亡的危机。陈寿作传，照顾的方面很广。凡是能代表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人物，无不网罗无遗。但在具体行文上，陈寿并不平均使用篇幅，而是根据重要程度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全书剪裁得当，表面上有似传记的汇编，实际上却服从于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的弊病。这种简洁不仅表现为文字上的精炼，而且表现为取材的审慎。如当时关于曹操先世及早年的传说很多，《魏书·武帝纪》一概不取。汉魏禅代之际的表奏册诏，仅《三国志注》就载有二十余篇，而陈寿只选取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册命，即将这一重要的史实表述清楚了。他写《诸葛亮传》更是审慎斟酌。如《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述刘备与诸葛亮的最初相识，都是讲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而陈寿则根据诸葛亮《出师表》的自述，采用刘备三顾茅庐的记载。另外，他还舍弃了许多经不住推敲的材料，如七擒七纵孟获、阳平关设空城计等等。陈寿不录《后出师表》，不只是因为它出自吴人张俨的《默记》，主要还是文章所叙的史实与思想都和诸葛亮其人的风格不大合拍。 陈寿不仅叙事简要、取材精审，而且议论也有见地。纪传后面的评，集中反映了他的意见。如他评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其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评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些评论，褒贬适当，值得肯定。 有关《三国志》的是是非非后人对《三国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陈寿在某些地方使用曲笔和有所回护。唐人刘知几和清人赵翼分别在《史通·直笔》和《廿二史札记》卷六中，列举事例证明《三国志》有为魏晋两朝当权者隐恶溢美的地方。确实，曹操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在陈寿的笔下似乎都不是他本人的强行所为，而是汉献帝的感恩报德。以后的司马懿为丞相，司马师加黄钺，司马昭封晋公，司马炎受禅即帝位，也像是出于魏朝皇帝的赏功酬谢。魏君曹芳被废，本是司马师的秘密行为，太后事先毫无所知，《魏略》对此记述十分详尽。但帝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曹芳不孝当废；魏君曹髦惨遭司马昭毒手，陈寿但书其“卒”，绝口不谈被杀之迹。曹爽从小以谨慎稳重为魏明帝所信赖，在反对司马氏的政变中不幸失败，成了晋朝否定的人物。陈寿作传时，对曹爽的阴暗面也写得多了一些。当然，陈寿的这种笔法是可以理解的。他身为晋臣，处境很难，不敢不为晋讳。陈寿的性格固然刚直，但屡受挫折，且又目睹了许多不与晋朝合作的名士的悲惨下场，这使得他不能不对直笔如弦的后果有所考虑。陈寿对统治者比较敏感的某些史实委婉其辞，很明显是企图避免司马氏政权的迫害。同样是有成就的史家，陈寿与不畏强暴、勇于暴露黑暗政治的司马迁相比，则大为逊色了。但是，陈寿并不甘心，还是想尽办法，在字里行间努力透露出一些历史的真象，体现了一位史家的道德和良心。 《三国志》虽然存在曲笔和回护的弱点，但陈寿的史德并不像《晋书·陈寿传》记载的那样差。关于陈寿索米不得遂不为丁仪兄弟立传以及因父受刑而极力贬低诸葛亮的两件事，纯属毫无根据的流言。后世学者对此历来持怀疑态度，清人王鸣盛、赵翼极力为陈寿辨诬，基本已经证明陈寿修史从不以私人恩怨而施褒贬，两种流言不足为信。 陈寿是正宗的封建史家，《三国志》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态度。 他相信天人感应和皇权神授。在《武帝纪》中他提出，曹操破袁绍五十年前出现的黄星，是曹魏代汉的天象预兆。以后曹丕称帝时，黄龙见于谯县，同样是天意的反映。陈寿写刘备称帝，所列举的符瑞图谶多达十几项。对孙权称帝也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吴中的童谣。晋魏禅代，他认为是魏家“天禄永终，历数在晋”，同样符合天命。陈寿推崇周群、杜琼、谯周几位方士化的学者，通过他们的传记宣扬皇权神授的观点。如他把谯周所说的“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受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的说法同蜀亡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谯周预言的应验，陈寿完全继承了老师的历史观。除了天命论外，他还强调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如他认为诸葛亮的奇策对三国鼎立起着重要作用。当人力与天命发生矛盾时，陈寿主张天命是无敌的，所谓“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诸葛亮传》）。这些方面，都是《三国志》的糟粕。 同《史记》、《汉书》相比较，《三国志》在体例上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它没有志和表。后世的学者多把原因解释为陈寿手头资料不足所致。 尽管《三国志》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但从整体上看，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所以此书一成，凡是见过稿本的人都赞不绝口，称赞陈寿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更把陈寿比作是司马迁和班固，并表示愿意把修晋史的任务交给他来作。当时，夏侯湛正在撰写《魏书》，见到陈寿的书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已没有意义，便毁掉了自己的书稿。由于《三国志》是陈寿私人的撰述，所以当时它没有能引起朝廷的重视。直到陈寿死后，朝廷才命人到他家抄写。书稿抄好后被藏在内阁保存了起来。《三国志》并非人人喜欢，权臣荀勖读到陈寿的书后，心情十分不快。原来他在魏时是由曹爽征辟出来作官的，陈寿的《魏书》对曹爽有所诋毁，故有失他的意旨。再加上荀勖与张华有矛盾，张华喜欢陈寿，自然也成了陈寿的罪过。荀勖不愿陈寿在内廷为官，借故把他排挤到长广去作太守。陈寿以母亲年老有病，迟迟不肯去长广上任。经过镇南大将军杜预的推荐，朝廷改任陈寿为御史治书。不久，遇到母亲去世，他遵照遗嘱葬母于洛阳，这在当时也是违礼的行为。结果，陈寿不以母丧归葬入蜀，又引起舆论大哗。清议谴责他有悖伦常，遂再受废辱。数年之后，他被重新录用，起为太子中庶子，终因年老病重，尚未就职，便病故了。这一年是晋惠帝元康七年（297），陈寿六十五岁。陈寿一生仕途蹉跌，很不得志。所以《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他“位望不充其才，时人冤之”。陈寿去世后一百余年，南朝人裴松之为补救《三国志》文字过于简略和没有表志的缺陷，特地为之作注。裴注字数和陈书字数相当，遂使《三国志》一书得到完善。除裴注外，后人研究《三国志》的著作还有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六卷，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钱大昭的《三国志辨析》三卷，潘眉的《三国志考证》八卷，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钱仪吉的《三国志证闻》三卷等。属于补志的书有洪亮吉的《三国疆域志》，谢钟英的《三国疆域志补注》，侯康的《三国艺文志》，陶元珍的《补三国食货志》，王欣夫的《补三国兵志》。补表的有洪贻孙的《三国职官表》，黄大华的《三国三公宰辅表》，谢钟英的《三国大事年表》，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等。民国时期，湖北人卢弼集合各家学者的成就，加之自己的校勘工作，作成《三国志集解》一书。卢书既注陈寿原文，又注裴注，引征繁富，颇益后学。 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 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陈寿的著作还有《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今不存。 第三节裴秀①生平与著作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卒于晋武帝泰始七年（271），终年四十八岁。他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曾任东汉尚书令，父亲裴潜任曹魏尚书令。裴秀少年时代聪敏好学，“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八岁能写文章，才德闻名乡里，人们认为他不仅有颜回那样的品德，而且有甘罗那样的才华，被时人称为“后进领袖”。意思是青少年的领袖。二十来岁时，曹魏渡辽将军毋丘俭把他推荐给掌管辅政大权的大将军曹爽，爽即任命裴秀为掾，并袭父亲的爵位清阳亭侯。嘉平元年（249）裴秀二十五岁，升任黄门侍郎。司马懿诛曹爽后，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裴秀因是曹爽部下，自然受到牵连，被免官。嘉平三年（251）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为大将军掌国政。起用裴秀任廷尉正。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为大将军，掌国政，裴秀为之出谋划策，提了许多有关军政大事的建议，大多为司马昭采纳，于是司马昭命裴秀为散骑常侍。甘露二年（257），三十四岁的裴秀随司马昭去寿春（今安徽寿县）征讨诸葛诞，参与谋略，胜利而归。由于裴秀立了功，被升任尚书，进封鲁阳乡侯。甘露五年（260）元帝曹奂即位，裴秀因为参与议定策略有功，进爵县侯，迁尚书仆射。咸熙初（264），裴秀替司马昭改革官制，议五等之爵，于是被封为济川（今山东桓台）侯。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为相国、晋王。十二月，司马炎逼魏主退位，自称皇帝，改国号晋，就是晋武帝。由于裴秀在司马昭立嗣问题上替司马炎说了好话，所以司马炎为晋王后，升裴秀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司马炎称帝后，又让裴秀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今河北宁晋）公。有人曾向武帝反映骑都府刘向替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武帝为之辩护，说裴秀有功于王室，只问刘向的罪，不追究裴秀。泰始四年（268）正月，以秀为司空①，又“职在地官”，这个职位对裴秀在地图学上作出贡献有很大关系。泰始七年（271），裴秀因病服用寒食散时，误饮冷酒而中毒身亡。著作有《易论》，《乐论》和《冀州记》①，地图有《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和《地形方丈图》②。《盟会图》和《典治官制》没有完成③。《禹贡地域图》后来藏于秘府，但早已失传。其它著作也失传了。仅有《禹贡地域图序》被保存在《晋书·裴秀传》、《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中，流传至今。地图学成就与贡献从《禹贡地域图序》中，得知当时秘书府年没有收藏古地图，也没有西汉萧何收集的秦国图籍，仅有汉朝的《舆地图》及《括地图》这类杂图。这些杂图没有比例尺，方位也不准确，连名山大川都记不齐备。虽然略具粗形，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裴秀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 《晋书·武帝记》。 ① 《史记·封禅书》注，司马贞《史记索引》。 ② 虞世南：《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③ 《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二）。 但很不精确，不可作为依据使用。甚至还有荒诞不合事实的地方，更不可取。魏灭蜀后，司马昭又为灭吴作准备，命有司撰访吴地图。裴秀则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报朝廷。图的内容为上自夏禹下至西晋的历代政治沿革图，图上绘有政区界线，标上州、郡、国、县、邑名称，古盟会地名，主要道路和航路等。裴秀针对汉代各种杂图不设比例尺，方位不准的缺点，在《禹贡地域图》上使用了比例尺。据隋朝宇文恺说法，“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④，即1∶900 万。方位也比较准确，历代的名山大川都一一表示清楚。这样他可能用了一些图例。由此可见，《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开创了以区域沿革为主体和古今地名对照的绘图方法。 裴秀任司空时，曾主持把一幅不便观览而又有差错的《旧天下大图》缩制成以“一寸为百里”的《方丈图》。《旧天下大图》用了八十匹绢才绘成，可能过大，所以不便放置，也不便观览。《方丈图》则小多了，“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图上“备载名山都邑”①可能是一般政区图。 从《禹贡地域图序》中，我们还知道裴秀提出了著名的绘制地图的六大原则，即“制图六体”。这是他在中国地图学上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制图理论的肇端，它影响中国地图学达一千五百多年。由于裴秀有这项杰出成就，因此西方学者赞誉他是“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完全可以和欧洲古代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tus claudius，121—151 年）相提并论”②。 “制图六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裴秀写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③制图的原则有六条，第一条叫做分率。分率就是比例尺，其作用是用来确定地图图幅的大小。地图图幅大小与该地区的实际面积大小有严格的比例关系。明白了这种比例关系，就可以从地图上量算出两个地点的距离，或是某个地区的面积，用起来很方便。比例尺又好比是画家的缩放尺，它可以把地图按照需要放大或缩小。“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 第二条原则叫准望，准望就是方位，用来确定地图上地形地物彼此的位置关系。汉初已从古代的八个方位发展到十二个方位，不久又发展到二十四个方位，测量方位的仪器在战国对代有司南，汉代有方地盘，指南针发明以后才有罗盘。 “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 第三条原则叫道里，就是人行道的距离，从甲地到乙地有多少里路。人行道的距离比较复杂，一般不能拿来直接制图，因为制图所用的距离是两地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假如人行道距离不是水平直线距离，则需先将人行道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方可制图。 “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第四条叫高下，第五条叫方邪，第六条叫迂直。这三条连在一起，彼此关系密切，是将人行道距离变成水平直线距离的具体演算方法。所谓“高”，④ 《隋书·宇文恺传》。 ① 《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第108 页，115 页，科学出版社1976 年中译本。③ 有关制图引文用《晋书·裴秀传》、《文艺类聚》六，《初学记》五校勘过。是指人行道为一条起伏的曲线，“下”指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必须将人行道起伏的曲线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就是将“高”变为“下”。所谓“方”，是指人行道碰到障碍，不能走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而要绕到第三点，由第三点再到目的地。这样人行道的距离就成了三点之间的两个线段。而原来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则叫做“邪”，制图时，必须将三点之间的折线距离换算成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即将“方”变成“邪”。所谓“迂”，就是迁回曲折。人走路时如果两个地点之间碰到了好几重障碍，则要经过多次迂回曲折才能到达。此时人行道的距离是多次迂回的曲线距离。“直’指两个地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要将迂回多次的曲线距离换算成水平直线距离，即将“迂”变为“直”，这三条原则强调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从实际出发，分清情况，然后再进行换算，校正因地形夷险而造成的距离上的差异。 “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一段是讲六条原则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假如绘制的地图不是按一定的比例尺，那么从这种图上无法确定地物之间的距离大小；有了比例尺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位从某一方面看可能是对的，但从其他方面看就不对了；只有方位而无道里，那么碰到有山有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道如何绘图了，整个地图的地形地物就无法连贯相通；光有人行道距离而没有地面高低起伏和曲直的校正，那么人行道距离就不能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样绘出来的图与实际相违背，而且还会影响方位的准确性，所以在绘地图时，这六条原则要综合考虑，缺一不可，只有把这六条原则都考虑到了，才能做到图幅大小取决于比例尺，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位置，决定于方位；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远近取决于人行道距离，水平直线距离取决于高变下，方变邪、迂变直的运算。这样，即使有高山巨海相隔，有异域远方情况的不同，有高低曲折各种复杂因素，都可以按照制图者的需要加以确定。制图原则一旦确定，那么无论怎样复杂的地区都可以绘成地图。 “制图六体”产生以后，历代著名地图学家如贾耽、沈括、朱思本、罗洪先等人，都把它当作绘制地图的规范而予以接受。在明末清初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中国之前，它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所遵循的规范。即使在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以后，直至清末，它仍然是制图学家的规范。由此可见，“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裴秀作为中国古代地图学理论的奠基人、杰出的地图学家是名符其实，当之无愧的。 第十三章王羲之、顾恺之、陶潜第一节王羲之①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因以右军将军衔领会稽内史，遂世称王右军。东晋时期杰出的书法家。 忧国爱民王羲之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显赫的士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其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历任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伯父王衍先后为晋惠帝的中书令、尚书令和太尉。南渡后，伯父王导官居宰辅，把持朝政；另一伯父王敦驻守荆州，掌握重兵，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局。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是首先建议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东晋开国功臣。 少年时期的王羲之不善言辞，但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很有主见。王导和王敦都非常器重他的才华，称赞他是王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太尉郗鉴对他更是赏识，主动将女儿嫁给他。 偏居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动乱频仍。在这些动乱中，琅琊王氏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羲之虽然出身在琅琊王氏，但很少以一家一族的利益为念。他多次拒绝王导要他到中央政府为官的建议。他愿意在地方上担任具体工作，以便为振兴东晋王朝建立一番功业。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起，大约有六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荆州的征西将军庾亮那里供职。庾亮反对王氏专制朝廷，与王导格格不入。然而王羲之却能注意与庾亮融洽相处。他终于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庾亮把他的职务从参军提升到长史。咸康六年（340），庾亮去世。临终前，庾亮亲自上表称赞王羲之的才能，建议成帝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不久，晋成帝前后两次发布诏令，委任王羲之作侍中和吏部尚书。因有违本意，都被王羲之一一谢绝了。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王羲之又一次拒绝要他到中央为护军将军的任命。他的做法引起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王羲之在回复扬州刺史殷浩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志向。他讲，自己不愿到中央任职，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但并不是说他不肯为国效力，只要需要，即使是出使充满危险的关陇（时为后赵石虎盘踞）和巴蜀（时为成汉李势盘踞）地区，他皆在所不辞。迫于压力，王羲之回到建康担任了护军职务，但仍然要求外任。在反复请求之下，朝廷终于同意他以右军将军的身份出任会稽内史。 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任上，正遇上严重的灾荒，王羲之忙打开粮仓赈济这里的灾民。他向朝廷建议“断酒以救民命”（《全晋文》卷26），认为“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全晋文》卷24）。通过实际考察，王羲之了解到东晋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徭役过于繁重，而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一带尤甚。故而他一再上书要求减免赋役，以使人民“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他批评政府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行政效率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羲之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低，只会给人民增加负担，“主者涖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在对会稽郡下属的各县进行检校之后，他发现官仓失盗的现象十分严重。原因是监守自盗，“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余姚近十万斛”。王羲之谴责朝中当权者阻挠追查，说他们实际是“重敛以资奸吏”。认为只要“诛翦一人，其后便断”。 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期间，东晋政府内部掀起了一阵北伐热。荆州刺史桓温掌握重兵，灭掉蜀地的成汉政权之后，积极准备北伐。桓温企图靠军事上的胜利，提高个人的威望，实现代晋称帝的野心。永和九年（353），坐镇建康的宰辅司马昱为抑制桓温，抢先命令扬州刺史殷浩为北伐的指挥。殷浩是徒有虚名的清谈家，毫无作战经验。他任用降晋的羌族首领姚襄为北伐前锋，结果姚襄中途倒戈，在山桑伏击殷浩。殷浩惨败而还，北伐军损失极大。王羲之向来反对盲目北伐。在殷浩动身前，他曾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进行劝阻。北伐失败后，殷浩不甘失败，复图再举。王羲之再一次写信给他，告诫殷浩应该汲取失败的教训，“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他讲，“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盲目北伐召致多次的丧师辱国，是当政者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东晋国力不足，军败于外，资竭于内，既然没有力量控制淮河流域，不如全力保住长江不失。他建议，当政者应该引咎自责，承认错误，集中全力汇集人才，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努力刷新政治，消除烦苛的制度，减免赋役徭役。只有这样，困难的局面才可能改观。王羲之警告说，如果坚持割剥百姓的暴政，陈胜、吴广一样的起义马上就会出现。在写给司马昱的信中，他对一再劳师兴众的后果表示担忧。指出，打仗要知己知彼，万全而后动。盲目北伐，取胜的希望很少，而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极大，“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他又写信给尚书仆射谢尚，沉痛地列举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他说，每次参加征役和充运的人中，因为死亡或叛逃的都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返回家园。政府不顾人口的损失，仍然对百姓照常进行征发，造成更多人中途叛逃。按照政府法令，逃亡者的家属和邻居要连坐，于是又有新的人大批逃走。“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 会稽郡属扬州管辖，扬州刺史王述是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与王羲之不和，一再冷落和刁难他，王羲之深以为耻。永和十一年（355），他以生病为由，辞去了会稽内史的官职。 辞官后，王羲之举家定居会稽，不再返回建康。在到会稽之初，王羲之就对富饶的浙东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老死这里的打算。公务之余，他经常与好友谢安等人游视这里的大海名山。去官后，更“与东土之人尽山水之游”。王氏属于南渡的北方士族，原籍田地已失，为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必须在南方占取大量土地。太湖流域是江南土著士族的禁脔，为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北来大族的触角则转向了浙东。王羲之的山水之游，固然有游乐的成分，但主要目的还是求田问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全晋文》卷24 中保留有王羲之向朋友索还田产的杂帖，足以证明王羲之对扩张土地的热衷。 名垂千古的一代书圣王羲之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他的书法艺术。在书法史上，他是个划时代的巨匠。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他都受到人们的尊崇，有“书圣”之誉。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在于他能备精诸体，集当时书法之大成。更在于他能自成一家，开创了独特风格的王派书法。 汉魏之际，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到一个光辉灿烂的阶段。人们在汉隶、章草两种书体之外，又创新了行书和楷书。此后，一些著名的书家钟繇、梁皓、韦诞、卫觊、索靖等人应运而出，其中以钟繇最为著名。他能写隶、楷、行、草诸体，尤善楷书。钟繇的书法风靡魏晋，在书苑中居统治地位。王羲之的家族以善书著称，王导于丧乱之际，犹携钟繇的《宣示帖》自随。据《述书赋》记载，东晋书家中的“八王”，琅琊王氏一门共占去六人。 这种时代与家风，使王羲之自幼受到薰陶。他七岁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即是叔父王廙。王廙工章楷，笔力效法钟繇。十一岁时，王羲之在父亲的枕中发现前代人写的笔论，私下里取出阅读。父亲知道后，告诉他说：“现在你年纪还小，不能理解运笔的法则。等到长大以后，我再教你。”王羲之不以为然，他说：“我愿意早一点知道，若等长大，那就迟了。”父亲只大致地给他讲解了笔论的要点，而王羲之却已心领神会，从此学力日进。著名的书家卫夫人看到他的字，感叹地说：“这孩子一定是学过《用笔诀》的。我看他的笔法，十分老成，将来一定能超过我的。”卫夫人名铄，名书家卫瓘之女，李矩妻。卫铄师法钟繇，声誉极高。由于喜爱王羲之，卫铄把他收在自己的门下为徒。 王羲之长大以后，阅历渐广，特别是看到李斯的《峄山碑》、蔡邕的三体石经、张旭的《华岳碑》以及钟繇的《宣示帖》真迹后，遂改变初学，博采众家之长，试图另辟蹊径，创出自己的书法风格。最初，他的字并不是最好的，庾翼的字就远胜于他。经过自己的勤学苦练，用心钻研，他终于熔各家于一炉，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均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到中晚年时期，一变质朴的书风，创造出一种遒媚劲健、端秀清新的华贵书体，一跃成为一代宗师。 东晋时期，隶、草、行、楷各体均已大备，比较而言，行、楷因是后出，尚未成熟。王羲之把它们向前推进变化，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羲之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当时诸体俱全，或以继承为主，不变旧法，仍以隶法写楷，即是所谓隶楷（今隶）；或是推陈出新，发展草楷结合的行书。王羲之选择的是后一种。它符合书法发展规律，便捷易识，在继承前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变化，是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的完美性的结合，并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第二是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书法是一种形象艺术，如果平板少变就会丧失生命力。王羲之备精诸体，娴熟各家笔法，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对传统性的程式笔法进行改革，使其绚丽异常、丰富多采。他以不断变化书态和表现不同的手法，避免了千篇一律。唐人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惊叹“羲之万字不同”，确实发现了王氏变化多端的书法特点。 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后作制，给予王羲之的书法极高评价。他写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运连；夙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王羲之的书法受到人们的承认和喜爱，逐渐取代钟书而大行于世。庾翼见到王羲之用章草写给其兄的信，深为折服，叹息不已，亲自写信给他，说：“我过去有草圣大家张芝的十张章草帖，南渡时丢失了，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好字了。看到你的章草，写得如此神采动人，使我感觉旧帖又回到了我的面前。”王羲之的书帖墨迹逐渐被人们视为珍宝。有一次，王羲之到门生家做客，门生设佳馔招待他。王羲之想以书相报，见室内有一棐木几，非常滑净，于是提笔便写。其书真草相半，潇洒飘逸，门生欣喜若狂。为感酬先生，门生亲送王羲之回郡。回来的时候，门生发现王羲之的书迹已被父亲刮掉。他懊恨之极，为此难过了很长的时间。另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看见一位卖扇子的老妇人生意清淡。他走近扇子摊，在一些扇子上面写了点字。看到老妇人面现愠色，王羲之笑着解释说：“你说这是王右军的字，每把扇一百钱。”老妇人半信半疑，照着办了，果然被众人一抢而光。王羲之生性爱鹅。他听说一家养的鹅极善鸣叫，便兴致勃勃地去看。不料，那家人为得到王羲之的字，竟然把鹅杀掉做成了款待他的菜，搞得他哭笑不得。山阴县一位道士也有几只好鹅，王羲之来求购，道士对他说：“我的鹅不卖，如果你肯为抄篇《道德经》，这群鹅便白送给你。” 王羲之对于自己的书法也很自负。自称：“我的字与钟繇不相上下，而张芝则要在我之后了。”他写信给别人说：“张芝学书墨池，我也这样下功夫，怎么会落在他的后面？” 王羲之的真迹没有能保留到现在。存世的主要是他书迹的刻本。他所写的楷书，以《黄庭经》、《乐毅帖》等最有名，行书以《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 《兰亭集序》写于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邀请了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子侄，集当时名流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亭进行修禊活动。修禊是古代的一种风俗，临水而祭，据说可以消除不祥。这一天，与会者兴致很好，宴饮赋诗，留下大批诗作。王羲之为宴集挥毫作序，是为《兰亭集序》。据《法书要录》引唐人何延之《兰亭记》说：“书用茧蚕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自古以来，《兰亭集序》被人称作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代表之作。这一名迹后被唐太宗所得，曾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摹写副本，赐给太子、诸王及近臣。而它的真迹，传说则随太宗遗骸而殉葬昭陵了。传世的各种《兰亭集序》的墨摹本，艺术风格并不一致。现在能够看到的本子，有被认为是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摹本。在石刻本中，以唐太宗时刻在学士院后流落在定武的拓本为上品。①王羲之还是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与诗赋都写得很好。《晋书》本① 对于传世的《兰亭集序》帖，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着真伪的争论。清人赵魏于乾隆年间，首先从字体的源流方面对序帖提出怀疑。他说：“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清光绪十五年，广东人李文田全面否定序帖为王羲之所书。他认为序文与《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引的王羲之此文，从篇名到文字上都有区别。他也从字体上论述了序帖是“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近年来关于序帖真伪的争论，始于郭沫若1965 年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郭文以新出土的文物为例证，发挥了李文田的论点，否定序文为王羲之原作，帖文为王羲之所书。郭文认定序帖为隋代僧人智永的作品。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赞同和反对两种意见。1972 年郭沫若又发表《新疆出土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重新提出旧说。时至今日，争论还在继续，很多意见是不赞成序帖为后人伪托这一说法的。1977 年文物出版社将两种意见汇集成《兰亭论辨》一书。1982 年，刘汉屏又发表《论兰亭书体》一书。关于争论双方的观点，只要查阅两书，备知矣。 传收录的《与会稽王笺》、《报殷浩书》和《遗谢安书》等文都有结构严谨、文字流畅、情真意切的长处。《兰亭集序》更是一篇记事、写景、抒情的上乘之作。它真实地反映出王羲之热爱生活而又慨叹人生短促的复杂感情。王羲之传世的诗作主要有《用笔赋》。他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不失为一篇优秀的书法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书家写字比拟成一场严肃的军事活动：“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比喻贴切，用意颇深。他指出构思布局是书法的要领，“夫欲书者，先研乾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侣，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王羲之讲述了书家前辈宋翼和自己学书的坎坷经历，并对隶、真、行、草各个书体的用笔立意，结合自己的心得进行了总结。该文被清人严可均辑录于《全晋文》中。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琅邪王氏世代笃信天师教。王羲之的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种迷信思想的羁绊。晚年，他与道士许迈过从甚密，经常炼丹采药，共修服食。丹药的中毒很可能损害了王羲之的健康，晋穆帝升平五年（361）病死时，仅五十八岁。王羲之的妻子郗璿，亦善书，有些王羲之署名的书笺即是她代笔的。王羲之有七个儿子，他们都喜爱书法，其中幼子王献之成就最大。王献之，字子敬，官至中书令。他兼精诸体，尤工行、草和隶书，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号称“二王”。 第二节顾恺之①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 多才多艺的名士顾恺之出身于江南的土著士族家庭。根据《无锡顾氏宗谱》记载，顾氏祖上先后有多人出仕过孙吴和西晋政权。祖父顾毗，字子治，晋康帝时任散骑常侍，后迁光禄卿。父亲顾悦之，字君叔，历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顾恺之的生卒时间，史籍缺载。根据有关史料进行考证，生年约在晋康帝建元二年到晋穆帝永和二年（344—346）之间，卒年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到三年（405—407）之间。 顾恺之的仕途并不顺利。最初，他在桓温的大司马府担任参军。桓温死后，他转而依附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府的参军。殷仲堪被桓玄杀死后，顾恺之改投在桓玄的门下。直到晚年，他才进入中央政府任散骑常侍，不过很快也就去世了。 他的官职虽然一直不高，但颇有名气。时人都传颂顾恺之有三绝，即痴绝、才绝和画绝。所谓痴绝，是说他为人性格率真、通脱、喜欢谐谑，并带有痴呆的傻气。才绝是称赞他博学多艺擅长诗文，有才气。画绝则是肯定他的绘画技艺的。 《晋书》本传记载了很多有关他的“痴”的故事。有些人常常为此捉弄和侮辱他。顾恺之曾把一橱珍存的画委托桓玄保存。他知道桓玄性贪，为防止桓玄做手脚，特意将橱门封个严严实实。桓玄没有动橱前的糊题，而是撬开画橱的后板，将画尽数盗走后，重新钉好。待顾恺之取橱的时候，发现画已全部丢失，他没有发火，只是说：“我的这些画大约能通灵气，好像人们能修炼成仙一样，变化而去了。”有一次，桓玄把一片柳叶说成是隐身宝。顾恺之接到后，桓玄就往他身上撒尿，并说宝器显灵看不见他。顾恺之只好承认是个宝。其实，顾恺之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桓玄捣的鬼，只是不敢认真计较。当时，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相当激烈。桓玄权倾内外，阴险狠毒，顾恺之寄食门下，势单力薄，根本不是桓玄的对手。所以他不得不装痴卖傻，宁可受点委屈，也不在争强斗胜中做了无谓的牺牲品。桓温看出顾恺之的痴里有黠，曾说他一半是痴，一半是黠，合起来是个正常人。 顾恺之的文学作品传世的并不多。能够反映他文学成就的主要是《观涛赋》和《筝赋》。《观涛赋》文为：临浙江以北眷，壮沧海之洪流。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纳景，并激波而扬涛。其中则有珊瑚明月，石帆瑶瑛，雕■采介，特种奇名。崩峦填壑，倾堆渐隅，岑有积螺，岭有悬鱼。模兹涛之为体，亦崇广而宏浚。形无常而参神，期必来而知信。势刚凌以周威，质柔弱而协顺。 《筝赋》文为：其为器也，则端方修直，天隆地平；华文素质，烂蔚波成。君子嘉其斌丽，知音伟其含清。罄虚中以扬德，正律度而仪形。良工成妙，轻缛璘彬。元漆缄响，庆云被身。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顾恺之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顾恺之对于自己的文学才能十分自负。他曾说：“我作的《筝赋》可以和嵇康的《琴赋》相比。不会欣赏的人，一定会因它后出而加以抛弃；有深刻理解力的人，就会因它的高奇而加以珍贵。”我们从记载他平时生活的材料中，可以看到顾恺之的文学修养是极深的。桓温死后，他拜谒其墓，当场赋诗说：“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别人问会稽地区的山水风景，他随口答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晋书》本传讲他曾与谢瞻在月下长咏，诗作到兴头，忘掉了疲倦。谢瞻睡觉去了，换个人替代他，顾恺之竟一点也没察觉。 顾恺之的书法也很出色。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说：“顾长康，亦善书。”他的书迹遗留下来的只有《女史箴图》的楷书箴文。明人董其昌认为顾恺之的书法水平与王献之相当，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即是师承他的笔意。 改造画风的巨匠顾恺之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绘画艺术。他是至今能够见到画迹的我国最早著名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顾恺之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改造画风的巨匠。在继承和发展先人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他一扫古拙呆滞的画法，用自己的画笔开拓了周瞻完美、生动活泼的一代新风。 顾恺之是晋初著名画师卫协的弟子。大约二十岁的时候，他推出独特风格的作品而一鸣惊人。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录》中，引述了顾恺之兴宁时期（363—365）为京城瓦棺寺作画的一件趣闻。当时，瓦棺寺初建，僧众设会，邀请有影响的士大夫们来寺内鸣钟击鼓，为佛寺扬名。同时僧众还请求名士们打刹注疏，也就是为佛寺捐款。人们捐款数额皆不足十万钱，而轮到顾恺之，他提笔注疏百万钱。大家都知道他很穷，认为这个青年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要闹笑话。到勾疏的时候，顾恺之选中寺内一殿，要求僧众空出一壁归他处理。他闭门一月有余，画得维摩居士像一幅，只是没有点睛。顾恺之对僧众讲：“我点好眼睛后，你们打开殿门。第一日来观看的人，每人交钱十万；第二日每人五万；第三日随便给钱。”僧众打开殿门后，画像光彩照人，一殿生辉，参观者拥挤不动，当天就收钱百万以上。 顾恺之一生作品，数额甚巨。唐人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一书录有《谢安像》、《列仙像》、《庐山图》、《虎豹杂鸷鸟图》等作品十七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录有《异兽古人图》、《中朝名士图》、《笋图》、《荡舟图》等作品二十九件，三十八幅；《宣和画谱》收录其《女史箴图》、《斫琴图》等九件；此外散见众书的作品名目还有《列女仁智图》等二十一件。实际数目，当然远不止这些。桓玄盗去的一厨画，则很难计其数额了。从全部作品的名目来看，顾恺之创作的题材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有人物肖像、道释世俗故事，还包括山水、花卉、飞禽、走兽、游鱼等等。所以把他称作是我国山水画、花卉画的远祖，古代画家中的全能画圣并非过誉。顾恺之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他画人物善于注意表现对象的气度和性格。为裴楷造像时，他借助细节的点缀，在颊上加上三笔毛，使人像栩栩如生。他把谢鲲画在岩石中间，用背景衬托人物豁达而又坚毅的性格。他强调描绘眼睛是画人物像的重要环节，因此对点睛非常慎重，常说传神写照，全在眼睛上了。他还讲：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由于时代久远，他的作品大部分都丧失了，流传下来只剩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斫琴图》和《列女仁智图》。这些作品，大多是后人的摹本。能够反映顾恺之艺术风格和水平的作品当属《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了。 《洛神赋图》是以三国时期著名诗人曹植的《洛神赋》为主题绘制而成的。曹植这首哀怨婉转、撕人心碎的名篇反映了一对封建贵族青年男女在恋爱生活上所受的重压和挫折。顾恺之在画卷中巧妙地把诗作的意境在造型艺术上面加以具体化，取得了感人的效果。该图现存五个摹本，两本藏在故宫博物院，一本在东北博物馆，一本被人盗卖至美国，一本下落不明。其中故宫第一本风趣朴直，比较接近顾恺之的真迹。画卷从诗人初见洛神宓妃起，以一系列鲜明的形象，展开了一幅幅悲怨缠绵的连环画。画家以生动洗练的线条刻划出女神“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睛，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的情态。到宓妃驾云车的场面，画家则用六龙齐首，鲸鲵夹毂，水禽翔卫，旌旗飞扬创造出一种雄浑壮观的气氛。卷尾用诗人呆坐洛水，茫然若失，然后乘车归去，盘桓怅望，留恋不舍的一组画面煞住。这一画卷充分体现了顾恺之善于捕捉人物心理活动并能真实地把他们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 《女史箴图》画卷长三四九厘米，宽二十五厘米，绢地横幅，分九图。 它以西晋张华的《女史箴》为画题。张华诗原有三百三十六字，是以宫廷妇女的道德规范，婉转劝戒专横淫恣的惠帝皇后贾氏的。画卷只存一百一十四字。今人考证研究，认为原画为十二段，可能因破损而被后人截取三段。这幅作品被很多人认定为原本真迹。可惜的是，在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时，这一稀世国宝竟为英国侵略者抢走，现存大英博物馆。《女史箴图》是中国古代宫廷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画家巧妙地抓着了箴文的精髓，绘制了这组连续的风俗画片。第一段“玄熊攀槛”，描写当熊而立，以身遮护汉元帝的冯昭仪临危不惧，富于自我牺牲的神态，与汉元帝惊慌失措、左右贵人惊走形成强烈对比。第二段画班婕妤不与汉成帝同载的故事，突出班氏的温良正直和成帝的尴尬难堪，并刻划出重压在舆辇之下的劳动人民的痛苦和挣扎。第四段是全卷修补最少的部分，顾恺之以醇雅娴熟的笔致，描绘出临镜梳装的古代妇女纤丽淑婉的姿态。整个画卷的人物形象都能在动态中保持着美的均衡，给人以和谐的享受。难怪远至宋代米芾，近到明清诸家都称赞它画品高古端丽，笔彩生动，气韵绝伦了。 对画学理论的贡献顾恺之不但是技艺高超的绘画大师，而且还是我国第一个画学理论家。 他的画学理论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三篇，都收录在《历代名画记》中。因为传抄脱错，现在已很难通读。除上述三篇较为完整的论文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画论材料。概括起来说，顾恺之的绘画理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顾恺之主张画家必须有见识，有修养，“必贵观于明识”（《论画》），尤其是要理解客观事物和人们的内心世界。他批评那些只注意追求外形美，而不注意表现对象生命力的作品。顾恺之要求画家“迁想妙得”，把思想感情与客观事物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形写神”，活灵活现地去刻划它们。 第二，他认为画家只有掌握熟练的技术，才能得心应手地创作出合乎玄赏的作品来。他在《论画》中说：“美丽之形（即掌握物体外形变化），尺寸之制（即掌握远近比例的布置）。阴阳之数（即掌握阴阳虚实的配合），纤妙之迹（即掌握笔墨色彩的表达），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他还认为画家功夫不到家，“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魏晋胜流画赞》）。 第三，顾恺之要求画家“巧密于精思”（《论画》），应该郑重地精密构思，然后才可下笔。他讲究画面的布置，《画云台山记》即是他作云台山图前，研究云台山图布置的一篇计划文章。 第四，顾恺之把骨法、气势、神情、韵味作为作画及鉴赏的标准。四者之中，尤推神情。另外，他还主张“奇变”、“天趣”等等。 顾恺之的绘画理论和实践对后世影响极大。南朝著名画家陆探微师其画法。此后，张僧繇、孙尚子、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展子虔以至唐代的阎立本、吴道子、周昉等，无不摹写顾恺之的画迹，受到他的影响。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顾恺之生平撰述还有《启疑记》三卷，《文集》二十卷，今不存。顾恺之另一部著作《启蒙注》，在《三国志》裴注中保有少许内容。 第三节陶潜①家世和经历陶潜，又名陶渊明，字元亮，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死于宋元嘉四年（427），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陶潜的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也当过安城太守。 陶潜八岁死了父亲，跟随母亲和五岁庶出的妹妹一起生活。十二岁时，家中除僮仆之外，仅母子三人相依为命。 陶潜的祖上留下一些产业，到他父亲手里，逐渐败落下来，但仍有几处果园。父亲去世后，家道更为衰落。陶潜在二十九岁那年出任州祭酒，但不堪吏职，不久就辞职而去。嗣后，在柴桑住了六、七年，又出任桓玄镇军的参军。在孟氏母亲去世后，陶潜奔丧归里，守制二年。四十一岁时，他当上了彭泽令。这时，刚好有监察权的督邮要来巡视。吏人告诉他，要束带见之。他叹口气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乃解印绶，回归故里。他只当了八十五天的彭泽令。自此，陶潜隐居乡里，不再出仕。四十四岁那年，陶潜家遭火灾，经济上受到了很大损失。到六十三岁时，他就去世了。陶潜所撰《五柳先生传》实际上是他的自传。在这里，他把自己描写为“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基本上是陶渊明的自画像，故历来为人所重视，称之为“实录”。 陶潜死后，人称之为“靖节先生”。 思想和风度陶潜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宗教思想弥漫的时期。这时，围绕着生死富贵的问题，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各有自己的看法。佛教中有人认为神不灭，就是说人的形体不存在了，他的精神还是可以永存的。道教中有人认为炼丹制药，可以白日飞升，化为神仙。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陶潜就这些问题写了三首诗，题为《形影神三首》。第一首是《形赠影》，诗曰：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第二首是《影答形》，诗曰：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此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第三首是《神释》，诗曰：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书·隐逸·陶潜传》、《晋书·隐逸·陶潜传》、萧统《陶渊明传》。所引诗文见王尧编注本《陶渊明集》。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令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三首诗词意尚不能尽解，但大致说来，是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说法，提出了对生死应有的认识以及如何活着的问题。 诗的第一首是形对影的诉苦。它说，天地山川，都是永存的。草木霜露，每年都按季节出现。人是最灵智的，却不能像它们一样，刚才还在世上活动，一下子走了就不再来。要现实一点，只要有酒喝，就不必推辞了。这是及时行乐的思想，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当然是不足取的。诗的第二首是影对形的回答，说，长生不可信，学仙的路走不通。我与你相遇之后，总是共同地悲哀和喜悦。在树荫下好像有暂时离别，在阳光下总是在一起的。这种共存也不是长久的，一下子就都消灭了。身子没有，名声也完了。还是干点善事，可以留下遗爱，这不比喝酒好吗？！这种观点以立善代替第一首诗中所说的及时行乐，有所不同，但二者却同样不能正确解答当时所提出的问题。诗的第三首，是陶潜在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婉转地、不指名地批评神不灭论和修炼成仙的不可信，以及立善求名是脱离实际的，醉酒或可忘忧，却伤害身体。陶潜提出了有生必有死，一切都有自然的安排，要把自己解脱出来，纵深大化浪潮中，不喜也不怒，不要想得太多了。陶潜对生死问题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也可说多少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彩，但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落入命定论的牢笼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代替了另外一种唯心主义。命定论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悠久的发展过程。子夏所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曾为陶潜所引用，也可以说是陶潜命定论思想的概括。在陶潜的诗文集中，随时可以发现这种思想的流露。陶潜的名著《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感士不遇赋》等文对这种思想表现得更为显著。应当指出，陶潜的命定论思想并不是认为人在世上可以无所作为，而是要人不把得失成败放在心上，做好应作的事。因此，他给人以豁达的印象，有时还使人感到他清高。长期以来，他一直受人尊重，固然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好，同时还是因为他的作风好，给人留下了一个好的风度。 理想社会陶潜对当时的社会是很不满意的。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中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陶潜在这里指出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而士人不遇只是其中的一种现象。陶潜辞官归田和他的饮酒无度都是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消极抗争。陶潜的命定论思想也是社会情况在思想意识上的曲折反映。 陶潜有自己的理想社会，具体地与在《桃花源记》里。文章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按照文章所说，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武陵人在偶然的机会中到了这个地方，但在离开这个地方后，再去寻找，就找不到了。在生活上，桃花源居民自给自足，无论小孩或老人，都能怡然自乐。《桃花源记》没有说到官吏、兵丁，也没有说到收税人、商业和学校。像这样一种设想要求并不高，也附合农民的愿望，但这和社会现实就不知有多大距离了。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再让武陵人和其他的人再到那里去了，这实际上是陶潜对他的理想没有实现的信心，反映了他对改革现实的绝望。 陶潜的理想社会显然是受了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的重大影响。 辞官归田在彭泽的辞官归田，对陶潜来说，在政治上、生活上以及诗的创作上，都是一件大事。在这个问题上，陶潜是有思想斗争的。陶潜在回家后，特写了一篇《归去来辞》，表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及有关的生活情况。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出来生活道路的问题。当时读书人的生活道路主要是作官和归田。对陶潜来说，在这二者之间，是有思想斗争的。斗争的结果是田园思想占了上风。《归去来辞》是顺着这条思路发展下去的。文章说：“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说的就是他为这问题而思想斗争的情况。他为此曾有过独悲，有过悟，有过知，终于是思想上明确了归田的道路，于是就觉得“今是而昨非”了。《归去来辞》中的大部分是表述他归田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其中包含上路后的愉快心情、家庭生活的亲切、欣赏大自然的悠闲自得。这是以身在农村，与官场中的人交往断绝了。在乡里中还是可以“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随后，他还是不能掩盖自己的悲观情绪。文章中写道：“羡万物之得失，感吾生亡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机时，易不委心任去留。”这好像是说还能再活几时，随他去吧，为什么还要慌慌张张追求什么呢？他自述他的生活情调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乐，尽夫天命复奚疑。”对于将来怎么办，作者把它推到命定论的方面去了。 田园诗陶潜是晋、宋间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内容，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他留下的诗有一百二十多首，田园诗在其中占了重要地位。 陶潜归田后，写诗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诗的内容也往往和他的生活密切相联。他在归田之初，写了《归园田居》五首。其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是说他归田的喜悦心情。归田是他长期的愿望，而今达到了，好像是在樊笼里回到了自然。其第二首：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首诗是说村中的寂静，大家忙于农务的情景。其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写他参加农业劳动的情况。这些诗反映了诗人对农业劳动的实践，他对农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的接近。像这样的内容，是在其他诗人作品中很难找到的。 但陶潜究竟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交游环境，这些都可说是旧习。陶潜并不讳言，并行之于辞文。如《移居》二首：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饮酒是陶潜的一种嗜好，但又不简单的是一种嗜好，而有一定的心理因素。《饮酒》二十首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这种心情与当初归田之想法不免有些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诗人能把它写出来，却也可见他率真的态度。 陶潜的诗，平淡自然，在当时讲究辞藻的诗坛中，独具特色。诗人感情的真挚也为人们所乐于接受。陶潜的诗能够吸引众多的读者，是有其原因的。《隋书·经籍志》著录《陶潜集》9 卷。《四库全书》有《陶渊明集》8卷。《四库丛刊》收有宋刊巾箱本《笺注陶渊明集》10 卷。今人王尧编著《陶渊明集》可供参考。 第十四章葛洪、陶弘景第一节葛洪生平和著述葛洪（283—343），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西晋太康四年（283）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祖父葛系在三国时期的吴国为官，历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卢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输吴将军等要职。父葛悌，仕吴为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评，中护军，五郡赴惊等，入晋后，又任郎中，大中大夫，大中正，肥县令，吴王郎中令，后升迁为邵陵太守，卒于官所。葛洪为第三子。早年受父母娇宠，生活懒散，好学而未苦读。十三岁丧父，又逢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社会动荡，家乡屡遭兵火，不仅先人传留的书籍烧毁一空，而且家境也每况愈下，以致饥寒困顿，生计艰难。家境的变迁使葛洪受到极大的震动，并促使他振奋起来，刻苦学习，力求上进。无书可读，他便背着书箱四处求借。他常以砍柴所得换取纸笔，日间劳动，夜晚抄读。由于家贫，每得到一张纸都备加珍惜，在正反两面反复抄写，直到无法利用为止。后来，为寻书问义，他甚至不远千里崎岖跋涉，以达到求学的目的。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到十五六岁时，他已博览群书，小有文名，所作诗赋杂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葛洪十六岁始读《孝经》、《论语》、《诗经》和《易经》等儒家经典，但他自知“才非政事”，无意仕途，于是立志成为精研经史百家，专事著书立说的儒家学者。这是他早期的奋斗目标。葛洪从祖葛玄，字孝先，受业于三国时魏国著名方士左慈（左元放），精于炼丹术，世称葛仙公，又称太极仙翁。其术传弟子郑隐（郑思远）。葛洪大约在十八九岁时曾到庐江（今安徽庐江）入马迹山拜郑隐为师，并做他的助手，研习道书和炼丹术著作，受到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郑隐还将一些道家秘籍传授给葛洪，让他归家继续钻研。葛洪在二十岁左右就因儒道兼通学识渊博而远近知名，并且决心“立一家之言”①，开始撰写《抱朴子》，但不久即因战乱而中辍。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发生了张昌领导的农民起义。葛洪小时候学过骑射，略知武功，这时应吴兴太守顾秘之邀，出任将兵都尉，募集数百人，参与了镇压义军石冰部的行动，并因战功升迁为伏波将军。事平之后，他立即投戈释甲，径往洛阳，搜求异书，以广学识，这一时期已天下大乱，北道不通，归途阻塞，于是周游于徐、豫、荆、襄、交、广数州之间，接触了流俗道士数百人，对于道教及方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晋惠帝光熙元年（306），葛洪24 岁，其友人嵇含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请他去作参军。他感到这虽非所愿，但可避地南土，所以还是接受下来，并受命先行催兵来到广州。不料嵇含半途遇害，葛洪仍留广州多年，但无意再任官职，地方官员屡次邀用皆被辞却。在此期间，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鲍太玄）为师，学习神仙方术，使丹法、医道更为精进。鲍靓很器重葛洪，并将女儿鲍姑嫁给他。鲍姑，名潜光，懂医术，尤擅长针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见于记载的女针灸医家。她曾亲自参加葛洪的炼丹和医疗活① 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动，帮助葛洪编撰医学著作，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还载有她的艾灸法等。约在三十岁左右，葛洪携家眷返归故里，潜心著述十余年，作品多达六百余卷。他在整理和续写《抱朴子》旧稿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约于建武元年（317）三十五岁时，完成《抱朴子内篇》20 卷，《抱朴子外篇》50 卷。这两部书合称《抱朴子》，是道教理论的经典之作，葛洪也因之成为对后世影响很大的道教学者，此外，他在这时期完成的著作还有《神仙传》10 卷，《隐逸传》10 卷，碑颂诗赋100 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30 卷，抄录五经七史、百家之言、方技杂事310 卷，《玉函方》100 卷，《肘后备急方》3 卷等。其间，葛洪曾担任为期不长的掾，州主簿，司徒掾，咨议参军等官职，并受封关内侯。后来，其挚友干宝推荐他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固辞不就。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约在葛洪五十岁左右，他因年事已高，打算亲自炼丹以求长寿，又听说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南部）出产丹砂，于是上书请为勾漏（今广西北流）令。成帝因其资历高不可低就而未准。葛洪解释说，他去勾漏并非贪求荣耀，而是为了炼丹。在说服成帝之后，他与子侄同行又赴广州。在广州为刺史邓岳劝阻，遂隐居于罗浮山。邓岳曾上表补授他为东官太守，他仍婉辞不就。葛洪在罗浮山多年，从事著述，修道炼丹，过起了“丹鼎神仙”的优游生活。南粤名山属二樵，罗浮山即其中的东樵，为道教“第七洞天”所在地，现在尚存葛洪炼丹时所用之洗药池等胜迹。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辞世，享年六十一岁①。葛洪一生著述宏富，但多已失传。《正统道藏》所收归于葛洪名下的著作共19 种，主要有《抱朴子内篇》20 卷，《抱朴子外篇》50 卷，《肘后备急方》8 卷，《神仙传》10 卷，《太清玉碑子》1 卷，《大丹问答》1 卷，《还丹肘后诀》3 卷，《抱朴子养生论》1 卷，《稚川真人校正术》1 卷，《抱朴子神仙金汋经》3 卷，《元始上经众仙记》1 卷，《汉武内传》1 卷等。其中除前四种外，余者大部分为托名之作。史籍有载《西京杂记》6 卷为葛洪托名西汉刘歆所作，尚无确据。葛洪佚著除前文录而不存者外，尚有《玉函方》100 卷，《神仙服食药方》10 卷，《太清神仙服食经》5 卷，《序房内秘术》1 卷，《胎息术》1 卷，《五金龙虎歌》1 卷，《周易杂占》1 卷，《五岳真形图文》1 卷，《良吏传》10 卷，《集异传》10 卷，《抱朴子军术》、《浑天论》、《潮说》等，其中有些作品是否确为葛洪所作，亦难以断定。 葛洪和道教自东汉时期道教形成以后，魏晋之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一股宗教力量和社会思潮。葛洪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道教理论家，他为道教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受到历代道家和道教徒的尊崇。葛洪的道教思想十分庞杂。他继承和发挥先秦及秦汉道家的哲学理论，并对道家一些基本概念加以神秘化的解释，才得以建立起来道教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又吸取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与儒家思想有① 关于葛洪卒年说法不一。《太平寰宇记》卷160 引袁彦伯《罗浮记》称葛洪卒时，年六十一，而《晋书·葛洪传》、《太平御览》卷664 引《晋中兴书》等，均谓其卒时，年八十一。《晋书·葛洪传》提到，广州刺史邓岳曾去看望葛洪，但洪已卒，遂不及见。按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邓岳卒于康帝建元二年（344）葛洪卒年当在此之前，故此《太平寰宇记》谓洪卒年六十一之说较为可信。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葛洪所著《抱朴子》自叙称，“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①。他还明确指出：“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②，“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③，明显地体现了他的内神仙外儒术的思想。他的这种思想和理论，为后世道教所袭用和发挥，并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在封建社会长期盛行。但是，葛洪的思想仍然是以道家为主体的，他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④，以道术修身与以儒术应世并不能摆在同等的地位。在葛洪的道教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是“道”、“玄”和“一”。他说：“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⑤，把“道”描述成一种涵盖天地万物，影响其运动变化，但又无可捉摸，难以认识的神秘力量，而如果将任何事物“强名为道”，那么就“已失其真”了。他还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把“玄”说成是产生天地万物及造成物质多样性的本源。“一”则是象征天地人，但“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⑥的人格化的神物。就人而论，“一”存在于上中下三丹田之中，甚至有姓名、有大小、有固定的穿着，只是道家秘相传授绝不对外说出来而已。从“道”、“玄”、“一”出发，葛洪进而宣扬，如果人们能够“得道”，“通玄”，就会具有无限的超自然的力量，就能成为超自然的存在，从人变成长生不老随意上云霄入川海的神仙。要想“得道”当然就要“修道”，修道要在内修与外养两方面下功夫。内修主要是“守一”，并且还有“守真一”与“守玄一”的不同，“守形却恶，则独有真一”，“守一存真，乃能通神”①。但是，内修“守一”，行气导引，只能益寿延年，最多也不过是“通神”，还不能达到长生不老的地步，因此还需要外养。外养主要是服食金丹，所谓“长生仙方，则唯有金丹”②，“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③。炼丹术是炼制丹药的方法，只有掌握这些方法才能获得金丹。炼丹术还有一项内容就是炼制金银，实际上是伪金和伪银。服食金丹可以长生，炼制金银可以致富，都是很有诱惑力的事情，所以历代道教信徒为了追求长寿永生、得道成仙或者发财致富，一直对炼丹术十分重视，并且进行了无计其数的炼丹活动。葛洪是道教理论的奠基者，也是道教中“丹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继承了左慈、葛玄、郑隐传承的丹经和炼丹经验，而且周游四方，访道问贤，广泛收集各种丹书丹法。在此基础上，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对于各种丹药丹方和炼制方法，服食方法等，都作了翔实的记述，并且还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是对于自西汉到东晋时期中国早期炼丹实践及其成就的全面概括和系统总结，同时也为中国炼丹化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① 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② 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篇》。 ③ 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④ 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篇》。 ⑤ 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篇》。 ⑥ 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② 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③ 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引《黄帝九鼎神丹经》。 葛洪和炼丹术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中国也是世界炼丹术史和化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有关炼丹术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金丹》、《仙药》和《黄白》三篇。《金丹篇》主要论述各种金丹的炼制和服食方法。《仙药篇》主要论述五芝、云母、雄黄、诸玉、真珠、胡麻等所谓仙药的特征、性质、产地、采集、加工及服食方法。《黄白篇》主要论述伪金和伪银的炼制方法。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汉晋时期中国炼丹化学的概貌。 葛洪认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①，他以高山为渊、深谷为陵、阳燧取火、方诸得水、铅丹制炼等种种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还说，“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②，可是一般人并不相信，还要说水精本来是自然之物，玉石之类，这正是由于“所见少，则所怪多”③的缘故。葛洪通过对炼丹术的体验以及对其他事物的仔细观察和思考，已经朴素地认识到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这与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看来，一切物质都可以变，只要“心诚”，并且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掌握适当的方法，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物质制炼出宝贵的仙丹神药和黄金白银。这是葛洪关于炼丹术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古代炼丹家的共同信念。关于服食金丹何以能使人长生不老，葛洪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他说：“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试图以当时还无法正确解释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并通过简单类比的方法，来说明金丹和黄金可使人长生的功效。葛洪关于物质变化，世界上还有很多未知的事物，服食药品可以健身益寿等等思想，都含有可贵的真理成分，然而他把这些加以引申，例如把黄金的稳定性转化为生命的恒久性，把物质的可变性转化为炼制仙丹的可行性，并以此来论证人可以长生不老，羽化登仙，那就变成了真正的谬误。当然，道教徒和炼丹家的这类想法是十分荒唐的，他们所追求的虚幻目标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炼丹家基于这种信念，为了炼制幻想中的仙丹神药，进行了长期的甚至可说是坚韧不拔的努力。他们通过采集和加工药品，接触大自然，对自然界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探索，以及亲身参加炼丹实践，进行各种各样的化学实验，从而深刻地认识到许多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观察到众多的化学变化，制取了不少化学制剂和其他的人工产品，并且摸索出一套较完整的实验操作规程。炼丹术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不仅在化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促进了医药学、动植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述了中国化学史上不少值得称道的成就。黄白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制作伪黄金、伪白银的方技。其中包括利用某些点化药剂与锡、铅、汞、铜等合炼，使之成为金黄色或银白色的合金。方士们把这种伪金伪银称为“药金”、“药银”，认为服之可令人长生不老。① 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② 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篇》。 ③ 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篇》。 在《黄白篇》中，葛洪叙述了多种用丹砂、雄黄等点化锡、铅、汞、铜为人造“金”、“银”的方法。例如他所记载的炼制黄色铜砷合金的大致程序是：先在一个赤土釜（坩锅）中按一定比例放入混有牛胆汁的雄黄粉、石胆、戎盐和炭末，然后再扣上一个赤土釜，外面用掺有戎盐的泥封固。这种混合物经加热，戎盐（NaCl）起助熔作用，雄黄（As4S4）和石胆（CuSO4·5H2O）被还原而生成组织不均匀的铜砷合金。接着将此合金铸成小筒，筒中盛“丹砂水”[丹砂（HgS）、石胆、消石（KNO3）、稀醋酸的混合液]，再置釜中封闭加热。如此精炼两次，可以得到组织较均匀的黄色铜砷合金。最后将合金捣碎，加入生丹砂和汞，再行冶炼，即可得到组织很均匀的金黄色的铜砷合金（砷黄铜）。在此过程中，丹砂水、生丹砂受热都产生汞，与直接加入汞一样，能起到溶解金属形成汞齐的作用，有利于炼制出组织均匀的铜砷合金。葛洪的这一记述是中国古代文献上关于砷黄铜炼制法的最早记载。 葛洪在《黄白篇》中还明确地记载了炼制彩色金（SnS2）的秘密。其炼制过程大意是：先作赤盐，将寒盐（即戎盐，NaCl），寒水石[芒硝（Na2SO4·10H2O）与石膏（CaSO4·2H2O），或硫酸镁、硫酸钾及硫酸钙等的复盐] ，寒羽涅（FeS2）和白矾[即明矾，化学成分为K2SO4·Al2 （SO4）3·24H2O]，按一定比例置入铁器内，以炭火加热，待溶解且变成红色后即可使用。然后，将赤盐与石灰水拌和成泥，遍涂在一些锻成的方形锡锭上，再将这些锡锭迭放在赤土釜中，封固加热。经过30 日，开釜检视，锡中悉如灰状，按葛洪所说“其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从化学的角度来说，“赤盐”的成分应为氧化铁（Fe2O3）、硫黄、寒盐等的混合物。金属锡与“赤盐”作用，在有寒盐、石灰等助熔剂存在的情形下，加热即可得到彩色金（SnS2），其反应过程如下：葛洪的这一记载来源于金楼先生受自青林子的“作黄金法”。青林子和金楼先生是西汉初的炼丹家，可见中国古代制取彩色金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葛洪提到的这种方法则是世界上关于制取彩色金的现存最早的记载。中国炼丹术发展到魏晋时期，历来为方士们所推崇的神丹大药就是“还丹”、“金液”。葛洪在《金丹篇》中说，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何为“还丹”，如何炼制，《金丹篇》中并无明确记载。葛洪曾提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就是硫化汞，是炼制水银的原料。将丹砂锻烧，其中所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水银）。再将汞加以烧炼，会生成氧化汞，而氧化汞加热后又可以游离出汞。这个过程实际是以下的反应：HgS＋O2＝Hg＋SO2，2Hg＋O2 2HgO，说明炼丹家对于合成反应、分解反应以及氧化还原反应有了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反应式中出现的氧化汞（HgO），颜色鲜红，葛洪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区分氧化汞和硫化汞，所以将它误认为是丹砂。葛洪还提到“九转九变”，而这里出现了汞与氧化汞的可逆反应，有些符合“还丹”的含意，但如果说经多次反应制得的氧化汞就是“还丹”，则显得过于简单。《金丹篇》中的“金液”方，是难以破译的丹方之一。例如书中说，“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光石、丹砂，封之成水”，无须起火，“但以置华池中，日数足便应矣”。据推测，这可能是使金的溶解度有所增加（以铁盐为氧化剂，氯化物为络合剂，有反应发生），然后被有机酸还原为胶态金。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过程所得到的胶态金，则与国外炼金术中的“金液”（potable gold）是很类似的①。 在葛洪所推崇的“仙药”中，雄黄（AS4S4）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他记述了服食雄黄的六种方法：“饵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饵，或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肠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长生”②，其中列举的第六法所说的“三物”，即硝石，玄胴肠（猪大肠或猪脂）和松脂。用这三种东西按不同组合顺序处理雄黄，可分别得到单质砷或氧化砷。这些化学反应已经为模拟实验所证实③，并在实验中观察到三物炼雄黄需要控制温度，否则超过一定温度就要起火爆炸。因此在古代既有成功的记录也有失败的记录，而后一情况则是原始火药的萌芽。在以上第六法中，“三物”与雄黄合炼的产物“白如冰”，一般来说是砒霜（氧化砷，As2O3）。葛洪的这段文字是我国人工制取纯净砒霜的最早记录，在制药化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铅的化学变化，葛洪在《黄白篇》中也有较生动的记述。他明确指出胡粉[PbCO3·pb（OH）2] 和黄丹（Pb3O4）都是“化铅而作”，即由铅经过化学变化而制造出来的。他还说，“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这指的是如下的反应：3Pb＋2O2＝Pb3O4Pb3O4＋2C＝3Pb＋2CO2。 对于铅与铅丹（红色的四氧化三铅），铅白（胡粉，白色的碱式碳酸铅）之间这些化学变化的认识，显然是作了一系列研究之后所得到的结论。 从炼丹实践中，人们早已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西汉的《淮南万毕术》中就已提到“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2CuCO3·Cu（OH）2] 是天然的硫酸铜，它与铁发生化学反应时，铁能从中置换出铜而生成铁盐。葛洪在《黄白篇》的记述则更为细致，他引用郑隐的话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由于是在铁的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置换反应仅在铁的表面上进行，所以才“外变而内不化”。这一反应过程的发现是很重要的，它奠定了宋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葛洪《抱朴子》有关炼丹术的论述，多是科学精华与迷信糟粕并存，其中许多内容隐晦难懂，充满了神秘色彩，因此还有必要更深入地挖掘和探讨。葛洪和医药学葛洪不仅在化学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医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他可说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创见最多的医学家。葛洪说：“古① 王奎克：《中国炼丹术中的金液“和华池”》，《科学史集刊》，第7 期，1960 年。② 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篇》。 ③ 郑同、袁书玉：《单质砷炼制史的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 卷第2 期，1982 年。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①，他强调“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人不枉死，为上功也”②。因此，他在研究炼丹术的同时，对于医药学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在博采前人医方和注意收集民间验方、秘方的基础上，撰成《玉函方》100 卷（《晋书·葛洪传》称《金匮药方》）。此书已佚，内容难以详知，但其篇幅宏大，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同时，他考虑到以往的一些备急之作，“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③，对于“贫家野店”来说，是难以立办的，因而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编选和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撰成《肘后备急方》3 卷。《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可供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检索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医疗救急手册”。由于该书选方精良，用药也多价廉易得之品，正如葛洪自序所说，方中“卒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其灸法也是“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具有非常可贵的实用性和群众性，这也是它一直为后世所重而能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肘后备急方》，经南朝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整理修订，并改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明洪武年间，赵宜真（原阳子）又将外科医方增入杨氏附方内。全书后被收入《道藏》，名为《肘后备急方》，8 卷。 《肘后备急方》的内容主要是各种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内科杂病，以及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急症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体例大体上是先简略叙述病源，再较详细地介绍病症，以便对照症候即可处方用药。葛洪在《肘后方》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和非常突出的，特别是他对一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症状、预防和治疗作了正确的论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他对一些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其中有些还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例如关于天花，葛洪说，近年来有一种疾病流行，发病时，先在头面和身上出疮，很快遍及全身，状如火疮，疮头上戴白浆，流出来后又产生脓浆。如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大多死亡。治好以后，留有紫黑色瘢痕，要一年多才会消退。这是一种恶毒之气引起的。用煮葵菜拌蒜末服下可治。大家都说在永嘉四年（310）此病由西方向东方流行起来，很快传遍全国。建武中（301）曾在南阳俘虏中发现此病，于是又叫“虏疮”。对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如何传入中国和流行情况、发病的症状、传染性质、治疗及预后等整个过程，都作了相当确切的描述和记载。这一记载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天花的明确记录。又如关于恙虫病，葛洪提到一种沙虱病，其病状是：初起时，皮肤上出现赤红色皮疹，大小如豆黍米粟粒，用手摸之其痛如刺。三天后，全身骨节剧痛，发烧，以后皮肤上的病变结痂，严重的可致人于死。这一记载包括发热、皮疹、焦痂及其发病经过，均与恙虫病相同。《肘后方》中还提出了用沙虱幼虫虫屑内服或外敷以防治恙虫病的措施。恙虫病一般认为是日本桥本伯寿于1810 年最早报道的，但较葛洪的描述已晚了千年以上。葛洪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创造性贡献更加突出的体现在疾病治疗学方面，对于医学尚不发达的古代来说，这些贡献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 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篇》。 ② 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③ 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 年。 例如在治疗狂犬咬伤时，他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即杀死狂犬，用狂犬脑髓外敷被咬伤伤口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这些方法是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思想提出来的，是否真能达到“后不复发”的效果，尚未证实，但其中所包含的免疫思想的萌芽却是十分可贵的。在免疫学史上，16 世纪我国发明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19 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从狂犬脑提取狂犬病毒制备狂犬病疫苗，20 世纪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从恙虫体分离出立克次体并制备防治恙虫病疫苗，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创造发明，为人类战胜天花、狂犬病、恙虫病，保护人类健康，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①。追本溯源，葛洪早在公元4 世纪就已提出的创见和记述，就不能不更令人备加赞叹。对于危害人类健康的疟疾，《肘后方》中对其种类和症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开列30 多首方剂，其中多次用到的“常山”，已被现代证实是一种抗疟特效药。葛洪还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现代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发明了一种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此外，葛洪对其他多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如出血热、黄疸性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痢疾、马鼻疽等，也都有精彩的和很有价值的记载。他对脚气病的症状描述也很简练精当，所开列的大豆、牛乳、蜀椒和松叶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都是治疗脚气病效果较理想的药物。欧洲直到17 世纪才有治疗脚气病的办法。他所强调的灸法，他所载录的捏脊疗法、食道异物疗法、食物和药物中毒疗法，也都简便有效，至今仍是在医院里特别是在民间常用的独特的治疗技术和急救方法。葛洪在医学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疠气”概念，指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由于《肘后方》重在医方，并非论述医理，所以他并未对“疠气”概念有所发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把所有热性传染病都归入伤寒，并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已成为葛洪之前的经典观点。“疠气”并不是“寒邪”。这一概念连同“鬼毒”、“相注”（传染），在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突破了“伤寒”的藩篱，成为后世温病学派的先声。 葛洪的科学工作除化学和医学外，还涉及了一些别的领域，例如，他注意研究过天文学，支持浑天学派的观点，并撰有《浑天论》；他还探讨过潮汐涨落的问题，撰有《潮说》；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杂应篇》中还记述了一种叫做“飞车”的飞行器。他写道：“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由于这种“飞车”能升上空中，所以这段文字是螺旋浆和直升飞机发明以前，中国有关利用空气反作用力托升重物的最早历史记载。①① 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见《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 年。 ① 参见王振铎：《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6 期，1984 年。该文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 年。 第二节陶弘景生平与著述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世称陶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生于刘宋孝建三年（456），卒于萧梁大同二年（536）①。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有养生之志。及长，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二十岁时，得南齐高帝之器重，引为诸王侍读，“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永明十年（492）辞官，于句容之句曲山隐居，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此期，他遍历名山，寻访仙药。东阳郡守沈约高其志节，每书邀之不至。永元初（499），于隐居处更建楼三层，自居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只家僮可侍其旁，几与世事隔绝。然性好著述，尚奇异，惜光景，老而弥笃。对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尤有研讨。梁武帝萧衍与弘景素有交往，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一时誉之为“山中宰相”。天监四年（505）移居积金，更以辟谷导引之法求养生长寿为好。卒年八十一岁，遗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②陶弘景从小即迷恋于葛洪的神仙、炼丹之术，但观其一生之学术研究，前半生或即隐居前，其著述多为古书之诠释以及天文、地理、历算之类；而后半生或即隐居后，则更侧重于医药学研究和炼丹、导引养生等。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绩也多在其后半生。 化学、医药学及其他科技成就陶弘景在炼丹术中积累和认识了许多化学知识和科学技术。陶氏的炼丹生涯深受葛洪的影响，有许多可贵记述都与葛氏有着密切的联系，或继承其法，或弘扬其术，或发展其长，或获新的认识，几乎无不息息相关。例如：葛氏明确指出：胡粉和黄丹（四氧化三铅）都是“化铅所作”①。陶弘景则进而特别指出：黄丹是“熬铅所作”，胡粉是“化铅所作”②，说明这两种铅化合物都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人工制造的。又如：葛氏通过炼丹实验，观察到“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③。陶弘景在其认识的基础上，扩大了这一认识范围，他进而指出：“鸡屎矾不入药，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④，使葛氏在铁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使铁表面与铜发生置换反应的方法扩大，而且不只限于此，这一反应的发现，奠定了宋元时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⑤。 我国战国时已发现有鎏金器物，据检验有残汞，可能使用了金汞齐。汞齐的制作也是炼丹术中一项重要内容。陶弘景的记述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指① 李鼎：《陶弘景的生卒年份考》，载《上海中医药杂志》1963 年4 期。② 姚思廉：《梁书》卷51《陶弘景传》。 ① 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② 曹孝忠校勘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矾石等条引用陶弘景语。③ 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④ 曹孝忠校勘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矾石等条引用陶弘景语。⑤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出：“水银有生熟..今烧粗末朱砂所得，色小白浊，不及生者，甚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⑥。说明当时金汞齐、银汞齐已在生产、生活中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关于钢铁冶炼技术，也在陶弘景的炼丹实践中涉及并有所论述：“铁落是染皂铁浆，生铁是不破鑐（音柔），■（音铮）、釜之类，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⑦。这是中国科技史上最早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灌钢）的文献资料，说明我国在汉代炒钢和百炼钢的基础上，南北朝时期制钢技术已出现了新的突破①。通过炼丹活动，陶弘景还在石灰的烧制及硝石的鉴别技术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如所记述：“石垩。近山生石，青白色，作灶烧竟，以水沃之，即热蒸而解”②。说明他不但对石灰的原料已有正确认识，而且对石灰的烧制技术和方法观察细致，记述确切可信。在硝石（硝酸钾）的鉴别方法上，他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强调：“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消，云是真消石也”。使用燃烧的方法来鉴别硝石，开了近代化学用火焰法鉴别钾盐的先河。陶氏在制造浑天象、二十八宿度数、七曜行道的昏明等天文、历算的研究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且多有专门著作。 陶弘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医药学的研究上，上述化学乃至炼钢技术成就，都记述在他的药学著作里。他在医药学方面的贡献，约可分为药物学研究、老年保健及医疗方剂整理等三个方面。 编著《本草经集注》：陶氏自序云：“于茅山岩岭之上，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魏晋已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不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虽未足追踵前良，盖亦一家撰制，吾去世之后，可贻诸知音尔”①。考之《神农本草经》诸家辑本和《神农本草经集注》残卷之研究，陶氏对药物学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首先，他淡化了方士服石炼丹以求长生不老术给予编撰《神农本草经》的影响，改变其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创造性采用药物自然来源和性质，将730 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等七大类。陶氏新的药物分类法，在我国药物学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唐《新修本草》、宋《经史证类本草》、明《本草纲目》等等，其分类法几乎无不采用此法或仅加调整充实而已。在分类法上，陶氏还创用了根据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分类法，即“诸病通用药”。这是将若干有相同作用的药物集中在一起以便临床选用之参考的分类法，显然这一分类法较之前者又是一个进步。正如陶氏自己所讲“谨按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亦有偏著。立方之日，或致疑混，复恐单行径用，⑥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九朱砂条，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 年版。 ⑦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铁精条，宋曹孝忠校勘本。①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九石灰条，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 年版。 ① 参见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本草经集注甲本》，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年版。 赴急抄撮，不必皆得研究，今宜指抄病源所主药名，仍可于此处治，若欲的寻，亦兼易解。”②这种按药物的临床功用进行的分类法为医学家们学习和临床治病处方用药提供了许多寻检和记忆的便利条件。陶氏在《神农本草经》仅365 种药物的基础上又增加药物365 种，使中国药物发展到730 种，据研究陶氏所加虽然来自《名医别录》（有人认为该书亦系陶氏所作），但陶氏在辑录梁以前药物学成就以补充《神农本草经》之不足方面仍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集注得到梁武帝的关注和支持，所以现代本草学家赵燏黄认为《神农本草经集注》应该是我国第一部“药典”①。此外，临床用药之剂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我国历代度量衡多有变迁，如不很好掌握，在学习古人医疗经验和处方用药就可能出现严重的过错。陶氏关于古今度量衡的考订也是很有成就的，他研究认为：“古称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又说：“但古称皆复，今南称是也。晋称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称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称，若用古称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称，悉用今者耳”。他的考证不但是研究古今度量衡的重要参考，更是历代医学家包括现代医学家必须了解的历史实际。陶氏对丸、散、膏、丹的制备以及各种药物入汤之工艺、生药加工炮制等，也都作了规范化要求，而且十分严格细致具体，其内容十分丰富。例如药物过筛即有多种要求：“凡筛丸药，用重密绢令细”，“若筛散草药，用轻疏绢”，“凡筛丸散药竟，皆更合于臼中，以杵研之数百过，现色理和同为佳”。 在编辑方面，陶氏采用朱、墨分书加注法，严格忠实资料之依据和原始出处。他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一书中，凡《神农本草经》之原文，皆用朱书，凡引用《名医别录》之内容，则用墨书。凡属陶弘景之发挥或注释，则用子注。这一方法沿用了数百年。本草书由抄写改为刻印后，则改为前者用阴文，后者用阳文，陶弘景注文作陶弘景云字样以区别之。该书于《七录》中已有著录，是唐《新修本草》的主要依据。现有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908 年敦煌写本（718）和古抄本残卷。 编撰《补阙肘后百一方》：陶弘景不单在炼丹上受葛洪影响很大，在医学上也以弘扬葛氏学说为己任，这集中表现在他对葛洪《肘后救卒方》的研究和补充阐发。葛洪《肘后救卒方》，一名《肘后备急方》，是一部颇富声望和影响深远的著作，在撰写完成后即得到医学界的肯定评价，言其“贫家野店，所能立办”，“卷帙不多，可挂肘后，以随行也”。其内容也十分丰富且多富有科学性，在许多疾病的认识上也明显高于前代。陶弘景曰：“抱朴此制，贵为深益，然尚阙漏未尽，辄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①他将葛氏原有之86 首并为79 首，然后再加入自己补阙之22 首，成101 首，取佛教四大各一百一病之说而命名，使葛氏书更富盛名。 《养性延命录》是陶弘景论述养生养性以求健康长寿的专门著作，也是总结梁以前中国延年益寿经验的重要著作。分上下两卷，上卷叙述教诫、食诫、杂诫、祈禳之类，下卷则论服气疗病、导引按摩等，其吐纳咽液、行气②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参见《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引文。 ① 赵燏黄《回顾历代本草沿革概况与研究国产生药的意见》，《医药学》1951 年第6 期。① 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自序，见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版。攻病以及叩齿、握固、乾浴等气功导引要领和方法，均对其后有着较大的影响。书末所附华佗五禽戏，更是现存最早的五禽戏动作要领的文献。这些内容至今仍是人们锻炼身体和防治老年病的有效方法。 综上所述，陶弘景虽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终生执着追求神仙之术，但在其终生从事的炼丹研究，药物学的广泛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整理校勘，以及尽心为群众疾苦而总结编撰医疗方书方面，作出了许多可贵的贡献，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医药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评陶书“颇有裨益”，同时指出“亦多谬误”。而其谬误是因“南北隔绝”，“陶隐居不详北药”的关系。 第十五章祖冲之、范缜、郦道元第一节祖冲之家世与生平祖冲之（429—500），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发明家。字文远，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源）人，刘宋元嘉六年（429）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曾祖父祖台之，东晋时曾任侍中、光禄大夫等要职。祖父祖昌任刘宋大匠卿，是主管土木工程的官员。父亲祖朔之为奉朝请，学识渊博，很受时人敬重。祖氏家庭的历代成员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大都对数学和天文历法有所研究。祖冲之自幼受到科学气氛的薰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年时代曾到华林学省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后来步入仕途，先后在刘宋朝和南齐朝担任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从事史、公府参军、娄县（今江苏昆山）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官职。任职期间，曾写过《安边论》等讨论屯田、垦殖等方面应采取的政策的政论性文章。晚年，齐明帝曾令他巡行四方，兴造大业，以利百姓，但因发生战争而作罢。这时他已是风烛残年，老死将至，不久后即于南齐永元二年（500）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祖冲之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对数学和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专功数术，搜炼古今”，广泛收集从上古时代起直到6 世纪他生活的时代止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他还“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在公余之暇坚持进行天文观测和数学计算，积累了大量的新资料。经过深入研究，他终于在数学、天文学和机械制造、交通工具等领域，获得许多极有价值的新成果，攀登上了他生活时代的科学技术高峰。 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确定了相当精确的圆周率值。中国古代最初采用的圆周率是“周三径一”，也就是说，π＝3。这个数值与当时文化发达的其他国家所用的圆周率相同。但这个数值非常粗疏，用它计算会造成很大的误差。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π＝3 就越来越不能满足精确计算的要求。因此，中外数学家都开始探索圆周率的算法和推求比较精确的圆周率值。在中国，据公元1 世纪初制造的新莽嘉量斛（亦称律嘉量斛，王莽铜斛，是一种圆柱形标准量器，现存）推算，它所取的圆周率是。世纪初，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中取用π＝ 3.1547 2730232≈ ，又在球体积计算中取用π＝ ≈ 。三国时东吴天文学3.1466 3.1622 10家王蕃在浑仪论说中取用π＝ ≈ 。以上这些圆周率近似值，比起142453.1556古率“周三径一”，精确度有所提高，其中π＝ 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但这些数值大多是经验结果，并没有可靠10的理论依据。在这方面最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魏晋之际的数学家刘徽。他在《九章算术注》中创立了“割圆术”，为计算圆周率建立起相当严密的理论和完善的算法。他所得到的圆周率值π＝ ＝ 与π＝15750392712503.14＝3.1416，都很精确，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至今仍在经常使用。继刘徽之后，祖冲之则将圆周率推算到更加精确的程度。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确定了π的不足近似值3.1415926 和过剩近似值3.1415927，π的真值在这两个近似值之间，即3.1415926＜π＜3.1415927 精确到小数7 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成果，直到约一千年后，才为15 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Al—kash1 16 F.Vi ta 1540 1603) )）和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 è ， — ）所超过。关于他得到这两个数值的方法，史无明载，一般认为是基于刘徽割圆术。通过现代计算验证，如果按照割圆术计算，要得到小数7 位准确的圆周率值，必须求出圆内接正12288 边形的边长和24576 边形的面积，这样，就要对9 位数进行上百次加减乘除和开方运算，还要选择适当的有效数字，保证准确的误差范围。对于用算筹计算的古代数学家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有掌握纯熟的理论和技巧，并具备踏踏实实和一丝不苟的研究精神，才能取得这样的杰出成就。祖冲之的这项记录在中国也保持了一千多年。中国古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还往往用分数表示常量的近似值。为此，祖冲之确定了π的两个分数形式的近似值：约率π＝227≈ ，密率π＝ ≈ 。这两个数值都是π的渐近分数。其3.14 3.1415929355113中约率，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及古希腊阿基米德等都已用到过。密率227355113是π的分母小于的最佳近似分数，则为祖冲之首创。关于密率10000355113是如何得到的，今人有“调日法”术，连分数法，解同余式或不定方程，割圆术等种种推测，迄今尚无定论。在欧洲，π＝ 是世纪由35511316德国数学家奥托（V.Otto ，1550（？）—1605）和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A.Anthonisz，1527—1607）分别得到，后通称“安托尼兹率”，但这已是祖冲之以后一千多年的事情了。自从我国古代灿烂的科学文化逐渐得到世界公认以来，一些学者就建议把π＝ 称为“祖率”，以纪念祖冲之355113的杰出贡献。 关于球的体积公式及其证明祖冲之的另一项重要数学成就是关于球的体积公式及其证明。各种几何体的体积计算是古代几何学中的基本内容。《九章算术》商功章已经正确地解决了棱柱、棱锥、棱台和圆柱、圆锥、圆台等各种几何体的体积计算问题。但球体积的计算比较复杂，《九章算术》中的球体积公式相当于＝ V d9163（d 为球的直径），是一个误差很大的近似公式。东汉科学家张衡曾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试图通过先求出球与外切正方体的体积之比然后再来计算球体积，但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魏晋时的刘徽则将球体积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指出，《九章算术》少广章所说球与其外切圆柱的体积之比为π∶4，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并且说明球与外切于球的“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才是π∶4（两个底半径相同的圆柱垂直相交，其公共部分称为“牟合方盖”，好像两把扣在一起且上下对称的正方形的伞）。因此，只要求出牟合方盖体积，就可推算出球体积。然而，刘徽始终未能求出牟合方盖体积，所以也未能解决球体积问题。他在《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的注释中说，“欲陋形措意，惧失正理，敢不阙疑，以俟能言者”，实事求是的提出问题，留待后人去解决，表现了一位杰出科学家的虚心和慎重的科学态度。以后又经过近200 年，祖冲之及其子祖暅才对于这一问题取得了突破。祖冲之父子通过对牟合方盖水平截面面积的分析，判定它的体积等于正方体与两个正方锥的体积之差，从而推算出牟合方盖的体积等于2 3d 3（ 为球的直径长度），并进一步得到正确的球体积公式＝ π ， d V d 3 16完全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由于当时用圆周率，所以他们的球体227积公式为＝ 。祖氏父子在推导球体积公式过程中，还明确地提出了V11213 d一个重要原理：“幂势不同，则积不容异”①，即二立体如果在等高处截面的面积相等，则它们的体积也必定相等。这个原理现常被称为“祖氏公理”。在西方，这个原理也是一千年后才由17 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F.B.Cavalieri，1598—1647）提出来的，并被称为“卡瓦列里公理”。这个原理很重要，它是后来创立微积分学的不可缺少的一步。 《隋书·律历志》在叙述祖冲之圆周率之后说他，“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负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①。据考证，这可能是指开带从平方和开带从立方法，即解一般形式的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其中各项系数可正可负，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要解决这类问题都是比较困难的。但因祖冲之的解法早已失传，现已无法了解其具体内容。祖冲之及其子祖暅的数学成就总结在《缀术》一书中。唐显庆元年（656）国子监添设算学馆，规定《缀术》为必读的“十部算经”之一，学习期限为四年，是数学书中学习时间最长的一种。《缀术》还曾传入朝鲜和日本，被选作数学教育的教材。可惜的是祖冲之的这部数学专著早已失传，其具体内容已无法详知了。 对天文历法的研究祖冲之对天文历法的研究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经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反复推算，他发现当时行用的何承天《元嘉历》已经与实际天象不合。例如按《元嘉历》算出的冬至时太阳所在位置与实测结果已差3 度，冬① 《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李淳风注。 ① “负”字原著为“员”，此据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校改。 至和夏至时刻已差1 天，五星出没时间差40 天，等等。这种情况显然是必须加以改变的。因此，他着手编制了一部新的历法，即后世所称的《大明历》。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大都包含在《大明历》和为《大明历》所写的“驳议”之中。按祖冲之的自述，《大明历》“改易之意有二，设法之情有三”。所谓“改易”是指在历法计算中引进岁差和对闰周的改革，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设法”是指推算上元积年时增加了一些条件，如甲子年，十一月初一为甲子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这在数学上对于同余式解法的研究有所推动，但对于历法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祖冲之《大明历》的重要贡献是在历法计算中首先考虑了岁差的影响。 冬至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叫做冬至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最初认为，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从冬至点开始经过一个回归年又回到原来的冬至点，也就是说，冬至点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冬至点在恒星间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星空中有极缓慢的移动，每年的移动值就叫做岁差。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天文学家把冬至点确定在牵牛初度，如当时行用的一种历法《颛顼历》，其冬至点距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1 度。西汉末年刘歆发现当时的冬至点已经不在牵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东汉天文学家贾逵、编、李梵、刘洪等，通过实际观测和推算，进一步肯定了冬至点位置的变化，并指出当时的冬至点既不在牵牛初度，也不在建星附近，而是在斗21 度。但他们并没有深究其中的规律，也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对于历法计算的影响。魏晋以后，天文观测日趋精密，对岁差现象的探讨也有所前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东晋天文学家虞喜。虞喜认识到经过一个回归年之后，太阳并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处，而是“每岁渐差”，明确指出了岁差现象，并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新观点。他还给出了50 年差1度的岁差值。其后何承天又给出了100 年差1 度的岁差值。但虞喜和何承天还都没有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祖冲之不仅肯定了岁差现象的存在，指出“冬至所在，岁岁微差”，而且最早把岁差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应用到历法计算中去，这对于提高所编制的历法的精度，是有重要作用的，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经实测确定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15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发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2 度，因而定岁差为45 年11 月差1 度，并用于历法计算。根据现代观测，冬至点大约每年沿黄道西移50.2 秒，换算成赤经则为大约78 年西移1°，由此可知，虞喜、何承天与祖冲之的岁差值与实际值相比，还有较大的误差。尽管如此，岁差现象的发现，将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恒星年与反映四季变化周期的回归年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并将岁差应用到编制历法中去，仍是中国历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步。 祖冲之《大明历》中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关于闰周的改革。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长期采用19 年7 闰的闰法，用以调整回归年与朔望月的关系。北凉天文学家赵■首先提出600 年间置入221 个闰月的新闰周。但直到南朝何承天编制《元嘉历》时，仍未能接受改革闺周的新思想。祖冲之认为19 年7 闰确实不够精密，因而在他所编制的《大明历》中大胆地采用了改革闰周的思想，提出391 年置入144 个闰月的新闺周，突破了已经沿袭千年的闰法。祖冲之的这一数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诸家历法中最好的结果。除引进岁差和采用新闰周外，祖冲之在《大明历》中还提出了交点月的概念并给出了交点月的数值。交点月的发现对于推算日食和月食发生的时间和位置等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大明历》的数据推算，其交点月长度为27.21223 日，与今测值27.21222 日仅差十万分之一日。祖冲之还改进了前代关于木星公转周期的数值，得出木星（当时叫岁星）每84 年超辰一次的结论，这相当于求出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 年，与今测值相同。他所采用的其他天文数据也都是相当精确的，如近点月为27.554688 日，与今测值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回归年长度为365.2428 日，与今测值只差万分之六日；五大行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也很精确，其中误差最大的火星也没有超过百分之一日，误差最小的水星已经接近与今测值相合。此外，他还发明了用圭表测量冬至前后若干天的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为后世长期采用。 《大明历》中有很多创造性的贡献，是当时最优秀的一部历法。祖冲之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上书刘宋政府，请求对新历进行讨论，予以颁行。但因遭到皇帝宠臣戴法兴的反对，参与讨论的人又畏惧戴法兴的权势，多所附合，所以尽管祖冲之写了一篇有理有据的辩驳文章，事情仍然拖了下来。等到大明八年，孝武帝打算于次年改元颁用新历时，却因孝武帝的去世而作罢。南齐武帝时，文惠太子萧长懋见到祖冲之《大明历》，曾建议齐武帝施行，后又因文惠太子的去世而被搁置起来。直到祖冲之去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天监三年、天监八年和九年三次上书，请求梁朝政府颁行。经过实际观测检验，证实新历为密，这部当时最好的历法才在梁天监九年（510）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但这已是祖冲之死后10 年，《上大明历表》以后半个世纪的事情了。 在祖冲之上书请求颁行《大明历》后，太子旅贲中郎将戴法兴曾对祖冲之和《大明历》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思想保守的戴法兴认为，历法中的传统方法是“古人制章”，“万世不易”①的，他责骂祖冲之引进岁差，改革闰周等都违背了儒家经典，是“削闰坏章”，“诬天背经”，宣扬天文历法“非凡夫所测”，“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祖冲之则针锋相对地写出了一篇辩驳的奏章（现称“驳议”，亦有些学者称之为“驳戴法兴奏章”）。在“驳议”中，祖冲之用观测事实证明，由于岁差，当时所见的天象确实已和儒家经典中所反映的春秋以前的情况不同，而回归年的长度也的确比《四分历》要小。这类天文事实“非出神怪”，都是“有形可验、有数可推”的，只要进行精密的观测和研究，完全可以掌握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艺之兴因代而推移”，前代天文学家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符合实际情况，得到人们的赞同。那么完全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累功而求密”，因此，不应该“虚推古人”，“信古而疑今”，假如“古法虽疏，永当循用”，那还成什么道理！他在“驳议”中还写下了两句名言：“愿闻显据，以核理实”，“浮辞虚贬，窃非所惧”。为了明辨是非，他愿意彼此拿出明显的证据来相互讨论，至于那些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贬斥，他丝毫也不惧怕。“驳议”是科学史上的名篇。这篇理直气壮，语句铿锵和才华横溢的论文，充分显示了祖冲之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创造精神以及实事求是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杰出科学家所共有的科学精神。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戴法兴虽然是骄纵专断的权臣，但他也是颇知古今的好学之士，因此他的看法也有一些可取之处。祖冲之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但他也有缺点。① 此段引文均见《宋书·律历志下》。 例如关于上元积年问题，杨伟《景初历》和何承天《元嘉历》都有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可是祖冲之却把诸如近点月、交点月以及五星运动周期等都列入了他的上元积年的考虑因素之内，以至把过去已经很复杂的上元积年计算搞得更复杂，所得数据也格外庞大。戴法兴的批评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要“省功于实用，不虚推以为烦也”，这种看法无疑是很正确的。 对多种机械的研究祖冲之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对于各种机械也有研究。他曾经设计制造过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工具），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一天能走百里的“千里船”以及类似于木牛流马的陆上运输工具。他还设计制造过漏壶（计时器）和巧妙的欹器。此外，祖冲之也精通音律，还写过小说《述异记》10 卷。祖冲之著述很多，《隋书·经籍志》记载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51 卷，散见于各种史籍记载的有：《缀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驳议》，《安边论》，《述异记》，《易老庄义》，《论语孝经释》等。但其中绝大部分著作都已失传，现在仅能见到《上大明历表》、《大明历》、《驳议》、《开立圆术》等有限的几篇，《太平御览》中还收有《述异记》的片断。为了纪念和表彰祖冲之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建议把密率称为“祖率”，紫金山天文台已把该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355113“祖冲之星”，莫斯科大学里刻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雕像，其中就有祖冲之的雕像，中国历史博物馆等许多博物馆都有祖冲之的雕像或画像，在月球背面也已有了以祖冲之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祖冲之之子祖暅，字景烁，也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任梁朝员外散骑侍郎、太府卿、南康太守、材官将军、奉朝请等官职。在战乱频繁的年代里，祖暅的生活很不安定也不顺利，甚至坐过监狱，当过俘虏，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工作。祖暅是祖冲之科学事业的继承者。在数学方面，他与父亲共同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并提出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的原理，现在称为“祖氏公理”或“祖暅公理”。数学名著《缀术》很可能是这父子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在天文历法方面，他三次上书梁朝政府建议改用《大明历》，终于被采纳颁行。他还曾亲自监造八尺铜表，测量日影长度，并发现北极星与北天极不动处相差1 度有余，纠正了北极星就是北天极的错误观点。出于研究天文和准确计时的需要，他还研究与改进过当时通用的计时器漏壶，并撰有《漏刻经》1 卷，现已失传。晚年曾参加阮孝绪编著《七录》的工作，负责天文、星占、图纬等方面的古籍。他还著有《天文录》30 卷，也已失传，仅存若干片断，散见于唐瞿昙悉达修撰的《开元占经》等书中。祖暅之子祖皓，少传家业，也精通数学和天文学。梁朝时曾任江都令，广陵太守，深受百姓爱戴。侯景之乱时被俘，惨遭杀害。这个世代相传成绩卓著的科技世家至此也就无以为继了。 第二节范缜①范缜（约450—515），字子真，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境内）人，六世祖汪，移居江南。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杰出的无神论者。青年时期范缜出身于士族家庭，为东晋安北将军范汪的六世孙。南阳范氏进入南朝后开始衰落，几乎无人有高官显爵。祖父范璩之，刘宋时官至中书郎。父范璩，宋奉朝请，在范缜生下后不久就病故，故范缜自幼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并以孝谨闻名。他刻苦勤学，十几岁时，听说名儒大师沛国刘 正招收学生讲学，就离家投师门下。他学业优异，卓越不群，刘 因而十分锺爱他，亲自为二十岁的范缜行加冠礼。刘 在当时学术地位很高，门生大多是所谓“车马贵游”的权势子弟，锦衣玉食，狂妄自大。范缜在从学的数年中，经常穿布衣草鞋，上下学都是步行，但却并未因此自卑自愧。相反，他生性倔强耿直，不肯向权贵低头，敢于发表“危言高论”，同窗士友都畏他三分，因而他也受到众人的疏远和冷落。他成人后，博通经术，对于《三礼》有特殊的造诣。在诸多的士人中，他只与外弟萧琛情投意合，结为好友。萧琛以能言善辩闻名，也每每为范缜的言简意明、通达要旨的议论所折服。但是在刘宋时期，范缜却很不得志，他的聪明才智和满腹经纶无处施展。怀才不遇的痛苦无时无刻地煎熬着他，使他未老先衰，在二十九岁时就已白发皤然，遂写下了《伤暮诗》、《白发咏》，以抒发内心的愤愤不平，寄托自己不屈服厄运的志向。 萧齐禅代刘宋后，范缜的命运有了转机。他当上了尚书殿中郎。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萧齐与北魏和亲通好，范缜曾作为使者出访北魏，他渊博的知识和思想的机智敏捷，博得了北魏朝野的尊重和赞叹。 《神灭论》及主要思想范缜生活的时代，是南朝佛教兴盛的时代。灵魂不死、轮回报应的宗教迷信的毒雾弥漫于朝野，笼罩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唐朝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曾生动地勾画出当时佞佛的景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无数颗灵魂受到佛教的毒害，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在佛寺僧塔的修建之中。统治阶级中一些上层人物，不仅把佛教当作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自己也沉溺于对佛教的笃信中，以求得充实空虚的灵魂。齐竟陵王萧子良，狂热地迷信佛教，他在府邸聚会名僧，讲论佛典，佞佛盛况，自东晋以来所未有。他甚至不惜有失宰相的身份，亲自为僧侣端茶上菜。萧子良还有交游宾客，聚会文学名士的雅好。他在京都鸡笼山西邸官舍礼贤纳士，萧衍（即梁武帝）、沈约等“八友”，以及范缜等士人，都游于其门。但在这些名士中，几乎多是佛门信徒。他们认为人的灵魂不灭，灵魂不因人的死亡而消失，而是转移于其他活人的肉体中；又笃信因果报应，认为前世、今世所行的善或恶，在来世必然要分别得到富贵或贫贱的报应。唯有范缜对这套荒谬的说法嗤之以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梁书·儒林·范缜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鼻，他大唱反调，盛称无佛。结果，在齐永明七年（489），以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佛门信徒与范缜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一天，萧子良问范缜说：“你不信因果报应说，那么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范缜说：“人生如同树上的花同时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花瓣由于风拂帘帷而飘落在厅屋内，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则因篱笆的遮挡而掉进粪坑中。殿下就犹如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于粪坑中的花瓣。贵贱虽然不同，但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萧子良不能驳倒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无言以对，心里却对范缜深为不满。 经过这一次交锋，范缜觉得有必要将自己无神论的观点加以系统阐述，他遂写出了著名的《神灭论》（今天所见的设宾主形式的《神灭论》并非初稿，是范缜在梁时的修订稿）。他以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无神论与有神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即形与神之间的关系，将有神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范缜在《神灭论》一开始就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观点。他说：“形即神也，神即形也。”所谓“形”是形体，“神”是精神，“即”就是密不可分。范缜认为，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形体存在，精神才存在；形体衰亡，精神也就归于消灭。在范缜看来，形体和精神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即两者“名殊而体一”，或曰“形神不二”。 范缜在“形神相即”，“不得相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质神用”的著名论点。他写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即认为形体是精神的质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两者不能分离。他打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就是说，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刀刃与刀刃的锋利之间的关系，锋利指的不是刀刃，刀刃指的也不是锋利。然而，离开刀刃也就无所谓锋利，离开了锋利也就无所谓刀刃。既然从未听说过刀刃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怎么能说肉体死亡后而精神还能存在呢？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精神对形体的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 范缜对“质”和“用”的范畴也给予了深入浅出的论证。他提出，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而且精神作用只是活人的特有属性，宣扬佛教的人以树木和人为例，说人和树木同是质体，但人有知觉，树木则没有，可见树木只有一种性质，人有两种性质，所以人的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范缜反驳说：“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所以，质的不同，决定了人的“有知”和木的“无知”，即特定的质体具有其特定的作用，不可混为一谈。同时，范缜还从发展、变化的观点阐述了质与用、形与神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驳斥了佛教徒对“生形”与“死形”、“荣木”与“枯木”之间区别的故意混淆，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人从生到死，木从荣到枯，形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质的作用也随之而变化。所以，随着人的死亡，精神活动也停止消失了。这样，佛教鼓吹的灵魂不死的谬说，即“神不灭论”便不攻自破了。 范缜不仅指出了“用”随“质”变，而且辩证地认为物体的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如人的生死，必是先生后死；木的荣枯，必是先荣后枯，顺序不可颠倒。他还认为，事物的变化有突变和渐变两种形式。突然发生的事物，如暴风骤雨，必然突然消失；逐渐发生的，如动植物，必然逐渐消灭。故他总结说：“有欻有渐，物之理也。”认为突变和渐变是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 范缜在对形神关系作深入探讨时，还把人的精神活动分为互相连接的两个阶段，把人的生理器官看作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所谓精神活动的两个阶段，即一是“痛痒之知”（感觉），二是“是非之知”（思维）；两者的区别是“浅则为知，深则为虑”；两者又是属于一个人的精神活动的整体之中，即“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变有异，亦总为一神矣。”他认为，口、眼、耳、鼻、手足担负着不同的感知职能；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他还不了解大脑的作用，错误地认为“是非之虑”由“心器所主”。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论述也揭穿了佛教徒的“虑体元本”，即思维活动没有自身的物质基础，精神可以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的谬论。对轮回说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范缜在神灭论的最后部分，无情地揭露了佛教的欺骗性和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他写道：“佛教损害了国政，僧尼败坏了民俗。佞佛如同骤起的狂风迷雾，弛荡不休。我有感于这一弊端，渴望拯救沉溺于佛教的人们。为什么人们都要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而不肯去接济亲友、抚恤贫困呢？这是由于佛教重于利己而轻于济世。所以佞佛之人在穷亲贫友相求时，都不肯解囊相助，而是斤斤计较，吝啬已极，但却将千万资财贡献佛寺，献媚求欢于僧尼。岂不是在于从僧侣那儿可以捞取好处，而在亲友身上却无油水可榨；加上拜佛虽破费钱财，还可以获得周急积善的美名。人们又受到佛教种种虚诞说教的迷惑、引诱、恫吓和欺骗，纷纷摈废礼教而遵从佛法，家家不讲孝悌，人人不行慈爱。致使兵源短缺，官府缺少办事的官吏，土地荒芜，粮食乏匮，而僧寺佛塔却耗费了无数钱财，奸佞不法之徒层出不穷，人们仍粉饰太平。正由于这样，佛教的危害和弊端是无限的。我认为人们应禀承自然天性，行自我修养，于有若无，来者不拒，无亦不求，人人各守其职，各安天命。小人甘愿躬耕于田亩，君子保其恬和朴素的本性。这样，种田打粮，粮食将取之不尽；养蚕织衣，衣服将用之不竭；百姓用衣食之余奉献君主，君主以无为而治天下。欲使人民昌盛，国家强大，君主权重，必须采用此道。” 范缜的思想受时代以及其所属阶级的局限，是有缺陷的。例如把“圣人”视为生来就具有特殊的体质，因而具有“圣人之神”，而“凡人之形”则决定了“凡人之神”，不免陷入到物质结构的机械论。此外，他又以儒家的宿命论和天性论，以及儒家经典中的神道设教的学说，去反对佛教，即用唯心主义去反对唯心主义，难免在某些问题上缺乏说服力。 决不卖论取官《神灭论》抓住了时弊，击中了佛教的痛处。它一问世，士林争相传抄，朝野为之喧哗。竟陵王萧子良凭借宰相的权力，慌忙调集众僧名士，软硬兼施，轮番围攻范缜。但由于他们讲不出象样的道理，尽管人多势众，也没有压倒坚持真理的范缜。佛门信徒太原名士王琰，借儒家讲究孝道为武器，撰文立著，企图一下子封住范缜的口，他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呜呼！范子，你怎么竟连自己的祖先在哪里都不知道！”但范缜当即反唇相讥说：“呜呼！王子，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杀身去追随它们呢？”王琰哑口无言，败下阵来。萧子良又派名士王融到范缜那儿，企图用官位加以利诱，王融对范缜说：“神灭之说既然是异端邪说，而你却坚持己见，恐怕会有伤名教。以你出众的才华和美德，何愁官至中书郎。而你为什么要违背众人的信仰，自讨身败名裂呢？”范缜听后哈哈大笑，回答说：“倘若我范缜肯于出卖人格，背叛信仰去捞取官位，恐怕早就当上尚书令、尚书仆射一类的高官，你说的中书郎又岂在话下！” 范缜的刚直不阿的可贵品德，以及决不“卖论取官”的原则立场，在当时只能增加他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他出尚书省，迁领军长史。又被出为宜都太守。他仍坚持神灭论，不信鬼神。当时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有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当地人笃信三庙有神灵，经常祭祀。范缜在任期间，下令严禁祭祀活动。不久后，范缜的母亲去世，他因此辞官守丧，自此至梁初，他一直未出仕任官，居住在南州。坎坷的后半生齐末，梁武帝萧衍起兵。范缜虽在守丧，仍身穿丧服去迎接梁武帝。梁武帝与范缜曾在南齐时共游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关系不错，见了范缜后畅叙友情，非常尽兴。梁武帝平建康，任命范缜为晋安太守。范缜在任四年，清廉节俭，除了俸禄以外一无所取。天监四年（505），朝廷任命范缜为尚书左丞。范缜离任回京前，所有财产未给亲戚，而是都赠与了前尚书令王亮。王亮是王导六世孙，范缜曾与他在南齐时同为尚书殿中郎，结为好友。齐梁之际，王亮拥立萧衍有功，任尚书令，后因在天监二年（503）对梁武帝大不敬，削爵废为庶人。当时范缜念及旧日友情，对王亮十分同情，仍经常去王亮家看望他，两人过往密切。 范缜刚任尚书左丞，一天，梁武帝设宴招待群臣。梁武帝志得意满，对群臣说：“朕终日听政，孜孜不倦，希望能知道自己的得失。你们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望畅所欲言。”范缜为人耿直，站起来说：“司徒谢胐徒有虚名，不涉政务，但陛下却如此重用。前尚书令王亮擅长治国，陛下却废为庶人。对此愚臣百思而不得其解。”梁武帝听了这番话，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厉声说：“你还可以更改你所说的话。”范缜固执己见，并无惧色，梁武帝恼羞成怒，宴会不欢而散。 事后，御史中丞任昉遂上奏弹劾范缜，罗织罪名，说他不遵士操，弄口鸣舌，拨弄是非；指责范缜在居丧时拥立武帝，目的是想要位居台辅，而一旦未得重用，就心怀不满，党附王亮，二人私下议论朝政，诽谤正直。因此，建议免去范缜所居官，收付廷尉治罪，委之狱官，以法制从事。 梁武帝对任昉奏书表示赞同，并亲自写玺书责诘范缜，列举了王亮的十大罪状后，气急败坏地问范缜：“对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竟敢妄自喊冤鸣不平！你要对我所说的王亮十大罪状做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范缜自知有口难辩，对武帝所诘王亮十大罪状，只是支支吾吾，搪塞而已。但仍未能免除惩罚，被流放到广州。 梁朝时，南朝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梁武帝笃信佛教，他在天监三年（504）下诏说：“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广弘明集》卷四）这道诏令，无异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一时朝野上下，佞佛成风。但也就在诏令颁发后不久，范缜不顾他被流放的不利处境，将《神灭论》充实完善，修订定稿，并在亲友中传播，再一次向佛教发出了挑战。 为了不让范缜的《神灭论》在更大的范围流传，当时最高的僧官大僧正法云上书给梁武帝说：“范缜所著《神灭论》，群僚尚不知道它的观点，先以奏闻。”提醒梁武帝萧衍用皇帝的威严压服范缜。萧衍欲崇尚佛教，当然也必须搬开《神灭论》这块绊脚石。但为了表示他的宽宏大量，他首先解除了对范缜的流放，将他召回京师建康，并授以中书郎和国子博士的官衔。紧接着，梁武帝又布置了对范缜的围攻。为了确保一举成功，他颁布了《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为这次围攻的总动员令。他在诏书中首先定了神不灭的调子。诏书说：“观三圣设教，皆云神不灭。”同时，训斥范缜“不求他意，妄作异端”，“违经背亲，言语可息”。并引经据典，说灵魂不灭在儒家经典里是有记载的。据《礼记·祭义》说，只有孝子才能使死去的亲人享受祭品。《礼记·礼运》说，如果在祭祀前三天进行斋戒沐浴，就能见到所祭祀的鬼神。但是，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以势压人，梁武帝又虚伪地把这次围攻加上学术讨论的装潢，他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长短，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见《弘明集》卷十）所谓“设宾主”，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问答体论文体；所谓“就佛理以屈佛理”，言外之意是让范缜放弃真理。 范缜对此毫不示弱，他坚持真理，绝不妥协，勇敢地接受了梁武帝萧衍以及众僧名士的挑战，并将《神灭论》改写成有宾有主、一问一答的文体，共设三十一个问答。萧衍见范缜不肯就范，于是唆使光禄寺大僧正法云写了《与王公朝贵书》，发动朝野僧俗，一齐上阵，轮番向范缜展开进攻。先后参加围攻的有六十四人，共拼凑了七十五篇文章。可是，他们多是无真才实学的御用文人，才华、文笔、思辨能力距范缜相去甚远，只能以谩骂代替争论。他们指责范缜“欺天罔上”、“伤化败俗”，叫嚣取缔“妨政实多”的《神灭论》。范缜从容自若，沉着应战，据理驳斥，史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弘明集》卷九）。当然，围攻者中也不乏辩士。东官舍人曹思文，能言善辩，笔力不凡，接连写了《难神灭论》和《重难神灭论》，但与范缜交锋后，亦一筹莫展，不得不承认自己“情思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在这场论战中，范缜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被载入史册。梁武帝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既不贬黜，也不升擢范缜，让他位居国子博士，直至死。《神灭论》也未予以取缔。 大约天监十四年（515），范缜病逝，终年约六十五岁。他有文集十五卷。范缜有一子，名胥，字长才。他继承父志，传父业，亦有口才。官为国子博士。 范缜一生坎坷，然而他生性耿直，为人正派，为坚持真理，不怕威胁利诱，不惜放弃高官厚禄，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展开斗争，写下了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作品——《神灭论》。他在形神关系的论证上，他的思想深度和逻辑的严谨不仅超越了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思想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他那种为坚持和捍卫真理而斗争的勇气，更是难能可贵。李延寿在《南史·范缜传》的论中，曾对此作出了中肯恰当的评价：“缜婞直之节，著于始终，其以王亮为尤，亦不足非也。” 第三节郦道元家世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生年据后人推算，可能在北魏和平六年（466）或延兴二年（472）①，卒于孝昌三年（527）十月。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 郦道元出生在封建官宦世家。曾祖郦绍，原是后燕慕容宝的濮阳太守。 祖父郦蒿曾任天水太守。父亲郦范，在拓跋焘时曾“给事东宫”，赐永宁男爵，以后晋为子爵、侯爵，封冠军将军，任青州刺史，尚书右丞等职。郦道元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他父亲任青州刺史期间度过的。郦范死后，道元袭爵永宁侯，按惯例降为伯爵，任尚书主客郎中。太和十八年（494）随孝文帝北巡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王子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四镇。太和十九年（495）任治书侍御史。景明中（500—503）任冀州东府（治信都，今河北冀县）长史。景明末，任颍川（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市）太守，永平中（508—511）任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太守。延昌末，任东荆州（治比阳县，今河南泌阳县）刺史。正光五年（524）任河南（今河南洛阳市）尹。孝昌元年（525）以后，授官安南将军、御史中尉。孝昌三年（527）十月，道元和弟弟道峻以及两个儿子被萧宝夤的部下杀死在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主要著作有《水经注》40 卷，《本志》13 篇和《七聘》诸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水经注》一种，其余均已失传。 《水经注》三国魏人写的《水经》，记述河流137 条，郦道元从小就喜爱读它。此外，他还喜欢读《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他觉得这些书写的不够周详和完备。他把自己看到的地理现象与古代地理书籍对照，发现地理现象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发展的。上古的情况已很渺茫，因为部族的迁徙，城市的衰亡，河道的变迁，名称的更异，都是十分复杂的。如果不把这些变化了的地理现象及时记录下来，后人就无法弄明白。由此他认识到，把经常变化的地理现象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下来是非常必要的。于是他决定选取《水经》为蓝本，为之作注。他以水道为纲，将河流流经地区的古今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古迹等作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从而达到“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①的目的。这样一来，《水经注》在内容和文字上都大大超过《水经》，河流数目由《水经》的137条增加到1252 条①，而文字则三十倍于《水经》，达到31 万多字，成为当时一部内容空前丰富的地理巨著，是北魏以前中国地理的总结②。它在地理学上① 赵贞信：《郦道元之生卒年考》，《禹贡》半月刊，7 卷1—3期，1937 年。王成组在《中国地理学史》中提出生于455 年。 ① 王先谦：《水经注合校》序。 ① 《唐六典》工部·水部郎中注。 ② 侯仁之、黄盛璋《<水经注>选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63 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有四项，分述如下。 一、《水经注》在水文地理上的成就《水经注》讲的是陆地上河流、湖泊的水文特征。全书记载大小河流1252条，名称有河、江、水、川、溪、渠、渎、沟、涧、伏流、峡、谷、瀑布等，并按次序描述其发源、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流程、方向以及水量的季节变化，河水的含沙量，河流的冰期等。在给河流命名时，它有一定的指标，如河流的干支关系，长短大小，独流入海还是汇入大河等。如经水的指标是：“水出山而流入海者”；枝水是：“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川水是：“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于海者”③。在描述河流的发源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紧紧抓住各个河源的自然地理特点作仔细描述。如卷九《清水》、《沁水》和《淇水》三篇中，所记三条河流都发源在太行山东麓或黄土高原，但在郦道元的笔下，这三个河源具有各不相同的河源类型。清水是一条以山麓分布的诸陂散泉为水源的河流，“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沁水是一条以山涧小溪为源流的河流，“三源奇注，迳泻一隍，又南会三水，历落出左右近溪，参差翼注之也”。淇水则是一条以山崖断层瀑布为水源的河流，“水出山侧，颓波崩注，冲击横山，山上合下开，可减六、七十步，巨石磊砢，交积隍涧，倾澜漭荡，势同雷转，激水散氛，暖若雾合”。汝水的发源地，郦道元还对照地图和地方志，亲自进行野外查勘，然后写入注文。 黄河的流域范围和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郦道元大都引用历史文献予以说明，少数是他亲自调查的结果。如黄河支流白鹿渊水，“南北三百步，东西千余步，深三丈余。其水冬清而夏浊，停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①，这是道元调查以后的记录。 《水经注》中有不少运河和农田水利的记载。把先秦、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状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以陂来说，共记载109 个陂，较著名的水利工程有28 项。象都江堰、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灵积渠、郑国渠、六门碣等，都是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 《水经注》不仅记载有水河道，而且还注意记载无水旧河道。所记“今无水”的旧河道约24 条。它可以为今天寻找地下水提供线索。 《水经注》记载的洪水，不仅有当时的，也有历史上的。这些历史水文资料是道元经过实地考察收集来的，非常宝贵。如穀水在魏太和四年（480）发大水，“暴水流高三丈”。道元进一步考察，发现穀水千金堨的石人记载了“太始七年（361）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②。在伊阙左壁上，道元也发现了测水石铭上的记录：“黄初四年（223）六月二十四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比已下”③。 郦道元非常重视收集历代河水和泉水颜色的资料，水色不同，反映河水的所含物质有差异。黄河水色黄浊，因为水中含黄泥多，达到“一石水六斗泥”的程度。黄河、渭水的水色有时变赤，可能是含有大量氧化铁。有的河水呈黑色，有的呈绿色，而庐陵郡（今江西吉水县）南城中有一口井“其水③ 《水经·河水注》卷一。 ① 《水经·河水注》卷五。 ② 《水经·榖水注》。 ③ 《水经·伊水注》。 色半青半黄，黄者如灰汁，取作饮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①。 《水经注》共记伏流30 余处②，其名称有伏流、潜水、重源。但书中对黄河重源说的传播，对济水三伏三见的讹传，则是《水经注》的不足。所记30 余处伏流，大部分是可靠的。道元还把有些伏流周围的岩溶地貌作一番描述。有的伏流，道元还记有长度。 对我国北方河流的冰期，《水经注》也有记载，如黄河孟津河段的冰层厚度是：“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③《水经注》记载的湖泊类型名称有14 个，即湖、泽、海、坈、陂、浦、渊、潭、池、薮、渚、塘、淀、沼等。其中有非排水湖，如蒲昌海、卑禾羌海（青海湖）等；有排水湖，如彭蠡泽、洞庭湖、叶榆泽等；有的是人工湖，如芍陂、长湖等。有的湖泊记载了面积大小，大的如洞庭湖，“湖水广圆五百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④，小的如华池“池方三百六十步”⑤。《水经注》记载的湖泊，反映了分布不均的特点。广大朔北地区只有屠申泽；而在河南汝河流域的平舆县，安徽淮河流域的新息县则湖泊分布比较稠密，有湖陂27处。此外还记载了季节湖和沿海泻湖。 郦道元多次记载排水湖与河流之间的水文关系，表明湖泊可以调节河流水量。洪水期，河流将洪水排入湖泊；旱季，湖泊又把湖水补给河流。 二、《水经注》在地质、地貌学方面的成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阐述的关于流水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的见解，在中国古代地质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长期观察，确认水的侵蚀力量很强，“水非石凿而能入石”①，“触石成井”②。他不仅解开了安喜县（今河北定县东南）城角下面出现成堆积木之谜，而且体现出他具有流水侵蚀、搬运、沉积的思想。书中写道：“余考记稽疑，盖城（指安喜县城）地当初，山水漭荡，漂沦巨栰，阜积于斯，沙息壤加，渐以成地。板筑既兴，物固能久耳。”③秦氏建元中（374 年前后）又发大水，冲崩两岸，安喜城也崩了一角，露出了古代沉积下来的积木。这就是积木的来历。郦道元的分析判断很正确，运用流水侵蚀、搬运、沉积的原理，解释了积木的来历，很了不起。这个卓越的思想，为流水地形成因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国古代地质学理论作出了贡献。 《水经注》中记载了许多化石，包括古生物残骸化石和遗迹化石。如会稽有古脊椎动物残骸化石，渭水上游成纪县（今甘肃庄浪县）僵人峡有人类化石，湖南湘江流域石燕山有腕足动物壳体化石，湖南湘乡有鱼化石。 郦道元很注意收集矿物、岩石资料，所记矿物有20 余种，岩石19 种。 如盐矿，不仅记载种类，池盐、井盐、岩盐、海盐、戎盐，而且所记产地很广，西到天竺，东至海，北到黄河流域，南及长江流域。 ① 《水经·赣水注》。 ② 陈桥驿：《水经注研究》第43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 年。 ③ 《水经·河水注》卷一。 ④ 《水经·湘水注》。 ⑤ 《水经·河水注》卷四。 ① 《水经·河水注》卷四。 ② 《水经·滱水注》。 ③ 《水经·滱水注》。 《水经注》中记载温泉31 个，其中可供治病的12 个。有的温泉“赴集者常有百数”①。各地温泉水温差异很大，有的暖、有的热；有的炎热特甚，可燖鸡豚；有的炎热倍甚，下足便烂；有的炎势奇毒，可以熟米。从低温到高温有五个等级。在当时无温度计的条件下，作者能用不同程度的词汇作出区别，很不容易。它为我国地热变迁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依据。此外，道元还记载了温泉中的矿物质和生物，以及用温泉种稻等。 《水经注》中有丰富的地貌学内容。就地貌类型说，有31 种，如山、岭、原、丘、坂、阜、洞穴、沙漠等。有的名称一直使用至今。《水经注》记载了岩溶洞穴46 个，按洞穴结构、性状特点取不同名称。描述内容有洞穴大小，洞穴结构，洞穴气候，洞穴水文，洞穴利用，洞穴生物等。 三、《水经注》在生物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水经注》全书所记植物品种大约140 余种②，不算多，但各地的植被状况却有不同程度的描述。如“林木茂密”、“多木无草”、“无木多草”、“少草木”、“无草木”、“无树木”等。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林木茂密”和“无草木”两种。书中记载了植物分布的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记载了我国东部湿润地区的沼泽植被和水生植被，也记载了我国西部干燥地区的草原和荒漠植被。对植被垂直分布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是“由地迥多风所致”①。书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大约有100 多种②，很有特点：第一，明确记载了动物的分布界线，说“瞿塘峡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处。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闻声，将同貉兽渡汶而不生矣”③。第二，记载了各地的特种动物，如伊水的鲵鱼，若水的象、犀、钩蛇，叶榆河的猩猩、髯蛇，吊鸟山的候鸟，沔水的猴猿、野牛、野羊，长江的鳄鱼，■道县的犹猢，瞿塘峡的猿等。第三，多次记载淡水鱼类洄游的习性，是世界上记载淡水鱼类洄游的最早文献。 四、《水经注》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水经注》中有关农业地理的内容很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狩猎业。其中以农田水利为中心的种植业占了很大比重，全国几个有系统灌溉工程的大型农业区均作了重点记述。对边疆地区的农业，如轮台以东广饶水草的绿洲农业，西南地区温水流域的“火耨耕艺”原始农业也有记载。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水经注》的记载也很有特色。如湖泊的开发利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湖泊的灌溉效益；2.湖泊的资源开发；3.湖泊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工业地理方面，《水经注》记载的门类有采矿、冶金、造纸、食品、纺织等，其中以屈茨的冶铁工业的记载最出色，是一项完整的工业地理文献。在这个冶铁基地上，既有就地开发的原料和燃料，同时也有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是一个十分理想，具有很高经济效益的冶铁工场。此外还记载了铜、铁、金、银、锡等多处冶炼工场以及冶炼设备，全国各地大小盐场18 处。介绍了池盐、井盐、石油、天然气、金、雄黄等矿物的开采技术和运销范围。① 《水经·沔水注》上。 ② 陈桥驿：《郦道元与水经注》第7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① 《水经·渐江水注》。 ② 陈桥驿：《水经注研究》第124 页。 ③ 《水经·江水注》一。 《水经注》中有关运输地理的内容包括水上运输和陆上运输。河道中的滩、堆、峡、濑常被作为航运条件加以评价。水位的季节变化也结合航运问题介绍，如“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①。陆上运输方面，郦道元广泛搜罗了各地桥梁和津渡的资料。全书提到的各种桥梁超过90 座，津渡有90 余处②。桥的种类按材料性质分有藤桥、木桥、竹篾桥、石桥；按桥的结构形式分有悬索桥、平面桥、浮桥、石拱桥。 民族地理方面：《水经注》提到的民族有13 个以上，分别介绍了他们的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指明了某些民族的地理分布，叙述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彼此交流等。 沿革地理和地名学方面，《水经注》也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全书出现地名约17756 个，有全面地名阐释的达2134 条③。全书提到的县城、镇、乡、聚、村、戍、坞、墟、堡等居民点数目接近4000 个④。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和居民点，大部分都记载了历史沿革。有的地名，除了叙述沿革外，还常常进行地名学的考证。 《水经注》是一座异常丰富的文化宝库，除了地理学的成就外，还在文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碑版学、语言学等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由于《水经注》的内容十分丰富，所以后世学者纷纷从中吸取营养，进行广泛的研究。经历代学者的深入研究，形成一门学问，叫做“郦学”，其中又形成了学派，如考据派，词章派，地理派。“郦学”不仅在中国发展、壮大，而且在国外有所发展，出现一些著名的“郦学”专家，如伯希和（PaulPellict）、费琅（G.Ferrend）、沙畹（E.Chavannes）、马伯乐（H·Maspero）、森鹿三等①。 ① 《水经·泗水注》。 ② 《水经注研究》第17 页。 ③ 刘盛佳：《我国古代地名学的杰作——<水经注>》，《华中师院学报》（自然版）1983 年1 期。④ 《水经注研究》第17 页。 ① 陈桥驿：《水经注研究二集》第1—13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十六章慕容廆、苻坚、王猛、姚兴第一节慕容廆①兴起于辽西慕容廆（268—333），昌黎棘城人，鲜卑贵族首领。曾祖莫护跋，魏初率诸部由鲜卑山（年蒙古呼伦贝尔盟）入居辽西地区。景初二年（238）莫护跋助司马懿征讨辽东太守公孙文懿有功，拜率义王，建国于棘城（辽宁义县西）之北。慕容姓氏的由来有二说，一说是莫护跋好戴步摇冠，步摇的音讹为慕容；一说是莫护跋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二说无论孰是，均是鲜卑族趋向汉化的反映。 慕容廆祖慕容木延是左贤王。父慕容涉归西晋时因保全柳城（今辽宁朝阳地区）之功，被封为鲜卑单于，由棘城迁至汉族聚居的辽东北，于是更加速了其汉化的进程。 慕容廆年少时就长得仪表堂堂，身高八尺，雄杰而有大度。他曾去拜见安北将军张华。张华素有识人之鉴，看到慕容廆之后赞叹不已，对廆说：“你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一代豪杰，肩负起匡难救时的重任。”因此将自己的帽子送给廆，结为忘年之交。 慕容涉归死后，他的弟弟慕容耐篡夺了鲜卑单于之位，又企图杀害廆。 慕容廆被迫出逃以避祸。后来部族内部的人诛杀慕容耐，迎立廆为鲜卑单于。慕容涉归在世时，就因求讨宇文鲜卑未被晋武帝所允许而与西晋产生矛盾，并于太康二年（281）侵掠辽西，但多次都被西晋军队所击败，慕容廆继位后，每年都侵扰辽东或辽西，亦经常受挫。为了掠夺劳动人手和财富，他又于太康六年（285）东伐扶余国。扶余王依虑自杀，其子弟走保它方。慕容廆屠杀扶余国居民，又掠虏万余人而归。扶余后王依罗求援于西晋。太康六年，西晋护东夷校尉何龛遣督邮贾沈率兵护送依罗归国。慕容廆于半路截击，反而被晋军击败。依罗复国后，慕容廆仍不断掠虏扶余人，然后卖往中原地区。晋武帝采取相应对策，一方面以官物赎还扶余奴婢，一方面则下诏司冀二州，禁止买卖扶余生口。 在与西晋的战争中，慕容廆胜少败多，居于下风。他感到得不偿失，遂与部族人商量说：“我们的祖先世代事奉中原王朝，况且华夷风俗章制不同，强弱对比悬殊，我们怎么能够与晋朝长期抗衡呢？为什么一定要因双方不和而使我们的百姓蒙难呢？”众人表示赞同。于是廆遣使西晋求和。晋武帝对此表示赞赏，封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又身穿士人服饰，到东夷府拜访。东夷校尉何龛列兵引见。廆见此状，遂改服戎衣入府。有人问他其中的原因，他说：“主人不以士大夫之礼相待，宾客为什么要以礼相见呢？”何龛事后得知此话，惭愧不已，对慕容廆愈加敬重，不敢怠慢。但慕容廆并不恃强凌弱。东胡宇文鲜卑、段部因廆威德越来越大，担心自己被慕容部吞并，因此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经常侵扰慕容部。慕容廆非但没以牙还牙，兵戎相见，反而卑词厚币对其加以安抚。 太康十年（289），慕容廆率部由辽东北迁往辽西的青山。元康四年（294），① 本节主要依据《晋书·慕容廆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他又移居至所谓颛项之墟的大棘城。在这里，他对所属诸部劝以农桑，实行与西晋一样的法制，大大推进了慕容鲜卑的封建化。永宁中（301—302），幽州发大水，廆开仓赈给灾民，幽州得以渡过灾年。由此可见慕容部已以农耕为其生产形式。为了嘉奖慕容廆，朝廷特褒赐命服。 太安初（302—303），慕容部与宇文部又发生摩擦。宇文部首领宇文莫圭遣弟屈云侵扰边城，屈云的副帅素廷攻掠诸郡。慕容廆亲自率军迎战，首战告捷。素廷大怒，纠集十万余众将慕容廆团团围在棘城中。守城将士惊恐万分，兵无斗志。慕容廆勉励众人说：“素廷虽人多势众，但军无法制。我已有败敌之计，愿诸君力战杀敌，不必忧虑。”然后廆身着甲胄，跃上战马，率骑兵飞驰出击。素廷大败，溃不成军。廆率军追杀败敌，行程百余里，俘斩万余人。 乱中偏安幽州八王之乱和刘渊起兵，使得中原鼎沸，海内涂炭。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亦卷入到内战之中。如鲜卑拓跋部、段部、宇文部，都依附于东海王越势力，与成都王颖以及刘渊、石勒为敌。白部鲜卑则依附于刘渊，与西晋王朝相对立。在内乱初期，慕容廆则采取观望中立政策，既未党同某一派系势力，也未独树一帜，趁火打劫。只是在永嘉元年（307），他自称鲜卑大单于，但也未公开与晋朝分庭抗礼。 这期间，幽州局势亦动荡不安。辽东太守庞本以私仇杀东夷校尉李臻，结果塞外的鲜卑素连、木津二部借口为李臻报仇，连年寇掠，使得辽东百姓流离失所，归附慕容部以求庇护者日月相继。太守袁谦连战失利，东夷校尉封释欲求和于素连等。在这种情况下，廆子翰劝他说：“求助于诸侯不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无不以此成就功业。现在素连、木津跋扈，王师败覆，苍生涂炭，局势的确十分严重。素连等人以诛庞本为名，实则叛乱为寇。封释欲诛庞本请和，其后果不堪设想。辽东倾没，至今已有二年；中原兵乱，王师屡败，故勤王仗义，时在今日。望单于出师救倒悬之命，发义兵以诛素连、木津等叛逆。这样，上可以兴复辽邦，下可以吞并二部；外可得忠义之名，内则尽收私利，同时为我们的部族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最终必将得志于诸侯。”慕容廆接受了这一建议，率骑兵征讨素连、木津，皆斩之。二部降廆，徙居于棘城。廆复立辽东郡，又返回辽西。 平定辽东后，慕容廆声望大增，成为幽州地区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他奉行勤王和不受制于他人的政策，积极发展个人势力。洛阳陷落后，冀州刺史王濬承制，任命廆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企图将廆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建兴中，廆接受了晋愍帝的任命，为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愍帝被俘后，晋元帝又遣使拜廆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本想拒而不受。征虏将军鲁昌劝说道：“今两京陷落，天子蒙尘。琅邪王睿在江东承制，终将继晋朝正统。今明公雄据辽左，跨总一方，而诸部仍聚众称兵，不遵从明公，原因就在于您官非朝廷任命。而今宜通使琅邪王，劝其称帝，然后宣敷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廆认为鲁昌言之有理，遂遣其长史王济从海路到建康，并在建武元年（317）六月，与并州刺史刘琨、幽州刺史段匹c 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司马睿劝进。司马睿称帝后，复遣谒者陶辽到廆处重申前一次任命，廆受之，固辞公封。 慕容廆受命，并不表明他甘为晋臣，只是因他的势力尚未强大到建国称帝的程度而已。他常说：“我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建武二年（318），世子皝得子 ，廆见了 后，高兴地说：“此儿骨相不凡，必然为我家夺得天下。”为了替子孙奠定得天下的基础，他虚怀引纳，法政修明。他认为：“刑狱关系到人命，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是国家的脊梁，不可以不敬。农耕是国家之本，不可以不急。酒色宠佞是乱德之甚，不可以不戒。”又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训诫子孙。 慕容廆所实行的清明政治，使他所控制的辽左地区在二京倾覆、幽冀沦陷的情况下，成为中原流亡士庶的归宿之一。慕容廆遂立郡以统流民，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当时流寓士人见廆草创大业，都怀有去就之心。河东闻喜名士裴嶷首先以廆为主，确定双方的名分，为群士作出表率。廆非常高兴，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为稳定人心，招揽人才，廆还在流民中推举贤才，委以政务。他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平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虎、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精通儒学，任为东庠祭酒，以教授世子皝和其他鲜卑贵族子弟。慕容廆有余暇时，还常常亲临太学听刘赞授业，以示重视儒学。于是博得汉族士人的赞誉，在辽左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胡汉结合的地方政权。当时晋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认为出身名门望族，流亡士人必然会投奔他，结果事与愿违。他猜疑是廆拘留了流亡士人，遂暗地里勾结高句丽、鲜卑宇文部及段部，企图借用三者的力量攻灭廆并分割其地。太兴二年（319），三国伐廆。廆轻蔑地说：“三国相信了崔毖的谎言，为了一时之利，乌合而来罢了。既无统一指挥，又互不服气，此敌被我所破是必然的。然而敌人刚刚会师，锋芒毕露，希望与我们速战速决。如果迎战，正中其下怀。不如固守待敌，使敌人产生疑惑，互相猜忌防备。一是可能怀疑我们与崔毖私订密约，诱其攻伐而欲削弱三国的实力；二则可能怀疑三国中有与我们相通者。等到敌人人情沮丧，然后进攻，必定会大获全胜。”于是在三国合攻棘城时，廆一方面闭门不战，一方面遣使送牛酒以犒劳宇文部。同时又故意在城墙上大声对将士们说：“崔毖昨天遣使至我方。”果然高句丽和段部中计，以为宇文部与慕容廆私下相通，遂撤军归国。 宇文部首领悉独官仗着人多势众，说：“二国虽然撤军，我却可以独自兼并慕容部，何必非要别人助攻！”遂率军围城，连营三十里。守城将士生惧，内外骚动。慕容廆向长史裴嶷征求对策。裴嶷说：“悉独官虽然兵多势众，但军无号令，兵无部阵。如果挑选精兵，攻其不备，必将取胜。”廆遂挑选精锐步兵由世子慕容皝率领，为前锋；又让其子慕容翰领精锐骑兵为奇兵，从旁门出，直冲敌营；他亲自率方阵军队为后援。悉独官自恃兵众而未设防，直至廆军出击，才慌忙率军应战。两军刚一交锋，侧翼慕容翰所指挥的骑兵已攻入敌营，四处纵火。宇文部军心顿时大乱，悉独官束手无策。慕容廆乘势猛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悉独官只身逃脱。 崔毖闻讯，担心慕容廆识破自己在幕后所搞的诡计，派兄子崔焘前往廆处致贺。恰好三国使者也来廆处请和。使者都说：“攻伐并非我们的本意，是崔毖挑唆的结果。”慕容廆于是领着崔焘来到大破悉独官的战场，并布置了戒备森严的军队，对崔焘说：“你的叔父指使三国攻打我，为什么你还来虚伪相贺！”崔焘十分恐惧，在事实面前狼狈不堪，不得不低头认罪。廆遂放了崔焘，让他捎口信给崔毖说：“投降是上策，逃走是下策。”随即发兵伐毖。崔毖无力抵抗，只好丢弃家室，带领数十骑投奔高句丽。慕容廆收降崔毖部众。崔毖的谋主高瞻，英爽而有俊才，慕容廆很敬重他，使他与崔焘一起迁往棘城，待以宾礼。又任命他为将军，瞻称病不起。慕容廆几次去高瞻住处探视，指着高瞻的心意味深长地说：“你的病在此而已。现在天下大乱，四海分崩，苍生涂炭，流离失所。我愿与诸位匡复帝室，消灭叛逆于洛阳、长安，迎天子于江南。澄清天下，建立殊勋，这就是我的心愿。你是中州大族，冠冕后裔，应痛心疾首于局势，为兴复帝业而枕戈待旦，为什么要以华夷之别而与我心怀芥蒂呢？况且大禹出自西羌，周文王生于东夷。所以看人应以其志略如何来判断，怎么能因为族俗不同而不肯与之共事呢？”高瞻仍然称病不起，慕容廆极为不满。而宋该与瞻早有矛盾，遂劝廆除掉高瞻。高瞻风闻此事，恐惧不安，忧郁身亡。 太兴三年（320），高句丽又派兵侵扰辽东，慕容廆发兵击退了这次进攻。接受东晋官爵慕容廆在打败悉独官时，于敌营获得三枚皇帝玉玺。为了表示自己虽逐崔毖却并无分立之意，遣长史裴嶷去建康献玺。过去，东晋王朝认为慕容廆盘据荒远燕地，所以并不平等相待，而视之为边地少数族酋豪。裴嶷到了建康后，四处游说，赞誉廆具有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举贤任能，使人们改变了对廆的成见。晋元帝欲留裴嶷于建康任官，裴嶷婉言谢绝说：“在四海分崩的形势下，龙骧将军慕容廆虽地处边陲，仍能效忠王室。其忠义之心，感动天地。慕容将军为了恢复中原，奉迎皇帝回归洛京的大业，才派遣我为使臣，不远万里，表示其诚心。现在若留臣不返，必然会使慕容将军认为朝廷不能理解他的一片丹心，遗弃他于僻陋之地，而怠懈其忠义之心。”晋元帝说：“你说的对。”遂遣使者任命廆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不久后又加使持节、都督幽平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置官司，置平州守宰。 慕容廆既然得到了东晋王朝的任命，遂以燕地霸主身份出现，征伐那些不肯顺从听命的部族。鲜卑段氏刚刚易主，武备未修，廆遂遣皝趁虚攻之，掠夺名马宝物而还。石勒遣使通和，廆严辞拒绝，并送其使于建康。石勒大怒，派遣宇文部的乞得龟伐廆。廆先派慕容皝拒敌，又以裴嶷为右部都督，率索头为右翼；以少子慕容仁为左翼，攻乞得龟，大败其军。遂乘胜攻克宇文部国城，掠得财物数以亿计，又徙其人数万户于辽西地区。 晋成帝即位，加廆侍中，位特进。 慕容廆对东晋王朝苟安江表、无意北伐的态度十分不满。他致笺于太尉陶侃，“深怪文武之士，过荷朝荣，不能灭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借古喻今，指斥“吴土英贤比肩，而不辅翼圣主，陵江北伐”，嘲笑“今之江表为贤俊匿智，藏其勇略”。他认为，只要“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兖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可惜的是东晋王朝并未重视慕容廆的建议。 东晋王朝的腐败无能，使慕容廆十分失望，同时也助长了他的雄据中原、独占天下的欲望。咸和中，宋该等人建议廆向东晋王朝表请大将军、燕王之号。慕容廆欣然采纳，命令群僚博议。众人都表示赞同。只有韩恒表示异议，认为当务之急是整治军队，积蓄力量，一有机会则出兵中原，平定四海。功成之后，九锡不求自至。而要挟君主以求爵位，不符合为臣之义。廆十分不满，出恒为新昌令。 于是慕容廆授意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上疏太尉陶侃，陈述廆忠于王室、诛讨大逆之功，以为“廆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轻，九命未加，非所以宠异藩翰，敦奖殊勋者也。”要求进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陶侃收到封抽等人上疏后，回书表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说自己无权对此做出决定，其进爵可否和快慢，都决定于朝廷。结果朝议议而不决，一直拖到慕容廆死，遂按下不提。 咸和八年（333）五月，慕容廆卒。时年六十五岁。晋成帝遣使策赠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襄。 慕容廆死后，子皝嗣辽东郡公，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慕容廆生前授兵权于诸子，又宠皝庶兄建武将军慕容翰，皝母弟征虏将军慕容仁、广武将军慕容昭。廆死，皝杀弟昭，翰出奔段辽。仁据有辽左之地，自立为车骑将军、平州刺史、辽东公。后于咸康初年为皝所杀。 皝嗣位后，东晋王朝只是于咸和九年（334）承认皝可以继任廆生前的官爵，而仍未封其为燕王。皝认为任重位轻，于咸康三年（337）自称燕王，追谥慕容廆为武宣皇帝。正式建立了十六国前期的又一少数民族政权——前燕。 前燕政权虽成于燕王慕容皝，但其实际的开国者则是慕容廆。慕容廆雄才大略，是十六国前期少数民族贵族首领中不可多见的佼佼者。他向往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明智地终止了与中原汉族的敌对状态；他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促进了鲜卑慕容部的封建化进程；他安抚流亡，刑狱修明，提倡儒学，举贤任能，在中原动乱之时，使汉文化在其统辖区内得以保存和发展；他为人恪守忠信，虚心纳谏，赢得了胡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当然，他亦曾多次恃强凌弱，攻伐劫掠，但毕竟瑕不蔽瑜，不应苛求。 第二节苻坚、王猛政变夺权苻坚（338—385），字永固，又名文玉，氐族人。祖父苻洪原是氐族酋长，乘永嘉之乱起兵，继后赵之后建立政权，史称前秦。伯父苻健嗣位，率部攻入关中，定都长安。父亲苻雄是苻洪的少子，辅弼苻健，以功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雍州刺史，封东海王。 苻坚聪敏好学，从小得到祖父的喜爱。八岁时要求读书，苻洪很高兴地说：“你是戎狄族人，戎狄世代只知道饮酒，你却知道读书呀！”于是特地为他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十三岁，苻健授以龙骧将军之号；其父战死后，又袭爵为东海王。 苻健传位苻生。苻生是个有名的暴君，性残忍，峻刑极罚，恣意屠戮大臣，上台不足二年，已经把前秦拖到崩溃的边缘。 这时，一场政变在悄悄地酝酿着，主角就是苻坚。史称他“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①。侍中、尚书吕婆楼，特进、光禄大夫强汪，特进、领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人是他的羽翼；薛缵、权翼二人是他的心腹，宫中侍从也不乏他的耳目。 薛缵、权翼见朝政混乱、危机四伏，建议苻坚起来推翻苻生的腐朽统治。他们说：“如今主上昏庸暴虐，君臣离心离德。继承国家大业者，非殿下莫属！愿大王效法汤、武，上应天道，下顺人心。”苻坚密召吕婆楼商议，吕婆楼向他推荐了汉族寒士王猛。苻坚和王猛一见如故，大有相识恨晚之概。“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苻坚大喜说：“我遇见你，就象是刘玄德遇见诸葛孔明了！” 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县）人，后来移家魏郡。他出身贫寒，小时候曾经以贩畚为业。长大以后，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一班庸俗轻浮的士族子弟瞧不起他，他也不屑与他们为伍。桓温入关的时候，王猛披着一件破旧的短衣去求见，一边捉虱子，一边纵谈天下大事，面无愧色，旁若无人。桓温见他与众不同，就问道：“我奉天子诏命，率领精兵十万，为百姓除害，可是三秦的豪杰都避而不见，这是什么原因？”王猛答道：“明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如今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灞水，百姓不知明公有什么打算，所以不来。”桓温一时语塞，沉吟半晌，才慢慢说：“江东无人可以与卿相比呀！”于是授予军谋祭酒之职。桓温准备撤兵，更拜他为高官督护，邀请他一同南下。王猛知道东晋容不下自己这样的寒士，坚决地拒绝了。三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了苻坚的赏识。前秦寿光二年（357）六月的一个深夜，苻坚接到由苻生侍婢传出来的密报说，天明以后苻生要对他和他的庶兄、清河王、后将军苻法下毒手了。事变在即，不容稍有迟疑，苻坚兄弟决定立刻采取行动。于是，苻法与梁平老、强汪率领数百名壮士潜入云龙门，苻坚与吕婆楼率领部下三百余人鼓噪前进。宫廷宿卫将士不愿替暴君卖命，纷纷倒戈。苻坚顺利攻入宫中，把还在昏醉中的苻生处死了。 政变以后，苻坚以嫡嗣即位，去皇帝号，称大秦天王，改元永兴。 ① 《晋书·苻坚载记》，以下凡出此者不再加注。 打击豪强有一天，苻坚带着群臣游龙门。他站在龙门山上，极目远眺，感慨地说：“这险固的山河多么好啊！娄敬说过，‘关中四塞之国’，不是没有根据的。”给事黄门侍郎权翼和中书侍郎薛缵回答说：“臣听说夏、商的都城并非不险要，周、秦的兵众并非不多，但它们终于败亡，是因为不修德政的缘故。吴起说，‘在德不在险。’山河再险固也是靠不住的。”苻坚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他立志干一番事业，非常赞赏这些话，高兴地笑了。 他在德治上大作文章，劝课农桑，兴办学校，开山泽之利，偃甲息兵，与民休息，减收部分地区的田租等等。 但是，在前秦社会中，氐族贵族豪强飞扬跋扈，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危害极大。当时始平县的氐族豪强，大多是跟随苻洪在枋头起兵的旧人，他们自恃有功，在乡里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苻坚起初用王猛为中书侍郎，委以机密，这时不得不把他派到始平去担任县令，整顿社会秩序。王猛到任后不畏强暴，执法严明，鞭杀了一名为非作歹的县吏。这下惹翻了氐族豪强，他们联名上书诬告王猛滥杀无辜百姓。上司偏袒氐族豪强，将王猛押解还京，投入狱中。苻坚亲自提审王猛，他说：“处理政务的根本是要把德化放在首位，而你上任不久就滥杀无辜，未免太残酷了！”王猛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臣听说国家安定的时候实行礼治，国家混乱的时候就要实行法治，陛下不嫌弃我，派我去治理混乱的地方，为陛下翦除歹徒。如今我才杀了一个奸吏，该杀的还有很多。陛下如果责备我不能杀尽那些坏人，我甘受法律制裁；但如果加以酷政的罪名，我实在不能接受。”苻坚顿时醒悟过来，原来一味实行德政行不通，他对群臣说：“王景略诚然是管仲、子产一流的人物！”下令释放王猛，委任他为尚书左丞，管理尚书文案，监督朝廷百官；稍顷，又以他兼咸阳内史。 王猛日益受到苻坚的信任，“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朝中宗戚勋旧非常眼红，妒火中烧。特进樊世是一个立有大功的氐族贵族，他愤愤不平，当众羞辱王猛说：“我们曾经和先帝共创大业，却不能参预朝政；你没有汗马功劳，凭什么担当大任？这是我们种地让你吃白食呀！”王猛针锋相对地说：“还正要让你去当屠夫呢，那里只让你种地！”樊世听了大为冒火，声色俱厉地喊道：“我一定得把你的脑袋挂到长安城门上去，不然我誓不为人！”王猛把樊世的无端挑衅报告苻坚，苻坚非常生气说：“必须杀了这个老氐，文武百官才能有规矩。”一会儿，樊世入朝奏事，听见苻坚问王猛说：“我准备让杨璧和公主成婚，不知杨璧人品怎样？”他一时勃然大怒说：“杨璧是臣的女婿，已经定婚很久了，陛下怎么可以让他和公主结婚呢！”王猛叱责樊世说：“陛下贵为帝王，拥有四海，你胆大到竟敢与陛下争夺婚姻，这简直成了两个天子，哪里还有尊卑上下！”樊世暴跳如雷，站起要打王猛，侍卫赶忙制止，樊世就破口大骂，闹得不成体统。苻坚忍无可忍了，下令将樊世推出去斩首。这时，殿上的氐族贵族闹得更凶了，竞相攻击王猛。苻坚气坏了，也不顾帝王的尊严，骂不绝口，又把肇事者打了一顿。从此以后，公卿以下的官吏没有不害怕王猛的。 甘露元年（359）八月，苻坚擢升王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京兆是氐族权贵聚居的地区，不好治理。特进强德是苻健妻弟，他经常酗酒滋事，作恶多端，在光天化日之下掠人财货子女。老百姓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王猛一上任就派人把他逮起来，强太后找苻坚说情，苻坚无奈，只得下诏赦免，使者驰马赶来，只见强德已经被陈尸示众了。御史中丞邓羌性刚直，与王猛同心协力惩治豪强，数旬之内，他们诛杀了贵戚豪强二十多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社会风气大有好转。 在苻坚的支持下，王猛法治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效地抑制了氐族贵族豪强的势力，加强了前秦的中央集权。苻坚感喟地说：“现在我才知道有法的作用，才知道天子的尊严！” 这年十月，王猛迁任吏部尚书，再迁太子詹事；十一月，晋升左仆射，侍中、中书令如故；十二月，加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并以骑都尉居禁中宿卫。王猛上疏辞让，推荐苻融、任群、朱肜代替自己，苻坚不许，另给苻融等人安排了职务。王猛时年三十六岁，一年中凡五迁，荣宠无比，权倾内外。虽然氐族贵族屡次造谣中伤，但苻坚始终对他深信不疑。 苻坚十分重视统治阶级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广置学官，从郡国学生中挑选精通一部经书以上者充任，教授公卿以下官吏的子孙。他亲临太学主持考试，评定学生优劣。他经常提一些《五经》中的问题同博士讨论，博士们大多回答不了。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个月三次到太学，亲行赏罚，不敢稍有懈怠，也许周、孔学说不至于失传，汉代二武帝的盛世可以赶上吧！”从此，他每月到太学巡视一次。他还下令表彰在孝悌、力田、廉直、文学、政事等方面成绩卓著的优秀人才，选拔他们当官，并规定官吏举人得当者受赏，推荐失实者受罚，即使是宗室外戚，没有才干也不能做官。因此各级官吏不敢妄举，基本刹住了请托贿官的歪风。 苻坚当政五年，据说“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史籍的记载难免溢美夸张，但当时生产有所恢复，社会秩序有所好转则是可以肯定的了。 平定外患内乱在割据势力林立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割据政权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建元元年（365），前秦和平宁静的局面被破坏了。 前燕太宰慕容恪从东晋手中夺取洛阳后，兴兵西进，占领崤山、渑池，威逼前秦东境。消息传来，关中大震，苻坚率领大军驻守陕城。 不久，原来归附前秦的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刘卫辰举兵叛变，率领二万人马进攻杏城以南的郡县，而鲜卑部落首领乌延也起兵与匈奴相呼应。苻坚乃亲率大军出征，前锋都督杨安、毛盛在同官川大败曹毂部，杀死四千余人。曹毂请降，苻坚迁徙其酋豪六千余户到长安。苻坚击斩乌延，另派将领邓羌讨刘卫辰部，在木根山活捉了刘卫辰。接着，苻坚进兵到朔方，安抚匈奴降众，封刘卫辰为夏阳公、曹毂为雁门公，统率旧部。 建元二年（366），略阳羌族首领敛歧叛变投靠李俨，而李俨则是前凉的叛将。次年二月前秦派王猛、姜衡、姚襄、邓羌讨敛歧，前凉张天锡也同时出兵讨李俨。敛歧不战而降，王猛遂克略阳；李俨兵败于张天锡，向王猛求救。苻坚增派杨安等部将带领二万骑兵驰援。秦、凉二军大战于枹罕以东，王猛大胜，俘斩一万七千余人。但王猛审时度势，不想和张天锡继续纠缠，写信对他说：“我受诏命救李俨，没有与凉州交战的使命。现在准备坚壁高垒，等待命令。这样旷日持久下去，恐怕双方都要受到损失，不是好办法。如果将军退兵，迁徙民众西归；我押送李俨东还，不是很好吗！”张天锡果然撤回凉州。这时李俨存心反悔，关紧枹罕城门不出来投降。王猛心生一计，便服乘车，只带随从几十人，请与李俨会面。李俨开了城门，没想到埋伏在附近的秦军将士蜂拥而入，捉住了李俨。李俨被送到长安以后，苻坚任之为光禄勋，赐爵归安侯。 外患方平，内乱骤起。建元三年（367）十月，晋公苻柳、赵公苻双、魏公苻庾、燕公苻武合谋作乱。早在甘露六年（364）和建元元年（365），前秦宗室前后发动两次未遂军事政变。第一次政变后，王猛建议将苻生的五个兄弟（所谓“五公”）一网打尽，铲除后患，但苻坚不从。第二次政变中，不仅苻生弟苻柳陷进去了，苻坚胞弟苻双也陷进去了，苻坚仍然不闻不问。“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他一再宽容、姑息，终于招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内乱。并州牧苻柳占据蒲阪、秦州刺史苻双占据上邽、洛州刺史苻庾占据陕地、雍州刺史苻武占据安定，同时起兵，苻坚派遣使者宣喻，都遭到拒绝。 平定内乱的战争打了整整一年。苻坚以杨成世、毛嵩分别攻打上邽、安定，以王猛、邓羌进兵蒲阪，杨安、张蚝进兵陕城。杨成世和毛嵩吃了败仗，苻坚再派王鉴、吕光诸将率领三万人迎战，斩苻双、苻武于上邽。蒲、陕二军奉命坚壁不出，苻柳多次挑战，王猛都不予理睬，苻柳以为王猛怯阵，留长子苻良守蒲阪，而亲自领兵二万直趋长安。当苻柳刚走出一百多里地，王猛派邓羌以精骑七千乘夜袭击；苻柳引军返回，王猛又在半路上截击，大获全胜，苻柳只剩下数百骑兵逃回蒲阪城中，终于城破被杀。苻庾尚未交手，就献陕城给前燕，请求前燕发兵，他写信给前燕吴王慕容垂等说：“苻坚、王猛都是人杰，早就阴谋灭燕，今日不乘机进取，他日燕国君臣后悔也就晚了。”但前燕内部矛盾重重，自顾不暇。王猛派邓羌、王鉴攻陷陕城，俘获了苻庾。苻庾被送到长安，为苻坚所杀。 统一北方从建元五年（369）起，前秦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是，前秦政局日趋稳定，实力日益雄厚；另一方面是，前秦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继走向没落，其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激化。这就是说，由前秦重新统一中国北方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时候，苻坚不失时机地发动统一战争，“取乱侮亡”，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由于东晋大司马桓温北伐军抵达枋头，前燕朝野一片混乱。燕主慕容 和太傅慕容评准备逃往和龙（今辽宁朝阳市），因慕容垂的反对才勉强出兵应战。慕容 又派遣使者向前秦求救，答应割让虎牢城以西的土地给前秦。苻坚召集群臣商议，大家都说：“过去桓温进攻我们，兵临灞上，而燕国在一旁袖手旁观；如今桓温讨伐燕国，我们为什么要救它？”王猛不同意这种看法，私下里对苻坚说：“燕国虽然强大，但慕容评不是桓温的对手。如果桓温拿下关东，进屯洛阳，网罗幽、冀兵众，倚仗并、冀粮草，然后攻击崤山、渑池，那时，陛下统一大业就付之东流了。现在不如暂时与燕联合打退桓温，等到桓温退兵，燕国也精疲力尽了，那时再乘势取燕，不是很好嘛！”苻坚采纳王猛的意见，派将领苟池率领步骑二万援救前燕。 这年八月，王猛升任尚书令。 桓温在枋头滞留了两个多月，连战失利，粮食又供应不上，只得撤兵，一路上遭到前燕慕容垂、前秦苟池的沉重打击，狼狈逃回淮南。 但是，战争的胜利反而加深了前燕的危机。太傅慕容评妒贤忌能，暗中与太后谋杀功臣慕容垂。慕容垂走投无路，带着子侄投降前秦。苻坚大喜过望，亲自迎到郊外，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天生贤人俊杰，必然让他们共建大功。朕要与卿一起平定天下，上泰山封禅，然后送卿回到本国，世代封为幽州。”慕容垂及其子侄受到优厚的礼遇，使王猛感到忧虑。他对苻坚说：“慕容垂父子象龙虎一样，不是可以驯服的，要是遇到风云际会，就无法驾驭，不如及早除掉他们。”苻坚不以为然，说：“我正要收揽英雄，统一天下，怎么能杀他们？而且他们刚到的时候，我已经表示了我的诚意，匹夫还不能言而无信，何况是万乘之主呢！”于是，任慕容垂为冠军将军，封宾徒侯；任慕容垂侄慕容楷为积弩将军。 这年十二月，秦、燕战争爆发了，导火线是前燕拒绝割让虎牢城以西的土地。前燕使者说：“过去的使者传错了话，两国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救授，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能割让土地呢？”苻坚找到了一个进攻前燕的口实，他派王猛、梁成、邓羌诸将统率步骑三万伐燕。大军出发前，王猛去拜会慕容垂，慕容垂为他饯行。王猛一副依依惜别的神态，叹说：“这次远别，不知何日能再见将军，将军是否送我点什么作为纪念，使我睹物思人！”慕容垂很受感动，顺手解下佩刀相赠。 王猛请慕容垂长子慕容令为参军，充当向导。大军直趋洛阳，发起强攻。慕容 派慕容臧领精兵十万救解洛阳之围，但是在荥阳遭到秦军的伏击。王猛写信敦促洛阳守将慕容筑投降，信上说：“我军已经堵塞成皋险要，切断盟津通道。现在御驾百万雄兵，从轵关直取邺都。洛阳外无援兵，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围城大军，难道是你三百名残兵弱卒所能抵挡的吗？”慕容筑恐惧万分，只得开城门投降。 王猛对慕容垂一直耿耿于怀，但苻坚不听劝谏，于是他设下一个圈套。 攻下洛阳后，他买通慕容垂的心腹金熙，金熙带着慕容垂送给王猛的佩剑，装着偷偷摸摸的样子找到慕容令，假传慕容垂的口信说：“我父子逃命到秦，但王猛一直把我们看成仇人，他诬蔑我们的坏话越来越多。秦王表面上待我们很好，只是知人知面难知心。大丈夫为了逃命而终不免于一死，将会被天下人所耻笑。而且我听说主上和太后都幡然悔悟了，所以我决心回到东边去，你也要赶紧想办法离开。”慕容令感到有些可疑，但见到父亲随身佩带的短剑，又不能不信，于是伪装出猎，投奔前燕石门守将慕容臧。王猛立刻上表弹劾慕容令叛逃，慕容垂一听吓坏了，只得骑马逃跑，刚逃到蓝田，被苻坚派来的骑兵追获。不过苻坚并没有责备慕容垂，反而安慰他说：“卿在困难的时候投奔我，是对我的信任。贤子不忘本，也情有可原，不必怪他，只可惜他白白地送入虎口而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必害怕到这种地步呢！”尽管慕容垂父子都上了王猛的圈套，但苻坚还是不杀慕容垂。 次年（370），前秦大举进攻前燕。六月，王猛奉命督杨安、张蚝、邓羌等十员将领，以步骑六万伐燕。苻坚到灞上送行，再三叮嘱王猛说：“今日委任卿担负关东重任，你首先要攻下壶关，平定上党，然后长驱直入，夺取邺城，这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我将亲自领兵继发，在邺城同你们胜利会师。”王猛充满信心地回答说：“臣凭借陛下威名，尊奉陛下决策，扫平残胡，一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愿不用惊动銮驾，陛下要预先准备房舍，好接待鲜卑俘虏。” 王猛兵分两路：一路攻晋阳，由杨安指挥；一路攻壶关，他亲自指挥。 他指挥的这一路进兵神速，不几天就拿下壶关，俘获前燕上党太守慕容越，而附近的郡县也都望风降附。杨安指挥的那一路久攻晋阳不下，王猛急忙引兵增援。他下令挖掘通到晋阳城内的地道，挑选壮士数百名从地道潜入城中打开城门，秦军随即涌进城去，俘虏了前燕并州刺史慕容庄。 慕容评率领四十多万军队救壶关、晋阳二城。他贪生怕死，屯兵潞川，不敢继续北上。王猛也进军潞川，与慕容评相持。王猛派将军徐成出去侦察敌情，限定中午回来报告，可是徐成直到傍晚才回来。王猛大怒，下令将徐成斩首。将军邓羌向王猛求情说：“如今贼众我寡，立刻就要打仗，徐成是一员大将，还是饶了他吧！”王猛说：“不杀徐成，还有军法吗？”邓羌再次请求说：“徐成原来是我的府君，虽然超过期限应当斩首，但我愿意和徐成效力疆场，将功折罪。”王猛仍然不许。邓羌发怒，回营集合兵众，准备攻打王猛，气冲冲地说：“我奉诏讨伐远贼，今天出了近贼，自相残杀，我要先除掉他！”一时军营里剑拔弩张，气氛非常紧张。王猛权衡利害后派人告诉邓羌说：“将军不要动武，我立刻赦免他。”徐成被释放以后，邓羌向王猛谢罪，王猛拉着他的手，笑着说：“我不过试一试将军而已，将军对府君尚且这样义气，何况对国家呢！我不必担忧消灭不了敌人了。” 慕容评贪财如命，霸占山水，士兵砍柴汲水都得花钱买，军中怨声载道，士兵毫无斗志。王猛听说，高兴地说：“慕容评真是十足的守财奴，这种人即使手下有千百万人也不可怕，何况几十万人！”他派将军郭庆率领五千骑兵从小路迂回到慕容评军营的背后，纵火烧毁燕军的粮草辎重。刹时烈焰腾空，映红了半边天，远在邺城的燕主慕容 望见火光大为恐惧，派人训斥慕容评，命其速战。 两军在潞源进行一场决战。王猛激励将士说：“我王景略受国家厚恩，任兼内外要职，今天和大家深入敌后，一定要拚死向前，有进无退，共立大功，报效国家。来日我们在朝廷上接受明君爵赏，在家里与父母同庆，那该有多么荣耀呀！”全军将士摩拳擦掌，士气高涨，纷纷破釜弃粮，准备与燕军决一死战。 但是，燕军的人数毕竟比秦军多几倍，王猛心中有数，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首先必须挫败敌人的锐气。他对勇敢善战的邓羌说：“今天决战，没有将军就不能击败这支劲敌。成败的关键，就在此一举。”没料到邓羌竟说：“如果能让我当司隶校尉，那末明公就可以放心了。”王猛为难地说：“这不是我能办到的事，不过我可以举荐你担任安定太守，封万户侯。”邓羌一言不发，悻悻然地走了。一会儿，两军交兵，王猛召唤邓羌，邓羌故意不来。战场上瞬息万变，在这关系到全局命运的决战的关键时刻，王猛不再迟疑，亲自找到邓羌，答应他的要求。邓羌这才高高兴兴地与张蚝、徐成诸将跃马扬刀，驰赴敌阵。他们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杀死杀伤敌人数百人。燕军士兵本来就无心打仗，见秦军来势凶猛，纷纷败退，到中午时分，燕军全线崩溃，损失五万余人。秦军乘胜追击，又杀伤俘获十余万人。燕军统帅慕容评弃军逃走，单骑回到了邺城。 《十六国春秋》的作者崔鸿说：“邓羌请郡将以挠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无上也；临战预求司隶，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长，若驯猛虎，驭悍马，以成大功。”①三天之后，秦军包围了邺城。王猛治军严明，军纪整肃，而法简政宽。 秦军占领区的社会秩序井然，老百姓各安其业。王猛上疏报捷说：“臣在甲子日大歼敌寇，奉行陛下仁爱之志，使六州士庶不知不觉中换了新君，只要不是执迷不悟、违抗命令的人都没有受到损害。”苻坚下诏王猛说：“将军出征不到三个月，大败敌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勋。朕即日亲自统帅六军，风驰电掣，奔赴前线。将军暂且休养将士，等待朕到达之后，再行攻城。”苻坚率领十万精锐部队到达安阳的时候，王猛暗地里到安阳谒见苻坚。 苻坚问：“从前周亚夫不出军门迎接汉文帝，而将军为什么在大敌当前之时远离军队呢？”王猛回答说：“周亚夫不朝见皇上，是为了沽名钓誉，臣瞧不起这种人。况且前燕是垂死的敌人，像是釜中之鱼，不必过虑。臣担心的是太子年幼而大驾远出，倘使京城发生不测，就追悔莫及了。陛下难道忘记臣在灞上说过的话吗？” 诚如王猛所说，前燕已经像釜中之鱼，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苻坚大军兵临城下，城内顷刻土崩瓦解，前燕散骑郎余蔚领着留在邺城的各地人质五百多人造反，夜里打开邺城北门接应秦军，前燕君臣见大势已去，争相逃命而走。慕容 逃到高阳，被苻坚派来的追兵抓获；慕容评跑得快，投奔高句丽，但高句丽不敢接纳，押送他交给追到龙城的前秦将军郭庆。邺城失陷以后，关东诸州郡及少数民族首领都悉数投降前秦，前燕就这样灭亡了。 苻坚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邺宫，接管了前燕户藉帐册。根据这些帐册记载，前秦凡得郡一百五十七个，县一千五百七十九个，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多，人口九百九十八万多。 灭燕之后，苻坚为加强对关东地区的统治，任命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守邺城；迁徙慕容 和燕王妃、王公、百官及鲜卑族人四万多户至长安；次年又迁徙关东豪强和其他少数民族十五万户至关中，安置乌桓族在冯翊、北地一带，丁零族在新安、渑池一带。 苻坚委托王猛全权处理关东六州事务，听其自行选任六州的太守、县令。王猛上疏辞让说：“六州责任重大，不是我所能胜任，应当改授亲贤。如今徐州刚刚归服，淮、汝方面的防守至关重要，都督之任不可久旷，望陛下早日派人赴任。”苻坚写信给王猛说：“我同卿名义上是君臣，实际比骨肉还亲。只有把六州托付给你，我才能免去东顾之忧；这并非为了优待你，而是我自求安逸之计。攻取固然不易，防守同样艰难，如果因为用人不当，出了意外，不仅是我的忧虑，也是你的责任。所以我宁可空着朝廷的职位，而把关东重任放在前面。你不能理解我的用心，就太使我失望了。”苻坚又派侍中到邺城当面劝说王猛，王猛才出来理事。 接着，前秦对周边连续用兵。建元七年（371），前秦攻仇池，仇池氐帅杨纂出降；九年（373），前秦攻取东晋的梁、益二州，而邛、莋、夜郎等小国也降附了前秦；十二年（376），前秦发步骑十三万进兵姑臧，前凉主张天锡兵败投降，苻坚迁徙前凉豪右七千多户至关中；同年，前秦灭代，解散鲜卑部落，安置在北部边陲，设立尉、监管理，督课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征发一部分人当兵，宣布免收三年租税。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二，《晋纪》二十四，海西公太和五年。 鼎盛时代苻坚对被征服的上层分子一概采取优容政策，封官拜爵，委以要职。慕容 为尚书、新兴侯，慕容评为给事中，慕容冲为平阳太守，张天锡为北部尚书、归义侯，唯拓跋什翼犍因不懂礼仪，苻坚送他入太学学习。苻坚这一政策，表现出他具有不寻常的气魄和志在统一天下的抱负，但也暴露了他在屡战屡胜之后的骄傲情绪。在灭前凉与代之后，他下诏称：“我消灭二凶，用不了一年，俘降百万，辟土九千，是五帝之所未能宾服，周、汉之所未能到达者。”苻坚的政策引起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的恐慌和忧虑，当时，太史令张孟说：“慕容 父子兄弟是我们的仇敌，现在却布满朝廷，使人十分担忧。”他甚至以天象变化为理由劝苻坚除掉慕容氏，苻坚不听。苻坚爱弟、阳平公苻融也上疏说：“臣以为虎狼不能驯养，陛下应该留心才是。”苻坚回答说：“对百姓要安抚，对夷狄要友好。我既然要统天下为一家，也就应当把夷狄当作这家里的孩子，你不必多心了！” 至此，前秦进入了它的鼎盛时代，它的疆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①。东北的新罗、肃慎，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六十二国，都派遣使者和前秦建立了友好关系。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苻坚在内政方面也有不少建树。为了抵御旱灾，他在关中推广区种法，他征发官僚贵族和豪富之家的僮隶三万人，在泾水上游凿山筑坝，修建渠道，灌溉地势较高的贫瘠土地，使百姓受益不小。他节省宫廷的生活费用，降低百官俸禄，屡次派遣使者巡行四方，整顿吏治，抚恤孤寡。他规定禁卫、军人和后宫都要读书，拔擢优等太学生八十三人当官，贬黜不通一部经书的官吏。他还禁止老、庄、图谶之学。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歇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至少可以相信，这是魏晋以来难得的清明政治了。 建元八年（372）六月，苻坚征王猛入输大政，任以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王猛车驾刚回到长安，又诏加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王猛四上章表辞让，苻坚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朕正要致力统一天下，除了你无人可以当此重任，你不能推辞宰相之职，就像我不能推却天下的责任一样。”在王猛执政期间，“（苻）坚端拱于上，百官总己于下，军国内外之事，无不由之。猛刚明清肃，善恶著白，放黜尸素，显拔幽滞，劝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由是国富兵强，战无不克，秦国大治。”②苻坚对王猛说：“卿孜孜不倦，日夜操劳国家大事，我像是周文王得了姜太公，才能优哉游哉过日子。”王猛说：“陛下太过奖了，我那能与古人相比。”苻坚经常嘱咐太子苻宏和诸子要像奉事自己一样奉事王猛。 建元十一年（375），正值盛年的王猛一病不起，苻坚又是为他祈祷，又是宣布大赦天下。王猛料想自己没有痊愈的希望了，上疏说：“古人说，善作者不一定善成，善始者不一定善终。过去的贤君哲王因为深知建功立业不① 《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三《晋纪》二十五，晋简文帝咸安二年。 易，所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果陛下也能这样，那就是普天下的幸运。”苻坚读着奏疏，十分悲痛。七月，苻坚亲自到病榻前探视王猛，临终前，王猛语重心长地说：“晋朝虽然处在江南偏僻之地，但乃历代相承的王朝，且上下和睦。臣死之后，愿陛下不要对它用兵。鲜卑、西羌才是我们的敌人，终究要闹事，应当逐渐清除它们，以利于国家安全。”言罢而逝，时年五十一岁。苻坚为之失声痛哭。在王猛尸体入敛的时候，苻坚又三次亲临吊唁，难过地对太子说：“老天难道不让我统一天下，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王景略呢！” 在前秦鼎盛时代的下面，潜伏着社会危机。王猛死后不久，前秦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出来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阳平国常侍慕容绍觉察到这种变化，对其兄慕容楷说：“秦自恃强大，连年对外用兵，既要北戍云中，又要南守蜀、汉，万里转输，饿死了多少人！现在士兵在外贫苦不堪，百姓在内日益穷困，可见危亡已经临近了。冠军叔父（慕容垂）智慧过人，一定能够恢复燕国社稷，我们要善自珍重，等待时机。”秦王苻坚却丝毫没有觉察到这种变化，他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热衷于制造表面的繁荣强盛。后赵将作功曹熊邈经常在他的面前炫耀石氏宫室如何富丽堂皇，奇珍异宝如何丰富精美，被他提拔为将作长史，领将作丞。于是大修船舰，制造兵器，都用金银为饰，穷极华丽。这时，慕容农悄悄对父亲慕容垂说：“自从王猛死后，秦的法制日益毁坏，如今又追求奢侈，祸乱就要来了。大王应结交英雄豪杰，顺承天意，这个大好时机不能错过。” 苻坚发动对东晋的战争，不断加深了前秦的社会危机。建元十四年（378）二月，苻坚首先挑起秦晋冲突。他派遣尚书令苻丕任都督征讨诸军事，与武卫将军苟长、尚书慕容 率领步骑七万进攻襄阳；又派遣荆州刺史杨安为前锋，征虏将军石越领精骑一万出鲁阳关，京兆尹慕容垂、杨武将军姚苌领兵五万出南乡，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等领兵四万出武当，三路并进，会攻襄阳。四月，秦军到达沔水北岸，东晋襄阳守将、梁州刺史朱序麻痹轻敌，认为秦军既无舟楫，不能插翅飞渡，因此也不加强防守。当秦将石越指挥五千骑兵泅渡过江的时候，朱序慌忙退守襄阳中城。石越占领外城，缴获了一百多艘船，接引苻丕的大军过江，秦军团团包围了中城。苻丕准备发起强攻，苟苌建议说：“我军是敌人的十倍，粮食堆积如山，只要把汉、沔的人民迁徙到许、洛，堵住粮道，断绝援兵，襄阳可以不攻自溃，何必让将士去作无谓的牺牲呢！”苻丕认为有理，于是对襄阳采取围而不攻之势。 七月，前秦兖州刺史彭越请求攻击东晋彭城和淮南诸城，苻坚即以他任都督东讨诸军事，攻彭城；以后将军俱难、右禁将军毛盛、洛州刺史邵保率领步骑七万进攻淮阴、盱眙，从而开辟了秦晋战争的东部战场。 苻丕大军滞留襄阳外城半年多，毫无进展。御史中丞李柔弹劾说：“长乐公苻丕与诸将拥十万之众，日费万金，围攻一座小城，竟久攻不克，请征下廷尉治罪。”苻坚也很恼火地说：“苻丕等人广费军资，一无所成，实在应加贬黜，但出师已久，不可半途而废，故特予宽恕，责成他们将功折罪。”于是派黄门郎持节训诫苻丕等诸将，并带给苻丕一把剑，说：“如果来年春天不能获胜，你可自杀，不必活着回来见我。”苻丕和诸将接到诏命，诚惶诚恐不敢怠慢，全力进攻襄阳。苻坚准备亲自下襄阳，诏命阳平公苻融率领关东六州兵众会师寿春，梁熙带领河西兵众为后继。苻融不赞成，上疏劝谏说：“陛下如果准备夺取江南，就应当深思熟虑，不能仓促上阵；如果只是为了夺取襄阳，大可不必亲自出征。”梁熙也说：“晋主的残暴，还没有达到孙皓的程度，江东山高水险，易守难攻。”苻坚这才没有发兵。次年（379）二月，苻丕攻陷襄阳，俘虏了朱序。朱序被送到长安，苻坚任以度支尚书。西部战场的秦军拖延了近一年才攻下襄阳，东部战场的秦军起初进展顺利，在连克彭城、盱眙、淮阴、魏兴之后，六万秦兵把东晋幽州刺史田洛包围于三阿。三阿距离东晋江防重镇广陵只有百里之遥，三阿告急，建康大震。东晋宰相谢安派兖州刺史谢玄带领刚刚组建不久的新军（后被称为“北府兵”）救三阿之围，从此东部战场的局面为之一变。秦将俱难、彭超节节败退，一个月里，秦军丢失了盱眙、淮阴，一直逃到淮北。谢玄与手下将领追到君川，两军在君川决战，俱、彭全军覆灭，二人落荒而逃。苻坚大怒，追究俱、彭的责任，彭越自杀，俱难也被罢了官。 建元十六年（380），前秦再度发生内乱。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膂力过人，勇猛异常，因苻坚对他不信任，一直充任边州刺史。在灭代战争中，苻洛立了大功，要求加开府仪同三司之号，苻坚又不许。这年三月，苻坚迁苻洛为使持节、都督宁、益、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令其从伊阙出发，经襄阳，沿汉水西上成都。苻洛接到诏命，愤怒地说：“我是帝室至亲，不能入朝为将相，常常被摈弃边鄙之地；今天又发配我到西南边境，还不准经过京师，其中必有阴谋，是要叫梁成把我淹死在汉水里！”于是，他在和龙举七万众叛乱。镇北大将军苻重，苻洛之兄在豫州刺史任上，曾因谋反，被长史吕光收捕，苻坚赦免了他，这时刚刚出镇蓟城，立刻举兵响应苻洛。 苻坚召集群臣谋议，步兵校尉吕光说：“苻洛是宗室至亲，竟谋叛逆，天下都切齿痛恨。请让我带领步骑五万进讨，消灭他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苻坚说：“苻重、苻洛兄弟占据东北，兵精粮足，不可轻视。”苻坚先派遣使者劝告苻洛说：“天下尚未统一，你我兄弟，不比他人，为什么还要反叛？你如回到和龙去，我一定把幽州作为你世世代代的封地。”苻洛狂妄地回答说：“你回去转告东海王吧！说幽州太狭小又太偏僻了，容不下万乘之尊。我需要君临咸阳，继承高祖大业。如果他能够到潼关接驾，可以居上公之位，还他原来的封爵。”苻坚这才派遣左将军窦冲和吕光率步骑四万进讨，派遣右将军都贵发冀州兵三万为前锋，又以苻融为征讨大都督，节度诸军。窦冲在中山大败叛军，苻洛被俘：苻重逃到幽州，被吕光追兵所杀；石越从海道奔袭和龙，消灭了苻洛余党。苻洛被送到长安后，苻坚没有杀掉他，只把他迁徙到凉州。 司马光在评论这件事时说：“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秦王坚每得反者辄宥之，使其臣狃于为逆，行险侥幸，虽力屈被擒，犹不忧死，乱何自而息哉！”对氐族豪强，苻坚敢于严厉打击；对宗室至亲，他却心慈手软，他企图维系血亲关系，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基于这种思想，苻坚决定分封宗室子弟和亲信出镇关东为诸侯，他对群臣说：“我们族类的后代枝叶繁茂，我准备把三原、九嵕、武都、汧、雍等地十五万户分配到各地重镇，结成磐石一样牢固的关系，你们以为如何？”大家都说：“这正是周朝长达八百年的原因，对国家大有好处呀！”七月，苻坚以苻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镇邺城，领氐族三千户；以仇池氐帅杨膺为苻丕征东大将军府左司马，领氐族一千五百户：以九嵕氐族部落贵族齐午为苻丕征东大将军府右司马，同样领氐族一千五百户；杨膺、齐午就成为苻丕长乐公封地的世卿。杨膺是苻丕的妻兄，齐午又是杨膺的岳父。八月，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镇龙城；梁谠为幽州刺史，镇蓟城；毛兴为都督河、秦二州诸军事，河州刺史，镇枹罕；王腾为并州刺史，镇晋阳。毛兴、王腾都是苻氐的姻亲，各领氐族三千户。又以平原公苻晖为都督豫、洛、荆、南兖、东豫、阳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巨鹿公苻叡为雍州刺史，镇蒲阪，各领氐族三千二百户。 苻坚送苻丕到坝上，氐族父老也来送别自己的亲人。坝上哭声不绝于耳，一幅生离死别的惨象。在苻坚举行的送别宴会上，侍臣赵整弹琴而歌：“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苻坚虽然明白其中的讽谏之意，但笑而不纳。 从建元十七年（381）冬到十九年（383）五月，秦晋在淮上接壤的地带比较平静，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但荆州一线先后发生了几次局部的摩擦。建元十七年十一月，前秦荆州刺史都贵遣将进犯东晋竟陵，被东晋荆州刺史桓冲挫败，损失一万七千人。次年，桓冲也遣将攻打襄阳，焚烧、践踏前秦沔北屯田，掠六百多民户而归。 淝水惨败秦晋之间的一场大战在酝酿着。 兼并东晋，统一全国，是苻坚由来已久的愿望。统一北方后，他的这一愿望更加强烈了。 建元十八年（382）十月，苻坚在太极殿大会群臣，商讨伐晋大计。他踌躇满志地说：“自我继承大业，至今已经近三十年。现在四方大体平安，唯有东南一隅不肯归降。每当想起天下尚未统一，我饭都吃不下去。估计我们现有兵力，大约有九十七万，我准备亲自领兵伐晋，大家意下如何？”秘书监朱彤立即随声应和道：“陛下应乎天道，顺乎时势，恭行天罚，叱咤则五岳摧毁，呼吸则江海绝流，如果百万大军齐发，必然有征无战，晋主不望风投降，只有逃亡江海。中州之民，得以返归桑梓。然后陛下大驾东巡，封禅泰山，这真乃千载一时之功。”苻坚听了大喜，说：“这就是我的志向呀！”这时，尚书左仆射权翼出来反对说：“臣以为不能伐晋。如今晋国虽然微弱，但未有大恶，谢安、桓冲是江左大才，其君臣和睦，上下同心，因此，目前还不是伐晋的时候。”苻坚沉默半晌，才说：“那么大家各抒己见吧！”太子左卫率石越说：“现在岁星、镇星守于斗牛，福运在晋一方；而夷夏的人情，也还向往晋主。他们有长江的天险，无分裂的气象，臣认为我们只能保境养兵，等待时机。”苻坚立刻反驳说：“听说当年武王伐纣逆岁星，却取得胜利；夫差、孙皓凭借天险，却不免灭亡。现在我有如此之众，投鞭足以断流，有什么险要可以依恃的呢！”廷议中，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苻坚不耐烦地说：“这是所谓路边盖房子，你说这不对，他说那不好，房子怎么盖也不成。我只能自己决断了。” 群臣散后，苻坚留下苻融，对他说：“自古以来，决定大事只一、二人而已，我和你来作出决定。”半年前，苻融就任征南大将军，这是苻坚为伐晋所做的人事安排，但苻融也不同意伐晋之举，他说：“现在出兵有三难：一是天道不顺，二是晋国无隙，三是我军数战疲惫，有畏敌情绪。所以主张不伐晋才是上策，希望陛下加以采纳。”苻坚一听勃然变色，叱道：“你竟也这样，我还有谁可以商量！如今我强兵百万，粮草器仗如山，我虽不敢自称明主，但也决非昏庸，乘连战连胜之势，攻击垂死之国，还担心不能攻克吗！难道我们还要留下它，使它成为国家的祸患？”苻融哭谏道：“晋不可伐是很明显的。大举出兵，只能徒劳往返。但臣的忧虑还不只是这个。陛下优待鲜卑、羌、羯族人，让他们遍布于京城附近；而我们的同族旧人，反而迁徙远方。当陛下举国南下，只有太子监国和数万孱兵弱卒留守京师，一旦风烟突起，情况紧急，后悔莫及呀！” 苻坚本来还是比较能够纳谏的，但在伐晋这个问题上，变得异常固执，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后来，虽然太子苻宏、释道安、宠妃张夫人、爱子苻诜以及朝中许多大臣都一再进谏，但苻坚主意既定，不为所动。朝臣中，惟有慕容垂有意迎合苻坚狂妄自大的心理状态，积极支持伐晋，他对苻坚说：“强以并弱，大以并小，这是势所必然，不准理解的。陛下神明英武，威加海外，雄兵百万，良将满朝，岂能容忍江南蕞尔小国，独抗王命！陛下只要下定决心就够了，不必询问众人意见。”苻坚高兴地说：“与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卿一人而已。” 司马光曾经引用古人的话评论说：“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在主骄民疲基础上作出进攻东晋的决策，使苻坚一步步地陷入覆亡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建元十九年（383）一月，苻坚派遣都督西讨诸军事吕光从长安出发，以定西域，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车师前部王弥窴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作为吕光的向导。 同年七月，苻坚颁布进攻东晋命令，规定百姓每十人抽一人当兵。良家子年二十以上有武艺者为羽林郎，得三万余骑。以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征调各州公私马匹，一律充作军马。八月，苻坚从长安出发，戎卒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阳平公苻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龙骧将军姚苌督益、梁诸军事为另一路。当苻坚抵达项城时，凉州兵才到咸阳，蜀、汉兵才顺流而下，而幽、冀兵到彭城，东西万里。前秦大军表面上声势浩大，旷古未闻，实际上面铺得太大，战线拉得过长，分散了力量。十月，前锋苻融军攻克寿阳、郧城，晋军退保硖石，苻融原是反对伐晋最坚决的一人，寿阳初战告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派人驰告苻坚，说：“敌人很少，容易降服，但恐怕他们逃遁，诸军应该火速南下。”苻坚求胜心切，得到报告后只率领轻骑八千，日夜兼程赶到了寿阳。 苻坚派尚书朱序到东晋军中劝降。朱序本为东晋襄阳守将，兵败被俘，前秦任以度支尚书。朱序向东晋征讨大都督谢石献策说：“如果秦百万大军俱来，的确难与为敌。现在乘诸军尚夫到达，必须迅速出击，只要打败其前锋，挫其锐气，就可以战而胜之。”十一月，晋将谢玄派刘牢之领精兵五千，攻击洛涧秦军，斩梁成、王咏，秦兵死者一万五千人，于是晋军水陆并进。当苻坚和前秦将领登上寿阳城头，只见晋军阵容整齐，气势不凡，遥望八公山上影影绰绰的草木，像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军队。苻坚顿时面有惧色，回头对苻融说：“这明明是劲敌，怎么说少呢！” 秦、晋两军夹淝水布阵，隔河对峙。晋军要求秦军稍稍退却，以便渡河决一胜负。秦军将领都认为，敌少我众，只要遏守淝水，不让晋军渡河，就能万无一失。但苻坚不听，认为不如将计就计，在晋军渡到河中间时，出其不意用骑兵突袭，于是下令全军稍向后撤。秦军刚刚撤退，朱序突然在阵后大声疾呼：“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面的秦军不明真象，吓得撒腿就跑，后面的秦军也跟着狂奔起来，阵脚大乱。谢玄、谢琰、桓伊等晋将乘机挥师渡过淝水，奋勇冲杀。苻融见大势不妙，想拦住秦兵，重新整顿队伍，但逃兵如潮，挤垮他的坐骑，他跌落马下，被追兵所杀。秦军大败，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侥幸逃脱者丢盔弃甲、日夜逃窜，听见风声鹤唳，都以为追兵到了。这些人风餐露宿，挨饿受冻，大半也丧生了。 苻坚被流箭射伤，单骑逃至淮北。想到半生心血，一时付诸东流，他潸然泪下，哽咽地对张夫人说：“如今我还有什么脸面治理天下啊！” 前秦灭亡前秦王朝是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上的，一旦它的军事力量被摧毁，王朝立刻濒临瓦解的境地。 这时，苻坚手下只有千余骑，他带着这千余骑奔赴慕容垂部。淝水之战中唯有慕容垂统领的三万人马安然无恙，慕容垂的子弟和亲党都主张以此作为复国的资本，要求杀掉苻坚。出于感恩，慕容垂没有下手，相反地把军队悉数交给了苻坚。苻坚沿途收集逃散的士卒，到洛阳时，已有十余万众，“百官、仪物、军容粗备”，元气略有些恢复。 但是，慕容垂终于找借口走了。在返回长安途经渑池时，慕容垂请求抚慰北境、归祭祖先陵墓，苻坚答允了。对此，权翼提醒苻坚说：“慕容垂智勇过人，其先世称雄东夏，他为了避祸才来，他的本心岂是当一个冠军将军。譬如养鹰，不让它吃饱，它才能依恋于人。而每当风暴到来，它就想凌云而去。因此要加固鸟笼，那能放纵和随其所欲呢！”苻坚说：“卿说得有理，但朕已经答应了，匹夫尚且不可食言，何况是万乘之主！”权翼痛心地说：“陛下这样做是重小信而轻国家，臣看他是有去无回，关东之乱，从此开始了！” 诚如权翼所料，苻坚放走慕容垂这一重大失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虽然苻坚后来派骁骑将军石越领三千兵戍守邺城，骠骑将军张蚝率五千羽林戍守并州，镇军将军毛当率四千兵戍守洛阳，以防范慕容垂。但诸将兵力单薄，无济于事。建元二十年（384）初，慕容垂与丁零翟斌相呼应，重新树起燕国旗帜，引丁零、乌丸众二十余万长驱进攻邺城，关东六州的郡县大多送任子向燕国请降。不久，原北地郡长史慕容泓聚数千鲜卑族人，驻屯华阴，打败秦将强永，势力渐盛。原平阳太守慕容冲也起兵平阴，率众二万进攻蒲坂。继慕容鲜卑而起的是羌族姚苌。苻坚无力顾及关东，只想全力保住关中，他以苻熙为雍州刺史，镇蒲坂；以苻叡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配兵五万，进讨慕容泓。龙骧将军姚苌充任司马，随苻叡出征。苻叡好大喜功，有勇无谋。姚苌建议采取驱赶慕容泓出关的策略，苻叡却不以为然，领兵截击，结果败死在华泽。打了败仗后，姚苌派遣参佐谢罪，不意被苻坚怒杀。姚苌惧罪，逃奔渭北纠集羌人五万余家，自称万年秦王。姚苌的背叛，是羌族贵族与前秦王朝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而苻坚处置不当则是直接因素。在危难之际，姚苌倒戈使前秦陷入了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困境。 苻坚亲领步骑二万攻姚苌，起初获得小胜，而后姚苌军越战越强，发展到七万多人，俘虏前秦将吏杨璧、徐成等数十人。与此同时，慕容泓谋士高盖杀泓，奉战败来奔的慕容冲为主。为了共同对付前秦，姚苌与慕容冲联合，苻坚则不得不两面作战，东奔西跑。慕容冲占据阿房宫，进逼长安。长安城内鲜卑人策划为内应，慕容 以其子新婚为名大摆宴席，准备请苻坚赴宴，而在宴席上杀死他。恰巧那天下雨，苻坚没有去成。后来有人告密，苻坚大怒，下令杀慕容 及其宗族，城内的鲜卑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被斩尽杀绝。 建元二十一年（385），长安断粮，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防守更加困难了。苻坚顽强抵抗，虽也打过两次胜仗，但在白渠战役中，苻坚被燕兵包围，几乎丧命。五月，城中流传谶书《古符传贾录》，书中说：“帝出五将久长得。”当时苻坚刚刚失去骁将杨定，对前景十分悲观，遂信以为真。他匆匆嘱咐太子苻宏说：“上天或者要引导我，你慎守城池，不要与敌人高下，我当然会从陇中征兵运粮支援你。”然后带着几百骑兵并张夫人、子女数人遁入五将山中。确如胡三省所说：“秦王坚始也禁人学谶，及丧败之极，乃欲用谶书，奔五将山以求免，其颠倒错缪甚矣，盖死期将至也”①。七月，姚苌遣将领吴忠进五将山围捕苻坚。秦兵四散逃窜，只剩下侍从十余人留在苻坚身旁，苻坚神色自若，端坐地上进食。不一会儿，吴忠领兵到，捕送苻坚至新平。八月，姚苌索取传国玺，苻坚横目怒骂。姚苌又求举行禅代仪式，苻坚仍骂声不绝，以求速死。姚苌令于新平佛寺中缢杀苻坚。 苻坚出奔一个多月后，慕容冲攻进长安，苻宏投奔武都氐豪强熙，又辗转归降东晋，历位辅国将军，义熙元年（405）谋叛被诛。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六，《晋纪二十八》孝武帝太元十年注。 第三节姚兴②姚兴（366—416），字子略，羌族，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人。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割据王朝后秦皇帝。 受任于艰难之境羌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最早约有一百五十余种部族。姚兴祖上的烧当羌（又名研种羌）属于其中较大的一种。公元二世纪初，烧当羌为东汉政府击破，由河曲（今青海东南境河曲之地）被徙至汉阳（今甘肃甘谷县）、安定（今甘肃镇原县南）、陇西（今甘肃临洮县）一带。西晋永嘉年间，居住在陇西赤亭的一支烧当羌人在姚兴祖父姚弋仲的率领下，从赤亭徙居隃糜（今陕西千阳县东）。咸和八年（公元333 年），后赵的统治者徙关中豪族及氐羌十万余户以实关东。姚弋仲被石虎封为西羌大都督，率数万羌人移居清河滠头（今河北枣强县东北）。在后赵时期，姚弋仲先后出任侍中、征西大将军、右丞相等职。后赵灭亡，他又接受东晋政府的封号，历任六夷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等职。姚弋仲死后，姚兴的伯父姚襄背叛东晋，在山桑（今安徽蒙城北）打败扬州刺史殷浩，屯兵盱眙（今江苏盱眙北），招集流人，初步建立政权。不久，姚襄率领部众返回关中，途中被前秦军队击杀，其弟姚苌率余部投降。 姚苌，字景茂，是姚兴的父亲。降前秦后，姚苌因累立大功，先后被授以左卫将军，陇东、汲郡、河东、武都、武威、巴西、扶风太守，宁、幽、兖三州刺史，扬威将军，步兵校尉等职。淝水战后，遭受失败的前秦王国开始分崩离析。太元九年（384），姚苌得到关中羌人和西北豪族的支持，在渭北马牧正式脱离前秦，重建政权，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姚苌的力量发展很快，陆续归附他的各族人口有十几万户。前秦皇帝苻坚曾几次派大军进攻姚苌，都未能取胜。次年七月，困守在长安孤城的苻坚突破鲜卑慕容人的包围到达五将山（今陕西岐山东北），被姚苌活促杀死。太元十一年（386），鲜卑慕容人放弃长安东走，姚苌乘机占据长安，称帝建元，建国号为大秦，史称后秦。后秦虽然打败周围的一些割据势力，基本上控制着关中，但占据陇西的苻登坚持与姚苌为敌，使它不得安宁。苻登是苻坚的族孙。苻坚、苻丕父子死后，他继立为帝，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姚苌及其弟姚硕德多次与苻登攻战，始终未能将其消灭。太元十八年十二月（394 年1 月），姚苌病死，其子姚兴嗣立，苻登仍是后秦王朝的强大威胁。 姚兴为姚苌的长子，后秦建国时被封为皇太子，嗣位时年仅二十四岁。 前秦时期，姚兴曾作过苻坚的太子舍人。姚苌马牧起兵，姚兴时在长安，闻讯后冒险出逃，投奔父亲。后秦建国后，姚苌经常外出与苻登作战，姚兴以皇太子身分镇守长安，统理政事。这期间，姚兴同一些汉族的儒家学者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同时受到了他们的很多影响。太元十七年（392）三月，姚苌在前线患病，急召姚兴到安定行营，准备安排后事。临行前，姚兴担心原属苻秦的几位降将不易驾驭，果断地将他们全部除掉。到达安定后，姚苌病势缓和，姚兴随之被留在军中。第二年五月，苻登政权内部发生内讧，其②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姚兴载记》，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右丞相窦冲脱离苻登，自立为秦王。七月，窦冲被围，转而向姚苌求援。后秦的谋臣尹纬建议姚苌派姚兴前往，以使太子有个实际参加战斗的机会，增加今后的应变能力。姚兴第一次统率军队指挥战斗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战斗中，他巧妙地避开与苻登大军正面决战，采用直接偷袭对方老巢的战术，结果用极小的代价给敌人以重创，顺利地完成了救援计划。姚苌对于儿子的统兵治国的才能比较满意。在临终前，辅政大臣姚晃追问攻灭苻登的打算，姚苌回答说：“这一大业马上即可成功。姚兴的才智足可以办到，你们不必问我了。” 姚苌初死，落在姚兴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他不仅要对付苻登，还要防范后秦政权内部的各种势力。因此，姚兴没有马上发丧。他害怕掌握后秦重兵的三位将领闻讯会发动兵变。这就是分镇安定、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的叔父姚绪、姚硕德和戍卫长安的弟弟姚崇。三人之中，以姚硕德威望最高、兵力最强，对姚兴的威胁最大。但姚硕德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不愿在苻登未灭的时候，自寻干戈，授首与人。为打消姚兴的顾虑，他很快来到长安表明态度，承认姚兴的领袖地位，从而缓和了后秦国内的紧张气氛。姚兴以诚相待，优礼有加。 苻登听到姚苌死去的消息，非常高兴。他调动大军，全力东进，准备一举消灭后秦。苻登先后攻占姚奴、帛蒲二镇，到达始平附近的废桥。始平（今陕西户县西）处于渭水之滨，距长安不足百里。后秦咸阳太守刘忌奴又乘乱反叛。形势对姚兴十分不利。 为减少因名号问题而引起的纷扰，姚兴决定暂不称帝。他自号为大将军，以辅政大臣尹纬为长史，狄伯支为司马，整顿军队迎击苻登。姚兴临危不乱，从容镇定。首先以奇兵突袭咸阳，将刘忌奴擒获，消除了后顾之忧。然后，亲率大军赶赴废桥，解救始平。 先行到达始平的尹纬，接受始平太守姚详的建议，在废桥与苻登对峙。 尹纬命令军队据守要塞，消耗敌人，并切断敌人的水源。苻登的人马缺水，渴死不少，因此频频对废桥发动攻势。尹纬认为摧毁敌人的时机已经成熟，准备全线反攻。姚兴担心苻登的力量太强，急忙进行劝阻。尹纬解释说：“现在的形势很不稳定，如果不鼓足勇气打败敌人，我们就要完了。” 太元十九年（294）夏初，两军在废桥展开决战。这一战，后秦大获全胜。苻登的军队彻底崩溃，他本人狼狈地逃到平凉（今甘肃平凉西），躲进马毛山里去了。 废桥一役是决定姚兴命运的一次重要战争。它为后秦最后消灭苻登、称霸关陇奠定了基础，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姚兴的威望，巩固了他的地位。废桥战后，姚兴正式为姚苌发丧，并在始平附近的槐里即位称帝。通过这次战争，姚兴加深对尹纬的了解，他们之间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君臣关系。尹氏是天水大族，前秦时期受到苻坚的禁锢，尹纬只当到尚书令史。姚苌对他也不甚重视，而姚兴却很倚重尹纬，先后委任他为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尚书左右仆射等重要职务。 当年七月，姚兴一面命人堵劫乞伏乾归救援苻登的军队，一面亲自率军攻打马毛山。在那里，姚兴一鼓作气击溃苻登，把他擒获后杀死。为了根绝隐患，姚兴解散苻登的部众，安排他们重新进行农业生产。姚兴还把三万户民户从阴密迁到长安，以充实由于氐人、鲜卑慕容人外徙而显得人力不足的京畿地区。他将自己直接管辖的大营一分为四，由四军分别统领这些民户。回师长安不久，姚兴又消灭了盘踞在武功（今陕西旧武功）的割据势力窦冲。经过这些努力，后秦终于控制了陇东地区。 外拓疆土，内修政事太元二十一年（396），姚兴先后占取成纪、上邽（两地皆在甘肃天水市西），势力达到天水郡。姚兴委任有将帅之才的羌族著名军事家姚硕德为秦州牧、领护东羌校尉，镇守上邦，为全面夺取陇西作准备。 同年年底，姚兴派叔父姚绪东渡黄河，攻占了原属西燕的河东地区。两年前，西燕被后燕慕容垂灭亡，河东地区遂为西燕大将柳恭控制。柳恭阻河自固，姚绪几次攻打都未能得手。直到借助汾阴大族薛氏的帮助，姚绪才在龙门偷渡成功。后秦大军一举拿下蒲陂，柳恭被迫而降。姚兴把河东划归并、冀二州，以姚绪为二州牧，镇守蒲陂。 第二年九月，姚兴之弟姚崇攻击鲜卑薛勃部，把后秦的疆域向北扩展到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鱼河堡）一带。 隆安三年（399），姚兴开始蚕食东晋领土。当时坐在东晋国君宝座上的安帝是个有名的白痴，朝廷大权由昏庸荒唐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把持，政治异常腐败。几个强大的方镇觊觎着中央的权力，多次举兵内向，兵车屡动，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姚兴乘东晋衰乱，一再发兵东进，先是逼迫东晋的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北）太守、华山（今陕西华县）太守俯首称臣，进一步占据上洛（今陕西商县）。在扫清一些障碍之后，姚兴命令其弟姚崇、镇东将军杨佛嵩攻取中原古都洛阳。后秦的军队在金塘城下遭到东晋河南太守夏侯宗之的顽强抵抗，未能取得战果。金墉在洛阳的西北角，城小而固，是攻战戍守、保卫洛阳的要地。姚崇久攻不下，转而向东扫平柏谷（今河南偃师东南），并将周围一带的百姓二万余户尽数迁到关中。之后，后秦大军再度包围洛阳，指挥攻城的将军仍是姚崇和杨佛嵩。这时，东晋的河南太守已经易人，新任太守辛恭靖一面婴城固守，一面派人向雍州刺史杨佺期求救。杨佺期请求初入中原兵力正强的北魏政府出兵解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辛恭靖坚守百余天。然而北魏的救兵始终没有出现。两个月后，洛阳城被后秦攻破。洛阳城破，影响很大，淮河、汉水以北的许多地方势力都归附了姚兴。 在动乱的十六国时期，姚兴是一位有作为的少数民族君主。在前期，他留心政事，比较好地处理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军事上，姚兴信任和使用两位能征善战的叔叔姚绪和姚硕德；政治上，他依靠的是足智多谋的尹纬。他能够倾听臣下的意见，注意提拔一些有才能的人担任重要官职。攻占洛阳后，姚兴命令百官为朝廷荐举有真才实学的人。有的臣下曾抱怨世间人才太少，姚兴反驳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帝王使用人才，既不能找先贤，也不能等后人，他们随时选拔人才都能取得成功。你自己没有识人之明，怎么能说天下没有人才呢？”兵部郎边熙认为军令烦苛，姚兴根据他的建议删削了过滥过重的部分。城门校尉王满聪不满意姚兴出游晚归，以天黑不辨奸良，不开城门。姚兴只好从别门而入。第二天，为了嘉奖王满聪尽忠职守，姚兴特意提升了他的官职。 为澄清吏治，姚兴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贪官污吏。对于比较清廉的臣属，他不仅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还下书表彰，越级提拔他们的职务。后秦在长安办有律学，学员都是地方郡县的闲散官吏。经过一段时间的法律学习之后，学有成绩的人被派回原地负责司法。姚兴规定，凡州郡县地方政府不易判定的案例，一律报请中央政府裁决。他本人经常在咨议堂，旁听判决，尽量避免冤狱的发生。 姚兴还曾发布命令，要求各地政府释放因灾荒贫困而自卖为奴的百姓；禁止百姓制造锦绣和过多地进行宗教祭祀；安葬阵亡的将士和抚恤他们的家属等等。此外，他本人以身作则，厉行节俭，从不用金银装饰的车马器物。在姚兴的带动之下，后秦上下崇尚清素，达官贵人也不敢肆意奢侈浪费。这些措施，对于阶级矛盾的缓和和关陇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姚兴继承姚苌的政策，大力提倡儒学，兴办学校。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云集长安，讲学授徒，各有弟子门生数百人，远道而来的求学者竟达上万人。洛阳城内的凉州硕儒胡辨，弟子千余人，关中不少青年人慕名前去就学。姚兴特别指示各地关卡，对来往的儒生，一律放行，不许刁难。姚兴素以精通典籍声闻遐迩，政务之暇，经常在内宫召见学者，和他们一起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其中一些善于为文的人，被姚兴安排在身边，参管机密，起草诏书。姚兴提倡儒学意在维护统治，但在客观上为保存和发扬汉族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姚兴比较注意军纪。史书上讲，他的军队“军令齐整，秋毫无犯，祭先贤，礼儒哲”。由于能够作到“军无私掠”，后秦的军队，最初的名声还是比较好的。 后秦的西邻是一个乞伏鲜卑人建立的国家。它的国号也叫作秦，史称西秦。乞伏鲜卑人原居漠北，西晋时期开始迁徙到陇西。淝水战后，其部落酋长乞伏国仁招集诸部，拥兵自立，有众十余万人，逐渐割据陇西。乞伏国仁曾依附于苻登，受封为苑川王。乞伏国仁死后，其弟乞伏乾归改称河南王，建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苻登败死后，乞伏乾归击杀仇池王杨定，尽有陇西、巴西之地。后来，乞伏乾归连续战胜后凉和吐谷浑，获取大量的人口和土地。 乞伏乾归本来就是后秦统一关陇、进军河西的障碍。西秦国力日强，特别是隆安四年（400）乞伏乾归把首都从金城东移至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大营川地区），更使姚兴感到不安。这年五月，姚兴命令姚硕德将兵五万，由南安峡进击西秦。乞伏乾归亲自从苑川赶到前线，两军在陇西城（今甘肃陇西南）下形成对峙。由于深入敌境，人地生疏，樵道又被切断，后秦军队逐渐陷入困境。姚兴得到报告，立即封锁消息，远程跋涉，亲自增援姚硕德。乞伏乾归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准备一举歼灭后秦主力。他预先将精锐的中军两万人埋伏在伯阳川，并在侯辰谷安排四万人的外军作为后继。然后，他带领几千骑兵迎候姚兴，以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但是，交战时恰遇灾害性天气，大风昏雾，遮天蔽日，乞伏乾归迷失道路，与中军断绝联系，误入外军阵地。作战计划不能照常执行，西秦军队措手不及，被姚兴打败。乞伏乾归丢弃大军，轻骑遁回苑川。失去主帅的西秦军队三万六千人皆放弃武器，投降后秦。后乞伏乾归一度依附南凉，经过辗转反复，最终还是归属了姚兴。征服陇西之后，姚兴的兵马越过黄河继续西进，先后消灭后凉，逼降南凉、北凉和西凉，占据西方重镇姑臧（今甘肃武威）。这样，后秦的疆域“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读史方舆纪要》），成为十六国后期国力仅次于后燕的强盛王朝。 与魏战争，接连受挫就在后秦势力顺利到达河西的时候，它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却遭到了北魏军队的攻击。北魏是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国家。拓跋鲜卑人原起大兴安岭，后不断南下。淝水战后，其部落酋长拓跋珪纠合部众建立起以“代”为名号的雏型国家。在打败和消灭周围的一些部落后，拓跋珪基本上控制了代北地区。太元二十一年（396）十月，拓跋珪进击中原，战胜了强大的后燕。两年后，拓跋珪定都平城，称帝建元，并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北魏和后秦互相接壤，都有吞并对方的欲望。早在太元十七年（392），姚苌因收纳反叛拓跋鲜卑的没弈干部落，而与代结怨。姚兴即位后，重用逃亡到没弈干处的赫连勃勃，更激怒了拓跋珪。赫连勃勃是拓跋鲜卑人世仇匈奴种的铁弗部酋长刘卫辰的儿子。刘卫辰及其部落被拓跋珪诛灭，赫连勃勃劫后余生投奔没弈干。姚兴封他为安远将军，使其助没弈干戍守后秦的重镇高平（今宁夏固原县），并把三城（今陕西延安）、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杂夷及铁弗余众三万人，归其统领。赫连勃勃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北魏的西部边害。隆安五年十二月（公元402 年1 月），北魏以五万大军攻陷高平，没弈干与赫连勃勃南逃上邽（今甘肃天水）。魏军将高平的府库积蓄及所有牲畜洗劫一空，并将这里的百姓也尽数徙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同时，北魏的平阳太守又发兵侵入河东，从东部威胁后秦。还有一支北魏军队打败了西秦的附庸国黜弗、素古延等部。数路魏军一齐攻击，兵锋所及，一片废墟。后秦举国震动，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关中地区的很多城堡白天也不敢把城门打开。 姚兴不甘示弱，决定回击北魏。元兴元年（402）五月，姚兴以大将姚平、狄伯支为前锋，带兵四万进攻北魏的并州（今山西地区）。他自己亲率四万七千人的后继部队，担任支援。两个月后，姚平等人拿下了并州的要塞乾壁。但是，拓跋珪的反应很快，立即倾兵来救，迅速将姚平反围在汾水东岸的柴壁（今山西襄汾南）。不久，拓跋珪又在蒙坑将救助柴壁的姚兴大军击溃。姚平身陷重围，逐渐矢尽粮绝。十月里的一天深夜，姚平准备突围与列兵汾西的姚兴会合，然而两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仅有呐喊，而无接近敌人的实际行动。突围不成，姚平投水自杀。于是，两万大军敛手就擒。对岸的秦军坐视这场败亡，力不能救，皆哀号恸哭，声震山谷。姚兴向拓跋珪求和，遭到拒绝。魏军企图乘胜拿下蒲陂，取得河东。只是由于柔然突然骚扰北方，拓跋珪才被迫撤走。柴壁一战是对姚兴的一次重大打击，从此后秦再也无力东进与北魏抗争，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夺取中原的希望。 元兴二年（403），后秦向南方扩张领土，取得成效。当时东晋王朝内部发生变乱，荆州刺史桓玄从上游起兵，长驱攻入建康。桓玄逼迫晋安帝禅位于己，改国号为楚。桓玄之变，加剧了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一些不满桓玄统治的官吏北上投降后秦。他们为姚兴提供了南方社会虚弊的真实情况，加强了他南下用兵的信心。这一年，姚兴先后攻取了东晋的南乡、顺阳、新野等十二郡土地。 同年，后秦的军队还重创了仇池（今甘肃成县西）的割据政权，迫使仇池王杨盛送子为质，接受姚兴的封号。 佞佛贪利，多所失误义熙元年（405），姚兴在长安开辟逍遥园，以此处作为僧人鸠摩罗什的译经场。鸠摩罗什之父为天竺人，娶龟兹女生罗什。七岁时，罗什随母出家。青少年时期，他曾游学罽宾、月氏等国，初学小乘，并旁通婆罗门哲学；后改学大乘，精研《由论》、《十二门论》等经典，称誉西域诸国。吕光平西域，携罗什至凉州。隆安五年（401），姚兴出兵破后凉，迎罗什到长安。鸠摩罗什至长安，时年五十八岁。初住草堂寺，收纳僧徒三千人。姚兴待罗什以国师之礼，尊崇备至，常亲率群臣及僧众听他讲经。罗什在凉州十八年，因此通晓汉文。他发现汉文译经与梵文原经出入甚大，遂向姚兴建议重新译经。姚兴除为罗什开辟译经场外，还选名僧僧略、僧迁等八百余人为其助译。姚兴不但为罗什译经提供种种方便，有时还亲自参与翻译。他让罗什持梵文经本译成汉文，自己对照汉文原书，综合理义，进行考校。《广弘明集》中至今保留有姚兴同罗什等人探研经义的一些材料。经罗什之手，前后译经共有九十八部，四百二十五卷。在中国佛教史上，鸠摩罗什译经是件大事。龙树中观宗大乘学说的主要经典，由罗什最终译完；他还对小乘成实宗经典的翻译，作出了大量贡献。鸠摩罗什译经的态度比较严肃，力求译文典雅而又不失原意。从这个意义说，他的译经活动不但有利于佛教的传播，而且奠定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基础。 在姚兴的提倡和鼓励之下，后秦举国上下崇信佛教，一时寺院佛塔林立，仅长安一地的僧人就有五千多人，各地事佛的人达到“十室而九”的地步。姚兴倡导的佞佛之风，耗费大量物质财富，弄得储用殚竭，人民疲弊，严重影响关陇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后秦的国力开始衰退，走上下坡路。消灭南凉、占据姑臧以后，后秦在河西地区的统治遇到一定的困难。由于这一带从来不是羌人活动的地区，姚兴为保住姑臧，每年都得投入大量的兵力。除有一支三千人的常驻军外，大将齐难统率的四万步骑主要也是戍卫这里的。兵力紧张，再加上表面接受后秦封号的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和南凉国主秃发傉檀都觊觎着这座要塞，姚兴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到义熙二年（406），他已有意放弃姑臧。但是姚兴忽略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凉州刺史王尚到任五年，政绩突出。在远离长安，困守孤城的困难条件下，他轻身率下，躬俭节用，努力发展生产，安定人心，受到凉州各族人民的拥护。后秦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统治正在日趋巩固。 这年六月，秃发傉檀为了讨好姚兴，特地献上三千匹战马和三万头羊只。姚兴认为在诸凉的国主中，唯有秃发傉檀最忠于自己。于是，他下令将王尚调回长安，改任秃发傉檀为凉州刺史。消息传到姑臧，许多凉州人表示反对。他们派遣凉州主簿胡威赶到长安，请求姚兴撤回成命，留住王尚。胡威埋怨姚兴因贪恋小利而舍弃一方土地。指出秃发傉檀心怀叵测，将河西五郡拱手送他，不但要给凉州百姓带来直接的损害，而且对后秦本土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姚兴意识到自己的失策，急忙派人纠正，但来不及了。秃发傉檀用在姑臧城南驻扎的三万大军，迫走了王尚。随着姑臧的丧失，后秦的势力逐渐退出河西，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是对诸凉名义上的领属关系。 同年，姚兴的另一重大失误是将南乡十二郡归还东晋，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收容勃勃，养成大患义熙三年（407），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突然崛起在后秦的北方，成为姚兴无法摆脱的威胁和灾难。赫连勃勃被拓跋圭打垮后一文不名，毫无力量。自接受后秦的封号、统领旧部以来，他的羽翼才日渐丰满起来。秦魏战后，姚兴为对付北魏，改任赫连勃勃镇朔方，并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拨他管辖。赫连勃勃实力大增，遂决定叛秦自立。义熙二年（206），他把柔然可汗社 献给姚兴的八千匹战马劫获，并以射猎的名义袭杀了岳父没弈干，并其部众。次年六月，他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国号为大夏。在陆续打败一些部落和割据势力之后，赫连勃勃开始骚扰姚兴。十月，他连陷后秦的北部诸戍。有的部下建议他定都高平，赫连勃勃不同意。他认为专固一城，不能发挥骑兵高速度作战的特点。他要采取是倏来忽往的突袭战术，使姚兴疲于奔命，防不胜防。赫连勃勃的作法，果然奏效。在铁弗骑兵的袭击下，后秦岭北地区的城镇整天处于紧张状态，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 义熙四年（408），赫连勃勃又在青石原大败后秦军队，俘获和斩杀五千余人。姚兴不能容忍赫连勃勃的一再挑衅，开始筹划反攻。他首先改善了同赫连勃勃宿敌拓跋圭的关系，然后，命令大将齐难率领两万骑兵寻找铁弗人的踪迹，准备大战赫连勃勃。 后秦的兵力有限，姚兴本应全力对付主要敌人赫连勃勃。但是，在派兵北上的同时，他又派出以姚弼为主帅的三万步骑进攻河西，这就使得兵力过于分散。 姚兴有个侥幸心理：秃发傉檀一年前被赫连勃勃勃战败，名臣勇将消耗掉十分之六七，之后内乱频生，国力大衰。姚兴认为这是个打败秃发傉檀，重返河西的极好机会。为麻痹对方，姚兴声称姚弼的大军不针对南凉，它是配合齐难大军作战、防范赫连勃勃西逃而部署的。 姚弼到达金城，有个部下建议乘秃发傉檀犹豫不定，轻骑突进，掩袭姑臧，但是未被采纳。等到后秦兵至姑臧时，秃发傉檀已完全明白姚兴的意图，作好了设防。秃发傉檀把许多牛羊赶到野地，引诱后秦军队进行略抢。结果，秦将敛成中计，被打得大败，部下死亡七千多人。姚弼被南凉人围困在姑臧的西苑，水源断绝，形势危难。幸亏姚兴派去增援的姚显及时赶到，才避免全军覆没。姚显好言抚慰秃发傉檀，得以安全退兵。从此，秃发傉檀不再畏惧后秦，是年重新称王，大赦改元，设置百官，与后秦完全脱离领属关系。北线作战的秦军遭到比河西更大的损失。赫连勃勃避开来势汹汹的齐难，将大军撤到朔方东北的河曲，然后利用后秦军队纵兵野掠的机会，潜师杀回。齐难猝不及防，败退途中被夏兵活捉，全军覆没。这一仗使后秦声威大降，岭北地区原附属于姚兴的部落和割据政权，纷纷转依赫连勃勃。 义熙五年（409）正月，姚兴重新调整兵力，派出以其弟姚冲为主帅、大将狄伯支为副帅的四万骑兵袭击赫连勃勃。不料，事情中途有变，姚冲企图回兵长安，夺取政权。狄伯支拒绝参与阴谋，被姚冲毒死。事变虽被姚兴迅速平息，但是预期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三个月后，赫连勃勃却成功地袭击了后秦的平凉，抢虏人口七千余户，并进屯平凉以南的依力川。 九月，姚兴倾兵来到依力川附近的贰城，要与赫连勃勃决一死战。赫连勃勃先发制人，乘后秦人马尚未完成集结，猛地袭击贰城的姚兴老营。姚兴面对如潮似涌的大夏铁骑，一时懵头转向，竟然准备丢下大军，逃到担负粮运的后军那里。在群臣的苦谏之下，姚兴没有走成，但他的举动已铸成大错。秦军本来就惧怕大夏铁骑，主帅的临阵惊慌，更加重了恐怖情绪，结果又被赫连勃勃打败。在姚文宗等勇将的死战之下，姚兴得以败还长安，幸免罹难。夏军乘胜洗劫了周围的郡县，将当地七千余户北徙到大城（今内蒙杭锦旗东南）。 赫连勃勃把南下骚扰姚兴作为既定国策，导致后秦与大夏间的战争频繁发生。此后一直到姚兴病死，在双方的战斗中，后秦很少有获胜的机会，而骁骑风驰的夏人却使平凉、杏城、定阳（今陕西延长县南）等重镇几度易手，先后消灭秦军近十万人，抢掠人口两万多户，牲畜财产不计其数①。一而再的战争失利和姚硕德、姚绪、尹纬等著名文臣武将的相继去世，使姚兴的处境日益困难。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口落入赫连勃勃的手里，姚兴将数千户边镇居民安置到内地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为了集中兵力，他将增援南燕的军队撤回；为了弥补国用不足，他增加在关津渡口的商税，甚至对盐竹山木，也巧立名目扩大税收。姚兴的这些措施，并没有帮助他摆脱困境。撤回援燕的军队，造成东晋迅速攻灭南燕，转而威胁后秦；增加税目，极大地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姚兴饮鸩解渴、杀鸡取卵，为自己酿成了新的苦酒。 义熙八年（412），后秦颍川太守向姚兴报告说，东晋在边境附近的芍陂（今安徽寿县南）一带屯兵，应该及时采取措施。姚兴认为，东晋积弱，不敢轻开边衅，所以虽然与臣下讨论了有关烧粮掠野的防御措施，实际上却没有执行。他低估了刘裕收拾政局的能力，更没有想到对方在灭掉南燕后，已有吞并关陇的设想。 这一年，原附属于后秦的仇池王杨盛派兵侵扰祁山。姚兴派出四路大军，分别从鹫峡、羊头峡、洴城出发，反击杨盛。姚兴本人亲自带领五千骑兵，从雍县奔赴陇口与诸军会师。在战斗中，由于一位将领畏懦不进，其他军队失去配合，结果被杨盛击败，姚兴无功而还。有位臣下把这次失败解释为杨盛占了地势险固的便宜，其实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后秦国力的衰败和军纪的涣散。 死于危机四伏之中义熙十年（414）五月，姚兴突患重病。后秦皇室内部发生权力之争，几乎演成大规模的内战。 乱子是由皇子姚弼谋夺皇太子姚泓之位引起的。在姚兴的诸子中，皇长子姚泓并不受宠。这主要因为姚泓性格宽和、才能平庸，且又体弱多病。早在元兴元年（402）立太子时，姚兴对他就颇为犹豫。姚兴喜爱皇子姚弼，认为他是比较理想的继承人，因此平素格外宠信。野心很大的姚弼逐渐滋生夺嫡的欲望。他原以雍州刺史之职，镇守安定，经过买通姚兴的左右，义熙七年（411）调入中央，任尚书令、侍中等职务。姚弼取得相权后，努力结纳党羽，积极制造舆论，企图击败皇太子。但大多数朝臣对他比较反感。为了使别人不敢反对他，姚弼给倾向于姚泓的大臣姚文宗罗织了许多罪名，激怒父亲将姚文宗杀死。他还苦心积虑地在姚兴身边安插亲信，广树爪牙，逐渐控制一些中枢机要部门。姚兴对姚弼的活动，采取纵容的态度。有人提醒姚兴① 以上数字是根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有关材料进行计算的。 注意事态发展的危险后果，他假装糊涂，不予理睬。对于姚弼的夺嫡阴谋，皇太子姚泓已有戒备。这次姚兴生病，姚泓一面亲自到内宫侍疾，一面在皇宫内安排下重兵，以防不测。许多忠于太子的要臣分别统领禁军，宿卫大内。姚泓并非过虑，姚弼在府第里已埋伏下数千甲士，准备一旦姚兴去世，立即武力夺权。其他皇子也不甘示弱，在京城的皇子姚裕给镇守蒲陂的哥哥姚懿送去密信，要他串连在外典管重兵的诸皇子，以讨伐姚弼的名义，举兵内向。姚懿得讯，立即动员军队，赦免囚徒，建牙誓众，开赴长安。姚洸、姚谌等人也分别起兵于洛阳、雍县。一时剑拔弩张、烽烟滚滚，大有内战一触即发之势。幸亏姚兴大病不死，紧张的形势才得以缓和下来。姚兴虽对姚弼恃宠不虔，阻兵怀贰的罪行有所认识，但仍偏爱姚弼的才气，不忍加刑，只是免去了姚弼的尚书令职务。姚懿等人罢兵还镇后，专程进京面谏姚兴，要求惩办姚弼。姚兴把他们搪塞了过去。 在进京面谏的皇子中，以姚宣抨击姚弼的措词最为激烈，姚弼十分痛恨他。第二年三月，姚弼诬陷姚宣，姚兴信以为真，派人到杏城将姚宣逮捕下狱。赫连勃勃乘机攻打杏城，后秦守军临战易帅，战斗力大减，遂兵败城陷。这时，姚兴已完全恢复了对姚弼的信任，并将三万大军交给他，由他负责镇守秦州。臣下尹昭反对姚弼掌握强兵，批评姚兴为后秦制造隐患，但姚兴不以为然。 不久，姚兴再度患病。姚弼故伎重演，称疾不朝，又开始在府第聚兵。 姚兴气得发昏，在处决姚弼的几个党羽之后，召集群臣商讨逮捕和惩治姚弼的办法。然而姚兴只是一时之怒，到火气一消，爱子心切，故数日议而不决。消息走漏，姚弼的党羽磨刀霍霍，十分活跃。姚兴害怕兵变，被迫下令逮捕姚弼，但又暗示姚泓出面来说情，并以此为词将姚弼赦免。 义熙十二年（416）二月，姚兴病势转重，自知不久人世，遂下令太子监国。姚弼的党羽在谋杀姚泓和劫持姚兴的计划未逞后，开始策划入宫作乱。姚兴终于下令收缴姚弼的武装，逮捕姚弼。姚弼的死党姚洸误信姚兴已死的谣传，带兵攻打端门，皇城内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姚兴勉强支撑病体，被人扶到殿前，宣布处死姚弼。乱军失去斗志，溃散而去。事变平息的第二天，姚兴病发去世，终年五十一岁。 姚兴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他出色地解决了父亲遗留下来的难题，既避免了内乱，又击败了宿敌苻登，并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建立起一个相当强盛的后秦帝国。他制定的一些旨在安定社会，强大国力的措施，确实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作用，继前秦之后，使关陇地区再现了“俗阜年丰，远安迩辑”的繁荣景象。姚兴的历史功绩值得肯定。但是在他的后期，几次重大的失误，使后秦先后失去河西五郡和南乡十二郡，极力卵翼扶植起来的赫连勃勃，成为对后秦威胁最大的敌人。佞佛、增税的作法加剧了社会财富的消耗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尤为失当的是，姚兴没有妥善地处理好皇位继承问题，这就为他生前死后内乱不断，埋下祸根。 姚兴死后，太子姚泓继立。后秦四面受敌，处境岌岌可危。最初是西秦的军队攻破上邽；然后杨盛骚扰祁山，进逼秦州；赫连勃勃陷阴密，据雍县，掠郿城（今陕西眉县东北），甚至长驱直入到达长安附近的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东晋的权臣刘裕则兵发五路，大举伐秦。刘裕沿途破关斩将，所向皆捷，并占据洛阳。而在这时，镇守蒲陂的姚懿突然举兵称帝，祸起萧墙。姚泓调集重兵，刚刚将其平定，姚恢又于安定起兵。姚泓被迫撤回防守潼关的军队，全力对付内乱。东晋的军队乘势拿下潼关，进入关中。义熙十三年（417）八月，长安城破，姚泓出降，被送至建康处斩，后秦亡国。时距姚兴去世仅有一年。 第十七章拓跋圭、拓跋焘、北魏孝文帝、文明太后冯氏第一节拓跋圭拓跋圭（371—409），字涉圭。南朝人又称其为拓跋开。史称北魏道武帝。鲜卑族拓跋部人。北魏王朝的创建者。 备尝辛苦的早年经历拓跋圭生于东晋废帝司马奕太和六年（371）的七月。母亲贺氏，匈奴族贺兰部人。 祖父什翼犍是一个以西晋封号“代”为名目的庞大的拓跋部落联盟的首领。联盟力量一度相当强大，“北有沙漠，南据阴山，众数十万”。但到拓跋圭降生的时候，联盟却面临危机。什翼犍不断采取措施推进联盟向国家的转变，引起联盟内部旧贵族势力的不满。就在拓跋圭出生前的几个月，什翼犍刚刚平息一场内乱。刺杀什翼犍的凶手长孙斤虽然被擒杀，拓跋圭的父亲拓跋实却也在格斗中受伤丧生。此外，什翼犍还受到外敌的严重威胁。拓跋部的西方，在黄河西部的朔方一带有一支原为匈奴种的铁弗部落，骠悍凶猛。它对拓跋部频繁骚扰，是拓跋部的宿敌。三十年前，铁弗部被什翼犍击败，曾加入联盟，后转而依附苻坚的前秦。强大的前秦一直企图扫平代北地区。在370 年灭掉前燕后，前秦的统治区域由黄河中上游扩展到中下游地区，拓跋代完全暴露在苻秦的兵刃面前。 376 年十月，前秦在陷益州，灭前凉后，兵不留行，以刘卫辰为向导分兵几路大举入侵拓跋部。十一月，秦、代两军在石子岭决战，代人大败。之后秦军又迫降独孤部首领刘库仁的十万骑兵。什翼犍逃遁到阴山一带，原来附属于拓跋部的高车人反戈一击，大肆抄掠。联盟残部无法刍牧，遂分崩离析。动乱中，什翼犍被儿子实君杀死①。拓跋代灭亡。拓跋圭随母亲贺氏逃至贺兰部避难。这一年，拓跋圭六岁。 苻坚吞并拓跋部后，将他们分散安置在云中、定襄、雁门、五原四郡，“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苻坚把什翼犍原控制的区域一分为二，“自河以西属之（刘）卫辰，自河以东属之刘库仁”。 独孤部原为匈奴人的一支，因与拓跋部世代相婚，关系很深，是拓跋联盟的重要成员。代亡后，独孤部和铁弗部互相争夺。刘库仁终于击败刘卫辰，“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获其妻子，尽收其众”。这样，在什翼犍之后独孤部成为代北控制区域最大，力量最强的部族。为了寻求庇护，拓跋圭的母亲又带着他由贺兰部来到独孤部，依附刘库仁。 六年后，也就是383 年，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淝水一役，苻坚被东晋战败。前秦政权土崩瓦解。臣附于秦的各派势力纷纷举兵反叛。不久，苻坚被羌人姚苌杀死。北部中国重新陷于分裂，出现了不相宾属彼此攻杀的许多割据政权。 ① 代亡后，什翼犍下落各书记载不一。《晋书·苻坚载记》载其为秦人俘至长安。这里采《魏书·序纪》说。 385 年，拓跋圭寄居的独孤部发生内乱。刘库仁的儿子刘显杀死独孤部的新首领刘眷。两年前，刘库仁因支持苻坚被属下杀害，首领席位由其弟刘眷继承。刘显杀死叔父后统领独孤部。他雄心勃勃，欲称雄代北。刘显把寄居在这里的什翼犍之孙拓跋圭看成是最大的隐患。 在一次公事活动中，十五岁的拓跋圭险遭刘显的暗算。由于暗杀计划被人泄露，拓跋圭及时离去，才保住性命。当夜，拓跋圭在什翼犍旧属的护卫之下逃到贺兰部。 贺兰部活动在拓跋部的北方，原也是什翼犍联盟的成员。代亡后，首领贺讷同刘库仁、刘卫辰一样接受苻坚的封号，臣属于前秦。苻坚的垮台，给贺兰部发展造成机会，贺兰部逐渐成为这一区域势力仅次于独孤部的大部族。 不久，原什翼犍联盟的许多部族首领陆续汇集到贺兰部，很多人是背叛刘显投奔而来的。拓跋圭的舅父贺讷听从他们的劝告，决定支持重建联盟和推举拓跋圭为联盟首领。386 年正月，参加联盟的各部落南下，在牛川（今内蒙呼市东南）召开大会，拓跋圭被推立为代王。新建的联盟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所谓“宗室八姓”是联盟的核心。这八姓是拓跋邻时形成的拓跋氏和它的七个血缘部族；其次是宗室八姓以外的其他部族，力量比较强的有贺兰部、丘穆陵部等；第三是一些汉人，其中张衮、许谦等人较有影响。拓跋圭即位仪式带有浓厚的氏族贵族民主制的风尚。宗室八姓的其他七族的首领用黑毡蒙头同拓跋圭一起西向拜天。这表明在拓跋圭即位之初，联盟的权力是多元的，代王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拓跋圭仿照汉人改元的习惯，把这一年称做登国元年。重建的联盟设置的机构基本承袭什翼犍时期的体制。比较重要的职务是管理联盟日常事务的四部大人和管理来附的外族人口的南北二部大人。 羽翼渐丰登国元年四月，拓跋圭放弃原来西晋的封号，改称魏王。七月，建都盛乐。 八月，拓跋圭的首领地位遇到严重的挑战。刘显拥立窟咄和拓跋圭争夺王位。窟咄是什翼犍的少子。代亡后，苻坚迁之于长安。淝水战后，长安变乱。窟咄随慕容永东迁，慕容永封窟咄为新兴太守。是时，刘显处境困难。为防备拓跋圭偷袭，他已将部族从善无（山西右玉县）撤到马邑（朔县）。刘显企图抬出窟咄，一举粉碎拓跋圭。 窟咄带领着一部分独孤部人马进犯拓跋魏的南境。窟咄的出现，引起联盟内部骚动。莫那娄族首领莫题送箭给窟咄表示效忠。勿忸于族首领于桓与部人策划活捉拓跋圭以应窟咄。为了最终消灭窟咄，拓跋圭在安定了内部之后，带领联盟各部穿越阴山，迂回到贺兰部那里，避免与来势汹汹的独孤部人马立即交锋。同时他命人去后燕请求救援。 后燕是淝水战后鲜卑慕容部人建立的政权。这时统治的区域主要是幽、冀、平三州，其都城设在中山（今定县）。386 年，后燕国主慕容垂称帝。在拓跋圭和窟咄的角逐中，慕容垂坚决支持拓跋圭。第一、拓跋圭与慕容垂有亲缘关系（拓跋圭的祖母即是慕容垂的姑母），感情上比较亲近些。第二、窟咄是依附西燕的。西燕国主慕容永是原前燕王的支属。慕容永占据长子后，无意东归，下令诛杀慕容垂弟兄子孙，称帝改元建立政权，与后燕遂为雠仇敌国。 慕容垂派其子慕容麟统帅步骑六千余人援助拓跋圭。由于燕魏的通道已被独孤部封锁，拓跋部得不到救兵的消息。贺讷的弟弟贺染干勾结窟咄，率领一部分族人从北方攻击拓跋部。在南北夹击之下，联盟各部惊骇不定。北部大人叔孙普洛与一部分乌桓人亡奔铁弗部。慕容麟闻讯，急忙派人冒险赶到联盟报信，各部人心才安定下来。 十月，拓跋圭从弩山返师牛川。他和慕容麟分兵合击驻扎在高柳（今阳高）的窟咄。双方在高柳激战，高柳一役改变了拓跋圭的被动局面，窟咄几乎全军覆没。窟咄逃到铁弗部，被刘卫辰杀死。 窟咄的失败造成独孤部内讧，刘显同几个兄弟发生火并。拓跋圭听从谋主张兗的意见，乘独孤部内乱，联合燕军，准备彻底击溃刘显。 登国二年（387）七月，刘显抢走了铁弗部献给慕容垂的大批良马。慕容垂大怒，派慕容楷、慕容麟二支大军进击刘显。独孤部在马邑被燕魏联军打得大败，向南溃散到弥泽，又为重兵包围。刘显丢下部众，西奔慕容永。独孤部部众悉为魏燕所获，各类牲畜数万头也尽归联军。 击破窟咄和刘显，对于拓跋圭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两次战争。首先，这使得新建的联盟避免了覆亡的危险。从此，拓跋圭不但在云中站稳了脚根，而且将活动范围向南推进到了雁门、代郡一带。其次，两次战争都虏获大量人口、牲畜和财物。拓跋圭实行按战功分赏战利品的制度，促进了联盟各部畜牧业和奴隶制因素的发展，有效地抵御了联盟组织内部的离心势力。战争加强了维护王权的力量，拓跋圭的个人权力得到了巩固。 从登国三年（388）到登国九年（394），拓跋部落联盟逐渐形成一个坚强的好战集团。六年间，它不停顿地向四周各部落进行战争，先后征服或者击溃了阿拉木伦河一带的鲜卑宇文种的库莫奚部、嫩江流域的解如部、漠北的高车诸部、意辛山以北的叱突邻部、纥奚部、西方的柔然、西南的铁弗以及毗邻的贺兰部①等等。这些征服战争为拓跋圭将来进击中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也减少了他的后顾之忧。登国六年（391）打散铁弗部是上述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次。 刘卫辰被刘库仁击败，一直蛰伏朔方代来城（又名悦跋城）。刘库仁死后，铁弗部力量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士马强盛，“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刘卫辰先后接受西燕和后秦的官爵、封号，又向后燕献马求好。登国六年冬，刘卫辰命其子直子鞮率众八九万由南部攻击拓跋魏。拓跋圭猝不及防，为其所围，身边只有五六千人。他临危不惧，以兵车为方营，并战并前，反败为胜，终于在铁歧山大破直力鞮。直力鞮单骑遁走。拓跋圭乘胜追击，自五原金津南渡黄河，径入代来城，铁弗部奔溃四散。刘卫辰仓皇出走，为部下杀死。拓跋圭籍其珍宝畜产，获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分赏诸部首领。刘卫辰的子弟之中，只有第三子勃勃逃走，其余宗党五千余人皆被拓跋圭擒拿诛杀。这一战后，黄河中上游的河套地带也置于拓跋魏的控制之下。拓跋联盟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畜牧业。受汉人影响，登国元年拓跋珪开始在盛乐息众课农。登国九年（394），他命令拓跋仪带领一部分部众从五原到稒杨塞外进行农业生产。 ① 贺兰部于登国四年背叛联盟。次年贺讷请降，拓跋圭徙贺讷及诸弟于东界。魏燕交恶随着拓跋部的迅速强大，魏和后燕的联盟开始出现裂痕，并日益扩大。 登国十年（395），双方矛盾激化，终以兵戎相见。 魏燕冲突大约始于登国六年（391）。慕容垂曾多次投入兵力援救拓跋圭。后燕的援军确实对魏的帮助极大，但援魏战争也给后燕自身带来巨大的好处。击败刘显，慕容麟攫取了绝大部分的虏获物，还强徙八千余落于燕都中山。慕容垂以征服者的资格立刘显弟刘可泥为乌桓王统领独孤部余众。以后后燕不请自到，多次介入拓跋魏对四周部落的战争。这些行动引起了拓跋圭与日俱增的反感。登国六年六月，慕容麟在赤城打败贺兰部，擒获贺讷，降其部众数万。拓跋圭引兵救授贺讷，燕魏战争一触即发。慕容垂考虑到战马来源于代北，不愿马上同拓跋圭闹翻，遂归还贺讷部众。慕容垂扣留出使中山的拓跋圭之弟拓跋觚为人质，向魏索求战马，遭到拒绝，魏、燕绝交。拓跋圭转而遣使通好于慕容永。 登国六年的魏燕绝交尚未导致双方的战争。原因是各自的后方都不安定。当时后燕还有两个宿敌未灭，一是翟魏，一是西燕。翟魏是丁零人在黄河南岸滑台建立的政权，它以河为固，“反复三国（东晋、后燕，西燕）之间”，经常骚扰进攻后燕的南部边疆。392 年慕容垂分兵二路渡过黄河，灭掉翟魏。之后，慕容垂立即调集兵力准备进击西燕。393 年十一月，慕容垂三路大军集中在太行山东麓，破台壁，取晋阳，围长子，势若击卵。次年五月，长子城陷，杀慕容永，亡西燕。至此，西燕所统的上党八郡和翟魏控制的东平四郡尽归于后燕。与此同时，拓跋圭也在全力巩固后方。393 年三月，魏军西渡苦水，大破侯吕邻部。七月，南攻收容铁弗勃勃的薛干部。次年十月，拓跋圭命人逐杀从云中西走的柔然部落。这些西部柔然是前几年被强徙到云中来的。被逐杀的柔然人只有万余人逃到漠北。拓跋魏成为塞北唯一强大的势力。 登国十年（395）五月，慕容垂以太子慕容宝为伐魏主帅，命慕容农、慕容麟率众八万为主力，自五原郡袭击拓跋圭。慕容德、慕容绍各将步骑一万八千余众殿后。后燕将士自恃势众力强，非常骄横轻敌。拓跋圭听从张衮的意见，悉徙部落畜产西渡黄河，避开敌军的锋芒。后燕军队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五原，将在这一带垦荒植田的拓跋别部三万余家俘获。燕军到达黄河岸边，建造船只准备渡水。隔岸相望的拓跋圭沿河构筑了许多台告津，重兵把守，警惕防卫。他一面派人去后秦姚兴那里寻求救兵，一面调兵遣将。命令拓跋虔率骑五万东去，绝断燕军左路；又令拓跋仪率骑五万屯守朔方，以承燕军后路；拓跋遵率骑七万堵截燕军南去的归路。 九月，燕军的渡船造好，慕容宝率军渡河。船至中游，忽然暴风骤起，燕军船队大乱。数十只船被风吹到对岸，为魏军所俘。燕军渡河不成，反而损失三百余人。这时，阵中又传出了慕容垂病死的消息，燕军人心浮动。原来慕容宝发兵之时，慕容垂身染重疴。拓跋圭切断了去中山的道路，传递消息的后燕使者尽数为魏军抓获，慕容宝已好久不知其父病情。拓跋圭强迫燕使喊叫慕容垂已死的消息，慕容宝信以为真。他与慕容麟因争夺皇位，互相猜忌，无心恋战。冬十月，慕容宝下令烧船撤军。拓跋圭乘黄河封冻，引兵济河，抛下辎重，选取精锐二万余骑穷追不舍。 十一月间，燕军行至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营于陂东。魏军晨夜兼行，暮至陂西。拓跋圭连夜部分诸将，掩袭燕营。燕军忽遭惊扰，大乱。人马相腾蹑，压溺而死的有近万人。埋伏在附近的拓跋遵闻讯赶来在前阻截。前后夹攻，燕军胆丧，四五万人全部放下武器，敛手就擒。随慕容宝等人突围出去的燕军不过几千人。拓跋圭听信部将王建的主张只从燕军中选挑了一些有才能的汉人如贾闰、晁崇等，其余的俘虏尽数坑杀。参合陂一仗，改变了燕魏力量对比。燕军精锐损失大半。魏军获得“兵甲粮货以巨万计”。但是拓跋圭滥杀降俘的严重失策给他以后进取中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十二月，慕容宝回到中山，耻于参合陂之败，请求父亲再度发兵击魏。 慕容垂命令慕容隆的平州龙城兵和慕容盛的蓟州兵会集中山，期以明年雪耻复仇。次年正月，精锐的龙城兵开入中山，燕人士气大振。蓟州兵也陆续会齐。三月，慕容垂命慕容德留守中山，带病亲率大军，秘密出发。经天门，逾恒岭，凿山通路，出魏不意直指云中。时拓跋圭东巡善无北陂，平城守城拓跋虔麻痹大意，素无设防。燕军先锋猝至，拓跋虔仓促应战，败死。燕人陷平城，尽收守城部落三万余家。拓跋圭震动，一时不知所适。慕容垂大军进师平城，路过参合陂，见路边积骸如山，将士皆恸哭号啕，声震山谷。慕容垂惭愤呕血，由是发疾。燕军驻在平城西北三十里，不能行动。慕容垂病势日益沉重，被迫退师中山。四月，燕军至上谷沮阳（今河北怀来），慕容垂病死。慕容宝即位。 据有中原燕军退师后，拓跋圭旋即光复平城。得知燕国易主，他决计进击中原。 六月，拓跋圭派王建取广宁，杀太守独孤部首领刘可泥，徙其部落于平城。同月，魏军取燕郡上谷。七月，拓跋圭改元皇始。八月，他以李栗将骑五万为前驱，亲勒四十余万大军南出马邑，逾于句注，进军并州。别遣将军封真等从东道出军都，袭燕幽州。燕并州刺史慕容农战败后逃回中山，并州遂为魏有。十月，魏军出井陉，至真定，拔常山。一时魏军气盛，所向披靡。后燕守宰或捐城奔窜，或稽颡军门，自常山以东皆附于魏。中原地区只有中山、邺、信都三座孤城还在后燕手中。 十一月，拓跋圭命拓跋仪攻邺，王建、李栗攻信都，并亲自引骑围中山。守中山城的是后燕名将慕容隆。他坚守不出，拓跋圭急攻则伤士，久守又费粮，几十万大军顿于坚城之下，无可奈何。在这一段时间里，各个战场的魏军战况不佳。袭幽州的军队攻蓟城不胜已退守渔阳。王建等攻信都六十余日未下，伤亡惨重。围攻邺城的魏军反而被慕容德击破。魏军苦战不胜，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拓跋魏内部不够稳定。南下的魏军有很多是新被拓跋部征服的部族，他们对为拓跋魏作战，不感兴趣，有的尚存贰心。如别部大人没根阵中反水，带领亲兵数万降燕，又夜袭魏营直至中帐，连拓跋圭本人也几乎被他杀死。不久，没根兄子丑提又率所部族众还云中作乱。柏肆之役，拓跋圭一度失利，魏境流言四起，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尼物，纥奚部帅比根等聚部阴馆造反。另外联盟内部也不甚协调。邺城之败是主将拓跋仪与贺兰部帅贺赖卢内讧酿成。拓跋圭族弟拓跋顺留守云中，闻魏军败讯，欲自立为主。内部斗争牵制了拓跋圭的很多精力和兵力。 第二，后燕的军队虽然减少太半又屡遭重创，但仍然保存了一定的实力。慕容宝据守中山，栢肆一役尚可调发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慕容宝又以珍宝宫人招募郡县，扩充新军，仅中山一地就募兵万余人。特别是幽州兵，平州龙城兵，兵精甲坚，没有受过重大的打击。 第三，参合陂诛杀降卒引起了后燕地区人民，尤其是鲜卑慕容部人对拓跋魏的极端仇恨。魏兵每到一地，燕民深沟高垒，清野对抗。被围之城，将士泣血踊跃，奋战不降。慕容宝弃中山而走，“中山城内无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结盟，人自为战”。拓跋圭临城劝降，得到的回答是：“恐复如参合之众，故苟延旬月之命耳。” 挫折教训了拓跋圭，迫使他修正错误的政策，从而逐步扭转了困局。首先，他深悔参合之诛，极力抚慰新附。他黜免一些杀戮过多的首领，“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下令魏军上下“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其次，他大量收纳和启用汉族地主阶级的杰出人物参与军政要务，以适应中原地区的新形势。史言他“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比较突出的是，他任用了北方著名的士族领袖崔宏。崔宏与张衮对掌机要，创立制度。崔逞为尚书，录三十六曹。屈遵为中书令，出纳号令，兼总文诰。在这些汉族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帮助下，拓跋魏加快了由联盟向国家的转变步伐。它制定了能够与先进的封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政策，其中包括保留了中原地区原有的租税赋役制度。不久，魏军感染时疫，粮草又供应不足，饥疫并臻，人马牛多死。联盟的许多首领咸言北归。拓跋圭表示：“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这些人不敢复言归事。这说明随着政策的变化，他个人的权力进一步强化，联盟内的离心力量相应减弱，对于统治中原地区他已充满了信心。第三，拓跋圭改变战略布局，重新配备了兵力。皇始二年（397）正月下旬，他撤军中山，集中力量先取信都。拓跋圭自攻信都，只三日，燕守将慕容凤支持不住，弃城奔走，信都遂降。 拓跋圭取信都后，旋即回师中山。在曲阳柏肆，魏军被后燕夜袭大营，吃了一亏。但很快拓跋圭便镇定下来，在营外鸣鼓收兵，选择时机纵骑冲击，反败为胜。第二天，慕容宝丢弃大军奔还中山。当时，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燕军被风雪冻死者相枕于路。拓跋圭俘获大批燕军将士，收得兵器数十万件。三月，慕容宝向魏求和，请以常山以西属魏，中山以东归燕，并答应送还拓跋觚。不久慕容宝悔约，拓跋圭重新用大兵包围中山城。 后燕统治集团矛盾重重，突出的问题是兄弟争位。慕容麟拥有重兵为慕容宝所嫉。慕容麟素轻慕容宝昏庸无能，时欲取而代之。魏军围城的当夜，慕容麟图谋杀兄自立，事发，出奔西山。慕容宝害怕他先据龙城，遂带着妻子及兄弟宗族数千骑弃城北走。魏军追至范阳，不及而还。中山城内拥立慕容详为主，仍扼守不降。拓跋圭把拓跋仪从邺城前线调来负责粮运，继续围城。不久，慕容麟返回中山，杀慕容详自立。九月，中山城粮绝。慕容麟率三万人去新市找粮，与拓跋圭在义台坞会战，魏军大获全胜，斩杀九千余人。慕容麟单骑逃至邺城，被慕容德杀死。中山城无主，守将张骧、李沈等献城投降，随之而降的各级官吏士卒二万多人。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较量，拓跋圭终于攻占了燕都中山城。守邺的慕容德得知中山失陷，次年正月弃邺，南下滑台阻河拒守。这样，原属后燕的黄河以北的广大的关东地区遂归魏有。由联盟转变成国家拓跋联盟进入汉族长期聚居的中原地区，受到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的强烈冲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急剧的变化。天兴元年（398），二十八岁的拓跋圭最终完成了拓跋国家的建立。 平定中原后，拓跋圭下令“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不听迁徙”。拓跋氏族部落组织的解体在什翼犍死后已经开始，拓跋圭重建联盟也曾“散诸部落”，但大规模地瓦解部落组织，用地域性的国家组织代替血缘关系，还是在平燕以后。拓跋圭强迫部落大人和普通的氏族成员脱离统领关系，要求原来的“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贺兰部首领贺讷是拓跋圭的舅父，这次也被解除了对部众的统领权力。 拓跋圭建立国家的第二个标志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拓跋圭模仿汉族统治者的传统形式建立了一整套政权机构。天兴元年六月，拓跋圭议定国号为“魏”，历史上称之为北魏。七月，从盛乐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十一月，又命令“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宏）总而裁之。”十二月，他正式称帝，改元。在此之前，他还设置了刺史、太守、令长等外职官员。并在中原地区设立了八个军府，在北方边境设立了镇戍，区分了中军和外军，当时北魏“中军精骑十有余万，外军无数”。 第三，“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根据中原和代北的不同特点，拓跋圭规定了相应的租税赋役制度。天兴元年正月，他重申维持旧燕旧土的租赋制度。在平城及其周围设置八部帅，其职责是对分土定居的氏族成员“劝课农桑，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同年，拓跋圭从中原地区迁徙大量被征服的人口到京城，“诏给内徙新民耕田，计口授田”。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代北地区有了发展，国家按比例对定居从事农业劳动的国人和徙民考课，为北魏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物质保障。 拓跋圭所建立的国家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奴隶制特点，但决定其社会性质的因素基本上是属于封建制的，只不过尚未成熟而已。 北魏政权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地位比较稳定的，统治时期比较长的封建王朝。它最终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长期混战、分裂的局面，统一了北部中国。它促进了各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融合，使南北政权的对立逐步丧失了民族矛盾的色彩，为以后全国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拓跋圭所建立的封建国家还是很不健全的，带有很大的原始性和过渡性。南朝人称北魏政权是“胡风国俗，杂相揉乱”。《魏书·礼志》也承认“虽参采古式，多违旧章”。这种浓重的氏族残余，首先表现在官制上。部落联盟时期，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诸部大人议事。诸部大人议事有个常设机构负责处理联盟的日常事务，它最早叫做四部大人。拓跋圭建国后，这个机构被扩大为八部大夫，并比附汉人官制“以拟八座”。他们执掌朝柄，权极重。天兴二年（399），拓跋圭“分尚书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管理诸方杂人的机构”因而不改，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北魏的刺史、太守、令长皆置三人，“宗室一人，异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这种多元政体都是军事民主制度在国家机构中的遗留。另外氏族残余还表现在兵制上。北魏初期的兵带有部落兵的特征，一道离散部落的命令很难割断血缘的纽带，将领和士兵之间不仅是统属关系，而且有亲缘关系。部落首领在军队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影响。 上述特点使得旧部落贵族在北魏初期的国家政权中保持着重要的势力。 这种势力是拓跋圭强化皇权的严重障碍。因而，拓跋圭同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关系相当紧张。但另一方面，拓跋圭的建国是通过对周围各族和中原汉族的征服战争实现的。在压迫被征服民族的问题上，拓跋鲜卑上层分子之间态度完全一致。因而，部落贵族们又是拓跋圭对外开疆拓地，对内实行统治的中坚。这使得拓跋圭陷于极度的矛盾之中。 同时，拓跋圭还有一个矛盾不能解决，这就是如何对待汉族地主阶级的问题。野蛮落后的拓跋族统治者对于封建的典章文物制度毫无所知，如果不依靠富于政治统治经验的汉族地主阶级上层人物的帮助，拓跋圭既不能建立和完善他的国家，更不能在中原地区长治长安。但当时拓跋鲜卑统治者和汉族上层分子合流伊始，猜忌心理和敌对情绪尚未完全排除。拓跋圭在任用汉族士人的时候，常常表现出疑虑和戒备。 创立强大的北魏帝国，完成拓跋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变，这是拓跋圭一生中最杰出的成就，也是他一生事业的顶点。此后，他越来越为无法解脱的矛盾所缠绕，显得步履艰难了。 举步维艰的暮年生涯天兴二年（399）正月，拓跋圭分命诸将北袭高车。拓跋仪率三军从东道出长川。乐真率七军从西道出牛川，拓跋圭本人亲率大军从中道自駮髯河向西北。二月，三路大军会同，大破高车三十余部，获取了大批牲畜、人口。七月，拓跋圭与一大批汉族官僚发生冲突。起因是拓跋圭认为东晋雍州刺史郗恢的来信对他不恭，命令张兗、崔逞写信侮辱东晋皇帝，而张、崔二人没有完全遂从他的意愿。恰巧这年，拓跋圭委任的汉族官吏中山太守仇儒、清河太守傅世聚众反魏，张兗荐举的河间太守卢溥接受龙城后燕残余政权的爵命，占据渔阳数郡，攻杀了魏幽州刺史封沓干。崔逞留在冀州的妻子和四个儿子也南奔慕容德去了。这些事大大激怒了拓跋圭，加上崔逞平素对他态度侮慢，于是便下令诛杀崔逞，废黜张兗、封懿等人。 但不久，拓跋圭发现给他造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汉族官僚，而是那些拥有重兵、执掌权柄的部落贵族。 天兴三年（400），拓跋圭接受一个叫公孙表的人上的韩非书，开始加强君权，以法制统御臣下。拓跋圭借口将军李栗对他舒放下肃，咳唾任情，下令处死。诛杀李栗，举朝震动。拓跋圭趁势下诏警告“不义而求非望者”，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第二天，他又下诏诫告群臣不许贪名争位。但不久仍然发生了拓跋仪勾结穆崇谋杀他的政变活动。拓跋仪是拓跋圭的同祖弟。立穆陵部首领穆崇是早年护卫拓跋圭逃离独孤部的旧属。二人追随拓跋圭东征西讨，屡立大功。中山平，拓跋仪以丞相入辅。他们合谋在皇宫周围埋伏武士伺机杀掉拓跋圭，以夺取皇位。阴谋被人告发，拓跋圭考虑两人持有军权，党羽甚重，如予追究，牵引太多，不好收场。而这时西部战事已起，用人之际，不宜大兴杀戮，所以暂时没有惩办他们。 拓跋圭消灭刘卫辰时，刘卫辰的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不久，勃勃又转依没弈干。西秦国主姚兴封他为安远将军，使其助没弈干镇高平。并把义城、朔方杂夷及铁弗余众三万人归其统领。铁弗勃勃势力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北魏西部边害。天兴四年（401）十二月，拓跋圭派拓跋遵、和跋率领五万军队袭击高平。次年正月，没弈干放弃高平与勃勃跑到上邦。魏军很快占领高平，将其民徙往平城。同时，拓跋圭派遣的由和突统帅的另一支军队也击溃了黜弗、素古延等部。黜弗等都是西秦的附庸，由是秦、魏两国交恶。拓跋圭命令邻秦的并州诸郡在乾壁积谷，防备西秦的进犯。五月，西秦国主姚兴命令姚平、狄伯支等人率步骑四万人攻击北魏，姚兴统兵殿后。经过二个月的战斗，秦军占领乾壁。拓跋圭闻讯，命拓跋顺等人为前锋，亲自带领大军赶来救授。很快，魏军在柴壁将攻魏的秦军团团围住。不久，拓跋圭分兵在蒙坑将救援的秦军击溃。柴壁的秦军粮竭矢尽，突围不成，统帅姚平赴水而死。于是，二万秦军敛手就擒。姚兴遣使求和，拓跋圭不许，乘胜进攻蒲陂。因为遇到与秦交好的柔然前来骚扰，拓跋圭才怏怏撤兵而去。柴壁之战是北魏建国后最大的一次战争。 天兴六年（403），北魏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重新激化。拓跋圭削除了曾在柏肆之役图谋自立的拓跋顺的职务。同年，他以“好修虚誉”的罪名处死将军和跋，并诛灭他的全家。次年，拓跋圭设立候官，以刺探臣下的活动。天赐四年（407），他以“醉乱失礼”的名目斩杀战功赫赫的拓跋遵。借助候官的告发，他又捕杀了将军庾岳。宿有积怨的莫题也被拓跋圭嘲弄后族灭。天赐年间，拓跋圭与部落贵族的争杀白炽化。恐惧、不安和过度的紧张使得拓跋圭精神变态。他常常几夜不睡，几天不吃，自言自语。他迷信道士，喜食道士为其煮炼的仙丹。药物中毒更使他性情躁扰，忿怒无常。他认为所有的臣子都不可相信，找一个借口就将怀疑的对象杀掉。他猜疑心重，发现这个人脸色紧张，那个人呼吸不对；这个人走路姿势异常，那个人言语对答失措，便亲手砍死，然后将尸体陈列在宫殿的前面示众。拓跋圭的反常行为引起朝内人心惶惶，许多并无野心的官吏害怕被杀，也不敢接近他。拓跋圭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 天赐六年（409），在穆崇死后感到势单力孤的拓跋仪单骑逃遁。拓跋圭命人追捕，很快将这个夺位的劲敌消灭。之后，拓跋圭又借口这年“天文多变”，准备杀死与拓跋仪有牵连的诸王子弟三十余人。 这一年十月的一天，拓跋圭准备将妃子贺氏处死。贺氏秘密通信给儿子拓跋绍，要他来救。深夜，拓跋绍带领着私人卫队，由宦官引路跳越宫墙闯入拓跋圭的卧室。睡梦中的拓跋圭惊醒，没有找到自卫的武器，便被儿子拓跋绍乱刀砍死。拓跋圭终年只有三十九岁。 第二节拓跋焘拓跋焘（408—452），字佛貍，代（今山西外长城以南大同、左云一带）人，北魏皇帝，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史称魏太武帝。在拓跋焘统治期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使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的割据混乱局面得以结束，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拓跋焘生于魏道武帝天赐五年（408），为太宗明元皇帝长子。母杜氏，魏郡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人，太宗即位，封贵嫔，泰常五年（420）卒。泰常七年（422）四月，拓跋焘受封为泰平王，是年，因明元帝长期服用寒食散染疾，难理朝事，拓跋焘遂以皇太子身份临朝听政，成为摄政王。明年，太宗病故，十一月，拓跋焘正式即位称帝。 其时，北魏王朝经拓跋圭、嗣父子两代的经营，统一大漠，东破库莫奚，西败高车，大胜后燕慕容氏，尽取黄河以北山西、河北之地，隔河与南朝刘宋政权相峙。处于上升阶段的拓跋氏正雄心勃勃，力图统一北方，进击南朝。然而整个北方地区的形势仍然十分复杂，赫连夏称雄关中，匈奴别种卢水胡建立的北凉盘踞河西，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割占陇右，辽东则有冯跋建立的后燕，北方的柔然更是不断犯界侵扰，在拓跋氏统一北方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许多强硬的对手。同时，南方的刘宋政权亦虎视眈眈，公元424 年，刘义隆即位，是为宋文帝。他一面改革内政，整顿吏治，督课农桑，在南方出现了一个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小康局面，史称“元嘉之治”。一面积极筹划北伐，力图收复武帝刘裕北伐时所丢失的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等河南之地，形成对北魏王朝的又一个威胁。因此，拓跋焘即位后，戎车屡动，频频征讨，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北伐柔然，西征大夏拓跋焘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柔然。柔然，《魏书》称蠕蠕，是鲜卑族的一个分支，约在五世纪初，建立起一个东起外兴安岭，西越阿尔泰山，南到大沙漠，北包贝加尔湖的强大游牧国家，成为拓跋族在北方的一个劲敌。北魏建立之初，柔然便不断侵扰，蠕蠕犯塞”的记载史不绝书。始光元年（424），拓跋焘即位不久，柔然汉纥升盖可汗大檀就率领六万骑兵攻入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杀掠吏民，抢劫财物，攻陷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故都。拓跋焘率轻骑讨之，亦陷入重围，全赖殊死拼战，才使柔然兵退。柔然的侵扰牵制了北魏力量，使其无力进一步征服其他割据政权，更无力南进，与刘宋王朝争强。拓跋焘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提出如果不先征服柔然，就会腹背受敌，陷于困境。他不顾太后和众多大臣的反对，在崔浩等支持下，决定北征柔然。 始光元年（424）九月，拓跋焘大集士卒，治兵于东郊，准备北征。十二月，拓跋焘亲征，以平阳王长孙翰率军出参合（今内蒙古凉城东北），自领一军进屯柞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与阿伏干率领的柔然骑兵相遇，斩首数千，获马万余匹，大胜而归。明年十月，拓跋焘再次治兵于西郊，大举北伐，东西五道并进，大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带十五日粮越大沙漠进攻，柔然可汗大檀惊慌失措，率众北遁。这两次北伐虽然并没有使柔然受到致命打击，但使得柔然对北魏的侵扰有所缓和。 始光二年（425），夏主赫连勃勃死，子昌继位。先是，赫连勃勃立太子赫连璝，后欲废璝而立幼子酒泉公赫连伦，璝于是攻杀伦，三子太原公昌又率兵攻杀璝，勃勃即以昌为太子，及勃勃死，昌遂得继位。拓跋焘闻知勃勃诸子相攻，关中大乱，遂乘机西伐。始光三年（426）九月，以司空奚斤领一军袭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东），宋兵将军周几领一军袭陕城（今河南陕县西），进逼关中重镇长安。十月，亲领大军奔袭统万（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行至君子津（今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北九十公里黄河处），天气暴寒，河水冰冻，拓跋焘遂帅轻骑二万从冰上渡河，兵至黑水（今陕西横山西北长城外无定河北岸的支流淖泥河），离统万城仅三十余里，正是冬至日，赫连昌在宫中大宴群臣，突闻消息，上下惊恐。赫连昌匆促领兵迎战，大败而退，城门未及关闭，魏军乘势攻入西门。赫连昌退入宫内，紧闭大门，拓跋焘见一时难以攻下，遂于第二天分兵四掠，获牛马十余万头，徙民户万余家而归。与此同时，另两路魏军亦先后占领弘农（今河南灵宝北）、蒲坂、长安。 始光四年（427）春，赫连昌遣其弟赫连定领兵二万向长安，力图夺回这一关中重镇，魏兵固守，双方相持于长安城郊。拓跋焘闻报后，遂伐木阴山，大造攻城器具，准备再度伐夏。五月，分部诸将，以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宗正娥清等领骑兵三万为前都，常山王拓跋素、太仆丘堆、将军元太毗等领步兵三万为后援，南阳王优真、执金吾桓贷、将军姚黄眉等领步兵三万部送攻具，将军贺多罗领精骑三千为前候。大军到拔邻山（在黑水东北，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魏军舍弃辎重，拓跋焘领轻骑三万奔袭，至于黑水，魏军在周围山谷分兵设伏，拓跋焘领一军直趋统万城。赫连昌本欲坚守，待在关中的赫连定回师援救，然赫连定正与长安魏军胶着不下，拓跋焘又故意示之以弱，令士兵采集野菜为食。于是，赫连昌引步骑三万出城迎战，魏军伪退，夏兵鼓噪追击，魏军突然反击，夏兵不及防备，大溃而奔，魏军乘胜攻入统万城内，赫连昌逃奔上邦（今甘肃天水），长孙翰领军追至高平（今宁夏固原），不及而还。正在长安城外的赫连定闻统万已破，军心大乱，亦收众退奔上邽。明年二月，平北将军尉眷领兵攻占上邽，赫连昌退保平凉（今甘肃平凉西北），不久，被魏兵所擒。赫连定收拾余众，保据平凉，即皇帝位。 当拓跋焘大举攻夏之际，柔然见魏军方有事于西方，又屡屡侵扰边界，神麔元年（428），柔然骑兵万余攻入塞内，大掠边民而走。因此，拓跋焘决定再行北伐柔然。神麔二年（429）四月，拓跋焘治兵于南郊，分军遣将，平阳王长孙翰领军自西道向大娥山，拓跋焘领军自东道向黑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同会于柔然可汗庭（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五月，东道魏军到达漠南，舍弃辎重，轻骑奔袭。兵至粟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部之翁金河），柔然可汗大檀闻听北魏大军来到，不及设备，只得携其家族，焚毁屋舍西遁，部落四散，畜产布野，无人收视。大檀弟匹黎先闻有魏军来攻，帅众欲来救援，恰遇西道魏军到达，被魏军击溃。拓跋焘率魏军沿粟水西行，六月，到达离平城三千七百余里的菟园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南之推河），魏军分兵搜讨，东至瀚海（今蒙古高原东北境），西至张掖水（今纳林河），北越燕然山（今杭爱山），原来受柔然控制的高车诸部也趁机摆脱柔然，先后归附北魏者有三十余万落之多，所获牛马百余万匹。七月，拓跋焘引兵东还，回到漠南，闻东部高车屯驻已尼陂（今贝加尔湖），人畜甚众，遂遣左仆射安原等领骑兵往攻之，招降东部高车数十万落，将他们劫往漠南北魏控制地区。十月，魏军凯旋回到平城。 柔然的强盛，本来是靠高车部落的依附，一旦高车挣脱统治，柔然汗国的势力，便骤然削弱，可汗大檀以部落衰弱，恚恨发病而死。此后，拓跋焘在太平真君四年（443）和十年（449）又两次亲征，击败柔然，使柔然怖威北窜，不敢复南，消除了北部边境的威胁。 击败柔然后，拓跋焘整顿了北边的镇戍。北魏在北部边境设置镇戍，起于道武帝拓跋圭时，其时，拓跋族正步入中原，为免除柔然入侵带来的后顾之忧，在边境地区设置镇戍，配备镇兵御边。明元帝拓跋嗣时，又进一步增设镇戍，在西起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东至赤城（今河北赤城），绵延二千多里的边境上筑长城，配置镇戍。拓跋焘在征服柔然后，对北边镇戍加以完善，使之制度化，西暨五原、东至濡源（今河北东北部滦河），三千多里的边境上，分设六镇，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居之，各镇设置府司，增置吏员。不久，又诏令数有战功，兼悉北境地形的来大千巡抚六镇，经略布置。这样，就使原来仅仅为了御边而设置的镇戍成为边境一级地方政权，兼理军民政务。此后，这一套镇戍制度便相沿传至北魏末，直到六镇起义后，才改镇为州。 南抗刘宋，西灭赫连夏神麔三年（430），刘宋北伐，欲收复河南失地，右将军到彦之率兵五万自清水（今济水）入河，溯流西行；骁骑将军段宏领精骑八千直指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豫州刺史刘德武领兵一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领兵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七月，到彦之到达须昌（今山东东平须城镇西北），拓跋焘以河南四镇戍兵人少，命各镇悉收众北渡，于是，金墉（今河南洛阳东古洛阳城西北角）、虎牢、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古黄河南岸）四镇尽落于宋军之手。宋军进屯灵昌津（今河南延津西北），列守南岸，司、兖二州都在宋军控制之下。 八月，拓跋焘遣冠军将军安颉督领诸军，击到彦之，彦之令神将姚耸夫渡河攻冶坂（今河南孟县西南），与颉战，宋兵大败，死者甚众。十月，安颉自委粟津（今山东范县东）渡黄河，攻金墉，宋军守将杜骥弃城南走；安颉连下金墉、洛阳。于是，魏诸军俱会于七女津（今山东东平西北岸），准备渡河，到彦之为阻止魏兵渡河，遣裨将王蟠龙溯流夺船，被魏军斩首。安颉率兵再攻虎牢，宋军守将尹冲和荥阳太守崔模投降。到彦之闻讯后，弃滑台奔退，焚舟弃甲，步趋彭城（今江苏徐州）。宋文帝派檀道济前往援救，已经来不及了。神 四年（公元431 年）二月，魏军攻取滑台，檀道济转战至历城（今山东济南西），被魏军焚毁粮草，宋兵乏粮，只得退师，刘宋的北伐，终以失败告结。 当宋兵攻魏之对，据守平凉的赫连定亦乘势而出，遣使刘宋，相约合兵灭魂，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宋，以西属夏。在崔浩的建议下，拓跋焘领兵攻平凉，先招降赫连昌，未下，拓跋焘遂令安西将军古弼领兵趣安定（今甘肃泾川北）。赫连定正领兵出安定，欲救平凉，被古弼所领魏军战败，遂亡走鹑觚原（今甘肃灵台东北）。魏军围之，断其水道，夏兵饥渴难忍，只得突围，魏军乘势击之，夏兵大溃。赫连定亦受重伤，单骑脱走，收余部西保上邽，安定。平凉相继为魏占领。明年六月，赫连定在攻打北凉途中，遭吐谷浑袭击而被俘，送至平城斩首。赫连夏立国二十五年而亡。 消灭北燕、北凉延和元年（432）夏，拓跋焘治兵于南郊，谋攻北燕。前年，北燕主冯跋死，其弟冯弘，尽杀跋诸子，自立为燕天王，国内动乱，于是魏军乘机伐之。七月，拓跋焘率军至濡水（今滦河），令安东将军奚斤征幽州民及密云（今北京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相会于和龙（今辽宁朝阳市）。冯弘闻魏军至，婴城固守，石城（今辽宁建昌西）太守李崇等降魏。八月，冯弘遣军出战，被魏军击败，营丘（今辽宁锦县）、带方（今辽宁盖县西南）、玄菟（今辽宁沈阳东）等六郡皆降。拓跋焘见和龙城一时难以攻克，遂于九月间徙六郡民三万余户而归。此后，魏军又连续出兵伐燕，冯弘数度求和遭到拒绝，太延二年（436），拓跋焘又以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领精骑一万攻燕，冯弘见情形急迫，亡走高丽，魏兵占领和龙，至此，北燕立国二十八年而亡。 北燕亡后，北方割据政权仅剩下河西地区的北凉了，太延五年（439）五月，拓跋焘治兵于西郊，准备西征，七月，拓跋焘率大军从云中渡黄河，到达上郡属国城（今陕西榆林北），留辎重，部分诸军，以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令刘洁领一军，常山王素领一军，二道并进为前锋；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以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八月，魏军到达姑臧（今甘肃武威），沮渠牧犍力图一战，遣弟董来领兵万人拒战于城南，然凉军望风而溃，魏军迅速包围姑臧城，牧犍兄子祖、万年等先后出城降魏，牧犍虽曾一度想求救于柔然，然见大势已去，难以久持，九月，帅其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出城投降。这样，黄河流域的最后一个割据政权灭亡，西晋末年开始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北方地区重新统一。十月，魏军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平城。是岁，西域鄯善、龟兹、疏勒、焉耆等国并遣使朝贡，北魏控制了西域广大地区。从太延元年（435）起，拓跋焘多次遣使者出使西域，有效地行使了统治。 推行封建化措施拓跋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随着黄河流域的重新统一，自拓跋圭时就已开始的封建化进程在拓跋焘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飞跃。 拓跋族封建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与汉族士人相结合，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思想、经验和政治制度。早在拓跋圭统治时，就十分注意收罗汉族士人，凡有士大夫求见者，无论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凡有才能者，咸蒙叙用。太平登国十年（395），拓跋圭大破后燕军，于俘虏中耀拔了汉族士人贾彝、贾闰、晁崇等，参议政事，开始了与汉族士人的合作。拓跋焘统治时，将这种合作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方面，通过兼并战争，将各个割据政权中有才识的汉族士人搜罗一空。始光四年（426），魏军攻克夏都统万，拓跋焘便将在赫连昌政权中任职的汉族士人毛修之、赵逸、胡方回、张渊、徐辨等人请入北魏政府任职。太延五年（439）平凉之后，更是将凉州境内著名的儒家学者搜罗一空，皆礼而用之。另一方面，又频频下诏州郡，礼请各地著名的汉族士人入仕北魏，仅神 四年（431）一次就征请了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数百名汉族士人，根据才能学识，分别委用，勃海高允晚年写有《高士颂》一文，颂扬了拓跋焘对汉族士人的重用，描绘了当时北魏政府中“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的盛况。 拓跋焘统治时期大批汉族士人入仕北魏政权，标志着从拓跋圭时开始的拓跋族与汉族士人的合作基本完成，从而意味着拓跋族的封建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政治上，拓跋焘积极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 秦汉以来，举凡是有所作为的汉族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吏治，因为吏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危及社会的治乱，拓跋焘也吸取了汉族的统治经验，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着力整顿吏治。 北魏初，百官无俸禄制度，各级官吏侵夺公私财物的现象十分严重。地方官吏求欲无厌，截没官物入于私囊；武将盗没军资，纵兵掠抢。官吏的贪婪聚敛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之一，拓跋焘对此采取了严厉措施。一方面多次下诏令严厉制止官吏的贪残行为，并规定百姓可以告发地方官吏不守法者，以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检举督察；另一方面通过巡行察访了解官吏政绩，不称职者罢免，有恶行者处之以法。征西将军皮豹子侵没官财，被免职流徙统万；镇西将军王斤任意调发，民不堪受，拓跋焘调查确实后，处以斩刑；大臣丘堆借口军粮缺乏，纵兵掠夺，亦被斩首。始光四年（427），拓跋焘巡行中山（今河北内长城以南，保定以西，唐县以东和滹沱河以北地区）时，一次就罢免地方官有贪污劣迹者十数人。由于处置严厉，大臣犯法，无所宽假，因此，拓跋焘统治时期不少官吏勤于政事，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 北魏初，虽也有律令，但十分原始，带有奴隶制法律的残酷性。拓跋圭时，随着拓跋族步入中原，开始吸取汉族封建律令。拓跋焘继位后，进一步修订律令，征用汉族士人崔浩、游雅、高允等先后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汉族律令条文，使之更适合汉族情况。 鼓励进谏。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手握太阿，生杀任性，至高无上，一切听凭皇帝个人意志处理，臣下只能唯命是从，顺旨照办。但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皇帝，能兼听纳谏，拓跋焘在这方面也较为注意。如尚书令古弼秦请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一带贫民无田，可缩减宫廷苑囿土地以赐民，正逢拓跋焘与给事中刘树在下棋，显出不愿听古弼陈奏的样子。于是，古弼就上去抓住刘树的头，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并用手揪刘树的耳朵，用拳头捶刘树的背，骂道：“朝廷不治，就是你的罪！”拓跋焘一看此种情景，马上放下棋子对古弼说：“不听奏事，实在是我的错。”并同意将苑囿占用土地的一半分给贫民。拓跋焘的纳谏虽然比不上后世的唐太宗，但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说，也可算是佼佼者了。 从上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拓跋焘在统治手段和制度上都较多地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的做法，从而标志着拓跋族封建化在政治上的加深。 经济上，拓跋焘也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的传统政策，劝课农桑，崇尚节俭。 拓跋族原是草原游牧部落，对农业生产方式较为陌生，入主中原后，面临的是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经济，而历代汉族政权也都是把劝课农桑作为一项最主要的工作来进行的，随着拓跋族完成对北方的统一，也越来越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拓跋焘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劝课农桑。一方面沿用魏晋以来的封建赋税制度户调式，凡有征发，由县宰召集乡邑三长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另一方面又沿用历代汉族政权的做法，将劝课农桑作为衡量地方牧守政绩的主要标准，由刺史明考优劣，以确定官吏的升降臧否，对那些烦扰百姓，妄加征发，损害了农业生产的官吏轻者罢免，重者给以法律处分。因此，在拓跋焘统治时期，北魏政府中出现了不少勤于职守的地方官吏，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逐步得到了恢复。 崇尚节俭。拓跋焘在生活上是比较节制的，衣食车马，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不仅自己如此，对后宫嫔妃也要求如此。当群臣建议大修平城宫室时，拓跋焘明确表示：财者军国之本，不应轻费，国家兴衰在德不在城，拒绝了大臣们的建议。由于统治阶级崇尚节俭，使老百姓的赋役负担相应减轻，也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思想上，拓跋焘也象汉族封建政权一样，倡导儒学，崇尚文教。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通过尊奉儒学，崇尚文教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北魏初，忙于征战，对此是很不注意的，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开始把崇尚文教作为其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太平真君五年（444），拓跋焘发布宣文教令，认为此前因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规定自王公至于卿土，其子息皆得诣太学受学。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兴办学校，选拔儒家学者讲学，如敦煌学者索敞，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专门从事贵族子弟的教育，笃勤训授十余年，其学生中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常爽，置学馆于温水（今南盘江）之右，教授学生七百余人，不少人后来位居要职。通过这些儒家学者的努力，北魏的教育事业走到了正轨，京师学业，翕然复兴。 整理经籍。晋末动乱，随之又是一百多年的十六国分裂割据，中原儒家经籍的散失十分严重，拓跋焘统治时期，任用一批儒家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索敞撰编的《丧服要记》，将儒家经典中有关丧礼的篇章辑成一册，为拓跋族继承和吸取儒家丧仪礼节提供了根据和方便。他如《易》、《乐》、《诗》诸经也都组织人力加以注释整理。 修编国史。修史本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殷商以来，政府中就设有专职史官，但北魏初，这一工作却停顿了。拓跋焘在平凉之后，根据司徒崔浩的建议，招集了段承根、阴仲达等一批河西学者，编修国史，从而使绵延数千年的修史传统在北魏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拓跋焘采取的崇尚文教政策，使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很快地为拓跋族所熟悉和接受，因此，司马光和胡三省都说：北魏自平凉后，儒风始振。尤值一提的是，随着学校的建立，教育的发展，儒家经典的整理刊行，提高了拓跋族的汉文化水平，培养了一批精通儒家学说的拓跋族知识分子，从而成为以后孝文帝改制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因此，拓跋焘的崇尚文教政策为后来的太和改制起了奠基作用。 镇压盖吴起义拓跋焘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中所推行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对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都起有积极作用，也加速了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但是，拓跋焘毕竟是封建帝王，他没有摆脱民族的界限，更没有停止过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在拓跋焘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十分激烈，太平真君六年（445），关中地区爆发了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关中地区自魏晋以来已成为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卢水胡、屠各等少数民族，西晋时人江统曾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加之十六国时，匈奴、氐、鲜卑等少数民族曾在这里建立过政权，因此关中地区更成为各族人民交错居住区。北魏征服关中后，对这里的各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强行迁徙到京师平城，以加强控制，被迁徙者一路颠沛流离，死于途中者往往十之三四。有的则被充作各种府营杂户，供封建国家各部门驱使奴役。更有甚者，将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充当肉篱，如正平元年（451），拓跋焘率军进攻刘宋盱眙（今江苏盱眙）城时，写信给守将臧质说：今所遣攻城士卒，皆非拓跋族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人，城南是秦陇一带的氐、羌人。如果你杀死丁零族士兵，正可以减少常山（治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赵郡（治平棘，今河北赵县）的反抗力量；胡族士兵死了，正可减少并州（今山西汾水中游地区，治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反抗力量；氐、羌士兵死了，则可减少关中的反抗力量。因此无论你杀死哪部分士兵，对我都是有利的！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拓跋焘迫害其他各族人民的手段是十分毒辣与残忍的。再加上拓跋焘用兵西北，关中首当其冲，这里的人民承受的赋役负担尤重。因此，关中地区的反抗斗争也就特别激烈，屡有发生，到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盖吴起义。 盖吴，卢水胡人。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自东汉以来聚居于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其后渐分布于秦、陇，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就是渭北卢水胡的聚居区，拓跋氏平定关中后，在这里设置军镇，加强对卢水胡的控制，因此，盖吴起义首先在这里爆发。 起义爆发后，北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被击败。于是，关中各族人民尽皆响应，起义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分兵三路，一路由白广平率领向西南攻取新平（今陕西彬县）、安定（今甘肃临泾）；一路向东南攻取临晋（今陕西大荔南），从东面威逼长安；盖吴自领一军攻取李润堡（今陕西大荔北），直插渭北，准备进攻长安。拓跋焘急忙调发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骑兵赶赴长安，又令将军长孙拔调集并、秦、雍三州之兵屯守渭北。与此同时，聚居于河、汾间的河东蜀在薛永宗领导下于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袭击北魏在河东的牧场，夺取马匹，组织了一支三千余人的骑兵，在汾曲（今山西新绛附近）发动起义。盖吴派人和薛永宗取得联系，薛永宗接受盖吴的任命为秦州刺史，先后攻取闻喜（今山西闻喜）、弘农（今河南灵宝），逼近潼关，队伍亦发展到五万余人。 两支起义军连衡相应，结成犄角之势，声威大震，北起杏城，南至渭北，西抵金城（今甘肃兰州），东及河东，以陕西中部为中心，包括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都处于起义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盖吴派使臣赵绾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河、陕，形成对北魏南北夹攻的态势。 在关中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由殿中尚书乙拔将三万骑讨盖吴，西平公寇提将万骑讨白广平，自领主力进攻薛永宗。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大军兵临汾曲，利用当地豪强建立壁垒，隔断薛永宗和盖吴的联系，随后乘起义军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发起突然袭击，镇压了这支起义军。二月，拓跋焘率军渡过黄河，至洛水桥（今陕西大荔境内）。盖吴闻讯后北撤，在杏城遭到魏军包围，损失严重，再次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援救，但未能如愿，八月，盖吴被叛徒所杀，起义军被镇压。不久，活动在甘肃东部的白广平也遭失败。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杀戮，力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其统治者的本性。 灭佛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在大臣崔浩的建议下，下诏灭佛。拓跋族入主中原后，承中原佛法之事，接受了佛教这一思想武器，用它来敷导民俗，因此，从拓跋圭开始，北魏统治者大都敬礼沙门。拓跋焘继位之初也是如此，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是，佛教的发展，也给北魏的统治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和影响。 佛教势力的发展，佛教徒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控制的户口相应减少，拓跋焘在位时，东征西讨，南北设防，尤需大量人力；佛教所宣扬的理论虽然从本质上讲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但个别僧侣的夸诞大言也会超越封建政治轨道，使得王法废而不行；尤其是北魏初承汉代遗风，谶纬方术流行，无论朝廷民间都笃信不疑，拓跋焘也是如此，军政大事往往先予卜问，一些佛教徒也借助于鬼神方术扩大其影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拓跋焘皇权的加强。太延四年（438），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拓跋焘又下灭佛诏，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曹，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到长安，其随从牧马到一寺院，发现内藏武器，遂报告拓跋焘，经搜查后又发现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密室等不法证据。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是年，拓跋焘发出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将灭佛推向了高潮。 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浚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发展。 晚年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二月，拓跋焘亲领步骑十万攻宋，连下南顿（治今河南项城西）、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二郡，进围悬瓠（今河南汝南县），宋军守城之人虽不满千人，但拼力固守，拓跋焘攻城四十二天不克，刘宋援军已到，只得退兵。 是年，司徒崔浩修撰国史，实书拓跋氏祖先事迹，并刻之于石，列于衢路，引起拓跋贵族的不满，拓跋焘诏令诛浩及参与修史的宋钦、段承根等人，共一百二十八人，皆灭五族，与崔氏为姻亲者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也未能幸免，并皆灭族。崔浩之诛成为北魏时期一场最大的文字狱。是年七月，刘宋大举伐魏，青、冀二州刺史肖斌率军攻济州；臧质、王方回领军直趋许、洛；梁、南秦、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攻汧、陇；徐、兖二州刺史刘骏和豫州刺史刘铄东西并举，太尉刘义恭总统各军。一开始，宋军进展顺利，连克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乐安（今山东博兴西南）、长社（今河南长葛东）等，进围滑台（今河南滑县东）。九月，拓跋焘领兵救滑台，大破宋军。随后，魏军分道并进，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自洛阳出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尚书长孙真趋马头（今安徽怀远南），楚王建趋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拓跋焘自领中路大军，十一月到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刘宋鲁郡太守降，拓跋焘遣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十二月，兵临淮河，魏军割芦苇编筏渡河，盱眙（今江苏盱眙）守将臧质闭城坚守，刘宋遣将军胡崇之领军二万援救，途中被魏军击败，于是淮南皆降。与此同时，其他几路魏军也相继攻克悬瓠（今河南汝南县）、项城（今河南沈丘县），占领淮西（今皖北豫东淮河北岸地区）。魏军大步推进，拓跋焘率军进至瓜步山（今江苏六合东南），高凉王那进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准备渡江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朝廷上下震恐，内外戒严，尽发民丁，王公子弟皆从役，才建立起一道防线。拓跋焘看到刘宋戒备森严，无力攻取建康，遂于次年正月，焚烧庐舍，掠民户五万余家而去。这次进攻，使刘宋受到严重损失，国力大削，元嘉之治，自此而衰矣。 正平元年（451），太子晃卒。先是，拓跋焘出征在外，以太子监国，中常侍宗爱性险暴，多行不法，与太子宠臣仇尼道盛、任平城等有隙，恐受其害，遂于拓跋焘前诬告道盛等，拓跋焘诛杀道盛、任平城，东宫官属亦多诛连坐死，太子拓跋晃忧郁而死。事后，拓跋焘频有追悔之意，宗爱恐受诛，遂于正平二年（452）三月杀拓跋焘于宫中。时拓跋焘年四十五，葬于云中金陵，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 拓跋焘在位期间，戎车四出，扫统万，平秦陇，剪辽海，荡河源，廓定四表，统一北方，为北魏武功鼎盛时期。他广泛搜罗汉族士人，整肃吏治，修订律令，督课农桑，崇尚儒学，推动了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旧史称其：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于北魏诸帝而论，此言亦不为过也。 第三节北魏孝文帝北魏自道武帝拓跋圭立国，传六代、五帝，历八十五年而至著名的孝文帝。 冯后用事，孝文垂拱孝文皇帝（467—499）讳宏，献文帝拓跋弘之长子，皇兴元年八月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紫宫。母亲李夫人，中山大族李惠之女。宏未生之时，冯太后临朝，献文帝皆听命于母后；及宏降生，太后乃归政，亲加抚养。 皇兴三年初，宏不满二岁，李夫人依旧例赐死①；六月，立为皇太子。皇兴五年八月，献文帝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延兴元年（471），时年五岁。 孝文帝初即位，太上皇总揽朝政。是时，北方连年水旱，租调繁重，官吏贪暴，百姓流离，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延兴元年九月，青州高阳民封辩聚众千余人，自称齐王。十月，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族叛魏，朔方民曹平原率众攻破石楼堡，杀军将；十一月，司马小君起兵于平陵。二年二月至三月，东部敕勒与连川敕勒相继谋叛，北入柔然；七月，光州民孙晏、河西民费也头聚众反。三年二月，朝廷发布诏令，规定凡县令能肃清一县“劫盗”的，兼治二县，同时享受二县令的待遇；能肃清二县“劫盗”的，兼治三县，三年后升迁为郡太守。二千石官吏也是这样，三年后升迁为刺史。太上皇揽政数年，还先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廉吏、严惩贪污、减轻租赋、劝课农桑等相应措施，但都收效不大，局面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据统计，仅从孝文帝即位的延兴元年至太和四年（471—480）的十年之中，有史可考的各地暴动、反叛事件就达二十几起之多，北魏政局处于严重动荡之中。 承明元年（476）六月，孝文帝刚满十岁时，太上皇帝被冯太后毒死，太后乃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二次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太和。太后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自太和元年以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太和七年（483）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八年六月，下诏班制俸禄；九年、十年，她又亲自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内容详见冯太后本传。孝文帝自幼在太后的抚育、培养下长大成人，对祖母十分孝敬，性又谨慎，自太后临朝专政，他很少参决朝政，事无大小，都要禀承太后旨意。太和十四年（490），孝文帝年满二十三岁，这时，他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卓越才华、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在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年九月，太后不幸病逝，孝文帝哀伤至极，大哭三日。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又① 北魏初，道武帝拓跋圭立制，凡后宫产男将立为储君，其母皆赐死，以防母后临朝，外戚干政，是后数世而不改，遂成制度。孝文帝始革此弊制。 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从此以后，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 迁都洛阳孝文帝继承太后遗志，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太和十五年（491）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太和十六年正月，颁布五品诏，诏令规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任的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名称虽易，但品秩如前，公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①，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北魏应承晋为水德。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 刑（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孝文帝推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是迁都洛阳。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流行的歌谣也这样唱道：“纥于山头（今山西大同市东）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在朝会上，他先让掌管宗庙祭祀、礼乐仪制的太常卿王谌占卜吉凶，一见卜得《革卦》，便高兴地说：“《革卦》的彖辞讲‘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没有什么卦比它更吉利啊！”群臣见状，不敢多言。任城王澄站出来反对，孝文帝发怒道：“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想要阻挠用兵么？”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为陛下所有，但我是国家大臣，知道用兵危险，怎能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孝文帝才消了气，说：“各人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也没什么关系。”退朝后，他立即召见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单独与澄计议说：“这次举动，的确不易。但国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不知任城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赞同地答道：“陛下要迁居中原以经略四海，百姓知道这件事应当大庆才是。”孝文帝又担心地询问道：“北方鲜卑人的习俗好依恋旧土，如果① 五行之次，即“五德终始说”，系战国时齐国阴阳家邹衍所造，它认为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土、金、水、木互为终始，周而复始，循环无穷，各个相袭的朝代也按此顺序进行统治。迁都，必将惊惶不安，为之奈何？”澄果断地答道：“非常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只要陛下拿定主意，他们还会有什么能为？”孝文帝一听，兴奋地说：“任城，你真是我的张良啊！”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桥，以备大军渡河；并亲自讲武，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选择才勇之士。七月，立皇子恂为太子，发布文告，移书齐境，声称南伐；下诏在扬、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军队；又使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北方六镇，调发精骑。至此，准备基本就绪。 八月，孝文帝拜辞冯太后永固陵，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命太尉拓跋否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与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等共同镇守关中。临行之际，太尉丕奏请以宫人相从，孝文帝厉声斥责说：“临戎不谈内事，不得妄请。”大军列队出城，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经恒州、肆州，于九月底抵达洛阳。 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孝文帝则冒雨巡视洛阳故宫旧址，可眼前呈现的却是一派断坦残壁、杂草丛生的破败景象，他感慨系之地对侍臣说：“晋室不修功德，宗庙社稷倾于一旦，荒毁成这个样子，朕实在感到痛心。”说完，潸然泪下，吟诵起《黍离》诗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①吟到伤心处，侍臣们也跟着流起了眼泪。接着，观洛桥，临太学，观石经。在洛阳稍事休整后，又诏令六军继续南进。孝文帝身着戎装，手执马鞭，策马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群臣们经长途行军跋涉，疲惫不堪，都不愿冒雨继续前进，于是纷纷跪于御马之前，磕头泣谏，请停南伐。孝文帝故意责问道：“庙算已定，大军将继续前进，你们还啰嗦些什么？”尚书李冲等人谏道：“此次举动，天下人都不愿意，唯独陛下要这样做；臣不知陛下违众南伐，究竟是为了什么？臣等敢以死相请。”孝文帝大怒道：“我方要经营天下，统一全国。你们这批儒生，屡屡阻疑大计。若再胡言，当以军法从事。”安定王休等人又再三哭谏，孝文帝余怒未息，乃晓谕群臣说：“这次兴师动众，规模不小，动而无成，拿什么向后世表示？如果就这样班师，怎能垂名千载！若不南征，即当迁都于此，机不可失，诸位王公大臣以为如何？计议已定，不得旋踵。想迁都的站到左边，不想迁都的都站到右边。”话音刚落，安定王休等人一齐站到了右边。南安王桢等人见势不妙，赶紧进言道：“古人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若停南伐之谋，迁都洛阳，这才是臣等的愿望、百姓们的一大喜事啊！”群臣齐呼“万岁！”当时许多鲜卑大臣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 李冲上言说：“陛下将定鼎洛邑，宗庙宫室不能坐在马上游行等待。愿陛下暂还平城，待臣下经营竣工，然后准备文物，御驾光临。”孝文帝果断地答道：“朕将巡察州郡，至邺城小停，开春即回，不宜返归旧都。”乃派任城王澄回平城，将迁都之事告谕留守百官，并意味深长地勉励他说：“今① 《黍离》诗是《诗经·王风》中的一首诗。西周亡后，东周大夫过镐京，见到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不胜感慨，因作此诗。全诗共三段，这里仅录其一，大意是说镐京的故宗庙宫室旧基上长满了茂盛的禾黍，诗人从这里缓步走过，心神不定，像是寻找什么，极为伤感。指斥了周幽王等统治者残暴无道，导致亡国的罪恶。 日真是所谓‘革’啊。王要尽力而为！” 孝文帝深知，群臣对迁都一事备有异同。一次，他问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爱卿意下如何？”于烈直率地答道：“陛下深谋远虑，非愚浅之人所能测。若说句心里话，乐迁与恋旧，不过一半对一半罢了。”孝文帝说：“你既然不表示异议，那就等于赞同，就是对迁都的支持。朕派你还镇平城，留台政事一一托附给你。” 洛阳久经战乱，旧时宫室残破不堪，孝文帝驻跸洛阳西北角的金墉城。 城西有王南寺，一有闲暇，常亲诣寺内，与僧侣讲论佛义。城东北有上商里，殷顽民昔日所居之处，孝文帝改名闻义里，命朝士居处其中；朝士们迭相讥刺，不久竟纷纷离去。这年十月初，下诏征召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臣董爵共同负责营建新都洛阳；随后，率众北巡，自金墉西入河南，经虎牢城（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至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在滑台城东设坛祭庙，把迁都的事情告诉祖宗。又命安定王休率领从官赴平城迎取眷属。十一月，徙居邺城行宫。 任城王澄至平城，留守百官始知迁都，莫不惊骇。澄援引古今迁都史实，多方开导，细加解说，众人无不折服。澄遂驰马南还邺城，孝文帝得到奏报，十分高兴地说：“若非任城，朕迁都大业难以成功。” 正在这时，南齐秘书丞王肃自建邺降魏。王肃，东晋丞相王导之后，博学多通，才华出众，尤其通晓旧事。孝文帝闻王肃至邺，亲切引见，备问周至。王肃辞义敏捷，对答如流，又不失君臣之礼；当言及为国之道，乃引经据典，陈说治乱，侃侃而谈，深合孝文帝心意。孝文帝细心听纳，不断点头嗟叹，言谈之间，不觉促席近前，丝毫不感到疲倦。王肃遂趁机言及萧齐危亡之兆、可乘之机，力劝大举南伐。自此以后，孝文帝南进之心转甚，对王肃也礼遇日隆，亲贵旧臣莫能相间，每每屏退左右与王肃单独谈论，有时谈至深夜而不罢。王肃也尽忠竭诚，无所隐避。自是君臣相得，如刘备之与孔明。时孝文帝方欲大兴礼乐，变革旧俗，凡朝仪文物，多由王肃主持制定。孝文帝十分器重这位汉族大臣，亲切地呼他为“王生”。 太和十八年（494）一月，孝文帝回到洛阳。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说：“听说陛下今夏将巡视中山。去冬陛下驻■邺城，正当农隙之时，犹比屋供奉，百姓不胜劳费；况夏月正是收蚕割麦季节，农事极忙，百姓将何以堪命！且六军于酷暑中行军，恐生疾疫。臣愿陛下早还平城，既省各州供张之苦，又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早日完成洛都营缮工程。”又说：“洛阳宫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早有人讥讽他太奢华。现今营缮，宜加裁减。又近年以来，平城官宦富室，竞起第宅，以豪华相尚，宜因迁徙之机，设立制度，加以节制。”孝文帝看罢表章，连声道好，多所采纳。 三月，孝文帝北巡至平城，临太极殿，引见留守百官大议迁都。他晓谕群臣说：“朕将迁都洛阳，诸位大臣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燕州刺史穆罴首先出班跪奏道：“迁都事大，依臣愚见，不宜迁都。”孝文帝平心静气地问道：“你就讲讲不能迁都的理由吧！”穆罴振振有词地说：“国家北有柔然之冠，南有荆扬（指南齐政权）未曾宾服，西有吐谷浑之阻，东有高句丽之难。四方未能平定，国家尚待统一。以此相推，所以不可。况征讨四方，需要大量戎马，如果没有马，怎能取得胜利？”孝文帝反驳说：“马常出北方，牧场设在代郡，何必担心无马？今代郡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正因这个缘故，所以要迁都中原。”穆罴仍不服气，接着非难道：“臣听说黄帝都于涿鹿。以此说来，古代圣王不必都要定都中原。”孝文帝应声答道：“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也迁都河南。”尚书于果接着奏道：“臣不以为代郡胜过伊、洛之美，但自先帝以来，久居此地，百姓已安，一旦南迁，众人未必乐意。”平阳公丕以老臣自居，也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陛下去年亲率六军南讨萧氏，到了洛阳，派任城王澄至平城宣旨，命臣等议论迁洛。初奉恩旨，心中惶惑。迁都大事，应当讯问卜筮，审定是否大吉，然后定夺。”孝文帝耐心地回答道：“周公、召公是古代圣贤，乃能卜居相宅，往营洛邑。今日没有这样的圣贤，占卜又有什么益处！况且《左传》上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黄帝占卜不成功，贤哲天老也说是‘吉’，黄帝听从了他的话，终至昌盛吉利，这样，具有全德的人预计未来就比龟卜还正确。作帝王的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哪能常居一地！朕的远祖，世代居于塞外荒凉之地；平文皇帝开始都于东木根山，昭成皇帝营建盛乐（今内蒙呼和浩特市）新城，道武皇帝又迁都平城，朕为什么就不能迁都中原？”一席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文恩等虽仍抱着顽固态度，也都辞屈而退。第二天，孝文帝亲临朝堂，宣布诏令，部分迁都洛阳。 秋七月，孝文帝离平城继续北巡，临朔州，登阴山，观云川，视察怀朔、武川、抚冥、柔玄等军事重镇。所过之处，问民疾苦，贫窘、孤老之人分别赐以粟帛。九月中旬，返归平城宫，喘息未定，又颁行三载考绩之诏，临朝堂亲自黜陟百官，尚书令陆叡、左仆射元赞、尚书于果、散骑常侍元景、中庶子游肇等十余人，因不能尽职尽能、犯颜直谏，或解任、或降官、或削夺俸禄，并当面列举他们的过失，依法而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居功骄傲，也被解除少保之任。孝文帝又意味深长地对陆叡说：“鲜卑人每每讲‘鲜卑习俗质朴粗鲁，何用知书！’朕听到这样的话，心中真不是滋味。现今知书的人很多，岂能都是圣人，就看他学不学啊！朕亲政九年，对百官实行三载考绩，复兴礼乐，志在移风易俗，开导亿万百姓。朕为天子，何必要迁居中原！正是想让你们的子孙后代逐渐接受好的风俗、博见多闻。若是永居代北，再碰上不好文的帝王，那就不免要面墙啊！”陆叡假惺惺地答道：“确实如圣上所言。匈奴人金日c 不入汉朝作官，怎能七世知名。”孝文帝听罢甚为高兴。 十月，以太尉、平阳公丕为太傅，录尚书事，留守平城。孝文帝拜辞太庙，奉迁祖宗牌位，从平城出发，经邺城，于十一月下旬回到洛阳。为清定流品，他以清河大族、尚书崔亮为吏部郎，负责选举；为解决迁洛后战马缺乏的问题，他命后军将军宇文福巡视牧地，选定洛阳稍北的河南孟县一带作为新牧场，取名河阳牧场，每年从河西走廊的河西牧场将大批牲畜先徙牧并州（今山西一带），再步步南迁到河阳，这样可使牲畜渐习水土，不至死伤。河阳牧场常年畜养戎马十万匹，杂畜无数，以宇文福为司卫监，专事管理，致使牲畜蕃滋，略无耗失。 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且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十二月二日，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几天后，又下诏免除代迁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政府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 恰在这时，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杀海陵王萧昭文，篡位自立，称明帝。消息传来，孝文帝怒斥萧鸾不忠不义，遂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他先派行征南将军薛真度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锺离，平南将军刘藻向南郑，分四路大举伐齐。十二月底，又亲率大军三十万南伐，渡淮河直抵寿阳。由于寿阳防守严密，魏军不能攻下，只好放弃寿阳沿淮河东攻锺离。刘昶、王肃众号二十万，并力围攻义阳，结果遭到齐军的内外夹击，被迫解围而去。锺离也久攻不下，魏士卒死伤严重，其他几路人马也先后受挫。次年三月，孝文帝被迫撤兵，返抵彭城时，从平城传来冯熙病逝的噩耗。冯熙，冯皇后之父，孝文帝之岳丈，官拜太师。不愿迁都的太傅、录尚书事拓跋丕与尚书令陆叡急忙派人送来表章，请孝文帝回平城奔丧。孝文帝十分气恼地说：“开天辟地以来，哪有天子从远方为舅①奔丧的事！现在刚开始经营洛阳，岂宜妄相诱引，陷君不义！留台令、仆以下，可付御史贬官。”他下令就地为冯熙举哀，派人迎冯熙灵柩，南葬洛阳。四月下旬，孝文帝入鲁城（今山东曲阜），亲自祭祀孔子，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在孔氏宗族中选取一人封崇圣侯，并命兗州修复孔子墓，重新树碑勒铭。离开鲁城，北入碻磝（今山东茌平古黄河南岸），命掌管礼仪的谒者仆射成淹准备舟楫，打算从泗水入黄河，沿河溯流西上还洛。成淹谏道：“河水凶猛湍急，陛下不宜乘船。”孝文帝回答说：“因为平城无漕运之路，故京邑人民贫困。现今迁都洛阳，将使四方运路畅达，而黄河急浚，人们都感到难以涉渡。朕这样做，正是为了开导百姓之心。知卿一片诚意，而今天却不能接受你的建议。”太和十九年（495）五月下旬，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不顾鞍马劳顿，又立即召集群臣，商议禁绝胡语。他问群臣道：“你们想使魏朝与殷、周比美，还是想让汉、晋独自超越前代？”咸阳王禧答道：“群臣愿陛下超越前代圣王。”孝文帝又问：“然则应当变风易俗，还是继续因循守旧呢？”禧答道：“愿圣上政治日新。”孝文帝接着问：“仅仅为了自身，还是想传给子孙后代呢？”禧答道：“愿传之百世。”孝文帝说：“如果这样，那就必须改革，你们就不得违令了。”继而向百官宣布道：“从今以后要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族语言，一律使用华语。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或许难以骤然改变；三十以下，凡朝廷中一切人等，不得使用旧语。若明知故犯，则降爵黜官，各人宜深以为戒！”并当众严厉斥责尚书左仆射李冲说：“朕曾与李冲议论此事，李冲却说什么‘四方之人，言语不同，不知当以谁为是？帝王说的，即是标准语言。’李冲这番话，罪行当死！”因而又面对李冲数落道：“你辜负了国家，应当令御史牵下治罪！”吓得李冲赶紧脱下官帽，连连叩头请罪。接着，孝文帝又严厉谴责留守官员说：“昨日望见妇女仍然① 古人称妻的父亲为外舅，也简称舅。 穿着夹领小袖，你们为何不遵前诏？朕的话如果不对，你们应当廷争。如何入则顺旨，出则不从呢？”众官员一齐请罪。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①当月，孝文帝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为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数间房屋，尽力伊、 ，人急其务，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个体农民。孝文帝又依据古代《周礼》中的制度，下诏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颁行全国。 是年八月，洛阳金墉宫建成，诏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一天，孝文帝在侍臣的陪同下，游览宫内的华林园，观赏昔日的景阳山，这两处名胜都是曹魏明帝所修，一度奢华无比，后因长期的兵燹战乱而残破。黄门侍郎郭祚进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应该把它们重新修复。”孝文帝触景生情，慨叹道：“魏明帝以奢侈而失于前，朕岂可因袭于后啊！”九月，新都营缮工程初步告竣，平城六宫、文武全部迁到了洛阳。是月，皇弟高阳王雍出任相州刺史，临行之际，孝文帝告诫说：“作牧亦易亦难，‘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难。你要以此为戒。” 魏晋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孝文帝加以仿效。这年十二月初一，他在光极殿引见群臣，当众宣布九品法令，准备大选百官。并对群臣说：“国家向来有一事可叹：这就是臣下都不肯公开指出君主得失。人君所忧虑的是不能纳谏，人臣所忧虑的是不能尽忠。自今以后，朕举荐一人，如有不可，你们要直言我的过失；若有才能之士而朕不能察知，你们也应当举荐。如能这样，得人的有赏，不说的有罪，你们应当知悉。”十二月三十日，大会群臣于光极殿，颁赐官帽朝服，改易胡服，百官列位，朱紫满座，好不热闹。 北魏初至太和以来，未尝用钱，公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商品货币经济趋于停滞状态。这一年，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亦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求钱币质量，精益求精，不能杂以它物。新币铸成后，下令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五铢钱很快通行北方各地，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奚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鲜卑族在汉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弟聘室，命长弟咸阳王禧聘故颍川太守陕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阳王羽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① 《魏书·高祖纪》。 王勰聘廷尉卿陕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祥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六个王妃中，除代郡穆明乐女出于鲜卑八大贵族之一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 孝文帝还采用魏晋的门第等级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分姓定族，根据姓族等级高低分别授以不同的官位、给予不同的特权。他在诏书中说：“代郡人原先都没有姓族，虽是功臣贤人的后代，也都分别不清。”他把功劳的大小和官爵的高低作为制定姓族的唯一标准。姓高于族，符合规定的称郡姓，郡姓之中又按上述标准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称为四姓。诏文中规定得很具体：除帝室元氏及与帝室同宗的长孙、叔孙、奚氏等以外，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自道武帝拓跋圭以来，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故居鲜卑各姓之首，与汉族郡姓中的四姓①比肩，不得授以低官或浊官，只能做正员郎以上的清官。而原来是部落大人，从皇始（拓跋圭入主中原后所改的年号，即396—397）以来，三世官位在给事以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的为姓；若原来不是部落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位在尚书以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位的也为姓。虽属部落大人的后代而官位不显赫的为族；若原来不是部落大人而官位显赫的也为族。并令司空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人按上述规定详加审定，列出簿帐，奏报皇上核准。与此同时，又诏令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等人条定各州汉人士族，分为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对原有门第等级作了很大变动。 有一次，孝文帝与朝臣们共论海内姓族及人物，许多大臣认为薛氏应为河东大族。孝文帝反对说：“薛氏是蜀人，岂能入郡姓！”当时担任禁卫的直阁将军薛宗起执戟站立殿下，闻听此言，愤愤不平，出列奏道：“臣的远祖广德，一生在汉朝作官，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经二代后，薛家又迁回河东，至今六代相承，不是蜀人了！陛下是黄帝后代，受封北土，难道也可以说成是胡人吗？今日不能入郡姓，臣就不活了！”说完，恨恨地把戟摔在地上，砸得粉碎。孝文帝看到这种情况慢慢地说：“那么，朕为甲姓，你为乙姓，怎么样！”于是乃以薛氏入郡姓，然后幽默地说：“你不是‘宗起’，而是‘起宗’了！” 又有一次，孝文帝与群臣共论选举事，他问臣下说：“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这事果真如此吗？”李冲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道：“不知自古以来，设官列位，是为高门大族的子弟，还是为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孝文帝回答说：“当然是想使国家得到治理。”李冲又问：“如果这样的话，陛下今日为何专崇门品，而不发布选拔贤才的诏令？”孝文帝不以为然地说：“假如有超人的贤才，不怕不知道。然而那些门第高贵的君子，即使无治世之才，也会有很好的德行，朕所以要重用他们。”李冲有点激动地说：“傅说起于版筑，吕望起于屠钓，这样的贤才怎能按门第得到！”孝文帝随口答道：“非常之人，世上也只有一二个罢了。”著作佐郎韩显宗也带着几分不满的口气说：“陛下岂能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孝文帝赶忙分辩道：“真正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的人，朕也不拘此制。”过了几天，大将军刘昶自彭城入朝，孝文帝向他抱怨道：“有人讲只重才能，不拘门第，朕以为不能① 此处四姓是指魏晋以来的汉族地区依据官爵、门第高低而划分的甲、乙、丙、丁四个等级，不是指具体的某四个姓。 这样。为什么？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等级无别，这怎么行呢？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等；九品以外，小人之官又有七等。若有贤才，可起家作三公。正因为担心人才难得，不可只为一人而乱了我的制度。”于是，诏令诸郡中正，分别按门第高低，列出本地姓族作为选举格，取名“方司格”，吏部必须依据门第等级来选拔官吏，这样就正式确立了北朝的门阀制度。 同年三月的一天，孝文帝于华林园大宴群臣。盛宴之上，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和鲜卑人喜好的羊肉酪粥，君臣们共庆改革的胜利。豫州刺史王肃初入北魏之时，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常吃饭食鱼，尤好饮茶，京师士子说王肃一饮一斗，给他送个外号叫“漏卮”。但这次王肃却吃了很多的羊肉酪粥，孝文帝奇怪地问道：“你喜中原口味，羊肉比鱼汤怎样？饮茶比酪浆如何？”王肃幽默地回答说：“羊肉是陆产之最，鱼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都是珍品，从味道说，各有千秋。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好比邾、莒小国，唯茶不中，与酪作奴。”孝文帝大笑，兴致盎然地设了一个字谜作酒令，让群臣自猜，只见他高举酒杯道：“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锺。”御史中尉李彪聪明多智，应声答道：“沽酒老妪瓮注瓨，①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右丞甄琛接着答道：“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彭城王元勰也大声地说：“臣猜它是个‘习’字。”三人都猜对了，只是李彪、甄琛答得含蓄，而且语句对仗、押韵，紧扣谜面，又富有文采，孝文帝高兴地把金锺赐给了首先猜对的李彪。孝文帝设‘习’字谜为酒令，用心良苦，暗示臣僚们不要再留恋旧都、反对汉化，习惯就好了，也不要把汉化的责任推到王肃等汉族大臣身上。 镇压反对改革的叛乱然而，事隔不到半年，一场反对改革、反对汉化的武装叛乱便从朝廷内部发生了。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一个多月后，元恂伤势有所好转，方能起床行走。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太子的两个老师太傅穆亮、少傅李冲一齐脱帽叩头请罪，孝文帝说：“你们请罪是出于私情，我所议论的是国事。‘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日元恂想违父叛逃，跨据恒、朔二州，犯了天下的头条大罪！这个小子今日不除掉，乃是国家大祸，待我百年之后，恐怕又要发生晋末的永嘉之乱。”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给些布衣粗食，不至饥寒而已。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① 瓮，wěng，一种口较大的陶制器皿，可盛水、酒等物；瓨，róng，一种长颈陶器，口小。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敛以粗棺常服，就地埋葬。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说：“穆泰图谋不轨，扇诱宗室。今迁都不久，北人恋旧，倘或发生叛乱，南北纷扰，朕洛阳就难以保住。这是国家大事，非你不能办。你虽有病在身，但要强打精神为我去北方跑一趟。要根据形势，妥善处理。如果叛党势弱，就直接前往擒获；若已强盛，可用我的命令调发并、肆二州的军队进行出击。”元澄答道：“穆泰等人愚蠢而糊涂，正由于迷恋旧生活才这样做，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臣虽不才，足以制伏他们，愿陛下不必担忧。臣这点小病，怎敢辞绝呢！”孝文帝笑着说：“任城肯去，我还有什么忧虑的！”遂授给元澄节、铜虎符、竹使符，配给部分禁卫军，让他代领恒州刺史。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孝文帝大喜，召见公卿大臣出示奏章说：“任城可谓社稷之臣。看他审案的狱辞，就连古代的皋陶也未必能超过他！”皋陶，传说是禹的大臣，掌刑罚。又面对咸阳王禧等人说：“你们当此重任，未必能够办到！” 太和二十一年（497）正月，立皇子元恪为太子。二月，孝文帝北巡，准备到平城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途中经过上党铜鞮山，看到路旁有十几棵大松树，一时诗兴大发，边走边作起诗来。眨眼功夫，诗就作成，命人拿给彭城王元勰看，很自信地说：“我开始作此诗，虽然不是七步，但也说不上远。你也作一首，等走到我这里，诗要作成。”当时元勰离他仅十几步远，遂且行且作，还没走到其地就作成了。诗写道：“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①孝文帝大笑道：“你这首诗也是笑话我罢了。”不数日，来到平城，劳问任城王元澄等人，引见穆泰、陆睿及其党羽，经讯问，没有一个含冤叫屈的，人们都很佩服元澄明断。穆泰及亲党全部被杀；陆睿赐死狱中，妻子流徙到辽西为民；元丕免死，留下后妻、二子，一同发往太原为百姓，杀元隆、元超与同母兄弟乙升，余子徙敦煌。这次叛乱，留在平城的鲜卑旧贵族多数都参与了，只有于烈一族没有卷入。因此，于烈更加① 《魏书·彭城王勰传》。 受到孝文帝的器重，后来被提升为领军将军。 叛乱平息后，孝文帝以鲜卑旧贵和北方各少数族酋长不堪暑热，允许他们秋居洛阳，春还部落，当时人称他们为“雁臣”。 御驾南伐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黄河，东还洛阳。返京后的第三天，即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再次大举南伐。就在这时，中书监魏郡公穆罴与穆泰通谋一事败露，虽在大赦之后，仍被削官爵为民；罴弟司空穆亮也被迫辞职。 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澄与仆射李冲、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勰辞谢说：“亲疏并用，古人之道。臣是何等样人，屡蒙陛下宠授！过去陈思王曹植上表魏文帝，求自试率兵攻吴蜀，而得不到允许，今日我不请而授以征伐重任，怎么差别这样远啊！”孝文帝听后大笑，拉着元勰的手，亲热地说：“二曹以才名相忌，我和你以道德相亲。你只要克己复礼，何必再管其他事情。” 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齐南阳太守房伯玉据内城拒守，孝文帝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我这次要荡平南方，统一全国，不像以前那样冬来春去，没有克获，决不还北。你这座城池首当其冲，不得不先攻取，远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斩首示众，事在顷刻之间，宜加三思。”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理事。回京后的第二天，便在宫中引见大臣，他面带怒容地责问任城王澄说：“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以来，旧俗多少有些改变不？”元澄见问，心中惶恐，小心翼翼地低声答道：“圣上教化日新。”孝文帝斥责说：“朕昨日入城，看见车上的妇人还头戴帽子、身着小袄，怎能说得上日新！若是如此，你等为何不加查看？”戴帽、穿小袄，是鲜卑妇女旧服，故被责问。元澄解释说：“穿旧服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一听，心中十分不快，继而说道：“太奇怪了！任城的意思是想使洛阳全城尽着旧服么？这不就叫做一言可以丧邦吗？可令史官记下。”元澄与留守百官面面相觑，一齐脱帽请罪。 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的军事压力。孝文帝十分忧虑地与任城王澄计议道：“显达侵扰，朕不亲自出马就无法制伏他。” 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孝文帝自染病以来，彭城王元勰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动怒，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元勰乘间劝谏，多所匡救。于是以元勰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统领全军。元勰辞谢说：“臣侍候疾病，苦无空闲，怎能治军？愿更选一王，总管军权，臣得以专心侍奉医药。”孝文帝感慨地说：“侍疾、治军都要依靠你。我病成这样，恐怕不行了。安六军、保社稷，除了你还能有谁！怎能更选他人以违推心相托之意呢？”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孝文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均口一战，齐军大败，主帅陈显达化装南逃，丢失军资以亿计，尽为北魏所得，魏军乘胜追奔至汉水而还，齐军十之七八被杀或投水自溺而死，死者三万余人。 三月底，孝文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对元勰说：“我的病日益严重，只怕难以再起。这次虽然摧破了陈显达，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依，唯在于你。过去霍光、诸葛孔明以异姓受顾托之命，何况你是亲兄弟，且有贤德，能不努力！”元勰哭着回答说：“臣以至亲，久参机要，职位显赫，海内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辞，正依恃陛下明如日月，请宽恕臣不知退避的过失。今又委任首辅，总握机政；震主之威，必然取罪啊！如此，虽则陛下爱臣，却又未尽始终之美。”孝文帝默默无言，考虑了很久，说：“详细思虑你的话，确实有道理。”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祥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元禧，尚书右仆射元澄等六人共同辅政。临终，遗命众宰辅说：“..迁都洛阳，定鼎河湹，期望荡平南方，复礼万国，上可光耀祖宗，下可普济苍生。怎奈病魔缠身，早离人世，大志难遂。诸位公卿大臣要好好辅佐继子，兴我魏室，不也很好么？大家尽力吧！”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 彭城王勰与任城王澄秘密商议，恐凶讯外露，陈显达返兵追逼，故秘不发丧；行抵宛城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太子元恪，将凶讯密告留守于烈。太子至鲁阳，乃发丧，即皇帝位，是为宣武帝。 五月，葬孝文帝于长陵（洛阳湹水以西），庙号高祖。 评价孝文帝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子》、《老子》，尤其通晓佛教义理。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论道。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辞旨可观。自太和十年以后，诏令、策书皆亲手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也都亲自下笔。其他文章，不下百余篇。爱惜人才，亲贤任能，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见知，崔光、刑峦之徒以文史显达；对有才能的大臣十分器重，不吝爵赏，如对元澄、李冲、王肃、高闾、宋弁等都一一予以重用，他们在制礼作乐、改革旧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勤于为政。操劳于朝堂之中，奔波于疆场之上，十几年如一日。祭天地、五郊，祀宗庙，常必躬临，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审阅；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常说：“人君怕的是不能处心公平，推诚待人。能做到这两点，则胡、越之人都可以变得如亲兄弟。” 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他常对史官说：“直书时事，无隐国恶。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写，将何以有所畏惧。”而用法严谨，虽王公、贵戚、大臣也从不宽贷；然不计小过，宽以待人。左右进食，曾于食中得虫，又进汤误伤帝手，都是一笑了之。 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孝文帝说：“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就行了，不要除草、铲得过平。”在淮南行军，如在境内，禁止士卒踏伤粟稻，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所用鞍勒仅铁木而已。 孝文七子孝文帝有七子：林皇后生废太子恂。文昭高皇后生宣武帝恪、广平文穆王怀。袁贵人生京兆王愉。罗夫人生清河文献王怿、汝南文宣王悦。郑充华嫔生皇子恌，未封王，早夭。 元恂，字元道，孝文帝长子。生而母死，冯太后亲自抚养，常置左右。 太和十七年七月，立为皇太子；二十年，改字宣道，十二月被废；次年四月赐死河阳，年十五。内容详见前文。 宣武帝元恪，孝文帝第二子。太和七年闰四月生于平城，二十一年正月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夏四月即皇帝位于鲁阳。在位十六年，延昌四年（515）正月卒，时年三十三，葬于景陵，庙号世宗。 元愉，字宣德，孝文帝第三子。太和二十一年封京兆王。愉好文章，喜诗赋，接引才人，广招儒学宾客，置于馆舍之中，颇加优礼。所得谷帛，多用于散施。又崇信佛道，布施不资。然性奢侈，贪纵不法，出为冀州刺史。因不满外戚高肇擅权，永平元年（508）八月于冀州起兵谋逆，自称皇帝，兵败被执送京师，途中绝气而死，年二十一。 元怀，孝文帝第四子，封广平王。史籍缺载，事迹不详。 元怿，字宣仁，孝文帝第五子。太和二十一年封清河王。怿有才学，长于为政，明于决断，判事甚有条理，名声著于远近。魏明帝世，灵太后临朝，权臣当道，宦官干政，政治腐败。元怿竭力匡辅，以天下为己任，对领军元叉等人裁之以法，引起元叉的忌恨。正光元年（520）七月，元叉与宦官刘腾逼迫明帝，幽闭灵太后，囚禁元怿，诬怿罪状，遂害之，时年三十四。 汝南王悦，孝文帝第六子，好读佛经，浏览书史，为性放荡，清狂莫测。好左道，合服仙药松术等物，常外出采药，宿于城外小人之所；又不与妃妾同居，而更好男色。及清河王怿为元叉所害，悦了无仇恨之意，反而奉承元叉。叉大喜，以悦为侍中、太尉。北魏末年，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大诛元氏宗室，悦南奔梁，梁武帝厚相资待，立为魏主，置于境上。及高欢诛尔朱荣，以悦为孝文帝之子，乃征入朝，欲立之。悦既至，清狂如故，多罪失，故不得立。孝武帝初年，遭忌被杀。 第四节文明太后冯氏临朝听政在北魏历史上，文明太后冯氏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杰出女政治家。 冯氏（442？—490），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祖父冯弘，北燕末代国王。北魏兵临和龙，冯弘弃城奔高丽；其子冯朗、冯邈降魏。后来，冯朗官至北魏秦、雍二州刺史，封西郡公。冯氏是冯朗之女，生于长安。 当冯氏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的时候，晴天里一个霹雳，其父冯朗突然罹难被杀，顿时家破人亡了。冯氏受到株连，被没入平城皇宫，幸好她的姑母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她入宫后得到姑母的照顾。 冯氏聪明好学，在姑母的抚养教育下，不仅粗通文字，而且见识大有长进。兴安元年（452），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冯氏被选为贵人，当时她只有十四岁。四年后，她被立为皇后。 北魏前期，黄河流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生产凋敝，民不聊生。许多农民不得不投靠大族豪强，沦为荫附户。“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①。荫附户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其负担必然要转嫁到其他劳动人民的身上；大族豪强对荫附户实行残酷剥削，荫附户也痛苦不堪，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史称“世祖（拓跋焘）经略四方，内颇虚耗，既而国衅时艰，朝野楚楚”②，这就是文成帝继位时面临的社会现实。文成帝曾经采取了一些补偏救弊的措施，他派出二十多批官员巡视州郡，检查地方垦田、徭赋、吏治和刑法；他五次发诏惩治贪官污吏，并一度减轻赋税，免收相当于常赋一半的杂调。这些措施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收效甚微。 文成帝还没来得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二十六岁上死去了。冯氏痛不欲生，在举行焚烧文成帝生前衣物的仪式上，她哭喊着纵身跳入火堆，左右侍从慌忙把她拉了出来。她昏迷良久，方才苏醒过来。 和平六年（465），文成帝长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献文帝尊冯氏为皇太后。小皇帝刚刚十二岁，朝政大权操在车骑大将军乙浑的手中。乙浑心怀叵测，矫诏诛杀异己，先后杀害了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和平原王陆丽等人。四十多天内，他由车骑大将军而太尉、录尚书事，而丞相，凡三迁，位居诸王之上。 冯氏是个精明的妇人，果敢干练。十多年的宫廷政治生活，使她更加敏锐机智了。她没有沉浸在悲哀中，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周围事变。当她觉察到乙浑心术不正，谋危帝室时，便密定大计，突然以谋反罪杀掉了乙浑，然后宣布亲自临朝听政，控制北魏政治大权。 皇兴三年（469）八月，拓跋宏被立为太子。“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①。冯氏亲自抚育还在襁褓中的太子，宣称自此不听政事，还政于献文帝。据说献文帝“幼而神武，聪睿机悟”②，年纪虽小，却很有主① 《魏书·食货志》。 ② 《魏书·高宗纪》史臣语。 ① 《魏书·道武皇后刘氏传》。 ② 《北史·献文帝纪》。 意。于是乎在皇帝和太后之间出现了一场微妙的斗争。宫闱秘闻，难以尽知；史官避讳，史事遗落，如今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而已。大概由于太后经常干预和掣肘，献文帝不能自主，但又不愿当傀儡，渐渐心灰意懒，不想过问政事了，这就是他所谓“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③。后来，献文帝干脆准备禅位给他的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只是迫于冯氏的压力和群臣的反对，才传位给太子。 孝文帝拓跋宏即位的时候，还不满九岁；献文帝则为太上皇帝。冯氏为太皇太后。献文帝虽然禅位了，但是，太上皇与太皇太后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结束，而且还在逐步加深。当时，冯太后憎恶侍臣薛虎子，出之为枋头镇将，以后又借故贬黜他当镇门士。献文南巡，薛虎子候在道旁哭诉，自称横遭非罪。献文甚是同情，带他随从视察，一路上访以政事，又重新任命他当了镇将。冯太后宠幸李奕，献文却偏偏罗织罪名杀了李敷、李奕兄弟，他们的许多亲戚也受到株连。这件事激化了帝、后之间的矛盾，终于导致了承明元年（476）六月献文的暴死。甲子日，“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④。京师如临大敌，形势非常紧张。显然，这是冯太后为了对付献文而采取的一次不寻常的军事行动。六天后，献文暴死。史称“显祖（拓跋弘）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①。冯氏害死献文，决非捕风捉影之说。在这次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中，冯氏获得了完全的胜利。献文死后，冯氏称太皇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从此，她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直到太和十四年（490）九月病死的时候为止。 锐意改革当时，北魏的政治局面很不景气，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由于没有俸禄，官吏贪赃枉法，侵削黎民百姓者比比皆是。大族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奴役依附农民。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从而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北魏的统治已经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了。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冯太后。她所接受的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起了良好的作用，历年的政治斗争也使她变得更加成熟了。于是，在她的主持下，北魏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北魏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 首先是实行均田制。 针对牛疫流行，耕牛死伤过半，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的状况，太和元年（477），冯太后采取临时措施，下令各地抓紧耕垦，限定“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②。但是，耕垦要有可供耕垦的土地，要有耕垦土地——哪怕是荒地的权利。农民没有地种，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一点，冯太后后来逐渐意识到了。 主客给事中李安世是个有识之士，他首创均田之议。他在上疏中说：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子孙既立①，始③ 《北史·献文帝纪》。 ④ 《魏书·高祖纪上》。 ① 《魏书·文成皇后冯氏传》。 ② 《魏书·高祖纪上》。 ① “子孙既立”句，《魏书·李孝伯传兄子安世附传》原文为“三长既立”，此据《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违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②。李安世的建议不但切中时弊，而且切实可行，深得冯太后的赏识。虽然有不少代表大族豪强利益的官僚权贵不赞成，认为均田“无益”③，但都不能动摇冯太后的决心。太和九年（485）十月，冯太后颁布均田诏令。诏令说：“如今富强者兼并山泽，而贫弱者无栖身之地，导致土地不能充分利用，百姓没有丝毫积蓄。有的人为争地畔而身死，有的人因饥馑而流亡，这样下去，希望天下太平，百姓丰足，怎么可能达到呢？现在派遣使者到各州郡，与州牧太守平均分配天下土地，土地的还、受以生死为界限，通过均田劝课农桑，建立富民的根本。” 均田从“方割”京畿及京城国有土地开始④，“方割”者，就是把土地划分成一块块，按人口分给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均田令规定：授予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又授予男子桑田二十亩，或麻田十亩。受田者身死或年过六十，露田归还国家，桑田或麻田不还。许多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也重新返回家园，大片荒芜的土地被开恳出来，残破不堪的农村渐渐有了生气。 后来，大约在太和十一二年（487、488）的时候，有一次，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冯氏引见王公大臣，孝文帝问：“前几年方割畿内及京城三部田地给百姓，很有些好处吧？”南部尚书公孙邃回答说：“自从方割以来，种种赋税的征收容易多了，实在大有好处。”文明太后说：“许多人都说没有好处，卿的见解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关键了。” 统治者最关心的是赋税的征收，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他们就认为大有好处。因为他们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这毫不奇怪。不过赋税容易征收，不也说明生产有所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吗？ 均田令虽然对大族豪强兼并土地有一定的限制，但基本上没有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均田令规定奴婢同平民一样受田，耕牛也可以受田，四头以内，每头受田三十亩。这就保证他们可以占有比平民百姓多得多的土地。政府并没有夺取他们的土地分给百姓，用于分配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和荒地。因此，大族豪强虽然不赞成均田，但也没有酿成风波。 其次是实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 在实行均田制的过程中，荫附户的问题非常突出，北魏“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①，大批农民继续控制在大族豪强的手里，均田制将进行不下去，国家通过均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也会落空。于是，在均田制实行的次年，即太和十年（486）初，内秘书令李冲上疏，首倡实行三长制和与三长制并行的新租调制。李冲说：“应该效五《邦计部·田制门》径改。 ② 《魏书·李孝伯传兄子安世附传》。 ③ 《魏书·公孙表传孙邃附传》。 ④ 《魏书·公孙表传孙邃附传》。 ① 《魏书·李冲传》。 法古制，五家设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选取乡里中能干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免一人征戍，里长免二人，党长免三人。三年没有过失就升一等。百姓租调：一夫一妇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尚未婚娶的男女，四人缴纳一夫一妇的租调，从事耕织生产的奴婢，八口相当未婚娶者四人的租调，耕牛二十头相当于奴婢八口。生产麻布的地区，以布代帛。”冯太后一面读奏疏，一面叫好。 冯太后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建立三长制问题。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反对三长制，他们说：“李冲要求设立三长，目的在统一法令。他的意见似乎可用，其实难以实行。”郑羲甚至说：“如果不相信臣的话，可以试行，等待失败以后，就可以知道臣说得不错。”太尉拓跋丕支持改革，他说：“臣以为如果实行三长制，于公于私都有好处的。”多数人对实行新制虽然没有异议，但认为在课调期间去清理户口，新旧未分，容易引起民众不满，不如过了秋天，等到冬闲季节进行为好。这时，李冲说：“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趁发调建立三长，百姓只知道设立三长、清查户口的麻烦，而看不到徭役公平、赋税减轻的好处，才会产生不满情绪。所以，趁课调期间实行新制，让百姓知道赋税公平了，他们既能理解，又得到好处，实行起来就容易了。”著作郎傅思益反对新租调制，他说：“九品征调的办法实行已久，一旦轻率变更，恐怕要引起骚动。” 冯太后倾听和比较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后，果断地说：“建立三长制，课调有固定的数量，赋税也有固定的分额。苞荫户可以分离出来，投机取巧的人也受到限制。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实行呢！” 这年二月，冯太后下诏说：“很早以来，各州户口不实，包藏隐瞒，损公肥私。富强者绰绰有余，贫弱者不足糊口，然而赋税一样，没有轻重的差别；力役也一样，没有多少的不同。虽然规定九品之制，但不论土地肥瘠；虽然规定均输办法，但不别蚕织之乡。今革除旧制，实行新法，建立里、党。各地州牧太守，务必告喻百姓，使大家知道去烦就简的必要。”她还派遣官吏到各地核实户口，建立新的户籍。豪强大族抵制和反对实行三长制，但慑于北魏强大的中央集权，并不敢轻举妄动。多数农民拥护新制度，新制度使他们得以摆脱豪强的控制，多少减轻了负担。三长制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于是海内安之”①。 再次是实行俸禄制，打击贪官污吏。 北魏早期的统治者以掠夺战争为事，官吏参与掳掠，接受赏赐，而没有俸禄。这种落后的制度一直沿袭下来，致使贪官成群，贪污成风，吏治败坏。虽然后来的统治者再三整顿吏治，但收效甚微。太和九年（485），冯太后制定俸禄制度，并规定实行俸禄制度以后，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罪。 太和十三年（489），雍州刺史、南安王拓跋桢和怀朔镇大将、汝阴王拓跋天赐因贪污受贿受到弹劾，许多王公大臣都替他们说情。冯太后气愤地说：“他们不遵奉法度，贪赃聚敛，按照他们所犯论罪，应当处死。你们大家以为应该保护亲人废弃法令，还是应该大义灭亲维护法令呢？”后来二王虽没有被处死，但也受到削除官爵、禁锢终身的处罚。直到冯太后死后，孝文帝才重新起用拓跋桢。 此外，冯太后还主持制定了一些汉化政策。她重视儒家教育，最早在地① 《魏书·食货志》。 方上设立乡学，每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以后大郡增置助教二人，学生增加到一百人；小郡学生也增加到八十人。她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封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她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又严令禁止鲜卑同姓通婚的落后习俗。这些，都可以说是孝文帝后来推行汉化政策的先声。 治事苛严，厉行节俭冯太后对孝文帝管教很严，她要求孝文帝身旁的内侍十天内要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表现，不汇报则加以责罚。有的内侍搬弄是非，因此孝文帝每每挨打，有时被杖责几十下，虽然受了委屈，也默不作声。冯太后还曾经有意废孝文而另立咸阳王禧，因拓跋丕、穆泰、李冲等人固谏才作罢。“自太后临朝专政，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①。即使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了，也是如此。孝文不参决干预大政，而冯太后常常独断，事情办了也不告诉孝文一声。这固然与冯太后对孝文严苛管教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孝文对祖母心悦诚服，衷心钦佩，因为孝文帝后来完全忠实地继承了冯太后的事业，继承了冯太后制定的政策。 冯太后以女主临朝，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她不能不对可能动摇其地位的人实行严厉制裁，直至诛戮。因此，她是严苛的。她还利用宦官和受宠者来加强集权统治，给他们很大权力，很厚的赏赐，但即使对这些人，她“亦无所纵”，所以他们中大多数比较规矩，并无大的过失。冯太后用人颇具政治眼光，她宠幸李冲，更器重李冲的见识才干，当时的政治措施，制度兴革，多有李冲的擘划。她给游明根、高闾特殊礼遇，是因为这两人“儒老学业”①，博综经史。 在封建统治者中间，冯太后还是比较朴素的，她不喜欢金银饰物，穿的衣服，用的被褥都是一些素色的缯帛而已。她吃饭的小桌子，只有一尺宽，饭菜数量比过去少了十分之八。她生前预先对自己的丧葬作了安排，一切从俭，坟墓不过三十步，内室一丈见方，棺椁很普通，不用随葬器物，甚至一般的素帐、陶瓷也不要。后来坟墓、内室扩大一倍，是孝文擅改的。 冯太后不愧是北魏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杰出人物，她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成了北魏封建化道路上的里程碑，而且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北史·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① 《魏书·游明根传》。 第十八章宋武帝、梁武帝、侯景第一节宋武帝①宋武帝刘裕（363—422），刘宋王朝的创立者。在位时间仅短短的两年。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先祖是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市），后来迁居到京口（江苏镇江市）。据说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壬交的后代。《宋书·武帝本纪》还十分详尽地列举了他家族显赫的世系表，不过这里面的可信程度怎样，尚待考证。刘裕幼年时，家境已十分贫困。他年轻时，干的是被人瞧不起的力气活，有时还出门做些小买卖，赚钱养家糊口。由于家境贫寒，也常受人欺负。当时，京口有一家姓刁的大族，因为有钱有势，鱼肉乡里，被称为“京口之蠹”。有一次，刘裕与刁家的人赌博，结果输了，刘裕还不起赌债，竟被刁家缚在马桩上，受尽了耻辱。 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当上了开国皇帝，所以有人将此称为“寒人掌权”。 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刘裕虽然出身贫寒，却“有大志”，当然也是时代为他创造了机遇。他生活的东晋时代，政治十分腐败和昏暗。终于引发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孙恩、卢循起义。这时，刘裕正在东晋将领刘牢之军中。 起义爆发后，刘牢之奉命前去镇压。刘裕此时已因有勇有谋受到刘牢之的赏识。刘裕在交战中善于用计。安帝隆安五年时（401）刘裕率部与起义军相持于海盐城。当时，刘裕守城，兵力薄弱，起义军则人多势强。刘裕见此情景，心生一计。他选了数百精壮人员组成了敢死队，一律脱去甲胄，手执武器。鼓噪而出。起义军一时没有戒备，又不知刘裕真实意图，纷纷撤离，并在混乱中损失了大帅姚盛。就这样刘裕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几天。最后刘裕怕相持太久，就又想了个计谋。一天深夜，他下令部下偃旗匿众，装出撤离的态式。第二天一大早，就让几个老弱病残登城上镇守。起义军不知刘裕底细，就向刘裕部下打听刘裕情况。部下故意回答说：“刘将军已趁黑夜逃出城了。”起义军不知其中有诈，纷纷登城。刘裕趁其不备，率精锐猛击登城起义军，结果起义军受损惨重。由此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刘裕虽然有勇有谋，又死心塌地地效忠东晋统治者。但他毕竟出身寒微，因此要想在门阀士族把持仕途的东晋时代崭露头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孙恩起义军败退海岛后，东晋统治者仍不放心，害怕他会东山再起，于是任命谢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率徐州部众，镇守东土。谢琰是东晋著名大族，孝武帝马司曜时宰相谢安的儿子。淝水之战中，他因有“军国才用”，出为辅国将军，以精卒八千，和其从兄谢玄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望蔡公。朝廷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谁知谢琰“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晋书·谢安传》）。将帅们都进谏说“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谢琰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苻坚百万，尚送死淮南，况孙恩奔衄归海，何能复出，若其复至，正是天不养国贼，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书·武帝本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令速就戮耳。”（同上）众人见他执意不听，也就不再进言了。谁知后来孙恩果然又重振旗鼓，一时间声势浩大。起义军战浃口，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离山阴北只有三十五里之遥。谢琰这才慌忙派参军刘牢之攻打孙恩。不久上党太守张虔硕也战败，起义军越战越勇，琰部下不能阻挡，谢琰只好亲自出战，大败，被自己部下张猛害死。谢琰的失败意味着东晋士族已无力控制局面。从此，北府兵权尽入刘牢之、刘裕这些原来被人瞧不起的寒族出身的武将手中。显赫一时的王谢家族的势力就日渐衰落了。 谢琰死后，东晋又任命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刘牢之自己屯驻上虞，派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慈溪境）以抗拒起义军。 隆安五年（401）六月，孙恩从海上复出，直奔丹徒，这时起义军已有十余万众。刘牢之命令刘裕前去阻击，刘裕日夜兼程，与起义军大战于蒜山。刘裕战胜，孙恩只好返回船上，转攻建康。孙恩因楼船高大，又是逆风行驶，速度无法加快，走了很多天才赶到白石。孙恩这时听说刘牢之已赶至京口，朝廷已严加防备，料想不易取胜，只好转奔郁洲（今连云港市之东）。八月，朝廷以刘裕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率领水军赶到郁洲，双方交战，刘裕又占了上风。孙恩部众只好南还海上，刘裕却紧追不放，连战几个回合，屡屡获胜。起义军元气大伤，加上“饥馑疾疫，死者大半”，基本上再也无力与刘裕相抗了。 孙恩败后，其妹夫卢循又高举义旗，继续战斗。元兴二年（403）正月，卢循部徐道覆进攻东阳，以后又攻永嘉，都被刘裕打败。在永嘉交战中，卢循大帅张士道被杀。后来起义军转向晋安，刘裕仍然穷追不舍，卢循只好逃往海上。六月，刘裕被封为彭城内史，日益受到朝廷重视。 义熙年中，刘裕伐慕容超，一时无暇它顾。卢循的妹夫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他认为“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刘裕）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晋书·卢循传》）卢循深以为然。 不久，卢循率所部由广州北向，进攻湘中诸郡；徐道覆则由始兴向南康、庐陵、豫章等郡进攻。一路进展顺利，东晋“守相皆委任奔走”。镇南将军何无忌率众拒之，结果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卢循率部沿湘水北上，在长沙打败了荆州刺史刘道规，并准备进攻江陵。这时，徐道覆听说北府兵三大主力之一的刘毅（三大主力为刘裕、刘毅、何无忌）将至，便急告卢循，先放弃进攻江陵的计划，转而东下，一同进攻刘毅。 刘毅与徐、卢部在桑落州（江西九江市东北江中）决战，结果刘毅“败绩，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晋书·刘毅传》）。 起义军连挫何、刘部，一时间声势大振，史称其盛况为“戎卒十万，舳舻千计”（《晋书·卢循传》）。 朝廷见况大为惊恐，赶紧召回正在北伐的刘裕。刘裕“至山阳，闻何无忌败死，虑京邑失守，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徐道覆听说刘裕急还，便劝卢循“于新亭至白石（南京市西沿江一带），焚舟而上，数道攻之。”谁知卢循这个人多谋少决，认为这不是万全之计，没有听从，失去了战机。徐道覆叹息道：“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后来，刘裕也心有余悸地谈起这事，认为当时起义军“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当”。卢循失去战机后，攻战不利，“船舰为暴风所倾，人有死者。列阵南岸，战又败绩”（《晋书·卢循传》）。于是又转攻京口，亦无所获。只好从蔡州南走，重又占据寻阳。刘裕穷追不放，大败卢循于雷池。卢循准备逃往豫章，故在左口（鄱阳湖口）做栅，刘裕命令全力攻栅，起义军虽奋力抵挡，也不能守住。刘裕乘胜击之，卢循只落得单舸而走，后来收散卒余勇千余人退守广州。徐道覆则败退始兴。 义熙七年（411）二月，卢循到达番禺。被晋军孙季高所破，收余众南走。徐道覆亦被刘裕部下刘藩、孟怀玉斩杀于始兴。不久，卢循攻广州二十余日不得下，转奔交州，为交州刺史杜慧度所败，最后绝望自杀。 坚持了十余年，影响甚大的孙恩、卢循起义终于被东晋统治集团扑灭了。在起义军将士的血泊之中，刘裕建功立业，获取了政治资本，为他日后步步高升，直到当上宋代的开国皇帝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平定桓玄之乱除了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外，刘裕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协助东晋统治者平定了桓玄之乱。 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之子。桓温一生跋扈，位极人臣。桓玄长大后，也“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晋书·桓玄传》）。因为朝廷忌恨桓家势力过大，故一直疑而未用。桓玄二十三岁时，才拜为太子洗马。太元末年，出补义兴太守。为此桓玄常有郁郁不得志之感。有一次，他登上高处感叹道：“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于是弃官而去。后来在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桓玄逐渐崭露头角，地位日趋显赫。他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后桓玄又上疏固争江州，于是都督八州及杨豫八郡，复领江州刺史。这以后，桓玄“树用腹心，兵马日盛”（《晋书·桓玄传》）。孙恩起义后，桓玄又想借讨伐之机，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屡次上疏求讨孙恩。朝廷看出他有野心，“诏辄不许”。后来孙恩逼近建康，桓玄又“建牙聚众，外托勤王，实欲观衅”（《晋书·桓玄传》）。他乘机控制了长江上游大部地区，而东晋朝廷辖地却不出三吴，桓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粰橡。”（《晋书·简文三子传》）至此，桓玄开始自命不凡，“自谓三分有二，知势适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晋书·桓玄传》）。 元兴元年（402），朝廷以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并以北府兵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讨伐桓玄。桓玄甚为惊恐，欲保江陵，后来他听了长史卞范之的计谋，留其兄伟守江陵，自己率众至寻阳，反而“移檄京邑，罪状元显”。结果变不利为有利，大败司马尚之和司马休之，直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元显。刘牢之背叛朝廷，降于桓玄。第二年，桓玄称帝，国号楚。 桓玄称帝后，“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晋书·桓玄传》）。刘裕看清了局势，与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反桓之事。从此，拉开了平定桓玄之乱的序幕。 桓玄始欲叛晋时，他的从兄卫将军谦曾讨问刘裕的口信，刘裕当时已经“志欲图玄”，乃逊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刘裕口上这么说，心里却打定主意要起兵反玄。 桓玄称帝后，有一次见到刘裕，便对左右的人说：“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以后每次游集，都对刘裕态度优礼有加，赠赐甚厚，想借此笼络裕心，可是刘裕反心却更加坚决。也有人看出刘裕不会久居人下，劝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不为人下，宜早为其所。”桓玄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付以大事，关、陇平定，然后当别议之耳。”反而更加褒奖刘裕，下诏说：“刘裕以寡制众，屡摧妖铎。汎海穷追，十殄其八。诸将力战，多被重创。自元帅以下至于将士，并宜论赏，以叙勋烈。”桓玄以为用这种怀柔政策可以打消刘裕的不满情绪，但刘裕却暗中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加紧了叛玄的步伐。 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收集部众，联合了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田演等二十七人率众起兵，在京口、广陵杀死了桓修和桓弘。桓修被杀后，刘裕还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表示要厚葬桓修。刘裕部初克建康时，桓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前来救援。刘裕登上城楼对他说：“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同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矣。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刁弘被他唬住，只好收众而退。不久刘毅率部众赶到，刘裕急命他杀了刁弘。 刘毅的兄弟刘迈原来也在建康。刘裕起兵讨玄后不几天，曾派遣同谋周安穆前去通报刘迈，要他为内应。刘迈为人胆小怕事，他表面敷衍周安穆，内心却不敢应允。周安穆看破了他的心事，心中懊悔，害怕事情会因此泄露，于是急忙赶回报告刘裕。 这时，桓玄任命刘迈为竟陵太守。刘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准备船只走马赴任。一天夜里，刘迈接到了一封桓玄给他的信。信中问道“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刘迈阅信后惊恐万分，以为桓玄已经知道刘裕的阴谋了。第二天一早就把事情全盘托出。桓玄这才如梦方醒，封刘迈为重安侯，既而一想，刘迈不抓住周安穆，使周得以逃出，于是又把刘迈给杀了。并连忙召桓谦、卞范之等共谋对付刘裕。桓谦认为应马上出兵攻击刘裕。桓玄听了不同意，说：“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计之上也。”于是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刘裕。 桓玄自从刘裕起兵后，天天忧惧不安。有人宽慰他说：“刘裕等众力甚弱，岂办之有成？陛下何虑之甚。”桓玄听了不同意，在他看来，“刘裕是为一世之雄”（事见《宋书·武帝本纪》） 元兴三年三月，刘裕与吴甫之会战于江乘。吴甫之是桓玄手下一名勇将，“其兵甚锐”，刘裕手执长刀，大声呼叫着，先身士卒，结果吴甫之被杀。接着，双方军队又战于罗落桥，桓玄部下皇甫敷率数千人迎战。宁远将军檀凭之与刘裕各率一队人马，檀凭之战败被杀，其部众纷纷逃散。刘裕却愈战愈勇，前后奋击，所向披靡，最后皇甫敷兵败被斩。 桓玄听说皇甫敷战败，更加恐惧。慌忙派桓谦屯兵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双方兵力约有二万余众。不久，刘裕部饱食之后，将所有余粮全部扔掉，轻装上阵，进到覆舟山东，遍插旗帜在周围山上，作疑兵之计。桓玄又增派武骑将军庾祎之前往增援，庾祎之部兵精器利，局势开始对刘裕不利。刘裕面对强敌却镇定自若，他总是冲杀在最前阵，士兵受他鼓舞，也无不殊死奋战，一以当百，呼喊声惊天动地，士气十分旺盛。当时，天公作美，东北风刮得很大，刘裕急令纵火，火烟张天铺地，“鼓噪之音震京邑”。桓玄部很快崩溃瓦解。桓玄见大势已去，只好留下领军将军殷仲文守住石头城，自己率子弟沿长江南下。 刘裕在石头城立留台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重立晋新主在太庙中，以示自己是东晋的救世主。并派诸将帅追击桓玄。 刘裕赶跑桓玄，立了大功。尚书王嘏率百官迎接刘裕，众人都推举刘裕领扬州，刘裕心不在此，辞不肯受。于是大家又推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一下重权在握，这才遂了心愿，答应下来。 刘裕此时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具备。桓玄当权时，接下来的是晋朝廷留下来的烂摊子，史称当时“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刘裕时就不然了，百废俱兴，众望听归，他“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在刘裕主持下，朝廷内外确实有振兴气象。 当时，也有一些人瞧不起刘裕，认为他出身布衣，地位卑贱，例如尚书左仆射王愉的儿子王绥，本是江左冠族。王绥少有重名，他对刘裕颇不服气，对这一类人，刘裕都想方设法一一予以铲除。 后来，刘裕派人追击苟延残喘的桓玄，在峥嵘洲大败之。义熙元年正月（405），刘毅等到达江津，破桓谦、桓振，收复了江陵。晋安帝司马德宗也到达江陵，下诏历数桓玄罪状，竭力称赞刘裕平定桓玄之乱中所立下的功绩，并封刘裕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青二州刺史如故。这样一来，刘裕的权力大大增强，很有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味了。 北伐南燕刘裕很狡猾，故意作出谦让姿态，他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重职，要求归藩。晋安帝当然不许，又是让百官奉劝，又是亲自到刘裕家中说服，刘裕还是拿定主意不干。结果晋安帝只好让他镇守丹徒，“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诸军事，本官如故。于是受命解青州，加领兗州刺史”。其实，刘裕这时已掌有实权，声望也很高，皇帝只是傀儡了。不过，刘裕心里明白，要想取而代之，自己来当皇帝，仅仅靠立功于东晋境内还不足以服众，要树立更高的威信只有北伐。 东晋历史上，北伐向来是权臣立功业的好机会，除祖逖北伐没有私心，一心只想收复失地，统一河山外，其余的庾亮、庾翼和殷浩、桓温的北伐都带有借此建功立业，扩大势力影响的意图，刘裕当然也不例外。 义熙五年（409）二月，南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都被其抓去，数千家百姓被掳掠，边境再次告急。 刘裕正想出师北伐，于是上表皇帝，主张北伐，朝廷同意了他的要求。 四月间，北伐军从淮入泗，五月就到了下邳。 听说东晋刘裕率军北伐，慕容超慌忙会见群臣，商讨对策。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当时主掌朝政的公孙五楼建议说：“吴兵（指东晋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率兗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晋书·慕容超传》）公孙五楼这几条建议都是知己知彼的可行之策，可是慕容超没有接受，他逐一驳斥了公孙五楼的建议，他认为自己“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只要“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慕容超的狂妄自大，导致了南燕军的失败。 这年夏天，刘裕军抵达东莞。慕容超恰恰采取了公孙五楼所说的下策，派左军段晖、辅国贺赖卢等六将领率步骑五万，进据临朐，而让刘裕军轻易地长驱直入，过了岘。刘裕入岘后，心中不免得意，举手指天说：“吾事济矣！” 六月，慕容超派公孙五楼小广宁王贺赖抢先占领了临朐城。待刘裕大军压境，便只留老弱兵力守住广固，其余兵力全部用来抵抗刘裕大军。临朐城旁有巨蔑河，离城大约有四十里地。慕容超警告公孙五楼说：“急往据之，晋军得水，则难击也。”五楼觉得有理，急忙向巨蔑水进发，谁知晋军龙骧将军孟龙符已抢先一步，占据了此要害之地。 晋军有车四千辆，分成左右两翼，车上都一律用布遮挡，御车者手中都持着长矛，又以轻骑作为游军。晋军军令严肃，行伍齐整。还没等晋军抵达临朐城时，南燕军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刘裕急忙命令兗州刺史刘藩、参军刘怀玉、索邈等，合力奋击，同时又命令谘议参军檀韶直趋临朐。檀韶率建威将军向弥急驰临朐，当日陷城。斩慕容超部牙旗，获辎重。慕容超听说临朐已被晋军攻下，只好率残部逃走。刘裕亲自击响战鼓，鼓声咚咚，慕容超部众溃散奔逃。慕容超逃往广固。良马、辇车、玉玺、豹尾等皆被晋军缴获，送往京师。 第二天，晋军赶至广固，克之。慕容超退保小城，在城周边设长围以防守。围高三丈，外设三重堑。 七月间，刘裕被朝廷任命为青、冀二州刺史。人心更加归向，连慕容超的大将垣遵、垣苗也率众前来归顺。刘裕心中很是得意。不料有人讽刺他说：“你不得张纲，何能为也。”张纲是慕容超的尚书郎，“其人有巧思”。刘裕进攻慕容超时，他被派往姚兴处，以称藩为条件，乞求姚兴出兵援救。姚兴表面上表示愿助一臂之力，而实际上却畏惧刘裕，根本不敢发兵。张纲无奈，只好返回，在半路上被泰山太守申宣抓住送给了刘裕。刘裕把张纲囚在车中，让慕容超守城的将士看，结果城内守军莫不惊慌失色。 刘裕命令张纲加紧制造攻城的器械，慕容超求救姚兴不得，反使张纲被俘，于是心灰意冷，失去了与刘裕抗衡的信心。他提出向东晋称藩，求割大岘为界，献千匹良马以讲和，刘裕当然不答应，更加日夜加紧攻城，河北人民也荷戈负粮，纷纷前来援助晋军。 不久，张纲攻城器械制造成功，“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 义熙六年（410）二月，广固城终于被晋军攻下。慕容超逃跑时被抓，被送往建康斩首，南燕王公以下数千人被俘，南燕灭亡。 刘裕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灭掉称霸一时的南燕，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 客观原因是：南燕政治状况不好，史称“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晋书·慕容超传》）。慕容超为人也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人意见。公孙五楼对于东晋北伐的几条对策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可他却根本不愿采纳。另外，刘裕北伐却是顺应了民心，刘裕攻广固城时，河北民众前来援助，日以千计。民心所向对于这次击败南燕起了很大作用。加上东晋军队素质尚可，士气高涨，武器精良，供给充足。主观原因是，刘裕本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而且比较有谋略，他攻广固城时，姚兴托人带话给他说：“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迳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刘裕接到口信后处之泰然，说：“告诉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结果，旁人都替刘裕担心，害怕会激怒姚兴，刘裕宽慰他们说：“此是兵机，非你们所了解。兵贵神速，如果姚兴真要来救慕容超，一定会怕我先知道有所准备。现在他故意派人告诉我，不过是见我伐燕，心怀畏惧，虚张声势吓唬我们罢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其次，刘裕每次作战都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甚至亲自鸣击战鼓，一个将帅能做到这些，对鼓舞士气当然会起到很大作用。再次，刘裕能听取他人意见。刘穆之才华谋略不及刘裕，但他间或有可取意见时，刘裕都能采用。有了以上这些主客观有利条件，刘裕当然是必胜无疑了。 北伐后秦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又一次率军北伐，攻打后秦。这次北伐，兵分五路。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趋许、洛；建威将军傅弘之、振武将军沈田子趋武关；冀州刺史王仲德，由巨野入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自汴入河；九月，刘裕自己率所部驻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 各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史称“望风降服”。十月，众军到达洛阳，包围了金墉，姚泓弟弟平南将军姚洸归降。晋军修复晋王陵，置守卫。 这时刘裕认为自己功劳甚高，便派左长史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纪》）。这时，刘裕的心腹刘穆之正在建康掌留任，看见刘裕居然如此无赖，感到为他羞愧，因之发病而死。这年十二月，朝廷见刘裕功高难治，只好下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刘裕原先让王弘还建康求九锡用意大概是想探探朝廷态度，现朝廷果然能如他的意，他反倒感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所以没有敢接受朝廷之封。 义熙十三年正月，刘裕以儿子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自己则率水军入河。北魏步骑十万，占据河津，刘裕命诸军渡河击之。七月，刘裕由洛阳到达陕城。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于蓝田，王镇恶也攻占了长安，活捉了姚泓。九月，刘裕也到了长安。当时长安城内物资丰富，币藏盈积。刘裕将一部分浑仪、土圭等献给朝廷，其余珍宝珠玉则分给将帅，他还在长安谒汉高祖刘邦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很有些以光复故土的救世主自居。本来，刘裕完全可以乘胜前进，平定陇右，恢复晋疆域，可是就在这紧要关头，他却宁愿功亏一篑，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自己却匆匆返回建康。 刘裕停止北伐，虎头蛇尾，使关中父老非常失望，因为长安自316 年被匈奴人刘曜占领，人们盼望汉家军队的旌旗，已经一百多年了。因此，当时“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对刘裕的心事，有人倒看得明白，认为刘裕将“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事实的确如此，刘裕之所以匆匆南归，是因为刘穆之病死，他怕此时朝廷会有人趁机夺权，所以急忙赶回建康。他对夺取东晋皇帝宝座已是急不可耐了。废晋建宋这时，整个东晋王朝可与刘裕对抗的几乎没有谁了。比如刘毅，与刘裕同时起兵反对桓玄，被称为北府兵三强（刘裕、刘毅、何无忌）之一，刘毅“自谓京口、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指刘裕）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多归之”。刘裕既知刘毅不肯俯就在自己门下，“终为异端”，于是“密图之”。刘毅假装病重，上表求以从弟刘藩为自己的副职，刘裕亦假意允许。九月，刘藩入朝，刘裕下令将刘藩及刘毅的追随者尚书仆射谢混抓入狱中赐死。然后亲自率军讨伐刘毅。不出一个多月，刘毅就兵败被杀。 除了刘毅敢与刘裕抗衡外，还有一个叫诸葛长民的人，他也是与刘裕一同起兵抗击桓玄的，所以在北府将官中，资格不低。刘毅被杀后，诸葛长民感到自己处境危险，对自己左右感慨道：“昔年醢彭越，今年诛韩信，祸其至矣。”于是开始“将谋作乱”，刘裕召他到建康，他每每托故不行。后来刘裕设计骗来诸葛长民，将他和弟弟诸葛黎民一块杀死，算是解除了自己又一隐患。 刘裕既铲除了异己，而且东晋朝廷这时也没有能力控制局面，刘裕威望、权势与日俱增，连北魏崔浩也认为“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刘裕不仅以武功显赫于当时，而且在一些政治措施上，他也很有建树，这些为他日后称帝打下了基础。 比如，当时东晋“山湖川泽，皆为豪强作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刘裕认为这对百姓不利，于是“禁断之”。这些措施，使刘裕在普通民众心中，也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义熙十四年（418），刘裕受封为相国、宋公。这一次，他没有推辞，因为刘裕认为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的目光早已盯上皇帝的宝座。义熙十四年底，刘裕缢死了晋安帝司马德宗，改立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为帝，一年半后，刘裕又迫使司马德文禅位给自己。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正式称帝，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定都建康，史称宋武帝。 刘裕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当上了皇帝，他深知帝位来之不易，所以即位后，尚能勤勉于政事，还算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刘裕即位后，免去了一些苛捐杂税，“蠲租布二年”，使百姓能多少减轻一些负担。对于那些原来因战争需要被征发的奴隶也一律放还。东晋末年，置官滥乱，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刘裕也能及时制止，规定“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刘裕对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也进行了改革，永初三年（422）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 刘裕虽然是行伍出身，却能注重学校教育。他认为东晋末年以来，“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训诱之风，将坠于地”。于是下诏要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振兴学校教育固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但它在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全社会注重学校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的结果。 刘裕个人品质也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史书称他“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车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有一次，宁州地方官吏献上一个虎魄枕，非常精致美观。刘裕听说琥珀可以治刀剑创伤，马上命令左右把它捣碎分给将士。刘裕平定关中，得姚兴从女，刘裕对她非常宠爱，几乎误了政事。后来有人谏说此事，他马上就把这个从女赶走了。宋台建好后，有人上奏要把东西堂施局脚床，钉银涂钉，刘裕听了认为太浪费，只同意用直脚床，钉铁钉。刘裕衣着简朴，常常拖着连齿木屐，在神虎门散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他的儿子早晨向他请安，也不拘于礼，常穿着平常衣服。他睡的床，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的帐子，墙壁上挂着布做的灯笼，麻绳做的拂灰扫把。他的儿子孝武帝很看不上老子这般穷酸样，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 刘裕一生戎战，当了皇帝却不到两年就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在父亲的基础上，继续推行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统治政策，终于出现了南北朝历史上第一个小康局面——元嘉之治。 第二节梁武帝①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名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他是梁王朝开国皇帝南北朝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称梁武帝。 以军功起家萧衍虽出身于南朝时王、谢、袁、萧四姓望族之一的萧氏，又相传是汉相国萧何后裔，但据史书记载，其祖先于魏晋时期官位不显，或为地方守令，或为州郡僚佐。其祖父萧道赐，官至刘宋南台治书侍御史。到了其父萧顺之时，萧氏方有起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两人从小就十分要好，相随左右。萧道成发迹后，萧顺之亦出任其重要僚属，出谋划策，时人誉之文武兼资，有德有行。萧道成代宋自立，萧顺之尽心竭力，立下汗马功劳。萧道成曾欲授其扬州刺史职以酬殊勋。不巧的是萧道成不久后死去，而即位的齐武帝萧赜又对萧顺之怀有猜忌，故萧顺之未居台辅。但也仍以参预佐命功，封临湘县侯，历位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死后，赠镇北将军，谥曰懿。 萧衍于刘宋大明八年（464）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他自幼好学，文武之道兼而习之。长大后，博学多通，有文武才干，好出谋划策，受到当时名流的赞许。 萧齐时，他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参军，后迁卫将军王俭东閤祭酒。王俭十分器重他，任为户曹掾，又对人说：“萧郎三十岁内将官至侍中，以后则贵不可言。”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萧衍与名士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于西邸，吟诗赋文，是为著名的“八友”。“八友”之一王融出身琅邪王氏，善于品评人物，识鉴过人。他很敬佩萧衍，常对亲友说：“统治天下者，必在此人。”萧衍又转随王镇西谘议参军，上任后不久，因父亲去世而去职服丧，居建康，他有感父亲在官场上的不得志，遂决心干出番事业来，以出人头地。 恰值此时，天赐良机。齐武帝死后，其子郁林王萧昭业即位，他昏庸无能，政刑失措，辅政的尚书令萧鸾（萧道成兄子）欲谋废立。萧衍抓住这一机会，全力帮助萧鸾，欲尽废齐武帝后裔，以雪父耻。萧鸾也深知萧衍的用心，于是两人常常在一起密谋废立之计。时齐武帝子随王萧子隆任荆州刺史，齐武帝亲信王敬则镇守会稽，对京师建康形成钳制威胁。萧鸾问计于萧衍。萧衍说：“随王虽有美名，不过是平庸之辈，手下又无智谋之士，其重要僚佐都唯利是图，如果授以显职，则将不为其所用，制服随王，只需一纸诏书即可。王敬则贪图富贵，声色狗马，苟安江东，宜选美女加以收买。”萧鸾言听计从，先任随王亲信为京官，然后召随王至京，任命为中军大将军，剥夺了其实权。 当时，豫州刺史崔慧景也是齐武帝的旧臣，萧鸾为了稳妥起见，在萧衍仍服丧时，仍起用他为宁朔将军，镇寿阳，名为备魏，实防慧景，萧衍率军尚未至镇，崔慧景知抵抗无济于事，遂白服前来迎接，萧衍安抚了慧景后，并未治罪。将军房伯玉、徐玄庆困惑不解地问：“崔慧景反心昭彰，实是逆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梁书·武帝本纪》、《南史·梁武帝本纪》，下引两传者，不另作注。贼，我等将军，如同猎鹰，您一声令下，即可将其擒获，为什么放了他呢？”萧衍微微一笑说：“他不过是手中的婴儿，杀了反而有损武夫声誉。”于是对崔慧景好言相劝，晓之以利害，崔慧景遂安下心来，不再有举兵反叛的打算。萧衍亦因此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又迁黄门侍郎，典掌机要，出纳王命。建武元年（494），萧鸾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连废萧昭业、萧昭文两帝而自立，是为齐明帝。齐明帝萧鸾一上台，即大开杀戒，尽诛齐武帝诸子。萧衍是否直接参与了这场骨肉相残的屠杀，史阙无载。但他因父亲受到压抑而对齐武帝及其诸子怀有成见或仇恨，则是可以肯定的。早在齐武帝病重时，王融等人就欲废昏立明，以齐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即位称帝。向萧衍征询意见时，衍竭力反对，以废立“必待非常之人”，“忧国须是周公”一类冠冕堂皇的理由沮丧众志，并且袖手旁观，坐视王融被诛。而当德才皆无却非齐武帝嫡统的萧鸾欲谋废立时，萧衍则异常积极，并以“预萧谌等定策勋，封建阳县男，邑三百户”。萧谌为人凶险，废立之日，禁止齐武诸王与外界联系，并领兵先入后宫。萧衍与之通谋，他在这场同室操戈的内争中的作用似可推测而知。 建武二年（495），北魏军队在将军刘昶、王肃等人的指挥下进攻司州。 萧衍出为冠军将军、军主，隶属左卫将军、江州刺史王广之，为偏师，救援司州刺史萧诞。行至离萧诞固守的义阳（今河南信阳市）百里之处，众军见北魏军容强盛，畏缩不前。萧衍为了振奋军心，对诸将说：“我们应屯军于下梁城，在凿岘天险设防，据守雉脚之路，占据贤首山，以便打开通往西关之路，兵临敌人营盘，形成三方犄角之势，击败敌人是不成问题的。”王广之等未从此计。萧衍则派部将徐玄庆占据贤首山。魏军切断了通往贤首山的粮道，众将都不敢前往增援，只有萧衍请求率兵解围。王广之拨给萧衍精兵。他遂率众连夜登上贤首山。魏军攻城，他坚壁不出。当时魏将王肃指挥进攻，因攻城难下，遂一鼓而退兵，使刘昶产生怀疑。萧衍乘机捎信给刘昶，挑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魏军顿兵城下，士气受挫，主帅之间又不和，萧衍抓住战机，发起总攻。他下令军中：“望麾而进，听鼓而动。”他亲自扬麾，鼓声连天，威振山谷。敢死士兵，手持短兵直攻号称有十万之众的敌营；持长枪长戟的步兵，从两翼包抄，配合敢死队。一时群情振奋，锐不可当。义阳城内守军见势，开城门出击。魏军腹背受敌，军心大乱，遂溃退。这场战役，杀敌数千。破敌营后，从王肃、刘昶遗留下的巾箱中找到了北魏孝文帝的敕书。上面写道：“听说萧衍善于用兵，勿轻易与其交锋，待我至。若能俘获此人，则江南将为我所有。” 萧衍因功任司州刺史，在任期间，威望日高。曾有人赠送马匹，萧衍不肯接受，赠马人遂偷偷地将马栓在衍房前的柱子上。萧衍出门看到了马，写了一封措辞诚恳的信栓在马头上，叫人将马赶出城外，希望其主人认领。不料不久后，马又被人送到府下。但是，萧衍却因其威望而受到齐明帝的猜忌，将他召回京师任太子中庶子，又出镇石头城。萧衍为了解除齐明帝的疑虑，将自己的部曲遣散回家，又常乘折角小牛车以示清心寡欲。齐明帝因此十分高兴，常常称赞萧衍为人清俭，希望朝臣都仿效他。 建武四年（497），北魏孝文帝亲自率军南征雍州，围雍州刺史曹虎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曹虎是齐武帝的腹心，齐明帝欲除而未遂，于是打算借刀杀人。齐明帝内定萧衍为雍州刺史，口授密旨，名为出兵增援，实为观望曹虎成败。萧衍与随后来援的五兵尚书崔慧景等人顿兵于邓城，不料不知内情的孝文帝率十余万骑兵前来打援。崔慧景慌忙撤兵，萧衍劝阻无效，兵遂大败。萧衍率众且战且退，又为北魏军将宇文福所破，伤亡惨重，损失二万余人。 萧衍虽然兵败，但不久就接替曹虎，先为辅国将军、监雍州事。永泰元年（498），又授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郑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 禅代称帝齐明帝死，其子萧宝卷即位。当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轮流值内省，分日帖敕，号称“六贵”。此外又有佞幸小人茹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世称“八要”，以及中书舍人王咺之等四十多人，都擅权专政。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萧衍对其从舅录事参军张弘策说：“《诗经》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且今天国有六贵八要，怎么可能指望稳定呢！政出多门，必生动乱。如果权贵们互相猜忌，彼此诛杀，那么雍州之地就是最好的避祸场所了。只要多施仁义，即可称雄西方。但是我的兄弟们都在京都，恐怕他们将无法避祸，要图大业，还应与我的哥哥萧懿商量。” 恰值萧懿卸任益州刺史，行郢州事。萧衍派张弘策前往郢，陈计于萧懿，认为应在猜防未生之时，召诸弟离京聚集于雍郢，然后以雍郢为基地，“世治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翦暴”，此为万全之策。萧懿拒绝了这一建议。但萧衍仍在永元元年（499），从京城接回了弟弟萧伟和萧憺。于是以襄阳为中心，积极发展军事实力，秘密制造各种器械，大量砍伐竹木，沉于檀溪，以便以后修造舰船。同时，又四处散布流言，说什么樊城是王气所在，萧衍住所上空有五色回转，状如蟠龙，为其起兵提供祥瑞。 不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辅政大臣相继被诛，各种政治势力相互火并，萧齐皇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出现了权力真空状态。永元二年（500）十月，东昏侯萧宝卷又诛杀萧衍的哥哥尚书令萧懿，又遣巴西、梓橦二郡太守刘山阳西上，名为之郡，实欲攻袭萧衍。萧衍立即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攻曹史吉士瞻等人商量起兵大事。既定，在十一月遂召集全体僚佐，宣布起兵的决定，对大家说：“现在昏君当朝，穷凶极恶，诛杀朝贤，黎民涂炭。上天命我讨伐之。望你们疾恶如仇，与我共同举义。成事之日，将以功勋分别任命公卿将相，我决不食言。”于是建牙，招集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又尽出檀溪竹木安装舰船。 但是萧衍还不具备立即顺江东征的条件。当时，南康王萧宝融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萧颖胄为行府州事，握有实权。荆州军事地位重要，又位于雍州和扬州之间，故其归属与否对萧衍和萧宝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萧宝卷派遣刘山阳西上，目的也是联合萧颖胄共同进攻萧衍。萧颖胄虽对朝廷滥杀大臣颇感不安，但尚无起兵反抗的打算。而萧衍则认为：“荆州人向来害怕剽悍的襄阳人，加上荆雍二州可谓唇亡齿寒，荆州必将归附于我。若以雍荆二州之兵取建康，易如反掌。”于是他派与萧颖胄有亲戚关系的参军王天虎去江陵，捎给颖胄及其僚属每人一封信，诈称刘山阳打算袭击雍荆二州。萧颖胄对此半信半疑，一时下不了决心。等到刘山阳到达巴陵（今湖南岳阳市），萧衍再次派王天虎赴江陵。天虎走后，萧衍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这次派天虎去江陵，我只捎二封信给萧颖胄和萧颖达兄弟，信上又说‘天虎口述’，而未给别人书函。我略施小计，并未对天虎面授机宜。等到颖胄兄弟询问天虎，天虎将无言以对。但天虎是萧颖胄的亲戚，所以荆州府的僚佐必然因此认为萧颖胄与王天虎合谋，共同向他们隐瞒真情，遂产生怀疑。消息传到刘山阳那儿，他将对萧颖胄存有戒心。这样，萧颖胄进退两难，则不得不归附于我，这是用两封空函安定一州。” 刘山阳进至江安（湖北公安市西北），闻讯后果然中计，迟疑十几天不肯进入江陵。萧颖胄无计可施，只好归属萧衍。王天虎愿以性命成萧衍大业，萧颖胄遂用王天虎首级诱斩刘山阳，送首萧衍，并建议选择吉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在第二年（501）二月进兵建康。萧衍回答说：“今聚甲兵十万，举兵起事，所凭借的不过是众人一时激愤之情。如顿兵百日，不仅粮草自竭，而且必沮众志，难成大业。今大计已定，岂可中途而废！？”时萧衍部将又劝萧衍迎立萧宝融于襄阳，以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然后再发兵东征。萧衍坚决予以拒绝，说：“如果大业不成，将自取灭亡；如功成业就，威振四海，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那时怎么可能受制于人呢？” 十二月，萧衍上表以萧宝融为相国。永元三年（501）一月，萧衍自任征东将军，以弟伟、憺留守襄阳，发檄文于京师，指斥萧宝卷悖德乱政，梅虫儿、茹法珍擅权专杀，声称替天行罚，废昏立明，遂率雍、荆、梁等数州之兵顺江而下。二月，军至汉口，初战失利，众将欲强攻郢、西阳、武昌等数城，萧衍加以制止。他采取了分割包围的战术，将几城团团围住，一方面等待江陵和湘中的后继部队，一方面准备粮草，以逸待劳，收卧取天下之效。三月，安康王即帝位于江陵，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以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车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 七月，萧衍指挥军队在巴口大破由建康前来增援郢州守军的十三军。于战俘中得江州刺史陈伯之的幢主苏隆之，派他去招降陈伯之。萧衍对众将说：“征讨不一定非要凭借实力，主要靠声威而已。今我大败十三军，陈伯之闻讯必然大惊失色。江州一纸檄文即可平定。”陈伯之遣苏隆之求萧衍不要进军江州。萧衍说：“陈伯之首鼠两端，可趁其犹豫时逼迫就范。”于是发兵江州。陈伯之不得不束甲投降。 同月，郢城及鲁山等地守敌因长期被围，不堪饥馑疾病，开城求降。萧衍命令对守城军民加以抚卹，死者均给棺材安葬。 九月，萧衍率军东取建康。一路风卷残云，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久受萧宝卷之苦的建康士庶纷纷出城迎接义师。萧宝卷驱逼二十余万人入台城，企图固守顽抗。但守城将士兵无斗志，先后请降。十二月，宫内禁卫军兵变，杀萧宝卷。萧衍兵不血刃，占领建康。他废萧宝卷为东昏侯，又斩王咺之等四十八个奸佞小人。他因功受录尚书事、大司马、扬州刺史等职，又封建安郡公，位极人臣。 但萧衍起兵的目的是代齐为帝。他根据所谓前代禅让故事，经过一系列合法程序，于中兴二年（502）四月，于建康即皇帝位。国号为梁，改元天监。萧衍时年三十八岁，是为梁武帝。 巩固统治的内外政策萧衍既然建立梁朝，遂贬齐和帝萧宝融为巴陵王，又打算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王居之。尚书仆射沈约进言，称：“魏武帝曾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萧衍深以为然，派亲信郑伯禽杀了萧宝融。又以自幼残疾、口不能言的齐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尽管如此，梁武帝对齐宗室仍很宽容，未像前朝一样尽诛之。他曾对齐宗室萧子恪和萧子范说：“凭借武力并不能得天下，如果没有期运，虽有项羽之力终将败亡。宋孝武帝生性猜忌，滥杀无辜，然而未被猜疑的人终于成为后患。齐武帝认为湘东王萧鸾庸愚而不疑，其子孙最终却死于萧鸾之手。所以有天命的人将不能为人所害。我攻下建康时，人们都劝我杀了你们以除后患，当时如果这样做了，谁敢说个不字！之所以未杀你们，是因为有鉴于东晋以来禅代之际，必然相互屠杀，有伤和气，使国祚不能长久。另外，梁代齐虽是革命，但毕竟与前事有所不同。我与你们虽非五服之宗，但仍是宗属，加上我的父亲又于齐初参预佐命，同甘共苦，情同一家，怎么可以在现在视你们如同路人？！你们兄弟二人若有天命，非我所能诛杀；若无无命，又何必杀之！只能表明我没度量而已。况且齐明帝萧鸾诛杀高帝、武帝子孙，我起义兵，不仅仅是为了自雪门耻，而且还是为了你们报仇。你们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怎能不释戈拥戴呢？我是从齐明帝家取得天下，并非夺天下于卿家。你们仍是梁朝宗室，我将坦诚相待，你们也不要怀有见外之心。”萧衍虽然竭力掩饰他协助齐明帝上台的行为，但毕竟还是履行了他不滥杀的许诺。萧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仕梁，其中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并以才能知名，历官清显，各以寿终。 梁武帝萧衍统治初期，尚能留心政务，对宋齐以来的种种弊端有所纠正。他上台伊始，除了将宫女二千赐与将士外，又下诏将凡属后宫、乐府、西解等处的妇女全部放遣。又废止东昏侯设立的淫刑乱役，禁绝除习礼乐、缮甲兵以外的一切浮费，提倡节俭。他身体力行，经常只穿布衣，食菜蔬。又虚己待下，采纳众议。他诏令公东府置木、石函各一，规定如果对在位者所未注意的政事欲加议论，可投谤木函；如果以功劳、才能、冤枉未为人所知，投石函。他曾以东昏侯的余妃为后宫，颇妨政事。范云劝谏而萧衍仍无改变。范云又与王茂共同进谏。范云说：“过去刘邦入关中，不沉湎女色，范增因此而对其远大志向感到畏惧。现在明公刚刚平定建康，天下都在拭目以待，为什么要因袭败亡之迹，因女色而失人心呢？”王茂起拜说：“范云言之有理。望明公以天下为己任，不要再因女色而妨政务。”萧衍默然无语。范云乘机请萧衍将余氏赏赐给王茂。萧衍虽然有些舍不得，但也同意了。第二天，他又赐范云、王茂钱各百万。 萧衍还注重整肃吏治，每当选择长吏，都尽量做到廉平；凡被擢举者，亦亲自召见，训以政道。他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鬷为晋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洁著称。又著令：“小县县令有才能者升迁大县县令，大县县令有才能者升迁二千石。”并付诸实施，以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何远为宣城太守，对于吏治清明起到了促进作用。 萧衍即位后，为了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采取了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他以弟憺代萧颖胄为荆州刺史。又以邓元起代刘季连为益州刺史，以王茂代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刘季连、陈伯之并不受命，举兵反抗，皆被讨平。梁武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不仅曲赦江、益二州，而且对叛乱头目亦加宽恕。刘季连被俘送往京城，入东掖门，数步一跪拜，来到梁武帝面前。梁武帝笑着说：“你想要仿效刘备割据益州，又没有公孙述不肯降汉的骨气，是不是因没有像孔明那样的谋臣才失败啊！”于是赦刘季连为庶人。陈伯之兵败后降魏，武帝不记前嫌，数年后招降，任命他为通直散骑常侍。 东晋时期，门阀世族专政，虽立国百年而皇权衰落；宋齐以来，皇权虽有加强，但由于诸王、门阀世族、武将寒人等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政局动荡，国运短暂。为了调和这一矛盾，使封建皇权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状态下得以长期稳定地行使最高权力，梁武帝绞尽脑汁，尽可能地在不危及皇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政治势力的政治经济要求。对宗室诸王，他尽量予以实权，或出任方面，或位居台辅。他取消了宋齐以来为防范诸王的典签制，使出镇方面的诸王成为地方政权的实际分掌者。诸王中虽有勤于政务者，如梁武帝的弟弟萧憺在任荆州刺史时，厉精图治，广屯田，省力役，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供给贫困民屯，使荆州长期维持稳定局面，但也不乏奢侈纵欲，贪赃枉法者。对这些人，只要他们无反叛之心，梁武帝都予以纵容，充其量训以家教，以避免骨肉相残的局面出现。他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个巧取豪夺的老手，住宅内有库房百余间。有人揭发他打算谋反。梁武帝亲临萧宏住宅，逐屋查看。库房内藏钺三亿，布绢丝棉不计其数。萧宏以为大祸临头，惶恐不安。不料梁武帝因未发现兵器，十分高兴，对萧宏说：“阿六，你很富有呵！”从此对萧宏更加信任。 对门阀世族，梁武帝改变了宋齐二朝对其压抑的作法，尽可能地恢复他们尊崇的地位。下诏命令“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特意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共计州望二十三人，郡宗三百五十人，乡豪数千人（当时有县一千二十二，乡数不详），安置士人，并让他们负责推荐东晋以来湮灭不显的旧族，使他们有参加政权的机会。在当时，东晋初的百家士族重新得到重视。梁武帝以熟悉《百家谱》的东海徐勉为吏部尚书。徐勉在写给朝臣的文告中，都要避其家讳，以示对百家士族的尊重。萧衍对于宋齐以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的现象深恶痛绝，他命令吏部依据东晋之制，设立选簿，使选举“应在贯鱼，自有铨次”，避免“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之弊，以维护门阀世族的政治利益。尽管如此，萧衍也并不是无条件地赋予百家士族以政治实权。一般说，凡是萧衍的亲故或有功劳的百家士族均可获得礼遇优厚的高官，但他们能否有实权，则决定于其才能和操行。如对尚书省长官的人选即是如此。大族名士谢胐与萧衍关系密切，但生性不堪繁琐，不省职事，萧衍遂以其为侍中、司徒、尚书令，徒有尚书省长官之名，而实权则在同是大族名士却效忠萧衍、熟悉政务的尚书右仆射、侍中范云，以及尚书左丞徐勉手中。范云死后，众人都认为尚书左仆射、大族名士沈约当接替范云，典掌枢要。沈约与萧衍曾同为“八友”，萧衍禅代之际又立有功劳，但萧衍认为沈约为人轻浮，不如尚书左丞徐勉那样稳重忠厚，于是舍沈约不用而以徐勉典掌枢要，与右卫将军大族名士周舍同参国政，使其掌管国史、诏诰、仪礼、法律、军旅大权。徐勉和周舍事君谨慎，决无疏漏。二人曾与别人不住嘴地聊了一整天，但机要之事竟一无所露，众人都非常钦佩。 可是，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的腐朽却使得在他们中间像徐勉一类的人如同凤毛麟角。梁武帝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注意在实际政务中发挥寒人的作用。他提出“设官分职，惟才是务”的原则，认为对才华超众的人不以其“居皂隶而见抑”，对生性凶险的人则应“虽处鼎族而宜甄。”天监四年（505），萧衍下诏设立招收寒门子弟的五馆，每馆有生员数百人，由国家供给食宿。只要生员能通一经，策实后即可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此外，萧衍对“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选官年令限制也给予一定程度的放宽，下诏规定对寒门中有卓越才能者，选官勿限年次。这些措施为寒门阶层进一步打开了通往中下层官吏的仕途，适应了寒门势力日益崛起的形势。 萧衍是军人出身，靠武力取得天下，所以他对那些拥戴自己的武将功臣优宠备至。武将多是寒门出身。萧衍通过委以高官，封赐显爵的方式，使他们成为新的权贵，时“草泽底下，悉化为贵人”（《粱书·陈伯之传》）。如吕僧珍，起自寒贱，于禅代之际立有殊勋，遂封侯，官至领军将军、散骑常侍，萧衍任其为心膂，“恩遇隆密，莫与为比”。其余如张弘策、曹景宗、陈庆之等人，亦因萧衍称帝而骤富暴贵，或享受甲族权益，或任总方面，或权倾朝野。梁武帝萧衍也尽可能地满足这些人的政治、经济要求，使之成为自己可靠的支柱。 为安排旧族、新贵、寒士，梁武帝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其外又有流外七班；武将内外之班达五十六，有名号二百四十八个。除此之外，梁武帝还不断增置州郡县，以满足门阀世族和寒门素士对官位的需求。 梁武帝优容皇族子弟和权贵后裔以及官吏，他们犯法，全然不受法律的制裁。梁武帝侄子萧正德和大臣子弟夏侯洪等人纠集恶少年公开杀人，劫人财物，梁武帝并不加以处分。御史中丞任昉弹奏曹景宗犯法，梁武帝以其是功臣，按下不治。他优容权贵，却刻于百姓，如果罪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要被罚作苦役。天监十年（511），梁武帝到南郊祭天，途中一老人拦住他的车，说道：“你使用法律，对民众太严，对权贵太宽，不是长久之计呵！若能改变，对天下是一大幸事！”梁武帝听后，对百姓用法稍有宽缓。 为了有利于封建统治，梁武帝即位后就大兴儒学，制礼作乐。天监元年（502），素善锺律的萧衍，自制四种弦乐器，名‘通’，又制十二笛，辅以锺器，厘正雅乐。天监四年（505），设五馆讲授儒学，并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立学。他经常亲临国学，讲授经籍，策试生员。天监十一年（512），又制成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一十九条，颁布施行。萧衍自己就是个无所不通的名士，他文思钦明，自幼笃学，博通儒玄。当了皇帝后，虽日理万机，仍学而不止，常常在烛光旁卷不释手，直至深夜。他著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等，凡二百余卷，或阐述儒学大义，或以玄学来补充儒学的不足。朝臣对其论点不同意者，都可以奉表质疑，他也一一为其解释断疑。 萧衍博通文史。他钦令编《通史》六百卷，亲自撰写赞序。他才思敏捷，文笔华丽，往往落笔成章。所作的千赋百诗，多是一气呵成，而且尚可文质彬彬，其中也不乏名作，例如“洛阳女儿名莫愁”的诗句到后世还在传诵。他多才多艺，“六艺备闲，棊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梁朝五礼俱备，雅乐和谐，儒学大兴，文史并茂，东晋以来二百余年，“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北方士族中不少人南望羡慕，认为江南是正朔所在，文化渊薮，想来投奔。梁武帝因此亦十分得意。 萧衍当了皇帝后，勤于政务，孜孜不倦。冬天四更天时就点起蜡烛批阅文件，手坼裂了也毫不在乎。他多自己起草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戕、奏诸文，合成在一起，共一百二十卷。他常常因政务繁忙而顾不上饮食。这在封建皇帝里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尽管他亲理万机，但往往却因用人不当和自身无能而不收实效，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萧衍即位之初，北魏政治已呈现日趋腐朽的状态。梁与北魏在天监初年经常发生小规模战争，互有胜负，边境十分不安定。梁武帝萧衍遂在天监四年（505）大举伐魏。他任命六弟、懦性无能的临川王萧宏为主帅。当时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有”（《梁书太祖五王传》）。军次洛口（今安徽省洛河镇），萧宏畏敌不进。一天夜里，突降暴风雨，军营出现骚乱，以为魏军前来袭营。萧宏慌忙率数骑弃军逃跑。全军将士既无主帅，纷纷离散，弃甲投戈，填满水陆，置老幼病残于不顾。结果梁军损失近五万人。魏军乘势大举进攻淮南地区，幸赖守军死战，名将韦睿等率大军及时援救，才扭转了岌岌可危的败局。此后，梁魏僵持于两淮地区。梁武帝为阻止敌军南下，于天监十三年（514），发二十万人筑浮山堰（安徽凤阳县境），企图壅遏淮水以灌淹北魏的寿阳城。淮河中沙土轻浮，难以成堰，武帝不听劝谏，靡费千万，役人死伤无数，花费了二年时间，堰勉强建成。初成见效，淮河流域数百里地，并成泽国，北魏军不得不撤退。但不久后淮水暴涨，浮山堰倒塌，沿淮河所有城戍和居民近十余万口，都被洪水吞没。不久后，北魏发生六镇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急剧激化。萧衍见有机可乘，欲取乱侮亡，统一北方。大通二年（528），他以来降的魏宗室元颢为魏王，命令大将陈庆之率众七千，配合元颢北伐。元颢和陈庆之进展顺利，先攻下北魏首都洛阳，又连下三十二城。但元颢入洛后，与陈庆之发生矛盾，欲脱离梁朝自立。梁武帝也没有再派大军去支援陈庆之。结果尔朱荣反攻洛阳，杀元颢，陈庆之全军覆没，只身一人化装成僧侣逃回江南。梁武帝自天监四年所开始的北伐事业也告结束。 梁武帝在即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内外政策，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造就了相对的繁荣局面，但也埋下了内忧外难的隐患。连年劳民伤财、无果而终的对魏战争，严重削弱了梁朝的国力，加重了统治危机。对宗室、权贵、门阀世族的优容放纵，使得构成梁朝统治支柱的政治势力日益腐朽透顶。颜之推曾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各级官吏无不专事盘剥，不恤百姓，所以各种矛盾逐渐激化，梁朝统治也开始由盛向衰转化。 晚年昏庸随着功成业就，年事增高，梁武帝本人也开始由有为向无为，由开明向昏庸转化。但他与一般昏庸皇帝有所不同。从个人生活看，他似乎无可指责。他身着布衣，木绵早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不好酒色，自五十岁起不再娶后宫；提倡后宫节俭，不衣锦绮。又始终以正人君子的标准约束自己。他注意服装仪表整洁，即使是在盛夏季节，也照样衣冠楚楚，决不袒胸露臂；服饰不整不与人相见，哪怕是见内竖小臣也如会见重要宾客一样，正冠整衣。可是，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他那虚伪、贪婪、猜忌和利己的本性。相反，梁武帝越步入晚年，这些丑恶的东西就表现得越为明显。 萧衍信佛。他称帝后就于建康锺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又在皇宫内立至敬等殿。他还组织群臣对宣扬“神灭论”的范缜进行围攻，并借口范缜与王亮相通谋而将其流徙广州。但当时他并未达到疯狂笃信的程度。但随着梁朝统治危机的加深，佛教遂成为他用以麻醉自己、欺骗他人的鸦片。他不仅潜心佛经，著解释佛典的义记数百卷，而且经常亲自于重光殿和同泰寺向万余人讲说，他创立了三教同源说，说孔子、老子是佛的学生；佛教是日，儒道是众星，即三教之中，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辅助。他以苦行僧自居，早晚都去佛寺礼拜，屡次设救苦斋，四部无遮会、无碍会，宣称做功德事，替百姓求福，到了晚年，他往往一天只吃一顿饭，饭菜也不过豆羹和粗米饭而已。但他的所谓素食，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一个瓜可以变出几十个式样，一种菜可以做出几十种味道。他所谓的为百姓求福，不过是招祸而已。普通八年（527），他首次舍身同泰寺，表示要出家当和尚，呆了四天才回宫。大通三年（529），他再次舍身，群臣出钱一亿将他赎回。中大同元年（546），他第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出钱二亿才将其赎回。第二年，他舍身念头又发作，结果在寺里呆了三十七天，群臣又花了一亿才将其赎回。不巧，刚刚赎身回宫，同泰寺的塔就烧毁了。他遂下诏，说道愈高魔也愈盛，行善一定会有障碍，应大兴土木，新塔应比旧塔增高一倍。于是役使大量民众造十二层高塔，四次赎身，一次造塔，既为自己捞得美名，也为佛寺骗得大量财力和人力。结果倒霉的是百姓。 萧衍至晚年，既已老眼昏花，怠于政事，又沉溺佛教，每当判决重罪时，往往一天也难下决断。临贺王萧正德父子欲谋反逆，他发觉后，对其声泪俱下地训诫后，就宥赦之。史称：“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政刑弛紊。”因此王侯益加骄横，或者白天公然于都城大街上杀人，或者在晚上打家劫舍。有的罪犯藏匿于王侯之家，有司知道而不敢搜捕。武帝对此并非不了解，只因都是亲朋故旧，不加以禁止罢了。而黎民百姓，却动辄得咎。当时梁全国编户不过五百万口，百姓每年因犯法而被判二年以上徒刑的，达五千人之多。萧衍还刚愎自用，忌讳别人揭短。史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魏书·岛夷萧衍传》）。有人对他披露了真情，他就暴跳如雷；有人粉饰太平，他则兴高采烈。他自恃才高，不允许有人在他之上。沈约曾恰当地评价他说：“此公好面子，不让着他就会恼羞成怒。”中大同元年（546），名士贺琛上书指出当时弊政有四：其一，官吏搜刮，民不堪命；其二，官吏穷奢极欲，无限浪费；其三，权臣玩弄威福，执法不公；其四，大兴土木，民不聊生。梁武帝看后勃然大怒，叫来主书，口授敕书责骂贺琛，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解开脱。敕书大意是：“你说什么‘上书不为朝廷所用’，为何不列举出犯法官吏的姓名？你说什么‘奢侈无度’，我与此无关。我除了公宴外，从不吃公家饭，宫里人也如此；凡所兴土木，都不费公家一砖一木，不过是靠雇人借资而已。你说‘宜导之以节俭’，我不沾酒色，居室不过一席之地，宫中无雕饰之物。昼夜操劳，日进一餐，逐渐消瘦，还不是为了国家！你说话要负责。所说的弊端乱政和营建的轻重缓急，都要举出具体事例；所谓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如此，则是欺罔朝廷。”贺琛因此不敢再说话，只有谢罪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侯景之乱是不足为怪的。 亡国于侯景之乱侯景是鲜卑化的羯族人。他与东魏皇帝高欢关系密切，曾任东魏河南道大行台，将兵十万，专制河南达十四年之久。高欢死，侯景因不肯受继任皇帝高澄节制，以河南十三州降西魏。西魏又欲夺其兵权。侯景在东西夹击的情况下，于太清元年（547）向梁武帝接洽投降，请求派兵援助。 梁武帝当了四十六年皇帝，一直在北伐事业中没有丝毫进展。他听说侯景来降，十分高兴。他贪图河南十三州之地，又想统一中原，于是任命侯景为河南王。又派他的侄子萧渊明率五万人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牵制东魏，支援侯景。梁军士气低落，纪律松弛，主帅萧渊明怯懦畏敌，无实战经验，结果梁军在彭城外十八里的寒山堰一带，被东魏军队击败，萧渊明被俘，梁军主力几乎损失殆尽。 报信的人到建康，正值梁武帝睡午觉。宦官告诉梁武帝说侍中朱异有急事相告，武帝预感大事不妙，急忙起床来到文德殿。朱异说：“寒山堰我军大败。”武帝惊恐万状，几乎从床上掉下来。宦官急忙扶他就坐。武帝长叹道：“看来我要重蹈晋家覆辙，被夷狄所亡了。” 梁军败后，东魏集中兵力进攻侯景。侯景率四万军队拼死抵抗，几次击败魏军，双方相持数月之久。梁朝因而得到喘息时间，调兵遣将，弥补防务漏洞。侯景因力不能支，被魏军打败，率步骑八百投奔南朝，到达寿阳（今安徽寿县）。梁武帝出于对侯景的感激，正式委任他为南豫州刺史，戍守寿阳。还赐给他青布万段，兵仗若干。双方因利害关系结成暂时的同盟。东魏为了离间这种同盟，对梁武帝展开了外交攻势。让被俘的萧渊明写信给梁武帝，表示只要梁武帝消灭侯景，北朝即可释放萧渊明和其他战俘。梁武帝贪图小便宜，立即同意和议，回信说：“只要萧渊明放回，就立即送回侯景。”侯景虽反对和议，但并未将和议看得很重要。他公然对人说，我取河北不成，夺江南还是有把握的。梁武帝虽有出卖侯景的打算，可是又不考虑其后果，对侯景并不防范。侯景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利用萧衍与侄子萧正德之间的矛盾，寻找内应。萧正德在萧衍无子时过继给他，但萧统的出生却打破了萧正德继承皇位的美梦。萧正德因此心怀不满。侯景派人与萧正德联系，答应事成后拥立他为皇帝。萧正德喜出望外，成为侯景内应。 太清二年（548）八月初十，侯景于寿阳起兵，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朱异以奸佞骄贪，蔽主弄权，为时人所疾；其他三人以苛刻为务，号为“三蠹”。故其起兵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梁武帝以萧正德防守长江，正中侯景下怀。十月二十二日，侯景顺利渡江。初渡江时，他只有兵八千，马数百匹。渡江后，兵势大振，遂立即进攻建康。防守宣阳门的萧正德又开城门迎侯景入城。梁武帝慌忙领男女十几万人，甲士二万入台城戍守。太子萧纲见情况紧急，全副武装去见梁武帝，征求对策。梁武帝心灰意懒，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何必来问我！内外军事指挥，都由你负责吧！” 侯景急攻台城，太子萧纲与良将羊侃拼死抵抗，打退侯景多次进攻，侯景无奈，只好一边胁迫民众为兵，一方面展开攻心战。他发檄文于城内，说：“梁自近岁以来，权倖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二年）。檄文切中时弊，守城将士为之心动。故虽梁军多于侯景军队，却难以组织反击。 当时台城内只有粮四十万斛，不能支持太长时间。梁武帝欲斩朱异等人以退侯景，被太子萧纲劝阻。他又寄希望于城外勤王援军。但怎知城外梁军二、三十万，在他的子孙带领下，都顿兵不前，专事抢掠。这时，侯景以深受压迫的奴隶为兵，军力增强，又开始攻城。在太清三年（549）三月十二日，台城被围一百三十多天后，侯景攻入台城。 侯景虚伪地派人送呈于梁武帝，写道：“陛下为奸佞所蔽，故臣领众入朝，惊动圣体，今诣阙待罪。”梁武帝问：“侯景在什么地方？让他来。”侯景拜见武帝于太极东堂。武帝故作镇静，问：“你在军队中时间很久了，有什么功劳？”侯景一时慑于皇威，汗颜无语。武帝又问：“你是哪儿的人，而敢到此地！妻子还在北方吗？”景又不回答。别人代为答道：“侯景妻子皆为高澄所杀，只以一人归附陛下。”武帝又问：“刚过江时你有多少兵马？”景回答说：“千人”。“围城有多少人？”答道：“十万”。“那么现在有多少人？”答道：“普天都为我所有。”梁武帝听后，低头无语。 侯景为了收买人心，废黜只当了一百多天皇帝的萧正德，仍奉梁武帝为皇帝。他迫使梁武帝下诏遣还勤王之军，又任命自己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他囚禁梁武帝于太极东堂。梁武帝萧衍受侯景摆布，内心愤愤不平。侯景欲用亲信为司空，武帝说：“调和阴阳，要司空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侯景又请以其两个亲信为便殿主帅，武帝还是不同意。侯景十分不满。太子萧纲哭着劝谏武帝不要过于逞强，武帝大怒说：“是谁让你来的！如果社稷有灵，还能重复大业；如若不然，哭亦无济于事！”侯景又让士兵驱赶马匹，带着刀箭在皇宫内出出进进。梁武帝觉得十分奇怪，问左右其中奥妙。有人答道：“这是侯丞相的甲士。”武帝大怒，叱骂道：“是侯景，不是什么丞相！”左右都大惊失色。从此，武帝的要求多不被满足，饮食也为守卫所裁节，遂忧愤饥饿成疾。五月的一天，他病卧于净居殿，觉得口苦，向看守要蜜吃，遭到拒绝。他连叫二声：“荷！荷！”就死了。终年八十六岁。 萧衍死后，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不久后又杀之。侯景专门从事烧杀掳掠，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建康，几乎荡然无遗；江南赤地千里，人烟罕见，白骨成堆；梁朝宗室诸王互相厮杀，骨肉相残，不久后同归于尽，政权落入到陈霸先手中。如此结局，不能不归咎于梁武帝萧衍的昏庸无能和养寇贻患。 第三节侯景从尔朱荣到高欢麾下侯景（503—552），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鲜卑化羯人。少年时深受边镇剽悍好武风习影响，行为不拘，善骑射，骁勇好斗，有膂力，深为乡里所惮。被选为怀朔镇兵，曾任功曹史、外兵史等低级官职。北魏末年边镇各族人民大起义飚起，鸣鼓角、树旗帜者不计其数。侯景与怀抱澄清天下之志的怀朔镇队主高欢甚相友好，同图建勋立业。武泰元年（528）四月，秀容川契胡酋帅尔朱荣乘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死之机，举兵入洛，发动河阴之变，攫取北魏军政大权。尔朱荣权势熏炙，各地豪强纷纷投奔，侯景亦率私兵归尔朱荣。为开辟前程，又向尔朱荣麾下名将慕容绍宗学习兵法。由于机警敏捷，侯景迅速提高了作战指挥能力。“未几绍宗每询问焉”，甚得尔朱荣器重。 六镇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河北起义军势力又如火如荼发展起来。建义元年（528）八月，义军首领葛荣率军围邺，众号百万。尔朱荣受诏讨葛荣，任侯景为前锋，同率精骑七万①，倍道兼行，东出滏口，与葛荣决战。葛荣自诩久历戎阵，威行河北，己众敌寡，胜券在操。他骄傲轻敌，在数十里平野上箕张平推迎战，分散了兵力。尔朱荣与侯景利用了葛荣的严重错误，腹背夹攻，突破薄弱处，大败义军、生擒葛荣。河北起义军从极盛而一战败亡。侯景战功卓著，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封濮阳郡公，崭现头角。 永熙二年（533），高欢消灭了尔朱荣集团，掌握了魏孝武帝。侯景见高欢势盛，遂率所领之众依附高欢，再图发展。永熙三年（534），因君相矛盾激化，孝武帝奔关中依宇文泰。高欢立清河王亶之子善见为孝静帝，东西魏分立。宇文泰据关中与高氏抗衡，南有萧梁，天下三分之势遽成。侯景在高欢重用下跃马横枪，驰骋疆场，成为东魏重要将领。 侯景悍勇能战，驭军有法，特别注意以厚利抚纳笼络士卒。每战胜后，辄将所掠财宝分与手下将士，故得部众拥戴，“咸为之用”。他精于韬略，机诈权变，有“颇习行阵”①、“多诡诈”②之称。由于善挟巧诈，作战多捷，侯景对东魏雄勇冠一时的猛将高昂、彭乐等亦不屑一顾，嗤此辈“似豕突尔，势何所至”，而自视甚高，桀骜不驯。 经略河南东魏迁都于邺后，高欢置重兵于河北，自居晋阳，全力对付西魏和北方的柔然，对与梁接境的河南一带鞭长莫及。河南古称“四战之地”，战略地位重要。高欢选中久涉行阵、善谋多诈的侯景，经略河南。天平元年（534），侯景受命攻荆州都督贺拔胜，开始苦心经营。他先后在荆州败走贺拔胜、独孤信、史宁等西魏骁将。天平三年（536），侵梁楚州，又获梁刺史桓和。屡屡获胜，战绩斐然。久居河南，侯景对南朝梁廷腐败状况了解得非常深切。① 尔朱荣率兵数各书记载不一，此从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史卷》第251 页。① 《册府元龟》卷442《将帅部》。 ② 《太平御览》卷313 引《三国典略》。 他藐视梁武帝萧衍妄敦戒素、佞佛昏谬，曾踌躇满志地夸口，愿请兵“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骄矜自负溢于言表。 天平四年（537），高欢大举伐西魏，任侯景为西道大行台，“经略关西”。侯景建议兵多力有余，宜分前后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高欢不纳此万全之计，十月，在沙苑战败。嗣后，侯景向高欢请劲兵数万，言称追击宇文泰骄胜之兵，实则想乘机入关割据，被高欢妃娄氏识破，未行。 沙苑战败后，西魏军东进洛阳，河南诸郡多降。为争回此战略要地，元象元年（538）二月，侯景率卢勇等将收复广州。南汾州、颍州、豫州亦复入东魏。秋七月，侯景与司徒公高敖曹围西魏将独孤信于金墉城，宇文泰亲提大军急趋救援。侯景布阵坚固，北据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南依邙山（今河南洛阳市北），与西魏军搏战，几乎阵擒宇文泰。只因西魏援军继至，兵势复振，宇文泰方反败为胜。此次河桥之战中，侯景善于因机制变、因形用权的特长引人注目。战后，侯景更邀宠睐。高欢对之“仗任若己之半体”，益加倚重。 兴和三年（541）秋八月，东魏任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兼为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使领军十万，专制河南，“随机防讨”。既以备梁、西魏，又使讨叛贰，侯景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河南“殷实富强”①，人口百万②，侯景在此经营多年中，早与当地豪族紧密勾结，③逐渐发展成与中央不相协调的强大地方势力，初步具备了割据的经济、政治诸条件。如今获得“与神武（高欢）相亚”的显赫地位和权力，更是如虎添翼，专兵尾大势成。武定元年（543），东、西魏在邙山大战，东魏获得大胜。侯景也因用计赚取虎牢城，连收北豫州和洛州，功迁司空；武定三年（545）改授司徒。侯景官运亨通、权柄在握，土广人众，实力雄厚，久酝于怀的“飞扬跋扈志”难免时时流露。他轻视高欢之子高澄，对东魏将领司马子如口出大言：“王（高欢）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因被高澄视为肘腋之患，也引起了高欢的疑忌和防范。 叛魏降梁武定五年（547）正月，高欢疾笃。高澄先发制人，书召侯景入京。侯景自知一旦入朝，脱离根本，就如虎兕在柙，不仅威权尽失，性命也难保无虞，于是公开据兵反叛。河南诸州刺史、守、令也多与侯景合流。东魏在上年的玉璧之战中损失惨重，高欢新死引起朝野振动，侯景反叛使东魏西、南两面受敌，形势更加严峻。为尽快平叛，高澄对侯景许以种种优厚条件诱降，同时遣重兵昼夜兼行，企图包围侯景，一举歼灭之。侯景仓促难敌，急举河南① 《玉海》、《邺侯家传》：“东魏河北、河南三道殷实富强”。 ② 据《魏书·地形志》上中二卷所录东魏武定年间（543—550）户口数统计：东魏总口数7，591，654。侯景所辖十三州中，除缺阳、西扬、东荆、襄四州户口数外，其余豫、广、颍、洛、北荆、东豫、南兖、西兖、齐九州共764，399 口，十三州总口数当在百万左右，约占东魏人口总数13％。③ 《通典》卷三《乡党》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曰：“瀛冀诸州，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如刘元海，石勒之众也。” 六州降西魏请援。旋学狡兔三窟，二月，又遣行台郎中丁和上表萧衍，倾河南全境豫、广、颍、洛、阳、西扬、东荆、北荆、襄、东豫、南兖、西兖和齐十三州降梁求援。谋援举地数量的不同，透露出侯景对西魏心存疑虑，投降乃是解急权宜之计；而对萧梁则无所顾忌，暗蓄有全力斡旋，伺机攘权的险恶用心。梁廷众僚惴惴，皆请拒之。但梁武帝不久前曾夜梦中原牧守以地降梁，权臣朱异为邀宠，释此梦为宇内方一之征。恰值侯景来降，萧衍矜然自得，谓己梦通神，竟利令智昏，引狼入室，欲藉侯景扩土北进。纳降并封之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五月，东魏韩轨领重兵围侯景于颍川，窘困中侯景再割东荆、鲁阳、长社、北兖四城向西魏请救。宇文泰深谋远虑，既不愿放过此稍纵即逝的东进良机，又审慎冷静地注意防范诈谖叵测的侯景危过翻异。他决意相机行事，纳降后乘势进取河南。遣兵前往颍川解危，又派荆州刺史王思政抓紧接收降地七州十二镇。东魏兵退，侯景出屯悬瓠。喘息未定，宇文泰召其入朝，企图虚委重任，实去其权。侯景深谙此谋，自然不入宇文之彀。他公然宣称“吾耻与高澄雁行，安能比肩大弟（指宇文泰）”，决计马首南向，染指萧梁。 萧衍纳降后即派兵运粮应接侯景。太清元年（547 年）八月，贞阳侯萧渊明受命率十万大军屯寒山，与侯景犄角，大举北伐。十一月，东魏慕容绍宗大败梁军，俘渊明，再回师扑击侯景。两军于涡阳（今安徽蒙城）对垒。侯景命战士皆被短甲、执短刃、入阵砍人胫马足，大败慕容绍宗。绍宗裨将斛律光狼狈逃走，张恃显落马被擒。绍宗慨叹“未见如（侯）景之难克者也”，遂定计深沟固垒。两军相持数月后，侯军粮尽。太清二年（548）春正月，侯景部将暴显等降绍宗。侯景收散卒步骑八百，奔梁寿阳城（今安徽寿县）。叛梁作乱东魏乘胜收复失地，即令萧渊明遣使述高澄欲“更申和睦”之意，企图离间梁、侯，坐收渔利。此时侯景亡师失地，身价大减。太清二年二月，梁与东魏间开始协商议和事宜。侯景慑于南北复通，“不免高氏之手”，驰启固谏数次，未纳；又向萧衍求与南朝高门王、谢结婚，被梁主拒绝。侯景恨怨，反心更炽。为摸清萧衍真实态度，他诈作东魏书信，言以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堕计，复信“贞阳旦至，侯景夕反”，弃卖侯景。既已进退失据，侯景遂破釜沉舟，在寿阳募军聚众，更新军械，秣马潜戈，侍机反梁。并暗结早就觊觎皇位的梁临贺王萧正德，密约事成后拥正德为帝。准备就绪后，八月，侯景以诛长期沆瀣一气、奸佞骄贪、蔽主弄权而为时人所疾的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等“三蠹”为名，在寿阳起兵反梁。梁后期，无论是经济、军事，还是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诸方面，早已危机四伏。因北魏东西分裂，无暇顾及江淮，萧衍见边境安宁，囊弓戢矢。政躬多暇，竟溺陷释教，废弛朝纲。士大夫上行下效，争尚空谈，不习武事，文恬武嬉，奄无生气。武帝长斋事佛，自奉仁慈，对王侯官吏多有宽纵。他们作恶有恃无恐，乃至白昼杀人越货，劫道行凶。地方官贪赎横行，残民以逞，直至搜刮净尽方肯罢休。大同十一年（545），梁散骑常侍贺琛启陈时弊，言户口减落，长吏贪残，风俗侈靡，官场窳败，经济凋敝。他言辞直切，武帝恼羞成怒，严辞诘责，而又无可如何。梁朝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自大通元年（527 年）至侯景叛乱的二十二年中，梁朝农民多次揭竿而起，参加者万人以上的较大规模起义就高达八次。少数民族的反抗也此起彼伏①。萧梁已酿成“人人厌苦，家家思乱”，“国有累卵之危，俗有土崩之势”的岌岌可危局面②。侯景起兵，及时准确地抓住了梁朝社会矛盾尖锐的重要症结。他传布檄文，直斥梁朝“割剥齐民，以供嗜欲”，疾呼“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陈词慷慨激昂，颇具煽动性。且起兵之初约束军纪，不使扰民，故而得到北兖州等地城人响应。 梁宗室诸王见武帝年老、朝多秕政，也不免隐生雄心。又见武帝舍嫡立庶，更激起诸王觊觎帝位。侯景南下正好提供了他们借勤王之机勒兵观变的机会。 侯景连下谯州（今安徽滁县）、历阳（今安徽和县），兵临长江。梁都官尚书羊侃建议据采石，袭寿春，迫使侯景进退失据，自然瓦解。但萧衍闭目塞听，盲信天险长江；麻痹轻敌，拒绝这一正确建议，放弃了主动攻击、消灭侯景的最佳战机。萧衍更万万没想到前太子临贺王萧正德会勾结侯景，里应外合，竟委任正德负责建康防务。梁军布防混乱，疏于戒备，给侯景造成了可趁之机。十月下旬，萧正德派船数十艘，假借运荻草，自横江偷渡侯景及所部兵八千，马数百匹到采石。侯景轻越天险，直掩建康。江南承平岁久，罕见兵甲。侯军猝然出现，公私骇震，一片慌乱。两天后，侯军抵建康朱雀桁南，建康守将庾信、王质、萧大春、谢禧等均不战弃阵而逃。侯景未遇激战，连下东府城、石头城，屯军皇宫所在地台城之下。自此，水火兼用，在三十余万陆续集结的梁援军环视下，连续攻城一百二十余日。 围逼既久，台城内粮尽疫行，军士煮弩熏鼠捕雀而食。饥疫死者“横尸满路”，“烂汁满沟洫”，后来仅剩二三千羸弱死守。侯景也渐粮饷不支，又闻梁荆州精锐援军将到，遂谲诈求和以却援足粮。太清二年二月，与梁武帝歃血为盟停战。萧衍接受侯景的戢兵条件，割江右四州之地（南豫、西豫、合州、光州）予侯景，遣诸路援军返师，台城守卫也尽收兵甲。侯景及时补充军粮，缮修器械，休整军队。十余日后，毁盟重开战幕，悉力猛攻。三月十二日台城陷落。萧衍沦为阶下囚，五月饿死。侯景虚立梁简文帝。梁名存实亡。 侯景自寿阳起兵，奇袭建康至攻陷台城，历时仅七个月。他率不善水战的少量北军，越过长江，长驱直入，短期内一举摧毁梁朝，实属惊人。他的成功与萧衍昏谬愚瞽密不可分，但也反映出侯景战术灵活，判断准确、工于心计的指挥才能。侯景所以敢以处于劣势的少量军队，大胆攻敌，关键在于善于用奇。他料敌正确，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抓住宗室伪饰勤王、顿兵不战和援军将帅惧战自保、互相猜忌，梁军士气泄沓、没有正面打硬仗的战斗力等有利条件，集精兵锐卒，攻敌要害，速战速决，化弱为强，未战已先胜敌一筹。 为达到奇袭目的，侯景巧辟蹊径。起兵前，先暗结萧正德作内应，故能悄无声阒，拱手越过长江，萧梁也因此失去最重要的战略屏障和心理优势。即使已兵扼建康咫尺的板桥，侯景还假惺惺地宣称起兵仅为诛权佞，无意问① 据张泽咸、朱大渭编《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五卷《萧梁》部分统计，时间迄萧衍死时为止。并参阅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第199 页。 ② 《文苑英华》卷七五四·梁典总论。 鼎，以麻痹萧衍。梁布军尚未停当，侯景已轻骑简从，飞袭建康。萧梁猝不及防，受创凛然。 对陆续赴援的三十余万勤王梁师，侯景也从冷静的分析出发，决定自己的战术。他根据“外援虽多，各各乖张，无有总制，更相妒忌”；将不威严，兵不整肃；或游疑观望，或闻风而逃；指挥系统紊乱不灵，嫌隙颇深实力大减等情况，断定梁王侯、诸将，无有敢撄锋铦，“竭力致死”，与己争一胜负者。大胆积极进攻，先发制人，挫敌锐气。太清二年十一月，侯景陈兵于建康覆舟山北，与绍陵王萧纶对阵。萧纶畏葸不战。日暮，侯景更约次日会战，佯退。安南侯萧骏麾军追击，侯景出其不意，陡然回师反扑，乘胜击破赵伯起等军。诸军皆溃，萧纶奔逃。侯景悉收辎重，生擒西丰公萧大春，安前司马庄丘慧、主帅霍俊等。梁军夺气、胆寒。太清三年正月，侯景再次主动出击。在青塘消灭了援军中坚韦灿军队，再一鼓作气与援军统帅柳仲礼决战。柳仲礼受伤，战败气馁，诸军愈加仓皇。侯景不失时机暗贿金镮，自此柳仲礼闭营不战，敛势冷观。援军戎幕清闲，掠民财产。侯景解除了后顾之忧，集中兵力，凌厉攻击台城。 军事强攻的同时，侯景双管齐下，成功地运用了政治攻心的战术。台城守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南朝贵族官僚的奴隶。奴隶素居社会最底层，被视为生口，等同牛马。他们深仇蕴蓄，犹如满弩紧弓，一旦找到了爆发的契机，就会转化成强大的战斗力。侯景在攻城中，宣布放免在南方沦为奴隶的北人为良，并不次任用，以重赏招引他们从军。朱异家奴逾城投景，侯景封为仪同，并令乘良马，披锦袍，往来城下，炫耀城内说：“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仕侯王，已为仪同。”奴隶鱼贯偷出，趋降侯景，感激私恩，愿为效死。故胡三省以为，萧梁虐奴，咎由自取①。显然，侯景诱募和抚纳奴隶，巧妙地分化和动摇了台城的抵抗力，有效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攻台城藉此而收意外之效。 太清三年二月末，侯景再施诳诈，又获成功。他利用萧衍久困疲怠，急欲偃兵的心理，投其所好，提出停战为盟。诱使梁军撤援弛备，自己抓紧储粮筹辎。然后骤然变计，劲卒精甲蓦然猛攻，昼夜不停，一举破台城亡梁。建康之战充分体现了侯景战术灵活、用兵诡谲的特点。 入城后，侯景自为大都督、录尚书事、使持节、大丞相、王如故。掌握梁廷大权。他废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六月，杀萧正德。欲除梁诸藩后篡位，派叛军东进浙东州郡。太清三年（549）十二月，侯军陷会稽，尽有三吴。大保元年（550），侯景自为相国、汉王；十月，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梁简文帝成其砧上之俎，萧梁有名无实。 侯景出身行伍，志大识 。在久膺疆寄的戎军生涯中，养成了“反覆猜忍”，酷虐凶狡的性格。他有野心而无政干，生性暴戾嗜杀，不能真正收取民心，难于在南方站稳脚跟。故军虽锐勇，不能持久。 侯景初至建康，军令尚严，士卒不敢侵暴。及久攻不下，人心渐散，粮仓将罄，乃纵兵掠民。无论金帛菽粟，恣意劫夺。他令民筑土山攻城，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捶，疲羸者杀以填山，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城破后，将病人与死尸聚而焚之，惨不忍睹。还在石头城立大舂碓，刑人或加 杀，或断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肠；他封箝民口，禁人偶语，犯则刑及外族。① 《资治通鉴》卷一六一。 遣军攻浙东，他鼓励诸将破栅平城尽屠毋赦，以扬威名，故其将领专务焚掠，杀人如芥。南方人民创痛巨深，仇恨侯军暴虐荼毒，“虽死不从之”。啸聚筑垒，亟起抗暴。南方土豪酋帅亦趁国土板荡，朝廷倾覆，风云际会，异军突起。他们凭藉私人武装，参与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成了后来平定侯景的主力，登上了南朝政治舞台。 侯景横逆衄践，江南经济文化遭巨大损失。梁都建康所在地扬州和邻近的东扬州向来富庶繁荣，为南朝财政所本。亟经摧燎，这一带的社会经济一落千丈。建康城焚掠后满目疮痍，残如荒郊。“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由于战争中不能正常生产，大宝元年（550）又旱蝗相继，江南发生特大饥荒。百姓流入山谷江湖，以草根木实果腹，草木垂尽，饿殍遍野。就连富室豪家亦皆乏食，鸠形鹄面，坐怀金玉，奄奄待毙。江南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堆，高如邱陇，凋残颓废，一二十年后犹未克复。 萧梁文人学士逢此乱离，备历屯蹇而丧命者甚多，大量藏书亦于战火中毁佚。南朝文化受到空前浩劫，但部分文士北逃避乱，客观上给南北文化交流和北齐文化发展以一定推动①。 江南士族自东晋末开始衰落，至梁末已呈沉淫沉弱，生机殆尽之态。他们大多麇集于建康和扬州，因而在侯景暴风骤雨般的扫荡中，被屠戮略尽。皇室萧氏更是难逃灭顶之灾。侥幸身免的士族逃往江陵投靠荆州刺史萧绎，喘息未定，遽遭西掳入关，没为仆隶，耕田养马。南朝士族自此一蹶不振，成为强弩之末了。 侯景凭凌南土，东魏乘梁危迫中不遑顾及淮南，派辛术招携安抚，侵蚀入己。不费一矢，坐得全淮。西魏争城掠地也不甘示弱，先取襄樊，再占益梁，长江上游入其畛域。在军事、经济力量上优势陡增，以后北周灭北齐，隋统一南北的契机遂萌。 侯军在建康和浙东肆虐，长江中上游萧梁荆、郢、雍、湘、益诸方镇却火并正盛。湘东王萧绎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结西魏翦除兄弟子侄，为自立清道。宗室自相鱼肉，无异是代侯景行师。大宝二年（551）闰三月，侯景遣军乘机西上。从此时起，侯景在战术上犯了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的严重错误。荆、郢虽交通便利，但多为水路，侯军不善水战，难于利用；侯景早已尽失民心，脱离建康根本，骤然难于驻足。他本应水、步两道，鼓行西上，直指江陵；或是身顿长沙、徇地零、桂，积聚兵粮，荆、郢皆可入其掌。但他自恃兵多将广，屡战屡胜，轻视梁荆州精锐。兵分五千守夏首，再分一万趋巴陵，另有一路指叩江陵。兵分势散，各路又未能协同默契。当前锋任约军与梁徐文盛军相接后，萧绎抽兵驰救，任约窘急。侯景率兵援任约，四月，在西阳被长于水战的徐军打败。梁军一味逃窜惧战的颓势开始扭转。侯景急遣轻骑三百袭陷郢州，擒刺史萧方诸。徐文盛等军心大乱，奔归江陵。梁将王僧辩受命拒侯景，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沉船靡旗，伪装将遁。侯景中计，昼夜猛攻巴陵、数旬不克。锐士尽于坚城，士卒饥于米菽，军中疾疫蔓延，死伤大半，侯军战斗力大损。六月，赤亭大战中，梁将胡僧祐和陆法和败擒任约，断侯景一臂。侯景只得放弃经略江汉，退走建康。梁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须邀击侯景，破其后军。梁军士气大振，转入战略反攻。因利乘便，沿流进讨。侯景丧师失将奔逃，船只前后不接。 ① 参阅缪钺《颜之推年谱》，见《读史存稿》1982 年版。 回到建康后，侯景自恐不能久存，欲早逞为帝之心。八月，幽禁简文帝，立豫章王萧栋，改元天正。九月，杀简文帝及其诸子。十一月，废萧栋自立，改元太始，国号汉。 承圣元年（552）三月，梁江州刺史王僧辩军、东扬州刺史陈霸先军与侯景在姑孰和石头城北激战。侯景情穷势绌，率部下数十人遁逃。四月，在沪渎下海，北逃途中被随行羊鹍所杀。 第十九章高欢、宇文泰、北周武帝第一节高欢高欢（496—547），字贺六浑，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东）人。东魏王朝的建立者和实际统治者。 从队主到晋州刺史高欢自称是河北大族渤海高氏的后裔①。六世祖高隐曾任西晋玄菟太守，以后三世又有人在鲜卑慕容人所建立的前燕、后燕政权里为官。拓跋珪灭后燕，曾祖高湖降魏，为右将军。祖父高谧仕魏，官至侍御史，因犯法依律徙居怀朔镇，降为兵户。 怀朔在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是北魏边塞六镇之一。这一地区的镇兵和镇民以鲜卑人为主，也有被迫徙居这里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由于长期的民族杂居，后者多已鲜卑化了。高欢就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 北魏后期兵户的社会地位很低，属于半自由人。他们只有在立下战功以后，由政府赦免才能与一般国家编户的地位相等。高欢的早年生活充满了贫困和屈辱。母亲死后，他一直被寄养在姐夫尉景的家里。长大以后，靠着娶上有钱的老婆，高欢才买到马，被镇将提拔为队主，后改任函使。函使主要负责由边镇往首都洛阳传递信件，是一种职务低贱的小军官，受人鄙视。有一次仅因为坐着吃饭，高欢便遭到上司的一顿痛打。 高欢当函使共有六年，其时正值宣武帝末年到孝明帝初年。北魏政权已十分腐败，最高统治阶层穷奢极欲、佞佛成风；朝中权贵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吏更是拚命聚敛财富。劳动人民在沉重的租税赋役压迫之下，大量地破产、流亡，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函使的生活，打开了高欢的眼界，许多社会问题迫使他去思考。高欢预感到北魏的统治在走向绝路，天下将要大乱。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觉得时机快要到来了。神龟二年（519）二月，洛阳城内发生皇宫卫队的武士们聚众闹事的乱子。千余名羽林、虎贲集会，抗议政府排抑武人，先在尚书省诟骂，继而闯入征西将军张彝的私第，殴伤主人，烧死其子。事后，北魏政府只惩办几个头目，其余的人一概赦免不问。高欢在洛阳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回到怀朔，他对家人说：“政府腐败无能到这种程度，前途可想而知。天下大乱，钱财能够保得住吗？”于是，他有意识地用钱财去交结那些有志造反的朋友。慢慢地，在高欢的周围聚拢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 北魏末年，北方边镇地区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里的镇兵、镇民受到的压迫最深，痛苦最大，动摇北魏统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也首先从这里爆发并向全国波及。高欢和他的一伙，先后参加过两支由六镇兵民为主体的河北义军。高欢参加起义，是带着个人野心来寻找出路的。所以在杜洛周义军，他曾制造过谋杀事件，企图夺取义军的领导权。改投葛荣后不久，他又叛降义① 关于高欢的族属，《魏书·高湖传》、《北齐书·神武帝纪》皆记其世系出于渤海名门高氏。清人王鸣盛最早提出怀疑。周一良教授推论高欢本非汉人，王仲荦教授也持此说。缪钺教授更认为高欢乃塞上鲜卑或汉人久居塞上而鲜卑化者，既贵之后，伪造世系。谭其骧教授则考证出高欢的族属出于高丽。军的死敌尔朱荣。 尔朱荣是塞上北秀容川（今山西保德县朱家川一带）契胡族酋长，拥有部落八千余家。北魏内乱，他乘机大肆招纳兵勇，发展武装力量。北魏政府授予尔朱荣车骑将军及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的职务，利用他的兵力镇压起义。尔朱荣兵势日盛，野心逐渐膨胀。高欢迎合他的心理，建议举兵内向，通过武力控制北魏政权。由此高欢深得尔朱荣的信任，被任命为亲信都督（卫队长）。武泰元年（528）二月，尔朱荣以高欢为先锋，长驱下洛，通过血腥的屠杀，制服了北魏朝廷，把持了大权。当年九月，尔朱荣出兵镇压葛荣。高欢利用旧日与河北义军的关系，进行分化瓦解，诱使七个称王的义军首领脱离葛荣，导致河北义军的最后失败。之后，高欢又参与镇压山东的羊侃、邢杲起义，以功累迁为第三镇人酋长、晋州刺史等职，成为尔朱荣最得力的部将。尔朱荣认为，在他的下属中，只有高欢可以代替他统军，是个帅才。 移军河北，另立门户永安三年（530）北魏孝庄帝不甘心作傀儡，用计将尔朱荣杀死。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统领余众，从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赴洛为叔父报仇。临行前，尔朱兆要高欢与他同行。高欢以汾晋地区的山蜀作乱为借口，滞留晋州（今山西临汾地区）不动。在尔朱氏家族中，高欢只敬畏尔朱荣一人，认为尔朱兆粗鄙狂愚，成就不了大业，不愿意附属于他。尔朱兆兵陷洛阳以后，高欢警告他不要对皇帝下手，否则将会十分被动。然而尔朱兆置之不理，仍将孝庄帝弄到晋阳缢死。这使高欢决意脱离尔朱氏，另立门户。 当年十月，河西牧子费也头部纥豆陵步藩率众南下，在秀容川大破尔朱兆，进逼晋阳。尔朱兆向高欢告急。高欢一面答应救援，一面借口无桥渡河，逗留缓行。当时他的内心十分矛盾，既希望尔朱兆被费也头消灭，又害怕费也头兵势太强，日后难除。经过再三犹豫，才在尔朱兆反复求援后，与之联兵合击，将费也头打败。 在打败费也头的当天夜里，尔朱兆兴致勃勃地来到高欢的营寨，要来个通夜宴饮。席间，尔朱兆向高欢请教治理他辖下的二十万六镇降户的办法。所谓六镇降户，就是参加河北起义的六镇兵民残余力量。起义失败后，尔朱荣把他们强徙到山西的并州（今山西太原地区），肆州（今山西忻县地区）一带。由于受到契胡军人的欺凌，无法生活，六镇降户经常起来反抗，前后二十六次造反。尔朱荣、尔朱兆杀死了很多人，但是骚乱仍然不断发生。所以这些六镇降户成了尔朱兆最头疼的问题。而高欢却对他们很感兴趣。他要与尔朱氏分手，苦于兵力不足，而六镇降户正是他所需要的力量。他知道凭借自己同六镇的特殊关系，不但有能力控制他们，而且能把他们训练成一支驰骋天下的劲旅。于是，高欢对尔朱兆说：“二十多万人，怎么能都杀死呢？你应该选个可靠的人把他们编制和统率起来，再有人闹事，你就惩罚这个将领。有人认真管，闹事的人自然会少了。”尔朱兆说：“好主意！可让谁来管呢？”高欢还没有说话，他的一个下属抢着提名高欢。高欢一拳打掉那个下属的牙齿，还要求尔朱兆处死他。高欢演出的苦肉计，居然骗取了尔朱兆的信任。尔朱兆把统率六镇降户的权力移交给他。高欢害怕尔朱兆酒醒后反悔，立即出营向六镇降户宣布尔朱兆的任命，并命令他们到汾水以东的阳曲川集合。六镇降户向来痛恨尔朱兆而对高欢有一定的好感，所以能够比较服从他的调遣。 高欢为摆脱尔朱兆的控制，借口并肆地区频岁霜旱，缺少粮食，要求带领六镇降户到太行山以东的今河北地区就食。因为事先买通了尔朱兆的左右，他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 在东去的路上，高欢将尔朱荣妻子从洛阳带来的三百匹战马劫走，还杀死了尔朱兆派遣统领降户家眷的部将。这些作法，不但壮大自己的实力，而且进一步得到了降户们的拥护。 普泰元年（531）二月，高欢率军经上党（今山西长治北）穿大王山，到达河北的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石鼓山），驻扎下来。 当时，河北地区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尔朱氏集团和他们的反对派争夺异常激烈。尔朱氏的亲信刘诞和侯渊分别据有相州（今河北临漳县地区）和定州（今河北定县地区），控制殷州（今河北隆尧地区）大权的则是尔朱氏家族的成员尔朱羽生。反尔朱氏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幽州和冀州：幽州（今北京地区）刺史刘灵助自称燕王，声言要为孝庄帝复仇。占据冀州（今河北冀县地区）的河北大族封隆之、高乾、高昂兄弟更与尔朱氏势不两立。他们杀死尔朱兆派来的监军白鹞，并将前来偷袭的尔朱羽生打败。此外还有很多坞堡势力也拒绝与尔朱氏合作。 高欢要实现在河北站稳脚根，最终同尔朱氏决裂的计划，就必须同反尔朱氏的河北大族建立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因此，他一面自称与高乾、高昂兄弟同宗，一面放出进攻冀州治所信都的口信。由于高欢尚未脱离尔朱氏集团，河北大族搞不清楚他的真实用意。高乾特意来到滏口摸底，他劝说高欢与尔朱氏决裂，并邀请他进据冀州。这时，赵郡大族李元忠也赶到滏口。李元忠是殷州西山的大坞堡主，统领堡户多达数千家。他表示有能力控制殷州的局面，并同意归附高欢。同时尔朱氏也想拉拢高欢，通过他们操纵下的北魏政府进封他为渤海王、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等职务。 高欢占据冀州后，开始着手对六镇降户的控制和改造。高欢极意笼络他们，自称是鲜卑人，同他们讲话也一律用鲜卑语。他还千方百计地加深六镇降户对尔朱兆的仇恨。高欢故意散布消息说，尔朱兆要把他们弄到并州去当奴仆，还要征发他们去打仗。一时间，六镇降户人心惶惶，无不切齿痛恨尔朱兆。他们表示拥戴高欢作首领，并决心跟高欢起来造反。高欢看到时机成熟，便向他们讲：“你们这些人不懂得纪律。一个军队，人数再多，没有法度迟早要垮台的。我当统帅，首先要立下纪律，不许欺负汉族人，不许违犯我的军令。”高欢说完，六镇降户全都跪倒在地，高喊道：“不管生死，一切全听将军的安排。” 高欢为什么向他所统率的六镇军队提出不许欺负汉人的问题呢？原来，自孝文帝从代北平城迁都洛阳以后，北魏政府对六镇鲜卑采取歧视政策，这就形成了六镇人对汉化和汉人的仇视心理和报复情绪。河北是汉人居住区，高欢要在河北立足，必须解决鲜卑人与汉人的矛盾。所以，高欢经常劝说鲜卑人要加强纪律，尊重汉人。他对鲜卑军人讲：“汉人是你们的奴婢，男人为你们种地，女人为你们织布，让你们得到温饱，你们为什么要欺负他们？”他自己以身作则，行军路过汉人农田的时候，都要牵着马，步行而过，不让军马踏坏庄稼。高欢还规定，汉族老百姓家的东西，一概不许侵犯。 在当时战乱的年代里，象高欢这样能注意申明纪律、约束军队的统帅，可谓是凤毛麟角了。由于高欢治军严明，他的军队的名声最初还是比较好的。同时，高欢还努力加强同河北大族的关系。他称高乾为叔父，并和自己的儿子以子孙之礼拜见他们。高欢注意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凡是高氏兄弟在场，他同军队讲话都改用汉语，还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为消除对鲜卑军人的对立情绪，他对汉族老百姓讲：“鲜卑人接受你们的粮食和布匹，是受你们雇佣，替你们来打仗，让你们能过上安宁日子的。你们不要恨他们。”这种缓解民族矛盾的做法比较得人心。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高欢在河北立足已稳，遂与尔朱氏彻底决裂。这年六月，高欢授意李元忠攻打殷州城，同时派高乾以救援为名，将尔朱羽生诱出城外杀死。高欢委任李元忠为殷州刺史，并上表宣布尔朱氏罪恶。不久，他在信都拥立北魏宗室元朗为帝，自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大行台等职，公开和尔朱氏操纵下的洛阳政府相对抗。 韩陵之役大捷高欢的突然反戈，极大地激怒了尔朱氏一家。八月，尔朱兆亲率大军攻打殷州，李元忠支持不住，败退信都。尔朱兆进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与自徐兗进屯阳平（今山东馆陶）的尔朱仲远大军形成对冀州犄角之势。高欢了解尔朱氏家族内部矛盾重重，巧施离间计，使尔朱仲远不战而还。他乘机在广阿大破尔朱兆，俘获甲士五千余人。接着，又连陷殷州、相州，生擒刘诞，迁都城于邺（今河南临漳县西南）。 高欢的节节胜利，迫使迭相猜贰的尔朱氏一家暂时一致起来。在掌握朝政的尔朱世隆策划之下，尔朱兆、尔朱天光、尔朱仲远等人分别从晋阳、关中、徐兗等地调集大军，气势汹汹地扑向邺城，准备一举消灭高欢。 普泰二年（532）闰三月，集结在洹河南岸的各路尔朱氏军达二十万人。 形势对高欢十分不利，尔朱氏军队不但数量多，而且以剽悍雄健的契胡族骑兵为主。而高欢的军队则是步骑交杂，全军战马尚凑不足二千匹，步卒也不满三万人。双方实力悬殊。 面对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高欢采取了集中兵力、破釜沉舟的战术。他留下少量军队守护邺城，把大部队调到邺城东南方的韩陵山下、摆成一个圆阵。他命令将士用绳索把许多牛、驴牲畜系好，连结在一起，将去往邺城的归路堵死。高欢的部署用意十分明显，向全军将士表明：现在背靠大山，又没有退路，只有决一死战，战胜敌人才能生存。 战斗开始后，高欢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从中路冲向敌阵。河北大族高昂率领三千名由他的乡里部曲组成的私兵担任左翼部队，高昂的弟弟高岳指挥右翼部队。尔朱军仗着兵多将众，从四面包抄过来。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高欢的中军，企图活捉或杀死高欢。这样，高昂和高岳的左右两军受到压力反而不大。高岳发现受到敌人重点攻击的中军形势危急，当机立断，马上从右军中抽调五百名精锐的六镇鲜卑铁骑，对准敌军前驱部队的主帅尔朱兆猛扑过去。高昂也亲率一千名汉人骑兵，横击尔朱军的左右翼。高欢手下的另一将领斛律敦乘机绕到敌后，攻击敌人的后应部队。骄傲轻敌的各路尔朱军想不到会突然同时受敌，一时懵头转向，不知所措，纷纷溃败逃跑。高欢看见敌军阵角大乱，立即抓着战机，指挥军队迅猛冲杀。尔朱军抵挡不住，很快土崩瓦解。几个尔朱军的将领干脆放下武器投降了。尔朱兆见大势已去，勉强收拾起残兵败将，狼狈地窜回晋阳。他的几个叔叔、兄弟也抛下军队各自逃生去了。在决定命运的韩陵之战中，高欢靠智慧和勇敢打败了敌人。 韩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高欢以三万之众打败了七倍于己的敌人，这和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分不开的。首先，高欢知己知彼。他在尔朱氏的军队中生活过，对于这个军队内情十分熟悉。尔朱军不但内部矛盾尖锐，而且麻痹轻敌。而自己军队中的鲜卑人既对尔朱氏的军队有着刻骨的仇恨，又英勇善战。根据敌我双方的这些情况，高欢制定了一个正确的作战方案。他以断绝自己军队退路、破釜沉舟的办法，激发将士以死拚搏的斗志。这是高欢以少胜多的第二个原因。最后，高欢比较好地处理了内部关系。他尽量调和和消除汉人和鲜卑人之间的矛盾。在战争开始之前，高欢曾担心高昂率领的汉族军队战斗力不强，想派一千名鲜卑兵协助他们。但是高昂认为两族人在一起不便指挥，拒绝了这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高欢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高昂心情比较舒畅，战斗中十分勇敢，还能与其他各部注意配合，互相支援。 韩陵战后，北方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尔朱氏各派势力很快被高欢消灭了。除晋阳的尔朱兆尚在苟延残喘外，其余的人不是被杀，就是逃到南朝去了。这年四月，高欢进入洛阳，废杀尔朱氏拥立的节闵帝元恭及原来的傀儡元朗（只因他是魏宗室的疏属），另立元修为皇帝，是为北魏孝武帝。高欢自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等职，把北魏政府的实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七月，高欢兵发三路，亲率十万大军杀向晋阳。尔朱兆仓皇舍弃晋阳，退到北秀容。次年正月，尔朱兆兵败自缢而死。 建立东魏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高欢集中精力对他的军队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和改编。他发现晋阳一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四周崇山峻岭，易守难攻，是个极好的屯兵之地。于是，高欢在晋阳建置大丞相府，长期住在那里，遥控洛阳。他还把手下的鲜卑人从河北迁到了并州、汾州一带，并分别在秀容郡（今山西原平县）、寿阳城（今山西寿阳西）、受阳县（今山西文水东）设置恒、燕、云三州侨州政府；又把六镇改为朔、显、蔚三州，分别在六壁城（今山西孝义西南）、邬县（今山西平遥西北）等地设置侨州政府。侨州政府不受当地政府管辖，直属大丞相府。高欢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六镇鲜卑很多特殊的照顾，规定他们以打仗为主要职业，不从事生产，衣食供给都仰承于汉族人民。六州鲜卑拱卫在晋阳的四周，既有利于高欢对军队的调发和使用，又成为他重要的兵源。 永熙三年（534）五月，魏孝武帝下诏调发河南诸州兵，声言要亲自进攻南方的萧梁王朝，而实际上是想突袭晋阳，搞掉高欢。 魏孝武帝同高欢关系紧张，发生在一年以前。几个对高欢专权不满的朝臣向孝武帝建议加强禁卫军，以防备晋阳。本来就不愿受高欢摆布的孝武帝，很快按照他们的意见设置了都督部曲，并大量选拔骁勇，增允武直，还把一部分军国大权转移到高欢的反对派手里。同时，他还秘密地和拥兵关陇的贺拔岳建立联系，任用贺拔岳的哥哥贺拔胜都督荆州等七州的军事。不久，孝武帝杀死在朝中任司空官职的高乾，撤销高欢亲信韩贤建州刺史的职务，将高欢安插在洛阳的党羽一一地清除掉。 高欢识破孝武帝的用心，立即调集二十四万大军，声称应诏南讨，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七月，高欢引军渡河，迫使孝武帝丢弃洛阳，亡命长安，投奔到贺拔岳的继任者宇文泰那里。八月，高欢占据洛阳，大肆屠杀反对派。但孝武帝的西走，也使高欢失去了政治资本。他前后写过四十多封信件，请求孝武帝东还，均遭拒绝。十月，高欢改立年仅十一岁的元善见为帝，是为魏孝静帝。不久，他以洛阳处以四战之地，难以为都，下令北迁邺城。高欢命令下达后三天，洛阳城民四十万户被驱出家园狼狈就道。高欢留在洛阳处理后事，事毕还晋阳，从此军国大权一概归入相府。北魏被一分为二，以邺城为都的北魏王朝居于宇文泰制下的北魏长安王朝的东方，故史称东魏。东西对峙，败多胜少天平二年（535），高欢镇压了并、汾地区的刘蠡升起义。孝昌年间（525—527），受六镇起义的影响，居住在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泾川）以东广大山区的稽胡族人民不堪政府压迫，在刘蠡升领导下举行起义。刘蠡升自称天子，在汾州境内的云阳谷一带建立政权。刘蠡升力量日益发展，对以并汾为基地的高欢造成严重威胁。高欢先后三次发重兵进行讨伐，甚至不惜采取欺诈手段，终于将义军战败。赵蠡升被杀，五万多户胡汉人口被高欢俘获。 魏孝武帝逃到长安后不久，与宇文泰发生矛盾，被毒死。宇文泰改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宇文泰以丞相的职务控制大权。西魏同东魏比较，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高欢建立东魏后，有志消灭西魏统一北方，开始频繁地向西部用兵。 天平三年（536）正月，高欢亲自率领一万骑兵袭击西魏的夏州（今内蒙乌审旗南），逼降其刺史斛拔俄弥突。不久，高欢又派兵将准备投降的西魏灵州刺史曹泥、凉州刺史刘丰解救到东魏。两次战争高欢共虏获西魏一万多户人口。 西魏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是关中地区的大灾年，“人相食，死者什六八”（《资治通鉴》卷一五七）。高欢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当年年底大举进攻宇文泰。他以大都督窦泰趋潼关，以司徒曹昂包抄蓝田，自己亲率主力进屯蒲坂。次年正月，宇文泰抓着东魏军队骄傲轻敌的弱点，潜军出小关，突袭窦泰。攻潼关的东魏军没有防备，结果全军覆没，窦泰兵败自杀。高欢听到窦泰的败讯，急忙拆掉为渡河而建置的浮桥，撤军而还。不久，高昂也身受重伤，返回东魏。 天平四年（537）九月，高欢不甘心小关的失败，选择宇文泰东出潼关到恒农（今河南灵宝北）“就谷”之机，一面派高昂围攻恒农，截断宇文泰的归路，一面亲率十万大军，自蒲津（今山西永济西）而西，先后渡过黄河、洛水，屯军许原，准备一举攻陷长安，消灭西魏政权。但是，高欢没有想到，宇文泰会很快摆脱高昂，引兵入关，又轻骑渡渭，将大军隐蔽在渭曲沙苑（今陕西大荔南）一带。高欢的部将由于地理环境不熟，且又麻痹轻敌、纪律涣散，结果二十万之众竟然被不足一万的西魏人马打败。这一战是高欢统兵历史上所遭遇的最惨重的失败，全军将士死伤八万余人，各类武器、铠甲损失十八万多件。 沙苑之战后，宇文泰在关中陇上地区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高欢逐渐丧失对西魏的战略优势，靠东魏的力量统一北方的目标已很难实现。东西魏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 高欢退军后，西魏乘胜攻占了蒲坂和洛阳的金墉城。元象元年（538）七月，高欢得知宇文泰与魏文帝要来洛阳祭拜园陵，遂命令侯景、高昂率军反攻金墉城，自己亲率大军担任后继部队。宇文泰亲自赶来救援守城的西魏军队，在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被侯景打败，几乎被俘。但西魏大军及时赶到，反败为胜。高昂全军覆没，本人为追兵所杀。河桥一役，东魏将士被俘一万五千余人，落水而死的近万人。 高欢在同西魏的几次大战中连续告败，具体原因因战争而异，各不相同，但都是次要的原因。政治上的逐渐腐败，官吏贪污成风，东魏境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 东魏立国之初，高欢也想对北魏末年泛滥成灾的腐败吏治予以廓清。天平二年（535），他为在邺城的文武百官规定了给禄标准，并派人检查各州郡县政府官吏执法的情况。但是，随从高欢起家的鲜卑族权贵不顾禁令，依然肆意贪污，高欢无可奈何。有个叫杜弼的行台郎中实在看不过去了，要求高欢惩办贪官污吏。高欢对他说了实话：“官场上贪污的风气，由来已久。武将中有很多人因家眷在关中，受到宇文泰的招诱，去留未定。江南的萧衍专搞礼乐制度，对汉族士大夫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如果对他们过分强调纲纪，不予宽容的话，一旦都离我而去，我怎样立国呀？”等到杜弼再来提建议时，高欢则翻了脸。他命令士兵把弓拉开，刀竖起来，让杜弼从刀锋箭头中间钻过去，然后对杜弼说：“箭也不射你，刀也不砍你，你还害怕。我的军人们却是真刀真枪，百死一生，功劳这么大，贪污点算什么！”高欢以放纵贪污立国，使东魏的吏治、官风腐败到了极点。 这时，原已缓和的民族矛盾又重新尖锐起来。天平四年（537），治河的民伕死去不少，鲜卑贵族竟讲：“一钱不值的汉人，随他们死去吧。”一个汉族将领听到后气坏了，准备杀死他。汉族、鲜卑族将领之间常因民族关系紧张而发生火并。高昂之死也是由于东魏鲜卑族将领见死不救造成的。 武定元年（543）月，东魏与西魏再次发生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叛降西魏。宇文泰亲至洛阳接应，用兵包围了河桥。高欢匆匆从晋阳赶到黄河北岸，在挫败西魏烧桥的船队后，渡河占据了邙山。两军合战，宇文泰战败，险些被擒。这一仗，西魏军损伤三万余众。第二天，两军又发生战争，宇文泰仍未能取胜，只好引兵入关。这次战争，史称邙山之战。 邙山之战虽以高欢的胜利而告终，但也暴露了东魏内部的许多问题。部将的贪财好利，军纪败坏，严重地损耗了军队的战斗力，一度干扰了高欢的军事部署。当时宇文泰兵败几乎遭擒，大将彭乐接受一口袋黄金的贿赂，竟然将敌军主帅放跑了。 由于平素对下属放纵惯了，高欢感觉到光靠自己的力量很难改变这种局面。他开始采用扶植儿子高澄的办法，试图对不法权贵稍加约束。武定二年（544）三月，高欢把高澄的职务从吏部尚书提升到大将军、领中书监，并将掌管机要的权力从门下省转归中书省。高欢企图以此削弱邺中四贵的权力。邺中四贵，是高欢原来安插在邺城控制东魏朝政的孙腾、司马子如等四人。他们凭借权势，专恣骄贪，成为不法权贵的领袖人物。高澄起用汉族士人崔季舒为中书侍郎，崔暹为御史中尉，授意他们对司马子如等人进行弹劾。高澄下令将司马子如下狱、免职，并当众羞辱孙腾，同时还处死、黜免一大批贪赃枉法的贵族官僚。一时满朝肃然，颇有成效。事后，高欢出面极力安抚司马子如等人，并下书给邺城诸贵说：“崔暹等人居宪台，象司马子如这样同我亲密的人，我都不能救。请你们大家谨慎小心一些。” 为了扩大剥削对象，增加租税赋役收入。高欢在统治区域内多次清查户籍，搜括人口。早在元象元年（538），他曾下令禁止各地牧守令长擅立佛寺，以防止大量国家编户成为免除租税赋役的僧尼。武定元年（543），高欢亲自巡行冀、定二州，校对核实河北地区的户口。次年十月，他又派遣孙腾、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前后共清查出无籍人口六十多万户，并强迫大量流离、侨寓人口返回本乡。 北魏末年，原本已衰落下去的柔然汗国，由于参与镇压六镇起义遂渐强盛起来。东西魏分裂以后，高欢和宇文泰无暇北顾，竞相与柔然通好，遂使柔然可汗阿那瑰称雄漠南，势力无故。武定四年（546），西魏与柔然合谋连兵进攻东魏。高欢得知后，一面在幽、安、定三州的北边险要关口修建防御工事，一面派臣下出使柔然为儿子高澄求婚。柔然可汗拒绝将女儿嫁与高澄，强迫高欢自娶。高欢被迫将其妻匹娄氏处于别居，纳柔然公主为正室。高欢屈辱妥协讨好柔然，以换取北边的和平，全力对付西魏。 这年九月，高欢亲率大军围攻西魏据守的玉壁。玉壁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南，处于汾水的下游。西魏设在这里的要塞对东魏的晋州威胁很大。高欢命令士兵昼夜攻城，企图拔掉这个钉子。但是他遇到了西魏守将韦孝宽的顽强抵抗。东魏军队苦攻五十余日，士卒死病七万余人，始终未能破城。高欢智力皆尽，在身染重病之后，解围退军。 高欢回到晋阳后，一病不起，武定五年（547）正月死去，终年五十二岁。北齐建立后，高欢被追谥为献武帝，后改谥为神武帝。 高欢的一生可以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经历了各种艰难曲折，从出身低贱的兵户之子成为一名统帅，并建立了强大的东魏王朝。他擅长分析和把握客观形势，并能作出决断。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但是在他的后期，由于没有勇气对其营垒中的腐败风气进行斗争，他徒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也终未能有大的建树。在东西魏长期的战争中，高欢占据着实力上的优势。东魏地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另外，高欢明知下属侯景专兵一方，不易驾驭，却又不在生前及时处理，导致侯景在他死后作乱，使东魏丧失河南四州之地，国力大伤。高欢诸子高欢共有十五子。 长子高澄（521—549），字子惠。十一岁时被封为渤海王世子，次年加封侍中等职。东魏建立后，先后为尚书令、大行台、并州刺史、京畿大都督、吏部尚书等职。武定二年（544）以大将军、中书监之职居邺，受父命控制朝政。高欢死后，继任大丞相，专擅东魏大权。河南大行台侯景将兵十万反叛东魏。高澄派慕容绍宗等人南下镇压，大破侯景。武定七年（549）高澄完成夺取东魏皇位的准备工作，突然为邺城“膳奴”蓝京杀死，时年二十九岁。北齐建立后，追谥为文襄帝。 次子高洋（529—559），字子进。父兄执东魏朝政期间，先后任尚书左仆射、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等职。高澄被杀后，进爵为齐王，受封为使持节、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等职。武定八年（550）废东魏皇帝自立，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在位期间，重用汉族官僚杨愔等人，删削律令，并省州郡县，减少冗官，严禁贪污，注意肃清吏治；前后筑长城四千里，置边镇二十五所，屡次打败柔然、突厥、契丹，出击萧齐，拓地至淮南。后期以功业自矜，纵欲酗酒，残暴滥杀，大兴土木，赏费无度，遂国势转衰。天保十年（559）病死，时年三十一岁。谥号为文宣帝。 六子高演（535—561），字延安。兄高洋在位期间，封常山王，历任并省尚书令、司空、大司马、录尚书事等职。高洋死，子高殷嗣位。乾明元年（560）三月，高演在鲜卑权贵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杀死汉族大臣杨愔等人，自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掌管朝廷大权。八月废高殷，称帝改元。次年马惊坠地，伤肋而死，年二十七岁。谥号为孝昭帝。 九子高湛（537—569），兄高洋、高演在位期间，封长广王，历任尚书令、司徒、太尉、并州刺史、京畿大都督、大傅、录尚书事、右丞相等职。高演死，大宁元年（561）十一月即皇帝位。在位期间，督修律令，成《齐律》十二篇、令四十卷。颁行新的均田令和租调法，并对三长免役特权作出新的调整。清河四年（565）四月，禅位于子高纬，称太上皇。天统四年十二月（569年1 月）病死，年三十二。谥号为武成帝。 第二节宇文泰宇文泰（507—556），字黑獭，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鲜卑族属，西魏王朝的建立者和实际统治者，西魏禅周后，追尊为文王，庙号太祖，武成元年（559），追尊为文皇帝。 边镇武吏宇文泰的先世是东胡族宇文部的酋长，东汉末年，宇文部加入鲜卑檀石槐部落联盟，遂亦鲜卑化，游牧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西晋末年，部落强盛，自称单于，从阴山南迁，居于辽西。四世纪中期，被鲜卑慕容部所灭，慕容皝迁宇文部五千余落于昌黎（今辽宁朝阳市），一些宇文部贵族遂先后入仕前燕、后燕政权，宇文泰高祖陵即仕于后燕，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皇始元年（396）八月，北魏太祖拓跋珪领军进攻燕都中山（今河北定县），燕军大败，次年十月，魏军克中山，后燕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宇文陵亦率甲骑五百降魏，拜都牧主。天兴元年（398）十二月，北魏徙六州二十二郡豪杰于代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带，以加强控制，宇文陵也随之迁武川，遂世居武川。 正光五年（524），破六韩拔陵领导的边镇起义在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爆发，随后，起义军大将卫可孤攻下武川镇。不久，武川镇中下级军官贺拔岳父子，宇文泰父宇文肱等袭杀卫可孤，投降政府。其时，北魏王朝向柔然借兵镇压起义军，柔然骑兵在攻下六镇后，大肆掠夺破坏，致使六镇饥荒严重，北魏政府只得移饥民于河北就食。宇文泰和其父、兄也被徙到河北博陵（今河北安平）。孝昌二年（526）正月，怀朔镇镇兵鲜于修礼率领北镇流民于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起义，宇文一家亦参加了起义队伍。但在前往左人城途中，被政府军击败，宇文肱及其长子、次子阵亡，宇文泰与其兄洛生幸免于难，入鲜于修礼军中。及修礼死，又入葛荣军中，被任为将帅。葛荣失败后，尔失荣惧宇文兄弟有异心，遂托以他罪，诛洛生，宇文泰慷慨陈述，才释去尔朱荣对他的戒心，免遭其难。由于宇文泰与尔朱荣的部将贺拔岳有旧，岳亦是武川军人，与泰父肱关系甚密，因此，宇文泰被收编在贺拔岳部下。 永安三年（530）春，尔朱荣以尔朱天光为主帅，贺拔岳和侯莫陈悦为副帅，率兵前往镇压关陇起义军。宇文泰以步兵校尉的身份随岳入关，因镇压起义军有功累迁至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阁将军、行原州事。在镇压关陇起义的过程中，宇文泰乘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对吏民施以恩惠，羸得了不少人的好感。是年九月，孝庄帝诛杀尔朱荣，但大权仍操在握有大军的尔朱氏手中。中兴二年（532）月，尔朱天光领兵东返，不久，尔朱氏败灭，天光亦被杀。先是，天光东返，留弟显寿镇守长安，贺拔岳用宇文泰计，袭取长安，泰帅轻骑为先锋，倍道兼行，显寿闻报，弃城东走，至华阴（今陕西大荔），被泰军追及擒获。及天光死，关中只剩下贺拔岳与侯莫陈悦两个军事集团。同年，魏帝授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岳以宇文泰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事无巨细，皆委之于泰。 尔朱荣之败，高欢之力也，高欢亦由此而位居丞相，秉掌大权。孝武帝对这种政由旁出的局面很不满意，密与贺拔岳相结，想依凭岳在关中的实力来牵制高欢。初，贺拔岳遣行台郎冯景诣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见高欢，欢与景歃血为誓，约与岳结为兄弟，景还，告诉贺拔岳，高欢奸诈有余，不可轻信。时为府司马的宇文泰自请使晋阳，以观察高欢为人，既至，与高欢口答应对，敏捷雄辩，欢欲留泰为己用，泰固辞而返。宇文泰回到长安，对贺拔岳分析了当时形势：“高欢决不甘于为臣下者，他之所以还没有篡夺皇位，是惮于你们兄弟二人。至于侯莫陈悦其人，不过是个庸人，只是碰上了好机会，才得以居高位，其既无忧国之心，也就不为高欢所排忌，只要早作准备，取之不难。如今河西费也头有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拥兵三千，灵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纥豆陵拔利也各拥部众，心怀异望。因此，今如引军向陇，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兵马，充实我军。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这正是当年齐桓、晋文之举也。”贺拔岳听了非常佩服，遂派宇文泰到洛阳见孝武帝，密陈其打算，孝武帝听后大喜，加宇文泰为武卫将军。 永熙二年（533）八月，孝武帝授贺拔岳为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岳以牧马为名，引兵西屯平凉（今甘肃华亭西），除灵州刺史曹泥依附于高欢外，费也头万俟受洛干、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皆归附于岳，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也来到平凉，受岳节度。是年，贺拔岳以夏州（治岩绿，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边塞要地，欲派得力之人为刺史，在众人的极力推举下，以宇文泰为使持节、武卫将军、夏州刺史。宇文泰到州后，抚慰流民，结好少数民族，很快控制了夏州局势。接替贺拔岳为统帅永熙三年（534）春正月，贺拔岳准备讨伐曹泥，遣都督赵贵到夏州与宇文泰商议此事，宇文泰认为：曹泥虽然依附高欢，但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不过孤城一座，未足为忧，值得担心的是侯莫陈悦，贪而无信，必然为患，应尽早谋取之。贺拔岳没有听从宇文泰的意见，坚持己见，与侯莫陈悦共同出兵伐曹泥。然悦早已受高欢密旨，出兵途中，借口商议军事，诱岳入营杀之。 贺拔岳死后，军中无人统帅，人心离散，在大都督赵贵的建议下，众人共推宇文泰为统帅，派杜朔周星夜奔夏州告之。宇文泰闻讯，即率帐下轻骑驰赴平凉，为防事变，令杜朔周帅众先据弹筝峡（今甘肃平凉西北）。宇文泰行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正遇高欢派来招抚贺拔岳部众的侯景，宇文泰以言语折之，辞气俱下，侯景不敢前往平凉，中途而归。先是，孝武帝正将谋取高欢，闻贺拔岳被害，遣武卫将军元毗为使前往宣旨抚慰，并调岳所领部众还洛阳，及元毗到平凉，宇文泰已被众将推为统帅。 宇文泰统领岳军后，一面命诸军戒严，准备进讨侯莫陈悦，一面上表孝武帝，并与元毗及诸将刑牲盟誓，相约共扶王室，孝武帝遂下诏以宇文泰为大都督，统领岳所部人马。 宇文泰得到孝武帝的正式承认后，立即准备进攻侯莫陈悦。先是，原州（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刺史史归，素为贺拔岳所亲信，及贺拔岳死，竟反投于悦，悦遣王伯和、成次安领兵二千助史归镇守原州。因此，宇文泰首先派都督侯莫陈崇帅轻骑一千奔袭原州，擒史归、王伯和及成次安等，缚送平凉。永熙三年（534）三月，宇文泰调发诸军，毕集原州，准备攻悦。四月，军出木狭关（今宁夏固原西南），正逢大雨雪，平地积雪二尺，宇文泰知悦怯而多猜，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扑悦之大本营水洛城（今甘肃庄浪东南）。悦闻泰军至，留万人守水洛城，自领大军退保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陇城镇）。宇文泰军到水洛，守军出降，泰即率轻骑数百奔略阳，悦又退保上邽（今甘肃天水）。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军中，见悦败势已定，乃暗中派使者诣泰，请为内应。其夜，悦弃城出，军中惊溃，士卒纷纷来降，宇文泰纵兵奋击，大破悦军，悦仅与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灵州，宇文泰急令镇守原州的宇文导在前面堵击，又以都督贺拔颖领一军尾追，至牵屯山（今宁夏固原西）追及，侯莫陈悦自杀于野。随后，宇文泰又遣都督刘亮攻取盘踞豳州（治定安，今甘肃宁县）的悦党孙定儿，克之。又以重兵威逼，迫使氐王杨绍先称藩，送妻、子为质。十一月，遣李虎、李弼等讨伐曹泥，明年，曹泥降，灵州遂平，宇文泰徙其豪强置于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以加强控制。 宇文泰平定秦、陇后，实力增强，孝武帝以泰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承制封拜，成为仅次于高欢的有力人物。 建立西魏永熙三年（534）五月，孝武帝欲起兵伐高欢，事泄，高欢有所戒备，中军将军王思政对孝武帝说：“高欢的篡逆之心，已昭然若揭，洛阳非用武之地，一旦遭到进攻，难以守御，宇文泰心存王室，不如前往关中，凭借宇文泰的力量与高欢抗衡。”孝武帝深以为然。先是，秦、陇刚平，夏州长史于谨曾劝宇文泰上书孝武帝，徙都关中，效曹操之举，挟天子以令诸侯，宇文泰接受了这一意见，将高欢结好自己的书信都封交孝武帝，以示忠于王室之心。及孝武帝欲伐高欢，又遣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屯于黄河、渭水合口处，以为声援，令秦州刺史骆超率轻骑一千入洛阳，不久，又遣大都督李贤领精骑一千赴洛阳。因此，当孝武帝向大臣征询徙都关中的意见时，上下几乎都表示同意。七月，孝武帝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迁都长安，加授宇文泰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军国之政，皆由泰定。是年十月，高欢另立元善见称帝，徙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北魏分裂。 初，孝武帝与高欢有隙，畏欢权重，欲结援宇文泰，借泰之力量击欢，及徙都长安，政由泰出，仍受制于人，心中不悦，与宇文泰渐生嫌隙，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永熙三年（534）十二月，宇文泰以毒酒害死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明年正月，文帝于长安城西即位，改元大统，宇文泰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军政大事尽出于泰手。从此，北魏分为东西，高欢与宇文泰皆居相位，军国大事总属相府，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元氏皇帝不过是傀儡而已。 西魏立国后，形势极为险峻，其时，天下三分，东有高欢大军压境，南有萧梁不时构衅。尤其是高欢，视西魏为劲敌，急欲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而东西魏力量对比又十分悬殊，东魏地广国富，人口逾二千万，兵强马壮，高欢能调动的军队不下二十万；西魏地狭国贫，人口不满千万，宇文泰直接掌握的军队不过三万余人。同时，西魏立国之初，关中即遭大饥，人心浮动。宇文泰也看到了这种形势，大统元年（535）三月，他命各衙署斟酌古今以来的治国经验，且可以用于现实者，制订颁行了二十四条新制。并提拔了武功大姓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机密，拟订治国大纲，革新政治。 创建府兵宇文泰首先进行的是改革军制，建立府兵制度。 大统三年（537），宇文泰开始整军。先是，东魏连年入侵，永熙三年（524）八月，高欢帅师攻克潼关，进逼华阴（今陕西华阴西南）；大统元年（525）春正月，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军再攻潼关，见宇文泰已有准备，遂挥师攻华州（治华山，今陕西华县），赖着刺史王罴的拚力死战，才打退了东魏进攻；大统二年三月，高欢又亲率万骑袭取夏州，徙五千户而归。不久，又袭取灵州，徙五千户而归；大统三年正月，高欢又领军屯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于黄河上架设浮桥，准备渡河攻潼关。高欢恃戎马之强，年年进攻西魏，虽然未曾得手，但宇文泰知道，长此下去，实力处于劣势的西魏必然难以支持，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开拓兵源，扩充军队。 大统三年七月，宇文泰集诸军于咸阳，八月，率之于潼关整军，宣布军法军规，不得贪财轻敌，不得作威于百姓，与敌作战，用命则赏之，逃脱皆戮之。通过这次整顿，西魏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不久，高欢率二十万大军入侵，西魏以少胜多，在沙苑（今陕西华阴县境内）大败高欢，俘敌八万余人。 随着军队素质的提高，宇文泰又进一步扩充军队，壮大军事力量。初，宇文泰在接受贺拔岳的以武川兵户为骨干的军团时，这一军团人数不过数千人，击败侯莫陈悦后，其大将李弼拥众万人来归，以后，跟随孝武帝元修入关的由鲜卑族人组成的北魏宿卫禁旅也有近万人，合起来，宇文泰掌握的军队约有近三万人，分别由十二个将军率领。沙苑之役后，又通过收编降军等不断补充，人数渐渐增多，到大统八年（542）三月，正式建立六军，时已有兵约十万人。 大统九年（543）二月，高欢将兵十万，渡过黄河，据邙山（今河南洛阳西北）列阵，宇文泰领军击之，战于邙山，大败，士卒损失六万余人，经过数年经营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损失大半。而当时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数有限，不可能再大量补充军队，因此，邙山之战后，宇文泰开始从汉族中间吸收兵员，三月，宣布征募关陇地区的豪强地主武装。在北魏末年的关陇起义中，豪强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乡兵，东西魏分立后，这些地主武装并没有解散，仍然控制在豪强手中。宇文泰通过广募豪强以充军旅这一措施，把这些分散的乡兵武装变成中央军队的一部分，由政府选择关陇地区有名望的人物来统领，从而，既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削弱了魏末以来的地方势力，又促进了武川军人集团与关陇地主的联合。此后，到大统十六年（550），又进一步把征兵对象扩大为所有的均田户，这样，西魏军队中汉族士兵的比重进一步增加。 同时，宇文泰又对军队统辖系统进行改革，形式上采取鲜卑旧日的八部之制，立八柱国。除宇文泰自己在大统三年（537）由西魏文帝任命为柱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为西魏军队的实际统帅外，又在大统十四年（548）任命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为柱国大将军，但仅挂虚名，并无实权，另任命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六人为柱国大将军，实际统率六军。每个柱国大将军下有两个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共二十四开府；每个开府下有两个仪同，共四十八仪同；一个仪同领兵约千人，一个开府领兵两千，一个大将军领兵四千，一个柱国大将军领兵八千，六柱国合计有兵四万八千人左右，这支军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府兵。府兵的前身，由贺拔岳的武川军团、侯莫陈悦军团中的李弼军团以及随孝武帝入关的北魏宿卫禁旅这三部分组成，这些军队都是鲜卑化的军队，尤其是武川军团，前身是六镇鲜卑，大都是拓跋族成员，随着拓跋族的封建化，他们的地位下降，因此，他们参加了六镇起义和河北起义；但是，他们又错误地认为是汉化导致他们的地位下降，而看不到汉化是历史的进步和必然，竭力想回复到原来的氏族部落关系中去，宇文泰出身武川军团，对这种心理十分了解。因此，在建立府兵时，就采用了鲜卑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即八部之制，作为编制新军的蓝本。在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关系上，保持鲜卑旧日的氏族关系。西魏恭帝元年（554），又以有功诸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除有的将领本来就用鲜卑复姓的不予更动外，那些已经在太和改制时将复姓改为单姓的将领则重新改为复姓，已采用汉姓或本来就是汉姓的，则赐以鲜卑姓，如李虎赐姓大野氏、李弼赐姓徒何氏、赵贵赐姓乙弗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凡所统领的士兵皆以他们主将的鲜卑姓为自己的姓氏。 宇文泰借用氏族部落的血缘纽带来组织府兵，使官兵之间蒙上了一层宗族的亲密色彩，以搞好将领和士兵间的结合，提高府兵的战斗力。事实上，府兵的组成，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倒退到氏族关系中去，但由于这种兵制多少带有一些过去部落兵制的色彩，因此从那些曾经沦落为兵户的六镇鲜卑来看，身份提高了，地位改善了，从而使府兵的战斗力也增强了。 六条诏书与革新政治大统七年（541）九月，宇文泰颁行了由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十一月，又颁布了十二条新制，和大统元年（535）三月颁布的二十四条新制合在一起，共三十六条。六条诏书和这些新制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并据此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政治上宇文泰奉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统治原则。要求各级官吏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恪守这些儒家道德规范。同时又向人民灌输孝悌、仁顺、礼义，用这些儒家伦理纲常观念束缚人们思想，以心和志静，邪僻之念不生，稳定统治秩序。 在用人上奉行唯贤是举，不限资荫，只要德才兼备，那怕出身微贱，亦可身居卿相。宇文泰的这一选官思想体现了打破门阀传统的新精神，保证了西魏吏治较为清明，也为大批汉族士人进入西魏政权开辟了道路。 在这一选人思想的指导下，宇文泰将来自不同方面的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如李弼原是侯莫陈悦帐下大都督，且互为姻亲，后倒戈归附，宇文泰毫无戒备之心，予以重用，成为统率府兵的八柱国大将军之一。柳敏原是东魏河东郡丞，宇文泰克河东后得之，当即拜为丞相府参军事，后来成为帮助宇文泰制定国策的核心人物。再如武功大姓苏绰，宇文泰对之推心委任而无闲言，如有外出，常常预署空纸授绰，若须有处分，苏绰可以随事施行，事后启告一下即可。正因为宇文泰能唯贤是举，用而不疑，因此西魏政府上下协力，内部团结，保证了各项政策措施的顺利执行。 宇文泰还比较注意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勇于纳谏。早在大统五年（539），他就下令置纸笔于京城阳武门外，以访求得失。当丞相府记室柳虯提出纳忠谠之言的建议时，宇文泰欣然采纳，并要求史官记事，须得失无隐。宇文泰的这种做法，有助于西魏吏治的清明。 在法律上，宇文泰主张不苛不暴，既要“法不阿贵”，官吏犯法一视同仁，如宇文泰的内兄王世超，任秦州刺史时，骄横州县，结果被赐死。位至大将军的郑伟不遵法度，结果被免职。另一方面又要求断案者慎罚，力戒楚毒之下，自痛自诬，尽量减少冤假错案。大统十三年（552），宇文泰又下令废止流传了二千余年的宫刑。 宇文泰在经济上根据儒家先富后教的传统观念，积极劝课农桑，奖励耕植，并相应地制定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就是将被破坏了的均田制恢复起来，使那些由于土地兼并、战乱、天灾而丧失土地，流落他乡的农民和土地重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农民的生产活动提供了条件。西魏均田制的授田、租调和北魏虽有差异，但变化不大，在役制上却变动较多，对服役年龄、时间、人数都作了重新规定。服役年龄从北魏时的十五岁改为十八岁；服役时间则根据年成丰歉而定，丰年不超过一月，中年不超过二旬，下年不超过十天，使役期大为缩短；人数上则规定每户农家服役者限于一人，避免过多地动用民力，妨碍农业生产。同时，宇文泰还颁行了户籍制度和计帐制度，即预定次年徭役概数的计帐之法，以求赋役的征发较为合理，还对绢的长度作了统一规定，以四十尺为一匹。 宇文泰除了制定颁行上述经济政策外，还明确规定了地方官吏在发展生产方面的职责。每到岁首，州县长官必须督促百姓，无论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务必不失农时。对于那些游手怠惰，好逸恶劳，不事生产者给以处罚。由于宇文泰衡量牧守政绩的标准之一就是劝课农桑，因此地方官吏大都重视农桑生产，经济逐渐发展，到宇文泰死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仓廪充实的小康局面。 在思想文化上宇文泰雅好儒术，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去除鲜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和摒弃当时思想领域中风靡一时的空谈玄理、崇佛论道一类的腐朽风习。在京师长安设立国子学，拜儒学大师卢诞为国子祭酒，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大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的人士，作为政权的支柱。还根据先秦典籍《尚书》中的《大诰》一文的格式，制定《大诰》一篇，作为文章的样式，于大统十一年（545）宣示群臣，明令自今后文章须皆依此体，力图以此矫正浮华文风。 六条诏书颁行后，宇文泰令各级官吏学习背诵，规定凡不通六条及计帐之法者，都不能为官，保证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刷新了西魏一代政治。 开疆拓土大统十二年（546）九月，高欢亲率大军十余万人，围攻西魏据守的玉壁（今山西稷山县西南），想拔除西魏安在汾水下游的这个钉子。西魏并州刺史韦孝宽镇守玉壁，顽强抵抗，高欢先后采用断水道、火攻、挖地道等战术，围城五十余日，士卒死亡七万多人，未能攻下玉壁，最后高欢染疾，只得解围而去。玉壁之战，高欢倾力而出，攻一孤城五十余天不下，智力皆困，以至愤恚成疾，明年正月，发病而死。自此，西魏扭转了过去的劣势，和东魏势均力敌了。 高欢死后，子澄即位，高澄与手握重兵的侯景不和，畏景权重，欲夺其兵权，侯景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宇文泰接受了侯景的投降，同时又对机诈权变的侯景十分谨慎，分派大军络绎接收侯景所占土地，并示意景交出军队，入朝长安。其时，高澄在侯景叛变后，也派大军进逼，于是，侯景转而投归萧梁，酿成了一场侯景之乱。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萧氏兄弟争夺帝位，相互残杀，宇文泰乘机略取土地，夺得汉东、益州、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地，控制了长江上游和汉水。 大统十七年（552），侯景败亡，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县）称帝，是为梁元帝。萧绎在侯景未平前，曾称臣于西魏，与西魏订立盟约；西魏以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南），梁以安陆（今湖北安陆）为界，请同附庸，并送质子。既称帝后便不再称臣，宇文泰派使臣宇文仁恕到江陵聘问，梁元帝向宇文仁恕表示，梁已统一，西魏应将所占梁、益、襄阳等地归还梁朝。宇文仁恕还告宇文泰后，泰认为既已取得梁、益，就应进一步规取江汉，恰巧此时萧绎侄萧詧入朝西魏，请求出兵击绎。于是西魏恭帝元年（554）九月，宇文泰命于谨、宇文护等率步骑五万，进攻江陵。十一月，城破，梁元帝被处死，魏军挑选江陵百姓男女十余万口，驱归关中，只把一座空城留给萧詧，同时又将原来梁朝控制的雍州诸郡收归西魏作郡县，这样，西魏的疆域扩展到了今四川、湖北一带。 公元554 年正月，宇文泰废杀废帝元钦。初，西魏文帝元宝炬病死，子元钦继位，是为废帝。元氏宗室想从宇文泰手中夺回大权，尚书元烈阴谋发动政变，事泄，宇文泰杀元烈。废帝对元烈之死深感同情，对宇文泰十分不满，密谋诛之，谋泄，于是宇文泰废之，立元钦之弟廓即位，是为恭帝，重新恢复旧姓拓跋。宇文泰始终把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西魏恭帝三年（556）正月，宇文泰又推出了一套由汉族士人苏绰、卢辩依据《周礼》制定的新官制。这套新官制抛弃了魏晋以来的官职名号，仿《周礼》设立六官：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余官称号也都仿《周礼》，但并不是将秦汉官制一概废除，而是参照使用，尤其是地方官职仍行秦汉旧法而不变。在官制改革前，宇文泰又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即将官吏的等级分为十八命，正九命和九命。命数多者官高，如柱国大将军为正九命，骠骑、车骑大将军为九命。命实际上就是品，不过，品以正一品为最高官，命以正九命为最高官。同时，宇文泰在改革官制之际，将地方官吏任免之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 宇文泰改革官制也和建立府兵制度一样，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只不过前者是从汉族古代社会寻找依据，后者是从鲜卑族的部落时代得到启发。宇文泰通过这种托古改制，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正统的外衣，以向人们显示，宇文氏政权并非僭伪，取消民族间的心理隔阂。而在府兵制中，则通过鲜卑化，照顾鲜卑民族的感情，泯灭府兵中的民族界限。宇文泰通过这些改革，巩固了统治基础。 为了全力对付东魏和南梁，宇文泰对北边少数民族柔然和突厥采取和亲政策。北魏末年，内部动乱，柔然势力复盛，屡屡侵扰边境。西魏建立后，宇文泰先是以宗室元翌女嫁柔然主阿那瓌弟塔寒，后又劝西魏文帝纳阿那瓌女郁久闾氏为皇后，以结好柔然。对突厥亦然，大统十一年（545），宇文泰派使者前往突厥，和突厥建立起联系，大统十七年（551），以长乐公主嫁给突厥主阿史那土门，突厥也经常派使者访问西魏，赠送礼物，如大统十七年（553），突厥向西魏献马五万匹。 宇文泰对北边少数民族采取的和亲政策，保证了边鄙无虞，也加强了和少数民族的友好往来，起了民族修好的作用。 西魏恭帝三年（556）四月，宇文泰北巡，八月，渡北河（今内蒙古境内乌加河），九月，还至牵屯山（今宁夏固原县西）染疾。宇文泰知自己病重，派人急招侄儿宇文护，宇文护赶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宇文泰已经病危，托孤于宇文护：“我的儿子都还年幼，今外寇方强，国家之事，由你决定，宜努力以完成我的志向。”不久，卒于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年五十岁，葬于成陵（今陕西富平县北），谥号文公。 是年十月，泰子觉嗣位，为太师、大冢宰，宇文护辅政。次年，宇文觉称帝，是为孝闵帝，北周开始。 宇文泰一生，正处在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点，他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观时而变，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终至取威定霸，转弱为强，南清江汉，西克巴蜀，北控沙漠，奠定了北周王朝之基础。他在位时所颁行的兵制、选官之法等等更是开隋唐政治制度之渊源，宇文泰的功业可谓盛矣，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继孝文帝元宏之后的又一位少数民族杰出人物。 第三节北周武帝①诛杀宇文护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鲜卑族人，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子，据说他“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北史·周本纪》下第十）。宇文泰因此很喜欢他，常对人说：“成吾志者，此儿也。”青少年时代的宇文邕，前途平坦，十二岁时就被封为辅城郡公。后来孝闵帝即位，他又被拜为大将军，出镇同州。明帝即位，宇文邕“迁柱国，授蒲州刺史，入为大司空，行御正，进封鲁国公，领宗师，甚见亲爱，参议朝廷大事”。宇文邕性格沉稳，不爱多说话，但如果有事问他，他总能说到点子上，所以明帝曾感慨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同上） 武成二年四月（560）北周明帝被宇文护毒死，宇文邕即位，是为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即位时，北周政局十分不稳，关键原因就在于宇文护垄断了北周实权。 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前，曾郑重地对宇文护说：“吾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宇文护表面许诺下来。第二年，他拥立宇文觉为帝，建立了北周政权。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资治通鉴》卷一六七《陈纪》一）。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就把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是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不过短短四年之久，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 周武帝深知宇文护势力已经长成，所以刚开始时，他不敢暴露自己对宇文护的不满。有这样一件事说明了他的谨慎和精明。有一次，周梁躁公侯莫陈崇随周武帝一同到原州，夜里，他执意回到长安去。众人都认为这件事有些奇怪。陈崇自以为聪明，便对自己周围亲近的人说：“吾比闻术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乎夜还，不过晋公死耳。”有人把陈崇的话传了出去。周武帝听说后，立即召诸公于大德殿，当着众人的面责骂陈崇，陈崇惶恐谢罪。就在这一天夜里，宇文护派兵冲进陈崇住所，迫使他自杀了。周武帝这样做，起到了表明自己对宇文护决无二心的作用。不久，周武帝又用韬晦之计表彰宇文护，诏称：“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资治通鉴》卷一六九《陈纪》三） 宇文护的母亲，被北齐俘虏，母子分离三十五年，后来北齐将她放回，周武帝对她也竭力奉承，“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周主帅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用此来博得宇文护的欢心。 由于周武帝表面上的尊重、曲从，宇文护没有像对宇文觉、宇文毓那样对待他。然而在暗中，宇文护还是时时要挟周武帝，专横跋扈，总想取而代之。 公元572 年，周武帝决心铲除宇文护。一天，宇文护从同州返回长安，周武帝便与他一同来见太后，周武帝一边走，一边对宇文护说：“太后春秋① 本节引文见《周书·武帝本纪》者，不另作注。 高，颇好饮酒。虽屡谏，未蒙垂纳。兄今入朝，愿更启请。”说着，又从怀中掏出一篇《酒诰》交给宇文护，让他以此劝说太后。宇文护进到太后居处，果然听从周武帝所言，对太后读起了《酒诰》。他正读着，周武帝举起玉珽在他脑袋上猛地一击。宇文护跌倒在地，周武帝忙令宦官何泉用刀砍杀宇文护，泉心慌手颤，连砍几刀都没有击中要害。这时，躲在一旁的周武帝母亲的弟弟卫公直跑了出来，帮忙杀死了宇文护。诛宇文护，是北周武帝一生中的大事。它使周武帝避免了走短命皇帝的老路，把北周从内乱倾轧中解救出来。 宇文护被杀后，北周的大权才真正开始掌握在北周武帝手中。周武帝除去了心头之患，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在父亲宇文泰所建立的基础上，终于使原来弱于北齐的北周，转弱为强。 灭佛北周武帝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灭佛。 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在中国传布兴旺起来，有人上书警告最为佞佛的梁武帝说，天下户口几乎被寺庙占去了一半。北朝佛教的影响更大，北魏末年有佛寺三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万以上。北齐佛风更炽，境内佛寺四万多所，僧众二百万。僧侣不仅干涉政治而且干涉经济，寺院经济日益发展，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互相争夺土地和人民，大量的壮劳力投入佛门，国家因此而失去兵源。佛教对当时社会的冲击，不亚于洪水猛兽。一些统治者虽说也感受到了佛教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冲击，但他们却不愿对佛教采取什么措施，因为佛教能欺骗和麻痹广大穷苦大众，封建统治者正是看中了佛教的这一作用。所以宋文帝说如果天下的百姓都信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正因为如此，南北朝的统治者对于佛教一般都是采取政治上保护、经济上支持的政策。比如梁武帝把佛教定为国教，几次舍身到同泰寺去当“寺奴”。因此，在当时灭佛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在北周武帝之前，魏太武帝也曾灭佛，魏太武帝灭佛主要采取武力，而北周武帝灭佛主要采取和平的方式，所以效果更好些。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卫元嵩本是四川的一个和尚，为了哗众取宠，他听从自己老师的建议，故意装疯卖傻。后来，他到了长安，一方面与当朝权贵结交，一方面玩弄故伎，让大家认为他是与众不同的奇人，他对周武帝鼓吹灭佛，也本是出于这一目的。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卫元嵩的建议正符合急于求治的周武帝的心意，出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考虑，周武帝决定灭佛。 不久，周武帝先后召开了几次大会，召集百官、道、僧聚集一堂，讨论是否应该灭佛。尽管周武帝灭佛之意已很明显，但讨论进行了四次之多，仍无结果。因为当时佛教已深入人心，扭转世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重要的是，当时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是宇文护，宇文护是虔诚的佛教徒，灭佛之事，阻力首先来自于他。所以，当时灭佛的条件远未成熟。 公元572 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广弘明集》卷24《周释昙积》《谏周高祖沙汰僧表》）。 僧侣的讥讽、反抗都无济于事，反而更增添了周武帝对灭佛的决心。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历代三宝记》）。 建德六年（577）正月，周武帝率军攻入齐邺城。当时齐地佛风最盛，周武帝决心将尊儒灭佛的政策在齐地推行。齐国有一个叫熊安生的国子博士，博通五经，听说周武帝入邺城，连忙叫家人扫门准备迎接周武帝前来拜访，他的家人都感到奇怪，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果然不久，周武帝就亲自来拜见他了。周武帝给了这个儒生很高规格的礼遇，“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资治通鉴》卷一七三《陈纪》七）。在尊儒的同时，周武帝又召集北齐僧人，讲叙废佛的理由。僧人慧远以地狱来威胁周武帝，他警告周武帝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入。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广弘明集》卷十《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佛教事》）周武帝没有惧怕所谓死后下地狱的警告，下令禁断齐境佛教。 周武帝灭佛一事，被佛教徒视为佛教浩劫，竭力攻击。但从当时历史来看，周武帝的灭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周武帝不顾世俗偏见，从公元574 年到578 年，他下令“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很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百滞惑解》）。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灭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灭北齐统一北方周武帝一生中第三件大事，就是灭北齐，统一北方。长期以来，北周和北齐的关系主要是战争关系，双方互有胜负，力量大体均衡。但是自从北周武帝亲政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经过灭佛，国家经济势力增长；二是吸收均田上广大汉族农民充当府兵，扩大了府兵队伍，军事优势形成；三是北与突厥和亲，南和陈朝通好，外交策略上的成功。而北齐，却处于“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嗷然，不胜其弊”（《周书·韦孝宽传》）的状况。 北齐后主高纬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不爱说话，胆子又小，因此不愿意接见大臣。大臣向他奏事时，都不敢抬头看他，往往是把要讲的事撮其大要，略略一说就慌忙退出了。高纬对理政全无兴致，日常生活却十分奢侈，“后宫皆宝衣玉食，一裙之费，至直万匹，竞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宫苑，穷极壮丽，所好不常，数毁又复。百工土木，无时休息，夜则然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凿晋阳西山大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中”（《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纪》六）。高纬整日里和一些宠臣、美姬鬼混，自弹琵琶，唱无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数。齐朝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个雅号，称为无愁天子。高纬还随意封官，连他宠爱的狗、马、鹰、鸡都被封为仪同、郡官、开府。北齐的政治一团漆黑。 北周武帝看清了北齐混乱的局势，决定出兵伐齐。公元575 年七月，周武帝命宇文纯、司马消难，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宇文盛、侯莫陈琼、宇文招为后三军总管。杨坚、薛迥、李穆等率军分道并进。周武帝自率大军六万，直指河阴。周军进入北齐境内，纪律严明，“禁伐树践稼，犯者皆斩”。颇得民心。不久，周武帝所部顺利攻下了河阴城（今河南孟津县东）。齐王宪部拔武济，进围洛口，攻下了东、西二城。周军包围中■城（今河南孟县西南）达二十天，久攻不下。周武帝自率所部攻金墉城不克。九月，齐右丞相高阿那肱从晋阳率大军援救河阳，周武帝得了急病，只得退兵。 第二年（576）十月，北周再次出兵伐齐。此次伐齐，周武帝集中了十四万五千兵力，改变了前次进军路线，亲自率部直攻晋州。他对群臣解释此举意图时说：“前出河外，直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纪》六）。周军以越王盛、杞公亮、随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俭、大将军宝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十月下旬，周军主力进抵平阳城下，北齐晋州刺史崔景暠等投降。平阳为晋阳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大意义。周武帝接受了上次伐齐失败的教训，派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镇守平阳城。 北齐后主高纬在周军进攻平阳的时候，正带领妃子冯淑妃在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打猎，晋州告急的文书，从早晨到中午飞马传送了三次，右丞相高阿那肱居然不去报告高纬，理由是：“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闻！”一直到晚上，信使来说：“平阳已陷。”高阿那肱才上奏高纬战事情况，冯淑妃却要求高纬“更杀一围”。高纬竟然置如此紧急的战局而不顾，又和冯淑妃尽兴打起猎来。唐诗人李商隐《北齐二首》诗云：“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就是讽刺此事的。 十一月初，北齐后主率齐军主力十万到达平阳，开始将平阳城包围，昼夜不停地攻打。城中情况危急，城堞皆尽，城墙完好处不过数仞而已。齐周双方短兵相接，或交马出入。周外援不至，守城将士有些惊慌，梁士彦慷慨自若，对将士们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周军奋勇争先，无不一以当百。齐军稍退，梁士彦立即命令城中军民乃至妇女，昼夜修城，三日就把城墙修好了。齐军挖地道攻城，城坍陷了一处，将士乘虚而入，可就在这紧急关头，高纬突然命令将士暂停攻城。原来传说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遗迹，高纬要和冯淑妃同去观看，冯淑妃涂脂抹粉，耽误了很长时间才姗姗而来，这期间，周军早已抢时间用木板把缺口挡住了。高纬又恐城中射出的弩矢伤了冯淑妃，特抽出攻城的木料，筑造远桥。这样一折腾，齐军失去了攻城的有利时机。 十二月，周武帝从长安赶赴平阳，周军其他各路也聚集平阳，约有八万兵力，周军临城而阵，东西长达二十余里。起先，齐军怕周军猝然而至，曾想出一个办法，在城南穿堑，从乔山至于汾水，齐王高纬见周军到来，便下令齐兵在堑北布阵。周武帝命齐王宪前去探看虚实，齐王宪回来很有信心地对周武帝说：“请破之而后食。”周武帝听了十分高兴说：“如汝言，吾无忧矣！”周武帝乘着马，巡视周军，一边走，一边高声读出各军主帅姓名以示慰勉，将士喜于被知，精神更加振奋。 高纬对高阿那肱说：“是战好呢，还是不战好？”高阿那肱回答说：“吾兵虽多，堪战者不过十万..昔攻玉壁，援军来即退。今日将士，岂胜神武（指高欢）时邪！不如勿战。”也有人主张与周战，如有一个叫安吐根的说：“一撮许贼，马上刺取，掷著汾水中耳！”高纬主意不定。齐的群臣中又有人提出一条可笑的意见说：“彼亦天子（指周武帝），我亦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高纬对这条意见很赞赏，认为“此言是也”。于是下令填堑。 本来，周武帝一直想进攻齐军，却苦于被堑阻挡，现见齐军主动把堑填平，不禁大喜，连忙下令进攻齐军。 两军交战，实力不相上下，后来齐军略略后退，冯淑妃就惊慌失措地大声喊道：“齐军败啦！齐军败啦！”齐录尚书城阳王穆提婆急忙对高纬说：“赶快走，赶快走呀！”高纬带着冯淑妃慌忙向高梁桥逃去。齐师君主一逃，顿时军心大乱，连战皆溃，死者万余人。“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平阳之战，北齐主力实际已被打垮。高纬逃回晋阳，想逃往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进而投奔突厥。他一出晋阳城，群百纷纷逃离，连穆提婆见大势已去，也转而投奔周武帝去了。 齐后主高纬逃到邺城，企图重整军容，斛律孝卿请他接见将士，并为他事先准备好讲稿，告诉他要“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高纬走到将士面前，突然记不起该要讲的话，于是大笑起来。见高纬笑，左右随从也禁不住跟着大笑。将士们见此情景，都非常气愤，纷纷说：“你皇帝都不着急，我们还急什么！”于是皆无战心。 高纬在邺，还搞了一个禅位的把戏，将皇帝位子让给了八岁的儿子高恒，自己当起太上皇来。公元577 年正月，周武帝率军攻破邺城，高纬于先一日逃往济州，又从济州逃往青州，准备投奔陈朝，为北周追兵所俘，送往长安，第二年被杀。 周武帝灭齐，统一北方，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结束了自东西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使人民免受战争苦难，得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从而促进了整个北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和发展，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北周北齐的统一，就没有后来南北朝的统一。 历史功绩周武帝一生，致力于改革。他在父亲宇文泰励精图治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元573 年，周武帝下令改“军士为侍官”，吸收均田上的汉族农民充当府兵。当兵本人可以免除租调和徭役，他们的家庭在三年内也可以不交纳租调和服徭役，原来为地方豪强大族所控制的农民，现在直接为朝廷所掌握。这是周武帝对府兵制所作的一项重大改革内容。灭齐以后，他把改革扩展到了整个北方。就在灭齐的这年八月，下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因之永削。”十一月，又规定“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田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次年，又下令释放豆卢宁攻打江南武陵等地所俘“民庶为人奴婢者”成为百姓。他还注重广辟农田，兴修水利，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周武帝在“六条诏书”的基础上，制定了“刑书要制”。“要制”在本质上是镇压人民的，但对豪强地主隐没土地和人口也同样施以重典。如规定正、长隐没户口五户和十丁以上或土地三顷以上的处死刑。此外，他还颁发了统一的度量衡，便利于商业交往。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对当时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安定，起了积极作用。 周武帝一生戎马倥偬，能和将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他“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战之处，躬在行陈”，故“能得士卒死力”。 周武帝一生，勤于政事，生活简朴，平居常穿布衣，盖布被，后宫不过十余人。前宇文护掌权时所建宫室，“悉令毁撤，雕斲之物，并赐贫民”。连《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也不止一处谈到他“性节俭”，称赞说：“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 周武帝不愧为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统一全国理想的时候，不幸于出征前夕病逝。 第二十章范晔、裴松之、沈约、刘勰、钟嵘第一节范晔范晔（398—446），字蔚宗，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县），永嘉之乱后移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刘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史学名著《后汉书》的作者。 家世与早年经历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兗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晋安帝义熙十年（414），范晔十七岁，州刺史征辟他为主簿。当时，范晔同其父范泰一样，在政治上是支持刘裕的，故不肯应辟就职。六年后即公元420 年，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这一年，二十三岁的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恭的府下为冠军参军，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多种职务。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冬，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刘义康把故僚们召集到府内帮助料理丧事，范晔也到场了。刘义康的母亲死了，范晔实在悲伤不起来。在临葬前的一天夜晚，轮到他的弟弟范广渊值班，范晔兄弟俩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来。醉意朦胧之际，范晔忘记了利害，竟推开窗子，听挽歌助酒。这件事传出后，刘义康非常恼怒。几句谗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晔打发到宣城（今安徽宣城）当太守去了。 这次贬官对范晔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隐痛。范晔虽然生在名门士族，但他本人却是个妾生的庶子。晋代自“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五），嫡庶之别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决定了子女们的社会身分。范晔的母亲把他生在厕所里，并且碰伤了他的前额，因而落下个小字为“砖”。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骂他“进利”，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屈伸荣辱与宦海浮沉，使得范晔心情十分苦闷。 在宣城任上，他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这种痛苦。 史事的研究，打开了他的眼界。范晔后来讲：“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这就是说，原来现实中的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在同历史的经验相对照后，他逐渐整理出了一些头绪。范晔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这一年，他三十五岁。《后汉书》的杰出成就《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谢俨搜撰完毕，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以后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故今仍称此志为《续汉志》。 范晔曾讲过，他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编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虽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内在联系大多是浮浅的，甚至有的是错误的。然而，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战国时期重计谋、尊说士，因而诱导很多人饰巧驰辩进行钓利；汉高祖文礼简阔，引起人们的轻死重义，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学，又出现了党同伐异的纷争；到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宦官当权，则造成清议的流行。他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表明范晔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他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 范晔对《后汉书》的体裁问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据《隋书·魏憺传》记载，范晔著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这表明在他看来，采用纪传体写史比编年体更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范晔首创《文苑传》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此外，《党锢传》、《宦官传》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第三，《后汉书》突出了“论”、“赞”的地位。司马迁、班固和陈寿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评史，只是具体名目不同。《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为“赞”，《三国志》曰“评”。“论”、“赞”在《后汉书》中的重要性远在前面三书之上，因为范晔不但利用这种形式评论史实，还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从几个方面反复地进行分析，对本传起到题解作用。《后汉书》的“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是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赞的语言凝炼，用意很深。如从《光武帝纪》到《献帝纪》的赞，概括了东汉建立、发展和衰亡等不同阶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赞合起来看，简直是一篇用韵语写的东汉政治史略。在《胡广传》中，作者写了一个以苟合取容又无可短长的官僚的升迁史，赞曰：“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透露了作者对这类人物的指责和义愤。《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则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时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传。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顺帝时期的名人，再下是桓、灵、献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为循吏等九个杂传，最后六卷为边族列传。除此之外，《后汉书》的严谨还表现在范晔能够坚持一事不两载的编撰原则，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则见于此必不见彼。全书经过范晔的悉心订核，确实有刘知几所说的“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的长处。同时，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本人又淡泊荣辱，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像《卓茂传》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勋等五人的事迹，《来历传》则附录了与来历一起反对废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迹。 范晔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在《后汉书》里，他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的虚妄。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西域传》论中。他指出，自张骞以来，西域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佛神的记载，所谓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虽然佛教“好仁恶杀，蠲敝崇善”的教义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谲不经的，尤其是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的说法，更使通达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晔还在《襄楷传》和《桓帝纪》论中，对崇佛的汉桓帝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评。范晔反对天命论。在《李通传》论中，他对李通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这说明范晔根本不信图谶。他还在《张衡传》中收录了张衡的反图谶疏。张衡引述大量史实，论证了图谶的欺伪，范晔对此记载甚详，表明了赞同的态度。有趣的是他把吴雄、赵兴和陈伯敬三人合载于《郭躬传》后。吴雄、赵兴两人不信巫师，故犯妖禁，非但没有族诛反而三世为官。可是，陈伯敬矩步端膝，讳言死字，却不免刀锯。范晔通过史实论证了阴阳禁忌的荒诞。《后汉书》中的无神论和反天命思想，无疑是有进步性的。由于时代的局限，范晔的无神论思想并不彻底。《后汉书》反映出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窦武、何进传》中，他把窦、何两人的失败与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权亦有余，盖天败也”的看法。《后汉书》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记载，特别是在《方术传》中，他把费长房的缩地、王乔的凫履、左慈的羊鸣、郭宪、栾巴的潠酒灭火写得活灵活现，仿佛天下真有仙术。这都是范晔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这些文章大多宣扬了异端思想，如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大胆地归结为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的结果。他们说，残暴的君主看见大家不敢违背他的意志，总以为自己的统治非常巩固。于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把“饿狼”“饥虎”一样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结果“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这些文章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说他们“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还认为，某些君臣关系是臣虏关系，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范晔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异端思想外，在《窦宪传》论中则直接对君主滥用权力，糟蹋人力的行径表示不满：“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煨尘者，亦何支哉！”《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在《党锢传》中，他为二十一人立传，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对张俭、范滂、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融进了作者的感情。遗憾的是，他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对农民起义。范晔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 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对于《后汉书》的文章，他自己评价很高。 确实，范书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为史学名著，也称得上是文学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晔过于重文，对于史的记载不免有所亏损。如司马彪《续汉书》载：“虞诩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载，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还归，户数万，人足家给，一郡无事。”“下辩东三十余里许，有峡，中当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溢没秋稼、坏败营郭。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遂无汪溺之患。”史料详实生动，但到了范晔的笔下只剩下“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和“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的几句了。 《后汉书》是范晔私人著述，又尚未彻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这部书的人很少，影响不大。 杀身只为性太直刘宋初年，地方官吏的任期仍承袭在晋时期六年一任的制度。大约在永嘉十五年（438），范晔离开宣城，调任为长沙王镇军长史，并领衔为宁朔将军。 次年，范晔的嫡母在宜都去世。那时，其兄范暠在宜都担任太守。父亲去世后，嫡母一直随暠在官。按照礼教的规定，范晔应该即刻启程奔丧。但他对嫡母素无感情，故迟迟不肯上路，被迫动身后，又携带妻小自随。范晔一系列的违礼行为，受到了御史中丞的弹劾。宋文帝比较欣赏范晔的才能，没有将他治罪。 此后，从元嘉十七年（440）到二十一年，五年多的时间里，范晔的仕途一直比较顺利。他先后担任过始兴王后军长史，并领南下邳太守。始兴王由豫州调至建康（今南京）为扬州刺史，范晔随行入京。不久，他升任为统领一部分禁军的左卫将军和职务相当于尚书令的太子詹事。 范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但范晔为人傲岸不羁，不肯迎合最高统治者。他的琵琶弹得很好，并能创作新曲。宋文帝很想听听，屡次加以暗示，范晔假装糊涂，始终不肯为皇帝弹奏。在一次宴会上，宋文帝直接向范晔请求说：“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伴奏吗？”话说得这份上，范晔只得奉旨弹奏。待宋元帝一唱完，他立即停止了演奏，竟不肯多弹一曲。 担任朝廷要职的官吏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都嫉妒他的才能，不愿意范晔得到皇帝的宠信。范晔虽然不巴结皇帝，对同僚却以诚相待。当时，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每次朝见皇帝时，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来一起进去。而同僚从来对他不怀好意，想尽办法排挤、打击甚至陷害他。像沈演之入朝向来没有等范晔的习惯。不久，范晔识破了同僚们的阴贼险恶，写了一篇《和香方》，对他们进行讥讪。根据同僚的特点，他把他们有的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昏钝”的“枣膏”；有的比作是“虚燥”的“灵藿”、“粘湿”的“詹唐”等等，而范晔则以“沈实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为同僚所不容。在充满陷阱的官场上，范晔不懂得保护自己，终于引出了杀身大祸。 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威权日重，受到宋文帝的猜忌。随着时间的推移，兄弟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徙刘义康的亲信刘湛、刘斌等十余人，并解除了刘义康的宰辅职务，将他贬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刘义康到豫章后，不甘心失败，遂加紧活动准备夺权。 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康的几位心腹筹划政变。由于范晔掌握禁军，有盛名，又多年在刘义康的部下为官，所以在网罗党羽时候，成了他们注意的对象。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拉拢范晔，刘义康也因宣城之贬向他频致歉意。最初，范晔不同意参与，对方用朝廷拒绝联姻一事相激。考虑到自己的处境，范晔终于参加进来。他们商定次年九月起事，刘义康的党羽孔熙先兄弟俩事先写好檄文，并要范晔以刘义康的名义起草政变宣言。由于种种原因，政变未能如期举行。这年十一月，刘义康的一个党徒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并声称范晔是政变的主谋。于是，范晔被捕，于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466 年1月）惨遭杀害，时年四十八岁。范晔在临刑前，仍然坚持自己的无神论主张，对那些相信佛教并对他投石下井的同僚进行了不妥协的抗争。他说：“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 一些后话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后汉书》的纪传部分为唐高宗太子李贤所注。司马彪的志，注者是南朝梁人刘昭。刘昭的注原包括全部范书及司马志，李贤的注即是以此为基础，参照其他各书增删而成的。李贤以志非范书，故不注，刘注作为补阙才与李注一并流传下来了。清人注释《后汉书》的著作很多，其中以惠栋的《补注》为最好。后来王先谦采集众注合成《集解》一书，更为后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后汉书》外，范晔的遗著尚有集十五卷，录一卷，《和香方》一卷，《杂香膏方》一卷，（俱见《隋书·经籍志》）。据《旧唐志》记载，范晔还著有《百官阶次》一卷。上述各书，今皆不存。今存者有《双鹤诗序》一篇，见《艺文类聚》卷90；《乐游应诏诗》一首，见《文选》卷2。 范晔被处决时，其子范蔼、范遥、范叔蒌同时遇害。后人中只有范蔼子范鲁连，因其母为公主之女，得全性命。其侄孙范缜、范云有名于齐、梁之世。范缜继承与完善了范晔的无神论的思想，范晔生前一直未能完成的无鬼论，则为范缜所著的神灭论——这部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唯物主义论文——填补了。 第二节裴松之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先世原为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永嘉南迁后移居江南。东晋刘宋之际的史学家，《三国志注》的作者。 仕宦生活裴松之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录大夫。父亲裴珪，曾任正员外郎。 裴松之从小喜欢读书，八岁的时候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长大以后，他博览各种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朝廷选拔一批名门士族子弟入宫侍卫，参与顾问咨询事宜。由于门第和本人的学识，裴松之被选中，担任殿中将军的职务。与裴松之同时入选的琅邪王望之、会稽谢輶都是名门望族。这一年，裴松之二十岁。 晋安帝初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强藩举兵威胁中央的战争频繁发生。隆安二年（398），裴松之的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人攻打建康。兵变失败后，庾楷投奔占据夏口的桓玄，被委任为武昌太守。庾楷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要求外甥裴松之西行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此行风险太大，迟迟不肯动身。果然不久，西部几个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犹豫未行，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年，裴松之先后担任过员外散骑侍郎和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由于他在故鄣县政绩突出，被升调回中央，改任尚书祠部郎的职务。 在尚书祠部任官期间，裴松之曾上书要求禁断私碑。东晋承汉魏余弊，官僚士人欺世盗名之风甚盛。他们生前竞相饰情标榜，死后家人竭力堆砌华文丽藻，为其铭石勒碑。裴松之是个严肃的学者。他认为，碑铭之作是为明示后人，所以传记必须与事实相符，而现在弄虚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后人没有取信的标准，掩盖了历史的真象。在揭露批判这种恶习的同时，裴松之也表露了自己对于修史和鉴别史料的某些观点。 义熙十二年（416），执掌朝政的太尉刘裕兼领司州刺史，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北伐过程中，裴松之始终总领府事，参与幕府机要。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的才干，称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一俟晋军攻占洛阳，刘裕就把他召回南方，委任为自己封国的世子洗马。这时，裴松之已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刘宋代晋以后，裴松之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冗从仆射等职。元嘉三年（426），宋文帝派遣十六人为大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归来，他将所探询的吏政民情，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这次的巡视，以裴松之的任务完成为最好，因而受到了舆论的赞扬。不久，他被升任为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赐爵西乡侯。 奉诏精注《三国志》同年，宋文帝向裴松之表露了对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不太满意。他命令裴松之广采三国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三年的精心撰作，终于在元嘉六年（429）七月写成《三国志注》。宋文帝看过后，非常高兴，称赞他说：“你作成了一件不朽的事业。”这一年，裴松之五十八岁。 裴松之随注书呈给宋文帝一份《上三国志注表》，这是他对注书工作的总结。首先，裴松之肯定了陈寿的著作。认为它叙事清晰，取材审正，是当时的一部“嘉史”。同时，他指出陈书有过于简略、以至脱漏很多重要史实的缺陷。最后，裴松之陈述了自己作注的指导思想，并把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类型。 “补阙”是裴松之注书的重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凡陈书所不记载的，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补阙大致分两个方面。第一，对于陈书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书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书“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联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三百三十字。这样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陈寿对于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王弼的生平记载也过于疏略，只在《钟会传》后附记“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裴松之为王弼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补充了七百五十余字。此外，《三国志》对西北及西方各族、各国的情况也未作专篇叙述，仅于《乌丸传》、《鲜卑传》等文中略作交待。裴注则引《魏略》对氐、匈奴、羌、西域各国、大秦及大秦属国予以重点叙述，其中关于大秦的地理、交通、风俗、物产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瞻。在这方面的注文中，裴松之有时还说明补充材料的理由，如《王粲附吴质传》注引《魏略》之《魏太子与吴质书》后，写道：“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又在《傅嘏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前讲：“《战略》载嘏此对，详于本传，今悉载之，以尽其意。”第二，对于陈寿记载遗漏的地方，裴松之也搜集资料，给予添补。《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条下，裴注增加一个“令”（后人题称为《让县自明本志令》）。在此令中，曹操叙述了他五十五岁以前生平抱负的变化，是曹操一篇很重要的自传。在《武帝纪》末，裴松之注引《魏书》、《傅子》诸书，综述曹操的为人，并补充了曹操援剑割发、多疑滥杀、生性节俭等方面的史实，都为后人研究曹操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马钧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科技发明家，陈书对马钧其人其事，只字未提。裴松之除在《明帝纪》注引《魏略》中述其制作外，还在《杜夔传》注引傅玄序文，将马钧生平事迹及其创造发明，用洋洋一千二百余字叙述清楚，遂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免遭淹没无闻的悲剧。《孙皓传》注中所引《晋阳秋》，讲到孙皓降于王濬，“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这是吴亡时全面情况，是研究经济史难得的宝贵数字。 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对立的记载。 经过比较鉴别，对于这类文字，能够作出判断的，裴松之都写出结论，但对那些不易判断谁是谁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入，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判，这就是“备异”。在封建官僚中，能有这种实事求是学风的人还是不多的。裴松之喜欢用“未详”、“未详孰是”、“未知何者为误”等案语处理备异类材料。如《武帝纪》注引郭颁《魏晋世语》所载魏讽事迹后，写道：“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而此云沛人，未详。”《荀攸传》载袁绍有个大将韩■，裴松之案：“诸书韩■或作韩猛，或云韩若，未详孰是。”《张邈传》注引《献帝春秋》后讲：“案本传邈诣术，未至而死，而此云谏称尊号，未详孰是。”《高柔传》载高干为高柔从兄，裴松之案曰：“《陈留耆旧传》及谢承《（后汉）书》，干应为柔从兄；未知何者为误。”裴松之对备异类材料有时加的是“与本传不同”或“与本传违”等案语。此外，裴松之还把大致同意某一种说法，但又把握不大的材料归入备异类。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先破（曹）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诸葛恪入宫前与滕胤问答之辞，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引孙盛之语说明自己的观点：“《吴历》为长。” 所谓“惩妄”，是指对陈书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松之引举事实所进行的纠谬。“惩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书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战前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彧传》中找出“十万之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明帝纪》载魏明帝死年三十六，裴注批驳说：“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为三十五，不得三十六也。”《向朗传》记载：“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裴松之反对说：“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误也。”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裴松之的“论辩”包括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松之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曹一事的评论，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梦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里体现了裴松之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思想。裴松之在肯定陈书的同时，也批评了陈寿的“小失”。这种“小失”有属于记事不当的。如对官渡之战记“兵不满万”文，评论说：“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鲁肃传》和《诸葛亮传》关于孙吴合力抗曹的记载互相矛盾，前者称“皆肃之本谋”，后者讲“此计始出于亮。”裴松之批评说：“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竟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有的“小失”属于编撰问题。如裴松之反对陈寿将贾诩与荀彧、荀攸合传，认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魏氏如贾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他还认为董允应附于其父董和传后，不应当分别立传。裴松之对陈寿的某些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陈寿把袁术的失败归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评他没有抓着事情的要害，认为“妄自尊立”是袁术灭亡的关键。裴松之除批评陈寿的论点不当外，还对他的遣词用字有所指责。裴松之在引述其他史家的著述时也对他们进行评论。在《高贵乡公纪》注中，裴松之对晋代的几位史家张璠、虞溥、郭颁等人分别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张璠的《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虞溥的《江表传》“粗有条贯”，唯对郭颁的《魏晋世语》嗤之以鼻，说它“最为鄙劣”。他还说张骘的《文士传》“虚伪妄作”，乐资的《山阳公载记》“秽杂虚谬”。这些评价是裴松之根据诸家史的叙事水平和议论能力得出的。 除了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方面之外，裴注也包括一般注书的内容，即文学的训诂、名物的铨释、书稿的校勘等方面的注文。如解释《文帝纪》中的“款塞内附”说：“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对《孙权传》中的“鄱阳言白虎仁”，解释说：“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则仁虎不害也。”对于《徐晃传》中“今假臣精兵”，校勘说：“案晃于时未应称臣，传写者误也。”属于注释名物的有《齐王芳纪》注中引述《异物志》、《傅子》、《搜神记》等书解释“火浣布”，《诸葛亮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解释“连弩”等。此外，裴注还有注释地理、典故的内容。 《三国志注》的价值与不足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宋文帝对裴注的赞扬并非溢美之词，从广辑资料，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大量珍贵生动史实的意义来看，《三国志注》的功绩确实是不朽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晋人的著作多至二百一十余种，除去诠解文字及评论方面的书籍，尚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书籍收入到《隋书·经籍志》中的不过四分之三，到唐、宋以后，则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征引的材料不但面广，而且首尾完整，不似其他引书那样割裂翦裁，断章取义，尤为重要的是裴注还保存一些亲身见闻的资料。如《齐王芳纪》注引《搜神记》载魏明帝“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裴氏说：“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三国志》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国志注》的不朽还在于它开创了史注新法。在裴松之以前，注家大多以采取解释音义、名物、地理、典物等方法为史书作注。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杜预注《左传》，贾逵、韦昭注《国语》，高诱注《战国策》，徐广注《史记》，服虔、应劭、韦昭、晋灼、蔡谟注《汉书》等。而裴松之的注文，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而且增加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等名目，遂为注书开创了一种更加完备的体例。注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提供史料，而且这些史料都经过了注家的精心审核，从而使人能够较多地了解历史真象。无疑，这样注史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清人钱大昭认为注史与注经不同，注史应以达事为主，叙事不清，训诂再精也解决不了问题。他称赞裴松之注书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可见。但这样注史颇费功力，除注家精通原书外，还要熟悉其他史籍，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研究与见解，有综合、分析、考据的能力。后世不少人仿效裴注的体例进行注史，如宋人王暤的《唐余录》、陶岳的《五代史补》、清人彭元瑞的《五代史记注》、吴士鉴的《晋书■注》，但其成就皆不及裴松之，大约和不具备上述的条件有关。 后人对《三国志注》的批评，主要是指斥它的“烦芜”。这些指责虽有偏激之处，但裴注的杂采之弊确实存在。尤其是将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凭空阑入，把注文弄成非驴非马，不伦不类。如《明帝纪》在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下，裴注引《世语》曰“汉故度辽将军范明友鲜卑奴，年三百五十岁，言语饮食如常人”。又引《博物志》说：“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许人，遂肥不能动。”又引《傅子》说：“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 裴注虽以博详称著，但仍有不少遗漏之处。清人赵翼曾列举了一些例证，说明陈书失载的一些重要史实，裴注也未补入。另外，陈书中还有六十一篇本传或附传，通篇无注，甚至包括不少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 在写成《三国志注》以后，裴松之先后出仕过永嘉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裴松之六十五岁，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领国子博士，后进位于太中大夫。 元嘉二十五年（447），参与修撰本朝历史的著名学者何承天病故，宋文帝命令裴松之继续何承天的工作。到元嘉二十八年（451），他尚未动笔，却因病去世，终年八十岁。 裴松之一生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裴氏家传》四卷、《集注丧服经传》一卷、《裴松之集》十三卷都是他的著作。此外，《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又讲他还写过《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这是元嘉十二年（435）开始奉命修撰的著作。 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官至南中郎参军，著有《史记集解》一书，为现存《史记》三家注中最早的一种。曾孙裴子野，翦裁刘宋一代史料，写成编年体的《宋略》一书，曾得到刘知几的赞赏。 第三节沈约沈约（441—513），字体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以诗、文、史学称于世，历史上习惯地把他看作梁朝人。在宋、齐两朝的经历沈约出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祖沈林子，仕宋官至谘议参军、建威将军、河东太守，卒于永初三年（422），追赠征虏将军。父沈璞，仕宋累官宣威将军、盱眙太守、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在皇室内部斗争中被武陵王刘骏（即宋孝武帝）所杀，时年三十八。自此，沈约家世一度中衰。少年时代的沈约是在“流寓孤贫”中度过的。他曾乞求于宗族乡党的帮助，得米数百斛，因不能忍受同族之人的侮辱，乃“覆米而去”。沈约在孤贫之中却能“笃志好学，昼夜不倦”。他的读书方法是“昼之所读，夜则诵之”。他母亲担心他用功过度，有伤身体，常以减少灯油、息灭炭火的办法来限制他的夜间读书。沈约后来自述说：“十三而孤，少颇好学，虽弃日无功，而伏膺不改。”①他深知父亲死于皇室纷争之中，自己一时难得仕进，但并不因此而荒废学业。经过刻苦读书，他“博通群籍”，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沈约在二十几岁时，常常想到“晋氏一代，竟无全书”，产生了撰写晋史的意图。宋明帝即位初，他得到征西将军蔡兴宗的帮助，代为启奏，明帝敕许他撰写晋史，并让他做了奉朝请这样的散官。后蔡兴宗外任郢州刺史、荆州刺史，皆以沈约为记室参军。蔡兴宗很器重沈约，曾对其诸子说：“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事之。”明帝泰豫元年（472），蔡兴宗卒于官。此后，沈约先后任晋安王刘子勋的属官和尚书度支郎。 入齐以后，沈约仕途畅达。齐初，为文惠太子属官，一直做到太子家令。后以本官兼著作郎，不断升迁，至齐武帝时官至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这期间，沈约曾有机会校阅皇家所藏四部图书，这对他的撰述晋史大有裨益。他自宋明帝泰始初年始撰晋史，至武帝永明五年（487），已历二十一二年了，撰成《晋书》120 卷，自谓“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并在永明初年丢失了第五帙。可他从齐高帝建元四年（482）起，就被敕撰国史，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又奉命撰次起居注，实已不能专心于晋史的撰述。永明五年（487）春，沈约奉诏撰《宋书》，次年二月撰成纪、传70 卷。这20 年左右，是沈约的史学活动比较活跃的时期。 沈约有浓厚的门阀意识。永明八年（490），他因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璋之一事，上书奏弹王源，认为：王源虽然“人品庸陋，胄实参华”，而“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他建议以此事而免去王源所居之官，“禁锢终身”①，即永远禁止其参与政治活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党，革心于来日”。士庶与门第之别，是政治和婚姻中的大事，这是门阀时代的社会特点。沈约的思想，突出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特点。 齐明帝时，沈约任国子祭酒。齐末，为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他跟萧① 以上见《梁书》卷一三《沈约传》、《宋书》卷一○○《自序》，以下凡引此，不另注。① 沈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40。 衍过往甚密，被引荐为骠骑司马，所任将军如故，做了萧衍的属官。 宣扬“神不灭论” 齐、梁更迭之际，沈约是萧衍谋取帝位的主要策划人物之一。他甚至引用谶语“行中水，作天子”，以证萧衍（按“衍”字即是“行”中有“水”）上应“天心”、下符“人情”，当作天子。 萧衍称帝（即梁武帝）后，沈约始终受到重视，不断升迁。天监九年（510），他做到左光禄大夫、侍中、太子少傅，后又赠特进，地位显赫。沈约在齐永明六年（488）上《宋书》表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说明《宋书》的志当时还没有完成。《宋书》志的撰写，是又经过十几年至梁初才最后完成的①，它有八篇三十卷。 齐、梁之际，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一次“神灭”和“神不灭”的激烈的论争。沈约是“神不灭”论的积极维护者。 南朝时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现了反佛的斗士。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是一位无神论者，“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确信“天下决无佛鬼”②。萧齐时，竟陵王萧子良“精信释教”，而他的属官、无神论思想者范缜则“盛称无佛”。萧子良质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范缜回答他：“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范缜还进一步批评佛教的“因果”论，阐述他的“无佛”思想，以问答的形式，写出著名的《神灭论》，认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③此论一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范缜还表示绝不“卖论取官”。梁武帝天监六年（507），范缜的《神灭论》公诸于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梁武帝是一个佞佛的皇帝，他动员王公朝贵六十余人著文围攻范缜，范缜在理论上终不后退，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坚定性。在这次激烈的思想辩难中，沈约先后写了《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六道相生作佛义》、《因缘义》等文①。沈约申言：“神本不灭，久所服膺；‘神灭’之论，良用骇惕。”（《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他在《神不灭论》中辩解说：“生既可夭，则寿可无夭，夭既无矣，则生不可极，形、神之别，斯既然矣。然形既可养，神宁独异？神妙形粗，较然有辨。养形可至不朽，养神安得有穷？养神不穷，不生不灭，始末相较，岂无其人。自凡及圣，含灵义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圣。圣既长存，在凡独灭。”沈约用寿、夭来说明形神之别是一种诡辩；宣扬“养形可至不朽”，更是荒谬之论。但他说的“神不灭论”却又带着浓厚的世俗等级色彩，即“圣① 《宋书·符瑞志》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律历志》称“顺”为“从”，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乐志》称邹衍为邹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这说明《宋书》志的撰写是经过齐末而定稿于梁武帝即位以后。参见《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说明”（1974 年版）。② 《宋书》卷69《范晔传》。 ③ 《梁书》卷48《儒林·范缜传》，并见《南史》卷57《范云传》附《范缜传》。① 见《广弘明集》卷22，严可均校辑《全梁文》卷28 至卷30，二书在篇名上稍有不同。人”之“神”可以“长存”，而“凡人”之“神”还是要堙灭的。这显然是为了用“神不灭论”来“证明”现实等级社会的“合理”。宗教观念和等级观念在这里是结合在一起了。沈约所撰的《内典序》、《佛记序》等文，也都是在反复宣扬这些观点。这种观点在《宋书》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灵验的故事出现的，有的是以“天命”所归的说教出现的。 《宋书》的成就与局限沈约撰《宋书》，是在继承前人著述所得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补充而成的。 前人著述所得，主要包括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和徐爰的述作。早在宋文帝时，科学家何承天以著作郎身份撰写国史，写出了一部分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后来，有山谦之、苏宝生相继撰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续作宋史，撰成65 卷，上起东晋之末，下迄大明年间，奠定了《宋书》纪、传的基础。沈约对《宋书》纪、传的整理、补充，一是确定了“立传之方”，对晋宋之际的人物入传有所取舍；二是补叙了宋前废帝永光以后十余年史事。 《宋书》本纪十卷，记武帝、少帝、文帝、孝武帝、前废帝、明帝、后废帝、顺帝八朝共五十九年史事。它的上限，从东晋隆安三年（399）写起，下限写到萧齐建元元年（479）顺帝之死，时间跨度首尾达到八十年。《武帝纪》占了三卷，是本纪中记载最详尽的。它称赞宋武帝“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认为这是他“光有天下，克成大业”的重要原因。它又从东晋的“君道虽存，主威久谢”的政治局面，分析了宋武帝成功的必然之势①。《文帝纪》称赞宋文帝统治时期“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这些评论，说明了作者能够从政治得失的一些重要方面来看待刘宋的统治。 《宋书》的传共六十卷，其中杂传四十九卷，类传有《后妃传》、《孝义传》、《良吏传》、《隐逸传》、《恩倖传》，此外还有《索虏传》、《鲜卑吐谷浑传》、《夷蛮传》、《氐胡传》、《二凶传》以及作者《自序》。《宋书》的传开创了家传的形式，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以往的“正史”，于列传中一般很少附记传主的后人和亲属。《宋书》一改此例，首开以子孙之传附于父祖之传的风气。如卷42《刘穆子传》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祐”等人的传记；卷77《沈庆之传》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兄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子从弟法系”等人的传记。这种家传的传记形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崇尚家族之史和谱系之学在历史编撰上的反映。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说明他的家族地位的显赫。沈约为《宋书》确定“立传之方”，这是主要的一点。《宋书》的类传首创《孝义传》，标榜“孝行”、“孝廉”。《孝义传》的序和后论说：“夫仁义者，合君亲之至理，实忠孝之所资”，“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这里表面是讲忠、孝，但《宋书·孝义传》本身却是撇开了“忠”而大讲“孝义”。这一方面反映出来在门阀地主统治时代，门阀家族的利益往往是摆在皇室利益之上；另一① 《宋书》卷3《武帝纪下》后论。 方面，魏晋以来，“禅代”频繁，统治者讳言其“忠”而提倡“以孝治天下”，《孝义传》正是继承了这种遗风。即使如此，沈约站在门阀地主的立场上，对于忠义之风的衰败也发出了感叹，《孝义传》后论末了说，“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立孝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可以说，这是沈约不自觉地揭露了门阀地主提倡忠孝的虚伪。《宋书》作者蔑视北魏皇朝，为它立《索虏传》，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民族观和正统观，及作者的时代局限。但《索虏传》记载了北魏史事以及南北间的战争、通好、互市，大致写出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其后论，还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反映了作者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视。以上这几点，是《宋书》列传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宋书》的志比起《宋书》的传，在史学上的价值要突出一些，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继司马彪《续汉书》志之后的重要撰述。《宋书》志包含律历三卷、礼五卷、乐四卷、天文四卷、符瑞三卷、五行五卷、州郡四卷、百官二卷，共八篇三十卷。志之首有《志序》一篇，略述志的由来和演变，交代《宋书》志之所本及补撰的情况，反映了6 世纪初中国史家对于制度史撰述的重要性已逐步发展到具有一定的总结性的理论认识。《志序》最后写道：“[宋]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书》志跟司马彪《续汉书》志以至《史记》八书、《汉书》十志的联系，反映了作者贯穿古今的自觉要求和撰述思想。其《律历志》、《礼志》、《天文志》、《五行志》、《州郡志》，都叙自曹魏；《乐志》从秦汉讲起；《符瑞志》为其首创，上溯于上古；《百官志》通叙秦汉魏晋至刘宋官制沿革流变。这样，它基本上弥补了陈寿《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和当时诸家晋史尚无定本的不足，因而受到后人的重视和好评。宋人叶适评论说：“迁、固为书志，论述前代旧章以经纬当世，而汉事自多阙略。蔡邕、胡广始有纂辑，陈寿、蔚宗废不复著。至沈约比次汉魏以来，最为详悉，唐人取之以补《晋记》，然后历代故实可得而推。”①近人余嘉锡称赞《宋书》志的撰述方法是“史家之良规”②。 具体说来，《宋书》志包含不少具有科学史价值、社会史价值的记载。 它的《律历志》详细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以及祖冲之同戴法兴的长篇论难，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的宝贵文献。《乐志》以“乐随世改”的撰述思想，叙述了歌舞乐器的起源和演变，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一些乐章、歌词、舞曲，有独创的风格，为前史乐志所不及。《州郡志》更是一篇力作，其烦难程度如《志序》所说：“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兗，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今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它记载了汉魏以来区域建置的变① 《宋书》卷11。 ① 《习学记言序目》卷31。 ② 《四库提要辨证》卷3。 动，写出了东晋以后北方人口南迁的趋势和侨置郡县设置的具体情况，是反映晋宋之际人口迁移、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地理文献。其他各志，大多也写得丰满而有序。《宋书》志在文字份量上占了将近全书一半，在各“正史”中具有鲜明的特色。 《宋书》在历史思想上的突出特点，是在许多地方宣扬天命、佛教、谶语。《符瑞志》申言：“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天文志》、《五行志》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记载。《王玄谟传》记载：诵观音经千遍，即可免灾，证明佛教的灵验。前文所引“行中水，作天子”的谶语，以证萧衍即将为帝的说法，等等，反映了沈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基本倾向。天命、佛教、谶语的结合，是他的唯心史观的主要特征。 沈约同时代人中，还有不少史家：江淹、吴均、刘昭、裴子野、萧子显等，都各有撰述。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沈]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①《宋略》已佚，北宋司马光主持撰写《资治通鉴》，采用了它的十余首史论。萧子显因所撰《南齐书》传世，得与沈约齐名，同为南朝萧梁时有影响的史家。 长于文学，拙于政事《宋书》修成之时，沈约已是花甲之年了。由于他在齐、梁“禅代”中的作用，梁武帝即位后，即任他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邑千户；他母亲被封为建昌国太夫人，“朝野以为荣”。他母亲去世时，“舆驾亲出临吊”。天监九年（510）以前，官至侍中、尚书令，领太子少傅。天监九年，转左光禄大夫，侍中、少傅如故。这是沈约在仕途上的高峰。沈约长期居于宰相位置，“有志台司”，很想更多地直接参与、掌管具体政务，旁人也认为他能够胜任，但梁武帝始终不把朝政实权交给他，只是给了他很高的虚衔。沈约要求“外出”，到地方做官，也不曾得到梁武帝的允许。他同梁武帝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使他感到抑郁。他致书同僚徐勉，请其在梁武帝面前代他“乞归老之秩”，再次遭到梁武帝的拒绝，只是给他“加鼓吹而已”。沈约在政事方面，终于无所建树。他撰有一篇《郊居赋》，说史言志，以寄情怀，长达二千余字，末了几句是：“惟以天地之恩不报，书事之官靡述；徒重于高门之地，不载于良史之笔。长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这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旧史说他“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其中自有深层的原因。 沈约在政事上的失意，并未妨碍他在诗文上的成就。梁昭明太子萧统纂辑《文选》，收入沈约各种诗、文13 首，足见其文才为时人所重视①。《梁书》说他“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又说：“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沈]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陈朝史官姚察称赞他“高才博学，名亚迁、董”。这些评价，也都肯定了沈约在文学上的地位。沈约为谢灵运作传，录其《撰征赋》和《山居赋》，传文将近万字。此传后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反映出了沈约的文学思想。他对于骈俪之文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① 《梁书》卷30《裴子野传》。 ① 见《文选》卷20、22、27、30、40、50、59。 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②他把韵文的写作，提到了文章的最高境界，而文章的内容和思想反倒被忽视了。沈约一派的文人，对中国古代韵文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但忽视文章思想内容所造成的不良文风，确也有消极的一面。唐初史家已指出这一点：“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①《文选》卷50《史论下》中选了《宋书·谢灵运传》后论，正说明了沈约的文学主张在当时的影响。 沈约一生著述很多，除《宋书》100 卷外，还有《晋书》120 卷、《齐纪》20 卷、《高祖纪》14 卷、《迩言》10 卷、《谥例》10 卷、《宋文章志》30卷、文集100 卷。他还撰有《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而梁武帝却“雅不好焉”。他问旁人：“何谓四声？”被问的人回答说：“‘天子圣旨’是也。”梁武帝仍不以为然。沈约所著书，只有《宋书》流传至今。 沈约还是一位藏书家，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 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沈约于病中命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他想以此来祈求上天的保祐，梁武帝闻而大怒，几次命人予以谴责。沈约病惧交加，就在这一年死去，时年73 岁。有司上谥号曰“文”，梁武帝亲自改谥，说：“怀情不尽曰‘隐’。” 沈约因“禅代”之事而得志，也因“禅代”之事而病死，他在梁皇朝的十几年政治生涯，恐怕也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② 《宋书》卷67《谢灵运传》后论。 ① 《梁书》卷49《文学上·庾于陵传》附《庾肩吾传》。参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第288 至29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新1 版。 第四节刘勰、钟嵘刘勰刘勰（465？—539？），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属山东省）。永嘉之乱，其先人逃难渡江，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因刘勰入梁曾兼任东宫通事舍人之职，后世因称他为刘舍人。关于刘勰的生卒年，诸家说法不一。关于出生时间，说法较为一致，认为生于宋泰始初年（465），而卒年则歧说甚多。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推定卒于梁普通元、二年（520、521）。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推定约卒于梁大同四、五年（538、539）间。 刘勰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很早去世。由于家境清贫，刘勰一生未婚，早年入上定林寺依靠名僧僧佑生活，与之居处十余年。刘勰笃志好学，这一时期，他深研佛理，博通经论，参加了整理佛经的工作。定林寺的经藏，就是他撰定的。 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勰起家为奉朝请，先后担任和兼任过中军临川王萧宏、南康王萧绩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今浙江衢州市）令，步兵校尉，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在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期间，他与昭明太子萧统关系很好，深得器重，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 《文心雕龙》大约是作者三十多岁时的作品，约完成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之间。其时刘勰还寄身佛寺，声名未显。书成后，不被时流所重视。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文坛上也富于声誉，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背着自己的《文心雕龙》文稿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他拦住了车，样子像卖书的一样。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 中大通三年（531）四月，梁昭明太子萧统死后，刘勰奉敕与沙门慧震在上定林寺撰经。经成以后，刘勰上表要求弃官为僧，并焚烧头发自誓。得到允准后，便在上定林寺出家，法名慧地，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还写过不少有关佛理方面的著作。据《梁书》卷五十刘勰本传，“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然其文集在唐初已失传。今尚存《梁建安王造剡石城寺石像碑》（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六）和《灭惑论》（见《弘明集》卷八）二篇散文。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要求一切都应本之于道，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奉统”（《文心雕龙·序志》）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 《文心雕龙》初步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在《时序篇》中，刘勰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兴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他论建安文学就指出“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而分析西晋文学，则把“晋虽不文，人才实盛”的现象，归咎于“运涉季世，人未尽才”。最后的结论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尽管刘勰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不可能不抱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对文学兴衰原因的探索，也过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在文学理论上强调要从文学以外的历史现实变化中来理解文学的变化，仍然是杰出的。在《通变篇》中，他又系统地论述了历代文风的先后继承变革关系。他说：“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而讹，弥近弥淡。何则？竟今疏古，风末力衰也。”基乎此，他要求作家要大胆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认为只有不断地创新，文学创作才能得到不断地发展。“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文心雕龙·物色》）。但刘勰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则不乏”。他说：“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文心雕龙·风骨》）。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起来，文学创作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 《文心雕龙》从创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创作的经验。刘勰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首先，他认为“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其次，他认为创作是作家主观的“神”和客观的“物”交融，升华的过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而创作时则“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刘勰非常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文心雕龙·总术》），剪裁是“设情以位体”（《文心雕龙·镕裁》）。甚至作品的整个体裁、风格、语言，也无不由真挚而强烈的情感所主宰。这一认识深刻地体现了文学创作的规律。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他认为形成风格的因素有才（指艺术才能）、气（指性格气质）、学（指学识修养）、习（生活习染）四个方面。由于作家在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存在着差别，从而形成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种独特的风格。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提出了文章要有“风”有“骨”。所谓“风”，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所谓“骨”，是指坚实的事理内容和清晰的结构条理。他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若丰藻克瞻，风骨不飞，则辞采失鲜，负声无力”（《文心雕龙·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风貌的专用术语，刘勰特别标举“风骨”，并强调它作为思想内容的重要性，是针对南朝绮靡偏重形式的文风而发的具有积极的战斗作用。“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文心雕龙》还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等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和批评标准。他慨叹文学批评之难，认为人们常常囿于成见，不是“贵古贱今”，就是“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说“知音其难成”！他认为批评虽然不易，却不是不能做到公平正确的。他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那么怎样才能使批评公允呢？他认为，首先批评者要具有丰富的修养。“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 ，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若饶矣”（《文心雕龙·知音》）。为了使批评正确，他提出了考察作品优劣的六个方面：“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文心雕龙·知音》）。这六个方面，既包括了作品的内容，也包括了作品的形式，既注意了思想性，也注意了艺术性。刘勰关于文学批评的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在现时也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自曹丕、陆机对文章体制的异同提出意见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但上述文章均已散佚无存。而刘勰《文心雕龙》从第五篇《辨骚》至第二十五篇《书记》，则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著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论述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中像《明诗篇》对建安、西晋、宋初诗风面貌变化的概括，《诠赋篇》对两汉、魏晋辞赋盛况的描绘和说明，都有着相当中肯而精辟的见解。 《文心雕龙》虽然也有某些道家思想，特别是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是儒家思想。刘勰在《序志篇》中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段话，不仅说明了他写《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是为了纠正当时“言贵浮诡”，“将遂讹滥”的文风，而且也是为了阐述儒家正统的文学观点。刘勰认为“文”是来源于“道”的，而“道”是被圣人发现，通过圣人之手来完成的。“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认为文学的职能在于阐述六经中所蕴含的“圣道”。由于刘勰受儒家思想的束缚过深，《文心雕龙》也就具有某些理论上的缺憾。比如在论到文学起源时，他对“文”和“道”关系的阐述，就有神秘的经学色彩；对文学史上富于浪漫色彩的作家作品评价往往不够正确，《诸子篇》对《庄子》等书中某些大胆想象的寓言故事，他斥为“蹖驳之类”，《史传篇》对司马迁的评论，颇受班彪的影响，认为司马迁有“爱奇反经之尤”。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虽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体都设有专题论述，而对正在形成的小说却不屑一顾。尽管如此，《文心雕龙》仍不失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体大而虑周”的专著，它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宝贵遗产，也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文心雕龙》最早的写本为唐代写本残卷（原为敦煌莫高窟旧物，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最早版本为元代至正乙未年嘉禾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通行本则为清人黄叔琳辑注本。今人研究《文心雕龙》较著名者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钟嵘钟嵘（约468—约518），南朝梁人，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 人。晋侍中钟雅七世孙。父亲钟蹈在齐朝做过中军参军。 钟嵘和他的弟弟钟岏、钟屿都笃志好学，善于思考问题。齐永明（488年左右）中，钟嵘为国子监生，因通晓《周易》，深得卫将军王俭的赏识。当时王俭兼任国子监祭酒，多次接见钟嵘，加以褒赞。后钟嵘举本州秀才，起家王国侍郎，迁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令。 建武初年，钟嵘任南康王的侍郎。当时齐明帝对国家的大小事务都亲自过问，而郡县及六署九府的日常事务，官员们也都争着向皇帝报告，专等着皇帝的指令办事。皇帝忙于日常琐事，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反而无暇顾及。鉴于这种情况，钟嵘上疏齐明帝说：“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己。”劝齐明帝不要陷在事务堆中。齐明帝看了钟嵘的疏言，非常不高兴，对太中大夫顾皓说：“钟嵘是什么人，竟敢干涉我的事情！你认识这个人吗？”顾皓回答说：“钟嵘虽然官位很低，也没有名气，但他所说的话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况且那些繁琐的事务，各自都有主管部门负责。现在您亲自去过问处理，那么您会更加忙累而有关官吏则更加闲散。这是越俎代庖和为大匠斫轮的事呵！”齐明帝听了这话，当然也不高兴，但也没有深究。永元末年，钟嵘被任命为司徒行参军。梁武帝天监初年（502），鉴于当时官爵冒滥，钟嵘上书梁武帝，要求改革。他说：“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居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虽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永元诸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浇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梁武帝听从了钟嵘的建议，把这封疏交给尚书省去办理。但入梁之后，钟嵘官位依然不高，只做过衡阳王萧元简和晋安王萧纲（即后来的简文帝）的记室。所以后人称为“钟记室”。钟嵘留下来的著作主要是《诗品》，是他在梁天监十二年（513）之后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王公搢绅们谈论起诗歌来，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为了纠正当时诗坛上“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混乱状况，钟嵘仿照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 《诗品》，原又名《诗评》。这是因为除品第之外，还对作家作品的优劣进行了评论。《隋书·经籍志》即以《诗评》著录此书。《诗品》所论范围只限于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诗品序》及品评中，钟嵘接触到当时许多重要的创作问题。首先，他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片面追求声律的不良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坚决反对用典。他在《诗品序》中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也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认为刻意讲究声病，“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就钟嵘主张诗歌应该“口吻调利”，反对过分拘忌于声律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沈约等人对声律的探讨，使诗歌格律更为完美，永明体的出现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而钟嵘一概加以抹杀，就不免有些偏激了。 其次，钟嵘在《诗品》中对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在以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但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理论批评界在诗歌形式问题上却重四言而轻五言。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诗歌在诗坛上应有的地位。钟嵘在《诗品》中却倡言四言诗的形式已经过时，“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认为五言诗却正方兴未艾，“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等方面“最为详切”。这就为五言诗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了倡导五言诗，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和历史发展作了探讨，虽其中有不确之处，却不乏精到的见解。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典。例如他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评左思的诗是“得讽谕之致”，说张华的诗是“兴托不奇”，都着眼于比兴寄托；二是论风骨和词采，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例如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都是风骨和词采并提，内容和形式并重；三是重视诗的“滋味”。他认为诗应该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而不应该“淡乎寡味”。论述具体作家时，他一则说张协的诗“使人味之舋不倦”，再则说应璩诗“华靡可味”，也都强调了只有有滋味的诗，才称得上是好诗；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诗品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的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钟嵘的这一作法，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断章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五是从作家和作品风格特点着眼，钟嵘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这种论述方法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由于钟嵘在论述历代诗人的继承关系上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也不曾周密地考虑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个方面的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异同，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风格流派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往往引起后世的訾议。 钟嵘《诗品》虽然是反对齐梁淫靡诗风的产物，有力地批判了当时诗风的某些弊病，却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偏见的拘囿。他一方面强调文质并重，但在多数场合下，还是更强调辞藻的华美。如评价太康作家，他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这话比起刘勰针对同一时期而说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的评语，就后退了一步。他对“玄言诗”的批评，说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也远不如刘勰所指斥的“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文心雕龙·时序》）那样能从反映现实的角度着眼。具体到对一些作家的评论，他过分强调辞藻的倾向就更为显著。如他把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渊明、鲍照之上，划分品级时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不仅不公允，也与他在《诗品序》中所说的风骨与词采并重的观点不符。此外，《诗品》以“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把作家分为上、中、下的办法，也不能恰切地反映作家成就的高低。 尽管《诗品》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影响。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敖陶孙，明代胡应麟，清代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无论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使用形式上，都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和启迪。 第二十一章崔浩、魏收第一节崔浩①锋芒初露崔浩（381—450 ）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 人。出身北方高门士族。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天部大人，赐爵白马公。崔浩从小喜爱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诸子百家无不披阅，精研义理，时人望尘莫及。年十八、九岁入为直郎。天兴（398—403）中，任给事秘书，转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使侍从于左右。道武帝好服寒食散，晚年愈甚，每当药性发作，便疑神疑鬼，喜怒无常。宫省左右多因小过获罪，弄得人人自危，纷纷逃避。唯独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令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明元帝好阴阳术数，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夸赞讲得好，命他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故常常参与谋划军国大事，颇受宠信。 神瑞二年（415），平城一带发生严重的霜旱灾害，秋粮颗粒无收，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太史令王亮、苏坦搬出谶书上的话：“国家当治邺，大乐五十年”，劝明元帝迁都邺城。明元帝问崔浩，崔浩回答说：“迁都邺城，虽可救今年饥荒，但非长久之计。”他列举了不宜迁都的三大理由：一是鲜卑族人数少，迁都以后，族人散布于东部各州郡，会暴露自己的实力，被四方所轻视；二是不服水土，疫病死伤必多，百姓沮丧；三是迁都后，平城守兵减少，赫连勃勃、柔然会乘机举兵入侵，朝廷无法远救，云中、平城就十分危险了。他建议国家应克服暂时困难，待来年春草复生、有了乳酪，兼以菜果，就足以维持到秋天，若碰上好收成，事情就好办了。明元帝接受了建议，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崔浩妾一人，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泰常元年（416）八月，明元帝准备起兵征讨河西胡刘虎，问计于群臣。 崔浩分析说：“河西胡人数虽多，但无良将统率，终不能成为大患。”他提议派一名有威望的将领率兵前往镇摄，必能取胜。明元帝以相州刺史叔孙建为中领军，统兵进发，不出一月，大破河西胡，杀刘虎，斩首万余级，俘敌十余万。 同年秋，东晋太尉刘裕率师北伐姚泓，兵分四路，水陆并进，沿途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舟师自淮，泗入清河，又自清河入黄河，准备溯流西上。为了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计议，内外大① 本节材料主要见于《魏书·崔浩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臣怀疑刘裕“扬言西伐，意在北进”，会危及北魏的利益，要求派兵截断黄河上游，阻止晋军西入。崔浩力排众议，反对说：“这不是上策。”他认为，刘裕早有灭秦之心，今姚兴已死，子泓懦弱无能，国内多难，刘裕乘危讨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如果截断黄河上流，刘裕发起火来，便会不顾一切，必然登岸北侵，我将代秦受敌；而且柔然不断骚扰北境，百姓粮食匮乏，若再与刘裕为敌，南北受到夹击就很危险了，还不如借给刘裕一条水道，放他西进，然后发兵断绝晋军东归之路，这才是合适的计策。明元帝担心吃亏上当，听信了大臣们的话，命司徒长孙嵩率兵十余万屯驻黄河北岸，阻止晋军前进，结果被打得大败，死伤惨重。明元帝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第二年五月，东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北魏，上书献计，称刘裕驻兵洛阳，应发兵切断晋军后路，可以不战而克。崔浩正在给明元帝讲书传，明元帝得报，问崔浩：“刘裕伐姚泓，当真能取胜吗？”崔浩回答说：“刘裕乘姚氏民衰危而伐之，兵精将勇，臣以为一定能够取胜。”明元帝又问：“刘裕的军事才能比慕容垂如何？”崔浩答道：“刘裕才能高。慕容垂凭借父兄之业，生而尊贵。归附他的人，如夜蛾赴火之多。他只要稍加依仗，便能立功。刘裕出身寒微，无尺土可依，无一兵一卒可用，崛起行伍，振臂一呼而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晋室衰微，遂掌朝政大权。”崔浩进一步分析说：“刘裕如果平定姚氏而还，必定篡主自立，这是势所必然。至于秦地，戎夷混杂，刘裕攻取也不能固守。因为风俗不同，人情难变，如果想把荆扬的教化行之于三秦之地，犹如无羽而欲飞，无足而欲走，是办不到的。吾自可练兵备战，休息民众，等待刘裕南归，秦地终当为国家所有。”明元帝提出要趁刘裕入关、进退两难之机，调遣精骑直捣彭城、寿春。崔浩说：“如今西北二寇未灭，陛下不可亲临指挥，兵众虽盛，而将领中却无韩信、白起。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不是刘裕的对手。臣以为再等一等，亦不为晚。”明元帝笑说：“卿思虑得周密。”崔浩又纵论当世人物，他推崇忠诚辅佐苻坚治国的王猛，比为齐之管仲；赞扬不负顾命委寄维护前燕的慕容恪，比为汉之霍光；贬斥平定桓玄之乱的刘裕，比为汉末曹操。这一番话曲折表示对明元帝的忠心，可谓用心良苦。明元帝则问他：“卿认为先帝如何？”崔浩答道：“小人在管中观察天际，如何能看到宇宙的广大呢！虽然如此，臣见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下中原，移风易俗，化被四海，当然与伏栖、神农同列，岂是臣所能评论的。”崔浩还说，赫连屈丐残暴，必将灭亡。明元帝很高兴，不觉与崔浩谈到深夜，赐给崔浩御用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并意味深长地说：“朕品味卿的话，好比这些盐酒，所以与卿共享它们的美味。” 泰常三年（418），彗星出天汉，入太微，经北斗，绕紫微，经过八十多天才消失。按照古人的说法，彗星主祸殃，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就会降临人间。明元帝见到彗星出现，害怕大难临头，急忙召集儒生、方士询问，众人一齐推举崔浩解答。崔浩说：“古人有言，灾异之生，由人而起。人无罪孽，妖不自作。我国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无异望。唯晋室衰微，主弱臣强，亡在旦夕，故桓玄篡夺，刘裕秉权。彗星出现，乃恶气之所生，是刘裕篡位，晋室将亡的征兆。”过了两年，刘裕代晋称帝，明元帝正在东南澙卤池（五原盐池）射鸟，得到报告，特意派驿使把崔浩召来，对他说：“卿往年的话果真应验了，朕今日才相信天道。”这一年，崔浩父崔宏卒，他袭爵白马公。明元帝亦嗜服寒食散，罹疾经年。泰常七年（422）五月，他秘密派遣中使问身后之计于崔浩。崔浩建议早立太子，令入则总领万机，出则统率军队，监国抚军。这样，将来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可以免除后患。他认为长皇子拓跋焘聪明睿智，性情温和，应该及时登储副之位。于是，明元帝当即立拓跋焘为太子，同时任命南平公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共同辅佐太子。九月，南朝宋武帝刘裕死讯传来，明元帝准备进攻洛阳、虎牢、滑台等城。崔浩表示反对说：“陛下不因刘裕突起，纳其使贡，刘裕亦敬事陛下。今不幸而死，乘人之丧讨伐，即便获胜亦不值得称道。今我国家尚不能一举而定江南，应当遣使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信义之风于天下。况且刘裕新死，党与未散，不如暂缓。待其强臣争权，然后命将扬威，可以不劳士卒，而收复淮北之地。”崔浩一再谏诤，明元帝大怒不从，派奚斤领兵南伐。在议论南伐策略时，崔浩又反对奚斤攻城为先的意见，主张略地为先，但仍然未被采纳。十一月，魏军克滑台，次年元月，又克洛阳，至自四月，始克虎牢。 崔浩精心研究儒家经典，留心各项典章制度及法律，但不喜欢《老子》、《庄子》，每次读上几十行，就把它们丢在一边，说：“尽是矫诬之言，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熟悉周礼，孔子曾拜之为师，怎能写些败坏法度的书来扰乱先王的教化。“他尤其不信佛法，曾说：“为何要侍奉这个胡神！”其妻郭氏敬好佛经，时时诵读，崔浩大怒，一把夺过来放火烧掉，将纸灰抛洒到厕所中。堂弟崔模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顶礼膜拜，即使在粪土之中，见佛必拜，崔浩大笑，奚落说：“在这么肮脏地方叩头跪拜这个胡神！” 泰常八年（423）十一月，明元帝病死，太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 左右忌惮崔浩正直，一齐诋毁排斥他。太武帝出于舆论压力，只得让崔浩离开朝廷，以公归第；但深知崔浩有能耐，每当遇到疑难事，仍要召他进宫求教。崔浩皮肤细腻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机敏通达，长于计谋，每每自比张良，自谓稽考古事还略胜一筹。离职以后，以修服食养性之术为事。这时，嵩山道士寇谦之来到平城，向太武帝进献《箓图真经》等道书。当时，朝野人士大多不信，唯独崔浩拜寇谦之为师，向他学习道术，而且上书朝廷，大加赞扬。太武帝看了崔浩的上书，十分高兴，随即派人带着玉帛、牲牢去嵩岳祭祀，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于天下，又在平城东南修建起高五层的天师道坛。 辅佐太武始光三年（426），崔浩重新入朝，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这时，太武帝以大夏主赫连勃勃死后关中大乱，准备乘机伐夏。长孙嵩等大臣都不同意，唯有崔浩赞成。他以天道比附人事，说：“天道与人事相呼应，机不可失。”十月，太武帝指挥三路人马直趋关中，大败赫连昌，杀获数万人，夺得牛马十万余头。第二年，太武帝再次西伐，一直攻到夏都统万城下。太武帝佯装撤退，夏主赫连昌率步骑三万，分两翼鼓噪而前。突然，风雨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暴风雨向魏军迎面袭来。宦官赵倪进言，以为风雨迎面而来，是天不助人，劝太武帝收兵回避，来日再战。崔浩斥责说：“这是什么话！我军千里制胜，岂能因风雨而轻易改变计划。敌人贪利冒进，后援断绝，我应分军隐蔽疾进，前后夹击，出奇制胜。风势在于人如何去利用，哪能一成不变！”太武帝依计而行，率军奋勇出击，夏兵大败，赫连昌狼狈逃窜。魏军攻破统万城，俘获夏王、公卿将校及后妃、宫人上万，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珍宝财物不可胜数。 早在道武帝之世，尚书郎邓渊奉命撰著本朝史，名《国记》，写了十余卷，尚未完成。太武帝命崔浩及其弟崔览、邓渊子邓颖等人续写。神 二年（429），他们终于编定《国书》三十卷。同年四月，太武帝准备北伐柔然①，内外大臣一致反对，保太后也坚决不同意，只有崔浩支持。尚书令刘浩等人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徐二人说：“天文不利，北伐必败。”群臣齐声附和。太武帝心中十分不快，命崔浩与张渊等人辩论。崔浩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又说：“张渊等不过是庸俗儒生，见识短浅，牵制于小数，而不通达大体，难以与他们深谋大计。臣观察天象，数年以来，月之运行掩蔽昴星，至今仍然如此。据臣所占，三年内，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就是旄头之众。愿陛下不要迟疑。”张、徐羞愧难言，忙辩解说：“蠕蠕地处偏远，得其地不能耕种，得其民不能臣服役使；况且他们轻疾无常，难得制服，何必急于兴师动众而使士马劳顿！”崔浩指斥张渊所说不过是老生常谈，不合时宜。他说：“蠕蠕本是国家北边臣隶，中间叛去，现在要惩罚元恶，夺回善民，恢复他们的旧役，并非无用。漠北地势高峻，气候凉爽，不生蚊虫，水草肥美，可以耕田放牧，不是得其地不能耕。蠕蠕子弟归降，贵者娶公主为妻，贱者担任将军、大夫，列居满朝。又高车号称名骑，并非不可臣服役使。如果以南方人追击蠕蠕，则担心蠕蠕轻疾；于我国兵则不然。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他们相进退，并非难制。况且今夏若不乘虚进击，破灭其国，至秋天他们再来，国家将不得安宁。自太宗（明元帝）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因蠕蠕进犯而震怒，如何能不急呢！”崔浩咄咄逼人，使张渊、徐辩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太武帝高兴异常，对公卿大臣说：“朕决心已定了！” 罢朝后，有人埋怨崔浩，说：“南贼正在入侵，丢开不管而去北伐。千里行师，谁不知难。倘若柔然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将如何对待？”崔浩说，“未必如此。若不先破柔然，则无法抵御南贼。自从国家攻克统万以来，南贼恐惧，故扬言兴师保卫淮北。等到我们击败柔然，往返之间，南人必不敢动。而且他们是步兵，我们是骑兵，他们能北来，我们也可南往；他们疲困，我们却不劳累。今主上英俊，士马强盛，如果他们敢来，好比用马驹去喂虎口，有什么可怕的？柔然依恃险远，以为国家无力制服，自己宽慰自己，为日已久，故夏天则散众放牧，秋天牛马肥壮才集中，避寒就温，南来寇掠。今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必然望风惊散，可一举而灭，这乃是一劳永逸，利益长久的大事。既然皇上决心已定，你们为何还要阻止？这些浅陋的公卿呀！” 太武帝指挥东西两路大军旋风般直扑漠北，柔然纥升盖可汗毫无戒备，民畜布满原野，见魏军突然袭来，无不惊慌失措，四散奔逃。魏军四散分讨，获战马百余万匹，畜产、车辆、毡帐数百万，柔然、高车数十万人归降。纥升盖可汗仅逃得性命，不久忧郁而死。及魏军班师而还，南朝竟然没有出兵，果不出崔浩所料。 ① 《魏书·蠕蠕传》云：“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后世祖（太武帝）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可知蠕蠕系太武帝对柔然所加蔑称。以下文中或用“蠕蠕”，以存历史原貌。北伐大捷，使崔浩的威望与日俱增，赢得了太武帝的无比信赖。太武帝亲自亲临崔浩府第，问以异事，有时还品尝他家一些饭菜。为了表彰崔浩的谋划之功，给他加官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领他出入内寝，备加宠幸。太武帝曾从容地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侍奉朕祖父、父亲，至今三世，忠诚莫二，朕故委以亲近之职。卿应当尽忠规谏，匡正辅弼朕躬，不要有所顾虑。朕虽然有时发怒，不采用卿的意见，但总是反复深思卿所说的话。”有一次，太武帝召见新归降的高车首领时，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看看此人，清瘦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然而脑中所藏，过于甲兵威力。朕虽有征伐之志，但往往拿不定主意，前后有功，都是此人指点的结果。”又命令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要先征求崔浩的意见，然后再执行。”太武帝还特意命歌工谱写歌词，颂扬有功大臣，歌词写道：“智如崔浩，廉如道生。”长孙道生官拜司空，封上党王，为官清廉，所以也得到赞颂。 神 三年（430 ）三月，北魏南边诸将上表告急，称刘宋正调兵遣将，将入侵河南，请求增兵三万抢先下手，主动出击；同时，请求杀戮在南境上的河北流民，以绝宋军响导。太武帝命公卿大臣商议，众人表示同意。崔浩反对说：“此议不可从。南方土地潮湿，入夏以后，雨水增多，草木茂盛，气候闷热，易生疾病，非出师之时，且敌人早有准备，城守必固。若屯兵攻城，时间一久则粮草接济不上；分兵讨伐，则力量分散而无法应敌，未必有利可图。如敌人果然出兵，也应等到秋凉马肥、敌军劳倦之时，因敌取食，然后慢慢进击，这才是万全之策。”他还说：“这几年来，朝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北破柔然，多获美女、珍宝，牛马成群。南边诸将得知，个个垂涎三尺，也想在南边抄掠，以取资财。他们心存私计，给国家惹事生非，断不可从。”太武帝采纳崔浩之议。不久，南边诸将又上表告急，说南寇已至，请求增兵造船，迎击来犯之敌。众公卿一齐鼓动太武帝出兵，尽管崔浩苦苦规劝，反复争论，但太武帝难违众议，于是下令造船三千艘，调集重兵屯驻黄河北岸。这时，宋军也步步逼进，进占河南碻磝、洛阳、虎牢、滑台四镇，魏大将长孙道生屯兵黄河北岸御敌。 正当宋魏交兵之际，夏主赫连定进攻鄜城。太武帝聚集兵力，准备征讨赫连定。众公卿担心宋军会乘虚而入，丢失东部州郡，都不同意这样做。太武帝犹豫不决，问计于崔浩。崔浩分析说：“刘义隆与赫连定遥相呼应、虚张声势，彼此唱和，窥伺大国。刘义隆指望赫连定出兵，赫连定期待刘义隆出师，谁都不肯先入，有似连鸡，不得齐飞，不能造成祸害。臣原以为刘义隆出兵，先屯驻黄河中游，然后两路北进，东路攻冀州，西路攻邺城。如此则陛下当亲自率军讨伐，不能拖延。如今则不然，其军东西排列两千里，一处不过数千人，势分力弱，只望固河自守，并无北渡之意。赫连定不过是残余势力，容易摧毁，稍推即倒。取胜之后，我军东出潼关，席卷向前，则威震南方，江淮以北必望风披靡。愿陛下西行，毋须疑虑。”不出数月，魏军攻破平凉城，赫连定落荒而逃。太武帝大排筵宴，拉着崔浩的手对河西王沮渠蒙逊的使臣说：“你所闻的崔公，就是此人。才略之美，举世无双；预知成败，若合符契，从未有过失误。朕的进止都要征询他的意见。”神 四年（431），太武帝回到平城，冠军将军安颉从南部前线归来报告说：“宋军驻扎在彭城一带，并没有往北推进。”情况正好和崔浩预料的一样。太武帝得到报告，狠狠地教训了公卿一番，说：“诸卿以前说朕用崔浩的计策错了，吓得要死，一再进谏。那些所谓的常胜将军，开始都自吹超过别人，到头来却不如人家。”于是，擢升崔浩为司徒。 太武帝早就有意统一凉州。太延五年（439）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嫂李氏和牧犍姐对远嫁牧犍的魏公主下毒。太武帝命令牧犍交出李氏，牧犍置之不理。太武帝又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凉州，多罗返回平城后，说牧犍外修臣礼，内实悖逆。太武帝决定兴兵征讨，先向崔浩问计。崔浩回答说：“牧犍叛逆之心已经暴露，不可不诛。我军出其不意，他必惊慌失措，擒获他势所必然。”太武帝点头说：“好！吾意亦以为如此。”太武帝又命令公卿大臣计议，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反对出兵，说当地卤瘠，难得水草，大军到达，不能久留。他们必然环城固守，如果攻之不下，而野又无食，十分危险。而尚书古弼、李顺也说姑臧依赖冬雪消融，引以灌溉。离姑臧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牲畜为何繁多？况且汉人绝不会在无水草的地方筑城廓、立郡县。如果仅靠雪水融化来灌溉，又怎能通渠引漕，灌溉数百万顷土地？”李顺等又辩解说：“耳闻不如目见，吾亲眼所见，你还有什么可与大家辩论？”原来，李顺出使凉州时，凉王沮渠蒙逊时有傲慢之语，唯恐李顺报告朝廷，所以多次以金宝贿赂他，他也就隐瞒了实情。崔浩听说后，向太武帝密告，太武帝正宠待李顺，并不相信。这时，崔浩气忿地揭露说：“你受人金钱，想替人游说，以为我没有亲眼看见便可欺骗吗？”隐蔽在后面的太武帝听到这里，转身出来，声色俱厉地斥责奚斤等人，众公卿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唯唯诺诺，这年八月，太武帝率军进抵北凉都城姑臧，见城外水草丰盛，兴奋地对崔浩说：“卿所说的果然是事实。” 太平真君六年（445）秋，关中一带爆发了以盖吴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反抗拓跋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军事征服。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出征途中驻■长安，发现一佛寺中藏有许多兵器，怒不可遏，便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作乱，下令将佛寺中的僧侣全部杀死。在清寺院财产时，又发现许多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大量财物；同时，还搜出僧侣藏匿妇女以恣淫乐的地下窟室。信道抑佛的崔浩趁机劝太武帝杀尽天下僧侣，焚毁全部佛经、佛像。太武帝听信崔浩的话，下令在全国灭佛。太子拓跋晃崇信佛教，预先走漏消息，使许多僧侣得以逃脱，大批佛经、佛像得以保留。 国史冤狱崔浩才华出众，见识过人，在道武、明元、太武三朝都竭尽心力，为拓跋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下大功。在残忍暴戾的北魏皇帝面前①，他处处谨慎小心。他工于书法，经常为别人书见《急就章》，书写时故意把文中的“冯汉强”的“汉”字改换成拓跋国号的“代”字，“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所以，明元、太武帝越来越宠爱和信任他。但是，当时鲜卑贵族的势力还非常强大，他们不能容忍汉人大族来分享权力，同自己平起平坐。对于皇帝宠信的汉人，他们偏偏要加以排挤打击。崔浩是当时最受皇帝宠信和地位最高的汉人，自然成了鲜卑贵族排挤打击的主要目标。而崔浩对鲜卑贵族也不客气，在讨论军国大计时，与他们分庭抗礼，有时说话还很尖刻；他还① 《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云：“道武、太武暴戾甚于刘（聪）、（石）虎。”企图恢复汉人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大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②。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创立制度、建立事业，都各有其时，乐意去做的能有几人！应当三思而后行。”崔浩不从，便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即大酒糟鼻子，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③。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曾经一次就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前征召的人士，也都是州郡上乘之选，任职已久，他们的勤劳尚未得到应有的酬答，应该先补为郡守县令，而刚刚征召的人士则应该先代替他们担任郎吏。况且郡守县令治理民众，必须任用有经验的人。”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士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高允知道后说：“崔公恐怕不能幸免了！”事情的结局竟然被高允不幸而言中。太延五年（439）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他在给崔浩的诏书中说：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 ，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己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兖无尘，平逋寇子龙川，讨孽竖于凉城。岂朕一人获济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大小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 在续修国史中，《太祖纪》仍用早年邓渊旧作，《先帝纪》和《今上纪》主要是高允手笔，崔浩作为主编，“综务处多，总裁而已”①。崔浩“不长属文”，亲自动笔不多，但还是对全书做了“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这部续修的国史命名为《国记》。 《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很快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不加避讳；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纷纷。鲜卑贵族看到后，非常气愤，争相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①。太武帝大怒，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崔浩被杀。当他被囚在槛车中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② 《魏书·卢玄传》。 ③ 《魏书·王慧龙传》。 ① 《魏书·高允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②。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立有大功，本深受太武帝宠信的崔浩被诛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② 《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 第二节魏收北魂“三才”之一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以文才和史学知名，是北朝有成就的史学家。 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魏收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据他后来自称，其家本是西汉初年魏无知的后裔。祖父悦，北魏时官至太守。父子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出任东益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县）刺史。魏收自幼读书，十五岁时学习作文。随父赴边后，恰值四方多事，他转而“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①。有个叫魏伯的人看他习武没有多大进展，故意问他：“魏郎弄戟多少？”魏收很惭愧，也因此受到启发，就坚定了用功读书的志向。即使在夏日，他“坐板床，随树阴讽诵”，苦读不止。年复一年，板床磨损得很厉害，他从不怠惰。经过这一番用功读书，魏收学业大进，他写的文章也渐为世人所重。 魏收二十一岁时，父亲被召回洛阳，他因父功而做了太学博士，讲授儒家经典。不久，因吏部尚书李神儶的推荐而成为司徒杨椿的记室参军。孝庄帝永安三年（530），被授予北主客郎中之职，掌藩国朝聘之事。次年，节闵帝要选拔近侍，诏试魏收撰《封禅书》。魏收不作草稿，下笔成章，将近千言而所改无几。黄门郎贾思同报告节闵帝说：“即使是三国时的曹植七步成诗之才，也没有魏收这样才思敏捷呵！”于是，魏收被授予散骑侍郎之职。继而改任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魏收开始跟史学有了联系，这年他二十六岁。 这时，北魏政治上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动：权臣高欢率兵进入洛阳，废节闵帝，另立平阳王元脩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有个亲信崔■，很多人都巴结他。魏收没有主动登门拜访崔■，又恃才挑剔崔■的文章，因而受到崔■的排挤，险遭弹劾，因得辛雄为之周旋，乃免。魏收因撰《南狩赋》，“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深为孝武帝所褒美。郑伯对魏收说：“卿不遇老夫，犹应逐免。”既有崔■的排挤，又有孝武帝在授予高欢相国称号上的犹豫使人难测“主相之意”，魏收便辞去了职务。一年后，魏收被起用为孝武帝兄之子广平王元赞的属官，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这时，魏收已有很大才名，他同温子昇、邢子才被世人号为“三才”。这时，孝武帝同高欢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魏收称病辞职。其舅崔孝芬问他为什么辞官，他说：“惧有晋阳之甲。”当年有尔朱荣发兵晋阳之举，而今高欢的大丞相府亦建于晋阳，魏收是语出双关。永熙三年（534），高欢果然率兵南下，孝武帝逃往长安，在宇文泰控制下继续维持魏政权，史称西魏；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于邺（今属河南安阳辖境），史称东魏。这是魏收经历的又一次政治上的重大变动。 在东魏时期的政治经历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魏收应召赴邺，以兼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① 以上见《魏书》卷104《自序》、《北齐书》卷37《魏收传》，下引二文，不另注。为使臣王昕之副出使梁朝。王昕风流文辩，魏收辞藻富逸，为梁武帝君臣所重。在他们之前，李谐、卢元明于天平四年（537）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为梁所重①。所以梁武帝称赞说：“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后来复何如耳？”当时南北一度通好，互派使臣；使臣人选，极重才器、文辞，以显本朝人才之盛。魏收在仕途上沉默多年，此次复出，实与南北通好有关。然魏收使粱时，买吴婢入馆。梁朝馆司皆为之获罪，故人称其才而鄙其行。在以后的四、五年中，魏收因司马子如的推荐，来到高欢父子控制的晋阳，任中外府主簿。司马子如还曾当面向高欢说，魏收是“一国大才”，望其重用。魏收也因此转为丞相府属官，然终未受到高欢重视。魏收通过崔暹请求修国史。崔暹向高欢长子高澄建议说：“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高澄果为所动，推荐魏收做了兼散骑常侍，修国史。于是他又回到邺。武定二年（544），他升任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修国史。这是他第二次担任皇家史职，这年他三十三岁。这期间，恰值高欢入朝，魏收奉命替他写了一篇辞让相国称号的上书。高欢阅后，很满意，指着魏收对高澄说：“此人当复为崔光。”崔光是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时的名臣，官至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孝文帝曾称赞崔光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①。高欢这样看重魏收，是魏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转折，从此他结束了前半生的坎坷经历。武定四年（546），高欢在西门豹祠宴请众官。席间，高欢对司马子如说：“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说完，彼此大笑不止。高欢又对魏收说：“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武定八年（550），高欢次子高洋以齐代魏，建元天保。这是魏收一生中经历的又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变。这次事变，他是直接参加者之一，凡“禅代诏册诸文”，都出于魏收之手。事变的当年，他被高洋授予中书令兼著作郎的职务。 在北齐：《魏书》的撰写和改正北齐天保二年（551），文宣帝高洋诏命魏收撰写魏史，这成了魏收在事业上真正转向史学的一个契机。文宣帝曾命群臣各言己志，魏收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文宣帝果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天保四年（553），又诏命魏收专在史阁撰史，不必参与行政事务。高洋还鼓励魏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①当时，负责监修的高隆之，不过挂名而已。参加撰述的还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魏收等人参考了邓渊的《代记》，崔浩的编年体魏史，李彪的纪、表、志、传魏书体例，邢峦、崔鸿、王遵业等陆续撰成的孝文帝至孝明帝的起居注，以及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和当时残存的大族谱牒、家传，还有南朝史书②。他们“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于天保五年（554）三月，撰成纪12 卷，传92 卷，合110 卷（含子卷），“表而上闻之”。同年十一月，复奏十志：《天象》4 卷，《地形》3 卷，《律历》2 卷，《礼乐》4 卷，《食① 参见《魏书》卷12《孝静纪》。 ① 《魏书》卷67《崔光传》。 ① 魏太武诛史官，即崔浩国史案，事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参见《魏书》卷35《崔浩传》。②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84 页《魏收袭用南朝史书》条，中华书局1985 年出版。货》1 卷，《刑罚》1 卷，《灵征》2 卷，《官氏》2 卷，《释老》1 卷，凡20 卷，续于纪传，合130 卷（如不计子卷，合114 卷）。据《魏书·自序》说：“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 《魏书》撰成后，在北齐统治集团中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还有人指斥《魏书》“妄有非毁”，在“群口沸腾”中，《魏书》被这些人号为“秽史”。文宣帝诏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讨论”，据说前后投诉百有余人。继尔文宣帝又亲自诘责了一些投诉者，太原王松年、范阳卢斐、顿丘李庶等皆获罪，或因以致死。最后文宣帝只好“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而投诉者相次，魏收无以抗之。当时，因左、右仆射杨愔、高德正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尚书陆操从整体上看待《魏书》，认为：“魏收《魏书》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杨愔对魏收说：“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魏收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流。”他们的谈话，已部分地涉及到“众口喧然”的原因。 《魏书》撰成当年，魏收被授予梁州刺史之职。天保八年（557），任太子少傅、监国史，参议律令。这一年，邢子才写了一首诗赠给魏收，题目是《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说明这期间魏收对于史事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史馆”之见于历史记载，这是最早的。天保十年（560），除仪同三司。这年，文宣帝死；孝昭帝高演即位，改元皇建，魏收任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监史如故。文宣帝的谥号、庙号、陵名，都是魏收所议。孝昭帝考虑到魏史尚未正式行世，诏命魏收“更加研审”，魏收也“颇有改正”。旋诏行魏史，一本置秘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这是《魏书》的第一次修改、行世。 武成帝高湛时，魏收于大宁元年（561）加开府，河清二年（563）兼右仆射，还有诏于玄洲苑阁上为其画像。当时，邢子才被疏出，温子昇已死，魏收大被任用，独步一时。当初“三才”并世，常相訾毁，各有朋党。魏收每每贬损邢文。邢子才说：“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魏收听到后就说：“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这说明他们之间的不谐，也透露出当时南北文化上的联系。 河清四年（565），武成帝传位后主高纬，他以三十二岁的盛年去当太上皇了。后主天统二年（566），仍有“群臣多言魏史不实”的情况，武成帝“复敕更审”，魏收又做了“回换”，凡所更改，涉及到列传中的个别体例、史文四五事。这是《魏书》撰成后12 年中的第二次修改。经过这次修改后，《魏书》就一直流传下来。 魏收从北魏孝明帝时入仕，经过三个皇朝，历事九个君主，至北齐后主时，掌诏诰，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达到了他四十多年宦途的顶峰。这时，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武平三年（572），六十六岁的魏收，在大致了却了《魏书》一案后的六年就死去了。后主追赠他司空、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魏收娶其舅之女为妻，无子，有一女。晚年，以子侄辈年少，申以戒厉，著有《枕中篇》，具见《北齐书》本传。他曾就《齐书》起元事，同李德林有过书信往还，事见《隋书·李德林传》。除《魏书》以外，魏收有集70 卷，已佚。 《魏书》的得失《魏书》的“三十五例”，因例目已佚，无由考察；“二十五序”，俱存，见《皇后传》、诸类传及“十志”之序；“九十四论”，今存九十三论①，以卷74《尔朱荣传》后论篇幅最长，有400 多字；“二表”皆佚，“一启”即《前上十志启》，今存，编于志首。上述例、序、论、表、启，“皆独出于收”②。 《魏书》记事起于北魏拓跋珪（太祖道武皇帝）登国元年（386），并以《序纪》的形式追叙拓跋珪先世历史至二十七代；迄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四月，“诏归帝位于齐国”。它主要记述了北魏148 年、东魏16 年合计164 年的历史，也从一个方面记述了北魏、东魏同东晋后期及宋、齐、梁几朝南北关系的历史。 《魏书》首创《序纪》，叙拓跋氏的由来及北魏统治者历代祖先的历史，虽未可尽为信史看待，但它大致阐述了北魏皇朝的历史渊源，记述魏晋时期拓跋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它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上说明北魏皇朝建立的合理性。《魏书》的纪称东晋是“僭晋”，表明北魏才是正统皇朝；称宋、齐、梁为“岛夷”，是把它们视为“自拟王者”的地方势力；以“私署”、“自称”的口气记张寔、鲜卑乞伏国仁等史事，是表明他们并没有得到北魏的策命和认可。“僭伪”、“岛夷”、“自署”等不同的书法，都是从政治上明确表明北魏是正统皇朝的继承者。《魏书》中还处处渗透了一种文化观念，有一种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姿态。它评论东晋皇朝说：“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③它论桓玄、刘裕等人则谓“其夷、楚之常性乎？”④夷夏之辨，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由《魏书》提出来，其含义是不同寻常的。尽管这里有对立、贬损对方的用意，它毕竟反映了以鲜卑族为首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步。政治上标榜正统，文化上标榜先进，《魏书》作者的这两点撰述思想，是对北魏皇朝作为民族迁移及重新组合之重要历史阶段的新认识。 《魏书》的纪，以《世租纪》和《高祖纪》篇幅最长。《世祖纪》写出了太武皇帝拓跋焘“廓定四表，混一戎华”的武功；《高祖纪》记载了文明太后、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变法的诏书和措施，所谓“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这两篇纪，在记武功、文治上，各有特色，它们反映了北魏历史发展上的两个重要阶段。《魏书》的纪写得零散而没有文采，惟其每于帝纪之后所补叙的史事往往有生动的记载。《高祖纪》后补记孝文帝数事，说他“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孝静纪》后补记孝静帝“禅① 中华书局《魏书》点校本于卷88、92、93、94 之末，均标明“史臣曰”，并注以“阙”字，与今存之数合计，不符。 ② 《北史》卷56《魏收传》。 ③ 《魏书》卷96《僭晋司马睿传》。 ④ 《魏书》卷97 后论。 位”的情景，写道：“帝乃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又写他至后宫诀别：“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莫不欷歔掩涕。嫔赵国李氏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皇后已下皆哭。..及出云尤门，王公百僚衣冠拜辞，帝曰：‘今日不减常道乡公、汉献帝。’众皆悲怆，[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泣洒。”这两段补叙，分别写出了开拓之君的心志和亡国之主的悲戚。 《魏书》的传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具有突出的家传色彩。上引杨愔的话，说是在《魏书》中“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如卷27《穆崇传》列举传主家族66 人，卷36《李顺传》列举59 人，卷39《李宝传》列举50 人等。以往的纪传体史书，也有多人合传的情形，但主要是对人物行事有密切关联者合而为传，最多也只限于数人。家传式的合传完全改变了本来意义上的合传的体例和性质，也起不到合传应有的作用，但这样的家传式合传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门阀时代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对当时的民族关系和南北关系有广泛的反映。卷96 至卷99，依次写了刘聪、石勒、刘虎、慕容廆、苻健、姚苌、吕光，司马睿、李雄、桓玄、冯跋、刘裕、萧道成、萧衍、张寔、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等人，包含了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建立的政权，东晋、宋、齐、梁四朝，以及没有进入中原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这几篇传，写出了当时十分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南北关系。卷100 至卷103，还写到了东北、北方、西北许多民族和外域的情况。它们反映了北魏、东魏在民族交往、中外关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魏书》作者在这方面的历史见识。 《魏书》的志显示出特有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它首创《官氏志》，先叙官制，后叙族姓，卷末载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关于“制定姓族”、“决姓族之首末”的诏书，是反映北魏统治走向封建化和门阀化过程中的重要文献。《魏书》还首创《释老志》，这篇长达13000 字的志文，记述了佛、道二教跟社会的关系，尤其是详载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以及它在北魏的兴衰史。所记所论，主要在于阐明佛教和皇权、教化的关系以及佛教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作者最后写道：“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重姓族，崇佛教，这是南北朝共同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强调这两篇志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历史认识所达到的高度。《魏书》的《地形志》、《刑罚志》、《官氏志》，或追叙秦、汉、魏、晋沿革，或以秦、汉、魏、晋制度为依据，以证“魏氏承百王之末”①；同时，也承认“及交好南夏，颇有改创”②的历史事实。这表明了作者对于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联系的尊重。《魏书》的《食货志》、《礼志》中保存有极重要的历史文献。《食货志》载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均田诏书，是关系到古代土地制度改革的大事。《礼志一》记：“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① 《魏书》卷111《刑罚志》序。 ② 《魏书》卷113《官氏志》序。 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下略）。..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魏书》卷100《乌洛侯国传》记：“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又《世祖纪下》记：太平真君四年（443）三月，“壬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这件事，纪、传、志都有记载，说明它的重要性非同寻常。三处记载虽详略不同，但都吻合无误，有相互补充的作用。《魏书》所记此事，已在1980 年为考古工作者的发现所证实：石室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称嘎仙洞，在大兴安岭北段东麓。石室壁上所刻祝文，跟《礼志一》所记完全吻合，所署“太平真君癸未岁七月廿五日”也符合乌洛国朝贡时间的间隔，可补史书记载之所未详。上引《礼志一》所记及石室祝文的发现，可证《史记·匈奴列传》关于东胡史事的记载，以及《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所引《魏书》关于鲜卑史事的记载，都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魏书》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记载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核心的封建皇朝的历史，它记述了鲜卑族拓跋部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和走向封建化、门阀化的历史过程，反映了4 至6 世纪北部中国的历史面貌和社会特点，是一部有很高价值的皇朝史。 《魏书》在历史观上却是明显地宣扬“天命”、星占、灾异与人事相关和佛道的灵验。其《序纪》记拓跋氏先人诘芬与“天女”相媾而得子，是为“神元皇帝”。《序纪》后论还说：“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祇之心。”《太祖纪》载：献明贺皇后“梦日出室内，寐而见光自牖属天，歘然有感”，孕而生太祖道武皇帝，而“明年有榆生于埋胞之坎，后遂成林”。这都是以神话、传说和自然现象来编■“天命”可信的故事。《天象志》序称：天象变化，“或皇灵降临，示谴以戒下，或王化有亏，感达于天路”，“今以在天诸异咸入《天象》，其应征符合，随而条载”，这是十分明确地宣扬天人感应。它记：太平真君十年（449），“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占曰‘相将诛’。十一年六月己亥，诛司徒崔浩”。和平三年（462），“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占曰‘有白衣之会’。六年五月癸卯，高宗崩。”这样的记载，充斥于《天象志》。《灵征志》所记灾祥，也都与人事丝丝相扣，旨在宣扬“化之所感，其征必至，善恶之来，报应如响”，“神祇眷顾，告示祸福”①。《释老志》固然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但它也宣扬了非佛致祸和名道寇谦之预言的灵验。这些，都反映了魏收在历史观点上的唯心主义倾向和特点。 《魏书》在有的史事的处置和评价上有失实之处，这引起后人中有一派意见的激烈批评，以致把它称为“秽史”。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提出魏收曾因得阳休之之助而为其父阳固作佳传、于《尔朱荣传》“减其恶而增其善”数事；以《北史》同传较之，李延寿对《尔朱荣传》颇有改正，说明李百药的批评是对的，而《阳固传》则无原则性改动，说明李延寿并不赞成李百药的批评。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13 有《魏书多曲笔》条，列举数事证明《魏书》对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而《北史》凡此多不载，又说《魏书·孝静纪》末载孝静帝终以遇酖而死，疑系后人以《北史》所补，① 《魏书》卷112 上《灵征志》序。 非《魏书》本文所有等，都证明《魏书》确有曲笔处。但自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借“诸家子孙”之口把《魏书》号为“秽史”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刘攽、刘恕等人所撰《魏书目录叙》，则把因《魏书》所记“诸家子孙”的先人、家世失实而引起的争论，说成是关于《魏书》“党齐毁魏”的争论，把“诸家子孙”之称《魏书》为“秽史”，说成是“世薄其书”、“时论以为不平”而“号为‘秽史’”，都已离开《魏书》引起争论的真象。后来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和上引赵翼的话，似都没有详察其中原委、变化，沿袭《魏书》是“秽史”之说。至于隋文帝说魏收《魏书》“失实”，那是出于“正统”观念的考虑，他命魏澹等人重撰《魏书》，“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就是明证。唐太宗集群臣讨论撰写前朝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①，事实上已对二家《魏书》作了肯定。李延寿撰《北史》，对《魏书》中的曲笔多有改正，又在《北史·魏收传》中批评魏收在《魏书》事件中依仗权势打击“谤史”者的行为，但他还是肯定了《魏书》的成就，说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这个评价褒之过高，但可以说明众议“已为详备”的意见的存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5 论《魏收魏书》条指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修改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独存，则又不可解。”这实际上是对于《魏书》“被谤”的质疑。清四库馆臣也持近似的看法，指出：“魏、齐近世，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②《魏书》竭力反映门阀的家史而又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它在当时招致“群口沸腾”的原因。“秽史”说由“诸家子孙”的“众口喧然”而起，千余年中而改变了原样，是应当重新加以认识的。 《魏书》是一部有价值的皇朝史，它有一些明显的缺点，把它完全否定为“秽史”是没有根据的。 ① 《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45《魏书》提要。 第二十二章道安、慧远、法显第一节道安行履道安（314—385）①，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为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位名僧。他的行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出家——游学时期。 道安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像貌虽然拙陋，为人却很聪敏。他七岁（据说，道安自幼失去父母）开始念书，读两遍便能背诵，可见他的记忆力之强。道安十二岁出家，起初，他的剃度师父以貌取人，对他并不器重，而是让他从事田间劳作。少年道安，奉命唯谨，并无怨言。过了几年，道安方才向他的师父要求阅读佛经，师父随便给了他一卷约五千来字的《辨意经》（亦即《辨意长者经》），道安利用田间劳作的休息时间，读了这部经，而且背诵了下来。傍晚回来，以经还师，要求另换一部。师父责问他：昨天给了你一部经，你还没有读完，怎么又要再换一部经？道安回答道：昨天给的那部经，他已经背诵下来了！他师父虽然并不怎么相信，却还是又给了他一部近万字的《成具光明经》，道安仍用田间休息时间阅读，并且也背诵了下来。傍晚回来，将经还师，他师父感到有些意外，并且当面让道安背诵一遍，果然一字不差。师父大为惊异，这才发现：他的这位“其貌不扬”、为人诚实的徒弟，原来是很不寻常的。于是，他便“刮目相看”这位徒弟了。不久，他为道安授“具戒”，使道安成为一名正式僧人；接着，就让道安外出游学，冀以深造。从此，道安就开始了他出家以后的游学生涯。 道安到了邺都（今河南临漳），在中寺遇见神僧佛图澄，遂师事之。佛图澄对道安深为器重。众人见道安容貌不扬，颇轻鄙之，佛图澄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不要瞧不起道安，他的见识，可比你们这些人高明得多呢！而且，佛图澄每次讲经，都要道安为大家再复述一遍，道安辞锋锐利，屡挫群疑，众人这才大为叹服。于是遂有“漆道人，惊四邻”的赞语。 后来，道安又到了泠泽（今山西晋县境）。不久，又与同学竺法汰（亦佛图澄弟子）来到河北的飞龙山；又到太行、恒山，并在这里创立寺塔（慧远就在这时从道安出家）。于是，“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①《僧传》之言，虽不无夸张，但于此也可以想见，这时的道安，已经是相当知名的了。道安四十五岁时，又回到邺都（《僧传》作“北部”，误），住受都寺，徒众已有数百人。这时，石虎已死，冉闵作乱，河北一带，甚不安定。道安乃西适牵口山（在邺之西北）；不久，又率众到了王屋、女林山（今属山西）。从佛图澄死（348）后的十五年（349—364）间，道安（及其徒众）一直辗转活动于河北、山西一带，边禅修，边讲学。后来，他又避乱渡河而到了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山栖，木食，修学”。 汤用彤先生曾经说过：“盖安公..恰逢世乱，其在河北，移居九次，其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之情，可以想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① 此据陈著《释氏疑年录》。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则谓道安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① 见梁《僧传》卷五《道安传》，下引此传，不另注。 以下简称汤《史》）则道安在北方的游学时期，实在也就是颠沛流离的时期。但是，尽管这个时期的道安，颠沛流离，不遑宁处，而他仍能于荒乱中寻求宁静，于奔波中聚众讲学。这个时期，追随道安、从之受学的门弟子，已有法汰、慧远等五百多人。于此可以想见，这时的道安，虽然居处不定，而道安门下，确已成为佛教重镇。 二、襄阳弘化时期。 道安到陆浑不久，起自北方的慕容氏（一说慕容 ，一说慕容恪）略掠河南，安乃率众南下，行至新野，道安对他的弟子们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弟子们表示愿听老师的吩咐。于是，道安便在新野作了第一次“分张徒众”的安排：“乃令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而道安本人，则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南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就是在这次行色匆匆的南下途中提出来的。关于让法汰去扬州，《世说新语·赏誉》（下）“竺法汰”条下，刘孝标注里也曾言及之：“（释道安）欲投襄阳，行至新野，集众议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乃分僧众，使竺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上胜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扬土焉。”梁《僧传》卷五《竺法汰传》里，也记载了这件事：“竺法汰，东莞人，少与安同学。..与道安避难，行至新野，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忘矣。至于高会净国，当期之岁寒耳。’于是分手，泣涕而别。乃与弟子昙壹、昙贰等四十余人，沿江东下。”关于法和入蜀，梁《僧传》卷五《法和传》说：“释法和，荥阳人也。少与安公同学，以恭让知名。因石氏（按：应为慕容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后来，道安到了长安，法和也自蜀入关中，助安弘化。 道安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到达襄阳，“既达襄阳，复宣佛法”；“四方学士，竞往师之”。从此，道安开始了他行履中的第二个时期——襄阳弘化时期。 道安到达襄阳后，征西将军桓豁①，镇守江陵，邀安移住江陵；及朱序②西镇襄阳，又请道安回住襄阳。朱序称赞道安为“道学之津梁，澄治之v 肆”。道安先住襄阳白马寺，旋因该寺狭窄，难以容众，乃在官僚、豪富们的赞助之下，另外创建了一所有四百多间僧舍的枟溪寺（同时还修建了一座五层之高的佛塔）。从此，道安结束了长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相当优裕的环境中定居了下来。 襄阳名士习凿齿③，早在道安还在北方时，就已与之致书通好，并且恳切表示希望道安能到南方来。道安到了襄阳，习当即前往拜访道安；不久，并致书谢安，称誉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数百）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吾由来所未见。..① 桓豁，字朗子，东晋成帝——孝武帝（326—396）时人。先为“建威将军，新野、义成二郡太守”，“督沔中七郡军事”，后迁“征西将军”、“征西大将军、开府”（附见《晋书》卷74《桓彝传》）。② 朱序，字次伦，死于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孝武帝宁康（373—375）初，“拜使持节、监沔中诸军事、南中郎将、梁州刺史，镇襄阳。”（详见《晋书》卷81《朱序传》）。③ 《晋书》卷82《习凿齿传》：“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 恨足下不同日而见！”习氏认为：道安既不靠幻术惑众，又不靠权势压人，而门徒数百人之所以能够“洋洋济济”，“自相尊敬”，靠的全是道安本人道德学问的感化。于此可以想见，道安是多么的见重于当时。 高平郗超①，“遣使遗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勤”（同上）之意。 道安到了襄阳之后，不仅受到了桓豁、朱序、郗超之流的达官贵人以及习凿齿这些豪富名士们的推崇、礼敬，而且还受到了东晋皇帝的礼遇。据梁《僧传·道安传》的记载，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承风钦德，遣使通问”。并特下诏书说：道“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德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济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出家僧人，竟能享有同“王公”一样的“俸给”，可谓荣崇之至！ 由于环境安定，条件优越，道安在长达十五年（365—379）的襄阳时期（《道安传》所谓“安在樊沔十五载”），是他最有建树的时期。在这十五年中，他不仅每年要讲两遍长达二十卷的《放光般若经》，从不废阙，而且还从事于注述等等其他的各种宗教学术活动，且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完全可以这样说：道安在襄阳（樊沔）的时期，是他一生中业绩卓著的时期。 三、长安时期。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二月，秦将苻丕攻陷襄阳，道安（与守将朱序等人一起）被致之长安。根据梁《僧传》卷六《慧远传》的记载，道安在离开襄阳之前，又一次“分张徒众”：“秦将苻丕寇并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后来，慧远定居庐山，名振一时。 道安到了长安后，秦主苻坚高兴地对他的仆射权翼说：我以十万之众攻取襄阳，结果止得了一个半人。权翼问他谁是一人，谁是半人？他说：“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一天，苻坚出游，要道安与他同辇，权翼认为：道安乃“毁形贱士”，岂能与天子同辇。苻坚则很生气地说：与道安同辇，这并不是安公的光荣，而是他这位大秦皇帝的光荣。并要权翼“扶安升辇”（详见梁《僧传·道安传》及《晋书》卷114《载记·苻坚下》）。于此可以想见，苻坚对于道安，是多么的推崇备至。 道安住在有僧众几千人的五重（级）寺。由于受到苻秦的崇敬，所以道安在长安的生活环境，也还是相当优越的。道安则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继续他的弘化事业。 首先，道安到长安后，便致力于译经事业。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卷十五《道安传》说：“安笃志经典，务在宣法。所请外国沙门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①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道安还“常与沙门法和铨定音字，详核文旨，新出众经，于是获正”（同上）。 其次，在组织、赞助译经的同时，道安仍还致力于讲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祐录》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在襄阳，每年要讲两遍《放光般若》；到长安，每年仍要讲两遍《放光般若》。于此，不仅可以看出道安的为法之殷，而且还可以看出道安对于《般若》经① 郄超，字景兴，一字嘉宾。“少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官至中书侍郎、宣威将军。事迹附见《晋书》卷67《郄鉴传》。 ① 上述三人，《祐录》卷十三和梁《僧传》卷一《译经上》，均有《传》，可以参阅。典的兴趣之浓。 由于道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以致“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赋诗者，皆依附致誉”（《祐录·道安传》）。苻坚且“敕学士内外有疑（者），皆师于安”，以致“京兆为之（谚）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于此可见，道安不仅在佛教界具有影响，而且在当时长安的知识界也具有相当影响。 道安死于苻秦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 年）2 月8日①，终年七十二岁②。道安在他的《增一阿含经序》（《祐录》卷九）里说：“有外国沙门昙摩难提者，..以秦建元二十年来诣长安，武威太守赵文业③求令出焉。佛念传译，昙嵩笔受，岁在甲申（按：即建元二十年——384）夏出，至来年（按：即建元二十一年——385）春乃讫。..余与法和共考正之，..四十日乃了。”死于是年二月八日的道安，既参与了《增一阿含》的翻译，又为这部新译经典撰写序文，道安为法的殷勤，于此当可想见。孙绰撰写《名德沙门论》，称誉道安“博物多才，通经名（按：名，或为“明”之误）理。”又为之赞说：“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备，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道安之见重于当时，于此可以想见。 思想要探索道安的思想，必然要涉及道安的著述。梁《僧传·道安传》说道安有各种经注“凡二十二卷”。据《祐录》的记载，道安有经注、经序等方面的著述共四十三种，除《经序》外，都早已佚失。道安的佛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般若》思想。 虽然道安的研究范围很广，思想不拘一格，但是，他所侧重的却是《般若》。他在襄阳、长安的二十几年中，每年都要宣讲两遍《放光般若》，足见他对于《般若》的兴趣之浓与用心之专，因而道安思想的主要方面，必然也就在于《般若》。 道安在《道行经序》里说：大哉智度，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地含日照，无法不周。不恃不处，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无形，两忘玄谟，块然无主，此智之纪也。..由此论之，亮为众圣宗矣。何者？执道御有，高卑有差，此有为之域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祐录》卷七） 虽然语言是非常《老》、《庄》化的，但颂扬“智度”（般若）之深意，仍非常明显的表现了出来。“万圣资通，咸宗以成”，“般若”之为义，真① 此据《祐录》、《僧传》。汤用彤先生则认为：“安公之死，当在二月八日以后。”（汤《史》上册，第141 页） ② 此据《僧传》。汤用彤先生和吕澂先生，则均认为道安终年“七十四岁”（312—385）。卒年相同，生年上推两年（分别见于汤《史》上册第140 页和吕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55 页）。③ 赵政（政，一作“整”），字文业，亦曾参与关中译事。致使时人把他与道安并称谓“使知释、赵为法之至”（《祐录》卷十、“未详作者”的《僧伽罗刹集经后记》）。“释”，即“沙门释道安”。“赵”即“朝贤赵文业”。赵后出家，法名道整。 可谓大矣哉！其“执道御有、高卑有差”者，仍都囿于“有为之域”，而尚未入乎“无为”之境；只有“据真如、游法性”而臻于“冥然无名”之境者，方才算是升入“智度之奥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道安所谓的“据真如，游法性”。“真如”而可以“据”之，表明道安所理解的“真如”，并不全同于《般若》之“性空”，倒是有点近乎大乘有宗的“真如”。至于所谓“游法性”，则亦即大乘有宗通常所说的优游于“真如性海”（“法性”和“真如”，原是含义相同而称谓小异的词汇），其意义与《般若》空宗的“性空”，也有所不同。 般若波罗蜜者，无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焉：法身也，如也，真际也。故其为经也，以如为始，以法身为宗也。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今不尔也。佛之兴灭，绵绵常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净也。..皎然不缁，故曰净也，常道也。真际者，无所著也。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祐录》卷七：《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 “般若波罗蜜”，为“无上正真道之根”（“无上正真道”，亦即“无上菩提”），可见“般若”是多么的重要。这里，道安又提出了“法身”、“如’、“真际”这样的三个逻辑范畴。 道安以“尔”训“如”，所谓“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正是所谓“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绵绵常存”、“悠然无寄”的释义。既谓“绵绵常存”，自非空无所有。正因为“绵绵常存”，所以才有“真如”可“据”。 道安以“一”和“常净”来训释“法身”；而且说，“皎然不缁”、洁然“常净”的“法身”，是“常道也”。可见道安所谓的“法身”，也非空无所有的。本来，在佛教思想史上，“法身”一词的含义，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起初，小乘佛教，有时也讲“法身”，那指的是佛陀遗教，即以“法”为“身”（这里，“身”，依止义）；它和后来大乘佛教（尤其是大乘有宗）所讲的“法身”，含义迥然不同。大乘空宗所讲的“法身”，和他们所讲的“真如”一样，指的就是“性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是空宗最高的逻辑范畴。但是，空宗所讲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宇宙万有，只有假象，都无实体，所谓“缘起有，自性空”。论现象，是“缘起有”；论本体，是“自性空”。所以，空宗所谓的“法身”，同“性空”一词是同义语。而大乘有宗的“法身”，含义却又有所不同。它不再是指“性空”，而是和“真如”一样，指的是一种宇宙实体、世界本原的最高存在；而作为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之一的“法身”，则又不仅是一种神格化了的理性，而且简直是人格化了的天神（比如“大日如来”）！可见，“法身”之义，在佛教思想史上的变化是很大的。两晋之际，“法身”，曾经是佛教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人们关于“法身”的议论，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并不都是一致的。道安以“皎然不缁”的“常道”来训释“法身”，则道安所理解的“法身”，应该说是更接近于大乘有宗的含义。 道安以“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来训释“真际”（其实，“真际”和“如”、“法身”，只不过是含义相同的不同称谓而已），其命意也很接近于大乘有宗的观点。 道安在襄阳、长安的二十几年中，一直致力于《般若》学的研究，用力最勤，智解甚深，而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道安在相当程度上是从“有”的角度来理解《般若》的。推究起来，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主观方面，道安虽然也是世家出身，而且生逢乱世，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但是，道安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人，在他的头脑里，“世纪末”的幻灭感，并不怎么严重，因此，《般若》经典所宣扬的那种彻底幻灭的“一切皆空”的思想，对于道安来说，并不是那么熟悉的，因而他也就不大容易“如实”地去接受它。其二，客观方面，在罗什①还未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即所谓《三论》（如果加上《大智度论》，则称《四论》）之前，人们是很难只从《般若》类经典中去完全理解“一切皆空”的真义的。而在这方面，道安自也很难例外。道安的《般若》思想之所以并不完全同《般若》经义相符合，也正是这种情况的历史反映。于此也就可以想见，过去人们把道安说成是《般若》学说“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的首创者，确乎是不大符合史实的。说道安有“性空”思想，是可能的，而说他有“本无”思想，就很有问题。 二、禅观思想。 对于道安来说，《般若》是重要的，禅观也是重要的。道安，可说是解在《般若》，行在禅观。 安般者，出入也。道之所寄，无往不因；德之所寓，无往不托。是故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也。..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夫执寂以御有，策本以动末，有何难也。（《祐录》卷六：《安般注序》） “安般”，就是“数息”观，是初入门的禅观（以数出入息而收心致定）。“四禅”，则是较高级一些的禅定（禅分初、二、三、四级，故总称“四禅”）。“数息”、“四禅”，均属世间禅定，而在这里，道安却把它们拔高到如此神奇的地步。这，明显地反映出了道安是多么地看重禅观。 以大寂为至乐，五音不能聋其耳矣；以无为为滋味，五味不能爽其口矣。..其为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不行而至。..此乃大乘之舟楫，泥洹之关路。（《祐录》卷六：《阴持入经序》） 可是，颇为遗憾的是：于斯晋土，禅观弛废，学徒虽兴，蔑有尽漏。何者？禅思守玄，练微入寂，在取何道，犹觇于掌；堕替斯要而悕见证，不亦难乎？（同上） 禅观，是“大乘舟楫”、“泥洹关路”，可惜在“晋土”这里，却“弛废”不兴。表面看来，学禅的人虽还不少，而实际上，却没有一个能够断烦恼（“尽漏”）得解脱的。所以，要想“入寂”、“见证”，实在是太难了。邪正则无往而不恬，止鉴则无往而不愉。无往而不愉，故能洞照傍通；无往而不恬，故能神变应会。神变应会，则疾而不速；洞照傍通，则不言而化。不言而化，故无弃人；不疾而速，故无遗物。物之不遗，人之不弃，斯禅智之由也。故经曰：道从禅智，得近泥洹。岂虚言哉！..安每览斯文，欲疲不能。（《祐录》卷六：《人本欲生经序》）“每览斯文，欲疲不能。”足见道安对于禅观用心之殷，用力之勤。有了禅观，就能“无弃人”，“无遗物”，禅观之为用，仍被拔高了。 十二门者，要定之目号，六双之关径也。定有三焉：禅也，等也，空也。用疗三毒，绸缪重病，婴斯幽厄，其日深矣。贪囹、恚圄、痴城至固，世人游此，犹春登台，① 罗什于姚秦弘始三年（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十二月二十日（当是公元400 年的一、二月间了），达到长安，距道安去世（385），已十六七年。 甘处欣欣；如居花殿，嬉乐自娱。蔑知为苦，尝酸速祸，困惫五道。夫唯正觉，乃识其谬耳。哀倒见之苦，伤蓬流之痛，为设方便，防萌塞渐，辟兹慧定，令自瀚涤。..行者挹禅海之深醴，溉昏迷之盛火，激空净之渊流，荡痴尘之秽垢，则皎然成大素矣。（《祐录》卷六：《十二门经序》） “十二门”，就是十二种禅定：四禅（初、二、三、四禅），四无量心（道安称为“四等”，即慈、悲、喜、舍），四空定（亦称“四无色定”，即“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人们有贪、瞋、痴“三毒”，修此三四一十二种禅定以治疗之：修四禅定以破“贪囹”，修四无量心以除“恚圄”，修四空定以摧“痴城”。“三毒”既除，即得解脱。所以，这“十二门”禅：乃三乘之大路，何莫由斯定也。自始发迹，逮于无漏，靡不周而复始习兹定也。行者欲崇德广业而不进斯法者，其犹无柯而求伐，不饭而徇饱，难以获矣。醒寤之士得闻要定，不亦妙乎？..每惜兹邦，禅业替废..（同上） 道安从信仰主义的角度，强调“十二门”禅对于修行者的极端重要性。 认为这些禅定，乃是“三乘之大路”，对“十二门”禅，可谓推崇备至。根立而道生，觉立而道成，莫不由十二门立乎定根以逆道休（体？）也。..默动异刹，必先正受，明夫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至矣，尽矣，蔑以加矣。（《祐录》卷六：《十二门经序》）道安之于“十二门”禅，真可谓“叹观止矣”！ 道安的《般若》思想，反映了他在佛学理论上的见解；而道安的禅观思想，则反映了他在佛教修持上的践履。原来，佛教的信仰者，不管他是属于小乘还是大乘，也不管他是属于空宗还是有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出世解脱的追求：小乘人企求涅槃，是为了这一目标；大乘人企求菩提，同样是为了这一目标。而为了能够得到解脱，就需要修行解脱之道。佛教认为，障碍人们得解脱、致使人们轮回不息的祸根，是各种烦恼（根本的烦恼，是贪、瞋、痴“三毒”——而最根本的，则是“无明”（痴））；因此，要想获得解脱，就必须断除烦恼。而只有智慧，才能断除烦恼；只有禅定，才能引发智慧，即所谓“定能发慧”（定，则又是由戒所引生，即所谓“戒能生定”。此之谓戒、定、慧“三学”）。于此可见，在佛教徒的宗教践履上，禅定是何等的重要！道安的禅观思想，正反映了他对于这种践履的重视。当然，从上述资料中，还只能看出道安对于禅观的看法，对于修习禅观的重视程度；至于道安在修习禅观上的造诣如何，则文献不足，无法评介。三、重视戒律。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具此三者，于取道乎何有也。..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每以怏怏，不尽于此。（《祐录》卷十一：《比立大戒序》） 佛教“三学”，“戒”列第一，足见戒律之于佛教徒，是何等的重要。 道安以过去曾一度“未及检戒”、“不尽于此”而“每以怏怏”，足见道安对于戒律又是多么的重视。梁《僧传·道安传》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①、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① “布萨”，义为“净住”、“善宿”。佛教律制：出家僧尼，每半月（初一、十五、或十五、三十——月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创制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的“僧尼轨范，佛教宪章”，遂使“天下寺舍”，“则而从之”。于此可知，道安乃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定立寺院规制的人。道安对于佛教，可算得上是一位身体力行者。由于道安自律甚严，所以他的弟子们，亦多奉法唯谨。梁《僧传》卷五《法遇传》里，有如下的记载：释法遇，不知何许人。弱年好学，笃志墳素，而任性夸诞，谓傍若无人。后与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许道，事安为师。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谦虚成德。..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有一僧饮酒，夕废烧香，遇止罚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箴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简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简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简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厉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众，和尚（按：指道安）虽隔在异域（按：时道安在苻秦长安，而遇在晋境，故称“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 于此可以想见道安道风之谨严与其影响之深远。 四、求生“兜率净土”。 道安高足、庐山慧远，提倡往生“西方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而道安本人，却愿往生“兜率净土”。梁《僧传·道安传》说：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 按照佛教的说法，弥勒（义为“慈氏”。又称“阿逸多”，义为“无能胜”），乃“补处”（候补）菩萨，也就是佛位的“候补”者，释迦的“接班”人；将来，他要继承释迦之后来到人间“成佛”，所以也称他为“未来佛”（佛教一般习称“弥勒佛”①）。现在，他住在兜率天上。本来，兜率天，乃“欲界六天”②之一，仍在“三界”③之内，“六道”④之中。但佛教却说，兜率天，有“内”、“外”两院，“外院”，属“欲界”六天，“内院”，却是“佛国净土”。佛教宣称：人间四百年，等于兜率天一天，则该天的一年（按三百六十天计算），相当于人间的十四万四千年。该天寿命，为四千岁，即等于人间的五十七亿六百万年！可见，能生此天（特别是“内院”），“天福”实在非浅。生在兜率“内院”，过了天上时间的“四千岁”之后，弥勒下生“成佛”时，还可随同弥勒，由天上的“佛国净土”，再下生到人间的“佛国净土”。关于“兜率净土”的美妙情况，在刘宋沮渠京声译出的《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里，是这样描绘的：小，则为二十九）一次，集众诵戒，让大家各自检点，安住戒法。所以，所谓“布萨”，其实就是集众诵戒。 ① 现在，一般寺院里所供奉的“大肚子弥勒佛”，实际上是五代时（梁）明州（宁波）奉化的一个和尚（他自称“契此”，又自号“长汀子”），他大腹便便，身背一个布袋，疯疯癫癫，嘻嘻哈哈，到处募化，人称“布袋和尚”。临死时，他暗示自己是弥勒菩萨“转世”，于是，在一般佛教徒中，他就被看成了“弥勒佛”。 ② 即：1.四王天，2.忉利天，3.夜摩天，4.兜率天，5.化乐天，6.他化自在天。③ 即：1.“欲界”——有男女情欲；2.“色界”——但有男性色身（已无女性）；3.“无色界”——连形体也没有了的游魂世界。 ④ 即：天、人、阿修罗（非天——有“天福”而无“天德”的恶天）、地狱、饿鬼、畜生——亦称“六趣”。尔时兜率天上，有..五百亿宝宫，一一宝宫有七重垣，一一垣七宝：①所成..一一宝色有五百亿闫浮枟光，一一闫浮枟金光中出百五亿诸天宝女，一一宝女住立树下，执百亿宝无数璎珞，出妙音乐。..一一垣墙高六十二由旬，厚四十由旬②，五百亿龙王围绕此垣，一一龙王雨五百亿七宝行树，庄严垣上。..四十九重微妙宝宫，一一栏枟万亿梵摩尼宝所共合成；诸栏枟间自然化生九亿天子，五百亿天女..诸女自然执众乐器，竞起歌舞。..佛告伏波离③；此名兜率陀天十善报应胜妙福处。..若有比立及一切大众，不厌生死、乐生天者，爱敬无上菩提心者，欲为弥勒作弟子者，..必定无疑当得生于兜率天上，值遇弥勒，亦随弥勒下闫浮提④，第一闻法。 “兜率净土”是如此的妙不可言；往生兜率，又是如此的优越无比。道安虽然还不曾看到过上述的这种想入非非的描绘，但却看到了如下的同样是想入非非的描写：将来久远于此国界..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咸行..夜雨香花，昼则清和..每向人民寝寐之后，除去秽恶诸不净者，常以香汁而洒其地，极为香净。..尔时闫浮提地，东西南北千万由旬，诸山河石壁，皆自消灭；四大海水，各减一万（万，有本作“方”）。时闫浮地，极为平整，如镜清明。..彼时男女之类，意欲大小便时，地自然开，事讫之后，地便还合。尔时闫浮地内，自然生粳米，亦无皮裹，极为香美，食无患苦。所谓金、银、珍宝、车■、马脑、真珠、虎珀，散在地，无人省录。..时闫浮地内，自然树上生衣，极细柔软，人取著之。..尔时人寿极长，无有诸患，皆八万四千岁；女人年满五百，然后出嫡。..尔时弥勒..坐彼树下成无上道果。当其夜半，弥勒出家，即于其夜，成无上道。..尔时弥勒与诸弟子说法..令得尽有漏，心得解脱。（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①） 这就是弥勒将来下生“成佛”时的“佛国净土”的美妙境界（简直和“西方极乐世界”不相上下）。这对于处在两晋时代苦难深重的人们说来，具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呵！而道安之誓愿往生“兜率净土”，不也正是这种时代情绪的反映吗？更何况，不管道安是多么的博学，而他终究是一位僧侣主义者；而僧侣主义者，在其自认为还没有完全获得解脱之前，总是要向往一种“佛国净土”，以便“往生”到那里之后，既可以摆脱苦难，又可以得到一种必将获得完全解脱的“保险”。只不过，道安所愿“往生”的“佛国净土”，不是“他方世界”（例如“西方极乐世界”）的，而仍是“此方”世界的（虽然是在“此方”世界的“天上”）。其所以如此，大概就如《上生经》里所说的那样：“不厌生死，乐生天者。”人们知道，往生“西方净土”的一个① 佛教所谓的“七宝”，其说不一，据《弥勒下生经》的说法，是：金，银，珍宝、车璖，马脑，真珠，虎珀。 ② “由旬”，亦称“由延”、“踰缮那”等，为古代印度计算里程的单位（传说为帝王一日行军的路程），义近中国古代的驿站。具体里数有十六里、三十里、四十里等不同的说法。③ 人名，释迦的“十大弟子”之一，号称“持律第一”；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很讲究“修行”的人。④ “闫浮”，新译“赡部”，树名；“提”，全称“提鞁波”，义译为“洲”。“闫浮提”，即“赡部洲”；因在“须弥山”（实即喜玛拉雅山）之南，故一般又称“南赡部洲”。即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① 《祐录》卷二竺法护译经录里著录了法护译出的两部有关弥勒的经，即《弥勒成佛经》和《弥勒本愿经》（各一卷）。前者注明“与罗什所出异本”；后者注谓或云《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这里所引的《弥勒下生经》，或者就是《弥勒成佛经》。（罗什除译有《弥勒经》之外，还译有《弥勒下生经》——唐义净也译有《弥勒下生成佛经》） 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极端地“厌离”这个“娑婆世界”①的“生死”之苦。而《上生经》里，却提出了“不厌生死，乐生天者”，只要发“菩提心”、“欲为弥勒作弟子者”，就能“必定无疑当得生于兜率天上”。表明愿生“兜率净土”的，还不都是那种极端的消极厌世者。道安之所以愿生“兜率”，大概也是这类思想状况的一种反映吧。 不过，在以后的中国佛教史上，除了以唐玄奘为代表的唯识宗人，仍以“兜率内院”为“净土”而心向往之之外，其他的各个宗派，凡是愿生“净土”的，都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由道安的大弟子慧远（在庐山）倡始，到了唐代，还开创了以往生“西方净土”为宗旨的“净土宗”，而很少再有愿意往生“兜率”的了。这，大概是因为，“兜率内院”，不管经中把它描绘得多么神妙，可是，它终究还是“地处世间”，终究还在“三界”之内，“六道”之中；而远在“十万亿佛土”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却是纯粹的“佛国净土”，较之“兜率内院”来，那可就更加神奇得多、优胜得多了。 对佛教的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对于佛教是有重大贡献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总结译经。 自汉至晋，译经日多，译人日众，而由于时代条件各异，译人水平不同，译经质量参差不齐，更没有人能够对译经进行总结，提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论点以资后来者遵循。到了道安，条件成熟，于是他便对译经总结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失、三不易”的论断：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悦？）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说，或作“检”）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圣必因时，时俗有异，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①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祐录》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道安的这一总结，对于以后的佛经翻译产生了深远影响。僧叡在参与罗什译经时，就曾慨乎言及之：..敢竭微诚，属当译任，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① “娑婆”，义为“堪忍”。意思是说，这个世界，苦难重重，居处这个世界的“众生”（主要应指人类），堪能忍受各种苦难（另有一种说法，是：“菩萨”们为了“救度”这个世界里的“罪孽深重”的“众生”，要能忍受各种怨毒、苦难），所以叫做“娑婆世界”。 ① “六通”，乃佛教所谓的六种神通，即：一、天眼通（无所不见——能见未来），二、天耳通（无所不闻），三、他心通（能知他人心思），四、宿命通（能知过去），五、神足通（能腾云驾雾），六、漏尽通（断尽烦恼）。佛教宣称：证“阿罗汉”果者，得六种神通。所以，所谓“五百六通”，也就是“五百阿罗汉”。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祐录》卷八：《大品经序》）僧叡的这些话，可说是反映了一般忠实的译人们的想法和心情。经过道安的这一总结，使得以后的译人，对于译经，减少了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所以，道安虽然还不算是重要译人，但他却把握了译经的重要关键，因而他对于佛教译经事业的贡献，也是很不一般的。 二、撰写《经录》。 《祐录·道安传》（梁《僧传·道安传》同）说：又，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道安以前，“传经之人，名字弗记”，那时，也还没有撰写《译经后记》的习惯，因此，时间久了，就很难知道哪部经是何人、何时、何地译出的，都有哪些人参与译事。长此以往，也就无法了解译经史了。有鉴于此，道安创撰《经录》①，为以后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者，提供了一部可信、可据的译经史料书，即所谓《安录》（一般称为《综理众经目录》）。据《祐录》卷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的记载，一卷《安录》，起自东汉灵帝光和年间（178—184），迄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包括了“近二百载”的译经记录①。现在，《安录》原本，虽然早已佚失，但《安录》资料，基本上都被《祐录》保存了下来。 自从《安录》问世之后，以后撰写《经录》者，便代不乏人。就现存的各种《经录》来说，自梁、隋以至唐、宋，代代都有《经录》（而且有的朝代，例如隋、唐，还有多种《经录》）问世。于此可见《安录》的撰写，对于后世佛教的影响之深。 三、注经。 《祐录·道安传》（梁《僧传·道安传》同）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道安之前，康僧会虽已曾作过经注，但会的经注，早已佚失（连僧祐都不曾看到过），所以僧祐（还有慧皎）才认为经注之作，“自安始也”。经注的出现，对于以后佛教的传播，影响尤其深远。道安之前，“旧译时谬”，“深义隐没”，致使讲经者只能略“叙大意”、或仅只“转读”而已。这种情况，对于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当然是很不利的。因为，讲经者既然仅能略叙“大意”（甚至只是“转读”），则听经者自然是更加茫然。自既“昏昏”，当然难以使人“昭昭”。长此下去，对于佛教的传播，不仅要受到很大限制，而且还容易使人对佛教义理产生误解甚至曲解。有鉴于此，道安在经过一番“穷览经典，钩深致远”的功夫之后，决定对于某些经典进行注释。由于道安的经注“序致渊富，妙尽玄旨”，依之讲经者，就能“文理会通，经义克① 有说道安以前，已有《经录》，且被称为《旧录》。但是，这种《旧录》，谁也不曾见过，是否真有，也很难说（据说，道安以前，曾有《支敏度录》）。所以，佛教史上，一般还是公认《经录》的撰写始于道安。 ① 《祐录》谓：“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已来，迄今晋宁康（原文误作“康宁”）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今有。”明”。尤其重要的是，道安的长达“二十二卷”的经注，为以后的佛教研究者们树立了楷模，作出了范例，他们也可仿而效之，注释佛经。情况也正是这样。自南北朝之后，特别是隋、唐，出现了大批的注释佛经的著作家——诸如天台、三论、唯识、贤首等各宗的创立者，除玄奘（他是一位杰出的佛典翻译家）之外，都同时又是佛典的注释名家；而佛经注述，也就日益繁多。虽然（特别是赵宋）以后的佛经注释，越来越枝蔓，越来越浮浅，但是，道安注经的首创之功，在中国佛教史上说来，毕竟是不可磨灭的。 同时，与注经有关的，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那就是佛经的“三分”法：每部佛经（不管是卷帙浩繁的大部头的佛经，还是字数很少的小部头的佛经），都分为“序分”（叙述“佛说”该部佛经的缘起部分）、“正宗分”（宣说该部佛经的中心思想、亦即该部佛经的主体部分）和“流通分”（该部佛经的“咐嘱”流通的结尾部分）的三个部分。据说，这一分法，也是由道安创始的。这一点，尤其重要，它一直影响着以后历代的佛经注释家。在以后的佛经注释中，“科判”（分判大小科目）不管是多么的繁琐，而在总的方面，却都是在遵循着这种“三分”法的。于此也可以想见，这一分判佛经的作法，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①。 四、为寺院立规制。 上文已经讲过，道安曾为佛教寺院制定条例，作为“僧尼轨范”，“佛法宪章”；而且在当时即已产生了很大影响。另据《祐录》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的《经呗导师集》（共二十一篇）里，著录的有《安法师法集旧制三科》（第二十一）。虽然道安《三科》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知晓，但从僧祐《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中如下的一些话里，可以大致地想见道安《三科》的性质：夫经藏浩汗，记传纷纶，所以道（同“导”）达群方，开示后学，设教缘迹，焕然备悉，训俗事源，郁尔咸在。然而讲匠英德，锐精于玄义；新进晚习，专志于转读。遂令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于是检阅事缘，计其根本，遂缀翰墨，以藉所好，庶辩始以验末，明古以证今。至于经呗导师之集，龙华圣僧之会，菩萨禀戒之法，止恶兴善之教..虽事寄形迹，而勋遍法界。..是故记录旧事，以彰胜缘；条例丛杂，故谓之《法苑》。（《祐录》卷十二）一则说：“遂令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再则说：“经呗导师之集，龙华圣僧之会，菩萨禀戒之法，止恶兴善之教..”可见僧祐之集《法苑》，乃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而为之立规矩，定律条。而道安之《三科》亦被选录，可见《三科》之作，必然也是为了“法门常务”、“僧众恒仪”而制立轨范者。佛教史上，一向说是“百丈立清规”（实则只是为禅寺立清规），仿佛百丈怀海（720—814）乃是寺院清规的首创者，其实，早在四百多年前，道安（314～385）就已为寺院定立规制了。所以，实在地说起来，道安才是佛教史上创立“清规”的第一人。五、划一僧尼姓氏。 《祐录·道安传》（梁《僧传·道安传》同）说：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 ① 后来，唐玄奘译出了长达七卷的《佛地经论》，果然有“三分”之说：一、“教起因缘分”（即“序分”），二、“圣所说分”（即“正宗分”），三、“依教奉行分”（即“流通分”）。道安的“三分”法，与之“不谋而合”（而且，道安“三分”的立名，更加简明）。于此可见，道安是多么地具有远见。于是，其师来自天竺者，师姓“竺”，弟子也姓“竺”；其师来自月支者，师姓“支”，弟子也姓“支”；其师来自安息者，师姓“安”，弟子也姓“安”..如此等等，“姓各不一”。 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 道安以为：“本师”既是释迦世尊，佛的出家弟子，即当以“释”为姓。于是他便主张：出家僧尼，均应一律姓“释”。 后获《增一阿含经》，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①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 后来，昙摩难提于苻秦建元二十一年（385—亦即道安逝世的一年）初译出了长达五十一卷的《增一阿含》（道安本人也曾参与译事，并为该经作《序》——详见上文），果然有“四姓”出家，“皆称释种”之说。道安的主张既“悬与经符”，于是僧尼一律姓“释”，便成为出家僧尼们应该永远遵守的规则。这一情况，在中国汉族僧尼中，迄今未变。于此可见道安划一僧尼姓氏的这一主张，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上述的五个方面（当然，道安对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上述五项，只是概括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说来，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都给予了以后的佛教以极为深远的影响。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自汉末世高、支谶分别传译禅经、《般若》以来，佛教即分为禅学和《般若》学的两大系统，前者重禅观，后者重义解。而道安的治学，则实兼二者而有之。这，不仅反映出道安佛教学问的渊博以及解、行并重的特点，而且表现了道安的视野宏远，胸怀广阔。如道安者，真可谓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仅有的智解深邃、敢于创新、超越时辈、卓然不群的人了。 ① “四姓”，为古印度的四种族性，即：1.刹帝利——贵族、武士，政权的掌握者；2.婆罗门——（婆罗门教的）僧侣，神权的掌握者。上述两姓，构成了古印度的统治阶级。3.吠舍——商人，自由民。以上三姓，都属雅利安人，被称为“再生族”，即除从父母那里获得肉体的生命之外，还能从神（大梵）那里得到“灵魂”的“生命”，亦即有信仰宗教（婆罗门教）的权利。4.首陀罗——从事农业等生产的劳动者，乃印度原来的土著人民，被称为“一生族”即只有肉体的生命，而没有“灵魂”的“生命”，亦即没有信仰宗教的权利，这完全是被压迫阶级。 第二节慧远慧远是中国早期佛教史上的一个大师。他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中国传统学术的时期，他在学习儒学之余，也探讨玄学，为以后接受佛教思想作好准备。具体时间，可以订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至穆帝永和九年（353）之间。第二阶段，是在道安门下，学习道安的般若学、禅观和佛教仪规的时期。时间从永和十年（354）到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前后二十五年。第三段，是在庐山传教的时期，自从和道安分手之后，由襄阳辗转来到庐山，驻锡于此，直到生命的最后，时间从太元四年（379）到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前后三十八年。他的主要活动都在第三阶段，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从世俗之学到佛学慧远（334～416？）雁门楼烦人，俗姓贾，家世冠族，幼年喜欢读书。 十三岁时，随同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洛，二十一岁时，企图渡江，投奔范宣子（即范宣，豫章人，东晋著名经学家）学习。所以十三岁到二十一岁以前，是他学习世俗学问的时期。《高僧传》卷六本传云：“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这是对他学问、性格、风度的评价。又云：“（慧）远少与（卢）循父嘏同为书生。”这是记他的社会关系。按：卢嘏是范阳大族卢谌之孙，卢谌仕于石虎，官至中书监。后仕于冉魏，冉闵为燕、赵联军所败，卢谌临阵被杀，时在永和七年（351。此据《资治通鉴》，《晋书》卷44《卢钦传》附传作永和六年）。当时后赵虽经营洛阳，修复宫殿，而其首都实在邺而不在洛阳。由慧远和卢嘏的关系来看，慧远实有可能到过邺下。因为许昌、洛阳并不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卢嘏也没有必要到许、洛就读。但是无论许、洛和邺下都不是久驻之地。永和五年（349），石虎死去，冉闵反胡，屠杀胡羯死者至二十余万。中原大乱。永和六年（350），前燕慕容氏入据蓟城，前秦苻氏西据长安。永和八年（352），冉魏灭于前燕，邺中人相食。先是，永和七年（351），冉魏豫州牧张遇以许昌，平南将军高崇等以洛州降晋，八年（352）张遇据许昌叛晋，使其将上官恩据洛阳，投降前秦。未几，秦将苻雄略地关东，击败晋军，把张遇部下以及陈、颍、许、洛之民五万余户迁于关中。同年，晋军又攻克许昌。稍后又收复洛阳。永和十年（354），洛阳又被冉魏降将周成攻陷。根据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慧远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最初，他也想南下豫章，后因道路不通，然后北上恒山，拜道安为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人，早年在邺从佛图澄出家，后来应赵王石遵之请，入居华林园。冉闵反胡以后，他辗转各地，后在恒山立寺，慧远及其弟慧持从他出家。时在永和十年（354），慧远年二十一，慧持年十八，道安年四十二。楼烦（今山西宁武）距离恒山直线距离不过二百五六十里，交通不算困难，可以想见，他是从许、洛等地回乡以后，才去恒山的。慧远见了道安之后，“一面致敬，以为真吾师也！”确定了师徒关系。听到道安讲解大乘的《般若经》，深受启发，得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的结论。这是慧远信仰佛教之始。慧远最初服膺儒术，长于丧服礼、毛诗，学习玄学之后发现了儒学之不足，接触了佛教之后，又体会了玄学之不足。他能够接受佛教，原来是有思想基础的。关于这一段过程，慧远晚年致刘遗民书中，曾有追述云：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见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31）这几句话说明了他的思想转变的过程，由儒学而老庄，由老庄，而佛教，层次异常清楚。应该指出，慧远所拳拳服膺的学术是郑玄的三礼之学和王弼、何晏、郭象的玄学。这些学术和两汉的传统经学有很大差异。郑玄虽继承经古文家的系统，但亦参照今文家言，有其自己的特点。王、何诸人则以老、庄解释《易经》，或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建立魏晋的玄学。王弼说：“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又云：“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均见《老子注》）这种主张，虽然仍为一种唯心论，但已经摆脱无人感应说的束缚，尤其是“得意忘言”的主张，对于解放思想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何晏对于无的解释，接近王弼。向秀、郭象则在王、何的基础上，竭力调和名教（儒家的政治和伦理思想）与自然（道家的世界观或本体论）的关系。玄学的兴起，为般若思想的输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道安同时的竺法雅、康法朗等人利用“格义”的方法解释佛经，说穿了就是老、庄思想与佛经相比傅。当时佛经输入不久，中国人对于这种外来的宗教理解不深，用老庄思想互相沟通，有助于理解。慧远在二十四岁时，开始传教，在批判“实相义”时，反复讨论，听者并不理解，引用《庄子》解释之后，听者立即了然。所以道安特别允许慧远学习“俗书”（指佛教以外的书）。慧远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有深厚的造诣，进而研讨当时方兴未艾的佛学，为佛教的中国化初步奠定基础，成为一代宗师，是绝非偶然的。慧远出家以后，以振兴佛教为己任。在道安的培育下，“精思讽持，以夜续昼”。很显然，般若学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道安所倡导的毗昙学对慧远有深远的影响。道安所制定的戒律也是慧远所坚决执行的。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对佛经有很深的体会。道安对他非常器重，认为“道流东国，其在远乎！”他果然没有辜负道安的期待。 由于北方战乱的关系，道安及其徒众屡次迁徙。晋兴宁三年（365），前燕慕容恪向河南进攻，道安率众南奔襄阳。行及新野，派遣竺法汰等人往扬州，这是教团的第一次疏散。走到襄阳以后，在晋太元三年（378）秦将苻丕进攻襄阳，情况紧急。由于刺史朱序的挽留，道安难以脱身，这时又把他的一部分徒众派遣到南方各地去。这是教团的第二次疏散。分手之际，道安对他们都再三叮嘱，惟独对于慧远却什么都没有说。为此，慧远下跪，请求师傅的指教。道安说：“如汝者，岂复相忧！”这句话，反映了道安对慧远的信赖。当时慧远年四十五岁。道安年六十六岁。从此，师徒二人各在一方，再未相见，但都为佛教事业作出极大的贡献。第二年，秦军攻下襄阳，道安被苻坚接到长安，成为一代国师。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佛经的翻译，训练了一大批翻译人材。由于道安的推荐，苻坚在对西域用兵之际，把鸠摩罗什接到中原，使佛经的翻译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慧远在庐山，对于佛教也作出非凡的贡献。 在慧远定居庐山之前，佛教的中心多在各国首都。洛阳、邺下、建康，先后因为这种原因聚集着众多的胡汉僧侣，从事译经、传教。后赵许可汉人出家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信徒增加了，寺院也随之增加，这时也出现新的佛教中心。庐山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地处长江中游，交通还算方便，但是它毕竟摆脱了行政中心，既不是全国首都，又不是地方首府。超然物外，独树一帜。利用当时中央政权的相对微弱，地方势力的强大，努力处理好和各方面的关系，扩大佛教的影响，积极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这就是庐山佛教的特点。 慧远辞别道安之后，偕同弟子数十人，由襄阳来到荆州，住在上明寺。 原来应同门慧永的邀请，打算到罗浮山隐居。慧永行到浔阳，被郡人陶范（陶侃之子）挽留，定居于庐山的西林寺。太元六年（381），慧远来到庐山，看到这里环境幽胜，就驻锡于龙泉精舍。经过刺史桓伊的赞助，又在山的东面，营建了东林寺。据《高僧传》的描述，这里的景物是：卻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在叠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 既有丘壑之美，再加上人工的点缀，形成一个习静安禅的好地方。慧远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在山三十余年，自年六十以来不再出山。但是却与国内国外的佛教界以及当权人士声息相闻，他的教团也在不断发展，人们从四面八方相继而来。名副其实地，庐山是东晋后期的南方佛教中心，而慧远当然是东晋的佛教领袖。 与王公贵族的交往道安曾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高僧传》卷五本传）就是说宣传佛教有两种办法，一是依仗帝王的政治力量为护符，一是要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争取更多的群众。他自己是这样作的，慧远也是这样作的。只是由于条件不完全相同，多少有些差异。和慧远来往较多的显贵，首先是地方的当权派。历任的江州刺史、荆州刺史，多数与之有来往。江州刺史桓伊，曾为之兴建寺院。王凝之也出资，赞助僧伽提婆翻译佛经。何无忌亲自到庐山访问慧远，并与慧远有书信来往，讨论佛教问题。荆州刺史殷仲堪，赴任途中曾访问慧远，共同讨论《周易》，后来殷仲堪赞赏慧远，以为“识信深明，实难为度”。这些地方当权派，多半是寺院的直接施主。 其次，是当时的权臣和农民军领袖。桓玄、卢循、刘裕，都和慧远有过来往。桓玄和殷仲堪交兵之前，途经庐山，亲自入山相见，谈到打仗的事，慧远不答。桓玄又问有何愿望？慧远说：“愿檀越安隐，使彼亦复无他。”桓玄出山对左右说：“实乃生所未见。”后来桓玄消灭了殷仲堪，都督八郡，挟震主之威，要胁慧远还俗，慧远严词拒绝。后来，桓玄入建康，独揽朝权，下令沙汰僧众，慧远向桓玄提出建议，桓玄也都采纳了。桓玄要求沙门礼拜王者，慧远表示反对，桓玄称帝之后终于收回成命。 卢循是反叛朝廷的，刘裕是镇压义军的。慧远对他们一视同仁。卢循送给他东西，他不但收下，还回信致谢。卢循由赣江北上，进军江州时，到庐山访问慧远，慧远见循“欢然道旧”。有的弟子认为和卢循交往，恐怕被朝廷怀疑。慧远以为“佛法中情无取舍，”应该为“识者”所谅解。后来刘裕追击卢循，进军桑尾一带，有人谈到慧远和卢循的关系。刘裕说：“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于是派遣使者赍书致敬，又赠送了钱米等物。这些事例说明人们对于慧远的崇敬和信任。 复次，是和各国帝王间的交往。后秦主姚兴和东晋安帝都和慧远有过来往。姚兴是佞佛著名的国君，敬仰慧远的“名德”，赞叹他的才思，远道致书殷勤问候，曾赠以龟兹细缕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慧远的弟子昙邕也为慧远致书姚兴和鸠摩罗什，前后多次。这种境外之交，从来也未受干扰。晋安帝从江陵东归之际，企图会见慧远，何无忌劝慧远去迎接，慧远称疾不往，安帝特派使者致意，慧远也不免答谢一番。 最后，是与东晋朝士名流的交往。公卿如司徒王谧、护军王默，名士如谢灵运、戴逵都和慧远有关系。王谧诸人并没有到庐山，就遥致师敬。谢灵运恃才傲物，对于别人很少推崇。看到慧远之后，却“肃然心服”，慧远于庐山立台绘制佛像，特嘱灵运制铭，刻之于石。慧远卒后，灵运又为之作诔，表彰慧远的业绩。艺术家戴逵也曾与慧远讨论果报问题。世传慧远成立白莲社，欲网罗陶渊明入社。根据陶渊明的作品来看，其事也不尽属子虚（见后）。和这些人士的来往，当然壮大了教团的声势，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助长了人们对佛教的信心，使慧远更加具备佛教领袖的形象。 佛经的翻译、搜集与流通慧远到庐山之后，对于佛经的翻译、流通、搜集和宣传，不遗余力，取得丰硕成果。 一、《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的翻译。 阿毗昙属于小乘论部。早于苻秦后期，在道安的主持下，由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从事翻译。由于战乱仓促定稿，质量不够理想。后来僧伽提婆于太元十六年（691）来到庐山，在慧远的主持下，他重译了《阿毗昙心论》四卷，又译了《三法度论》若干卷。前者是阿毗昙论的概说，对于阿毗昙的法相的解释，条理清楚，能够概括小乘佛教的纲领，容易使人接受。后者是《四阿含经》的提要，内容简单明了。把二百卷的《阿含经》，归纳为“九品四十六叶”，文约而义丰，也很受人们的欢迎。这两部书的翻译，体现了慧远在佛学研究上兼收并包的精神。虽然这些著作属于小乘佛教，但慧远创立自己的佛教哲学也从中吸取营养，而不加以排击。据吕澂研究，前者是《九分毗昙》的提要，后者是犊子系贤胄部的著作，和大乘般若学派的性空说存在不少分歧。经过慧远的提倡，毗昙学盛于江南。隆安元年（397）提婆东游京师，参与了《中阿含经》的翻译，又在卫军王珣家讲毗昙，王珣弟王僧弥听了一半之后，自己就能讲。 二、《达磨多罗禅经》的翻译。 佛教的禅法最初盛于北方，而江南好尚，偏重智慧。约在西晋末年，罽宾禅师佛大先（即佛陀斯那）以深明禅法著称于西域，号为人中师子。罽宾沙门佛陀跋陀罗（又名觉贤）传佛大先的衣钵，是禅学的专家。在禅学方面的造诣超过鸠摩罗什。他在长安，大弘禅法，但他对罗什不够尊重，他曾对罗什说：“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见《高僧传》卷二本传）使罗什感到难堪。不久便遭罗什一派僧侣的排挤，离开长安。“率侣宵征，南指庐岳。”慧远久闻其名，一见如故。于见派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调节其被摈的事。然后又请他译出禅数诸经，即《达磨多罗禅法》。佛大先系统能在江南流行，慧远起了很大的作用。佛陀跋陀罗后来义熙十四年（418）在建康译出《华严经》前分三万六千偈，这也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 三、戒律的搜求。 佛教初入中国，戒律很不完备。道安曾制定僧尼规范，共为三项。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是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是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这些条例，大约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不见得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但是在习凿齿的眼里已经觉得与众不同。他在致谢安书中谈到他的印象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感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虽然如此，道安在世时仍在寻求戒律，并请人翻译了《十诵戒本》等书，并亲自作序以广其传。 慧远对于戒律也十分关心，曾因“禅法无闻，律藏残阙”，使其弟子法净、法领等拿到西域访求梵本。姚兴弘始六年（404），弗若多罗在长安诵出《十诵律》，由鸠摩罗什从事翻译，未及竣功，而多罗逝世。弘始七年（405）著名律师昙摩流支到长安。慧远闻讯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译完《十诵律》，“使始涉之流，不失无上之津，怀参胜业者，日月弥朗”。对他寄与了很大的希望。（见《高僧传》卷二《昙摩流支传》）后来翻译工作得到姚兴的支持，流支和罗什两人终于译完了这部书，弥补了律藏的残缺。不久这部译本也流传到江南一带。 慧远教团向来重视戒律的执行。桓玄沙汰僧众时，使不合格的佛教徒一律还俗，当时规定：“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而慧远本人对于戒律是严格遵守，决不含糊的。本传记载，慧远在其病势垂危之际，“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否，卷未半而终”。即其最为生动的一例。 四、加强与鸠摩罗什的联系，吸收并推广其所翻译的成果。 鸠摩罗什以隆安元年（401）入长安。至义熙元年（405）左右，慧远接到姚左军（即姚嵩）书，第二年乃致书通好。当时庐山僧人道生、慧观等访问关中，向罗什学习。罗什接到慧远的信，即时答复，书中称慧远为东方护法菩萨。又说慧远具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五种优点，对之倾倒备至。后来传闻罗什亟于回国，慧远又致书劝勉，并提出问题数十条，请为批释。罗什一一答复，今存十八章，即《大乘大义章》。书中讨论的问题很多，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法身”问题，二是“色法”和“有为四相”等问题，三是“实相”、“法性”问题，就中法身问题讨论的最多。这本书是研究慧远和罗什思想的重要材料。从二人一问一答的对话中，可以进一步讨论二家的异同，罗什在世之际，庐山诸僧入关者不少。罗什既逝，竺道生等先后南下，把罗什所译的经典带到南方。从此《成实论》、《十诵律》、《三论》（指《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书）、《法华经》在江南盛行一时。这些事情，都与慧远的倡导有关。《高僧传》云：“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远之力也。”当时的佛教史家已经作出公允的评价。鸠摩罗什容不了佛陀跋多罗，而慧远却能使佛陀跋多罗从容地发挥他的能力。如果没有他的《华严经》的译本，就不会有以后的华严宗。慧远这种兼收并包的精神，显然非罗什所及。 佛教与时政的较量一、教权与政权的较量。 东晋时期佛教已经相当流行。在门阀士族和一般人民之中都有很多信徒，在社会上形成一大势力。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同属统治阶级，在对于人民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彼此之间互相利用。因为宗教可以补充政教之不足。另外，他们也有其矛盾的一面。一是因为广大劳动人民为了躲避租税兵役徭役的征发，往往投靠寺院寻求荫庇的场所，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民伕的来源。一是因为剃度出家，和传统以忠孝为中心的名教观念相抵触，不大合乎当时的国情。东晋本是门阀士族的极盛时期，凡是属于士族的人们无不享有荫客荫亲属的特权，把政府领民变为私家的佃客，使自耕农越来越少。寺院地主出现之后，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桓温当政时期，曾经实行过庚申土断，对于士族垄断人口的现实作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桓玄当政以后，为了显示新政权的尊严，他先后提出沙汰僧众和沙门礼拜王者的要求。 桓玄下令沙汰僧众，事在元兴元年（402）。他所沙汰的范围比较广泛，在所有僧众当中，除对慧远僧团特别关照外，他认为只有三种人可以继续出家。即1.“能伸述经诰，畅说义理者”；2.“禁行修整，奉戒无亏，恒为阿练若者”；3.“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桓玄的意图是尽量缩减僧尼的人数，以增加国家的收入。 针对桓玄的命令，慧远也发表意见，他表面上同意桓玄的措施，但其意图是尽量少缩减僧尼的人数。桓玄提出三条标准，他也提出三条标准。即1.“禅思入微”；2.“讽味遗典”；3.“兴建福业”。一二两项实际上包括了桓玄所说的三种人，而且扩大了。他认为能够诵经，而“不能畅说义理者”，或已年老，“而体性贞正不犯大非者”，都不应该淘汰，至于第三项是桓玄不曾提到的，因为能兴建塔寺，也不在还俗之例。以上是讨价还价，争取放宽尺度。最后又要求许可本非役门的族姓子弟（指士族子弟）自由出家。桓玄答应了他的要求。（见《弘明集》卷十二）这样沙汰的结果，表面上僧侣的人数比过去少了一些。似乎在俗权的压力下后退了一步，实际上经过这番沙汰，僧侣的阵营更加纯粹，特别是争取士族子弟的出家实际上是强化了佛教的影响，使其社会根基更为深厚。这一次较量，实际上是以慧远的胜利告终。 沙门应该礼拜王者，在东晋首先是由庾冰提出的。当时因为何充等人反对，庾冰未能将其主张贯彻下去。桓玄当政之后，再次提出这种主张。庾冰从名教的角度出发，认为沙门既为晋民，就应该对皇帝致敬。何充等人反驳庾冰的主张，大致从两方面来谈，一是自从汉魏以来从无礼拜帝王的规定，现在也没有必要制定这种法令。二是佛教有助于王化，佛教徒烧香咒愿，必先国家，“奉上崇顺，出于自然”。因此，“不令致拜，于法无亏”。桓玄的意见和王谧的反驳，大体上重复着庾冰和何充的老调。（见《弘明集》卷十二） 慧远的文章，总结了前人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坚持出家与处俗的区别，主张名教只能约束“处俗”的“顺化之民”，不适用于出家的“方外之宾”。一方面又强调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互相补充。佛教与名教相辅相成。 慧远为了说明问题，把在家信佛和出家信佛的人，区别对待。他说：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则功由在昔。..故不可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也。 这里也提出礼和敬，说明在家信佛的人要尊重名教敬奉君亲，服从教化。可见佛教有助于名教和王化的。至于出家信佛的人则与此不同。既然与世俗的教化生养无关，也就完全摆脱了名教的制约。他说：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 出家的僧侣，与在家的信徒不同。根据佛教的教义，出家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生死，达到涅槃的境界。慧远云：“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人们解决不了的生死问题，佛教家把它完全包下来，不但讲得头头是道，而且搞了一整套禅说工夫，可以使人深信不疑。这样的问题，不是世俗的权力能够左右的，任何伟大的帝王对之亦无能为力。所以慧远又说：如今一夫全德，则道洽六象，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 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这就是说，一人得道，可以使别人都受到好处，虽然不在王侯之位，同样能够协助帝王治理人民。虽然没有侍奉父母，实际上也是尽了孝；没有对君王礼拜，实际上也是尽了敬。所以佛法和名教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释迦之与尧、孔，发致不殊，断可知矣。”佛教和儒教殊途而同归，这就是慧远的结论。（引文均见《沙门不礼王者论》） 为了使佛教适合中国的需要，慧远不顾佛教的实际，竟说“忠孝之义，表于经文”（《答桓太尉书》，见《弘明集》卷一二），为了强调僧侣出家“变俗”、“隐居”的合理，也用佛教的教义改变了中国的某些传统。其作法是调和佛教与名教之间的矛盾，其目的是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继续对社会扩大影响。虽然，中国的寺院没有成为西洋教会那样强大的社会势力，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毕竟是佛教的黄金时代。寺院受到朝野的重视，佛教大师广泛得到王公贵人的尊礼，僧侣大众在北朝后期超过几百万，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在教权和政权的较量中，慧远的态度明朗，信心十足，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南方中央势力的微弱，另外也可以看出同情者的广泛存在，佛教势力已不可侮。 二、净土信仰的念佛结社。 慧远的宗教活动对于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是净土信仰的念佛结社。这个在后世称为白莲社，慧远因此成为中国净土宗的开山之祖。这种结社始于元兴元年（402）七月，在慧远的主持下，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同在庐山般若台精舍无量寿佛像前举行斋会，发誓往生西方，由刘遗民撰写发愿文。其文云：惟岁在摄提（摄提指寅年）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宿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弘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 当慧远等人结社的时候，正是东晋灭亡的前夕，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正在进行，桓玄乘机攻下建康，控制了中央政权。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兵败赴海死，卢循代为领袖，五月又引兵进攻东阳。在长江下游军事倥偬之际，庐山一带还算相对平静。但是与会诸人的心情并不轻松。发愿文中间就明确指出：“推交臂之潜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他们既没有旋乾转坤的能力，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慧远借着这个机会进行宣传，效果当然突出。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始见于《阿弥陀经》，经文中把它描写得淋漓尽致，什么七宝合成，什么八功德水，真是世外的乌托邦。但是去到那里并不难，只要通过念佛习禅，达到七日一心不乱，就可以达到目的。在发愿文中把西方净土称为“神界”，把达到“神界”的状态叫作“太息”（即“涅槃”的别译）。涅槃本是超越生死的不生不死的境界，但是发愿文中充满了悲观的情调，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刘遗民等人都是隐居山林的在家居士，他们和慧远都有很深的交谊，常有往来。在发愿文中所举，除刘遗民以外，还有雷次宗、周续之、毕颖之、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现在就其可知者，介绍于下：刘遗民（352～410），原名程之，字仲思，彭城聚里人，坟典百家，靡不周览，尤好佛理。曾为宜昌、柴桑二县令，丧母后隐居庐山，于西山涧北别立禅坊，与宗炳、张野、周续之、雷次宗等交好。他从事般若之学，著有《释心无义》，盖承袭支愍度的说法，后来看到僧肇的《般若无知论》，专破心无义，大为倾倒。认为“不意方袍，乃有平叔”（按：平叔，何晏字），并拿这篇文章和慧远一同欣赏。后来他又致书僧肇商讨疑义。慧远曾给他去信，劝他于六斋日，“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这封信当写在结社之前。他隐居之后，改名遗民。在结社诸人中，他和慧远关系最深，资格最老，所以列名榜首。遗民死后，慧远曾为之作传，见释元康《肇论疏》，诸家辑本《慧远集》均失收。 雷次宗（386～448），字仲伦，豫章南昌人，少入庐山。师事慧远，尤明三礼毛诗。本州辟从事，员外散骑侍郎征，皆不就。他在与子侄书中，自述治学经过云：吾少婴羸患，事锺养疾。..暨于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于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可见他不仅专学坟典（儒家经典），还要“务训弘道”。正是儒释兼综，也是释道安以来不废“外学”的传统。当时他已二十岁。后来因为通经的缘故，受到朝廷的重视，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应诏入建康，于鸡笼山开馆授徒，有弟子百余人，晚年又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著有《略注丧服经传》一卷，《毛诗序义》一卷。（见《宋书·隐逸传》） 周续之（377～423），字道祖，雁门广武人，生于豫章建昌县，十二岁时从太守范宁受业，几年光景，精通五经及纬候。后来又习《老子》和《易经》，入庐山事慧远。他与刘遗民、陶渊明都不应征辟，时人称为庐山三隐。刘裕北伐，世子留守建康，曾迎他入京讲礼，刘裕称帝以后，又把他请去，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皇帝亲临学馆，提问《礼记》疑义三条。（见《宋书·隐逸传》） 宗炳（375～443），字少文，南阳涅阳人，寄寓荆州。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乡令。刘裕破刘毅，自领荆州，辟宗炳为主簿。炳不应命。他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乃入庐山，就慧远考寻文义。刘裕即位前后，屡次征辟皆不就。（见《宋书·隐逸传》） 《高僧传》载，慧远在庐山，“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次宗后别著义疏，首称雷氏。宗炳因寄书嘲之曰：昔与足下共于释和尚间，面受此义，今便题卷首称雷氏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亦云：“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慧远法师诗义。”（序录部分云：“宋征士雁门周续之、豫章雷次宗..并为诗序义。”又云：“[周续之]及雷次宗俱事庐山慧远法师。”）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雷次宗、宗炳和周续之的经学渊源。宗炳著《明佛论》，宣传神不灭的思想，自称是受到慧远的影响。文中谈到“昔远和尚澄业庐山，余往听五旬”。 张野（350～418），字莱民，张诠（359～423）字季硕，均为南阳宛人，师事慧远。张野与陶渊明有姻亲关系。慧远卒，他作《远法师铭》，记慧远的生平，与高僧传略同，当是该书的蓝本（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二张的事迹，见《庐山记》所引《十八高贤传》。 《十八高贤传》中，除上述诸人外，还有慧永、道生、慧持、佛驮耶舍、佛驮跋陀罗、慧叡、昙顺、昙恒、道昺、道敬、昙诜等人。另外，不入社诸贤传，列有陶渊明、谢灵运、范宁三人。自汤用彤、任继愈，以至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镰田茂雄等人，均指出其矛盾之处，总算事出有因。但如陶渊明问题，却不能算差无故实。陶渊明《和刘柴桑》诗云：“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禾忍言索居。”正是渊明婉言谢绝刘遗民的援引而作。因为莲社诸人都相信慧远的形尽神不灭之说，而陶渊明却是地道的神灭论者，他的名作《形影神》三首诗，正是针对慧远的议论进行的批判，当然亦涉及道教的长生久视之说。《莲社高贤传》云：“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它说明“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亡友逯钦立先生著《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关系》（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考订此事颇为详核，可为定论。 佛教思想体系（甲）慧远学习佛教，由般若入手，以后曾自讲实相义，在荆州驳斥了心无义，说明他对般若学有一定造诣。后来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事在义熙元年，公元405 年），关中诸僧，互相推谢，不敢作序，姚兴远书赍书，求慧远作序。慧远又因《大智度论》文字繁重，乃摘要为二十卷，名为《大智度论抄》。其序有云：其为要也，发轸中衢，启惑智门，以无当为实，无照为宗。无当，则神凝于所趣；无照，则智寂于所行。寂以行智，则群邪草虑，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则二谛同轨，玄辙一焉。 这是通过《大智度论》表达自己的认识。“中衢”指“中道”。“无当”指无确定而实在的对象。“无照”指无主观着意的认识活动。这就是说，如果认识到对象是虚无所有的，主观上又无着意的活动，那么，一切邪念和是非观念就息灭了。世谛和俗谛就可以统一起来。慧远用二谛的统一解释中道，与《大智度论》般若性空的说法本无不合，但他把“智”与“神”统一起来，又把“神”当作般若认识的主体，却与《大智度论》不合。序又云：生途兆于无始之境，变化构于倚伏之场，咸生于未有而有，灭于既无而无。推而尽之，则知有无回谢于一法，相待而非源，生灭两行于一化，映空而无主。于是乃即之以成观，反鉴以求宗。鉴明则尘累不止而仪象可睹，观深则悟彻入微，而名实俱玄。将寻其要，必先无此。然后非有非无之谈，方可得而言。 这里说，有无都不是究竟义，必须找到超越于“有无”的“非有非无”。这就是所谓“缘起性空”。在《大乘大义章》中，鸠摩罗什驳斥了以“有无”为空，而以“不有不无”为实的慧远主张，而慧远在这里所解释的缘起性空，只相当于《大智度论》的“般若初门”。慧远对于“空”的理解，始终没有达到“法空”的程度。序又云：有而在有者，有于有者也。无而在无者，无于无者也。有有则非有，无无则非无。何以知其然？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法性无性，因缘以之生。生缘无自性，虽有而常无。常无非绝有，犹火传而不息。夫然，则法无异趣，始末论虚，毕竟同争，有无交会矣。这里，慧远阐明“有”为世界的最后本性，也就是他的“法性”论。他否定了以有为有和以无为无，承认其非有非无，也就是“无性之性”，或“法性无性”。这些地方，和《大智度论》所说本无不同。但是慧远主张的非有非无或无性之性，并不限于此。它除了对缘生法有否定之义以外，还以为在缘生法以外存在着一个“非绝有”的“常无”境界。用以说明这种境界的实存，仍是那个火薪之喻。慧远在形式上接受龙树中观派的言论，骨子里还是“形尽神不灭”的主张。从思想渊源上说，说一切有部的影响固然存在，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魏晋玄学本体论，使之对于中观派的虚无教义不能全盘接受。 （乙）慧远的思想当中，最基本的就是神不灭论，用慧远的话来说，就是“形尽神不灭。”佛教宣传果报轮回，庄子有薪尽火传（见《人间世》），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慧远却把它等同起来。本来因果轮回之说，是佛教的基本观点，释迦牟尼的十二因缘，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慧远本人，作为一个佛教徒，也是随时宣讲的。《高僧传》卷12《法镜传论》云：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 原来佛法最初传来的时候，僧人集合在一起，只限于宣唱佛名，到中宵疲极、人困马乏之时，才别请有名大师升座说法，内容本不固定。到了慧远传教庐山，才改为“广明三世因果”，以后就沿袭下来，把它固定化了。这段记录说明慧远抓住了佛教中的关键学说，有意识地进行宣传，因为它容易被人们接受。 为了宣传这种宗教观点，慧远作了三篇文章，一是形尽神不灭论，是《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五论之一，二是《三报论》，三是《明报应论》。 关于形尽神不灭，慧远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惑者见形朽于一生，便以谓神、情俱丧，犹睹火穷于一木，谓终期都尽耳。 慧远的这种说法，和佛教的十二因缘的哲理并不完全符合。因为佛经译文当中也出现过“中阴”、“识神”等等名词，但它们都是有情有识，变化不已的，只能处于三界五道的世间范围，不能作为出世间的主体。慧远认为形可以变，而神不能变，于是就把“神”看作“法性”。他的著名论文《法性论》的名句云：“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就说明了这种道理。法性可以解释不变的涅槃，但它却不等于大乘佛经中的“法身”。《周易系辞上传》说，“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把“神”描绘得不可捉摸。支遁也曾向往着这种境界。这种用中国思想改造过的有神论，是慧远的一个创造。它既可以解释出世的涅槃，又可以解释世间的生死轮回。对于佛教的中国化，显然作出自己的贡献。 因果报应的说法，印度的佛教有，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有。《尚书·皋陶谟》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周易·坤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子》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又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尚书》、《周易》、《老子》所宣扬的这套果报思想，把主宰祸福应报主体归之于天。而佛教则不然，它认为因果报应是由于个人身、口、意三业（行为，或善恶行为）。业分善、恶、无记三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记是不善不恶的行为，不在业报之例。这种说法，认为自家作业，自家得果，在自我之外，没有赏善罚恶的主宰者。慧远是佛教徒，他继承佛教的传统，宣传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他在《明报应论》中指出：然则祸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于夫主宰，复何功哉！ 他把报应的主宰者由“天”转移到作业者的“心”，把受报的主体，也局限在作业者本身。这种说法是印度的而不是中国的。他否定了天的作用，不承认家与个人的关系。这既是用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宗教思想的批判，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在《三报论》又说：三业殊体，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这又是纯粹的佛教说法，它肯定了报的必然性。它的是非姑不必论，但是它对祈福和诅咒等传统宗教思想也是公然的挑战。《左传》昭公二十年云：“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这种说法，显然是《三报论》批判的对象。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作好事不一定得好报，作坏事也不一定得恶报。这是屡见不鲜的。司马迁以伯夷、叔齐“积仁絜（洁）行”不免饿死，颜渊好学，“而卒蚤夭”，因而大发牢骚，对天道提出“是邪非邪”的疑问（见《史记·伯夷列传》）。和慧远同时的雕塑家戴逵，也因为自己品德无亏，“行不负于所知，言不伤于物类”，而遭际不幸，“一生艰楚，荼毒备经”，写信向慧远诉苦，表示对果报思想的怀疑（见《广弘明集》卷18）。对此，慧远在《三报论》中予以明确的回答。 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这种说法是纯粹印度式的思惟。按照这种说法，戴逵只考虑今生的苦果，没有考虑前生的恶业。因为“（祸福）倚伏之契，定于在昔”，所以就难免出现“积善之无庆，积不善之无殃”。但是你也不必忧愁，今生作了好事，何忧来世不得好报。慧远把中国的宿命论和佛教的三报结合起来，就初步解决了这种矛盾。 慧远所处的时代，正是大乘般若学派极端得势的时代，对于不少佛教徒来说，性空假有之说已是家喻户晓，对于报应说往往将信将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慧远写了《明报应论》，它的宗旨是针对佛教内部的疑惑而作的回答。 怀疑的人认为，人的形体由地、水、火、风“四大”合成，成为精神的住宅。消灭形体就和破坏地、水、火、风一样，不等于犯杀生之罪，因此不应该进地狱，受报应。对于这种议论，慧远并不立即反驳，而是说：若彼我同得，心无两对，游刃则泯一玄观，交兵则莫逆相遇，伤之岂唯无害于神，固亦无生可杀。..虽功被犹无赏，何罪罚之有邪？ 这段话表面上承认反驳的合理，但是有条件的，不是全面肯定。接着，他就把“无明”、“贪爱”的佛教老调搬出来，解释引起报应的根源。 无明为惑网之渊，贪爱为众累之府。..无明掩其照，故情想凝于外物，贪爱流其性，故四大结而成形。形结则彼我有封，情滞则善恶有主。有封于彼我，则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于善恶，则恋其生而生不绝。于是甘寝大梦，昏于同迷，抱疑长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祸福相袭，恶积而天殃自至，罪成则地狱斯罚。 这些话没有多少新东西，都是佛教的老生常谈。就是说有了无明、贪爱才能四大成形，有了生命，有了彼我的界限，成为善恶的主体。这样就避免不了轮回，不能脱离苦海，就永远脱离不了作坏事受惩罚的地狱。 实际上，慧远是把人分成两类，对于极少数的圣人贤人可以宣传“无生”（超越生死）的境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不妨讲点佛教最基本的道理，使他们改恶从善，懂得广积福德的佛教报应论。 慧远的报应说，对于社会各阶层都起作用，统治阶级可能由于畏惧而有所收敛，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则只能起麻痹作用，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安于现实，而把渺茫的希望，寄于不可知的来世。 庐山教团与佛教的传播慧远的教团中，包括慧远的同学慧永、慧安、慧静、弟弟慧持，及其弟子，这是教团的核心。其弟子之知名者，据汤用彤所考，有慧观（见《高僧传》卷7）、僧济、法安、昙邕、道祖（均见《高僧传）卷6）、僧迁、道流、慧要、昙顺、昙诜（均附见《道祖传》）、僧彻（见《高僧传》卷4）、道汪、道温（均见《高僧传》卷5）、法庄、昙翼（均见《高僧传》卷14）、慧宝、法净、法领（均见《慧远传》）、道秉（见谢灵运《佛影铭序》）、昙恒（见《十八高贤传》）、道敬（见《广弘明集》）等。道祖传又言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余人，《佛祖统纪》卷二六所载庐山僧，别有慧恭等数人，或亦为慧远弟子。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到庐山亲聆慧远的教诲。此外，也有当时的社会名流，如白莲社诸人，他们是教团的外围。 教团中人对于佛教都有很深的造诣，对于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并不株守庐山一隅，而是四出传教。所到之处，都吸引了一些信徒。根据当时情况，他们的活动地区，遍及长江流域。下游的建康、吴郡、会稽，中游的豫章、江陵、新阳，上游的成都，都有他们的足迹。而且，他们是流动地进行传教，这样就可以使信徒不断增加。 建康是东晋的首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佛教中心。道安的师弟法汰，从襄阳来到这里传教，得到简文帝的敬重，名声远布，讲经之日，听经者有僧侣、有士人，有一般老百姓，“三吴负袠至者千数”，领军王洽、东亭王珣、太傅谢安，都对他非常崇拜。（见《高僧传》卷五本传）后来慧持、道温、慧观、道祖、法庄，先后到建康传教。慧持善文史，巧才制，遍受群经，受到王珣的器重。道祖在瓦官寺讲经，桓玄每诣观听，认为他“愈于远公，但儒博不逮耳”。慧观“妙善佛理，探究老庄，又精通十诵，博采诸部，故求法问道者日不空筵。”他和刘裕、刘义隆夙有渊源，又和王僧达、何尚之有来往。法庄十岁出家，为慧远弟子，晚游关中，从叡公禀学，宋文帝元嘉中到建康，他擅长《大涅槃》、《法华》、《净名》等经。道祖本为吴人，在台寺出家，后来到庐山从慧远学习，在建康住了一个时期，桓玄欲使沙门礼拜王者，他就辞归吴下。他和同门道流合撰《诸经目》一书。 会稽是浙东重镇，佛法很盛。昙翼依慧远修学，晚适关中，又以罗什为师，经律数论并皆参涉，又诵《法华》一部，后来回到会稽秦望山，建法华精舍，得到会稽太守孔f 和富春人陈载的赞助。僧敬是王羲之的曾孙，先从慧远剃度，又肄业华右，“罗什既亡，远公沈世”之后，他归隐若耶山。他的情况与昙翼类似，大约也曾师事罗什。事迹详见张畅《若耶山敬法师诔》。（见《广弘明集》卷26） 江陵是荆州首府，长江中游的政治中心、佛教重镇。道安的师弟法汰赴建康途中曾在这里暂停，得到刺史桓温的照料。虽然行色匆匆，但他得知沙门道恒的心无义大行荆土时，立即组织大型讨论会，大集名僧进行讨论，连续论辩了两天，终于被他驳倒。心无之义，由此而息。慧观是慧远弟子，后又入关从罗什学习。昙顺本黄龙（今辽宁朝阳）人，少受业什公，后还师（慧）远。他们都受学于当时的两位佛学大师。慧观的学风是访核异同，详辩新旧，富于研究精神。他写了《法华宗要序》给罗什看，罗什说，“善男子所论甚快”，对他非常赏识，劝他到江汉之间，以弘通为务。罗什死后，他来到荆州，得到刺史司马休之的支持，在荆州建立高悝寺，宣扬佛教，据说“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文中所说的邪，大约指的是五斗米道。昙顺本在庐山，南蛮校尉刘遵，于江陵立竹林寺从慧远请人主持，慧远就把他派去了。僧彻从慧远受业，遍学众经，尤精般若。二十四岁时，慧远令他讲小品般若，时辈未之许，但他登座之后，讲得头头是道，由是门人推服。慧远死后，他南游荆州，彭城王刘义康、仪同萧思话，都从他受戒。昙邕是前秦的武将，淝水战后从道安出家，道安死后他到庐山，事慧远为师，“内外经书，多所综涉”，为了佛教事业不辞辛苦，他为慧远入关，致书罗什，凡为使命十有余年，有专对的才能。慧远死后，他来到荆州，卒于竹林寺。 慧远弟子的传教，对于偏僻地区也不放过。晋义熙中，新阳县（今湖南宁乡）老虎为灾，咬死上百人。慧远弟子法安利用这个机会，到新阳县大社树下神座附近，“通夜坐禅”，据说他“为（虎）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这事的真假姑不必论，总之，是老虎没有吃他。从此县里的“士庶”都信奉他，拆了神庙，改建佛寺，请他主持，同时“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有了寺院，有了田园，当然要有许多人出家，许多人种地，也要有许多檀越供养，这都不在话下。 庐山附近，是慧远教团布教的重点。慧持从建康回来以后，豫章太守范宁请他讲《法华》、《毗昙》，听讲的人很多，出现“四方云聚，千里遥集”的盛况。当时朝中名流王珣给范宁来书问“远公、持公孰愈？”范答书云：“诚为贤兄贤弟也。”兗州刺史王恭给沙门僧俭写信，问“远、持兄弟至德何如？”检答曰：“远、持兄弟也。绰绰然，信有道风矣。”鸠摩罗什也“遥相饮敬，致书通好，结为善友。”但是，慧远教团的传教活动，实不以大城镇为限，他们也注意小的城镇。僧济于晋太元中入庐山，从远公受学，通习大小诸经及世典书数，刚至三十岁，“便出邑开讲，历当元匠”，就是担当讲经的主角。慧远也经常和他说：“共吾弘佛法者尔其人乎？”《高僧传》中这项记录虽然不多，但是教团的弘法活动，决不限于上层，却是显而易见的。 巴蜀地区地处长江中上游，而且和吐谷浑毗连，是当时西域交通要路河南道必经之地。慧远教团对此也不放过。慧持听说成都地沃民丰，立志到那里传教，顺便也想观瞻峨嵋胜景，遂于晋隆安三年（399）与慧远告辞，慧远苦留不住，兄弟挥泪而别。途经荆州，刺史殷仲堪礼遇欣重，桓玄时在荆州，尤叹是今古无比，大欲结欢。尽管殷、桓二人苦欲留之，他终于留书告别，走到成都。他在龙渊精舍，“大弘佛法”，他的信徒大有人在。刺史毛璩，对之非常崇拜。当地的高僧惠岩、僧恭等，也望风推服。谯纵起兵占据巴蜀地区，杀死刺史毛璩，又杀掉与毛璩有关系的惠岩，气势非常嚣张。慧持也到陴县寺院中避难，谯纵的从子谯道福，领着兵马到陴县，闯到庙里，人马身上都有血迹，吓得许多和尚纷纷逃跑。慧持正在房前盥洗，神色不变。谯道福一直走到他的身边，观看动静。慧持“弹指漉水，淡然自若”，态度非常冷静。道福也感到惭愧，出了寺门对他的左右说，“大人故与众异”。乱事平静以后，他又回到龙渊寺，从事传教活动，老而愈笃。后来，他把在“东间”（指庐山）经籍，交付弟子道泓。“西间”（指成都）法典交给弟子昙兰，前者业行清敏，后者神悟天发，都能够继承他的事业。 慧远教团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不少人。慧皎在道祖传中说：“又有弟子昙顺、昙诜，并义学致誉。顺..蔬食有德行。..诜亦清雅有风则。注维摩及著穷通论等。又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有余人，或义解深明，或匡拯众事，或戒行清高，或禅思深入，并振名当世，传业于今。” 综观慧远教团中人物，所以受后人崇敬，历久不衰，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除了精研佛理之外，教团中人对于儒家经典老庄哲学也往往有甚深的造诣。不但能够理解各种典籍的精义，而且不少人能够形于文字，著书立说，或形于歌咏。僧彻传称，“又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尝至山南扳松而啸。”这些人和当时的文士相较，可以说没有什么逊色。教团当中又有科学家。如慧远弟子慧要，亦解经律而尤长巧思。“山中无漏刻，乃于泉水中立十二叶芙蓉，因流波转，以定十二时，晷影无差焉。”这是利用水力创制的计时工具，在日晷和铜壶滴漏之外别具一格。“亦尝作木鸢飞数百步”，这又是近世飞机的先驱。墨子曾经作过，王莽时又有人作过，至此而三。可惜都没有保留下来。 慧远教团中人，在《高僧传》中多数列于义解，只有少数列于兴福。说明他们长于习禅讲经。魏晋以来的清谈，从玄学开始，以佛教结束。慧远及其弟子在这方面也不落后，这也是他们受人崇敬的原因之一。 但是，他们决没有忘记广大的下层群众。白莲社的结成，广泛宣传念佛超生，实际上是向广大人民发售廉价的天国门票，这一点绝对不应该忽视。结语一、慧远是一位具有高度传统文化修养，又精通佛教的一代宗师。他通过玄学儒道钻研般若思想，然后又用佛教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学思想，他调和佛教和儒家名教思想的矛盾，宣传形尽神不灭，创立念佛结社，为佛教的中国化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相当深远。 二、慧远以庐山为中心，和国内外有关方面广泛取得联系，利用其在佛教中的地位，积极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援。他超然物外，从不陷入政治旋涡，但又决不脱离政治。他利用当时地方势力强大，中央实力微弱的时机，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创造条件，扩大影响，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沙门不礼王者的主张，即为其集中表现。 三、慧远继承了道安的衣钵，在般若学、毗昙学、禅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进一步的提高，对于关中佛教的引进也不遗余力。为佛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慧远自己博学能文，长于辩论。他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素养精娴佛理的接班人；又随时接触东来的西域高僧，如佛陀跋多罗之流，使之从事译经、传教，加深对佛教的理解与体会，同时也利用沙汰僧众的机会，使佛教的队伍更为纯洁，并且设法扩大信徒的来源，接纳真正的信徒。在佛教事业的发展上，慧远从多方面进行了努力。 五、慧远的佛教活动及其哲学思想的出现，与东晋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情况是分不开的。没有社会的动乱，佛教事业就没有活动的温床，没有中央政权势力的微弱，就不会出现沙门不礼王者的主张，没有玄学的高度发展，就不会有般若学的昌盛。这一切都深刻地带着时代的烙印。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时代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在评价宗教家慧远其人时更不要忘记宗教的消极作用。 第三节法显晋宋时期佛教发展情况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法显时代，已经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小乘和大乘都传进来了。从时间先后来看，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鸠摩罗什时，大乘之学极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到了东晋，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了。从政治形势来看，此时中华大地已经分为南北两区。西晋亡于建兴四年（316），次年晋元帝即位，是东晋的开始。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崇佛更为突出。在南方，则是所谓“衣冠南渡”，北方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为了躲避异族压迫，纷纷南逃。这些人，包括一些国王在内，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总之，南北两方都对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立定了脚跟。 从佛教内部来看，也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据唐法琳《辩正论》的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574—580 页）其次，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僧尼数目与日俱增。再次，名僧辈出，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最后，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许多高僧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并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区，跨越政治分界。 佛教虽然已经有了坚牢的基础，但是究其实际却是送进来的成份多，而取进来的成份少。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前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在搜寻经典中，一般说来，也不是漫无边际地乱搜一气，而是有目的、有重点的。最突出的重点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了解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就会认为，这样做有其必然性。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僧尼人数日增，僧伽已经形成，这就产生了一个寺院管理问题。人数少了，只需约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运行。人数一多，就需要比较详备的条例。我举道安作一个例子。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说：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见《大正新修大藏经》，此后缩为50，352c） 可见道安门下和尚之多。《道安传》接着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50，353b） 可见道安也感到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还是非常简略的。 同印度那些律比较起来，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法显的生平和活动只有了解了上述的背景，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法显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这一次求法的重要意义。我现在先谈法显的生平。记录法显生平的典籍相当多，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种：（一）《法显传》，法显撰述。 （二）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 （三）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三《法显传》。 （四）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 （五）唐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 （六）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 （七）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 （八）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 （九）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 我的办法不是根据上列的典籍叙述法显的一生，而是从中选出一个最古的本子，分段照录其原文，然后同其他的本子对勘比较，解决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作一些必要的注释。我没有选《法显传》，因为它只讲西行求法，没有讲法显的一生。我选的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关于法显的一段。在确定法显在西域、印度、南海等地的年代时，我参考了《法显传》，因为这一本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它详细记录了每年的“夏坐”，为其他僧人游记所无。 一、幼年时期《祐录》原文：释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也。法显三兄并龆龀而亡，其父惧祸及之，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信宿便差，不复肯归。母欲见之不能得，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十岁遭父忧，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逼使还俗。显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顷之母丧，至性过人，葬事既毕，仍即还寺。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君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故相语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洁，仪轨整肃。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加以解释。首先是他的籍贯。《祐录》、《高僧传》、《古今译经图纪》、《开元录》等书都说他是平阳武阳人。《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则只说是“平阳沙门”。按当时只有平阳县，而无武阳县，后者的说法是正确的。平阳县城故址在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页2） 第二是他的生年。《祐录》没有说，其他书亦然。我们只能根据目前能掌握的资料加以推断。法显生年大概是公元342 年，壬寅，晋咸康八年。（参阅章巽同上书，页1—2） 第三关于“三岁便度为沙弥”的问题。小孩子常生病送入空门以求长寿的事情，屡见于中国载籍。法显时代竟已经如此。可见此时佛教已经深入人心了。 第四关于法显和同学刈稻的问题。在印度，佛教并不提倡僧人劳动。直到今天，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小乘国家的僧侣仍然靠乞食度日。在中国法显时代，寺院经济早已形成，寺院多有田地，除了靠雇工耕种外，小和尚也参加劳动。住持等大和尚是地主阶级，是不参加劳动的。《道安传》中也有劳动的记载。 二、西行求法的目的。 《祐录》原文：常慨经律舛缺，誓志寻求。 《高僧传》完全抄《祐录》原文。这里虽然经律并提，然而重点在律。 《古今译经图纪》也抄录了《祐录》原文，《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亦然。《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有另外一个提法：“求晋所无众经律论”。这提法太空泛，没有说到点子上。法显自己的话当然最有权威性。《法显传》第一句话就是：“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这里只提律藏，没有提经论。他在印度巴连弗邑，又写道：“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可见他是念念不忘戒律的。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潮流。同法显差不多同时的弗若多罗专精律部，来华后受到欢迎。在《梁高僧传》卷二《弗若多罗传》中就有这样的话：“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 50，333a；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页580—582）法显之所以万里投荒，其目的就是要寻求印度佛教戒律，以济中国佛教之穷。 三、出发时间。 《祐录》原文：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 晋隆安三年相当于公元399 年，后秦弘始元年。《法显传》作“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今传世各本《法显传》皆作“弘始二年”，乃弘始元年之误。《高僧传》卷三、《历代三宝记》卷七、《大唐内典录》卷三、《古今译经图纪》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三，皆作“东晋隆安三年”，是正确的。此时道安已经死去十余年，罗什到长安二年。 四、西域行程。 《祐录》原文：西度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种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仍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云：“吾其死矣，卿可时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号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至北天竺。同《法显传》比较起来，这里的记述简略多了。在我上面列举的有关法显生平的九种书中，其他七种都可以归入简略一类，有的同《祐录》差不多，有的比它还要简略，都不及《法显传》之详审。我现在根据《法显传》补充法显在西域的活动。 法显离开长安，度陇，到了乾归国。乾归国指的是西秦乞伏乾归的都城金城，在今甘肃兰州市西。他在这里“夏坐”。所谓“夏坐”指的是印度佛教和尚每年雨季在寺庙里安居三个月。这是法显离开长安后第一次夏坐，时间是399 年。夏坐完毕，他又前进至耨檀国，是南凉的都城，可能即今青海西宁市。从这里度养栖山至张掖镇。又在这里夏坐，这是400 年的夏坐。从这里走到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祐录》讲的也就是这个沙河，指的是自敦煌西至鄯善国间的大沙漠。过了沙河，来到了鄯善国，即古楼兰国，在今新疆若羌县。住此一月日，复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国，即《汉书·西域传》之焉耆国，今新疆焉耆。在这里住二月余日，蒙苻公孙供给，得以前进。又经过一段沙漠，“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到了于阗，相当于今天新疆和阗县。这里“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法显在这里停三月日，看了行像。既过四月行像，法显等进向子合国，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国，相当于今新疆叶城县。留此十五日，南行四日，入葱岭山，在于麾国安居。于麾国可能在今叶尔羌河中上游一带。这是法显的第三次夏坐（安居），时间是401 年。安居后，行二十五日，到竭义国。竭义国穷在何处，为研究《法显传》的一大难题。（请参阅章巽前引书21—22 页）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认为竭义国即疏勒国。法显等在这里看到了五年大会。他们看了佛唾壶。此国当葱岭之中。“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留、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这里有竹子和甘蔗，值得注意。法显等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 五、在印度的活动。 《祐录》原文：未至王舍城三十余里，有一寺，逼暮仍停。明旦，显欲诣耆阇崛山。寺僧谏曰：“路甚艰险，且多黑师子，亟经噉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宁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中，日将曛夕，遂欲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汝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去。”师子良久乃去。明晨还反，路穷幽深，榛木荒梗，禽兽交横，正有一径通行而已。未至里余，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气俊远。虽觉其韵高，而不悟是神人。须臾前进，逢一年少道人。显问：“向逢一老道人，是谁耶！”答曰：“头陀弟子大迦叶也。”显方惋慨良久。既至山前，有一大石横塞室口，遂不得入。显乃流涕致敬而去。又至迦施国，精舍里有白耳龙，与众僧约，令国内丰熟，皆有信效。沙门为起龙舍，并设福食。每至夏坐讫日，龙辄化作一小虵，两耳悉白。众咸识是龙，以铜盂盛酪置于其中，从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辄一出，显亦亲见此龙。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毘昙心》、《綖经》、《方等泥洹》等经。显留三年，学梵书梵语，躬自书写。《祐录》篇幅比较大。《高僧传》基本上抄《祐录》，间或加上几句自己的话。对法显在印度的活动记述得都很不够。其他书更是异常简短。在印度的活动是法显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法显传》主要篇幅写的都是印度。我现在先根据《法显传》对《祐录》作一些必要的补充，然后再对一些重要问题加以阐述。 到了北天竺，法显第一个到的国家是陀历，相当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达丽尔（Darel）。这里和尚都是小乘。有一个木雕的弥勒像，同佛教传入中亚和中国有联系。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也记载了这一件事。 度河到了乌苌国，故址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这里的和尚信奉小乘，有佛的足迹。法显在这里夏坐，是公元402 年。 夏坐后，南下，到了宿呵多国，相当于今斯瓦脱河两岸地区。这里有如来佛割肉贸鸽处，信徒起塔纪念。 从此东下，走了五天，到了犍陀卫国，其故地在今斯瓦脱河注入喀布尔河附近地带。国人多小乘学。有佛以眼施人的遗迹。是古代阿育王子法益统治之处。 自此东行七日，到了竺刹尸罗国，相当于今巴基斯坦北部拉瓦尔品第西北的沙汉台里地区。佛为菩萨时，在这里以头施人，投身饲虎，这两处都起了大塔。 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到了弗楼沙国，故址在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公元一二世纪的贵霜王迦腻邑迦曾统治此地。这里有大塔，有佛钵。 西行十六由延，到了那竭国界醯罗城。由延，印度长度名。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的说法，是“圣王一日单行”。但是并不固定，有四十里、三十里、十六里等说。醯罗城，今贾拉拉巴德城南之醯达村。这里有如来佛顶骨精舍。这个精舍名声广被，《洛阳伽蓝记》、《大唐西域记》卷二等都有记载。从此北行一由延，来到那揭国城，故址在今贾拉拉巴德城西。这里有菩萨以五茎花供养定光佛处。城中还有佛齿塔。城东北有佛锡杖精舍。城南有佛留影处。 法显等在这里住了冬天三个月，然后南度小雪山，慧景病死。这件事《祐录》有记载。但是有一件事颇值得注意。《祐录》认为从此进入北天竺；但是《法显传》却认为，到了陀历国，已进入北天竺。 过岭以后，南到罗夷国。有三千和尚，大小乘都有。法显在这里夏坐，这是他西行后第五年，公元403 年。 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国，今巴基斯坦北部之邦努（Bannu）。这里有三千小乘僧。 从此东行三日，复渡新头河，到了毗荼，今旁遮普。佛法兴盛，大小乘都有。 从此东南行，经过了很多寺院，进入了中天竺。先到摩头罗国，即今印度北方邦之马土腊。遥捕那河流经此处，即今之朱木拿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 从这以南，名为中国。法显在这里写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记载，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从此东南行十八由延，到了僧伽拖国，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之劫比他。至于相当于今天什么地方，学者间意见有分歧，总之是在今北方邦西部。此地佛教遗迹颇多，有佛上忉利天为母亲说法处。下来时，地上化出三道宝阶，后来又没于地，余有七级现，阿育王于其上起精舍。佛在天上受天食，身作天香，于此处沐浴，浴室犹在。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塔。此处有僧尼千人，杂大小乘学。这里有一个白耳龙。《祐录》也记载了这一件事，称之为迦施国，但是次序有些混乱。寺北五十由延有火境寺。别有佛塔，鬼神常来洒扫，不须人工。有一僧伽蓝，可六七百僧。法显住龙精舍夏坐，这是他西行第六年的夏坐，时为公元404 年。 夏坐完毕，东南行七由延，到了罽饶夷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五之羯若鞠阇国曲女城，今之北方邦卡瑙季城。有二僧伽蓝，尽小乘学。 从此东南行十由延，到了沙祇大国，即今北方邦中部之阿约底。有佛嚼杨枝长出来的大树。 从此北行八由延，到了拘萨罗国舍卫城，今北方邦北部腊普提河南岸之沙海脱—马海脱。这里佛教遗迹很多：有大爱道故精舍、须达长者井壁、鸯掘魔得道、般泥洹、烧身处。出城南门千二百步，有须达精舍，即所谓祇洹精舍。这里有牛头栴檀佛像。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精舍东北六七里，有毗舍佉母精舍。祇洹精舍大院落有二门，一东向，一北向，这里就是须达长者布金满园买地之处。出东门，北行七十步，有外道女伪装怀孕谤佛处，又有调达生入地狱处。道东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只能世尊精舍影映外道寺，而外道寺则决不能影映精舍。绕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蓝，除一处外，都住有和尚。在中国有九十六种外道，各有徒众。《法显传》在这里有几句话：“调达亦有众在，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佛灭度后一千多年，似乎已经被他打倒在地的对手调达（提婆达多）居然还有徒众，不能不说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城西五十里，有一邑，名都维，有迦叶如来遗迹。东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邑，有拘楼秦佛遗迹。从此北行，不到一由延，有拘那舍牟尼佛遗迹。从此东行，不到一由延，到了迦维罗卫城，即《大唐西域记》卷六之劫比罗伐窣堵国，在今尼泊尔境内，与印度北方邦毗邻。这里是释迦牟尼诞生之地，古迹特多。佛传中少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在这里留有痕迹。城东五十里有王园论民， 佛就在这里降生。论民在今尼泊尔境内腊明地（Rummindei）。法显到的时候，此城已空荒颓败，白象、狮子横行。 从佛生处东行五由延，到了蓝莫国，今尼泊尔达马里附近。这里有蓝莫塔，荒芜已久，原来没有僧人，群象以鼻取水洒地，折花供养。后来有道人还作沙弥，至今仍以沙弥为寺主。从此东行三由延，有太子遣还车匿塔。再东行四由延，有炭塔。 复东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即《大唐西域记》卷六之拘广那揭罗国。此城故址何在，学者意见分歧。很可能即在今尼泊尔南境小腊普提河和干达克河合流处之南。（参阅章巽前引书，89—91 页）城北双树间，希连河边，是世尊般涅槃处。因而在佛教史上成为著名胜地。 从此东南行十二由延，到了诸犁车欲逐佛般泥洹处。 自此东行五由延，到毗舍离国，即《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吠舍厘国，都城故址在今比哈尔邦北部木札法普尔地区之比沙尔。这里如来佛遗迹也特别多。有佛住处、阿难半身塔、庵婆罗女为佛起的塔，有庵婆罗园，有放弓仗塔，有毗舍离结集或七百结集的塔。 从此东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有阿难般涅槃塔。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即《大唐西域记》卷八、卷九之摩揭陀国，今比哈尔邦之巴特那。这里有一个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沃私婆迷，为国王所敬奉。据《祐录》卷十五《智猛传》智猛在法显后不久也来到华氏城，即巴连弗邑，在这里遇到一个“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宗，从他家里得到《泥洹》胡本一部，又寻得《摩诃僧祇律》一部及余经。罗沃私婆迷与罗阅宗是一个人。巴连弗邑是该国最大的城，人民富盛，每年行像，倾城参与。这里原是阿育王都城，他的遗迹很多。 从此东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头有石室。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有塔。 从此西行一由延，至王舍新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九之易罗阇姞利呬城，故址在今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西南的腊季吉尔。出城南四里，入谷到了■沙王旧城。这里有不少佛教遗迹。再入谷，搏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阇崛山，这就是有名的灵鹫峰。下面就接上了《祐录》。 以上是根据《法显传》对《祐录》的补充。补充得这样多，可见《祐录》记载不够全面。《祐录》还有一个特点：一进北天竺，就讲王舍城，紧接着又是耆阇崛山，法显在这里见到了如来大弟子大迦叶。但是在《法显传》中，这件事不是发生在耆阇崛山，而是在鸡足山。这件事下面再谈。现在仍根据《法显传》补上《祐录》所缺部分。 出旧城北行三百余步，到了迦兰陀竹园精舍。这里还有不少佛教遗址。 佛教史上著名的五百结集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从此西行回由延，到了伽耶城，今比哈尔邦之伽雅城。这是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圣地，因为这里是释迦牟尼成道之处。佛传上讲到的那一些与如来成道有关的地方，都在伽耶城，比如六年苦行处、村女奉佛乳糜处、静坐的石窟等等。如来坐于其下悟道的贝多树，也就是所谓的菩提树，当然也在这里。阿育王作地狱，残酷杀人，后又悔过，敬信三宝，经常来贝多树下礼佛。从此南行三里，到一山，名鸡足，大迦叶今在此山中住。《祐录》在这里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法显遇到大迦叶的情景，见上面《祐录》原文，兹不赘。 在这里有必要讲一讲与大迦叶有关的这个传说的意义。大迦叶是如来佛大弟子，可能实有其人。他生活在公元前六、五世纪，为什么要住在鸡足山洞窟内能够同一千年后公元五世纪初的法显见面而又再隐入山内还要住下去呢？这只能从印度佛教的发展方面来加以解释。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上，佛教自己宣称，有朝一日，它也会消亡的，还没有一个未来佛的想法。后来随着教义的发展，想法逐渐改变，开始有了三世诸佛的说法，有了未来佛的想法。未来佛就是弥勒。弥勒，大小乘都有，小乘只不过是滥觞；到了大乘才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弥勒信仰曾广泛流行于印度、中亚；在中国新疆和内地也同样盛行。今天寺庙中那一个大肚子佛就是弥勒。《祐录》绘形绘色描绘法显遇到大迦叶的情景，但是《法显传》却讲得不那么清楚。在这两处都没有讲到弥勒。可是大迦叶之所以住在鸡足山中却与弥勒有关。这种关系始于何时，还不清楚。不过佛教典籍确实明确讲到过。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五（ 49，170 bc）；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三（ 49，496 c —497a）；明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一（ 49，952bc），等等，都记载了这个传说。这些都是中国僧人的撰述，当然是根据印度佛典的。印度佛典记述这个传说的也不少，我举一个例子。西晋（265—317）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四《摩诃迦叶涅槃因缘》（ 50，114a—116b）写道：于是尊者迦叶至鸡脚山三岳中，坐草敷上，加趺而坐，作是念言：“我今此身著佛所与粪扫衣，自持己钵，乃至弥勒令不朽坏，使弥勒弟子皆见我身而生厌恶。”..弥勒出时，当将徒众九十六亿至此山上见于迦叶。 可见至迟在公元三四世纪，有关大迦叶住鸡足山中等候未来佛弥勒的传说，在印度已经流行了。为什么晚起的未来佛弥勒的传说一定要同释迦牟尼的大弟子大迦叶联系在一起呢？原因可能是，印度佛教从比较早的时候起就有了在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的传说。我认为，这个传说隐含着佛教长存的想法，是对最早的佛教也要消亡说的纠正或者发展。这在佛教史上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公案。《法显传》和《祐录》都记载了这一件事，自有其重要性的。 下面接着谈法显的行踪。 法显又回到巴连弗邑。顺恒水西下十由延，到了旷野精舍。复顺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了迦尸国波罗■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婆罗■斯，今印度北方邦之瓦拉纳西，《祐录》称之为迦施国。这里佛教遗迹也很多。有名的仙人鹿野苑精舍，是佛初转法轮的地方，就在这里。此外还有弥勒受记处，翳罗钵龙精舍，《祐录》中的白耳龙就是这一条龙。 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到拘晱弥国，即《大唐西域记》卷五之■赏弥，今北方邦南部阿拉哈巴德西南之柯散（Kosm）。 《祐录》中的“后至中天竺”，疑有误，法显所有的上述活动都在中天竺，用不着“后至”了。 从此南行二百由延，有达嚫国，即平常所谓南■萨罗国，相当今印度中都马哈纳迪河及哥达瓦里河上游一带地区。这里有伽叶佛僧伽蓝。但是，此国道路艰难，法显没有能亲身去，只是听本地人说到，故记入《法显传》中。法显又回到巴连弗邑，亲自抄写戒律。因为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不得不躬亲抄写了。他在这里住了三年，按时间推算应该是法显西行后的第七年——第九年，即义熙元年——三年（405—407）。 顺恒水东下十八由延，有瞻波大国，今比哈尔邦东部巴格耳普尔略西不远处。 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是海口，即《大唐西域记》卷十之耽摩栗底国，其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西南之坦姆拉克（Tamluk）。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写经及画像。此当为义熙四年及五年（408、409）。法显在印度的活动到此结束。 六、在师子国。 《祐录》原文：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常怀悲慨，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本，并汉土所无。《高僧传》完全抄《祐录》原文。《法显传》比较详细，其他几种书都很简略。我现在根据《法显传》作一些补充。师子国，《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称之为僧迦罗国，一意译，一音译，即今之斯里兰卡。据说这里原来没有人，后来商人贪图这里的宝石，于是遂成大国。这里有纪念佛来此化恶龙的大塔。有无畏山僧伽蓝，法显见故国白扇而流泪就在这座寺院里。有前王从印度中国取来的贝多树，有声名远扬的佛牙。在无畏精舍东四十里，有跋提精舍，有二千和尚。城南七里有摩诃毗诃罗精舍，和尚三千人。这里的国王笃信佛法，因此佛教非常兴盛。法显在这里听到天竺道人诵经，内容讲的是佛钵。他想写这一部经，但是道人说，只是口诵，因此没有能写成。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当为义熙六年及七年（410、411）。 七、浮海东还。 《祐录》原文：既而附商人大舶还东，舶有二百许人。值大暴风，舶坏入水，众人惶怖，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商人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大风昼夜十三日，吹舶至岛下，治舶竟前，时阴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风而已。若值伏石及贼，万无一全。行九十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日，复随他商侣东趣广州。举帆月余日，中夜忽遇大风，举舶震惧。众共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一众俱亡。”欲推弃之。法显檀越厉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g 俛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法显就是这样又回到了祖国。《祐录》记载已极细致生动，《法显传》也不过如此，用不着再作什么补充了。八、回国后的译经活动和卒年。 《祐录》原文：即乘小舶入浦寻村，遇猎者二人，显问：“此何地耶？”猎人曰：“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时刺史请留过久，显曰：“贫道投身于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六卷泥洹》、《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綖经》、《杂阿毗昙心》，未及译者，垂有百万言。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杨都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异。扬州共传，咸称神妙。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众咸恸惜。其所闻见风俗，别有传记。《高僧传》几乎完全抄《祐录》。《法显传》比《祐录》详细，再根据它作一点补充。上岸以后，商人又乘船还向扬州。法显受到了李嶷的款待以后，由陆路南下，道过彭城，受青兖刺史刘道怜之请，住了一冬一夏，在这里夏坐，时间是义熙九年（413）。关于这个问题，足立喜六（见前引书，291 页）认为，法显随商人航海南至扬州。汤用彤（见所著《往日杂稿》26—30 页；参阅章巽前引书，175 页）不同意足立喜六意见。 法显本来想到长安去，未果，便转向建康（今南京），在这里翻译佛经。除了上面《祐录》中提到的那些佛经外，还写了一部《法显传》（此书名称繁多，参阅章巽前引书，13—24 页）。后来死在荆州新寺。年龄《祐录》说是八十二，《高僧传》为八十六。 结语上面简略地叙述了法显一生的活动情况。在这个结语里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第二个是《法显传》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 一、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上面已经谈过，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法显时代，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 根据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统计，西行求法活动自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为最盛。这时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见《高僧传》卷四；于法兰，见同上书、卷；竺佛念，见《高僧传》卷一；慧常、进行、慧辩、见道安；《合光赞放光随略解》；慧叡，见《高僧传》卷七；支法领、法净，见《高僧传》卷六《慧远传》；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慧简、僧绍、僧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见《法显传》、《祐录》卷十五《法显传》、《智严传》、《宝云传》；昙学、威德等八人，见《祐录》卷九；僧纯、昙充、道曼，见《祐录》卷十一；智猛与昙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法勇、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沮渠京声；道泰；法盛共师友二十九人，见《名僧传抄》；僧表，见同上书；法维；道普。 在所有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这里所谓“突出”，归纳起来约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法显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远。 在法显以前，在汉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张骞和甘英，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到的地方很远，很远；但是法显到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到过。这一点《高僧传》、《法显传》和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三都指出：“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见50，337c 和55，507c）这对于中国人民对外开阔视野、认识外国，当然会有极大的帮助。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法显真正到了印度。 既然西行寻求正法，其最终目的地当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显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几乎没有。汤用彤先生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380 页）这件事情本身意义就很重要。法显以后，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逐渐多起来了。 （三）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起了作用。 法显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寻求戒律。他经过了千辛万苦，确实寻到了，其中最重要是《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归国后，他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法显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对于中国当时的僧伽来说，宛如及时的春雨，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四）法显对大乘教义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了作用。 我们认为，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述：用越来越少的努力（劳动）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人类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这并不完全来自阶级压迫，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事实。只简单地说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一般人的解决办法是创造和相信这一种或那一种宗教。在宗教的最初发展阶段上，满足宗教需要必须费很大的力量，付出很大的劳动。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这里，宗教就施展出自己固有的本能适应性。在不影响满足宗教需要的情况下，竭力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专就印度佛教而论，由小乘向大乘的过渡就是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顿悟学说的兴起，其背后也是这个规律。小乘讲渐悟，讲个人努力，也并不答应每个人都能成佛，换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每个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个人努力。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去成佛，生产力必然受到破坏，社会就不能存在。这是绝对不行的。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讲虔诚信仰，只需虔心供养，口宣佛号，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轻松惬意！这样既然满足宗教需要，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凭借了这种适应性，终于得到了发展。 但是提倡顿悟学说是并不容易的。首倡者为竺道生。在他之前，可能已有这种思想的萌芽，集大成者是竺道生。他那“一阐提皆有佛性”是非常著名的论断。“一阐提”是梵文icchantika 的音译，意思是“十恶不赦的恶人”。连这种人都有佛性，其余的人就不必说了。法显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他从印度带回来并且翻译了的《六卷泥洹》中就隐含着“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的思想。（见《祐录》此书的《出经后记》）道生倡顿悟义，不知始自何年。据《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 50，366c，《祐录》文字稍异， 55，111a） 这里明说，竺道生受到了法显《六卷泥洹》的影响。此说一出，守旧的和尚群起而攻之，他们都认为道生之说为异端邪说。不久，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槃经》，其中果有此说（见12，393b），于是众僧咸服。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列了法显在中国佛教史的突出地位。可能还有别的方面，这里不再讨论了。 二、《法显传》在世界上的影响。 法显的功绩主要在于取经和翻译。他携归和翻译的经历代经录都有著录，请参阅《祐录》卷二以及其他经录，这里不再胪列。但是他写的《法显传》对于世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的翻译对于中国的影响。《法显传》在历代著录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如《佛游天竺记》、《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释法明游天竺记》、《法明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记》等等，名称固繁，版本亦多（请参阅章巽前引书，页13—24）。《法显传》在国际上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的外文译本之多上。根据章巽的统计（见同上书，页30），共有英译本三，译者为Samuel Beal（1869）、James Legge（1886）和H.A.Giles（1923）；日译本三，译者为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1935）、《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研究》（1940）和长泽和俊（1970）。既然有了这样多的译本，那就必然有相应多的影响。在这里专门谈一谈《法显传》对印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过。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关于《法显传》对印度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兹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印度学者高善必是优秀的数学家，同时又是最优秀的史学家。他在印度古代史方面著述宏富，而且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历史问题，时有石破天惊之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的代表作是《印度史研究导论》（An Introductionto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Bombay，1956）。本书第九章讨论的主题是“自上而下的封建主义”。讲到早期封建制的发展时，他引用了《法显传》关于中天竺的一段文字：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酤及估酒者。贸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猪师卖肉耳。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这一段文字异常重要，它把印度公元400 年左右在笈多王朝月护二世（超日王）统治下的中国描绘得具体而生动。高善必根据这一段文字做了如下的分析。官吏们还没有得到封建权利和权力。中国以外的土地一定要缴纳租税的，一般是收获粮食的六分之一。大概是这个帝国中心地带受到的特别优惠，赋税比较少。在农村中一定有酿酒人和负贩。农民可以来去自由，表明没有农奴制。至于供给僧众田宅、园圃、民户、牛犊等东西，怎样解释？还是一个问题。外文翻译者各有各的理解。从标准的土地馈赠来判断，馈赠的只是收租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见上引书，页278—279）。 除了高善必以外，所有研究印度古代史特别是笈多王朝时代的历史的学者，不管是印度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没有一个不引用《法显传》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印度史学家Lalmani Joshi 的《印度佛教文化之研究》（Studiesin the Buddhistic Culture ofIndia ，Motilal Banarsidass ， Delhi ，Varanasi，patna，secondrevesed ed.1977）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书。著者在本书中许多地方都引用了《法显传》。比如，在页13 和页258 讲到弥勒崇拜和乌苌国的首都时，都引用此书关于陀历国的记载。在页298—299 讲到佛教在印度衰微时，引用此书关于摩头罗国的记载：“有遥捕那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佛法转盛。”他又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关于秣菟罗国的记载：“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同一个地方，相隔几百年之后，伽蓝的数目没有变，僧人却减少了一千人，衰微的情况清晰可见。这样的例子，著者还举了一些。从上面几个简略的例子里可以看出，《法显传》对研究印度中世纪佛教，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还想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印度当代著名的史学家R.S.Sharma 的《古代印度的首陀罗》（Sudras in Ancient India，Motilal Banarsidass，1958）这是一部颇为著名的书，得到印度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赞誉。在本书第七章讲农民阶级与宗教权利时，著者在四处引用了《法显传》，都是上面高善必引用的那一段。页286，引用“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页290—291，引用“旃荼罗潜入城市，则击木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第二个例子是Bardwell L. Smith Essays on Gupta Culture（《笈多文化论集》MotilalBanar-sidass，1983）。这是一部论文集，著者不是一个人，讨论的题目也不尽相同。其中有几篇文章引用了《法显传》。页7，A.L.Basham 在序言中讲到旃荼罗入城市击木自异的情况。页38，A.K.Narain 在《古代印度特别是笈多时期的宗教政策和宽容》这一篇论文中，引用了《法显传》来说明当时佛教兴隆的情况。页130、132、133 等，B.G.Gokhale 在《笈多时期的佛教》这一篇论文中，引用了《法显传》来说明月护王（376—414）时期的印度佛教状况，特别是佛教寺院中研究经、律、论的情形。 除了以上四本书以外，引用《法显传》的书籍还多得很，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了。 我在上面先介绍了晋宋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情况，然后介绍了法显的生平和他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总起来可以这样说，法显活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和中印文化交流的高峰时期之一。他留下的佛典译文，特别是他的《法显传》，到现在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活力，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他对促进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的传统友谊，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法显传·跋》中有几句话：“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法显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他，印度人民也不会忘掉他。 第二十三章数学秦汉时期《九章算术》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又有了显著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数学书不下数十种，仅《隋书·经籍志》所载就有二十余种。其中如赵爽《周髀算经注》，刘徽《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甄鸾《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和《数术记遗》等，都是重要的数学典籍，后被收入有名的“算经十书”而一直流传至今。南北朝时祖冲之所著《缀术》，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数学专著，可惜已经失传。这些数学著作记载了这一时期数学家在勾股算术、重差术、割圆术、圆周率、球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二次和三次方程解法、同余式和不定方程解法等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充实和发展了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刘徽在魏陈留王景元四年（263）作《九章算术注》。他在注释中对于《九章算术》的大部分数学方法作出了相当严密的论证，对于一些概念给出了明确的解释，从而为中国古代数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所提出的许多新的思想、方法、原理和获得的新成果，对后世数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和深远的影响。祖冲之是刘徽以后又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的圆周率值，是举世公认的重大数学成就，在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过程中继两汉之后的又一个高潮。 第一节勾股定理和重差术勾股定理是中国古代几何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定理。在中国古代，勾股定理的一般形式a2+b2=c2（a、b、c 表示直角三角形的三边），最早见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则进一步给出计算勾股数的一组公式：a b c m n mn m n ∶ ∶ ∶ ∶ = - +1 21 22 2 2 2 ( ) ( )其中m∶n=（c+a）∶b ，这是整数论的重要成果。但是，这两部书的共同缺欠是仅有公式而没有证明。据现有记载，首先对有关勾股问题给出证明的是三国时孙吴数学家赵爽。赵爽，字君卿，约生活于公元3 世纪初，生平不详。曾为《周髀算经》撰序作注，对于书中阐述的盖天学说和四分历法作了较详尽的注释。赵爽《周髀算经注》中有一篇《勾股圆方图注》，全文五百余字并附有六幅插图（原图已失传，现传本《周髀》中的图是后人所补）。这篇注文简练地总结了东汉时期勾股算术的重要成就，给出并证明了有关勾股形三边及其和、差关系的二十多个命题。他的证明主要依据几何图形面积的换算关系，例如利用弦图证明公式c2=2ab+（b-a）2，利用面积换算证明由勾弦差（c-a）与股弦差（c-b）求勾、股、弦的公式等。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更明确地提出“出入相补，各从其类”的出入相补原理。这个原理的内容是几何图形经分合移补所拼凑成的新图形，其面积（或体积）不变。刘徽根据出入相补原理证明了勾股定理，改进了勾股数的计算公式，并将其广泛应用于解决勾股容方、勾股容圆和立体体积等各种几何问题。这种简明直观具有独特风格的几何证明方法，与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思想是根本不同的。 勾股测量是勾股定理的一项重要实际应用。《九章算术》中的例题表明，勾股测量是解决一些简单测量问题的有效手段。这种测量方法起源很早，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了。在《周髀算经》和张衡《灵宪》中也都有所论述。《周髀算经》里记载的陈子测日法，通过两次测量结果进行推算，发展了勾股测量方法。这实质上就是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所创立的重差术。把重差术用于测算太阳的高度和距离，当然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但是，如果用于测量和推算远处目标的高度、深度、宽度和距离，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赵爽在《周髀算经注》的《日高图注》中，利用几何图形面积的关系，给出了重差术的证明。刘徽在《海岛算经》中通过九个实例，对于重差术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且提出根据三次和四次测量结果的推算公式，用以解决复杂的测量问题。重差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用于测量的数学方法。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期帛画地图，其精确程度就已令人叹服，后来又有所进步，这与测量数学有较高水平是分不开的。 第二节割圆术和圆周率中国在两汉之前，一般采用的圆周率是“周三径一”，即π=3。这个数值与文化发达较早的其他国家所用的圆周率相同。但是，这个数值误差很大，后来的数学家不断努力去探求更精确的结果。据公元1 世纪初制造的新莽嘉量斛（一种圆柱形标准量器）推算，其圆周率值应是。世纪初，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分别取用π 3.1547 2 =730232≈ 和π ≈ 。三国时东吴王蕃取π＝ ≈ 3.1466 = 3.16221424510 31556 . .其中最突出的是魏晋之际的杰出数学家刘徽。刘徽生活在魏晋时期，生平不详，曾作《九章算术注》九卷，另撰《重差》一卷附于《九章》之后，两者并为十卷。唐初以后《重差》另本单行，被称为《海岛算经》。此外，他还撰有《九章重差图》一卷，已失传。刘徽是中国传统数学理论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九章算术注》中创造了“割圆术”，为圆周率研究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算法。刘徽割圆术的基本思想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和面积逼近圆周长和圆面积。逼近的最终结果，正如他所指出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①，即极限情形是两者完全重合。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算起，一直到求出圆内接正96 边形边长和正192 边形的面积得到π 继续求出圆内接正边形的面积得到π , , , =15750= 3.14 3072 =39271250=3.1416。这两个结果是比较好的，现在还经常使用，其计算程序也比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类似方法简便得多。继刘徽之后，南北朝时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更加精确的程度。祖冲之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发明家，本编别有传。祖冲之著有《缀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驳戴法兴奏章》、《安边论》、《易老庄义》、《论语孝经释》、《述异记》等，《隋书·经籍志》还载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51 卷，但大部分已失传。他的数学专著《缀术》，唐代收入《十部算经》，立于学官，要学习四年，并曾传到朝鲜、日本，但也已失传。关于圆周率问题，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求出π的不足近似值3.1415926 和过剩近似值3.1415927，并确定π的真值在这两个近似值之间，即3.1415926＜π＜3.1415927，精确到小数七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直到约一千年后才为15 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和16 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所超过。至于他得到这两个数值的方法，一般认为是基于刘徽割圆术。祖冲之还确定了π的两个分数形式的近似值：约率π ≈ ， =2273.14密率π ≈ 。这两个值都是π的渐近分数。其中约率=3551133.1415929227早已为阿基米德和何承天所知，密率则是祖冲之首创。密率355113355113是如何得到的，有调日法术，连分数法，解同余式或不定方程，割圆术等多① 《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刘徽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种推测，迄今尚无定论。在欧洲，π 是世纪由德国数学家奥=35511316托和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分别得到的，并通称为“安托尼兹率”。但这已是祖冲之以后一千多年的事情了。为了纪念祖冲之在科学上的贡献，人们建议把密率称为“祖率”，紫金山天文台已把该台355113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祖冲之星”，莫斯科大学里刻有祖冲之的雕像，在月球背面也已有了以祖冲之的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第三节球体积公式球体积的计算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九章算术》中，球的体积公式相当于（ 是球的直径）。这是一个近似公式，误差很大。张衡曾V =916d d 3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刘徽发现了《九章算术》少广章所说的球与其外切圆柱的体积之比为π∶4 的结论是错误的，并正确指出球与“牟合方盖”（两个底半径相同的圆柱垂直相交，其公共部分称为“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才是π∶4，把对于球体积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但他没有能够解决牟合方盖体积的计算问题。二百年后，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暅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突破。祖暅，字景烁，曾任梁朝员外散骑侍郎、太府卿、南康太守、材官将军、奉朝请等，也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著有《漏刻经》一卷，《天文录》三十卷等，均已失传。有的文献记载说《缀术》也是他所著，说他还曾参加阮孝绪编著《七录》的工作。祖冲之父子推算出牟合方盖的体积等于，从而得到正确的球体积公式2 33 dV =1 6d = 3 π ，彻底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由于当时用圆周率π ，227因此他们的球体积公式为。祖氏父子在推导牟合方盖体积公式的V =11213 d过程中，提出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二立体如果在等高处截面的面积相等，则它们的体积也必定相等）的原理。现在一般把这个原理称为“祖暅原理”。在西方，17 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重新提出这个原理，即被称为“卡瓦列里公理”，这个原理成为后来创立微积分学的重要的一步。第四节同余式和不定方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孙子算经》卷下的“物不知数问题”和《张丘建算经》卷下的“百鸡问题”，是世界著名的数学问题。《孙子算经》三卷，作者不详，约成书于公元400 年前后，《张丘建算经》三卷，作者张丘建，清河（今河北清河）人，生平不详，约成书于公元466 至485年之间。这两部著作都被收入唐代《十部算经》，立于学官，并流传至今。“物不知数问题”亦称“孙子问题”，大意是：有物不知其数，三个一数余二，五个一数余三，七个一数余二，问该物总数共有多少？这个问题应该求解一次同余组：N=2（mod3）=3（mod5）=2（mod 7），答案是N＝70×2+21×3+15×2-2×105=23。后来，孙子问题成为广泛流传的一种数学游戏，被称为“韩信点兵”等，并且还编有一首“孙子歌”：“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七子团圆正半月，除百零五便得知”，这首歌诀暗示出问题的解法。但这不是同余式的一般解法。“孙子问题”与古代历法中推算上元积年有关，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创造“大衍求一术”，完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所得到的一次同余组解法公式，现被称为“孙子剩余定理”。 “百鸡问题”的大意是：公鸡1 只，值钱5 文；母鸡1 只值钱3 文；小鸡3 只，值钱1 文。今有100 文钱买鸡100 只，问可买公鸡、母鸡和小鸡各多少只？此题有三个未知数，仅能列出两个方程，属于不定方程问题。《张丘建算经》给出三组答案，并有一段说明文字。但是由于其中没有具体解法，因而引起种种猜测。对于中国古代如何解不定方程，至今众说纷坛，尚无定论，不定方程问题最早见于《九章算术》方程章的“五家共井”题，但术文简略，暗含限制条件，没有一般解法。北周甄鸾《数术记遗》也收录了百鸡问题，但数据与《张丘建算经》有所不同。该题应有两组答案，但他仅给出一组，并说明这类问题“不用算筹，宜以心计”，即采用试算的办法去解决。南宋杨辉《续古摘奇算法》引述了《辩古根源》（已失传）中的“百桔问题”，该题应有四组答案，书中仅列出一种，是不完全的。直到19 世纪，清代数学家才把这种类型的问题和求一术（一次同余组问题）联系起来，获得了比较完善的解法。晚于《九章算术》时代的公元3 世纪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对不定方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15 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的“百禽问题”，与“张丘建算经”的“百鸡问题”非常类似，很有可能受到中国数学的影响。 第五节解线性方程组和解二次、三次方程《九章算术》方程章方程术，是关于线性方程组解法的重要成就。这种方法是用直除法消元，直到每行只剩下一个未知数，即可求得方程的解。但是这种方法比较繁琐，刘徽认为“举率以相减，不害余数之课”①，于是创立新术，采取相应各行系数互乘后再消元的方法。刘徽的互乘相消法已和现在所用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基本上一致。 在中国古代，把开各次方和解二次以上的方程，统称为“开方”。《九章算术》中已经给出了完整的开平方法和开立方法，而正系数二次和三次方程的解法，就是在开平方和开立方法的基础上自然引伸出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解二次和三次方程又有了新的进展。如赵爽在《勾股圆方图注》中推导出（其中＞ ， ＞ ）的求根公式＝ － 。- x + ax = A a 0 A 0 x a - a 4A 2 2 12( )《隋书·律历志》在叙述祖冲之圆周率后，又说“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负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②，据考证，这可能是指开带从平方和开带从立方法，即解一般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也就是容许方程中有负数项。在当时，解决这类问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 ① 《九章算术》方程章，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② 据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第89—90 页，科学出版社1964 年版。 第六节实用算术和其他成就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学著作中，还讲述了一些切合当时民生日用并且解题方法浅近易晓的实用算术知识。如《孙子算经》系统记载了算筹记数制度，筹算乘除法则和度量衡的单位名称及进制。甄鸾字叔遵，无极（今河北无极）人，曾任北周司隶大夫，汉中郡守。信佛教，尝撰《笑道论》。通天文历法，撰《天和历》，于天和元年（566）颁行。所撰数学著作《五曹算经》，分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五卷，是为地方行政官员编写的应用算术书；《五经算术》则是对儒家经籍及其古注中有关数字计算的解释；《数学记遗》题汉徐岳撰，可能是甄鸾伪托之作，其中记载了十进、万进和数穷则变的大数进位法。《数术记遗》还列举了积算、太乙、两仪、三才、五行、八卦、九宫、运筹、了知、成数、把头、龟算、珠算、计数，共14种记数方法和相应的记数工具，多不实用，但也反映了人们改革计算工具的尝试，其中的珠算虽和后世的珠算不同，但也可能对珠算术的产生起过某种启发作用。 这一时期除上述成就外，诸如刘徽的求弓形面积方法，阳马术的证明，开方不尽求微数的十进小数思想，以及张丘建的等差级数求和、求公差及项数公式，最小公倍数的概念和应用等等，都是很有创见的贡献。 第七节刘徽的极限思想刘徽为证明《九章算术》中的各种公式，提出了“析理以辞，解体用图”的要求，并创立了对许多问题行之有效的图验法和棋验法。但是有些问题并非仅仅用棋用图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具备相当清楚的极限思想。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已有了极限思想的萌芽，如名家就提出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但先秦诸子的这类思想大多带有思辨性质，而刘徽则把极限思想和极限概念运用于解决实际的数学问题，这是极为重要的。刘徽创立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逼近圆面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周长逼近圆周长，解决了推求圆周率精确值问题，是他应用极限思想的成功事例。他对阳马术（四棱锥体积公式）的证明也是很精彩的。这个问题虽然相当困难，但刘徽运用极限方法完满地证明了阳马（四棱锥）与鳖臑（三棱锥，亦即四面体）的体积之比为2∶1，从而由堑堵（楔形）体积公式推导出阳马体积的正确公式。他处理弧田术（弓形面积公式）的作法，开方不尽时求微数的思想，以及对两立体截面积与体积关系的认识，无不与极限和无穷小分割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想具有深刻的数学内涵，并且是解析几何、微积分等现代数学方法的基础。刘徽在那样早的时代就产生了这些思想并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确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和难能可贵的。 第二十四章天文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天文学非常活跃的时期，不仅产生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新发现，而且在恒星观测、历法计算和天文仪器制造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从而为中国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星官体系与全天星图研究日月五星运动规律需要建立参考体系，制作浑象需要将星象缀刻在仪器上，因此天体运动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研制，要求加强恒星观测工作并提供一种含星较多的星官体系。先秦典籍和甲骨卜辞中已记载有不少星官名称。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二十八宿漆箱盖图案，说明在公元前433 年以前已经形成了北斗二十八宿这一星官体系。汉武帝时，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综合以前各星占学派使用的星官，建立起一个有五宫二十八宿共计558 颗星的星官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完整的星官体系。这一体系中的星官与西方天文学中的星座大同而小异。星座是指许多恒星组成的视觉图案，星官则有两个以上恒星组成的组合，也有单个的恒星，所以星官一般比星座小。在此以后，史籍中还有一些关于天文图籍和星官的零星记载，但总的说来，汉代以前对全天恒星系统的认识仅限于二十八宿及其外的某些星组。此外，社会上使用星官最多的是天文星占家。但长时间形成的不同星占学派，由于对星空的认识和占卜方法的不同，因而各自有常用的星官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是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大家，于是也就有甘、石、巫咸三派星官体系。《史记·天官书》不区分三家星，在实用中不完全适合不同流派星占家的需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社会需要和在前人成就基础上，对全天星名、星数进行一次总结，建立一种既能区分三家星又是统一体的新星官体系，已是必要的和条件成熟的工作。这项工作由三朝太史令陈卓完成了。陈卓大约生活在3 世纪下半叶至4 世纪初，年轻时任孙吴太史令，曾作《浑天论》，其观点与王蕃大致相同。晋灭吴后，他由吴都建邺（今南京）到洛阳，任晋太史令，后因年迈离职。316 年西晋亡，陈卓重返江东，次年在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复为太史令。据《晋书·天文志》载，“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陈卓把当时主要的三家星汇集在一起，并同存异，编成283 官、1464 颗星的星表，并绘制出总括三家星官的全天星图，还写了占赞文字。陈卓的成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他所总结的全天星官名数一直是后世制作星图、浑象的依据，在我国历史上沿用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见到的星图和星表，如著名的敦煌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常熟石刻天文图等，其所收星官数都未超过陈卓星图，直到明末西方星图和星表知识传入后才有所突破。另据记载，刘宋元嘉年间太史令钱乐之两次铸造浑象，将全天恒星标在浑象上，他所用的就是陈卓所定283 官1464 星，并用朱、白、黑和黄、白、黑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三家星。陈卓也是一位大星占家，不仅为星图加注占赞词语，而且撰有《天官星占》10 卷、《万氏星经》7 卷等星占著作。陈卓的星表、星图和著作均已失传，但仍有不少材料为他人所引用，如《开元占经》中收有许多陈卓占语，在敦煌写本中还发现一首反映他的星官体系的《玄象诗》。写有《玄象诗》的敦煌卷子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分别为P2512 和P3589 号，P2512 抄于唐武德四年（621），P3589 卷末有“太史令陈卓撰”，可知此诗系陈卓所写。这首诗分别按石氏、甘氏和巫咸氏三段吟诵三家星，最后一段专写紫微垣。《玄象诗》是研究魏晋时期星官体系的重要资料。唐代学者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也介绍了陈卓所总结的星官体系。第二节天文仪器的研制和革新据今所知，三国时期，蜀、魏都没有制作天文仪器的记录，而孙吴则在制作仪象方面很有成就，如王蕃依据张衡旧制制成一台小型浑象，葛衡也制造一台浑象，其特点为“使地居于中，以机动之，天转而地止，以上应晷度”①。天文学家陆绩还制造了一台卵形浑象。 西晋末年，中原匈奴族政权前赵制成测量用浑仪。此仪由史官丞南阳孔挺设计制作，成于刘曜光初六年（323）。这台仪器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在此以前使用过的浑仪，仅有片言只语的记载，而孔挺浑仪则是第一台留下详细资料的仪器，通过它可以进一步了解汉代浑仪的基本结构。据《隋书·天文志》所载，孔挺浑仪系铜制、由内外两重组成，外重由三个相交的大圆环构成浑仪的骨架，并由四柱支撑着外重骨架；内重是用轴固定在骨架上的可转动的双环，双环直径八尺，双环之间夹置一具可以俯仰的望筒①，也长八尺。由于年重的转动轴一为天北极，另一为天南极，所以这架仪器可以方便地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在孔挺以前时间最近的同类仪器当属东汉永元十五年（103）左中郎将贾逵的黄道铜议，由于该仪加有黄道，所以必为三重结构，比较繁杂，且不易使用②。孔挺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将自己的仪器改为两重结构，去掉了黄道环。 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宋高祖刘裕于咸阳之战后，得到孔挺所制浑仪，并在称帝后，将其运至首都建康（今南京）。刘宋元嘉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颇好历数的宋太祖刘义隆认为这台浑仪虽然很好，但在仪器上着不到日月五星和恒星星象③，是个缺欠，因而诏令太史令钱乐之制作新仪。钱乐之于元嘉十三年（436）铸成有别于浑仪的浑象。他的新浑象继承和发展了东吴的浑象制作技术，特别是受到葛衡仪器的影响，其结构与张衡的仪器有所不同。新浑象将地平置于球内，地平面将大圆球一分为二，半覆地上，半没地下。在球上缀以星象，在黄道上布以日月五星①，以水力推动，昏明中星与天相应。为了与地平放在球外的浑象区别，按宋代苏颂等人的称呼可称之为浑天象②。元嘉十七年（440），钱乐之又制成一台小型的浑天象，直径只有二尺二寸，便于搬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浑天象与浑象功能相同，本质上是一回事，但由于结构变化，工艺要求更高一些。球内地平表示人居住的大地，如果要在球外能看到球内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装饰，这就要求球必须有相当的透明度。其具体制作方法，现在已难于查考，可能在铸好的骨架上蒙上细铜丝编成的铜网，做成透明网球；也可能蒙上纺成的细纱，再缀以星体。总之制作难度较大，这也反映了当时工艺水平的提高。 浑天象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天包着地，所以它比浑象更形象① 见《隋书·天文志》。 ① 《隋书·天文志》：“其双轴之间，则置衡长八尺，通中有孔，圆径一寸，..衡既随天象东西转运，又自于双轴得南北低仰。..其仪至梁尚存，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是也。”② 《后汉书·律历志》：“黄道与度数转运，难以候，是以少循其事。”③ 《宋书·天文志》：“高祖平长安，得衡旧器，仪状虽举，不缀经星七曜。”① 《宋书·天文志》：“诏乐之更铸浑仪..地在天内..规二十八宿..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之上，以水转仪。” ② 见苏颂《进仪象状》。 地演示出浑天说的精髓，更符合浑天说者的原话。据《隋书·天文志》载，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论浑天象体就说过“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圆，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何承天观察了仪器演示后对天体浑圆，有了新的领悟，但他仍相信盖天说的观点，把地说成中间高四周低的弧面。浑天象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演示仪器，它也是研究日月五星运动规律的有力工具。根据实际观测得到的七曜相对于周围恒星的位置，可以较准确地将其分别安置在黄道的不同部位，然后通过不断观测，可以了解它们相对于恒星的运动规律，从而测算出行星的会合周期。钱乐之的仪器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据《宋书·天文志》说，那台小浑天象“安二十八宿中外官，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而大浑天象，则用朱、白、黑三种颜色分别表示甘、石、巫咸三家星。显然，他将陈卓的星官体系固化到了仪器上，尽管后来陈卓的图录失佚，但钱乐之的仪器却历经宋、齐、梁、陈、隋五个朝代，为陈卓星官体系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刘宋以后梁代也制作过浑象，《隋书·天文志》载“梁秘府有，以木为之。其圆如丸，其大数围。南北两头有轴，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及天汉等。别为横规环，以匡其外。”这是一台大型浑象。在大木球外匡以地平圆环，所以它与钱乐之的浑天象地平在内结构不同。这一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天文知识的进步。 在南朝热衷于制造各种浑象的时候，与南朝对峙的北魏却对制造浑仪极为热心。北魏天兴初年（398）太祖拓跋珪命太史令晁崇制作浑仪。仪器完成后晁崇升迁为中书侍郎令，可惜后来又为拓跋珪所杀害。永兴四年（412）明元帝拓跋嗣又诏造太史候部铁仪，由鲜卑族天文学家都匠斛兰铸成铁浑仪，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台钦制浑仪。《隋书·天文志》说它分内外两重，“用合八尺之管，以窥星度”。永兴铁浑仪的基本结构与前赵孔挺浑仪大致相同，但又有新创造。如在底座上铸有十字形水槽，以便注水校准水平，这是在仪器设备上利用水准器的开端。后魏铁制浑仪是一台质量很高的仪器，北魏灭亡后，历经北齐、后周、隋、唐几个朝代一直使用了二百多年，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天文学家瞿昙悉达还奉敕修葺此仪，可见其使用寿命之长。 除浑仪和浑象的研究和改进外，公元5 世纪北魏道士李兰还发明了秤漏，在改革计时装置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秤漏的原理是用渴乌（虹吸管）将漏壶中的水引入权器，然后称量水的重量以确定时间，“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时经一刻”①。秤漏简易、灵敏，可测量很短的时间间隔，并且可随时开始和结束，测量任意的时间区间，因此在隋唐时曾风行一时。 ① 见《初学记》。 第三节岁差的发现冬至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叫冬至点。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历法家们就把冬至点确定在牵牛初度②，意思是冬至点离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一度（古1°相当于今0.986°）。公元前104 年制定太初历时，认为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三统历》认为经过一元后，日月五星“进退于牵牛前四度五分”。这说明汉代的实测证明冬至已经不在牵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对于这一观察事实，思想保守的刘歆并没有在计算中使用，三统历中日月起算点仍采用牵牛初度。东汉贾逵测出冬至点既不在牵牛初度，也不在建星，而是在斗二十一度③，明确肯定了冬至点的改变。但他只是想到冬至点位置应予改正，而没有深究其中的规律。东晋天文学家虞喜（281—356），字仲宁，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毕生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虞喜是一位相信天体运动遵从某种规律的天文学家。他注意到冬至点的改变，并且想到仅仅改正冬至点的位置，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中国上古时代，天文学家利用夜半、黄昏或拂晓时处于正南方的恒星来推算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这就是历史上的昏旦中星方法。虞喜考察了历史上的观测记录并发现，唐尧时冬至日黄昏是昴星在正南方①，而他那个时代（约公元330 年），却移到了壁宿。两宿之间相距很远，不可能用观测误差来解释，因此，他领悟到经过一个回归年之后，太阳并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处，应该“每岁渐差”。所以他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新概念。由此他估算从尧到东晋已历2700 多年，从昴到壁有53 度，并得出结论，天周与岁终岁岁微差，每50 年会差一度，名为岁差。岁差现象是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天文新发现之一，它使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恒星年和四季变化的周期——回归年（即太阳在黄道上从冬至点运行至下一个冬至点的时间间隔）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对于历法推算和恒星位置的测定都有重大的作用。 ② 例如战国时期使用的一种历法《颛顼历》，定立春时刻太阳在营室五度。按古度太阳每日移动一度，立春前四十五日是冬至，可知立春太阳距冬至点45°，又根据阜阳出土式盘可知古度营室与牵牛宿度相差50°，可见太阳距牵牛初度为50°-5°=45°，即冬至太阳在牵牛初度。 ③ 《后汉书·律历志》：“于赤道，斗二十一度也”。 ① 《尚书·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第四节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是继岁差之后这一历史时期又一最重要的天文发现。这一发现是公元6 世纪天文观测家张子信作出的。张子信，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北魏、北齐时代，清河（今河北清河）人。据《隋书·天文志》记载，他“学艺博通，尤精术数，因避葛荣乱，隐于海岛中”。在海岛上坚持了三十多年的观测，“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差变之数”，从而发现“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即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现象。张子信使用的仪器是浑象还是浑仪，史无明确记载。根据当时北方长于造浑仪，南方长于造浑象的情况判断，使用测量用浑仪的可能性较大。由于拥有实用的仪器，并进行了长期的观测，他的研究课题、手段和成果都处在当时一流的水平上。汉代天文学家发现月行有迟疾，刘洪还把关于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引入《乾象历》。由于月亮移动快，又有背景恒星作参照，相对来说这项研究比较容易，而太阳一天只移动大约一度，又无恒星直接参照，观测远为困难，所以张子信的研究工作，其难度要大得多。月行迟疾的发现导致定朔法的提出，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导致定气法的提出，这对历法改革，特别是对日月合朔的计算和日月交食的预报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张子信还发现了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和视差对交食的影响。他的三大发现在历法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并很快被具体应用到刘孝孙历、皇极历、大业历等历法中去。 第五节历法的进步三国时蜀汉一直沿用后汉《四分历》，吴用《乾象历》，曹魏于景初元年（237）颁用《景初历》。晋改《景初历》为《泰始历》继续使用，后秦使用姜岌《三纪历》，北凉用赵■《元始历》。南朝刘宋于元嘉二十二年（445）颁用何承天《元嘉历》，南齐《建元历》实为《元嘉历》。梁天监九年（510）改用祖冲之《大明历》，陈继续使用到南朝亡。北魏自颁的历法有李业兴为主编制的《正光历》，东魏时用过李业兴新编《兴和历》，北齐颁用《天保历》，北周颁用过《天和历》和《大象历》。 在以上提到的历法中，刘洪的《乾象历》以引进月行迟疾为其创新，在计算日月交食时，用月亮的实际运动位置代替平均位置；杨伟的《景初历》也论述了月离运动不均匀，提出了求日食食限的方法；赵■的《元始历》改变了一直使用的十九年七闰法，提出章岁600 年设置221 个闰月的新闰周，但其中最好的历法当数《元嘉历》和《大明历》。 何承天（370—447），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曾任刘宋衡阳内史、著作左郎、太子率更令领国子博士、御史中丞等。少时曾随舅父徐广学习天文历算。徐广坚持对日月五星的观测长达40 年，他去世后，何承天又坚持观测40 年，积前后80 年的实测资料而编《元嘉历》，可见该历有较好的观测基础。《元嘉历》的改革和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利用日月食确定日度，这个方法是后秦姜岌发明的，何承天加以应用和推广，成为后世历法普遍采用的方法；根据实测中星和历史资料，推得岁差每百年差一度，改进了虞喜的岁差值，元嘉历采用回归年长度为365.2467 日，优于汉代以来颁用过的各种历法；特别是何承天创用定朔算法，使朔望与月球实际位置相符，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据记载，何承天还创立了调日法的算法，在数学史上和历法计算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祖冲之《大明历》的主要成就是：肯定“冬至所在，岁岁微差”，是第一部将岁差引入历法的创新历法，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祖冲之经实测定出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十五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发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二度，因而定岁差为45 年11 月差一度。他也认为十九年七闰不够精密，应该采用新闰周。他提出的新闰周是391 年144 闰，根据这一闰周推算出的交点月长为27.21223 日，与今测值27.21222 日只差十万分之一日；推算出的近点月为27.554688 日，与今测值27.554550 日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大明历定回归年长为365.2428 日，与今测值只差万之六日，朔望月长为29.53059 日。《大明历》采用的其他一些数据也都是当时最好的数据。祖冲之于大明六年（462）上书刘宋政府献上《大明历》，但因遭到宠臣戴法兴的反对而未能颁行。他逝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梁天监三年（504）和天监八年、九年三次上书，要求采用《大明历》。经实测检验新历为密，这部当时最好的历法终于在天监九年（510）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 所以有“天周岁终”的说法。虞喜发现冬至点每岁都西移一小段距离，则太阳在黄道上经过一年到达下一个冬至点，需要再运行一小段距离才能回到原出发点，于是一周天就不等于一岁了。第六节宇宙论有关天地结构的讨论在南北朝时代也是相当活跃的。汉代之前基本上有三家，就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南北朝时期又提出三种看法：“昕天论”、“穹天论”和“安天论”。前二种在历史上影响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安天论”。它的作者就是发现岁差的虞喜。“安天论”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宣夜说提出的观点难以接受，产生了一些误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杞人忧天的故事。 东晋张湛为之作注的《列子·天瑞》篇载，有一位杞国人听到宣夜说认为日月星辰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就害怕天会掉下来，而地也会崩坏，于是，终日寝食不安，身无所寄。懂事的人解释说，日月星辰是积气所致，不会掉下来，即使掉下来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地是积块而成，到处都塞满了，人们仅仅在地上行走，怎么也踩不坏的。这则故事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地的一种看法。虞喜的“安天论”发展了宣夜说的宇宙无限思想，认为天高没有边际，地深无法勘测，天在上有安定的形态，地在下有静止的实体，天地彼此覆盖，形象相似，天圆地方的说法是不对的。日月星辰各自运行，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就象江海有潮汐，万物有行止一样（见《晋书·天文志》）。除了上述看法，还有一派可称作“浑盖合一”派。北齐的信都芳和南朝梁代的崔灵恩都属这一派，他们认为浑天和盖天是一致的，只是一个仰观，一个俯观，观测角度不同而已。浑天说和盖天说是人们对天地结构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角度的认识，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各种学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以取得对自然现象的深入认识。但是，采取掩饰矛盾的作法甚至迁就错误的观点，将两种对立的看法。勉强地合而为一，则是不正确的。 第二十五章物理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物理学中，虽然总的说来没有取得如先秦和秦汉时期那样多的丰硕成果，但在力学、声学、光学、电和磁学等知识方面，仍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新的进展。 第一节力学知识力系的平衡三国时期，人们已研究了系统的力的平衡问题。魏明帝（226—230）时关于凌云台的修造和倾倒情况是很突出的例子。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凌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木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①这一段话是说，在建造凌云台之前，预先做出精密的设计，建台时又“先称平众木轻重”，这样建成的楼台，便“无锱铢相负”，因而尽管高台常随风摇动，但仍保持了力系的平衡而不致倾倒。后来魏明帝令用大材扶持，反而使楼台颓坏。当时的人就议论说，此台之所以颓坏，是由于“轻重力偏”所引起的后果。这一事例反映了我国当时建筑师的高超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具有较高的力系平衡的知识。 辘轳的新用途除了用辘轳打水或提举重物外，魏时还以辘轳举人。《世说新语》载：“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子孙无复学书。”梁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曰：“韦诞字仲将，京兆杜陵人，太仆端子。有文学，善属辞，以光禄大夫卒。”又引卫桓《四体书势》曰：“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凌霄观，误先订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①《世说新语》说韦诞是“登梯题之”，而《四体书势》则谓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看来后者或较可信。因匾额高于地面达二十五丈，安梯登梯都相当困难。 水浮力的巧妙利用在先秦、秦汉造舟技术以及浮囊渡江等知识的基础上，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舟量物”的好办法。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曹冲称象的故事。《三国志·邓哀王冲传》载：“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致，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用可分解称量的重物（如一堆石头）代替不可分解的巨象，在船的吃水线（水痕）相同的情况下，算出巨象的重量，这确是巧妙的办法。近人陈寅恪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系佛教故事流传中国后比附而成的①，季羡林亦持此说①，这或许有可能。中印文化交流甚早，公元前242① 《隋书·律历志》。 ① 刘义庆：《新语世说》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① 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① 《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157—161 页。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18 人曾携带梵本经籍到过咸阳。至少在公元前1 世纪印度佛教已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②。但是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二载：“予按《符子》曰：‘朔又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桥即大衡器）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乃知以舟量物，此燕昭王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燕昭王于公元前311—前279年在位，此时佛教故事或未传入中国，那么浮舟量豕之事可说是中国之发明。然而《符子》原书已佚，且系汉晋时人追叙春秋遗事，难以为据。不过，以舟量物之事不论是否由印度传入（抑或由中国传至印度），从《三国志》所载，可知我国魏晋时期已经拥有利用水浮力称量重物的知识了。 除以舟量物外，水浮力还广泛利用于农事选种上。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将种前二十许日开出，水洮（浮秕去，则无莠），即晒令燥，种之。”③又说：“地既熟，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①水浮法选种虽初见于《齐民要术》，但其渊源应当更早。 对大气压力和浮力的进一步认识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关尹子》载：“瓶有二窍，以水实之，倒泻，闭一则水不下，盖不升则不降；井虽千仞，汲之水上，盖不降则不升。”②这是一个关于大气压力的实验。所谓不升不降或不降不升之说，即是人们从实验中得出的经验知识。当瓶倒覆之时，二孔之中，只有其一孔进入空气，另一孔才可出水；若闭其一孔，即不让空气进入瓶内（不升），则另一孔的孔面就会被空气所阻，水也不会流出（不降）。井筒汲水，气从筒外降至井之水面，则水可从筒汲上；若气不降（例如井盖严密封闭，空气无由出入），则井水亦不被汲上（不升）。当时人们虽没有明确的“大气压力”的概念，但业已知道空气具有阻遏水的流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浮托水孔中的水的能力。魏晋时期人们还利用空气的反作用力制成飞行器具。葛洪（284—363） 在《抱朴子》中说：“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师言鸢飞转高，则但直舒两翅，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渐乘罡气故也。”③飞车是类似竹蜻蜓之类的玩具，状如现在的电风扇，其叶片从轴心按一定方向顺次斜插，可借助空气的浮力升空。其中所谓“剑”，即是通过牛革绳以旋动轴心的拉弓。近人王振铎对此飞车作了精审的考证和复原①。《抱朴子》的作者指出，太清之中，罡气能托起人（胜人），并说鸢飞高空，虽不复扇翅，仍可渐乘此罡气而自进，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空气浮力有较深的理解。晋人郭璞（276—324）注《山海经》时，也谈到“飞车”。《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条下郭璞注：“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②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 年版，第122 页。③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78 页。①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收种第二》。 ② 同上卷二《水稻第十一》。 ③ 《关尹子》卷下，《九药篇》。 ① 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卷第十五。 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汤时得之于豫州界中，即坏之，不以示人。后十年，西风至，复作谴之。”②类似的文字也见于晋张华（232—300）《博物志》中③。 ② 王振铎：《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中国科技史料》第6 卷第1 期（1985 年）。③ 《山海经·海外西经》郭璞注。 第二节声学知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声学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对律管内气柱振动的研究和对音律的研究两个方面。 律管气柱振动问题对律管内气柱振动的研究是由乐器的以管定音引起的。汉代京房发现律管的音高与管长不协，提出“竹声不可以度调”，因而创设以弦定音的弦准“均钟”。但弦线对湿度要求较高，季节变化对“准”的影响较大。晋代荀勖（？—289）另辟蹊径，研究律管的音高和管长关系，解决了以管定音的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就是律管的气柱振动问题。一支开口的律管，管内的气柱振动要越出管端，即气柱的长度要比律管稍长。长出部分的数值正好等于律管长度与另一较高四律的律管长度之差，这个差数即是所谓“管口校正数”④。荀勖是通过对音高的辨别，得出这个校正数的。《晋书·律历志》载：“荀勖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肆弹击，必合律吕。”也就是说，荀勖利用这一管口校正数制出十二支笛管，以应十二律。笛管上所开各孔，合于音阶各音。以黄钟笛为例：荀勖当时黄钟的长度为9 寸，折合今尺为20.7798 厘米，而较高四律的姑洗长度为7 寸1 分1 厘强，合今尺为16.4186 厘米，相差4.3612 厘米，这就是黄钟笛上的管口校正数，亦等于黄钟笛的气柱长度同该笛宫音孔位至吹口距离的差数。荀勖以此差数（即管口校正数），用三分损益法精确地定出了黄钟笛上宫商徵羽各孔位置，制成了音高准确的管乐器。这种对管内空气振动的研究和对律管发音规律的探讨以及管口校正数的得出，是中国古代律学史上的一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音律研究的新成果汉京房为求旋宫转调，在十二律的基础上，用三分损益法定出六十律，这种作法虽然繁琐且并未解决旋相回宫的问题，但其积极探求真理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律制的研究。南北朝时刘宋太史钱乐之对京房六十律加以引伸，在宋元嘉年间推出三百六十律，以附会周年360 日。这类引伸没有多大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同时代人何承天（370—447）则摈弃京、钱之法，只在十二律内进行各律长度的调整，使得最后一律能回到出发律上。以黄钟律为例，黄钟律长9 寸，生律第11 次得仲吕长6.66 寸，再生律一次，即用三分损益法求得律长4.44 寸。移低八度，得倍长8.88 寸，比出发律（黄钟）短0.12 寸。何承天将此差数0.12 寸适当地分作12 份，分别加在各律上，形成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初步使十二律周而复始，近似地达到了旋相回宫的目的。①共振现象的研究④ 张华：《博物志》卷二，《外国》。 ① 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7—130 页。共振现象在声学中即是共鸣现象。这一现象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就已被观察到了。《庄子》和《易传》中都曾有所记载。魏晋时期人们除了认识共振现象外，还掌握了消除共振的方法。刘宋刘敬叔（390—470）在《异苑》中有两条记载涉及共振现象：“魏时殿前大钟无故大鸣，人皆异之。以问张华，华曰：‘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寻蜀郡上其事，果如华言。”“晋中朝有人蓄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之。乃问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①前一条记的是共鸣现象。张华认为，魏殿大钟是因蜀郡铜山崩毁而引起大鸣的。但蜀郡与魏都洛阳遥遥相距，其铜山崩能否引起洛钟大鸣，值得怀疑。然而张华作出这样的解释，说明他对共鸣现象早有观察并具有一定知识，因而当洛钟无故大鸣时能断定它是共鸣现象。后一条记的是共鸣消除法。张华不但具有共鸣的知识，而且还知道如何消除共鸣的办法。从现代科学观点看，共鸣是因振动体的固有频率同周期性作用的外力的频率相等或相接近而引起振动体振幅的剧增。张华叫人把铜澡盆（振动体）磨掉一些，是为了使其重量变轻，改变其固有频率，这样，铜澡盆就不会同洛钟发生共振，共鸣现象自然就消除了。 ① 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1—123 页。第三节光学知识对视差和大气消光问题的认识我国在战国秦汉之间就提出了对人眼所观察到的远处物体距离远近的判断问题，其中“小儿辨日”的故事尤为著名。《列子·汤问》载：“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①日初出时远还是日中时远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光学问题，它涉及到视差和大气的消光等因素。这个问题从汉代就开始讨论了。东汉初年桓谭（前？—56）在《新论》中提到：汉“长水校尉平陵关子阳，目为日之去人，上方远而四旁近”①。东汉王充（27—约79）则把日中时的距离看作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而把日出入时的距离看作是斜边，从而断定“日中近而日出入远”；至于日中近为什么反而看起来小则是由于亮度对视觉影响的结果（“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时光暗，故大。犹昼日察火光小，夜察火光大也”）②。西晋束晳则认为日中与日出入同人的距离相等（“旁方与上方等”）。他先从生理上找原因，认为人们习惯于平视，对于同大的物体，仰视时总觉其小（“旁视则天体存在于侧，故日出时视日大也。日无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又从亮度上分析人们视白小，视赤大（“日始出时色白者，虽大不甚；始出时色赤者，其大则甚”）。还从比衬的角度分析，认为有比较则觉其大，无所比较则觉其小（“且夫置器广庭，则函中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则八尺之人犹短。物有陵之，非形异也”）。因此，他认为“物有惑心，形有乱目”，“此终以人目之惑，无远近也”。总之，束晳从生理、亮度、比衬三个方面解答了日出日中的视差问题③。后秦姜岌赞同日出日中与人距离相等的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日出日入时所呈现的赤色是由于“地有游气”作用的结果（“夫日者纯阳之精也，光明外耀，以眩人目，故人视日为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气，以厌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无游气则色白，大不甚矣。地气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时日色白”）。在这里，姜岌用“游气”已对日出入时的赤色作了科学的解释，实际上他所认识的是关于大气的吸收与消光问题④。 关于多面平面镜成象和凸透镜取火的认识魏晋时期人们已开始用多面平面镜进行成象实验。葛洪在《抱朴子》中说：“明镜或用一或用二，谓之日月镜。或用四，谓之四规者，照之时，前① 刘敬叔：《异苑》卷二。 ① 《列子·汤问》。 ② 桓谭：《新论》，离事第十一。 ③ 王充：《论衡·说日》。 ④ 王锦光等：《中国光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128—129 页。后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规所见来神甚多，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皆有经图。”①用两个平面镜或用四个平面镜照人，可得到众多的人像，“所见来神甚多”即指此。这是葛洪的实验所得。 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万毕术》载有削冰令圆以取火的方法。晋张华也提到此事，而且他更进一步提到用珠取火。他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于后承其影，则得火。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说者，此未试。”②这是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用珠取火的记载，说明当时人已有以珠聚焦取火的知识。当然，这里所说的珠，应该是相当大的水晶球、琉璃球或玻璃球。关于以珠取火，在晋王嘉所撰的《拾遗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糜竺“货财如山，不可算计。内以方诸盆瓶，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阳燧旱燥，自能烧物。”③王嘉认为这是因“阳隧旱燥”起燃，但文中提到“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所以也有因珠聚焦起火的可能性。 ① 薛道远：《大气吸收、消光和蒙气差现象在我国的发现》，载《科技史文集》第3 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年，第77—78 页。 ② 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 ③ 张华：《博物志》卷四《戏术》。 第四节电磁学知识我国远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对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进行观察研究，并创制了磁性指向器——司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观察研究仍在继续进行，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关于静电现象的进一步发现汉以前人们已知玳瑁、琥珀等物体经过摩擦可以吸取草芥等一类轻小物体。至三国时期，人们又发现发霉以后的腐芥不被吸引。《三国志·吴书》载：“虞翻少好学，有高气。年十二，客有侯其兄者，不过翻。翻追与书曰：‘仆闻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过而不存，不亦宜乎！’”①从现代科学观点看，草芥要能被琥珀吸引，必须干燥，在带静电的琥珀作用下，草芥表面也形成带相反极性的静电层，因而能被琥珀所吸引。而腐芥则含有水份，本身已成为导体，自然不能被琥珀吸引。年仅十二的虞翻，闻知琥珀不取腐芥，说明时人已经有此经验知识。 南北朝时期，人们还通过能否拾芥的试验来判断琥珀的真伪。刘宋雷教在《雷公炮炙论》中写道，“琥珀如血色，熟于布上拭，吸得芥子者真也。”②可见此时对于琥珀拾芥现象的认识已相当普遍了。 关于尖端放电及导电现象的记载汉时已发现“矛端生火”的尖端放电现象。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亦载，“晋惠帝永兴元年（304），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内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就视则亡焉。其后终以败亡。”①此处的“戟锋皆有火光”等语，亦应是一种尖端放电现象。 雷击是自古常见的现象。南北朝时期人们对雷击现象有了新的发现。《南齐书》载：“永明八年（490）四月六日，雷震会稽山阴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电火烧塔下佛面，而窗户不异也。”②保林寺塔顶由金属为之，佛面也由金粉涂刷，这些都成为导体，当雷暴之时，高能量的雷电使塔顶及佛面形成瞬时电流，从而导致熔化，而木质窗户则不受影响。 静磁现象的进一步认识和利用上文提到虞翻已知“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此处的“曲针” 当是与钢（铁）针相对的由较软金属（如金、银、铜等）制成的容易弯曲的针。三国魏曹植（192—232）在他的一首诗《矫志》中说：“磁石引铁，于金不连。”此处的“金”是与铁相对提的，可见也是指铁以外的金属。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用磁石对铁及其他金属做过实验，从而知道磁石只能引铁，其① 王嘉：《拾遗记》卷八《蜀》。 ② 《三国志·吴书第十二》卷五十七，注[1]。 ① 雷教：《雷公炮炙论·琥珀》，王兴法辑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 年版，第32 页。② 干宝：《搜神记》卷七。 他金属都不能被吸引。 雷敩还用磁石吸铁的特性来判别磁石的优劣。《雷公炮炙论》云：“夫欲验者，一斤磁石，四面只吸铁一斤者，此名延年沙；四面只吸得铁八两者，名曰续未石；四面只吸得五两已来者，号曰磁石。”③从雷敩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他对磁石的吸铁性是做过多次实验的。 磁石吸铁的特性还被应用于医疗上。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说：“治小儿误吞针：用磁石如枣核大，磨令光，钻作窍，丝穿，令含，针自出。”①这种治疗小儿误吞针的方法后世多有采用。 对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的解释对于习见的静电、静磁现象，我国古人曾试图加以解释。晋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说：“磁石吸铁，琥珀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物之相投，出乎意外。”②郭璞认为磁石和铁、琥珀和芥的这种物物相投的现象是很奇妙的。究其原因，是由于两种物体均有“气”的“潜通”的缘故。他认为这种气的潜感是物体的本性，是符合自然法则的（“数亦冥会”）。事实上，郭璞的这种观点是对先秦元气学说的发展和具体运用，这是很可贵的。此种“气”的观点一直影响着后世学术的发展。 ③ 《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 ① 《雷公炮炙论·磁石》，王兴法辑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 年版，第54 页。② 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六。 第二十六章地理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既继承了秦汉的传统，又有新的创造，如裴秀的制图理论，葛洪的“沧海桑田”地壳变动思想，利用信风航海的最早文献《法显传》，新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杰出的地理著作《水经注》等。这些新的地理学成就，构成了这个时期地理学的显著特点。 第一节地志和地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主要指史书中的地理志、州郡志、地形志等。 这是继承《汉书·地理志》的传统，但在某些方面却有所倒退。例如，《晋书·地理志》，它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内容比《汉书·地理志》少，只有户数，无人口数。除地名较丰富外，其他地理内容都很贫乏。《宋书·州郡志》虽然有户数和人口数，但记载简略，地理内容贫乏。新的内容是增加了侨州郡县的记载。《南齐书·州郡志》比《宋书·州郡志》更简单，仅有地名沿革，其余一概不录。《魏书·地形志》比上述三种书有进步，除了有户数、人口数外，还记载了地貌类型、墓、冢、陵、碑的资料，所记地名数目也超过了《汉书·地理志》。总的来看，这个时期对《汉书·地理志》的传统继承得不好，把应该继承的东西丢掉了或是淡化了，因此，这个时期的地志，其价值都不如《汉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虽然都不如《汉志》，但地记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各个重要地区都有“风俗记”或“风土记”，边远地区则有“异物志”。此外，记山水还有“水道记”、”山水记”。如王范的《交广二州记》、顾启期的《娄地志》、韦昭的《三吴郡国志》、顾夷的《吴郡记》、郭璞的《临安志》、朱育的《会稽土地记》、周处的《风土记》等。这个时期由于地记的数量很多，且卷数少，不便于保存和流传，因此，南齐陆澄（425—494）搜集了一百六十家地记著作，按地区编成《地理书》149 卷，目录1 卷。梁人任昉（460—508）又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增加八十四家著作，编成《地记》252 卷。可惜这些著作都失传了。直到清代，才有人作辑佚工作。如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使久佚的地记著作略见端倪。 第二节常璩与《华阳国志》常璩（生卒年不详）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出生于世家大族。少好学，后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常璩劝李势降桓温，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今南京市）。常璩的著作有《华阳国志》、《汉之书》（后改名为《蜀李书》）。今存《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最初叫《华阳国记》，成书于永和四年（348）至永和十年（354）之间。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全书12 卷，约十一万字。卷1—4，讲巴、蜀、汉中、南中四个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情况，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其他各卷讲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和列传。《华阳国志》开创了地方志综合记载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地理、科技等各项史实的先例，资料非常丰富。比如关于使用天然气煮盐和凿井采盐的记载很具体，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文献。关于李冰开发蜀地经济所作的贡献，也以此书记载最详细。此外，还有温泉、盐池、矿冶、纺织等自然资源和生产技术的记载。 第三节地质、矿物学方面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地质、矿物学方面取得了四项比较大的成就：第一，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提出了“东海三变为桑田”的地壳变动思想，后来演变出“沧海桑田”这个成语。它正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代的海陆变迁思想，在地质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第二，梁代出现了新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原书已佚，现在只能从后人的引文中看到部分内容。主要观点是把地表植物与地下矿藏联系起来，开创了地植物找矿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如“山有葱，下有银”，“草茎赤秀，下有铅；草茎黄秀，下有铜器”等。它的理论是现代指示植物找矿或生物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的肇端。 第三，梁代陶弘景（452—536）对某些矿物的鉴别方法很科学，如硝石和朴消，他用观察燃烧时冒不冒紫青烟来区别。硝石即KNO3，染火焰成呈紫色，所以陶弘景说：“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①。朴消即芒硝（Na2SO4·10H2O），火烧无紫色。 第四，矿物知识。晋代葛洪的《抱朴子》是讲炼丹的，其中说到炼丹矿物原料有汞、硫、铅丹、雄黄、雌黄、丹砂、石胆（硫酸铜），消石（硝酸钾）、赤石脂（赤铁矿）、矾石（白明矾）、寒羽涅等，对多数矿物原料进行了解释，说明它们的特点、产地、性能和功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记载矿物43 种，大部分矿物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如雌黄、云母、硫黄、钟乳、白垩、石灰、水银、消石、芒硝、滑石、紫石英、白石英、慈石、石膏、理石、方解石等。此外，书中记载的化石（琥珀）成因说也是比较早的。裴秀、郦道元、法显在地理学方面都有所成就，其中如裴秀的贡献还有很大的影响。本编对于他们都分别立传，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① 郭璞：《山海经图赞·北山经》，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第二十七章生物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生物学有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多种依一定分类系统，记载动、植物名称（通名或异名）形态特征、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和经济价值等的动植物志。与此同时，对昆虫和微生物的研究和利用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第一节分类学的发展在前一卷的叙述中已经提到，《尔雅》中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尔雅》不仅著录了590 种动物和植物，指出他们的名称和别名，而且还根据他们的形态特征分别纳入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中。《尔雅》成为后人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典籍。东汉对有个名叫窦攸的官员，由于能根据《尔雅》记载，识别各种动、植物，因而受到汉光武帝赐给万匹帛的奖赏。汉光武帝还号召群臣，要他们的子弟向窦攸学习《尔雅》。自汉代以后有许多学者研究《尔雅》所载之动、植物，其中以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最为重要。 郭璞（267—324），字景纯，河南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在注释古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把《尔雅》视为研究动、植物的入门书，在《尔雅注》的序中说：“若乃可以博物而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也。”郭璞遵循《尔雅》原有的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对所记载的动、植物，首先用他生活时代人们通行的动植物名称，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例如《尔雅·释鸟》载“鸤鸠、鴶鵴”。郭璞注则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指出，鸤鸠、鴶鵴，就是当时人们常见的布谷鸟，江东人也叫它“获谷”。郭璞不仅引经据典解释动、植物的正名和别名，而且还根据自己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知识，对许多动、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例如对于桑天牛，《尔雅·释虫》只是著录了它的古老名称，“蠰，啮桑”。而郭璞注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啮桑，似天牛，长角，体有白点，喜啮桑树，作孔入其中，江东呼为啮发。”这里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桑天牛的形态和生活习性。郭璞还为《尔雅》所载动、植物绘图，使用了分类研究的图示法。据《隋书》记载，他著有《尔雅图》十卷。但原图早已失传。现在大家能见到的《尔雅音图》是清嘉庆六年（1081）影宋绘图重摹的刊本。它或许就是源于郭璞的《尔雅图》。郭璞的研究和注释，使《尔雅》中所包含的动、植物分类思想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更为鲜明。《尔雅注》成为历代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参考书。 比郭璞早些时候的三国吴人陆玑，字无恪，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这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所提到的动物和植物进行注释和描述的专著。原著已佚，但从书名可以看出，陆玑显然也是按照草、木、虫、鱼、鸟、兽进行动植物分类的。这部著作今有罗振玉辑本，分上、下两卷，共载动、植物154 种，其中草类54 种，木类36 种，鸟类23 种，兽类12 种，虫鱼类29 种（各家统计数字略有不同）。陆玑联系实际，对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生态、产地和用途进行了描述，并指出他们的异名、今名。书中对芄兰是这样描述的：“芄兰，一名萝摩，幽州谓之雀瓢。蔓生，叶青绿色而厚，断之有白汁。鬻为茹，滑美。其子长数寸，如瓠子。”这样的描述抓住了蔓生的萝藦科植物的特点，使人很容易就和今天所称的植物萝藦（Meteplexisjaponica）对应起来。根据生态特点，陆玑将“鹭”和“鹈”都归为“水鸟”。他说：“鹭，水鸟也，好而洁白，故谓之白鸟。齐、鲁之间，谓之舂鉏。辽东乐浪吴扬人皆谓之白鹭。大小如鸱，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鹰尾，喙长三寸许，头上有毛十数枚，长尺余，毵毵然与众毛异，甚好。将欲取鱼时则弭之。”这里对白鹭的形态特征和不同地区的称谓，都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首次对我国珍禽“鹤”作了形态和分类描述：“鹤，形状大如鹅，长三尺，脚青黑，高三尺余。赤顶、赤目。喙长三尺余。多纯白，亦有苍色。苍色者，人谓之赤颊。常夜半鸣。..其鸣高亮，闻八九里，雌者声差下。今吴人园囿中及士大夫家皆养之。”我国常用的鹤类有五六种，这里所描述的是我国最常见的白鹤即丹顶鹤（Grus chinensis）和赤颊鹤（Grus leucauchen）。对于莎鸡，陆玑指出：“沙鸡如蝗而斑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或谓之天鸡。六月中飞而振羽，素索作声，幽州人谓之蒲错。”这些描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和观察，是写不出来的。上述事例说明，《毛诗草木鸟鲁虫鱼疏》，对动、植物的分类描述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陆玑所记载的动、植物的分布地区，已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涉及现在的朝鲜和越南，可见其视野之广阔。 《神农本草经》问世后，对药用动、植物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发展，新发现的药用动、植物种类不断增加。陶弘景（452—536）编著《神农本草经集注》时，他所著录的药物已增至730 种。陶弘景打破了《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方法。就所著录的药用动、植物而论，他基本上将动、植物纳入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五大类。在每一大类中，再分上、中、下三品。很明显地已将三品分类放在很次要的地位。这一改进，对后来本草动、植物分类有很大影响。这部著作在动、植物形态鉴别描述方面也更为细致。例如说：术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作桠，根甜少膏；赤术叶细无桠，根少苦多膏，区分得很清楚。 这个时期在分类学方面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随着我国南方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对南方动、植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先后产生了二十多种“志”、“状”、“记”等形式的著作，著录并描述我国南方的动物和植物。早在东汉时就有杨孚《异物志》（又称《南裔异物志》）问世。原书已佚，从后人征引中还可以看到有关翠鸟、鸬鹚、孔雀、荔枝、龙眼、..等有关南方动、植物的描述。晋初沈莹所撰《临海异物志》是一部专门记述我国江南沿海地区草木禽兽、矿物和风土人情的著作。其中记述了约六十种鱼，四十多种爬行动物和贝壳动物，二十多种鸟类和二十多种植物。《南方草木状》，旧题永兴元年（304）嵇含撰（关于该书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至今尚无定论）。这是专述南方植物的专著，颇类当今之地方植物志。全书著录华南植物八十种，分草、木、果、竹四大类，系统完整，描述典雅。《南方草物状》是东晋徐衷所撰，原著已佚，从后人所征引的内容来看，至少记有植物五十种，鸟、兽、鱼、蚌、贝等动物十七仲。此外还有《广州记》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志”、“状”、“记”一类著作，所载之南方动、植物不少于235 种，极大地丰富了关于中国动、植物种类的知识。第二节生态知识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学知识，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人们就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发展的影响及生物之间各种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分布的影响。秦汉前有不少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论述。秦汉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对生物分布界线的探索。在《南方草木状》和《南方草物状》等著作中记述了各种动、植物的分布状况和生活习性，勾画出把南岭作为我国南北植物分布的分界线思想。如指出芜青不能生长于南岭以南，即使种植到南岭以南，也要发生变异。戴凯之《竹谱》记述竹类数十种，指出由于气候寒冷，所以黄河以北竹类很少，而南方竹类却非常茂盛。他所记述的各种竹类分布状况，大致上将淮河、秦岭作为竹类植物分布的北界。在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个别耐寒竹种才能良好生长。 温度对昆虫发育的影响，亦被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所发现。养蚕取丝，是中国古代在开发利用动物资源取得辉煌成就的最显著例子之一。在长期养蚕生产中，不断积累了关于蚕与环境关系的知识。众所周知，蚕有一化性、二化性和多化性的区别。一化性蚕一年只能孵化一次，二化性蚕，一年能孵化两次。即使当时温度很高，二蚕卵也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孵化，这在昆虫学上称为“滞育”。在晋代人们已经知道人为的用低温催青蚕卵，就可以中断滞育，使二蚕卵在当年就能继续孵化。据郑辑之《永嘉郡记》（公元4 世纪）记载，当时浙江温州地方蚕农的具体做法是，将二化性蚕的第一化蚕所产的卵，放在低温环境中（如山间冷泉），“使冷气折其出势”。这样经低温而孵化出来的蚕，其所产的卵，在当年就会继续孵化。当时蚕农利用低温影响家蚕发育的方法，实现利用二化性蚕，在一年内孵化多次，以便饲养多批蚕。关于昆虫寄生现象的发现，在中国传统生物学史上，也颇具重要意义。 《诗经》中有“螟岭有子，蜾蠃负之”的诗句。螟岭是鳞翅目昆虫，蜾蠃即细腰蜂。螟岭的幼虫被一种细腰蜂掳走，这本是一种自然界常见的现象。但在汉代以前，人们还不了解这种现象的自然本质。汉代扬雄在《法言》中认为，蜾蠃掳走已经死亡的幼虫，是为将它咒成为蜾蠃。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如许慎、陆玑等都相信这种说法。陶弘景最早揭开了“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秘密。他通过实际观察发现，细腰蜂有许多种类。其中有一种色黑、腰很细、含泥作窠，并产下如粟米大小的卵。它捕取青蜘蛛放在窠内，作为子代成长时的食物。他说，另外还有一种，是在芦竹内作窠，它捕取青虫作为子代食物。根据这些发现，他正确地指出，所谓“取青虫教祝，使变成己子”的说法是错误的。陶弘景的发现，对后人进一步研究昆虫的生活是很有启发的。 在古代养蚕中，人们也发现了蚕蛆蝇的寄生现象。蚕蛆蝇在古代称为“蚃”，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尔雅·释虫》。郭璞在《尔雅》注中指出，“蚃”，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蛹虫”。蚃为什么叫“蛹虫”，我们从宋代陆佃《埤雅》记载中得到了解答。《埤雅》：“蚃，旧说蝇于蚕身上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呼蚃子，入土为蝇。”原来蚕蛆蝇是家蚕害虫，它在家蚕幼虫体上产卵，待蚕化蛹成茧时，蚕蛆蝇卵便孵化为蝇蛆，蝇蛆咬穿蚕茧，钻入土中，不久便化为蚕蛆蝇。因为人们主要是在蚕蛹身上发现蚕蛆蝇幼虫，所以就称它为蛹虫。蚕蛆蝇寄生现象的发现，为防治这种家蚕害虫提供了依据。 害虫天敌的发现，是对园艺生产的一个重要贡献。据《南方草木状》记载，当时我国南方果农已经知道利用一种“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来防治柑桔害虫。南方柑桔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所谓“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即现今的黄猄蚁（Oecophylla smaragdina），又称红树蚁，常于柑桔树上网丝筑巢，“其巢如薄絮”，能吞食柑桔害虫。从《南方草木状》记载看，当时已有专门收集和贩卖黄猄蚁的商贩。他们以“席囊”或“布袋”贮蚁，售给果农，放养于果树上，以捕食害虫。这种利用捕食性昆虫防治害虫的方法是很先进的。 第三节微生物知识我国很早就对微生物的活动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到公元6 世纪，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总结了我国历代在利用微生物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书中有关制曲酿酒、作酱、制醋（酢）、作豉、制乳酪等论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在认识利用微生物发酵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知识。制酒一般包括制曲和酿酒两个步骤，制曲就是在酿酒前先培养微生物菌种。《齐民要术》酒曲分为两大类，即笨曲和神曲，这相当于现在的大曲和小曲。根据《齐民要术》记载，用神曲酿酒，“一斗杀米三石”，即用曲量只需原料总量的三十一分之一；用笨曲酿酒，“一斗杀米六斗”，用曲量也仅占原料总量的七分之一。可见当时我国酿酒发酵中，糖化力和酒化力都有明显提高。在制曲过程中，要掺入生料，这起到了接种微生物的作用。制曲时，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调节，都提出了相当周到的措施，并把“五色衣成”作为制成曲的标准，可见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微生物的生长规律。在酿酒发酵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曲势”。所谓“曲势”就是现在所说的糖化酶和酒化酶的活力。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根据“曲势”来分批投料。 我国传统的酿醋法，通常是淀粉糖化、酒精发酵和醋酸形成三个过程在同一醪液中进行的。北魏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醋酸的形成与醪液中菌膜的生成有关。《齐民要术》把醪液中醋的菌膜的生成，称之为衣生。他说：“衣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动，挠搅之。数十日醋成，衣沉，反更香美”。这里已将“衣生”和“衣沉”与醋酸的形成联系起来，已经模糊地意识到醋酸生成是与某种生命物质的作用有关。 第四节戴凯之与《竹谱》《竹谱》（公元5 世纪中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竹类植物专著。作者戴凯之，字庆预，南朝刘宋时武昌（今湖北鄂城）人，曾被派遣为南康（今江西赣州）相，才章富建，所著《竹谱》，亦为韵语。 中国有丰富的竹类资源，尤其南部地区，不仅竹资源丰富，而且种类繁多。我们祖先很早就已对竹类资源进行了研究，开发和利用。《诗经》、《禹贡》、《山海经》、《周礼》、《尔雅》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关于竹类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有关竹类的记述也就更多了。沈莹《临海异物志》就记述竹六种，《南方草木状》亦描述了六种竹。戴凯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大大丰富了有关竹类的知识。《竹谱》全书以韵文为纲，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解释。书之开头，是对竹类植物特点的概括，指出竹体“既刚且柔，非草非木”，是植物界里的一个大类。“竹”就是这一大类植物的总称。植物界中有竹，犹如动物界中，有“虫”、“鱼”、“鸟”、“兽”一样。《竹谱》指出，虽然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关于竹类的分布特点，《竹谱》说，竹“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竹类不耐严寒，因此，其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竹谱》的主要内容是记述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如《竹谱》是这样描述“棘竹”的，“棘竹，生交州诸郡。丛生，初有数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实中，夷人破以为弓。枝节皆有刺，彼人种以为城，卒不可攻。..卒崩根出，大如十石物，纵横相承如掺车，一名笆竹”。根据这些描述，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将它和秆粗质厚，节上有刺，地下茎为合轴型的箣竹属植物对应起来。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所见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至少也有三十多种。所记竹种类之多，是空前的。 《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的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思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二十八章医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医药学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一方面则是内容丰富的临床经验的系统总结。因此，无论医学之基础理论，或是治疗经验，都有着较明显的进步。 第一节医学旧籍的研究整理《内经》的整理研究《黄帝内经》成书以来，已历近千年之流传，除文字古奥难懂外，战火，虫蛀、脱简散乱及传抄之误，已给该书内容的完整性、科学性带来巨大损害，急需予以整理训解。齐、梁间医学家全元起，曾任太医侍郎，对《内经》有着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问训解》。该书虽然在南宋时已佚，但其内容由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引用，仍部分得到保存。全氏医术高明，故有“一时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则生，舍元起则死”的誉论①。 《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东汉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最初流行并不广泛。晋代王叔和对仲景书颇为重视，他为了便利读者检阅诵读，对《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编次，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论传染性疾病之辨证论治，后者专述一般杂病之脉因证治。由于王叔和距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近，有人认为王氏可能是张仲景的学生，或曾见过面，所以王氏所整理仲景书是接近原貌的。 因此，历代医学家多予以较高的评价。例如：晋代皇甫士妥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①。宋代以校勘医学文献而著名于世的孙奇认为：“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①金代成无己是以整理注解《伤寒论》而闻名于医界的，他称赞：“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②但也有指责者，如明清学者主要批评王叔和于仲景书中杂以己言，以及在编次、序例中多有谬误等③。但对这些批评意见，有更多医学家为王叔和辩护，如清代徐灵胎强调：“不有叔和，焉有此书。”④可见王叔和将《伤寒杂病论》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对发展仲景学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脉学和中医诊断术王叔和还撰有《脉经》一书，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切脉是中医学诊断疾病、确定预后的一门重要学科，也是中医学术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晋人王叔和，名熙，高平（今山西高平，一说今山东济宁）人。性沉静，博通经史，医术精良，尤擅切脉，集《内经》、《难经》、扁鹊、淳于意、张仲景等之脉法，结合个人多年临床切脉诊断的丰富经验，编撰《脉经》10 卷。《脉经》之卓越贡献有：1.总结前人经验，确定24 种脉象，使① 《本草经集注》。 ① 陈邦贤等著《中国医学人名志》。据《古今医统》，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年版。① 皇甫谧：《黄帝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重版。② 林亿等：《伤寒论·序》，见《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版。③ 参见严器之：《注解伤寒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版。 ④ 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第285—287 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临床切脉诊断有所准绳；2.列举八项相类的脉象，可为切脉鉴别之依据；3.系统论述了脉学理论知识和切脉诊断的部位和方法；4.详论各种脉象之阴阳、逆顺、寒热、虚实、生死之辨别；5.叙述了人体脏腑之生理脉象和病理脉象同各种病证之间的关系；6.对各种疾病之脉证、妇人脉证以及小儿脉证等均加以记述。《脉经》对中医诊断学之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但推动了中医学的进步，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公元八九世纪，阿拉伯医学兴起，10 世纪前后，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形成鼎立的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但阿拉伯医学中有关脉学的内容，其中不少是直接引进中国脉学而丰富发展起来的。《脉经》不但为阿拉伯医学所引进，而且早在6 世纪已传至朝鲜、日本。公元17 世纪后还被译成为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⑤。在脉学诊断之外，此期还出现了病理解剖诊断技术，如《南史·顾恺之传》记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赐的人，因病临终时告诉妻子，死后作尸体解剖以求病因，妻按遗言解剖，却为统治者以“不道”，子“不孝”而惨遭杀害，刚兴起的求实精神就这样被泯灭了。《庾书·庾黔娄传》记有黔娄尝父便甜苦，以判断父病之预后吉凶。此举虽不符合卫生要求，然而我国诊断糖尿病以小便甜为依据即源于此，从而为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针灸学之整理与提高晋人皇甫谧编撰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此期针灸学发展承先启后的代表作。皇甫谧（215—282）字士妥，幼名静，自号玄宴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境）人。幼年家贫，务农为生，从坦席学儒。中年因病风痹，肢体活动受限，始钻研医学。为人沉静寡欲，好学博览，专事著述，撰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玄宴春秋》等。魏晋时，多次谢绝当局而不仕，一心致力于学术和医学研究。在针灸学发展上，他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之有关内容为基础，结合历代医学名家的有关论述和经验，编撰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12 卷、《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氏在编撰过程中遵循“删浮词、除重复、论精要”的原则，使前世针灸学得到明显的提高。《针灸甲乙经》共128 篇，对人体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该书使中国针灸之穴位总数达654 处，其中单穴48 处，其他则为双穴，分布于全身14 个经脉线上，称为经穴。后世所发现者，则称之为经外奇穴。关于取穴方法、针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其经验及理论也都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是针灸学家临床治病和撰著的指南。《针灸甲乙经》不但是我国发展针灸学的典籍和培养针灸医师的教科书，而且也是日本、朝鲜等国医学教育的教科书，并有法文等译本在欧洲流传。因此，皇甫谧在医学界并不以文学、史学闻名，而以其针灸学上之卓越贡献为历代医学家所推崇而闻名于世。 ⑤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伤寒论”条。 第二节医学经验总结和医学的发展丰富多采的医疗方剂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医辈出，总结经验，著书立说之风亦甚盛行。根据《隋书·经籍志》所收录，此期医学家医药方书约有百种，其中在当代及后世有着明显影响者，如：陈延之撰《小品方》12 卷，范东阳撰《范汪方》176卷，姚僧垣撰《集验方》10 卷，徐叔响撰《杂疗方》22 卷等等，都是有着较高学术水平的佳作。这些医方著作一般多真实记录了著作者本人的宝贵经验，在隋唐时期仍较广泛地流传着。例如：《小品方》曾流传日本，在日本医学教育中，曾被列入医学院校教材而广为传诵。我国隋唐及后世医家之综合性著作，也多有引用。可惜，这些医方书籍几乎全部散佚，但由于孙思邈之《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等大量引用而尚能窥其梗概。 世医徐之才与中医方剂学之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许多父子传授世代业医的医学世家，政府也很强调医学籍贯，群众对“世医”也更为信任，所以“世医”成为评价医生医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徐之才（505—572），字士茂，世医出身，祖籍东莞（今山东莒县），迁居丹阳（今江苏镇江）。先祖徐熙，好黄老之学，精医术，从祖徐謇、祖父徐文伯均以医术著名于时，且擅长炼丹术，颇得统治者之赏识。父徐雄，亦以医术见称于江南一带，曾任南齐政权的兰陵太守。之才兄弟等也均以医术闻名，后因战乱被俘至北魏，封西阳王。他聪明过人，博学多才，治病每多奇效，对药物方剂之组成原则和方法颇有研究，曾对《雷公药对》及《药对》等书详加修订，在药物炮制加工和总结吸收前代方剂学精华方面，有着显著的贡献。譬如他总结和发挥中医学之“七方十剂”理论和经验，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所谓七方，即大、小、急、缓、奇、偶、复；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濇、燥、湿。由于他阐发了经典，总结了新经验，故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譬如：宣剂，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通剂，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补剂，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等等。结合陶弘景“诸病通用药”，从而使中医学在临床处方之药物调遣和配伍原则的掌握上，有了一个更为科学的新规律可循。徐之才除发展了中医方剂学外，对妇产科学也研究有素，特别是对产科的产期卫生，胎儿发育等很有见地。他还撰有《家传秘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小儿方》等等。徐氏历代以医传家，学贯南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极有名望的医学世家。 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外科之伤残、感染性疾病大大增加，客观上促进了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发展，我国现存较早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即成书于此时。该书作者可能是刘涓子，后经龚庆宣整理编次为10 卷而流传于世。据龚氏序，刘涓子晋末人，曾随同宋武帝北征，夜射“黄父鬼”而得其所遗医方书，故名《刘涓子鬼遗方》。据其序，刘涓子为随军医生，用该书处方治病疗伤，“千无一失”，并谓“有被创者，以药涂之即愈”。该书内容包括有战伤、各种化脓性感染、疥癣，以及其他皮肤病等。其治疗技术，载有止血、止痛、解毒、收敛、镇静等内、外治法处方140 多个。所有药物也以富有抗菌、消毒作用的黄连、大黄、水银..等为最多，而且配制成软膏等剂型。更有价值的是该书提倡早期治疗的先进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书强调痈疽早期诊断和治疗，在脓已成时则应及时进行手术切开引流，对手术切开之部位也作了科学的论断。 外科手术治疗先天性畸形在此期也有显著的进步。例如《晋书·魏咏之传》记载咏之先天性唇裂（俗称兔唇），曾往殷仲堪帐下名医求治，术后唇裂弥合，达到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这一唇裂修补术的成功是很出色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整形外科已达到很高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次，如目瘤摘除术、头部巨大肿瘤的手术切除等，也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中外医药学交流公元519 年，扶南遣使中国，其易货贸易中有中药郁金、苏合香、沉木香等；中天竺等也以中药琥珀、郁金、苏合香、真珠等与我国交换；波斯更以琥珀、真珠、朱砂、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毕拨、石密、香附、诃黎勒、雌黄等与我国互易，这些都反映了此期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在与我国香药贸易上的兴盛状况，也反映了我国对这些香药等的大量需求和广泛用于临床治疗的情况。公元541 年，朝鲜请中国医生治病，公元552 年，我国以《针经》赠送日本，又有吴人知聪带《明堂图》等医药书籍160 卷赴日传播中医学。尽管中国尚不统一，战争不断，但医药之与国外交流较前代还是有着明显的扩大，从而也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和进步。葛洪和陶弘景是这一时期的医学的大家，本编已分别为他们立传，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十九章妇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妇女的记录慢慢地多起来。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有“梁武帝女《临安恭公主集》三卷，梁征西记室范靖妻《沈满愿集》三卷，梁太子洗马徐悱妻《刘令娴集》三卷。又著录有“《妇人集》二十卷，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亡。《妇人集抄》二卷”。这些都是妇女自己写的书。《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杂文》六十卷”，原注称：“为妇人作”。又著录“《女鉴》一卷，梁有《女训》十六卷。《妇人训诫集》十一卷，并录梁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娣姒训》一卷，冯少胄撰。《贞顺志》一卷”。这些大概都是男性作者为妇女而写，可能主要是关于妇女教育的撰述。《隋书·经籍志》以上所著录的这些书，当是了解当时妇女情况的重要资料，可惜都失传了。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都有《列女传》，而其中可用的资料不多。现在，只能就各书所见零碎的材料，取其有突出成就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汇成本篇。 第一节女诗人蔡琰①蔡琰，字文姬，陈留人，文学家蔡邕之女。她博学有才辩，妙通音律。 《后汉书》李贤注引刘昭《幼童传》曰：“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蔡琰在音律方面的才能，在幼年已有所表现。 蔡琰初嫁江东卫仲道。仲道早死，琰回娘家居住。兴平年间（193—195），天下混乱，琰为胡骑所虏，居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惜蔡邕无嗣，以重金将琰赎回，再嫁陈留董祀。董祀犯法当死，琰蓬首徒行，向曹操请罪。她言辞清辩，旨甚酸哀，当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满一堂，无不为之动容。曹操说：你的情况我很同情，可是定罪的文状已经发出，怎么办？蔡琰说，“明公有良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听了很受感动，便把文状追回。因问蔡琰，听说夫人原先藏书很多，不知还能记忆不。蔡琰回答说，原来先父留下的书籍有四千余卷，经过变乱，都已损失，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四百多卷了。蔡琰把能回忆的各篇亲自写出后与曹操藏书核对，没有错误和遗漏。 蔡琰感伤乱离，追怀悲愤，写诗二章。其中一章为五言《悲愤诗》。诗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终己。有客自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夏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别离。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影，怛咤靡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勗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首诗包括三段。第一段是说董卓的残暴和篡汉的野心。第二段是说她在胡地所感到生活的困难，听到中原有使者来迎接她回去时的喜悦以及她不忍离开子女的依恋心情。第三段是说她回到中原后所看到的依然是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从而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个人生活上的安定。全诗感情充沛，写出乱离生活中的切身感受，感人至深，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是三国初期文学上的杰作。近人认为可与建安七子的作品并列。诗长五百四十字，也是前所未有的。 蔡琰所著还有另一《悲愤诗》，见《后汉书·列女传》，有《东征赋》，见《昭明文选》。相传《胡笳十八拍》①也是蔡琰所作，但有不同的见解。《胡笳十八拍》的内容及其艺术成就与《悲愤诗》相类似，但还不能据此论定十八拍为蔡琰所作。 ① 本节材料见《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 第二节刘兰芝抗婚①刘兰芝，据说是建安年间庐江府吏焦仲卿的妻子。她聪明、美丽、能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受过较高的教养。十七岁出嫁到婆家，与丈夫恩爱，又致力于家庭纺织。她每天从鸡鸣开始织布，夜夜不得休息，只用三天就织出了五匹布。而婆婆却嫌织得太慢，百般加以挑剔。兰芝实在做不下去了。 焦仲卿了解了情况后，上堂在母亲面前为妻子说情。他说，儿子的骨相不好，幸亏娶了这个媳妇，可以长久相处。现在我们一起生活才二、三年，时间不算长，并没有什么斜歪之事，不知她如何不好？焦母说，你的心眼太小了。媳妇不懂礼节，举止随便，我久已不满，岂能按你的意思去做！我们东邻有贤惠女子，长得也很漂亮，我可以替你求婚。你快把这媳妇打发了吧！仲卿长跪乞求说，若是休了她，我决不再娶。焦母听后大怒，说，你好大胆！竟敢替老婆说话。我已跟她没有情意可言，不会答应你了。 焦仲卿回到自己房中，看见妻子，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说，这是母亲强迫她离去，不是自己的意思。他请兰芝暂时回娘家暂住，等他把府里的公事办完，再去接兰芝回来，请兰芝不要违背他的意思。兰芝说：不要再找麻烦了。自从嫁到你家后，事事顺奉公婆，进退那敢自专，昼夜辛劳，孤孤单单，总觉自己没有什么过错，原想准备奉养老人到底。哪想到这样做还是被驱遣！又说：我有生光的绣腰襦，有垂香囊的红罗帐，还有箱帘六七十个，各物都有它的特点。人贱了，东西也算不了什么，留着送人吧！时时安慰自己，久久不要相忘！ 天亮了，兰芝离开焦家的时间到了。她认真地把自己打扮起来，上堂辞行，焦母毫无挽留之意。兰芝又与小姑告别，小姑泪落如珠。 焦仲卿骑着马送兰芝到了路口，下马对兰芝说：“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兰芝说：我很感激你的诚意，希望你不久来接我。她把仲卿比作磐石，把自己比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只是兰芝担心自己的兄长性情暴躁，由不得自己。俩人依恋不舍地分手了。 到了娘家，兰芝进退两难。母亲见到她回来，感到意外，拍着手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教你学了许多本事，想你不会不守婆家的规法，你今天没有过错，怎么倒自己回来了？兰芝说，儿愧对母亲，但儿实在没有罪过。母亲听了大为悲痛。 兰芝回家不多日，便有媒人来说亲。媒人是为县令的第三郎说亲，据说这位年青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母亲要兰芝答应了这门亲事，兰芝噙泪说：府吏和我结誓永不别离，今日违约，恐不合适。母亲便回绝了媒人。 隔了几日，太守遣府丞来求亲，说是他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兰芝的母亲再次谢绝了媒人，她说“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兰芝的哥哥听说此事后，却颇不以为然。他对妹妹说：做事何不掂量掂量！你先嫁府吏，后嫁郎君，这是天地之别，够你享受了。有郎君不嫁，你还想去哪里？兰芝仰着头回答道：你说得不错。在家事夫婿，中① 见《乐府诗集》。 途回兄门，由你安排吧，我哪能自己决定。虽然我与府吏有约，但怕是日后却永无相聚之时了。这时，兰芝所处的境况已经是若不改嫁，就无家可归。她答复哥哥的话，只能说是她已作了采取最后步骤的思想准备。 结婚的日期很快定了下来。男方的聘礼十分丰厚，据说是“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兰芝对这一切视若不见，只是遵照母亲的嘱咐，含泪作嫁衣。 焦仲卿听说后，立即告假回家。在离家二、三里的地方，马儿嘶叫起来。兰芝听见了熟悉的马嘶声，慌忙出来相迎，远远地看见了焦仲卿。兰芝上前拍着马鞍对仲卿说，自从分别后，事情变化很大，如我所言，我的亲父母兄弟逼我嫁给他人，你没有什么指望了。焦仲卿故意挖苦兰芝说：贺你高迁！磐石可保持千年不变，而蒲苇只是一时的纫劲。你当荣华富贵，我却要独赴黄泉！兰芝说：你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都是被逼迫所为。你被逼离婚、而我也是被逼嫁人。黄泉下相见，不要违背今日的诺言！俩人约定后，各自回家。 结婚的日子终于到了，轿子把兰芝抬走了。兰芝好容易熬过了一天。夜深人静了，她下了最后的决心，提起衣裙，脱去丝鞋，投水自尽。焦仲卿知道后，也在树下自缢而死。人们痛惜他们二人的死，将他们合葬在一起。后来有人为刘兰芝写了《孔雀东南飞》的长诗，流传后世。 今案刘兰芝不慕权势，不爱金钱、财物、玩好，也不追逐贞妇烈女的名声。她是为了维护夫妻恩爱的纯洁而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她在中国妇女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反映了中国妇女中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节谢道韫的才辩②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谢道韫是在这个风气影响之下的一个才女。 她的父亲是晋安西将军谢奕，丈夫是江州刺史王凝之。她自幼聪识，有才辩。叔父谢安曾问《毛诗》中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青风，仲山甫永怀，以谓其心。”谢安说她有雅人深致。 一次，家人们聚在一起，天上下起雪来。谢安便问大家，这雪象什么？ 有人回答说，象在空中撒盐。道韫说，不对，象柳絮迎风起。谢安听了很是高兴。 凝之的弟弟献之，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让婢女告知献之说，欲为小郎解围。她施青绫步鄣自蔽，参与谈议，客不能屈。 晚年，道韫嫠居会稽。太守刘柳久闻其名，请与谈议。道韫素知刘柳之名，也不推辞。她“簪髻素褥坐于帐中，柳束脩整带造于别榻”道韫丰韵高迈，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涟，徐酬问旨，词理无滞”。刘柳大为叹服，说，他从未见过这样使人心服的人。 一千多年来，谢道韫和蔡文姬一直是流传很广的人物。 道韫著有诗赋诔讼，《隋书·经籍志》录有《谢道韫集》二卷。 ② 见《玉台新咏·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 第四节苏蕙巧织回文图诗苏蕙，字若兰，苻秦时期始平（治在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晋书·列女传》有传，但所记过于简略。依《烈女传》所记和有关记载考证，苏蕙是秦州刺史窦滔的妻子，善属文。窦滔因事徙流沙，苏蕙未相从而去。窦滔违背夫妻告别时的诺言，在外再娶。苏蕙非常伤感，织成回文诗，以赠滔。回文诗或称璇玑图诗，共八百余言，上下左右，婉转读之，皆成章句。原图五色相宣，用以区别三五七言诗句，后来变五色为黑色，诗句便不可读。约在宋元间，僧起宗以意推求，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明康万民增读其诗四千二百零六首。两家合计共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但求协韵成句而不问义之如何，辗转钩连，■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为若兰本意如斯，则未之能信。存以为艺林之玩可矣。”《四库全书总目》的意见是正确的。而苏蕙作为回文图诗的创始人，其运思之巧，也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