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

　　题记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六卷，论述了隋开皇元年（581）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的历史。这是中国中古时代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后期的历史。
　　本卷上册由史念海同志主编，下册由陈光崇同志主编。史念海同志，山西省平陆县人，生于1912 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和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他以专攻历史地理学蜚声中外，著有《河山集》（1—5）、《中国的运河》、《中国疆域沿革史》（与人合作）、《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人合作）、《方志刍议》（与人合作）等著作。他撰写了本卷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章；综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十章的第三节；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
　　陈光崇同志，1918 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1944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历任湖南大学、沈阳师范学院、辽宁大学等校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辽宁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史学史论丛》、《史学研究辑存》、《资治通鉴选读》、《象山文丛》、《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部分）、《简明中国古代史》（主编并撰写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撰写宋辽金元部分）。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三十七章。
　　本卷的撰稿人依其在卷中首次出现的先后顺序，介绍如下：齐东方同志，生于1955 年，辽宁省昌图县人。1973 年毕业于吉林省舒兰师范学校美术专业。1982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1992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三国至隋唐考古和中西交通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已发表有关论文数十篇，并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等。他与张静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张静同志，生于1957 年，辽宁省沈阳市人。1982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 年于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肄业。她与齐东方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赵望秦同志，生于1953 年，陕西省临潼县人。1982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中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所工作。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发表有《唐方镇年表辨误》、《释韩十四》、《独孤及年谱》、《思陵集于支辨误》、《思陵集史料价值述略》、《陆贽年谱》、《唐文献有关陆贽事迹之考辨六则》等论文多篇，并与人合作出版《水经注选译》等多种著作。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三章，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十四章。
　　牛致功同志，生于1928 年，河南省偃师县人。1956 年毕业于陕西西安师范学院史地系。毕业后，先后在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唐史研究所教授。现为中国唐史学会顾问、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会长、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李渊建唐史略》、《唐代的史学与通鉴》、《隋唐人物述评》（合著）等，并发表有关论文九十余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的第一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典志部分的第十二章。
　　马弛同志，生于1941 年，河南省鲁山县人。1963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著有《唐代蕃将》，与人合编藏族史料多种，并发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十章第二节。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她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二章。
　　崔春华同志，生于1923 年，辽宁省昌图县人。1949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此后，在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和辽宁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辽宁省史学会理事。著有《中国古代史》（合著）、《简明中国古代史》（合著）、《夷俗记校注》等，发表论文多篇。他曾参加本书第一卷的撰写工作，并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章、第三十五章。
　　华觉明同志、张柏春同志，分别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典志部分共同撰写了第四章的第一、三、五、六、七、九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二、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九章、第四十九章。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的第八、十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二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十一节、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十二节。
　　赵文润同志，生于1936 年，辽宁省大连市人，满族。1960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影视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等，主编有《中国古代史新编》、《隋唐文化》等书，并发表有关隋唐经济的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五章。
　　谢元鲁同志，生于1949 年，四川省成都市人。1978 年考入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1979 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历史地理专业，1982 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1987 年在厦门大学获隋唐史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著有《唐代中央政权史策研究》、《唐德宗顺宗传》等书，发表有关唐史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十章。
　　廖德清同志，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第四卷主编之一，他偕子廖晓晴同志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他还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廖晓晴同志，1958 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3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90 年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历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辽宁人民出版社古籍室编辑，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有《杜佑与通典》等论文多篇。阴法鲁同志，生于1915 年，山东省肥城市人。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9 年毕业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又考入设立于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 年研究生毕业。历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华中大学（武昌迁滇）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现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他与汪绍楹先后两次校点《隋书》，主编有《古文观止译注》、《中国古代文化史》（合作），并撰有《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我们有优越的音乐传统》、《孔子论音乐》、《古代诗歌中的“反唱和”形式》、《试论<乐记>》、《我国历史上民族迁徙活动与乐舞文化交流》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三章。
　　金秋鹏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通史研究室主任。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一节。
　　田廷柱同志，生于1943 年，河南省范县人。1969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1 年获辽宁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为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隋唐史的研究。著有《唐明皇》、《隋唐士族》、《东观奏记》（校点）及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第四十四章、第四十五章、第四十六章。
　　曾贻芬同志，1941 年生于北京。196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1 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历史文献学教研室主任，著有《文史英华·典志选》，并撰有《论<通典>自注》、《唐人注释名著三种》等论文多篇。她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第二节。
　　赵俊同志，1955 年生，辽宁省铁岭市人。1981 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1984 年获硕士学位。1988 年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二章、第二十三章。
　　张新清同志，生于1941 年，辽宁省营口市人。1966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国教育名人志》（合著），撰有《中国历史名人结局研究》、《唐代马球场》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四章。
　　纪志纲同志，江苏徐州师范学院师资工作办公室副教授、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一节。
　　郑怀林同志，陕西中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二节。
　　李春光同志，1944 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196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1 年获辽宁大学硕士学位。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古籍丛书论述》、《评译通鉴纪事本末》及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八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第二节、第三十四章。
　　王荣彬同志，西北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二章。
　　郭预衡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第一节、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
　　廖仲安同志，1925 年生于四川西昌。1944 年至1948 年就读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专修科、北京大学中文系。解放初任北京市文教机关干部。1956 年后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主讲中国文学史。现为中文系教授。著有《陶渊明》、《反刍集》等。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第二节。
　　刘曼春同志，1935 年生于辽宁省锦州市。1958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任教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发表隋唐史论文多篇。她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三十六章、第四十章。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四十八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一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三章。
　　刘雪英同志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四章。
　　以上撰稿人共38 位。此外，何绍庚同志主持了有关科技部分的集稿、定稿工作。刘雪英同志在本卷中做了校对、选图、标目、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曹尔琴同志参与了撰写工作。宫伟同志、栾敬同志参与了摄图工作。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田制、税制、官制、军制、法制、选举制度、行政区域的划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民族的重新组合、社会阶级、阶层所发生的新的变化，都是应当予以阐明的历史性重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政治家如高颎、唐太宗、魏徵、长孙无忌等，军事家如李靖、郭子仪等，史学家如刘知幾， 吴兢、杜佑等，经学家如孔颖达、颜师古、陆德明等，散文家如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名僧如玄奘等，还有书法家、画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医药学家等。这样的盛况，在其他历史时期是很难见到的。我们要写好一部唐史，必须有深厚的功底、高屋建瓴的历史见识、简练生动的表述。当然，这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长期不断积累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要求这些条件都具备于一人之身，而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的。在本卷的编写中，有名家的精品，也有水平一般的作品，这是现阶段的正常现象，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才能有所改变。
　　本卷所重视的是，我们写的隋唐史，要写成中国通史的隋唐史。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更不容易，这也还需要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老一辈的文学家陈寅恪、岑仲勉、吕思勉、向达、贺昌群、唐长孺，还有其他同志，都在隋唐史研究上做出贡献，对于这一点也都有认识，都在起步或准备起步阶段。本书其他卷也多有类似的情形，就不一一再说了。
　　本卷的编撰前后经历十二年，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全稿。
　　我和念海、光崇都是八十岁上下的高龄了，这次学术上的合作，十分珍贵。我和念海相识六十年，更别有一番历史上的意义。
　　唐长孺同志和韩国磐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在这里我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6 年12 月12 日于北京

　　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基本史料历代皇朝多重视史书的撰修，设置史官，专董其事。隋唐两代亦因前代，从事踵修。贞观以后，多以宰相监修国史，遂成故事。在其初年，皆曾为前代修史，稍后则专重本朝。隋时所修的前代史书，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魏彦深的《后魏书》、牛弘的《周史》、崔子发的《齐纪》、王劭的《齐志》，《隋志》未载李德林所撰的《齐史》，殆以其子李百药沿其旧作另撰《北齐书》，可是两《唐书》则于《北齐书》外，均以李德林的《北齐未修书》列于著录之中。
　　唐初承隋之旧，亦为前朝修史，于是姚思廉等撰《梁书》和《陈书》，李百药撰《北齐书》，令狐德棻等撰《周书》，魏徵等撰《隋书》。此五代史皆仅有纪、传而无志，故稍后又别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撰者多人，仍由魏徵领衔撰修。史志本为别行，自成一书，其后附于《隋书》，实非其旧。当时亦撰有《晋书》，虽亦出于众家之手，以唐太宗曾经执笔，为陆机、王羲之两传撰论，因称全书为御撰。今传世尚有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亦为唐代初年所撰定。其时张大素亦撰有《后魏书》、《北齐书》和《隋书》，惜皆未传世。隋唐两代对于前代史书犹如此重视，为之补撰，则对于其当朝史事，自当特为保存和撰修，为后世治史者遗留下珍贵的史料，这是值得称道的。
　　第一节《新唐书·艺文志》乙部所著录的隋唐人所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两代诸史家对于其有关当代史事的撰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例皆予以著录，而且分门别类，示人以规矩。隋祚短促，虽有作者，为数势难甚多，《隋书·经籍志》皆备为搜罗，靡有遗阙。唐代史家先后辈出，络绎不绝，官私撰述，均称丰硕。然《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大体以开元为断。其序文中就曾经说过：“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只有《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最为详赡。这里就据以立论。其中偶有阙遗，则当略为补苴，以见一代的规模。
　　《隋书》、《北史》和《南史》隋代历年虽甚短促，已有其本朝史籍的撰修。王劭于《齐志》之外，就另著有《隋书》，虽为未成之作，亦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隋书·王劭传》说：其所撰《隋书》，“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不闻”。唐初撰集前代史书，《隋书》与《梁》、《陈》、《周》、《齐》诸史，皆同时草创。王劭所撰，即令已经杀青，恐尚难以之入选。《隋书》撰修经过，《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隋书》，谓为魏徵等撰。《新唐书·艺文志》则《隋书》与《志》连言，而谓为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与（令狐）德棻、敬播、赵弘智、魏徵等撰。四库馆臣据刘知幾《史通》所载，以撰纪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并谓他书尚有不同记载。至宋时仍不能划一。宋仁宗天圣时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魏徵与长孙无忌。今本则统称魏徵等撰，不再作详细题名。
　　《隋书》诸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后，仿佛仅记有隋一代。诸志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门。分门虽多，却是各朝分记。《地理志》虽以隋时疆域为主，而附其他四朝沿革于下，然总称“九州”，亦非隋时定制。《经籍志》综载前代，却因时而先后排列，次序井然，不稍紊乱。当时按四部分类，不仅为后来两《唐书》的《经籍》和《艺文》两志所遵循，而且直至清代和民国初年相沿未变。
　　这里还应提及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李延寿尝参预《五代史志》的撰修。李延寿，两《唐书》皆有传。所撰的《北史》中，实包括隋代史事在内。《南史》之本也参有隋事。其所论述的史事，全用《隋书》的旧文，仅有少许删改处。殆以当朝撰修的《隋书》，不便多事笔削的缘故。
　　《大唐创业起居注》与《顺宗实录》历代撰述本朝史事，率先从事于起居注和实录。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使后来者有所依据。隋时已有《开皇起居注》，唐初温大雅始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新唐书·艺文志》又载有《开元起居注》，其他殆无所闻。隋时未有实录的撰述，炀帝即位未久，天下即告云扰，殆已无暇及此。唐初自其高祖即已撰有《实录》，其后至于武宗，相继连绵，尚无断阙。惟迄今多已亡佚，所存者仅《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诸人所撰的《顺宗实录》。《顺宗实录》则以编入《昌黎先生外集》，得以保全至今，亦难能可贵之事。撰述《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温大雅，为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自唐高祖起兵之初，即被引为记室参军，处于帷幄之中，故能悉记其所闻见。所记自其所谓义旗初举之时，至于即位称帝之际，故以创业为名。其中间有与两《唐书》不尽相合处。《四库全书总目》谓所叙兴师本议起于高祖，与两《唐书》本纪所谓举事由秦王说不合。盖当时秦王尚未为太子，故未着重渲染，有以然也。其他不尽相合处，似亦当以温大雅所说为正。盖用兵征伐，虽千头万绪，殆不容稍有参差。随事属笔，当亦不容间或出入。撰起居注本为帝王当朝后的措施，武德之前尚不容有此，大雅以此名撰述，正可显示其用功的细腻，当不至多所讹误。顺宗以永贞纪年，前后不足一载。然以与宦寺有关，故当时多有议论，甚至谓韩愈撰史，叙事拙于取舍，以致繁简不当。盖以所记诸事多为北司所不喜，故议论横生，且多有修改之说。《新唐书·路隋传》曾记其中一些曲折，并说文宗时，“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文宗上去永贞已久，余波始告平息。若非所记大率翔实，何至使宦寺积恨若此。
　　《通历》唐人在已有当代起居注和实录的基础上，亦曾撰修其时的纪传体史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就有《唐书》100 卷，又130 卷，为吴兢，韦述等所撰，又有《国史》106 卷，又113 卷，则不著撰人。别有刘芳《唐历》、韦澳等《续唐历》和吴兢、韦述，陆长源三家各自所撰的《唐春秋》，还有陈岳《唐统计》和焦璐《唐朝年代记》，均已亡佚。所能流传于今世的，则为马摠《通历》。马摠，两《唐书》皆有传，为扶风（今属陕西）人。《新唐书》称“摠笃学，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论著颇多”，《通历》盖其中一种。此书曾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著录。其所叙肇自远古，仅迄于隋代，并未稍及于其当代史事。
　　《大唐新语》、《国史补》及《传载》《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的杂史甚多，唐人所撰当代的史书亦殊不少，惟率多佚失，今所存者为刘肃《大唐新语》等十种。或涉及一代，或仅叙一时，自难得一致。刘肃《大唐新语》及李肇《国史补》，不著撰人的《传载》，论篇幅皆不甚过多，《传载》一书，仅有一卷，其所涉及，却相当广泛，可以相提并论。撰述《大唐新语》的刘肃，《艺文志》于其目下注云：“元和中江都主簿。”然本书结衔，则为“登仕郎守江州浔阳县主簿”。若无后人窜改明证，自当以此书为正。其自序说：“今起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勒。”是书曾为明人窜改名称，以之作为《唐世说》，此固是明人的妄为，亦是其书上承《世说新语》的体例，遂为所窃改。明人不仅窜改其书的名称，且曾擅动其中的条目，有劳四库馆臣为其重订，恢复原貌。所谓条目共有三十篇，如匡赞、规谏、极谏、刚正等，大都有裨于劝戒。撰者自称：“昔荀奭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几前修”。四库馆臣以为这是《新唐书·艺文志》以此书列于《杂史类》的缘由。可是四库馆臣却以此书“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核实而论，以唐人记唐代史实，平直之处，此书有足多者，其中所记往往有轶出于两《唐书》之外者，考核唐史，多可以取证，且唐人所撰小说，亦往往可资证史，并非置之《小说家类》，就可削减其应有的分量。四库馆臣未免多所取舍。《艺文志》于李肇《国史补》目下注云：“翰林学士，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本书结衔作“尚书左司郎中”。李肇亦尝撰《翰林志》，其结衔则又为“翰林学士左补阙”。前后未能一致。诸家论著于此多所议论考核。仕官升降乃是常事，李肇当亦未能免此，似不必为此多费笔墨。只是其里籍竟亦湮失不传，也是一宗憾事。李肇于其书首撰有自序，序中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其立意如此，自然会有助于考核史事。全书虽仅3 卷，所叙述的却有三百零八条事，可见其所记事相当扼要。其中多记典章制度以及官吏名人轶事。有些轶事就是始见于此书因而流传后世的，“李白脱靴”就是一端。亦兼载社会风俗，如扬州王四舅和俞大娘航船等，就多为近来治唐史者所引用。今书题名为《唐国史补》，与《艺文志》所著录的，稍有不同。至于不著撰人的《传载》，《艺文志》列于林恩《补国史》之后，而《补国史》则又列于李肇《国史补》之后。林恩《补国史》不传于世，可能所补的就是李肇之书。《艺文志》于《补国史》之下注为“僖宗时进士”，则《传载》的撰者亦当是晚唐时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也著录此书，仍不著撰人。《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家类》著录有不著撰人《大唐传载》，当系此书。李肇《国史补》，后来称为《唐国史补》，与此同例，《传载》亦可称为《大唐传载》，因易代之后，历年久远，仅以《传载》为名，就颇不易得其真谛所在。是书前有自序，谓“南行岭峤，暇日泷舟传所闻而载之”。四库馆臣还曾指出：此书“所录唐公卿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间及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可见诙谐谈谑的记载，唐人著述中多未能全免。并非小说家言即不复能为史家所采用。此书既为撰者泷舟所记，自当多系传闻之辞，故也难免有与他书有冲突及不相符合处，是用之者须斟酌的。
　　《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广陵妖乱志》、《次柳氏旧闻》《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诸书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郑处诲《明皇杂录》、郑棨《开天传信记》、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和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和《次柳氏旧闻》于《四库全书总目》中亦如《大唐新语》等被列入于《小说家类》，盖以所载并非尽是实录。郑处诲为德宗时宰相郑余庆之孙。郑棨当为郑綮之误，其人曾相昭宗，所谓“歇后郑五为宰相，时事可知”，即是其人。两人上去开天时皆已久远，得之传闻之辞，不能谓其必无讹误。两书皆多记明皇时宫廷细事兼及当朝人物，就是社会杂闻亦皆信笔书载，殊有裨于唐史，惟《开天传信记》中间杂有神异之说，稍嫌病疵。郑处诲别撰有《广陵妖乱志》，记高骈镇扬州时为吕用之所惑，导致一方乱离事。此书另有罗隐所撰本。罗隐于僖宗时依附镇海节度使钱镠，为其节度判官，论年晚于郑处诲，上去广陵乱离已稍远，然犹以之见于撰述，可知吕用之为祸的惨烈，广陵蒙难的严重。《次柳氏旧闻》是得之于史官柳芳的传述，李德裕因撰次其说，故以次柳氏旧闻相称。柳芳曾因获罪被窜于黔中，其时高力士亦被流放于巫州（治今湖南黔阳西南），因相与周旋，得悉以前禁中诸事，皆芳所不能知者。柳芳以其所闻，撰成《问高力士》一书，不久即亡佚。后来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与柳芳之孙柳冕俱被谪东出，复得获闻柳冕所道及由其祖处所得的旧事，李德裕因加以录集，遂传于世。这是李德裕为是书所撰的序文所说的，应该是确实的。然其书中多荒诞不经之谈，仿佛与辗转传授之迹不尽相符合，可能有后人羼入的地方，不能即以之为实录。虽然如此，明皇时的旧史能有这些书籍流传下来，也可以看到开元天宝的往事是能引起后人的注意的。
　　《安禄山事迹》撰述《安禄山事迹》的姚汝能，仕履无考，仅知其曾为华县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此见于著录。是书记安禄山一生始末，兼及安庆绪、史思明父子事。记述虽稍嫌琐杂，亦近于详赡。说者谓《新唐书·安禄山传》所载可能取材于是书，如果这样说法果属确实，则姚汝能的撰述自当有一定的价值。
　　《奉天录》《艺文志》著录诸家所撰《奉天录》，今传世本为赵元一撰著。是书记载唐德宗为其叛臣朱泚所逼，逃避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又复受厄于李怀光，再播迁于梁州（今陕西汉中）事。据书中自序说：“起自建中四年孟冬月上旬三日泾原叛命，终兴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返神都。”盖德宗辗转迁徙时，撰者皆扈从其役，目睹耳闻，备悉全部历程，故所记颇为详赡。德宗播迁，虽肇因于朱泚和李怀光，山东藩镇亦尝措手于其间。德宗的得返长安，固是由于朱泚、李怀光的先后破灭，也是唐朝廷和山东藩镇妥协的结果。据赵元一此书，就可以明白其中的曲折究竟。
　　《贞观政要》和《东观奏记》《艺文志》于此还著录了吴兢《贞观政要》和裴廷裕《东观奏记》。吴兢曾参与撰修《唐书》和《则天实录》，熟谙唐初史事，因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和其大臣之间的言论。贞观之治颇为后世所称道，故此书也相应为后世所推崇。裴廷裕于昭宗时为翰林学士。《艺文志》于此目下注说：“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其具体内容，也不外如此。
　　《六典》《新唐书·艺文志·职官类》所著录诸书，唐人的撰述居其大半。其中最值得称道而又流传于今世的，厥为《六典》。《六典》今称《唐六典》或《大唐六典》，若推本溯源，当以《六典》为正。《艺文志》详述某撰述的经过：“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这是说全书是按照当时的官制从事叙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门下）、尚书令共议国政，也就是宰相之职。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实际上是共同负责。唐更因前代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位于三省之上。故《六典》的叙述，最先是三师、三公，接着才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执行朝命，事务较繁，其所辖六部就分别依次叙述，再其次则是所谓台、寺、监、卫、府。各分别论述其员数和职掌。其中一些职掌涉及到全国各处，因而就可以略觇全貌。就如刑部尚书属下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的职务，为“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所管辖的关共有二十六所，就分布于全国各地。《六典》不仅为当时官方正式的撰述，且多出于名家之手，论一代典章制度，皆应有所取法。此书撰于开元二十六年，自难包括其后至于天宝年间的新制，不能以玄宗一朝的规矩视之。天宝以后更无从涉及了。户部郎中所掌有十道的贡赋，《六典》于此就分叙十道所辖的州数。其山南道所辖的州中竟然还有唐州。唐州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本来是隶属于河南道，至德以后始割属山南道。开元时撰修《六典》诸家如何能知至德后事？这显然是后来窜入的。
　　《翰林志》、《翰林学士院旧规》及其他有关的撰述《艺文志·职官类》著录有李肇《翰林志》和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不著撰人的《翰林内志》。其中《翰林内志》佚失已久。而《翰林志》和《翰林学士院旧规》为南宋洪迈编入《翰苑群书》中，得以广为流传。洪迈之书中且收入韦执谊《翰林院故事》、韦处厚《翰林学士记》、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丁居诲《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皆以唐人记载唐事，殊为可贵。翰林院为当时文学之士待诏之所。而当时掌制诏书敕者多为此中的学士。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更为特殊的，甚至受拜为宰相。这一清华处所，深为当时所重视，故亦得多所记载。李肇撰《翰林志》时，以监察御史入学士院，身历其境，故所记颇为详赡。其他韦执谊、韦处厚、元稹诸人，亦莫不如此。杨钜为懿宗宰相杨收之子，昭宗时为翰林学士，从昭宗东迁，寻卒，则其所撰述应为唐人有关翰林学士院的最后记载。
　　《高氏外传》和《朝野佥载》《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有郭湜《高氏外传》、张鷟《朝野佥载》、封演《封氏闻见记》和李绰《尚书故实》四种，皆传于今世。
　　《艺文志》在著录《高氏外传》时，即注“力士。湜，大历大理司直。”所谓《高氏外传》，当记高力士的生平。郭湜因得罪宦官李辅国而被贬逐于巫州，当时高力士亦被贬于其地，因得相与谋面。郭湜在《高氏外传》中说：“况与高公俱婴遣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按所记，尚多为两《唐书》所失载者。唐玄宗由蜀中归来，颇受制于李辅国，《旧唐书·宦官李辅国传》谓“辅国起微贱，贵达日近，不为上皇左右所礼。虑恩顾或衰，乃潜画奇谋以自固。”然所记仅移上皇居西内一事。《新唐书》所记亦仅此一事，只是较为详备而已。而《高氏外传》所记，则玄宗自蜀中归至凤翔后，即已见于形色，其他更非一事，故可补史文的阙失。
　　撰《朝野佥载》的张鷟，其生平事迹，两《唐书》皆附见于其孙张荐传首。生当武后之时，下及开元中年，故其所记诸事以武后时为多。盖耳闻目染，随笔记载，也是难得的。《旧唐书》谓其“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唐书》则谓其“浮艳少致理，其论著率诋诮芜猥”。张鷟著述不少，《新唐书》所说未必就是指《朝野佥载》而言，然读其书时，就不能不有所警惕，而须再作考核。虽说如此，究竟是当时闻见的记载，属于第一手的史料，其功也未可见没。
　　《封氏闻见记》和《尚书故实》撰《封氏闻见记》的封演，两《唐书》无传。据其书中所见，其初为天宝时太学生，其后为藩镇幕僚，德宗建中年间，尚在魏博田悦的幕中。书中随年纪事约有百余条，惟脱落殊多，难为完帙。《四库全书总目》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诙谐数条而已。”这样的评论是相当恰当的。《四库全书总目》每以唐人杂史改入《小说家类》，惟以封演之书与李绰《尚书故实》仍列于《杂家类》中，显示其间似有不同处。李绰于所撰的《尚书故实》中曾述其撰述的缘起，他说：“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绰避难圃田（圃田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客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也许是杂有诙谐的缘故，故其所记颇为芜杂。不过既是张公对客之言，当不至过于诬罔。其中小有讹误处，亦是难免，因随意道出，固不易作详赡的订正。《艺文志》于此书之下注：“尚书即张延赏。”《四库全书总目》谓“书中称嘉贞为四世祖，又称嘉祐为高伯祖，则所谓张尚书者当在彦远、天保、彦修、曼容兄弟间”。张延赏为德宗时宰相，乃张嘉贞之子，非其四世孙也。《国朝传记》和《传记》《艺文志·杂传记类》又著录有刘■《国朝传记》。《艺文志·小说类》中还著录有刘■《传记》，并注说：“国史异纂。”刘■为刘知幾之子。两《唐书》皆有传，即附于其父传后。刘知幾为唐代知名史家，以著《史通》为当时后世所景仰，■兄弟亦皆以学术知名于世。《新传》谓其“著《史例》，颇有法”。《旧传》于《史例》之外，还说到他所著的《传记》，皆未曾涉及《国史异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其《小说类》著录有《刘■小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小说家类》于《刘■小说》之外，复著录刘■《隋唐嘉话》，皆与《新唐书·艺文志》不同。按李肇《国史补序》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是刘■之书本以《传记》为名。其所以称为《国朝传记》者，可能仅指唐初至于开元一段史事，别自单行。如果这样说法不太舛讹，则《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时，此书已分成两本，故分别见于著录。《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小说》时，曾有简短的言辞说：“纂周汉至晋江左杂事。”这和李肇《国史补序》所说是一样的。可能是所著录的《刘■小说》又被割裂，不仅不复至于开元，而且尚未兼及隋代，因而只能说“至晋江左杂事”。这时的割裂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又不复相同。既然以所记的隋事移后，与唐初事并列在一起，就不能再以国朝相称，故另赐佳名，称为《隋唐嘉话》。今本《隋唐嘉话》多载隋唐时的人物言行事迹，不能即以小说目之。也许是因李肇所说，因而置之小说之中。《隋唐嘉话》所记隋时事，只有十几条，记唐时事竟多至一百多条。可见那时割裂原书，以所记唐时别为一书，以《国朝传记》相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637），即所谓贞观礼；后者成于显庆三年（658），书名以《永徽五礼》相称，也就是所谓的永徽礼。《开元礼》自当是综合贞观礼和永徽礼而成的。自后再未见有大举修撰礼书的记载，想见其已臻于相当完善的地步。后来杜佑撰《通典》，其《礼典》所记率多取自《开元礼》，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至于王泾所撰的《大唐郊祀录》，则专叙述郊祀之礼，这当然是诸礼中的组成部分。《艺文志》谓其书为贞元九年（793）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元时另有新礼，亦属寻常之事。因王泾所撰集得以略见中唐以后的礼仪细节，可以称为难能可贵的载籍。
　　《唐律疏议》《艺文志·刑法类》著录的隋唐律令不少，大部已不传世。今传者仅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等所撰集的《唐律疏义》。两《唐书》著录此书，皆作《律疏》。宋时始以之作《唐律疏议》。唐律为有唐一代的大法，它承袭前代一些旧规，对后世亦颇有一定的影响。唐律的厘定，始于太宗贞观年间。《旧唐书·刑法志》说：“（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贞观律》12 卷。其他还有《令》、《格》、《留司格》、《式》，并见《艺文志》著录。其后到高宗永徽时再加修订。当时曾颁下诏书说：“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鉴定。”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唐律疏》。长孙无忌等所撰的《疏义》仍本《贞观律》的名例等十二部分，惟具体条文为五百零二条，可能其中有所增删。在这些条文中，可以反映出唐代有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资料。
　　《元和姓纂》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亦崇尚门第姓氏，致使风俗为之浇薄。唐太宗曾命高士廉重为厘定，“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这就是《艺文志·谱牒类》中所著录的《大唐氏族志》。《大唐氏族志》的撰著，只是厘正其间等第的高下真伪，并没有遏止这种社会风气。因而门第姓氏依然为各方所重视。有关撰述也非只一家，而见于《谱牒类》的著录并传于今世的，则为林宝《元和姓纂》。《四库全书总目》说：“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载并同。惟《唐会要》称王涯撰，盖以涯曾作序而讹。郑樵《通志》又称为李林宝撰，则因李吉甫命宝作是书，当日二名连书，传写脱去吉甫字，遂并为一人。观樵《姓氏略》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略》中本作林宝可知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因之作李林宝，误之甚矣。”《四库全书总目》于此并论是书的得失，所言亦多中肯。《总目》说：“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征引，亦皆斑斑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但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且当矜尚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序家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其所讥刺并非无谓。同时也是唐人好自傅会标榜，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就是他人另撰，也是不易摒除此中恶习的，然是书所载人物多轶出于两《唐书》之外，可以互为补苴校正，亦不可偏废。
　　《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和《皇华四达记》《艺文志》史部诸书最后所列者为《地理类》。唐代以地理名家者甚多，故所著录者亦最为繁博。尤以李泰和李吉甫最称巨擘。李泰当时受封魏王，故习俗仍多以魏王泰相称。魏王泰所撰著的为《括地志》，李吉甫所撰著的为《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据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大簿论述。当时全国有州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书中并增添了平高昌后所增置西州都护府和庭州六县，足以显示一代的宏图。《元和郡县图志》撰于唐宪宗时。其时李吉甫正为当朝宰相，论述一代舆地自有其方便之处。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日多，德宗姑息养奸，一些藩镇愈加跋扈难制。宪宗始改旧规，奋力挞伐，号为中兴。李吉甫撰述是书，正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故其在序文中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郡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书中于各府州的政区、户数、道里、贡赋、县邑备加记载，亦皆为后来地理书所沿袭。堪与魏王泰和李吉甫并称的厥为贾耽。贾耽为唐德宗时宰相。《旧唐书》本传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艺文志》著录其所著书有《地图》、《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贞元十道录》、《吐蕃黄河录》等，可以说相当丰硕，而今亦皆已亡佚。《新唐书·地理志》篇末所附入四夷路，当是据《皇华四达记》撰成的。
　　《十道志》等尚有辑本的地理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梁载言《十道志》。梁载言，两《唐书》的文艺传皆附于《刘宪传》传后。载言为武后时人，所撰《具员故事》及《十道志》并传于世。与《十道志》并见著录的有虞茂《区域图志》和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郎蔚之名茂，《隋书》有传，炀帝时为尚书左丞，工法理，为世所称。虞茂事见颜师古所撰《大业拾遗记》，炀帝时曾为起居舍人。两书并见《隋书》及两《唐书》的著录。虞茂的书，两《唐书》皆作《区域图》，与《隋书》略有不同。郎蔚之书，《隋书》作《隋诸州图经集》，两《唐书》皆作《隋诸州经集记》，本传则作《州郡图经》。名称虽有不同，实各本一书。《大业拾遗记》称虞茂的书，“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邑则卷首有郡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城隍公馆图”。其书以《区域图志》为名，是有来由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和《幽州图经》。《艺文志》也著录有吴从政《襄沔记》。三州图经皆未知撰人，亦未一言及吴从政身世。《太平广记》所引《兴业寺》一条，提到唐景龙元年（707）造堂宇事，知其为唐代人。既系唐人，所记应多唐代事。这里所涉及的地理书，今传世的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已非全帙，其他皆已亡佚。幸后世多有辑本。《括地志》，清人孙星衍、王谟、王仁俊、黄奭，民国曹元忠，今人贺次君皆有辑本。其他各书，皆为王谟所辑，王仁俊亦辑有《十道志》和《郡国县道记》。王谟尚辑有不著撰人的《并州记》和陆广微《吴地记》。两书皆不见两《唐志》著录。《并州记》当如《冀州图经》等书。《吴地记》亦是方志撰著。王谟等人所辑自是零篇断简，然亦可借以略知各书的概况。
　　《两京新记》《艺文志》地理类著录的诸书尚能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韦述《两京新记》、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段公路《北户杂录》、樊绰《蛮书》。
　　韦述，两《唐书》皆有传，为当时有名史家，曾参预撰修《六典》和《国史》。《旧唐书》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终于）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新唐书》也说：“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两京新记》记长安和洛阳的皇城、里坊。本为五卷，今已残缺，仅余第三卷的一部分，所记为长安西部诸坊和西市，杂有其间的寺观、祠庙、府廨、园宅等，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流亚。其后宋敏求撰《长安志》和《河南志》，能得有所祖述，并非偶然。
　　《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和《北户杂录》撰《岭表录异》的刘恂，史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宋僧赞宁所撰《筍谱》，谓恂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总目》又说：“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是书既见于《艺文志》著录，若为成于五代时，则撰《新唐书》诸人当无不知之理，似不必作过细的推敲。且是书迭经散佚，今传本为由《永乐大典》辑校得来。辗转传钞引用，难保不为后人窜改，旧本所题，既与《艺文志》著录相符，宜仍以旧说为是。《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裨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今按其书中所记，多为当地风俗民情以及各种物产，还有制作贩卖等事，皆与北方中原不尽相同，以录异为名，正与所记相合。
　　撰《桂林风土记》的莫休符，史书亦无传记。书中称其于昭宗光化二年（899）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时，撰成是书。融州治所在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其东就是桂州。融州为唐初析桂州置，其实皆古桂林郡地，而为当时桂管观察使所辖地，故此书所记不以融州一地为限。所记兼及名胜、古迹、山川、城址、风俗、土产，就是名人轶事也在记载之中。唐代桂管仕宦的姓氏亦得借以保存，是已近于后来研地兼论人的方志了。
　　《艺文志》著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文昌孙”。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著录于《艺文志》。公路书中著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首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唐时为驩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著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蛮书》《艺文志》著录《蛮书》时，并注明其撰者樊绰为“咸通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谓“《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所记较合，则《新书》失考也”。是书异名甚夥，近人向达曾作考核，据说：“《新唐书·艺文志》作《蛮书》，《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又作《南蛮记》；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云南志》，温公《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直斋书录解题》作《蛮书》，苏颂《图经本草》引樊绰书作《云南记》；《太平御览》引作《南夷志》；《永乐大典》又作《云南史记》。四库馆臣则依《新唐书》及温公、程大昌、蔡沈所引谓应作《蛮书》。今人方国瑜《滇南旧事》七《论樊绰云南志》又谓应依晁氏《读书志》及《宋史》作《云南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案本书卷十末有云：‘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庶知南蛮首末之序。’此所谓《蛮志》一十卷事，当即指本书而言。是樊氏此书原名或系《蛮志》，《新书》所记，差得其实。”从所记载的项目看来，虽不乏风俗物产，但并不以此为限。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有关岭南诸书不尽相同处。特别是云南境内的道里对于当时交通往来，所关实大。这应是贾耽《皇华四达记》以后少见的撰述。《蛮书》中特别记载六诏，对于当时边事的经略是相当重要的。樊绰作为安南经略使的从事，笔墨自是必不可少的。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为一代大事，经过此役，对南诏文化的发展确有影响，樊绰所记就是实录。
　　《释迦方志》和《经行记》道宣《释迦方志》和杜环《经行记》，两书皆未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今有通行本传世。
　　道宣为唐初佛教大德，撰述丰富，见于《艺文志》著录的就有《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等数种。道宣此书是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撰著的，既举其要点而又相应作了补充。按说，这两部书在这里是应该相提并论的，因为不仅其间撰述有关，而且都是属于地理的著作。以《释迦方志》为名，就是由于它叙述释迦所在的天竺诸国的地方情景，由于印度为当时佛徒取经的地域，中土僧侣往来不绝，其间道路也是不容不加以记载的。其书上卷分封疆、统摄、中边、遗迹四篇，下卷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四篇，和玄奘依所经行各国次序的论述就很相同了。
　　道宣是居无常处，曾周游晋魏，顾步江淮，虽曾协助玄奘译经，却未至异域求法。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则是其亲身经历的自叙。杜环曾从高仙芝西征。高仙芝于天宝十载（751）与大食战于怛罗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为大食所败，杜环多人被俘。其后辗转归来，撰为此书。杜环为杜佑从子，故《通典》中间有引用。《通典·边防·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佑既得见杜环所著书，故能多所引用，见于《通典》的就有疏勒、康居、师子国、石国、大食各国条中。杜环既亲至大食，故所记亦最详备，当时大食已有绫绢机杼，并有金银匠、画匠。其作画的为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为河东人乐■、吕礼，当是与杜环一起被俘者。即此亦可略见中土文化西传的痕迹。
　　第二节《新唐书·艺文志》甲丙两部所著录的隋唐时人所撰述并流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时人所撰的史书，《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于其乙部诸书之中，甲丙两部诸书中亦有可考核隋唐史事的撰述，也一并加以论述。
　　《教坊记》、《乐府杂录》和《羯鼓录》《艺文志·乐类》著录仍流传于今世的撰述，就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和南卓《羯鼓录》。
　　崔令钦所论述的教坊，为唐代所置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据《新唐书·百官志》说，武德时“置内教坊于禁中”，开元初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伎”。崔令钦此书就是记述开元时教坊的制度、轶闻及乐曲的内容或其起源。《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于《小说家类》，并谓崔令钦仕历已无可考。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于隋时有恒农太守崔玄度者，其后人有国子司业崔令钦，当是撰《教坊记》者。《全唐文》收有《教坊记·序》，并为之撰小传说：开元时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其序中说：“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俸禄，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书中除教坊制度外，附载有当时流行各种歌曲，约三百有余。唐玄宗最嗜音乐，唐代音乐亦以开元天宝间最为繁盛。得崔令钦所记，当时盛况亦可借以略觇其梗概。
　　《艺文志》于著录段安节《乐府杂录》时，注安节为文昌孙。《新唐书·段志玄传》说：“成式子安节，乾宁中，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自度曲。”而未言及其撰《乐府杂录》事。安节自序其书说：“洎从乱离，礼寺隳颓，簨虡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舞咸皆丧坠。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晓宫商，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府杂录》一卷，自念浅拙，聊且直书，以俟博闻者之补兹漏焉。”可以看到，《乐府杂录》对《教坊记》有所补缀，可能所辑录曲调较为周详。《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首列乐部九条，次列歌舞俳优三条，次列乐器十三条，次列乐曲十二条，终以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然有说无图，其旧本佚之欤？”由此足觇其所记载的丰硕。《总目》又说：“惟乐曲诸名，不及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备，与王灼《碧鸡漫志》亦互有同异。盖茂倩书备载古题之目，灼书上溯宋词之源，而此书所列，则当时被之管弦者，详略不同，职是故也。”安节书作于离乱之后，礼寺隳颓之际，自难求其完备。郭王后来补缀，较前有所增多，也是事理的必然，大不足作相互的较量，惟彼此参照，使有唐一代的乐曲，多能仍现原貌，亦是难能可贵的事例。
　　撰《羯鼓录》的南卓，两《唐书》皆无传。《艺文志·杂史类》著录其所撰《唐朝纲领图》，并注明其字昭嗣，大中黔南观察使，段安节《乐府杂录》亦称之为黔帅，其生平可以略知。羯鼓，如其名称所示，是从域外传入的乐器。《旧唐书·音乐志》说：“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唐明皇最喜击羯鼓，故在当时社会上成为一种风尚。《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分前后二录，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后录成于四年。前录首叙羯鼓源流，后录载崔铉所说宋璟知音事，而附录羯鼓诸宫曲名。”其中有篇末文不相属处。四库馆臣因之就说：“乐工专门授受，犹得其传，文士不谙歌法，循文生解，转至于穿凿而不可通也。”这不仅《羯鼓录》如此，即如《教坊记》和《乐府杂录》所传诸曲调，恐也难免有同样的归宿，盖曲调极易失传，曲调失传，文字记载也只能领会其意。作为史事记载，正不必肆意求其能被诸管弦也。
　　《艺文志·甲部》著录诸书可以作为隋唐时史料的，大体如斯。
　　《魏郑公谏录》《艺文志·丙部》首列儒家类。其中著录有魏徵《谏事》。《旧唐书·魏徵传》：“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则所谓谏诤言辞并未撰著成书。今传本《魏郑公谏录》，所记即魏徵谏诤言辞。魏徵曾受封为郑国公，殁后谥“文贞”，故书名如此。是书撰人为王方庆。方庆名王綝，以字行，两《唐书》皆有传，曾相武后。本传称方庆博学好著述，所撰书凡二百余卷，惟未一道及撰《魏郑公谏录》事。《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有王方庆《文贞公事录》，又《杂传记类》著录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皆与《谏事》不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并说：“此乃所录魏徵事迹，《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相合。”盖先有是书传本，而后确定其撰述者，期其能与各种记载相吻合。两《唐书·王方庆传》虽未能备举所撰述的书名，然就所撰《文贞公事录》和《魏文贞故事》，亦可略知其对魏徵崇敬的情绪，故以此书为方庆所撰，当得其实。魏徵谏诤为唐初朝中盛事，见誉于当时后世，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所记载。两《唐书·魏徵传》所述，可能亦多出自此二书。四库馆臣说：“司马光《通鉴》所记徵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所说应是持平之论。今传世尚有《魏郑公谏录续集》，为元翟思忠所撰集。四库馆臣谓其“捃拾旧说，与史传间有异同，且有实非谏诤之事，而泛滥入之录中者。”虽有这样的小疵，其续补之功，还是可以称道的。
　　《历代三宝记》和《大唐内典录》、《续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艺文志·儒家类》之后，当数到“道家类”的释氏。这里可得论述的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道宣《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晖《法苑珠林集》、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大唐内典录》、智昇《续大唐内典录》等。
　　费长房为隋时人。《历代三宝记》亦见《隋书·经籍志》中杂家类的著录。这是东汉以来佛经目录的总集。不仅集录历代的译经，并将译经人的小传附于所译的经目之后，还将每部经的年代逐一交代清楚，使阅者能以备知有关的情况。是录虽远至东汉之时，却也集录了隋时诸经。据其所记，自东汉至于隋时，译述之人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所翻译撰述共两千一百七十部，其中隋时为十九人和七十五部书。由此可以了解隋时佛教的承受及其发展的过程。其后至于唐代，道宣所撰集的《大唐内典录》和智昇撰集的《续大唐内典录》也起到同样的功效。《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仅于其下注西明寺僧撰，道宣曾为西明寺上座，故《艺文志》称其书为西明寺僧撰。《大唐内典录》撰成于唐高宗麟德元年，故智昇为之续撰。智升书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难总括有唐一代。智昇还曾撰《开元释教录》。此书不见于《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虽以大唐为名，其实也如《历代三宝记》一样，兼列前代，甚至照抄《历代三宝记》。《续大唐内典录》以续为名，自是续麟德以新增的译本。《开元释教录》虽亦以开元为名，却是著录从东汉以至开元年间的经书。书中皆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及其存佚现况，末列小传，各详其人的生平始末。其后半为别录，分别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落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入藏录。这应是对当时译经的再整理，可以据之了解隋唐两代佛教流行的盛况。
　　《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道宣的撰述很富。《广弘明集》最受当时和后世的称道。梁释僧佑曾撰集《弘明集》，辑存东汉以下至于梁代阐述佛法的文章。《广弘明集》实为《弘明集》的续编，不过体例稍有不同。其中共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等十篇，分别辑集帝王、僧俗论述弘扬佛法的文章，以见佛法的无边。如《广弘明集》之例，《续高僧传》自亦是续前人之作。梁慧皎曾撰述《高僧传》。道宣所作即系续慧皎之书。其中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篇。大体遵循慧皎体例，而间有所变动。其中有正传，且有附传。据近人统计，见于正传者为四百九十八人，见于附传者二百二十九人。其中隋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六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二人。唐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八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七人。皆远超于前代。①《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下注：“起梁初，尽贞观十九年（645）。然本书《昙光传》叙昙光逝世于高宗麟德二年（665），已在贞观之后。《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之后，接着又著录其《后集续高僧传》。《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并著道宣《续高僧传》两种，一作20 卷，一作30 卷。当如《艺文志》所著录，而省去“后集”二字。可能后来两本相合，成为一本，因而就有贞观以后的记载。如所记载的麟德二年，尚在唐初，已有如许高僧，可知其时佛教发展的盛况。《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和《后集续高僧传》之外，还著录僧道宗《续高僧传》。不仅重出，而且还是误载。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法师传》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义净为与玄奘先后皆往印度求法，又同享① 《中国佛教》第四册，苏晋仁《续高僧传》。
　　盛名的高僧。当时中土僧众前往印度求法者络绎不绝于道，蔚然成为风气，其中获有成就的高僧，为数不少，义净以其亲身经历，就其所见所闻，撰为是书，使当时顶礼膜拜的僧徒，见于记载，也是难得的盛事。在印度求法的高僧，自以中土为主，也间有朝鲜、越南的僧众，更有来自中亚细亚的。据其所记，中土的高僧有玄照、道希、师鞭、道方、道生等四十四人，朝鲜阿离耶跋摩、慧业等八人，越南运期、木叉提婆等六人，还有中亚细亚的两人。每人一传，记各人的乡里籍贯，西行所经的道路和在各国学习佛法的情况。义净还撰有《南海寄归法师传》，《艺文志》未见著录。义净赴西域求法，来往俱取道海上，中途多在室利佛逝（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留住。此书即撰著于室利佛逝，故称《南海寄归法师传》。书中多记载印度和南海各地僧徒日常行事的法式，间及中土僧徒践行的违异处，可以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参阅。
　　《法苑珠林集》《法苑珠林集》，《艺文志》著录撰人为玄晖，今本作道世撰。玄晖为道世的字，以避唐太宗讳，故以字相称。曾参预玄奘的译场工作。道世所撰，初为《诸经集要》，顾名思义，应是据佛经钞撮而成，其后因扩充成为《法苑珠林集》。其书每篇前各有序文，称为述意。子目前有的也有述意，有的则付阙如，体例似非一律，皆按佛经故实分类排列，尚便于参考引用。
　　《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艺文志》于著录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兼著录辨机《大唐西域志》。不仅书名相同，即卷数亦均为12 卷。《艺文志》于玄奘条下注：“姓陈氏，缑氏人。”玄奘，《旧唐书》有《传》，《传》作洛州偃师人。偃师和缑氏邻县，今皆为河南偃师县。《传》称：“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皆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其时辩机为大总持寺沙门，曾助玄奘译经，不应于玄奘所撰之外别撰《大唐西域志》。《艺文志》所著录，当是重出。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大总持寺僧辩机撰，当是其时撰述的具体情况。今传世慧立和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云的三藏法师就是玄奘。是书未见《艺文志》著录，以编入《大藏经》而得流传于世。是书记载玄奘生平，由载诞于缑氏起，至玉华宫舍化止。中间对于玄奘的远游西域各国及归来译经诸事，皆缕缕叙述，使读者想见其为人。以之与《大唐西域记》参照，更可略见其壮志与毅力。《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时，日本国僧徒真人元开撰有《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圆仁撰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义净《南海寄归法师传》和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样，《艺文志》对真人元开和圆仁的著作也未著录。当时西行求经，渡流沙，攀高山，途中皆历经艰险，而越海至扶桑，波涛汹涌，其艰险亦当不下于流沙和高山，且其所记殊有关于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不可不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鉴真渡海传法事。鉴真自幼即入扬州大云寺为僧，曾至洛阳、长安等地潜心研究三藏，钻讨律学，成为江淮一带闻名的授戒大师。他发愿东去日本传法，先后五次起程，历经挫折，未能如愿。直至第六次始得安抵东土。《东征传》中绝大部分篇幅，详叙其浮海历程。当时中日之间船舶往来水路的曲折及风波的艰险，显示无遗；书中兼叙其在日本传法的事迹，为研究中日之间的交往者所不可或阙的撰述。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圆仁，为日本平安初期的僧侣。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浮海入唐，在中土留居十载，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归去。书中按日记体裁记其所见所闻的经历，不仅记其中土各处的山川、道路，人情、风俗，甚至生活琐事亦在记载之中。圆仁久居长安，于都城中的寺院、佛法所记尤多。圆仁居于长安时，正值会昌毁佛，为了避难，易俗服外逃，因而归国。毁佛在国史并非仅此一次，其他各次由于无具体记载，不易备知详情。会昌毁佛，由圆仁所记可知其首尾经历的全部过程，也是难得的际遇。
　　《刊误》和《资暇》《艺文志》于子部诸书中，特有《小说家类》。虽说是小说，其中可资证史的亦殊不少。如李涪《刊误》、李匡文《资暇》、苏鹗《杜阳杂编》和《演义》、韦绚《刘公嘉话录》、赵璘《因话录》、段成式《酉阳杂俎》、高彦休《阙史》、范摅《云溪友议》、张固《幽闲鼓吹》、《桂苑丛谭》、《玉泉子见闻真录》等十一种。
　　撰《刊误》的李涪，《艺文志》无说，两《唐书》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本书结衔所称的国子祭酒考核，亦未得确证，大约为唐末之人。四库馆臣说：“其书皆考究典故，引旧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多可以订正礼文。下卷间及杂事，..亦颇资博识。”还说：“唐末文人日趋佻巧，而涪独考证旧人，亦可谓学有根柢者。”这样说来，李涪在当时应为有心之人，故其书亦颇资参证。撰《资暇》的李匡文，《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当为李匡义，字济翁，其说诚是。《读书志》谓其序文称：“世俗之谈，类多讹误，虽有见闻，嘿不敢证，故著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谭原，下篇本物，以资休暇云。”今本序文已佚，亦不著三篇之目。然其叙述仍仿佛序文所云。其中论述虽间多非其本朝事故，亦可有助于唐史的论证。今本作《资暇集》，盖后来所增益的。
　　《杜阳杂编》和《演义》撰《杜阳杂编》的苏鹗，《艺文志》于其注说：“字德祥，光启中进士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家住武功杜阳川，杂录广德以至咸通事”。《艺文志》又著录苏鹗所撰的《演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是书，并以之与李涪《刊误》、李匡文（义）《资暇集》、丘光庭《兼明书》同列，谓“此数书者皆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李涪、李匡义的撰述，如上所说，是颇有可取之处的。陈振孙以苏鹗书与之并列，足证其气味的相同。《四库全书总目》也说：“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总目》虽称道是书，却对于《杜阳杂编》稍有微辞。除指出其若干舛迕处，并说：“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读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饰，至今沿用，殆以是欤！”
　　《刘公嘉话录》和《因话录》《艺文志》于著录韦绚《刘公嘉话录》时，并注：“绚，字文明，执谊子也。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刘公，禹锡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著录是书，并说：“（韦绚）幼从学于禹锡，录其话言。”书首有韦绚自序，谓是撰于大中十年，其时绚正为江陵少尹。并叙述其于长庆元年从刘禹锡问学的经过，据说：“（刘公）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其不暇记因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仅由这篇序文，也就可以略知是书的轻重。《艺文志》于著录赵璘《因话录》时注说：“字泽章，大中衢州刺史。”本书结衔却说是“员外郎赵璘”。撰述的体例是以宫、商，角、徵、羽分部。宫部记载有关帝王诸事。因此指出“商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以上，皆入此部”。角部所记载的为人凡不仕者。徵部所记载的为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这是说记事，因为徵为事的缘故。至于羽部，所涉及的事物不能附于以上诸部的皆入此部。《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由于璘家世显贵，能多识朝廷典故，娴于旧事，故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可资考证，在唐人说部中犹足以称为善本。
　　《酉阳杂俎》和《阙史》《艺文志》著录段成式《酉阳杂俎》。段成式为穆宗宰相段文昌之子，两《唐书》有传，皆附载于文昌传后。成式自序其书说：“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所记故多谲怪，其标目亦奇诡，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尸穸》之类”。《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成式所记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也不尽属怪异不经之说，其中《寺塔记》就足以作为证明，其中所记，自大兴善寺以下共有十六寺，寺中雕塑、绘画以及舍利塔皆详细记载，迄今能知当时寺院的盛况，端赖此书，未可以其杂有怪异而摒之不足相数。《艺文志》著录是书30 卷，未曾说到有续集。今传本有前集20 卷，又有续集10 卷，合为30 卷，与《艺文志》所著录的不同。可能是后来有人辑佚补缀，因而前后参差不一。《新唐书·艺文志》于所著录的《阙史》仅说为高彦休所撰，别无其他说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高彦休自号参寥子，乾符中人。《四库全书总目》谓高彦休应为五代时人，五代时人的撰述何以能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中？是书虽著录于《小说家类》中，于唐代后期掌故轶事多所记载，不尽作玄怪之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云溪友议》和《幽闲鼓吹》《艺文志》著录诸书中有范摅《三溪友议》，并注：“咸通时，自称五云溪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记唐开元以后事”。并说：“摅，五溪人，故以名书。”《四库全书总目》曾举出其中属于委巷流传，失于考证的若干条，并谓其颂于頔的宽仁，诋李绅的狂悖，毁誉不免失当，然亦不能不承认其中所说诗话，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艺文志》著录张固《幽闲鼓吹》，别无他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张固为懿僖间人，所纪唐二十余事（按：此为袁本所说，衢本则作“纪唐史遗事二十五篇”）。《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固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按其所记，虽篇帙寥寥，然上起开天之际，涉及元和、会昌年间，下至宣宗大中之时，其间轶闻琐事，颇见叙述，也是相当广泛的。
　　《桂苑丛谭》和《玉泉子见闻真录》《艺文志》还著录有《桂苑丛谭》，其下注冯翊子子休，当是撰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以之入于《杂史类》，并说：“杂记唐朝杂事，僖昭时。当是五代人。邯郸云，姓严。”所谓邯郸云，当是李淑《邯郸书目》。按是书中甘露寺一条，称吴王收复浙右之岁，其时为昭宗天复二年，杨行密于这一年始封吴王，故书中有这样的称道，撰者有这样的记载，当是由唐入于五代，不必即因此而谓其人为五代人。所记虽多为僖昭朝杂事，然亦有涉及前代的。治唐末史事，不失为可资参考之作。《艺文志》接着著录《玉泉子见闻真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不著名氏的《玉泉笔端》，并说：“有序，中和三年作。末有跋云扶风李昭德家藏之书也。即故淮海相公孙。又称黄巢陷洛之明年跋，亦不知何人。别一本号《玉泉子》，比此本少数条，而多五十二条，无序跋，录其所多者为一卷。”所谓别本《玉泉子》自当与《玉泉笔端》有关，出自一人之手。《玉泉子》虽无序跋，《玉泉笔端》的序跋却已明示中和三年和黄巢陷洛之明年，则当为僖宗时人，所记亦当以唐代后期事为多。《四库提要》谓今本共八十二条，或即陈振孙所录之一卷，而《书录解题》讹八字为五字耶？
　　《茶经》和《耒耜经》《艺文志》的《小说家类》中还著录了陆羽《茶经》。陆羽《茶经》如何能著录于《小说家类》？这显示出《艺文志》的分类并非完全恰当。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杂艺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谱录类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似均未妥。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于《农家类》，颇得其宜。因是书“载产茶之地、造作器具、古今故事”。书中所记，以造作器具和古今故事为多。陆羽立意，自以品茶为主，可是也不能不讲求茶的产地。唐人嗜茶，茶税为朝廷的一项重要收入，论唐代经济史的不能舍茶而不论，故陆羽的书仍未可偏废。这里还可以顺便提到陆龟蒙《耒耜经》。是书虽记载江东的农业，未能兼及全国。唐人有关农业著述不多，是书亦未为《艺文志》所著录，与陆羽《茶经》相比照，似未能偏废。
　　《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艺文志》的《杂艺术类》著录当时名画很多，足见当时对于此道的重视。其中著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彦远又撰有《法书要录》，著录于《艺文志·小学类》。《小学类》并注彦远为弘靖孙，乾符初大理卿。《新唐书》弘靖即附见于其祖《张嘉贞传》中。《传》称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彦远能撰成这两书，当与其家世有关。故其自序说：“家世藏法书名画，收藏鉴识，自谓有一日之长。”彦远既能面对真迹，所言或不虚妄。《书法要录》虽是集古人论书的言辞，且远及于东汉，然其下则迄于元和，所述唐代书家仍居有相当重要部分。《历代名画记》自亦论述远古，然唐代画家就有二百零七人，远超于以前各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唐代颇重宗教，寺观画壁率出名家手笔，能有详细记载，洵属难能可贵的盛事。
　　《书断》和《唐画断》《艺文志》著录《书断》于《甲部·小学类》，今移于此，与《唐画断》比类论述。《书断》为张怀瓘所撰。《艺文志》著录此书时并注：“开元中翰林院供奉”。书中论述各种书体，如古文、大篆等，也是远征前代，兼及当世。唐太宗以下的书家也都在叙述之列。《四库全书总目》说：“其记述颇详，评论亦允。张彦远《书法要录》全载其文，盖当代以为精鉴矣。”张彦远及张怀瓘所述，皆兼及前代，其专论有唐的则有朱景玄《唐画断》。《唐画断》也见于《艺文志·杂艺术类》的著录。《艺文志》并说朱景玄为会昌时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唐朝画断》一书，并说：“唐翰林学士朱景玄撰。一名《唐朝名画录》。前有目录，后有天圣三年商宗儒后序，与《画断》大同小异。”《书录解题》原来是以《唐朝名画记》另作一目，《唐朝画断》条所说的“一名《唐朝名画录》”以下数语，本在另一目《唐朝名画录》条内，乃为后人所移动，遂改写于《唐朝画断》下，而《唐朝名画录》一目并未删去，仿佛另是一书。书中以神、妙、能、逸四品分论当代画家，共一百二十人，当时能手当皆荟萃于此了。
　　《艺文类聚》和《北堂书钞》《艺文志》的《类书类》所著录的书，著名的是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初学记》，杜佑《通典》和《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著录《艺文类聚》时，并注：“令狐德棻、袁朗、赵弘智等同修。”《旧唐书·孝友·赵弘智传》说：“十数人同修《艺文类聚》。”据《旧唐书·儒学·欧阳询传》，同修者尚有裴矩、陈叔达。其他则尚待考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分门类事，兼采前世诗赋铭颂文章，附于逐目之后”。所分门类共有四十八部，州郡、帝王、后妃、储宫、礼乐、职官、封爵、治政、刑法、祥瑞、灾异等皆在其中。是书撰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自不能具载当时史事，不过隋世旧史仍可据以参考。其中间杂武德以后诗人的篇什，当为后来所窜入，不能以之为小疵。
　　《北堂书钞》的撰者虞世南，两《唐书》均有传。虞世南于隋大业时累迁秘书郎。北堂为秘书省的后堂，世南当年撰述就在北堂，故其书以《北堂书钞》为名。诸家著录皆称唐虞世南撰。虞世南由隋入唐，其事业主要为唐时的成就，不过是书撰述却在隋时。《隋书·经籍志》著录不著撰人《书钞》，当是虞世南所撰述的。《隋志》作74 卷，两《唐志》皆作73 卷，若不是一书，何至卷数竟尽乎相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分八十部八百一类。其中曾杂有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等项。是书虽多记前代，然撰述于大业年间，上距隋的开国已经稍久，自易间杂隋初诸事。今传本为明人陈禹谟所删补，至以贞观后事及五代十国之书杂入其中，尽失其真。这些都和撰书的年代显然不同，是容易区分的。
　　《初学记》《艺文志》于所著录的《初学记》下加注：“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所谓张说类集要事，就是《艺文志》于《初学记》之前所著录的《玄宗事类》。是书本是玄宗教子学文，因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 务取省便，故以《初学记》为名。此事见于刘肃所撰的《大唐新语》的《著作》篇中，应是实录。今按其编制体例，每篇先为《叙事》，次为《事对》，再次则为《诗》、《赋》、《赞》、《颂》、《文》等，皆是便于初学的取次。是书共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其中有天、地、州郡、帝王、职官、礼、乐、政理、文、武、道释、居处等部，皆不乏可作史事参考的材料。
　　《通典》撰述《通典》的杜佑，为唐德宗、宪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传》说：“（佑）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传》还说：“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杜佑虽因刘秩的书而另撰新著，并未遵守刘秩成规，两书因而并传于世。《艺文志》也就一并著录。《政典》久已不传于世，可能就是由于《通典》的大传于时因而佚失的。《四库全书总目》称道杜佑此书说：“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四库馆臣这样的称道，其实并未中肯。杜佑这部书，固然是上肇始于黄帝唐虞三代，然其下限并非至于南北朝以及隋时，而是迄于天宝之末。这是刘秩《政典》原来的规模。杜佑既是广刘秩的书，是不会缩短其所记载的年代的。按照杜佑的本意虽是迄于天宝，可是肃、代以后，间有沿革，还是一并附注的。从其书叙述的内容来看，显然是略古详今，隋唐两代是不容偏废的。考唐以前之掌故者，以是编为渊海，就是探索隋唐两代的史事的，同样也要以是编为渊海。二百卷的《通典》共分九门，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每门各有子目若干。杜佑自序说：“既富而教，故先食货。行教化在设官，任官在审才，审才在精选举，故选举、职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兴礼乐，故次礼、次乐。教化隳则用刑罚，故次兵、次刑。设州郡分领，故次州郡。而终之以边防。”可以说是治国的要务都全面顾及到了。后来两《唐书》的撰修，所立各志，大体也皆和《通典》的八门相仿佛，而间有出入。可是《通典》所论述的，并未全为两《唐书》各志所采撷。唐代各项仓粮，为国计军糈所倚赖，而义仓所储更为备荒的要政。两《唐书》虽皆有所论述，诸仓储蓄总数，却均未道及。《通典》则详细列举天宝八载（749）仓储，备见全国的确数。书中分别举出这一年关内、河东、河西、陇右和籴的石数，也举出北仓、太仓、含嘉、太原、永丰、龙门诸仓储粮的石数，更分别举出全国各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储的石数。这些仓粮的石数，后来都为郑樵、马端临所引用，载入《通志》和《文献通考》之中，可见是相当重要的。若仅依两《唐书》，就难免有误。
　　《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所著录的《白氏经史事类》下注：“白居易撰，一名《六帖》。”今传本作《白氏六帖事类集》。今传世又有称为《白孔六帖》的，盖宋时孔传亦曾撰《后六帖》，后人因合刊为一书，另取此名。白居易，两《唐书》均有传。《郡斋读书志》亦著录此书，并说：“以天地事物分门类为对偶，而不载所出书。”又说：“世传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名目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内，倒取之，钞录成书，故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体例与《北堂书钞》同，而割裂饾饤，又出其下”。既与《北堂书钞》有相同的体例，作为类书，还是可以备翻检的。
　　第三节《新唐书·艺文志》丁部所著录的唐人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时代的文集相当繁多，凡能文和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士，莫不各有其文集。诸家身世不同，经历各异，文笔亦有差别，因之其所撰文集就各有风采，难得一律。不过当时人士于身没之后，其子孙多为之树碑立传，延请能文的人为之撰墓志铭，竟成为社会风气。诸家文集中殆无不备录其所撰的墓志铭。这些墓志铭既列叙墓主的生平功绩，兼及其交游过从，其中不乏与史料有关的事迹，为治史者所珍视。按照这样的说法，则所有的文集都应视为史料，也非过份。只是在这里逐一论述，却似嫌繁多，因而就不把有关墓志铭的部分包括在内。
　　《王勃集》、《盈川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初文士以“四杰”最为著名，即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人各有文集，《艺文志》著录《骆宾王集》、《卢照邻集》、又《幽忧子》、杨炯《盈川集》和《王勃集》。四人者，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在《文苑传》中，《新唐书》在《文艺传》中。《骆宾王集》，《四库全书总目》作《骆丞集》。当系骆宾王曾为临海丞，故有是称。今两本并行于世。《卢照邻集》，《艺文志》兼著录《幽忧子》，幽忧子为照邻号，兼著录两本，显示两本各不相同。《崇文总目》仅著录《幽忧子》，遗掉《卢照邻集》。《四库全书总目》又作《卢昇之集》。昇之为照邻字。名号不同，书名也就有了差异。今各种不同名称的文集，并行于世。杨炯曾为盈川令，故其文集以盈川为名。今亦有直称《杨炯集》者。王勃字子安，其文集亦称《王子安集》。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承六朝之后，以骈体撰文，多为后来人所非议，杜甫且直斥四人的轻薄为文。不过骆宾王以曾参与徐敬业征讨武则天的战事，所撰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与高宗武则天之际的史事就颇有关系。由其他三人的集中也可略知唐初有关的史事，就史论史，倒不必专论其文章的体裁。
　　《陈子昂集》陈子昂，两《唐书》皆有传。子昂字伯玉，曾官右拾遗，故其文集亦称《陈伯玉集》或《陈拾遗集》。其所撰《谏灵驾入京书》，两《唐书》皆已采入本传。书中论当时关中灾荒事，皆得其实。《上西蕃边州安危事》，论安抚金山十姓，于同城权置安北府以及巩固甘州诸事，皆为当时北边防的要务。《上蜀川安危事》和《上蜀川军事》，论减少蜀川输粮于边事，《上军国机要事》，论宜重视突厥、吐蕃，不宜多与契丹较量事，亦切中时弊。其外尚有他篇，皆可与史文相对照，也许还可以补史文疏略之处。
　　《张说集》张说，两《唐书》皆有传，为玄宗宰相，受封燕国公，其文章典丽弘赡，与受封为许国公的苏■并称为燕许大手笔。《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作《张说集》。今本或作《张燕公集》，从其封号；或作《张说之文集》，说之为张说的字。张说既以文章著称，又在朝中，故所撰文多与时政有关。其所撰《谏避暑三阳宫疏》，即为两《唐书》本传所采撷。《谏泼寒胡戏疏》，指出由西域传入的泼寒胡戏在长安中所起的不良影响。当时由西域传入的文化，所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张说还为玄奘《大唐西域记》撰序，可知其对西域文化不至于有所反感。泼寒胡戏使他特疏请求禁止，显示外来文化并非皆是尽善尽美，甚至与中土文化格格不入者。唐代前期，朝野上下皆重文事，然武功亦并未稍懈，边兵驻屯，东西弥望无际，而决胜于疆场之间，尤有赖于骑兵。骑兵所恃惟马，自唐初起，即重视养马，而陇右尤为养马的适宜场所。张说所撰《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对于自唐初以来陇右养马的成就，娓娓论述，可见一代的典制。《四库全书总目》说：“（说所撰）《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称万年县令郑国忠状，六月十三日县界霸陵乡有庆山，见醴泉出。而《唐书·武后传》载此事乃作新丰县，皆与史传颇有异同。然说在当时，必无讹误，知《唐书》之疏失多矣。”
　　《张九龄集》张九龄，亦为唐玄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艺文志》作《张九龄集》。今传本或如《艺文志》之旧，作《张九龄集》，或作《张曲江集》、或作《曲江集》、或作《张子寿集》。九龄为韶州曲江人，字子寿，集名殆即因此而稍有歧异。九龄为相久，制诰多出其手，所撰制诏大体编入集中。尤多关于周边各部落和镇抚边庭的将帅，可以见当时边防的策略。《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他诏命亦可多与史传相参考。如集中有《敕奚都督右金吾卫大将军归诚王李归国书》，而核之《唐书·外国传》所载奚事，自开元以后，仅有李大酺、鲁苏、李诗延、宠婆固诸酋长名，而不及归国，知记载有所脱漏，允可以补史之阙。”集中有《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失利送戮京师批》，谓禄山不宜免死。两《唐书》本传皆引用此批，并明白指出出于张九龄之手，而不为玄宗所采用，其后遂酿成大乱。可知这道批文实为当时关键所在。《王维集》开元、天宝间，王维以工草隶，善画有名于当时。两《唐书》皆有传。
　　《艺文志》著录有《王维集》。今传本除称《王维集》外，又有《王摩诘集》和《王右丞集》。摩诘为王维的字，故以之名集。王维曾为尚书右丞，称为《王右丞集》，就是以官名相称。王维佞佛，其集中多存有和佛教有关的文章。集中有《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洛阳郑少府与两省遗补宴韦司户南亭序》。唐时韦杜两家为长安城南望族，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就是指他们说的。既是世家望族，庭园别墅皆以华丽为人所瞩目。这两篇序文就可略见当时豪奢的景况。
　　《高适集》高适，两《唐书》皆有传。其集《崇文总目》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见著录。《四库全书总目》却未予著录。高适官终左散骑常侍，故今本亦有作《高常侍集》。所撰《陈潼关败亡形势疏》，显示当时军令的不统一，监军的不恤军务，焉有不败之理。《唐书》虽亦有所记载，似不如此的明显。《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指出，当时河西驻军犹仰江淮运来的粮饷，而皇朝却在河西和籴。其间隐情，《序》文自不便明言，这是很值得研讨的。《李白草堂集》和《杜甫集》唐代诗人以李白、杜甫最为名家。两《唐书》皆有传，各分别在《文苑传》和《文艺传》中，《新唐书·艺文志》中自亦著录其全集。李白为《李白草堂集》。《艺文志》并说：“李阳冰录”。《杜甫集》后还著录《小集》，也并说：“润州刺史樊晃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有《李翰林集》、《杜甫集》和《集外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著录《李翰林集》和《杜工部集》。李白曾待诏翰林，杜甫曾官检校工部员外郎，故皆以名其集。《书录解题》谓王洙合《唐志》所著录的《杜甫集》和《小集》，遂为定本。今传世作《李翰林集》、《李太白集》和《杜甫集》、《杜工部集》。李杜二人皆为诗家。诗家歌辞亦多与史事有关。杜甫的“三吏”、“三别”皆可显示出乱离之时人民的痛苦，而《丽人行》更显示皇室贵戚的穷极奢侈。李白所撰《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谓兖州为郡有十一县，任城县有户超过一万七千。这可与《旧唐书·地理志》相较，以见所记的兖州各县人户相差至为悬殊。杜甫所撰《东西两川说》论当时两川防守治乱，可以和史籍相参证。《岑参集》岑参生平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曾为嘉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岑嘉州集》。岑参于天宝年间先后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北庭都护封常清幕中，因得远历西域各地，所赋诗多能描述西域风物。《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开篇就说：“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以见唐时疆域的广阔。
　　《元结文编》《艺文志》著录《元结文编》。元结，《新唐书》有传。其字次山，号漫叟，曾为道州刺史。今传本有《唐元次山文集》、《元次山诗集》、《唐漫叟文集》。元结为刺史时，道州曾为“西原蛮”所攻破。所撰《奏免科率状》和《奏免科率等状》，《新唐书》曾采撷入本传中。所撰《道州刺史厅壁记》，当系道州尚未为“西原蛮”残破时的作品。其中记所谓前辈刺史贪婪害民事，“不觉涕下”。这样的记载为以前所少见。《新唐书》不以之叙入本传中，当属阙失。
　　《刘长卿集》《艺文志》录《刘长卿集》特别叙述刘长卿生平，直至其终于随州刺史。今传本就直称《刘随州集》。长卿文章不多，诗篇不少。长卿以诗名于上元、宝应间，其时上去安史乱离已稍远，社会残破仍多未恢复。《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句当税苗充为官俸钱》有句说：“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丘，山东征战苦，几处有人烟？”《新息道中》说：“古木苍苍乱离后，几家同处一孤城。”这样的描述在史籍中是不多见的。
　　《颜鲁公集》安史之乱时，颜杲卿、真卿兄弟最受人称道。杲卿殉国，真卿其后为皇朝重臣。两《唐书》皆为其兄弟立传。真卿撰述丰富。《艺文志》著录所撰《吴兴集》、《庐陵集》和《临川集》。《四库全书总目》谓北宋时都已亡佚，其时有吴兴沈氏和宋敏求所编本，南宋时皆已漫漶不完，别有留元刚所编本传世。颜真卿曾受封为鲁郡公，殁后谥为文忠，故今传世有《颜鲁公文集》、《颜鲁公诗集》和《文忠集》。所撰《论百官奏事疏》，两《唐书》皆已采撷入于本传中。所撰李光弼神道碑，以之校两《唐书·李光弼传》，其中多有为传文所未载者。即此已可补史籍之阙。真卿练达世事，其文可补史阙的，也就不仅李光弼神道碑一文。
　　《毗陵集》《艺文志》著录有独孤及《毗陵集》。独孤及，两《唐书》皆有传。独孤及官至常州刺史。常州旧为毗陵郡，故其集以毗陵为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作《常州集》，当是因毗陵改称的。今传本仍作《毗陵集》。所撰《送韦评事赴河南召募毕还京序》叙天宝时征南诏募兵事。所说的相国卫公指的就是杨国忠。所召募的为燕赵少年和韩魏劲卒，凡万八千人。《旧唐书·杨国忠传》仅说“其征发皆中国利兵”。《新唐书·兵志》曾说过“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而未说远征军士的来源，独孤及所说就可为之充实。
　　《欧阳詹集》欧阳詹，《新唐书·文艺传》有传。其字行周，曾为国子监四门助教。
　　今传本作《欧阳行周文集》，或作《唐欧阳四门集》、《欧阳行周集》。其所撰《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指出当时全国县的等次，其赤、畿、望、紧、上五等县的首县，分别为万年、渭南、郑县、夏阳和韩城。所记和《新唐书》大略相同，而与《大唐六典》颇有差异，这当是后来的更改。一代制度，前后未能尽属一致，欧阳行周所记，就是具体的例证。
　　《吕温集》吕温，两《唐书》皆有传。吕温为八司马之一。王叔文受贬时，温出使吐蕃，得免于难，其后官至衡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吕衡州集》。吕温字和叔，因又称《吕和叔集》。今皆有传本。所撰《简获隐户奏》，记为衡州刺史搜括隐户事。当地不税户竟超过差科户一倍有余。唐代前期，户口逃亡已成为严重问题。开元时，宇文融以搜括逃户，颇著功勋。全国十道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平均算计，一道也只是八万余户。吕温在衡州竟括得一万六千余户，论情形当更较开元时为严重。为什么逃户如此的众多，是应该探索的。吕温说：“（逃户所在），州县虽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人。”可见虽是逃户，仍难逃避剥削。
　　《权德舆集》《艺文志》著录权德舆《童蒙集》10 卷，《集》50 卷和《制集》50 卷。权德舆，字载之，曾相宪宗，谥为文公，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说：“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代。”不言《童蒙集》和《制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权德舆集》50 卷，并说：“尝自撰《制诰集》五十卷，杨凭为序，今亡逸。《文集》孙宪孙编次，杨嗣复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权丞相集》50 卷，并说：“杨嗣复为序。..序又言九年掌诰，自纂录为五十卷，不在此集内，今未之见。”是《制集》亡逸已久。诸家皆不著录《童蒙集》，可能并未传世。今传本有作《权德舆集》的，也有作《权文公集》和《权载之集》的。元和年间，宪宗对于藩镇不再姑息，不时挞伐镇抚，德舆亲历其间，曾多所建白，所撰《请置防御军状》、《徐州事宜奏》、《淮西招讨事宜状》、《昭义军事宜状》、《恒州招讨事宜状》、《山东行营事宜状》，虽是当朝议论，实可与史籍相互比证，不容舍置不论。
　　《韩愈集》和《柳宗元集》《艺文志》著录有《韩愈集》和《柳宗元集》。韩柳文章不惟有声当时，就在后世，其声誉也未稍减。韩愈，字退之，昌黎人。官至吏部侍郎，谥曰文。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官至柳州刺史。两《唐书》皆有传。柳宗元文，《崇文总目》著录作《柳子厚集》。今传本除作《柳宗元集》外，还有作《柳先生集》、《柳河东集》、《柳柳州集》、《河东先生集》，也有径作“柳文”的。韩愈文今传本为《韩昌黎集》、《韩吏部集》、《韩文公集》、《昌黎先生集》，也有径作“韩文”的。韩愈和柳宗元虽皆以文章有名于当世，其中不乏和史事有关的篇章。况且其时有些大事都是他们所亲历的，所撰写的文章更为史家所重视。唐宪宗佞佛，自凤翔迎佛骨至长安。韩愈上《论佛骨表》，愈因此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大事。两《唐书》皆采撷入《韩愈传》。在此以前，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韩愈受命撰《平淮西碑》。据说此碑未多叙李愬功，愬诉于禁中，诏令磨韩愈所撰文，别命段文昌重撰。此事载于《旧唐书·韩愈传》中，《新唐书·韩愈传》未予记载，《资治通鉴》也未有一言涉及。可知宋祁和司马光等仍然重视韩愈的碑文。柳宗元以曾为王叔文所引用，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撰《捕蛇者说》，以具体事例论述当时的苛政，可知唐代后期民不聊生的原因。所撰《段太尉逸事状》，记段秀实事三则。他说：“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邰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这应是确实无误的撰述。《旧唐书·段秀实传》竟未稍加引用。《新唐书·殷秀实传》采撷所记在邠州折制郭子仪的儿子郭晞所部士兵不法事和在泾州代农民偿还泾大将焦令谌田租事，遂使传文更为生动。另一事为不受朱泚馈赠，《新传》未为引用，则这篇记事状仍当为治史者所乐读。
　　《刘禹锡集》和《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艺文志》著录《刘禹锡集》、《元氏长庆集》及《小集》、《白氏长庆集》。并于《小集》注为元稹，《白氏长庆集》下注为白居易。白居易与元稹游，时称“元白”。后又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元稹，字微之，曾相穆宗。白居易，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刘禹锡，字梦得，曾为太子宾客。两《唐书》皆有传。元、白两家文集皆编于长庆年间，故均以《长庆集》相称。刘禹锡以曾为太子宾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刘宾客集》，且有《外集》。陈振孙于所著录《白氏长庆集》下说：“集后记称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之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五十七卷。时会昌五年也。《墓志》乃云‘集前后七十卷’。当时预为志，时未有《续后集》。今本七十一卷，..往往皆非乐天自记之旧矣。”今传本，元氏所撰作《元氏长庆集》，或《元稹集》。白氏所撰作《白氏长庆集》，或作《白香山集》、《白乐天文集》、《白氏文集》、《白居易集》。刘禹锡所撰作《刘禹锡集》，或作《刘宾客文集》、《刘梦得文集》。元稹所撰《同州均田状》，显示同州虽行两税，而非两税田亩竟有各色各等，甚至还有左神策军军田，田亩之外，税钱更多。同州还是畿辅之地，尚且若此，其他偏远的州县，恐多有负担。所撰《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说到明州每年所进奉的海味三石，运送到京，约计需九千六百余人，这也应是一宗苛政。若不是见于文字记载，是不会明了其间的真象的。白居易所撰的《新乐府》，其中有些篇什都是对于当政的讽刺。《杜陵叟》有句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卖炭翁》有句说：“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同样显示生民的疾苦。刘禹锡所撰《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记修筑自散关至剑阁千一百里的驿路。蜀道难行，旅人视为畏途，历来多有修凿，得有文字记载其修筑经过，也可以补史籍的阙文。
　　《李翱集》和《皇甫湜集》李翱，两《唐书》皆有传。翱字习之，殁后谥曰文，今传本文集或作《李文公集》，或作《习之先生全集录》。皇甫湜，字持正，《新唐书》有传。今本文集称《皇甫持正集》。李翱曾累次上疏，对朝政有所匡正。其《疏改税法》就提出建中年间推行的两税法，本以便民，当时绢重钱轻，税户纳绢米不多，即可完税。可是后来粟帛日贱，虽税额不变，民间已不堪负荷。因此，李翱疏中就要求“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则百姓足”。两《唐书·食货志》皆再载元和十五年改税法事，仅说中书门下据群官杨於陵等议。两《唐书·杨於陵传》亦未一道及此事。杨於陵当时为户部侍郎，当是依例转奏。始创这种意见的可能就是李翱。这篇疏文很可以补史籍的阙文。皇甫湜不轻行文，故所撰不多，其《论进奉书》亦切中当时的弊病。当时藩镇及地方官吏欲求恩宠，就借口地方财政间有羡余，以之进奉到皇室的内藏。皇甫湜在这里特别指出：“凡诸州府，必有羡余，不归于王廷，必没于私室。”因之他请求藩镇或地方官罢使或卸任之后，一定要说明羡余的数目，妥事收管，以作地方上非常的用项。皇甫湜的建议是难于为皇室所接受的，可是这确实是当时民间共同的愿望。
　　《会昌一品集》《艺文志》著录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姑臧集》、《穷愁志》和《杂赋》。李德裕，字文饶，封卫国公，两《唐书》皆有传。武宗会昌时，兼守司徒，故其集称《会昌一品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皆为著录，并著录所撰《平泉诗》和《别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会昌一品集》和《别集》、《外集》。并说：“《一品集》者，皆会昌在相位制诰、诏册、表疏之类也；《别集》诗赋、杂著；《外集》则《穷愁志》也。”《直斋书录解题》另著录有《李卫公备录》，其中有《姑臧集》、《献替记》、《辨谤略》诸书。并说：“《姑臧集》者，兵部员外郎段令纬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门制草，末卷惟《黠戛斯朝贡图》及歌诗数篇。其曰‘姑臧’，未详。”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中有《跋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三跋书录解题》说：“十六国之吕光据姑臧，其地为今凉州，德裕为剑州西川节度使，当是取其地之相近者以名集也。”这样羌无故实的言辞，是难得取信于人的。今传本除用《会昌一品集》外，又有《李卫公会昌一品集》、《李文饶文集》、《李卫公文集》、《李文饶公文集》等名称，皆兼有《别集》、《外集》等，有的还有《补遗》。李德裕于穆宗朝即已为翰林学士，号令大典册，咸出其手，会昌时独柄国事，前后六年，文集中所载诏诰尤为繁多，这都是治唐史者应作为资料的。
　　《樊川集》和《沈亚之集》《艺文志》著录杜牧《樊川集》和《沈亚之集》。杜牧，两《唐书》皆有传。唐时，都城南韦、杜两家皆为望族，杜家所居即在樊川，故杜牧以樊川为集名。今传本仍作《樊川集》。沈亚之，字下贤，今传本即作《沈下贤集》。杜牧《樊川集》中的《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叙述当时江贼以其劫掠的所得，入山博茶，得茶之后，便出为平人，可以到处贩卖，不畏人吏。据说：“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更有江南土人相为表里，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这竟然是长江下游南北普遍情形。史籍是难得看到记载的。杜牧久官江左，所言当得其实。沈亚之为吴兴人，曾游历西北边地，所撰《临泾城碑》，记郝玼兴筑临城事。自临泾筑城，吐蕃内侵，不敢再过其地。两《唐书》虽皆为郝玼立传，所记至为简略。沈亚之这篇碑文相当详赡。据其自述：“余西道塞，历岐陇，而边人无幼老，尽能诵郝玼之功”，故为之记。有了这篇碑文，两《唐书·郝玼传》就更为生动。沈亚之所撰《陇州刺史厅记》，也可以说明在与吐蕃的争战中陇州的重要地位。
　　《文泉子》《艺文志》著录刘蜕《文泉子》，并注：“字复愚，咸通中书舍人。”
　　曾为左拾遗。文泉子盖其自号。今传本作《文泉子集》，亦有作《刘拾遗集》的。今传本已非旧帙，其首篇为《论令狐滈不宜为左拾遗疏》。令狐滈之父为令狐绹，其时方为当朝宰相。刘蜕慷慨陈辞，令狐滈终于改官，而刘蜕亦被贬为华阴令。此事两《唐书·令狐楚传附令狐滈传》中皆有记载，当非细事。《令狐滈传》皆作右拾遗，当依刘蜕疏以左拾遗为正。
　　《经纬集》《艺文志》著录孙樵《经纬集》，并注：“字可之，大中进士第。”今传本或作《孙樵集》，或作《经纬集》，亦有作《孙可之集》的。集中于晚唐政事多所议论，《复佛寺奏》直指大中初年恢复佛法的非是，《寓汴观察判官书》斥责汴军所侵州县者，反逾东西军，皆能切中时弊。《兴元新路记》记沿途道里，曲折尽致，文中并说：“郿多美田，不为中贵人所并，则籍东西军，居民百一系县。”可知当时生民的不易。
　　《一鸣集》《艺文志》著录司空图《一鸣集》。司空图，字表圣，两《唐书》皆有传。司空图生当唐末乱世，曾营别墅于中条山王官谷，并撰有《山居记》以记其事。记中说，所居有濯缨亭，一鸣牕。集以一鸣为名，当是这一缘故。今传本皆作《司空表圣集》。《四库全书总目》举《集》内的《韩建德政碑》说：“《五代史》谓乾宁三年昭宗幸华州所立，还朝乃封建颍川郡王。而碑称为乾宁元年立，已书建为颍川郡王，盖史之误。”这样称道是不错的。所撰还有《复安南碑》，记高骈征安南事。此事两《唐书》皆有记载。而史文简略，司空图的碑文，亦可有所补益。
　　《樊南甲集、乙集》《艺文志》著录李商隐《樊南甲集》和《樊南乙集》。李商隐，字义山，两《唐书》皆有传，分别列于《文苑传》和《文艺传》中。商隐撰著不少，著录于《艺文志》的尚有《玉溪生诗》及《赋》、《文》。今传世有《李义山文集》、《李义山诗集》以及《樊南文集》。商隐名位不达，多为入幕之宾。其集中所录的以代幕主所写文书为主，虽非出自己意，亦多与史事有关。其中有《代仆射濮阳公遗表》。所谓濮阳公即镇守河阳的王茂元。茂元曾为吕元膺留守东都判官，李师道潜谋洛邑之役，茂元以幕僚首膺其锋，表中所说“蓝衫不脱，竹简仍持，因为麾兵，虏其元帅”，亦是纪实之笔。此事《旧唐书·王茂元传》中未见记载，《新唐书·王茂元传》所记与《遗表》略同，可以互相对勘。集中又有《为荥阳公贺幽州破奚寇表》，这是因卢龙张仲武大破奚寇而进的贺表。表中备载是役诛杀数目。《新唐书·奚传》亦备载是役所获，与遗表所言略同。《旧唐书·奚传》则说：自至德之后，奚、契丹亦少为寇，何也？
　　《翰苑集》《艺文志》著录陆贽《论议表疏集》12 卷和《翰苑集》10 卷，并于《翰苑集》下注“韦处厚撰”。陆贽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门下平章事，殁后谥为宣公。两《唐书》皆有传。《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翰苑集》22 卷，并说：“自南宋以后，已合议论表疏为一集，而总题以翰苑之名。”今传本仍作《翰苑集》，亦有题为《唐陆宣公翰苑集》。唐德宗为李怀光所逼，南幸兴元，情势相当危急，德宗下诏罪己，所下的诏书即为陆贽所撰，为《奉天遣使宣慰诸道诏》。据说这道诏书颁布后，“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陆贽所撰诏诰很多，两《唐书》本传间有采撷。所撰《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尤能显示当时社会不安的因素，治史者皆不宜忽略。
　　《论事集》《论事集》为李绛撰。李绛曾相宪宗，两《唐书》皆有传。《艺文志》著录此书，并注：“蒋偕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作李绛《论谏集》，并说：“其甥夏侯孜所编，大中史官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李司空论事》，并说：“唐大中史官蒋偕录。司空者，李绛深之，元和宰相也。”《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作《李相国论事集》，并说：“旧本题曰《李深之文集》。”今传本亦作《李相国论事集》。《四库全书总目》称道此书说：“遗闻旧事，纪录颇详，多新旧《唐书》所未载，亦足以备参考。”还说：“王楙《野客丛书》引其救郑絪一条，谓足补《唐书》之疏。叶梦得《避暑录话》引其论吐突豕璀安南寺碑楼一条，订《唐书》之误，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证矣。”这是有益史学的撰述，也是值得重视的。
　　《桂苑笔耕》唐代人士有关其当代史事的撰著，有崔致远《桂苑笔耕》。《艺文志》著录崔致远撰著，并称崔为高丽人，宾从及第，曾为高骈淮南从事。自《崇文总目》以下，诸家多不著录。书中所记晚唐史事，多能和史籍相参证，是不该弃置的。所撰《奏请叛卒鹿晏弘授兴元节度使状》就是一例。《旧唐书·僖宗纪》：“中和三年六月，杨复光卒于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头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十二月，忠武大将鹿晏弘陷兴元，逐节度使牛勖，自为留后。”崔致远的文章却说是“陈许军溃散，节级鹿晏弘领兵马二万余人，打破金、洋等州，突入兴元府”。崔致远的奏状请求即授节钺。《旧唐书·僖宗纪》于中和四年九月记载：“山南西道节度使鹿晏弘为禁军所讨”，则显然已不是留后。《旧唐书》有关的记载，显得隐隐约约，似仍为唐皇室讳，得崔致远所撰文，就可稍稍明了其中的究竟。
　　《本事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孟启《本事诗》，列于总集诸书中。孟启，当为孟棨，盖因形似而误。孟棨，两《唐书》无传。王定保《唐摭言》曾道及其人的生平，《四库全书总目》据之，并据书中有关记载，谓此书作于唐僖宗避难于兴元之时。《总目》还指出，书中所记惟乐昌公主及宋武帝二条为六朝事，余皆唐人。所记间有失实处，然唐代诗人的轶闻琐事颇赖以保存流传。
　　《浣花集》《浣花集》为韦庄所撰。韦庄，生当唐代末季，后入仕前蜀王建处，两《唐书》皆无传，《新唐书·艺文志》亦未著录所撰书。《浣花集》所录韦庄的诗篇，亦如其他所赋，多为感兴之作，殊不足以之作为当代史料。《浣花集》中未编入所作《秦妇吟》。此诗描述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后，城中乱离的现象，兼叙此妇经由汴河辗转入蜀途中艰苦的经历，为史籍所不易叙及的事迹。其中对起义军多所诋毁，但也暴露唐军的一些罪行。据说此诗写成后，颇为时人所惊讶，韦庄因而亦自讳言，故亦未收于《浣花集》中。清末始于敦煌所藏唐五代写本中发现。近年重印《浣花集》，因以补入，有裨于唐代末年的史事研究。
　　第四节隋唐以后有关隋唐史事的撰述唐人素重史事，其初年创业始定，就开始撰修“五代史”，《隋书》就是其中之一部。接着又撰修起居注和实录，列为定制。稍后更撰修纪传体的《唐书》和《国史》。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书》及《国史》，共有四种。其中130 卷本下注：“（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崇文总目》作了较为详备的记载，据说：“原释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迄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军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崇文总目》既有著录，又作较详的论述，是当时这部原始的《唐书》依然存在。《崇文总目》还著录有唐各帝实录，自唐高祖至于武宗。武宗以后，虽仍续有撰修，由于乱离频仍，难得都能保存下来。就是《武宗实录》也有阙损。《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武宗实录》为30 卷，《崇文总目》仅著录1 卷，可知佚失很多。后晋时曾颁下诏令，搜求武宗及其以后各帝实录，可能并无所获，《崇文总目》的著录，就是具体的证明。
　　今传世的《唐书》有两种，就是《旧唐书》和《新唐书》。《旧唐书》以“旧”相称，是因为有了《新唐书》，易于区别，才添字改称的。
　　两《唐书》的修撰《旧唐书》的撰者，从《崇文总目》起，就作为刘煦等。其实刘煦只是以宰相监修国史，并非执笔撰修者。《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于开运二年（945）六月记载：“监修国史刘煦、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二百三卷上之。”刘煦于开元元年七月始以宰相监修国史，前后亦只一年①，何能有若此作为？石晋撰修《唐书》，起意于天福元年（936），其时赵莹即以宰相监修国史①。其后至天福六年（941），又复下诏，命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由赵莹以宰相监修②。《五代会要》还特地采录赵莹于这一年的奏文，一则要求下诏征求旧史，举凡武宗与其以后各帝实录，以及自会昌至天祐六十年间的传记和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诰册书等，再则陈述撰修帝纪、列传、十志的意见③。可知撰修工作是这一年才正式开始的。
　　撰修《唐书》，赵莹虽是最初的监修者，发其端者却是贾纬。《旧五代史·晋书·贾纬传》曾明白记其间的经过。传文中还说：“纬属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而下，阙而不纪，乃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唐年补录》，凡六十五卷，识者赏之。”这是① 《旧五代史》卷八三《晋书·少帝纪》。
　　① 《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
　　② 《旧五代史》卷七九《晋书·高祖纪》。
　　③ 《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为撰修《唐书》所作的准备工作。有人说，当时李崧也曾参预撰修，其实这是不确实的。当贾纬提出应该从事撰修时，李崧还曾经反对过。《旧五代史》李崧本传也没有记载，显然是靠不住的。
　　刘煦等撰修《旧唐书》时，是能够获致较为有利的条件的。当时上距唐天祐倾覆之际，只不过三数十年，尚非过久，故老旧人仍有存者，可以据以搜访往事。而吴兢、韦述等人所撰的《唐书》和唐代诸帝的实录大都还未佚失，可供采撷修补。《武宗实录》既多所散佚，宣宗以后诸帝的实录又复不存，也就是会昌至天祐六十年间的史事多有阙略，好在贾纬的《唐年补录》或可稍供补缀。正是由于有这些较为有利的因素，《旧唐书》还能保存许多原始的史料。经前人考校核实，代宗以前的数朝纪传，就是多钞实录国史原文。其中且有直言今上者。所谓今上是史臣对当时皇帝的称谓，正显示所录并是旧史原文①。然而还有更为明显的，当时执笔史臣的姓名，也还有依然未能改正。《顺宗纪》后的“史臣韩愈曰”，《宪宗纪》后的“史臣蒋系曰”，就都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其他仅著史臣而未称姓名的尤非鲜见②。能够保存如许的原始史料，就是值得称道的所在。
　　当然，像这样有200 卷的史书，也并非就毫无疵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就曾经指责过：“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繁略不均，校之实录，多所漏阙，又是非失实，甚至以韩愈文为大纰缪。”《四库全书总目》也说：“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旧唐书》的撰修正当五代乱离之时，四郊多垒，戎马倥偬，能够撰修成书，实为难得。书成未久，契丹已攻陷汴京，未遭佚失，也是一宗幸事。
　　《旧唐书》撰成后，到了北宋仁宗时，又有《新唐书》的撰修。旧籍俱在，为什么又要另撰新书？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文中，曾经有所说明。表文以为有唐几三百年的史事，应该“粲然著在简册”，可是由于“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才不能不另行撰修。这显然都是对于《旧唐书》的指责。前面曾征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于《旧唐书》的批评，晁公武由所批评的言辞，得出结论说：“故仁宗时删改盖不得已焉。”《新唐书》的撰修人为欧阳修和宋祁。其实当时参预撰修的还有他人。
　　曾公亮的进《（新）唐书》表中曾列举有欧阳修、宋祁、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论述《新唐书》撰修的经过说：“初，庆历中，诏王尧臣、张方平等刊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修为纪、志，祁为列传，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同编修。”也有人说，欧阳修只撰修了帝纪，至于志和表，则是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诸人分别撰修的①。曾公亮当时是提举编修，故书成后，得以领衔进上。
　　曾公亮的进书表中，对《新唐书》的成就曾作概括的评述，表中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依据。”这事增文省的说法，自来几乎成了对《新唐书》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②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一章《隋唐五代学术》。
　　①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
　　的定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旧唐书》撰修于乱离之世，文献记载，多有丧失，虽曾下诏访求佚书，所得并非甚多。《旧唐书》循《隋书》成例，也撰成一篇《经籍志》，以著录前代旧籍和唐人新著。志中所载天宝以后的撰述，实甚稀少，几乎寥若晨星。这应是当时皇朝的庋藏，也应是撰史诸人所能见到的图书。这样稀少的图书，而欲求所撰修的史籍了无漏遗，实在是戛戛乎难哉！《新唐书》撰修的时候，上距宋朝的开国，已经将近一百年了。长期的承平使散佚的文献，陆续逐渐出世。成书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的《崇文总目》所著录的撰述，即远较《旧唐书·经籍志》为繁多，《新唐书》撰成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距庆历元年才二十年，《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群籍，已有尚未见之于《崇文总目》的。史料丰富若此，怎么能不使所记载的史事较前有所增加？还应该指出，《旧唐书》撰修时，晚唐史事所可作为凭借的，只有贾纬的《唐年补录》。《新唐书》撰修时，宋人对于唐史的论著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举其著者，如孙甫《唐史记》、赵瞻《唐春秋》、陈彭年《唐纪》，而赵邻还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参预撰修《新唐书》的宋敏求，亦补撰唐武宗以下六帝实录①，而胡旦也撰有《唐乘》②。撰修《新唐书》诸家自可利用这些新得的成就，从事补缀刊正。因而所谓事增自然是必然的趋势。以《新唐书》和《旧唐书》相比较，综计《新唐书》删去《旧唐书》的传61 篇，增添的新传三百三十一篇，另外还增添了两篇志和四篇表。这不仅是事增，而且所增加的还是很多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列传和志表的总的篇数，至于列传中具体增添的事例，那当然就更为繁多了。赵翼在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特列了《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一目，罗列所增的与史事有关的文句，如《代宗沈后传》，《旧唐书》仅说：“陷贼后，不知所在。”《新唐书》则于其下增：“高力士女冒为后，迎还上阳宫，力士子知其非，具言其情，诏贷之。”这样的增添，共有九十七传。有的传所增添的还不仅一事，合起来算计，当然就更多了。赵翼于此还另立一目为《〈新书〉立传独详处》。据说：“《新书》诸传，较《旧书》多大同小异，不过删其芜词而补其未备，无有大相径庭者，惟刘晏、陆贽、李绛、高骈、高力士六传，所增于《旧书》，几至倍蓰。”所增的段落，这里就不必一一征引。可以说所谓事增，确系事实，并非称道者的过誉。
　　《新唐书》在事增的同时，还显得文省。《旧唐书》的一些芜词就多被删去，还有一些骈文，或者被删去，或者被改动，自然会减少篇幅。《旧唐书》200 卷，《新唐书》225 卷。卷数增多，是事增的表现。据说《旧唐书》全书共为三百零九万字。《新唐书》全书共为三百六十九万字。《新唐书》卷数增多了，字数相应也有所增多。其间差别并不是很大，可能是《新唐书》要稍多些。不过应该指出，《新唐书》在纪传和志之外，还有《宰相世系表》等四种表。表是不应和纪传在字数方面相提并论的。如果实际算起来，《新唐书》的字数也许还要少些。这应该是文省的具体例证。
　　曾公亮自诩的这种优越之处，也遭到一些非议。《四库全书总目》就曾说过：“是书本以补正刘煦之舛漏，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新唐书》；《宋史》卷二○三《艺文志》。② 《宋史》卷四三三《胡且传》。
　　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搜及小说，而至于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于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祟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所言大致可说是较为公允的。像这样一部巨著，欲求了无瑕疵，也是难于避免的。
　　应该说，《新唐书》可以称道的篇章也还是不少的。《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较之《旧唐书》，可谓是独辟蹊径。史籍有表，肇源甚早，司马迁和班固相继制作，就颇受人称道。陈寿、范晔及其后来的撰述者皆未能追踪前贤，显然有所不足。《新唐书》能够补苴这样的遗阙，就不能置而不论。《宰相表》略同于《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唐代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时就有数员，有时更代频繁，专列一表，自有其可取的地方。唐中叶后，方藩兴起，几遍全国，若不为之列表，是不易知其起伏曲折的。唐代承南北朝之后，崇尚门第，《宰相世系表》的制作也是自有其社会的因素，不过其间亦借以保存若干和宰相有关人物的名字，为后世治史者提供考核的方便，并非毫无作用。《新唐书》撰修时，吕夏卿曾参预其事。夏卿通谱学，世系表的编制就是出于夏卿之手，《宋史》称他“于《新书》最有功”①。可知《新唐书》诸表能够见称于世，不是没有来由的。
　　《旧唐书》初撰修时，赵莹就提出建议，谓于纪传之外别撰十志②。其后书成，却撰修了十一志。多寡虽少有不同，篇目则仍因袭前代旧规，并未稍事溢出。《新唐书》有所增加，成了十三志。新增的为《选举志》和《兵志》。唐代以科目取士，虽是因隋旧制，科目繁多，却远超于隋时。这是一代的大政，专列成一志，是有必要的。唐代始建皇朝，强兵猛将，实为当时主要的凭借，中叶以后，反为兵事所困，列志论述，和《选举志》有同样的必要。其中容有记载不尽属实的地方，这就有待于后来的考核了。还应该称道的是《地理志》论述的详备。《地理志》不仅记载州县沿革、人口、贡赋和矿产，还特别记载各地的农田水利，这不仅超过《旧唐书》，而且也是以前各史的《地理志》中少有的。有了这样的记载可以显示一代农业的规模，对于治史者也是别开生面的助力。
　　有关《隋书》、两《唐书》的考核、订正和补苴的撰述《新唐书》的创修是因为《旧唐书》的卑弱浅陋，未符众意；可是《新唐书》撰成之后，也招致了非议。《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王得臣《麈史》，谓吕夏卿私撰《兵志》，宋祁别撰纪志，因谓同局且私心不满。其实也未必见得就是如此。据晁公武所记，吕夏卿曾戒其子弟勿妄传出所撰《兵志》事，当系所撰未为同撰修者所通过，而又未忍抛弃，故“自秘之”。很可能是始撰时，分工未能明确，以致有这样一些事故，不应认为是私心不满。虽然如此，也并非就了无异议。稍后的吴缜就别撰《<新唐书>① 《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
　　② 《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纠谬》。吴缜指责撰修《新唐书》有八失，并以所提出的谬误之处，归纳为二十门，每门之中各举出具体的事例。今按其所述，多有中肯之处，也有不免过于求疵的地方。像《新唐书》这样出于众手的巨著，也不能说其中就没有牴牾踳驳的记载。就是到现在，这样的考核订正还是不少见的。吴缜还撰《五代史记纂误》。这是继《新唐书纠谬》之后，继续订正欧阳修撰史的作品。如前所言，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追循《春秋》笔法，侧重于褒贬，于史事的考核稍欠功力，故吴缜得以抉出其中的阙误。这对于研治唐史，还是有所裨益的。
　　两《唐书》先后撰成，并行于世。这充分显示有唐一代史料的丰富。两《唐书》合计，共有225 卷，翻检起来，就难免有些麻烦。还是在宋时，已有《新唐书略》的编撰。此书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陈振孙说：“吕祖谦授徒，患《新史》难阅，摘要采出，而门人钞之，盖节本之有伦理者也。”这样说来，当时相似的编撰应不只吕祖谦这一部书，可能是吕祖谦名重一时，故特见于著录。元明两代未见有这样的编撰，《明史·艺文志》著录梁寅《宋史略》和《元史略》，性质可能相同，只是转移到《宋史》和《元史》。迄于清时，才有沈炳震所撰的《新旧唐书合钞》。吕祖谦的书仅以《新唐书》为主，沈书则兼取两《唐书》。既兼取两书，篇幅就会相应增多，不过两书合计，删去的还是不少。纪传皆以《旧唐书》为主，诸志则以《新唐书》为主。这不仅是由于《新唐书》诸志的记载较为详备，而且还增添了《选举志》和《兵志》，如皆以《旧唐书》为主，这两志就将无所附丽。所谓为主者，则是纪传各篇皆以《旧唐书》作为正文，而以《新唐书》所载不同于《旧唐书》的作为注文，附于其下。至于诸志的编撰，亦同此理，就是以《新唐书》为正文，而附注《旧唐书》的歧异记载。其间互相违异之处，也曾略作考核，不过只是以本书参证，或两书互证，而未多所涉及，显得较为局促。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丁子复《唐书合钞补正》，当是匡正沈炳震之书的。
　　对于所说的两《唐书》互相违异之处，也还有人继续考核。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就是其中的一种。此书不若沈炳震书的备录原文，仅摘录其违异之处，而论证其间的是非。核实来说，是以《旧唐书》论证《新唐书》的谬误处，与吴缜《新唐书纠谬》稍有不同。书中多引用吴缜旧说，也可以略见其绍递的痕迹。《清史稿·艺文志》于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之后，还著录张道《旧唐书疑义》和罗士林等《旧唐书校勘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更著录岑建功《旧唐书佚文》，虽未获读其书，当亦属于考核校订补佚之作，惟已不以《新唐书》为限，而转着眼于《旧唐书》了。
　　作为两《唐书》的考核订正，还应该提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并著有《十驾斋养新录》、《诸史拾遗》，赵翼著有《陔余丛考》，王鸣盛亦著有《蛾术篇》，可以一并论及。《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如书名所示，所论述的皆系多种史籍，不过论述唐史，在其书中仍各占有相当地位，不应以其不专论一史而稍事忽略。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追踪《春秋》，以褒贬为主。其实这在《新唐书》中已稍露端倪。钱大昕因此就说：“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①王鸣盛也评论《新唐书》过①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
　　于简略，并举例证说：“德宗出奔奉天，全赖陆贽草诏罪己，以激厉将士，而新纪尽削不载，贽本传载奏议甚详，而语令不便入之，所谓武人悍卒感动流涕者竟不一见于史，此其失也。”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尤多论述两《唐书》和两《五代史》的撰修经过及其各自之间的相互比较，文辞精湛，论证详确，不仅论证彼此的互异和谬误处，而且还涉及传世版本的脱误处。这些论证都能有助于对唐代史料的利用和探索。
　　清代学者治史，多以其所得撰为札记，并以之流传于当时和后世。钱大昕、赵翼、王鸣盛三家都以史名其书，故得以综论如上。其他虽不以史名其名，书中也不乏有关史事的论述。顾炎武《日知录》就是具体的例证。《日知录》中就有专论《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条目。而论《新唐书》尤为繁多。其中说到“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并说这都是宋祁不喜对偶文字，因而取去失中。所说也不是毫无理由的。顾炎武以后，这样的论述更是不乏其人，阎若璩《潜丘札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都有有关的论述，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纪传体的史书起自《史记》，就是以前所称的正史。《史记》成书后，陆续有为之作注释，迄今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犹附《史记》并传于世。其后《汉书》及《后汉书》亦皆有注。自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后，这种作注风气就暂衰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樊先生《注唐纪》，和窦苹《唐书音训》，后来不复再见著录，当是早已佚亡。直至清末，始有唐景崇者撰《唐书注》，行于世的仅为所注本纪部分。书以注《唐书》为名，其实只是《新唐书》。所注多所采撷，不限于以本书纠正本书，或两《唐书》互证。惟志、传部分尚未面世，显得有所不足。
　　一代史书所涉及的岁月，往往相当悠长，所记载的史事就难免有不周之处。鸿博加班固的《汉书》，其中志表就有人为之疏证校补。而《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南北诸史的疏记校补尤为繁多。《隋书》和两《唐书》也就都是少不了的。对于《隋书》的疏证校补，也是集中在志表两个方面。所补的表为万斯同《隋诸王世表》、《隋将相大臣年表》和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万斯同著有《历代史表》，自梁陈以迄隋时诸表，皆取之于《历代史表》。诸王表因当时受封者究属有限，表中所列，易于了然。将相大臣年表乃是师法《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旧规，以显示一代当朝的人物。举凡三师、三公、尚书令、左右仆射、纳言、内史令监、诸部尚书皆列入表中，能够起到和《汉书·百官公卿表》相似的作用。《隋唐之际月表》所记更为详赡。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有首义的农民，有地方官吏，还有一方豪俊。据所统计，不下一百二十余人，自大业七年（611）王薄、窦建德等起兵，至贞观时次第为唐所削平，其间十余年，纷扰无宁日，其间兴亡一一列之于表，检阅就会相当方便，是可以称道的。
　　至于对志的疏证校补，则集中于《地理志》和《经籍志》两志。前面说过，《隋书》各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中，并不限于有隋一代。《地理志》以隋时疆域为主，附载梁、陈、周、齐的沿革于各州县之下。南北朝的疆域沿革至为杂乱，梁、陈、周、齐当南北朝的后期，承其余绪，建置更为繁多，《志》文简略，所记就不易周详。杨守敬《隋书地理②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新旧唐书二》。
　　志考证附补遗》也辑录于《廿五史补编》中。书中随文考证，更能显示个中曲折。《隋书·地理志》记长安城东、西、南面各有三门，仅举各门的名称，而未备载各门的具体位置。杨守敬书据《长安志》谓东面三门，北为通化门，中为春明门，南为延兴门。其西、南两面各三门也准此。又如《隋书·地理志》于东莱郡观阳县下说：“开皇十六年分置牟州”，杨守敬书则说：“《元和志》，开皇三年置牟州，《寰宇记》同，非分置也。”这就不仅限于疏证了。
　　《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较之《地理志》，更为丰硕，所著录各书，不仅限于五代，其上可以直追《汉书·艺文志》。清代为其补苴考证者三家。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仅就《隋书》列传中所载有关的撰述，补其所未及著录各书。章宗源和姚振宗皆撰有《隋书经籍志考证》，对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各书，逐一加以考证。姚振宗书后出，往往引用章宗源书，并时加以订正。章宗源书亦广事征引，所论述率多以阐明各书的渊源，而且兼及其内容，有的还加以是正补苴。姚振宗书则于涉及著录之书的有关文献，率皆尽量征引，显得更为完备。《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书》115 卷，并注：“汉护军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章宗源考证说：“今存颜师古注本，较应劭本多五卷。《唐志》两本并存，而脱‘应劭集解’四字。”姚振宗于《隋书·经籍志》本条之下加注说：“应劭当作蔡谟”。接着就依次征引《太平御览》、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和《列女·班昭传》、《史通·六家篇》和《正史篇》以及《玉海·艺文篇》，以见班固及班昭撰史的经过，接着又引《晋书·蔡谟传》和颜师古《汉书叙例》，以见蔡谟确曾为《汉书》作过《集解》。接着更引《唐日本国见在书目》、《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和《四库简明书目》，以见《汉书》之有颜师古注。最后征引章氏《考证》，并加按语说：“章氏以此为应劭本，不知实蔡谟本也。”这样的考证确实显得渊博，却也不免失之繁琐。
　　对于两《唐书》，补苴订正的尤多。首先赓续隋代，万斯同《历代史表》中又复制有唐表，计有《唐将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镇十道节度使年表》、《唐边镇年表》、《唐宦官封爵表》、《武氏诸王表》、《唐诸蕃君长世表》，黄大华亦撰有《唐藩镇年表》，唐代历年悠久，皇朝将相名称时有变更，武德初年，三公之外，仅有中书、门下、侍中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和左右仆射，阃外之事则仅有一西讨元帅。贞观初年，朝内有了吏部侍郎参预朝政，阃外又有行军总管。贞观后期更有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他变更改革也屡见不鲜。中叶以后，盐铁使和观军容使，都成了中枢的大员。这样繁多的名称和执掌，能够列于表上，一目了然，也是方便的。其他一些表也都能起到相应的作用。撰《新旧唐书合钞》的沈炳震也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这不是补苴，而是如书名所示的从事于订讹。沈炳震说：“《新书·宰相世系表》舛讹特甚。其小疵则以孙为子，以弟为兄，甚则以甥舅为父子，合二氏为一族。”沈炳震还提出更为严厉的指责，甚至说到“举可废也”。前面曾提当时参预《新唐书》撰修的吕夏卿。吕夏卿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以当时公认精于谱学的名家，制成《宰相世系表》，竟受到这样的指责，可见谱学是不易讲的。
　　诸家补表之外，劳经原也撰有《唐折冲府考》。折冲府为唐代前期有关府兵的设置。唐代前期兵力的强盛，得力于实行府兵制度。《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和《兵志》以及《庸六典》和《通典》都有记载。就是后来《文献通考》、《玉海》等也都有论述。劳经原皆总为汇集，列于篇首。《新唐书·兵志》仅举十道折冲府的数目，而未详其确地。《地理志》虽于有关府州举出若干折冲府的名称，阙佚者甚多。《唐折冲府考》主要是补苴这些府名及其所在地。在论述关内道之初，先举出有府的数目，接着发凡起例说：“今补十五府。”如果说是补苴，应该是补《新唐书·地理志》的不足处。
　　《资治通鉴》的《隋纪》、《唐纪》及其有关的撰述以编年体记载隋唐两代史事的，有司马光撰的《资治通鉴》。这部书本来仅称《通鉴》，后来宋神宗为之写序，改称《资治通鉴》，并且说：“贤于荀悦《汉纪》。”以资治为名，是因为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的缘故。当时襄佐司马光撰修的为刘攽、刘恕和范祖禹。南北朝部分的主持者为刘恕，唐五代部分则为范祖禹所主持。其中《隋纪》8 卷，《唐纪》81 卷。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以前的几年，则见于《陈纪》之中。
　　《资治通鉴》网罗各方面有关的史料，剪裁考订，汇为一书，博大精深，历来都受治史论政者的推崇。可是其中名物训诂并非尽为世人所了解，因而多有为之撰注者，不过传世的仅胡三省一家。胡三省的注文当其最初撰述时，本是依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先例，别为《广注》单行。后经乱离，原稿散失，再次补撰，因以注文散入《资治通鉴》有关各条之下，就是现在所见的传本。《资治通鉴》既已弘博深邃，无所不包，注文也就随之作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举凡天文、历法、礼乐、庶政皆都有所注释。胡三省尤精于地理，注文也以此见长。例如河西九曲的得失和唐与吐蕃的强弱很有关系，得胡三省的注解，其地所在就更为明了。河西九曲本为唐朝的疆土，由于金城公主的下嫁，吐藩才以金城公主汤沐邑的名义，取得其地。两《唐书·睿宗纪》皆失载此事，仅于《吐蕃传》略一涉及。两《唐书·吐蕃传》亦未指明九曲的所在。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时，陇右尽失，故也难说到九曲，仿佛已成化外。胡三省在这里特为注明：“九曲者，去积石军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盖即汉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济、大漠门等城以守之。”像这样的注释，散见于《资治通鉴》各纪文下，使读者能多所了解。司马光曾经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有了胡三省的注文，是应该好一点的。到了清代，更有专论胡三省注文的撰述，《清史稿·艺文志》就著录有陈景云《通鉴胡注举正》、钱大昕《通鉴胡注辨正》和赵绍祖《通鉴注商》三书。
　　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同时又撰《资治通鉴考异》和《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撰修时，曾经搜罗当时的古今史籍，据说，除正史之外，杂史多至三百二十二种。各种史籍不尽相同，且有极为抵牾的。这些不同的记载当然不能并载于《资治通鉴》之中。《资治通鉴》所载的乃是经过司马光详细的考核，而著其所认为正确的结果。《资治通鉴考异》本是单行成书的，这种单行成书的版本今仍有传世。另一种则是附于《资治通鉴》相应的本文之下，这是胡三省所附入的。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曾说过：“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这样和《资治通鉴》同书并行，对于阅读的人们是有很大的方便的。由于所考证的条目很多，在现在通行本《资治通鉴》中随处可见。如安禄山乱事初起时，唐玄宗听信监军边令诚的诬告，遂于潼关斩封常清和高仙芝，其时封常清曾有表文奉上，《明皇幸蜀记》、《安禄山事迹》和《旧唐书·封常清传》都不相同。司马光采用了《旧唐书》的说法，并说明其所采用的原由。其他条目大致都是这样。这是显示他的撰修史书认真的态度，也是对后学的示范。
　　《资治通鉴》为294 卷的大著，上起战国，下终五季，历时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欲求一目了然，却也并非易事。《资治通鉴目录》的撰述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司马光在进书表中就曾说过：“略举事目，以备检阅。”《资治通鉴》是按年撰述的，目录当然也是按年撰述。这和《史记》、《汉书》的年表差相仿佛。胡三省在所撰《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并录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著于《目录》上方，是可以凡书目录观邪？”可见和一般目录的作用不尽相同。后来到南宋时，吕祖谦别撰《大事记》，就以《史记》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以后事。这样的撰述和《资治通鉴目录》差相仿佛。《大事记》仅止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再未接续撰述下去。其实已有《资治通鉴目录》，《大事记》也就不必撰述下去。目录之中仅记大事，由目录以概括全文，也由目录可以了解重要事故，用以检阅《资治通鉴》，应该是很方便的。司马光有关的撰述，尚有《通鉴释例》，乃是撰述《资治通鉴》时，所定的凡例。此书未与《资治通鉴》同时进奉传世，南宋时始为世人所知。当时传世的尚有《通鉴释文》，分别为司马康和史照所撰，皆多乖剌处。胡三省因之别撰《资治通鉴释文辨误》指正两书的讹误。《释文辨误》援据精核，有助于阅读《资治通鉴》本书。
　　《资治通鉴》以编年叙事，一宗史事往往不是一年之中就能具见始末，而一年之中，可资记载的史事又不仅一宗，这样兼容并载，自不易得到头绪。袁枢所撰的《通鉴纪事本末》恰能解决这样的困难。这是分钞《资治通鉴》的原文，以事为类，各自另立标题，自成起讫。虽皆为《资治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体例极为精审，在当时已为史家所称道，后来梁启超也是盛加赞赏，以为善钞书者亦可成书。其实只是钞撮之功，于隋庸史料并无所增益。《资治通鉴》所涉及的事物至为广泛，普遍钻研自是正理，专攻其中一端，也有其必要的意义。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如书名所示，就是专就地理而言的。其中首列《历代州域总叙》，隋州郡、唐十道、十五道、二十四都督、十节度、六都护、河北二十四郡都在论述之中，更特列《十道山川考》和《唐三州七关十一州考》，隋唐地理亦可据以粗得其轮廓。
　　范祖禹《唐鉴》则依《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重要史事再加以论断。范祖禹曾参预撰修《资治通鉴》，分掌唐史，因以其所得，撰成《唐鉴》。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每于得失兴亡重要关节处，以“臣光曰”开端发为议论。范祖禹的《唐鉴》也应是按照司马光的旧规，发抒其个人的政治见解。范祖禹在《唐鉴》的序文中说：“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名曰《唐鉴》，唐之事虽不能遍举，而其大略可以睹矣。”据说范祖禹此书曾进呈宋仁宗，并为当时所重视，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张端义撰《贵耳集》，记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可见当时重视之一斑。
　　南宋时，朱熹撰《通鉴纲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并说：“始，司马公《通鉴》有《目录举要》。其后，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修为《举要补益》。朱晦翁因别为义例，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自为之序，乾道壬辰也。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其实朱熹并未亲自撰述。《四库全书总目》就曾明白指出：“朱子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作《纲目》，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就是这样一部书，经过康熙皇帝的批览，遂成为《御批通鉴纲目》。其实朱熹当时撰写这样的凡例，并着人编撰，也只是想使作资治的《通鉴》，更能发挥资治的作用，并不是对史事多所补益。这和范祖禹的《唐鉴》一样，虽然都受到一时重视，都难得说到在史料方面的价值。康熙皇帝的批览也当不是从其史料方面着眼。其时吴乘权撰《纲鉴易知录》，也许如其名称所示，只是便于初学，虽曾为人所习知，是说不上有什么学术的意义的。
　　《唐大诏令集》《唐大诏令集》，宋敏求撰。《宋史》有其传，附于其父宋绶传后。他曾参预撰修《新唐书》，并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 卷，是谙熟唐代史事的史家。《唐大诏令集》是搜集和编撰唐代帝王所颁的诏令而成的。宋敏求自序说：“厘十三类，总一百三十卷，录三卷。”《旧唐书》多采撷诏令，以入史文，但汇集到这样多的篇目，却是少有的成就。其中政事类共包括三十八项，自礼乐、刑法以至于讨伐、平乱，涉及到全国许多方面；蕃夷类也包括绥抚、盟文等十项，都关系到皇朝的大政，是唐代史事的重要部分。其余帝王、皇太子、诸王、公主、大臣等类，也都包括为数不同的项目，皆可以用之核证史文，不可或缺。
　　诏令既是当时皇朝颁布的正式文书，所涉及的人物、官制、地名以及相关的史事，不容出现任何的差错。一代史书其中的不少部分就是依据这些诏令撰修而成的，辗转采撷引用，就难免出现若干讹误。因而再以诏令核对史书，就可有所校正。这样的事例，以前也曾有人指出过，这里还可再列举一二。《唐大诏令集》的《蕃夷类》中收有《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这是玄宗开元四年（716）颁下的诏令，可是两《唐书·薛讷传》皆未道及。《旧唐书·玄宗纪》却说：“突厥可汗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新唐书·玄宗纪》更说：“大武军子将郝灵俭杀突厥默啜。”皆不载此制诏，仿佛和薛讷无关。《唐大诏令集》的《政事类》中收有开元十三年（725）颁下的《改丹水为怀水敕》。丹水在泽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敕》中更明白指出：“宜改丹水为怀水，改丹水府为怀仁府。”可是《新唐书·地理志》却说：“泽州高平，有泫水，一曰丹水。..有省冤谷，本杀谷，玄宗幸潞州，过之，因更名。”泽州属府五，首为丹川府，也并没有改为怀仁府。《新唐书·地理志》素以详赡见称，有关丹水和丹川府的记载，当是依据开元十三年以前的册籍转录，仿佛并无改称事。《敕》文于“改丹水府为怀仁府”下，接着还说：“其乡里名号，亦仰州长官随事改易。”《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的杀谷改为省冤谷事，当是依据《敕》文改正的。杀谷既已因《敕》改正，奈何丹水和丹川府尚存旧名，这就不能不说是预修《新唐书》的人采访未周了。宋敏求之后，再未见有续作辑录补苴，看来并非易事。赖有《唐大诏令集》原书具在，史家就藉以考核唐史，订正讹误。钱大昕《诸史拾遗》就不乏例证之作。钱大昕曾据懿宗咸通九年（862）颁布的《分岭南为东西道敕》所说的：“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宜割桂州管内龚州、象州，容州管内藤州、岩州，并隶岭南西道收管”，以证明《新唐书·方镇表》咸通九年下所说的：“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增领蒙州”的蒙州应为象州之误。这样的以《唐大诏令集》参证唐史，自然是相当重要的。
　　《唐才子传》和《登科记考》宋代及以后诸代，为唐人作传的并非多见，有之，当推元时辛文房《唐才子传》。辛文房为西域人，以能诗著名。《四库全书总目》谓是书由《永乐大典》辑出。原本10 卷，总三百九十七人（当为九十八人）。中间有散佚处，经过补苴，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是书国内虽有散佚，日本却保存有完帙，刊于《佚存丛书》中。列传二百七十八人，附见者百二十人，与原本相符。所列诸人中见于《新唐书》的约百余人。此百余人传记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虽有异说，殆皆置之不论。如《陈子昂传》记其于圣历初解官归里事，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则未涉及此事。其间斟酌去取，对《新唐书》也多有是正。《新唐书》以陈子昂举进士在文明初。文明元年（684）为唐高宗崩逝的次年，恐亦无暇开科取士，《唐才子传》以之置于开耀二年（682），似较为合理。徐松《登科记考》亦从其说。然其书往往来撷当时传记或小说家言，不免有夸大失实的地方。《唐才子传》以论诗为主，诗人的生平事迹虽稍有穿凿傅会和不尽真实之处，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新唐书·艺文志》的《杂传记类》著录崔氏《唐显庆登科记》、姚康《科第录》、李奕《唐登科记》，今皆佚失不存。唐代重科举，而进士尤为重要。每次所取进士的名额并非很多，然名列榜上的率能获致高位，为世所重。诸家所撰的《登科记》所记自是科举的盛事。崔氏所撰以年代标书名，可知当时撰述者甚多，不仅所著录的三种。到了清代，徐松撰《登科记考》，由有关的史籍、方志、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碑志石刻等记载中广为搜罗采撷，撰集成书。全书30 卷，前24 卷，按年记载，当时有关的文诰政令，考题，答卷，进士姓名，而且兼及进士以外的其他各科。其后两卷则叙五代诸朝事。另有附考和别录数卷。附考叙未有确实年代的进士、明经、制科、诸科登第者的姓名。别录则摘录有关科举的各种记载。这样的撰述，对于一代科学取士的制度、措施、科目、登第者的姓名，皆备加论列，而考证又皆精辟，是值得称道的科举史料的汇编。
　　由《崇文总目》到《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有关隋唐史籍的著录《新唐书·艺文志》于乙部史录的《刑法类》之后列有《目录类》，所著录各书，今皆亡佚。《宋史·艺文志》踵其旧迹，继有撰述，所著录的亦复不少。然多已亡佚。今传世习见的为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尤袤《遂初堂书目》、《秘书省书目》，陈骙《中兴馆阁书目》，张攀《中兴馆阁续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郡斋读书志》有袁本和衢本，两本间有差异，未能尽同。今传世尚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惟未为《宋史》所著录。宋以后，撰述的尤多，《四库全书总目》后出，著录的亦复不少。这些目录撰述，有的仅列书名，有的则作题解。题解亦有繁简差别。《四库全书总目》则每书皆有提要，于著者姓氏，书的版本以及有关评论，多能详为陈说。各家书目均备录所见各书，隋唐史书自亦包罗在内，随时翻检，有关史料的存佚就可具知，其中记载亦可稍悉其崖略。
　　有关隋唐史料的金石文字撰述《宋史·艺文志·小学类》中著录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如隋唐诸史《经籍志》和《艺文志》的体例，可是在《目录类》中又再加著录。以金石证史，为史家重要功夫，似以列入《目录类》为宜。
　　《集古录》为欧阳修所撰，录其所藏金石的跋尾。今传本共有四百余跋，分为10 卷，与其初本的篇数不尽相合。或其间有所增益。10 卷之中，有关隋唐时跋尾为5 卷，最后一卷中尚有数篇。隋碑仅有14 篇，不足与唐碑相比。欧阳修在《自序》中说：“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其子棐在所撰《录目记》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可知其搜集遗物撰述整理的意义所在。以金石证史，跋文中殊不少见。《隋陈茂碑》所载陈茂仕官履历，曲折详尽，跋文因说：“《隋书·列传》载茂事尤多阙缪”，并说：“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阙。”《唐张九龄碑》所载与《唐书》时有违异处，甚至年寿官爵亦不相同。跋文就指出：“年寿官爵，其子孙宜不缪，当以碑为是也。”
　　《金石录》，宋赵明诚撰。是书上承欧阳修《集古录》的体例，著录其所藏的从上古三代至于隋唐五季以来的钟鼎铭文和碑铭墓志的金石文字，有的还作有跋尾。赵明诚在其所撰的序文中说：“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因考其异同，参以他书，撰成是书。书中所著录金石碑刻共有二千，其中属于隋代的八十四件，属于唐代的一千四百三十五件。就是五代也有十五件。跋尾，属于隋代的九篇，属于唐代的多至一百六十七篇，可说是相当丰硕的。
　　后来到了清代，金石证史更为学人所重视，撰述者前后相继，钱大昕就撰有《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传在《清史稿·儒林传》中。大昕著述宏富，有《潜研堂文集》行世。此金石文字跋尾不在其集中。《跋尾》涉猎广泛，所跋唐人碑刻墓志亦非少数，且多能与史文相对勘。《九成宫碑》为欧阳询所书，欧阳询结衔称兼太子率更令。称兼是唐初制度，并非以他官再兼率更令，而是欠一级的称谓。这种称谓得到这样的解释，可为了解唐初制度略得助力。《李抱真德政碑》结衔中有礠州，而两《唐书·地理志》、《五代职方考》皆作磁州。钱大昕因此指出：“州县之名当从其时本称，史臣秉笔，任意更易，非得石刻，何由决其然否，此金石之有益于史学也。”与钱大昕同时的王昶亦撰有《金石萃编》。其所搜罗更为丰富。王昶在自序中曾谓其收集金石的不易，历经种种困难，“而后自三代至宋末辽金始有一千五百余通之存。”全书160 卷，其中隋时3 卷，唐时78 卷，两相合计已超过一半，如果加上五代4 卷，就更为繁多。书中不仅备列金石上所刻的文字，而且还附载各家的题跋，如其序中所说：“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删其繁复，悉著于编。”就全书稽考，自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后，各家撰述，殆无阙失。各篇之后，又多为按语，对于前人所说，每加匡正，可以说，乃其时集大成之作。其按语中，多有以金石证史的论证，可以说明论史是少不了金石的。
　　王昶于《金石萃编》著录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所刻的《郎官石柱题名》。所谓郎官指的是唐尚书省所领的二十四司的长官，即郎中和员外郎。二十四司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分管全国的政务，故其地位相当重要。《题名》由吏部郎中起，温彦博、杨纂皆在其列，而温彦博前尚有郑元敏等七人，可知题名始于唐初。温彦博和杨纂，两《唐书》皆有传，传中均未记载任郎中事，则《题名》可补传文的阙遗。大中以前郎官姓名多见于此，其重要意义不言可知。王昶于著录《题名》后，复撰《郎官石柱题名考》，其后赵钺和劳格又撰《郎官石柱题名考》，较王昶所撰更为详赡。王昶说：“今所题名只左丞一柱，拓亦不全，存者只七面，内多泐字，计其姓名可见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二人。除去姓名不全者二百七十七人，其全者有二千九百十五人。内姓名再见者五百四十七人，三见者一百四十人，四见者二十六人，五见者六人，通共重见者七百十九人。”王昶据两《唐书》列传、《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全唐诗》小传考核，可考者仅得五百七十六人，无考者一千六百廿四人。赵钺和劳格所考，收获殊多，无考者仅一百九十余人。各部补遗得六百三十四人，补辑礼膳两部共得二百十一人，著录郎官总数四千一百五十余人。不仅超过王昶所考，而且远溢于《郎官石柱题名》之外。
　　王昶于《金石萃编》中又著录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的《大唐御史台精舍碑铭》。御史台为唐代掌刑法典章、纠正百官罪恶的机构。精舍本为僧侣讲道之所，御史台有台狱，建此精舍当是借以起感化的作用。在这样的精舍立碑，却题各级御史的姓名，因而也成为重要的刻石。王昶仅著录此碑铭，未再作考核。赵钺和劳格则撰有《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王昶著录此碑时，曾加按语说：“碑阴题名：上截凡侍御史并内供奉一百二十二人，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四百九十七人；下截及左右棱不书官位者一百一十九人；中间搀入‘郑韬会二十七日寓直’一行；左侧题一百三十三人，右侧题侍御史兼殿中一百三十八人；碑额题监察御史四十二人；碑阴额题知杂事御史五十一人。”并指出：“碑阴题名重复，自再见以至三见四见者不一而足，或由前后屡任则屡书之，然亦不尽符合者。”赵钺和劳格则另加考核，举出其人的籍贯、出身、经历，并注明出处，共得八百三十一人，已超过题名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成就也是可以称道的。
　　王昶撰《金石萃编》之后，后续者仍颇不乏人，据《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的，就有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陆耀遹《金石续编》、王言《金石萃编补略》、方履篯《金石萃编补正》等，亦皆有刊本传世，惟搜罗较为丰硕的，当推陆徵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是书以补正为名，就是用以补《金石萃编》成书后新发现的各刻，并正其未是处。所补的据说有两千余种，成书130 卷。其中隋代5 卷，唐代50 卷，如果加上五代的3 卷，共有58 卷，将及全书的半数。亦如王昶旧例，附载有关各家跋尾，惟上距王昶为时并非过久，所附跋尾就不如王昶的繁多。可是王昶以后新撰而又未能广为流行的有关著述，如严可均的《平津馆金石萃编》、吴荣光《筠清馆金石记》皆以能见诸征引，而多为世人所知。然亦有为《金石萃编》所不应阙的，如唐《巂州都督姚懿碑》，已见《金石录》和《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姚懿为姚崇之父，既赵、钱两家皆已著录，《金石萃编》奈何竟然遗之，又隋《梁州使君陈茂碑》，为开皇十八年所立，《金石萃编》作十四年，《补正》为之指出，确是能以正之。惟两书皆备列《陈茂碑》文，《补正》后出，反不若《金石萃编》的详尽，而不详尽的地方，又未指出其所阙字，复未作出说明，仅引《平津馆读碑记》说：“茂，《隋书》有传，以碑校之，传所载官阶多阙。”如按所录碑文参证，则《隋书》所载官阶诚有阙少处，却不能指责为多阙。可能是当时撰集时，未能细加核对，致有此不符处。则引用是书，还应细加斟酌，不宜炫其丰硕，而尽相信其偶有不符处。
　　还可以提到的则为林侗《唐昭陵石迹考》。张弨《昭陵六骏赞辨》和孙三锡《昭陵碑考》，皆为《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昭陵碑刻虽仅分布于其陵园之内，然实关系唐代初年的史事，考核辨正，当能充实其时的史料。唐人年谱的撰述唐时谱牒最为盛行，华族名门无不有其家谱。到了宋代，更有年谱之作。年谱按谱主的生平经历，按年记述，虽亦可溯源于家谱，流派却各异其趣。宋人洪兴祖撰有《昌黎先生年谱》，记韩愈的行事。鲁訔亦撰有《杜工部年谱》，鲁訔之前，吕大防已撰《杜工部年谱》，惟亡佚不存。《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赵子栎《杜工部年谱》，惟谓“其援引亦简略，不及鲁谱之详”。迄至清时，撰年谱之风大为盛行，为唐人所撰的却殊不多见。见于《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仅有丁晏《陆宣公年谱》，与《汉郑君晋陶靖节魏陈思王年谱》合编。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的亦仅江榕所辑《陆宣公年谱辑略》一种。
　　记载隋唐地理的图书地理撰述可以上承贾耽《十道志》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当数到北宋初年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乐史撰述此书，也就是参酌贾耽和李吉甫的旧规，再作考核，而且也增加了新的项目。书中征引繁博，前人撰述的地志、杂记、诗赋、文集，在所不遗。许多佚失已久的记载，还能略见其梗概。贾耽《郡国县道四夷述》，宋初犹存，《太平寰宇记》就多所引用。清人王谟辑佚，共得五十四条。其中出自《太平御览》的仅有七条，而出自《太平寰宇记》的就有四十七条。唐代其他著作也多赖以保存。此书撰于宋初，即依宋时疆域区划分别撰述。其时尚未改行路制，仍存道名，惟已分为河南、关西、河东、河北、剑南西、剑南东、江南东、江南西、淮南、山南西、山南东、陇右、岭南十三道，不尽与唐时相同，但所改易的并非多数，各道府州仍多因唐旧，论及隋唐地理亦相当详赡，可与《元和郡县图志》相互参证。
　　其专论隋唐两代全国地理的，则有清代末年杨守敬所撰的《历代舆地图》中的《隋地理志图》和《唐地理志图》。杨守敬于历代地理志用力最深，前曾述及其所撰的《隋书地理志考证》。《隋地理志图》和《唐地理志图》分别据《隋书·地理志》和两《唐书》的《地理志》绘制，有助于《隋书》和两《唐书》的钻研。
　　隋时仍以长安为都，惟于龙首原下另建新城，唐代因之不改。绵延久长，几三百年。长安于宋时已废不为都，却仍为世人所重视。宋敏求就曾撰述《长安志》。《长安志》虽泛及周秦往事和建都于长安的皇朝，隋唐旧迹实为其主要论述所在。唐时韦述的《两京新记》，叙述长安和洛阳的城郭里坊，惟不免疏略。宋敏求依其所述，更为周备。举凡城郭、宫室、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及风俗、物产、寺院、道观，莫不毕具。尤其对于坊巷、住宅、肆市、园林等更是纤悉无遗，为研究隋唐都城史事不可或缺的撰述。今《两京新记》已残缺不全，《长安志》就弥足珍贵。
　　宋敏求还撰述《河南志》。《河南志》的撰述还在《长安志》之前。《长安志》的体例当是遵循《河南志》的旧规。其后元人再撰《河南志》，即多移录宋志原文。宋志遗佚已久，仍可于《元河南志》觇其本来面目。
　　对于长安旧迹的记载，应该提到张礼的《游城南记》。张礼于宋哲宗元祐年间撰成此书，记其在长安城南的游踪。其时上距唐末都城东迁已逾百年。长安外郭城早已拆毁罄尽，惟樊川风物尚依旧可观。张礼所记举凡门坊、寺观、园囿、村墟以及前贤遗迹见于记载的，皆据其耳闻目见详加描述，使读者按图索骥，仿佛就在目前。书中间有续注，无注者姓氏，详其文义，当是出于金时人的手笔，可见是书见重于世，为时已久。
　　更推而广之，则为《雍录》。《雍录》为南宋程大昌所撰述。其时长安久已为金人所据有，程大昌自难亲历其地，因而就只能以前人的撰著为依据，于关中古迹悉加考订，尤着意于周秦汉隋唐五代的都城，于唐代更为详备。《四库全书总目》虽指出其体例丛杂和未免疏漏，然亦不能不称许其搜罗既富，辩证亦详，在舆记之中固为最善之本。
　　下至元代，李好文复撰有《长安志图》。北宋时即已有《长安图记》，吕大防称之为《长安故图》，并为之说。此图旧有碑刻，在西安碑林，今已残缺。《四库全书总目》说：“好文因其旧本，芟除讹驳，更为补订，又以汉之三辅及元奉元所属者附入，凡汉唐宫阙陵寝及泾渠沿革制度皆在焉。总为图二十有二。”然今本实有图二十，与所说不同。此二十幅图中，唐代宫殿陵墓图就有七幅。今本题河滨渔者编类图说。必中达为其《泾渠图》作序，称其人为李惟中。惟中即李好文之字，河滨渔者盖其别号。
　　元代骆天骧还撰有《类编长安志》。如书名所示，是就宋敏求的《长安志》分类辑出。骆天骧在其自序中说：“每患《旧志》散漫，乃剪去繁芜，撮其枢要。”所谓《旧志》即指《长安志》而言。他还说：“自汉、晋、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县，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全书分为京城、宫殿室庭等三十一目，可谓详赡，惟间有排比杂错，遗漏重复之处。书中列有石刻一目，备载当地的碑碣。由于在当地撰述，易于发现，如《杨玚先庙碑》、《李晟先庙碑》，当时仍立于原处，故能为所载及。《金石录》未能加以著录，盖赵明诚未能涉足关中故也。
　　迄至清代，徐松又撰《唐两京城坊考》。徐松在其自序中说：他在纂辑唐文时，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为宋敏求旧帙，与《长安志》相配合。因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作《唐两京城坊考》。此书5 卷，前4 卷叙长安，后1 卷叙洛阳。叙其间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以及皇宫、苑囿、渠道等，并附绘制有关舆图。因为是依据《长安志》和《河南志》撰述的，即因两志之旧，而加以佐证和补阙。《长安志》于朱雀门街东三街由北向南第十一坊昭国坊内载有裴子余、郑絪、庾敬休、李寰、崔琯五家宅。《唐两京城坊考》据《独异志》补前进士李蒙宅，据《唐语林》补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师郑余庆宅，据《乐府杂录》补将军韦青宅，据《白氏长庆集》补刑部尚书白居易宅，据温宪《程公墓志》补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修己宅，据《酉阳杂俎》补泾原节度使段祐宅。像这样佐证和补阙，在其两京的叙述中，是随处可见的。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唐晏《渤海国志》，又著录黄维翰《渤海国志》。《渤海国志》论述唐代位于粟末水（今松花江）上的渤海国。这是对于唐代周边各国少见的论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这两部撰述于《史部载记类》中。载记为记载非正统者事迹的史书，《晋书》记载刘元海、石勒事，即称为“载记”。渤海国不能与前赵、后赵相等，如何也入于“载记类”中？《新唐书·艺文志》以张建章《渤海国记》著录于《地理类》中，《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自应遵从旧规，不宜自标新奇。
　　记述唐代掌故轶事的小说首先应提到的是王定保《唐摭言》。《崇文总目》以下各家目录皆著录于“小说类”中。记唐朝进士应举登科杂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书共分六十三门，然今本实为一百五门。岂晁公武所见本与今本不同，其间曾有所颠倒？唐代重科举，科目相当繁多，有明经、俊士、明法、进士等五十八科。而进士最为当世所重视。由《唐摭言》所记载的掌故、轶事，足以看到一代的风气。书中虽多载掌故、轶事，亦可以补《新唐书·选举志》的不足。唐初，贡士由吏部策试，主其事者为考功员外郎。其后改归礼部。这是选举制度的一大转折。《选举志》记其间经过，仅说：“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这样简单的言辞，不足以见其间的过程，《唐摭言》的《进士归礼部》篇，记载相当详赡，有助于了解。《选举志》还提到曲江会和题名席，而未稍作说明。《唐摭言》的《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也都作了详赡的记载。
　　其次是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曾历事前蜀、后唐以迄后汉诸朝，两《五代史》皆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其中多记宫中琐闻杂事，兼及宫内外习尚。间有与史实不合处。民间传言间有讹误，也是难于尽免的。
　　其时南唐尉迟偓撰有《中朝故事》，见于《郡斋读书志》著录，记唐懿、昭、哀三朝故事。尉迟偓仕于南唐，南唐李氏自谓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书中所记诸事间与史事违异，未尽翔实。《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时去唐未远，故家文献所记，亦往往足征。如崔彦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马光虽摘其以彦昭代凝领盐铁之误，而其事则全取之，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亦未尝不足以参证也。”所说诚是。
　　南唐刘崇远亦撰有《金华子》。《郡斋读书志》说：“金华子，崇远自号也，录唐大中后事一本，题曰《刘氏杂编》。”晁公武并以刘崇远为唐人。刘崇远诚生于唐末，然仕于南唐，不应复以唐人相称。《四库全书总目》说：“核其所记，皆唐末朝野之故事，与晁氏所云录唐大中后事者相合。”并说：“（其中）不免传闻异词，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与《大唐传载》诸书摭拾委巷之谈者，相去国悬绝矣。”这样的评论，也颇公允。今本由《永乐大典》辑出，题《金华子杂编》。
　　当时曾仕于荆南高氏的孙光宪，亦撰有《北梦琐言》。《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并加著录。《郡斋读书志》还说：“记唐至五代及十国杂事”。孙光宪曾劝高继冲以三州地归宋，为宋朝所重。《宋史》有传。所记相当广泛，于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门阀、文士、僧道皆有涉及。《四库全书总目》虽讥其“记载颇猥杂，叙次亦颇冗沓”，然亦不能不认为“遗文琐语，往往可资考证”。
　　入宋以后，犹有相似的撰述，钱易的《南部新书》即其中的一种。钱易之父俶为吴越王，《宋史》有传。钱易撰述丰富，《传》中备载《南部新书》及其他撰述。《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仅说是记唐故事，《直斋书录解题》也说是所记多唐遗事。《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多录逸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
　　北宋后期，王谠复撰《唐语林》。《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事，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仍旧云。”《直斋书录解题》则指出为王谠所撰。谠为徽宗时人，已在北宋后期。《四库全书总目》颇称道此书，谓“虽仿《世说》，而所记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撰集的《太平广记》为当时的古今小说集大成之作。主其事者为李昉、扈蒙等十余人。书成于太平兴国年间，故以《太平广记》为名。撰集此书时，于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皆广为搜罗，据近人统计，所引书共四百七十五种。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又分一百五十余细目。篇幅虽然浩瀚，却也易于翻检。所采用各书，由汉代以迄宋初，唐人所撰，为数殊为不少。陈鸿祖《东城老父传》、陈鸿《长恨传》皆在其中。唐人撰述诸书多有亡佚，幸赖此巨著得以流传。
　　《唐会要》唐代史籍有一种新的体例，称为会要。会要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史籍，分门别类，易于翻检，也记载周边各族和国家。会要的撰述，始于苏冕。《旧唐书·儒学·苏弁传》后附有传称“冕缵国朝攻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新唐书·宣宗纪》：“大中七年，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艺文志·类书类》亦著录苏冕《会要》和《续会要》。《续会要》修撰官除杨绍复、崔瑑诸人外，还有裴德融、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可是《唐会要》却说：“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①然《旧唐书·苏弁传》只说其聚书事，而以撰《会要》为其兄苏冕事，与《唐会要》所说不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苏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以续冕书。“晁公武也没有道及苏弁，则苏冕撰书事应是确实的。
　　① 《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①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②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 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 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 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① 《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② 《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 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 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13 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12 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首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及词别缀于末。”《四库全书总目》还列举了前人所传的伪托讹误。《全唐诗》现在已点校重印。点校说明中也举出其中的缺点，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纠误，编次不当等等，这都有待于重新彻底整理。不过这样近一千卷的大书，有缺点也是难免的。能把数百年中两千多诗人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对于阅读者还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庆年间继《全唐诗》后纂集的。全书1000 卷，裒辑唐五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较之《全唐诗》更为鸿博。据说是书以当时内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册为依据，参校《四库全书》中的唐人别集，汇编成书。并钞撮前人编成的总集，兼收各有关的记载，以及金石碑刻资料，故内容相当丰富。然篇幅既多，缺点亦所在多有。现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说明中，也曾举出其中缺点多种，特别是书中所附的小传错误更多，阅读时自宜多所注意。不过《全唐文》和《全唐诗》一样，都能汇集有唐一代的诗文，可以省却读者若干翻检之劳，还是应该称道的。前面论述隋唐时人文集，曾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种，其余备见《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无须再行罗列了。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隋唐城址隋唐长安城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①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1492.1 米，东西宽2820.3 米。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 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1.7 米，进深19 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皇城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1843.6 米，东西宽与宫城同。
　　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1 米，南北长8651.7 米。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12 米。城墙外侧有宽9 米，深4 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①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发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 米外，余皆宽100 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68 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0—25 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 米，东西宽558—700 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 米，东西宽1020—1125 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 米，东西宽1115 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 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①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① 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 年第6 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 年第3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 年第11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0 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 年第4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1 期。①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 年第1 期。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大明宫创建于贞观八年（6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66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1674 米，北墙长1135 米，西墙长2256 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发现宫殿遗址20 余处②。
　　兴庆宫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080 米，南北长1250 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发掘建筑址17 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 种。①隋唐洛阳城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1270 米，西壁1275 米，北壁1400 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1710 米。城墙夯筑，宽15—16 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1670 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100 米，南北120 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110 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620 米，东墙残长1270 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600 米，南北长约700 米。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 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 米，西墙曲折，长6776 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1—59 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121 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6 期。
　　① 马得志：《唐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 年第10 期。
　　宽一般在500—580 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①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长安城东、西市的发掘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1031 米，东西宽927 米。东市南北长约1000 米，东西宽924 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10 米左右，小的宽3 米左右，进深皆3 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发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①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 米。前殿东西宽58 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 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②含元殿位于龙首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 米左右，东西长75.9 米，南北宽42.3 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 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0 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 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③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发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①青龙寺遗址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① 参见第103 页注①。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 年第5 期。② 郭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 年第11 期。③ 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 年第7 期。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 年第1 期。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②洛阳含嘉仓遗址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 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 米左右，深12 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 米左右，深6 米左右。发掘了其中6 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160 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 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①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1986 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发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发掘了10×10 米的探方三个，还发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发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6030 米，东西宽3120 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发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②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5 期。① 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 年第3 期。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 年第1 期。第二节唐代的重要遗址重要发现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桥、陕西临潼华清宫汤池、南京九华山铜矿遗迹。
　　蒲津桥唐蒲津桥及铁牛文献多有记载，是唐代东北陆路进入关中的要塞，是为当时交通命脉。自古以来对此桥几度寻觅未能发现，1989 年终于在山西蒲州古城黄河古道东岸找到并发掘，发现了唐蒲津桥桥头遗址和气势磅礴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遗物。铁牛、铁人、铁山、铁柱是用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重要部件。铁牛共四尊，编号为1—4，1 号牛在西北方位，2 号牛在东北方位，3 号牛在西南方位，4 号牛在东南方位，皆坐东向西，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宽2.3 米，长3.5 米，厚0.7 米的铁板之上。四尊铁牛的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贴后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约十五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 米，直径0.5 米，是用来拴桥铁索用的。一号牛身长3.3 米，身高1.5 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0.75 米，周长1.03 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①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发掘总面积约6000 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1—T7。T3 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6 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超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 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 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1 位于T2 的西南方，据文献，T1 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 和T1 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发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发现为重要的收获。①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 处、古采场4 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 个天井和28 个巷道口。调查中发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①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①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 年第5 期。第三节隋唐帝陵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 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 米，南北宽652 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 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①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0 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 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宽3.78 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①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160 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0 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 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① 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6 期。① 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4 期。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1.5—1.7 米。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发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0 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①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②。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昞之墓称兴宁陵，位于陕西咸阳，封土圆形，前有石雕两排，有天禄、石马、石狮。陵园已为耕地，不能辨其形制③。此外，河北省隆尧县还有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 年第5 期。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 年第1 期。
　　③ 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 年第3 期。
　　第四节隋唐墓葬隋唐两代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发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发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6 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0 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0 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譔、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譔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譔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发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 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 米，南北宽5.05 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1.5 米，深1.75 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 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 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及朝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陶瓷器外，还有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文物。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自、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文书大都是当时作为已废弃的物品，用其纸张制作他物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等，但却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两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①南方地区的隋唐墓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墓葬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常砌出小壁龛，龛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龛。长江中游地区的隋唐墓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汉M29、武昌M17、湖南湘阴隋墓、长沙M275、浙江江山隋开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业三年墓、衢州M20。
　　隋代以凸字形、长方形、梯形的砖构和土坑墓最为流行，有的设耳室和小龛，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陆杨氏墓。
　　出现了较大型的墓葬。从这一时期开始，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
　　第三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北陨县李徽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
　　出现了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丰富，应与墓主人的地位有关。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0、陨县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肃宗至敬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290、武昌M342、武昌40、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1、长沙上大垅M31、武昌M528。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发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发① 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 期。
　　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0 件器物。①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②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0 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③① 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 年第6 期。② 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 年第4 期。③ 《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 年第11 期。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隋唐壁画墓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①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发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1.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6.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①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 年第4 期。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发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发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发现窑址23 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 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28 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1 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发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59、1973、1984—1985 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 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 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 号似为工匠居室，2 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 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 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 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 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 米，宽2.6 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 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28.4 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22 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1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 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1970 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000 余件，包括200 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 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6 厘米，腹径42.5 厘米，底径29.5厘米，通高55 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 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21 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1957 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 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 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 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16 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 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 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6 件，包括4 件银盘、1 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 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 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发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发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206 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①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①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 年第1 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78 年第7、8 期。
　　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②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20 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①第三章研究概况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发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自1911 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11 年到1949 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 年到1966 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 年到1976 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 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0 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 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0 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等，∩婕澳谌菁ü悖 贾ぃ 交岬胤教ǘ唷Ｓ*1915 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①。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①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②。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①。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②。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 年第8 期。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②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③。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从诗看史”，而且更上一层楼，又能“引史证诗”，对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著名诗篇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加以分析，不仅对唐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确凿的论证，而且对唐代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如“新乐府”的体裁、“古文”与“小说”的关系等，为唐代文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也是陈寅恪研究唐史的一大成果④。书中的批注之语都是他研读两《唐书》的心得，虽多为寥寥数语，却能以小见大，显出真知灼见。批注的内容还十分广泛，除文字校误、史实考订、人物评价、旧说辨证等方面外，对产生历史现象的一些社会经济根源也多有涉及，如在财政收入、估价、水运、转输、义仓、赋役、外贸、盐茶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每每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或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岑仲勉的研究成果岑仲勉是史学界一位成果累累的专家，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文献学、中外交通史和史地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成绩斐然，尤其是对隋唐史及隋唐文献的研究多有创见，成就最大。《隋唐史》为岑仲勉研究隋唐史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全面论述了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在叙述各种问题时，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①。在史事的编排上，凡有时序或重点可依循的，仍按先后叙述，并补通史所略，例如北周、北齐相争，都交结突厥；突厥可汗摄图为北周复仇，几路兵马并进，隋文帝疲于奔命；突厥围困隋炀帝于雁门，加速隋朝的灭亡；突厥可汗颉利被擒，开创唐太宗之大业，等等，都与突厥的活动有关。如果仅立突厥一节来叙述突厥之事，就无法说明某个时代彼此之间的联系。书中还特别重视对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进行研究，如在《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一节中，就专门以当时的世界史为背景来论述隋朝的丝绸贸易问题。又以突厥而言，其所得北周、北齐每年馈送的丝绸，不适合自己使用，便要谋取专利而转卖给波斯，波斯不应，又远求之于东罗马，于是发生了突厥、波斯之间的战争。书中的注释尤多精辟之处，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对各家的见解主张，则既有剖析辩驳，也有独抒己见，如在《文字由骈俪变为散体》一节的有关注释中，针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是由于萧颖士等数人之倡导及‘安史变乱之刺激反应”的说法，认为这“非特无视唐人之公论”，“亦极忽视历史之时间性”，于是详加辨正，一一指陈。又如《牛李之李指宗闵、李德裕无党》一节的注释文字竟超过正文，力证传统说法的错误，缕述个人独特的观点。《唐史余沈》是岑仲勉研究考证唐史的一部力作。书中研讨的范围，除正史外，还包括杂史、金石、诗文以及近代新发现的各种史料。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依据别史来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④ 包敬第、王永兴等辑录：《陈寅恪读书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①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补充正史；依据正史来考证别史；依据唐史来考论唐朝有关制度，如“守”条专谈兼官守官，“唐史中之望与贯”条撮录两《唐书》中郡望、籍贯交相互见的记载，用来说明望与贯的逐渐分离；依据唐史来考证它书之误，如“杨仲宣条”纠正《唐文粹》中年号的错误，辨正诗文中典故沿袭的讹误，如“司空见惯”条关于苏州刺史问题；驳斥吴缜、钱大昕等人旧说的错误①。严密考订，相互印证，立论确凿，既廓清了许多史事上的旧错误，又发掘出不少史料的新价值。《府兵制度研究》是岑仲勉研究北魏至隋唐时期兵制的专著，在第一章中对唐长孺的南北同源说提出质疑；在第二章中总述了西魏府兵制，立国初期的军队编制和北魏没什么区别，但是只就西魏来说，“兵农各籍”还是真的；在第三章中论证了东魏也实行府兵制，而北齐不是兵农合一；在第四章中论证了八丁兵和府兵制无关，强调府兵编入民籍这件事是隋朝府兵的重大变革，考证隋朝的强盛是因为依靠了府兵；在第五章中考察了府兵的最高领导、直系官制、征发差遣及折冲府数目等一些问题；在第六章中对府兵制与西周东周、契丹和蒙古兵制进行比较，并论述了府兵制与均田制的关系；在第七章中指出唐朝募兵制盛行，府兵便完全被替代；在第八章中指出中唐人和宋朝人所认为的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乃是一种错觉，同时论述了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与废除府兵有无关系的问题；在第九章中对府兵制作了总的评价。①岑仲勉曾对古代东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历时甚久，获得两大成果：《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前者是把古代史籍、文集、杂著、笔记和碑志中有关突厥的资料一一摘录出来，按系年先后和类别编排，运用突厥文物与资料互证的方法，详尽考释突厥时代的史事、人物和地理，以及突厥与隋唐王朝的相互关系等。另外，还附录论文十五篇，除其他人译的两篇外，其余都是他本人多年研究突厥史的学术成果，如在《突厥各朝传略》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突厥的种族起源及其各个时代的历史；又如在《敕勒与铁勒、高车与回纥之别》一文中指出铁勒是通名，高车、敕勒充其量只能是铁勒的一部分，而回纥对高车只是一时臣属，高车不是回纥的祖先。②后者是补正冯承钧翻译法国学者沙畹所著《西突厥史料》一书中关于中文资料部分的缺略，把中国史书，碑志中涉及西突厥的时间性资料，除去《隋书》、《通典》及两《唐书》中的西突厥专传外，都一一采录，编附于适当的或相近的年份；补缺部分遇有疑难的地方，便就所见附加考证，而对于比较复杂的问题，则别作专文探讨，例如在《西突厥以何时分立》一文中考定西突厥的完全分立，应以隋炀帝大业六、七年间的射匮可汗继位之时为标准，而沙畹认为的东、西突厥之分从公元六世纪中叶土门可汗、室点密可汗之时开始，以及政治分立在公元582 年摄图可汗之时完成，则是不妥当的说法。①这两部专著的问世，引起了国内外研究突厥史学者的重视，称誉他对中国的突厥史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岑仲勉致力最勤、造诣最深、成绩最大的还是对隋唐史事的研究及文献整理上。《元和姓纂四校记》是一部有着很高学术价值的唐史研究工具书，① 岑仲勉：《唐史余沈》，中华书局1960 年版。
　　①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②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 年版。
　　①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 年版。
　　是岑仲勉在四库馆臣、孙星衍、罗振玉对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已作了三次校订的基础上，再作第四次校订而成的。全书近二百万字，洋洋大观，博采年谱碑志典籍，征引各家考证，进行刊误、拾遗、正本、辨误四个方面的深入细致的校订增补，②为唐史及谱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文献。《隋书求是》是一部工具性质的资料著述。先对《隋书》85 卷中的各种错误按照顺序逐条进行校正，考订的文字长则上千，短则三五句。其次，对《隋书》传中未见诸人，以碑志为据，撮录成七个人的事略。再次，是把隋朝的三百四十四个州郡编列成表，依时间先后填记刺史太守的姓名和任免，兼有考订。最后是辑录隋朝石刻目录。③《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是一部考史之作，“侧重在比事方面”，即用有关的典籍文献、碑刻文字与《资治通鉴》的隋唐纪部分进行“比读”勘验，以订正《通鉴》原文的讹误，主要集中在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上。如遇不能断定的问题，则审慎地只记异同。④可以作为研读隋唐史的参考之用。唐人写作诗文，都喜欢用行第相称，这在当时是一种通行的习惯，可对后人来说却是很费思量的事，往往会导致对诗文的误读误解。所以，岑仲勉穷二十多年之心力，从《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唐人文集、笔记以及敦煌文书、出土墓志中辑录出使用行第称呼的例子，并对其行辈、官职、经历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探求考索，作成一部深受唐代文史研究者所欢迎的必备工具书——《唐人行第录》。①另外，岑仲勉还有两部主要利用石刻资料考证唐史的学术专集——《金石论丛》和《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前者由《金石证史》，《贞石证史》、《读贞石证史》、《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等二十一篇考证文章组成，解决了唐史研究中许多具体而微的问题。②后者包括正篇《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一种及附录《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三种，对有关的唐代石刻文献及史籍文献所作的订误、补缺、考异、释疑，多超出了前人的研究，创获甚丰。③岑仲勉在对隋唐文献的研究考证上，“虽间或有琐碎繁杂的弊端，可商之处亦不少”，但是，“国内外的史学评论都以先生（岑仲勉）著作材料的丰富，以及考证的缜密而感到获益不浅”④。
　　吕思勉、向达、金毓黻等对隋唐史的研究吕思勉通读二十四史三遍，具有非常深厚的史学修养，所以，很早就写了一部高水平的《白话本国史》①，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写出另一部《中国通史》②。这两部书都设专门章节论述隋唐历史，而且有些论点对史学界的影②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商务印书馆1948 年版。
　　③ 岑仲勉：《隋书求是》，商务印书馆1958 年版。
　　④ 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 年版。
　　① 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② 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③ 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④ 陈达超：《岑仲勉》，《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 年第12 期。
　　①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 年版。
　　② 吕思勉：《中国通史》，开明书店，上册1940 年版，下册1945 年版。响很大，如认为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与此前的全盛时有显著的不同，于是把秦以前称为“上古”，唐朝全盛时期以前称为“中古”，安史之乱以后称为“近古”。后来他又用十年精力写就《隋唐五代史》。此书上册为政治史，叙述了隋朝兴亡，分析了唐朝盛世的因果，说明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变化，同时对重要人物作了评述。下册叙述社会组织、等级、人民生计、实业、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以及学术、宗教等内容，资料十分丰富。如有关各种制度的史料原来很分散，经过一番搜集、排比和考订，就具有了很高的研究参考价值。书中除了分析促成隋唐时期高度发展的社会政治原因以外，也注意君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并能运用比较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对其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贤主”像隋文帝、唐太宗等，也是具有两面性的。③另外，吕思勉还写下了大量的读史札记，总汇为《吕思勉读史札记》，以甲、乙、丙、丁、戊分次。丁帙《隋唐以下》含读《隋书》、两《唐书》等史籍的心得若干条，戊帙《通代》也有论及隋唐史的。其中所论，多有新见，如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条中说：“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④这里用人种族别来解释隋唐史学界长期争论的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的问题，就是颇为新颖的见解。
　　向达对于唐代中外文化关系，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文献典籍以及敦煌文书等方面都有研究，其研究成果大致汇编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①。在这本学术论文集里，除了少部分论著是关于佛教石刻及目录学的以外，大部分是有关唐史的，既有论述唐朝与西域地区的交通及文化关系的文章，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也有研究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章，提出了很少为人注意的南诏史上与民族、文化及史料有关的一些问题；还有关于唐代胡乐、佛曲和俗讲、变文等方面的文章，则属于开创性研究。集子里的文章，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独具创见，至今仍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向达对唐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有很大贡献。《记现存的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②一文，对各种版本的流传演变作了系统〉目际停 8 玫乩 谜獠抗偶 醋鲇泄匮芯刻峁┝艘谰荨！堵 樾Ｗⅰ肥窃诙阅馅 纷髁艘幌盗醒芯恐 笳 矶 傻*③，除对唐人樊绰记述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南诏历史的《蛮书》本文作了精密的校勘注释外，还附录了有关南诏的其他文献资料，制成有关南诏的大事年表和三幅地图，成为今天研究南诏史以至云南古代史地必备的参考书。
　　金毓黻著有《中国史学史》一书④，其中有关唐代史学的专章论述，以及另外发表的关于唐朝修史制度和刘知幾《史通》的专篇论文①，都是研究唐代史学的重要成果。而他在古代东北史地和唐朝东北少数民族及所建地方政权③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④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 年版。
　　② 向达：《记现存的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载《文物》1962 年第1 期。③ 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④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 年版。
　　① 金毓黻：《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3 卷第8 期1942 年；《论<史通>之渊源及其流别》，《制言半月刊》1939 年第54 期。*的研究上，更负盛名。
　　渤海国是唐至五代时期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有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因史料贫乏，难以展开研究。民国建立以后，在东北地区发现和发掘出一批渤海国的遗物和遗址，给了解渤海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也使沉寂千年之久的渤海国史研究活跃起来。在中外学者取得廓清渤海国史迷雾的探索性成果时，金毓黻推出了后来居上的重大成果——《渤海国志长编》②。“金毓黻的《渤海国志长编》出版，对于渤海国族的研究，可说已登峰造极，所引我国书籍八十六种，朝鲜书十三种，日本书三十九种，确是一部伟著，只是体例上考证上还不免有可议之处，而史料的搜辑上还不免有疏漏的地方”③。此后，金毓黻对渤海国史的研究仍在继续，并结合新出资料作进一步探讨，学术价值显著提高，为研究唐代民族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前代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将隋唐史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时期，对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全面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包括隋唐史在内的古代史发展规律及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叙述①。今天看来，尽管其中有个别问题的论述还欠妥当，但对问题的分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至于那些正确的论断，则对此后深入研究隋唐历史问题有着积极影响。
　　贺昌群的隋唐史研究，早年主要集中在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上，发表论著十余篇。后来转向包括隋唐二代在内的封建社会前期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有专著两种。②他认为从汉武帝到唐玄宗的九百年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如一条红线贯穿着，是公田制即封建国有土地制占主导地位，均田、屯田、占田、名田、限田等田制、田令的规定，都建筑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时期的兵制、赋税也和封建国有土地制有着密切关系。因而上层建筑——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无论直接间接也都脱离不了国有土地制这个支配力量的影响。这段时期各朝代的历史发展虽有差异，但封建国有土地形式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两税法的施行逐渐改变或缩小了它的形态。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都不是唐朝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隋的一个长时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而三者的形成都以生产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为其枢纽。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土地所有制作理论分析和综合研究，突破了以往诠释史料式的研究方法，深化了对隋唐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②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辽海丛书》本，1931 年。
　　③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沿革地理的研究与成绩》，胜利出版公司1947 年版。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最早撰写于1940 年，并在延安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出版了修订本的第3 版。隋唐部分在修订本第三编第一、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最早撰成于1941 年，在重庆出版；下册完成于1948 年，第二年在香港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出版了修订本的新版。隋唐部分在新版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②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
　　汪篯毕生从事隋唐史的研究，多有建树，而《汪篯隋唐史论稿》就是他有关隋唐史的文稿和札记的结集。其中的《唐代实际耕地面积》一文，征引大量的文献资料，推定唐玄宗天宝时期全国的实际耕地面积，大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①。这一说法比较接近历史实际，已被史学界所采用。他的另一研究成果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把唐太宗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放在隋末唐初社会的大背景下全面系统地评述，并根据时事形势论述了贞观之治的由来②。史论结合得很好，对唐初政治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唐长孺对唐史研究的贡献，以军事制度研究成就最为突出。《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条理不清，史实也不相符。事实上，彍骑在唐朝兵制演变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方镇的士兵来源于“健儿长住边军”。唐长孺解决了这个长期不清楚的问题③。他认为《新唐书·兵志》的“记载并不全部正确，也多缺略”，于是按照《新唐书·兵志》的顺序而援引其原文，一是找出兵志的史料来源，勘对其间的差异；二是根据原始的资料，纠正兵志的错误。如《新唐书·兵志》记：武德“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他在《唐书兵志笺证》中先笺出《唐会要》的《京城诸军》条：武德“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废，八年五月，以突厥为患，复置十二军”，及《通典》的《将军总叙》条：武德“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复置十二军。”然后指出《通典》的“纪年与《兵志》，《会要》不合”。再引用《资治通鉴》武德六年二月所记“废参旗等十二军”，武德八年四月所记“复置十二军”，同时考辨说：“四月甲子朔，无辛亥。五月甲午朔，辛亥则十八日也。《通鉴》辛亥上脱五月二字，与《会要》纪年相同。”则《通典》所记“七年”是错误的。又考证说：“五年正当刘黑闼起事，山东大扰，至六年正月始平，安得谓天下已定。”由此可知《通典》所记“五年”也是错误的①。全书既笺注兵志的史源，也辨证史料的错误，还补其疏略，从而以资料丰富，考订翔实，成为阅读《新唐书·兵志》和研究唐朝军事制度必备的学术参考书。此外，《山居存稿》汇集了多篇他有关隋唐史研究的精心之作②。
　　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作了全面的阐述。资料丰富，论据翔实。又因晚出，可以尽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新出史料。所以，这部专著既代表着个人对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充分反映了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有许多好的见解，如认为均田和府兵两种制度未在南方出现，只能在北方形成，因它们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而是由于十六国之后，鲜卑族人进入中原地区，将其原有的村社残余带到北方，出现了份地制度，又从份地制度上产生了府兵制度。这对隋唐均田制、府兵制的研究极有学术参考价值。这部专著在写作上还有一显著特点，就是以注文的形式征引丰富的资料，作为叙事的依据，而且引录敦① 汪■：《汪■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② 汪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求实出版社1981 年版。
　　③ 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季刊），第9 卷第1 期，1948 年。①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科学出版社1957 年版。
　　② 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年版。
　　煌、吐鲁番文书资料特别多，有不少注文与正文的篇幅几乎相当，如第三章第二节《租庸调制的破坏与两税法的实施》的注文，引用的材料就多达一万余字①。另外，全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叙述隋唐五代的文化思想及文学艺术，这也是高出其他同类著作的地方。
　　《唐律疏议》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承前启后，影响深远，不仅是研究唐史必须稽考的文献，而且国际上从事法制史研究的学者，还把它与《罗马法》相提并论，从而成为国际性的史学研究课题。杨廷福研究唐史多年，颇多创获，所撰《唐律初探》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史论结合地进行实事求是研究的一大成果。书中所论，既有对旧问题的重新研究，也有对新课题的独到探索。如历来认为《唐律疏议》是对高宗永徽四年修撰的《永徽律》的律疏，可日本学者先是提出怀疑和否定的论断，后又进一步考定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新颁行的《开元律》的律疏，“此说曾轰动了国际的历史学界”，而中国学者也颇“附和之”，“似乎已成为‘定论’了”。于是，杨廷福在本书《〈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章中，先详细罗列日本学者的论据论点及考证经过，尔后征引大量史料，进行细密的考证，对其作了一一驳正，仍“考定其为《永徽律疏》”，令人信服。另外对唐律反映的阶级关系和对法律产生于皇权、司法隶属于行政、法律与伦理结合、礼治与法治互为表里，家族法并入法律体系、司法官责任制度等唐朝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入探讨上，以及在用辩证统一的观点对唐朝法的阶级性与法的社会性所作的阐述上，都包含着新的见解。《唐律初探》是对唐律深入研究的结果，为唐代法制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谷霁光对古代史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事的探索，也有对制度的考释，主要反映在《史林漫拾》这部论文集中①。其中又以隋唐兵制的研究最为突出。他早年即撰有《唐折冲府考校补》一书，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墓志等石刻资料校补前人考证折冲府之未备，并附以总结性的“折冲府志略”，受到好评。而《府兵制度考释》，是以三十年的功夫研究北朝隋唐府兵制的重大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府兵制的由来、演变、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这是一本好书，不仅材料丰富，而且分析细致深入，处处有新义”②。如对府兵制的渊源问题、初期府兵的军备给养问题的看法，要比陈寅恪的意见更全面。对唐朝府兵制演变的勾画也十分清晰，太宗贞观十年以后进入全盛时期，高宗、武则天以后趋于破坏，到玄宗开元元年为第一阶段，天宝八年前为第二阶段，此后名存实亡达三十年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对进一步研究唐朝兵制是很有帮助的。对兵农合一、折冲府数目、折冲府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府兵制是不是唯一的兵制和府兵是不是唯一的禁军，唐朝府兵制对宋朝兵制的影响等问题所作的探讨，也都有明确而独到的见解。另外，“书中对府兵制度提出了一些可供讨论的新问题”，如军府上面冠以地名，本来是很细小的问题，可是从它的演变中却能窥见到，那原是防守冲要的驻屯军队，逐渐变成了随时能够调遣的常备军，又进而构成为经常性的封建军事学校。这对进一步研究隋唐兵制，既是新的启示，也是新的问题。韩国磐的隋唐史研究范围很广①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② 杨廷福：《唐律初探·引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谷霁光：《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何兹全：《读〈府兵制度考释〉书后》，《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泛，举凡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关系史、农民战争史、文化交流史、文学艺术史以及敦煌学都有涉及，发表的论著也很多。《隋唐五代史纲》、《隋唐五代史论集》即其数十年间研究隋唐五代史的主要成果①，还有几部专论性的研究著作②。这些论著既有对一般史实的清晰叙述，也有对重点问题的深入探讨，资料丰富，立论翔实，多有创见，自成体系，为隋唐史研究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
　　史念海对隋唐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隋唐历史地理是史念海进行古代史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了校理两《唐书》地理志的论著，为阅读和利用唐代地理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之后，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且多创见。如在《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指出关中地区在人口、军队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下，粮食的消费与日俱增，但调运粮食又很艰难，因而唐朝廷便大力兴修水利，力求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又注意在西北边地屯田，以解决军需，由此缓和粮食的供应问题。随后指出黄河中下游在隋朝和唐朝中期以前担负着接济关中粮食的重要任务，因此，隋唐统治者很注意发展这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建造水利设施，开凿运输通道，使之日益富庶起来。于是到了天宝初年，各道粮食的储备就大为增加，从而为唐朝的强盛提供了物质基础。①又如在《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一文中，认为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的农业在前期虽有所发展，但仍比不上北方地区，至天宝后，从人口的增加和水利兴建的进步上显示出江南农业生产有了快速发展。②另外，他撰文指出隋朝和唐朝前期的关中以东地区农业发达，经济富庶，而陇右的半农半牧地区可以养马，作为军用，这样好的两大地区列置在都城长安的东西，好似朝廷的左右臂，所以能够获得强盛太平；安史之乱以后，关中以东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破坏，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则可替代它，而朝廷的左臂尚在；陇右半农半牧地区的丧失，却使得朝廷缺了条右臂，自然会导致唐朝国力大大减弱③。这都是从隋唐历史地理的具体变化来论证问题，辨析精审，很有说服力。此外，对唐代的社会及文化，史念海也有所涉及④。
　　①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三联书店1979 年版；《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② 韩国磐：《隋朝史略》，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隋炀帝》，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① 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78 年版。
　　② 《河山集》。
　　③ 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 年版。
　　④ 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三节隋唐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唐太宗评价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即便今天，他仍是史学界关注的热门人物，研究成果很多。总的来说，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①，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评价上还有分歧。
　　一、关于唐太宗篡改国史及相关的建唐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唐太宗篡改了国史。例如玄武门事件，“经胜科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②。意即唐太宗夺取帝位后曾修改了国史。贞观年间，史臣遵太宗意旨，于修撰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时篡改建唐史实，将太宗抬高到奠基者的位置上，贬低高祖的作用③。所谓太宗与刘文静首谋晋阳起兵之说，乃是贞观年间对实录、国史作了伪造的结果④。事实上，唐高祖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①。但也有人认为唐太宗是否真的篡改过国史还需深入研究，而且必须肯定他在建唐中的首创之功②。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说唐太宗“策动父亲李渊从太原起兵的事，或者认为由于他称帝后史书被改动，他不是唯一的主谋者，但这也无关紧要，横竖唐太宗是原谋者之一”③。
　　二、关于唐太宗发动玄武门兵变的性质及其评价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玄武门之变属于唐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具体而言，有的说是“争夺皇位的斗争”④，有的说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的斗争”⑤，有的说是因“储位之争”而导致的“家庭变故”⑥，还有的说是“杀兄逼父”的行为⑦。但也有些学者把玄武门之变看作一种社会政治斗争，说是“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的“行动”⑧，又说是“改革”势力战胜“保守”势力的斗争⑨。还说是主要由“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谋臣猛将”组成的李① 万钧：《唐太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 年版。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③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④ 徐连达、仲富兰：《唐太宗首谋晋阳起兵吗？——关于李渊的历史评价问题》，《复旦学报》1981 年第2 期。
　　① 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何敦铧：《论唐太宗在创唐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作用》，《福建师大学报》1984 年第1 期；杨希义：《大唐创业，功属太宗——也谈晋阳起兵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1 年第4 期。③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
　　④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⑤ 《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⑥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⑦ 江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⑧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1965 年版。
　　⑨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1979 年版。
　　世民集团“同主要由宗亲贵戚和隋旧官僚组成的李建成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⑩。另有一种折衷的说法，认为就其性质而言是争权夺利的，但唐太宗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所以，既不能笼统地加以完全否定，也不可简单地加以全面肯定①。
　　三、关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问题。唐太宗不太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比较妥当，政策比较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是已发表的研究唐太宗的大多数论著所具有的共同看法。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问题，认为唐太宗有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掠夺少数民族，还用分化离间少数民族关系的手段来达到使他们相互牵制的目的②。
　　武则天评价如果说对唐太宗的评价，由于是在总体肯定前提下的一些小争论而显得像和风细雨，那么，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的评价，则因争论激烈而显得像暴风骤雨。归纳起来，史学界对武则天的评说主要有三种：一是肯定，二是否定，三是毁誉参半。武则天在其身后的千余年间，主要是受批判和责难的，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才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她。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妇女们要求权利、争取解放的呼声很高，故社会各界对武则天的评价也很高③。到了五十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发表专论性文章，驳斥封建地主文人对武则天的种种诬蔑，高度肯定武则天的作为①。六十年初，郭沫若正面描写武则天的历史剧《武则天》上演后，在史学界引起了对武则天的讨论，其中持肯定观点的居多数②。在七十年代前期，武则天研究被套上了影射史学的框子，不顾历史事实的任意吹捧，完全丧失了学术意义。八十年代后，从历史研究和学术讨论的角度对武则天作肯定评价的观点仍然有，如有的学者认为武则天在掌管军国大事的五十年间，“不单没有使唐朝衰落，而且有胆有识，放手选才，治国有方，文武听命，促使唐朝继续向前发展”。“她为人正派，德才兼备，得到了各阶层的爱戴和尊敬。”“她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伟大政治家。”③这几乎是全面赞誉。也有学者对武则天持否定态度，甚至出现了全面贬抑的观点。如早先就有些学者说武则天是“暴主”，并对旧史家称道武则天“能用人”等好评加以指斥④；“近人对则天有恕辞，然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纪。”⑤后来，又有些学者对武则天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抨击，提出的有关问题既尖锐又重要。如⑩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① 宋家钰《李渊、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学习与研究》1982 年第10 期。② 胡如雷：《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历史研究》1982 年第6 期。③ 振之：《我国女权运动者——武曌》，《妇女杂志》第15 卷第12 期，1929；邵冲霄：《伟大的革命政治家——武则天》，《妇女月刊》第3 卷第1 期，1943。
　　① 罗元贞：《武则天批判》，1951 年9 月22 日《光明日报》。
　　② 《武则天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1961 年3 月9 日《人民日报》。③ 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中国唐史学会会刊》1985 年总第3 期。④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⑤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认为武则天的家庭出身不是庶族地主，而是士族中的新贵；武则天及其集团是唐初士族地主的代表人物；武则天一生靠两面派的手法搞阴谋诡计，夺取了政权；武则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倒退的反动的，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气呈现了全面的倒退，是历史的一次逆转。⑥又如认为“唐朝的全盛时期的到来比两汉、明、清都要推迟了三、五十年”，与武则天的“倒行逆施”有关①。与前两种看法既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是第三种看法，即对武则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既肯定她的历史功绩，也否定她的消极行为，在评价上显得较公允，从而在史学界得到普遍认同。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史中杰出的女政治家，但某些缺点也相当严重，像推举酷吏、奖励告密、崇信佛教、劳民伤财，任用庸儒武家而削弱国防力量等类问题便是②。有人认为武则天有两点做法在客观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应受到充分肯定，“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可是，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和太宗时还是不能相比的”，遗留下一些突出问题③。还有人认为“武则天是个有才能和政治野心的人”，既注意选拔贤才，使其管理国家大事，也亲近一些奸佞小人，任用酷吏制造冤狱，但又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她掌权的半个世纪里，李唐的皇权一度受到很大损害，但李世民开创的政治局面并未终止，社会经济还是继续发展的。”④其他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等，都有相同或近似的观点。
　　均田制问题均田制一直是隋唐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经长时期广泛的探讨争论，并获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分歧的意见。
　　首先，均田制的施行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土地制度在隋唐时期是实施了的。陈寅恪说隋、唐“俱有均田之制”①。谷霁光说：“唐代继北魏、北齐、北周和隋代之后施行均田制度。”②韩国磐说隋唐皇朝不仅颁布过均田令，如《唐律疏议》就有详细的记述，而且都作过具体的均田工作，地方官也能对豪强占田作一定限制，敦煌吐鲁番文书关于户口和受田、退田的记载更可证明均田制推行过③。胡寄窗说：“隋帝国的均田制以北齐的制度为基础”，“唐帝国接受了隋代的均田思想，在建国后第七年（武德七年即公元六二四年）又颁布均田法令。”④胡如雷说：“唐太宗利用隋末农民战争打击⑥ 熊德基：《论武则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① 魏良弢：《论武则天》，《新疆大学学报》1979 年第1、2 合期。
　　② 缪钺：《关于武则天评价的问题》，1961 年5 月8 日《四川日报》。③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④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③ 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④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成果，更有效地推行均田制。”⑤翁俊雄经过一番稽考后指出隋王朝不仅颁布过新均田令，而且内容上还比较丰富⑥。另外，贺昌群、吴枫、王仲荦等也持同样的观点①。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如邓广铭就认为唐初没有施行均田制，均田制只是“纸上空文”。他说像唐人杜佑《通典》这样重要的典制之作竟未记载武德七年均田令；应为均田制施行重点的潼关以东、黄河南北地区，直到贞观六年还荒凉不堪，关东地区也没有实施均田迹象；敦煌残卷所载各户之田也与均田制原则相违背。所以，唐初宣布的所谓均田令，只是把全国民户私有土地更换一下名称罢了②。又如傅筑夫认为隋朝只是承认一下北齐的均田令，并没有颁布新令，也没有认真推行。而唐朝的均田制度仅为有名无实的空文，对豪强兼并土地未起什么阻止作用，只可看作土地占有形式的一种变化③。还有一种略区别于此的看法，认为即使在推行均田制的时期和地区，大土地所有制仍占极大比重，所以，均田制从未照规定执行过④。其次，关于均田制实施程度和推行范围的问题。虽然众多的史学家主张隋唐施行均田制，但对其实施程度的高低和推行范围的大小却颇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均田法实行的程度，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⑤。有的认为唐初在一定限度内，以高低不等的程度在不同地区施行均田制⑥。有的认为隋朝的均田制在“长江以南地方未必正式实施”①。有的认为唐朝推行均田制的范围主要在畿内②。有的认为唐初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在于宽乡占田，奖励垦荒，故在人口稀少而田地宽广的地方实施的程度就高③。有的认为唐初不仅在关中地区推行均田制，就是在关中以外也有相当广泛的推行，只是“江南地区似没有实行”④。有的认为均田制在唐朝的“关中、河东、陇右诸道”大力推行了，而在江南地区“不过徒有其名”，至于“岭南诸州”，则“没有推行过均田制”⑤。有的认为“唐朝实行均田制的时间最长、地域最广”⑥。有的认为唐朝的均田制并不拘限关中、河西、河东、河南和淮南等地域内，而且将它推广到山南、江南和剑南等道⑦。
　　第三，关于均田制的性质问题。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较多，分歧也较大，其中主要的说法有四种：一是封建国有土地说。如李必忠认为封建国⑤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 年版。
　　⑥ 翁俊雄：《隋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
　　①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让1988 年版。② 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 年第4 期。
　　③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0 年版。
　　④ 钱君晔：《论唐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历史教学》1979 年第6 期。⑤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⑥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① 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②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③ 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④ 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⑤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⑥ 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⑦ 霍俊江：《关于唐代均田区域问题的札记》，《河北师院学报》1983 年第3 期。家把土地分给贵族、官吏和农民，他们只有占有权，所有权则属于封建国家，因此均田制是国家土地所有制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种土地制度⑧。又如韩国磐认为在均田制下，“不仅农民就是官吏对土地也没有所有权，土地所有权是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⑨。再如杨际平认为“隋唐的均田制，无疑是一种国有的土地制度”①。二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说。如胡寄窗说：“即使在均田制大力推行的时候，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形式，仍然是当时最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②又如田泽滨认为唐朝前期均田制，实际上是通过授田形式有秩序地肯定封建式的私有，确保地主对土地的“安定的垄断”③。再如王仲荦认为“均田制是带有村社残余性质的一种”“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④。三是私有制和国有制并存而又以私有为主说。如胡如雷说：“在均田制实行的范围内，桑田和永业田基本上是私有土地，露田和口分田的国有性质超过了私有性质”，而土地私有制相对土地国有制来说，是居于支配地位的⑤。又如唐耕耦认为均田制实行时期既存在国有土地，又存在私有土地，但占支配地位的是地主土地私有制⑥。再如王永兴说：“唐代实行均田制时期（自武德初至大历末），全国土地大别两类：一为官田，即国家所有土地，亦可称之为国家土地所有制；二为私田，其一为地主的土地，亦可称之为大土地（因亩数多面积大）所有制，其二为自耕农民的小块土地，亦可称之为小土地所有制。..在土地所有制中，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主要的。”⑦四是国家所有制说。如金宝祥认为隋唐时期的均田制，乃是“以地主所有制为前提、小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国家所有制”①。
　　第四，关于均田制破坏的问题。史学界对于把均田制破坏的时间定在唐朝中期，是没有分歧意见的，但对于破坏的原因却有不同理解。一般认为：一是因为封建国家掌握的官田荒地越来越少，二是因为私人田产的存在，三是因为土地自由买卖而使土地的兼并越来越厉害，于是均田制便无可挽回地废弛了。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有的认为只讲土地兼并而不讲也是国家佃农依附关系减轻的过程，没有将问题说透，应当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为主要特征加以分析②。还有的认为官田荒地的减少，只能影响“授田”数量的多少，不会使均田法令根本弛坏，而私人田产的存在和土地的买卖也不是唐朝特有的历史现象。所以，“均田”法令弛坏的根本原因，是唐初的统治者没有制定出能适应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土地政策③。
　　⑧ 李必忠：《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商榷》，《四川大学学报》1955 年第2 期。⑨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
　　① 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②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③ 田泽滨：《唐中叶前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吉林师大学报》1980 年第1 期。④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⑤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 年版。
　　⑥ 唐耕耦：《唐代均田制的性质》，《历史论丛》第2 辑，齐鲁书社1982 年版。⑦ 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① ②金宝祥：《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师大学报》1978 年第3 期。③ 郭庠林：《试论“均田制”的缘起及其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学报》1981 年第3 期。士庶问题士族庶族早已成为研究隋唐史的一个重点问题，涉及到隋唐史的众多方面，诸如隋唐皇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地位，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力量的消长嬗变，以及经济发展、政治斗争、官私谱学、党派集团、科举制度、社会变革等，所以在史学界受到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较多，但分歧也较大。至今仍有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大体上可归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隋唐士族、庶族概念的内涵。通行的看法是把门阀势族看作士族，而把寒门出身的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看作庶族。唐长孺、周一良等对此则有不同看法，认为由现代学者提出的唐代庶族与魏晋南北朝庶族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后者是相对于皇室而言的，是士庶自称的说法，两者不应混淆。
　　所以，有人据此提出可以考虑不用庶族这一概念来表述唐代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①。有的认为用士族和庶族概括唐朝地主阶级并不全面，可以把唐朝地主阶级分为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强地主和普通地主这样四个阶层②。有的认为可将他们分为地主阶级在朝派和在野派③。有的则反对用士族、庶族来划分唐代的地主阶级，认为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扫荡，所谓士族、庶族的记载虽仍见于史籍，但已失去往日那种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封建特权上的士、庶之别④。
　　第二个方面是隋唐士族、庶族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问题。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到了唐朝，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已衰落了，对此，史学界没有异议。但衰落到什么程度，即对其势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之估计，史学界存有不少歧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士族仍有较强的势力。如杨志玖说士族势力和门阀观念在隋唐时期都曾受到打击，但没能解决，直至五代才完全消除⑤。又如王仲荦说门阀士族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冲击，其政治，经济势力比起魏晋南北朝的全盛局面来，确实减小了，但并不是说世家大族自此便一蹶不振，所以，对隋唐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不能低估的”①。再如韩国磐说：“隋唐时的士族就是魏晋以来士族的继续，他们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有着很大的经济势力。”②第二种意见认为士族已基本消亡或完全消亡。如吴枫说长期左右政局和统治人民的门阀士族，“到七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③。又如何汝泉说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士族地主已经退出历史舞台④。第三种意见认为旧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权利在隋唐时期已经失去，其残余势力主要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如吴宗国说：“隋政权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代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① ②③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④ 张国刚、叶振华：《关于唐代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
　　⑤ 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① 王仲荦：《〈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 辑。②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
　　③ 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
　　④ 何汝泉：《关于武则天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78 年第8 期。把山东士族从北魏以来，特别是历次农民战争的打击而失去的特权，用法律形式予以废除。”⑤又如胡如雷说：“士族在唐初索取‘陪门财’，既反映他们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又反映出没落的一面。”⑥第四种意见认为士族、庶族已经合流。如乌廷玉对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了六个方面的比较区别，说：“唐朝根本没有南北朝那种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之人。”①又如张泽咸说唐代士族不再享有世袭特权，并且由于科举制度盛行，从而使士庶合流了②。
　　第三个方面是唐皇朝对士族、庶族的政策。唐朝前期的最高统治者通过官修氏族志来表明和体现他们对待士族、庶族的态度和政策，学者们对此无异议，但对这种做法的目的却有异议。关于唐太宗下令修撰《氏族志》，有的认为这是对山东旧士族的一种“压抑政策”③；有的认为这是有意树立以关陇贵族的主要家庭为轴心、当朝大臣为外围的新门阀④；有的认为这是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⑤；有的认为其目的在于严士、庶之辨，既压抑了一部分旧士族，又提拔了一部分新进士族，为世家大族和当代勋贵服务⑥；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打击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门阀士族，开了唐朝士、庶合流之滥觞⑦。关于武则天以唐高宗的名义下令改编《氏族志》为《姓氏录》，有的认为这是为了打击关陇集团当权派的势力，提拔“以文词为清流仕进”的“新兴统治阶级”⑧；有的认为这是“武则天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世和打击李唐军事封建贵族集团的势力”⑨；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提拔了庶族地主，但在主观上，武则天并没有扬庶族地主、抑士族地主的愿望①。
　　第四个方面是隋唐士庶与关陇集团、牛李党争。“关陇集团”的论断由陈寅恪提出，认为隋唐皇室出自西魏宇文泰创建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它是以北魏六镇鲜卑贵族为主体，联合关陇地区汉族豪强地主组成的，历北周、隋朝至唐初，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②。此说对隋唐史学界的影响很大，其中就产生了隋唐时期的关陇集团是不是士族的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关陇集团属于士族。韩国磐说隋文帝以“关陇集团的上层人物”身份建立了隋朝，唐朝“是以关、陇士族集团为骨干的王朝”③。晏金铭说隋朝的统治是关陇士族集团成⑤ 吴宗国：《唐代士族及其衰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⑥ 胡如雷：《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见《唐史论丛》第3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① 乌廷玉：《论唐朝士族与南北朝士族的差别》，《历史教学》1987 年第4 期。② 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3 辑，三秦出版社1989 年版。③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④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⑤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⑥ 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 辑。⑦ 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1 期。
　　⑧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⑨ 《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李必忠、陈贤华：《有关武则天评价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2 年第2 期。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③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员，其政权是魏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④。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从西魏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集团，唐初掌握了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唐人已认定其为士族，所以，它应是唐代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⑤。王仲荦很同意唐人柳芳把魏晋至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分为五个地域性的大地主集团的说法，其中就包括了“代北鲜卑姓（以武川镇为骨干的军事贵族）和关中郡姓两大地集团”。而由这两大集团“组成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则自应属于士族了⑥。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关陇集团并非士族。陈寅恪虽未明说关陇集团属于士族抑或庶族，但他却说当时人对士、庶的认识是以“礼法门风”为分界，不用“高官厚禄”来判断，则关陇集团当乃新贵而非士族①。汪篯说：“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做标准的，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关陇集团虽“自以为贵”，却“并不算清”，当非士族②。邓文宽说关陇集团是胡汉杂糅的“军事贵族”，不是唐朝的“士族”③。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是以军功、武装力量为基础而取得政权的新贵，不具备经学、礼法、婚宦、门风等传统意义上的士族特征，因而，不能算作士族④。“牛李党争”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士、庶之间长期斗争的论断，也是陈寅恪所提出的，认为“牛李两党之树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牛党代表“新兴阶级”，即庶族，而李党代表“山东旧族”，即士族⑤。此说一出，在隋唐史学界引起长期争论，有极力赞同的、如韩国磐、翦伯赞⑥；有激烈反对的，如岑仲勉⑦。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在表面上是士、庶之争，实质上则不过是官僚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⑧。又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并非士、庶之间的斗争，牛党既不代表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李党也不代表山东士族或门阀残余，而是两个政治集团在如何对待藩镇势力方面形成的两种政见的斗争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派阀..这两个大派系，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利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两个不同政见的政党，只是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而已”。这自然与所谓士、庶之争联系不上了②。④ 晏金铭：《隋朝的门阀士族统治与社会阶级矛盾》，《学术月刊》1981 年第2 期。⑤ 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⑥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洭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③ 邓文宽：《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④ 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⑤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⑥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⑦ 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⑧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钟山书局1932 年版；《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① 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 年第6 期，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1 期。
　　②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农民战争史研究对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主要是从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已取得不小的成就，如一些通史和断代史中用较大篇幅专门论述隋唐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普及性读物③。但到“文革”期间，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步入了歧途。1978 年以后，研究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并且向纵深发展。对过去研究较少或没有涉足的课题也作了深入的或开创性的探讨，并且在利用发掘新史料和对旧史料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①。同时，也存在着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一、关于让步政策的问题。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史学界在对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用，以及与唐初社会发展、贞观之治的关系所作的研究中，主要流行的是让步政策论，吴枫等就持这种观点②。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反攻倒算论的观点，于是引起了争论③。至七十年代末，这个有争议的老问题又引起更大的争论。倪正太仍坚持让步政策论，认为“在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封建统治者迫于形势和压力，不得不对农民退让，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而隋末农民大起义也不例外地逼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所以，“肯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④。李斌城认为唐太宗确实推行了让步政策，这在客观上既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故出现了贞观“盛世”。但也应看到这一政策的阶级实质，不应赞美它⑤。苏双碧不同意把唐初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措施说成是“反攻倒算”或“让步政策”，认为其性质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是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表现①。朱伯康认为唐朝经济发展和繁荣，最主要的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重新形成的中国各民族大融合这两个历史条件②。赵文润认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直接的作用是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的腐朽势力，间接的作用是促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措施，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对“反攻倒算”的说③ 漆侠：《隋末农民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赵俪生：《王仙芝和黄巢》，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宁可：《黄巢起义》，中华书局1959 年版；万绳楠：《隋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61 年版；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① 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79 年版；李泽咸：《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同上；陶懋炳：《窦建德李密杜伏威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俞兆鹏：《黄巢起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 年版；方积六：《黄巢起义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
　　③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第五篇《隋唐五代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④ 倪正太：《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让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1 期。⑤ 李斌城：《“让步”政策与“贞观之治”》，《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① 苏双碧：《试论唐初经济发展的原因》，《历史教学》1979 年第8 期。② 朱伯康：《论唐代封建经济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1 辑。法表示反对③。徐连达也对反攻倒算论发表了反对意见，并强调了生产活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隋末农民战争大大改变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至唐初阶级对抗基本结束，土地矛盾大为缓和，出现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局面，使绝大多数农民对通过生产活动来“改变自己的生产地位”抱有希望，因此，他们的“勤于耕稼”就是“造成‘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④。二、关于平均主义的问题。这是唐末农民战争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下的一个问题。首先争议的是认为唐末农民起义军提出了平均主义口号所依据的史料是否真实。五十年代的史学界都说王仙芝、黄巢起义时提出过平均主义口号，依据就是王仙芝自称的“天补均平大将军”，至六十年代又有人另把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作为依据，而且逐渐流行开来，越来越被当作信史看待。后来有人对后者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认为记载这条史料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叙述史事颠倒、错讹、虚拟，而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就是此书作者凭空杜撰的①。但也没有被认作定论，至今在有关的唐史论著中仍引用它。其次争议的是唐末农民起义军所提出“均平”的含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分土地。如侯外庐说这是对地产要求重新分配的平等思想②；达人说黄巢大起义“不仅提出了土地问题，而且还实际地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③；赖家度说黄巢起义军的“禁刺史殖财产”等政策是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④。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平财产赋税。如唐森说黄巢提出的“均平”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分府库、夺粮仓、吃大户、不组织生产⑤；王大华说这种均平的经济内容是以杀富济贫均分浮财为表现形式的平均产品分配权，不是均田，而是均税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的思想反映。如林烨卿说王仙芝的称号是表示“要率同天下的英雄豪杰，来代替老天爷补不足，均不平”⑦；赵国华说王仙芝的“均平”反映了广大农民变革社会、实现平等的革命要求，而黄巢则提出了更加鲜明的“冲天”、“均平”纲领，要冲垮地主阶级天下，“均世上贫富的不平”①。
　　三、关于李密评价的问题。王丹岑曾评说李密是“革命的投机分子”，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②。张戈扬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李密参加并领导瓦③ 赵文润：《略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兼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两个公式》，《陕西师大学报》1979 年第4 期。
　　④ 徐连达：《论“贞观之治”——兼论隋末唐初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政策的相互关系》，《学术月刊》1979年第10 期。
　　① 宋家钰：《关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天补均平”称号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②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 年第4 期。③ 达人：《黄巢大起义也曾提出过土地问题》，1961 年4 月12 日《光明日报》。④ 赖家度：《试论黄巢“禁刺史殖财产”》，《历史教学》1964 年第9 期。⑤ 唐森：《“均平”与黄巢起义》，《暨南大学学报》1981 年第1 期。⑥ 王大华：《论均平在唐末农民战争中的经济内容》，见《陕西师大学报》1982 年第2 期。⑦ 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① 赵国华：《黄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王丹岑：《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52 年版。
　　岗军与隋皇朝作殊死斗争，是农民起义领袖③。于是引起了一场如何评价李密的争论。如段文渊认为李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并且篡夺了领导权，后来又出卖了瓦岗寨义军。另外，李密也没有主动帮助唐皇朝完成统一④。又如江克厚认为李密虽有缺点，但他是翟让代表群众推举的义军领袖⑤。而韩国磐认为李密“对于唐朝的统一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⑥。谷祖英则进一步认为翟让虽发动起义五、六年而不能有所发展，李密仅加入一年而“瓦岗军却陡然壮大起来，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一支力量”，所以对李密应该给予公允而正确的评价⑦。至八十年代，史学界又兴起一次有关李密评价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李密虽出身贵族，但不应以唯成分论来代替阶级分析；李密参加瓦岗义军后，为翟让出谋划策，对这支起义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李密不是通过玩弄阴谋获得领导大权，而是翟让自己交出的；翟让死后，李密领导的瓦岗义军在政治路线、纲领上没有改变；李密暂降唐皇朝不失为一种革命策略，不可看作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背叛；李密说服许多支规模较小的起义军，到瓦岗寨聚义，才使瓦岗军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力量①。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李密是篡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家；不能为了抬高李密而贬低翟让。
　　把瓦岗军起义的胜利及其发展壮大，一概归因于李密的看法是不对的；李密与翟让的矛盾，实质上是当权封建贵族与丧权农民领袖的矛盾，是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搏斗；出身于贵族的李密参加瓦岗军是另有打算的，也就是要攫取农民革命的果实②。
　　四、关于朱温评价的问题。过去在一般的隋唐五代史论著中，朱温常被写成可耻的叛徒，认为在农民起义军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叛变投降了唐皇朝，不但影响极其恶劣，而且是黄巢大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傅衣凌、周宝珠认为朱温的变节降唐似不能由他一人负责，其中有他与孟楷的矛盾；降唐在朱温一生中并不重要，黄巢没有做到的事，倒是由他完成了③。而胡如雷又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把朱温的降唐归因于他和孟楷的矛盾恐不符合当时情况，他降唐的主要原因是想利用手中掌握的起义军武装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④。黄朴民、马丁则对朱温作了较高评价，认为那种把朱温斥为叛徒的说法“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他在降唐后的作为不仅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有所贡献，而且唐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③ 张戈扬：《关于王丹岑的《中国农民革命史话》，1953 年7 月11 日《光明日报》。④ ⑤《关于李密问题的讨论》，1953 年9 月19 日《光明日报》。
　　⑥ 韩国磐：《关于李密问题的意见》，1953 年11 月1 日《光明日报》。⑦ 谷祖英：《翟让究竟是在哪一年起义的》，1953 年11 月14 日《光明日报》。① 陈建国：《李密与瓦岗农民起义军——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思想战线》1980 年第1 期；陈瑞德：《应当重新评价李密——李密的一生及其功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 年第2 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② 《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黄惠贤：《李密洛口政权兴衰述评》，《江汉论坛》1985年第9 期；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③ 傅衣凌：《关于朱温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1959 年第1 期；周宝珠：《朱温叛变与黄巢起义失败的关系》，《史学月刊》1960 年第9 期。
　　④ 胡如雷：《关于朱温的评价问题》，1959 年9 月17 日《光明日报》。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的较开明统治体现出来①。王仲荦认为朱温“虽然中途叛变，但民间的疾苦，他还是了解一些，所以宣武镇的租赋比较轻，人民略得安生”②。
　　① 黄朴民、马丁：《论朱温》，《温州师专学报》1984 年第1 期。
　　②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第四节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价值今甘肃省的敦煌在唐朝属于沙州，是内地通往西域地区的门户。唐朝佛教非常兴盛，敦煌这个远处边陲之地也不例外，形成了规模宏大的莫高窟石窟寺群。1899 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其中一座小石窟中发现了大批古写本经籍残卷，内中大部分是佛经，小部分是儒家经典、子书、史传、杂记、地志、图经、账簿、户籍、契约，以及诗文、信札等，时间从晋到宋都有，以唐朝的为最多，总数在四万件以上，被人们称为敦煌文书，或称为敦煌遗书。随后，这批珍贵文书的大部分被英国、法国、沙皇俄国、日本等国的所谓“探险家”劫掠到国外，只有一小部分留存于国内，顾颉刚和姜亮夫对其流散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③。
　　今新疆的吐鲁番在唐时属于西州，是气候特别干燥的地方。
　　所以，人们从这里的古代墓葬中掘出大量记有文字的纸文书，虽经一千多年而仍未腐烂，多是官方文书，其余为私人文书，还有少量古籍抄本残页，年代从晋到唐都有，被人们统称为吐鲁番文书。这些文书中有少量是作为随葬品被完整地放在墓里的，如随葬衣物疏、功德录、告身抄件、契券等，而绝大多数则是作为废纸利用的，如剪成衣、帽、靴等穿戴在死者身上，又做成被褥等服饰，甚至还有用文书糊成纸棺材的，所以大部分已残损不全。1949年以前掘出的文书大部分被盗劫到德国、日本等国，此后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文书大都入藏新疆博物馆。
　　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而对于唐史研究来说尤多资助，史料价值不仅很高，而且很丰富。这里面除大量宗教经卷是研究宗教的上好材料外，其他的可大体分成七个门类。一是法令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律令、刑法，以及约束官吏的法纪、奖惩制度等情况。二是地理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西部边陲及西域的地形、交通、水利、物产和社会组织等情况。三是公私籍帐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兵役制度、劳役制度以及人口分布、社会生产、财物分配等情况。四是公私契约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阶级关系、社会风俗、民间经济、生活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五是公文档案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行政制度、馆驿烽燧、屯田马政以及公文写作格式、递送程序等情况。六是诗文，不仅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文学，而且从这些诗文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唐朝社会生活也是多方面的，诸如生活习尚、人情风俗、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等，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七是典籍抄本，虽然大都是缺损不全的，但仍可用来对唐朝的已佚或已残文献典籍作辑佚和补缺，即使今存者，亦可资校勘。
　　因此，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尽管已大量流散到海外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仍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很早就开展了抢救、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最早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①。
　　③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1947 年版；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年版。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向达：《唐代俗讲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 年版。
　　敦煌文书的研究与整理罗振玉在1909 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遗书》，1913 年整理影印了《鸣沙石室佚书》，1924 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碎金》。其中所收文书有许多是研究唐史的原始资料，价值极高，如《沙州志残卷》、《西州志残卷》、《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地志》、《敦煌录》等，对于研究考订唐朝的地理提供了新资料，而对于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校勘价值。其中记载当时的西部地理尤为详赡，涉及建置、城址、山形、河流、水渠、湖泊、学校、祠庙、关塞、古迹、祥瑞、风俗、歌谣等。还有对莫高窟佛寺的建筑形式及规模的记述，是研究敦煌石窟的第一手资料。又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是一部涉及中外的游记，可用来研究唐时的中亚南亚地理、宗教、物产、民风及中外关系。再如《沙州文录》、《张延绶别传》等传记碑文，对研究补证唐代人物、史事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他如《水部式》、《职官书》、《太公家教》、《食疗本草》，可用作研究唐朝的职官、海运、教育、医药等方面的上好史料。罗振玉还利用这些资料撰成《高昌麹氏年表》1 卷、《瓜沙曹氏年表》1 卷、《补唐书张义潮传》1 卷，为唐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王仁俊编撰并于1911 年由国粹堂出版《敦煌石室真迹录已》一书，分上、下卷。上卷是影写敦煌卷子本《开元律疏名例》一种的原文，下卷是对此件文书内容所作的校勘研究，从资料上为进一步探索唐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极大方便。
　　法国人伯希和把窃取的敦煌文书藏入巴黎国家图书馆，刘复在法国期间，从这些文书中抄录整理出一百零四件，然后分类排比，分为三辑，编成《敦煌掇琐》一书，于1925 年刊刻问世。上辑是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绎、艺术；中辑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诉讼、官事、婚事、教育、宗教、历书、迷信、杂事；下辑是语言文字。蔡元培在序言中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作了非常高的评价。其中有关唐朝的资料不少，至今为唐史研究者所引用。
　　当伯希和将劫掠的敦煌文书携至北京展示时，“罗振玉、李盛铎等吁请学部，将所余敦煌卷子运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此项残存，陈垣先生编有《敦煌劫余录》六册，凡得八千六百七十九号，复由胡鸣盛先生检阅未登记的残叶，又编成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为九千八百七十一号。”①并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此书著录极详，唐史研究者可从中查寻有关的资料。
　　许国霖整理并于1937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是从北平图书馆所藏的九千多号敦煌文书中抄出的资料，胡适在序言中有高度评价。其中属于唐朝的多是民间通俗之作，而尤以各类契牒和《贞观氏族志》为研究唐史的宝贵史料。契牒有典儿契、卖地契、贷丝契、雇人力契、雇牲畜契、借麦种牒等种类，从许多方面反映出唐朝的社会关系。《贞观氏族志》仅残存六十余郡、二百余姓及后记，但对研究唐初士族、庶族问题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①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1947 年版。黄文弼在三十年代前后曾数次随中外考察团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并撰写了多份考察报告。1954 年由中国科学院刊印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他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后所写考察报告的整理本，分为考察经过、遗物说明、遗物图版三部分。其中所收三十多件古文书，大都是唐朝前期统治西州时的遗物，如缴纳地租、户籍、军屯、诉讼牒状等，对研究唐朝西部边地的社会经济很有价值。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并于196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1 辑，是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部分加以整理汇编，为研究唐朝的均田、赋税、户等、兵役、徭役、高利贷、租佃契约关系和寺院经济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今仍被唐史研究者所经常引用。
　　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古籍抄本残卷，所以，自1909 年起，就有不少专家学者为之撰写题跋，如王国维、刘师培、罗振玉、陈寅恪、向达、王重民等，1925 年后，报刊上又发表了不少有关的研究论文。这些题跋、论文多是记述卷子形式、内容，考订其篇目、作者、年代，并论证其价值。王重民就将其中有关经、史、子、集部分收集起来而汇编为《敦煌古籍叙录》一书，并于195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有不少记述唐朝典籍的资料，可为唐史研究者所利用。
　　从1959 年至1975 年，国家组织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哈剌和卓两大墓葬区先后进行科学发掘十三次，共清理自晋至唐古墓近四百座，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汉文文书。此后，在唐长孺的主持下，对这些文书进行了细致地整理，并编辑为《吐鲁番出土文书》，由文物出版社于1981 年开始分册出版。从第四册起，就基本属于唐时的文书，其类型有居民、匠人、僧侣的户籍名册，各种租佃、借贷、买卖、雇佣的契约，以及上下行公文、公私杂物帐、家书、医药方、随葬衣物疏等，都是研究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地理、文化、风俗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学者在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在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古代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尤以研究唐史的成果最为突出。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陈寅恪除在他的论著中一再引用敦煌文书资料外，还曾使用《常府君碑》、《大云经疏》、《秦妇吟》等，撰成多篇颇具创见的专文①。向达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文化及中外交通而获得重大成果②。金毓黻则用敦煌文书对唐朝官制有所考论③。郑振铎在俗文学研究上的收获更是得益于敦煌文书④。
　　建国以来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五六十年代，学者在研究隋唐五代史中除使用敦煌文书外，又开始利用吐鲁番文书，并取得长足进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史，如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探讨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其成果除反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②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 年版。
　　③ 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第3 卷第10 期，1943。④ 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第20 卷第3 期，1929；《怎样叫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 年版。
　　映在几部已出版的隋唐五代史专著中外，就是王永兴、唐长孺、韩国磐、唐耕耦等人的重要论文①；孙达人、沙知等探讨唐五代租佃关系的文章也很有学术价值②。二是文化艺术史，如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俗文学、曲子词、语言文字等，除向达和王重民继续对俗讲、变文等作更深入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外③，又有其他几位敦煌学家的重要专著问世，研究曲子词的有《敦煌曲校录》④，研究语言文字的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⑤，进行综合研究的有《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⑥。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论文散见于报刊杂志上，如《敦煌古写本丛谈》、《敦煌遗书概述》等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大部分是汉文文书，也有一小部分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如吐鲁番文文书、回鹘文文书等。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在研究汉文文书的同时，也开始对它们进行整理研究，如冯家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即属于这方面的成果。所谓“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就是记载唐初著名僧人玄奘一生事迹的汉文典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这本被译成回鹘文的传记可能是从吐鲁番出土的，并在三十年代初被牟利者撕为几部分出卖给西方“探险家”和中国学者，于是分散藏在中国、法国、前苏联和德国四处①。冯家升整理和研究的就是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一部分。这份珍贵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对了解唐代回鹘民族的语言文字，而且对了解唐代西域地区的佛教、玄奘在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及其生平事迹都是有参考价值的②。
　　七十年代，在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干扰的情况下，文物工作者及部分唐史学家仍能坚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工作，并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发表在《文物》1973 年第10 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的几件唐代文书》，以及《文物》1975 年第10 期的《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书等文物》，为唐史学界提供了一大批新出土的珍贵文书，而一些学者正是利用它们写出了研究唐史有关问题的学术文章①。
　　八十年代以后，史学界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史进入了一个新时① 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 年第12 期；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 年第6 期；韩国磐：《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2 年第4 期；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山东大学学报》1963 年第1 期。
　　② 孙达人：《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1962 年第6 期；沙知：《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63 年第1 期。
　　③ 王重民等辑：《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
　　④ 任二兆：《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 年版。
　　⑤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⑥ 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年版。⑦ 张铁弦：《敦煌古写本丛谈》，《文物》1963 年第3 期；史树青：《敦煌遗书概述》，《历史教学》1964年第8 期。
　　① 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的发现与研究情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 年第11 期。② 冯家升：《回鹘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集刊》丙种第一号（1953）。① 韩国磐：《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和唐代的书法》，《文物》1973 年第5 期；王仲荦：《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文物》1975 年第7 期。
　　期，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成果丰硕。过去主要局限在几个狭窄领域内的研究被很大地突破了，范围扩大到职官制度、公私诉讼、门阀氏族、人口、马政、粮仓制度、馆驿制度、烽燧制度、西域政局变化、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唐王朝对西部边地的管辖、农民反抗斗争、古籍残卷年代考订、文字校释、版本流传等，大大丰富了隋唐史的内容，填补了许多空白。而且，不只在面上有突破，原有领域的研究也有质的飞跃，出版了多种专著及论文集。较为重要的专著有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杨际平《均田制新探》等。较为重要的个人论文专集有唐长孺《山居存稿》、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②。专业性论文合集有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沙知、孔祥星合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韩国磐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中国敦煌学会编辑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等。还有数以百计的单篇论文散见于报刊上。
　　另外，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吐蕃文、回鹘文等文书的整理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如王尧、陈践对吐蕃文文书的整理很有成绩①，又如耿世民、黄盛璋对回鹘文文书的研究也有收获②，这对进一步研究唐代民族史及唐史的其他问题都有裨益。
　　② 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年版；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① 王尧、陈践：《敦煌木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 年版；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民族语文》1979 年第4 期；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选集》，1980 年；黄盛璋：《回鹘文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 年第3 期。
　　第四章本卷编写旨趣本卷是《中国通史》第六卷，即隋唐史卷。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特别是唐代前期更是如此，较之秦汉还尤过之。以前史家以汉唐疆域相比较，谓唐时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这是指开元、天宝之际来说的。其时唐代东疆不渡辽河，不如汉时尚有辽东和玄菟两郡。其实早在唐高宗时，东占高丽和百济，不仅东渡辽河，而且已过鸭绿江了。唐时于西疆设安西都护府。都护府所辖的四镇并不以葱岭为限，而所设的羁縻州竟远至于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其后波斯王卑路斯为大食所迫，尚归老于长安，这也是前代所绝无仅有的。这样广土众民的皇朝，为史书所少见。
　　自西晋永嘉乱离之后，民族间的纷扰和冲突，仿佛无有已时。不过由纷扰而逐渐重新组合，却也是势所必然的趋向。隋唐两代承南北朝之后，重新组合已成定局。既已重新组合，就会发出新的力量。隋代历年虽甚短促，这样的力量就已经有所显现。到了唐代更是分明可见。唐朝中枢大员，不必细考其个人的生平履历，仅从姓名之间就可略见其时的风尚。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稹曾为平章事。元稹殁后，白居易为制挽诗，有句说“元魏帝孙唐宰相”。至于边庭将帅，尤其是无间华夷。重新组合并处，得以各尽所力，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样泱泱大国中，如何普及中枢政令，求其如臂使指，不误朝夕，就必须讲究交通。隋唐时期承前代之旧，交通道路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唐时驿道的设置，为当代后世所艳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唐初始定鼎，为高昌所轻。高昌所恃者，是所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而碛路艰险，唐兵难以猝至，而唐兵竟然迅速达到碛口，高昌就不能不束手受缚。唐初驿道初创还是如此，其后更加完备。
　　由隋初至于天宝年间，可以说是隋唐时期的承平盛世。中间虽有大业末叶的乱离，创痛并非细小，唐初休养生息，也就得到恢复。由于承平日久，封建经济就会得到发展，唐初所制定的租庸调制度，在当时说来，还算是取民有度，至少比起南北朝时期，应该说是好一些。虽然在开元年间逃户还成了问题。封建社会是有难以克服的缺陷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也就相应地兴旺起来。黄河流域丝织业的兴盛可以说超迈前代。丝绸之路虽不创始于唐代，唐代得益更多，更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就会显得富庶。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正是当时社会的写照。社会富庶显示国家的强盛，也是强盛的基础。唐代前期不时对外用兵，这是府兵制度的优越处，而一再出兵远征，并未引起经济的困窘，也是实际的情形。
　　由于国力的强大，也使文化昌盛起来。隋唐以前，由于南北分裂，文化也就各成体系，隋初统一全国，南北文化相应融为一体。而域外文化因之相随俱来，特别是西域文化更特别为当时人所喜爱。中华民族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隋唐时期就是具体的例证。中华民族固然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也不吝于向外传播中华文化。中华声教被于四方，也显示出强盛皇朝的气派。这样的盛世丰采，强盛的显现，应该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本卷对于这一特色反复作了说明，使这一特色更易为世人所知。
　　隋唐时期也和其他皇朝一样，自有其典章制度，而且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的还流传下来，为后世所遵用，有过若干影响。隋唐两代都以尚书省总绾全国政务，省内各设六部，各有专责。部的名称前后不尽相同，唐时始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样的制度一直为后来各皇朝所沿用，直到近代，部数才不断增多起来。推本溯源，固可以追踪于《周礼》六官。但即令当时已有这样的制度，后来却未延续推行，直到隋唐才又重新提起。其实所谓《周官》六官之说，不过是隋时创立新制的借口，不一定就是渊源的所自。虽不一定就是承前，但确是启后，对后来还是有影响的。和六部的道理相仿佛的还应数到科举。隋初废除南北朝以来九品中正取士的旧制，改为科举。唐代踵行新制，益加周密。其中由进士科取得的人才，率能获升高位，主持皇朝大计。后来各代皆遵循这样的制度，科目名称虽不免有所改变，总的体制却是一脉相承，未离旧轨。直至清代末年，兴办学校，才行停止。
　　就是赋税制度也相仿佛。唐初定制，以租庸调法作为赋税制度，征取民间财物，用这样的收入，推行政治和豢养兵士。租庸调法是以人丁为本，户籍不整，田亩卖易，遂使租庸调法难以继续运用。中叶以后，改行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此法施行后，为后世所遵用，直至明代另创一条鞭法，始告一段落。当然还有其他的典章制度，也起到相似的作用。这样一些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不能说和当时国力强盛没有关系，法制紊乱和不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就难以避免了。
　　唐代的盛世到了开元、天宝年间遇到了转折点。盛极而衰，这在以前的皇朝都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当然其间的因素和过程也还不尽相同。就唐代来说，安史之乱的前后迥然而异。安史之乱虽告平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而藩镇跋扈，外而强邻侵略，再加上朝臣朋党，将帅离心，几乎成了遍地荆棘，步履维艰。从安史之乱开始，就是皇帝也难于安居，玄宗和僖宗先后避难到过成都，代宗避难到过陕州，德宗避难到过梁州，狼狈匆促，仿佛不可终日。当然还不免发生过农民起义。黄巢虽然没有取代了唐帝，李家皇朝的日月也是屈指可数了。唐代的倾覆也和以前所有的皇朝一样，是难于避免的规律，却自有其前因后果，不能一概而论。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代由强盛转向衰弱的标志，因此，一般历史家往往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前、后期的分期线。主张唐史三段论的学者，也并没有改变安史之乱的这样的历史地位。
　　就在唐走向衰弱过程中，也促使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这是说，全国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的下游，这时南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这对唐朝的盛衰有很大的影响，对以后的历史演变影响更为巨大，不能漠然视之。这种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远在唐代以前就不断在发展之中，安史之乱时黄河中下游所受的摧残，至为惨酷，促成人口的大量南迁，其后藩镇割据，征发无厌，竟使中原经济难于稍有恢复，更说不上重心所在如旧复原。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经济本来远不能和黄河流域中下游相比较，由于在不断发展中，相差已非过多，安史乱时，人口突然增多，发展就更显得迅速，因而就凌驾于黄河中下游之上了。对于当时皇朝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漕粮的供给。隋唐皆都于长安，长安位于关中平原，虽以富庶见称，但皇朝所需的粮食，还是须由关东漕运而来。运输漕粮的地方，隋及唐代前期就没有指望过江淮之间及其以南的地方。安史之乱中原遭到破坏，乱后也无从恢复，皇朝所需的漕粮就不能不仰给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再廓而大之，就是东南八道。这是说，由江淮之间一直伸到南岭的北麓了。由东南八道运输漕粮达到长安，主要依靠一条汴河，唐代后期，皇朝为了和跋扈藩镇争夺汴河的控制权，曾经费了偌大的心力。
　　自从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皇朝所致力的是如何解决都城所在的粮食问题，不能足食，就难以足兵。在那个时期，要想足兵，还须豢养马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军队的装备问题，有兵源而无马匹，也是无济于事的。隋及唐代前期，养马是一项要政。陇右道就是最为适合的养马地区。唐代前期兵力所向无敌，就是不仅有兵源，还有最好的马匹。安史乱时，吐蕃乘机东侵，夺去了陇右道，这不仅使长安受到威胁，养马之地也随着完全失去。皇朝自己没有兵力，就不能不受地方势力的摆布了。
　　应该说，经济重心的南移，还不仅是漕粮运输的问题，经济是基础，是能够影响上层建筑的。因而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文化方面更为明显。随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达，文化也就随着昌盛，这在唐代后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种趋势不仅限于唐代，唐代以后一直没有改变，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隋唐时期的这些历史特点，都应在本卷的论述之列，这些都是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虽缺欠雄健的史笔，但也要尽其所能地向这个方向努力。
　　乙编综述第一章年代与历法第一节历史年代公元581 年，总揽北周军政大权的杨坚迫使周静帝宇文阐（即宇文衍）
　　让位，建立隋朝，年号开皇。开皇九年（589），隋灭陈，结束了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余年的分裂局面。
　　武德元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在长安逼隋代王杨侑退位，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称唐，年号武德。天祐元年（904），朱全忠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不久，朱全忠杀昭宗，另立昭宗子李祚（即李柷）为帝，是为哀帝。开平元年（907），朱全忠废哀帝，自立为帝，另建梁朝，遂开始了五代的历史。
　　隋自公元581 年建立，到618 年灭亡，历时凡三十七年。唐自公元618年取代隋朝，到907 年灭亡，历时凡二百八十九年。
　　第二节历法隋唐两代制定的历法很多，隋有《开皇历》、《皇极历》，唐有《戊寅历》、《麟德历》、《光宅历》、《景龙历》、《大衍历》、《至德历》、《五纪历》、《正元历》、《观象历》等。其中以《皇极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的科学价值较高，也有较大的影响。
　　皇极历《皇极历》为隋刘焯所制定。刘焯，信都（今河北冀县）人，他聪明好学，是个博学之士，当时有人认为他是“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①。他写《历书》10 卷，所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刘焯的创见很多，例如，他算出的岁差数值最精确。什么是岁差数值？按照天体运行的规律，地球绕太阳一周是一年。但准确地说，这一个冬至点到下一个冬至点的位置是有变化的，冬至点在黄道（从地球上看太阳一年在天空移动一圈，实际上地球绕太阳一圈，人们看到的太阳移动路线就叫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50.2 秒，就71 年8 个月差一度。这种冬至点在黄道上的移动距离就是岁差数值。
　　晋代以前，我国天文学家还不知道有岁差存在。晋成帝（325—342 在位）时，虞喜第一次提出，50 年冬至点西移一度。南北朝时，祖冲之首先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但他认为45 年11 个月岁差一度。到了隋代，刘焯在历法中使用75 年差一度的岁差数值。这与准确的岁差数值已经非常接近。当时，西方还是沿用100 年差一度的数值，可见刘焯的《皇极历》是先进的。
　　刘焯的另一贡献，是在《皇极历》中采用了定朔的方法。
　　定朔是针对平朔而言。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当月亮运行到近地点时速度最快，到远地点时速度最慢。由于运行的速度有变化，由这一个朔日到下一个朔日也不是固定的。有时长达29 天19 小时多，有时则仅有29 天6 小时多，其平均长度为29 天12 小时44 分03 秒。根据这个平均数来决定朔日即为平朔。当然，古代并没有把数字推算得如此准确。
　　朔日这一天的特点，是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等，也就是日、月几乎是同时出没。用平朔法决定朔日和这种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于是，南朝刘宋时何承天撰《元嘉历》就主张用定朔法决定朔日，也就是把日、月黄经相等时，即日、月同时出没这一天定为朔日。但由于定朔法可能导致四个大月相连和三个小月相连的情况，遂遭人反对而未实行。
　　刘焯继承了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先进思想，制定《皇极历》时采用了定朔法，考虑了祖冲之的岁差法。同时，还创用一种内插法，也就是计算定朔的校正数的方法。
　　刘焯的各种成就，使《皇极历》的科学程度大有提高，虽因太史令张胄玄的反对而未被采用，但其科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戊寅历① 《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戊寅历》为道士傅仁均所制定。傅仁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人。因他“善历算、推步之术”①，武德初年由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奕推荐，被高祖召令改修旧历。他向高祖上疏，指出旧历的缺点很多。例如，日蚀或在月末或在月初，不在朔日；月蚀或在望日前或在望日后，不在望日。还有月末月亮在东，朔日月亮在西。这都是采用平朔法制历的结果。为改正这些缺点，他用定朔法制定《戊寅历》。他的历书，虽然遭到中书令封德彝、吏部郎中祖孝孙、太史丞王孝通等人的反对，但他据理力争，最后公布实行。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朝廷颁布的采用定朔法的历法。采用定朔法，虽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月亮、地球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连续出现大月或小月的问题没有解决，贞观十九年（645），还连续出现四个大月。于是，平朔法又取代了定朔法。到麟德二年（665），高宗又颁行了《麟德历》。
　　麟德历《麟德历》为李淳风所制定。李淳风，岐州雍（今陕西凤翔）人，他“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十五年（641）为太常博士，不久又为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648）迁太史令。他参与过《晋书》及《五代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编写，其中的《天文》、《律历》、《五行志》，都是他撰写的。②贞观十九年（645）以后，由于《戊寅历》中存在的问题不易解决，另外制定新历就成了社会的必然要求。龙朔年间（661—663），李淳风参考刘焯的《皇极历》，另撰新历，于麟德二年（665）颁布施行，故称《麟德历》。《麟德历》也采用定朔法，但李淳风用变通调整的办法，解决了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连续出现的问题。例如，把朔日提前一天，使第四个大月成为小月；把朔日推迟一天，使第三个小月成为大月。这样一来，反对派就失去了指责定朔法的口实。这种变通调整的办法一直沿用到元朝。
　　在计算方法方面，李淳风简化了计算过程。他废除了古历中用章（19 年7 闰月为一章）、蔀（四章为一蔀）、纪（二十蔀为一纪）、元（三纪为一元）的计算，并以1340 为各种天体运动周期（如回归年、朔望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分母，大大简化了计算步骤。同时，还废除了闰周（闰月的周期），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
　　《麟德历》在当时得到了好评，被认为是较精密的历法。从此以后，定朔法一直在历法中沿用下来。
　　大衍历《大衍历》为僧人一行所制定。一行，本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他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当时就有人把他和孔子的高足颜回相提并论，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其学行，想与其交友，他遂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后来，又到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玄宗强征其至京，“访以安国抚人之道”。由于① 《旧唐书》卷七九《傅仁均传》。
　　② 《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麟德历》在行用过程中常有误差，故玄宗于开元九年（721）命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①。一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大衍历》的。一行为编制新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工作者进行观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日、月、星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了恒星的位置与汉代相比较，有了相当的变化。于是，他废除了沿用八百多年的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重新测定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这样，必然提高新历的精确程度。
　　为了取得可信的资料，他在全国选择了几个观测点，利用他发明的测量仪器“复矩图”进行测量。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白马（今河南滑县）、浚仪（今河南开封）、扶沟（今河南扶沟）、上蔡（今河南上蔡）等四个地方的测量最重要。这四个地方相距不远，大体上处于南北一条线上，这里的测量取得了重要成果。一行还测量了子午线一度的长度。根据实测，南北两地相差351 里80 步（相当于今制129.22 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就是子午线一度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在实测所得数一度长111.2 公里比较，虽然还有差距，但在世界上他最早用科学方法测量子午线。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修成，年仅四十五岁的一行于当年去世，玄宗赐谥曰大慧禅师。开元十七年（729），根据《大衍历》编纂的历书颁行全国。开元二十一年（733）又传入日本。
　　《大衍历》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并加以发展。例如，他指出刘焯对于太阳运动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刘焯认为：春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速度最快，后一天运动的速度最慢；秋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速度最慢，后一天运动的速度最快。一行指出“其说非是”。一行认为：冬至太阳运动的速度最快，夏至太阳运动的速度最慢，这是“自然之数也”①。事实证明，一行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纠正了刘焯的错误。
　　《大衍历》颁行后，曾遭到天竺历数家瞿昙罗的反对。瞿昙罗在高宗时曾制定经纬历，与《麟德历》参照实行；武则天时又作《光宅历》，未成而罢。由于他未能参与《大衍历》的制定，心怀不满，遂上疏玄宗，指责《大衍历》沿袭了他从天竺介绍到中国来的《九执历》，而且还不完备。经过太史令的认真比较，《大衍历》优于《九执历》。这说明《大衍历》的科学水平是很高的。宋代史学家认为：“自太初（前104—前101）至麟德（664—665），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②。这个评价，也说明《大衍历》是有其重要历史地位的。
　　① 《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① 《新唐书》卷二七下《历志》三下。
　　② 《新唐书》卷二七上《历志》三上。
　　第二章自然环境的利用和变迁隋唐两代幅员广大，皆为前世所少有。这样广大的版图，当时的自然环境如何？隋唐两代如何能够在这里建立它们的皇朝？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世之治史者一般皆置之不论，殆以自然环境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观今就可以知古，无容再琐琐道及。殊不知自然环境也时时在变化之中，参以人为的力量，当更加速这样的变化。隋唐两代固与其前后各时期不同，就是在其统治的三百多年中，前后亦多未能一致。这虽然没有政治权力变化那样明显易见，却是不能稍加忽视的。现在全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首推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各地，可是隋代及唐代天宝以前，都城所需的漕粮却主要来自太行山以东和黄河下游各地，这就不能用现代的现象作解释了。因此，对于隋唐时期全国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加以说明，对于研治这一时期的史事也许还不至于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一节长安附近的水道及灌溉网的形成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都城建在长安，自有其关于对内对外的策略处，而地理的因素实居于主要的地位。如何利用当地的河流水道，使其有助于都城形势和促进都城的繁荣，实为当时不可或缺的要务。这里仅就长安周围的水道略事论述。
　　长安城内外诸引水渠道长安城外的八水远在汉代即已有名于当世①。这是指泾，渭，潏，涝，丰，鄗，灞，浐而言的。泾水发源于六盘山（今宁夏南部）东麓，东南流至长安城东北入于渭水。渭水发源于鸟鼠山（今甘肃渭源）下，东流经长安城北，合泾水东流，入于黄河。其余六水皆出于秦岭。涝水和丰水皆流经长安城西，北入渭水。潏、鄗两水皆流经长安城南，再折而经长安城西，入于渭水。灞、浐两水皆流经长安城东，浐水流入灞水，灞水再流入渭水。隋唐时期，鄗水下流虽已堵塞，其上源却以交水相称，注入丰水，不复独流入渭②。这八条河流分别流经长安城四周，形成“八水绕长安”的形势。这样的形势为隋唐时期前后各皇朝的都城所未曾有过。隋唐时期正是善于利用这样特有的自然环境，使长安城更为繁荣和壮丽。
　　隋皇朝始建基业，首先就考虑到都城的问题，废弃了已有将近八百年建城历史的汉长安城，迁都于旧城东南的龙首原下，其中一个原因乃是汉代故城中的水已经咸卤，不适于饮用。新都建成后，城内用水主要就是引用八水中的交水、潏水和浐水。引水的渠道分别是永安渠、清明渠和龙首渠①。永安渠亦称交渠②，所引用的就是交水。清明渠引用的为潏水，清明渠入城的地方在外郭城南面西侧的安化门西，永安渠更在其西，两渠之间只隔一个坊，永安渠直向北流，流到城外，入于渭水。清明渠则由外郭城，流经皇城，再入宫城，潴为西海、南海和北海③。龙首渠引用的是城东的浐水，因此也称浐水渠。这条渠道由外郭城东面北侧的通化门南流入城中，再经皇城流入宫城，潴为东海。另有一支，绕外郭城东北角外，流入禁苑。④这里应该提到的是隋文帝引用渭水所开凿的广通渠。广通渠的开凿并非为了供应城内的用水，而是作为运输关东的粮食的渠道，一直向东通到潼关和渭水相汇合。这条渠道引用渭水是在长安城西，如何通过长安城再向东流，自来没有详细的记载。核实来说，它是由外郭城西面三座城门中间的金光门入城，经过西市，曲折流经皇城之东，再流经大明宫含元殿之北，绝浐、灞① 司马长卿：《上林赋》，《文选》卷八。
　　② 《水经·渭水注》：“鄗水上承鄗池于昆明池北”，是鄗池为鄗水源头。鄗池湮塞，鄗水也就断流。鄗池为一蓄水池泊，如何能为鄗水源头？昆明池为汉武时所凿，池水主要引自交水。在昆明池未开凿前，交水当就是鄗水的上源。
　　①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
　　② 《唐会要》卷八九《疏凿利人》。
　　③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唐京城》四。
　　④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宫室》，卷九《唐京城》三。
　　两水向东流去⑤。广通渠在唐时称为漕渠，所引用的渭水中含沙量大，有时候就堵塞不通，还需要不断疏凿。唐玄宗天宝二年（714），韩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⑥。这次引水实际是疏导广通渠的故道，说者不明究竟，以为引渭水入长安是不可能的，韩朝宗所引的应该是潏水，不是渭水⑦。这样的说法是不明白长安周围的地形。如果不能引用渭水，那么，隋时广通渠是怎样开凿成功的？韩朝宗之后，接着到了唐代宗大历二年（767），黎幹自南山开漕渠抵景风、延喜门，入于禁苑以漕薪炭①。景风门和延喜门是皇城东面的两门，这是说漕渠是由皇城之东向北流去。其实黎幹所开的漕渠，是引潏水直流到金光门外，与广通渠会合。现在这条漕渠仍然存在，是由当时的金光门北再向北流，流入渭水。当时由金光门流到长安城这一段，据说也是黎幹开凿的，渠道开成后，唐代宗也曾亲自前来观看，可见是一宗大事。这条水渠在长安城内所流经的地方，都是一些重要街道和里坊，如果不是旧有的渠道。怎么能为运输木炭而动这样的大工？可能是原来渠道久湮，已不引人注意，因而使黎幹以此显名。这条广通渠故道，到唐文宗太和（827—835）初，还曾彻底修过一次，由渭水旁的兴成堰修起，直到潼关的永丰仓。这样的疏浚完全是为了漕运②，漕道当然还是穿过长安城的。
　　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引水灌溉，促进农业的发展。秦汉以来的郑国渠、白渠和成国渠都得到继续维修，发挥其已有的效益。唐时所谓三辅渠③、郑白渠《和刘公渠④，都是郑国渠和白渠的继续和发展。唐初在修治成国渠时，并加引韦川、莫谷、香谷、武安四水，以增加水量，又一再修复六门堰⑤，都显出一定的成就。就在长安城附近也还有贺兰渠和清渠。贺兰渠也称丰水渠，是引丰水至交水的渠道⑥，清渠自鄠县（今为户县）引用丰水，由长安城的西北城角外流入渭水①。就是引水入长安城内诸渠，在供给都城用水之外，也有部分用于灌溉。唐文宗开成年间，就曾以引浐水入城的龙首渠水的十分之九用于灌溉②。龙首渠如此，其他各渠也应都有余水可以用作灌溉的。流入曲江的黄渠就有一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③。这些渠道修凿成功，就使环绕长安的八水，实际上组成一个相当广大的水利网。这个水利网是以长安城为中心，层层加密，不仅保证长安城中的用水供给，也使关中农田得到灌溉。变干旱地区为水乡，更增加了长安城作为两代都城的重要性。
　　这些水道的分布显示出如下的一些情况。当时环绕长安的八水，其流量⑤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⑥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卷一一八《韩朝宗传》；《唐会要》卷八七《漕运》。⑦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漕渠》。
　　①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卷一四五《黎幹传》，《唐会要》卷八七《漕运》。②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
　　④ 《旧唐书》卷九五《宣惠太子业传》，卷一一八《王缙传》。
　　⑤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⑥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四《兴平》引李石记。
　　①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引《括地志》。
　　②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三《西安府》。③ 《旧唐书》卷一七七《崔珙传》。
　　都比较洪大，水流也比较清澈，就是河床也不至于过深。前面说到唐代宗时黎幹曾引潏水入城。开凿漕渠是为了把南山的木炭运输到长安城里。这是说漕渠可以行船，而且行船到长安城里。这是其以前的人所不敢想象的事情。无怪乎连唐代宗也都要亲自观看。建国之后，还曾在长安县西温国堡潏水河床中发掘出一只沉船，更是真确的物证。应该指出，在黎幹开凿这条漕渠之前，已经有一条清明渠引潏水入城。虽然有了这两条渠道，并没有使潏水为之断流。不仅潏水如此，就是丰水也是一样的。就在温国堡发掘出沉船的前后，丰水河床中也有沉船发掘出来。可见能行船的不仅是一条潏水。
　　环绕长安的八水中，泾渭两水之外都是出自长安的南山。发源于南山的河流，流量都很大。当时南山的森林相当茂密。茂密的森林可以涵育更多的水源。这就促成源出南山的河流都有相当大的流量，所以当时能充分供给长安城中的用水，还可普遍进行灌溉，使长安城内外具有特异的景色。现在潏水的水流不仅难于行船，甚至还可以徒涉，其他各水夏日有的往往干涸无水，又怎能组成水利网呢？
　　广通渠的开凿和漕粮的运输广通渠和引入长安城中的其他渠道不同。它不是供给长安城中的用水，而是用来从事运输关东的漕粮的。广通渠在唐时一般称为漕渠。这条渠道的开凿和湮塞关系到长安城的粮食供给，因而再作论述。
　　广通渠是隋初开凿的。开凿之初，隋文帝曾颁布了一封诏书。诏书中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④渭水多沙，对于航行船只自有一定的影响，但在隋时充其量只是“动移气序，不能往复”，也就是说，船只受到阻阂，延误时日，还不到不能航行的地步。虽然如此，隋文帝还是特意开凿了这条渠道。这不仅泽及当世，就是唐朝也受其遗惠。唐朝虽也受到遗惠，却并未完全解决漕运的困难。因为唐朝重视不够，漕渠就不免时有湮塞。漕渠湮塞了，漕粮运输仍旧仰仗于渭水，甚而还要陆运，长安城中缺粮问题就无法解决，浸假还演变成为危机。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长安缺粮，关辅宿兵斗米千钱，太仓供天子和六宫的膳食，连十天都难以支持。关东运来的漕粮积储在华阴的永丰仓中，竟难以借渭水转运，只好采取陆运的办法，陆运的牛几乎都死完了①。再后到文宗太和初年，由于天旱，渭水水小，漕舟只好掊沙而进。在兴成堰再事疏浚之前，仍然依赖陆运，由于需牛过多，影响了关中的农耕①。隋文帝颁布如上的诏书是在开皇四年（584），由那时至唐德宗贞元元年为一百九十一年，由贞元元年至太和元年，又为四十二年。两百年上下，渭水中的泥沙竟多到这样的程度。长安附近农田灌溉面积的减少，还不至于引起过分的焦虑，经过渭水运输的漕粮不能按时到达，举朝都会为之惶惶不安。
　　④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
　　①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第二节黄河下游富庶地区的变化黄河下游的河道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长安居于关中富庶的农业地区，如上所说，由于泾、渭等八水的环绕，成为水利网的中心，产粮自来是有名的。由于都城的设立，人口大量增加，粮食的供应就成了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由关东运输漕粮。这在秦汉时期就是如此，到了隋唐时期依然因而未改。秦汉时期关东漕粮的取给主要是在鸿沟系统诸水的上游和济水流域以迄于东海之滨。隋唐时期主要则是在当时的黄河下游及其南北各地。当时的黄河下游流经荥泽（今荥阳东北）、原武和阳武（今原阳）、新乡（今新乡）、汲（今汲县）、酸枣（今延津西）、灵昌（今滑县西南）、白马（今滑县东）、临河（今濮阳西）、濮阳（今濮阳南）、清丰（今清丰西）、顿丘（今清丰西南）、鄄城（今鄄城北）、临黄（今范县南）、朝城（今范县东北）、武水（今聊城西南）、阳谷（今阳谷东北）、聊城（今聊城东北）、高唐（今高唐）、平阴（今平阴）、平原（今平原）、安德（今陵县）、长清（今长清）、临邑（今临邑南）、滳河（今商河）、临济（今章丘北）、邹平（今邹平北）、厌次（今惠民南）、蒲台（今滨县东北）等县境②。这条黄河在现在黄河之北，也在原来的济水之北。荥泽、原武、阳武、酸枣、灵昌、白马、濮阳、鄄城、阳谷、平阴、长清、临邑、临济、邹平、蒲台诸县，当时属河南道，其余诸县属河北道。清丰以上属今河南省，鄄城以下属今山东省。
　　黄河下游及其两侧的富庶地区隋代及唐代前期，最为广大的富庶地区首推黄河下游及其南北一些州郡，由隋时的荥阳郡，也就是唐时的郑州（治所皆在今河南郑州）起，直至东海之滨，都包括在内①。黄河以北，直至隋时的河间和博陵两郡，也就是唐时的瀛州和定州（治所分别在今河北河间和定州），黄河以南还可达到隋时的汝阴郡和东海郡，也就是唐时的颍州和海州（治所分别在今安徽阜阳和江苏连云港），其中不包括隋时鲁郡和琅邪郡，也就是唐时的兖州和沂州（治所分别在今山东兖州和沂州）之间的山地，用今天的地理来说，就是沂蒙山区。
　　这个地区用唐代的地理来说，包括了河北道的南部和中部，也包括了河南道的绝大部分，除东都洛阳附近各州和兖、沂两州的山区外，都包括在内。在这黄河下游南北一望无垠的平原上，从隋文帝开皇年间起一直到唐玄宗天宝末年，都是皇朝主要财赋取给的地区。唐玄宗在所颁布的诏书中，曾经说过：“大河南北，人口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②就是当时的臣下也多以此为言，张守圭说：“河南河北，枕倚大河，南接神州，北通天邑，郡县② 《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① 《元和郡县图志》七、八、十、十一、十六、十七、十八各卷。
　　② 《隋书》卷三○、三一《地理志》，史念海《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年版。
　　雄剧，人物昌阜。”①这些称道并不是泛泛的言辞，当时各道的存储的仓粮数就是最充分的证明。现在可以考见的天宝八载（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河南道正仓所储为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为全国各道中最多的。河北道正仓所储为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其中正仓所储和关内道相同，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超过关内道②。这些称道之辞和仓粮所储虽皆系开元天宝年事，往前回溯，至于开皇年间，前后百余年，都应该是仿佛的，不然就无以说明自隋初以来转输关东粮食接济长安的道理了。
　　为什么这个地区能够较为富庶？应该说这里的劳动人民善于利用自然，而且还能够进而改造自然。这个地区的富庶显现在农业的经营具有明显的成效。有了成效，就成为当时皇朝财赋和粮食主要取给的地区。农业能够得到发展，需有较多的因素，土壤的肥瘠不同，效果就难得一样。
　　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地域辽阔，南北土壤各具特色。用现在科学方法来分析，各种各样，十分繁杂。就在古代，简单区分，也有差别。古代按地区分别土壤的厥为《尚书·禹贡篇》。这篇成于战国人士之手的著作，分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为五州，黄河以北为冀州，黄河以南为豫州。豫州以东为兖州，兖州以东迄于东海为青州，青州以南为徐州。据其中所说，冀州的土壤为白壤。太行山东近海，故土壤多含盐碱，因而呈显白色。近海之地还有青州。青州不仅“厥土白坟”，而且海滨还是“广潟”。这是说海潮激荡，比盐碱地还要加重一些。在《禹贡》作者看来，青州的白坟论其能利用的效率是要高于冀州的白壤。青州的盐碱地可能不是很严重，因为秦汉时期，齐鲁桑麻的富饶已见称于世人。而东海之滨琅邪台旁的富庶，竟能使秦始皇为之流连忘返。河南的豫、兖两州及其南的徐州，土壤也各有特色，不过都不是上上的好田。好在河南三州在两汉之时，黄河累次决口泛滥，洪水大都流向东南，在当时，豫、兖、徐成为黄水横流的地区，受害最为严重。洪水过后，所挟带的泥沙随处淤积，也使泛区的土壤得到改造，提高了农作物生产的能力，和以前有了显著的差别。《隋书·地理志》对这些地方农业的盛加称道，就是具体的证明。两汉时期黄河的决口泛滥，《禹贡》所说的冀州东部，也就是太行山东至于渤海的黄河以北地区，不免也受到冲蚀，所受的灾难较轻，在当时自然是天大的幸事，可是洪水所挟带的泥沙未能多所淤积，土壤未能多所改变，特别是所谓白壤的盐碱地还多有存留，有待隋唐时期的继续改造。
　　说到对于太行山东黄河以北盐碱地的改造，远在隋唐以前，早就有人为此尽力，都能取得相应的成就。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都致力于兴修水利。盐碱地经过流水的冲洗，盐碱就可以相应减轻，使瘠薄的土地变成肥沃的田园。当时人歌颂邺的引漳水灌溉的成就说：“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可见改造盐碱地是当地发展农业的重要前提。西门豹和史起所致力的仅是邺的周围。在太行山东来说，这实在是一隅之地。西汉时在邺的东北，设有斥丘和斥章两县。分别在今河北魏县之① 唐玄宗：《谕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诏》，《全唐文》卷三一。
　　② 张守圭：《请河北遭水涝准式折免表》，《全唐文》卷二六九。
　　西和曲周县之南。县以“斥”为名，是说当地斥卤，也就是多盐碱地。以盐碱地作为县名，足见当地盐碱的严重。既以斥卤名县，却未见到再有人在这方面致力，这样的困难等待隋唐时期来克服。
　　隋唐时期由太行山东直到渤海之滨，盐碱地都是十分严重的。隋渤海郡有盐山县。渤海郡唐时改称沧州，盐山县沿置未改。唐初在盐山县还置有东盐州。沧州今仍为沧州，今仍有盐山县。这濒海之地可能更为特殊，不能一概而论。沧州西南隔德州（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为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州所辖清阳县，在永济渠东，距渠尚远。唐武后永昌元年（689）以旧城久积咸卤，遂移于永济渠之东。玄宗开元年间，又移于永济渠之西③。盐碱地竟使当地县城不能不为之迁徙，可见其严重的程度。甚至太行山下的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所辖的钜鹿县（今河北钜鹿）大陆泽畔尚有一处咸泉。可以煮而成盐①。盐碱地不仅严重，分布的地区也相当广泛。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农业的经营。
　　唐代为了改造盐碱地确实是费了很多心力。改造盐碱地的方法仍然沿用西门豹、史起的旧规，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具体说来，就是用流水冲洗盐碱。赵州（治所在今河北赵县）瘿陶县（今宁晋）有一条称为新渠的渠道，上元年间，引洨水入城，流经十余里，沿途皆是盐碱地，经过渠水冲刷改造，都成了丰壤，人民所需的粮食得到充分的供应①。其他渠道虽未见具体说明，开凿的目的和期望大都相仿佛。唐时开渠最多的当推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为首，有安阳（今安阳）的高平渠，邺县的金凤渠，尧城（今安阳东）的万金渠，临漳的菊花渠和利物渠。尧城县还有北齐时的都领渠。较长的为临漳县的菊花渠，屈曲经三十里。
　　临漳县北的利物渠，是由滏阳（今河北磁县东）引来的，滏阳以滏水得名，利物渠引用的应该就是滏水。这条渠一直引到成安县（今河北成安），可能是相州境内最长的渠。高平渠引用的是安阳水（今洹水），其万金渠则引用漳水。相州境内三条大水都被充分利用。相州还有一条天平渠，未见出处，可是金凤渠和菊花渠都是引自天平渠，利物渠也兼引用了天平渠。利物渠在漳水之北，则这条天平渠也应该在漳水之北②。相州所辖六县，仅林虑（今河南林州）和汤阴（今河南汤阴）两县未有渠道。林虑县在太行山上，自无渠道可言。汤阴有汤水，也是应该有渠道的。相州所属的邺县，就是史起、西门豹原来开渠的地方。唐时开渠的规模，远较西门豹、史起为宏大。唐时相州号称富庶，当地盐碱地可能都已得到改造。
　　太行山东最长的灌溉渠道，可能是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的大唐渠和太白渠。大唐渠在鹿泉县（今河北获鹿），可是它是由平山县（今河北房山）流至石邑县（今石家庄西南）的，鹿泉县只是渠道流经的地方。这条渠道流到石邑县后，又再向东南流了四十三里，才汇入太白渠。就是不计算平山县至鹿泉县一段，仅石邑县中的渠长已经是其他各州所少有的。可是太白渠还要长。大唐渠是在平山县由太白渠引出来的。平山县有由太行山西流来③ 《通典》卷十二《食货》。
　　① 《太平寰宇记》卷五八《贝州》。
　　①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②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志》中说“上元中”。唐代有两上元，一为高宗年号，一为肃宗年号。肃宗上元年间，安禄山反唐起兵未久，河北各处多沦为战场，焉有余力开渠引水，故此上元应为高宗之时。的绵曼水（今桃河），就在平山县入于滹沱河。太白渠当是由绵曼水引出来的。大唐渠既在石邑县入于太白渠，则太白渠是流经石邑县的。太白渠流经的地方，并不以恒州一州为限。恒州之南为赵州，赵州治所在平棘县（今河北赵县），平棘县城东二里有广润陂，就是引用太白渠潴积的。这是说有了太白渠，才开凿广润陂，太白渠最后流到什么地方，未见记载。仅就恒、赵两州来说，也应该是少有的，至少较大唐渠还长出许多。恒州有没有盐碱地，难于肯定，赵州的盐碱地则是上面已经说过的。仅就这一条长渠来说，当时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确实是费了不少心机的。相、恒两州和赵州之外，魏、贝、洺、冀、沧、景、瀛（治所依次在今河北大名、清河、永年、冀县、沧州、东光、河间诸县市）、德诸州，皆有水利设施，就是瀛州之北的莫州（治所在今河北任丘北），也还有可以称道的地方③。
　　黄河下游以南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州郡也都有相当的农田水利设施，只是不如黄河下游以北的繁多。好在黄河下游以南各地盐碱化并不像黄河下游以北那样严重，凿渠灌溉主要是为了防备干旱。当然这都有助于农业的发达，有助于当地的富庶。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都是唐代前期建设的成就，有的还是隋时的旧绩①，可知这样富庶地区的形成并非偶然。《隋书·地理志》论述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六郡时，曾特别指出：“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啬。”可是在论述黄河以南的荥阳、梁郡等八郡和黄河以北的信都、清河等八郡时，都没有提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至少可以说，这黄河南北的十六郡的土壤都不至于像河东、绛郡等六郡那样的瘠薄。这样的记载很可以证明当时的改造土壤是有效果的。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到了唐代中叶以后，就有许多都先后破坏，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的农田水利设施本来以改造盐碱地为目的，农田水利设施破坏，盐碱地自然又会成灾。据宋时记载说：“河北为天下根本，其民俭啬勤苦，地方数千里，古号丰实。..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洺之地并漳水者屡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①这里只提到相、魏、磁、洺四州，其他有关各州也应该是相仿佛的，也许是其他有关各州稍显得轻微些。这样的演变对黄河以南各处也不能没有影响。唐代后期，黄河下游南北的富庶地区已难保持其旧日的规模，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各地更不易恢复其原来的面貌。
　　改良土壤，在经营农业方面是尽地利，和农业最有关系的还有天时。说到天时，首先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是全国性的，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也难得独有例外，不过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是有的。气候是不时有变化的，自远古以来都是如此。根据文献记载和物候显现，隋唐两代和其前的三国两晋诸朝，气候都较为寒冷。气候寒冷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有所影响。唐代前期曾经有过陨霜杀稼的记载，大都是在黄河的中上游，甚至还有江南个别州郡，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没有这样的遭遇，至于水旱灾患还是有的，河南、河北同时都曾经有过大水或大旱，灾区较为狭小的灾患更为习见，不③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①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① 陈州西华县（今河南西华）的邓门陂，宿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州北）的牌湖堤，皆隋时旧绩，见《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过比起黄河中上游来还不算大多，特别是旱灾方面更是如此②。这样的天灾大都是人力所难于克服的，不能说对于农事耕耘完全没有影响，不过还不至于因此而过分减低当地的富庶程度。
　　还应该指出：隋唐时期黄河下游南北各州郡能够成为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期供应都城所需要的漕粮的原因，还应该得到黄河安澜的助力。黄河挟带泥沙东流，本是容易泛滥的。黄河每一泛滥，黄水所及之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得难以估计的损失。黄水消退之后，泥沙随处堆积，甚至使农田都无法耕耘。汉武帝时一次黄河决口，竟使有数百年繁荣的“天下之中”的定陶顿时萧条下去，再未能复原。西汉末年的一次决口，六十年中都未能堵塞得住，损失更为惨重。可是在那次决口堵塞以后，长期安流竟达到八百年之久①。隋唐两代都在这安流时期之中。黄河能够安流，无溃决之虞，南北两侧的地区才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
　　隋代历年短促，黄河一直安流。唐代也不是就无河患，但大多都限于较小的地区，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安史乱前的河患仅有十一次：溢于陕州的一次，在贞观十一年（637）①，溢于河阳（今河南孟县）的三次，第一次在贞观十一年③，第二次在高宗永淳二年（683）②，第三次在武后长寿元年（692）④。陕州和河阳城都在黄河中游，距下游尚远。在黄河下游的有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次，在玄宗开元十四年（726）⑤，济州一次，在玄宗天宝十三年（754）⑥；博州一次，在开元十年（722）⑦；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一次，在高宗永徽六年（655）⑧；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东南）二次，第一次在武后长寿二年（693），第二次在开元十年⑨。还有一次在武后圣历二年（699）（11），史籍仅记载黄河溢，未能确指所溢的是什么地方。这十一次溢决中，魏州和棣州所受的灾害最大。河决魏州那一次，怀、卫、郑、滑（治所在今河南滑县）、汴、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诸州人不能安居，或构巢于树，或借身舟中，死者以千计⑩。长寿年间，河溢棣州那一次，曾坏民居二千余家①。灾害虽说不小，较之两汉时期，应该不是很大的，况且未久即已安澜，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由于黄河的溢决次数不多，也未形成严重的灾害和影响，因而它的南北两侧地区的其他水道就不至受到干扰，通济渠（即唐代的汴水）和永济渠能够开凿成功，而且长期畅通无阻，就是借着这样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太行山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仁宗天圣四年。这里所征引的为馆陶王沿上疏言北边御敌事中所说的话。王沿请修漳水诸渠，故其他渠道皆未涉及。
　　① 《新唐书》卷三五、三六《五行志》。
　　①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 年第2 期。② ③《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④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
　　⑤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
　　⑥ 《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⑦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郓州》。
　　⑧ 《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⑨ 《新唐书》卷三《高宗纪》。
　　⑩ 《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11）《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① 《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上流下的而现在归入海河水系诸水，也因黄河的安流而未受到影响。唐代河北道南部农田水利灌溉最为发达，就是这样的缘故。
　　正是由于黄河下游南北各处有这样的自然条件，农业得到相当的发展，隋代及唐代前期所需要的漕粮，大部分就可以由此得到满足。
　　唐代后期的河患及人为的决河唐代后期，黄河的灾患显得较前减少。代宗大历十二年（777）②和德宗建中元年（780）③，曾经有两次河溢，都未有详细记载，不易知其发生事故的地方。另外有三次都发生在黄河中游：宪宗元和七年（812），河溢振武军，毁东受降城④，次年，河溢天德军，其治所西受降城毁坏较多⑤。昭宗大顺二年（891），河溢河阳①。这三次出事地点皆距黄河下游悬远，可以置之不论。黄河下游这一时期的河患主要集中在滑州，也就是现在河南的滑县。宪宗元和八年（813）②、文宗开成三年（838）③和懿宗咸通中（约864—867）④，先后发过三次，其中两次都促使当地改移了黄河的河道。昭宗景福二年（893），发生于棣州的河决，竟然形成了一次改道，是由棣州治所的厌次县境内向东北流去，冲出了一条新河道⑤。这里距海已经很近，新河道也不是很长，灾患也不是太大，总算是一次改道，结束了八百年来黄河安流的时期。然而最使人注意的则是这一时期竟然发生了人为决河的事情。肃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侵河南，守将于长清界边家口决河东至禹城县⑥。长清、禹城二县皆为齐州属县，今仍为山东长清县和禹城县。此次人为决河的结果和影响，除使禹城县城沦溺外，其他未见记载。后来到昭宗乾宁三年（896），河圮于滑州，朱全忠因决其堤，遂为二河，散漫千余里⑦。后来到五代时，这种人工决河的事例竟然频繁出现。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谢彦章攻杨刘，因决河水，弥漫数里，以限晋兵⑧。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梁主命于滑州决河，东注曹、濮及郓以限唐兵⑨。黄河安流的有利因素，至此已难于保持。应该说这种有利的因素在唐代后期仍未消失。安史之乱发生后，黄河下游的南北两方都未能再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因素，特别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南部更是如此。唐代前期，如前所述，这里的农田水利事业卓有成效，到了安史乱后，就未见到有若何建树。唐代亡后，历五代和北宋，黄河的溃决泛② 《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③ 《新唐书》卷六《代宗纪》。
　　④ 《新唐书》卷七《德宗纪》。
　　⑤ 《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
　　② 《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
　　③ 《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④ 《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⑤ 《旧唐书》卷一七二《萧倣传》。
　　⑥ 《太平寰宇记》卷六四《滨州》。按：滨州置于后周时，割棣州的渤海、蒲台二县往属。⑦ 《太平寰宇记》卷十九《齐州》。
　　⑧ 《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⑨ 《资治通鉴》卷二七○，均王贞明四年。
　　滥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就一直显得萧条，和隋代及唐代前期就迥然不同了。
　　第三节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农田水利的发达长江流域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江流域有三个富庶的农业地区，自上而下是成都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以及长江下游太湖区域。成都平原的富庶远在秦汉时期即已有名于当世。自李冰开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行成都之中，那里的富庶农业地区就已基本形成，而且以后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洞庭湖周围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虽然在春秋时期，已经建立过楚国和吴国，然而更为世人所重，则在南北朝时期。沈约著《宋书》，对此曾有过评论：“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①可是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到了唐代后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成了全国少有的富庶地区，也是当时皇朝财赋主要取给的地方。这不仅见于当时人士的议论，甚而见于皇朝所颁布的敕令。唐宪宗在为他上尊号时所颁布的赦书中就明白说过：“军国费用，取资江南。”①其实江南只是泛泛的说法，所涉及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核心所在，实为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当然江南其他各处，也都在“取资”的地区之中，这是因为黄河下游原来被称为富庶的地区，这时已经残破不堪，江南各地就能显出优势，为黄河下游所不及。其中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更显得突出，故颇为当时人士所称道。唐朝后期繁重的皇朝财政负担也就落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
　　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富庶长江下游太湖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庶的地区，负担当时皇朝岁赋的绝大部分，是由于当地自然环境的优越，而优越的自然条件还能更多地为人们所利用，促成当地农耕的发展。
　　促成农耕的发展，最主要的条件是土壤的肥沃。远在战国时期，这里的土壤于全国各州还被列为下下等②，这应是那时的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和改造，因而产生错觉。经过其后较为长久时期，它的优越性才逐渐显露出来。西汉初年，发生了所谓“七国之乱”，其首事者吴王濞敢于反对当时的皇朝，所恃者除兵强将勇之外，还有海陵之仓，粮饷得以充足③。直到东晋偏安之时，海陵还是“地肥美，民惟事耕桑樵渔”①。海陵之地于今为江苏泰州市，濒于江岸，农耕仍为人所称道。渡过长江，更为优越。前引沈约在《宋书》中的议论，也可见一斑。在南北朝时，这里的膏腴上地的价值已经超过秦汉时期的沃壤。唐初修五代史，其《地理志》附于《隋书》。《地理志》于宣城、① 《资冶通鉴》卷二七二，庄宗同光元年。
　　① 《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
　　② 《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全唐文》卷六六○。
　　③ 《尚书·禹贡》。
　　① 《汉书》卷五一《枚乘传》。
　　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颇加称道，谓其“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这六郡中，毗陵即唐时的常州，吴郡即唐时的苏州，也就是现在江苏的常州市和苏州市，皆濒于太湖。宣城郡为唐时的宣州，余杭郡为唐时的杭州，也就是现在安徽宣州市和浙江杭州市，虽皆不濒于太湖，相距并非过远，这里就附带提及。如《地理志》所说的，环太湖周围的土壤都是相当肥沃的。唐时人解释常州得名的缘由，说其地“居三吴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称”②。现在浙江嘉兴县，宋时为嘉禾郡③。嘉禾的命名至为明显，用不着再作解释。“粳稻之乡，土膏沃饶”，就在宋时已有人这样的称道④，嘉禾郡于唐为苏州属县（今嘉兴），可以证明《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是确实的。北宋时，范仲淹更称道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庚。”⑤这样肥沃的土壤到宋时还少有改变。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自来是以水乡泽国见称于世的。太湖为其西山地高岗流下的许多河流所汇集，并以所储分支排注于长江。这就显得河道纵横，遍于各处。如前所说，环绕长安的八水，经过人为的努力，因而形成灌溉网，太湖区域就自然形成河网化。这就远远超过了关中地域，显出其优异的自然环境，使发展农业具备有利的基础。可是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不断设法扩大其效果。隋唐时期，尤其是在唐代，对于农田水利的设施素所注重。前面曾提到唐代前期对于黄河下游，特别是在太行山东的平原有关农田水利的建树，为前代所未有，唐代前期对于长江下游太湖区域的农田水利已经有所开发，唐代后期成就更为繁多。唐高祖武德年间，润州金坛县就已置有南、北谢塘，用以溉田。南北谢塘本是前代所置，唐初只是疏浚恢复。太宗贞观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也开渠引雷塘水，并筑勾城塘，溉田八百顷。高宗麟德年间，升州句容县为绛岩湖筑堤引水。武后证圣年间，楚州安宜县（今宝应）开白水塘和羡塘，置屯田⑥。武后圣历年间，湖州安吉县开邸阁池，引天目山水溉田四百顷。玄宗开元年间，和州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东北）开凿沟渠，引江水至郭下，溉田五百顷。唐代后期，设施更多。代宗永泰年间，润州丹阳县的练塘也得到疏治。练塘是一处大塘，周围八十里，涉及丹阳、金坛、延陵（今丹阳西南延陵镇）三县。经过疏治，“沃瘠均品，河渠通流”，三县都能受益①。大历年间，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使瘠卤处的屯田，岁收十倍②。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又得到一次治理，设置新塘，周回百里，开田万顷。宣州宣城县（今安徽宣城）也开渠引德政陂水溉田二百顷。德宗贞元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引爱敬陂水以通漕运，同时夹陂的田地都能得到灌溉。湖州长城县重新修复，溉田三千顷。和州乌江县再修引江水至郭下的渠道，使它继续发生效力。宪宗元和年间，宣州南陵县（今安徽南陵）的大农陂，得到修治，溉田千顷。常州武进县开孟渎，引江水南流入江南河以助漕运，从而使渎旁的四千顷农田都能得到灌溉。同时，无锡县也引泰伯渎②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泰州》引《吴陵志》所引的《晋中兴书》。③ 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三一六。
　　④ 《宋史》卷四一《地理志》。
　　⑤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嘉兴府》引《题名记》。
　　⑥ 《范文正公集》卷九。湖、秀二州皆是由苏州分出设置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市，秀州即嘉禾郡。①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
　　② 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全唐文》卷三一四。
　　通到蠡湖，同样也能用以溉田。而扬州高邮县的堤塘溉田达到数千顷之多。湖州乌程县（今湖州）也开有官池。官池虽以池为名，当时湖州刺史范传正督工开凿，应该是有相当的规模的。穆宗长庆年间，苏州海盐县开古泾三百零一处，以御水旱。楚州淮阴县（今清江西南）也开了棠梨泾。宝应县（本为安苴，后改名）本来有一座白水塘，武后时曾经开过，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到了长庆年间，为了在白水塘屯田，就发青、徐、扬三州的民夫重新开凿，其附近的徐州泾、青州泾、大府泾也一并得到开凿。徐州泾和青州泾的得名，可能与这次大举兴工，动用徐州和青州的人力有关。这次工程相当巨大，就是宝应城北的竹子泾也得到开凿。敬宗宝历年间，湖州乌程县还增开了县东的凌波塘和县北的蒲帆塘。蒲帆塘的得名是因为开塘时发掘出蒲帆的缘故，可见这个塘本来是很大的。后来到了文宗太和年间，苏州海盐县还增开了一座汉塘③。这里所说的还只是一些荦荦大端，一般较小的设施就不必细举了。
　　这里所说的虽是一些荦荦大端，但这样逐一涉及，显得相当繁琐。如果按照有关的州县来说，也许稍稍明确些。太湖周围本来只有湖、宣、常、苏四州①，唐代后期又增了一个升州②。湖州所辖五县，按照上面所列举的，有水利设施的就有乌程、长城、安吉三县，其中乌程一县还曾两次兴工。宣州所辖八县，有水利设施的有宣城、南陵两县。常州所辖五县，有水利设施的有武进、无锡两县。苏州所辖七县，有水利设施有海盐一县，就是这一县之地，也曾两次兴工。升州所辖四县，有水利设施的也有句容一县，同样是两次兴工。江北的扬州所辖七县，有水利设施的为江都、高邮两县，而江都的设施为独多。和州所辖三县，有水利设施的为乌江一县。楚州所辖四县，有水利设施的有山阳、宝应、淮阴三县。显然可见，有关各州都有水利设施，而湖、常、楚三州有水利设施的县，居所辖的县的半数，或超过半数，这在当时全国之中是少有的。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得水之利，诚然可以冠于全国。却也有一些水患。长江下游近海，可能会有海潮，损害一方农田，太湖地区低凹，排水就不免困难，也影响到农事的操作。前面提到楚州的常丰堰，就是为了防御海潮而修筑的。这条常丰堰虽说是修筑在山阳县，实际上其南已到了盐城县。盐城县也是楚州的所辖县。山阳县东距海岸不远，盐城县更近在海边。修堰防潮自然都是必要的。这条常丰堰为唐代宗大历年间黜陟使李承所修的，在当时很受人称道。楚州南邻扬州、高邮、海陵诸县同样濒海。常丰堰是否向南修到扬州境内，未见记载。后来到北宋时，范仲淹也曾到这里海滨修堤，就是所谓范公堤。范公堤至少可以说是继续常丰堰修成的。
　　太湖区域的排水困难，当时是不易解决的。前面提到唐穆宗时，苏州海盐县为了防御水旱之灾，修筑三百零一处古泾，应该起到排水的作用。不过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排水依然困难。唐代后期，苏州吴县人陆龟蒙居于松江甫里。当时松江尚未设县，可能就在吴县境内。松江地卑下，雨潦时艰于排水，仿佛就与江相通，许多田地的积水都连成一片，不能辨别谁家的田地，农事自然受到影响。陆龟蒙有田数百亩，耕夫十余人，可是还经常苦饥①。这③ 《旧唐书》卷一一五《李承传》。
　　① 以上所列举的设施皆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① ②《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样的遭遇当不仅陆龟蒙一家而已。这样的困难不仅唐时不易克服，就是后来两宋时依然难于彻底解决。
　　虽然还有这样不易克服的自然环境的缺陷，其他优越的因素都还能充分加以利用，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人口的增加，有助于对自然的利用，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备受摧残，才使唐代中枢的财政及粮食皆仰给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也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黄河流域的人口曾有大量的南迁，其中许多人都移徙到长江下游太湖区域。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增加了大量人口，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黄河流域一些先进的设施和经验，更促进了当地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下迄唐代灭亡，这样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趋势仍然继续不断，在以后的皇朝中都能居于重要的地位。
　　第四节半农半牧地区的利用及部分段落疆界的变化隋唐两代的半农半牧地区隋唐两代都有广大的版图，也各有若干臣附的属国。隋唐两代直接统治并设有州（郡）县的地方，都是在农业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当时和它们邻国相争执的地方，大半都是在这半农半牧的地区。一些邻国也曾侵入到隋唐两代统治下的农业地区，那只能说是偶然的事件，因为侵入到农业地区的邻国，也未企图在那里久居下去。隋唐两代也曾经进入到相邻的游牧地区，除设过一些极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外，也都随即撤出，不在那里设置州（郡）县。隋炀帝固曾在青海以西设置过西海郡和且末郡，隋不久就告灭亡，这些新郡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隋唐时期的半农半牧地区，主要是在西北各处。具体说来，相当于现在甘肃全省，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阴山狼山以南，以及陕西省和山西省的西北部，河北省北部。回溯远古时期的历史，这些地方本来都是游牧地区，西汉时司马迁分划当时国内的经济区时，曾经列出一条界线，由龙门至于碣石，用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由今陕西和山西两省间的龙门山，斜向东北，达到今河北省昌黎县南的碣石山。这应是最早的游牧地区的南界。此后这个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的变迁。大抵每当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统治这些地区时，这里就成了草原。从事农耕生涯的民族统治时，这里就成了半农半牧的地区。因为根据自然的条件来说，无论是土壤还是气候，这里都是可农可牧的，所以在不同民族统治的时期，就各因其所习，为农为牧了。如果是从事农耕生涯的民族统治这样的地区时，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基础和防御外来的侵略，就必须争取完全控制着整个半农半牧的地区，而且也不能过分超越半农半牧地区之外。因为从事农业生涯的人们不可能长期在游牧地区居住下去。如何防止从事游牧的民族侵入半农半牧地区，这就不能不寻求一些有利的自然形势作为固守的凭借。北陲的阴山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南北两侧的祁连山，大雪山和合黎山，龙首山以及河北的燕山皆可资利用。而这样一些高山恰都是游牧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的两侧，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都迥然不同，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可农可牧也是不一样的。在游牧地区不能说就绝对不可耕耘，实际上都是不足以称道的。武后圣历元年（698），突厥默啜请求赐予农器种子并索要原住于丰、胜、灵、夏、朔、代的突厥降户。武后因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件以与之。据说默啜由此寖强①。默啜由此富强是事实，但似与所得的种子农器无若何关系。即令突厥能播种这样多的种子，也不是马上都可能得到丰收的。
　　隋唐两代对于半农半牧地区的利用半农半牧地区是可农可牧的。隋唐两代正可借此以弥补农业地区的不足。隋及唐代前期都有强大的军力，其中骑兵居有重要的地位。唐代更重视养马，养马的地区跨有陇右（即渭州，治所在今甘肃陇西）、金城（即兰州，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平凉（即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天① 《旧唐书》卷一九六《陆龟蒙传》，陆龟蒙：《甫里先生传》，《全唐文》卷八○一。水（即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四郡，幅员已达千里，犹为隘狭不足以容纳，因扩展到河曲①。寻又扩展到岐（治所在今陕西凤翔）、豳（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泾（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宁（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四州，再后又扩展到盐州（治所在陕西定边）和岚州（治所在今山西岚县）。这样的一再扩展，显示出对于半农半牧地区的善为利用。后来吐蕃势力强大，陇右失陷，养马地区只好内移到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和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襄州置有临汉监。蔡州置有龙陂监。两监才有牧马三千二百匹，费田就有四万顷①。原来牧马于渭、兰、原、秦四州，牧场幅员千里，并未显得与农业争地，襄、蔡两州的牧场只有四万顷，就感到是一项负担，不久就被废省。
　　半农半牧地区遭受游牧民族的侵夺半农半牧地区和游牧地区之间是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分界线的。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还不能用人为的力量从事改移。但是一些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却常常企图越过这样的自然分界线，侵入半农半牧地区，甚或是农业地区。唐与吐蕃的争执其肇因多属于这一方面。陇右道的祁连山和大雪山，还有更南的日月山，都曾经被利用为唐代防御吐蕃的屏障，有了这样的可资利用的天然地势，还需要重兵控制。安史之乱爆发，陇右驻兵皆东撤勤王，吐蕃就得寸进尺，步步相逼，陇右道陆续陷落。吐蕃既侵占了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更企图向农业地区进扰。德宗建中四年（783）唐蕃清水会盟，划定一条新的国界，这条新界中间通过陇山之西和六盘山之东②。六盘山东还是半农半牧地区，陇山之东就已经是农业地区了。新界虽已划定，争执却未暂缓。直到宣宗大中三年（849）以后，吐蕃内部内乱，唐朝才能乘机逐渐取得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②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
　　① 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张说之文集》卷一二。② 《新唐书》卷五一《兵志》。
　　第五节长江口外的海岸及扬州的繁荣隋唐两代的海岸隋唐两代幅员广大，东南临海，海岸亦相当邈长。唐代初期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也就是现在朝鲜的平壤，平壤城濒浿水（今为大同江），则当时海岸的北端当从浿水入海口算起，唐代的安南都护府设于交州，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安南都护府所辖州县，更远及于今越南的中部，那里当是唐代海岸的南端。
　　唐代海岸的变迁海岸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也是时时在变化之中，所以就有与现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江苏连云港市于唐时为海州东海县。海州治所为朐山县，东海县西去州治水路九十里。这段水路不是通常的河流，而是海道。东海县所在地，俗谓郁州，也就是田横岛①。县城设在岛上，故到州治当须越海而行。现在郁州早已和陆地相连，再不必渡海。唐时苏州属县有海盐县，今仍为浙江海盐县。县名依旧，县境有许多地方都已崩坍入海①。这都是明显的例证。海岸变化的原因不一，不过海波冲刷和内地流来的河流所挟带的泥沙的堆积，都是寻常可见的因素。海盐县海岸的崩坍就是因为当地海波冲刷过甚。由内地流入海中的河流，随着所挟泥沙的多少，可以估计出河口附近海岸伸出的速度。黄河、长江、滦河、辽水以及淮水和郁水（今为珠江支流西江）的河口附近都有这样的现象。唐时，沧州长芦县（今河北沧州）东距海九十里②，棣州蒲台县（今山东高青东北）距海一百一十四里③，青州北海县（今山东潍坊）东北距海一百二十里④，泗州涟水县（今江苏涟水）东北距海一百零四里⑤。现在这些地方的海岸，较唐时有了更多的差距，而且有的差距还是相当巨大的。这样的情形在北宋初年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宋时蒲台县距海已改为一百四十里⑥，涟水县距海也已为一百四十里⑦，都较唐时为多。也有没有什么变化的，如北海县距海里数仍为一百二十里⑧。
　　与海岸有关的海港，是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和出发点。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曾考究从边地入四夷的道路，据他所列举的凡有七条，五条在陆上，两条为海道。这两条海道一是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再一是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通海夷道⑨。贾耽还记载了一条安南通天竺① ②《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海州》。
　　②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三引《嘉禾志》。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八《沧州》。
　　④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棣州》。
　　⑤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青州》。
　　⑥ 《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泗州》。
　　⑦ 《太平寰宇记》卷六四《滨州》。
　　⑧ 《太平寰宇记》卷十七《涟水军》。
　　⑨ 《太平寰宇记》卷十八《潍州》。
　　道。安南即安南都护府，在今越南河内，天竺为现在的印度。由安南至印度，海陆两道皆可成行，贾耽所记却是分成两路，一路经由南诏、骠国（今缅甸国）而至天竺；一路由交州南行，经文单国（今老挝万象），再经真腊（今柬埔寨），然后取海道西行。其实由安南亦可直接浮海，而廉州的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和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县）亦可作为海港①。
　　扬州的繁荣和海舶的往来贾耽所记似遗漏了扬州。扬州不仅为国内最为有名的经济都会，而且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肃宗上元元年（760）田神功入扬州，大掠百姓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②。这些商胡波斯可能是由广州越南岭而至于扬州的，也可能是由西域经长安而来的。然由扬州直接乘海舶前往域外的，或由域外直达扬州都大有人在。玄宗天宝十二载（753）鉴真东渡就是由扬州起碇的③。文宗开成三年（838），日僧圆仁莅中国求法，也是首先到达扬州的①。玄宗天宝十载（751），广陵郡大风，架海潮，沦江口大小船数千艘②。广陵郡就是扬州，乃天宝时所更的新名，扬州城下能有数千艘船只停泊，可知港口的宏大。这些船只中是否杂有海舶不可具知。扬州为邗沟（即唐时的漕渠）的起点，由邗沟北上，经过通济渠（即唐时的汴水）达到长安。如由广州登陆，前往长安，还须越过南岭，先至扬州，才能去到长安。所以同为贸易港口，扬州终要稍胜一筹。
　　扬州能够成为当时的和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是和它的位置距海不远分不开的。当时不仅扬州距海不远，长江口南北各地的海岸，也较今天为近。前面曾经提到唐代宗大历（766—779）年间，李承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新唐书·地理志》以常丰堰系于楚州山阳县下，山阳县今为淮安县，其地距海已远，无置堰必要。此堰至宋时经范仲淹修理过，改称范公堤。当时筑堤以捍海，可知这几县之东就是海岸，而海安县就在扬州之东。
　　日僧圆仁于唐文宗时莅临中土。据其所记，开成三年七月二日，午时到江口，未时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再由江口北行十五里到淮南镇。后来由掘港庭登岸。淮南镇故地今已无闻。今如皋县东南有白蒲镇③，未知是否即白潮镇的讹文。掘港庭当即今之掘港镇。在如皋县东，今已设为如东县。圆仁既由掘港庭登陆，则其地应为当时的海岸。当时江口有胡逗洲，在海陵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④。海陵县今为泰州市。胡逗洲今为南通市和南通县地，当时应为近海的岛屿。成书于北宋神宗时的《元丰九域志》，于两浙①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著目有贾耽《皇华四达记》十卷。入四夷的道路当出于是书的记载。又《旧唐书》一三八《贾耽传》，耽于德宗贞元九年（793）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相位者前后十三年，是书之作当在贞元九年之后。《皇华四达记》久已佚失，这里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的征引。
　　②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六章。
　　③ 《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
　　①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②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③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④ 《元丰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泰州如皋县已有白蒲镇。
　　路苏州下记载这一州的地理，指出州治东至海二百二十里，北至海一百八十里，东北至海一百八十里。其时通州已经置州，州治所在的静海县犹有江口一镇，故苏州之北为海，也在情理之中。
　　扬州距海口既近，海舶可以直达城下，故能成为对外贸易口岸。扬州又有运河可北通长安，南通杭州，更促进这一贸易口岸的发展。今天上海为全国最为繁荣的对外贸易口岸，可是隋唐时期却难以语此。上海成陆较晚，八世纪初的海岸，虽已退至黄浦江东①，当地仍为一片草莱，宋时以海舶辐辏，始有镇的设置，设县在元时，故在隋唐时期，长江入海口附近，尚未能有其他港口可以代替扬州。
　　可是到了唐代后期，扬州城下的海舶却逐渐在减少，这不是长江口外海岸有了新的变化，而是扬州和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之间长江水道有了变化。这两个州城的距离约为七十里，江水北抵扬州城下，南至北固山麓。而北固山就在润州城北。江面是相当宽阔的，江中有沙洲，其大者就是所谓瓜洲。瓜州横峙江中，南北往来船只要绕行一段江路。可是瓜洲北侧那条江汊后来淤塞成陆，运输相当困难，开元时润州刺史在瓜洲上开凿一条伊娄河，南北交通才显得便利。瓜洲北侧那条江汊淤塞成陆，显示扬州城外的长江向南摆动。原来海潮可以直通扬州郭内，可是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潮汛就已不通。海潮既已不再通到扬州郭内，海舶也就不易再到扬州城下。唐文宗太和三年（829）颁布的《疾愈德音》，要岭南、福建、扬州等地的节度使存问蕃客，不过这时扬州的蕃客并不一定是由海道直接达到的了。②全国的自然环境是包括许多方面的，这里仅论述一些河道、湖泊、草原、海岸的变化及其所发生的影响。一些都会的繁荣和萧条，一些地区的富庶和贫困都和自然环境变化的迟速有关，隋唐都城在长安，漕粮能否正常供给，关系一时的国本，而自然条件的限制，不能不仰赖于黄河下游和太湖区域。这些地区和长安的距离相当的遥远，维护运道的安全，在当时竟成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尤其是和相邻诸国的疆界，也不能不争取适应自然的条件。自然环境虽是习见的现象，却也不宜忽视。
　　① 《太平寰宇记》一三○《泰州》。
　　② 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发展过程》，《考古》1973 年第1 期。第三章疆域和行政区划及其变迁第一节疆域的轮廓隋唐两代的版图都相当广大。隋代盛时，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①。隋且末郡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南。也就是说，其西超玉门、阳关之外，而北达阴山之上。唐初平高昌、灭突厥后，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①。焉耆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林州南境当在今越南高尚之南。自颉利可汗被擒后，薛延陀固曾南下牧马，实仅限于碛北②。这是说唐初疆域已经超过隋代。唐代以开元天宝之际最为盛世，其时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③。安东、安西为东西两都护府，其治所皆数经移徙。开元时安东都护府治平州，在今河北卢龙县，天宝时又移置辽西郡故城，在今辽宁义县东南④。安西都护府于开元天宝之际，治所在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⑤。唐时日南为县，属爱州①，其地在今越南清化县北。唐爱州之南，尚有欢、林诸州，则其南界当不止于日南县。汉时日南郡的辖地，兼有唐欢、林诸州，是所说的日南当指汉郡而言。单于府就是单于都护府，开元天宝之际，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②。三都护府皆统有羁縻州。安西都护府所统的羁縻州，最远者属波斯都督府，于今为伊朗国地④。与安东都护府同置的有营州都督。营州都督所统的羁縻州，最远者为黑水都督府，已在乌苏里江之东，黑龙江的下游。单于都护府与安北都护府屡有分合。天宝以后单于都护府就再和安北都护府相合，即以安北为号③。安北都护所统的羁縻州，最远者为坚昆和幽陵二都督府，前者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者则在今石勒喀河的上游鄂嫩河等处⑤。这样广大的疆土实远迈秦汉诸代⑥。① 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扬州师院学报》1982 年第2 期。①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②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③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④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⑤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① ④《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
　　② 《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
　　③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⑤ 《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
　　⑥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第二节疆域的盈缩变迁西陲疆域的盈缩变迁隋祚短促，其疆域大体是因周、齐及陈的规模。炀帝嗣位，南征林邑，分其地置荡、农、冲三州，寻改为比景、海阴、林邑三郡⑦。林邑故地就是现在越南的南部，更在两汉日南郡之南。炀帝后来更远征吐谷浑，取得西海（今青海省青海湖）以西地，而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吐屯设等又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①，隋的疆域不仅奄有今青海省昆仑山脉以北各地，而且远及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尔羌河之西。
　　唐代历年悠久，疆域变化也就相当频繁，和隋时颇有不同。尤其是西陲各处更为显著。唐初西陲仍如隋时之旧，仅至于伊吾和且末。太宗时平高昌，即以其地置西州，稍后，又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部落置庭州②。西州治于高昌县，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庭州治于金满县，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
　　唐代安西都护府统有龟兹、毗沙、疏勒、焉耆四镇。这四镇本为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国。四国先后内附，各自的王位皆未断绝，和内地的州县完全不同。唐代于四国分设都督府，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羁縻州府。不过这四镇乃是边防的军事重镇，和一般羁縻州府又复不同。这四镇中还曾一度以碎叶代焉耆③，碎叶在当时为役属于突厥的商胡杂居地④，并非如龟兹等国尚各有其王。唐人对于一般羁縻州并不过问其内部的庶政，可是于四镇周围附近却分置了若干军镇和守捉城⑤。碎叶本自有城，城周六七里①，可是唐代却在这个故城的基础上，另建新城，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②。这四镇于高宗咸亨元年（670）为吐蕃所陷③。武后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才又收复了故土④。武则天对此事特别重视，她曾说过：“贞观中，西境在四镇，其后不善守，弃之吐蕃，今故土尽复，孝杰功也。”⑤可见当时唐的西境，不以西州、庭州为限，也不限于葱岭，而是远在今伊塞克湖以西。伊塞克湖唐时名热海，于碎叶筑城的安西都护王方翼就曾与西突厥十姓阿史那车簿战于⑦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序》论开元天宝之际唐的疆域，谓“南北如汉之盛， 东不及而西过之”。按：其时安东都护府先后徙治平州和辽西郡故城，辽水以东殆非唐朝势力所及，故《新唐书·地理志序》所言如此。然高宗时灭高丽，曾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并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其后平百济，又以其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及带方州，其规模当不在汉世之下。
　　①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②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③ 《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⑤ 《大唐西域记》卷一。
　　①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 《大唐西域记》卷一。
　　③ ⑦《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
　　④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
　　⑤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热海之上，并擒其首领突骑施等数百人，遂定西域⑦。如果加上安西都护府所统的各羁縻州，则其西陲还应远达于今伊朗国东部的托博勒。因为当时所置的波斯都督府所治的疾陵城故地，就在今的托博勒。高宗龙朔元年（661），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所置的十六都督府，波斯都督府就是最远的一所⑥，也是唐代声威在西陲达到最远的地方。
　　唐代虽在西陲臣服了许多小国，但还有些劲敌，吐蕃和大食就是其中最为雄傲的，而吐蕃对于唐的压力却更甚于大食。吐蕃与唐的战争，时有起伏，疆场之间一此一彼，也是时有所闻的。四镇的争夺就是其中的一点。天宝末年，安禄山乱事猝起，河西、陇右两节度使麾下的兵力皆东归勤王，边圉不固，疆土陆续丧失，甚至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还攻入都城长安。直至德宗建中四年（783），清水（今甘肃清水）会盟，划定两国新的疆界。盟约中具体指出：“今国家所守：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⑧盟约中所说的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弹筝峡在六盘山东麓，也就是泾河上源流经的地方。陇州治所在今陕西陇县，清水县当时隶于陇州，稍在陇坻之西。凤州治所在今陕西凤县，其所属同谷县，则在今甘肃成县。大渡水今仍为大渡河，磨些蛮即磨些诏，亦即越析诏，为六诏之一。越析诏以居于越析州得名。越析州在今云南省宾川县。磨些蛮的居地当分布到其北的金沙江上下，故唐时金沙江亦称磨些江①。盟约中提到磨些蛮，盖因其在大渡水之西的缘故。新泉军在会州②，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新泉军当在今靖远县以北黄河北岸。骆驼岭虽未能确指其地，自当是贺兰山上较为显著的山岭。这样说来，清水会盟所划定的唐与吐蕃的新界，当是由贺兰山直北达到大碛，由贺兰山南向，经过位于今甘肃靖远县北的新泉军，再折向东南，经六盘山的弹筝峡，又经今甘肃清水、成县两县，而西南抵于大渡河畔和磨些蛮居地之东。不仅陇右道的东部尽为吐蕃所据有，就是关内道的西北隅亦皆沦陷。然吐蕃并未因此而稍戢其气焰，又复夺取盐（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夏（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二州，而泾、邠（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诸州的西门甚至都不敢轻易开启。这样边陲多难的局面，直延续到宣宗时。宣宗大中三年（849），由于吐蕃内乱，唐才乘机收复陇右道东部诸州③，五年，沙州人张义潮又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①，懿宗咸通二年（861），张义潮又取得凉州③，于是除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外，陇右道就完全归于唐的版图。张义潮死后，甘州为回鹘所攻取，沙州附近各城也相继沦没④，唐的西疆仅及于凉州，其西已难于过问了。
　　东陲疆域的盈缩变迁⑥ 《新唐书》卷一一一《王孝杰传》。
　　⑧ 《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
　　①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② 樊绰：《蛮书》卷三《六诏》及向达《校注》。
　　③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① ③④《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唐代的东陲和西陲略有不同。不过高丽也曾经相当强盛过。隋炀帝倾全国之力，东向侵伐，不仅无功，反引起国内的乱离，隋社稷竟因之崩毁。唐太宗继之，虽亦战胜克取，终未能竟全功。下至高宗时，才灭了高丽，并于其都城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高丽的国土是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而北接于靺鞨②。唐代不仅灭了高丽，而且还曾灭了百济，于其地设立熊津都督府。
　　《新唐书·地理志·序》论开元天宝之际唐的疆域说：“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如上所说，唐既灭高丽，克百济，于高丽都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而平壤就是汉乐浪郡的治所，这应该是超过了汉代，为什么还说东不及呢？这不是错简而是另有原因。安东都护府始置于高宗总章元年（668），至上元三年（676）移于辽东故城（今辽宁辽阳市），次年又移于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北），武后圣历元年（698）改为安东都督府，中宗神龙元年（705）复故名。玄宗开元二年（714）移于平州（今河北卢龙），天室二年（743）又移于辽西郡故城（今辽宁义县东南），肃宗至德（756—758）复废⑤。这样一些置废移徙的年代正可说明唐代东陲疆土伸缩的变化。总章二年设置安东都护府之后，当地并未完全厎定，仍继续有军事行动，致使平壤城都为之痍残，安东都护府的徙置辽东故城，显然是受到平壤痍残的影响①。辽东故城在今太子河之北，新城在今浑河之南，相距临迩，安东都护府虽有一度迁移，于东陲全局似无若何影响。不过有一事殊值得注意：当安东都护府始置之时，曾以高丽降户分为十四州和九府，作为其属下的羁縻州②。其中辽城都督府就设在辽东故城，新城州都督府就设在新城。后来仅存十州和四府。其余各州府皆不易知其所在，可能都是在鸭绿水以南。就是所存这十四州府，其中绝大部分就在辽河以东。这十四州府并无城池，乃是高丽降户散居之地④。在高丽被灭之后，东陲暂无强敌，散居各地的降户为数又不甚多，可知安东都护府的再经移徙，所起的作用并非很大。所以在证圣元年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之后，狄仁杰就坚请废去这个重镇。狄仁杰指出：“辽东所守，已是石田；遐方，更为鸡肋，弱枝强干，有国通规。”③根据狄仁杰的说法，安东镇的设置实际成了累赘。安东镇虽并未因狄仁杰的建议而废掉，而且还在经过七年之后，又恢复了安东都护府的旧名，实际上却由幽州都督兼领都护。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距离辽河以东就更为悬远。开元天宝之际，安东都护府一移于平州，再移于辽西郡故城，都还是在辽河以西，辽河以东大概是不闻不问了。《新唐书·地理志·序》所说的唐的疆域东不及汉时之盛，也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北陲疆域的稳定唐代北陲超逾阴山，这是上承隋代的旧规。隋时疆域北至五原，五原郡就设在阴山南麓，其北界自在阴山以北。这样的疆域不仅隋唐两代，就是秦② 《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
　　⑤ 《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① ④《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② 《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③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汉也是如此。这是自然形势所决定的。这些皇朝不过争取以人为的疆界符合自然形势而已。如果隋唐诸朝不能守住阴山，则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论其为突厥，或者就是回纥，都会长驱南下，牧马于关中都城的附近。突厥或回纥其强盛时也和吐蕃相仿佛，隋唐两代都未曾为其所屈，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条险要的自然疆界的缘故。阴山只不过是隋唐北陲的一个主要段落，其西的贺兰山和其东的燕山都起到相同的作用。贺兰山西还有一段较为悠长的疆界，由于沙漠的弥漫，隔断了突厥或回纥南下的道路。不过发源于祁连山上的张掖河（今弱水）和马城河（今石河）的河谷却无异辟成两条南下的通道。隋唐两代对于这两条河谷的防守，不异于防守阴山和贺兰山。这两条通道偶尔也有被冲破时，好在防守得力，还无妨于大局。燕山东北的白狼水（今大凌河）为通向辽河流域的要道，当时对于这条通道的防守也不遗余力。正是有这样的凭借，隋唐两代的北陲都没有显著的变化。
　　西南边陲的曲折隋时于西南边陲承梁及北周之旧，置有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和嶲州（北周为严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隋亦置有嶲州（治所在今贵州瓮安北）①。三州之南，又有南宁州（治所在今云南曲靖）①和昆州（治所在今云南昆明）②。这两州皆以当地土民为刺史，这应是唐代羁縻州的先河。唐时于戎、嶲两州之南，更置姚州（治所在今云南姚安）。三州各领有若干羁縻州，戎州所领最多，竟有九十二州③。当时西南边圉远至今云南保山、双柏、蒙自诸县之南。
　　唐代中叶，南诏崛起，西南疆域遂发生较为显著的蹙缩。南诏为乌蛮别种，蛮部以王为诏，唐初有蒙嶲、越析、浪穹、邆睒、施浪、蒙舍等六诏，环洱海聚居。姚州都督府所属的野共州，就是邆睒诏境内的野共川④。邆睒诏就在洱海的西北。邆睒诏的哗罗波曾自为邆睒州刺史，浪穹诏的铎逻登亦为浪穹州刺史，而越析诏就在越析州⑤。这三州皆未见于姚州都督府所属诸羁縻州中，既皆以州为名，而又有刺史之官，当为唐人的旧规。更何况越析诏所在的越析州，复以旧州相称。开元末年，蒙舍诏兼并其他五诏，以大和城为都。由于难以忍受唐边地官吏的欺凌，遂间附吐蕃，频繁内犯。文宗太和三年（829）的一次，就曾攻陷戎、嶲、邛（治所在今四川邛徕），并侵入成都。当他们退归时，南过大渡河，谓所俘唐人说：“从此以南，是南诏的国境。”①实际上，从那时以后，唐代的版图就再未伸到大渡河以南。
　　① 《唐会要》卷七三《安东都护府》。
　　①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② 《隋书》卷三七《梁睿传》。
　　③ 《隋书》卷五三《史万岁传》。
　　④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⑤ 樊绰：《蛮书》卷三《六诏》。
　　① 邆睒州，《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作《邆川州》。
　　第三节行政区划及其有关制度隋时对于前代旧规的改革和实施我国的地方区划制度是不断有所变化和演进的。其中郡县制度历时相当悠久。郡县制度起始于春秋战国之时。秦始皇统一六国，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由于郡的设置逐渐增多，朝廷感到不易具体管理，汉武帝时就在郡上更设立州一级，这样就成为以州察郡，以郡辖县的三级制度。自此以后，州的长吏称号及其职权大小有时亦曾有所变化，三级的名称却长期未闻改易。
　　不过这期间却有一种并非偶然的趋势。就是州郡的设置不断在增多，尤其是南北朝时期更为显著，职方记载亦往往难于备述。沈约撰《宋书·地理志》，就曾经感慨道：“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西汉中叶初立州制时，全国仅有十三个州和一个司隶校尉部，还有一百零二个郡国②。后来到梁武帝天监十年（511），仅南朝境内就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梁武帝大同年中（535—545），也已有州一百零七。陈国的疆土于南朝中最为狭小，实际上不出原来荆、扬两州的范围，却有州四十二，郡一百零九。北朝齐周两代都经过一番并省，可是到北齐亡时，竟有州九十七，郡一百六十。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北齐已经灭亡，南方仅有陈和后梁，疆土都已相当狭小，可是这时的北周境内，通计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①。当时后梁只有荆州和基平、鄀三州⑤，再加上陈国的九十七州，三国共有三百一十二州。后梁的每州所辖的郡数不可知。周齐二国每州平均所辖皆两郡稍多一点，这也就是说，每一位刺史仅能领导两位太守，最多亦不能超过三位，真可以说是十羊九牧了。这就导致了隋统一后的改革。文帝开皇三年（583），遂废诸郡，直接以州统县。炀帝时再经省并，又改州为郡。迄于末年，共有一百九十郡④。
　　为了统辖这一百九十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⑤。炀帝时定制，以谒者、司隶、御史为三台。三台与五省、五监并为朝廷要职。司隶台置大夫一人，掌诸巡察。别驾二人，分察畿内，一人案东都，一人案京师。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从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轺车巡郡县，十月入奏③。当时如此规定，别驾二人的职掌是分察京师和东都，这是十分明确的。至于十四位刺史和四十位从事如何巡察这除京师所在的京兆郡和东都所在的河南郡以外的一百八十八郡，却没有见到具体的规定。《隋书》中三卷《地理志》的叙述，是按照《禹贡》所说的九州排列的，是不是炀帝改州为郡后，又恢复了《禹贡》九州的州制？如果恢复了《禹贡》九州的州制，为什么却要派遣十四位刺史和四十位从事去巡察？这些人员又如何分别去巡察这九个州？这就是相应而引起的问题。固然《隋书·百官志》还曾经说过：炀帝后来又罢去司隶台，而留司隶从事。从事之名，不为常员，临时② 《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
　　① 西汉一代共有百三郡国。其中金城郡为昭帝时所置，故武帝时实有一百零二个郡国。⑤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③ 《周书》卷四八《萧詧传》。
　　选京官清明者，权摄以行。这是说临时选派清明的京官，以司隶从事的名义巡察各郡。既然是临时派遣的，就未必每次都是九人。实际上，《禹贡》九州和隋时的地方区划制度并没有关系。这不过是唐初的史臣为了便于叙述，只是以《禹贡》九州为线索来贯穿隋时的一百九十个郡而已。
　　唐代州郡名称互相改易及府的制度隋灭唐兴，地方区划和有关的制度也相应地有些改动。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戎马倥偬，为了羁縻一些地方势力，酬庸若干有功的将士，因而就权置了许多州郡。后来虽稍作调整，然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定簿，犹有州府三百五十八①。就是到了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帐，也还有州府三百二十有八②，较之隋代犹超过了一半。这是隋唐两代疆域区划制度差异的一点。隋初调整南北朝时的旧制，曾省去郡的一级，仅存州制，炀帝大业时改州为郡。唐初高祖武德元年（618）又改郡为州，天宝元年（742）复改州为郡①，肃宗乾元元年（758），再改郡为州②。到了这一时期，为州为郡其实都是一样的，州郡名称互相改易，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是第二点。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府的制度的建立。这是唐代异于前代的制度。本来府的名称在周隋间已经有了。那时曾经设置过一些总管府或都督府。不过这些都是有关军事的设置。唐代也还有都督府和都护府的设置，仍是周隋以来的旧规。这里所说的府乃是设立于都城的府，属于地方行政的范围，和纯军事性质的府不同。唐代建都较多，故设府亦不少。唐初循隋之旧，以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都。其后陆续建置，也时有废省。自初年以长安为京都③、洛阳为东都④后，又以太原为北都⑤，河中为中都⑥，凤翔为西京⑦，江陵为南都⑧，成都为南京⑨。其中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建都年代均较为长久。肃宗宝应元年（762）曾颁布五都之号，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⑩。然亦为时非久，即复罢去。此五都与河中、成都先后共为七都，先后分别设为京兆、河南、凤翔、江陵、太原、河中、成都七府。这七府以京兆府设置最早，是开元元年（713）设置的，应该说，开元元年是唐代府制最初形成的一年。唐代后期，国内多事，就是皇帝也往往不遑宁处，而行在之地就和都城一样，得到府的建制。其间以梁州改建为兴元府①，以陕①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②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按：贞观时尚未设府，此以州府连称，当系误文。①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② 《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
　　③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
　　④ 长安自唐初即为京都，其后又曾有西京、中京、上京等称号，见《新唐书·地理志》。以下各都同此。⑤ 洛阳自唐初即为东都，其后又曾有神都、东京等称号。
　　⑥ 太原于武后天授元年（690）为北都，其后又曾称为北京。
　　⑦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开元八年置中都，是年罢都”。
　　⑧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凤翔府，至德二年号西京，上元二年罢去；元年曰西都，未几罢去”。⑨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江陵府，肃宗上元元年号南都，二年罢都，是年又号南都，寻罢”。⑩ 《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成都府，至德二载曰南京，上元元年罢”。① 《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唐都》。
　　州改建为兴唐府②，有唐一代先后共设置了这九府。
　　道的制度的创建及其区划唐代最重要的设置却是道的制度的创建和区划的划分。道的名称隋时已经有了。隋文帝时就曾置过河北道行台和河南道行台③，隋炀帝为晋王时，就曾做过河北道行台和淮南道行台的尚书令④。炀帝伐高丽曾经分兵二十四道出师⑤，而炀帝亲祠恒岳时，河北道郡守毕集⑥。尚书令为中枢重要官职，而当时中枢重要衙署则以台相称，文帝时有御史台和都水台。炀帝时以谒者、司隶、御史合称三台，殿内、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合称五省，其重要性可见一斑⑦。地方置行台，而行台由尚书令领导，可见这是中枢的驻外部分，与地方区划无关。炀帝伐高丽的二十四道，自是军事组织。其时鱼俱罗为碣石道军将①，而薛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镇怀远②，是亦有一定的驻地。至于炀帝的亲祠北岳，遂招致河北道的郡守，毕集于岳下，则所谓的河北道就应有具体的地区。只是这样的具体地区已经难知其究竟。就是其他各处是否也有和河北道相同的区划，也不易清楚了解。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始因山河形便，分全国为十道③。这十道的道名和今地如下：1.关内道。辖境东距河，西抵陇板，南据终南之山，北边沙漠④，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北，甘肃祖厉河流域以东，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西，阴山狼山以南各地。
　　2.河南道。辖境东尽于海，西距函谷，南濒于淮，北薄于河，相当于今河南、山东两省的隋唐时黄河故道以南，安徽、江苏两省淮河以北，西至汝河流域以西，东渐于海。
　　3.河东道。辖境东距恒山，西据河，南抵首阳、大行，北边匈奴，相当于今山西全省和河北省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各地。
　　4.河北道。辖境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关、蓟门，相当于今北京、天津两市全部，河北和辽宁两省的大部，南至河南、山东两省的隋唐时黄河故道以北各地。
　　5.山南道。辖境东接荆楚，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据商华之山，相当于今陕西秦岭、甘肃西秦岭、河南伏牛山以南，四川重庆市和湖北嘉鱼县之间长江以北，四川嘉陵江流域以东，河南白河流域及湖北涢水以西各地。6.陇右道。辖境东接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西逾流沙，南连蜀及②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
　　③ 《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
　　④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⑤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⑥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⑦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①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② 《隋书》卷六四《鱼俱罗传》。
　　③ 《隋书》卷六五《薛世雄传》。
　　④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吐蕃，北界朔漠，有关内道和山南道以西的今甘肃省全部，兼有今青海湖以东的青海省一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部各地。
　　7.淮南道。辖境东临海，西抵汉，南距江，北据淮，相当于今湖北省涢水以东至于东海的江淮之间各地。
　　8.江南道。辖境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相当于今浙江、江西、湖南三省全部及江苏、安徽、湖北、四川四省长江以南，兼有贵州省东部和广西省西北部各地。
　　9.剑南道。辖境东连牂柯，西界吐蕃，南接群蛮，北通剑阁，北起今甘肃南部自水江流域，南至今云南沅江流域，西起今四川大渡河和雅砻江下游以东和云南澜沧江、哀牢山以东，东至今四川涪江流域和贵州省仁怀、六盘水、兴义等地。
　　10.岭南道。辖境东南际海，西极群蛮，北抵五岭，相当于今广东省全部、广西省大部、云南省东南部和越南北部地区。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重新作了调整，在原来十道的基础上，另行划分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这十五道的治所和区划如下：1.京畿道，治京师城内，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关中平原。
　　2.都畿道，治东都城内，辖洛阳附近各地。
　　3.关内道，以京官遥领，辖境除划归京畿道以外的原关内道各地。
　　4.河南道，治汴州，今河南开封，辖境除划归都畿道以外的原河南道各地。
　　5. 河东道，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蒲州城，辖境依旧。
　　6.河北道，治魏州，今河北大名。辖境依旧。
　　7.陇右道，治鄯州，今青海乐都，辖境依旧。
　　8.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樊。
　　9.山南西道，治梁州，今陕西汉中府。山南东西道是就原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部分。其分界线当在今陕西石泉和洋县之间，四川云阳和开县之间，丰都和涪陵之间。
　　10.剑南道，治益州，今四川成都，辖境依旧。
　　11.淮南道，治扬州，今江苏扬州，辖境依旧。
　　12.江南东道，治苏州，今江苏苏州，辖境相当于今浙江、福建两省，江苏长江以南和安徽歙县、祁门，江西婺源等县。
　　13.江南西道，治洪州，今江西南昌。辖境有今江西、湖南两省大部分，安徽、湖北两省长江以南一部分。
　　14.黔中道，治黔州，今四川彭水县，辖境有今湖南省西部、贵州省东部、广西省西北部和湖北、四川两省长江以南一部分。
　　15.岭南道，治广州，今广东广州，辖境依旧。
　　开元时于十五道设采访使，是为了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⑤，如果这是新设，那么，开元以前的十道又将设置些什么官吏？那时为十道置使的有武后天授二年（691）的存抚使，中宗神龙二年（706）的巡察使，景龙三年（709）的按察使②。天授时的存抚使未知其职能如何。神龙时的巡察使则是二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①。按察使则置废频繁，自景龙三年置后，玄宗开元元年⑤ 《唐六典》卷三《户部》，此下九道同此。
　　① ②《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713）废去，二年复置，四年又罢，八年再置①。其外则有贞观八年（634）的十六道黜陟大使，贞观十八年（644）的十七道巡察使，武后垂拱元年（685）的九道大使②。贞观八年的十六道黜陟大使实际上只派出了十三人③。这样看来，道制创建之初，规模还未曾齐备，至少由太宗至武后时是如此，当时虽根据山河形势的便利，分全国为十道，并不是每道都有固定的人选，分别检察。
　　后来设置了按察使，并不久居其地，故也无一定的治所。
　　开元二十一年重新划分十五道时，明确规定治所，视之为永式。其实也并非尽然。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就曾经指出：“其后有以边镇节度领采访使者，则关中道固不拘京官，诸道采访使治所亦难概拘以定所。”④如果只是采访使的治所倒还不至于若何关系，问题乃是所置采访使的多寡和当时的道数能否完全符合。《唐大诏令集》保存有开元二十一年的《处分朝集使敕》和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的《置十道采访使敕》。两敕都出自张九龄之手。《处分朝集使敕》开篇曾说：“敕十道及朝集使”。而开元二十二年的敕书更明白指出是为了置十道采访使而颁布的敕书。张九龄任职中书侍郎时，以丁母丧归乡里，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其在相位时，曾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⑤。这两道敕书当是九龄在相位时的手笔。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旧史未能记载是在哪一月规定的。《资治通鉴》列于这一年张九龄为相之后，而特别著明“是岁”，这是说并非就在十二月。既然张九龄为相时已经划分成十五道，为什么张九龄还是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这两道敕书已经颁布，就是说已经得到玄宗的批准。全国已划分成十五道，十五道中都设有采访使的治所，这十道采访使到地方之后如何适从？这都成了问题。天宝五载（746）正月还颁布了《席建侯等巡行诸道敕》，敕中说：“建侯巡河北道，鉷巡京畿关内及河东道，隐之巡东畿及河南道，见素巡山南东、江南、黔中、岭南等道，鳞巡河西、陇西、碛西等道，翘巡剑南及山南西道，光誊巡淮南及山南东道。”①这些道名中河西、碛西两道不在十五道数内。河西道是睿宗景云二年（711）分陇右道黄河以西建置的②。虽不在十五道中，却还时相沿用，《旧唐书·地理志》就曾为这个道作专题叙述。碛西道却不为一般人所习用。这些情形都可以说明当时中枢派遣官吏到地方巡察采访，并不都以十五道为准，而是因时制置，不尽相同。
　　其实，就是采访使的制度也未能沿用许久。肃宗乾元元年（758）便改成观察处置使，实际上逐渐成了节度使的兼衔。
　　节度使的设置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遣十使巡察风俗制》。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一一、二一二，玄宗开元元年、开元二年、开元四年、开元八年。③ 《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八年。
　　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① 《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
　　② 《唐大诏令集》卷一○四《按察》下。
　　节度使的设置是唐代重要制度之一。始设于睿宗景云二年（711）。本来是设置于沿边各地，有利于捍御外来的强敌，保障边陲的安全。迄于玄宗开元年间，全国亦只有安西（驻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北庭（驻地在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河西（驻地在今甘肃武威）、朔方（驻地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河东（驻地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驻地在今北京）、平卢（驻地在今辽宁朝阳）、陇右（驻地在今青海乐都）、剑南（驻地在今四川成都）等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驻地在今广东广州）。这显然和当时的行政区划没有什么关系。
　　安史之乱爆发，西北防边的军力皆相继内撤，参预平定乱事。因为勘乱的需要，立有军功的将帅，也都授与节度使的称号。争战既在内地进行，征发调用也就和有关的地区多所牵连，涉及行政事务。肃宗乾元元年（756）颁布的诏书说：“近缘狂寇乱常，每道分置节度，其管内缘征发及文牒兼使命往来，州县非不艰辛，仍加采访，转益烦扰，其采访置来日久，并诸道黜陟使便宜且停，待后当有处分。”也就是在这一年改成观察处置使③。实际上这样的使号已逐渐成了节度使的兼衔。《旧唐书·地理志·序》更说得具体：“至德以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类，寇盗稍息，则易观察之号。”这样说来，节度使所辖的地区竟可与道相混淆了。就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道的制度并未明令废除。由于节度使的辖地大小不一，因而各道之中，节度使的数目也多少不等。也有一些节度使的辖地伸入邻近的另一道之中，参差不一是可以想见的。节度使的置废分合也多所变更，难得一致，兹参照有关的记载，以宪宗元和八年（813）为准，列举如下：关内道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凤翔；泾原节度使，治所在今甘肃泾川；邠宁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彬县；鄜坊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富县；灵武节度使，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夏绥银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振武节度使，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北；丰州都防御使，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东北；陇右经略使，治所在今陕西陇县；丹州防御使，治所在今陕西宜川。
　　河南道陕虢观察使，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汴宋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郑滑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陈许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徐泗节度使，治所在今江苏徐州；蔡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兼有淮南道的申、光两州地；淄青节度使，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北。
　　河东道③ 《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
　　河中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城；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泽潞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兼有河北道邢、洺、磁三州地。
　　河北道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孟县西北；魏博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恒冀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正定；易定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定州；沧景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沧州东南；卢龙节度使，治所在今北京。
　　山南道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汉中；荆南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沙市北；金商都防御使，治所在今陕西安康。
　　淮南道淮南节度使，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寿州团练使，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江南道浙西观察使，治所在今江苏镇江；浙东观察使，治所在今浙江绍兴；鄂岳观察使，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兼有淮南道的安、黄、蕲三州；江西观察使，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宣歙观察使，治所在今安徽宣城；湖南观察使，治所在今湖南长沙；福建观察使，治所在今福建福州；黔州观察使，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兼有山南西道涪州地。
　　剑南道西川节度使，治所在今四川成都；东川节度使，治所在今四川三台。
　　岭南道岭南节度使，治所在今广东广州；桂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邕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容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容县；安南都护节度使，治所在今越南河内。①唐代节度使的辖区因其力量的强弱和作用的大小，经常发生变化。元和以后，变化益加频繁，史家早已有“禹迹九州，瓜分脔剖，或并或析，不可备书”的叹息。不过陇右道还应再加论述。陇右道于安史乱后，即为吐蕃所据有。吐蕃虽未尝效法唐朝，在其国内划州设县，但在据有唐的疆土后，却仍遵循唐朝旧贯，并未稍有改置，唐朝恢复版图，仍是原来的州县设置。宣宗大中三年（849），唐始得秦（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原、安乐（治所分别① 《唐会要》卷七八《采访处置使》。
　　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和同心东北）三州，其后张议潮又以瓜、沙、伊、肃、甘（治所依次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敦煌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甘肃酒泉、张掖）等十一州归国，寻又取得淳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陇右道大部皆已恢复，因在其地设置秦州节度使（治秦州）、凉州节度使（治凉州）和瓜沙节度使（治瓜州），与其东各道相仿佛。
　　节度使辖区虽是军事设置，节度使兼领采访、观察等官衔，其所辖的区域也就和道相仿佛了。而且有些节度使辖区就沿用道的名称，山南东道节度使和山南西道节度使就是具体的例证。不仅名称相同，就是节度使的驻地和道的治所，也都还是同一地方。因而两者就容易混而为一。宪宗元和三年（807），“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①。这是当时正式文书，又见于史书的记载，应该是了无讹误的。可见节度使辖区和原来的道已混为一谈，也可以说元和三年这一年，全国共有四十八道。而元和八年则为四十七道。
　　① 史仓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第五章《统一的王朝行政区域的划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四节唐代的羁縻州制度及渤海、南诏的疆域区划羁縻州制度的创立及其设置的地区隋唐两代，周边各族种类既多，分布地区亦广。各族情况不尽相同，其所设施，亦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大抵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皆随畜迁徙，居处靡常。有的虽有城郭庐舍，也往往未能经常居处①，与以农耕为生涯的民族迥异。这些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也曾分部落治理其疆土。如突厥就有别部①，契丹分其国人为八部②，靺鞨亦有数十部③。由于没有固定的住处，因而难于备悉其中的具体区分。
　　唐时，这些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在内降之后，唐朝就按照内地久已通行的制度，在它们的疆土上设置州县，并设置都督府以统辖所设的州县。当时在回（回）纥的土地上曾设置过六府七州④，在党项的土地上曾设置过四州⑤，都是具体的例证。这样设置的都督府和州县，一般都用本部落的人为都督、刺史、县令，这是和内地的州县不相同的，为了互相区别，这样的设置一般称为羁縻州。这是唐代特有的制度。
　　《新唐书·地理志》论羁縻州的设置，谓始于太宗平突厥之时。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破灭，唐因分其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⑥。可是在《地理志》中就有不同的记载。《地理志》中所载的以奚族土地所建的羁縻州中有鲜州和崇州，以契丹土地所建的羁縻州中有威州和慎州，皆谓在武德时就已经建立。并谓鲜州和崇州乃是由饶乐都督府析置的。而饶乐部督府始置于唐初，中间曾经废止过，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复置。如所言无讹，则羁縻州制度自唐初即已有之。核实而论，若追溯其渊源，还应上及隋时。唐戎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四川宜宾）所属的“诸蛮州”中，就有昆州、协州和曲州。这三州都是隋时所置，隋末乱离时废除，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开南中复置。可能当时尚无此羁縻州的名称，故不为人所重视。按照唐时的规定，羁縻州制度有都督府和州县的不同等级。都督府有领州的，也有不领州的。州也有领县和不领县的分别。这都是斟酌当地具体情形而有增损的。都督、刺史、县令不仅以其本部落人为之，而且皆可以世袭。举凡关内、河北、陇右、剑南、江南、岭南诸道皆有羁縻州。关内道的羁縻州是以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诸部设立的，分隶于单于、安北二都护府和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四都督府。河北道的羁縻州是以突厥的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诸部设立的，分隶于安东都护府和营（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幽（治所在今北京）二州都督府。陇右道的羁縻州是以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的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① 《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
　　①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②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③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
　　④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
　　⑤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⑥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吐火罗等十六国设立的，分隶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和凉（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秦（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临（治所在今甘肃临洮）、洮（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四州都督府。剑南道的羁縻州是以羌、蛮诸部设立的，分隶于松（治所在今四川松潘）、茂（治所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嶲（治所在今四川西昌）、雅（治所在今四川雅安）、黎（治所在今四川汉源）、戎（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姚（治所在今云南姚安）、泸（治所在今四川泸州）诸州都督府。江南道的羁縻州是以蛮部设立的，皆隶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都督府。岭南道的羁縻州也是以蛮部设立的，分隶于安南都护府和桂（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邕（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峰（治所在今越南越池东南红河之南）三州都督府⑦。
　　应该指出，这些羁縻州最初都是设立在周边各民族的疆土上。如为回纥所置的瀚海、燕然、金徽、幽陵、龟林、卢山六府，即分别设于回纥、多览、仆骨、拔野古、同罗、思结诸部①。可是到后来有很多的羁縻州竟然侨置在唐朝的版图中，贞观初年为突厥诸部所置的定襄和云中两都督府，后来就分别侨置于宁朔县和朔方郡②。宁朔县在今陕西靖边县东，当时属于夏州，而朔方郡就是夏州。这仅是当时侨置羁縻州的一例，当时像这样的侨置实甚繁多，殆不胜枚举。这显示着唐代的力量己难以控制有关民族的疆土。至于西域吐火罗等十六国所置的羁縻州，则已随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的失陷和陇右交通的阻塞，而无由闻问。当时未在吐蕃境内设置羁縻州。对于吐蕃的疆域及其间的区划，唐人亦鲜有记载，详情无由知悉。
　　渤海的疆域及其行政区划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人习定居，有城郭邑聚，故能仿照隋唐皇朝的典章，划土分州，以相治理。高昌远在西域，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东南，犹有其故城遗址。迄高昌亡时，其地共有三郡五县二十二城③。高昌亡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9）。其时唐已恢复州制。高昌犹沿袭隋时旧规，故仍以郡相称。高昌曲氏传国九世，历时一百三十四年②。大体皆在隋唐以前，入唐后仅有二十余年，即告灭亡，未能据以觇唐代的影响。其时在疆域制度方面最受唐代的影响的，当推渤海和南诏。渤海在唐的东北，南诏在唐的西南。南北虽各不同，所受的影响都相当巨大。
　　渤海盛时，其国土有今吉林、辽宁两省的东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南有今朝鲜的北部，东有今乌苏里江以东迄于日本海。其国内共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五京各领一府，府皆领州，领州多寡，则因地而异，不尽相同。最多可以领到九州，少者亦可有二州。上京龙泉府，乃肃镇故地，府治在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上京之南为中京显德府，府治在今吉林敦化北。东京龙原府，亦曰栅城府，为■貊故地，府治在今吉林珲春。南京南海府，为沃沮故地，府治在今朝鲜咸兴。西京鸭渌府，为高丽故地，府治在今朝鲜慈城东北鸭绿江南岸。五京所领诸府之外的府为长岭府（治所在今吉林桦甸⑦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①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 《旧唐书》巷一九五《回纥传》。
　　③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南）、扶余府（治所在今吉林四平）、鄚颉府（治所在今黑龙江阿城）、定理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苏城）、安边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奥耳加）、率宾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双城子）、东平府（治所在今黑龙江密山东兴凯湖畔）、铁利府（治所在今黑龙江依兰）、怀远府（治所在今黑龙江同江）、安远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伊曼），另外还有郢、铜、涑等三个独奏州①。独奏州犹如现在的直辖州，这是隋唐两代都少见的。
　　南诏的疆域及其行政区划南诏的疆土据《新唐书·南诏传》所载，乃是居于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永昌在今云南省保山县。姚州在今云南省姚安县。铁桥城据说在剑川北三日程③。剑川今为云南剑川县。依此推求，铁桥城当在今云南维西县东北金沙江畔。唐时，爨有西爨和东爨，亦即白蛮和乌蛮。两爨虽各有居地，大要在曲靖和宣城之间①。曲靖即今云南省曲靖县。宣城之地虽无考，亦当在今云南省东部。摩伽陀未知确地，据樊绰所记，南诏之西有大秦婆罗门国和小婆罗门国，未见涉及摩伽陀②。按唐时安南通往域外的道路，其中一途经过南诏的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再至于摩揭陀国③。摩揭陀即摩伽陀④。然此国在今印度境内，恒河之南，距南诏甚远，不当与南诏毗邻。大秦婆罗门国当为大婆罗门国之讹。其国在永昌北，弥诺国江西，小婆罗门国当在今印度阿萨密南部，自阿萨密北部以西至于恒河流域，应为大婆罗门国⑤。阿萨密和恒河距南诏皆仍属过远，亦难据以为言。然大婆罗门国在弥诺国江之西，弥诺国江当即弥诺江，此江为今缅甸境内的亲敦江⑥，当为南诏的西界。南诏西南的骠国，为今缅甸。南诏之南的女王国当为后来的八百媳妇⑦。而八百媳妇的故地则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又按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曾攻入成都，及其南归，至大渡河，谓此河为南诏境界①。所谓南诏疆域北抵益州，就是止于大渡河畔。综合这些地方来说，南诏盛时的疆域，北至于今云南维西县北，东北达到大渡河畔，东臻于今云南、贵州两省之间，西抵缅甸境内的亲敦江，南部当已伸入缅甸的东部以及老挝和泰国的境内。南诏以羊苴咩为都，其地在今云南大理县。其别都在善阐府，为今云南昆明市。于其境内分设节度、都督和睑。南诏盛时已在唐代后期，其时唐代各地皆设有节度使，南诏亦以节度统治各地，应在情理之中。都督也是唐代的旧称，仅睑为当地土语，实际上就是州的意思。南诏盛时，共有六节度、① ②《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③ 《新唐书》卷二一九《勃海传》。
　　① 《蛮书》卷六《云南城镇》。
　　② 《蛮书》卷四《名类》。
　　③ 《蛮书》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
　　④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⑤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
　　⑥ 向达：《蛮书校注》卷十。
　　⑦ 《蛮书》卷二《山川江源》；[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十七。① 向达：《蛮书校注》卷十。
　　二都督和十睑。六节度为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拓东、丽水。两都督为会川、通海。十睑为云南、白涯（亦称勃弄）、品澹、登川、蒙舍、大厘（亦称史睑）、苴咩（亦称阳睑）、蒙秦、矣和、赵川②。都城羊苴咩周围自成一个区域，不隶属于节度或都督。弄栋节度治所在今云南姚安县，永昌节度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银生节度治所在今云南景东县，剑川节度治所在今云南剑川县，拓东节度治所在今云南昆明市，丽水节度治所在今缅甸密支那南恩梅开江畔，会川都督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县，通海都督治所在今云南通海县。至于十睑的治所就不必在此琐陈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隋唐两代疆域的广大。隋祚短促，尚无若何变化。
　　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安禄山乱事的影响，版图颇有削减。吐蕃强大，不仅陇右一道大部沦陷，而西域道阻，安西、北庭两都护所辖土地，亦无由闻问。西南的南诏也称雄一方，大渡河南皆成化外。后来虽能乘吐蕃内部多事，相继收复陇右各处，然国力衰弱，是不可与天宝以前相比拟的。
　　隋唐两代承南北朝之后，对于疆域制度多所厘正。最为显著的是改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两级制。这是因当时州和郡几乎相差无几，不能不加以改革。隋唐两代州郡两个名称曾更迭代用，其实还是一样的。唐代更创立府制和道制，也是一时的新猷。道制到宋代改成路制，府制却递相因袭，至于清代末年。
　　隋唐两代亦如其以前各皇朝，其文化以及典章制度对于周边各族都有一定的影响。疆域区划也不例外。周边各族如突厥、回纥等习于游牧生涯，往来无恒居，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州县设施。唐代虽在各族疆土中设立羁縻州县，还难以起到和内地相同的作用。可是像渤海、南诏等从事农业生涯的民族，习于定居，有城郭邑聚，因而在其版图内设官置吏，分疆治理，俨然和中原相同，虽一些名称设施稍有违异，那是无损于整个趋势的。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一中《南诏传》下。
　　第四章隋唐各民族的分布及迁徙第一节突厥民族起源与突厥汗国建立突厥可汗自称与“九姓回纥”同族，而回纥族出铁勒。铁勒于战国、秦汉时称“丁零”，因民俗喜乘高轮车，所以北魏时亦号“高车”，“或曰敕勒，讹为铁勒”③。突厥既与回纥同源，则亦应源自铁勒。隋唐之际，突厥强悍，役使铁勒诸部为种族奴隶，遂模糊了其族出铁勒的真相。
　　突厥的最初活动地在准噶尔盆地之北，约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来迁移到高昌的山北。公元五世纪中叶，柔然攻占高昌，由是突厥沦为柔然的种族奴隶，被迁徙到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世为柔然“锻奴”（突厥人工于锻铁）。①“金山状兜鍪（即战盔），俗呼兜鍪为突厥”，因而这支定居于金山之阳的铁勒部落，遂以突厥为族号②。西魏大统十二年（545），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降铁勒五千余户，由之部落强大，为中原皇朝刮目，西魏文帝遂于大统十七年（551）以长乐公主妻之。西魏废帝元年（552），土门大败柔然，自称伊利可汗，建突厥汗国于漠北地带。土门死，子科罗（乙息记可汗）、俟斤（木杆可汗）先后继立。木杆可汗在位时（553—572），灭柔然，破■哒，走契丹，并契骨，威震塞外，“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③。
　　突厥汗国的分裂北齐后主天统三年（567），伊利可汗（即土门）弟阿史那室点密灭亡■哒（又称滑国，建都于今阿富汗之北巴里黑城），击败波斯，自立为西面可汗。室点密征西域时，其下“有十大首领”，且“有兵十万众”，及平西域诸国和自为可汗后，号其部为“十姓部落”①。达头可汗（室点密子）时，因“兵强而位下”，遂与东面沙钵罗可汗（即乙息记可汗之子阿史那摄图）争战。时隋根据长孙晟建议，对突厥东、西可汗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反间政策②，更加深了突厥内部的裂痕。于是，达头联合阿波可汗（即木杆可汗子阿史那大逻便）及贪汗可汗等离心于沙钵略的势力，于隋文帝开③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上。《蛮书》六《云南城镇》：“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将领之，亦称节度。贞元十年掠吐蕃铁桥城，今称铁桥节度。”则当时所置为八节度。《南诏野史》上，则亦谓南诏有八节度，然其名称不尽与《新唐书》和《蛮书》相同。除其中有六个节度之名同于《新唐书》外，另有东川、通海两节度。又《蛮书》五《六睑》：“太和谓之大和睑，羊苴咩谓之阳睑，大厘谓之史睑，邆川谓之睒睑，蒙舍谓之蒙舍睑，白涯谓之勃弄睑。”亦与《新唐书》不同。此处从《新唐书》之说。
　　①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突厥传》上。
　　② 林斡：《突厥史》第三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③ 《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① 《周书》卷五○《突厥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皇三年（583）正式独立。自是突厥一分为二。西突厥“居乌孙之故地，东至（东）突厥国，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③。即尽有今新疆和中亚大部地区。而东突厥于启民可汗（沙钵罗子阿史那染干）时，为西突厥达头可汗所迫而南迁臣降于隋。开皇十九年（599），文帝命长孙晟于朔州筑大利城（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以安置启民及其部众。不久，因启民部落“归者日众”，天子又采纳长孙晟意见，“于夏、胜二州之间（今陕西靖边及内蒙准噶尔旗地带），东西至河（黄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①在此前后，突厥自漠北“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在今呼和浩特西北）”，接踵降隋者数十万众。文帝仁寿三年（603），窃居漠北的达头可汗，由于铁勒诸部造反，达头遁走吐谷浑，其漠北部众复归启民可汗。炀帝大业五年（609），启民卒，其子阿史那咄吉继立，是为始毕可汗。始毕乘隋末中原大乱，不惟使其族摆脱了隋朝统治，且将东突厥推向极盛阶段：“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②西突厥处罗可汗率部内属炀帝大业初年，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即达头曾孙阿史那达漫）因“抚御无道”，致“其国多叛”，又“大为铁勒所败”。朝廷因处罗生母向氏（汉人）居留京师，遂以向氏之命招降处罗。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令处罗会于大斗拔谷（即今甘肃民乐东南甘、青二省交界扁都口隘路），处罗辞以他故不至。炀帝大怒，从裴矩之策，鼓动处罗叔父阿史那射匮攻之。处罗大败后率数千骑东走高昌，并于大业七年（611）降隋。炀帝对内徙处罗部众分三处安置：使处罗弟阙度设统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今甘肃靖远）；特勤（即王子）阿史那大奈将余众居于楼烦（今山西静乐）；命处罗将五百骑扈从天子巡幸，并赐号“曷萨那可汗”③。后来，李渊起兵太原，阿史那大奈“提其众隶麾下”①。阙度设于隋末自称吐乌过拔阙可汗，后为割据武威的李轨所灭。曷萨那可汗则于唐武德初年，被始毕可汗使者所杀。②东突厥破亡后部众的迁徙和分布武德二年（619），东突厥始毕可汗卒，其弟俟利弗设继立，是为处罗可汗。次年，处罗卒，更立其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颉利自恃强大，几乎年年南侵唐土。贞观三年（629），太宗乘其内外交困和频年灾荒，派兵一举灭亡其国，生擒颉利，俘突厥人十余万口。“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③ 《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卷八四《突厥传》。
　　① 《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突厥下》。又据《隋书·西突厥传》，其与东突厥以郁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之北山）为界。
　　② 《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九年。
　　③ 《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突厥上》。
　　① 《隋书》卷八四《西突阙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② 《新唐书》卷一一○《史大奈传》。
　　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③。此后，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破薛延陀，高宗于永徽元年（650）擒建牙帐于金山之北的东突厥别部酋长车鼻可汗。至此，东突厥“尽为封疆之臣”④。
　　朝廷对破亡后的东突厥降人颇为优待，而这种优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突厥人的地理分布。
　　其一，约半数的东突厥降人入居京师。
　　降唐的东突厥酋帅有大批人留于朝中任职，“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此，其部众“入居长安者近且万家”⑤。按，最初降唐者约十万口，以每家五口计，入居长安者约为东突厥降户的半数。这种情况给长安居民的社会生活以颇大影响，突厥习尚不仅渗透民间，连上层社会亦为所染。
　　其二，即其部落，广置突厥府州。
　　为了安置东突厥降人，太宗在东自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广大地带，主要以突利可汗（颉利侄）过去所统部落，置顺（今北京顺义）、祐（今宁夏境）、化（今陕西横山北）、长（今内蒙古红柳河上游西部地区）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过去统治的漠南地区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侨治宁朔，今陕西靖边东北），右设云中都督府（侨治朔方，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各以降酋为都督刺史，以统东突厥部众。①其三，复立突厥汗国和舍利，苏农等州的设置。
　　贞观十三年（639），发生突厥降将阿史结社率等行刺太宗的未遂事件，于是朝中哗然，多云突厥居留黄河以南不便。太宗遂册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令率突厥和胡人渡河，返归漠南故地。十五年（641），思摩于定襄故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建可汗牙帐，东突厥返还者三万户，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分布于“南至大河（黄河），北至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以北”的今内蒙河套以北、以东地区②。但这次大迁徙历时不久就因薛延陀南下侵逼和思摩不能抚御其众，突厥人“悉弃俟利苾（即思摩）南渡河，请处于胜（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夏（治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之间”①。朝廷为管理这两州的突厥民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十月，以舍利吐利等部置舍利等五州，并隶云中都督府，以苏农等部置苏农等六州，并隶定襄都督府。②其四，完善和发展东突厥行政建置。
　　高宗永徽元年（650），朝廷将车鼻可汗降部安置于郁督军山（今阿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东支）一带，设狼山都督府（在今阿尔泰山北）以统领之。并于漠北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苏农等二十四州；瀚海都护府领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即擢酋领为都督、刺史”。至是，东突厥“尽为封疆臣”，“凡三十年北③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⑤ 《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① 《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阙传》上，《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① 《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突厥上》。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方无戎马警”③。
　　贺鲁破灭后的西突厥及其原役属民族的分布阿史那贺鲁，室点密可汗五世孙，原为西突厥叶护（突厥一等大臣，或别部大首领），居多逻斯川（今新疆额尔齐斯河），领处月、处蜜、姑苏、葛罗禄、弩失毕五姓之众。贞观二十二年（648），贺鲁为乙毗射匮可汗逼逐，遂率众内属。次年，以讨伐龟兹功，被太宗擢瑶池府都督，领其部居于庭州莫贺城（今新疆吉木萨尔西）。自是贺鲁密招离散，部众益盛。高宗永徽二年（651），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建牙于双河（今新疆博乐西）和千泉（今中亚塔什干北），自称沙钵罗可汗，并统一西突厥十姓部落和胁迫西域诸胡国多归属之。当贺鲁羽毛丰满后，遂公开叛唐，入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东南旧奇台城），杀掠唐边民数千人。
　　对拥有胜兵数十万和不断侵扰唐西境的阿史那贺鲁，自永徽三年（652）
　　起，朝廷数遣师征讨，并于显庆二年（657）彻底平定了叛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④。
　　“贺鲁已灭，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①。
　　以西突厥十姓部落所置都督府主要有：处木昆部为匐延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嗢鹿部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为洁山都督府；胡禄屋阙部为盐泊都督府；鼠尼施处半部为鹰莎部督府。以上六都督府分布于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我国新疆的广大地带。又于碎叶川（今中亚楚河）以东置昆陵都护府，以西置濛池都护府，擢贞观中降唐并在讨贺鲁中立功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十姓中的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十姓中的五弩失毕部落。高宗还授权于弥射、步真等根据降者“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②。降唐的五咄陆部落为：处木昆律部（活动于今新疆塔尔巴哈台一带）；胡禄屋阙部（活动于今新疆乌鲁木齐西北马纳斯河西）；摄舍提暾部（活动于今新疆博乐西博乐塔拉河流域）；突骑施贺逻施部（活动于今伊犁河下游北岸）；鼠尼施处半部（活动于今新疆焉耆西北裕勒都斯河流域）；五弩失毕部落为：阿悉结阙部；哥舒阙部；拔塞干暾沙钵部；阿悉结泥孰部；哥舒处半部③。
　　史称五咄陆部居于碎叶（在今中亚楚河南岸楚伊斯阔叶附近）以东。五③ 《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④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① 《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②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③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二年。弩失毕部分布的具体方位史籍缺载，其大致范围应为：东北与五咄陆部相接，西跨药杀水（今中亚锡尔河），南邻昭武九姓国（今中亚阿姆、锡尔两河流域）。
　　十姓之外，西突厥的诸多别部也先后附唐，朝廷亦即其部落设置羁縻府州：葛逻禄谋落部（分布于今宰桑湖东额尔齐斯河南岸），显庆二年（658）
　　置阴山州都督府；葛逻禄炽俟部（分布于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以南乌伦河下游地带），显庆三年（659）置大漠州都督府。后又析其部置金附州都督府；葛逻禄踏实力部（分布于今宰桑湖西南地区），显庆三年置玄池州都督府；咽面部（分布于今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带），置咽面州，长安二年（702）
　　升都督府；处月部（分布于今乌鲁木齐东北），永徽五年（654）置金满州，龙朔二年（662）升都督府；沙陀部（分布于今新疆巴里坤湖东），置沙陀州都督府。
　　其他诸部如莫贺达干部、都摩支部、处密部（分布于今乌鲁木齐西北）、伊吾部（分布于今新疆哈密地区）、易萨部（分布于今里海一带）等亦当置有羁縻府州。以上诸府州及二都护府，皆隶于安西都护府。①贺鲁既平，“其所役属诸国”，亦“皆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两都护府”①。龙朔三年（661）六月，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吐火道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②。这些府州的民族和城邦国家主要是：吐火罗（今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士）、■哒（今阿富汗马札里沙里夫西）、诃达罗支（今阿富汗加兹尼）、解苏（在今塔吉克境）、骨咄施（今塔吉克境）、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河北）、帆延（今阿富汗巴米安），石汗那（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北）、护时犍（今阿富汗北境希巴尔干南）、怛没（今乌兹别克捷尔梅兹西北）、乌拉喝（今阿富汗北境）、多勒建（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流域）、俱密（今中亚苏尔哈布河流域）、护密多（今阿富汗东北伊什卡什姆）、久越得犍（今塔吉克境卡菲尔尼甘河下游库巴的安）、波斯（今伊朗札博勒）。③此前，西域其他诸族和城邦置府州的主要有：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还有昭武九姓胡之康（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何（撒马尔罕西北）、石（今乌兹别克塔什干）、米（今乌兹别克朱马巴札尔）、安（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东安（今布哈拉东北）、史（今乌兹别克沙赫里夏勃兹）、拔汗那（今乌兹别克塔什干东南）等国也都置有羁縻府州。①又有以“杂戎胡部落”置、“寄于北庭府界内”、隶于北庭都护府（治①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① 《通典》卷一九九，《新唐书》卷四三下、卷二一五下，冯承钧译沙畹：《西突厥史料》，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林干：《突厥史》，薛宗正：《突厥史》等。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③ 《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按：《通鉴》、《新唐书》等与《会要》所载府州数不完全一致。① 《唐会要》卷七三，《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的诸府州。如盐禄州都督府、阴山州都督府、轮台州都督府以及玄池、哥系、金附、孤舒、西盐、东盐、叱勒、迦瑟等州。②此外，以“河西内属诸胡”置而府州难于确定今地的，还有很多。③从以上唐在西部疆域的蕃州设置，可大体知道以西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的分布情况：西起今里海，逾咸海，溯锡尔河，涉楚河，东至我国新疆北部地区，为西突厥十姓部落及其别部游牧栖息地带；今中亚两河（锡尔、阿姆河）流域，为昭武九姓和吐火罗道十六国诸民族的城邦分布地；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北、西边缘地带为传统的城邦民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定居处。
　　西突厥十姓部落的散亡及迁徙贺鲁破灭后的数十年间，因十姓二可汗内讧、后突厥汗国的寇侵和西突厥别部突骑施的崛起，十姓部落散亡殆尽。其间，有部分种落徙居内地。兴昔亡可汗兼崑陵都护阿史那弥射，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的族弟，早在贞观六年（632），步真就因弥射被唐太宗册为可汗而不服，为取而代之，遂谋杀弥射弟侄二十余人，弥射被迫率部落入朝。步真自立为叶护后，因部落离弃，步弥射后尘，亦携家属入朝。及至唐高宗册二人为可汗，步真又伺机陷害弥射。龙朔二年（662），弥射、步真从■海道大总管苏海政讨龟兹，步真为找借口兼并弥射部落，遂向行营主帅苏海政诬弥射“欲造反”，海政竟为其惑假传圣旨收斩弥射及五咄陆诸首领。乾封中（666—667），步真亦死。由是“十姓无主数年，部落多离散”④。
　　调露元年（679），东突厥24 州叛唐，数年后，一个强大的后突厥汗国兴起于颉利故地。其可汗阿史那骨咄禄和阿史那默啜在屡寇唐境的同时，竭力向西扩张，“自垂拱（685—688）已后，十姓部落频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尽”①。
　　在十姓多年无主的情况下，西突厥突骑施部兴起。其酋长乌质勒、苏禄等善于抚循其下，由是为十姓和附近诸胡所归附。在西突厥有了新主的形势下，朝廷却频遣弥射步真子孙入西突厥袭兴昔亡、继往绝可汗。由之遭到了突骑施等部的强烈抵制。故被册立者或被拒之门外，或勉强回到本蕃，又终因突骑施“强狠不能制”，而不得不返归长安。更惨者如为玄宗所册立的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步真曾孙），在半道就为突骑施可汗莫贺达干所杀。自是，“西突厥遂亡”②。
　　在西突厥衰亡过程中，曾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内徙。一为武周天授元年（690）十月的阿史那斛瑟罗的率众内迁。斛瑟罗为步真之子，原为在朝供职的右玉钤卫将军。垂拱三年（686），册为可汗。在其还蕃治理五弩失毕期间，屡遭后突厥侵掠，致部众“散亡略尽”。为回避寇扰，斛瑟罗于天授元年（690）②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③ 《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
　　④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② 《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突厥下》。
　　十月“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①。另一次大的内徙发生于玄宗开元二年（714）九月至次年四月。这次内徙，是因统治西突厥旧部的突骑施可汗娑葛为后突厥可汗默啜擒杀，致十姓及别部某些首领率众内附以求庇护。据《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载，先后有葛逻禄三姓部落、五咄陆胡禄屋阙等部、五弩失毕诸部二万余帐（户），分别诣凉州、北庭内属。玄宗为安抚来归者，敕令北庭都护汤嘉惠等接援；下制“皆以河南处之”②。又，“寄在凉州界内”有“兴昔部落”，且置有隶于凉州都督府的“兴昔都督府”③，当为斛瑟罗前次或此次五咄陆内徙者。
　　此外，居于“金娑山（今新疆尼赤金山）之阳，蒲类之东”的西突厥沙陀部，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因不堪吐蕃压迫，亦悉众内迁。其部先被置于盐州，后移众于定襄川至神武川一带。④后突厥的灭亡和迁徙高宗永淳元年（682）至玄宗天宝三载（744），为东突厥民族复兴时期。颉利族人阿史那骨咄禄等尽复东突厥汗国故地，建立了强大的后突厥汗国。但这个靠征服和镇压维系的多民族政权，终因内乱和回纥等族的叛离而灭亡。天宝四载（745），被玄宗册封的回纥怀仁可汗攻杀了后突厥最后一个君长白眉可汗，立国半个多世纪的后突厥遂寿终正寝。后突厥破亡，其部众或依附回纥并最终为回纥所同化，或南徙降唐，或西迁中亚，其在中国境内，基本上不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存在。
　　由于回纥“尽有突厥故地”①，后突厥余部大部归化于回纥。如“本突厥之族”的葛逻禄“在乌德犍山（今蒙古杭爱山东支）者”，以及突厥拔悉密部徙嗢昆河（今蒙古阿尔浑河）流域者，就率先加入回纥民族，成为回纥十一姓部落的重要构成。②后突厥附唐者不少于万余帐。天宝元年（742），后突厥贵族“西杀”妻子、默啜之孙勃德支特勤、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烛公主、宰相康阿义屈达干以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余帐，驱驼马牛羊二十余万，款塞归朝，玄宗“赋诗用纪其事”③。事实上，这批降人远不止五千余帐。据《通典》等载，仅阿布思部落就有万余帐投唐。玄宗将这些降户安置于“朔方河南之地给其廪食，每岁仍费缯絮数十万段，其河曲郡县仓廪为之空虚”①。而南迁的突厥又不只被“处之朔方河南之地”，如宰相康阿义屈达干投唐后，曾被安禄山密奏为部落部督并兼范阳藩镇先锋使②，可知降部中当至少有一支被安置于河北道一带。安史之乱中的胁从如康阿①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玄宗开元三年。
　　④ 《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① 《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③ 《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唐会要》卷九八《回纥》、卷一○○《葛逻禄》。① 颜真卿：《康阿义屈达干碑》，《全唐文》卷三四二。
　　② 《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同罗》。
　　义屈达干、阿史那承庆等，当为徙入河北地区的突厥部酋。又，从安禄山反者还有阿史那从礼所率突厥、同罗、仆骨五千骑，后自长安遁归朔方，其中之突厥骑士，即为南徙“朔方河南之地”后突厥部。此后史籍中只有一些有关突厥的零星记载，据《通鉴》等透露，开成二年（837）居于振武的突厥有一百五十帐反叛，“剽掠营田”，但很快被击破。③此外，后突厥在散亡中，走依吐蕃、突骑施、中亚诸国者也大有其人。
　　如西迁中亚、西亚的突厥人，其后裔在阿富汗、土耳其等地曾建立过政权。④③ 颜真卿：《康阿义屈达干碑》。
　　④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开成二年。
　　第二节铁勒族类及早期分布铁勒，战国秦汉时称“丁零”，为匈奴所役使，故史称其“本匈奴别种”⑤，或讹为“匈奴之苗裔”①。北魏时号“高车部”，或称“勅勒”，后讹为“特勒”、“铁勒”。
　　其种类最多，“自西海（今咸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③。分布于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以北的有仆骨、同罗、韦纥（即唐代的回纥，韦纥、袁纥、乌护、乌纥均为初称）、拔也古、覆罗、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部；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今天山），则有契弊（即契苾）、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讙、纥骨、也咥、于尼讙[护] 等部；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儿、十槃、达奚等部；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截]、拨忽、比干[千]、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渴[谒]达等部；得嶷海（今里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萨忽等部；拂林（即东罗马帝国）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部；北海（今贝加尔湖）南则有都波等部。诸部分隶于东西突厥；自突厥立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②。
　　铁勒种类如此之多，早期分布如是之广，很难认为其诸部来自同一源流。契苾、薛延陀的崛起和迁徙隋文帝开皇末年，晋王杨广北征，时占据漠北的西突厥步迦可汗（即达头）被隋军击破，臣隶于西突厥的铁勒漠北诸部亦因此多有离散。大业元年（605），西突厥击金山、白山等地带的铁勒，并滥诛薛延陀等部魁帅数百人，因而激起铁勒反抗，共拒处罗，推契苾部酋长俟利发俟斤契苾哥楞为易勿施莫何可汗，建牙帐于贪汗山（今新疆博格多山），并立薛延陀酋长乙失钵为小可汗。“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④。不久，哥楞慑于西突厥强大，去可汗号，复隶于突厥。隋末，徙部于热海（今中亚伊克塞湖）附近。
　　唐高祖武德初年，薛延、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仆固、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等十五部，“散布碛北”。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东支）者，隶于东突厥始毕可汗，薛延陀等在金山者，西臣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①贞观二年（628），西突厥大乱。薛延陀乙失钵之孙夷男，率七万帐东依颉利可汗。时值东突厥衰落，夷男反攻颉利大胜，铁勒共推夷男为主。三年（629），唐太宗为联合铁勒夹击颉利，遂册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建牙郁督山下。四年（630），东突厥破灭，朔塞空虚，夷男继续东迁，据有颉利⑤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② ③《隋书》卷八四《铁勒传》。
　　④ 《北史》卷九九《铁勒传》，《隋书》卷八四《铁勒传》，《通典》卷一九九。① 《册府元龟》卷一○○○《外臣部·强盛》。
　　故地，徙牙帐于独乐水之阴（今土拉河南）。至是，薛延陀有胜兵二十万，辖境东至室韦（在今额尔古纳河流域），西至金山，南至东突厥降唐部落，北抵瀚海（今贝加尔湖）。②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等“诸大部落皆属焉”④。
　　铁勒诸部“并为州郡”
　　自贞观十五年（641）起，薛延陀数南下入寇。十九年（645），夷男死，其子拔灼引兵寇河南，唐将执失思力大败拔灼于夏州，俘其众数万，拔灼轻骑遁走，第二年被回纥攻杀。继立之伊特勿失可汗降于唐大将李绩。至是，薛延陀破灭。
　　因薛延陀破亡，“铁勒百余万户”，“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③。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太宗即其部落设置十三个羁縻府州：瀚海府（在今蒙古朱尔马台河畔），以回纥部置；金微府（在今蒙古肯特省一带），以仆固部置；燕然府（在今年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以多览葛部置；幽陵府（在今蒙古东方省一带），以拔野古部置；龟林府（在今蒙古格勒河流域），以同罗部置；卢山府（在今蒙古杭爱山东南一带），以思结部置；皋兰州（在今蒙古土拉河东），以浑部置；高阙州（在多览葛、同罗北），以斛薛部置；鸡鹿州（在同罗东北），以奚结部置；鸡田州（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北），以阿跌部置；榆溪州（在今蒙古中戈壁省），以契苾部置；■林州（初在今内蒙境，后侨治凉州），以思结部置；置颜州（在今内蒙大兴安岭西南至蒙古东方省一带），以白霫部置。①随后内属的铁勒其他部落，也都先后设置羁縻府州：以骨利干部置玄阙州（在今贝加尔湖一带）；以结骨部置坚昆府（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带）；以俱罗勃部置烛龙州（在今西伯利亚赤塔东）；以薛延陀余部置溪弹州（在今阿尔泰山东南）；分薛延陀余部置祁连州（在今宁夏境）；以薛延陀南徙部落置达浑都督府（侨治宁朔县，在今陕西靖边东北），以领溪弹等五州；以白霫别部置居延州（在今内蒙巴林左旗东北）。
　　羁縻府州是即蕃人部落而设，故从以上铁勒州府分布可知诸部落所在。
　　后突厥汗国建立后，在漠北的铁勒诸部不堪突厥的奴役，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中主支率先度碛，徙于甘、凉二州之间。同罗、霫等继至，诏置大武军（在今山西朔州）北。由之在内地沿边州县出现了大批铁勒侨治羁② 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③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附《薛延陀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縻府州：多览葛所置燕然州都督府，侨治回乐县（今宁夏灵武西南）；奚结所置鸡鹿州，侨治回乐县；浑部所置东皋兰州，侨治鸣沙县（今宁夏青铜峡西南丰安故城）；掘罗勿部所置烛龙州，侨治温池县（今宁夏盐池西南）；仆骨部所置金微府改称仆固都督府，侨治朔方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回纥瀚海府、契苾贺兰府、思结卢山府、浑皋兰州，侨治凉州境。①等等。
　　回纥的兴衰及其民族的迁徙铁勒回纥部，汉时称“乌揭”。南北朝时游牧于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以北者称“袁纥”，为东部“高车六部之一”；散处于伊吾以西、焉耆以北者称“乌护”。至隋曰“韦纥”。唐武德初年以后，称“迥（回）纥”。至元和四年（809），其可汗改称回纥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①薛延陀破灭后，回纥一跃而为铁勒最大部落。贞观二十一年（647），其酋长药罗葛吐迷度被太宗委任为怀化大将军和世袭瀚海府都督，又“自称可汗”，“一似突厥”，自是回纥日渐兴盛。天宝三载（744），回纥击破后突厥后，其领袖药罗葛骨力裴罗被玄宗册为怀仁可汗，遂借大唐声势，统一漠北，强大的回纥汗国由是崛起。
　　回纥汗国在与唐修好、联姻、受唐册封的同时，并综合了部分突厥民族和东部铁勒诸部。回纥本部，原有九大姓氏，一曰药罗葛，二曰胡咄葛，三曰啒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嗢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爱]邪勿，号为回纥“内九姓”。后破突厥拔悉密、葛逻禄，遂“总十一姓，并置都督，号十一部落”②。其实，后突厥其他余部留居故地者，亦应为回纥所融合，这从留居者罕见于史籍记载可以推知。①又，唐初散居漠北的铁勒至少有十三部，玄宗之后，除少数部酋（如浑部酋长浑释之、浑瑊父子，阿跌部酋长阿跌良臣、阿跌光进父子等）入居内地为官，因而演变为“蕃将世家”外，多数人则与回纥融为一体，并有仆固、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阿布思、骨仑屋骨恐等八部同回纥组成“回纥外九姓”。还有未列入“外九姓”的■跌（即阿跌）部，其都督世为回纥宰相，且于贞元十一年（795）后，取代药罗葛氏为回纥可汗。这种铁勒诸部回纥化的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唐后期罕有铁勒民族的记载；史籍中偶尔出现的铁勒诸姓部人，在讲其族属时，每冠以“回纥（鹘）”出身。其他民族归化回纥者，如突厥、昭武九姓人，乃至汉人，也无不如此。如是大规模地综合西北诸民族的情况，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① 《新唐书》卷四三下《羁縻州》、卷一一○《契苾何力传》、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旧唐书》卷一○三《王君传》，《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八《白霫国》，《全唐文》卷一八七《契苾明碑》等。② 《北史》卷九九、《隋书》卷八四、《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并见两《唐书》回纥传等。又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唐前期已有称回纥为“迴鹘”（贞观二十二年）、“回鹘”（天宝四载）者，这里姑且存疑。
　　①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
　　致使回纥汗国时期（744—840）的回纥民族分布范围极为宽广：西起伊丽河（今伊犁河）流域，东到东可敦城（今蒙古乔巴山市西）东；北至小海（今贝加尔湖）以北，南与唐接；可汗牙帐置于乌德鞬山（今蒙古杭爱山）东端，即今蒙古鄂尔浑河畔，可汗行宫建在剑河（今叶尼塞河）上游，即今俄罗斯沙戈纳尔。
　　文宗开成四年（839），由于上层内讧和自然灾害，回鹘②急剧衰落。第二年，黠戛斯（即结骨）十万铁骑攻破回鹘都城（即牙帐所在），杀其可汗，诛其宰相，立国百年的回鹘政权至是灭亡。其民族也由是分五支南下、西迁。南下者两支：一为特勤嗢没斯等所率残部；另一支为新立之乌介可汗所统部众。
　　嗢没斯系被黠戛斯所杀的厔馺可汗的兄弟，开成五年（840），与宰相赤心、仆固和特勤那颉啜各率其众抵天德军（在今年蒙五原县境）塞下，请求内属。朝廷一方面要求边将不得邀功生事，另一方面运粮二万斛赈济温没斯所领饥民。次年三月，嗢没斯约天德军使田牟诱杀“桀黠难知”的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赤心部众七千帐东走横水（在今内蒙杭锦旗西北），后来在东窥幽州（今北京）时，被节度使张仲武击破，尽收其众数万人，分遣于诸道节度使下听用。而嗢没斯则于同年四月率其国特勤、宰相等二千二百余人降唐。不久嗢没斯入朝，天子以其部为归义军，授嗢没斯归义军使。嗢没斯请置家太原（今山西太原），与诸弟为唐捍边。八月，皇上赐嗢没斯姓名曰李思忠。后来李思忠与归义军副使爱弘顺（爱邪勿赐名）等统回纥、契苾、吐谷浑、沙陀兵讨击乌介，所至立功。其后人于唐末五代附李克用父子，复置家太原，思忠孙彦图官拜太原少尹。①乌介可汗本名乌希，王子出身，于会昌元年（841）被部众拥立为可汗后，南下保错子山（在今内蒙杭锦后旗乌加河北三百余里处）。由于乌介骚扰唐朝边民，侵逼振武（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县西北）军镇，并劫持和亲公主，遂遭至唐军讨击，杀胡山（又称黑山，在今内蒙和林格尔以北）一战，大败乌介，斩首万级，收降两万余人。乌介仅统三千多人遁走黑车子（室韦）。会昌六年（846），乌介为其宰相所杀，其弟遏捻继立，复有五千多人。宣宗大中初年，又为张仲武和黠戛斯所破，其众或降，或为黠戛斯收归碛北，或散匿山林②。
　　据上述材料，回鹘南下两支十余万众，多数降唐，并被配隶诸道。唐末五代时，河东、河北地区的一些回鹘出身的节度使和大将，即为南迁回鹘的后人。
　　多数回鹘人则分三支西迁。《旧唐书·迴纥传》称：宰相馺职“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新唐书·回鹘传》则认为，投奔吐蕃、安西的两支为回鹘“残众”，这就是说，西迁主支为入葛逻禄的十五部。
　　应指出的是，这里的葛逻禄与回鹘十一部中的葛逻禄不同。十一部中的葛逻禄是指原隶于东突厥车鼻可汗、永徽元年（650）被高宗迁入郁督军山者。② 突厥见于中晚唐、五代、宋初文献的，只有一些零星记载，这里不赘。① 元和四年（809）回纥改称回鹘，以下均称回鹘。
　　② 两《唐书·迴（回）纥（鹘）传》，《册府元龟》卷九四六《外臣部·褒异三》，《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卷二四八。
　　而庞特勤十五部主支徙入之葛逻禄，则是未曾东迁者。西部葛逻禄先隶于西突厥、突骑施，尔后于肃宗至德中（756—757）寖盛，徙入西突厥十姓故地，并“与回纥争强”。因其同回纥为夙敌，故庞特勤徙入时，势当有很大纷争。由于史籍缺载，我们很难确知其详。近年学者考证，迁入葛逻禄的回鹘后裔，曾于十世纪中叶在葱岭以西建立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其辖境包括中亚的怛逻斯、讹打喇和我国新疆的喀什、莎车、于田、和田等广大地区。喀喇汗王朝汗族因自己原为中国漠北民族出身，故常以“桃花石”（即中国）名其国家，并自称“桃花石汗”。①关于庞特勤十五部中的“残众”迁入吐蕃，实际上主要是指迁入处于吐蕃统治之下的河西走廊地区。据《新唐书·回鹘传》载：宣宗大中（847—859）时，庞特勤“已自称可汗，居甘州，有碛西数城”，且同唐互有使者往来，天子册封庞特勤为“怀建可汗”。按：早在武周时代，就曾有漠北回纥徙入甘、凉二州，所以庞特勤部人的到来，如鱼得水，并乘吐蕃之衰，遂以甘州为中心，将势力扩展到肃（今甘肃酒泉）、瓜（今甘肃安西）、沙（今甘肃敦煌）、凉、兰（今甘肃兰州）、秦（今甘肃秦安西北）等州①。而此地的世家大族（如瓜、沙二州的张、曹家族），慑于甘州（或称河西）回鹘的强大，都不得不以附庸地位隶于可汗。甘州回鹘自大中年间立国，相继传袭十汗，政权延续近两百年。
　　西迁安西者，是指徙入安西部护府所辖西州（治高昌）等地，贞观十四年（640）至显庆三年（658）的安西部护府治所就置于此。回鹘“残众”迁至后，曾于此建国，史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然而，《新唐书·回鹘传》谓：“有特庞勒（按，即庞特勤）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岭（今阿尔泰山），众至二十万。”这就是说，这支回鹘最初的政治中心在原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其部众分布虽广，但西州并不为其所有。懿宗咸通七年（866）二月，归义军（在沙州）节度使张议潮奏报朝廷说：北庭回鹘大酋仆固俊击吐蕃，“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②这条史料清楚地表明庞特勤将政治中心自焉耆移于西州，则是在其部众西迁二十年之后的事情，其部称“高昌回鹘”，也只能是在这之后而不可能在此之前。史阙五代时的“西州回鹘”与中原皇朝的具体交流记载，仅云其人“尝见中国”①。综上，西迁三支回鹘，根据最后定居地域的差异，入葛逻禄者，因活动于葱岭西楚河一带，被称为葱岭西回鹘；入安西、北庭境者，最后形成高昌（或西州）回鹘；入河西走廊者，因建牙甘州，史称甘州（或河西）回鹘。而这三支回鹘的奠基人，从诸史籍记载看，都集庞特勤于一身：或云庞特勤率十五部奔葛逻禄，或称其为叶护居焉耆，或讲他称可汗居甘州；这说明庞特勤不仅是回鹘西迁行动的组织者，且是西迁后形成的三地区回鹘的共主。① 两《唐书·迴（回）纥（鹘）传》，《册府元龟》卷九四六《外臣部·褒异三》，《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卷二四八。
　　① 魏良弢：《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名称》（《历史研究》，1982 年第2 期）；并见林幹《突厥史》第二章。
　　② 《新五代史》卷七四《吐蕃传》、《回鹘传》；林幹：《突厥史》。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七年。
　　第三节吐蕃的昌盛和吐谷浑、党项等民族的内徙吐蕃的兴起和扩张吐蕃是今天我国藏族的祖先，又是公元七至九世纪于青藏高原建立的受唐册封的古藏人的政权名。
　　早在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上就有人类居住。东汉时，诸多西羌部落，如越巂羌（即牦牛部）、发羌、唐旄羌等先后徙入今西藏地区，并逐渐同当地土著居民孟族融合。至隋时，在今西藏和青海西南等地分布着苏毗（在今藏北和青海西南）、羊同（在今藏西北）、女国（在今藏西、葱岭南）、附国（在今川西和西藏昌都地区）、牦牛部（在今西藏山南地区）等羌人部落和政权。其中，以牦牛部落建立的吐蕃政权实力最强。约在隋末唐初，吐蕃赞普（即国王）朗日论赞兼并了苏毗。其子松赞干布即位后（629—650 年在位），又征服了羊同，进而统一了西藏高原，定都逻些城（今拉萨）。贞观八年（634），遣使与唐通好。十五年（641），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出嫁赞普。自是唐蕃结甥舅之好，“和同为一家”。两百年间，新赞普继位，必得请唐天子“册命”，否则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君王。②然而，吐蕃在接受唐朝册封的同时，并未稍减向外扩张的势头，不仅破灭与其接壤的诸羌胡政权，而且入侵唐朝边州和羁縻府州。
　　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唐宗女，诺曷钵妻）引残部遁走凉州。咸亨元年（670），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切吉平原）一战，唐军大败，吐蕃“遂灭吐谷浑”①，并进而攻占唐以党项等羌所置羁縻州三十和龟兹拨换城（又称威戎城，即今新疆阿克苏），致使唐“安西四镇并废”②。由于不断对外侵伐，吐蕃版图日益壮阔，至永隆元年（680），“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③“安史之乱”中，朝廷尽征河西、陇右、朔方诸镇兵入靖国难。因此，乾元（758—759）以后，吐蕃乘唐西北边防无备，遂攻占唐凤翔以西、邠州以北数十州之地。乃至广德元年（763）一度攻入长安。建中四年（783），双方约和，于清水会盟中正式划界：泾州以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唐界；兰、渭、原、会四州为吐蕃守镇；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河西南，为吐蕃界。又在黄河以北、故新泉军以北至大碛、以南至贺兰山骆驼岭置“闲田”，作为唐蕃在北段边界和缓冲地。①简言之，这条唐、蕃新界，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即北起贺兰山以北，沿贺兰山南行，经六盘山和今甘肃清水、成县，再西南至大渡河，东为大唐，西则吐蕃。
　　唐、蕃新界划分，表明吐蕃民族的分布，早已超越了其初兴时的青藏高原的局限，不仅拥有唐前期的西域地区，而且扩张到唐帝国的关内道到剑南② 《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
　　①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武宗会昌二年。② 《册府元龟》卷一○○○《外臣部·亡灭》。
　　③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①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西川一带。
　　晚唐时期，吐蕃内讧势衰，唐朝乘机收复了河西陇右的一些“陷蕃百余年”的失地。但其昌盛时北徙东迁的吐蕃居民并没有完全返归故土，如今甘肃天祝县的藏胞自称“蕃蕃”，疑即唐代吐蕃民族之余绪。
　　吐谷浑亡国前后的民族分布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初年，游牧于今辽宁锦县西北一带。约在西晋武帝太康四至十年（283—289），酋长吐谷浑因与弟慕容廆争牧场结怨，遂愤而率部千余家西走。②初徙今内蒙阴山地区，“永嘉之乱”时（291—306），“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今青海西宁）已西[东]甘松之界（即今甘南一带），[已西]极乎白兰数千里（今青海都兰一带）”①。其孙叶延时，“自谓‘曾祖奕洛韩（即慕容涉归）始封昌黎公，吾为公孙之子，案礼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遂以吐谷浑为氏焉”②。自是吐谷浑既为族称，亦为政权称号。叶延六传至阿豺时（417—426 年在位），“兼并羌狄，号为强国”③。阿豺又九传至夸吕（535—591 年在位），“始称可汗”，“地兼鄯善、且末”，建都伏俟城④。大约在夸吕时，以鲜卑和诸羌为主体，综合境内其他民族，基本上形成了吐谷浑民族。
　　隋开皇十一年（591），夸吕卒，子世伏、伏允先后继立，并复以慕容为姓。炀帝以吐谷浑阻遏西域通道，遂于大业五年（609）
　　的西巡中，一举击破吐谷浑，伏允遁走党项，“部落来降者十余万口”，“其故地皆空”。于是吐谷浑民族分布地“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东南）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今祁连山）以南，雪山（今阿尼玛卿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⑥。吐谷浑亡国不久，就值隋末大乱，慕容伏允乘机复国，“悉收故地”⑤。唐建立后，伏允一面贡使不绝，一面连年内寇。贞观九年（639），太宗派李靖等大破吐谷浑，伏允遁走中自尽。其子顺降唐后不久，又为臣下所弑。太宗册立顺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并以宗女弘化公主妻之。诺曷钵事唐恭谨，同唐建立了极为亲密的依附关系。而强邻吐蕃，因赞普尚文成公主，亦同吐谷浑通好共处。
　　高宗永徽元年（650），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卒，其孙以幼年即位，大权旁落大论（宰相）禄东赞之手。禄东赞极力奉行对外扩张政策。显庆元年（656）出兵击败白兰羌（分布于今柴达木盆地）。龙朔三年（663），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叛逃吐蕃，泄漏吐谷浑虚实。于是，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诺曷钵偕公主率数千帐弃国走凉州，“请徙居内地”。
　　吐谷浑既亡，故地尽没于吐蕃。其族除部分内徙，多数则为吐蕃役属。
　　② 《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
　　① 吐谷浑西迁时间，说法不一，此据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② 《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
　　③ 《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
　　④ ⑥《通典》卷一九○《边防六·吐谷浑》。
　　⑤ 《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
　　吐蕃为统治该族，立吐谷浑王子为王，并以吐蕃公主嫁之。①吐谷浑王及臣民则要向吐蕃履行交纳苛重的贡赋和服兵役的义务。作为吐蕃的附庸，只领有今青海湖西和柴达木盆地的部分荒凉地带。后来，吐谷浑族屡有迁徙，留下来的或归化于吐蕃族，或同其他民族组合为今天的土族。
　　内徙的吐谷浑，分布区域极为宽广，西自河西走廊，中经灵、丰、夏、延、朔、蔚、潞、岚等州，均有吐谷浑人的活动足迹。其基本情况如下：其一、唐高宗置安乐等州以处吐谷浑王室。
　　诺曷钵奔凉州后，一度图谋复国，因而于咸亨三年（672）在唐援助下，徙居鄯州浩门河（今青海大通河）南。可是终非吐蕃对手，不久即退至灵州。高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②后因部众增多，又增置长乐州。诺曷钵的后人如慕容复等袭该州刺史直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以后。①而袭安乐州刺史也有八十余年，直到安史乱后，“吐蕃复取安乐州”，残部再东迁至朔方（今陕西靖边）、河东（今山西），其族称也发生变化，“语谬为‘退浑’”②。
　　其二、武则天以归德等州安置后至吐谷浑降人。
　　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吐蕃大相论钦陵（禄东赞子）为赞普所攻，兵败自杀。钦陵弟赞婆率部千余人内降，则天命他领众镇守洪源谷（在今甘肃武威东南、古浪西北）。钦陵子论弓仁亦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接踵又有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③弓仁等所领近万户吐谷浑落脚何处，史籍语焉不详。但《拨川郡王碑》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拨川郡王乃论弓仁卒后追封爵号。碑云“自公拔身向化，首变华风；泽、潞之间，始见戎州矣。..开元五年（717），兼归德州都督”④。碑文说明圣历二年的吐谷浑降户被安置于河东道的泽、潞二州之间和关内道的党项归德州。按，归德州侨治于银州。论弓仁降后，于银州、长安两处置家，故其子孙“因家”于“自银州至于京兆”⑤。弓仁之所以置家于银州，当因其所统吐谷浑部落的多数被安置于此。又，银州还是内徙党项的集中居地，归德州初置，就是为内迁党项而设。论弓仁既为归德州都督，正说明其所统吐谷浑降人至少有一部分被安置于此。归德州为羁縻州，而羁縻州的都督刺史均为世袭，故论弓仁的孙子论惟清就曾世袭归德州都督府都督。⑥安史之乱爆发后，论氏家族曾率部落兵自银州等地南下勤王。①至于安置于泽、潞一带的吐谷浑部落，从晚唐时期泽潞节度使刘从谏（825—843 年在镇）一次就屠杀吐谷浑豪族三百余家②，可知徙居该地的吐谷浑人亦不在少数。除归德州外，还至少有两个羁縻州系为内徙吐谷浑而设。一曰浑州，为高宗仪凤中（676—679）以自凉州而至的吐谷浑所置，① 《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
　　② 王尧、陈践：《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咸亨三年。
　　②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
　　③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吐谷浑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圣历二年。
　　⑤ 张说：《拨川郡王碑》，《全唐文》卷二二七。
　　⑥ 吕元膺：《论惟贤碑》，《全唐文》卷四七九。
　　① 常衮：《授论惟清朔方节度副使制》，《全唐文》卷四一三。
　　② 《论弓仁传》附《论惟贞传》，并见《论惟贤碑》，《新唐书》卷一一○。侨治于延州金明县（今陕西安塞东南旧安塞）西境，且设有以“羌部落”、“閤门”为名的两个军府（即折冲府）③。二曰宁朔州，以代宗时（762—779）内属之吐谷浑部置，侨治于朔方县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有户三百七十四④。后来郭子仪将宁朔州吐谷浑徙于夏州以西地区。⑤吐谷浑内徙者，一般是先至河西走廊的凉、甘、肃、瓜、沙等州，再陆续迁往内地。对同一支年徙者的多次安置，侦朝廷不胜其烦。因此，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曾采纳凉州都督郭元振的意见，诏使吐谷浑降附“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⑥。故凉、瓜、沙、甘、肃诸州多有吐谷浑部落，并置有隶于凉州都督的吐谷浑羁縻州——閤门州都督府。⑦此外，吐谷浑部落中还有先奔后突厥复又投唐者。如开元三年（715），吐谷浑大首领慕容道奴与高丽莫离支高文简、■跌都督■跌思泰等，“合万余帐”，相继自后突厥远来附唐，玄宗“诏内之河南”（今河套南），并授道奴左威卫将军兼刺史、封云中郡开国公①。道奴既擢部落刺史，表明朝廷当即其部落置羁縻州。其部落既被置于河套以南地带，其州亦应在该处。
　　其三、吐谷浑赫连铎等部与代北沙陀的争夺。
　　文宗开成元年（836），生退浑（谓新附的吐谷浑）赫连部三百帐诣丰州内属，文宗命振武节度使刘沔以善地处之。后沔徙镇太原，赫连部又迁至云州境。时云州浑河川和蔚、朔、岚、石等州及以西的振武、天德军、夏、银、绥等州均散处有吐谷浑部落。赫连部进入这一带后，如鱼归渊，很快形成此地区强大的吐谷浑实力集团，并同本地区的沙陀李国昌、李克用集团发生正面冲突。酋长赫连铎在朝廷的支持下，一度于广明元年（880）大败沙陀，李国昌、李克用父子遁走鞑靼。鞑靼原为突厥统治下的部落，唐末游牧于漠南一带。李克用等既被逐出，赫连铎遂以朝命为大同军节度使，称雄代北。参预讨沙陀的吐谷浑另一酋长白义诚亦授蔚州刺史。但不久，李克用东山再起，中和三年（883），以镇压黄巢起义、收复长安殊功拜河东节度使。于是，两支蕃人势力争霸代北的战火重又点燃。自昭宗大顺元年（890）至乾宁元年（894），彼此攻战历时四载，李克用“大破吐谷浑，杀赫连铎，擒白义诚”②。自是赫连部衰微，残众散处蔚州地区。
　　五代时的吐谷浑，处并、镇、蔚、忻、代等州，先后被后唐、契丹役属。后汉刘知远杀其首领白承福及大姓赫连海龙、白可久、白铁匮等，“其羊马赀财巨万计，皆籍没之”，“吐谷浑遂微，不复见”①。
　　此外，晚唐时因吐蕃政权瓦解，分布于柴达木盆地的吐谷浑获得了自立的机会，而侨居河西走廊的吐谷浑由是有迁归故土者②。又，党项拓跋（李）氏、折氏于唐末五代兴起于夏、绥、银、府等州，在这些州同党项杂处的吐③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
　　④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⑤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⑥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⑦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吐谷浑传》。
　　① 《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② 《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外臣部·褒异一》。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乾宁元年。
　　② 《新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
　　谷浑人，则融合于当地统治民族——党项之中。
　　党项的内属、迁徙和分布党项，“三苗之裔”，“西羌之别种”③。魏晋时，其族微弱，及北周灭宕昌、邓至等羌，“党项始强”④。
　　隋时，党项分布地“东接临洮、西平，西距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⑤。
　　唐时，党项东界扩及松州。⑦党项的种族，隋时有宕昌、白狼等羌，“皆自称猕猴种”⑧。按，吐蕃亦自谓猕猴种，可见党项与吐蕃同源。唐和五代时的党项，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出若干小部落，大者万骑，小者数千，不相统一。其著姓有细封、费听、往利、颇超、野辞、房当、米禽、拓跋、折氏等，“而拓跋最强”⑥。从其种族包容宕昌、白兰诸羌，而且“以姓别为部”和“不能相统”的情况，可知党项羌为隋唐时西羌之总称。党项诸羌初臣于吐谷浑，后为吐蕃役使。自贞观元年（627）始，党项诸部相继内属，朝廷即其部落设置为放极多的羁縻府州，并擢其部酋为世袭都督刺史。这些府州主要有：轨州都督府（在今四川阿坝附近），贞观三年（629）以细封步赖部置。
　　领县四。①崌、奉、岩、远州（在今四川松潘西），贞观元年（627）至五年置。②河曲（今青海东南黄河曲流处）十六州，贞观五年（631）以内属河曲党项三十万口置。③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在今四川若尔盖与南坪交界处岷山一带），为贞观初和以后陆续置。并设西戎州都督府，以拓跋赤辞为都督，领懿等三十二州。④以上二府五十二州皆隶边州松州都督府。但实际上，松州都督所领党项府州远不只这些。据《新唐书·羁縻州》载，唐前期松州都督管党项州多达七十一个。然而这个数字仍不确切，据天宝十二载（753）的版籍所记，松州府有党项州一百零四，“其二十五州有额户口，余七十九州皆生羌部落，或臣或否，无州县户口，但羁縻统之”⑤。此外，陇右道的秦、成二州山谷地带置有马邑州（开元二十七年置）；临州有保塞州；洮州有党项密恭县；叠州有党项安化、和同县，又有宕、津、序、壹、枯[祐]、嶂、王、盖、立[位]、桥等党项州，并隶于叠州都督府。此外，剑南道西部白兰[狗]羌于武德六年（623）内属，第二年，以其地置维、恭二州；高宗永徽五年（654），特浪③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 辑。④ 《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⑤ ⑦《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⑥ ⑧《隋书》卷八三《党项传》。
　　①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新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②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③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④ 《册府元龟》卷九一七《外臣部·降附》。
　　⑤ 《唐会要》卷九八《党项传》。
　　生羌卜楼部和冻就部内属，以其地为剑州，于此前后，这一地区还置有西雅、娥、拱等羁縻州。①松赞干布之后的吐蕃，频繁出击吐谷浑和党项诸羌。显庆元年（656），侵占白兰羌地（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又破吐谷浑国、白狗、舂桑（在今青海果洛、四川阿坝一带）等羌，“并为吐蕃所破”②。至永隆元年（680），“尽收羊同、党项及清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③。由之，导致大量的党项羌州的废弃和诸多党项羌人的内徙。如乾封二年（667）至咸亨二年（671），因吐蕃入寇，隶于松州府的都、流、厥、调、湊、般、匐、器、迩、锽、率、差、蚕、黎等十四个党项州被迫废弃。安史之乱后，吐蕃陷河陇，松、叠二州以南的懿、盖、嵯、诺、嶂、祐、台、桥、浮、宝、玉、位、儒、归、恤诸州及西戎、西沧、乐容等州府，“皆内徙，余皆没于吐蕃”④。内徙党项大都被安置于灵、庆、银、夏四州境内。据《新唐书·地理志》卷七载，侨治于以上四州的党项州共五十一，府十五：兰池州都督府。神龙二年（706），改六胡州置，后为宥州，处党项拓拔部，唐末拓拔思恭勃起于此。初隶灵州都督府。
　　相兴州都督府。初隶庆州都督府，后隶灵州都督府。
　　永平、旭定、清远、忠顺、宁保、静塞、万吉等七都督府。永泰元年（765）置。隶灵州都督府。
　　乐容都督府。领东夏州。隶灵州都督府。
　　静边州都督府。贞观中，以拓拔部置，初在陇右，天授三年（692）后侨治庆州境，复侨治银州。领布、北夏、思义、思乐、昌塞、吴、朝，归、浮、祐、卑、西归、嶂、■、开元、归顺、淳、乌笼、恤、嵯、悦、盖、迴乐、乌掌、诺等二十五小州。徙银州后，领小州十八。隶灵州都督府。
　　芳池州都督府。以野利部置。初侨治庆州怀安县（今甘肃华池西北怀安镇），后徙绥（今陕西绥德）、延（今陕西延安）。领宁静、种、玉、濮、林、尹、位、长、宝等九小州。
　　宜定州都督府。本安定州，后更名。以拓拔、野利等部置。初侨治庆州，后于代宗时与芳池州并徙绥、延二州。领党、桥、乌、西戎、野利、米、还等小州。
　　安化州都督府。以拓拔部置。侨治庆州境。领永利、威、旭、莫、西沧、琮、儒等七小州。⑤又，宝应元年（763）十二月，党项归顺、乾封、归义、顺化、和宁、和义、保善、宁定、罗云、朝凤等十州部落，“并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梁州刺史臧希让请州印”①。希让奏报朝廷，并满足了这些部落的要求。日本学者有人认为，这十州是指天授三年（692）所置朝、吴、浮、归等州。①国内学者中则有人认为，十州指长寿元年（692）二月由吐蕃境内党项部落万余人内① 《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
　　② 《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③ 《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传》。
　　④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⑤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卷二二一上《党项传》。①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附置，并考证这十州置于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地区，且由之得出结论：党项州并非只徙于灵、庆、银、夏之境。②因羁縻府州是就蕃人部落所置，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府州伴随着部落迁徙而流动，故被人称“行州”，因此羁縻府州的所在地就一定有部落的存在。但这并不是说凡有蕃人部落分布的地方就必有羁縻州之设。
　　值得注意的是，内徙党项的人数极多。如武周天授三年（692），党项“内附户凡二十万”，“散居灵、夏间”；肃宗上元元年（760）前，徙处泾、陇二州的党项有十万众。③又，党项在故土时，诸部落间“不相统一”，可是内迁后，由于互相依存，逐渐形成三大部落集团：其一，由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梅悉等部落组成“六府部落”；其二，居庆州者，“号为东山部落”；其三，居夏州者“号（平）夏部落”④。后来平夏部酋拓跋（李）氏统一了党项诸部，并于宋代建立了强大的西夏政权。
　　② 冈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东方史论丛》第1 卷，养德社，昭和二十二年。③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 年版。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第四节东北诸族契丹的分布和崛起契丹和奚同属东胡民族，最初居于漠北，后为匈奴所破，分别保鲜卑山（在今内蒙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和乌桓山（在今辽宁阿鲁科尔沁旗以北）。故二族之先民应为鲜卑、乌桓部落。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初年，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俱窜于松、漠之间”⑤登国三年（388），拓跋圭亲征二族并“大破之”，契丹和奚遂于“逃迸”后“分住”①。契丹分布于潢水流域的东部，奚则居其西边。
　　隋时，契丹部落渐众，依托纥臣水（今老哈河）游牧，在“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的范围内活动②。唐初，其族兴起，“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北至室韦”，“地方二千里”③。其君长大贺氏，有胜兵四万，统八个部落，虽臣于东突厥，受其“俟斤”之号，但一有机会，就试图摆脱突厥役属。早在隋开皇五年（885）就曾“悉其众款塞”。开皇末，又有“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附隋⑤。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内稽部落投唐，天子为置威州以处之。后来，威州侨治营州城中，复又南徙，寄治幽州良乡县④。二年后，别部酋帅孙敖曹求内附，“诏令当州（按，谓营州）城旁安置”⑥。太宗贞观二年（628），酋长摩会率部内属，致使颉利可汗恐惧不安。自是契丹彻底挣脱了突厥的控制，其松漠、乙失革、曲据（即李去闾）等部落相继附唐，太宗特置玄州（侨治范阳鲁泊村）、昌州（侨治昌平清水店）以安之。
　　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君长“举部内属”。太宗为置府州，以羁縻之：松漠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内蒙巴林右旗南、西拉木伦河北岸）。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
　　峭落州，以达稽部置。
　　弹汗州，以纥便部置。
　　无逢州，以独活部置。
　　羽陵州，以芬问部置。
　　日连川，以突便部置。
　　徒河川，以芮奚部置。
　　万丹州，以坠斤部置。
　　匹黎、赤山二州，以伏部置。①十州刺史则以契丹诸辱纥主（即部酋）充任。松漠府所统十州之地，“在柳城郡之北”②，即今内蒙西拉木伦河流域及支流老哈河中、下游一带。后来，武则天又于载初元年（689）析昌州置沃州（后侨治蓟县南之回城），⑤ 《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① 《魏书》卷一○○《库莫奚传》、《契丹传》。
　　② 《北史》卷九四《奚传》、《契丹传》。
　　③ ⑤《隋书》卷八四《契丹传》。
　　④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
　　⑥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 《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② 《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
　　万岁通天元年（696）以乙失活部置信州（侨治范阳境）。睿宗景云元年（710）析玄州置青山州（侨治范阳水门村）。玄宗开元四年（716），更名弹汗州为归顺州，天宝元年（742），改为归化郡。③以上契丹府州，“皆隶营州都督”②。万岁通天元年（696），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孙）与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孙敖曹孙），因愤于营州都督赵文翙侵侮，遂举兵杀文翙，陷营州。朝廷为削弱反叛者的社会基础，遂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玄州曲据部徙徐州（今江苏徐州）、宋州（今河南商丘）地区；威州内稽部徙幽州（今北京）境；昌、师、带、信诸州的松漠、乙失革、乙失活等部徙青州（今山东益都）。中宗神龙初年（705），因契丹之乱平息，遂又将南迁诸部徙还，“皆隶幽州都督府”②。
　　又，神功元年（697），契丹大将李楷固、骆务整等率部降，武则天命楷固等平息契丹余叛，因而酬功拜楷同为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赐姓武氏。③久视元年（700），楷固婿李楷洛亦率部投降。④从楷固子承悦任檀州（今北京密云东北）刺史、密云军使，孙景略“以门荫补幽州功曹”⑤，可推知其部落当被置于檀州，隶幽州都督府。而楷洛子名将李光弼，《碑》称“京兆万年（今西安东部）人”⑥，则表明李楷洛及其族人降后定居长安。
　　再，开元二十年（732），奚酋李诗琐高率奚众及契丹怒皆部五千帐降唐，玄宗置归义州（侨治良乡县，今北京房山）以处降人。唐后期的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等，即出自内徙之契丹怒皆部落。⑦河北的“胡化”与割据，多与此辈有关。
　　唐末五代，契丹崛起，在其领袖耶律阿保机（872—926）领导下统一契丹八部，东灭靺鞨所建渤海郡国，西控室韦等族，南与中原皇朝争雄，其子德光更割取后晋燕云十六州之地，契丹民族遍布于大半个中国，乃至于域外人以契丹为中国之代称。
　　奚族游牧地和侨州奚族原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而同类”①。隋唐时的奚族，“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今大凌河），北至霫国（今内蒙乌兰浩特至巴林左旗一带），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以至其国”②。贞观二十二年（648），酋长可度者率部内属，太宗即其部设饶乐都督府（治今内蒙宁城境），以可度者为饶乐都督，赐姓李氏。并设五州以隶饶乐都督府：弱水州，以阿会部置；祁黎州，以处和部置；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胡三省注”。
　　②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③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久视元年。
　　⑤ 《全唐文》卷四二二杨炎《李楷洛碑》。
　　⑥ 《旧唐书》卷一五二《李景略传》。
　　⑦ 颜真卿：《李光弼碑》，《全唐文》卷三四二。
　　① 《旧唐书》卷一四二、《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
　　② 《隋书》卷八四《奚传》、《契丹传》。
　　洛瓌州，以奥失部置；太鲁州，以度稽部置；渴野州，以元俟析部置③。
　　以上五州大致分布于今辽宁朝阳以西老哈河上游和河北承德西北地带。
　　此外，自高祖武德年始，不断有奚人南徙，故有诸多奚人侨州建置：鲜州，武德五年（622）置，侨治潞县古县城（今河北三河西南）。
　　崇州，武德五年置。贞观三年（629）更名北黎州。治营州之废阳师镇，后侨治潞县古县城。
　　顺化州，侨治幽州境。
　　归义州，开元二十年（732）以奚酋李诗琐高所率奚、契丹内附部落五千帐（户）置。④万岁通天中（696），契丹反，奚亦叛附后突厥，与契丹“常为表里，号为两蕃”①。朝廷为隔离饶乐府五州部落与内徙部间的联系，遂一度徙鲜州于青州境，崇州于淄、青二州。③唐末五代，契丹势盛，“室韦、奚、霫皆服”。奚王苦于契丹统治者酷虐，“以别部西徙妫州”，称为“西奚”，而居琵琶川的“东奚”，则被“契丹所并，不复能自见”②。
　　靺鞨族的分布和渤海国的建立靺鞨是五代以后的女真族的先民。先秦西汉时称“肃慎”，东汉魏晋时又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
　　靺鞨族部类繁多，大部有七：一曰粟末部，“依粟末水以居”；二曰汩[伯]咄部，居粟末之北，相当于今天吉林省舒兰和黑龙江省五常一带；三曰安车骨部，居伯咄东北，即今黑龙江宁安、牡丹江地带的牡丹江流域；四曰拂涅部，居伯咄部东，即今兴凯湖一带；五曰号室部，居拂涅东，分布于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六曰黑水部，居安车骨东北，即今黑龙江下游地区；七曰白山部，分布于粟末东南，即今吉林朝鲜族延边自治州。④地处最北的黑水部，又由十六个部落组成：其中思慕部居今俄罗斯共青城一带；郡利部居黑龙江入海处；窟说部在库页岛（萨哈林岛）；莫曳皆部在今鞑靼海峡西部沿岸一带；虞娄部在今俄罗斯境捷尔内伊、奥尔加沿海地带；越喜部在今黑龙江富锦、饶河一带；铁利部分布于今黑龙江佳木斯以南地区。地处最南的粟末部与最北的黑水部最为强大。
　　粟末靺鞨的突地稽部和渤海部由于接近隋唐边州，因此同朝廷的关系最为密切；前者以内徙和受天子优礼著称，后者以建立受唐册封的渤海郡国闻名。
　　突地稽为粟末酋帅，大业八年（612），炀帝初征高丽，突地稽与兄瞒咄率部至营州内属。瞒咄死，突地稽代总其众，被炀帝拜右光禄大夫、辽西太③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
　　④ 《新唐书》卷二一九《奚传》。
　　① 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 《唐会要》卷九六《奚传》。
　　④ 《新五代史》卷七四《奚传》。
　　守，封扶余侯。突地稽悦中原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宠之”。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遣使朝贡。四年（621），与契丹孙敖曹请内附。①朝廷遂以寄治于营州的隋辽西郡为燕州，以突地稽为燕州总管。六年（623），率部内徙于幽州昌平城（今北京昌平西南）。侨居幽州地区的突地稽部，天宝有二千零四十五户，一万一千六百零三口。突地稽后人世为酋长，“门擅英豪，代承恩宠”。其子李谨行累迁营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燕国，陪葬乾陵。谨行子李秀《碑》称族出“范阳李氏”，“范阳李者，其先出自陇西”②。说明这支南迁之粟末靺鞨，至第三代业已汉化，并与汉族高门“陇西李氏”认同。
　　粟末靺鞨的另一支于武后圣历元年（698）建立以大氏为王的地方政权。
　　先天二年（713），唐封其王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部为忽汗州，以大祚荣为都督。其政权初称振（震）国，至是改称渤海国。渤海国于辽太祖天显二年（926）为辽所灭，先后传袭十五王，历二百二十九年。渤海国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并有高丽等民族的多民族政权，但其王室则应为突厥人①。其国初建时，“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②。至二世国王大武艺（719—737 年在位），“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皆畏臣之”③。约在三世国王大钦茂时（738—794 年在位），仿照内地建置，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行政管理体制，标志着渤海国进入其全盛阶段。当其时，“南与新罗、与唐为界，东际海，西界契丹，东北至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韦，地方五千里”④。即包有今吉林、黑龙江、辽宁及俄罗斯滨海地区和朝鲜咸镜北、南道、两江道、慈江道、平安北道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室韦民族的分布室韦，亦作“失韦”，契丹之别种，“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北魏时始见记载。室韦初有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等五大部落，分布于今嫩江流域和黑龙江上游南、北岸地区。五部“不相总一”，“并无君长”，“突厥常以三吐屯（突厥达官之一）总领之”⑤。唐代关于室韦居处的记载更为具体：其族“居■越河北”，“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海”；①有九大部落，其中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小如者室韦、婆芭[莴]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等八部“并在柳城郡之东北，（距郡）近者二千五百里，远者六千二百里”，八部之北曰大室韦，傍望建河而居，并延伸到今外兴安岭以北，至于海；又有乌素固部、移塞没部、塞曷支部、和解部、乌罗护部、那礼部、达姤部、① 《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新唐书》卷二一九《黑水靺鞨传》；王承礼：《渤海国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② 《隋书》卷八一《靺鞨》；《册府元龟》卷九七○、九七七。
　　① 《新唐书》卷一一○《李谨行传》；乾陵博物馆馆藏《李谨行墓志》；《李秀碑》，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②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谓大氏，“本高丽别种”，但《新唐书·渤海传》称大祚荣父为舍利乞乞仲象，即应为突厥舍利部人，是乞乞仲象应为居于高丽、粟末靺鞨人中间的突厥人。③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
　　④ 《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国传》。
　　⑤ 金毓黻：《东北通史》，社科战线出版社1981 年版。
　　① 《隋书》卷八四《室韦传》。
　　乌丸部、蒙兀部、西室韦、东室韦，等等。②室韦诸部臣隶于唐，朝廷置室韦都督府以统之。室韦乌罗护部落有内徙者，如以讨安史之乱闻名的乌承恩、承泚兄弟，即出此族。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室韦传》。
　　第五节蛮僚诸族岭南俚族洗、冯家族俚族即今海南黎族先民。其族源于百越，东汉时称“里人”，至隋始曰“俚”，唐时则有称“黎”者。因其为古越人后裔，故隋唐史籍对居于岭南（今五岭以南）诸郡的俚人亦称“越族”或“南越”人。自南朝梁、陈迄隋、唐，俚族在首领洗氏及其汉人冯氏子孙的领导下，据有数千里河山，成为岭南地区的第一大政治势力。
　　俚族女酋洗氏，高凉郡（治今广东阳江西）电白（今广东电白）人③，“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由于善抚俚众，“海南（今海南北部）、儋耳（今海南西部）归附者千余洞”①。梁大同（535—545）初，洗氏嫁于罗州（今广东化州）刺史冯融之子高凉太守冯宝为妻。融为汉人，祖父业自北燕浮海归宋，“三世为守牧”。因“他乡羁旅，号令不行”，为使“政令有序，人莫敢违”，遂有洗冯两大俚汉家族联姻。③“侯景之乱”中，洗氏与冯宝协助高要郡（治今广东高要）太守陈霸先平叛，由之他们又成为陈朝的开国功臣。其子冯仆因而被擢阳春郡（治今广东阳春）太守，洗氏被拜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陈亡后，岭南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④。及隋遣使安抚，洗氏又不失时机地依附新朝，被文帝册为谯国夫人。时其夫冯宝、子冯仆已卒，则拜其长孙冯魂为仪同三司、次孙冯暄为罗州刺史、幼孙冯盎为高州（治今广东阳江西）刺史。自是冯家在洗氏的荫庇下，据有今广东湛江地区和海南省的大部土地，威力所及，达于今广东珠江三角洲、西江一带和广西东南部分地区，成为岭南越族的最大首领。②隋亡，“南越一隅，未有行定”，冯盎“克平五岭二十六州”，并于武德五年（622）以岭南数千里附唐。唐高祖析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国、高罗总管，封越国公。盎子智戴拜春州刺史、智戣拜东合州刺史。①冯盎有子三十人，如智玑、智戣、智式等亦次第拜授刺史。直到武周时代，岭南冯、洗家族才门庭败落，冯盎孙君衡以“谋反”罪名被诛，君衡子冯元一（即高力士）被净身入宫。②分布极广的僚族僚族，“盖南蛮之别种”。原居今陕南至川南一带，“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③。魏晋以降，今黔、滇、桂、湘、粤诸省区的某些蛮族亦泛称僚人。其族人数众多，十六国时，仅巴西等地造反的诸僚就有十余万落（户）。北魏时，巴州隆城镇所管僚民多达二十万。
　　隋唐时的僚人，不只分布广，而且名号甚多。一日南平僚。分布于今四③ 《唐会要》卷九六《室韦传》。
　　① 王兴瑞：《洗夫人与冯氏家族》，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② ③④ 《隋书》卷八○《谯国夫人传》。
　　① 王兴瑞：《洗夫人与冯氏家族》。
　　② 《旧唐书》卷一○九、《新唐书》卷一一○《冯盎传》。
　　③ 《高力士残碑》，《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2 期。
　　川巴县一带，“部落四千余户”。其酋朱姓，“号为剑荔王”。贞观二年（628），遣使内附，“以其地隶于渝州”④。南平僚徙入岭南者，则有宁氏家族，自陈至唐，世袭钦州都督、刺史，实力同俚族洗、冯家族相埒。①二曰山南西道诸僚。巴、洋、集、壁等州均有山僚分布。三曰剑南诸僚。邛、眉、益、雅、嘉、纳等州均有僚民分布于山地。又，戎、泸二州间有称“葛僚”者，“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③。四曰黔中僚。琰、明、巫等州亦为僚人居地。五曰岭南诸僚。除钦州宁氏为南平僚分支，还有罗窦洞僚、龚州东西五洞僚、桂州山僚等。④此外，其他地方如秦、陇等州亦都有僚人居住。④今天的仡佬族当与隋唐僚族有渊源关系。
　　谢蛮谢蛮为今苗族先民之一。隋唐时散布于今贵州等地。以其首长多为谢姓，故称谢蛮。其族类有牂牁蛮、东谢蛮、南谢蛮等。
　　牂牁蛮地处“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南至交州，西至昆明九百里”⑤。相当于今黔东、中南部地带。首领谢龙羽，于隋末据有其地，拥胜兵数万人。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其族内属，因复置牂州，以龙羽为刺史，封夜郎郡公。开元二十五年（737），“乃以赵氏为酋长”。天宝中，酋长赵国珍以功授黔州都督，“在五溪凡十余年，中原兴师，唯黔中封境无虞”⑥。
　　东谢蛮分布于贵州东北部，“地方千里”，“散在山谷，依树为居”①。贞观三年（629），酋领谢元深入朝，朝廷以其地置应州，授元深刺史。
　　南谢蛮分布于今贵州贵阳以南地带。其首领谢强曾与谢元深同至长安，太宗以其地置南寿州，授强刺史。②西谢蛮，与南谢邻接。④又有蛮州蛮，以宋氏世袭刺史。因其“州接牂牁”③，当亦为谢蛮族类。此外功州蛮，也以谢姓为世袭功州刺史。⑥西赵蛮西赵蛮在东谢之南，即今黔东地区。其境“南北十八日行，东西二十三日行”，“赵氏代为酋长，有万余户。”⑥贞观三年（629），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授酋长赵磨为刺史。
　　五溪蛮④ 《魏书》卷一○一《蛮传》。
　　①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平僚传》。
　　④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平僚传》。
　　⑤ 《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⑥ 《旧唐书》卷一九七《牂牁蛮传》。
　　① 《旧唐书》卷一一五《赵国珍传》。
　　②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东谢蛮传》。
　　③ 《旧唐书》卷一九七《东谢蛮传》。
　　⑥ 《唐会要》卷九九《东谢蛮传》。
　　又称武陵蛮。分布于今湖南西部和黔、川、鄂邻接处的沅水上游地区，由沅水源头的雄、■、酉、沃、辰五条溪流得名。五溪为群蛮荟萃之地，唐末诸蛮于此攻城略地，朝廷无力镇压，遂授诸蛮酋为刺史。⑦西原蛮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①。因唐初于其地置西原州而得名。其族分布约相当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和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部广南、富宁县一带。这一带属于岭南南平僚宁氏的势力范围，但直接统治该蛮诸部的则为黄、韦、周、侬、莫、廖等本族大姓，其中尤以黄氏为最强。黄氏与韦、侬等氏“相唇齿”，“据十余州”。唐后期，西原蛮在其豪姓大族黄乾曜、黄少卿、黄昌沔等三代首领组织下，多次反抗唐朝的统治，参加造反的动辄二十万，岭南桂州经略使等所管十八州都被卷入。③西原蛮当属岭南僚、俚，并当为今壮族先民之一。
　　南诏蛮隋唐时，在今滇、川南、黔西，分布乌蛮、白蛮等民族。其中乌蛮别种六诏部落之蒙舍诏（即南诏）最强大。其首领细奴逻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在巍山建立以大蒙为号的地方政权。后来，其王皮逻阁在玄宗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并兼并乌蛮、白蛮等其他部落，据有今云南全境和川南、黔西以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的部分地区。其王姓蒙氏，玄宗赐皮逻阁名曰“归义”，册封为云南王。贞元十年（794），即蒙归义曾孙异牟寻时，德宗册异牟寻为南诏王。
　　南诏原为六诏之一。六诏为：蒙嶲诏，分布于今云南巍山北境；越析诏，居今云南宾川境；浪穹诏，在今云南洱源境；邆赕诏，居今云南剑川境；施浪诏，在今洱源东；蒙舍诏，又称蒙氏蛮，因地处最南，故又名南诏。
　　南诏“本乌蛮之别种也”，“自言哀牢之后”。乌蛮主要分布于“东爨”境域；“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③。白蛮主要分布于“西爨”地区；“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东爨。”②两爨大致以今云南大关（或谓曲靖）至建水一线为界，界东为东爨，界西为西爨。以乌蛮、白蛮为主体的两爨蛮，以首领姓爨而得名。早在南朝梁元帝时，西爨首领爨瓒就已“据其地，延袤二千余里”②。唐高祖武德中，授其孙弘达为昆州刺史。此后诸帝又于其地广置羁縻府州，隶于南宁州都督。南诏崛兴后，蒙归义等通过联姻和武力征服等手段，将两爨蛮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南诏在兼并两爨的同时，还对云南境内外的其他诸蛮用兵。被其征服的主要民族有：⑦ 《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西赵蛮》。
　　① 《新唐书》卷一八六《邓处纳传》。
　　③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西原蛮传》。
　　② 《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河蛮。又称洱蛮、西洱河蛮，属白蛮种类。原居西洱河（今洱海）一带城邑，为蒙归义击败后，北迁依附浪穹诏。贞元十年（794），浪穹诏为南诏破，“复徙于云南东北拓东以居”③。
　　独锦蛮。乌蛮族类。分布于“秦藏川南，去安宁两日程”②。其酋同南诏王室世为婚姻。
　　弄栋蛮。白蛮族类。因原处弄栋县而得名，后部分人北徙，“散居于磨些江侧”的剑川等地。贞元十年（794），被异牟寻迁于永昌。②青岭蛮。白蛮种类。“本青岭县部落”。天宝中，其首领尹氏率族人投靠南诏。后来的南诏清平官多出自该蛮。④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居铁桥城北。贞元十年（794），异牟寻破吐蕃铁桥城，获汉裳蛮数千户，被徙于云南东北诸川地。⑤长裤蛮。乌蛮种类。原居剑川，后为南诏徙今丽江塔城东。⑤施蛮。乌蛮种类。居铁桥城西北大小施赕和剑寻赕。贞元十一年（795），南诏攻破施蛮并虏其王。⑥顺蛮。乌蛮种类。初与施蛮杂处于剑、共诸川。蒙归义败施浪诏、浪穹诏，二浪北走中逐施、顺二蛮，二蛮遂散处铁桥城一带。贞元十一年（795）异牟寻虏其王，其部散隶东北诸川。⑧磨些蛮。乌蛮种类。散居铁桥城、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明等川。南诏破其部后，有万户人被“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滇池附近）”⑨。朴子蛮。哀牢夷后人，今崩龙族先民。开南城、银生府、永昌府、寻传、铁桥城西北等处，均有朴子蛮分布。朴子蛮隶于南诏永昌、丽水等节度使。⑨寻传蛮。本嶲州羌人部落，分布于今宁安河、雅砻江与金沙江合流处，后迁至今云南宏州以西地区，同朴子蛮杂处。寻传蛮为今阿昌族先民。③裸形蛮。又称“野蛮”。分布于今高黎贡山和腾冲以西，与朴子、寻传蛮杂处。南诏阁罗凤平定寻传蛮后，令裸形蛮散处山谷，并于大赕（今缅甸迈立开江上游地区）中筑城，“管制野蛮”③。裸形蛮为今景颇族先民。浪稽等蛮。六诏北有浪稽、罗哥谷蛮；东有婆秋、乌皮蛮；南有离东、锅锉蛮。浪稽等蛮出自哀牢夷，锅锉蛮当为今拉祜族和苦聪族先民。②金齿等蛮。金齿、黑齿、银齿、绣脚、绣面诸蛮，“并在永昌、开南”④。金齿等蛮为今傣族先民。
　　芒蛮。分布于自今保山南部经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拉祜佤族自治县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芒蛮为今傣族先民之一。⑤穿鼻等蛮。穿鼻、长鬃、栋峰等蛮“并在拓东（今昆明）南”⑦。
　　和蛮。乌蛮种类。今哈尼族先民。分布于今云南境内的红河流域。南诏③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
　　② 《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⑤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蛮传》，并见《云南志校释》卷四。
　　⑥ 《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一年。
　　⑨ 《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一年，《云南志校释》卷四。
　　③ 《云南志校释》卷二《山川江源》。
　　②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294 页。
　　④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诏蛮传》。
　　⑤ 《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兴起后，开其地为郡。⑧望蛮。分布于今澜沧江以西地区，佤族先民。“其人勇捷”，打仗时，南诏令望蛮为前驱，时呼勇士为“苴子”，故其族又称“望苴子蛮”。望蛮有外喻部，居永昌西北。⑧东蛮。乌蛮族类。有勿邓、丰琶、两林等部落，散处嶲州泸水以东地区，故称东蛮。其西昆明、昌明一带之磨些等族，谓之西蛮。“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为白蛮，五姓为乌蛮。又有初裹五姓，“居邛部、台登之间”。属于勿邓部落的还有东钦、粟、雷、梦诸小部。两林部落在勿邓部落以南的今四川喜德县东部地带，有十低、阿屯、亏望等小部。丰琶部落在两林部落南，有阿诺等小部。东蛮诸部推两林首领为酋长，“号都大鬼主”①。东蛮先后臣隶唐、吐蕃、南诏。东蛮为彝族先民之一。
　　昆明蛮。分布于今云南东北和贵州普定一带。⑤松外蛮。白蛮族类。北自松外城（即今四川盐边），南至西洱河（今洱海）地区的民族，泛称“松外诸蛮”。松外蛮“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③。贞观中，唐将梁建方讨松外诸蛮，“谕降者七十余部，户十万九千，署首领蒙和为县令”⑤。后羁属南诏剑川节度使。
　　唐于诸蛮的羁縻州之设唐朝羁縻府州，“皆傍塞外，或寓名夷落”④。因此，从诸道蛮州之设，亦可知诸蛮分布的大概。
　　剑南道（治今四川成都）置蛮州百余，“皆无城邑”，寓州名于部落，“羁縻而已”。其中雅州都督府管押以“生羌”、“生僚”所置十九州；黎州都督府统制“徼外生僚”五十四州；泸州都督府管押“夷僚”十州；戎州都督府管押诸蛮州六十四；嶲州都督府统领思亮等十六蛮州；姚州都督府统押曾隶戎州的十六蛮州。⑥黔中道（治今四川彭水）置蛮州五十一，均隶黔州都督府，“皆寄治山谷”②。
　　岭南道（治今广州）置蛮州九十二。其中内纡、归思等七州隶桂州都督府；椳、归顺等二十六州隶邕州都督府；德化、郎茫等四十一州隶安南都护；爨蛮州十八隶峰州都督府。③第五章隋的统一第一节隋的建立隋的建立者是文帝杨坚。杨坚父名杨忠，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
　　⑧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89—299 页。
　　①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89—299 页。
　　⑤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
　　③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④ 《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松外诸蛮》。
　　⑥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北周时，杨忠又任柱国大将军、大司空，封隋国公。后来，杨坚袭父爵为隋国公。周武帝统一北齐后，杨坚为定州总管，后又任亳州总管。宣帝即位，因杨坚系皇后的父亲，内调上柱国、大司马，掌握军权。静帝大象二年（580），宣帝死，静帝年仅八岁，不能亲理政事，杨坚遂乘机总理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
　　杨坚执政后，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怕周室诸王发动兵变，遂以千金公主（赵王宇文招女）将嫁突厥为借口，征赵、陈、越、代、滕诸王入朝。由于周室诸王想发动政变，杨坚又正想除掉他们，于是，杨坚就以各种借口把他们先后杀死。后来，杨坚又接受虞庆则的建议，尽灭宇文氏，在朝廷排除了一切敌对势力。
　　除了一些阴谋发动政变者之外，还有公开举兵反抗者。最早起兵反对杨坚的是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总管尉迟迥。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他统治原北齐之地，权力很大。杨坚欲派韦孝宽代替他的职务，于是，尉迟迥于大象二年（580）六月起兵反坚。七月，荥州刺史宇文胄、徐州总管司录席毗罗等，都纷纷起兵，响应尉迟迥，反对杨坚。尉迟迥拥兵数十万之众，对杨坚形成很大威胁。
　　在长江流域响应尉迟迥的，还有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原来的北齐之地及今湖北、四川一带，都为杨坚的敌对势力所有了。
　　杨坚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派韦孝宽为行军元帅，不久又加派高颎为监军，东讨尉迟迥。韦孝宽进军至永桥城（今河南武陟西南大虹桥，当时桥旁有城），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惇率十万大军沿沁水布阵。尉迟惇欲乘韦孝宽军东渡沁水之际进行袭击，故稍作退却。由于退军未作周密布置，故稍退阵地即发生动摇。韦孝宽抓紧有利时机，鸣鼓进军，致使尉迟惇全军溃乱，败退邺城。韦孝宽乘胜进逼邺城，尉迟迥倾其所有十三万人，列阵城南。韦孝宽初战不利，继又发动攻势，迫使迥军退守邺城。韦孝宽攻破邺城，尉迟迥兵败自杀。尉迟迥从起兵到失败，历时仅六十八天。接着，席毗罗、宇文胄也先后战败被杀，关东地区的兵变均被平定。
　　与此同时，杨坚又以王谊为行军元帅，进讨司马消难。司马消难以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九州及鲁山等八镇投降陈朝，陈宣帝乘机攻取了沿江一些城镇。王谊继续南进，司马消难逃奔陈朝，这场兵变又被平定。
　　在西南方面，杨坚任命梁睿为行军元帅，出兵二十万，自剑阁进逼成都。王谦亲率精兵五万，迎击梁睿，结果战败被杀，杨坚又取得胜利。
　　从大象二年六月尉迟迥起兵，到王谦于这年十月失败，总共不到四个月时间。既然周室诸王已除，三方面的战争又胜利结束，杨坚就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遂于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代周称帝，国号隋，并改大定元年为开皇元年。不久，又杀周静帝，历时二十四年的北周退出历史舞台了。第二节隋的统一隋文帝的改革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为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开皇元年，杨坚刚做了皇帝，就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在朝廷废除北周模仿《周礼》所建立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吏、礼、兵、都官（刑）、度支（民）、工等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制度，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因为同时几个宰相执政，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以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开皇三年（583），在地方职官方面，又采纳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的建议，把齐、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于是，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①。杨坚根据这一建议，废去郡一级机构，裁减了冗员，节省了国家开支，加强了统治机器。
　　开皇元年与三年，隋文帝先后两次派高颎、郑译、杨素与苏威、牛弘等人修订齐、周以来的法律。修订成的新律就是《开皇律》。《开皇律》与前代法律相比，有不少进步的地方。例如“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不仅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法，而且还准许有冤者上诉。律文规定：“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第二次修订的结果，又前进了一步，“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同时还规定：“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②由此可见，《开皇律》比前代的法律对人民的压迫是有所减轻的。
　　封建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尽管它较《北齐律》有所进步，但它的阶级实质是依然如故的。例如，“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所定“十恶之条”（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正是从各方面维护封建秩序，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反之，统治阶级则有各种特权。例如，凡在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之科的皇亲国戚、勋臣，还有七品以上官员，犯罪者都可以“例减一等”③。九品以上官员犯罪者可以铜赎罪。更为甚者，是统治者可以抛开法律条文，随心所欲地加重刑罚。隋文帝不仅根据自己的喜怒每于殿廷打人、杀人，甚至还规定盗一文钱或边粮一升，或三人共窃一瓜者，也要处死。可见，隋朝的法律所表现的阶级压迫也是极为残酷的。
　　从开皇元年开始，隋文帝、隋炀帝曾经三次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均田的办法，大抵沿袭北齐。按照这种办法，农民虽然受田不足，而官僚地主却能占永业田多者一百顷，少者四十亩。不过，这种制度多少也可使无地农民得①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长城公至德元年。
　　② 《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到一些土地，地主兼并土地的欲望稍稍受到一些限制，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按北周制度，民年十八岁成丁，今改为二十一岁成丁，开始服役的时间推迟了三年。北周丁男每年服役一月，今改为二十天。调绢一匹原来是四丈，现改为二丈，减少了一半。开皇十年（590），又规定民年五十岁者，可以庸代役。减少农民赋役的负担，既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朝廷对地主豪强争夺劳动人手。
　　开皇五年（585），隋文帝为了增加赋役的来源，从事户口整顿。南北朝时，豪强地主把大量的朝廷编户变为依附佃客，还有一些农民为了逃避赋役的负担，诈老诈小，使户籍与实际情况不符。山东地区，特别严重。因此，隋文帝下令，“大索貌阅”。就是朝廷按照户籍上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查出有谎报年龄者，基层官吏保长、里正都要流徙远方，并鼓励民户互相检举。结果，朝廷的户籍当年就增加了四十四万三千丁，一百六十四万余口。
　　另外，还根据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就是朝廷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每年正月，地方官负责在乡里挨户依照标准定等，当作征发差役、确定税额等的依据。这样，不仅使户籍制度更加完善，同时也使一些脱籍逃亡的农民加入朝廷的户籍，从而扩大了国家赋役的来源。
　　其他方面，隋文帝还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和巩固隋朝政权。
　　开皇三年，为了从经济上充实都城长安，从河东与中原一带向长安大量运米，并在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输，把关东、汾晋一带的粮食陆续运到长安。由于渭水沙多，深浅不常，影响潼关至长安的运粮，隋文帝又于开皇四年（584）利用渭水开广通渠三百余里，更加方便了粮食的运输。
　　开皇五年（585），隋廷又在各地设置义仓。就是要百姓与军人都要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后来，关中大旱，关东水灾，义仓都发挥了赈济的作用。
　　隋朝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社会经济，使隋朝很快富强起来。
　　统一全国与此相反，正当隋朝日益富强的时候，陈朝则每况愈下，正在走向衰亡。陈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是陈叔宝。由于他荒淫奢侈，无所作为，所以：“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①，这样，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以致民不聊生，破产的农民日益增多。本来，从东晋到宋、齐、梁、陈，以陈的疆域最小，再加上政治腐败，对农民的剥削严重，迫使农民大量破产，脱离朝廷户籍，所以，朝廷控制的人口大量减少。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而到陈亡时则只有户五十万，口二百万。可见陈朝已经是一片没落气象了。
　　实现全国统一，是历史前进的要求。根据隋与陈的实际情况对比，隋灭① 《陈书》卷六《后主纪》。
　　陈是必然的。
　　隋在灭陈之前，先统一了后梁。后梁为南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衍所建，初都襄阳，后迁江陵，前后三个皇帝，共三十三年。后梁实际上是北朝西魏、北周、隋的附庸。西魏、北周、隋都曾在江陵设置总管，以监统其国。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征后梁皇帝萧琮至长安，并派兵进据江陵，废掉梁国。开皇八年（588）十月，隋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全面负责灭陈的战役。不久，又以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各路隋军共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杨广节度。东自海，西至巴蜀，向陈发动了全面进攻。
　　面临隋军的大举南下，陈叔宝优柔寡断，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自我安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都官尚书孔范也附和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并诬蔑“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①。于是，隋军顺利渡过长江。
　　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韩擒虎先后渡江。当时，建康尚有陈军十余万人，但由于陈叔宝怯懦无能，也不懂军事，唯日夜啼哭，把一切大权交给嫉贤妒能的施文庆，有才能的文官武将不能发挥作用，致使隋军很快攻下建康。陈叔宝与其爱妃张丽华跳入枯井，后被隋军所俘。长江上游的陈军知大势已去，也都解甲投降。至此，陈朝灭亡，全国又告统一了。
　　隋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晋以后，分裂局面的出现，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结果。所以，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对立，包含着民族矛盾的内容。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以后，在先进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必然要与先进的民族组合在一起。西晋灭亡以后的北方游牧民族，逐步接受了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方式，由氏族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很快地进入封建社会。在这种封建化的过程中，各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都逐步与汉族接近而一致。这样一来，民族的界限渐渐消失，民族矛盾也就随之而不存在了。
　　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候，南方人民支持南朝政权包含着反对民族压迫的意义。随着民族矛盾的消失，南朝政权又日益腐败，阶级矛盾逐步激化，致使南方人民不再支持南朝政权。这就意味着广大人民要求统一。唐朝初年，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撰《南史》与《北史》，就是为了从思想上进行统一。李延寿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①不难看出，李大师、李延寿撰史的动机，首先是要消除南北的互相歧视，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其次是从体例上消除各个断代史只有局部，没有整体的缺点。存在决定意识，这正是人们从思想上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反映。长期以来，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隋朝政权的巩固与强大奠定了基础。隋文帝利用这种条件，进行各种改革，使隋朝在政治上强于南方，军事①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长城公祯明二年。
　　① 《北史》卷一○○《序传》。
　　上超过南方，形成了北方统一南方的必然之势。由此可见，隋的统一，是隋文帝在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人为作用的结果。
　　第六章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朝的建立隋朝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建立，到炀帝大业十四年（618）灭亡。
　　共三十七年的历史。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同时，还采取了多种措施，巩固并发展了封建国家，致使隋朝出现了富强繁荣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仅仅三十多年，唐就取隋而代之了。这主要是隋炀帝倒行逆施。推行了一系列暴政，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大起义的结果。
　　第一节隋炀帝的暴政穷奢极欲，纵情声色隋文帝时，虽然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但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也在发展。由于长期以来，未经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地主、官僚占有大量土地的情况，没有得到缓和，如大贵族杨素，除按官品占有永业田和职分田外，还曾两次得到赐田一百三十顷。这样一来，就使许多农民不能按均田制的规定得到土地，隋朝均田制规定，一夫受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露田，但实际上有些“狭乡”每丁只能有田二十亩。这种根本问题的存在，决定阶级矛盾必然逐步激化。隋文帝虽然以“节俭”被史书所称道，但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这只能是一些表面现象，实际上仍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开皇十三年（593），杨素给他修仁寿宫，由于工程大，时间短，劳动者死亡上万人，隋文帝同独孤皇后看到仁寿宫豪华壮丽，对杨素大加称赞，并赏钱百万，锦绢三千段。同时，隋文帝还随心所欲地加重刑罚，任意杀人。如前所说，甚至规定凡盗一文钱或边粮一升，以及三人共窃一瓜者，也要处以死刑，这些都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因素。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等，也无不影响政权的稳定。因此，魏徵说：“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①并非没有道理。
　　如果说隋文帝时阶级矛盾正在发展，那末，隋炀帝的各种倒行逆施的暴政就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
　　隋炀帝一登上皇帝的宝座，就开始了穷奢极欲、纵情声色的腐化生活。
　　首先，他不满足于京师的物质享受。仁寿四年（604）七月做了皇帝，十一月他就东赴洛阳，下诏营建东都。诏书中说修建要“务从简约”②，但事实则完全相反，第二年修建东都时，“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①。所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彫落，则翦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翦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竟以殽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②。同时，还派人“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如果说修建东都是为了把政治中心东移，减少每年大量向京师运粮的困难，即使有些浪费，也还算做了些有实际意义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隋炀帝在位总共不到十四年的时间，以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大部分时间是四处巡游，不在洛阳。大约统计，隋炀帝在洛阳的时间，断断续续，总共不过四年左右。在京师的时间不足一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一切国家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到哪里，也就是政治中心到那里了。况且，隋炀帝每次游幸，都兴师动众，“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③。由此可见，在隋炀帝外出①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③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期间，大批国家官吏与军队都不在洛阳，洛阳既未真正起到政治中心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肯定他修建东都的积极意义了。其实，营建东都只不过是隋炀帝“无日不治宫室”的一个方面。尽管“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①。因此，很多宫殿，遍布各地。他每次到各地宫殿游幸，都极奢侈豪华。最突出的是南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②。游幸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而且如此阔气排场，均为前所未有。
　　其次，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显赫地位，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大肆挥霍，浪费难以数计的人力和财力。大业二年（606），突厥启民可汗来到隋朝，隋炀帝“欲以富乐夸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伎人皆衣锦绣缯彩，舞者鸣环佩，缀花毦；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彩为之空竭”③。大业六年（610）正月，“诸蕃酋长毕集洛阳”，隋炀帝命“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周边一些民族派人到洛阳丰都市（东市）交易，隋炀帝就“命整饬店肆，簷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④。隋炀帝就是这样，把民脂民膏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
　　至于隋炀帝贪恋声色的糜烂生活，一直到他在江都面临末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收敛。
　　徭役繁多，破坏生产阶级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莫过于隋炀帝劳民伤财，破坏生产。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停止劳动生产，人们就会因冻饿而死，这个国家或民族自然就要灭亡。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真理。正是这种人人都知道的真理，隋炀帝却置若罔闻。他既想要得到劳动人民的各种生产成果，却又例行逆施，把大量的劳动力用于非生产方面，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肆征发劳动人民服役，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
　　仁寿四年年底，隋炀帝刚刚即位，就“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①。大业元年，杨素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由于“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②。同时，又征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四年。
　　②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二年。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六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在这年游江都时，仅揽船工就用了八万余人。大业三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③。七月，又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大业四年正月，征发河北百余万人开永济渠，丁男不足，妇女也被征发了。七月，又征发二十余万人修筑长城。把这样多的民力用于非生产方面，必然导致生产停滞，不能发展。
　　当然，运河的开凿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与其他劳民伤财的工程相提并论似乎不甚妥当。其实，认真分析一下，也并无不妥之处。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是开凿运河的客观效果。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人们需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去从事保证人类生存的农业生产。隋炀帝强迫农业劳动者去从事远远超出劳动者的负担能力的巨大工程，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用大量劳动者的生命去满足自己游幸的需要，即使客观效果有好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劳动者的悲惨遭遇，去歌颂发号施令者的功绩。抛开大量劳动者的伤亡，生产的中断，去侈谈长远的效果，就是割断历史。如果不是农民战争推翻隋炀帝政权，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开辟道路，运河的客观效果是不能显示出来的。由此可见，严重破坏生产力的结果，是劳动者走投无路、被迫造反。反之，如果隋炀帝不是劳民伤财，破坏生产，社会财富会更加丰富。在社会财富更加丰富，劳动者的负担能力许可的情况下，用较长的时间去开凿运河，无疑会促进历史的前进。
　　直接导致农民起义的是进攻高丽。从大业八年（612）到大业十年（614），隋炀帝三次对高丽进行战争。大业七年（611）为了准备进攻高丽，派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工匠被迫站于水中昼夜劳动，腰以下溃烂生蛆，死亡什之三四。又征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命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为了转运军粮，“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①。
　　大业八年，第一次进攻高丽，动用军队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送给养的比军队还多一倍。萨水（在今朝鲜平壤北）战败，致使三十万五千作战部队仅剩下二千七百人。至于第二、第三两次进攻高丽的战争，也同样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隋朝最盛时，全国人口是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仅进攻高丽的战争，直接、间接参加的就有三四百万，各种频繁的徭役，更是难以计算。但可以肯定，大部分青壮年劳动者都离开了生产岗位，这是对生产力最严重的破坏。“耕稼失时，田畴多荒”②，正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的实际情况。《隋书·食货志》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疆场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而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不仅如此，更加“重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七年。
　　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以致“百姓困穷，财力具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③。这就是说，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劳动人民为了不被冻饿而死，只有相聚起义，高举农民革命的大旗了。
　　第二节隋末农民大起义王薄首举义旗首举起义大旗的是王薄。王薄是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大业七年，他首先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发动起义。为了号召群众参加起义军，他自称“知世郎”，表示自己是先知先觉者。同时，他还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群众拒绝参加进攻高丽，激发群众的反隋情绪。因为隋炀帝为进攻高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最为沉重的灾难。
　　王薄起义，揭开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革命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起来。与王薄起义的同时，翟让也在瓦岗发动了起义。另外，孙安祖在高鸡泊，张金称在蓨县，高士达在蓨县，刘霸道在豆子■也先后起义。
　　大业九年（613），又有孟海公在济阴周桥、孟让在齐郡、郭方预在北海、郝孝德在平原相继起义。封建史籍所谓“群盗蜂起，不可胜数”①，正说明农民起义的烽火已遍地燃烧。
　　杨玄感起兵在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的影响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充分暴露了。
　　大业九年，正当第二次进攻高丽的时候，隋朝贵族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杨玄感的父亲杨素是隋炀帝的亲信，他曾帮助隋炀帝夺取了帝位。杨玄感因其父有功而位至柱国，又迁礼部尚书。第二次进攻高丽时他在黎阳督运军粮，他看到隋炀帝倒行逆施，天怒人怨，认为有机可乘，遂起兵叛隋。他举兵南下，进攻东都，顺利到达洛阳城下，众至十余万人。杨玄感进军顺利，迅速发展壮大了势力，正是他的行动迎合了广大人民反对隋炀帝的要求。所以，杨玄感虽然因进攻高丽的军队南下，使其腹背受敌而失败，但也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急剧激化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是一触即发的。
　　在杨玄感起兵的影响下，农民起义的浪潮更加高涨了。大业九年七月，刘元进在余杭拥众数万人，响应杨玄感。八月，吴郡朱燮起义，“民苦役者赴之如归”①；管崇在晋陵起义，众至十万人。正当杨玄感围攻东都时，梁郡韩相国也举兵响应起义，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杨玄感于八月失败，九月就有东海彭孝才起义，有众数万人；十月，吕明星进攻东郡，十二月，扶风向海明起义。众至数万。另外，还有杜伏威、辅公祏、苗海潮等人在各地起义。这些起义军，虽然没有直接打起响应杨玄感的旗号，但在杨玄感狠狠打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之后，至少说是对他们的起义减少了困难，增加了有利因素的。由此可见，杨玄感起兵对隋末农民起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起义军的不断发展，使隋炀帝失去了控制全国的能力，长安、洛阳、江都，都成了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到大业十二年（616），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分散走向集中，原来遍布各地的起义军，逐步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农民军队伍。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七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九年。
　　窦建德是清河郡漳南县人，由于他同情穷苦农民，肯帮助别人，所以在当地的威信很高。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征发农民，进攻高丽，窦建德被选为二百人长。他的同乡孙安祖也被选为征士。孙安祖因家遭水灾，妻子饿死，不愿前往，遂遭县令怒笞。孙安祖刺杀了县令，去找窦建德。窦建德表示：“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①要他到高鸡泊中去聚众起义。孙安祖接受这个建议，带着窦建德给他招募的几百人，到高鸡泊正式起义了。由于起义军不断打击着隋朝的黑暗统治，地方官就到处搜捕与起义军有关的群众，窦建德也是搜捕的对象。窦建德在全家被杀后，忍无可忍，聚集了二百多人，参加了高士达的起义军。
　　窦建德参加起义军后，一直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并且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于是，威望越来越高，很快就由一个小头目成为一支大规模起义军的领袖了。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于大业十三年（617）正月在乐寿建立政权，窦建德称长乐王，第二年，又改国号为夏，改元五凤。这支起义军首建功绩，是打败隋朝涿郡通守郭绚。
　　大业十二年，郭绚率领一万多人进攻高士达。高士达命窦建德负责指挥作战，自己守卫辎重。窦建德率七千精兵，假称投降，麻痹郭绚。待郭绚松懈以后，窦建德突然出击，大败隋军，杀其数千人，得马千匹。郭绚带数十骑逃走，又被窦建德追上斩首。隋军闻风丧胆。自此以后，窦建德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不久，高士达在与隋军作战中牺牲，窦建德就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当然领袖了。
　　河北起义军的第二次重要战绩，是大败隋涿郡留守薛世雄。薛世雄是很受隋炀帝赏识的隋军将领，三次进攻高丽，他都参加了。进攻高丽失败归来，他当了涿郡留守。大业十三年，瓦岗军逼近东都，隋炀帝命他率军三万人南下，镇压沿途的起义军，并解东都之围。这时，窦建德刚于乐寿县称长乐王，起义军已发展到十余万人。薛世雄南下，河北起义军首当其冲。
　　薛世雄兵行至河间七里井，窦建德一面将重兵埋伏起来，一面声称要远去豆子■。薛世雄误认为窦建德逃跑，于是麻痹大意起来。窦建德认为时机已到，亲率敢死队一千人，向隋军猛烈进攻，隋军措手不及，全军溃乱，死一万余人。薛世雄逃入河间城内，忧郁成疾，回到涿郡，就郁郁而死了。隋朝在北方的这支主力军被消灭，加速了隋炀帝政权的灭亡，壮大了农民军的声威。
　　河北起义军的再次战功，是消灭以宇文化及为首的隋军残余势力。
　　宇文化及本为隋右屯卫将军，在江都缢杀了隋炀帝，立秦王浩为帝，率领十余万隋军沿通济渠北归。由于瓦岗军的阻击，不能在中原立足，遂转向北去，到了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就在这穷途末路的时候，宇文化及又杀了傀儡皇帝杨浩，自己当了皇帝，国号许，建元天寿。窦建德闻讯，立即进攻魏县。宇文化及战败，退往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起义军又跟踪追击，攻破聊城，活捉宇文化及，彻底消灭了这支跟随隋炀帝多年的基本队伍。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炀帝的黑暗统治过程中，功绩卓著，① 《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大业七年（611），东郡法曹翟让因犯罪而被下狱，狱吏黄君汉私自释放了他。于是，他逃亡瓦岗（今河南滑县东南）聚众起义。同郡的单雄信、徐世勣也都前往参加。他们在永济渠沿岸劫夺来往船只，以致“资用丰给，附者益众”①，起义队伍逐步扩大起来。
　　大业十二年（616），贵族出身的李密，在参加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投奔瓦岗军。李密较有政治眼光，他建议翟让积极发展势力，扩大影响。翟让重视李密的建议，首先攻取了荥阳。
　　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地，向东是一片平原，向西是虎牢关。虎牢关以西的巩县有隋的大粮仓洛口仓。取得洛口仓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粮食，而且已逼近东都洛阳。可见，夺取荥阳是瓦岗军发展势力的重要一步。
　　面临强大的瓦岗军，荥阳太守杨庆无可奈何，隋炀帝特派“号为名将”、“威振东夏”的张须陁为荥阳通守，镇压瓦岗军。李密认为张须陁勇而无谋，遂建议翟让与张须陁正面接战，佯败而北走。李密率精兵埋伏在荥阳以北的大海寺附近，张须陁紧跟翟让十余里，到大海寺以北的林间时，李密伏兵四起，隋军陷入重围。张须陁本来掉以轻心，更加突如其来的强兵，使他措手不及，战败被杀。这次失败，隋军“昼夜号哭，数日不止”①。可见，这次瓦岗军的胜利是对隋炀帝政权的沉重打击。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瓦岗军攻取洛口仓，并开仓济贫。贫苦农民大量参加起义军。隋朝在洛阳的越王侗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军二万五千人前往镇压。翟让、李密预先侦知了隋军的动向，作了周密的部署。刘长恭对瓦岗军的情况则一无所知，表面看到瓦岗军的人数不多，遂麻痹大意起来，瓦岗军乘隋军初来乍到，饿饥疲惫之时，大举进攻，隋军大败，死者十之五六。刘长恭仓皇逃回东都。瓦岗军得到大量的辎重器甲，力量壮大，声威大振。四月，瓦岗军逼近东都城郊，攻破回洛仓（在今河南洛阳东北），致使东都粮食缺乏，陷入困境。九月，瓦岗军又攻破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东南），开仓济贫，起义军增加了二十多万。这时，瓦岗军有数十万之众，控制了中原广大地区，达到了鼎盛时期。瓦岗军还公开宣布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明确表示要推翻隋炀帝政权了。
　　正当瓦岗军日益强大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了。由于李密在屡次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大，其威望也就越来越高，翟让遂主动把领导权让给了李密。后来，翟让的哥哥翟弘以及王儒信等人又劝翟让夺回领导权，这样一来，矛盾日益激化，以致最后李密杀了翟让。
　　瓦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武德元年（618）六月，宇文化及率江都隋军北上，瓦岗军虽然对宇文化及作战取得胜利，但也损失严重。九月，东都隋军乘机发动进攻，瓦岗军全面失败，李密走投无路，于十月奔赴长安，向新建的唐朝投降了。
　　瓦岗军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队伍，在中原消灭了大量的隋军，割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① 《隋书》卷七一《张须陁传》。
　　断了江都与洛阳的联系，迫使隋炀帝陷入江都孤岛，不能控制全国。最后虽然也走向失败，但仅有的洛阳隋军残余势力也已面临末日了。
　　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杜伏威、辅公祏起义是在大业九年（613）年底。杜伏威是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人，由于其“家贫无以自给”，遂和有“刎颈之交”的辅公祏聚众起义。在和官军作战时，他非常勇敢，“出则居前，入则殿后”①，从而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很自然的成了领袖人物。
　　杜伏威起义后，先入长白山，加入左君行领导的起义军。后来，由于和左君行意见不合，离开长白山，转战到淮南去了。这时，在下邳有一支苗海潮领导的起义军。杜伏威为了壮大力量，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苗海潮率众加入自己的队伍。另外，还有海陵赵破阵领导的起义军也被并入了他的队伍。这支起义军的力量因此就更加可观了。
　　正当杜伏威领导的起义军发展壮大的时候，隋朝的校尉宋颢率军前来镇压。起义军与隋军稍一接触，即佯败后退，诱隋军入葭芦中，然后纵火焚烧，使隋军全军覆没。
　　大业十三年（617），隋炀帝又派右御卫将军陈稜带精锐部队八千人进攻起义军。陈稜慑于杜伏威军的威力，不敢正面进攻。杜伏威为了激怒陈稜，派人送他一套妇女衣服并致书称他“陈姥”。陈稜恼羞成怒，倾巢而出。杜伏威身先士卒，农民军奋力冲杀，隋军全线溃乱，陈稜仅以身免。杜伏威乘胜攻破高邮，占据历阳，在历阳自称总管，同时，还派遣所部分别取得附近许多地方。在这种形势下，江淮之间许多小股起义军纷纷加入这支队伍，杜伏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就成了江淮一带力量最强大的起义队伍了。
　　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以后，杜伏威向洛阳的越王侗上表称臣。越王侗命他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不过，当时隋朝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越王侗并不能支配杜伏威，所以，事实上杜伏威的起义军仍然是一支独立活动的力量。武德二年（619）八月，杜伏威又向唐朝投降。唐高祖命他为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使，进封吴王。以辅公祏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武德五年（622）七月，杜伏威到了长安。第二年八月，辅公祏又举兵反唐，并于丹阳（南京）称帝，国号为宋。唐高祖命襄州道行台尚书左仆射赵郡王李孝恭、岭南道大使李靖、齐州总管李世勣等，分别进军淮南，镇压辅公祏。武德七年（624）三月，唐军攻破丹阳，辅公祏战败，出走途中被俘。辅公祏起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但是，在长期战争之后，社会生产急待恢复，经济的发展，刻不容缓。所以人心思安，希望能有安定的环境。正因为这样，辅公祏起义就不能像王薄起义那样，点燃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因此，它不能像隋末农民起义那样，迅猛异常，势不可当，而是很快失败了。由此可见，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不能超出他所处的时代所允可的范围。
　　① 《旧唐书》卷五六《杜伏威传》。
　　第三节唐朝的建立李渊建立唐朝唐朝的建立者是李渊。李渊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曾为北周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昞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在隋朝，李渊先后做过州刺史、郡太守。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他刚做了太原留守，就视河东为自己的地盘，一面镇压厉山飞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一面又北向突厥讲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还积极收罗人才，发展力量。例如，隋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了逃避进攻高丽，都亡命在太原，依附于他；左亲卫窦琮也因犯法而逃到太原。收罗这些隋朝的犯罪官员，显然是要和隋炀帝分道扬镳了。
　　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经过充分准备，率军三万人，向关中进发。十一月，李渊攻破长安，迎代王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以尚书令、大丞相的身份掌握了实际大权。
　　武德元年（618）三月，宇文化及等人缢杀了隋炀帝。从四月到五月，代王侑被迫让位，李渊表面辞让，群臣劝进，经过几次反复，李渊自认为已经是名正言顺了，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唐高祖。
　　统一全国李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颇有远见，不像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薛举那样，满足于割据一方，做中国的一隅之主；而是要做全中国的皇帝。因此，他在做皇帝的同时，就开始了统一全国的事业。
　　李渊统一事业的第一步是平定薛举与李轨。
　　薛举原是隋朝金城府（在今甘肃兰州）校尉。隋末，陇右一带也爆发了农民起义，薛举乘机发展势力，割据一方，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大业十三年七月，薛举又在金城称帝。薛举先后占领鄯罕鄯州、廓州、秦州等地，还东进扶风，欲攻长安，号称三十万众。这对李渊来说，当然是极大的威胁。武德元年（618）七月，薛举又进兵豳州、岐州一带，李世民所率唐军与其初战失败，薛举也因病死，而未能东进。
　　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果）继承其帝位，住在折墌城，继续与唐为敌。八月，李世民又率军西进。十一月，唐兵至高墌，薛仁杲多次挑战，唐军坚壁不出，相持六十多天，薛仁杲军粮用完，其部将梁胡郎又向唐军投降，李世民认为时机已到，遂即发动进攻，直逼折墌城下。薛仁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举城投降。
　　李轨原是隋朝武威鹰扬府司马，薛举在金城割据称雄以后，他感到随时有被进攻的可能，遂于大业十三年七月自称河西大凉王，也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十一月，李轨即皇帝位，改元安乐。
　　当李渊对薛举作战时，曾派人联络过李轨，李轨的态度反复无常，时而欲降，时而拒降。武德二年五月，李渊派安兴贵去劝李轨降唐，安兴贵是李轨部将安修仁之兄，当安兴贵劝李轨降唐无效时，遂与安修仁密谋，发动兵变，围攻李轨。这时，李轨内部矛盾重重，互不谐调，从而很快分崩离析，李轨被俘。至此，唐朝又平定了河西，向东进军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唐朝统一全国的第二步是大败刘武周，巩固太原。
　　刘武周原是隋朝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二月，他杀了马邑太守王仁恭，自己做了太守。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突厥始毕可汗进行贿赂，突厥遂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刘武周也就自命不凡，以皇帝自居了。
　　武德二年（619）四月以后，刘武周勾结突厥，逐步扩张势力，逼近太原。九月，刘武周兵临太原城下。留守太原的李元吉弃城逃回长安。刘武周占据太原后，又派宋金刚攻陷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进逼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直捣龙门。宋金刚长驱直入，直达黄河岸上，长安大为震动。十一月，李世民率唐军渡河，十二月，于美良川（在今山西夏县北）大败宋金刚部将尉迟敬德。武德三年（620）四月，唐军又败宋金刚部。唐军乘胜北进，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数十合，在雀鼠谷（在今山西介休与霍县之间）再败宋金刚。刘武周闻讯，惊恐万状，放弃太原，北走突厥，后被突厥所杀。宋金刚看到残局不可收拾，也想逃奔突厥，结果也被突厥所杀了。原来刘武周所控制的州县，全都归唐所有了。
　　唐朝统一全国的更重要一步，是镇压河北农民军，攻取洛阳。
　　隋炀帝时，洛阳逐步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大业十二年（616）七月，隋炀帝最后一次离开洛阳到了江都。由于农民起义军遍地而起，他无法再回到洛阳。从此以后，洛阳就成为隋军残余势力的据点。
　　大业十三年初，瓦岗军逼近洛阳，越王侗向隋炀帝告急，隋炀帝遂派江都郡丞王世充率部增援洛阳。王世充到了洛阳，虽然多次进攻瓦岗军，但始终没有改变洛阳隋军被围的困境。隋炀帝被杀后，越王侗也在洛阳做了皇帝，但实际大权都掌握在王世充手中。武德元年（618）九月，瓦岗军打败宇文化及后，自己也损失严重，“其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①。王世充乘机打败瓦岗军，加强了自己在洛阳隋军中的地位。武德二年四月，他强迫越王侗让位，自己做了皇帝，建国号为郑，成为洛阳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了。
　　武德三年六月，唐军平定了刘武周，七月，李世民就奉命东进洛阳。王世充率军三万人与唐军在慈涧（在河南洛阳西）交战。经过激战，王世充败退城内。李世民命行军总管史万宝由宜阳进据龙门（在今河南洛阳南），命将军刘德威围攻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沁阳），命怀州总管黄君汉进攻回洛城（今河南洛阳东北），命王君廓至洛口（今河南巩县），断绝王世充的粮道，主力军屯驻于洛阳北的邙山，对洛阳形成了包围的形势。
　　唐军与王世充相持于洛阳时，河北的窦建德起义军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唐和王世充都曾派人去争取窦建德。窦建德一面表示愿和唐军联合，同时请求唐罢围洛阳之兵；一面又向王世充表示愿意派兵相助。
　　当时，唐高祖要统一全国是不可动摇的方针。所以，唐军首先严辞拒绝王世充“息兵讲好”的请求，接着，又拒绝窦建德“退军潼关，返郑侵地，复修前好”的建议，同时又威胁窦建德说：增援王世充“良非上策”，望择① 《资治通鉴》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善而从，否则，“恐虽悔难追”①。这样软硬兼施，阻止他增援王世充。武德四年三月，窦建德率军十余万，号称三十万，增援王世充。窦建德进军至成皋（即虎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的东原，通知王世充，希望能够东西夹击唐军。
　　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李世民与将佐认真研究了形势。李世民认为：“世充兵摧粮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情，吾据武（虎）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②窦建德若入虎牢关，与王世充很快合兵一处，就难对付了。于是，他使屈突通等辅佐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亲率精锐部队东赴虎牢关。几次交锋，唐军都取得了胜利。
　　五月初二这一天，窦建德全力以赴，发动进攻。北距黄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南北二十里（即今河南荥阳西旧汜水县至黄河沿汜水一带），鼓行西进。唐军以逸待劳，坚守不出，自早至午，农民军饥倦疲惫，正争饮水时，唐军突然出击。窦建德措手不及，战败受伤，退至牛口渚（今河南荥阳西旧汜水东北），被唐军所俘。窦建德失败，王世充所属的偃师（今河南偃师）、巩县（今河南巩县）等地官吏相继投降唐军，王世充看到大势已去，也只得举城投降。
　　从此以后，中原、河北一带，基本上为唐所统一了。
　　武德四年九月，唐高祖命河间王李孝恭等人率唐军自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沿江东下，进攻割据于江陵（今湖北荆沙）的萧铣。萧铣是后梁宣帝的曾孙，隋炀帝时为罗县（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他乘农民起义之机，割据一方，自称梁王，次年，又称皇帝，以江陵为中心，逐步发展力量，以至“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①。
　　萧铣听到唐兵压境的消息，大为恐慌，仓猝迎战。唐将李靖把所得舰只弃而不用、尽散江中，顺水而下，萧铣所调援军见了散之江中的舟楫，以为江陵已破，不敢前进。于是，唐军集中力量围攻江陵。萧铣看到大势已去，遂下令开门出降。至此，长江中游与岭南一带也全为唐所统一了。
　　武德七年（624），唐军镇压了辅公祏起义，统一了长江下游。这时，除了仍然割据于朔方（郡治在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的梁师都（贞观二年被统一）以外，全国又复统一起来了。
　　附表：隋世系表（一）文帝杨坚——（二）炀帝杨广（581—604）（604—618）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七章强大的封建专制国家（武德、贞观到开元）
　　唐朝建立后，自武德元年（618）到开元二十九年（741）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间，是封建专制国家的巩固、发展、富强阶段。这时的唐朝，政治上强大，经济上繁荣，文化也有很大发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节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唐高祖拨乱反正武德年间（618—626），当隋末战乱之后，一方面需要统一全国，一方面又需要恢复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生产，以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唐高祖正是这样顺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又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恢复或新建各种制度，巩固唐朝政权的。武德年间的各种措施，为后来“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中断了正在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沉重的徭役负担，迫使广大农民离开土地，生产无法继续下去，正在走向富强繁荣的形势急转直下。唐高祖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面临拨乱反正的使命。
　　唐高祖认为，汉高祖“拨乱反正”，纠正了秦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汉初的繁荣景象；他要“拨乱反正”①，纠正隋的错误，使唐朝富强。姜谟说：“唐公有霸王之才，必为拨乱之主。”②可见，唐高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既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备了条件。
　　当时的“拨乱反正”，只能是把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起来，使其遵循固有的规律继续前进。尽管封建制度是束缚劳动人民手足的枷锁，但由于人们不能超越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进行活动，所以，唐高祖恢复发展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为历史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
　　武德二年（619），唐高祖初定租、庸、调法，规定在限额之外，“不得横有调敛”③。显然，这有限制统治集团不得为所欲为的意思。把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奴役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
　　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对恢复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唐高祖为了使隋末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以利于政权的巩固，遂于武德七年（624），实行均田制。所实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是隋朝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的继续和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因历史的前进出现了新的内容。
　　新的内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齐之制，一个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每丁又受永业田二十亩，夫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但是，一对夫妇所纳之赋税却倍于单丁。由于单丁受田一百亩，仅纳一对夫妻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一半赋税，从而就出现了许多人不愿结婚或隐瞒妻子的现象。唐初的均田令中，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制度较合理些，无疑会促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齐时，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与牛领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与牛的受田。这主要是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另一途径得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过奴婢与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规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这主要是因为隋朝以后，佛教、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道观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事实。由此① 《旧唐书》卷七五《孙伏伽传》。
　　② 《册府元龟》卷三四五《将帅部·佐命六》。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可见，土地制度的发展，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内容。其他，像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说明它在唐初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
　　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起了很大变化。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领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铸钱大量出现，劣币盛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①。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下诏铸“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钱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元”，即开国的意思，“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汉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同时，以钱为宝，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还说明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为“通宝”、“元宝”。这说明货币的发展已到了更高级的阶段。《唐律》在古代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唐律》是在武德、贞观年间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法，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可见《唐律》是根据《开皇律》而来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进一步修定为五百零二条12 卷的《唐律》。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成为《唐律疏议》。这种国家法典，有唐一代，没有大的变化。
　　唐代的官制也在武德年间确定下来。《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其他三省与政权机关无大关系，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寺、监是分别管理朝廷兵、刑、钱谷事务的机构。这些都是“京职事官”，另外，还有“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这种官制，后来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朝廷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两级制，基本上是沿袭武德年间的。
　　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代逐步完善起来。《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①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随物入贡”，实际上就是“乡贡”。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阀制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
　　府兵制度，从西魏开始到隋末中断，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①，在武德初年又将其恢复起来。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又在全国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军府，仅关内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难看出，唐初设置军府，是以关中为重点的。关中是京师所在之地，这说明唐朝廷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以上各种制度，在武德贞观年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唐政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发挥了积极作用。
　　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实际上就是恢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能够在可以忍受的剥削奴役下继续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这种社会秩序巩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使国家富强繁荣起来。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常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寻找借鉴。唐高祖就十分重视秦、隋很快灭亡，汉、唐乘机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①，还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等六史。在这方面，唐太宗更为突出，他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②贞观六年（632），他还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①既然从历史上认识到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在于统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故而短暂。于是，他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他说：“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②“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③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① 《通典》卷二八《职官十·武官上·将军总叙》。
　　①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②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 《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② 《帝范·君体篇》。
　　③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修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并且表示：“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⑤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⑥。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接受了隋炀帝大量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从而暴动的教训。另外，他还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他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⑦有鉴于此，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贞观元年（627），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628），关中旱灾，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类似此例颇多。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在他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①。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李渊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王战功较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一个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双方斗争的核心是皇位问题。最初，是双方在政治上互相倾轧，争取李渊的信任与支持，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就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有预谋地安排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来时，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建成、元吉被杀，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秦王兵激战失败。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统一战争中敌对势力的成员与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唐太宗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
　　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①他主张“惟贤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正是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广其德于天下。他还明确提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④ ⑥《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⑦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① 《贞观政要》卷六《俭约》。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③。另外，当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可见文学馆学士都是唐太宗的亲信。但是，在他刚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武德九年（626）九月，就另设弘文馆学士代替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④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骁武之士”，后“东南儒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的，没有亲疏之别。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再者，他对各种类型的人才还善于因材使用，并不求全责备。他说：“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他还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①对人各取其长，当然可使各类人都发挥作用。
　　纳谏，是唐太宗从另一方面笼络人才的手段。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②的具体表现。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魏徵在隋末参加过瓦岗军，投唐后又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唐太宗的敌对力量。但在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魏徵视唐太宗为“知己之主”，“知无不言”，前后共谏两百余事，使唐太宗非常满意。魏徵死后，唐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③另如，唐太宗与裴矩也是这样。裴矩佐隋炀帝时虽居高位，却“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④。投唐以后，则一反常态，对唐太宗的所作所为，他不同意的，敢于直言不讳的批评，极力劝阻，从而颇受唐太宗的赞赏。这都说明，纳谏是皇帝发挥臣僚作用、巩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难怪司马光说：“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⑤看来，君臣关系的改变关键在于君。唐太宗在这方面是有所认识的。
　　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①。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初，突厥经常大兵压境，甚至进兵关中，威胁京师。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军十多万人，分道出击突厥，消灭了东突厥，俘获颉③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注。
　　① 《帝范·审官篇》。
　　② 《论语·八佾》。
　　③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④ 《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利可汗。贞观八年（634），又遣大军进攻吐谷浑，获取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另外，还对高丽、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但总的看来，还是以羁縻为主要策略。各族首领到了长安，都以礼相待。打败突厥后，对隋末没于突厥的内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赎之，凡得男女八万口。贞观四年（630），“四夷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②。贞观二十一年（647），诸酋长自称“唐民”，要求“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③。唐太宗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贞观七年（633），唐高祖也曾于故汉未央宫置酒，命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④这种和谐的气氛，正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胜利。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后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超过了古人，关键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民族关系，才出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友好范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盛况。唐太宗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②尽管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赏，但所反映的事实大体不错。大概这是唐太宗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从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各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民族关系的改善，使贞观初年的人口稀少，灾情严重，粮价昂贵，百姓东西逐食的情况大大改观。政治上，“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社会秩序方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经济方面，“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些“古昔未有”③的现象，正是“贞观之治”的具体反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③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第二节高宗武则天时期的继续发展贞观遗风与改立皇后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李治是太宗第九子。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被废，文德皇后之兄长孙无忌竭力称赞晋王李治“仁孝”，太宗遂立其为太子。高宗即位以后，颇有所作为，非常重视解决民的问题。他曾召朝集使道：“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从此，还“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①。另外，他还注意纳谏，不计较进谏者的言辞是否妥当。永徽五年（654）十月，雇雍州四万多人筑长安外郭城，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谏道：“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认为薛景宣出言不逊，请高宗杀之。高宗则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②遂不加追究。这种豁达大度的作风，必然有利于下情上达，便于处理政事。
　　唐太宗虽然是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但在晚年也像秦始皇等人一样，有面临末日之感，总想求取长生不死药，妄图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648），王玄策出使印度回来，带一方士名娑婆寐，娑婆寐自称有长生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数，使合长生药”。同时，还派人到处寻求制药的原料。由于药未制成，方士被放还。高宗即位后，娑婆寐又来长安，年轻的李治根本不相信他的奇谈怪论，命他回去。当王玄策又极力推荐的时候，高宗果断地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敝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又进一步提供证据道：这个方士再来的时候，“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①后来，娑婆寐死于长安，证实长生不死是荒唐的梦想。在这个问题上，高宗与太宗截然不同。他没有太宗晚年那种悲观情绪，而是立足现实，积极进取，充分体现了一个年轻皇帝颇有朝气的精神面貌。
　　高宗很有作为，还表现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扰。本来，废立皇后是皇帝的私事，但皇后的地位不仅与皇后本人直接相关，而且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背景，从而使废立皇后的问题成为政治斗争。
　　废立皇后的问题是因武则天引起的。武则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其父武士彟是木材商人，曾帮助李渊从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于是，就从富商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也是开国功臣。武士彟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先娶相里氏，生了两个儿子；后娶杨氏，生了三个女儿，武则天就是杨氏所生的第二个女儿。
　　贞观十一年（637），当武则天十四岁时，被太宗召入宫中，立为才人。
　　太宗去世，她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李治为太子时，曾和武则天有过接触。李治做了皇帝，王皇后将她接到宫中。
　　武则天再次入宫，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二年。
　　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高宗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
　　在武则天得宠的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长孙无忌是开国功臣，又是太宗长孙皇后之兄，高宗的舅父。高宗以太宗第九子的地位被立为太子，长孙无忌起了关键作用。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①“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同时又谓高宗道：“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②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
　　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永徽六年（655）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显庆三年（658），褚遂良死于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显庆四年（659）七月，长孙无忌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武则天执政显庆五年（660）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
　　武则天取得皇后的地位并不满足，她还想进一步掌握政权。于是，她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
　　在排除异己方面，除了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外，还积极支持高宗打击元老派。后来，宰相上官仪认为武则天干预政事，请求高宗废之。当她知道此事后，立即使许敬宗陷害上官仪，致使上官仪死于狱中。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抓紧培植私人势力，笼络人才，组织支持自己的力量。她建议高宗设置北门学士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措施。
　　北门学士的任务，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与各种表疏。设置北门学士的目的，是削弱宰相的权力。由于北门学士直接参与国家重要政事，武则天掌握他们就更有利于自己参与政事。另外，武则天还根据政治的需要安排北门学士为其编撰必要的书文。元百顷、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都是北门学士的重要成员。他们先后编撰了《列女传》、《臣规》、《百僚新诫》、《乐书》等一千多卷。武则天编撰书文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例如，武则天对太子李贤不满，遂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少阳指太子居住的东宫）及《孝子传》以赐太子。李贤接受这种必读之物，惶恐不安，可见，北门学士所撰的书文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北门学士是武则天的政治助手。
　　北门学士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他们为了避免与南衙发生冲突，而从北门出入。“南衙”是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所在地，武则天于朝廷之外另立办事中心，当然是与宰相分庭抗礼。
　　武则天为了取得政权，还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元元年（674），她向高宗提出十二条建议：（1）劝农桑，薄赋徭；（2）给复三辅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费力役；（6）广言路；（7）杜谗口；（8）王公以降皆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10）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11）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1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①这十二条建议，涉及范围很广，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关系。高宗曾下诏实行。至于实行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尚难作出确切的说明。不过，从其建议内容看，武则天确有相当的政治才能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实现她的建议，有利于发展经济，争取民心，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是肯定的。
　　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武则天懂得文史，才能出众，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死，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则天定夺，中宗只不过是个傀儡。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皇帝，不甘心听其母亲的摆布，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自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为侍中。此事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同时，武则天又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684），命其异母兄之子武承嗣为礼部尚书，很快又为宰相。武承嗣请求立武氏七庙，武则天立即同意。这些事实，说明武则天要进行改朝换代了。
　　武则天随意废立皇帝，欲改朝换代，既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水火不容，又直接威胁李氏家族的地位。这样一来，势必引起一些人公开反对武则天。首先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李（徐）敬业。李敬业是李（徐）勣孙，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刺史，后被武则天贬为柳州（治所在今广西柳州）司马。其弟盩厔（今陕西周至）县令李敬猷也被免官。另外，还有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也都遭贬官处分。光宅元年（684），这些人会集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声称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遂取而代之。李敬业自称匡① 《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很快聚集十余万人，发布檄文，公开讨伐武则天。
　　骆宾王起草的檄文，脍炙人口，很有文采。该文指责武则天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说：“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武则天看了这篇檄文，也赞不绝口，认为文章精采。当她知道这是骆宾王所为时，感叹地说：“宰相之过。安失此人？”①看来，武则天确有政治家的风度，她对敌对势力的人才，不是嫉妒，贬低，而是称赞，并为未能得到他而深感惋惜。
　　李敬业起兵，武则天当然不能容忍，况且，扬州是交通枢纽，经济意义非常重要，于是，立即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大总管，率军三十万，镇压李敬业。同时，又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复姓徐氏。
　　李敬业起兵后，由于其内部意见不一，不能抓紧有利时机，主动进攻，而是在李孝逸军逼近时才被迫应战，结果，李敬业全军溃败，自己也在逃跑中被杀。这场反对武则天的战争，不到五十天就很快结束了。
　　第二次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唐宗室诸王。
　　垂拱四年（688）四月，武承嗣为了迎合武则天想做皇帝的需要，使人献上一块白石，上凿文“圣母临人，永昌帝业”①。武则天欣喜万分，命白石曰“宝图”。后又自加尊号“圣母神皇”。这就更接近于皇帝的称号了。
　　武则天得寸进尺，使唐宗室感到岌岌可危。他们于七月开始酝酿起兵反对武则天。参与这次反武斗争的有：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越王李贞（太宗第八子）、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刺史韩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刺史霍王李元轨（高祖第十四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刺史鲁王李灵夔（高祖第十九子）、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县）刺史黄公李譔（元嘉子）、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刺史江都王李绪（元轨子）、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刺史琅邪王李冲（李贞子）等。八月，琅邪王李冲开始募兵，同时，分别通知韩王元嘉、霍王元轨、鲁王灵夔、越王贞等，立即起兵，共趋神都。武则天针锋相对，速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统兵进讨。
　　李冲募兵五千人，先攻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南），武本县令闭门拒守，李冲力攻不下，七日而败。李贞于豫州举兵响应李冲，武则天派兵十万前往镇压，李贞仅有数千人，也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
　　本来，诸王相约起兵，共同行动。但尚未准备充分，约定发动日期，李冲即仓猝起兵，只有李贞响应，其他诸王均未发兵，故而声势不大，力量不强，致使武则天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接着，武则天又迫使李元嘉、李灵夔、李譔、常乐公主（高祖女）等自杀，其亲党皆受牵连而死。李元轨被贬黔州，于途中死去。武则天为改朝换代进一步削弱了阻力，减少了障碍。以后，又陆续有宗室诸王多人以各种罪名被杀。仅天授元年（690）八月，一次就杀唐宗室十二人，同时又鞭杀李贤二子，唐宗室尚存的一些幼弱都流岭南，还诛其亲党数百家。不难看出，武则天登上皇帝的宝座已是指日可待了。
　　① 《旧唐书》卷六七《李敬业传》。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垂拱四年。
　　武周皇朝天授元年（690）九月，侍御史傅游艺联合九百余人上表，请求改唐为周。接着，又有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上表，支持傅游艺的请求，睿宗也自请赐姓武氏。武则天认为时机已到，条件成熟，遂改唐为周。自己又加尊号称“圣神皇帝”，把睿宗改称皇嗣，赐其姓武。又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武则天开创先例，成为女皇帝了。
　　封建社会的帝位继承制度，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既是武则天称帝的思想障碍，也是政治上的强大阻力。要改变旧的制度，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所以，武则天除了武力镇压公开的敌对势力以外，还需要从政治上打击反对者。她为了防止有人暗中密谋造反，非常重视告密。特别是镇压了徐敬业以后，她十分清楚唐宗室与一些大臣对她掌权进而称帝心中不服，怀疑时刻会有人暗算她，故而大开告密之门。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不论是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对告密满意者，加官褒奖；无事实根据者不加追究。这样一来，四方告密者蜂起，许多官员提心吊胆，感到朝不保夕。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都是因告密而得到武则天重用的。
　　提倡告密，重用酷吏，固然起了巩固武氏政权的作用；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使一些官吏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有一宰相名娄师德，当其弟赴任代州刺史时，他告诫其弟说：为了保持荣宠富贵，即使有人“唾汝面”，也“当笑而受之”①。还有一个苏味道，当宰相数年，“依阿取容”，办事不明确表示意见，总是模棱两可，被人称为“苏模棱”。②宰相们逃避政治斗争的态度，正说明武则天时期笼罩着恐怖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敌对力量。
　　本来，武则天做皇帝就是困难重重，做了皇帝，人们还视她为武氏之女，李氏之妇，所以，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样，视夫族为外戚，按照武氏世系传授帝位。为了减少这方面的压力，她把政治中心由长安迁到洛阳，从高宗死到她退位的二十多年里，仅有两年住在长安，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并把东都改为神都。实际上这是另起炉灶，企图削弱李氏的影响。但在夫权思想的束缚下，她不能像刘邦代秦，李渊代隋那样，与前一皇朝彻底决裂，更不能把前代皇帝当作反面人物，以此说明改朝换代是合理的。因而，她只能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升级地爬上皇帝的宝座，而且与李氏皇族藕断丝连，不能彻底否定唐朝。她虽然在洛阳立了武氏七庙，但并没有改变长安唐太庙的地位。武则天以周代唐，是不能与历史上的其他改朝换代相提并论的。
　　外来的压力，女皇帝本身的弱点，都决定武周政权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武则天晚年，不断有人劝她传位于儿子，她都犹豫不决。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狐假虎威，独断专行。反对派既不能以和平方式使中宗复位，就只有采取暴力手段了。参与宫廷政变的主要成员，有宰相张柬之、崔玄■，司刑少卿桓彦范、袁恕己，中台右丞敬晖。这些人经过密谋策划，拥兵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迫使武则天传位于中宗。中宗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复国号曰“唐”，改神都为东都，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圣历元年。
　　短暂的武周政权寿终正寝了。
　　从高宗即位到武周政权结束，共五十六年，在这段时期里，统治集团内部虽然矛盾重重，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武德、贞观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唐朝仍然沿着富强的道路前进。这与高宗、武则天的各项措施密切相关。高宗颇有作为，但由于他实际执政时间不长，所以，武则天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武则天开创了妇女称帝的先例，在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里，必然碰到强大的敌对势力。这就决定当时的政治斗争必然通过这一问题反映出来。武则天的各项措施也都无不与此有关。
　　武则天在政治上的主要倾向，就是打击反对她执政的元老派与门阀地主。所谓元老派，就是对建立唐朝有功的旧贵族，他们是西魏、北周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关陇集团。这股势力，既区别于东汉以来的士族门阀地主，同时，两者也有一致之处。例如，唐太宗刚做了皇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奏道：“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①看来，唐太宗是以关中人自居的。贞观十二年（638），他为了反对“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①，不与别人通婚，遂命高士廉等人修《氏族志》，以抬高自己的门第。唐太宗既反对旧的门第观念，又树立新的门第观念，正是关陇贵族与旧士族有区别又一致的标志。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指责武则天不是天下“令族”，骆宾王斥武则天“地实寒微”，都说明旧的士族门阀地主与关陇贵族都是武则天的敌对势力。
　　武则天为了对抗敌对势力，发展科举制度，开创了“殿试”。皇帝可以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还开创了武举，选拔军人；新办自举，招求贤人。尽管也有一些滥竽充数者，但还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方便，收罗了不少人才。有人认为：“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②这种评论，颇有见地。武则天通过各种途径确实选用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都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许敬宗等人因《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而请求改为《姓氏录》，也是为了讨好武则天，其目的也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这一切说明，武则天一方面尽力打击门阀地主以及元老派，另一方面又促使庶族地主势力的增长。这种总的政治倾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靠才能走上政治舞台，比靠门第或先辈的权势地位走上仕途者，更了解社会的实际，能够更有效地提出政治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武则天的各项措施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当然，武则天也没有彻底抛开门第观念，修《姓氏录》就是为了抬高武氏的门第。正因为如此，过高地估价武则天的历史作用也是不适当的。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第三节开元时期的繁荣盛况平息宫廷政变中宗重新即位以后，政治上毫无抱负，武则天虽然退位，国号也以唐代周，但武氏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政权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由于中宗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他的皇后韦氏就乘机参与政事，妄图效法武则天，独掌政权。武三思（武则天侄）与韦后，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结成武韦集团。韦后嫁女安乐公主于武三思子武崇训。安乐公主也颇有政治野心，于是，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狼狈为奸，千方百计想左右政局。
　　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让位的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虽然暂时掌权，但由于武韦集团对他们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张柬之等人多次劝中宗消灭武氏势力，中宗都置若罔闻。反之，武三思、韦后诬称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①，中宗却相信不疑。他按照武三思的意见，表面上封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为博陵王，以示对其尊宠，实际上解除了张柬之、袁恕己的宰相和其他人的职务。武三思、韦后为了争取民心，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表建议天下士庶为出母（被父休弃的生母）服丧三年，百姓年二十三岁为丁（原二十一岁成丁），五十九岁免役（原六十岁免役）。中宗都表示赞成。不久，武三思又促使中宗把张柬之等五王贬出京师，到外地去做刺史。神龙二年（706）五月，武三思又使人诬告五王参与了驸马都尉王同皎谋害武三思的活动，于是，朗州刺史敬晖被贬为崖州司马，亳州刺史桓彦范被贬为泷州司马，襄州刺史张柬之被贬为新州司马，郢州刺史袁恕己被贬为白州司马。七月，武三思又陷害五王欲废韦后，与安乐公主内外配合，加罪于五王，中宗又流五王于岭南。接着，武三思又派人赴岭南，杀害五王。这时，张柬之、崔玄■已死，桓彦范、袁恕己、敬晖被杀。
　　武三思除掉五王，更加肆无忌惮，他得意忘形地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①安乐公主也更为恃宠骄恣，甚至卖官鬻狱。因为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等，都经常凌辱太子，甚至呼其为“奴”。安乐公主竟然要求废皇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当然愤愤不平。
　　景龙元年（707）七月，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动兵变，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同党十余人。由于兵力不强，很快失败，李多祚被杀，太子走终南山，最后为左右所杀。
　　太子的失败，韦后、安乐公主更为骄横。安乐公主又嫁武延秀（武承嗣子），他们互相勾结，卖官鬻爵，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安乐公主要把昆明池据为己有，中宗不允，她又另夺民田作定昆池，方49 里。安乐公主的一条裙子，值钱一亿。针对这些腐败情况，中宗不仅未表示反对，反而还加以纵容。如安乐公主常派人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把掠民为奴婢者逮捕入狱，安乐公主上奏中宗，中宗竟下敕释放。更为甚者，安乐公主还自为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二年。
　　制敕，掩其文要中宗签字，中宗也笑而从之。尽管中宗如此昏庸无能，还不能满足韦后临朝执政，安乐公主欲做皇太女的要求。于是，景云元年（710）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密谋策划，毒死中宗。
　　由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的干预，韦后与安乐公主的目的仍未达到。
　　李重茂（中宗子）先被立为太子，后即皇帝位（殇帝），尊韦后为皇太后。武韦集团并不甘心，中书令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等，力促韦后效法武则天，谋害殇帝，另立国号，但他们又惧怕太平公主与相王（即睿宗，中宗复位后被封为相王）从中阻挠，故不敢轻举妄动。
　　实际上真正对韦武集团构成威胁的是相王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当时是临淄王，他颇有胆识，很有作为，在统治集团内部的频繁变乱中，他暗聚才勇之士，在羽林军中发展势力。他乘中宗被害，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之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迫使殇帝让位于相王，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
　　在消灭武韦集团时，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过，于是，太平公主更为擅权弄法。太子李隆基不愿任人摆布，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矛盾。太平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视为最主要的敌人。睿宗懦弱无能，无力处理这些矛盾，借口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怕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睿宗坚持己见，终于让位。景云三年（712）八月，太子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实行改革，促成开元盛世太平公主结党营私，“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①，阴谋废玄宗。先天二年（713）七月，玄宗尽杀太平公主同党，赐太平公主死于家中。十二月改元开元。至此，武周以来的多次宫廷政变暂时结束，开始了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阶段。
　　开元年间（713—741），玄宗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勤于政事，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发展了唐朝政权。
　　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很重视阅读史书。他说：“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②由于史书“事关理道”，所以，他认真阅读，但因为有些地方不易读懂，遂又设置了侍读，马怀素、储无量就是他最早的侍读。显然，这是继承了太宗“以古为镜”的传统。
　　玄宗还反对奢靡，提倡节俭。开元二年（714）七月，他针对当时的“风俗奢靡”下诏曰：“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同时，“罢两京织锦坊。”③九月，又下诏禁止厚葬。他认为厚葬“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既竭家产，多至凋敝”。于是，他明确规定：“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②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得以金银为饰。”①这种风气，虽然是有始无终，坚持时间不久，但至少反映了开元初年玄宗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开元二十二年（734），他还亲自在苑中种麦，并和太子等人都参加收割。同时还对太子等人道：“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艰难耳。”接着又对侍臣道：“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②他既要使太子等人懂得稼穑之不易，还要了解农民生产的实际情况，正反映了他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不甘受人蒙蔽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开元年间的政治措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政治上为了励精图治，重用贤才，裁汰冗吏。姚崇、宋璟，就是他重用的著名宰相，后人多把姚、宋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社（如晦）相提并论，说明他们在开元年间起过重要作用。姚崇建议“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③等，从刑法、用人、赋税等十个方面整顿政治，玄宗全部采纳。宋璟为宰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④他还建议恢复贞观年间史官公开记事的制度。贞观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向皇帝奏事，史官随同，记录所奏内容，故大臣奏事不敢随心所欲，任意歪曲事实。高宗以后，许敬宗、李义府专权，为了任意密奏其事，不准史官记录其所奏内容。玄宗重视宋璟的意见，恢复了这种制度。政事的相对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抑制政治腐败的作用。姚宋两人还能互相配合。司马光说：“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①两人合作的效果很好，玄宗尊重他们，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开元四年（716），有人认为，当年的官吏选拔太滥，县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县令，以“理人策”进行考试，结果有45 人不合格被罢官。淘汰腐败无能的官吏，必然加强政权的作用。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他认为“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②，遂改东都的集仙殿为集贤殿，表示他有重视贤才的求实精神。
　　其次，玄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开元三年（715）到四年（716），山东发生蝗虫灾害，广大农民无可奈何，只得“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姚崇积极主张捕杀，但有人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姚崇坚决反对坐视蝗虫食苗而不救的悲观论者。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见，派人详察各地捕蝗的情况，结果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③。
　　开元年间，还多次兴修农田水利，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元二年（714），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开元四年（716） 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顷。开元中，①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三年、四年。
　　彭山（今四川彭山）开通济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顷。开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余顷。①再者，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朝廷集权，还改变食实封的制度。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贵族，封户的租调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仅二三十家，封户也不过千余户。中宗以后，受封者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的受封者多达一百四十余家，封户遍及五十四州，安乐公主食封四千户，长宁公主三千五百户。睿宗时太平公主食封一万户。食封者不仅征收租调，影响朝廷收入，还任意敲榨封户，使封户增加许多额外负担。玄宗改变旧制，封户的租调由朝廷统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额领取。这样，既加强了朝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减少了封家对封户的许多苛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开元年间的重要措施。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南北朝时期有很大发展，唐代更为盛行，武则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滥。不少人为了逃避徭役，多削发为僧尼，一些贵族官僚为了从中取利，也争营佛寺。“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②开元二年（71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命伪妄僧尼还俗者一万二千多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实际上也提高了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兵制的改革，也有很大影响。随着均田制度的破坏，府兵制度已难以维持。一方面是农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面是府兵不按时更番，久征不还者难以自备资粮，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逃避兵役的斗争日益高涨，“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①，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玄宗接受张说建议，在开元十年（722）募兵十三万，充当朝廷的宿卫（后称■骑）；开元二十五年（737），根据边防的需要，“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②。朝廷供给衣粮，长期戍边。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来的边兵。从此，强制征发的府兵制演变为募兵制。兵农分离的募兵制，有利于农民安心农业生产。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使唐朝进入了富强繁荣时期。
　　当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③这些情况，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说明杜甫在《忆昔》诗中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并非诗人无中生有。由于经济的繁荣，人口也大量增加。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国户数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数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九，较唐初甚至武则天时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① 《新唐书》卷三九、四○、四二《地理志》三、四、六。
　　②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①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③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开元二十五年（737），由于“岁稔谷贱伤农”，玄宗命提高粮价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东都一带购粮，两地各得数百万斛。于是，停运当年江、淮之租。同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东幸”。另外，还下诏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与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①。京师出现不依靠关东粮食的局面是难能可贵的，各地粮食都留输本州，说明国家的粮仓存粮已满。天宝八年（749），全国各地存粮共有九千六百零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②，各地“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帑藏充牣，古今罕俦..国用丰衍”③的情况，正是以开元年间的生产发展为基础的。由于经济的繁荣，国力强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阶级矛盾都有所缓和，故而政权稳定。开元年间是唐朝的黄金时代。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② 《通典》卷十二。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第八章唐中叶的变乱（天宝到元和）
　　唐中叶，自玄宗天宝元年（742）到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的七十九年里，是唐朝从政治上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这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削弱了朝廷集权，形成了藩镇割据。在朝廷与地方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一节天宝年间的社会危机边兵尾大不掉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东部）；朔方节度使，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节度使，驻营州（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大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①。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玄宗骄奢淫逸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① 《通典》卷一四八《兵一》。
　　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①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②。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淫逸，挥霍无度。
　　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①。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②。
　　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①杨暄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而且还利用其权势大肆贪污，以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②。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对杨国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资。这完全符合事实。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玄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然沉溺于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华清宫去过冬。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得知玄宗要在华清宫新开浴池的时候，立即在范阳以白玉石制成鱼龙凫雁，还有石莲花，置于池中，使玄宗喜悦异常。每到华清宫，杨贵妃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一载。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人、秦国夫人）都陪同前往。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竞为车服，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就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长长的车马队伍，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他们在华清宫都有豪华的住处，生活用费非常惊人。杨国忠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皇后）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归宿）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美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③于是，他更加骄奢淫逸，擅权弄法了。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③ 《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杨国忠传·史臣曰》。
　　第二节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唐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这时，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使杨国忠颇感不安。于是，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权，玄宗也未采纳。
　　安禄山为杂种胡人，由于他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当杨国忠在想方设法除掉他时，他也针锋相对，准备造反。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禄山客人李超杀之。安禄山子安庆宗因尚荣阳郡主在京师为太仆卿，他将京师情况密报其父，更加速了安禄山造反的准备。天宝十四载（755）六月、七月，玄宗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他均置之不理。十一月，安禄山伪称“奉命讨伐杨国忠”，率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造反于范阳。
　　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④。这些事实，迫使玄宗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赴洛阳募兵。封常清很快就募兵六万人，又断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加强洛阳的守备。同时，以荣王琬（玄宗第六子）为征讨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准备东征，十二月，高仙芝率军进至陕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两京陷落安禄山自灵昌（今河南卫辉东）渡过黄河，攻陷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继又攻下荥阳（今河南荥阳）。封常清在东都所招募的军队，未经训练，在武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一战，溃败退回洛阳，在洛阳又遭失败，安禄山进占唐东京。高仙芝帅众至陕州，看到叛军来势迅猛，遂退守潼关。安禄山占据洛阳后，打算称帝，暂缓向西进兵，玄宗才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唐朝廷本来应该整顿军备，加强潼关的防御力量，但玄宗的措施却适得其反。
　　封常清从洛阳退至潼关，高仙芝从陕州退至潼关。这是两支临时凑合起来的军队战斗力太差的结果。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却认为，封常清以叛军的声势动摇军心，高仙芝不仅放弃潼关以东数百里的土地，还盗减军士粮饷。玄宗相信边令诚，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关。其实，封常清三次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由此可见，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是战局难以扭转的重要原因。
　　当安禄山帅军南进的时候，他的后方也发生了危机。平原太守颜真卿在④ 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25 页。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举兵抗击安禄山叛军，常山太守颜杲卿在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举兵，威胁叛军的后方。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奉命东征，静边军（驻地在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州东），打通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这时，颜真卿联络颜杲卿，切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还声言朔方军即将进驻河北，“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①。这些情况，必然是安禄山的后顾之忧。
　　至德元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这时，在饶阳（治所在今河北深州）一带的叛军将领史思明，为了改变对叛军的不利形势，攻陷常山，颜杲卿被俘。二月，唐新任命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军一万多人，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东），攻下常山。已经离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来，企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不分胜负。后因郭子仪援助李光弼，在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大败史思明；继又战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内），叛军全线溃败，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军守将而降唐。这时，郭子仪曾建议北取范阳，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
　　至德元年（756）六月，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遂命哥舒翰出关东进。叛军将领崔乾祐于灵宝（今河南灵宝东北）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险要之处，另以老弱兵引诱唐军东进。结果唐军中伏大败，哥舒翰投降叛军，叛军夺关西进，长安危急万分。
　　玄宗无可奈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卫队，离京逃命。在玄宗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礼等乘机发动兵变，杀杨国忠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虢国夫人虽已远走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也被追上斩首。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
　　平定叛乱至德二年（757）二月，郭子仪率部从洛交进攻冯翊县，继又攻取河东。
　　唐军既达关中，肃宗也移住凤翔。四月，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俶），继续讨伐叛军。叛军到了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①。这就给唐军收复长安提供了机会。
　　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之众，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于长安西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这时，洛阳的叛军统治集团因争权夺利，安禄山已被杀死，其子安庆绪继位称帝。在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唐军继续东进的时候，安庆绪放弃洛阳，北走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动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兵力进攻安庆绪。
　　在这些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的战功最多，威信最高，肃宗不愿把军权交给他们，所以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九节度使围邺，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水灾之苦，而且城中极其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物，一只老鼠可卖四千钱。这正是破城良机，但因兵众无主，无人统一指挥，致使史思明能够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援邺。史思明截劫自江、淮与汾、晋运粮的舟车，断绝唐军的粮源。同时，又不断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袭击唐军，使其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
　　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军展开激战。正当激战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一场混战，双方均遭重大损失。叛军内部又起内哄，史思明杀安庆绪，引兵还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唐军九节度使各自退回，郭子仪被命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后因鱼朝恩嫁罪于人，把邺郡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郭子仪，致使肃宗召郭子仪还京，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驻守东京。
　　九月，史思明再度南下，攻取洛阳。十二月，史思明又派李归仁西攻陕州，被唐军击破。上元二年（761）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关，受阻后退回永宁（今河南洛宁）。这时，叛军内部矛盾又突然激化，史思明长子史朝义利用一些将领对史思明的不满情绪，策动兵变，杀史思明，自己继位称帝。同时，又派人到范阳杀了与其争夺帝位的异母弟史朝清，还杀了持不同政见者数十人。这种自相残杀，引起大规模的内哄，致使数月之内，范阳有数千人为此而死。
　　宝应元年（762）十月，新即位的代宗（四月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继续平定叛军。唐军东进，很快攻下洛阳。帮助唐军平定叛乱的回纥兵到了东都，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火多日不息。宦官鱼朝恩统率的神策军也把东京、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一带视为贼境，任意掳掠。致使这些地方“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①。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唐军追至昌乐，又打败史朝义。于是，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唐，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代宗赐张忠志姓李，名宝臣，并命其为成德节度使，仍统原来五州之地。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败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南），其部将田承嗣赶走史朝义，自己降唐。史朝义又走范阳，其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部众看到大势已去，都纷纷离去。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欲北去奚或契丹，李怀仙又穷追不舍，史朝义走投无路，自缢于林中。至此，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才被平定。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年。
　　第三节藩镇林立与朝廷集权的削弱藩镇林立在安史之乱中，唐朝很快失去洛阳、长安两京，唐朝廷直接控制的两支军队土崩瓦解。肃宗靠朔方军的力量取得皇帝的宝座，进而回到长安。最后，又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由此可见，唐朝廷的存在，离不开地方势力的支持。但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肃宗、代宗等人总是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既利用一些节度使平定叛乱，又不相信他们。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是功绩卓著的。但肃宗、代宗都对他很不放心。乾元元年（758），肃宗调动九节度使的兵力围攻安庆绪，郭子仪也在其中，肃宗命宦官鱼朝恩总揽全局，不任命郭子仪为主帅。战后，又相信鱼朝恩对郭子仪的诬陷，免其军职。后来，党项等羌人在京西不断制造事端，威胁长安。肃宗为了借重郭子仪的盛名，命其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又不准其离开京师，使其有名无实。宝应元年（762），住绛州的朔方军发生兵变，主帅李国贞被杀，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出镇绛州。郭子仪解决了粮饷问题，整顿了军纪，稳定了军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去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元帅是皇子，实际指挥作战的是副元帅。最初的副元帅是郭子仪，代替郭子仪的是李光弼，后来是仆固怀恩。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后，肃宗相信鱼朝恩，迫使李光弼在不利的形势下反攻洛阳，结果兵败，只得辞职。仆固怀恩原是郭子仪部下大将，因其战功卓著继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因受代宗猜疑在驻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敢进京，后被迫叛唐，兵败病死。这些为唐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的节度使尚且如此，皇帝对其他节度使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对这些节度使既要利用，又不敢相信，所以不得不采用笼络的政策。这样一来，在安史之乱中新设置的节度使以及安史旧部，就都成为拥有一定实力的藩镇了。
　　朝廷集权削弱在这些藩镇中，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昭义节度使薛嵩，都是安史旧部。当史朝义最后失败时，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怕平叛结束自己失去作用而不受重视，朝廷也因战争持久而感疲惫，同时，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胁，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故而对安史旧部采用笼络手段，使其仍为节度使。这些藩镇，“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摩而已”①。还有一些藩镇，他们有时倾向于朝廷，帮助唐廷讨伐叛乱的藩镇，有时也和朝廷对抗。总之，各地藩镇的林立，严重影响了唐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权。所以史家认为：“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
　　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①所谓“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对藩镇无能为力的表现。
　　朝廷集权的削弱，不仅使唐皇朝无力控制地方，同时也失去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安史之乱开始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大量内调，吐蕃乘机发展势力，致使西北数十州之地相继沦没。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宦官程元振根本不把边将告急的事报告代宗。十月，吐蕃破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过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代宗才有所闻。接着，吐蕃又攻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北），京师震骇，代宗才命其子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这时京师无兵可发，郭子仪赴咸阳仅带二十骑，面对吐蕃二十余万之众，当然无能为力。于是，吐蕃很快逼近长安，代宗不知所措，仓猝出奔陕州。后经郭子仪多方组织力量，才收复长安，使代宗回京。
　　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东进，代宗还是无兵可发，遂召郭子仪于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使其守泾阳（今陕西泾阳），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守东渭桥，滑濮节度使李光庭（李光进）守云阳（今陕西泾阳北），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桥（在今陕西咸阳），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守凤翔，宦官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守盩厔（陕西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守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后因郭子仪利用吐蕃与回纥的矛盾，削弱他们进攻的力量，才缓和了这次危机。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的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说明唐朝皇帝是离不开藩镇的。
　　在经济上离不开藩镇也很明显，德宗时长安经济极感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大力支持了德宗。兴元元年（784），关中因为战乱，米价上涨，“斗值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①。贞元二年（786），“关中仓廪竭”，禁军相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忧而不知所措。不久，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德宗闻讯，喜悦异常，速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军的“军士皆呼万岁”①。
　　德宗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藩镇的依赖局面，也曾采取过一些强硬措施，但还是无济于事。建中三年（782），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第二年九月，德宗调泾原兵往中原作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路过京师，因赏赐菲薄而发生兵变。德宗召禁兵防卫，竟无一人前往。德宗无可奈何，仓猝出奔奉天。叛军在长安拥曾任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为首，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公开与德宗分庭抗礼。幸有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兵抗击朱泚，奉天才暂时稳定。后来，李怀光也对德宗不满，与朱泚联合反唐，德宗又南走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德宗重用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他组织驻邠宁（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奉天、昭应（今陕西临潼）、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的唐军，再和从汉中出击的浑瑊部唐军互相配合，才打败朱泚与李怀光。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回到长安，这次战乱才告结束。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① 《新唐书》卷五○《兵志》。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以上事实，说明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下，朝廷已经没有力量自卫，更无能力消灭藩镇，但又离不开藩镇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支持。这就是朝廷既不像玄宗以前那样坚强有力，但又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
　　第四节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在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腐败，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唐代的宦官专政局面也是这样形成的。
　　太宗的时候，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的作用也不过“守门传命而已”。中宗时，宦官的人数增加，品级也有提高，七品以上的就上千人；但衣绯者（五品以上衣绯，三品以上衣紫）还为数不多。玄宗时，宦官增加到三千多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②。开始在政治上有所影响的是高力士。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有功而受重用，后来直接参预玄宗理政。“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当时许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慎矜、杨国忠、安禄山等，其所以飞黄腾达，都和他有关。甚至肃宗为太子时也呼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①。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随玄宗逃往成都。再回长安时，已是肃宗执政，他才不能再干预政事。
　　肃宗时的李辅国（本名静忠），因随肃宗到灵武称帝而成为有名的宦官。肃宗还京后，“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府县政府处理问题，“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太上皇玄宗回到长安，居兴庆宫，后来他对玄宗不满，就私自把玄宗移住太极宫。上元二年（761）八月，他做了兵部尚书还不甘心，又要求做宰相，肃宗没有答应。代宗即位后，他更加专横，他公开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虽然也怒其不逊，但因其掌握禁军，也只好“乃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①。
　　接替李辅国掌权的是程元振，他因助代宗即位而掌权。代宗以他为判元帅行军司马，掌握禁军，又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由于他“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进攻长安，他不及时反映真情，致使代宗狼狈不堪，出奔陕州。代宗“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②。可见宦官专政的程度是日益加深了。
　　鱼朝恩在安史之乱中即掌握重要军权，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他是最高统帅；代宗逃往陕州，他有救驾之功，因而更受重视。窦文场、霍仙鸣两个宦官，因率宦官随德宗逃往奉天，也逐步掌握了禁军。宪宗虽然是奋发有为的皇帝，但最后也被宦官陈弘惠所害，继位的穆宗也为宦官所立。这更进一步说明宦官在政治上有愈来愈大的作用。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元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第五节“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腐败日益严重，到顺宗、宪宗时，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这就是顺宗时的“永贞革新”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
　　永贞元年（805）正月，顺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第一，罢宫市。宫市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宫中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者。可见宫市对长安市民是一灾害，大大影响市场的繁荣。顺宗罢宫市，无疑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第二，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财物。他们到处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允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为人民减少一害。
　　第三，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盐铁专卖是朝廷的重要收入，盐铁使专门经营这项业务。后来，增加了所谓盐铁月进钱，也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供皇帝私用。顺宗取消这项额外收入，当然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四，欲剥夺宦官的兵权。安史之乱以来，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顺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
　　第五，抑制藩镇的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到长安，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王叔文严词拒绝。
　　以上改革，虽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七个月），许多政治问题也积重难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权力，所以，改革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③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6），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
　　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1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19）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閺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①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
　　① 《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论》。
　　第九章唐皇朝的没落（元和末年以后），唐末农民大起义宪宗以后，藩镇林立与宦官专政的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另外，又增加了朋党之争和南衙北司的斗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面对各种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统治集团腐败无能，束手无策，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唐皇朝的灭亡。
　　第一节唐皇朝的没落朋党之争朋党之争就是官僚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派系斗争。唐朝晚期的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两派之间的对立。元和三年（808），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极力指责时政之失。主持考试的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对牛僧孺、李宗闵大加称赞。但由于宰相李吉甫的反对，韦贯之等人都被贬官。这可以说是朋党之争的开端。元和九年（814）十月李吉甫死，其子李德裕继续与牛僧孺、李宗闵持对立态度，朋党之争也就愈演愈烈了。
　　朋党之争表现在各个方面，凡有机会，他们就互相攻击。长庆元年（821），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以书要求照顾与自己有关者，结果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极力攻击礼部所取进士都没有才学。李德裕支持他们的攻击。牛党的李宗闵因其婿苏巢被取，也成为被攻击者。
　　太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副使悉怛谋率众奔赴成都，向唐投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接受其降，并派兵占据维州。但宰相牛僧孺却极力反对，迫使李德裕交还维州，送回悉怛谋，致使悉怛谋及所有降唐者均遭吐蕃残杀。
　　李德裕是因其父李吉甫为宰相的关系而飞黄腾达的。所以，他认为科举取士未必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公卿子弟熟悉朝廷的礼仪制度，有利于从政。反之，他又认为通过科举入仕者，主司与门生之间有“谢恩”、“答拜”等烦琐的礼节，还有曲江会、雁塔题名等各种活动，都没有必要，应该罢去。他明确表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①勿庸置疑，这是把矛头指向李宗闵、牛僧孺等通过科举入仕者的。
　　朋党之争，从宪宗到宣宗，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帝，四十年之久。两派之间，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区别，也并非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利害冲突，而是两派政客争权夺利的斗争。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都曾多次为相，互有胜负，但不管哪一家胜利，都没有改变唐朝每况愈下的局面，反而更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南衙北司的对立南衙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北司是指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手中。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皇帝的废立。这时，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压制宦官；宦官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南衙北司的对立就是这样形成的。
　　早在顺宗时，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但由于大宦官俱文珍等竭力反击，致使王叔文等很快失败。王叔文无可奈何，只得吟杜甫的《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① 《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
　　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求自我安慰。
　　文宗很想有所作为，他“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①。敬宗时每月视朝一二次，他每逢单日就视朝，以致群臣对他寄托很大希望。这就决定他对宦官专政的局面必然不能容忍。
　　文宗想利用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的力量，打击宦官。太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于紫宸殿上朝，在百官站定以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报告，左金吾听事后石榴树夜有甘露，宰相李训、舒元舆率百官向文宗祝贺出现了吉祥之兆，并劝文宗亲自前往观看。文宗派宰相前往察看，李训看后向文宗奏道，不一定是真甘露。文宗遂派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再去察看。仇士良发现韩约有脸色异常而流汗的表情，还发现有执兵器的伏兵，遂慌忙迎文宗还宫。李训急呼韩约所部左金吾兵上殿，杀宦官十余人，其余宦官在与金吾兵奋战中随文宗进宫。仇士良等立即调动禁军五百人进行报复，对中书、门下官员大肆屠杀，以致“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①。宰相李训、舒元舆、王涯、贾■等，不管是否参与此事，均遭逮捕被杀。你死我活的所谓“甘露之变”，以宦官的胜利宣告结束了。从此以后，宦官更加专横跋扈，政治也更为腐败了。
　　朋党之争、南衙北司的对立、宦官专政等各种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唐末的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在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时候，唐朝统治集团虽然也有个别人看到问题的严重，想有所作为，但也孤掌难鸣，无济于事。就整体上说，统治集团的腐败有增无减。政治上的腐败，又在进一步加深社会危机。
　　敬宗“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①。淮南节度使王播为了要求恢复他失去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向大宦官王守澄送钱十万缗。敬宗很快恢复了他的职务，虽然谏官屡争，但敬宗置之不理。
　　有些宦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意诱使皇帝骄奢淫逸，不理政事。会昌三年（843）六月，大宦官仇士良年老离职，其同党送其还私第，他向同党传授政治权术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他就是这样“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的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庸庸碌碌的皇帝自然更加玩物丧志了。
　　由于佛教的盛行，寺院财产的增加，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武宗曾经灭佛。但宣宗就反其道而行之，又修复寺院，增加僧尼。懿宗更加崇佛，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他派人到法门寺迎佛骨，群臣多有谏阻，甚至有人①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二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元年。
　　把宪宗之死和迎佛骨联系起来，也无济于事。他很有决心地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于是，他“广造浮图、宝帐、香辇、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佛骨到京师以后，“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先将佛骨迎入禁中，三日后又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①。
　　朝廷的各级官吏也贪污贿赂成风，很多人用钱买官，“自咸通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②。有人买通宦官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到任后就尽力搜括，压榨百姓。这就必然促使阶级矛盾的激化。
　　封建社会固有的土地兼并问题，到唐后期更为严重，“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正反映了尖锐的两极分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逃亡户口的队伍，朝廷把逃亡农民原负担的赋税转嫁到未逃亡的农民头上，这样就更促使逃亡户口的增加。恶性循环的结果，形成“乡闾屡困于征徭，帑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色额，太半空系簿书。缓征敛则阙于供须，促期限则迫于贫苦”③。这就是说，广大农民已经极其穷困，无法再照旧生活下去；唐皇朝已经断绝了税收来源，也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不能不铤而走险，公开推翻唐朝政权了。
　　① 《新唐书》卷二○七《仇士良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懿宗咸通十四年。
　　③ 《全唐文》卷八四六《崔烈论》。
　　第二节农民大起义浙东裘甫起义唐后期的农民反抗斗争，不断有所发展，由零星的分散的反抗斗争逐步走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裘甫起义拉开了唐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序幕，庞勋起义猛烈地冲击了唐朝的反动统治，黄巢起义使唐朝名存实亡，唐朝终于被农民起义所埋葬。
　　唐朝后期，江淮一带是朝廷主要的财政来源地。由于封建皇朝的横征暴敛，这一带的贫苦农民很多被迫破产逃亡，这正是促使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农民裘甫率领一百来人发动起义，首先攻下象山（今浙江象山），继又屡败官军，致使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地方官惊慌失措，白天也紧闭城门。咸通元年（860）正月，裘甫起义军与官军大战于天台山桐柏观（在今浙江天台境内），官军大败，裘甫乘胜攻破剡县（今浙江嵊县）。浙东观察使郑祇德重新组织力量，卷土重来。义军又在剡县两边山谷拦塞溪水，诱敌深入，出其不意放水，唐军被水淹没。这次胜利，大长起义军的声威，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废弃唐朝皇帝的年号，改元“罗平”，铸印“天平”，建立了农民政权。接着，义军又破唐兴，夺上虞，下余姚，进慈溪，占奉化，还据有诸暨、宁海，官军接连败退，毫无招架之力。
　　面对这种形势，懿宗派前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取代郑祇德。王式要求增加军队，有的宦官认为增加军队就要加大费用。王式反驳道：兵多可以迅速取胜，实际上是减少费用。如果拖延时日，起义军势力发展，国家就会失去财政的来源地江淮一带。懿宗接受王式的意见，下诏发忠武、义成、淮南诸道兵赶往浙东。
　　王式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统治集团对他寄托很大希望，起义军对他的到来也很重视。王式到达浙东后，一面开仓济贫，收买人心，一面又整饬军纪，加强戒备，清除内部与义军有来往的官员。另外，还招募在江淮一带的吐蕃、回纥人充当骑兵，又调集“土团”（地主武装）与官军进行配合，共同镇压起义军。
　　在对付官军的策略上，起义军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刘暀认为，应西进浙西，北取扬州，占据石头城，再南取福建，把东南一带富庶之地都据为己有，就可抗拒官军。王辂则认为，像孙权那样割据于东南一带，是天下大乱时的情况，现在是国家统一，割据难以成功，不如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①。裘甫犹豫不决，实际上放弃了刘暀积极进取的意见，摆出了被动挨打的架势。
　　咸通元年（860）五月，官军对义军发动大举进攻，攻克宁海后，占据海口，阻挡义军逃往海上。六月，官军进攻义军最后的据点剡县。官军打算断绝义军的水源，义军竭力反攻，三日八十三战，义军虽然失利，官军也损失惨重。最后经过决战，裘甫等突围未成，刘暀、刘庆等战死，裘甫被俘送往京师斩首。历时七个月的浙东农民起义，在统治者剿抚兼施的进逼下，最后失败了。
　　① 《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
　　庞勋起义由于南诏的威胁，唐廷于咸通三年（862）从徐州、泗州募兵二千人到邕州防守，其中八百人驻守桂州。原定三年调换，但过六年后，唐廷还不准他们还乡，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以经费困难为由，拒绝派人前往替换。戍兵不能容忍，遂杀死都将王仲甫，公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违命北归。
　　咸通九年（868）七月，庞勋率戍兵北进，朝廷表面上赦其罪，实际上又准备镇压。庞勋兵行至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唐监军就打算设计解除他们的武装。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密布阵，准备消灭他们。这时，庞勋才感到形势的严峻，于是，没有和敌人决战，而是从湖南沿江东下，经浙西进入淮南。
　　庞勋沿途吸收贫苦农民和逃亡士卒，扩大起义军队伍，同时，制造兵器，加强军备，准备和唐军作战。十月，庞勋攻陷宿州（治所在今安徽宿州），庞勋把所得财货分给众人，取得了宿州百姓的支持，参加庞勋队伍者数千人。接着，庞勋兵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城内百姓盼望庞勋攻城，推草车堵塞城门然后焚之，庞勋很快攻破彭城，崔彦曾被俘，城中参加庞勋队伍者一万余人。庞勋募兵，农民踊跃应募，“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鉏（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①。在这种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庞勋不是勇往直前，推翻唐朝，反而对朝廷抱有幻想，上表要求皇帝授以节钺。
　　十一月，懿宗诏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共同进攻庞勋义军。康承训还要求沙陀、吐谷浑、鞑靼、契苾诸酋长率众随同前往，懿宗也表示同意。
　　十月，戴可师率官军三万人与义军战于都梁城（今江苏盱眙东南）。起义军先放弃城池，继又乘官军得空城立足未稳，在大雾天气突然反攻，官军大败，戴可师被杀，传首徐州。义军的胜利，震动很大，淮南的地主官吏纷纷向江南逃跑。庞勋则自认为无敌于天下，骄而轻敌，一些与庞勋同在桂州起义的老兵也自认为功大资格老，不守军纪，影响和群众的关系。淮南节度使令狐綯为了不受攻击，表示愿为奏请节钺。庞勋又发生动摇，对朝廷寄托希望，希望能够得到节度使的官职，像其他藩镇一样割据于徐州，有一个合法的地盘。
　　咸通十年（869）正月，康承训率唐军七万余人屯徐州西南的柳子（今河南永城东南）之西，从新兴（河南永城西南）到鹿塘（河南永城南）三十里，布阵备战，对徐州形成威胁。二月，义军将领王弘立率军三万人夜袭鹿塘寨，由于王弘立轻敌，准备不足，结果损失极为惨重，牺牲两万余人，王弘立仅以身免。三月，康承训又与义军在柳子数十战，义军都未取得胜利。在此情况下，庞勋才对朝廷放弃幻想，彻底决裂，杀了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潞、温庭皓等所俘唐官员。同时告其众曰：“勋始望国恩，庶全臣节；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者也，当扫境内之兵，戮力同心，转败为功耳。”①广大群众热情支持庞勋，又有三万人参加义军队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元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懿宗咸通九年。
　　伍。
　　庞勋留其父庞举直与许佶留守徐州，自己率军西击康承训。由于康承训事先得到消息，早有准备，致使庞勋又遭重大损失，牺牲数万人，被迫退回徐州。咸通十年（869）八月，唐军进攻宿州，驻守宿州的义军将领张玄稔是唐军的降将，这时又背叛义军降唐。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庞勋再次留庞举直、许佶守徐州，自己引兵而西，袭击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又南袭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都没有取得胜利。庞勋打算再回徐州，不料徐州已被唐军攻陷，庞举直、许佶已经牺牲。同时，唐军对庞勋也穷追不舍，最后在蕲县（安徽宿州南）一战，庞勋战死，义军失败。
　　庞勋起兵，其初只是唐军的兵变，但它具有农民反对服兵役的内容。后来，随着大量农民的参加，兵变逐步转化为农民起义，成为唐末社会危机的反映。唐朝虽然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更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桂林”①，正说明后来的黄巢大起义与庞勋起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庞勋起义对唐朝统治者的冲击，为进一步大规模农民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庞勋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也为后来的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借鉴。
　　王仙芝起义唐军虽然镇压了裘甫起义和庞勋起义，但各种社会矛盾都没有解决，潜在的社会危机仍在日益加深。乾符元年（874）正月，翰林学士卢攜向僖宗上表道：“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斋；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他要求停征欠税，再加赈济。僖宗虽然接受意见，但所发诏令，“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已”①。由此可见，僖宗根本无力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僖宗束手无策。所以，“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的问题必然更加速社会危机的发展。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又“无所控诉”的时候，“相聚为盗，所在蜂起”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乾符二年（875）五月，濮州（治所在今山东鄄城东北）人王仙芝于濮阳（河南濮阳西南）聚众数千人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并发布檄文，指责官吏贪污者很多，赋税很重，赏罚不平，号召广大农民起来造反。六月，王仙芝及其同党尚君长攻陷濮州、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众至数万人。冤句（曹州西）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王仙芝与黄巢都曾以贩卖私盐为业。黄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在他看到唐朝政治腐败，面临末日的时候，遂放弃进入仕途的念头，与其本族兄弟八人，还有其外甥林言等，参加王仙芝的起义军队伍。由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懿宗咸通十年。
　　① 《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诏下·赞》。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元年。
　　于起义军的反压迫斗争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②。
　　十一月，农民起义军“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③。面对起义军的迅速发展，僖宗慌忙下诏，命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军节度使和监军，对义军采用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既实行军事镇压，也兼及招抚。十二月，王仙芝进攻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平卢节度使宋威主动要求讨伐王仙芝，僖宗当然同意，遂命他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并赐禁军三千人，甲骑五百名，同时指挥河南地区藩镇参加镇压起义军的军队。
　　乾符三年（876）七月，宋威与王仙芝战于沂州城下，王仙芝因作战失利而远离沂州，宋威找不到王仙芝，遂向皇帝奏称王仙芝已死，并遣散各地军队，自己回到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西北）。正当朝廷庆贺胜利的时候，王仙芝又突然出现，一如既往地在各地活动。八月，王仙芝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直接威胁东都洛阳。接着，王仙芝又进逼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更接近洛阳。统治集团惊恐万状，僖宗急忙调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镇压，并命昭义节度使曹翔保卫东都宫、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守东都，还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守汝、邓要路，又调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守陕州、潼关。可见，京师长安也受到震动了。
　　九月，王仙芝攻陷汝州，生俘刺史王镣。“东都大震，百官脱身出奔”③。有产之家也都“挈家逃出城”。僖宗感到形势严重，遂下诏“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①。但王仙芝不如理睬，很快又攻陷阳武，继攻郑州。因在中牟遭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的袭击，遂又南攻唐州、邓州。十一月，又攻陷郢州、复州。十二月，又先后攻克申州、光州、寿州、庐州、舒州、蕲州等地。淮南节度使刘邺束手无策，请求救兵，僖宗命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人前往增援。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王仙芝起义军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安徽等广大地区，所向无敌，使唐朝统治者上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最初自告奋勇与起义军为敌的宋威，也失去昔日的勇气，他总结康承训镇压庞勋的教训说：“昔庞勋灭，康承训即得罪。吾属虽成功，其免祸乎？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②这种对起义军的观望态度，遭到宰相郑畋的猛烈抨击，僖宗不得不罢了他的官。
　　王仙芝进攻蕲州时，朝廷内部经过激烈争论，僖宗最后批准蕲州刺史裴偓的建议，对王仙芝实行招降。王仙芝率黄巢等三十余人入城，朝廷派宦官授王仙芝以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并赠予大量财货。在王仙芝甚为喜悦的时候，黄巢等人却甚为不满。黄巢怒不可遏地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同时还打伤王仙芝，“其众喧噪不已”①。王仙芝感到众怒难犯，未敢受命，但从此王仙芝与黄巢分道扬镳，各自行动了。
　　乾符四年（877）正月，王仙芝攻破鄂州。七月，王仙芝、黄巢共攻宋州，因作战失利而撤围远去。八月，王仙芝又先后攻下安州、随州，生俘随州刺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元年。
　　①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三年。
　　①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史崔休徵。接着，又转战于复州、郢州等地。十一月，驻兵于邓州的唐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对王仙芝再次招降，王仙芝遣尚君长前往接洽，又被唐朝廷起用的宋威于中途劫取了尚君长。十二月，宋威向僖宗奏称是在颍州作战时生俘的尚君长，杨复光又揭穿了宋威的谎言。二人争功求赏心切，互不相让，僖宗派人查处，也难明真相，结果尚君长被杀，迫使王仙芝继续与唐军进行战斗。
　　乾符五年（878）二月，唐招讨使曾元裕于黄梅和王仙芝义军进行决战，结果王仙芝战败被杀，余众在尚让率领下参加了黄巢的队伍。
　　王仙芝是唐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发起人，他主张“均平”，对动员群众反抗唐朝的黑暗统治起了推动作用，他是唐末农民战争初期的领袖人物。但由于他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经不起高官厚禄的引诱，一再动摇，影响内部的团结，致使起义军分裂，最后战败牺牲，延缓了起义军的发展和壮大，推迟了唐朝统治的灭亡。
　　黄巢起义乾符三年（876）十二月，黄巢与王仙芝分兵行动以后，第二年二月即攻克郓州，杀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攻陷沂州。七月，又与王仙芝共攻宋州，在作战失利后，又单独南进蕲州、黄州，因受唐军阻击，于十一月又北进匡城、濮州，僖宗命颍州刺史张自勉率诸道兵镇压起义军。
　　乾符五年（878）二月，尚让率王仙芝余部归附黄巢后，称黄巢为冲天大将军，废唐僖宗年号，改元王霸，设置官署，建立了农民政权。这时，僖宗又用招降的办法，以黄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黄巢置之不理。三月，黄巢自滑州进攻宋州、汴州，继又攻卫南，接着，又攻叶、阳翟，使东都受到威胁。僖宗急忙调河阳兵千人赶赴东都，又调驻兵荆、襄的曾元裕速到东都，还命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为东都应援防遏使，统率河阳、宣武、昭义三镇兵守卫洛阳。同时，还加强洛阳外围重要据点的守备。
　　黄巢没有强攻洛阳，使统治者出乎意料地突然挥戈南下，横渡长江，相继攻下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饶州（治所在今江西波阳）、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等地。八月，黄巢兵向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受阻后转进浙东，开辟了七百里山路，进入福建。十二月，巢军攻下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逃走。乾符六年九月，黄巢攻克广州，俘虏广州节度使李迢。在广州期间，因起义军多是北方人，不能适应广州的气候，因病而死者不少。黄巢根据部下建议，转进桂州，然后沿湘江而上。在取得潭州全歼守敌的胜利以后，尚让乘胜进逼江陵。面对号称五十万众的起义大军，江陵的唐军不满万人。荆南节度使王铎不敢交战，留其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己率众走襄阳。王铎去后，“汉宏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会大雪，僵尸满野”②。十几天后，起义军才到江陵。由此可见，唐军在镇压起义军的同时，还在继续残害百姓，激化阶级矛盾。
　　乾符六年（879）十一月，起义军兵向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联兵于荆门阻击。刘巨容伏兵于林中，曹全晸出兵迎战，佯败而退，诱起义军至伏兵处，起义军突然遭到袭击，损失惨重。黄巢与尚让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三年。
　　整顿队伍，渡江东走。有人劝刘巨容穷追黄巢，刘巨容则认为起义军被镇压后他就无处发挥作用，从而不被重用；若使起义军继续存在，他还可以有用武之地，有求富贵的机会。于是，黄巢军从容东去。由此可见，在阶级矛盾全面爆发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仍然有增无减。
　　黄巢过江后，先后转战于鄂州、饶州、信州、池州、宣州、歙州、杭州等15 州之地，众至二十万人。
　　广明元年（880）五月，黄巢屯兵信州，淮南节度使高骈又用招降的办法，表示愿为黄巢求请节钺，欲使黄巢归附于他。这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都已到达淮南，高骈不愿他们分享其功，遂向朝廷反映，他很快即可平定起义军，请求其他各军返回原地。僖宗同意他的意见。黄巢知道各军离开淮南后，立即和高骈开战，高骈大败，黄巢又一次声势大振。七月，黄巢自采石北渡长江，进击天长、六合。高骈自认为势单力薄，不敢出战。故在严加防备的同时，又上表朝廷告急。十月，巢军攻陷申州，又相继转战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所到之处，官僚地主四处逃亡。十一月，黄巢破汝州，自称“天补大将军”，并向官军宣称：“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①显然这是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僖宗，意欲分化瓦解唐朝廷与地方的力量。
　　面对黄巢逼近东都，僖宗急忙召宰相商讨对策，当有人提起要重视安禄山入关，迫使玄宗入川的教训时，僖宗极不愉快，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命观军容使田令孜、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等人，负责防守潼关。黄巢很快攻陷东都，挥戈西向。
　　张承范等人所率的神策军，多是平时募集起来的长安富豪子弟，他们往往贿赂宦官，取得军籍，以求厚赐。现在出征打仗，都与家人相聚哭泣，许多人以金帛雇贫人代行。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战斗力。十二月初，张承范率二千人赶赴潼关，黄巢军也已抵关下。张承范与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共守潼关。齐克让初战失利，败退关内。黄巢乘胜破关，兵向长安。巢军逼近长安，僖宗在田令孜所率五百神策兵的保护下，惶惶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
　　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黄巢于霸上，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市民夹道聚观。尚让向市民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①。起义军碰到贫者，往往赠与财物；对唐朝的官吏则多杀之，特别是唐宗室更是得之者皆杀。
　　黄巢在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改元金统。黄巢下令，“百官诣赵璋第投衔者，复其官”②。但宰相豆卢瑑、崔沆，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等人，拒不从命，均被义军捕杀。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綦，仇视起义军又无可奈何，只得举家自杀。张直方表面投降，暗中又与唐官吏过从甚密，也被黄巢杀死。
　　中和元年（881）正月，僖宗到达成都。二月就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畋为宰相兼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郑畋是坚决与起义军为敌的死硬派，僖宗南逃后，关中各地还有唐军数万人，他派人到处联络，想把这些军队组织起来，对抗黄巢。他还约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共同讨伐黄巢军。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六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当黄巢派人对他进行招降的时候，他又杀了黄巢的使者，以示决不投降。四月，唐各路大军逼近长安，黄巢主动放弃长安，移军霸上。唐军入城后，肆意抢掠，秩序混乱，黄巢乘机反攻入城，唐军溃不成军，死者十之八九，程宗楚、唐弘夫均被义军所杀。这次胜利，又大长了起义军的声威。黄巢再克长安后，并没有继续扩大战果，彻底消灭唐军残余势力，而是仍然仅据有以长安为中心的部分地区。这样，势必不能持久下去。
　　中和二年（882）四月，以中书令兼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首的各路唐军又逼近长安，起义军所辖地区仅只长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一带。由于人口增多，生产也受战争的影响，粮价大幅度上涨，斗米值三十缗钱。九月，黄巢的同州防御使朱温向唐投降，更增加了大齐政权的困难。十二月，沙陀首领李克用率军四万人自河中渡河，到关中同州。中和三年（883）二月，李克用与其他唐军和起义军将领尚让十五万之众大战于乾阬、梁田陂一带，结果起义军失利，损失数万人。在东西两面受敌的情况下，李克用又不断派人潜入长安在暗中捣乱。黄巢感到形势颇为不利，遂发兵三万人，扼守蓝田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
　　中和三年（883）四月，黄巢与李克用等唐军在长安激战以后，撤出长安，经蓝田、商州东去。五月，黄巢军名将孟楷进攻蔡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接着，又攻陈州。由于陈州刺史赵犨早有准备，加强城防，存积粮草，多募勇士，大大提高了陈州的防御能力，故而起义军初战不利，孟楷牺牲。十二月，赵犨求援于邻道，许州节度使周岌、武宁节度使时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即朱温，他降唐后，僖宗赐名全忠），都出兵增援。这些援军仍然不及黄巢军力强大，他们又共求救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中和四年（884）二月，李克用率蕃、汉兵五万人自陕、河中渡河而东，向陈州进发。
　　李克用会许、汴、徐、兖各路唐军，于四月攻克黄巢在陈州以北的据点太康，又攻陷黄巢在陈州以西的据点西华，黄巢被迫退军故阳里。陈州也就解围了。五月，黄巢向大梁转进，朱全忠向李克用求援，在中牟北一战，起义军战败，尚让向时溥投降。黄巢余众不足千人，东向兖州。六月，黄巢与少数义军到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自感势单力薄，难有东山再起的可能，遂自刎而死。黄巢死后，虽然还有他的侄子黄浩领导其余部继续进行反唐斗争，但也为时不久，最后失败。
　　轰轰烈烈的黄巢大起义，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避实攻虚，走遍今天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省广大地区，动摇了唐朝的黑暗统治。但由于长期流动作战，没有稳定的后方，起义军始终在战争中生存，缺乏经济上的保障和群众基础，故而很难持久下去。就唐朝来说，僖宗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仍然得到各地方势力的支持。由于黄巢得此失彼，朝东暮西，故没有彻底摧毁唐地方政权与军事力量，仍然是唐政权存在的土壤；同时，还有沙陀李克用等军队的支持以及在关键时刻朱温等义军将领的投降等，都促使起义军最后失败。
　　黄巢起义失败了，但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唐朝的黑暗统治，在很多地方惩罚了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地主官僚，大长了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志气，大灭了地主官吏的威风。唐朝政权虽然继续存在，但已名存实亡，实际上成了藩镇手中的傀儡。
　　王仙芝、黄巢起义，是唐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两个阶段。王仙芝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虽然不是把“平均”当作革命口号，但它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的愿望。因为封建社会的财产占有不均和赋役负担不均，都是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正因为如此，虽然是通过起义军领袖的称号曲折地反映出来的农民要求，也是极为重要的，它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斗争前进了一步。黄巢起义军持续时间之久，涉及范围之广，也是历史上所少有的。这说明不管从深度或广度上，唐末农民起义军都对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沉重的打击，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②附表：唐世系表■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第十章封建经济的发展第一节阶级关系的变化隋代的士族门阀隋唐时期的阶级关系，主要还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
　　地主阶级包括皇室、贵族，还有士族门阀地主和庶族地主两个阶层。这一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士族门阀的衰落及其退出历史舞台。
　　隋代的士族门阀是魏晋士族门阀的继续和发展。自东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士族门阀，到了东晋，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北朝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隋唐时期，是士族门阀的最后阶段。
　　隋代的士族门阀，在社会上仍然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隋朝的建立者杨坚，是在多数士族的支持下取得政权的。
　　杨坚是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关中的望族之一。他的父亲杨忠是随周太祖宇文泰进据关中的功臣。因宇文氏在北魏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要，故而他不得不依靠关中士族，还有陆续进入关中的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隋文帝正是在这些士族的支持下取周而代之的。隋文帝在和皇太子的对话中明显地透露了这个问题。怀州刺史卢贲，因居功自傲，使隋文帝颇为不满。皇太子杨勇道：“此辈并有佐命之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隋文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①隋文帝提到的这些人，郑译、卢贲是山东郡姓，柳裘、韦謩（与柳裘等共助隋文帝夺取政权者）是关中大姓。皇甫绩的外祖是韦孝宽，韦孝宽是关中大姓，皇甫绩也不会例外。至于刘昉，虽非名门士族，但据其家世，也不会是寒门。隋文帝在这些人犯罪的时候还多加迁就，可见他们和隋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隋文帝说若非这些人支持他不至于做皇帝，确是肺腑之言。
　　在隋朝政权中，士族官员也有重要地位。开皇年间，被称为“四贵”的杨雄、高颎、虞庆则、苏威，都是士族。高颎是世代公卿之后，渤海名门望族；苏威是关中大姓；按虞庆则的家世，至少也应当是士族中的低门；杨雄是皇族。这说明开皇年间的士族，在政治上还是举足轻重的。
　　另外，作为关中郡姓首望的杨素，更是家世显贵，权大位尊。隋南伐陈时，他为行军元帅，因功封越国公。后又为宰相，很受隋文帝重用，故而他的政治地位崇高，经济实力也十分雄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颇能左右时局。大业年间，虏姓士族的宇文述，关中郡姓的裴矩，江南士族的虞世基等，都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由此可见，隋朝政权中的士族门阀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
　　由于士族势力的强大，门第观念也影响深远。元孝矩是虏姓士族首望，隋文帝“重其门地，娶其女为房陵王妃”①。后来房陵王杨勇做了太子，当然① 农民起义部分的编写，参考了李斌城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有关部分。还对张泽咸编《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有所借鉴。
　　① 《隋书》卷三八《户贲传》。
　　元孝矩女就是太子妃了。清河武城（今山东武城）的崔儦，因其“世为著姓”，越国公杨素“重儦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聘礼甚厚”①。这些都是门第观念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
　　更有甚者，在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还有些人不敢冲破门第观念的束缚。大业十三年（617）十月，巴陵（郡治在今湖南岳阳）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人，眼看隋炀帝政权朝不保夕，欲起兵反隋。大家共推董景珍为主。董景珍推辞道：“吾素寒贱，不为众所服。罗川令萧铣，梁室之后，宽仁大度，请奉之以从众望。”②后来，果然是萧铣做了首领。萧铣是侨姓士族。在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人们的门第观念还如此浓厚，唐代士族仍然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代的士族门阀隋代的士族势力虽然还相当强大，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遭到削弱。例如，杨素权大位显，独揽朝政，致遭隋炀帝猜忌。杨素重病在身，隋炀帝唯恐他不死。其子杨玄感也“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③。后来，乘进攻高丽之机，起兵反隋，因失败而遭灭门之祸。在这种此伏彼起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必然有一部分士族势力遭到削弱。另外，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也使一部分士族受到打击。不过，多数士族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延续下来了。例如，李密、窦建德这两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都笼络了不少士族官僚，还有很多士族官僚归顺了唐朝。这就是说，唐朝建立后，士族门阀势力仍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就非常重视门第，他曾对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帝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唐德宗时的苏冕更具体地说：“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比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④显而易见，唐初统治集团自以出身显贵而洋洋得意，直到德宗时统治集团还以此而感到自豪。从这些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在唐初政权中士族力量的强大。
　　宰相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成员。从武德、贞观年间成员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士族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武德年间（618—626），前后任宰相的是：裴寂、刘文静、萧璃、窦威、窦抗、陈叔达、杨恭仁、封德彝、裴矩、宇文士及。这些人都来自士族。可① 《隋书》卷五○《元孝矩传》。
　　② 《隋书》卷七六《崔贲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④ 《隋书》卷七○《杨玄感传》。
　　见武德年间的政权，士族门阀是其骨干力量。
　　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勗、于志宁、苏世长、薛顺、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实际上这是李世民组织的智囊团。这些人中，除了孔颖达、盖文达、颜相时三人外，其他十五人都来自士族。
　　贞观年间（627—649），先后曾任宰相的二十八人。其中曾有六人（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宇文士及）原是武德年间的宰相。另外，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高季辅、李靖、王珪、温彦博、杨师道、褚遂良、许敬宗等十一人也是士族出身。非常明显，贞观年间的宰相中，士族势力仍占绝对优势。
　　从发展的趋势看，贞观年间的士族势力比武德年间稍有削弱。这主要是唐太宗用人的标准并不是唯看门第，而是颇重人才。例如，魏徵被唐太宗视为一面镜子。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①可见魏徵在贞观年间所发挥的作用是别人无可比拟的。另如马周，因偶然的机会被太宗所重用，官至中书令，使太宗须臾不能离开。太宗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①还有刘洎，每有所谏，都得到太宗的重视。这些人都出身寒门。这说明贞观年间的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已不是舍我无他了。
　　在士族内部，也存在差别，社会地位并不完全相同。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士族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太宗针对山东士族崔、卢、李、郑诸族的自恃门第最高，批评他们“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遂指定高士廉、韦挺、令狐德棻、岑文本等编撰《氏族志》。但高士廉等仍以崔民幹为第一。太宗甚为不满地说：“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卬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幹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他规定必须遵照“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的原则，重新修订。这样的结果，就出现了新的“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为第三”①的谱系。
　　太宗修《氏族志》，是调整士族门阀内部的社会地位。但客观上却起了削弱士族势力的作用。因为他主张“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也就是“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②。这样一来，由寒门出身的官僚当然也可跻身士族，这就使魏晋以来那种严格的门阀制度出现了缺口；对崔、卢、李、郑等高层士族无疑是一次打击。
　　高宗、武则天时，士族势力进一步遭到削弱。高宗为立武则天为皇后，① 《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①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曾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反对。长孙无忌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褚遂良也说：“陛下必欲以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后来，李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在骆宾王的讨武檄文中也指责武则天“人非温顺，地实寒微”②。这都是说武则天出身寒门不配被立为皇后。另外，还有来济也曾上表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③。士族门阀素以儒家的礼教作为自己行动的规范，“幽闲令淑”是名门大家理想的小姐。这又是说武则天不符合士族门阀的标准。既然如此，武则天必然对传统的门第观念十分反感。
　　武则天执政后，褚遂良、长孙无忌，甚至不明确表态的于志宁都削官被贬，王皇后的舅父柳奭被杀。还有些做了宰相的士族，也有被贬被杀者。裴炎因反对武则天立武氏七庙，又劝武则天归政于子而被杀。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因遭人诬陷而被流放岭南。另外，还有韦巨源被贬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神木北），苏味道被贬集州（治所在今四川南江），陆元方被贬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总之，武则天在打击敌对势力的同时，严重削弱了士族的势力。
　　在打击士族势力的同时，武则天又通过科举考试、试官等各种途径提拔中下层人士充任各级官吏。甚至连卖饼为业的文盲侯思止也做了朝散大夫、侍御史；被人视为“素无行”的王弘义也做了殿中侍御史。④更为甚者，凡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当时人称这种现象为：“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怨脱校书郎。”这样“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实际上武则天有她自己的用人标准，“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①。这就是说，武则天的用人标准是有利于她夺取政权，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和士族标榜门第，鄙视寒门的门阀观念格格不入。大量中下层人士登上政治舞台，必然削弱士族的势力。
　　当然，武则天并不是有意站在庶族人士的立场上，打击士族门阀，而是为了打击政敌而在无意中削弱了士族。武则天及其走卒也想抬高自己的门第，于是，他们就想修改贞观时期的《氏族志》。《唐会要》卷三六《氏族》载：“许敬宗以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经孔志约、杨仁卿等修改的结果：“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②这就是《姓氏录》。尽管武则天是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修《姓氏录》，但其结果使“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者皆可加入士族，无形之中就使以往的士族门阀制度难以维持了。
　　玄宗用人也不重视出身。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玄宗欲以他为①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尚书。宰相张九龄反对道：“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玄宗怒形于色道：“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张九龄答曰：“臣岭海孤贱（张九龄是韶州曲江即今广东韶关人），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牛仙客是泾州鹑觚即今甘肃灵台人）；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对此，李林甫也发表意见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③由此看来，玄宗、张九龄、李林甫等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都不赞成按门阀的标准用人。
　　从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看，开元、天宝年间虽然也有不少士族宰相，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宰相大多不是士族。例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都是玄宗时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士族势力日益衰落的时候，从景龙元年（707）到开元二年（714），中宗又命柳冲、魏元忠、张锡、徐坚等人修改《氏族志》，最后，由柳冲、魏知古、陆象先、徐坚、刘子玄、吴兢等人撰成《姓族系录》（《唐会要》称《姓族录》，《新唐书》称《姓系录》）。为什么要修撰《姓族系录》呢？《旧唐书》卷一八九下《柳冲传》说：“初，贞观中太宗命学者撰《氏族志》百卷，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请改修氏族。”近百年间，虽然曾经有过高宗显庆年间的《姓氏录》，对《氏族志》有过修改，但由于中宗复辟后，为了表明他的正统地位，立即改周为唐，同时，“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①也就是所谓“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①政治形势的变化，修改《姓氏录》而为《姓族系录》也就十分必要了。
　　《姓族系录》是因为士族诸姓“至有兴替”而修撰，开元二年（714）成书的结果是“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藩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②。也就是说，在《姓族系录》中地位的高低不决定于原有的门第，甚至“夷藩酋长袭冠带者”也可占一席之地。这和玄宗的用人标准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自唐初至玄宗时，士族门阀的地位每况愈下，庶族势力日益增长，士庶合流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了。
　　安史之乱以后，士庶合流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又经过唐末农民战争的冲击，旧的士族门阀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东汉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到五代就寿终正寝了。《新唐书》的作者说：“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时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举郡国自表，而谱系兴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乱也。遭晋播迁，胡丑乱华，百宗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而代阀显者，至卖昏求财，汩丧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土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③宋朝人这样叙述士族门阀发展的过程，大体上符合事实。唐代士族门阀的特点③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景龙元年。
　　③ 《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唐代的士族门阀在演变过程中显示了三个特点。
　　其一，与其经济势力的强弱和其官品的高低密切相关。从《氏族志》、《姓氏录》到《姓族系录》，反映了唐代士族门阀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士族门阀的社会地位逐步和官品的高低融合为一体。按照唐代均田制度：“其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各级官吏都有“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④的永业田。这些永业田，都免课役。显而易见，各级官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一致的。随着政治地位的演变而消长的士族门阀势力，必然也从经济上和各级官吏的政治地位相适应。均田制破坏以后，各级官吏还可以通过赏赐、兼并等途径得到大量土地，各级官吏和士族门阀势力在经济上的融合还继续有所发展。
　　其二，士族门阀的地位和官品的高下相一致，促进了士族门阀制度的没落。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更加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重才轻门第的用人标准，使很多庶族人士跻入士流，从而打破了原有士族门阀不可逾越的鸿沟。原有的士族，虽然在武德年间还在政治上保有绝对优势，但贞观以后，由于士族成分的变化，士庶合流的倾向已日益明显，遂使士族门阀制度江河日下，以至退出历史舞台。
　　其三，士族的社会地位往往受到皇帝的削弱。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针对一些士族“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但还有“新官之辈”，“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的情况，下诏“禁卖婚”。显庆四年（659），高宗针对李义府向士族求婚不成事，下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玄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仍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①这些措施，再加上《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等，不断调整士族内部各姓的地位，加速士庶合流的进展，都促使士族门阀制度日益衰落。尽管旧的士族也曾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地位，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到了五代，士族门阀制度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了。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簿系。..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①这种论述，符合实际情况。②农民阶级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客户、佃民等。自耕农就是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他们先后按照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向朝廷交纳赋税。这个阶层，始终处于分化④ 《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赞》。
　　① 《通典》卷二《食货》二。
　　① 《唐会要》八三《嫁娶》。
　　② 《通志·氏族略》。
　　状态中，其中的少部分可能上升为地主或官僚地主，但大部分则受天灾人祸的影响，仅可勉强维持生活，甚至破产流亡，成为客户或佃民。
　　客户是指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劳动者。他们之中有的成为流民，有的成为佃客、佃家、佃户等佃民。历代统治者为了争取更多的剥削对象，都非常重视客户的问题。隋高颎制定输籍法，就是用轻税的办法使很多客户成为国家编户的。唐后期实行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③，也是要把客户改为朝廷的编户，以便成为朝廷的纳税对象。朝廷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因为客户为摆脱朝廷繁重的赋税和徭役，背井离乡，逃亡他乡去做私家的佃户，或者带着自己少量的土地成为私家的荫附户口。这样一来，朝廷的税源大大减少。因此，封建朝廷和各种地主之间也常常为此而发生矛盾。地主阶级内部这种争夺劳动人手的矛盾，正说明客户的数量很多，同时，更说明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及其政权都是靠剥削劳动者而存在的。
　　各种佃种土地的劳动者，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租种私人土地的佃户，一类是租种封建国家的职田、公廨田、营田的佃民。他们没有土地，佃种地主或官府的土地，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私家的佃户，对地主虽有相当的依附关系，但可以自立户籍，和南北朝时相比是松弛多了。佃种官田和逃户田的承佃尸，最初课税轻些，以后有可能发展成类似自耕农的编户。在屯田（营田）耕作的除了士兵以外，还有召募来的客户。这些客户也有可能上升为自耕农。他们和自耕农是农民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主要根据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国家的政策不断演变。
　　隋文帝实行了各种改革措施，隋初的自耕农民数量增多，也就是农民占有土地相对多一些，故而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生产有所发展。大业年间，隋炀帝倒行逆施，横征暴敛，迫使大量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各种无偿的劳役，致使土地荒芜，生产停滞，故而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唐朝初年，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实行均田制，使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故而阶级矛盾较为缓和。
　　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的问题。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还有天灾人祸的影响，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断处于分化状态中。农民的土地不断向地主手中转移，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客户和流民，这就必然使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正当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唐统治集团内部也有重大变化，从武德到开元初年那种注意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玄宗骄奢淫逸，沉湎酒色，致使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同时，均田制的破坏，安史之乱的爆发，边防战争的频繁，也都是激化阶级矛盾的因素。因此，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尽管也采取过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如德宗时实行两税法，顺宗时的永贞革新，宪宗时削弱藩镇势力等等，但都没有改变阶级矛盾逐步激化的趋势。同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等各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也促使阶级矛盾有增无减。正是这些原因，唐后期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宣宗时的浙东裘甫起义、懿宗时的庞勋起义、僖宗时的王仙芝、黄巢起义等等，终于使唐朝走向灭亡。由此可见，隋唐两代一样，其建立、兴盛和衰落，都是受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制约的。
　　③ 本节参考了田廷柱著《隋唐士族》。
　　第二节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河陇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早在隋唐以前，这一地区就已形成了民族杂居的局面，如统治高昌的麹氏，本是金城郡榆中（今属甘肃）人；就是高昌人民，很多也是从内地迁徙去的，所谓“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①。唐太宗攻灭高昌，改置为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后又击败西突厥，将西域置于唐朝的统治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一批粟特人迁入河陇地区。此后，唐朝又将归降的诸族人陆续迁入，如陈子昂在安北都护府时，曾上奏朝廷说：“窃见碛北归降突厥已有五千余帐，后之来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户四千余帐，奉敕亦令同城安置。”①开元十一年（723），“吐谷浑率其众诣沙州内属，诏张敬忠安存之”②。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河陇地区，又有大批吐蕃人随之迁入。回鹘被黠戛斯击破后，大批回鹘人西迁，居于西州的称高昌回鹘，居于甘州（治今甘肃张掖）的称甘州回鹘。据考证在高昌回鹘境内的民族主要有：回鹘、汉族、吐蕃、吐火罗、高车、■哒、突厥、众熨（一作仲云）、黠戛斯等③。这种人口迁徙的活动直至五代时期仍在继续进行。长期的人口迁徙，使得河陇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杂居民族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众多的民族杂居于同一地区，诸种文化、经济得以互相交流，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诸族人民逐渐组合，共同发展，向封建化过渡。所谓封建化，是指社会制度的封建性质，而社会制度的性质却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通过研究这一时期河陇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可清楚地看到诸杂居民族逐渐向封建化过渡的轨迹。
　　高昌早在西汉征服车师后，就在那里“置戊己校尉屯田”①。十六国时期，高昌仍广有屯田。在麹氏统治时期，高昌的土地大体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类，官田除屯田外，也有出租现象。“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②。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也有交纳粟麦的现象。民田出租必须向田主交纳田租，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属于麹氏统治时期的租佃契约就有十七件③。说明早在隋唐以前这里就已经存在着封建生产关系。唐朝改置为西州以后，在这里普遍推行了均田制，随着土地关系的变化，租佃制更加发达，租佃契约更加盛行，这一切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都有大量的反映。高昌的政治制度及文化也深受中原皇朝的影响。麹氏高昌“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④，“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学校设置亦仿中原，“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学① 《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① 《北史》卷九七《高昌传》。
　　② 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全唐文》卷二一一。
　　③ 《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① 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史中一些基本问题论证》，《新疆大学学报》1989 年第2 期。②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
　　③ 《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七》。
　　④ 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 至5 册。
　　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⑤。“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①。其郡县行政制度包括乡里组织和内地也相一致②。说明高昌已经建立了和其经济基础相符合的封建上层建筑。回鹘本是游牧民族，安史之乱后，和唐朝建立了比较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唐的影响下，阶级分化加快，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回鹘迁居高昌后，利用当地优越的农业自然条件，过起了定居的农业生活，正是这种定居的农业生活，大大地加速了高昌回鹘的封建化。他们建立了一套从都护、宰相、枢密使、于尔齐、断事官到各级大小伯克的官制，构成了当地封建统治阶级；同时也产生了卡朗奇、伊得如、库瓦克、图图克、卡达施等各种农民或农奴，属于被统治阶级③。回鹘人包括融合当地已有的汉人、吐蕃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突厥人、印度人等，除了主要经营农业外，兼营一部分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有较大发展。从已发现的吐鲁番回鹘寺庙壁画看，回鹘人男的着唐式衣冠，穿半长靴，女的穿唐草纹样的大襟衣服④。说明直到这个时期，中原文化对他们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河陇地区的农业，以河西走廊、湟水流域自然条件最好。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条件较好，唐廷在这里兴置了大量的屯田、营田。“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⑤。其他州郡亦有不少自然条件较好，如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大田多稼，人和岁丰，■军廪师，处勤余裕”，唐高宗也说：“河州军镇要冲，屯田最多。”①经过唐朝一百几十年的发展，到天宝十二载（753）时，“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②。由于河陇地区西连吐蕃，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又是丝绸之路的必由之路，加之农业生产发达，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唐朝对迁入这里的胡族极少置侨州县，大多令其散居。在有些地方也采取与内地一致的基层乡里制进行安置，如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为安置粟特人而专门设置的。从已发现的敦煌文书看，入迁胡族同汉人一样授田，并负担赋役。这样就使入迁河陇地区的胡族原有的部落结构自然解体，血缘纽带联系被斩断，经过一段时间与汉族的杂居，完全变成了唐朝的编户齐民。由于河陇地区的杂居民族封建化比较彻底，诸族人世居于此，以至于他们以当地为自己的本籍。如昭武九姓人石崇俊“曾祖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③。其以甘州而不以粟特本土为籍，说明他们早就居于此地并仿汉俗为籍，然后东向进入长安。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河陇地区，在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南）推行部落制，征收赋税及商品交换不用钱币，加之丝路堵塞，中西贸易中断，商品经济停滞不前。在土地制度上，推行带有国有性质的计口授田制；在社会结⑤ 《北史》卷九七《高昌传》。
　　① 《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七。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③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 年第6 期。④ 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西北史地》1984 年第4 期。⑤ 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22 页。① 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全唐文》卷二○九。
　　② 张说：《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全唐文》卷二二八。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构上，出现了奴婢与各种依附农民数量的增多和僧尼人数增加的变化。④河陇其他州郡情况，由于均为吐蕃统治，大致和沙州相同。这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倒退，生产关系逆转的现象。唐宣宗时期，唐朝收复河陇地区，马上着手恢复封建制度，下诏曰：“其秦、威、原并七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以后已量定户籍，便任为永业。其京城有犯事合流役囚徒，自今已后，一切配十处收管。温池盐利，可赡边陲，委度支制置闻奏。..秦州至陇州以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接，李玼与刘皋即使度计闻奏。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其官健父兄子弟，通传家信，关司并亦不得邀诘阻滞，如要垦辟种田，依百姓例处分。三州七关，如少器械，长吏与量据所申闻奏。”①与此同时，张议潮在沙州也开始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恢复农业生产。重新进行户口和田地登记，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土地调整、清射和均割，赋税制度也相应作了改变。②这样就在河陇地区再次恢复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使得遭到破坏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此后，唐末五代的高昌回鹘、沙州曹氏、甘州回鹘等政权，都是封建性质的政权，并和中原皇朝保持了较密切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灵、夏、朔、代、幽、蓟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周边诸族内附，在隋朝尚不多见，从唐初以来，诸族纷纷归附。为安置降附的诸族人，唐朝在周边地区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各族原居住地设羁縻府州安置，另一种是在唐朝原边界州内设置侨置州县，以管理内迁各族人口。前一种府州对民族的迁徙影响不大，后一种由于内迁到唐朝原边州内，形成民族杂居局面，促使内迁民族的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及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唐朝在关内道的灵（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庆（治今甘肃庆阳）、银（治今陕西横山东北）、夏（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四州境内，共设置侨州府一百零二个，用来安置内迁的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粟特（昭武九姓）等族。在河北道的幽（治今北京西南）、蓟（治今天津蓟县）、营（治今辽宁朝阳）三州境内，共置侨州二十个。营州被契丹攻陷后，即迁原属侨州于幽州境内，用来安置突厥、靺鞨、奚、契丹、室韦、新罗等族归附人口③。此外，唐朝在灵、夏二州南境设置了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合称“六胡州”，用以安置内迁的粟特九姓人和突厥人。开元十一年（723），废六胡州，迁六州胡人于河南、江淮地。开元二十六年（738），迁还六州胡人，置宥州（治今年蒙鄂托克旗南）安置，宥州遂成为唐朝的“正州”，不再属于侨置州。太宗时，粟特九姓人安胐汗率众五千人内附，其孙安思慕曾经任鲁④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14 页。
　　① 参见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收复河湟德音》。
　　③ 参见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4 年第1 期。
　　州刺史①。这里的鲁州即指六胡州之一的鲁州。河东道的朔（治今山西朔县）、代（治今山西代县）二州一带虽无置侨州县，也安置了不少内迁胡族。唐朝廷在这些侨府州内安置了大批的内迁民族人口，如贞观十年（636），阿史那社尔率突厥一万余众内属，唐朝“处其部于灵州”②。贞观十三年，李思摩奉命率突厥部众渡河出塞，“几十万，胜兵四万”，“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请分处于胜、夏二州之间，诏许之”①。高宗时，“突厥内属者分处丰、胜、灵、夏、朔、代间，谓之河曲六州降人”。开元三年（715），十姓突厥“合万余帐相踵款边，诏内之于河南”②。再如吐谷浑，“咸亨三年二月，徙吐谷浑于灵州，其故地皆入于吐蕃”③。灵、庆、夏及延（治今陕西延安北）、盐（治今陕西定边）等州，都有其部众分布。其后“其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④。太宗、高宗、武则天时期铁勒诸部曾大规模入迁，多置于灵、庆一带。开元初，回纥、同罗、仆固、拔曳固等部再次大规模南下，唐廷将其安置到大同军（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天宝初年，同罗万余帐来降，唐廷“处之朔方河南之地”⑤。党项早于唐初就开始内迁，贞观“五年诏，开河曲地为十六州。是年党项等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余万口”⑥。天授三年（692），党项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⑦。到唐武宗时，据李德裕言，党项人口还有增长，“缘党项自麟、府、鄜、坊至于太原，遍居河曲，种落实蕃”⑧。其居住已经靠近关中及太原（治今山西太原西南）。沙陀原附吐蕃，元和三年（808），归降唐朝，“诏处其部盐州”。不久，奉命迁往河东，安置于黄花堆（今山西山阴东北）①。唐僖宗时，沙陀首领李克用召募鞑靼万余人充实其部，开赴关中镇压黄巢义军，有功，唐朝授以河东节度使之职，这些鞑靼人也就留居河东了。幽州境内的胡族人口在天宝中（742—755）可考的有两万多户②，分属于八个民族。其实并不止于此数，史籍漏计的当不在少数。
　　周边诸族除粟特人等一些民族外，大多都从事畜牧业，兼以狩猎为生，极少从事农业。内迁以后逐渐改变了其社会生产结构，大都改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这一方面是唐皇朝有意引导，另一方面是面对内地以农业为主的新的生活环境，受汉族影响不得不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唐初击败突厥后，面对大量内迁的突厥人，中书令温彦博就极力主张“收处内地，将教以礼法，职以耕农”③。唐太宗听取了这个主张。从此唐朝廷基①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 李至远：《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三五。
　　① 《新唐书》卷一一○《阿史那社尔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③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④ 《唐会要》卷九四《吐谷浑》。
　　⑤ 《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
　　⑥ 《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
　　⑦ 《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⑧ 《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
　　① 李德裕：《请先降使至党项屯集处状》，《全唐文》卷七○二。
　　② 《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③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本上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安置内迁诸族。张俭任代州都督时，对境内胡族，“劝其营田，每年丰熟”④。开元八年（720），为了安置关内、河东、河西新附胡族，唐廷下诏说：“部落有疾苦，使量给药物，无令田陇废业，含养失所”⑤。唐宣宗时，对降附党项“令就夏、银界内指一空闲田地居住”，要求其“各守生业，自兹必令永戴恩信，长被华风”⑥。唐朝廷在安置内迁胡族时，虽允其聚居，但却不是举族而居，往往分割为若干个小聚落，与汉族交错杂居。如河北境内的契丹族，就分属昌州（领龙山县，侨治安次县常道城，今河北安次西）、威州（领威化县，侨治良乡县石窟堡，今北京周口店北）、师州（领阳师县，侨治良乡县故东闾城，今北京房山境内）、青山州（领青山县，侨治范阳水门村，今河北涿县境内）等八州，天宝时所领户口多者不过千余户，少者只有百余户，大多为数百户。名为州县，实则相当于内地州县中乡的规模。关内道的侨置州府大体也是如此，如夏州境内突厥，分属于十六个侨治州，共领二千三百一十九户，每州的户口数也是很少的①。唐朝廷的这种政策，虽有便于控制内迁胡族之意，但更大的意义在于“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②。尽管内迁胡族封建化的道路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这项政策的推行对改变胡族生产结构却是比较显著的。贞观十二年（638），唐廷在对突厥首领李思摩的诏书中就说：“今岁以来，年谷屡登，种粟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靡资于狐兔”③。武则天时，突厥“又请粟田种十万斛，农器三千具，铁数万斤”④。说明他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结构，开始耕织生产了。
　　在行政管理上，唐朝对内迁胡族允其首领任侨置府州的都督、刺史，享有固定的俸禄，但必须接受当地军政官员的管辖，所谓“诸道军城，例管夷落”⑤。对其人口按内附时间长短分为“熟户”和“新降”。“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①，即是“熟户”。“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②。可见从内迁胡族的第二代起，就同当地百姓一样，完全成为唐朝的编户齐民了。如“兰池胡久从编附，皆是淳柔百姓，乃同华夏四人（民）”③。在唐代虽然侨置州县曾几次发生反唐起义，其原因多是当地官吏、军帅残酷剥削压迫而引起的，所谓“困于诛求，起为盗贼”④，“无故杀伤，致令怨恨”⑤。其性质是反对阶级压迫和封建剥削。
　　侨置州县的人口既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其户口自然是要上报户部的。从④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⑤ 《旧唐书》卷八三《张俭传》。
　　⑥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赐入朝新降蕃酋敕》。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平党项德音》。
　　② 以上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卷三九《地理志》一。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④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突厥李思摩为可汗诏》。
　　⑤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
　　② 《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③ 《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
　　④ 《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⑤ 《元稹集》卷四八《王元琬银州刺史制》。
　　《旧唐书·地理志》中列有的天宝年间灵、夏、幽、蓟等州境内的数十个侨置州的户口统计数看，是向朝廷申报了户口的，这有别于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的普通羁縻州府。同时也要承担赋税徭役，唐朝规定：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四等已上为上户，七等已上为次户，八等已下为下户。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一口，无羊之处，准白羊估折纳轻货。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⑥。内迁胡族的第二代就要按汉族百姓的标准承担赋税徭役。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凡是内迁较久的胡族人户基本上都已变为封建制下的编户齐民。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地的情况和社会环境不同，内迁人口封建化的进程也不相同，甚至有反复现象出现，然封建化和民族组合的趋势却是不可扭转的。
　　长安、洛阳及内地诸州杂居民族的封建化隋唐时期周边民族及外国人口入居中国内地的很多。在隋代朝廷有意识迁徙人口入内地还不多见，在唐朝统治时期就不断地把周边胡族人口迁往内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唐太宗进攻高丽，“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⑦。总章二年（669），“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①。从代宗大历（766—779）年以来，唐朝在战争中每俘获吐蕃人，“亦令中官部统，徙之江岭”②。会昌三年（843），“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③。唐宣宗时，“突厥居特峨者千二百人”降附，河中节度使徐商“因请从齐、鲁之间隙地以居之，编籍为耕民”④。镇海节度使李锜叛唐，浙东观察使王式镇压裘甫起义，都曾征集境内胡族人入军，说明散居于江淮地区的内迁胡族人口数量不少。在唐朝居住的外国商人也是很多的，如上元元年（760），扬州（治今江苏扬州）刘展作乱时，“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⑤。乾符五年（878），黄巢义军攻下广州（治今广东广州），据说波斯、大食商人被杀者“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①。新罗、百济人在中国居住的也很多，楚州城内（治今江苏淮安）和涟水县（今江苏涟水）就有新罗人聚居的“新罗坊”②。隋唐时期在中国各地居住或经商的外国人，还有天竺（印度）、罗马、日本、高丽、林邑（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狮子国（斯里兰卡）、尼婆罗（尼泊尔）、固失密（克什米尔）等国人。由于在华外国人的增多，以至于沿海及内地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不少外国人聚居的“蕃坊”，并有蕃长专门⑥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平党项德音》。
　　⑦ 《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① 房玄龄：《谏伐高丽表》，《全唐文》卷一三七。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二年。
　　③ 《唐会要》卷九七《吐蕃》。
　　④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⑤ 李骘：《徐襄州碑》，《全唐文》卷七二四。
　　① 《旧唐书》卷一一○《邓景山传》。
　　②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 年版，上册第258 页。
　　负责管理坊内事务和对官方交涉③。
　　长安、洛阳作为隋唐两朝首都与陪都，也有大批的胡族与外国人居住、学习和经商。隋炀帝营建洛阳后，就有大批的诸族、诸国人入居经商，到了唐代人数有增无减。长安在唐太宗时，突厥人“其入居京师者近万家”④。“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⑤。“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者皆归之”⑥。在长安、洛阳居住和生活的胡族人并不仅此，还有党项、粟特九姓人、契丹、奚、吐蕃、靺鞨、同罗、室韦、铁勒、南诏等族以及大批的外国人。吐蕃攻陷河陇后，仅西域诸族、诸国使者，就有大批人阻滞不归，留居长安，仰靠鸿胪寺供给，给唐朝廷造成很大负担。贞元三年（787），宰相“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而胡客“无一人愿归者”⑦，全都成为唐朝臣民，可见长安居住的胡族和外国人之多。当时长安的胡商也很多。唐文宗时曾下诏说：“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①。如此多阶层的人向胡商借债，说明在长安的胡商人数确实不少。从“岁月稍深”一句，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匆匆过客，而是多年居住在长安。此外在长安学习的胡族和外国人也非常多。早在唐朝初年，“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②。指国子监所辖诸学及弘文馆、崇文馆的中外学生总数。龙朔二年（662），洛阳置国子监，学生中也有不少胡族和外国人。日本先后多次公派留学生入唐学习，也有自费入唐学习的。至开成二年（837），新罗在长安诸学中留学的学生已达二百一十六人③，为诸国遣唐留学生之最。周边诸族中入学的人数，唐初以吐蕃最多，后以渤海人为多，其他如粟特九姓、南诏、契丹、突厥等族人，都有子弟入国学学习。
　　众多的胡族和外国人迁入内地诸州和长安、洛阳，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与汉族杂居，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之中，经济文化互相交流，逐渐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杂居内地的胡族，往往转营农业并迅速地封建化。从上述入迁胡族在内地“买田宅”、“殖资产”的行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说明胡族迁入内地，与汉族杂居后，在汪洋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环境中，接受当地的生产方式是必然的趋势。
　　杂居民族在共同经济生活中，形成共同语言，通常是以多数人的语言为共同语。同时，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也逐渐改变，慢慢地趋向一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先进的经济、文化，这是一条数千年来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在唐代，胡族内迁后，往往“服改毡裘，语兼中夏”。不少人“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觌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古③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④ 参见范邦瑾：《唐代蕃坊考略》，《历史研究》1990 年第4 期。
　　⑤ 《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
　　⑥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⑦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四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三年。
　　② 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全唐文》卷七二。
　　③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今”④。受汉族文化熏染已经到相当深的程度。外国商人久居不归者，也都努力学习汉文化，其中有些还颇有造诣，能赋诗作文，如波斯商人李珣就著有《海药本草》，其诗歌有数首见于《全唐诗》卷七六○。外国留学生大都有较深中国文化造诣，其中不少人考中过进士。《东文选》八四《送奉使李中文还朝序》载：“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杠师礼榜。由此以至天祐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大中元年（847），大食人李彦升赴长安，“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①。外国人科举及第后，可以入朝做官。唐制：“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②连外国侨僧都要登记户口，那么商人、留学生、使者等各类外国人，数年不归者自然也要入籍，如居留不归，就成为具有唐朝国籍的人口了。有一点需要说明，文化、风俗的影响是相互的，民族杂居地区尤其如此。胡乐、胡舞、胡服、胡食等，在唐代汉族人中一度风行。经过长时间的吸收消化后，诸种文化渐趋一致，到唐末五代时期，对这些文化现象也就极少区分“胡”、“汉”，而成为同一地域的共同文化。
　　内地各族相互通婚，促使了各族体征差别的消失，最终使民族意识逐渐消失，完全组合为同一民族。在组合中，总是先进的、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保留了较多的民族特性，而人口较少、较落后的民族则较少保留民族特征。唐人陈鸿祖撰《东城老父传》中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即使诸国诸族使者，唐朝法律也允许他们娶汉族妇女，只是不准带走③，故其多在当地定居安家。远在岭南，情况也是如此，“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①。对发展岭南经济、文化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久居内地，与汉族人世代通婚的胡族人非常普遍，如铁勒人契苾何力，娶唐宗室女临洮县主，生三子，其子契苾明又娶李孝义之女，生三子。其后世的汉族母系血统反倒多于胡人父系血统。诸族互相通婚，繁衍出大量的混血子孙，在改造着汉族民族构成的同时，也推动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相继走上封建化的道路，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既深且广的影响。
　　④ 《唐会要》卷三六《附学读书》。
　　① 薛登：《请止四夷入侍疏》，《全唐文》卷二八一。
　　② 陈黯：《华心》，《全唐文》卷七六七。
　　③ 《唐会要》卷四九《僧籍》。
　　① 《唐会要》卷一○○《杂录》。
　　第三节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远在秦汉时期，经济重心乃在河济之间，按现在的地理来说，是在黄河下游。由于黄河的不时决口泛滥，也由于黄河流域累次发生战争，社会不安，原来经济重心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甚至显得经济萧条。在这期间，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经济却有所发展，见重于世。三国时的吴国以一隅之地与中原的曹魏相抗衡，东晋和南朝也都以半壁江山和北方诸政权相较量，正是由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发展中的经济的支撑，才能够较长时期存在下去。
　　这种局面到隋统一南北之后，才有所扭转，黄河下游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重心得以再现。不过南移的趋势并未完全消泯，到后来还是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去了。
　　隋唐以前黄河流域的乱离与经济萧条黄河下游能够发展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是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我国的气候自古迄今虽不时有所变化，但在黄河下游大体还是温和时较多，适于农业的经营。而雨量又多适中，间有亢旱，也并非过于频繁，尤其可以称道的是土壤较为肥沃。在无垠的平原旷野里，纵横的河流更可资利用，如果能够开渠引水，随处灌溉，就可不虑旱魃的为虐。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的社会里，只要是不起兵革，社会较为安定，农民安心处于畎亩之中，经济还是能够得到发展的。
　　在隋统一南北以前，黄河流域的争战相当频繁。且不说较远的汉魏之际，由西晋末年肇始的十六国起伏的乱离，黄河流域就已残破不堪，汉魏以迄西晋的都城洛阳竟成为废墟，无一霸主愿在其地再建都城。这样乱世一直延长到北魏统一黄河以北各地。东晋末年，刘裕北伐，灭掉后秦和南燕，与北魏隔着黄河相互对峙。当然黄河侧畔仍为争战的场所。其后南风不竞，起先还是防河，逐渐变为防淮，最后只能防江。这是说在南朝转变为防淮之时，黄河下游已经平静下来，可以渐次恢复生产了。虽然北魏分裂之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之间仍时有兵争，所涉及的地区并非过于广大，到了北齐的邺都时候，已经近于尾声了。
　　经济地区人户的增多经济地区的发展，固在于有优良的自然条件，尤在于有充足的人力，从事经营。我国最初的完整户口的记载，始见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其时共有户超过了一千万②。魏晋以后，战乱频仍，户口大为减少。隋代统一南北，顿告升平，人户就显著增多，其最盛之时，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①，虽不及两汉之时，较之南北朝时增益确是很多了。《隋书·地理志》依《禹贡》九州之制，综记全国各郡、各州的人户超过百万的仅雍、豫、冀三州，而冀州且超过两百万。这三州恰又都在黄河流域。当然各州广② 《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
　　①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狭不一，属郡多寡又复不尽相同，未可一概而论。若按各郡所属的每县平均户数来说，则最多的为恒山郡（治所在今河北正定），每县有户二万二千，其次为清河郡（治所在今河北清河），每县平均为二万一千户，再其次为襄国（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济阴（治所在今山东定陶）、武阳（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河东（治所在今山西运城）、京兆（治所在今陕西西安）、荥阳（治所在今河南郑州）、信都（治所在今河北冀县）、武安（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面）、襄城（治所在今河南临汝）、汝阴（治所在今安徽阜阳）、汲郡（治所在今河南卫辉）、河内（治所在今河南沁阳）、赵郡（治所在今河北赵县）、河间（治所在今河北河间）诸郡。多者有户一方六千，少者亦不下一万三千户。②这些郡大都在黄河流域，更多聚集在黄河下游，仅襄城和汝阴两郡在汝河流域，不过襄城郡就在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和荥阳郡之南，与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牵连的。隋唐之间的乱离，促使全国人口都有所缩减，贞观中，仅得三百零四万一千八百七十一户，与隋代盛时比较，相差殊甚。当时十道中各州的每县平均户数，只有京兆府和汴州为一万一千户，其他各州殆皆不及万户，已难侈言经济重心的所在①。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帐，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②，天宝元年（742），有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③，已与隋时差相仿佛。天宝十四载（755）有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④，则较之隋世略有增益。
　　天宝十四载各州的具体户数已无由得知。两《唐书·地理志》皆记载天宝元年的户口数，这一年黄河流域各府郡中，每县平均户数最多郡当推河间郡，具体户数为一万九千。其次有一万八千户的为京兆府和陈留郡。陈留郡即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再次景城郡（即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东南，隋为渤海郡）有一万七千户。济阴郡和邺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隋为魏郡）皆有户一万六千。广平郡（即洺州，隋为武安郡），有户一万五千，平原郡有户一万三千。这些郡中，京兆、陈留、景城、邺郡、广平诸郡的户数较之隋时，皆有增多。当然还有一些郡有所减少。不过能够有所增加，也并非易事。
　　黄河流域农田水利的开发人户众多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条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人力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但取得农作物的丰收，还有赖于农田水利的开发。隋时重视开凿运河，而且获致相当的成就，可是对于农田水利，竟未多所致力。唐时在这方面的经营远远超过隋代。唐时黄河流域的农田水利为数不少，关中和太行山东尤为繁多。关中本是郑白渠灌溉的旧地，唐时有所谓三白渠⑤，②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总序》。《志》中各郡户数总和，实为九百零七万五千七百九十一户。①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2《隋各州郡户数及每县平均数》。② 梁方仲上引书，甲表24《唐贞观十三年各道府州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③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④ 《通典》卷七《食货》七。梁方仲上引书甲表26《唐天宝元年各道郡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则作八百九十七万三千六百三十四。
　　⑤ 《通典》卷七《食货》七。
　　其在高陵县界的各渠段，其中最短促就有三十里，最长的可达四十里①。当时长安城中的用水，是开凿渠道引用由南山流下的浐河和潏河等河道的水流。其中有的渠水就可用来灌溉。引自义谷水开凿的黄渠，就有一条分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②。关中土地素称肥沃，灌溉所及的地区应是当时粮食的主要产地。
　　然而最应称道的则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唐代前期，河北道不少的州县都有农田水利的设置，这是当时其他地区所少有的。灌溉地区范围的广大和相关的灌溉地区的密集，也是其他各地所少有的。太行山下相州属县中有邺县，远在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引漳河水灌田，有声当时，泽及后世，这是史起、西门豹措置得宜，也是当地的地势宜于引水。唐时相州所属六县，其中安阳县（为相州治所）有高平渠，邺县有金凤渠，尧城（在今安阳东）有万金渠，临漳有菊花渠、利物渠。而天平渠兼灌邺县和临漳两县的农田，仅临漳县境这条渠道就屈曲流经三十里，实为巨大的工程。就是渤海岸旁的沧州也是一样的。沧州的清池县（为沧州治所）就有引浮水流注毛氏河的渠道和流注漳河的渠道，另外还开凿有无棣河和阳通河。相州、沧州之间的冀州（即隋信都郡）和贝州（即隋清河郡）的农田水利也都可以称道。冀州所治的信都县有葛荣陂，南宫县有通利渠；衡水县（今河北衡水）有羊令渠，堂阳县（今河北新河）的渠则自邢州（即隋襄国郡）巨鹿县流来，下游流入南宫县，应该不是短促的。贝州的清河也有一条张甲河，同样用于灌溉③。这里所举的只是部分例证，应该说太行山东各州像这样的农田水利工程还是很多的。
　　人户增多，农田水利有了具体措施，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自然环境的因素，再加上社会稳定，不虞猝起兵革，农业就会得到发展。关中虽亦号称富庶，然以都城所在，仓廪就不易丰登。还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为此颁下诏书，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充实京师①。汾、晋两州（治所分别在今山西汾阳和临汾）在汾河流域，关东自是泛指黄河下游而言。征集漕粮众多的地方，其经济应该是相当发达的。
　　唐初都城长安用度不广，水陆漕运，一岁不过二十万石，这是容易取给的②。这样的现象并未能较为长久地显现下去。直到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主持漕政的时候，遂益漕晋、绛（治所在今山西新绛）、魏（隋武阳郡）、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邢（隋襄国郡）、贝、济、博（治所在今山东茌平和聊城）的租赋①。这几州除晋、绛两州外，其余全在黄河下游。开元时的规定较之开皇时更为明显。这是说，黄河下游在当时仍然是皇朝漕粮主要的取给地区，是其他各处所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产绢之州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府》。
　　②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七《高陵》。
　　③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
　　①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②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隋唐时期，田土所出，粮食而外，兼重桑麻，而桑尤为重要。
　　隋时征调，桑土以绢絁，麻土以布②。唐时亦有蚕乡和非蚕乡之分③。其调绢、絁、布，各随乡土所出④。绢絁虽同为户调的主要物品，而绢尤见重于当世。因为绢还可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使用。唐时虽曾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合皆通用。”⑤而绢尤为习见，不与其他诸种相同。这样的规定始见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只是以皇朝的制诰，明确久已流行于民间的惯例。绢有精粗的分别，实际价值亦当有所差别。据《大唐六典》所载，全国所产的绢共分八等。一等为宋、亳两州；二等为郑、汴、曹、怀四州；三等为滑、魏、陈、卫、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十四州；四等为沧、瀛、齐、许、豫、仙、棣、郓、深、莫、洺、邢、恒、定、赵十五州；五等为颍、淄、青、沂、密、寿、幽、易、申、光、安、唐、随、黄十四州。六等至八等还有三十八州⑥。当时全国列入等第的产绢之州共八十七州，其中位于黄河流域的为三十二州，居全国的三分之一强。当时蒲州的常贡绫绢，虽未列入等第，也是蚕桑的地区①。这样众多的产绢之州，而质量都属上等，其他各道是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都会《隋书·地理志》的撰者遵循《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旧规，于各州的后序中也曾提到都会。其所称的一都之会有太原、京口、南海、交趾，还有蜀郡等所谓“蜀之旧域”。能够称为一都之会的不外乎当地人物殷庶，货物杂凑等原因。《隋书·地理志》没有提到长江下游的扬州，至于黄河下游则更未有所涉及。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其主要的原因应是羡慕扬州的繁荣，并欲亲临其地。扬州与京口隔江相对，可能其繁荣程度尚不及京口，故未见道及，京口于当时隶属丹阳郡。丹阳为东晋南朝的旧京。隋初平陈，曾拆毁殆尽，然为时未久，市廛列肆，即已埒于二京②，也就是说和长安、洛阳相比拟了。北周灭北齐时，也曾摧毁了邺都，并迁其人户于安阳，因为人户尽迁，邺都遂未能像丹阳那样，复现其繁荣的景况。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助长了扬州的繁荣。由于通济渠的畅通，也促成其沿岸都会的兴起。隋炀帝还开凿了永济渠，同样取得了效果。通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汴州和宋州（治所为今河南商丘），永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魏州和贝州。宋州为隋梁郡。魏州和贝州为隋武阳郡和清河郡。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汴州为唐时所设置，其治所浚仪县于隋时为荥阳郡的属县。可知当时通济渠和永济渠虽已凿通，这几处都会尚未都能繁荣起来，所以《隋书·地理志》未能皆以一都之会相称道。
　　②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③ 《通典》卷五《食货》五。《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作“麻土以布绢”。绢字当系衍文。④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⑤ 《通典》卷六《食货》六。
　　⑥ 《通典》卷九《食货》九。
　　① 《唐六典》卷二○《太府寺》。
　　② 《通典》卷六《食货》六。
　　这几处都会于唐代前期都相当繁荣。唐人称道汴州，曾说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③，大梁就是汴州的旧称。称道宋州的话是“名今亚陈留，剧则贝魏俱”①。陈留就是汴州的郡名。这是说，宋州的繁荣仅次于汴州，和贝、魏两州并驾齐驱了。贝州在当时曾被称为“天下北库”，因为江淮州郡输往北方的租布按制度都要运储到清河郡②，而魏州的繁荣也是能通江淮之货③。前面说过：邺都自北齐灭亡后，即遭到拆毁，未能再恢复起来。这固然是人户尽行迁走，无力恢复，也是由于邺城所恃的交通要道白沟随着邺都的被毁而湮塞了。永济渠的开凿代替了白沟，因而魏州也就代替了邺都繁荣起来。
　　由于隋炀帝所开凿的运河的畅通，沿岸兴起的都会不仅汴、宋、魏、贝四州，不过像这几州都在黄河下游，而且彼此相距都不甚悬远，还是少有的。就是加上《隋书·地理志》所提出的几个“一都之会”，和长安、洛阳东西两京，黄河流域的都会还是比较多的。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说就人口较为稠密的州郡的众多，粮食较为富饶的产地的广大，绢类丝织产品的精良，以至于繁荣都会的集中而论，都可以说明其时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而且是在黄河的下游。这样的重心由隋初开始形成，中间一再发展，直至唐代，规模就更为具备。事物是经常在变化，这样经济重心的变化也是在所难免，到后来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就代之而起。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使这种变化更为明显。不过远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有了南移的趋势，就是没有安史之乱，这样的重心还是会向南移徙的。
　　如前所说，唐代前期由贞观年间到天宝年间，黄河下游各州的人户大都皆有所增加，有些州增加的更多，宋州和曹州就都增加了十倍，相、贝、沧、洺、魏各州亦依次增加九、八、七、六、五倍。汴州增加较少，所增加的还不到一倍，当然还有不如汴州的。在相同的环境下，长江下游及其以南的一些州也在增加，江南道的婺（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宣（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常、润（治所分别在今江苏常州和镇江）四州天宝元年的户数都在十万以上。婺州有十四万四千零八十六户，宣州有十二万一千二百零四户，常州有十万二千六百三十七户，润州有十万二千零二十三户。与贞观十三年的户数相较，宣州和常州都增加了五倍，婺州和润州也都增加了四倍。就是江北的扬州，天宝元年有户七万七千一百零五，也较贞观十三年增加了三倍。这样的增加倍数虽然不能和黄河下游人户稠密的州相比较，却还不至于不如作为通济渠畔都会的汴州。这就说明了黄河下游的经济有了发展，长江下游也有可能在后面紧紧追随，已经逐渐可以攀比得上了。
　　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自然环境是有利于农业经营的。当地河道纵横，本已易于引水以灌溉农田。就在唐朝前期还不断有农田水利的兴修。③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① 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全唐文》卷七四○。
　　② 杜甫：《遣怀》，《全唐诗》卷二二二。
　　③ 殷亮：《颜鲁公行状》，《全唐文》卷五一四。
　　见于记载的就有昇州（治所在今江苏南京）、湖州和杭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和杭州）以及扬州，其附近各州也都有所兴修④，因而相得益彰，促成农业的发展。唐代初年，踵行隋时旧规，漕运租米，主要取给于黄河流域，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南北各州，并未多仰赖于江淮各处。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始陈漕政，以江南户口多，可以多送租、庸、调物。并陈阶级转运的方法。当其总绾漕政之时，虽是更多地漕运晋、绛、魏、濮、邢、贝、济、博的租输，如前文所曾陈述过的，然重视江淮租米，却是超越其前人的见识。当然，如果江淮农业没有发展，也是难得有这样见识的。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聚江南诸郡船只于长安广运潭中，陈列各郡所产的宝货诸奇物，然船中皆有米，足证漕粮还是大宗。这一年漕山东粮食四百万石，江南租米应有相当多的数量。①韦坚所陈列于船上的宝物诸奇物，绫锦等物实为其主要的部分。广陵（即扬州）、丹阳（即润州）、晋陵（即常州）、会稽（即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吴郡（即苏州）诸郡的船只都有所装载。绫锦在当时虽不如绢的贵重，韦坚以之奉陈于唐玄宗之前，足证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丝织业的发达。杜甫诗中有句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②越罗和楚练能够和东吴的稉稻一同由海上转输到渔阳，而且舆台之人都能用上，应非等闲的物品。
　　这里还应该提到扬州作为都会的繁荣。唐代称道扬州的繁荣，说是“扬一益二”。这是说：扬州的繁荣居全国第一，其次才是益州。这是唐代后期人士的口头禅，不过唐代前期，甚至隋代，扬州的繁荣已见重于当世。前面曾经提到隋炀帝的开凿通济渠，就是迷恋扬州的繁荣。扬州的繁荣在隋代以前已经有声望于当世，通济渠的开凿成功，更促进扬州的繁荣。天宝初年，韦坚在长安广运潭中所聚集江南的船舶，固然有扬州近旁广陵、丹阳、晋陵、吴郡、会稽等郡的船舶，还有更远的南海（即广州）、豫章（即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始安（即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宣城（即宣州）诸郡的船舶。这些船舶都是经过扬州城下，再北进入邗沟，广通渠才能够达到长安的。这是说扬州的交通不仅借邗沟和通济渠达到长安和洛阳东西二京，还可借长江及其支流赣江和湘江，达到长江中上游和岭南各地，有这样广泛的交通网络，扬州当然就会更加繁荣起来，也带动了扬州周围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发展，再加上人户的滋长和自然条件的优越以及农田水利的不断兴修，就显得蒸蒸日上，与前不同。扬州既地冲要，自多富商大贾，也多珠翠珍奇的货物，因而出任当地的封疆大吏，莫不罗致数万，偶有清廉者还受到称誉①，这也可以显示扬州繁荣的具体情况。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更大发展，乃在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乱起，中原板荡，人户南迁，促成这样的发展，浸假代替黄河下游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若追溯其间的渊源，由隋代以迄唐代前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逐渐明显，已为其奠定了基础。这是不容漠视的。当时人户南迁，固多趋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迁往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的也非少数。据说：“自④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①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昇州本润州的江宁县。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置州，后废，唐末复置。② 《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
　　① 杜甫：《后出塞》，《全唐诗》卷二一八。
　　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升邑，十倍其初。”①可是后来经济重心的所在，并非移徙到荆南江湘等处，其间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① 《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
　　第十一章学术文化的发展隋唐两代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隋朝国祚短促，但承继南北朝学术发展余波，学人辈出，为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唐人在经学、史学、医学等方面的贡献相当突出。
　　第一节经学的一统和发展经学的一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②，“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②，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文帝虽好释佛，但曾一度“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①。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③，“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④。“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的吴郡人褚辉，“明《尚书》、《春秋》”的余杭人顾彪，“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的余杭人鲁世达，均被征召。何妥、元善、羊彦之、刘焯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
　　然而，好景不长，隋末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许多经学师尊或遇难身亡①，或逃遁荒鄙担任教授，儒经的教授传习也由滔滔洪波转为涓涓细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高祖深知“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之于仁义，莫若儒”②，因而，武德二年即诏令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郡县学置生员传习经传。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出于不同的目的，于秦王府设文学馆，广引南北硕学名儒十八人为学士，赡给丰足，轮番供值；即位之后，又精选天下文儒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讨政事。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亦遣派子弟请入国子学随名儒晓习经籍。隋末唐初著名的学问家如陆元朗、曹宪、徐文远、欧阳询、张士衡等，均不同程度得到唐高祖、唐太宗的礼遇。唐朝境内习儒谙经蔚为风气。
　　但是，经过南北朝经学的南北浪淘沙，汇集京城的儒经师尊各述己说，难能统一，这和唐皇朝一统宇内，力求思想文化趋同如一的国策是相违背的；同时，唐太宗看到儒学典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令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春秋》、《诗经》、《周易》、《礼》、《尚书》），对“五经”中讹缺的文字详作订正，书成后奏上。为使该书获得时人承认，太宗召集当时名学硕儒重新论对；这些人长期传习儒经各有心得，而颜氏所作五经《定本》，多尊从其祖颜子推《颜氏家训》中的说法，也就是说，颜师古依据“南学”经疏训校五经，故受到“北学”儒士的责难，虽则如此，颜师古多引晋、宋以来江南传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③。贞观七年（633）十一月，唐朝廷颁布五经《定本》于天下，令学人此后以《定本》作为传习儒经的依据。
　　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谋求统一，因而诏②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① ②《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③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④ 《隋书》卷七五《褚辉传》。
　　①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② 《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③ 《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
　　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会同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贾公彦等人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等人历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经义训》180 卷（其中《周易正义》14 卷，《尚书正义》20 卷，《毛诗正义》40 卷，《礼记正义》70 卷，《春秋正义》36 卷），后易名为《五经正义》。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①尽管这样，当时国子博士马嘉运等学者认为孔颖达诸人所撰《正义》“繁酿”，并且著文“掎摭其疵”②，“至相讥诋”③。太宗诏令重新裁定，迄未竣功。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复审考订。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增损遗冗。永徽四年（653），考订告一段落，始向全国颁布，并以其作为每年全国科举考试明经类的经典依据。清人皮锡瑞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并认为，这是经学发展史的一大变易④。今人范文澜说：“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业，很有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统一”，并且说：“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①无论怎么说，唐皇朝采取行政手段统一学术思想，不仅对唐宋科举制的渐进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变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南北异途的互相指责，为经学走向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导作用。
　　唐初私家治经学的学者有：徐文远、朱子奢、盖文达、萧德言、王元感诸人治《春秋》；陆德明、王勃、僧一行等人治《周易》；王元感等治《尚书》；魏徵、王元感、王方庆、李敬玄、张士衡、许叔牙、王恭诸人治《礼》。这些学者对经学的疏证研究颇具成就，他们的著作多见于两《唐书》艺文志。在经学一统的前提下，私家著述无疑对增加经学研讨的学术气氛，提高经学对全社会成员大面积教化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另外，初唐吴人陆元朗长于经学论辩。陆氏陈、隋时即治经学，他所著《经典释文》“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②，保存了汉魏六朝的经学研究成果。《经典释文》的出现，“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以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③。陆氏还著有《老子疏》15 卷、《易疏》20 卷，并行于世。
　　学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这时，朝廷颁行的经学范本已不为① 《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② 《旧唐书》卷七三《孔颖达传》。
　　③ 《新唐书》卷一九八《马嘉运传》。
　　④ 《新唐书》卷一九八《孔颖达传》。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98 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42 页。
　　③ 陆元朗：《经典释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
　　学者所重视，一些治经的学者独辟蹊径，对儒经重作诠释疏证，开一代学风。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春秋》之学大盛，名家辈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学者是啖助、赵匡、陆质。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人，后流寓丹阳（今江苏丹阳），大历初年在丹阳病逝。啖氏精通经学，特别熟谙《春秋》，历经十年，考订《春秋》三家优劣，“缝■漏缺”，著《春秋集传》；又摄其纲目，编为例统；认为公羊传、穀梁传虽是“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而左氏（左丘明）“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传著丘明，非也”①。啖氏并不以此为终，他“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缺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尼父之志”②。在这里，啖助抛弃了此前治经者注重注家臆解，而是舍传求经，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首开宋儒附会臆断的治学风气。啖助的学生赵匡，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曾经做过洋州刺史；陆质，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人，通“经学，尤深于《春秋》”③，著有《集注春秋》20 卷，《类礼》20 卷，《君臣图翼》25 卷，《春秋集传纂例》10 卷，《春秋微指》3 卷，《春秋集传辨疑》10 卷。陆氏发展了啖、赵二人的学说，极力攻伐三传，以孔子笔削本意为辞发挥自己的见解，影响了整个朝野。陆质的学生多为当时的名流士子。吕温“从陆质治《春秋》，并言‘某以弱龄，获谒于公。旷代之见，一言而同’”①。柳宗元师从陆质引以为荣，陆质亦曾做过唐宪宗的老师。此后，研治《春秋》的学者撰著多沿袭陆氏的见解。如卢仝所撰《春秋指微》一书，即解经不用传，韩愈赠卢仝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犹抱遗经究始终。”这种状况反映了一些学人在唐政权日益衰落的形势下，力图通过研习《春秋》微言大义，“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②，主张加强朝廷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如吕温即认为：“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乱贼者，某愿学焉。”③大历年间，吴人施士匄在研治《诗经》之学的同时，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秩落当去，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④。后唐文宗曾向宰相李石询访施士匄所撰《春秋传》，并大加赞赏。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等人研治《礼》，其中仲子陵“通后苍、大小戴《礼》”⑤。蔡广成治《周易》，强蒙治《论语》，皆自成体系，堪称流派。
　　文宗太和、开成年间，研习经学再成风气。时任宰相郑覃“长于经学，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三《五经总义类》。
　　②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
　　③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
　　① 有学者认为：“陆淳（质）说春秋，无所建白..不见陆氏自有所说。”《唐史》第三册，香港龙门书店1979 版，第515 页。
　　② 吕温：《祭陆给事文》，《全唐文》卷六三一。
　　③ 皮锡瑞：《群经通论》卷四。
　　④ 吕温：《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全唐文》卷六二七。
　　⑤ 《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
　　稽古守正”①，“不喜文辞，病进士浮夸，建废其科”④。他上奏文宗，认为“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缺”④，文宗诏可。开成初，郑覃奏起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很快，经文就刊刻完毕，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虽然自石经刊布之后，当时人评说纷纭，认为“芜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③。唐朝以国家的力量刊布石经，这不仅有利于学人研习经典，而且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后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总之，唐代经学经过唐初义疏的规范化，到唐中叶以啖助为代表的《春秋》之学兴盛、开成石经的刊布，使经学的发展更进一步。此后，经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① 《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
　　④ 《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
　　③ 《新唐书》卷一六五《郑珣瑜传附郑覃传》。
　　第二节史学的发展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面奏高祖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是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⑤，“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①这说明如果不尽快修史，再过十数年修史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说明修史的目的是“贻鉴今古”，即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李渊对此表示关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达诏令，任命专门人选撰修前代史书，但因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②。贞观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诏，重撰“五代史”（梁、陈、齐、周、隋）。可以说，令狐德棻的奏言，肇启了唐代以国家名义修史的先声。
　　史馆的设立与初唐史书的撰修唐代以前，历代都设有史官，所谓“君举必书，书法不隐，所以慎言行，示劝戒也”③。史馆的得名，起自北齐④，当时邢子才作诗酬魏收有“冬夜直史馆”之句。唐朝建立后，因袭隋朝制度，置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设郎二人，佐郎四人组成。太宗贞观初，简省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隶属门下省。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至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大明宫筑成后，史馆移至门下省南面⑤。同年，唐朝开始大规模的撰修“五代史”，这样，《梁书》、《陈书》、《隋书》、《周书》、《北齐书》以及《南史》、《北史》、《晋书》经数年相继修成。
　　中国史学史中，父子相承修史多见史载，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嘱咐司马迁承继己业，司马迁铭记父志，历经艰难，百折不挠，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著《史记》；班固在其父班彪未撰成的《史记后传》基础上，“潜精研思，欲就其业”⑥，历经二十余年，修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初唐史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从而不仅保证了史书编撰的权威和质量，而且形成了初唐史书编撰的突出特点。
　　《梁书》、《陈书》作者姚思廉，其父姚察曾任南朝陈代吏部尚书，入隋为秘书丞；临终前曾将未完成的梁、陈两代史序论及纪传阙略部分，嘱姚思廉按原有体例修撰，“思廉泣涕奉行”①。隋末大乱，姚思廉辗转四奔，难成其愿。贞观三年（629），太宗下诏，命其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代史，思廉才得以秉承父志。他兼采当时谢炅诸家有关梁、陈二代的撰述，在其父撰修梁、陈二代史的基础上，撰成《梁书》50 卷，《陈书》30 卷，“魏徵虽⑤ 《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① 《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② 令狐德棻：《请修近史奏》，《全唐文》卷一三七。
　　③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④ 《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
　　⑤ 《唐六典》卷九《史馆》。
　　⑥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
　　① 《后汉书》卷四○《班彪附班固传》。
　　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②。十年（636）奏上。清人赵翼评述姚氏父子所撰梁、陈二代史，云：《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得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③《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李德林“善属文，辞核而理畅”④。隋文帝开皇初受命撰《齐史》，书未成即病终。李百药贞观初官中书舍人，贞观元年太宗敕令撰《齐书》。他遵循其父的编纂意旨，并详加考论，于贞观十年撰成《北齐书》（区别于萧子显《南齐书》）50 卷。宋人对《北齐书》多有评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对《北齐书》多用当时俗语就颇为推崇。另外，《北齐书》到北宋时就散佚不全，后经宋代史家校勘辑佚，才得以传流至今，如许多纪传即兼采《北史》，“今《北齐书》各纪各列传凡称神武、文宣及无论赞者，皆非百药作，皆《北史》也”①。《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人。其父李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对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的状况甚为关注，因而“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②，即编撰通史以正其缺略。李大师分别于隋末和武德九年（626）两次撰修此书，“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④。李延寿贞观中曾奉诏参与撰修《晋书》、《五代史志》，在修撰之余，“思欲追终先志”，将齐、梁、陈五代旧事他书未载的条目，昼夜抄录。这样，从贞观二年至十八年（628—644），李延寿终于完成《南史》80 卷、《北史》100 卷的撰写。接着，他将撰就的史书交与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详加勘正，“许令闻奏”，又“遍谘宰相”⑤，然后书《上南北史表》奏上。显庆四年（659），《南史》、《北史》获唐朝廷批准传布，唐高宗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就已失传③。《南史》、《北史》的作者一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修史书的单一片面性，以统一国家的姿态撰述史事，体现了统一的唐朝思想上的需要及史书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同时，《南史》、《北史》开启了唐朝编撰通史的先河。
　　贞观十年（636），唐朝廷修成《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这五部史书原是一部书，即称为《五代史》。虽则《五代史》的修撰者分别为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和魏徵，但总负责人却是魏徵。魏徵不仅全面负责组织工作，而且撰写了梁、陈、周、齐诸史的总论和《隋书》的序、论。这种修史体制的完善，既便于对史书体例等的统筹规划，又可发挥撰修者各自所长，《晋书》、《五代史志》的撰修即是这样。
　　《晋书》题唐太宗御撰，实际主持修撰的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参加撰修的有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② 《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③ 《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
　　④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
　　① 《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②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五。
　　③ ④⑤《北史》卷一○○《序传》。
　　李义府、薛元超、辛玄驭、刘裔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等。在此之前，有关晋朝的史著已有十八家，唐廷重撰晋书，是因十八家《晋书》“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书亏实录”①。撰修者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参考其他史著，“分功撰录，莫不传考前文，旁求逸蔓，举其精要”②。同时，著名史家令狐德棻等人“详其条例，重加考正”④，经数年撰修，至贞观二十年三月书成奏上，总10 帝纪、10 志、70 列传、30 载记，共130 卷。后世对《晋书》多有评说③，但从总体来说，《晋书》的编撰还是比较成功的，如载记部分，天文、律历、五行诸志的撰修，皆堪称观采，特别是唐太宗御撰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更增加了《晋书》的权威性。由于《晋书》的广泛流传，此后十八家《晋书》多失传。
　　《隋书》的编修起自贞观三年。史官孔颖达、许敬宗参撰，魏徵“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①。贞观十年（636），《隋书》纪、传部分修成，与已修讫的《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合称为《五代史》。然而，这五部史书都缺少“志”，于是，贞观十五年，太宗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等续修《五代史志》。初令令狐德棻监修，后由太尉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9），《五代史志》30 卷修成。《五代史志》起初单独流传，后晋时才与《隋书》纪、传部分合为一书。《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最为有名，编撰者首次将我国古籍以经、史、子、集四大类加以著录。《五代史志》是继《南史》、《北史》之后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统一国家文治的需要。
　　除初唐正史编撰之外，史官刘知幾私修的《史通》20 卷，贞元年间（785—805）杜佑编著的《通典》200 卷也很有名，开创了我国史评体著作和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
　　《汉书》、《史记》的传注早在南北朝时期，学者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就已开始。隋朝著名学者有兰陵人萧该、东海人包恺。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撰有《文选音义》一书。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②。隋末李密就喜读《汉书》，想以包恺为师①。后天下大乱，一些名儒流徙于乡野传授，形成了唐初许多各有源流的学问及其系统的研究风气。如颜师古就有家学渊源，其父颜思鲁“以儒学显”，其叔父颜游秦撰《汉书决疑》12 卷，为当时学者称道。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②，贞观中曾受命注《汉书》，他采用其叔父质义，“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① 《北史》卷前说明。
　　② 《修晋书诏》，《全唐文》卷八。
　　③ ④《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①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
　　②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①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
　　②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重”③，太宗令编入秘阁，对颜师古亦予以嘉奖。后来，房玄龄认为颜氏所注《汉书》“文繁难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摄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④。同时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汉书训纂》，“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姚思廉的孙子姚珽，据其祖所著，立意发挥，著成《汉书绍训》40 卷。以上为有家学渊源的。高宗时人王方庆，“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并随之卒业。⑤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受班氏《汉书》亦见诸史载。曾经注解过《文选》的扬州人李善，撰有《汉书辨惑》30 卷，高宗乾封以后“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⑥，以上为师授源流。到永徽以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即“汉书学”。当时著名学者有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纬兄弟“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形成了独立的《汉书》学研究体系，在当时治《汉书》学者中影响最大；所谓“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⑦；其次，乾封年间都水监主簿刘讷言给沛王讲授《汉书》。后沛王为皇太子，就是章怀太子李贤。李贤集诸儒共注范晔《后汉书》，刘讷言为主要参与者。可以说，太子李贤组织人力注《后汉书》，其兴趣多来自刘讷言讲授《汉书》所得。当时治《汉书》学的还有高宗朝的郝处俊、开元时的殷践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记》的学者有褚无量、高子贡，而王玄感坚持不懈，“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①；刘伯庄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20 卷，从不同角度、侧面研究《史记》。武后长寿年间的许子儒，“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实为憾事。这一时期研治《史记》的集大成者，是开元年间司马贞所著《史记正义》和张守节著《史记索引》，不仅是当时治《史记》的高水平之作，而且为后代进一步研究《史记》提供了详确的资料。
　　谱系学近人章群认为“唐承隋祚，犹之汉承秦业，其相因袭者甚多，惟以唐而论，究以隋祚短促，与其谓因袭于隋，毋宁谓其祧于南北朝也”②。魏晋六朝时期选举以“九品中正”为前提，从而形成魏晋时代谱学大盛的局面。当时“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将谘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另外，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亦有《官氏志》，谱学家以此二书为范本①。刘宋时谱学家王弘因“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为时人所仰慕。“唐代谱学本脱胎于魏晋六朝谱学，因而，③ 《新唐书》卷一九八《颜师古传》。
　　④ 《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⑤ 《旧唐书》卷一八九《敬播传》。
　　⑥ 《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
　　⑦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李善传》。
　　① 《新唐书》卷一九八《秦景通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九《王玄感传》。
　　① 章群：《唐史》第一册《序》，香港龙门书局1978 年版。
　　这种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当然也得以继续传播”②。尽管统治者自觉不自觉想削弱这种门阀观念，但官修、私修谱系本身，无疑对维系于统治阶级有利的等级制度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另外，谱学是唐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皇朝不定期组织人力编撰，私家修谱亦多见史载，谱学名家亦层出不穷。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以“山东人为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因而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定姓氏”，收聚天下谱牒，考其真伪，褒进忠贤，贬黜悖逆，撰成《氏族志》一书，定山东崔幹为第一等。太宗览后大为不满，明确指出撰修《氏族志》“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③。经修订，贞观十二年，《氏族志》100 卷面世，列皇室为第一等，后族为第二等，山东士族崔幹为第三等。由于编撰者多精于谱学，该书又几经修改，《氏族志》修成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④。
　　高宗显庆四年（659），许敬宗为奉迎皇后武则天，认为“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①，中书令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上奏要求修改《氏族志》。高宗诏令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②为标准。高宗自裁体例，制写序言，总括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书成后，搢绅大夫多以入选为耻，称此书为“勋格”。从《氏族志》到《姓氏录》，唐政权内等级门阀的覆盖面增大，而一些士族门阀以此为耻的心情亦可理解。
　　中宗景龙元年，左散骑常侍、谱学家柳冲认为，自贞观年间诸儒修《氏族志》至此七十年间，此书“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故上奏请求改修，中宗诏柳冲及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当时“共取功、德、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③，然而，由于参加编撰的魏元忠等相继去世，撰修一度中止；到玄宗先天中，又诏柳冲、徐坚、吴兢、魏知幾、陆象先、刘知幾等接撰，书成，名《姓系录》200 卷。开元初，玄宗又诏柳冲及薛南金“复加刊窜，最后定式”。这样，《姓系录》撰修前后历经十一年，经三次大规模的修撰，最后得以成书。《姓系录》是官修谱书的集大成者，也标志着唐代谱学研讨达到顶峰。
　　除此之外，乾元年间（758—759）著作郎贾至撰《百家类例》10 卷，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谱》20 卷，开成四年翰林学士柳璟撰《续皇室永泰谱》，都是以唐皇室作为谱本的。元和七年（812），太常博士林宝撰《元和姓纂》10 卷，是官修质量较好的谱书之一。
　　私家撰修的谱学著作有：武则天时太子左庶子王方庆撰《王氏家牒》15卷、《家谱》20 卷；四门博士王玄感撰《姓氏实论》10 卷。史家刘知幾撰《刘② 《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
　　③ 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第108 页。
　　④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①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② 《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③ 《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氏家史》15 卷、《谱考》3 卷，考其先世源出，“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④；开元时左散骑常侍韦述“好谱学..，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①；天宝时集贤校理萧颖士，“通百家谱系”②，著《梁萧史谱》20 卷；孔至著《姓氏杂录》1 卷。唐代著名的谱学家，除上面提到的之外，最有名的有武德年间文学馆学士、天策府仓曹参军李守素，时称“肉谱”③，即活的人物典。武则天时太子司仪郎路敬淳，“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记》20 卷、《衣冠谱》60 卷。此后的谱学家，如柳冲“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韦述、萧颖士、柳芳，虽“各有撰次，然皆本路氏”④，柳芳自己更认为“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足见路敬淳对唐代谱学界影响之大。
　　④ 《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① 《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② 《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③ 《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
　　④ 《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图版目次一、河北赵县安济桥隋二、彩绘陶乐俑群隋河南安阳出土三、簪花仕女图（局部）唐周昉四、马球图（壁画）唐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五、彩绘载物骆驼及牵驼俑唐陕西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六、虢国夫人游春图唐张萱北宋赵佶摹本七、步辇图唐阎立本八、彩塑一铺唐敦煌石窟第328 窟九、劳动泥俑群唐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十、兽形玛瑙杯陕西西安唐代窖藏出土十一、舞马衔杯银壶唐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十二、牵驼纹“胡王”字锦高昌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十三、狩猎纹印花绢唐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十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唐陕西周至县出土十五、东罗马金币（右背面）波斯银币（右背面）日本和同开珍银币（正面）陕西西安出土十六、庸调布唐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十七、怀集庸调银饼唐陕西西安出土十八、史天济请取永业田辞高昌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十九、伊吾军屯田文书唐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二十、《论语》郑玄注写本残卷唐新疆吐鲁番县出土二十一、维吾尔族诗人坎曼尔抄白居易《卖炭翁》残页唐新疆若羌县米兰故城出土二十二、卜商帖唐欧阳询清乾隆拓本二十三、倪宽赞唐褚遂良清乾隆拓本二十四、颜真卿自书告身唐清乾隆拓本二十五、神策军碑唐柳公权北京图书馆藏宋装裱本二十六、论书帖唐怀素清乾隆拓本以上图版共二十六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十三为一组，排在上册卷首。图版十四至二十六为一组，排在下册卷首。图版一，系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照片。图版二，选自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出土文物》。图版三、图版六，图版四、图版五、图版十一、图版十四，分别选自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丛书之三《辽宁省博物馆》和丛书之一《陕西省博物馆》。图版七，选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第一集。图版八，图版九、图版十二、图版十三、图版十六，图版十八、图版十九、图版二十一，图版十五、图版十七、图版二十，图版二十五，分别选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彩塑》、《新疆出土文物》、《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北京图书馆藏宋代装裱《唐神策军碑》简装本。图版二十二至图版二十四、图版二十六，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希堂法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