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下】

　　中国通史丁编传记第一章后梁太祖第一节朱温起家参加起义朱温（852—912），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早年参加唐末黄巢起义军，降唐后唐僖宗赐名朱全忠，建后梁称帝，改名朱晃，庙号太祖。朱温于唐大中六年（852）十月二十一日生于砀山午沟里。“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①。长兄全昱，二兄存，朱温排行三。幼年丧父，家贫，其母王氏就带着他们兄弟佣食于萧县刘崇家。朱温长大后与朱存均“勇有力，而温尤凶悍”②。“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③。
　　唐乾符四年（877），朱温与二兄朱存一起参加黄巢起义，转战岭南。朱存战死，朱温则因功补为队长。
　　广明元年十二月（881 年1 月），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政权。朱温所部屯驻于东渭桥（今长安东北），招降了唐夏州节度使诸葛爽。中和元年（881）二月，朱温被任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受命攻占邓州（今属河南），俘刺史赵戒，阻扼了由荆襄地区北攻的唐军，稳定了新建的“大齐”政权东南面的局势①。六月，朱温返回长安时，黄巢亲自到灞上劳军。七月，又把朱温调到长安西面的兴平（今属陕西），抗击从邠（今彬县）、岐（今凤翔南）、鄜（今富县）、夏（今靖边北）等州调集的唐军，大获胜利；又在东渭桥一带大败唐将拓跋思恭、李孝昌等军。中和二年（882），朱温被任为同州防御使，受命攻占同州（今大荔），成为扼守大齐政权东部的大将。
　　叛齐降唐与同州一河之隔的东岸，便是曾一度归降黄巢起义军后又复叛的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驻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屯兵数万与朱温对垒。朱温兵寡屡败，多次向黄巢求援均受阻于知左军事孟楷而未能送达黄巢，加上这时黄巢内部不稳军势受挫。投靠朱温的落第进士谢瞳乘机劝他降唐，说：“将军力战于外，而庸人制之于内，此章邯所以背秦而归楚也。”②是年九月，朱温杀监军使严实，与大将胡真等以同州全境降于王重荣。唐僖宗获悉后大喜过望，立即任命朱温为左金吾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唐朝廷任朱温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要等到唐军收复京城后赴任。于是朱温加紧与各路唐军围攻长安。四月，黄巢退出长安，①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7。
　　② 《新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上。
　　③ 《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一。
　　① 诸史书记载略异，本章主要以《资治通鉴》记载为据。
　　② 《新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上。
　　由蓝田关（今蓝田境）东出，攻入蔡州（今河南汝南），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于是进围陈州（今淮阳）。七月，朱温进入汴州。从此，汴州（宣武军）成为他的大本营。随后他受命为东北面都招讨使援救唐陈州刺史赵犨，猛攻围困陈州的黄巢军，大小四十战，击败黄邺、尚让等部，解了陈州之围。接着他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所率精锐骑兵合势，先击黄巢军于郾城（今属河南），再击之于中牟（今中牟东）北面的王满渡，黄巢军大将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等降于朱温。由于追袭黄巢有功，光启元年（885）九月，朱温被加官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封沛郡侯，食邑千户。半年后，进封为沛郡王，后又改封吴兴郡王，食邑三千户。
　　称雄中原黄巢失败后，秦宗权称帝，攻占陕（今三门峡市西）、洛（今洛阳）、怀（今沁阳）、孟（今孟县南）、唐（今唐河）、许（今许昌）、汝、郑（今均属河南）等州，成为朱温西面的强大对手。朱温兵少，便一方面派朱珍到淄州（今山东临淄南）、青州等地募兵，另一方面又向兖州（今均属山东）朱瑾、郓州（今东平西北）朱瑄求援，先后击败恃众轻敌的秦宗权的部将。汴州北边孝村一战，秦宗权大败而逃，其各地守将也都动摇，从此秦氏势力开始衰落。
　　西部的威胁刚一减轻，朱温就于光启三年（887）九月，“诬瑄招诱宣武军士，移书诮让”，朱瑄恨其恩将仇报，“复书不逊”①。朱温就命朱珍、葛从周袭占曹州（今曹县西北），在刘桥（今菏泽东北）大败兖、郓军，朱瑾、朱瑄仅以身免。
　　自高骈死后，淮南地区日益淆乱。唐朝廷任朱温兼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既受到已占据淮南的杨行密的抵制，又受到占据徐州（今属江苏）地区的感化节度使时溥的阻挠。于是朱温与杨、时之间的交恶也日趋表面化。文德元年（888），朱温被任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取代时溥指挥各路兵马对秦宗权的围攻。这年三月，唐僖宗病死，其弟李晔继位，是为昭宗。朱温在新旧皇帝更迭时期，乘机扩大个人势力，他并不急于进攻蔡州，却一方面派朱珍渡河北上去插手魏博兵变，从救援乐从训演变为与斩杀乐从训的罗弘信集团修好，建立黄河以北东部地区的同盟据点；另一方面又派丁会、葛从周等北上河阳救援受李克用部攻击的张全义，建立黄河以北西部地区抗击河东集团的桥头堡。昭宗为加速解决蔡州问题，于五月加朱温检校侍中，增食邑3000 户，促其为朝廷出力。恰在这时秦宗权集团的赵德諲举山南东道降于朱温。朱温就乘机加紧对秦宗权的围攻。八月，攻破蔡州南城。不久，秦宗权被部将扣押送交朱温。龙纪元年（889）二月，秦宗权被押送到长安处死，朱温进封为东平郡王并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
　　朱温平蔡之后，解除了西面的后顾之忧，就集中兵力对付东面的时溥和朱瑄兄弟。大顺元年（890）四月，宿州（今属安徽）小将张筠驱逐刺史后投靠时溥，朱温借故讨伐，小胜后攻宿州未下。时溥即出兵攻宋州砀山以牵制，朱温派朱友裕率兵袭之，打败时溥。大顺二年八月，朱温派丁会急攻宿州，引汴水淹城，迫使张筠投降。十一月，时溥部将刘知俊等也率众归附。从此，① 《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八月。
　　时溥兵势一蹶不振。景福二年（893）四月，朱温派庞师古攻克徐州，时溥全族自焚于燕子楼。
　　接着，朱温加紧对付兖、郓的朱瑾、朱瑄兄弟，令庞师古挟攻灭时溥之余威进攻兖州，驻军于曲阜，多次打败朱瑾。乾宁元年（894）二月，朱温亲率大军与朱瑾、朱瑄大战于郓州北济州境内的鱼山，火攻取胜。次年二月，又派其子朱友恭再攻兖州，堑而围之。尽管杨行密攻占濠州、寿州进行牵制和李克用派遣李承嗣等率万骑驰援郓州，朱温还是在乾宁四年（897）正月攻占郓州，俘杀了朱瑄。兖州守将康怀英投降，朱瑾仓皇南奔投靠杨行密。朱温从此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势力超过了河东的李克用。经营河北朱温在扫除东西两方，兼并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之后，开始着力经营黄河以北地区，以便战胜实力强大的宿敌李克用。早在中和四年追袭黄巢时，朱温已经预感到这个当时年仅28 岁的李克用将是他的劲敌，所以特意将原在汴州城外宿营的李克用殷勤邀请到上源驿设宴款待，乘其醉酒不备，四面纵火，围而攻之，意欲一举斩草除根。李克用幸得部下拼死相救，狼狈突围而出。从此双方结怨，形同水火。现在河南、淮北大体稳定，淮南杨行密还未构成重大威胁，而在河北地区的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及其子罗绍威经朱温多年拉拢结为奥援，可以用来对付占据幽州（今北京）的刘仁恭这个李克用的不稳定的同盟者，于是将矛头北指河东。光化元年（898）三月，朱温兼天平节度使。四月，朱温部将葛从周攻取李克用在太行山以东的邢（今河北邢台）、洺（今邯郸东北）、磁（今磁县）三州。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今山西长治）归降。次年，朱温派氏叔琮进攻太原（今太原西南），攻占榆次（今属山西），但在太原城南洞涡驿和石会关两战均告失利，被迫撤军。后来又有第二次围攻太原，虽然也未攻克，但说明朱温已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割据势力，并开始觊觎帝位。
　　第二节灭唐建梁围攻凤翔光化三年（900）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幽禁唐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
　　次年初，与朱温关系密切的宰相崔胤与护驾都头孙德昭等杀刘季述，昭宗复位，改年号为天复，进封朱温为东平王①。此后，崔胤想借朱温之手杀宦官，而韩全诲等宦官则以凤翔（今属陕西）李茂贞、邠宁（今彬县、宁县）王行瑜等为外援。这年十月，崔胤矫诏令朱温带兵赴京师，朱温乘机率兵7 万由河中攻取同州、华州（今华县），兵临长安近郊。韩全诲等劫持昭宗到凤翔投靠李茂贞。朱温追到凤翔城下，要求迎还昭宗。韩全诲矫诏令朱温返镇。天复二年，朱温在一度返回河中之后再次围攻凤翔，多次击败李茂贞。前来救助李茂贞的鄜坊节度使李周彝也被拦截而归降朱温。
　　① 新旧《五代史》均称封梁王，今从《资治通鉴》。
　　控制唐昭宗凤翔被围日久，城中食尽，冻饿死者不可胜计。李茂贞无奈，于天复三年（903）正月杀韩全诲等20 人①，与朱温议和。朱温挟昭宗回长安，昭宗从此成了他的傀儡。昭宗也深知自己的境遇，他对朱温说：“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戚属是卿再生。”②因此他对朱温唯命是从。不久，朱温杀第五可范等宦官700 多人③。唐代中期以来长期专权的宦官势力受到了彻底的打击。朱温则被任命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为梁王，并加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荣誉头衔和御制《杨柳词》5首。
　　然而朱温的目的是要取而代之。在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之前商量正元帅的人选时，“崔胤请以辉王祚为之。上曰：‘濮王长’。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请之。己卯，以祚为诸道兵马元帅”④。天祐元年（904）正月，朱温再次表请迁都洛阳（今属河南），当昭宗“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又对他的侍臣说：“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①朱温把昭宗左右的小黄门、打毬供奉、内园小儿等200 余人全部缢杀而代之以他选来的形貌大小相似的亲信。“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后皆梁人矣！”②建梁称帝迁都洛阳后，朱温仍担心38 岁的昭宗有朝一日利用李茂贞、李克用等东山再起，就令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杀昭宗，借皇后之命立13 岁的李璠为帝，是为昭宣帝。为了推卸罪责，他在事前带兵离开洛阳到河中前线去讨伐新附于李茂贞的杨崇本。事后他回到洛阳演了一出戏：“朱全忠闻朱友恭等弑昭宗，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癸巳，至东都，伏梓宫恸哭流涕。又见帝自陈非己志。”③随后，他杀朱友恭和氏叔琮以灭口。天祐二年（905）二月，朱温又杀李裕等昭宗九子于九曲池。六月，杀裴枢、独孤损等朝臣30 余人，投尸于滑州（今滑县东）白马驿附近的黄河，说是要让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官员成为“浊流”。
　　朱温迫不及待地要废唐称帝，令唐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加紧筹划。柳、蒋一则认为“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④。再则认为“晋、燕、岐、蜀，皆吾勍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⑤。因而建议朱温按部就班依例而行。天祐二年十① 此据《资治通鉴》及《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30 余人。
　　② 《旧五代史》卷2《梁太祖纪》二。
　　③ 今据《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500 余人。
　　④ 《资治通鉴》卷264，唐天复三年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64，唐天祐元年正月。
　　② 《旧五代史》卷3《梁太祖纪》三。
　　③ 《资治通鉴》卷265，唐天祐元年十月。
　　④ 《资治通鉴》卷265，唐天祐元年十月。
　　⑤ 《资治通鉴》卷265，唐天祐二年十一月。
　　一月，昭宣帝任命朱温为相国，总百揆，并进封魏王，以宣武等21 道为魏国，兼备九锡之命。这本是柳璨等为朱温正式称帝铺设的一块跳板，可是朱温认为是柳璨等人有意拖延时日以待变，怒而不受此命，先后杀蒋玄晖、柳璨等人，进一步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温在表面上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之后，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庙号太祖。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升汴州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建为东都，而以唐东都洛阳为西都。废17 岁的昭宣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济阴囚禁。次年二月，将其杀害。
　　第三节朱温之死朱温在位六年，连年征战。称帝伊始，为了减轻其他割据政权的压力，封马殷为楚王，以稳定两湖地区；封钱镠为吴越王来牵制淮南的杨渥。次年封刘守文为大彭王、刘守光为河间郡王（后又进封为燕王），牵制河东李克用。然而，反梁的势力依然相当强大。他们是唐朝所封诸王：岐王李茂贞这时以唐朝忠臣的面目出现，仍用天复年号，开府置官，致书各地，声言讨伐朱梁；蜀王王建则在成都称帝，公开另立旗号，称霸一方；吴王杨行密已死，其子杨渥继立，内部虽多变故，但仍奉唐朝正朔，不肯臣服朱粱；晋王李克用更是反梁势力的核心，事实上成为各路反梁势力的盟主。朱温也深察这一局面，以李克用为最主要的对手。因此，重大的战事即在梁晋之间展开。晋东的泽（今山西晋城）、潞（今长治）二州地处入晋要冲，朱温称帝前就曾与晋军反复争夺过这一战略要地，几经易手。开平元年（907）五月，朱温即派康怀贞将兵8 万再攻潞州，高河（今屯留东南）之战，梁军大败。朱温改派李思安取代康怀贞，又因李思安久攻潞州不下，就亲临泽州，撤换李思安而用刘知俊。刘知俊率精兵万余进攻晋军，小胜而骄，结果遭到新继位的晋王李存勗偷袭而大败，梁兵伤亡以万计，解了长达一年多的潞州之围。朱温闻讯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勗小名），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这个战役，使潞州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士民冻馁死者太半，市里萧条”①。
　　开平三年（909），朱温迁都洛阳，以养子博王朱友文为东都留守。自潞州大败之后，朱温对部下猜忌日甚。镇守长安的王重师，朱温怒其“贡奉不时”②，又听谗言怀疑他与李茂贞相通，就下令逼其自杀并夷其族。镇守同州的刘知俊见王重师无罪被杀，心不自安，遂以同州附于李茂贞。朱温又怀疑镇守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二州的王镕私通李存勗，派王景仁出兵进攻，王镕向李存勗和刘守光求助。刘守光坐视不动，李存勗则乘机亲率大军东进。乾化元年（911）正月，在柏乡（今属河北）大败梁兵，杀敌2万，缴获粮食资财不可胜计。
　　乾化二年（912）二月，朱温再次进攻镇、定二州，号称50 万。命杨师厚等围枣强（今枣强东），贺德伦等围蓨县（今景县）。杨师厚昼夜急攻，枣强城小被陷，城中老幼悉数被杀，流血盈城。朱温自己所率部队竟出乎意料地被晋军数百骑兵突袭而狼狈逃窜，损失无数，扶病回到洛阳。
　　① 《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开平二年四月、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267，开平三年五月。
　　病死之前他感叹道：“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指李存勗）
　　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①朱温的滥杀是历史上罕见的。其一是滥杀战俘。例如唐乾宁二年（895）
　　十一月，朱温在钜野（今山东巨野）之南大败朱瑄部万余人，杀戮将尽，俘虏3000 余人。傍晚打扫战场时，忽然狂风暴起，沙尘沸涌。朱温竟借故胡说：“此乃杀人未足耳！”②下令把俘虏全部杀死。又如天复三年五月，朱友宁攻青州博昌县（今博兴）月余未下，朱温大怒，“遣刘捍督战。友宁乃下俘民众十余万，各领负木石，牵牛驴，于城南为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其邑人，清河为之不流”③。其二是滥杀部属。朱温用法严峻残酷，战场上将校战死，所部士兵生还即全部斩首，叫做“跋队斩”④。他用这种野蛮的办法来提高战斗力，因此一旦主将战死，士兵也就亡逸不敢归。朱温就命军士都文刺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三是滥杀士人。天祐二年六月，朱温“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需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①朱温的荒淫，行同禽兽，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罕有其匹。朱温为黄巢同州刺史时，娶砀山富室女张氏为妻。张氏“贤明有礼”，朱温“深加礼异”，“每军谋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②。天祐元年张氏病死后，朱温开始“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③。乾化二年，“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④。张全义之子愤极要手刃朱温，为张全义苦苦劝止。至于朱温的儿子们对朱温的乱伦，不仅毫无羞耻，竟然利用妻子争宠，博取欢心，争夺储位，真是旷古丑闻！养子“朱友文妇王氏色美，帝（朱温）尤宠之，虽未以友文为太子，帝意常属之”⑤。朱温病重时，打算把朱友文从东都召来洛阳付以后事。其亲子“友珪妇亦朝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指朱温）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吾属死无日矣！’”⑥朱友珪随即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宿卫侍从及其亲信韩勍所部牙兵发动宫廷政变，“中夜斩关入”，“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⑦。这样，朱温最后于乾化二年（912）① 《资治通鉴》卷268，后梁乾化二年闰五月。
　　② 《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一。
　　③ 《旧五代史》卷12《朱友宁传》。
　　④ 《五代史补》。
　　① 《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二年六月。
　　② 孙光宪：《北梦琐言》。
　　③ 《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闰五月。
　　④ 《新五代史》卷45《张全义传》。
　　⑤ 《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闰五月。
　　⑥ 《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闰五月。
　　⑦ 《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六月。
　　六月被亲子友珪所害，终年61 岁。
　　朱温建立的后梁，是五代中历年最长的一个朝代，存在了17 个年头，于923 年被后唐取代。
　　第二章敬翔张全义王彦章第一节敬翔朱温谋士敬翔，字子振，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人。自称是唐平阳郡王敬晖之后。曾祖敬琬，官至绥州（今绥德）刺史。祖父敬忻，做过同州掾。父敬衮，曾任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
　　敬翔年轻时“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①。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参加进士考试未能及第，抑郁不得志。黄巢攻占长安时，他到汴州（今河南开封）投靠同乡王发。王发是刚上任的宣武节度使朱温的部下，一时找不到荐引的途径。敬翔为摆脱窘境，就替人写些笺奏之类的文章，往往有警句在军中传播。朱温很喜欢他的浅近俚俗的文风，就要王发带他来见。朱温问他现今能否仿效《春秋》之法打仗，敬翔回答说：“兵者，应变出奇以取胜，《春秋》古法，不可用于今。”②朱温听了大喜，立即让他担任军职。敬翔不喜欢做武官，要求改任。于是就任命他以“馆驿巡官”的名义专掌檄文奏章的起草工作，成为朱温身边的高级幕僚。
　　敬翔为人深沉有大略，追随朱温30 年，运筹帷幄，谋画多奇计，朱温十分欣赏。《通鉴考异》引高若拙《后史补》说：“梁太祖皇帝到梁园，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难，每有郁然之状。时有荐敬秀才于门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图大事，辎重必为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将士诈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邻，以自袭叛徒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从其议，一出而致众十倍。”①由此可以看出敬翔兵不厌诈的谋略。朱温当年背信弃义进攻朱瑄兄弟时，正是“诬瑄招诱宣武军士”②为借口发难的。
　　天祐二年（905）十月，朱温在打败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后，“部署将士，将归大梁。忽变计欲乘胜击淮南。敬翔谏曰：‘今出师未逾月，平两大镇，辟地数千里，远近闻之，莫不震慑，此威望可惜，不若且归息兵，俟衅而动。’”③可是朱温不听，结果遭到惨败，后悔没有听取敬翔的忠告。朱温是个暴戾难近的枭雄，“多权数，将佐莫测其所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悦，自恨得翔晚，凡军机民政，悉以咨之。”④因朱温的关系，敬翔在唐末官至检校右仆射、太府卿，并赐号“迎銮叶赞功臣”。
　　后梁重臣① 《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
　　② 《新五代史》卷21《敬翔传》。
　　① 《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一。
　　② 《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八月。
　　③ 《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二年十月。
　　④ 《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十一月。
　　由于在朱温灭唐建梁的“禅代之际，翔谋居多”①，因而朱温称帝后，敬翔格外受到重用。朱温把唐代向来由宦官掌权的枢密院改名为崇政院，任命敬翔知院事。这是一个甚至比宰相更为重要的职务，可以“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敬翔因而“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得休息”②。乾化元年（911）进位光禄大夫、行兵部尚书、金鸾殿大学士，封平阳郡侯。
　　乾化二年六月，朱温病重，把敬翔召到病榻前受顾托命。“命敬翔出友珪为莱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③。此事由于朱友珪发动政变杀父自立而罢。
　　朱氏老奴朱友珪上台后，对敬翔有戒心，便以李振取代他为知崇政院事，任命敬翔为宰相。敬翔则称病不参与政事。
　　梁末帝朱友贞即位后，赵岩等人用事，敬翔受到排挤，更加郁郁不得志。朱友贞昏庸无能，对内未能处理好魏博问题，引起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兵变；对外在与李存勗争战中，深处宫禁盲目指挥，强使刘浔速战而兵败，几乎尽失河北各地。贞明三年（917）十二月，赵岩不顾环境紧迫，劝朱友贞行郊天之礼。敬翔谏曰：“国家自刘浔失律以来，府藏殚竭，箕敛百姓，供军不暇，郊祀之礼，颁行赏赉，所谓取虚名而受实弊也。况晋人压境，车驾未可轻动。”①可是朱友贞不予采纳。龙德三年（923），李存勗攻占郓州，后梁情势更加危急，敬翔上书批评朱友贞“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贺瓌为将，岂足当彼之余锋乎？”②并且自请上前线效力。赵岩等认为他是在发牢骚，不用其谋。
　　后来，后梁名将王彦章受挫于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前线，朱友贞听谗言以“智勇俱无”的段凝取代了王彦章前线统帅地位。李存勗长驱奔袭汴梁，朱友贞急召段凝回师援汴，可是段凝有异志，顾望不来。在此危急关头，朱友贞急请敬翔出主意。敬翔说：“臣受国恩，仅将三纪，从微至著，皆先朝所遇，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事郎君，以臣愚诚，敢有所隐！”③接着说当初曾经极谏陛下慎于用人而不纳，现在纵张良、陈平复生也难以转祸为福了，表示只好以死相殉。
　　李存勗攻陷梁都开封，招降梁臣。李振前去投降，敬翔得悉后说：“李振谬为丈夫耳！朱氏与晋仇雠，我等始同谋画，致君无状，今少主伏剑于国门，纵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国门也。”④随即自经而卒。数日后，其族被诛。①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四月。
　　③ 《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六月。
　　① 《旧五代史》卷9《梁末帝纪》中。
　　② 《新五代史》卷21《敬翔传》。
　　③ 《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
　　④ 《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
　　第二节张全义恢复洛阳经济张全义（852—926），字国维，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人。初名言，又作居言。降唐后唐昭宗赐名全义。唐亡后，在后梁做官，主动请求改名，朱温赐名宗奭。后梁灭亡后，归降后唐，为讨好新朝，去后梁所赐名，请准恢复原名全义。如此趋附权势而反复改名，史不多见。
　　张全义出生在“世为田农”的家庭①。祖父张琏、父张诚都是农民。他自己曾在县里做小吏，多次受到县令的困辱，于是就逃亡加入了黄巢的起义军。黄巢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时，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充水运使，主管大齐的水运事务。黄巢失败时，他到河阳（今河南孟县）投降唐将诸葛爽，屡立战功，诸葛爽表请唐廷任他为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
　　光启二年（886）十月，诸葛爽病死，大将刘经与张全义立诸葛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刘经与诸葛爽另一大将李罕之争夺洛阳渑池（今属河南）一战，刘经为李罕之所败，退守河阳。诸葛仲方年幼，刘经派张全义前去抵敌，张全义竟与李罕之结为同盟，调转矛头进攻刘经，结果被刘经打败。他与李罕之退保怀州（今沁阳），并向李克用求援。在李克用所派援军的联合进攻下，刘经和诸葛仲方被迫逃往汴州投靠朱温。于是李罕之自领河阳节度使，以张全义为河南尹，治理洛阳。
　　当时的洛阳，经过多年战乱，仅存断壁残垣，破败不堪。张全义初到时，那里“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州城。四野俱无耕者”。张全义从他的部下中选出18 人为屯将，每人发给一面旗一张榜，到周围18 县的残存墟落树旗张榜，招抚流散逃亡的民众，劝耕农桑，恢复生产。张全义为政宽简，除杀人者要偿命处死以外，其余都从轻处罚。“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以战阵，以御寇盗。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洛阳周围30 里内，有蚕麦丰收的农家，他一定亲自到访，召来全家老幼，赏给酒食衣料，表示慰劳。“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良麦佳茧则笑耳”。对于有田荒芜的，他就召集民众查问原因，有因为缺牛耕地的，便要求有牛的邻里负责助耕。“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积，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①。
　　李罕之是张全义的“刻臂为盟，永同休戚”②的患难之交，又是张的上级，因军中乏食而经常向张全义求取军粮及缣帛，次数多了，张全义不满。文德元年（888）张全义于李罕之出兵攻打河东的晋（今山西临汾）、绛（今新绛）二州时，乘其后方无备，派兵袭取了河阳，自任河阳节度使。李罕之无奈，投奔李克用，讨得援兵3 万回攻河阳，围困日久，城中食尽，张全义部“啖木屑以度朝夕”③，向朱温求救，朱温派兵救援才得解围。朱温安排大将丁会守河阳，令张全义依旧担任河南尹。张全义感谢这一次救命之恩，从此听命于朱温。
　　① 《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
　　① 《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六月。
　　② 《旧五代史》卷15《李罕之传》。
　　③ 《五代史阙文》，引自《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注。
　　后梁封魏王朱温挟唐昭宗东迁洛阳前，令张全义修缮洛阳宫殿，他十分卖力。朱温打算篡唐时，他担心朱温对他不放心，就主动避让权位。朱温就调他为天平军节度使、守中书令，封为东平王。昭宗被杀后，又将他调回仍任河南尹，兼忠武军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
　　朱温建梁称帝后，又令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进封魏王，赐名宗奭，想是朱温要他以当年辅弼周天子的召公为榜样努力为后梁效劳。张全义则一直小心谨慎，不但竭尽全力做好朱温的后勤供应，而且忍辱到了常人难以接受的程度：乾化二年（912），“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继祚愤耻不自胜，欲剚刃太祖，全义止之曰：‘吾为李罕之兵围河阳，啖木屑以为食，惟有一马，欲杀以饷军，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继祚乃止。”①由此可见张全义在梁尽管位极人臣，进爵封王，可还是靠卑身曲事以求保全。
　　后唐封齐王后梁末帝朱友贞时，张全义未受信任，曾经请求到河北指挥作战，未被采纳。后唐李存勗攻占梁都开封，他从洛阳赶去觐见，“泥首待罪”。由于在后梁时他常通过其弟张全武秘密与太原方面交往，所以李存勗待他很客气，“抚慰久之”①。张全义一方面表示自己“曾栖恶木，曾饮盗泉，实有瑕疵”②，改去朱温所赐宗之名，并请李存勗到洛阳行郊天之礼，公开表示效忠新朝；另一方面又通过关系“厚赂”李存勗的皇后刘氏，竟至使刘皇后认他为义父，真可以说是费尽心机。因此，张全义在后唐也受到尊崇，先被封为魏王，后改封为齐王，任命为守太尉、中书令、河南尹并兼领河阳。可是他处理政务很马虎，“凡百姓词讼，以先诉者为得理，以是人多枉滥，为时所非”。另外，他与河南的一个县令罗贯有私愤，便通过刘皇后在李存勗面前说罗贯的坏话，结果罗贯被杀，“冤枉之声，闻之远近”③。
　　后唐同光四年（926）二月，赵在礼据魏州发动兵变，李存勗打算亲自征讨，大臣们则主张派李嗣源前往，李存勗本不答应，最后在张全义的力荐下才同意。可是李嗣源到魏州后便与变兵合流。张全义闻变后，忧惧不食而死，终年75 岁，谥忠肃。
　　第三节王彦章后梁勇将王彦章（863—923），字贤明，一作子明。郓州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人。年轻时投在朱温部下，转战各地，以骁勇闻名。常持一铁枪冲锋陷阵，① 《新五代史》卷45《张全义传》。
　　① 《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
　　② 《齐王外传》，引自《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注。
　　③ 《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
　　奋疾如飞，军中号称王铁枪。后梁开平二年（908）十月，自开封府押牙、左亲从指挥使授左龙骧军使。次年加授左监门卫上将军。乾化元年（911），改行营左先锋马军使，又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朱友珪篡位时，加检校司徒。朱友贞即帝位后，他先任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刺史，后调任澶州（今河南濮阳）刺史，并进封为开国伯。
　　乾化五年（915）三月，朱友贞拟分魏（今河北大名东北）、博（今山东聊城东北）等6 州为2 镇，担心魏军不从，就派王彦章率500 精骑屯驻邺城（即魏州）金波亭以防不测。魏军果然发动兵变，军校张彦等迫贺德伦投靠晋王李存勗。兵变时，王彦章部遭到突袭被迫南撤，其全家被掳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李存勗一方面厚待其家人，另一方面派使者去招降。王彦章不为所动，杀使者以绝其念，几年后其家被害。
　　贞明六年（920）正月，王彦章被正授为许州（今河南许昌）匡国军节度使，进封开国侯。不久，改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移镇滑州（今滑县东），调往河北的抗晋前线担当重任。
　　龙德三年（923）四月，晋王李存勗在魏州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改当年为同光元年，派李嗣源率步骑5000 偷袭并攻占郓州，从东面威胁后梁，后梁朝廷内外大恐。宰相敬翔以死力谏请用王彦章，认为“事急矣，非彦章不可”①。五月，朱友贞任命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段凝为副。王彦章受命之日立即启程赶赴滑台（今滑县东），从杨村砦浮河东下，水陆俱进，截断唐军在德胜（今濮阳）南北两城之间的浮桥，一举攻占南城。李存勗得悉后说：“此人可畏，当避其锋。”①唐军随即放弃北城，集中兵力退保德胜以东数百里的博州黄河南岸的杨刘。王彦章率舟师而下，一路上与唐军乘编栰的步军各沿黄河南北两岸东行，每到转滩汇水之处，两军就激烈交战，流矢如雨。进至杨刘，交战百余次。王彦章急攻杨刘，昼夜不息，打得唐军心惊胆颤，好多次险些被攻破，幸得李存勗亲率援军到达，才得勉强保住。两军在杨刘相持数月，杨刘久攻不下。后梁朝中弄权的赵岩、张汉杰等因担心王彦章得胜后回朝对他们不利，就联合早有异志的段凝在朱友贞面前中伤王彦章，诬王“彦章使酒轻敌而至于败”。于是王彦章被罢职，由段凝取代。王彦章赶回京师，“以笏画地，自陈胜败之迹”②。赵岩又指使爪牙劾他不恭，被勒令离开。
　　乱世死节段凝“智勇俱无”，靠贿赂交结邀权，接任后形势急转直下。后梁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降唐，向李存勗暴露了梁军内部虚实和战略意图，建议抓住时机直捣防守空虚的汴梁。在此危急关头，朱友贞令王彦章前往东路抵敌。这时后梁的精锐部队全在段凝的指挥下远在河北，汴梁只有新募来的500 名保驾的骑兵，把这支不能打仗的队伍交给王彦章统领，并由张汉杰为监军开赴前线。王彦章在递坊（今地不详，当在山东境内）一战由于兵少战败，退守中都县（今山东汶上），又遭失败，就率他的100 多名牙兵作殊死战，结① 《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① 《旧五代史》卷21《王彦章传》。
　　② 《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果王彦章重伤后被俘。
　　李存勗见到王彦章后，以胜利者的姿态问他是否心服，又问他向来善战为何不守兖州（今属山东）而守没有壁垒的中都，意在诱使他投降。王彦章拒绝正面回答。李存勗爱他骁勇，命人为他治伤，希望他能降唐。王彦章说，我与你“血战十余年，今兵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李存勗又令李嗣源去劝降，王彦章躺在病床上轻蔑地呼喊其小名说：“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①终于被杀。死年61 岁。
　　欧阳修感慨地说：“呜呼，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②他在整个五代时期只筛选出三位“全节之士”，在《新五代史》中特设《死节传》一卷，而这三人中他以王彦章为主，行文多有褒扬，认为是乱世里难得的忠臣义士。
　　① 《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② 《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第三章李克用后唐庄宗明宗第一节李克用李克用（856—908），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勗之父，其祖先为西突厥别部，因驻帐于沙陀碛（今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自号为沙陀部，以朱邪为姓。祖父朱邪赤心，随唐将康承训击败庞勋起义有功，被任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并赐姓为李，名国昌。李克用，别号李璠儿，一目失明，又号独眼龙。他为李存勗称帝建国奠定了基础。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李国昌拒绝调任云州（今山西大同东北）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当时任云州守捉使的李克用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自称留后。唐廷派兵镇压，结果反为所败。次年，僖宗即位，改用招抚政策，任命李克用为大同军防御使。后来，李国昌父子又与朝廷发生摩擦，几经胜败，一度逃亡鞑靼。中和元年（881），黄巢攻占长安，唐僖宗召李克用入援。次年李克用等击败尚让于良田陂（今陕西华县西南），黄巢被迫退出关中。李克用升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为使相。从此，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便成为他用兵的根据地。中和四年，李克用率军在河南地区大败黄巢军，一直追到曹州冤朐（今山东定陶西）。返回途中经汴州（今河南开封）发生上源驿事件，险些为朱温所杀，于是双方结怨，形同水火。“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陇西郡王”①。此后李克用利用各地军阀矛盾不断征战，进一步壮大了在河东地区的势力。光启元年（885）底，曾出兵帮助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在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打败唐将朱玫后一度攻入京城。唐僖宗辗转凤翔（今属陕西）、宝鸡（今属陕西）到兴元（今汉中），两年后才回到长安。昭宗即位后，对李克用采取姑息态度，但迫于朱温的压力，让宰相张濬带兵征讨，结果张濬战败，昭宗只得继续让步，于乾宁二年（895）底进封他为晋王，成为唐末割据势力中被封王的第一人。次年正月，昭宗打算再次任命张濬为相，李克用上表说：“若陛下朝以张濬为相，则臣将暮至阙廷！”②吓得昭宗只好改变主意。当朱温进攻兖（今属山东）、郓（今东平西北）的朱瑄兄弟时，他派兵前去援救，意在牵制朱温向河北发展势力。此后为争夺河东、河北的南部地区而与朱温血战连年，尽管一度居于下风，但他在太原地区的根基已经深不可摇。天复四年（904）朱温强迫昭宗迁都洛阳，改年号为天祐。李克用认为这是朱温的把戏，拒用“天祐”而继续使用“天复”年号。三年后，朱温灭唐建梁，改元开平，李克用不承认朱梁政权，才开始用天祐年号而称此年为天祐四年，表示他继续奉唐朝正朔，与朱温势不两立。次年病死，终年53 岁。
　　第二节后唐庄宗李存勗百战平河北李存勗（885—926），李克用长子。天祐五年（梁开平二年，908）正月，① 《新五代史》卷4《唐庄宗纪》上。
　　② 《新五代史》卷4《唐庄宗纪》上。
　　李克用病死，24 岁的他袭位为晋王。二月即杀其觊觎王位的叔父李克宁以稳定内部；四月又从潞州（今山西长治）前线调回周德威以麻痹梁军。他对诸将说：“汴人闻我有丧，必谓不能兴师；又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①随即亲率大军分三路进攻，李嗣源等率先破除梁军所建“夹城”，从东北面进入潞州城与守将李嗣昭会师，杀梁兵万余，俘梁副招讨使符道昭等将领300 人，取得了潞州解围战的全胜。朱温闻讯慨叹不止。接着，李存勗又乘王建、李茂贞合攻朱梁大安（今陕西勉县西南）之机，派周德威进攻晋州（今山西临汾），在神山（今浮山南）大败梁军。
　　天祐六年，镇守同州（今陕西大荔）的后梁大将刘知俊叛附李茂贞，要求增援，李存勗亲率大军到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南关），再次派周德威攻打晋州，在蒙阬（今曲沃北）击败梁军。次年，朱温派王景仁攻打唐昭宗所封赵王王镕的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二州，王镕向李存勗求援，李存勗力排众议率兵往救，在赵州（今赵县）境内的柏乡（今属河北）一带与梁军对垒。天祐八年正月，装备精良的梁军被打得大败，斩首2 万，缴获马匹3000，辎重无数。经此柏乡之战，梁军元气大伤，被迫从深（今深县）、冀（今冀县）二州撤退。晋军则接连南攻邢（今邢台）、魏（今大名北）、博（今山东聊城东）、卫（今河南汲县）等州，一直打到黄河北岸。次年，梁军再次北攻，屠枣强（今河北枣强东），围蓨县（今景县），结果又被晋军打得大败，朱温狼狈南撤。
　　正当李存勗南攻之时，幽州（今北京）一带的刘守光打算乘机谋取镇、定二州。李存勗担心重蹈当年吴王夫差争黄池之会和楚项羽贪伐齐之利的覆辙，回师对付刘守光。他先用骄兵之计，促使庸愚无赖的刘守光忘乎所以，然后派周德威统兵3 万联合镇、定二州之兵，围攻幽州。经两年作战，终于俘杀了刘守光及其父刘仁恭。这样，幽冀一带也都处在李存勗的控制之下。建后唐、灭后梁天祐十二年（梁贞明元年，915），梁末帝乘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病死之机，将其所辖六州分为两镇，以图削弱藩镇势力，结果引起魏博兵变。变兵请降附晋，李存勗乘势占领魏州，杀变兵首领张彦，亲自兼领魏博节度使。接着又攻取德州（今山东陵县）、澶州（今河南清丰西）。次年在大败梁援军之后又攻取了卫州、磁州（今河北磁县）、洺州（今永年东南）、邢州。而相州（今河南安阳）、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和贝州（今清河西）均不战而取。这样，黄河以北除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一地外，尽为晋军所占。
　　天祐十四年李存勗攻占博州在黄河南岸的杨刘城（今山东东阿东北），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并一度攻入郓州（今东平西北），胡柳陂（今山东鄄城西南）一战，周德威战死，后反败为胜。次年，又在澶州之南夹黄河筑德胜南北两城，并架浮桥相通，成为晋军南进的又一桥头堡。梁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晋军势力大为发展。李存勗身为晋王，作战常身先士卒，喜欢自引轻骑迫敌营挑战，因此常陷险境。有人劝他，他说：“定天下者非百① 《旧五代史》卷27《唐庄宗纪》一。
　　战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①天祐二十年（梁龙德三年，923）四月，李存勗在魏州称帝，以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国号不用晋而用唐，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以增强反梁的号召力，史称后唐，李存勗庙号庄宗。
　　李存勗即位后，得知后梁郓州防守空虚，就派李嗣源乘虚而入，占领郓州。这使后梁朝廷大恐，急派大将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率精锐沿河东下。后唐军在德胜失守后坚守杨刘，李存勗亲率援军赶到，几度激战，终于保住了杨刘并迫使梁军撤退。接着又趁梁军（时王彦章已被段凝取代）渡河北上和各路梁军分兵作战导致汴梁地区防守空虚之机，决定不顾归路被断、后方不稳等不利因素而直捣后梁首都开封，以李嗣源为先锋，接连获胜，擒王彦章等梁将多人，轻骑兼程顺利攻入汴梁。梁末帝自杀，李存勗就此完成了灭梁大业。废开封府为汴州，后定都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同光三年灭前蜀，达到后唐全盛时期。
　　治国乏术李存勗骁勇善战，胆略过人，战绩非凡，堪称杰出的军事家。但是他治国乏术，用人无方，称帝三年而终至众叛亲离、身死族灭。
　　李存勖弊政之一是重用伶人和宦官。他幼善音律，常自傅粉墨与伶人共戏，因而伶人们恃宠怙势，出入宫掖，侮弄朝臣。其中为害最烈的是伶官景进，“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三司使孔谦兄事之，呼为八哥”①。将相大臣都因忌惮而去讨好他。
　　李存勗除了以伶人为耳目外，还用宦官为心腹。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定都洛阳后，恢复唐朝旧制，“诏天下访求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②。于是宫内各执事和诸道监军都用宦官。他采纳宦官的建议，“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游宴及给赐左右。于是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③。唐代后期宦官跋扈之势俨然重现，引起朝臣的不满。
　　李存勗弊政之二是允许皇后干政。他的皇后刘氏，本来不是元妃，是一个连亲生父亲都不肯相认的势利小人。因为有宠于李存勗，后来进封为皇后。伶官如景进、降将如段凝、张全义、袁象先都通过厚赂刘氏而得到重用。同光四年，因军粮不足军心动摇，宰相请发内库供应诸军，刘氏竟交出妆具银盆两只和三名幼皇子，说宫中别无积蓄，让朝廷拿去卖了以充军需，吓得宰相赶紧退出。大将郭崇韬于同光三年带兵伐蜀，仅用70 天就迫使蜀主王衍出降，立了大功。但他与宦官不合，宦官诬告他有异心，李存勗还在犹豫之际，刘氏竟出手教，密令杀郭崇韬父子。后又牵连杀大将朱友谦及其部将史武等7 人，皆灭其族。
　　这些杀戮导致后唐功臣宿将人人自危，诸镇怨愤，流言四起。伐蜀建功的骁将康延孝为郭、朱复仇而反唐，尽管很快兵败身死，但是魏博方面的兵① 《资治通鉴》卷270，后梁贞明四年八月。
　　① 《新五代史》卷37《景进传》。
　　② 《新五代史》卷38《宦者传》。
　　③ 《资治通鉴》卷273，后唐同光二年二月。
　　变终于酿成了后唐历史上的重大事变。
　　魏博军队是后唐的一支精锐部队，攻灭后梁，屡建战功，却反而受到李存勗的猜忌。同光四年（926）二月，戍守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南）的魏博士兵期满回镇，到达贝州，接到敕令要他们就地留屯。于是人心浮动，发生兵变，指挥使杨仁晸被杀。变兵奉赵在礼为帅，焚掠贝州后兼程南下，攻占邺都（今河北临漳西南）。李存勗急派元行钦带兵进讨反为所败。危急之际，不得已起用向来为之所猜忌的宿将李嗣源率侍卫亲军前去镇压。兵至邺都城下，亲军哗变，拥李嗣源入城与赵在礼联军。李嗣源本无此意，但迫于内外形势，在无以自明的情况下率变兵南下。李存勗得知情况大变，急忙率扈从兵2.5 万从洛阳东进大梁，途中得知大梁失守，只好下令回师，沿途士兵逃亡一半。他再三抚慰士卒许以厚赏，士兵们说他赐与太晚，人亦不感圣恩。好不容易回到洛阳，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率众哗变，在混战中李存勗为流矢射中身死，终年43 岁。
　　李存勗能词，有3 首传世。其《一叶落》云：“一叶落，搴朱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著。”表明这位能征惯战的代北健儿并非普通的一介武夫。
　　第三节明宗李嗣源善战建奇功李嗣源（867—933），唐沙陀部人。本名邈佶烈。为李克用养子，改名李嗣源。即帝位后又更名李璠，是为后唐明宗。
　　李嗣源本是李克用部将之子，生于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13 岁丧父，李克用收养为子。善骑射，“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①，上源驿事件时，17 岁的他在乱兵流矢中舍命保护李克用逾垣脱难，因而更受信任，掌亲骑，为侍卫长。乾宁三年（896）李嗣源奉命率兵3000②前去援救朱瑾，在任城（今山东济宁）一举击败梁军，解了兖州（今属山东）之围，威名大振，李克用把他所率500 骑兵命名为“横冲都”。光化三年（900）又在邢州青山（今河北邢台西北）大败乘胜追击的后梁名将葛从周，战场上他亲自冲锋陷阵，身中四矢，从此“李横冲”的雅号名重四方。而他“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凡所赐与，分给部下。”诸将争功时，他从容说：“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③于是众惭而止。
　　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与朱温大战于柏乡（今属河北），面对装备齐整的梁军赤、白两马队，李嗣源笑道：“彼虚有其表耳，翌日当归吾■中。”战斗中他跃马挺身，直取梁军白马都，生擒二骑校而回。于是士气大振，取得了柏乡之战的重大胜利。他因功而被任为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
　　此后，他曾北伐幽州（今北京），逼降刘守光爱将元行钦。天祐十三年（916）随李存勗东征，攻占后梁的磁（今河北磁县）、相（今河南安阳）等州，因而改任相州刺史、昭德军节度使。后又转任安国节度使（镇邢州，今① 《新五代史》卷6《唐明宗纪》。
　　② 《旧五代史》作300。今从《新五代史》。
　　③ 《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河北邢台）。当契丹进攻幽州时，周德威告急，诸将认为契丹不可能持久，食尽自还，到那时追击有利。李嗣源力排众议，认为“德威尽忠于家国，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敌衰”①。请求立即派他前去援救，李存勗同意后，李嗣源随即率部为前锋进到易州（今易县）。他分析敌我形势，采“潜行溪涧，袭其不备”的战术，临阵与长子李从珂奋命血战，动员部属说：“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殉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②他挺身入阵，所向披靡，大败契丹，解了幽州之围。凯旋魏州（今大名北）时，李存勗亲自郊迎慰劳，进位检校太保。
　　同光元年（923）李嗣源调任横海节度使（镇沧州，今沧州南）。当时的战场形势对新建的后唐政权充满危险：梁、唐两军主力对峙于黄河沿岸，一路梁军正急攻泽州（今山西晋城），而唐将李继韬却以潞州（今长治）降梁，这等于断了唐军的归路。在这危急关头，李嗣源欣然领命奇袭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并且击退了梁军的反扑，俘虏了梁将王彦章，大大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接着，他果决地提出西攻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策略，并率千骑为前锋一举攻占汴梁，梁末帝自杀，梁亡。李存勗喜不自禁，激动地说：“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③不久，进位兼中书令。
　　逆取顺守，革除弊政灭梁后，李嗣源又曾受命北伐契丹，征讨潞州叛将，所向克捷，进位太尉，移镇汴州成为蕃汉兵马总管。同光三年（925）再次领兵北破契丹，被调任为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这时开始遭到李存勗的猜忌，有人告诫他已经到了“德业振主者身危”的地步，要他“宜自图之”①。
　　同光四年二月，赵在礼据魏州发动兵变，李存勗派元行钦前去镇压反为所败，只好派李嗣源前往，结果李嗣源与变兵合流，率军攻回洛阳，结束了李存勗的统治。李嗣源初入洛阳时称监国，几天后即位于李存勗的灵枢前，表示自己是合法继承而非篡夺。
　　《旧五代史》对李嗣源的夺位多有粉饰回护，但其“逆取”的实质总是难以尽掩。不过他即位后在革除弊政方面历来颇受史家肯定。首先是裁减宫人、伶人和宦官。“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②。“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③以此来整肃宫掖，经济上节省开支，政治上排除干扰。第二是诛杀宦官佞幸。“即位伊始，下诏斩“直以聚敛为事”、“天下皆怨苦之”①的租庸使孔谦，废除其苛敛之法。“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或落发为僧，至晋阳者七十余人，诏北指挥使李从温悉① 《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② 《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③ 《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① 《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② 《新五代史》卷6《唐明宗纪》。
　　③ 《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四月。
　　① 《新五代史》卷26《孔谦传》。
　　诛之”②。对于名声很坏的高官如盗掘唐陵的温韫、私用库物的段凝、纵田客杀人的豆卢革等都在贬官后赐死；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如“税外科率”的邓州留后陶玘、“为政贪秽”的毫州刺史李邺等也都被贬死他乡。这些对于澄清吏治是很有影响的。
　　李嗣源较关心民间疾苦。他与宰相冯道谈论农家勤苦，冯道诵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他甚为感动，“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③。因此，他着力于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天成元年（926）四月下诏免收“省耗”：“应纳夏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后止纳正税数，不量省耗。”天成四年五月又下令州县不得以检括田地扰民：“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通供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手状送于本州，本州具状送省，州县不得迭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倍令并征。”长兴元年（930）二月下诏减收“曲钱”、免收河阳人户的“桥道钱”：“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亩上，元征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④“河阳管内人户，每亩旧征桥道钱五文，今后不征。”⑤长兴二年（931）进一步免收“曲钱”：“应在京诸道苗亩上所征曲钱等，便从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①因此，敕下之日，人甚悦之。长兴元年二月下诏限制民间高利贷盘剥：“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②对于民众的夫役负担，他也爱惜民力，信守规定。长兴三年十二月，他到龙门“观修伊水石堰，赐丁夫酒食。后数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满，工未毕，请更役五日。’帝曰：‘不唯时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即止其役。”③在执法方面，李嗣源也比较严明。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人多拥护，监仓犯赃”，依律当斩。侍卫使张从宾向李嗣源求情，他说：“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我不得，非但卿言！”④对于涉及他自身的误判案件也能自责补过：巡检军使浑公儿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他认为“实所不容”，交石敬瑭处置，结果二人被杀。后来得知所谓百姓乃是幼童，战斗实是嬉戏，“方觉失刑”，于是他自己“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石敬瑭被“罚一月俸”，浑公儿被“杖二十”后撤职流配登州（今山东蓬莱）。对受害人家属“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并专就此事下诏，要求“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不得因循”⑤。这种做法，就是在盛世帝王中也颇为少见。
　　御下乏术② 《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四月、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276，天成四年九月。
　　④ 《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
　　⑤ 《旧五代史》卷41《唐明宗纪》七。
　　① 《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
　　② 《旧五代史》卷41《唐明宗纪》七。
　　③ 《旧五代史》卷43《唐明宗纪》九。
　　④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8。
　　⑤ 《旧五代史》卷39《唐明宗纪》五。
　　李嗣源即位时已年届六十，在位七年余，采取的改革措施尽管有限，但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司马光评价说：“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①但是，李嗣源在控制宰辅方面显得无能乏术，或听任跋扈，或一杀了之，既软弱又粗暴，这与他目不识书缺乏文化素养有关。枢密使安重诲是他的“佐命功臣”，恃功矜宠，专权自恣，擅杀无意中冲了他前导的殿直马延，还要李嗣源“降敕处分”，李嗣源“不得已而从之，由是御史、谏官无敢言者”②。宰相任圜“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但与安重诲政见不合，议政往往意气用事，互相呵骂，旁若无人。连宫人都说：“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皇帝）耳！”③后来，安重诲诬任圜谋反，矫诏杀之，李嗣源竟“皆不能诘也”④。此后他听信谗言，以安重诲有异志而杀之。安、任二人在他统治期间，可算是尽忠职守的名臣，结果相继身死，奸佞得势，国势每况愈下。
　　李嗣源在认定继承人方面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他的长子从璟为李存勗所杀。次子从荣被封为秦王，任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后又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表明他打算以从荣为继承人，可是又不明确立为太子，造成大臣观望，从荣不安，因而酿成悲剧：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病重，秦王李从荣恐不得为嗣，率牙兵千人列阵天津桥，准备入宫继位。结果为朱弘昭等所率骑兵击溃，从荣逃至府第被杀。李嗣源“闻从荣已死，悲咽几堕于榻，绝而苏者再”①。后征天雄节度使宋王李从厚入宫侍疾。六天后病重不治，终年68 岁。宋王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
　　① 《资治通鉴》卷278，长兴四年十一月。
　　② 《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
　　③ 《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五月，天成二年五月。
　　④ 《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
　　① 《新五代史》卷15《秦王（李）从荣传》。
　　第四章郭崇韬周德威第一节郭崇韬运筹决胜郭崇韬（？—926），字安时，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初隶李克修帐下为亲信。他处理昭义镇（治潞州，今长治）的具体事务，廉洁干练，颇有口碑。李克修死后，他任李克用主管联络事务的典谒，办事很得力，应对机敏，升任河东教练使。
　　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郭崇韬更受器重，由中门副使升为中门使，参管机要，艰难战伐，无所不从。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921）他跟随李存勗讨伐镇州（今河北正定）的张文礼，久攻不下。这时定州（今属河北）的王都为救张文礼勾引契丹进到新乐（今新乐东北），晋军动摇，打算撤围，李存勗犹豫未决。郭崇韬认为契丹只为王都利诱而来，并不是真心来救张文礼，其前锋稍一受挫，必定逃跑无疑。正可乘新近打败后梁军心大振之机，威震塞北！李存勗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打败了契丹。
　　李存勗称帝后，郭崇韬被任为兵部尚书、枢密使，权超宰相。
　　梁将王彦章攻破德胜（今河南濮阳）南北城后进围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李存勗判断有误，引兵出战打了败仗。向郭崇韬问计，他指出王彦章围杨刘的目的在于夺回郓州（今东平西北），如果在下游以呼应郓州为名建立堡垒，那么他必来争夺，这样就可以分散其兵力后战而胜之。李存勗依计而行，果然大败王彦章。
　　梁将康延孝降唐，郭崇韬随即与之密谈，探知了梁的虚实和用兵意图。
　　他力排诸将放弃郓州与梁以河为界罢兵的议论，坚决主张直捣大梁（今河南开封）。他对李存勗说：“愿陛下分兵守魏，固杨刘，而自郓长驱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①李存勗照此办理，结果只用了8 天功夫就灭了后梁。郭崇韬获赐铁券，拜侍中、成德军节度使（治镇州，今正定）为使相，继续担任枢密使，进封赵郡公。
　　位兼将相郭崇韬以谋议居佐命第一之功而位兼将相，处理事务又无所回避，这就与李存勗所信任的宦官和伶人产生了矛盾。他与宦官李绍宏之间关系紧张，想要功成身退，他的部属指出他已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一旦失势就难以自安。于是他听从部属的意见，请立李存勗的宠妃刘氏为皇后以求中宫之助，然后又请求罢去所任枢密使职，恢复唐朝由宦官担任此职的制度。可是李存勗坚决不准他辞职，他只好留任。他提出的有关“天下利害”的25 条措施，李存勗也都予以照办。后来李存勗调李嗣源任成德军节度使，让郭崇韬移镇忠武军（治同州，今陕西大荔），他再三辞让，获准后，留在朝中任侍中、枢密使。
　　李存勗禁不住宦官的怂恿，打算建造高楼避暑，郭崇韬切谏他以天下为① 《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传》。
　　心，毋忘创业之难，希望取消造楼计划。李存勗不听，宦官又从中挑拨，君臣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河南县令罗贯为人正身奉法，不受权豪请托，因而得罪了宦官、伶人以及河南尹张全义。张全义派人在刘皇后处诋毁罗贯，宦官又在李存勗面前落井下石。郭崇韬素知罗贯正直，竭力为其辩护，李存勗竟至自关殿门把郭崇韬拒之门外，罗贯终于被杀。
　　西平前蜀后被害同光三年（925）李存勗决定伐蜀，选择带兵将领时，郭崇韬想藉此立大功来稳定自己被宦官等动摇的地位，就建议由李存勗年幼的长子魏王李继岌出任元帅。李存勗明白其用意，就决定以李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以郭崇韬为招讨使作为李继岌的副手而实际处理伐蜀的军政事务。这次军事行动郭崇韬以《孙子兵法》“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原则制订了先取凤州（今陕西凤县）、三泉（今四川广元东北）等地的作战计划，进展顺利，6 万唐军所到之处，蜀将望风迎降，前后70 天就兵临成都，前蜀后主王衍出降。
　　郭崇韬素来痛恨宦官，伐蜀过程中曾对李继岌说将来李继岌继位为帝后，“当尽去宦官，至于扇马，亦不可骑”①。引起随营的监军宦官李从袭、李廷安、吕知柔等的切齿愤恨。当李存勗派宦官向延嗣到成都慰劳伐蜀大军时，郭崇韬没有按照当时的礼仪到郊外迎接。向延嗣大怒，就和李从袭等一起构陷郭崇韬，罗织的罪名是贪污和有异志。
　　有异志问题的依据只是蜀人曾列状向李继岌请求把郭崇韬留在当地为帅，所以纯属诬陷；贪污问题则郭崇韬确有失检点之处：本来他很有清廉的声誉，进入洛阳后开始接受各地的赂遗，有人提醒他，他说自己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并不希罕这些礼品。又说送礼的都是后梁旧将，如果拒收反而会使这些人于心不安，说不定会重新反叛为敌。这样的辩解显得强辞夺理而又苍白无力，至于他说“藏余私室，无异公帑”①，则更是荒唐。尽管后来当李存勗举行郊祀大典时他把所藏礼品全都献了出来，但这种做法终究不能说是稳妥的。在平定前蜀过程中，他又接受降将的赂遗，其子郭廷诲也广收馈赠，将珍宝运回洛阳府第。宦官们指他贪污也就并非平白无故了。李存勗本来就对他心存芥蒂，现在听说他打算留蜀不归和占有了蜀之妓乐珍玩，便怒形于色，立即派宦官马彦珪前往蜀地查看实情，如郭崇韬听命回师则罢，否则就与李继岌商量处置。马彦珪认为这个命令不够明确，就去向刘皇后请示。刘皇后对郭崇韬当年请求册立她为皇后并不感恩，相反在宦官和张全义等人的影响下对他并无好感，就下教令给李继岌，让他在蜀地处死郭崇韬。李继岌虽然觉得没有皇帝的诏书只以皇后教令不便擅杀，但在宦官们的挑拨下终于答应，同光四年（926）正月，郭崇韬在奉命前去议事时被杀。他的五个儿子也在各地先后被诛，家产被籍没。直到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时才诏令归葬，赐还其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旧宅给他的两个孙子。
　　第二节周德威① 《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传》。
　　① 《旧五代史》卷57《郭崇韬传》。
　　后周良将周德威，字镇远，小字阳五，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人。身长面黑，状貌魁伟，笑不改容，凛然有肃杀之气。为人勇而多智，能远望烟尘料知兵势敌数。唐末为李克用骑将，渐升至铁林军使。跟随李克用击败王行瑜后，升任检校左仆射、衙内指挥使。当梁、晋对垒之时，周阳五之勇闻名天下。光化二年（899）三月，朱温派氏叔琮进逼太原，一直打到榆次（今属山西）、洞涡驿（今清徐东）等地，梁军中传令道：“能生得周阳五者为刺史。”外号陈夜叉的梁将陈章口出狂言打算活捉周德威以邀功，李克用要周德威当心此人。因陈章经常骑白马穿朱甲，周德威便要部下见到白马朱甲的敌将就假装败退，他自己则化装成士兵夹杂在行伍之中。等到陈章出来挑战，部下依约退走，陈章中计急追，周德威从后挥锤击中陈章将其活捉。
　　天祐三年（906），朱温派兵攻刘仁恭的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时，晋王李克用为援燕而派周德威率5 万大军攻取潞州（今山西长治）进行牵制。得手后周德威被任命为代州刺史、内外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时攻燕的梁军转而争夺潞州，建夹城围之。晋军守将李嗣昭坚守围城，周德威率军救潞州，在夹城外与后梁军对峙经年。李克用临终前向李存勗表示担心周德威与李嗣昭两人之间的矛盾会影响相互配合。李存勗继位并杀李克宁之后，从前线召回手握重兵的周德威。周德威表示对故主的高度忠诚后跟随李存勗南攻梁军，破夹城解了潞州之围，与李嗣昭欢好如初。周德威因功升任振武节度使（治朔州，今朔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
　　天祐七年（后梁开平四年，910）秋，朱温派王景仁率众7 万击赵王王镕，王镕向李存勗求援。李存勗命周德威率部先屯赵州（今河北赵县），然后他自率一部出赞皇（今属河北）与之相会后，在柏乡（今属河北）附近与后梁军对垒。后梁军人多势众，装备豪华精良。晋军兵少，望之颇有怯意。周德威一面对部众鼓舞士气说：“此汴、宋佣贩儿，徒饰其外耳，其中不足惧也！其一甲直数十千，擒之适足为吾资，无徒望而爱之，当勉以往取之。”另一面他对李存勗说：“梁兵甚锐，未可与争，宜少退以待之。”李存勗认为己方千里奔袭利在速战，等到对方知我虚实，仗就难打了。周德威指出战场地形不利骑兵作战，不能用己之长击彼之短。李存勗听后很不高兴，周德威又通过宦官去作说明，终于使李存勗同意退兵至鄗邑（今高邑），选择有利于骑兵作战的平原浅草地带与梁军展开决战。周德威又分析后梁军轻装远袭即使带粮也不可能多，决定在后梁军人马俱饥的下午未申之时发起冲击，结果晋军大获全胜，从鄗邑一直追到柏乡，梁军闻风丧胆，横尸数十里，王景仁仅率十余骑逃生。这一仗，周德威很好地坚持了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和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用兵原则，取得了梁晋争战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胜利。①捐躯胡柳柏乡大捷之后，周德威又曾奉命攻破刘守光的幽州（今北京），亲手活捉刘守光的骁将单廷珪，并俘获了刘氏父子，他升为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
　　天祐十二年（梁贞明元年，915），当李存勗与后梁将刘 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对峙时，刘 乘虚长途奔袭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周德威闻讯从幽州率千骑西救。军至土门（今河北鹿泉），得知刘 到乐平（今山西昔阳）后改变计划率军东进，他料得刘 必去占领临清（今河北临西）断晋军粮道。于是率军急追到南宫（今属河北），“遣骑擒其斥候者数十人，断腕而纵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据临清矣！’”①刘 正惊疑其用兵之速，放慢了行军速度。周德威乘机于第二天抢先进入临清，保住了晋军的生命线，保证了李存勗最终击败刘 。
　　天祐十四年（917）三月，契丹入侵新州（今涿鹿），周德威率军迎战不利，退保范阳城（今北京）。契丹攻城达200 天之久，周德威昼夜督军防御，终于未被攻破，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次年，周德威率燕兵3 万南下，与镇（今正定）、定（今属河北）等州军队随李存勗渡河进军临濮（今山东鄄城西），打算直趋汴梁（今河南开封）。十二月二十三日，驻军于胡柳陂（今濮阳东）。次日晨谍报梁军到，李存勗问周德威如何打法，周德威“常务持重以挫人之锋，故其用兵，常伺敌之隙以取胜”①，他分析战场形势，因为地近汴梁，梁军必然决一死战，力量不可低估，必须利用己方先到而敌军后至的条件以逸待劳。他主张大部队可暂按兵不动，先派骑兵骚扰使梁军难以安营扎寨，待其疲劳时再发动进攻就可战而胜之。这本是十分正确的战术安排，可是“勇而好战”的李存勗不听，率领亲军立即迎战。周德威无奈，只好跟随出战，对他的儿子说：“吾不知其死所矣！”结果这一仗，李存勗开头取得小胜，可不久后梁军就攻击晋军辎重，辎重兵败，奔入周德威军中造成混乱，被后梁军所乘，周德威父子力战阵亡。李存勗后悔痛哭道：“丧我良将，吾之咎也。”②李存勗称帝时，追赠周德威太师；李嗣源继位后加赠他太尉；石敬瑭建晋称帝时，又追封他为燕王。
　　① 《资治通鉴》卷269，贞明元年七月。
　　① 《新五代史》卷25《周德威传》。
　　② 《旧五代史》卷56《周德威传》。
　　第五章后晋高祖后汉高祖第一节后晋高祖石敬瑭佐李嗣源夺权石敬瑭（892—942），唐沙陀部人，父名臬捩鸡。欧阳修称“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①。薛居正则说石敬瑭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人，而且是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汉景帝时丞相石奋的后裔，因汉末内乱流落到沙陀的。
　　臬捩鸡善骑射，有经远大略，在李克用和李存勗时累立战功，官至洺州（今河北邯郸东北）刺史。石敬瑭是其第二子，唐景福元年（892）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汾阳里。为人沈厚寡言，爱读兵法，推崇战国赵名将李牧、汉名将周亚夫用兵之术。李嗣源任代州刺史时很器重他，妻以爱女。从此他隶属于李嗣源帐下，统领号称“左射军”②的亲军，成为心腹爱将。
　　天祐十三年（后梁贞明二年，916）二月，后梁将刘 带兵突至清平（今山东高唐西南），李存勗部还未列阵就遭到袭击，情况危急。石敬瑭率十余骑深入敌阵，左冲右突，无人敢当，终于把整个部队解救回来。李存勗对他大加奖掖，他也因此而知名。
　　天祐十五年十一月，晋军攻占杨刘镇（今东阿东北），李嗣源中了梁将贺瓌的埋伏，很是狼狈。石敬瑭作为殿后，击败梁军骑兵，从容退回。十二月，李存勗与梁军大战于胡柳陂，大将周德威战死。石敬瑭指挥左射军跟随李嗣源再次打败梁军。此后，李嗣源多次遇险，均赖石敬瑭力战得以解脱。赵在礼魏博兵变时，李嗣源被派去镇压，到了魏州（今河北大名北），所部又发生兵变，李嗣源打算独自返回表示自己并无反意。石敬瑭说：“岂有军变于外，上将独无事者乎？且犹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愿得骑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门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李嗣源同意了他的意见，很快占领汴梁。李存勗从洛阳赶来，为时已晚，兵众溃散，只好西返。李嗣源就以石敬瑭为前锋西攻。不久，李存勗在洛阳被杀，李嗣源继位为帝，石敬瑭佐命夺权有功，被任为保义军节度使（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兼六军诸卫副使。在李嗣源在位的八年间，石敬瑭不断受到重用。直到长兴三年（932）十一月被任为河东节度使（镇山西太原），兼大同（镇云州，今大同）、振武（镇朔州，今朔县）、彰国（镇应州，今应县）、威塞（镇新州，今河北涿鹿）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成为后唐政权在北方地区军权最重的大员。
　　易代之际，韬光养晦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死，子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次年改元应顺。石敬瑭加中书令，并调任成德镇节度使（镇镇州，今河北正定），而以凤翔节度使（镇凤翔府，今陕西凤翔）潞王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李从① 《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纪》。
　　② 《旧五代史》作“三讨军”，今从《新五代史》。
　　珂拒不受命，率军攻入洛阳，急召石敬瑭前去商议大事。石敬瑭在卫州（今河南汲县）遇到出逃的闵帝，尽杀其左右百余人，并将其幽禁于卫州向李从珂邀功。
　　四月，李从珂继位为后唐末帝，改元清泰。开始怀疑手握重兵的石敬瑭，处处提防，常常试探。石敬瑭也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险境，事事小心谨慎。“山陵（指安葬明宗）既毕，不敢言归。时敬瑭久病羸瘠，太后（曹太后，魏国公主母）及魏国公主（石敬瑭妻）屡为之言，而凤翔将佐多劝帝留之。惟韩昭胤、李专美以为赵延寿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见其骨立，不以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亲，兼自少与吾同艰难，今我为天子，非石郎尚谁托哉！’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这一安排对石敬瑭来说真是喜出望外，被桑维翰称之为纵蛟龙入深渊。“石敬瑭既还镇，阴为自全之计”，“于宾客前自称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另一方面，他借口契丹屡犯北边，不断要求调运军粮。他的部属都已看出他的用心，所以当“（石）敬瑭将大军屯忻州（今山西忻县），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①。这些骄兵打算扶立石敬瑭以邀赏，而石敬瑭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就命刘知远杀为首的挟马都将李晖等36 人来遮盖阴谋。这更加重了李从珂的疑心，当石敬瑭之妻辞归太原时，李从珂乘醉说：“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得知后更加不安。为了窥测李从珂意图，石敬瑭“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指北面马步军都总管），移他镇”①。总之，石敬瑭为了等待夺权时机的成熟，韬光养晦，费尽了心机。
　　灭后唐、建后晋李从珂曾一度打算采纳吕琦、李崧等人提出的实行和亲政策，抢先与契丹结好而除去石敬瑭反叛的依靠力量，可是后来没有实行。当李从珂与朝臣议论是否接受石敬瑭的移镇请求时，群臣均认为不可。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则认为“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②。李从珂表示赞同，下令以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并且派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催促石敬瑭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
　　石敬瑭先是称病不行观察动静，接着就上表要求李从珂下台：“帝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李嗣源幼子李从益）。”③李从珂随即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令张敬达等围攻太原。“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耶律德光，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这些条件实在太失国格人格，连其亲信刘知远都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①可是一心想要夺权做皇帝的石敬瑭既不顾个人人格尊严，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小10 岁的耶律德光为父，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
　　① 《资治通鉴》卷279，清泰元年五月；清泰二年六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四月、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五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七月。
　　耶律德光接到石敬瑭的奏表，大喜过望，随即答应出兵。这年九月，耶律德光率5 万骑兵由雁门关入援石敬瑭，大败后唐军。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于柳林（在今太原东南）即皇帝位，是为后晋太祖。石敬瑭“割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任丘北）、涿（今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沦为官厅水库）、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应县）、寰（今朔县东）、朔（今朔县）、蔚（今灵丘）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②。改后唐长兴七年为后晋天福元年（936）。不久，张敬达营寨内乱，张敬达为其副手杨光远所杀，杨光远率全军降。于是石敬瑭与契丹联军南向，耶律德光至上党（今长治）北返，石敬瑭渡河南下，李从珂与家属登洛阳玄武楼自焚而亡。后晋定都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
　　媚事契丹，镇压反抗石敬瑭“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宰相兼枢密使桑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①天福三年（辽会同元年，938），石敬瑭“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昫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悦。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币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②石敬瑭的所作所为只有桑维翰等少数人赞同支持。不少藩镇则乘民心不归之机起兵谋取帝位，石敬瑭就用各种办法加以镇压。天福二年（937），石敬瑭以洛阳宫室残破，迁都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素怀异志的天雄节度使（镇魏州，今河北大名北）范延光自感为石敬瑭所猜疑，就据魏州举兵反，自称天子。不久，义成节度使（镇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符彦饶举兵响应。石敬瑭派杨光远为都部署、张从宾为副前去讨伐。张从宾到河阳（今孟县）即举兵应范延光，“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内库金帛以给部伍，因东据汜水关（本虎牢关，在今荥阳汜水镇）。”③石敬瑭命大将杜重威克汜水关，张从宾兵败溺死洛水。符彦饶为奉国指挥使马万所杀。范延光孤立无援，困守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年余，不得已归降石敬瑭，后来为杨光远所杀。
　　天福六年（941），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又举兵反，他除了认为“天子，兵②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1，天福二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281，天福三年七月。
　　③ 《旧五代史》卷97《张从宾传》。
　　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因而想依靠实力夺权外，还对石敬瑭投靠契丹极为不满。他“每见蕃使，必以箕踞慢骂”。他又上“表数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石敬瑭）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石敬瑭则威胁训斥说：“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而兴基业，尔因吾而致富贵，吾不敢忘，尔可忘耶！且前代和亲，只为安边，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无自辱焉。”①尽管这次反抗由于安重荣的部将临阵倒戈而失败，安重荣为杜重威所杀；响应这次反抗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重进也遭镇压而兵败自焚死。但是，众多的反抗不仅在军事上大大削弱了石敬瑭的力量，更在心理上沉重地打击了他。石敬瑭终于忧郁成疾，不久结束了可耻的一生，终年51 岁。
　　桑维翰桑维翰（899—947），字国侨，洛阳（今属河南）人。父桑拱，曾任河南尹张全义的客将。桑维翰长相丑陋，身短面长，可他自认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立志要做公辅。然而初试进士，主考官因讨厌“桑”与“丧”同音而不予录取。有人劝他放弃科举，他“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他仕’”①。后来经过他父亲向张全义做工作，得到推荐，终于在后唐同光年间进士及第。
　　长兴二年（931）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县南）时，桑维翰被罗致帐下任掌书记，此后就一直追随左右成为石敬瑭的心腹谋士。清泰三年（936），后唐末帝李从珂因石敬瑭在河东拥兵有异志，下令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打算拒命反唐，将佐都恐惧不敢表示意见，只有桑维翰和刘知远极表赞成。为求得契丹的支持，石敬瑭让桑维翰起草了连刘知远都觉得过分的割地称臣的条件，大大超过了赵德钧赠金帛称兄弟的允诺而得到耶律德光的青睐。石敬瑭担心契丹改变主意，又派桑维翰前去面陈利弊。桑维翰在耶律德光面前“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②。终于使耶律德光最后决定支持石敬瑭。
　　石敬瑭建晋称帝后，桑维翰被任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
　　不久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终于做到了公辅，然而却是个遭人唾弃的反面教员。天福三年（938），他出主意将杨光远移镇洛阳，引起杨的不满。杨光远上书指责桑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③。石敬瑭于次年将桑维翰调任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一年后又移镇兖州（今属山东）。
　　天福六年（941），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安重荣接受吐浑首领白承福等部归顺后，要求讨伐契丹。石敬瑭因安重荣握有重兵，而且自己做儿皇帝在心理上毕竟难免有压力，对于是否与契丹绝交有些犹豫不决。桑维翰随即写了一封长篇奏章，殚精竭虑地论述了不能与契丹相争的“七不可”。逻辑推理严密，打着“忧国情切”的旗号，颇具迷惑力，还提出“大计”、“善① 《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
　　① 《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② 《旧五代史考异》。引自《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注。
　　③ 《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谋”来为放弃斗争作遁词。难怪石敬瑭看后说：“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懑不快。今省所奏，释然如醒。朕计已决，卿可无忧。”①由此也可见桑维翰是石敬瑭的主要决策者、责任人。
　　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桑维翰被任为侍中，但是实权在主张与契丹绝盟的大将景延广手中。桑维翰多次上言与契丹请和都被否定。天福九年（944），契丹大举南侵，劫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造成后晋不少损失。桑维翰乘机让人在石重贵面前说：“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于是石重贵就把景延广调离朝廷出守洛阳。“拜维翰中书令、复为枢密使，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②。
　　桑维翰这一次掌权，据说是“数月之间，百度浸理”③。可是他凭借权势，广收贿赂，“仍岁之间，积货巨万。”他又恢复先前罢废的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枢密院学士等职务，安插亲信故交担任，引起朝野议论。李彦韬、冯玉等在石重贵面前攻讦桑维翰，石重贵想立即罢黜他，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采取逐步分权的做法，由冯玉先任枢密使再任相职来削夺桑维翰的实权。于是桑维翰乘石重贵生病之时向太后建议“为皇弟石重睿置师傅”④。石重贵病愈后获悉此事大怒，就罢去他的相职，出任开封尹。此后他就称有“足疾”，很少去朝见。
　　纵观桑维翰的一生，也做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就是一例。其中所除一弊是减轻刑罚：“先是，相州管内所获盗贼，皆籍没其财产，云是河朔旧例。及维翰作镇，以律无明文，具事以奏之。”结果降旨同意，“自是‘劫贼’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这无疑对被诬为“劫贼”的民众是有好处的。再如开运年间，朝廷任命他的长子为屯田员外郎、次子为秘书郎，他对同僚说：“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近或引之，甚諠外议。”于是就“抗表固让不受”，要朝廷降格任命，在当时也获得好评。此外，他在契丹前锋骑军张彦泽部占领开封时，临难不苟，不逃不降，从容就死，厉声斥责张彦泽：“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①由此可见桑维翰尚有小善，他对契丹总的态度是求和而非求降，这与杜重威、张彦泽等率众投降后又为虎作伥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对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之事难辞其咎，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所以王夫之评他为“万世之罪人”是有道理的。
　　第二节后汉高祖刘知远佐命石敬瑭刘知远（895—948），沙陀部人。《五代会要》称其为东汉明帝第八子淮阳王刘昞的后代。唐乾宁二年（895）二月四日生于太原，称帝后更名刘嵩。① 《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② 《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③ 《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④ 《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① 《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及注所引《五代史补》。
　　庙号高祖。
　　刘知远体弱不好运动，表情严肃凝重且沉默寡言，加上面部紫色，眼睛多白，给人一种威严的印象。年轻时家贫，曾为晋阳（即太原）李氏赘婿，后来他与石敬瑭一起隶属李嗣源的麾下，为偏将。李嗣源与梁军在德胜（今河南清丰西南）作战时，石敬瑭的马甲断裂，几乎要被梁军赶上，刘知远把坐骑换给石敬瑭，他则骑石敬瑭的马殿后而还，因此，石敬瑭很感激他。李嗣源即帝位，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时，特地把他调到自己属下，担任押衙，成为心腹。
　　应顺元年（934），李从珂攻入洛阳，石敬瑭在卫州（今汲县）与出逃的闵帝李从厚相遇。刘知远作了周密安排，双方发生冲突时，他亲自护卫石敬瑭，并且率兵把闵帝的左右全部杀死，将闵帝幽禁起来。
　　李从珂继位后，石敬瑭重新被任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双方发生矛盾，石敬瑭在太原策划叛乱，以刘知远和桑维翰为左右手。桑维翰提出向契丹称儿臣割土地以换取援助时，刘知远不以为然，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①但是未被石敬瑭采纳。当后唐进围太原时，刘知远以5000 之众抵住了张敬达5 万大军的进攻，受到石敬瑭的赏识。
　　石敬瑭称帝后，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领保义军（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节度使。耶律德光很看重他，临别时指着刘知远对石敬瑭说：“此都军甚操刺（勇猛），无大故勿弃之。”①石敬瑭进入洛阳，令他负责巡警，全城肃然，无敢犯令。
　　节度河东天福二年（937）四月，刘知远升任检校太保、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节度使。不久，让他与杜重威交换职务任归德军（镇宋州，今商丘南）节度使。他历来看不起靠裙带关系向上爬的杜重威，对于与杜同制的安排极为不满，多日杜门不出，拒不受命。石敬瑭十分恼火，打算罢去他的兵权勒归私第。宰相赵莹认为不可，就派端明殿学士和凝前去宣布诏命，刘知远才勉强受命。从此，石敬瑭对他另眼相看。天福五年（940）任他为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虽然仍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但已将他调出朝廷。第二年又改任北京（即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河东节度使，免去他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的兼职，而由杜重威取而代之。刘知远清楚一再调任的用意，也就利用河东这块地盘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他“遣亲将郭威以诏指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令去安重荣归朝廷”，白承福归降后，他“处之太原东山及岚（今岚县北）、石（今离石）之间，表承福领大同节度使（镇云州，今大同），收其精骑以隶麾下”②。而石敬瑭来不及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就于天福七年（942）六月病死，继位的少帝石重贵昏庸无能，加之对外忙于应付契丹，对内只好姑息藩镇，对刘知远一再加官进爵，先是加检校太师，进位中书令，继而又封太原王，兼北面行营都统。可是当①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七月。
　　① 《新五代史》卷10《汉高祖纪》。
　　② 《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九月、十月。
　　契丹南下，后晋朝廷“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谓所亲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果有分，何不速为之？’”在刘知远则“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预。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①。郭威劝他说：“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②他很以为然，所以一心一意扩充实力，待机而动。
　　称帝建后汉石重贵继位为帝后，对契丹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大怒，接连派兵南下伐晋。前两次均被击退。开运三年（946）第三次南下由于杜重威投降而终致契丹进占开封，石重贵只得出降表投降，后晋灭亡。
　　在晋辽作战过程中，刘知远总是据守本境，除非契丹军队打到他的地盘才作反击，其余则一概不问，采取坐观成败相机行事的策略。等到耶律德光占领汴梁，他派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③。耶律德光明知他骑墙观望别有所图，但因中原不稳，无力西顾，也就假意褒美，而语多讥刺。有人劝刘知远举兵进取，他说：“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它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当石重贵一行被掳北去时，他还装模作样说要“出兵井陉，迎归晋阳”，当军士们向他争呼万岁，要他“先正位号”时，他说：“虏势尚强，吾军威未振”①，命左右遏止之。直到郭威、杨邠等人再三劝进，他才表示接受建议，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即皇帝位。可是他“自言未忍改晋”，只是讨厌少帝的开运年号，就重新使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称此年为天福十二年。六月，他到洛阳，正式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乾祐，可是不到半个月他就病死了，终年54 岁。这种先称帝后改国号和年号的做法，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刘知远的用心良苦。
　　无为君之德刘知远在位仅一年，谈不上什么治绩。他称帝后，其亲信将佐都执掌重要部门。杨邠、郭威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珪同为宰相，王章任三司使，史弘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这些人中除郭威外，都横蛮无知，嗜杀成性。
　　刘知远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武夫。早在后唐的张敬达围攻太原时，有千余名骁卒投降，石敬瑭打算将其编入亲军，刘知远却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掉；他任后晋河东节度使时招致吐谷浑白承福，而到开运三年（946）他又与郭威① 《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八月。
　　② 《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八月。
　　③ 《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一月、二月。
　　一起“诬承福等五族谋叛，以兵围而杀之，合四百口，籍没其家赀”①。耶律德光从汴梁北撤时留守河南的萧翰，获悉刘知远自太原南下，逃跑前夕，慌忙令后唐明宗的幼子李从益及其母王淑妃出来维持局面：“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李从益母子不得已而从之。待萧翰一离开，王淑妃就要求部属“宜早迎新主”②。对于这样自愿交出权力的过渡性人物，刘知远也不肯放过，他到洛阳后，即“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③可是对于拥兵自重的藩镇，刘知远却拉拢姑息有加。他在位期间不但为活着的大小军阀加官晋爵，而且还为死去的军阀赠爵封王。尤其典型的是杜重威这样一个投降契丹招致后梁灭亡的叛臣，他称帝后仍然任命为太尉、归德军节度使。杜重威据邺城不愿换防而举兵反，刘知远亲自带兵镇压迫其投降后，竟仍拜他为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直到刘知远自己病重临终，才嘱顾命大臣杀杜重威父子。由此看来，史评认为：“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④是有道理的。
　　① 《资治通鉴》卷285，开运三年八月。
　　② 《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六月。
　　④ 《旧五代史》卷100《汉高祖纪》下。
　　第六章后周太祖世宗第一节后周太祖郭威辅弼刘知远郭威（904—954），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父郭简，后晋时任顺州刺史，后为刘仁恭所杀。唐天祐元年（904）七月二十八日郭威生于尧山，3 岁时徙家太原，不久就成为孤儿，由姨母韩氏抚养。他身材魁梧，习武好斗。18 岁时往依潞州（今长治）故人常氏，其时李继韬在潞州招募兵勇，郭威前去投军，得到李继韬的赏识。郭威有些违法犯禁之事，常得其庇护。一次，“威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①。结果还是李继韬设法让他脱逃后又招致麾下。后来李存勗杀李继韬，将其部属编入自己的亲军“从马直”，21 岁的郭威也在其中，而且因通书算而当上了军吏。这时他认真读了《阃外春秋》，因而略知兵法，处事也不再卤莽。
　　刘知远任后晋侍卫亲军都虞候时，他已主动归隶其下，很受器重。不论刘知远调任何处，他都跟随左右而成心腹。契丹灭后晋时，郭威和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等力劝刘知远建号，成为后汉的开国元勋。“时百度草创，四方犹梗，经纶缔构”①，都悉心竭力，知无不为，是刘知远最重要的辅弼功臣之一。
　　讨平三镇刘知远临终前，以郭威与杨邠、史弘肇等为顾命大臣，要他们辅佐年仅18 岁的刘承祐。刘承祐继位后，以郭威为枢密使。不久，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镇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相继发动叛乱，刘承祐派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分别讨伐，久而无功。刘承祐征求郭威的意见，想请他出征。郭威说：“臣不敢请，亦不敢辞，惟陛下命。”②于是刘承祐就加给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督诸将征讨三镇。
　　郭威在军中接见宾客时，衣着宽袍大袖，风度儒雅；上阵打仗时，身着短装，与士兵一样。“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③。士兵立功，即与厚赏；作战负伤，亲自慰问；不管谁提建议，他都能和颜悦色地接待；即使有人得罪了他也不介意，因此深得部下爱戴。这次出征，在议论用兵先后时，他虚心听①③《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②《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取部将扈彦珂的意见而先击河中。他自栅于城东，令常思栅于城南，白文珂栅于城西，又调壮丁2 万人筑连垒以护三栅，用围而不打的战术消耗对方实力。一年后，城中兵食俱尽，他下令攻城，一举获胜，李守贞与其妻子自焚而死。在此先后，势力较弱的赵思绾、王景崇也或降或死，从而稳定了局面。
　　① 《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刘承祐论功行赏，加给他检校太师兼侍中的官爵，要送玉带给他。郭威说破贼不是他一人之功，还有当朝将相安朝廷，抚内外，使馈饷不断的辛劳，不能独受。于是刘承祐把杨邠、史弘肇等一批大臣都召来赐以玉带。郭威又推功大臣，于是窦贞固、苏逢吉等都加官进爵。此外，他又提出汉诸宗室、天下方镇、州县官员等，于是滥赏遍于天下，而郭威则借此大大提高了声誉。邺都起兵乾祐三年（950）四月，郭威被任为邺都（今河北大名北）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镇邺都），且以枢密使名义节制河北各州军事。这年十一月，刘承祐不愿再受顾命大臣的控制，与舅父李业等定计，先杀在京的史弘肇、杨邠、王章等，又派人去各地杀郭威、王殷、王峻等人。郭威得知汴京事变后，与亲信魏仁浦商量对策，“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①。于是郭威就以清君侧、杀李业等为名在邺都起兵，渡河南下。刘承祐一面派兵抵御，一面杀郭威在京的全部家属，“婴孺无免者”①。几天后，郭“威兵临开封城下，刘承祐为乱兵所杀。郭威入京师，纵火大掠”②。为了稳住局面，他没有立即称帝，而是让太后下令立刘知远的侄子刘赟为嗣，派大臣去徐州迎接，同时又让王峻派人在途中将刘赟杀死。他自己则以北伐契丹为名带兵北上，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然后返回汴京，迫使太后下令由郭威监国。他还发布一篇文告，说自己“逊避无由，g 俯遵承，夙夜忧愧”③。其实这场拥戴闹剧，只是为了遮人耳目。
　　灭汉建周，革故鼎新郭威就任监国不到一个月，就于次年正月正式即帝位，庙号太祖。他自认为是周朝虢叔的后裔，所以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改为广顺元年（951）。仍建都东京开封府。
　　郭威虽是刺史之子，但幼年孤贫，知道民间疾苦，因而即位后就着手革除前朝弊政，减轻赋税和刑罚。即位当月下诏：“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旧所进羡余物，悉罢之。”这就减免了原先所收的“斗余”、“称耗”、“羡余”等额外税收，大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诏又说：“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936）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这比后汉时“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的规定有了明显的减轻。广顺二年（952）七月，针对后汉时“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的规定，下诏：“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具体规定：“诸色犯盐、曲，所犯一斤已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已① 《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① 《资治通鉴》卷289，乾祐三年十一月。
　　② 《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③ 《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
　　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顿，处死。”①同年十一月又下诏：“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惟禁卖于敌国。”这比起原先“兵兴以来，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在政策上是大大放宽。因为所谓“受直”，后唐明宗时只给些盐；后晋天福中期，连盐也不给了；后汉更严厉到“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的程度。然而，牛皮“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谷建议均于田亩，公私便之”②。
　　唐末以来，在中原有户部管理的营田务，流弊很多；还有当年朱温征讨淮南时，将掠得的以千万计的耕牛租给农民，可数十年后，“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广顺三年（953）正月，“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这样做无疑会大大调动受益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有人曾建议将部分肥沃的营田出卖，“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③由此可见郭威的确与那些只知一味搜刮的帝王不一样。
　　郭威在整顿朝廷加强皇权方面也颇有些作为。广顺元年（951）十二月，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弟泰宁节度使（镇兖州，今属山东）据兖州反，郭威随即于次年正月派曹英等前去讨伐，五月又亲征，斩慕容延超等，巩固了政权。大臣王峻恃功不逊，干涉皇权，郭威于广顺三年（953）将其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司马，不久病死在那里。至于有“震主之势”的王殷，乘其入朝加以贬杀。
　　郭威在惩治贪官方面也有许多记载。他的这些改革与整顿，为后周世宗柴荣的著名改革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局面。
　　此外，还应提及的是郭威是历史上较为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伊始就对近臣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①下诏悉罢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又“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床几、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廷。帝谓侍臣曰：‘凡为帝王，安用此！’仍诏有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②直到他临终前，又下诏薄葬：“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③这种精神在封建帝王中是难能可贵的。
　　郭威于显德元年（954）正月病死，终年51 岁。
　　第二节世宗柴荣① 《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二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二年十一月。
　　③ 《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三年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
　　② 《旧五代史》卷111，《周太祖纪》二。
　　③ 《旧五代史》卷113《周太祖纪》四。
　　追随郭威柴荣（921—959），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本是郭威内侄，后收为养子。生父柴守礼，是郭威妻子柴氏之兄。
　　柴荣生于唐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921）九月二十四日，成年以前就生活在姑父郭威家里。当时郭威见柴荣办事谨慎，为人厚道，就把家里开支等事交他去管。柴荣悉心经度，曾与一商人一起到江陵（今湖北荆沙）贩卖茶货，使本不宽裕的家用得到周济，郭威很赏识他，就把他收为义子。柴荣的这一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更使他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深知民间疾苦和地方利弊，这对于他日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郭威在后汉朝廷中任枢密使时，柴荣被任为左监门卫将军。郭威改任天雄军节度使镇守邺城（今河北大名东北）时，柴荣就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并领有贵州（今广西郁林）刺史、检校右仆射的头衔。郭威带兵去首都开封夺权时，柴荣便留守邺城，他是郭威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心腹。
　　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即位为帝，柴荣被任为澶州（今河南濮阳）
　　节度使、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他为政清肃，盗不犯境，而且在澶州遭洪水破坏后，整修和拓宽街道，扩大城市规模，得到吏民好评。次年正月，慕容彦超在兖州（今属山东）起兵反周。柴荣几次上表请求征讨，郭威也打算用他，但由于枢密使王峻阻挠而未实现。这年底他晋衔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进一步引起王峻的不满，广顺三年（953）正月入朝觐见郭威后竟不得留京。直到王峻被贬逐后，柴荣才被任为开封尹，封晋王。
　　亲征高平显德元年（954）正月，柴荣晋升为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依前开封尹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从而控制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两天后，郭威病死，秘不发丧。过了四天宣布郭威的遗命：“晋王荣可于柩前即位。”①柴荣即帝位，是为世宗。
　　柴荣即帝位不到十天，潞州（今山西长治）方面就传来北汉刘崇举兵南下的消息，柴荣打算亲征，宰相冯道认为不妥，反复谏阻。柴荣则表示自己要学唐太宗，要以泰山压卵之势击败刘崇。经过一番准备，柴荣于三月十一日亲征，十九日即在泽州高平（今属山西）与北汉契丹联军展开大战。交战开始，周军右翼骑兵望风而逃，造成步兵解甲投敌。紧要关头，柴荣“自率亲骑，临阵督战”，“驰骑于阵前，先犯其锋”，这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士皆奋命争先”，很快扭转了局面。随着增援部队的到达，周军大胜。“降贼军数千人，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伪乘舆器服等不可胜纪”。北汉军则“僵尸弃甲，填满山谷”，刘崇狼狈逃回太原。战役结束，柴荣不仅奖赏了有功将士，更从严惩处了作战不力的将校，杀樊爱能、何徽等70 余人，“由是骄将堕兵，无不知惧”②。有效地整顿了军纪，大大提高了战斗力，随后的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一直打到太原城下，后来还是由于契丹军队赶到和久雨致士卒疲病才撤军南返。
　　① 《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② 《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战后，柴荣针对战场上所暴露的问题指出：“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精锐者选为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虚费。”于是大规模整编禁军，“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殿前诸班”①。“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②振兴百业柴荣关心民间疾苦，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显德二年（955）正月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③这些规定促使逃户及早回归和荒弃庄田的开垦利用，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显德五年（958），他读唐朝同州刺史元稹所上的《均田表》后，下诏称赞此表“较当时之利病，曲尽其情；俾一境之生灵，咸受其赐”①，遂命按表制成《均田图》赐给诸道节度使、刺史，随后又派“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②。连历代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氏，也被取消特权，照平民例纳租赋。
　　疏浚漕运水路，固然有军事意义，但对水利灌溉和经济发展也有重大影响。显德二年开始，先后疏浚了胡卢河、汴河、五丈河等，“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③。
　　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兵源，柴荣于显德二年五月下诏限制寺院的发展：“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④还严格规定出家为僧尼的条件。这一年共废寺院30336 所，仅保留寺院2694所，收效显著。
　　此外，柴荣在漕运和铸钱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减轻了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虚心求谏柴荣的虚心求谏也是很有名的。显德二年二月下诏，他认为自己“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因而要求“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① 《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② 《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③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① 《五代会要》卷25《租税》。
　　② 《旧五代史》卷118《周世宗纪》五。
　　③ 《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三月。
　　④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勿宜有隐”。这年四月，更下诏明确要求“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首”①。这种大面积命题对策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他审读后，尤对王朴的《平边策》中所提“先易后难”的主张最为赏识，并且随即付诸实践。
　　五月，柴荣派向训、王景等西征，不出半年，先后攻取了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凤（今陕西凤县东）等4 州之地。十一月，他派李谷等南征，围攻南唐寿州（今安徽寿县）等地。显德三年初，他亲征寿州，取得正阳（今颍上西南）之战的胜利，且派兵攻取了南唐的滁（今滁县）、扬（今江苏扬州）、泰（今属江苏）、光（今河南潢川）、舒（今安徽潜山）等州，但寿州由于南唐将领刘仁赡死守未能攻下。显德四年初，柴荣第二次南征，终于攻下了寿州城。这年底，他又第三次南征，连取濠（今凤阳西北）、泗（今泗县东南）、楚（今江苏淮安）、扬等州，到显德五年，南唐李璠遣使求和，割江淮之间14 州60 县土地，并付犒军银10 万两、绢10 万匹、钱10 万贯、茶50 万斤、米麦20 万石。并规定今后岁输贡物10 万。三次南征，不但使南唐俯首就范，而且震慑了南方各割据势力，为北伐扫除了后顾之忧。
　　显德六年（959）三月，柴荣再次北伐。取道沧州（今属河北）北上，率步骑数万直入辽境。到五月就先后收复瀛（今河间）、莫（今任丘北）、易（今易县）3 州和益津（今文安县境）、瓦桥（今雄县境）、淤口（今霸县境）3 关，共计17 县之地，为五代以来对辽作战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正当柴荣大会诸将，议取幽州（今北京）之时，突然患病，只得班师回到汴京，六月十九日病逝，年仅39 岁。这样，他想为君30 年，“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然而他在位5 年半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所以史评：“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①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是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①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① 《旧五代史》卷119《周世宗纪》六。
　　第七章冯道王朴第一节冯道持重镇俗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①的家庭。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事亲孝而为学勤，颇有古风。
　　唐末天祐年间，冯道曾任刘守光的参军，因常陈利害而惹怒刘守光。刘守光失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勗与后梁军夹河对垒之时，郭崇韬要求裁减闲散人员，李存勗怒而欲“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令冯道草拟文告发表，冯道执笔久之不写。李存勗正色催促，冯道说：“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①不久，郭崇韬向李存勗道歉，经过冯道的调和，此事顺利解决，人们开始佩服他的胆量识见。李存勗称帝后，冯道被破格升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
　　冯道为人刻苦俭约。在晋梁交战前线，他在军中只搭一茅屋，室内不设床席，睡觉仅用一捆牧草。请将送他在战争中掠得的美女，他无法推却时就安置于别室，等找到她原来的亲人后再送回去。他因父丧丁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尽自己所有周济乡里，亲自种田背柴。有因人力不足而致田地荒芜的人家，他就不声不响地在夜里帮助耕种，事后人家前来道谢，他认为这完全是应该做的。守孝期满，后唐朝廷重新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赴任途中走到汴州时，正遇上赵在礼魏州兵变后李嗣源带兵进攻首都洛阳，孔循劝他等到局势明朗后再走，他认为奉诏赴阙，不可擅留，依旧快速赶赴京师。
　　三代为相李嗣源向来知道冯道的声名，即帝位后任命冯道为端明殿学士，不久，迁兵部侍郎。一年后，又迁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冯道引荐任用了不少有才识的孤寒士子，而对那些品行浮躁的衣冠子弟都加以抑制。尽管因此遭受一些人的讽刺打击，但一直得到李嗣源的信任。
　　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太平无事。冯道打比方提醒李嗣源，借自己在河东任掌书记时出使到中山（今河北定州），路过井陉（今属河北）地区的险恶山路因十分小心而没有出事，等走到平地时以为可以放心大胆结果反而跌伤的事说：“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李嗣源问他丰收年景的百姓情况时，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并且特地吟诵了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①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①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①李嗣源听了很受感动，命人抄下经常诵读。当李嗣源为得到一只刻有“传国宝万岁杯”字样的玉杯而高兴时，他说：“此前世有形之宝尔，王者固有无形之宝也。”②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无形之宝便是“仁义”。他因势利导地规劝明宗，既使对方乐于接受，又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他还因为“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今陕西西安）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③。这是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一件大事。李嗣源死后，他在闵帝李从厚时仍任宰相。当李从厚出奔卫州（今河南汲县）时，他又率百官迎接末帝李从珂入主朝廷，仍然被任命为宰相，后虽一度出为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一年后又任司空。后晋灭后唐时，他又投靠新朝，石敬瑭任他为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其荣宠程度更胜前朝。石重贵时，他仍为宰相，且加太尉，封燕国公。后出任匡国军（治同州）节度使，又徙镇威胜（治邓州，今河南邓县）。“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这种自甘贬辱的态度使耶律德光感到高兴，被任为太傅。耶律德光曾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①有人说这种谄媚的谀词讨得了耶律德光的喜欢，因而没有夷灭中原人民。耶律德光北撤时，他一直随从到了常山。刘知远建汉称帝后，他以太师奉朝请。后周灭后汉之后，冯道又被后周任命为太师兼中书令为首相。
　　明哲保身“长乐老”
　　冯道在未发迹时曾写过一首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反映了他既要洁身自好又打算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后来，有人因他“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②，而称之为不倒翁。
　　乾祐三年（950）夏，冯道写了一篇题为《长乐老自叙》的文章，历述自己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及契丹入主时期所获官爵荣宠，真是官越做越大，爵越封越高，上耀祖宗，下荫子弟。他写道：“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然而，在文中他也承认自己的一生“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并且明白指出这不足在于“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因而他清醒地预见到后人对他“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①后周取代后汉时，冯道已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客，连郭威都要细察他的反应来决定行止。当郭威进攻洛阳，刘承祐为乱兵所杀后，郭威认为后汉大①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② 《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③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① 《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②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及注。
　　①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臣一定会推戴自己为帝。可是在见到冯道时，发现冯道一点表示都没有，只好像往常一样先向他行礼，冯道仍像平时一样受之。郭威就意识到取代后汉为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就假意提出立刘赟为帝，并且派冯道到徐州去迎接。因此当时的舆论并没有把后汉之亡归罪于冯道，而冯道对于改朝换代丧君亡国也因习以为常而并不在意。柴荣继位后打算亲征刘赟，冯道以为不可，再三谏阻。当柴荣说要以唐太宗为榜样时，他更直言“陛下未可比唐太宗”②。因而惹怒了柴荣，亲征时就不要他随行而让他去处理郭威的后事。结果郭威刚安葬完毕，冯道不久也就患病，四月去世，终年73 岁。谥文懿，追封瀛王。第二节王朴“平边策”
　　王朴（905—959），字文伯，东平（今属山东）人。父王序，在王朴显贵之后才获赠左谏议大夫。王朴幼年聪慧机警，刻苦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然而大器晚成，直到后汉乾祐年间（948—950）他40 多岁时才考取进士，接着通过释褐试，开始步入仕途，被任命为校书郎，依附枢密使杨邠。
　　当时后汉政权建立不久，隐帝刘承祐年少孱弱，任用小人，朝政已经渐趋混乱。加上杨邠与三司使王章、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等大臣矛盾日深，形同水火。王朴预见到政局必将大乱，陷于其中于己不利，于是就离开杨邠东归乡里。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帝舅李业等唆使隐帝诛杀权臣，杨邠、王章、史弘肇三家均被族灭，与三家有交往的人也大多受到牵连，只有王朴先期离去得以幸免。
　　后周初年，柴荣任澶州节度使时，王朴在其帐下任掌书记。柴荣任开封尹时，王朴被朝廷任命为右拾遗，充开封府推官。柴荣继位为帝后，王朴被任命为比部郎中。显德二年（955）夏，后周世宗柴荣命在朝的20 多名文学之士每人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以试其才。其中以王朴的《平边策》最受重视。
　　在这篇著名的时务策中，王朴开宗明义地指出，只要“观所以失之之由”，就能“知所以平之之术”。既然失之在于“君暗政乱，兵骄民困”，导致“天下离心，人不用命”。那么，“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这样就一定可以成功。至于具体的用兵次序，他提出“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即先易后难的原则，主张先攻南唐，“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在夺取南唐的江北之地后，“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他认为：“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①② 《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① 《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
　　王朴的计划是想先平定南方，用江南雄厚的财赋，养北方强大的兵力，然后攻取幽燕，最后取得河东，完成统一大业。此计柴荣虽然并没有完全采用，在取得南唐江淮之间14 州之地后就移师北伐，由于中途得病死去而未见其下一步用兵意图。但后来宋初的统治者则大体上是按王朴的方案削平南北割据势力的。由此也可见王朴的《平边策》影响确实不小，他也因之名留青史。
　　辅佐世宗王朴的《平边策》大受后周世宗柴荣的赏识。不久，就升迁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旋即又升为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成为柴荣身边重要的谋士。他与柴荣计议天下大事，所见都不谋而合，于是就付诸实行。显德三年柴荣南征江淮，就以王朴为东京副留守。班师后，任命他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不久又升任枢密使、检校太保。第二年，柴荣再次南征，又以王朴留守京师，在此期间，都城秩序井然。
　　王朴在任开封知府和东京留守期间，为拓广京城匠心独运，“凡通衢委巷，广袤之间，靡不由其心匠”①。在拓展过程中，雷厉风行，连有权势的大臣藩镇都怕他三分。故宋人说：“朴留京师，广新城，通道路，壮伟宏濶。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②王朴多才多艺，“为人明敏多才智，非独当世之务，至于阴阳律历之法，莫不通焉”。曾受命校定大历，“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制订了《大周钦天历》。又奉诏考正雅乐，“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③。著有《律准》行世。显德六年（959）三月，又奉诏在汴口设斗门，控制汴河水量，大大改善了漕运。
　　王朴为人处事太刚，锋芒毕露。他于“稠人广座之中，正色高谈，无敢触其锋者，故时人虽服其机变而无恭懿之誉”。称帝前的赵匡胤都对他敬畏有加。然而在柴荣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能臣，所以当他从汴口回京途中突然发病去世时，柴荣“闻之骇愕，即时幸其第，及柩前，以所执玉钺卓地而恸者数四。赠赙之类，率有加等，优诏赠侍中。”王朴享年54 岁④。
　　① 《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
　　② 《新五代史》卷31《王朴传》。
　　③ 《新五代史》卷31《王朴传》。
　　④ 《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旧五代史》作“四十五”岁，今据《新五代史》。第八章杨行密李昪（徐知诰）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历史短暂的朝代，是为五代。与之同时，其他地区还出现过十个割据政权，是为十国。其中杨行密建立的吴、钱镠建立的吴越，刘隐建立的南汉、马殷建立的楚、王建建立的前蜀、王审知建立的闽，都是在后梁开国前后建立起来的。其创建者，都是唐末的方镇。高季兴是后梁的一个方镇，他在后梁之后建立的荆南，也称南平，是十国中最小的一国。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李璠（徐知诰）建立的南唐、刘旻（崇）建立的北汉，是十国中后起的三个小国，分别是在后唐末年、后晋初年和后周初年建立的。十国中，除吴、楚两国亡于南唐，前蜀、闽亡于后唐，其余六国都先后亡于北宋。
　　第一节杨行密横行江淮杨行密（852—905），初名行愍，字化源。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
　　少时孤贫，长大后身材高大，膂力过人，据说能手举百斤，日行三百里。唐僖宗乾符中期（877 年前后），杨行密因参加江淮一带的农民起义被捕，刺史郑棨“奇其状貌”而释放了他。后来他应募为州兵，戍守朔方（今宁夏灵武），升为队长。守边期满返回，当地军吏讨厌他，要他再次出戍。临行前军吏假装关心，问他还缺什么，他奋然说：“惟少公头尔！”①随即斩其首，举兵为乱。他“自募百余人，皆虓勇无行者”②，统率州兵，“自号八营都知兵马使”③，刺史郎幼复逃走，他就占据了庐州。中和三年（883），朝廷正式任命他为庐州刺史。
　　光启三年（887），淮南节度使高骈为毕师铎所攻，杨行密被高骈任为行军司马，率兵数千往援，屯驻于蜀冈（今江苏扬州西北），以诱敌袭营的伏击战大败毕师铎。高骈被毕师铎杀害后，杨行密缟军向城哭三日，攻破城门，占领扬州（今扬州东北）。
　　杨行密占领扬州后，派使者到大梁，向当时拥有兼领淮南节度使头衔的朱温表示归附之意。朱温一面派人与杨行密结盟，一面又派兵送李璠去任淮南留后。杨行密发兵击走李璠，朱温只好同意杨行密任淮南留后，双方关系已现龃龉。
　　文德元年（888）正月，孙儒在高邮（今属江苏）杀毕师铎等，并其部众南攻扬州。杨行密依其谋士袁袭之见先退庐州，然后进袭守备空虚的宣州（今安徽宣城）。龙纪元年（889），唐任命杨行密为宣州观察使，杨行密派田頵等分别攻取了浙西地区的苏（今属江苏）、常（今属江苏）、润州（今镇江）。大顺二年（891），又攻取了滁（今属安徽）、和（今和县）州，势力不断扩大。
　　① 《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② 《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③ 《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割据淮南景福元年（892），杨行密攻取了楚州（今江苏淮安），对占据扬州的孙儒构成了南、西、北三面包抄的形势，孙儒就焚毁广陵城，率部渡江，号称50 万，攻杨行密于宣州，几次击败田頵、刘威，杨行密打算西撤铜官（今安徽铜陵），谋士戴友规说孙儒兵多气锐，“其锋不可当而可以挫，其众不可敌而可久以敝之”。刘威也主张“背城坚栅”，以固守不战来挫败长途奔袭之敌。杨行密采纳了这一计策。结果孙儒“兵饥，又大疫”①被击败擒杀。杨行密并其部众，选编其中精锐5000 为亲军，以皂衣蒙甲，号称“黑云都”，给以特殊待遇，成为杨行密“驱之即战、靡不争先”的主力军②。这一年，他再占扬州，唐廷任他为淮南节度使。乾宁二年（895），加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年，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冯弘铎来附，他又派田頵等攻掠各地，于是，“自淮以南、江以东诸州皆下之”③。杨吴政权的地盘已具雏形。
　　乾宁四年（897），被朱温打败的朱瑾、李承嗣前来投奔杨行密，李承嗣本是李克用派去支援朱瑾的将领，他从河东带来的骑兵队伍大大加强了杨行密的兵力，于是大肆攻掠邻部。两浙钱镠、江西钟传、鄂州（今湖北武汉）杜洪等都向朱温求援，朱温派朱友恭率步骑万人南下讨伐，杨行密令都将瞿章先据黄州（今黄冈），待朱友恭来攻即南渡固守武昌寨（今武汉），杨行密又派马珣以精兵5000 助守，可还是被朱友恭和杜洪打得大败，瞿章等3000余人被俘。这年八月，朱温又派葛从周率步骑万人从霍丘（今属安徽）渡淮河为西路，令庞师古率大军驻营于清口（今江苏淮阴）为东路，自北向南发起进攻。杨行密先打东路，一面用决堰纵水的办法水淹敌军，另一面又令朱瑾率精锐突袭，结果汴军大败，名将庞师古被杀。葛从周得知东路失败，也从濠梁（今安徽凤阳）撤军，退到淠河又遭伏击，各军勉强北归。
　　乾宁五年（898），钱镠攻苏州，杨行密所部周本战败，苏州又为钱镠所得。天复元年（901）杨行密派李神福南攻，在临安（今浙江临安北）大败钱镠，擒其将顾全武后回师。次年，冯弘铎叛变，进攻宣州，被田頵打败后率部东撤，打算逃往海上。杨行密在东塘（今江苏常熟东南）拦截，表示愿意宽容，劝其回头。冯弘铎感激涕零，杨行密就任他为节度副使，而由李神福取代其拥有实权的昇州刺史之职。
　　建立吴国乾宁二年（895），唐昭宗曾封杨行密为弘农郡王，天复二年（902），唐昭宗被劫持在凤翔，派遣江淮宣慰使李俨任杨行密为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检校太师、中书令，进封吴王。次年，他命李神福西攻鄂州的杜洪，在君山（在今湖南岳阳）打了胜仗。同年，朱温攻打青州（今山东益都），王师范派人向他求救，他派王茂章率众往援，大败汴军，杀朱温之子朱友宁。朱温大怒，亲率大军击之，结果又被王茂章打败。然而这时宣州守将田頵由于不① 《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② 《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③ 《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满杨行密在攻打钱镠时的反复态度，起兵叛变，袭击昇州。润州守将安仁义闻讯也起兵反叛，进攻常州。杨行密依靠李神福和王茂章分别将其平定。杨行密在与各地军阀交战中胜多败少，江淮地区相对比较稳定，这与他节用安民的指导思想有关。杨行密少时孤贫，深知民间疾苦。他“驰射武伎，皆非所长，而宽简有智略，善抚御将士，与同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①。打败孙儒后，他在淮南“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②。他初到淮南时，“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③。
　　天祐二年（905），杨行密派刘存再次攻打鄂州，终于活捉杜洪，控制了长江中游这一军事重镇。十一月，杨行密病死，终年54 岁。后其四子杨溥为睿帝，在位时追尊杨行密为太祖武皇帝。
　　第二节李璠（徐知诰）
　　依附徐温李璠（888—943），字正伦，徐州（今属江苏）人。家世微贱，父李荣在唐末战乱中不知所终。8 岁的他成为孤儿，在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泗县东南）一带流浪。杨行密攻打濠州时掠得他，爱他聪慧有奇貌，打算收为养子，但遭诸子反对，只好让部将徐温收下，于是就成了徐温的养子，改姓名为徐知诰。
　　徐知诰成年后，身高七尺，相貌堂堂，待人温厚而有谋略。他对徐温很孝顺，徐温曾骂自己的儿子们不如他，因而遭到他们忌恨，尤其是长子徐知训，几次想要害死他，都因他人缘好而幸免。后来他担任楼船军使，率水军驻屯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当柴再用奉徐温之命攻打宣州（今属安徽）李遇时，他所部立了大功，因此升任为昇州（今南京）刺史。当时江淮初定，地方长官多为武夫出身，只知搜刮民财来供养军队。只有徐知诰与众不同，他勤俭好学，重视儒生，以宽仁为政，因而得到民众赞誉。当徐温以齐国公兼两浙招讨使的身份镇守润州（今镇江）时，昇、润、宣、常（今属江苏）、池（今安徽贵池）、黄（今湖北黄冈）等6 州都为齐国辖地，他听说徐知诰治理昇州有政绩，便前往察看，见府库充实，城垣修整，就将治所迁到昇州，而让他去做润州刺史。起先他不愿意，几次要求去宣州，徐温不答应。谋士宋齐丘劝他说，在扬州（今江苏扬州东北）掌权的徐知训童昏，“老臣宿将不甘诟辱，度其势，乱在旦暮，蒜山之津不一夕而可以定事，舍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岁月，其亡聊奈何！”①徐知诰随即觉悟，迅速到润州赴任。果然不久徐知训为朱瑾所杀，他得到消息抢先进入广陵（即扬州），平息事态后取代徐知训而控制了杨吴政权。
　　① 《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八月。
　　② 《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③ 《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八月。
　　① 史虚白：《钓矶立谈》。
　　灭吴建南唐徐知诰执政后，为了收揽民心，便宽缓刑法，推广恩信，还特地造延宾亭用以接待四方之士。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等人都成了他的重要谋士，其他凡有流落在其境内的士人他都加以任用，还经常派人到民间了解疾苦，遇有婚丧匮乏的，便设法予以周济。盛夏酷暑出行，不张伞盖也不操扇，左右近侍要为他张伞盖，他必定婉拒说：“士众尚多暴露，我何用此？”①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尽管徐温身居金陵遥秉大政，但人心已大多归向徐知诰。武义元年（后梁贞明五年，919），杨隆演称吴王，以身居金陵的徐温为丞相，徐知诰被任为左仆射、参知政事，在广陵实际掌权。徐温的行军司马徐玠多次劝徐温以亲子取代徐知诰，于是徐温令次子徐知询到广陵，准备谋取政权。恰在这时徐温病死，徐知询到金陵奔丧。徐玠就改变立场转而为徐知诰出谋划策。
　　乾贞元年（后唐天成二年，927）十一月，杨溥僭号称帝，任徐知诰为太尉、中书令，掌握实权。大和三年（后唐长兴二年，932），徐知诰出镇金陵，沿用当年徐温的做法，把儿子李景通（璟）留在广陵任司徒、同平章事，又让王令谋、宋齐丘分别担任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在杨溥身边安插了一个效忠于他的班子，便于他遥控。次年，他被封为东海郡王。天祚元年（后唐清泰二年，935），晋封为齐王，以昇、宣等10 州为齐国，进位太尉、录尚书事，留镇金陵。不久，又加九锡，建天子旌旗，且改金陵为西都，以扬州为东都。他依南朝齐、梁故事开国，用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杨溥逊位，徐知诰正式即帝位，国号大齐，改元为昇元元年，以金陵为都城。这时他一直使用的姓名是徐知诰，直到昇元三年正月才恢复原姓李，改名昪，并且自称是唐宪宗之子李恪的四世孙①，因而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世称前主，庙号烈祖。
　　保境息民李璠自幼孤贫，深知民间疾苦。在为相时就“禁压良为贱，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②。即帝位后，由于他“性节俭，常蹑蒲屦，盥頮用铁盎，暑则寝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丑宫人，服饰粗略。”他“勤于听政，以夜继昼，还自江都，不复宴乐。”“死国事者皆给禄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③。对于用兵，不论是北伐中原还是南向拓疆，他都取慎之又慎的态度，长期奉行“保境息民”的政策。昇元五年（后晋天福六年，941），“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心亦安矣，又何求焉？’”④昇元六年（942），“吴越国火，焚其宫室府库，甲① 《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李昪传》。
　　① 此据《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
　　② 《资治通鉴》卷283，天福八年二月。
　　③ 《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十一月。
　　④ 《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四月。
　　兵皆尽，群臣请乘其弊攻之，昪不许，遣使吊问，厚赒其乏。钱氏自吴时素为敌国，昪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及将篡国，先与钱氏约和，归其所执将士，钱氏亦归吴败将，遂通好不绝。昪客冯延巳好论兵，大言，尝谓昪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然吴人亦赖以休息。”①值得指出的是，李璠采取这种态度是经过深刻思考的自觉行动，是基于他对全局分析的结果。一次，南唐君臣议政，宋齐丘、冯延巳倡议兼并吴越、闽、楚。李璠说：“钱氏父子动以奉事中国为词，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闽土险瘠，若连之以兵，必半岁乃能下，恐所得不能当所失也；况其俗怙强喜乱，既平之后，弥烦经防。惟诸马在湖湘间，恣为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子谓燕人取齐，恐动四邻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恶名，我不愿也。”由此可见李璠采取“保境息民”的态度是坚决的，因此在其统治区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南唐境内，“内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②。成为“十国”当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李璠则是当时“十国”中的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昇元七年（后晋天福八年，943）二月，李璠疽发于背病死，终年56 岁。子璟嗣位，是为中主，改是年为保大元年。
　　① 《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李昪传》。
　　② 《钓矶立谈》。
　　第九章钱镠王审知第一节钱镠割据两浙钱镠（852—932），字具美（一作巨美），杭州临安（今属浙江）人。
　　家世以田渔为业。年轻时好拳勇，喜任侠，“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①。善射与槊，且稍通图纬诸书，在当地颇有点名声。
　　唐乾符二年（875），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鑑（今临安东南）镇将董昌招募乡兵讨伐，以钱镠为偏将，击败了王郢。不久，黄巢起义军打到浙东，将要进攻杭州，钱镠分析形势后采用伏击战以少胜多打败黄巢的先头部队，然后又设计使黄巢不敢进攻杭州。当时坐镇扬州的高骈得知后，把董昌和钱镠召到扬州予以鼓励，后来表请任命董昌为杭州刺史，董昌把所属各县的乡兵整顿组成八都，以钱镠为都指挥使。
　　中和二年（882），越州（今浙江绍兴）观察使刘汉宏与董昌之间矛盾激化，刘汉宏派其弟汉宥等屯兵于西陵（今萧山西北）。钱率八部兵渡过钱塘江，偷袭成功，刘汉宥等逃走。接着，钱镠又在诸暨、萧山大败刘汉宏。中和四年，唐僖宗派宦官焦居璠为杭越通和使，要董昌和刘汉宏罢兵和解，双方都予拒绝。钱镠攻破越州，刘汉宏逃到台州（今临海）后被俘杀。钱镠奏请朝廷以董昌取代刘汉宏为越州观察使，他自己便占据杭州。
　　光启三年（887），唐廷正式任命钱镠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董昌为越州观察使。这一年，高骈被囚，淮南大乱。润州（今镇江）守将周宝为其部属薛朗等所逐，钱镠乘机迎回周宝，派兵攻占润州，俘杀薛朗，又派其弟钱镠逐杀占领六合镇将徐约，势力进一步发展。
　　唐昭宗即位后，任钱镠为杭州防御使。不久，升越州为威胜军，以董昌为节度使，封陇西郡王；又升杭州为武胜军，以钱镠为都团练使，成及为副使。成及是钱镠的主要部将，攻城略地之谋多出于成及，钱镠与之结为姻亲以巩固关系。他又招罗一批文武人才，以杜崧、阮结、顾全武等为将校；以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等为谋士。
　　景福二年（893），唐廷任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次年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宁二年（895），董昌在越州称大越罗平国皇帝，钱镠拒绝董昌的任命，向唐廷报告董昌的反状。于是昭宗下令削夺董昌的官爵，封钱镠为彭城郡王，以浙江东道招讨使的名义征讨董昌。“乾宁四年，镠率浙西将士破越州，擒昌以献，朝廷嘉其功，赐镠铁券，又除宰臣王溥为威胜军节度使，而两浙士庶拜章，请以镠兼杭、越二镇，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胜军为镇东，镠乃兼镇海、镇东两藩节制”①。“镠如越州受命，还治钱塘（今杭州），号越州为‘东府’”①。
　　建立吴越国① 《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① 《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① 《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钱镠既兼两镇，有精兵3 万，占据杭、越等13 州，形成割据势力。天复二年，唐廷封钱镠为越王。这一年其部将徐绾、许再思等发动叛乱，一度形势紧张。钱镠一面平叛，一面结好于杨行密，促其召回帮助徐绾作战的宣州节度使田頵，终于生擒徐绾，平定了叛乱。
　　天祐元年（904），“钱镠求封吴越王，朝廷不许。朱全忠为之言于执政，乃更封吴王”②。朱温称帝后，为了利用钱镠牵制杨渥，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有人劝他拒绝梁命，“镠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邪！’遂受之。”③于是他由联杨转变为联梁攻杨。朱温则于开平二年（908）加钱镠守中书令，开平三年加守太保以示荣宠和拉拢。杨渥派周本等围攻苏州（今属江苏），结果为钱镠所败。乾化元年（911），加镠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朱友珪上台时曾册尊钱镠为尚父。朱友贞于贞明三年（917）加钱镠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置官属。次年，杨隆演攻取虔州（今江西赣州），阻断了吴越北上中原的陆路交通，钱镠就从海上入贡京师。梁末帝于龙德元年（921）赐镠诏书不名。
　　李存勗称帝建后唐，钱镠遣使到洛阳贡献，求赐金印玉册，后唐群臣都认为要求过分，但李存勗曲从其意，勉强答应。钱镠于是“以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僭大朝百僚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后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诲当权，钱镠遣使致书称“吴越国王谨致书于某官执事”，言辞悖慢，安重诲怒其无礼，削去钱镠的“元帅、尚父、国王之号，以太师致仕”①。安重诲死后，李嗣源才恢复其原有官爵。
　　兴修水利钱镠据两浙41 年。长兴三年（932）病卒，终年81 岁，是五代十国中享年最高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很重视兴修水利，成绩显著。他于天宝三年（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筑捍海塘，“怒濑急湍，昼夜冲击，版筑不就..又以大竹，破之为笼，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罗山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依匠人为防之制，又以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九重..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渐积，塘岸益固”②。由于防治海潮收到了良好效果，两浙民间称他为“海龙王”。为了经常维护重要水利工程，天宝九年（后梁贞明元年，915）“置都水营使以主水利，以主水事，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又开东府南湖，即鉴湖，立法甚备”①。
　　钱镠“好吟咏，江东有罗隐者，有诗名，闻于海内，依镠为参佐。镠尝② 《资治通鉴》卷264，天祐元年闰四月。
　　③ 《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① 《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② 《吴越备史·杂考》。
　　① 《十国春秋》卷78《吴越武肃王世家》。
　　与隐唱和，隐好讥讽，尝戏为诗，言镠微时骑牛操挺之事，镠亦怡然不怒”②。天宝三年（910）他回老家，写了一首《还乡歌》：“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③受其影响，他的子孙也大都能诗。
　　第二节王审知（附留从效）
　　转战入闽王审知（862—925），字信通，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家世务农，父王恁，早殁。长兄王潮，为县吏；次兄审邦。审知行三，状貌魁伟，隆准方口，后来在军中常乘白马，故号“白马三郎”。
　　唐末中原淆乱，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王绪攻陷固始，自称将军，听说王潮兄弟勇敢有才能，招至军中，以王潮为军校。当时盘踞蔡州的秦宗权扩充势力，任命王绪为光州刺史，并要他率部共击黄巢。王绪既厌其屡征租赋，又不愿受其控制，迟迟不行。秦宗权大怒，发兵攻讨。王绪即率“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转掠江（今江西九江）、洪（今南昌）、虔（今赣州）州”，又“陷汀（今福建长汀）、漳（今漳浦）二州”①。“王绪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岖从军，绪召潮等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②这时，王绪有众数万，但“性猜忌，部将有材能者，多因事杀之，潮颇自惧。军次南安（今南安东），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弃坟墓、妻子而为盗者，为绪所胁尔，岂其本心哉！今绪雄猜，将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属不自保朝夕，况欲图成事哉！’前锋将大悟，与潮相持而泣。乃选壮士数十人，伏篁竹间，伺绪至，跃出擒之，囚之军中。绪后自杀。”③王绪被废后，众将推王潮为主。王潮“约其属，所过秋毫无犯。行及沙县（今沙县东），泉州（今属福建）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④。光启二年，王潮攻占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表王潮为泉州刺史。景福元年（892）陈岩病死，其婿范晖自称留后。王潮派王审知率兵讨伐范晖，久攻福州不克，而士卒死伤甚众。王审知请求班师，王潮不许。又请王潮亲临前线督战并增派援军。王潮回话说：“兵尽添兵，将尽添将，兵将俱尽，吾当自来。”⑤王审知于是亲率士卒强攻，终于在景福二年攻破福州，范晖被杀。唐廷在王潮据有七闽之地后任命他为② 《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③ 《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① 《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八月。
　　③ 《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传》。
　　④ 《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八月。
　　⑤ 《资治通鉴》卷259，景福二年四月。
　　福建观察使，王潮即以王审知为副使。
　　建立闽国乾宁四年（897），王潮病重，命王审知知军府事。王潮死后，王审知让位给二兄王审邽，王审邦以王审知功高，辞而不受。于是王审知自称福建留后，表于朝廷。唐末，以福州为威武军，任王审知为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
　　唐亡，朱温为牵制杨行密，加王审知中书令，封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王审知也以联络中原来稳固其在福建的统治。由于杨行密据有江淮，王审知所派朝贡使节都泛海到登（今山东蓬莱）、莱（今掖县）上岸到汴梁（今河南开封），经常遭遇海难，死者十之三四。
　　后梁亡，后唐庄宗李存勗即位。王审知仍然遣使奉贡。后唐朝廷也“制加功臣，进爵邑”①。
　　保境安民王审知出身农家，为人俭约。“尝衣，一日袴败，乃取酒库酢袋而补之”。使者自南方还，献玻璃瓶，王审知玩赏之后，掷瓶于地，说：“好奇尚异，乃奢侈之本，今沮之，贵后代无为渐也！”②王审知又好礼下士，多方延揽唐末避难福建的名士。唐相王溥之子王淡、杨涉之从弟杨沂、知名进士徐寅等均入其幕府。他“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招来海中蛮夷商贾”①。从而发展了福建地区的文化教育和海上贸易。史称：“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②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③，王审知病死，终年64 岁，谥忠懿。子延翰自称威武留后。
　　留从效留从效（906—962）④，泉州永春桃林（今属福建）人。年轻时为本城衙兵，以征讨临汀（今长汀）军功升迁为泉州散员指挥使。闽天德二年（后晋天福九年，944）三月，闽拱宸都将朱文进杀闽王王延羲窃据福州，与前一年二月称帝于建州（今建瓯）的王延羲之弟富沙王王延政相抗。朱文进以其党羽黄绍颇为泉州刺史。“留从效谓同列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曰：‘朱文进屠灭王氏，遣腹心分据诸州。吾属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贼，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属死有余愧！’众以为然。”⑤不久，留从效假托收到富沙王令他① 《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
　　① 《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传》。
　　② 《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
　　③ 《旧五代史》作同光元年，今从《新五代史》。
　　④ 马令：《南唐书》留作刘，《五国故事》留作娄。
　　⑤ 《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十月。
　　除掉黄绍颇的密旨，带领众人杀黄绍颇，把州印交给王延政的侄子王继勋，请他主持军府。留从效则自称平贼统军使，派人将黄绍颇首级送至建州。王延政即以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以留从效、王忠顺等为都指挥使。朱文进获悉黄绍颇被杀，立即募兵2 万由林守谅等率领往攻泉州。留从效得到王延政派来2 万援军的支持，开城门出战，大败福州兵，杀林守谅，随后又派兵进击福州。这时福州内部发生变故：连重遇杀朱文进归降王延政后又被裨将林仁翰所杀，林仁翰打算迎王廷政移都福州。南唐中主李璠趁闽中大乱，出兵进取建州，王延政降。南唐军南下时，留从效归顺南唐，并将王继勋劫送金陵。李璠即以泉州为清源军，任命留从效为节度使。于是留从效就占有了泉、漳之地，拥兵不听南唐调遣，南唐则派兵戍守进行监视。
　　南唐军在闽不得民心，福州守将李仁达归附吴越，南唐发兵围攻，结果大败，“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①。留从效趁南唐受挫之机，“谓屯将曰：‘此一方东渐于海，与福州世为仇敌；南限广州瘴疠之地，人使不通；西连鄞水，皆猿径鸟道；近岁于戈屡动，三农废业，冬征夏敛，仅足自赡，不烦大军久驻于此。’屯将皆不对，翌日置酒饯之郊外，屯将不得已皆卷旗而去。从效遂有漳泉之地，李璠不能制，累授从效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晋江王。”②留从效起自行阵，知人疾苦。割据泉、漳后，“专以勤俭养民为务，常衣布素，置公服于中门，出视事则服之，入则复衣敝布。自言：‘我素贫贱，不可忘本也。’民甚爱之。..每岁取进士、明经，谓之‘秋堂’。”①他在泉州又整建城港，招徕海外商贾，影响后世颇大。
　　“周世宗时，从效遣牙将蔡仲兴为商人，间道至京师，求置邸内属。是时，世宗与李景画江为界，遂不纳。”②这样，留从效表面上仍臣于南唐。宋建隆初年，留从效“上表称藩，..遣使假道吴越入贡，太祖赐诏书以慰之。未至而衙校张汉思、陈洪进劫从效迁于东亭，汉思自称留后，从效疽发背卒”③。
　　留从效宋乾德二年（964）七月去世，终年57 岁。
　　① 《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三月。
　　② 路振：《九国志》卷10《留从效传》。
　　① 《十国春秋》卷93《留从效传》。
　　② 《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传》。
　　③ 路振：《九国志》卷10《留从效传》。
　　第十章刘 刘旻第一节刘袭封南海王刘（889—942），原名陟。称帝后改名岩①，又改名龚，复以《周易》中“飞龙在天”之义新造一“”字，音俨，作为名字。
　　刘是大食商人后裔，其父刘谦初定居于福建仙游，后迁居岭南②。新旧《五代史》对其祖上的记述颇有出入。薛居正说：“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③欧阳修则说：“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④唐末，刘谦为广州牙将，职级甚卑。当时任南海节度使的宰相韦宙很赏识他，妻以侄女。后来刘谦以军功任封州（今封开）刺史、贺江镇遏使，负责守御梧（今广西梧州）、桂（今桂林）以西地区。
　　刘谦死后，刘的大哥刘隐继任为封州刺史。天祐二年（905），刘隐通过重赂朱温被任命为南海节度使，刘为副使。当时交州（今越南河内）曲颢、桂州刘士政、邕州（今广西南宁）叶广略、容州（今北流）庞巨昭等分据各管区，卢光稠据虔州（今江西赣州）、其弟卢光睦据潮州（今属广东）、其子卢延昌据韶州（今属广东），还有高州（今属广东）刺史刘昌鲁、新州（今新兴）刺史刘潜等70 余寨均不能制。刘隐决定先攻韶州，刘认为不宜直攻而可以计取，刘隐不听，结果大败而回。此后刘隐就把军事交给刘掌管，刘先后削平诸寨，攻取潮、韶，逐走庞巨昭，攻取邕州，势力渐次扩大。
　　后梁时，刘隐深得朱温恩宠。开平初，连续加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领安南都护，充清海、静海两军节度使，进封南海王。
　　乾化元年（911），刘隐死①，刘代立。乾化二年，刘被任为清海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梁末帝即位后，把刘隐的所有官爵转授给刘，于是刘也就袭封南海王。其实，刘隐和刘对于后梁只是禀正朔而已。
　　建立南汉后梁贞明三年（917），刘称帝于番禺（今广州），庙号高祖。国号大越，改元乾亨，设置百官。刘承兄长成法，礼遇士人，以杨洞潜、倪曙、赵光胤为相。赵光胤“自以唐甲族，耻事伪国，常怏怏思归。乃习为光胤手书，遣使间道至洛阳，召其二子损、益并其家属皆至。光胤惊喜，为尽心① 《旧五代史》作初名岩，称帝后改名陟。今从《新五代史》。
　　② 据［日］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南汉刘氏祖先考》（何健民译本），第137—150 页。转引自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39 页。
　　③ 《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
　　④ 《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隐传》。
　　① 《旧五代史》作开平四年三月卒，此从《新五代史》。
　　焉”。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后册立其妻楚王马殷之女为皇后，又“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①。
　　乾亨七年（后唐同光元年，923），后唐庄宗李存勗灭后梁。刘闻其兵威甚盛而恐惧不安，派宫苑使何词前去探看虚实，“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还说“本国已发使臣，大陈物贡，期今秋即至”②。待何词返回报告说后唐朝政紊乱，内部不稳，难以制御远方，就不发贡使，与中原断绝来往，言谈间蔑称后唐皇帝为“洛州刺史”。
　　乾亨九年（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改元为白龙，更名为龚，旋又更名为龚。白龙四年（后唐天成三年，928）三月，楚王马殷遣舟师攻封州，封州守将兵败于贺江。刘惊惧，又改年号为大有，大赦境内，派苏章率3000神弩军往救，苏章佯败诱敌，用铁索锁住楚舟后尽杀楚人。大有三年（后唐长兴元年，930），刘派李守鄘、梁克贞等攻交州，俘曲颢之子曲承美。梁克贞又攻占城（今越南顺化），掠其宝货而归。
　　刘为人苛酷，好杀人。“至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据炉炭”。他生活奢侈，“厚自奉养，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③。在位26 年，大有十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四月病死，终年54 岁。
　　第二节刘旻盘踞河东刘旻（895—954），原名崇。沙陀部人。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他颇有仪表，长得一部好胡子。年轻时嗜酒好赌，品行无赖，20 岁左右应募入河东军。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升迁为虢州（今河南灵宝）军校。后晋时，刘知远任河东节度使，就以刘旻为河东步军都指挥使。一年后，任为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刺史。不久，任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三城巡检使，并遥领泗州（今安徽泗县东南）防御使。
　　后晋开运三年（946），契丹灭后晋，刘知远在河东起兵称帝，刘旻被任命为特进、检校太尉、行太原尹。这年五月，刘知远率部南下，驱契丹，取大梁（今河南开封），就以刘旻为北京（即太原）留守，镇守河东地区。不久，又加同平章事以示荣宠。
　　乾祐元年（948）二月，刘知远病死，隐帝刘承祐继位，大权旁落郭威等人手中。刘旻尽管先被加官检校太师、兼侍中，次年又加官兼中书令，然而他与郭威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他采纳判官郑珙的意见，断绝向汴京上供征赋，并且“招募亡命，缮完兵甲，为自全之计。朝廷命令，多不禀行，征敛一方，略无虚日，人甚苦之”①。
　　乾祐三年（950）十一月，隐帝遇害。郭威先以监国名义控制局面，派冯道等前往徐州（今属江苏）去迎刘旻之子刘旻到汴京继位。“当是时，人皆① 《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传》。
　　② 《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陟传》。
　　③ 《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
　　① 《旧五代史》卷135《刘崇传》。
　　知太祖（郭威）非实意也，旻独喜曰：‘吾儿为帝矣，何患！’乃罢兵，遣人至京师”①。不久，郭威称帝，刘旻被害，刘旻才幡然悔悟。
　　建立北汉（东汉）
　　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刘旻在太原即帝位，庙号世祖。继续沿用后汉的国号和乾祐年号，史称北汉，宋人亦称为东汉。北汉所辖仅河东地区北部12 州，地狭物薄。刘旻即位之初曾对近臣说：“朕以高祖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②为发展势力，刘旻“遣通事舍人李璠间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与旻约为父子之国，旻乃遣宰相郑珙致书兀欲，称侄皇帝，以叔父事之”③。兀欲册封刘旻为“大汉神武皇帝”。为了向河东地区的南部扩张，刘旻先命其子承钧率兵攻晋（今山西临汾）、 （今 县）二州，结果不克而退。接着刘旻又亲自领兵由阴地关（今灵石南）攻晋州，并向契丹借得骑兵5000④，合兵进攻。郭威派枢密使王峻等率大军往援，两军相持60 余日。刘旻被迫撤兵，又逢大雪，损失很大，十亡三四。次年又进攻府州（今陕西府谷），复为折德扆所败，反而丢失了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①。
　　高平战败显德元年（954）正月，郭威病死，刘旻大喜，遣使再次向契丹借兵。契丹派杨邠率铁骑万人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号称10 万相助。刘旻以张元徽为先锋，自将骑兵3 万攻潞州（今长治）。张元徽在太平驿（今襄垣西）击败潞州步骑后进围潞州。
　　出于刘旻所料，后周新即帝位的世宗柴荣力排众议，率军亲征，刘旻与之战于高平（今属山西）。刘旻不听杨邠不可轻敌的告诫，抢先发动进攻，结果先胜而后败，加上后周援兵赶到，乘胜追击，刘旻狼狈逃回太原。柴荣进兵围困，太原岌岌可危，幸得契丹来援，加上久雨不晴，周军士卒疫病，柴荣才引兵南撤。
　　刘旻因太原被围，以忧得疾，于显德元年（954）十一月病死，终年60岁。
　　① 《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刘旻传》。
　　② 《资治通鉴》卷290，后周广顺元年正月。
　　③ 《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刘旻》。
　　④ 《新五代史》作五万，今从《旧五代史》。
　　① 《资治通鉴》卷290，后周广顺元年十二月。
　　第十一章马殷高季兴第一节马殷经营湖南马殷（852—930），字霸图，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做过木工。在蔡州（今汝南）时应募从军，成为秦宗权部下孙儒的裨将，随孙儒渡淮攻下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孙儒在宣州（今属安徽）围攻杨行密战死后，众无所归，推刘建峰为帅，以马殷为先锋，转攻江西，连占洪（今江西南昌）、鄂（今湖北武汉）、潭（今湖南长沙）、桂（今桂阳）等州，占领湖南之地。乾宁元年（894）唐僖宗任命刘建峰为湖南节度使，马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
　　乾宁三年，刘建峰为部下所杀。当时马殷正统兵攻打邵州（今湖南邵阳），潭州遂推行军司马张佶为帅。张佶入府时乘马跌伤，对诸将说：“马公勇而有谋，宽厚乐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①于是从邵州前线迎回马殷，共拥为帅。唐廷也即任命他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
　　此后数年间，马殷派秦彦晖、李琼等攻下连（今属广东）、邵、郴（今属湖南）、衡（今衡阳）、道（今道县西）、永（今属湖南）等6 州，到光化三年（899）尽有湖南地区。桂管（治今广西桂林）观察使刘士政担心马殷军继续南下，派陈可璠等扼守全义岭，马殷所派使者受阻于边境，于是派李琼等以7000 兵攻之，俘刘士政。于是又尽占桂管所属各州。天复元年（901），唐廷任马殷为武安军节度使。
　　建立楚国马殷所据湖南地区，东有杨行密，北有成汭，南有刘，强敌环伺，很不稳定。他问计于谋士高郁，高郁分析说：“成汭地狭兵寡，不足为吾患，而刘志在五管而已。杨行密，孙儒之仇，虽以万金交之，不能得其欢心。然尊王仗顺，霸者之业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然后退修兵农，畜力而有待尔。”①马殷听从他的意见，采取联络中原，藉以对抗周围强敌的策略。朱温进入关中控制唐廷时，杨行密曾遣使到潭州，建议马殷与己联合共讨朱氏。马殷权衡利害后谢绝杨氏而依附于朱温。天祐元年（904），杨行密将在其身边任黑云指挥使的马殷之弟马賨礼送回潭州，马賨劝马殷结好杨氏，“殷作色曰：‘杨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讨，罪将及吾，汝置此论，勿为吾祸。’”②当杨行密派刘存等围攻鄂州杜洪时，马殷即派兵援鄂州。杜洪败死后刘存等攻马殷，双方激战甚烈，刘存等战死，马殷部夺取了岳州（今湖南岳阳）。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即位。马殷遣使修贡，朱温即以马殷为侍中兼中书令，封为楚王。这时占据荆南的高季兴截断汉口道路，拦截马殷的贡① 《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三年四月。
　　① 《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② 《资治通鉴》卷265，天祐元年十二月。
　　使。马殷派许德勋攻讨，高季兴被迫求和，从而稳定了北面的局势。杨行密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吕师周前来投靠，马殷大喜，立即任命他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兵攻伐岭南。占领昭（今广西平乐）、贺（今贺县）、梧（今属广西）、蒙（今蒙山）、龚（今平南）、富（今昭平）等州，控制今广西的东北大部地区。
　　随着马殷势力的壮大，引起占据朗州（今湖南常德）的雷彦恭的恐慌，雷彦恭召杨吴派兵进攻平江（今属湖南），结果反被许德勋击败。马殷派兵进攻朗州，雷彦恭东逃杨吴。马殷占领朗州后，澧（今澧县）、辰（今沅陵）、溆（今黔阳）等州均皆归附。于是马殷请升朗州为永顺军，表张佶为节度使。开平四年，又请依唐太宗为秦王时受天策上将的先例，加天策上将军之号。朱温同意后，马殷即开天策府，置官属，以其弟马賨、马存为左右相，以廖光图等为十八学士。“总制二十余州，自署官吏，征赋不供”①。后梁“末帝时，加马殷武昌、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②。
　　偃武息民后梁亡，马殷又向后唐称臣纳贡。庄宗李存勗授马殷太师、兼尚书令、楚王。“庄宗平蜀，殷大惧，表求致仕，庄宗下玺书慰劳之”。明宗李嗣源即位，马殷又遣使修贡，得加官守尚书令。“天成二年（927），请建行台。明宗封殷楚国王，有司言无封国王礼，请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书右丞李序持节以竹册封之”①。“殷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知制诰曰知辞制，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群下称之曰殿下，令曰教”②。
　　从乾宁三年任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算起，马殷统治湖南地区35 年，基本上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吴楚之间几经兵革，均是吴国发动进攻所致。对于荆南，也只进行有限战争而已：后唐天成三年，楚将王环大破荆南兵于刘郎洑（在今湖北石首境内），乘胜进逼江陵，却在同意高季兴的求和后班师。对于此事，“楚王殷让环不遂取荆南，环曰：‘江陵在中朝及吴、蜀之间，四战之地也，宜存之以为吾捍蔽。’殷悦”③。
　　马殷在其统治区内，“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幅凑。湖南地多铅铁，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④。马殷对中原朝廷“岁贡不过所产茶茗而已。乃自京师至襄（今湖北襄樊）、唐（今河南泌阳）、郢（今湖北京山）、复（今沔阳）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由是地大力完，数邀封爵”①。
　　① 《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
　　② 《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① 《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② 《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二年八月。
　　③ 《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三年三月。
　　④ 《资治通鉴》卷274，同光三年十二月。
　　① 《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后唐长兴元年（930）十一月，马殷病死，年79 岁，谥武穆。子马希声袭位，称遗命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后以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周行逢周行逢，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出身农家，年轻时贫贱无行，“尝坐事黥，隶辰州（今沅陵）铜阬”。后应募为静江军卒，与王进逵、潘叔嗣、张文表等人结为“十兄弟”，在十人中最有谋略，成为马希萼部的军校。后周广顺元年（951），马希萼等降于南唐，楚政权灭亡。周行逢随王进逵成为占据朗州的刘言部将。次年，刘言命王进逵等攻南唐灭楚的大将边镐，收复长沙等地；命周行逢率别部攻益阳（今属湖南），杀南唐兵2000 余人，擒其将李建期等。广顺三年，后周升朗州为武平军，以刘言为节度使，以王进逵为武安军节度使（治长沙府）。周行逢被任命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担任王进逵的行军司马。当王进逵与刘言之间矛盾激化时，周行逢为王进逵出谋划策，袭杀了刘言。
　　显德元年（954），后周太祖郭威即以王进逵为武平军节度使，镇朗州；以周行逢为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事。“是岁，湖南大饥，民食草木实。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开仓以赈之，全活甚众”①。显德三年，潘叔嗣杀王进逵，自量不能服众，便派人到潭州迎请周行逢入主武陵。“行逢入武陵，或请以潭州与叔嗣，行逢曰：‘叔嗣杀主帅，罪当死，以其迎我，未忍杀尔。若与武安，是吾使之杀王公也。’召以为行军司马。叔嗣怒，称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杀我矣！’乃佯以武安与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则杀之”②。周行逢在任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期间，因他“起于微贱，知民间疾苦，励精为治，严而无私，辟署僚属，皆取廉介之士，约束简要，其自奉甚薄。或讥其太俭，行逢曰：‘马氏父子，穷奢极靡，不恤百姓，今子孙乞食于人，又足效乎？’”③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为武平军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行逢既总湖湘，乃矫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贪吏猾民为民害者，皆去之。择廉平吏为刺史、县令。朗州民夷杂居，刘言、王进逵旧将多骄横，行逢一以法治之，无所宽假，众怨怼且惧。有大将与其党十余人谋作乱，行逢知之，大会诸将于座中擒之。数曰：‘吾恶衣粝食，充实府库，正为尔曹，何负而反？今日之会，与汝诀也。’立挝杀之。”④他“每遣人伺察郡县守宰，有聚饮偶语者，必逮捕下狱，以谋反诛”⑤。他的妻子严氏⑥曾谏他用法太严，于己不利，他不纳。严氏就离开他回乡隐居，再三劝谕也不肯返回。
　　周行逢“为治严整，不徇私党，躬履俭约，以率群下”①。他的女婿“唐① 《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
　　② 《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周行逢传》。
　　③ 《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
　　④ 《资治通鉴》卷293，显德三年七月。
　　⑤ 路振：《九国志》卷11《周行逢传》。
　　⑥ 《资治通鉴》作邓氏，今从《新五代史》。
　　① 路振：《九国志》卷11《周行逢传》。
　　德求补吏，行逢曰：‘汝才不堪为吏，吾今私汝则可矣，汝居官无状，吾不敢以法贷汝。’与之农具而遣之”②。
　　北宋建隆三年（962）十月，周行逢病死，其子周保权继立领军务。次年二月，宋师平荆湖。
　　第二节高季兴后梁荆南节度使高季兴（858—928），本名季昌，避后唐庄宗祖父李国昌讳，改名季兴，字贻孙。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幼年时为汴梁商人李七郎家僮。朱温收李七郎为养子，赐姓名为朱友让，在其家见到高长相特别，便令朱友让将其收为养子，于是也改姓为朱。
　　后来，高季兴成为朱温的牙将，由制胜军使升迁为毅勇指挥使。天复元年（901），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等劫持到凤翔（今属陕西）投靠李茂贞。次年朱温围攻凤翔，李茂贞坚壁不出，日久不能下。众将议论打算撤兵，只有高季兴不同意。他分析形势提出破敌策略说：“天下豪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惫，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虑者，闭壁以老我师，此可以诱致之也。”③朱温采纳了他的主张，随即命他招募勇士马景实施诱敌出壁之计，结果大败李茂贞，迫使其交出唐昭宗求和，高季兴从此知名。天复三年，被任为宋州刺史。后又跟随朱温攻破青州（今山东益都），再立军功，改任颍州（今安徽阜阳）防御使，并且复姓高氏。
　　唐末，朱温攻下江陵（今湖北荆沙），以高季兴为荆南留后，镇守江陵。“荆南旧统八州，乾符（874—879）以来，寇乱相继，诸州皆为邻道所据，独余江陵”①。高季兴到任时的江陵城，“井邑不完，季兴招葺离散，流民归复，梁祖嘉之”②。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注意招致人才，以倪可福、鲍唐为将，梁震、司空薰、王保义、孙光宪为谋士。梁震为唐末进士，归蜀途中为高季兴所留，礼遇备至，而梁震耻受高氏官职，提出只“以白衣侍樽俎”的要求，高季兴也即应允，“以为谋主，呼曰先辈”③。开平中，高季兴攻破朗州（今湖南常德），击败雷彦恭有功，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时高季兴开始修筑江陵的内城外垒，并且“厚敛于民，招聚亡命”④，进一步积蓄实力，俟机扩张。
　　朱温死后，后梁国势日益衰弱。高季兴先是出兵攻归（今湖北秭归）、峡（今宜昌）二州，结果为蜀将王宗寿所败；随后又以“助梁击晋”为名袭击襄州（今襄樊），结果为梁将孔勍所败，他便断绝给后梁的贡赋。梁末帝当时忙于应付北方，对他采取优容政策，于贞明元年（915）封他为渤海王，并赐给衮冕剑佩，而他直到贞明三年才恢复贡赋。
　　② 《十国春秋》卷70《周行逢传》。
　　③ 《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①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五月。
　　② 《旧五代史》卷133《高季兴传》。
　　③ 《资治通鉴》卷267，开平二年十月。
　　④ 《旧五代史》卷133《高季兴传》。
　　后唐南平王同光元年（923），后梁灭亡。后唐庄宗进入洛阳，下诏慰谕高季兴促其表明态度。司空薰等都劝高季兴入朝，梁震认为梁、唐世为仇敌，作为梁室故臣的高氏朝见后唐新主有被扣的危险，劝他取消此行。高季兴不听，入朝于洛阳，结果李存勗果然想要扣留他，幸得郭崇韬劝李存勗应推信义于华夏，高“季兴以身述职，为诸侯率，宜加恩礼，以讽动来者”。李存勗才“厚礼而遣之”①。过后李存勗又反悔，密诏襄州的刘训在中途将其截留，结果由于高季兴提前离开襄州而侥幸逃出虎口。
　　这次入朝，高季兴亲身探知后唐朝廷的虚实，断定李存勗不可能有大作为。他对近属说，李存勗“百战以取河南，对功臣夸手抄《春秋》，又曰：‘我于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游畋，政事多废，吾可无忧矣！”②在洛阳期间，李存勗待之甚厚，从容问曰：‘朕欲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以蜀道险难取，乃对曰：‘吴地薄民贫，克之无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饶，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③高季兴的本意是想把后唐这个强大的威胁力量引向易守难攻的蜀地去消耗时日和兵力，不想前蜀政权不堪一击，被郭崇韬一举消灭。“高季兴闻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过也。’”梁震曰：‘不足忧也。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不知其不为吾福！’”④同光三年，后唐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从此他的这一割据政权就以南平为正式称号。
　　称臣于吴同光三年，后唐出兵伐蜀时，高季兴表请以本道兵自取夔（今重庆奉节东）、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归、峡等州，于是后唐就任他为峡路东南面招讨使，可是他并不出兵。等到后唐灭了前蜀，“得蜀金帛四十余万，自峡而下，而庄宗之难作。季兴闻京师有变，乃悉邀留蜀物，而杀其使者韩珙等十余人”①。
　　后唐明宗李嗣源入立后，高季兴请求将夔、忠等州为属郡，遭拒后又屡请，才勉强答应，但刺史仍要由后唐朝廷派员委任。高季兴得寸进尺，“请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为之”②。朝廷不许。他就乘夔州刺史潘炕罢官之机派兵突袭占领州城。后唐派西方邺去接任刺史，高季兴拒而不纳，双方关系紧张，加之李嗣源查问40 余万蜀物下落时，高季兴答称：“（韩）珙等舟行下峡，涉数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问水神。”李嗣源大怒，“制削夺季兴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将步骑四万讨之；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① 《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② 《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③ 《资治通鉴》卷272，同光元年十一月。
　　① 《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② 《资治通鉴》卷275，天成二年二月。
　　新夔州刺史西方邺副之，将蜀兵下峡，仍会湖南军三面进攻。”“高季兴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人遣水军援之”。后来由于“江陵卑湿，复值久雨，粮道不继，将士疾疫，刘训亦寝疾”。另派孔循攻江陵又不克，李嗣源才下令撤军。高季兴则“请举镇自附于吴”，吴的权臣徐温不务远略，“受其贡物，辞其称臣”①。到徐温死后的天成三年（928），“高季兴复请藩于吴，吴进季兴爵秦王”②。李嗣源诏令楚王马殷进讨，马殷派许德勋将兵攻荆南，高季兴战败，被迫求和。这年十二月，高季兴病死，终年71 岁，后唐谥曰武信。吴主以其子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
　　① 《资治通鉴》卷275，天成二年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三年六月。
　　第十二章王建孟知祥第一节王建节度永平军王建（847—918），字光图，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①。年轻时是个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业，因排行第八，乡人称他为“贼王八”。唐朝末年投军，成为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的士兵，后逐渐升为队将。黄巢攻破长安时，唐僖宗逃到蜀地。忠武军将鹿晏弘以8000 兵马随杨复光镇压起义，击败黄巢后，杨复光把部众分为八都，每都1000 人，王建和鹿晏弘都被任为都将。杨复光死后，鹿晏弘率这八都人马前往成都迎驾，沿途扩充兵力，进至兴元（今陕西汉中），赶走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牛丛，自称留后，让王建等挂上属州刺史的头衔。唐僖宗得悉后即任鹿晏弘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久，鹿晏弘与王建分道扬镳。鹿晏弘率部东向，王建则与韩建率3000 人西奔唐僖宗所在的成都。唐僖宗非常高兴，重赏之后将这些人分为五都，由王建、韩建、晋晖、张造、李师泰统领，称之为“随驾五都”。观军容使、宦官田令孜把王建等五名将领全都收为义子。僖宗返回长安后，王建等都分别统领神策军，并且遥领刺史。
　　光启元年（885），与田令孜有矛盾的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进犯长安，僖宗出逃到凤翔（今属陕西），次年又辗转到兴元，一路上以王建为清道使。王建尽心竭力，保驾有功。而田令孜因这次事件与其有关，担心僖宗加罪，主动请求到成都出任他的同母弟、西川节度使（镇四川成都）陈敬瑄的监军。于是观军容使改由杨复恭担任，王建不受信任被外放为壁州（今通江）刺史①。僖宗回长安后，杨复恭以亲信杨守亮镇守兴元以防王建。王建招兵扩军后攻取了阆州（今阆中）、利州（今广元），接近了西川地界。陈敬瑄担心他继续西进，田令孜说王建为其义子不难罗致麾下，就派人前去。王建得知非常高兴，把家属托给故交东川节度使（镇梓州，今三台）顾彦朗后率2000 精兵赶赴成都。可是陈敬瑄反悔，派人在鹿头关（今德阳东北）阻止。王建大怒，攻破鹿头关，占领汉州（今广汉），顾彦朗也派兵相助，相继击败陈敬瑄的部将句惟立、山行章后，王建兵势更盛，开始进攻成都。唐昭宗即位后，派李洵为两川宣谕和协使，下诏令顾彦朗等罢兵，顾彦朗则要求朝廷另派大臣镇守蜀地，并且为王建请求旌节。昭宗表示同意，于文德元年（888）六月派宰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同时将西川西部的邛（今邛崃）、蜀（今崇州）、黎（今汉源北）、雅（今雅安）四州划出另立永平军，任命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
　　建立前蜀韦昭度入蜀，以王建为招讨牙内都指挥使。由于陈敬瑄拒绝调动，不让韦昭度接任，昭宗令顾彦朗等部征讨，可是久攻不下。王建又不愿受韦昭度① 《旧五代史》作“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今据《新五代史》。
　　① 《资治通鉴》作利州刺史，今从新旧《五代史》。
　　约束，就以劝他回朝定中原为借口将其逼走。韦昭度刚一离开，王建就派兵扼守剑门（今剑阁北），切断了中原与东西两川地区的联系。
　　此后，王建首先逼降眉州（今眉山）的山行章，又经一个多月用兵，招降资（今资中）、简（今简阳西）、戎（今宜宾）、茂（今茂县）、嘉（今乐山）、邛等州，占有了成都周围的广大地区，于是急攻成都。田令孜被迫夜入王建军营，交出西川节度观察牌印，次日陈敬瑄开门迎降，王建入成都自称留后，报告朝廷。大顺二年（891）十月，唐朝廷任命王建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在此期间，他先后派人杀了陈敬瑄和田令孜。
　　在占有西川之后，王建开始把目光投向东川。由于与顾彦朗有姻亲关系，碍于情面没有立即下手。恰在这时顾彦朗病死，其弟顾彦晖代领其职，双方关系出现滑坡。凤翔的李茂贞乘机拉拢顾彦晖，结成同盟。于是王建出兵攻梓州，顾彦晖得到李茂贞出兵相助，王建只好撤军，从此与李茂贞交恶多年。从乾宁二年（895）起，王建多次派王宗涤等攻打东川，直到乾宁四年十月才攻破梓州，顾彦晖自杀。唐廷便任王宗涤为东川节度使。这样，王建就控制东、西两川之地，兵力越来越壮大。
　　天复元年（901），朱温应崔胤之邀带兵进入长安，大杀宦官。韩全诲等把唐昭宗劫持到凤翔依靠李茂贞，朱温围攻长达一年多，李茂贞最终被迫求和。在此期间，王建曾遣使力劝李茂贞坚守拒和，答应派兵往援，其实则别有所图。他派王宗涤以迎驾为名北上进攻兴元，俘节度使李继业。镇守洋州（今陕西洋县）的武定节度使拓跋思敬以地归降。这样，王建又轻易地并有了山南西道。天复二年，荆南节度使（镇江陵府，今湖北荆沙）成汭死，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今襄樊市）赵匡凝派其弟赵匡明攻占荆南，王建乘机攻下荆南西部的夔（今重庆奉节东）、施（今湖北恩施）、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等四州，进一步扩大了地盘。天复三年八月，唐廷封王建为蜀王，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次年，唐迁都洛阳，改元天祐。由于当时信息不通，王建控制地区仍称天复年号。天复六年，他又攻取归州（今湖北秭归），控制了三峡咽喉要地。
　　天复七年，朱温灭唐建梁，派使者招谕，王建拒而不纳，且驰檄四方联合讨梁。各地藩镇知道王建不过是虚张声势，所以未予响应。这年九月，王建在成都即帝位，庙号高祖，史称前主；国号蜀，史称前蜀。次年，改年号为武成。
　　优礼文士，保境息民王建“为人多智诈，善待士”①。他称帝时，除封诸子为王、以养子王宗佶为中书令外，所用多唐朝名臣后代。如以韦见素的孙子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以张濬之子张格为翰林学士等等。对待文士，他总是恩礼有加，很是谦恭。臣下有的认为礼遇太过，他说：“盖汝辈未之见也。昔吾在神策军时，主内门鱼钥，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百分之一尔，何谓之过当耶！”①① 《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王建传》。
　　① 《五代史补》。
　　对于文士的意见，王建也比较重视而予以采纳。早在唐天祐元年（904），西川的将领们见李茂贞的势力日蹙，纷纷主张出兵攻取凤翔，王建征求当时任节度判官的冯涓的意见。冯涓说：“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今梁晋虎争，势不两立，若并而为一，举兵向蜀，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敌矣。凤翔蜀之藩蔽，不若与之和亲，结为婚姻。无事则务农训兵，保固疆埸，有事则觇其机事，观衅而动，可以万全。”王建认为这个策略稳妥，就与李茂贞修好，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王建赋敛重，人都不敢直言。冯涓在向王建祝寿时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王建读后愧悟，赞扬说：“如君忠谏，功业何忧！”②从此赋敛得到减轻。一次，王建登兴义楼，一个和尚挖出自已的一只眼睛献上，王建很感动，下令“饭僧万人以报之”。翰林学士张格谏上说：“小人无故自残，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复崇奖以败风俗。”③王建觉得有理，就撤销了成命。由于较能纳谏，所以前蜀建国前期政局较为稳定，百姓得以安居，具有一定实力，加之山川险固易守难攻，因此敢于与后梁互争高低。永平二年（后梁乾化二年，912）后梁遣使交聘，落款印文作：“大梁入蜀之印”，经张格解释，王建得知这是后梁拿他当“夷狄”加以蔑视。随后不久，朱温被杀，王建派使者前去吊唁，落款印文即作：“大蜀入梁之印”①，以此作为回敬。
　　王建晚年多内宠，又重用宦官。由于原太子元膺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杀，改立其幼子宗衍为太子。光天元年（后梁贞明四年，918）王建病死，终年72 岁。子王宗衍即位，改名衍，是为前蜀后主。
　　第二节孟知祥奉命镇蜀孟知祥（874—934），字保胤，又作保裔，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世代都在郡里当军官。伯父孟方立官至邢洺节度使，叔父孟迁曾任泽潞节度使。在梁晋争霸之时，孟迁以泽（今山西晋城）、潞（今长治）二州降梁，而孟道一直留在晋方担任并不显要的职务。
　　孟知祥得到晋王李克用的赏识，李克用把侄女嫁给他，任他为左教练使，颇受信任。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作为姻兄的孟知祥更受重用，担任中门使，掌理机要。当时任中门使的人常因得罪而被杀，孟知祥向李存勗请求更换职务，李存勗改任他为马步军都虞候，但要他荐人自代。他推荐郭崇韬继任中门使，郭崇韬因此很感激他。李存勗称帝后，以太原为北京，任孟知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
　　同光三年（925），李存勗命其子李继岌为挂名统帅、郭崇韬为招讨使带兵伐蜀。临行前郭崇韬向李存勗推荐孟知祥，说他是平蜀后镇守西川的最佳人选。因而前蜀被攻灭后，李存勗就任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孟知祥前去辞行时，李存勗设盛宴款待，言谈很动感情以示亲密无间。次年正月，孟知祥到达成都，其时郭崇韬已经被杀。李继岌带兵东归时，先② 《资治通鉴》卷265，天祐元年七月。
　　③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春正月。
　　① 《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王建传》。
　　锋康延孝反，攻破汉州（今广汉），声势颇大。孟知祥立即派大将李仁罕会合任圜、董璋的部队前去镇压，很快俘杀了康延孝。康的部将李肇、侯弘实率数千人降，孟知祥收为亲军，壮大了势力。
　　割据两川同光四年（926）四月，李存勗在兵变中被杀，李继岌在渭南（今属陕西）被害，李嗣源继位为明宗，改元天成。在后唐朝廷发生这一大变动后，孟知祥萌生了据蜀中称王的念头。他训练兵甲，扩大兵力，新增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共7 万多人，命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亲信分别统率。与此同时，对于来自后唐朝廷的命令开始实行抵制的政策，首先从两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一件是这年冬天，宰相任圜派太仆卿赵季良入蜀要孟知祥送交当初为送李继岌班师时所征剩余的200 万缗犒军钱，并由赵季良制置两川征赋，孟知祥大怒，拒不奉诏。赵季良因是他的故交，才得以留在蜀中任职。另一件事是枢密使安重诲觉察了孟知祥的割据动向，不顾明宗已罢诸道监军的做法，派宦官李严入蜀去做监军以加强控制。孟知祥先是陈盛兵于边境，想把李严吓回去。此举无效后，就在成都的酒宴上以“今诸方镇已罢监军，公何得来此”①为由，强加给李严矫诏赴任的罪名杀之。弄得明宗还不便查问，只好改变策略，把扣留在凤翔（今属陕西）的孟知祥的妻儿送到成都以示恩信。从此，双方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随着孟知祥在蜀中地位的巩固，他自任赵季良为他的节度副使，事无大小，均与之商量决定。后唐朝廷要离间他们的关系，于天成三年任赵季良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团练使，而以何瓒为节度副使。孟知祥将这些人事命令放置一旁，上表请求让赵季良留任，未获批准后又派雷廷鲁到洛阳（今属河南）再三论请，后唐明宗不得已只好勉强答应，何瓒后来被改任为行军司马。这表明朝廷号令已经大打折扣，而且这种趋势日益明显。
　　这一年，后唐军讨伐荆南（镇江陵府，今湖北荆沙），命孟知祥出兵三峡予以配合，他只派毛重威率3000 人屯戍夔州应付场面。不久，高季兴病死，其子高从诲听命于后唐朝廷时，他就要求撤军。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他让毛重威鼓动士兵自动溃散返回。第二年，明宗要在南郊举行盛大祭祀礼，派李仁矩去向孟知祥要助礼钱100 万缗，他不肯出，拖延到最后以50 万缗应景。建立后蜀针对孟知祥日益明显的割据意图，安重诲就在东、西两川境内各州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驻遂州（今遂宁）；任命与东川董璋有矛盾的李仁矩担任新设的从东川分出来的以阆州为驻地的保宁军节度使；又让其表兄武虔裕任绵州刺史。摆出了一付切割两川分而歼之的架势。孟知祥与董璋尽管心存芥蒂，为了共同利益也只好采纳赵季良的意见，与董璋互通婚姻结为同盟对付后唐朝廷，要求撤回派遣的节度使和刺史。明宗虽未照办，也不好发作，只好“优诏慰谕之”①。
　　① 《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传》。
　　① 《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传》。
　　长兴元年（930）九月，董璋首先发难，攻破阆州，擒杀了李仁矩。接着，孟知祥也举兵反唐。明宗以石敬瑭和夏鲁奇为正副都招讨使前去讨伐，孟知祥则派李仁罕、张业、赵廷隐率兵3 万与董璋会攻遂州，袭杀夏鲁奇，占领遂州。石敬瑭部在剑门（今剑阁东北）之战中先胜后败被迫撤军，孟知祥乘机占领利州（今广元）和夔州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地盘。
　　明宗杀安重诲后，把伐蜀的责任推在安重诲身上，派使者前去招谕孟知祥。孟知祥打算与董璋一起入朝，被董璋拒绝，双方发生战争，结果董璋父子被杀，东川也为孟氏所有，势力大为膨胀。于是更加睥睨后唐朝廷，要求明宗封他为王并按他的意思任赵季良等5 人为节度使，蜀中刺史以下等官由他自任。明宗只好答应。于长兴四年二月封他为蜀王、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允许他总揽蜀中全权。但是当孟知祥要把先前留在蜀中的数万后唐兵及其家属礼送出境时，明宗下诏不许。这反映了明宗的深层思考，只是由于这年十一月明宗病死，为孟氏称帝提供了一个机遇。
　　后唐应顺元年（934）闰正月，孟知祥在成都即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庙号高祖，史称前主。当时后唐朝廷正一片混乱，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李从厚派兵镇压大败，根本无暇顾及西蜀。与蜀地相邻的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张虔钊和武定军节度使（镇源州，今洋县）孙汉韶都以其地归附于蜀。孟知祥于四月改年号为明德，可是六月在欢迎张虔钊的酒宴上突然发病，七月死去。所以他在帝位仅6 个月，终年61 岁。其子孟昶继位，史称后主，维持了32 年的统治。
　　第十三章李璟李煜韦庄欧阳迥顾闳中董源第一节李璟李煜李璟李璟（916—961），李璟长子，字伯玉，初名景通，即位后改名璟，显德四年（957）附后周时以避周讳又改名景，世称中主。
　　李璟兄弟五人，因李璟生前钟爱次子和四子，并在病危时有传位四子之意，造成李璟兄弟之间矛盾重重。昇元七年（943）李璟继位时，“以仲弟遂为皇太弟，季弟达为齐王，仍于父柩前设盟约，兄弟相继”①。改元“保大”，希望不动干戈保持太平。次年，乘闽国内乱发兵攻之，至保大三年②（后晋开运二年，945）八月攻占建州（今福建建瓯），闽主王廷政出降，闽亡。南唐于是占有了原属闽国的大部分地区。保大九年，又乘楚国马氏兄弟内讧，派兵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灭了马氏楚政权。南唐疆土遂“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①。但后来多次与后周作战，均告败绩。交泰元年（后周显德五年，958），遣使向后周上表，尽献江北之地，划江为界，愿以国为附庸，去帝号，改称南唐国主，奉后周正朔。北宋建隆二年（961）六月李璟病卒，终年46 岁②，庙号元宗。
　　李璟“多才艺，好读书”③。“美容止，有文学。甫十岁，吟新诗云：‘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人皆奇之”④。“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⑤。据此可知李璟所写诗歌当为数不少，但流传至今的仅有词4 首。其中《应天长》写孤零无依的苦闷，《望远行》写所怀未遂的心愿。另两首《摊破浣溪沙》则是他的代表作，其词云：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这两首词中渗透了悲愤的情调，可以看出他的委婉哀愁的风格。马令《南唐书》记述说：“元宗尝戏（冯）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对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特高妙也。’”这表明李璟的词在当时已有好评。无名氏《雪浪斋日记》记：“（王）荆公问（黄）山谷，江南词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① 《旧五代史》卷134《李景传》。
　　② 《新五代史》作保大四年，此从《资治通鉴》。
　　① 《旧五代史》卷134《李景传》。
　　② 《新五代史》作终年64，此从《旧五代史》。
　　③ 陆游：《南唐书》二。
　　④ 马令：《南唐书》。
　　⑤ 《钓矶立谈》。
　　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塞’。”王国维《人间词话》则说：“南唐中主词‘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詹安泰先生说：“这两首小词已明显地标志着作者特有的艺术风格：第一，词句间很少修饰，已摆脱了‘镂玉雕琼’的习气；第二，层次转折多，又能灵活跳荡，没有晦涩或呆滞的毛病；第三，意境阔大，概括力强，拆开来看，各个句子都有独立的意境，合起来看，却从各种各样的意境中来表现同一主题；第四，感慨很深，接触到自己的感受时，都倾泻出无可抑遏的热情。这一切，在和他同时的词的结集——《花间集》里是找不到的。”①李煜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白莲居士、莲峰居士等，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他“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②。由于五个兄长皆早亡，李煜以次封吴王。后周时李璟已臣服，北宋建立后继续纳贡称臣，奉北宋正朔。建隆二年（961），李璟立李煜为太子，自己迁居南都洪州（今江西南昌）而让李煜留在金陵监国。六月李璟病死，25 岁的李煜继位为南唐国主，世称李后主。李煜一共做了14 年多的小皇帝，在位期间对北宋卑躬屈节，不断以金帛珠宝结宋朝皇帝的欢心。史载：“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嘉庆之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即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助。”①李煜笃信佛教，礼佛极诚，被北宋皇帝所利用。史载：“南唐主酷信浮图法，出禁中金钱，募人为僧，时都下僧及万人，皆仰给县官。南唐主退朝，与后服僧衣，诵佛书，拜跪手足成赘。僧有罪，命礼佛而释之。帝闻其惑，乃选少年有口辩者，南渡见南唐主，论性命之说，南唐主信之，以为一佛出世。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②宋开宝三年（970）冬，“南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岭表，往返数千里，师旅罢敝，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北渡，径据正阳，因思旧之民可复江北旧境，彼纵来援，臣据淮对垒而御之，势不能敌。兵起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亨其利，败则族臣家，明陛下无二心。”林仁肇的这一分析很有道理，安排又很妥帖，预先为李煜铺好了开脱的退路，可是对这样的有限的冒险李煜却是“惧不敢从”。不仅如此，就连吴越他也不敢碰：沿江巡检卢绛“尝说南唐主曰：‘吴越仇雠也，它日必为北朝响导，犄角攻我，当先灭之。’南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绛曰：‘臣请以宣歙州叛，陛下声言讨伐，且乞兵于吴越，兵至拒击，臣蹑而攻之，其国必亡。’南唐主亦不用。”①开宝四年（971）二月，宋灭南汉。“煜惧，上表，遂改唐国主为江南国① 詹安泰编注：《李璟李煜词》前言。
　　② 《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李煜传》。
　　① 《宋史》卷478《李煜传》。
　　② 《续资治通鉴》卷4，宋乾德二年十二月。
　　① 《续资治通鉴》卷6，宋开宝三年十二月。
　　主，唐国印为江南国印。又上表请所赐诏呼名，许之。煜又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降封诸王为国公，官号多所改易”。然而，李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②。次年，宋太祖赵匡胤要留在宋都开封的李煜之弟李从善“致书风国主入朝，国主不从，但增岁贡而已”③。开宝“七年秋，遂诏煜赴阙，煜称疾不奉诏。冬，乃兴师致讨”。以曹彬为昇州西南面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率众伐江南。李煜一方面派人到开封“买宴，贡绢二十万匹、茶二十万斤及金银器用、乘舆服物等”④，以求宋军罢战退兵；另一方面在宋军于长江采石矶段架设浮桥过江后组织了反复抵抗。整个战事长达一年多，赵匡胤曾一度以“南土暑炽，军卒疫死，方议休兵，以为后图”⑤。后来接受左司员外郎权知扬州侯陟的意见取消此议，继续进攻，终于在开宝八年（975）十一月攻破了金陵城，李煜出降，南唐亡。开宝九年（976）正月，曹彬等“上露布，以煜并其宰相汤悦等四十五人上献。太祖御明德楼，以煜尝奉正朔，诏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等白衣纱帽至楼下待罪。诏并释之，赐冠带、器币、鞍马有差”。李煜被封为违命侯，挂名担任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实际上则是较体面的囚徒罢了。同年十月，赵匡胤死去。赵光义即位后，才除去李煜违命侯的封号，改封为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977），“煜自言其贫，诏增给月奉，仍赐钱三百万”①。次年七月八日卒，终年42 岁。赠太师，追封吴王。
　　关于李煜的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代纂修的《宋史》及柯维骐《宋史新编》等书均未明说被毒死之事，而毕沅《续资治通鉴》的考异说“李后主之卒，它书多言赐鸩非善终”②。其中记述比较具体的是王铚的《默记》：“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徐言愿见太尉。卒言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稍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③李煜的一生，作为一国之主，他疏于治国，虽然也实行过某些轻赋宽刑的仁政措施，却不能知难而进持之以恒；面对北宋强兵压境虽坚持抵抗一年有余，终于不免为亡国之君。然而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则是历代帝王中② 《宋史》卷478《李煜传》。
　　③ 《续资治通鉴》卷7，宋开宝五年闰二月。
　　④ 《宋史》卷478《李煜传》。
　　⑤ 《宋史》卷270《侯陟传》。
　　① 《宋史》卷478，《李煜传》。
　　② 《续资治通鉴》卷9，宋太平兴国三年七月。
　　③ 王铚：《默记》上。
　　所罕见，尤其是他的词作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早期作品承晚唐以来的“花间派”词风，绮丽柔靡；后期写亡国之痛，感伤哀婉，撼动人心。王国维评论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①李煜是五代时期词坛最耀眼的星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冲破了“花间派”的樊篱，开创了一个词史上的新时期。
　　李煜的词，流传下来比较可靠的有30 多首，按其内容约可分为三类。一是写豪华生活和艳情的，例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二是写别离怀抱和其他伤感情调的。例如《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三是写囚徒生活和哀痛心情的。这一类是李煜入宋后的作品，突出表现了他对“故国”、“江山”的痛念，感情强烈激越，撼人心魄，催人泣下。王国维所谓“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②，正是指这一时期的词作。如《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又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两首词是李煜的代表作，其中包蕴着的内容有许多是不容易明白表达的，但读起来竟像是脱口而出，随笔写成，看不出一点选词炼字的痕迹，有力地显示了他的不凡的艺术成就。
　　第二节韦庄欧阳迥韦庄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据考证其直系远祖是武则天时的宰相韦待价①。高祖父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
　　② 《人间词话》卷上。
　　① 详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韦端己年谱》。
　　人。到韦庄时家道中落已久，所以史称他“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②。关于韦庄的确切生年，尚难考定。夏承焘认为他生于开成元年（836），曲滢生认为生于大中五年（851）。今多从夏说。青年时代的韦庄，屡次应试科举而未中。广明元年（880），他又一次在长安应举，正值黄巢起义军攻入京城，韦庄身陷重围与弟妹失散，又患大病，经历了一次人生的磨难。中和二年（882）春，他脱身长安，到了唐军驻守的洛阳。次年写了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从此诗名大振，被称为“秦妇吟秀才”。同年，他南下江南，投奔驻守润州的镇海节度使周宝，做了三年幕僚，然而未受器重。其间曾卜居金陵，写了《台城》等名篇。周宝被部将逐走后，韦庄于文德元年（888）客居婺州（今浙江金华），过着寄情诗酒的隐居生活。其间曾到过今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后又回到婺州。景福二年（893）又一次入京考试，仍然落第，很是潦倒。乾宁元年（894），他终于考取了进士，释褐为校书郎，心情顿时转忧为喜。乾宁四年（897），他被两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奉使入蜀，返回长安后被任为左拾遗，后又任左补阙，这是他在唐朝所任最后职务。
　　天复元年（901），他再次入蜀，被西川节度使王建聘为掌书记，开始了他在西蜀的仕宦生涯。唐朝灭亡前一年，王建任他为安抚副使。“及建开伪蜀，庄托在腹心，首预谋画，其郊庙之礼，册书赦令，皆出庄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①。前蜀武成三年（910），病死于成都花林坊，终年约75 岁，谥文靖。
　　韦庄的文学成就有诗词两个方面。叙事长诗《秦妇吟》是他的代表作，全诗共1666 字，是唐诗中篇幅最长的巨制。尽管《秦妇吟》的思想内容精芜杂糅，但由于诗中写出了黄巢起义军锐不可挡的巨大声势和攻占长安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镇压措施，因而具有生动的史料价值。韦庄的诗风与白居易相近，多鞭挞时弊，谴责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对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深表同情。如《悯耕者》：何代何王不战争，尽从离乱见清平。
　　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
　　韦庄的咏史诗也写得很好，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是《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尽管韦庄的诗既有名作，又有独特的风格，然而他历来以词名世，与温庭筠并称“温韦”，是“花间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词，语言清丽疏淡，多用白描手法，表达了比较真挚的情感。王国维《人间词话》誉之为“骨秀”。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其代表作是脍炙人口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的诗词多有散佚。经近人向迪琮校订的《韦庄集》包括《浣花集》、《浣花集补遗》和《浣花词集》，共收诗323 首、词55 首。
　　② 辛文房：《唐才子传》卷10。
　　① 《唐才子传》卷10。
　　欧阳迥欧阳迥（896—971），迥又作炯，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父欧阳珏，曾任通泉（今射洪东南）令。欧阳迥年轻时在前蜀做官，为后主王衍的中书舍人。后唐灭前蜀时，他随王衍到洛阳，被后唐任为秦州（今甘肃天水）从事。孟知祥镇守成都时，欧阳迥回到蜀地。孟知祥称帝建后蜀，欧阳迥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后蜀广政十二年（949）被后主孟昶任为翰林学士，“明年，知贡举、判太常寺。迁礼部侍郎，领陵州（今四川仁寿）刺史，转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北宋灭后蜀时，欧阳迥又随孟昶“归朝，为右散骑常侍，俄充翰林学士，就转左散骑常侍”①。开宝四年（971）北宋灭南汉，为祭南海之事欧阳迥得罪了宋太宗被罢职，以本官分司西京。同年卒，终年76 岁，赠工部尚书。
　　欧阳迥生性坦率，在奢靡相尚的后蜀能自守俭素，颇为难得。他好为歌诗，又雅善长笛，曾仿白居易作讽谕诗50 篇献给孟昶，受到嘉奖，可惜诗已失传。其长篇古诗《贯休应梦罗汉画歌》和《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内容充实，笔力苍劲又具浪漫色彩，堪称五代诗坛的佳作。然而欧阳迥还是以词人著称于世，他的词风婉约轻和，节奏明快。有的表达深沉的情感，如《巫山一段云》：春去秋来也，愁心似醉醺。去时邀约早回轮，及去又何曾。歌扇花光黦，衣珠滴泪新。恨身翻不作车尘，万里得随君。
　　有的吸收了民歌的长处，情调欢快，如《南乡子》：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有的则显出秾丽的格调，如《春光好》中写景的丽句：花滴露，柳摇烟，艳阳天；雨霁山樱红欲烂，谷莺迁。
　　又如《西江月》中写人的丽句：钿雀稳簪云髻绿，含羞时想佳期。脸边红艳对花枝，犹占凤楼春色。
　　此外，他的《江城子》可称为咏史佳作：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赵崇祚编辑《花间集》时，不但选入了欧阳迥17 首词，而且请他写了《花间集》的序，这是有词以来的第一篇词论，代表了部分花间词人的观点。第三节顾闳中董源顾闳中顾闳中，生卒年不详，江南人。南唐元宗、后主时画院待诏。善画人物，是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其存世之作为工笔重彩画《韩熙载夜宴图》，突出显示了他的艺术造诣，与南唐的另一画院待诏周文矩同为五代的人物画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韩熙载夜宴图》是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所作。韩熙载，《宋史》有① 《宋史》卷479《欧阳迥传》。
　　传。他是后唐进士，颇有声名。后唐明宗时投奔吴政权。李璟建南唐称帝，他被任为秘书郎。李璟继位后开始受到重用，累迁为知制诰、虞部郎中、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其间曾受到宋齐丘等人的排挤，一度被贬。李煜继位后，被任为兵部尚书，充铸钱使。他“畜妓妾四十余人，多善音乐，不加防闲，恣其出入外斋，与宾客生徒杂处。煜以其尽忠言事，垂欲相之”①。但听说韩熙载“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而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于是就产生了《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名画。这幅绢画共分五个场景，有众人听一人独奏琵琶的场面，也有一人听众人合奏筚篥和笛子的情景，还有歌妓跳舞、韩熙载击鼓等写照。画面上人物众多，栩栩如生，无一雷同之态。韩熙载的形象出现了五次，刻画十分传神，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情绪，生动地描述了韩熙载“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揉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②的放荡生活。也许正是这幅画向李煜证实了韩熙载的为人，“终以帷薄不修，责授右庶子，分司洪州”。韩熙载也一度尽斥诸妓，可是改授秘书监后他又故态复萌，李“煜叹曰：‘吾亦无如之何！’迁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③，终于没有用他为相。据专家考证，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已不是顾闳中原作，而是北宋人的临摹本。即使如此，我们仍可通过摹本想见真迹所画人物的生动形象和描染的细腻精工，它确乎代表了五代人物画的最高成就。
　　董源董源，又名董元，字叔达，江南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在南唐任北苑（即后苑）副使，世称董北苑，为五代时期著名山水画家。沈括说：“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又说董源的画“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悉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①。《宣和画谱》也称董源“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②。
　　董源山水画的重要特点在于著色，因而景物富丽，人称宛然有类似金碧山水著称的李思训的画风。不过他的水墨山水也十分出色，宋米芾说：“董源天真平淡多..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③元汤厚说他“水墨矾头，远林疏树，平远幽深”④。所谓矾头，是指山水画中山顶上的石块，因形如矾石顶部的结晶而得名，画之以增山峰雄峻之气。董源在构图方面的特点是“出自胸臆”，他“写山水、江湖、风① 《宋史》卷478《韩熙载传》。
　　② 《宣和画谱·人物三·顾闳中》。
　　③ 《宋史》卷478《韩熙载传》。
　　① 沈括：《梦溪笔谈·书画》。
　　② 《宣和画谱》卷11《山水》。
　　③ 米芾：《画史》。
　　④ 汤垕：《古今画鉴》。
　　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则有不可形容者”⑤。
　　董源画山，最著名的手法是披麻皴。这是一种细长圆润的石纹画法，形如麻线下披，因而得名。董源画大树，曲处甚简，多作劲挺之状；“画小树，不先作树枝及根，但以笔点成形”。“画杂树，只露根，而以点叶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最为高雅，不在斤斤细巧”①。这些都表明了董源的技法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
　　董源的代表作有《秋山晚霭图》。元人柯九思题跋此图说：“树石幽润，峰峦清深，得山之神气，天真烂漫，意趣高古..此卷景趣奇辟，如入武夷曲，如行山阴道，令观者流连不忍释手。”清孔尚任评论说：“董源《秋山晚霭图》小卷，纸墨古澹，画意简妙，树身石块，多不细皴，而峰峦烟云变灭之状，皆非近手所及。”②董源的人物画也十分逼真，宛然如生。传说后主李煜在碧落宫召冯延巳入宫议事，冯延巳行至宫门，逡巡不敢进。后主久待不至，遣内侍催促。冯说：“有宫娥著青红锦袍，当门而立，未敢竟进。”内侍与他走近同看，原来是董源所绘嵌在八尺琉璃屏中的夷光像。由此可见董源不但擅长山水，画人物也很出色。
　　⑤ 《宣和画谱》卷11《山水》。
　　① 董其昌：《画眼》。
　　② 孔尚任：《享金簿》。
　　第十四章辽太祖述律后第一节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872—926），即辽太祖。汉名亿，小字啜里只。唐咸通十三年（872）出生于契丹迭刺部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其八世祖耶律雅里重整契丹部落联盟并任夷离堇以来，这个家族就成了契丹社会的新贵。阿保机出生时，正值契丹贵族争夺联盟领导权的又一次高潮之后。在这次权力争夺中，阿保机的家族失利，祖父匀德实被杀，父与诸伯、叔被迫逃离本部藏匿于邻部突吕不部贵族耶律台押之家。祖母对此时降临人世的爱孙寄以厚望，恐其遇害，常将其藏于别帐，不令人见。青年阿保机身材魁伟，胸怀壮志，武艺高强。“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言必及世务”①。初为于越侍卫军挞马狘沙里时，就多次带兵出征，屡立战功。伯父耶律释鲁为迭刺部夷离堇和联盟于越时，遇有疑难，常常同他商量，将振兴契丹、光大耶律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年轻有为的部落联盟首领遥辇氏联盟后期，可汗家族势力渐衰，耶律家族掌握了联盟的实权。唐天复元年（901），遥辇家族的痕德堇继为联盟可汗，三十岁的阿保机则为迭刺部夷离堇（军事首长），掌握了联盟的兵马大权，得专征伐。他多次率军出征，连破室韦、于厥和奚人部落，南下掠夺河东、代北，俘获了大量牲畜、人口，进一步壮大了本部和本家族的实力。903 年，伯父于越释鲁被杀，阿保机继为于越，集联盟军政大权于一身。在不断向周围游牧部落用兵的同时，开始向中原发展势力。他插手中原事务，与河东割据势力晋王李克用结盟。907 年，他取代遥辇氏，做了联盟的可汗。①作为草原游牧政权最高统治者的可汗，阿保机并不仅仅把目光局限在草原地区，在俘虏和来投的汉人以及与之结盟的中原割据势力的影响下，他不甘于受部落贵族和可汗世选制度的约束，因而自担任联盟可汗之日起，就积极进行建国称帝的准备。一方面，他继续以武力征伐周边地区和民族，进一步扩大联盟的统治范围和军事实力。继续征服黑车子室韦、吐谷浑、乌丸、奚、乌古和阻卜等部，积极向辽东和代北、河东、平州、幽州等地用兵。另一方面，加强内部统治机构的建立，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削弱契丹贵族中的保守势力，加强培植个人势力集团。后梁建立后，他背弃了与李克用的盟约，向朱温遣使请求册封，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地位。参与刘仁恭父子兄弟间的争权斗争，以收渔人之利。
　　909 年，阿保机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在草原地区建立城镇、寺庙以安置被俘汉人和僧尼，同时广建碑铭以张大其功德，树立个人的权威① 《辽史》卷1《太祖纪》上。
　　① 《辽史》卷1《太祖纪》上称，“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学界有人主张此即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的记录。撰者意此为取代遥辇氏为联盟首领时间，正式建国称帝应为神册元年（916）。
　　①。在契丹贵族内部，为了给自己取代遥辇氏披上合法外衣，他命本家族居于遥辇九可汗族人之后为第十帐。在部众日增的情况下，他组建了自己的侍卫军——腹心部，先后以心腹挚友耶律曷鲁和萧敌鲁、萧阿古只总领。为调整家族内部关系，908 年设立了掌管皇族政教的宗正官——惕隐。为加强个人势力，他提高了在争权活动中支持他的妻族述律氏的地位，910 年任命妻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在取得对诸弟斗争的胜利后，为防范来自迭剌部的威胁，又任命耶律曷鲁总军国事，并担任迭剌部的夷离堇，剥夺了耶律氏旧贵族对强大难制的迭剌部的控制权。在比较牢固地控制了军政大权之后，他便置联盟传统的选汗制度于不顾，连续九年担任可汗而拒不受代，坚定地向建国称帝的政治目标迈进。但是，当契丹社会发展至文明的门槛时，觊觎帝位者并非只有阿保机一人。当他一步步逼近皇帝宝座之际，诸弟以剌葛为首便打起了传统的旗号，同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平定诸弟之乱与建国称帝按照契丹社会的世选制，当汗位转入耶律氏家族之后，凡耶律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有被选举权。诸弟与诸叔又是最有优先权的人物。可汗权力的扩大，威权的提高，更增加了这一职务对契丹贵族的诱惑力。阿保机要完成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必须冲破世选制的束缚，成为旧制度的掘墓人。诸弟要夺回这一职务，则必须借助于传统。于是，从阿保机担任联盟可汗的第五年开始，争夺联盟领导权的斗争便在他与诸弟之间展开，并得到了族叔耶律辖底和堂兄耶律滑哥（又作化哥）的支持。
　　阿保机是一个有雄才大略同时也十分狡诈的政治家，他身边又聚集了一些有勇有谋的契丹社会精英人物和来自汉地的人才。在实现其远大政治目标的斗争中，阿保机既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又能随机应变，尽量化解矛盾以减少对抗，因而能在传统势力还十分强大时，取得斗争的胜利。
　　911 年，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策划改选可汗，这是阿保机与诸弟开展的第一次争夺。由于安端妻事先将他们的计划报告了阿保机，使他有了准备，诸弟阴谋未能得逞。阿保机“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①。在传统和权力的较量中，双方各自作出了让步和妥协，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次年十月，在于越辖底和惕隐滑哥的支持和鼓动下，诸弟再次向阿保机的权力宣战。他们乘阿保机亲征阻卜（术不姑）回军之际，以兵阻道拦截，迫使他参加选汗大会。阿保机避开兵锋，率领自己的拥护者，抢先举行了燔柴告天仪式，造成连选连任的既成事实，使他的权力又具有了合法性，迫使诸弟遣使谢罪，又一次战胜了传统势力的挑战。但不久，诸弟识破了他的阴谋，并认识到传统的约束已不能令阿保机就范，于是，双方的对抗终于发展为武装冲突。
　　913 年，三月间诸弟私下拥立剌葛，自备旗鼓。使迭剌和安端诈称入觐，劫持阿保机赴会。阿保机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战胜了迭剌和安端的武装，① 据《辽史》载，契丹人建立的第一个城镇是902 年于潢水之南建立的龙代州，同时建有开教寺。908 年，建明王楼。909 年在龙化州又建大广寺以纪功德，同时建羊城通市易。
　　① 《辽史》卷1《太祖纪》上。此一史实记载十分简略，只称“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收编了他们的军队。于是剌葛率兵直犯老营，“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①，并夺走了象征联盟最高权力的旗鼓。阿保机之妻述律氏组织留守兵力自卫，仅夺回了旗鼓。阿保机则在土河秣马厉兵，纵剌葛率败兵远遁，待其部属怀土心切，将士离心之际，再奋兵出击，终于在五月击败叛军，生擒剌葛，取得了对迭剌部旧贵族争权斗争的完全胜利，为建国称帝扫清了一大障碍。914 年，他重新任命了迭剌部夷离堇和惕隐等官，判处参与叛乱的300 余人死刑，对参加夺权活动的诸弟，首犯剌葛和迭剌处以杖刑，寅底石、安端等从者释罪不问。
　　镇压了迭剌部中的敌对势力后，阿保机又用阴谋手段迫使契丹八部首领再一次确认了他的权力①。916 年，遂正式建国称帝，成为辽政权的创始人②。阿保机称天皇帝，以妻述律氏为地皇后，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天显元年（926）七月，阿保机在征渤海国回军途中，病死于扶余府（今吉林农安），享年55岁，谥号昇天皇帝，庙号辽太祖。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加谥大圣大明天皇帝。兴宗重熙二十一年（1052），增谥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
　　开拓境土，草创制度辽朝建立时，分散游牧于漠北的草原诸部比较弱小，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东邻渤海、高丽也已大大衰落。朱温虽然取代唐朝建立了后梁，但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勗父子一直与之对抗。于是，阿保机便加紧向周边用兵，以期征服漠北，占领辽东，臣服高丽，南下幽、蓟，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①。
　　割据中原的诸藩镇，常常将契丹作为一种借用的力量，帮助自己打击对手，扩充实力，这就给阿保机提供了向中原发展势力的契机，也刺激了他向南扩张境土的欲望。神册二年（917），李存勗率军进攻后梁，征兵新州，激起军民不满，部将卢文进兵变降辽，为契丹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南下机会，阿① 《辽史》卷1《太祖纪》上。
　　①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记载了一个传说故事，虽然颇具戏剧性，可能也并非完全是向壁虚构。以阿保机和述律氏的阴险狡诈，其事未必无凭。故事称：“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乃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这可能是一次以武力威迫强行通过的选汗大会。② 阿保机916 年建国，国号契丹。947 年改为辽，983 年改为大契丹，1066 年又改称大辽，直至1125 年灭亡。本书统称为辽。
　　① 阿保机先后应卢文进、张文礼之约，参与中原割据势力间的争战，虽不曾取胜，却日益明确了向中原扩张势力的军政目标。李嗣源即位后，曾遣姚坤为使与契丹结好。《旧五代史》载，阿保机对姚坤说：“汉国儿（指唐庄宗李存勗——引者注）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雠敌，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指后唐明宗李嗣源——引者注）无恶，足以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资治通鉴》记载阿保机与姚坤的谈话为：“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又说：“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适足以说明黄河以北已经成为阿保机既定的军政目标。
　　保机发动了对中原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新州、幽州之战。三月，卢文进与契丹兵进攻新州，击败晋将周德威，并乘胜围攻幽州达半年之久。后虽在晋援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撤军，但仍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卢龙节度使，令其常居平州，打开了南下中原的一道门户。神册六年二月，镇州防城使张文礼使人杀成德节度使王镕，自请为成德军留后，与晋王李存勗有隙，遣使向契丹求援。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也遣子王郁求契丹出兵解镇州（今河北正定）之围，又给契丹提供了一次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十二月，阿保机率军入关，下涿州（今河北涿州），围定州（今河北定县），与李存勗大战于沙河、望都，“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①，遂撤军。但阿保机的指挥才能和契丹军队严明的纪律却令能征善战的李存勗赞叹不已②。
　　两次用兵失利后，阿保机改变了战略部署，将进攻方向转向西北和东北，计划先征服草原诸游牧部落和渤海，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再全力南下与割据势力争夺河北、河东。天赞三年（924）六月，他召开贵族大会，对军事征伐作出了新的部署③。他亲率大军，“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兵锋北至乌孤山（肯特山）、回鹘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右岸哈喇八喇哈孙），西抵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扫荡了北至胪朐河，西达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为日后草原各游牧部落同辽朝政治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次年，他宣布“所谓二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④。天显元年（926）七月，下渤海边城扶余（今吉林农安），围渤海首都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被迫出降，于是招降渤海郡县，搜索军民兵器，改渤海故地为东丹国，册皇太子倍为东丹王，主渤海事务。将原渤海统治地区纳入了辽朝版图。
　　连年的对外征伐，俘虏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财富，辽朝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控制的人口急剧增加，契丹人的部落组织数目陆续增多。为了有效地统治新征服的游牧民，加强皇帝对契丹诸部落的控制，巩固新建的政权，阿保机对契丹部落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形成了“太祖二十部”①。
　　部落是辽朝治理游牧人口的基层政权组织，有时也译作“营”，相当于定居人口的州。这一政权形式是自匈奴以来就逐渐确立的。阿保机对契丹部落的整编，既是契丹社会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也是他巩固统治的客观需要。整编是在原遥辇部落的基础上进行的，“二十部”中，继续保留了原有的遥辇八部②。同时，又将在征伐战争中掠夺的人口相继编入契丹新部落，任命契① 《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二年。
　　③ 天赞三年六月，阿保机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总结了前此个人的征伐活动，最后说：“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所谓两事，即征服草原诸部和渤海。
　　④ 《辽史》卷2《太祖纪》下。
　　① 所谓“太祖二十部”，是契丹贵族对外征伐的结果，也是阿保机赖以建立政权的基础。随着辽朝统治形势的变化，此后也仍不断的进行调整和改编。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二章第一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遥辇八部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涅剌、突吕不、突举。
　　丹贵族为部落首领，管理新附的游牧民③。契丹社会中，与部落组织有着同样职能的还有“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二国舅帐”和诸宫卫。通过重新编部，阿保机一方面进一步笼络和控制了契丹旧贵族，一方面使诸强部互相制约，从而加强了皇帝对整个契丹社会的控制。他按照唐朝对周边民族上层赐姓加以笼络的方式，将以前曾作过部落联盟首领的家族——大贺和遥辇，也赐以国姓“耶律”，从而形成了辽朝契丹人中的所谓“三耶律”。而为了限制皇室贵族的权力和影响，则提高与皇族通婚的二国舅族的地位，将他们从契丹部落中析出，组成二国舅帐，使之对皇族的势力发挥一定的牵制作用。奚人与契丹关系密切，也是最早被征服或归附的部落，奚人上层在部落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和较重的权力，同时也是阿保机必须防范的对象；乙室部也是契丹大部，且与迭剌部关系密切。于是在编部时，辽太祖又借机提高乙室部贵族的权力，使之对奚贵族发挥一定的制衡作用。迭剌部是契丹强部，其首领为阿保机堂兄弟或族兄弟，也是皇权的一大威胁。天赞二年（922），阿保机将迭剌部一分为二，组成五院（北大王院）、六院（南大王院），同时，使二院与遥辇互相制约①。
　　阿保机在为联盟长时，就重视对辽东的经略，筑长城防御渤海、高丽。
　　建国后，修辽阳故城，实以汉户、渤海户，进一步加强对辽东的控制与开发。在契丹人生活的草原地区，也早就有汉人流入，他们或因逃避中原战乱，或在契丹人的征伐掠夺战争中被俘，或因出使等种种原因留居草原，使得阿保机在建国前就已经接触了汉人和汉文化，摸索和采纳了一些治理农耕人口的方法和经验。汉人进入草原，带入了先进农业、手工业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对契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是阿保机得以迅速战胜对手的重要因素之一。阿保机本人所领的属民，既有游牧人口，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这些人口多为其征伐所得，也是他赖以壮大和建立政权的基础。因此，他对如何安置汉人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这一点为辽朝历任皇帝所继承，使辽朝社会受益非浅。
　　令大批被俘的汉人完全改变其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并非易事，处理不当，将引起汉人的大量逃亡。于是阿保机采纳汉族士人的建议，为其“树城郭，分市里”①，使之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不但使汉人得到了妥善安置，而且为游牧社会增添了新的经济、文化内容。对汉人的妥善安置，使阿保机受益良多。时值中原多故，尤其是幽州地区，在刘仁恭父子的残暴统治下，战事频仍，民不聊生，为了躲避中原战乱之苦，百姓甚至逃往草原，使阿保机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初期，汉人被安置在草原耕作，在牧区开出了部分农田。他们以原籍名称为新居地命名，于是，在草原上出现了汉人的州县。这些州县，初期多是以皇帝、皇后、贵族、外戚和诸功臣私城的形式出现的，即《辽史》中所记③ 以新附民所编的部落是：以奚人为主的奚王府六部五帐分、迭剌迭达部、乙室奥隗部和楮特奥隗部，以室韦为主的突吕不室韦部、涅剌拏古部，以达鲁虢为主的品达鲁虢部和以于骨里（乌古）为主的乌古涅剌部和图鲁部。
　　① 《辽史》卷45《百官志》一称：辽太祖“有英雄之志者三：任国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
　　① 《辽史》卷74《韩延徽传》；《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也载：“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
　　的投下州县，这是辽朝投下军州的滥觞。建国和灭渤海后，仍不断有汉人和渤海人进入草原，作为国家地方政权机构的州县也逐渐建立起来，成为治理定居农业人口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
　　在安置汉人的同时，草原上的城镇也逐渐建立起来，出现了一些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如果说早期的投下军州是安置汉人的一种措施，那么建国以后，阿保机则是更自觉更有意识地使其统治方式兼顾契丹等游牧人口与汉、渤海等农业人口，使辽朝成为兼治蕃汉的政权了。这一转变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兴建皇都。神册三年（918），阿保机以汉人康默记为版筑使，在西楼之地修建都城，即后来的上京。上京虽坐落在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却是一座兼具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特色的城市。皇都虽在太宗时有所扩建，但其基本形制在阿保机时已经奠定。全城分南北两部分，北面为皇城，建有宫殿、衙署、寺庙，西北部除寺庙和窑址外，其空旷地当是契丹贵族安扎帐篷的所在。南城为汉人、渤海人和回鹘人居住之地，除少量官署和寺庙外，主要是民居和作坊，并建有留居使臣的馆驿和停住回鹘商人的回鹘营。皇都这一设计特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阿保机对汉、渤海、回鹘等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政权的建立和大批汉人、渤海人进入草原中心地区，使辽朝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契丹固有的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阿保机在建国的过程中及建国后，不断制定一些新制度、新措施以完善其统治机构。他除了按传统方式任命效忠于己的本族和妻族子弟为南北府宰相和惕隐以控制契丹诸部外，又积极网罗汉族将领和士人，协助他治理所俘汉人。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在制定礼仪、法令和外交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平定诸弟之乱后，阿保机开始制定一系列制度和礼仪。913 年，定吉凶仪。918 年，建孔子庙。921 年，诏定法律，正班爵。同时，不断调整契丹部落组织和任命必要的官员以完善其统治机构。
　　对于逃入和俘获的汉人、渤海人，阿保机并没有强令他们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设立州县的同时，在朝廷也设置了管理汉人事务的汉儿司，任命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掌诸国礼仪。辽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使汉制与草原行国体制并存，为日后胡汉分治的南北面官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创制文字，发展草原文化阿保机与一些契丹贵族人士多通晓汉语文，对中原政治、军事形势有一定了解，重视吸收中原统治阶级的治国经验、教训，学习汉文化。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游牧经济和草原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契丹人固有的勇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因此，他虽通晓汉语，却“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士兵怯弱故也”①。他以后唐庄宗李存勗失败的教训为戒，激励自己，“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②。
　　为了便于草原牧业文化的传播和政令的推行，也为了提高契丹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修养，他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参照汉字制定了契丹大字，于神册五年（920）颁布推行。此后，因用大字记录契丹语有种种不便，又令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数少而该贯”① 《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
　　② 《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
　　③，成为与汉字和契丹大字并行的辽朝官私通用文字，并一直使用到金章宗时，对契丹和辽朝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今天，虽然用契丹字书写的文献已不复存在，但用契丹大、小字镌刻的碑铭却不断被发现，是契丹民族文化和辽朝文化的历史见证。
　　阿保机以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干，在部落联盟的废墟上建立了国家政权，统一了中国北疆的大片领土和处于分散状态下的草原各游牧民族，促进了契丹民族和北方各游牧、渔猎民族的发展，加速了北方诸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
　　第二节述律后建国有勋述律后（879—953），名平，小字月理朵。太祖神册元年，立为应天大明地皇后。太宗天显二年（927），尊为应天皇太后。会同元年（947），尊为“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穆宗应历三年（953）死，享年75 岁，谥“贞烈”。兴宗重熙二十一年，更谥“淳钦”。
　　述律家族的祖先本为回鹘人，月理朵曾祖魏宁初为舍利（郎君）①，祖父慎思官任梅里（又作“梅禄”、“密禄”、“媚禄”、“杯禄”、“不亦鲁黑”等），父月椀（又作容我）先后为梅里和阿札割只②。月椀娶耶律氏女、阿保机姑为妻，生女月理朵。
　　契丹贵族间盛行姑舅表婚姻，月理朵既长，遂与舅撒剌的之子阿保机结婚。她“勇决多权变，阿保机行兵御众，述律后（月理朵）常预其谋”③，对阿保机的事业有着重要的襄助之功。据说，月理朵曾见地神于潢水与土河合流处，后者竟仓猝避开，故童谣称“青牛妪，曾避路”①，于是她就成了地神的化身，在契丹社会军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增加了神秘色彩。平时，她积极为阿保机网罗人才，成就大业。辽朝佐命功臣之一的韩延徽，就是由她荐举入仕的。阿保机出征，她则经常统兵居守后方。913 年，诸弟剌葛、寅底石引兵犯行宫时，是她命人从叛军手中夺回了象征权力的旗鼓。当阿保机的权力受到挑战时，是她为之出谋划策，制服部落首领的。她的同母异父兄敌鲁和弟阿古只等也全力支持耶律阿保机，她的家族在阿保机变家为国的军政活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就成了辽朝仅次于四帐皇族的契丹权贵。
　　阿保机建国后，作为地皇后，她在军政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更大了。阿③ 《辽史》卷64《皇子表》。
　　① 舍利为契丹贵族子弟无官职而勇武者的称号，参见李桂芝：《契丹郎君考》，《民大史学》第1 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② 梅里（Buiruq）为突厥官号，或为统兵官，或为皇家总管，前后职掌有所不同。参见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载《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阿札割只为遥辇氏联盟时官职，辽建国后并入枢密院。③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① 《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又，契丹人中一古老传说称，“古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水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见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风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保机出征，她居守大帐，保护后方之际，“摘蕃汉精锐为属珊军”②，组建了个人的武装力量，建立了个人的宫卫蒲速盌斡鲁朵（长宁宫）。阿保机北征，述律后留守之际，“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③。除统兵作战外，述律后也常常参与阿保机用兵方略的制定。吴王尝向契丹进猛火油，可用于攻城。阿保机拟选兵攻幽州以试猛火油的威力，述律后力阻其行，并提出了骚扰幽州的策略。阿保机在神册二年、六年两次南进失败后，终于采纳了她的意见，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①。此后，“其平渤海，后与有谋”②。
　　偏于守旧、重牧轻农但是，在治理国家的政治倾向上，述律后是偏于守旧的；在经济思想上，她是重牧轻农的，她的一系列主张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天赞四年（925）十二月，述律后随从阿保机亲征渤海。天显元年（926）七月，阿保机死于扶余府，述律后称制，权决军国事，奉阿保机灵柩返回上京。阿保机既葬，她于天显二年十一月亲自主持召开了契丹贵族大会，推举继承人。
　　从阿保机即位时立耶律倍为皇太子的决策看，他是准备按中原传统行嫡长子继承制的。但灭渤海后，他却改渤海为东丹，“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③，又按游牧民族传统将耶律倍分封在东丹。这一转变，当是述律后施加影响的结果。《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载：“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太祖崩，太宗立，东丹王避之唐。”显然，将太子倍分封在东丹，正是皇后的意图。而阿保机死后，按照游牧社会的传统，在新皇即位之前，政权由皇后权摄。皇位继承人，由贵族大会推举。述律后以摄政皇后的身份，有权主持召开推举新皇帝的贵族大会，并能利用其地位与影响，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继承人①。
　　② 《辽史》卷35《兵卫志》中。
　　③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黄头室韦为室韦中的强部。臭泊，《辽史》中又作术不姑、述不姑、直不姑、直不古、阻卜，是契丹人对室韦系统蒙古语族各游牧部族的泛称。① 述律后反对轻易向幽州用兵，她的策略是：“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她担心轻易用兵，“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此后，契丹对幽州便采取了“抄掠馈运”的策略，使“幽州食不支半年”。参见《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资治通鉴·后梁纪》四、《后唐纪》一。
　　② 《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③ 《辽史》卷2《太祖纪》下。
　　① 关于这次推举新皇帝的贵族大会，《资治通鉴》卷275，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有一段具体生动的描述，“契丹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命与突欲（即太子倍）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辔欢跃曰：‘愿事元帅太子。’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之为天皇王。突欲愠，帅数百骑欲奔唐，为逻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归东丹。”可见，太宗之立确是由述律后主持的贵族大会决定的。《辽史》中的有关记载，隐去了这次大会的实情，或是因原始资料不全，或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太宗纪》称，“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似乎此议是由太子倍与群臣共同提出，述律后仅是俯循舆情而已。其实不然，这次的权力交接，不但引起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而且为此后皇室内部的权力对这次权力交接中的斗争，《辽史》没有明确的记录，似乎是在很平稳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实不然。述律后的意见并不为全体契丹贵族所认可，反对者大有人在。对于持不同意见者，述律后采取其一贯的作法，以阴谋狡诈的手段残酷地予以惩治和镇压。
　　阿保机在世时，曾命三子采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干者束而归，后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也。’”②可见东丹王耶律倍与大元帅耶律德光各有所长，皆可有所作为。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③，仰慕汉文化，主张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术。可能正是这一点不为其母所喜。他与耶律德光在契丹贵族中，都有一批拥护者。述律后为贯彻自己的意图，利用契丹的人殉旧俗，以残酷的手段打击耶律倍的支持者。在主持阿保机丧葬仪式时，她以“为我达语于先帝”的借口，令一些不易驾驭的人为阿保机殉葬，“前后所杀以百数”。最后，轮到平州汉人赵思温，思温不肯行。述律后说：“汝事先帝亲近，何为不行？”思温答以“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述律后以“诸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为辞，并不得已“断右腕纳于柩”①。这就是“太后断腕”的背景。后来，述律后便以“断腕太后”著称于史。《辽史》称其“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的记录，与史实恐未必相符。
　　耶律德光即位，述律氏为太后，一如既往地参与朝政，权力和地位并无丝毫削弱。这一地位既是由她个人的条件也是由游牧社会的传统所决定的。她“简重果断，有雄略”②，在契丹贵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威望；而在游牧社会中，女性参与军国大事决策并不像中原王朝那样受到非难；耶律德光皇后也出自述律家族，为其弟室鲁之女，述律家族在辽朝是一个实力和威望不在宗室之下的契丹家族，这是她行使权力、施加影响的强大后盾；耶律德光又是她亲自选立的，因此在太宗朝她依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耶律德光“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尝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而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①。这固然是耶律德光的天性，但母后的权威与舅氏的势力，也是他不能不顾忌的客观原因②。
　　由于述律后倾向于维护契丹故俗，又偏爱幼子李胡，所以耶律德光立李胡为皇太弟和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决定极有可能是在她的影响下做出的③。斗争埋下了无穷隐患。
　　② 《辽史》卷72《章肃皇帝传》。
　　③ 《辽史》卷72《义宗倍传》。
　　① 参见《契丹国志》卷13《太祖述律皇后》、《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资治通鉴》卷273 所载与此小异，“述律后召诸将及酋长难制者之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问曰：‘汝思先帝乎？’对曰：‘受先帝恩，岂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见之。’遂杀之。”② 《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① 《资治通鉴·后唐纪》四、《契丹国志·太宗嗣圣皇帝上》。
　　② 据《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载，耶律德光灭晋后，于天福十二年（辽大同元年，947）三月，召晋百官，告以将北归“省太后”，晋群臣请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形象地说明了述律后及其家族在辽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③ 契丹在部落联盟时期，首领由世选产生。述律太后作为游牧社会传统的代表人物，极有可能提出立李胡的主张。耶律德光之立既得益于述律氏的态度和古老的传统，在做了皇帝后，虽想改变旧制以己子继承皇在辽朝是否应南下中原的问题上，述律后与阿保机、耶律德光存在意见分歧。她只满足于对草原诸游牧部落的统治，对向农业区深入缺乏热情。当阿保机应卢文进之约发动幽州之战时，述律后就持反对态度，她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④故而她对中原用兵的目的还仅仅停留在骚扰和掠夺上，没有将农业区纳入统治范围的高瞻远瞩。耶律德光即位后，继承阿保机遗志，始终不忘谋求南下参与中原事务的机会，以期将疆域扩展至黄河以北。他在这方面的行动，也不时受到述律太后的牵制。当他准备应石敬瑭之约领兵南下时，也不得不借助于神的启示①。兵行之际，太后又反复叮咛，再三告诫②。当他灭晋回军病死栾城，遗体运回上京之际，太后不哭，也不立即主持发丧，要“待诸部宁一如故”③，才肯为之举行葬礼。被幽禁至死耶律德光死后，述律太后依然准备依契丹故俗和她个人的意愿，立幼子李胡为帝。但李胡暴戾残忍，不得人心。述律太后自舍东丹王立耶律德光以来，也在契丹贵族中造成了不和。一些因拥立东丹王而被杀的诸贵族的子弟既已长成自立，他们决心对辽朝皇位继承施加影响，以削弱太后的势力。于是以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和直宿卫耶律安抟等为首的契丹贵族，在军中立东丹王之子耶律阮为帝④。遣使上京报告述律太后，同时发兵北归。述律太后大怒，她说：“我儿南征东讨，有大功业，其子在我侧者当立。汝父弃我，走投外国，乃大逆人也，岂得立逆人之子为帝乎？”①遂遣李胡领兵逆击，以随石重贵北迁的故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为排阵使，与耶律阮军隔潢水而阵，这场皇位争夺战大有演变成武装冲突之势。但李彦韬阵前向耶律阮军迎降，李胡兵败。惕隐耶律屋质乘势劝太后与耶律阮议和。述律太后鉴于阿保机时诸弟之乱给契丹社会造成的重大创伤尚未平复的教训，勉强同意立耶律阮为帝。但她依然不甘心失去左右国家军政大事的权力，仍然策划废耶律阮而立李胡。事觉，被幽禁在祖州阿保机墓所，最终死于幽禁之所。
　　位，也决不敢贸然行事。慑于太后的威势和守旧势力的影响，他可能不得不暂时屈从于述律氏的主张。④ 《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元年。
　　① 耶律德光拟出兵助石敬瑭时，恐述律后不允，曾假托梦见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参见《资治通鉴》卷280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辽史》卷37《地理志》一。
　　② 《资治通鉴》卷280，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记载了述律太后与赵德钧的一段谈话，述律称：“吾儿将行，吾戒之曰：‘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需引归，太原不可救也。’”又问赵德钧，“太原今属谁？”德钧对称“属太后。”也可见述律太后在辽朝的地位并不在皇帝之下。
　　③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④ 参见《辽史》卷77《耶律吼传》、《耶律洼传》、《耶律安抟传》。安抟之父迭里为南院夷离堇，“太祖崩，淳钦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及耶律阮立，“太后问安抟曰：‘吾与汝有何隙？’安抟以父死为对，太后默然。”可见，耶律阮之立是辽朝自东丹失位以来争夺皇权斗争的继续，是述律太后以己意擅行废立造成的直接后果。
　　① 《契丹国志》卷4《世宗天授皇帝》。
　　第十五章辽太宗耶律德光（902—947），即辽太宗，契丹名尧骨，辽太祖次子。天赞元年（922），任天下兵马大元帅，领兵略蓟北，下平州，降胡逊奚，南攻镇、定。天赞三年，从阿保机北伐、西征，破阻卜、于厥里（乌古）诸部，定党项，取回鹘单于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喇八喇哈孙）等役，所在皆有功。天赞四年，从阿保机出兵灭渤海。天显元年（926）一月，与南府宰相耶律苏、南院夷离堇迭里、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围渤海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出降。五月，讨平降而复叛的渤海南海、定理二府。
　　天显二年十一月，在由其母述律后主持的契丹贵族大会上被推举为皇帝，行柴册礼即位①，号嗣圣皇帝。大同元年（947）四月灭晋回军途中病死于栾城（今属河北），享年46 岁。庙号太宗，谥孝武皇帝，重熙二十一年增谥孝武惠文皇帝。
　　耶律德光继承阿保机遗志，一方面继续完善统治制度，巩固契丹政权；一方面继续对外征伐，扩张疆土。
　　第一节排挤政敌，巩固权位耶律德光是在述律后主持之下取代其兄太子耶律倍继承皇位的。耶律倍对这样的安排自然不满，契丹诸贵族意见也有分歧。因此，他即位后便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
　　即位之初，“阅近侍诸班”，“阅北剋兵籍”，“阅南剋兵籍”，“阅皮室、拽刺、墨离三军”①，是加强对诸军控制的步骤。而人皇王耶律倍的东丹国，更是他要加意防范的对象。耶律倍统治了原渤海国的大片领土，北至松花江流域，南至鸭绿江流域，物产丰富，居民文化素质也较高。在耶律倍管辖下，它的发展将对耶律德光的契丹政权形成威胁。因此，天显三年，他乘耶律倍离开其国留居皇都期间，采纳东丹国相耶律羽之的建议，“迁东丹之民以实东平”，“升东平为南京”②。此举虽有防渤海为乱的意图，恐亦有缩小东丹国规模，迁东丹于近地，便于牵制的个人因素。
　　天显四年八月、十月耶律德光在南京和皇都两次“幸人皇王第”，这或是为安抚耶律倍，或是为了掌握他的情况，以便对他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总之，这如果不是兄弟间亲密无间的反映，则必定是矛盾加深的表现。而在耶律倍留居皇都期间，耶律德光又只身前往南京，也极有可能是在做剥夺耶律倍治国权力，割断他与其封国关系的安排。五年，册皇弟李胡为皇太弟，此举虽然可能出自太后，也是对耶律倍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人皇王耶律倍归国前，耶律德光“宴人皇王僚属于便殿”，可能也是在做加强对他的控制与监视的工作。归国不久，又下诏“以舍利普宁抚慰人皇王”，“诏置人皇王仪卫”，都明显地暴露了耶律德光加强了对其兄监控的意图。两个月后，耶律倍浮海投奔后唐，则是失去权力的耶律倍所能采取的最后措施。至此，耶① 柴册礼为契丹遥辇氏联盟首领阻午可汗时制定的可汗即位典礼，即所谓燔柴告天仪式。详见《辽史》卷49《礼志》一。
　　① 《辽史》卷3《太宗纪》上。
　　② 参见《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辽史》卷3《太宗纪》上。
　　律德光除掉了来自东丹王耶律倍的威胁，巩固了自己的权位。
　　第二节继续争战中原，伺机开拓疆土辽朝统治者虽然主观上有插手中原事务，进而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的主观愿望，并不时侵扰与之相邻的燕云地区，但进一步向南发展势力，客观上却不得不利用割据势力间的矛盾和冲突，伺机而动。自阿保机以来，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应中原某些割据势力之邀援助一方与另一方对抗。阿保机时曾配合卢文进、王郁、张文礼，进军涿、定诸州境，均无功。耶律德光继其未竟之业，继续等待时机参与中原割据势力间的斗争。天显三年（928），后唐义武军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因谋求更大的权力，被明宗削夺官爵，遭到讨伐，遂通过奚秃里（又作“秃馁”，汉译“太尉”）铁剌向契丹求援，给契丹南下参与中原事务提供了又一次机会。耶律德光遂命铁刺率军前往援救，并陆续派出契丹军增援。但契丹军每每失利，兵士战死和被俘者数千人，首领数十人被俘。天显五年，东丹王耶律倍又投奔后唐。后唐明宗在位期间，中原比较稳定，耶律德光的军政目标还难以实现，于是他一面不断派兵攻打云中等郡县，一面加强了与后唐的政治交涉。
　　936 年（契丹天显十一年，后晋天福元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末帝李从珂互生猜忌，欲夺后唐以代之，遣使向契丹求援，约事成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以北，称臣，以父礼事耶律德光，为耶律德光提供了又一次干预中原事务的机会。于是耶律德光应石敬瑭之约，亲率5 万大军援助石敬瑭，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按照协议，晋将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割与契丹，每年向契丹输帛30万匹。938 年（契丹会同元年，后晋天福三年）晋使至辽，“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①，献十六州图籍，上述律太后尊号为“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耶律德光尊号为“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通过援立石敬瑭，契丹不但使中原政权成为附庸，而且将燕云十六州纳入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
　　十六州的并入对契丹政权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从此，它不但统治了俘获和流亡到草原的汉人，而且直接统治了汉地。发达的农业为契丹政权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增强了契丹社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汉文化对契丹社会的影响更加直接；同时，契丹统治者也直接面临着如何统治以汉人为主体的农业区的问题。
　　晋高祖在位的七年中，契丹与晋关系良好，对中原局势的稳定和契丹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会同五年（943）晋高祖死，群臣立石重贵为帝，对契丹称孙而不称臣。契丹遣使责问，晋臣出语不逊，激起了耶律德光的不满；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为中原皇帝，乘机鼓动对晋用兵；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又密通契丹，告以“晋主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①，再一次激发了耶律德光南下的政治热情。会同六年底，他下令“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沧、恒、易、定分道而进，① 《资治通鉴》卷281，后晋高祖天福三年。
　　① 《资治通鉴》卷283，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大军继之”②，同时又遣将从雁门南下，发动了与晋争夺中原的战争。
　　自会同七年（944）至九年，经过了三年的征伐，晋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威以20 万军不战而降，晋军主力丧失殆尽。晋帝自焚不果，上降表，耶律德光终于实现了自其父以来占有黄河以北地区的愿望。于是，他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改契丹国号为大辽，以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中京留守。显然，耶律德光心目中的大辽是将晋朝统治地区包括在内的。但是，由于契丹军队的掠夺激起了中原汉人的顽强抵抗，刘知远又在太原称帝，耶律德光在任命了各州郡节度使后，便于大同元年四月撤军北归，在回军途中病死。东丹王之子耶律阮（契丹名兀欲）在军中被诸将拥立为帝，此即辽世宗。耶律阮北归后，与其祖母述律氏为争夺政权几乎酿成一场武装冲突，留守中原的契丹军心也发生了动摇。
　　耶律德光北归后，汉人节度使相继叛辽，或自立，或附汉。各地人民也纷纷起事杀辽官，袭击契丹军。留守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萧翰和其他留守中原的契丹军将也擅自北归，耶律德光经三年鏖战所得的中原晋地乃为北汉和后周所有，辽朝并未能享受到胜利果实。
　　灭晋战争的胜利，除依靠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外，耶律德光也充分利用投靠契丹的汉官的政治野心和晋朝官僚将领间的矛盾。首先，他利用赵延寿谋求取代晋帝为中原皇帝的野心，充分调动了赵延寿的灭晋积极性，使他充当灭晋的急先锋①；同时，他对晋朝内部的情况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②，也随时注意利用晋朝将领间的矛盾，以分化和拉拢的手段，使之为己所用③。这样，就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削弱了晋军的战斗力。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对中原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契丹骑兵虽勇武善战，但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人数、武器装备远胜于己且② 《辽史》卷4《太宗纪》下。
　　① 用兵之初，耶律德光将山后和卢龙兵5 万人交与赵延寿统领，并“委延寿经略中国，曰：‘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又常指延寿谓晋人曰：‘此汝主也。’延寿信之，由是为契丹尽力，画取中国之策”；辽中路军的胜利，多由延寿之力，故耶律德光回南京整军期间，诸将多受责罚，唯赵延寿得免；契丹军再次南下时，延寿又以诈降配合。可见赵延寿在灭晋之役中是何等卖力。但晋朝灭亡后，耶律德光任官遣将，却绝口不提先前的承诺，赵延寿不得已求为太子，也被拒绝。耶律德光竟冠冕堂皇地说：“我于燕王，虽割吾肉，有用于燕王，吾无所爱。然吾闻皇太子当以天子儿为之，岂燕王所可为也”；当张砺奏拟赵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时，他却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此足以看出耶律德光在用人行政上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与其父一样善于权变。参见《资治通鉴》卷283、284、286。
　　② 辽晋宗藩关系的确立，加强了双方的交往和联系；辽朝统治集团中，有相当数目的汉官；末帝时，晋臣中也不乏通辽者；最根本的是辽自阿保机、耶律德光以来，一直不曾放弃占有黄河以北的军政目标，故辽朝统治者对中原的情况一向关心，也随时注意搜集有关情报。故灭晋后，耶律德光“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
　　③ 契丹南下，杨光远即与之配合；贝州军校邵珂为之提供贝州军情；太原节度使刘知远则身为北面行营都统，却按兵不动，“慎事自守”。杜重威统率晋军主力，畏敌怯战，且有降意，耶律德光又以中原相许，以坚其降志，他说：“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重威果降，晋朝大势亦去。杜重威既降，耶律德光又遣赵延寿“衣褚袍至晋营慰抚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马前，亦以褚袍衣威以示晋军，其实皆戏之也。”见《资治通鉴》卷285。看来，不论是对赵延寿，还是对杜重威，耶律德光的许诺皆无真意，不过是利用他们的野心为自己的军政目的服务罢了。占有地利优势的晋军。初期，契丹军屡屡失利，战争进行得十分艰苦，耶律德光不得不三次征兵和调整作战部署。会同七年，契丹军三路南下，耶律德光自领中军主力，以赵延寿为先锋。但西路在太原、雁门受阻，东路初获小胜，继而失利，只有中路长驱直入，无功而还。
　　会同八年第二次大举南下，又为晋将皇甫遇、慕容彦超、李守贞、符彦卿等所败。国内人畜多死，诸部厌战。时晋又遣使求和，太后也力促议和班兵。但耶律德光依然坚持“割镇、定两道隶我，则可和”①。
　　会同九年十一月，再次南下。主力自易、定趋恒州。利用杜重威怯懦不敢战的弱点，以大军与杜重威夹滹沱河列阵，遣将出晋军之后，断其粮道及归路。同时以中原皇帝的高位向杜重威诱降，终于扭转了战局，取得了灭晋之役的胜利。它不仅表现了耶律德光坚韧不拔的毅力，也体现了他拓土开疆、占有中原的意志和决心。
　　在灭晋的前后，也不断遣将继续征乌古、党项、吐谷浑等，巩固辽朝对这些部族的控制。
　　第三节奠定统治基础将渤海人迁往辽东，是耶律德光削弱耶律倍势力的第一步。耶律倍投奔中原，朝廷又以耶律倍妃主东丹国事，同时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其封地和属民的控制。原来的东丹国实际上是游牧政权中的亲王封国，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可自建国号、年号，可直接遣使与周边其他政权交往；每年向朝廷贡纳布15 万端、马千匹；宰相以下百官可自行除授。耶律倍妃主东丹后，朝廷于天显六年置中台省于南京，加强了对东丹封国南京地区事务的直接干预。契丹自建国以来，治下就有相当数目的汉官与汉民。汉官曾为政权的建立与国家的治理出谋划策，汉民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对草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契丹统治者治国的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契丹社会和契丹政权的面貌。
　　阿保机时期，为治理汉人和发展农业生产，曾设立汉儿司管理汉人事宜。十六州入契丹后，耶律德光没有改变燕云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治理方式，“公卿庶官皆仿中国，参用中国之人”，以赵思温为南京留守；赵延寿为枢密使，后改政事令；以张砺为翰林学士。从而，开创了辽朝南北面官制的先河。会同元年，后晋献十六州图籍。耶律德光以此为契机，对统治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以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已为司徒，达刺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刺干为马步。置宣徽、閤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房、监冶等局官长为详稳①。
　　上京居于契丹各游牧部落之中，除作为都城具有崇高的地位外，临潢府① 《资治通鉴》卷284，后晋齐王开运二年。
　　① 《辽史》卷4《太宗纪》下。
　　又是治理迁入这一地区的汉人和渤海人的机构。东京辽阳府与南京析津府并列为两大地区行政中心，从而使东京地区与南京地区一样成为辽朝治下的两大行政区域，为日后辽分全国为五道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一调整，将东丹封国改由辽朝的道、府等地方行政机构管辖，事实上剥夺了耶律倍的封国。虽然耶律德光主观上是从加强个人的地位和权力做出这一调整的，客观上却有利于辽朝对地方的控制，有力地防止和避免了封国的分裂趋势。
　　官号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官制的局部调整，将北、南二院和乙室部首领由夷离堇改为大王，使北、南二府和乙室部地位提高。北、南二府的首领出自皇族，乙室部与耶律氏所从出的原迭刺部关系密切，他们与二国舅帐是契丹人中的核心部落。前此，为了笼络奚人贵族，阿保机时曾以奚人上层为奚王统领奚人各部；耶律德光天显十年，又以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帐并为国舅，置尚父统领。二院皇族设王府可以抗衡二国舅帐，乙室部建王府可牵制奚王。于是皇族二院、二国舅、乙室部和奚王府在契丹政权内既是为辽政权镇守一方的强部，又是互相制约的力量。
　　朝官中增加了一些汉官职位，诸部中的某些契丹官名也改为汉官名目。
　　可以说，这次调整总的趋势是汉制成分的增加。
　　第四节学习汉文化，总结和积累治国经验在阿保机网罗汉士、借鉴中原统治经验的基础上，耶律德光继续留意广泛搜罗蕃汉人才、学习中原文化和积累、总结治国经验。
　　即位之初，耶律德光即下诏“选遥辇九帐子弟可任官者”①。会同初，得燕云十六州，曾以汉士平素所习之业选拔汉士，治理汉地，得名臣室昉等。会同三年，“东京宰相耶律羽之言渤海相大素贤不法，诏僚佐部民举有才德者代之”②。五年，又下诏求直言，选拔有才识者，果奏对称旨，则可擢置高位③，表明了广泛延揽人才的愿望。
　　灭后唐援后晋之役，得后唐掌书记张砺。耶律德光对他格外重视，以其人才不可多得，令手下人妥善照应。张砺感奋，亦以忠直事耶律德光。“太宗见砺刚直，擢翰林学士。砺临事必尽言，无所避，上益重之”④。灭后晋之后，又以张砺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砺能言人所不敢言⑤，耶律德光对他虽未必言听计从，但他毕竟能使契丹统治者听到来自汉官的建议和呼声，这对他的统治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耶律德光重视农业生产，留意积累治国经验。特别是得燕云十六州后，他更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不以游幸妨农时，禁止扈从扰民和行军践踏禾稼。不但保护十六州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在适宜于耕种的草原地区发展农业。会① 《辽史》卷3《太宗纪》上。
　　② 《辽史》卷4《太宗纪》下。
　　③ 参见《辽史》卷113《耶律海思传》。
　　④ 《辽史》卷76《张砺传》。
　　⑤ 灭后晋之役取得胜利，张砺曾向耶律德光进言称：“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耶律德光当时虽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他未必没有考虑这一建议。故而后来北归时，耶律德光才会做出了此行有“三失”的总结。《辽史》卷76《张砺传》、《资治通鉴》卷285。
　　同二年（939），以乌古部水草肥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三年，赐于谐里河、胪朐河近地为农田，使契丹人也能从事农业生产。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发展契丹社会的手工业。
　　他关注社会稳定，整顿赋役制度，惩治不法官僚。思奴古多里、乙室部大王和南王府二刺史等都曾因盗窃官物、摊派赋调不均和贪蠹而受到惩罚。为减轻部民负担，罢北、南二府民上供及宰相、节度诸赋役非旧制者。他也能借鉴中原统治者的治国经验，吸收中原封建礼仪制度和思想观念。
　　会同元年，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表现出学习和吸收中原统治者治国行事经验的意向。
　　会同三年，至燕，行入阁礼，在礼仪制度上吸收汉制；除姊亡妹续之法，以法令方式改变契丹社会的婚姻旧俗；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不但为契丹人与汉人间的相互影响和学习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南面官制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尽管耶律德光对中原情况有一定了解，但亲身南下与后晋争夺中原的战争实践却使他增加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不但他亲眼看到了中原文物之盛，眼界大开，同时也亲身体验了统治与治理中原的不易。
　　灭后晋后，为了安抚百官和军民，他“诏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①。他希望从此以后罢兵安民，不事征伐。进入汴京时，遣通事谕百姓说：“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当然他也不忘收买中原人心，转移民众对他所发动的这场战争的不满，竟称“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入晋宫召集百官时，他“改服中国衣冠，百官起居皆如旧制”，对群臣宣布“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并任命了一批汉官主持汉地事务。但是，对中原的治理，他并没有成熟的意见，依然遵循立后晋的作法，“欲择一人君之”。而晋朝降臣不敢另立新君，声称“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耶律德光自认为他的军事、政治目标已经达到，他也就成了夷夏共主，从此可安享太平了，于是下诏“自今节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战马”。他“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廷。百官朝贺，华人皆华服，胡人皆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耶律德光本人改着汉服，说明他与其父兄一样能积极吸收汉文化。他们的这一倾向，对后世辽朝诸帝和贵族、百官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辽朝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的制度可能也自此开始形成。
　　但是，契丹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改变。辽军无辎重粮饷，所到之处，“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②。为了犒赏契丹骑兵，耶律德光令后晋降臣征括州县财物，激起了百姓的不满和社会动荡。面对汉地军民的反抗和无赖之徒聚众为盗，耶律德光无力稳定其在中原的统治，无可奈何地发出了“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①的感叹。并因不服中原水土，眷恋游牧生活，遂于大同元年四月北归。沿途，他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社会残破，听到了中原军民反抗的消息，反省和总结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教训，他说：“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① 《资治通鉴》卷285，后晋齐王开运三年。
　　②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①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对治理中原，也有了一些初步想法，他致信皇太弟称：“夙夜思之，制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②这一总结说明耶律德光在戎马倥偬之际仍时时以国事为心，在新的环境中，新的条件下，对待新问题，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及时思考解决办法。可惜天不予其时，回军途中病死于栾城，使他未能亲自将经三年征战和认真思索总结出的治国方针付诸实施。
　　②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辽史》卷4《太宗纪》下。第十六章耶律曷鲁耶律屋质第一节耶律曷鲁拥戴太祖，功居首位耶律曷鲁（872—918），字控温，一字洪隐，辽太祖阿保机族兄弟，也是其主要拥戴者，在阿保机二十一功臣中，位居首位，被喻为“心”。
　　曷鲁与阿保机同龄①，二人自幼交游，情好甚笃，既长又易裘马为友。从父释鲁认为二人是耶律家族的希望所在②。曷鲁父偶思临终前也将曷鲁推荐给青年阿保机，并嘱咐曷鲁善事于他③。
　　阿保机为挞马狘沙里时，参与部族事务。知曷鲁可以信赖，军机事常征求他的意见。曷鲁勇于建功立业，曾领数骑召小黄室韦来附。征讨越兀、乌古诸部时，曷鲁为前锋，战皆有功。
　　曷鲁有勇有谋，不但能战，也善辞令。901 年，阿保机为迭刺部夷离堇，讨奚部，攻之不下，遂遣曷鲁持箭前往劝降。既至，被执。曷鲁对奚长术里说：“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于奚岂有凌轹之心哉？汉人杀我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于奚，传矢以示信耳。夷离堇受命于天，抚下以德，故能有此众也。今奚杀我，违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连祸结，当自此始，岂尔国之利乎！”①术里信其言，遂降。
　　903 年，于越释鲁在契丹贵族的争权活动中被杀，阿保机也面临着威胁②，曷鲁则常佩刀从阿保机，以备意外。不久，阿保机为于越，掌联盟军政大权，欲以曷鲁为迭刺部夷离堇，曷鲁固辞。仍留在阿保机身边，充当侍卫。此后，阿保机征室韦，战刘仁恭，结盟李克用，曷鲁无不从行。
　　907 年，遥辇痕德堇可汗殁，阿保机属下同心推戴他取代遥辇氏为联盟可汗，曷鲁则是其中态度最坚决、行动最积极者。他们不但打出奉痕德堇可汗遗命的招牌，而且从天意、人心、祖宗和时事等诸多方面为耶律氏取代遥辇提供依据，以解除阿保机的顾虑，坚定其心③。
　　阿保机取代遥辇后，又一步步向其所追求的更高目标迈进。这期间，耶律曷鲁无不密切配合，鼎力相助，以阿保机的需要为进退的依据。在征战的过程中，阿保机势力渐盛，部众日增。当争权斗争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时，阿保机选诸部豪健2000 人，组建了个人武装力量——腹心部，作为对外征伐和对内争权的工具。这支私人武装的统领者就是曷鲁和阿保机妻兄萧敌鲁。自911 至913 年，诸弟连年作乱，逼迫阿保机交出权力，曷鲁、敌鲁和敌鲁① 曷鲁死于918 年，享年47 岁，则生于872 年，与辽太祖同年。
　　②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载：“从父释鲁奇之，曰：‘兴我家者，必此二儿。’”③ 偶思病，召曷鲁曰：“阿保机神略天授，汝率诸弟赤心事之。”阿保机来问疾，偶思执其手曰：“尔命世奇才。吾儿曷鲁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谕之矣。”见《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①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②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载：“太祖顾释鲁曰：‘滑哥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将反噬我。今彼归罪台晒为解，我姑与之。是贼吾不忘也。’”
　　③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弟萧阿古只等全力支持阿保机，终于使他战胜了诸弟。
　　在与诸弟的争夺中，阿保机认识到了迭刺部贵族是他建国称帝的最大障碍，控制迭刺部对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让耶律曷鲁为迭刺部夷离堇，将迭刺部掌握在自己亲信手中比让他充当侍卫军统帅更能发挥作用。于是，在处置逆党后，914 年阿保机再一次将迭刺部夷离堇的职务交给了他。与上次不同的是，曷鲁欣然从命。显然，他也认识到了这一职务对阿保机建立政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耶律氏兄弟争权斗争中，迭刺部受到了严重破坏，人口、财富锐减，民生凋敝。“曷鲁抚辑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①。次年，再次配合阿保机出兵征讨乌古，使之“不敢复叛”。
　　916 年，建国称帝的条件完全具备，曷鲁“乃请制朝仪、建元，率百官上尊号”。太祖备礼受册，曷鲁也荣膺于越之职，号“阿鲁敦于越”②。此后，仍从阿保机出征西南诸部族和幽州。
　　殚精竭虑，国建身瘁建国后，曷鲁更为巩固契丹政权而殚精竭虑。他深知，政权的取得是与迭刺部贵族反复较量取胜的结果，而政权的维持和巩固，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来自迭刺部贵族。因此，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妥善处理迭刺部问题，并向阿保机提出了析迭刺部为二以弱其势的建议。甚至在病重期间，仍拳拳以此为念。在阿保机前往视疾时，他又谆谆叮咛：“陛下圣德宽仁，群生咸遂，帝业隆兴。臣既蒙宠遇，虽瞑目无憾。惟析迭刺部议未决，愿亟行之。”①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后，阿保机遂于天赞二年将迭刺部分为五院、六院。曷鲁武善征伐，文足以治国，又对阿保机忠心耿耿，是阿保机的忠臣、直臣、贤臣、能臣和重臣，可惜天不假年，于神册三年（918）七月，皇都落成举行典礼、阿保机宴集群臣时病逝，享年47 岁。阿保机十分惋惜地说：“斯人若登三五载，吾谋蔑不济矣！”②既葬，阿保机赐其墓名宴答③，山名于越峪，下诏立石纪功。辽道宗清宁中，命立祠于上京。
　　《辽史》称“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即“三于越”④，曷鲁为其首。
　　曷鲁二弟觌烈和四弟羽之也以品德、才干见知于阿保机、耶律德光①，受到重用。当曷鲁典宿卫时，二人皆与闻政事。
　　①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② “阿鲁敦”，又作“阿鲁朵里”，契丹语“盛名”。终辽之世，为于越而有阿鲁敦称号者，仅耶律曷鲁一人。
　　①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②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③ 宴答，又做谙答、安答等，契丹语。汉语意为“盟友”、“义兄弟”。④ 三人为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仁先。参见《辽史》卷45《百官志》一。① 《曷鲁传》称“祖匣马葛，父偶思”，《觌烈传》“六院部蒲古只夷离堇之后，父偶思”。蒲古只与匣马葛二名实为一人，又作帖刺。则曷鲁、觌烈、羽之为亲兄弟。参见《辽史》卷66《皇族表》校勘记（四）。证以《耶律羽之墓志》，知校勘记不误。又《辽史》卷75《耶律觌烈传》载，“觌烈以谨愿宽恕见器使”，羽之“幼豪爽不群，长嗜学，通诸国语”。
　　耶律觌烈（880—935），字兀里轸（兀里整），神册三年，曷鲁死后，继为迭刺部夷离堇，兼掌南方事②。曾先后从太子倍和大元帅德光讨党项，略燕地。天显元年，从阿保机东征渤海，留守扶余城。二年，为东丹国大内相，留守京城③。天显十年卒，享年56 岁。
　　耶律羽之（891—942），小字兀里，字寅底石。“幼勤事业，长负才能。儒释庄老之文，尽穷旨趣；书算射御之艺，无不该通。”渤海平，以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东丹，设左、右大相，左、右次相辅佐。左大相为皇弟迭刺，右大相为原渤海老相，左次相为渤海司徒大素贤，羽之为右次相（中台右平章）。
　　在耶律德光与耶律倍兄弟互相猜忌，渤海旧臣仍怀二心而左大相迭刺受命不逾月而卒的情况下，羽之实际上就成为东丹国的主要任事者，故墓志称其“虽居四辅之末班，独承一人之顾命”④。天显二年，以克敌制胜和招抚边城有功，升左相，加太傅，判盐铁，封东平郡开国公。羽之“莅事勤恪，威信并行”，“庶事咸熙”①。此后，受人皇王耶律倍之命，秉承耶律德光旨意，上表请迁渤海人至辽东等事，都由耶律羽之完成②。人皇王耶律倍逃往中原后，耶律羽之迁中台省左相，“镇抚国人，一切如故”，成为东丹封地名副其实的管理者。会同元年，改南京为东京，羽之改官东京宰相。他“身为家宰，手执国钧，于辅政之余，养民之暇，留心佛法，耽味儒书，入箫寺则涤荡六尘，退庙堂则讨论五典。而又为政尚于激浊，举士不滥抡材”，为朝中正臣，国之良相。五年（942）卒，享年52 岁，谥文惠公。
　　附表：耶律曷鲁家族世系及其与阿保机家族的关系② 这里的“南方事”，即与向西南的党项和南边的燕云地区发展势力相关的事宜，主要是军事征伐。③ 《辽史》卷75《耶律觌烈传》载觌烈于天显二年“留守南京”，此时东丹国尚未南迁，辽阳郡也未改南京。当从《耶律羽之墓志》，觌烈为东丹国大内相，所留守之地当为原渤海都城忽汗城，辽改为天福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
　　④ 《耶律羽之墓志》称其官为“中台右平章”，《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载其官称为“中台省右次相”，可知“右次相”即“右平章”。
　　① 《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耶律羽之墓志》。
　　② 《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载上书内容甚详，羽之极言迁民之利。
　　第二节耶律屋质耶律屋质（915—973），字敌辇，系出季父房。《辽史》称他“资简静，有器识，重然诺。遇事造次，处之从容，人莫能测。博学，知天文”①。历事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四朝，勇于任事，善于调停，参与平息辽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两次大乱，对辽初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历任惕隐、右皮室详稳、北院大王，加于越，保宁五年（973）薨。为耶律曷鲁之后辽朝“以于越得重名者”第二人。
　　耶律德光会同年间（938—946）为惕隐。大同元年（947）四月，耶律德光死于栾城，辽朝又面临政权交接的危机。耶律屋质在紧急关头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以大局为重，充分发挥其调停和斡旋的能力，使辽朝顺利渡过了这道难关。
　　述律后主持立耶律德光时，就有相当一部分契丹贵族持有异议。述律后严厉惩治了持异议者，有的人甚至被杀，这就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了不和甚至仇恨。耶律德光即位后，在应天皇太后的压力下，又立幼弟李胡为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这就意味着耶律德光将以李胡为皇位继承人。在游牧社会，以兄传弟也是最高统治权继承的方式之一，但此时的契丹政权选择兄终弟及的方式显然是应天皇太后出于个人权力欲的需要，加之李胡素无人望，所以这一决定并不为契丹贵族所一致认可，也就为下一次的皇位继承埋下了隐患。“及帝崩于栾城，无遗诏，军中忧惧不知所为”①。时南、北院大王皆在军中。南、北院大王是契丹贵族中地位仅次于四帐皇族首领的契丹权贵，有权参加推举最高统治者的贵族大会，他们的态度在选择皇位继承人上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南院大王耶律吼对李胡为皇位继承人持反对态度，在皇位虚悬之际，他挺身而出，主动拜会北院大王耶律洼，共商大计。他们一致同意立东丹王耶律倍之子永康王耶律阮为帝②。
　　另一个坚决拥戴耶律阮的是他的随从护卫耶律安抟。耶律安抟代表了一部分在第一次皇位继承时受到打击和压制的契丹贵族的态度，他的父亲就是以“党附东丹王”的罪名被杀的③。当军中诸将欲立耶律阮又担心李胡和耶律德光子寿安王耶律璟与之对抗而犹豫不决时，安抟坚定了他们的信心④，于是诸将于军中共立永康王耶律阮为帝，即为辽世宗。
　　辽世宗是南征诸将避开应天皇太后于军中议立的，这显然违背了太后的旨意，“太后闻之，怒甚”⑤。一向专断又溺爱幼子的她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一事实，于是一场争斗在太后与世宗祖孙间爆发。当耶律德光灵柩至上京时，太后不哭，也不为之发丧，声言“待诸部宁一如故，则葬汝矣”⑥。当世宗领兵北归时，她派遣李胡以兵迎击。李胡兵败，“尽执世宗臣僚家属，谓守者① 《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
　　① 《辽史》卷77《耶律吼传》。
　　② 《辽史》卷77《耶律吼传》载：“吼诣北大王耶律洼议曰：‘天位不可一日旷。若请于太后，则必属李胡。李胡暴戾残忍，讵能子民。必欲厌人望，则当立永康王。’洼然之。”③ 《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
　　④ 《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
　　⑤ 《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以下不注出处者，皆据此传。
　　⑥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曰：‘我战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谓曰：‘若果战，则是父子兄弟相夷矣！’”一场血腥的残杀即将在辽朝皇室内部展开，形势异常危急。身为惕隐的耶律屋质，职掌皇族政教，协调皇族内部的关系是他的职责之一。他又善谋划，兼得太后信任，既可能助太后，也可能被世宗争取到自己一方。于是世宗“欲行间，乃设事奉书，以试太后”。屋质不避嫌，竟劝太后与世宗讲和。他说：“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愿尽死力。若太后见疑，臣虽欲尽忠，得乎？为今之计，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战，以决胜负。然人心一摇，国祸不浅，惟太后裁察。”又说：“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孙，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长策，与永康王和议。”并自告奋勇，为和谈之使，往见世宗。他同样劝世宗“能释怨以安社稷，则臣以为莫如和好”。世宗认为太后、李胡之军乃乌合之众，不可能取胜，屋质则说：“即不敌，奈骨肉何！况未知孰胜？借曰幸胜，诸臣之族执于李胡者无噍类矣。以此计之，惟和为善。”屋质立足于避免战争，减少契丹人员伤亡和矛盾激化，使世宗平稳接管政权，既不畏太后的威势，也不惧世宗见疑，终于说服了双方，使世宗同意与其祖母相见，“各纾忿恚”，争取问题的和平解决。
　　在太后与世宗会面时，屋质指出了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受神器”，导致了今日皇位的争夺；也批评世宗“擅立，不禀尊亲”的过失；同时他利用双方都想避免武装冲突的心理威胁说，如果各持己见，专务指责对方，则和议无望，“当速交战”，迫使双方做出让步①，一触即发的内战得以避免。
　　但是，太后并不承认世宗地位的合法性，她又提出了“议既定，神器竟谁归”的问题。为了国家的利益，耶律屋质敢于逆太后之意，言人所不敢言，他说：“太后若授永康王，顺天合人，复何疑？”李胡当即厉声反驳说：“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质毫无畏惧，据理力争，他说：“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之立，尚以为非，况公暴戾残忍，人多怨 。万口一词，愿立永康王，不可夺也。”
　　群情所愿，赖屋质得以上达。迫于舆情，考虑到耶律家族的权力，太后不敢再固执己见，她无可奈何地对李胡说：“昔我与太祖爱汝异於诸子，谚云：‘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妇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也。”于是同意立永康王兀欲为帝，辽朝第二次权力交接得以和平解决，为这个政权的延续和巩固创造了条件。
　　在这次权力交接的协商中，耶律屋质起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事后，世宗问屋质：“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说：“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其实，屋质与世宗的拥戴者态度是一致的，但为了让世宗权力取得无可质疑的合法性，他把一切都摆到会议上来，从根本上阻止了任何人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意图。从道理上，太后与李胡不得不认输，但是从感情上和行动上，他们仍然不甘心接受这一结果。后来，李胡与太后又阴谋废立，世宗将他们囚于祖州，于理于法都是无可指责的。
　　世宗即位后，契丹贵族内部的争权斗争并没停止，屋质对此也一直保持① 太后对建国前诸弟之乱使契丹社会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记忆犹新，她担心惨剧再度重演，于是首先做出了让步，她说：“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荼毒，疮痍未复，庸可再乎！”世宗也检讨了自己行为，称“父不为而子为，又谁咎也”。
　　着高度警惕。天禄二年（948），耶律德光第三子天德觊觎帝位，联合后族萧翰和太祖弟寅底石的两个儿子刘哥（留哥）、盆奴伺机谋杀世宗，耶律石刺觉察后报告屋质。屋质领他们见世宗，他们拒不承认，世宗也不深究。后来，刘哥请世宗观樗蒲，于袖中暗藏利刃，被世宗发觉，亲自诘问。刘哥设誓抵赖说：“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顶疽死。”世宗又欲宽免。屋质奏请：“当使刘哥与耶律石刺对状，不可辄恕。”世宗命屋质审问，得其实。于是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使盆奴远使辖戛斯。在屋质的坚持下，天德等的谋反阴谋被粉碎①。
　　天禄三年（949），泰宁王察割（太祖幼弟安端子，世宗堂叔）觊觎帝位，耶律屋质揭露其阴谋，世宗非但不信，还将屋质所上表章出示给察割，使屋质陷入被动。但他依然能忍辱负重，一时也没有放松对察割等的警惕②。由于世宗麻痹大意，轻信察割，天禄五年秋，终于在火神淀之乱中被察割和南京留守牒腊等杀死。
　　世宗被杀于火神淀（河北宣化西），辽朝的统治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耶律屋质再一次挽救了这个政权。由于他时时防范察割，当然不为逆党所容。变乱中，逆党必欲得屋质，他们扬言“衣紫者不可失”。屋质遂“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诸王，及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同时，决定立耶律德光长子寿安王耶律璟为帝。时耶律璟已回到自己的帐中，屋质遣弟冲前去迎接。及至，耶律璟却犹豫不决。屋质又不得不向他反复陈述利害，他说：“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将谁事，社稷将谁赖？万一落贼手，悔之何及？”在变乱中，屋质成为群臣的首领，诸将知屋质脱离了危险，也相继来会，至天明，整军讨叛，杀察割。辽朝的航船又一次渡过了险滩。诚然，辽穆宗耶律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但仓卒之际和世宗子耶律贤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立太宗长子应是顺理成章的，也能使群臣意见统一。
　　穆宗即位后，命屋质知军国事，“以逆党财产尽赐之”，屋质固辞。于此，也可见屋质所为确实是从社稷的需要出发的，并不为个人邀求私利。应历五年（955），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
　　辽朝契丹诸臣，多以武功见称。屋质所为多是关乎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在辽有两次定策之功。但他同时也能领兵征战，是个亦文亦武的全才。景宗保宁（969—978）初，宋兵攻北汉，屋质曾引兵助汉退敌。以功加于越。保宁五年（973）病死，享年57 岁。道宗朝树碑表其功，诏于上京立祠祭享。辽朝建立之初，皇位的长子继承制未能确立，皇位继承人需贵族大会推举选定。按部落首领世选制的惯例，首领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有被推举的资格。因而，当没有众望所归的人物出现时，一旦其位置出缺，就会出现一次本家族内成年男子竞争权力的激战。有时，这种内部斗争会使家族的势力削弱或导致联盟的分裂。辽朝建立后，受中原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一些人开始接受① 此时刘哥为惕隐，屋质当已不再担任惕隐。从刘哥和察哥的阴谋活动都由屋质揭发考察，屋质此时所掌似应为总宿卫之事。但《世宗纪》和《耶律屋质传》都不载屋质此时为何官职。② 《辽史》卷112《耶律察割传》载，“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察其奸邪，表列其状，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称屋质疾己，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无此，何至泣也！’察割时出怨言，屋质曰：‘汝虽无是心，因我过疑汝，勿为非义可也。’他日屋质又请于帝，帝曰：‘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屋质曰：‘察割于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纳。”《耶律屋质传》载，天禄三年，耶律屋质上表揭露察割罪状；五年为右皮室详稳。
　　或力图推行长子继承制；而另一些人，特别是皇族中权力欲望很强的人，仍然不肯放弃依世选传统习俗本人所享有的被选举权，这是导致辽初在皇位继承上屡屡出现纷争的原因之一。在两次政权交接危急之机，耶律屋质力挽狂澜，使政权得以平稳交接，社会维持稳定，他的功绩，确实可以同辽朝建立之际的耶律曷鲁并论，被誉为辽朝得重名的“三于越”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
　　第十七章韩氏家族辽金时期，汉人中韩、刘、马、赵四姓六大家族世代显赫，对辽金政权的建设和发展分别作出过各自的贡献。其中赵姓者有赵延寿、赵思温二族，韩姓者有玉田韩氏和幽州韩氏两大家族。
　　第一节玉田韩氏家族韩知古玉田韩氏家族最早入辽者为韩知古，政绩卓著者为其孙韩德让。
　　耶律阿保机为迭刺部夷离堇时，曾于903 年对蓟州用兵，韩知古为述律月理朵（建国后为地皇后，即淳钦皇后）之兄欲稳所俘，是较早进入草原的汉人之一。月理朵嫁与阿保机时，知古作为媵臣至耶律家。因身份低微，怀才不遇，曾逃出以为人庸工维持生计。后太祖召见并与之议论时事，知其贤而有才，遂命其参与谋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当为“知古”）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①。授知古彰武军节度使，总知汉儿司事，遂著籍柳城（今辽宁辽阳）。汉儿司是辽初管理汉人事务的机构，知古因熟悉汉制又得以“主诸国礼仪”。契丹建国之初，对汉仪知之甚少，“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②，可以说，他是将汉地礼仪介绍到草原并与契丹“国俗”参互使用制定辽朝礼制的第一人。因此也成为辽太祖佐命功臣之一③。
　　韩知古多子多孙，且在辽朝多有建树④。可知者第三子匡嗣，“以善医，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①，穆宗时为太祖庙详稳②，与在潜的景宗耶律贤为① 《辽史》卷39《地理志》三。
　　② 《辽史》卷74《韩知古传》。又《辽史》卷47《百官志》三载：“韩知古，天显初为中书令”；其孙《韩瑜墓志铭》称其官为“临潢府留守、守尚书左仆射兼政事令”；曾孙《韩橁墓志铭》又称其官为“彰武军节度东南路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知古在世时，辽朝官制未定，掌汉人事务者唯汉儿司而已。在汉儿司的基础上，世宗天禄四年始建南枢密院、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辽史·百官志》三记为重熙十三年，此从《辽史·兴宗纪》二），改政事省为中书省。在南北面官制确立后，南枢密院行使唐时尚书省大部分职责；中书省掌礼仪，视同礼部。《百官志》中所载的“中书令”，乃是据《韩知古传》中“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的记载，附会而成。而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等，也只是沿用前朝官称，无官署和实责。临潢府留守所掌也是进入临潢地区的汉人事务，其实也只是当时的汉儿司。因此，所谓政书令、中书令等只相当于宋朝“寓禄秩，叙位著”的官，临潢府尹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总汉儿司事”。
　　③ 辽太祖有佐命功臣21 人，分别以身体各部器官为之命名，如心、手、耳等。按《韩橁墓志铭》，知古号为“推忠契运宣力功臣”。
　　④ 1995 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的《韩匡嗣墓志》称知古有子11 人，皆出仕为官，其中封王者除匡嗣外，还有邺王匡美。而官至节度使加司徒、太尉、太保、太傅的有4 人。参见葛华廷：《韩匡嗣墓志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7 年第3 期。
　　① 《辽史》卷74《韩知古附韩匡嗣传》。此“长乐宫”当为太祖淳钦皇后长宁宫。据上揭葛华廷文，“嗣圣皇帝以勋旧之胤，有干济之才，特授右骁卫将军”，财匡嗣初仕于太宗时，所谓直长宁宫或即以右骁卫将军而为宿直官。
　　友。景宗即位，先后任始平军节度使、上京留守、南京留守、摄枢密使、西南面招讨使，晋昌军节度使等，封燕王、秦王，号尚父。死后追赠尚书令。在知古子孙中这一支最为显赫。
　　另一子匡美为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管内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行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封邺王。匡美有子名瑜，历任天雄军衙内指挥使、控鹤都指挥使、绛州防御使、左羽林大将军、客省使、权涿州刺史。统和五年随圣宗和承天太后南攻宋，头部中流矢而死③；又一子匡胤为镇安军节度使，判户部■事，赠太傅。子琬为辽兴军节度使。孙相也有战功④；还有一子匡献为天成军节度使，守太傅。子德冲为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⑤。
　　匡嗣有子九人①，长德源，官崇义、兴国二军节度使。以贪贿为人所短②。五子德威，历任上京皇城使、儒州防御使、北院宣徽使。圣宗统和元年，继父职为西南面招讨使兼五押③。讨党项、河湟、西夏，屡建战功，加开府仪同三司、政事门下平章事，赠兼侍中。子雱金，终彰德军节度使。长孙谢十官至惕隐；次孙涤鲁历任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点检、惕隐、西北路招讨使、乌古敌烈部都详稳、东北路详稳、南府宰相，封漆水郡王、混同郡王、汉王。涤鲁子燕五为南京步军都指挥使④。
　　六子德冲，历任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太尉；子制心（又作直心、遂贞），统和中为归化州刺史；开泰中，拜上京留守，进汉人行宫都部署、南院枢密使、权诸行宫都部署、中京留守，封漆水郡王；太平中为惕隐、南京留守、析津尹、兵马都总管、南院大王，徙封燕王。死后赠政事令，追封陈② 《韩匡嗣传》。但据上揭葛华廷文，匡嗣后曾“改授二仪殿将军”，二仪殿在祖州，为太祖庙之所在。此“二仪殿将军”或即本传所载的“太祖庙详稳”。
　　③ 《韩瑜墓志铭》，载民国《朝阳县志》卷11、罗福颐《满洲金石志》、陈述《全辽文》卷5；《韩橁墓志铭》，《全辽文》卷6。
　　④ 《韩相墓志铭》，《全辽文》卷6。辽东京置户部司，设户部使、知户部使事、户部使判官等职。此判户部■事，或即户部使司判官。
　　⑤ 田立坤、张晶：《辽〈韩瑞墓志〉考》，《文物》1992 年第8 期。据《韩瑞墓志》，则知古尚有一子名匡献，匡献有子德冲；《韩匡嗣墓志》也记其第六子为德冲，与匡献子之德冲皆官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同时《辽史·韩匡嗣传》载其五子中有德崇、德凝，德崇事迹见其子《制心传》，与上述二德冲不同；德凝自有传，但二人又都不见于《韩匡嗣墓志》。《韩匡嗣墓志》为圣宗时名臣马得臣所撰，当属可信，则德冲与德崇确当为二人。《辽史》三见“德崇”，事迹与上述二德冲不同，其人善医，视人形色，辄决其病，累官至武定军节度使；为制心父、匡嗣子；景宗保宁初为翰林祭酒。见《辽史·耶律隆运附制心传》、《辽史·韩知古附韩匡嗣传》、《辽史·百官志》三。则德冲与德崇中，必有一人为匡献子。至于德凝，事迹彰显，却不知《墓志》中何人可当之？
　　① 《辽史·韩匡嗣传》载匡嗣五子，但《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载“隆运兄弟九人”，而未录其名；上揭葛文据《韩匡嗣墓志》证明《契丹国志》所记九人为是，其名为德源、德庆、德彰、德让、德威、德冲、德颙、德晟、德昌。
　　② 葛文据墓志载，德源为始平军节度使。
　　③ “五押”当即“五院”。据《韩匡嗣墓志》，德威以西南面招讨使兼五押，当系以西南面招讨使兼五院大王。
　　④ 参见《辽史》卷82《耶律隆运附德威、涤鲁传》。
　　王。制心为圣宗皇后外弟，却颇知自律，谦退淡泊，待人宽厚⑤。
　　七子（？）德凝廉逊，有惠政。保宁（969—978）中为护军司徒。开泰（1012—1020）中累迁护卫太保，都宫使（诸行宫都部署），崇义、广德、大同军节度使，西南面招讨使。子郭三终于天德军节度使，孙高家奴终南院宣徽使，高十终辽兴军节度使①。
　　韩德让韩德让（941—1011），韩匡嗣次子，《辽史》称他“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②，是玉田韩氏家族中成就卓著者。早年事景宗，官东头供奉官、枢密院通事、上京皇城使。后代父为上京留守，权知京事，所在谨饬、有能声。又代父为南京留守。乾亨元年（979），高梁河之役，宋军围城，德让亲自登城“日夜守御”，“安人心，捍城池”，与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使刘弘等俱受诏书褒奖③。以功拜辽兴军节度使。乾亨三年，为南院枢密使。
　　景宗临终，与耶律斜轸同受顾命，总宿卫事，立梁王耶律隆绪即帝位，奉太后萧绰称制。统和三年（985），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四年辽宋燕云之战，从圣宗、太后出师御宋，败宋兵，加守司空。七年，封楚王。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政。十二年，室昉致仕，代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监修国史，赐兴化功臣，加守太保，兼政事令。十七年，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薨，兼北院枢密使，拜大丞相，进为齐王，总二枢府事，赐名德昌，位极人臣。二十二年，从太后、圣宗南征，与宋签定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宋争战局面。徙封晋王，赐姓耶律，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从此，韩家成为辽朝宗室成员。二十八年，赐名隆运。二十九年薨，享年71 岁，赠尚书令，谥文忠，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德让无子，初以圣宗子耶律宗业为嗣；又无子，以魏王贴不（宗范）子耶鲁为嗣；天祚立，以皇子敖鲁斡为嗣。
　　韩德让自景宗朝“翼决庶政”，深得皇后信任。景宗病重期间，他总宿卫，协助皇后，辅翼皇子。景宗崩，“布置已定，乃集番汉臣僚，立梁王隆绪为皇帝”，不负景宗临终之托。圣宗以年少即位，承天太后又少姻党之助，幸赖韩德让、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蕃汉大臣同心辅政，才能内胜诸宗室，外御宋朝的进犯。
　　韩德让“孜孜奉国，知无不为，忠孝至诚，出于天性”①。他既重视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维持辽朝的社会稳定，也尽全力维护得之不易的辽宋和平⑤ 《辽史》卷82《耶律隆运附制心传》。制心姑、德崇妹嫁睿智皇后（承天太后）弟萧隗因，生女萧菩萨哥，为圣宗皇后，故制心与圣宗皇后为姑表姐弟。《辽史·耶律隆运附制心传》载：“每内宴欢洽，（制心）辄避之。皇后不悦曰：‘汝不乐耶？’制心对曰：‘宠贵鲜能长保，以是为忧耳！’”制心“守上京时，酒禁方严，有捕获私酿者，一饮而尽，笑而不诘。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① 据葛文，匡嗣二子、三子早亡，四德让、五德威、六德冲，八和九子皆享年不永，则德凝似可以《墓志》中的德颙当之，故暂列为第七。
　　② 《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
　　③ 参见《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辽史》卷9《景宗纪》下。
　　① 《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局面②。果有益于国，他或向太后进言，或身体力行。而作为国之大臣，德让大度能容，更以进贤去邪为己任，举人不避亲，任人不避仇，所荐多为治国干才③。辽圣宗时，辽朝进入强盛时期，这是承天太后能团结和依靠蕃汉官员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整顿的结果，作为当时总领南北面事务的大臣，韩德让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他之所以能发挥作用，首先是由于太后的知人善任和任人不疑，同时也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治国才干和契丹政治家的有力配合。
　　在辽朝进入全盛之时，玉田韩氏家族也进入了他们的鼎盛时期。他们的显赫，不在辽朝的宗室和后族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相当契丹化了的汉人。这是因为自韩德让始，韩氏家族被赐以国姓，并属籍于季父房，是辽宗室中与皇帝族属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支。他们以宗室资格与后族萧氏通婚，男娶萧氏，女嫁后族，因而甥女则以出自后族得为皇后①。他们与契丹贵族一样，有封地和属民，成为辽朝的汉人领主②，而韩德让又与辽朝诸帝和淳钦、承天两太后及圣宗朝孝文皇太弟一样建立了自己的斡鲁朵——文忠王府。作为宗室成员，他们可以担任只有契丹贵族才能担任的北面官，如北院枢密使、惕隐、北府宰相、南院大王等。至辽兴宗时，玉田韩氏家族“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③。玉田韩氏家族，不但数代仕于辽，为辽政权的建设和统治以及契丹、汉文化在辽朝境内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本身也接受了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这个家族的发展变化是游牧民族与汉族、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缩影，也是民族交往和民族自然融合的体现。
　　随着辽朝的灭亡，韩氏后裔又进入了金朝。在金朝初年，他们仍然发挥着与其先祖对辽朝同样的作用，对金初的政权建设、统治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女真贵族对汉文化的了解和吸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进程①。
　　第二节幽州韩氏家族韩延徽家族是辽朝又一汉人韩姓大族。韩延徽（882—959），字藏明，幽州安次人，入辽后家居燕京，死后葬幽州鲁郭（辽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今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故称幽州韩氏。
　　幽州韩氏仕辽始自韩延徽。韩延徽父韩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五代初，幽州为刘仁恭所据，以延徽少年英才，召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供事于祗候院，后为幽州观察度支使。
　　唐节度使刘守光囚其父镇幽州时，遣延徽使契丹求援，阿保机“怒其不② 参见《辽史·圣宗纪》、《辽史·耶律隆运传》，《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③ 皇族耶律乌不吕与国舅爻直不和。参见《辽史》卷83《耶律学古附乌不吕传》。爻直又作约直，系出国舅小翁帐，参见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续）》，《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第4 期。① 韩知古子匡美，三娶皆契丹后族萧氏；匡嗣子德崇、匡胤子琬、琪美子瑜也都娶萧氏为妇。匡嗣长女嫁承天太后弟隗因，生女菩萨哥为圣宗齐天皇后。
　　② 韩匡嗣有私城即投下州全州。
　　③ 《韩橁墓志铭》，见《全辽文》卷6。
　　① 参见《金史》卷78《韩企先传》。
　　屈，留之”②，使牧马于野。述律氏对阿保机说：“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①于是，阿保机召延徽论事，所言“合上意，立命参军事”②。延徽不但参与了军事活动的筹划，而且建议依汉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安置被俘和流亡入草原的汉人。韩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③。由于他的建议被采纳，草原地区开始有了投下军州的建立，大批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农民在草原定居，“不复思归”④，不但带动了草原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且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发展和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韩延徽入辽日久，思念故乡，遂逃归晋阳（今山西太原）⑤。他本拟应李存勗之邀留在晋阳，却因为人所嫉，心不自安，决定重回辽朝。友人王德明为之担心，说：“叛而复往，得无取死乎？”延徽不以为然，他说：“彼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谒之，彼手目复完，安肯害我？”延徽对阿保机不辞而别，其初衷显然是打算留在中原家乡，回来后的见闻使他意识到辽朝才是他得以施展才干的理想场所，于是他在省母后毅然回到辽朝。果然不出他所料，阿保机闻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向者何往？”延徽以“思母，欲告归，恐不听，故私归耳”为辞。于是阿保机“待之益厚，及称帝，以延徽为相，累迁至中书令”①。进入契丹辽朝的汉官，虽然所掌多为汉人和文治之事，同时也要参加某些军事活动。天赞四年（926），知古和延徽也都从阿保机征渤海，并分别以功拜中书令和左仆射。“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②。
　　② 《辽史》卷74《韩延徽传》不载韩延徽出使被留时间。《资治通鉴》卷269 系之于后梁均王贞明二年（916），《考异》以为《汉高祖实录·延徽传》所载“天祐中，..刘守光..遣延徽入虏”不尽可信，认为其事或在乾化元年（911）。按《辽史·韩延徽传》记其入契丹后曾参与筹划“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而契丹征室韦的军事活动，多在901—909 年间。对党项用兵则主要在阿保机即位后。911 年至914 年间，阿保机的主要活动是与诸弟争夺契丹社会的统治权。以此推断，延徽入契丹并能对阿保机的军政活动施加影响，时间当早于911 年。《旧五代史》卷135《刘守光传》载：天祐四年（907）十二月，守光遭周德威围攻，曾“求援于梁，北诱契丹，救终不至”。或许这次所遣使契丹者即为延徽？如是，则延徽入契丹当在907 年。
　　①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② 《辽史》卷74《韩延徽传》。
　　③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④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
　　⑤ 《辽史·韩延徽传》称“亡归唐”，则此事当在后唐建国后，即923 年以后。《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在追述延徽活动时称：“..顷之，延徽逃奔晋阳。晋王欲置之幕府，掌书记王缄疾之；延徽不自安，求东归省母，过真定，止于乡人王德明家。”而延徽重回契丹后，“及（阿保机）称帝，以延徽为相，..”由此看来，延徽亡归的时间当在916 年前。
　　①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又《辽史》卷74《韩延徽传》载：“太祖问故。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是以复来。’上大悦，赐名‘匣列’。‘匣列’，辽言复来也。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也称“阿保机以延徽为相，号政事令，契丹谓之‘崇文令公’”。
　　② 《辽史》卷74《韩延徽传》。
　　耶律德光时，韩延徽封鲁国公，任官南京三司使，掌管南京道财赋。世宗朝，迁南府宰相。参与筹建政事省，“设张理具，称尽力吏”。世宗对刘知远行册礼，亦由延徽“定其制”。穆宗应历中致仕，九年（959）卒，享年78 岁。子德枢、倬。
　　韩延徽子德枢，耶律德光誉之为“国之宝，真英物也”，未冠而为守左羽林军大将军，迁特进太尉。德枢善抚民，耶律德光时，“汉人降与转徙者，多寓东平。丁岁灾，饥馑疾厉。德枢往抚字之，授辽兴军节度使。下车整纷剔蠹，恩煦信孚，劝农桑，兴教化，期月民获苏息”③。此后历任南院宣徽使，平、滦、营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门下平章事，加开府仪同三司，行中书，封赵国公。卒于保宁间。有子绍勋、绍芳。
　　绍勋为东京户部使，以不善抚民，在大延琳反辽战争中被杀①。
　　绍芳重熙间为枢密直学士、枢密都承旨、参知政事，加兼侍中。反对征西夏，力谏不听，出为广德军节度使。后辽果败，德芳闻讯，“呕血死”。绍芳孙资让，累官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中书侍郎，因事出为崇义、辽兴军节度使②。
　　延徽子倬官辽兴军节度使，彰国军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兵马都指挥使，累赠至中书令。子绍雍、绍文。
　　绍雍曾使宋。《辽史·兴宗纪》三又见韩绍荣，或即绍雍。与南府宰相杜防同奏事于廷，亦当为辽朝朝官。此外，《辽史·圣宗纪》八又见贺宋两宫生辰和正旦使副韩绍一等，此绍一或亦为延徽孙？
　　绍文官上京留守，守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鲁国公致仕。子造为诸宫制置使、判三司使事，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赠中书令③。道宗朝致仕后，燕、蓟饥荒时，与刘伸、赵徽等致仕官“日济以糜粥，所活不胜算”④。
　　造子资道，清宁初，以荫授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行右率府副率，累官阁门祗候、礼宾副使、供军副使、六宅副使、检校工部尚书、市买都监等，咸雍五年卒于南京⑤。
　　③ 《辽史》卷74《韩延徽附子德枢传》。但东平为今辽宁辽阳，辽兴军所在为今河北卢龙。《韩延徽传》称“其子镇东平”，可能德枢先曾任职于东平，及至耶律德光迁渤海人至辽东，东平升南京后，又调为辽兴军节度使，而在两地皆有功绩。
　　① 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二章第三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② 《辽史》卷74《韩延徽附韩资让传》称：“会宋徽宗嗣位，遣使来报，有司按籍有‘登宝位’文，坐是出为崇义军节度使。”
　　③ 参见《王师儒墓志》，《全辽文》卷10。
　　④ 《辽史》卷98《刘伸传》。
　　⑤ 《韩资道墓志铭》，《全辽文》卷8。
　　第十八章承天太后辽圣宗承天太后（953—1009），名萧绰，小名燕燕，辽景宗皇后，辽圣宗生母。景宗为世宗之子，遭火神淀之变，留下终生疾患①。应历十九年（969）辽穆宗被宗室娄国杀死，景宗即位。萧绰以皇后身份参与国事，她与景宗“任人不疑，信赏必罚”②，扭转了自穆宗以来辽朝治理上的混乱，调整了与宋朝的关系，为辽朝的全盛创造了条件。
　　乾亨四年（982），景宗死，遗诏以长子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③，是为辽圣宗（971—1031）。统和元年（983），圣宗上萧绰尊号为“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号“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统和二十七年（1009）承天太后薨，享年57 岁，谥“圣神宣献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谥“睿智皇后”。
　　辽圣宗以12 岁冲龄即位，“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①，辽政权又一次面临贵族间争权斗争的考验。承天太后以其政治才干团结蕃汉臣僚，击败了试图夺位的宗室贵族，巩固了幼帝的皇位。自保宁元年景宗即位至圣宗统和二十七年，承天太后先后以皇后和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40 年，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增强了辽朝的国力，推进了辽朝的封建化进程。与强邻北宋签定了“澶渊之盟”，确立了兄弟之国的政治关系。继续征服周边没有归附的部落、部族，加强了对属国和属部的控制。承天太后去世后，辽圣宗亲掌朝政20 年，继续执行统和以来的各项政策、制度，发展了各项改革成果，辽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太平十一年（1031，辽兴宗改为景福元年）六月，辽圣宗崩于大福河北行宫，享年61 岁。谥文武大孝宣皇帝，庙号圣宗。
　　第一节选拔人才，整顿吏治辽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承穆宗暴政之后，统治集团人心不稳，宋朝威胁南部边防。他们摒弃民族偏见，唯才是用，任人不疑，使蕃汉臣僚各尽其职，了无嫌隙，同心辅政。内安百姓，外抗强敌，为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兴盛繁荣创造了条件。
　　他们重视人才的选拔，不但信任宗室、外戚和契丹诸部有才能的贵族，而且重视任用汉官。除任用那些早期投靠或先后被俘的汉官、汉将外，又逐渐将科举取士作为选官方式之一。景宗保宁八年（976），诏南京复礼部贡院，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统和六年，诏开贡举，科举作为选官制度之一正式确立。太平十年（1030）年，圣宗下诏以次年行贡举法，科举制度的法令、法规已经完备。虽然圣宗于这一年驾崩，但制度的完善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正是由于承天太后、圣宗留意选拔和任用治国之才，所以① 天禄五年（951），泰宁王察割（沤僧，太祖弟安端之子）、燕王牒腊（述轧）杀世宗及其后于祥古山火神淀（在河北涿鹿西），史称“火神淀之乱”。“帝（景宗）时年九岁，御厨尚食刘解里以毡束之，藏于积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婴风疾，多不视朝。”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契丹国志》卷6。② 《辽史》卷9《景宗纪》下。
　　③ 《辽史》卷9《景宗纪》下。
　　① 《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圣宗朝是个人才辈出的时期。契丹官僚中如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萧挞凛、耶律抹只、耶律学古、萧排押、耶律资忠等，汉臣中如韩德让、室昉、张俭、王继忠等，或忠直敢谏，或治狱公平，或安民有术，或拼死疆场，或奉节不辱，对辽政权的巩固与强大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正是承天太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圣宗“每承顺，略无怨辞”①所致。
　　他们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而且注意对官员的考察。圣宗与太后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正是由于朝廷赏罚严明，圣宗朝才有明敏干练如张俭者，抚民善断如邢抱朴者，直言敢谏如马得臣者，临民善治如耶律海里、耶律学古、萧排押、萧柳者，镇抚边陲战功卓著如萧挞凛者。而太师柘母以迎合被罚，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因虐民被决以大杖，耶律阿没里好聚敛为时议所鄙。故当时朝野风气较为清正。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承天太后与圣宗也重视审理狱讼，平反冤抑。保宁三年（971）恢复了被穆宗废弃的钟院，又置登闻鼓院以达民冤。四年，诏中外官上封事，了解政事得失。太后与圣宗锐意求治，留心听断，多次亲决滞狱和分遣诸臣决诸道滞狱，使罪犯得以及时判决，冤囚得尽快开释。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开泰中，诸道狱皆空。这既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反映，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中原联系的加强和受宋朝思想、文化、制度的影响，圣宗时又多次更定法令，屏除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旧制，增加维护封建秩序的内容。如奴婢犯罪由官府治罪，主人不得擅杀；族帐有罪，黥墨依诸部例；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同时还不断完善诉讼制度，健全司法和行政机构。统和元年，敕“诸刑辟已结正决遣而有冤者，听诣台诉”；开泰八年，又“诏诸道，事无巨细，已断者，每三月一次条奏”；统和十二年，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十六年，“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开泰三年，增枢密使以下月俸；南京、奉圣、平、蔚、云、应等州置转运使；太平元年（1021），立长子宗真为太子，确立长子继承制；十年，“诏来岁行贡举法”等。通过这些制度、措施的制订和执行，加强了皇权，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封建秩序，法令也日益完善。
　　自阿保机建孔子庙以孔子学说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以来，儒家思想在辽朝统治集团中的影响逐渐加深。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和唐太宗、玄宗实录，对其行事多钦伏。他称唐太宗、后唐明宗和宋太祖、太宗为“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①，积极学习中原的统治方式和思想文化。圣宗多次以诏旨倡导忠、孝、节、义等封建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改变游牧民族中贵壮贱老、别籍异居、收母执嫂的传统。如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免其租赋数年；禁命妇再嫁；分别嫡庶，庶子以母论贵贱；禁皇族与卑小族帐通婚；在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皆从古制等。这一切说明，辽圣宗不但能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原的治国经验，而且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与中原也已十分接近。
　　随着各种制度和机构的健全、完善，辽朝的文治渐兴，史学也有所发展。辽圣宗任命了起居注和日历官，记载皇帝言行、群臣章奉和国家大事，修史① 《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① 《契丹国志·圣宗天辅皇帝》。
　　制度也渐趋完备。统和九年（991），监修国史室昉和邢抱朴合撰《统和实录》，记载了太祖至景宗五朝史事。从此，契丹与辽朝的历史从口耳相传进入了有来自本身的文字记录阶段，为契丹民族和辽朝的发展状况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第二节调整阶级关系，减轻赋税，发展生产调整部落组织，解放奴婢自阿保机编部以来，辽朝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面貌已大大改观。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圣宗时期再次调整部落组织。
　　这次调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因户口蕃息，需建部管理。阿保机时，为备御奚人，曾从契丹八部中各抽调二十户置二十详稳。经数十年，户口蕃息，圣宗遂置特里特勉部，设节度使管理。这是辽朝社会稳定人口增长的结果。
　　二是以横帐大族奴隶置部。阿保机伐奚，以所俘奚人为著帐子弟，编为撒里葛、窈爪、耨盌三营，籍隶宫分，设夷离堇管理。圣宗以三营置三部，脱离宫分，设节度使管理。三部各有游牧地，备畋猎之役。类似情况还有讹仆括部。
　　辽初，从诸宫和横帐大族抽调奴隶编成稍瓦石烈与曷术石烈，为皇室捉捕鹰鹘和冶铁。圣宗时两石烈人口增加，遂各自置部，也设节度使统领。通过以宫分人和奴隶置部，解放了大批奴隶，调整了阶级关系。宫分人编为新部，摆脱了被奴役的处境，使辽朝奴隶占有制进一步削弱，封建因素迅速增长，契丹社会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了封建化进程。三是以新附诸部族民户置部。对于俘虏或归附的室韦、女真、达鲁虢、乌古、敌烈、唐古、鼻骨德、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部族人户，圣宗朝已不再配隶诸宫和诸部，而是将他们分别编组为部，设节度使统领，与原来各部一样，分隶南北二府或沿边军事机构，为辽朝守边。不改变其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强迫他们迁往内地。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采取相应的方式管理，使之各得其所。这样，圣宗朝不但通过重新编部解放了大批奴隶，而且新政策也使新附者不再沦为奴隶。
　　除解放大批奴隶外，圣宗时也通过各项诏旨将因各种不同原因沦为奴隶者解放出来①。
　　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留心民情，注意减轻人民负担，赈济灾贫，采取了一些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统和年间，下诏诸道设置义仓，丰年纳粟储积，以备荒年赈济贫乏。又① 统和七年，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十三年，诏诸道民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隶州县；二十九年，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自来年正月起，日计值10 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又禁止主人擅杀奴婢。开泰六年，公主赛哥以擅杀无罪婢被降为县主，驸马被削官。这在法律上为奴隶的生存权提供了起码的保障。
　　屡次下诏赈灾，故当时虽不时有水、旱、蝗灾，却没有发生灾民流亡现象，社会秩序一直比较稳定。
　　平时，他们也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制定和推行了一些保护农田、奖励垦荒和减轻赋役负担的政策和措施。统和八年，检括农田，整顿农业生产秩序。十二年，定均税法；十三年，又以所定税额偏高而下诏减轻括田租赋；十四年，再蠲三京税赋。
　　承天太后与圣宗留心了解民情，随时调整部民负担。如统和三年，枢密院反映契丹诸部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替代。圣宗亲阅诸部户籍，减免涅刺、乌隗二部的部分差役。四年，因对宋战争，州县民逃亡，禾稼不能按时收获，采纳韩德让的建议，募民收割。政事令室昉反映，山西诸州因军兴，民力凋敝，田谷多遭践踏伤害，遂免其当年税赋。六年，霜旱民饥，诏三司，旧以税钱折粟，估价不实，令增价以利民。十年，免云州租赋，安辑朔州流民，免其徭役三年。十二年，免行在50 里内租，蠲宜州（今辽宁义县）赋调，免南京遭水灾民户租赋，免诸部岁输羊和关征。十四年，蠲三京及诸州税赋。审定南京所定新税法。同时罢不急之役，减少诸部岁贡，调整贡物种类以减轻部民负担。
　　承天太后和辽圣宗还多次遣使诸道劝农，视禾稼，禁止诸军官非时畋猎妨农，行军中禁止士卒出营劫掠，禁部从伐民桑枣，禁刍牧伤禾稼，改变了契丹军队打草谷的旧制。
　　采取徙民耕种和募民垦荒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成效显著。
　　统和七年，徙宋鸡壁砦居民200 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耕种，官给耕牛、种子；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税十年。统和十三年，令诸道劝民种树，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募民耕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开泰元年又诏：“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荒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①这些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太平五年，圣宗车驾至燕，人民以年谷丰熟，争献土物。于是出现圣宗礼高年，惠孤寡，微服出行观士庶嬉游，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这期间，对西北地区的开发更是成绩卓著，圣宗命西北路招讨司在胪朐河、镇州屯田，以解决驻军供给，并连获丰收②。
　　第三节开疆拓土，加强对西北、东北边区的控制随着国势的增强，辽朝对周边各政权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统和七年，封党项贵族李继迁为夏国王，确立了同夏的宗藩关系。为了对宋战争的需要，拆散宋与高丽可能结成的联盟，迫使高丽臣服。从而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了对宋的优势。
　　渤海人南迁后，原渤海国控制下的女真各部逐渐向混同江、鸭绿江两岸和长白山周围地区发展。景宗时开始袭扰辽朝东京道州县。圣宗统和元年、① 《辽史》卷59《食货志》上。
　　② 《辽史》卷59《食货志》上载：“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唯《食货志》将此事记于道宗初年，误。详见《辽史》卷59《食货志》上注六、《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
　　三年和十三年，先后三次派兵遣将征讨女真和乌惹（兀惹），使他们成为辽朝的属国和属部。其中一部分女真人被迁往辽东，成为被编入辽籍的熟女真，也称合苏馆、合苏款女真。辽朝在各部女真人中设大王、节度使和详稳，从而加强了对东北边境的控制。
　　辽朝北境的海勒水（海拉尔河）、栲栳泊（呼伦湖）周围地区居住着乌古诸部。乌古之西有敌烈。他们都是与契丹关系比较密切的室韦大部。阿保机曾多次征伐乌古诸部，将俘获的乌古人迁往契丹内地，编入契丹部落。留居原地的乌古人则成为辽朝的属部，即“辽国外十部”之一。辽派详稳、都监驻守其地，镇抚和监临其部众。太宗耶律德光初年和穆宗耶律璟晚年，乌古曾两次起兵抗辽，皆被镇压。圣宗统和初，乌古承叛降之后，部族贫困，辽廷曾予以赈济。为加强对边部的控制，统和初开始对乌古派遣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同时征调乌古部兵镇守西北边境，由契丹将领统率，防遏阻卜诸部。阻卜，《辽史》又作“术不姑”、“述不姑”、“直不姑”、“直不古”、“臭泊”等，是契丹人对室韦系统蒙古语族各游牧部族的泛称。有若干互不统属的部落或部落集团，分别游牧于辽的西界和西北界。辽朝将他们分别称为阻卜、北阻卜和西阻卜。自太祖阿保机西征以来，阻卜各部逐渐臣服，相继成为辽朝的属部，与辽建立了朝贡和互市关系。景宗时，在阻卜活动区域设西北路招讨使，加强了对阻卜地区的控制。
　　圣宗统和十二年（994），以皇太后姊、齐王罨撒葛妃胡辇领乌古部兵和永兴宫分斡鲁朵军驻守西北境，以萧挞凛为西北路招讨使。建镇、防、维三边防城，开境数千里。以镇州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辽朝对西北地区的统治也大大地巩固了。
　　在军事征伐中被俘虏而进入契丹内地的回鹘人，也被编入契丹部落，圣宗三十四部中的薛特部，就是由回鹘人组成的。留居原地没有西迁的回鹘人归附辽朝后，也成为辽朝属部。他们同辽国外十部中的乌古一样，对辽朝岁有常贡。高昌回鹘成为辽朝的属国，辽在那里派有都监。甘州回鹘以及葱岭西回鹘建立的黑汗王朝也与辽建立了朝贡和通使关系。辽在其地分别建有高昌回鹘大王府、甘州回鹘大王府和阿萨兰回鹘大王府。
　　第四节与宋的争战与和好辽自太祖阿保机起即有意夺取黄河以北之地，除穆宗无意进取失去瀛、莫二州外，太宗、世宗都曾为这一目标努力奋斗，但均未能如愿。景宗初年时辽朝政局不稳，宋朝实力增加，辽曾主动与宋修好，双方曾维持了短时间的和平。宋太宗即位后连续两次向辽出兵，发动了幽州之战（辽称高梁河之战、围城之役）和燕云之战。在辽朝群臣、将帅的奋力抵抗下，保住了南京、西京诸州县，但辽朝不但没有将势力推进至黄河以北，甚至也没能收回被后周夺去的瀛、莫二州。此后，宋朝虽然放弃了武力收复燕云的努力，但辽朝却始终没有改变占有黄河以北至少是收回瀛、莫二州的决心。
　　燕云之战失败后，宋朝对辽取守势。辽圣宗在巩固了统治地位后，便开始了对宋朝的军事进攻。统和十七年，承天太后与圣宗亲率辽军南下，俘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辽为避太祖讳改为康昭裔）。二十一年，俘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二十二年，兵临澶州城下，与宋军隔河对阵。战前，契丹大将南京统军使萧挞凛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辽军士气受挫。王继忠居间调停，向承天太后建议南北议和，被太后采纳。又致书宋真宗，通报辽方息民止戈之意。经过反复谈判，避免了一次拼死的厮杀，双方签定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澶渊之盟”①。
　　澶渊之盟确定了辽、宋双方兄弟之国的政治地位，划定了双方的边界，决定开展互市贸易，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银” 10 万两、绢20 万匹。它是承天太后、辽圣宗以军事讹诈手段在政治、经济上取得重大胜利的协议，也是他们审时度势、闻善必从的政治风范的体现。从此，辽宋双方结束了军事对峙状态，开展了和平友好交往，不但使辽宋统治者各自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使双方人民免受战争之苦，有了从事生产的和平安定环境，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是有利的。
　　辽圣宗十分珍惜与宋的友好关系。澶渊之盟后宋使首次入辽时，“所过州县，刺史迎谒，命幕职、县令、父老送于马前，捧卮献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勺浆水于门。令接伴使察从人中途所须即供应之，所至民无得鬻衾物受钱，违者全家处斩。行从刍秣之事，皆命人掌之”，辽圣宗对“岁献方物，皆亲阅视，必使美好中意。守约甚坚，未尝稍起边衅”②。故终圣宗之世，辽宋间一直友好相处，不曾发生矛盾冲突。圣宗临终，仍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而谆谆嘱之于其继承者。此后在兴宗和道宗时期，辽宋间虽有一些矛盾与摩擦，但最终也都是通过政治交涉的手段解决的，双方都尽力避免诉诸武力，这都是圣宗和承天太后身体力行和对其子孙耳提面命的结果。① 关于王继忠在澶渊之盟中的作用，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五章第二节。②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中华书局1957 年影印本。
　　第十九章耶律斜轸耶律休哥萧挞凛第一节耶律斜轸耶律斜轸（？—999），字韩隐，六院部人。耶律曷鲁之孙，世宗、穆宗族兄弟，景宗族叔，圣宗同族叔祖。《辽史》称其“性明敏，不事生产”①。保宁元年（969），宋兵攻北汉，以枢密使萧思温荐为西南面招讨使，节制西南面诸军。保宁八年，改南院大王②。统和初，为北院枢密使，守司徒。统和四年（986），以破女直、宋有功，加守太保。统和十七年（999），从承天太后南伐，卒于军中。
　　保宁十一年（979），宋以灭北汉之师，奔袭燕京。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和乙室王撒合往援，与宋军逆战于沙河，败退至清河北。耶律斜轸取奚底军青帜旗，佯败诱敌，取得初战的胜利。进军至京西北高梁河，与休哥分左右翼夹击宋军，又获全胜，致使宋太宗落荒而逃。接着，辽诸军并力，“击宋余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①。高梁河之战，是宋军首次大规模对辽朝的进攻，宋太宗亲临指挥。时值七月，正是辽景宗远离南京避暑于夏捺钵之际，南京守备空虚，赖权南京留守韩德让、南京兵马都指挥使耶律学古和知三司使刘弘能安人心，捍城池；耶律斜轸与耶律休哥率军及时赴援，才得以取胜。这是斜轸与休哥军事才能的首次展现。
　　乾亨四年（982），圣宗冲龄即位，皇太后摄国政。“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②；景宗后“当朝虽久，然少姻媛助，诸皇子幼稚，内外震恐”③；“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④；宋朝也欲乘机北伐，收复被石晋割弃的燕云十六州。太后以寡母弱子面对虎视最高权力的宗室诸王，势孤力单，处境艰危，形势严峻。
　　景宗在位14 年，虽不曾致辽朝于鼎盛，却初步扭转了穆宗时国势不振的局面。更为可贵的是，他任用和培养了一批有为的蕃汉官僚，这是辽圣宗承自其父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在政权交接、局势动荡之际，这些官僚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与韩德让一样，耶律斜轸、耶律休哥和萧挞凛在关键时刻，给辽圣宗以无保留的大力支持，对圣宗统治地位的确立和政权的巩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耶律斜轸与受顾命的韩德让一起，面对挑战，勇敢地承担起了保卫圣宗权力，维护国家稳定的重担，向太后保证说：“信任臣等，何虑之有！”①。不但保证圣宗的皇位得以巩固，而且为辽朝的全盛发挥了各自的经邦治国之① 《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② 《辽史》卷8《景宗纪》上载：保宁八年，以西南面招讨使耶律斜轸为北院大王。则本传所载保宁元年节制西南面诸军即为西南面招讨使之职。《景宗纪》保宁八年载斜轸为“北院大王”，误。当以本传和《景宗纪》乾亨元年所载为准。
　　① 《辽史》卷8《景宗纪》下。
　　② 《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③ 《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④ 《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① 《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才。
　　耶律斜轸以北院枢密使参决大政，除维护圣宗的地位外，也充分发挥契丹人能征善战的军事才能，保卫辽朝安全。在高梁河之战后，斜轸又参加了辽宋间的第二次大战——燕云之战。
　　统和四年（986），宋朝三路大军北上伐辽，承天太后亲自率师援救南京，以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迎击潘美、杨继业的西路军。宋军乘辽方无备，已“陷山西诸郡，各以兵守”②，斜轸先击败宋将贺令图，进围蔚州。一面射书城中招降，一面令都监耶律题子设伏险处，配合围城打援，一举攻取蔚州。又败宋军于飞狐、浑源，并于狼牙村俘获宋将杨继业。与此同时，承天太后与耶律休哥等在东路也战胜了宋军，为辽宋对峙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两次北伐失利后，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方针，对辽改为守势。但辽朝却开始不断南下，以期将疆域推进到黄河以北，至少要收回被后周攻占的瀛、莫二州。于是辽圣宗在巩固了帝位之后，自统和十七年开始，又大举对宋用兵。耶律斜轸也于是年卒于军中。
　　第二节耶律休哥耶律休哥（？—998），字逊宁，耶律释鲁之孙。东丹王耶律倍、耶律德光族兄弟，世宗、穆宗族叔，景宗叔祖，圣宗同族曾祖。初为郎君①，穆宗应历十五年，从群牧都林牙萧幹讨平乌古、室韦叛部。应历末年，官惕隐②。景宗乾亨二年（980）为北院大王，拜于越，总南面戍兵。圣宗统和元年，为南京留守、南面行营总管，总边事。四年，封宋国王。十六年薨，圣宗诏立祠南京。
　　高梁河之役，宋军包围南京，辽朝形势危急。诸臣甚至议及弃燕蓟，保松亭、古北口。宋人记载，耶律休哥“时为舍利郎君，..请兵十万救幽州。并西山，薄幽陵，人夜持两炬，朝举两旗。选精骑三万，夜从他道，自官军南，席卷而北。又以弱兵五千守幽州，望风遁去。我师遏之不得去，遂坚守。及我师已退，或劝袭之，于越曰：‘受命救幽蓟，已得之矣。’遂不甚争利”③。这里所记的正是耶律奚底、萧讨古失利后，斜轸与休哥领兵赴援的情况。斜轸在清河一线设伏诱敌，然后与休哥左右夹击宋军。《辽史·耶律休哥传》载，“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两方记载相互对照，可知当时坚守南京者为韩德让、耶律学古和刘弘，失利者为耶律奚底和萧讨古。斜轸和休哥各领兵自东西两路入援。西路斜轸先至，设伏先击败宋朝追兵；东路休哥人持两炬、旗，日夜兼程。双方战术运用得当，配合默契，同时抵达高梁河，大败宋军，解救了南京之围。宋太宗得以逃脱，是休哥负伤不能骑马，不便追击，并非“不甚争利”。
　　是年冬，为报围城之役（即高梁河之役），景宗又遣韩匡嗣和南府宰相② 《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① “郎君”，契丹语作“舍利”、“沙里”，意为勇士，是契丹贵族中无职事而勇武者的称号。详见李桂芝：《契丹郎君考》，《民大史学》第1 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② 此据休哥本传。参照《穆宗纪》下和《萧幹传》。
　　③ 江休复：《杂志》，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
　　耶律沙伐宋。休哥从匡嗣军战于满城。“方阵，宋人请降。匡嗣欲纳之，休哥曰：‘彼军气甚锐，疑诱我也。可整顿士卒以御。’匡嗣不听”①。“休哥引兵凭高而视，须臾南兵大至，鼓噪疾进。匡嗣仓卒不知所为，士卒弃旗鼓而走，遂败绩。休哥整兵进击，敌乃却”②。休哥对宋军行动判断正确，部署得当，并收拾匡嗣军所弃兵械，全军而还。
　　次年，休哥为北院大王，总南面戍兵。从景宗南伐，围瓦桥关，阵斩宋将张师。景宗赐以玄甲、白马，追敌至莫州，生获数将以献。景宗又赐以御马，称赞他“尔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何忧不克？”③师还，拜于越。圣宗即位后，休哥总南面军务，他一面继续治军修武备，一面加强政治治理，发展生产，安定民心，恢复和建立新的统治秩序④。统和四年，燕云之战，宋东路军进至岐沟、涿州、固安。南京兵少，休哥不敢轻易出战，遂采取袭扰的方式，令宋军疲于应付，以待援军⑤。待援军至，休哥率军追击，“宋师望尘奔窜，堕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以功，封宋国王。
　　经与宋军两次大的较量，宋朝不敢再以武力收复燕云。辽朝势力复振，休哥上言“略地至河为界”，以实现阿保机生前的心愿。太后虽未采纳，但从后来不断南征的记录看，辽朝君臣确实一直在等待时机，实现宿愿。统和七年（989），宋军攻易州，休哥“率锐卒逆击于沙河之北，杀伤数万，获辎重不可胜计，献于朝。太后嘉其功，诏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时宋人欲止儿啼，乃曰：‘于越至矣！’”①休哥为宋人所惧，是因为有勇有谋，每战必胜。《辽史》称他“智略宏远，料敌如神。每战胜，让功诸将，故士卒乐为之用。身更百战，未尝杀一无辜”②。平时，他也能休兵息民。对宋，重视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对南京农业区，他身体力行，轻徭薄赋，建立正常秩序③。是辽朝前期难得的文武双全的军政人才。
　　第三节萧挞凛萧挞凛（？—1004），又做挞览、闼览，字驼宁，承天太后族兄弟④。《辽史》称他“有才略，通天文”，以宿直官入仕，“屡任艰剧”⑤。历任南院都监、彰德军节度使、阻卜都详稳（西北路招讨使）、南京统军使等职，加侍① 《辽史》卷74《韩匡嗣传》。
　　②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③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④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载：“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⑤ 《耶律休哥传》载：“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于防御，以疲其力。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
　　①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②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③ 《耶律休哥传》载：“休哥以燕民疲敝，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
　　④ 挞凛的族属，尚待研究。《辽史》卷85《萧挞凛传》载，他是承天太后父萧思温的再从侄，即承天太后的族兄弟，应属国舅大翁帐或小翁帐，即淳钦皇后母前夫之族。或为萧翰、萧幹之族？⑤ 《辽史》卷85《萧挞凛传》。
　　中、右监门卫大将军、检校太师。统和十二年（994），封兰陵郡王。二十二年①，与圣宗、承天太后南伐宋，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
　　萧挞凛一生行事以军事活动为主。统和四年（986）参加辽、宋燕云之战，以诸军副部署身份从枢密使耶律斜轸战于山西，俘获宋将杨继业于朔州。十一年，与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迫使其称臣纳贡。十二年，与齐王妃率领西北乌古等部兵和永兴宫分军驻守西北胪朐河地区，任西北路招讨使（又称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②。萧挞凛悉心镇边，访求安边之策。时有仲父房耶律昭“博学，善属文。..坐兄国留事，流西北部”，萧挞凛向他请教如何管理阻卜事务③。耶律昭建议他赈穷薄赋，散畜牧以就便地；简练精兵，去其难治者。挞凛采纳他的意见，对诸属部镇之以威，抚之以德。十五年，敌烈部杀详稳而叛，挞凛率军追剿，并讨阻卜之未服者。于是“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④。圣宗亲自作诗褒奖，同时令耶律昭作赋以述其功。后因诸部叛服不常，挞凛上表“乞建三城以绝后患”⑤。自统和十九年调任南京统军使⑥，至二十二年死于弩伤，四年来一直在伐宋前线。先后攻宋威虏、顺安诸军，在望都康村擒宋将王继忠，又连攻保、定、瀛等州，率军直指澶渊，给宋军造成极大威胁，为澶渊之盟的签定创造了条件。
　　辽宋澶渊之盟是在辽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由被俘的宋将王继忠首先提出，并分别说服承天太后、辽圣宗和宋真宗，经过双方使臣往复多次交涉后签定的。挞凛之死严重地影响了辽军的士气，给辽朝军事和谈判活动都带来了不利影响，但辽方利用宋朝君臣的怯战心理，通过和议仍然攫取了30 万两匹银绢的物质利益，并取得了与宋为兄弟之国的平等地位，辽宋双方也因此得以维持和平局面。
　　挞凛子排押（？—1023），又作排亚，字韩稳，也多战功，历官左皮室详稳，南京统军使，北、南宣徽使，东京留守，北府宰相，政事令兼知西南面招讨使，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等。尚景宗次女长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兰陵郡王、豳王。曾参加征讨阻卜、辽宋燕云之战和澶渊之战以及征高丽等重要战役，所在多有功。在宣徽使任上，曾“条上时政得失及赋役法，上嘉纳焉”，“为政宽裕而善断，诸部爱之，民以殷富，时议多之”①。
　　挞凛次子恒德（？—996），又作勤德、肯德、恳德，字逊宁。统和元年（983）尚景宗幼女越国公主，历官南面林牙、北面林牙、东京留守，拜驸马① 关于萧挞凛卒年，《辽史·圣宗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为统和二十二年，即宋景德元年（1004），与本传有异，本传误，当从《圣宗纪》、《长编》。
　　② 《辽史》卷85《萧挞凛传》。
　　③ 《辽史》卷104《耶律昭传》。
　　④ 《辽史》卷85《萧挞凛传》。
　　⑤ 《圣宗纪》载统和二十一年，“修可敦城”；二十二年，“以可敦城为镇州，军曰建安”；《辽史·地理志》一载，镇州“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渤海、女直、汉人流配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此事当是因耶律昭的建议，由萧挞凛上表请示，至此得以实施。
　　⑥ 《辽史·圣宗纪》十四载，统和二十年，“南京统军使萧挞凛破宋军於泰州”，知挞凛此时已为南京统军使。
　　① 《辽史》卷88《萧排押传》。
　　都尉。“有胆略而善谋”，参加征伐高丽、辽宋燕云之战和征讨兀惹，赐启圣竭力功臣。因对公主照料不周赐死，后追封兰陵郡王。
　　恒德子匹敌（？—1031），字苏隐，一名昌裔。尚圣宗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女韩国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官殿前副点检、北面林牙、殿前都点检、国舅详稳，封兰陵郡王。太平十一年，辽圣宗死，钦哀后执政，以匹敌为圣宗齐天皇后所爱，遂与后父萧浞卜等同以谋反罪被害。
　　圣宗前期，枢密使耶律斜轸与承天太后、韩德让等总全国军政事务，韩德让在政事上建树较多，斜轸常在军旅。边防事务南有休哥总兵御宋，治理南京汉地；西北有萧挞凛驻军，镇抚阻卜和乌古、敌烈；东京地区有萧恒德、萧排押先后为留守，控扼女真和备御高丽。中外所任各尽职守，共同创造了辽朝的鼎盛局面。
　　第二十章萧韩家奴耶律仁先王鼎第一节萧韩家奴萧韩家奴（975—1046），字休坚，契丹涅刺部人。通契丹、汉文字，是受汉文化濡染颇深的契丹上层知识分子。统和十四年（996）始仕，先后为右通进、典南京栗园、同知三司使事。重熙四年（1035）迁天成军节度使、彰愍宫使，后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归德军节度使等。
　　萧韩家奴立身清俭，不妄取于人。《辽史》载，他“家有一牛，不任驱策，其奴得善价鬻之。韩家奴曰：‘利己误人，非吾所欲。’乃归值取牛”①。他善诗文，明治道，重史事，以文才出众，被兴宗命为诗友。常常借与兴宗接触的机会反映治国方面的问题，并常于闲谈中论及国计民生。一次，兴宗问及异闻，他则以炒栗比喻治国，说“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小大均熟，始为尽美。不知其他。”兴宗很欣赏这一讽谏方式。兴宗曾问他“我国家开创以来，孰为贤主？”，萧韩家奴竟以穆宗对。穆宗是辽朝诸帝中最无建树且残暴嗜杀者，兴宗颇感奇怪，说：“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答称：“穆宗虽暴虐，省徭薄赋，人乐其生。终穆宗之世，无罪被诛，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显然，萧韩家奴并不真正认为穆宗最贤，只是为使兴宗节制游畋，才以嗜杀成性的穆宗为参照，以期引起兴宗的重视。这与他后来建议“节盘游”的思想是一致的。
　　兴宗下诏令群臣言治国之要，萧韩家奴上书洋洋数千言，多为当时要务。如赋繁役重，民以贫困；宜倡节俭，戒奢侈，节盘游，简驿传，轻徭薄赋，使民务农；防御重点应为南方之宋，对西北诸属部，则应各置酋长，令其“岁修职贡”，徙可敦城于近地等。并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的认识。
　　萧韩家奴以大儒为兴宗所器重，命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和起居注官。“每入侍，赐坐。遇胜日，与帝饮酒赋诗，以相酬酢，君臣相得无比。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谏”①。
　　萧韩家奴也继承了中原历朝的史学传统，是契丹人中兼具史德、史识和史才的杰出史学家。重熙十三年（1044）上疏请按照“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的先例，追尊祖先名号，为兴宗采纳，于是辽朝“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②。在任起居注官时，秉承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善恶无所隐。兴宗每畋猎，萧韩家奴“未尝不谏”。一次兴宗于秋山射猎，侍从中被熊虎伤死者数十人，萧韩家奴书于简册。兴宗见到后命他删去，他却坚持如实记录。兴宗不得不承认：“史笔当如是。”
　　有此史德和史才，堪当修史重任，故兴宗下诏让他与耶律古欲、耶律庶① 《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① 《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② 奏疏内容参见《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辽兴宗于重熙二十一年（1052）“追尊太祖之祖为简献皇帝，庙号玄祖，祖妣为简献皇后；太祖之考为宣简皇帝，庙号德祖，妣为宣简皇后”。此后，天祚帝于乾统三年（1103）又“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庙号肃祖，妣曰昭烈皇后；曾祖曰庄敬皇帝，庙号懿祖，妣曰庄敬皇后”。于是，辽太祖以上四世皆得以追尊帝号。此议始由萧韩家奴发之。成等编辑上世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这是自圣宗朝室昉和邢抱朴编纂《统和实录》以来，辽朝第二次组织力量编修国史、实录，这次编纂的实录仍为20卷，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又称《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先朝事迹》。此后，道宗朝耶律孟简又编录了耶律曷鲁、耶律屋质和耶律休哥《三人行事》，天祚朝耶律俨编纂《皇朝实录》70 卷，加上时人所作的《七贤传》等，都是辽朝重要的国史资料，直接或间接为后来《辽史》的编纂保留了部分宝贵的资料。
　　此外，萧韩家奴又奉诏纂修《礼典》。他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以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谬于古者，撰成3 卷①。
　　萧韩家奴是一个蕃汉、经史兼通的大儒。兴宗还命他翻译汉文诸书。他希望契丹统治者能了解古今成败得失，遂翻译了《通历》、《贞观政要》和《五代史》等，为他们提供借鉴。
　　萧韩家奴有诗文集称《六义集》12 卷行世，惜今已不传。
　　第二节耶律仁先耶律仁先（1013—1072），契丹名乣邻（一作查刺），字一得，耶律释鲁之后，籍隶孟父房。兴宗重熙三年（1034）补宿卫，与兴宗论政，受到赏识。仁先以知遇之恩，“言无所隐”①。历官宿直将军、崇德宫使、殿前副点检、鹤刺唐古部节度使、北面林牙；重熙十一年（1042）升北枢密院副使，迁燕京（南京）留守同知兼权析津府尹事；十三年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十六年，迁北院大王；十八年，知北院枢密使事，迁东京留守，封吴王。道宗清宁初，为南院枢密使；为人所谮，出为南京兵马副元帅，守太尉，改封隋王；复为北院大王，拜南院枢密使，封许王。以平耶律重元滦河之变有功，为北院枢密使，进封宋王。咸雍元年（1065），加于越，改封辽王。咸雍八年（1072）四月，以疾薨，享年60 岁。
　　耶律仁先“魁伟爽秀，有智略”②，在辽朝政治生活和外交活动中都曾起过重要的关键性作用。辽兴宗统治地位巩固后，自认为“天下太平，户口繁息”③，欲继其父之后，再创伟业，以军事讹诈和政治交涉手段向宋朝索要关南十县。重熙十一年（1042），耶律仁先以北院枢密副使身份与汉人行宫副部署刘六符使宋。同意宋使富弼的意见，双方罢兵约和，宋朝在澶渊之盟所定岁币的基础上，增加岁币银10 万两、绢10 万匹。并因争得岁币名目为“贡”、“纳”④，授功臣名号，加官中书门下平章事⑤。
　　在治民任上，耶律仁先能体察下情，减轻人民负担，安抚百姓；当然为① 《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载：“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
　　①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②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③ 《辽史》卷87《萧孝穆传》。
　　④ 参见《辽史·兴宗纪》、《辽史·耶律仁先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但《长编》载最终所定岁币名目为“纳”，《耶律仁先传》则记为“贡”。
　　⑤ 《耶律仁先墓志铭》，见《全辽文》卷8。
　　加强辽朝的统治也曾镇压人民的反抗。任南京留守同知时，“下车之后，都邑肃清”①。武清发生了李宜儿领导的反抗活动，他侦捕宜儿送至阙下，致使李宜儿被杀。他却因此受到褒奖，封吴王。兴宗亲自宣读制书，称他为“唐室之玄龄、如晦，我朝之信你、室宁”②。为北院大王期间，奏“两院户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③在东京留守任上，奏开山通道以控制女真恃险扰掠，“边民安业”。因此，当清宁年间再为北院大王时，“民欢迎数百里，如见父兄”。在南京留守任上，“恤孤茕，禁奸慝，宋闻风震服。议者以为自于越休哥之后，惟仁先一人而已”④。
　　耶律仁先的最大功绩是平定耶律重元和涅鲁古发动的滦河之变。清宁九年，道宗猎于太子山。敦睦宫使耶律良奏重元父子谋逆，道宗尚不甚相信，他召仁先了解情况。仁先素与参知政事姚景行关系密切，景行曾多次提醒仁先注意重元父子的动向，及时向道宗上奏。至此，仁先“具言其事”⑤，并说：“此曹凶狠，臣固疑之久矣。”加之道宗按耶律良的建议派去考察涅鲁古的使者报告了重元父子的实情，道宗才开始有所警觉，并派仁先去搜捕重元父子，而宫帐仍未作任何防范。重元、涅鲁古父子阴谋败露，遂立即起事。仁先未及备马，涅鲁古胁迫弩手军400 人已至行宫，情况异常危急。道宗欲到北、南院避敌，仁先以情况不明，又担心重元追击，苦留不放①。仓卒间，他“环车为营，拆行马作兵仗，率官属近侍三十余骑阵柢枑外”②。叛军因早有准备，来势甚猛，道宗被射伤臂，乘马亦为所伤。而由于仁先率近侍拼死抵挡，道宗终得脱险。经过双方激战，涅鲁古受伤被擒，重元也不得不退兵。仁先乘休战时机，亟召居地最近的五院部萧塔剌，又遣人分头召集诸军。次日黎明，重元又胁迫奚人猎夫2000 人再犯行宫。时萧塔刺兵已至，“仁先料贼势不能久，俟其气沮攻之。乃背营而阵，乘便奋击”。加之北院宣徽使奚人萧韩家奴晓谕奚人去逆效顺，奚人猎夫多投械首服。叛军奔溃，追杀20余里，重元自缢而死。
　　事平，道宗“嘉叹久之”，授仁先“安邦卫社尽忠平乱同德功臣”，亲制文褒奖，并命人画《滦河战图》以旌其功。
　　后遭乙辛排挤出朝为西北路招讨使，“仁先严斥堠，扼敌冲，怀柔服从，庶事整饬。..北边遂安”③。仁先终死于任所。
　　仁先有弟义先、礼先、智先、信先等七人。义先历任祗侯郎君班详稳、南院宣徽使、殿前都点检、南京统军使，封武昌、富春郡王，追封许王。义① 《耶律仁先墓志铭》，见《全辽文》卷8。
　　② 见《耶律仁先墓志铭》，但墓志称“封尚王”；《耶律仁先传》但载在兴宗朝“封吴王”，却不载封王时间。两相对照，则封王时间当在镇压李宜儿之后，所封王号当为“吴”。“信你”、“室宁”不知何人，或即“洪隐”（耶律曷鲁字）、“逊宁”（耶律休哥字）？
　　③ 《耶律仁先墓志铭》。
　　④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⑤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①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载：“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从而行，贼必蹑其后；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挞不也曰：‘圣意岂可违也？’仁先怒，击其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讨贼事。”
　　②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③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先“举止严重”，“天性忠直”，待人以礼，疾恶如仇。在南京统军使任上，“奏请统军司钱营息，以赡贫民。未期，军器完整，民得休息”；平时则常戒族人以孝、义为立身之本，“其接下无贵贱贤否，皆与均礼”④。
　　信先幼养于宫中，善骑射。历官左护卫太保、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右祗侯郎君班详稳、南面林牙等。
　　仁先子挞不也（1036—1093），字胡独堇，清宁二年（1056），迁为永兴宫使。以平重元之乱，遥授忠正军节度使，赐定乱功臣，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历官高阳、临海二军节度使，左皮室详稳，西北、西南路招讨使。大安九年（1093），复为西北路招讨使，领兵击阻卜诸部长磨古斯。磨古斯伪降，他迎于镇州（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哈剌巴剌哈孙）西南沙碛间，被害。
　　第三节王鼎王鼎（？—1106），字虚中，涿州（今属河北）人。道宗清宁进士①。通经史，善诗文，道宗朝典章多出其手。通达政体，刚正不阿，道宗遇事多所咨访。先后担任易州观察判官、涞水县令、翰林学士、知制诰、史馆修撰、观书殿学士等职①。大康年间（1075—1084），因事得罪，流放镇州。大安年间召还，复官。乾统六年（1106）卒。
　　王鼎曾上书“言治道十事”，多关乎国家兴衰②。而为了给后人留下当时的教训，他又根据知情者的叙述，写下了记录辽道宗朝最大的惨祸——发生于咸雍、大康年间的皇后萧观音和太子耶律浚被诬致死事的《焚椒录》一书。如果说以往宗室间的争权斗争所涉及的多为辽朝宗室诸王或个别国舅，对辽朝的政局影响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道宗朝的这次惨祸不但使道宗失去了贤后，还失去了唯一的嫡子。更有甚者，由于耶律乙辛阴谋得逞，朝中的正直官僚也多因保护皇后、太子而被排挤、陷害，朝中难得可用之人，造成了天祚朝治国乏才的局面，加速了辽朝的灭亡。
　　④ 参见《辽史》卷90《耶律义先传》。
　　① 《辽史》卷104《王鼎传》载，王鼎“清宁五年，擢进士第”；《辽史》卷22《道宗纪》二载，清宁八年，道宗“御清凉殿放进士王鼎等九十三人”。《辽史·王鼎传校勘记》认为，“五年”与“八年”登第者为同一王鼎，问题是《辽史·道宗纪》与《王鼎传》所记时间不一致；陈述先生则称清宁五年之王鼎为“进士王鼎”，八年之王鼎为“状元王鼎”，另有于咸雍八年撰写《蓟州神山云泉寺记》的“受戒居士王鼎”，加上当时使辽的宋人王鼎，“四人同时同姓名”。见《全辽文·作者索引及事迹考》。然而，同时同地而又“均能文”、“同信佛”之王鼎何其多耶？“状元”即进士第一名，故亦可视为“进士”，二王鼎又同为“史馆修撰”；所谓“受戒居士之王鼎”，在《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中署名“范阳王鼎”，范阳属涿州，又与“进士王鼎”同乡里，我意所谓“状元王鼎”、“进士王鼎”和“受戒居士王鼎”三者中必有二甚或三人为同一人。
　　① 《王鼎传》称鼎“寿隆（寿昌之误，1095—1100）初，升观书殿学士”，而作于大安五年（1089）的《焚椒录序》则自称“前观书殿学士”，时间相差几20 年。或许王鼎在流放镇州前已为观书殿学士，道宗末年召回后复原官观书殿学士，《王鼎传》误以复官为升官？
　　② 王鼎上书所言“十事”，本传与《道宗纪》均不载。郑麟趾《高丽史》卷10 载大安八年有辽官王鼎出使高丽，每夜独坐为谏疏，极言辽承平日久，不修武备事。陈述先生疑此为状元王鼎所为。如清宁五年与八年登第的二王鼎为一人，则此谏书或即王虚中所言的“治道十事”，而且上书时间是在流放回朝后。《焚椒录》一书，详细记载了宣懿皇后被诬事件的始末，并按自己的认识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它是出自当时人之手的记录辽朝重大事件的著作。
　　王鼎妻子乳母的女儿，是耶律乙辛宠婢，对乙辛陷害宣懿皇后之事知之甚详；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是力保太子的契丹朝官之一，他也曾向王鼎详谈事件的来龙去脉，故《焚椒录》可以说是以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其目的就是备史官采摘，以警戒后人。王鼎《焚椒录序》称：“乃直书其事，用竣后之良史。”《序》中所说的司徒公即萧惟信。惟信，楮特部人，历官左中丞、燕赵国王傅（道宗为皇子时，于重熙十二年封为燕赵国王）、北院枢密副使、北面林牙、南京留守、左右夷离毕，加守司徒。“枢密使耶律乙辛谮废太子，中外知其冤，无敢言者，惟信数廷争”。可见他是道宗朝两起惨祸的知情者。第二十一章耶律重元耶律乙辛第一节耶律重元耶律重元（？—1063），重元又称宗元，契丹名孛吉只。圣宗次子，兴宗同母弟。太平三年（1023）封秦国王。圣宗仁德后萧菩萨哥生子不育，养育耶律宗真如己出。及圣宗死，耶律宗真即位，即辽兴宗。其生母圣宗元妃萧耨斤，诬陷仁德皇后谋逆，迁之于上京，遂自立为皇太后，把持朝政。兴宗对此颇有微词①。为了进一步垄断大权，皇太后竟与其弟萧孝先等谋废兴宗立重元。重元将太后的阴谋报告了兴宗，兴宗收回太后符玺，将她幽禁于圣宗陵寝——庆陵，夺回了政权。
　　耶律重元提供情报有功，被封为皇太弟，倍受恩宠与信赖。历官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帅府事，赐以金券。并“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于是重元“更加骄纵不法..朝臣无敢言者，道路以目”①。但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的辽兴宗并不想真正兑现自己的诺言，从长子耶律洪基6 岁起，就开始培养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先封为梁王；11 岁时总领中丞司事，封燕王；12 岁总知北南枢密院事，加尚书令，进封燕赵国王；19 岁领北南枢密院事；21 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开始参与朝政。兴宗病重之际，又召洪基“谕以治国之要”②。因此，兴宗死后，洪基顺利地继承了皇位，是为辽道宗。
　　但是，自钦哀皇后至兴宗的言行，助长和鼓励了重元的权力欲，加之重元子涅鲁古已渐长大成人，他的权力欲望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宗的权力自其即位伊始就受到了其叔和堂弟的挑战。道宗对重元父子采取的依然是安抚策略，“册（重元）为皇太叔，免拜不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复赐金券、四顶帽、二色袍，尊宠无比”③。涅鲁古则在兴宗朝封安定郡王、楚王，为惕隐；道宗即位后徙封吴王、楚国王，清宁三年为武定军节度使，七年知南院枢密使事。这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清宁七年，涅鲁古动员其父诈称有病，欲待道宗前来问疾时行刺，没有实现。于是他们又积极策划另一次行刺阴谋。时北南臣僚多怀疑重元父子心怀叵测，而道宗却浑然不察。
　　清宁九年（1063），道宗驻跸滦河行宫，重元、涅鲁古父子再次密谋行刺。敦睦宫使耶律良得到重元父子诗，知其逆谋，向道宗报告。道宗命人召涅鲁古，涅鲁古非但不肯前往，还擅自拘留使者。召集400 人直犯道宗行宫。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等仓卒组织反击，擒获涅鲁古，重元负伤而退。黎明，重元又胁迫奚族猎夫2000 人再次攻击行宫，北院宣徽使奚人萧韩家奴晓喻奚人放下武器。仁先等再次反击，追杀20 余里，重元兵败自杀。
　　重元之乱发生在辽道宗时期。前此，景宗、圣宗和兴宗三朝，辽朝的皇① 钦哀皇后使护卫冯家奴、喜孙等“诬告北府宰相萧浞卜（承天太后弟，仁德皇后父）、国舅萧匹敌（承天太后外孙，萧挞凛孙，恒德子）谋逆。诏令鞫治，连及后。兴宗闻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抚育眇躬，当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钦哀曰：‘此人若在，恐为后患。’帝曰：‘皇后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参见《辽史》卷71《圣宗仁德皇后萧氏传》。
　　① 《辽史》卷109《罗衣轻传》。
　　② 参见《辽史·道宗纪》、《辽史·兴宗纪》。
　　③ 《辽史》卷112《耶律重元传》。
　　帝和蕃汉大臣对汉文化的吸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主动性，汉制对契丹人的影响也日益深化。表现在皇位继承上，长子继承制由原来的借鉴中原方式变为多数契丹贵族本身认可的方式。因此，圣宗和兴宗在世时，都已经为长子继承皇位作了必要的安排。可以说，经过八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航程，辽朝皇位的长子继承制即使不是在法律上，至少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确定下来。重元之乱虽然同以往的权力争夺一样表现为皇室成员间的权力斗争，但其实质与以往已经不同，它是外戚通过太后介入皇权争夺的反映。以此为界，辽朝前期宗室间的权力争夺已经演变为国舅各族帐间通过拥立皇帝为本家族谋取权力的斗争。
　　《辽史》称耶律重元“恃梁孝王之宠，又多郑叔段之过”①，正反映了重元之乱的根源在太后与诸舅。而变故没有发生在兴宗时而出现在道宗朝，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重元子涅鲁古野心的驱动，所以重元兵败后追悔说：“涅鲁古使我至此。”②第二节耶律乙辛耶律乙辛（？—1083），字胡覩衮，契丹五院部人。据《辽史》本传称他“幼慧黠”，“及长，美风仪，外和内狡”①。兴宗朝重熙中始仕为文班吏，掌太保印，补笔砚吏。很得帝后欢心，累迁护卫太保。道宗即位后，以先朝旧臣，任为同知点检司事，升枢密副使。清宁五年（1059），为南院枢密使，改同知北院枢密使事，封赵王。
　　当时，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太叔耶律重元觊觎皇位，其党萧胡覩等视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为夺权的最大障碍，千方百计排挤仁先。清宁九年，他们奏请让仁先出任西北路招讨使，远离朝廷。时耶律乙辛初参朝政，在中枢机构立足未稳，无力与重元党羽对抗，不得不依赖仁先。于是他极力主张留仁先②。不久，重元、涅鲁古发动滦河之变，耶律乙辛配合仁先平定了叛乱，以功拜北院枢密使，晋封魏王，赐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
　　至此，耶律乙辛开始凭借权势、功劳和皇帝的信任，为所欲为了。他日益专恣，恃宠不法，常为仁先所抑。于是一改以往对仁先的态度，把他看成是擅权路上的最大障碍，进行排斥、打击。咸雍元年（1065），仁先被排挤出朝廷，任南京留守。从此，朝臣中无敢与乙辛相抗者。咸雍五年（1069），乙辛受诏“四方有军旅，许便宜从事，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斥窜”③。当时有谚语称：“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④参知政事刘伸，是辽道宗称许的忠直大臣之一。就因说一句“臣乙辛尚① 《辽史》卷109《罗衣轻传》。
　　② 《辽史》卷112《耶律重元传》。
　　① 《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② 《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载，乙辛奏曰：“臣新参国政，未知治体。仁先乃先帝旧臣，不可遽离朝廷。”《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载，排挤仁先者为“北、南枢密官涅鲁古、萧胡覩”。并说：“耶律乙辛奏曰：‘仁先旧臣，德冠一时，不宜补外。”所指当即此事，但时仁先为北院大王。③ 《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④ 《文献通考》卷346《四裔》23。
　　不畏，何宰相之畏”①，便被排挤出朝，外任保静军节度使。道宗每欲召回重用，都为乙辛所沮，终至以崇义军节度使致仕。契丹诸贵族，凡不附乙辛者，也多遭排挤，有的则不得不投靠乙辛以求自保。至此，辽道宗已经被乙辛党羽所包围，难得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康元年（1075），18 岁的皇太子浚兼领北南院枢密使事，总领朝政。他法度修明，威望日增，乙辛的权力受到了挑战。为了阻挠太子总朝政，他阴谋陷害懿德皇后以动摇太子的地位。
　　道宗懿德后因劝道宗节制游猎被疏远，作《回心院》十首，希望感动道宗。伶官赵惟一因演奏《回心院》常出入皇后宫帐。宫婢单登原为耶律重元帐的奴婢，皇后曾劝道宗不可将她置于身边，因而为单登忌恨。她的妹妹是教坊伶人朱顶鹤之妻，且与乙辛关系暧昧。乙辛利用这些关系，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诬陷皇后。他指使人作淫词《十香词》，由单登求皇后为之抄出，然后令单登、朱顶鹤到北枢密院告皇后与赵惟一私通，以《十香词》为物证，又株连教坊直长高长命。耶律乙辛和汉人北府宰相张孝杰受命审理，二人严刑逼供，赵惟一、高长命诬服。族诛赵惟一、高长命，皇后被赐自尽。道宗朝被乙辛一手制造出来的一大冤案竟被谳实②。
　　皇后无罪被诬致死，太子忧形于色。乙辛深不自安。而略施小计就置皇后于死地的结果又助长了乙辛的气焰。他一方面向道宗盛称其同党萧霞抹之妹“美而贤”，使道宗纳为后以为党援；一方面又将矛头指向太子，以除后患。
　　乙辛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朝中正直人士的普遍不满。诬陷皇后时，就遭到枢密使萧惟信的公开指责①；护卫萧忽古则欲只身暗杀乙辛为国除害；林牙萧岩寿也向道宗揭露乙辛奸状②。但是，乙辛及其党羽却扬言遭到了谗毁，争取道宗信任。而为孤立太子，他们又将太子师友客省使耶律引吉出为群牧林牙，使太子更加孤危。由于群臣不断揭露乙辛，大康二年（1076）六月，道宗出乙辛为中京留守。但乙辛的亲信不断在道宗面前为他辩解，结果，道宗反而出萧岩寿为顺义军节度使，同年十月再令乙辛还朝复为枢密使。
　　二次掌权的乙辛加紧了陷害太子的行动。首先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揭露他阴谋的人，萧岩寿被流放乌隗路，终身拘役；萧岩寿之友、给事北院圣旨事萧铎卢斡谪戍西北；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撒剌出为始平军节度使；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出为上京留守；只有耶律庶箴向乙辛认错才得以自安。相反，凡党附乙辛者，都得到了提升，张孝杰得赐国姓；耶律燕哥自北面林牙拜左夷离毕；萧十三由护卫迁殿前副点检；萧余里也自宁远军节度使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耶律合鲁擢升南面林牙；萧得里特自宫分人累迁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
　　当乙辛认为自己的势力足以抗衡太子时，他便开始对太子下毒手了。乙辛当然知道，最能击中皇帝心灵深处弱点并能致人于死地的罪行莫过于“谋① 参见《辽史》卷98《刘伸传》。
　　② 详见王鼎《焚椒录》。
　　① 《焚椒录》载：萧惟信告诫乙辛：“懿德贤明端重，化行宫帐，且诞育储君，为国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语动摇之乎？公等身为大臣，方当烛照奸宄，洗雪冤诬，烹灭此辈，以报国家，以正国体，奈何欣然以为得其情也？公等幸思之。”
　　② 萧岩寿密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预政，内怀疑惧，又与宰相张孝杰相附会。恐有异图，不可使居要地。”参见《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废立”。在最高权力面前，父子、兄弟的亲情会变得异常的苍白无力。因而，他在成功地以“私通”罪谋害皇后之后，又以“谋废立”向她的儿子开刀了。大康三年（1077）五月，乙辛、萧十三、萧得里特等共同商议，令护卫太保耶律查剌首告耶律撒剌、萧速撒、萧忽古等谋废道宗，立太子浚为帝。道宗遣人按问，无实据。但仍重赏首告者，而出被告撒剌为始平军节度使，速撒上京留守，护卫撒拨、萧忽古等流放边地。这样的处理，无异于对乙辛夺权活动的鼓励，于是，他采取了更大胆的行动。六月，他们又使牌印郎君、驸马都尉萧讹都斡和祗候郎君耶律塔不也等“自首”，证实查剌所告为实①，并开列了“谋逆”者的名单。乙辛同党萧十三、耶律燕哥受诏鞫治。于是撒剌等被杀，太子被囚于上京。不久，又令其党羽杀太子于上京，而以病死上闻。道宗欲召太子妃了解事实真相，他们又杀太子妃灭口。遂使一桩莫须有的谋逆案谳定为实，乙辛等也就成为破案的功臣。
　　于是，乙幸同党次第擢升，那些不肯投靠他们或对其所作所为有看法、异议的人相继被贬斥。除耶律撒刺、萧速撒、耶律挞不也及其子弟被杀外，同知汉人行宫都部署、驸马都尉萧挞不也，因与耶律挞不也关系密切而被牵连，施以酷刑，终至被杀；萧岩寿、萧忽古被流放边地，是太子一案定案之前，至此案一定，乙辛又将二人召回杀害以泄私愤；夷离毕郎君耶律石柳，对乙辛“斥忠贤，进奸党”①不满，被流放镇州；谪戍西北的萧铎卢斡再被治罪，“特恩减死，仍锢终身”②；右夷离毕郎君耶律陈家奴，被疑为太子同党，免官。朝中正人被斥逐殆尽。
　　大康五年（1079）三月，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加于越。又在设计谋害皇孙耶律延禧。幸得北院宣徽使萧兀纳等的保护，皇孙才免遭毒手，道宗也才开始对乙辛产生怀疑③。十月，降乙辛为混同郡王。六年正月，乙辛出外任知兴中府事。七年底，被囚于来州。九年，谋入宋，被杀。
　　乙辛自咸雍元年（1065）年底排挤耶律仁先外任至大康六年（1080）正月出知兴中府，专擅朝政达14 年之久，兴起两次令朝野震惊的特大冤狱，不但残害了皇后、太子，而且杀害大批正直的契丹贵族、官僚，使辽朝统治集团元气大伤。致使天祚皇帝即位时，辽朝已面临治国乏才的局面，加之天祚缺乏振兴的抱负和才干，辽朝统治也就走向了衰亡。
　　① 《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载：“又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诣上诬首：‘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实，臣亦与其谋。本欲杀乙辛等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连坐。’诏使鞫劾，乙辛迫令具服。”① 《辽史》卷99《耶律石柳传》。
　　② 《辽史》卷93《萧铎卢斡传》。
　　③ 《辽史》卷98《萧兀纳传》载：“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国王和鲁斡之子淳可为储嗣。群臣莫敢言。唯兀纳及夷离毕萧陶隗谏曰：‘舍嫡不立，是以国与人也。’帝犹豫不决。五年，帝出猎，乙辛请留皇孙，帝欲从之。兀纳奏曰：‘窃闻车驾出游，将留皇孙，苟保护非人，恐有他变。果留，臣请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孙从行。由此，始疑乙辛。”
　　第二十二章辽天祚帝辽天祚帝（1075—1128），即耶律延禧，字延宁，契丹名阿果。辽道宗之孙，昭怀太子耶律浚之子①。6 岁封梁王，9 岁进封燕国王。大安七年（1091）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寿昌七年（1101）道宗死，延禧即位，号天祚皇帝，改元乾统。保大五年（1125），被金军俘虏，降封海滨王。金天会六年（1128）病死，享年54 岁。皇统元年（1141），改封豫王，葬广宁府（今辽宁北镇）闾阳县乾陵旁。
　　延禧出生不久，父母相继遇害，虽在直臣和亲属的保护下得以保全，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辽朝自钦哀皇后执政，国舅少父房得势，左右朝政，宗室间的争权斗争已变为后族对皇权的操纵。道宗朝奸臣耶律乙辛擅权达14年之久，老成正直的官僚被排挤、压制和打击，统治集团元气大伤。天祚帝即位时，辽朝已陷入政治日益腐败、治国人才匮乏的境况。
　　天祚帝对辽朝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内外矛盾激化和人才匮乏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反而一味游畋享乐，辽朝的政局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地步。
　　第一节邪正不辨，任人唯亲宣懿皇后和太子浚的冤案是辽朝后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彻底清除乙辛党羽和他们对辽朝政局的影响，平反大康年间的冤案，起用勇于抵制乙辛的官员、将领，是争取人心、振兴朝政、扭转世风的关键。天祚帝没有把握住这一时机，他沉湎于游畋，不恤政事，亲佞人而远正直，拒听忠言。北府宰相萧兀纳，是两次冤案洗劫后的硕果仅存者，曾冒险保护延禧，力主以他为嗣，有保护和辅导之功①。延禧即位前，他因屡进直言而招致怨恨。天祚帝即位后，虽被尊为太傅，却不得不离开朝廷出任辽兴军节度使。
　　因厌恶乙辛的行为而被流放镇州的耶律石柳，乾统初被召回，他上书天祚帝，请“尽收逆党以正邦宪，收四方忠义之心，昭国家赏罚之用”，还详细地记述了太子浚被害和乙辛擅权等事，希望天祚帝了解实情。天祚帝却不予采纳，使“闻者莫不叹惋”②。
　　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有才而贪”，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他“将为祸基”，天祚帝竟将清查乙辛余党这件关系辽朝前途命运的大事交与他负责。阿思贪赃枉法，制造冤案的首犯因行贿得免，而一些胁从者却往往被罗织罪名受到惩罚。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附会阿思，敷衍塞责，使得贪墨之徒继续用事，阿谀奉迎者得以提升①。佞臣萧胡笃见天祚帝“好游畋，每言从禽之乐，① 耶律浚为道宗长子，母为宣懿皇后。咸雍、大康年间，耶律乙辛擅权，大康元年（1075）、三年，宣懿皇后与太子浚先后被诬陷。皇后赐死，太子被害。九年，道宗察知其冤，追谥耶律浚为昭怀太子。乾统初，天祚追尊其为顺圣皇帝，庙号顺宗。
　　① 耶律乙辛谋害太子后，欲舍延禧而立其堂叔耶律淳，道宗颇犹豫，萧兀纳力谏其不可，并时时保护延禧免遭乙辛毒手，后受命辅导延禧。参见《辽史》卷98《萧兀纳传》。
　　② 《辽史》卷97《耶律石柳传》。
　　① 参见《辽史》卷90《萧陶隗传》、《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②萧胡笃因此自永兴宫太师升为殿前都点检，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奉先、保先、嗣先兄弟以外戚居中任事，他们无军政才干，专以“阿谀取容”，为固宠保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排挤打击忠直人士，引荐逢迎取媚、贪污误国之辈，使辽朝的政局每况愈下，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节边备松弛，对女真事务处理失当自道宗朝授女真完颜部首领乌古迺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以来，女真完颜部迅速崛起。由于辽朝统治集团的腐化奢糜，对猎鹰海东青和东珠的需求大增，加紧了对女真人的搜括和勒索，加重了女真人民的负担。辽朝吏治日益败坏，出使女真的官员为所欲为，激起了女真各部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反辽情绪日益高涨。辽朝贵族日益骄横，争权夺利斗争愈演愈烈，有的甚至勾结、联合女真，更助长和鼓励了女真贵族的抗辽情绪。自阿疎逃往辽朝③和女真助辽平定海里之乱④后，女真人不但了解了辽朝的虚实，而且找到了与辽朝讨价还价和武力抗辽的理由，坚定了武装抗辽的决心。
　　女真的崛起引起了辽朝一些守边将领和有识之士的警觉，他们认为女真将对辽朝形成严重的威胁，因而不断向天祚帝反映这一情况，希望采取措施，加强防备①，但未引起重视，而他却偏信专事迎合以谋求私利的萧奉先兄弟，以致对女真问题的处置一误再误。天庆二年（1112），天祚帝至春捺钵。“生女真酋长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奉先曰：‘麄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此议于是作罢。天祚帝不能杀阿骨打，却因其弟、侄等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而骤加官爵②。
　　天庆三年，阿骨打继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积极修边备，做抗辽的部署。而天祚耽于游猎，任命之使迟迟不至，更令阿骨打疑心。他遣使入辽以索阿疎为名观察动静，刺探辽朝边境军事部署情况。辽东北路统军司向天祚帝报告了女真兴兵，宁江州可能将遭到攻击的军情，天祚帝正在庆州秋猎，不以边事为意，只遣海州刺史高仙寿以渤海军为援。四年，阿骨打趁辽守备空虚之际，誓师励众，向宁江州进发，大败渤海军，乘胜一举攻下了宁江州。宁江州之役失败，天祚帝才开始注意女真情事，召开群臣会议商讨对策。汉人行宫都部署萧陶苏斡建议：“女真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自执我叛人② 《辽史》卷101《萧胡笃传》。
　　③ 辽道宗末年，女真纥石烈部首领阿疎，背叛完颜部联盟，阻止完颜部讨伐温敦部，兵败后投辽。此后，凡完颜贵族与辽交涉，必以归还叛人阿疎为名。
　　④ 辽乾统二年，国舅萧海里叛辽逃入系籍女真，遣使联络完颜部共同反辽，遭到女真拒绝。此后，完颜部贵族又受命助辽平定了海里。在平定海里的军事行动中，辽军在女真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女真人却因战胜海里而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① 宁江州刺史萧兀纳上书说：“自海里亡入女真，彼有轻朝廷心，宜益兵以备不虞。”兀纳后调任知黄龙府、东北路统军使，仍上书陈言：“臣治与女真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国图之。”参见《辽史》卷98《萧兀纳传》。
　　② 《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
　　萧海里，势益张。我兵久不练，若遇强敌，稍有不利，诸部离心，不可制也。为今之计，莫若大发诸道兵，以威压之，庶可服也。”而萧奉先却认为：“如陶苏斡之谋，徒示弱耳。但发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①天祚帝竟舍陶苏斡而信萧奉先，以奉先弟嗣先领兵屯驻出河店，结果又被女真击败。
　　天祚帝认为宁江州、出河店两次失败，是枢密使萧奉先不知兵所致。于是他改用汉人张琳、吴庸主东征事。辽朝的汉人官僚历来不主兵事，二人更不知兵，且庸碌不任事，只得以广招兵丁，分道进讨之策塞责，不意又败。辽军三战三溃仍没能引起天祚帝重视，他仍以上国自居，认为只要遣一介之使，便可谕令女真降服。于是又改军事进剿为遣使谕和。而对如何加强军队的训练，提高其战斗力，整肃军纪，振作军威却不做任何部署。出河店败将萧嗣先，本应受到严厉处治。而其兄枢密使萧奉先却想方设法为其开脱，向天祚帝反映：“东征溃军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将啸聚为盗”，建议赦东征溃军。天祚帝居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萧嗣先仅免官而已。诸将对此反映强烈，他们议论说：“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②议和也绝无进展，徒为自取其辱。东北军事重镇黄龙府又被女真攻陷，从此，辽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战斗力急剧下降。
　　第三节偏听偏信，众叛亲离以天祚帝为首的辽统治集团，不图进取，对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漠然处之，官僚将领中普遍存在麻痹轻敌思想，而一切加强边备的建议都被斥之为怯懦。萧奉先兄弟“缘恩宫掖，专尚谄谀，朋结中人，互为党羽”①，专以球猎声色取悦于天祚帝，却得到了绝对信任。天祚帝的无能与拒谏，贻误了战机；对萧奉先兄弟的偏听偏信，又令群臣失望，部分将领萌生了废天祚帝另立新君的想法。
　　天祚帝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对双方的形势和战斗力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了解辽方军心不稳、将士离心的致命弱点。对女真人反辽情绪的日益高涨也一无所知。天庆五年九月，在没有足够思想准备和周密战略部署的情况下，贸然决定率军亲征，并盲目相信辽军数量众多，限定数月内翦除女真势力。结果，战斗还没有打响，就发生了耶律章奴叛归另立新君的事件。亲征的部署被彻底打乱，天祚帝仓卒回军讨叛，又遭到女真轻骑的邀击。章奴谋废立是部分契丹贵族将领对天祚帝失去信心的反映。他的行动又进一步削弱了辽朝的军事力量，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天祚帝与群臣的隔阂更深，对萧奉先等更加信任不疑；萧奉先利用天祚帝的信任肆无忌惮地谋求私利，导致了辽朝的又一场灾难——耶律余覩降金。
　　余覩出身皇族，有一定威望，素为萧奉先所忌。余覩妻萧氏与天祚帝文妃为姊妹。文妃生子敖鲁斡，有人望，封晋王，当天祚帝的表现日益引起群臣不满时，他却因得人心而遭到疑忌。萧奉先妹为天祚帝元妃，生秦王定、许王宁。奉先担心天祚帝以敖鲁斡为嗣而己甥不得立，遂千方百计陷害敖鲁斡。保大元年（1121）他利用文妃与余覩妻姊妹曾相会于军中一事，诬陷耶① 《辽史》卷101《萧陶苏斡传》。
　　② 《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
　　① 《契丹国志·萧奉先传》。
　　律余覩谋废天祚帝立敖鲁斡。文妃善歌诗，对天祚帝“游畋不恤，忠臣多被疏斥”的现象曾有所规谏①，因而也招致天祚帝的不满。刚刚经过章奴废立活动惊魂未定的天祚帝，对废立事颇为敏感，对萧奉先的谗言不作任何调查分析，就将文妃赐死。耶律余覩无以自明，遂率众降金。至此，更无人愿为天祚帝效力②。余覩降金后任女真监军，领兵追袭天祚帝，又给萧奉先陷害敖鲁斡提供了口实③，天祚又赐敖鲁斡死。至此，“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体”④。
　　由于天祚帝与萧奉先不以国事为务，在女真的连续进攻面前拿不出整军御敌的方略。东京、乾、显诸州失陷后，他不做防御中京的部署，却一路南下，作逃亡的安排①。正因他“恶闻女真事”，所以萧奉先连上京失陷的重大军情都不上报。后来天祚帝虽得知战败的消息，仍然是既不追究战败责任，也不做防守中京的准备，却一路南逃至南京、中京、西京，致使中京、西京相继失陷，最后只好逃入与外界信息难通的夹山。此时，他也只认识到一系列问题都与偏信萧奉先有关，于是将他逐出朝廷②，而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仍无任何自责。自入夹山后，数月间与外界信息不通，于是南京蕃汉诸臣共立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史称北辽，贬天祚帝为湘阴王，辽朝一分为二。保大二年底，南京失陷。三年，被金兵俘虏的林牙耶律大石带领部分兵力逃出，到夹山见天祚帝。天祚帝又想出兵收复燕、云，大石力谏，不从③。四年，大石率众北上，后自立为王，建立西辽。天祚帝遂率军出夹山，攻克天德诸州，后为金兵击溃。
　　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在逃往西夏的途中被金兵俘虏。天祚帝即位于① 《辽史》卷71《天祚文妃萧氏传》载：“妃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② 余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降金，引起了辽朝一些将领的同情。他们奉命追赶余覩，在即将追及之际，却再不肯向前。“诸将议曰：‘萧奉先恃宠，蔑害官兵。余覩乃宗室雄才，素不肯为其下。若擒之，则他日吾辈皆余覩矣。不如纵之。’”
　　③ 余覩兵至，萧奉先对天祚帝说：“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实无亡辽心，欲立晋王耳。若以社稷计，不惜一子，诛之，可不战而退。”天祚帝竟下诏赐敖鲁斡死。《辽史》卷72《晋王敖鲁斡传》所记不同，云：“余覩降金，文妃伏诛，敖鲁斡实不与谋，免。二年（1122），耶律撒八等复谋立，不克。上知敖鲁斡得人心，不忍加诛，令缢杀之。”
　　④ 《辽史》卷102《萧奉先传》。
　　① 《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上》载：“天祚在中京，闻燕王兵败，女真入新州，昼夜忧惧，潜令内库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骏马二千匹，夜入飞龙院为备。尝谓左右曰：‘若女真必来，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一作三五百里）马若干，又与宋朝为兄弟，夏国舅甥，皆可以归，亦不失一生富贵。所忧者，军民受祸耳。’识者闻之，私相谓曰：‘辽今亡矣！自古人主岂有弃军民而自为谋身计者，其能享国乎？’”② 《辽史》卷29《天祚皇帝纪》三载，天祚“闻金兵将近，计不知所出，乘轻骑入夹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误我至此，今欲诛汝，何益于事！恐军心忿怨，尔曹避敌苟安，祸必及我，其勿从行。’”③ “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大石林牙力谏曰：‘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都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国势至此，而方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不从。”
　　辽朝统治每况愈下之时，本人缺少治国的雄心和能力，只对名茶、古画、音乐、美姝兴趣浓厚；又信任非人，处理军国大事失当，其亡国甚至早已在宋朝有识之士的意料之中①。
　　① 宋人张舜民出使辽朝回国后，曾预言：“他日必有如张义潮挈十三州以归，当不四十年见之。”参见王称《东都事略》。
　　第二十三章宋太祖第一节灭周建宋家世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宋朝的开国皇帝。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父亲赵弘殷，后梁时在成德军节度使王镕部下为将，奉命率500 骑兵参加晋王李存勗的军队攻打后梁而被留用。后唐建立后任后唐禁军将领，迁居首都洛阳。后汉时仍任禁军将领。乾祐元年（948）王景崇以凤翔叛降于后蜀，后蜀派兵进援王景崇并攻占宝鸡，赵弘殷随赵晖征讨王景崇①，大败蜀兵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以功升侍卫马军护圣军都指挥使。后周初侍卫亲军编制扩大，赵弘殷改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4）升任侍卫马军龙捷军（护圣军改称）右厢都指挥使、加领岳州防御使。显德三年，后周世宗攻打南唐，出兵淮南，赵弘殷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攻占扬州，升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同年七月病死。宋初追谥昭武皇帝，庙号宣祖。赵弘殷娶杜氏，杜氏生匡胤（宋太祖）、匡义（光义、炅，宋太宗）。宋朝建国尊为太后，建隆二年（961）死，谥明宪，改谥昭宪。妾耿氏，原光义乳母，生光美（廷美），后改嫁，封陈国夫人，太平兴国八年（983）死。
　　十二年军旅生涯赵匡胤是赵弘殷的长子，后唐天成二年（927）生于首都洛阳。后汉乾祐元年，枢密使郭威讨伐李守贞，时年22 岁的赵匡胤应募投郭威帐下从军。后周广顺元年（951），补为禁军近卫班直，任东西班行首。广顺三年三月，郭威养子柴荣任首都开封府尹，赵匡胤改任开封府马直军使。显德元年正月，柴荣即帝位，是为后周世宗，赵匡胤随后也调回禁军。同年三月，后周与北汉的高平之战，赵匡胤率军奋勇杀敌，大败北汉军。赵匡胤的勇敢与军事才能受到世宗的赏识，回京后升任殿前都虞候、领严州（今广西来宾东南，时为南汉辖地）刺史，虽是加衔，但已属中高级将领。十月，又升领永州（今属湖南，时为楚国辖地）防御使。赵匡胤作为殿前司的副长官，随后参与世宗整顿殿前司的工作，组建新的殿前司所属诸班直及龙捷（马军）、虎捷（步军）、铁骑、控鹤等诸禁军，殿前司所属禁军遂成为后周最精锐的军队，殿前司地位虽低于统辖大部分禁军的侍卫亲军司，但它所统辖的禁军是皇帝的亲卫军，赵匡胤是世宗的亲信将领之一。显德三年春，赵匡胤随世宗攻南唐，进军淮南。赵匡胤在涡口（今安徽怀远东）、清流关（今滁州西北）战役中先后大败南唐军，随即攻占滁州，招降天长（今属安徽），再败南唐军于六合（今属江苏），不仅屡立战功而且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十月，赵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挥使、领匡（宋避讳改定）国军（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时年30 岁的赵匡胤只经过了八九年的时间，就由“无名小卒”升为高级将领，并获得了武官最高的节度使衔。虽然这次的节度使衔因“未于正衙宣制”而不算作正式任命，但他的名望已随之迅速升高。由于殿前司增设都点检、副① 《宋史》卷1《太祖纪》一作王景，误。
　　都点检为最高长官，都指挥使遂成为次长官。显德四年春，赵匡胤随世宗再征淮南，在占领寿州后班师。五月，31 岁的赵匡胤被正式授以义成军节度使。九月，世宗又出兵淮南，赵匡胤率骑兵，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东北十八里滩南唐军寨，顺流而下攻占泗州城（今江苏盱眙北）。世宗自率军沿淮河北岸，命赵匡胤率步骑沿淮河南岸，水军乘船，东下攻楚州（今淮安），大败南唐援军于清口（今淮阴西南），追奔数十里，赵匡胤擒获南唐援军长官都应援使陈承昭。次年正月初，赵匡胤率军攻下楚州北城，后周军遂攻占楚州。世宗南下扬州，赵匡胤又击败南唐水军于瓜步（今扬州南），南唐被迫求和，割江北与后周，世宗罢兵北归。赵匡胤在此次淮南战役中，奋勇作战，战功第一，五月以功移领忠武军节度使，仍任殿前都指挥使。
　　显德六年（959）三月，世宗北伐攻辽，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任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任水路都部署。后周军进至益津关（今河北霸州），辽守将降。四月，赵匡胤率军首先进抵瓦桥关（今雄县西南），辽守将又归降。辽莫州（今任丘）、瀛州（今河间）守将也相继向后周军投降。五月，世宗因病班师回京。六月，赵匡胤升任殿前司正长官殿前都点检，数日后世宗病死。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五代时军中军官常有结义兄弟之类的组织，一为互相结援，再是培植帮派势力。赵匡胤从军后结成“义社兄弟”的组织，即所谓“十兄弟”。除赵匡胤外，还有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斌、王政忠等九人，史称“勋臣”①。从《宋史》有纪、传的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廷让、韩重斌（贇）六人看，他们都在后汉时投充于郭威部下，当时的地位应大体相当，属于低级军官，结为“义社兄弟”当是此时或后周广顺初，也可能并不是以赵匡胤为首。后周设殿前司后，赵匡胤、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四人在殿前司，李继勋、刘廷让二人则曾在侍卫亲军司任职。经过十年军旅生涯，到后周末期时，赵匡胤晋升最快、官职最高，成为“义社兄弟”的首领。石守信继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继石守信任殿前都虞候，韩重斌则是殿前司骑兵主力控鹤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的李继勋原先升迁得最快，地位也最高，早于赵匡胤任殿前都虞候、节度使，高平之战后调入侍卫亲军司，淮南战役中失利后降官，地位才低于赵匡胤；刘廷让（光义）原在侍卫亲军司任龙捷都校，后入殿前司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事实不详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当亦是禁军中级以上军官。这些人是赵匡胤兵变的基本力量。加上赵匡胤的父亲在禁军侍卫亲军司中从低级军官至高级军官任职长达30 年之久，其部属、友好甚多，也是赵匡胤兵变可以借助或利用的力量。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七月，李重进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但在“高平之战”后，世宗改组与加强了殿前司的建设，殿前司所属禁军遂成为精锐。世宗为了提高殿前司的地位，显德三年十二月，将长官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的官衔，提升为新设置的殿前都点检，加剧了李重进、张永德两大派系的矛盾。显德六年三月，世宗北伐辽，“帝（世宗）之北征也，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① 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做’，观者莫测何物也”。邓广铭推测是李重进派系为了陷害张永德而作①，意思是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想做皇帝。是年六月，回京后病重的周世宗又认为张永德缺乏主见，张永德遂被罢去殿前都点检，以使相外赴节度使任，改任资历、名望较低的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恭帝即位后赵匡胤改领归德军节度使。
　　后周世宗英年早逝，年仅7 岁的长子柴宗训继位，孤儿寡母，“主少国疑”，加上“点检”做的“神符”，引发了新任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的野心，自编自导了一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称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报称北汉结契丹入侵，后周即“命（赵匡胤）出师御之，次陈桥驿”（时在古黄河南，今河南封丘南，在今黄河北岸），“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赵匡胤）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赵匡义）入白，太祖（赵匡胤）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将领尊称）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①。赵匡胤随即率兵返回开封，改变以往兵变士兵抢劫的惯例，禁止抢劫以争取民心。当日（初四）大臣们早朝还未退，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立即自内廷奔回，准备率军抵抗，被赵匡胤的党羽、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追杀于家中，也有记载称韩通是以亲卫军抗击赵匡胤战死。赵匡胤又指使将士将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押至殿前司公署，已脱下黄袍的赵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装得似乎无法可想，受到首相范质的指责，赵匡胤指使的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立即挺剑威胁说：“今日必得天子。”前已暗中向赵匡胤表示拥立他为帝的次相王溥“降阶先拜”，首相范质等不得已随后也拜，“遂称万岁”②。赵匡胤等随即来到崇元殿行禅代礼，赵匡胤的党羽、翰林学士承旨陶穀立即拿出后周帝的退位制书，赵匡胤在殿下拜受后登殿即皇帝位，是为宋太祖。次日（正月初五，960 年2 月4 日）诏，因所领归德军节度使州名宋州，建国号宋，改后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宋朝正式建立。
　　第二节加强皇权亲征平乱宋太祖建立宋朝后，随即对有“翊戴之勋”的开国功臣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等，以及其余领军的军官都升官进爵。其中石守信、王审琦属殿前司，又是“义社兄弟”；其余都属侍卫司。领有重兵巡守北边的侍卫马步都虞候韩令坤，以及率领前军先行的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他们虽都未能参加“陈桥兵变”，但对防御辽军可能因宋朝新建而① 《旧五代史》卷119《世宗纪》六。参见邓广铭：《赵匡胤的得国及其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东方杂志》第41 卷第21 期，1945 年。
　　① 《宋史》卷1《太祖纪》一。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参见邓广铭《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南犯至关重要，当他们两人都表示听命时，赵匡胤不仅将他们分别升任为侍卫、殿前两司正长官，并都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二品衔，首先成为宋朝名位最高的使相（享有宰相的礼遇）。随后又提升赵匡胤归德军节度幕府的属官刘熙古、赵普、吕馀庆、沈义伦、李处耘、张彦柔等的官职，但他们原来的官位很低，虽大力提升也不能直接升任朝廷要职，但有些人的名位虽低却掌握实权，如赵普任枢密直学士、李处耘任枢密承旨，掌枢密院实权。宋太祖又礼遇被推翻的后周王室，封恭帝为郑王，迁居西京洛阳；对后周从朝廷到地方的文武官员一概留用，以争取怀念后周的各级官员拥护宋朝。对于原先臣属于后周的割据政权，如荆南高保融、吴越钱镠也分别升官进爵，以争取他们对宋朝的臣属。二月，原后周宰相不仅留任还分别晋升官衔，首相范质的宰相职名升为侍中，次相王溥也加守司空衔，但同时被免去参知枢密院事兼职，实际是明升暗降。
　　新建的宋朝还只得到首都开封及部分地区的承认，各地节度使大多观望局势变化。昭义军（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是后周建国功臣，广顺元年（951）时即已是节度使，赵匡胤当时还只是禁军的小校。李筠不仅自广顺二年移镇潞州以来，一直是后周抗击北汉的主将，而且资历远高于赵匡胤，对于赵匡胤的代周建宋十分不满。四月，李筠即反宋并臣属于北汉。这是后周地方节度使首起反宋事件，赵匡胤十分重视，立即命亲信石守信、高怀德率军征讨。五月初，又派慕容延钊、王全斌率军与石守信会兵进攻，赵匡胤随即又亲往督战。六月初，李筠兵败自杀，潞州平定。
　　李重进是后周太祖的外甥，又是世宗的顾命大臣，长期在侍卫司、殿前司任高级军官，又先后任殿前司、侍卫司长官，屡建战功，名位战功都在赵匡胤之上，而且又与赵匡胤早有矛盾。后周末期以统辖大部分禁军的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兼领淮南（扬州）节度使，以镇抚新征服的淮南地区。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随即罢免李重进的军权，以首先效忠于赵匡胤的韩令坤代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则升兼中书令为最高级别的使相，给予很高的礼遇。但是，当李重进在接受新任命的同时，即请求回京朝见，赵匡胤也许是由于宋朝新建，害怕李重进在禁军中的威信，李重进的回京有可能动摇宋政权的基础，因而赵匡胤婉言拒绝李重进现在回京，使李重进产生疑惧。李重进随后派往潞州李筠处联络的亲信，反而向赵匡胤告密并出卖李重进。赵匡胤在平定李筠后的同年九月，即诏移李重进为北方的平卢军（青州，今属山东）节度使，接着又派人赐“铁券”以安其心，反而更增加他的疑惧之心。李重进随即反宋，赵匡胤即派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宋延渥等率禁军进讨。十月，赵匡胤又决定亲征；十一月，李重进也兵败自杀，淮南平定。李筠、李重进的迅速溃败，使得其他对宋朝不满的节度使相继俯首听命。
　　收兵权赵匡胤在宋朝统治稳定之后，随即开始实行收兵权的措施，首先针对后周时名位与自己相近而关系较疏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建隆二年春末韩被罢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改成德军节度，充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将赴镇，上（太祖）于别殿置酒饯之”①。此后节度使赴镇例置酒饯行。① 《宋史》卷251《韩令坤传》。
　　慕容延钊与赵匡胤关系密切近似于“义社兄弟”，虽然赵匡胤“常兄事延钊，及即位，每遣使劳问，犹以兄呼之”。慕容延钊在后周末即任镇宁军（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宋朝建立后升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使相，从平李筠后，使相衔又升为兼侍中，但被“诏还澶州”节度使任，不让他来京到殿前司具体任职。建隆二年二月，“长春节（赵匡胤生日）来朝，赐宅一区”。当韩令坤被罢军职赴节度使任后，慕容延钊了解赵匡胤收兵权的意图，遂自己上“表解军职”，遂被“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从此宋朝不再设殿前都点检②。
　　同年七月，赵匡胤开始向亲信和开国元勋收兵权，首先是“义社兄弟”、开国元勋石守信、王审琦。殿前副都指挥使石守信“移镇郓州，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诏赐本州宅一区”，明升暗降，“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被罢军职移为忠正军（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移为归德军节度使。此后宋朝又不再设殿前副都点检。殿前司从此以官级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正副长官。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也移为镇宁军节度使，各节度使例皆赴镇。从此，殿前司的正副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逐渐采取只设其中的二职甚至只设一职以架空侍卫亲军司（宋真宗时才正式取消），其下属的侍卫马军司、步军司逐渐成为直属机构，后与殿前司合称“三衙”。这是赵匡胤采取降低侍卫、殿前两司最高统兵官的名位，作为根绝禁军统帅进行兵变的重要措施。
　　据史书记载：“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①这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扫平荆、湘、后蜀、南汉、南唐，亲征北汉就在赵匡胤收兵权全面成功之际，建隆三年九月，湖南武平军（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死，以子周保权继任，张文表叛乱，周保权向宋朝乞援平叛，这给赵匡胤平定荆、湘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乾德元年（963）正月，赵匡胤起用宿将慕容延钊为都部署，以枢密副使李处耘作监军，讨伐张文表。二月，宋军以借道为名先灭荆南高氏政权。湖南虽已自己讨平张文表，但宋军继续前进；三月，灭湖南高氏政权。
　　乾德二年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使者向宋朝告密，赵匡胤遂以此为借口，次月即以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率军分路进攻，次年正月王全斌攻下剑州（今四川剑阁）后，后蜀主孟昶即降宋。
　　开宝三年（970）九月，赵匡胤对一直拒绝臣附的南汉进行讨伐，宋将潘美、尹崇珂率军攻至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出降。
　　② 《宋史》卷251《慕容延钊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① 《宋史》卷250《石守信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 作建隆二年七月。南唐（江南）自宋建立即对宋臣附，赵匡胤想灭南唐而师出无名。开宝七年（974）九月，遣使召南唐后主李煜来朝，当李煜称病不来时，即于十月派曹彬、潘美统兵进攻；次年十一月，宋军攻占金陵，李煜被迫降宋。
　　开宝元年（968）七月，北汉主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赵匡胤认为是消灭北汉的好时机，次月即派李继勋、党述统兵攻北汉。北汉刘继元杀刘继恩即位，辽军应援救北汉，宋军退回。开宝二年正月，赵匡胤又亲征北汉；二月，攻至北汉首都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城下，围攻数月未下，受夏雨和疫病困扰，只得再次退兵。
　　加强皇权赵匡胤建宋之初，对后周大小官员一律留用，尤其是继续任用后周末年的大臣范质、王溥、魏仁浦、吴廷祚等，对局势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即使最亲信的心腹赵普，也只能以枢密直学士实际控制枢密院。但是，宋初的这种政局并不是赵匡胤所愿意看到的，当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宋朝初步稳定后，即升赵普为枢密副使，赵匡胤的心腹赵普才名正言顺地掌握枢密院大权。当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之后，建隆二年又先后免除韩令坤、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的军职，宰相范质看到赵匡胤的政权已巩固，即推荐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为相，但赵匡胤感到时机还不成熟而未采纳。建隆三年十月，赵匡胤首先罢免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升赵普为枢密使，李处耘为枢密副使。但是，当李处耘以赵匡胤的心腹、枢密副使身份，担任削平荆、湘宋军的监军，在与统帅、宿将慕容延钊发生小矛盾时，尽管李处耘行为并没有错，却被赵匡胤免去枢密副使降为州官，而对有小错的慕容延钊则不仅不责问，反而照常升迁官衔。这是赵匡胤为使已被解除军职的宿将们心安的措施。
　　此前，赵匡胤已废去唐及五代一直沿行的宰相“坐而论道”的旧制，宰相常朝立班自范质等开始，此举显然是要打击旧相范质等人，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也有暗示范质应自动辞相之意。当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首先被免职出为节度使后，范质等人深知赵匡胤的意图，遂于乾德二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再次请求罢相。此正合赵匡胤的心意，但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虽已当了数年皇帝，却对宰相的任命程序并不了解，因急于要罢免范质等人的相职，在还没有任命新宰相的情况下，匆忙间同日罢免了三人的相职。以至于出现历史上少见的，在颁布任命新宰相赵普的敕书时，竟然没有在任宰相“署敕”的怪现象。赵匡胤就对赵普说：“卿但进敕，朕为卿署字，可乎？”由于不合乎任命新宰相的程序，只得暂时作罢。为了处理由于赵匡胤、赵普等无知而造成的尴尬局面，翰林学士窦仪建议改由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的使相赵光（匡）义，以有同平章事职名而行使宰相职权“署敕”，这是从唐代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哥舒翰以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而为“使相”的二百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赵光义以使相“署敕”，是赵匡胤、窦仪等人的“创新”。同时任命的，还有枢密使李崇矩，随后又任命王仁瞻为枢密副使。乾德二年四月，赵匡胤又想用窦仪为相，但遭到赵普的反对，遂想为赵普设副手以分事权，“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穀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于是任命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作副相，唐代参知政事高于同平章事，陶穀“翻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之事，为真宗初年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所讥笑①。隋、唐、五代只设宰相不设副相，宋初设副相是赵匡胤的“创举”。赵匡胤为了巩固宋朝的统治，曾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①乾德元年六月，由于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赵匡胤遂派奚屿等多人以常参官出任天雄军属县知县，以削弱符彦卿职权。其后属县知县周渭赴任时，符“彦卿郊迎，渭揖于马上，就馆，始与彦卿相见，略不降屈”②，知县与节度使抗礼是赵匡胤加强皇权后的新现象。
　　建隆三年三月，赵匡胤为改变“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的状况，“乃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将司法权收归朝廷。同年十二月又重设县尉，“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改变了“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自是还统于县，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郭内而已”③，将节度使补署的镇将置于县官统辖之下。
　　乾德元年三月平定湖南后，仍留用原地方官，赵匡胤另以贾玭等人任湖南诸州的通判，通判的创设，原为监察新统治区留用的旧政权州官。次年六月，武臣杜审进任权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的同时，赵匡胤任命阎丕为通判，以后大州、府逐渐普遍设置通判，宋初通判地位与州府长官相同，主要是作为朝廷派驻州、府的监察官，以加强皇权。
　　节度使赖以跋扈的主要是依靠军队，乾德三年八月，赵匡胤又“今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①，将天下精兵编入朝廷禁军，地方只留老弱作为厢军，主要从事州、府杂役，以收节度使的兵权。关于诸道节度使的财政权，“宋朝艺祖（赵匡胤）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②。马端临的概括道出了赵匡胤设置转运使以收节度使的财政权的用意。其后，又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朝廷，进一步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节度使实际成为顺从朝廷的高级地方官，而厚其俸禄甚至高于宰相，最终成为武宫和宰执的荣誉衔。
　　赵匡胤对于后晋割给辽朝的幽州地区，准备采取先赎取，赎取不成则以武力夺取，“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库，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遗北虏赎之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则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③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及注。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六月庚戌。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三月丁卯；十二月癸巳。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
　　② 《文献通考》卷61《职官考·转运使》。
　　③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祖宗圣训·太祖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赵匡胤自上次未能攻灭北汉以后，改而采取浅攻轻扰，破坏其农业生产以削弱北汉的经济实力，又不断移其民户于宋境以削弱其兵源，以待适当时机攻灭北汉。
　　开宝九年（976）八月，赵匡胤认为消灭北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以党进、潘美、杨光义率军进攻北汉，宋军分道进入北汉境内，屡败北汉军。十月，宋军已攻至北汉首都太原城北，北汉很可能即将被消灭。正当赵匡胤踌躇满志地进行着统一战略的部署时，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时年50 岁的赵匡胤被其弟赵光（匡）义杀害①。
　　太祖家属及后裔赵匡胤初娶贺氏，生燕王赵德昭，后周显德五年（958）死，宋朝建立后追册为皇后，谥孝惠。继娶王氏，宋朝建立后册为皇后，乾德元年（963）死，谥孝明。又娶宋氏为皇后，太宗时号开宝皇后，至道元年（995）死，谥孝章。赵匡胤长子燕王赵德昭的九世孙赵昀为南宋理宗，十世孙赵禥为度宗，恭帝赵顯、端宗赵昰、末帝赵昺，均为度宗子。赵匡胤少子秦王赵德芳，庶出，母姓氏不详，赵德芳六世孙赵眘为南宋孝宗，孝宗子赵惇为光宗，光宗子赵扩为宁宗。
　　① 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二十四章范质王溥魏仁浦第一节范质三代元老范质（911—964），字文素，大名宗城（今河北清河西南）人。后唐长兴四年（933）进士，入仕为忠武军（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推官，升为封丘县（今属河南）令。后晋初任监察御史、节度从事，开运元年（944）任翰林学士。开运三年契丹灭后晋，后晋出帝对当值的翰林学士范质说：“卿为我草奏具言之，庶几活我子母。”范质为之撰降表①。后汉初任户部侍郎，乾祐三年（950）在枢密使郭威的推荐下升任枢密副使，成为郭威的心腹。后周广顺元年（951）六月，范质升为宰相。同年冬，北汉联合辽军进攻后周，郭威派王峻出征抗击，王峻在奏章中称：“今朝中受圣知者，惟李璟、范质而已。”②说明范质确是郭威的心腹。广顺三年二月，王峻坚持要求罢免范质的相职而代以他人，终于引发了王峻和郭威的矛盾，王峻随后被罢相。其时首相虽仍是四朝元老中书令冯道，但冯道老成持重，从不争权；范质虽任次相，却是主要掌权者。显德元年（954）春，郭威死，养子柴荣即位。随后首相冯道死，范质升为首相后又兼参知枢密院事，掌握军政大权。显德六年六月，世宗柴荣病危时，“召范质等入受顾命”①，以首相范质为首的顾命大臣，辅佐世宗长子年仅7 岁的梁王柴宗训（恭帝）即位，封萧国公。次年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军联合入侵时，宰相范质未加细察即匆忙派赵匡胤率军抗击，为赵匡胤发动兵变提供了机会。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日，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至陈桥驿时，发动兵变。率军返回首都开封时，“宰相早朝未退，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深悔自己不察赵匡胤奸谋而导致后周的灭亡，有负世宗托付的顾命之责。当赵匡胤进城回殿前司公署后，赵匡胤的“将士拥（范）质等俱至”殿前司公署内②，面对如狼似虎的将士，范质进行着最后挽救后周政权的努力，以期待赵匡胤回心转意，因而当面质问赵匡胤：“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赵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赵匡胤事先安排的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举刃拟质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赵匡胤假装“叱之”，而罗彦瓌“不退”。范“质知势不可遏”，看出赵匡胤对帝位志在必得，范质虽有志恢复后周，但已回天乏力，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避免后周取代后汉时，后汉嗣君刘贇（湘阴公）被郭威派人杀害惨剧的重演。遂提出事情既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但也不要太匆忙废后周建立新皇朝，可以举行禅位之礼，“因具陈之”，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接着进一步说：“太尉既以礼受禅，则事（周）太后如母，养少主（周恭帝）如子，无负先帝旧恩”，赵匡胤只得① 《新五代史》卷17《晋高祖皇后李氏传》。
　　② 《旧五代史》卷130《王峻传》引《五代史缺文》。
　　① 《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六月癸巳。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
　　“挥涕许诺”。范质始终只以当时对中高级军官的尊称“太尉”称赵匡胤，不仅“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只是在赵匡胤已允诺他提出的条件之后，而且是在早已暗中投靠赵匡胤的次相“王溥先拜”后，范“质不得已从之”①。赵匡胤之所以力争首相范质的支持，因为争取后周有威望的宰相支持他是至关重要的。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第一次自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兵变回京后，因为得不到首相冯道的支持，未能立即代汉建周，只得议立刘贇为汉帝而自任监国。后又乘出兵北上抗辽之机，不得不在澶州再次发动兵变，裂黄旗以被身，兵回首都，才废后汉建立后周，后又派人杀死刘贇。
　　北宋开国首相范质在赵匡胤同意他的意见之后，率百官成礼，赵匡胤得以顺利地建立宋朝。在为开国元勋及亲信升官进爵之后，范质的宰相官衔也由同平章事升为侍中，成为北宋前期七位最高相衔“侍中”的第一人。赵匡胤继续任命原后周宰相范质等人为宋朝的开国宰相，并尽可能不变动后周官员的职务。赵匡胤深知自己由于后周世宗的重用，在短短的六七年间，从列校提升为殿前司禁军最高长官之后夺取皇位的，为许多资历高于自己或与己相近的文武官员们所不服，而三代元老范质及其他后周的宰相、枢密使的支持，非常有利于宋政权的稳固。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赵匡胤建立宋政权后，遣“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①，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但是，这决不是赵匡胤对范质等旧相的完全信任，而是赵匡胤心腹文职人员的名望实在太低，无法直接提升为执政官，更不用说是宰相。因此，在升遣范质等相衔的同时，也免去了他们原先兼任的知枢密院事，使之成为只问政事的行政长官，后封鲁国公。当赵匡胤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等后周宿将后，立即将心腹赵普提升为枢密副使，范质也“适时”地建议重用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
　　赵匡胤对仍以后周的宰相、元老范质等人执政的状况内心不满，采取措施打击范质等人的威望。有的记载：“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范）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札子进呈”，“由是奏御寝多，始废坐论之礼”。似乎是因范质等宰相上朝忙于奏请，没有时间回坐位而废宰相坐论之礼，此事始见于王曾的记载，而为宋时纂修的《国史》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采纳②，其实都是为尊者讳的写法。邵博的记载似更可信：“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赵匡胤）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①范质等人知道已到非坚辞相位不可的时候了，当乾德二年（964）正月辞相对，赵匡胤非但没有挽留，而是匆忙地将留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18《范质传》；《宋史》卷249《范质传》；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
　　① 陈师道：《后山谈丛》卷3。
　　② 《宋史》卷249《范质传》，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戊子。① 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1。
　　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同年九月，范质病死，终年54岁。虽然“终（范）质之世，（后周）太后、少主皆无恙”②，但范质自感有愧于后周世宗遗命辅佐少主的重托，《宋史》称范质临终，“戒其后勿请谥立碑，自悔深矣”③。
　　子范旻，开宝四年（971）任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州兼水陆转运使时，南汉旧臣邓存忠率众反宋，范旻守城达七十余日。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归地”后任为权知两浙诸州军事，治理吴越国旧土。次年初宋太宗亲征北汉，范旻改任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事，负责财政事务。太平兴国五年，“坐受人请求擅市竹木入官”④，事与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府有某种关系，因而受到宋太宗的严惩，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司户，改移唐州（今河南唐河），死于贬所。
　　第二节王溥魏仁浦王溥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父王祚，后晋时掌三司盐铁案，后汉时任三司副使，后周时历任州刺史、团练使，宋初升州防御使，乾德二年（964）以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王溥，后汉乾祐元年（948）举进士，入仕为秘书郎；同年八月，枢密使郭威奉诏西讨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三镇叛乱，辟王溥为从事。乾祐三年四月，郭威以枢密使为邺都留守，王溥任留守判官，已成为郭威心腹。郭威建立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王溥即改任枢密直学士。次年三月，王溥改任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掌诏诰草拟之权，显德元年（954）正月，后周太祖郭威病危之际，仍惦记着心腹王溥，有的记载：“太祖将大渐，促召学士草制，以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无恨矣。”①显德二年四月，后周世宗派兵攻取后蜀秦州、凤州时，“上谋取秦、凤，求可将者，（宰相）王溥荐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后周占领秦、凤地区后，“百官入贺，帝（世宗）举酒属王溥曰：边功之成，卿择帅之力也”②。显德六年六月，与首相范质同时兼参知枢密院事，共掌军政大权。世宗死，子柴宗训（恭帝）即位，王溥也是顾命大臣之一。但是，当赵匡胤势力日益强大准备夺取后周政权之时，“宰相王溥亦阴效诚款”，并献奉宅园以取悦于赵匡胤①。当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联军入侵，准备发动兵变时，身为次相且预知赵匡胤阴谋的王溥，实际上促成了首相范质仓卒命赵匡胤率军北上。所以，赵匡胤兵变返京后，当范质自责时，心里有鬼的王溥“口② 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③ 《宋史》卷249《范质传、传赞》。
　　④ 《宋史》卷249《范质传附范旻传》，参见《宋史》卷257《王仁赡传》。① 《东都事略》卷18《王溥传》。
　　② 《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四月、九月。
　　①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 之3。
　　禁不能对”。范质、王溥等同被押至殿前司公署时，王溥“降阶先拜”②，正是王溥的行为助长了赵匡胤发动兵变的决心。
　　宋朝建立后，王溥任次相、监修国史，并加“守司空”。建隆二年（961）上《唐会要》100 卷，后又上《五代会要》30 卷，均传世。乾德二年（964）正月，王溥与范质等同日罢相，后封祁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首相赵普诬陷宋太宗弟赵廷美与末相卢多逊谋反时，王溥附和赵普陷害赵廷美、卢多逊，同年八月病死，终年61 岁，谥文献。孙王克明，咸平六年（1003）取宋太宗之女郑国长公主，改名贻永，康定元年（1040）任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庆历五年（1045）任枢密使。
　　魏仁浦魏仁浦（911—969），字道济，汲县（今河南卫辉）人。后晋末任枢密院刀笔吏，晋亡随众北迁，逃归，后汉初补旧职，时郭威任枢密使，魏仁浦以干练闻，升兵房主事，成为郭威心腹。乾祐三年（950）四月，郭威以枢密使任邺都留守，魏仁浦从行。同年十一月，后汉隐帝密诏李弘义、郭崇杀王殷、郭威，李弘义以密诏告王殷，王殷与李弘义遣使将密诏给郭威，郭威即“召枢密使院吏魏仁浦谋于卧内”，“仁浦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强兵临重镇，以谗见疑，岂可坐而待死”，“教威倒用留守司印”①，重写诏书，申言隐帝要郭威诛杀诸将校以激怒部属。后周建立，魏仁浦任枢密副承旨，随后又升为承旨。后周太祖郭威临死前，对兵变时建功的魏仁浦特向柴荣嘱咐：“魏仁浦勿使离枢密院。”②显德元年正月，柴荣即位，魏仁浦升任枢密副使。同年三月，世宗亲征抗击北汉，魏仁浦从征，高平之战，后周军阵东已溃败，魏“仁浦劝世宗出阵西殊死战”，因而击败北汉军③。同年七月，魏仁浦升任枢密使。显德六年六月，魏仁浦升任宰相，依前充枢密使，“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为相”。世宗说：“自古用文武才略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资治通鉴》称魏仁浦“虽处权要而能谦谨”，“虽起刀笔吏，致位宰相，时人不以为忝”④。
　　入宋，魏仁浦仍任宰相（集贤相、末相），但解除所兼枢密使，一再以疾乞免相，不许，乾德二年（964）正月，与首相范质、次相王溥同日罢相，守尚书右仆射。开宝二年（969）赵匡胤亲征北汉，魏仁浦从行，以疾回，病死，终年59 岁，后谥宣懿。开宝五年，子魏咸信取宋太宗之女永庆公主。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
　　① 《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东都事略》卷18《魏仁浦传》。
　　② 《资治通鉴》卷291，后周显德元年正月。
　　③ 《宋史》卷249《魏仁浦传》。
　　④ 《资治通鉴》卷294，后周显德六年六月。
　　第二十五章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李继勋刘廷让第一节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义社十兄弟赵匡胤发动兵变代周建宋的基本力量之一，是以他为首的所谓“太祖义社兄弟”①，也称为“义社十兄弟”，即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何时结成“义社兄弟”，最初以何人为首，均已不详，其中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六人，《宋史》和《东都事略》有纪、传，他们都是后汉时投入枢密使郭威部下，当时也都是低级军官，地位大体相当。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的情况当亦近似，结成“义社兄弟”的时间可能就在此时。因为到后周世宗初年，各人发展情况已有很大差异，地位也已相当悬殊。此时“义社十兄弟”中地位最高的，不是赵匡胤，而是李继勋。赵匡胤主要是在世宗后期得到迅速提拔，成为殿前司的正长官。赵匡胤与其义社兄弟的关系，显然有着亲疏远近的差异，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三人可能与赵匡胤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参与兵变，成为开国功臣。而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升迁最慢，与赵匡胤的关系也可能较为疏远。
　　石守信石守信（928—984），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后汉时，隶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广顺初年，升任禁军亲卫都虞候。显德元年（954），后周抗击北汉的高平之战，石守信以功升亲卫左第一军都指挥使；同年师还后，又升任殿前司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显德三年，从世宗征南唐，石守信任先锋，参与六合等地战役。显德五年三月，南唐割淮南求和后，石守信以功升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司禁军主力的指挥官。显德六年三月，后周攻辽，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已升任殿前都虞候的石守信任陆路副都部署，石守信已成为后周的主要将领之一。同年六月，赵匡胤接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时，石守信接替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世宗死，子柴宗训即位，石守信以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节度使，仍兼任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是以赵匡胤为首的“义社十兄弟”中，继李继勋、赵匡胤之后第三个建节的，而且长期与赵匡胤同在殿前司共事，是赵匡胤的部属、亲信，后周末成为赵匡胤的副手，关系最为密切。
　　显德七年正月初，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暗中与赵匡胤勾结的次相王溥，促使首相范质仓促派赵匡胤率军北上，石守信是殿前司留京的最高长官，是赵匡胤事前安排的内应。赵匡胤于当天晚上准备兵变时，派心腹小校郭延赟驰回京城向石守信报告，石守信立即部署“将士环列待旦”①，等待策应赵匡胤兵变部队回京。由于有石守信等指挥的殿前司禁军策应，赵匡胤的兵变部队得以顺利进城。
　　① 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宋朝建立，石守信列在六位主要开国元勋（翊戴功臣）之首，升任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并改兼归德军（宋州）节度使。建隆元年四月，昭义军（潞州）节度使李筠反宋，赵匡胤立即派石守信为主帅率前军进讨，并先后于长平（关名，今山西长子南）、泽州（今晋城）南，击败李筠军，赵匡胤亲往督战，攻下泽州，李筠自焚死，泽、潞平，石守信以功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原后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反，赵匡胤又派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为南征军主帅，赵匡胤随后也亲征督战。十一月，石守信率军攻占扬州，李重进自焚死，淮南平。建隆二年，石守信升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但命其离京就镇。同年七月，宋太祖解除宿将兵权，石守信改任天平军（郓州，今山东东平）节度使，虽保留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其实兵权不在也”②。建隆三年九月，已加同平章事为使相的石守信深知赵匡胤的心意，自己上表解除兵权，即请求免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名义，专任天平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石守信的使相衔升为侍中。
　　宋太宗即位，石守信使相衔升为中书令，石守信自出任天平军节度使“凡十七年不徙，专事聚敛，积财巨万”③。太平兴国二年（977），罢天平军节度使改以中书令衔任西京（洛阳）留守。石守信崇奉佛教，在西京建造崇德寺，招募民夫运输建筑材料，“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①。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灭北汉，遂即移军进攻辽南京幽都府，起用宿将石守信督前军，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战，宋太宗亲自督战，宋军大败，宋太宗狼狈逃回。同年八月，宋太宗将战败的责任推给诸将，“守中书令、西京留守石守信从征范阳，督前军失律”，“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兼中书令”②，但不久又进封石守信为卫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移为镇安军（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太平兴国九年（984）六月死，终年57 岁，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石保兴，石守信长子。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时，任御寨四面都巡检。至道二年（996），任延州（今陕西延安）都巡检使兼署州事，又升任本路副都部署。真宗时，在与西夏战争中立功，后历任知州。石保兴子石元孙，宝元二年（1039），任殿前都虞候鄜延副都部署。康定元年（1040），西夏攻延州，三川口（今延安西）之战，石元孙战败被俘，宋夏议和后放还。石保吉，石守信子，石守信任天平军节度使时，任衙内都指挥使。开宝五年，取宋太祖之女延庆公主，历刺史、防御使、观察使、节度使，雍熙四年（987），任大名知府兼兵马都部署。咸平二年（999），真宗将出巡河北，石保吉任北面行营先锋都部署，屯定州（今河北正定），后移屯大名以防辽。景德元年（1004）八月，以武宁军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为使相。次年，改镇安军（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以使相就镇。大中祥符二年（1009），妻晋国大长公主病，石保吉回京视公主疾。次年死，谥庄武。
　　王审琦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庚午。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己亥。
　　① 《宋史》卷250《石守信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壬子。
　　王审琦（925—974），字仲宝，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后汉末投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太祖时任殿前司铁骑指挥使，显德元年（955）从后周世宗抗击北汉入侵，以功升铁骑都虞候，改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显德三年从世宗攻南唐，王审琦攻占舒州（今安徽潜山），以功改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显德四年三月，在紫金山寨（今凤台东南）战役中，王审琦率军先登，大败南唐军，转殿前司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后在濠州（今凤阳东北）、楚州（今江苏淮安）战役中均立有战功，显德五年改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一直是石守信的部属。显德六年三月，从世宗攻辽。同年六月，世宗子柴宗训即位后，王审琦任殿前都虞候。
　　显德七年正月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被赵匡胤称为“布衣交”
　　王审琦，与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同被安排在京城作内应。宋朝建立，在六位主要开国元勋中名列第四，升任殿前都指挥使、泰宁军（兖州，今属山东）节度使。建隆元年（960）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反宋，宋太祖亲征，王审琦任御营前洞屋都部署；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反宋，石守信任扬州行营都部署，王审琦任副都部署兼前军部署为先锋。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王审琦罢殿前都指挥使，出为忠正军（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在镇达八年之久，史称“为政宽简”。属县县令免除有罪录事吏的职务，王审琦的幕僚报告县令事前没有请示而擅自处理，应该按问其罪。王审琦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维，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嘉尔，何按之有。”王审琦的思想正符合宋太祖加强皇权的要求。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时，王审琦任御营四面都巡检。次年，改为忠武军（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使，但不赴任而留住京城。王审琦本不能饮酒，宋太祖以布衣交共享富贵，每宴强令饮酒，王审琦有时连饮十杯，开宝六年（973），又加同平章事衔为使相，终于“暴疾，不能语”①，次年死，终年50 岁，追封琅琊郡王。
　　王审琦长子王承衍，开宝三年娶宋太祖长女昭庆公主（魏国大长公主）。王承衍曾孙王师约（原名孝庄），治平三年（1066）娶宋英宗长女徐国公主（魏、楚国大长公主）。王师约子王殖，绍圣四年（1097）娶宋神宗四女惠国公主（潭国长公主）②。
　　韩重赟韩重赟（？—974），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后汉末隶枢密使郭威麾下，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与后汉的“高平之战”，以功升任殿前司铁骑指挥使。后周末，升任殿前司控鹤军都指挥使。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时，韩重赟参与兵变，“以翊戴功”升为侍卫亲军司马军主力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建隆元年（960）五月，从征潞州李筠，以功代张光翰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夔州，时为后蜀辖区，今重庆奉节）节度使。同年九月，从征淮南，任淮南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建① 《宋史》卷250《王审琦传》。
　　② 《东都事略》卷19《王审琦传》附《王承衍传》；《宋史》卷248《公主传》作康国公主下嫁王遇，遇或为殖改名，或为误字。
　　隆二年（961）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罢军职出为忠正军节度使，韩重赟继任殿前都指挥使、改领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节度使，时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都已废罢，韩重赟遂成为殿前司正长官。建隆三年正月，宋太祖扩建皇城东北部，并按洛阳宫殿图修建宫殿，由韩重赟督建。乾德四年（966）八月，黄河决口于滑州，韩重赟督军士民夫修河堤。韩重赟屡负重任，为他人所妒忌，乾德五年（967）初，有人“谮（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赵匡胤大怒，也不查证就要杀韩重赟，因为赵匡胤正是这样而发展势力，终于夺取后周政权的。赵普谏说：“亲兵（指殿前司禁军），陛下必不自将，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复为陛下将亲兵者。”赵匡胤虽然不杀韩重赟，但随即于同年二月解除他的军职，出为彰德军（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①。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韩重赟任为北面都部署。开宝七年（974）死，子韩崇训、韩崇业。
　　韩崇训（955—1010），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平北汉，韩崇训从征，后以贝（今河北清河西）、冀（今冀县）都巡检权知麟州（今陕西神木北）。雍熙四年（987），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知州安守忠战败于王亭镇（夏州西北），党项李继迁追击至夏州城下，韩崇训领兵赴援，李继迁战败退兵，韩崇训改任夏州监军。不久被调离西北，咸平元年（998）又被调赴西北任石州（今陕西横山北）知州，次年改任鄜州（今富县）知州，多次击败李继迁的进攻。咸平四年六月，辽军入侵河北，王显任都部署，韩崇训调任行营钤辖，从此参与抗辽战争。咸平六年，升为枢密都承旨。景德三年（1006），韩崇训升为检校太傅、签署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次长官，次年八月以患眼疾恳辞而免职。
　　韩崇业，太平兴国六年（981），娶秦王赵廷美女云阳公主。次年，赵廷美被首相赵普陷害，降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居住，韩崇业也被贬往房州。雍熙元年（984）赵廷美死后，才又复出任职。
　　第二节李继勋刘廷让（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
　　李继勋李继勋（916—977），大名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后汉末，枢密使郭威镇邺都时，李继勋投入郭威部下。后周初已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5）三月，参加“高平之战”，以功升殿前都虞候，不久，改任虎捷右厢都指挥使，领永州（今湖南零陵，时在湖南割据政权境内）防御使，赵匡胤才继任殿前都虞候。同年十月，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昭武军（利州，今四川广元，时在后蜀境内）节度使。赵匡胤才继李继勋之后领永州防御使。李继勋在“义社十兄弟”中不仅最年长，而且升迁速度最快，是第一个升任殿前司副长官殿前都虞候、第一个升为节度使的。“义社十兄弟”结社时也有可能原是以他为首。但当显德三年六月，李继勋在攻打南唐寿州（今安徽凤台）的战役中，因“怠于守御”，以致南唐守军“出城来攻”，“破栅而入”，后周军攻城之具并为所焚，“将士死者数百人”，影响后周军的① 《宋史》卷250《韩重琦传》。原作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步”字衍。士气，“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①。但“世宗以继勋武臣，不之责也”②，所以并没有重责李继勋，只是免去其军职，出为河阳三城（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使，而从昭武军节度使改为河阳三城节度使，不是降而是升，所以“议者以为失责帅之义”③，次年七月才免去其节度使而责为右武卫大将军，而赵匡胤只在此前二月才正式升为节度使，李继勋此后的名位虽降在赵匡胤之下，但仍高于石守信。李继勋以后屡建战功，官衔也不断升迁，显德六年世宗攻辽时，李继勋任战棹左厢都部署，已成为水路都部署赵匡胤的部属。显德六年七月，李继勋又升为安国军（邢州）节度使。
　　赵匡胤代周建宋时，李继勋正在安国军节度使任上，没有参与兵变活动，不属于开国元勋。建隆元年（960）六月，赵匡胤平定潞州刘筠，李继勋朝见赵匡胤于潞州行营，即被移为昭义军节度使以镇守新平定的潞州地区，后在进攻北汉边境及抗击北汉中屡建功勋，乾德五年（967）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开宝元年（968）八月，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党进为副都部署、曹彬为监军，指挥宋军攻入北汉。北汉随即派侍卫都虞候刘继业（即杨业）等率军扼守团柏谷（今山西太谷西南），枢密使马峰监其军；并向辽求援，北汉马峰率军南过洞过河（今潇河，在今榆次南），与宋李继勋的先锋部署何继筠军相遇，宋军大获全胜，斩首2000，获马500 匹，擒北汉将张环、石斌，夺汾河桥，直抵北汉都城太原城下，李继勋率宋军围攻太原。辽穆宗已命西南面都统、南院大王耶律挞烈救援北汉，辽军经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李继勋率军退回宋境。
　　次年二月，宋太祖又派曹彬、党进各率部先攻北汉，仍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赵匡胤随后亲征督战。北汉派刘继业、冯进琦仍屯团柏谷以抗宋军，派陈廷山率数百骑进行侦察，正遇李继勋所部前军，陈廷山即率部投降，刘继业等退回太原后即被罢军职。李继勋率部再次进抵太原城下，辽贺北汉刘继元即位的使臣韩知璠（一作范）也于此时到达太原，并协助北汉守卫太原，随即又向辽求援。赵匡胤在得知李继勋等已兵抵太原，遂从潞州到达太原城下，并下令征集附近民伕，筑连城围攻太原，又接受陈承昭建议，在汾河上筑坝蓄水准备以水灌城。李继勋率宋军主力于太原城南，党进、赵赞、曹彬分率所部于城东、西、北三面，围攻太原。四月，辽分兵两路南下救援北汉，西路军经石岭关（今忻州南）南下，东路辽军经定州西境进援太原，都分别为宋军击败。五月，宋军又引汾河水灌太原城，但北汉仍坚守不降，进入闰五月，夏雨连绵，宋军多病，辽再派援军前来。赵匡胤在采纳李光赞建议“屯兵上党，使夏取其麦，秋取其禾”；薛化光建议的“起其部内（北汉）人户”迁于宋境内，以削弱北汉经济及人力的政策后退兵①。李继勋于次年移镇天雄军节度使。宋太宗即位后，李继勋的使相衔升为侍中。太平兴国二年（977），李继勋以病回洛阳治病，以太子太师致仕，同年死，终年62 岁，追封陇西郡王，谥庄武。
　　刘廷让（光义）
　　① 《旧五代史》卷116《后周世宗纪》三。
　　② 《旧五代史》卷128《王敏传》。
　　③ 《宋史》卷254《李继勋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闰五月壬子、庚申。
　　刘廷让（929—987），本名光义，宋太宗即位后赐名廷让。祖籍涿州范阳（今河北涿州），曾祖刘仁恭，唐卢龙军（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唐末割据者；祖刘守文，为唐横海军（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节度使，为弟刘守光所杀，父刘延进携家避难南逃。后汉枢密使郭威镇守邺都时，刘光义（一作毅）入麾下，后周太祖时，任至侍卫司龙捷右厢都指挥使。
　　宋建隆元年（960）三月，从征潞州李筠时任行营先锋使。次年升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夔州，时为后蜀辖区）节度使。乾德二年（964）四月，率军赴潞州守边以防北汉侵扰。同年十一月，宋军进攻后蜀，王全斌任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率主力从陕西南下；刘光义任副都部署与都监曹彬率步骑2 万，自归州（今湖北兴山南）沿长江西上，在距夔州30 里处舍舟登陆，先夺城东过江浮桥，然后乘舟而上，一举攻占江防重镇夔州，击破后蜀川东防御体系的枢纽。刘廷让军纪严明，后蜀万（今重庆万县）、施（今湖北恩施）、开（今重庆开县）、忠（今忠县）四州刺史皆迎降，刘廷让军遂迅速占领峡中的所有州县。乾德三年正月，刘廷让率军西进至遂州（今四川遂宁），后蜀遂州知州迎降。此时，宋军北路王全斌军已进至成都附近，后蜀降。
　　同年三月，后蜀降将全师雄叛乱，迅速占领川西除成都以外的许多州县，全师雄叛军至成都西北新繁，刘光义率部击败全师雄，俘万余人。同年十二月宋军平定全师雄。次年正月，刘光义以功改领镇安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刘光义被罢军职，出为镇宁军节度使。
　　开宝九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皇弟赵光义夺位，是为宋太宗。刘光义因与赵光义同名，被赐名廷（一作庭）让。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一批节度使被授以环卫闲职，刘光义被罢节度使改授右骁卫上将军。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五月，宋辽岐沟关（今河涿州西南）之战，宋军大败。六月，宋太宗又起用张永德等久处环卫闲职的宿将，任河北沿边诸州知州以抗辽，刘廷让被任为雄州（今雄县）知州，后移为瀛州（今河间）都部署。同年十二月，辽圣宗率南京（今北京）留守耶律休哥（逊宁）等部入侵，刘廷让以精兵付沧州（今沧州东南）都部署李继隆殿后，以备紧急时进行救援，自率数万宋军北上抗击辽军，大战于莫州（今任丘南）南，刘廷让军被围于君子馆（今河间北），部将桑赞率部激战半天多，辽援军不断，而宋援军李继隆部不但不进行救援，反而南逃，桑赞遂率部先逃，先锋雄州知州贺令图被俘，部将、高阳关（今高阳东）部署杨重进力战阵亡，李“继隆退保乐寿（今献县），（刘）廷让一军皆没，死者数万，仅以数骑获免”①。因是李继隆率部南逃才导致战败，宋太宗没有责罚刘廷让。次年初，代张永德继任雄州知州兼兵马部署。此次战败的责任者李继隆虽被逮赴中书推问，但也无罪释放，可能引起刘廷让的不满，同年秋刘廷让病，宋太宗派御医前往医治，刘廷让上表要求回京城，未等宋太宗批准即擅离治所南归，因而被下御史台按问，被削夺官爵配隶商州（今属陕西）。子永德、永和亦被贬官。刘廷让在贬途中绝食，行至华州（今华县）死，终年59 岁，也许宋太宗觉得对刘廷让处分太重，“太宗念之，赠太师”①。
　　① 《宋史》卷259《刘廷让传》。
　　① 《东都事略》卷20《刘廷让传》。
　　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赵匡胤“义社十兄弟”中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史书记载不详。两宋之际的李攸记载：“太祖义社兄弟，保静军节度使杨光义，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石守信，昭义军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勋，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中书令、秦王王审琦，忠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刘庆义，左骁卫上将军刘守忠，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彰德军节度使韩重斌（赟），解州刺史王政忠。”②这个排列顺序也许就是十兄弟的排行顺序。
　　刘守忠，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一作“左骁卫大将军致仕”③，大将军应是上将军之误，其经历或许与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光义）有某些近似之处，可能也任过节度使。刘守忠父刘万国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马步军都指挥使，也许是在后周时。刘守忠子刘用是宋太宗晋王府旧人，太宗末任至高阳关副都部署，真宗时历任州部署、副都部署、知州等职。
　　王政忠，据李焘记载：“世言太祖义社十兄弟，政忠盖其一人也”，还说“并当检讨”④，可见南宋初叶所存史料已极少。开宝八年（975）五月，王政忠以解州刺史权知晋州（今山西临汾）兼兵马钤辖。次年八月，宋太祖以党进、潘美为帅进攻北汉，又派兵分路进兵，其中一路由郝崇信与解州刺史王政忠率领，出汾州（今汾阳）进攻太原。九月，宋军击败北汉军于太原城下。十月，当宋军继续攻打太原之际，宋太祖被其弟赵光义害死，“是月，太宗即位，召诸将还”①。此后，王政忠已不见于记载。
　　从以上七人的最后官衔与李攸记载的相同，推测未见于其他记载的杨光义、刘庆义二人，杨光义的最后官衔当即是保静军节度使。而李攸所记刘庆义官衔忠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则稍有误，北宋初未设忠远军，可能是安远军（安州，今湖北安陆）之误；节度使、观察留后，可能是“节度观察留后”之误，衍“使”字，他的官衔可能是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
　　② 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③ 《宋史》卷279《刘用传》。上将军在大将军之上。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五月庚寅注。
　　① 《宋史》卷482《北汉世家》。
　　第二十六章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罗彦瓌王彦昇第一节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开国功臣（翊戴功臣）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后的数日，最先进行的就是“论翊戴功”，对在兵变中建立特殊功勋的开国功臣们加官进爵，他们依次是原后周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虎捷右厢都虞候张光翰、龙捷右厢部指挥使赵彦徽六人。中级军官中主要的有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二人。元代依据宋朝《国史》修撰的《宋史·太祖纪》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 都只列前六人，而与《宋史·石守信传》同卷的开国功臣传记中，则除上述六人外，还有韩重赟及中级军官罗彦瓌、王彦昇三人，并都被比之于东汉光武帝的开国功臣，说明宋朝的《国史》将前六人列为主要的开国元勋，而后三人在赵匡胤兵变中也有“翊戴”之功。九人中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是赵匡胤的义社十兄弟①，都属于赵匡胤为长官的殿前司系统。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二人，则作为“翊戴”功臣的中下级军官的代表人物，二人都是属于殿前司中“最亲近扈从者”的“殿前诸班”之一②。高怀德、张令铎则分别是侍卫亲军司马、步军的最高指挥官，赵彦徽、张光翰则分统侍卫亲军司的马、步军主力之一。赵匡胤通过七位高级将领掌握了后周禁军精锐的大部分，确保了兵变的成功。
　　高怀德高怀德（926—982），字藏用，真定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人。祖籍幽州，祖高思继，唐末卢龙军（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的中军都指挥使，为晋王李克用所杀害。父高行周时年十余岁，补列刘仁恭帐下；后唐时任至节度使；后晋时加同平章事为使相，曾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使相衔进为兼侍中；后汉时使相衔进为兼中书令，屡封至齐王；后周时加守尚书令，广顺二年（952）死。
　　高怀德青年时一直在其父高行周节度幕府任牙校，后晋、后汉时皆领刺史衔。其父高行周死后，后周太祖才召高怀德为殿前东西班都指挥使，时赵匡胤为东西班行首，职位低于高怀德；后改铁骑指挥使③，在此前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也曾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与赵匡胤父子的关系可能在此时建立的。
　　显德元年（954），世宗亲征抗击北汉入侵，高怀德任先锋都虞候，“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升任殿前都虞候成为殿前司次长官，石守信升任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高怀德升为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成为赵匡胤、石守信的部属。① 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② 《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宋史》卷187《兵志》一。
　　③ 《宋史》卷250《高怀德传》。按：原文作“铁骑都指挥使”有缺误，因铁骑都指挥使在他后来升迁的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之上。
　　后从世宗征淮南，升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显德六年，世宗攻辽，高怀德随陆路都部署韩通先赴沧州，高怀德率部至瓦桥关（今雄县西南），辽瓦桥关使向高怀德投降。后周改瓦桥关为雄州，以陈思让为雄州兵马都部署，高怀德任副都部署。显德六年六月，世宗死，恭帝即位。七月，高怀德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节度使，与石守信同时建节。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联合攻周，后周宰相范质仓促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禁军北上抗击，高怀德被任命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中拥戴赵匡胤。宋朝建立，在为“翊戴”功臣加官进爵中，仅次于石守信，位列第二，移领义成军节度使，并升任殿前副都点检，由于殿前都点检已不设置，高怀德遂成为殿前司正长官。后兼任关南副都部署。同年五月，宋太祖亲征讨伐潞州李筠，石守信任前军都部署，高怀德任副都部署，于泽州南大败北汉军，俘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改忠武军节度使。宋太祖为了表示与开国功臣们共享富贵，先后与高怀德、张令铎、石守信、王审琦等结成亲家。同年八月，宋太祖将胞妹燕国长公主嫁给高怀德，高怀德是开国功臣中的第一个皇亲国戚。同年冬，宋太祖亲征讨伐扬州李重进，高怀德从行。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时，高怀德被罢殿前副都点检军职，移为归德军（宋州，今河南商丘南）节度使，赴镇。殿前副都点检从此也废罢。开宝六年（973），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太宗初，使相衔升为兼侍中。太平兴国四年（979）从太宗灭北汉，改彰信军（曹州，今山东定陶西南）节度使，封冀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改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同年七月死，终年57 岁，追封渤海郡王，谥武穆。
　　张令铎（张铎）
　　张令铎（911—970），原名铎，后周赐名令铎，棣州厌次（今山东阳信）人。后唐时从军，后汉乾祐元年（949）三月，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节度使白守贞反，后汉派枢密使郭威率军讨伐，张令铎从征，以功升奉国军指挥使。后周广顺初年，改任控鹤指挥使，后升至控鹤左厢都指挥使。显德三年（956），后周世宗攻南唐，张令铎从征，改为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次年，世宗再次亲征淮南时，张令铎则与龙捷右厢都指挥使柴贵分任京城左、右厢巡检，负责京城治安。显德六年，世宗亲征辽，张令铎也从陆路都部署韩通先赴沧州，世宗因病退兵，将占领的益津关改为霸州（今属河北），以韩令坤为兵马都部署，张令铎任副职。
　　显德六年六月，柴宗训即位后，张令铎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与高怀德同时分掌侍卫亲军司马、步军，也和高怀德同时建节，领武信军（遂州，今四川遂宁，当时也在后蜀境内）节度使。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的过程中，张令铎的“翊戴”功是什么，史无记载，依据他和高怀德在宋初近似的情况，推测其作用与高怀德相似，可能是随赵匡胤北上，并有可能担任北面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在“陈桥兵变”中的作用应略同于高怀德。“张令铎自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为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候”，成为侍卫亲军司的次长官，“酬其翊戴之勋也”①。在宋太祖这次为开国功臣们加官进爵中，略次于高怀德。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时，张令铎被罢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军职，出为镇宁军节度使。为了表示与张令铎“共富贵”，“帝（太祖）为皇弟、兴元尹光美（秦王赵廷美）娶其（张令铎）第三女（后封楚国夫人）”②，张令铎继高怀德之后成为宋太祖的亲家。开宝二年（969）入朝，因病留京，次年春死，终年60 岁。
　　张光翰赵彦徽宋朝主要的六位开国功臣中的第五位是“辽人张光翰，自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嘉州防御使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③。
　　张光翰（？—967），辽州榆社（今属山西）人。祖父张简，唐检校尚书左仆射，这在唐代后期不少是武将的加衔，张简可能是唐末的武将。叔父张虔钊，后唐明宗初年任护驾亲军都指挥使，“长兴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兼西面马步军都部署”④，后唐末归附后蜀。张光翰父亲可能也是武官。张光翰在后周末任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属侍卫亲军司步军主力之一，是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的部属。在六位翊戴功臣中，张光翰与宋太祖的关系可能最为疏远。同年五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及宁江军节度使衔都为宋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的韩重赟所接替，张光翰可能此时即被罢军职。从赵彦徽的情况推测，张光翰即被出为永清军（贝州，今河北清河西）节度使，此后行迹不详。乾德五年（967）正月，永清军节度使张光翰死。
　　六位主要开国功臣中的最末一位是安喜（今河北定州）赵彦徽（？—968），“自虎（一作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今属湖南，时属湖南割据政权辖区）防御使为武信（遂州，今四川遂宁，时属后蜀辖区）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①。史称：赵彦徽“与上（太祖）同事周世宗，尝拜为兄”②，推测赵彦徽年长于赵匡胤，他在后周世宗初年的职位，当与赵匡胤相近或稍高。虽拜他为兄，但他与宋太祖的关系也仅稍优于张光翰，他与张光翰同于建隆元年五月首先被罢军职，他的军职为宋太祖的亲信罗彦瓌所接替。
　　宋太祖在建立宋朝还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立即罢免张光翰、赵彦徽二人的军职，而以自己的“义社兄弟”韩重赟与亲信罗彦瓌接替，说明宋太祖急于直接掌握侍卫亲军司的兵权，这可能与“陈桥兵变”中张光翰、赵彦徽两人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兵变的成败，张光翰、赵彦徽也许是在兵变最初时态度不太明朗，尽管他们还是支持赵匡胤的兵变，但赵匡胤对他们并不放心，因而在平定潞州李筠之后，急忙解除他们的兵权，可能为了防备在其后镇压张光翰、赵彦徽原来的上司、后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淮南节度使李重进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亥。
　　② 《宋史》卷250《张令铎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亥。虎捷左厢部指挥，《宋史》卷1《太祖纪》一，作虎捷右厢都虞候。
　　④ 《旧五代史》卷74《张虔钊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亥，参见《宋史》卷1《太祖纪》一。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开宝元年五月丙午。
　　时，别生枝节。
　　赵彦徽在罢军职之后，即改为建雄军（晋州，今山西临汾）节度使。乾德元年（963）十二月，宋太祖“遣内容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继筠分诣晋、潞州，与节度使赵彦徽、李继勋会兵入北汉境，攻其边邑及辽、石州”①。赵彦徽在镇“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宋太祖虽知其事，但并没有对他有所惩戒。赵彦徽自镇来朝，宋太祖设宴款待，因饮酒过度而生病，遣送回镇，开宝元年（968）五月病死。
　　第二节罗彦瓌王彦昇罗彦瓌罗彦瓌（ 923—969），北宋开国功臣的中级将领，并州太原（今太原西南）人。其父罗全德任后晋泌州（今河南唐河）刺史，因而得以任皇帝的亲卫内殿直。开运元年（944）春，后晋少帝（出帝）亲征抗击契丹，至澶州，其时河北到处有契丹骑兵，少帝想遣使前往大名府宣慰以安抚人心，挑选勇士十人随行，罗彦瓌入选，以功升兴顺指挥使。开运三年末，契丹灭后晋，次年（天福十二年，949）初，派罗彦瓌部送马千匹赴南京（今北京），行至元氏（今属河北），得知后汉建立，遂将马送给后汉，后任护圣指挥使。后周末，任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成为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心腹。
　　当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回至京城的殿前司公署，后周的宰相范质等人被赵匡胤所派将士押至殿前司公署，范质当面质问赵匡胤忘恩负义，后周世宗刚死不久就兵变夺位，赵匡胤一时不知所措，事先受赵匡胤指使充当打手的罗彦瓌，即“挺剑而前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如不承认赵匡胤为帝，命运将如同韩通一样被杀死，范质被迫奉赵匡胤为帝，宋朝得以顺利建立。《宋史》称：罗彦瓌“于革命之日，首挺剑以语范质，于宋则未必功在众先，于周则其过不在人后矣”①，确切地说明了罗彦瓌在兵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罗彦瓌只是对范质等进行恐吓，迫使范质等承认赵匡胤为帝，没有作出过分的越轨行为，深得宋太祖的赏识，宋朝建立后，罗彦瓌立即连升数级，一跃而成为殿前司马军主力部队的指挥官控鹤左厢都指挥使。建隆元年（960）四月，宋太祖亲征李筠，罗彦瓌随石守信、高怀德大破北汉军。七月，罗彦瓌再次获得越级晋升，升为侍卫亲军司步军的最高指挥官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武信军节度使，以接替刚被罢军职的赵彦徽，罗彦瓌由中级军官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越级提升成为高级将领并建节，这在宋初是少有的。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石守信等被出为节度使，罗彦瓌也于同年被罢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出为彰德军（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乾德二年（964）春，北汉与辽联军攻宋，罗彦瓌与李继勋等率军，击败联军于辽州（今山西左权）城下；罗彦瓌又改任安国军（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乾德四年二月，率田钦祚等败北汉军于乐平（今山西昔阳）东静阳砦。次年，再改镇国军（华州，今陕西华县）节度使，开宝二年（969）死，终年47 岁。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二月乙巳。
　　① 《宋史》卷250《罗彦瓌传》及《传论》。
　　王彦昇王彦昇（917—974），北宋开国功臣中的中级将领，字光烈，前蜀人。
　　以善击剑，外号“王剑儿”。后唐于同光三年（925）灭前蜀，次年前蜀后主王衍及宗族、官员、将佐奉诏迁往后唐首都洛阳，王彦昇时年11 岁，应是随父迁至洛阳，其父可能是前蜀将领。王彦昇后事宦官孟汉琼，孟“汉琼以其趫勇，言于明宗，补东班承旨”①，其时当在明宗后期长兴年间。后晋初，转内殿直，与罗彦瓌共事。开运元年，后晋少帝北征至澶州，王彦昇与罗彦瓌一起被选入十勇士，以功升护圣指挥使。后周广顺元年（951），从向训（拱）破北汉军于■亭（今山西襄垣西北）南，杀北汉将王璋，以功升龙捷右厢第九军都虞候，后升转入殿前司任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领合州（今重庆合川，时属后蜀）刺史。世宗时，从刘崇进、李重进等转战于淮南，显德三年（956），南唐进攻“盛唐，铁骑都指挥使（似应为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王彦昇等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②。显德五年四月，辽军攻占后周沿边州县，镇宁军节度使张永德奉诏北上抗击，王彦昇从征，收复束城（今河北河间东北），升为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此后可能即成为赵匡胤的心腹之一。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初，当赵匡胤开始发动“陈桥兵变”
　　时，赵匡胤的心腹、都押衙李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遽白太宗，与王彦昇谋，召马仁瑀、李汉超等定议，始入白太祖”①。兵变后，赵匡胤又随即派王彦昇率所部先入京，可见王彦昇在兵变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他在回京后，首先杀死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韩通及全家。据史书记载：“初，太祖誓军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闻（韩）通死，意甚不乐，以建国之始，不及罪彦昇”，又说“王彦昇之弃命专杀也，上（太祖）怒甚，将斩以徇，已而释之，然亦终身不授节”。是奔命专杀还是奉命行事，今虽无从考实，从“其后上（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有（韩）橐驼（韩通之子）及（韩）通画像，遽令扫去之”，宋太祖对韩通的态度于此可见。王彦昇杀死韩通，消除了唯一可能发生的军事抗击，保障了赵匡胤兵变的成功，但韩通不是在抗击的战斗中战死，韩通全家更无任何罪名，却被王彦昇全部杀死，其行为实在太卑劣，有损于赵匡胤的形象，因而不得不暂时拘捕王彦昇，还表示要斩首以惩其“专杀”之罪。然而，事实是随后不仅无罪释放，而且照样升官，军职升为铁骑左厢都指挥使，与罗彦瓌所升的控鹤左厢都指挥使相当，加衔由合州刺史升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北，时属南汉）团练使，“后为京城巡检”，负责首都的治安，韩通在被杀前以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兼任此职，可见京城巡检之亲要，说明宋太祖对王彦昇信任有加。但得意忘形的王彦昇在同年（建隆元年）三月，“中夜诣王溥第”，由于此前有过实际是奉命杀死韩通全家的先例，以致身为宰相的王溥“惊悸而出，既坐，乃曰：‘此夕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彦昇意在求贿，溥佯不悟，置酒数行而罢”。王彦昇的这次“专主”行为，与“专杀”韩通全家的罪行相比，可说是微不足道，只免去其京城巡检兼职，也可说是很重的处分。但是，当次日王溥向宋太祖密奏① 《宋史》卷250《王彦昇传》。
　　② 《资治通鉴》卷293，后周显德三年十月癸酉。
　　① 《宋史》卷257《李处耘传》。
　　此事后，宋太祖不仅免去其京城巡检的兼职，又罢去他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的军职，还将他外放为地方官，降为唐州（今河南唐河）刺史，惩罚之重是少见的，说明赵匡胤要严惩一切胆敢“自主”的将领。可能是随后即升唐州刺史州为团练州，王彦昇又恢复为团练使，以对建国有功的王彦昇稍加抚慰①。开宝二年（969）升为房州（今湖北房县）防御使，同年冬改任原州（今镇原）防御使兼缘边巡检，与庆州（今甘肃庆阳）姚内斌、通远军（今环县）董遵诲等，成为宋太祖西北边防的主要将领。王彦昇性残忍，“戎人有犯汉法者”，“手捽其耳嚼之”，作下酒菜②。开宝七年（974）因病回朝，死于途中，终年58 岁。
　　① 《宋史·王彦昇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续资治通鉴长编》称“出（王）彦昇为唐州团练使，唐本刺史州，于是改焉”；而《宋史·王彦昇传》则作“乃出为唐州刺史”，应是王彦昇先是刺史，随后升为团练使。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十二月乙酉。
　　第二十七章赵普沈义伦吕馀庆刘熙古第一节赵普沈义伦赵匡胤霸府幕僚集团《宋史》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①此论虽为赵普而发，但赵匡胤的节度幕府确实聚集了一批人才。当后周世宗时，赵匡胤官衔、名望迅速上升之际，野心也日益膨胀，不仅早有“义社十兄弟”在军事方面作了兵变夺权的准备，而且逐渐发展了一个相当规模的霸府幕僚集团，聚集了不少人才。他们不仅在“陈桥兵变”时出谋划策，在宋朝建立后，历任正副宰相及枢密院、三司长官，掌握宋初的政、军、财大权。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已聚集了当时的主要军事将领，但文官方面除暗中投靠的次相王溥外，几乎没有其他高级文官事前投入赵匡胤集团。宋朝建立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留用全部后周官员，以示政局稳定。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五，宋朝正式建立。十一日，为开国功臣石守信等六人封官进爵后；二十二日，“以佐命功”提升原先的霸府幕僚，“归德节度判官宁陵刘熙古为左谏议大夫，掌书记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宋、亳观察判官安次吕馀庆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摄观察推官太康沈义伦为户部郎中，归德节度副使张彦柔领池州（今安徽贵池，时属南唐）刺史”①。其中除张彦柔是武官依例升官外，其余四人都是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担任过枢密院长官，赵普、沈义伦还先后任宰相，吕馀庆、刘熙古也先后任参知政事（副相）。霸府幕僚中的次要成员还有楚昭辅、李处耘、王仁赡，他们都是宋太祖的亲信，以后也都担任过枢密副使，是北宋初期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赵普赵普（922—992），字则平，祖籍幽州蓟县（今北京）。后唐末，其父赵迥举族迁居常山（镇州郡名，今河北正定）；后晋天福七年（942），赵迥虽又举家迁居洛阳并长期定居，因原籍已属契丹境，以后便自称“今为常山人”②。
　　赵普的曾祖父，唐末任三河县令；祖父赵全宝，在唐末或五代初任澶州司马；父亲赵迥，五代时任相州（今河南安阳）司马，都是六、七品官员，虽非“世胄”，亦非小吏①。唐末、五代虽然战乱不断，而科举不废，除个别年份外，仍然每年举行，但赵普祖先入官似均非由科举，祖父、父亲都是藩镇僚属。
　　赵普青少年时也曾读书，但无甚学识，科举之途无望，遂步父、祖后尘① 《宋史》卷256《赵普传·传论》。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壬戌。
　　② 宋太宗：《赵中令公普神道碑》，《琬琰集删存》卷1，哈佛燕京学社1938 年版。① 参见张其凡：《赵普评传》第一章第一节《小吏世家》，北京出版社1991 年版。投充州、镇为僚属。后周初年，赵普“初罢陇州巡官，到京日，至日者王勋卜肆问命，次帘下，看鲁公（范质）驺殿稍盛，叹曰：‘似此大官修个甚福来得到此。’勋曰：‘员外即日富贵，更强似此人，何足叹羡，往往便为交代亦未可知。’后果如其言”②。从王勋所说赵普日后接替范质相位，则应是后周广顺元年（951）六月范质任宰相以后，赵普初任陇州巡官当在后汉时。显德元年（955）七月，刘词任永兴军节度使、行京兆尹，赵普被辟为从事，与楚昭辅、王仁赡同事。次年十二月刘词死，虽然刘词在遗表中向朝廷推荐赵普，但没有被朝廷任用，此后行踪当是如王铚所说，在滁州教蒙童为生。显德三年，后周世宗攻打南唐的淮南时，滁州“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诣以决曲直”③。此次世宗亲征，除以向训、王朴、韩通等留守东京外，文武大臣们例皆从征，宰相范质亦在从征之列，“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质奏（赵）普为军事判官”④，为州的幕职官。赵普与赵匡胤的初次相见在滁州，不论是赵普“时为郡之参佐，断事明敏，狱无冤者，太祖闻名召见与语，深器之”①，还是赵匡胤微服私访赵普于村中私塾，赵普从此与赵匡胤结识。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当时也领兵在淮南作战，生病于滁州，赵普不仅朝夕侍奉，又与赵匡胤父子攀附为同宗。不久，后周退兵，滁州复归南唐，赵普调任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同年，赵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挥使随后又兼领匡国军节（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辟赵普为节度推官，赵普从此投入赵匡胤的幕府。显德四年，赵匡胤改领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次年又改领忠武军（许州，今许昌）节度使，赵普一直留在赵匡胤的幕府，原刘词的幕僚楚昭辅、王仁赡也先后投入赵匡胤幕府，都成为赵匡胤的心腹。显德六年六月，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同月，世宗死，年仅7 岁的柴宗训即位，为赵匡胤篡夺帝位提供了良机。七月，赵匡胤改领归德军节度使，赵普升为节度掌书记。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元旦，在赵匡胤的精心策划下，指使人谎报辽军入侵，后周宰相范质等仓卒命赵匡胤率禁军北上抵御，于初三日当晚到达在当时黄河南的陈桥驿，次日清晨发动兵变，“都押衙上党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义”，赵匡义“即与处耘同过归德节度掌书记蓟人赵普”，赵“普与匡义入白太祖”，“陈桥兵变”成功，“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见执政谕意，又遣楚昭辅慰家人”②，在“义社兄弟”、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等人的内应下，赵匡胤顺利地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
　　为稳定局势的需要，也由于赵匡胤幕僚们原来的官职太低，宋朝建立后只得仍留用范质、王溥、魏仁浦为宰相，吴廷祚为枢密使。在随后升迁的霸府幕僚中，位列第二的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参与掌握枢密院的军事大权。同年五月，从征平定潞州李筠。八月，即升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在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第一个升为两府大臣的。
　　宋太祖自建立宋朝以来，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继后周而成为第六个短命② 丁谓：《丁晋公谈录》。
　　③ 王铚：《默记》卷上。
　　④ 《宋史》卷256《赵普传》。
　　① 《赵中令公普神道碑》。
　　② 《续资冶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政权，赵普建议对方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①，借以加强皇权；对名望已高的石守信等军事将领，采取收其兵权的方针，以避免可能的“兵变”，都被宋太祖采纳而先后实施，并逐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赵普也日益受到信任。建隆三年，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首先被罢职出为节度使，赵普接任枢密使。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被罢相时，学识不多的赵普，显然事前并不了解新宰相的任命制度，因而没有能在罢免旧相前，向宋太祖提出合适的建议，以至于在建国的第五年，出现任命赵普为新宰相时，敕书没有在任宰相签署的尴尬场面，最后不得不以皇弟、“使相”赵光（匡）义的同平章事衔署敕，这是自唐中叶设使相以来，使相行使宰相职权唯一的一次。
　　赵普任宰相后，虽尽心辅佐太祖，但赵普“独断政事，太祖疑其专恣，欲用薛居正、吕馀庆为相，普恶其与己同列，但令参知政事”。当时，宋太祖“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于是召陶穀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同年四月，任命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中书印唯宰相得知，事无大小，尽决于（赵）普”。将参知政事作为副相的官衔一事，到咸平二年（999）即受到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批评，李焘记述：“史臣李沆等曰：案唐故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今穀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相故事为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穀失之矣，议者惜之。”宰相李沆直接批评的虽是陶穀，实际上也批评了当时的宰相赵普之失。赵普虽“寡学术”，却很有权术，对可能与其相位相近的官员，不仅排挤，甚至进行陷害，这次他不仅阻挡了薛居正、吕馀庆进入宰相的行列，而且一改隋唐以来只设宰相，不设副相的制度。由于创设的副相（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①，将参知政事处于宰相助手的地位，不能参与决策。宋太祖原想起用资历学识远比赵普为高的窦仪任宰相，但“赵普忌窦仪刚直，乃引薛居正参知政事”②，排挤了窦仪。其后宋太祖又想起用冯瓒为相，赵普就一再设计陷害冯瓒，赵“普言（冯瓒）法当死，太祖欲贷之，普固执不可”③，必欲处于死罪，冯瓒被流放登州沙门岛（今山东长岛）。赵普从此日益擅权，“尝于视事阁坐屏后设二大瓮，凡中外表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瓮中，满则束缊（束以乱麻）焚之，以是人多怨者”④。开宝六年（973）六月，雷有邻告政事堂官员受贿作弊，他们都得到宰相赵普的庇护，宋太祖在查实情况后，决定参知政事吕馀庆、薛居正升政事堂，与宰相赵普同议政事以分其权。八月，赵普罢相以“使相”出为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三城节度使。
　　开宝九年十月，皇弟晋王赵光义在宦官王继恩的策应下，夜入皇宫，“斧声烛影”，杀死病中的宋太祖夺取帝位，是为宋太宗。也是武夫出身的宋太宗，可能对皇位在正常继承的情况下，新皇帝在即位的当年，仍使用去世皇帝的年号，到次年元旦才改用新年号的制度不了解，急于在十二月初一，即改当年为太平兴国元年，即使是竭力为宋太宗继承问题进行粉饰的南宋史学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
　　② 《宋史》卷263《窦仪传》。
　　③ 《宋史》卷270《冯瓒传》。
　　④ 王称：《东都事略》卷26《赵普传》。
　　家李焘，也不得不说：“上（太宗）以亲政逾月，特与天下更始，非故事也。”①次年三月，赵普自河阳入朝，升太子少保留京城奉朝请，后虽又升太子太保，但没有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适有原宋太宗幕僚如京使柴禹锡，告皇弟秦王赵廷美（匡美、光美）骄恣，可能有阴谋。太宗召问赵普，富于权术的赵普感到升迁的机会来临，立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随后又编造了“金匮之盟”，据说是建隆二年六月，太祖、太宗的生母杜太后死前，对太祖说：“汝死当传位汝弟”，而且是赵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太祖）藏其书金匮”。使宋太宗“大感悟”，赵普编造的故事，为他杀兄夺位制造了“合法继承”皇位的“根据”，解决了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问题。他立即对数年来没有重用赵普表示歉意，“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②。于是，以赵普为司徒兼侍中，这是北宋前期最高的宰相职衔，遂成为首相，后又封为梁国公。
　　赵普任相后，积极迫害秦王赵廷美。太平兴国七年三月，赵廷美罢开封尹，改授西京（今洛阳）留守。同年五月，又设计诬告秦王赵廷美与次相卢多逊勾结谋反，卢多逊全家被流放崖州（今海南崖县西北）；赵廷美“勒归私第”，秦王府幕僚、小吏6 人被斩。赵普又指使开封知府李符，诬告赵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赵廷美因而被降封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在宋太宗、赵普的淫威下，当时没有人敢为赵廷美说话，只有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独申救之”①，也无济于事。次年十月，赵普再次被罢相，以“使相”侍中衔出为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后移山南东道（襄州，今湖北襄樊）节度使。在宋太宗次子赵元僖的推荐下，端拱元年（988）二月，再以侍中为首相。淳化元年（990）正月，赵普因病罢相改任西京留守。淳化三年（992）春，以病求退，拜太师，封魏国公，给宰相奉禄以养病。七月十四日，病死，终年71 岁，追封真定王，谥忠献。沈义伦（沈伦）
　　沈义伦（909—987），后因避太宗光义名讳而单名伦，字顺宜，开封太康（今属河南）人。少习《三礼》，以讲学授徒为生。后汉乾祐元年（948），白文珂以“使相”任永兴军（陕州，今三门峡市西）节度使，沈义伦投白文珂幕下，开始了节府幕僚生涯。后周显德三年（956），赵匡胤初领匡国军（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经宣徽使昝居润推荐，几乎与赵普同时投入赵匡胤幕府，沈义伦任从事，掌管财政。
　　宋朝建立，沈义伦在以“佐命功”升迁的赵匡胤霸府幕僚中，名列第四。自归德军（宋州，今商丘南）观察推官升为户部郎中。沈义伦较关心民间疾苦，次年出使吴越时，途中见到淮南扬州、泗州（今盱眙西北）发生饥荒，饥民饿死不少，在他归朝后的力请下，宋太祖下诏淮南地方进行赈济。建隆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甲寅。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卷2，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考释》。
　　① 《宋史》卷244《魏王廷美传》，卷245《汉王元佐传》。
　　三年十一月，升给事中。乾德元年（963）改任陕西转运使。乾德二年十一月，宋军进攻后蜀，沈义伦改任随军转运使。次年正月，宋灭后蜀，宋军将帅恃功贪暴，只有都监曹彬、转运使沈义伦清廉，曹彬归朝后，“唯荐义伦可任”①。乾德五年八月，沈义伦升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开宝二年（969）二月，宋太祖亲征北汉，以皇弟赵光义为东京留守，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负责皇宫安全和处理朝廷日常财政事务。
　　沈义伦言行谨小慎微，当新贵们纷纷营造宏丽的新居，他的住房虽卑陋但不进行修缮。开宝六年五月，宋太祖派官督工按设计图为他营造新居时，他还是要求建造较狭小的房屋。同年八月，连任十年宰相的赵普，因跋扈擅权被罢相出为节度使。九月，枢密副使沈义伦与参知政事薛居正同日升为宰相，沈义伦是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继赵普之后第二个升任宰相。
　　开宝九年（976）十月，赵光义（太宗）夺位后，沈义伦避宋太宗名讳，改名沈伦。仍任次相。太平兴国四年二月，宋太宗亲征北汉及随后攻辽，百官从征，次相沈伦任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全权负责留守事务。
　　太平兴国六年六月，首相薛居正死，沈伦升为首相。同年九月，赵普因编造“金匮之盟”被宋太宗任为首相，沈伦再次充任次相，一场迫害皇弟秦王赵廷美的活动在赵普的主持下紧张进行。次年初，沈伦开始生病，也许是他觉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以病告假静观发展，“清介醇谨”的沈伦既无力阻止，也不愿参与迫害秦王赵廷美、次相卢多逊，更不想被卷入其中而受牵连，在赵廷美勾结卢多逊谋反罪名将要成立之前，沈伦“已上表求致仕”①。但同年四月，沈伦仍以不能觉察卢多逊罪行而被罢相。沈伦再次上表请求致仕，同年七月，以左仆射致任。雍熙四年（987）病死，终年79 岁，谥恭惠。
　　第二节吕馀庆（附吕端） 刘熙古吕馀庆（附吕端）
　　吕馀庆（927—976），原名胤，字馀庆，宋初因避宋太祖名讳，以字行，幽州安次（今河北安次西）人，官宦世家。祖吕兖，唐末，任横海军（沧州，今沧州东南）节度判官。后梁开平三年（909）五月，横海军节度使刘守文攻其弟刘守光于幽州败死，刘守光反攻沧州，吕兖立刘守文子刘延祚为帅，并率军民守城。次年正月，刘延祚降，吕兖全家遇害，吕兖子吕琦，时年15岁，门客赵玉诈以为弟而得脱。吕琦后投太原晋王李存勗霸府，后唐建立，历殿中侍御史、礼部郎中、给事中、御史中丞、端明殿学士。后晋时，任秘书监、兵部侍郎。吕琦子吕胤（馀庆）、吕端。
　　吕胤后晋时以父荫入仕，历开封府参军、忠武军（许州，今许昌）节度推官。后汉时，任濮州录事参军。后周显德三年（956）十月，赵匡胤领匡国军节度使，吕胤任掌书记，遂成为赵匡胤霸府幕僚；后周末，任宋、亳观察判官。
　　宋朝建立，吕胤以字行。吕馀庆在以佐命功升迁的霸府幕僚中名列第三，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乾德五年二月乙丑。
　　① 《宋史》卷264《沈伦传》，卷256《赵普传》。
　　升给事中、端明殿学士，后任首都开封府知府。同年，宋太祖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叛乱，开封知府吕馀庆协助枢密使吴延祚及皇弟赵光义留守京城。后升户部侍郎。乾德元年（963）三月，宋平荆湘，吕馀庆任新占领区潭州知州，同年移为襄州（今湖北襄樊）知州，后改为兵部侍郎、江陵知府。
　　乾德二年四月，创设副相参知政事，吕馀庆与薛居正成为首任参知政事。但当时虽名为副相，却“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①，实际上只是宰相赵普的助手。次年正月，宋灭后蜀。二月，吕馀庆以副相参知政事权知成都府。当时后蜀刚亡，以宋军统帅王全斌为首的大部分将领日夜宴饮，“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②，军士们也进行抢掠，“大将王全斌等不能戢下”，“吕馀庆立捕斩之以徇，军中畏伏，民用按堵”③，秩序逐渐恢复。开宝元年（968）正月，蜀地已平静，参知政事吕馀庆回朝，兼任剑南、荆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等使，实际是负责督运后蜀国库财物至京。
　　开宝六年，宋太祖为抑制宰相赵普的擅权，决定提高副相参知政事的职权，“诏参知政事吕馀庆、薛居正升都堂（政事堂、中书）与宰相同议政事”，与宰相赵普“分（日）知印、押班奏事”①，吕馀庆等才从宰相赵普的助手地位，提高至与其副相相称的地位。九月，吕馀庆以病求解职，罢为尚书左丞。开宝九年（976）死，终年50 岁。
　　吕端（935—1000），字易直，吕馀庆弟，以荫入仕，后周时任至著作佐郎、直史馆。
　　宋太祖时任至成都知府，开宝九年宋太宗即位后，皇弟赵廷美，封齐王，任开封府尹，吕端后被调任开封府判官，进入赵廷美幕府。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原拟以皇弟赵廷美主持留守事务，吕端为赵廷美出谋认为应该从征，赵廷美从征后进封秦王。次年，吕端因秦王府亲吏请托违诏市竹木而被贬官。雍熙三年（986）太宗次子赵元僖任开封尹，吕端再次任开封府判官，成为许王赵元僖的幕僚。淳化三年（992）许王赵元僖暴病而死，因其嬖妾张氏专恣，吕端等王府幕僚以失职被降官，吕端不久复官，升枢密直学士。淳化四年（993）六月，任参知政事。太宗想用吕端为宰相，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②至道元年（995）四月，吕蒙正罢相，吕端任宰相（独相）。副相参知政事自开宝六年提高职权后，可能在太宗初年地位又降低，吕端因与寇準同时升任参知政事，而自己先升为宰相，向太宗提出“臣兄馀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③。从此，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而且将原先上朝的砖位与宰相合而为一，遂成制度。
　　至道元年八月，宋太宗立第三子寿王赵元侃（恒）为太子，这是宋朝首次立太子。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乾德五年正月辛丑。
　　③ 《宋史》卷263《吕馀庆传》。
　　① 《宋史》卷3《太祖纪》三。
　　② 《宋史》卷281《吕端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至道元年四月戊子。
　　至道三年三月，宋太宗病危时，曾经帮助宋太宗夺位的大宦官王继恩，又想故伎重演，说动李皇后，并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等，谋立太宗长子楚王赵元佐为帝。太宗死后，李皇后派王继恩召宰相吕端。吕端“知有变”，遂锁王继恩于阁内，并派人看守。吕端入宫后，李皇后提出“立嗣以长”问题与吕端商议，吕端认为太宗立太子正是为了日后帝位的继承，遂奉太子赵恒为帝，是为真宗。“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吕端因恐宦官们以楚王赵元佐冒充赵恒，吕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并上殿查看无误后下殿，率领群臣拜呼万岁①。宋朝皇位首次正常继承，也是第一次由宰相参与意见的皇位继承，在宰相吕端主持下顺利进行。太宗时跋扈一世的大宦官王继恩终于被贬官，安置于均州（今湖北十堰东北），后死于贬所。咸平元年（998）十月，吕端因病以太子太保罢相，仍享受宰相俸禄的特殊礼遇。咸平三年（1000）死，终年66 岁，谥正惠。
　　刘熙古刘熙古（903—976），字义淳，宋州宁陵（今属河南）人。少通经史，也精于骑射。后唐长兴中，因祖父名实进，因而避讳未考进士科而考《三传》，中举；时翰林学士和凝掌科举，召刘熙古参与进士科考试，中第，与后周宰相范质同时或先后成为和凝的门生，但刘熙古长期沉沦于县令及节镇幕僚。后唐末，入金州（今陕西安康）防御使孙铎幕下为从事。后晋初，随孙铎至汝州（今属河南），孙铎死后，改任下邑县（今夏邑）令，后任三司户部出使巡官等。后汉时，任卢氏（今属河南）县令。后周显德二年（955）秋冬，后周平秦、凤，刘熙古出任秦州观察判官；显德六年七月，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刘熙古任节度判官。
　　刘熙古虽是投入赵匡胤霸府的主要幕僚，但还来不及与赵匡胤建立密切的关系，次年正月赵匡胤即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建隆元年（960）正月，在宋太祖为其主要幕僚们加官进职时，刘熙古虽名列第一，所进官衔为左谏议大夫，也略高于位列第二的赵普右谏议大夫，这可能是因为刘熙古在霸府幕僚中资历最高。但刘熙古并没有受到重用，而是长期出任州、府长官。自建隆元年以左谏议大夫知青州；同年十一月宋太祖亲征扬州李重进，刘熙古被“追赴行在”从征①。建隆二年，又以左谏议大夫制置晋州（今山西临汾）矾务，当时矾实行禁榷制，由国家专卖，刘熙古“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绵、茶及缗钱，官偿以矾，凡岁增课八十万贯”②，是宋太祖霸府主要幕僚中唯一从事基层财务的官员。
　　乾德元年（963）前后，刘熙古升为刑部侍郎、知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后改任权知秦州。秦州地近党项、吐蕃族居住区，多边患，刘熙古恩威并施，又“取其酋豪子弟为质”③，边境地区日渐平静。开宝元年（968）正月，以端明殿学士职名权知成都府，以接替回京复职的参知政事吕馀庆。
　　开宝五年二月，刘熙古回京任参知政事，在原霸府主要幕僚中是最晚一① 《宋史》卷281《吕端传》。
　　① 《宋史》卷263《刘熙古传》。
　　② 《宋史》卷185《食货志》下七《矾》。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六月乙卯。
　　个出任两府大臣。次年五月，刘熙古因足疾以户部尚书致仕。开宝九年（976）死，终年74 岁。刘熙古不仅是宋太祖原霸府幕僚中唯一的文武全才型人物，也是唯一的学者，史学、音韵学、阴阳学皆通，著有《历代纪要》50 卷、《切韵拾玉》5 卷等数种，后者还曾刻印流传。
　　第二十八章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第一节杨业（附杨重勋）
　　北汉“杨无敌”
　　杨业（一作邺）（？—986），本名重贵，父杨信，“麟州土豪”，当是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人。后汉时，“自为刺史”，臣附于后汉、后周。杨信二子，长子重贵，次子重训（勋）。杨重贵事北汉世祖刘崇，北汉帝刘承钧时赐姓刘改名继业，“比于诸子”，任保卫指挥使，升至领建雄军（晋州，时属后周，今山西临汾）节度使。屡建战功，号为“无敌”①。
　　宋开宝元年（968），宋太祖攻北汉时，刘继业以侍卫都虞候，领军扼守团柏谷（今太谷西南）以抗宋军。侦知宋大军已至，虑众寡不敌，退保太原，被罢兵权。宋军围攻太原，刘继业又领兵守城，数出兵攻宋军。宋军多次攻城未果，加上暑雨，宋军将士多病，只得退兵。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攻北汉，围太原城，刘继业捍太原城东南面“杀伤宋师无算”①。五月，北汉帝刘继元降，刘继业犹据城苦战。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命令投降，刘继业才归宋。
　　宋朝杨家将刘继业归宋后，复姓杨氏，单名业（一作邺），随即授环卫官为左领军卫大将军；不久，领郑州防御使。
　　辽乾亨元年（979）九月，辽军分路南犯，虽为宋军击退，但边境形势仍很紧张。宋太宗认为：“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遂任命杨业为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兼三交（今太原北）驻泊兵马部署②，时大将潘美任三交都部署，屯兵防辽。次年三月，潘美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适遇辽军南犯雁门（今代县西北），杨业率骑兵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向南，与潘美所部合击，大败辽军，杀辽将萧咄李，俘辽将李重海。杨业以功升“领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知代州事，自雁门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一个归宋不到一年的降将，立功边关，扬威朝野，受到宋太宗的重用，但却引起宋朝旧将们的妒忌。从此，“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③。虽然仍得到宋太宗的信任，却埋下了日后因失援而血染疆场悲剧的祸根。
　　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正月，宋军大举攻辽，以东路军曹彬、崔彦率主力直取幽州；另以米信、杜彦圭部出雄州，田重进部出飞狐（今涞源）。二月，西路军以潘美为云、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属山西）等州都部署，杨业任副都部署，王侁、刘文裕为监军，率部出雁门。宋太宗原计划曹彬所率主力大张声势，扬言直取幽州（辽南京），持重缓进，将辽军吸引在幽州，以利于西路军顺利攻占沿途州县，然后会师攻取幽州。三月，西路军出雁门，① 《东都事略》卷24《杨业传》。
　　①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06《刘继业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癸巳。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丁丑。
　　击败辽军，辽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刺史赵彦辛（辛，《辽史》作章）降宋；进围朔州，辽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宋。辽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军抵抗潘美、杨业所统宋西路军，尚未到前线，潘美、杨业军又攻辽应州（今应县），辽节度使艾正以城降宋。四月初，潘美、杨业军又攻占云州，辽大同军（云州）节度副使赵毅等降宋。在西路宋军攻城俘将，连连得胜的形势下，作为主力的东路宋军为争功，不等与西路军会师，违背诏旨，自行北上攻占涿州，又因粮尽退兵。五月，宋东路军又进至岐沟关（今涿州西南）北，受到辽军主力的追击，岐沟关之战宋东路军大败，宋太宗遂令西路军退回代州，护送云、朔、寰、应四州民户南迁。辽军大败宋东路军后，耶律斜轸部得以全军十余万西攻；六月，攻占寰州，宋守军千余人战死。面对强敌，杨业对潘美、王侁等建议：“贼势盛，不可与战，姑密谕云、朔等将先出寰，我师次应州，贼必悉众来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强弩千人于谷，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万全矣。”首先遭到监军王侁的反对，并说：“君侯素号无敌，见敌逗挠岂有他志。”①王侁又得到主帅潘美的支持，杨业处于如不出战即是通敌的情况下。七月，被迫出军，只得要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今宁武北）接应。辽军主帅耶律斜轸得知杨业出兵，令部将萧挞凛设伏兵于路，杨业率部北攻朔州，清晨，杨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①，杨业战败。而潘美、王侁等则“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陈家）谷口”，杨业自午至暮，从朔州南三十里狼牙村转战退至陈家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残部还有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杨业往日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深受士卒的拥戴，如今面临生死关头，他们都不肯离去，杨业遂“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杨）业犹手刃数十百人”②，杨业为流矢所中坠马，马亦被射中受重伤，杨业遂为辽军所俘，其子杨延玉亦战死。杨业在被押赴辽朝途中绝食三天而死。杨业自北汉时起，与辽朝“角胜三十余年”，“人号杨无敌”③，深为辽朝人民敬畏。辽朝人民在杨业死地建庙祭祀。在杨业死后近一百年时，元祐四年（1089），苏辙奉使辽朝，出古北口（今北京怀柔东北），作《过杨无敌庙》诗：“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④，说明杨业是宋、辽两朝人民敬仰的英雄。杨业实际是因主帅潘美、监军王侁、刘文裕等妒忌，被置之必败之地，潘美等又违约不援所害。杨业之死，“天下闻其死，皆为之愤叹”⑤，宋太宗深为痛惜，但宋太宗的亲信、主帅潘美只受到带有象征性的惩罚，削秩三等，而且所削的只是检校官的荣誉衔，由检校太师降为检校太保，并且次年即恢复。外戚刘文裕被除名，配隶登州（今山东蓬莱），但“岁余，上（太宗）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①。主要责任都推给王侁，王侁被除名，配隶金州（今陕西安康），后死于召还途中。
　　① 曾巩（题）：《隆平集》卷17《杨邺（业）传》。
　　① 《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② 《宋史》卷272《杨业传》。
　　③ 《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④ 苏辙：《栾城集》卷18。
　　⑤ 《隆平集》卷17《杨邺（业）传》。
　　① 《宋史》卷463《刘文裕传》。
　　宋太宗不仅对杨业进行褒赠，追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还录用杨业六子，杨延朗（延昭）自供奉官升崇仪副使，杨延浦、杨延训由殿直升供奉官，杨延瓌、杨延贵、杨延彬录用为殿直。杨延昭及子杨文广后来都成为抗辽名将。后世将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的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杨重勋（重训）
　　杨重勋（？—975），杨重贵（业）弟，本名杨重训，后周末避恭帝名宗训改。父杨信死后，由于兄杨重贵事北汉，杨重信继任麟州刺史后也归附北汉。后周广顺二年（952）末，一度归附后周，后又再次归附北汉。显德四年十月，再次归降后周，升为防御史。
　　宋朝建立，杨重勋归附，多次击退北汉的进攻。乾德五年（967），设建宁军于麟州，杨重勋升任建宁军节度留后，开宝五年（964）九月，宋太祖采取另派武臣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麟州等地的长官，而将世袭的土豪移置内地，杨重勋由建宁军节度留后移为保静军（宿州，今属安徽）节度留后②，后升节度使，开宝八年（975）七月死。
　　第二节杨延昭杨文广杨延昭（延朗）
　　杨延昭（958—1014），本名延朗，号杨六郎，大中祥符五年（1012），因避宋真宗所臆造的圣祖赵玄朗讳名改。
　　太平兴国四年杨业归宋后，杨延昭以父荫补为供奉官，从杨业征战疆场。雍熙三年（986）宋军大举攻辽，杨业任西路军副统帅，进攻应州、朔州，杨延昭任先锋，在围攻朔州的战斗中，“流矢贯臂”而“斗益急”①。同年，杨业殉节，杨延昭升为崇仪副使任景州知州；后因江、淮地区凶年歉收，改任江南、淮南都巡检使。又升崇仪使、知定远军（由景州改），改保州缘边都巡检使。
　　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九月，辽圣宗、萧（绰）太后率军攻宋。十月，攻遂城（今徐水西），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适在遂城，遂城“城小无备”，萧太后亲临遂州城下，围攻数日，“众心危惧”，杨延昭调“集城下丁壮护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近”②，杨延昭以冰城智守遂城，辽军只得撤围退兵。次年二月，杨延昭以功升莫州刺史。咸平四年四月，杨延昭升本州团练使。七月，宋以王显为都部署、负责河北西半部防务，杨延昭任前阵钤辖。十月，萧太后、辽圣宗再次亲率军侵宋，杨延昭与杨嗣等会师威虏军（遂城），都部署未出兵，杨延昭与杨嗣等伏精兵于羊山之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诱使辽军进入伏击地，伏兵突起①，“比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九月戊寅。
　　① 《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34《杨延昭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丙子。李焘考证：“《杨延朗（昭）传》以羊山之捷为三年时方积雨，契丹以皮为弦，湿缓不能用”②，辽军先胜后败，杨延昭、杨嗣等部队损失也不少，辽军虽进至满城（遂城西南，今保定西北），不得不“以泥淖班师”③。
　　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四月，辽军攻宋，“望都之战”宋军大败。六月，杨延昭改任保州、威虏军、静戎军（今徐水）缘边都巡检使，驻保州，负责河北路西北部防务。
　　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春，杨延昭改任宁边军（今蠡县）
　　部署，并增加兵力至万人。同年闰九月，辽圣宗、萧太后率军大举攻宋。十一月，在宰相寇準坚请下宋真宗亲征，北上澶州，辽军也进至澶州城北，杨延昭审视战略形势，向宋真宗建议：“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一心求和的宋真宗不予答复，杨延昭“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馘甚众”④。同年十二月，宋辽于澶州订立和议，史称“澶渊之盟”。景德二年正月，宋真宗部署宋辽和议以后的河北防务，杨延昭改任保州知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止令在保州，遣同巡检往来巡警”⑤，如遇军情，再率部下赴援。次年，升领防御使，后又改任高阳关（今高阳东）副都部署，连任九年。大中祥符七年（1014）死，终年57 岁。杨延昭与士卒同甘苦，智勇善战，号令严明，身先士卒，深受士卒的拥戴，镇守河北边关20 余年，威震辽境，被称为杨六郎。子三人，文广最著名。
　　杨文广杨文广（？—1074），字仲容，当是杨延昭次子，以父荫入官。庆历三年（1043），陕南张海起义，杨文广从征有功，升殿直。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抚陕西，杨文广隶属范仲淹麾下。皇祐四年（1052）九月，狄青讨伐侬智高，选陕西兵赴广南，德顺军（今宁夏隆德）知军杨文广从征，历任广西钤辖，宜州（今广西宜山）、邕州（今南宁）知州，累迁左藏库使、带御器械。英宗时，英宗以杨文广为“名将后，且有功”，升领团练使，任侍卫亲军龙卫（骑军）、神卫（步军）四厢都指挥使。后升领防御使，任秦凤路副都总管①。熙宁元年（1068），陕西经略使韩琦，奏请于秦州西北边城建城堡以保护附宋蕃民。七月，韩琦派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前往筑筚篥城，杨文广采取声东击西策略，扬言要建喷珠城，率部急奔筚篥，随即部署防务，直至次日清晨，西夏军才到达，见宋军防守严密只得退兵，并留书称回去奏请以数万骑兵来驱逐宋筑城部队，杨文广立即派兵遣将追杀西夏军，杀获甚众；九月，甘谷等三城堡修成，受到宋神宗诏书褒谕，筚篥城赐名通渭堡（今陇西东北）。杨文广历任泾州（今泾川北）知州、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知军。冬，则其误审矣。”参见卷48，咸平四年四月己巳注。
　　② 《宋史》卷268《王显传》。
　　③ 《辽史》卷14《圣宗纪》五。
　　④ 《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乙卯。
　　① 《宋史》卷272《杨文广传》。又本传原标点有误，杨文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路副都总管韩琦使筑筚篥城，..。”按：防御使后“。”应改为“、”，副都总管后、韩琦前应加“。”。熙宁三年十二月，改任鄜州（今陕西富县）权知州；以后又自西北边防移向河北，任定州路副都总管，升侍卫步军都虞候。熙宁七年三月，辽朝遣使到宋朝，争河东地界，杨文广献阵图及取幽州（今北京）策略，朝廷还未及回复，十一月，杨文广病死。
　　第二十九章寇準第一节理政爱民，刚直不阿寇準（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父寇相，五代后晋开运（944—946）年间为魏王记室参军。寇準晚年封莱国公，故人尊称为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在太夫人的严厉管教下，“由是折节从学”①，精通《春秋》三传。19 岁，举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后徙大名府成安县。初入仕途寇準就显示出才干，在理政时，不苛取百姓，以恩信为办事的准则，深得民心。征纳赋役时，官府不需出符移，只在县衙门前公布乡里姓名，百姓便主动按期交纳。不久，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又召试学士，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
　　寇準是宋朝极言直谏的名臣。他奉诏言北方边事的利与害，直披肝胆，无所顾忌，深得宋太宗的赏识，被任为枢密院直学士。
　　史书记载，寇準曾因奏事切直，太宗不愿听下去，很生气，起身要离开。寇準竟然扯着太宗的龙袍，请皇帝再坐下来，听其陈述。事情有了结果，皇帝才得以退朝。太宗也是求治的君王，他很欣赏寇準的耿直、认真和胆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宰相。”对左右朝臣说：“朕得寇準，犹文皇之得魏徵也。”①淳化二年（991）春，大旱，太宗召集近臣，问朝政得失，寇準借机说，天旱是因为刑法不公。寇準的话激怒了太宗，他要寇準说出刑法不公的事实。寇準要求召集中书门下与枢密两府执政人员，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事实来。待二府执政到齐后，寇準说，祖吉与参政王沔的亲弟弟王淮都贪污受贿，而且王淮贪污受贿的数额远在祖吉之上。但祖吉人被诛，家产被籍没；而王淮只仗于私堂，且不久又仍复其官，用法这样不公，上苍能不发怒吗？太宗质问在场的王沔，王沔无法抵赖，只能向皇帝谢罪。据《宋史·王沔传》记载，王沔弟弟王淮任殿中丞，掌香药榷易，坐赃当弃市，由于王沔的关系，诏杖一百，降定远主簿。寇準的敢说敢为，显示他疾恶如仇的勇气。通过这件事，太宗意识到对直臣寇準应当加以重用，即拜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準耿直，一些臣僚为之折服，但也开罪一些同僚，“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②。淳化四年（993），寇準被贬知青州，这是遭受不白之冤。枢密院副使张逊是一个“小心谨慎，徒以攀附至贵显”的小人。他与寇準观点不一致，每每奏事都遭寇準的反对，为此，张逊耿耿于怀。一日，张逊晚归私宅第，寇準与温仲舒也同出禁中，并辔而行，道遇狂人，狂人迎马首拜呼万岁。张逊嗾使与自己亲近的羽林将军王宾向太宗报告。寇準引温仲舒作证，表明此事纯系偶然；张逊则以王宾亲见事实，一定要陷寇準是犯了大逆之罪。为此，两人在太宗面前往复争论，互斥其短。太宗一气之下，寇準被贬知青州，张逊也被降为右领军卫将军。①但是太宗知道寇準对自己忠心耿①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7。
　　① 《宋史》卷281《寇準传》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 记载的时间与细节略有不同。② 《宋史》卷281《毕士安传》。
　　① 参见《宋史》卷281《寇準传》；卷268《张逊传》。但《张逊传》系此事于雍熙年间，误。《续资治通耿，不可能有犯上的行径。因此，次年就召回寇準，拜为参知政事。
　　第二节安邦定国，河北退兵宋太宗晚年时，有两件大事困扰着他，并直接影响着宋朝的安危。一是西夏与辽的扰边，不断威胁北宋；二是太宗迟迟拿不定主意确定自己的继位人。寇準被召回，不完全是太宗个人感情所致，重要的因素是想起用寇準，以协助稳住宋朝江山。
　　至道元年（995），冯拯、黄裳和王世则等上疏，请立许王元僖为太子。
　　太宗晚年多疑忌，容不得臣下谈立储这样的大事。太宗一怒之下，冯拯被贬知端州。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提继位人之事。太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立储内心也焦急。所以，寇準回朝，太宗还责怪他为什么回来这样慢。太宗问寇準，皇子中哪一个“可以付神器？”寇準说：“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宫，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人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低头仔细地考虑后，屏退左右，问立襄王元侃是否可以？寇準说，知子莫如父，这事当要果断地定下来。
　　在西北边事上，寇準主张要用安抚的办法解决。太宗同意寇準的意见，派他出使渭北。
　　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原襄王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真宗信任寇準，不断提高寇準的地位。先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后又徙凤翔府；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真宗对宋初的制度作调整，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寇準迁兵部，为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名臣毕士安任同中书门下章事，毕士安荐寇準，赞其“秉资忠义，能断大事，臣不如也。”真宗担心寇準刚直难独任，毕士安还是力荐，说其“忘身徇国，秉道疾邪”，不为流俗所喜，在契丹人不断南下时，正应当重用这样的大臣。真宗诏寇準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列毕士安之后。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与萧太后，率领大军南下攻宋。急书一日五至，寇準却平静如常。真宗得知后，震惊不已，质问寇準。寇準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并主张真宗亲征。真宗犹豫，面带难色，要回内宫。寇準劝陛下不要动摇，力促真宗成行。真宗这才决定讨论亲征事。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曾密请真宗去金陵；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真宗“幸蜀”。真宗就此事问寇準，寇準晓得此中内情，佯作不知，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指出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王钦若、陈尧叟对寇準更加忌恨。
　　辽军攻岢岚军、莫州、瀛州等。十月，瀛州城下，萧太后亲自擂鼓，宋辽大战，矢集如雨，辽军死伤3 万余，也无法破城，乃退师。
　　鉴长编》系此事于淳化四年六月壬申；《续资治通鉴》系事件发生在淳化四年六月壬申，寇準被贬在冬十月壬申。
　　十一月，真宗启行亲征，军至韦城，朝臣中一些人再一次劝真宗南幸金陵，真宗又犹豫。寇準说，辽军迫近，四方危急，只可进一尺，不可退一寸。寇準并请太尉高琼进言真宗。真宗这才决心至澶州。
　　到了澶州城南，真宗驻跸，又不愿再进。寇準、高琼固请真宗过河。寇準说，此时不过河，则人心危。各地的赴援之师日至，不能再犹豫了。到了渡河口浮桥处，真宗又停下来。高琼以锤击驾真宗御车的辇夫的背，迫真宗渡河。当真宗登上澶州的北城门楼，城楼上飘起黄龙旗，城下宋军，大受鼓舞，齐呼万岁，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十二月，东京留守雍王元份暴疾，真宗回驾，把抗辽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準。
　　宋辽两军相持十余日，辽统军萧挞凛督战，宋军的床子弩机发矢，萧挞凛中箭身死。辽军秘密派人来求和，真宗本来就无意攻打辽军。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 年1 月），宋辽议和，宋许给辽岁币银10 万两，绢20 万匹，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尊辽萧太后为叔母，这就是“澶渊之盟”。
　　第三节宦途险恶，远窜南荒澶州一战，寇準的声望更高，景德二年（1005），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这更引起王钦若等朝中大臣的忌恨。三年三月王钦若对真宗说，寇準逼着皇帝亲征，澶州一战，订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寇準哪里能说是对社稷有功呢？真宗当时虽没有计较，但此后，对寇準的疑忌加重。不久，寇準罢相出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后宋辽关系又紧张，真宗乃诏寇準还，以兵部尚书权东京留守。
　　天禧元年（1017），寇準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又镇永兴军。时真宗大力崇道教，“百姓不服”，朱能诈言天书降，真宗访诸大臣，有人提出，只有平素不相信这种活动的寇準出面，才能使百姓折服。寇準不愿参与，但他的女婿在一些人的授意下，致书寇準。寇準门人也反对，但在时势的逼迫下，寇準陷入圈套，遂上天书。此事颇为时议所非。①上天书后，寇準被拜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天禧三年（1019），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寇準性情刚烈，行事无顾忌。早在太宗朝时，他序迁官员，“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②。得以进秩的官员，多为贤能之士，但也有平庸之辈，未得序迁者更是不满，因而引发一场争端。太宗问及此事，寇準为自己辩解，太宗已是老大不高兴，但寇準不服，“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太宗更是不高兴，很有感慨地说：“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由此，寇準被罢，出知邓州。
　　真宗朝，寇準在相位，用人不拘一格。习惯于按例升迁的同列，对此颇为不满。寇準不顾这些，说，宰相的职责，就是进贤退不肖，如果墨守成规，那是一个小吏都能做的事。他厌恶丁谓、钱惟演、林特及曹利用这些佞人。丁谓为寇準起用，官至参知政事，丁谓奉事寇準小心谨慎。史载：“尝会食中书，羹污（寇）準须，（丁）谓起，徐拂之。準笑曰：参政，国之大① 《宋史·寇準传》系“上天书”事于天禧元年，误。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9、《宋史》卷466《周怀政传》等，应在天禧三年。毕沅《续资治通鉴》卷34 有考论。
　　② 《宋史》卷281《寇準传》。
　　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丁）谓甚愧之，由是倾构之日深。”丁谓为寇準擦去口边的汤羹，却为寇準借机奚落一顿，由此，结下深怨。丁谓权盛时，钱惟演附之，通婚姻；钱惟演又是真宗身边刘皇后的姻亲。林特为三司使时，催缴河北岁绢甚急，寇準素来讨厌林特，他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与林特对立，因此积下了深怨。这些人相互结交，成为陷害寇準的政敌。
　　真宗得风疾，刘皇后预朝政于后宫。寇準乘机向真宗进言，要选择方正大臣来辅佐太子，对丁谓、钱惟演这些佞人不可委以辅佐大事。真宗同意，寇準密令杨亿草表，请太子赵祯监国，以杨忆代丁谓。寇準“性豪侈，喜剧饮”。酒后失言，泄露机密。寇準被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内侍周怀政在朝内权势尤盛，以妖言惑众。在朝廷崇尚道教的氛围中，他无所顾忌，掠取国库钱财，托神造符，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附会者益众。朝中一些大臣不断告发周怀政，真宗却不忍加以斥逐，只是逐渐疏远；寇準在朝时，因其顺从自己，也没有追究。寇準被罢，周怀政更是惶恐不安，以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谋杀丁谓，复相寇準，奉真宗为太上皇，罢皇后预政，传位太子。事泄，周怀政被诛，寇準虽未预事，但也被牵连。降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真宗不知寇準被贬出朝，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準，很奇怪，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情，左右不敢告知实情。真宗在离世前，还说只有寇準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乾兴元年（1022）二月，再贬雷州司马。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準在贬所雷州（今广东海康境）病卒，后归葬洛阳。仁宗朝追谥忠愍。著作有《寇莱公集》。
　　第三十章范仲淹第一节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父范墉，始仕吴越国。太平兴国三年（918）吴越降宋，范墉随钱镠归宋，曾任武宁军（今徐州）等地的节度掌书记。
　　范仲淹幼年的生活十分贫困，2 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东）的朱文翰，从此他改姓朱，名说。长大后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发愤自强，赴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书院求学。他昼夜苦学，有的史书称他“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①。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考中进士，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两年后，改任毫州（今属安徽）集庆军节度推官，上表恢复姓范。
　　上书直谏范仲淹所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吏治腐败，财政危机，农民与士兵不断揭竿而起。边境上，契丹与党项结成犄角之势，不断南扰东犯。
　　年轻的范仲淹深切了解当时官僚政治的腐败和下层百姓的疾苦，多次上书议政，希望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于泰州监西溪盐仓，上书指出武备废弛、官吏冗滥等时弊。天圣五年（1027），他又写了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认为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足，缺乏贤能官员，天下危机四伏，形势十分严重，必须进行变革。范仲淹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给宰相王曾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后，范仲淹被调入京城任秘阁校理。他刚直不阿，几次因忤逆权贵而被贬为地方官。仁宗登极后的前几年，章献太后（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范仲淹上疏太后还政于仁宗，被出为河中府通判，移陈州。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擢右司谏。时仁宗与皇后不和，决意废后，并得到宰相吕夷简的极力支持，范仲淹和一些台谏官员至政事堂质问宰相，并准备与他廷争，被出为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六月，改任苏州知州。景祐二年（1035）十月因在苏州兴修水利有功，范仲淹被召回朝为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随后改任权知开封府。次年，因不满吕夷简擅权营私，他将京官晋升情况绘成《百官图》进呈，又写了《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等四论①。吕夷简大怒，在皇帝面前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同年五月，出为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②。年轻官员余靖、尹洙、欧阳修愤而为范仲淹鸣不平，也被出为地方官。时人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为“四贤”。①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① 《范文正公集》卷3。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景祐三年五月丙戌。
　　兴修水利范仲淹先后任亳州、泰州、河中府、睦州、苏州、饶州、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处地方官，同情百姓的困苦，施政以养民为先，将发展生产放在首位。
　　在泰州任盐官之时，他目睹这一带海潮泛滥，吞没大片良田庐舍，对百姓生命和生产构成严重威胁，遂上书朝廷，极力主张修筑海堤。在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支持下，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今属江苏）县令，主持修筑捍海堰。在范仲淹、张纶等人的努力下，在天圣六年（1028）修成一条总长150 里的捍海堰。从此，泻卤之地化为良田。两千多外逃户陆续还乡，农业、煮盐业等稳步发展。滨海人民为表达感激之情，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景祐元年（1034）九月，苏州大水，农田积水难以排泄。知州范仲淹上书朝廷要求疏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他亲自主持了疏浚工程，使苏州绝大多数地区排除了积水，恢复了正常的生产。
　　抗击西夏景祐五年（1038）十月，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
　　此后，宋夏血战数年，宋军每战必败，处于挨打的局面。范仲淹改任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改命为陕西都转运使。康定元年（1040）五月，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和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延州（今陕西延安）北面三十六处堡寨全被西夏荡平，形势相当危急。
　　八月，范仲淹自请兼知延州。他首先淘汰老弱，将1.8 万名士兵分为6 将，每将3000 人，指定专人负责训练，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又修复城寨，招还流民垦荒，募商贾贸易，将延州建成了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同时，他上书朝廷提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认为宋军“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①。西夏军队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尤其是骑兵。范仲淹反对轻率冒进，主张坚壁清野，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但未被朝廷采纳。康定二年（1041）二月，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次年闰九月的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宋军都战败，各有数千将士战死。
　　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宋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总四路之事，由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的范仲淹与秦凤路韩琦、鄜延路庞籍分任，以协力加强西北边防。
　　范仲淹等人确定了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正确战略。一方面筑寨，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另一方面选将练兵，招募善于骑射的当地百姓以补充军队，又招还流民兴垦营田，作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宋夏交界处散居着不少骁勇强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双方都在积极争取的一股力量。范仲淹亲自巡视诸羌，与之约法三章以共同对付西夏。蕃部纷纷归附宋朝，西夏逐步陷于孤立。
　　范仲淹居边三年，与士卒同甘共苦，宋朝的防御力量大为加强。庆历四年（1044）五月，宋夏达成和议，元昊削去帝号对宋称臣，自号夏国主。由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此恢复贸易，宋每年赐夏银7.2 万两、绢帛15.3 万匹、茶3 万斤。
　　第二节庆历新政庆历年间，内忧与外患交相侵迫。庆历三年（10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开放言路，擢用欧阳修、余靖为谏官；同年四月，名扬边陲的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七月，又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改革。
　　条陈十事宋仁宗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①。仁宗悉用其说。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政治上，限制恩荫，惩办贪官，严格按政绩考核官员。改革科举考试，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教育的内容除了经义外，应传授一定的基本技能，如算术、医药、军事等。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须严格执行，取信于民。经济上，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挽救财政危机。军事上，在东京开封府地区招募民兵5 万人且耕且战，既可省养兵费用，又可加强京师守卫力量。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从士兵中选拔人才。
　　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核心是整顿吏治。范仲淹希望通过官僚政治体制的改革，挽救宋朝的危机。
　　整顿吏治庆历三年（1043）十月，诏中书、枢密院两府选诸路转运使，张昷之、王素、沈邈分别被任命为河北、淮南、京东都转运按察使，分行各路考究官吏。又诏两府同选提点刑狱官，两府新定磨勘式即考课新法。十一月，诏大臣不得为子弟、亲戚陈乞馆职，又诏限公田。庆历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诏降河南府（今洛阳）所属颍阳（今伊川东）等5 县为镇，以减少官员以及民户负担的差役。
　　择官长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考核官吏，裁削倖滥。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①。“新政”限制了权豪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击。夏竦等人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他令女奴临摹石介的笔迹，仿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皇帝的诏书。夏竦的阴谋虽未得逞，但范仲淹等人感到政治形势险恶。恰好此时西北形势紧张，范仲淹遂①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
　　以宣抚陕西、河东，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出为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富弼、韩琦也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改革失败。
　　第三节一世之师范仲淹一生在政治舞台上近四十年，先后在许多地方任地方官，业绩斐然。所到之处，他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对宋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兴学育才通过教育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国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热心于教育，足迹所至，广为兴学。他曾在兴化、睦州、苏州、饶州等许多地方建立学宫，多次聘请和荐举著名学者孙复、胡瑗等到中央和地方任教。庆历年间，他将之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广到全国，兴学运动掀起了高潮。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范仲淹十分爱惜人才，尽最大力量发现、培养和保护人才。著名的政治家富弼、军事家狄青、教育家孙复、哲学家张载等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孙复早先是一介穷儒，周游求食。范仲淹发现他的才华后，一方面给他补一个学职以解决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指导其学习。孙复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理学家张载年轻时爱谈兵事，希望在疆场上有所作为，身为陕西边帅的范仲淹与之面谈，认为他真正的才能不在武功，而在儒学。张载从此发愤读书，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御夏战争中，小将狄青作战十分英勇，范仲淹大为赞叹，亲赠《春秋》、《汉书》，狄青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范仲淹先后向朝廷推荐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都各有建树。
　　文以载道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或写湖光山色，优美而有情致；或叙事抒情，寄寓远大抱负。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之一，主张诗文创作要“文以载道”，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他十分推崇古越范蠡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并无退隐之意，诗文中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在词的创作上，他将边塞风景引入词的领域，描写北疆的风光和将士的豪情，开阔了词的意境。
　　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其中多有寄寓深远、脍炙人口的佳作传世。庆历六年（1046），他降知邓州时，应友人滕宗谅之请，撰写了一篇气势非凡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阔胸怀。其中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之语。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创之。
　　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由青州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赴任途中，病卒于徐州，享年64 岁。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褒贤之碑”①，谥文正。范仲淹不仅一生清廉刚正，而且他和家人始终过着极俭朴的生活。但是，他们对寒士僚属却十分慷慨，多次解囊相助。晚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在苏州买了千亩良田，名为“义庄”，用来救济同族中的穷人。范仲淹治家甚严，长子纯祐随同父亲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次子纯仁，后任宰相；纯礼、纯粹为官也都以清正廉洁著称。
　　①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第三十一章韩琦富弼文彦博第一节韩琦①谠议谏诤，西陲御夏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
　　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 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②。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①，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②。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 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③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①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① 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2《韩琦传》，下引不另作注。
　　② 韩琦：《安阳集》卷1《韩琦家传》。
　　① 《韩魏公集》卷14。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
　　③ 王称：《东都事略》卷69。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
　　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 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 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 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①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②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①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8。
　　② 周煇：《清波杂志》卷2。
　　①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
　　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②襄助新政，保国利民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③，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
　　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 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①。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② 《宋史》卷432《石介传》。
　　③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6。
　　① 《东都事略》卷69。
　　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 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定策安邦，力诋变法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①，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①。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 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①。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 卷、《谏垣存稿》3 卷、《陕西奏议》50 卷、《河北奏议》30 卷、《杂奏议》30 卷、《安阳集》50 卷等。一生写了大量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3。
　　① 《东都事略》卷69。
　　① 《居士集》卷40《昼锦堂记》。
　　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第二节富弼②司职谏院，再盟契丹富弼（1004—1083），字彦国，洛阳（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范仲淹十分赏识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王曾、晏殊，晏殊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天圣八年（1030），富弼以茂材异等科及第，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今河南孟县）判官。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谏仁宗废皇后之事被贬出朝，富弼这时正服毕父丧，回到汴京，便上书皇帝，以为“废嫡后，逐谏臣”，一举两失，不是太平盛世应当做的事。又说范仲淹“忠直不挠”，“闻过遂谏”③，是履责尽职，决不应当黜弃。后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迁直集贤院。宝元二年（10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仁宗与朝中大臣久议未决，直到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备兵征讨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论西夏八事奏》，说西夏来使部从仪物隆盛，言辞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请求朝廷立斩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御决心。诏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
　　富弼担任谏官，忠于职守，大胆抨击时政，屡次极言进谏。当时朝廷禁止大臣越职言事，富弼借发生日食一事，恳请朝廷广开言路，认为“应天变莫若通下情”，于是解除了这项禁令。康定元年（1040）宋夏三川口之战，由于内侍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大败，大将刘平被俘，不食而死。黄德和为逃避罪责，诬告刘平投降，富弼力辩刘平冤屈，请朝廷立案审查。仁宗命文彦博主持审理，终于给刘平昭雪。后来仁宗任命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任命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以行牵制，富弼立即疏谏，以三川口之战，监军掣肘，将权不专以致遭败教训，力请罢免王守忠。为了加强对西夏防务，富弼还建议扩大宰相事权，兼领枢密职，并厚赏西夏来降者，这些建议都被仁宗采纳。
　　庆历二年（1042），富弼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当时契丹有人用“伪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侣，刺探情报，后被发觉，此案牵扯到政事堂官员，开封府缉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员因有人庇护仍逍遥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吕夷简，要他即刻交出官员，予以法办，并说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吕夷简从此对富弼怀恨在心。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互派使节，礼尚往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再一次大败，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于是契丹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挟，于庆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作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们递上国书，一面责备宋朝不该讨伐西夏，更不该违背澶渊之盟，如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说后周世宗所攻取的关南，本是后晋割给契丹之地，若要维持和约，就必须将关南地归还给契丹。当时大兵压境，宋廷上下一片② 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富弼传》，下引不另作注。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
　　惊惶失措。仁宗在预选谁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国信使”时，举朝大臣以前途莫测，怕出意外，不敢应命。宰相吕夷简和富弼有私怨，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举荐，慷慨奔赴国难，他被任命为接伴使，向仁宗辞行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迎接契丹使，萧英借口脚有毛病拒绝行拜见礼，富弼说：“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说得萧英肃然起敬，只好在别人搀扶下行了礼。富弼和萧英谈得很坦率，萧英也毫不掩饰他南行的真正目的。
　　四月，富弼带着仁宗拒绝割地，允许“增币”或“和亲”的两套方案出使契丹。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不受官职，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
　　富弼到契丹，辽兴宗接见了他，双方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富弼说：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为什么？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雁门关，增设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这是何意？群臣都请求用兵，而寡人以为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富弼说：北朝忘记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难逃一人。且北朝与南朝通好，则皇帝专得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皇上受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这全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着想。辽兴宗大吃一惊，问：什么意思？富弼说：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朝，石重贵昏乱腐朽，神人共弃。那时中国（即中原政权）狭小，上下离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虽然掳获金帛充斥于诸臣之家，但壮士健马大多牺牲，最终说来谁当其祸？今中国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证必胜吗？辽兴宗说：不能。富弼说：胜负尚未可知，即使胜了，也是损兵折将，如此则是群臣吃亏呢？还是皇帝吃亏？若继续通好，岁币尽归皇上，臣下得到好处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个人，其他人何利之有？辽兴宗觉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说：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于何承矩，发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处流，非人力所为。城隍是整修破损的，民兵是补充缺额的，并未违约。辽兴宗说：非卿如此一说，寡人不知其详，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罢了。富弼说：石敬瑭拿卢龙一道之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关南，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兴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岂是北朝之利？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好半晌才慢慢地说：元昊是寡人的藩属亲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么道理？富弼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告诉南朝了吗？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即辽兴宗）结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以为怎样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话和旁边大臣嘀咕了一阵，又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
　　第二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同打猎，仍然坚持得地则欢好可久。富弼说：南朝皇帝曾令我转达：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就不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朕没忘燕蓟故地，却也没求得此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辽兴宗没再说什么。
　　打完猎，富弼回到驿馆，刘六符对他说：皇上听了你关于荣辱的话，很是赞赏。然而我们不想要金帛，只有结婚还可商量。富弼认为“和亲”有失体面，估计辽兴宗求婚不过是想多得陪嫁，就对刘六符说：结婚容易生事，况且南朝出嫁长公主，陪嫁也不过是十万缗而已。辽兴宗要富弼回朝复命，并将“增币”和“和亲”誓书拿来，准备作一选择。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辽愿意接受“增币”或“和亲”的条件，非常满意。
　　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带去了二封国书、三封誓书，内容分别是：若议婚则无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则增岁币20 万，否则10 万。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币，说：南朝给我的岁币，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富弼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兴宗又说：改名“纳”字如何？富弼还是严词拒绝。辽兴宗仍不死心，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富弼反驳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时，才向它称臣，当时的馈送，或许称作“献”、“纳”，其后颉利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辽兴宗沉默不语。富弼退出帐外，指着帐前的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献”、“纳”，就像不能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①九月，辽兴宗派遣耶律仁先、刘六符再度使宋，交换“增币”二十万誓书时，宋廷却不敢过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后书词中称“纳”条件。
　　富弼两次出使于危难之中，表现出一定的胆识和外交能力。第一次死了女儿，不顾而行；第二次生了个男孩，也来不及看一眼。每得家书拆也不拆，说：拆了，徒乱人意。回国后，受到仁宗嘉奖，任命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并上书仁宗说：现在既然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便以为太平无事，万一契丹败盟毁约，我是死有余辜。但愿陛下要切记契丹轻蔑侮辱我朝的国耻，卧薪尝胆，不忘治理国政。过了一个月，仁宗再次任命，并派宰相章得象去劝说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并非是出于你使契丹的缘故。富弼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务。
　　辅佐新政，守成贤相庆历三年（1043），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士大夫们寄以厚望。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因而特别礼遇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亲赐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
　　九月，仁宗在天章阁亲自召见富弼、范仲淹诸大臣，赐坐，给笔札，让他们疏奏革新政事，同时任命富弼主持对北边交涉，范仲淹则负责对西边防务。
　　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开始实施。
　　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20 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范仲淹在提名时，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
　　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①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陆续颁行。
　　庆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兴宗亲率10 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面对契丹西征，担心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富弼坚决不同意，认为契丹这回绝不会与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与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儿族屡次杀戍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边，殊为失计。后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
　　随着“新政”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夏辣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进行陷害。事情传出后，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宣抚河北。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贬出朝。
　　富弼后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地方官员百姓出粟救灾，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万间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民的举动，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拜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知道后，对欧阳修说：“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发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恐，议论纷纷，富弼和文彦博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由于富弼、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宫内肃然”。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年，首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士大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嘉祐六年（1061），富弼以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后，召为枢密使。两年后，因腿有病，行走酸软无力，力请罢去所职，领一闲郡养疾，后被恩准，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①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
　　郑国公。
　　阻挠变法，称疾引退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很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熙宁元年（1068），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临汝）。诏入觐，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扶掖进见，毋拜，坐语。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并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也就在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
　　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抃能力不济，遇到事情只会叫苦。所以当时人们说，现在朝中的五个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替他。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反问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样沉默不语。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
　　青苗法颁行后，遭到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极力反对，富弼也认为这样的法令推广，势必会造成“财聚于上，人散于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执行。提举官赵济上奏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更是请求予以严办，结果富弼被贬，以仆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认为处分太轻，“止夺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说：“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仁宗同意了，以韩国公致仕。
　　富弼虽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组织“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赋诗相乐，但仍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如“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悬之急。”
　　元丰六年（1083）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享年80 岁。死前给神宗上书，说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封押后交给他的儿子绍庭，还期许神宗以时事见问。司马光、范纯仁去吊丧，绍庭把这事对他们说了，他们都认为那是遗表，叫绍庭马上送给神宗。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元祐（1086—1094）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御制碑首“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镌刻。绍圣（1094—1098）年间，章惇执政，说富弼曾反对变法，得罪神宗，罢去配享资格，靖康（1126—1127）初年才恢复旧典。
　　富弼有奏议12 卷、札子16 卷等，著作今存《富郑公诗集》1 卷。
　　第三节文彦博①建功西陲，平息兵变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祖先出于春秋齐国公子完，卒谥敬仲，后世以谥为氏；五代时，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其氏为“文”；后汉高祖刘知远又复其旧氏“敬”；宋太宗时，以避宋翼祖赵敬庙讳，又改为“文”。文彦博小时聪颖过人，民间就流传他幼时“灌水取球”故事：他与诸童子在大树旁玩球，不慎将球滚入穴洞，伸手无法取到。他提水注入洞中，水满球即浮出。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先后任知县、通判，后由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
　　宋夏战争爆发后，西边战事不断，而宋军常有将官临阵先退、望敌不进，而大将惩治却要申报具闻，下法寺详案定刑的情况发生。文彦博上疏，极论其弊，要求改革，说：“此可施之平居无事时尔。今拥兵数十万，而将权不专，兵法不竣，将何以济？”宋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宝元三年（1040）正月，元昊使沿边蕃部诈降宋军，袭取宋、夏间的重要军事要塞金明寨，兵锋直犯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范雍见夏军兵临城下，恐惧异常，急忙檄令屯驻于庆州（今甘肃庆阳）的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及将领石元孙等率兵赴援，共约万余人，在延州之三川口与10 万夏军发生遭遇战。鏖战中，由于宦官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宋军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主帅刘平被俘，不食而死。朝廷追究败军之罪，黄德和为了逃避惩治，竟诬告刘平降敌，并用金带贿赂刘平家奴出具伪证，致使刘家二百余口被关进监狱。仁宗诏令文彦博就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主审此案，通过调查取证，文彦博终于弄清了真相。这时黄德和的党羽大肆鼓噪，阴谋翻案，以至朝廷又派了一位御史前来重审，文彦博拒不接纳，对他说：朝廷担心此案难办才派你来，现在案子已结，你快回去，如果出了问题，我全部承担责任。结果黄德和及家奴都被处斩，终于昭雪了刘平之冤。
　　不久，文彦博以直史馆任河东转运副使。河东路所辖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与西夏相邻，依山建城，最为险固，是抗御西夏进攻的战略桥头堡，然而内地转运粮饷道路迂回绕远难走，附近则有唐朝时所修故道，长久废弃又无人治理。文彦博上任后，亲自带人修复故道，使运饷之路既近又好走，保证了军饷供应，在麟州城囤积了大量粮草。后来元昊乘好水川战役之胜，举兵攻打麟州，围城十天，看到城中早有准备，只好解围而去。文彦博迁都转运使，又知秦州。防守边境二年，“有威名，敌不敢犯”①。后改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今四川成都）。在益州任上，为了求得进身之阶，命令工匠织金丝灯笼，载莲花为锦，通过宦官带入宫中，献给仁宗宠爱的张贵妃。果然由于张贵妃内助，文彦博自成都返回汴京，召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机关。
　　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建立政权。朝廷急派权知开封府明镐前往镇压，夏竦时为枢密使，与明镐不和，处处牵制他，明镐久攻贝州城不下。文彦博从张贵妃那里得知仁宗有谁镇压① 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文彦博传》，下引不另作注。
　　① 《东都事略》卷67。
　　起义就擢谁为首相的意思，于是自请前往。次年正月，仁宗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加紧攻打贝州城。文彦博采纳军校刘遵的建议，一面以大军佯攻北城，另一面在南城暗挖地道，选精锐士卒潜入城内，打开城门，宋军蜂拥入城。王则先用火牛冲击宋军，欲乘机突围，怎奈寡不敌众，兵败被俘，押解京城被杀，兵变平息。
　　两任宰相，安稳政局王则兵变平息后，文彦博以功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第一次拜相。此间他曾荐举王安石、韩维、张环等人“恬退守道”，希望朝廷予以重用。他又曾与枢密使庞籍讨论淘汰冗兵以减省军费开支。当时朝中大臣议论纷纷，认为此法不易行得通，因为朝廷过去采取荒年募兵政策，招募灾民入伍，供其衣食，藉此防止灾民犯上作乱；现在如果减省冗兵，恐怕被减之人会聚为盗贼，危害社会安定。仁宗迟疑未决，文彦博决然地说：“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脱有难，臣请死之。”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被减冗兵归农者有6 万人，减去廪给一半的也有2 万，事后没有任何意外发生。皇祐元年（1049）八月，文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皇祐三年（1051），御史唐介揭发文彦博赠送灯笼锦交结张贵妃，并当面与文彦博对质，说：彦博应该自问反省，假如有这种事，不应该隐瞒！①文彦博无言以答，只是连连作揖，拜谢不已。仁宗大怒，把唐介送御史台劾罪，文彦博被罢去宰相职务，知许州（今属河南）。当时有人写诗讥刺他：“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出佞臣。”后改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
　　至和二年（1055）六月，文彦博与富弼同日受命，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第二次拜相。次年正月初，仁宗上朝时突发风眩之疾，急忙被扶入宫中诊治，二府大臣在宫外守候，焦虑万分。文彦博询问皇上病情如何，内侍以禁中事得保密，不敢泄漏为由，拒绝回答。文彦博怒斥他说：皇上病重，事关国家安危，只有你们能出入宫中，却不让宰相知道皇上病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文彦博和富弼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禁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直到二月，仁宗的病始见好转，逐渐康复，才回自己府第休息。当时仁宗病重，京师人心恐慌，好在文彦博与富弼二人遇事沉着冷静，处理事情果断，才使大家心安，宫内也没出什么变故。
　　以前御史唐介弹劾文彦博以致罢相，自己也因此坐罪被贬岭外。文彦博复相后，御史吴中复上奏仁宗，请求召回唐介，重新任用，文彦博颇有风度，不以私害公，从旁劝说：唐介为御史时弹劾我，所说大多是实情，当然其中也有道听途说的误解，但当时对他的处罚也太重了些，请准吴中复所请。仁宗同意了，当时人都说文彦博有“厚德”之风。
　　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这成为当时朝廷内外最关注的大事之一。而从至和三年（1056）病后，仁宗居深宫，服丹药，更少问政事，因此朝臣百官中，请仁宗早立皇嗣的呼声越来越高。嘉祐初年（1056），文彦博就劝说仁宗早立继嗣，仁宗含糊答应，寻因其患病而中辍。嘉祐三年，文彦博又被弹劾罢相，出判河南府、大名府、太原府等地，封潞国公。宋英宗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1。
　　即位后，提及当年建储立嗣之事，特别感谢文彦博“首议建储”，任命他为枢密使、剑南西川节度使。
　　诋毁新法，元祐复出宋神宗即位，正风华年少，血气方刚，想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决定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遭到以文彦博为首的元老重臣的极力反对。在同宋神宗一次谈话中，文彦博表达了他对改革的看法：彦博又言：“祖宗法制俱在，不便更张，以失人心。”
　　上（宋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处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①文彦博打着“祖宗法制”旗号，极力诋毁变法之各项内容，如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成为当时朝廷中守旧派的领袖。熙宁二年（1069）九月，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遭到了韩琦、范镇、曾公亮等人的坚决抵制，文彦博也向神宗陈说青苗法的害处。神宗说：我派了两个太监亲往民间察问，都说很方便于民。文彦博争辩道：韩琦是三朝宰相，说青苗法不便，皇上不信，只是相信两个宦官吗？①熙宁三年四月，西夏发兵围攻边城重镇绥德城，战事又起。八月，西夏又大举兴师，围大顺、柔远、荔原、淮安、东谷、西谷、业乐等城寨，“众多者号三十万，少者二十万，围或六、七日，或一、二日”②。游骑直抵庆州，九天后才退去，一度造成“陕右大震”，神宗十分震惊。文彦博上疏说：朝廷行事，定要符合人心，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但人心未安，就是由于更张变革过当所致。祖宗之法未必都不能实行，只是有偏而不举之弊罢了。言辞中责怪神宗，影射王安石变法不当。王安石听到后勃然大怒，气愤地说：为民除害，什么事不能做？如果万事毁脞，那是西晋作风，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
　　熙宁六年（1073）正月，文彦博强烈反对市易司差官监卖果实，认为是“徒损大国之体，只敛小民之怨”③；又说华山坍坏就是天意不赞成变法的表示，引起神宗极大恐慌。因反对变法，文彦博和王安石关系恶化，终被排挤出朝，出判河阳、大名府等地。元丰三年（1080），再判河南，几年后以太师身份致仕。据说当年文彦博致仕准备回洛阳安度晚年时，已年近八十，神宗见他仍然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就请教他的养生之道，他答以“恰好即止”，神宗奉为至理名言。
　　宋哲宗即位，年仅10 岁，由高太后掌权，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阵清算新法之风，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初年（1086），司马光当政。当时文彦博退居洛阳已几年了，虽年逾八十，但精力甚健，司马光对他非常敬重，力荐这位元老重臣复出。文彦博到京后，便以平章军国重事为名，五日或六日一朝，到政事堂和左、右相及执政商量重事，参与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在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
　　① 《续资治通鉴》卷67。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③ 《文潞公集》卷20。
　　宋夏边界争地斗争中，支持司马光“弃地”之议，主张对夏屈服妥协，以保证西北边境“三数年间，当且保无事”①。当时文彦博八十几岁，辽国使者望见他，不禁诧异，对苏轼说：还这么年轻！苏轼告诉辽使，文彦博处理日常事务，干练的年轻人不一定比得上；贯穿古今，议论风发，即使专门名家也有所不如。五年以后，文彦博再次致仕。
　　绍圣元年（1094）四月，哲宗实行“绍述”之政，正式打出了继承神宗事业的旗号，重新起用变法分子，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章惇秉政，说文彦博与司马光曾经反对王安石变法，降为太子太保。绍圣四年（1097）五月，文彦博去世，时年92 岁。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蔡京为右相，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120 人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彦博才又被追复太师，谥忠烈。
　　文彦博三守洛阳，再为宰相，致仕之后，洛阳人图绘其像于资圣侍寺中，名曰竚瞻堂。司马光为作记，发了一番议论，说人臣“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像文彦博这样“事君以忠，养民以仁”，“逃宠而宠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随”①，千百年来也没有几个。文彦博虽出将入相，穷极富贵，但平时待人谦和，尊德乐善，特别礼遇鸿学硕儒。他推崇邵雍、程颢、程颐的道学，并和他们结成布衣之交。
　　在退居洛阳的日子里，文彦博与富弼、司马光及其他“老成而有贤德”
　　的共十三人（除司马光外均年七十以上），仰慕白居易在洛阳和高年者为会的志趣，“尚齿不尚官”②，在富弼府第置酒赋诗相乐，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文彦博要司马光作了一篇《洛阳耆英会序》。那时，王拱辰留守北都（大名府），写信给文彦博，对这个聚会十分嘉羡。
　　文彦博著作有《大飨明堂纪要》2 卷，《药准》1 卷，已佚，今存《文潞公集》40 卷。文彦博在诗、词创作方面也有一定造诣，但作品存世很少，且大多与政治有关，如《双泉》：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
　　濯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
　　文彦博还工书法，黄庭坚称赞他“潞公书极似苏灵芝公”，“今观《到洛为儿子赴许昌》帖，笔执清劲，真不愧古人！”③① 《文潞公集》卷26。
　　① 《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66。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67。
　　第三十二章包拯第一节身世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包拯年幼即勤于学，成年后，以孝行闻于乡里。天圣四年（1026），赴京应试，次年中甲科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由于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归居乡里，侍养双亲。
　　父母去世后，包拯于景祐四年（1037）赴京听选。当时他写有一首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于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表明了自己从政、为人的志向与原则。不久，出知天长县（今属安徽），后徙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庆历三年（1043），入京除殿中丞，又迁任监察御史。庆历六年（1046），奉命出使契丹，他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使还后，迁三司户部判官，先后出为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庆历八年，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上《天章阁对策》等奏疏。皇祐二年（1050）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皇祐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后徙知瀛、扬、庐等州府。嘉祐元年（1056），权知开封府，任上改革诉讼制度，并拆除中官势族跨河修建的园榭，疏通了惠民河。嘉祐三年，迁权御史中丞，兼领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次年，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嘉祐六年，迁给事中，为三司使，随即又升任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疾，数日后，逝世于开封邸舍，终年64 岁，谥孝肃。著作有《包孝肃奏议》10 卷传世。
　　第二节政绩包拯是北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
　　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1600 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皇帝，“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①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倖，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①。
　　① 《包拯集》卷6《弹王逵七》。
　　①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3。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邠、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包拯在经“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对年满70 岁者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②。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③，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故多为朝廷所采纳。包拯还特意奏上《进魏郑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纳魏徵之谏的故事为龟鉴。任地方官时，包拯也善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因而颇有政绩。任京东转运使时，他曾巡察各地访问贫困冶铁户，并据实情申报转运司，豁免了这些户所欠的官铁，同时又鼓励有能力者开炉冶铁，发展生产。
　　第三节清官“阎罗包老”
　　包拯尤为人称道的是其断讼执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长县时，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农人至县衙，状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无财利可图，故包拯推断此事必属怨家的报复行为，于是命农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宋代宰杀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见牛主杀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遂自投罗网，疑案立破。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也做了两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② 《包拯集》卷9《论边将一》。
　　③ 《宋史》卷316《包拯传》。
　　中系栰渡人”①。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
　　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名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②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23 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③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 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为使子孙永志其教诲，包拯订立了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包拯长子包绶、次子包绶、孙包永年，皆居官清廉，颇获世人好评，实与包拯的孜孜教诲有关。《宋史·包拯传》记载：“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时人也称其“有凛然不可夺之节”，“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据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刚直得近乎执拗，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
　　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人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①。同以强直敢言著称的吴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铭》中称：“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并盛赞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183 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
　　① 《宋史》卷61《五行志·水》。
　　② 《宋史》卷316《包拯传》。
　　③ 《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
　　① 吴奎：《包公墓志铭》。
　　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如《陈州粜米》。包拯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后世讹为大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包拯世称包龙图。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第三十三章狄青郭逵第一节狄青狄青（1009—1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父亲狄普，为一农家子。狄青自幼习武，善骑射。25 岁那年，为征赋税事与村中人发生争执，他愤而来到京城，应募在拱圣营入伍。由于他身材魁梧，又有武艺，很快从骑御马直选为骑御散值。不久，因偶触军法，被判死刑，幸而知河南府范雍惊其体貌，极力营救，得以面部刺字而免死。
　　宋仁宗宝元初（1038），西夏元昊，不断骚扰宋沿边州郡，而沿边将帅又多为元昊所败。狄青就是在这时应诏从边，先后在军中任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挥使。前后四年，在大里、清化、榆林、归娘岭东女之崖、木匮山、浑州川、白草、南安、安远等地，大小25 战，计中流矢8 次。狄青在战斗中能身先士卒，受伤后，仍顽强杀敌。有一次，他受伤后，临阵披发，戴铜面具，继续战斗，所向披靡。几年来，■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一一被他所收服。他还修了桥子谷城，以及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是军事要地，对保卫宋朝沿边州郡具有重要作用。
　　狄青的才略，深得经略判官尹洙的赏识，并以良将之材向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范仲淹一见惊为奇才，特地送给狄青一部《春秋左氏传》，勉励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①由此狄青遂折节读书，研究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弄得十分精通，因而更知名了。狄青以战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等。
　　庆历元年（1041），元昊派兵攻打渭州，逼近怀远城，行营总管任福领兵迎战，桑怿为前锋，中西夏军埋伏，于好水川西的羊牧隆城附近，被打得大败，任福、桑怿皆战死。庆历二年（1042），西夏军再次进军定川，宋军大败，总管葛怀敏战死，西夏军队直抵渭州城下。这时，仁宗急调狄青前去应战，狄青到达前线，乘对方不备，短兵相接，一举把西夏军打得大败。这时，由于西夏正逢旱灾，财力不济，又加之连年战争，死伤极多，元昊已无力攻宋，只好息兵。狄青以军功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移真定路副都总管。不久，迁侍卫亲军、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候，历惠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保大军节度观察留后，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遂领彰化军节度使，又知延州，不久召为枢密副使，加检校司空。
　　皇祐四年（1052），南方广源州侬智高起兵反宋，攻陷邕州、横州。由于州府地方毫无防备，侬智高很快占领了横、贵、藤、梧、康、端、龚、封八州，并继续包围广州，东南大骇。这时，朝廷深为忧虑，宰相庞籍推荐狄青。狄青也慨然上表请行。于是狄青除宣抚荆湖南北路，还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岭南诸军皆受狄青节制。当狄青向广南进军之际，广西钤辖陈曙偕同殿直袁用，提步兵8000 人，盲目袭击侬智高，结果大败于昆仑关。狄青集将佐于幕前说：“令之不齐，所以致败”①。决定将陈曙、袁用等军校32 人斩之，以整肃军纪。
　　皇祐五年（1053）春正月，狄青率军夜度昆仑关，袭击侬智高。侬智高① 《宋史》卷290《狄青传》。
　　① 《宋史纪事本末》卷31《侬智高》。
　　的据点在昆仑关下的归仁铺。狄青表面上休整军队，暗中则自将前军，孙沔将次军，余靖殿后，以一昼夜到达昆仑关。次日黎明交战，再次大败侬智高。侬智高由合江口败走大理，广南基本平定。在宋军入城收拾战场时，发现有一具尸体穿着金龙衣，众以为此尸就是侬智高，可以上奏请功。狄青却拒绝这样做，说：“安知其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②这种不虚美、不贪功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后来查明，侬智高果然逃到了大理。两年之后大理国杀侬智高，由余靖函其首级送至京师。狄青以平定广南之战功，拜为枢密使。
　　狄青在枢密使任上四年。至和三年（1056），受谣言中伤，罢为护国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嘉祐二年（1057）三月，狄青病死，终年48 岁。死后赠中书令，谥武襄。
　　第二节郭逵郭逵（1022—1088），字仲通，祖籍钜鹿（今属河北）。宋初，其先人徙居京师，后卜葬洛阳，遂定居。父郭斌。郭逵以父荫补北班殿侍。宝元、康定年间，西夏元昊扰宋朝沿边州郡，郭逵兄郭遵为延州西路都巡检使，被西夏兵杀死，宋廷优恤，录郭逵为三班奉职。时范仲淹正任陕西都部署，郭逵即隶其麾下，待他如子侄一般。
　　郭逵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有战略眼光，为众佩服。当时，有这样两件事反映了郭逵的才智。一是军中议论攻西夏取灵武。郭逵表示反对，他说：“地远而食不继，城大而兵不多，未见其利。”①结果出师不久，泾原任福全军覆没。众佩服郭逵有先见之明。二是对将领葛怀敏的看法。郭逵认为他“喜功徼幸，徒勇无谋”，故“他日必败朝廷事”②。不久，葛怀敏果然兵败身死。由此郭逵被众誉为知兵者。后调任真定兵马监押，平保州兵变。
　　郭逵办事，极为精细认真。庞籍镇河东时，以郭逵权知忻州。这时，契丹来使请求割取天池庙地。庞籍久不能决，于是委托给郭逵处理。郭逵查阅有关文书档案，发现有一通太平兴国年间契丹写给天池县的信，提到：“遥祀天池庙有应，以属南朝地，未敢擅修。”③据此，向契丹使者出示信件表示拒绝，使契丹无法再争，大为折服。
　　嘉祐初年，湖北溪蛮彭仕羲反宋，郭逵加带御器械，为荆湖北路兵马钤辖兼为澧州知州。郭逵先抓获了彭仕羲的亲信，安置在自己身边为小史，并向他了解那里的山川地形和防务虚实。嘉祐三年（1058），即以小史为向导进兵围剿，连破罗城峒及贺府等二十多处险隘，攻拔新州，乘夜向彭仕羲的根据点桃花州挺进。彭仕羲弃城逃跑，余部皆降。郭逵以战功迁为礼宾使，徙荆湖南路兵马钤辖、邵州知州。累迁容州观察使、泾原路副都部署。
　　治平二年（1065），郭逵以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出领陕西宣抚使，判渭州。宋神宗即位后，迁静难军留后，改宣徽南院使，判郓州，又改镇鄜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朝廷拿不定主意。边将种谔接受了西夏嵬名山的② 《宋史纪事本末》卷31《侬智高》。
　　① 《宋史》卷290《郭逵传》。
　　② 《宋史》卷290《郭逵传》。
　　③ 《范太史集》卷40《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
　　投降，并攻取了绥州，但西夏人却杀死了宋朝官员杨定。朝廷舆论认为，应该放弃绥州，皇帝甚至下诏，要焚烧后放弃绥州。郭逵坚定地认为，绥州不能烧，也不能放弃，而应当坚守，用以安置嵬名山举族而归降的1.3 万人。因此郭逵果断地隐匿了诏书。不久，西夏提出用塞门砦和安远砦来交换绥州。郭逵认为这很可能是空口欺诈，他提出一个条件，即必须先行交出塞门、安远二砦，才可交移绥州。由于郭逵派出的使者有西夏西平王在祥符间写的一封信，证明塞门、安远二砦的界址在长城岭下，西夏使臣无法驳斥，此事遂以宋朝保有绥州而告终。朝廷下诏表彰了郭逵，说：“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①郭逵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
　　熙宁九年（1076）正月，交阯李乾德攻陷广南的邕州等地，朝廷拜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宣抚使，携同在鄜延与河东的旧将士，前往征讨。郭逵认为广源州是咽吭之地，兵甲精锐，不先攻取必有腹背受击之患。他又分析到刘应纪是彼方的谋主，不先擒刘应纪，则军声不会大振。于是确定了攻击重点的方针。一战而胜，刘应纪投降，军威大振。接着，又攻拔了决里隘，并乘胜攻取了桄榔、门州等地，与李乾德在富良江决战。李乾德无路可走，奉表请降。这时，郭逵原有的30万大军，由于冒着炎热进入瘴疠之地，伤亡逾半数，军粮也尽，虽一水之隔不能再进，乃班师回朝。后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闲居了十年。哲宗即位后，一度起知潞州，进广州观察使，知河中等职。以左武卫大将军致仕。元祐三年（1088）病故，享年67 岁。死后赠雄武军节度使。
　　① 《范太史集》卷40《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
　　第三十四章欧阳修第一节生平与政绩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幼年孤贫，依叔父家于随州。天圣八年（1030）举进士，擢甲科，调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交游，开始为“古文”，已负文名。
　　景祐元年（1034）入朝，为馆阁校勘。这时，范仲淹以言事被贬，在朝诸人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纷纷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贬。于是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令。
　　贬官夷陵，对他颇有好处。他后来在《与焦殿丞书》里说：“某再为县令，然遂得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为益。”又洪迈《容斋随笔》卷4记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私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这段记述又可为欧阳修贬官之后“周达民事，兼知宦情”的旁证。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复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辟欧阳修为掌书记。他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知谏院。这一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施行新政。欧阳修身居此职，于是连上奏疏，对于内政外交，无不极谏。现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10 卷。这些奏疏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的政论文章，所论者都是针对时弊的当务之急。
　　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权真定府事。在这期间，他便进一步调查情况，又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东奉使奏草》中有《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还有《论不才官吏状》，对于吏治得失，论述极详。与此同时，欧阳修对于西北边患，也曾多次上书。他就在《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唃厮啰札子》中说：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首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方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虏利急和之谋。见事何迟？虽悔无及！当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虏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
　　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重大的军事问题，也曾十分认真建议。在当时的和议问题上，具有眼光，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一个谏官，知无不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欧阳修一面反对言和，一面主张备战。对于军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失败。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此状一上，欧阳修遂为“群邪”所恶，造谣诬陷，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到了滁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为号。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在《与尹师鲁书》中写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徙知扬州。元祐元年（1049），移知颍州。
　　一年之后，又留守南京。至和元年（1054），召判流内铨，旋改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宋史》本传说：“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一知贡举，即痛抑“险怪奇涩之文”，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关于此事，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段记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歙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①嘉祐三年（1057），欧阳修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宋史》称他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参知政事。《宋史》称欧阳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②在这期间，欧阳修因“濮议”之争，蒙受“不根之谤”。他为了辩诬，连上奏札，请求根究蒋之奇对自己的诬陷，甚至“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于是治平四年（1067）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赐下“御札”，告以言者已被“降黜”，并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且云：“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经过这一次被诬，欧阳修对于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这样切直刚正的人，是不适于做官的。在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这之后，就更坚决求退。由于再三请求，终于得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后又知青州、蔡州。熙宁元年（1068）春在亳州时，曾上《乞致仕第一表》，此后又连上数表，请求致仕。
　　在这期间，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欧阳修时在青州，有《言青苗钱札子》，表述自己对于“俵散青苗钱”的意见。在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还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抑配”，二是“俵散秋料钱”。欧公在《言青苗第二札子》中有很透辟的分析。他说：臣窃见自俵青苗钱已来，议者皆以取利为非。朝廷深恶其说，遂命有司条陈申谕，其言虽烦，而终不免于取利。然犹有一说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见，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缺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19。
　　② 《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缺？直是放债取利尔。..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
　　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青苗钱作了具体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赞成的，是俵散“秋料钱”。对于“秋料钱”，他曾一面“奏陈”，一面“擅止”。未经批示而“擅止”，应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并未加罪。他在《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中说道：“虽具奏陈，乃先擅止，据兹专辄，合被谴呵。”
　　在这前后，欧阳修又曾屡上表札，请求致仕。熙宁四年（1071）六月，欧阳修终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随即回到颍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礼”，又召他“赴阙陪位”，他有《札子》辞谢。这时，他的身体确实十分衰惫了。因此，一年之后，熙宁五年（1072）八且病逝于颍州。著作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第二节“蓄道德而能文章”
　　曾巩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①。欧阳修自己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②又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③“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④看来欧阳修把道和文的关系看得十分密切。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讲到“学者有所溺”时，反对有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是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联系起来看的，但是他所谓“道”也不等于“百事”。欧阳修另有《与张秀才第二书》，对于道讲得比较具体。他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欧阳修的这些话，虽然从周公、孔子谈起，但最终是取其“切于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与宋代的道学家之“道”有所不同了。
　　欧阳修在这封书里还反对“诞者之言”，反对“以无形为至道”。“以无形为至道”指什么呢？是不是对道学家的批评呢？这里讲得不很明确，但在《答李诩第二书》里就更明确地批评宋代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学了。他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学者”，“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他认为，作为“君子”，应该“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理以为言。”欧阳修的这些话是反对宋儒性理之学的较早的言论。
　　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① 《元丰类稿》卷16《寄欧阳舍人书》。
　　② 《东坡后集》卷16《祭欧阳文忠公文》。
　　③ 《欧阳文忠公集》卷47《答吴充秀才书》。
　　④ 《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祖择之书》。
　　反对佛老。他有《本论》上下篇是专门辟佛的。上篇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认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他认为，“千岁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谓“本”，也就是“礼义”。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可以看出，辟佛，他与韩愈是一致的，但辟佛的方法，则有些不同。他在《本论》下篇还特别提到不必“火其书而庐其居”。但是，单靠“礼义”能否解决问题呢？所谓《本论》，实际上也仍是书生之论。这样的理论也并没有超过韩愈。所以苏轼说“论大道似韩愈”，甚至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①。
　　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尽管在行文之时，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气势磅礴，声色俱厉，但他那“容与闲易”、“不大声色”之中，也自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势。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想特点和风格特点。
　　欧阳修也不像韩愈那样急于作官，但他却很重视作个谏官。重视谏官，当然又同韩愈有些相似之处。例如韩愈写过《争臣论》，欧阳修也写过《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王安石所谓“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确实如此。尤其读后一篇文章，更可见其为人。在《上范司谏书》中欧阳修说：“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说：“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可以看出，欧阳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谏官，就是因为谏官能够“行其言”，也即是能够“行道”。在他看来，作个谏官。乃是“行道”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因此欧阳修对于谏官的要求很高。他说：“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贤者”时，他也就不能容忍。他的《与高司谏书》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就是因为高若讷丧失了做谏官的基本品质。
　　高若讷身为谏官，而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他不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这就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他说：希文（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恕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这篇文章可谓“气尽语极，急言竭论”，但又委曲宛转、极尽挖苦之能① 苏轼：《居士集序》。
　　事。话讲得非常明白，文写得非常艺术。千古文章，难得这样的佳作。
　　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础，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他在《与尹师鲁书》中曾经讲到“士有死不失义”，大义所在，就不该“俯仰默默”。于是，敢说敢骂，就成了他这篇文章的特色。当然，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要冒着风险的。正是由于这篇文章，他也遭到贬谪。
　　欧阳修并不因此而消极。此后他还是继续写这样的文章。庆历三年，他被推荐而作了谏官。一有这个“行其言”的机会，他便知无不言，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字。到了庆历五年，当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因“朋党之议”而相继罢官时，欧阳修便立即义正词严地写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直接同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诏书”相对抗。
　　也就在这期间，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论”当作“议”），驳斥“朋党之说”。他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于是他说：“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这篇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替他讲话，并没有个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成的。因此，所谓同党，不过是同道而已。这是可以从他的很多文章看得出来的。如有一篇《读李翱文》，就是赞扬“以天下为忧”的作品。这篇文章里赞赏李翱不愿叹老嗟卑而忧以天下，并且联系宋朝的现实发表了评论：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在欧阳修看来，宋朝的天下是比唐朝的天下更可忧虑的，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如有以天下为忧的人如范仲淹等，又都遭到贬斥。文章所谓“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云云，是深有愤慨的话。欧阳修的这种愤慨之情，随时都有发泄。《尹师鲁墓志铭》也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墓志》首先讲尹师鲁的文学、议论和才能，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欧阳修所更强调的，是他为人之“大节”。他说：“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于是欧阳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这一方面。文章说：“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谏官御史不肯言”，尹师鲁则挺身而出，“愿得俱贬”。这种不怕丢官、勇于仗义的行为，是欧阳修十分赞赏的。
　　从《尹师鲁墓志铭》这类文章来看，欧阳修所说的“道”，也就是为人的“大节”。从为人的大节来看，欧阳修的道虽然和韩愈相似，但也有和韩愈不大相同的地方。例如韩愈贬官之后，他那直言敢谏的气概便有所收敛，不似贬官之前。他在潮州写的《谢表》、《祭鳄鱼文》等，骨气就很不够了。欧阳修不然。他对韩愈本是非常推崇的，但他对于韩愈的这一表现也很不满意。在《与尹师鲁书》中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是对韩愈很痛心的批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气。他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说，不要作韩愈那种“戚戚怨嗟”的文章。
　　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他在滁州所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就没有“不堪之穷愁”，只讲“山水之乐”。例如《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欧阳修有《答李大临学士书》说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正是他的为人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而寄情山水。
　　总的看来，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欢论道，哪怕是传记文或游记文，也往往夹些论道的成分。这是宋代文章的一个特征，不止欧阳修一个人如此，曾巩、王安石、苏轼无不如此。不过，欧阳修的文章写得自然，论道而不说教，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宋代，除了苏轼，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第三节博古通今之学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曾称尹师鲁“博学强记，通知古今”。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但在欧阳修自己，足以当之。他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学者。于经学有所发明，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学且有开辟之功。
　　欧阳修的经学，曾受唐人影响，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唐人的经学，在魏晋六朝之后，思想是比较开阔的，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如啖助、赵匡、陆淳之于《春秋》，就打破了三传的门户之见。但一般说来，唐代的诗人作家，不治经学。宋代不同了，欧阳修对于《春秋》、《诗》、《易》，都有研究。苏辙曾经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①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本义》也曾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提要》对宋儒① 苏辙：《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的“新义”是有所不满的，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欧阳修治经，对于尔后的“宋学”，起了“发难”的作用，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小。《提要》又说欧阳修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也不是随意翻新，而是“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这些话比较符合欧阳修所著《毛诗本义》的实际。
　　欧阳修在经学上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于《诗》，而在于《易》。他曾认为《易》之《系辞》不是“圣人之作”。他说《系辞》里的“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取卦体以为答也。亦如《公羊》《榖梁》传《春秋》，先言何曷，而后道其师之所传以为传也。”②欧阳修还认为，不仅《系辞》不是“圣人之作”，另一些篇章也非“圣人之作”。他在《易童子问》里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在《易或问》里也说：“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里巷人之语也。”在欧阳修看来，古书之托为“圣人之作”者，往往是后人所作。这是符合古代书籍的实际情况的。但是，欧阳修的这一见解，曾经长时不为人们所接受，他曾深有感慨地说：“余谓《系辞》非圣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说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由此可见，欧阳修的这一见解，在当时是很大胆的。
　　欧阳修又不止怀疑过《易》之《系辞》等等，他对于别的经书，也常常信经而不信传。他在《春秋论》里就说：“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书，予不知也。”又在《春秋或问》里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他的这些看法，当时赞成者不多，但他十分自信。他说：“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①由此看来，欧阳修在经学上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确是独到之见。
　　欧阳修在经学方面虽有很多大胆的创见，但他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却是谨慎的。例如他对毛郑之诗虽有疑难，却并不随意改动二家之说。他说：“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①虽有怀疑，却不轻为改易，这种治学态度是很严肃的。其所以如此，又同他的治学目的很有关系。据说他治经学，是“务究大本”，而“不过求圣人之意以立异论。”②所谓“大本”，就是“圣人”立言的本意。欧阳修是个又迂又直的儒者，他虽不满“后儒”，却很迷信“先圣”。因此，他的治学目的，就是要弄清“先圣”的思想实质，并不想自己标新立异。他还有个看法是：“圣人之言，去② 《欧阳文忠公集》卷65《传易图序》。
　　① 《欧阳文忠公集》卷43《廖氏文集序》。
　　① 《欧阳文忠公集·诗谱补亡后序》。
　　② 韩琦：《欧阳文忠公墓志铭》。
　　人情不远。”他所不满后儒的，是因为他们“未得其真”。他也不是毫不尊重后儒的意见，他曾说过：“然亦当积千万人之见，庶几得者多而近是。”③他只是反对那种离开经的本义而擅自为说的人。他说：“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④因此，他主张对于“杂乱之书”，要能“指摘其谬”，做到“功施后世”，“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这也是治学的一个可贵的态度。
　　欧阳修的史学造诣，尤为世人所称。在“二十四史”当中，欧阳修所参与编修的，竟达两部，其中《新五代史》，且属个人专著。这在古今史家当中，成就是很突出的。欧阳修平生是有志于史的，他说过：“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①他与尹师鲁商量写作《五代史志》时又说过：“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②欧阳修是相信《春秋》的褒贬义例的，因此，他所谓“善善恶恶之志”，也就是要学《春秋》的褒贬。他认为五代之乱，有如春秋。他说：“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有足叹者。所以他于《新五代史》每篇发议，几乎都以“呜呼”冠于篇首，寄以无穷的感叹。欧阳修作史，目的也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北宋前期的文人学者，凡是关心世事的，大抵留心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系现实，引为教训。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此。
　　欧阳修作史于宋代，而要依仿《春秋》的义例，自然难免迂腐之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于《春秋》的义例，也自有取舍。例如他于五代之梁，多所贬抑，却不以为“伪”。他在《梁本纪》中发议论说：“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失《春秋》之旨。..予应之曰：..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这就是说，事实是什么，便写什么。为君为篡，各传其实。这样的义例是可取的。
　　在写法上，《新五代史》也有异于《春秋》的地方。欧阳修自有义例，例如《司天考》不书灾异，他发端即声明道：“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他认为《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但“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因此，他只讲“人事”，不讲“天意”。他对于秦汉以来史书之记灾异、讲天人感应，是不赞成的。他说：“呜呼，圣人既殁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可以说，《新五代史》不书灾异，不讲天人，这在中国历代史籍中是个创举。义例虽依《春秋》，却又“不得不异乎《春秋》。”依《春秋》未免迂腐，而异乎《春秋》，则是科学的态度。
　　《新五代史》总结前代经验、引为鉴戒的事例很多，其中《唐六臣传》之论朋党，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③ 《欧阳文忠公集》卷69《答宋咸书》。
　　④ 《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徐无党第一书》。
　　① 《欧阳文忠公集》卷39《王彦章画像记》。
　　② 《欧阳文忠公集》卷67《与尹师鲁第二书》。
　　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予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可不鉴哉！可不戒哉！
　　这一段话也等于一篇《朋党论》，比《朋党论》的论据更加具体、更加充分。这显然是有为而发的史论。其目的不止于垂鉴戒、示后世，更直接的目的是借古讽今，依据史实，痛贬时弊。欧阳修给尹师鲁的信中所谓“粗伸其心”者，于此可见。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四夷附录》所论兵事。欧阳修说：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强弱。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倖一胜。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为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者所可识也！
　　这一段话要和欧阳修另外谈论兵事的文章合看。欧阳修始终反对军事上因循苟且，主张备战出攻。尤其是在《言西边事宜第一状》中，更说到用兵的时机问题。他总结庆历以来用兵的经验教训，指出“往年已验之失”，提出“今日可用之谋”，认为应定“出攻之计”，要用“制人之术”。不要“处处为备”，致使“我劳彼逸”；而要“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他认为这时只有进攻，才能防守。但宋朝廷始终委曲求和，不但不能攻取十四州的土地，而且还要赂以大量的银帛。欧阳修对于宋统治者的懦弱无能，是十分不满的，而对于后周世宗的奋发有为，则是十分钦佩的。他对后周世宗不幸而“遇疾”，以致“功志不就”，非常痛惜。他是希望宋朝能够继续这样的功烈的。像这样的议论，讲的是历史，针对的却是现实。文章最后批评“守常者”，其实也正是对宋朝因循积弊的指责。
　　著书以垂鉴戒，是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主要目的。这在北宋当时是有其政治原因的。北宋时期的一些关心国事的文人学者，一般都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欧阳修如此，其他史家如尹师鲁、司马光，也是如此。他们的注意之点都在治乱兴衰，而不在典章文物。因此，欧阳修也好，司马光也好，其所记述的重点，都在政治得失，而不在文献存亡。作为一代之史来要求，这确是个缺陷；但作为一家之言来看待，这也正是一个特点。《新五代史》不详典章制度，能否由此便说欧阳修不重视历史文献呢？从欧阳修的全部学术造诣来看，事实也并不如此。事实上，欧阳修对于古代文献还是非常注意的。所著《集古录》就是明证。
　　欧阳修曾经说过：“君子之于学，贵乎多见而博闻也。”①他于治史之外，颇勤于收集金石器物。有时得一“古器铭文”，竟至“惊喜失声”②，因此收集相当丰富。他在《集古录目序》里说：“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① 《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叔高父煮簋铭》。
　　② 《欧阳文忠文集·与刘原父书》。
　　传，莫不皆有。”不仅“轴而藏之”，而且“撮其大要，别为录目”，著为“跋尾”，成为一部空前完整的金石录。这在当时是一门新的学问。在他以前，没有人这样认真地做过。他曾说：“自予集古录文，时人稍稍知为可贵，自此古碑渐见收采也。”③由此可见，《集古录》之作，实有开创之功。欧阳修著《集古录》，也并不是完全像他在《集古录目序》中说的，只是因为“性颛而嗜古”，而是别有目的。他在《唐孔颖达碑》的“跋尾”中又说过碑中文字“可以正传之谬”，“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又在《唐盐宗神祠记》的“跋尾”中说：“余家集古录文，不独为传记正讹谬，亦可为朝廷决疑议也。”就是说，既可以之正史，又可用以决疑。于史有补，于时有益。这是欧阳修自己明言的目的。但《集古录跋尾》之作，还有一个没有明言的目的，是排斥佛老。证据是很多的。例如《华阳颂》是涉及唐玄宗的迷信事迹的。欧阳修借此对佛老二氏进行了强烈的攻击。他说：玄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
　　唐玄宗是个奢淫的帝王，却妄称上清弟子。欧阳修认为，即使世上真有神仙，也不会收录玄宗这样的徒弟，何况根本没有神仙！这里首先对唐玄宗其人作了鄙夷的讽刺。然后又说：甚矣佛老之为祸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说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使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
　　这几句话，是唐宋两代排斥佛老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这是欧阳修借跋《华阳颂》而发挥的一篇精辟的见解。唐玄宗之所以自称上清弟子，就是因为其人一生富贵已极，于是便比常人更加贪生畏死，希望长享人间富贵。而佛教讲“无生”，道教讲“不死”，正是迎合贪生畏死者的欲望的。从傅奕、韩愈等辟佛以来，像欧阳修这样一针见血地揭破佛老二氏理论的，一直还没有过。
　　第四节“余事作诗人”
　　《六一诗话》中有这样的话：“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欧阳修称韩愈的话，也可用来论他自己。欧阳修于诗文词赋虽然都有成就，但他平生最下功夫的，是在文章，而不在诗词。当然，以诗而论，亦有新的特点。
　　欧阳修的诗，首先是继承韩愈，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是以议论入诗。以议论入诗，《诗三百篇》中早已有之。真正形成特点是从韩愈开始。欧阳修就是代表这种特点的较早的宋诗作者之一。欧阳修“以文为诗”，不仅表现在以个别文句入诗，如《酬诗僧惟晤》：“诗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食糟民》：“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明妃曲和王介甫》说：“胡人以鞍马为家”；《鬼车》：“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等等，而且表现为几乎全篇的散文化。如《赠李士宁》：“吾闻有道之士，游心太虚，逍遥出入，常与道俱。故能入火不热，③ 《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后汉樊常侍碑》。
　　入水不濡，尝闻其语而未见其人也，岂斯人之徒欤？不然，言不纯师，行不纯德，而滑稽玩世，其东方朔之流乎？”这几句话，说是诗，固可；说是文，也未尝不可。
　　欧阳修“以文为诗”，还不仅表现为杂以文句，而更表现为用诗来议论时事，用诗来写政论。例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有云：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遽陈。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废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浸隳颓，纪纲遂纷纭。...像这样的诗意，在他的一些政论文章里都可看到。例如：《本论上》云：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
　　又如《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共以恭谨敬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百职不修，纪纲废坏。..两相比较，不过一为散文，一为韵语，表达的方式不同，其实都是政论。用诗来发议论，还不是诗的功能，至少不是诗的主要功能。诗应该主要用于抒情，而不是用于议论。即使是议论，也应该是为了抒情的议论，而不是旨在说理的议论。
　　欧阳修写诗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也许不是像韩愈那样“以诗为文章末事”，因为他对诗歌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是用于文章，尤其是用于议论文章。写诗好发议论，恐怕也是受了文章的影响。欧阳修的这一类诗，一般说来，写得都不很好。
　　欧阳修的诗的特点，于“以文为诗”之外，还有形式自由的一面。苏轼说他“诗赋似李白”。他的很多诗篇，写得自由奔放，很有李白的气魄。例如《太白戏圣俞》：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李白高歌行路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太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己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这首诗的题目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从这首诗的形式看，学习李白的痕迹比较明显。此外，欧阳修还有一首《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传说他自己对这首诗相当自负，梅尧臣对这诗也特别欣赏。这只是一首骚体的作品，命意遣词都像李白，但不如《李白戏圣俞》那一首的自然奔放。欧阳修诗的佳作，还不在于这些学韩愈、学李白的篇什，而是他的另外两类作品。一类是像《班班林间鸠寄内》和《重读徂徕集》等，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感情充沛，出于自然。如《重读徂徕集》：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
　　这一类诗也是写得自由流畅的。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和那专发议论者不同，议论之中，倾泻着情感。这类作品在风格上是和杜甫接近的。赵翼《瓯北诗话》曾举欧阳修的《崇徽公主和蕃诗》中“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说是“英光四射”；又举他的《送杜岐公致仕》中“貌先年老缘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说是“沉郁深挚，即少陵集中亦无可比拟。”赵翼的这些评语指出了欧诗的精粹所在。
　　另一类是《田家》、《别滁》等小诗，写得平淡清新，真切有味。如《田家》：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又如《别滁》：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这样的诗，是同北宋初年“西昆体”相对立的新风格。当时同“西昆体”对立的还有梅尧臣、苏舜钦的作品，欧阳修对梅苏二人是很推许的，但欧诗的成就实在梅苏之上。在所谓“梅欧体”中，欧诗有梅诗的“清切”，却没有梅诗的“古硬”。自然流畅，是欧诗的主要特征。
　　欧阳修诗的风格对于他的词风也是有影响的。一般说来，欧词尚有前代词人的余习，他在同代的词人当中似与晏殊有些同调。欧阳修平日对晏殊的为人也是称赞的，不过，二人的作风实有不同，词风也并不相同。晏词风流蕴藉，而欧词则一如其诗，也有平淡和沉郁两方面的特征。如《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见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这一首不是欧词中最好的作品，但代表着平淡的特点。其他如“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蝶恋花》），“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蝶恋花》），等等，则于平淡之中饱含着深情，是比较出色的作品。
　　欧词另有些作品是近于沉郁的。如另一首《采桑子》：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
　　又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像这样的词在北宋时期算是写得相当沉郁的。当然也有些颓放。不过这颓放也自有苦衷，“一饮千钟”，不是故作豪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举他的《玉楼春》中“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等句，说是“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所谓“沉著”，也即是沉郁。欧阳修表面放达，其实感情执著得很。这在他的诗里词里都是有所流露的。
　　还有，欧阳修写诗，常常发表议论，而写词，却只是言情。宋代一些作家既然“以文为诗”，于是便将诗的抒情功能一寄于词。欧阳修也正如此。他作诗不免“载道”，而写词则只是“言志”了。如《生查子》就是一篇有名的言情之作：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欧阳修的这类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另一侧面。感情深挚，也比较健康。
　　他当然还有“玉如肌，柳如眉”一类的句子，对于这些，也不必视为“艳语”而为之辩解；更不必谬称“诗人气质”而证以“风流韵事”①。其实欧阳修的一生，比较能自检束，他的为人出处，是和某些才子文人有些不同的。
　　诗词之外，欧阳修还写过一些短赋。其中一篇《秋声赋》，已经成为历① 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年版，第598 页。代传诵的名篇。抒情状物，极有特色。是一篇赋体的散文，也是散体的诗歌。这种体制，前所未有。其艺术成就，在宋代，除了苏轼的《赤壁赋》，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像这样的作品，在欧阳修的全部著作中，仍属“余事”。欧阳修的成就是不是就止于这些呢？此公早衰多病，四十之年，“苍颜白发”，并非虚语。他晚年写给王安石的信里曾说：“大惧难久于笔砚，平生所怀，有所未尽。”果然，致仕一年，就逝世了。他平生所要完成的事业，恐是有所未尽的。这当然是可惜的事。但尽管如此，他的成就还是巨大的。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后代的，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我以为还有一点是更为可贵的，即：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学者，他还留下了正派的作风、朴实的学风和平易的文风。
　　欧阳修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为了国计民生，敢于直言极谏，不怕贬官，不避刑戮。骂高若讷，驳吕夷简，其意气之盛，至今令人神往。及遭陷害，力请辩诬，襟怀坦然，难进易退。正如韩琦所称赞的那样：“公之进退，远迈前贤。合既不苟，高惟戒颠。”①也正是由于具有这样正派的作风，才具有朴实的学风。他作学问，力求真实，不立异论。为学如此，为文也是这样。他主张文章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②反对“好为新奇以自异。”③他既不赞成唐代元结和樊宗师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矫当时“以诡异相高”的所谓“太学体”④。欧阳修自己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古人所谓“其身正，下令而行”，欧阳修自己的文风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① 《王文公集·祭欧阳文忠公文》。
　　② 《欧阳文忠公集·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③ 《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唐韦维善政论》。
　　④ 《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第三十五章曾巩第一节生平政事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① 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② 《宋史》卷319《曾巩传》。
　　③ 《元丰类稿》卷51《墓志》。
　　④ 《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⑤ 《宋史》卷319《曾巩传》。
　　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
　　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
　　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第二节文学成就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
　　在《答李沿书》里他说：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
　　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又如《人情》诗云：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第三十六章宋神宗宋神宗（1048—1085），名赵顼，原名仲鍼，英宗赵曙长子。嘉祐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0 岁。
　　第一节起用新人，推行新政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亏空已达1570 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①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①，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②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③。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①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② 《宋史》卷312《韩琦传》。
　　③ 《宋史》卷313《富弼传》。
　　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①。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②。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③。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④。相反，熙宁三年（1070）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神宗在即位之初，耳闻目睹积贫积弱的困境，望治心切，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节新政维艰，元丰改制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熙宁七年（1074）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首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①。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虽然熙宁八年（1075）二① 《宋史》卷314《范纯仁传》。
　　② 《宋朝事实类苑》卷5《神宗圣训》。
　　③ 《续资治通鉴》卷67，神宗熙宁三年。
　　④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①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专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①，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076），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一开始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②熙宁七年八月，则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韩琦诏书和汤药③。熙宁六年（1073）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④。元丰三年（1080）文彦博朝觐，神宗“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①。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②。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077）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082），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8，熙宁九年。
　　② 《宋史》卷312《韩琦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
　　① 《宋史》卷313，《文彦博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3，熙宁七年。
　　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1081），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青铜峡东）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 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①。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 万两、绢15 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死后葬永裕陵。子赵煦嗣，是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②，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支持王安石变法，抑制了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使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得到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大改善。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确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
　　① 《续资治通鉴》卷77，神宗元丰五年。
　　② 《宋史》卷16《神宗纪》三。
　　第三十七章王安石章惇第一节王安石（附吕惠卿）
　　王安石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父王益，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历任州、县官，天禧五年（1021）任临江军（今江西樟树西南）判官时，王安石出生于官舍。王益于宝元二年（1039）死于江宁府通判任上①，故江宁为王安石第二故乡。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其时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积极创导古文（散文），还与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对传统的儒学“汉学”进行革新，是创导新儒学“宋学”的先行者，“自欧阳子（修）出，天下争自濯磨”②。王安石在扬州的此后数年中，致力于学术研究，蔡卞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王）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淮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①，开始了“宋学”三大学派中，最早形成为学派的“新学”学派的创建活动。庆历七年（1047）初，王安石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当年即出巡视水利修建情况，“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②。他在任时期，“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又曾“贷谷与民，以激奔竞之风，俾新陈相易，邑民便之”③。这些措施，可说是为以后进行变法改革积累了实际经验，也是新法中农田水利法与青苗法的先导。历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嘉祐元年（1056）归朝任群牧判官时，声名已著。欧阳修早年创导古文后，名家辈出，王安石是早期追随者之一。翰林学士欧阳修于同年七、八月间，向朝廷推荐人才时，对王安石作了全面评价：“太常博士（寄禄官称）、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④。极其称许王安石的学问文章。次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以古文录取进士，“场屋之习，从是遂变”⑤。其中苏轼、苏辙即是首批以古文考取进士者之一。被后世称为“古文运动”的文学改革，终于取得胜利。王安石也被后世列入以韩愈、欧阳修为核心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三年（1058）十月，王安石历任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之后，归朝任财政机构三司中管理国家财政收支的主要属官度支判官，使他得以进一步了解到当时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于是针对当时弊端，向宋仁宗上了著名的万言《言事书》，极陈当世之务。他全面阐述改革的思想，要求及早进行改革。但是，既没有被宋仁宗采纳，也没有引起执政大臣的重视。
　　①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1《先大夫述》。
　　②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首，苏轼：《居士集序》。
　　①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4 下，王介甫《临川集》。
　　②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35《鄞县经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③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④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0《再议水灾状》。
　　⑤ 《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任知制诰（属舍人院），参与起草一般诏制（外制）。后又兼纠察在京刑狱，纠察首都开封府及三司、三衙（殿前、马军、步军司）等机构，判处徒刑以上误判的案件，并对死刑犯进行录问。嘉祐七年（1062），发生有人饲养的斗鹑（鹌鹑），其同伴想要，在主人不给的情况下强行拿走，主人追到时踢了一脚，导致偷者死亡事件。开封府判鹑主人死刑，王安石复审后认为：“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盗）虽死，当勿论。（开封）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开封府不服，后经审刑院、大理寺复议，以开封府所判死刑为是。王安石即因复审失误而被认为有罪，宋仁宗下诏“放罪”，不予追究。按惯例王安石要到殿门谢恩，王安石认为自己按律复审，没有错，不肯去谢恩，“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①。这是王安石首次要求依法审案的事件，虽然失败，但王安石要求依法办事、依律审案的思想，贯彻了他后来整个执政时期，对推进与确立封建法治，具有重大意义。十月，王安石改兼同勾当三班院，参与考核、除授低级武官。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同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去世，归葬于江宁，王安石辞官守丧，一面进行学术研究，同时聚徒讲学，传播他的学术观点。治平元年（1064），阐述了他学术观点：“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并且叹息道：“呜呼；道之不一久矣。”①期望他创导的道德性命之理有助于“道一”。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去世，太子赵顼（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在即位前为淮阳郡王、颍王时，韩维任王府记室参军；立为皇太子后，韩维又任太子庶子，每逢赵顼称许他的说法时，韩维说：“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②，又推荐王安石代替他任太子庶子，赵顼对王安石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位后，随即命王安石就近出任江宁知府。九月，即被召赴京任翰林学士，担负起草重大诏令（内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与知枢密事陈升之（旭）一起，兼领新创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进行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变法改革。陈升之于同年十月升任次相（集贤相）后，枢密副使韩绛接替陈升之兼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七月，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采取节省运输费用、降低购价、有计划地调运的原则，既保证了官府支出，又节省了开支。九月，又推出青苗法，是由农户自愿向官府借贷，加息二分或三分，粮食收获后纳税时归还，以免借贷地主、商人的高利贷。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用以奖励各地官府、农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熙宁三年（1070）五月，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其职权收归中书（宰相府）。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同日升任宰相。此前二日，颁布《畿县保甲条例》，在首都开封府的属县试行保甲法，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都·副保正，主、客户每户二丁以上抽一人任保丁，每一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巡警，保内实行联坐法，维护地方治安；对保丁进行训练，部分地代替军队，以达到减少军队，节省军费，以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7，嘉祐七年十月甲午。
　　① 《王文公文集》卷34《虔州学记》。
　　②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后推行于全国。同月，还在开封府属县试行免役法（募役法），向原服差役的农村上三等户征收免役钱，向其他户及原先不服役的官户等减半征收助役钱，免去原先按户等轮流到官府中服的差役（旧役法称差役法），改由官府出钱（以所征免役钱支付）募人服役，以使农户不为差役所困，后也推行于全国。
　　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提出进行科举改革，不再考诗赋、帖经、墨义等，而专考《五经》与《论语》、《孟子》，以及论、时务策，以求录取有用的人材；并废明经等诸科，改设明法科，专考律令、《刑统》大义及判案。熙宁六年（1073）三月，首次按新规定进行考试时，报考明法科的不多，为了改变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又规定除进士前三名外，都要加试法律。次年三月，又进一步规定自第一名以下，都要加试明法科考试的内容后，才能出任官职。还在国子监设立律学。王安石在任执政以后，不仅自己仍坚持依法判案，此次科举及教育改革，即在于要求官员知法，并依法判案、行事。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史，曾作了如下著名的论断：“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即是指出古代的法律由汉代的人治，经唐代的人治与法治兼行，到宋朝进入法治时期。而对于宋的法治，陈亮更具体地指出：“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也就是说宋朝的法治时期，实际上起于宋神宗时，而这正是由王安石此次科举改革开始的。尽管封建法治仍存在许多弊端，但正如陈亮所说：“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①，说明即使弊端百出的法治，也是取决于长官意志的人治所不能企及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人治走上法治时期，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体现。这正是在王安石的创导下开始的。南宋中叶，与陈亮大体同时的著名藏书家晁公武说：“皇朝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②，说明这在宋代是人们的共识。
　　熙宁四年十月，本着王安石在二月初进行科举改革时所说的“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③，扩建太学校舍，并进行教育改革，在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从优秀太学生中直接选拔官员。熙宁五年三月，又在首都实行市易法，后推行于杭州、广州、扬州等主要城市，由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商贩以财产抵押向官府赊购货物以贩卖，用以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防止物价暴跌暴涨。同年五月，又在开封府属县推行保甲养马法：次年推行于北方诸路，由民户自愿养马，每户一或二匹，由官府供马或给钱买马，每匹免除部分折变缘纳钱十四贯四百文的优惠，以解决军马缺乏问题。同年八月，又实行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以肥瘠分为五等纳税，以农户实际拥有亩数负担赋税，以解决农户卖田后仍负担田税，以及富户隐瞒田产偷税问题。为了改革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形成军队战斗力低下的状况，熙宁元年六月，曾“以京东武卫六十二指挥，分差主兵管（官）勾抽训练，此时已有置将规模”①。熙宁七年九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颁布了“将兵法”。
　　熙宁六年八月，首都开封府又实行免行法，各工商行户出免行役钱后，① 《陈亮集》卷11《人法》、卷12《铨选资格》，邓广铭编校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 年版。前此论著没有以之论述宋代法律史，参见丙编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
　　② 《郡斋读书志·后志》卷1《断例》。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癸丑注。《宋史》卷195《兵志》九。不再向官府无偿提供物品或服劳役。王安石急风暴雨般地不断推出改革的新法，遭到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广泛反抗。次年四月，适逢久旱，太皇太后（仁宗皇后）曹氏和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依据他们亲属反映实行免行法的不实情况，安上门监官郑侠又绘“逃荒者图”，并称：“旱由（王）安石，去安石，天必雨”，两太后“见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乱天下”②，其他守旧派官员也都把久旱归罪于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王安石受到巨大压力而不得不自请辞相，于是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使新法能继续施行。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但韩绛很快发现吕惠卿乘机打击王安石，想取代王安石，于是向宋神宗建议重新起用王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出任首相（昭文相）。熙宁六年三月，为了解决太学生的教科书问题，在国子监内设立修撰经义所。王安石自撰《周礼义》、王雱与吕惠卿参与修撰《诗义》、《书义》，并由王安石通改定稿。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这是最早对《五经》进行新的解释，所以当时“天下号曰‘新义’”③，合称《三经新义》，熙宁八年六月，修撰完成，颁于太学，用作统一思想的教科书。《三经新义》的撰成，标志着王安石创立的新儒学学派的完成，相对旧儒学“汉学”而言，被称为“新学”，新儒学史称“宋学”，是思想意识革新的产物，而“新学派”又是宋学中的第一个形成的学派，王安石后封荆国公，因而称“荆公新学”。熙宁八年八月，韩绛因议论不合辞相，出任许州知州。吕惠卿也与王安石貌合神离，十月，出任陈州知州。
　　正当王安石变法改革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内部分裂之际，熙宁八年九月，交阯（今越南北部）开始进扰宋朝广南西路边境；利用因宋朝改革引起守旧派不满，到处张贴榜文，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①。在交阯先后攻占廉州（今广西合浦）、钦州（今属广西）等地的形势下，同年十二月，王安石亲自草拟讨伐安南（交阯）的诏书。熙宁九年二月，宋军开始反击；十二月，宋军攻抵富良江（今红河）北岸，后在交阯求和的要求下退兵。
　　就在宋军开始反击战争进行不久，王安石的爱子王雱于同年六月病死，本已有病的王安石，悲伤不已，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又再请求辞相。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派官员置新法中民户自愿原则于不顾，强制推行新法，虚报成绩，互相攻击，争权夺利，乃至贪污腐化也不断发生，给守旧派攻击王安石以种种借口；加上宋神宗对于改革也已有了自己的设想，对王安石的改革意见也不像改革之初那样言听计从，王安石辞相的意志坚决，宋神宗也想由自己直接主持改革，于是在反击交阯战争尚未结束的当年十月，王安石罢相，以领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使相衔出任判江宁府。但王安石回江宁后却并不赴任，而是多次请辞使相衔及判江宁府职事，领宫观闲差以养病。熙宁十年六月，被免去判江宁府职衔，仍以使相衔，充集禧观使，在江宁府居住养病。元丰元年，在王安石坚请下罢去使相衔后，另加观文殿大学士衔。后加封舒国公，元丰三年改封荆国公。王安石自领宫观闲② 《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王荆公安石传》；《宋史·王安石传》。③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1，熙宁九年十一月癸丑。
　　差后，在养病的同时继续行学术研究，除撰写《字说》外，对颁行的《三经新义》进行校阅，元丰三年八月，将发现的错字及删改文字奏报朝廷改正。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0 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同年五月，守旧派首领司马光出任执政，次年又升任左相，而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看到守旧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及将要废除所有新法，改革成果被毁于一旦，本已有病的王安石忧心如焚。同年四月，终于一病不起，享年66 岁。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后人辑《周官（礼）新义》等传世。
　　绍圣元年（1094），配享神宗庙庭，后追谥“文”。崇宁三年（1104），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追封为舒王。靖康元年（1126），降配享为从祀孔庙。建炎三年（1129），罢配享神宗庙廷。绍兴四年（1134），罢舒王封号。淳祐元年（1241），罢从祀孔庙。这些变化，反映了王安石身后及所创立“新学”学派的政治学术地位演变的情况。“新学”自熙宁时开始形成“宋学”中最早，也是最大的学派，元祐时虽被禁止，由于“宋学”的二程理学派、苏氏蜀学派还是相当小的学派，在学术界影响不大，王安石新学派的地位因而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二程理学派在南宋绍兴初年，虽受到秦桧、赵鼎先后倡导，绍兴末年又为宋高宗所推崇，却仍未形成气候，新学派虽也受到打击，但仍是最大的学派。宋孝宗以后，理学派地位迅速上升，但直到理宗中叶，王安石的新学派地位虽逐渐下降，但在三大学派中，地位仍高于蜀学派而与理学派大体相当。只是在南宋危亡在即的理宗后期，理学派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新学派在被迫处于“邪说”地位后才消沉。
　　吕惠卿吕惠卿（1032—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州、军幕职官，后任三司检法官、集贤院校勘等职。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改革的领导机构，执政王安石、陈升之兼领（后改韩绛），吕惠卿任检详文字，参与草拟新法及有关奏章，成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熙宁三年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废罢，并其职权于中书，新法改由原是闲司的司农寺推行，吕惠卿改任同判司农寺。后因服父丧免职。熙宁五年十月，丧服除，任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成为宋神宗带有顾问性的人物，又兼任管勾国子监，主管教育事务。十二月兼同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成为监察中书（政府）办事机构的长官；数日后兼知制诰，参与起草普通诏令（外制）。次年正月，兼任权同知贡举，与曾布等主持科举改革后的首次科举考试。三月，王安石主持训释太学教科书《诗》、《书》、《周礼》，吕惠卿与王雱在国子监“直讲月轮两员供本经口义二卷”①，作为重要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参与修撰《诗》、《书》二经经义（熙宁八年六月在经王安石通改定稿后颁布）。五月，已任知制诰兼侍讲的吕惠卿兼权知谏院；六月，任新设的负责制造军器的军器监长官。七年正月，临时出任河北东路察访使，视察改革的进展情况；二月，又兼任负责实施改革的司农寺长官，三月，升任翰林学士，吕惠卿当时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成员，所以当四月间王安石不得已而辞去宰相（独相）时，除推荐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辛卯。
　　支持改革的故相韩绛为宰相（独相）接替自己外，即是推荐吕惠卿任副相（参知政事），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继续推行新法，“时号（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①。吕惠卿在王安石下野之初，确曾担心改革因此受到守旧派更猛烈的攻击，而尽力维护改革进程。但野心膨胀的吕惠卿已不满足于在王安石领导下作为改革派的主将，而是乘王安石下野之机，创立新法，作为取代王安石的阶梯。当年七月，认为旧五等丁产簿不实，“惟使民自供手实，许人纠告”②，重造新的五等丁产薄，以解决免役钱不均的问题，称为手实法。但因财产计算过细，不断引起邻里纠纷，“民不胜其困”。又将民户自愿请贷的青苗法，变成通过保甲系统强制发放青苗贷款，“使结甲赴官，不遗一人”，以致“上下骚动”。吕惠卿任用亲信，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凡可以害王氏（安石）者无不为”③。“又欲给田募役以破役法，..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④，宰相韩绛于是建议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十月，吕惠卿罢政出任陈州知州。王安石随即罢废“手实法”，青苗法也恢复自愿原则。吕惠卿后历任地方州、府长官，元祐时连遭贬降，哲宗亲政后及徽宗时再次出任地方长官。政和元年（1111），以观文殿学士领宫观致仕，同年死，终年80 岁。
　　第二节章惇（附曾布）
　　章惇章惇（1035—1105），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为人“豪俊，博学善文”①，胆识过人。嘉祐二年（1057），初次考取进士，因侄章衡考中首名，自己名在其下而不受敕；后又考取进士甲科。历商洛（今陕西丹凤西北）县令、雄武军（秦州）节度推官。治平三年（1066）十月，得到欧阳修的推荐，召试馆职，虽考试合格，但遭王陶攻击而未任馆职，改任武进（今江苏常州）知县。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副相（参知政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章惇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成员。四年三月，奉命相度渝州（今重庆）夷事并相度夔州路（渝州属本路）差役事务。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撤销，改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又兼详定编修三司令式及诸司库务岁计条例，参与制定财政机构的法规。并被派往邠州（今陕西彬县）调查处理案件，并命沿途了解陕西推行雇役（免役）新法及其他情况。他了解到陕西的支移税赋造成一路骚动而得益不多，于熙宁四年十月建议停止“支移”，同时提出采取粮价低时官府大量收购以备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往丰收地区就粮以解决军需，都得到神宗的采纳。
　　荆湖路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称南江（今湖南西部沅江上游）、北江①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七月乙卯；《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吕参政惠卿传》。③ 《宋史》卷471《吕惠卿传》。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0，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注。
　　① 《宋史》卷471《章惇传》。
　　（今沅江北部支流酉水），合称两江地区，时常发生部族冲突，其他地区的罪犯也不断逃入两江地区。因此，宋神宗认为在那里设立州、县政府，“非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王安石也认为：“非但弭患，使两江生灵得比内地，不相残杀。”①于是在熙宁五年闰五月派章惇以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为名，进行开发。同年十一月，章惇首先开发荆湖南路的梅山地区（今湖南中部山区），并于同年新设新化县（今属湖南），次年又在其东北新设安化县（今安化东南）。同时继续开发南北江地区，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到熙宁七年正月，南江地区基本得到开发；四月，设置沅州及卢阳县（沅州州治，今芷江），后又设黔阳县（今洪江市西北黔城）、麻阳县（今麻阳西南），北江地区也相继得到开发。在章惇回朝以后，又陆续设置一些县、镇、寨等。
　　章惇在开发梅山、两江地区期间，官职不断升迁，累迁兼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军器监等职。宋神宗说章惇“但能作吏文”，王安石则认为章惇“吏文粗疏，然有机略，胜王韶”②，是个将才，因而受到王安石的重用，一度被任命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高阳关路安抚使，期望章惇在抗击西夏或辽的战场上发挥才能，但因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四月罢相，两职均在四月任命后复罢。同年五月，章惇回朝后，还是按照宋神宗的意见去作“吏文”，由判军器监、知制诰再兼直学士院，除主管军器制造及管理事务外，主要是让章惇去草拟重要与普通诏旨（内、外制）。同年九月，三司失火，章惇正在军器监办公，即率监内的兵士（厢军）及工役前往救火，深得神宗的赏识，章惇随后即被改任为权发遣三司使，主管财政事务。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八月又罢相，章惇仍一直都担任三司使。
　　熙宁八年十月，受到邓绾的攻击而罢职出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熙宁九年十月，荆湖北湖两江地区的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的少数民族发生骚乱，于是又改任章惇为荆湖北路首府荆南（今湖北江陵）知府兼提举本路兵马巡检，并诏令章惇亲自前往辰州、沅州，进行“安抚叛蛮”，章惇“受命即倍道疾驰，道中坠马伤足”①。次年正月又回任湖州知州。五月，改任杭州知州，尚未到任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但未及赴任因母死辞官服丧②，服除，历任判三馆秘阁、知审官院兼翰林学士。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轼以赋诗讽刺朝政被投入御史台狱，宰相王珪以苏诗中有“世间唯有蛰龙知”，有不臣之迹，欲加重罪。时任翰林学士的章惇，“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具可以言龙也”。神宗也同意章惇的看法，认为不足以此加重苏轼之罪，“遂薄其罪，以黄州（今属湖北）团练副使安置”③。
　　元丰三年（1080）二月，章惇升任副相（参知政事）。四年三月，以父章俞及弟章恺占民田事而罢政，出任陈州知州，后改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兼定州路安抚使。
　　元丰五年四月下旬，开始实行新官制，章惇被召任门下侍郎，为副相之首。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时，有人企图策立神宗二弟雍王赵颢或四弟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3，熙宁七年五月戊戌。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0，熙宁十年正月庚申。
　　② 《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章丞相惇传》作服父丧，按元丰四年时，其父80 岁。因此，此处改作母死。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2，元丰七年正月己未。参见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曹王赵頵。当时，章惇与以宰相王珪为首的宰执们一起决议立神宗长子、年仅10 岁的延安郡王赵佣（后改名煦）为皇太子，由章惇写在纸上，王珪拿给已不能说话的宋神宗看，经神宗点头同意；又请神宗母、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神宗也点头同意。这次由宰相、执政定策拥立哲宗时，并命开封知府蔡京率壮士在外，以备捕杀持异议者，形势相当严峻，但事前没有和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商议，高太后也只是在宰执们定策后才表示赞同，此事后来遂成为新、旧两党互相攻击的借口。旧党攻击新党的蔡确等人曾想立神宗弟为帝，而新党则攻击支持守旧党的神宗生母高太后想立她的其他儿子为帝，互相以此诬陷或迫害对方，使改革与保守两派的斗争更加复杂化。
　　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神宗去世，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同年五月，章惇升为知枢密院事，司马光接替章惇任门下侍郎，此后旧党相继进用。同年十月，旧党为了便于打击新党，违反正常程序，任命其党羽为谏官，章惇向高太后抨击此事，守旧派指使其党羽以“风闻”此事，攻击章惇“语涉轻侮”太后，“用心不忠”①。此后，又不断受到各种攻击，诬之为奸臣。元祐元年（1086）正、二月间，司马光要罢免役法，章惇不考虑安危，据理力争，还说：“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敝，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敝将益甚矣”①，苏辙也据理力争，因而未能立即废罢免役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旧党司马光出任左相。章惇同月罢政，出任汝州知州。十月，改任杭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又被守旧党攻击为不当移任大郡，而复任汝州知州。十一月下旬，章惇为免受更大的迫害，自动请求罢职，以提举宫观迎养父亲于苏州闲居。元祐三年二月，一度起用为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但官告却在递送途中被人偷去而未能赴任，后虽又改为就近任苏州知州，以便奉养父亲，章惇感到形势险恶，而坚辞新命，仍只领宫观闲居。因父死，遂守丧，仍不断受到守旧派攻击。元祐七年八月，一度有出任湖州知州之命，但未能赴任，仍以宫观闲居。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死后，哲宗亲政。哲宗初立时，章惇、蔡卞曾说过旧党有废哲宗之事，哲宗又受到高太后所派20 名年长宫嫔的轮流监视，旧党成员眼中大多也只有高太后而无视哲宗的存在，哲宗因此一直谨言慎行以免被废，终于等到亲政，随后即诏改次年为绍圣元年（1094），明示要继承神宗的改革事业。绍圣元年，罢免高太后任命的宰相吕大防、范纯仁，起用章惇为左相，此后，章惇独相直至哲宗去世。其间复行新法，不仅对新法有所改进，而且间亦有采用元祐法令，不像元祐时守旧派执政时那样的一味排斥。元符二年（1099）八月，章惇“进呈《新修敕令式》，章惇读于帝前，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对曰：取其善者”。说明了章惇的政治风度。在打击旧党成员方面，他也有所节制，但在遭到曾布等人的逼迫时，又不能抵制。为使政治清明，带头不搞特权，独相七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从八品），余皆随牒东铨任州、县，迄无显者”①，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丙子、己丑；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① 《宋史》卷18《哲宗纪》二。
　　① 《宋史》卷471《章惇传》。
　　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 岁的宋哲宗，英年早逝，无子。事出意外，哲宗生前未及对继承人作出安排，宰相章惇与执政们亦未来得及商议皇位继承人之事。次日晨，向太后召宰执于福宁殿，议立皇位继承人，宰相章惇“厉声对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向太后提出立端王，章惇再次说：“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虽然章惇“谓其（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向太后在曾布等人的支持下，拥立端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以至于240 多年之后，元末修撰《宋史》的史官，也不胜感慨地提出，假如当初章惇的意见被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因为“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有不亡者，徽宗甚焉”②。
　　徽宗即位后，章惇依例晋升，阶官升为特进，封申国公。九月，徽宗将反对他当皇帝的章惇罢相，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再贬往岭南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崇宁元年（1102），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北）居住；二年后，移越州，又移湖州。崇宁四年去世，享年71 岁。大观三年（1109），复特进、申国公官爵；政和三年（1113），赠太师，追封魏国公。
　　曾布曾布（1036—1107），字子宣，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兄曾巩是著名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与兄曾巩同举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州幕职、县令。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始执政，即荐用曾布，因而得到迅速提升，曾经“凡三日，五受敕告”升官，历任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等要职，“与吕惠卿共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王安石曾说：新“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吕）惠卿与（曾）布终始不易”①。他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人物之一。
　　熙宁七年（1074）春，久旱，守旧派借口是由于实行改革而导致天旱，群起攻击王安石，市易法成为攻击的焦点。同年三、四月之际，曾布奉诏与吕惠卿了解市易法实行情况，当时王安石处境极为困难，曾布却背着吕惠卿取证，又“具陈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以闻”，对于市易法实施中，“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被曾布奏为：“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②附和守旧派，从侧面攻击新法。
　　同年八月，曾布被罢职，长期出任地方官及辞官守丧。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召为翰林学士，未及到任，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同年五月曾布改任户部尚书。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任宰相后，随即向曾布算起他当初推行新法时的旧帐，再次被罢而长期出任地方官。
　　哲宗亲政后的绍圣元年（1094）四月，曾布被召回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升翰林学士承旨。同年六月，升同知枢密院事；绍圣四年又升知枢密院事，成为最高执政官，仅次于宰相章惇（独相）。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死。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宰相章惇依照礼律，两次据理力争，反对立端王② 《宋史》卷19、22《徽宗纪》一、四。
　　① 《宋史》卷471《曾布传》；《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曾文肃公布传》。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己巳、甲申。
　　赵佶为帝。在章惇第一次提出不同意见时，曾布默不作声，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在看到向太后还坚持要立端王为帝时，曾布立即附和说：“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而且曾“布叱（章）惇，使从皇太后命”。其他执政也随声附和，遂陷章惇的正确意见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章惇虽仍不赞成，也只得“为之默然”①，由于曾布的投机，遂使赵佶得以顺利登上帝位。元符三年十月，曾布虽以“定策功”升任右相，但在奸臣蔡京的攻击下，即于崇宁元年（1102）闰六月被罢相，出任润州知州。蔡京接任宰相后，宋徽宗早已将当初曾布拥立自己为帝的定策功抛到九霄云外，曾布也终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半年内又连遭三次贬降，先是免职提举宫观，继又降阶官授分司官，都是无职事，而且限止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同年末，再被贬为节度副使、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安置，失去了行动自由。次年，再次连遭远贬岭南，先责授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别驾，后再降为廉州（今广西合浦）司户参军；崇宁四年，徙舒州；五年，恢复原阶官、提举宫观，自由居住。大观元年（1107）死，终年72 岁。宣和七年（1126），谥文肃。① 《宋史·徽宗纪》一；《宋史·曾布传》。
　　第三十八章司马光吕公著第一节司马光孜孜求学，手不释书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今属山西）
　　人。父司马池，“少丧父，家赀数十万，悉推诸父，而自力读书”①。中第后，历永宁县主簿、建德、郫县尉，调郑州防御判官、知光山县，后擢天章阁待制，历知凤翔、同、杭、及虢州、晋州，“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②。兄司马旦，比司马光年长13 岁，行事“清直敏强，虽小事必审思，度不中不释”。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历郑县主簿、祁县尉。在宜兴、常州任官期间，有政声。元祐二年（1087）卒。司马光兄弟友爱终始，史称：司马光“平时所与论天下事，旦有助焉。”③司马光出生时，其父任光山令。因生于光州故名曰光。6 岁始读书，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饮渴寒暑”①。可见，司马光的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深受父兄的影响。
　　始入仕途，维系礼教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时年20 岁。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从20 岁到45 岁，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
　　中进士后，司马光以奉礼部郎为华州推官，以父司马池在苏州，为事亲求签苏州判官事。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从宝元二年（1039）至庆历三年（1043）服丧五年。其间司马光写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庆历四年（1044），服除，授书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皇祐元年（1049）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为贡院属官。皇祐四年（1052）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殿校书。至和元年，知并州事庞籍辟司马光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058）迁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书。嘉祐八年（1063）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① 《宋史》卷298《司马池传》。
　　② 苏轼：《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
　　③ 《宋史》卷298《司马旦传》。
　　①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以董妃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
　　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他反对按阴阳书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①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编修《通鉴》，资鉴稽古宋英宗在位仅四年。这四年，司马光相当活跃，他频繁上书论政事、论备边。在学术上重要的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治通鉴》的编修。
　　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知谏院，次年七月初六日，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
　　治平元年，他进《历年图》5 卷，其书“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后又编撰《通志》8 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迄秦二世三年。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上《进通志表》。夏四月，英宗览而称善，遂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先后选择的有刘恕、刘攽及范祖禹等为属官。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十月，《历代君臣事迹》成。因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制《序》，面授司马光，令候书成写入；又赐颍邸旧书2402 卷。神宗《序》说：..（司马）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矣。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在《初除中丞上殿札子》中进一步发挥人君有“三德”的观点，说：“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为谏官时，即以此六言献之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同年十二月，司马光上所纂修《类编》45 卷。
　　英宗赵曙本为濮王之子，仁宗无嗣，死后以赵曙接位，是为英宗。治平① 《司马温公文集》卷2，《陈三德上殿札子》。
　　二年，诏崇奉生父濮王典礼。大臣中有主张英宗当称仁宗为皇考，生父为皇伯，持此意见的人是吕晦、吕大防、范纯仁等；有谓当称生父濮王为皇考，持此意见的人是欧阳修、韩琦等。朝中议论纷纷，史称“濮王议”。司马光主张当严名分，只能给濮王按照历来故事，“尊以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认为尊濮王为皇伯才合于万世法。这件事情波及朝野，司马光的言论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他特别强调保持等级名分的礼教秩序，是关系国家兴衰大事。
　　在边事上，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如延州指挥使高宜押伴，对西夏的使者傲慢无礼，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又如，赵滋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以对付契丹。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指出：“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埸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①他反对增加边地义勇的人数，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朝中诏刺陕西义勇20 万，用虚张声势的办法，使西夏震恐，认为这更不可能收到成效。司马光边事上的主张，受到辽、夏的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退居西京，修史寓志神宗在位时期，从熙宁元年（1068）到元丰八年（1085），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但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新法流产。司马光反对新法，在新法进入到高潮时，他退居洛阳。这位在野宰相，一面集中力量编修《资治通鉴》，一面在静观时局变化。
　　熙宁元年，司马光50 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熙宁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是年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其后，居洛15 年，“自是绝口不论事”。实际上他何尝不论事，仍然有议论。熙宁七年，在所上《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斥青苗、市易、免役、保甲等都是朝政的阙失，说自己身上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冒死也要进言。此其一。其二，专心修《资治通鉴》，在史论中，寄寓自己的政见。其三，与一批反对新法人士聚集洛阳，气味相投，相互唱和。
　　司马光在熙宁年间反对新法，总的信条是他在迩英殿进读时说的：“祖宗之法不可变。”
　　熙宁元年（1068）八月，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争论理财，同进呈《郊赍札子》于延和殿。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所以这不过是汉代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言论。
　　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司马光在《上体要疏》中全面批评王安石，说：“臣恐所改者，未必胜于旧，而徒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合则非宜。”熙宁三年，司马光又发出多封《与介甫书》，使①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达到高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就是王安石在复书中所说的：“重蒙君实指教，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司马光全面反对变法，从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推行新法的人选以及各种变法的措施，他都加以非难。在《奏弹王安石表》中说：“安石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这已经超过正常争议的范围了。
　　司马光在洛15 年，周围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以他们的政见来看，可以说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洛阳的耆英会是这些人士的盛会，据《邵氏闻见录》载：“公（司马光）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弼）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以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司马光与诸老徜徉在园林之中，但又何尝忘怀政治。
　　在洛15 年，司马光毕竟有了更多的空闲，而从事修史。熙宁六年（1073），表授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丰四年（1081）十月，进所修《百官公卿表》10 卷、《宗室世表》3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进历十九年而成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表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由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又体现了司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资治通鉴》卷一）。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发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复出为相，废除新法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10 岁的哲宗即位，大权掌握在皇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守旧，尽行复旧法，史称“元祐复辟”。司马光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三月十日，上《迄开言路札子》，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五月复出为相，诏除门下侍郎。是月二十八日，请更张新法。从此直至元祐元年（1086）九月病卒，为相时间很短，但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0 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书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
　　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094）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祐年间所为，司马光虽已离开人世，也逃不脱受惩罚，被夺谥、追贬。甚至有人主张毁《资治通鉴》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马光等120 人的名字刻石，立为“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1104），又扩大为309 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两宋政坛上风波迭起，司马光受到牵连。论政见，司马光是守旧型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关于边事方面的意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丰，后人编为《温国文正公文集》。
　　第二节吕公著重臣家世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出身仕宦世家。先祖吕龟图在仁宗朝为翰林学士，后擢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从祖吕蒙正（944—1011），历事真宗、仁宗朝宰辅，三次拜相。祖父吕蒙亨，有政声，官至大理寺丞。①父亲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朝知滨州任上，在宽民力、发展农业诸方面，有政绩。仁宗朝拜相，在稳定统治方面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他与另一位相臣张士逊，皆以“儒学起家，列位辅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时制宜，济以宽猛，相臣预有力焉”。兄弟公绰、公弼、公孺等皆为朝中要臣。吕公弼（1007—1073），英宗朝拜为枢密副使，神宗朝拜枢密使。吕公著出生在一个有影响的仕宦世家，“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①。
　　吕公著自幼受到传统的教育，他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① 参见《宋史》卷265《吕蒙正传》。
　　① 参见《宋史》卷311《吕夷简传》。
　　目睹儿子如此好学，感慨地说：“他日必为公辅。”②他以恩荫补奉礼郎，庆历年间登进士第，召试馆职，不就。后为颍州通判，时欧阳修知颍州，很器重比他小11 岁的吕公著，结为讲学之友。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吕公著两人为谏官，称公著是夷简之子，“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又说吕公著“心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③。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及中国有学行之士，欧阳修第一个提到的是吕公著。这件事可以考定当在至和二年至嘉祐元年。仁宗对吕公著的恬退精神很是称赞，吕公著先是除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后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吕公著于迩英阁为英宗讲《论语》，论说君王要“返身修德”④。吕公著善于讲经议论，言简意赅。后来司马光回忆说：“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
　　涑水同调《宋元学案》把吕公著看作是庐陵（欧阳修）的讲友，又是涑水（司马光）的同调，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吕公著的特点。
　　英宗即位后，吕公著为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在政治上与司马光相为呼应。英宗要追崇生父濮王，吕公著与司马光、吕晦等观点不同于欧阳修，以为不能对濮王称亲，称皇考。英宗没有接受这一主张，且颁讳于天下。吕晦因不合皇帝的心愿，被赶出朝廷。吕公著很生气，要求朝廷追回吕晦，但没有被英宗接受。吕公著一气之下，称自己有病，要求补地方官，英宗不同意。吕公著在家百余日不赴朝，英宗知道他的“劲直”秉性，派人去说服，也没有效果。最后还是其兄吕公弼劝解，才就职。过了几个月，吕公著还是乞外补，英宗只好同意，让他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时，召吕公著知通进银台司。吕公著封还皇帝的制命。吕公著认为神宗直接将诏书付阁门，制命不经过门下省，使得门下失去封驳之职。这实际上是对神宗的作法表示不满。“公著请不已，竟解银台司”。
　　熙宁初，吕公著知开封府。夏秋时节，淫雨成灾，京师地震。吕公著借机进言，说人君遇到灾年要引起警戒，只有上下至诚，才可消除灾害变异。作为人君不能偏听独断，不以先入之语为主，如此才可远佞人，不为邪说所乱。当时王安石变法进入高潮，朝中一些守旧臣僚，指变法人士为小人、佞人。吕公著所言当有其用意。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吕公著竭力反对。他指出：自古有为之君，都不能失去人心以求治；以威胁或言辞欺骗的办法，是不能够得到人心的。“昔日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者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神宗要用变法人士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这些话与司马光言词如出一辙。为此，王安石很愤怒，贬吕公著出知颍州，提举崇福宫。
　　熙宁八年（1075），彗星见，朝廷求直言。吕公著上疏要神宗注意舆论。起知河阳，召还，迁翰林学士承旨，改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他直言要神② 《宋史》卷336《吕公著传》。
　　③ 《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4，《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
　　④ 《续资治通鉴》卷61。
　　宗能屈己从谏。元丰五年（1082），吕公著除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神宗立太子，对辅臣说，要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卒，年仅10 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
　　皇太后高氏听政，守旧派再度执政。高太后遣使迎吕公著回朝。吕公著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修德以安百姓，修德最要紧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这十件事是：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
　　元祐元年（1086），吕公著拜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为宰相，辅佐哲宗，一时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吕公著继续采用司马光的做法，并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复贤良方正科。
　　吕公著与司马光对于新法具体内容看法也有一些差别。吕公著对保甲法有保留，认为“止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对此，司马光有非议，说：“公著所论，与臣言正相符合。惟保甲一事，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家，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①元祐三年（1088），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享此殊荣的只有四人，吕公著与他父亲吕夷简就占了两位。次年二月，吕公著去世。哲宗亲临赐奠，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同司马光一样，吕公著死后也受到政坛风波的影响。哲宗亲政，绍圣初，吕公著被削谥、毁碑；徽宗朝蔡京擅政，吕公著被列入“元祐奸党碑”。绍兴初，悉还所赠谥号。开启吕学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著有一定的地位。全祖望说：“庆历以后，尚有诸魁儒焉。于学统或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一辈也。”特别是他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在《宋元学案》者有七世17 人。清人王梓材作了分析：吕公著之子希哲、希纯为安定（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吕希哲）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尹焞）学案》。荥阳（希哲）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本中）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17 人，凡七世。①从吕公著到吕祖谦只是六世，另外，登学案者也远不只是王梓材所说的17 人。公著的次子吕希绩即在《学案》中。如果要说七世，当从夷简算起，因为夷简也是“以儒学起家”的。
　　吕氏家族在北宋政坛具有显赫的地位，“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与文靖（吕夷简）居其二”②。这对吕学形成、发展是有利的。吕公著任哲宗朝宰相时，使长子吕希哲遍交当世学者。
　　吕公著重视教育，他在颍州时，欧阳修为知州事，焦千之客寓欧阳修处，吕公著招请焦氏为诸子之师。这个家族中，内有吕公著夫妇督导，外有焦千① 《续资治通鉴》卷78。
　　① 《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
　　② 《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
　　之等人的严格教育。他还多方聘请名师，吕氏家教促成吕学学风的形成。清人黄百家说：“吕氏家教近石氏，故谨厚性成。又能网罗天下贤豪长者以为师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秽浊，惜其晚年更从高僧游，尽究其道，斟酌浅深而融通之”。全祖望评论希哲学说，说：荥阳（吕希哲）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王安石），而归宿于程氏（程颐）。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①50000528_1553_0吕学就在这样氛围中，一代一代传续下来。吕学的基本特点是“不名一师”的学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重文献之传的传统。但吕学中儒佛夹杂，也成了理学家批评的话题。朱熹指出：“吕家之学，大率在于儒禅之间。”②吕学至南宋吕祖谦而发扬光大，其流风所及，直至明清。
　　② 《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今人物》。
　　第三十九章沈括第一节生平沈括（1031—1095）①，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父沈周（978—1051），字望之，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历任汉阳（今属湖北）掾，高邮（今属江苏）从事，大理丞监苏州酒务，知简州平泉（今四川简阳），苏州通判，知润州（今江苏镇江），知泉州（今属福建），开封府判，江南东路按察使，知明州（今浙江宁波）等职。母许氏出身于苏州一个注重武略的书香门第，为北宋著名军事战略家许洞的幼妹，知书达礼，通晓文墨，对沈括的一生和事业都有重大影响。沈括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又随父宦游四方，见识各地人情物理，大大开阔了眼界。
　　皇祐三年（1051）十一月，沈周在杭州去世。至和元年（1054），沈括父丧服满，以父荫授海州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此后十多年辗转四方，担任地方低级官吏。虽然职位低微，事务繁杂，但沈括兢兢业业，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在沭阳主簿任上，他首先采用安抚措施，平息了一场县民抗官的斗争。接着着手整治该县长年失修的水利工程，使危害多年的沭水得到治理，得良田七千顷，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继沭阳治沭后，嘉祐六年（1061）他任宣州宁国县（今属安徽）令，通过实地调查，力驳众议，动用八县1.4 万名民夫，费时80 天，重建万春圩，垦辟良田1270 顷，使数县受益。
　　嘉祐八年（1063），沈括进士及第，除扬州司理参军。治平三年（1066），沈括入京城任馆阁校勘，编校昭文馆书籍，删定三司条例。因馆职清闲，故沈括有较充裕的时间深入研究天文和历算，为日后从事历算仪象方面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熙宁五年（1072），时任太子中允、检正刑房公事的沈括，又被任命为兼提举司天监，主持司天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采取多项措施，对司天监进行整顿和改革。首先是整顿机构，罢免六个庸官，招募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充实机构，提高人员的素质；其次是任用卫朴编修新历，于熙宁八年（1075）修成《奉元历》；第三，针对原司天监的观测仪器破败不堪，难敷应用，在对天文仪器作了系统的研究后，沈括写出《浑仪》、《浮漏》、《景表》三篇论文，建议制造更精确的浑仪、浮漏、圭表等。在得到允准后即着手研制，于熙宁七年（1074）完成新仪的制造。因制新仪之功，沈括被升迁为右正言、司天秋官正。
　　沈括生活在北宋中期，这时的宋朝外有辽、西夏的侵逼，内为冗官、冗兵、冗费所困，财政危机深重，内外交困，矛盾激化，统治不稳。为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实现富国强兵。继范仲淹等人发动“庆历新政”失败后，王安石又再次倡导变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沈括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史载：“朝廷新政规划，巨细括莫不预。”①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推行新法的重要活动，多次出京前往各地视察。熙宁五① 关于沈括的生卒年代，学术界有五说。此处采用胡道静的说法。见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下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999 页。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
　　年（1072），沈括奉命治汴。汴河水利是王安石变法的农田水利法中一个重点工程，自熙宁二年（1069）开工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屡遭守旧派的攻击。沈括通过考察，从治汴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说明了治汴工程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变法。熙宁六年（1073）六月，沈括奉命出访两浙，相度两浙农田水利、差役诸使，兼察访。七年（1074）八月，被任命为河北西路察访使，兼提举该路保甲，主要任务是视察和整顿边防。他向朝廷就兴修防御设施、推行保甲法等问题提出31 项建议。同年九月，受命兼管新政的重要机构——军器监，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使军器监生产的兵器在数量与质量上均有很大提高。同时，沈括还钻研阵法与城防，重订《九军阵法》，编成《修城法式条约》等。
　　熙宁八年（1075），沈括奉旨出使辽朝，与辽朝宰相商谈宋辽分界问题，获得成功。归来后撰成《使契丹图抄》，描绘辽之山川、道路形势与人情风俗，进呈朝廷。同年十月，沈括升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主持宋朝财政。他推行新法，改革财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宋朝的财政状况。
　　熙宁十年（1077）七月，沈括因主张免除下户役钱、轻役依旧轮差，遭御史蔡确等人诬劾，被罢三司使，出知宣州（今属安徽）。元丰三年（1080）五月，改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不久又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成为一方军事统帅，在与西夏的对抗中屡立战功，并升任龙图阁直学士。但在元丰五年（1082）九月，永乐城被西夏军攻破，北宋损失官兵万余人，夫役无数。沈括在此次战役中，虽竭尽全力阻止西夏军的继续前进，但他身为主帅，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纠正钦差徐禧的错误，导致宋军损失惨重，应负有一定责任。十月，朝廷以“措置乖方”罪，降沈括为均州团练副使，限他居住在随州（今湖北随县）。八年，徙秀州（今浙江嘉兴）团练副使，在秀州安置。熙宁九年（1076）沈括奉诏编修天下州县图，至元祐二年（1087）完成。元祐三年他将五易其稿，费时12 年精心编制的《天下州县图》献给朝廷，才被允许任便居住。元祐五年（1090）沈括迁润州（今江苏镇江）朱方门外梦溪园定居。从此闭门谢客，潜心著述，恬淡而平和地度过了他的晚年。绍圣二年（1095），沈括病逝，享年65 岁。
　　沈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刻苦治学，“博闻强记，一时罕有其匹”，“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①。据胡道静的统计，沈括著述近40 种，分为易、礼、乐、春秋、仪注、刑法、地理、儒家、农家、小说家、历算、兵书、杂艺、医书、别集、总集、文史等17 类。今存的仅《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苏沈良方》和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原有41 卷，仅存19 卷）等五种，其余多已亡佚。②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在梦溪园中，将其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体裁形式写下的不朽著作。现存《梦溪笔谈》为26 卷，连同《补笔谈》3 卷，《续笔谈》11 篇。笔谈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17 门，分类系事，考辨精邃，共有609 条。有关历史（包括考古）方面的记述，至少有120 条以上。有关自然科学条目占255 条，约为全书的42％，内容涉及自然观、数学、物理、化学、天学、地学、生物、医药、工① 《宋史》卷331《沈括传》。
　　② 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下册，第1151—1154 页。
　　程技术等诸多领域。书中反映有当时科学技术成就的一些忠实记录，如喻皓的《木经》、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等，都是我们今天在这方面所能获得的唯一资料。《梦溪笔谈》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而且是一部科技史资料汇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曾称此书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①。
　　第二节科学成就天文学沈括奉命兼任提举司天监后，首先采取措施对司天监进行整顿，并保举精于历术的平民卫朴进入司天监编修新历。熙宁八年（1075）《奉元历》编成并颁行。后在沈括的建议下，《奉元历》又根据实测资料重修，在宋代行用了19 年。沈括对天文仪器也有重大的改革。浑仪是中国古代用来观测天体运动的仪器。沈括在深入分析历代浑仪缺点的基础上做了重要改进，如取消了白道环，放大窥管上孔径以扩大视域及缩小下孔径以适宜于人目观测，设法校正极轴位置等。经改进的浑仪，结构简化，使用方便，测量精度也有所提高。沈括改进的计时仪器浮漏，利用漫流中表面张力的补偿作用，来减少液体粘滞性随温度变化而对流量的影响，以便消除由此引起的计时误差，提高了计时的准确性。他利用新制的浮漏，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获得不少新的成果，如认识到在一年之中，每日的长度并非常量，并据理推断冬至日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长度“不及百刻”。此外，他还对测日影的圭表做了一系列改革。为了说明改制仪器的原理，沈括于熙宁七年（1074）七月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这三篇著作都是中国科技史上有关天文仪器方面的杰作。
　　中国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节气与月份的关系并不固定，而节气对于农业生产等活动有着很大影响。因此，为使节气与月份之间建立起相对固定的关系，沈括大胆提出了一种纯阳历的历日制度，即十二节气历法。他认为最好是用“十二节气”为一年，不要用十二月。如以立春为孟春（正月）初一，惊蛰为仲春（二月）初一，等等，以此类推；大月31 日，小月30 日，大小月一般相间，一年最多有一次两个小月相连；在历书上加注朔望，以表示月亮的圆缺。这种历法可说是历法史上带有革命性的创意。它完全以太阳视运动为计算依据，按节气定历，既简便易算，又有利于农事活动的安排。但由于这种纯阳历否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的阴阳合历，不可避免地招致“怪怨攻骂”，而难以实行。可是，沈括却满有信心地说：“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①如今，世界通用的阳历（如现行的公历《格里历》），其实质与沈括的“十二节气历”是很相似的。
　　数学沈括的数学成就在数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著名的数学史家三上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135 页。① 沈括：《补笔谈》卷2。
　　义夫称之为“中国算学之模范的人物或理想的人物”①。
　　累棋、层坛及酒家积罂之类的隙积问题，即垛积问题，实质上是一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设堆垛体的上、下宽分别为a 和c 个物体，上、下长分别为b 和d 个物体，高共有n 层，则依《梦溪笔谈》原文所述，堆垛体的总和S=p 6［（2b+d）a+（2d+b）c+c-a］，这一公式是完全正确的。沈括的隙积术是《九章算术》中“刍童术”的发展，并构成了其后二三百年间关于垛积问题研究的开端。其后南宋的杨辉和元代朱世杰等在此基础上，创立垛积术，解决了许多更一般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
　　沈括的另一项数学成就，是创立了会圆术。会圆术是在丈量田亩中提出来的。沈括说：“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使会之复圆。”②这是关于已知弓形的圆径、矢高，求弓形的弦长和弧长的方法。沈括是中国第一个对弧、弦、矢之间关系加以考虑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下列近似公式：l = c +2bc = 2 r22dr b ， ， - - ( )2其中l 为弧长，d 为直径，r 为半径，b 为矢高，c 为弦长。会圆术也是后来天文计算中常用的重要公式。
　　物理学（1）光学沈括研究过凹面镜成像的原理，他通过反复观察和实验，得出了较《墨经》等更前进一步的结果。他指出，用凹面镜照物，中间有一被称作“碍”的点（即现在所说的焦点），物在此点之内，成正像；在此点上，不成像；在此点之外，成倒像。他还用窗隙、橹臬、腰鼓等常见事物，来形容凹面镜成像现象，试图解释凹面镜成像原理。尽管这些解释并不完全正确，但不失为极有益的尝试。他对凸面镜、平面镜也做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科学地解释了古人制镜，镜大则平、镜小则凸的道理。他指出：“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①说明他对镜面大小、镜面曲率与成像的关系，已有很清楚的认识。
　　为了说明月亮的盈亏现象，沈括做了模拟实验。他用一个弹丸，将其表面一半涂上白粉，这样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从而直观地和形象地演示了月亮的盈亏现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2）磁学沈括对指南针的研究是有卓越成就的。他由实验得出磁针指向不是正南方，而是略偏东，这是关于地球磁偏角最早的明确记载；他指出磁针有四种装置方法，即：浮于水面、放在指甲上、置于碗边、以线悬挂，并对这四种方法的优劣做了比较，认为最好的是以线悬挂法（缕悬法）；他还发现磁针有指南、指北之分，进而推断出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磁石的不同性质造成的。但受科技水平所限，当时还不可能对这一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3）声学沈括通过对某些声学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对声的共振现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共振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就为人们所发现，其后人们还发① ［日］三上义夫著，林科棠译：《中国算学之特色》，《万有文库》本。② 《梦溪笔谈》卷18。
　　① 《梦溪笔谈》第327 条，胡道静校注本（下文所引《梦溪笔谈》原文，均据此本，不重复注出）。现了一些消除共振现象的方法。沈括的实验是用简单的仪器证明弦线的基音与泛音的共振关系。他剪一小纸人，放在基音弦线之上，拨动相应的泛音弦线，纸人就跳动，拨别的弦线，纸人则不动。沈括把这称为“正声”，即共振实验。西方直至17 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实验。
　　沈括还对乐律，古琴的制作和传声，古乐钟的发声、共鸣等声学现象，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地学沈括一生行踪所及，几遍大半个中国，加上他知识面广，善于观察和思考，因此在地学领域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熙宁七年（1074），沈括到浙东地区考察，看到“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涯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对于这种地貌，他认为是“谷中大水冲击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①。指出了流水侵蚀作用的自然成因。他还提出西部黄土高原的地形，也是同一原因形成的。从而对这两个地区的地貌成因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还根据太行山麓的山崖之间，往往含有螺蚌壳及石子，“横亘石壁如带”，从而判断这里曾是海滨，并进而推断华北大平原是由黄河、漳水等河流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这是对华北平原成因的最早的科学解释。沈括在视察河北边防时，非常留意当地的地形、地貌，并用木屑、面糊堆捏成当地的山川道路等地形地物。后来由于天气寒冷而改为用熔蜡制作。这种立体地图，既真切又便于携带，到官所后，再将之复制为木刻的立体地图。这种制图方法，在当时很受重视并得以推广，以致“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
　　熙宁九年（1076），沈括奉旨编修《天下州县图》，前后花了12 年时间，终于绘制成《天下州县图》（《守令图》）总图大小各1 轴，分路图18 轴，共20 轴。这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地图。沈括在制图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西晋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还采用了一些新的制图方法。例如，他把过去用四至八到定方位和距离的方法进一步扩展为二十四至，即细分为二十四个方位，使制图的精密度有所提高。这也是后来元明时期将航海罗盘划分二十四个方位的先声。
　　沈括在视察汴河工程时，曾亲自实地测量沿渠各地的水平高低。当时测量地势高低的工具有水平、望尺、干尺等，方法是逐段测量，然后再将数据汇总到一起，但这种做法的测量值与实际值误差很大。沈括所用的测量方法是分段筑堰，逐段测量，“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①。竺可桢先生曾称这种方法“虽不尽善，但苟所筑之堰，极为平直，当不致有大差误。其所用之尺，虽未必精密，但计高度至于分寸，可见其行事之不苟且。欧洲古代，希腊虽曾经测海岸之远近，罗马盛时亦有测量街道之举，但地形测量在括以前则未之闻。”① 《梦溪笔谈》第433 条。
　　① 《梦溪笔谈》第457 条。
　　②医药学沈括重视并通晓医术。他在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物学等方面，有不少重要成果，特别是对药物和药理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有关论述可见于《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梦溪忘怀录》等著作中。例如，通过研究，他对细辛、杜若、枳实等药物存在的“一物多名”、“一名多物”和“名实错乱”的现象作了考订；对《神农本草经》等古书中关于山豆根等药物药性记载的错误作了纠正；对辨疾、治疾、配方、采药、药物的保管和加工制作、服药的正确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这些看法既来自实践，又符合辩证法，直到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
　　沈括曾编集《良方》15 卷，北宋末有人将苏轼的医药杂说附于《良方》，题名为《苏沈内翰良方》。现传本《苏沈良方》共10 卷，沈括自序说：“予所谓良方者，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闻不预焉。”可见他选择药方是很审慎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用者多验”。由此可见，这部验方汇编，至少对某些疾病或病人有良好的疗效。
　　第三节科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沈括一生勤奋好学，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博览群书，广泛地吸取了前人的知识。但他并不迷信古人和书本，而富有创新精神，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另一特点是能正确对待人民群众和科学家个人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体验到劳动人民的智慧是科学知识的源泉。他在《上欧阳修参政书》里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为了搞清某些问题，曾“历访镜工”，询“问老医”。同时，他也在他的著作中如实记录了不少民间的科学技术人物及其成就，如毕昇活字印刷术，喻皓《木经》，水工高超巧合龙门，信州湿法炼铜，西夏冷锻铁甲等，这些都是人们了解当时科技发明的极其珍贵甚至是唯一的史料。
　　就科学方法而言，沈括非常重视对事物的观察和科学实验，并力图从中发现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他的许多成果都是通过实验取得的。在宦游所到之处，他都着意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情物理进行认真的考察，并做翔实的记录。同时，他观察事物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水平上，而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其中所蕴含的科学道理。例如，为了确定极星的位置，他曾连续三个月进行测量，才得到极星离开北极三度有余的结论；为了验证“虹能入溪涧饮水”的问题，曾“与同职扣涧观之”，并进而发现“自西望东则见；立润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①。此外如关于凹、凸面镜的成像特点的认识，关于指南针装置方式的认识，关于月亮盈亏现象的认识等等，都是通过实验得到的。
　　沈括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称道② 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第11 卷第6 期（1926 年），第797 页。① 《梦溪笔谈》第357 条。
　　的。对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问题，经反复思索，研究后仍无法解决的，他就只是如实记录，并说明不知其中道理的症结所在，而决不故弄玄虚，妄下断语。例如，在记述磁针有指南、也有指北的现象后，说“理应有异，未深考耳”②。这种严谨的和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所有杰出科学家所共有的可贵品质。第四节多方面的贡献沈括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不仅是自然科学家，而且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也有很多贡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于历代特别是宋代的官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牍等典章制度，有大量记载与考订，并提出不少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他的著作还对农民起义做了比较客观的记述，真实地记载了淳化四年（993）四川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梦溪笔谈》也记载了许多有关各族人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为研究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此书提到的各类掌故也有不少是令人感兴趣的。
　　沈括由于亲自参加过王安石变法，做过权三司使，因此对当时国家的财经数字、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档案图籍的情况等，是比较了解的，他的记述应该说是较为可靠的。这些都是研究宋代经济史，特别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有关财经情况的极有价值的史料。
　　沈括对宋代考古学的发展也有杰出贡献。他非常重视各地的文物古迹，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留心调查研究。尤其是对发掘出来的各种文物的时代、形状、花纹、文字等，都要细心观察，详加考订。而对古兵器、古乐器、古画、古籍、手稿等，他都广泛搜集，深入研究，甚至加以仿制。他认为，各种文物都“别有深理”，应予深究。他力图用出土文物来验证古书中的某些记载，以纠正古籍和流俗之说的谬误和讹传。例如，他曾对海州出土的古弩机的形状、构造原理、使用方法及其功能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对弩机上的“望山”进行了研究，这是有关古代弩机最为精确和详尽的记载；他所提到的雷州出土的雷斧、雷楔，反映了石器时代的文化；他本人曾得到一块“金饼”，“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①。这种“金饼”是中国历史上有关战国时期楚金币“郢爰”的最早记载。《梦溪笔谈》中这方面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② 《梦溪笔谈》第588 条。
　　① 《梦溪笔谈》第366 条。
　　第四十章苏洵苏轼苏辙第一节苏洵“守道安贫，不营仕进”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少不学，他自己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①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045），37 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失望，在后来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由于目击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颇灰心，于是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①。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书信，入京谒见韩琦、欧阳修。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人物用事，欧阳修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此后不久，苏洵即因妻丧而回乡，复萌守道安贫之念。
　　嘉祐三年（1058），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他上书皇帝，表示谢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书》、《与梅圣俞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等，发泄自己不肯应试的情绪。在《答雷简夫书》中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迫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自己的识见水平，具见于《权书》、《衡论》、《几策》三书之中，没有必要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等于不被信任。对此，苏洵是颇为愤慨的。
　　尽管苏洵如此愤慨，而作为一介书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虽然拒绝了应试，却又写了《上皇帝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应试”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些观点，等于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而且总结了庆历时期的经验教训。
　　可是，此书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视。直到嘉祐五年（1060），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066），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 岁。著作有《嘉祐集》。
　　① 苏洵：《嘉祐集》卷11《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① 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34《苏明允墓志铭》。
　　“指事析理，引物托喻”
　　苏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00 卷。他的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
　　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发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书·远虑》同看。
　　其次，关于用人问题，“任相”之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
　　这是一篇对于取士、用人制度的严厉的批评。其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与韩愈三上宰相书中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广开才路。
　　苏洵对于朝廷用“声病剽窃之文”取士尤为不满，所以最后又说：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使胥吏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唐宋以诗文取士，对于前代之仅以门第用人来说，已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进者越来越多了；但苏洵以为这样取士，仍未作到人尽其才，还有“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未免遗憾。
　　苏洵这样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评论。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是对苏洵文章具体的评价。苏洵为文，确是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谓“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也确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苏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论和史论，不仅善于“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温淳”、“雄刚”和“简切”的特点。尤其是和宋初以来柳开、石介、尹洙等人的同类文章比较，显然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当然，苏洵在《礼论》、《乐论》、《诗论》一类文章中，有时未免迂阔，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说过“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的话。但从全部文章看来，其“指事析理”，仍是精辟的。即使是迂阔之言，也仍然不失其个性特点。
　　还有，苏洵为文，常有独到之见，但有时也不免于偏。《辨奸论》一文，虽然未必尽出苏洵笔下，但这样的笔调，却也符合苏洵的性格。心有所激，发为过激之言，有时也是难免的。
　　在政论、史论等篇之外，苏洵还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点。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发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就是说，苏洵为文，随遇而发，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记》、《名二子说》等篇，茅坤、姚鼐诸家多有评论，此不多说。这里且举《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见其特点。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
　　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
　　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
　　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写得“温厚”、“简切”而自然。娓娓而谈，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谓“有感慨，有态度”的文字。
　　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这样的叙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相似。在这段叙述文字之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叶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评论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发议论，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老练，如其为人。
　　苏洵为文，虽然主张“精悍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文风，又明确地说明了这样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将“风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界。苏洵自己可能有意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容易。
　　第二节苏轼生平与政事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仲和，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长子。嘉祐元年（1056），随父及弟辙出蜀入京，翌年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061），又应制科考试，名列三等。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等职。
　　熙宁四年（10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值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苏轼持不同政见，上书力言新法之弊，认为宋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希望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由于政见不同，苏轼此后数年便出任地方官职。始为杭州通判，又知密州、徐州等地。元丰二年（1079），改知湖州。这时因作诗被诬以“讪谤朝政”之罪而下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又改汝州。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当政。苏轼改知登州。至郡五日即入朝为起居舍人。其后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元祐二年（1087）兼侍读。这时司马光尽废熙宁之法，苏轼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又因政见不同，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此后再入再出，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等职。元祐八年，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苏轼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免官降职，一贬再贬而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复贬为琼州别驾。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遇赦，苏轼官复朝奉郎，渡海北归。翌年，回到常州。因病告老。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终年66 岁。著作传本有《东坡七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
　　苏轼一生从政，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像他这样的人物，在党派斗争中，一贬再贬，也就不足为怪。正因此之故，他对人生世态，才渐有所悟。所写文章，也更有特色。
　　苏轼的文章，首先是见赏于欧阳修的。嘉祐二年，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云：“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嘉祐五年，欧阳修又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称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论事之文苏轼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论事之文，上承贾谊陆贽，论证古今，“滔滔汩汩”；一是各体杂文，涉笔成趣，“姿态横生”。赋体之文，也别具特色。
　　苏轼的论事之文，包括甚广。首先是策论之文，在两次朝政改革期间，针对时弊，敢放狂言，最有时代特点。例如所对《御试制科策》有云：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
　　这篇策论，首先提出朝廷用人问题。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其次，苏轼应制之时，还曾撰有《策略》、《策别》和《策断》等，虽属准备应试之作，却也都是有为之言。其《策别》之一《课百官》中《厉法禁》有云：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同类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他主张行赏“自下而上”，用罚“自上而下”，特别是先罚“贵戚大臣”，而后才“及于疏贱”，而且说商鞅、韩非之“所以用刑者”，乃“舜之术”，这是突破儒家传统的看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观点。
　　《策别》之《课百官》中还有“决壅蔽”之论，对于当时的弊政揭露得十分深刻。文中有云：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宋时弊政之最显然者，是因循苟且。这在欧阳修的论事之文中说得十分透辟。苏轼在此则更指出有些“故常之事”之所以“务为留滞”者，乃是“以待请属”，也就是等待贿赂。“贿赂先至”，则“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则“终年而不获”。哪怕是“一毫之事”，也“非金钱”不办。看得何等深刻！
　　苏轼的一篇传诵的名文《教战守》，也是《策别》之《安万民》中的文字。此文从提出论点，列出论据，到得出结论，层次之分明，论证之严密，可以代表苏轼论事之文的行文特点，文章首先提出“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而且指出：“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论点提得相当明确。明确了论点之后，随即列出论据，加以论证。经过充分论证之后，便指出“天下固有意外之患”，即战争不可避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一段分析，是非常精辟的。文章说：且夫天下固有非常之患也。患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这一分析，已为尔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其后果自可担忧。文章继续说：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
　　写到这里，关于“生民之患”，已说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如果再不采取挽救的对策，实在危险。于是文章自然引出结论，就是要对平民百姓教以战守之术。文章说：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
　　苏轼是个文人，对于兵法，他懂得不多。这一方面他还不及其父苏洵。上面这段话，不免纸上谈兵。不过，他的论述是针对时弊的，他的论断也是从实际出发的。
　　从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某些士大夫，都是苟且偷安，不讲武备，则是事实。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多好言兵。如尹师鲁、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以及苏洵等，都是重视军事的。苏轼这些见解和上述诸人比较一致。
　　到了熙宁变法初期，苏轼的一篇《上皇帝书》也是重要文章。
　　熙宁四年，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针对新法，上书论事。
　　此书行文，相当激切，与前此诸策比较，有所不同。文章开始云：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下面便分别言之。关于“结人心”，他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而然。人心向背，系乎存亡，古今一理。苏轼于此时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在他看来，熙宁变法，不免“刚果自用”，而未能“深结人心”。关于“厚风俗”，苏轼所言者，亦似老生常谈，但亦切中新法之弊。顾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有评论：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苏轼此论“深切”，顾炎武看得不错。
　　关于“存纪纲”，苏轼特别强调的，是宋初以来广开言路的传统。他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 岂徒然哉？ 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 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论纪纲而特言此者，这在当时，似亦有激而发。王安石变法，立意甚善，但不听谏言，是一大缺失。苏轼进言，也不无顾虑。苏轼最后还有如下一段言语：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这样出言之激切，不仅如贾谊、陆贽，而且有如钟惺所云：“东坡之文似战国。”不过，说“东坡之文似战国”，也并非如罗大经所谓“以无为有”，“以曲作直”①。
　　苏轼早年的进策之文，以及熙宁新法时期的进奏之言，都是针对时政、有为而发。其他论政论史诸作，也大抵如此。
　　各体杂文苏轼的各体杂文，写得更加自由随便。苏轼《答谢民师书》称其“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评语，谢民师似不足以当之，却可以看作“夫子自道”，至少是苏轼自己所追求的一种诗文境界。从其所著各体杂文看来，有些作品是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的。这类作品包括一些记、序和书信杂文，在苏轼全部作品中，数量不少。这里且以《筼筜谷偃竹记》为例。此文题目是给文同的一幅“偃竹”作记，但一开始却先介绍了文同的画论。说：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说这是文同教他的话。
　　文同，字与可，是宋代名画家，也兼擅诗文，著有《丹渊集》，和苏轼有亲友关系。苏轼引他的这几句话，即有名的“成竹在胸”的画论。文同在艺术上是有实践有理论的。他的理论当然不止于上述这几句话，但苏轼为什么特意拈出这几句来著于一篇之首呢？苏轼是懂得艺术的，在他看来，文同这几句话，乃其画论精华，也是苏轼认为最可宝贵的艺术理论。平居之日，时诵于心，故临文之际，也就脱口而出。文章接下去又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这是苏轼对于文同这一理论的发挥。他的发挥是深有体会的。他对于文同的话能够“心识其所以然”，也就是所谓“心知其意”。不过，尽管他心知其意，而如果让他自己动笔，还是不能得心应手，即“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苏轼认为，这是“不学之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学”。他还进一步说：“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都是由于工夫不够，不仅画竹如此，别的事情无不如此。
　　在苏轼看来，文同这一理论，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下面他又举出其弟苏辙在其所作《墨竹赋》中称赞文同的话，说文同之“托于斯竹”，是“有道者”。就是说，文同画的是竹，而寄托则在于道。
　　文同曾以所画筼筜谷偃竹一幅赠给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陕西洋县），文同曾请苏轼作《洋州三十咏》，其诗有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这诗曾寄给文同。文同得诗之日，正“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苏轼此诗是有些开玩笑的，所以文同看了“失笑喷饭”。
　　文章写到这里，文同画竹的理论和实践都谈到了，两人的交往也叙述了。但苏轼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写这一切，到此尚未表露。
　　事实上，苏轼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乃是正当文同逝世半年之后，他是怀着十分沉痛的悼念之情回忆文同的言谈笑貌的。文章最后才说：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文同生前，见到苏轼的诗时，曾经“失笑喷饭满案”，文同死后，苏轼再见文同的画时，“废卷而哭失声”，一喜一悲，两相对照，平生交谊可见。至此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悼念文同的，但全篇的思想意义，都远在一般的悼念文字之上。文章是给一幅绘画作记的，但全篇的艺术构思，也和一般的“画记”不同。
　　苏轼悼念文同的文章不止这一篇，但这一篇则写出了文同这个画家最精彩的艺术见解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先得成竹于胸”，“振笔直遂”，“画竹数尺”，“而有万尺之势”。所有这些，都是文同艺术遗产的精华所在。苏轼对此可谓深有领会。这在别人未必能够作到。因为苏轼不只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艺术家；不仅是个艺术家，而且是个艺术的收藏家、鉴赏家。这方面他是受过其父苏洵的影响的。苏洵为人，无所嗜好，却曾嗜画，而且曾是绘画的收藏者。苏轼在《四菩萨阁记》里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常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
　　在苏洵嗜画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也就笃好书画。他在《王君宝绘堂记》里说：凡物之可喜，足以说人而不足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与也。
　　嗜好到了患得患失的程度，可见当时笃好之深。但苏轼为人，和某些收藏家毕竟不同，他虽好之甚笃，却曾视为“云烟过眼”，不以收藏为止境，而以鉴赏为能事。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苏轼于绘画，虽然未必算得上“操千曲”、“观千剑”，但至少是比一般人见多识广，而且有过实践的。因此，他对于文同的绘画及其画论便能心领神会、探赜发微。当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还不仅在于艺术理论的发挥，而在于文章写法的新颖。其中几乎没有旧的格套和程式。文章的起笔就打破了常规：作为纪念文字，而不介绍文同的爵里生平；作为画论，也不先讲画的内容来历。再写下去，也是随意所之，无所拘束，真像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这样的写法，是与苏轼平日论文的主张一致的。苏轼平日论文，曾经反对“程式文字，千人一律”①。主张行文“闲暇自得”②。不赞成“作文”，说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③。主张“辞达”④，说“辞至于达，至矣”⑤。《筼筜谷偃竹记》一文可以说是实践了他这一系列的主张的。
　　事实上，苏轼论文，虽不讲“作”，却是讲“学”的，是讲“读书”的。他讲读书有所谓“八面受敌”法，即：“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又答王庠书》）。由此可知，苏轼之文，虽是自然、平易到令人认为“似不读书”的程度，其实是很下工夫的。读书而使人感觉“似不读书”，这正是苏轼文章工夫之所在。
　　苏轼文章写得自由、随便者，还有杂记之文。其中《记承天寺夜游》最有特色。此文甚短，全文如下：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此文写作年、月、日、时皆具，颇似一则日记。元丰六年正是贬居黄州四年之际。当时穷极无聊，无可自遣，为此月夜之游，等于苦中作乐。
　　苏轼在黄州，曾有《答毕仲举书》，其中说道：“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① 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② 苏轼：《东坡集》卷20《答毛滂书》。
　　③ 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虔倅俞括奉议书》。
　　④ 苏轼：《江行唱和集叙》。
　　⑤ 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
　　苏轼此时苦中作乐，也可以说是“巧于居贫”。从他当时的处境看，本来应是没有这样的闲情雅兴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自他那本来放达的个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时开始有所觉悟：“任意直行”，是必然得罪的。因此，得罪之后，就不必凄楚，而要处之泰然。欧阳修贬官之后，不作“凄凄之文”，而大讲山水之乐，也是这个意思。从这一点看，苏轼的杂记诸文，其思想情调，是与欧阳修一脉相承的。当然，苏轼之放达，亦得之佛乘和《庄子》，其思想境界与欧阳修也不尽同。
　　赋体之文苏轼写得自由随便的作品，还有赋体之文。两篇《赤壁赋》都打破了赋之常体，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可以说是游记，也可以说是杂文。其中有叙事，有抒情，有问答，有议论，而且或韵，或散，不拘格套，既不同于骚体，也不同于俳体。例如其中一段有云：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赋之为体，从汉代开始，即可称为“赋体之文”。发展到宋代，到苏轼笔下，则更成为文之新体了。前人称宋人之赋为“文赋”，至于苏轼之赋，有人更断言曰：“直文耳。”
　　此赋不仅是“文”，而且近于杂文小品。罗大经《鹤林玉露》甲集卷6曾以此赋同司马迁的《伯夷传》比较，他说：“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罗大经对于两篇作品的诠释，并不准确，但他看到“机轴略同”，都是“文章绝唱”，则指出了此赋特点。文章与性情苏轼文章各体兼备，名篇不少，为世传诵的作品尤多。除上面讲到的几篇之外，政论如《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史论如《留侯论》、《贾谊论》，记叙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传记碑颂如《方山子传》、《潮州韩文公庙碑》，书信如《答谢民师书》，杂说如《日喻》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作品。此外，有些杂著如《志林》之论《汤武之事》、《战国任侠》，还有些铭、赞、题跋之论文艺等等，都是对于后代很有影响的文章。
　　苏轼一生，极少铭墓之作。他说过：“轼于天下，未尝铭墓。”所铭五人，如《司马温公神道碑》等，都是颇有深情的文字，不同于寻常谀墓之文①。苏轼文章总的特色是明快、真实。这同他的为人大有关系。他在《思堂记》中曾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及，已发而思之则无及，① 洪迈：《容斋四笔》卷6《东坡作碑铭》。
　　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可以看出，苏轼为文，是以一吐为快的。因此，文章也就写得明快、真实。这样的话，苏轼说过不止一次。苏轼为人如此，也同欧阳修有些相似。当然这样的个性，一生之中，也是有变化的。当他阅世渐深之时，又曾说过自己早年为文，“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妄论利害，谗说得失”，乃是“制科人习气”，譬如“候虫时鸟”，只是“自鸣自已”，不足“为损益”②。又说：“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③凡此，都是有激而言，有为而发；但也确是有悟之言。
　　诗词成就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散文为最突出，但他的诗、词也都有极高的成就。以诗而言，苏诗不仅具有宋诗长于理趣的特点，而且具有他个人独特的品格。写于不同时期的作品，都能突现其人的真情实感。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此诗作于嘉祐六年（1061），苏轼时为凤翔签判，其弟子由曾寄他《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故有此作。苏轼与弟二人友于情深，对于人生聚散无常，感触亦深。诗中有达语，亦有情语。
　　又如《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熙宁四年（1071）为杭州通判时所作。当时新法初行，苏轼不合时宜，转任外职。随物自适，顺口成吟。虽有友人规以“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语，但西湖所作仍然不少，此诗尤为绝调。王文诰称此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①，并不为过。
　　又如《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郭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云：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此诗作于元丰五年（1082），苏轼贬在黄州。身在贬所，苦中作乐。“人似秋鸿”，“事如春梦”，“白酒三杯”，“苍颜一笑”，这些词语，道出了自己贬居生活中特有的情调，非他人所能道。
　　又如《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为元丰七年（1084）由黄州改迁汝州，途经高安，因游庐山所作。《东坡志林》亦有记载。自谓“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当是有得之言。苏轼经过黄州之贬，阅世渐深，看山也渐识其真。论者或谓诗中蕴有哲理，其实在作者自己，仍是直抒感受，并非有意于推理的。
　　② 苏轼：《东坡集》卷29《答李端叔书》。
　　③ 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①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又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睛。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自从哲宗绍圣以来，蔡京、章惇等新党执政，贬窜元祐党人。苏轼又遭再贬。最后贬到海南，直到元符三年（1100），始遇赦而还。此诗即作于赦还的途中。从“苦雨终风”到“云散月明”已经度过了多少岁月。“九死南荒”，而竟生还，轼虽达人，也不能不发浩叹。
　　苏轼之词，尤有特色，为世传诵者亦多。有些作品，也更体现性格。
　　例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二首，都是古今传诵的名篇。其豪情逸兴，并世罕有其匹，可不列举。在这样的名篇之外，有些作品，特色也是很突出的。这里且以《定风波》为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苏轼时在黄州。有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这是一首十分潇洒的词。不管风里雨里，而能行若无事，苟非脱屣世事，很难放达若此。“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兴到之言，也是有悟之言。
　　第三节苏辙颍滨遗老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苏轼弟。嘉祐初，随父兄到京师，与兄同登进士第。嘉祐六年（1061），应制举，“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①。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竟被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这时正值苏洵被命修礼书，而苏轼出签凤翔判官，苏辙乃请求养亲京师。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苏辙与轼丁父忧后复至京师。次年，上书论事。时王安石执政，出青苗书使苏辙熟议，检校文字。苏辙指出：“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这番话讲得相当透辟，王安石听后，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以后青苗法推行起来，苏辙又上书王安石，力陈不可。于是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历任陈州教授、南京判官等职。
　　① 《宋史》卷339《苏辙传》。
　　元丰二年（1079），苏轼下御史台狱，贬黄州。苏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以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复为右司谏。哲宗元祐初，辙在京师，多所论议。这时司马光改革熙宁之法，改雇役，复差役，苏辙极言不可。苏辙的这类政治主张，与苏轼基本相同。元祐四年，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同年，为贺辽国生辰国信使，出使契丹。绍圣初，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苏辙上书谏，哲宗不悦，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徽宗即位，蔡京当国，苏辙又被降职，居许州，于是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政和二年（1112）卒。有《栾城集》，自撰《颍滨遗老传》。
　　政论与史论苏辙一生学问，深受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现在看来，苏辙之学，也是“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的。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见《上两制诸公书》）。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
　　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
　　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文章存者不少，最见功力者是政论和史论。《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宋史》本传称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于此可见。其上篇有云：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具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
　　这几句话是说得切中时弊的。这是总的论断，对于具体问题，他也有具体分析。其中篇有云：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何者？天下之吏偷情苟且，不治其事，事日以败，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召募日广，而临事不获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
　　“冗吏”、“冗兵”、“冗费”，是当时朝政的三大弊端，北宋一代，政治得失，集中表现于此。自王禹偁、欧阳修以来，多有这样的观感。苏辙所言，自然不算创见。但他将这样的时局形容得恰如其分，所谓“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则确可说是“精确”而“简严”。所谓“三不立”，也写得言简意赅，“简严”之至。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但有时也作翻案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冯道一篇。此文有云：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议者讥其反君事雠，无士君子之操。大义既亏，虽有善不录也。吾览其行事而窃悲之。求之古人，犹有可得言者。
　　冯道被人讥为“反君事雠”，苏辙以为不然，所谓“求之古人”，即以管仲晏婴为例。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死，又从而相之。孔子许之。崔杼弑齐庄公而立景公，晏婴不亡不死，君子亦以名臣许之。苏辙认为冯道虽不及管、晏，但未可厚非，文章继续写道：盖道事唐明宗，始为宰相，其后历事八君。方其废兴之际，或在内，或在外，虽为宰相，而权不在己。祸变之发，皆非其过也。明宗虽出于夷狄，而性本宽厚，道每以恭俭劝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灭晋，耶律德光见道，问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顾夷狄不可晓以庄语，乃曰：“今时虽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罢杀戮。中国之人赖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师，隐帝已没，太祖谓汉大臣必相推戴，及见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辞。太祖意沮，知汉未可代，乃立湘阴王为汉嗣，而使道逆之于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语，公毋使我为妄语人。”太祖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汉。篡夺之际，虽贲育无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谈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议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于五代，立于暴君骄将之间，日与虎兕为伍，弃之而去，食蔽蕨，友麋鹿，易耳，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不幸而仕于朝，如冯道犹无以自免，议者诚少恕哉！对冯道的为人处世，从薛居正到范质、胡瑗、富弼、王安石等，都曾有所肯定，到欧阳修才大加贬抑。苏辙所谓“少恕”，可能即指欧著《新五代史》而言。冯道在《新五代史》中是列入杂传的。欧阳修在《杂传》的序中曾说：“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欧阳修说冯道“可谓无廉耻”，而苏辙认为“议者诚少恕哉”。
　　这样的文章，议论不同于欧阳修，可谓敢于立异；不过，苏辙一介书生，涉世可能尚浅，像冯道这样老于官场的“长乐老”，其“成败得失”，恐亦难于如此论定。
　　《历代论》也论到了佛老问题。例如论梁武帝，便涉及佛老。他的看法既不同于韩愈，也不同于欧阳修。其文有云：东汉以来，佛法始入中国，其道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而汉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晋以后，略知之矣。好之笃者，则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则欲绝之于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
　　说“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这和柳宗元的见解有些相似。苏辙和柳宗元都不是佞佛的，只是当他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后，才寻找寄托。苏辙在《逍遥聪禅师塔碑》一文中说：“予元丰中以罪谪高安，既涉世多难，知佛法之可以为归也。”这和柳宗元在永州的心境也是相似的。
　　梁武帝佞佛，曾受世人许多非议，认为他以佞佛亡国，但苏辙以为不然，他最后还指出：“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圣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这是对老佛之道极高的称赞。这样的文章，写于韩、欧大力辟佛之后，可以说是勇于独立思考、敢于独抒己见、写得比较自由随便的。
　　书信杂文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讲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
　　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
　　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例如《答黄庭坚书》云：辙之不肖，何足以求交于鲁直？然家兄子瞻与鲁直往还甚久，辙与鲁直舅氏公择相知不疏，读君之文，诵其诗，愿一见者久矣。性拙且懒，终不能奉咫尺之书致殷勤于左右；乃使鲁直以书先之，其为愧恨可量也？自废弃以来，颓然自放，顽鄙愈甚。见者往往嗤笑，而鲁直犹有以取之。观鲁直之书所以见爱者，与辙之爱鲁直无异也。然则书之先后，不君则我，未足以为恨也。比闻鲁直吏事之余，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无酒，嵇无琴，则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今鲁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过人远矣，而犹以问人，何也？闻鲁直喜与禅僧语，盖聊以是探其有无耶？
　　这样的笔墨，很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①。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其文有云：元丰三年，余得罪迁高安，夏六月，过庐山，知其胜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阳，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 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棹不能自持，虽三峡之崄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院据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茜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王士禛《香祖笔记》卷12 云：“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柳子厚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并引其中“入栖贤谷”一段文字而后云：“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苏辙之文，本来不是以“奇”见称的。《黄楼赋》“稍自振厉”，即被疑为苏轼所作，则此文之“造语奇特”，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
　　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
　　的文章。其文有云：余既以罪谪监筠州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补其圮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莫出入其傍，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这一篇“记”也是写得有些特色的。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还说：希望有那么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139《论文上》。
　　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
　　苏辙为文的特点，苏轼曾有评论，他在《答张文潜书》里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茅坤在《苏文定公文钞引》中也有评论，他说：“苏文定公之文，其镵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西汉以来别调也。”茅坤所言，承袭苏轼之说，而更为客观。至于苏辙自己则说：“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①从二人相异之点看来，自然不错；但苏辙只言其异，未言所同。从其相同之点看来，茅坤所论，是比较全面的。
　　苏辙之诗苏辙之诗，无甚可称者，但有些作品，冲淡质朴，也有特色。例如《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之一云：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
　　嘉祐六年（1061），苏辙与兄轼同试制科，他在《制科策》中对于宫廷奢靡、吏治败坏等等现象，直言不讳，因而不得高第，除为商州军事推官。苏辙辞不赴任。嘉祐七年十月，苏轼作《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三首，于是辙乃有此次韵之作。
　　辞官不赴，自谓“才疏”，自是有激之言。“闭门”、“避谤”，亦皆有为而发。这是早年的作品，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又如《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这是苏辙晚年的作品，时当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祐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
　　① 见苏籀：《栾城先生遗言》。
　　第四十一章周敦颐程颢程颐第一节周敦颐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北宋在庆历之前，学术思想从总体上说，基本还是固守在传统的经学范围内，没有创新。皮锡瑞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凌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①但是，学术思想已经孕育、产生突破旧格局、旧体系的因素。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种情况是对传统经学不满。有的学者已经在“通释、老之书，以经史传致精意，为一家之说”②。有的反对“治一经或至皓首”，主张治学的人当作“一以贯之”的达者③。有的主张，治经应当“不惑传注”。这些虽一时还未形成大气候，但确实是促使旧儒学裂变的因素。第二种情况是疑古逐渐地由萌发到成为一时风气，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则成了治学的风尚。由于社会危机的发展，旧儒学无力，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儒学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理学，有的称之新儒学（Neo-Confucianism），遂应运而生。
　　理学经历过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理学的先驱是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这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与胡瑗是同学，石介又师事孙复。
　　宋初三先生开学术风气之先，对有宋一代学术的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一中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胡瑗论性、论情、论欲，这些后来都成为理学讨论的重要命题。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突出“尊王”的思想，从理论上说明封建等级礼制的规范不可破坏。他说：《春秋》始隐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春秋》之义，非天子不得专杀。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敌，非茅戎可得败也。
　　《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执，况大夫乎。
　　孙复斥佛老，宣传道统论；提出“道”等有关的概念。石介着重阐发韩愈的道统说。他排列从伏羲经文、武、周、孔而下接韩愈的道统，主张要恢复孟子以后中绝的孔子之道。
　　胡瑗（993—1059），13 岁通“五经”。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以太常博士致仕。他教学不注重章句、训诂，以经术教授吴中，所授为“明达体用之学”，重在“六经”之义理。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在于讲明“六经”；治事重在治民安生、讲武御寇等。仁宗下令将其所创的“苏湖教学法”取以为太学法。而为生徒所爱重，弟子数千，经常去求教的有数百人，又各以所习的经义转相传授。这些门人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声势，“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四、五”。在这一政治上有相当影响的庞大学术集团① 《经学历史·八经学变古时代》。
　　② 《东都事略》卷46《晁迥传》。
　　③ 《东都事略》卷39《田锡传》。
　　的推动下，其时学风发生很大变化。①胡瑗的著作主要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等。
　　孙复（992—1057）长胡瑗一岁。四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任过州县佐吏，后为国子监直讲，迁殿中丞。其代表作品为《春秋尊王发微》。石介（1005—1045），天圣九年（1031）中进士，任郓州、南京推官、嘉州军事判官、国子直讲，至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父母去世，石介曾躬耕徂徕山下，以《易》授徒。著作主要有《徂徕先生集》。
　　庆历时期，理学兴起。在齐鲁、浙东、浙西、闽中、关中及四川各地都有一批重要的理学人物。全祖望称这种学术形势是：“庆历之际，学统四起。”②理学进一步发展，便形成几个主支，这就是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以及邵雍的象数学。
　　关于周敦颐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历代学者的看法有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周敦颐在理学史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二程的洛学与濂学不存在传承的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周氏学术为洛学渊源所自。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濂学与洛学虽不能说有渊源关系，二程没有传周敦颐的学术，但洛学与之相通。从学派传承上说，周、程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在思想上，不能说没有关联。从理学的发生、发展上看，周敦颐无疑有他的重要地位。
　　尽心职事，奉养至廉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属湖南）人。
　　15 岁时，父周辅成去世。依舅父郑向，郑向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周敦颐被舅父看作是有出息的孩子，爱若己出。20 岁时，因郑向叙例荫补试将作监主簿。历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县令，改大理寺寺丞，知洪州南昌县。40 岁，改太子中舍人签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四年多。45 岁，解职还京师，次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英宗治平元年（1064）通判永州，在永州三年。治平四年（1067）秋，摄邵州事。后为赵汴与吕公著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称职，迁虞部郎中，提点本路刑狱。
　　周敦颐为官尽心于政事，断案公正清明，早在分宁县期间，因清理积案而为人所称道，迁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转运使王逵断案失实，但因畏其权势，无人提出异议。周敦颐敢于力争，并且申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最终使王逵折服，从而纠正了一件错案。他尽职于事，一直为当地百姓所怀念。提点广南东路刑狱任上，这个地区多是荒崖绝岛，人迹罕至，疫疠流行。他为了了解案情，还是到各处查询，以洗冤情，但“竟以此得疾”。熙宁五年（1072）因病乞求知南康军，移居庐山莲花峰下。赵汴再次推荐，但此时周敦颐病情沉重。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敦颐与世长辞。嘉定十三年，赐谥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周敦颐为官清廉，潘兴嗣在墓志铭里写出亲见的事实：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数百，莫不叹服。此余之亲见也。①50000528_1606_0① 《宋史》卷427《周敦颐传》。
　　② 《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
　　周敦颐为时人所敬重。他在郴州、合州、邵州等地都兴学校，开讲学之风。在南康军任上时，程珦使程颢与程颐前往受学。周氏为官三十余年，志在求道，其为学途径也是出入释老而后反求诸“六经”。但他的讲学又更多带上道家的修养色彩，说：圣可学，“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处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则庶矣乎。”②《太极图说》与《通书》周敦颐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与《通书》。《太极图》与陈抟有一定的关系。朱震说陈抟所传的路径不同。一是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另一条传授是到了穆修后，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天图》与《太极图》都传到周敦颐。是否有这样的严整的学脉系统，还要考定，但从学术体系上说，可以肯定一点，周敦颐接受道家的影响，接受后又对之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将它和以诚为本的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新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太极图说》是“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
　　《太极图说》内容如下：自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云：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以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周敦颐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以太极为本体，提出他的宇宙观、世界观。由阴阳刚柔的变化，说明万事万物与人类的产生；进而提出形、神以及性、欲、善、恶、仁、义、“道”等范畴、概念。
　　《通书》则以诚为本，说：“诚者，圣之大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①“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②诚，成了世界包括精神世界的本源。濂溪由此进一步阐释他的清心、无欲修身及政治方面的观点与伦理道德等观念。《通书》用“理”，说明封建社会的等级礼制与名分，“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③后人论周敦颐学术时，说：“《通书》四十章，皆错综以阐太极之蕴，然其义各有攸当。”①“《太极图》得《通书》而始明。”②② 《通书·圣学》。
　　① 《通书·诚上》。
　　② 《通书·诚下》。
　　① 李光地：《榕村通书篇》。
　　② 《朱子语类》卷94《通书》。
　　周敦颐以无极、诚为本，由此在学理上构造出一个理论框架，提出本体论、宇宙观、运动观、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因此在理学的发展史上作为一个发端，有他一定的地位。“若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③。但他的理论简略，对诚与太极的关系也没有作出严密的论说，有其不成熟的地方。
　　第二节程颢程颐洛学在宋代理学各派中是最主要的一支，其创始人是程颢与程颐兄弟。
　　程颢辞世早，是程颐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两人思想不完全一样，但从大的方面说，是一致的；因此，研究宋代理学，通常“二程”并称。
　　游宦讲学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两人相差一岁。世称颢为“大程”，颐为“小程”，合称“二程”。祖籍为安徽徽县，五世祖居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高祖程羽在宋初，官至兵部侍郎，太宗朝为三司使。曾祖程希振为尚书虞部员外郎等，死后葬河南伊川，并迁家河南（今洛阳），遂为河南人。祖父程遹，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遹以世家的荫庇为官，为黄州黄陂尉，历知吉州庐陵县尉，润州观察使，改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龚州、磁州、汉州等，以太中大夫致仕。死在其子程颢卒后一年，也就是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85 岁。
　　程颢10 岁写了一首题名为《酌贪泉》诗，诗中写道：“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十二三岁，进学如老成人。其弟程颐数岁能诵《诗》、《书》，大约是家庭环境造成他们的这样一种气质。
　　程颐十四五岁，与哥哥程颢一道受业于周敦颐。十七八岁读《论语》，能领略其中的精义。程颐18 岁，给仁宗皇帝上书，希望仁宗皇帝“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但没有什么反响。嘉祐元年（1056）二程至京师，与张载论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为文，为胡瑗赏识，延以学职。
　　嘉祐二年，程颢中进士，调京兆府鄠县主簿。嘉祐五年，调上元县主簿。在任时行均田法，有成效。后摄上元邑令事，颇有政声，在处理诉讼刑狱方面很有成绩。英宗治平二年（1065）移泽州晋城令。在晋城任期，教民知孝悌，兴学校，移陋俗，理财以富民。治平四年（1067），秩满，改任著作郎。此前，吕公著曾荐程颐，程颐“自以为学不足”，不愿出来任职。后来，程珦改知汉州，二程随父亲同往。程颢不久离开四川回京师；程颐一直到39岁，也就是熙宁四年（1071）才随父亲回京师开封。其间与张载书函往返以论学。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行新法，以程颢为属官。王安石奏请派苏辙、程颢等八人往各地视察农田、水利及赋役等方面推行新政的情况。八月，因吕公著的推荐，授程颢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上《论王霸札③ 《宋元学案》卷11《濂溪学案上》“黄百家按语”。
　　子》、《论君道》、《论十事札子》等，反对“荆公新学”，论说君王当行王道，要得天理之正。他同吕公著、孙觉及张载的弟弟张戬等极力论说新法的不便。程颢数度上疏，言论不被采用，熙宁四年（1071），与王安石不合，安石“犹敬其忠信，但出提点西京刑狱，又改差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程颢去澶州赴任。
　　熙宁五年（1072）程颢罢归回洛阳，遂与程颐讲学洛阳，“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这以后十余年，直到辞世，讲学是程颢的主要活动。这期间，曾监西京洛河竹木务，元丰元年（1078）差知扶沟县事，四年罢。二程一同论学。元丰六年监汝州酒税，元丰八年（1085）哲宗继位，程颢改承议郎，六月召程颢为宗正寺丞，未行，即病逝。嘉定中赐谥“纯公”。程颢在这一时期，讲学洛口，对洛学的建立至关重要。洛阳不但聚集了一批反对新法的人，如司马光、吕公著、邵雍等；而且有一批学人师事程颢，逐渐形成一个学派。下面摘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大程讲学的盛况：（颢）归洛，从容亲庭，日以劝学为事。先生经术通明，义理精微，乐告不倦，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
　　（程颢）居洛几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德劝义；行李之往来过于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①50000528_1611_0程颢死后，门人转师小程；关学不少人，又转入洛学门下，洛学大盛。二程（主要是大程）在洛阳讲学，为洛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立理学根基程颢在理学形成中的地位，可以以程颐的两段话说明。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程颐以为周公以后，圣人之道不行，孟子死了以后，圣学不传。直到1400 年以后，是他的哥哥程颢“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程颐列出道统，说1400 年时间都没有人能传圣学，只有程颢才把圣学恢复，实在说，言过其实。程颢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为洛学的建立作了发端工作，二是接受一批从学门人，“成就人才，于时为多”②。
　　程颐在程颢之后，完成了理学体系的构造，后人说：“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则洛学之统且中衰矣。”③这种看法合乎事实。
　　程颐说自己为学历程是：40 岁以前读诵，50 岁以前研究其义，60 岁以前反复绎，60 岁以后著书。①程颢去世，程颐是53 岁，这以后，程颐进一步倡明道学。是年，朝廷授他汝州团练推官。次年即哲宗元祐元年（1086），② 《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墓表》。《宋史》卷427，《程颢传》收录程颐序，但文字有小讹。③ 《宋元学案》卷15《伊川学案上》。
　　① 《程氏遗书》卷24。
　　除承奉郎，再授宣德秘书省校书郎。程颐辞并乞召见。三月至京师，召见，擢崇政殿说书。他不断向太皇太后上书、上疏，大谈辅养人主之道，要年幼的哲宗涵养气质。程颐批评朝规，褒贬议论无所顾忌。朝中上下与程颐不合者多。当时，朝中又爆发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与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刘挚等为首的朔党之间的斗争。程颐被劾，罢崇政殿说书，差管西京国子监。元祐五年（1090）父死，丁忧。七年，权判西京国子监职。
　　哲宗亲政，绍述新政，程颐与其他反对新法的人，成了打击的对象，被目为“奸党”，程颐是其中的主要成员。绍圣年间，放归田里，回洛阳。绍圣四年（1097）送涪州编管。程颐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在注《周易》，与门人弟子讲学。元符二年（1099），程颐67 岁，他的主要著作《易传》完成，这标志着洛学的学术体系形成。
　　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大观元年（1107）卒于家。嘉定中谥“正”。
　　天下只一个理二程的著作，汇集在今人编的《二程集》中，计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程氏文集》、《程氏经说》、《程氏粹言》及《周易程氏传》（《伊川易传》）六种，其中多数是程颐的著述。程颢的思想集中在《识仁篇》中，是他的学生吕大临把大程的有关言论记录下来，成为语录（见《二程集·程氏遗书》卷2 上）。另一种是他答张载书信中讨论定性问题的《定性书》（见《二程集·程氏文集》卷2《答横渠张子厚书》）。
　　程颢与程颐的思想一致而有殊。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①二程共同奠定了理学理论。但又有差别。程颢强调道德涵养、物我合一。他说：“一人之心即万物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②谈到定性问题时，程颢以为：“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③在理学史上，他是心学滥觞者。由程颢而谢良佐，到了南宋，陆象山进一步构造心学的完整理论。
　　程颐的代表作是《伊川易传》，也是理学的经典作品。强调“理”是世界的本原，由此而演绎出一套理学的理论。程颐的学术经杨时、罗从彦，李延平得到发展，朱熹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又吸收诸家的学说，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程颐认为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也。”④但是世界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情形，各有其理。他说：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致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①50000528_1614_0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这个思想也指明求理的途径：物虽有差异而理① 《程氏外书》卷12。
　　② 《程氏遗书》卷2 上。
　　③ 《程氏文集》卷2。
　　④ 《程氏遗书》卷2 上。
　　同。求理离不开个别事物与个别的认识。二程说：“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复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盖非一端而已也。”②由于天理是先验的，所以要通过各办法，求出天理，而格物致知最终就是要验证这种理，体验天理的永恒。在二程看来，天理，又是封建纲常名分等级制度。维护纲常，就是治道，就是维护天理，就可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说：夫天下国家，必纪纲法度废乱，而后祸患生。圣人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进复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复也，谓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③50000528_1614_2程颐在《易传序》中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的社会变革观，一方面，他看到“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④。“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补”⑤，认识到复井田、行封建的办法，行不通。另一方面，他主张在变革中要“审虑慎动”，要用“包含宽容”的态度对“近戚”“贵家”。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理学变革观的实质。
　　总之，二程所奠定的理学，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它包括哲学观、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以及伦理道德思想、社会变革论等各个方面。
　　② 《程氏粹言》卷1。
　　④ 《伊川易传》卷3，“恒”。
　　⑤ 《程氏粹言》卷1，《论政篇》。
　　第四十二章邵雍张载第一节邵雍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等，后谥康节，祖籍范阳（今属河北）。曾祖邵令进以军职事宋太祖，家始居于衡漳。其祖邵德新、父邵古“皆隐德不仕”。后邵雍随父迁到卫州共城（今属河南），又迁河南（今洛阳），成了河南人。
　　刻苦厉学《宋史》本传说他少年时代就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以后又游历四方，“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足迹遍及大河上下、淮汉之滨，这使他有机会增长阅历，认识社会。
　　邵雍不久回到共城，据其子邵伯温说，是因为祖母太思念他，以致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邵雍为孝事母亲，从此不再出远门。①由于家境艰难，邵雍“躬自爨以自养”。父亲迁家城西北苏门山，邵雍筑室在百源之上读书。其时，权共城县令李之才很器重邵雍，向他传授儒家经籍。邵雍也更加刻励，据说是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把一部《周易》抄写下来，贴在四壁上，每日诵读。听说汾州有位任先生精于《易》，便前去求教。李之才为河阳司户曹，邵雍跟随前往，住在州学中，生活相当贫困，节省饮食费用买灯油。京城来的官员被他这种刻苦精神所感动，赏以纸笔。
　　邵雍师事李之才，对他今后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由李之才处受《河图》、《洛书》及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这个学术渊源可上溯到陈抟。陈抟传《图》、《书》给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邵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融儒道为一炉，在北宋的理学中，创立象数之学。他的贯通宇宙自然、人类历史社会的见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南宋的朱熹说：邵子“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①。
　　仁宗康定元年（1040），邵雍30 岁葬其双亲于伊水之上；庆历年间，过洛阳时，爱其山水之美，产生在此定居的念头，直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才实现这一愿望。
　　迁居洛中在门生侯绍曾的帮助下，邵雍从共城迁至洛阳，开始居在天宫寺三学院。生活相当艰难，“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邵氏之乐，不仅在洛中的山水之美，有一个安宁的环境从事学术上的追求；更在于洛阳城先后有一批与他志趣相投的人士住在那里。邵雍的住处，几经周折，最后在富弼、司马光等人的帮助下，得到一座宅园，有屋三十间，住宅之园有水竹花木之胜。邵雍为自己的住宅起名叫“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赋诗说：“七① 《朱子语类》卷100《邵子之书》。
　　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邵雍后半生三十余年是在洛阳度过的。从表面上看，他远离政治。嘉祐中，朝廷下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推荐，授试将作监簿，邵雍不赴任。宋神宗时，御使中丞吕诲及三司使吴充等荐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邵雍三辞不许，但受命即引疾不起。但这并不能说明邵雍脱离世事。王安石变法的熙宁新政如火如荼地开展，触动朝野每一个人，邵雍也不可能忘情。当时洛阳先后聚集了如吕公著、司马光、富弼以及程颢、程颐兄弟反对变法的人士。邵雍与他们交游唱和，来往密切。司马光以兄事邵雍，富弼有疑难时，还得去请教邵雍。新法推行最激烈时，一些州县官想辞官而去，邵雍鼓励他们要继续留任，说：“此正是贤者所当尽力之时。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邵雍凭借自己的学术上的影响，加上他能平易近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所以他也是洛中一位风云人物。《宋史·邵雍》传中说：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养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可见邵雍在洛中人仁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神宗熙宁十年（1077）七月，卒，终年67 岁。
　　《皇极经世》邵雍的著作流存下来的有《皇极经世》和《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一书计12 卷，统称《观物篇》，其中又分观物内篇、观物外篇。朱熹说：“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①他的儿子邵伯温解释这部书名，说：至大谓之“皇”，至中谓之“极”，至正谓之“经”，至变谓之“世”（见王植《皇极经世全书解》卷6）。
　　对此书的内容，邵伯温作了说明：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焉。②50000528_1618_1又说：其所著《皇极经世》书，以元会运世之数推之，千岁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极为堂奥，乾坤为门户，包括“六经”，阴阳刚柔行乎其间，消息盈虚相为盛衰，皇王帝伯相为治乱，其肯为训解之学也哉。③50000528_1618_2邵雍这部书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史观、社会变革观。
　　一、先天易学和邵雍的哲学观。邵雍以《易》学为根基，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哲学观。邵雍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认为这种图式是伏羲所画，即所谓的先天图；并由此演绎出各种图式，以说明宇宙、天人、古今的联系与变化。
　　邵氏的卦图没有完全传下来，南宋朱熹将先天图归结为四种，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邵雍用图式说明宇宙、世界的本原是太极、是道。他说：“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①而“道”为太极。所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① 《朱子语类》卷100《邵子之书》。
　　① 《观物外篇》。
　　②。由太极而两仪、阴阳、动静的变动，于是化生出万物。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之交，而地之用尽之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
　　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道尽之矣。由太极而形成世界万事万物。天之日月星辰生出寒暑昼夜，寒暑昼夜变化为万物情性形体；地之水火土石生出雨风露雷，雨风露雷化育出走飞草木，进而生出动植物。“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人也产生了，但人灵于万物，原因是人的形体兼有动、植物的优点，又有动植物作为生活资料，由此进一步造成了机体、机能上的差别。“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人之用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①。
　　但太极在邵氏那里又是“心”，“心为太极”②，在《渔樵问答》中他明确地说：“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就是吾心。”这就可以看出他的宇宙观、哲学观的实质。
　　邵雍的图式，以八卦、六十四卦构成，由下而上，由动静之变，展示由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一是太极，是不动的，“夫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③。世界又是“数”所生。但是他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这就是程颢称为“加一倍法”，朱熹说“一分为二”法，“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④。这种思维方法又有辩证的因素。
　　二、元会运世说与邵雍的历史哲学。邵雍历史观有两点较为突出，一是把人类社会史作为整个宇宙变化的一个部分；二是他的古今相对论。古今在天地间，也只是“旦暮”，以今观今，则谓之今，以后观今，则谓之古。以今观古，则谓之古，以古自观，则古也是今。这是他的“观物”思想在历史上的运用，古今相对，古今转化，古今一道。
　　所谓元、会、运、世，是区分时间的一种办法。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元是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古今概念是相对的，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每一个又可以作为参照点，以此为准，各有元会运世的系列，进而有“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辰经辰”。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之数也是无限的，世界不停地由开物到闭物，也就是从开辟到毁灭作周期的循环。这既是他宇宙观的一个内容，也是他的历史运动观。这种历史循环论里面包含宇宙不尽和世界事物暂存的思想。
　　邵雍用表谱具体地显示出，中国历史自唐尧至五代，在宇宙的一个开物② 《观物内篇》。
　　① 《观物内篇》。
　　② 《观物外篇》。
　　③ 《观物外篇》。
　　④ 《朱子语类》卷67《程子易传》。
　　到闭物的周期中，只是一个很小部分。历史和各种事物一样，是一个兴衰变动的历程，就中国历史说是一种皇帝王霸变化的过程。邵雍说：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藩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①50000528_1621_0邵氏的皇帝王霸说，是一种对盛极而衰、乱极而治的具体的表述。他把历史看成是在运动中向后退，但对他的历史观点要作具体分析。首先，五代是“乱极”，那么，北宋自然是盛世了，历史又不完全是在倒退。他临终前，为自己生在、长在、死在太平世而感到安慰，和他的历史观是一致的。其次，皇帝王霸的提法，是表示政治上的特点。皇：“无为”；帝：“恩信”；王：“公正”；霸：“智力”。所以后代能不能成为治世，关键要看君王怎样治理国家。他推崇“无为”而治，恰是把道家的思想糅进历史盛衰论中去。由此，他又提出历史变革的“因革”论，他认为“因而因者”，是千世之事业，而可因则因，可革则革，则是万年之事业。这同样是把道家的顺自然的思想，纳进社会变革论中去。这些地方正反映了邵雍思想的特征。
　　第二节张载张载（1020—1078）①，字子厚，世居大梁。祖父张复在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赠司空。其父张迪仕仁宗朝，终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由于家道清寒，张迪死后，全家便侨居凤翔郿县（今属陕西）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关学。张载的思想在北宋的理学中，同二程的理学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在理学形成过程中有独特的地位。后人说：“其门户虽微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②少年喜言兵少年时代的张载兴趣广泛，无所不学，是个有志向的人。宋仁宗时，北宋与辽矛盾缓和，但在西北地区，与西夏的矛盾上升，交争更为激烈。张载是一个关心国事的青年，尤喜谈兵事，与邠人焦寅交游，两人志同道合。张载想联合一些人，夺取洮西的失地。
　　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与韩琦任陕西经略安抚使。范兼知延州。张载时年21 岁，上书谒见范仲淹，呈述《边议》九条，显示他的干略与器识。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说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宋史·张载传》把“责之”，改成“警之”。而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卷15 记载这件事只是说：范仲淹对张载“馆于府第，俾修科制”。以事理度之，作为坐镇一方的帅臣反对青年人言兵，不合情理。范氏只是鼓励青年张载作出更大的成就。事实上，张载一直到晚年仍然关心国事，还在言兵。保存在《张载集》中张氏的言兵的① 有的著作及工具书系张载卒年在1077 年，误。张载卒于熙宁十年十二月乙亥。熙宁十年虽是1077 年，但是年十二月乙亥，应是1078 年。
　　文字就是明证。
　　求诸“六经”
　　就张载的学术发展说，见范仲淹是一件大事。张载读《中庸》并不满足，研读释、老之书，但没有收获。于是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张载求道，俯读仰思，求之于“六经”而后得。后人把张载称作为范仲淹门人，认为其学出于高平之学，是基于这层考虑。但从学脉上说，这种看法，不能成立。
　　张载研求“六经”，同时与当时二程、邵雍相互交往、问难。嘉祐元年，张载至京师。程颢同张载在兴国寺讲论终日，为一时盛事，①从辈份上说，张载也是二程的表叔。在学术见解上，程颢同张载存在分歧，但二程很尊重张载，说：“观吾叔之见，至正而谨严。”②特别是张载的《西铭》，尤其为二程称道。对门人杨时贬低《西铭》的议论，程颢很不高兴，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西铭》是“明理一而分殊”的作品。③杨时称：“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④甚至张载的门人吕大临在作《横渠先生行状》时，也说：张载见二程，“尽弃其学而学焉”。程颐严厉批评这种说法，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⑤有一件传闻：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横渠乃归陕西。⑥50000528_1624_5这段记载也见于《宋史·张载传》。但明显不合事实，程颢准备应试至京师是在元祐元年，次年程颢应举得官，张载也于是年中进士。嘉祐三年，张载与程颢论定性问题。岂有程颢于元祐元年一到京师，通过辩论，张载就败回陕西？应该说，张、程是在相互吸收、相互论难中发展各自的学术。张载通过比较后，也有信心，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①张载不是坐而论道，他读“六经”以求治人之道。他希望按照《周礼》的办法，行井田，以解决社会上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不均带来的危机。张载深知这个办法不能行之于天下，但却要验之一乡。所以他与一些人议论要买田一方，画成几井，按三代的办法，实践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没有能做成，但反映了他在探求“六经”方面的一个特点。
　　创立关学① 《程氏遗书》卷2 上。
　　② 《程氏文集》卷9《答横渠先生书》。
　　③ 《程氏文集》卷9《答杨时论西铭书》。
　　④ 《杨龟山集》卷5。
　　⑤ 《程氏外书》卷11。
　　①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嘉祐二年（1057）张载登进士第，任祁州司法参军，又迁丹州云岩令，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任职期间，在兴教育、变风俗、关心民瘼以及断狱案诸多方面，颇有政声。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冬，被召入对，神宗询以变法事，张载以“复三代为对”。除崇文院校书。但他同朝中执政大臣议论不合，次年，他的弟弟张天祺因为极力反对新法，受到贬斥。张载不愿在京师呆下去，请求回故里。
　　此后六年多在横渠镇的岁月里，张载生活贫困，但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忘也”。他说自己的追求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认为“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②又说：“学者观书，每见每知新意，则学进矣。”“万物皆有理，如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③他作诗说：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枝。④50000528_1626_3他的执著追求和探索，精神感人，“闻者莫不动心有进”。一批学人师事张载，形成一个学术群体。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吕兄弟执弟子之礼。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等，先后俱列门墙，关学兴盛。
　　熙宁九年秋，张载把自己一生的探求所得的《正蒙》，出示给门人，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欤。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⑤熙宁十年春，张载被召还馆，乃知太常礼院。朝中有关的官员同他议礼不合。时他身患重病，无心在京师住下去，又一次辞官；在回陕西的路上，路过洛阳见二程。十二月，到达临潼，便与世长辞。这位学者一生清苦，死后的棺木，还是从长安赶来奔丧的门人凑钱买的。张载死后，程颢在《哭子厚先生诗》中恸哭：“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共后学求？千古声名联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寝门恸哭知何限，岂独交亲念旧游。”①从理学形成的角度看，张载创立的关学，至少有这几个方面是值得提出来的。
　　一、《西铭》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的著作很多，但是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后人为搜集、整理其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1978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收集、增补了大量的材料。重要的篇目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东铭》与《西铭》收在《正蒙》的《乾称篇》中。
　　《西铭》在张载的作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开篇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① 《近思录拾遗》，《张载集》，第376 页。
　　② 《经学理窟·义理》。
　　③ 《张子语录·语录中》。
　　⑤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① 载《程氏文集》卷3。
　　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张载把乾坤的天，作为万物也包括人的父母；人在天地之间，与天地混然为一。张载的思想是万物万事为一，他在《经学理窟·诗书》中说：“万事只一天理。”乾坤是万物、人的父母，但是人、物毕竟相异。这里面包含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在《易说·系辞上》中说：“天地虽一物，理须从此分别。”二程一再强调《西铭》的“理一分殊”的意义，并不完全是附会。至少，二程的万物一理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多少是从张载那儿得到了启发。张横渠把大君作为乾坤，也就是作为天的宗子；把大臣作宗子的家相。这又把封建等级礼制，作为乾坤一源所派生出来的，从而表明了封建礼制的合理性。二程所以看重《西铭》，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太虚即气说。张载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他在《正蒙》开篇的《太和篇》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总之，气为万事万物的本源，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诚明篇》说：“性者，万物之一源”，“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张横渠把性、天道归之于“诚”，这是他的心性论的一个方面，也应当指出。世界上各个事物都有两个对立的双方，张载称作“一物两体”，而“一物两体者，气也”①。所以他的气的本体论又是辩证的运动观。
　　此外，张载指出人人都有“天地之性”，但由于“气质之性”的差异，造成人和人的不同。为了成圣人、君子，应当“穷理尽性”、“穷神知化”。学习可以改变气质之性，“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②。
　　总之，张载的气本体思想，在宋代理学家中，显示了他的特点，显示了他在理论上的光彩。他的理论思路和一些命题成为宋代理学的思想资料。① 《易说·说卦》。
　　② 《经学理窟·气质》。
　　第四十三章苏颂第一节历仕五朝，学究天人苏颂（1020—1101），字子容，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人。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是宋朝著名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
　　担任地方官庆历二年（1042）苏颂中进士，为宿州观察推官。次年任江宁知县。三年任满，正赶上父亲苏绅病逝。他葬父京口，从此移居润州丹阳。皇祐五年（1053）改任馆阁校勘。嘉祐六年（1061）出知颍州。嘉祐八年召为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治平二年（1065）迁三司度支判官。熙宁四年（1071）任婺州知州。熙宁六年，转毫州知州，八年，知应天府，九年知杭州，熙宁十年又调朝廷修史。
　　元丰元年（1078）知开封府。二年，改知濠州，三年，知沧州，四年，召回吏部任职。元祐八年（1093）知扬州，再次出任地方官。
　　在任地方官时，苏颂尽其所能，为民造福。如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时，他“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①，兴修水利，保田防灾。元丰四年（1081）知沧州时，黄河泛滥。他又上奏指出只修堤防不注意疏通海口的危险性，并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较好的解决办法：“臣窃见沧州东北有三堂泊，纵广百余里，下连海道，地名黑龙港。..其西与御河破藏口及范桥镇相去不过三五十里，可以分引河流，东注泊内。既满溢则由黑龙港以入海，其势甚易。”在杭州任内，他把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做自来水用，造福于百姓。
　　在淮南转运使任内，他见到因饥荒造成哀鸿遍野，灾民嗷嗷待哺的惨景，于是立即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臣窃闻近日甚有近北灾伤人民流移往邻路州逐熟，..今并淮诸郡，虽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致物价腾踊。万一将来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归业之期。坐食贵谷，便见所失。彼时须烦县官赈救，为惠差迟，则其敝益甚矣。臣以为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价，若物货之平，则莫若为粜给，使之常食贱价之物，则不觉转移流徙之为患也。”②他不仅想到荒年中对灾民的赈济，而且想到赈救后物价如何保持平稳，流民如何归业安居等等。他想的是很周到和长远的。
　　当时各地争修寺院，皇帝也滥赐匾额，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经济负担。苏颂又挺身而出为百姓请命：“臣欲乞朝廷明立条约，今后不许特创寺院宫观。”对违法而建的寺院“并令州县检括指挥一切毁拆，许诸色人收买请射，永为己业”。③苏颂关心民瘼，体恤百姓，深为皇帝所知。熙宁九年（1076）正月，苏杭地区再次闹灾。在选任地方长官时，神宗称“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① 曾肇：《赠司空苏公墓志铭》。
　　② 《苏魏公文集·奏乞粜官米济民》。
　　在朝中任职苏颂于皇祐五年任馆阁校勘，开始了他校正和整理古籍的生涯。不久迁大理寺丞，至和元年（1054）同知太常礼院，嘉祐二年（1057）改任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四年，兼任殿试复考官，五年，迁太常博士，仍兼校正医书官等职。六年，出知颍州。这是他第一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编校古籍，历时九载。
　　熙宁元年（1068）任知制诰，二年，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同知审官院。三年，权同知贡举，因拒绝草诏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而被神宗撤职，这是他第二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做文秘工作。
　　熙宁十年，由杭州召回，修撰仁宗、英宗实录，兼提举中太一宫和集禧观，仅一年又改任地方官。
　　元丰四年（1081）又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五年，进尚书左丞，七年，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掌握了全国行政大权。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第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校正编撰古籍，由此他广泛接触有关文献资料，为他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创造了条件。
　　苏颂在朝廷任职的第二件大事是“李定事件”。拒绝草诏任命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他三次拒绝起草诏书，神宗愤怒地斥责说：“轻侮诏命，翻复若此，国法岂容！”①于是将苏颂撤职。但苏颂几次拒绝草诏，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破格提拔李定违背以前的法令，而官吏的任命必须依法而行。第二是李定不够破格提拔的标准，他“素无声称”，不能因偶有奏对称心，就破格提拔。第三是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果有奇谋硕画，再破格提拔也不迟。苏颂的这些意见是十分诚恳的。
　　苏颂在朝中任职的第三件事是参与改革。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是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之一。元丰四年，他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他积极参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职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元丰以前，官用来定品阶俸禄；职为殿阁、文学之士及待制等，以示尊宠。唯差遣为实职，可行使权力。这样造成了官称与实职不符，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等弊病。苏颂在这方面提过许多有益意见。
　　在《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中，他提出把发放青苗钱的提举常平司归各路转运使管辖，这样，不致政出两门，使州县长官不知所从。这也是他为当时机构改革所提出的很好的建议。苏颂所处的时代，朝中派系斗争席卷了整个政治舞台。他却能始终不立党援，不入派系，这正说明了他的坚定和稳健，也表明他确实是个成熟的政治家。
　　领导科技工作苏颂第一次领导科技工作是从嘉祐二年（1057）任校正医书官开始的。
　　最初他参与编撰《嘉祐本草》，后来又领导《图经本草》（也称《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他在领导这一工作时采用了发动广大医师和药农呈送标本和药图，并写出详细说明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的脱离实物的弊病，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
　　从而为纠正药物的混乱与错讹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颂做科技工作时，不但指导全局，而且亲自动手，不惮繁巨，不畏劳苦。《图经本草》的标本、药图和说明文字来自四面八方，“今天下所上，绘事千名..事有详略，言多鄙俚。向非专一整比，缘饰以文，则前后不伦，披寻难晓”。为整理这堆积如山、其乱如麻的原始材料，他提出了六项原则。苏颂的前三项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研究明白；后三项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轻易舍弃来自基层的资料，也不急于作出判断，而是两说并存或存疑待考。这也是他的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采取上述原则，苏颂经过统一整理，重加撰述，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完成了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的本草书。李时珍赞扬《图经本草》：“考证详明，颇有发挥”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苏颂第二次领导科技工作是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受诏定夺新旧浑仪。他于元祐二年八月请求“置局差官”，于是组成了“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经过他的寻访调查或亲自考核，而确定下来的。苏颂接受这项科技工作后，首先是四出走访，寻觅人才。他发现了吏部令史韩公廉通《九章算术》，且晓天文、历法，立即奏请调来专门从事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工作。接着，他走出汴京到外地查访，发现了在仪器制造方面学有专长的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奏调他“专监造作，兼管收支官物”。然后，又考核太史局和天文机构的原工作人员，选出“夏官正周日严，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张仲宣等”，协助韩公廉工作，“同充制度官”①。
　　苏颂发现人才后，还进一步放在实践中加以考察。例如调来韩公廉后，他经常与韩公廉讨论天文、历法和仪器制造，“因说与张衡、一行、梁令瓒、张思训法式大纲，问其可以寻究依仿制造否。”韩公廉回答说：“若据算术，案器象，亦可成就。”于是，苏颂让韩公廉写出书面材料。不久，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1 卷。苏颂详阅后，命韩公廉研制模型。韩公廉又造出木样机轮一座。苏颂对这个木样机轮进行严格实验，然后奏报皇帝说：“臣观其器范，虽不尽如古人之说，然激水运轮，亦有巧思，若令造作，必有可取。遂具奏陈乞先创木样进呈。”②苏颂对研制工作是慎之又慎的。他认为，有了书，做了模型还不一定可靠，还必须做实际的天文观测，“差官实验，如候天有准”③，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以免浪费国家资财。经过多次实验证明韩公廉的设计“候天有准”，于是在元祐三年五月造成小木样呈进皇帝，并赴都堂呈验。宋哲宗指派翰林学士许将等进行试验和鉴定。元祐四年（1089）三月许将向朝廷报告，“详定元祐浑天仪象所先被旨制造水浑木样，如实验候天不差，即别造铜器。今臣等昼夜校验，与天道已参合不差。”①这时苏颂才开始正式用铜制造新仪。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工作，终于制成了有世界性贡献的水运仪象台。
　　苏颂领导科技工作的一大特点是能深入钻研业务，力求精通他主管的工① 李时珍《本草纲目》序。
　　① 《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② 《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③ 《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① 见《进仪象状》。
　　作。嘉祐初年领导编写医书时，他研读了从《内经》到《外台秘要》的历代医药著作，并亲自校订了《神农本草经》等多种典籍，使自己通晓了本草医药知识。他领导研制水运仪象台期间，对两汉、南北朝、唐、宋各代的天文著作和仪器也作了研读与考察。他还勤于向自己的下属学习，如向韩公廉请教历算，与局生亲量圭尺，和学生躬察漏仪。由此，他从一个对天文仪器、机械设计、本草医药知之不多的外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家。
　　担任使节治平四年（1067），苏颂任辽朝使臣的伴送使。当苏颂一行行至恩州时，突遇驿馆起火。由于他遇事镇定，举措得当，没有发生混乱，辽朝使者也没有受到大的惊扰，因此很得英宗的赞赏。熙宁元年（1068）他任贺辽太后生辰使，出使辽朝。二年又任辽朝贺生辰伴使。十年再任贺辽主生辰使。元丰五年（1082）他又一次任辽贺正馆伴使。
　　苏颂十分注意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外交礼仪等，并向朝廷反映了辽的实际情况。
　　两次使辽，他写下《前使辽诗》和《后使辽诗》，记录出使的路线和所见所闻。元丰四年（1081）八月神宗命他编写一本与辽朝往来有关各种礼仪和文件程式的书籍。元丰六年（1083）此书编成，神宗亲自赐名《鲁卫信录》，其中保存了大量宋辽间的交往史料。
　　第二节科技方面的重要贡献苏颂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水运仪象台的研制苏颂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一座高12 米，宽7 米，像三层楼房一样的巨型天文仪器。苏颂在说明中说：“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①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它兼有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以及随天象推移而有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的三种功用。它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而且在三个方面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使许多中外科技史专家为之叹服。
　　首先，置于水运仪象台上层观测用的浑仪，通过“天运单环”与“枢轮”相联，使浑仪能随枢轮运转。这与现代天文台转仪钟控制天体望远镜随天体运动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水运仪象台的这套装置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远祖。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这一点给以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① 见《进仪象状》。
　　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①其次，水运仪象台顶部设有九块活动的屋板，雨雪时可以防止对仪器的侵蚀，观测时可以自由拆开。水运仪象台的活动屋顶是现代天文台圆顶的祖先。所以，苏颂与韩公廉又是世界上最早设计和使用天文台观测室自由启闭屋顶的人。
　　第三，水运仪象台的原动轮叫枢轮，是一个直径1 丈1 尺，由72 根木辐，挟持着36 个水斗和36 个勾状铁拨子组成的水轮。枢轮顶部设有一组叫“天衡”、“天关”、“天权”、“左右天锁”的杠杆装置，枢轮靠铜壶滴漏的水推动。当漏壶的水滴满一个枢轮水斗时，“枢权”失去平衡，“格叉”下倾，枢权扬起，轮边铁拨子拨开“关舌”，拉动“天衡”，“天关”上启，枢轮下转。由于“左右天锁”的擒纵抵拒作用，使枢轮只能转过一辐，以次循环往复，等时运转。天衡系统对枢轮杠杆的这种擒纵控制与现代钟表的关键机件——锚状擒纵机构（俗称卡子），具有基本上相同的作用。所以说水运仪象台的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
　　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了水运仪象台之后，曾改变了他过去的一些观点。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我们借此机会声明，我们以前关于‘钟表装置..完全是14 世纪早期欧洲的发明’的说法是错误的。使用轴叶擒纵器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是14 世纪在欧洲发明的。可是，在中国许多世纪之前，就已有了装有另一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①药物学成就嘉祐初年，苏颂受诏校定与编撰医书。嘉祐二年（1057），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为了改变本草书中混乱和错讹状况，他建议：“诸路州县应将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果、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采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昭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②朝廷采纳了苏颂的建议，并委任他编撰《图经本草》。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在嘉祐六年（1061），苏颂编撰完成了《图经本草》21 卷。
　　《图经本草》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唐《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天宝单方药图》都已散佚殆尽，韩保升《蜀本草》的药图也已不存。《图经本草》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其意义更加重大。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如牛膝，《神农本草经集注》说：“其茎有似牛膝，故以为名。乃云有雌雄，雄者茎紫色而节大为胜尔。”以此很难判断出是什么植物。《图经本草》则写得十分具体：“春生苗，茎高二三尺，青紫色。有节如鹤膝，又如牛膝状，以此名之。叶尖圆如匙，两两相对于节上，生花作穗，秋结实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456 页。① 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443 页。
　　② 见《嘉祐本草》后序。
　　甚细。”①我们可以根据匙形对生叶，细实穗状花，节部结牛膝三大特征，断定为苋科植物怀牛膝。
　　为编写《图经本草》而进行的全国性普查，其另一重要意义是扩大了药源。如菟丝过去从朝鲜进口，现知冤句（山东荷泽）也产此药。奚毒原知只有河南嵩山少室出产，而从提供分析的样品中知道四川也有，等等。
　　《图经本草》在生物学上也有较大贡献。如它对动植物形态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描述：乌贼鱼，“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轻虚而白。又有两须如带，可以自缆，故别名缆鱼。”②真切地反映了头足纲乌贼科动物的特点。
　　《图经本草》在矿物学与冶金技术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如它记载了丹砂、空青、曾青等105 种矿物药。丹砂条的描述说：“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又似云母片可析者，真辰砂也，无石者弥佳。过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于石床者。”①这里不仅说明了丹砂这种矿物药的产地和特点，而且简要介绍了丹砂矿的开采过程。
　　《图经本草》中关于冶金技术也有许多记载，如关于钢铁冶炼的工艺过程：“初炼去矿，用以铸泻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做鍱者，为鑐铁，亦为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做刀剑锋刃者，为钢铁。”②这简要描述了宋代三种钢铁的冶炼方法及其不同功用。又如对炼银的方法记述说：“银在矿中与铜相杂，土人采得，以铅再三煎炼方成。”对灰吹法炼银的工艺说：“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铅银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③这是关于灰吹法炼银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载。《图经本草》的科学贡献是多方面的，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发掘。机械图纸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有关天文仪器和机械传动的全图、分图、零件图50 多幅，绘制机械零件150 多种，其中多为透视图和示意图，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正是根据这些图纸，王振铎、李约瑟等先生，才能较准确地复原出水运仪象台的全貌。例如从这些图纸和说明文字中可以知道，水运仪象台枢轮的运转规律是齿轮系从6 个齿到600 个齿的传动；每25 秒落水一斗，每刻钟转一周，一昼夜转96 周，而昼夜机轮、浑象、浑仪也转一周，这与地球运动是大致相应的。又如，通过这些图纸，我们知道水运仪象台第一层木阁内是昼夜钟鼓轮，有不等高的三层小立柱，可以拉动三个木人的拨子，以关拨作用拉动本人的手臂，到一刻钟时，木人出而击鼓，时初摇铃，时正敲钟。而第二层木阁内是昼夜时初正轮，① 见皖南医学院汤志钧油印辑佚本《本草图经》。
　　② 见皖南医学院汤志钧油印辑佚本《本草图经》。
　　① 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② 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③ 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第三层木阁内是报刻司辰轮，第四层木阁内是夜漏金钲轮，第五层木阁内是夜漏司辰轮。要是没有这些珍贵的图纸，我们就难以弄清木阁内的机械木人是如何按时击鼓、摇铃和敲钟的。因此，《新仪象法要》中所附机械图是了解苏颂天文著作及其成就的关键，同时也是进而释读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同类著作的钥匙。
　　星图绘制上的新贡献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绘有多种星图，如“浑象紫微垣星图”、“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北极星图”、“浑象南极星图”、“四时昏晓加临中星图”、“春分昏中星图”、“春分晓中星图”、“夏至昏中星图”、“夏至晓中星图”、“秋分昏中星图”、“秋分晓中星图”、“冬至昏中星图”、“冬至晓中星图”等，计14 幅。这14 幅星图中，最有价值的是前五幅。其中“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
　　是从角宿到壁宿的星官，“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奎宿到轸宿的星官，“浑象紫微垣星图”，是以北斗七星为主的布列于浑象之北上规的183 颗星，“浑象南极星图”和“浑象北极星图”则是以天球赤道为最外界大圆的南天星图和北天星图。苏颂为了星图绘制精确，采取了圆横结合的画法。横图分成两段：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秋分到春分，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春分到秋分。另外，在把球面上的星辰绘制到平面上时，苏颂发现了失真问题，于是他采用了把天球循赤道一分为二，再分别以北极和南极为中心画两个圆图的方法，从而减少了失真，这是星图绘制中的一项新成就。
　　苏颂星图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全天星图中保存在国内的最早星图。保存至今的唐代敦煌星图，在时间上比苏颂星图要早，但被斯坦因盗走，现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但是，苏颂星图比敦煌星图更细致和更准确。如敦煌星图绘星1350 颗，苏颂星图绘星1464 颗；敦煌星图主要依据《礼记·月令》的资料，并非实测；而苏颂星图则是根据元丰年间的实测绘制；敦煌星图是从玄枵（子）开始，按十二次的顺序作不连续排列，中间夹以说明文字，有关分野问题也不科学，苏颂星图则从角宿开始，按二十八宿顺序，作连续排列，并完全去掉了有关分野等不科学成分。
　　就所列星的数目而言，苏颂星图的贡献也是值得称道的。如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是1022 颗，要比苏颂星图少422 颗，因此，西方的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萨顿等甚至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 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①科学上的开拓精神苏颂在天文仪器、本草医药、机械图纸、星图绘制方面，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有诸多原因。例如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组织集体攻关；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地提拔任用人才；勤于实验，设计多种方案，反复进行实验；勇于实践，大胆地进行全国性药物普查；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时研究不通的问题，宁可存疑，决不附会。而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他在科学上的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253 页。
　　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他的开拓精神是以全面掌握前人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他曾详尽地研究了前代天文学家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取得的成就。他在《进仪象状》中说：“臣谨案历代天文之器，制范颇多，法亦小异..故张衡浑天云置秘室中，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闭户唱之，以告灵台之观者。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符合。”由此可知他确曾仔细研读过张衡的著作，并继承和发展了张衡划时代的创造，如在浑象上安装一套齿轮系机械传动装置，利用漏壶流水的稳定性推动浑象均匀地绕极轴旋转。
　　苏颂又说：“唐开元中，诏浮屠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及诸术士，再造铸铜浑，为之圆天之象。具列宿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又立二木偶人于地平之前，置钟鼓，使木人自然撞击，以候辰刻。”张衡之后，一行和梁令瓒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又有了新进展。他们使水运仪象受漏壶控制又能逼真反映天球旋转，创用了反映时间流逝的新装置。苏颂则仔细研究了一行等的新实验，并牢牢地掌握了这一新方向，创造性地运用到新设计的仪器中去。
　　苏颂接着说：“张思训浑仪为楼数层、高丈余，中有轮轴关柱，激水以运轮，又有值神摇铃、扣钟、击鼓。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有十二神各值一时，时至则自执牌循环而出报。”张思训在一行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创造了楼阁式钟、鼓、铃齐备的报时装置。苏颂仔细研究了这台仪器，继承了它“成于自然，尤为精妙”的成就。
　　苏颂在掌握张衡、一行、张思训等的科技成果之后所作出的新创造，突出地表现在他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上，例如他把张衡开创的用漏壶流水稳定性来控制齿轮系机械传动，发展成了使水运仪象台望筒随天体旋转的最初的转仪钟，并且还设计调整到使太阳经常在望筒的视场中。这样，只要在黄昏把望筒对准了太阳，日落星现后，就可以直接测读出太阳和恒星之间的赤经差或似黄经差。在欧洲直到1685 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才利用时钟机械推动望远镜随天体旋转，但这已是苏颂之后600 年的事了。
　　苏颂把一行、张思训等开始实践的反映天球旋转的齿轮系机械作为一种代表时间流逝的新装置，发展为世界上最早的水运钟表的擒纵机构。它向全世界证明了钟表的发明权不是属于欧洲而是属于中国。李约瑟在评价这一点时说：“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发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①苏颂和韩公廉在完成水运仪象台之后，又研制了一台单独的水力推动的浑天象。人钻入天球内观看，在天球上凿孔为星，十分逼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创造性也是前无古人的。
　　苏颂于嘉祐二年与林亿等编撰《嘉祐本草》，把唐《新修本草》与宋初《开宝本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满足一般的推进，而是要在用药领域有新的开拓，并彻底解决本草从书本到书本，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弊病。他发动全国的医生和药农采集标本，绘制药图，填写说明，终于完成了图文结合的《图经本草》，使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259 页。
　　图的本草书。李约瑟对《图经本草》给以极高的评价：“作为大诗人苏东坡诗友的苏颂，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药物学家，他在1061 年撰写了《图经本草》，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15 世纪才出现的大事。”②第四十四章毕昇李诫王惟一第一节毕昇雕版印刷比起手工抄写，已方便得多。但是雕版仍有缺点，雕刻一部大书，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很不经济，同时书板还占据大量空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宋朝的平民毕昇，时间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据沈括《梦溪笔谈》卷18 的记载，毕昇用胶泥刻字，一个字，一个印，用火烧硬。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着松香、蜡、纸灰等，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摆满字印，满一铁框为一板，拿到火上加热，药就溶化，用一平板把字压平。为提高效率，用两块铁板，一板印刷，另一板又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每一个单字，都有好几个印，如“之”、“也”等常用字，每字有二十多个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时用。至于没有预备的冷僻生字，则临时写刻，用草火马上烧成。把字印按照韵目分类，安放在木格子里，根据毕昇的试验，假使只印三、两本显不出简便，假使印数百、数千本，就极为神速。他的方法虽然原始简单，但与现在铅字排印的基本原理相同。
　　遗憾的是，沈括对于毕昇的生平事迹，没有交代清楚，只说他是“布衣”，没有做过官。在之后的记载中，凡是讲到毕昇的，只不过重复或节录沈括原文，至今还未发现任何新的文献。不少外国学者说他是一个铁匠，也是根据《梦溪笔谈》，因沈括说有一位老锻工毕升，曾在皇宫中用铁锻炼黄金，不过这位老铁匠，或冶金匠，是否就是发明活字板的毕昇，还成问题。第一，毕昇与毕升，音同字不同，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第二，铁匠毕升在宋真宗时（1008—1016）已经年老，而毕昇的发明则在仁宗庆历年间，一个老人再活上几十年，不是近一百岁了吗？①这样高寿的老人，是否能发明活字板，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毕昇的籍贯，也不可考。有人说他是四川人，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当他发明活字板时，沈括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毕昇死后，他发明的泥活字印，为沈括的侄子辈所获得，作为古董般保藏起来。所以毕昇与沈家或有亲戚关系，沈括是杭州人，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1993 年，有报道说湖北英山发现毕昇墓碑，此碑风化严重，又遭撞击损伤，笔画多有残缺，年号难以确定。但有人认为此碑的墓主即为发明活字的毕昇，值得商榷。因《梦溪笔谈》所谈毕昇泥活字的造法与排印工序及试印经过，只能是沈括据当时当地见闻记录下来的，不可能是沈括远涉千里，到偏僻的英山参观采访得来的，也不可能是英山毕昇向杭州沈括写信报告的。因此活字发明家毕昇究竟是英山人，还是杭州人，值得讨论。又宋代人多单名，名氏最易重复，如宋刻工中以“昇”名者，有十五人，其中又有同名同姓的李璟、方昇。因此英山毕昇也可能与活字发明人毕昇，是同名同姓。总之，从时间与空间等看，若以为英山毕昇就是活字印刷发明家，尚须有其他可信之实物或文献证明，才能肯定①。
　　①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版，第667 页。
　　① 参见张秀民：《英山发现的是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墓碑吗？》，《中国印刷》，第42 期，1993 年11 月，毕昇印过什么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泥活字也没有流传下来。明朝正德年间（16 世纪初）在河南汝南地方一个武官家中，从地下掘出黑子数百颗，每子有一字，书法像唐欧阳询的字体，坚硬如牛角，当时有人以为这些就是宋活字，它的精巧，非毕昇不能造。不过这只是后人的一种推测。
　　毕昇的胶泥活字，是经过苦心设计的，因为这牵涉到刻字、排版、印刷等实际技术问题。清朝道光年间安徽泾县有一位教书先生翟金生，仿照毕昇的老法子，费了三十年心血，造成同骨头牛角一样硬的泥活字十万多个，到1844 年才印出《泥版试印初编》，可知泥活字印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有些学者以为泥活字一触即碎，不能印刷。并说胶泥刻字，不合情理，可能指的是金属活字，或铸字的模型，因而怀疑毕昇是否真的用过胶泥活字。其实泥活字“坚贞同骨角”，并且印得字画清楚。据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泥活字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实物，就可用来否定上述主观臆说了。
　　又有人提出毕昇的胶泥，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炼丹时用来密封炉顶的“六一泥”。实际上，清代翟金生用的只是普通泥土，并非用七种药物合成的所谓“六一泥”。同时，李瑶在杭州仿宋胶泥印书，朝鲜用陶字印《三略直解》，也都根本不提“六一泥”。“六一泥”之名只见于宋人医方，及《道藏》内《丹房须知》、《太极真人杂丹药方》等道书中。而正统《道藏》清代学者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说普通胶泥不能印书，要印书须得用“六一泥”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毕昇发明活字不久，南宋周必大于1193 年就用泥活字印刷自己著作《玉堂杂记》①。后来的人除沿用毕昇的泥活字外，元代王祯又制成木活字。其实木活字毕昇早已考虑过，他发现木头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后高低不平，并且与药相粘，取下不便，所以舍木用泥。清代包世臣也说过用木活字印书，印了两百部，字划就胀大模糊，而泥版可印至千万而不失真。元、明两代，又有人利用锡、铜、铅等材料铸成金属活字，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
　　毕昇的泥活字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朝鲜人利用毕昇活字印刷的原理，推陈出新，早在王氏高丽高宗时（约1234）已用铸字印书，李氏朝鲜太宗三年（1403）以后，铸造活字二十余次，铸成铜活字二三百万个，并在世宗十八年（1436）铸成世界最早的铅活字。活版印刷后来由朝鲜又传到日本。越南在黎圣宗光顺三年（1462）已能很迅速地排印中越诗人唱和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系统的汉文活字。
　　西洋活字印刷术由德国梅因兹地方，而传到欧洲各国，以及新大陆的美洲。因为文字与中国不同，看起来似乎另成一系统。但自16 世纪以来，不少的西方学者均以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中国发明的印刷术（雕版与活字板），不但直接传播到亚洲各国，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人类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李诫李诫（？—1110），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河南郑州）人。北宋建筑家。曾祖李惟寅，任虞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祖李璟裕，任祠部员外第83—85 页；《对英山毕昇墓碑的再商榷》，《中国印刷》，第44 期，1994 年4 月，第75—76 页。①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版，第669—672 页。郎、秘阁校理，赠司徒。父李南公，字楚老，任河北转运副使、延安知府、户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等，赠左正议大夫。其兄李璟，字智甫，任章丘知县、陕西转运使、显谟阁待制等。从其父兄辈为官经历看，在土木工程的管理和施工方面皆当有一定的经验。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赵煦嗣位，李南公时任河北转运副使，李诫奉其父之命，进献贺表并送方物，于是得以恩补郊社斋郎。按宋代荫官制度，大臣子弟年逾二十方能补授实职，因此，李诫这时可能恰值20 岁。随后他即被委派为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县尉。李诫到任后，练卒，除器，明赏罚，广方略，使县内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元祐七年（1092），调任将作监主簿。此后，他长期在将作监任职。绍圣三年（1096）升任将作监丞，崇宁元年（1102），升任将作少监。崇宁二年出任京西转运判官，但为外官仅数月，又被召回仍为将作少监。崇宁三年（1104），升任这一机构的最高长官“将作监”。
　　李诫在将作监期间，主持完成了不少宫廷和官府的建筑工程，如五王邸、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九成殿、太庙、钦慈太后佛寺、辟雍、尚书省、开封府廨、班直诸军营房等。由于他在建筑工程上的业绩十分突出，因而官阶屡升，从承务郎、承奉郎一直到右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共升迁十六级，其中按吏部考核晋升的仅有七级。
　　李诫在建筑技术和工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①，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奉旨重修《营造法式》，并于元符三年（1100）编定成书。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宰相蔡京等进奏说，库部员外郎姚舜仁呈请在都城南偏东的地方修建明堂，并绘有图样献上。为此，徽宗特别召见李诫和姚舜仁问询。经过仔细考究，李诫和姚舜仁又重新绘制了明堂图。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李诫在将作监工作情况的年代最晚的一条材料。
　　约在崇宁五年（1106），李诫父亲李南公病重，他请假回归故里看望。
　　不久，其父病逝。约在大观三年（1109）他孝满三年之后，被派往虢州担任知州。到任时间不长，就得了重病，于大观四年（1110）二月不幸中年早逝，后安葬于郑州梅山。他在虢州为官虽很短暂，但据记载，“吏民怀之如久被其泽者”。
　　李诫是位博学多艺的人才。他精于书法，篆籀草隶，都有很高的水平。
　　家藏几万卷书墨，经他亲笔抄成的就有几千卷。他还善于绘画，颇得古代名家笔意，所绘《五马图》，曾得到宋徽宗的赞赏。
　　李诫一生主持营建多项重要的建筑工程，成就是很突出的，而其最大的贡献则是编写《营造法式》。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敕令将作监负责编修《营造法式》，元祐六年（1091）成书，故又称《元祐法式》。但由于该书“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①，不便实际应用，并且所定工料太宽，关防无术，难以防止各种弊端。所以宋哲宗于绍圣四年（1097）命将作监丞李诫重新编修。李诫“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于元符三年① 傅冲益：《李公墓志铭》，见李诫《营造法式》附录，商务印书馆1954 年据1933 年《万有文库》版重印。
　　① 李诫：《劄子》，见《营造法式》序目。
　　（1100）编成《海行营造法式》（通称《营造法式》）一书，并由都省奉旨录送在京官司参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李诫以营造制度工限等“内外皆合通行”为由，奏请刊刻《营造法式》，于是经皇帝批准，这部建筑名著作为官定建筑规范，小字刻版，颁行各地。
　　《营造法式》全书共36 卷，除看详、目录各1 卷外，正文有34 卷，计357 篇，3555 条。其内容可分为建筑术语考证与解释、诸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建筑图样四部分。
　　《营造法式》正文第一、二卷为“总释”上、下，共49 篇283 条。主要是编列经史群书中关于建筑物及其构件名称的诠释及有关史料。第三卷至第十五卷为诸作制度，列举了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 个工种或工序的建筑工程标准做法。由于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因之在《营造法式》提到的13种制度中，对大木作，包括各种建筑物的梁柱、檩椽、斗栱、飞昂等的选材、规格、加工和安装等，其叙述最为详尽。而对小木作，如门窗、栏杆、照壁、藻井、佛道帐等装修技术，其介绍也相当广泛和细致。第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为功限料例，依43 种制度的内容，分别指出相应需用的各种人工数和木料、砖瓦、铁件、颜料等物料数，这相当于今天所谓人工材料定额。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为诸作制度图样。《营造法式》用了6 卷篇幅，绘出大量的建筑设计图。其中包括殿阁、屋舍、亭榭等各种建筑物及其物件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以及门窗图案，彩画、木雕和石雕纹样，乃至测量仪器图等。这些图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和形象地理解书中文字所叙述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为后世提供了进行建筑工程时绘制设计图的样本。同时，它还记录了不少不见经传的作法和现已失传的技术，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以及继承和发展传统建筑技术，也是极其宝贵的资料。
　　李诫编写《营造法式》有许多特点和创见是值得称道的。例如，他不仅“参阅旧章”，详加考订，收集了古典文献中有关建筑的大量史料，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稽参众智”，不耻下问，与造作工匠共同讨论，“详悉讲究规矩，比较诸作利害”，广泛吸取了建筑各行工匠的宝贵经验，从而在建筑方面整理、总结和制定出相当严密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据《营造法式》序目“总诸作看详”所述，此书有308 篇3272 条，“系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其条目占到总条目的92％。像这样凝聚着历代工匠心血、智慧与经验的著作，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又如，《营造法式》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材分制，以材、契、分规定木构建筑及其各种构件的比例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以某种建筑构件的局部作为标准单位的古典模数制，对于推动建筑工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营造法式》虽然对诸作制度有严格的要求，但也强调要针对建筑工程的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提倡“有定法而无定式”的“变造用材制度”，这也是在建筑原则上对《元祐法式》“徒有空文，难以行用”这一欠缺的重要突破。李诫在《营造法式》中还提出了对木料因材施用的原则，如：“务在就材充用，勿令将可以充长用者截割为细小名件”，甚至连余材也不能浪费，提出“木植内如有余材，可以别用，勿令失料”，显然，这种着意于因材施用，节约材料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积极意义。
　　《营造法式》是一部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建筑学专著。这一杰作，作为北宋朝廷正式颁行的建筑规范，其统一的建筑规格，设计施工制度，工料定额等等，不仅在当时作为官式建筑的标准，而且对后世元、明、清三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第三节王惟一王惟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他夙受禁方，尤工针灸之术，是著名医家。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时，他任太医局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都骑尉。天圣初年，宋仁宗尝敕太医谨方技，考次针灸，认为“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以利济民”①。王惟一乃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总会诸说，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 卷（下简称《图经》）。后来仁宗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①，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乃主持修铸铜人两具，“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②。并命夏竦为图经一书作序，题名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外，据《宋史·艺文志》载，王惟一尚著有《明堂经》3 卷，已佚。又负责校订过《黄帝八十一难经》。
　　王惟一对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有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在于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和刻石碑③。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 卷（现通行的为贵池刘氏玉海堂刻5 卷本），考订了针灸穴位354 个，较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多了5 个穴位：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又明确提出了任脉、督脉的循行路线与穴位，将之与十二经并列。其后，才有元代忽泰必烈《金兰循经》、滑寿《十四经发挥》将之进一步阐明。因此，王惟一对针灸学的十四经说之形成有奠基作用。在书中，王惟一应用了两种腧穴排列法，一是将所有穴位按十四经循行排列；一是仍按前代针灸学述穴法：四肢以十二经排列；头、面、胸、背，按部位排列。这是当时针灸界习用的两种表达经络腧穴体系的方法，王惟一则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后来，宋朝廷编撰《圣济总录》，只采用十四经络循行的方法以介绍经络、腧穴，而弃去了四肢、躯体分部的方法，使经络学说更体现了人体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王惟一《图经》则反映了他尚未能冲破晋唐代以来针灸学窠臼，因而用兼收并蓄的方法来反映经络腧穴。但王惟一在排列十四经方面，与《灵枢经》不同，即不循手三阴从胸走手、手三阳从手走头、足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阴从足走胸的规律，而是以脏腑相为表里的方法排列，先述手经，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后述足经，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最后为任脉和督脉。①而且每一经的穴位则均从肢末肇始，以向心方向介绍，也不符合经络循行系统之规律。
　　①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 年。①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 年。②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 年。③ 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 年第3 期，第11—14 页。①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在内容方面，《图经》还提供了校勘和理解《黄帝内经》经文的参考资料。因现存所见《内经》，是经隋唐杨上善、王冰等校勘注解者，难免有误漏。而《图经》所引经文，与现存所见《内经》经文有所不同，如手太阴肺经主病增加了“卒遗矢无度”、足太阴脾经主病增加了“寒疟”、手少阳三焦经主病增加了“颊痛”等，而《内经》中则无这些内容，因而有参考价值。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内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天柱穴增加了“颈项筋急，不得回顾，头旋脑痛，针入五分得气即写之愈”；龈交穴增加“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鼻塞不利，目泪眵汁，内眦赤痒痛，生白肤翳，鼻中瘜肉蚀疮”；大迎穴增治“微风眼睑瞤动不止，风泪出”；风门穴增“若频刺泄诸阳热气，背永不发痈疽”，等等，体现了宋代针灸临床治疗范围的扩大。在针刺、灸壮方面，介绍亦更仔细，如言上星，应“以细三棱针刺之，即宣泄诸阳热气，无令上冲头目”，“可灸七壮，不宜多灸。若频灸即拔气上，令人目不明”，而囟会则曰：“可灸二七壮至七七壮”，“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渐退，七日顿愈”；还补充了“头风生白屑多睡，针之弥佳。针讫，以末盐、生麻油相和揩发根下，头风即永除。若八岁已下，即不得针，盖缘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热面、猪、鱼物等”，①显示了《图经》内容较前代针灸典籍要丰富得多，因而该书不仅是前代针灸经验之汇集，而且融入了王惟一在针灸学方面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经过他的整理编撰，影响所及，使针灸学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和发展，且使之趋向于统一。《图经》所附十二经穴图及取膏肓穴图、崔氏四花穴图等②，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珍贵图谱。
　　其次，王惟一的贡献，在于主持铸造了专用于针灸教学的铜人模型两具。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③周密离王惟一所处年代不远，书中记述的都是一些耳闻目睹之事，因而是可信的。且《四库全书总目·铜人针灸经》提要亦称“今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与上述记载一致。
　　铜人像的创铸，给针灸教学增加了形象直观教具，便于学生认穴，补充了书籍文字阐述和平面图画之不足；在作为测试工具时，也增加了认穴的客观标准，直到明清时，朝廷仍沿用这一方法选用针灸医生，如明初医家宁守道，“精针灸法，应诏入京，针铜人中选，授太医院大使”①；清代医家左见龙，“以其术游京师，适太医乏人，经推荐应试针灸，以针刺铜人之穴多中，遂供职太医院”②。因此，铜人，作为世界上最早之医学模型，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的发展，以至铜人成了当时的“国宝”，有说金军南下时，曾掠去一具。历代统治者对于铜人，都予以重视，如元世祖曾于1260 年命尼泊尔工匠①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风同名经脉或穴名”条下。②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③ 周密：《齐东野语》卷14。
　　①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年版，第十二册，第385 页。② 李云：《中医人名词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年版，第110 页。修复铜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也下令重铸铜人，并对宋铜人予以高度评价，在其御制序中称宋铜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等③。明代针灸学家高武，亦仿此铜人，铸男、女、小孩铜人各一具。可见王氏所铸铜人之影响及其实用价值。
　　王惟一的另一贡献为刻石碑。尽管宋代印刷术已有很大进步，但由于印数有限，保存不易等原因，仍限制着针灸医学的普及与发展。为广流传，王惟一主持将《图经》3 卷刻于石碑之上，供针灸爱好者览诵抚拓，故石碑对针灸术的流传有推广作用。其时石碑有四方，《图经》3 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数”1 卷，具有全书索引性质，一并放置在当时开封府大相国寺仁济殿（原名针灸图石壁堂）内。元初迁往北京，后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在明代被充作修筑京师城垣的材料而埋入土中。1965 年至1972 年，石碑得重新出土，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修复整理，将五块残石置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中国通史展览展出①。
　　王惟一的杰出贡献，使我国传统的针灸学术得以发展、推广和普及，并纠正了唐代王焘倡灸禁针的谬误。因而，至今他的著作对我们研究针灸学术仍然有着文献学作用和参考价值。
　　③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明英宗御制序。① 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 年第3 期，第11—14 页。第四十五章柳永周邦彦第一节柳永仕途坎坷柳永（约980—1053）①，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属福建）人。因排行第七，又曾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七、柳屯田。祖父柳崇，以儒学闻名。父柳宜，宋雍熙二年（985）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柳永受家庭影响，自幼即勤奋学习，致力于举业。年长，与兄三复、三接皆以擅长文学著称，世号“柳氏三绝”。天禧初赴京应试，屡试不中，乃流落京华，沉溺于歌楼舞榭之中。他曾作《鹤冲天》词，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首词盛传一时，以致为仁宗所知。据说，仁宗初年，柳永再次应试，原已通过考试，但临到放榜时，仁宗却将他黜落，并斥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①受此挫折，柳永更郁郁不得志，遂“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②，过着风流放浪的生活。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词，其中有为民间歌妓作的俗词，有为教坊乐工作的雅词，内容多为描绘男女恋情，感慨身世遭遇和赞美城市繁华的。这一时期，柳永还多次离京外出漫游，行踪及于今江苏、浙江、湖北等地。旅途中，他写下了不少吟咏各地风光，抒发羁旅行役之情的词作。
　　在浪迹江湖多年后，柳永再次回到东京应试，于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旋即被任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使推官。任内，柳永勤于职守，办事干练，知州吕蔚对他的才能颇为赏识，并向朝廷破格推荐，但因朝臣的非议而未有结果。其后，柳永任昌国（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盐监。他作《煮盐歌》一诗，反映了盐民的痛苦生活，对他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此外，他还出任过华阴县（今属陕西）知县③。后经活动，他通过吏部磨勘升改为京官。皇祐中，他的寄禄官升为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即因作《醉蓬莱》词而触犯仁宗，自是“不复进用”，皇祐五年（1053）前后客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④。著作有《乐章集》传世。现通行有《宋六十家词》、《彊村丛书》等本，唐圭璋《全宋词》取其词作最为完备，共312 首。
　　一代词宗① 柳永生年因记载不详，今人有多种推测，此取李国庭之说，详见《柳永生年及行踪考辨》（《福建论坛》1981 年第5 期）。此外，唐圭璋考为987 年，陆侃如考为990 年，林新樵考为984 年或更早一些时候。①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
　　②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 引严有翼《艺苑雌黄》。
　　③ 据明代嘉靖《余杭县志》、万历《镇江府志》记载，柳永曾任余杭令、泗州判官、著作郎、灵台令、太常博士等，但都不可征信。
　　④ 柳永卒年取唐圭璋之说。其葬地有多种异说，其中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死于润州，知州王安礼出钱葬之，较为可信。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负盛名的词作家，他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发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长调慢词的创作虽在唐代已有，但自晚唐以迄宋初，在词坛上占优势的仍是小令。为了以更大的容量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思想感情，柳永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增衍小令，或改制旧曲，或自创新调，创作了大量的慢词。他使许多慢词的词调逐渐固定下来，而慢词这一形式也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并趋于定型化。慢词的兴起适应都市生活和市民娱乐的需要，也与日益繁复的音律相合，故自柳永后，慢词创作遂蔚然成风。慢词的篇幅较大，韵律和音节更复杂且富于变化，这对作者的构思、布局和艺术表现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柳永在丰富词作的艺术手法和提高其表现力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长于铺叙，工于点染，善于以曲折委婉的白描手法写景、叙事和抒情，给人以结构细密，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意赅情深的感受。他的《望海潮》写临安的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黄莺儿》写明媚的春光，“黄鹏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皆属典范之作。他尤擅长抒写离人思妇和羁旅行役。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又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皆堪称不朽名篇。柳永填词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较多地采用了民间的俚俗之语，他善于运用浅显明白、生动形象的语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了在此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市民情调，而这正是他的词作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深受下层市民喜爱的重要原因。
　　柳永生活在一个社会发生着剧烈变化的时代，他力图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因而对词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他流连市井，与下层市民有较多接触，于是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较为客观而真实地描写了繁华的都市、发达的经济、高度发展的文化和丰富多采的市民生活，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柳永原本怀有强烈的仕进欲望，但屡试不第和仕途坎坷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既向往治国平天下，又无法忘情青楼歌馆，这种内心的矛盾导致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伦理规范，他在感叹怀才不遇的同时又不时流露出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对仕宦生活的厌倦，而这类词作正是当时失意文人心态的典型写照。
　　北宋时，柳词曾风靡一时，“传播四方”，为社会各阶层人士争相传诵，叶梦得《避暑录话》援引西夏一归朝官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直接学柳词的有沈唐、王观、晁端礼、万俟咏、曹组等人，而黄庭坚、秦观、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名家，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周邦彦一赋得三朝之眷周邦彦（1057—1121），字美成，晚年自号清真居士，盖取晋山涛推举阮咸的话：“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之意。①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周邦彦在《南浦·浅带一帆风》一词中曾说：“吾家旧有簪缨。”所谓簪缨，即古代官吏的冠饰，这说明，他的先人中不乏作官的人，但大概又多仕宦平平。在方志或史书中留下名字的，只有他的叔父周邠。周邠“字开祖，嘉祐八年（1063）登进士第。熙宁间苏轼倅杭，多与醻唱，所谓周长官者是也”②。《宋史·周邦彦传》称他“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③。但他却喜好读书，博涉百家之言。元丰二年（1079），朝廷锐意改革，广招人才，将太学生从1000 人增扩为2400 人，周邦彦亦以其博学而被选录为太学外舍生。元丰六年（1083），发生了一件对周邦彦一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年七月，年方28 岁的周邦彦写了一篇《汴都赋》上奏，大得神宗欣赏，不仅命令侍臣在迩英殿宣读这篇赋，其后还把周邦彦召到政事堂，提拔他为太学正。这虽是一个正九品的低级小官，但毕竟由皇上亲自提拔，并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宋神宗之所以欣赏这篇赋，是因为这篇赋中如“抑强贾之乘时，摧素封之专利”等，“颇颂新法”。①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继位。但由于哲宗年龄尚幼小，由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听政，而这位太后向来反对新法，《宋史》本传说周邦彦“居五岁不迁”，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此后，他历任庐州教授、溧水知县等。元符元年（1098）六月，“哲宗召对，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②。宋徽宗也很喜欢这篇《汴都赋》，曾召“赐对崇政殿，上问《汴都赋》其辞云何？对以岁月久，不能省忆，用表进入。帝览表称善”③。周邦彦因之又得以提拔。所以楼钥在《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钱塘周公，少负庠校隽声，未及三十，作《汴都赋》七千言..天子嗟异之..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周邦彦虽然在徽宗朝历任考功员外郎、卫尉卿，又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出知隆德府和明州，同时，还曾一度入为秘书监，进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等，但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仍是以词家名世。宣和三年（1121）卒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终年66 岁。
　　以词家名世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周邦彦的著述凡四种：《清真集》24卷，《清真杂著》3 卷，《操缦集》5 卷，《清真词》2 卷后集1 卷。诚如陈振孙在《清真集》解题中所说：“邦彦博学多能，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其提举大晟府亦由此。既盛行于世，而他文未传。”这种情况，早在楼钥为周邦彦编文集时就已有同样的感慨，他在《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公之殁，距今八十余载，世之能诵公赋者盖寡，而乐府之词盛行，世莫知公为何等人也。”都可说明，周邦彦乐府词的成就，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其他① 《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② 《咸淳临安志》卷66《人物七·列传》。
　　③ 《宋史》卷444。
　　① 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② 《宋史》卷444《周邦彦传》。
　　③ 《咸淳临安志》卷66《人物·列传·周邦彦》。
　　一切比起来，都为之相形见绌。
　　明人毛晋，致力于周邦彦词集的收集，他说：“余家藏凡三本：一名《清真集》，一名《美成长短句》，皆不满百阕。最后得宋刻《片玉集》三卷，计调百八十有奇，晋阳强焕为叙。余见评注庞杂，一一削去，厘其讹谬。间有兹集不载，错见清真诸本者，附补遗一卷，美成庶无遗憾云。若乃诸名家之甲乙，久著人间，无待余备述也。”①对于周邦彦词的成就，前人多有评述，比较起来，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清真词》时所作的解题，最为言简意赅。他说：其词“多用唐人诗语 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周邦彦的确善于熔铸前人（主要是唐人）的诗情佳句入词，而且运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例如《西河·金陵怀古》：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是？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这里的第一句“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是巧用南朝谢脁《入朝曲》中的诗句：“金陵帝王州，江南佳丽地。”而“怒涛寂寞打孤城”，则是演绎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石头城》七绝中的诗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刘禹锡还有一首七绝题《乌衣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正是本词“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的所本。梁启超说：“张玉田谓清真最长处，在善融化古人诗句，如自己出。读此词，可见词中三昧。”①周邦彦娴熟地运用古人诗句的情况，在他的词中随处可见，的确称得上一大特点。如《夜游宫·业下斜阳照水》一词中的“桥上酸风射眸子”，即袭用的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东关酸风射眸子”句；而同一词中的“为萧娘书一纸”句，亦本于杨巨源《崔娘诗》：“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真是浑若天成，没有一点斧凿痕迹，这都是为后人颇为称道的。
　　周邦彦很受柳永的影响，的确像陈振孙指出的那样，善于长调铺叙，婉转曲折，令人回味。如《兰陵王》（咏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木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陈延焯的《白雨斋词话》分析这首词说：“‘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二语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处。故下文接云：‘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盘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愤懑矣！美成则不然，‘闲寻旧踪迹’二叠，无一语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约略点缀，更不写淹留之故，却无处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笔云：‘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① 《隐湖题跋·跋〈片玉词〉》。
　　① 见《艺蘅馆词选》，转引自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之《评笺》。
　　遥遥挽合，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寓情于景，含而不露，这正是周邦彦词的魅力所在。这首词，直到南宋绍兴初年，仍在都城临安甚为盛行，“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①。
　　周邦彦早年较为放荡不羁，在汴京，多与歌妓往来。宋人不少书，如张端义《贵耳集》、周密《浩然斋雅谈》等，都记载了他与当时名妓李师师的亲密关系，虽不无牵强附会之处，但大体应是可信的，因为周邦彦有不少这方面的词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张端义、周密等，都附会这是周邦彦躲在李师师床下，追记的李师师与宋徽宗相会的场景，其实，不如说这正是周邦彦与歌妓相会的写照更为合乎实际。《宋史》本传说他“疏隽少检”，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
　　纵观周邦彦的词作，从总体上说，缺乏苏轼“大江东去”那样豪迈的气魄，而多的只是类似柳永那样的“浅斟低唱”。周邦彦生活在神宗元丰至徽宗宣和年间，这正是北宋的鼎盛时期，宋孟元老在其所著《东京梦华录》的序中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故在周邦彦的词中没有丝毫的金戈铁马之声，有的只是他个人的长吁短叹。可以说，周邦彦的词在内容上是苍白的，但在艺术上却有较高的成就，在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① 毛■：《樵隐笔录》。
　　第四十六章蔡京童贯第一节蔡京（附王黼）
　　蔡京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入仕为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尉①。熙宁末入京，历任流内铨、崇文院属官，并开始进入“中书礼房”任学习公事，元丰元年（1078）后任权检正礼房公事、检正户房公事，元丰三年任权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元丰五年官制改革后，任考功员外郎、起居郎，次年八月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同年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元丰七年末升为权知开封府②，开始参与宰相、执政们争夺中央权力的活动。
　　元丰八年三月初，正当改革继续实行之际，年仅38 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因为神宗正值年富力强，所以当于正月初开始生病时，宰相王珪、蔡确并没有与神宗商议继承人选之事。直到二月末宋神宗病危之时，神宗生母高太后和宰相、执政们在确定皇位继承人选时，就应立年仅10 岁的神宗子延安郡王赵佣，还是立神宗的同母弟雍王赵颢或曹王赵頵，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后来在右相蔡确、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章惇主张之下，得到左相王珪的赞同，但撇开了高太后和向皇后，确定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这天，据说蔡确、章惇命开封知府蔡京率领壮士（一说即是刽子手）在外庭，准备杀持异议的大臣，由于大臣们都赞成，这天才平安度过。蔡京因而也立有“定策功”。但此次立储之事，日后成为新旧党争的重大事件，蔡京遂采取投靠司马光以求保官。
　　元祐元年（1086）二月，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司马光废免（募）役法，恢复差役法，限令五日内完成，正当章惇、苏辙、吕公著等人讨论免役法与差役法优劣所在，或缓行差役法之时，开封知府蔡京却于五日内立即恢复了差役法，以致得到司马光的夸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①蔡京虽然投靠了司马光，但由于他在担任开封知府期间徇私枉法，此时被揭露，同时一些旧党人员认为蔡京明知开封府旧差役法差人过多，但根本不作调查、申报，而是限令五日内改行差役法，因而指出蔡京“身为民官，若不知旧法（指差役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指申请实际需要人数），是不忠”。蔡京限期改行旧差役法，是“故意扰民以坏成法”，是“挟邪坏法”①，虽然已升任首相的司马光很欣赏蔡京，但蔡京任开封知府时的徇私枉法也是不争的事实，加上为了稳定旧党内部的团结，不得不把蔡京调出京城，改任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知府，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① 《宋史·蔡京传》作“调钱塘尉、舒州推官”，按前者为差遣实职，后者为“选人”寄禄官称，即后来的从事郎，其原意为蔡京入仕以舒州团练推官的寄录官担任钱塘县尉。
　　② 按北宋末年以前制度，都城开封府长官为开封尹，例由皇弟或皇子担任，但开封府长官主要由其他官员担任，则称权知开封府，通常只称为开封知府。
　　① 《宋史》卷472《蔡京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8，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
　　蔡京此次奉调出京，最多也只能算是“平调”，甚至被一些旧党认为是“宰相（时司马光独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②。因此，要求停止蔡京的新职，待审理完他徇私枉法之事后再说，但未被采纳。
　　元祐年间，当新党成员屡遭旧党打击之际，蔡京却历任瀛州（今河北河间）、扬州（今属江苏）、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成都府（今四川成都）等名藩大郡的长官及江淮发运使等职。
　　元祐八年九月，执政八年的太皇太后高氏死，哲宗亲政。次年（1094）
　　四月，改元绍圣，以示继承宋神宗改革事业，新党首领章惇任左相（独相），执政也由新党成员担任，蔡京在此前后由成都知府奉调回朝廷任权户部尚书。不久，宰相章惇想改革差役法，设置机构讨论如何改革。元祐元年时附和司马光废罢免役法最积极的蔡京，这时却对章惇说：“取熙丰旧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③，又成为最积极恢复免役法者，因而受到宰相章惇的重视。绍圣二年十月，其弟蔡卞升任执政（尚书右丞）时，蔡京也升为翰林学士兼修国史。此后主持贬斥旧党刘挚、范祖禹等人的活动，企图以此挤身执政的行列，但受到曾布的排挤，只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25 岁的哲宗病死，向太后（神宗皇后）不顾宰相章惇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或依年长立申王赵佖的正确主张，而是在曾布、蔡卞等人支持下，坚持立被章惇认为是“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赵佶①，即宋徽宗。同年三月，在曾布与韩忠彦的排挤下，蔡京出任太原（今属山西）知府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其弟执政蔡卞上奏认为是宰相章惇打击蔡京，向太后也认为蔡京不当出任外官，遂命徽宗诏令蔡京留首都继续修撰国史，于是曾布再次攻击蔡卞党羽满布朝野，蔡京不出，自己就不能安位。执政蔡卞、宰相章悙先后被曾布党羽攻击后罢政出任地方官，韩忠彦、曾布升任左右相后，蔡京随即于同年冬先被出任知永兴军，还未赴任就被改为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引起蔡京的不满而拖延不赴任，被降为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闲差，遂居住于杭州。
　　徽宗设明金局于杭州，由宦官童贯主持，收集古字画，蔡京擅长书法②，与宋徽宗的嗜好相同，蔡京竭力巴结童贯，并通过童贯不断进呈自己的书法作品，甚至宫妃、宦官等也都得到了蔡京所写的条屏、扇面之类，在童贯的竭力推荐下，又得到宫妃、宦官的一致赞誉，宋徽宗遂决定重新起用蔡京。建中靖国元年（1101）末，起为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崇宁元年（1102），右相曾布与左相韩忠彦争权，曾布为拉拢蔡京。这年二月蔡京升任北京大名（今大名东）知府兼北京留守，三月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左相韩忠彦于五月被罢相出任地方官后，蔡京即于六月升任执政（尚书左丞）。右相曾布在蔡京及其党羽的攻击下被罢相，蔡京遂于七月升任右相，次年二月又任左相，从此开始了以宋徽宗、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
　　蔡京对于曾布在哲宗执政时期阻挡他升任执政并被放逐为地方官之事，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庚戌。又真定府为成德军节度使节镇所在地，以此，《宋史》、《东都事略》的《蔡京传》均作“知成德军”。
　　③ 《东都事略》卷201《蔡京传》。
　　① 《宋史》卷22《徽宗纪·赞》。
　　② 一说宋代四大书法家原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后以蔡京为奸臣，而改以北宋前期的蔡襄列入四大书法家。
　　一直耿耿于怀；宋徽宗也已将曾布当初的拥立之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蔡京即将升任右相之前，曾布就受到贬逐，以后又一再被贬逐，其境遇甚至比反对立徽宗为帝的章惇更差。
　　蔡京升任右相后，立即打着“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为旗号，于是仿照“熙宁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体例，于都省（尚书省）置讲议司”①，由蔡京亲自兼任提举。并于崇宁三年六月初，在显谟阁（神宗御书阁）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以之标榜蔡京作为王安石改革事业的“继承人”，是货真价实的“新党”，而将收括民脂民膏的行为都称之为“新法”。正如北宋末年的程瑀所说，蔡京的所作所为“无非蠹国害民”，蔡“京名为遵用熙（宁）、（元）丰之典”，然而“未有一事合熙丰者”②。
　　打击与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及排斥异己，是蔡京当政以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在他任右相的次月，崇宁元年八月，首先下诏不许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在都城任职。徽宗即位之初的元符三年三月，曾经下诏求直言，这是预测到四月初一将有日蚀，为“消弥天灾”而在全国进行的活动①。当时正是向太后当政期间，应诏上书的人非常多，实际上成为新、旧党人对宋神宗、王安石改革事业及高太后、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一次大规模的辩论，结果是旧党取得了相对的胜利。四月，旧党韩忠彦升任右相，与左相章惇共同执政。五月，即追复旧党文彦博、司马光等33 人的官爵，而新党成员蔡卞罢政出任地方官，蔡京也于十月间被授宫观而闲居杭州。对此蔡京耿耿于怀，他任右相后随即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将元符三年应诏上书人，分为正、邪二等，正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列入正等的有40 多人；而列入邪等的又分为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总数多达540 多人。列入正等的升官，而列入邪等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贬降。又选择元祐及元符末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秦观、张士良、王献可等文武官员（包括一些宦官）120 人，分别列入元祐党籍、元符党籍，由徽宗亲自书写后刻石于宫城的正南门端礼门。崇宁三年六月，又加上书邪等及“为臣不忠”，通为309 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新党人士陆佃、章惇等。
　　蔡京又倡丰、亨、豫、大之说，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于是大兴土木，崇宁三年铸“九鼎”，次年铸成后建九殿以安置，随后修建工程浩大的“明堂”。又雕造八宝玉玺、修“方泽”②，徽宗崇奉道教，于是又大修道观。政和三年（1113）春，宰相蔡京又令童贯等以原皇宫不够宽敞，于是在宫城北门外，修造规模略小于皇宫的延福宫。政和七年，又在京城东北部修筑规模更大的“艮岳”，也称阳华宫，直至北宋灭亡的十年间不断修筑，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在这期间又大兴“花石纲”，东南的奇花异石用运粮的漕船以十船为一“纲”，由苏、杭运往都城，以供应皇家园林及达官贵人的府第，致使东南地区许多人户倾家荡产，加上其他的苛政，终于导致宣和二年（1120）十月以诛朱■为号召的方腊起义爆发。虽然蔡京早已在这年六月罢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0，崇宁元年七月甲午。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49，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
　　① 《东都事略》卷10《徽宗纪》一。
　　② 方泽是“古者..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宋史·礼志三》），宋代已改在都城北郊地上建方坛（三层）以祭地，但仍称“方泽”，即后代的地坛。
　　相致仕，但在他当政时兴起的“花石纲”，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尽管起义于次年即被镇压。但是，北宋在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下已日趋衰落。蔡京当政时开始的宋金“海上盟约”，其后是在王黼当政时进行的，宋军在进攻辽燕京（今北京）战役中，暴露出宋军的腐败和战斗力低下，成为导致金军南下的诱因。正是宋徽宗、蔡京集团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才将貌似强大的北宋送上了灭亡之途。
　　蔡京自崇宁元年任右相，次年升左相后。虽于崇宁五年二月罢相领宫观闲差，但随即于大观元年（1107）正月复任左相；大观三年六月再次罢相，以太师领宫观闲差；而在政和二年五月，又以太师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宣和二年六月又罢相以太师致仕，但到北宋灭亡前夕的宣和六年十二月再以太师领三省事，次年四月最后罢相致仕，其时下距北宋灭亡只有一年多。宋徽宗在位的26 年中，蔡京担任宰相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接替蔡京任宰相的主要是王黼，与他们相互勾结的是大宦官童贯、梁师成，而朱■、李彦则是他们的主要爪牙，时人称为“六贼”。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末向钦宗上书称：“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指辽、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寺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①。
　　当金军南下之际，“六贼”之首的蔡京“尽室数百辈，治舟辑，拥宝资，一夕遁去”②。首先逃出开封，以避战乱，更引起群臣的攻击，蔡京终于在靖康元年（1126）二月受到贬降，原是太师致仕改以秘书监分司官致仕、河南府（今洛阳）居住；但群臣认为责罚太轻，同年三月，再贬为节度副使、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安置；七月，又改为儋州（今海南儋县西北）安置，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病死，终年80 岁。蔡京子蔡攸、蔡翛被杀于贬所，其他子孙20 多人（除驸马蔡鞗外）分别贬窜于湖南、福建边郡。
　　王黼王黼（1079—1126），字将明，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原名甫，显贵后，宋徽宗以与东汉宦官同姓名，遂赐名黼。崇宁二年（1103）进士，以司理参军入仕，大观末与左相何执中子何志同修《九域志》，遂擢升校书部，历符宝郎、左司谏等。政和元年（1111），探知宋徽宗对右相张商英不满而准备起用已致仕的故相蔡京，王黼遂攻击张商英并吹捧蔡京过去的“政绩”。次年五月蔡京复相以太师总治三省事，将王黼视作自己的党羽，迅速提升为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王黼为了进一步讨好蔡京，遂攻击曾经提拔过他的宰相何执中，以图罢免何执中而专任蔡京，但由于何执中早年即是攀附蔡京而受到重用，现在虽与蔡并相，而对蔡京言听计从，所以蔡京没有理采王黼这一举动，但仍升王黼为翰林学士。政和六年（1116）何执中罢相致仕后，郑居中升任宰相（太宰）后与蔡京不合，王黼暗中投靠郑居中，郑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1，宣和七年十二月甲子。李彦原作李邦彦，《三朝北盟会编》卷32，亦作李邦彦，误。《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2、《东都事略·朱■传》、《宋史》的《钦宗纪》和《陈东传》等，均作李彦，是。又“梁师成阴败于内”，《宋史·陈东传》作“梁师成阴谋于后”，词意略有差异。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39，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居中又“数荐其才”①，蔡京认为王黼叛变自己，遂调任他为户部尚书。并想利用当时的财政困难，将以户部供应不足作为贬降王黼的罪名，但当三衙的班直、禁卫没有能领取赏赐闹事时，王黼及时派人张榜公布领取的时间，很快地平息这次小小的动乱。王黼又重新担任翰林学士，随后又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王黼依附“六贼”之一的大宦官梁师成，史称王黼“父事梁师成，称为‘恩府先生’”②。重和元年（1118）正月，刚过40 岁的王黼，由梁师成荐为少宰（次相）③，由于资历浅，原先的阶官只是通议大夫（正四品），连升八阶而为特进（从一品），这是宋代此前任命宰相时从来没有过的。次年六月，太师总治三省事蔡京致仕。十一月初，方腊举行起义，王黼又升任首相（太宰）。方腊起义是由于前相蔡京的倒行逆施，主要是“花石纲”引发的，王黼在派大宦官童贯率军前往两浙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废罢了最为人民痛恨的苏州、杭州的造作局、花石纲等，以及一些其他苛政，因而“四方翕然称为贤相”④。
　　宣和三年（1121）四月，方腊起义被镇压。闰五月，就又恢复被童贯废罢的应奉司，由王黼和梁师成主管，四方进奉的珍宝，多半被他占为己有，而且公然卖官鬻爵，“自通判以上皆有定价”，都城开封就流传着“三百贯，擢（原作直，误）通判；五百索（与贯含义同），直秘阁”的说法①。
　　此前，宋金“海上盟约”已在积极进行中。正当宋朝积极调兵遣将与金联合攻辽时，爆发了方腊起义，结集的军队遂南下镇压起义军，没有应约北上攻辽。宣和四年三月才又应约由童贯率军北攻辽南京（燕京，今北京），由于宋军腐败无能，两次进攻燕京都被辽军击败，至年末才由金军攻占燕京。宣和五年四月，金太祖在宋朝同意下将原贡给辽朝的“岁币”转贡给金朝，并每年加纳100 万贯作为燕京地区的“代税钱”，燕京地区划归宋朝；西京地区不再要代税钱而只要宋出“犒军”费后也将移交给宋朝。金向宋移交燕京地区后，宋朝改燕京为燕山府、燕京地区为燕山府路。五月，首相王黼以功升为太傅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
　　王黼的所作所为引起皇太子赵桓的不满。王黼就想利用宋徽宗宠爱郓王赵楷的关系，为达到以郓王赵楷取代太子赵桓的目的，采取打击的手法，企图动摇太子赵桓的地位。但是，后来宋徽宗发现王黼与大宦官梁师成互相勾结，两家虽只一墙之隔，还开便门以暗中往来；王黼又受到朱■的攻击。宋徽宗遂于宣和六年九月，“乃拔白时中、李邦彦（为宰相）共政，以分其权”②，结束了王黼三年多的独相政局；十一月，46 岁的王黼被罢相致仕。
　　宣和七年末，宋钦宗即位，王黼慌忙进贺，但宋钦宗已事前下旨拒绝。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南下，王黼不向钦宗奏明即携家属乘船南逃，① 《东都事略》卷106《王黼传》。
　　② 《宋史》卷470《王黼传》。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31 引《中兴姓氏奸邪录》。
　　④ 《宋史》卷470《王黼传》。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31 引《中兴姓氏奸邪录》。《曲洧旧闻》卷10 作“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与此文字略异，但主旨相同。又《三朝北盟会编》作“直通判”，不可解，因据以改为“擢通判”。② 《东都事略》卷106《王黼传》。
　　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今属湖南）安置①。随即又被开封府尹聂山遣人追杀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南，而托言为盗所杀，时年48 岁。
　　第二节童贯（附梁师成、朱■、李彦）
　　童贯童贯（1054—1126），字道夫，开封（今属河南）人。少为宋神宗时大宦官李宪的部属，任内侍殿头，曾出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巡检。元符三年（1100）初，徽宗即位后，设明金局于杭州（今属浙江），由时任内供奉官的童贯主持，收集古人字画。蔡京也于这年冬天被降授提举杭州洞霄宫闲差，居住于杭州，竭力巴结童贯。蔡京擅长书法，通过童贯，蔡京的书法作品不断流入宫中，得到宋徽宗的赏识，蔡京在童贯的荐引下重新被起用。
　　崇宁元年（1102）六月蔡京任宰相后，积极开发西北边疆，以恢复被司马光等放弃的地区。十二月，重新启用原湟州（今青海乐都南）知州王厚（王韶子）任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知军，次年正月又任命他为权发遣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兼洮（今临潭）西沿边安抚使。蔡京对童贯推荐他复出感激不已，遂推荐入内供奉官童贯任走马承受公事，西北的开边活动从此展开。王厚已任河州知州、权管勾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职事，成为一路的军事长官，四月间童贯即以本路勾当公事职衔到达熙州（今临洮）。六月，重新占领湟州后，王厚改任熙州知州、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使，童贯也以功由入内供奉官升为入内皇城使衔。年末，另设熙河兰会路措置边事司，以王厚为长官，童贯升任同措置边事。崇宁三年三月，发兵10 万，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四月，占领鄯州（即青唐城，改为西宁州）、廓州（今尖札西北），于是完全恢复了神宗时的故疆。四年正月，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湟路，童贯升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成为西北边区最高军政长官。大观二年（1108）正月，童贯加武康军节度使衔，随后又占领积石军（今贵德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
　　政和元年（1111）九月，童贯以检校太尉作为副使，随郑允中出使辽朝，途中有燕（今北京）人马植向童贯献联合女真族灭辽之策，童贯遂将马植改姓名为李良嗣，携带回朝晋见宋徽宗，李良嗣又被赐姓赵。次年，金朝建立，随后宋金“海上之盟”积极进行。
　　政和二年末，童贯的阶官升为最高的武阶官太尉。政和五年二月，童贯为谋削弱西夏而计划在宋夏边境的横山地区筑城，遂领六路边事。次年初，以太尉任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积极开边。同年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签书枢密院河西和河北两房事，又升为签书枢密院事。宣和七年，再升为领枢密院事，成为最高军事长官，封泾国公，“时人称蔡京为公相，因称（童）贯为媪相”①。
　　正当童贯为执行宋金“海上盟约”，承担由宋方负责进攻辽南京（燕京，今北京）而积极调遣西北诸路兵将之际，宣和二年十月两浙路爆发方腊起义，迅速占领了广大地区。十二月，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准备攻辽的15 万官军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宋徽宗“亲握（童）贯手送之，曰：东南事① 此据《东都事略·王黼传》，《宋史·王黼传》无安置地点，《三朝北盟会编》卷31 作衡州或广州。① 《宋史》卷468《童贯传》。当时蔡京以三公（太师）总领三省事，因称“公相”，此处用其俗意。尽以付汝，不得已者，径以‘御笔’行之”②，付以极大的权力。童贯知道东南地区为害最大的是“花石纲”，于是命幕属董耘撰写并以诏书名义宣布罢除花石纲以收拾民心。次年八月，童贯在镇压方腊起义后，升加太师衔、徒封楚国公。十月，童贯恢复为领陕西、河北、河东宣抚使，经营北方，并作攻辽的准备。
　　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三月，金遣使告知宋朝，金军已于正月攻占辽中京，辽天祚帝西逃，请宋军如约攻占辽燕京，于是童贯改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领兵10 万进屯河北。其时辽宗室秦晋国王耶律淳即位于燕京，号天锡皇帝，世称北辽。五月，金再遣使向宋告知金已攻占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并与宋再议联合攻辽的军事，于是童贯摆出“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的态势，以迫使燕京的辽小朝廷归降，在劝降无效后进军白沟（宋辽界河，今河北拒马河），但遭到辽军的袭击，宋军不战而退，在退师雄州（今雄县）时再遭袭击，童贯所率领的宋军第一次攻辽之战遂以战败告终，宋徽宗即慌忙下诏“班师”③。
　　宣和四年四月，金军攻占辽西京大同府后，辽天祚帝逃入沙漠，辽朝已基本灭亡。六月，燕京辽天锡帝耶律淳病死，其妻萧德妃以皇太后称制，人心不稳。宋宰相王黼认为是攻打燕京的最好时机。九月，辽易州（今河北易县）、涿州（今属河北）降宋，燕京萧太后也遣使奉表称臣，但并不纳土归降以图保存其政权。宋以为胜利在握，于是童贯督宋军统帅刘延庆进军。十月，降宋辽将郭药师率部属偷袭攻入燕京城内，但由于刘延庆子刘光世没有应约接应而败退，刘延庆慌忙退兵，第二次进攻燕京之战再次失败。童贯慌忙派使臣前往金太祖处，以宋军已到燕京附近，“未敢擅入”燕京，请金太祖“速敕台旨，著都总兵元帅宣令起兵，与本国兵马夹攻前去月日贵得相应，不失元约”①为名，实际是请金军攻打燕京，以掩饰宋军的无能。十二月初，金太祖进兵燕京，燕京降金，只有萧太后等数人逃跑。
　　宣和五年四月，金向宋正式交割燕京地区后，宋改为燕山府路。五月，童贯因功除去节度使衔而“为真太师，加封徐、豫国公”②。同月，金太祖病死，其弟金太宗即位，从此宋金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
　　由于受到宰相王黼、大宦官梁师成的排挤，七月以蔡攸代童贯任领枢密院事，以宣抚副使谭稹代童贯任宣抚使，童贯以太师致仕。由于谭稹接纳金朝叛将张觉及拒绝交付已答应金朝的10 万（一作20 万）斛粮食，金遂攻陷已归附宋朝的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地，并拒绝移交山后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地区。八月，谭稹以处置不当被罢官，重新起用童贯为领枢密院事、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童贯以与金交涉云州地区移交问题为名前往太原（今属山西），实际是准备迎接想向宋投降的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金以童贯准备接纳天祚帝是违约，童贯即否认有此事，后因金兵俘获天祚帝，此事才未成为金军攻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六月，宋徽宗以宋神宗遗意，以童贯收复燕京地区之功封广阳郡王，这是宋代除皇亲国戚以外第一个在世时被封王的大臣。正当童贯志得② 《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5、卷6。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11，宣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② 《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意满之际，金将完颜宗翰（粘罕）也在积极准备攻宋。九月，金派使臣至太原，谎称要见童贯商议金朝向宋交割云州地区事。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金军即将大举南犯，但宋徽宗仍很相信金将移交云州地区，于是督促童贯前往太原。当童贯于十月间到达太原后，派使臣前往宗翰军中进行交涉且打探金军有无南下意向，宗翰即以宋收纳金叛将张觉是破坏金宋海上之盟为借口，要宋割让土地给金。十二月初，宗翰派使臣至太原告知童贯，金已分兵两路大举攻宋，要宋朝割河东、河北两路，金、宋以黄河为界的要求，童贯不作任何抗击金军的部署，立即自太原逃到开封。这时宋徽宗也正准备退位南逃，数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宋钦宗即位。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军迅速南下，太上皇宋徽宗以赴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烧香为名半夜逃出开封，童贯不仅拒绝了宋钦宗任命他为东京留守以抗金的诏旨，而且正当开封急需援军以抗金之际，他率数万精锐亲军追随宋徽宗南逃。正月末，太学生陈东上书乞诛蔡京、童贯等“六贼”；二月，童贯被降为左卫上将军致仕，到池州（今安徽贵池）居住；四月，贬为节度副使，郴州（今属湖南）安置，又改移广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安置；七月，再移往海南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西北）安置，随后又下诏斩首；八月，童贯在前往贬所途中的南雄州（今广东南雄）被斩首；九月，函首至首都，枭首于都市，终年73 岁。
　　梁师成梁师成（？—1126），字守道，开封（今属河南）人。初为入内侍省书艺局小宦官，后领睿思殿文字外库，专主出外传宣皇帝诏旨，逐渐为宋徽宗所宠信。北宋末年科举腐败，宦官梁师成得以中大观三年（1109）进士甲科①。政和五年（1115）建“明堂”，梁师成任都监，政和七年建成，因此升领节度使衔；宣和二年升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四年又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宋徽宗的“御书、号令皆出其手”，于是他挑选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颁出，外人莫辨真伪，权势熏天。王黼投靠梁师成，很快升为执政、宰相，不仅宰相“王黼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焉，都人目为‘隐相’”②。梁师成与宰相王黼内外勾结，共同控制朝政，不仅促成宣和四年兴师联金攻辽的燕京之役，在以“策勋”之功升为少保后，又与王黼一起排挤童贯，以谭稹代为宣抚使，导致谭稹因容纳金朝叛将张觉而成为金攻宋的借口，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宣和六年，宋徽宗到宰相王黼府第，发现王黼与一墙之隔的大宦官梁师成府第之间开便门互相往来，引起宋徽宗的不满。当王黼在朱■等人的攻击下被罢相后，宋徽宗也从此不再信任梁师成。当初在宰相王黼为动摇太子赵桓而扶植郓王赵楷时，据说梁师成曾竭力保护太子赵桓。宣和七年十二月，宋钦宗即位以后，太学生陈东等上书请诛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等“六贼”。当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六贼”中的朱■被夺官放归田里，李彦被处死，王黼被贬，童贯已追随宋徽宗南逃，蔡京亦已南逃以①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宋史》卷468《梁师成传》作“政和间，得君贵幸，至窜名进士籍中”。叙事有误。
　　② 《宋史》卷468《梁师成传》。
　　避金兵，只有梁师成仍在钦宗左右。太学生陈东再次奏论梁师成“有异志，攘定策功，当正典刑”，钦宗迫于公议准备贬逐梁师成。他也已有所察觉，“寝食不离帝所，虽奏厕亦侍于外”①。正月末，因向金营奉献珠宝玉器，钦宗命梁师成到宣和殿检查搬运的珠宝玉器，乘机下诏贬梁师成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北）安置。当日南行至八角镇（时属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南），“缢杀之，但以其自缢闻，诏赠太师”②。可能遭到群臣的反对，追赠太师之诏也许是始颁即废，所以，一般记载并无赠太师之说。而“籍梁师成家”时，则已是靖康二年正月十五日。宋钦宗当时正被扣押在金军控制下开封城南郊的青城。
　　朱■朱■（1075—1126），苏州（今属江苏）人。父朱冲是药材富商，广交官吏、士人和商人，声誉日著。元符三年（1100）末，蔡京以宫观居杭州（今属浙江），途经苏州时想在佛寺建阁藏经以祈福，“会费钜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朱冲不可”①。于是蔡京通过地方官召见朱冲，朱冲对曾任高官的蔡京竭力巴结，表示愿意独力建造，几天后邀请蔡京到寺内请他指定建阁地点，蔡京见到已有数以千百计的木材堆积于寺内，两个月后阁已建成，朱冲的才能受到蔡京的重视。
　　建中靖国元年（1101），蔡京奉召回京，朱冲“谒道左，丐以（朱）■从行”，希图从此飞黄腾达。朱■在蔡京的推荐下入仕。宋徽宗喜爱奇花怪石，蔡京令朱■告知其父朱冲，暗中取两浙的珍异花石进呈。最初只是进呈树形奇特的黄杨木三、四枝，受到宋徽宗的称赞，以后虽有增加，一年也不过进贡二三次，每次也只是六七种奇花异石。直至崇宁二年（1103）后童贯掌握西北的兵权，已是宰相的蔡京才让童贯将朱■列入军籍，以便冒领开边军功以升阶官，朱■进见童贯，颇得童贯的欢心，进奉奇花异石也逐渐增多。不久，宋徽宗设苏州应奉局，由朱■主持，政和年间达到极盛时期，朱■将东南地区奇花异石，以运粮的纲船（每十船为一纲）装运，经淮河、汴河运往京城，号称“花石纲”。这不仅耗费巨额朝廷经费，而且应奉局及各级地方官乘机进行敲祚勒索，致使稍有奇花异石的民户倾家荡产，东南地区民怨沸腾，成为宣和二年（1120）方腊起义的导火线，应奉局因而一度被废罢。但在起义被镇压以后，复设的应奉司，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东南地区的监司官徐铸、王安道、王仲闳及州、府地方官，无不奔走于朱■门下，助纣为虐，“有不附己，即旋踵罢去，时谓东南为‘小朝廷’”，势焰熏灼，前后达20 年。宣和五年，收复燕京地区，与此次战役毫无关系的朱■，竟然被称为：“伐燕之役，谓（朱）■有功，自庆远军承宣使进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①，官运达到了顶峰。
　　不久，金军南下，宣和七年十二月，宋徽宗以太上皇退位，宋钦宗即位，① 《宋史》卷468《梁师成传》。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32，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
　　① 《宋史》卷470《朱■传》。
　　① 《东都事略》卷106《朱■传》。朱■早期的活动，也主要参据《东都事略·朱■传》，以其叙事较《宋史·朱■传》前后有序而更符合史实。
　　当宋徽宗于靖康元年正月初南逃时，朱■追随南逃，而被宋钦宗罢官放归田里。由于朱■罪大而责轻，三月，改为籍没家产，衡州（今属湖南）羁管；四月，改移韶州（今广东韶关）羁管，随即又移循州（今龙川西），九月，下诏处斩。
　　李彦李彦（？—1126），宦官，为大宦官杨戬部属。政和年间，杨戬立法，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追索田主的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所出，增立赋租”，实际是将田主降为佃户，所有荒山废地、弃堰退滩，强制民户租佃，地租数额规定后，田地虽经河流冲荡也不减租，机构称“西城所”，逐渐推广至京东、京西等地。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后，李彦继任其事，设局于汝州，凡良田美地，李彦指使他人呈告为无主荒田（天荒），田主即使持有地契，也不予理会，以致属县鲁山（今属河南）全县都括为官田，原业主按租佃官田纳租，如有呈诉立即加刑，许多业主因被刑而致死。当地原先负担官府的田税额，则转嫁到其他州县民户负担，地方官吏“皆助（李）彦为虐”。
　　当朱■大兴“花石纲”时，李彦“发物供奉，大抵类朱■”，用牛车运输送往京城，农户因而无法种田，牛也不能耕田，以致力竭饿死，甚至自尽于途中，“当时谓朱■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①，因而被时人列为“六贼”之一。宦官李彦是“六贼”中权位最低的，积官至翊卫大夫（从五品阶官）、安德军承宣使（遥郡）。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首先被削官赐死、籍没家产。
　　① 《宋史》卷468《杨戬传》附《李彦传》。又，李彦的安德军承宣使属“遥郡”，本身无官品，李彦的官品以武阶官翊卫大夫计品位。
　　第四十七章宋高宗秦桧第一节宋高宗宋高宗（1107—1187），名赵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即位前，为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受封蜀国公、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进封康王。靖康元年（1126），赵构曾作为军前计议使出使金营议和。是年冬，当金兵第二次南侵时，他又作为使臣，赴宗望营中求和。行至途中，因军民劝阻，留于河北。钦宗命他为河北天下兵马大元帅，募兵勤王。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京城，北宋灭亡。五月，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21 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
　　放弃中原，偏安一隅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①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思想。以后他撤销李纲等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幸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他逃到江宁（今南京）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膝屈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②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1132）以后，逐步形成① 《宋史》卷24《高宗纪》一。
　　② 《续资治通鉴》卷105，高宗建炎三年。
　　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绍兴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
　　猜忌将帅，重用奸佞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宋高宗在朝内猜忌诸将，重用奸佞，而这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首先，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发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说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高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①宋高宗更是把这一套祖宗“家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诸将，应付金兵追逐之际，就暗示诸将不能拥兵自重。
　　他为韩世忠手书《郭子仪传》，要求大将们向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①。向郭子仪学什么呢？高宗认为，郭子仪虽总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专朝廷，时时听从召唤。他又以郭子仪的事例告诫另一位大将张俊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②这是在警告诸将，必须谨尊朝廷之命，否则不但身有不测，还祸及子孙。
　　之所以要限制诸将，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宋高宗对主战派将领们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极其反感，他怕钦宗回来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当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建炎元年时，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就被高宗斩首。高宗即位后，虽然口头上也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上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宫和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国。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更是对将帅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绍兴十年（1140），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主力，先锋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并得到黄河以北忠义民兵的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然而，高宗、秦桧却接连下令要岳飞退兵回朝，并先期撤回东路的援兵，迫使岳飞“忍令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从郾城退军。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秦桧准备进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间召张俊、韩世忠、岳飞进京，一举收回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年底，高宗等人为了除去心头之患、向金人献媚，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①要控制将帅，投降偷安，就得信用一些趣味相投的奸佞之臣。高宗即位① 王夫之：《宋论》卷10。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
　　① 转引自徐阶编《岳武穆遗文》。
　　之初，先是重用黄、汪，罢黜李纲，一味南逃。建炎四年（1130），秦桧从金朝南下，劝高宗向金兵求和，正合高宗心意，喜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称“又得一佳人”②。不久，他就把秦桧提拔为宰相，因迫于舆论压力，中间曾将秦桧罢相，但数年后，又重新起用，并言听计从，听任秦桧专擅国柄，横行朝中，直至老死任上。《宋史·高宗纪》说他使“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这些评论是很中肯的。
　　屈辱议和，南北分立既然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协就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而金朝也看透了这一点，在武力暂时还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向高宗诱降，以求攫取更大的利益。绍兴七年（1137），金熙宗觉得利用“伪齐”刘豫的力量夹攻南宋已无多大收效，便废掉“伪齐”，准备以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而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朝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报，欣喜万分，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和群臣的反对，以“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为借口①，任秦桧为右相，代表他于绍兴九年（1139）接受和议：金朝把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向金朝贡银25万两、绢25 万匹。
　　在军民抗金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却屈辱妥协。但金人并不满足，和议后仅一年，金兵又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金兵的南下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无功而返。然而，高宗无视军民的抗金胜利，伙同秦桧继续向金朝求和，并收回三大帅兵权，将岳飞逮捕下狱，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绍兴九年和议的基础上再作退让，以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与金朝达成新的和约。高宗向金帝进誓表曰：“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②以此换得对东南半壁江山的偏安。
　　宋高宗在偷安东南几十年的统治生涯中，迫于时势，则又不得不在生活等细节上约束自己，克勤克俭，装点“中兴”门面。具体而言，首先在生活上较注意俭约。建炎二年，在扬州时，有人献宣和间器具，其中有螺钿桌椅，精巧奢靡，为了标榜俭约，高宗将“螺钿椅桌于市中焚毁，百姓观者，莫不悦服”③。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非常时期，不能与承平之主相比，因此在日常饮食起居方面不敢讲究。建炎年间，他睡的是白木床，上面只铺一层蒲荐黄罗褥。他对大臣说他不太喜欢吃肉，而多食蔬菜、豆腐；他还认为器具物品只要适用便可，不必美观，因此他准备把宫中的金酒器折为黄金五百两赏给有功将帅①。其次，他还能注意农桑。诏令将帅在恢复区营地屯田，鼓励农耕。② 《宋史》473《秦桧传》。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
　　② 《续资治通鉴》卷125，高宗绍兴十二年。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建炎二年。
　　① 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卷109、卷101。
　　为了表明重视农桑，绍兴六、七年间，在宫中亲自种稻养蚕，“欲知民间蚕熟与否”，“亦欲知稼穑之艰难尔”②。不贪女色，不专用宦官，也算是高宗有别于其他昏君的一个特点。高宗曾自称“朕不喜与妇人久处”③，他于建炎元年曾得一子，三岁时早夭，此后高宗再无子嗣。他使用宦官，“备扫除趋走而已”，“未尝假以权也。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渐杜微”④。他有较好的学习习惯，每日都有固定的读书时间，早上批阅奏章，午后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率以二更罢”。他尤其喜欢念《左传》，“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他还安排经筵为他讲《资治通鉴》，节假日也不间断⑤。他对史书很感兴趣，不但通过读史了解以往史事，对史书编纂优劣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陈寿《三国志》写得也不错，而他却认为：“寿颇简略，事实多在注中，又诸家互相矛盾。”⑥表明他毕竟认真读了点书。遗憾的是，高宗读史不能致用，历史上许许多多抵御外敌、捍卫主权，兼听纳谏、任用忠良的明君事迹对他不起丝毫作用，枉费一生读史，却落得个“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的可悲下场。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又一次南犯失败，金朝发生内乱，金世宗即位，金主完颜亮在军中被杀。南宋朝野纷纷要求趁金朝内乱举行北伐，宋高宗坚持继续屈己称臣，维持和议。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军民的抗战声中，他也难以维持了，只好宣布退位。此后，他以太上皇的名义赋闲二十余年，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病故。死后葬永思陵。
　　第二节秦桧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补密州教授，历任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犯，向宋朝索要大量财物及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秦桧上书言金人狡诈，不可割三镇。钦宗命秦桧等二人为割地使，陪肃王到金营谈判。金兵北退，他行至燕地而回。金兵再次南犯，掳徽、钦二帝，谋立张邦昌伪政权，秦桧进状表示反对。靖康二年被俘至金，金主将他赐予皇弟挞懒。在挞懒处他又颇得信用。在金国，秦桧又上书金帅宗翰，倡言和议，故挞懒纵之使归宋，成为宋朝廷内部的主和派代表人物。
　　潜回南宋，二次为相建炎四年（1130），挞懒率兵南下，以秦桧参谋军事，又任他为随军转运使。九月，挞懒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让秦桧乘机潜回南宋，以作内应。十月，秦桧与妻子王氏及仆人乘船从海上回到临安。他谎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朝中议论皆不信，但宰相范宗尹与秦桧素有交情，便出来为他辩② 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2、卷110。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建炎二年。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1，绍兴五年。
　　⑤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
　　⑥ 《中兴小纪》卷15。
　　护，并把他推荐给高宗①。秦桧向高宗献上他所起草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很欣赏，称赞他“朴忠过人”。于是，高宗命刘光世向挞懒通书致意，并用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提升他为参知政事。
　　秦桧回到朝内，很快获得高宗的信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高宗不谋而合。从此，他们君臣二人狼狈为奸，开始了长达20 年的合作。秦桧得到高宗信任以后，不满足于已获得的高位，觊觎宰相之职。首先，他附高宗之意，将引荐他的范宗尹挤离相位。然后，又扬言自己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当有人问他何以不言，他说：“今无相，不可行也。”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受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九月，吕颐浩复为左相，秦桧极力排挤，让其党羽建言二相宜分内外，将主战派左相吕颐浩挤走，在镇江建都督府专治军务，而秦桧在朝内专治庶务。以此企图独揽朝权。
　　秦桧抛出的“二策”，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按照这一论调，南宋不但要放弃北方领土，而且大批由于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士民，都要回去接受金朝或者“伪齐”刘豫的统治。秦桧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卖国家利益，立刻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和谴责。绍兴二年（1132）七月，左相吕颐浩从镇江回朝，乘势说服御史黄龟年向高宗弹劾秦桧“植党专权”，“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吕颐浩也亲自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的罪行。此时高宗对秦桧任相以来和议无大进展，反而使朝内沸沸扬扬颇为不满。另外，秦桧耸动天下的“二策”，弄得他很难堪，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①高宗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把秦桧罢相，贬为观文殿学士。
　　绍兴三年至六年（1133—1136）间，金军一面在川陕地区组织向南宋进攻，一面支持刘豫从中原南下攻宋。南宋军民英勇反击，取得了保卫川陕，收复襄阳、扬州之战的胜利。金朝不能取胜，只好以和议来向南宋劝降。绍兴七年（1137）金朝让宋使传回愿意和议的口信，一直求和的高宗大喜过望，便于次年三月将秦桧恢复右相位。秦桧再次为相秉政，遂使朝政日趋腐败和黑暗。
　　陷害忠良，议和求荣绍兴八年（1138）五月，金使来南宋商谈和议的条件，要宋高宗取消皇帝的称号和国号，向金朝称臣纳贡。高宗以接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为借口，有意求和。秦桧迎合高宗之意，说：“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劝高宗接受金人的条件，达成和议。宋使王伦要到金朝商议地界，秦桧认为，只要金人许和，地界划在哪里都可以。为了避开主战派的反对，秦桧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排挤出朝，而他则大权独揽。十月，他又对高宗说，臣僚畏头畏尾，不足以断大事，如要讲和成功，“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高宗完全同意，于是秦桧出文字乞决和议。
　　金使到南宋签订和约，他们要求金帝的诏谕到达宋境时，南宋“接伴官”要跪接；所过州县，当地官员也须拜迎；宋帝要改穿大臣服装跪受诏书，对① 《宋史》卷473《秦桧传》。
　　① 《宋史》卷473《秦桧传》。
　　金使要以客礼相待。高宗、秦桧决定遵守对方的种种要求，签订屈辱和约。消息传出，引起朝野强烈反对。直学士院曾开三次质问秦桧，并以伦理纲常相劝，秦桧大怒说：“难道就你明白，我就不知吗？”执意签约。吏部员外郎许忻上疏反对和约，极言屈己议和“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秦桧将奏疏扣下不报。枢密副使王庶上书七次，面见高宗六次要求停止议和，却被秦桧降职，出为潭州知府。此后，又有权吏部尚书张焘、御史方廷实等二十几位官员先后上疏抗议对金使行屈己之礼，反对和议，要求切责“秦相公”之罪，言辞激烈，高宗以“朕不忍闻”为托辞，躲避群臣上诉，秦桧则又不断将反对他的大臣贬职赶往外地。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表示“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奏请斩秦桧、王伦以谢天下。胡铨的议论获得朝野广泛支持，民间把他的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秦桧惊怒交加，立即将胡铨罢官，流放昭州，又把同情胡铨的官员贬职、流放，朝官陈刚中被贬至赣州安远，迫害至死。
　　此时，领兵在外的将帅也纷纷上书，拒和请战。岳飞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韩世忠奏请出兵决战，拒绝议和；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屈辱的和约。但无论文武将臣抗议的声势如何高涨，都不能动摇高宗、秦桧的议和决心。十二月，秦桧派人以最高礼仪将两名“诏谕江南”的金使迎到宰相府中下榻。然后，他又劝高宗按金使要求，跪接金朝诏书。高宗虽然觉得当朝跪在金使面前，未免过于丢脸，但又深怕得罪金人。最后，秦桧以高宗守丧为借口，代替高宗跪接“诏书”，迫不及待地与金人签订了屈己称臣、岁贡绢币的和议。
　　宋金“和议”后，高宗、秦桧大肆宣传“和议”的成功，秦桧更是得意洋洋，分派官员到金国报聘、割地，到各地宣谕和议。然而和议仅过一年，金军于绍兴十年（1140）五月，以宗弼为元帅，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但是，金兵再次碰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在顺昌、川陕、郾城等处连吃败仗。岳飞指挥的岳家军取得郾城大捷之后，继续挥师北上，进军朱仙镇，直逼开封。秦桧见岳飞连连得胜，怕岳飞功成名就，形成北伐大势，坏了他主和议的前程，于是他急令东路的张俊、杨沂中等军撤回，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命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乘胜追击，秦桧不理，他借高宗名义，一天之内给岳飞发去十二道金牌，勒令班师。岳飞只好忍痛回师。金兵败去，秦桧又开始做向金人求和的准备。他先把张俊、韩世忠、岳飞召到临安，由高宗收回三大帅的兵权，以向金朝表示不战求和的诚意。宗弼退兵后，派人致书秦桧，警告他说：“必杀岳飞而后可和。”①秦桧也忌岳飞素以恢复为己任，作梗和议，决意谋杀岳飞。他先唆使党羽、右谏大夫万俟■上章弹劾岳飞，岳飞被罢官出朝。随后他又伙同张俊收买副统制王俊，诬告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谋反，遂将数人逮捕下狱。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秦桧等人的再三哀求下，金朝同意议和。南宋抗金大胜之后，反而在原和议的基础上割去河南、陕西大片土地，继续充当藩臣，上贡岁币、岁绢。和议完成后，秦桧又秉承金人意旨，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岳飞等人死罪。因反对和议被免职的韩世忠提出质问，秦桧说：“其事体莫须有。”当年十二月，秦桧终于不顾别人反对，以高宗的名义下令杀害岳飞，并将岳云、张宪斩首，酿成一起千古奇冤。
　　① 《金佗粹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专擅朝权，作恶多端秦桧主和又一次取得成功，高宗更加倚靠和重用于他：“桧亦因是藉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①。于是，他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一人独居相位，权倾内外，自此到他死前的十几年间，更是为所欲为。为了维持和议局面，巩固地位，进一步排斥异己，迫害主战人士。主战派将领张浚被排挤出朝后，秦桧仍不甘心，指使御史弹劾张浚“居常怨恨，以和议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又免去节度使职名，发往连州居住。顺昌大捷的将领刘锜被夺去兵权，出知荆州，接着又被免官。岳飞的部将牛皋被秦桧的亲信在宴会上放毒害死。反对和议的赵鼎、王庶、胡铨被再次贬往边地，并明令永不检举、永不赦用。因弹劾秦桧使他第一次罢相的黄龟年、曾反对和议而质问秦桧的曾开都被免职。旧将解潜、辛永宗因不附和议，被流放至死。参知政事李光曾被秦桧利用，后因反对和议，在高宗面前斥桧“怀奸误国”而被贬到藤州，李光在藤州作诗讽刺秦桧，又被流放到海南。总之，秦桧对于反对和议、反对他的人，都采取严厉打击的办法，轻则贬官流放，重则迫害至死。他在家中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名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赵鼎遭一贬再贬，最后流放海南岛，秦桧还派人监视他，每月报告赵鼎的生死情况，赵鼎料难逃桧手，遂绝食自尽。赵鼎死后，秦桧仍不甘心，欲加害其子赵汾，于是罗织罪名，逼赵汾承认与张浚、李光等谋反，前后牵涉53 人，最后因秦桧病重垂死才幸免于难。
　　结党营私、贪污舞弊也是秦桧专权以来的常事。和议事成以后，秦桧将追随他陷害岳飞，附和投降的张俊也免去枢密使之职。他独揽军政大权，在朝中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结纳死党。秦桧专权十几年间，三省执政前后轮换28 人，都是他的党羽，不是声名狼藉，就是无所事事，没有一个让人称道的。绍兴十五年（1145），高宗赐桧宅第，又亲临桧宅，题“一德格天”扁，桧妻女子孙皆加恩。十六年，桧立家庙，高宗赐祭器。十七年，改封秦桧益国公。桧权势更为嚣张，他豢养的一帮阿谀之徒纷纷写诗作赋，歌功颂德，称秦桧为“圣相”、“元圣”。静江知府吕愿中赋《秦城王气诗》献媚，有人请桧坐金根车，有人建议高宗赐秦桧九锡、设益国官属，对这些，秦桧都安然受之，不以为过。秦桧贪污舞弊不择手段，他指使科举考官选录他的儿子秦熺为状元，先任礼部侍郎，后任知枢密院事。后来，他又想指使考官选录他的孙子秦埙为状元。秦桧“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①。他霸占将领刘光世、张俊死后留下的园第、房产，各地官员平日到京要向他献礼，每年要向他祝寿。秦桧家堆积了大量财物，人说秦桧专权后，秦熺天天让人锻制金银酒器，购买名贵字画。
　　兴文字之狱，禁私史、野史，控制言路是秦桧专权的另一手段。时有士人作《牡丹诗》，内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有福建小官吴元美作《夏二子传》讥蚊、蝇二虫，被告为讽刺秦桧，或遭编管流放，或被训斥警告。秦桧专权时，有不少官员因诗文中的一字一句，被定为讪谤罪，而下狱受刑或处斩。秦桧作恶多端，深怕被人载于史册，恶迹显于后世，于绍兴十① 朱熹：《戊午谠议序》，《朱子大全》卷75。
　　① 《宋史》卷473《秦桧传》。
　　五年禁私史、野史，于是民间惧怕秦桧迫害，纷纷焚毁史籍，李光家烧所藏书万卷；藏书家王明清老母也将家藏本朝典故及先人史稿付之一炬①；司马光的后人则违心地宣称《涑水纪闻》不是司马光的论著。秦桧一边严禁私史、野史，一边则篡改或抽毁国史，他让儿子秦熺主持编修建炎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在里边塞进不少歌颂秦桧功德的内容。他将第一次罢相以来诏书、章疏、时政等凡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尽数毁弃，因此国史亡失极多。秦桧还常以妖言惑众，或贺瑞雪，或贺日食不见，或贺海清，又让各地上报各种瑞木、嘉禾、瑞瓜、灵芝、双莲等等瑞祥，弄虚作假，用以粉饰太平，哄高宗高兴，给自己贴金。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死。高宗为了稳住和议局面，依然褒奖秦桧，赠申王，谥忠献。然而，人们纷纷揭露秦桧的奸恶，高宗乃罢其子秦熺官，其余党羽以次斥去。直到孝宗开禧二年（1206）时，终于追夺秦桧一切王爵，改谥谬丑。佞臣秦桧的丑行，被后世唾骂为千古罪人。
　　① 《挥麈后录》卷7。
　　第四十八章李纲宗泽第一节李纲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今属福建）人。父亲李夔官至龙图阁待制。李纲政和二年（1112）中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因得罪权贵改任比部员外郎、起居郎。宣和元年（1119），京师发大水，他上疏朝廷，言当以盗贼外患为忧，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的沙县（今属福建）税务。新兴的女真族建立金朝，并已多次打败辽军。次年（金天辅四年，1120），宋金订立“海上盟约”，联合灭辽。宣和四年（1122），宋军两次攻打辽南京（今北京）失败。在宋军要求下，同年十二月金军攻占燕京，金在宋将原给辽的“岁币”转给金朝，并索取100 万贯代税钱后将燕京依约归还宋朝。
　　保卫东京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李纲除太常少卿。同年十月金太宗毁弃盟约，大举进攻宋朝，分兵两路，西路以完颜宗翰（粘罕）为帅，包围了太原，东路以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帅，在宋降将郭药师引导下长驱直入，前锋直指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
　　边报猝至，朝廷震惊。宋徽宗一面召天下勤王之师，一面准备南逃。同年十二月，在李纲、吴敏等大臣的坚持下，徽宗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是为钦宗。吴敏任门下侍郎（副相）、李纲任兵部侍郎。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已逼近东京，徽宗匆匆出逃，白时中、李非彦等大臣也想奉钦宗南走。李纲挺身而出，坚决反对逃跑，认为“今日之计，莫若整饬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钦宗决定留京坚守，并升李纲为尚书右丞（副相）。次日，钦宗又改变了主意。李纲上朝时见禁军已披甲待发，皇帝与后宫也即将上车出逃。紧急关头，他高声对禁卫们说：“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禁卫皆呼曰：“愿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将安之。”李纲又对钦宗说：“陛下昨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途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虏骑已逼，彼知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①。钦宗终于下定了留守的决心。
　　李纲被任命为亲征行营使，主持防务，厢军与保甲民兵也协助禁军作战。从正月初五至初八，军民修楼橹、安炮台、运砖石、设弩床、备火油，进行备战。初八日，金兵到达城下攻西水门，李纲亲临指挥战斗，击退金军的进攻。次日，金军又攻酸枣门、封丘门，李纲又登城督战，激励将士，杀敌数千人。
　　宋钦宗同时派使者前往金营进行议和。李纲估计金人“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如果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如朝廷震惧，所求一切与之，..”。所以，他竭力反对割地与“过许金帛”①。金人提出① 《靖康传信录》卷1。
　　① 《靖康传信录》卷1。
　　犒师金500 万两、银5000 万两、绢100 万匹，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属河北）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为人质。钦宗全部同意，随即在城中大肆收罗金银以满足金的索求。同时，又另设宣抚司统率“勤王”之师和驻在城外的禁军，以分李纲的兵权。同年二月，大将姚平仲在钦宗的支持下夜袭金营失利，却将责任推给李纲，解除了李纲的职务。
　　首都军民十分愤怒，要求重新起用李纲，几十万军民聚集在皇宫前，呼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恐怕激起民变，只得重新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任京城四壁守（防）御使。李纲重整军务，士气大振。四方勤王军也陆续赶到，金军在得到割地诏书及得肃王赵枢为人质后退兵。
　　金军退兵后，李纲改任枢密院事。同年四月，徽宗回到了京师。六月，李纲被任命以知枢密院事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解太原之围而离开朝廷。他深以国事为忧，认为金人之所以能长驱南下，是因为宋朝几十年来不修军政，军队的战斗力很低。金兵虽已撤退，但天下的形势仍十分紧迫。“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以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及燃，殆处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②。钦宗下诏令催促李纲去解太原之围，但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等都直接听命于朝廷，李纲根本指挥不动军队。八月，改任种师道为宣抚使以代李纲，李纲被召回京。九月，李纲被罢知枢密院事，以观文殿学士出任扬州知州。不久即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罪名罢官，改差提举亳州明道宫。十月又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安置。后又谪宁江（今重庆奉节）。十一月，金兵再次大举南下，包围开封城。钦宗重新起用李纲。李纲从建昌赴宁江途经长沙时，得诏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行至半路而都城已沦陷，北宋灭亡。
　　重整旧山河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南京应天府，是为宋高宗，改当年为建炎元年，史称南宋。他起用深孚重望的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力主议和，说李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①。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也反对李纲任相。
　　六月，刚到任的李纲认为当务之急是议国是、议巡幸、议赦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本政、议责成、议修德②。他反对议和，要求表彰抗金中的死节之士，还都开封，重整军务。他强烈要求严惩降金官吏，表示：“臣不可与邦同列，当以笏击之。”③李纲积极支持两河军民抗金，任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宗泽为开封府知府。他认为只要上下齐心抗金，“三数年间，军政益修，甲车咸备，然后大举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无之耻”④。在李纲的苦心经营之下，南宋政局逐渐稳定。
　　然而，宋高宗信任汪伯彦、黄潜善等人，李纲的抗金行动受到百般阻挠。② 《靖康传信录》卷3。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未朔。
　　② 《梁谿集》卷58《十议》。
　　③ 《宋史》卷358《李纲传》上。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庚申。
　　河北招抚使张所尚未离开京城，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张益谦就上奏说自招抚司设立后，“盗贼”越来越多。朝廷下令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渡过黄河，逼他在未准备好情况下进攻金军。李纲竭力为张所、傅亮等人辩护，又反对宋高宗南逃。当年八月即以“杜绝言路，独擅朝政”①等罪名罢相，改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太学生陈东因上书留用李纲、还都东京而被杀。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建炎元年（1127）十月，宋高宗自商丘逃至扬州，两河郡县相继沦陷。
　　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高宗逃往杭州（今属浙江）、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等地，一度乘船逃入海中。其间，李纲一再遭贬斥，先是罢观文殿大学士职名，贬往鄂州居住。又被贬为单州团练副使、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居住。直到建炎三年冬才允许自由居住，以后又恢复了阶官、职名。绍兴二年（1132）二月，李纲被起用为湖广宣抚使兼潭州知州，建议朝廷在荆湖一带屯驻重兵以图中原。绍兴四年（1134），金、伪齐联军进攻南宋，他又上呈防御之策：“伪齐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倘出其不意，电发霆击，捣颍昌（今河南许昌）以临畿甸，彼必震惧还救，王师追蹑，必胜之理。”②绍兴五年（1135），李纲又上长篇奏章陈述中兴大计，指出宋朝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他建议朝廷先料理淮南、荆襄为东南的屏障，于两淮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深信中兴之期，指日可待①。同年十月，李纲改任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绍兴七年被罢，提举宫观。
　　绍兴九年二月，再次起用李纲为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未及赴任，绍兴十年（1140）正月病死于福州，终年58 岁，淳熙十六年（1189）谥忠定。著作编有《梁溪集》、《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等。第二节宗泽宗泽（1060—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元祐六年（1091）中进士，先后任大名馆陶（今属河北）、龙游（今属浙江）、赵城（今山西洪洞北）、掖县（今山东莱州）、登州（今蓬莱）等州县官，任上兴建学校，减免赋税，颇有建树。宣和元年（1119）三月，时任登州知州的宗泽以建神霄宫不虔诚，受到除名编管的处分。宋金缔结“海上之盟”，宗泽认为“天下自是多事矣”①，遂退居东阳（今属浙江）山谷间。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① 《宋史》卷359《李纲传》下。
　　① 《宋史》卷360《宗泽传》。
　　抗击金兵靖康元年（1126），宗泽被召至京城，任宗正少卿，充和议使。因他反对求和，朝廷恐有碍和议，改命他任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这时，北方地区的形势十分险恶，金军大举南下，太原失守，宋朝派往两河地区的地方官大多托故不往。宗泽受命当日就率弱卒十几人赴任。磁州城“经敌骑蹂躏之余，人民逃徙，帑廪枵然”②，宗泽缮城壁、治器械、募义勇，严阵以待。金兵渡河南下，怕宗泽从背后袭击，派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登城，命壮士用神臂弓射退金兵，又开城门追击，杀敌数百。
　　同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和刑部尚书王云奉命出使金军营议和，途经磁州。知州宗泽竭力劝阻并指出：“敌情岂有肯和之理哉，特设诡词欲挽致大王耳”③。百姓们也拦住赵构的马不让前行，认为王云是金的奸细，将他打死。赵构只得留在磁州，后又退回了相州（今河南安阳）。
　　金军一面与宋议和，一面迅速南进，包围了宋首都开封。宋钦宗从围城中派人持蜡书任命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要他们立即入援。康王率军离开相州，履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宗泽率2000 人首先赶到大名。这时，钦宗又派人持蜡书送给康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汪伯彦等人都认为议和能成功，不愿进军，只有宗泽坚决不相信女真人的诚意。康王即派宗泽率军万人打着康王赵构的旗号进驻澶渊。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军劫徽、钦二帝北上。宗泽得知开封失守，立刻赶到大名，准备在金兵归途中夺回徽、钦二帝。虽然已传檄四方，其他“勤王”之师却无一兵一卒到来。宗泽只得放弃计划，转而上书康王赵构，劝他即皇帝位。
　　留守东京靖康二年五月，赵构即位以重建宋朝，改当年为建炎元年，史称南宋，赵构为南宋高宗。六月，宗泽被任命为襄阳府知府。宗泽极力反对割地求和，表示“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①，因而改任青州（今属山东）知州。
　　宰相李纲十分器重宗泽，认为绥复旧都非宗泽不可，时年69 岁的宗泽随即被改任开封知府，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经过金兵的洗劫，旧日繁荣的都城疮痍满目。城内盗贼横行，物价飞涨，而且金兵尚驻扎在距京城以北不足二百里处，城内人心惶惶。宗泽到任后，立刻着手整顿社会秩序，修筑城防设施，开封很快稳定下来。朝廷随后升宗泽为东京留守、开封府尹。金朝派人以出使伪楚为名，到开封探虚实，宗泽立即进行拘捕并要求将其处死。朝廷大臣对此事大多持否定态度，宋高宗下手谕将其释放，但宗泽不执行。尚书右丞（副相）许景衡极力为之辩护：“泽之为尹，威名政绩卓然过人，诛锄强梗，抚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御之备，历历可观”①，② 《宋史》卷360《宗泽传》。
　　③ 《宋忠简公集》卷7。
　　① 《宋史》卷360《宗泽传》。
　　① 《宋忠简公集》卷7。
　　主张重用宗泽，使成其御侮治民之功。宗泽还积极支持中原地区的忠义民兵。河东义军首领王善拥兵几十万准备进占开封，宗泽单骑进入王善营中，握着他的手流泪说：“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②王善深为感动，立即归降。其余义军首领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先后投到宗泽麾下，军威大振。当建炎二年金朝大军向开封逼近时，宗泽成竹在胸，指挥刘衍、阎中立、张伪、赵世兴等将领一次次打退金兵。北方百姓尊敬地称威震天下的宗泽为“宗爷爷”。
　　壮志未酬坚守开封的同时，宗泽先后上疏二十余次，强烈要求宋高宗回銮开封，收复失地。但均为黄潜善、汪伯彦等所阻。宋高宗只是表示要择日回京，根本不打算抗金。眼看收复故土无望，宗泽忧愤成疾，病疽于背。七月，他在病中仍鼓励诸将：“尔能为我歼灭同仇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③。临终前，他“连呼过河者三，遗表状赞上（高宗）还京”。“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以哭泽”④。卒年70岁。谥忠简，著作有《宋忠简公集》。
　　② 《宋史》卷360《宗泽传》。
　　③ 《宋忠简公集》卷7。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
　　第四十九章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刘锜第一节韩世忠刘光世张俊（附杨沂中）
　　南渡诸将以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并称，而张俊为之冠。四人功绩虽有差异，但对南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的确都曾起过重大作用，传为南宋中叶著名画家刘松年所绘的《中兴四将图》，即是对四人功勋的称颂。南宋人也以刘锜代刘光世：“南渡后，（张）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①韩世忠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一说绥德）人。18 岁时应募为本州敢勇乡兵。崇宁四年（1105），延州乡兵奉调为党万部属，参与进攻西夏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后从党万战于嵩平岭，以功补一资。后又从刘延庆征战有功，“始补守缺进义副尉”①，开始成为无品的小军官。
　　宣和二年（1120），浙西方腊起义，宋朝廷调集西北军前往镇压，韩世忠率所部敢勇士50 人随征。宣和三年二月，随王渊攻克杭州；四月，韩世忠擒获方腊，但为辛兴宗掠为己功，后经杨维忠申述，超转承节郎，升为入品的小武官。
　　宣和四年二月，宋朝应宋金“海上之盟”，派童贯统兵攻辽南京（今北京），韩世忠从征。后随王渊镇压大名起义军；又从梁方平先后镇压尉氏（今属河南）杨天王、沂州（今山东临沂）徐进，以及高托山、贾进等多支起义军，以功升武节郎，进入中级武官行列。
　　靖康元年（1126）正月，从梁方平守濬州（今河南浚县）黄河桥以抗击金军，梁方平军溃逃，韩世忠奋战突围，焚桥后退往京城开封。金军围攻京城时，韩世忠升任统领，参与守卫京城。二月，宋钦宗答应割让三镇，金军撤围退兵，王渊任河北总管，韩世忠任先锋统制。六月，李纲任河东、河北宣抚使，出援太原，时韩世忠戍大名，奉李纲（《宋史》本传作宣抚副使李弥大）命讨伐叛军，以功升领单州团练使，屯驻滹沱河。时王渊守赵州（今河北赵县），韩世忠前往协助王渊抗击金兵，以功升领防御使。韩世忠率部回大名，总管赵野任命韩世忠为前军统制。靖康二年康王赵构到达济州（今山东巨野），随行的大臣们劝赵构即位，重建宋朝，韩世忠也率所部到达济州，加入拥戴赵构为帝的行列。四月，韩世忠部将杨进击退侵犯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金军，韩世忠扈从康王赵构到达南京。
　　建炎元年（1227）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即帝位，韩世忠升领观察使、带御器械。南宋创设御营使以统率扈从诸军，以王渊为都统制，刘光世为提举一行事务，张俊任前军统制，韩世忠任左军统制，刘、张、韩即南宋“中兴四将”中的三将，成为宋高宗赖以起家的基本军事力量。八月，韩世忠以讨伐单州（今山东单县）鱼台、黎驿叛军，以功升领定国军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
　　① 《宋史》卷369《张俊传》及《传论》。
　　① 赵雄：《韩忠武王世忠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琬琰集删存》卷1。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228）正月，韩世忠率部随宋高宗到达扬州，收编流散兵士万人。韩世忠率部至西京洛阳，袭击金左监军完颜希尹失利，收余部数千人回扬州。升领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屯守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
　　建炎三年（1229）正月，金左副元帅宗翰攻占徐州，派完颜拔离速、马五等率军万人直奔扬州，而自以主力攻韩世忠。韩世忠兵败溃散，退往海边盐城，金军追袭部队长驱南下，宋高宗仓促从扬州渡江逃往镇江。
　　二月，宋高宗到达杭州。三月，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以年仅3 岁的皇子赵旉即位，隆祐太后孟氏（原哲宗废后）垂帘听政。韩世忠自盐城收集散卒数千人，乘海船到达常熟，得知苗、刘兵变，赶往平江（今苏州）。张俊又借刘宝所部2000 人给韩世忠，韩世忠遂率所部赴往杭州。韩世忠到达秀州（今浙江嘉兴），韩世忠妻梁氏自杭州乘马奔至秀州，传达孟太后口谕，要韩世忠前往救驾。四月初，勤王各军张俊、刘光世等部，云集秀州。宋高宗在外援的支持下复位，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军进入杭州，韩世忠以功建节，领武胜军节度使，任御营左军都统制，兼任江、浙制置使，擒苗傅、刘正彦，七月，以功进领武胜军、昭庆军两镇节度使，升任御营使司都统制。
　　同年九月，金军宗弼部南犯，韩世忠负责自圌山（今扬中西）至福山（今常熟北）的江防，以防金军自海路入侵。十一月，金军渡江占领建康，韩世忠退守江阴。十二月，宋高宗已自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船逃至昌国（今定海）。
　　建炎四年正月，韩世忠奉诏率部进援，到达通惠镇（今上海青浦北）时，金军已攻至明州，韩世忠于是请求退回镇江以邀击北撤的金兵。金军攻占明州并派海船追宋高宗，被宋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船队击败。二月，金帅宗弼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后退兵①。三月，金兵退至镇江，韩世忠已屯兵焦山寺，并伏兵金山龙王庙，几乎擒获金帅宗弼。金帅宗弼拟从镇江渡江，遭韩世忠所率船队邀击，夫人梁氏亲自击鼓以激励宋军将士，多次击败企图渡江的金军。宗弼遂率金兵转向建康，韩世忠与金军接战，相持于黄天荡（今南京东北）达48 日。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韩世忠利用长江天堑以8000 人击败10 万金兵。后金军疏浚小河逃入长江，又乘风纵火烧韩世忠船队，韩世忠战败。五月，金军渡江退回江北。六月，南宋改御前军为神武军，韩世忠改任神武左军都统制。
　　绍兴二年（1132），韩世忠兼任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镇压建州（今福建建瓯）范汝为起义，又于江西招降流寇曹成，以功升太尉。又破白面山（今湖南平江东北）刘忠起义军。同年九月，升任江南东西路宣抚使，建司建康。绍兴三年（1133）三月，韩世忠升开府仪司三司为“使相”，改任淮南东路宣抚使，置司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准备协同进攻伪齐。不久，即因南宋与金议和，不准进攻伪齐，韩世忠又改任镇江、建康府、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负责江、淮下游防务。绍兴四年（1134），议和未成，面临金朝和伪齐联军已渡淮南犯之势，宋高宗虽梦想求和，不得不部署防务。十月，韩世忠渡江至扬州，金齐军已南下。正当韩世忠奉诏回镇江以守长江防线之时，南宋求和使魏良臣自扬州至大仪镇（今扬州西北）西北的金军军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丙子。
　　中求和，韩世忠率部随后至大仪镇，击败金军南侵的先头部队，俘金将士200多人；追击至天长（今属安徽）东北鸦口桥，再败金军，又俘40 多人。大仪镇之战规模虽小，但与此前宋军只进行防御战不同，这是宋军主动首次出击，又适逢金军因雨雪不断、粮运不通而退兵，伪齐也随之退兵，韩世忠率部一直追至淮河。《宋史》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厥功不细”，因而被称为“中兴武功第一”，后又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①。次年，韩世忠以功进少保，任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绍兴五年，废神武军号，改设行营护军，韩世忠所部改为前护军。绍兴六年（1136）三月，再次面对金朝、伪齐联军来犯，韩世忠改任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今江苏淮安），以示兼有收复被金军占领的京东路之责。韩世忠率部围攻原京东路现属伪齐的淮阳军（今邳县西南）达六天，在联军主力到来之际退回楚州。韩世忠以“淮阳功”，进领横海军、武宁军、安化军三镇节度使，赐“扬武翊运功臣”号。韩世忠不仅是南宋第一个领有三镇节度使衔，也是元丰五年（1082）废功臣号以后第一个重新获得“功臣”号的将领。同年九月，伪齐分道攻宋。韩世忠率军渡淮北上，挡住了伪齐东路军的攻势。
　　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七月，金朝主战的粘罕（完颜宗翰）
　　死。宋使王伦至涿州（今属河北），向主和的挞懒转达宋高宗的意向：“河南地，上国（金）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易若见归”的乞和请求。同年十一月，金废伪齐。十二月，王伦回朝，向宋高宗转达挞懒的答复：“好报江南，自今道涂（途）无壅，和议可以平达。”①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三月，力主乞和的秦桧任宰相。同年十二月，宋金议和，南宋成为金朝属国，原伪齐辖区归还南宋。次年正月，韩世忠以宋金和议成，进少师。同年七月，金主战的右副元帅宗弼（兀术）升任都元帅，主和的挞懒（完颜昌）因倡议将原伪齐辖区归还给南宋，不久即以“谋反”罪被杀。
　　绍兴十年（天眷三年，1140）五月，金败盟犯宋。六月，“顺昌之战”
　　刘锜以少胜多击败金军主力宗弼所部，挡住了金军南下两淮的矛头。韩世忠以太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随后也败金军于淮阳军南，攻克海州。九月，奸相秦桧力主乞和罢战，韩世忠遂退兵。
　　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金军再次南下。二月，“柘皋之战”，杨沂中、刘锜等再次击败金军主力宗弼部。正当宋金激战之际，宋高宗、秦桧的乞和活动也在加紧进行中。四月，借赏柘皋之功，韩世忠、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而收三大将兵权。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实际是将韩世忠职务架空。由于韩世忠仍坚持反对向金乞和，“力陈秦桧误国”，又怕遭秦桧陷害而“力求闲退”，十月罢枢密使，以醴泉观使、奉朝请。韩世忠“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十二月，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韩世忠曾责问秦桧：“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①① 《宋史》卷364《韩世忠传》；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韩世忠大仪之胜》。
　　① 《宋史》卷371《王伦传》。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五月丁未；卷142，十月癸巳；卷143，十二月癸巳。绍兴十三年（1143），韩世忠封咸安郡王。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去世，享年63 岁。临终前对看望他的人说：“吾以布衣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保首领没于家，诸君尚哀其死邪”②，对岳飞被奸相秦桧害死之事犹念念在心。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追封为蕲王；淳熙三年（1176），谥忠武。
　　刘光世刘光世（1089—1142），字平叔，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人，将门世家。父刘延庆，北宋徽宗时领保信军节度使，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宣和三年（1121），镇压方腊起义，童贯任宣抚使，时为殿前副都指挥使的刘延庆任宣抚使司都统制诸路军马，为官军主帅，平方腊后，改领河阳三城节度使。宣和四年七月，宋军应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童贯任宣抚使，刘延庆任宣抚司都统制，为宋军主帅，统兵10 万攻辽，后因战败被贬。不久，即复领镇海军节度使。靖康元年（1126），金军攻宋首都开封，刘延庆守御北城。十一月，金军攻陷开封，刘延庆及长子刘光国率兵万人突围，两人皆死于乱兵。刘延庆次子刘光世，以荫补入官为三班奉职，累升领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宣和三年，从父刘延庆镇压方腊起义，以功升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宣和四年，宋军攻辽，刘光世随父攻取易州（今河北易县），升领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在进攻辽南京的战役中，刘光世违约未到达，致使已先攻入城内的宋军失援而败，成为宋军攻辽战败的原因之一，因此被降官。后在镇压河北起义军张迪中立功，恢复领承宣使，升任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靖康元年（1126），西夏应金朝之约攻宋以牵制宋朝，刘光世在杏子堡（当在今陕西志丹东杏子河畔）战斗中击败西夏军，以功升领侍卫马军都虞候衔，成为侍卫马军司次长官。同年十一月，金军第二次进攻宋首都开封，刘光世率步骑3000 勤王，在行军途中得知北宋已被金灭亡。次年四月下旬，刘光世率部到达尉氏，得到兵马大元帅府令，率部前往济州，于济州南新兴镇遇到正前往南京应天府的康王赵构，当即被任为元帅府五军都提举。宋高宗即位后，刘光世任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行在都巡检使，陕西将官王德（王夜义）开始隶属刘光世部。八月，刘光世以讨平山东李昱之功，升领奉国军节度使，是南宋建立后第一个建节的将领。十月，宋高宗南逃，任命刘光世为滁州、和州（今和县）、濠州（今凤阳东北）、太平州（今当涂）、无为军（今无为）、江宁府界制置使，苗傅任都统制，先后击败张遇、李成。
　　建炎三年二月，金军500 骑兵追击至天长，宋高宗渡江南逃，刘光世所部未遇金兵即溃退渡江，被任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守镇江府，随后又升为殿前都指挥使，成为名存实亡的殿前司长官。
　　三月，苗傅、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四月，刘光世参与平定苗、刘兵变，升为太尉、御营副使，所部即称御营副使军。后任江东宣抚使，守太平州、池州，移守江州。九月，金军自黄州渡江，刘光世率军南逃。建炎四年二月，河北流寇郦琼围攻固始县，降于刘光世后撤围南下。
　　建炎四年（1130）六月，撤消御营使，刘光世所部无所隶属，因其阶官② 《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为太尉，号称“太尉兵”，大臣们认为欠妥，遂设御前巡卫军，以刘光世为都统制，兼任两浙路安抚使、知镇江府，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金将挞懒（完颜昌）攻楚州，刘光世违诏不援，只派王德、郦琼率轻兵袭扰金军而已。绍兴元年（1131）三月，刘光世改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但刘光世不奉诏。次年六月，刘光世升领宁武军、宁国军两镇节度使。绍兴三年四月，改兼江东路宣抚使，置司建康。九月，南宋调整江防部置，刘光世改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十月，伪齐军渡淮南犯，刘光世移驻建康设防。绍兴四年，金和伪齐联军临江；五年正月，宋高宗亲征抵抗，并再次调整江防部署，刘光世升少保。十二月，南宋改军制，废神武军及巡卫军号，改设行营护军，刘光世所部改为行营左护军。六年五月，以部将王师成击败伪齐军之功，加领保静军节度使，遂成为继韩世忠之后第二个领三镇节度的将领。六月，刘光世移屯庐州。十月，伪齐刘麟渡淮攻宋时，刘光世弃城南逃，在右相兼都督张浚的督迫之下，被迫回军，并派王德、郦琼等击败伪齐军于霍丘等地。藕塘之战杨沂中等大败伪齐军后，刘光世派王德率军随杨沂中追击伪齐军。
　　刘光世一贯畏惧金军，每逢奉诏移驻前线，大多不奉诏而设法退避，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部属，成为当时人数最多的军队之一。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作战时又多不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大臣们对他深为不满，但宋高宗考虑到南宋政权基础还不稳固，刘光世所部仍是不得不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不仅设法满足其后勤军需的供应，还不断对刘光世加官进爵，以防止其部属溃散后复为流寇或投奔伪齐。绍兴六年十二月，右相兼都督张浚奏：“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①而左相赵鼎则认为，刘光世“将家子，将率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绍兴七年二月，宰相张浚再次上奏：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②。四月，刘光世罢为少师、万寿观使，其部隶属都督府。张浚意在直接控制左护军，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果然如赵鼎所推测，引起郦琼等不少中低将领的不满，郦琼直属部队虽只5000 余人，但在他的煽动裹胁下，同年八月叛归伪齐的竟达4 万人之多。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5.2 万多人，仅剩王德所部8000余人及零星部队。
　　绍兴八年（1138）冬，宋金第一次议和。宋高宗以宋金议和，刘光世赐和众辅国功臣号，张俊亦赐功臣号，与已赐功臣号的韩世忠，成为南宋初期仅有的三个赐功臣号及领三镇节度使的将领，说明三人在当时地位的重要。绍兴十年（1140），金朝违约南侵。五月，刘锜进行顺昌保卫战时，宋高宗又重新起用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显然是对罢免刘光世兵权不当的一种抚慰，也可能想利用刘光世对伪齐灭亡后又投金的旧部产生某种影响。但刘光世在宋的旧部王德不原归属，宋朝廷只能调拨李显忠、李贵、步谅等将领所属数千人归属刘光世，战斗力不强，未起多大作用。
　　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南宋朝廷收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六月，刘光世也再次被收兵权，罢为万寿观使、封杨国公。绍兴十二年（1142），刘光世死，终年54 岁，谥武僖。乾道八年（1172），追封安城郡王。开禧元① 以上引文具见《宋史》卷369《刘光世传》。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卷109，绍兴七年二月庚申。年（1205），追封鄜王。
　　张俊张俊（1086—1156），字伯英，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建中靖国元年（1101），时年16 岁的张俊为三阳（今天水西北）乡兵弓箭手，“宣和初（当为政和六年，1116）从攻夏人仁多泉（今青海门源东南），始授承信郎”①，成为入品的最低的武官。徽宗末年，参与镇压京东、河北起义军。靖康元年（1126），抗击金兵于东明县城（今河南兰考北），以功已升至武功大夫。五月，从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进援被金军围攻的太原（今属山西），种师中兵败榆次（今属山西），张俊率所部数百人突围南逃。十二月，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进至大名时，张俊随信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梁杨祖率3000兵马到大名，被任为元帅府后军（一作中军）统制。靖康二年正月，他率部镇压起义军李昱、张遇于任城（今山东济宁）后，不断升迁，阶官升至拱卫大夫。
　　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即位后，张俊任御营前军统制。同年七月起，率部多次讨平叛军、起义军，升观察使，成为高级武官。建炎二年五月，镇压秀州（今浙江嘉兴）徐明，又升承宣使。建炎三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兵变时，张俊正驻军吴江，随即率部8000 人退回平江，从礼部侍郎、同节制军马张浚同议平叛事，是第一支平叛军队，平定叛乱后升领节度使。七月，改任御前右军都统制。
　　建炎三年十月，金军宗弼部南犯，宋高宗离杭州逃向越州；十一月，宋高宗逃向明州（今宁波），张俊任浙东制置使扈从。金帅宗弼占领杭州后，派斜卯阿里、乌延蒲卢浑率金军4000 追击，当年除夕追至明州城下，金军自高桥镇攻西门，张俊部将刘宝，以及杨沂中、田师中所部等抗击金军，知州刘洪道亦率州兵助战，金军战败，死伤以千计。建炎四年正月初二，金军又攻明州，张俊与知州“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杀伤大当，敌奔北坠田间或坠水，俊急令收兵，夜，敌拔寨去，屯余姚”①，宗弼派援军赶赴余姚再攻明州，张俊抗击于高桥，推托以高宗令其扈从，逃往台州（今临海），刘洪道等也退出明州，明州遂为金军占领。南宋则将明州的“小捷”，列为“十三处战功”之首，因“自金兵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中兴战功自明州一捷始”，“至此而（宋）军势稍张矣”②。
　　建炎四年四月，张俊改任浙西、江东制置使以招收江浙地区的“群盗”，除刘光世、韩世忠两军外，其他诸将皆受张俊节度，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将领。六月，宋朝改御前军为神武军，张俊改任神武右军都统制，领定江、昭庆二镇节度使。绍兴元年（1131）后，张俊讨伐马进、李成有功，进太尉。以后历任浙西江东宣抚使、淮西宣抚使。绍兴六年十月，伪齐发兵30 万大举侵宋，受张俊节制的杨沂中军与伪齐主力刘猊激战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军战败，张俊所部张宗颜等生力军赶至，两军遂共奋击，伪齐军大败，张俊又率主力到达，追击伪齐军，与杨沂中军一直追击至寿春（今寿县），这① 《宋史》卷369《张俊传》，参见卷486《夏国传》下。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正月乙巳。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6。就是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的“藕塘之战”，张俊以功进领镇洮、崇信、奉宁军三镇节度使。
　　绍兴五年十二月，改神武军等为行营护军，张俊所部改称行营中护军。
　　张俊与韩世忠所部为南宋两支最重要的军队，宋高宗比喻为左右手。绍兴七年，左护军副都统制郦琼率4 万人叛降伪齐。次年，原刘光世部主力、左护军都统制王德所部2 万人，归属于淮西宣抚使张俊。
　　绍兴八年，宋金首次议和，金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南宋成为金属国，张俊加少傅及安民靖难功臣号。次年，金毁约南犯，张俊兼任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金军主力宗弼围攻顺昌府战败，张俊军也渡淮北上，一度攻占亳州（今亳县）。奸相秦桧令诸将退兵以便乞和，张俊首先退回淮南。
　　绍兴十一年春，金为迫使南宋屈服，出兵南犯，刘锜、杨沂中等出援淮西，刘锜先到柘皋（今巢湖西北），列阵以待，杨沂中、王德等军相继到达与10 万金军决战，宋军奋勇争先，金军大败而退。柘皋之战被列“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绍兴十一年二月，“淮西宣抚使张俊、淮北宣抚使杨沂中、宣抚判官刘锜，大败乌珠（宗弼）十万众于柘皋”①。张俊未直接参战，因王德为张俊部将，故只列张俊而未列王德。同年四月，以赏柘皋之功为名，张俊与韩世忠升枢密使、岳飞升枢密副使。张俊知道宋高宗、秦桧想收兵权，遂首请纳宣抚司兵权，宋高宗、秦桧乘势罢三宣抚司，也收韩世忠、岳飞兵权。张俊协助秦桧推行乞和政策，又与秦桧合谋制造岳飞谋反的冤狱。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张俊罢枢密使，封清河郡王。绍兴二十六年（1156）死，终年69 岁，追封循王。
　　杨沂中（存中）
　　杨沂中（1102—1166），字正甫，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北）人。将门世家，祖杨宗闵，永兴军路副总管，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军攻占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时战死，后谥忠介。父杨震，宣和三年（1121）从折可存镇压方腊起义军，后任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建宁寨知寨。靖康元年（1126）十月，建宁寨陷，杨震“与子居中、执中力战没”②，后谥恭毅。
　　杨沂中为杨震长子，宣和末应募从军，靖康元年十二月，从信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梁扬祖勤王，隶属张俊部。建炎三年（1129）三月，从张俊镇压苗傅、刘正彦兵变以功升任统领。建炎四年正月，从张俊抗击金军于明州（今宁波），以功升中军统制（领）。同年六月，改御前军为神武军。绍兴二年（1132）三月，以张俊的神武右军的中部（军）统制杨沂中，升任神武中军的长官统制（后设都统制）兼提举宿卫亲军。所部虽不满5000，但杨沂中逐渐成为宋高宗的心腹。绍兴三年九月，杨沂中兼任权殿前司公事，绍兴五年，南宋进行军制改编，神武军改为行营护军，并组建新的三衙军，杨沂中改任权主管殿前司公事，正式成为殿前司长官，所统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但仍属次要部队，常在前护军韩世忠、中护军张俊的节制下进行抗金战争。绍兴六年十月，在被列入“十三处战功”之一的藕塘之战中，杨沂中因功建节，授保成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后又兼领侍卫马、步军司，统管三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
　　② 《宋史》卷446《杨震传》。
　　衙亲卫军。绍兴十一年，在也被列为“十三处战功”之一的柘皋之战后，杨沂中以功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兼殿前都指挥使。当年十二月，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在杀岳云、张宪时，杨沂中任监刑官。次年赐名存中。绍兴二十年，杨存中封恭国公仍兼殿前都指挥使。三十一年二月遭陆游等抨击后，担任殿前司长官达25 年之久的杨存中罢职，升太傅，领宫观闲差，进封同安郡王，宋高宗说：“杨存中之罢，朕不安寝者三夕。”①同年十月，在金帝完颜亮南犯临江的形势下，起用杨存中任御营宿卫使，统率亲卫军。次年正月，又被任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因朝臣反对而改为只任两淮防务。同年五月，御营宿卫司被撤销，杨存中罢职，再领宫观闲差。
　　隆兴元年（1163）五月，北伐宋军在符离（今安徽宿州）之战中溃败。
　　六月，枢密使张浚罢兼都督，杨存中又被起用为御营使、措置江防事。同年八月，张浚复兼都督，杨存中再次罢职。次年八月，张浚死后，杨存中又被起用为同都督，在宋金议和进行期间，负责江淮防务。同年十二月，宋金议和。乾道元年（1165），撤销江淮都督府，杨存中升宁远、昭庆二镇节度使，领宫观闲差。乾道二年（1166）死，终年65 岁，追封和王，谥武恭。
　　第二节刘锜（附李显忠、魏胜）
　　宋宁宗时任史官的章颖，从“然后可传于百世，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的角度，选择了“皆志未尽展，时不再来，失机一瞬之间，抱恨九泉之下”的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四人，于开禧二年（1206）北伐中原之际，撰写了《刘、岳、李、魏传》，以刘锜为首。
　　刘锜刘锜（1098—1162），字信叔，成纪（今甘肃天水）人。父刘仲武，熙宁时补官，积功为泾原路第一将、熙河路兵马都监。元符二年（1099），从王赡占领邈川城（今青海乐都南），建为湟州，刘仲武以功任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知州。崇宁四年（1105），随高永年西征失利，降为西宁都护。大观二年（1108），从童贯征西，招降羌王臧征仆哥，收复积石军（今贵德西），以功受到宋徽宗召见，九子“悉命以官”②。后历任西宁州、渭州（今甘肃平凉）、熙州（今临洮）、秦州知州，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等职，领泸川军节度使。宣和二年（1120）死于熙州知州任上。刘仲武九子，以刘锡、刘锜最知名。
　　刘锜为刘仲武第九子，史称德顺军（今宁夏隆德）人①，当为出生地。大观年间入官。南宋建立后，任岷州（今甘肃岷县）知州、陇右都护。建炎三年（1129），南宋为牵制东南地区金军南侵，派知枢密院事张浚兼任宣抚处置使以经营川、陕，刘锜被任为泾原路经略使兼渭州（今平凉）知州。建炎四年九月，宋、金决战于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时，刘锜“身先士卒”，① 《宋史》卷367《杨存中传》。
　　① 《宋会要辑稿》礼59 之20。《郡斋读书志》卷5，赵希弁《附志·传记类》有章颖《四将传》；《宋史》卷207《艺文志·兵书类》有章颖《四将传》3 卷。
　　② 《宋史》卷350《刘仲武传》。
　　① 《宋史》卷366《刘锜传》。
　　抗击金兵②，激战半日，胜负未分。宋军已击败金左路宗弼所部，但由于环庆经略使赵哲弃军先逃，导致宋军全线溃败。赵哲以此被斩首，其部属慕容洧据庆阳（今属甘肃）叛变，进攻环州（今环县），刘锜因回救不及而被降为绵州（今四川绵阳）知州兼沿边安抚使。
　　绍兴三年（1133）冬，金军攻占和尚原（今甘肃宝鸡西南）。宋军重新调整防务，刘锜负责文州（今文县）、龙州（今四川平武西南）至威州（今理县东北）、茂州（今茂县）一带防务。绍兴四年三月，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抗击金兵于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刘锜奉令驰援，与吴玠会师。八月，宋高宗得知刘锜战绩，诏令到行在临安朝见，被川陕宣抚使王似以刘锜“守边不可遣”为由，继续留在川陕边境。绍兴五年二月，宋高宗“诏将兵不须起发，令锜疾速赴行在”。七月，当岳飞镇压杨么起义后，正在湖湘的宰相张浚，想中途截留刘锜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宋高宗再次“诏趣赴行在”①，到后被任为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带御器械。从此，刘锜离开西北而在东南战场上建功立业。
　　绍兴六年二月，因宋高宗的心腹杨沂中出征，任命刘锜临时接替杨沂中，兼权提举宿卫亲军，说明宋高宗对刘锜相当信任。十月，伪齐南侵，宋高宗亲征抗击，刘锜改任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以加强南宋的海防、江防。绍兴七年正月，当宋高宗巡幸在平江时，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王彦所部与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公事解潜部属械斗，解潜被罢职，宰相张浚荐刘锜文武全才，被任为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及殿前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公事，统管重建的三衙军，但三衙军数量不多，只是宋高宗的护卫军。二月，王彦罢兵权出任地方官，将王彦所部也隶属于刘锜。刘锜将侍卫马军司2000 多人及王彦所部万人，淘汰老弱，整编为六军十二将，共6000 人。十月，刘锜兼任庐州知州、淮西制置副使、主管淮西安抚司公事，率部进驻庐州。绍兴八年六月，刘锜奉诏移驻镇江，不久改任枢密院都统制，刘锜所部成为枢密院的直属部队。绍兴九年二月，刘锜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并再次担任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
　　绍兴十年正月，刘锜任东京副留守兼节制军马。三月，刘锜率所部6000人和殿前司3000 人以及诸军家属前往。同年五月，金破坏和议，当刘锜于五月中旬到达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时，东京留守孟庾已向南犯的金军主帅宗弼投降。刘锜与顺昌知府陈规立即部署防务，坚壁清野，拆除、烧毁城外民房，修缮城池，部将许青、贺辉、焦文通、钟彦、杜杞等分守四城门。五月末，金军开始围攻顺昌。六月初，围城中的刘锜升任枢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随后又接到“择利班师”的诏旨，刘锜认为大敌当前，不能轻易退兵，应继续坚守。由于刘锜屡败攻城金兵，金军主帅完颜宗弼（兀术）亲率主力由开封赶到顺昌，对金将说：“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来日（顺昌）府衙会食。”次日清晨，10 万金军四面猛攻，宗弼率重铠亲兵“铁浮图”（铁塔兵）进攻东门，刘锜亲自率军出东门抗击，宋军将士以枪揭去金兵兜牟，以刀斧斫敌臂，甚至以手抓扯，恶战大半天，终于将金军打败。刘锜“遍诣诸营，抚劳官军及安慰中伤之人，盖家至户到，人人皆得其欢心”，鼓舞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丑。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己丑；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酉；卷91，七月甲午；卷96，十二月丙午。
　　士气，准备再战①。金军害怕刘锜派兵夜袭，加上大雨及颍河水涨，相持数日后，只得撤兵北归。顺昌之战阻遏了金军南侵的矛头，稳定了局势。当时“马军都虞候刘锜大败乌珠（宗弼）于顺昌，乌珠拔寨还东京，两淮遂定”，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②。刘锜以功建节，授武泰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顺昌知府、沿淮制置使。同年七月，刘锜任淮北宣抚判官，时岳飞北伐驻颍昌（今河南许昌），而张俊已自毫州退兵，岳飞已陷入于孤军作战地位，告急于刘锜，刘锜派部将雷仲出兵牵制，进抵太康（今属河南）。岳飞被迫奉诏南撤，岳飞部将赵秉渊尚坚守淮宁府（今淮阳），刘锜部将韩直协助赵秉渊击退进犯的金军。九月，在宋高宗、秦桧乞和政策下，诸大将都奉诏退兵，刘锜退驻太平州。
　　绍兴十一年正月，金军攻占寿春府，刘锜率部渡江抗击南下的金军，到达庐州，刘锜随即巡视，因其城残破不利于防守，随即冒雨退向东关（今含山西北），“依山据水，以遏金人之冲”。二月，刘锜自东关出兵至柘皋，与10 万金军相遇，杨沂中、王德等军先后到达，宋、金两军会战，金军大败，退向西北的紫金山。柘皋之战是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也是宋、金绍兴和议前的最后一次决战。金军战败后逐步北退，主帅张俊因争功而忌妒刘锜，命刘锜先回，自己想与杨沂中耀兵淮上以显声威，但当得知北退的金兵正攻打濠州时，又命刘锜率军北上抗金。由于轻敌，杨沂中、王德被金伏兵所袭而大败，张俊、杨沂中、王德等惊慌南逃渡江，只有刘“锜乃按部位，整旌旗，最后徐行”，驻军历阳（今和县），奏请准许后，才渡江回归太平州，这也使张俊、杨沂中怀恨在心①。
　　同年四月，宋高宗、秦桧罢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刘锜因而自请退闲。七月，尽管枢密副使岳飞请求不要罢刘锜的兵权，但刘锜仍被罢军权，改任为荆南府（今湖北江陵）知府。绍兴十七年，以宫观退闲，绍兴二十五年，重又起用为潭州知州。绍兴二十七年，加太尉，又任荆南知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绍兴二十九年，面对金帝完颜亮准备南侵的形势，刘锜兼节制荆南府屯驻御前军马，重掌兵权。绍兴三十年五月，设荆南府御前诸军都统司，刘锜兼任都统制。十月，刘锜调任镇江府御前诸军都统制，随即拣退病马，训兵练卒。
　　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刘锜移骑军渡江屯驻扬州。面对金军大举南下的形势，宋高宗想借助刘锜顺昌之战建功的威名，任命刘锜为淮南、浙西、江南东西路制置使，以建康府都统制王权为副使。八月，刘锜扶病出镇扬州，并派部将王刚屯守宝应（今属江苏），又派部将吴超进驻淮河南岸的盱眙军（今盱眙县）。
　　十月，刘锜又兼京东、河北东路招讨使。随后扶病前驻盱眙军部署防务，又沿淮河进至淮阴，正当刘锜在淮东抗击金兵，主管淮西防务的王权及其部属，当金军渡淮南下，便即不战而逃。面对金军临江的形势，宋高宗以金字牌召刘锜退兵守江。刘锜自淮阴退到扬州时，金军已占领真州（今仪征）。刘锜退守长江边的瓜洲镇，无日不战，为稳定人心，又将妻、子从镇江渡江迁来瓜洲。金军占领扬州后，以重兵南下争夺瓜洲渡，与刘锜部将左军统领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1。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正月丁卯，二月丁亥、乙未，三月丁巳。员琦相遇于皂角林，员“琦陷重围，下马死战数十合，中军第四将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设伏”，杀败金兵，金又派大量生力军前来，刘锜也派两军支援员琦，双方恶战大半天，金军死伤三千余人，战败退兵。皂角林之战是此次金军南犯以来首次失利的恶战，被列入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①。但淮西主将王权已逃回江南，宋高宗诏令刘锜退回江南，专守长江防线，遂留其侄中军统制刘汜率部属1500 人坚守瓜洲渡口，已病重的刘锜乘肩舆渡江到镇江，知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叶义问即以李横代刘锜指挥作战。十一月，金军再次大举进攻瓜洲渡，李横、刘汜战败，金军占领瓜洲渡口。数日后，“采石之战”，虞允文组织军民，打败企图渡江南下的金帝完颜亮，完颜亮东走扬州，不久为部下所杀。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刘锜病死于临安，后谥武穆。《宋史》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又称：“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锜姓名者，罪不赦。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姓名其答如响，至锜，莫有应者，金主曰：吾自当之。然锜卒以病不能成功。”评论虽不无夸张，但刘锜抗金，除形势不利而主动退兵外，大多战胜，因而被“世传锜通阴阳家，行师所避就”①。李显忠（世辅）
　　李显忠（1110—1178），原名世辅，绥德军青涧城（今陕西青涧）人。
　　其先世唐末以来世袭苏尾九族都巡检使，父名李永奇。建炎二年（1128）正月，鄜延经略安抚使王庶时在鄜州，招募“硬探”，17 岁的李世辅应募从军。建炎五年（金天会九年，1131），金将陕西划属伪齐，李永奇、李世辅父子仕伪齐，后李世辅谋叛伪齐归宋，李永奇家属二百余口遇害，李世辅逃往西夏。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二月，借西夏兵攻延安，时金已废伪齐，陕西也已划归南宋，遂往河池（今甘肃徽县）见四川宣抚使吴玠，即被授护国军承宣使衔、枢密行府前军都统制军职。九月，到南宋首都临安府晋见宋高宗，又被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衔，初赐名忠辅，又改赐名显忠，任枢密院都统制军职。
　　绍兴十年二月，刘锜任东京副留守的同时，李显忠被任为南京副留守，未及赴任，金军已毁约南犯。同年五月，刘光世出任三京招抚处置使，李显忠任前军都统制。绍兴十一年二月，宋金“柘皋之战”，金军战败北撤时，李显忠率部追击建功。六月，刘光世罢军职，所部改编为池州（今贵池）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李显忠任都统制。
　　绍兴十二年三月，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一向主张抗金的李显忠于同年十二月以病请辞军职，升领保信军节度使，改任两浙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绍兴十八年，李显忠因上书恢复中原，而且“止用申状”，秦桧大怒。同年五月，借口李显忠私自派人去金境内迎归故妻，降领平海军承宣使衔、提举宫观闲差，在台州（今浙江临海）居住。绍兴二十三年正月，才又复领宁国军节度使衔、两浙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奸相秦桧死后，李显忠才出任军职，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乙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卷20《刘锜皂角林之胜》。
　　① 《宋史》卷366《刘锜传》及《传论》。
　　历殿前司右军、先锋军统制，都统制。
　　绍兴三十年（金正隆五年，1160）三月，金军即将南犯，李显忠复任池州都统制。次年渡江至淮河南岸寿春（今寿县）一带设防。十月，李显忠部将击败渡淮金兵于大人洲，李显忠也邀击南下的金军获胜，在得知奉命守淮的建康都统制王权已南逃后，李显忠遂退回池州防江。十一月初，王权被撤职，李显忠接任建康都统制，未及赴任，虞允文已组织“采石之战”，击败企图渡江的金军。次日，李显忠也赶到采石接替江防，并随即派兵1.6 万人随虞允文赴镇江防守。李显忠随后升任淮西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招讨使。次年五月，招讨司撤消前，改任主管马军司，升太尉。
　　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四月，枢密使张浚主持北伐。五月，李显忠渡淮北上，攻占灵璧，虹县（今泗县）金守将降，又攻占宿州。李显忠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任招讨使，邵宏渊任副使。李显忠在宿州城外设防，邵宏渊守城。金帅纥石烈志宁率金军10 万反攻宿州，李显忠苦战于城外；次日，金军再攻，李显忠约邵宏渊内外夹击攻城金军，但当李显忠率部激战百余合，邵宏渊却坐视不出。当夜，“建康中军制统制周宏及邵都统（宏渊）子世雄，阳为虏劫寨自遁”①。次日，李显忠入城守御，邵宏渊又扬言：“金添生兵二十万来，傥军不返，恐不测生变。”李显忠知邵宏渊怯战，而“势不可孤立”②，于是不得已退兵，宋军溃退，但金军亦因损伤惨重而未追击，宿州治符离县，史称“符离之战”。李显忠因而被责降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再责降为果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宋孝宗后知符离之溃，主要是邵宏渊动摇军心与怯战所造成，除贬降邵宏渊外，乾道元年（1165）召还李显忠，复授容州防御使衔，后又升随州观察使、两浙东路副都总管，但李显忠乞祠，遂改为提举宫观闲差。乾道六年，再次起用李显忠，升领威武军节度使、主管马军司公事；七年，再升太尉；九年，因病以提举宫观闲差养病。淳熙五年（1178）去世，终年69 岁，后谥忠襄。
　　魏胜魏胜（1120—1164），字彦威，淮阳军宿迁（今属江苏）人。少应募为弓箭手，移居山阳（今江苏淮安）。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31）七月，金军即将南犯，魏胜率义军300 人，渡过淮河占领涟水。八月初，又“率其徒数百人至海州，自称制置司前军，大兵且继至”，金守将高文富（多）闭城门拒守，魏胜在城外多树旗帜、举烟火，魏胜率部众攻上城头，民众又开城门，魏胜遂占领海州，附近各县也纷纷归降。南宋随后任命魏胜为统制忠义军马。魏胜又一度出兵攻入沂州。同年十月，金军围攻海州，浙西副总管李宝率水师登陆击退金兵，魏胜被任为海州知州。绍兴三十二年五月，魏胜升任山东忠义军都统制，仍兼海州知州，金军又围攻海州，金帝完颜亮被杀于扬州后，金军撤围退兵。
　　隆兴元年（1163），枢密使兼都督张浚派贾和仲任山东、河北路招抚使，置司海州。魏胜被诬告，因而改任京东路副总管、都督府统制，驻扎建康府。不久，张浚得知魏胜被贾和仲诬陷，恢复魏胜旧职重回海州。隆兴二年，因① 张抡：《故太尉..赠开府仪同三司李公（显忠）行状》，《琬琰集删存》卷3。② 《宋史》卷367《李显忠传》。
　　宋金议和，改命魏胜为楚州知州，专守楚州西南的清河口，淮东安抚使刘宝守楚州。金将徒单克宁进攻魏胜于淮阴东十八里口，“魏胜取敝舟凿其底，贯以大木列植水中，别以船载巨石贯以铁锁，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①。魏胜抗击金军，“自卯至申，胜负未决”，金军又增派援军，魏胜全力抗战，并向李宝求援，李“宝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坚谓方讲和，决无战事，迄不发一兵”②，魏胜援绝箭尽，仍依土岗列阵，坚苦抗击，以步兵列前，骑兵殿后，魏胜中箭落马而死，终年45 岁。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忠壮。魏胜生前只是中级武官，战功亦仅是攻占海州，血战淮阴，完全不能和独当一面、战功显赫的许多大将相比，甚至不及众多的中级武将。史学家章颖将他列入“南渡四将”，这不仅因为魏胜忠心报国、战死疆场，更因为他是“山东忠义之冠”①，代表着抗金阵营中的忠义军这支重要抗金力量。① 《金史》卷92《徒单克宁传》。
　　② 《宋史》卷368《魏胜传》。
　　① 《宋会要辑稿》礼59 之20。
　　第五十章岳飞第一节岳飞早年的抗金活动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①。父岳和，母姚氏，世代务农。岳飞青少年时先后向周同、陈广学习射箭、枪技，成为全县武艺最高强的人，但因家境贫困，后到相州（今安阳），“为韩魏公（琦）家庄客，耕种为生”②。
　　宣和四年（1122）初，岳飞初次从军。同年十月，在北宋攻辽战争中，曾到达辽燕京（今北京）城下，见到高大的城墙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误认为这是金初起时的著名战略要地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这也可能是当时不少人共有的误解，以至于十多年后已是大将的岳飞，还对部属说过“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的豪言壮语③。宋军攻辽战败退军，适值父亲岳和病死，岳飞随即回到家乡守丧。靖康元年（1126）冬，又到相州应募从军为刘浩部属。同年十二月，康王赵构在相州建立大元帅府，刘浩所部成为大元帅府最早的基本部队之一。次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此后不久，作为小军官的岳飞，奏请宋高宗回都城开封领导抗金战争，以越职上奏罪名而被夺军职。
　　建炎元年（1127）六月，张所任河北招抚使，置司北京（今河北大名东）。七月，张所离开“行在”南京赴任。但直到八月中旬末，张所“今留京师，以招集将佐，故尚未行”至北京①，岳飞投张所部下从军。张所“一见，与臣（岳飞）言两河、燕、云利害，适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补修武郎、閤门宣赞舍人，充中军统领，寻又升统制”②。岳飞隶属于都统制王彦。
　　九月，王彦所部攻占新乡（今属河南）县城，但随即遭金军围攻，王彦兵溃突围后，组织义军（八字军）抗金。岳飞则率所部独立行动，后虽向王彦谢罪，但未再被接纳。岳飞遂投东京留守宗泽，由于岳飞曾擅自脱离主将王彦管辖，“犯法将刑，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会金人攻汜水，泽以五百骑授飞，使立功赎罪。飞大败金而还，遂升飞为统制，飞由是知名”③。建炎二年六月，宗泽病死，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岳飞成为杜充的部属，在胙城（今延津东北）、汜水关等地战胜金兵；又先后在开封、陈州（今淮阳）等地，击败王善、曾成、孔彦舟等部。建炎三年，以功屡升“授真刺史”①，成为中级武官。六月，岳飞随杜充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杜充任右相① 本章参考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27 引《岳侯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③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下称《金佗稡编》或《金佗续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参见卷27 黄元振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② 《金佗稡编》卷11《乞以明堂恩奏张所男宗本奏》。
　　③ 《宋史》卷360《宗泽传》。
　　① 《宋史》卷365《岳飞传》。按宋制以武阶官而带承宣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衔，通常称遥郡、遥领、借补，仍以武阶官叙品级；而称正任、真授等，则是除落阶官衔，而以承兼江淮宣抚使守建康。十二月，金军于马家渡（今南京西南）渡江南下，杜充派都统制陈淬率统制岳飞等将士2 万抗击金军，以王■领兵1 万余人策应。陈淬、岳飞与金军激战十余合，直战到天黑胜负未分，王■首先率部逃跑，宋军遂即溃散，都统制陈淬战死，岳飞率部退屯钟山（今南京城东紫金山）。这是岳飞，也是南宋军队首次正面与完颜宗弼（兀术）统率的金军主力作战。此战为“建炎三大战”的首次重大战役。虽然由于主要将领王■在胜负未分之际率军先逃，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但在宋金战争史具有独特的意义，那就是宋军终于敢与金军主力正面作战，因为“建炎、绍兴初，诸将未尝敢与虏（金军）战也”。除此次建康之战及次年的白原、富平两次战役外，“其它率望风奔溃，盖未尝接战也”②。
　　金军占领建康，岳飞率部退至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境内，又转移至宜兴，宜兴成为岳飞所部此后一段时间的根据地。建炎四年五月，金军渡江北撤，岳飞邀击后撤的金军于静安镇（今江苏南京西北）渡口，前建康府通判钱需也率乡兵从侧面袭击金军，金军大败，岳飞、钱需收复建康城。岳飞后率部回宜兴，不久即归属张俊节制。
　　此时，南宋“假（借）权宜以收群盗”，设置镇抚使。“上供财赋权免三年，余听帅臣（镇抚使）移用，更不从朝廷应副，军兴听从便宜。..许以能捍御外寇（金军），显立大功，特与世袭”①。在金军接战的江淮、江汉地区普遍设置镇抚使，这是利用“群盗”守土抗金的地方军区。在南宋又将实力较小的地方军政长官也改任为镇抚使时，张俊没有将岳飞所部归并入神武右军，而是推荐岳飞出任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岳飞率部赴泰州，奉命出援楚州时，于承州（今高邮）击败金军，但大将张俊、刘光世并不出兵，势单力薄的岳飞只得退守泰州。十一月，又渡江退往江阴后，奉命防江。十二月，岳飞受命从张俊讨伐李成。
　　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绍兴元年（1131），李成在岳飞等军追击下归附伪齐。张用也在岳飞招降后，向张俊投降。此次平寇，岳飞战功第一；七月，岳飞改任神武右副军统制，所部也由杂牌军成为南宋朝廷直系军的一部分，但岳飞的地位尚低，当时东南大将号称“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辛（企忠）”。同年十二月，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忠罢职，由岳飞取代辛企忠，时年29 岁的岳飞开始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绍兴二年，岳飞任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使、马步军总管，讨伐曹成。曹成在岳飞所部追击下向韩世忠投降。七月，岳飞奉命移屯江州（今江西九江），其时刘光世、韩世忠所部各有4 万人，张俊有3 万人，岳飞所部也已达二万三四千人，成为南宋第四支重要军事力量。
　　绍兴三年，岳飞镇压了吉州（今吉安）、虔州（今赣州）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八月，岳飞在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朝见宋高宗时受到奖励，随后任江西沿江制置使，置司江州。九月下旬中，岳飞被任为江南西路、舒（今宣使、刺史等官衔叙品级。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建炎三大战》。
　　① 《宋史》卷167《职官志·镇抚使》。
　　安徽潜山）、蕲（今湖北蕲春东北）州制置使，成为与鄂州王■、池州刘光世、镇江韩世忠，共同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四支主力部队之一。
　　原神武后军的长官巨师古因不伏韩世忠的节制，于绍兴三年六月被除名、编管广州后，部属被拨隶其他将领。同月，岳飞所部由神武副军升改为神武后军。
　　收复襄、邓六郡镇压杨么起义绍兴四年五月，因金与伪齐南犯，岳飞兼任黄州、复（今天门）州、汉阳军、德安府（今安陆）制置使，随即收复被伪齐占领的郢州（今钟祥）、襄阳（今襄樊襄阳区）、唐州（今河南唐河）；六月，部将牛皋攻克随州（今属湖北）；七月，部将张宪、董先等又攻克邓州（今属河南），南宋后以新收复地区设置襄阳府路。岳飞以功建节，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时年32 岁。同时改任湖北路、荆（今江陵）、襄、潭州制置使。同年九月，金和伪齐联军大举南下，直扑两淮，十二月，进攻庐州时，高宗诏令岳飞驰援，岳飞派部将张宪、牛皋率兵2000 进援庐州，敌军战败奔溃。
　　绍兴五年二月，岳飞升领镇宁军、崇信军两镇节度使，声望地位已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老将相近。岳飞的神武后军长官官衔也由统制升为都统制，并被任命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镇压杨么起义军成为主要任务。岳飞率部于五月下旬初进抵鼎州（今湖南常德），对杨么起义军采取剿抚两手政策，杨么部将黄佐首先率部出降，被岳飞派回湖中招降和攻击起义军。黄佐击破周伦水寨，取得了进剿起义军的首次胜仗。右相兼都督诸军事张浚前来湖湘督战，五月末，张浚接到诏令要回朝布置防备金、伪齐南犯。张浚即把岳飞召到潭州，要他作暂停进攻或长期围困起义军的打算，而岳飞“请除来往三程，以八日之内，俘诸囚于都督之庭”①。六月初，岳飞派任士安进攻杨钦大寨，自率大军遂接应，杨钦战败投降。六月中旬初，岳飞又攻破杨么起义军基地夏诚大寨，杨么战败投水自杀，夏诚被俘，终于如期镇压了杨么起义。岳飞以功加检校少保、进封开国公。岳飞的部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数万原起义军成为岳飞的战士，几支官军也归并为岳飞的部属。十二月初一日，岳飞升为招讨使。次日，南宋进行军事改制，废神武军号改称行营护军，不设都统制，由宣抚使、招讨使直接指挥。岳飞所部改称后护军，中军统制王贵兼提举一行事务，前军统制张宪兼同提举一行事务，需要时可以代替岳飞指挥部队作战。南宋这次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吴玠所统辖的五支最主要的部队，统编为行营五护军，成为朝廷主力军，分布在宋金战争的全线，改变了南宋初年的无序状态，岳飞所部扼守长江中流及汉水流域，成为金军、伪齐军南犯时难于逾越的钢铁长城。
　　北伐中原绍兴六年三月，右相兼都督诸军事张浚部置抗金事宜，在长江中下流采取进攻的态势，岳飞升任湖北、京西宣抚副使（不设宣抚使，宣抚副使即是长官），置司襄阳。岳飞在行营五护军统帅中不仅是最年轻、资历最浅、最① 《金佗稡编》卷6；《行实编年》卷3，绍兴五年五月。
　　晚建节的高级将领，也是最后一个升任宣抚副使，但已确立了岳飞作为“中兴四将”之一及在南宋诸将中的应有地位。同年夏秋，岳飞军长驱进入伪齐统治区，部将牛皋攻占镇汝军（当是今河南鲁山），王贵攻占卢氏（今属河南）、虢略（今灵宝）、朱阳（今灵宝西南）、栾川（今属河南）等县，又西进攻占商州（今属陕西）、商洛（今丹凤西北）、洛南（今属陕西）等地，杨再兴攻占长水县（今河南洛宁西南），虽由于军粮供应困难而退军，但沉重地打击了伪齐的统治。
　　面对南宋进攻态势，伪齐在谋求与金联军侵宋遭金拒绝后，自行发兵侵宋，主要矛头仍然直指两淮，并让部分士兵穿着金军服装，制造伪齐与金朝联合侵宋的假相。然而热中于派系斗争，致力于扶植二程理学、打击王安石新学的左相赵鼎，惊慌失措，不与在前方的右相张浚商议，急忙命令诸将退而守江，并调遣岳飞移屯江州进行防守，岳飞不顾眼病加重两眼昏花的情况，急忙抽调部队东下。南侵的伪齐军主力于藕塘（今定远东南）被宋军打得大败，两淮伪齐军随即全线败退。但伪齐乘岳飞抽调兵力东下，江汉地区防守力量削弱的情况下，伪齐与金朝集中兵力，攻击此前不久被岳飞部将收复的商州、虢州以及邓州、唐州、信阳军等地，各地守军奋力抗击。十一月中旬，岳飞回到鄂州后立即渡江北上，部将牛皋、王贵、董先等先后击败伪齐军，并攻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城下，由于所带军粮不多，难于持久攻城，遂自蔡州主动退兵返回防区。
　　绍兴七年二月，岳飞的武阶官升为最高的太尉，职衔也升为宣抚使。三月，刘光世被罢兵权，宋高宗原已诏令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统辖，但既遭到新任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宰相兼都督的张浚又想将刘光世所部收归都督府，任命刘光世的部将王德为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由于王德位微望轻不足以居郦琼之上，同年七月，郦琼裹胁4 万人投降伪齐。由于宰相张浚处置失当，不仅使岳飞扩充军队以加强抗金实力的愿望落空，也造成了南宋最大的一次兵变事件。
　　绍兴七年（金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金废伪齐。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南宋与金首次议和。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三月，金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岳飞虽持反对态度，在上表中称：“唾手燕云，正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宰相（独相）秦桧“见之切齿”①。但岳飞依旧因议和而援例升官，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
　　这年夏季的一天一阵骤雨之后，岳飞在鄂州衙署凭栏远眺，但见滔滔大江滚滚东流，心潮汹涌澎湃，不胜感慨，前些时他上表反对议和时的心情，此时更为激烈，发为心声，高声吟唱了后来成为千古绝唱的《满江红》②：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五月，金毁约犯宋，面对金军的全面进攻，宋高宗被迫抗金。六月初的顺昌（今安徽阜阳）保卫战，刘锜击败金军主帅宗弼的精锐部队，遏制了金军南犯的矛头。岳飞此时已官进少保、职兼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192。
　　② 《满江红》词为岳飞所作，系据邓广铭先生的意见，参见《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
　　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当顺昌形势严峻时，岳飞奉诏进援，岳飞曾派张宪、姚政率部赶往顺昌。
　　当宋高宗被迫应战时，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帅虽都加了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但实际只要求诸军抵挡而非进攻。所以，随即派遣官员以计议军事的身份分别前往三大帅处，传达宋高宗的意图。当前往岳飞处的计议军事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御札”赶到湖北、京西宣抚司所在地鄂州时，岳飞早已依照既定计划率部北伐中原，李若虚追到德安府（今安陆）才见到岳飞，除了转交宋高宗的“御札”外，还告诉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飞不从。是时诸军皆已进发，若虚曰：‘面得上（高宗）旨，不可轻动，既已进发，若见不可进，则当以诏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飞许诺，遂进兵”①。岳飞开始了空前的，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的军事行动。
　　六月间，救援顺昌的张宪、姚政，由于刘锜已打败金军，张宪、姚政即转向西北攻取蔡州，西路的牛皋攻取鲁山（今属河南）。闰六月间，张宪、傅选等打败金军韩常后收复颍昌（今许昌），张宪又与牛皋等打败从开封来援的金军并收复陈州（今淮阳），金军企图重新夺取颍昌，又被驻守部队董先、姚政等击败，郝晸又收复郑州，姚政也收复中牟（今属河南），前锋距离金军指挥中心只有几十里。七月初，郝晸在忠义军李兴等配合下，收复宋西京洛阳。正当前线不断取得胜利之时，金军侦察到岳飞的指挥部郾城（今属河南）只有少量骑兵驻守，金军主帅宗弼（兀术）亲率精锐骑兵1.5 万，自开封奔袭郾城，企图一举消灭岳飞的指挥中心。经过一场恶战，倚以屡胜宋军的拐子马（侧翼骑兵）、铁浮图（铁塔兵，指重装骑兵），都被打得大败，金军终于不支而退。但宗弼仍不断企图进攻郾城，岳飞亲自率军出战，杀败金军。小商桥（郾城北）之战，杨再兴、杨兰、高林等以少敌众，英勇战死，张宪率援军赶至，再次大败金军。宗弼又改而攻击颍昌以切断岳飞与前方部队的联系，经过大半天的恶战，也被守城的将士打得大败。还可能有一支小部队一直进到离开封45 里的朱仙镇（今开封西南）一带，并打败了金兵①。此次岳飞北伐中原，金军遭到沉重打击。“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②，是金军对岳飞部队的高度评价。
　　正当岳飞大获全胜，宋朝原首都开封收复在即，宋高宗、秦桧不仅不支持岳飞的抗金战争，恰恰相反，而是要岳飞措置班师。此时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锜等军已先奉诏退兵，岳飞如果不退兵，将面临单独抗击全部金军的险恶形势，岳飞只得也退兵。
　　千古奇冤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金军再次渡淮南犯，在岳飞奉诏进援还未到达的情况下，宋金“柘皋之战”，杨沂中、刘锜大败金军。杨沂中、王德随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202，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① 关于朱仙镇之战，首见于岳珂所撰（顾杞撰草稿）《行实编年》，其他记载均出于此。邓广铭《〈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认为纯系岳珂杜撰；王曾瑜则认为实有其事（参见《金佗稡编》卷8 有关注释）。撰者以为岳珂（或顾杞）所记当得自传闻，并非全系空穴来风，但传说或岳珂已将此战之规模及效果夸大，故作如上叙述。② 《宋史》卷365《岳飞传》。
　　后虽因轻敌在濠州遭金军伏击而败，但金军毕竟还是渡淮北撤，说明只就抵抗金军的南犯而言，依靠刘锜、杨沂中、王德等将领也已足以应付。四月，借口柘皋之捷，论功行赏，三大将被收兵权，同时罢宣抚使，韩世忠、张俊升任枢密使，岳飞升任枢密副使。而更大的阴谋是，秦桧对坚持抗金最力的韩世忠、岳飞进行陷害。秦桧首先将矛头指向韩世忠。胡纺首先向秦桧秘告，韩世忠亲校耿著企图鼓动兵变，以迎韩世忠回楚州重掌军权。秦桧立即逮捕耿著并严刑拷打，阴谋以此陷害韩世忠。岳飞和张俊奉命前往楚州按阅韩世忠军马时，岳飞得知耿著的冤狱并随即写信告诉韩世忠，由于得到宋高宗的庇护，终于使秦桧陷害韩世忠的阴谋落空。岳飞又反对剥夺刘锜的兵权，更加深了秦桧对岳飞的仇恨。当金朝表示和谈的意图时，岳飞仍不顾安危上奏反对求和，秦桧在加快求和的过程中，也加快了迫害岳飞的步伐。同年八月，岳飞已感到形势的险恶，自请免职，随即被罢去枢密副使，但并没有能延缓秦桧陷害岳飞的步伐。九月，一起类似陷害韩世忠的阴谋终于发生，秦桧党羽指使岳飞部将王俊，向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冀朝廷还岳飞复掌兵”。王贵立即向枢密使张俊报告，张宪随即被逮捕，后又诬陷“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①。岳飞及子岳云即被投入大理寺狱审讯，秦桧决心杀岳飞以警告所有敢于反对求和者。金军主帅宗弼在给秦桧的信中指出：“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②。这既可能实有其事，也有可能是秦桧编造，借以促使宋高宗下杀岳飞的决心。秦桧派御史中丞何铸审讯岳飞，岳飞脱衣露出少年时母亲姚太夫人刺写在背上的“尽忠报国”，“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③。秦桧见何铸不治岳飞谋反罪，就改派万俟■审讯岳飞。十二月，岳飞终于被定为谋叛罪。已经退闲的“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④一代英豪岳飞，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于大理寺狱，时年39 岁；子岳云、部将张宪被处死刑，家产籍没，家属都被发配往广南、福建路居住。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在金帝完颜亮南犯的形势下，才将“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管州并放令逐便”⑤。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后，追复了岳飞少保、两镇节度使、开国公等官衔、爵位；岳飞的夫人李氏、岳云的夫人巩氏追复封号，岳云、岳雷、岳霖追复官衔，岳震、岳霭（后改霆）及岳云、岳雷之子也补授官；岳飞又依礼改葬，岳云祔葬，岳飞的冤狱终于得到昭雪。岳飞于淳熙五年（1178）被追谥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追封鄂王，宝庆元年（1225）又追谥为忠武，此前还追赠为太师。著作有后人所编《岳忠武王文集》。
　　第二节岳云张宪岳云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卷142，十月戊寅。② 《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③ 《宋史》卷380《何铸传》。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丁卯。
　　岳云（1119—1142），字应祥，岳飞长子，刘氏所生，（岳飞次子雷，亦为刘氏所生），但在岳飞长期离家抗金后，刘氏已改嫁。岳飞、岳雷随祖母姚氏居住。建炎四年（1130）初，岳飞进驻宜兴，将离散多年的母亲及二子接来宜兴后，岳飞又娶李氏。岳云“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赢官人’”，记载不无夸张，很可能是岳飞将长子岳云托付给爱将张宪照看，张宪出战时带着岳云，岳云虽然年少，但主将岳飞的长子临阵，确能起到鼓舞将士斗志的作用。从此，岳“飞征伐，未尝不与”①。绍兴三年（1133）九月，岳云随已任神武副军都统制的岳飞朝见宋高宗，虽“年尚少，上亦以战袍，戎器赐之”②，随后被授保义郎、阁门祗候，开始正式成为军官。岳云“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③，在绍兴四年收复襄、邓的战役中，先随牛皋攻下随州，又随张宪攻占邓州；绍兴五年平定杨么起义军的战役中也建立战功，但岳飞都不报功请赏。绍兴六年，岳飞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岳云任宣抚副使司书写机宜文字，在进攻伪齐商州、虢州、蔡州等战役中，再次建立战功，但岳飞在上报的“本职功状内合乞推恩等第”的人员中，仍未将岳云列入。南宋朝廷在对此战有功的将士论功行赏时，岳云也“特转三官”时，岳飞一再上书辞免，并指出被列入“事状”中，斩将陷敌立有奇功的将领只升一级，而子岳云升三级，“非所以示将士大公至正之道”①。
　　绍兴十年的北伐战争时，金军袭击郾城失败后，岳飞对岳云说：金军“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亲军）援王贵”。金军主帅宗弼（兀朮）果然以10 万大军攻颍昌，由于守城宋军不过3 万，众寡悬殊，主将王贵怯战，在岳云督促下，王贵以董先、胡清守城，王贵自与岳云出城西迎战，岳云以所统背嵬军的骑兵冲击敌阵、步军分列左右两翼继进；王贵、岳云率军自辰至午，血战半日，胜负未分，董先、胡清率生力军出城参战，金军大败而逃。岳云“体被百余创，甲棠为赤”②，以功升为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成为中级武官。
　　绍兴十一年八月，岳飞被罢枢密使以宫观奉朝请时，岳云也被授宫观闲差。同年十月，秦桧制造陷害岳飞冤案时，诬陷岳“云与（张）宪书，令措置使（岳）飞还军”，因为完全是无中生有，就“且言其书已焚”。韩世忠诘责秦桧，秦桧也只能说：岳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当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时，岳云与张宪同被处斩，岳云死时才23岁。
　　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岳云被追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官衔，并以礼附葬岳飞墓；妻巩氏也追复恭人封号，二子岳甫、岳申授官。嘉泰四年（1204），岳云被追赠武康军节度使。
　　① 《宋史》卷365《岳云传》。又本传以岳云为岳飞养子，误。参见《金佗稡编》卷9《诸子遗事·岳云传》的王曾瑜考证。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庚由。
　　③ 《宋史》卷365《岳云传》。而《金佗稡编·诸子遗事·岳云传》等作铁锤，王曾瑜在注释的考证中认为应是铁椎枪。
　　① 《金佗稡编》卷14，《家集》卷5《辞男云转三官札子》。
　　② 《宋史》卷365《岳云传》。
　　张宪张宪（？—1142），岳飞心腹将领。建炎四年（1130）岳飞接回母亲及儿子岳云、岳雷后，即将长子岳云托给张宪照管。绍兴元年，岳飞奉命受张俊节制讨伐李成时，统领张宪以兵驻守徽州（今安徽歙县）。同年十二月，岳飞任神武副军都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绍兴二年，岳飞讨伐曹成，曹成自道州（今湖南道县）南下贺州（今广西贺县），并以兵扼守莫邪关（今地不详），前军统制张宪率部攻关，军士郭进与旗头奋勇登关，张宪遂攻占关城。曹成又率残部奔窜连州（今广东连县），岳飞“遂遣本司统制官张宪追赶掩杀，收复连州”①，曹成在岳飞追击下向韩世忠投降。曹成部将“郝政率众走沅州，首被白布，为成报仇，号白巾贼，宪一鼓擒之”②，郝政（晸）降于张宪。曹成部将杨再兴，在莫邪关战役中，杀死岳飞部将韩顺夫；张宪率军追杀时，杨再兴又杀岳飞之弟岳翻。此时，再次被张宪追杀，杨再兴无路可逃，跳入深涧中，“张宪欲杀之，再兴曰：‘愿执我见岳公’。遂受缚”③，杨再兴后成为岳飞部下勇将。
　　绍兴三年三月，岳飞奉诏镇压虔州、吉州地区农民起义，“分遣统领官张宪取一路，王贵取一路”，并“躬亲统率军马取一路，约期会合迎敌”①。四月，张宪与王贵攻击起义军彭友、李满所部，彭友、李满被俘，虔、吉地区起义被平定。同年九月，张宪进官武略大夫、吉州刺史，成为中级武官。绍兴四年五月，岳飞出兵攻取被伪齐占领的襄、邓六郡。张宪先在牛皋、岳云的助攻下，攻占随州，生俘伪齐知州王嵩。张宪又与王万、董先收复邓州；大败伪齐及金兵于唐州北，又收复唐州。在岳飞收复襄、邓六郡中，张宪也立了重大战功。同年冬，金与伪齐联军入侵两淮，进攻庐州，岳飞派张宪、牛皋救庐州，击退联军。
　　绍兴七年三月，宋高宗拟将刘光世旧部划归岳飞统辖，因张浚、秦桧的反对而作罢。岳飞气愤之下，就报请解职为母守孝，未得高宗允许，就“以本军事务官张宪摄事”②。张宪作为岳飞的心腹，临时代理管理军中事务。绍兴八年正月，伪齐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兵，胁持知州刘永寿携军民降宋，岳飞也派张宪等前往受降。
　　绍兴十年夏，刘锜据顺昌抗击金军，岳飞奉诏救援，即派张宪与姚政率兵赴援，张宪等赶到时金军已败退。张宪遂转而折向西北，袭取蔡州；大败韩常所部金军，占领颍昌，东进再攻占淮宁府。杨再兴抗击金兵于小商桥，激战阵亡后，张宪领援兵继至，金军被打得大败而逃。张宪率徐庆等将领，又大败金兵于临颍东北。张宪在此次北伐中原的战役中屡立战功。
　　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罢宣抚使改任枢密副使，张宪改任鄂州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九月，在秦桧迫害岳飞的过程中，作为岳飞爱将的张宪首当其冲。当时张宪离开鄂州正前往镇江的枢密行府向枢密使张俊报告事务，前军副统① 《金佗稡编》卷19，《家集》卷10《追赶曹成捷报中省状》。
　　② 《宋史》卷368《张宪传》。
　　③ 《宋史》卷368《杨再兴传》。
　　① 《金佗稡编》卷19，《家集》卷10《虔州捷报申省状》。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2，绍兴七年七月丁卯。
　　制王俊受枢密使张俊指使，即向都统制王贵诬“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①，王贵立即向枢密使张俊报告。当张宪到达镇江随即被逮捕入狱。虽然枢密行府属吏王应求向张俊说明枢密院无权进行审案，但张俊“不听，亲行鞫炼，..宪被掠无全肤，竟不伏”②。但张俊诬称张宪收到岳云书信，命张宪设法使岳飞回军主持军务。张宪被械赴行在临安，下大理寺狱。同年十二月，当岳飞被赐死时，张宪与岳云被处斩刑，家属发配往岭外居住，家产被籍没。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张宪家属与岳飞家属同时允许任便居住。乾道元年（1165），张宪追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官衔，四子也各补官，张宪冤案也终于得到昭雪。嘉泰四年（1204），张宪追赠宁远军承宣使。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
　　② 《宋史》卷368《张宪传》。
　　第五十一章吴玠吴璘第一节吴玠（附郭浩、杨政、吴拱）
　　吴玠吴玠（1093—1139），字晋卿，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①。父吴扆，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寨卒，升至指挥使，当属乡兵。死后葬于水洛城，因而全家徙居水洛城。吴玠约在政和元年（1111）从军，在抗西夏战争中，以功升进义副尉，是未入品的小军官，权（代理）队将。后参与镇压方腊起义军及河北起义军立功，累转忠训郎，已是入品的低级武官，任权泾原第十一正将。靖康元年（1126），吴玠率军打败进攻怀德军（今宁夏固原北）的西夏军，升任泾原路第十二副将。
　　建炎二年（1128）四月，吴玠击败进犯的金军于青（清）溪岭（今甘肃泾川西南），升任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十一月，吴玠又收复华州（今陕西华县），随后又镇压史斌于鸣犊镇（今西安东南），以功升右武大夫，已成为中级武官。
　　建炎三年，张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①，高宗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十一月，张浚到达秦州，升吴玠为泾原路统制。
　　建炎四年（1130）初，吴玠又升任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成为一路的副统兵官。金军西路主帅完颜娄室侵占长安后，派副帅撒离喝率军向西北进犯麻亭镇（今彬县南）。吴玠与张中孚、李彦琪等，奉都统制曲端之命抗击于彭原店（一作自原店、白原），曲端则拥大军屯驻于后方的宜禄（今长武）。吴玠等与金军恶战，初战告捷，在金军再次攻击下，吴玠所部前军稍有退却，曲端不但不进兵支援，反而立即退往泾州（今甘肃泾川），吴玠遂战败。金军乘胜进占邠州（今陕西彬县），在进行烧杀后又退走。彭原店之战，被列为“建炎三大战”之一。“建炎、绍兴初，诸将未尝敢与虏（金）战也，..独曲端与罗索（娄室）战于白原”，但也战败。又称：“白原之败，其（曲端）气已沮”②。其实，曲端并没有直接参加或指挥作战，可能只是听到部下报告此战的激烈情况，即被吓破了胆，反以吴玠违背他的节制，而将吴玠降为怀德军知军。不久，张浚即升吴玠为秦凤路副总管兼知凤翔府。张浚想牵制南犯江、淮的东路金军主力宗弼所部，以避免金军再次渡江南下危及南宋政权，决策在西北发动攻势。金军宗弼随后奉令自六合率部赶往陕西，以支援西路金军。八月，吴玠升为权永兴军路经略司公事，后收复长安。九月，宋金“富平之战”，宋军战败。吴玠收散兵退保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东的和尚原，积粟列栅，训练士卒，死守以扼入蜀通道。
　　绍兴元年（1131）五月，金军东路从凤翔西上，西路自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成县）东出大散关，合攻和尚原。西路金军先到和尚原北山，吴玠士卒坚守阵地，以逸待劳，轮番作战、休息，路狭多石，金军被迫舍马① 本章部分参考杨倩描《吴家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① 《宋史》卷361《张浚传》。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建炎三大战》。
　　步战，连战三天，金军战败后退往西南的黄牛堡，又遇大风雨雹，被迫退走。东路金军正在攻打箭笞关（今陕西千阳南），吴玠又派兵击败东路金军，金军第一次攻打和尚原失败，吴玠以功升陕西诸路都统制。同年十月，金军主帅宗弼（兀朮）率金兵数万，“造浮梁跨渭水，自宝鸡连三十里（结连珠营），垒石为城”①，吴玠命诸将造劲弓强弩，轮番发射，号“驻队矢”，箭射如雨。宗弼所部“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②。宗弼“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③。和尚原之战，后被列为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吴玠以功建节，授镇西军节度使。
　　绍兴二年，吴玠兼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次年正月，金朝和伪齐联军攻陷金州（今陕西安康），利州路经略使刘子羽退守饶风关（今石泉西），并向吴玠求援，吴玠率部自河池（今甘肃徽县）一日夜驱驰300 里，赶到饶风关抗击金兵，激战六昼夜，后因叛徒引金军从小路出关后，吴玠战败退保西县（今陕西勉县西），金军占领兴元（今汉中）。吴玠放弃和尚原，退往河池南仙人关，在关右筑垒以守。绍兴四年二月，金军主帅宗弼、撒离喝及伪齐刘夔率军10 万攻仙人关，激战数日，金军败退，仙人关之战也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吴玠以功升任川陕宣抚副使，领二镇（奉宁、保静）节度使。
　　绍兴五年十二月，南宋进行军制改革，设行营护军以统主力部队，吴玠所部由地方军“四川宣抚司军”首次被编为朝廷直属的主力部队，编为行营右护军，右护军成为南宋的西北长城。此后，川陕边境宋金双方大体都以守为主，相对平静。
　　绍兴八年十二月，宋金第一次议和。九年（1139）正月，吴玠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随后又升任四川宣抚使。六月，吴玠病死于仙人关，终年47岁，后谥武安。孝宗淳熙三年（1176），追封为涪王。
　　吴玠五子，长子吴拱随父从军，吴玠死时吴拱在右护军，但官职不高。
　　川蜀地区除吴玠外，主要将领是后来被称为“蜀中三大将”的吴玠弟吴玠与郭浩、杨政。
　　郭浩郭浩（1087—1145），字充道，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在“蜀中三大将”中资历最老，北宋徽宗时从军，北宋末累迁至领安州团练使，已是中级武官。建炎元年（1127），任原州（今镇原）知州，次年升泾原路兵马钤辖、泾州（今泾川）知州。建炎三年初，兼权主管鄜延路经略安抚司公事。同年冬，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以郭浩为秦凤路提点刑狱、秦州（今天水）知州，并曾任权秦凤路经略使。建炎四年九月，参与宋金富平之战，后又参与和尚原、杀金坪之战，历任凤翔知府、利州知州。后因与吴玠不协，绍兴六年（1136），改任金州（今安康）知州兼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
　　绍兴八年末，宋金第一次议和，以伪齐原辖区归宋。次年二月，郭浩升① 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琬琰集删存》卷1。
　　② 《金史》卷77《完颜宗弼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五月乙亥。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十三处战功》。
　　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陕西宣谕使。六月，郭浩被派往新收复地区，任鄜延经略使、延安知府、同节置陕西诸路军马。绍兴十年三月，面对金可能毁约南犯，郭浩以枢密院都统制任永兴军（今西安）知军、永兴军路经略使。五月，当郭浩仍在延安还未及到永兴军上任之际，金军已自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渡过黄河西侵，很快占领永兴军等地。六月，郭浩所部南下攻占醴州（今乾县），又击败围攻耀州（今耀县）的金军。“朝廷以三将权任相敌”①，郭浩遂与吴璘、杨政同时建节，郭浩升领奉国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陕西大部已为金军占领，郭浩改任金州（今安康）知州，带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节制陕西·河东军马。绍兴十一年十月，郭浩所部已收复商州（今属陕西）、华州、虢州（今河南灵宝），时吴璘、杨政亦收复失地多处，但同年底宋金“绍兴和议”后，都被划归金朝。郭浩以枢密院都统制任金州知州兼金、房（今湖北房县）、开（今重庆开县）、达（今四川达县）州经略安抚使，镇守川陕边境的东部地区，成为南宋川陕防线三帅府之一。绍兴十五年（1145）死，终年59 岁，谥恭毅②。
　　杨政杨政（1098—1157），字直夫，原州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北宋末从军，南宋初成为吴玠部属。绍兴元年五月，金军攻箭笞关，吴玠派杨政击败金军，以功升右武大夫，成为中级武官。和尚原之战中杨政再次建功，虽家属仍在金占领区，仍然受到吴玠的信任，成为吴玠的爱将。绍兴二年初，任知方山原（今陕西陇县西南），击败来犯的金军，升兼凤州（今凤县东北）知州。绍兴三年，先后参与铙风关、仙人关战役，以功升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庆阳（今属甘肃）知府、同统制关外军马、兼节制成、凤、兴州（今略阳）。绍兴五年春，金军渡淮南犯，吴玠为配合南宋东南抗金战争，派杨政、吴璘出兵北上，攻占秦州，又击败金援军，升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环庆、利州路安抚使。绍兴八年末，宋金第一次和议，次年，金以陕西地归宋，杨政才得以迎取家属。同年六月，吴玠死后，杨政改任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州（今临洮）知州、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地位渐与吴璘相近。十年三月，杨政改任兴元知府。同年五月，金军破坏和约渡黄河西上，占领陕西大片地区，杨政率军于凤翔府城南寨及宝鸡击败金军；又与吴璘联合抗击金军于凤翔府地区，“凤翔之捷，（杨）政奋不顾身，功效显著”①，因而建节，领武当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
　　绍兴十一年末，宋金“绍兴和议”后，杨政仍任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都统制司置于兴元府，杨政又兼兴元知府、利州路安抚使，镇守川陕边境中部。绍兴十四年九月，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杨政改兼利州东路安抚使，也置司兴元府。绍兴十八年五月，撤销四川宣抚使司，杨政所部改称“兴元府御前诸军”，杨政任都统制。绍兴二十一年，杨政因已建节十年，以守边安静，武阶官进为最高的太尉。绍兴二十七年（1157）死，终年60 岁，后谥襄毅。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酉。
　　② 《宋史》卷367《郭浩传》。
　　① 《宋史》卷367《杨政传》。
　　吴拱吴拱（？—1176），吴玠长子。早年随父从军。绍兴九年六月，吴玠死后，吴拱仍在右护军从军，绍兴十一年“绍兴和议”前夕，吴拱为右武郎、泾原路兵马都监，已是中级武官，后任右护军后部（右护军下分部，相当于其他护军下的军）军官。绍兴十七年，右护军改制为“兴州御前诸军”后，吴拱任后部同统制、阶·成·西和·凤州都钤辖兼成州知州。绍兴二十九年，吴拱升任枢密院副都承旨，后任利州西路驻札御前中军都统制、阶·成·西和·凤州副都总管兼成州知州。
　　绍兴三十一年三月，当金准备侵宋时，吴拱以利州西路御前中军都统制率军三千，东戍襄阳，改任襄阳知府，从此脱离西部防线。吴拱后升任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成为南宋中部防线的主要军事统帅，又兼任湖北、京西制置使，与镇江府御前诸军都统制兼淮东制置使成闵、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兼淮西制置使李显忠，并称为三大帅，吴拱的地位已近似于“绍兴和议”前的岳飞。同年十二月，金军以水军进攻茨湖（今老河口市西北汉水南岸），吴拱部将史俊涉水登上金军船只杀敌，金军船队惊慌失措，其余宋军乘势进攻，金军战败退走。茨湖之战后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①。吴拱所部在忠义军的配合下又攻占邓州，继又派兵攻克汝州。绍兴三十二年二月，吴拱更进屯南阳，又派部将协助赵樽固守新占领的蔡州（今汝南），击败企图重占蔡州的金军。金军继续大举围攻蔡州时，吴拱又派部将王宣率步骑1.3万往援，于确山（今属河南）击败南下的金军，赵樽得以乘机撤出蔡州南归，王宣也率部归襄阳。继成闵、李显忠之后，同年六月，以赏茨湖之功的名义，“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讨使吴拱为安远军承宣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时复与北人议和，故三招讨并除管军而结局”①，情形有些类似于“绍兴和议”前撤消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宣抚使司，所不同的是并未收他们的兵权。
　　乾道五年（1167），吴拱任利州路安抚使、兴元府知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在任期间兴修水利，“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吴）拱”②。后建节，领武康军节度使。淳熙二年（1175）免职授宫观闲差，次年出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不久去世，谥襄烈。
　　第二节吴璘（附吴挺、吴曦）
　　吴璘吴璘（1102—1167），字唐卿，吴玠弟。北宋末从军。建炎二年（1128）从吴玠镇压史斌，以功升永兴军路书写机宜文字。建炎三年十一月，川陕宣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5，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十三处战功》。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庚午。
　　②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抚处置使张浚任命吴玠为统制，吴璘以未入品的进武副尉“掌帐前亲兵”①，后随兄吴玠参加“富平之战”。绍兴元年五月，击败金军第一次进攻和尚原的战斗，已以功屡迁为秦凤路兵马都钤辖、统制和尚原军马，成为中级武官。十月，参与“和尚原之战”，吴璘以功升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绍兴三年，又以凤翔抗金战功升秦州知州、兼节制阶、文州军马。绍兴四年三月，参与“仙人关（杀金坪）之战”，以功升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州（今甘肃临洮）知州、统制关外军马，仍节制阶、文州军马。
　　绍兴五年十二月，吴玠所部编为右护军，吴璘任统制。绍兴七年，升兼陕西诸路都统制。行营护军常例不设都统制，右护军由四川宣抚使吴玠直接统辖。绍兴九年春，吴玠病重，无力统辖军队，任命吴璘为都统制以统辖右护军。六月，吴玠病死，吴璘遂成为右护军最高长官。当时宋金议和，金归还陕西，吴璘兼任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秦州知州，吴璘认为此次和议不稳固，为防金朝反复无常，只以牙校三队前往秦州，主力仍固守原地。次年五月，金毁约攻入陕西，占领永兴军等地，右护军近一半因出戍而被隔绝在陕北，吴璘被任命为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以统领陕西宋军抗金。六月，几乎与东线刘锜保卫顺昌之战的同时，吴璘与杨政、郭浩等与西线金军主将撤离喝大战于凤翔、扶风，宋军攻占扶风，又大败撒离喝于凤翔城西百通坊，隔在陕北的右护军得以撤回川陕边境。九月，吴璘以功建节，领镇西军节度使。绍兴十一年九月，吴璘又攻占秦州，大败金兵于秦州北的剡家湾，收复陕北一些州县，声振关中，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吴璘奉命退兵，新复诸地重又划归金朝。
　　绍兴十二年，吴璘改任阶、成、岷、凤州经略使，屯驻兴州（今略阳）。绍兴十四年，划分利州路为东、西两路，吴璘任利州西路安抚使，置司兴州。绍兴十七年，行营护军中仅存的右护军改制为兴州御前诸军，吴璘任都统制，兼兴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时和议方坚，王（吴璘）独严备，日为敌至之虞”①。绍兴二十一年，升太尉。绍兴二十六年，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职务官称因而也改为“领兴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改判兴州。渡江以来，未有使相为都统制者，..故改命之”②。
　　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面对金帝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的形势，吴璘被任命为四川宣抚使，置司兴州。九月，金军游骑侵扰四川边境，有病在身的吴璘随即乘肩舆上仙人关，准备抗击大举进犯的金军。十月，吴璘又兼领陕西、河东招讨使，因病回兴州，由于形势严峻，只得再次扶病上仙人关指挥抗金战争，吴璘部将们先后攻占陇州（今甘肃陇县）、洮州（今临潭）、兰州、原州（今临泾）等大片地区，吴璘也数次亲临前线督战。南宋东西两线依靠年老有病的刘锜和吴璘指挥作战。同年十二月“诏吴璘班师，..（吴璘）知朝论主和，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璘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③。
　　乾道元年（1165）五月，吴璘升太傅，封新安郡王，仍任四川宣抚使，改为判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次年八月，又改为判兴州。乾道三年（1167）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
　　① 王曮：《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琬琰集删存》卷1。② 《宋史》卷366《吴璘传》。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四月，再任光元府知府，兼利州路安抚使。五月，吴璘病死，终年66 岁，追封信王，谥武顺。
　　吴挺吴挺（1138—1193），字仲烈，吴璘子，随父从军。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时任兴州驻札御前中军第一正将的吴挺，在宋高宗召见后，升任“两浙东路兵马都监兼御前祗应”①，留在首都“行在所”临安任职。绍兴二十九年，回川任添差利州路兵马钤辖，次年任利州东路兴元府御前诸军前军同统制，后改任利州西路兴州御前诸军前军统制兼主管中军军马。在绍兴三十一年的抗金战争中，参与收复西北三路的战斗，后任兴州御前诸军中军统制、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孝宗乾道中，吴挺又回到首都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乾道八年出任鄂州御前诸军都统制。
　　自吴玠、吴璘先后统率蜀兵达二十多年之久，绍兴末吴璘病重时，有人多次提出将吴璘之子、鄂州诸军都统制吴拱调回四川接替吴璘，由于许多人反对四川军权形成吴氏世袭的状况，而没有回四川任职。淳熙元年（1178），吴挺建节，领定江军节度使，并出任兴州诸军都统制②，吴氏重又掌握四川的主要兵权。淳熙五年，兼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兴州知州。
　　光宗绍熙四年（1193）春，久病的吴挺请求致仕，但是，以太尉致仕的诏书还未到达，即已病死，终年56 岁，后谥武穆。
　　吴曦吴曦（1162—1207），吴挺子。淳熙五年随父吴挺到首都临安后被留在首都任职；淳熙十二年（1186），作为副使随章森出使金朝。绍熙四年吴挺死时，吴曦正在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任上。庆元元年（1195）元月，升任建康都统制，后任殿前都指挥使，庆元六年春，建节领昭信军节度使，又升太尉。
　　南宋皇帝对吴氏世握兵权存有戒心：“吴氏世职西陲，威行四蜀，列圣皆留其子孙于中朝，所以为虑者甚远。”而吴璘之子吴挺、孙吴曦也都是日夜思念返回四川重掌兵权，吴挺是在宋孝宗准备攻金的思想指导下，才被放回川任兴州都统制。当吴曦“久蓄归蜀之志，朝廷不许”之时①，适“会韩侂胄谋开边”，收复失地以建立不世功勋，吴曦“因附侂胄求还蜀”②。嘉泰元年（1201）七月，也是在南宋准备攻金的背景下，吴曦被任命为兴州都统制兼兴州知州。
　　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三月，程松任四川宣抚使，置司兴元府，吴曦任四川宣抚副使，置司河池；四月，吴曦又兼陕西河东招抚使。南宋攻金战争已非正式开始，吴曦也派兵进攻金秦州地区；五月，南宋正式宣布进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正月丙戌。
　　② 《宋史》卷316《吴挺传》。
　　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7。
　　② 《宋史》卷475《吴曦传》。
　　攻金朝。金章宗面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决定争取吴曦降金，蜀汉路安抚使、都大提举兵马事完颜纲在行军途中，接到金章宗招降吴曦的诏书，遂至吴氏祖居地水洛城（今庄琅），“访得曦族人端，署为水洛城巡检使，遣持诏间行谕曦”，招降诏书中向吴曦明确表示：“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封册，一依皇统册（赵）构故事（指绍兴和议）。更能顺流东下，助为掎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曦得诏意动”。同年十一月，宋军几乎全线溃败；十二月，吴曦降金，据兴州自称蜀王，金封吴曦为蜀国王，金章宗对诱降吴曦成功十分得意，自称“吴曦之降朕所经略”①。次年二月，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等冲入伪王宫杀死吴曦。吴曦终年46 岁。
　　① 《金史》卷98《完颜纲传》。关于吴曦降金问题，《宋史》等多记载吴曦早有预谋，《两朝纲目备要》卷9，记载在宋下诏攻金前，开禧二年四月，吴曦已遣使前往金朝求封蜀王，欠确，当以《金史》记载为准。
　　第五十二章宋孝宗虞允文第一节宋孝宗孝宗之立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但在开宝九年（976）十月，为其二弟赵光义所杀，帝位从此传入宋太宗后裔一系。北宋为金所灭，赵构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但仍在金军的追击下狼狈逃窜，几无宁日。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奔袭扬州（今属江苏），宋高宗突受惊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再未生一男半女。同年七月，独子赵旉又病死。南宋朝野认为是太祖的帝位为太宗所夺，太祖子孙“仅同民庶”，所以“艺祖（太祖）在上，莫肯顾歆”，以致北宋为金所灭，南宋政权也朝不保夕，应选太祖后裔为嗣子继承帝位，南宋才能稳固。①高宗后于绍兴二年（1132）选了宋太祖后裔赵伯琮、赵伯浩养于宫中，五月间，又选定赵伯琮由婕妤张氏抚养，但并未确认为皇子，实际上仍期望自己生子。赵伯琮（1127—1194），即赵眘，是宋太祖七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裔。父赵子偁，舍试合格，时任嘉兴县丞，母张氏。绍兴三年二月，赵伯琮赐名瑗，初除和州防御使。但宋高宗得宠的才人吴氏（后封皇后），也请育一子。于是在绍兴四年五月，又选了一个年已5 岁的宋太祖后裔赵伯玖，由吴才人抚养，引起了大臣们的不安。次年五月，宋高宗以“朕年二十九未有子”，不肯封赵瑗为王，只是依皇子例，进授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仍不确认为皇子①。绍兴六年正月，赵伯玖赐名璩，初除也是和州防御使，因而中外议论纷纷。绍兴八年八月，宋高宗以御笔想封赵璩为国公、节度使，使其名位与赵瑗相等，遭到左相赵鼎和执政王庶、刘大中等的反对而暂时作罢，但赵鼎、王庶、刘大中随后被罢宰执而出任地方官。在秦桧独相后的绍兴九年三月，赵璩终于被进为保大军节度使、封崇国公，地位和礼遇又与赵瑗相等。在这场赵瑗、赵璩争夺皇子地位的斗争中，岳飞也参与其间，据说他还见过赵瑗，说过“中兴基本，其在是乎。”并向宋高宗秘密奏请立赵瑗为皇子，宋高宗却对岳飞说：“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这也是岳飞后来被处死的原因之一②。
　　绍兴十二年二月，养育赵瑗的张氏死，赵瑗也归吴氏抚养。吴氏与张氏争宠与争着抚养未来皇子的斗争，虽因张氏之死而结束，赵瑗也随后进为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但还是不立为皇子。相反地，绍兴十五年二月赵璩也进为检校少保、封恩平郡王。两人礼遇仍然相同，号称东、西府，直到绍兴三十年二月，赵瑗被收养已30 年，宋高宗对自己生子也已失去信心。在金宋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普安郡王赵瑗被赐名玮，字元瑰，进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又进封为建王，终于确立了皇子的地位，赵璩随后也明确为皇侄。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军渡淮南犯，两淮很快失守。十一月的“采石之① 《宋史》卷33《孝宗纪》一。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绍兴五年五月辛巳；参见《宋史》卷243《（高宗）吴皇后传》。② 《鄂国金佗稡编》（王曾瑜校注本）卷21《建储辨》。
　　战”，宋军粉碎了金军渡江的企图，金帝完颜亮后也被部下杀死于扬州。南宋军民抗金呼声高涨，认为终归于和的宋高宗急于禅位，想将处理抗金还是求和的责任，推给皇子赵玮，并想立即禅位，在臣下提出只有先立赵玮为太子，然后再禅位为宜。于是，绍兴三十二年（1362）五月，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眘、字元永。六月，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吴皇后为太上皇后，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隆兴北伐与和议宋孝宗即位后，七月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又命副相汪沏视师湖北、京西，四川宣抚使吴璘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又为岳飞平反昭雪。战争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互有胜负。隆兴元年（1163）三月，金朝索取被南宋占有绍兴和议以外的地区及贡赋，南宋则提出重划疆界与地位平等的要求，遭到拒绝。四月，孝宗召见已任枢密使兼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的张浚，商议出师北伐。五月，宋将李显忠先后攻占灵璧、虹县，又与邵宏渊攻占宿州。金左副元帅纥不烈志宁反攻宿州，宋主帅李显忠率部血战，而副帅邵宏渊按兵不动，邵宏渊子又率部南逃。李显忠不得已乘夜撤军南归，金军也因伤亡过重而未追击，宋军移师守淮。宿州治符离县，故此战史称“符离之战”。宋军战败后求和派势力抬头，奸相秦桧的党羽汤思退出任右相又升任左相，张浚虽升任右相，但汤思退在宋金和战问题上，竟然要宋孝宗“奏禀上皇而后从事”，尽管宋孝宗气愤地指出：“今日敌势非秦桧时，卿议论秦桧不若。”汤思退虽然也于隆兴二年十一月被罢相，且不久死于贬途中，但宋孝宗终于屈服，“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于十二月以“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①，不再称臣，岁贡也改称岁币，订立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注意发展经济和文化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 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 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①。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① 《宋史·孝宗纪》一，《宋史》卷371《汤思退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①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缺字据《文献通考》卷5 添补。
　　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但到淳熙五年，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②，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③，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④，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160）
　　的事。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①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②。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 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①。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②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
　　③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④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4。
　　① 《宋史》卷181《食货志·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
　　② 《宋史》卷459《魏掞之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7。
　　① 《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②。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锐意恢复，壮志未酬“隆兴和议”虽是宋金所有和议中屈辱最轻的和议，但毕竟不是平等的和议，在南宋皇帝接受金朝国书时，要求平等的礼仪被金朝拒绝后，宋孝宗决心通过武力以雪国耻。
　　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此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作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发军事对抗，但他既受制于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寿皇圣帝（孝宗）之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①。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积钱谷，谨武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但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 的花甲老人。
　　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金世宗去世，皇太孙完颜璟（金章宗）即位。宋孝宗面临着此前向金世宗称侄，现在又要向其孙金章宗称侄的局面，否则就可能发生对抗。而宋孝宗也已失去早年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决心将此局面留给“英武类己”的皇太子赵惇。同年二月，即禅位为太上皇，赵惇即位，是为宋光宗。宋孝宗于绍熙五年（1194）逝世，享年68 岁。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②。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第二节虞允文采石之战虞允文（1110—1174），字彬甫，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父虞祺，北宋末政和年间进士，仕至潼川府路转运判官。虞允文，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①，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② 《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68《读水心集》。
　　①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9。
　　② 《宋史》卷35《孝宗纪赞》。
　　① 杨万里《诚斋集》卷120《虞公（允文）神道碑》；《宋史》卷383《虞允文传》作绍兴二十三年，误。开始到朝廷任职。不久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历吏部员外郎、兼右司员外郎。绍兴三十年，以守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借工部尚书衔任贺金正旦使，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军渡淮南犯，南宋首都临安一片慌乱，许多官员把家属送出京城，以便随时逃跑。在宰相陈康伯坚持抗战下，起用已病的老将刘锜担负起江淮前线的全面抗金重任。但淮西主帅王权刚进抵庐州（今安徽合肥），一听到金军渡淮，随即望风逃窜，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长江北岸。宋高宗为应付危急局势，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为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虞允文任参谋军事，洪迈与冯方任参议军事，临江督战。十月末，叶义问、虞允文等到达镇江，金帝完颜亮已到达长江北岸的西采石、杨林渡（今安徽和县东南）多日。十一月初，叶义问、虞允文到建康府，王权的部下已退到长江南岸的东采石，王权也已被罢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职，改调李显忠接任，但还未到任。叶义问派虞允文到东采石犒师，并前往芜湖催促李显忠赶快前来上任。但当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见逃到江南的王权部下将士，群龙无首，三五成群地散坐路边，骑兵已没有了马匹，士气十分低落。遥望长江北岸，金营遍野，“金主（完颜）亮登高台，张黄盖，被（服）金甲，据胡床而坐，（宋）诸将已为遁计”①。身任参谋军事的文官虞允文，立即召集原王权部下的将官，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遂即整顿队伍，并于长江南岸山间布阵，但水军虽有战船却不敢出击，虞允文立即命令当涂民兵登船，共准备同抗击金兵。金帝完颜亮亲自指挥金军渡江，“一瞬间，七十余舟已达南岸，其登岸者与官军战”，将官时俊在虞允文的激励下，“手挥双长刀出阵奋击，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俘斩略尽”，金军败退，登船北逃，又被南宋民船攻击，纷纷落水，共杀死金兵4000 多，俘500 多②。次日，虞允文又派盛新率船队出击北岸的杨林渡口，大败金水军并烧毁金军渡江用的船只，完颜亮渡江南侵计划破灭，遂移师扬州，企图改由此渡江南犯。“采石之战”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新任建康都统制李显忠率部赶到东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虞允文随即率李显忠的部将李棒所统1.6 万人及战船100 艘，前往镇江与刘锜会兵抗金，由于镇江宋军严阵以待，完颜亮又下诏强迫金军限期渡江，金军将士鉴于采石渡江战败的教训，遂杀完颜亮后还军，归附新即位的金世宗。经营川陕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虞允文升任兵部尚书、川陕宣抚使，在前往四川的途中，先后与京西制置使吴珙、荆南都统制李道会见于襄阳、四川宣抚使吴璘会见于河池，商讨攻金战略。他提出“以大军出关辅，因长安之粮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粮而会诸军以取汴，则兵力全而饷道省，至如两河，可传檄而定”的战略①，上奏高宗，又申报于皇子、建王赵玮（孝宗）。吴璘遂出兵陕西，收复西北三路的十六州大片地区。六月，孝宗即位，副相史浩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
　　② 《虞公（允文）神道碑》。
　　① 《虞公（允文）神道碑》。
　　主张退守四川，虞允文前后凡上十五疏，力争不可弃陕西新复失地，但未被采纳。九月，虞允文因反对退兵而被罢为夔州知州。此时虞允文还上奏：“论德顺守战之利，不可轻弃”。“若朝廷必欲弃新复之地，..臣决不敢卖国为苟容之计”。而对于罢宣抚使职后，“尚付以夔之方面，感极涕零”②。但力主放弃新收复西北三路地区的副相史浩，已于隆兴元年（1163）正月升任右相兼枢密使，随即亲自代撰诏书给吴璘称：“弃鸡肋之无多，免狼心之未已。”已经患病的吴璘知道朝廷的意图，“已弃德顺，道为金人所邀，将士死者数万计”③。由于决策者的错误，当年四月孝宗发动北伐战争时，东线虽取得胜利，但川陕有利的态势已经尽失，吴璘军因受到重大损失，不但不能共同出兵北伐，甚至失去了在西线牵制金军的作用。当虞允文随后朝见宋孝宗时，再次上奏论及当前形势，并指陈放弃西北三路十六州地区的利害关系，宋孝宗才知道被右相史浩的弃地策略所误，史浩随即于五月中旬被罢相降任地方官。五月下旬，“符离之战”，宋军溃退。六月，虞允文自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再任兵部尚书并兼湖北、京西宣谕使；七月，改制置使，负责江汉防务。隆兴二年，左相汤思退以放弃宋军攻占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泗（今盱眙西北）四州地以求和，虞允文虽极力反对弃地议和，但四州地终于被放弃。虞允文改任平江知府。同年十月，金为迫宋再放弃攻占的商州、秦州等地，再次渡淮南下，十一月，左相汤思退因而被罢相，不久死于贬途中。主战的虞允文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再升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但和议已定。乾道元年（1165）二月，左相陈康伯罢相后，宰相空缺，只有参知政事钱端礼主政。同年三月，虞允文又升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成为两副相之一。首参钱端礼一心想升宰相，他因接受李宏所送玉带为吏部侍郎章服所弹劾，并诬称玉带经虞允文转送，事虽辨明，章服亦被罢官谪居汀州（今福建长汀），但虞允文仍罢官授宫观，回四川家乡闲居①。
　　乾道三年二月，虞允文被重新启用，任知枢密院事。五月，四川宣抚使吴璘死；六月，以虞允文任知枢密院事兼四川宣抚使，接替吴璘镇守西疆。虞允文到任后，召集川蜀四路的转运使，“会计财赋所入，对立兵额”②，整训军队，强者任战守，次者备辎重，裁减老弱者达1.7 万多人，岁省军费900万，核实民兵得2.3 万多人，并以官田安置归附南宋的金朝人（归正人）2万人，修缮营垒、兵器，选拔将校；又奏除历年州县所欠税赋343 万贯，禁止提前征收两税、盐税、酒税，核减两税中的虚额。适遇邛（今四川邛崃）、蜀（今崇庆）等十四州发生饥荒，虞允文又免除当年租税，并开仓赈灾，数十万民众赖以渡荒，四川军政面目一新。
　　乾道五年（1169），虞允文被召回，升任枢密使。八月，又升为右相兼枢密使，举用胡铨、周必大、赵汝愚、晁公武、李焘、吕祖谦、辛弃疾等名士。乾道七年十月，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孝宗生日），节前一天，金使上朝。“固请上（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遭到孝宗的拒绝，但金使“天锡跪不起，侍臣错愕失措”。虞允文请孝宗退朝回宫，并对金使说：“‘大②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36。
　　③ 《宋史》卷383《虞允文传》，《宋史》卷33《孝宗纪》一。
　　① 《虞公（允文）神道碑》记载不确，此系参据《宋史·虞允文传、孝宗纪、宰辅表》撰写。② 《宋史》卷34《孝宗纪》二。
　　驾既兴，难再御殿，使人来旦随班上寿’，金使惭而退”。会庆节这天，金使只好随班入见。虞允文只是协助宋孝宗阻止了这一次不平等的礼仪。宋、金地位不平等，使宋孝宗一直不能忘怀，决心通过武力来达到地位平等，并进而收复中原。同年，虞允文以侍卫马军司的牧地原在首都临安郊区，“地狭不利刍牧，请令就牧镇江，缓急用骑过江便”，先移牧地于镇江；又将侍卫马军司移于建康，积极为北伐作准备。乾道八年二月，更改宰相官称，虞允文进为首任左丞相，仍兼任枢密使，后在用人问题上与宋孝宗意见相左，因而求辞相。但宋孝宗在抗金问题上，仍想依虞允文，曾对他说：“丙午（靖康元年，1126）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①九月，虞允文罢相，以少保、武安军节度使任四川宣抚使，封雍国公。宋孝宗希望虞允文按照绍兴三十二年提出的进军陕西，挥师东入河南的计划，宋孝宗则督师北上，预定某日会师河南。虞允文则吸收当年任川陕宣抚使时，被迫从已攻占西北三路十四州退兵的教训，提出：“异时戒内外不相应。”孝宗回答说：“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①宋孝宗亲自到正殿，赐酒赋诗送行，并让虞允文在殿门乘马，持节度使仪仗出京城的特殊礼遇。虞允文虽已年过花甲，但仍怀着光复中原的信念，立即上道，于乾道九年初抵川，设幕府于汉中。首先，适当增加军人的俸禄，使能养家以提将士的士气；养马户免其赋役，以增加养马数量；又听取大将秦琪的意见，改变兵力分散的状况，以使军势首尾相应。选拔将校，赏罚分明，积极备战。宋孝宗则以急不可待的心情，期望早日发动对金战争。乾道九年九、十月间，两次向金提出受书礼仪平等的要求，都被拒绝。宋孝宗即以密诏催促虞允文发兵，虞允文由于军需未备，并向宋孝宗提出：“机不可为，但令机至勿失耳。植根本，国富强，待时而动可也，安敢趣师期为乱阶乎。”引起宋孝宗的不满，虞允文也知道宋孝宗的心情，为了不负厚望，更加积极备战，日夜奔忙，“戴星乘马，冰满鬓髯”而不顾，终于因此得病②，于淳熙元年（1174）二月辞世，享年65 岁，赠太傅，赐谥忠肃。
　　① 《宋史》卷383《虞允文传》，《虞公（允文）神道碑》，《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0。① 《宋史》卷383《虞允文传》。
　　② 《虞公（允文）神道碑》。
　　第五十三章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第一节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云谷老人、遁翁、沧州病叟，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因长期寄居福建，朱熹的学术被称为“闽学”；又因他于建阳建考亭精舍讲学，所以也称为考亭之学。
　　父朱松（1097—1143），字乔年，号韦斋。政和八年（1118），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县尉。后调尤溪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1134），除秘书省正字。历官著作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司勋、吏部郎等。朱松为人刚直，因反对和议忤秦桧，被排挤出知饶州，未上任。绍兴十三年（1143），病死于建瓯。时朱熹年仅14 岁。朱松早年从学于理学大师杨龟山（时）的弟子罗豫章（从彦），其学术与操行对朱熹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从师事三先生到从学李延平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朱熹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在社会动荡不安中渡过他的青少年时代。14 岁以前，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早年读《四书》是很辛苦的。但他在读书中找到兴味，说读书要有一种沉潜的功夫，要专一，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少年的朱熹，在读儒家经籍中，立下成“圣人”之志，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①后来他在训门人中，要他的弟子为学须立志，涵养气质，就事上、在日用间理会出道理。这也是他早年读书的经验和体会。
　　朱熹10 岁前所受的是启蒙教育，11 岁“受学于家庭”②，从父亲朱松学。这一年朱松罢官来建阳寓居，也有了空闲教育自己的儿子。朱松师从罗从彦，罗从彦为杨时的学生。杨时受学于理学创立者程颐。朱松早年拜见程颐，学《周易程氏传》。朱熹自幼在这样的家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受到理学的熏陶。《朱子行状》说：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
　　朱熹14 岁，父亲辞世。受父命从学于胡宪（字原仲，籍溪先生）、刘子翚（字彦冲，屏山先生）及刘勉之（字致中，白水先生）。三先生都与理学有着不同的渊源关系；但三先生所传又都夹杂着释老之学。二刘过世后，朱熹独事胡籍溪。另外，有几个僧人如道谦等，对朱熹的影响也相当大。在李侗（延平先生）前，朱熹所学相当博杂，出入佛老。他自己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①朱子青少年时所学博杂，不仅要看到其负面的作用，也应看到，理学的完备，需要一个广阔的知识基础。融会释老儒是理学发展的需要。
　　朱熹18 岁，建州乡贡高中。次年，礼部试，赐同进士出身。22 岁，入① 《朱子语类》卷104《自论为学工夫》。
　　②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之1 上。
　　① 《朱子语类》卷104。
　　都铨试，授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赴同安任，途中拜见李侗。李侗强调“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但初次相见，李侗强调儒佛区别的观点，没有被朱熹接受。绍兴二十六年，秩满。二十八年，差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朱熹徒步走了一百多里，再次见李侗。绍兴三十年冬，朱熹又一次见李侗。绍兴三十二年，迎谒李侗于建安。数见李侗，经过指点与自己的探索，朱熹终于体会出李侗思想的意义，从而完成“逃禅归儒”的转变。朱熹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②李侗称赞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③。朱熹因李侗而得二程理学的正传，而二程理学也因朱熹的发展而臻于完备。
　　朱熹中举后，在同安任内主县学，开始了讲学活动。
　　集理学之大成从朱熹一生的学术生涯上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一、从隆兴元年（1163）到淳熙四年（1177），即34 岁到48 岁，是朱熹学术体系初步形成时期。他一方面继续辟佛，一方面系统编辑理学家的言论、文字，把理学精神糅进儒家的经籍，基本完成《四书》的纂修。
　　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即上封事，要求熟讲帝王之学，早定修攘之计。隆兴元年（1163）复召，入对，奏事垂拱殿，除武学博士。此前，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朱熹编《上蔡语录》。隆兴元年编成《延平答问》，写出《论语要义》，编《论语训蒙口义》。乾道八年（1172）作《语孟精义》；再刻时，改名《语孟要义》；后又改为《语孟集义》。隆兴二年（1164）有《困学恐闻编》。
　　孝宗乾道元年（1165），朱熹请祠，差监南岳庙。乾道年间编写的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西铭解义》等。乾道八年，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 卷。这是朱熹要使史学“会归理之纯粹”的工程。朱熹说：“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而不正名。汉丞相（诸葛）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寻检。”①他认为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存在两个方面的缺憾，一是没有以天理的教条，对历史进行褒贬评论。二是编排形式上，由于眉目不清而难以检寻。他以纲目体改编《资治通鉴》，使“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然有感于斯”。同年又完成《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
　　乾道九年（1173），编写成《伊洛渊源录》一书。这是一部学术史著作。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近思录》。淳熙四年（1177）
　　完成的作品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又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朱熹理学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② 《朱子语类》卷104。
　　③ 《李延平集》卷1。
　　① 《朱文公文集》卷22《贴黄》。
　　朱熹同吕祖谦以及湖湘学派的张栻及陆九渊商榷、辩论；特别是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辩论，对促进朱子理学体系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淳熙五年（1178）至绍熙五年（1194），朱熹49 岁至65 岁，为进一步发展时期。朱熹的主要活动，是通过讲学和同其他学派的辩论，扩大朱学学派的势力与学术影响。另一个方面是继续使学术的各个方面理学化。对“四书”及其他儒家经籍以理学的教条重新解说，构建出理学的体系。
　　朱熹一向重视教育和亲自讲学。早在同安任上，他主县学，“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①。乾道六年丁母忧期间，于建阳建寒泉精舍，有蔡元定等执弟子礼来从学。淳熙五年（1178），除知南康军。次年，于任上复建白鹿洞书院，亲自为诸生讲《中庸章句首章或问》，拟定《白鹿洞书院学规》。
　　淳熙八年（1181），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后由于浙东发生饥荒，改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于任上“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厘革弊政，颇有成效。因弹劾有劣迹的唐仲友，由此得罪辅臣王淮。朱熹请祠。淳熙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观，于武夷五曲建武夷精舍。武夷讲学时期是朱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福建、浙江、江西及皖南等地士子纷纷前来就学。朱学得以大规模地传播。
　　朱熹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即同其他学派争辩，他确实想通过辩论，以排斥其他学派。在武夷精舍讲“正心诚意”时，赋诗明志：“明年定对白虎殿，更诵《大学》《中庸》篇。”①他期望在一代人君的支持下，使朱学成为钦定的一统学术，但在他生前却没有这样的好运。
　　吕祖谦去世后，各个学派也展开更为激烈的争辩，形成“议论蜂起”的局面。朱熹也全面开展对其他学派的斗争。湖湘学派主帅张栻倒向朱学，乱了自家阵营。吕学一部分门人投入到朱熹门下。陆学还是一大宗，但陆子寿向朱熹表示悔意。所以，朱熹接着把论辩的矛头主要对着“浙学”。
　　吕祖谦病逝于婺州，朱熹对交游甚密老友的学术责难并没有减轻，进而对吕祖谦之弟吕祖俭大张挞伐，说：“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说金华派“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②。骂永嘉学派“卑污”，永嘉学者“它自知定学做孔子不得了，才见个小家活子，便悦而趋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③。朱熹与永康派陈亮展开了王霸义利之争。早在淳熙九年，陈亮访朱熹，朱熹就批评了陈亮。从淳熙十一年（甲辰年）到十三年（丙午年），双方书函往返，关于王霸义利问题展开大争论，表达对道德功利的看法，反映出各自的历史观点。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件大事。
　　朱熹知道自己的批评过分，“刻画太精”，但在学理的是非上，是不会放过的，“若孟子之辟杨墨，也只得恁地辟”。于诸家中，对陈亮的学说攻击尤力，但效果不大，朱熹说：“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① 《宋史》卷429《朱熹传》。
　　① 《朱文公文集》卷4《读通鉴纪事本末》。
　　② 《朱文公文集》卷35《答刘子澄》。
　　③ 《朱子语类》卷123。
　　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①把浙学作为主要靶子来批判，甚至把浙学放在禅学之上，来攻击，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实质。
　　此外，还继续与陆九渊辩“太极”、“无极”诸问题等。
　　在这一阶段，朱熹写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修订刊刻《诗集传》。特别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书集注》，次年，刊刻于漳州，这标志着朱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 岁，除江南西路提提点刑狱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说，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务”者六：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以疾辞，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绍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无名之赋700 万，减经总制钱400 万。他欲方量土地，行经界法，为土豪及在朝权势者所沮。后以子丧，请祠。绍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绍熙五年四月，去长沙上任。在任数月用镇压安抚手段，平息少数民族起义。重建岳麓书院，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在抑豪民，严武备诸多方面有政绩。三、从宁宗庆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学进一步完善，同时朱学内又孕育嬗变的因素。
　　宁宗即位，除朱熹焕章阁待制、侍讲。但朱熹在朝不过46 日，即被排挤出朝。朱熹回建阳，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继续他的讲学与著述事业。
　　庆元二年，韩侂胄禁理学，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庆元党禁，立《伪学逆党籍），籍“伪学”赵汝愚、朱熹、吕祖泰、蔡元定等59 人。朱熹的门人“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谴生徒者，笑而不答”①。在学术上他写成《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以及《周易参同契考异》；修改整理《资治通鉴纲目》等。所有这些，都标志朱熹学术进一步深化，但朱学在文献学上注意训诂章句以及博采的特点也显示出来了。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这位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中辞世。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尽管朝中禁道学很严厉，但一些门人学者，还是不顾禁忌，奔赴建阳。十一月，蔡沈、黄榦主丧葬事，参加会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图使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融入理学中去，而且他也确实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缕析理学的渊源及传授学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编纂的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庆元党禁解除后，朱学地位不断上升。经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学终于上升到统治的地位。陈淳、黄榦、蔡元定等门人，护师门，在一些方面发展了朱熹的学术。由黄榦① 《朱子语类》卷123。
　　① 《宋史》卷429《朱熹传》。
　　而金华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及黄震，在闽、浙、赣一带，传播朱学、修正朱学、发展朱学。到了南宋末期，朱陆水火，朱陆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则是陆学流于禅，而朱学流于训诂。
　　朱熹的天理论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天理论，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朱子语类》卷一开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对理的看法，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有人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回答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是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治。①50000528_1793_0从上面几段语录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论、理气论的要点：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万物，包括社会上的人，都是“理”的体现。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气先。理是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三，社会的变动，是一种气运循环，而且是盛衰的循环。这就建立理本论的哲学体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别肯定程颐的观点，也吸收周敦颐、张载的说法。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
　　这是论说全体与个别、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外，朱熹吸收了张载《正蒙》的观点与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思想，进而论说五行阴阳之理，说：“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观、运动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都统一在理学的体系中。
　　不仅继承、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同时也融合理学各家的思想。朱熹认为，认识理，是要“即物穷理”，与“格物致知”。他说：只是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①50000528_1794_0人能认识“理”，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通过格物，而豁然贯通，用事物去印证出心中具有的天理。这是先验的认识论。
　　朱熹的历史观是理气论的历史观。他以“理”作为划分历史阶段、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三代是天理流行，汉唐以后是人欲横流。天理存在，但不过是暗合。这种观点为陈亮所批驳。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学说等各个方面，朱熹都贯穿了他的理气说。
　　第二节陆九渊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为南宋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难至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居延福乡之青田。陆氏为一方宗族大姓，迁至江西后二百年间，合族数千人聚居，族规严密。父陆贺，字道乡，究心典籍，重践履躬行，在州里颇有声望。时家道中衰，没有田产，一门之衣食，皆仰仗药肆供给。
　　九渊兄弟六人，九渊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强；二哥九叙，字子仪。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学成名，是为庸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与朱熹论学，辩《太极图说》，这是理学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与学者讲学，称为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登进士第，因斋名为“复”，称为复斋先生。
　　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他同子寿齐名，时人称为“二陆”先生。也有的将梭山列入，称为江西“三陆”。他们兄弟自相师友，讲学授徒，及门受业者数千，在东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三陆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①。其中陆九渊成就最大。
　　读书有觉陆九渊在绍兴三十二年（1164）23 岁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学时期。
　　陆九渊5 岁入学读书，这是启蒙学习。他自己说：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云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②50000528_1795_1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线条的介绍。7 岁读书，9 岁能属文。所谓13 岁志古人之学，是这一年，他思考出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进而体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认识。
　　陆九渊自小不爱嬉戏，静重如成人，他的求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读书有觉”。首先，这是一种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问个原委究竟。4岁时，就询问天地何所穷际，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寝食。他提倡读书不能满足记诵，“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①。又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②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体察出一种道理来。三哥陆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发。尝闻鼓声振动窗棂，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③其次，这又是一种批判的精神。陆九渊读书很刻苦，在“实勤考索”的基础上，又主张读书要有疑，认为有疑方有觉，有疑方有进。他五哥陆九龄读《论语》，问九渊对其中《有子》一章有什么看法。九渊认为这一章是有子的话，不是孔子的言论。陆九龄说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门人，不可轻议。但陆九渊却不以为然，对这位贤人进行批评，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① 《宋元学案序录》。
　　① 《陆九渊集》卷36《年谱》。
　　② 《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
　　③ 《年谱》。
　　他对前人的学术和对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关于宇宙的认识，关于二程的评价，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意义的估定以及对荆公新学的认识等，有他自己的见解。在理学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朱熹的认识分歧更是明显。
　　陆九渊主张为学当先发明本心，但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说到陆氏家学时有一句话，说：“真所谓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重践履也是九渊“读书有觉”的一个落脚点。16 岁时，象山读三国、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间北宋社稷覆亡的历史，“乃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并不看重科举，只是把作场屋之文，当成是“直写胸襟”、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式。
　　陆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学相对立，但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不要“护门户”，说：“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①朱、陆辩异同，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学术上相互服膺。这与后来朱陆门人相互水火不一样。
　　聚徒讲学陆九渊从24 至54 岁的近30 年中，主要活动是建立心学体系、传播心学理论，从而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过地方官，也有政绩，但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仅丞、匠、监，旋即奉祠以归。惠政所加，止荆门小垒而已”②绍兴三十二年（1162）秋试以《周礼》乡举，陆九渊应试，开始进入仕途的奋斗。是年丁父忧。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经》再次乡举。次年，陆九渊34 岁春试南宫，赐同进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淳熙四年，丁继母忧。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九年，除国子正，是年秋赴国学。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庙，为献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张。淳熙十三年（1186）除将作监丞，不久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一个闲职。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继位，朝廷诏陆九渊知荆门军。光宗绍熙二年（1191），去荆门赴任。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颇有一番作为。在军事上，严边防，筑城池，整顿军队，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救灾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学，亲为诸生讲学。荆门一方经他一番整顿，风俗一变。周必大称“荆门之政，如古循吏”。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病卒。
　　在这30 年中，陆九渊聚徒讲学，对陆氏心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乾道八年，在试进士时，他所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为考官吕祖谦、赵汝愚赏识。吕祖谦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中进士后声名大振，都中诸贤从游，学者络绎前来求教，以至40 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经浙江富阳回江西时，杨简等一批学人从游问学。回乡在槐堂授徒论道，论涵养德性，诲人为学当“辨志”；先后得朱桴、傅梦泉一批学者，傅氏也是陆九渊最欣赏的门人。淳熙十年，陆九渊在国学讲《春秋》，如居家① 《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② 《陆九渊集》卷33《覆谥》。
　　教授，诸生感发良多。后来，江西与浙东成为陆学门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梦泉、邓约礼与傅子云为主要人物，是为“槐堂诸儒”；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磷与沈涣为代表，这四个人被称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他嫌应天山与佛教徒有瓜葛，根据山形，改名为“象山”。自称为“象山居士”，又称“象山翁”。①这在陆九渊心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每诣城邑，环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结茅象山，学徒复大集。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数千人”①。陆九渊讲论，终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讲学的盛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起。..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②50000528_1799_1讲学的盛况、讲学的方法、风格及特点，在这一段文字中说得很清楚。
　　通过陆九渊的讲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人数众多的信仰者，形成一个学派。他不重视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劝陆九渊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③（他的大儿子编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数是陆氏的书信与讲学的言论。经过后人不断的增益，又收进《年谱》等材料，1980 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陆九渊集》，计36 卷。）因此，讲学在陆氏的学术体系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陆学作为一个学派，又是在同其他学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陆九渊与朱熹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陆之争，一次是淳熙二年鹅湖之会的为学之方的争议，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无极”“太极”之辩。
　　在鹅湖之会之前，朱陆矛盾已经出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访朱熹，住一个多月，朱熹送吕祖谦到江西信州鹅湖。为调和朱陆分歧，祖谦约朱熹与陆九寿、九渊兄弟相会。陆九龄子寿、陆九渊子静自金溪来。除二陆外，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①吕祖谦知道陆与朱议论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的情况，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次日，九渊请他哥哥先说，陆子寿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子寿才读了四句，朱熹对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① 《陆九渊集》卷13《与朱子渊二》。
　　① 《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③ 《宋史》卷434《陆九渊传》。
　　① 《吕东莱文集·本传》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诗还没有读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当读完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①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陆子寿来访，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繁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
　　还有朱陆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关于这两者的差别，朱熹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是陆以“尊德性为宗”，朱以“道问学为主”。陆主张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认为“格物穷理”，则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韶一边，支持梭山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对“极”、“中”、“一”等概念、范畴的辩论。
　　朱陆之争一方面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
　　同时二人在相互论难中，又促进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后，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时朱熹为南康守，他请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的阐发，为朱熹大加赞赏。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同志“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
　　程颐理学到了南宋，虽然没有成为学术上的宗主，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没有脱离传注章句的路数，其正心诚意一套说教在南宋社稷面临覆亡时，很难奏效。朱学在当时的命运并不好。陆学把理又归之于心，以它的“简易”心学，在讲学与争论中，发展了自己。朱学、陆学再加上吕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学术流派。
　　心学理论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没有脱离“理”的教条，他认为“理”充塞于天地中，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①又说：“塞① 鹅湖之会事，各种记载略有不同，诗句文字个别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陆九渊集》卷34、卷36《年谱》。① 《陆九渊集》卷11《与吴子嗣八》。
　　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②他由“理”论说“势”，但理是根本，势是从属，这就是他的“理主势宾”的观点：“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①陆九渊也说“道”，认为“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就这些方面来说，陆九渊与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陆九渊认为心是宇宙的本体，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②50000528_1803_1陆九渊认定“心”与“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这就是他的心学的实质。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③明朝王阳明说得直截明白：“圣人之学，心学也。”“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陆九渊的心学与孟子的心学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传”的传人。④在认识论上，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与他的心本体说论一致。朱陆的一系列分歧诸如为学之方上的争论；“尊德心”与“道问学”的辩论；无极、太极之辩也都反映出他们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差别。但两人学术的实质、学术的意义，在维系封建等级统治的作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黄宗羲说的：“二先生同植纲，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①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第三节吕祖谦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曾祖吕好问，（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②，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家世显赫，家学深厚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② 《陆九渊集》卷12《与赵咏道四》。
　　① 《陆九渊集》卷12《与刘伯协》。
　　③ 《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
　　④ 《陆九渊集·附录》。
　　① 《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② 《宋史》卷362《吕好问传》。
　　五世祖吕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 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①少时科试，壮齿隐忧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②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
　　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18 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②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③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1161），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 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④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①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② 《东莱吕太史集》卷4。
　　① 《宋元学案》卷36《紫微门人》。
　　② 《宋元学案》卷46《玉山学案》。
　　③ 《宋元学案》卷43《刘胡诸儒学案》。
　　④ 见《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俭《圹记》：“以祖致仕恩，补将仕郎，监潭州南岳庙、严州桐庐县尉，未上。”
　　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①。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②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③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
　　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1172），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1176），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0 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 岁。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 岁。
　　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①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②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③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12 之15。
　　② 《宋会要辑稿》选举12 之15。
　　③ 《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① 《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② 同上。
　　③ 《象山全集》卷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④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①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 卷（通释3 卷，解题12 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③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④。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 卷，解题12 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①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②。“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③。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 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④。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④ 《东莱太史别集》卷10《尺牍四·与陈同甫》。
　　① 《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② 《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③ 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④ 《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① 《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4。
　　③ 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④ 《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生课试之作”⑤，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 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①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 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 卷，所涉诗文集800 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②，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③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①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 卷、《书说》35 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 卷、《春秋左氏传说》20 卷、《春秋左氏续说》12 卷、《东汉精华》14 卷、《丽泽论说集录》10 卷、《历代制度详说》12 卷、《古文关键》2 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 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②他对南渡之后50 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③，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 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⑤ 《东莱博议·自序》。
　　① 《东莱博议》卷2。
　　② 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③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①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②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③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第五十四章陈亮叶適第一节陈亮“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慕诸葛亮之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祖父陈益，少年以“志气自豪”，从事科举，不得意。晚年，“自放于杯酒间，酒酣歌呼，遇客，不问其谁氏，必尽醉乃止。然其孝友慈爱，明敏有胆决”①。父亲陈次尹，默默无闻。教育陈亮的任务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学识与豪侠之风对陈亮产生了影响。
　　陈亮青少年时代，就不同凡响，“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②。十八九岁时，面对南北对峙、山河破碎的现实，读史书，生出无限感触，“余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③。他写出了《酌古论》，表达自己“经略四方之志”。绍兴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陈亮的史论文字，颇为赞赏，就同他讨论、商榷。陈亮直抒胸臆，阐发自己对历史、对时局的见解。周葵称道陈亮必为“他日之国士”，待为坐上宾①。
　　宋孝宗即位，周葵为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户部侍郎。隆兴元年（116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讲迁左中大夫，除参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罢参政②。时陈亮在临安，周葵极为器重。陈亮因为有周葵这一层关系，得以与一时名流俊彦结交，畅述自己的见解。周葵又亲为陈亮讲授《大学》、《中庸》，并说“读此可精性命之说。”《宋史·陈亮传》称陈亮“遂受而尽心焉。”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周葵在政治上“晚虽不附秦桧，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就这点说，陈亮与他相左，“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陈）亮持不可”。就学术倾向上说，周葵“平生学问不泥传注”，这与陈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参知政事被罢以后，陈亮也回乡里。不久，母亲去世。在服母丧期间，父亲因家僮杀人，被捕入狱。接着，是祖父母相继辞世。父亲在丞相叶衡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出狱。
　　乾道四年（1168），陈亮参加婺州的乡试，列榜首，入太学。次年参加礼部试，未中。退而上《中兴五论》，书入不报。于是，退而修学于家，“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③。陈亮在乡里力学著书近十年。淳熙五年（1178），陈亮至临安，复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又过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在考察京口、建业以后，又至临安，第三次上书，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① 《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校）卷35《先祖府君墓志铭》。
　　② 《宋史》卷436《陈亮传》。
　　③ 《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桑维翰》。
　　① 参《宋史》卷385《周葵传》。
　　② 参《宋史》卷385《周葵传》及卷213《宰辅表四》。
　　③ 《陈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从作《酌古论》、作《中兴五论》，到多次上孝宗皇帝书，以及其间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与朱熹往复辨“皇帝王霸”，这些标志陈亮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走向成熟。
　　陈亮作《酌古论》，所论历史人物有：汉光武帝、曹操、孙权、刘备以及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苻坚、韩信、薛公等。他的史论以史为鉴，寄寓自己的兴邦之志：“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①《中兴五论》包括《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与《论正体之道》。这五论，言中兴事之大端，明经略四方之志。如果说《酌古论》重在论史、论古；那么《中兴五论》则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兴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书与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主要是论说南宋的中兴与金的衰变，是必然；论说不可长久偏安，也是必然；论恢复大计与京口、金陵形胜险要，批评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这样分析：“陛下励志复仇，有大功于社稷，笃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此臣之所以不胜忠愤而斋沐裁书”（《第二书》）。说太祖、太宗开创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通之道，则维持之具穷矣”（《第三书》）。又说朝廷在用人方面，是“朝得一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有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陈亮上书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的是复开数百年太平之基。据史载，第一次上书后，孝宗要授以官职，陈亮笑着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①“皇帝王霸”之辨陈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岁时祖父母、母亲相继离世，父亲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亲也辞世，陈亮靠举贷才把父亲安葬。
　　陈亮从上《中兴五论》、上孝宗一、二、三《书》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是五次上书，震动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坛上，一个不合时趋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两次参加礼部试，后一次是在绍熙四年（1193）中了状元，时已51 岁。他没有来得及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个人经历上，陈亮没有什么显赫的仕宦履历，但他一生却三度入狱（关于陈亮一生入狱事，记载相当混乱，综合各种材料，应当有三次）。第一次① 《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
　　① 参《宋史》本传及《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入狱当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20 天时间内，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后，回归故里的途中，酒后放言，言语中有犯上言词，为席间之人告发。刑部尚书何澹曾是礼部试的考试官，有意压陈亮。陈亮对他言词不恭，所以何澹利用这件事，诬告陈亮图谋不轨，事下大理，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孝宗知道这事，为他开解，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得免一死（《宋史》本传将陈亮父入狱事，系于陈亮第一次入狱后，误。陈亮父于乾道四年已出狱）。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时陈亮已42 岁。在一次乡里间礼仪的宴会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于是怀疑食物异味是有毒，陈亮被捕入大理，后得友人辛弃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狱。
　　第三次在绍熙元年（1190）。家僮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致死。
　　吕天济诬告说这是陈亮指使的凶杀。台官谏司谕监司酷吏讯问，无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陈亮于死地。①幸有少卿郑汝谐，了解案由，很是惊异，在孝宗面前力言，说：陈亮是“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在皇帝过问下，陈亮才得以脱狱。这已是绍熙三年（1192）。
　　绍熙四年（1193），第二次应礼部试，礼部奏名第三，孝宗擢为第一。
　　他的策论为孝宗、光宗赏识，签授建康府判官厅公事。陈亮未到任便去世；时为绍熙五年（1194），终年52 岁。
　　陈亮提倡功利之学，力主抗金，在当时的理学界中，独树一帜，“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①淳熙九年（1182），陈亮至衢州、婺州访朱熹，相处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访陈亮，两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陈亮称朱熹是“人中之龙”，说：“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唯秘书一人而已。”②是年夏，陈亮再致书朱熹，并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书中称“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③但两人在对天理功利等问题的看法上，黑白判别。陈朱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陈亮第二次入狱，尚未脱狱之时，朱熹写信给陈亮，希望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这年五月二十五日，陈亮出狱，在陈一之处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又甲辰答书》。在信中，陈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他在信中慷慨陈辞，坦陈自己的心迹，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谈到王霸义利问题，陈亮说：① 参《陈亮集》卷27《与章德茂侍郎又书》。
　　① 《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龙川门人：签判喻芦隐先生偘》。② 《陈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书》。
　　③ 《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书》。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
　　关于醇儒问题，陈亮认为：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
　　朱熹复信再论王霸义利，认为三代以后，即或是汉高祖、唐太宗这些英主，也都是“无一念不出于私也”，所以，汉唐以后的历史不同于三代，“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
　　对于朱熹这些观点，陈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复的回信中，不断地对朱熹作出了批驳。陈亮说，不能把历史断成两截，分成三代与秦汉以后的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如果这样认识历史，那么，“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书之一》）又说：“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又乙巳春书之二》）他又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所谓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没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实，“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乙巳秋书》）。
　　第三年，即丙午年，陈亮致信朱熹，说：“秘书之学，至公而时行之学也；秘书之为人，扫尽情伪而一至于公者也。世儒之论，皆有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之意，皆亮之所不晓；故独归心于门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①朱熹在答书中，说：“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称自己：“只今日用功养病之余，却且收拾身心，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者，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盖亦心庶几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场王霸义利之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陈两人都保留自己的见解，但又相互谅解。
　　永康之学与龙川诗词陈亮与吕祖谦、叶適、陈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学人，都有深厚的交谊。
　　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辩难，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① 以上引文见《陈亮集》卷28。
　　陈亮创立龙川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受到不少批评。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更有惭德。”①归结起来是两点，在理学家看来，一是其学术上与二程学统没有联系，专言事功，是不纯。二是陈亮晚年急于求官，是晚节有亏。后一点是中伤，前一点也不准确。陈亮言事功，主张王霸杂用，在当时朝廷中，是一股新风。
　　陈亮强调道不离气、道不离事，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如果把事物与理分离开来，即使是孔孟之学，也不是正大的学术。他说：“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②关于事物与道、理之间关系，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③50000528_1821_2因此，道不能脱离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间只有事。这是他的事功之学的哲理依据。因此，道在日用之间，包括礼仪都是与日用不能脱离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当先王时，天下之人，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远，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陈亮指出，如果抛弃这一根本点，则只能是流于末学，他以《诗经》来说明：“圣人之于《诗》，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乃区区于章句、训诂之末，岂圣人之心也哉！”①朱熹等一些理学家，通过章句疏释方法，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入德之门、进行天理纲常说教的教本。陈亮却认为，孔子的《论语》只是“下学之事”的作品。他说：“《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呜呼！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而自谓其有得也。”②这是陈亮对理学教条的批判。
　　陈亮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他与朱熹辩论的主要论题。陈亮说：“近世儒者，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专是人欲，公、私、义、利，以分数多少为治乱，其说亦不为无据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并用也。”③他认为按照这样的办法，君王没法去治理国家。同样，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开，互不为用，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历代帝王的成功经验，也证明这一点。陈亮从道与气、与事、与物的关系上，说明王霸杂用、义利双行的根据。在朱熹看来，陈亮龙川事功之学，专是功利。朱熹说：“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可畏！可畏！”①陈亮在诗词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时词坛多的是吟风弄月，抒别恨愁肠，而陈亮的长短句“每一章成，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適语）。他同朱熹、同辛弃疾、叶適相互唱和，他咏唱道：“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① 《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
　　② 《陈亮集》卷9《论·勉强行道大有功》。
　　① 《陈亮集》卷10《六经发题·诗》。
　　② 《陈亮集》卷10《语孟发题·论语》。
　　③ 《陈亮集》卷15《问古今损益之道》。
　　① 《朱子语类》卷123。
　　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念奴娇·登多景楼》）。他与爱国词人辛弃疾唱和的词尤多，他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看到南宋乐于偏安，他只能是：“壮士泪，肺肝裂。”②陈亮词作感情激越，风格豪放，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其著作后人编为《龙川文集》、《龙川词》。
　　第二节叶適读书聪颖，游学婺州叶適（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生于瑞安，后居于永嘉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叶適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③。父亲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11 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適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0 年之久。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刘愈、刘夙等。
　　13 岁时叶適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15 岁，学诗、学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发”①，而全祖望评论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②16 岁时，叶適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
　　从19 岁开始，一直到28 岁，即淳熙四年（1177），叶適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上书宰执叶衡，结识了陈亮、吕祖谦、周必大等。
　　这十年间，叶適到过临安，时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叶適上书叶衡，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叶適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適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
　　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② 参《陈亮集》卷39《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及《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③ 《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志铭》。
　　① 《宋史》卷434《叶適传》。
　　② 《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適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①。
　　这一年叶適才25 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叶適26 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志存恢复，论政从政淳熙四年（1177），叶適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次年春，中进士第二名。自此，叶適踏入仕途。
　　叶適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淳熙五年（1178），叶適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丧。八年，服除，改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荐叶適等，叶適辞不就。淳熙九年，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居平江（今苏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参知政事龚茂良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升太学博士。
　　叶適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適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適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叶適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 人。后来证明荐人正确，这34 人被召，在朝政中发挥了大作用。这一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適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五月，叶適除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乞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適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绍熙元年（1190）十月，叶適以秘书郎出知蕲州。
　　光宗是个有隐疾的皇帝，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从中离间。自绍熙二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间隔阂很深，从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机加深，国事艰危，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赵① 《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十一月，叶適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绍熙四年（1193），叶適奉召赴临安行在，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光宗很长时间以称疾为由，不朝重华宫。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叶適尽力上言，对光宗说，父子之间亲爱出于自然，不能没有事实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动心，曾两赴重华宫，都城临安人听说后，都为之欢悦。后来叶適又有建言，未报。但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適等人，通过韩侂胄请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后，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韩、赵的斗争不断升级。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適等。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叶適也受到牵连。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越演越烈，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①。
　　庆元元年（1195）叶適为御史胡绂所劾，降两官。庆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庆元三年，朝廷立“伪学”之籍，名单上共有59 人，叶適在其中。嘉泰元年（1201），叶適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嘉泰二年，弛禁，迁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叶適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①这番话为宁宗所称许。
　　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叶適说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虑周密，“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要考虑战事给各方面带来的后果。开禧二年（1206）叶適除工部侍郎，韩侂胄进行北伐，是要利用叶適的声望。但如叶適所料的一样，这次北伐条件不充分，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加上用人的不当，吴曦的叛降，虽然战争初期，获得一些胜利，但很快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金兵南下，形势危急。叶適乞节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兵退，叶適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適在长江以北屯田，设置堡坞，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这些做法很有成效。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叶適于战端未开之时，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却弹劾叶適，“罪名”是叶適曾“附（韩）侂胄用兵”。叶適因此被夺职，回永嘉水心村专心著述讲学16 年。嘉定四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奉祠凡13 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辞世，终年74 岁。
　　水心之学，卓然独立① 《宋史》卷434《叶適传》。
　　① 《宋史》卷434《叶適传》。
　　在宋代学术史上，叶適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经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有《叶適集》（《水心文集》与《别集》合编，1961 年版）以及《习学记言序目》（上下册，1967 年版）。叶適在学术上的贡献，全祖望评论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①50000528_1829_0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②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③。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適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適14 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 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①。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適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適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適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適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適写《习学记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叶適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適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適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记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適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记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②。
　　至于说叶適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適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② 《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③ 《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① 《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13《子部十·习学记言》。
　　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①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① 参《朱子语类》卷122。
　　第五十五章李清照朱淑真第一节李清照历尽人间甘辛的一生李清照（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字文叔，熙宁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博学工文著称。母王氏也知书善文。受家学熏陶，李清照博闻强识，精通书史，“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①，早年所作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颇得时人好评。
　　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清照与吏部侍郎赵挺之幼子，太学生赵明诚结婚。赵明诚（1081—1129），密州诸城人。以荫仕后，初在东京任职，除鸿胪少卿。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卒，次年李清照随丈夫归居青州（今属山东）故第，屏居达十年之久。宣和中，赵明诚出任莱州（今属山东）、后调淄州（今淄博西南）知州。
　　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恩爱美满，生活优裕。夫妇俩志同道合，共同致力收藏金石古器、名人书画、历代图籍。李清照协助赵明诚整理考订彝器、碑铭，并进行研究，编撰《金石录》。平时，常以所藏文物自娱，诗词唱和，情深意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等著名词句，即是她当时的生活写照。
　　靖康元年（1126），金军南下，北方陷于战乱。次年，赵明诚奔母丧赴江宁（今江苏南京），高宗即位后，起知江宁府。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也避乱至江宁，她感叹“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及对朝廷苟且偷安的不满。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移知湖州（今属浙江），驻家池阳（今安徽贵池）。他只身赴建康（时江宁已改名建康）听命时，不幸病故。李清照殓葬了丈夫后，前往临安投靠弟弟李沅。大约这时发生了陷害她的“颁金”案，又值金兵南下，南宋朝廷一路败逃，她随着高宗南逃的路线辗转避乱。先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至明州（今宁波），又经奉化（今属浙江）、台州（今临海）入海，再经温州返回越州。多年的文物收藏或亡于战火，或被人盗掠，散失殆尽，境遇十分凄凉。大约在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移居临安，经过数年，“颁金”案之冤亦于此时洗涮清楚。据宋代文献记载，她再适张汝舟，仅数月旋离异，后世学者对此事尚有异议。①李清照的晚岁是在凄凉孤苦中度过的，但她对国事仍很关心，并一直进行着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绍兴三年（1133），她作诗送韩肖胄、胡松年使金。四年，她写作了《打马图经》及“自序”，又对《金石录》作最后的笔削整理，写下了著名的《金石录后序》，后将书表上于朝。绍兴二十年左右，她以所藏米芾墨迹向米友仁求跋。李清照卒年约七十余岁。据今人考证推测，当在绍兴二十五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2。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灼《碧鸡漫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皆载李清照曾改嫁，但明清学者多持异说，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力证其未改嫁，目前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
　　年（1155）或稍后。①多才多艺，以词名著世李清照以多才多艺著称，她通书画善属文，工诗词，尤以词擅长，被称为南宋婉约派宗主。她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看，大致可以靖康前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的诗文，或谈史事，或论文艺，题材比较广泛。早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她以“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的诗句，提醒人们记取唐代天宝之乱的教训。她的《词论》是宋代重要论词之作，她提出了词“别为一家”的说法，强调音律和典雅，反对以诗为词。前期的词作多写自然风光景物和个人的离愁，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悠闲情怀。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等词，是通过描写寂寞的生活和抒发忧郁心情来表达对丈夫的深切眷恋，并较大胆地流露出自己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渴望。这对传统的伦理规范是一种冲击。故王灼《碧鸡漫志》评论说：“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
　　南渡以后，李清照后期作品有较明显的变化。所作诗文，多感叹身世，怀念故国，包含了较多对现实的关心，渗透着爱国感情，思想性有所提高。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诗句用咏历史人物斥责了当时“伪楚”政权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政策，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热忱和气节。在《打马图经》及“序”中，还提出了秣马砺兵，恢复中原的主张。
　　后期的词作也与前期迥别。当时，国破家亡的现实和凄凉悲惨的个人遭遇，使李清照陷于极度痛苦之中，于是她以词来抒发伤时忆旧、怀乡悼亡的感情，风格由清丽、缠绵转为深沉、悲壮。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等词句，寄托了对北方故国的怀恋；“元宵佳节，融和天气，..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转调满庭芳》）等词句，表达了对已往生活的追思。李清照晚年的孤苦寂寞也在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武陵春》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意况，《清平乐》写“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哀伤，皆使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浓重愁思。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清照的词作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而占有重要地位，后世论者将她推为宋代“婉约派”词家的宗主。她作词十分重视词的特殊格调和协律性，因而能独辟蹊径，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她擅长抒情，巧于构思，常选取一些生活片段填入词中，具体而细致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武陵春》即以“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来描写满腔的愁思。她也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具体生动的行动或事物，将抽象的内心活动形象化，如《永遇乐》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① 李清照的卒年今人考证详见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所附《李清照事迹编年》。语”写自己的情怀，《一翦梅》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述自己的相思，显得委婉、含蓄、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词风虽以凄婉为主，但偶作豪放之句，如《渔家傲》中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也使人如读苏轼、辛弃疾之词。李清照词的语言尤具特色，优美、精巧而不刻意雕琢，如以“宠柳娇花”，“绿肥红瘦”写花树，以“浓烟暗雨”，“风柔日薄”写天气，以“黄花瘦”拟人，皆很新颖、清丽，显示出遣词造句的创造性。又常以浅显明白的俗语入词，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等，皆信手拈来，便生出许多清新生动的情味。她精于音律，因而作词强调音乐美，十分注意“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论》），还讲究舌、齿音的交错和叠字的连续运用，如《声声慢》中一开始就连用了十四个叠字，其独创性为后人所盛赞。李清照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称其为“易安体”，历代都有人学习仿效。李清照诗文也有很高的造诣，如《金石录后序》一文，叙事、抒情十分优美动人。
　　李清照的作品在宋代分别有词集《漱玉集》和诗文集《李易安集》传世，但都已散佚。旧传《漱玉词》系后人所辑，如赵万里的辑本收词六十首。今人辑本如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收录各类作品较为完备。
　　第二节朱淑真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相传她祖籍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属一地，故有人称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钱塘，故又称钱塘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家境颇富。据她写的诗句，称家里不仅有东园（见《晚春会东园》），又有西园（见《春游西园》），①还有楼阁。她即住在西楼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较浓郁的文化气氛。她常与父亲把酒论文，吟诗作对。她在《寄大人二首》中感叹：“诗礼闻相远，琴樽谁是亲？”并期盼“把酒何时共，论文几日亲。”②她曾在出嫁后，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兴作诗，写道：“声声喜报鹊温柔，忽接芳缄自便邮。一尺溪藤摛锦带，数行香墨健银钩。倾心吐尽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秋”。③反映她在未出阁前，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虽是大家闺秀，但却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热闻田夫语有感》一诗，她写道：“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寄语豪家轻薄儿，给巾羽扇将何为！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④另一首《喜雨》，亦写道：“高田低田尽沾泽，农喜禾无枯槁伤。我皇圣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咸蒙滂沛恩，九州尽解焦熬苦。”①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2《晚春会东园》，后集卷1《春游西园》。
　　②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7。
　　③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④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⑤这些诗，都可表明她是个颇富正义感的不凡女性。
　　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极不如意，以致抑郁以终，铸成了她的悲剧。
　　如在《愁怀》二首之一中写道：“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①她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恶”，②而是个官员。朱淑真在《春日书怀》中写道：“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已无鸿雁传家信，更被杜鹃追客愁。日暖鸟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谩盈眸。高楼惆怅凭阑久，心逐白云南向浮。”③这里显然指跟着丈夫宦游，而远离父母千里，极不自由。另一首《寒食咏怀》，记述丈夫的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风流，丝管纷纷逐胜游。春向眼前无限好，思亲怀土自多愁。”④当时，宋金长期划淮为界，淮河一线，是双方重点设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断，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过自己的心事：“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⑤最后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个写得万首诗的丈夫，而事实上却嫁了个武夫，这就不能不是“鸥鹭鸳鸯作一池”了。后来，她乘归宁省亲之机，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丈夫。由于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写了许多抒发自己情感的诗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鸳帏不奈寒，起来霜月转阑干。闷怀脉脉与谁说，泪滴罗衣不忍看。”⑥正由于这种境遇，朱淑真终于抑郁以终。据说她去世时，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并没有太大的诗名，朱熹说过：“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①朱淑真也与魏夫人有交往。她写有《会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②据说，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1036—1107）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动在北宋哲宗徽宗时。而朱淑真当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与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时或稍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编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断肠诗集》，在此书的序中说：“比往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及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乃名其诗为《断肠集》。后有好事君子，当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诗存330 余首，⑤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①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9。
　　②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朱淑真“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其《西湖游览志余》又称“朱淑真其夫村恶..种种可厌”。
　　③ 《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④ 《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⑤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6。
　　⑥ 《朱淑真诗集》后集卷4。
　　① 《朱子语类》卷140。
　　② 诗见《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即《断肠诗集》，亦称《断肠集》；词存30 余阕，称《断肠词》。朱淑真诗词的成就可与李清照齐名。遗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记载，而朱淑真却没有。据说当时有临安人王唐佐为朱淑真写过一小传，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对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据她的诗作推知的。
　　第五十六章陆游辛弃疾第一节陆游半生游宦，半生奉祠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祖先本务农，后来读书做官。陆游出生后不久即逢“靖康之变”，金军南下，掳宋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父亲陆宰被罢去京西转运副使之职，携家南归，辗转流离。陆游9 岁时才回到故乡山阴。在山阴，陆游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到临安应考，名列两浙路锁厅试荐送第一。次年应礼部复试，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论恢复”，又名列权臣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大为秦桧所忌恨，故被黜落第。直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秦桧死后，陆游才得出仕。先授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入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绍兴三十三年（1162），孝宗即位，主战派的势力在朝廷有所增强，陆游以“善词章，谙典故”被荐。孝宗因对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赐进士出身，并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证所编修官。在此期间，他毫不掩饰自己主战的立场，并提出了许多抗金收复失地的策略。后因论龙大渊等人“招权植党”而忤孝宗之意，出任镇江府（今江苏镇江）通判，又调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张浚北伐失利，孝宗也转主议和，主战派势力遭到打击，陆游也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①的罪名罢官遣归。
　　乾道六年（1170），陆游起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免职数年，得到的是远州副职，去的又是僻远的山城，这一切使他感到伤怀。但是，一踏上旅途，他很快克服了失落感。取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经三峡入川，一路上观秀丽山水，探幽奇绝境，访先贤遗迹，采风俗民情，所谓“道路半年进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②。他且行且记，将一路闻见加上个人感慨，写成《入蜀记》6 卷。这次旅行，使他视野大为开阔，爱国信念更加坚定。乾道八年（1172），四川宣抚使王炎，邀陆游入宣抚使幕，任帅府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他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有机会亲临前线。他常不避艰险，来往于南郑与前沿军营之间，曾雪夜渡汉水，掠过金军阵地；也曾一连三天啃着荞麦饼，与士兵生活在一起。这段军旅生活，对他的后半生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到一年，随着王炎被调职，陆游也离开了南郑，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来到成都，后又在蜀州（今崇庆）、嘉州（今乐山）、荣州（今荣县）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职，几乎遍历蜀中。淳熙元年（1174）末范成大帅蜀，改任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回成都。淳熙三年（1176），因不拘礼法，被劾“燕饮颓放”而罢职领宫观，他不以为然，毅然自号“放翁”。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看到了陆游在蜀中所作诗篇印本，遂诏东还。此后十多年，陆游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担任监司和州官，虽然未能充分① 《宋史》卷395《陆游传》。
　　② 《剑南诗稿》卷2《水亭有怀》。
　　施展其政治抱负，但由于一再坚持抗金主张，为权贵所不容，始终不被重用。淳熙七年（1180），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发粟赈灾，被劾罢官。淳熙十五年回朝任军器少监，次年任礼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刻罢官，回山阴故里闲居。
　　绍熙元年（1190）冬，复以阶官中奉大夫、提举冲祐观，均为闲差，陆游时年66 岁。此后十余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领半俸，过着清贫生活。他虽人闲居，但日夜思念报国之心是闲不住的，他依旧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其间，绍熙三年（1192）封男爵，庆元元年（1195）题其书斋为“老学庵”。
　　嘉泰二年（1202），陆游又被召，恢原阶官提举宫观，任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参与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次年修撰完成，升宝谟阁待制，致仕。嘉泰四年（1204）封子爵。开禧三年（1207）封渭南伯，由此自号“陆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 年1 月26 日）病逝，享年85 岁。爱国诗人，壮心不已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少时闻父执议论国事，深受熏陶。从小就懂得民族压迫的苦难，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虽然退居林下，仍时时关心着国家兴衰、民族危亡，与朋友们谈到国家前途时，常食不下咽，悲不自胜。他们“或裂眥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①。这些长辈们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响着陆游，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成年后，陆游以“学者当以经伦天下自期”②来自勉。他的“喜论恢复”，显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迁，并没有使陆游的爱国热情稍减，仍时时准备为恢复中原出力。在陆游思想上，抗金恢复中原高于一切。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希望别人也应以国事为重，团结一致对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缠绵病榻之时，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③他临终时吟哦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与至死不泯的爱国热情。
　　诗人陆游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种诗体，尤擅七律、七绝。《剑南诗稿》存诗9300 余首。陆游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有人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从江西派入手，私淑吕本中，又师事曾幾，所作工藻绘，重技巧。中年起诗风改变，尤其是入蜀以后，诗境开拓，博大闳肆。晚年退隐家居，风格渐趋平淡。然而，无论诗风如何改变，鼓吹恢复，诋斥和议，一直是他诗歌的创作主题。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声。有时是对恢复中原的无限希望，有时是对偏安局面的无奈怅恨，有时是对误国君臣的愤怒控诉，有时是对国事日非的深沉叹息。由于严酷的现实，陆游抗战必胜的信念屡屡被打击，几乎幻灭。但他即使在极其抑郁、近于失望的心绪时写下的诗篇，也都是沉郁顿挫、感激豪放① 《渭南文集》卷30《跋周侍郎奏稿》。
　　② 《渭南文集》卷26《跋文武两朝献替记》。
　　③ 《剑南诗稿》卷26《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之作，因此，人们称陆游是继屈原、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描写田园和景物的诗篇也同样出色。晚年久居乡间，对农民的欢乐和疾苦都耳闻目睹。他以清隽流畅的诗句描写善良纯朴的农民生活，一年到头辛勤的劳作，自给自足的农家乐，他们遭受到的苛取豪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切。陆游的景物诗，或发思古之幽情，或表现明媚的风光，多清新俊逸，饶有韵致。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皆为千古名句。
　　陆游还擅长词作。他的《放翁词》存词140 余首。除《钗头凤》那样的诉说爱情之作外，更多的是表达爱国思想的。如雄壮悲凉的《诉衷情》，感慨遥深的《水调歌头》，意气风发的《秋波媚》，老泪纵横的《谢池春》，无一不是抒发自己的心声。著名的《卜算子·咏梅》，是用梅花的高洁和傲霜斗雪的品格，象征自己的坚贞气节和情操，哪怕有朝一日自己像梅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仍旧是其“香如故”，永远不改变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
　　陆游的散文也别具一格。其中《老学庵笔记》记述当时的风俗民情、朝廷典章以及传闻轶事，不仅内容丰富，可补史传之阙，而且行文流畅，修洁可诵。《入蜀记》是记古迹、叙风俗，指点江山，引人入胜，故时人就有“四海文章陆放翁”之说。陆游还长于史学，他曾参与撰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私撰《南唐书》18 卷，叙次简洁，为史著佳作。
　　由于陆游的经历曲折，命运多舛，转辗流离，接触社会广泛，而使他积累了深厚的创作基础，在诗、词、文、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充满激情的诗篇，不仅在当时鼓舞了爱国军民奋勇杀敌，也激励着人们反侵略斗志。梁启超所称颂的那样：“诗界千载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第二节辛弃疾由义军掌书记到封疆大吏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辛弃疾的出生地成为金朝的统治地区。他的祖父辛赞，当北宋灭亡时，因受家族拖累，未能脱身南渡，不得已仕金，曾任亳州谯县令、开封府知府，官至朝散大夫。但他时时眷念故国，常带领儿孙“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①。他对辛弃疾寄以殷切的期望，曾两次让辛弃疾至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侦察金人形势，以图恢复。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兴兵南下，欲图灭亡南宋，统一江南。这时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征调，纷纷起义反抗。时年22 岁的辛弃疾，毅然“鸠众二千”，奋起抗金。后率众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任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掌管义军大印。根据其时形势，为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耿① 辛弃疾：《进美芹十论札子》。
　　京命辛弃疾和贾瑞等人奉表南归，宋高宗在建康（今南京）接见了他们，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并让他们回山东向耿京传达南宋朝廷的旨意。但就在辛弃疾与朝廷接洽成功，准备返回军中的时候，义军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变故。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利诱下，密谋杀害了耿京，带领一部分人投降了金朝。辛弃疾等人行至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闻讯，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等50 人驰赴金营，其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酣饮，辛弃疾等人出其不意袭进金营，抓获张安国，在5 万金兵中带着张安国，摆脱追敌，急驰而归，献俘行在，后张安国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这一机智勇敢的行动，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正如洪迈所云：“壮声英慨，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①但是，作为“归正人”的辛弃疾，并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的真正欣赏和信任，南宋朝廷只安排他担任江阴军签判，一个并不能让辛弃疾施展其才能和抱负的职务。不久，宋孝宗即位，重用主战派人士张浚，进行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北伐，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由于主将之间的嫉功害能又自毁长城，导致符离大败，随后金宋签订“隆兴和议”。在此情况下，主和派势力又占了上风，但26 岁的辛弃疾不为所动，向宋孝宗上《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客观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提出了周密详尽的恢复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以后，他又向右丞相虞允文上了《九议》，再次陈述他的抗金方略。辛弃疾希望以此唤起宋廷君臣的抗金热情，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但是，在苟安成风的情况下，他的满腔热忱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经过深思熟虑的恢复中原大计如石沉大海，这使辛弃疾陷入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之中。
　　从乾道四年（1168）年始，辛弃疾先后担任过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职，在平定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之后，又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频频的调动与升迁并没有使辛弃疾感到舒心与满足，他日夜渴望的是驰骋沙场，弯弓杀敌，收复失地。但在小人当道、国事日非的时候，他的愿望不仅不能实现，反而因在地方上大刀阔斧地整顿、创置“飞虎军”等事，妨碍了权贵们的利益，淳熙八年（1181）被交章弹劾，以“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等罪名，罢去所有职务。他到上饶城郊带湖去闲居，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后领宫观闲差。在上饶一住十余年。在此期间，他与郑汝谐、杨民瞻、陈亮、韩元吉等交往，或慷慨激昂，极论世事，或长歌相答，情意深长。同时，他还与朱熹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在“庆元党禁”时，他不顾禁令，常到武夷山看望朱熹。朱熹病死，他写词悼念，还亲携祭文前往吊祭①。
　　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等职，其间一度归朝任太府卿，又被劾罢官奉祠，庆元二年（1196）自上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期思瓢泉。嘉泰三年（1203）再度被起用为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次年差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三月，正当他在镇江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所荐非人将他连降两级阶官。同年六月，改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不久又被劾奉祠归铅山。一连串的打击使辛弃疾心力交瘁。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欲对金用兵，急调辛弃疾，但此时他已卧① 洪迈：《文敏公集》卷6《稼轩记》。
　　① 《宋史》卷401《辛弃疾传》。
　　病在床，不久便与世长辞。
　　爱国词人，风格豪放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可是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然而，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而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
　　辛弃疾词现存600 余首，数量居宋代词人之首。作品体裁多种多样，风格富有变化，内容极其丰富。而以抗金御敌、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为中心主题，也是所有词作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在这些词篇中，可以感受到词人对北方故土深切怀念，可以感受到吊古伤时，深沉的家国兴亡之感。投身于时代激流的辛弃疾把词作为呼吁恢复、激励抗金的武器。当南宋军民取得军事胜利时，他赋词赞颂；当有朋友赴召或升迁时，他赠词激励他们为恢复中原大业尽力献身。当然，更多的是抒发他个人的报国之心声，倾诉自己驰骋疆场的渴望，表达他“马革裹尸当自誓”的决心，发泄他报国无门的不平之气，写尽他壮志难酬的无限悲愤。词中还对南宋主和派屈辱妥协给予尖锐批判，他揭露主和派的误国罪行，谴责得势佞臣对有志之士的迫害，鞭挞昏君庸吏对亡国之恨的麻木不仁..。无论是慷慨激昂的战歌，还是壮志空怀的悲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辛弃疾的爱国情操。
　　从艺术风格而言，辛词继承苏轼诗风，以慷慨雄奇，沉郁苍凉之作为主，为豪放词派杰出代表。辛弃疾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龙腾虎跃，生气勃勃，不作“妮子之态”。他写山水自然景物，清新之外，也着意于雄浑、冷峻，显得境界开阔，具有动态之美。其语言丰富、大胆，往往采用散文语言或自铸新词，呈现出汪洋恣肆、五光十色的艺术效果。辛词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除了豪放、壮烈，清雅委婉的词作也常常在他笔下出现。这些词，或情致缠绵，或词意婉约，又往往是柔中有刚，刚柔兼具。如《清平乐·村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田园诗，风格清新，描述生动，引人入胜。《祝英台近·晚春》抒离情别绪，也同样宛转凄惶，哀怨动人。著名的《青玉案·元夕》虽写幽怨闲情，却寓意深刻，其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句，更是脍炙人口，千古绝唱。他的成就不仅影响了南宋词坛，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正如清四库馆臣所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①词之外，辛弃疾的文也值得称道。他的政论文与词一样，笔势磅礴，充满豪情。他能用形象的比喻，有力的证据，严密的论证，和鞭辟入理的分析，使他的文章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因此，后人视他为南宋时期政论文的大手笔，只是为词名所掩，不为人熟知。
　　① 《四库总目提要》卷198。
　　第五十七章姜夔吴文英第一节姜夔寄人篱下，落魄一生姜夔（约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少随父宦游，曾居湖北汉阳。父亲去世后，依姊居于汉川。淳熙三年（1176），22 岁的姜夔到扬州、合肥一带客游，飘泊多年，未得知遇。有诗云：“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是他这一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淳熙十三年（1186），他游长沙，结识诗人萧德藻，萧氏十分赏识他的文才，将侄女嫁给他，并携之同寓湖州（今属浙江）。因居所近苕溪弁山白石洞天，友人潘柽便赠其“白石道人”称号。
　　这期间，由于萧德藻的介绍，姜夔先后与杨万里、范成大相识，诗词酬唱，成为知交。又常往来于皖、苏、浙各地，与张俊之后人张鉴、张镃和尤袤等名流交游。其时之文人雅士如楼钥、叶适等，皆爱其文才，与之往来。①庆元三年（1197），姜夔向朝廷进《大乐议》，论雅乐，为朝中乐官所忌，未被采纳。五年，他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得到“免解”的优待，但参加礼部考试，又未第。他一生未仕，以布衣终老。啸傲于江南湖山之间，自标高致，凭藉才学，靠友人资助为生，过着典型的江湖游士生活。他好学、好客，为人洒脱不羁，“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①。42 岁时，他移家临安西湖之滨，依张鉴而居。张鉴、张镃兄弟谢世后，他旅食于浙东、嘉兴、金陵间，晚年生活极为贫困。约于嘉定十四年（1221），因中风卒于西湖。贫不能殡，靠吴潜等人资助，落葬于钱塘门外的西马塍。
　　南宋婉约派词宗姜夔早年以诗才知名。最初他学江西诗派，虔诚地师法黄庭坚，至“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的地步。后来，他意识到“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②，于是跨出江西诗派，转学晚唐隐逸诗人陆龟蒙，并以晚唐诗风来改造江西诗派，力求创出自己的风格。他的诗，除了讲究句法、措辞以外，还追求“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自然高妙”③的境界，力求天机自得。因此，他的诗大多清峻峭拔，韵味无穷。
　　代表姜夔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高成就的，是他的词作，在南宋词坛上，他与辛弃疾、吴文英鼎立而三，是“清空”词派的代表作家。姜词在讲究格律、音节谐美，炼字琢句、用典咏物等方面都与周邦彦一脉相承，但其婉约缠绵的词风中融进了江西诗风清劲瘦硬的优点，因此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姜词现存84 首，几乎皆为精思力作。其中记游、感遇、伤乱、怀旧、送①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卷下。
　　② 《白石道人诗集·自叙》。
　　③ 《白石道人诗说》。
　　别等题材占了大多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贫困疲惫的流落者所抒发的凄婉低沉之情，也可以看到襟怀洒落的名士在名山胜迹中的超脱。有难以排遣的爱情回忆，也有哀感动人的挚友离情，更有对国事日非的感慨与悲伤。尤为著名的是《暗香》、《疏影》二首，或慨叹自己身世飘零之恨和伤离念远之情，或抒发自己对国家兴亡的关心，皆借梅花托意，意境深远，被人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姜夔在晚年，受辛弃疾的影响，也写过一些较为雄健的作品，但其生活态度决定了不可能像辛词那样奏出使人振奋的时代强音，更多的是触目凄凉情调与无可奈何的感怀叹息。他的词结构完整，音律和谐，技巧精湛，比兴深婉，能以多种手法显出神韵，具有“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风格。
　　姜夔不仅工于诗词，还精通音乐，在乐理上自成一家。他在庆元三年所进的《大乐议》及《琴瑟考古图》中，论列古今乐制问题，指出当时宫廷音乐存在诸多不谐和不合理之处，并提出多项建议，如确立音高的统一度量，作为乐器之准；大乐应恢复古乐十二宫，勿杂胡部；登歌应与奏乐相合等等。这些建议，见解独到，惜遭人妒忌，未被采纳。越两年，他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终于得到了承认。他创制了不少新的词调，称为“自度曲”。又记录了一些旧曲，并为之配上歌词，有的还注明指法。其中《扬州慢》、《杏花无影》等十七首均自注工尺旁谱，均保存在词集《白石道人歌曲》中。这十七首配有工尺旁谱的词是800 年前传承下来的唯一的宋代词和乐谱的合集，为研究宋代诗词音乐和记谱法的珍贵资料，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姜夔还精赏鉴，擅翰墨。宋人说他书法得魏晋古法，运气遒劲，波澜老成。其论书之作《续书谱》，多为实际经验的甘苦之谈，历来为学书者所重。姜夔不满唐人平正划一的书风，追求魏晋书法潇洒飘逸的情趣。他把字的气韵归结到人的神情上去，认为书法的美感基于人的品格修养与创作时的客观条件，将“人品高，师法古”列为追求书法神韵气格的首要条件①。他理想的书法，应具有疏散恬淡，自由放逸，超尘绝俗的美感。在用笔与结体上，他也反对唐人的千篇一律与刻意求工，力求灵活变化，反映了他尚真求变的论书宗旨和自然洒脱的审美理想。
　　第二节吴文英权贵门客吴文英（约1200—1260）②，字君特，号梦窗，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由于《宋史》与地方志中都没有为他立传，因此有关吴文英家世生平不详，只能从他的词作与其他零星记载中得知一二。据后人推测，吴文英本姓翁，与翁逢龙、翁元龙为亲兄弟，可能是过继给吴氏而改姓吴。吴文英年轻时喜工文词，却无意于科举。他乐以词人和江湖游士的身份① 《续书谱·风神》。
　　② 关于吴文英的生卒年，夏承焘在《吴梦窗系年》中推断生于1200 年，卒于1260 年，一般文学史多从此说。陈邦炎在《吴梦窗生卒年管见》中推定生于1212 年，卒于1272 年到1276 年之间（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1 期）。另外张风子、杨铁夫、刘毓崧诸人亦有不同推测，皆难成定论。与人结交，交游很广。从其著作《梦窗词》中考察，与他有词作赠酬关系的就有60 多人，包括有文人、政客、普通市民与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人物。他与施枢、方万里、冯去非、沈义父等皆为笔缘之友，晚年又与周密结成忘年交。他还结交一些显贵，充当他们的幕僚。理宗绍定年间，他游幕于苏州转运使署，为提举常平仓司的门客，长达十年之久。淳祐年间，他来到临安，出入于两浙转运使判官尹焕、史弥远孙子史宅之、参知政事吴潜及后为右丞相的贾似道等人门下，赋词唱和，过从甚密。晚年在绍兴，又旅食于宋度宗之生父荣王赵与芮府中。①在这些权贵中，他与吴潜的交谊较深。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历官兵部尚书、浙东安抚使等职。淳祐十一年（1251）与开庆元年（1259）曾两度入相。后为贾似道诬陷，被劾贬谪，卒于谪所。他与吴文英之兄翁逢龙为同年进士，由于这层关系，他与他们三兄弟皆有交谊，与吴文英尤多唱和之作。吴潜的品格，他对国事的忠悃，对吴文英有很大影响。吴潜任参知政事时，吴文英为其幕僚。吴潜的被贬被害，使吴文英极为痛心。慑于贾似道的淫威，不敢公开悼念，乃以“过先贤堂”为名，写下《西平乐慢》一首，以慨叹之声，发伤感之情，以寄哀思。
　　至于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是最为后人非议的。贾似道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而吴文英曾与他有较深关系。现存《梦窗词》中，有四首是赠贾似道的。围绕这四首词，人们对吴文英的品格与操行发生了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吴氏四词均作于淳祐六年（1246）至十年间，是贾似道制置京湖，未肆骄横之时，此后直至吴文英去世，未见有投赠之作，这是因为他见贾似道专擅之迹已彰，又诬陷排挤了吴潜，故与之疏远乃至绝交。因此，这四词与吴文英投献其他权贵的词作一样，是酬酢之作，无可非议。另一种意见认为，四词中的《金盏子·赋秋壑西湖小筑》是在贾似道入朝以后所作，其时吴潜已为贾氏所害，而吴文英仍与贾有往来，作词吹捧他，其人品性可知。当然，也有人认为，即便这首《金盏子》是作于贾似道入朝之初，但也只不过是从表面歌颂贾似道的名位声望以及他粉饰着的苟安的升平而已，其中没有谄佞干求的言语，所以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只是一种酬应关系。以词章出入侯门，本是当时的风气，吴文英既为词人，以词作结交权贵，并以此为生，在宋代并非独一无二的。况且他并不以此希求仕禄，更不肯趋附钻营，虽出入于侯门，仍然潦倒终身，无法逃遁“困踬以死”的结局，故仍不失为一个狷介自好之士。①协律、求雅“梦窗词”
　　总观吴文英的一生，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活动可言，游历范围也大致局限于江、浙两地，他之所以在南宋驰声传名，主要是由于他那些哀艳动人的词篇。吴文英的《梦窗词》存词三百余首，在南宋词人中仅次于辛弃疾。其内容除部分酬酢之作外，有不少是抒发“绵绵长恨”的恋情词，其中著名的长篇《莺啼序》，极言相思之苦，所表达的低回缠绵、生死不忘之情催人泪下，其艺术感染力远非那些描写幽会欢情的艳词可比。在措词、用典、结构上无不刻意求工，因而在古今长调中享有极高声誉，广为后人传诵。
　　① 夏承焘：《吴梦窗系年》。
　　① 夏承焘：《梦窗晚年与贾似道绝交辨》，载《唐宋词人年谱》。
　　恋情词以外，《梦窗词》中还有不少哀时伤世的作品。吴文英生活的时代，元已代金而起，南宋政权已岌岌可危。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吴文英既不能奋起呐喊，只能通过写景咏物，伤今感昔，表达对国事的忧思。在他的词中，或伤戚宋室的衰微，或隐喻南宋君臣的偷安，或描写山河的凋敝荒凉，或痛悼被迫害的忠臣良将。同时，又夹杂着对人世沧桑的感叹，把家国之感与身世之痛融为一体，其沉郁哀伤之情随处可见。当然，较之于陆游、辛弃疾等人的爱国诗词，吴文英的忧怀国事之作显得苍白、消极。
　　在词的创作上，吴文英主要师承周邦彦，重视格律，重视声情，讲究修辞，善于用典。沈义父曾把他的词法概括为四点：一是协律；二是求雅；三是琢字炼文，含蓄不露；四是力求柔婉，反对狂放。①这一艺术风格决定了“梦窗词”难以反映重大主题，而多浓艳芬菲的词境，这也是南宋婉约词派的共同特点。但在表现手法上，“梦窗词”具有打破传统的层次结构方式、转换自由、跳跃性强、现实与想象杂糅的特点。
　　对于“梦窗词”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评价不一。褒美者说“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梦窗之妙，在超逸中见沉郁”。贬之者则曰“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梦窗词”虽然有雕琢太过、词意晦涩以及格调不高的缺点，但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南宋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值得肯定。
　　① 沈义父：《乐府指迷》。
　　第五十八章郑樵马端临第一节郑樵厉志苦读，通百家之学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自号溪西遗民，学者称为夹漈先生。父郑国器是太学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时郑樵16 岁。他护父丧回莆田。此后，郑樵在家乡夹漈山筑室厉志自学。他家境贫寒，但在学习上却是“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讽诵不绝”①。家中没有书，便向当地藏书丰富的人家借书读，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在治学上他兴趣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方书、校雠、目录等各个门类的学问都加以探索。与他在一起读书的还有从兄郑厚。
　　郑樵注意把书本知识学习和实际观察结合起来。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为学习天文知识，他是一面读《步天歌》，一面观察星象，“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①。为了认识动植草木的状况，了解草木虫鱼的情性，他向有实际知识的人学习，“与农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②。
　　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胸无伦类”的儒生令人生厌。
　　郑樵的“六书”说在文字学史上是一家之言。他写的《尔雅注》保存下来，受到历代学者的好评。在等韵学上，郑氏的《韵图》成就是今天可考的最早的韵图。关于文献校雠类例主张，一直受到学人的推崇。他在目录学上的十五分类方法及其著录书籍之丰富，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春秋》的看法、对自然灾异的现象的认识，含有科学的因素。在动植草木等方面，他的认识受到世界上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重视。郑樵在这许多学术领域内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不但对这些学科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成就他的史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郑樵生活在宋代多事之秋，靖康二年（1127）金灭北宋，掳徽钦二帝，“天子蒙尘，苍生鼎沸”，这对郑樵、郑厚兄弟刺激很深。二郑是有血气的青年人，这一年，宋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二郑上书给江常，申述报国之志，但是没有结果。后又上书宇文枢密，也就是宇文虚中，希望得到他的引荐。其时朝政腐败，宇文虚中落职奉祠，无法给二郑以帮助。郑樵结识当时的抗① 《郑樵文集》卷2《献皇帝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
　　① 《通志·天文略·天文序》。
　　② 《通志·昆虫草木略·序》。
　　金名将如李纲、韩世忠，《宋史》本传说：“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①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诏献书。次年，郑樵风尘仆仆千里，将自己所著的书献上朝廷。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绍兴十八年二月，朝廷曾授郑樵以右迪功郎，但实际上，郑樵并没有接受。绍兴二十七年，王纶荐郑樵，还称郑樵为“布衣”。二十八年，高宗召对，特补右迪功郎。郑樵献书，一是希望自己的著述能被朝廷收藏。二是避免因为是“私修国史”而遭受迫害。当时秦桧当政，政治黑暗，不断以“私修国史”为罪名，迫害士人。三是希望能有机会进入朝廷的馆阁中，阅读书籍，得到一点资助，以完成修一部通史的愿望。
　　郑樵在献书以后，仍回莆田讲学授徒。朝廷几次引荐，均被郑樵婉拒。
　　绍兴二十八年，高宗召对后，差监潭州南岳庙，给笔札资助郑樵抄所著《通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郑樵再一次赴临安献书。此时金人再一次南下，高宗幸建康（今江苏南京），郑樵未能见，留守临安干办公事。次年，高宗返临安，命郑樵进所著《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59 岁。
　　郑樵著述在千卷以上，地方志的“艺文”类还保存着所著书目，虽大部分散佚，但多数内容收在《通志》中。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尔雅注》，《夹漈遗稿》3 卷（因遗漏错讹较多，吴怀祺作了校勘，并增补一些佚文，是为《郑樵文集》）。顾颉刚将郑樵的辨《诗序》的文字收集起来，使郑樵《诗辨妄》一书大部分内容得到恢复。
　　《通志》《通志》200 卷，是我国现存继司马迁以后又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各略的《序》是郑樵力作，是郑樵史学思想精华所在，《通志》其他部分也能看出郑樵的卓识。
　　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一是会通思想。《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①历史是一个有因依相关的过程，因此写史不能割断历史前后的联系。班固的《汉书》受到他的批评，就是因为断汉为代，“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会通观点另一点要求是写史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
　　二是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他认为以天人感应的灾异说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人间的祸福与天象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三是反对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写史。搞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他认为不能在写史中任情褒贬；只要史实写清楚，后人通过对史事的了解，自然会作出评价。历朝史书攻击对方是“贼”、“寇”；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史书中称北方是“索虏”；北方则称南方是“岛夷”。这些都是错误的。
　　① 《宋史》卷436《郑樵传》。
　　① 《通志·总序》。
　　四是实学主张。郑樵认为写史和治学要讲求实用，否则就是一种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史书应该记载“国之大典”的材料，他强调要重视写谱（表）、图以及注意应用金石资料，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五是类例主张。应当如同带兵一样，要以类例的办法研究学问。所谓类例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要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郑樵的学术批评凌厉，招致非议。《宋史》本传说他“独切切于仕进”，是诬词。郑樵在《总序》中对科举的利禄之途加以批评，一生多次拒绝引荐。郑樵在上书中请求入三馆四库中，是为搜求材料。对郑樵的学术批评，有的说是“好为大言”，有的说是“贼经害道”，但这只能从另一角度说明郑樵学术思想具有一种清新意识。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诸篇中阐明郑樵学术精神的意义。梁启超称他是我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这三大史学思想家是刘知幾、章学诚、郑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第二节马端临学术渊源与时代变动马端临（1245—？），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饶州路刊刻《文献通考》时，年69 岁。
　　马端临家学渊源深厚。父马廷鸾字翔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甘贫力学”①。后来他回忆说：“绍定之元，先人即世，兄才九岁，弟甫四岁，我生七年，亦未毁齿，母抱群雏，家徒四壁，画荻而教。”②成年以后，马廷鸾被乡人聘为童子师。淳祐七年（1247）登进士第，调池州教授。宝祐年间，因试策中直言“强君臣，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由此得罪权臣厉文翁、内侍董宋臣等。贾似道当道，他也不趋附。咸淳三年（1267），除同知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咸淳五年，进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视他为异己，咸淳八年，廷鸾“九疏乞罢政”。马廷鸾对马端临的影响，一是在修史方面。马廷鸾也讲灾异，但意图是希望度宗实施好的政策，以壮人才之精神；虚心容纳，以植人言之骨干，“念邦本而以公灭私，严边备而思患豫防。”马廷鸾著作颇多，其史学著作是《读史旬编》，有38 帙。据马廷鸾说，此书是“始以备遗忘，授儿曹而已”。是给子辈讲授之用的。宋亡以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正式开笔写作，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四年以后，马廷鸾去世。马端临说受到父亲的熏陶，“业绍箕裘”，“趋庭答问”，努力继续父亲的事业。《文献通考》中保存了马廷鸾对历史的评论，即“先公曰”的内容。他对父亲的评论又作了发展。二是在学风上，马廷鸾表现出一种综罗文献的学术风格，读经研史，① 《宋史》卷414《马廷鸾传》。
　　② 《碧梧玩芳集》卷20《祭亡弟总干文》。
　　诵诗文，汇经史百氏嘉言善行①，这是南宋后期学术上的一种风尚，《文献通考》明显地带上这样的学术印记。
　　马端临的老师曹泾，对马端临同样有重要的影响。曹泾为朱熹学脉的传人，为“晦翁续传”，“诣朱子学”②。因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历史问题如封建、井田等，很多看法同朱熹接近。所不同的是，马端临在议论中又有发展，有的地方夹杂了“心学”的痕迹。这正是南宋后期理学变化中朱陆门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南宋灭亡时，马端临年仅23 岁。这位年轻人在历史大变动之际，对时局震荡的感受是很深的。咸淳九年（1273），他虽曾漕试第一，但决心不仕，以变通的思想来总结历史，总结两宋灭亡的原因。父亲死后，他作过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路儒学教授。
　　《文献通考》史学巨著《文献通考》348 卷，计有24“考”。二十四考是：《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及《四裔考》。其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贯穿古今，会通历代典章制度，博加考察。门类较杜佑《通典》详细，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记载了自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其中有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内容，有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构的内容，有关于礼、乐的材料，有关于历代纪元和国家组织形式变迁的内容，也有关于天象、地理等方面以及民族、边疆方面的内容。全书首列《田赋考》，体现出马端临的卓越见识。
　　《文献通考》对宋以前的历史作了全面的总结，而且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看法。在事实上他把历史划分出不同阶段。各《考》一以贯之地体现出这样的观点。第一阶段是太古时期，即三代以前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夏商周三代。第三阶段是秦汉以后的历史，与前两个阶段有明显的不同。前两个时期的社会“有公天下心”，秦、汉以后，社会“无公天下之心”。“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皆视为已有。”①所以，秦汉以后，封建井田制度无法实行。关于封建井田的议论，明显带有心学的印痕。马端临认为历史的发展受“势”支配，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②历史发展的“势”又为“利”所支配，能这样认识历史的人，才可以说是具有通变的思想。他指出：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行之，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①50000528_1866_0① 《碧梧玩芳集》卷15《书课历序后》。
　　② 《宋元学案》卷8。
　　① 《文献通考·自序》。
　　② 《文献通考·自序》。
　　所以他认为对于封建井田一类的问题，要认识到“返古实难”，应当“知时适变”。后代不能照搬古代的“良法”，用恢复封建、井田的办法，去解决社会危机。这是从历史中得出的认识，也是他思考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结论。由于马端临身受亡宋之痛，所以他对南宋统治者，时有愤慨的批评。他揭露了宋代三百年的腐朽统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关于王安石变法，马端临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从根本方面说，他赞成变革，但他认为“经邦稽古”应当“知时适变”。总的来说，这与王安石变法的精神相通。
　　《文献通考》一书，在编纂学方面很有特色。全书有“文”，有“献”，有“考”。“文”是文献网罗与考订。“献”是指前人的议论、前人的评论。批评只要有可取的地方，都收录下来。这些评论主要是论述历史的得失，也有掌故的考订。“考”主要是马端临的看法。就全书来看，“考”包括这几部分，一是全书的《自序》，各考前的《序》，以及《考》中的《按》语。马端临对历史的见解，通过材料编排和自己的议论而贯穿全书。所以《文献通考》在内容与形式各个方面都可称是完美的史学巨制。
　　第五十九章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第一节李焘长于吏治，关心民情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之丹稜（今属四川）人。《宋史·李焘传》谓：“焘性刚大，特立独行。早著书，（秦）桧尚当路，桧死，始闻于朝。暨在从列，每正色以订国论。张栻尝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这一评价概括了李焘的志趣人品。绍兴八年（1138），李焘24 岁，中进士，调成都府华阳县主簿，拟嘉州军事推官。他没有赴任，而是在龙鹤山巽岩读书。绍兴十二年，赴华阳主簿任，李焘仕途不畅。李心传谈到李焘仕途遭遇时，说出其中的原因：秦桧当权，“尝遣人谕意，欲得焘一通问，即召用之，（李）焘恶其误国擅权，迄不与，坐此偃蹇州县，垂三十年”①。绍兴十七年，丁父忧；绍兴二十年（1150），他36 岁，服除，再注雅州军事推官。在雅州任上，他反对郡守一类用私情背公法的人；总领财赋，反对加重百姓的负担，张浚称他有台谏之风。绍兴二十四年（1154），改宣教郎，知成都府双流县，他勤于政事，及时审理案件，颇有政绩。知荣州，治水有成效。隆兴二年（1164），他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弹劾有劣迹的守令四人。当地的州县横征暴敛，李焘选官置局，括一道财赋，列其名色，使有无相补，酌三年中数为准，遍示官吏，更定名为《科约》。后来他至江西，也是按照《科约》规定的办法，整理一路财赋。乾道三年（1167）李焘53 岁，召赴行在，八月入对，陈上宋太祖故事，希望孝宗效法，并请求增置谏官，允许六察言事。又说，军兴三十年来，四川赋税一钱，折变百之，希望从此不要再增多。他主张严格简汰蜀兵，禁大将毋张虚籍、掊部曲。
　　淳熙三年（1176），李焘62 岁，进《四系录》，记女真、契丹起灭事，意在希望孝宗不要忘记边患。孝宗读后说：“朕可一日忘此虏哉！”淳熙十年（1183），召对延和殿，读《陆贽奏议》，李焘又摘录唐朝李贽言论中适合南宋情况的数十事，劝孝宗力行；指出人主要修人事，不要相信所谓的天应，说：“功业见乎变通。人事既修，天应自至。”
　　李焘长于吏治，关心民情。洪遵、周必大等屡荐，终未获大用。后以敷文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一年（1184），在临终前，李焘还口授遗言，上表说：“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他希望孝宗要如同宋代先世太祖那样来治国，振兴朝廷。
　　仿《资治通鉴》纂修《长编》李焘一生著述弘富，《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正式写作时间，应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时年40 岁。他在知成都府双流县任上，在公务之外，“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七月戊戌。
　　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①。实际上这部著作纂修时间，应该更早一些。淳熙九年（1182），他说为修此书，“网罗收拾垂四十年”②。以此上推，当在读书龙鹤山以后不久。
　　李焘自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先后四次上进此书。隆兴元年李焘在知荣州任上，进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开宝九年，计17 年，为书17 卷。时，李焘49 岁。乾道四年（1168）又进上已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108 卷，写成175 册和《目录》册。在《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他说：臣诚不自揆度，妄意纂集，虽义例悉用（司马）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然而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顾臣此书，讵便可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庶几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
　　可知此书在编纂方法上是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这一年，李焘54 岁。淳熙元年（1174），李焘年60 岁，他又进神宗朝《长编》，自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计417 卷。
　　淳熙三年（1176）李焘擢为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兼权实录院同修撰。
　　朝廷意在专付李焘以史事。
　　淳熙四年徽宗钦宗二朝《长编》编成，孝宗称赞他“无愧司马光”①。北宋“一祖八宗”至此完篇。但李焘仍在不断地修订重编。完成修订工作一说是在淳熙七年，一说是在淳熙十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为是淳熙九年。以事理度之，这样一部卷帙浩大的著作，根据孝宗的要求，进行增损的内容达4400 余条，绝不是一、二年所能完成的，应该是开始修订为淳熙七年，九年“重别写进”，完成在淳熙十年。重编的《长编》为980 卷，记北宋168年史事，另有《修换事目》10 卷，《举要》68 卷，《总目》5 卷。共计1063卷。凡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墓志铭、行状等有关资料，无不广收博采。其中分注考异，详引他书，保存了大量史料。
　　原书世鲜传本。由于原书卷帙繁博，刻写有困难，流行诸本，也是节录本，详略互异。明代修《永乐大典》曾把《续资治通鉴长编》绝大部分内容收入。清人开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该书，厘定为520 卷；原书全貌虽未恢复，但主要内容已经收入。中华书局1976 年开始整理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1986 年整理完毕。1993 年全书34 册（520 卷及目录）全部出齐。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最初动机，是要整理北宋九朝史事。他说：“臣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霄、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①可见李焘修史，最初兴趣在文献的网罗整理及考订。
　　① 《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载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6。② 《文献通考·经籍考》。
　　① 《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
　　① 《文献通考》卷193。
　　《续资治通鉴长编》选材上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编纂过程也是按长编法进行，先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李焘对史料进行考订，也是遵司马光的考异法，所以时人评说李氏之书是“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李心传语）。“大略皆温公旧规”（陈振孙语）。
　　李焘从形式上继承了司马光史学，但与司马光作史旨趣略有差异，司马光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为编年一书”。李焘说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因此，李焘认为他的书不敢称作《续资治通鉴》，只能称作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李焘以四十年之精力，撰成近千卷的当代史，为治宋史之要籍。《长编》行文简洁，颇有章法，虽无“史臣曰”之类文字，但叙事中有识断；材料增删，见其用心。此书为史林中之精品，足以传世。李焘著述还有多种：如《易学》5 卷、《春秋学》10 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1 卷；《文集》50 卷，《奏议》30 卷，《四朝史稿》50 卷，《通论》10 卷，《南北攻守录》30 卷，《七十二侯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3 卷，《历代宰相年表》23 卷，《唐宰相谱》1 卷，《江左方镇年表》6 卷，《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三衙将帅年表》各1 卷，《本朝事始》2 卷，《建隆事辨》、《赵普别传》、《科场沿革》、《集贤学士》并《赐带典故》各1卷；范、韩、文、富、王、欧阳、司马、三苏及六君子年谱各3 卷。另有文字音韵等方面的著作。近人辑出李焘八十余篇文字。
　　第二节李心传推迹兴废，有志修史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
　　父李舜臣，字子思，8 岁能属文。“少长通古今，推迹兴废，洞见根本，慨然有志于天下”。绍兴末，著作《江东胜后之鉴》10 篇，不仅体现他的史识，也反映了“恢复之志”。治《易》颇有心得，以所著《本传》33 篇为朱熹称道。①李心传出生的那一年，即乾道二年（1166），李舜臣中进士，在对策中“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因此得罪了考官，绌下第，调安仁县主簿。后知德兴县，尚风化，常诣县学讲学，邑人皆称“蜀先生”。李心传受到父亲很深影响，十四五岁时，就立下修史之志，后来他回忆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秘，退而过庭，则获剽闻名卿士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①50000528_1873_0李心传少年的经历和见闻，为他日后修史提供了条件。而关心天下，辑录文献掌故为他修史准备了资料，诸多方面使李心传成为“有史才，通故实”②① 《宋元学案》卷30。
　　② 《宋史》卷438《李心传传》。
　　的学者。
　　庆元二年（1196），弟弟李道传中进士，而李心传在科场上却不得意，早一年，他也荐于乡，然未中，“于是绝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嘉泰二年（1202），写成《建炎以来朝野要记甲集》20 卷。嘉定元年（1208），时年43 岁，进《高宗要录》（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 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嘉定九年，《建炎以来朝野要记乙集》20 卷成书。另外，有《旧闻证误》15 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仅4 卷）。绍定四年（1231），他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人的推荐，入史馆，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端平元年（1234）迁著作佐郎，诏无入议幕，许辟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1236）成书，召为工部侍郎。嘉熙二年（1238），迁秘书少监，国史馆修撰，修《实录》。次年，《中兴四朝帝纪》成书，因与丞相史嵩之不合，出官，奉祠居湖州。淳祐三年（1243）病卒，终年78 岁。
　　在此期间，李心传完成另一些学术著作，重要的有：52 岁时写的《丁丑三礼辨》23 卷；56 岁时著的《西陲泰定录》，“通为九十卷，仍用太史公表例，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60 岁时著的《道命录》，“载程子、朱子进退始末”，“参取百四十年间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还有《丙子易学编》、《诵诗训》、《春秋考义》、《读史考》等。
　　三部史著，成就突出李心传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写的三部著作上。这三部书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旧闻证误》。这三部书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要录》是编年体史书，《朝野杂记》的体例“实同会要”，两者关系“互相经纬者也”①。《要录》为“经”是主线，《杂记》为纬。《证误》是掌故文献决疑定舛，“所论北宋之事为多，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自朝廷制度，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②，因此此书可以看作为《要录》的补遗。当然这三部书中，《要录》又是李心传的史学代表作。这三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李心传史学的规模，也体现出他的治史的特点。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研究，重辑录当代文献掌故，成为“蜀中掌故之学”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学上的淹博贯通。所谓“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三是重视材料的考辨。
　　李心传的著史是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他修史是冒着风险的。有一段文字说明他这种情况。
　　客有谓心传曰：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孙盛作《晋阳秋》，而玄温谓其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关卿门户之事。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传矍然而止。
　　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铅椠纷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为己之学也。..粹而次之，谓之《乙集》。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81。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88。
　　①50000528_1875_0李心传以修史为“非为己之学”，心忧天下，闭户著书，完成一代史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 卷，记高宗一朝史事。吸收了《左传》、《汉纪》、《后汉纪》与《资治通鉴》在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编年系事，但又不为例所限。为了更好地把握史事，往往突破年月的限制。李心传说：“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以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②这里提出突破编年体裁的前提和要求：“详著”材料，“备其始末”，为“中兴事迹”张本。《要录》在“备本末”上有几种形式，一是详载史事来由或人物身世。二是史事首尾在时间上跨度很大，《要录》记载其关键性活动，首尾之事“牵连书之”；三是交待事情的结局。在编纂体例上，既有一定成规，又不为成例所拘。《要录》中的自注，都经过他精心安排，使史文与注文融为一体，成为史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避免了注中冗繁重复、轻重不当和不达作史之旨的弊病。
　　李心传在注中引用的材料，有书名可据的，近200 种。有《日历》、《会要》、《实录》、《国史》、奏状、诏旨、贺表、札子、墓志、家传、年谱、文集以及大量杂史、笔记等。有学者评论说：“宋自南渡后，史学盛行，纪述之事，最称该备，迄今存者固多，而蹐驳亦复不少，独李心传以国家、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①李心传自注补史的内容有几种情况：一是详载史事经过的；一是补录各种重要的奏疏、章表、诏旨，包括金人的檄文、诏谕；三是辑录各种制度、掌故方面的材料。同《资治通鉴》一样，李心传主要是辑录与军国大事有关的材料。
　　李心传考史是参考众书，求真去伪，择善而从。在考史上他有几条原则：传闻不取；讳饰、私意不取；来源不确不取。后人称他的考史是“辨驳详明，根据凿凿”②。《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李心传写史“宏博而有典要”③。心传考史有失误处，有辨而不当辨者，后人多有订正。至于《宋史》本传谓李心传“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亦是不实之词。《四库》馆臣为之辨白，称心传是“据实直书”，“《宋史》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④。此外，李心传的《道命录》是学术史著作，对后来的学案体史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道命录》反映了李心传的历史观点，《道命录·序》说：“故今参取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实为之，而非（章）惇、（秦）桧、（韩）侂（胄）之徒所能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他又说：“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国家安危之所关系。”在天意、奸相贤相与学术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决定天下的兴衰，李心传的回答是混乱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乾隆三十八年校刻序》。
　　② 《旧闻证误·李调元刻序》。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47。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47。
　　的，但他的真实用心是要说，只有学术人心正，才能使天下国家兴盛。
　　李心传评诸家学术，说：“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①他肯定吕学又有批评，不满陆学之偏却有肯定，这反映了南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向。
　　第三节徐梦莘恬于荣进升迁徐梦莘（1126—1207），字商老，临江军清江（今属江西）人。曾祖、祖父俱不仕，父亲徐世亨，累赠通议大夫。幼年聪颖，“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小说，寓目成诵。”后来，更是通贯经史百家，尤其熟悉晋、南北朝及五代时事。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高宗在位的36 年中，战火不断，南宋与金交争，经历绍兴和议及孝宗隆兴和议，南宋才算在风雨飘摇中稳定下来。徐梦莘前半生是在这样的年月中度过的。特别是他4 岁时，即建炎三年（1129），金军攻下临江军，屠杀百姓，徐梦莘“母襁负亡去，得免”。时局动乱，社稷危亡，在青年徐梦莘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也成了他日后修史的缘由：“思究颠末，乃网罗旧闻，会稡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绍兴二十四年（1154），徐梦莘29 岁，中进士，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县尉，因父丧未赴任。后调广西郁林州司户参军，不久因母离世而回归乡里。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历官南安军教授，由于参政龚茂良之荐，改知湘阴县。在湘阴县任上，值得提出的，一是他大力提倡儒学；二是反对增加耕税。“湖南帅括田，号增耕税”，其他县邑唯命是从，只有徐梦莘“谓邑无新田，租税无从出”。徐梦莘此举使湖南帅很生气，“欲从簿书间捃摭其过，终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①。后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时朝廷议论更改两广的盐法，朝廷派遣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与东西漕臣到地方上讨论盐法一事。徐梦莘等人认为原先的由朝廷专卖的“官般法”虽有弊端，但对于广西这样山高交通不便的地区，还是适用，不必随意更改，“广西山阻，止当仍官般法，则害不及民”。胡廷直等人则主张行“客钞法”，由客商购盐钞，至盐场支盐，转销给百姓。徐梦莘的意见被否定，遭受打击，后移知宾州，仍坚持自己看法。胡廷直怕徐梦莘阻挠盐法的推行，到任不久便被罢官。但事实证明徐梦莘等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两广行客钞法，“民苦无盐，复从官般法矣”。
　　徐梦莘从宾州回乡后，年事已高，但仍勤于治学，手不释卷。绍熙元年（1190）因杨万里推荐一度出任荆湖北路安抚参议官，在任五年之久。他恬于荣进，无意升迁，把主要精力用在修史上。同僚称他“廉静乐道，好学不衰”。绍熙五年（1194），完成了《三朝北盟会编》的编撰。为避免官场上斗争，庆元元年（1195）他带着书稿回归故里。
　　徐梦莘卒于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终年82 岁。
　　① 《宋元学案》卷30《刘李诸儒学案》。
　　① 以上引文见《宋史》卷438《徐梦莘传》。
　　发愤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徐梦莘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志在总结两宋之际大震荡的历史中，思考北宋覆亡的教训。徐梦莘的民族意识，体现在对两宋之际历史大变动的总结上，也是对历史上民族和战历史的反思。“靖康之变”暴露了北宋的腐败无能，文吏武将懦弱，虽有一二节义之士，但朝野上下多的是“偷生嗜利之徒”，这就是靖康之变留下的教训。
　　徐梦莘在“自序”中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日月寖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传。于是取诸家所说及诏、敕、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①50000528_1879_0此书专记宋金和战之事，起政和七年（1117）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二年（1162）完颜亮伐宋败盟。共46 年，分上中下三帙，上为政和、宣和25卷，中为靖康75 卷，下为建炎、绍兴150 卷。凡宋金媾和、用兵之事，悉按年月日，诠次本末。
　　《三朝北盟会编》在编修上的特点，首先是取材广泛，其中“亲闻见笔而为记录者”的材料尤有价值。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楼钥说：“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上下四十五载间，具列事实，制敕诏诰国书奏疏记序碑志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载者，搜掇无遗。”①其次《会编》详略有要，突出修史大旨。靖康之变与宋金和战的记载是重点。全书记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至绍兴三十二年250 卷。书中突出记靖康之变的内容，起钦宗靖康元年正月二日，尽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不过一年多时间，就占75 卷。“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更反映出徐梦莘作史的立意所在。据楼钥说，“又有纲目一册，并藏于家”。
　　平实修史，是这部书的又一个特点。徐梦莘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表明他无论在取材上还是在议论上，都本着求实的原则。同时，在书中他表彰抗金将士、人民，抨击奸相佞臣，抨击腐败朝政。取材有法度，反映出他的修史之旨；叙事行《春秋》褒贬笔法，有作史义例，用意在：“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
　　此书的优点体现在“会编”两字上，其缺点也可从“会编”两字上得到说明，这就是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杂博”以及由此带来的记事上的失实。重视本朝史的编修，是宋代史学史的一个特点，各家又自有特色。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既不同于王称的《东都事略》，也不同于编年体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稍后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编年系事有条理，又注意事件的完整性，“会编”两字也反映出体裁上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列入“纪事本末体”中。
　　徐梦莘的著作，还有《北盟集补》50 卷、《会录》及《读书记志》等。
　　徐梦莘之弟徐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进士，“安贫乐分，不贪不躁”。① 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著有《左氏国纪》、《史记年纪》等。从子徐天麟，字仲祥，开禧元年（1205）进士，调抚州教授，历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临安府教授、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主管礼兵部架阁、宗学谕、武学博士等。“所至兴学明教，有惠政”①。撰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及《汉兵本末》、《西汉地理疏》等。① 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第六十章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第一节晁公武晁公武，字子止，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出身书香世家。七世祖晁迥（951—1034）为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①高祖晁宗悫、曾祖晁仲衍，也是饱学之士。父冲之，字叔用，擅诗名，为江西诗派作家，族父补之（1053—1110），字无咎，从父说之（1059—1129），字以道，均为著名学者，以名节文章盛名于世。晁氏后迁居山东，故又称为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公武少承家学，浸耽群书。逢靖康兵灾，携家入蜀避难，寓居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故家藏书，在战乱中损失殆尽。绍兴二年（1132），登进士第②，后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绍兴十七年知恭州（今重庆），后又知荣州（今四川荣县）、合州（今重庆合川）、泸州（今四川泸州）等地。隆兴初，入朝为吏部郎中、监察御史。隆兴二年（1164）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不久又为御史台右正言、殿中侍御史、侍御史③。他对当时官冗恩滥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救弊之策。乾道四年（1168），以敷文阁待制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五年，除敷文阁直学士，在四川重建广惠仓，赈济饥民①。七年，诏除临安府少尹，擢吏部侍郎②。致仕后，在四川嘉定府符文乡度过了他的晚年。卒于南宋淳熙年间。
　　晁公武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自幼耽书嗜学，虽家藏书大多毁于兵火，但仍“心志不衰”。他为南阳井度属官期间，曾帮助井度编书、刻书，结下了深厚友谊。井度罢官后，将藏书五十箧赠予晁氏。他以井度赠书为基础，结合自己原来的收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绍兴二十一年，又在知荣州任上，利用“三荣僻左少事”的闲暇，“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③。终于完成了《郡斋读书志》初稿，并在去世前，不断对初稿进行修订和补充。
　　《郡斋读书志》20 卷，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收入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残缺，后世可据书目的提要而窥其大略。其次，体例有严谨的安排，全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类；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每书有解题，从而形成了一个严谨完备的体系。全书的大序、小序中，注意阐述各部各类的学术渊源和流变，发挥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对经学素有研究，因此在经部大序、小序中，叙先秦、两汉、魏晋、中唐经学的演变和流弊富有独特的见解。第三，由于所录各书为晁氏实藏，所以在提要中对典籍情况的介绍，咸有凭据，自非其他丛抄旧录的书目所能比拟。晁氏撰写的提要不仅翔实有据，而且注重考订，内容详略得当。如在集部别① 《直斋书录解题》卷1“昭德易诂训传”条；《宋史》卷305《晁迥传》。② 明嘉靖《清丰县志》卷4。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71 之8、77 之75、78 之49。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68 之67、68。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37 之6；明嘉靖《清丰县志》卷7。
　　③ 《郡斋读书志》自序。
　　集类《蔡邕集》的提要中说：“凡文集其人正史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若史逸其事者，则杂取它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其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原委、学术渊源及有关典章制度、轶闻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实录、宋朝国史、登科记及有关史传目录，并详加考证。这些材料许多今已失传，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内容，很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第四，《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①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郡斋读书志》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20 卷衢本和7 卷袁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源于蜀刻20 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衢州刊本为祖，后者源于蜀刻4 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袁州刊本为祖。两本各有所长，衢本以内容丰富见称，袁本则附有赵希弁《读书附志》。清人王先谦将衢、袁二本合校刊行，以衢本为底本，校袁本于衢本之上，附《读书附志》于后，仍为20 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校证标点本。
　　晁公武一生博学，他不仅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其他领域也有专深的研究，著述宏富。除《郡斋读书志》外，据史志记载，他还撰有《易诂训传》18 卷、《尚书诂训传》46 卷、《毛诗诂训传》20 卷、《中庸大传》1 卷、《春秋诂训传》30 卷、《石经考异》1 卷、《稽古后录》35 卷、《通鉴评》10 卷、《老子通述》2 卷、《昭德堂稿》60 卷、《嵩高樵唱》2 卷等，这些著作惜已亡佚，今存者仅若干诗文残篇。
　　第二节赵希弁赵希弁，字君锡，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宋宗室子。按《宋史·宗室世系表》推算，为宋太祖九世孙。曾祖赵子孟，字醇父，号清愿先生，官右从政郎①。祖伯荃。希弁本师■（人字古体）子，过继师向为后。生父师■，理宗绍定时任衡山令②。
　　赵希弁为江西漕贡进士，曾任秘书省校勘书籍。他博学好古，家中累三世藏书，典籍甚富。淳祐九年（1249），宜春郡守黎安朝重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嘱赵希弁代为校正。赵氏以所藏书勘对晁氏书目，将晁氏未载者，或详略不同者分类著录，仿晁氏体例，撰为《读书附志》1 卷。合《郡斋读书志》4 卷一并刊刻，世称“袁本”。同年，游钧在衢州（今浙江衢县）重刊《郡斋读书志》20 卷本，是为“衢本”。希弁取衢本多于袁本的内容，编成《读书后志》2 卷；又校原刻4 卷与衢本差异，撰《二本四卷考异》附于篇末，于次年补刻刊行。至此，袁本增至7 卷，由前志4 卷、后志2 卷、附① 《直斋书录解题》卷8“晁氏读书志”条。
　　① 《读书附志》卷下“藏六居士安乐集”条，《郡斋读书志》卷5，商务印书馆1931 年影印宋淳祐袁州本。② 《读书附志》卷上“皇王大纪”条。
　　志1 卷组成①。
　　赵希弁利用三世藏书，勤于治学。从他的《读书附志》中可以看到，他对史学情有独钟，曾撰有《读史补注》130 卷、《资治通鉴纲目考异》59 卷、《续资治通鉴补注》946 卷、《建炎以来中兴系年要录补注》20 卷、《续仰山孚惠庙实录》5 卷，但这些史著今已不传。所存者为《读书附志》1 卷和《二本四卷考异》。
　　赵希弁两次参与《郡斋读书志》的刊刻工作，对这部目录的校勘和传布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整理的袁州本作为《郡斋读书志》的一个版本系统，在由宋至清的五百余年中，流传和影响范围较大，其宋刻原书保存至今，明清时期属于袁州本系统的抄本、刻本也较多。袁州本不仅广泛传播了目录学知识，而且为后人校勘衢州本、全面认识《郡斋读书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基本材料，这方面，他所撰写的《二本四卷考异》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对其校勘工作来说，他独力撰作的《读书附志》则具有更为显著的学术价值。《读书附志》共收书469 种，除少数与晁氏书目重见外，大部分为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朝时典籍，正可以视为晁氏书目的续编。《读书附志》运用提要记载了各种典籍的篇目、编次，以及刊刻时间、地点、刻书人名等。其学识虽不及晁公武，提要内容也较简略，但对于人们了解南宋有关典籍的情况，则是大有裨益的，因而也为学界所重。
　　第三节陈振孙陈振孙（？—约1261），原名瑗，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今属浙江）
　　人。父祖虽非官宦，但也是读书人家。幼年好学，常从人借阅，“尝于《班书》志传录出诸诏，与纪中相附，以便览阅”①。嘉定十二年（1219），为浙江鄞县县学②，后迁绍兴教官，又任江西南城县令。宝庆三年（1227），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福建兴化军为宋代刻书、藏书兴盛之地，他在此抄录收集了大量典籍。端平三年（1236）他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浙东提举。次年改嘉兴府知府。嘉熙三年（1239）调任浙西提举，在当地停废醋库，抚恤邦民，有政绩③。淳祐四年（1244）入京为国子监司业。淳祐九年前后，以侍郎、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赠光禄大夫④。
　　陈振孙性喜藏书，为南宋大藏书家、目录学家。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 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其实，陈振孙不仅在莆田收书。由于他前后任职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是当时图书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苦地向当地学者、藏书家求教，购买和传录典籍，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他后来撰写的书录提要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辛勤收书的过程。经过数十年心营目识和材料的积累，他把自己对于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① 赵希弁：《昭德先生读书后志序》，《郡斋读书志·后志》卷首。
　　① 《直斋书录解题》卷5“东汉诏令”条。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14“琴谱”条。
　　③ 王鏊：《姑苏志》卷42《宦绩》。
　　④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75。
　　的形式，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 卷。
　　《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可与《郡斋读书志》相媲美，它们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璧”。全目共著录图书3039 种，51180 卷，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及以前的私人藏书，而且与当时的官府藏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藏量超过了《中兴馆阁书目》的44486 卷，就是《中兴馆阁书目》加上孝宗以后增修的《续目》，两者的藏量也仅比《直斋书录解题》多出8000卷。能在一部私藏书目内对如此众多、广泛的典籍进行评介和考证，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其收藏典籍的功劳及所著书录的价值了。书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图书分类上有所改革。他的图书分类继承了过去目录的传统，沿用了旧的类目，但又有创新，设立了语孟、别史、诏令、法令、时令、音乐等新的类目，这些类目大多被宋以后的公私目录所仿效。《直斋书录解题》的解题内容丰富而明切，或述撰人事迹，或论学术源流，或考真伪得失，而注重典籍的版本款式，为一大特色。从解题中可以看到，他对许多典籍的刊刻时间和地点都有简要的记载，不但记京本、监本等刻本的特点，也记录了抄本、拓本的情况。
　　《直斋书录解题》在流传过程中，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清四库馆臣只从《永乐大典》辑出22 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吸收清人卢文弨的校勘成果，出版了较为实用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虽已残缺，但仍为学林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推许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①陈振孙不仅究心目录学，对理学也颇有研究。刘克庄在《故通判大夫宝章阁待制致仕陈振孙赠光禄大夫制》中评论说，“早号醇儒，得渊源于伊洛；晚称名从，欲辈行于乾淳”②。学术上他服膺朱熹，在书录解题中甚为推崇；而于象山心学，则颇有贬斥。除《直斋书录解题》外，还撰有《易解》、《尚书解》、《吴兴人物志》、《氏族志》、《玄真子渔歌碑传集》等，但皆不传。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85，“直斋书录解题”条。
　　②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75。
　　第六十一章秦九韶第一节经历和为人秦九韶（1202—约1261），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属四川）人，祖籍鲁郡。父秦季槱，字宏父，绍熙四年（1193）进士。嘉定十二年（1219），秦季槱任巴州（今四川巴中）守。是年三月，兴元（今陕西汉中）军士张福、莫简等发动兵变，入川后夺取利州（今广元）、阆州（今阆中）、果州（今南充）、遂宁（今遂宁）和普州（今安岳），并进犯巴州。秦季槱弃城而走。朝廷命沔州都统张威引兵镇压。年仅18 岁的秦九韶“在乡里为义兵首”，参加张威军的平乱之战。不久，秦季槱携全家辗转抵达当时的京师临安（今杭州）。嘉定十五年（1222），秦季槱任工部郎中，十七年，除秘书少监。宝庆元年（1225）正月，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工部掌管营建，而秘书省则掌管图书，其下属机构设有太史局。因此，天资聪颖、求知若渴的秦九韶有机会阅读大量典籍，熟悉建筑、修造、治河等方面的土木工程知识，并向他父亲的属官中负责测验天文、考定历法的学者们学习天文历法知识。他后来在《数书九章》序中说“早岁侍亲中都，因得访习于太史”，即指这段时间的事。秦九韶又曾向“隐君子”学习数学。他还向著名词人李刘学习骈骊诗词。通过这一时期的学习，秦九韶的学识日趋渊博。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称他“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游戏、毬、马、弓、剑，莫不能知”。
　　宝庆元年（1225）六月，秦季槱被任命为潼川（今四川三台）知府，七月赴任。秦九韶于是随父回到四川。次年正月十二日，秦氏父子来到涪州（今重庆涪陵），与涪州守李踽及其两个儿子同游，观赏长江石鱼，并刻石题名，后为姚觐光收入《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成为一则重要史料。
　　在潼川，秦九韶曾当过县尉。这期间，李刘曾邀请他到国史院校勘书籍文献，但未成行。
　　端平三年（1236），元兵攻入四川，嘉陵江流域兵祸不断，秦九韶不得不经常参与军事活动，饱受战争之苦。他后来在《数书九章》序中回忆道：“际时狄患，历岁遥塞，不自意全于矢石间，尝险罹忧，荏苒十祀，心槁气落。”数年后，秦九韶被迫再次离川，往东南避难。先后担任过蕲州（今湖北蕲春）通判及和州（安徽和县）守，最后定居湖州（今属浙江）。有史料记载，秦九韶是个自私、专横和唯利是图的人，抑或战争改变了他的天性。与他同时代的刘克庄在《缴秦九韶知临江军奏状》中说他“倅蕲妄作，几激军变；守和贩鹾，抑卖于民”。周密说他“既出东南，多交豪富”；在湖州的住家，建堂于苕水之上，“极其宏敞，后为列屋以处秀姬，管弦、制乐、度曲，皆极精妙，用度无算”。非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者，岂能如此奢华？淳祐四年（1244）八月，秦九韶以通直郎为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十一月，因母丧离任，回湖州守孝。在此期间，秦九韶可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专心学问，埋头著书。淳祐七年（1247）九月，完成数学名著《数书九章》。由于在天文历法上的造诣，次年他被推荐到朝廷，受到皇帝召见，因而得以阐述自己的见解，并呈上他的奏稿及《数学大略》（即《数书九章》）书稿。
　　孝满书成后的秦九韶不甘寂寞，又开始向往功名利禄。淳祐十年（1250），他往投吴潜幕。吴潜（1196—1262），号履斋，南宋重臣，主战派首领。秦九韶与吴潜很有交情，他在湖州的居家即从吴处得到的地皮。宝祐二年（1254），秦九韶到建康，任沿江制置司参议，但不久去职，回湖州家居。此后，他去扬州攀附当朝权臣贾似道。宝祐六年（1258）正月，贾似道荐秦九韶于广帅李曾伯，时逢琼州守阙，于是李曾伯便命其暂任琼州守，但三个月后被免职。刘克庄说秦九韶“到郡（琼州）仅百日许，郡人莫不厌其贪暴，作卒哭歌以快其去”。周密则说他“至郡数月，罢归，所携甚富”。离琼州回湖州后，秦九韶又投奔吴潜，得荐，开庆元年（1259）任司农寺丞，因不满贾似道专权，被罢。景定元年（1260），又任命为知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再次遭罢。不久，吴潜罢相，被贬潮州。秦九韶受到株连，也贬梅州（今广东梅县）做地方官，他“力政不辍”。约在景定二年（1261），病卒于任所，年60 岁。
　　第二节对数学的贡献：《数书九章》秦九韶恶劣的个人品行，与杰出的数学才能是不相称的。因此有人因他的数学成就而为其个人品行辩护，如清代数学家焦循在《天元一释》卷下说：“秦九韶为周密所丑诋，至于不堪，而其书亦晦而复显。密以填词小说之才，实学非其所知。即所称与吴履斋交稔，为贾相窜于梅州，力政不辍，则秦之为人亦瑰奇有用之才也。”与此同时，也有人因他的恶劣人品而贬低其数学成就，如余嘉锡《南宋算学家秦九韶事迹考》中说他“虽能治天算，多技能，不过小人之才耳，何足道哉！”对秦九韶，也有较客观地评价：“有才有学的人未必有德，我们读《数书九章》，不能不表扬秦九韶在数学方面的贡献，但是论他的为人，也应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①《数书九章》，是秦九韶勤奋学习、苦心钻研和多年积累的数学成就的结晶，是堪与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相媲美的。这部著作，南宋时称为《数学大略》或《数术大略》，明《永乐大典》和清《四库全书》皆题称《数学九章》。明季常熟赵氏脉望馆藏有另一抄本，万历时赵琦美为其撰写跋文始称《数书九章》。后来清道光时按赵抄本校刻的《宜稼堂丛书》本流传较广，遂成为现今的通称。该书共18 卷，81 题，分为9 类，每类9 题，主要内容是：一、大衍类：一次同余组的解法；二、天时类：历法推算、雨雪量的计算；三、田域类：土地面积；四、测望类：勾股、重差等测量问题；五、赋役类：田赋、户税；六、钱谷类：征购米粮及仓储容积；七、营建类：建筑工程；八、军旅类：兵营布置和军需供应；九、市易类：商品交易和利息计算。
　　每题答案之后都有“术”说明解题方法，“术”后有“草”说明演算步骤，① 钱宝琮：《秦九韶〈数书九章〉研究》，载钱宝琮等著《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 年版，第62 页。
　　有的题目还画有图。《数书九章》中的两项最重要的成就是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解法）。
　　在数学发展史上，古典代数学的中心课题是方程论。中国古代的方程论，不论是现代意义下的开方，还是解一般的高于二次的一元方程都被称为开方。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到5 世纪的祖冲之和7 世纪的王孝通，已经解决了开平方、开立方，以及二次三项方程和正系数三次方程求正根问题。11 世纪，贾宪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开方法——增乘开方法，通过随乘随加导出减根方程，逐步求出正系数高次方程的正根。12 世纪，数学家刘益提出“正负开方术”，并突破了方程系数全都为正的限制。但刘益的方法并不是增乘开方法。秦九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以增乘开方法为主体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发展到十分完备的程度。他的方程系数可正可负，可为分数，也可为小数，在有理数范围内没有限制，但规定常数项总为负。亦即解决了形如下列的数字方程求解问题：a0xn+a1xn-1+a2xn-2+.+an-1x+an=0其中a0≠0， an＜ 0， ai∈Q（i= 0，1，.，n）。《数书九章》81 个问题中，用方程来解的有21 个，共列出了26 个方程，其中二次方程20 个，三次1 个，四次4 个，十次1 个，其解法大都有详草。从其随乘随加的具体运算过程可以看出，秦九韶提出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可以毫不困难地转化为计算机程序。秦九韶还讨论了“投胎”、“换骨”、“玲珑”、“同体连枝”等特殊情形，并将其广泛应用于面积、体积、测量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在西方，关于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探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1840 年，意大利数学家鲁菲尼（P.Ruffini，1765—1822）才创立了一种逐次近似法解决数字高次方程无理根的近似值问题，而1819 年英国数学家霍纳（W.G.Horner，1786—1837）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论文“用连续逼近法解任何次数字方程的新方法”中，才提出与增乘开方法演算步骤相同的算法，后被称为“霍纳法”。秦九韶的成就要比鲁菲尼和霍纳早五六百年。
　　秦九韶对于一次同余组解法的理论概括，是他在数学史上的另一项杰出贡献。一次同余式问题的解法是适应天文学家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假设在远古时代有一年的冬至、甲子日零时和日月合朔在同一时刻。该时刻即称为上元，从上元到本年经过的年数称为上元积年。在既知本年的冬至时刻和十一月平朔时刻的条件下推算这一年的上元积年是一个一次同余问题。设A 为回归年（从冬至到冬至）日数，R1 为本年冬至距其前一个甲子日零时的日数，B 为一朔望月（从平朔到平朔）的日数，R2 为冬至距前一个平朔的日数，则上元积年x 满足下列一次同余组Ax=R1（mod 60）≡R2（mod B）。
　　3 世纪后，中国各家历法都有一个特定的上元积年，但各个时期的天文学家尽管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却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的和完整的一次同余理论。
　　最早见于记载的一次同余问题是《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问题：“今有物不知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这相当于求解一次同余组x≡2（mod 3）≡3（mod 5）≡2（mod 7）。
　　《孙子算经》给出最小正解：x=2×70+3×21+2×15-2×105=23，但未说明其理论根据。秦九韶青年时在杭州“访习于太史”，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他经过深入研究，把上元积年算法与孙子问题的解法联系起来，在《数书九章》中明确给出了一次同余组的一般解法。
　　设m1，m2，.，mn 两两互素，M=m1·m2·.·mn，Mi=M/mi（i=1，2，3，.，n）。若有正整数k1，k2，.，kn 满足kiMi≡1（modmi），i=1，2，3，.，n，则一次同余组x≡ri（mod mi）≡r2（modm2）≡.的解为x modM ≡ （ ）。k M r i i iin= .1这就是西方文献中所称的“中国剩余定理”。秦九韶把mi、M、Mi 和ki 分别称作定数、衍母、衍数和乘率。
　　显然，一次同余组解法的关键是求乘率ki。因为同余式kiMi≡1（modmi）等价于kigi≡1（modmi），其中Mi≡gi（modmi），0＜gi＜mi，所以这一问题又归结为求解同余式ax≡1（modb），（a，b）=1，a＜b秦九韶提出的著名的“大衍求一术”，就是求解（1）的方法（今亦泛指整个一次同余组的解法）。《数书九章》卷三“治历演纪”题，详细记述了南宋开禧历上元积年的推算过程。从大衍求一术的这一具体应用可以清楚看出，秦九韶的算法是完全正确和相当严密的。并且，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与他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一样，简洁、明确、带有很强的机械性，其程序亦可毫无困难地转化为算法语言，用计算机来实现。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数书九章》卷一、卷二大衍类共有9 个一次同余组问题，其中只有“余米推数”题（三个模数为19、17、12）可直接应用“中国剩余定理”来解，其余诸题所给模数或带有小数，或带有分数，或为不两两互素的整数，需要进行适当的变换。带有小数和分数的模易于化为整数模。但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数学中没有素数概念，因而秦九韶不可能用素因数分解的方法来化不两两互素的模为两两互素的模。可是他所设计的一些算法，如“两两连环求等，约奇弗约偶（或约得五，而彼有十，乃约偶弗约奇）”等，不仅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在实际计算上比素因数分解法更具优越性。因此，有些学者誉称其为没有素数的素数论。
　　在西方，最早接触一次同余组的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Fibonacci，约1170—1250），他在《算盘书》（1202）中给出了两个一次同余问题，但没有一般解法。直到18—19 世纪，瑞士数学家欧拉（Euler，1707—1783）和德国数学家高斯（C.F.Gauss，1777—1855）才对一次同余组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获得与“中国剩余定理”相同的定理，并对模数两两互素的情形给出严格证明。1852 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A.Wylie，1815—1887）发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其中介绍了大衍求一术。从1856 年到1876 年，德国人马蒂生（Martthiessen，1830—1906）等西方学者又多次指出大衍求一术原理与高斯方法的一致性，从而更加引起了欧洲学者的瞩目。德国数学史家康托（M.Cantor，1829—1920）高度评价了大衍求一术，他称赞发现这一算法的中国数学家是“ 最幸运的天才” 。比利时东方学家李倍始（U.Libbrecht）在《13 世纪的中国数学》（Chinese Mathematics intheThirteenth Century，1973）一书中对从《孙子算经》到19 世纪末斯提尔吉斯共15 个有代表性的解决同余组的人或著作作了比较。他按工作质量所排列的名次是：斯提尔吉斯（1890），欧拉（1743），高斯（1801），秦九韶（1247），贝维立基（1669），哥廷根手稿（约1550），休顿（1657），慕尼黑手稿（约1450），斐波那契（1202），杨辉（1275），《孙子算经》（约400），阿古洛斯（约1350），程大位（1592），严恭（1372），玉山若干（约1460）。秦九韶名列第四。
　　《数书九章》除了正负开方术和大衍求一术这两项重要成就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成就。如在代数学方面，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普遍应用互乘相消法代替传统的直除法；在几何学方面，提出已知三角形三边之长求其面积的等价于海伦公式的“三斜求积术”：A =1 4a ba b c 2 22 2 22-+ - .è ... ÷é. êêù. úú,将《九章算术》与《海岛算经》中的勾股测望之术发扬光大，等等。《数书九章》的内容非常丰富，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数学和天文历法乃至雨雪量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而且还可以了解到南宋时期户口增长、耕地扩展、赋税、利贷、度量衡以及货币流通、海外贸易等社会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
　　如果说《九章算术》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形成，那么《数书九章》则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之顶峰，其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以及一次同余组解法亦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与最高水平。美国科学史家萨顿（Sarton，1884—1956）因此称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第六十二章张浚韩侂胄第一节张浚（附张栻）
　　由依附黄潜善到主张抗金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父张咸，元丰二年（1079）进士，历任州县属官；绍圣元年（1094），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张浚政和八年（1118）中进士，北宋末官至太常寺主簿。
　　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今商丘南），参与登基仪式，任枢密院编修官。七月，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任殿中侍御史。八月，张浚附和黄潜善，攻击左相李纲独擅朝政。主张抗金的李纲被罢相后，继续受到张浚的攻击。
　　建炎二年六月，张浚奏论：“无谓金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①。因而与一味求和的黄潜善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已被出为兴元知府，被宋高宗留任为礼部侍郎。同年十月，张浚兼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从此参与抗金的军事活动。建炎三年二月，金军数百骑突袭“行在”扬州，宋高宗仓惶出逃，张浚与吕颐浩追随渡江，中书侍郎朱胜非任节制平江府（今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军马，张浚任同节制军马，驻守平江抗金。不久，朱胜非召赴行在杭州，留张浚驻守平江。三月，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3 岁皇子赵旉被立为帝，孟太后垂帘听政，张浚在平江组织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等所部勤王。四月，“苗、刘兵变”平定，宋高宗复位，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
　　富平之战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①五月，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同年七月赴任，十月下旬到达兴元府，设司于此，随后调整西北各路军事长官。十一月间，到达秦州，经参议军事刘子羽介绍，张浚接见吴玠、吴璘兄弟，并提升吴玠为统制。曲端在陕西进行抗金活动，但专横跋扈，曾想杀死节制陕西六路军马王庶，南宋朝廷即以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召曲端，但曲端不奉诏。同年十二月，张浚任命曲端为处置使司都统制、威武大将军，并进行隆重的登坛拜将的仪式，张浚企图利用曲端的抗金声威，树起西北的抗金大旗。但当建炎四年正月，张浚命曲端率军救援在陕州围城中的李彦仙时，曲端却拒不出兵，以致陕州终于被金军攻陷。同年二月，张浚得知金军早已渡江南下，立即将处置使司事务交由刘子羽负责，自己率步骑数万人自秦州东进救援。当三月间到达房州时，得知金军主帅宗弼已自临安退兵北归，张浚遂率军重回西北。
　　当年秋初，张浚得知金左监军完颜昌（挞懒）仍在淮东，而前此渡江南犯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也滞留在江北，张浚推测金军企图深秋时将再次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庚申。
　　① 《宋史》卷361《张浚传》。
　　渡江，因而考虑出兵进攻金军，以分金军并力南下势。曲端在陕西的抗金，主要依靠部属吴玠等作战，自己常远处敌后，战胜则以为己功，战败则委罪部属。正月间，曲端命吴玠、张中孚等抗击金军于彭原店（一作自原店，白原，自当是白之误，今陕西彬县南），自拥重兵远处后方的宜禄（今长武）。当吴玠血战时，前军稍有退却，曲端不仅不出兵救援，反而立即率军逃向泾州（今属甘肃），吴玠等遂战败。此战被称为建炎三大战之一。“白原之败，其（曲端）气已沮”①，主要是依靠部将血战，取得虚名的曲端，已被金军的气势所压倒，当张浚提出进攻以分金的军势时，曲端竟然提出：“俟十年乃可议战。”②张浚知道依靠曲端为主将，领导抗击金军是不可能的，于是曲端以彭原之战坐视不救，被夺军权并被贬。
　　自张浚经营川陕以来，陕西军民受到很大鼓舞，使得金军主将完颜娄室“所下陕西城邑，辄叛”，不得不请求增兵。完颜宗翰（粘罕）等也认为宋“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七月，金派位望隆重的皇子（金太祖子，世宗父）、左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前往陕西任主帅，并命江淮战场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以精兵二万先往洛阳”，准备“以八月往陕西”①，与张浚争夺陕西。
　　宋高宗“以敌萃兵淮上，命（张）浚出兵，分道由同州（今陕西大荔）、鄜（今富县）延（今延安）以捣其虚”②，企图以之消除金军再次渡江南犯的可能性。建炎四年八月，张浚移檄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辅），问兴师犯宋之罪。同时，派权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攻取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环庆经略使赵哲也收复鄜延诸郡。于是，张浚调集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略使刘锜、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各率所部东进，金左副元帅完颜宗辅也立即将在京西的完颜宗弼所部2 万人马，调入关中。九月下旬，张浚集合五路宋军，骑兵6 万、步军12 万，号称40 万，以刘锡任都统制，进抵富平（今富平北），金主帅宗辅以宗弼与娄室所部分为左、右两翼，与宋军决战。“泾原帅刘锜率将士先薄虏阵，自辰至未，杀获颇众”③，金军左翼主帅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俱出”重围。“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军力战”，“自日中至于日暮，凡六合战”④，两军相遇勇者胜，在此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环庆经略使赵“哲擅离所部”，率先逃跑，宋军相继溃退，金军虽胜但伤亡亦重，因而“得胜不追”⑤。“富平之战”是宋金两军以大兵团决战，宋军虽然战败，但仍然达到了宋高宗要求张浚将金军主力调离江淮战场的目的。所以，当张浚在斩赵哲、贬刘锡、上疏待罪时，宋高宗就说：“‘浚放罪诏，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赵哲、刘锡，后见其过即重谴之，浚未有失，安可罢也。..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建炎三大战》。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癸未。
　　① 《金史》卷19《世纪补·睿宗纪》。
　　②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
　　③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5《张公（浚）行状》。
　　④ 《金史》卷77《宗弼传》、卷72《娄室传》、卷19《世纪补·睿宗传》。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丑。
　　国，无如浚。”①有的史书亦称：“富平一战，偶为赵哲离部以取败，..（张浚）痛念向者（高宗）海道之幸，（自己）已出襄汉。今也敌驻淮旬，有再入吴越之谋，万一犯属车之清尘，纵欲提兵问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顾利害，不计胜负，而决于一战也。”②去冬渡江南犯的主将宗弼及所部精兵，此后数年一直滞留在川陕战场，确实相对减轻了金军在江淮地区的压力。富平之战失败后，张浚退向兴州（今陕西略阳），命刘子羽去秦州，召集败散的宋军达10 万人。在金军进攻下，张浚又退往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张浚任命王庶为兴元知府，王庶也汇聚溃军、义军2 万人。吴玠亦收兵保和尚原，并于绍兴元年（1131）五月，大败来犯的金军宗弼所部。
　　江淮抗金绍兴二年，张浚被授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同年九月，南宋任命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十二月，又加任命卢法原为宣抚处置副使，引起张浚的不满。张浚被罢宣抚处置使，仍任知枢密事。绍兴三年五月，诏令张浚回朝。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以提举洞霄宫、福州居住。张浚调离川陕后，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六月，金军主将宗弼才自川陕回燕山府（今北京）。同年九月，伪齐与金军渡淮南犯，十一月，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随后即诏张浚“暂往江上措置边防”，“西连陇蜀，北洎江淮，既加督护之权，悉在指挥之域”①，负起了全面的抗金重任，但主要是领导江淮前线的抗金斗争。同年六月，在张浚亲往湖湘督战下，岳飞镇压了杨么起义。绍兴六年正月，张浚视师荆襄；后又被召回朝奏事，张浚即命韩世忠自承（今江苏高邮）、楚以图淮阳（今邳县西南），刘光世进屯合肥，张俊进驻盱眙，以杨沂中作为张俊部的后翼；岳飞进驻襄阳，准备北伐中原，摆出对金进攻的态势，军心振奋。韩世忠首先自楚州攻淮阳，张俊于五月间进驻盱眙，张浚也于六月渡江至淮南视师。刘光世于七月收复寿春府（今安徽凤台），岳飞于八月攻占蔡州（今河南汝南）、卢氏（今属河南）等地。宋高宗在张浚的力请下，也于九月初出发前往建康以鼓舞斗志，张浚又赶往镇江督师，伪齐闻讯后发兵分道南犯。十月，刘光世慌忙南逃，张浚乘马奔到采石，并下命有一人渡江者斩，刘光世被迫停止南逃。数日后，杨沂中等大败伪齐军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其他南犯军队也纷纷退回淮北。
　　绍兴七年三月，刘光世因骄惰怯敌被罢军职，宋高宗原已答应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扩充其兵力以恢复中原。但首先遭到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张浚也不同意将刘光世所部并入岳飞军，遂收归自己兼任的都督府直接管辖，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居其上，多次申述不被重视。八月，郦琼杀吕祉等，裹胁4 万人叛变投向伪齐。九月，张浚以处置不当而罢相，提举宫观，后贬居永州（今属湖南）。但伪齐也因无存在价值，于同年十一月为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绍兴元年三月壬寅。
　　②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建炎四年十月引《龟鉴》。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壬辰。
　　金所废。抗金大好形势因而受挫，降金求和势力抬头。绍兴八年三月，秦桧任右相兼枢密使，主持降金求和活动。同年末，金以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换取南宋的臣属。绍兴九年正月，宋高宗以宋金和议大赦，张浚恢复提举宫观。二月，出任福州知州，福建路安抚大使。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同月，授张浚检校太傅、崇信军节度使、万寿观使闲差，次年封和国公。绍兴十六年七月，张浚上奏备战抗金，奸相秦桧大怒，张浚被罢去检校少傅、节度使、国公官爵，只保留文阶官特进，以提举宫观，贬往连州居住，绍兴二十年又移往永州居住。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奸相秦桧死。十二月，张浚被重新起用，恢复观文殿大学士职衔及和国公爵位，任判洪州（今江西南昌）。此前不久，张浚因母死守丧，于是奉柩归葬西川，到达江陵时，又上奏请高宗备战抗金，引起新任宰相、秦桧党羽万俟■、汤思退的不满，宋高宗也以“今复论兵，极为生事”。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张浚再次被贬往永州居住。
　　隆兴北伐绍兴三十一年正月，金军南犯已迫在眉睫，宋高宗在不得不作抵抗准备的同时，也放宽了对张浚居住地点的限制。同年十月，在宋金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又起用张浚任判潭州，十一月又改为判建康府，当他十二月下旬到任时，“采石之战”已结束，金帝完颜亮已被部下杀死，两淮金军也开始退兵。但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中，宋高宗却认为终归于和，所以并不重用张浚。直到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才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六月，高宗即退位，孝宗即位。
　　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封魏国公。“上谓浚，当先图两城（指虹县、灵璧），边患既纾，弊以次革”①。四月，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其子又率先逃窜，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隆兴二年（1164）三月，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遍行两淮，筑治城垒”②，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但于四月间即被召回朝，随后江淮都督府也被罢，在太上皇宋高宗干预下，左相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张浚看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张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同年八月，张浚病死。乾道五年（1169）谥忠献。
　　张栻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张浚长子。自幼受张浚“教以① 杨万里：《诚斋集》卷115《张魏公（浚）传》。
　　② 《朱文公文集》卷95《张公（浚）行状》。
　　忠孝仁义之实”，又受父“命往从南岳胡宏讲求程颢及颐之学”①，以荫补入官。孝宗即位后，“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②，历知州、知府、侍讲、左司员外郎。淳熙七年（1180），任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江陵（今属湖北）知府，本路安抚使，“以病请祠”③，改授右文殿修撰、提举冲佑观闲差以养病，未及拜命，病故，终年48 岁，有《南轩易说》等传世。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家，理学湖湘学派（也称湖南学派）创始人，与朱熹、吕祖谦交往密切，时称东南三贤。朱熹对张栻也很敬重，曾说：“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④张栻亦为后世学者所敬佩，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⑤南宋后期，理学日益受到推崇，张栻也因而被推崇。嘉定八年（1215），赐谥宣。景定二年（1261），封华阳伯，从祀孔庙。
　　第二节韩侂胄宁宗之立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北宋宰相韩琦曾孙。祖父韩嘉彦，元祐四年（1089），娶哲宗姊温国长公主（神宗第三女）；父亲韩诚，于绍兴初年娶高宗吴皇后（后定策立宁宗）妹；自己又娶吴皇后的侄女，还是光宗次子赵扩（后为宁宗）夫人（后为皇后）韩氏的叔祖父，世代为皇亲国戚。韩侂胄以父任入官，孝宗末，官至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传位给“英武类己”的太子赵悙，是为宋光宗，但光宗被李皇后控制。绍熙二年，光宗宠妃被李皇后杀死，光宗受惊发病，朝政遂受制于李皇后，“自是政治日昏”。李皇后又离间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即使孝宗生病，光宗也极少前往探视。绍熙五年（1194）五月，宋孝宗病危，丞相留正等大臣，坚请光宗前往孝宗居处重华宫探望，仍被光宗拒绝；只允许其子嘉王赵扩探视祖父宋孝宗。六月初，孝宗病死，左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请光宗主持孝宗丧礼，仍被光宗以病拒绝，遂改由太皇太后（高宗皇后）吴氏代行祭奠礼。
　　左丞相留正请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监国，主持孝宗丧礼，终丧以后仍由光宗主政，光宗如想退位，可由太子赵扩即位。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则主张，不管光宗是否立赵扩为太子，请太皇太后直接主持，由嘉王赵扩即位为皇帝，迫使光宗退位。留正认为：“建储诏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难处。”①留正等大臣三次奏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光宗才表示同意，但给留正的御批却只是：“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并不提及立太子之事。留正又一再奏请立太子，而付出的“封题稍异，（留）正不启封，付之内降房。七月庚申朔，（赵）① 《诚斋集》卷115《张左史（栻）传》。
　　② 《朱文公文集》卷89《张左史（栻）神道碑》。
　　③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8，淳熙七年二月。
　　④ 《宋史》卷429《张栻传》。
　　⑤ 《宋元学案》卷50《南轩学案·序录按语》。
　　① 《宋史》卷391《留正传》。
　　汝愚辄启封，（留）正视牍尾，色忧，始密为去计”②。此次御批内容虽不详，但显然不仅不立太子，也许还否定了此前“念欲退闲”的御批。第三天上朝时，留正装病跌倒在地，随即奏请致仕，不待批复，即乘肩舆出城以逃避。而赵汝愚立即利用光宗曾批出的御批“念欲退闲”，加紧进行宫廷政变活动，为要得到统率殿前司亲卫军的殿帅郭杲的武力支持，他先派中郎将范任（一作仲壬）去见郭杲，范任先以“时事艰难告之，不应；又以忠义动之，又不应”；范任不得已，只得屏人说明这是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意见，但郭杲“又不应”。此时，适值工部尚书、宗室赵彦逾也因时势不安，去见赵汝愚，赵汝愚即向他说明要拥立嘉王赵扩，赵彦逾也很赞成。赵汝愚“遂请彦逾往见杲谕旨”，因赵彦逾曾有恩于郭杲，“彦逾急责之，杲许诺”③。于是，左司郎中徐谊说：“此大事，非宪圣太后（吴氏）命不可。而知閤门事韩侂胄，宪圣之戚也”。他的同乡知閤门事蔡必胜与韩侂胄同事，定计由他向蔡必胜说明此事④，韩侂胄遂被引见给赵汝愚，赵汝愚即请他将策立嘉王赵扩为帝，迫光宗退位的事，设法请太皇太后吴氏下旨。韩侂胄与慈福宫（吴氏居住）的内侍张宗尹等关系密切，遂通过张宗尹先后两次奏请，但吴太后都未同意，又通过重华宫（孝宗、谢后居所）内侍关礼哭请后，吴太后终于同意，郭杲连夜进行军事布置以防不测。次日（七月初五），吴太后在孝宗灵前垂帘，主持了嘉王赵扩（宁宗）的即位事宜。
　　赵汝愚策划的这次宫廷政变，主要是通过韩侂胄、赵彦逾才能完成的，两人都希望以“定策”功晋升高官。但政变顺利完成后，赵汝愚竟对韩侂胄说：“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韩侂胄只是落去阶官，由原先的遥郡防御使转为正任防御使，即是原先按阶官领取奉禄改为按防御使领取奉禄。赵汝愚又对赵彦逾说：“吾辈宗室，不当言功。”①并被出为地方官，引起韩、赵两人的愤怨。赵汝愚排挤韩侂胄、赵彦逾的目的，是独占定策功勋。不久，即升为枢密使；八月，又升为右丞相，而且是独相，韩侂胄才又微升为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他所说的宗室、外戚不当言功，完全是欺人之谈。赵汝愚执政后，随即引进并重用一批理学人士，而朱熹、彭龟年又先后攻击韩侂胄，两人虽被罢官，但韩侂胄也以升一官后免职，任宫观闲差，更加深了他对赵汝愚的怨恨。得意忘形的赵汝愚，竟然在此前后散布，自己曾经“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②，以此说明他扶持嘉王赵扩即位的先兆。这种说法极其勉强，因为在光宗即位之初，已有李皇“后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孝宗不许”之事③。如果将此解释成宋孝宗不同意嘉王赵扩即位登基，则宋孝宗向赵汝愚授鼎，应是另有含义，似乎更有道理。作为宋太宗长子、原嗣子汉王赵元佐的后裔，赵汝愚竟然“数谈梦兆”，到底用意何在？不能不引起作为宋太祖后裔的宋宁宗的疑虑。赵汝愚被“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借）梦为符”①。庆② 《两朝纲目备要》卷3，绍熙五年六月丁未。
　　③ 《两朝纲目备要》卷3，绍熙五年七月甲子；《宋史》卷247《赵彦逾传》。④ 《宋史》卷397《徐谊传》，卷434《叶适传》。
　　① 《宋史》卷474《韩侂胄传》，卷247《赵彦逾传》。
　　② 《宋史》卷393《赵汝愚传》。
　　③ 《宋史》卷243《（光宗）李皇后传》。
　　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元年四月庚申；《宋史》卷393《赵汝愚传》。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被罢相，出为福州知州，随即又被改授宫观闲职。同年十一月，又被贬往永州居住。庆元二年（1196）正月，病死于贬途中。
　　开禧北伐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升为保宁军节度使衔，虽仍是提举佑神观的宫观闲职，但通过向宋宁宗荐用其亲信等手段，掌握实权。由于不少理学人士上疏论救赵汝愚，理学人士朱熹、蔡元定等，遂不断受到贬窜。庆元三年二月，下诏：“自今权臣（指赵汝愚）、伪学（道学，即理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九月，又“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勿用伪学之人”。十二月，再“诏省部籍伪学姓名”。庆元四年五月，下“诏禁伪学”，史称“庆元党禁”，以赵汝愚、朱熹等59 人被列伪学逆党。
　　庆元二年七月，韩侂胄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四年五月，又加少傅；五年九月，又加少师、封平原郡王，但始终没有担任具体职务。嘉泰元年（1201）十月，“以韩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②，表明韩侂胄的权势已巩固。次年二月，伪学党禁才被解除，列入党籍的人士逐渐恢复官职。
　　此时，金朝北边的蒙古逐渐兴起，不断攻金。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1203），金朝境内又不断发生小规模农民起义，金下诏加强镇压措施。“是冬，金国盗起，惧朝廷（宋）乘其隙，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府榷场”，宋朝以为金兵将南侵，“朝廷闻其事，即起参政张岩帅淮东、枢密程松帅淮西，..又起侍郎丘崈守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防海道；起大卿辛弃疾帅浙东”①，全面进行防御。但南宋不久就知道真相，主战派终于看到攻金复仇的希望，有人就劝韩侂胄乘金内乱起兵攻金，收复中原以建盖世功勋，收复中原的舆论日益高涨。嘉泰四年，辛弃疾“入见，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②。不少官员也表示了相似的意见。同年二月，建韩世忠庙于镇江；五月，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北伐中原制造舆论，鼓舞士气。韩侂胄终于从后台走上前台，开禧元年（1205）七月，由万寿观使的宫观闲职，出任平章军国事，权位在丞相之上，并开始作出兵部署。同年十二月，在对待金使傲慢无礼的问题上，韩侂胄也采取了当年虞允文的态度，请宁宗回内宫，并让金使次年元旦朝见，以示对金不屈服。
　　开禧二年四月，全面进行北伐部署的同时，追夺奸臣秦桧的申王王爵，取消原谥的忠献，改赐恶谥（后谥谬丑），以表示否定对金乞和的旧国策。北伐战争也在陈孝庆收复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时，实际已经开始。五月初，陈孝庆又收复虹县（今安徽泗县），数日后即正式下诏伐金。韩侂胄主持的北伐，虽然遭到一些人反对，但确实燃起了主战派人士恢复中原的希望，不仅时年82 岁的爱国诗人陆游写诗称颂：“日闻淮颍归王化，要使新民识太平。”①即使前些时作为赵汝愚党羽而遭打击的章颖，也表上所撰《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传》，称颂宋宁宗“怒发冲冠，雄心抚剑”，② 《宋史》卷37、38《宁宗纪》一、二。
　　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8，嘉泰三年冬。
　　② 《两朝纲目备要》卷8，嘉泰四年正月。
　　① 陆游：《剑南诗稿》卷67《赛神》。
　　他所撰写的《四将传》，在于“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几成功于今日”②。
　　但是，金朝还没有到内忧外患交织之时，韩侂胄北伐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仓促北伐攻金，选择攻金的时机也过早。东线战场上，虽然毕再遇迅速崛起，几乎是战无不胜，但宋军总的情况，却是败多胜少。更严重的是，由于韩侂胄当初用人不当，他寄以重望的西线主帅吴曦，被金招降。不但导致东西两线攻金计划的破灭，而且震动朝野，也动摇了韩侂胄北伐胜利的信心，遣使议和，但因金的无理要求而中断，战争继续进行。韩侂胄的一度动摇，助长了投降势力的气焰，在礼部侍郎史弥远的策划下，同年十一月，宋宁宗以御笔将韩侂胄罢平章军国事职事，与在外宫观。使得奸臣史弥远于次日，背着宋宁宗，指使夏震杀死韩侂胄的阴谋得逞。以致在韩侂胄死后的第二天，宋宁宗还下诏，“责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第三天又下诏“改送英德府安置”；又诏“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阳军安置”，直到第四天，才以韩侂胄已死，向宋宁宗报告。但史弥远仍不敢公开宣称是奉密旨杀死的③。韩侂胄死后，被史弥远函首送金朝，并订立了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由于韩侂胄实际控制政权时期，曾实行“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所以，在韩侂胄的生前死后，一直受到理学人士的攻击，在他们所修的《国史》中，被称为奸臣。元代修撰《宋史》的理学人士，并将韩侂胄与卖国的秦桧，都列入《奸臣传》。但是金朝君臣对于韩侂胄却另有评价，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记载：韩“侂胄首将入伪境，彼中台谏交章言，侂胄之忠于本国，乃诏谥为忠缪侯，以礼袝葬其祖魏公（韩琦）茔侧”①。不论是评价，还是处理的方式，远比南宋朝廷和理学家们公允。
　　② 《宋会要辑稿》礼59 之21。
　　③ 《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
　　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7《开禧去凶和敌日记》。
　　第六十三章史弥远贾似道第一节史弥远谋杀韩侂胄史弥远（1164—1233），字同叔，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父史浩，绍兴十四年（1144）进士，高宗朝官至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朝两任右相，封魏国公。光宗绍熙五年（1194）四月死，五月追封会稽郡王，十月谥文惠。史弥远擅权的嘉定十四年（1221），追封为越王、改谥忠定。
　　史弥远于淳熙六年（1179）入官，十四年举进士。光宗时官至太常寺主簿，以奉养父史浩请祠，史浩死后守丧。从庆元二年（1196）除丧服，出任八品小官大理司直，到开禧元年（1205）初的近十年时间里，才升至六品的司封郎中。同年五月，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后，史弥远随即受到重用，到开禧三年三月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不但已封为男爵，而且已升为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的三品大员。
　　史弥远权位的迅速升迁，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当韩侂胄支持重用的宋军西线主帅吴曦叛变降金的消息，于开禧三年二月传到南宋首都临安时，宋朝君臣对战胜金军，收复中原，已失去信心，韩侂胄的威望也因而严重受挫。韩侂胄于六月遣使议和，金方提出以韩侂胄首级作为议和的前提，这理所当然遭到韩侂胄的拒绝。史弥远的政治野心立即迅速膨胀，“乃建去凶之策，其议甚秘，人无知者”，决心设法杀死韩侂胄，取而代之。
　　宋宁宗立皇后时，韩侂胄不支持立杨贵妃为后。杨贵妃在立为皇后以后，对韩侂胄怀恨在心。史弥远积极拉拢被杨皇后冒认为兄的杨次山，由杨次山向杨皇后提出，请她向宋宁宗提出罢免韩侂胄。史弥远又利用自己兼任资善堂翊善，蛊惑年仅16 岁的宋宁宗嗣子赵■，向宋宁宗“入奏：侂胄再启兵端，将不利于社稷”。杨皇后从旁赞之甚力，但宋宁宗不予理睬。显然想通过宋宁宗下诏罢免韩侂胄，是不可能的。史弥远决定绕过宋宁宗，由他和杨皇后伪造宋宁宗的御批密旨。参知政事钱象祖、李壁曾是韩侂胄党羽，见到密旨信以为真，转而投靠史弥远，当钱象祖想向宁宗奏明罢韩侂胄时，李壁怕消息泄漏给韩侂胄，钱象祖因而作罢。史弥远计划派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杀死韩侂胄，当夏震“初闻欲诛韩（侂胄），有难色，及视御批，则曰：‘君命也，震当效死’”①。十一月初，韩侂胄被杀死于玉津园。当“临安府申侂胄已身故”，“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犹谓其未死，盖是谋悉出中宫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②。
　　嘉定元年（1208）三月，史弥远实际掌权，恢复了秦桧的申王爵位及忠献谥号，积极奉行降金乞和政策。九月签订宋金和议，史称“嘉定和议”，由金宋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岁币由20 万增为30 万；另加“犒军银”300万两，这是以往和议中从来没有过的。对于这宋金议和史上最为屈辱的和议，引起朝野不满。“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人（指韩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朝流徙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
　　② 《宋史》卷243《杨皇后传》；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虎符》。之民，承命惟谨，曾无留难。”①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这番话，可说是当时舆论的代表。史弥远的丑行，实是与秦桧不相上下。
　　矫诏立理宗由于韩侂胄是被伪造的密旨杀死的，史弥远没能公开以此居为首功，只微升为礼部尚书，但已掌握实权。嘉定元年（1208）正月，升为知枢密院事，六月，兼参知政事，十月升为右丞相。十一月，因母丧丁忧。嘉定二年五月，史弥远起复为右丞相，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独相擅权时期。
　　当年协助史弥远杀害韩侂胄，对金乞降求和的卫国公赵■，不久即被立为太子，嘉定十三年（1220）死。次年，宋宁宗另立赵竑为皇子。赵竑对于史弥远的擅权跋扈十分不满，想在即位后远贬史弥远。但被史弥远安置在赵竑身边耳目所告发，史弥远就不时地在宋宁宗面前诽谤赵竑，以图废赵竑，另立他人为继承人，但未能得逞。于是在嘉定十六年，史弥远收买当时只是九品小官的国子学录郑清之，阴谋在宋宁宗去世时，废皇子赵竑而另立宗室赵昀（贵诚）为帝，为此派他兼任魏忠宪王府教授，作为赵贵诚的老师。郑清之后虽数次升官，但兼任赵昀老师之职不变。嘉定十七年八月，宋宁宗病重不能处理朝政时，史弥远加快了策划宫廷政变的步伐。同年闰八月，宋宁宗病死的当天黄昏，史弥远派人“夜召昀入宫，后尚不知也。弥远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废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是夜，凡七往反，后终不听”。但杨谷等说明，史弥远已命殿帅夏震派兵看守皇宫及赵竑，如果不立赵昀为帝，“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杨皇后在沉思很久，权衡利害关系之后，被迫同意。史弥远便伪造宁宗遗诏，“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为了说明赵昀即位的“合法性”，史弥远宣称：宋宁宗在世的八月份，即已“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①。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从此，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取代了由宋孝宗开始的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后裔的帝位。
　　推崇理学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使南宋军民十分不满。在嘉定和议签订的次年，赞同开禧北伐的军官罗日愿与殿前司、步军司军官杨明、张兴等，谋杀奸相史弥远未成，都被处死②。嘉定十四年（1221），又发生了殿前司军官华岳谋杀史弥远事件。在开禧北伐时，华岳作为军事理论家（著有兵书《翠微南征录》等传世），以战略眼光指出，应待金朝破坏和议时攻金，不应在准备不足时主动北伐，因而受到韩侂胄的打击。但对史弥远的乞降求和更为不满，“谋去丞相史弥远，..宁宗知其名，欲生之，弥远曰：‘是欲杀臣者’。竟杖死东市”①。
　　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也引起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愤慨。
　　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11，嘉定元年四月戊午。
　　① 《宋史》郑41《理宗纪》一，卷243《杨皇后传》。
　　② 《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二年五月戊戌。
　　① 《宋史》卷455《华岳传》，卷40《宁宗纪》四。
　　然而理学人士刘爚，在嘉定和议签订后不久，就向史弥远提出：“荐引诸贤”②，表彰朱熹，为史弥远改善形象出谋划策，借史弥远之力以倡导理学。史弥远不仅随后即起用诸多理学人士，还在嘉定年间，对不符合赐谥条件的理学家朱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分别特赐谥号为文、元、纯、正、明，提高理学派的地位，争取理学人士的拥戴。在史弥远用阴谋手段，废除并杀害宋宁宗指定的继承人赵竑，并伪造宁宗遗诏，扶立宋理宗以后，宋理宗意外成为皇帝，甘心作傀儡，史弥远的形象因而更为丑陋。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先后以“谤讪”、“诬诋”罪名，被落职闲居。但史弥远为改善其形象，仍继续推行扶持理学派，重用或起用理学派人士，并追赠朱熹太师官号，追封信国公爵位，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还追赐岳飞的谥号为忠武，企图以此掩盖他奸臣面目。
　　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重，才将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为右丞相，结束了他独相二十六年的历史。次日以病危致仕，授两镇节度使，封会稽郡王，数日后去世，追封卫王，谥忠献。所赐号与秦桧谥号相同的忠献，并非完全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讨论谥号的礼官们，认为史弥远就是与秦桧属同一类人物，因为这在当时是士大夫们的某种共识。著名文学家刘克庄，在一年多以后的端平二年（1235）七月，给宋理宗的札子中，就公开将史弥远列为与秦桧一样的“小人”，指出“柄臣浊乱天下久矣，..柄臣与其徒皆攫取陛下之富贵而去，而独留其大敝极坏之朝纲。..小人恃智巧，君子恃天理、人心之正，而天与人又有时而不然，桧十九年、弥远二十六年而衍七十日，光（指司马光）九月，君子之难取必于天如此。”①由于史弥远一直倡导理学，史弥远死后不久，理学又被确定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宋末及元代一些理学人士对之心怀感激之情。在元代理学人士参与修撰的《宋史》中，史弥远不仅没有被列入《奸臣传》，而且在《史弥远传》中也竭力进行粉饰，阴谋杀害韩侂胄被写成侠肝义胆，违反宁宗遗志非法扶立理宗也被写得名正言顺，至于降金乞和则只字未提。对其罪恶，仅在传末用“废济王，非宁宗意。..擅权用事，专任憸壬，..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为鹰犬，于是一时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云”，数句贬语以终篇。②第二节贾似道鄂州暗中乞降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父贾涉，宁宗朝官至淮东制置使。贾似道少时游博无行，以父荫入官补嘉兴司仓。其姐于嘉定四年入宫，为宋理宗所宠封贵妃，遂得赴廷对，从此官运亨通。自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灭金以后，南宋遂与蒙古南北对峙。淳祐元年（1241），贾似道任湖广总领财赋。淳祐九年升至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淳祐十年为两淮制置大使、② 《真文忠公文集》卷43《刘阁学（爚）墓志铭》。
　　①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1《输（轮）对札子》二。
　　② 《宋史》卷414《史弥远传》。
　　淮东安抚使、扬州知州，又兼淮西安抚使。宝祐二年（1254），又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同年设枢密行府于扬州；四年，又升为参知政事；五年又升改为知枢密院事；六年，升任枢密使、两淮宣抚使，一直是担任着保卫两淮的重臣。
　　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1259）正月，贾似道以枢密使改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江陵知府，他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军、政、财政大权于一身，又负责两淮的军事，全面负责南宋抗战前线总的防务。当时，四川大部已被蒙古攻陷。二月，蒙哥汗（宪宗）亲自率西路军攻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钓鱼城守将王坚奋起抗击，蒙哥汗于七月因攻城受伤死于钓鱼山下。蒙哥汗弟忽必烈率东路军于八月下旬到达长江北岸黄州（今属湖北）。九月初，忽必烈得知蒙哥汗死讯，以为不可无功而返，遂渡江攻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十月间，理宗任命在军中的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由江陵至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区），又进入鄂州，督师抗击。忽必烈接到夫人察必的使臣报告，要他北返以争夺汗位，遂扬言东下进攻南宋首都临安，准备渡江北归。贾似道却于此时私下遣使，以南宋愿称臣纳币、割让长江以北土地等条件求和。忽必烈在即将率部出发北归时，派使臣前往鄂州谈判，并嘱咐见蒙古军旗动即回，随军北归。使臣在谈判中见军旗动，立即签约后返回。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蒙古军随后也北还，鄂、潭两地相继解围。
　　十二月，贾似道隐瞒向蒙古乞降、签订和约的真相，而以战胜蒙古军报功。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景定元年（蒙古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派郝经入宋，“持书申好息兵，且征岁币”。宋理宗得知蒙古使臣到来，对宰执们说：“北朝使来，事体当议”。但贾似道害怕暗中乞降的情况暴露，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①，并命淮东制置司将使臣郝经一行拘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也不作防守准备。
　　丁家洲之战贾似道自鄂州谎报军情升任右丞相回朝后，开始了独相专政擅权时期，“由是权倾中外，进用群小”②。当时宋朝社会经济日益恶化，纸币会子（楮币、楮）贬值。贾似道向理宗提出的对策是：“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于是景定四年（1263）推行“公田法”，强行将民田以超过限额为名，三分之一回买给官府，实际上是有的人户“本无田”，被强买而自杀。而且买公田的钱，给的主要贬值的纸币会子，以及“民持之而不得售”的官告、度牒，使得平江（今苏州）、江阴、常州、镇江（今皆属江苏）、嘉兴（今属浙江）、安吉（今安吉南）六郡的大量田地，被低价强买，造成许多民户破产。又以所买公田设置官庄，原业主或原佃户成为官庄佃户，向官庄交地租。贾似道就是采取强取民财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一岁军饷，皆仰于此”①。
　　① 《宋史》卷45《理宗纪》五，卷474《贾似道传》。
　　② 《宋史·贾似道传》。
　　①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卷474《贾似道传》。
　　由于回买公田需要大量经费，采取“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贯”，以增加纸币会子的发行量，作为买田的经费，使得会子更加贬值。景定五年（1264）正月，又发行新纸币，“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同时废十七界会子，进一步促使纸币贬值，新纸币“关子行，物价顿踊”②，导致物价飞涨。
　　景定五年十月，宋理宗死，太子、皇侄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朝臣皆称为‘周公’”。次年，贾似道进封魏国公。咸淳三年（1267），升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上朝一次，上朝后到都堂（政事堂）处理重大军政事务。此时，才任命左、右丞相以处理日常事务。实际上仍是“吏抱文书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决于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③。从咸淳八年冬，又开始了贾似道以平章军国重事的独相时期，更加腐败。
　　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建国号为元，明确表示是“绍百工而纪统”④，加紧了灭宋的步伐。咸淳九年春，先后攻占樊城、襄阳（今湖北襄樊），元军顺流东下，向着南宋的统治中心地区江东、两浙路进军。
　　咸淳十年（1274）七月，宋度宗去世，在贾似道主持下，扶立年仅四岁的度宗嫡子赵顯为帝，是为恭帝（瀛国公）。年过花甲且有病的太皇太后（理宗皇后）谢道清，垂帘听政，政事仍由贾似道掌握。十一月，在贾似道的要求下，任命了左、右丞相以应付元军临江的局势。
　　元军伯颜所统主力，于十二月初占领汉口，随后渡江，并于中旬占领鄂州，元军遂沿江东下。贾似道一直对战事置若罔闻，虽然数次表示要前往督师，却暗中指使党羽上书挽留，因而均未成行。直到鄂州失守，才在太学生等促请下，不得已而兼任都督诸路军马，但仍将都督府设于临安。次年（德祐元年，1275）正月，才出京督师。元军已占领江州（今江西九江）、安庆（今安徽潜山）。二月，贾似道到达芜湖（今属安徽），首先派宋京前往元军主帅伯颜军中，提出南宋称臣、奉岁币，遭到拒绝。宋军当时扼守于丁家洲（今铜陵东北长江中），贾似道得知降元乞和无望，暗中准备快船，以便及时逃跑。二月下旬初，宋军主帅孙虎臣迎战元军于丁家洲，宋军战败，贾似道与孙虎臣乘船逃到扬州（今属江苏）。二月末，新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奏请杀贾似道以谢天下，但谢太后却说：“（贾）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因而“止罢平章、都督，予祠官”，后又被降三官，但贾似道留在扬州，不肯回临安，并上表请求保全性命。谢太后乃诏贾似道归故里守母丧礼，贾似道这才离开扬州回朝。七月，被降为高州团练副使，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宗室福王赵与芮早就痛恨贾似道擅权误国，“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尉郑虎臣欣然应命监送，贾似道前往贬途时，随行的侍妾有数十人，都被郑虎臣赶走，又将贾似道所坐的桥子的桥盖除去，让贾似道暴晒在太阳下。八、九月间，到达漳州（今属福建）的木棉庵，郑虎臣让贾似道自杀以谢天下。贾似道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郑虎臣随即将贾似道杀死，② 《宋史》卷181《食货志》下三；《宋季三朝政要》卷5。
　　③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④ 《元史》卷7《世祖纪》四。
　　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①第六十四章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第一节真德秀魏了翁真德秀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
　　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入仕任南剑州（今南平）判官。开禧元年（1205）又中博学宏词科，为福州（今属福建）知州、福建路安抚使萧逵的幕僚，次年入朝任太学正，嘉定元年（1208）升太学博士。真德秀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上奏指出：“虏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虏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谨，曾亡留难。..今日寻盟于虏，..抑将听命于敌而图苟安之计乎。”①历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秘书郎、著作佐郎等。
　　嘉定四年，“时相（史弥远）将用（真）德秀，会言官抵之”②，“每谗公（真德秀）以谄时相获骤迁”。真德秀力辞新命，改兼礼部郎官①。历军器少监、权直学士院、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嘉定六年十月，为贺金宣宗即位使，北上至盱眙（今属江苏）边城，准备进入金境，当时金朝外受蒙古进攻、内有人民起义，未能过界成行，真德秀在盱眙等待至次年初，仍不能前往金京城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得退回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上奏提出整顿边防，以达到“退足以守，进足以攻”；对于金朝的形势也应了解清楚，不能“言人人殊”，以达到“闻事必实”等一系列措施②。以后又一再上奏论述宋金形势，然而，“时朝论方事苟安，谓公（真德秀）张望”③，真德秀愤而要求出任地方官，未被允许。
　　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1214）七月中旬，金使来告已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真德秀随后即奏请停止每年给金朝的“岁币”被采纳。真德秀看到宰相史弥远并非想振兴图强，而只是在执政之初就采纳理学人士刘爚的建议，崇尚理学，以官爵收买人心。作为理学家的真德秀，当然欢迎崇尚理学之举，但对史弥远“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反为所薄”的情况深为不满④，非常感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⑤虽然史弥远进行挽留，但真德秀去意坚决，同年十一月，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江东地区适值旱灾蝗害，真德秀奏罢贪官，并在临时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属安徽）、太平（今当涂）两地开仓赈济，政誉始著。二年后调任泉州（今属福建）知州，泉州为重要外贸海港，而原先不仅商税重，而且官员以“和买”的名义低价收购外商货物，以致外商海船进港数锐① 《真文忠公文集》卷2《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一》。
　　② 《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①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8《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② 《真文忠公文集》卷3《使还上殿札子》。
　　③④ 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⑤ 《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减，一年只有三四艘。真德秀上任后，不仅公布税额，而且禁止官吏购买外商货物，并且组织民兵剿灭海盗王子清、赵郎所部，对外贸易迅速恢复，第三年到港海船就达36 艘之多。嘉定十二年秋，真德秀升任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次年以母死辞官守丧。嘉定十五年，服除起复，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在任期间改酒类专卖为收商税通商，取消田税正额之外以“捧撮米”每石增收一斗七升的附加税等苛政。
　　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宋宁宗去世，史弥远即以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继位，是为理宗。九月中旬初，下诏召已是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回临安，三天后即被任为中书舍人兼侍读，还未到任；过了两天又升改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侍读，升迁之速前所未有。真德秀对史弥远擅权废立不满，不仅一再辞免新命，迟迟不赴任，直到同年十二月才离潭州，又请假便道回家乡浦城休假，并再辞新命请求依旧任地方官。宝庆元年（1225）六月初才到达临安，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已于正月间被史弥远害死，更引起真德秀的不满，一月之间四辞直学士院，七月初终于辞去直学士院而只任礼部侍郎，并一再为济王赵竑辩解，并指出：“霅川之议（指杀害赵竑后的善后事宜）不询于众。与赏罚徇私，馈赂公行。”正如魏了翁所说：“皆人所难言。”因“而权臣（指史弥远）益媢（嫉妒）忌矣”①。真德秀于八月，一再请求以宫观闲差就医养病，又因为在对被害的济王赵竑追赠方面与史弥远及其党羽的意见不合而受到攻击，因而又三次自请黜责。九月初，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宫观闲差，任便居住。真德秀自知不为史弥远所容，因而自请辞免待制及宫观而获准。十一月，以“真德秀奏札诬诋”，终于被“落职（待制）罢祠（宫观）”①。真德秀早年从学于朱熹弟子詹体仁，为朱熹的再传弟子，虽然学术成就有限，却是当时理学正宗的宗师，声誉很高，是朱熹之后名望最高的理学家。史弥远党羽原拟贬窜真德秀，但一向对史弥远言听计从甘当傀儡的宋理宗，这次却亲加“保全”，而且“落职罢祠”②，也可以说是同意真德秀前些时的请求。可能宋理宗觉得如果真对当时的理学宗师真德秀加以贬窜，那么奸相史弥远崇奉理学的伪装将被撕破，史弥远也许是在清楚了这点之后而未再深责真德秀，使真德秀能安然退归故里著书立说。
　　非正常继承帝位的宋理宗地位早已稳固，而且在崇奉理学的活动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绍定四年（1231）六月，真德秀与原遭贬窜的理学家魏了翁，同时恢复原职名及宫观祠禄。次年，真德秀复出任泉州知州。
　　绍定六年十月，奸相史弥远死，其党羽郑清之虽于九月已升任右相，但史弥远的倒行逆施实在不得人心，因而不得不将充当史弥远打手的袁韶、李知孝、梁成大等加于贬降。而理学宗师真德秀升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端平元年（1234）四月，即被召为户部尚书；九月到临安后，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次年三月，升任副相（参知政事），但时已有病，未及有所作为，即于四月罢政，以宫观闲差养病，五月病卒，享年58 岁，谥文忠。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等传世。
　　①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德秀）神道碑》。① 《宋史》卷41《理宗纪》一。又《理宗纪》中记真德秀提举宫观为八月，误。参见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② 魏了翁《真公（德秀）神道碑》作“仅降三官”而非“落职罢祠”。真德秀自称“居间数年而予之祠”（《真文忠公文集》卷16《辞免权户部尚书状》），则魏了翁所记有误。魏了翁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第三名，授剑南西川节度（驻成都，今属四川）判官厅公事。嘉泰二年（1202）召为国子监的国子正，次年改任国子监武学博士。开禧元年（1205）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次年升秘书省校书郎，以亲老为辞而出任嘉定（今乐山）知府。同年末，在赴任途中到达江陵（今属湖北）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次年二月李好义等杀吴曦后，魏了翁在继续赴任途中于广安（今属四川）收到免职之命，遂奉双亲回蒲江故里。同年末，奸臣史弥远秘密杀害权臣韩侂胄后，理学人士刘爚建议史弥远崇奉理学、起用名人以改善其丑陋形象。“朝廷收召诸贤”，理学家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嘉定元年（1208）十月，“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魏）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①，魏了翁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奸相史弥远“收召诸贤”的用意，因而“三辞聘召”以“迁延岁月”②。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解官守丧，遂于州西白鹤冈下建成鹤山书院，著书立说，授徒传道，宣扬理学。起复，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免欠税以减轻人民负担，但因桥毁伤人命而降授宫观闲差，数月后又起任眉州（今眉山）知州。嘉定四年，升任潼川府（今三台）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嘉定八年，兼本路提举常平，后又改兼转运判官。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见到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均已赐谥，次年春遂以周敦颐曾任本路合州（今重庆合川）的官职为由，奏请为周敦颐赐谥，同时也为程颢、程颐请谥。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请下，直到嘉定十三年，朝廷才特赐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魏了翁遂进一步为张载请谥，并请将四人从祀孔庙，朝廷虽随后又特赐张载谥明，但未同意将四人从祀于孔庙①。尽管如此，将不符合通常赐谥规定的四个理学创始人特赐谥号，仍极大地提高了理学派声望，并为以后理学独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
　　嘉定九年，魏了翁一度以路级监司官代理本路的遂宁（今属四川）知府，嘉定十一年春，改任泸州（今属四川）知州、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公事（帅司）。母死守丧，起复后任潼川知府。
　　嘉定十五年，魏了翁被召回朝，史弥远企图将已是著名理学家的魏了翁收为己用，虽遭到拒绝，但仍不断升迁其官职，魏了翁初任兵部郎中，后改任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次年，升太常少卿。嘉定十七年，升秘书监，又改起居舍人。同年秋，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原皇位继承人赵竑，而扶植宗室赵贵诚即位（理宗，改名昀）。魏了翁感到“时势忽异”，因而“积忧成疾，三疏请闲（宫观）”，不但未被同意，反而升为起居郎，他又上疏请求罢官领宫观闲差，仍未被同意。宝庆元年（1225）正月，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被史弥远迫害致死后，引起以魏了翁、真德秀为首的正直人士的不满，魏了翁为因此而贬窜的官员送行，又被认为是“首倡异论”。魏了翁继续以① 《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②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1《鹤山书院始末》。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5《奏乞为周濂溪赐谥》、《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卷42《简州四先生祠堂记》等。
　　病告假，并请领宫观闲差，前后达五次之多。史弥远为了拉拢魏了翁，反而于九月升魏了翁为权工部侍郎，他在再次请祠后，理宗诏令不准再有呈请，才于十月初到部任职，随后又推荐他人自代。史弥远认为魏了翁始终不为自己所用，才于同年十一月以“欺世盗名，朋邪谤国”①，而处以降三官，靖州（今属湖南）居住，魏了翁遂于贬所靖州建鹤山书院，湖湘、江浙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
　　绍定四年（1213），魏了翁恢复原官衔领宫观闲差。次年五月，任为遂宁知府，魏了翁辞不受命。八月，改任泸州知州、潼川府路安抚使，于是修军备、兴学校，百废俱兴。
　　绍定六年十月上旬，南宋依照与蒙古的联合灭金协议，出兵与蒙古军围攻金临时都城蔡州（今河南汝南）。同月下旬，奸相史弥远死，宋理宗开始亲政，史弥远的亲信郑清之此前已升任宰相。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南宋、蒙古联军攻占蔡州，金亡。蒙古违背灭金后归还河南的原协议，只愿将陈州（今淮阳）、蔡州以南地区归宋，宋军在同意新协议后退兵。但宋理宗与郑清之等却想乘蒙古退兵之际，出兵占领河南以建不世奇功。南宋军队于同年六月占领故都开封、七月又占领原西京洛阳，但在蒙古军的反击下，宋军迅速溃退，这次草率行动，为蒙古军南下留下了借口。
　　宋理宗、郑清之为了改善形象，不仅贬逐史弥远的一些爪牙，还加紧推行崇奉理学，召用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端平二年十一月，魏了翁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次月，一介“书生未闲（娴）军旅之事”的魏了翁，又兼领督视江淮军马①，担负起长江中下游全面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朝论大骇，以为不可”，魏了翁虽然也一再推辞新命，但仍不得不勉强赴任。其实，这只是郑清之等“始谋假（借）此命以出（魏）了翁”。当宋理宗在魏了翁的请求下，赋予“便宜”处置军政事务的大权之后，郑清之等“复以建督（督视府）为非”，而且魏了翁的“奏陈动相牵制”②，根本不能有所作为。
　　端平三年二月，魏了翁被免去督视职务，而以签书枢密院事回朝。同年四月，魏了翁乞求解职归田里，被任命为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湖南安抚使。在魏了翁力辞后，改为提举宫观闲差，但同年十一月即被重新起用为绍兴（今属浙江）知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1237）正月，改任福州（今属福建）知州兼福建安抚使。魏了翁一再请求致仕，同年三月死后十日，致仕诏书才颁下。谥文靖，累赠至太师、秦国公③。世称鹤山先生，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等多种著作传世。
　　魏了翁虽与朱熹弟子无师承关系，却是很有成就的理学家，与真德秀齐名，对于理学思想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魏了翁自己也称与真德秀“同生于淳熙，同举（进士）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而志同气合，则① 《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6《辞免兼领督江淮军马奏状》。
　　② 《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③ 《宋史·魏了翁传》作赠太师，而《理宗纪》二作赠少师，两者或有一误，但已不详，故此处作“累赠至太师”。又《宋会要辑稿》礼58 之100 作“参知政事魏了翁谥文靖”，可能是误载，录以备考。海内寡二”①。魏了翁当时的声望虽稍逊于真德秀，但后人认为他的学术成就高于真德秀②。
　　第二节刘克庄真德秀门生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嘉定二年（1209）以郊祀恩奏补将仕郎（阶官）入仕，任靖安县（今属江西）主簿。嘉定六年七月，父刘弥正（吏部侍郎）死，刘克庄辞官守丧。起复后任福州（今属福建）司理参军，改任真州（今江苏仪征）录事参军，应江淮制置使李珏召入幕。嘉定十二年，因持论不合，辞官，得请宫观闲差。嘉定十七年（1224）任建阳（今属福建）知县。
　　宝庆元年（1225）十一月，真德秀罢官回家乡浦城闲居。浦城为建阳邻县，刘克庄投入真德秀门下，“以师事（真德秀），自此学问益新矣”③，成为真德秀的门生，从此大力宣扬理学。宝庆三年，刘克庄在建阳重修朱熹祠，以其大弟子黄榦配祀；又在建阳县学建四君子祠，祭祀朱熹的父亲朱松及朱熹的师友。刘克庄祖父刘夙从学于理学创始人程颐的再传弟子林光朝，真德秀因而称刘克庄“世以正学（理学）传其家”①。刘克庄后因所作《落梅》诗，为史弥远鹰犬李知孝、梁成大攻击为谤讪朝政，幸得郑清之排解，改任潮州（今属广东）通判，但终于因此而降领宫观闲差。绍定六年末（1233），起用为吉州（今江西吉安）通判，未及赴任。端平元年（1234）正月，真德秀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刘克庄以将作监主簿任安抚使司参议官。同年六月，真德秀被召任户部尚书，刘克庄援例辞官，奉诏回京任将作监主簿本职，同年九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改任宗正寺主簿。
　　端平二年六月，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吏部侍右郎官，在理宗召见时抨击故相史弥远擅权误国，劝导理宗近君子远小人，虽为理学家魏了翁等称许，然而得罪了史弥远的党羽。同年十一月，曾从龙任枢密使兼督视江淮军马，拟辟刘克庄任督府参议官，后因曾从龙死而未及赴任。次年，中书舍人吴泳传闻刘克庄当初曾遏制他晋升之事，指使其弟御史吴昌裔攻击刘克庄，刘克庄遂被罢官降授宫观闲差。不久，又改为出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嘉熙元年（1237），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御史蒋岘攻击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时，与方大琮、王迈三人抨击朝廷处理前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事欠妥，刘克庄因而又改授宫观闲差，方、王二人也被贬降，时称“三贤”，徐鹿卿因向他们赠诗也被贬降，太学生为此作《四贤诗》称颂。
　　嘉熙三年，刘克庄被起用为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广东提举常平公事，嘉熙四年初到任；八月，升任广东转运使。淳祐元年（1241），诏令回临安奏事，但受御史金渊攻击而罢召回之命，并再次降授宫观闲差。淳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真公（德秀）神道碑》。
　　② 参见《宋元学案》卷80《鹤山学案》、卷81《西山真氏学案》。
　　③ 林希逸：《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4《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又刘克庄《宋史》中无传，故这里叙述其经历稍详。
　　① 《真文忠公文集》卷26《建阳县学四君子祠记》。
　　祐三年初，一度出任为吏部侍右郎官，又受到濮斗南的攻击而仍领宫观闲差。次年，起用为江东提举常平公事（一作提点刑狱），同年十一月，曾被任为将作监，又改直华文阁，但因“岁旱民饥，艰于择代”而留任原职①。淳祐六年七月，召回临安，改任太府寺少卿。八月，宋理宗召见刘克庄，赐进士出身，改任秘书省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不久又暂兼中书舍人，参与奏罢宰相史嵩之。次年二月，出为漳州知州，刘克庄以母亲年高力辞，改为提举宫观闲差。淳祐八年，又起用为宗正少卿，再辞后改任福建提刑，九月赴任，母死，遂辞官守丧。
　　淳祐十一年初，起复回朝，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但建议多不被采纳，叹道：“千辛万苦唤得来，又向那边去。”但仍不断升迁官职，十月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读。刘克庄纵论国内外形势，批评朝政，认为蒙古军攻占四川，致使“五十四州遂成荡覆，岂非外重而不能御，内虚而无以守”②，以致受到御史郑发的攻击。次年正月，出为建宁（今属福建）知府兼福建路转运副使，但郑发认为责轻而再次论奏，同年六月，再次以宫观回乡闲居。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暗中向蒙古军乞降求和，而以战胜蒙古军闻奏，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但是，“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③。南宋中期以后，经历了长期对金朝、蒙古乞降、战败之后，对贾似道谎报战胜蒙古，迫使蒙古退兵，由于蒙古忽必烈汗一时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南顾，使得贾似道制造的假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迷惑着南宋朝野，举国上下并不知道贾似道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
　　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自鄂州入朝任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过七十的一代文宗刘克庄再次被起用。同年十一月到临安后，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随后又升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直学士院，次年升为权工部尚书仍兼两制，日夜为草诏而忙碌。后人不理解当“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情况下人们的欢快心情，当群臣对时相贾似道歌功颂德时，不明真相的刘克庄也参与其中，因此受到后人责难，其情形与当年陆游与权相韩侂胄的关系受后人责难类似。这年（景定二年）八月，回朝不到一年的刘克庄急流勇退，请求致仕，这也许是他对贾似道的面目有所认识以后决定的。同年外调回家乡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任知府，实际是告老还乡，“优游觞咏”①，并不多过问府事。景定五年秋，以“目眚”（白内障）致仕。咸淳五年（1269）病逝，享年83 岁，谥文定。积官至龙图阁学士（职）、正议大夫（阶）、莆田县伯（爵），世称后村先生，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传世。
　　南宋末年的文坛宗主刘克庄是南宋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南宋林希逸称：“西山（真德秀）诸老既没，公（刘克庄）独岿然为大宗工”。洪天锡① 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参见洪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5。
　　② 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③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① 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亦称：“过江号大家，数无虑六七公”，刘克庄为其中之一，其诗词“流布海内，岿然为一代宗工”。刘克庄的诗早年就受到叶适的称许，“水心（叶适）评公（刘克庄）诗曰：是当建大将旗鼓者”①。刘克庄推崇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称许他的“诗倍太白（李白）、子美（杜甫）”，而且是“三百篇（《诗经》）寂寂久，（陆游诗）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②。
　　刘克庄是个多产作家，作诗约4500 首，数量之多在宋代仅次于陆游，是南宋末年，也是当时江湖诗派中最著名的。他所处正是南宋末年的危亡之际，爱国之情溢为诗词，“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正是他的自我表白。当史弥远杀害主张抗金的权相韩侂胄向金乞降求和，于嘉定元年（戊辰年，1208）完全按照金朝的要求，增加岁币并出“犒军银”300 万两订立“嘉定和议”后，当时还未入仕的刘克庄在《戊辰即事》诗中写道：“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在《梦丰宅之》诗中更对爱国人士称颂：“老犹奋笔排和议，病尚登陴募救兵”，“残胡仍在王师老，宝剑虽埋愤不平”③。
　　刘克庄还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他也推崇爱国词人辛弃疾，称赞辛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①。刘克庄不仅与辛弃疾词风相似，而且同样充满爱国主义与忧国情怀，如在《沁园春·梦孚石》词中叹道：“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而反映抗战的《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词中，更惊呼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友人投笔从戎，“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题柱”②。即使被后人称为阿谀贾似道的诗词，也多出于爱国忧民的情怀，如《凯歌十首呈贾枢使》诗中，歌颂抗蒙将士，“残党分兵尽扑除，游魂多不返穷庐，肃清执至龙颜喜，又奏淮西有捷书”。《汉宫春》（丞相生日，乙丑）词中也说：“但管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这些都是在“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③，而不知道贾似道暗中向蒙古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下写出的。刘克庄还是南宋最有成就的诗词评论家，所著《后村诗话》论诗兼评词，“论诗则具有条理”，“采摘菁华，品题优劣”，“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也”④。
　　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者刘克庄不仅祖父刘夙是理学创始人程颐的三传弟子，而且其父刘弥正也是家传理学人士，对于理学崇尚备至，尤其称颂朱熹集理学大成之功。嘉定① 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洗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又本目参考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②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36《题放翁像》。
　　③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戊辰即事》，卷3《有感》、《梦丰宅之》。①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辛稼轩集序》。
　　②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87、190。
　　③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188、194。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195《后村诗话》。
　　三年（1210）十二月，在为朱嘉赐谥时，考功郎中刘弥正反对谥文忠的太常寺初议，而大谈儒学自“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朱熹）而圣道灿然矣”。进而提出谥以和唐代韩愈相同的“文”，被朝廷采纳①。刘克庄不仅少得家传，后又师从儒学宗师真德秀而且备受器重。但是，作为理学人士的刘克庄，在他思想中占首位的是爱国，而不像其他理学人士那样，对理学一味盲从。他对于朝廷不顾国家安危，热衷于打击新学等其他学派，盲目推崇理学，深为不满。淳祐六年（1246）八月，刘克庄在《召对札子》中指出：宋理宗首要的失误是，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打击新学等学派，树立理学为统治思想。宋理宗的有关活动，被刘克庄讥讽为“薄物细故”，而群臣“纷争不已”；但对涉及国家安危的“急政要务”，即“谦逊未遑”，以致使得人们觉得“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接着他还不点名地指出，北宋末年以二程弟子杨时为首的理学家们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于是，宋钦宗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忙于罢王安石配享孔庙、重设《春秋》博士等，因而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批评。刘克庄进而认为，罢斥新学等学派及崇奉理学派的举动，“于时（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②。
　　刘克庄还借元祐之初，副相刘挚提出调和新旧两党关系但被太皇太后高氏所拒绝，终于引发新旧党争的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奸臣蔡京擅权后北宋走向灭亡的悲剧。随即指出“今庙谟暌异”，只重用理学人士，排斥其他学派人士，以致遭到“邪党（当是指新学派等人士）挪（揶）揄”，实在不知道今后将如何发展，以此作为宋理宗的第二个重大失误。刘克庄并提出，理宗是想把图存之权托付给像秦桧那样乞降求和的人呢，还是托付给像张浚那样始终坚持抗战的人？刘克庄早在端平二年（1235）时，就将（把宋理宗扶上皇帝宝座的）权相史弥远毫不客气地比作奸臣秦桧那样的小人①。刘克庄的这些言论既不会受到宋理宗的欢迎，也不会为表面上似张浚，实际是秦桧的奸相史弥远所喜欢。然而他们对于在理学宗师真德秀等死后，“独岿然为大宗工”的刘克庄，不得不进行笼络，但并不授与大权，而是以宫观回家乡闲居达七八年之久。
　　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言行，不断受到其他理学人士的攻击，“人言排诋，无所不至”。景定元年（1260）冬，七十多岁的刘克庄重新被起用，主要担负起草诏书的工作，但仍不忘提醒宋理宗致力于国家大事，而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崇尚理学排斥异己方面，在同年召对时指出：“王羲之讥诸贤以清谈废务、浮文妨要。先朝（北宋末钦宗朝）用杨时为给（给事中）、谏（谏议大夫），或者尚有不言‘防秋’、不言‘炮石’之诮。然则先急政要务，（后）薄物细故，非士大夫责乎。臣虽老悖，一念忧爱，狂言望择。”②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精神，可说是至老不变。
　　元代理学信徒在修撰《宋史》时，吹捧“自帝（宋理宗）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的所作所为，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三年十二月己巳。
　　②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
　　①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卷51《轮对札子》二，端平二年七月。②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庚申（景定元年）召对》一。
　　并予以完全肯定。对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味扶植理学、排斥异己，将南宋送上灭亡之途的宋理宗，认为只是“身当季运，弗获大效”，而且认为：“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宋理宗）始焉。”①这与刘克庄的观点，实在是大相径庭。所以，作为南宋末年文坛宗师的刘克庄，在496 卷的元修《宋史》中，竟无一席之地，而为刘克庄请谥的门生洪天锡却有传，这就是不难理解了。
　　① 《宋史》卷45《理宗纪·赞》。
　　第六十五章毕再遇李好义杨巨源孟珙余玠王坚李庭芝张珏第一节毕再遇李好义杨巨源毕再遇毕再遇，字德卿，兖州（今属山东）人。父毕进，为岳飞部将，阶至武义大夫。毕再遇以父荫补官，隶侍卫马军司，“武艺绝人”，受到宋孝宗的召见，赐战袍、金钱。
　　开禧二年（金泰和二年，1206）四月，以殿前副都指挥使、镇江诸军都统制郭倪兼任山东、京东路招抚使，率宋东路军北伐。毕再遇率87 名敢死队，从镇江都统司的武锋军统制陈孝庆渡淮攻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毕再遇定计，以宋军主力佯攻泗州西城（州治），自率部下出其不意奋勇登上东城（淮平县城）南角，杀敌数百。东城金军溃败后开北门逃走，毕再遇攻占泗州东城。金军仍坚守泗州西城，毕再遇又转攻西城，树大将旗，大呼：“大宋毕将军在此”，“可速降”。金淮平知县降，毕再遇又占领泗州西城，取得了东路宋军北伐的首功。招抚使郭倪赶到新占领的泗州，慰劳得胜的宋军，授毕再遇刺史衔。毕再遇说：“国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两城即得一刺史，继此何以赏之？”坚辞不受。五月，郭倪派池州（今安徽贵池）诸军副都统制、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率军数万进攻宿州（今属安徽），派陈孝庆率部进援。又命毕再遇率骑兵480 名为先锋，直接进攻徐州（今属江苏）。当毕再遇进至虹县（今安徽泗县）时，遇到从宿州败退的宋军，随即加速进军，到达灵璧（今属安徽）时，又遇到进屯附近凤凰山的陈孝庆，他也要退兵。毕再遇说：“吾奉招抚命取徐州，假道于此，宁死灵璧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遂自率所部阻击金军，当5000 金军追来时，他派20 名骑兵守北门，亲自率其余骑兵向金军冲击，金军大败，毕再遇率部追奔三十里，使宋军陈孝庆的大部队得以安全退兵。当宋军退到泗州后，毕再遇“以功第一”，升为武功大夫、左骁卫将军、殿前司选锋军统制。不久，奉命退回淮南的盱眙，兼任盱眙军知军。九月，毕再遇升达州刺史衔，又改任镇江中军统制仍兼盱眙知军。十月末，东路金军主帅、山东两路兵马都统纥石烈执中，统兵渡淮南下，进围楚州（今淮安），毕再遇奉命救援楚州，郭倪另派部队接管盱眙的防务。毕再遇率部北上后，金军进攻盱眙，接防的宋军惊溃，盱眙被金军攻占，毕再遇又回军收复盱眙。不久，毕再遇升任镇江诸军副都统制，再次率军救援楚州，面对十倍于己的金军，毕再遇派小部队，间道乘夜赶赴金军运粮车的宿营地淮阴（今淮阴西南），烧尽金军的后备粮草，大败淮阴的护粮金军。
　　其时，西路金军已渡淮并迫近长江，围攻和州（今安徽和县），毕再遇立即率部南下，坚守六合（今属江苏）。宋朝廷任命毕再遇带节制淮东军马衔，以便调遣淮东的其他宋军抗金。十二月上旬，金军进至六合西北二十五里的竹镇，毕再遇随即登城部署战事，命令守城宋军偃旗息鼓，并伏兵于南土门，排列弩手于土城上。当金军刚进到城濠前，宋军突然万弩齐发，开门出战，鼓声大作，城上旗帜并举，金军惊恐而退，毕再遇乘机率军追击，金军大败。金军数万随后又围攻六合，金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督兵攻城，六合城中宋军的箭已射尽，毕再遇命人打着青盖在城墙上来回走动，金军以为是宋军主将，因而争相向青盖射箭，城楼、城墙到处是箭，宋军拔取使用，多达一二十万支。毕再遇又命人在城门附近奏乐，以示闲暇，间或出兵袭击金军，使得金军日夜不得安宁。乘金军稍退之机，毕再遇亲自率军出城，夺取城东的野新桥，宋军突然出现于金军背后，金军遂退兵，毕再遇率军一直追击至滁州（今属安徽），俘获大量骡马衣甲。毕再遇又以功升领忠州团练使，并升任镇江诸军都统制、权山东·京东路招抚司公事。毕再遇自北伐以来，仅八个多月，已自低级军官升为独当一面的大将，接替郭倪全面指挥淮东的抗金战争，这在宋代是极其少见的。
　　开禧三年春，毕再遇回至扬州（今属江苏），又加骁卫大将军衔（正四品）。毕再遇派兵分头袭扰围攻楚州已数月的金军，金军终于不支而退。毕再遇改任兼扬州知州、淮东安抚使。十一月，奸臣史弥远矫诏杀害主战派权臣韩侂胄后，积极向金乞降求和。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1208）初，毕再遇又加左骁卫上将军衔（从三品）。宋金签订“嘉定和议”后，毕再遇一再请求解甲归田，以表明自己反对和议的态度。但未被准许退闲，仍一直担任镇江诸军都统制、扬州知州、淮东安抚使。嘉定三年（1210），还晋升为保康军承宣使衔。嘉定四年，才以提举宫观任闲职。
　　嘉定十年（金贞祐五年，1217）四月，金军再次南犯。年近古稀的毕再遇，已无力效命疆场，升以武信军节度使衔致仕。不久病死，享年70 岁，后赠太师、谥忠毅。
　　开禧北伐时，“诸将望风奔衄，再遇威声始著，遂为名将”①。毕再遇不仅改进军队装备，制造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又减轻头盔的重量，马甲也改以皮制，车牌改为木造，使一个人即推动、举起，以便于战斗。还善于用计，金军常以水柜（筑坝贮水）放水以淹宋军，毕再遇即命战士做草人，“衣以甲胄，持旗帜、戈矛”，排列成行，清晨击鼓，金军以为宋军来攻，随即开放水柜来淹，才知道是草人，毕再遇乘机出兵，杀败金兵。有一次，与金军作战，时而进攻，时而后退，相持至天黑，将用香料煮过的黑豆撒在地上后，“佯为败走，金人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毕再遇乘机反击，打败金军。又有一次，遇到数倍于己的金军，难与争锋，只得退兵以保存军力，怕金军追击，于是“留旗帜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②，金军不知虚实，相持数日后才发觉有假，想追击宋军，但为时已晚。
　　作为岳飞部将后代的毕再遇，开禧北伐时，在对金作战中几乎是没有打过败仗，即使因军力悬殊不得已而退兵，也从未受过重创。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列校升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可是，由于奸臣史弥远乞降求和，不仅使南宋与金签订了最屈辱的“嘉定和议”，也使一代英才毕再遇未能发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李好义杨巨源① 以上引文具见《宋史》卷402《毕再遇传》。
　　② 《两朝纲目备要》卷9，开禧二年十二月甲戌。
　　李好义（？—1207），华州下邽（今陕西蒲城西南）人。将门世家，祖父李师中在南宋初官至领忠州团练使，父李定一职至兴州（今略阳）中军统制。杨巨源（？—1207），字子渊，利州昭化（今四川广元西南）人，祖籍成都。开禧三年（1207）正月，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时，李好义正任兴州的中军正将，立即自抗金前线的西和州（今甘肃西和西南）青坊赶回兴州。在吴曦叛变几天之后，李好义“与其徒谋举义”①。随军转运使安丙是吴曦父子的部属，因而被授为“伪蜀”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代行丞相职权。当时许多官员或弃官而去，或公然拒受伪命。但是，安丙认为许多军官都是吴氏世将，因而采取接受任命后称病，实际上是持观望态度，以观察形势变化，再决定去留。由于吴曦叛宋降金不得人心，时任合江仓官的杨巨源，也“阴有讨贼志，结义士三百人”②。并于二月中旬晋见安丙，商议乘安丙三月六日邀吴曦谒庙之机，以勇士杀吴曦。
　　杨巨源又与李好义共商大计。李好义指出杨巨源与安丙商议的计划欠妥，“彼出则龊巷，从卫且千人，事必难济”，应改在吴曦“熟食节（寒食节）祭东园”时杀吴曦。于是杨巨源假造圣旨，倒盖合江仓印，这样即使事情败露，也与安丙无关。以后又恐日久事泄，决定提前于二月的最后一天进行。李好义遂约敢勇军士李贵和与李贵关系密切的李彪、张渊、陈立、刘虎、张海等人，以及吴曦的亲卫军黄术、赵亮、吴政等低级军官及军士74 人，加上李好义的弟兄李好古、李好仁、李好问、妹夫杨君玉等亲属，后又有禄袆所率军士10 人，共百余人。在李好义的率领下，黎明前冲进吴曦内宫。李好义宣称是奉密诏来杀吴曦，杨巨源也骑马赶来宣布密诏。吴曦的亲卫兵遂放下武器逃走，李贵首先冲入吴曦的卧室，“手执其髻，举刃中曦颊，曦素勇有力，扑贵仆于地不能起”①。李好义急忙命王换连砍吴曦的腰二斧，吴曦因痛松手，李贵遂乘机砍下吴曦首级。
　　此次平叛有功，李好义自成忠郎特升转承宣使，李贵特升补授武功大夫、团练使衔，杨巨源升补为朝奉郎、通判差遣，任宣抚使司参议官。李好古等无官的授官，有官的升官，并都赏赐钱物。根本没有参加平叛，仅仅是事前与闻其事，而持观望态度的安丙，却窃据首功，升任兴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并享受执政官的礼遇。在平叛的奖谕诏书中，竟然对积极策划者杨巨源只字未提。而与平叛毫无关系，且“诛曦之日不肯拜诏”②的吴曦党羽、踏白军统制王喜，却被说成是“谋戮逆曦，备罄忠劳”③，不仅特升转为节度使，还被任命为兴州诸军都统制要职。这使杨巨源以赏不酬功，心颇不平。因而想向朝廷直接申报自己在平叛中的功劳。杨巨源在给刘光祖的信中，记述了当初策划诛杀吴曦时，安丙的“酬答之语”，并刻印传布。安抚副使安丙害怕暴露他当初持观望态度，以及他申报的平叛情形不实的情况，就以杨巨源“自负倡义之功，阴欲除之”①。六月，授命彭辂逮捕杨巨源，押送阆州（今阆中）狱。押解至大安（今陕西略阳南）时，杨巨源被杀害于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二月乙亥。
　　② 《宋史》卷402《杨巨源传》。
　　① 《宋史》卷402《李好义传》，卷402《杨巨源传》。
　　② 《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③ 《宋会要辑稿》兵20 之9。
　　① 《宋史》卷397《刘甲传》，卷402《杨巨源传》。
　　途中，而安丙却以自杀上报。杨巨源的被害，引起“军情叵测”，安丙“以人情汹汹，封章求免”。南宋朝廷虽未罢安丙安抚副使之职，但因此另派刘甲出任四川安抚使，以稳定人心。后有李珙讼其冤于朝，嘉定六年（1213），为杨巨源立褒忠庙。嘉熙元年（1237）又赐谥忠愍。
　　李好义在杀死吴曦后，集于安丙家。王喜为吴曦党羽，对李好义组织勇士杀死吴曦忿恨已极，也在当天随后来到安丙家，“心怀邪谋，欲刃好义”，虽被安丙阻挡，“然日以杀好义为心”。②李好义升为中军统制、领承宣使后，随即建议乘机夺回吴曦献给金朝的西和等关外四州，并指出：“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则三州可不战而复矣。今不图，后悔无及，愿得马步千人、死士二百，赍十日粮可济”。李好义率军行至独头岭，王荣仲兄弟率民兵配合攻击金军，金军大败。三月七日，到达西和城外，李好义“率众攻城，亲犯矢石，人人乐死，以少击众，前无留敌”③。金守将弃城而逃，遂收复西和州。果然如李好义所料，此前一日别部宋军到达阶州（今甘肃武都东）时，金军立即逃走；数日后，金军又从成州（今成县）自动退走；忠义军张翼又收复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吴曦献给金朝的关外四州全部收复。
　　安丙向朝廷提出沔州（原兴州改名）诸军都统司，统辖十军，军权太大，自吴璘起就尾大不掉，建议增设诸军副都统司，各领五军以分其军权。开禧三年（1207）五月下旬，增设沔州副都统制司，李好义被任命为诸军副都统制，这更引起吴曦的党羽、沔州诸军都统制王喜的愤恨，于是加快了杀害李好义的部署。王喜派刘昌国归李好义节制，而李好义未加防范。六月中旬，李好义被刘昌国毒死。南宋朝廷追赠检校少保，嘉定五年（1212）追谥忠壮。第二节孟珙余玠王坚（附孟宗政、王安节）
　　孟珙（附孟宗政）
　　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将门世家。
　　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随军至随州，定居于枣阳（今皆属湖北）。父孟宗政（？—1223），字德夫。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宋军北伐时，率领义士进行游击战抗金，被任为枣阳县令，后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军南攻襄阳，围枣阳，孟宗政与扈再兴、陈祥等率军出击，连败金军，又驰援枣阳，枣阳解围，遂兼权枣阳军（县升军）使。嘉定十一年二月，金军主将完颜赛不率军数万攻枣阳，枣阳军使孟宗政在援军扈再兴、刘世兴的协同下，抗击达三月之久，金军不支退兵。嘉定十二年二月，金军再次攻枣阳，在孟宗政多方抗击后，金军溃退。孟宗政又奉命出击金境内的湖阳县城（今河南唐河南湖阳镇），“一鼓而拔，燔烧积聚，夷荡营寨，俘掠以归，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①。后任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积官至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② 《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③ 《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① 《宋史》卷403《孟宗政传》。
　　左武卫将军。嘉定十六年（1223），病死于枣阳任上。后赠太师、永国公，谥忠毅。
　　自嘉定十年（1217）起，孟珙从父孟宗政抗金，以功入官。嘉定十四年（1221），任光化县（今老河口）尉。宝庆元年（1225），升任峡州（今宜昌）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三年，改任京西第五副将、权神劲军统制，回到枣阳任职。孟宗政在世时，招收金朝境内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蔡（今汝南）三州壮士2 万多人，编为“忠顺军”。孟宗政死后由江海统辖，军情不安定，此时改由孟珙权管忠顺军。孟珙将忠顺军分为三军，军情遂平定。绍定元年（1228），又于枣阳城西创修平虏堰，溉田10 万亩，由忠顺军与民户分屯；同时命忠顺军每家养马，官供刍粟，于是粮丰马增。次年，升任京西第五正将、枣阳军驻扎，总辖本军和屯驻忠顺三军，后升京西路兵马都监，又升兵马钤辖。
　　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十二月，金哀宗逃至蔡州，金将武仙、武天锡、邓州守将移刺瑗（袁）等聚兵邓州，进攻光化。次年五月，孟珙奉命进讨，一举歼灭武天锡所部并杀死武天锡，金邓州守将移刺瑗投降。七月，又击败武仙于浙江石穴山寨（今河南淅川南）。孟珙升任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成为节制一方的大将。十月，奉命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京西忠顺军统制江海等从征②。
　　端平元年（1234）正月，蒙古军攻城北，孟珙所部宋军攻城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军闻鼓则进，马义先登，赵荣继之，万众竞登”①。金哀宗当时正在进行传位给末帝完颜承麟的仪式，典礼刚完，“而南面已立宋帜，俄顷，四面呼声震天地，南面守者弃门”②。宋军首先攻入城内，而蒙古军还在西北城外与金军作战。孟珙部宋军打开西门，放下吊桥，接蒙古军进入城内。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自焚，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
　　六月，南宋不顾盟约，进军中原失败，与蒙古战事从此开始。孟珙被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留任屯驻襄阳兼镇北军（后改御前忠卫军）都统制。次年，孟珙移驻黄州（今属湖北），又历兼任光州（今属河南）知州、黄州知州。端平三年，蒙古军攻宋，襄阳府、随州（今属湖北）等地相继失守，江陵危急，孟珙奉诏救援。蒙古军在枝江（今枝江南）、监利（今属湖北）一带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南进。孟珙“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则列炬照江，数十里相接”③，连破蒙古军二十四寨，火烧船、筏二千余。蒙古军被迫退走。嘉熙元年（1237）三月，孟珙升任京西·湖北安抚副使、江陵知府。秋，改任鄂州诸军都统制。蒙古军攻至汉阳境内，孟珙进至汉阳西南的沌口反击。蒙古军转攻黄州，并准备渡江，孟珙又率部进驻黄州城中，百计抗击。月余，蒙古军攻城不下，渡江无望，终于退兵。嘉熙二年初，孟珙升任鄂州·荆江府诸军都统制，又升枢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副使，置司松滋县（今松滋西北）；又兼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出兵收复郢州（湖北荆门东北）、荆门（今属湖北）。嘉熙三年春，又出兵收复信阳（今属河南）、② 本章第二、三节、参考胡昭曦、邹重华《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① 《宋史》卷412《孟珙传》。
　　② 《金史》卷18《哀宗纪》下。
　　③ 《宋史》卷412《孟珙传》。
　　襄阳、樊城，孟珙以功升兼枢密都承旨、鄂州知州。十二月，收复夔州（今重庆奉节）。嘉熙四年二月，升领宁武军节度使，改任四川宣抚使兼夔州知州；不久，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承担长江中上游防务。
　　淳祐元年（1241）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后进封汉东郡开国公。淳祐四年春，又兼江陵知府，兴置屯田以供军需。淳祐六年，自春至秋，孟珙因病五次申请辞去实职，以宫观闲差养病，但均未被允许。加上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愿向孟珙投降，孟珙向朝廷报告，并准备受降又未被批准，孟珙叹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①。病情遂加重，九月初以节度使致仕，随即病死。享年52 岁。后特赠太师、封吉国公、谥忠襄。
　　余玠余玠（？—1253），字义夫，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侨居蕲州（治今湖北蕲春东北）。端平三年（1236），赵癸任淮东安抚制置使兼扬州（今属江苏）知州后，余玠晋谒，被留置幕府。嘉熙二年（1238）正月，任招信军（今安徽嘉山东北）知军兼淮东制置司参议官。嘉熙四年（1240），余玠率水军由运河进攻至开封有功，升任淮东提点刑狱，后又兼淮安知州、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又以率军援救安丰（今安徽寿县）有功，升任淮东制置副使。
　　淳祐二年六月，余玠晋见宋理宗，愿以恢复四川为己任，升任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从此，领导四川抗战。淳祐三年十二月，又升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当时四川已残破，并经常受到蒙古军的侵扰。余玠到任后，招贤纳士，共商大计。冉璡冉璞兄弟应召入幕，首先建议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城东钓鱼山上筑城，并移州府于钓鱼城。余玠任命冉氏兄弟为合州长官，负责筑城。此前，已修筑多处山城，此后也修筑了十多座山城，许多州府移居山城，顽强地抗击蒙古军。余玠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俞兴又开屯田于成都（今属四川），经济有所恢复。淳祐十年（1250），余玠率部巡边，一直进到被蒙古军占领的兴元（今陕西汉中）。十二年（1252），又率部西向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抗击南犯的蒙古军，出现了近年以来最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余玠决定在此基础上，逐步清除跋扈的大将，以统一四川的军政。他乘到嘉定府之机，首先将当时也在嘉定的利州路都统制王夔处死，派杨成代统其部属。但移驻云顶山（当在今广元境内）的利州都统制司，却自行推举统制姚世安接任都统制之职。余玠率部至云顶山下，派新任都统制杨成上山任职，遭到姚世安的抵制。姚世安又通过避居云顶山现任宰相谢方叔的亲属，向谢方叔诬陷余玠。宝祐元年（1253）五月，南宋朝廷猜疑余玠，决定将他召回。七月，余玠暴卒于四川。余玠死后，继续受到攻击，还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至宝祐三年（1255）八月，谢方叔罢相以后，才又“诏追复余玠官职”。①王坚（附王安节）
　　①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孟少保（珙）神道碑》。
　　王坚（？—1264），孟珙部将。嘉熙三年（1239），蒙古军在汉水支流浙水岸边的顺阳镇（今河南淅川南）聚集造船用的木材，准备造船顺水而下，进攻已被孟珙收复的襄阳、樊城。孟珙分兵出击，以吸引蒙古军主力。同时派王坚率小部队，隐蔽前往顺阳，烧毁了蒙古军堆集的造船木材。次年二月，孟珙出任四川宣抚使兼夔州（今重庆奉节）知州，王坚从此入川。淳祐十二年（1252）正月，已是武功大夫的王坚，因在收复兴元（今陕西汉中）的战役中立功，升领团练使。宝祐二年（1254）六月，王坚和曹世雄等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广安（今属四川）等地御敌有功。七月，王坚升任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合州知州（州治已移驻钓鱼城），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其时，兴元都统司已移驻合州城。
　　宝祐六年（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四月，蒙古军4 万，号称10 万，分三路攻四川，蒙古大汗蒙哥亲率主力自陇州（今陕西千阳西北）入散关（今宝鸡西南），南宋四川各地山城相继失守。十二月，蒙古军派降将晋国宝到合州（钓鱼城）招降，被王坚拒绝，并将晋国宝赶下山。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1259）正月，王坚又派兵将晋国宝追回钓鱼城杀死，以向守城将士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蒙哥汗于二月间率主力到钓鱼山下，亲自指挥进攻，先后攻打一字城、镇西门、东新门、奇胜门、护国门。四月间一度乘夜攻上外城，都被王坚、张珏等守城宋军将士打败。王坚还乘夜率军下山，袭击蒙哥汗营地，由于蒙古将赵阿哥潘率兵拼死抵抗，王坚遂退回钓鱼城。六月间，蒙古军大将汪德臣又单骑匹马到钓鱼城下招降，喊话未完，即遭到宋军矢石的攻击，几乎被击中。于是蒙古军又挑选精兵，乘夜攻占外城马军寨，王坚率领援军反击。次日清晨下雨，蒙古军的后继部队又遭宋军阻击而未能上山，攻城的蒙古军终于被击退。由于张珏与王坚“协力坚守，攻之九月不能下”①。七月间，蒙哥汗自己也在攻城时被炮石击中而受重伤，不得不承认进攻钓鱼城（合州）战役的失败，决定只留3000 蒙古军牵制合州宋军，蒙古军主力转攻川东重镇重庆。但十多天后，蒙哥汗终因伤重而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军随后即退走。忽必烈所率东路进攻荆湖地区的蒙古军在得知蒙哥汗死讯后也退兵。九月，王坚升领宁远军节度使、封开国伯。
　　景定元年（1260）四月，王坚被召入朝，升任侍卫步军司都统制。次年五月，又升领左金吾卫上将军、湖北安抚使兼江陵知府。景定四年三月，由于受到奸相贾似道的排挤，王坚又改任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兼管内安使。景定五年三月，王坚因受贾似道疑忌，抑郁病卒。死后谥忠壮。
　　王安节（？—1275），王坚之子。“少从其父守合州有功”入官②。王安节为度宗朝东南第七副将。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王安节驻军江陵。二月，贾似道兵溃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长江中），沿江诸州县相继失陷，王安节奔回临安，改任浙西添差兵马副都监。三月，常州（今属江苏）、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降元，王安节收溃军入平江，并与张世杰部属合击元军。都统制刘师勇收复常州后，即派王安节、张詹前往常州，与知州姚訔、通判陈炤等一起守常州，阻击东进的元军，前后达数月之久。十一月，元丞相伯颜亲至常州，在招降被拒绝后，亲自督战。文天祥所派的尹玉、麻士龙援军，血战阵亡。常州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仍然坚决抗击数十倍的① 《宋史》卷451《张珏传》。
　　② 《宋史》卷450《王安节传》。
　　元军。伯颜派亲军首先攻上城头，常州失陷，姚訔、陈炤等英勇战死，刘师勇突围，王安节率残兵巷战，臂伤被俘，拒降而被杀害。
　　第三节李庭芝张珏李庭芝李庭芝（1219—1276），字祥甫，随州（今属湖北）人。嘉熙末，投到京湖制置使孟珙的幕下，担任权建始县令。淳祐初又考中进士，重新投到孟珙部下任职，被任命为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淳祐六年（1246），孟珙病重，临终时荐李庭芝于朝廷。李庭芝感激孟珙知遇之恩，弃官，护送孟珙灵柩葬于兴国（今属江西），还辞官为孟珙服三年丧。
　　淳祐九年（1249），贾似道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后，起用李庭芝为制置司参议官。淳祐十年，贾似道改任两淮制置大使、扬州知州后，李庭芝被任命为濠州（今安徽凤阳东）知州。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以枢密使任京湖、四川宣抚大使兼江陵（今属湖北）知府，留李庭芝为扬州权知州。六月，李庭芝升为湖北安抚副使兼峡州（今湖北宜昌）知州。
　　景定元年（1260）五月，南宋提升李庭芝为主管两淮安抚制置司公事兼扬州知州，负责淮东地区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景定四年三月，李庭芝因为多次打败蒙古军，被南宋朝廷提升为兵部侍郎，仍兼原职。
　　李庭芝考虑到蒙古军每次进攻扬州时，都在城外的平山堂上建楼，从高处监视扬州城中动静，还从这里用车弩射击城内目标。咸淳二年（1266），李庭芝为了控制制高点，就建造大城，把平山堂围在城内。他又招募流民驻防在城内，以加强扬州的防守。次年六月，李庭芝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仍兼原职。咸淳五年（1269）正月，又改为兼两淮制置大使、扬州知州。
　　咸淳六年（1270）正月，宋朝将李庭芝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要他督师救援襄阳、樊城。在前线的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多次被蒙古（元）军打败，他不听李庭芝的督促，不出兵救援，以致守卫了三年的襄阳，在咸淳九年（1273）三月被元军占领。随后李庭芝被罢官，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咸淳九年十月，李庭芝又被起用为两淮安抚制置使，南宋应李庭芝的请求，改任他为淮东安抚制置使、淮西策应使兼扬州知州。十年八月，李庭芝在淮河南岸的清河口（今江苏淮阴东）要隘建城，升为清河军，以加强淮东的防御。十二月，元军攻占鄂州（今湖北武汉）以后，南宋号召天下勤王，李庭芝首先响应。
　　德祐元年（1275），元军围攻扬州，李庭芝带领将士坚决抵抗，元军又多次派人进入扬州城内劝降，李庭芝每次都将元劝降使杀死，烧毁招降榜文，鼓励将士奋勇杀敌。这时，南宋又升李庭芝为参知政事（副相）仍兼任原职，并以金帛慰劳坚守扬州的将士。六月，李庭芝又升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要他到临安参与主持全国的抗元战争，但是因为局势已很危急，前往临安的道路已很难通行，因而没能回朝。元军多次猛攻扬州，仍没有能攻下。由于元军主力南下进攻临安，进攻扬州的元军就改用长期围困的战略。
　　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南宋朝廷降元。但李庭芝、姜才等人仍然死守扬州等地，成为元军的心腹大患。元军就命令已经投降的南宋谢太皇太后和皇帝（恭帝），仍然以颁降诏书的方式，要李庭芝投降，但是，李庭芝拒不奉诏，还登上城墙对招降使者说：“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①不久，元军押送南宋全太后、恭帝等北上，途经瓜洲（今江苏扬州南），元军又命全太后、恭帝再颁诏劝降，李庭芝不予理会，而以弩箭射退持诏招降的使者。部将姜才出兵救驾，然而没有成功。
　　在福州（今属福建）即位的宋端宗，七月“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②。李庭芝就将扬州的防守任务移交给淮东制置副使朱焕，自己与部将姜才率兵前往，7000 人出城向东，准备从海上前去福州。他们刚离扬州，守将朱焕就开城门向元军投降，使苦守几年的扬州失陷。李庭芝等刚到泰州就被追赶的元军包围，泰州守将孙贵、胡惟孝又开城门降元，并将李庭芝、姜才献给元军。两人被押到扬州后，仍然誓死不降，最后以身殉国。
　　张珏张珏（？—1280），字君玉，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人。18 岁到合州（今重庆合川）新驻地钓鱼城（今合川城东北）参军，因多次建立战功，升为中军都统制，被人称为“四川枭将”。在开庆元年（1259）保卫合州的战役中，张珏作为副将与主将王坚协守钓鱼城前后有九个月，多次打败蒙古军的进攻，蒙古大汗蒙哥受伤死在钓鱼山下后退兵。景定四年（1263）十月，张珏升为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因为兴元府已被蒙古军攻占，都统制司和安抚使司也都移到合州。张珏上任后，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为保卫合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咸淳二年（1266）十一月，张珏派部将收复渠州（今四川渠县）州治所在的大良平山城。次年四月，蒙古军又进攻合州，张珏在款龙溪将船碇泊在江中，截断江面建成水城，进行抵抗，再次挫败了蒙古军的攻势。咸淳八年（1272）四月，张珏又在与钓鱼城隔江的宜胜山（今合川北）筑城，用来加强钓鱼城的防守能力。次年正月，元军又进逼钓鱼城，张珏得到消息后，“乃张疑兵嘉渠口”，又“潜师渡平阳滩”，不仅击败了元军的进攻，又打破了元军想在马騣山、虎顶山建城的计划。
　　德祐元年（1275）二月，张珏升为宁远军节度使。五月，南宋又任命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又命他带兵来京保卫京城，但是入川道路已被阻断，诏令没有能送到。元军自秋至冬围攻重庆，重庆援绝粮尽。张珏虽仍在守卫合州，但“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画守御计”①。次年，张珏为了解救重庆被长期围攻的状况，派部将赵安袭击元军的征南都元帅府所在地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二月，又派张万以船舰载精兵从水路冲入重庆，以增援重庆守军。而此时，以恭帝与谢太皇太后为首的南宋朝廷，已向元军投降。五月，宋端宗在福州（今属福建）重建南宋政权，改当年为景炎元年（1276）。六月，张珏又派部将赵安、王世昌等收复泸州（今属四川），元军被迫逐渐从重庆撤退，转而围攻泸州。同年十二月，张珏进入重庆后，派部将张万、程聪领兵收复涪州（今重庆涪陵），又派张万到夔州（今奉节），① 《宋史》卷421《李庭芝传》。
　　② 《宋史》卷421《李庭芝传》。
　　① 《宋史》卷451《张珏传》。
　　控入川的门户，川东形势一度好转。
　　景炎元年（1276）年底，元军再次进攻四川，至景炎二年年底，先后攻占涪、万（今重庆万县）、泸等州，集中兵力进攻重庆，并致书劝降，张珏不予理睬，闭城坚守。景炎三年正月，元军加紧围攻重庆，张珏率兵出城迎战，遭到元军前后夹攻，宋军大败，退回城中。当晚，张珏部将赵安、韩忠显等开城门向元军投降，张珏率余部进行巷战，再次战败，回家想自杀，未成。于是，用小船载家眷从水路向东逃走，途中张珏又要投水自尽，被家人拦阻。元军追到涪州，张珏被俘。在押往元大都（今北京）途中，张珏于安西（今陕西西安城东北）的赵老庵中自尽殉国。
　　第六十六章文天祥张世杰第一节文天祥身世与文章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安）人。20 岁，举进士。理宗宝祐四年（1256），对策集英殿，擢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开庆初年（1259），元兵犯宋。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时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乃自免归。后迁刑部郎官、尚书左司郎官等职。因忤贾似道，致仕。时年仅37 岁。
　　咸淳十年（1274），改知赣州。德祐初，江上告急，诏天下勤王。文天祥提兵入卫临安。明年，出知临安府，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派赴元军议和。被拘。夜亡走入真州。
　　文天祥此时曾欲请两淮之兵合纵抗战，但不为所用，且被猜疑。于是辗转逃避，泛海至温州，复收兵转战。终因力寡势孤，屡战屡败。景炎三年被俘，遣送至燕。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 年1 月），不屈而死。著作有《文山先生文集》。
　　《宋史》卷418 本传称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
　　而当国家危亡之际，乃“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一似文天祥由富家子弟一变而为民族英雄者。但从文天祥的遗文看来，颇似儒学教养极深的学者，不似性本豪华的文人。
　　文天祥早年的文章，存有《御试对策》一道。滔滔万言，其中有云：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坟五典以来，以至于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
　　此文用语，几乎都是理学家言。大概到了南宋末叶，程朱之学已经深入士子之心。虽然有过伪学之禁，但解禁之后，其学反而更加流行。文天祥此策的基本思想就是深受理学影响的。
　　宋元之际的儒学人物，为人处世，蹊径不同。有人只讲儒学的传宗接代，并不固执臣节；有人则固守臣节，不事二君。文天祥虽非程朱嫡传，其固守臣节，似与后者相近。
　　文天祥这篇文章还有一段值得注意。例如：陛下以为今日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私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这段文字与前段不同，不是理学说教，而是为民请命。列举民生之所以困，都是征实之言，而且颇带情感。这样的文章似乎不是一般儒学后辈写得出来的，也不是“自奉甚厚”的豪华子弟所能写得出来的。
　　文天祥这篇对策写于弱冠之年，对于民生疾苦，已经如此关切，指陈时弊，已经如此愤慨，于是，当他历尽艰辛困苦之后，所撰《指南录序》和《后序》，也就写得更加悲歌慷慨、真切动人。
　　《后序》在历述苦难艰辛之后，说：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州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黥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这篇《后序》写于景炎元年（1267），已是南宋末日，国破家亡，九死一生，发而为文，故沉痛如此。
　　“愁苦之词易工”，天祥本来工于词章，又历经愁苦，故形诸文字，其词之工，有非寻常人力所能及者。
　　与此文同工者，还有《正气歌》的小序。其中列叙自己囚于“土室”的遭遇，也是前此少有的文章。其言有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汙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汙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这样的笔墨，也可以说是纪实之文。南宋建炎以来，在兵荒马乱之中，纪实之文产生了不少，多存于野史杂著。但文天祥此文，不同于野史杂著，身为囚徒，自述遭遇，所记诸般，更富实感。
　　《指南录序》、《后序》以及《正气歌序》等，都是南宋之末殉国志士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天祥的传世之作。指事造实，直抒胸臆。这类作品和他的诗歌诸作，也是异曲同工，都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
　　文天祥还有一些书启记叙题跋文字值得称道，而历来称道者少。其中有的文章是很出色的。例如《衡州上元记》有这样的记述：岁正月十五，衡州张灯火合乐，宴宪若仓于庭。州之士女，倾城来观。..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适忝陈臬事。常平以王事请长沙，会改除，于是侯与予为客主礼。..及献酬，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或蒙倛焉，极其俚野以为乐。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复次序。妇女有老而秃者，有羸无齿者，有伛偻而相携者，冠者，髽者，有盛涂泽者，有无饰者，有携儿者，有负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苏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为儿弁髦者，有为总角者。有解后叙契阔者，有自相笑语者，有甲笑乙者，有倾堂笑者，有无所睹随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趋者，相牵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触者。有醉者，有倦者，咳者，唾者，嚏者，欠申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结袜者。有履阈者，有倚屏者，有攀槛者，有执烛跂惟恐堕者。有酒半去者，有方来者，有至席彻者。儿童有各随其亲且长者，有无所随而自至者。立者，半坐于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环客主者，有坐复立者，有立复坐者。视妇女之数，多寡相当。盖自数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
　　从这样的文章看，文天祥的文笔是颇擅于描绘刻画的。这里对于州民老幼男女的描述，可谓穷形尽态。文章写于咸淳十年，南宋统辖的地区已甚狭小，而衡州一隅之地尚有如此承平景象，是很难得的。在文天祥看来，这乃是“国家忠厚积累，于民力爱养有素”所致。
　　这样的笔墨和上面所举文天祥诸作的内容显然不同，但从行文的工巧看，也有一致之点。
　　在记序文字中，文天祥也有一些应酬之作。但文天祥之文，并非一般应酬，应酬之中，时抒己见。如《送隆兴邹道士序》有云：新吴昭德观，或传西晋刘仙人飞升之地。其观前井，犹仙人时丹井也。今邹高士居其观，亦以炼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与？予诘其所以为丹，则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谓丹，求飞升也；高士之所谓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狭于成己；高士之心，溥于济人。且夫兼人己为一致，合体用为一原，吾儒所以为吾儒也；重己而遗人，知体而忘用，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也。高士非学吾儒者，而能以济人为心，噫，高士不贤于仙人欤？
　　文天祥是儒者，赠序给道士，当属应酬之文；但他认为邹乃“高士”，其“求丹”，在于“伐病”；其居心，亦“溥于济人”，这同那种只求自己“飞升”的仙人不同。对于这样的道士，文天祥是赞成的。这样的文章，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应酬文字。
　　在文天祥的题跋文字中，有一篇《跋李景春万言书稿》也是很有特点的文章。其文云：吾乡布衣李君景春，上书于绍兴，累累万言，尽疏闾阎隐微之故，可谓知无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几古者询于ú荛之遗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国人，式克于劝，读君之言，当时州县间可嗟叹者如此。今去之百有余年，孰知又有过于君所观者！识者于此，又重为世道感。
　　称赞李景春上书之“知无不言”，又称赞宋高宗之“仁厚恻怛”，文天祥为人之忠厚，于此亦可概见。说到最后，指出“去今之百有余年”，“世道”之可“嗟叹”者，又有过于“君（李景春）所观者”。这是文天祥有慨于时事的。但尽管慨乎言之，出语却相当委婉，不为愤激之言。
　　这样的文章，应是文天祥早期所作。和《指南录序》及《后序》比较，思想是一贯的，但情绪不同。虽有感慨，而不甚激切。
　　从这样的文字看来，如果文天祥不是身遭亡国之祸，拘囚之苦，使得优游于翰墨之间，则其文章之意度，可能与一般文士学者同风。只是生逢易代之际，于惶恐零丁之中，才产生了悲歌慷慨的作品。
　　《过零丁洋》与《正气歌》文天祥一生业绩不在于诗，但在兵戈战乱之中、拘囚患难之际，苦吟不辍。而且以诗纪事，颇以“诗史”自期，曾说：“后之良史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其存于《指南录》之诗记录了他出使蒙元军营、被拘北上、逃难救亡的经历。《指南后录》之诗，记录了他再次被俘以及囚于燕京的历程。其中最为世间传诵的作品有《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等。《过零丁洋》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诗有附注云：“上巳日，张元帅令李元帅过船，请作书招谕张少保投拜。遂与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书此诗遗之。李不得强，持诗以达张，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这里的张元帅乃元军统帅张弘范。张少保乃南宋抗战英雄张士杰。文天祥时为元军俘虏，被逼作招降之书，实为奇耻大辱，故以死抗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志如此，也就无所畏惧。有诗如此，则其人可知。何止“好人好诗”而已。
　　《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愿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此诗作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当时文天祥被囚于燕京土室已历两年之久。身体所受的创伤，精神所受的折磨，自不待言。所赖以自存者，只有“正气”。此种“正气”，在文天祥看来，其钟于人者，即临危之大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中列举春秋以来的人物，都是天地之“正气”所在。文天祥之所以久被拘囚而不屈，实以这些人物自期。这样的思想品格，超出了当时某些以儒学道统自负的儒者。这样的作品，也不同于自悲身世的吟哦，而确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
　　第二节张世杰①提兵抗元，入卫临安张世杰（？—1279），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南宋末年著名的抗元名将。
　　张世杰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后来张柔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宋将吕文德任命他为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渐升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
　　开庆元年（1259）九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自阳逻堡（今湖北黄冈境）
　　渡江，进围南宋重镇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战争十分激烈。由于宋将高达率军奋勇抗击，张世杰救援得力，蒙古军久攻未下。此时北方蒙古大汗虚位，忽必烈匆忙北返，遂解鄂州之围，张世杰因功迁转十官。
　　咸淳四年（1268），忽必烈接受降蒙宋将刘整“先攻襄阳”建议，命蒙古军主将阿术围攻襄、樊。阿术亲率蒙古军主力自白河猛攻襄阳，并修筑鹿门、新城等堡，以控制汉水通道。襄阳守将请朝廷派兵增援，时任京湖都统制的张世杰领兵前往，与蒙古军在赤滩浦（今湖北襄樊东南）展开激战，后被蒙古军击败。襄、樊被围五六年，外援断绝，咸淳九年（1273）正月，樊城首先被攻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向元军投降。
　　咸淳十年（1274）九月，以左丞相伯颜为首的元军主力20 万自襄阳南下，张世杰驻守郢州（今湖北钟祥），由于设防坚固，元军攻城不克，招降未果，于是绕道而走，沿汉水而下，直取鄂州。元军渡江后，鄂州守将向元军投降。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史》卷451《张世杰传》，下引不另作注。
　　德祐元年（1275），元军大举进犯，沿长江顺流而下，两岸州县守臣、武将大多丧失斗志，不降则逃，使得伯颜所率领的元军犹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临安。这时，临安守卫空虚，辅佐5 岁小皇帝赵顯（宋恭帝）执政的太皇太后谢氏急忙下诏，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然而提兵赶来的只有郢州守将张世杰和赣州知州文天祥两人，朝廷上下感叹不已。
　　张世杰经江西等地入卫临安，途中收复饶州（今属江西），立下战功，不但未得到奖赏，反被朝中执掌政事的宰相陈宜中怀疑，说他有降元嫌疑，于是调换了他原来所统率兵马。张世杰到了临安，受命总都督府各军。
　　五月，张世杰部下刘师勇收复了被元军占领的常州。接着，张世杰又调兵遣将，四出进攻被元军占领的浙西诸郡县，收复了平江（今江苏苏州）、安吉（今浙江安吉西）、广德（今属安徽）、溧阳（今属江苏）等地，浙右降元的不少地方又反正归宋，一时宋军兵势大振。
　　七月间，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集结战船万余艘，驻扎在焦山（今镇江），与元军对阵。张世杰命令以十船为一方，没有主帅号令，不得起锚，以示必死决心。元将阿术、张弘范以大船发动火攻，宋军猝不及防，船不能前后移动，士兵与元军展开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许多士兵溺水而死。张世杰失利，引兵暂退耑山，刘师勇退回常州。张世杰要求增兵，南宋朝廷未予理睬。
　　十月，元军进迫临安，此时，张世杰为检校少保。他与文天祥商议，各路“勤王军”此时已有三四万人，不如与元军决一死战，万一取胜，就命令尚在淮东抗元的宋军切断元军后路，国事尚有可为。但是，宰相陈宜中正向元军投降求和，对此建议无动于衷。十一月底，元军攻破独松关后，左丞相留梦炎弃官逃跑，陈宜中得到谢后允准，派人到元军求降，但遭到元宰相伯颜断然拒绝。
　　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后，又有十多个郡县相继降元，谢后多次派人与元朝议降仍遭拒绝，南宋形势更加危急。张世杰、文天祥请求三宫（太皇太后、皇太后、少帝）转移海上避难，由他领兵背城一战，又为陈宜中等所反对。不久，陈宜中暗中做了手脚，向元军送去宋朝的传国玉玺和以皇帝赵顯名义写的降表。伯颜看了降表，要陈宜中亲自到元军商议投降事宜，并且捎信说：非宰相不能讲和。陈宜中害怕被杀，趁黑夜逃到温州。张世杰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在南方扩大力量，继续抗元。
　　德祐二年（1276）三月，伯颜入临安，全太后和小皇帝赵顯被送往大都（今北京），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缓启程，以后也被解往大都，偏安江南150年的南宋至此宣告灭亡。
　　志存社稷，力挽残局临安陷落前，益王赵昰（8 岁）、广王赵昺（5 岁），由秀王赵与择等人护送，从临安逃亡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当时南宋一些不甘就范的文臣武将，得知益王、广王抵达温州，都怀着东山再起的心情去投奔。陆秀夫就在这时辗转来到温州。随后，张世杰率领的一支水军也由定海扬帆赶到，陈宜中出逃带来的船队，恰好停泊在温州附近的清澳，于是昔日宋室的这批重臣，又聚在二王的麾下。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大臣立时拥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同时发布檄文，诏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光复宋朝。随后元帅府迁往福州。小皇帝赵顯被掳北上后，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人就在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日，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元景炎，册立杨淑妃为杨太妃，与赵昰一起听政。张、陈、陆三人各委以重职，组成行朝的权力中枢，企图重整旗鼓，继续抗元，中兴朝政。
　　十一月，元军自浙江南下，进入福建，张世杰护卫着端宗登舟入海，此后南宋小朝廷一直设在船上，成为海上流亡政权。不久，端宗的船队逃至泉州。泉州招抚使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他看到宋朝复国无望，心怀异志，请端宗驻跸泉州。张世杰认为这不是长远之计，没有同意。之后，宋军海船不足，张世杰征用了他的大批海船，蒲寿庚大怒，投降元朝。端宗在泉州立不住脚，转移到潮州。不久，又转移到惠州，继续在海上流亡。
　　景炎二年（1277），张世杰、文天祥在江西、广东等地连续反攻，各地宋朝故将或义兵纷纷响应，收复不少失地。特别是福建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吊眼、许夫人等率领汉、畲各族人民投入了反元斗争，抗元形势似乎出现了转机。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回光返照。十月，元将唆都增援泉州，正在攻打蒲寿庚的张世杰被迫还师浅湾，元将刘深尾随而来，张世杰迎战失利，护卫端宗逃亡秀山，又转往珠江口外的井澳。在井澳，海上刮起飓风，端宗受惊吓落病。景炎三年（1278）四月，端宗病死在广州碙州。
　　四月，张世杰、陆秀夫等又拥立8 岁的广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继续打着宋朝的旗帜。张世杰派兵进攻雷州失利后，觉得碙州不够安全，便把行朝转移到新会县南八十里大海中的厓山。张世杰在岛上修建行宫、军营，储备粮食，制造舟楫，准备继续抵抗。
　　元世祖忽必烈派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帅，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进，大举进攻福建、广东，企图最后一举消灭宋军。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兵追至厓山，张世杰决意和元军决一死战。
　　厓山决战，覆舟殉难决战之前，张弘范发现元军中有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于是连续三次派他去招降，张世杰严词拒绝：“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文天祥被俘后，张弘范又请他写信劝降，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写出他的《过零丁洋》一诗作为回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劝降毫无希望，决战已成不可避免。此时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是张世杰担心，如果大军调动，士卒离散，再也无力抗战，便慷慨地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不久，张弘范果然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打柴取水的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
　　二月初六日，元军发起猛攻，宋元两军进行最后决战。张世杰率领苏刘义、方兴等宋军将士，将千余大船，结成一字长阵，以大绳串联，联舟为垒，停泊于海中，四周修起楼棚，像陆地上的城堡一样，又将行宫焚掉，皇帝赵昺也迁到海上。从早晨一开始，双方就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从晌午到傍晚，海面上怒涛汹涌，炮火轰鸣，虽然宋军顽强抵抗，以死相拼，但终究大势已去，士卒伤亡惨重。张世杰派人去把皇帝接来，纷乱中未能成功。宰相陆秀夫眼看要被元军俘虏，就背起9 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张世杰只好砍断维绳，指挥战船趁着朦胧夜色，保护着杨后突围，撤退到海陵山。张世杰还想奉杨太后求立赵氏之后，但杨太后听说帝昺遇难，也恸哭赴海死。张世杰收太后尸，葬于海滨。四天后，海上刮起飓风，将士劝他登岸避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便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①风浪越来越大，大船倾覆，张世杰这位抗元名将，最终未能实现他收复失地的夙愿，饮恨葬身于平章山下大海之中。
　　① 《续资治通鉴》卷184，至元十六年。
　　第六十七章李继迁张浦第一节李继迁倚辽抗宋夏太祖（963—1004），即李继迁，党项人。唐朝时宥州刺史拓跋思忠后裔，唐赐李姓。祖父李彝景嗣于后晋，父亲李光■嗣于后周，曾为银州防御使。母罔氏，宋乾德元年（963）二月，李继迁生于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无定河侧的山寨中（今名李继迁寨）。自幼喜习武，善骑射，机敏过人。十余岁时，他带领十余骑随从出猎，突然一只猛虎从山坡扑下，李继迁急令从骑躲入柏树林中，自跃起攀上树巅，引弓向猛虎发射，一箭射中虎眼，虎痛楚宛转倒地而死，自是其名部落皆知。叔父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爱其骁勇，宋开宝七年（974）授以管内都知蕃落使之职。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十月，李光睿之子定难军留后李继筠死，子年幼不得嗣，由季弟时任衙内都指挥的李继捧嗣位，从而引起党项拓跋氏宗族的内讧。宋朝企图藉此机会令李继捧携家属入朝，向宋朝献出党项李氏世居的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并迫令李继捧留居京师。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继迁其时居住在银州，又接到宋朝诏书，令其“护送李氏缌麻以上亲赴阙”①，始知祖居五州之地已尽归宋朝。继迁不愿从命，当即召集弟继冲和亲信张浦等商量对策。继迁向众人道：“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继冲主张乘夏州无备，杀诏使，占据绥、银二州，对抗宋朝。张浦在分析自己与宋朝实力对比后说：“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②继迁接受了张浦的建议，诈称其乳母亡故，将殡葬于银州郊外。是时继迁在灵柩中暗藏兵器，以家属亲信等数十人扮作送殡之人，出银州后，直奔一个叫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的地方，此地距夏州有300 里。继迁在这里向众人出示其祖先拓跋思忠像，用以号召部族。一时部族纷纷来此拜谒，从者日众。同年十二月，继迁第一次率部众进攻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当听到宋朝派兵援助银、夏诸州的消息，随即退走。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李继迁遣人到宋朝的麟州（今神木北）进贡马匹、骆驼等物，意在麻痹宋朝。宋太宗即派遣内侍秦翰赍敕书招抚继迁，继迁留秦翰宿于营帐中，任其出入无疑。秦翰见继迁无意归宋，欲刺杀继迁又未得机会，乃还宋。这一年的五月至九月，继迁率部犯宋葭芦川（今佳县西北）、三岔口（内蒙古乌审旗西南），都被击败。十二月，又约请西戎部族合兵2 万众进攻宥州，也被宋军击败，仍退驻地斤泽，积蓄力量，谋再出击。太平兴国九年（984）七月，又率部袭击夏州西北之王庭镇（今乌审旗南），俘获甚众。自此以后，继迁以地斤泽为根据地，聚集部族兵已逾万，不时令张浦、李大信四出侵扰掳掠，使宋军难以捉摸，不敢轻易深入。九月，宋朝知夏州尹宪、都巡检使曹光实，暗中使人侦知继迁的营地，以精骑数千，前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
　　②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
　　后两次于夜间偷袭继迁大营，焚烧族帐，掳掠牛羊财物而去。继迁与弟继冲弃众逃走，继迁妻与母罔氏被掳。继迁经此惨败，又惧怕宋军追赶，整日东躲西藏，几无安身之地。后来还是依靠部族的周济，部民以“李氏素著恩德，悯其穷蹙，稍稍赈给之”①。继迁对周济他的部族豪右说：“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先泽，能从我兴复乎？”②众豪右纷纷响应，并相约各率部民聚集于夏州北部的黄羊平，继续招纳蕃部。当时野利部的首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继迁。自此继迁的势力复又壮大。雍熙二年（985）二月，继迁用计以美言诱骗居住在银州的宋都巡检曹光实，到葭芦川接受他们纳节归顺。继迁预先于其地设伏待之。曹光实擅功心切，于所定之日，中继迁伏兵，曹光实及其从骑被袭杀。继迁遂入据银州，仍以都知蕃落使称，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弟延信为行军司马。并“预署”州官：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乜为丰州刺史。李继迁自得银州之后，虽设官授职，急欲重振旗鼓，但在进攻宋朝时多失利，或遭惨败。雍熙二年（985）三月，继迁以银州之胜，乘胜攻陷宋会州（今陕西靖边东北），纵火焚城。又进攻河西三族砦，寨将折遇乜败降，遂进围抚宁砦。四月，与宋军战于浊轮川，大败，丧失五千余众，部下没邵浪、悉讹与部族皆败，继迁领残部弃银州逃走。其后继迁将折罗遇、埋乞、埋乜也战死或被擒杀，宋降将折遇乜被俘。其时虽有夏州岌伽罗腻等族归附继迁，给予应援，不久又被宋将郭守文击败或降宋。继迁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但是李继迁并未被困难所折服，他收集余部，与部下亲信共谋对策。为摆脱孤立无援处境，图谋寻找强大的支持者。他对众人说：“吾不能克服旧业，致兹丧败，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①雍熙三年（986）二月，继迁派遣张浦携带重金到辽，请求附辽称臣。四月，辽主耶律隆绪接受请求，遣使持诏授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职，“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授继冲为副使。十二月，继迁又亲率五百骑至辽边境，向辽主求婚。耶律隆绪欲借继迁牵制宋朝，许以公主嫁继迁。继迁附辽后，即于雍熙四年二月，出兵进攻宋夏州，于王庭镇败宋知州安守忠，进围夏州城，长达两月之久。八月，继迁屯兵黑水河，据险自固。因渡河欲攻宋罨子寨，被都巡检使石保兴击败。十一月，继迁又准备进攻银州，当党项诸部会兵于无定河侧之时，继迁被宥州党项咩兀族首领都指挥遇乜布用暗箭射伤，因而未能如期攻银州。
　　志取夏州宋端拱元年（988）五月，已归附宋朝的继迁族弟李继捧，谋招继迁归宋。宋太宗复授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职，赐国姓赵，改名保忠，又赐以金银财物。至十二月，继捧上书谎称继迁已“悔过归诚”，请赐官职。宋太宗即授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继迁却拒绝接受宋朝官职。雍熙二年正月，继迁也遣使向辽朝上表，表示要与继捧和好，辽主知非其本意，恐有异图，未允其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西夏书事》卷4。
　　① 《西夏书事》卷4。
　　请。在此后的数年中，继迁、继捧兄弟，在宋辽双方对立的漩涡中，明争暗斗，或好或恶。淳化元年（990）四月，继迁驻兵安庆泽，因扰宋朝沿边熟户，继捧领兵讨击，继迁中箭逃走。到十月间，继迁谋取夏州，先遣破丑重遇贵等到夏州，对继捧说：继迁因箭伤不起，请降。继捧信以为真，遂不设备。继迁暗中集合诸族酋领，突攻州城。继捧逃回城中，被困月余。至次年初，宋将商州团练使翟守素领兵来救援，恐兵力不敌，乃于七月，假冒继捧的名义，代奉表向宋朝谢罪，表示悔过。宋太宗信之不疑，再次授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国姓赵，改名保吉。又授其弟继冲为绥州团练使，赐姓名赵保宁。继迁母罔氏封西河郡太夫人。
　　但是，李继迁仍不改变取得夏州的初衷。淳化二年（991）九月，继迁仍据夏州外卫王庭镇，谋攻夏州。被继捧领兵乘夜间偷袭邀截，继迁复弃银州，逃入地斤泽。十一月，继迁遣人以辽主之命许继捧“重复王爵，永镇夏州”，诱其弃宋附辽。辽封继捧为西平王，复姓名李继捧。淳化三年正月，继迁领兵复据银州，并与继捧向宋朝提出请求恢复“五州故地”，宋朝不许。淳化四年（993）四月至十月，继迁遣蕃部指挥使李大信等相继进攻宋朝庆州、原州、环州等地。淳化五年正月，继迁领兵至绥州，胁迫绥州居民迁居平夏，牙将高文岯等世居绥州，不愿徙居，乃归宋。继迁逃离绥州，又到处攻掠堡寨，宋灵州、清远军受其威胁。宋太宗派马军都指挥李继隆等进讨。这时继捧得到消息，遣牙将李光祚通知继迁。继迁却缚李光祚于帐中，以轻骑乘夜袭击继捧营帐，继捧单骑逃回夏州，被州将赵光嗣囚禁，后押送汴京。继迁知继捧被执，又弃银州逃入沙漠。此后宋太宗下诏削夺继迁所赐姓名，令隳毁夏州城，迁民于绥、宥等州。继迁母罔氏被羁押于延州，并善待之，以招抚继迁，后病死在延州。
　　自宋雍熙三年（986）正月继迁附辽，到端拱二年（989）三月，辽主封王子帐节度耶律襄女为义成公主继给继迁，结为姻亲。此后终继迁之世，事辽甚谨，岁时进奉及贺正、生辰使不绝于道。继迁事辽是为对抗宋朝，辽主也以继迁对宋的态度为转移，给予封赏抚谕或武力威胁。如淳化元年（990）十一月，继迁进攻夏州，大败继捧，遣使向辽朝“献捷”之时。正是宋军大败辽军于徐河，辽将耶律休哥负伤的危急时刻，为促使继迁进兵牵制宋军，辽主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淳化三年正月，辽朝听到继迁归宋授以银州观察使后，即遣西南招讨使韩德威领兵持诏至银州责问，继迁托故不出见，韩德威怒，纵兵大掠银州而还。继迁诉于辽主，辽主“赐诏拊谕之”。至道元年（995）正月，继迁派遣左都押牙张浦到宋朝进贡，被宋扣留。三月，继迁遣使赴辽献马，以取得辽朝过问。自此以后，继迁凡对宋朝作战得胜后都向辽“献捷”。至道三年（997）四月，继迁以大败宋军告辽，辽主复封继迁为西平王。此后继迁加紧对宋朝的进攻，把主攻目标集中于灵州。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辽主授继迁子德明为朔方节度使，意在促使继迁攻取灵州。当咸平五年三月继迁攻克灵州后，立刻遣使赴辽告捷。
　　西平建都这时期李继迁与宋朝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当继捧被宋朝囚禁后，继迁仍一心想尽快从宋朝手中收回夏州，采取了武装进攻和表请索还的两手，但都无效。至道元年（995）正月，继迁的亲信大臣左都押牙张浦到宋朝进贡，被羁留于宋。宋太宗授继迁为鄜州节度使，继迁不受，却连攻宋乌白池、清远军、府州等地。宋朝再次下诏削夺继迁所赐姓名。从至道二年（996）起，继迁谋西向河西走廊发展，对灵州开始作试探性的进攻。三月，继迁以兵三千于浦洛河，邀夺宋朝运送到灵州的粮草。五月，聚集党项部族兵数万，围攻灵武，声言索取张浦。宋太宗派出五路兵马进援灵武，继迁恐平夏有失，才解围而去。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真宗即位。十二月即遣使持诏安抚继迁。继迁在进攻灵州未果，以后同宋军作战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也接受了宋朝的安抚。并借宋朝国丧，一面素服致哀，一面遣牙校李光祚赴宋修贡，仍不忘“表求藩任，意不得夏州不已也”①。宋真宗姑从所请，遣使授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绥、银、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职，复赐姓名。并遣还张浦，授为郑州防御使。继迁此时如愿以偿，他即于次年，即咸平元年（998）正月，派遣押牙刘仁谦到宋朝代他“表让恩命”，客气一番。真宗赐仁谦锦袍、银带。宋朝还封继迁母卫慕氏为卫国太夫人，子德明为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
　　继迁接受宋朝“节钺”，复赐姓名，已深知宋朝的软弱无能，气焰更加嚣张，此后多年间四出攻伐劫掠，但把主攻方向指向灵州，以图在此立足，作更大的进取。咸平二年（999）底，继迁在对宋作战的间隙回到夏州时，制造有陨石落帐前，上书“天戒尔勿为中国患”的谶语，为进一步犯宋制造舆论。咸平三年（1000）九月，继迁再次邀劫灵州粮运后，屯兵积石河，确定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的方针①。咸平四年（1001）八月，继迁集兵5 万进攻灵州，灵州坚守不下。即遣牙将赵光允向宋朝贡马，暗中却遣兵袭破定州，围怀远镇，乘胜连破保静、永州及清远军。十二月，继迁再次进兵灵州，攻河外寨，招抚寨主李琼。又招诱当地党项熟户归附。咸平五年三月，继迁在围困灵州两个月之后，终于攻下灵州，杀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
　　继迁既得灵州，喜爱这里的山川形胜，遂谋从夏州迁都于此。其弟继瑗对迁都有异议，继迁对部下阐述迁都灵州的道理，他说：“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②继迁令继瑗与牙将李知白等督工立宗庙，建官衙，筹备建都事宜。宋朝见继迁建都西平，兵力日盛，遣使将尚属宋朝管辖的绥、宥二州地归还继迁，以全党项李氏世辖的定难军五州之地。
　　西平建都城之后，继迁于咸平六年（1003）二月，自西平出驻鏊子山。
　　遣人以铁箭为凭给吐蕃首领潘罗支，言称向宋朝“纳款”讲和，今愿与潘罗支结好。潘罗支置之不理，反探知西平无备，遣人约会宋朝共图收复灵州。宋朝加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以鼓励其与继迁为敌。其时，继迁因银、夏、宥等州发生饥荒，灵州又面临战事，遂与子德明集兵屯浦洛河，以稳定部族人心。六月，继迁遣兵到河东边境掳掠，八月，又攻麟州，都遭到失败。十月间，暗中遣兵进攻西凉府，城被攻破，执杀知府丁惟清，复称凉州府。十一月，继迁自凉州回到西平，从缴获潘罗支的牌印、官告中得知宋朝授潘罗① 《西夏书事》卷6。
　　① 《西夏书事》卷7。
　　② 《西夏书事》卷7。
　　支为朔方节度使之职，心甚恶之，遂集兵往攻潘罗支。潘罗支见继迁势盛，假意遣使请降，继迁深信不疑，即领兵退回西平。于是潘罗支速集六谷部诸族兵数万，在西平附近三十九井地方合击继迁军，继迁中箭败逃西平。继迁箭创发作，日甚一日，自度不久于世，召子德明嘱咐说：“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①又托付张浦等共同辅佐德明，继承祖业。延至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初二日继迁死，终年41 岁。孙元昊建西夏国称帝后，追谥神武皇帝，庙号太祖。
　　第二节张浦张浦（？—1014），银州（今陕西米脂）人，夏太祖李继迁亲信谋臣，后辅佐太宗李德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定难军都知蕃落使继迁谋背宋自立，乃为之献策出奔地斤泽，建立根据地，以号召党项部族豪右，抵御宋朝。张浦被遣多次领兵进攻宋朝，作战多计谋。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又建议继迁诱合西戎兵攻取宋宥州，以恃横山为界，扼险观变，稳定部族，更图进取。雍熙二年（985）二月，张浦跟随继迁赴银州诱杀宋都巡检使曹光实，占据了银州。继迁部众拥立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以号令党项部族。独张浦不附众议，他说：党项拓跋氏“自夏州入觐，无复尺疆，今甫得一州，遽尔自尊，恐乖众志。宜先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州郡，使人自为战。则中国疲于备御，我得尽力于西土矣”①。继迁认为说得有理，说此“是我心也”。遂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授张浦为左都押牙，以下分别授予官职。雍熙三年二月，继迁为抗宋谋倚辽主为援，遣张浦带了重金赴辽归附。端拱元年（988）五月，宋朝欲招抚继迁，继迁派张浦到宋环州知州程德元的居地，表示愿归顺之意，但一直未见行动。淳化五年（994）七月，继迁久攻夏州不下，又遣张浦同指挥使李光祚到宋朝绥州，假意向宋大臣内殿右班张崇贵“纳款”，受到张崇贵的犒赏馈赠。继迁为此也遣牙校向宋朝进贡物，表示感谢，并愿缓和同宋朝的紧张关系。至道元年（995）正月，当继迁再一次遣张浦、李光祚到宋朝进贡时，宋太宗令武士于后园中演武，请张浦等人观看，张浦见宋朝武士皆力可挽射两石弓而有余，十分惊骇。太宗即对张浦问道：“羌人敢敌否？”张浦回答说：“羌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人已遁矣，况敢敌乎？”②太宗乘机说服张浦劝继迁归附宋朝，并进封张浦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被羁留在宋京居住。继迁听说宋朝扣留了张浦，遂于三月，遣使向辽朝献马，以求取得辽主的过问和干预。同时仍不断向宋朝发动扰边。直到至道三年（997）十二月，宋太宗死，真宗继位，继迁附宋，复授定难军节度使，才允许张浦回去，还加封他为郑州防御史。
　　宋咸平五年（1002）三月，继迁攻占宋朝灵州。次年正月，改灵州称西平府建都。此后与吐蕃六谷都大首领、宋朝朔方节度使潘罗支多次作战。十一月，继迁与潘罗支战，潘罗支伪降，继迁深信不疑。张浦疑有诈，对继迁说：“兵务慎重，贵审敌情。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尔降顺，诈也。① 《西夏书事》卷8。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西夏书事》卷5。
　　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若悬军孤立，主客势殊，未见其可。”①继迁不听张浦的劝告，张浦怏怏告退。不久潘罗支果然暗中调集六谷诸部兵数万，袭击继迁。继迁中箭逃回西平，临终前，把儿子德明托付给张浦等，请他们共同辅佐德明，继承祖业，坚守江山。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德明继位，称定难军留后，授左都押牙张浦兼行军大司马。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德明向河西走廊拓地，遣张浦率数千骑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出兵拒战，张浦不胜而还。次年四月，张浦再次被遣领精骑2 万进攻甘州，围城十数日，可汗夜落纥乘夜间出兵偷袭张浦大营，张浦败还。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七月，张浦死，德明亲临其丧，悲声大哭。赠封银州观察使。元昊建西夏国称帝后，追封银州伯。
　　① 《西夏书事》卷7。
　　第六十八章李德明第一节嗣位西平王夏太宗（982—1032），即李德明。小字阿移。李继迁长子，母野利氏。
　　少年时“深沉有器度，多权谋”，又“精天文，通兵法”①。年方十七，即担任定难军节度使行军司马之职。宋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以继迁附辽抗宋，被辽授为朔方节度使。咸平四年九月，随继迁进攻宋朝清远军，受命领一支精骑抢攻北门，“堙壕断桥”以战。围城七昼夜，迫使宋将兵马都监段义开城投降。清远一战为夺取灵州扫清道路。咸平六年（1003）继迁建都灵州，改称西平府。十一月，继迁同吐蕃六谷都首领潘罗支作战中中箭受伤，生命垂危之时，召来德明和部下安排后事，一改反宋常态，嘱咐德明要“倾心内属”于宋朝。又托付近臣张浦等，共同辅佐，为祖先争光。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德明在继迁的灵柩前嗣位，称定难军留后。并对继迁旧臣亲信分别授以行军左、右司马，左、右都押牙，都知蕃落使，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牙校及防御使等职。
　　德明初立，于当年六月便派兵和潘罗支内部的继迁旧部迷般嘱、日逋吉罗丹二族里应外合，攻杀宋朝朔方节度使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并一举攻占潘罗支弟厮铎督占据的凉州。其时正当宋辽刚刚订立“澶渊之盟”，宋真宗为改变对党项政权的强硬态度，决定实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方针，主动向“国危子弱”的党项西平政权提出媾和。主要条件是宋朝许封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赐给金帛、缗钱、茶等物；开放青盐禁令等五项。对德明则提出归还灵州，止限居平夏及遣子弟赴宋朝宿卫等七条。在七条中，德明对大部分表示同意，惟以遣子弟入质宿卫和归还灵州难以接受，双方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德明仍坚持取消这两条，宋真宗也以取消开放青盐禁令作为抵偿，至此终于达成了协议。景德三年（1006）九月，德明派遣右都押牙刘仁勖向宋朝进誓表，双方正式签订了和约。十月，宋真宗为嘉奖德明“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爵西平王”。“又赐推忠保顺翊戴亮节功臣号”。又遣使“赐袭衣、锦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①。景德和约，给德明的西平政权带来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对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政权，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与宋朝谈判议和的同时，德明为稳定境内形势，安抚人心，接受行军司马赵保宁“假北朝威令慑之”的建策，遣使到辽朝请求册封。辽圣宗以德明为甥的关系，即遣使“持节封德明西平王，复姓李氏，赐车、旗、衣、币等物”①。并嘱咐德明善事庶母义成公主。
　　第二节奠定建国基础① 《西夏书事》卷8、9。
　　① 《西夏书事》卷8。
　　① 《西夏书事》卷8。
　　德明继位后，为实现其父继迁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战略决策，多次对居住在河西走廊地区甘、凉等州的回鹘和吐蕃用兵，前后达25 年之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德明为同河西回鹘争夺甘州，先后出兵五次。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三月，德明派老臣张浦率领骑兵数千进攻甘州，与其可汗夜落纥战，不胜；又遣万子等四军主领兵偷袭甘州，被回鹘侦知设伏击败。次年四月，德明再遣张浦，领精骑2 万攻甘州，又被夜落纥遣将乘夜出袭，张浦败还。同年十二月，德明亲自出兵进攻回鹘，以图甘州，刚出兵，以“恒星昼见经天，卜之不吉”，惧而退兵。此后直到宋天圣六年（1028）五月，德明派其子元昊，领兵突袭回鹘夜落纥可汗，终于夺取了甘州。甘州之得，使德明的西平政权增添了右臂。
　　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德明和吐蕃争夺的又一战略要地。德明占领的凉州，时时受到西凉府六谷大首领厮铎督和西凉诸族的威胁。厮铎督更结回鹘为助。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十一月，凉州守将苏守信死，其子罗麻不能服众，被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袭击，凉州被回鹘占领。德明多次图谋夺回都未成功。直到天圣十年（1032）九月，德明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命元昊将兵攻凉州，回鹘势孤，遂夺其城，凉州终于回到德明手中。据史载，当天圣六年（1028）德明派元昊攻取甘州之后，瓜州（今甘肃安西）王贤顺，深感西平政权的威胁，于天圣八年（1030）主动“以千骑降于夏”。德明征服河西诸族，为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自德明与宋朝景德和议之后，终德明之世，与宋朝保持了一段相对的和平时期。双方“贡献之使，岁时不绝”。德明经常遣使向宋朝进贡马、牛、羊、骆驼等物；宋朝也回赐缯、帛、罗、绮、药物和金银饰品。在德明的请求下，宋朝在双方边境地区设立固定的贸易场所，称“榷场”和“和市”。如宋朝在保安军和镇戎军设有“榷场”，在并代路置“和市”。榷市贸易双方交换产品，如在保安军榷场，“令以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易缯帛、罗绮；以密蜡、麝香、毛褐、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易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还规定“其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①。除商业贸易外，德明有意同宋开展文化交往，天圣八年（1030）十二月，德明向宋朝献马70匹，请求赐予佛经一藏，宋仁宗赐经，并“加赐德明功臣号”。德明时期与宋朝的关系，正如宋朝大臣、文学家范仲淹所描绘的：“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②，确是一派和平景象。
　　德明与宋朝和平相处，友好交往是他图谋发展西平政权，摆脱对宋的依附地位的一种手段。德明子元昊幼年时，有一次见德明派遣的使臣向宋朝用马匹换取物品，因所得之物不合于心，一怒之下杀掉使臣。元昊对此十分不满，直言相谏其用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和轻杀使臣的双重错误。德明十分器重元昊的如此见识。元昊长大成人后，更多次借机规劝德明不应再臣服宋朝，当招募部族，习练弓矢，积聚财物，扩展疆土。德明对此不作正面回答，却不时以言语相激，以坚其心志，等待时机。事实上德明已在积极进行建国称帝的准备工作。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德明动用数万民夫在延州西北■子山上修建宫室，绵亘二十余里，十分豪华壮丽。他从夏州出巡到■子① 《西夏书事》卷9。
　　② 《西夏书事》卷9。
　　山行宫时，所乘坐的辇舆仪仗，俨然与宋朝皇帝相仿。大中祥符九年（1016），德明“僭帝制”，首次追尊其父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并“大赦国中”。①宋天禧元年（1017）六月，有人报告德明说，在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以北的温泉山上看见了龙，德明认为是祥瑞之兆，派遣官员到那里祭祀，从此有了迁都怀远的打算。他借众人之口，上言怀远形势之优，迁都之利，乃天命所归，派大臣贺承珍到怀远负责兴修都城事宜，“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②。改怀远镇为兴州，定都于此。
　　宋天圣六年（1028），当德明派元昊取得对河西回鹘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之后，以元昊“气识英迈，诸蕃詟服”，遂册立为太子。立元昊母卫慕氏为后。天圣七年二月，德明向辽主为元昊请婚，辽兴宗封宗室女兴平公主嫁给元昊。天圣八年（1030）九月，西州流传“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的谣言，德明俨然以“天子”自居，“出居贺兰山禳之”③。宋明道元年（1032）五月，宋朝以德明“恭顺”，遣使持册封德明为夏王，“车服旌旗降天子一等”①，意在抵消辽朝同德明的姻戚关系，并限制德明称帝的野心。但就在这一年十月，德明去世，由子元昊嗣位。追谥光圣皇帝，庙号太宗。
　　① 《西夏书事》卷10。
　　② 《西夏书事》卷10。
　　③ 《西夏书事》卷11。
　　① 《西夏书事》卷11。
　　第六十九章夏景宗夏景宗（1003—1048），即李元昊，小字嵬理（“嵬理”，党项语“珍惜富贵”之意）。后更名曩霄。祖继迁，父德明，母为银州党项大族之女卫慕氏。
　　第一节志在王霸元昊生于宋咸平六年（1003）五月初五日。他出生的次年，祖父李继迁在同吐蕃首领潘罗支的作战中，身中流矢，伤重死去，由其父李德明继立为夏州定难军留后。其后，德明奉行联辽睦宋之策，使党项夏州李氏政权在和平的环境中得到迅速发展。
　　青少年时期的元昊“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他出行时“从卫步卒张青盖。出乘马，以二旗引，百余骑自从”。元昊自幼喜读兵书，对当时行世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兵书，更是手不释卷，专心研读，精于其蕴。他颇具文才，精通汉、藏语言文字；又懂佛学，尤倾心于治国安邦的法律著作；善于思考、谋划，对事物的观察往往有独到之处，《宋史》称其“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①。这造就了元昊，使之成为文有韬略，武有谋勇的一代英才。宋朝边帅曹玮，亦赞叹元昊：“真英雄也。”
　　少年时代的元昊，对李德明实行的睦宋政策，特别是同宋朝的经济贸易，不能理解。一次德明派遣使臣到宋朝用马匹换取物品，因所得不合心意，盛怒之下把使臣斩首。元昊劝诫德明说：“吾戎人本从事鞍马，今以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杀之，则人谁肯为我用乎？”②元昊长大成人后，对德明的和宋政策，特别是向宋朝称臣十分不满，并多次规劝德明不再臣服宋朝。他对德明说：“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德明答道：“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不以为然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③表现了青年元昊的方刚气概！
　　宋天圣六年（1028）五月，德明派元昊攻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可汗出逃，甘州首战成功。元昊攻取甘州之后，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出奇兵突袭西凉（今甘肃武威）。隶属于甘州回鹘的沙州（今甘肃敦煌）回鹘分部瓜州王曹贤顺归附德明，又重返瓜州（今甘肃安西）。这时元昊被立为太子，元昊生母卫慕氏立为后。天圣七年，德明又向辽朝为元昊请婚，辽兴宗封宗室女为兴平公主，嫁给元昊。明道元年（1032）德明死，元昊继位，积极准备建国称帝。为了巩固后方和惩罚吐蕃唃厮啰归附宋朝，于同年七月发动对吐蕃河湟地区的进攻，攻占了猫牛城（今青海大通县）。景祐二年（元昊广运元年，1035），元昊乘唃厮啰发生内乱，出兵进攻宗哥带星岭诸城寨，进围青唐城，与唃厮啰部将安子罗战，苦斗二百余日。元昊① 以上引文均见《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9；《宋史》卷291《王鬷传》。
　　③ 《西夏书事》卷11。
　　撤军渡宗哥河时，被安子罗军击溃败逃。同年十二月，元昊亲率大军进至河湟，又一次败于唃厮啰。次年十二月，当元昊击败河西回鹘，完全占领河西走廊，又想窥视陇蜀之时，恐宋朝利用吐蕃诸部族图其后路，于是率领大军循阿干河，攻破兰州诸羌，进军马衔山（今甘肃临洮北），于瓦川会筑城镇守，以断绝吐蕃和宋朝的通路。这时唃厮啰发生内乱，元昊乘机以重赂行间，并诱使磨毡角的谋主、首领郢城俞龙归附。郢城俞龙带领万余人投降元昊，后来又把女儿嫁给元昊的儿子宁令（号梁王）为妻。元昊从同唃厮啰部将安子罗旷日持久的作战中脱身出来后，又率军西攻瓜州回鹘，直抵沙州，又回师占领肃州（今甘肃酒泉）。至此，元昊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结束了甘州回鹘对河西的统治。
　　第二节为帝图皇宋明道元年（1032）十月，元昊在兴州（今宁夏银川）继承了夏国王位。德明死后，辽兴宗耶律宗真以“婚好之谊”派出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萧从顺，潘州观察使郑文囿到兴州，封元昊为夏国王。宋朝则派出以工部郎中杨告，礼宾副使朱允中为正副旌节官告使，授封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爵西平王。但元昊对宋、辽的封爵都不感兴趣，他在接待宋朝使臣时，不以臣礼事宋，对宋仁宗封赐的诏书，遥立不跪拜。勉强受诏，则心内愤愤，环顾左右大臣说：“先王大错，有如此国，而犹臣拜于人耶！”①既而利用设宴招待宋使臣的机会，在宴厅后传出锻砺兵器的铿锵之声，给宋使制造精神威慑；在礼仪上又故意刁难宋使，意在激怒宋朝，挑起事端。
　　在正式称帝建国前，元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措施。首先废除唐、宋“赐”给党项王族拓跋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号“兀卒”。宋明道二年（1033），改宋建元明道为“显道”，以避父讳，次年，自建元开运，又改广运。改元显道的这年（1032）三月，元昊向境内党项部族下达了“秃发令”。他率先自秃其发，即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饰。强令部族人民一律执行，限期三日，有不从者处死。一时党项部民争相秃发。在服饰上，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②。官员则按等级职别规定服饰。庶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的衣服，以别贵贱。
　　其次是在他继位之后即着手创制一种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字。他在戎马倥偬中，还亲自筹划和主持创制文字的工作，命大臣野利仁荣等整理演绎，编纂成12 卷。有的史书记载称之为“蕃书”。元昊下令尊为“国字”颁行，凡纪事尽用蕃书。又设立“蕃字院”，以传授学习，推广使用。在对辽、宋朝往来的文书中，都使用两种文字书写。此外，元昊对党项族原来的礼乐制度深受唐、宋的影响，不以为然。他对大臣野利仁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①他锐意改革，提倡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讲求实效的精神来指导礼乐改革，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25。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11、12。
　　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②。简化了礼乐制度，下令照此遵行，有不遵守者，格杀勿论。
　　元昊还在建国称帝之前，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已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建设。政权机构的建置，基本上是仿照中原的制度。元昊显道二年（1033）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定都城。元昊仿宋朝官制建立起一整套与宋朝大同小异的中央与地方官制体系。元昊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在取得河西走廊之后，着手整顿军队，在原有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建设正规的军事制度。如规定成丁年龄，“抄”的组织，“正军”与“负赡”的任务与条件；军队的装备、设施；以步兵、骑兵为主，辅以炮兵、“擒生军”，侍卫亲军等的多兵种。为了战争和军政建设的需要，便于调兵遣将，采用地方军区性质的“监军司”设置，把军事指挥机构与地域性的防卫措施结合起来。仿宋朝军事单位“厢”、“军”制度，把全境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有十二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设置军事首领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等职。在全境广布兵员，重点是护卫首都兴庆府和对宋、辽的防卫上。对河西走廊肃州、甘州的吐蕃和回鹘聚居地区，升郡设府，置以重兵，镇抚并用，加强统治。元昊在继位后经过短短的六年时间，完成了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一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党项政权已具规模。
　　第三节称帝建国夏元昊大庆三年（宋景祐五年，1038）十月十一日，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在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并大封群臣，追谥祖父和父母谥号、庙号、墓号。又封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谐西凉府祀神。次年正月，元昊以臣子的身份，遣使到宋给宋仁宗上表，追述和表彰他的祖先同中原皇朝的关系及其功劳，说明其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
　　得到的回应是可想而知的，宋朝不愿承认元昊的帝位，并且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互市。宋朝在宋夏边境张贴榜文，悬赏重金高官捉拿元昊，或献其首级。元昊在摸清了宋朝的态度之后，频繁派出细作到边境刺探军情，煽诱宋朝境内的党项人和汉人附夏。公开断绝了夏同宋朝的使节往来，向宋朝送去“嫚书”，在“嫚书”中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腐败无能。又借辽朝的势力威胁宋朝，最后还表明夏国仍愿同宋朝和好之意。元昊向宋朝递“嫚书”意在激怒宋朝，把图谋对宋朝发动的战争的责任归于宋朝。夏宋之间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从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至五年，元昊向宋朝发动了多次进攻，较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有三次：即天授礼法延祚三年正月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的三川口战役；四年二月，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东南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战役；五年秋，镇戎军西北的定川砦战役。三大战役，都以元昊大获全胜告终。故在定川砦大捷之后，元昊踌躇满志，有声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而当宋军战场惨败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② 《西夏书事》卷11、12。
　　“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元昊对宋朝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给夏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由于战争爆发，宋朝停止了对夏国大宗银、绢、钱的“岁赐”；关闭了边境榷场，禁止夏国所产青白盐入境，使夏国不仅失去了直接的经济实惠，境内的粮食、绢帛、布匹、茶叶及其他生活日用品奇缺，物价昂贵，“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①。连年战争使夏国民穷财尽，人怨沸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加剧，境内部族人民纷纷起而反抗，或逃奔宋朝。夏国兵力到战后已处于“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的境地，元昊再发动战争是十分困难的。同时元昊也认识到战胜地广人众的宋朝绝非易事。宋朝在战略上的优势是夏国望尘莫及的。基于以上原因，元昊向宋朝试探求和。最终促成夏宋议和的重要原因是这个时期宋、辽、夏三者关系的新变化。元昊同辽为“甥舅之亲”，奉行倚辽抗宋之策；辽则利用夏宋对立，向宋讨价还价，从中渔利，甚至以牺牲夏国利益从宋朝得到实惠，这引起了元昊的不满。夏辽之间其时又发生争夺领属部落的纠纷，导致关系恶化，联盟开始破裂。元昊感到处境孤立，为免除两面受敌，也必须同宋朝媾和。从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正月到次年六月，夏宋双方使臣经过了持续一年多的频繁往来，在“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称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②等问题上，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协议。宋朝用每年25.5 万银、绢、茶赐夏国，允许恢复榷场，同意西夏使臣在宋京城馆驿从事买卖。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然宋朝每遣使到夏国，只准他们居住在宥州（今陕西靖边），不允许进入夏国都城，以避免夏国用臣礼接待宋使，维护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的形象。
　　元昊从祖父李继迁时与辽结为姻亲。其父李德明时又为元昊向辽圣宗请婚，辽景福元年（1031）十二月，辽兴宗姐姐兴平公主嫁给元昊，辽封元昊为驸马都尉，晋爵夏国公，又封夏国王。元昊一向同兴平公主感情不合，夏辽双方常因辽境党项部族叛逃问题引发纠纷，关系日趋紧张。在宋夏战争中，辽兴宗因宋朝之败，欲挟夏讹宋，也促成了夏宋和谈的实现。其时，辽欲图破坏宋夏和约，遭到宋朝拒绝，辽兴宗决定出兵讨伐夏国。辽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十月，辽兴宗亲率骑兵10 万，分三路渡过黄河，深入夏境，长驱直入400 里。元昊率左厢军迎战于贺兰山北，兵败退守贺兰山中。元昊知不可力敌，乃向辽兴宗谢罪请和。元昊在兴宗未答应求和之际，连续向后撤退三次，凡百余里。“每退必赭其地”，断其粮草，辽因许和。但元昊有意拖延时日，陷辽军于危困饥饿之时，纵兵突袭辽营，被辽军掩杀钳夹。正在难解难分之时，忽然狂风骤起，飞沙扬尘，暗无天日，辽军被沙迷目，阵中大乱。元昊乘机猛攻辽军驻地德胜寺南壁，辽军大溃。元昊军俘获辽驸马都尉萧胡覩和近臣数十人，辽兴宗仅跟从数骑逃出。元昊在取得同辽作战的胜利之后，立刻遣使同辽讲和，同时又向宋朝献俘。显示了元昊在对宋、辽关系的处理上，善于把握时机，进退有度。
　　第四节千秋功罪元昊终其一生，可以用“文治武功”四个字概括。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对北宋与辽战争的胜利，显示了他的赫赫武功；建国前后实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施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显示了他治理国家的才能。元昊在建国前仿宋朝制度建立起一整套职官制度，元昊称帝后，于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九月，又改革官制，仿宋制增设“总理庶务”的尚书令。又改宋朝的二十四司为十六司，隶尚书省，分理六曹。参照唐、宋典式与宋宫廷制度建立朝贺礼仪与宫廷制度，夏国官制自此渐趋完备。文化建设方面，中央国家机构中设“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为西夏文。学习宋朝“科目取士”的办法，通过“蕃学”培养人才，选拔官吏。元昊“晓浮图学”，受父亲德明的影响十分崇奉佛教。继位后与其父一样向宋朝献马求赐佛经，并向吐蕃、回鹘、西域各国及印度访求高僧和汉、藏、梵文经典，组织僧侣翻译、演释。元昊称帝后，在境内广修佛教寺院，如兴庆府的戒坛寺、高台寺、承天寺等，在这里贮经、译经。又下令规定每年四季的首月初一日为“圣节”，令官员百姓到寺院礼神拜佛。元昊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建造宫苑、陵寝，他在兴庆府和天都山都建有宫苑，兴庆府修建的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盛”。在贺兰山东麓建造的离宫，长达“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传说为元昊时始建的西夏王陵，位于兴庆府西贺兰山东麓，方圆数十里。
　　西夏建国后，农、牧业并重，在朝廷机构中设“农田司”、“群牧司”
　　为管理机构。元昊重视水利建设，他主持疏通原有灌溉系统，又开筑新的渠道，如修筑由青铜峡至今平罗县境长达200 余里的灌渠工程，后人称为“昊王渠”。元昊时，夏国以畜牧产品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品和贡品。如天授礼法延祚九年（1046），宋朝每年通过保安军和镇戎军榷场，向夏国购进马2000 匹，羊1 万只。元昊在夏州（今陕西靖边）东70 里处设立铁冶务，管理铁矿开采冶炼，用以制造农具和兵器。西夏的青白盐驰名于世，元昊建国后，对盐业开采实行垄断，元昊曾要求宋朝每年从夏国买进青盐10 万石，所谓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①。
　　元昊十分重视招揽人才和使用人才，他效法祖父继迁“曲延儒士”；且用人唯贤，甚至国家重要官职“皆分命蕃汉人为之”②。宋朝大臣也不得不承认“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元昊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原宋朝来夏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③。如宋朝华州人张元、吴昊在宋朝“累举不第”，科场失意后投奔元昊，元昊“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元昊生性暴戾，多猜疑，好杀虐。如此的性格给他的事业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害。元昊继位后，为了排除异己，防止外戚篡权，实行“峻诛杀”政策，为立国称帝扫清道路。元昊开运元年（1034）十月，母族卫慕氏首领卫慕山喜密谋杀害元昊，被元昊察觉，山喜一族人都被溺死河中。元昊又用药酒毒死母后卫慕氏，尽诛卫慕氏族人。大庆二年（1037）九月，元昊叔父，左厢监军使嵬名山遇因劝元昊勿进攻宋朝事不被采纳，遂叛逃宋朝后又被执送回夏国，元昊将其父子一族尽皆处死。元昊生性多疑，出兵善用疑计，又易中敌人离间之计。元昊的心腹重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是元昊野利后的兄长，分统夏国明堂左厢与天都右厢，野利旺荣称野利王，野利遇乞称① 《包拯集》卷9《论杨守素》。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天都王。二将善用兵，有谋略，他们统领的“山界”士兵以善战著称。在元昊对宋朝作战的三川口、好水川两大战役中，击败宋将刘平、石元孙、任福等人，也多有二将之谋划，宋朝边帅对野利二将恨之入骨，早欲去之而后快。宋将种世衡巧设离间之计，使元昊轻易地杀害了二将。
　　元昊好色，妻妾成群，犹喜强夺他人之妻。据传妻室（后妃）凡七娶，一说五娶，实际有八人之多。顺次为：卫慕氏、耶律氏、野利氏、索氏、都罗氏、咩迷氏、没■氏、没藏氏。其中没■氏本已给太子宁令哥择为妻室，元昊见她貌美，竟自纳为妃，称为“新皇后”。没藏氏本重臣野利遇乞妻，野利遇乞被元昊赐死，没藏氏出家为尼，后元昊访野利氏遗口，迎没藏氏入宫与之私通，被野利后发现，令没藏氏到戒坛寺出家为尼，赐号没藏大师，元昊经常到寺中幽会。后没藏氏生子谅祚，收养于没藏氏兄国相没藏讹庞家中。元昊将国事委以没藏讹庞，自己与诸妃到贺兰山离宫享乐。没藏氏兄妹开始策划危害太子宁令哥，改立谅祚为太子的阴谋。其时因野利后失宠被废，太子宁令哥爱妻被夺，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初一日，没藏讹庞用借刀杀人之计唆使宁令哥刺杀元昊。没藏讹庞又以谋叛罪捕捉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处死。元昊死后，没藏讹庞以谅祚为元昊嫡嗣继立为帝。元昊终年46 岁，在位17 年。谥武烈皇帝，庙号景宗。
　　第七十章夏毅宗没藏讹庞第一节夏毅宗亲政前的夏内政夏毅宗（1047—1068），名谅祚。李元昊妃没藏氏所生。本取名宁令两岔，“宁令”党项语欢喜之意，“两岔”为河名，因生于河畔，以河得名，后取谐音改为谅祚。谅祚出世后，生母没藏氏在戒台寺出家为尼，故寄养于母舅没藏讹庞家中，由没藏氏前夫野利遇乞部属毛惟昌与高怀正的妻子抚养。谅祚出生后，没藏讹庞被擢升为国相，没藏氏兄妹开始策划谋害太子宁令哥，另立谅祚继承帝位的阴谋。
　　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元昊被害，遗命由从弟委哥宁令承继帝位。朝中诸大臣欲议拥立新帝，国相没藏讹庞以“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提出反对意见。他对群臣威慑道：“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及，国人乃服。今没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①遂即择日立刚满周岁的谅祚继帝位，尊谅祚生母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没藏讹庞命诺移赏都等三大将掌兵权，自任国相，总揽军政大权。
　　同年四月，宋朝派遣尚书刑部员外郎任颛，供备库副使宋守约为正副册礼使到夏，册封谅祚为夏国主。十二月，夏亦遣使到宋朝谢封册，并献马驼各50 匹，宋朝设宴招待夏使臣并赐物。其时辽以南壁旧怨不肯对谅祚行封册，又借口夏所遣贺正使迟期，遂羁留夏使，欲集兵讨伐。没藏氏闻讯后，又遣使赴辽以观动静，使臣再次被扣留。夏延嗣宁国元年（1049）七月，辽兴宗为雪兵败南壁之耻，乘夏新主谅祚初立，下诏亲征。夏军匆忙迎战，一路败退。到次年五月，辽军进至兴庆府周围，纵兵大掠。又攻破贺兰山西北之摊粮城，抢劫夏仓粮储积而去。十月至十二月，没藏氏又两次派遣使臣赴辽，为谅祚上表请和，并请求向辽称藩、称臣，辽兴宗都置之不答。辽兴宗却以谅祚幼弱，朝中强臣用事，为遏制夏，加强防卫，于边境布置重兵。这一举动对夏的威慑很大，不时遣使赴辽进呈表章、纳贡、献马驼。福圣承道二年（1054）七月，没藏氏又向辽朝为谅祚请婚，遭到拒绝。
　　福圣承道四年（1056），谅祚9 岁，已渐通世事，常常跟随好佛的母后没藏氏到新建成的兴庆府西承天寺中礼佛听演佛经。没藏氏本淫逸无度，又好佚游玩乐，常令街市张灯结彩，众骑士侍卫夜出游乐。没藏氏在戒坛寺为尼时，先同先夫野利遇乞出纳官李守贵私通，后又与元昊的侍从宝保吃多已通奸，李守贵为此图谋杀死没藏氏与姘夫吃多已。这一年的十月间，没藏氏与她的侍从宝保吃多已又到贺兰山出猎，夜归途中，突然有蕃兵数十骑跃出，击杀没藏氏与其侍卫吃多已等。没藏讹庞侦知此事为没藏氏幸臣李守贵所为，他因侵占屈野河田事被负责巡视的李守贵据实禀报了没藏氏，被责令归还所侵之田而结冤仇。此时正好借机报仇。没藏讹庞遂下令族灭李守贵全家。没藏氏一死，没藏讹庞恐失去朝政大权，又将女儿奉谅祚为后，他也由国舅升为国丈，仍总揽朝政，臣民无不畏惧。
　　① 《西夏书事》卷18。
　　亲政后的国策奲都三年（1059），谅祚开始参与国事，他眼见讹庞在朝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对其专权日益不满。八月，没藏讹庞借故诛杀谅祚亲信乳母之夫高怀正和毛惟昌全家，并不听谅祚的劝阻。谅祚与讹庞的儿媳梁氏私通，被讹庞儿子发觉，父子二人即密谋杀害谅祚。此事被梁氏得知，密告谅祚。谅祚遂召见讹庞政敌漫咩等策划先行下手。奲都五年（1061），谅祚以召见没藏讹庞至密室议事为由，暗设伏兵于室外，待讹庞至，漫咩先捕获讹庞，又派亲兵杀讹庞子，并诛杀讹庞及其全家。下令废没藏后，囚禁冷宫，后赐死。迎梁氏入宫。
　　谅祚诛杀没藏讹庞，开始亲理国政。立梁氏为皇后，任用梁后弟梁乙埋为家相。开始实行亲宋的政策。同年五月，谅祚终于解决了夏宋双方多年来存在的屈野河地界争端问题。七月，谅祚得悉辽朝将约唃厮啰兵共取河西。遂遣使臣嵬名聿正赴宋朝纳贡，并“请尚公主”，意在结宋朝为援，宋仁宗未允纳。十月，谅祚再次遣使上表宋朝，表示仰慕汉衣冠，将在西夏国内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仪，并规定从次年开始采用汉礼迎接宋朝使臣。奲都六年（1062）四月，谅祚遣使向宋朝上表求赐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欲建书阁收藏。并献马50 匹，求赐《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宋仁宗仅允赐《九经》，并发还所献马匹。五月，谅祚对元昊建国后设置的州郡进行调整，以威州（今宁夏同心境）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今陕西绥德）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猛军，于西平府（灵州）设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在官制的改革上，又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使官制更加完备。夏拱化元年（1063）七月，谅祚遣使上表宋英宗请复故赐李姓。十一月，又请宋朝恢复宋夏陕西榷场，以通互市。
　　谅祚对宋朝采用和战交替的手段。拱化二年（1064）七月，谅祚以遣使赴宋朝贺英宗即位时使臣吴宗受辱事，集兵攻入宋秦凤、泾原诸州。拱化三年正月，又进攻宋庆州。宋朝遣文思副使王无忌持诏诘问，谅祚不予理会，反遣贺正使荔茂先献表，归罪于宋朝边吏。同时招诱宋朝陕西熟户投向夏国。三月，遣右枢密党移赏粮出兵攻保安军，进围顺宁砦。八月，复扰泾原，十一月，又同宋军争夺德顺军威戎堡外之同家堡。拱化四年（1066）九月，谅祚亲率步骑数万进攻宋庆州，围大顺城，三日不克，谅祚“裹银甲，毡帽，乘骆马，张黄屋督战”①。被宋军蕃官赵明埋伏在城壕中的八百强弩兵飞矢注射，箭中铠甲，谅祚夺路逃走。
　　自谅祚亲政，一面不停止对宋朝的武力进攻；一面也不放弃同宋朝的信使往来，仍照常于宋朝正旦及寿圣节时，派遣使臣赴宋朝称臣纳贡，其目的在得到宋朝的岁赐金帛和到宋朝京城进行贸易。谅祚在攻宋大顺城时中箭逃回不久，十月间又遣使向宋朝“请时服”，又请岁赐。当受到宋朝谴责之后，于拱化五年（1067）三月，遣使向宋朝纳贡谢罪，保证今后谨守封疆，不再犯。这时宋朝正是神宗初即位时，也就答应讲和，赐夏银500 两，绢500 匹。八月间，宋夏双方又恢复了自拱化四年中断了的和市。
　　谅祚亲政之后，仍需在宋、辽和吐蕃等几种势力之间周旋。辽曾与吐蕃唃厮啰相约进攻夏，故谅祚欲结宋以为援。奲都六年（1062）八月，谅祚得① 《西夏书事》卷21。
　　知辽与唃厮啰不和，谋乘隙攻击，引西蕃兵攻青唐败还，筑堡于古渭州，屯兵备战。拱化元年（1063），宋朝河州刺史王韶进攻熙河，降服了洮河以西的吐蕃各部，西使城（今甘肃定西西南）首领禹藏花麻不愿降宋，又受到宋军攻掠，遂把西使城及兰州一带地区献给夏。为此谅祚出兵支援，并以宗室女嫁禹藏花麻，封他为驸马。拱化四年（1066）二月，谅祚升西使城为保泰军，以附马禹藏花麻为统军令守其地。同年，谅祚又招诱了临近西使城的河州吐蕃瞎毡的儿子木征附夏。次年，吐蕃首领拽罗钵等也率部众投附谅祚。正当谅祚周旋于宋、辽、吐蕃部族之间，在内政外交上颇有作为时，于拱化五年十二月突然身亡，终年仅21 岁。谥昭英皇帝，庙号毅宗。
　　第二节没藏讹庞没藏讹庞（？—1061），夏景宗元昊宠妃没藏氏之兄。没藏氏本是景宗大臣野利遇乞之妻。元昊中宋反间计，错杀大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其妹野利氏为元昊后，因诉于元昊，乃下令寻访野利家属遗口，得遇乞之妻没藏氏，迎入宫中。元昊与没藏氏私通，被野利后发觉，令没藏氏入戒坛寺出家为尼，称没藏大师。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二月，没藏氏生子谅祚，令寄养于兄没藏讹庞家中。讹庞以野利遇乞帐下亲信汉人毛惟昌、高怀正之妻为乳母，抚养谅祚。三月，元昊升任没藏讹庞为国相。其时，元昊已立野利后子宁令哥为太子，没藏讹庞与没藏氏兄妹策划谋害宁令哥，另立谅祚为太子的阴谋。
　　同年五月，元昊夺太子宁令哥妻没■氏，号为“新皇后”，又废黜野利后。没藏讹庞知宁令哥正为失妻黜母，怨愤交加，日夜焦虑不安。欲行借刀杀人之计，暗中指使宁令哥刺杀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初一夜晚，宁令哥纠集野利族人浪烈等数人，待元昊酒醉，入宫行刺，元昊受重伤，于次日死去。宁令哥畏罪逃避没藏讹庞黄芦居所，讹庞以弑逆罪，立刻执而杀之，并杀其母野利氏。
　　没藏讹庞以阴谋手段谋害元昊，杀死太子宁令哥，又策划立谅祚为帝。
　　元昊临终时本有遗命立其从弟委哥宁令继承帝位。大臣诺移赏都等都主张遵从元昊遗命。没藏讹庞反对，他说：“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安得有国？”诺移赏都反问道：“国今无主，然则何所立？不然，尔欲之乎？尔能保守夏土，则亦众所愿也。”讹庞回答说：“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及，国人乃服。今没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①众大臣唯唯称是，遂奉谅祚为帝，尊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谅祚年幼，太后摄政。没藏讹庞以诺移赏都等三大将久掌兵权，令分掌国事，自任国相，总揽朝政。没藏讹庞因在没藏大族中为长，朝中贵为国相，权倾朝野，出入仪卫侔拟于王者。
　　二月，没藏讹庞遣杨守素赴宋朝告哀。其时，辽遣来慰奠使，讹庞以元昊遗物献给辽主。讹庞又令于次年改元称延嗣宁国元年。次年（1049）正月初一，“日有食”，群臣以“幼主改元，元旦日食，天象可畏，请慎政刑”①。讹庞不听。没藏讹庞对内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对外则扩地拓土，谋取私利。① 《西夏书事》卷18。
　　① 《西夏书事》卷19。
　　福圣承道元年（1053）二月，没藏讹庞想得到宋境内的古渭州地，乃移文向宋朝索取，宋仁宗遣使前往按视，正其封界，不予所索。讹庞索古渭地不得，于四月间纵兵入宋德顺军，围静边砦；五月又攻环庆，都不逞而还。三年三月，没藏讹庞侵耕麟州西北屈野河边境禁耕闲地，耕获所得攫为己有，且岁岁东进，宴然以为己有。宋河东巡吏和宋朝遣使请讹庞归还所占耕地，并更定疆界。讹庞不听，且屯兵河西，以诱击宋军。宋朝为此张榜，禁绝宋夏银星和市。此后，没藏讹庞侵耕屈野河事，不但不收敛，且愈演愈烈。讹庞采取“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的对策，宋朝也难以制止。宋朝大臣张安世与庞籍移牒宥州诘责夏失信。没藏太后得知此事后，遣幸臣李守贵至屈野河巡视，证实没藏讹庞侵耕事实，责令讹庞归还所侵耕地。福圣承道四年（1056）十月，夏国发生了没藏太后的幸臣李守贵劫杀没藏太后与侍臣姘夫宝保吃多已的事件，归还侵耕地之事也没了下文。没藏太后既死，没藏讹庞又诛杀李守贵，族灭全家。十一月，没藏讹庞以其女儿纳为谅祚后，成为国丈，自是臣民畏惧不敢言。
　　没藏太后之死，使没藏讹庞在侵耕屈野河地更失去了约束。奲都元年（1057）五月，讹庞以兵数万屯驻屈野河，尽量搜括麟州以北耕牛农具，打算尽耕河西禁耕之地。宋朝遣管勾军事郭恩以巡边为名前往按视，讹庞与宋军战于忽里堆，大败宋军。九月，宋河东经略使再遣使欲与讹庞再议疆界事，讹庞桀骜不听。宋朝又下令禁绝河东和市。其时，没藏讹庞以忽里堆之胜，恐宋朝报复，乃日事点集，又遣兵进攻鄜延。二年四月，西蕃捺罗部阿作率部属投奔讹庞，讹庞纳之，授以官职，使居边要以控制西蕃。六月，令阿作为向导，攻掠西蕃，围青唐城，与唃厮啰作战，不胜而还。三年五月，没藏讹庞以兵据屈野河，派出部民侵种耕地，以至“妄指屈野河中央为界，遣兵沿河屯驻，白昼迫逐汉人，夜则过河剽窃”①。发现宋朝巡逻者来即逃走。这时，由于宋朝禁绝河东私市，夏国官民怨声四起，迫于民愤，讹庞于四年七月，遣使至河东麟府议界，向宋朝提出：愿退河西田二十里归还宋朝，宋朝仍通和市。宋经略使梁适不从。没藏讹庞仍遣人于鄜延沿边德靖等十堡寨开垦生地，剽掠人畜。
　　夏国自元昊死，三大将各拥强兵，讹庞犹知顾忌。此时独揽朝政，手握兵权，也不把年幼的谅祚放在心上。奲都三年（1059）八月，讹庞又借故杀害谅祚乳母之夫高怀正和毛惟昌，并诛其全家，谅祚劝阻不听。其时谅祚已十余岁，对没藏讹庞一贯行为已恼怒于心。大臣漫咩，本位居讹庞之上，但讹庞专权，则每事屈己下之，心怀愤怨。讹庞眼见朝中侧目，预感将有变故发生，谋先下手，正在寻找时机。这时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与谅祚私通，讹庞得知后与其子密谋于梁氏寝室中设伏刺杀谅祚。此事又被梁氏探得告知谅祚。谅祚立刻召没藏讹庞入宫议事，命漫咩领兵执杀讹庞及其子，诛杀全家。又废没藏后，打入冷宫。谅祚亲政后，召梁氏入宫，并立为后。
　　① 《西夏书事》卷20。
　　第七十一章夏惠宗惠宗梁太后第一节夏惠宗太后摄政夏惠宗（1060—1086），名秉常。夏毅宗长子。梁氏所生。奲都五年（1061）四月，没藏讹庞与其子谋杀谅祚，事败被诛，没藏后被废，立梁氏为后。拱化五年（1067）十二月，谅祚死，秉常继立，时年7 岁，由皇太后梁氏摄政，梁氏之弟梁乙埋擢为国相。新主年幼，秉性软弱，成为梁氏姐弟操纵的傀儡。梁太后把朝政大权全部委之于梁乙埋，乙埋又安排他的子弟和亲信担任要职。他与其亲信、掌握兵权的都罗马尾、梁太后的侍卫罔萌讹等三人，组成新的母党集团，牢牢控制最高统治权。同时排斥异己，如元昊之弟嵬名浪遇在谅祚时曾主持朝政，担任都统军，精通兵法，熟谙边事，因不附梁氏兄妹，被梁乙埋罢官流放。
　　梁氏母党集团为了争取党项贵族的支持，一改谅祚时期改行的汉礼，恢复蕃礼，以此笼络。乾道二年（1069）七月，梁太后假借秉常的名义，向宋朝上表，请求恢复夏的蕃仪，得到宋朝的允许。
　　从乾道元年到大安二年（1068—1076）的近十年中，梁太后和梁乙埋姐弟擅权，连年向宋朝发动战争，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并以此向宋朝索取厚赐。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八月，梁太后亲自点集30万兵马，倾巢出动“赍百日粮，攻沿边五路”，大举进攻宋朝大顺城。后军屯榆林，距宋庆州（今甘肃庆阳）40 余里，夏军游骑直逼庆州城下，造成了宋朝“陕右大震”的局面。后因吐蕃首领董毡，乘虚率兵攻入夏西境，迫使梁乙埋匆忙撤军。次年，宋夏争夺罗 城之战后，夏虽然取胜，也是依靠乞求辽出兵助战才取得的。其时夏甚感财政拮据，兵力疲困，政治也不稳定，才与宋朝议和。
　　欲有所作为而遭囚禁大安二年（1076）正月，秉常年16 岁，开始亲理朝政，但实权仍操在太后与梁乙埋手中。秉常也是一个十分喜好汉族儒家文化的君主。在与宋朝作战中西夏俘虏了不少汉人文士，秉常向他们请教和学习宋朝礼仪制度，准备在夏“复行汉礼”，废除“蕃仪”。大安六年（1080）正月，正式下令付诸实施。这一举动受到梁太后和梁乙埋及母党势力的劝阻和竭力反对，秉常不予理会。七年，为了寻求支持和依靠以削弱梁氏母党集团势力，秉常接受大将李清的建议，打算将黄河以南之地划归宋朝，用结好的办法，借助宋朝的势力对付梁氏母党势力。李清正准备出使宋朝时，被梁太后得知，她召集幸臣罔萌讹等密谋，诱来李清饮酒，即捕而杀之，又立即将秉常囚禁在距兴庆府宫五里之地的木砦。同时下令命梁乙埋与罔萌讹等聚集兵马，控制河梁要道，断绝都城与外界的联系。秉常被囚禁的消息终于传了出去，一时朝廷上下震惊。秉常的皇族亲党、左右亲信和各地部族首领纷纷拥兵固守所属城池堡寨，与梁氏母党势力对抗。梁乙埋多次派亲信持银牌招谕，晓以利害，但也无人听命，一时夏国处于混乱之中。
　　夏保泰监军司统军吐蕃族禹藏花麻，一向对诸梁的专权不满。当他听到秉常被囚禁的消息后，于大安七年（1081）五月，以夏国主失位，国内变乱为由，向宋熙州发文照会宋朝，照会称“夏国母子不协，杀其重臣，上下汹汹，若发兵来讨，请举族以应”①。宋神宗据此诏熙州知州苗授，派人认真核实后上报朝廷。六月，宋保安军以经略司命令，移文宥州向夏通牒称：“夏国世世称藩，朝廷时与岁赐。比年以来遵奉誓诏，谨修职贡，恩义甚至。今闻国主为强臣所制，不能专命国事，亦未能悬测存亡。今朝廷将差降赐生日及仲冬国信使入界，未审至时何人承受，及本国现今何人主领。请速具报，以须闻达。”②梁太后见牒后无法作出答复。
　　永乐城大捷这时在对待夏国的内乱上，宋朝有主战与反战两派。主战派以鄜延路总管种谔为代表，他在上疏中称：“西夏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③他在神宗召见时更夸口：“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耳。”④反战派如知枢密院孙固、知谏院滕元发等人，所持理由是“举兵易，解祸难”。主张对夏采取从政治上“分裂其地”的策略，反战派的主张遭到宋神宗的拒绝。宋朝最终部署了近50 万大军，兵分五路，以熙河经略使宦官李宪为统帅，从东、南、西南三个方面发起对夏的全面攻击。宋军五路攻夏，开始连连得胜，夏军节节败退。梁太后束手无策，向群臣问计，一老将向梁太后献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终于击退优势的宋军，败宋军于灵州城下。大安八年（1082）七月，宋朝在夏、银、宥三州界修建永乐城，形成了对夏的威胁。九月，梁太后命令夏统军叶悖麻、咩讹埋领六监军司所辖30 万大军进攻永乐城，宋将徐禧出动7 万大军迎战于永乐城下，初战失利，宋军败退入城中，又被夏军断绝水源与粮运，城遂被攻破，宋将自徐禧以下将校死亡数百人，士卒役夫伤亡数万。宋神宗听到永乐城惨败的消息，临朝失声痛哭。战后夏宋再度议和。
　　复位后忧愤而死梁太后囚禁秉常以来，因与宋朝连年的战争，宋朝给夏的岁赐和两国和市都已断绝，财政困乏，物价暴涨，官民怨恨，民不聊生。朝中对梁氏母党专权的不满情绪日趋激烈，要求秉常复位的呼声也不可遏止。大安九年（1083）闰六月，梁太后与梁乙埋等在众议纷纷中，让秉常复位，以缓和矛盾。秉常复位后，朝政大权仍然紧握在梁太后与梁乙埋手中，他们以秉常的名义遣使到宋朝上表请称臣纳贡，以求重新得到宋朝的“岁赐”。另一方面又以索回夏旧有疆土为理由，继续对宋朝边境进行骚扰、攻掠。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国相梁乙埋死，在梁太后的一手操纵下，立梁乙埋之子梁乙逋为国相，梁氏姑侄继续把持朝政，秉常仍然摆脱不掉梁太后的控制。这年① 《西夏书事》卷25。
　　② 《西夏书事》卷25。
　　③ 《西夏书事》卷25。
　　④ 《宋史》卷335《种谔传》。
　　十月间，专横一世的梁太后也寿终正寝，梁乙逋失去了靠山，地位开始动摇。其时分掌左右厢兵的统帅、皇族仁多保忠公开与梁乙逋抗衡，夏统治集团内部皇族与后族的斗争更加尖锐激烈起来。软弱无能的秉常在这场激烈的争权夺利斗争中，自感无所作为，终日忧愤，难以自拔，于天安礼定元年（1086）七月十日死去，终年26 岁。谥康靖皇帝，庙号惠宗。
　　第二节惠宗梁太后惠宗梁太后（？—1085），夏毅宗谅祚后梁氏。本为没藏讹庞之儿媳，后与谅祚私通，生秉常。奲都五年（1061）五月，谅祚亲政，迎梁氏入宫，立为后。又任其弟梁乙埋为家相。谅祚只活了21 岁。乾道元年（1068）正月，秉常继位，时年8 岁，尊母为恭肃章宪皇太后，垂帘摄政。以国舅梁乙埋任国相，委以朝政。乙埋与掌兵权的都罗马尾和梁太后幸臣罔萌讹三人擅权，擢其亲信担任要职，排除异己。都统军嵬名浪遇为元昊之弟，善用兵，又熟习边事，毅宗时曾掌政。其时，因不迎合梁氏母党集团行事，被罢官，徙往外地。
　　梁太后摄政后，一改毅宗时期实行的“汉礼”，乾道二年（1069）七月，梁太后以秉常的名义给宋朝上表，请求准于在夏恢复“蕃仪”。大安二年（1076），秉常亲政，六年（1080）一月，秉常在皇族支持下，又下令取消“蕃仪”，恢复“汉礼”，由于朝政大权仍操在梁太后为首的母党集团手中，所以未能实行。七年三月，夏将李清向秉常建议，以将黄河以南夏境的荒地划归宋朝为条件，与宋朝结好，以便借助宋朝力量削弱梁氏母党势力。此事被梁太后得知，便召幸臣罔萌讹密谋，诱杀李清，囚禁秉常于兴庆府外。秉常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后，秉常皇族亲党和一些部族首领固守堡寨要路，与母党对抗。五月，夏保泰统军禹藏花麻以秉常失位，请宋朝发兵征讨，并愿作内应。宋朝立即调遣近50 万大军，于六月间出动，兵分熙河、鄜延、环庆、泾原、河东五路进攻夏。梁太后慌忙点集各监军司兵，委大将梁永能总领抵御。宋军五路攻入夏国，连连得胜，夏军节节败退。梁太后束手无策，向群臣问计。一老将说：“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兴、灵，而以轻骑抄其馈运，诸军无食，可不战困也。”①梁太后采纳老将的意见，尽调十二监军司10 余万精兵，驻防兴庆府等要冲，坚守城堡，不断遣精骑袭击宋军馈运，断其粮道。宋军刘昌祚部围灵州18 天不能破，粮饷不继。当宋军兵士处于饥寒交迫之时，梁太后令决七级渠水灌宋营，兵士被溺而死者无数，宋军溃败而逃。其他各路宋军也因粮草断绝，先后溃败。
　　梁太后摄政时期，在梁乙埋的支持下，一贯奉行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
　　从乾道元年（1068）到大安十一年（1085）梁乙埋死止的17 年中，梁氏兄妹对宋朝的进攻达40 余次，平均每年都有二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如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八月，梁氏兄妹点集国内70 岁以下，15 岁以上号称30万，“赍百日粮，攻沿边五路”②，大举进攻宋朝大顺城，大军屯驻榆林，距庆州40 余里，游骑直至庆州城下，造成宋朝“陕右大震”的局面。大安二年（1076）正月，秉常亲政，仅仅五年之后，大安七年（1081）又被囚禁，梁① 《西夏书事》卷25。
　　② 《西夏书事》卷22。
　　太后重又摄政。八年三月，梁太后又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庞岭及甘、肃、瓜、沙州民，十人发九，齐赴兴州，议大举”①。令都统军嵬名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领兵数万进攻环庆，抄掠淮安镇，被宋朝守将张守约合诸路兵掩击，夏将败死。同年七月，为雪淮安之耻，梁太后又点集十二监军司兵及“诸州僧道，会于铁牟、天都二山没烟峡、葫芦河诸处，各赍五月粮入寇”②，大举进攻镇戎军，此战获胜。八月，进攻宋麟州，围神木堡，杀宋巡检使高素。九月，梁太后又遣统军叶悖麻率铁鹞军攻破宋朝新筑永乐城，杀给事中徐禧，耀兵于米脂城下，三日而还。
　　梁太后囚禁秉常，又与宋朝连年作战，使宋朝对夏的“岁赐”与和市两绝。财用困乏，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梁太后专权引起国人的不满。大安九年（1083）六月，梁太后与梁乙埋商议，只好又让秉常复位，以缓和矛盾。但秉常复位，朝政大权仍然控制在梁氏兄妹手中。梁太后一方面遣使向宋朝称臣纳贡，以便重新得到宋朝的“岁赐”；一方面又以索还夏旧有疆土为理由，继续对宋朝边地进攻和抄掠。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梁乙埋死。在梁太后的支持下，梁乙埋的儿子梁乙逋担任国相，继续主政。同年十月，梁太后病死。太后体弱多病，嗜好服药，晚年始得孙乾顺，十分钟爱，常亲自抚育照料。临终时嘱咐秉常：“世受朝廷封爵，恩礼备隆。今虽边事未已，属纩之后，急宜奉遗以进，示不忘恭顺之义，虽瞑目无憾。”③梁太后死后，秉常谨遵母训，遣使到宋朝告哀，宋朝也遣使臣到夏吊慰、祭奠。
　　① 《西夏书事》卷26。
　　② 《西夏书事》卷26。
　　③ 《西夏书事》卷27。
　　第七十二章夏崇宗崇宗梁太后第一节夏崇宗母党专权夏崇宗（1084—1139），名乾顺。夏惠宗长子，梁氏生。其祖母梁太后晚年得孙，十分钟爱，常亲自提抱着顾。天安礼定元年（1086）七月，太后和秉常先后去世，乾顺即帝位，年仅3 岁，由母后梁氏和舅父梁乙逋共辅政。是年八月改元天仪治平。次年（1087）正月，宋朝遣使册封乾顺为夏国王。天仪治平四年（1089）七月，辽朝也派遣使臣册封乾顺为夏国王。
　　其时出现了又一次梁氏母党势力专权的局面。梁后与梁乙逋兄妹依仗梁氏家族“一门二后”的威势，对内扩大母党势力，牢固地控制朝政大权；对秉常旧时亲信和老臣，都设事陷害，打击排挤。为了缓和矛盾，效法前朝，仍推行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用不断地对宋朝的用兵，以转移并缓和国内的危机。从夏大安十一年（1085）到永安二年（1099）的13 年时间内，夏对宋朝发动的大小战事达50 余次，有的一年内达六七次以上。梁乙逋一边频繁进攻宋朝，一边还同宋朝贡使交聘，往来不绝。他往往在集兵进攻宋朝时对部下声称：“吾之所以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①梁乙逋擅权，到后来逐渐发展到企图控制太后，甚至图谋篡夺太后的权，兄妹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天祐民安三年（1092）十月，宋夏环庆之战中，梁太后亲自领兵作战，不授予梁乙逋的统兵权，梁乙逋心怀疑虑与不满，遂更加紧了篡权活动。天祐民安五年（1094）十月，梁太后得到了梁乙逋阴谋叛乱的报告，她在皇族大臣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的支持下，逮捕诛杀梁乙逋及其家属。
　　梁太后消除异己势力，亲自掌权，挟持年幼的乾顺，继续对宋朝用兵。
　　天祐民安七年（1096）十月，乾顺在其母梁太后的圣命下，侍母御驾亲征，集兵号称50 万，进犯宋朝的鄜延路，攻陷金明砦。此战还把掳获的宋俘献给辽。永安元年（1098）十月，梁太后又使乾顺认可，由她亲率号称40 万之众与宋朝争夺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境），强攻十三日，城终未攻下，梁太后在粮草缺乏的情况下，又遭暴风袭击，大败溃逃。又派人向辽求援。永安二年，辽道宗看出梁太后擅权专恣，已经不得人心，不能给予支持，遂遣人至夏，鸩杀梁太后，命乾顺亲政，时年16 岁。
　　乾顺执政乾顺借助于辽朝的力量，结束了母党专权的局面，又依靠辽道宗的扶植亲政。因此乾顺执政后，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辽朝，对宋朝则采取和解政策。永安二年（1099）二月，乾顺出兵帮助辽平息了拔思母部的起义。乾顺希望同宋朝讲和，宋哲宗不许。在辽朝出面斡旋的情况下，乾顺又处死曾为梁太后策划扰宋边境的嵬保没、■结讹遇二人，并遣使向宋朝上谢罪表，宋朝才答应与夏议和，恢复“岁赐”。永安三年十一月，乾顺向辽请婚，意在消除① 《西夏书事》卷29。
　　因梁太后之死而造成的夏辽隔阂，再次用联姻的方式巩固夏辽关系，但辽道宗终未允许。道宗死后，天祚帝在位之时，夏贞观二年（1102）六月和三年五月，乾顺又两次遣使向辽请婚，夏使臣李至忠等对天祚帝一再称颂乾顺：“秉性英明，处事谨慎，守成令主也。”①辽主才答应了婚事。贞观四年（1104）三月，辽主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给乾顺。
　　以汉法治国西夏自元昊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蕃礼”与“汉礼”之争，毅宗、惠宗两朝经过反复，到乾顺时斗争更加激烈。乾顺对高度发展的儒家文化与汉族文明十分倾慕，他决定在夏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改变西夏的落后风气。永安三年（1101），他借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倡导儒学，在薛元礼的上疏中称：“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②因此，只有重新提倡汉学，才能改变夏的不良风气，挽救面临的危机。乾顺采纳了薛元礼的建议，下令在原有的“蕃学”之外，特建“国学”，教授汉学。挑选皇亲贵族子弟300 人，建立“养贤务”，由官府供给廪食，设置教授，进行培养。乾顺尊儒崇佛，夏贞观三年（1103）二月，乾顺为母后祈福，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建造宏伟壮丽的卧佛寺。十二年（1112），正式公布按资格任用官吏的办法，除“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擅长文学的士人“尤以不次擢”，给予特别的优待。①乾顺自己也喜欢附庸风雅，曾借大臣高守忠宅第后院生长灵芝，以为祥瑞，百官朝贺之际，乾顺作《灵芝歌》与诸大臣酬唱，并“勒石志瑞”。有的贵族大臣对乾顺重文轻武的举措不满。其时正逢连年水旱灾荒，乾顺命诸臣言得失，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立即上疏，对乾顺的重文轻武政策提出看法，指出：“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②。但乾顺不予采纳。
　　乾顺亲政后，吸取前朝外威专权的历史教训，努力削夺母党势力。其时梁后亲信嵬名阿吴已死，乾顺以统军仁多保忠心怀异志，解除其兵权。另一方面又采取分封皇族以巩固帝王权力的措施。贞观三年（1103）九月，乾顺封勇武多谋的庶弟察哥为晋王，并让他掌握兵权。元德二年（1120）十一月，又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仁忠、仁礼兄弟二人通晓蕃、汉文字，又擅长诗文，乾顺爱其才，又授仁忠为礼部郎中，仁礼为河南转运使。封大臣嵬名安惠为梁国正献王。
　　“乾顺盛世”
　　宋徽宗继位后，宋朝起用蔡京为相，开始对西夏用兵。夏贞观四年（1104）五月，宋陕西转运使、知延州陶节夫，出兵进攻石堡砦，夺其粮食窖藏，筑城堡以守。乾顺愤然说：“汉家夺吾金窟埚！”进出动铁骑相争，夏兵被击① 《西夏书事》卷31。
　　② 《西夏书事》卷31。
　　① 《西夏书事》卷32。
　　② 《西夏书事》卷32。
　　退。六月，夏军与宋将折可适战于灵州川，又败。十月，乾顺遣使向宋朝请和，遭到拒绝后，被迫集聚四监军司兵力，向宋朝泾原等州发动进攻，包围平夏城，又攻镇戎军。从贞观五年至六年，宋军多次进攻夏，夏军一再被击败。乾顺两次遣使向辽求援，辽朝为此遣使向宋朝入贡，请求罢兵，并请归还所占西夏的土地。贞观六年（1106）二月，迫于辽的压力和权宜之计，宋徽宗答应归还崇宁以来所占领的西夏边地，与夏议和。但是宋朝权臣蔡京、童贯集团对西夏用兵，实行开边以邀功的方针并没有改变，在经过七年多的准备之后，又重新开始对西夏的战争。从雍宁二年（1115）至元德元年（lll9），宋军多次攻入夏，宋熙河经略使刘法军深入夏都城兴州、灵州腹心地区，乾顺命晋王察哥率步骑万余人迎战，夏军奋勇力敌，全歼刘法所部，宋军死伤数万。夏军乘胜攻破宋统安城，进围震武城。元德元年六月，乾顺在对宋作战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又以辽的名义再次向宋朝请和，宋朝被迫接受与夏议和。
　　其时，女真族金国建立，南下进攻辽朝，攻克辽中京，又进至西京。元德四年（1122）三月，乾顺派出5000 兵马援助西京，西京失守遂还师。五月，乾顺得知辽天祚帝逃入阴山，乃遣大将李良辅领兵3 万救援，与金将完颜娄室战于宜川河畔，夏兵大败。七月，乾顺遣大臣曹价向天祚帝恭问起居，并馈赠粮饷。元德五年（1123）正月，乾顺再次出兵救辽，被金兵阻击不能前进。五月，天祚帝伪降金朝，西遁云内州（今内蒙古吐默特左旗），乾顺遣使于夏边境迎驾，请天祚帝入夏境。六月，天祚帝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且诏命发兵救辽。这时，金朝也派遣使臣入夏，向乾顺提出：如天祚帝逃入夏境，应将其擒捕送金；夏如能以事辽之礼事金，金允许将辽西北一带地割让给夏。乾顺见辽朝灭亡已成定局，为了保全夏国的割据地位，遂答应了金的条件。元德六年（1124）三月，乾顺向金朝上誓表，表示依附于金。辽灭亡后，乾顺妃辽成安公主知故国已亡，悲痛不已，在宫中绝食而死。
　　元德八年（1126）三月，乾顺乘金兵进攻宋朝的机会，派兵将原来宋朝在夏边境修筑的城堡陆续攻占。他根据金朝对夏的许诺，进占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地带，以及宋边境震武城（今陕西榆林境）。又攻占宋朝西安州、麟州建宁砦、怀德军，乘胜攻克天都寨，围兰州，大肆掳掠后撤军而还。不久金将完颜宗弼又派兵强占天德、云内等州，乾顺向金朝提出质问。正德元年（1127）三月，金朝与夏划定疆界，金朝把陕西北部约数千里之地划给夏，以此作为天德、云内等地的抵偿。正德二年九月到次年七月，乾顺出兵攻占宋定边军（今陕西吴旗境）与德静砦（今陕西榆林境）。大德二年（1136）七月，又攻占西宁州（今青海西宁）。三年九月，乾顺遣使携带重金到金，请求熙、秦河外诸州地归夏，金允将乐州（今青海乐都）、积石州（今青海贵德境）、廓州（今青海化隆境）等三州割让给夏国。至此，乾顺取得了湟水流域之地，夏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
　　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于夏正德二年（1128）正月及四年正月，两次遣使与夏国通好，乾顺都无回应，并于正德六年（1132）下令停行宋朝所赐历书。八月，乾顺听到金朝集兵云中，将取川陕的消息，恐金将进攻夏国，遂遣使至川陕宋朝军中，表示愿与宋朝通好。大德三年（1137）四月，宋朝知西安州任得敬投降西夏，并将17 岁的女儿献给乾顺为妃。乾顺擢任得敬为静州防御使。乾顺对任妃非常宠爱，于四年八月，命御史大夫芭里祖仁持册立为皇后，同时升任得敬为静州都统军。夏大德五年（1139）六月初四日，乾顺卒。谥圣文皇帝，庙号崇宗。
　　第二节崇宗梁太后崇宗梁太后（？—1099），夏惠宗秉常后梁氏，梁乙埋之女。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梁乙埋死，其子梁乙逋世袭国相。同年十月，惠宗母梁太后死，梁乙逋以妹嫁秉常，以国舅与国相的身份与梁后把持朝政。梁乙逋与大臣仁多保忠分掌东西厢兵，势力相抗，猜忌日深，秉常约束不了，忧愤中死去。次年，天安礼定元年（1086）七月，由3 岁儿子乾顺继位，尊母梁后为昭简文穆皇太后。
　　乾顺即位，改元天仪治平。由于乾顺年幼，例由母后摄政，朝政大权实际上操在梁太后和梁乙逋兄妹手中。梁乙逋依仗梁氏“一门二后”的威势，对内扩大母党势力，牢固地控制朝政大权，对秉常旧时亲信和老臣设事陷害。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与皇族外戚之间日趋尖锐的矛盾，又采用对外战争的办法谋求缓和。从大安十一年（1085）起到永安二年（1099）梁太后被杀止的13年中，梁太后与梁乙逋对宋朝发动的大小战事达50 次以上，往往一年内多达六七次之多。如天仪治平二年（1087）四月，借口宋朝筑龛谷砦，纵兵入泾原抄掠。五月，联合西蕃阿里骨会兵围南川砦，又进攻定西城。六月，以数千骑攻入秦州，围掠陇诺堡。七月，梁乙逋假乾顺诏命，胁迫卓罗监军司都统军仁多保忠率兵进攻泾原，侵扰镇戎军。又约青唐阿里骨等预谋大举进攻宋朝。八月，梁乙逋点集十二监军司兵于天都山，与梁太后同驾亲领；并约请吐蕃首领阿里骨、鬼章等攻宋熙、河、洮等州，不胜而还。九月，梁乙逋又命仁多保忠率10 万兵入泾原，声言将由“国母”梁太后亲驾，进攻镇戎军。宋将不敢战，夏兵即“四散樵采，焚庐舍，毁冢墓”①，大肆掳掠，后被宋军击退。
　　梁氏兄妹奉行战争政策，一方面对宋朝发动频繁的进攻，一方面还同宋朝保持臣属关系，贡使往来不绝，为的是探其虚实，更重要的是能从宋朝得到“岁赐”。梁乙逋在进攻宋朝时还多次对部下说：“吾之所以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②他甚至常常在朝中夸耀：“嵬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中国曾如此畏否？”③朝中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至是，梁乙逋更自命不凡，刑赏自专，目中无人，甚至也不把梁太后放在眼里，常常给予制约。于是梁太后兄妹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天祐民安三年（1082）十月，宋夏环庆之役，梁太后亲自领兵作战，不授予梁乙逋兵权，乙逋十分不满，加紧了篡权活动。五年十月，梁乙逋阴谋叛乱，被大臣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发觉，在梁太后的支持下，仁多保忠等率部众讨杀梁乙逋，并诛灭其全家。
　　乾顺母梁太后是夏国皇太后中少有的穷兵黩武者。梁乙逋生前她同梁乙逋共同领兵作战，也经常独自领兵出战。梁乙逋死后，从天祐民安七年（1096）到永安二年（1099）的短短三年中，她亲自发动对宋朝的进攻有二十几次。天祐民安七年（1096）二月，梁太后纵兵从绥德进入宋境，攻义合堡。三月，① 《西夏书事》卷28。
　　② 《西夏书事》卷29。
　　③ 《西夏书事》卷29。
　　集万众围塞门砦。十月，以50 万大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宋鄜延路，梁太后与乾顺母子御驾亲临阵前督战。永安元年（1098）十月，宋朝在平夏一带修筑城砦以防卫夏进攻。梁太后欲争其地，准备点集全国兵力进行争夺。贵族上层也纷纷议论：“唱歌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后何以堪？”①更加助长了梁太后争战的决心。于是太后调集40 万大军，亲自率领，自没烟峡疾趋，进攻平夏城。为了攻城，梁太后督造一种名为“对垒”的战车，每次攻城用百余辆，载数百人，填沟壕而进。夏兵奋力攻城，飞石激火，昼夜不息。宋朝守将郭成日夜督军固守，并乘机袭击夏军，夏军死伤万余。攻城至十三日，城坚守不下，夏军粮草不继，又遇天变，“一夕大风起，西北冲车悉震折，众大溃，梁氏惭哭，剺面而遁”②。
　　梁乙逋被杀后，梁太后掌握了军政大权，挟持乾顺，继续进犯宋朝边境，多次乞兵于辽朝。辽道宗素来厌恶梁太后，故累次乞援都不予理睬。其后梁太后在给辽道宗的上表中言辞多有不逊，道宗十分恼怒。到永安二年（1099）正月，乾顺已年满16 岁，但梁太后仍不许他亲政。辽道宗即遣使至夏，用毒酒将梁太后毒死。乾顺在辽朝的支持下开始亲政。
　　① 《西夏书事》卷30。
　　② 《西夏书事》卷30。
　　第七十三章夏仁宗任得敬第一节夏仁宗平定叛乱，安抚国民夏仁宗（1124—1193），名仁孝。夏崇宗长子，元德六年（1124）九月，曹氏所生。出世时“异光满室”，乾顺妃辽成安公主见后极爱之，请名“仁孝”，常令保姆抱至宫中，爱抚不忍离去。大德五年（1139）六月，乾顺卒，仁孝时年16 岁，继立为帝，尊生母曹氏和庶母任氏并立为太后。次年改元大庆，二月，立党项大族之女罔氏为皇后。
　　仁孝初立，夏国发生了萧合达叛乱事件。萧合达本辽将领，扈从成安公主来到夏国，因武勇善骑射，乾顺留之，从征多有战功，赐国姓，提升为夏州都统。乾顺背辽附金后，成安公主及世子仁爱相继卒，萧合达遣人赴西域寻访耶律大石未成，遂愤而据夏州城叛。他联络阴山和河东的契丹部族，图谋拥立辽朝的皇室后裔，恢复辽朝。大庆元年（1140）六、七月间，萧合达叛军进围西平府，攻克盐州（今宁夏盐池境），直逼贺兰山，兴州大震。八月，仁孝命静州都统任得敬平叛，任得敬出师顺利，于十月间迅速平定夏州，进攻盐州，萧合达叛军败逃，北奔至黄河口不得渡，被任得敬军捕杀。因平叛有功，任得敬又提升为翔庆军都统军，晋封西平公。大庆二年（1141）六月，仁孝又诛杀了图谋叛投金朝的慕洧、慕溶兄弟。同年八月，群臣为仁孝上尊号“制义去邪”①。
　　大庆三年（1142）九月，夏国发生严重的饥荒，粮价飞涨，一升米竟卖到百钱。大庆四年（1143）三月，都城兴庆府又发生强烈地震，余震“逾月不止，坏官私庐舍，城壁，人畜死者万数”。②四月，夏州发生地裂，黑沙涌出，高达数丈。树木，民居被陷没。由于地震、饥荒造成的灾难，使党项部民难以生存，只有铤而走险，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朝廷。在这一年的七月间，韦州的大斌，静州的埋庆，定州的竾浪、富儿等部族人民纷纷起义，多者万人，少者也有五六千人，他们攻劫州城，州县连连告急。仁孝对面临的灾难和危机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他采纳御史大夫苏执义的建议，对遭受地震、地裂灾害严重的兴庆府、夏州地区人民，凡因灾而死亡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免租税二年；受伤者免租税一年。房舍塌毁者令官府帮助修复。同年八月，仁孝采纳枢密承旨苏执礼的建议，实行赈法，对饥荒严重的地区，下令诸州官吏视察，按灾荒轻重程度，使赈济抚恤达于井里。对起义的蕃部，仁孝依靠西平都统军任得敬，采取武装镇压和收买瓦解相结合的办法，逐渐平息了韦州、静州等地起义，唯定州竾浪、富儿二族部民，据险扼守，顽强抵抗达两个月之久。任得敬对蕃部寨民乘夜偷袭，终因寡不敌众，蕃部起义失败，首领哆讹被擒后惨遭杀害。
　　以儒治国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仁孝仰慕汉文化，他继位之后，除着意维持与金朝的友好关系外，仍不忘怀与宋朝的交往。人庆元年（1144）五月，仁孝遣使赴宋朝贺天申节，向宋朝贡献珠玉、金带、绫罗、纱布、马匹等物，恢复了同宋朝中断了近二十年的聘使往来。同年十二月，又遣使到宋朝贺正旦，贡献金酒器、绫罗、纱縠等物，意在进一步密切同南宋的交往。宋朝的儒家文化对仁孝具有吸引力。早在这一年的六月，仁孝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进学的子弟增至3000 人，比崇宗朝的“国学”人数增加了十倍。仁孝又于皇宫中设立“小学”，置教授，凡夏宗室子孙自7 岁至15 岁皆得入学。仁孝与皇后罔氏也经常亲临训导。人庆二年（1145）七月，仁孝更模仿宋朝制度，建立“太学”，他亲自主持“释奠”大礼，又给予师生赏赐。同年，仁孝下令乐官李元儒，参照汉族乐书，结合西夏现行制度，重新修订国家乐律，至人庆五年（1148）五月，历时三年始成，赐名《新律》。①人庆三年三月，仁孝“尊孔子为文宣帝”②，下令州郡建立孔庙，祭祖孔子。四年（1147）八月，仿宋朝制度，实行科举，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逐步完善了通过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次年三月，又建“内学”，仁孝亲自选派名儒主持讲学。天盛三年（1151）十二月，仁孝委任家学深厚，汉文和西夏文字著作丰富的学者斡道冲担任蕃汉学教授。六年九月，借与金朝聘使之便，遣使向金朝购置儒、佛经典。天盛十三年（1161）正月，仁孝于中央机构中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等人为学士。五月，命王佥等掌管国史，纂修李氏实录。十六年（1164）八月，仁孝追封西夏文字的创制人野利仁荣为广惠王，以表彰他对西夏文化的功绩。仁孝时期是西夏文化的鼎盛时期，大量的文化与学术著作问世，印刷与出版事业十分发达。已发现的仁孝时期的雕版印刷书籍，有诗歌集《月月娱诗》、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圣立义海》，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双解辞典《蕃汉合时掌中珠》，韵书《文海宝韵》等。
　　仁孝崇信佛教。天盛十一年（1159），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奉迎迦玛迦举教派的始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赍经像到凉州，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人力大规模翻译他带来的佛经。仁孝还向西藏粗布寺敬献金缨络、金幢盖等佛塔饰物。仁孝时期佛教发展到大规模的校经时期，现存的西夏时期佛经中属仁孝时期校经的有《悲华经》、《佛说宝雨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宝积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数十部。乾祐二十年（1189），仁孝派人请来宗律、净戒、玄密国师等，在大度民寺举行盛大法会，一次施散西夏文和汉文佛经达15 万卷。
　　修订法典仁孝提倡以儒治国的同时，十分注意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天盛年间（1149—1169）仁孝专门组织人员编纂法典，在修订旧有法律的基础上，新修法典定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20 卷，用西夏文刻印颁布通行。这是一部参照唐、宋律令，结合西夏实情，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军事法等内容的综合性法典。仁孝在位时期，为适应经济和文化飞① 《西夏书事》卷36。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速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朝廷和地方的官制机构和吏治建设。人庆二年（1145）六月，仁孝“下诏求直言”。天盛十年（1158）五月，设立铸钱机构，名“通济监”，仁孝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监务，所铸有“天盛永宝”钱等。天盛十四年十月，仁孝为便于议事和顾问，将朝廷行政和军事的首脑机关，移置于宫廷中。次年五月，又颁发禁止奢侈的诏令。仁孝重视吏治建设，前朝重臣晋王察哥，常倚战功，作威作福，其年七十，犹妻妾成群，任意抢夺民间宅园。生前仁孝奈何不得，察哥死，仁孝立即下令将其宅园归还原主。当时担任国相的任得敬之弟殿前太尉任得聪，兴庆府尹任得恭二人，倚仗其兄之势弄权、受贿。仁孝得到举报即罢其官。仁孝对鲠直廉介的官吏多重用、保护，翰林学士焦景颜，刚直不阿，他在朝中当面怒斥和揭露权相之弟副都承旨任纯忠的奸行，得到仁孝的支持，并提升焦景颜官兼枢密都承旨。御史中丞热辣公济，见任得敬自恃国丈的身份擅权日甚，上疏请仁孝罢斥其官。任得敬知此欲借故杀害热辣公济，仁孝恐其遭害，即令热辣公济致仕归乡。惩办佞臣仁孝对佞臣任得敬的忍让与纵容几乎导致了夏国的分裂和灭亡。任得敬本为宋朝西安州通判，投降夏国后，献女为妃，以镇压夏国蕃部之乱和农牧民起义为进身之阶，一路飞黄腾达，由防御使、都统军，进封西平公。入朝为尚书令，中书令，任国相，更进爵为楚王。其出入仪从，几乎与仁孝一样。天盛十七年（1165）五月，任得敬图谋篡权分治，准备把仁孝安置于瓜州（今甘肃安西）和沙州（今甘肃敦煌）一带，自己窃据灵、兴地区，把夏国一分为二。于是任得敬开始征发民夫10 万，大筑灵州城，在翔庆军司的驻地修建宫殿。又派出使者携帛书去四川同南宋将领秘密联络。乾祐元年（1170）五月，仁孝被迫接受任得敬的分治要求，准备将夏国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分归任得敬，让他另立王。仁孝在任得敬的胁迫下，又派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出使金朝，为任得敬请求册封。由于金朝的出面干预，仁孝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与皇族亲信迅速采取行动，密令其弟仁友等诱捕任得聪、任得仁等。同年八月三十日，仁孝设计诛杀任得敬及其族人党羽，一举粉碎了任得敬的阴谋，并遣使向金朝致谢。乾祐二年（1171）五月，仁孝任命斡道冲为中书令，不久又升为国相。
　　附金和宋仁孝在位时期，正是辽亡金兴，宋室南渡，夏国处于金朝的包围之中，仁孝采取附金和宋之策。这个时期夏国与金朝聘使往来十分频繁，仁孝既要依附于金朝，又要显示自己乃一国之主的身份。如大庆二年（1141）六月，夏国枢密使慕濬与慕洧兄弟谋叛，欲附金国，被仁孝得知后捕杀。事后仁孝上表金熙宗告知此事，金熙宗责同仁孝专擅之罪，仁孝作例行的告谢。又如天盛元年（1149），金海陵王弑熙宗自立，金遣告哀使到夏国，仁孝不予接见，并责问金使：“圣德皇帝何为见废？”金世宗时，金朝先后关闭了同夏国的保安、兰州、绥德等榷场，仁孝为恢复夏金边市贸易，千方百计讨好金朝，选派工匠织造“百头帐”献给金世宗。夏国继崇宗之后，仁孝也向金朝请求割地。人庆三年（1146）正月，仁孝又从金朝割让得到德威城（今甘肃靖远西）、定边军等沿边土地。夏国的疆域包括了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全部，甘肃省的大部，陕西省的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青海省的东北部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仁孝时期是夏国疆域最为广阔的时期。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九月二十日，仁孝去世。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寿命七十岁，他在夏国皇帝中在位最久，寿命最长。谥圣德皇帝，庙号仁宗。第二节任得敬任得敬（？—1170），宋朝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通判。夏元德八年（1126）九月，崇宗乾顺进攻西安州，任得敬率民献城降夏，乾顺命权知州事。大德三年（1137），任得敬有女年十七，貌美，使其弟得聪饰以进献，乾顺纳为妃。又擢为静州防御使。
　　任妃庄重寡言，待下宽厚有恩，与乾顺曹妃并居，相处融洽，乾顺对她十分喜爱。任得敬自此蓄意使其女立为皇后，常以货财贿赂朝中显贵及宗室掌权者，并买通了御史大夫芭里祖仁。为此芭里祖仁向乾顺上疏言立后事，疏中言：“古者天子娶后，藩国来媵，诸侯一娶九女。盖奉宗庙，广继嗣，阴教之职不可缺，中宫之位不可虚也。伏见陛下两妃并立，位号相夷，而无嫡以统之，则势必近争情，且生妒，岂所以防淫慝塞祸乱乎？今宜择簪绂名家，勋庸世族，素优才行，配合坤仪，庶儿上协神祇之心，下副臣民之望。”①乾顺向众朝臣征询意见，都奉承说，门第才德谁也不及任妃。于是于大德四年（1138）八月，乾顺命芭里祖仁持册立任妃为皇后。升任其父任得敬为静州都统军。
　　夏大德五年（1139）六月，乾顺死，子仁孝继位。仁孝尊任后与生母曹妃并为太后。大庆元年（1140）四月，夏国夏州统军萧合达据城叛乱，并联络辽朝旧部围攻灵州，又攻陷盐州，直接威胁都城兴庆府。合达遣人诱任得敬同叛，任得敬善待来人，尽得其虚实，乃向仁孝请兵讨伐夏州。十月，任得敬领兵至夏州，“阴为部署，外示闲暇”，麻痹敌人。一日凌晨，选精兵300 突袭夏州，捕捉烽卒，继以骁骑5000 疾驰入城，尽获萧合达妻孥，抚谕兵民，开仓赈给。又领兵进攻盐州，与从灵州赶来的合达相遇。任得敬挥众接战，萧合达兵败，北奔至黄河口不得渡，被斩首级。任得敬以功授以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
　　大庆四年（1143），西夏发生严重的饥荒与地震灾害。威州、静州、定州等地相继暴发部民起义。任得敬“遣官抚谕诸盗，宥其首恶，解散余党，诸乱渐平”②。对恃险拒守抵抗的部族，乘夜发兵突袭其寨，擒其首领，安抚其族，诸州之乱遂平。任得敬为此居功自傲，在镇任意诛杀僚佐，不听谏劝。此时，任得敬已不甘心屈居州下，更图谋入朝参政。人庆四年（1147）五月，得敬使人上表请求入觐，仁孝欲许，御史大夫热辣公济上疏阻止：“窃见戚臣任得敬上表请朝，其心盖为干政地也。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之不异乎？惟陛下察之。”①中书令濮王仁忠亦言其不可。任得敬又暗中令任太后授意朝臣为他说项，任太后慑于濮王仁忠① 《西夏书事》卷35。
　　② 《西夏书事》卷35。
　　① 《西夏书事》卷36。
　　的威严，从不敢在朝中提起此事。人庆五年（1148）仁忠死，天盛元年（1149）七月，任得敬以金宝珠玉贿赂宗室晋王察哥，请促成入朝事，在察哥的斡旋下，仁孝即令任得敬入朝为尚书令。晋王察哥权倾朝野，任得敬百般谄事，二人十分相投。此后，任得敬越来越受宠于仁孝。次年十月，仁孝又进封得敬为中书令。天盛八年（1156）四月，晋王察哥死。九月，仁孝封任得敬任国相，大权独揽，无所顾忌；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极力在朝中安插亲信。他安排其弟得仁为南院宣徽使，得聪为殿前太尉，得恭为兴庆府尹，侄纯忠为枢密副都丞旨。得聪、得恭二人倚势弄权，贿赂公行，秘书监王举弹劾他们，被罢了官。朝中大臣也多遭到排挤、打击和陷害。大臣蕃汉学教授斡道冲刚介梗直，因得罪任得敬，二十年不得志。御史中丞热辣公济因上疏参得敬，仁孝恐其被害，令致仕归里。任得敬的倒行逆施，连其女任太后也看不下去，“屡戒不听，日以盛满为忧”。天盛十二年（1160）三月，任得敬又进爵为楚王，出入仪从，俨然与仁孝相同。他已经不把仁孝放在眼里，对仁孝尊崇儒学十分厌恶。同年十月，任得敬上疏仁孝“请废学校”，疏称：“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竽，糜廪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望陛下一切罢之。”仁孝不予采纳。
　　任得敬欲谋篡权，首先进行分裂活动。天盛十七年（1165）五月，他役使民夫10 万大肆修建灵州城，以翔庆军监军司署为基础，营建新的西平宫殿。欲以仁孝安置瓜、沙一带，自己窃据灵、夏腹心之地。时逢盛夏溽暑，役夫劳累不堪，怨声载道。
　　任得敬分裂夏国，采取各种方式试探金朝的态度。天盛十八年二月，任得敬以旧属夏国庄浪族之陇逋、庞拜二门违命作乱，向金朝告知将出兵讨灭，金世宗不许。十月，任得敬出兵袭击归附金朝的庄浪族吹折、密臧二族，并掳其人畜、财物。次年三月，夏国遣使贺金朝万春节，以得敬弟武功大夫任得仁为贺节使，意在了解金世宗对袭击庄浪族的反应。同年十二月，任得敬生病，仁孝遣使到金朝为任得敬请医治病。金世宗派医治愈后，仁孝遣谢恩使任得聪至金致谢，任得敬亦附表进礼物致谢。金世宗洞悉任得敬附表进物之意，对夏国使臣说：“得敬自有定分，岂宜紊越！”①遂辞谢不受。任得敬已知金朝不可依靠，又于天盛二十年（1168）五月，遣密使至四川，约宋宣抚使虞允文发兵夹攻西蕃以为己助。七月，任得敬再以帛书约四川出兵时，为夏兵所获，仁孝疑其有异，密献于金。
　　任得敬的篡权计划已迫在眉睫，乾祐元年（1170）四月，任太后死，任得敬已无所顾忌。五月，在任得敬的胁迫下，仁孝允许“分国之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与得敬自为国”②，并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到金朝，为任得敬请求封册。焦景颜抗疏求罢行，仁孝不许。
　　夏国使臣到金国，金世宗知仁孝为任得敬所迫，对夏使和朝中大臣说：“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迫夺，非夏主本意。况夏国称藩已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①退还夏国贡物，赐仁孝诏书，诏书中称：“今兹请命，① 《西夏书事》卷37。
　　② 《西夏书事》卷37。
　　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尔。”①任得敬知封册不得，始有惧心，与弟任得仁、任得聪等密谋应变。仁孝此时恃金为助，也暗中聚兵，于乾祐元年（1170）八月三十日，讨杀任得敬，诛其党羽。遣使到金朝奏报。次年十一月，在外驻镇的任得敬侄任纯忠，逃往金国北境，被当地部族杀死。外戚任得敬的阴谋彻底失败。
　　① 《西夏书事》卷37。
　　第七十四章夏桓宗夏襄宗第一节夏桓宗安国养民，附金和宋夏桓宗（1177—1206），名纯祐。夏仁宗长子，章献钦慈皇后罗氏生。
　　乾祐二十四年（1193），纯祐即帝位，时年17 岁。纯祐继位后，大体奉行仁宗时期的方针，实行附金和宋之策。夏和金朝聘使往来不绝，天庆元年（1194），纯祐受金朝册封为夏国王。天庆四年（1197），在纯祐的请求下，金朝允许复置保安、兰州二地榷场与夏国互市。天庆七年（1200）正月，纯祐因母罗太后患头中风疾病不愈，遣武节大夫连都敦信等到金朝贺正旦时，附奏向金朝求医。金派遣太医时德光、王利贞到夏国为罗太后治病，并赐给药物。天庆八年十一月，金夏发生边界纠纷，因金斩叛官耶律德寿后恐其余党复扰，故集民夫疏浚连接夏国的边界濠堑，纯祐因金犯界事十分震怒，遣使提出责问，金朝对此置之不理。
　　纯祐生性仁慈恭俭，承父遗训，治国有方。朝中大臣多耿介清廉之士。
　　天庆二年（1195）九月，纯祐遣大臣宋克忠、吴子正到金朝贺天寿节，金抚向使向夏使索贿，遭到严正拒绝。夏国御史大夫、宗室嵬名世安，一生廉洁清正，刻苦自励。房舍简陋，仅可遮蔽风雨。天庆三年十二月，仁宗族弟仁友病死。仁友在粉碎任得敬篡权分国阴谋中有功，进封为越王。仁友子安全生性残暴阴毒，怀有野心。他向纯祐上表以其父的功绩，请求承袭越王爵位。纯祐深知安全的品质为人，不许其袭王爵，反而降封他为镇夷郡王。安全由失望而生怨恨。他在皇后罗氏的纵容下，逐渐把持朝政，并图谋篡夺皇位。朝中大臣敢怒不敢言。南院宣徽使刘忠亮，品质端庄，处事以国事为重。他每见镇夷郡王干预朝政，即义正辞严斥之，决不妥协。安全以甜言蜜语拉拢他，都遭到刘忠亮的严正拒绝。他预感到安全必将篡位，在他自觉不久于人世时，对其子思义说：“吾不能为国纾难，负恩多矣，宜布衣入棺，以志吾恨。”①刘思义谨遵父亲遗命，并从此不再做官。
　　纯祐治国颇重文教，朝中多俊逸之士。天庆十年（1203）三月，纯祐于国中科举策士，宗室齐王彦忠之子遵顼为进士唱名第一，诏令其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大都督府主，他就是后来的夏神宗。凉州人权鼎雄，于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知名于世，纯祐授他翰林学士。安全篡位后，弃官隐居不出。其时朝中有高氏三兄弟，品德才学俱佳，曾多次被纯祐派遣出使金国，不辱使命，金人号为“三俊”。
　　无力抵抗蒙古军纯祐时期，蒙古部族兴起于北方草原，蒙古部贵族铁木真的迅速强大，构成对夏国北方的严重威胁。天庆十二年（1205），铁木真率领的蒙古军第一次向夏国发动进攻。三月，铁木真借口夏国收纳了蒙古逃人亦刺哈桑昆，率兵攻入河西，破夏国力吉里寨。并纵兵至瓜、沙诸州进行掳掠。四月，蒙① 《西夏书事》卷39。
　　古军在退兵时经过落思城，又大掠人口、牲畜而去。纯祐对蒙古军的突然进攻束手无策，只得任其蹂躏。待蒙古大军撤退后，纯祐庆幸危机已过，于是下令大赦。修复经过战争被毁坏的城堡，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表示夏国经过大难之后，必将中兴。同年十一月，纯祐听到蒙古军进攻金国，与金将河东监军完颜天骥相持不下，即领兵也进入金境，行数日一无所获，后得报金兵被蒙古军击败，遂遣兵救援，知力不胜撤兵而还。
　　天庆十三年（1206）正月二十日，长久以来图谋篡位的镇夷郡王安全与纯祐的生母罗太后合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了纯祐，安全自立为帝，改元应天元年。三月，纯祐暴卒于宫中，死因不明，终年30 岁。谥昭简皇帝，庙号桓宗。
　　第二节夏襄宗废主自立夏襄宗（1170—1211），名安全。仁宗族弟越王仁友之子。仁友处事深沉有器度，颇得仁孝重用，初封郡王。任得敬擅权误国，仁友深自韬晦，口不言国事。及仁孝谋诛任得敬，奉命诱执任得聪、任得仁等党羽，以功封越王。天庆三年（1196）十二月，越王仁友卒，安全上表桓宗，诵赞先父之功，意在嗣越王爵。纯祐知安全之品质为人，不许封爵，且降封为镇夷郡王。为此心怀怨恨，因得纯祐生母罗太后之庇护，常干预朝政，并图谋篡夺皇位。天庆十三年（1206）正月二十日，安全在罗太后的支持下，废黜纯祐，自立为帝，改元应天。对于夏国的宫廷之变，金朝一直保持着沉默。应天元年（1206）六月，罗太后遣御史大夫罔执中奉表赴金朝，表中称“纯祐不能嗣守，与大臣议立安全”，请求金朝给予册封。金章宗为此遣使赴夏国，询问罗太后关于废立之事，罗太后再次上表于金朝，多方饰情，请颁封册。至七月间，此时纯祐已死，安全篡位既成事实，金朝顺水推舟，遣使到夏国正式册封安全为夏国王。安全以隆重礼仪接待金封册使。此后金夏保持和好关系，聘使往来不绝。
　　附金抗蒙安全在位期间，由于蒙古兴起并犯夏国，初行附金抗蒙之策。应天二年（1207）秋，成吉思汗得知安全废主自立的消息，即发兵进攻夏国，破兀刺海城（今甘肃张掖东），四出掳掠。安全调集右厢诸路兵马抵抗。成吉思汗见夏国兵势尚盛，不敢继续深入。又因粮草不继，于次年二月撤退。
　　应天四年（1209）三月，成吉思汗再次率军从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北兀刺海关口攻入夏国。安全命皇子承祯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帅，领5 万兵抗击。夏兵抵挡不住蒙古军的勇猛冲杀，大败溃逃。副帅高逸被俘，拒不投降，以身殉职。四月，蒙古大军再攻兀刺海城，夏守将不战而降。夏将太傅西壁氏率亲军与进入城中的蒙古军巷战，力屈被俘。七月，蒙古军进围中兴府外卫之克夷门（今银川西北），安全派大将嵬名令公领兵5 万抵御蒙古军。嵬名令公借地形之利，命令部队自山坂急驰而下，冲击蒙古军，两军相持长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设伏兵诱夏军出战，夏兵中计败溃，嵬名令公被俘，被囚禁在土牢中。蓬首垢面，日食粗粝，而气节凛然。成吉思汗多次派人劝降，嵬名令公坚持不屈。直到一年以后，安全投降蒙古，嵬名令公才被放还夏国。
　　蒙古大军攻破克夷门后，迅速围困夏国都城中兴府。安全亲自督促将士登城守御。蒙古军久攻城不下，至九月间，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成吉思汗派兵筑坝，引河水灌城，城中百姓淹死甚众，情势十分危急。安全派人向金朝告急求援。金朝大臣多以“唇亡齿寒”之义劝章宗出兵救援，与夏国联合夹攻蒙古军。金章宗则以“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①拒不出兵。到十二月间，因河水久灌，中兴府城墙将溃圯。蒙古军所筑的拦河堤坝也多决塌，水势四溢，城外几成泽国，蒙古军也无处安身，才退走。成吉思汗遣被俘的夏国兀刺海守将西壁讹答到中兴府招降。安全走投无路，只得献女向成吉思汗求和。
　　蒙古退兵后，安全对金朝于夏国危难之时不出兵援助，耿耿于怀，想寻找机会报复。皇建元年（1210）八月，安全派遣万余骑兵，攻打与夏国交界之金葭州（今陕西佳县境）。夏金关系正式宣告破裂。夏金联盟的破裂，使蒙古军得到各个击破的机会。夏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皇建二年（1211）五月，新兴的黑塔坦国王白厮波起兵进攻夏国河西州郡，安全亲自领兵迎战，兵败又丢失公主，遂遣使请以臣礼事塔坦王，兵才退走。夏国累经兵事，国势已十分衰落，就在这一年七月初三日，夏国又一次发生了宫廷政变，齐王遵顼废黜了安全，继立为帝，改元光定。安全被废一个月后，八月五日也不明不白地死去。终年42 岁。谥敬穆皇帝，庙号襄宗。① 《西夏书事》卷4O。
　　第七十五章夏神宗夏献宗夏末帝第一节夏神宗附蒙攻金夏神宗（1163—1226），名遵顼。夏宗室齐王彦宗之子。年少好学，年长博通群书，工于篆隶。夏天庆十年（1203）三月，桓宗纯祐实行科举策士，遵顼以“廷试进士，唱名第一”，得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升大都督府主，统帅军队，深得纯祐赏识和重用。安全废纯祐篡位，夏国面临蒙古军压境的危机。皇建二年（1211）七月，遵顼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安全，自立为帝，改元光定。时年49 岁。
　　遵顼继位后，一改桓宗时附金抗蒙的国策，从开始攻金，进而附蒙攻金，并企图乘蒙古进攻金国的时机，掳掠财物，扩张领土。遵顼称帝伊始，不但不按例遣使向金朝求册封，反而立即出兵万骑攻打金朝的东胜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金兵赶来救援，夏兵退走。十一月，遵顼乘蒙古军围攻金中都之时，派兵攻入金朝的泾、邠二州，进围平凉府（今甘肃平凉），当听到金朝已有防备，并有援兵即将赶到，遂匆忙解围而去。
　　光定二年（1212）正月，遵顼向金朝派遣贺正使，似有刺探虚实之意。
　　按照旧例，夏使至金，金允夏使于会同馆互市。夏使与金贵戚交易之事被金监察御史聂天骥奏知金卫绍王，交易被禁，并令夏使速回。其时，金已处于两面受敌的危急之中，此次见遵顼派遣贺正使，即于三月间也派遣使臣到夏国赐遵顼封册，以求缓和与夏国日趋紧张的关系。遵顼对金赐封册未作出反应之前，又一次出兵进攻金葭州，被击退后，乃于十二月间，才遣使臣到金谢封册。
　　光定三年（1213）六月，夏兵攻破金保安州，围庆阳府，杀州刺史与知府。八月，又攻破金邠州，降其节度使金朝驸马乌林答琳。十一月，遵顼得知金卫绍王完颜永济被弑，国中已乱，遂出兵攻金会州，夏兵于窄土峡、东关堡两战俱败。十二月，遵顼出动数万骑兵，攻破金巩州，俘巩州节度使夹谷守中，执而西进围平凉，使守中谕降，不从杀之。光定四年（1214）七月，遵顼令左枢密使、吐蕃路招讨使万庆义勇遣吐蕃僧减波把波等，赍蜡书二丸到南宋西和州（今甘肃和县境）岩昌砦，约请宋制置使董居谊出兵，夹攻金朝，被董居谊拒绝。八月，遵顼先令在夏国居住的金人乔成带信给金宣宗，请制止金朝边吏侵掠夏国。宣宗知其为寻衅之言，不予理睬。遵顼遂出兵攻金朝庆、原、延安诸州。十一月，遵顼应金叛人程陈僧之请求，出兵3000赴兰州救援。光定五年（1215）正月，夏兵进入金境内武延川掳掠，金境边吏也派兵扰夏境以为报复。遵顼借此机会遣兵攻金环州（今甘肃环县）。金宣宗害怕事态扩大，立即下令对肇事者治罪。但遵顼不肯罢休，出兵围金积石州（今青海贵德），城未能攻下，接着又进攻环州。九月，再次出兵援助金国叛人程陈僧，与金兵多次作战，互有胜负。破金西关堡。围第五将城。十月，夏军攻金保安不下，再攻延安又败，乃集右厢精兵8 万破金临洮府（今甘肃临潭境），退兵不守，又转攻绥德境内之克戎、绥平诸地与熟兰砦。十二月，遵顼派兵和金国叛将程陈僧一起再攻临洮府，遭到金兵痛击，又围定羌州，再败。光定六年（1216）五月，遵顼派工兵潜入金来羌城界河，在此修筑折桥以便于攻来羌城，桥修成后被金兵焚毁。又遣细作陈岊入金探虚实，欲再攻临洮、巩州（今甘肃陇西），以图长安，陈岊被金将抓获。七月，金朝主动出兵怀安砦与环州，兵分两路攻夏，遵顼点集军队待命，令不与金军作战，金军恐有诈也下令勿轻进，仅以少数兵偷袭阿弥湾，夏军被杀数百人。八月，夏军攻金安塞堡，败；又战于鄜州之仓曲谷，复败；三战于车儿堡，再败。遵顼经数战不胜，即遣人联络蒙古军队，合兵攻打金延安、代州等地，并攻陷潼关。十一月，遵顼遣兵4 万余骑围攻金定西城，金兵奋力抵抗，夏军死2000 余人，失马匹辎重无算。金朝连连遭到夏国进攻，忍无可忍，于这年十二月分兵两路，发起反攻。一路进入夏国的盐、宥、夏诸州；一路进攻威、灵、会等州。遵顼分道迎战，金兵被阻，不能前进。
　　当蒙古军对金国发动进攻时，夏光定七年（1217）正月，遵顼以附蒙之国，应征派兵3 万骑随蒙古军进攻金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境）。金兵顽强抵抗，蒙古军大败。夏国军于退兵时，途经宁州（今甘肃宁县）被金将伏击，也大败逃归。遵顼却不甘失败，又重振旗鼓于五月间围金大北岔，被击败。六月，遵顼出兵赶赴兰州接应金叛将李平。七月，又攻金黄鹤岔，转围羊狼砦。九月，夏军在马家平遭到金兵的袭击，遵顼又遣兵攻掠绥德克戎砦。其时，遵顼对金军的作战，非败即无功而退；另一方面受蒙古军的役使征调，疲于奔命。这时正逢蒙古大军西征花刺子模，再次向夏国征兵。夏国经连年用兵，兵民厌战，朝议沸腾，不愿再随蒙古军出征。这一年十二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渡黄河进攻夏国，迅速围困首都中兴府，城破在即。遵顼见都城不保，夏国危亡，遂命太子德任守城，自带亲随扈从逃奔西凉暂避。同时遣使臣向蒙古军请降。直到蒙古大军退走，遵顼才又返回中兴府。经过这一次事变，遵顼深感蒙古是夏国的最大威胁。由一意攻金，改变为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抗金的灵活外交政策，以求自保。
　　联金抗蒙到联宋抗金光定八年（1218）二月，遵顼重用主张联金抗蒙的秘书监苏寅孙，擢升为枢密都承旨，做出亲金抗蒙的姿态。三月，遵顼写信给金朝，请恢复绥德、葭州边境贸易，与金重新和好。金宣宗以遵顼反复无常，未允。遵顼因金不许互市，立即勾引蒙古军由葭州犯金鄜、延二州，被金兵击败。七月，又攻金龛谷砦，不胜。十一月，夏国驻屯在质孤堡的军队遭到金军的偷袭。遵顼联金行动处处碰壁，又想到与宋朝联盟共图金朝。光定九年（1219）二月与光定十年正月，遵顼两次派枢密招讨使宁子宁到四川，约请南宋方面出兵夹攻金。南宋利州路安抚使丁焴，两次回信同意同夏国联兵抗金，但都未能按期出师。就在这段时间内，遵顼也未曾停止对金国的进攻，先后出兵攻破金通秦砦、通秦堡及威戎砦、镇戎军、新泉城等堡寨要塞。金兵也乘夏国无备之时，攻夏国隆州、破宥州、围攻神堆府（今陕西靖边境）。同年五月，遵顼终于收到了宋四川安抚使安丙的复信，定议宋夏同时出兵，夹攻金国。八月，遵顼如约出师，遣兵万人攻破金会州，金守将乌古论世显投降夏国。金宣宗命陕西行省与夏国议和，被遵顼拒绝。九月，又发兵3 万破西宁州，围定西城。紧接又遣枢密院使宁子宁与大将嵬名公辅领兵20 万，进攻金国军事重镇巩州，城久攻不下，宁子宁即派人入四川催促宋军出兵。宋宣抚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统程信督促张威、王仕信分道进兵，攻克来远、盐川两镇及定边城，与夏军会师于巩州城下。两军商约夏军野战，宋军攻城。城仍久攻不克。两军死伤以万计，只好退兵。在撤退途中，夏军被金兵伏击，伤亡甚众。十月，宋将安丙再约夏军攻秦州，遵顼惧于巩州之败，不肯出兵，安丙率军撤回利州。
　　重走附蒙攻金之路光定十一年（1221）三月，蒙古军木华黎部由东胜州渡过黄河进攻夏国河西诸城堡，夏国守将无力抵抗，纷纷投降。面对蒙古大军压境，遵顼急忙派监府塔海设宴款待蒙古将领，并派塔哥甘普等率兵5 万归木华黎指挥，随蒙古军进攻金国。遵顼至此又回到附蒙攻金的老路上来。九月，遵顼遣百余骑突入宋凤州，欲强行邀宋将出兵攻金，被宋将拒绝。十月，蒙古将木华黎与夏将塔哥甘普引兵取金葭州，进攻绥德，破马蹄、克戎两寨。十一月，攻安塞堡不克。十二月，遵顼得报金宣宗将调集10 万大军进攻夏国兴、灵二州，便先发制人，征兵数十万，分三路进攻金朝，使金边境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次年正月，遵顼攻破金大通城，逾月又被金兵收复。三月，与金兵战于永木岭，也未能取胜。六月，蒙古将木华黎和右都监石天应率兵攻金陕西诸州，向夏国借道，遵顼立刻答应，许其自东胜渡河进兵。九月，夏国军攻克金德顺城。十一月，蒙古将石天应约夏国出兵攻延州，石天应与金兵作战败死于河中。十二月，蒙古军再次约夏国出兵由河中葭州攻金陕西，至质孤堡再次被金兵击败。光定十三年（1223）一月，蒙古将木华黎进军凤翔，遵顼又征发10 万兵随蒙古军攻城，金兵勇猛出击，夏兵见势不可挡，不告蒙古，自撤兵而去。
　　遵顼昏愦无能却又刚愎自用，附蒙攻金的政策步步失败，一再误国。朝廷中以太子德任为首，竭力反对遵顼的错误政策。光定十三年（1223）四月，遵顼令太子德任领兵进攻金朝，德任不愿受命并进谏道：“彼兵势尚强，不若与之约和。”遵顼笑着说：“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兰州竟不能复，何强之有？”①德任再三谏阻无效，请求罢除自己的太子位，允其出家为僧。遵顼恼羞成怒，下令将德任软禁在灵州，另遣将领兵攻金。
　　夏国累经战争，兵员消耗，财用匮乏，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这一年的五月，夏国都城中兴府及灵州等地发生严重春旱，颗粒无收，出现“饥民相食”的惨状。遵顼仍不顾百姓的死活，继续准备要全力对金朝作战。在调集军队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遵顼仍于六月间，乘金朝疏于防备之机，调遣万人攻金陇安军。七月，攻克金积石州。十月，占领积石州的夏军遭到蒙古军的围困和抄掠，以报凤翔之役夏军不辞而别之恨。因蒙古军闻金兵图其后，才解围而去。蒙古兵退，遵顼还不引以为戒，又征集十二监军司的兵马，准备孤注一掷，进攻金巩州。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章谏阻，痛陈遵顼误国的举措：“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清歌夜宴，舌结口钳。太子以父子之亲，忧宗社之重，毅然陈大计，献忠言，非得已也。一旦位遭废斥，身辱幽囚，宜乎？天垂变异，岁告灾祲。臣望主上抚恤黎庶，修睦邻邦，召还青宫，复其储位，庶几臣民悦① 《西夏书事》卷41。
　　服，危者得安。”①遵顼对梁德懿的慷慨陈词十分反感，当面给予痛斥，令他辞官退休。
　　被迫退位遵顼反复无常的行为，已失去蒙古成吉思汗对他的欢心与寄托，多次遣使到夏国责令他退位。光定十三年（1223）十二月，遵顼在蒙古军的威逼下，被迫将皇位传给次子德旺，改元乾定。遵顼做了夏国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夏乾定四年（1226），遵顼死，终年63 岁。谥英文皇帝，庙号神宗。
　　第二节夏献宗改附蒙为抗蒙夏献宗（1181—1226），名德旺。夏神宗次子。其兄长太子德任因反对神宗攻金之国策，被囚禁于灵州。光定十三年（1223），神宗在夏国处于内外交困中，被迫禅位给德旺。
　　德旺继位于夏国危难之际，同年十二月改元乾定。即位之初立即改变神宗的附蒙政策，试图对抗蒙古。乾定二年（1224）二月，德旺听到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征西域未回，遂遣使联络漠北未被蒙古征服的部落，结为外援，以共同抗击蒙古。当成吉思汗征西域回来，听到夏国对蒙古有“异图”的消息，决定调集大军再征西夏。五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夏国的沙州（今甘肃敦煌），遭到沙州守将籍辣思义的顽强抵抗，沙州城坚守一月余不下。成吉思汗又遣将分兵攻银州（今陕西米脂境）。九月，银州被攻破，夏兵战死数万，夏将塔海被俘，牛羊物资被掳掠无算。在强敌蒙古军入境的危急时刻，德旺接受右丞相高良惠的建议，于十月间遣使奉表愿与金朝修好，以为后援。但这一决定为时已晚，银州失守后，漠北未被征服诸部也已溃散，被围困的沙州城，在军民坚守半年之后，城中牛羊马驼都被宰杀食用殆尽。德旺只得遣使到蒙古军中请降，并答应以“质子为信”，蒙古军才撤回包围沙州的军队。
　　乾定三年（1225）三月，成吉思汗因德旺未如约遣质子，派大臣孛秃到夏国问罪，德旺仍犹疑未决。右丞相高良惠进言道：“两国相交，忠信为主，彼强吾弱，势难背言。宜择宗室之贤者，加以王号，锡以车旗，俾结蒙欢，庶几稍纾国患。”德旺对此言不以为然，说道：“我方修好金源，共支北敌。任子一往，受其束缚，后悔何追？”枢密使李元吉也力劝德旺守信，陈述利害：“蒙古虎狼，虽恭顺不违，犹恐咆哮其性。若反复无恒，是自启兵端也。况金势浸衰，自守不支，焉能济我耶？”德旺仍不听，依旧不遣质子，把蒙古使臣敷衍遣回。①整饬国政，联金抗蒙蒙古使臣孛秃走后，德旺加强整饬国政与联金抗蒙的一系列举措。同年① 《西夏书事》卷41。
　　六月，德旺于国中求直言。殿中御史张公辅向德旺上疏陈说整顿国事的七项意见：一曰收溃散以固人心；二曰坚盟信以纾国难；三曰修城池以备守御；四曰明军政以习战守；五曰联烽堠以立应援；六曰崇节俭以裕军储；七曰观利便以破敌势。①概而言之，就是要增强国力，联金抗蒙。德旺对张公辅的上疏十分赏识，擢升他为御史中丞。
　　乾定三年八月，德旺派遣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尚书省左司郎中李绍膺等赴金朝，与金朝订立和约。和约主旨是：金夏为兄弟之国，夏朝以兄事金国；两国各用本国年号，但金朝不向夏国赐岁币等。从此夏金重归于好。十二月，德旺遣徽猷阁学士李弁赴金朝要求恢复双方互市，在几经周折之后，才签订互市协议。这一年十二月，德旺向金国派出了因金夏构兵中断多年的贺正旦使。
　　德旺联金抗蒙，对挽救夏国的危亡实际上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因为其时金朝也处于亡国的前夕，兵虚财尽民怨，尚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援夏抗蒙。夏臣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出使金朝回到夏国后，多次对德旺说，金朝援助不足恃，要靠夏国自强。这时德旺又收留了成吉思汗的仇敌乃蛮部屈律罕子赤腊喝翔昆。罗世昌力谏，德旺不听。罗世昌遂请求致仕归里。世昌家居银州，已被蒙古军占领，只好流落龙州（今陕西志丹境），知夏国将亡，著《夏国世次》20 卷藏于家。
　　乾定四年（1226）二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10 万从北路进入夏国境，度沙碛深入河西，攻破黑水城。四月，蒙古军为避暑驻兵于肃州（今甘肃酒泉）北之浑垂山。五月，招降肃州不下，破城后尽屠城中军民。六月，甘州被围，蒙古军使人招降夏甘州守将曲也怯律，副将阿绰等36 人杀曲也怯律和蒙古军使人，率城中军民浴血抵抗。城被攻破，阿绰等人以身殉国。七月，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又被攻破，夏守臣斡扎箦战败投降。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城邑崩溃，人民逃亡，夏国危在旦夕。这时德旺惊忧交加，已束手无策。继五月间神宗遵顼死后，德旺也忧悸病亡。终年46 岁。庙号献宗。第三节夏末帝夏末帝（？—1227），名睍。献宗德旺弟清平郡王之子，生年不详。后封南平王。乾定四年（1226）献宗死，被拥立为帝。继位后立即遣使赴金朝报哀，以求取得金朝支持。金遣使赴夏国吊祭，并把以前作战中掳掠的夏国人口遣还夏国。
　　其时蒙古大军分东、西两路向夏国都城中兴府逼进。八月，蒙古军西路越过沙陀（今宁夏中卫），抢占了黄河九渡，攻陷应里。十月，蒙古东路军又攻破夏州。于是，两路夹击，形成钳形攻势，指向夏国腹地都城中兴与灵州地区。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攻灵州，末帝睍遣大将嵬名令公，带领10 万兵马往救灵州。成吉思汗的骑兵在结冰的黄河上面驰骋冲杀，战斗十分激烈，夏军遭到惨败，夏将佐里等战死，灵州失守，兀纳刺城也被蒙古军攻克。灵州城守将为神宗前太子德任，被蒙古军俘虏，坚贞不屈被处死。德任子惟忠，年方7 岁，见城破父亲被杀，也求从死，蒙古将不忍杀害而留其性命。十二月，蒙古军攻克盐州川，四处搜索，烧杀抢掠，夏国居民幸免于① 《西夏书事》卷42。
　　难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①。成吉思汗攻取灵、盐二州后，又遣大将阿鲁术督军进围中兴府。末帝睍遣兵驻扎于合刺合察儿地与蒙古军英勇作战，两军相持不下，蒙古军为此作长期围困中兴府的打算。末帝以中兴府被围事，遣使赴金国请停止两国聘使往来。但转年，夏宝义二年（1227）正月，金哀宗却出乎意料地向夏国派来了贺正旦使节。夏国正忙于守城的军务，使接待金使“馆燕皆不成礼”②。
　　夏宝义二年（1227）二月，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南下渡黄河攻入金积石州，随后又破临洮府及洮、河、西宁三州。其时夏国正处于“春寒，马饥人瘦，兵不堪战”境地。末帝睍忽听说蒙古军士有数万人患疫病，欲乘机偷袭。后又得报蒙古将耶律楚材用攻破灵州时缴获的大黄治病，使蒙古军无恙，夏兵遂不敢出。三月，蒙古军再次进攻沙州，成吉思汗遣大将忽都铁木儿先招降州将，州将伪降，宰牛置酒犒劳蒙古军，暗中设伏兵以待。忽都铁木儿险些被俘，脱险后率蒙古军反攻，沙州陷落。
　　末帝睍被围困在中兴府中，眼看城被攻破，国势濒危，一筹莫展。他召来三朝老臣右丞相高良惠委以国事。高良惠“内镇百官，外厉将士”，坚守都城，自冬入夏昼夜亲自巡逻。部属官吏都劝他保重，他感叹地说：“我世受国恩，不能芟除祸乱，使寇深若此，何用生为？”①终因年事已高，劳累过度而死。末帝睍三次到他的灵前痛哭，中兴府城中一片悲泣之声。
　　就在这一年的五月间，成吉思汗回师隆德（今宁夏西吉境），因天气炎热，到六盘山避暑。他见夏国已孤立无援，还不出降，就派御帐前首千户察罕赴中兴府向末帝谕降，又一次遭到拒绝。六月，夏国又发生了强烈地震，宫室房舍塌毁，瘟疫流行。被困已坚守半年之久的中兴府，已是粮尽援绝；军民因患病无治，已完全丧失了抵御和作战能力。末帝睍处于山穷水尽，只好携同夏国的大臣李仲谔、嵬名令公等文官武将们，奉“图籍”向蒙古军请降，但提出宽限一个月的请求，“以备贡物，迁民户”而后亲“自来朝谒”。成吉思汗答应了末帝的请求。这时，成吉思汗已患重病，驻跸在清水县（今甘肃清水）西江养病。成吉思汗闻知夏国将献城投降，立下遗嘱：他死后暂秘不发丧，以待末帝献城投降。宝义二年（1227）七月，成吉思汗死于清水县行宫，末帝睍献城出降，皇室举族也随蒙古军晋谒，行至萨里川都被杀害。蒙古军进入中兴府后，夏国亡。
　　① 《元史》卷1《太祖纪》。
　　② 《金史》卷17《哀宗纪》。
　　① 《西夏书事》卷42。
　　第七十六章金太祖①第一节起兵反辽金太祖（1068—1123），即完颜阿骨打，后改汉名旻。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阿什河）女真完颜部人。完颜阿骨打开始活动在历史舞台上，正是女真族由氏族制向奴隶制急剧转变的时期，也是统一的女真族形成的时期。女真人完颜部自始祖函普以来，历代祖先世为首领。11 世纪初，昭祖石鲁时，完颜部已形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并逐渐联合周围女真诸部组成部落联盟。阿骨打的祖父景祖乌古逎任联盟长时，接受辽朝加给的“节度使”称号。阿骨打之父劾里钵、叔父颇剌淑及盈歌继任联盟长后，东征西讨，女真部落联盟日渐巩固和强大。
　　阿骨打是劾里钵的次子。史称他从小就力气惊人，“甫成童，即善射”。辽使曾见他张弓射群鸟，连三发皆中，惊称为“奇男子”。既长，状貌雄伟，沉毅寡言笑，而有大志。23 岁初随父出征，围攻窝谋罕城（今吉林敦化额穆镇东南），他身披短甲，免胄，马不挂甲，在阵前行围号令诸军，初露锋芒。颇剌淑任联盟长时，纥石烈部麻产据直屋铠水，招纳亡命，拒不听命。阿骨打与兄乌雅束受命讨平之，阿骨打并亲获麻产，献馘于辽，辽因其战功授阿骨打为“详稳”。盈歌任联盟长时，阿骨打率军追杀温都部跋忒、破留可城、取坞塔城、伐萧海里，战功赫赫。从此成为联盟领导集团中掌有军事实力的重要一员。
　　乌雅束继任联盟长后，女真社会分化日渐严重。乌雅束七年时，即辽乾统九年（1109），女真地区发生灾荒，饥民四处流徙，贫者难以为生，卖妻鬻子以偿债，强梁者纷纷上山为“盗”。面对这一局面，欢都等人为安定当时的局面，提出施以重法，“为盗者皆杀之”。阿骨打则表示反对，“以财杀人，不可，财者，人所致也。”民之为“盗”，是由于无法生存。因而提出“减盗贼征偿法为征三倍”；三年内不准催债，三年后再议。乌雅束采纳了他的提议，施行后使贫者得以生存，缓和了社会内部矛盾，既避免了女真贫苦部民的破产，又保证了兵力来源，联盟更加巩固壮大。
　　阿骨打杰出的军事才能，是在女真族的反辽战争中显示的。
　　辽天庆三年（1113），乌雅束病故，阿骨打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次年六月，辽授以“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称号。阿骨打未嗣位前，在同辽的来往中，已显示了他的才能。如他的父亲劾里钵临终前说过：“乌雅束柔善，惟此子（指阿骨打）足了契丹事。”阿骨打继任联盟长后，反辽重任自然落在他的身上。阿骨打是在女真人完颜部对内对外的实际作战中成长起来的军事统帅。
　　此时，辽正处于天祚帝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对女真部落的索取日渐增多，引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早在辽天庆二年（1112）春时，天祚帝至春捺钵（今吉林大安月亮泡一带）钩鱼，接见附近各族头领，在头鱼宴上命各部首领依次歌舞，唯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阿骨打归来后即着手准备反辽。辽天庆四年（1114），阿骨打遣蒲家奴前往辽朝，索要逃入辽的纥石烈部勃堇阿疎。后又遣习古逎等入辽以索要阿疎为名探查虚实。得知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2《太祖纪》。
　　辽朝边备废弛，但此时契丹贵族对女真的崛起已存戒心，正调兵以备女真。阿骨打对部属说：“辽人知我将举兵，集诸路军备我，我必先发制人，无为人制。”遂大会僚属，祭皇天后土、告辽朝罪状，宣用兵之意，号令诸部。同时派宗室子婆卢火征移懒路迪古乃兵，派斡鲁和阿鲁招抚系辽籍女真，派实不迭捉拿辽障鹰官。
　　九月，阿骨打集诸路兵大会于来流水（今拉林河口西，吉林扶余石碑崴子屯附近），得2500 人，在此誓师伐辽，数辽之罪有二：一曰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二曰罪人阿疎，屡请不遣。然后命诸将传梃而誓曰：同心协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违誓者，身死梃下，家属无赦。随后进军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
　　刚进辽界，与耶律谢十率领的渤海军遭遇，阿骨打亲自射杀谢十，辽军大溃，女真首战告捷，士气倍增。十月，一举攻克混同江东的宁江州。
　　阿骨打为在战略上达到彻底孤立辽统治者的目的，采取分化瓦解的攻势。如：阿骨打暗中放回辽防御使大药师奴，使其招谕辽人。又召渤海人梁福、斡答剌使之伪逃亡，招谕其乡人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还遣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真，揭露契丹贵族的残暴统治。同时派人抚定东北边远地区部落，达鲁古部、铁骊部、鳖古部等相继归附，终于稳定了后方。
　　十一月，辽天祚帝遣东北路都统萧嗣先，副都统萧挞不也率步骑7000余人屯兵鸭子河（今吉林月亮泡以东、黑龙江肇源以西的一段嫩江）。阿骨打亲率甲士3700 人乘夜鸣鼓举燧而行，黎明至河，踏冰抢渡，女真甲士仅渡过三分之一，就与辽军遇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适大风骤起，尘埃蔽天，阿骨打指挥将士乘风势击之，辽军大溃。追辽兵于斡论泺，杀俘辽兵及车马、兵器、珍玩不计其数。女真军接连攻下宾州（今吉林农安红石垒）、祥州（今农安万金塔东北苏家店）、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反辽战争初告成功。
　　阿骨打所领导的反辽斗争的性质，前后是有变化的。战争开始诚如其致辽之罪，申告天地时所说：“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这是所谓“辽主失道，上下同怨”，“重以吊伐之义”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战争。所以取得了成功。
　　第二节建金破辽在反辽战争中，女真族由一个弱小的民族发展成为当时东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民族。阿骨打在反辽战争中，实际上成为战争的军事领导者。因而氏族制度转化为国家机关的条件也日益成熟。正月初一，阿骨打被拥戴为皇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建立起女真族上层领导的金朝。
　　几天后，阿骨打亲率大军伐辽，在达鲁古城（今吉林前郭尔罗斯塔虎城）与辽戍边军交锋，大败辽军。八月，亲征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渡混同江（今第二松花江）。九月克黄龙府，遂班师整顿。天祚帝得知东北重镇黄龙府失陷，感到事态严重，亲率70 万蕃汉军队征女真，以期一举消灭。当时金军队仅2 万人，两军对阵于达鲁古城一带，尚未交锋，天祚帝因国内耶律章奴叛乱撤军返朝。阿骨打抓住战机挥军追至护步答冈（吉林榆树一带），辽师溃败。
　　金收国二年（1116）初，渤海人高永昌据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反辽，自称大渤海国皇帝，据辽东五十余州。乘辽东局势混乱，阿骨打以斡鲁统内外诸军取辽东京道。五月，擒高永昌杀之，夺得辽东半岛。同年十二月，阿骨打受群臣上尊号曰“大圣皇帝”，次年改元天辅。
　　在攻克宁江州后，阿骨打对其氏族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确立适应奴隶制国家的统治体系与社会组织。如，他改革了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源于女真族部落的围猎组织，后来在对外战争中发展为军事组织。阿骨打嗣位的次年，下令“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将女真族的村寨组织与猛安谋克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新的行政、军事和生产三位一体的地方行政组织。阿骨打建金国后，这种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度更为完善，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对金朝奴隶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改革原部落联盟的机构，确立帝位，去“都勃极烈”号，改称皇帝，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央建立了“勃极烈制”。这是具有女真宗族大奴隶主贵族联合执政色彩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的中枢。他先后以母弟吴乞买任谙班勃极烈，总理国政，又为储嗣。以原部落联盟的国相撒改为国论忽鲁勃极烈，辞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后改称阿舍、左勃极烈），斜也为昃勃极烈，阿离合懑为乙室勃极（后改称移赉、右勃极烈）等。这种“勃极烈制”，保留了氏族部落议事会制度的一些旧痕。在金太祖、太宗时期一直沿用这一制度。
　　在新占领地区，也推行猛安谋克制度，进行改编，以适应奴隶制国家的迅速发展及对外战争。
　　建国之初，阿骨打就提出一套依据女真族制度发展奴隶制经济的施政方针，除上述政治制度外，经济上实行猛安谋克屯田制。在新取得的辽地除辽法，省税赋，务农积谷。诏女真人同姓不得为婚。天辅三年，颁行女真字。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为适应对各族人的统治，阿骨打在一定程度上兼容了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成为日后金朝封建化的重要契机。
　　天辅二年和三年，阿骨打一面休整军队，一面与辽议和，辽金使者往来十余次，和谈终于破裂。天辅四年五月，阿骨打亲自率军占领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治林东镇南波罗城）。随后与宋朝缔结“海上之盟”，议定金宋夹击辽朝。
　　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由于形势的变化，阿骨打的反辽战争，便由反剥削、反压迫的战争转变为谋求统一的灭辽战争。阿骨打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伐辽。他任命忽鲁勃极烈斜也杲为内外军都统，并指出：“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
　　天辅六年（1122），阿骨打开始攻取燕京。正月，占辽中京（今赤峰宁城大名城）；四月占领辽西京（今山西大同），辽天祚帝逃入阴山。六月初一，阿骨打亲率军征辽，以弟谙班勃极烈吴乞买监国。八月，阿骨打追辽天祚帝于大鱼泺。完颜昱、宗望追及石辇驿，天祚帝战败逃遁。十二月，金军分路出得胜口与居庸关，至燕京（辽南京，今北京）城下，辽枢密院官员奉表投降。阿骨打率军入城。至此辽朝五京俱陷。辽虽有百万军队，但仍然无法挽回局势，辽政权迅速随之瓦解。
　　在大举灭辽的战争中，阿骨打为稳定原辽地的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措施。天辅六年十月、十一月一再下诏：凡避兵逃散的人民，“罪无轻重皆免之”。“有能率众归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文武官员“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因之燕京及其周围许多州县，不战而降。
　　天辅七年正月，再次下令金军诸部将领：“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秋毫有犯，必刑无赦。”宗室完颜昂违命失众，致多怨叛。阿骨打欲诛昂示众，因大臣力谏，杖之七十，拘于泰州。同时，阿骨打重视安抚流民和实行赎身制度。他下诏谙班勃极烈，对原辽地百姓及返乡的流民，“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辄有骚动。衣食不足者，官赈贷之。”凡在战争中“被掳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阿骨打很注意在降服的辽朝官吏及各族士大夫中选拔人才，吸收他们参预政事。如，阿骨打诏忽鲁勃极烈完颜杲（斜也）：“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录用之。”他特别重视注意录用知书达礼的儒生，并改革本民族中落后的习俗，禁止同姓为婚等。这些积极措施，对于稳定当时局势和民心，繁衍和发展本民族，为建立巩固金朝的统治秩序发挥了作用。阿骨打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不仅有利于金朝的统治，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女真族文化的进步。
　　四月，根据宋金盟约，灭辽后，应将燕云之地六州归还宋。可是，此前阿骨打下令金军早把燕地的金帛、豪族、工匠、民户席卷掳掠一空，宋朝所得的燕京仅空城而已。但在班师返回的途中，阿骨打病重。八月戊申，于部堵泺西行宫去世，终年56 岁。三年之后，即天会三年（1125），阿骨打之弟吴乞买（完颜晟）继承遗志，擒获天祚帝，辽朝终于灭亡。
　　阿骨打死后，葬在上京宫城西南。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谥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熙宗即位改葬和陵，皇统年间改称睿陵。海陵贞元三年（1155）改葬于中都（今北京）西南大房山，仍号睿陵。
　　第七十七章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完颜昌第一节完颜宗翰完颜宗翰（1080—1137），汉名宗翰，女真名粘没喝，汉语讹称为粘罕。金宗室，撒改之长子。
　　宗翰祖父劾者是乌古逎（景祖）的长子，与弟劾里钵（世祖）同邸而居。劾者主内，劾里钵主外，其后劾里钵继任女真部落联盟长。穆宗盈歌任联盟长时，念劾者以长兄而不得立，遂命其子撒改为国相。阿骨打建金称帝后，任撒改为国论勃极烈。
　　宗翰17 岁即随联盟军队四出征伐。阿骨打起兵反辽，宗翰的建议多与阿骨打相合，甚得阿骨打信任。女真军队大破辽兵后，宗翰参与拥立阿骨打称帝。此后，他一直随侍金太祖左右，是金朝对辽战争中的一名勇将，同时又辅助国论乙室勃极烈阿离合懑工作。天辅五年（1121）六月，金太祖任宗翰为国论移赉勃极烈（职掌与乙室勃极烈同），成为金朝最高统治机构——国论勃极烈制度的成员之一。
　　天辅二、三年间，金辽议和，议和失败，宗翰向金太祖两次提出兴兵伐辽，认为：“辽主失德，中外离心。我朝兴师，大业既定，而根本弗除，后必为患。今乘其衅，可袭取之。天时人事，不可失也。”①金太祖接受宗翰的建议，于天辅五年十二月命完颜杲都统内外诸军，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诸人副之，发动第二次大规模伐辽战争。天辅六年攻下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后，宗翰率偏师进逼辽北安州（今河北承德附近），与完颜娄室、徒单绰里合兵，大败奚王萧霞末，遂取北安州，并驻军于此。随后遣完颜希尹出兵经略近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得知辽天祚帝在鸳鸯泺，因杀其子晋王敖鲁斡，致群臣离心，而且其西北、西南两路兵马羸弱，不可用。宗翰即刻遣使，请完颜杲与其共同出兵进击辽天祚帝，金兵西进大破辽兵，天祚帝逃走，金兵攻下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宗翰抚定西京一带州县，随即从金太祖攻取燕京。金太祖北返去世时，命宗翰为西北、西南两路都统，领兵追击辽天祚帝。
　　金太宗天会二年（1125）二月，金将完颜娄室擒获天祚帝，辽朝灭亡。
　　金灭辽后，见宋衰弱，宗翰与宗望等女真将领一再请求金太宗出兵攻宋。天会二年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以谙班勃极烈完颜杲为都元帅，统领金军。以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与完颜希尹、耶律余睹等率军从西京攻太原。以完颜宗望为南京路都统，与阇母、刘彦宗等人自南京（平州）攻燕京，进逼东京（今河南开封）。宗翰率军南下，连取宋朔州、代州，围太原府，围攻数日不下，遂留银术可率部分金军围太原，宗翰率大军南下。天会四年兵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宋所派使者至营，方知宗望大军抵汴京，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议和。宗翰遂率军北返，因太原宋军不降，乃留银术可继续围攻太原，宗翰返回西京。八月，金太宗再次发兵攻宋，以宗翰为左副元帅，以宗望为右副元帅，分别从西京和保州南下，先后攻克宋太原、隆德府、泽州、真定、临河、大名，十二月两支大军抵宋汴京城下，宋钦宗投降。次年四月，金军俘宋徽宗、钦宗及宋宗室、财物北上，北宋灭亡。
　　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74《宗翰传》、《宗望传》及卷77《昌（挞懒）传》。北宋灭亡后，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宋高宗。重建的宋朝廷，史称南宋。天会六年（1128）七月，金太宗下诏金军南下追击宋高宗。宗翰与宗辅所率东西两路大军南下，会合濮州，连取东平府、徐州，金军直抵宋高宗所在的扬州。宋高宗闻金兵南下，渡江南逃，宗翰、宗辅坐镇江北，宗弼率军渡江追击，金兵虽未追及宋高宗，但在江南大肆烧杀抢掠，于天会八年（1130）二月带着大批财物从江南北返中原。天会十年，宗翰升任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成为金朝最高的军事长官。
　　金军为攻宋，天会二年设元帅府以统领军队，灭北宋后，元帅府乃逐渐由单纯的军事机构向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机构演变，具有任免官吏、司法、征税等权力，控制着燕云诸州及北宋原统治的中原和陕西地区。元帅府下设两个枢密院，宗翰以左副元帅掌云中枢密院，驻西京；宗望以右副元帅掌燕京枢密院，驻燕京。时人称之为“东朝廷、西朝廷”。天会六年，宗望和燕京枢密使相继病死，燕京枢密院并入云中枢密院，从此整个华北都在宗翰的掌握之中。
　　灭北宋后，金在开封立宋朝降臣张邦昌为帝，号“楚”。南宋建立后，张邦昌投附宋高宗。天会六年金军再次南下，宋济南知府刘豫投降，奉事挞懒，意欲作傀儡皇帝，挞懒也有荐刘豫为帝之意。宗翰的心腹高庆裔建议宗翰抢先向金太宗荐立刘豫为帝，以免功归他人。宗翰依议行事，天会八年九月，刘豫得立，号“齐”，统治着金朝所占的原北宋统治地区。刘豫也从此投附宗翰，使宗翰实际上仍控制着整个华北地区。
　　天会十年（1132），宗翰返上京。其时金太宗中风卧床不起，皇储谙班勃极烈斜也（杲）也已死两年，宗磐以己为太宗长子当立，金太宗也无意立他人。宗翰谋立年幼的太祖嫡孙合剌（完颜亶），以其幼小易制。遂与心腹完颜希尹同宗幹（合剌养父）商议，共同入言于太宗，言之再三。太宗以此为祖宗法度，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遂立合剌为谙班勃极烈。合剌即后来的金熙宗。
　　此后，宗翰在中原地区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其实力甚至可与朝廷相抗衡。太宗在世时，曾设法限制和夺取宗翰所控制的元帅府的某些权力。如天会十一年八月即下诏夺元帅府的任命官吏权，改由朝廷选注。
　　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金熙宗即位，他在宗幹等人的辅佐下，废除朝廷的勃极烈制，改行三省制，以相位易宗翰一派的兵权。免去宗翰的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职，任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位居宗磐、宗幹之下。完颜希尹被免去元帅右监军职，改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高庆裔被免去西京留守职，改任尚书左丞。萧庆被免去平阳尹职，改任尚书右丞。至于韩企先在太宗朝即已被召入京，任尚书右丞相。至此，宗翰及其心腹丧失了军权，又离开了他们所控制的华北地区，完全被架空了。
　　两年后，金熙宗以贪赃罪斩高庆裔，并株连宗翰亲信多人。生性暴躁的宗翰，坐视心腹亲信被杀，无能为力，未及一月便愤懑而死，终年58 岁。死后，其心腹除韩企先外，完颜希尹等人相继罢官被杀。
　　宗翰被金朝历代君主视为开国第一功臣，死后，熙宗追封他为周宋国王，海陵王封他为金源郡王，世宗改赠为秦王，并改葬撒改、宗翰于帝陵西南二十里。
　　第二节完颜宗望完颜宗望（？—1127），汉名宗望，女真名斡鲁补，又译斡离不，金太祖第二子。金建国前，宗望每从阿骨打征战，常在左右。
　　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金太祖以完颜杲都统内外诸军，以宗翰、宗望副之，第二次大举伐辽。次年，攻克辽中京后，宗翰侦知辽天祚帝在鸳鸯泺，请大军袭之。宗望随完颜杲率军出青岭，辽天祚帝逃入阴山，未能追及。其时辽秦晋国王捏里于燕京称帝，金军新攻取的辽地民心不稳，辽军残余势力仍强，宗望遂返京请金太祖亲征。六月，金太祖得知辽天祚帝在大鱼泺，亲率精兵万人追袭。以蒲家奴、宗望为先锋，领兵4000，昼夜兼行，至石辇驿追上辽天祚帝。此时金军所至者不满千人，又疲乏不堪，而辽军有2.5 万人。金诸将以为不可战，宗望则以为不战，辽天祚帝又将再次逃遁，遂战。天祚帝以为金兵少必败，于是与嫔妃从高坡上下来观战，辽降将耶律余睹见状，带金军袭击，天祚帝大惊，立即败逃，辽军溃败。宗望领军追击，但辽天祚帝再度逃脱。
　　金军攻下燕京后，金太祖以斡鲁为都统，宗望副之，领兵继续追击辽天祚帝于阴山、青塜之间。宗望分路偷袭青塜，用绳拴着耶律大石（后为西辽帝）作为向导，直至辽帝营地，掳获天祚帝的嫔妃与诸子，而天祚帝时在应州得免。辽帝知族属被俘，领兵5000 来与宗望决战，又被宗望打败。直至天会二年（1125），天祚帝才被完颜娄室擒获，辽朝灭亡。
　　天辅七年（1123），金太祖遵海上之盟，将燕京、涿、易、檀、顺、景、蓟交给宋朝，而以平州（今河北卢龙）为南京，任辽降将张觉为留守。金军每破城邑，往往将其民众徒往金朝内地，致人情怨愤，民心骚动，这次将燕京给宋朝，也迁徙其人。原辽枢密院官员左企弓等人经平州赴广宁，张觉杀之，而留燕京北徙之人，据南京叛金。金太祖派阇母领兵讨伐，被张觉打败。天会元年（九月，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1123）十月，金太宗命宗望前去指挥作战，张觉战败，逃往燕京附宋。南京守将张敦固既降复叛，被宗望打败，不得已投降。
　　天会三年（1125），金太宗下诏伐宋，宗望统领右路大军，自南京出兵，军至三河县，大破宋将郭药师的常胜军于白河，郭药师战败投降。宗望自郭药师处尽得宋之虚实，连破宋真定、信德诸重镇。天会四年正月，率军渡过黄河，取滑州，进围开封。宋钦宗遣使求和，议定宋割三镇予金，书用伯侄礼，以康王赵构、太宰张邦昌为质。二月，宗望退兵孟阳。宋将姚平仲统兵40 万袭营，被宗望打败。宋钦宗大恐，遣使至金营讲明此事与朝廷无关，宗望遂回师燕京。
　　至燕京，宗望罢原由郭药师统率的常胜军。常胜军原为辽军，辽末叛辽归宋，又叛宋归金。宗望以其反复无常，罢归本土，命分置安肃、雄、霸、广信之地，耕田为业。对不愿归田的不安份军士，以搜检器械为名，于松亭关杀之。六月，以宗望伐宋有功，任右副元帅。
　　八月，金太宗再次下诏伐宋。宗望于保州会诸将，命分取河北境内宋州县。十月，至天定军（今山西平定）与宗翰等西路军将领相会，确定直取开封，后取两河未下州县的战略。宗望返真定，率大军南下。十一月，降魏县（今河北魏县境内）。诸军渡黄河，连克临河县、大名县（今河北大名）、清德军、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取胙城，直抵开封城下。大败开封守军，同时分遣诸将阻截宋各路援兵。未几，宗翰军继至，两军环城列栅，分地攻取开封。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封城破。十二月初二，宋帝奉表降。
　　天会五年（1127）三月，立宋太宰张邦昌为“楚”帝。四月，宗望押宋徽宗，宗翰押宋钦宗连同宋皇室宗族470 余人，及从城中搜刮的大量金银财物、图书北还，北宋灭亡。宗望率本路军返回燕京。
　　自天会二年宗望克南京（今河北卢龙），太宗即诏谕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关白军帅（即宗望），无得专达朝廷，宗望遂成为这一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随着金宋战争再向南扩展，天会五年前后，金已占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太宗以元帅府统辖华北军政事务，左、右副元帅分掌两河地区，故时称“东朝廷、西朝廷”，宗望以右副元帅领燕京枢密院辖河北。宗望统辖河北军政四年中，得刘彦宗、张通古、赵元等原辽、宋官员的辅佐，府州县官署缺员，皆选汉人中勳贤有人望者任之。择良吏招抚境内避战乱保山砦者，使归田业，使得在战争中受到摧残的河北社会经济有所复苏。灭北宋后，宗望曾主张放回俘获的宋徽、钦二帝，但未为太宗所采纳。天会五年（1127）六月，打毬中暑而病死。
　　宗望死后归葬上京。海陵王时迁帝陵于房山，以宗望为开国功臣之一，亦会葬房山。天会十三年，追封魏王。皇统三年，进许国王，又徙封晋国王。天德二年，赠太师，加辽燕国王，配享太宗庙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谥桓肃。
　　第三节完颜昌完颜昌（？—1139），汉名昌，女真名挞懒，穆宗盈歌（金太祖阿骨打叔父）第四子。少年时性粗暴，稍长，骁勇善战，仍蛮横无赖，部人苦之。金太祖时参与对辽作战。天辅六年（1122）随宗翰追袭辽天祚帝，取辽群牧，擒辽枢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太祖亲统军追击辽帝，以挞懒护卫辎重，时奚路兵官浑黜不能安辑民众，遂命挞懒代之，为奚六路军帅。
　　太祖后期和太宗初年，完颜昌全力经略辽中京道各郡县。其地多山险阻，奚人与契丹人据险筑寨顽强抵抗。完颜昌首先出兵攻打劾山速古部奚人山寨，攻克后杀且尽之。远近震动，速古、啜里、铁尼十三岩寨皆平，很快抚定奚部及与南路相接的边界地区。接着攻打契丹遥辇昭古牙部，击走昭古牙，杀其部将，又破降骆驼山等诸军，降民千余户。败兴中府辽兵，降建州。居住在兴中府与建州一带的遥辇各部皆降。完颜昌奉诏于其地设置猛安、谋克，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择人授以长官。自此终金一代，契丹、奚人与女真人同以猛安谋克作为社会基层组织。举荐萧公翊为兴中府尹，此后所占府州皆以契丹、汉官摄治。
　　天会三年（1125），金对宋开战，完颜昌为六部路都统，率部随宗望右路军攻宋。四年闰十月，宗翰、宗望军皆至开封围城。他受命阻击宋援军，于杞县破宋兵2 万。又克拱州，降宁陵，破睢阳，下亳州。五年，北宋亡，金军北还。完颜昌以功升元帅左监军，率部徇地山东，分遣诸将克单州、宗城、清平、临清、赵州、濬、滑、磁诸州与信德府，自取密、祁、恩州。兵至济南，刘豫以府降，以刘豫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治东平。以豫子麟知济南府。完颜昌以元帅左监军屯兵冲要，镇抚山东，诸事专决。
　　太宗初，立张邦昌为“楚”帝，不久为宋高宗所杀。太宗诏诸将复选一人立之。完颜昌有意荐刘豫为帝，但为宗翰抢先奏请太宗立刘豫为帝，号“齐”。从此刘豫转投靠宗翰，完颜昌始与刘豫有隙。
　　天会七年（1129），完颜昌奉命与宗弼、拔离速、马五分道南下追击宋高宗。完颜昌入宋淮南东路，以秦桧为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受阻后，绕路伐宋。天会八年，宗弼在建康遭宋将韩世忠阻击，完颜昌出兵接应宗弼军渡江北归。将秦桧纵归南宋。十年又纵王伦归宋，令其俾结和议为内助。挞懒一直驻守山东，经略南边，主与南宋和议。天会十五年（1137）十月迁左副元帅，封鲁国王。
　　次年金废“伪齐”，完颜昌与宗弼受命以军前往。完颜昌执刘豫子、“齐”诸路兵马大总管刘麟，宗弼执刘豫。废刘豫为蜀王，迁临潢府。宋使王伦见完颜昌，请将“齐”地（河南、陕西）归宋，南北议和。天眷元年（1138）完颜昌与东京留守宗隽俱入朝。时朝廷宗磐（太宗子）位最尊，以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太傅领三省事宗幹之上，太保领三省事宗翰已卒。完颜昌持兵权，与宗磐、宗隽结党，跋扈嗜利，合议以齐地与宋，使宋向金称臣。宗幹不能与之独抗，争之不得，遂以侍郎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归宋河南、陕西地。宗隽（太祖子）任左丞相兼侍中，不久迁太保领三省事。三人在朝更加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天眷二年（1139）七月，熙宗与宗幹合力诛宗磐、宗隽。以完颜昌拥重兵，暂释罪，出为行台尚书右丞相，解除其兵权。他至燕京，愈骄肆不法。宗弼奏其初与宋交通而倡议割河南、陕西地与宋。八月，熙宗下诏诛之。完颜昌闻讯即自燕京南逃，欲投南宋，被宗弼追获，押至祁州（今河北安国），处死，并杀其二子斡带、乌达補。
　　第七十八章金太宗①第一节灭辽、灭北宋、攻南宋金太宗（1075—1135），汉名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完颜阿骨打之同母弟，幼年为叔父盈歌养子。
　　金收国元年（1115）七月，阿骨打置国论勃极烈制，以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这既是首席大臣，又是储嗣，实际上是阿骨打的主要助手和继承人。金初阿骨打亲征辽朝，即以吴乞买居守京城，代总朝政，为副贰。天辅五年（1121），阿骨打发动灭辽战争，凡军事、司法案件皆由吴乞买从宜处之，吴乞买理事持重，使阿骨打征辽时无后顾之忧。
　　天辅七年（1123）八月，金太祖病死于班师途中。九月，吴乞买继帝位，即金太宗，改当年为天会元年。
　　天会初，各项制度草创，政权尚不稳固。尤其是辽天祚帝逃亡在阴山一带，辽在各地的残余势力仍很活跃，这是对金朝的潜在威胁。金太宗决心继承太祖遗志，清除辽残余势力，全力穷追天祚帝。天会三年（1125）二月，大将完颜娄室擒获天祚帝于余睹谷，辽朝遂亡。金朝削封其为海滨王，送往长白山东，筑城居之，逾年而卒。
　　灭辽后，金朝即把矛头对准宋朝，又发动了战争。十月，金太宗借口下诏伐宋，部署军事力量，建元帅府，以谙班勃极烈杲兼领都元帅坐镇京城，分兵两路直取宋东京开封。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宗翰统率，出大同攻太原，在太原受阻。东路军由宗望统率，出平州（今河北卢龙），在白河大败宋军。宋燕山府守将郭药师举城降金，为金军先导，顿时长驱直入。天会四年正月，渡黄河，围东京，京师可危。宋徽宗禅位于太子，是为宋钦宗，自己离东京出逃。宋钦宗被迫与金将宗望签约修好，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属河北）三府，增岁币，并尊金帝为伯父。金退兵后，宋朝中原各地守将据城抗金。八月，金太宗再次下诏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望仍分西东两路伐宋。宗望东路军出保州（今保定），取中山、真定（今正定），进围宋东京。宗翰西路军出西京（今山西大同），下太原、隆德（今长治）。闰十一月，两军汇合于宋东京城下，宋钦宗出降，北宋亡。天会五年三月，金朝立原宋朝太宰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国号楚。四月，金军俘宋徽宗、钦宗二帝北还。
　　金朝占领黄河流域后，各地抗金斗争纷起。天会五年（宋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康王赵构即帝位（高宗），重建宋朝（南宋）。天会六年七月，金太宗下诏追击逃往扬州的宋高宗。金军分二路，一路由完颜娄室统领攻打陕西；一路为左副元帅宗翰与右副元帅宗辅合兵南下进攻扬州。天会七年至八年，金军追击宋高宗，渡过长江，攻入江浙、赣、湘等地，宗弼率领的先头部队直取临安（今浙江杭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一直追到昌国（今定海）。由于江南军民的顽强抗金，女真族将士不适应江南水土气候，难以深入。金军在大肆掳掠之后北撤，而使江南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
　　娄室经略陕西，攻陷了不少城邑，但仍无法制服。天会八年（宋建炎四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3《太宗纪》。
　　年，1130）金太宗令右副元帅宗辅专征陕西，刚从江南北撤的宗弼军也随征陕西。天会十一年（宋绍兴三年，1133），陕西诸地大部分攻克，金朝占据黄河流域的势力范围大体形成。
　　第二节政治经济政策金太宗即位之初，尚沿用金太祖旧制。天会二年，全部占领辽地后，仍令诸将遵守太祖与宋订立的“海上盟约”，速将云州诸地交还宋朝。然宗翰、宗望等重要统帅与原辽朝旧臣，力陈割云州之利弊，金太宗才决意毁约，并萌发灭宋的意图。天会四年灭北宋，金统治区扩展到黄河流域，金朝的旧政策已不适应形势，因而首先采取在汉族地区恢复原有封建制度，进而推动金政权封建化进程的改革方针。如：天会元年十月，在燕云地区恢复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灭北宋后，实行“南北选”，用辽制取辽人，宋制取宋人，入选的封建士大夫被任命为汉区新恢复的州县官员。
　　同时，金太宗对太祖原来实行“南北面官”的设想付诸实施并加以改革。天会四年，将元帅府发展为统辖中原地区最高军政机关，下设燕、云二枢密院，实行封建统治。不久，兼采辽宋制度，颁布以尚书省为首的三省制，逐步取代枢密院制。天会六年八月，以州郡职员名称及俸给因革诏中外，统一了原辽宋两地府州县官制。天会八年九月，立刘豫为傀儡皇帝，国号“齐”，管辖河南、山东、陕西，承用汉制度不变。
　　金太宗以杲、宗幹、韩昉等人在中央议礼仪、兴库序，逐步建立健全各种封建行政机构。天会二年设大理寺，四年置宣徽院，五年设昭文馆，各种司、府、寺相继建立。天会八年前后，已出现六部中的礼部、吏部。到天会十年，勃极烈制度的职能已发生重大变化，谙班勃极烈杲亦于两年前病卒，人员需要补充。于是金太宗对勃极烈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和调整，按照汉制立皇储的原则，以太祖嫡长孙合刺（即完颜亶、熙宗。其父宗峻早逝）为谙班勃极烈，不预政事。宗磐（太宗长子）为忽鲁勃极烈，宗幹为左勃极烈、宗翰为右勃极烈。其地位相当于尚书令，左、右仆射。勃极烈制演变为国家最高军政决策机关和审议机关，其他职能则为各种封建机构所取代。天会十二年，以三省六部制度取代国论勃极烈制的条件基本成熟，但未及全面推行。金太宗在女真族及契丹、奚等北方民族中仍沿用女真奴隶制，并不断完善女真奴隶制经济。女真猛安谋克部民实行牛头地授田制度，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初授田大约无最高限额，纳税又无固定额，只是视国家需要随时而征之。天会三年，以岁稔，国家无储积以备女真部民之饥馑，诏令每一牛具地岁纳粟一石，由各谋克立廪贮之。五年，诏女真内地每一牛具赋粟五斗。在此前后规定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既在经济上给女真等族以优惠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猛安谋克贵族兼并土地。金代女真奴隶制土地制度最后形成，直至金中期女真奴隶制度崩溃时仍无大变化。
　　在结束对辽、北宋的战争之后，北方地区历经战争浩劫，户口稀少，各族人民因饥荒战乱，或自鬻为奴，或被掠为奴，国家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金太宗继金太祖赎免女真族完颜氏奴婢之后，在各族中实行更大范围的赎奴工作。天会二年（1124）正月诏勃堇完颜阿实赉：同姓之人（完颜氏）中自卖为奴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四月，“诏赎上京路新迁宁江州户口卖身者六百余人”。七年（1131）又诏金朝各地各族，军兴以来良民被掠为奴、为驱者听其家属赎之。并多次下诏和遣使各地敦劝农功，禁止内外官、宗室私役百姓。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权贵之家者，悉出还本贯。权贵之家胁买贫民为奴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皆杖一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女真军功贵族扩大奴隶制的趋势，加强了朝廷权力。但对女真普通奴隶主则实行保护其奴隶制的政策。天会九年，太宗诏，新徙戍边户，匮于衣食，有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有二、三口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户为四口。将被转卖的奴婢赎回仍置于旧主的奴役之下。灭辽、北宋后，将大批汉人分配诸军充赏。金太宗时期女真奴隶制仍在发展着。
　　天会十一年，金太宗下诏迁大批女真人入居中原，“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①，散居华北各地，仍实行猛安谋克行政组织，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猛安、谋克府亦在其内。金朝对女真与汉人实行双重统治体系的地方政体结构基本形成，有金一代没有改变。
　　金初无都邑。金太祖于马上建国，无暇建筑城池宫殿，所居皆茅舍，皇室所在曰“皇帝寨”。天会二年，金太宗令汉人卢彦伦规划筑京城于阿什河畔（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起乾元殿、明德殿、明德宫和庆元宫等数千间大屋，日役数千人，逾年而成，其规模与中原州县城邑大体相当。
　　自天会十年以来，金太宗一直患病在身。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病逝于明德宫，终年61 岁。谥文烈皇帝，庙号太宗，葬于和陵。皇统四年（1144），改号恭陵。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号恭陵。
　　① 《大金国志》卷8《太宗纪》。
　　第七十九章金熙宗金熙宗（1119—1150），即完颜亶，女真名合刺（又作曷刺马）。金太祖嫡长孙。父宗峻，为阿骨打嫡长子，母蒲察氏。幼年丧父后为伯父宗幹收为养子。宗幹崇尚汉文化，延请著名儒生张用直教授读书。少年完颜亶聪颖慧达，贯综经史，喜文辞，尽交文墨之士，又受学于昭文馆直学士汉人韩昉。及长，怀有大志，深受太宗所钟爱。天会十年（1132）四月，被立为国储谙班勃极烈。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太宗去世，亶即帝位，是为金熙宗。天会十五年十二月，改次年为天眷元年。
　　第一节官制与文化改革金熙宗在位期间，对女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废除“勃极烈制”，改用汉官三省六部制。原来的三位勃极烈改授地位相当的太师、太傅、太保衔，妥善解决了女真宗室大贵族与汉官制的矛盾。天眷元年（1138）正式颁行封建官制及换官格，将原来女真和辽、宋旧官职，依照新定的官制统一换授。制定封国制度，按照功勋等第授封爵、勋级、食邑。这一时期官制基本承袭唐、宋、辽制，又融入某些女真族特点。三省最高长官是三师领三省事。尚书省设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其下设左、右司与六部。以左丞相兼门下侍中，右丞相兼中书令。三省以尚书省为中心，三师领三省事与左丞相均任女真贵族，右丞相以下参用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其数量和地位远不及女真人。
　　在地方官制改革方面，把金初万户、都统（军帅）司与兵马都总管府三种路制统一为封建制性质的兵马都总管府路。划全国为十九路，路下设府、州、县，州分三级，即节度、防御、刺史。路、府、州官兼管军政，这是女真族军政一体的特点在汉官制中的延续。县官只管民政。女真族居住区，路下设万户路及猛安、谋克三级机构，与汉族地区府州县自成两个系统。
　　完备京城制度。天眷元年以京师号为上京，曰会宁府。改旧上京为北京，曰临潢府。命少府监卢彦伦扩建京城，修筑宫室，建敷德殿（朝殿）、宵衣殿（寝殿）、稽古殿（书殿）。其后又修建了凉殿、太庙和社稷坛。皇统六年（1146）继又大规模扩建，城分南、北，使皇帝、贵族、平民三者分地而居。
　　制定礼仪。金熙宗以前，君臣之礼不严。天眷中设仪卫将军，始有内廷之禁，亲王以下不能佩刀入宫。天眷二年三月，命百官详定仪制。以后百官朝参，用汉式朝服。皇统五年（1145），又颁行《皇统新律》，“大抵皆依仿大宋，其间亦有创立者”①，这是金代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为提高女真民族文化水平，金熙宗改进女真字，造“女真小字”，笔画较为简省。天眷元年正月，正式颁行，与完颜希尹所创女真大字并用。九月，诏百官诰命，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此外，金熙宗对各族文化兼容并蓄，尤其重视儒学，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这使金朝加速向封建化政权发展。
　　① 《大金国志》卷12《熙宗纪》。
　　第二节锐意革新的统治前期金熙宗执政初，女真宗室大贵族派系纷争十分激烈。都元帅完颜宗翰专权华北，有独霸一方的倾向。金熙宗即位时，就注意加以调整，以相位易兵柄。改任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位于太师宗磐、太傅宗幹之下，罢免其都元帅之职，以解除兵权。宗翰的一派如完颜希尹、高庆裔、萧庆等人皆任宰执，不再用于外。天会十五年，因贪赃罪尚书左丞高庆裔被诛，宗翰愤闷而死，希尹也被罢相。受宗翰支持的刘豫伪齐政权被废，改封刘豫为蜀王，徙于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林东镇）。另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天眷元年（1138）九月，改燕京（今北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不久二行台合一。
　　当时，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磐、尚书左丞相（不久升任领三省事）完颜宗隽，左副元帅完颜昌结党，把持朝政，专横跋扈，力主与宋和议，让出河南、陕西之地，以使宋朝称臣。金熙宗不得已从之。为制约宗磐一派的势力，天眷二年，完颜希尹复相。金熙宗依靠太傅领三省事完颜宗幹，尚书左丞相完颜希尹，都元帅完颜宗弼，先后诛杀宗磐、宗隽、完颜昌等人。天眷三年，命都元帅完颜宗弼率重兵夺取河南、陕西之地。又因宗弼之请杀完颜希尹和尚书右丞萧庆，至此女真贵族间的派系争斗才基本结束。
　　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1141），领三省事完颜宗幹病卒，熙宗任完颜宗弼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时领三省事空缺），集朝廷与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把握朝政。秋，宗弼率大军渡淮伐宋，以兵逼迫宋朝划淮水为界。十一月，金、宋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所议内容包括：（1）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2）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州）、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3）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 万两、匹，自宋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后二十多年双方未发生大的战争。
　　为复苏北方社会经济，金熙宗在天眷三年（1140）下诏罢东北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制度和汉、渤海官员的猛安谋克世袭职，完全恢复州县村社制度，同时收回汉族与渤海族官员手中兵权。同时，也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先后“以禁苑隙地分给百姓”①；“罢来流（水）、混同（江）护逻地，以予民耕牧”②；以京西鹿囿赐农民等。中原久经战乱，经济凋敝，若遇灾年卖身为奴者，比比皆是。因此，皇统四年（1144）又下诏，官给绢赎为良，放还其乡。数派廉访使至诸路，询访民间，考查府州官员以下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治理地方状况。这些措施，使北方残破的社会经济开始复苏。③金太宗末年，曾迁部分女真人散居汉地，以加强统治。金熙宗废刘豫伪齐后，在皇统元年（1141）淮水以北大片土地割让金朝后，又将大批的猛安谋克南徙，实行屯田，女真、契丹与奚人徙居中原，与汉族百姓杂处，计其① 《金史》卷4《熙宗纪》。
　　② 《金史》卷47《食货志·田制》。
　　③ 《金史》卷70《思敬传》。
　　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粮。其受田办法有二：一为受牛头地，“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①。实行于女真人较集中的聚居地，比屋连村，处汉人州县之间，猛安谋克官府亦在其中。二为计口授地，每口授田三十至五十亩不等，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具有军事屯田的特征。前者为猛安谋克传统的奴隶制经营方式，后者则是由奴隶制大家庭聚种向封建的个体经营的过渡形态。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6 万人。中原地区也形成汉人州、县、村社，与女真（包括契丹、奚等北方民族）猛安（比防御州）、谋克（比县）、村寨并行的双重行政统辖体系。自此有金一代未尝改变，成为金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这也为女真族接受汉文化，进而完成自身封建化提供了极好的客观条件。
　　第三节统治末年的荒政与被害金熙宗初即位时，尚有意革新。完颜宗幹与完颜宗弼相继秉政，用汉人宰执韩企先、韩昉等人议礼仪、班爵禄、制新律，成一代之典。金朝封建制度多于此时建树。既而又弭战事、划疆界，与宋南北对峙。然而，好景不长。金熙宗在后期却怠于朝政，不思进取。皇统六年（1146）韩企先卒，皇统八年（1148）宗弼卒，皇后裴满氏（悼平后）乘机干政，无所忌惮。朝官往往因依附悼平后而不断升迁，如完颜亮（海陵王）官至领三省事、兼都元帅。熙宗受皇后掣制，加之自皇统二年太子济安夭折后，数年继嗣不立，而郁郁寡欢，常纵酒发怒。有人入谏，他借故狂饮。有一次因酒醉竟下令处死户部尚书宗礼。对左右大臣、侍从，也随意打骂，乃至手刃杀人。皇统九年十、十一、十二月之间，先后杀死亲王、大臣、嫔妃十数人，甚至皇后裴满氏亦不能幸免。如此暴残，百官震恐，人人危惧。
　　完颜亮虽然得宠于皇后，但金熙宗对其极为不满。因翰林学士张钧起草的诏书中用词不当，熙宗迁怒于完颜亮。皇统九年（1149）四月贬其为领行台尚书省事。不久又追回，任为平章政事。完颜亮返回京师后，与被熙宗杖打过的右丞相完颜秉德、尚书左丞唐括辩、大理卿乌带共密谋，欲废熙宗。十二月初九日夜，他们三人联络寝殿小底大兴国、近侍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在寝殿把熙宗刺死。熙宗在位十一年，遇害时年31 岁。
　　金熙宗死，完颜亮自立继位。金熙宗被降封为东昏王，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1155），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女真亲王墓地。金世宗大定初，追谥武灵皇帝，庙号闵宗，陵曰思陵，立庙祭之。大定十九年，升祔太庙，增谥弘基纉武庄靖孝成皇帝。大定二十七年，改庙号熙宗。大定二十八年，迁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
　　① 《金史》卷47《食货志·牛具（头）税》。
　　第八十章完颜宗弼完颜希尹韩企先①第一节完颜宗弼完颜宗弼（？—1148），汉名宗弼，女真本名斡啜，又作兀术、斡出、晃斡出。金太祖第四子。
　　阿骨打起兵反辽时，宗弼尚未成年。金建国后对辽战事频繁，宗弼异母兄宗峻、宗幹、宗望、宗辅都是金军重要将领，骁勇善战，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金太祖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反辽战争，宗弼初次披甲，随叔父国论忽鲁勃极烈都统完颜杲（斜也）出征。
　　天辅六年（1122）正月，金军克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宗翰得知辽天祚帝猎鸳鸯泺，完颜杲与宗翰分兵两路袭辽天祚帝，时宗弼与宗望在完颜杲军中。军过青岭，知不远处有辽兵三百余，宗望带领宗弼、马和尚率百骑追击，交战中宗弼矢尽，遂夺辽兵士枪，独杀八人，生擒五人。宗弼初次参战就显示出超人的勇猛，令女真将士刮目相看。
　　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十月，金兴兵伐宋，军分两路，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宗翰统领。东路军由都统宗望统领，宗弼在东路军任行军万户。东路军自平州（今河北卢龙）出兵，十二月攻占燕京（今北京），随即连克中山、真定、信德。四年（1126）正月，宗望遣宗弼取汤阴县，城破，俘宋兵3000人。东路军强渡黄河，宗弼率先锋3000 骑近逼开封，闻宋徽宗出开封南逃，宗弼选骁骑百名追之，未及。金兵围开封，宋以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与金等条件求和，金军返回燕京。同年八月，宗弼再次随右副元帅宗望南下。翌年四月，金军攻下开封，宋徽宗、钦宗二帝降，北宋灭亡。
　　天会五年（1127）六月宗望病卒，宗辅继任右副元帅。十二月，宗辅受命平定淄、青（山东境内）抗金武装，宗弼在其军中。进入青州，宗弼首败宋郑宗孟的数万军队，克青州。既而攻临朐，在临朐附近，宗弼先破赵成领导的抗金武装，随后大败宋黄琼军，占领临朐。天会六年正月，宗辅军回师，渡青河之际，受宋军3 万多人的袭击，宗弼击败之，杀万余人。宗辅留宗弼屯守河间府，自己率军返燕京。
　　天会六年（1128）七月，金太宗下诏追击逃在扬州的宋高宗，宗弼率本部随宗辅军南下。宗辅军自河北出发，宗弼率其部为先锋，先后攻占濮州、开德、大名等地。天会七年初，宗弼升任元帅右监军。
　　宗翰、宗辅派挞懒、宗弼、拔离速、马五分道南下，宋高宗自扬州南逃。宗弼入宋淮南西路，进兵宋归德府，将攻之，宋守将出降。宗弼一路所过州县，一击即破，或不战而降，一直打到长江北岸，占领宋江北重镇和州（今安徽和县）。宗弼欲从采石矶渡江，在渡口遭到宋知太平州郭伟的阻击，一连三日均不得渡。宗弼便转向马家渡，大败守军，斩宋统制陈淬。十一月，宗弼率军渡江，击败杜充所率宋军，攻下建康，分派诸将徇近地，宗弼亲率大军取宋广德军路、湖州（今属浙江），至临安府（今杭州）。宋高宗闻临安不守，又奔往明州（今浙江宁波）。宗弼派阿里、蒲卢浑为先锋领精兵4000追袭宋高宗；又派讹鲁补、术列速取越州。阿里军连破宋军，逼近明州，宋高宗登船逃入海上。宗弼随后率军赶到，取明州城，阿里、蒲卢浑泛海至昌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77《宗弼传》、卷73《完颜希尹传》、卷78《韩企先传》。国县（今浙江舟山岛），捉获宋明州太守赵伯谔，得知宋高宗已取道温州逃往福州，又入海追击，受到宋海上水军的阻击才退兵。宗弼率军返回临安。天会八年（1130）二月，宗弼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带着从江南各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物沿运河北还。临行前将具有几百年文明的临安古城付之一炬。沿途继续烧杀抢掠，江南人民遭到一次空前的浩劫。
　　三月，宗弼军至镇江，遭到宋将韩世忠的阻截。韩世忠水师战船高大，扼守江口，金军无法通过。金军虽然兵多，但船小而少，又不善水战，交战数十回合，金军损失惨重，双方相持四十八日，宗弼仍不能渡江，只好溯江西上，开往建康，行到黄天荡，宗弼军循老鹳河故道，一夜开凿一条三十里长的大渠，通到秦淮河，才得以逃回建康。
　　韩世忠追至建康，以战船封锁江面。宗弼张榜立赏，招人献破海船渡江策，一王姓福建人贪赏献策：海船无风不动，以火箭射其篷帆，不攻自破。宗弼连夜赶制火箭。二十五日，丽日无风，韩世忠的船队停在江上不能动，宗弼令将士驾小船射火箭中其篷帆，宋水师被烧死、淹死的将士不可胜数，韩世忠和少数将士在瓜步弃舟，从陆路逃回镇江。
　　五月，金军自静安镇（今南京西北）渡江北归，北返时放火焚烧了建康城。北返途中，宗弼军遭到宋岳飞部的袭击，金军损失惨重。宗弼从江南北还后，便主张不再南下攻宋，足见黄天荡之役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从江南北归不久，天会八年（1130）九月，金太宗调右副元帅宗辅统帅陕西诸军攻打川陕，宗弼率本部奉调前往。金宋两军战于富平，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集结重兵与金军对峙，宋军是金军几倍。宗辅以宗弼为左翼都统，娄室为右翼都统。双方交战后，宗弼的左翼军一度陷入重围，大将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加上右翼娄室军竭力死战，宗弼的左翼军才突出重围。宋经略使赵哲见金军复振，临阵脱逃，宋一路军败，随之全军溃败，金军大获全胜，占领陕西大部。
　　富平之战后不久，完颜娄室病故。宗辅以宗弼为右翼都统，阿卢补为左翼都统，分别招降陕西尚未攻下的州县。天会九年（1131）正月，宋泾原、熙河两路均为金所攻占，宗辅返回燕京，宗弼成为陕西金军统帅。
　　十月，宗弼率军自陕西取四川，途经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遭到扼守和尚原的宋吴玠、吴璘军顽强抵抗，金军溃败，宗弼身中流矢，将士死伤大半，这是宗弼从军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天会十一年十一月，宗弼再次发兵，击败吴璘军，夺取和尚原。十二年（1134）二月，率军攻打入川门户仙人关，被宋吴玠军击败，退兵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三月，宗弼由陕西返回燕京。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金熙宗即位，立即着手对金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宗弼是辅助熙宗进行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
　　天会十五年（1137）宗弼升任右副元帅、封沈王。十一月，废“伪齐”
　　政权，将政令收归朝廷。废刘豫为蜀王，于汴京设行台尚书省。
　　天眷元年（1138），领三省事宗磐、宗隽在朝廷专权，外结左副元帅挞懒，将河南、陕西地割还宋朝。对此，宗弼在朝内支持宗幹等人坚决反对。二年，熙宗以谋反罪，诛宗磐、宗隽，解除挞懒兵权。拜宗弼为都元帅，封越国王。三年，挞懒与宋人交通受赂事发，熙宗命宗弼诛挞懒，加封他为太保，兼领燕京行台尚书省。因宗弼之请，熙宗又发动对宋战争，出兵夺回原交还宋朝的河南、陕西之地。由于河南、陕西各地守将大多是金、“齐”旧官，金军攻来，纷纷迎降。一月之间，金军攻取河南、陕西大部，宋岳飞等部退到颍昌（今河南许昌）以南地区，宗弼顺利进驻汴京。宗弼企图趁势占领淮河以北地区，又挥军南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败于宋刘锜部，在郾城、颍昌大败于岳飞部，宗弼险些被俘。形势对宋朝极为有利，岳飞也乘胜进兵，大有收复河南进攻河北之势。但宋高宗下令岳飞班师，于是宋军全部撤出河南。
　　九月，宗弼入朝，是时熙宗南巡到燕京，左丞相完颜希尹亦在随行百官之中。宗弼欲还元帅府（驻祁州），饯行宴会上，希尹与宗弼言语相忤，宗弼大怒。次日向皇后裴满氏辞行时，详述其事，言希尹有不轨言行。宗弼走后，皇后向熙宗奏明，熙宗派人追回宗弼，许宗弼诛希尹。遂杀希尹及其二子，又杀了希尹的心腹右丞萧庆及子。翌年，宗弼升为左丞相兼侍中，仍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
　　金夺回河南、陕西后，行台尚书省从燕京迁到汴京，主要掌管原“伪齐”统治地区。宗弼在行台革除“齐”弊政，采纳范拱的建议、减旧税三分之一，百姓得以复苏。又令原“齐”诸军将士解甲归田，人情大悦。厉行文治，选拔能吏，讲求财用，器重文人。选名士十余人备官属。涿州范阳人赵元在行台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台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问“曾经赵元未也？”其见重如此。宗弼选拔信用的蔡松年、曹望之、许霖、张之周等，直到海陵王、世宗朝都是理财名臣。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
　　宗弼扶植的汉官，大多数是原宋朝旧臣，他们与金初重用的原辽朝汉官韩企先、孟浩、田珏等人有矛盾。皇统元年五月宗幹卒，不久宗弼返京师辅佐熙宗，任蔡松年为刑部员外郎，开始在朝廷扶植新汉官集团。皇统六年，右丞相韩企先病卒，田珏被宗弼排挤出朝。七年六月，又借故杀田珏、奚毅等多人，孟浩等34 人被指为同党迁徙海上。尚书省为之一空。宗弼扶植的新汉官集团代替了旧汉官集团。
　　宗弼自天眷三年（1140）顺昌、颍昌大败后，并未放弃与宋划淮为界的打算。因宗弼之请，熙宗下诏代宋。皇统元年（1141）二月，克庐州。与宋军战于柘皋镇，大败。各自回兵。宗弼利用宋宰相秦桧除掉大将岳飞，敦促宋高宗割地议和。九月，宗弼先放回扣留的宋使者两人，表示愿意议和，随后又亲率大军渡淮河，破泗州、濠州等地。宋高宗遣使表示愿意接受议和条件。皇统二年（1142）二月，双方正式签约，时为宋绍兴十二年，史称“绍兴和议”（或称“皇统和议”）：两国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淮水上游的唐邓二州和西面商、秦二州的一半割让给金朝。南宋向金称臣，输纳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
　　皇统二年三月，宗弼进为太傅。皇统七年九月，又进为太师、领三省事、监修国史、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越国王，独掌军政大权。自皇统和议后，宗弼始终坚持“南北和好”政策，主张待时机成熟后再一举灭宋。因而直到海陵王南侵（1161），二十年间金宋边界几无战事，这对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皇统八年（1148）八月，宗弼进《太祖实录》。十月，病卒。封梁王，谥忠烈。
　　宗弼一生对金朝贡献甚大。他既是一代名将，在金宋战争中屡建战功，又是一代名相，辅佐金熙宗完成改革大业。金世宗论金代名臣时说：“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
　　第二节完颜希尹完颜希尹（？—1140），汉名希尹，女真名谷神，又译兀室、悟室、骨舍。女真完颜部人，欢都之长子。
　　辽朝末年，阿骨打起兵反辽，希尹是重要谋士之一。在反辽战争中，希尹或随阿骨打，或随撒改，或与诸将征伐，屡立战功。女真反辽初战告捷，希尹即与宗翰自撒改军前来向阿骨打致贺，并劝立国称帝。辽天庆五年（1115），阿骨打称帝，改元收国元年，金朝建立。
　　希尹为人缜密多智，通晓本族祖先之法度，女真人称其“萨满”，以为通神人的智者。金初，女真无文字，赋敛调发，刻箭为号，与邻国往来文书皆用契丹字。随着金朝日渐强大，迫切需要符合女真语言的文字，于是太祖授命希尹创造女真字。他依仿汉字楷书，因契丹字制度（拼音字），合女真语言，创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制成颁行，为金朝官方通行文字，后世称为“女真大字”。并选女真儿童入学，学女真字。金朝中期著名贤相纥石烈良弼、纳合椿年等，即是第一批学女真字者。女真字的创制和使用，对促进女真族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天辅五年十二月，金朝又大举灭辽，希尹在宗翰军中。此后一直是宗翰的重要亲信，情同手足。破中京时，希尹招降辽西节度使讹里刺。次年，从宗翰于北安州（今河北承德西），大败辽奚王萧霞末。希尹在古北口（今北京市密云东北）大破辽兵，斩获甚众。希尹为宗翰军的先锋，追天祚帝于五院司、白水泺（今内蒙古察右前旗黄旗海）、乙室部等地。辽帝以轻骑遁去，希尹遂攻取西京（今山西大同）。太祖以宗翰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希尹随其驻西京。天会初年，宗翰入朝议事，希尹权西南、西北两路都统，主持日常政务。天会二年（1124），辽天祚帝率诸军5 万出夹山，南下攻取州县，至武州，遭到希尹军阻击，辽兵溃败，天祚帝逃往山金司。不久，希尹获悉天祚帝欲南逃投宋，遣娄室率精兵邀击，直到擒获天祚帝，辽朝灭亡。
　　天会三年（1125）十月，金建立元帅府，大举侵宋，希尹任元帅右监军，与左副元帅宗翰率西路军自西京取太原，趋开封。翌年，再伐宋，掳宋徽宗、钦宗二帝以归。天会七年，宗翰、宗辅受命追击宋高宗赵构，希尹率军攻至扬州，屯兵江北，以接应在江南作战的宗弼等军。其后驻西京的元帅右都监耶律余睹谋反，希尹首先觉察，未及举事而败漏，余睹伏诛。
　　天会十年（1132），希尹随宗翰入朝。议及立储嗣，与宗翰、宗幹力请立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太宗纳之。天会十三年（1135）完颜亶即位，是为金熙宗。熙宗在宗幹等人支持下，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国论勃极烈制度，进行全面的政治制度改革。任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由西京返回上京（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参与金朝政治制度的改革工作。
　　希尹长期跟随宗翰，但是对汉文化的态度，两人却截然不同。金兵入汴，众将争取府库珍异财物，希尹则先收宋朝图籍。自扬州返西京后，适值宋朝遣洪皓为大金通问使，宗翰扣而不遣，希尹爱其才，使其至家中教授子孙读儒家经典近十年。入京任相以来，朝廷立官制，议礼乐，取前朝封建制度，初多因革辽制。希尹与宗宪等人主张应参用唐、宋、辽三朝制度，结合女真实情改革而制。熙宗和宗幹嘉纳之。
　　天会十五年（1137）六月，熙宗为翦除宗翰势力，以贪赃罪诛宗翰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不久宗翰愤郁而卒，天眷元年（1138）希尹乞致仕，不许，罢相降任兴中府尹。以东京留守宗隽继任左丞相兼侍中，宗隽与太师领三省事宗磐、左副元帅挞懒结党，专横跋扈于朝廷。为压制其势力，天眷二年（1139）正月，熙宗重新起用足智多谋的希尹为左丞相兼侍中，封陈王。六月，郎君吴矢谋反。希尹与宗幹借机以吴矢词及宗磐、宗隽，构成其谋反罪。希尹设计谋伏兵宫内，因其朝会悉擒杀之。希尹第三子挞挞，劲勇有智，力兼数人，适时承诏，于殿堂上，执宗磐手而杀之。太保、领三省事宗隽亦被捕杀。
　　天眷三年（1140）九月，希尹随熙宗南巡至燕京。宗弼收复河南、陕西地亦至燕京朝见熙宗。希尹与宗弼酒后口角，因宗弼奏请，以“奸状已萌，心在无君”之罪名，处死希尹，其子同修国史把答、符宝郎漫带同时被杀。挞挞已于前一年病卒。
　　皇统三年（1143）金熙宗察希尹实无奸状，死非其罪，恢复其名誉，赠以开府仪同三司、邢国公。世宗时追谥贞宪。
　　第三节韩企先韩企先（1082—1146），辽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人，先世蓟州玉田（今属河北）。辽中书令韩知古九世孙。生长于辽朝世宦之家。天祚帝乾统年间进士及第。辽亡后，入仕金朝，为枢密副都承旨、转运使。枢密院官员初驻广宁府（今辽宁北镇），天会三年（1125）徙于燕京。及云中枢密院建立，韩企先转入宗翰麾下，宗翰请任为西京留守。天会六年（1128），燕京枢密使刘彦宗病卒，右副元帅宗辅统率的东路军转战江南、陕西等地。于是燕京枢密院并入云中枢密院。韩企先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凡华北地区选授、调发、租税皆禀承元帅府旨意行事。
　　天会初，谙班勃极烈完颜杲与国论忽鲁勃极烈宗幹掌朝政，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此后开始出现零星的如大理寺等机构。同时准备在枢密院试行官制改革。天会四年（1126），制定尚书省及以下诸司府寺等汉官制。由于对北宋战争全面爆发，拖延而未付诸实行。天会六年（1128），韩企先任知枢密院事，着手改革官制，以尚书省为中心的官制取代原以中书省为中心的枢密院制。天会七年，官制初行，韩企先迁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国公。通过韩企先等人的努力，新官制实行于华北地区。
　　天会七年以后，官制改革步伐加快。八年，建立六部中的礼部与吏部。
　　十二年，召韩企先入上京，任尚书右丞相，协助完颜宗幹主持汉官制的全面改革。韩企先博通经史，知晓辽朝制度，参照唐、宋制度，或因或革，损益旧章，金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太宗末年勃极烈制度已由职能包罗万象，转变为最高决策机关和审议机关，原有的行政、司法、军事职能分别为汉式封建机构所取代。熙宗即位后，废除勃极烈制度，颁行“天眷官制”，确立三省六部制，从而完成了金政权的封建制改革。
　　熙宗即位，韩企先仍任尚书右丞相。时三省初立，官员缺乏，韩企先拔擢一时贤能，安置于各个部门。同时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任，推贤纳良，甄别人物，许多汉、渤海、契丹优秀人物入仕台省。熙宗与辅弼大臣宗幹等人，每有重大政事，必与韩企先谋议。
　　皇统元年（1141），封濮王。皇统六年（1146）二月，病卒，终年65岁。世宗时追谥简懿。
　　第八十一章海陵王海陵王（1122—1161），即完颜亮。字元功，女真名迪古乃，金太祖庶长子完颜宗幹之次子。儿时受业于名儒张用直，好读书。及长，举止端严。史称他外若宽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但“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①。
　　第一节弑君夺位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完颜亮18 岁，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在叔父都元帅完颜宗弼的帐下供职。时宗弼奉诏取宋河南、陕西地，完颜亮任行军万户。军还，迁骠骑上将军。皇统四年（1144）进阶龙虎上将军，不久，出任中京（大定府，后改北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西大名城）留守，迁光禄大夫。
　　完颜亮任地方官后，“专务立威，以厌伏小人”，逐渐显露出他急躁猜忌的性格。驻中京的猛安萧裕（奚人）倾险敢决，完颜亮与之结纳，每与论天下事，野心勃勃。萧裕揣其志，附和说：“诚有志举大事，愿竭力以从。”①完颜亮亦以父宗幹乃太祖长子，己乃太祖孙，自是遂生觊觎皇位之心。皇统七年（1147）五月，入京任同判大宗正事，加特进。十一月，迁尚书左丞，全力揽持权柄，安插心腹为省台要职，擢萧裕为兵部侍郎（后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又改北京留守②，成为完颜亮的亲信谋士）。皇统八年六月，为平章政事，十一月，又晋升为右丞相。
　　金熙宗前期得宗幹、宗弼等人辅佐，推进女真社会的封建化，划定疆域，其时经济得以复苏。老臣先后故世，熙宗对宗室贵族仍较重用，完颜亮是宗幹之子，自幼一起长大，故格外受到重视，入京仅一二年就位至右丞相。此时皇后裴满氏干预朝政，操纵一切。完颜亮便依附皇后裴满氏。皇统九年（1149）正月，升任都元帅，掌握了金朝兵权。完颜亮生日，熙宗赐物，皇后亦附赐。熙宗对他的依附于皇后裴满氏有所察觉，但由于皇后对完颜亮十分赏识，无可奈何。三月，又晋升完颜亮为太保、领三省事。完颜亮上靠皇后，下结权贵，举荐女真显贵子弟为官，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完颜亮的行为引起左丞相宗贤等人的不满。四月，翰林学士张钧草诏忤旨被诛，宗贤奏其受完颜亮指使。熙宗盛怒之下贬完颜亮为领行台尚书省事。
　　完颜亮由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白城子）往汴京（今河南开封）上任，途经中京，与留守萧裕约定，若于河南起兵举事，萧裕将结诸猛安以应之。行至燕京（今北京）南良乡，熙宗又召其还上京，授平章政事。皇统九年十二月初九，完颜亮与左丞相完颜秉德、驸马唐括辩、大理卿乌带等合谋，刺死熙宗，自立为皇帝，并改元天德。
　　第二节巩固政权，进行改革① 《金史》卷5《海陵纪》。
　　① 《金史》卷129《萧裕传》。
　　② 《金史》卷129《萧裕传》。按时无“南京”，可能是中京，参见卷5《海陵纪》。海陵王即位后，为稳固以非法手段获得的皇权，首先对与自己合谋弑君的人封以高官，以奖励他们拥立之功。完颜秉德被任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唐括辩被任为右丞相兼中书令，乌带被任为平章政事，忽土、阿里出虎分任左、右副点检，大兴国为广宁府尹。同时严厉镇压敌视他的朝廷重臣，诛杀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曹国王完颜宗敏（太祖子）、左丞相兼都元帅完颜宗贤。罢太傅领三省事萧仲恭、尚书右丞完颜禀、参知政事萧肄等。对处于观望中的朝官则加以笼络，如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勖等二十人均加官进爵。经过一番调整，海陵王初步稳定了政局。但女真宗室贵族的几种政治势力，仍对海陵王构成巨大的威胁。如领三省事宗本等太宗子孙，自熙宗即位以来，一直心怀不满，暗中集结力量，与太祖一系子孙明争暗夺，伺机夺回皇位继承权。又如左丞相完颜秉德的祖父宗翰，是在海陵王父亲宗幹和熙宗的逼迫下愤郁而死的，他与海陵王谋杀熙宗时，本意并非要立海陵王为帝，又与海陵王的政治主张不同，一旦有机可乘，可能还会谋反。天德二年（1150）四月，海陵王以宗本与秉德谋反罪，命人在上京、东京、中京、汴京等地同时动手，杀了领三省事完颜宗本、判大宗正府事完颜宗美、东京留守完颜宗懿、中京留守完颜卞等太宗子孙七十多人；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秉德（先于天德二年正月贬为此官）及其弟特里、乣里等完颜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并且累及宗室子弟五十余人，唐括辩也被斩首。为了压制宗室勋旧大臣，十月，海陵王又以谋反罪，诛杀平章政事完颜宗义等完颜杲（太祖胞弟，曾任谙班勃极烈、都元帅）子孙百余人；前工部尚书谋里野、御史大夫完颜宗安及族人；在汴京杀领行台左丞相，左副元帅撒离喝。此外，对太皇太妃萧氏（太祖妃），强加对宗义等人谋反状“知情不举”的罪名，杀萧氏及其子任王隈喝。
　　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清洗，朝廷高官中宗室贵族所剩无几。与此同时，海陵王大批任命普通女真人中有才华的人和通晓封建典章制度的渤海人、契丹人和汉人为官，打破了自太祖建国以来，朝廷大权为女真族宗室贵族所垄断的局面，三省宰执和最高军事机构都元帅、枢密使中，除了他的胞弟完颜兖外，无一名宗室完颜氏人。海陵王采取这种用人方针，目的是为维护和加强皇权，争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扩大政权的基础。
　　接着，海陵王在熙宗改革的基础上，开始对金朝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天德二年（1150）十二月，废除汴京行台尚书省，政令统一于朝廷。同时废除元帅府，设置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受尚书省节制，枢密使、副不直接统兵。兵兴临时设元帅府，兵罢则省，使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
　　天德三年，仿照中原制度，设国子监以教育生员。改革科举，罢太宗以来的“南北选”制，废除儒学的“经义科”，以词赋、法律取士，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
　　天德二年，改定猛安谋克继绝法。三年，罢免女真族世袭万户，废除上京路下的女真万户路，改置节度使，改变了贵族子孙相继，揽一方权威的状况，加速了女真族封建化的进程。
　　天德三年，使张浩扩建燕京城（今北京），兴修宫室，并下诏迁都。贞元元年（1153）三月，迁都燕京。并效仿辽五京制度，改燕京为中都，汴京为南京，大定府（原中京）为北京，辽阳府为东京，大同府为西京。金朝五京制度始完备。
　　同时在中都附近的大房山（今北京西南）营建山陵，贞元三年五月，将太祖、太宗的棺木由上京迁葬大房山帝陵。正隆元年（1156）十月，又将始祖以下十帝灵柩迁葬大房山，四时祭祀。海陵王强令上京女真世家大族迁往中都，为彻底断绝女真大贵族返回上京的念头，正隆二年八月，罢上京留守司。十月，下令毁坏上京旧宫殿、各大贵族的宅邸和寺院，将之夷为平地，分给各猛安谋克为耕地。这对女真奴隶主大贵族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随着迁都，大批女真猛安谋克迁入中原。海陵王对众多的猛安谋克进行了整顿、合并，在中原各地实行括地，按照牛头地和计口授田的方式，分配土地给各猛安谋克。女真人与汉人杂居，往往将土地出租给汉人，促使女真猛安谋克内部封建制生产关系迅速发展。
　　海陵王重视吏治，提拔、重用善于理财的人，于是形成君臣讲求财用之风。海陵王以前，金朝没有铸钱，只是借用辽、宋铜钱。贞元二年（1154）由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复钞引法，印制、发行纸币，名为“交钞”。正隆二年（1157）始铸铜币，面文为“正隆通宝”。这促使北方社会经济进一步恢复、发展。
　　正隆年间，海陵王再次大幅度改革官制，正隆元年（1156）颁行“正隆官制”，罢中书、门下二省，止设尚书省。尚书省置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左、右丞，参知政事。废原平章政事官。自省而下设院、台、府、司、寺、监、局、署、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正隆二年八月又置登闻检院，掌奏进，告尚书省、御史台理断不当事。权力高度集中，君主集权制进入新的阶段。金朝的政治制度至此基本上确立，此后不再有重大的改革。
　　第三节发动侵宋战争与被杀海陵王曾言有三志：国家大事皆自我出；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得天下绝色而妻之。正隆官制改革后，一志已遂愿。此后海陵王越发好大喜功，妄自尊大。曾为一图像作诗曰：“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工？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①自以为兴兵二三年，即可灭南宋，统一江南，以称正统。自熙宗皇统和议以来，金宋已多年不见战火，双方社会经济都得以迅速恢复、发展。海陵王时金朝的实力不及宋朝，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但海陵王不顾国情民力，决意发动大规模的灭宋战争。
　　正隆三年（1158），命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今河南开封）宫室，夷平原宋朝的宫殿重新建造，务求豪华壮丽。
　　正隆四年（1159）正月，罢金宋边境凤翔、唐、邓、颍、蔡、巩、洮、胶西榷场。二月，召谕宰执准备伐宋。命工部尚书苏保衡在通州（今北京通县）监造战船。派使臣到各路籍兵，凡猛安谋克户、部族和州县的渤海人，年20 岁以上，50 岁以下者全部纳入军籍，听候调遣。父母年迈，兄弟多，亦不许留一子。三月，又派人到各路总管府督造兵器。四月，令各路原贮藏的兵器，一律送往中都。八月，大括天下骡马。官至七品只许留一马。共征① 《大金国志》卷14《海陵焬王纪》中。
　　调马骡56 万余匹，令被征马户代为饲养。
　　正隆五年（1160）七月，签发各路汉军。除中都、南京两路外，其余每路签汉军1 万。并调集上年所籍的各路猛安谋克军，共24 万大军。同时，调集征调的马匹。诏河南诸州县贮粮皆供军队。骡马所到之处无草料，海陵王则曰：时禾稼满野，可放牧田间，民间储蓄尚多，再岁不获亦无妨。为筹集军资，提前征收五年税，又加收菜园税、户税、养马钱，四方所造军器材用皆赋于民。在海陵王横征暴敛下，民不聊生，纷纷起来反抗暴政。
　　首先，沂州临沂人开山赵领导当地农民揭竿起义，起义军发展到30 万人。随后山东、河北、山西以至中都附近人民相继起义，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正隆五年三月，海陵王遣都水监徐文等率舟师九百，浮海去镇压海州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市南）张旺、徐元领导的起义军，命之曰：“朕意不在一邑，将试舟师耳。”①六月，东海起义军被镇压。此时北方爆发了以撒八、窝斡领导的契丹农牧民大起义，声势浩大，遍及西北诸路。海陵王即帝位后的后宫生活日益放荡糜烂，广益嫔御。贞元元年（1153）三月，亲选良家子一百三十余人充后宫。宗室、百官家眷中有姿色者，海陵王亦千方百计明抢暗夺。
　　海陵王无视金朝政局动荡不安，正隆六年（1161）二月，自中都出发南巡，六月，抵南京。自议南伐以来，凡极谏的大臣，非杖即杀。及至南京，皇太后徒单氏（宗幹的正室）亲自出面劝阻，竟被海陵王杀于宁德宫。此后，朝廷上下无人敢谏南伐。
　　同年九月，海陵王亲自督大军南下。金军兵分四路，海陵王亲率一路，以枢密使完颜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随海陵王取庐州（今安徽合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率水师直趋临安。太原（今属山西）尹刘萼为汉南道都统制，率兵出蔡州（今河南汝南）。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都统制，由凤翔取散关驻军待命入川。徒单贞别将兵2 万入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
　　十月初八，海陵王大军渡淮河，连克庐州、和州（今安徽和县）。刘萼汉南道军取通化军、蒋州、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徒单贞取扬州。苏保衡浙东道水师在胶西（今山东胶州）陈家岛，遭到宋将李宝水师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
　　金军渡淮前一日，东京留守完颜雍（太祖孙）发动政变，称帝于东京，即金世宗。次日，世宗下诏废黜海陵王，改元大定。海陵王闻知后，仍继续南进。十一月，海陵王大军在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南）渡长江，为宋都督府参谋军事、中书舍人虞允文所督宋军打败，金军将士死伤无数，战船损失过半。于是移师瓜州（今江苏扬州南）。此时军心涣散，将领不愿渡江作战，但海陵王一意孤行，勒令将士次日（二十七日）渡江。次日拂晓，兵部尚书耶律元宜等众将领发动兵变，海陵王在大帐中被乱箭射死，去世时年39岁。
　　海陵王被杀后，都督府将灵柩置于南京班荆馆。世宗大定二年，降封为海陵郡王，谥曰炀。葬于中都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墓地大定二十年，诏降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处。
　　① 《金史》卷5《海陵纪》。
　　第八十二章金世宗金世宗（1123—1189），女真名乌禄，即位后更名雍。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完颜宗辅之子。生长于金上京，13 岁丧父，由母亲哺育成人。母李氏出身于辽阳渤海世族，知书明礼，教子有方。完颜雍自幼习诗书，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又精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①。熙宗皇统年间，完颜雍以宗室子例授光禄大夫，封葛王，为兵部尚书。
　　海陵王天德年间，历任会宁牧（上京会宁府），判大宗正事，中京、燕京留守，济南尹。贞元初，任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三年（1155），改任东京留守，进封赵王。正隆二年（1157），按例降封郑国公，进封卫国公，后又徙封曹国。
　　第一节统治初期完颜亮（海陵王）因弑熙宗夺得帝位，故深忌宗室，不委以宰执，并严加监视。完颜雍为保全自己，多献珍异以消除海陵王疑忌。尽管如此，海陵王仍派心腹高存福任东京副留守，以伺动静。正隆六年（1161）海陵王兴师南下攻宋，境内反战情绪高涨，西北爆发了撒八领导的契丹农牧民大起义，东北各地契丹、奚人纷纷起兵响应。咸平府（今辽宁开原）谋克括里领兵攻陷韩州（今吉林四平西北），据咸平，将攻东京。完颜雍命人打造兵甲，以备抵抗，时海陵王命婆速路（今丹东附近）总管完颜谋衍以兵属完颜雍镇压起义。括里见东京城旌旗蔽野，不战自退。高存福则以完颜雍筹军备密报海陵王，言完颜雍图不轨。完颜雍得知，甚感危急。加上海陵王杀徒单太后等女真贵族，完颜雍得知后更加紧张。完颜雍母舅兴中府（今朝阳）少尹李石以病还居乡里多年，是完颜雍心腹谋士和得力助手，他建议“先除高存福，然后举事”①。十月，南征万户、曷苏馆女真猛安完颜福寿等人所率女真兵不愿南下攻宋，自辽东南进至山东时率兵2 万逃回哗变，杀高存福等人，拥戴完颜雍为帝，改元大定，是为金世宗。十二月，进据中都。
　　金世宗即位之初，时局极不稳定。当务之急有三，一是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集团；二是镇压西北契丹人民大起义；三是结束与南宋战争。世宗以海陵王为鉴，调整、纠正海陵王之失，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在用人上采取兼容并举的政策。不管过去受海陵王重用，还是受排挤；对世宗是拥护，还是曾经反对又降附的人；也不论是女真宗室贵族，还是汉人、渤海人等，只要有才能，一视同仁，予以任用。海陵王时太傅、尚书令张浩，大定二年（1162）入朝，仍封为太师、尚书令。金世宗对他说：“卿在省十余年，练达政务，故复用卿为相，当自勉，毋负朕意”①。北面都统纥石烈志宁、白彦敬等率重兵于西北镇压契丹起义，又曾谋议进攻完颜雍部，连杀完颜雍派去的使者九人。海陵王被杀后，他才降服。世宗以其为将才，不计前嫌，仍令其统兵，委以重任。纥石烈志宁屡立战功，官至枢密使、右丞相。由于用人政策深得人心，很快理顺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结束了混① 《金史》卷6《世宗纪》上。
　　① 《金史》卷86《李石传》。
　　① 《金史》卷83《张浩传》。
　　乱的局面。世宗在位三十年，宰执官中宗室完颜贵族有7 人，非宗室女真人15 人，汉族14 人，契丹、渤海2 人。基本上纠正了前朝帝王人为地排斥某一集团的弊政，做到唯才是举，人尽其用。
　　其次，调集重兵围剿西北地区的契丹农牧民起义军。大定元年（1161）
　　十二月，窝斡称帝，建年号天正，并领导契丹起义军转战临潢府与泰州（今吉林洮安一带）之间，声势浩大，屡败金军。大定二年（1162）世宗任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统率诸军，倾精锐部队全力镇压窝斡军。六月，于花道、袅岭一带决战，起义军损失惨重。八月，于山后奚地再败起义军，所破之处，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窝斡残部北走沙陀。世宗在派兵镇压的同时，不断遣使招抚诱降，许诺降者不问首从，奴婢、良人罪无轻重并行免放。有官品者和率众归降者，仍与官赏，依本品量材叙用。奴隶并放为良。捕获窝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节度使，谋克加四品官授防御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并晓谕金军将士，能捕杀窝斡者加特进，授真总管（正三品）。这些措施分化瓦解了起义军中意志薄弱者，安远大将军斡里袅、猛安七斤、蒲速越等人先后降金。九月，窝斡为部下稍合住和神独斡所擒，送往金营，被杀。镇压契丹起义后，金世宗下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并将参加起义的契丹人户尽徙女真内地，与女真人杂处，接受女真官员的直接统治。在此前后，金世宗平定了河北、山东、河东等路北方各族人民起义，很快恢复了封建统治秩序。
　　第三，尽快结束与南宋的战争。海陵王被杀，金军北还，金世宗吸取海陵王穷兵黩武的教训，将被征南侵的军士放免还家，于金宋边界屯兵10 万，由都元帅完颜昂经略边事。又派使臣与宋和谈。时南宋孝宗即位，主张抗金收复失地，拒绝和谈。大定三年（宋隆兴元年，1163），南宋以张浚为统帅兴兵北伐，欲收复失地。此时金世宗已镇压了契丹起义，调左丞相仆散忠义、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统率重兵反击北进的宋军，宋军连败。五月，两军大战于符离（今安徽宿州），宋军惨败。宋孝宗遣使求和。四年十月，金世宗命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再次出兵，连取濠（今凤阳东北）、庐（今合肥）、和（今和县）、滁（今属安徽）等州。宋再次遣使求和，闰十一月，和议基本达成。五年（宋乾道元年，1165）正月，双方正式议和，史称“隆兴和议”。议定边界仍依“绍兴和议”所定，宋割让战争初期所占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泗（今盱眙西北）、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商（今属陕西）、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州给金，宋向金称侄皇帝，不称臣，岁币减为20 万两，绢减为20 万匹。媾和以后，三十余年双方无大战争。
　　第二节金代“治世”
　　金世宗在政治制度上基本沿用海陵王时的成制，统治政策和方针则与海陵王不同。海陵王纯尚吏治，金世宗则务施宽政，虚心纳谏。他屡次下诏内外大小职官上书直言，谕宰执有言即言，毋缄默以自便。急于求贤，选拔人才。世宗即位前任地方官多年，深知州县之职最为亲民，当得贤材用之。郡守选人，虽资叙未至而有政绩廉能者，亦升用之，以励其他官吏。究心于吏政。分职官为廉能、污滥、不职三等而黜陟之。诏御史台：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命御史分路刺举善恶以闻。不仅劾罪，亦要举善。对暗察明访皆著政声者，进官旌赏。职官犯赃罪轻则降职，重则收监，虽国内大赦亦不叙。以贪赃罪降官者再犯除名，永不叙用。
　　同时，又进一步修订官制和礼仪制度，海陵王时尚书省宰执为7 人，并废熙宗时的平章政事官职。世宗增设为9 人，复平章政事官职。更定铨注县令丞簿格、定试令史格，诏给内外职事官兼职俸钱，进一步完善了官僚机构。世宗虽倾心于汉文化，但又不愿抛弃女真文化。于是采取措施，利用、吸收汉文化以提高女真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译儒家经史，颁行之。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择猛安谋克子弟为学生入学学习。十三年，开设女真进士科，以策、诗取士。制猛安谋克官员皆先读女真字经史，然后许承袭官职。金朝护卫亲军皆任女真宗室贵戚之子，十年出为五品职官。世宗以女真人径居达官，不知民间疾苦，令教以读书，使其知仁义道德所在。金太祖、太宗时多以武功任高官，世宗则认为：起身刀笔者，虽有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但在同时，世宗又千方百计避免女真族完全汉化，令女真人毋得译为汉姓，改汉姓或穿汉服。卫士有不习女真语者，并勒令习学，此后不得说汉语。他对皇太子及诸子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①他担心女真人完全汉化，非长久之计。于是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以太子完颜允恭监国，世宗带诸子及官员返上京女真内地，以提倡女真人弘扬女真文化，勿忘旧俗。并令有司委各猛安谋克官于农闲时督部人习武备，练骑射。
　　金代以农为本，世宗采取措施以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平定契丹起义、结束对南宋战争后，裁军归农，诏元帅府诸新旧军以6 万留戍，余并放还。大定二年（1162），即诏谕“盗贼或避赋及避徭役在他所者，并令归农，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②。后又诏复各地流民还乡，官给以田。地狭处，则将召辑的流民，安置于他乡种田。开始时每年遣官劝各地猛安谋克农事；后来恐有烦扰，令各地职官劝督，必令自耕，精勤农务，以给自足。弛放牧地，令民开垦。牧畜毁坏民农桑，虽亲王、公主及势要之家，亦由地方官立加惩断。同时，除海陵王时弊政，蠲免苛捐杂税，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若逢灾年，屡免租税，减免劳役。大定四年（1164），命张弘信等24 人（一说13 人）分路通检诸路物力；五年，立诸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在此基础上征收物力钱，使各族人民的负担相对均平一些，同时增加了朝廷的税收。
　　自大定二年起，世宗逐步放免寺院二税户和部分奴婢为平民。寺院二税户原是辽代寺院的封建领户，金初多沦为奴隶。世宗下诏凡二税户有佐证说明身份者，皆放免为良。平定契丹起义后，放免了一大批契丹的奴婢、驱奴为平民。二十二年，立限放免限内娶良人为妻，所生男女为良。十七年时诏：海陵王时，大臣无辜被戮，家属籍没为宫奴婢者，并释为良。当然这仅是局部解放奴隶和农奴为一般农民，对女真猛安谋克的奴隶制则仍实行保护政策，禁止其出卖奴婢。①与宋和议后，金朝恢复和增设了与南宋、西夏的榷场，定榷场香、茶罪赏法。输入物品以茶、丝织品、药材、米为大宗，输出物品主要是人参、貂① 《金史》卷7《世宗纪》中。
　　② 《金史》卷6《世宗纪》上。
　　① 《金史》卷8《世宗纪》下。
　　皮、北珠、绢罗。
　　曾一度罢诸路关税。取消金银矿税，听民开采。大定二十年，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②。
　　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日益发展，猛安谋克组织已经极为混乱。世宗为维护女真旧制，大定二年，“定世袭猛安谋克迁授格”③。大定七年、二十年，又两次新授猛安谋克。十五年，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10 人，分行诸路，再定猛安谋克户，规定每谋克不过三百户，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二十四年，又授诸子以猛安谋克世爵。猛安谋克是一种父子相承的世官制度。为维护女真贵族的权利，世宗规定猛安谋克官员犯罪可惩罚，不得轻易夺官。宗室贵族中有不任官者，为施恩泽，大定十二年，授以散官。十七年，又授年高者以官职。
　　在经济上，猛安谋克户长期蒙受国家优遇，往往骄纵，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不亲稼穑，土地或令汉人租佃，或听凭荒芜，一部分女真人日益贫困。世宗为保证女真人生计，一再拘括汉人田地，分配给女真猛安谋克户，令其合家聚种。仍极力维护女真奴隶制的“牛头地制度”，并以计口授地作为牛头地的补充形式。然而女真族奴隶制已经走向崩溃，世宗的种种措施不过使女真族走上了保有本民族特点的封建制道路。
　　世宗大定年间，由于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有了发展，仓廪有余，人民生活较为安定，文化也昌盛起来。故被后人誉为金朝的“小尧舜”。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世宗病故于中都福安殿，终年67 岁。章宗时谥为圣明仁孝皇帝，庙号世宗，葬于兴陵。
　　第三节完颜允济完颜允恭完颜允济完颜允济（又作永济）（？—1213），小字兴胜，金世宗第七子。大定十一年（1171）封薛王、滕王。世宗朝历任秘书监、刑部尚书、殿前都点检。章宗朝封潞王、韩王、卫王。历任安武军节度使、兴平军节度使、昭义军节度使，判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事、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事。泰和八年（1209），章宗卒，无嗣子，允济即位，年号大安，即卫绍王。
　　章宗末年金朝从鼎盛走向衰落，宦官、嫔妃和近臣擅权已肇其端，卫绍王庸弱无能，无力整顿朝纲，政治日趋腐败。
　　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兴师攻金。卫绍王一面派粘合合打去求和，一面派平章政事独吉思忠等人行省边地，率军抵御。八月，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西北）、宣平（今宣化西北）之战，金军主力被消灭，主帅完颜承裕逃到宣德（今宣化）。蒙古大军长驱直入，十月包围中都（今北京）。卫绍王接受主战派建策，死守中都，蒙古军屡攻不下，解围北退。至宁元年（1213）秋，成吉思汗再次兴兵进攻金朝，直抵居庸关（今昌平西北），金朝国势岌岌可危。这时金朝宫廷发生政变，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杀卫绍王，立完颜珣为帝，是为金宣宗。宣宗即位后，降封允济为东海郡侯，贞祐四年（1216）② 《金史》卷49《食货志》四。
　　③ 《金史》卷6《世宗纪》上。
　　追复卫王，谥曰绍。
　　完颜允恭完颜允恭（1146—1185），女真名胡土瓦，后赐名允迪、允恭。世宗嫡长子，排行第二。大定元年（1161），世宗即位于东京（今辽宁辽阳），封胡土瓦为楚王，置亲王官属。二年，赐名允迪，立为皇太子。他专心学习儒家经史，常与诸儒讲习经史，受业于著名儒生郑松，行事遵儒家礼仪。八年，改赐名允恭。世宗对他甚为爱重，每逢生辰，或至东宫，或设宴内殿。二十四年三月，世宗北巡上京，以允恭居中都（今北京）监国。凡遣使、祭享、五品以上官及重大军国事需遣使驰奏；六品以下官及其余常事，听太子允恭裁决。居守一年有余，勤勉政务，凡启禀刑名，亲自披阅，慎断曲直。二十五年（1185）六月患暴病，七日而卒，终年39 岁。十一月，葬于大房山，谥曰宣孝太子。大定二十九年，金章宗即位，追谥庙号显宗，祔于太庙，陵曰裕陵。允恭，大定元年选纳刘氏（辽阳人）入东宫。三年，生子吾暏补，即金宣宗。大定四年，纳妃徒单氏，封为皇太子妃；七年，生子麻达葛，即金章宗。
　　第八十三章金章宗金宣宗金哀宗①第一节金章宗金章宗（1168—1208），即完颜璟，女真名麻达葛。金世宗之孙，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嫡子。大定八年夏，完颜允恭携家室随世宗行猎于燕山之北，七月，完颜璟生于麻达葛山（今河北崇礼境内），世宗即以山名之。
　　完颜璟之父完颜允恭居东宫二十余年，主张学汉制，专心儒家经史，好诗文，善丹青。其母徒单氏亦喜诗书，尤好老、庄，言行必合于礼。完颜璟自幼受有教养的父母熏陶，文学造诣也较深，他的诗纤巧绮丽，词有南唐李后主风韵，书法专学宋徽宗“瘦金体”。著名汉人儒士徐孝美、张 、许安仁先后为之侍读。大定十八年（1178）封金源郡王，时年11 岁。允恭择通儒学的女真学士完颜匡、仆散讹可，教之女真语言文字。大定二十五年（1185）六月，允恭暴病卒，世宗大恸，后遂着意培养完颜璟。十二月，封原王、判大兴府（今北京）事，让他学习政事，以考察才干。完颜璟在任上断事得当，能以女真语审女真诉讼，以汉语断汉事，深得世宗赞赏。大定二十六年四月，赐汉名璟。五月，拜为尚书右丞相，亲闻朝议，习知政事。十一月，诏立为皇太孙。二十八年，世宗病重，又诏为摄政。二十九年（1189）正月，世宗病卒，遗诏完颜璟继帝位，是为金章宗，时年22 岁。
　　金章宗承世宗治平之世，继续原定治国方针，使金朝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堪称为“鼎盛时期”。
　　在章宗即位之初，曾下诏拟全面解放寺院奴隶和官、私奴婢。寺院奴隶原为辽“二税户”，金初沦为奴隶。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始议彻底解放二税户，派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别检括北京路（今内蒙古赤峰所属旗县，原辽朝内地）和中都路（二路为二税户较为集中的地区）二税户，凡无凭验，其主自言或因通检而明身份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地位相当于驱，即农奴），而有凭验者悉放为良。明昌元年（1190）六月，仅北京路就放免二税户约1700 百户，1.39 万人。
　　大定二十九年二月，也开始着手解放官奴婢和私奴婢。首先将完颜宗辅（尧）（世宗父，追谥睿宗）、世宗和章宗父完颜允恭（追谥显宗）的奴婢，悉放为良。五月，制诸饥民卖身已赎放为良，复与奴生男女，并听为良。明昌元年（1190）三月，驱婢所生子女，官府给钱四十贯，赎以为良。同时逐步解放宫籍监户及奴婢。明昌二年二月，更定奴诱良人法。进一步废除奴隶制和限制奴隶制残余势力的发展。
　　自世宗中期以来，女真族的奴隶制急剧向封建制转变。章宗改世宗限制女真封建制发展为肯定女真封建制的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女真猛安谋克组织由以牛头地土地分配制度为基础的家族奴隶制，转变为以计口授地为经济特征的封建军屯制度，形成具有女真族特色的封建制。泰和四年（1204）九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①，标志着女真封建制的最后完成。此后，猛安谋克仍属于诸路，并在提刑司（后改按察司）内设安抚判官专管猛安谋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的《章宗纪》、《宣宗纪》、《哀宗纪》及卷106《术虎高琪传》、卷109《完颜素兰传》。
　　① 《金史》卷12《章宗纪》四。
　　克。
　　为适应女真社会向封建制的转变，金章宗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明昌六年（1195），定猛安谋克镇边后放免者授官格。承安五年（1200），定猛安谋克军前怠慢罢世袭制、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制、定管军官受所部财物辄放离役及令人代役法。泰和八年，诏更定猛安谋克承袭程试格。限制女真猛安谋克的特权，并有条件地取消猛安谋克的世袭权。这样不断地削减女真猛安谋克的特权，加强了封建政权对他们的控制。泰和六年十一月，诏听任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互为婚姻，允许女真人与汉人通婚，以缓和各民族之间的磨擦和矛盾。章宗以前女真猛安谋克入仕只有武功与门荫二途。明昌年间，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骑射，以定其科甲高下，以促使官僚集团中女真族与中原汉族士大夫日趋同一。
　　随着女真、契丹奴隶制的废除，金朝的封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章宗时各项制度更加法典化。明昌五年（1194），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议礼乐。明昌六年，礼部尚书张 等编《大金集礼》，礼乐寝备。明昌初，设应制举及弘词科，以待非常之士，于是，金朝取士七目：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女真进士、制举弘词全备。又修刑法，泰和元年（1201）十二月新修律成，共12 篇563 条为30 卷，名为《泰和律义》。又完备官制，如承安二年（1197）设军器监，三年置提刑司，后改按察司。四年置审官院。泰和四年（1204）定考课法。八年创设近侍局提点。并加强对朝廷和地方官员的监察考课。
　　明昌、承安年间是金朝极盛时期，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仓廪充实。到泰和年间已有户800 余万，口5000 余万。明昌二年全国储金1200 余铤，银50.2 万余铤，儒风丕变，学校日盛，章宗下令35 岁以下的女真亲军，必学《孝经》和《论语》。章宗本人汉文化造诣很深，女真、契丹、渤海族中都出现著名的文人，如完颜é、萧贡、移刺履、王庭筠等人。自然科学亦有显著成就，数学上的发明有天元术，天文历法方面制造出水秤、影仪、简仪，为后来元代大天文学家郭守敬造景符、简仪时所据。明昌三年建成卢沟桥（在今北京西南），是华北地区最长、建筑结构与艺术性最高的石拱桥。
　　然而，在这极盛时期已孕育着危机，承安、泰和年间金朝开始转衰。由于章宗是以皇太孙继帝位，他颇疑忌世宗诸子，置王傅、府尉官加以检制。明昌四年十二月，郑王永蹈以谋反被诛。自此诸王禁限愈严。增置诸王司马，检察门户出入。六年，章宗猜疑镐王永中有反意，亦诛之。二王的子孙皆禁锢。皇族内部的倾轧，必然是走向政治衰落。既而妃李师儿得宠，其兄弟皆擢显近势倾朝廷。因附依李妃位至宰相的胥持国，与李妃互为表里，专擅朝政。章宗后期，近侍弄权，尚书省权力减少，朝纲不正，政治腐败已见端倪。章宗在位时，北方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水、雨、雹、旱、蝗灾之外，大地震两次，黄河决口三次并改道。造成流民增多，土地荒芜，税收减少。然而统治阶级奢靡之风依然滋长。章宗为满足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对土地的贪求，承安五年命枢密使完颜宗浩等人于中都、山东、河北等地括地30 余万顷，其中多有民田。夺民田而与军户，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有损于民。
　　章宗初期，北方有阻卜、广吉刺等南犯。为抵抗侵扰，明昌三年（1192），在西南、西北路，沿临潢（今内蒙巴林左旗南）至泰州（今吉林洮南东）开筑壕堑（金界壕）。六年，命左丞相夹谷清臣、右丞相完颜襄率军回击阻卜进犯，大败阻卜。承安三年（1198），命完颜宗浩率军北伐广吉刺，亦大败之。北部边警暂解。
　　金章宗坚持世宗以来的南北和好的方针，与南宋和平相处。宋宁宗时韩侂胄为相，倡议兴兵灭金，不断出兵攻扰金边。泰和六年（1206）五月，韩侂胄请宋宁宗下诏出兵北伐，金章宗也正式出师应战。十月，以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枢密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率兵14.5 万，分九路迎击宋军。宋军全线溃败。金朝由防御战转为进攻战，攻取宋宜城（今属湖北）、和州（今安徽和县）、成州（今甘肃成县）、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凤州（今凤县东）、真州（今江苏仪征）等地。金朝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损失亦重，有意议和。泰和七年，韩侂胄被杀，宋朝主和派掌权。泰和八年，金宋和议达成，时为宋嘉定元年，史称“嘉定和议”，和议规定金宋改称伯侄国，岁币由银、绢20 万两、匹，增至30 万两、匹，外加犒军银300 万两。金军从占领的地方撤回，仍维持金、宋原边界。
　　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不断的对外战争，使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军备开支不断增加。为解决财政困境，章宗一面加紧对农民征收赋调，征军须钱，开始收醋税。一面滥发交钞和宝货，结果钞价日跌，物价踊贵，艰于流通，造成国虚民贫，经济更趋衰落。
　　泰和八年（1208）十一月，章宗得病，卒于中都福年殿，终年41 岁，遗诏皇叔卫王永济即帝位。次年改元大安。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正月，谥完颜璟神武英孝皇帝，庙号章宗。二月，葬于道陵。
　　第二节金宣宗（附术虎高琪）
　　金宣宗金宣宗（1163—1224），即完颜珣，女真名吾暏补。金世宗之孙，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庶长子，章宗同父异母兄。完颜珣自幼受汉族封建教育，读儒家经史，喜作诗文。其母刘氏，性聪慧，最喜佛书。受父母影响，完颜珣性格“宽仁大度”，好学又善谈论，多与文学之士交游，赋诗饮酒。18 岁时，封温国公，加特进。大定二十六年（1186），赐汉名珣。二十九年，进封丰王，加开府仪同三司，累判兵部、吏部，判彰德军（后升为府，今河南安阳）等职。章宗时进封翼王、邢王、昇王，赐名从嘉。
　　至宁元年（1213）八月，权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胡沙虎）与其党发动政变，弑卫绍王。丞相徒单镒等人以昇王完颜珣是世宗长孙，劝执中立为帝。于是遣人迎于彰德府。九月，完颜珣至中都即帝位，改元贞祐，复用旧名珣，是为金宣宗。
　　金宣宗即位时，朝中权臣柄政，蒙古大军又进逼中都。他本人无力整顿朝纲，只能依赖纥石烈执中，拜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为泽王，使之操纵了国政。十月，蒙古军兵临中都城下，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率军迎战，两次战败。术虎高琪知必为纥石烈执中问罪，乃自率乱军入中都，围执中于宅第，纥石烈执中逃命时被杀。宣宗赦术虎高琪之罪，以为左副元帅，拜平章政事，后官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为相后，专固权宠，擅作威福，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他虽擅权，却得到宣宗的信任，所以宣宗屡称继世宗之志，其结果正是相反，金朝陷入衰乱之中。
　　面对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金宣宗放弃积极抵抗的主张，而是执行投降、逃跑之路线。他即位后，马上遣使向蒙古厚贿求和。贞祐二年（1214）三月，接受蒙古的条件：献纳童男女各500 名，绣衣、御马3000 件、匹，大批金银珠玉，献公主（以完颜永济之女为岐国公主归蒙古主）。和议成，蒙古暂时退兵，中都解围。
　　金宣宗以国蹙财用匮乏，中都不可守，乃决意迁都于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朝中有的官员和太学生力陈不可迁都，以中都是国之根本，弃之南迁，北方皆不能守。若迁都，辽东、关中皆强于开封，恃险备御，可为后图。然而宣宗认为大计已定，不可中止。五月十一日，下诏南迁。十八日金主与六宫仓促离开中都，迁往南京（今河南开封）。南迁，极大地动摇了民心，也增大了蒙古主的戒心。七月，蒙古军再次南下。贞祐三年五月，蒙古军攻克中都，并兵袭南京。至此金朝全境大部分陷于战火之中。
　　面对蒙古军的进攻，金初骁勇善战的女真军队已变得毫无战斗力，宣宗只得令人组织契丹等乣军和收纳各族人组织“忠孝军”、“忠义军”，作为抵抗蒙古的军事主力。结果是不久乣军叛金，义军无作战能力，又不听从统制。兴定四年（1220），宣宗只得又招纳汉族地主武装，于河北、山西等地封建九公，各有封疆，守土抗蒙，以为南京北部的屏障。金朝抗蒙斗争出现暂时转机，但仍无法避免最终灭亡。
　　兴定元年（1217），术虎高琪劝宣宗伐宋。宣宗亦欲在南方扩张，以谋立足。于是在兴定元年（1217）四月发兵南下攻宋，至六年（1221），连续多次用兵。西面攻打过大散关及附近州县，遭到宋军及抗金义军的顽强抵抗，虽有小胜但损失很大，结果分散了北面抗蒙古的兵力，反而得不偿失。
　　金宣宗的南迁，仅以重兵屯驻河南以自固，不顾北方州县的安危，因而大失人心，致使驻守在东北的金朝将领和汉族地主与金朝分裂，他们为了保存自己而降附蒙古。贞祐二年（1214），锦州（今属辽宁）张鲸、张致兄弟聚众十余万叛金，杀节度使自称王，在木华黎率蒙古军攻入东北后也降附蒙古。在此之前，契丹人耶律留哥叛金，与蒙古军联结，自称辽王，成为蒙古军攻占东北地区的帮手。贞祐三年（1215）女真人辽东宣抚蒲鲜万奴叛金独立，建立大真国，改元天泰，称天王。金朝在东北的统治已分崩离析。
　　遭受蒙古军蹂躏的中原汉族人民，为了抗蒙自保，并反抗金朝的统治，到处团结起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红袄军大起义。最初，以山东杨安儿、李全等抗金的起义军为中心，很快扩展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宣宗调集兵力镇压起义军，但各地起义军前仆后继，连绵不断，沉重地打击着金朝统治集团。
　　元光二年十二月（1224 年1 月），在金朝处于内外交困，国势日衰之时，金宣宗忧郁成病而死，终年61 岁。死后谥圣孝皇帝，庙号宣宗，葬于德陵。术虎高琪术虎高琪（？—1220），又作高乞。金西北路（今内蒙古多伦、正蓝旗一带）女真人。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术虎高琪入京城充护卫，后任十人长。章宗朝出任河间都总管判官、武卫军钤辖、迁宿直将军，升任建州刺史，改同知临洮府事。泰和六年（1206），金宋交战期间屡建战功。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于巩州一带防御宋军，击退宋军的进攻。又与知府事石抹仲温入宋界作战。其后宋李孝义率步骑3 万攻秦州，高琪赴皂角堡击宋军，宋兵列阵山谷间，以战车为左右翼，掩护弓弩手迎战，交锋五次，宋军越战越勇。于是，高琪将骑兵分为两部分，轮番出击，使宋军不得喘息，蒲察桃思刺乘机率兵摸上后山，自山驰下与高琪合击，大破宋军。
　　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高琪官至泰州刺史、镇州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统领乣军，率三千人入卫中都（今北京）。
　　宣宗贞祐元年（1213），高琪迁元帅右监军。时蒙古军南下，他奉诏自镇州（今河北怀来附近）移军守御中都以南地区，行至良乡（今北京南）遇蒙古军不得前进，返回中都，加入京城保卫战。与蒙古军交战，高琪每次出击都被击败。把持朝政的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纥石烈执中（胡沙虎）警告他说：“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高琪出战又败，自度不能免罪。十月十五日，高琪率所将乣军入中都城内，围纥石烈执中宅第，杀执中，持其首级诣阙待罪。宣宗虽由纥石烈执中援立即帝位，但不满他专权跋扈，也有意除掉他。于是赦高琪罪，升任左副元帅。不久，拜平章政事，始掌军政大权。
　　蒙古军的强大攻势令金宣宗恐惧，他不思抗御之策，一心想投降、逃跑。一面派人与蒙古议和，同时商议迁都。元帅左都监完颜弼奏请弃中都迁往南京开封，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左丞相徒单镒反对，认为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才是上策。术虎高琪也主张守中都，由他转交给宣宗的元帅府官员李英的上书，主张中都有居庸关，犹如秦之崤、函，蜀之剑门，若撤居庸兵，国势遂去。建议去居庸关组织军民抗击蒙古。宣宗虽接受守居庸关的建议，命李英招募抗蒙古军民守关，却不许出兵邀击成吉思汗北返军队。虽然百官士庶皆力言不可迁都，但宣宗南迁意已决。贞祐二年（1214）五月离开中都，迁往南京开封。
　　南迁后，术虎高琪逐渐取得宣宗信任。这时的金朝经济日趋衰败，战争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使田畴荒芜，饿殍遍野，民不聊生。高琪为相后，改变世宗以来务行宽厚的政策，专尚吏事，上下苛察，专横逐利，除通常所纳赋税之外，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赋税，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随宣宗由河北入河南的金朝主力军不下数十万，高琪以重兵屯驻河南，守南京开封以自固，不顾华北、东北州县残破，各族人民惨遭蒙古军队的蹂躏，无意出兵华北，抗击蒙古，收复失地。贞祐四年（1216）十月，蒙古大军取潼关，至嵩州、汝州一带，台院令史高嶷上书请命平章政事高琪为帅，统兵抗击，以稳军民之心。被高琪压下不报。御史台也上奏，称蒙古军知京师（南京）屯宿重兵，故去攻击州县。若朝廷仅以守京城为重，中都之危又将再现。请以陕西兵扼拒潼关，选京师勇将精兵，互为犄角之势，且战且守。高琪则以“台官素不习兵，备御方略，非所知也”。奏请宣宗拒纳，宣宗对高琪言听计从，一再失去抗御蒙古的战机。
　　贞祐四年十二月，术虎高琪进官尚书右丞相。高琪奏请整修加固南京里城。此时，河南人民为养活大批官僚和军队及其家口，已不堪负担。连宣宗也认识到，“民力已困，此役一兴，病滋甚矣，城虽完固，能独安乎？”遂罢是役。
　　术虎高琪掌握的乣军，在宣宗南迁之后，不愿再为金朝作战，叛金降蒙古。高琪想重新掌握兵权，遂积极劝说宣宗攻宋，以扩疆土。兴定元年（1217）四月，宣宗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金宋绝交。十月，右司谏许古上疏谏宣宗与宋议和，主张采取积极抗蒙古的政策，与宋议和，以建中兴之功。宣宗命许古起草议和牒文，以示宰臣，高琪说：“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搁置不问。集贤院谘议官吕谘言当议和，高琪斥之为狂妄无稽。十二月，平章政事胥鼎上书言出兵攻宋六不可，以为只当遴选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国用丰饶，自可恢复先业，成中兴之功。高琪无视所言利弊，说“大军已进，无复可议”。
　　兴定元年（1217），宣宗下诏攻宋，兵分两路。东面，初以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为统帅，开始连败宋军于陇山、七里山等地，攻占光山、罗山、定城等县，但在枣阳，为宋军内外夹攻所败。兴定二年再围攻枣阳，被宋击败。兴定三年至五年，金再次发动空前猛烈的攻势，以完颜讹可为统帅，金宋双方互有胜负。西面，兴定元年，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元帅完颜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侵四川，破天水军。兴定二年焚大散关，屯边隘。四月又破大散关，攻入西和、成、阶等州，得粮九万斛，钱数十万，军需无数。兴定三年被宋张威击退。宣宗多次出兵攻宋，遭到宋军及抗金民兵顽强抵抗，虽有小胜但终不能南下。金朝兵力梢耗很大，北面无力抗击蒙古，南面侵宋拓疆又不成，金朝统治已处在摇摇欲坠之中。
　　术虎高琪任宰相以来，专固权宠，擅作威福，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皆欲置于死地。贞祐初年，中都书生樊知一诣高琪，言乣军不可信，恐生乱。高琪以刀杖决杀之，自此无人敢言军国利害。若大臣中有才能但不附己，或才能与己抗衡者，高琪便对宣宗阳称其才，使于河北抗蒙古，阴置之死地。兴定二年（1218），宣宗召集百官议河北、陕西守御抗敌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高琪擅权严重威胁了宣宗的权威，因而宣宗对高琪也感到不满。贞祐三年（1215），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见宣宗，密奏：“高琪本无勋望，向以畏死擅杀胡沙虎（纥石烈执中），计出于无聊耳。妒贤能，树党与，窃弄威权，自作威福。..此贼灭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请宣宗除之。宣宗听后，说：“以乃大事，汝敢言之，甚善。”并嘱素兰，“慎无泄也”。兴定二年，高琪主张筑开封里城，言“正使（蒙）兵来，臣等愈得效力。”宣宗言：“与其临城，曷若不令至此为善。”表示了对高琪不用群臣守御河北、陕西之策，而欲修筑南京里城的不满。
　　兴定三年（1219）九月，宣宗次子平章政事英王完颜守纯欲揭发高琪罪状，密召右司贝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刺、令史蒲察胡鲁商议。石鲁刺、胡鲁把此事告诉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奴失不却告知高琪。英王守纯惧高琪及其党羽势力，未敢行事。不久，高琪使家奴赛不杀其妻，并归罪于赛不，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事被发觉后，宣宗便以此为由诛高琪，时为兴定三年十二月（1220 年1 月）。
　　第三节金哀宗金哀宗（1198—1234），即完颜守绪，初名守礼，女真名宁甲速。金宣宗第三子。泰和中，授金紫光禄大夫。宣宗即位，封遂王，授秘书监，改枢密使。贞祐三年（1215），庄献太子完颜守忠卒，次年正月，完颜守绪被立为太子，仍控制枢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1224 年1 月）即帝位，改元正大，是为金哀宗。为了拯救濒临灭亡的金朝，哀宗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任用一批抗击蒙古有功将帅，分掌军政。迅速停止与宋战争，正大三年（1125）与西夏议和，集中兵力抗御蒙古军，三年秋至四年七月，金朝出兵河东，连续收复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原（今属山西）等重镇。在陕西抗御蒙古军，也屡战屡胜。西夏灭亡后，蒙古拒绝金朝的求和，金朝仍面临着严重威胁。成吉思汗在军中病死，使金朝暂时有一段喘息时间。正大六年（1229）八月，窝阔台继大汗位，又统领蒙古军的主力大举攻金。金军虽殊死作战，但城池多陷。九年（1232）正月，金与蒙古于钧州（今河南禹州）三峰山决战，金朝的主要将领大部战死，金主力军全部败溃。蒙古军长驱开封，哀宗与开封军民合力守城，又遣使去蒙古军营求和，蒙古兵北退。天兴元年（1232）十二月，哀宗迁往归德府（今商丘南）。翌年又迁往蔡州（今汝南），蒙、宋联合出兵围蔡州。天兴三年（1234）正月戊申夜，哀宗传位末帝完颜承麟（宗室）。次日，蔡州城破，哀宗自缢于幽兰轩。末帝承麟也为乱兵所杀，金朝灭亡。
　　第八十四章完颜陈和尚郭蝦■①第一节完颜陈和尚完颜陈和尚（1192—1232），原名彝，字良佐，小字陈和尚。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人。父完颜乞哥，章宗泰和年间与宋战争，以战功授同知阶州军事。不久，战死于嘉陵江。
　　金宣宗贞祐初年，蒙古军攻入中原，占领丰州，时陈和尚二十余岁，曾被蒙古军俘掳，供役于蒙古大帅帐下。其母仍留居丰州，由族兄完颜斜烈奉养。年余后，陈和尚以省母为由请还丰州，大帅遣一军卒监视同至丰州。陈和尚与兄斜烈劫杀监卒，夺马十余匹，奉母南逃归金。不料被蒙古兵发觉，合骑追击。他们弃马走小路得以逃脱。母年高不能行走，载以鹿角车，兄弟共輓，南渡黄河归金。宣宗闻知，以斜烈有世爵（猛安谋克世爵）授都统，陈和尚试补护卫，宣宗知其有才，未几转为奉御。
　　不久，完颜斜烈出任行寿（今安徽凤台）、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元帅府事，奏请陈和尚自随，诏充任宣差提控，从军。斜烈敬贤下士，辟太原王渥（字仲泽）为经历。王渥文章论议，与金末名儒雷渊、李献能比肩，很受斜烈重视。陈和尚极聪慧，爱好文史。在充护卫居禁中时，就有秀才之誉。王渥教他《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一介书生。正大二年（1225），斜烈罢帅改任总领，陈和尚随兄屯守方城（今属河南）。斜烈卧病，军中事由他代掌，将领李太和与方城镇防军将葛宜翁相殴，诉于陈和尚，葛宜翁理屈，陈和尚令军士杖之。葛宜翁性格暴躁凶悍，以理屈受杖感到受到耻辱，竟郁郁而死，遗言要妻子为他报仇。其妻上诉台省，言陈和尚泄私忿杀其夫，并于龙津桥南积薪，言不治罪陈和尚则自焚以谢夫。于是陈和尚下狱，台谏官怀疑他曾在禁卫，又握兵权，一定横恣违法出了人命，请施斩刑。但证据不足，一直不能决断。陈和尚在狱中十八个月，聚书而读，坦然处之。正大三年，斜烈病愈，受命提兵守西边。不久去世。哀宗以斜烈之故，赦陈和尚，令其为金朝建功立业。
　　陈和尚出任紫微军都统。正大四年（1227）转任忠孝军提控。忠孝军是由回纥、乃满、羌、浑以及中原人被俘掠避罪来归者组成，情况复杂较为难制。陈和尚治理有方，皆俯首听命。所过州邑，秋毫无犯，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是一支劲旅。正大五年（1228），蒙古军进攻大昌原（今甘肃宁县东南），总帅平章政事完颜合达问谁可为前锋，陈和尚应声而出。他已沐浴易衣，誓决一死战，率忠孝军四百骑力战，破蒙古兵八千之众，三军将士奋勇参战，取得了大昌原之捷，这是金蒙战争以来金朝打的第一次大胜仗。陈和尚论功第一，授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一时名震朝野。陈和尚和他率领的忠孝军为诸军所倚重。正大七年，蒙古真定万户史天泽率领河北蒙、汉军围攻卫州（今河南汲县），陈和尚随平章政事完颜合达，副枢密使移刺蒲阿救援，他率忠孝军为先锋，击败蒙古军，解卫州围。正大八年，蒙古速不台部攻陕西，兵至潼关，他率忠孝军往救，大败蒙古军，追至倒回谷（今陕西蓝田东南）。陈和尚在获释后的四五年间，屡立军功，官至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123《完颜陈和尚传》、卷124《郭蝦■传》。御侮中郎将。
　　陈和尚为人刚直不阿，副枢密使移刺蒲阿虽为金军统帅，但无远谋。经常率兵到附近蒙古军占领地抢掠人口、牲畜，搞得将士人疲马乏，军中将士无人敢谏止。陈和尚私与同僚说：“副枢以大将军为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则不复计。国家数年所积，一旦必为是人破除尽矣。”有人告诉蒲阿。一日诸将酒会，酒行至陈和尚，蒲阿问：“汝曾短长我，又谓国家兵力当由我尽坏，诚有否？”陈和尚饮毕，慢慢说：“有。”蒲阿见他面无惧色，只得作罢。
　　天兴元年（1232）完颜合达、移刺蒲阿驻邓州欲与蒙古军决战，但蒙古军统帅拖雷避开金军主力，分道趋开封。正月，完颜合达、移刺蒲阿率领骑兵2 万，步兵13 万，自邓州急赴开封，陈和尚亦在军中。蒙古军采取避实就虚、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邀击北上的金军，金军将士一路作战，疲惫不堪。进至钧州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适遇大雪，军士三日未食，披甲僵立在雪中，枪槊结冻如椽。蒙古军则利用时机充分休息，然后全线进击，金军损失惨重。最后，蒙古军有意让开一条通往钧州的路，放金军北走，乘势夹攻，金军全军覆没。移刺蒲阿被擒，完颜合达与完颜陈和尚率金军残部数百骑败入钧州（今河南禹县）。
　　蒙古军攻入钧州，陈和尚与军士顽强进行巷战，最后被俘。蒙古军帅令其投降，陈和尚宁死不屈，先斫足折胫，后豁口至耳，喷血而呼，至死不绝。时年41 岁。
　　同年六月，哀宗为表彰完颜陈和尚的忠烈，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塑像立褒忠庙，刻石立碑纪其事迹。
　　第二节郭蝦■郭蝦■（1192—1236），又名郭斌。会州（今甘肃靖远南）人。父祖世为保甲射生手。金宣宗时，他与兄郭禄大以善射应募从军。兴定初年，郭禄大因功迁遥授同知平凉府事、兼会州刺史，赐姓颜盏，镇守会州。他随兄在会州军中。兴定四年（1220）西夏军攻打会州，郭禄大遥射西夏主兵将领，一发中其吭，杀之。夏军破城，郭蝦■与兄一同被俘，誓死不屈。夏人爱他们的射技，囚入牢。兄弟两人伺机出逃，事泄，郭禄大被杀，郭蝦■独自逃归金。迁官两阶，遥授巩州（今甘肃陇西）钤辖，再授同知兰州军州事。兴定五年（1221），西夏步骑万余人攻入定西，郭蝦■领兵击败之，斩首700，获马50 匹，以功迁同知临洮府事（今甘肃临洮）。元光二年（1223），西夏数十万步骑攻打凤翔府（陕西凤翔），元帅赤盏合喜以郭蝦■总领军事。郭蝦■巡城时，见西夏将领坐胡床指挥作战，一箭射杀之，击退夏兵。升遥授静难军（今陕西彬县）节度使。不久改任通远军（治巩州）节度使，授山东西路斡可必刺谋克。自熙宗罢汉、渤海人猛安谋克以后，只有女真、契丹、奚等族高官显贵才能授猛安谋克世爵。金宣宗末年，为嘉奖战功卓著的将领，汉、渤海等各族人皆可授此世爵。故郭蝦■受此殊荣，并遍谕缘边诸郡。同年冬，与巩州元帅由瑞收复会州，他率骑兵500，自州南山而下，射死守城夏兵数百人，夏人震恐，出降。被西夏占领近四年的会州，重归金朝。
　　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田瑞据巩州叛金。哀宗诏陕西两行省并力讨平，郭蝦■率军先登巩州城，斩首5000 余级，平定叛军，以功迁遥授知凤翔府事、本路兵马都总管、元帅左都监、兼行兰、会、洮、河元帅府事。
　　天兴元年（1232），开封粮尽，累召援兵不至，将帅缺人，蒙古军随时可能围城，哀宗弃开封至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次年又从归德府迁到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地处淮水支流汝水上，南与宋接壤，无险可守。哀宗虑孤城难保，拟迁往巩昌府（即巩州），以粘葛完展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巩昌。元光三年（1234）正月，蔡州城破，哀宗自杀。粘葛完展闻知，率众守城以待金朝继立的皇帝。绥德州帅汪世显遣使约郭蝦■并力攻粘葛完展，郭蝦■严词拒绝。汪世显率兵攻破巩昌，劫杀粘葛完展，降蒙古军并遣使者二十余人劝郭蝦■降，均被拒绝。
　　金亡后，西部府州无不归降蒙古，独郭蝦■力守孤城近三年之久。蒙古窝阔台汗八年（1236）十月，蒙古大军并力攻城。郭蝦■自度城不能保，仍决一死战，集州中所有金银铜铁，杂铸为炮，以抵抗蒙古军。杀牛马慰劳将士，又自焚庐舍积聚，以示决心。日夜血战，拼死抵抗，蒙古虽兵众，亦无法很快拔城。蒙古军攻城愈紧，军士死伤甚重。城将破，郭蝦■命在州廨积薪，集家眷和将校妻女于一室，闭门焚之。城破，郭蝦■率兵鏖战，士卒战至弓尽矢绝，便挺身入火自焚。郭蝦■独自在大草堆上，以门扉掩护，发二三百箭射敌，箭无不中。矢尽，投弓剑于火中，自焚而死。城中无一人投降。郭蝦■殉难时，年仅45 岁。后来当地人民为纪念他，立祠祭之。
　　第八十五章李全武仙崔立①第一节李全李全（？—1231），金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他是金末地方武装集团的首领。因生于乱世，经历复杂，被人视为传奇人物。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五月，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蒙古军再度南下，在山东、河北等地大肆掳掠。金朝统治者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无力抵御蒙古军南下，依然对境内人民横征暴敛，加重剥削。为反抗金朝的黑暗统治，在山东、河北一带爆发了规模很大的红袄军起义。
　　早在章宗泰和、大安年间，山东就有益都（今属山东）人杨安儿（本名杨安国）领导的起义。宣宗南迁前夕，杨安儿起义军日益壮大，以青、潍、密、莒诸州为中心，活动地区扩展到整个胶东半岛。贞祐二年（1214），杨安儿称王，置官属，改年号天顺。李全喜习武，弓马矫捷，善使铁枪，人称“李铁枪”。至宁元年（1213），蒙古军进攻山东，李全之母、长兄皆为乱兵所杀。李全为复仇，遂与仲兄李福聚众数千起兵，响应杨安儿，攻打临朐（今属山东），进取益都。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刘庆福、国安用、郑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都归李全指挥。李全与杨安儿、泰安（今属山东）人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成为当时红袄军起义的三支主力。
　　蒙古军北撤后，金朝廷遣宣招使仆散安贞率重兵镇压山东、河北红袄军。以完颜霆（原名李二措）、黄掴阿鲁答率金朝精锐部队“花帽军”来攻，杨安儿所占州县相继失陷。十二月，在阑头滴水败杨安儿。杨安儿与其党汲政等乘船退往即墨入海，欲至岠嵎山（今山东栖霞东北）。舟人曲成贪赏钱千金，引金军袭击杨安儿。杨安儿坠水死，其余部由妹杨妙真（人号四娘子）与母舅刘全统领，并奉杨妙真为首领，称“姑姑”。时刘二祖亦被金军所败遇害，其残部霍仪、彭义斌先后领导其残部继续与金军作战。李全也险些被金军所擒，为保存余力，决定退保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东南）。刘全、杨妙真等率万余人与李全会合。李全与杨妙真在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结为夫妇。不久，彭义斌率领的刘二祖余部也来归附李全。
　　金兴定元年（1217），宋宁宗下诏伐金，并招安各路义军。宋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李全等人附于宋。宋朝集中各路义军分两路攻金。李全袭破莒州（今山东莒县），擒金守将蒲察李家，别将于洋克密州（今山东诸城）。其兄李福也克青州。宋朝廷始授李全为武翼大夫及京东副总管的称号。四月，金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又夺回密州，李全战败。接着李全又兵败莒州。九月，李全出兵围海城，反攻密州，擒黄掴阿鲁答、夹谷寺家奴，进而攻克寿光、邹平、临朐等县。解送阿鲁答于楚州（今江苏淮安）。李全等人归宋后，受楚州节制。这年冬天，李全军徙屯淮阴的龟山。
　　继李全之后，红袄军将领石珪、夏全、时青等相继率军附宋抗金，使金朝受到极大的威胁。兴定二年十二月，金宣宗派开封府治中吕子羽联络，试探议和。遭到宋朝拒绝。宣宗下诏，命左副元帅、枢密副使仆散安贞辅太子完颜守绪大举攻宋。
　　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118《武仙传》、卷115《崔立传》，《宋史》卷476、477《李全传》，以及《金史》的有关纪传。
　　兴定三年春，金兵攻下宋成州、凤州和兴元府。仆散安贞大军围攻宋安丰军（今安徽淮南）及滁（今安徽滁州）、濠（今安徽凤阳）、光（今河南潢川）三州。淮西告急。宋将李庆宗在濠州战败，损失兵马3000。金军前锋游骑到达采石杨林渡，建康震动。时宋淮东提刑知楚州贾涉负责节制忠义军，他命李全、李福断金兵后路，并报帅司调各路义军分头出击。李全率东海军与金兵在嘉山遭遇，获小捷。进军盱眙时，与杨安儿余部季先等部鼎立以御金兵。李全部至涡口（今安徽怀远），正遇号称“卢鼓槌”的金将纥石烈牙吾答率军渡淮河。李全与别将鹿仙袭击之，金兵溺于淮水者数千，俘获甚众。接着又与金驸马阿海激战于化湖陂，斩金将数人，并获阿海逃走时遗下的金牌，李全一直追击到曹家庄。在其他各处金军亦遭到沉重打击，只好退兵，自是金兵不敢至淮东。此次战胜，李全晋升领达州刺史衔，杨妙真封令人。秋，李全回潍州扫墓时，闻知附金的益都府卒张林，有反金归宋之意。
　　张林据益都，山东诸郡附其势。于是李全临青州城（今山东益都），劝说张林早日附宋。张林尚迟疑，李全只带数人入城与张林相见，张林置酒交谈甚欢，结为兄弟。张林遂附表将所辖山东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等二府九州版籍归宋。宋廷授张林为武翼大夫，京东安抚使兼总管。李全也升为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徙屯淮东军事重镇楚州（今江苏淮安）。
　　金兴定四年（宋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李全合张林军北渡黄河袭击金东平府（今属山东东平），因金行省蒙古纲率军固守，不得，改为夹汶水立寨。在汶水被金东平副帅幹不搭击败，兵力损失多半，不得不退回楚州。当时南宋朝廷称附宋的北方抗金义军为“北军”，虽然授以官号，只是利用他们抗金，但又行分化抑制的政策。因恐惧他们造反，竟封锁淮水，不许北军南渡。这样，各路义军无法联合起来共同抗金，增强防御能力，反而使他们逐渐变为地方割据势力。李全也因此由农民起义军将领蜕变为扩张个人势力的野心家。当季先被诱杀后，宋朝制置使贾涉欲收编其部，但季先部下裴渊等人拒不受编，拥石珪为统领。贾涉又决定把其部瓜分为六，以分化忠义军势力，但遭到拒绝。李全闻知，请率部讨伐石珪。贾涉以李全部逼石珪就范，石珪却率众降附蒙古。李全乘机吞并原季先的涟水忠义军。
　　金兴定五年（宋嘉定十四年，1221），李全以胶西（今山东胶县）地处南北商业、交通的冲要之地，便使兄李福守据之。初李全诱商人至山阳（今江苏淮安），以舟师俘其货没收一半归己，然后使商人自淮转海，至胶西。李福贪鄙，竟规定往来商人皆须用李氏舟、车，税其半，乃听商人往金诸郡贸易。同时，他见张林辖境内六盐场利厚，恃李全之势力，提出将六盐场分其一半。张林许他恣意取盐不分场。李福怒，扬言要与李全提兵取张林首级。张林诉之宋制置使贾涉，李福伏兵邀击，于是张林向蒙古请附。贾涉以此责李全，李全率兵急攻张林，张林弃地而逃，李全遂占领青州（今山东益都），从此青州成为李全又一据点。随后，李全又以收买军校的手段，趁宋朝调动官员，丘寿迈初摄帅事，吞并了原来由贾涉掌握的帐前忠义军。在此期间，李全官升领承宣使、保宁军节度使。
　　金宣宗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宋廷以许国任淮东安抚制置使。许国到任后，压制北军，凡北军与南军（即南宋军队）有争执，无论曲直皆罪北军，裁扣朝廷犒赉北军的物资十之七八。李全时驻青州，不肯参谒，许国数致厚餽，邀李全议事。及李全前往参谒，许国时又倨傲自大。许国的幕僚章梦先亦对李全手下的大将刘庆福傲慢无礼，使李全等人极为不满。李全返回青州后（李全与杨妙真分驻青州与楚州），决意除掉许国。于是遣刘庆福还楚州，与忠义军统领王文信计谋，趁许国晨起莅事，刀箭攻之，许国在亲兵的护卫下登上城楼，缒城逃命，家眷悉被杀害。刘庆福手刃章梦先，报前日无礼之仇，放火烧了官府，积蓄尽为乱兵所夺。未几，许国在途中自缢而死。楚城之乱，使宋廷震动，丞相史弥远恐再生变故，姑且息事不问。授徐晞稷继任淮东制置使，令他屈意安抚李全。李全得刘庆福的报告，一面传牒原刘二祖部的彭义斌，称许国谋反，已伏诛，尔军并听我节制。一面自青州至楚州，佯责刘庆福不能压制忠义军的内讧，迎徐晞稷入城。徐晞稷对李全以礼待之，方相安无事。
　　彭义斌对李全的行径极为不满，杀李全派来的送牒人。李全率兵攻打恩州（今河北武城北），被彭义斌所败。彭义斌一直坚持抗金兵、御蒙古，对李全不顾全局扩张个人势力的行为十分痛恨。彭义斌打退李全的进攻后，又出兵进攻金真定府，败金将武仙，部众扩大到数十万人。他致书宋朝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欲剿平李全，然后出兵收复中原。但宋朝惧李全的势力，未能采纳。于是彭义斌无奈自率众向北拓地，攻克真定，经西山（太行山），与蒙古将孛里海等军相望。可是，在与蒙古兵于内黄（今属河南）五马山的激战后，兵败被俘，最后慷慨就义。
　　金正大三年（宋宝庆二年，1226）九月，蒙古将孛鲁率军入山东，欲招降李全，李全不从。孛鲁下令攻打青州，李全未能击退蒙古兵，于是婴城自守。城内原有军民数十余万人，被围困一年之后，仅剩数千人。此时粮草亦尽，牛马亦食尽，不得已于次年五月出降。孛鲁奏闻，成吉思汗令便宜处置李全，乃以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
　　这期间驻守楚州的李福与刘庆福发生内讧。两人互相猜忌，矛盾日深。
　　李福杀刘庆福，纳其首去见宋廷驻楚州将帅姚翀。姚翀见楚州军乱，深为惊恐。他乘夜只身逃出楚州，后死于去明州（今浙江宁波）的途中。宋廷以楚州军乱为教训，于是议论轻淮重江，遂改楚州为淮安军，视若羁縻州。李全部众，以军粮不继，多有怨言。国安用、张林、阎通、邢德等五人均想立功，以邀宋廷恩眷。他们对宋廷不发钱粮，认为是因李福谋反所致，乃议杀李福以献。于是起兵杀李福与李全次子。至杨妙真府邸，杀一妇人误以为是杨妙真，将首级函送京师。朝廷檄文告知盱眙军彭■及总管张惠、范成进、时青并兵进驻楚州，尽杀李全在楚州的余部。
　　李全得报恸哭，力告蒙古将孛鲁，请允许其率军南归。李全回到楚州时，张惠、范成进已杀彭■降金朝，王义深已逃亡。国安用杀张林、邢德向李全赎罪。李全杀时青，并其军。此后，李全以丰厚的待遇募兵，不限南北人。又大治舭■船，自淮及海相望。李全表面归附于宋朝，以取宋朝钱粮。实际上阴附蒙古，往往贸易货物输入蒙古，又遣人焚烧宋御前军器库，以销毁宋朝兵备。他治舟师以图东南地区。金正大七年（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八月，大阅舟师数日。当李全糴麦船通过盐城县时，宋知扬州翟朝宗令兵士夺之。李全大怒，以捕盗为名，率水陆军数万直■盐城，攻入城，城内所贮公私盐货尽为其所有。李全又上书宋廷，言捕盗入城安民，宋廷加李全为两镇节度使，罢翟朝宗官，改任赵璥夫摄事。李全仍不撤兵，一面加紧造舟，招募水手。一面要挟宋廷将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淮东总兵岳珂等人罢官。李全行径令宋朝无法接受，于是宋决意出兵讨伐李全。
　　李全公开与宋敌对，欲先取通、泰二州，然后渡江攻取宋京师。占领泰州（今属江苏）后，进取通州、扬州，在湾头为宋军所阻。李全目标在攻占三城，便筑长围，与宋军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对峙战。初期，李全小胜。自宋绍定四年（1231）正月，李全军一再被宋军击败。宋削李全官职，罢钱粮。因军队给养不济，攻城不得，欲战不利，主力损失惨重，李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正月十五，趁李全不备，宋将赵范、赵葵用计诓李全出营帐，堵塞退路，李全被迫逃走，北至新塘，陷入数尺深的泥淖。宋制勇军赵必胜等追及，用乱枪刺死。
　　杨妙真，小名四娘子。金末红袄军著名首领杨安儿之妹。善使枪，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金贞祐三年（1216）杨安儿被杀后，刘全收集余众，奉称杨妙真为“姑姑”，统领其部。至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与李全部会合。后杨妙真与李全结为夫妇。她是李全的得力助手。金兴定六年（1222）李全占据青州后，以杨妙真统兵驻楚州，她不仅善骑射，有武艺，而且多计谋，能统兵。当时，楚州是宋朝淮东重镇，宋淮东安抚制置使亦驻在楚州。双方时有摩擦，多由杨妙真从中周旋。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宋淮东制置使贾涉出城劝农，暮归入城门，李全部忠义军阻道，杨妙真得知后，骑马驰出城门，令忠义军让路，使贾涉入城，避免了与宋朝官员的正面冲突。同年十一月，许国继任淮东安抚制置使，此人对李全扩张个人势力极为不满，主张压制李全势力的发展，进而削弱他的兵力。因此，初到任，杨妙真至城郊迎迓，许国辞而不见。杨妙真既知许国意图，便以军校自备，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宝庆元年，李全遣刘庆福自青州归楚州，与杨妙真共同计谋，杀许国及其幕僚，迫使宋朝另遣官员，改变对北军的政策。北军称李全“恩府”，杨妙真“恩堂”。
　　金正大三年（1226）李全被蒙古军围困于青州达一年之久。这期间，人传李全已死，宋淮东制置使刘琸欲乘机消灭驻在楚州的杨妙真及其统领的部众。令夏全（原刘二祖部下，北军的重要将领之一）将重兵陈于楚州城外。杨妙真临危不乱，请夏全入城，酒肉款待，转仇为好。夏全反出兵围刘琸于州治，刘琸夜半缒城，只身逃往扬州。夏全逐走刘琸后，杨妙真又将他拒之门外，夏全只好出楚州，后投附金朝。
　　李全在楚州的兵力赖杨妙真得以保全。但在李全降蒙古，青州刚解围，楚州李福与刘庆福内讧。刘庆福死后，李福又逐宋将姚翀，杨妙真亦助李福杀姚翀二妾。宋朝因此不再供北军钱粮，引起北军众将不满，共议杀李福和杨妙真献给宋朝。于是众将帅兵攻入杨妙真府宅，杀李福、李全次子以及一妇人，误以为杨妙真，实为李全侧室刘氏，以及家人和府兵数百人。杨妙真乘乱逃脱，回到李全身边，留在楚州的余部皆被杀戮。
　　金正大八年（1231），李全兵败而死。余部议还淮安（楚州），以杨妙真主之，后在湾头一战被宋军再败，损失惨重。五月，淮安等五城俱为宋军攻破。杨妙真及其余部据守大城，她对郑衍德等人说：“今事势已去，撑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尔。杀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图我，人谁纳降？”次日，杨妙真北渡淮水，与养子李璟返回山东老家，继任金益都行省，居数年而死。李全在淮安、淮阴的余部或为宋所灭，或降金。
　　李全子李璟。袭父职治益都行省，专制山东三十年。依违于蒙宋之间，元世祖即位后，加授江淮大都督。中统三年（1262）叛蒙，七月，济南为蒙古军攻破，李璟被俘处死。
　　第二节武仙武仙（？—1234），金威州（今河北井陉北威州）人。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在蒙古军的打击下，金都南迁，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相继失陷。武仙率乡兵据守威州西山，抗蒙古自保，远近归附者日众，很快成为有影响的地主武装。不久，金宣宗诏授武仙为权威州刺史。兴定元年（1217）三月，金将石海据真定（今河北正定）叛金，武仙领兵破真定，斩石海，降其部众。宣差招抚使惟宏为他请赏，于是真授威州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权知真定府事，驻守真定。未几，迁洺州防御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遥授河平军节度使。兴定四年（1220），授任知真定府事，兼经略使，遥领中京留守，权元帅右都监。
　　蒙古南下攻金，北方有不少有志之士、土豪聚众守土抵抗。金宣宗为使北方地主武装成为保卫开封的北面屏障，均授他们以官职，镇守本土。贞祐四年（1216），右司谏术甲直敦提出了封建河朔的建议。兴定三年（1219），太原失守，河北州县不能自立。金宣宗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兵部尚书乌林答与等21 人提出：“河朔诸州，亲民掌兵之职，择土人尝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则走险、无事则耕种。”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进一步建策：“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复一道（路），即以本道（路）总管授之。能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复业。”宰臣们主张置公府，行封建。兴定四年（1220）二月，宣宗封建九公，各有封疆。活动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势力较大的地方官吏、地主武装首领九人，均晋封公爵，划定管辖州县。武仙被封为恒山公，管辖真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沃州（今河北赵县）、冀州（今河北冀县）、威州、镇宁（今河北获鹿）、平定州（今山西平定）、抱犊寨（今河北获鹿西）、栾城、南宫县等地。此外，封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在今河北东部）、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在今河北中部），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在今天津一带），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在今北京以西地区），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在今山西太原一带），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在今山西临汾一带），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在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在今山东益都一带）。九公除划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亦听管属。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事。在九公中，武仙财富兵强，号称最盛，为九府第一。
　　兴定四年八月，武仙在真定附蒙古军。蒙古大将木华黎以部将史天倪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武仙副之，驻真定，凡六年。后武仙与史天倪不和，欲南投金朝，金朝闻知招之。正大二年（1225），武仙杀史天倪，以真定附金。但被蒙古将笑乃■击败，自真定奔金南京（今河南开封）。兴定五年（1228），金哀宗复封他为恒山公，置府卫州（今河南汲县）。兴定七年，武仙率军收复蒙古占领的上党，被蒙古援军击败，退保卫州。未几，蒙古军围卫州，哀宗遣平章政事完颜合达，副枢密使移剌蒲阿率兵救援，卫州解围。徙武仙屯守鹘岭关，扼金州路（今陕西安康西北）。
　　兴定八年十一月，蒙古进兵峣峰关，由金州向东进军。哀宗下诏诸将屯军襄、邓，武仙由荆子口赴邓州（今属河南），与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军会合，以图阻止蒙古军攻打开封。天兴元年（1232）正月，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两军大战，金军败绩，主力丧失殆尽。武仙仅以四十余骑逃至南阳留山，收溃军得10 万人，屯守留山及威远寨，立官府，聚粮草，修器仗，兵势稍振。三月，开封被围，哀宗以武仙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河南行省。召他与邓州行省完颜思烈合兵救援。八月，行至密县东，遇蒙古大军不得前进，暂时按兵眉山店，遣使报完颜思烈阻涧结营，待军至共进。思烈急欲赴援，不听，行至京水被蒙古军击败。武仙退回留山，哀宗再召，则请缓行，不奉召。邓州宣差总领黄掴三合降蒙古，诈以书约武仙取裕州，武仙出兵应约，三合与蒙古军乘机夹击之，武仙兵败柳河，转走圣朵寨，招纳溃军散卒。天兴二年（1233），金哀宗已弃开封迁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再迁蔡州（今河南汝南）。武仙尚拥兵10 万，当时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三月，以圣朵寨军食不足，移军邓州。邓州仓禀亦乏，于是分军至新野、顺阳、淅川就食民家。武仙到顺阳，与唐州守将武天锡、邓州守将移剌瑗相掎角。不久，移剌瑗附宋，将武仙的虚实尽告宋。宋将孟珙率兵5000 袭武仙军于顺阳，武仙率军卒五六百人击败之，生擒统制、统领数十人，获马千余。金哀宗曾数次遣使召武仙勤王护驾，七月，再遣近侍兀颜责武仙赴蔡州，诏曰：“朕平日未尝负卿，国家危难至此，忍拥兵自恃，坐待灭亡耶！”将士闻知，相视哽咽，皆愿赴难。武仙欲保自己实力，又恐军心有变，于是与将士歃血盟誓，众军士心鼓舞。不久，武仙以军粮少，恐不能到蔡州，先攻取宋金州夺粮，安顿老弱，然后赴蔡州，迎哀宗西上不晚为由，令军卒自淅川溯流而上谋取金州，山路险阻，水流湍急，老幼溺死者不计其数，军士多逃亡。武仙无奈半路而回，仍徘徊不赴蔡州。
　　天兴三年（1234）正月，蔡州城破，哀宗自缢，金亡。武仙军将士大怨，且粮尽，遂全军瓦解。武仙仅带随从十余人北渡黄河，五月，在泽州（今山西晋城）为戍兵所杀。
　　第三节崔立崔立（？—1234），金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原为游民，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前后，蒙古军南下，崔立投依上党公完颜开（金末封建九公之一）地主武装，并以功授任都统、提控，阶至遥领太原知府。哀宗正大初年，入京，请实授官品，为选曹所驳，每每以未至三品官而不满。
　　天兴元年（1232）正月，金军与蒙古军战于三峰山，几乎全军覆没。三月，蒙古军围攻南京（今河南开封），金朝岌岌可危，崔立出任安平都尉。十二月，哀宗弃南京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将南京托付给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史完颜习揑阿卜留守，崔立被授以京城西面元帅。
　　自蒙古军围城，开封内外不通，米价高涨，每升银二两，百姓粮尽，饿殍相望，甚至有人相食者。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揑阿卜没有恢复之策，只知死守。百官士庶之中议论立荆王完颜守纯（宣宗之子）监国，以城降蒙古，或可以自活。崔立抓住这个时机，于天兴二年（1233）正月，与党徒孛术鲁长哥、韩铎、药安国等人发动政变，率甲士200 人攻入尚书省官邸，杀二相，同时杀点检温屯阿里、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等数人。出谕百姓曰：“吾以二相闭门无策，今杀之，为汝一城生灵请命。”在尚书省集百官商议立亲王监国之事，崔立言卫绍王太子完颜从恪的妹妹（公主）现在蒙古军中，可立从恪监国。于是勒兵入见太后，传令召从恪为梁王，监国。崔立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弟崔倚为平章政事，崔侃为殿前都点检，其党孛术鲁长哥为御史中丞，韩铎为副元帅兼知开封府事，折希望、药安国、张军奴、完颜合达并为元帅，师肃为左右司郎中，贾良为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凡除拜任官皆以监国为辞，操纵内府之事。
　　随后，崔立遣使至蒙古军前投降，蒙古大将速不■到青城（开封城西南），崔立服御衣，仪卫往见，以父事速不■。回开封后，悉烧京城楼橹，以示实降，蒙古将帅大喜，暂时按兵未入城。崔立政变降蒙古，欲仿金初刘豫之事做蒙古的傀儡皇帝，乘时僭窃，将梁王与宗室近族皆置宫中，派心腹看守，限制出入。以供军备为辞，尽括开封城内金银，横征暴敛，讯掠惨酷，郕国夫人及内侍高祐、随驾官吏家属多人被杖死，亦有不堪楚毒而自尽者。仅七八日就死上万人，城内人人切齿痛恨。四月，崔立将两宫、梁王、荆王及诸宗室驱赴青城。蒙古兵入城，时崔立正在城外，蒙古兵先入他的家中，掠取妻妾、宝玉。崔立闻知大恸，亦无可奈何。
　　崔立的行径引起金朝官吏的痛恨，都尉李崎，山西人，妻有姿色，崔立每欲强夺；又受崔立妹婿折希颜的折辱，于是首建杀崔立之谋。他联合都尉权东面元帅李贱奴，安平都尉司千户李伯渊共议杀崔立之策。六月，传闻附近有宋军，李伯渊等人乘夜放火烧外封丘门，以恐吓崔立。翌日晨，约崔立前往视察，及还，李伯渊伴送崔立还二王府，途中杀崔立，又斩杀折希颜、苑秀，将崔立尸体系马尾，号召众人说：“（崔）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万口齐应：“寸斩之未称也。”于是斩崔立首级悬木上，望承天门祭哀宗，随后籍抄崔立家。
　　第八十六章蒲鲜万奴第一节金末辽东统帅蒲鲜万奴（？—约1233），金女真人。金末元初东夏国的创建者。
　　金章宗时，初为尚厩局使。泰和六年（1206），宋韩侂胄以恢复中原为名，分兵三路伐金。蒲鲜万奴以右翼都统从都统完颜赛不攻宋，赴溱水（汝水支流，今名臻头河）阻击宋皇甫斌率领的中路军。适值溱河水涨，宋兵扼桥相拒。完颜赛不决定指派蒲鲜万奴与完颜达吉不乘夜黑分左右两路渡河，大败宋军。随后蒲鲜万奴率兵至真阳路（今河南正阳）断宋军后路，与诸军追击至陈泽（今河南固始县陈集），斩首2 万级，获战马杂畜千余。溱水一战击溃宋中路军，金军乘胜连下淮南诸州县，进至长江北岸。宋东路军后退，西路军向金朝奉表投降，宋廷震恐。于是金宋再签和议（即嘉定和议）。蒲鲜万奴因军功晋爵一级。
　　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七月，成吉思汗发兵南下攻金。卫绍王遣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完颜承裕统兵迎战。乌沙堡之战金军大败，蒙古军乘胜南下。蒲鲜万奴被调往北线，任监军，随招讨使纥石烈九斤（一说完颜九斤）至野狐岭抵御蒙古军。双方大战于獾儿嘴（今河北万全西北），因主帅九斤指挥失误，金军溃败，南逃至会河堡（今河北怀安），再被蒙古兵大败。金朝损兵折将，士气难以复振，金朝灭亡于此役已见端倪。
　　卫绍王末年，金北边千户耶律留哥（契丹人）在东北起兵叛金，攻略城池，屡败前来镇压的各路军队。契丹人耶的起兵响应，起义军迅速扩大，众至十余万人。起义军推耶律留哥为都元帅，耶的为副元帅，营帐百里，威震辽东。至宁元年（1213），卫绍王命完颜承裕为元帅右监军、兼咸平路兵马都总管，率军60 万，去东北剿灭耶律留哥，蒲鲜万奴亦在军中。此时，耶律留哥已投附蒙古，面对金朝重兵，自度抵挡不住，驰表闻于蒙古，请求援兵。成吉思汗命按陈等率骑兵1000 援留哥。双方激战于迪吉脑儿（今辽宁昌图附近），耶律留哥以侄安奴为先锋，横冲金军，加上蒙古骑兵相助，完颜承裕与蒲鲜万奴等金将抵挡不住，遂溃败，留哥俘获甚多。三月，留哥自立为辽王，改元天统，都广宁（今辽宁北镇），声势益大。十月，金朝廷发生政变，卫绍王被弑，金宣宗即位，授完颜承裕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为咸平路招讨使，不究前次丧师之罪，令其治兵效力。不久，承裕卒，以万奴为辽东宣抚使，成为辽东地区最高军政长官。
　　金贞祐二年（1214），宣宗欲招抚耶律留哥，遣退守盖州的知广宁府温迪罕青狗往广宁，招谕留哥，啗以重禄，留哥不从。青狗见留哥势盛，妻子亦陷广宁，反留下来臣侍留哥。金宣宗大怒，遂派遣新任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率领大军讨伐耶律留哥。双方战于归仁（今辽宁昌图）北细河上，金军大败。蒲鲜万奴收散卒败走东京（今辽宁辽阳），耶律留哥进占咸平，尽有附近州县，遂以成平（今辽宁开原）为都城，号中京。金宣宗在蒙古咄咄逼人的攻势第二节东夏国的兴亡贞祐二年五月，金宣宗弃中都（今北京），南迁南京（今河南开封）。
　　成吉思汗一面发大兵再围中都，一面派遣木华黎率军攻打辽西，从而切断了东北与金朝廷的联系。面对蒙古军不断进逼，蒲鲜万奴与其他的东北金朝将官不是精诚合作，共同对敌，而是互相猜忌、倾轧。早在万奴任咸平路招讨使时，见东北路招讨使完颜铁哥兵强马盛，乃以咸平与耶律留哥辖地相邻，征完颜铁哥骑兵2000、泰州军3000 及其户口充实咸平，铁哥不遣。及万奴继任辽东宣抚使，即治铁哥罪，下狱杀之。北京留守奥屯襄、宣差蒲察五斤上表，称蒲鲜万奴有异志，朝廷应治罪万奴，限制其势力发展。蒲鲜万奴由于归仁之败，颇不自安。两将上表，益恐宣宗治罪于他。此时木华黎大军正在进攻辽西，连拔惠和（今辽宁建平北）、金源（今辽宁朝阳大青山西）、和众（今辽宁凌源西）、龙山（今辽宁喀左南）等15 城，进而包围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贞祐三年（1215）正月，北京守将宣抚使兼留守奥屯襄被杀，二月城破。接着蒙古军占领兴中府（今辽宁朝阳）。蒲鲜万奴决定不复听命金朝，主动出击，扩大自己势力范围，以图在东北立足。三月、四月、五月、九月，万奴多次出兵攻取咸平、沈州（今辽宁沈阳）、澄州（今辽宁海城），南下取宜风、易池（今辽宁盖县一带）。耶律留哥侦知万奴四处出兵，东京城内防守空虚，乘机攻破东京，副帅可特哥掠娶万奴妻李仙娥。万奴复取东京，其时辽东猛安谋克人多投附之。于是在贞祐三年十月据东京自立，称天王，国号大真（史称东真），改元天泰。都东京，统辖东京附近州县及成平路部分地方。
　　贞祐四年（1216）七月，木华黎大军占领辽西后，东渡辽河，连克苏、复、海三州，一直挺进到鸭绿江下游，取婆速府路大夫营。蒙古军所到之处旨在掠夺财物，一扫而过，辽东诸城望风而降。十月间，木华黎大军过东京时，蒲鲜万奴亦递降表，并按照蒙古军的规定，以子帖哥为人质，至蒙古给事于御营。蒙古军对举城投附者，予以重用，并多保留原有势力，驻守原地。拒降者皆杀戮无赦。因而蒲鲜万奴降蒙后，仍拥有原来的实力，并有一定的独立性。率众十余万人，遁入海岛，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兴定元年（1217）正月，万奴率部出海岛，转战于鸭绿江下游一带，破大夫营，败金守将元帅于哥下。适时蒙古军已撤出辽东，木华黎被调往中原。万奴子帖哥亦从蒙古返回辽东，于是万奴杀蒙古留守（监军）耶律捏儿哥，叛蒙古自立。
　　以辽东不宜固守，蒲鲜万奴率部北上攻取隆安府（今吉林农安），金守将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逃往开封。接着，万奴全力攻打上京（今黑龙江阿城之白城子），由于金守将元帅完颜承充及其女完颜阿鲁真率军顽强抗拒，万奴几次发动进攻，均未能攻克。于是他放弃上京，向东进军，进入易懒路、速频路地区。六、七月间，改国号为东夏，年号仍为天泰，建都开元（一说在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即原渤海上京龙泉府；一说在绥芬河下游双城子，即今乌苏里斯克），并置南京（今吉林延吉东）、北京两个陪都。
　　东夏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皆承用金朝制度，朝廷设尚书省六部，地方设路、府、州、县与猛安谋克。辖境东至日本海，北界黑龙江，西起张广才岭东西，南到曷懒路南界（今辽宁铁岭一带）。
　　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时期，金朝在东北的统治已经崩溃，辽东行省退处婆速路（今辽宁、吉林东部和朝鲜东北部）一隅。耶律留哥部于贞祐四年（1216）发生内乱。趁耶律留哥赴蒙古朝见成吉思汗之机，乞奴、金山等推耶斯不称帝于澄州（今辽宁海城），国号仍为辽。不久耶斯不被部下所杀，乞奴监国。留哥引蒙古兵击败乞奴，乞奴逃往高丽。耶律留哥徙居临潢府，占据以广宁为中心的辽西地区。经过这次变乱，耶律留哥已不能与蒲鲜万奴相匹敌。蒙古正与金朝角逐中原，又用兵西夏，无暇分兵辽东。蒲鲜万奴虽叛蒙古自立，但没有与蒙古发生正面冲突，因此蒙古对东夏国没有采取军事行动，双方相安无事。
　　乞奴率残部入高丽境后，内讧迭起，不到三年时间，发生四次自相残杀，后来喊舍成为首领，这支既不统一，又无节制的近十万部众，在高丽境内辗转骚扰各地，京城屡遭威胁。兴定二年（1218），东夏、蒙古、高丽三方联军讨伐喊舍。蒲鲜万奴遣东夏国元帅胡土率兵2 万，成吉思汗派元帅哈真和扎剌率兵1 万与临潢的留哥部众，约8 万人；高丽助兵40 万，围喊舍部于江东城。翌年正月，喊舍自杀，余部投降。
　　金正大六年（1229），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亲率大军攻金。正大九年（1232）钧州三峰山之战，蒙古消灭金军主力，占领了黄河南北大部分地区。随后兵锋指向东夏国，天兴二年（1233），蒙古皇子贵由、诸王按赤台、国王塔思统帅大军取道高丽，攻入东夏国。九月，围困蒲鲜万奴于南京，城陷，万奴就擒被杀。蒙古军很快占领了开元、恤品（今绥芬河流域）两路。
　　第八十七章元好问第一节名震京师“元才子”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鲜卑拓跋氏后裔。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史学家。其父元德明，善诗赋，累举不第，终生未仕，教授过乡学，自号“东岩”，著有《东岩集》。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就过继给二叔元格、婶母张氏。4 岁开始学习认字读书。7岁入小学，8 岁学作诗，被人誉为神童。11 岁，元格官冀州（今河北冀县），在那里，元好问受到翰林侍读学士路铎的赏识。路铎，字宣叔，为文尚奇，诗篇温润精致。指点元好问作文章。14 岁，元格调官陵川，元好问受业于泽州宿儒郝天挺（字晋卿）。从学六年，博通经史，尤工诗。
　　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南渡，迁都开封。为避兵祸，元好问举家迁往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后转徙登封。此时元好问与当时金朝诗文名家赵秉文、冯璧、雷渊、李献能、王渥、崔遵、王著等人交游，或拜师，或为友，尤以辛愿、李汾和李献甫为知己。元好问经常与诸人游山水名胜，诗酒酬唱，诗歌创作极丰，对景抒情，借古讽今，饱含着深沉的家国之忧。其中《箕山》、《元鲁县琴台》等诗篇，深得礼部尚书赵秉文的赞赏，以为近代无此佳作。于是名震京师，被人目为“元才子”。
　　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元好问科举及第，但因科场纠纷，被诬为“元氏党人”，他愤然不就选任。三年后（1224），元好问又得到赵秉文等人贡举，参加考试，得中宏词科，被任为权国史院编修，留官南京（今河南开封）。自哀宗正大三年起，历任镇平令、内乡令、南阳令。天兴元年（1232），擢尚书省掾。不久，升任左司都事，又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
　　第二节崔立碑事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围开封，元好问在围城中。金哀宗以“亲征”之名逃出京城，兵败卫州后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朝中无主，诸军帅不听调遣，朝野已有立荆王完颜守纯（宣宗子）监国，以城投降蒙古的议论。两位留守大臣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捻阿不只知死守，全无应对之策。趁官民失望、愤怒之际，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率兵作乱，杀二相及十多位官员，以城向蒙古请降。
　　崔立投降蒙古后，自认为有免开封屠城之祸，拯救一城生灵之功，胁迫朝臣为其立碑歌功颂德。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都被迫参加撰写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的字迹，刻上碑文。几天后蒙古兵入开封，大肆抢掠，碑立否不知结果。此事史称“崔立碑事”或“甘露碑事”。因撰写崔立记功碑文，有涉“名节”问题元好问一生常为此所扰。
　　第三节战俘生涯天兴二年（1233）四月，元好问随两宫、皇族宗室、百官被蒙古兵押往青城。五月，又被押送北渡黄河，羁管山东聊城，在聊城近两年的时间里，一家十口居住在至觉寺一间不满方丈的小屋内，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这期间金哀宗在蔡州自缢，金朝灭亡。元好问写了许多诗篇，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其中有对金哀宗之死和金朝灭亡的沉痛哀悼，有对金朝君臣的无限思念，有对蒙古兵暴行的斥责，有对北方难民的同情，还有对崔立叛逆的鞭挞。由于元好问的诗文名气很大，山东名人豪士多与他交往，后来结识了蒙古东平路行军万户（当时山东最高长官）严实，被严实招为幕客，声名日隆而交游益广。他与严氏父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后来他的文集也赖严实之子严忠杰而刊布流行。
　　窝阔台汗七年（1235），元好问迁往冠氏（今山东冠县），在此居留三载。由于羁押限制放宽，又得到严实的部下，东平左副元帅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马都总管事、行军千户赵无锡的照顾，生活有所好转。
　　第四节北方文坛盟主在山东六年中，元好问在文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中州集》的编辑工作（一说是于1249 年完成）。他为“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收集金代250 名作家2100 余首诗词。除首卷金章宗和其父显宗完颜允恭之外，为每位作者立传，开创了断代诗史的新体例，将论诗、论史与作品汇集一处，以诗存史，对后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元好问携家返回故乡秀容。作为北方文坛盟主，他认为“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遂以史学自任，大约在窝阔台汗十三年（1241），他曾去顺天（今河北保定）张柔（蒙古顺天帅，世侯，与好问为姻亲）处，表示愿修金史，欲借阅《金实录》。早在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张柔率蒙古兵入开封时，独入史馆，取《金实录》与秘府图书北归。此时张柔奏请蒙古皇帝，得到允许，但为乐夔所阻未成。于是元好问发愤自修金史，筑“野史亭”以治史。元好问平生有三大嗜好：游山玩水、交友、饮酒。此后几二十年周游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往来四方游山访友，采访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所过之处“铭天下功德者，尽趣其门”。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名声益著。元好问利用撰写碑铭、记、序等记述史事，杂录近事至百余万言，以文存史，为撰写《金史》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乃马真后二年（1243）元好问还曾应耶律楚材之邀到燕京，为其母苏国夫人撰写祭文和父亲耶律履撰写碑文。元好问与耶律楚材关系很好。早在金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占领开封时，元好问向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上书，请他保护资助金朝秀民才士衍庆公孔元措、状元王纲、王鹗、李治、张仲经、麻革、杨奂、张德辉、李谦、徐世隆、刘祁兄弟、程思温兄弟、乐夔等54人，酌加任用。此次元好问应召赴燕京的另一目的是想获得一些有关金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种种原因，元好问生前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的著作《壬辰杂编》、《中州集》、收入《遗山文集》的各类文章，以及积累的金朝君臣言行资料，为元代修金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故《金史·元好问传》称“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元好问的诗作，五言诗风格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别出新意，歌谣长短句，清新豪放，慷慨悲歌，有幽、并古风。内容上反映了当时北方人民在连年战乱中的苦难，饱含着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奇崛而绝无雕琢之病，继承了中国诗歌优秀传统，“上薄风雅，中规李杜，下配苏黄”，被誉为一代宗工。
　　元好问还长于书法，精于鉴赏书画、金石文字、古物，通晓历算、医药、佛、道，曾辑录有中药验方《元氏集验方》，传之子孙。蒙哥汗七年（1257）九月卒于获鹿寓舍，时年68 岁。
　　第八十八章数学五代十国时期各地方政权连年征战，社会动荡不安，但数学教育仍在以不同的形式继续进行，并有一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为数学知识的传播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据史籍记载，后唐明宗天成五年（930），宋延美“明算科及第。是年明算五人，而延美为之首”①。这说明当时重视数学教育，而宋延美作为中试的五人之首，显然有较高的数学水平。又如后梁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裴迪“明筹算”②，后晋与后汉并州（今山西太原）人聂文进“善书算”③，南汉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薛崇誉“善《孙子》、《五曹算》”④，黄钟骏《畴人传》卷4 引《南汉书》载晚唐与南汉周杰“尤精历算”，等等，这些人无疑都是有较高数学造诣的官员。当时一些天文学家如后晋马重绩撰修《调元历》，后周及宋初王处讷撰修《明玄历》和《应天历》，后周王朴撰修《钦天历》等，也必定掌握较复杂的数学知识。现存敦煌数学文献中有一部分为五代时的作品，从中可以了解当时民间数学教育的一些内容。
　　在隋唐五代数学教育不断推广和数学知识逐渐积累的雄厚基础上，两宋时期的中国数学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并逐步走上了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顶峰。这一时期出现了贾宪、秦九韶、杨辉等杰出数学家，撰写了《黄帝九章算法细草》、《数书九章》、《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数学名著，取得了诸如贾宪三角、增乘开方法、大衍求一术、垛积术、会圆木、纵横图等重要的数学成就，此外，在筹算简捷算法方面也有许多新成果，为珠算的产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算法条件。
　　在辽、金、西夏等统治地区，数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如辽金天文学家贾俊、杨级、赵知微和耶律履等曾分别撰修辽《大明历》、金《大明历》、《重修大明历》、《乙未历》等，都要用到不少数学知识。史籍记载，当时通晓数学的人也为数不少，尤其是在金朝统治的山西、河北地区，中国数学家创造了一种普遍的列方程的方法，即“天元术”，从而为元代在天元术、四元术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贾宪三角贾宪是北宋时期的杰出数学家。关于他的生平，现在仅知，他是当时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楚衍的弟子，曾以寄禄官左班殿直至司天监（后改太史局）任等官职，撰有《黄帝九章算法细草》9 卷、《算法 古集》2 卷，但都已失传。据有人研究，贾宪《黄帝九章算法细草》约写于天圣元年（1023）至皇祐二年（1050）之间①。从南宋数学家杨辉《详解九章算法》所附《九章算法纂类》（1261）记载的该书部分内容可知，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以及立成释锁开平方法、立成释锁开立方法和增乘开方法等。① 《册府元龟》卷869。
　　② 《旧五代史》卷4。
　　③ 《新五代史》卷30。
　　④ 《宋史》卷481。
　　① 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 年版，第145 页。
　　图1 开方作法本源图开方作法本源图（图1）①，是一个由数字构成的三角形数表，现称“贾宪三角”，因见于杨辉著作，故亦曾称“杨辉三角”，实际上即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杨辉曾明确指出：这个图系“出释锁算书，贾宪用此术。”图下五句说明文字的意思是说图中各行数字为开方过程中的各项系数以及具体的开方方法。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四元玉鉴》记载的“古法七乘方图”（图2），又在贾宪三角中增添了许多连线，更进一步表示出二项式（x＋a）n 展开式各项系数之间的关系。贾宪三角是数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它在数学的许多领域都有极其重要的应用。15 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Al—Kāshī）也曾给出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此后，这张图表又被德国数学家阿皮安努斯（P.Apianus，1527），施蒂费尔（M.Stifel，1544），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N.Tartaglia，1556）和法国数学家帕斯卡（E.Pascal，1654）等图2 古法七乘方图讨论过，并被西方数学家称为“帕斯卡三角”，但这些数学家都比11 世纪的贾宪晚很多年才获得这一成果。
　　杨辉《九章算法纂类》还载有贾宪立成释锁开平方法和开立方法。“立成”是唐以后天文学家对推算各种数据时所用数表的通称，“释锁”在宋元数学家著作中则指开方和解数字方程。因此，贾宪的立成释锁法应是利用一种数表来解决开平方、开立方乃至开高次方问题的方法，而这种数表很可能就是他提出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但据《九章算法纂类》所载，其演算步骤则与《九章算术》少广章开平方术和开立方术基本相同。
　　第二节增乘开方法贾宪的又一重要数学成就是根据开方作法本源图的构造原理创造了增乘开方法。用这种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要比《九章算术》少广章的方法简便得多，并且其运算原则可以推广到求任何高次幂和高次方程正实根的近似值。贾宪用此法解决了求x2＝A，x4＝A 等的近似值问题。在宋代有不少数学家对解方程问题进行研究。如据杨辉《田亩比类乘除捷法》所载，刘益在《议古根源》（全书已佚，杨辉书收有其二十多个算题）中提出了“正负开方术”，所论方程系数可正可负，取消了以前对方程系数只允许为正整数的限制，并讨论了x2-ax＝A 和-x2＋ax＝A（a＞0，A＞0）的数值解法，把方程论（包括增乘开方法）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工作属于初创，还不够完整和系统。
　　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先进成就，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术程序，成功地将增乘开方法运用于求一般高次方程：a0xn＋a1xn-1＋a2xn-2＋.an-1x＋an＝0（an＜O，a0≠0）
　　的数值解。他在《数书九章》中列举了二十多个解方程问题，次数最高达十次；除一般方法外，还讨论了“投胎”、“换骨”、“玲珑”、“同体连枝”① 见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卷16344 所收杨辉《详解（九章）算法》。等特殊情形；并将其方法广泛应用于面积、体积、测量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从而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问题上，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
　　增乘开方法的特点是在演算过程中自下而上随乘随加，求出各项系数，进行方程变换，逐步求出方程正根的各位数字，其演算程序具有很强的机械性，可以毫无困难地转化为计算机程序。在西方，关于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探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1804 年，意大利数学家鲁非尼（P.Ruffini）才创立了一种逐次近似法用以解决数字高次方程解的近似值问题，并为此获得了意大利科学协会颁发的金质奖章，而在1819 年英国数学家霍纳（W.G.Horner）才提出与增乘开方法演算步骤基本一致的算法，后被称为“霍纳法”。但是，他们已经比秦九韶晚了五百多年，并且其原始方法也没有秦九韶法简捷明确。在现代一些计算数学著作中已将这种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改称“秦九韶法”。
　　第三节大衍求一术大衍求一术是中国古代数学家用于解决一次同余组问题的方法。这类问题与历法中关于“上元积年”的推算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假定远古时有一年的十一月初一甲子日夜半又恰好是合朔和那一年的冬至，并把这一时刻定为历法计算的起点，称为“历元”。从该年到编历年所经过的总年数，就叫做“上元积年”。已知编历年实测冬至时刻和十一月初一合朔时刻推算上元积年，就是求解一次同余组问题。西汉历法中已有上元积年的数据，但没有算法的记载。由于当时问题比较简单，所以其算法也不会太难。南北朝时期《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问题”（亦称“孙子问题”），是最早见于中国数学文献的一次同余组问题，但其解法很不完备。随着天文历法的发展，天文学家对历元又提出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要求，于是推算上元积年的条件更为复杂，求解有关同余组也就需要更高的技巧。显然，从两汉到宋朝的千余年中，一定会有很多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曾研究并很熟悉一次同余组的解法，但可惜的是在有关文献中除一些数据外却没有更多的记载。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前人的贡献，在《数书九章》中创立“大衍求一术”，提出关于一次同余组问题的相当完整的理论和算法，并且推广其应用范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杰出成就。他所著的《数书九章》，曾称《数学大略》、《数学九章》，全书18 卷，分9 类，每类9 题共81 个应用问题，其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土地面积、勾股测量、建筑工程、田赋户税、商业贸易、货币金融、军事活动等丰富内容，是一部可与《九章算术》相媲美的数学名著。
　　《数书九章》所载大衍求一术的大意是，设要求解一次同余组：x≡ri（modmi）（其中i＝1，2，3，.，n）
　　秦九韶把求最小正整数x 的问题归结为求出一组数ki，使之满足条件：kiMmi≡1（modmi），（i＝1，2，3.，n）
　　其中M＝m1·m2·.·mn，ki 称为“乘率”。于是，一次同余组的最小正整数解x=（r1k1Mm1＋r2k2Mm2＋.＋rnknMmn）—pM（p 为非负整数）
　　这就是现在数论中著名的“孙子定理”。秦九韶详细论述了用辗转相除推算ki 的方法，由于运算的最后一步要出现余数1，因而称为“求一术”。他又进一步将其与《易经·系辞》中的“大衍之数”附会起来，而称之为“大衍求一术”（现在一般通指一次同余组解法）。此外，他还分别讨论了模数m1、m2、.、mn 两两互素和不互素的情形，并给出了相应的变换方法。在欧洲，直到18、19 世纪，著名数学家欧拉（L.Euler，1743）和高斯（C.F.Gauss，1801）等才对一般同余组解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与秦九韶相同的结果，并且对模数两两互素的情形给出了严格的证明。这已经是秦九韶以后500 年的事情了。在数学史上，上述定理过去称为“中国剩余定理”，现多改称“孙子剩余定理”或“孙子定理”。
　　第四节垛积术在中国古代，对于一般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如《九章算术》、《张丘建算经》等都提出了一些有关等差级数求公差及求和的公式。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又首创“隙积术”，开始研究某种物品（如酒坛、圆球、棋子等）按一定方式堆积起来求其总数问题，即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方法。设一个长方台垛的上广（顶层宽）为a（个物体），长为b，下广（底层宽）为c，长为d，高共有n 层，则沈括的结果相当于得到长方台形垛积物体总数：S＝ab+(a+1)(b+1)+(a+2)(b+2)+.+[a+(n-1)][b+(n-1)]＝n6[(2b+d)a+(2d+b)c]+n 6(c-a).关于这个结果，沈括仅说：“予思而得之”①，但他没有详细说明是用什么方法求得这一正确的长方台垛公式的。南宋数学家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和《算法通变本末》中，丰富和发展了沈括的成果，提出了诸如S nnn nsn nn n n= + + + + = + += + + + + ++= + +1 2 361 2 11 3 6 10121 61 22 2 2 2 LL( )( ),( )( )( )之类的菓子垛和三角垛求和公式。沈括、杨辉等讨论的级数与一般等差级数不同，它们前后两项之差并不相等，但是逐项差数之差或者高次差相等。对这类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沈括称为“隙积术”，杨辉之后则一般称为“垛积术”，后来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吸引不少数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就得到了一系列更复杂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公式，并把垛积术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联系起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数学家顾观光指出：“堆垛之术详于杨氏、朱氏二书，而创始之功，断推沈氏。”① 《梦溪笔谈》卷18。
　　②第五节会圆术沈括在数学上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创立“会圆术”③，给出了中国数学史上最早的由弦和矢的长度来求弧长的近似公式。如图3，设圆的直径为d，BE弦长为c，DK 矢长为v，BDE 弧长为s，则沈括的结果相当于得到了公式S≈c＋2 2 vd.这是一个近似公式，但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还是比较简便的。他同时还得出一个由矢长和半径求弦长的公式。虽然沈括并没有说明他的证明方法，但这两个公式很容易从《九章算术》弧田术及勾股定理推导出来。会圆术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中国数学史上最早提出了关于弧、弦、矢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后一些数学家继续对这一新课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如元代郭守敬、王恂等人在《授时历》中反复应用沈括的会圆术，并根据相似三角形各线段间的比例关系，在推算“赤道积度”（太阳赤经余弧）和“赤道内外度”（太阳赤纬）方面创立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数学意义而言，这种新算法相当于球面三角学中求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方法。
　　第六节纵横图纵横图，亦称幻方，是把从1 到n2 的自然数排列成纵横各有n 个数，并且使同行、同列及同一对角线上n 个数的和都相等的一种方阵。纵横图是中国古代数学中由来已久的比较特殊的内容之一。《数术记遗》载有“九宫算”，甄鸾注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这实际上是一个三行纵横图，各行、各列及两条对角线上的数字之和都等于15。“九宫图”，后世通称“洛书”，其起源当早于汉代，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现在已知最早的纵横图。南宋杨辉在《续古摘奇算法》中列出了n＝3，4，5，.，10 行的各种纵横图，如十行纵横图称为“百子图”等，并对一些纵横图的构造方法进行了研究。如洛书数的构造方法是“九子斜排，上下对易，左右相更，四维挺出”等。此外，他还记录了聚五图、聚六图、聚八图、攒九图、八阵图、连环图等圆形或环形的新型数字组合图，这些都可说是纵横图的进一步演变和发展①。丁易东《大衍索隐》也收有与杨辉攒九图和连环图相似的图。明清时期一些数学家如程大位、王文素、方中通、张潮、保其寿等对纵横图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结果。过去，② 顾观光：《九数存古》卷5。
　　③ 《梦溪笔谈》卷18。
　　① 参见李俨：《中算家的纵横图研究》，见李俨《中算史论丛》第一集，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纵横图大多是作为开动脑筋启发智力的一种数学游戏，而现在则已成为组合数学的重要内容，在程序设计、图论、组合分析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第七节筹算算法的发展中国古代数学在筹算的基础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作为主要计算工具的算筹，也还存在不少缺点，特别是使用不便，演算速度和效率不可能很高。例如筹算乘除法，要把算筹摆成上中下三层，演算时要不断拿上拿下，一根根移动，相当麻烦。所以，当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乃至财会人员作比较复杂的计算，有时要把算筹摆满一桌子，即所谓“置筹盈案”。可想而知，用四五寸长，二三分宽的小竹棍摆一个十几位的数字，所占的地方就已很可观了。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日益需要进行大量繁杂的计算，并且要求算得快和算得准，因此原有计算方法甚至计算工具都越来越不能适应实际需要，改进算筹和筹算的迫切要求迅速提到日程上来。对筹算方法的研究和改进，首先是从简化乘除运算开始的。早在8 世纪的中唐时期，以《夏侯阳算经》名义流传至今的《韩延算书》，就记载了把多位数乘除通过身外添减等转变成乘以或除以单位数的方法。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了求一、上驱、搭因、重因、增成之类筹算的简捷算法并且指出：算术“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不胶一法”①，概括地说明了当时这样一种趋势。南宋数学家杨辉对筹算算法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杨辉，字谦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曾在浙江做过地方官员，撰有《详解九章算法》附《九章算法纂类》共12 卷（1261），《日用算法》2 卷（1262），《乘除通变本末》3 卷（1274），《田亩比类乘除捷法》2 卷（1275），《续古摘奇算法》2 卷（1275），后三种一般合称《杨辉算法》。在杨辉的著作中，系统地叙述了以加代乘和以减代除的各种方法，其中“加法代乘”有五法，“减法代除”有四法，如加一位、加二位、重加、隔位加、连身加、减一位、减二位、重减、隔位减等。他还介绍了唐宋相传的求一代乘除法并编成易于上口的歌诀。如求一乘法歌诀是“五六七八九，倍之数不走。二三当折半，遇四两折纽。倍折本从法，实即反其有..”①用这种方法把乘数的首位变成1，然后再用加一位、加二位等方法来计算。对于除法，也有求一歌用来简化运算。但通过求一除法歌诀以减法代除进行除法运算实际上并不简捷，所以后来被归除歌诀所代替。杨辉《乘除通变算宝》中还载有九归歌诀、化零歌以及除数是两位数的飞归歌诀等。如九归古诀是：“归数求成十，归除自上加。半而为五计，定位退无差。”杨辉在这四句古诀的基础上，又添注了三十二句新口诀，使之更加明确。像杨辉算书里记载的歌诀形式，在13、14世纪宋、元、明三代是很流行的。当时不仅用这种诗歌形式提出问题，而且① 《梦溪笔谈》卷18。
　　① 见杨辉《乘除通变本末》中的《乘除通变算宝》。
　　用来说明算法。这种便于记忆和掌握的形式，后来更加简明和完善。它反映了筹算算法的发展，也促进了珠算的产生，而它本身也逐渐演变成后人熟知的珠算口诀。
　　在唐宋时期还有一部《谢察微算经》。《新唐书·艺文志》载《谢察微算经》3 卷，《宋史·艺文志》作谢察微《发蒙算经》3 卷，对这部算经的年代现在还难以确定。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五代时的作品，并据此书残存部分“用字例义”中提到与算盘有关的用语，如中、算盘之“中”、脊、进、退、上、下等，推断五代时已经有了珠算②。但是，这部分内容是否为《谢察微算经》原有的内容尚有疑义，并且现在还没有掌握元代之前已有珠算的任何一条可靠记载，所以对这类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
　　除上述各项数学成就外，在诸如四舍五入法，小数记法，联立方程组解法，已知三角形三边求面积的公式，棋局总数计算，运筹思想与实践等方面，两宋时期的数学家们也都作出了相当出色的贡献。
　　第八节数学教育两宋时期官府对数学教育事业曾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几起几落，争议不休。北宋初期算学曾与文、武两学并列，设有算学博士，但一直未开办正式的学馆。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诏令通算学者可于吏部就试，合格者授予地位很低的官职，并令秘书省刊刻算经十书，以备学习之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曾派人选址，准备建造算书馆，但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员，并且有人反对说，将来“建学之后，养士设科，徒有烦费，实于国事无补”，于是作罢。直到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国子监始立算学，设博士4 人和其他职员8 人，计划招收260 名学生。学习教材是《九章》、《周髀》、《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等。考试分上、内、外三舍（三级），上舍合格者可授予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等初级官阶。崇宁五年（1106）初，算学被撤销，而在同年底却又得到恢复。大观三年（1107）还搞了一次封祀历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礼仪活动，如封张衡为西鄂伯，祖冲之为范阳子，刘徽为淄乡男等，并打算绘像从祀，但也由于有人反对而未正式进行。大观四年（1108），又撤销算学，算学生并入太史局。政和三年（1113）复置算学，仍用算学馆旧址，并令地方上仿照执行，其教育制度与元丰、崇宁时相同。宣和二年（1120）再次撤销了算学馆及有关的官职。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北宋时算学馆的兴废交替比较频繁，这种情况当然对数学发展是不利的。到了南宋时期，官办数学教育事业就更趋衰微了。但另一方面，官办数学教育毕竟培养了一批通晓数学的人才，并对民间数学传习产生了一定的鼓励和示范作用，这还是应该肯定的。
　　在数学教材方面，北宋元丰七年（1084）刻印算书时，唐代十部算经中的《缀术》已经失传，因而只刻印了九部，并且据考证，其中《夏侯阳算经》并非原著，而是唐代中期的《韩延算术》，这部书由于卷上第一章引用了夏侯阳的一句话而被误认为《夏侯阳算经》。元丰年间所刻《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② 李迪、冯立升：《〈谢察微算经〉试探》，见李迪主编《数学史研究文集》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和《缉古算经》这九部算经是最早的官刻本数学书籍，可惜在清初就已全部亡佚。南宋绍兴九年（1139）刻书兴学，但未刻印算书。一直到南宋嘉定六年（1213），鲍澣之在福建汀州学校主持翻刻北宋本九部算经时，又补入《数术记遗》1 卷。到了清初，南宋所刻算书也仅存《周髀》、《孙子》、《张丘建》、《五曹》、《缉古》、《夏侯阳》和《九章》7 种孤本，其中《九章算术》仅存5 卷。这些书幸得传留至今。宋刻本十部算书基本上是以李淳风等注释本为基础的，并且其绝大部分内容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下来，为我们保存了宝贵的数学史料，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算经十书》。
　　从隋唐到宋元，官府兴办的数学教育事业日趋衰落，而民间数学教育却有所发展。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算书和算表，记载了算筹记数、乘法口诀、四则运算、面积、体积等实用算术方法。这些著作大多是唐末宋初的作品，从中可以反映当时民间数学教育的一些内容，并表明当时所用教材并非都是官府统一刊布的算经。到了宋元时期，民间数学教育更为流行，如李冶曾在河北元氏与获鹿两县交界处的封龙山隐居讲学，并进行数学研究。在元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郭守敬少年求学时的河北磁县紫金山，形成了一个以刘秉忠、张守谦、张易等为中心的成就卓著的学派，数学也是这个学派教学与研讨的领域之一。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更是“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四方之来学者日众”。他的《算学启蒙》是一部很好的数学入门书，其中还包括“天元术”等当时数学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南宋之后刻印的数学著作中，出现了歌谣形式的数学问题和算法口诀，更能说明数学的传授已经走出官学的大门，逐渐深入到了民间。此外，还应提到的是杨辉在《乘除通变本末》中给出了一个“习算纲目”，这是学习一般民用和商用数学的一份切合实际的教学大纲，其中提倡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注重培养和提高计算能力等。这个“习算纲目”是我国数学教育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第八十九章天文学第一节珍贵的天象记录宋代很重视天象观测，为了避免天文观测人员谎报、漏报、错报天象，同时也为了提高司天监人员的责任心，除司天监外，还在皇宫内再设天文院，也进行天象观测，并于次日清晨用以核对司天监的报告。于是司天监与天文院两边的天文观测人员都不敢懈怠，故天象记录多而详细，有些记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1006 年在豺狼座爆发了一颗超新星，据研究，这颗星最亮的时候达到—9.5 等，即当时的亮度约相当于满月亮度的十分之一。这次爆发所留下的遗迹是一个射电源，仍为现代天文学家所关注。关于这颗超新星的爆发，宋代留下了较详细的记录。如《宋史·天文志》载：“景德三年（1006）四月戊寅，周伯星见，出氐南骑官西一度，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历库楼东。八月，随天轮入浊。十一月复见在氐。自是，常以十一月辰见东方，八月西南入浊。”《宋会要辑稿·瑞异一》载：“（景德三年）五月一日，司天监言：先四月二日夜初更，见大星，色黄，出库楼东、骑官西，渐渐光明，测在氐三度。”
　　另一颗超新星更为著名，就是1054 年爆发的天关客星。《宋史·天文志》记录是：“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宋会要辑稿·瑞异一》记录是：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二十二日，“守将作监致仕杨惟德言：伏睹客星出见，其星上微有光彩，黄色。”同书记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1054）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现代天文工作者根据这些历史记载和当前这颗超新星遗迹的状态，确定了这颗超新星的类型。他们从所记载的星的位置，最大亮度，从最亮到看不见所经历的时间，分析出它的爆发机制和爆发后的演化。现在已知，天关客星的遗迹是一个美丽的蟹状星云，星云中还有一颗中子星。它是一个强射电源，有强x 射线辐射、γ射线辐射和红外辐射等。这些都引起现代天体物理学家的极大兴趣。
　　沈括有一条天象记载也受到现代科学家的高度评价。《梦溪笔谈》所记载的是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的一次陨石降落：“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短短不到200 字，将陨石降落的整个过程写了出来，对声、光、色、温、地点、过程、形状、重量、密度和降落时间等作了全面详细的描述。
　　第二节天文仪器的制造宋代制造过许多大型的天文仪器。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来自四川的民间天文学家张思训设计并于次年制成一台水转浑象，通称“太平浑仪”，起楼高一丈有余。这台浑象改水力推动为水银推动，以解决冬天因水流凝冻迟涩而影响仪器运转速度的问题。与浑象运转联动的报时装置，胜过东汉张衡及后来的一些同类仪器，小木人也增加到十多个。《宋史·天文志》载：“七值神左摇铃、右扣钟、中击鼓，以定刻数。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以木为十二神，各值一时，至其时，则自执辰牌，循环而出，随刻数以定昼夜长短”。七值神即七曜值日，实际上，这是一个带有日历显示的时钟，是采用星期制的报日和报时装置。其中由金、木、水、火、土加日、月表示七值周期，以金曜日为七值周期之首。这种记日制度，早在唐代《符天历》和五代时期的《调元历》中已经使用，宋代建隆四年（963）起行用的《应天历》中，也有七值内容。此外，在一天之内又分十二辰，由十二神轮流出现报出时辰，而时初、时正和刻数则分别由铃、钟、鼓声报出。张思训的仪器继承和发展了唐代一行和梁令瓒的成果，并对后来的仪象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也因创制仪器有功而升任司天浑仪丞。
　　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天文学家韩显符制成一台供观测用的铜浑仪，通称“至道铜候仪”。大中祥符三年（1010）他再造一台相类似的浑仪，专门用于司天台培养观测生的教学。此外，皇祐三年（1051）舒易简、于渊、周琮等人制成黄道浑仪；熙宁三年（1070）沈括、皇甫愈等人制成熙宁浑仪。这些仪器每台用铜量都在两万斤左右，各自有一些新的创造。如皇祐浑仪，它的时间分划一改在地平环上刻度的旧制，而改刻在固定的赤道环上，正确反映了天体位置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熙宁浑仪简化结构，从计算上去解决月亮在白道上的位置，将浑仪上的白道环取消，使用方便，而且提高了测量的精度。
　　天体周而复始不断地在天穹运动，不同时刻它们的位置不同，因此，在使用浑仪观测天体时，相应地也要有良好的计时仪器，客观需要提出了提高漏刻精度的要求。天圣八年（1030）燕肃发明莲花漏，在多级漏壶（上匮和下匮）的最后一级漏壶（下匮）上部开孔（分水孔），使壶中的水位恒定地保持在孔下，多余的水由孔经注水筒（竹注筒）流入减水盎。由于末级漏壶水位恒定，所以漏水均匀，提高了计时精度。皇祐初期，舒易简、于渊、周琮等人又在莲花漏的基础上，再加一级恒定水位的平水壶，从而使漏刻的精度进一步提高。
　　宋代最为精巧的天文仪器，当推苏颂领导研制成功的水运仪象台。元祐元年（1086），苏颂奉旨校验天文院和太史局两处的新旧浑仪，考察中他发现同一台仪器由不同的人去操作，所得测量结果不同，他们“各指得失，终无定论”。于是他想制造一种以水为动力，浑仪和浑象联动并能与天同步运动的仪器。另外，一行、张思训已将这种仪器与报时装置集为一体，所以新的仪器还要同时解决报时问题。苏颂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缺乏参考资料，正如他自己所写：“张衡之制，史失其传；开元旧器，唐世已亡”，本朝“太平浑仪，自思训死，机绳断坏，无复知其法制者”，所以制作新仪必须重新设计。经过苏颂与精通数学、天文学并有巧思的吏部守当官韩公廉等人的反复研究和精心设计，新仪从元祐二年（1087）开工制造，三年制成木样，经鉴定和检验后，据此正式铸造铜仪。元祐七年（1092），这座中国古代最宏伟、最复杂的天文仪器建成，宋哲宗赐名“元祐浑天仪象”，后人通称“水运仪象台”。
　　苏颂实现了将浑仪、浑象和报时结合于一体的设想，整座仪器使用水力为动力，经变速、传动和控制使三部分仪器联动并能跟踪天体运行。仪器总高约12 米，宽约7 米，分上、中、下三层，底层是动力与传动装置和报时钟，中层密室中转动着的是浑象，上层为浑仪。浑仪上的望筒可对准并可自动跟踪天体，而随望筒运动的三辰仪时圈则可指示出时间的变化，此外，浑仪所在小室的屋顶可以启闭，这与现代天文台上的望远镜转仪钟与活动圆顶作用相同。
　　水运仪象台的报时部分也精巧绝伦。它共分五层，其中三层用于白昼报时，两层用于夜间报时，共有承担报时职能的木人254 个，每个时辰分时初与时正，分别由左门小人摇铃和右门小人敲钟报出，每至一刻由中门小人击鼓。第二、三层的木人分别举辰牌与刻牌，当非正点辰刻没有报时声的时候可从牌上看出当时的时辰与刻数；第四、五层的木人敲钲以报更，没有报更声的时候可从木人所举更牌上看出更次。水运仪象台的整台仪器由水提供动力自动运转。它的又一项重要发明是其“天衡”装置，它类似于近代钟表的擒纵器（卡子），控制着仪器，使之均匀运动。
　　国际科学史界对水运仪象台的评价极高，认为它是现代钟表的祖先。关于它留下了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其机械结构、装配图等都收于苏颂所著的《新仪象法要》一书中。
　　苏颂还制造过另一台大型天文仪器，据《玉海》记载，它是一架假天仪，“大如人体。人居其中，有如笼象。因星凿窍，如星以备。激轮旋转之势，中星、昏、晓，应时皆见于窍中。星官历翁，聚观骇叹，盖古未尝有也。”据研究，这台仪器的主体是用竹条制成的球体，很像一个圆形笼子。表面上再用不透明的纸绢裱糊，并按星宿位置校算开孔①。人坐在密封的球内，球面上小孔透过来的光如同夜空中的繁星。这种便于演示和观察天体运行的仪器，可以说是今日天象仪的鼻祖。
　　宋代制造的天文仪器，数量众多，精密复杂，并有不少创新，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进入高峰的重要标志。
　　第三节恒星测量与星图恒星测量是天文学的基础工作，而星图则是观测恒星的记录和查找恒星的一种工具。中国古代的星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文学家作为认识和记录天空中星官位置而绘制的星图，另一类是多为装饰用的示意性质的星图。五代吴越钱元祐墓及其妃子吴汉月墓后室顶部各有一块石刻星图，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天文图。这两幅星图的直径约1.9 米，比后来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大了一倍，刻星各约180 颗左右，虽是示意性质，但位置比较准确。
　　宋代是进行全天恒星观测最多的时期，先后进行过七次较大规模的恒星测量。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作了二十八宿距度测量。又据《文献通考》和《玉海》记载，宋仁宗时曾查阅开国之初的恒星记录，见“止截二十八舍及大角至屏星四十二官”，并查知这次测量是因为发现当时的观测值与唐一行所测不相同，为了占考“灾祥之度”，进而实测了这些星，其结果与开元年间的测值相差两三度甚至五度。大中祥符三年（1010），韩显符① 王振择：《中国最早的假天仪》，见王振择《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第278—286 页。等用其制造的浑仪又补测了外官星的位置。
　　景祐年间（1034—1038），再一次测量了二十八宿距度及周天恒星。当时宋仁宗下令要编一部新的星占书《景祐乾象新书》，为使历代诸家占语与当时天象相符，所以要求重新测量恒星位置，主持测量的则是韩显符的授业学生杨惟德。这次测量比以前测量的星数要多。《景祐乾象新书》中曾列有一张周天星座入宿、去极度数表，可惜这份星表已经失传，仅在《宋史·天文志》中载有其中关于二十八宿距星的实测结果。皇祐年间（1049—1054），周琮等人用所铸黄道铜仪重测二十八宿及周天恒星。这次观测所使用的仪器刻度精确，并且改进了漏刻，因而取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这些观测结果后来被收入北宋王安礼重新修订删改的《灵台秘苑》一书。其内容包括345 个星官的距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这是我国现存明末以前所收星数最多的一份星表。
　　元丰年间（1078—1085）又进行一次恒星测量，测量精度也比较高。这次测量的成果被绘成星图，并刻石保存下来，这就是现存苏州博物馆的著名的苏州石刻天文图。图碑高2.16 米，宽1.06 米，上半部为星图，外径91.5厘米，下半部为天文图碑文，总共刻星1431 颗。原图为绍熙元年（1190）黄裳绘制，南宋淳祐七年（1247）由王致远刻石成碑。该图将中原地区可见星空展现在一幅图中，不但星位准确，而且二十八宿、三垣、十二次、内规、赤道、外规、分野、星官联线、星官名称都刻得清清楚楚。苏州石刻天文图是研究宋代全天星空的宝贵资料。明代正德元年（1506）的江苏常熟石刻天文图，则是根据苏州石刻天文图经订正翻刻而制成的。
　　北宋的重要星图还有苏颂《新仪象注要》一书中所附的五幅星图。据研究，这些星图也是实际观测的结果，就画法而言，则属于两种不同的投影系统。其一是两幅赤道带横图及一幅北极区圆图，按天区分别画出全天恒星，图上用经线将二十八宿隔开。这种系统避免了盖天式圆图在南纬星区的失真问题，较科学地表现出全天星空。另一系统是将整个天球沿赤道剖开，北半天球以北极为心，画一圆图，南半天球以南极为心，另画一圆图，而南极附近恒隐圈内的星空在北半球的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是看不见的，所以图上空着，留待补充。这种形式新颖的全天星空表示法是苏颂等人的首创。绍圣二年（1095）再测二十八宿距度，崇宁年间（1102—1106）又一次重测。上述几次恒星测量比较起来，以姚舜辅等人主持的崇宁年间的测量，目标最为明确，这次测量是为编撰《纪元历》作准备的，而所得测量结果也最为精确。如据研究，其二十八宿距度误差的绝对值平均只有0.15 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这实在是相当精确的测量了。
　　第四节历法五代时的历法，据记载，有后晋马重绩《调元历》，蜀《永昌历》和《正象历》，南唐《齐政历》，后周王处讷《明玄历》和王朴《钦天历》等。其中也有一些创新，如《调元历》不用上元积年，《钦天历》在实际观测基础上对五星动态表的改正等。有些历法还在一定时期内为后世所沿用。
　　宋初沿用后周的《钦天历》，此历原为王朴造于显德二年（955）。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因《钦天历》推验较疏，诏司天监王处讷等别造新历。王处讷曾任后周司天少监。他曾指出过《钦天历》的不足，并在952 年左右编过一部《明玄历》。王处讷等受命后经三年而制成新历，太祖为之作序，赐名《应天历》，建隆四年颁用。参与编修《应天历》的有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家马依泽。1968 年台湾罗香林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发现了一套完整的《怀宁马氏宗谱》，其中《志尚公弁言》提到：“吾族系出西域鲁穆。始祖讳系鲁穆文字，汉译马依泽公，遂以马授姓。宋太祖建极，初召修历，公精历学，建隆二年，应召入中国，修天文。越二年，成书，由王处讷上之。诏曰可。授公钦天监监正，袭侯爵。”“鲁穆”，有些文献（如《明史·西域传》）亦作“鲁米”，关于其具体为何处，迄今尚无定论，可能原属东罗马帝国，现属叙利亚。由上述记载可见马依泽在撰修《应天历》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得授监正之职并袭侯爵。经研究，《应天历》的历元，适逢甲子、金曜日和朔旦冬至，选在建隆三年前4825558 年。《宋史·律历志》说它可“推定朔、弦、望日辰七直：..，日满七、六十去之，不满者，命从金星、甲子，算外，即得定朔、弦、望日辰星直也。”七直即七值或星值，是日月五星七曜值日之义，亦即推算星期序数。日满七去之，就是从总日数中去掉七的若干倍，可得到从金曜日起算的星期序数。由此可见应天历是引入七曜纪日法的，这种以金曜日为历元，采用星期制的方法与伊斯兰历相同，因此这部分内容很可能是马依泽参与制历所作的贡献，这项改革满足了日益增多的中国穆斯林的需要。
　　宋代民间研究历法十分活跃，如熙宁七年（1074）发现所用历法与天象不合，沈括就推荐了民间历法家卫朴编造新历。当时从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起行用的《崇天历》历气后天，而刚颁用了九年的《明天历》又历朔先天，于是，卫朴在《明天历》的基础上制成新历《奉元历》，于熙宁八年（1075）颁用。又如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发现所使用的《观天历》气朔有错，遂改用姚舜辅的《占天历》。但历官们认为《占天历》为民间私家所造，未经考验，不可施行，于是姚舜辅在大量观测的基础上，于崇宁五年（1106）又制成《纪元历》并得以颁行。清代梅文鼎对《纪元历》有很高的评价，说“宋历莫善于纪元”。这部历法的回归年、朔望月及其他一些数据都相当准确。此外，姚舜辅还创造了确定太阳位置的新方法，即在天亮前或黄昏后用恒星作参照定出金星的位置，然后在既能看见金星又能看见太阳的时候定出金星与太阳的角距，从而求得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他还创立了新的计算公式，以解决太阳的赤道经度与黄道经度的换算问题。
　　南宋初继续行用《纪元历》，后又曾用《统元历》、《乾道历》、《淳熙历》和《会元历》。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行用杨忠辅编制的《统天历》，这是得到梅文鼎更高评价的一部历法，有宋历“尤莫善于统天”之说。《统天历》有很好的实测基础，节气、合朔、月亮过近地点与黄白交点的时刻等都定得比较准，并在实测的基础上确定出计算改正值的办法。《统天历》的岁实（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 日，比现行公历采用同一数值早了384年。此外，杨忠辅还发现回归年长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每年都有微小的变化，并提出斗分差的数值改正方法。这也是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统天历》继唐曹士 《符天历》之后也不用上元积年。《统天历》的上元是虚设的，实际上废除了繁琐的上元积年计算，这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进步。
　　北宋存在168 年，共颁行10 部历法，南宋存在152 年，共颁行10 部历法，换历比较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天文历法研究的活跃。其中《应天历》、《纪元历》、《统天历》各有所长，反映了两宋行用历法的特点和主要成就。
　　第五节气象知识五代及辽、宋、夏、金的一些史书，尤其是《宋史》，记载了很多宝贵的气象资料，其中包含有关于大水、大旱、大风及雨雪、冰雹、雷暴、地震等灾害和特殊天气现象的丰富内容。宋代开始普遍编修的地方志及大量宋人笔记，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如沈括《梦溪笔谈》中对山东武城县一次龙卷风的形状及危害情况作了非常清楚的记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我国气候变迁及气象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价值。南宋吕祖谦于淳熙七年（1180）正月初一到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金华进行了近两年连续不断的物候观测。他在《庚子辛丑日记》中记录了二十多种植物的开花结果时间及一些虫鸟的初鸣和初到时间，这是一份经实际观测获得的非常珍贵的物候资料。
　　降雨情况直接关系农业生产，因而历代都受到人们重视。西汉时根据土、炭吸湿增重的不同而发明了原始的天平式湿度计。宋代僧人赞宁，在10 世纪则利用这种仪器来预报晴雨。宋神宗熙宁年间京师久旱，沈括准确地做了一次降雨预报，《梦溪笔谈》卷7 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述。他对当时空气中水气条件的分析与判断是符合近代气象科学原理的。
　　为了测量降水量的多少，必须要有一种用具，现在普遍使用的是雨量筒。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其《数书九章》中列有“天池测雨”、“圆罂测雨”、“峻岭验雪”、“竹器验雪”等算题，可根据盛水或积雪容器的形状及积水、积雪的多少，计算出单位面积平地上的降水量。天池是古代防火贮水的容器，用来测降雨量，当可看作原始的雨量器。这种方法也是世界上较早的测定降水量的科学方法。
　　此外，这一时期对一些气象现象也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如《梦溪笔谈》中记载孙彦先对虹的解释是“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梦溪笔谈》卷25 提到：“江湖间唯畏大风。冬月风作有渐，船行可以为备。唯盛夏风起于顾盼间，往往罹难。曾闻江国贾人有一术，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风景，须作于午后。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至于巳时即止。如此，无复与暴风遇矣。国子博士李元规云：平生游江湖，未尝遇风，用此术。”这里提到的关于风力日变化规律的气象知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行船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苏轼《船■风》诗有句：“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船■风”，并有序文说：“吴中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旬，岁岁如此，吴人谓之‘船■风’。是时，海舶初回，云此风与舶具至云尔。”对于梅雨之后的信风作了清晰的描述。
　　第六节辽、夏、金的天文学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天文学也有两个主要的分支，一是以历法服务于政权，一是观天象以占吉凶。辽有历之始即采用中原历法，此即天禄元年（947）至统和十二年（994）行用的后晋马重绩所编《调元历》。《调元历》是五代时期较好的历法，但在后晋只行用了5 年，而在辽却行用了48 年。该历不设上元，以雨水正月中气为气首。它的基础是《宣明历》和《崇玄历》，马重绩称：“以宣明之气朔合崇元之五星，二历相参，然后符合。”①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又颁用可汗州刺史贾俊所进《大明历》。有些学者认为其法取自祖冲之。这一时期辽、宋历日有所不同，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张邦基《墨庄漫录》等均记载，苏颂使辽时曾发现宋、辽冬至日先后相差一日。辽《大明历》本文已失传，其内容尚有待于研究。《辽史·历象志》所载，系全文照录《宋书》上的祖冲之《大明历》，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辽很重视天象，有些天象记事今日看来也很有意义。例如《契丹国志》记载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正月，“是夕，有赤气若火光自东起，往来纷乱，移时而散。”这是与太阳活动关系密切的极光现象，其描述是很生动形象的。1971 年在河北宣化发掘一座辽墓，发现该墓室顶部有一幅彩绘星图，星图直径2.17 米中央为天极，嵌有直径35 厘米的铜镜一面，镜周彩绘莲花，莲花外为日、月、五星及北斗，再外为二十八宿，最外圈绘有黄道十二宫①。黄道十二宫是来自西域的天文内容，但双子座、室女座图形上的人物又着辽服，显示了辽代特点；莲花是佛教装饰；而二十八宿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天极为中心的盖图法也是中原传统，因此这是一幅具有多民族色彩的星图。此外，黄道十二宫的名称早已传入我国，但在星图中表现出来，据今所知也以这幅星图为最早。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的政权。夏景宗李元昊之父西平王李德明曾向宋请历，宋真宗将《仪天历》赐颁西夏，至元昊又受赐《崇天历》，可见汉历对西夏有深远影响。西夏仿宋制建有司天监，并颁行过自制历法。《西夏书事》载：“曩霄（元昊）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可能是参照汉历专门编制的西夏历法。另外，西夏文书、碑文中常有两种纪年：十二生肖纪年和藏历纪年，如有“阳火猴年”的碑刻，因此当时西夏境内可能也有藏历流行，这反映出吐蕃文化在西夏的影响。随着佛教的传播，外来天文知识在西夏也有出现，如西夏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中有黄道十二宫名称，这是来自西域的知识，当然也可能是由中原辗转传入的。
　　《西夏书事》中还载有不少天象记事，但多用于星占。如1030 年“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崇宗天仪治平三年（1088）“太白昼见，司天言：不利用兵，梁乙逋不听”。崇宗永安二年（1098）“月犯东井，犯西肩北第二星，太史奏：主兵丧，梁氏不省”等。这些天象观测内容与星占方法，明显地来自内地。
　　金在历法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天会十五年（1137）金颁用司天杨级所造《大明历》，“然其所本，不能详究”①，也有人认为，此历依据的是宋代的《纪元历》，经金司天监官员增改而成。后来由于日食预报屡屡不验，诏命司天监赵知微重修《大明历》，大定二十一年（1181）历成。这时翰林应奉耶律履也造了一部历法，称《乙未历》。经过当年十一月望月食的检验，证明赵知微历优于耶律履历和当时行用的杨级历，于是得以颁用。重修《大明历》虽然仍以《大明历》命名，内容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部历法所用的基本数据相当精密，例如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9 日，朔望月长度为29.53059 日。此外，还创立了等间距三次差内插公式用于历法计算等等。这① 《新五代史·马重绩传》。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8 期。① 《金史·历志》。
　　些都反映出金代天文学家在吸收中原历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金对天象的认识也如中原统治者，将天象作为与帝室政事相关的表象。
　　《金史·天文志》称：“金九主，莫贤于世宗，二十九年之间，犹日食者十有一，日珥虹贯者四五。然终金之世，庆云环日者三，皆见于世宗之世。”把与太阳相关的现象与皇帝的贤明联系在一起。金记录天象也颇详，如《大金国志》记载金太祖天辅二年（1119）：“北方有赤气，大三四围，长二三丈，索索如树，西方有火五团，下行十余丈，皆不至城灭。”这则极光记事使人有如目睹，对研究极光现象也是有价值的。
　　金对司天台的建设很重视。1126 年底金人攻破北宋都城汴京，将北宋灵台上的天文仪器掠往北方，后在金中都（今北京）建成规模庞大的司天台，所用仪器就是从汴京搬来的仪器。元初吴师道写过一首《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纪游》，诗中描述了当时金天文台（清台）遗址的情形：“故桥旧市不复识，只有积土高坡陀。城南靡靡度阡陌，疏柳掩映连枯荷。清台突兀出天半，金光耀日如新磨。玑衡遗制此其的，众环倚值森交柯。细书深刻皇祐字，观者叹息争摩挲。司天贵重幸不毁，回首荆棘悲铜驼..”。尚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年金司天台的规模及盛况。
　　第九十章物理学第一节力学对大气压力（压强）的进一步认识及更广泛应用宋代时，俞琰曾谈到：“予幼时有道人见教，则剧烧片纸纳空瓶，急覆于银盆水中，水皆涌入瓶，而银盆铿然有声，盖火气使之然也。又依法放于壮夫腹上，挈之不坠。”①把燃烧的纸片投入瓶里，会使瓶里的一部分空气排出瓶外，瓶内的压力由此减小，形成负压。这时如将瓶子放入水中，大气压力就会使水涌入瓶内。若用类似的方法，则大气压力会使瓶子紧压在人腹部，现在人们熟知的拔火罐，其原理就是如此。
　　应用大气压强制作虹吸管和唧筒，当时人也有许多记载。如：宋代曾公亮的兵书《武经总要》记述：“凡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节，雄雌相合，油灰黄蜡固缝，勿令气泄，推竹首插水中五尺，于竹末烧松桦薪或干草，使火气自竹内潜通水所，则水自（竹）中逆上。”①这与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所述的方法相似。在《武经总要》中曾公亮还记述用于灭火的唧筒：“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②利用裹了絮的水杆的往复运动，把水吸上来。这种唧筒实际上是后世活塞泵的前身。苏轼在《东坡志林》中也记载了这种设备：“蜀去海远，取盐于井。..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筒，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③可知唧筒已广泛应用于四川的井盐开采。对液体性质的深入认识这一时期对浮力的原理及应用有了更深的认识。《宋史》记载僧人怀丙打捞铁牛的故事，就是借浮力起重的典型事例。“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后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④怀丙的方法，当为今人所使用的浮箱打捞法之肇始。
　　表面张力是液体的一个重要特性，实质上是分子力的一种表现。汉代时，人们对表面张力现象已有所认识。到了宋代，人们将此现象应用于桐油质量的检验：“验真桐油之法，以细篾一头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则如鼓面鞔圈子上；掺有伪，则不著圈上矣。”①因存在表面张力的缘故，纯净的桐油可附着在细竹篾圈上形成一薄膜，而有杂质的桐油就不能形成薄膜。周密在① 俞琰：《席上腐谈》卷上。
　　① 《武经总要》前集卷6“寻水泉法”。
　　② 《武经总要》前集卷16“守城”。
　　③ 苏轼：《东坡志林》卷4“井河·筒井用水鞴法”。
　　④ 《宋史》卷462《僧怀丙传》。
　　①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2。
　　《齐东野语》中还记载了一种以少许净水调开熊胆以去除眼球表面尘土的方法：“熊胆善辟尘。试之之法，以净水一器，尘幂其上，投胆粟许，则凝尘豁然而开。以之治目障翳，极验。”这是由于熊胆溶于水后，在水面形成薄膜，膜的表面张力会将水面尘埃推开，因此可用来清洗和除去眼球表面的灰尘。
　　对于液体浓度的测定，这时也有了较为科学的方法，这主要反映在检验盐卤的浓度方面。因为在制盐过程中，确定盐卤是否有煎煮的价值，就是根据其浓度来决定的。北宋初年，赞宁在《物类相感志》中说：“盐卤好者，以石莲投之则浮。”乐史记述了以10 个莲子来测定盐卤浓度的方法：“取石连（莲）十枚，尝其厚薄，全浮者全收盐，半浮者半收盐，三簾（莲）已（以）下浮者则卤未堪。”②说明浮起的莲子数目越多，盐卤的浓度越大，制盐价值越高。南宋姚宽记述：“予监台州杜渎盐场，日以莲子试卤。择莲子重者用之。卤浮三莲四莲味重，五莲尤重。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莲直，或一直一横，即味差薄；若卤更薄，即莲沉于底，而煎盐不成。闽中之法，以鸡子、桃仁试之，卤味重，则正浮在上；咸淡相半，则二物俱沉，与此相类。”③这里说到莲子在浓度不同的盐卤中呈现不同的浮沉状态，同时还记载了福建人用鸡蛋和桃仁测试盐卤浓度的方法。这一时期有关用莲子等测定盐卤浓度的记载还有许多，可以见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卷1、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 等。
　　第二节热学至迟在宋代，我国已发明了“走马灯”，其灯上有“马骑人物，旋转如飞”①。具体制作是在一个圆形或方形的灯笼中，有一立轴，立轴上方固定一叶轮。立轴底部的近旁，装有烛座。蜡烛点燃后，热空气上升，推动叶轮转动，从而带动立轴旋转。立轴中部交叉安装的两根铁丝的外端贴有纸剪的人马等，亦随立轴旋转。因此人马的影子投射到灯笼上，看起来“车驰马骤，团团不休”②。走马灯在宋代的许多诗文著作中均有记述，如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3《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下《观灯口号十首》之七；金盈之《醉翁谈录》卷3《京城风俗记》；吴自牧《梦粱录》卷13“夜市”条等。这种应用热气流而用作玩具的走马灯，与现代的燃气轮机，其根本原理是相同的③。
　　第三节声学固体传声和气腔共振在战争中的应用宋代曾公亮在兵书《武经总要》中总结了利用固体传声及共振效应在战② 《太平寰宇记》卷130“淮南道八·海陵监·刺土成盐法”。
　　③ 姚宽辑：《西溪丛语》卷上。
　　① 周密：《武林旧事》卷2“灯品”。
　　② 刘侗：《帝京景物略》卷2“城东内外·灯市”。
　　③ 参见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2 年版，第72 页。争中进行侦探的方法——“瓮听”和“地听”：“瓮听，用七石瓮，覆于地道内，择耳聪人坐听于瓮下，以防城中凿地道迎我。”“地听，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瓮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瓮中可以辨方向远近。”①这两种方法与《墨子·备穴》及《太白阴经》、《通典》中所述类同，是我国古代战争中一直使用的方法。此外，《武经总要》还记述了另一种方法：“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②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以野猪皮做成的称为“空胡鹿”的卧枕代替瓮，因此更加方便实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亦记述了以牛皮箭袋当卧枕，能听见数里内的人马声：“古法以牛革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③振动的音乐效果我国古代很早就将乐钟铸成合瓦之形，在先秦的著作中已述及编钟及其发声特性。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指出：“古乐钟皆扁，如盒（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圆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沈括的这段文字解释了我国古代乐钟所以是扁形的道理，是合乎科学原理的。因为钟的振动是一种复杂的板振动，圆钟的振动衰减很慢，在演奏中快速敲击时，声波易发生相互干扰而不成音律；而扁钟的振动衰减较快，演奏时可避免声波相互干扰的问题。
　　古代对于声音的效果亦很重视。比如为了得到较洪亮的声音，在戏剧舞台下埋设大缸，以期产生共鸣。南宋赵希鹄认为：“前辈或埋瓮于地上鸣琴，此说恐妄传。盖弹琴之室宜实不宜虚，最宜重楼之下。盖上有楼板，则声不散；其下空旷清幽，则声透彻。若高堂大厦，则声散；小阁密室，则声不达；园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于高林大木或岩洞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胜，则琴声愈清，与广寒月殿何异也。”①他分析指出了在不同的环境之中，琴声传播的效果是不同的。
　　关于振动和共振及其实验“喷水鱼洗”是大约起源于唐宋年间的一种器物。现在已知的最早记载见于宋代何薳的《春渚纪闻》卷9“纪研·跃鱼见木石中”，及王明清的《挥麈录·前录》。《春渚纪闻》提到晋出帝迁黄龙府曾献鱼盆，“鱼盆则一木素盆也，方圆二尺，中有木纹成二鱼状，鳞鬣毕具，长五寸许。若贮水用，则双鱼隐然涌起，顷之遂成真鱼，覆之则宛然木纹之鱼也。”并说：“至今句容人铸铜为洗，名双鱼者，用其遗制也。”《挥麈录·前录》则提到韩似夫使金国时，金主命取磁盆一枚示之，说是晋少主献给耶律氏的礼品，“中① 《武经总要》前集卷12“守城”。
　　② 《武经总要》前集卷6“警备法”。
　　① 《洞天清录集》卷1《古琴辩》。
　　有画双鲤存矣，水满则跳跃如生，覆之无它矣”。这两条所记当为同一物件，但为木为瓷尚待考订。现今可见的铜洗外形似脸盆，盆内底部刻有四条鱼。当用手掌摩擦这种鱼洗的双耳时，水面会出现振动花纹，四条鱼的口沟处甚至水花喷溅达尺余，鱼洗亦发出震耳的嗡嗡声。这种器物的振动实为板振动，振动过程类似于圆钟的空气振动。喷水的原理实际上就是，振动产生的四节线振波引起了水的激荡，看上去就像鱼在水中跃动而水花喷溅一般。
　　沈括曾进行过弦共振的实验：“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则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则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也震，此之谓正声。”①从现代振动理论可知，外力频率与振动体固有频率成简单整数比时，都能引起振动体的振幅增大，即发生共振。沈括的实验证明琴瑟的弦宫应少宫、商应少商或隔四相应，事实上它们的振动频率比恰为1∶2 或2∶3。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也提到他所进行的类似的研究与实验：“琴间指以一与四，二与五、六，四与七为应。今凡动第一弦，则第四弦自然而动。试以羽毛轻纤之物，果然。此气之自然相感动之妙。”这里，周密用“羽毛轻纤之物”也证明琴弦“隔四相应”的共振现象。
　　第四节光学关于针孔成像及圆球受光的认识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隙所束，则影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亦皆倒垂，与阳燧一也。”①这里沈括指出了运动物体（“鸢”）通过小孔（“窗隙”）所成的像与其运动方向相反，并将这一事实与楼塔通过小孔所成之像的倒立、以及凹面镜成像联系起来。
　　沈括指出：“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②沈括根据自己实验和观察对之作了科学的解释。
　　球面镜成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著物则火发。”①这里，沈括认为凹面镜（“阳燧”）成像为倒像，是因凹面镜具有焦点（“碍”）① 《梦溪笔谈·补笔谈》。
　　① 《梦溪笔谈》卷3“辩证一”。
　　② 《梦溪笔谈》卷7“象数一”。
　　① 《梦溪笔谈》卷3“辩证一”。
　　的缘故。他从实验结果总结了凹面镜的成像规律及其与焦点的位置关系：手指从镜面处向外移，起初得到的是正立的（虚）像；手指将近焦点时，镜中看不到像了（即此时成像在无穷远处）；手指再远移，则生成倒立的（实）像。他在日光下进行的实验，凹面镜反射的光会聚在离镜面一二寸的地方，焦点很小。这说明当时磨制镜面的技术已相当高超，镜面的反射性能很好。沈括还指出：“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复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比得古鉴，皆刮磨令平，此师旷所以伤知音也。”②凸面镜成像为正立缩小的虚像。古人制镜时，大镜铸得平一些，小镜铸得凸一些。凹面镜照出人脸会稍大一些，凸面镜照出人脸稍小些。小的镜子要照出人的整个脸。必须造得稍微凸一些。因此造镜时，必须反复测量镜的大小来决定增减镜面的曲率，以便使照出的人脸与镜的大小相称。沈括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五代南唐谭峭在《化书》中，对物体经面镜或透镜反射或折射后成像现象的论述，也是很精彩的。
　　色散知识这一时期，人们不仅对虹的成因有所了解，并进而掌握了观察虹的角度、虹出现的位置和方向等。南宋蔡卞指出：“先儒以为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蜺生。今以水喷日，自侧视之，则晕为虹蜺。虽则虹生于地之气，不晕于日不成也。故今雨气成虹，朝阳射之则在西，夕阳射之则在东。”①另外，人们对于小水珠反射折射日光之后的色散现象亦有所认识。南宋程大昌写道：“凡雨初霁或露之未晞，其余点缀于草木枝叶之末，欲坠不坠，则皆聚为圆点，光莹可喜。日光入之，五色具足，闪烁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于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②光经过一些透明的天然晶体折射后也能产生色散现象。在北宋初年杨亿著《杨文公谈苑》一书中明确记载了菩萨石折射日光而产生色散的现象。由此寇宗奭《本草衍义》中写道：“菩萨石..如水精明澈，日中照出五色光，如峨嵋普贤菩萨圆光，因以名之。”③南宋时，杜绾又写道：“菩萨石，其色莹洁，..映日射之，有五色圆光。其质六棱。或大如枣栗，则光彩微茫，间有小如樱珠，五色粲然可喜。”①程大昌则指出：“《杨文公谈苑》曰：嘉州峨嵋山有菩萨石，人多收之。色莹白如玉，如上饶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顶圆光。文公之说信矣。然谓峨嵋山有佛，故此石能见此光，则恐未然也。..峨嵋山佛能现此异，则不可得而知。此之五色，无日则不能自见，则非因峨嵋有佛所致也。”②从而否定了五色粲然与佛有关，正确地认识② 《梦溪笔谈》卷19“器用”。
　　① 《毛诗名物解》卷2“释天·虹”。
　　② 《演繁露》卷9。
　　③ 《本草衍义》卷4“菩萨石”。
　　① 《云林石谱》卷中。
　　② 《演繁露》卷9“菩萨石”。
　　到“此之五色，无日则不能自见”。
　　关于透光镜沈括对透光镜的制造及透光机理有深入的研究。他写道：“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予观之，理诚如是。然予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③沈括推测，在铸镜的冷却过程中，因镜的厚薄不同，各部分冷却的快慢不同，因而各处收缩率有差别，使得镜面产生细微的曲率差异，在反射日光时就会显示出背面图案。
　　第五节电和磁静电、静磁及物体的导电性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述了孔雀毛的静电感应现象：“孔雀毛箸龙脑则相缀。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诸阁，掷龙脑以辟秽。过则以翠尾扫之，皆聚，无有遗者。亦若磁石引针、琥珀拾芥，物类相感也。”①可见静电感应现象已在当时宫廷中得到应用。
　　这时期人们还认识到磁石的吸铁性（即磁力）可以不被其他物质（除铁磁物质外）所阻碍隔断。张君房在《云笈七籤》中指出：“磁石吸铁，间隔潜应。”类似的记述甚多。
　　雷电是人们自古就进行观察的自然现象。此时人们已注意到不同性质的物体遭雷击后的情况不同。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内侍李舜举家曾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间出，赫然出檐。人以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墙壁窗纸皆黔。有一木格，其中杂贮诸器，其漆器银■者，银悉熔流于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宝刀极坚钢，就刀室中熔为汁，而室亦俨然。”②庄绰的《鸡肋编》卷下也有类似的记载。
　　磁偏角和磁倾角的最早记述地球近似为球形，且地球的南北磁极与地理上的南北两极并不重合。在地球表面任何一点，地磁子午线与地理子午线之间的夹角称为磁偏角；磁针指向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称为磁倾角。北宋初年，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记述了制造指南鱼的方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③ 《梦溪笔谈》卷19“器用”。
　　① 《墨庄漫录》卷1。
　　② 《梦溪笔谈》卷20“神奇”。
　　首常南向午也。”①这里加热是使铁磁物质中的磁畴增加动能，在地磁场作用下由混乱变为规则排列，然后经过急剧冷却而固定下来。以鱼尾正对北极且略向下倾斜，为的是最大程度地利用地磁感应，使之磁化。这段话隐含了关于磁偏角与磁倾角的知识。沈括也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②这是对磁偏角的首次明确记述。稍后，在寇宗奭《本草衍义》、曾三异《因话录》中，都有关于磁偏角的记述。
　　人工磁化制造磁体上引曾公亮所述制指南鱼的方法即是利用地磁感应磁化的方法。沈括所述的是利用摩擦感应磁化的方法，即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内部的磁畴按磁石极性的方向规则排列，从而使整根针显现出磁性。沈括还说到：“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③当时对磁体性质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
　　指南针及其应用曾公亮所说的指南鱼，在行军需要时，可把它浮在水面上指示方向。但是这种磁化方法所获得的磁性很弱，难以实用。沈括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①沈括介绍的磨制磁针的方法简便易行，且有实用价值。他还介绍了安置磁针的四种方法：“水浮”、置“指爪及碗唇上”和“缕悬”。当时，水浮法应用较多，曾公亮的指南鱼亦用此法，但沈括指出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水浮多荡摇”。对于放在指甲上或碗口边沿上的方法，虽然转动灵活，但“坚滑易坠”。比较之下，沈括认为，在磁针中部涂一点点蜡，粘上一根蚕丝，挂在无风的地方，即“缕悬”，这是最好的方法。
　　沈括所述的水浮及缕悬法，在稍后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中亦有记述：“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取新纩中独缕，以半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垂之，则针常指南。”②南宋，陈元靓记载了当时流行的指南鱼和指南龟：“以木刻鱼子，如母指大，开腹一窍，陷好磁石一块子，郤以臈填满，用针一半佥从鱼子口中钩入，令没放水中，自然指南，以手拨转，又复如出。”“以木刻龟子一个，一如前法制造，但于尾边敲针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钉子，如箸尾大，龟腹下微陷一穴，安钉子上拨转常指北，须是钉尾后。”①但这些当时多用于幻术。
　　① 《武经总要》前集卷15“乡导”。
　　② 《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
　　③ 《梦溪笔谈·补笔谈》。
　　① 《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
　　② 《本草衍义》卷5“磁石”。
　　① 《事林广记》卷10（此书有多种版本，文字也多有不同）。
　　初期的指南针很可能并没有配以固定的方位盘装置。但是不久之后就发展为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或罗盘。南宋曾三异在《因话录》“子午针”条中说，“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里的“地螺”即堪舆用的罗经盘。当时的罗盘，一种是水罗盘，即磁针横贯灯芯浮在水面上。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道：“是夜，洋中不可住，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②南宋朱继芳航海诗中也有“沉石寻孤屿，浮针辨四维”的诗句。可见宋代已应用水罗盘于航海。另一种是旱罗盘，上面所提到的在陈元靓《事林广记》中描述的指南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旱罗盘的始祖。
　　指南针发明之后，很快就被应用于航海。这方面的记载甚多，如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③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也说：“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④吴自牧的《梦粱录》也称：“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⑤由此可见指南针在当时航海中的重要性。
　　②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半洋焦”。
　　③ 《萍洲可谈》卷2。
　　④ 《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
　　⑤ 《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
　　第九十一章化学第一节炼丹术两宋时期炼丹术仍很盛行。北宋时一些人依然热中于烧炼外丹，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卷3 载：章盛于宋真宗时，“炼丹一炉，在翰林金丹阁，日供炭五秤”，至宋神宗熙宁元年，“犹养火不绝”，“其丹作铁色。”“张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炼丹一炉，养火数十年。”炼丹持续时间之长，可见其人迷恋之深。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 载：“（徽宗）宣和末，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宝轮。知常言，其法以汞炼之成金。”蔡絛《铁围山丛谈》卷6 载：宋太宗时得巧匠，“造金带得三十条”。但是，不少炼丹术士实际上是江湖骗子，专以炼制伪金和伪银的方术骗人钱财，搞得声名狼藉。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服食丹药中毒致死者屡见不鲜，因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谓神丹仙药的危害性，并对炼丹术采取了严肃的批判态度。如沈括就曾明确指出对炼丹术“不可不戒”。《本草衍义》的作者寇宗奭也指出：“生金有毒，至于杀人，仍为难解”，“丹砂但宜生服，若炼服少，有不作废者”，“水银入药虽各有法，极须审谨，有毒故也。”甚至连“养火数十年”的南都张安道也是“丹成，不敢服”，结果使一位坚求服食者中毒致死。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南宋时期，从事烧铅炼汞的外丹术已明显衰落，与此同时，主张炼气养神的内丹术大为兴盛起来。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的炼丹术著作。下面列举的几种是较有代表性的，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炼丹设备、炼丹方法及炼丹术的发展情况等，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炼丹化学的成就具有重要的价值。
　　《丹房须知》，吴悮撰，成书于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此书专讲炼丹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如择友、择地、择井、造坛、造鼎、造炉、研磨、合药、采铅、用火、开炉、服食、禁忌等。书中虽字数不多，但记载了一些重要的炼丹设备的图形，如丹台、抽汞的蒸馏器、既济炉和未济炉、研磨器等。
　　《金华冲碧丹经秘旨》，白玉蟾授，孟煦撰，成书于南宋理宗宣庆元年（1225）。此书对于炼丹设备的叙述很详细，如石榴罐、水海等，都是符合科学原理的。书中所载炼汞的“石榴罐法”等也很重要。其具体操作是在石榴罐中盛辰砂十两，赤金（红铜）珠子八两，磁瓦片塞口，倒扑石榴罐在坩埚上，埚内华池水二分。石榴罐与坩埚间合缝处用六一泥固济后，加热石榴罐，则其中的辰砂分解，水银即溜入下面坩埚的醋里，操作相当简便。曹元宇先生曾绘制了石榴罐炼汞示意图（图5）①。根据现代化学知识，石榴罐中发生的反应为：HgS＋Cu △ . . . Hg＋CuS，加入铜珠能促进HgS 的分解。曹元宇先生还曾集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炼丹家所用的各种设备（如图6—10）①。① 见曹元宇编著：《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年版，第255 页。① 曹元宇：《中国古代金丹家的设备及方法》，见王琎等著《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科学技术出版社1957 年版。
　　《诸家神品丹法》，玄真子孟要甫编撰。这是一部选录各家炼丹方法而编成的丹书。其中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化学史料，如原始火药的发明等。又如“化庚粉法”是讲制金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先将黄金炼赤投入水银制成合金，再加入食盐，研细，然后蒸发掉水银，再溶解掉食盐就留下粉末状的黄金了。这必然是炼丹家经过长期摸索和多次实验而取得的成就。
　　《庚道集》，全书分为9 卷，是《道藏》中记载各种丹法最详细和篇幅最大的一部炼丹术著作集。它是由元或明人汇编，收录了元代及以前的一些丹法，而其中成书年代可考者多出于宋代。在《庚道集》所收录的南宋丹经《丹阳术》中，不仅有对中国炼丹家炼得单质砷的更确切的记载，而且对其形态和性质有明确的描述。所用的方法，是将砒石（As2O3）与草木药或蜜混合密闭烧炼，并明确记载所得产物“色如银”，“如黑角色，甚硬”，或“如玉银相似可爱”。此外还指出可用它直接与赤铜点化丹阳银（砷白铜）。这是中国古代炼丹化学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第二节药物化学宋代的本草学也很发达，出现了《开宝本草》、《证类本草》、《图经本草》等著作。炼丹术在制药和化学方面的许多新成就也被收入这些本草学著作中，为医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例如，《开宝本草》记载了“铁华粉”的制法：“取钢煅作叶，如笏或团，平面磨错，令光净。以盐水洒之，醋瓮中阴处埋之，一百日，铁上生衣，即成粉矣。”这是醋酸铁的制法和药用的最早记录。关于石棉，《证类本草》说它“如烂木，烧之不燃，石类也”。准确地描述了石棉的性质。《证类本草》和《苏沈良方》还记载了秋石的炼法。
　　密陀僧（PbO）是在唐代从波斯传入的。到了宋代，《图经本草》记载了中国自制密陀僧的详细工艺：密陀僧，“今岭南、闽中银铅冶处亦有之，是银铅脚。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银铅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其灰池感铅银气置之积久，成此物。今之用者，往往是此，未必胡中来也。”这种方法叫做“灰吹法”，在11 世纪流行于今广东、四川等地，直到近代还仍然为炼银等工业生产所采用。
　　绿矾，即水绿矾（ FeSO4· 7H2O），状如玻璃，陶弘景曾误作石胆（CuSO4·5H2O，后称胆矾）。《图经本草》提出了鉴别绿矾的方法：“绿矾石五两，..取此一物，置于铁板上，聚炭封之。囊袋吹令火炽，其矾即沸流出，色赤如融金汁者，是真也。看沸走汁尽，去水待冷，取出挼为末，色似黄丹，收之。”如此精要的化学鉴定方法就是按现代化学理论和化学实验来衡量，也是科学的。同时这也是制备绛矾（Fe2O3）的一种方法。
　　《图经本草》所载抽砂炼汞的工艺，也很值得注意。此书水银条载：“出于丹砂者，乃以山石中采粗次朱砂，作炉，置砂于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盎，器外加火煅养，则烟飞于上，水银溜于下，其色小白浊。”这里所说的“炉”，为铁釜一类，而所述“出于丹砂”的水银的煅养过程，其化学反应式为：HgS＋Fe Hg＋FeS。
　　关于未济炉炼汞，《丹房须知》中虽绘制有丹炉的形制，但没有文字说明，后世无法了解它抽炼水银的全过程。苏颂则在《图经本草》中作了详细的说明：“（水银）出自丹砂者乃是山中采粗次朱砂，和硬炭屑匀，内阳城罐内，令实，以薄铁片可罐口作数小孔掩之，仍以铁线罗固，一罐贮水承之，两口相接，盐泥和豚毛固际上罐及缝处，候干，以下罐入土，出口寸许，外置炉围火煅炼，旁作四窦，欲气达而火炽也。候一时，则成水银溜于下罐矣”。这里具体详尽地记载了一种新的“未济式”由朱砂取汞的方法，其中混进炭末，也是一项重大的革新和进步，为后世长期沿用。该反应为：2HgS+C CS2+2Hg这种更有效、更经济的炼汞法，表明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汞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于醋酸铅的记载也是很有价值的。《图经本草》提到：“又有铅霜亦出于铅，其法以铅杂水银十五分之一，合炼作片，置醋瓮中，密封，经久成霜，性极冷，治风痰及婴孺惊滞药，今医家用之尤多。”不仅明确地描述了醋酸铅的制备，而且简要地说明了其性质与功用。
　　第三节冶金化学胆铜法的推广用胆水炼铜是我国古代冶金和化学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创造。这种工艺是利用金属铁将胆矾溶液的铜离子置换出来，还原为金属铜，再熔炼成锭。对这一化学现象的认识，远在西汉初年《淮南万毕术》中已有记载。《神农本草经》、《抱朴子·内篇》、《神农本草经集注》等书中也都有所记载。到了唐代，这一反应被方士用来作为点金术的技艺。唐明皇时，刘知古上《日月玄枢论》说：“或以诸青、诸矾、诸绿、诸灰结水银以为红银。”红银实际上是炼丹家炼得的纯铜。唐代炼丹家金陵子在《龙虎还丹诀》中也有多条以铁釜熬胆水炼制“红银”的要诀。
　　胆水炼铜成为一项生产工艺，大约始于唐代末年或五代初期，当时把这种铜称作“铁铜”。五代轩辕述在《宝藏畅微论》中指出：“铁铜，以苦水浸至生赤煤，熬炼成而坚黑。”①到了北宋年间，由于铸钱需要大量的铜，水法炼铜有了较大的规模。重要的胆铜产地有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和韶州岑水等。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信州铅山的胆水情况，有一段著名的记载：“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釜久之亦化为铜。”
　　关于胆水炼铜的方法，《宋会要辑稿·食货》有详细记载：“浸铜之法，先取生铁打成薄片，目为锅铁，入胆水槽，排次如鱼鳞，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铁煤，入炉烹铁，凡三炼方成铜，其未化铜，却添新铁片，再下槽排浸。”胆矾炼铜，除了浸铜法外，还有淋铜法，即以水淋浸含胆矾的土，然后以胆水浸铁。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崇宁时游经曾作了比较：“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胆土煎铜，工多利少，其土无穷。..胆水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胆土煎铜以钱八十为本，比之矿铜，其利已厚。”①南宋建立后，胆铜生产仍有很大规模，如乾道元年（1165）胆铜产量为21 万余斤。南宋后期，由于胆水资源有限且质量欠佳，胆铜生产便趋于没落了。但胆铜法作为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和技术成就，并且是后世水法冶金的先声，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黄铜的冶炼铜锌合金色泽金黄，现在称为锌黄铜。在宋代以前，曾叫做“鍮石”、“鍮铜”，因颜色似金，中国古代炼丹家也称它为“鍮石金”。②关于这种合金用品最可靠的记载，出自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隋初苏元明所撰《宝藏论》中列举的药金也有鍮石金。到了唐代，鍮铜已较普遍，曾作为冠服等级的标志，其价值在铜、银之间。
　　我国古代炼制这种合金，最初是用炉甘石（即菱锌矿，主要成分为ZnCO3）点化。这种技艺与炼丹术有密切关系。这个炼制方法的最早记载，见于孟要① 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8“赤铜”。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34 坑冶。
　　② 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6 卷第4 期。甫汇辑的丹经《诸家神品丹法》卷6 中的“日华子点庚法”：“百炼赤铜一斤，太原炉甘石一斤，细研，水飞过石一两，搅匀，铁合内固济阴干。用木炭八斤，风炉内自辰时下火，煅二日夜，足冷取出，再入气炉内煅，急扇三时辰，取出打开，去泥，水洗其物，颗颗如鸡冠色。母一钱点淡金一两成上等金。”日华子是五代末宋初的医药学家。其后不久，崔昉所撰《大丹药诀本草》也简要记载：“用铜一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鍮石一斤半。”①及至宋真宗时，民间以炉甘石点鍮铜的活动已相当普遍。宋以后的本草、炼丹及博物学著作中仍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炼鍮法，如《格物粗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物理小识》等书都有记载。在明代，冶炼这种合金的技术已逐步发展为金属铜与金属锌直接合炼。
　　灰吹法炼银技术银在自然界中的含量不多，且主要以辉银矿形式存在，并多与方铅矿共生。中国古代的银大部分是从含银的粗铅中提炼出来的。由于银铅完全互溶，且溶点较低，古时炼银时加入铅，使银溶于铅中，实现银的富集；然后吹以空气，使铅氧化，入炉灰中，实现银的分离。早在东汉时期，炼丹家就发明了以金银矿粉与黑锡（铅）共炼与提炼金银的“灰吹法”。①灰吹技术在唐代已被广泛应用。唐司空图《诗品》洗炼条有“犹矿出金，如铅出银”的记载。据对唐邠王府和章怀太子李贤墓所出炼银渣块的化验和分析，可知用的就是灰吹法。五代轩辕述《宝藏畅微论》中所说“倭铅可勾金”，可能是指利用锌并由灰吹法来提炼金银。到了宋代，《云麓漫钞》、《大冶赋》等著作对灰吹技术乃至完备的银冶程序都已有较详细的记载。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提到：“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数十丈，烛火自照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然后以水淘，黄者即石，弃去，黑者乃银，用面糊团入铅，以火煅为大片，即入官库，俟三两日再煎成碎银，每五十三两为一包。”这段记载概要地叙述了炼银的三个步骤：一是辨银脉与采矿，这里所说的黑色矿脉应指辉银矿（Ag2S）。二是碎矿与选矿，三是炼银，“以火煅为大片”即是灰吹法。灰吹法是古代比较先进的炼银方法。关于这种方法，明代著作《天工开物》、《菽园杂记》等的记载更为翔实。
　　第四节蒸馏酒宋代之前，人们饮用的多是由谷类酿造的米酒和葡萄酒。蒸馏酒是一种烈性酒，它的发明是造酒技术的重要进步。但其究竟出现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据研究，北宋时期，中国可能已有。苏轼《物类相感志》提到，“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灭”，田锡（940—1003）《曲本草》说：“暹罗酒以烧酒复烧二次，入珍贵异香。..能饮之人，三四杯即醉。价值比常数十倍。有疾者饮一二杯即愈，且杀蛊。”这里提到的酒和烧酒可能就是蒸馏酒。①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9“炉甘石”条。
　　① 赵匡华：《狐刚子及其对中国古代化学的卓越贡献》，赵匡华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93—197 页。
　　南宋时期肯定已经有了蒸馏酒。宋慈（1186—1249）《洗冤录》卷4“急救方”载：“虺蝮伤人，..令人口含米醋或烧酒，吮伤以吸拔其毒，随吮随吐随换酒醋再吮，俟红淡肿消为度..。”《洗冤录》自序是书作于淳祐丁未，即1247 年。这种治疗蛇伤的烧酒应当是蒸馏酒。1975 年曾在河北青龙发掘到一套铸造于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的用于饮用蒸馏酒的铜制酒器。此外，南宋吴悮《丹房须知》等著作记载有炼丹家使用的相当精美的蒸馏器，这种蒸馏器自然可以用作制造蒸馏酒的设备。这些情况表明南宋时已有蒸馏酒是无可置疑的。
　　第九十二章地理学第一节地方志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多种政权并存，政治上不统一，经济上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地区特点。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反映了这一现实，特别是以区域地理研究为重点，地方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时不仅方志的门类和数量多，而且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方志理论和创新的志书体例。如仅宋代320 年内，就有方志1016 种。①除了传统的志、编、录、图经、图志外，还有谱、统记、纪旧、故实、类考、会要、新录、记问、须知、类补、拾遗、私志等。宋代虽然尚未有关于方志理论的专著，但在不少方志的序文和跋中，开始从理论上阐明或探讨方志的性质、功用、编纂原则与方法，这是宋以前所未见的。
　　宋代全国性总志有40 部，今仅存5 部，即乐史撰《太平寰宇记》、王存等人撰《元丰九域志》、欧阳忞撰《舆地广记》、王象之撰《舆地纪胜》、祝穆撰《方舆胜览》。
　　宋代的方志约有976 种，今仅存29 种①。其中受后人称赞的特色佳作，如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多掌故；杨潜绍熙《云间志》繁简适中；施宿嘉泰《会稽志》条理井然；景定《建康志》图、表、志、传、考俱备，为方志中的典型；高似孙嘉定《剡录》首创大事记体例和地方文献书目；常棠绍定《澉水志》首创村镇志；乾道、淳祐、咸淳年间纂修的《临安志》，体茂事备，可称名著；宋敏求的《长安志》继承了两汉述地派的传统，记载的地理内容丰富。
　　第二节测量和制图的成就这一时期测量技术的提高，对地图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据曾公亮《武经总要》和李诫《营造法式》中的记载，当时的测量仪器有水准仪、望标、望筒、指南鱼、指南针、地螺（罗盘）等。
　　熙宁九年（1076）沈括创用了因地制宜进行地形测量的方法。他利用汴堤外取土筑堤时形成的旧水沟，稍加改造，分段筑堰截水，使之形成梯级水渠。然后再分别测量梯级水渠的水位差，其总和即为两地地势高下之数。他用这种分段筑堰的测量法，实测了从开封到泗州淮口的地势差为19 丈4 尺8寸6 分。沈括这项测量工作，比俄国于1696 年开始的顿河地形测量早600多年②。
　　宋朝统治者很重视地图绘制，积极组织人力绘制新图。淳化四年（993）
　　诏画工集诸州图，用绢一百匹，合而画之，为天下图，藏于秘阁①，此即著名的淳化《天下图》。大中祥符初，命学士王曾修《九域图》3 卷②，熙宁九年① 刘纬毅：《宋代方志述略》，《文献》1986 年第4 期。
　　① 刘纬毅：《宋代方志述略》，《文献》1986 年第4 期。
　　② 《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98 页。
　　① 王应麟：《玉海》卷14。
　　② 《宋史·艺文志》。
　　（1076）又命沈括编制《天下州县图》（即《守令图》），经12 年完成③。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晏殊绘成《十八路州军图》④。除了《十八路图》外，还有《十七路图》⑤、工艺装饰品性质的《殿御屏风华夷图》⑥。
　　关于地方行政、山川、河渠水利的地图，单篇的较少，一般都与图经、地方志等放在一起。就地区来说，有《契丹地图》、《幽燕地图》、《河西陇右图》、《西州图》、《西域图》、《交广图》、《大辽国对境图》、《大金国按境图》等⑦。
　　外域地图有《海外诸域图》、《海外诸蕃地理图》。
　　专用地图有《鱼鳞图》、《导河形胜图》、《制置沿边浚陂塘筑堤道条式图》等。
　　此外，还有城市地图，如《长安图》，各种宫殿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等。石刻地图有《九域守令图》、《禹迹图》、《华夷图》、《地理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等。在石刻地图中，以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禹迹图》和《华夷图》的制作年代最早（约1081—1094）。淳祐七年（1247）据王致远所得黄裳图上石的苏州《地理图》也很著名。约在1155年前后杨甲编绘的《六经图》，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地图。
　　宋代出现了多种地理模型，如沈括用面糊木屑制作的地理模型，蜡质地理模型，木板地理模型①，朱熹的胶泥地理模型②等。
　　第三节蓬勃发展的水文学宋代对河湖水位的观测已有具体数据，在都江堰离堆石崖上刻有十个刻度的水尺，“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岁作侍郎堰..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③。南宋太湖地区出现了水则碑，如吴江上立有两座水则碑，长七尺有奇，树立在垂虹亭北左右。左水则碑用来观测记录各年的水位变化。碑上共有七条横格，一条横格为一则：“横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平水之衡。在一则，则高低田俱无恙；过二则，则极低田淹..过七则，极高田俱淹”。④它表明水位变化与不同地形上农田受水害的数量关系，表明了建立水则碑的目的和通过水则碑了解水位长期变化的规律。右水则碑用来观测记录一年内各旬各月的水位变化。碑上刻有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每月又分上、中、下三旬。左、右两碑合并使用，就可以了解当地短期（一年内）和长期两种水位变化情况。这种设计很科学，在中国古代水文测量史上是一个创举。另外，宋人从长江干流和支流上记录长江枯水位的石鱼题刻统计中得出石鱼具有“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的周期性特点③ 《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
　　④ 《玉海》卷14。
　　⑤ 《通志》卷73。
　　⑥ 《玉海》卷91。
　　⑦ 《补五代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
　　① 《梦溪笔谈》卷25。
　　② 《朱子文集·答李季章书》。
　　③ 《宋史·河渠志》。
　　④ 黄象曦：《吴江水考增辑》卷2。
　　的结论①。由于石鱼“出必丰年”，因此，人们把石鱼题刻称作“丰年碑”或“丰年石”。四川忠县汪家院子宋代洪水题刻，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长江洪水题刻。
　　宋代由于对水位的观测比较仔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洪警戒水位的观念。大中祥符八年（1015）六月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后即成为定制。“旧制，水增七尺五寸，则京师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负土列河上以防河”②。这里的“七尺五寸”水位，即是现在水文站通称的“警戒水位”。
　　这一时期，对于流水侵蚀与沉积作用有所研究，并以沈括的成就最为突出。沈括继承了中国古代流水侵蚀理论，并用之解释温州雁荡山的成因。他指出：“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接着，他把流水侵蚀原理推广到解释所有不同岩性的沟壑，特别是黄土高原沟壑的形成上。沈括通过考察，以山崖上的化石为依据，用流水沉积理论来解释华北平原的成因：“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皆浊泥所堙耳。”③宋代海洋潮汐学的发展体现在潮时计算与潮汐表，潮汐成因理论和暴涨潮理论三个方面。
　　北宋张君房的新潮汐图表，发展了窦叔蒙的潮时表，把窦表作了两处改进。一是横坐标由月相改为“分宫布度”，即月亮在黄道上的视运动度数。二是纵坐标用时辰表示时间的同时，又补充刻来表示，即“著辰定刻”。这两处改进，使张表比窦表精细很多。北宋燕肃则把理论潮时的推算推进了一步。他计算的潮时逐日推迟的时间分为大尽（一个月30 天）和小尽（29 天），大尽3.72 刻，小尽3.735 刻。北宋吕昌明编制的《浙江潮候图》是实测潮汐表，具有实用价值。
　　张君房的潮汐成因理论，受到葛洪、卢肇的影响，主张潮汐是月亮和太阳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强调月球的主导作用。余靖、沈括主张月球是潮汐形成的主要原因，批驳了卢肇。
　　燕肃关于暴涨潮与河口水下地形有关的理论是对潮汐学的一大贡献，但他否认喇叭形河口对暴涨潮形成的重要作用则是错误的①。
　　李约瑟对中国宋代潮汐学的成就作了公正的评价。他指出：“在十一世纪中，即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他们在潮汐理论方面一直比欧洲人先进得多。”②第四节旅行家及其游记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较著名且有游记流传后世的旅行家并不多，这里仅简要介绍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作品。
　　①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74。
　　② 《宋史·河渠志》。
　　③ 《梦溪笔谈》卷24。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七章，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4 卷，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757 页。张匡邺、高居诲与《行记》后晋天福三年（938）十二月，张匡邺、高居诲奉命去于阗，从灵州（今宁夏灵武南）出发，行两年到达于阗，七年（942）冬返回。途经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今安西东）、沙州（今敦煌西）。归来后，高居诲撰《行记》，记叙他们这次出使时来往所见山川地理情况。原书已佚，《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保存有部分内容。
　　胡峤《陷虏记》后晋天福十二年至广顺三年（947—953），胡峤随萧翰入契丹，归来后撰《陷虏记》1 卷，记载契丹、室韦、黑车子等地的地理情况。
　　王继业《西域行程记》乾德二年（964），宋太祖赵匡胤诏沙门300 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王继业是其中之一。12 年后，开宝九年（976）王继业等人回国，奉太宗诏择居四川峨眉山牛心寺，把从西域带回的涅盘经一函42 卷藏于寺中。王继业在每卷涅盘经之后，分记西域行程。此记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范成大发现后，全文抄录，收入《吴船录》中，得以流传至今。书的内容是记载王继业游中印度、南印度时，那里的地理、寺庙、城市等情况，是现存宋代唯一一部记载印度地理的游记。
　　王延德《西州程记》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赵灵派王延德出使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雍熙元年（984）四月，王延德回东京（今开封），向太宗报告出使经过及沿途见闻，这就是《西州程记》，又名《使高昌记》或《高昌行记》。书中对沙漠景观的描述有其独特的内容。其他如物产、民族、风俗、水文、历史、宗教的记载也颇为丰富，《宋史·高昌传》全文收录。
　　沈括《使契丹图抄》《使契丹图抄》是沈括于熙宁八年（1075）出使辽朝，与契丹贵族谈判代北有争议地界时所作的沿途考察报告，从书中可知辽的生产生活、气候、习俗、“捺钵体”的建筑等情况，还记有沿途驿道的迂曲、方位和里程。此书是研究辽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范成大的三部游记范成大（1126—1193），苏州吴县人，南宋著名诗人，也是很有成就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揽辔录》，是范成大于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朝时的日记体游记。原书已佚，今仅存数页。记载了出使时走过的线路、地名、地理环境的变迁以及金朝的人事情况。《骖鸾录》，是范成大于乾道八年（1172）出任静江府（今桂林市）知府时所记途中见闻，如农业、手工业、物产、水利设施、集市贸易等。《吴船录》，是范成大于淳熙四年（1177）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路回故里吴县时写的游记，对沿途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城市地理等作了逼真的描述，具有较高的地理价值。
　　陆游《入蜀记》《入蜀记》是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去夔州（今重庆奉节东）任通判时，以日记体裁记述沿途（今6 省30 多个县市）的见闻。它可与范成大《吴船录》相媲美，为南宋优秀游记之一。所记地理内容丰富，如气象、气候、地貌、水文、水利、农业、动植物、州县建置沿革、城市地理、航运、风俗等。
　　乌古孙仲端、刘祁与《北使记》金朝兴定四年（1220）七月，诏遣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出使蒙古，晋见成吉思汗。不到一年返回。返回后，由乌古孙仲端口述、刘祁记录，成《北使记》。内容记述乌古孙仲端一行去中亚的路程、沿途地形、民族、历史、气候、物产、风俗、动物、语言文字、宗教等。
　　第五节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于中外交通比较兴盛，促进了边疆和域外地理的发展。其中代表作有《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岭外代答》、《鸭江行部志》、《诸蕃志》等。
　　《萍洲可谈》3 卷，北宋朱彧撰，宣和元年（1119）成书。内容是朱彧记述其父在广州做官时的见闻，大部分讲广州市舶和蕃坊情况，少部分记述高丽、三佛齐等地的地理。并首次记载我国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事实。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 卷，北宋徐兢撰。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徐兢为属官。他把使团的见闻300 余条记录下来，成此书。内容有高丽地理、物产、民情风俗、典章制度等。最后几卷，记述中国与高丽的海上航线及航海技术，其中也有使用指南针航海的史实。
　　《岭外代答》10 卷，南宋周去非撰，约1178 年成书。作者为桂林通判，此书记载他任期内的见闻，分20 门。其中地理门讲广西地理，外国门讲东南亚、西亚、东非各国的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此外，还有香门、宝货门、金石门等。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回答别人关于岭外事物的询问，故名《岭外代答》。
　　《鸭江行部志》1 卷，金朝王寂（约1127—1193）于明昌二年（1191）
　　写成，记载金朝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东京（今辽宁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北大明城）三路地理，可补《金史·地理志》的不足。《诸蕃志》2 卷，南宋赵汝适撰，约1225 年成书。作者为提举福建路市舶官，闲暇时翻阅外国地图，访问外国客商，从他们那里得知各国的国名，风土人情，距中国的里程，物产等。上卷叙述亚、非两洲共57 国的地理及其与宋朝的关系。下卷叙述47 种外国物产，如香料、宝石、珍珠、动植物等。第六节沿革地理这一时期的沿革地理学有很大发展，主要著作有《通志》、《通鉴地理通释》、《通鉴地理考》等。
　　《通志》200 卷，南宋郑樵（1103—1162）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地理部分包括《四夷传》7 卷，《地理略》1 卷，《都邑略》1 卷，《食货略》2 卷，《灾祥略》1 卷。与正史中的地理志、食货志、五行志相当。《地理略》、《都邑略》则是重要的沿革地理著作。特别是《都邑略》出于郑樵新创的体例，为其精心之作，其中叙述历代都市建设情形，附带述及历代四裔都邑。
　　《通鉴地理通释》14 卷，南宋王应麟（1223—1296）撰，元至元十七年（1280）成书。此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阸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例，厘定成编”①，是一部通贯千年的历史地理专著。王应麟另有《通鉴地理考》100 卷，惜已不传。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47。
　　第九十三章生物学第一节动植物专著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生物知识进一步积累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大量有相当水平的动植物学者，其中尤以植物类居多，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范成大《梅谱》、刘蒙《菊谱》、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陈翥《桐谱》等。这些著作分别记述各种园艺植物的品种、历史沿革、性状特征和栽培方法等，在生物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例如，蔡襄《荔枝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有关荔枝的专著，全书7 篇，书中所记32 个品种，对其性状特征作了清楚的描述，对于考证现代荔枝品种源流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观察是很仔细的，如正确地指出荔枝有“间岁生”、“仍岁生”和“半生半歇”的结果习性。此书还记载了由于显著变异而产生的某些荔枝品种，并指出岭南、四川、福建都产荔枝，但以福建所产荔枝品质最好。据此书记载，当时荔枝产量很高，除供国内食用外，还远销东南亚和日本等国。此外，如宋僧赞宁《笋谱》，可说是晋戴凯之《竹谱》的姐妹篇，记述了94 种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27 卷，后集31 卷等，也都有丰富的植物学史料。在动物方面，如专门研究鸟类的《禽经》，相传为春秋时代师旷所撰，晋张华注，宋陆佃始见引用。但从书中内容分析，此书可能是唐宋时代的托名之作。书中载有鹞、鹡鸰、锦鸡等70 多种鸟，分别记述各种鸟的名称、形态、身体结构与生活环境，乃至迁徙及换羽的习性等，但以描述鸟类的生态为重点。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鸟类生态学著作。此外，这一时期的一些地区性动植物著作，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动植物100 多种，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载了四川地区的动植物等，都有助于了解这些地区的动植物资源的情况。
　　南宋郑樵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动植物志及图谱的编写原则和方法，其中包括：（1）重视动植物名称的研究，要“深究鸟兽草木之名”，“得鸟兽草木之真”，并以实物为准，做到名副其实；（2）主张深入实地观察和采访。“不问飞潜动植”，都要“明其品汇”，“通鸟兽之性状，察草木之精神”；（3）明确“图”与“说”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图，经也；书，纬也”，并指出“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特别强调图例对研究动植物的重要性；（4）凡著书虽采前人之书，但不囿于汉唐诸儒议论，必须“本乎心识”，“自有所得”，等等。①这些原则和方法，显示出他反对因循，要求创新的思想，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二节动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这一时期关于动植物形态和生态的知识更为丰富和确切。如苏颂《图经本草》所附的动植物图，都是按实物绘制的，其中的动植物图谱，多数可作为鉴定这些动植物的科、属、乃至种的依据。《图经本草》原书已佚，但在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一书中，保存了《图经① 参见梁家勉：《中国动植物志的出现及其发展》，《科技史文集》第4 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年版。本草》的部分植物图，由此可以略窥一斑。唐慎微《证类本草》的药物图也是按实物绘图的，产地不同而形异者，则绘数图，且每图都注有产地。动物形态一般只绘一图，有些动物也绘有数图并注明产地。《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的图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全的动植物形态图。这种按类绘图并可据图采集动植物的方法对以后动植物形态学的发展也有较大影响。
　　由于宋代多次对本草学著作进行整理和修订，促进了人们对野生植物的观察和了解。例如，对于花的各部分名称及特点有了更准确的记载。如《图经本草》记载：漏卢“花黄，生荚端”，防风“五月开细白花，中心攒聚，作大房”，蚤休（即七叶一枝花）“蕊赤黄色，上有金丝垂下”等，不仅对花的形状和颜色作了详细描述，而且明确区分了花萼、花蕊、花丝、子房等，反映出当时对植物形态有了进一步的辨别和认识。又如，苏颂描述使君子的形态为“其叶青”，“其茎作藤..三月生花，淡红色，久乃深红，有五瓣，七、八月结子如拇指，长一寸许，大类栀子而有五棱”①。明确指出了使君子为藤本植物及其花色变化和果实形态。沈括描述钩吻：“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节粗似鹤膝；叶圆，有尖，如杏叶，而光厚似柿叶，三叶为一枝，如菉豆之类；叶生节间，皆相对；花黄细，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于节叶之间。”①钩吻为缠绕茎，叶对生，黄花。沈括对其形态特点的描述是很生动和准确的。而利用植物的花和果实等繁殖器官的形色作为鉴别植物的依据，是植物形态学的一大进步。
　　在这一时期植物谱录中，根据所记载的植物名称和有关描述，一般都能辨别其种属，这在生物学上也是很有意义的。如陈翥《桐谱》提到，白花桐是以其“花先叶而开，白色，心赤内凝红”的特征而命名的。由此可知他所说的“白花桐”是现在分类学上的白花泡桐。另外一种紫花桐，其“花亦先叶而开，皆紫色，而作穗，有类紫藤花也”，根据这种形态特征，可知“紫花桐”是现在分类学上的绒毛泡桐。陈翥还记述了白花桐的一个变种，即“白花之小异者”②，基本上反映了其种属关系。类似的认识和描述，在宋代的各种专谱以及郑樵《昆虫草木略》等著作中都有突出的反映。
　　在动物学方面，如《图经本草》载录有丰富的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书中记载麝“形似獐而小，其香正在阴前”③，说明当时人们已观察到麝（雄性）鼠蹊有麝香腺。再结合书中所载麝、獐这两种鹿科动物的图形，可以清楚地看出麝和獐都无角，獐无香腺的形态特征。此书所载贝类等动物的形态也是相当准确的。关于动物生态和生活习性，在《图经本草》中也有简要生动的描述。例如，书中记载：“獐，今陂泽浅草有之”①；熊，“好攀缘”，“上高木”，“冬多入穴而藏蛰，始春而出”②。把獐、熊生活环境和熊冬眠习性描写得十分清楚。又如对牡蛎的摄食方式和食性等也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等等。此外，在陆佃《埤雅》、罗原《尔雅翼》、郑樵《昆虫草木略》等以诠释动植物名物为主旨的著作中对动植物种类形态和生态也都有不少翔实的记① 唐慎微：《证类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年版，第239 页。
　　① 见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1040 页。② 潘法连：《桐谱选译》，农业出版社1983 年版。
　　③ 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369 页。
　　①② 分别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386、371 页。
　　载。
　　第三节遗传与变异两宋时期由于果木、花卉、观赏动植物等园艺业的发展，人们积累了更加丰富的遗传变异知识。
　　这一时期关于生物变异的记载是很多的。如蔡襄在《荔枝谱》中列举出荔枝品种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他说：“荔枝以甘为味，虽百千树莫有同者”，同一品种也存在着个体差异。刘蒙在《菊谱》中曾描述了菊花有35 个品种。关于菊花的变异，他说：“花大者为甘菊，花小而苦者为野菊，若种园蔬肥沃之处，复同一体，是小可变为大也，苦可变为甘也。”沈括曾说“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③这些不仅反映出对生物变异的普遍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更明确地认识到生物的变异与生物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实践中利用能够遗传的显著变异，主动地去培育新品种。例如，北宋中期洛阳出现一种“潜溪绯”牡丹。它原出“潜溪寺”，“本是紫花，忽于丛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①。这显然是一种突变。他如“御黄袍”、“洗妆红”等牡丹，也都是由突变产生而由人工加意培育出来的。不仅如此，当时的种花人还对用突变加选择去培育新品种的宝贵经验作出了总结。例如，刘蒙《菊谱》中写道：“尝闻莳花者云：花之形色变异如牡丹之类，岁取其变者以为新。”这反映出通过连年选择变异植株可以创造出新类型的朴素进化观，也完全符合关于遗传、个体变异和人工选择是生物及品种类群不断丰富的基础这一现代遗传学的重要理论。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还提到：“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重瓣）、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指出了重瓣和多瓣花都是从单瓣花逐步演化而来的。陆游《天彭牡丹记》、刘蒙《菊谱》等专谱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周叙《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中提到：“间金，千叶红花也，微带紫而类金系腰。开，头可八九寸。叶，间有黄蕊，故以间金目之。其花盖黄蕊之所变也。”这里说的是一种叫“间金”的多瓣牡丹，开的红花稍带紫色，很像另一个品种“金系腰”，但在数层花瓣中夹杂着黄色雄蕊，所以称“间金”。它的花瓣是由黄色雄蕊变成的，从而科学地解释了花瓣增多的原因。这是世界生物学史上最早发现雄蕊可以变成花瓣的文献记载②。第四节对大型真菌与微生物的认识和利用在显微镜问世以前，“菌”的概念主要是指那些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
　　寇宗奭《本草衍义》中记载：“茯苓乃樵砍讫多年松根之气所生，此盖根之③ 《梦溪笔谈校证》卷26。
　　①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
　　② 姚德昌：《从中国古代科学史料看观赏牡丹的起源和变异》，《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 卷第3 期，1982年。
　　气味，噎郁未绝，故为是物”，“松既樵矣，而根尚能生物乎？答曰：如马勃菌、五芝、木耳、石耳之类，皆生于枯木、石、粪土之上，精英未沦，安得不为物乎”。①虽然当时还难以了解菌类的繁殖体（孢子），但这里明确指出茯苓是松根上腐生的大型真菌，并把多种菌类的腐生习性作了科学的概括，这种对菌类生物学特性的精辟论述是难能可贵的。苏颂《图经本草》进一步指出“茯苓出大松下，附根而生，无苗、叶、花，实作块如拳，在土底”②。这不仅说明茯苓是附生植物，具有生长在松树下面的习性，还描述了它是由堆积成团“作块”的菌丝组成的形态特点。此书还记有如何发现和采掘茯苓的方法。如说“今茶人采之法，山中古松久为人斩伐者，其枯折槎枿，枝叶不复上生者，谓之茯苓”③，即在砍伐多年且不再萌发枝叶的老松树的枯折根株上，可能有茯苓。遇有这种松树“即于四面丈余地内，以铁头锥刺地，如有茯苓，则锥固不可拔。”④茯苓的利用也是历史悠久的。《图经本草》记载，把茯苓制成末，浸在酒和蜂蜜中，封之，“无泄气”，冬五十日，夏二十五日，就成了“其味极甘美”的茯苓酥，再制成手掌大的饼，即可食用。茯苓是富有营养的食用菌，近年来，人们发现，从茯苓中提取的多糖，对某些癌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①。此外，《图经本草》对猪苓、菰草、冬虫夏草等，都有精彩的记述。
　　陈仁玉于淳祐五年（1245）写成的《菌谱》是中国最早的菌类专著。书中主要记载产于浙江的松蕈、竹簟、鹅膏等11 种大型真菌，并较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真菌的形态、生长习性、生态等以及它们的可食用性。有的大型真菌还可资以鉴其种属②。此外，《菌谱》还记有误食毒菌的中毒症状及治疗方法。如说“鹅膏蕈生高山中，状类鹅子，久而散开。味殊甘滑，不减稠膏。然与杜蕈相混。杜蕈者生土中，俗言毒气所成，食之杀人”，“凡中其毒者必笑，解之宜以苦茗杂白矾，勺新水并咽之，无不立愈”。
　　这一时期，特别是通过农业生产实践也积累了不少微生物学知识。如陈旉《农书》中较详细叙述了用粃糠、断槁落叶和由它们烧成的灰，并与麻子饼一起沤制肥料的方法。陈旉在记述这一沤制过程时写道：“如作曲样，候其发热，生鼠毛”③。表明当时已意识到肥料的沤制和用谷物酿酒有共同特点，并描述了霉菌菌丝生长的情况。实际上这都是微生物的发酵作用④。陈旉《农书》还提到：撒石灰泥中，“以去虫螟之害”⑤，即是用石灰消毒种子的方法。两宋时期的生物学成果是多方面的，除上述者外，如对白蜡虫、紫胶虫与五倍子蚜的研究、饲养和利用，杜绾《云林石谱》对鱼化石的记载，沈括、朱熹对螺蚌化石堆积的论述，吴简、杨介、宋慈对人体解剖的认识，等等，也都获得不少重要发现和杰出成就。此外，关于辽朝、金朝等统治地区一些① 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7、296 页。
　　② 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7、296 页。
　　③ 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6 页。
　　④ 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6 页。
　　① 赵根楠：《茯苓古今谈》，《植物》1980 年第5 期，第16 页。
　　② 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59 页。③ 见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 年版，第45、56、27、31 页。④ 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第161 页。
　　⑤ 见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 年版，第45、56、27、31 页。动植物如海东青、牛鱼、跳兔、回鹘豆、西瓜、旱金花、铁脚草等的记述，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生物学的内容。
　　第九十四章医药学第一节人体解剖的新进步关于请医学家、画工剖视绘制死刑犯人脏腑的人体解剖研究，在宋代最有影响的是《欧希范五脏图》和杨介《存真图》等的绘制。叶梦得的《岩下放言》、赵与时的《宾退录》、范慎的《东斋纪事》、沈括的《梦溪笔谈》等对《欧希范五脏图》的绘制始末与内容均有记述。据《岩下放言》记载：“世传欧希范五脏图，此庆历间（1041—1048）杜杞待制治广南贼欧希范所作也。希范本书生，桀黠有智数，..乃与其党蒙干啸聚数千人，声摇湖南。朝廷遣杨畋讨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为招降之说，与之通好。希范猖獗久，亦幸以苟免，遂从之。与干挟其首领数十人，偕至。杞大为燕犒，醉之以酒，己乃执于座上。翌日，尽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肾肠，因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①中国著名解剖学家詹宝璋指出：“其所观察所记载，虽未尽正确，然比较已颇精密，实九百年前一段最好的解剖记录也。”②其次是杨介的《存真图》。据考“崇宁间（1102—1106）泗州刑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视，决膜摘膏，曲折图之，尽得纤悉，今较以古书，无少异者”①。该书虽佚，但其图式多为元、明医学家著作所引用。宋代进行人体解剖还有若干记录，如：军医张济善于针灸，“凡视一百七十人”，还称言其用以观察针灸治疗疾病效果者。凡此种种，虽皆行解剖于刑犯、饥疫者，但其动机则无不涉于医学的研究。
　　第二节官修本草两宋时期共修成本草著作80 余部，其中记载的药物品种总数达1800 余种，比唐朝的《新修本草》增加了1030 种。除私人所修的多部本草著作外，由官府组织人力，大规模编修本草成为这一时期药物学著作编撰的主流。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刘翰、马志、张素、吴复珪等九人修定本草。他们以唐朝的《新修本草》（659）为基础，补正讹漏，增加新药139种，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又命翰林学士李昉及王祐等人重新校勘，修正颇多，改名《开宝重定本草》（974），简称《开宝本草》，颁行全国。凡20 卷，收药983 种。嘉祐二年（1057），又命掌禹锡、林亿、苏颂等人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再次修定，于三年后修定完稿，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1 卷，增加药物99 种，共收药物1082 种，除印有监本外，为普及还出了小字本。
　　嘉祐三年（1058），宋朝廷曾命各郡将所产药物一律绘图，注明开花、结实、收采季节及用途，送往京师，由苏颂等人负责整理。这是继唐朝之后，又一次由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药物普查，对鉴别药物真伪、统一名称等起了重要作用。嘉祐六年（1061），苏颂根据各地所送资料编写的《图经本草》，收药图933 幅，是我国有部分尚存最早的图文并茂的版刻药物图谱。
　　① 陶宗仪：《说郛》卷29 引《岩下放言》。
　　② 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第1 期。
　　① 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第1 期。
　　此后，四川出现了两部由个人编著的本草著作。一是陈承在元祐年间（1086—1093）所著《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 卷，现已佚。另一部是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唐慎微（1056—1093），字审元，原居蜀州晋原，后住成都，人称华阳人，世医出身，有医名，医不重酬，但求得方，凡所阅读待人均以搜寻药方为务，因此积累了大量经史和民间药物知识。他的《证类本草》在《嘉祐本草》及《图经本草》基础上，增加新药476 种，并一一附图，计收药物1558种，凡32 卷，另收古今单验方3000 余首，内容极为丰富，使宋代药物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命医官艾晟进行修订，正式刊行，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16）再次修订，名《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加修订，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宋代官修本草有上述数次，如此不断地官修、刻印、颁行，对本草学的发展和药物品种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此外，民间还有若干本草著作，如《日华子诸家本草》（约成书于开宝中）、《本草衍义》（1116）、《宝庆本草折衷》、《履巉岩本草（1220）等，均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第三节官办医局与大型医方书的编撰王安石变法施行市易法，由官府控制药品贸易，于熙宁九年（1076）由太医局设立“卖药所”，崇宁二年（1103）在都城已开设五所，并另设专门负责药物炮炙加工的修合药所二处。此后分别改称为“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约于绍兴十二年（1142）又改名为“太平惠民局”，并且相继在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也成立了官办“惠民药局”。惠民药局的举办在历史上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期由于官府的腐败，曾被人们讽刺为“惠官局”或“和吏局”。
　　在卖药所成立之前，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即诏令医官奉献有效经验方，太平兴国七年至淳化三年（982—992），令医官王怀隐、王祐、陈昭遇等汇编成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100 卷，分1670 门，收载医疗处方16834首。该书有理论、有经验、有处方、有药效等，是一部中医理、法、方、药俱备的官修药典。特别经庆历六年（1046）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太医局等培养医生的教材达数百年之久。大观元年至大观四年（1107—1110），宋徽宗诏令太医裴宗元、提举措置药局陈师文等合作，编成《和剂局方》，几经校订、增补，绍兴二十一年（1151）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名颁行全国。共10 卷，收医方788 首，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该书在数百年间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由于其用药偏于辛温之弊，曾为医学家批评，但有许多医方至今仍为医界所广泛运用。北宋末，宋徽宗亲自组织医官编撰《圣济经》10 卷，于政和八年（1118）编成，诏颁天下学校，以为课试命题的依据。与此同时，还集中医官在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经验的基础上，编成《圣济总录》200 卷，分60 门，收医方近两万，集宋以前医方的大成。该书编成后未及刊行，金人攻取宋东京，该书刻板尽归于燕。金世宗大定中（1161—1189）取所获刻板重刊颁行，故南宋未见此书流传。第四节创设校正医书局北宋建立后，多次组织医学家修定本草，校正补充医方，开办国家医药惠民局等。与此同时，为了广泛征集收藏和充实国家图书馆的医药书籍，曾多次向全国发出购求医药书籍的命令。早在北宋建立后的第十三年，赵匡胤即诏令皇室和翰林医官“详校诸本草”，修撰《开宝本草》，对购求医药书籍提出了要求。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太平兴国六年（981）命贾黄中等在崇文院编录、校正历代医书。在编录校正中深觉存书不丰，于是由朝廷发布诏令：凡捐献医药书籍“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伏给缗钱赏之”，由此所集医书甚众。
　　天圣四年至七年（1026—1029），宋仁宗与辅臣论述卫生问题时提出：“世无良医，故夭横者众，甚可悼也？”张知白认为：“古方书虽存，卑多舛谬，又天下学医者，不得尽见。”由此引起宋仁宗对校正和刊印医书的注意，遂命集贤院校理晁宗懿、王举正等校正《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景祐二年（1035）又命世医丁度等校《素问》。皇祐三年（1051）又命孙兆校《外台秘要》等。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接受宰相韩琦建议：“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随后，“令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命韩琦为提举，命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等为局官。继韩琦任提举者还有钱象先等，继林亿等局官者还有秦宗古、高保衡、孙兆、孙奇等名家。经过十余年许多名家的搜集整理、考证、校勘，校正医书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①《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尚存宋以前重要医书均经校正医书局校勘正误。
　　第五节临床医学的进展从宋代太医局之医疗和教学体制可知，其临床医学已分为大方脉即内科、小方脉即儿科、疮肿兼折伤即外科骨伤科、产科、眼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疮书禁即战伤与画符咒禁以及专治风疾等，有时作九科、十科，有时分为十三科。但以内、外、妇、儿科发展较大。例如：内科除伤寒、杂病等有许多专著外，还有专门论述脚气病的《脚气治法总要》（1093），着重总结水肿治疗经验的《鸡峰普济方》，专门论述肺结核病的《十药神书》等等。在外科骨伤科方面，除出现许多专论外科疮疡疾病的综合性和专门外科疾病书籍外，首次出现了用外科命名书名的书籍，如吴起予的《外科新书》及继而成书的陈自明《外科精要》（1263）。在妇科方面，杨子建撰《十产论》（1090），对横产、倒产、臀产、碍产等各种非正常难产以科学的论述，并详载了各种难产的助产方法。尤其所述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正① 李经纬：《北宋皇帝与医学》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论文，1988 年8 月，美国圣迭戈。术的最早记载。陈自明所撰《妇人大全良方》（1237）24 卷是妇产科学集大成的著作，所论调经、众疾、求嗣三门全面系统论述了妇科诸种病证；胎教、候胎、妊娠疾病、难产、产后五门，详论了产科诸种生理、病理和病证治疗等内容，对中国妇产学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小儿科方面，其贡献和影响与陈自明齐名者可推著名儿科学家钱乙（1053—1117），他从事小儿科学研究和疾病治疗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证经验，撰有《小儿药证直诀》，于重和二年（1119）经学生阎孝忠整理成书。该书在小儿生理上强调“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指出小儿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等特点，故在治疗原则的确定上主张“柔润”，反对大泻、蛮补和痛击之法，有着很高的科学依据。其他如眼科、口齿科、咽喉科等等方面也都取得新的进步。
　　第六节法医学的总结与提高中国法医学远在秦汉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一些理论认识，此后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宋代宋慈（1186—1249）所编撰的《洗冤集录》（1247），是一部集大成并影响人类法医学发展的法医学专著。宋慈（1186—1249），字惠父，福建建阳人，进士出身，先后三次出任提典刑狱官，积累了丰富的执法经验，对人体解剖，验伤，验尸，现场勘察，机械性死伤原因之鉴别，自杀、他杀之鉴别，自杀他杀动植物毒品，急救，解毒等等，均有不少科学的论断。宋以后600 年间“听讼诀狱，皆奉洗冤录为圭臬”。在此期间虽然不断有新的法医学论著出现，然无不以此为蓝本。并先后被译为朝、日、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许多国家审理死伤案件和研究法医学的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