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_4

　　战后的一天晚上，彼得和几个朋友正在听由霍罗威茨演奏的布拉姆斯作品的唱片。彼得后来回忆道，“突然，唱片咔嗒响了一声，就在那音乐演奏中间，出现了人类自己发明的最可怕的声音。有人赶快跑去换唱片，可是欣赏的情绪已被破坏。就在当时当地我已明确，必须设法终止这种情况。”

　　三年后，彼得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每分钟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的密纹唱片，这种唱片敷了一层乙烯系树脂来减少摩擦噪音。每分钟七十八转的旧式唱片，每英寸有八十五到一百道纹路，彼得把这个纹路数目提高到二百二十四到三百。这就是说，一张十二英寸的唱片，正反两面就可以放四十五分钟的音乐——从一首完整的协奏曲或一整部交晌乐。萨尔诺夫宣称，美国广播公司已经有一种每分钟四十五转的唱片，他认为需要比这再放慢速度的想法是可笑的。然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密纹唱片集第一集大受欢迎，从巴赫到哈里·詹姆斯的各种乐曲应有尽有，价格从每张二点八五美元的十英寸的流行歌曲唱片到每张四点八五美元的十二英寸的大乐章唱片。美国广播公司的挑战又失败了。

　　到彼得度过五十岁生日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委派了一位经理人员作他的总管（大家都称他是“照料彼得的副总经理”）。这时，彼得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实验室主任。这家广播公司在离彼得家不远、俯瞰斯坦福德主要街道的芳草如茵的山丘上，为他修建了实验室。弗兰克·斯坦顿说，“我们所做的最明智的事，莫过于在乡村为彼得建了实验室供他解闷儿”。从这座实验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靠彼得的发明获得了一百多项专利权。其中之一是一种回响装置，它能再现大音乐厅里出现的颤音以增强音响的深度。此外，还有一种供盲人使用的电唱机和一种能把胃里的情况向外科医生播放出来的微型彩色电视录相机——这是彼得在其身兼数职中，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用电子学教授的身分发明的。也许，他那最不寻常的发明要算是电磁录相设备了，观众只靠一个极小的装置，就可以在自己家的电视机上放映节目，而不用接收商业广告。一卷七英寸的微型影片就能放映半个小时的彩色电视或一个小时的黑自电视，这影片可以象唱片那样自动落在盘上，而且放完之后还会自动卷回去。

　　在康涅狄格州郊区，有关彼得的传说越来越多：他晚上如何同邻居本尼·古德曼一同举办音乐晚会；他如何和别人下棋；他收藏了多少慢转密纹唱片；他的住宅如何象一座教堂，因为屋里到处是巧妙隐蔽的喇叭，从各个角落传出唱诗班的歌声。如果有位秘书上班来迟，说她的车子出了毛病，彼得当场就能替她修好。他对自己的那辆麦塞德斯·奔驰牌轿车的保洁十分在意，在加油站服务员擦过之后，他马上还得自己再擦一次。彼得不分昼夜地工作，他有时会在凌晨3点或5点给助手打电话说：“刚刚又想到点什么，到实验室找我来吧。”说毕就挂上电话。

　　关于他的脾气也有一些传说。然而他却是他那一代少数几个关心社会的科学家之一。他替失业的黑人找工作，担任斯坦福德反贫困办公室的领导人，花费很多时间宣传在公立学校里采用电视教学。他捐赠给斯坦福德江滨小学一间设备齐全的电视广播室。部分是由于彼得的努力，到1971年他退休时，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学校里，教师们都采用了影片、幻灯放映机或其它直观教具。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彼得的退休问题十分不安，这一点也充分表现出了彼得的非凡的才能。这家公司向彼得提出，十年内每年付给他七万五千美元，而不需要他作任何工作。彼得拒绝了。相反，他却投入大量的精力把美国的卫星和海底电视电缆联接起来，一共建立了多达四十个横贯美国东西的电视渠道。在他对未来的设想中，将来会有全国通联的空中影院；参加竞选的政治家们可以不必花钱就能在电视中和选民见面；学生可以在家里上课，以及通过电视播送的全国性传真报纸。

　　六十年代后期，有一次有一个广播电台的记者问他，是否认为有一天精神交感作用会被用来代替电视。他沉吟了一会儿，正了正眼镜说，可以设想，尚未被发现的脑电波，有朝一日可能会被利用起来。他又补充说，“不过，那可是许多年以后的事。”

　　播音室里寂静了好一阵。彼得的事可是谁也说不准的。





　　第二十九章 牢记勿忘

　　现在到肯尼迪任总统的第三年头，民权运动的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55年蒙哥马利市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开始，中间经过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运动和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德事件，争取种族平等运动仿佛象一出连台本戏一样，在这出戏中白人扮演恶棍，黑人则扮演烈士的角色。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白人的良心已被唤醒，他们的愤慨逐步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和习俗所追成的障碍。但是，那个时代就要结束了。更为愤怒、激烈、不顾一切的黑人就要杀上舞台的中心。地位已经确立的黑人领袖越来越发现，黑人青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以眼还眼的趋势的出现，预示着在争取取消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将出现一个更为危险的新时期，但是这出连合本戏中还有几幕插曲先要演出。最突出地使黑人成为烈士的恶棍是伯明翰的那个外号叫“公牛”的警察局长尤金·康纳，此人最初是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引起全国的注意的。两年过去了，他现在要扮演主要的角色了。

　　马丁·路德·金曾称伯明翰为“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城市。”康纳非常喜欢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这句话。他对自己的顽固感到骄傲。二十三年来，他一贯使用恐怖和残暴的手段来恐吓黑人领袖，无不获得成功。不仅伯明翰的学校完全实行种族隔离；这里的公共厕所、饮水站、剧场、公园、运动场、饭馆、甚至连教堂也全是如此。联邦政府禁止种族歧视的规定，“公牛”康纳根本不放在眼里。在他看来，那些规定无非是破坏伯明翰法律和治安的奸计，因此是一种必须无情地加以摧毁的反对力量。直到1963年春，民权运动的领袖们一直尽量不去招惹他；那时，康纳正在竞选市长，而种族问题的示威运动只会使他获得更多的白人选票。4月份，竞选结束。康纳遭到失败，这使他更卑劣了。但黑人领袖们却已对他作好了战斗准备。

　　马丁·路德·金的运动以“入座”和游行的方式于4月2日开始。康纳迅速反击，他以未获许可擅自结队游行、到处游荡或侵越私人产业等罪名，逮捕了四百多名黑人。金接着派遣一群群黑人到白人教堂去作礼拜，看警察敢不敢到那里去抓人。康纳不肯上那个圈套。他等着伯明翰的白人基督教徒自己在种族隔离问题上采取立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那样做了：只有四个教堂容许黑人进去做礼拜，另外十七个教堂都不让黑人进去。金号召黑人在4月12日耶稣受难日举行抗议游行，康纳却从市政府弄到了禁止游行的命令。伯克·马歇尔劝告黑人领袖且等温和派的新当选的市长艾伯特·鲍特韦尔就职后再说。对即将卸在的市长阿瑟·哈尼斯是不能抱任何希望的，此人在谈到罗伯特·肯尼迪时曾说，“我希望这里流的每一滴血都流进他的喉咙，把他呛死，”并说金“这个黑鬼的后台是司法部长和白宫。”但是，黑人领袖己无选择余地。即使没有他们参加，黑人群众也准备游行了。他们违抗禁令进行了示威，结果，继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逮捕，后来连金本人也被逮捕了。

　　5月2日，大约五百名黑人被抓走——大部分是中学学生——用校车装看送进了监狱。第二天，其他学生游行抗议。围观的白人向他们扔碎砖和瓶子。马丁·路德·金在新朝圣浸礼会教堂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抗议；有一千名黑人参加，康纳在教堂四周布满了警察。那天倒没有发坐什么事情。但第二天，当两千五百名黑人的游行队伍向伯明翰商业区行进时，康纳却对他们使用了警犬和水龙头。受过训练的警犬用牙齿撕开黑人的衣服，而有七百磅压力的水龙头则把黑人冲得紧贴着建筑物不能动弹，或把他们冲倒在地上。5月4日世界各地的报纸读者看到一张一只巨大的警犬张牙舞爪地扑向一个受惊的黑人妇女的照片，无不感到震惊。肯尼迪总统说，这张照片真使他感到“恶心”。他说，“我现在完全理解，为什么伯明翰的黑人对任何要他们忍耐的话决不愿听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一位代表请他出面干涉，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根据宪法他几乎完全无能为力。他确曾派遗伯克·马歇尔前去打开谈判的渠道。马歇尔同伯明翰的企业界人士私下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脆弱的休战协议，只维持了五天的功夫。5月11日有人朝一个黑人领袖的住宅和一家取消种族隔离的旅馆扔了炸弹。第二天是母亲节，忿怒的黑人又蜂拥到街头，这一次人数之多，使警察、警犬和水龙头也全都失去了作用。经过一夜的暴动和纵火活动，康纳要求新州长乔治·华莱士派人增援。

　　这是全国其它地方的人第一次听到华莱士的名字。他预料要发生这一类的事，他已准备好了一支七拚八凑的队伍——其中包括七百名村警，禁猎着守，酒税稽查和公路巡警。他们在城里大街上横冲直撞，骂不绝口，把黑人朝门洞里猛推，还气势汹汹地来回推拨着枪上的保险栓。黑人并没感到意外。他们一向不信任华莱士，而且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他曾对新闻界说过，他要使用他的职位赋与他的一切力量对金进行镇压。关于马歇尔的休战协议。他说，他决不参与任何“种族隔离问题上的妥协”。破坏马歇尔的计划是他的既定的目的，仅仅是由于肯尼迪总统已决定将三千名军队空运到伯明翰附近的一处空军基地，才使他没有下手。总统说，“本届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以维持秩序，保护公民的生命，维护国家的法律。”现在，州长的任何官员要是滥用武力，就会遭到强大力量的反击。哈尼斯市长斥责这是“用刺刀强制的友爱”。华莱士大发雷霆，向最高法院起诉，控告总统的行动“违宪无效”。这位州长还说，“这种军事独裁必须在它的萌芽状态时就把它掐死。”司法部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作为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总统有权将军队调到他想调的任何基地去。

　　马歇尔再次使黑人和白人领袖和解，这一次伯明翰疮夷满目的大街取消了种族隔离，恢复了长时期的和平。这结果显然又是马丁·路德·金的一次胜利。可以看出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伯明翰；全国白人中产阶级的良心又被激发起来，在别的地方，如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马里兰州的坎布里奇、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和格林斯博罗、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克林顿、路易斯安那州的施里夫波特、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和费城以及北部的芝加哥，抗议的黑人都在示威游行。总统说，“没有现成的合法的解决办法的……每一座城市中，失望和不和的怒火都在燃烧。”肯·奥唐内预言将有“一个漫长的炎热的夏天”，这句话将长时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秋天结束以前，将有一万四千名示威的人被投入南部的监狱。

　　华莱士的州长生涯刚初展宏图，下一步就要同司法部长肯尼迪发生冲突。罗伯特·肯尼迪并不想引起冲突，开始时他总还以为是可以避免的。他己开始相信，如果他早点儿作罗斯·巴尼特的工作，密西西比的危机是可以不致闹到那种地步的。他希望与华莱士的关系能搞得更好些，尽管看来前景实在并不美妙。不仅华莱士当选是因为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歧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唯一关心的事。他在竞选时一再起誓，他要站在亚拉巴马州每一座白人学校门口将黑人儿童赶走，他的卖弄辞藻的就职演说便是用这种煽动性的辞句结束的：“我以我国最伟大的人物的名义，在这里划定最后的界限，向暴政决一死战。我说：现在要隔离！明天要隔离！永远要隔离！”但鲍勃·肯尼迪仍认为同他坦率地谈一谈，可能避免以后的不幸。他这样想实在未免奇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是从来也不会为理智的呼声所打动的，而鲍勃的态度也不会促使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人有所克制。但他从来不能象别人那样看消楚他自己。他总以为他能够劝使乔治·华莱士接受他自己的想法。

　　他的追求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华莱士也和蒙哥马利州长官邸中的前任一样，从华盛顿打电话来几乎总是无法找到他。中间人为他们布置了一次会见，鲍勃尽力使这次会见看来只是一次无意中的相遇，他甚至还在亚拉巴马州有意安排了其他约会使他们的相见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但华莱士却有他的打算。他要让他的选民充分了解他为维护白人优越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为了这一目的，他除了在飞机场欢迎司法部长时没有叫乐队奏《迪克西》【迪克西（Dixie）意指美国南部各州，此处指艾梅特于1859年作的一首由白人扮演黑人演唱的歌曲，后变成美国内战时南部的军歌。——译者】外，什么都干了。州政府大楼四周布满了州警察。示威的人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基督徒快觉醒起来，‘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开’”，“清一色班子：肯尼迪、卡斯特罗、赫鲁晓夫”。在以前杰斐逊·戴维斯宣誓就任南部同盟总统职位的地方特意放上了一个新鲜的花圈，一个身穿白袍的南部同盟女儿双手交叉着守在那里，大概是表示不容肯尼迪亵渎。大楼里面，华莱士欢迎肯尼迪时，“为谨慎起见”打开了磁带录音机。这其实是瞎费电；因为没有谈任何实质性问题。鲍勃希望和华莱士取得一致看法的是，亚拉巴马州现在亟需解决的种族问题起因于法院作出的州立大学必须接受黑人学生的裁决。他一再对华菜士说，这条法津必须加以实施，这是他们宣誓信守的职责；华莱士则一再申说，这将引起暴乱，为此引起的流血事件将由肯尼迪负责。会谈结束时，华莱士州长把记者叫进来宜布，谈话丝毫没有改变他将守卫在学校门口的誓言。肯尼迪说，他希望地方当局能设法劝阻群众闹事。同肯尼迪一起参加谈话的埃德温·格思曼认为“华莱士的态度使鲍勃惊得目瞪口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绝望认输。”

　　肯尼迪兄弟决意避免另一次奥克斯福德事件。他们使用了曾在古巴上空使用过的侦察机把校园拍摄下来，军队指挥官便利用这些照片来部署兵力。总统飞到马瑟肖尔斯，在华莱士讲话的讲台上发言，简单地警告他不要违抗法律。华莱士则冉次告诉记者，他没有改变主意。这样他们两人就迅速走向直按对抗。根据法院的命令，有三名黑人学生被宣布有资格在6月10日开始的大学夏季学期入学。一个进塔斯卡卢萨分校。另外两名要进塔斯卡卢萨的大学本部，这两人，维维安·马隆和吉米·胡德，完全同一年又八个月前的詹姆斯·梅雷迪思的处境一样。华莱士比巴尼特更为放肆，他宣布，他不但不准胡德和马隆小姐进塔斯卡卢萨的校园，他还要迫使联邦政府的官员逮捕他这位亚拉巴马州州长。在美国地方法院禁止他干预他们入学后，他宣布：“我准备采取的行动甚至会影响我个人的自由，但不管冒什么风险，我打算将它进行到底。”

　　作为鲍勃·肯尼迪的副手，尼克·卡曾巴赫再次扮演了他在奥克斯福德事件中的困难角色，在塔斯卡卢萨领导联邦政府的官员。华莱士在维护本州权利的名义下，动员了他的七百名乡警、禁猎着守、酒税稽查和州警察，再加上几连国民警卫队。华莱士不象巴尼特，他不信任大学当局。他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打算封锁学校，分发枪支还是怎么的。事情显得滑稽稚。大学当局向卡曾巴赫报告：亚拉巴马州的巡警长艾尔·林戈在学生注册的福斯特礼堂前的大路上划了一道白线。华莱士在礼堂入口处占据了一间办公室。他装了两架空气调节器，而当汗流浃背的副司法部长还在猜测他的葫芦里卖什么药的时候，这位好斗的亚拉巴马州州长却冷静地坐着在着《蒙哥马利广告报》。总统和他的弟弟在白宫用接在电话线上的喇叭，听着卡曾巴赫对情况的分析，在电视上注视着事件的发展。

　　他们决定让华莱士充分表演。他们采纳了卡曾巴赫的计划，那就是使州长堵住门口一事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极其可笑的举动。卡曾巴赫要亲自用汽车把马隆小姐和胡德送到学校。他把车停下来以后，让他们留在车内，由他单独去见华莱士，对这位州长说，进不进门无关重要，政府认为这两名大学生已经注册入学，他们就要在上午开始上课。如果华莱士继续阻挡他们，总统将把第三十一国民警卫师置于联邦政府统辖之下。

　　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大体就是如此。卡曾巴赫对记者说，两名黑人将于上午10时到达。华莱士于9时53分到场，由作好战斗谁备——头戴钢盔，腰悬手枪、瓦斯枪、警棍的魁悟的州警察护卫着。当卡曾巴赫和两名黑人由穿便衣的法警陪同驱车来到时，华莱士的一个宣传人员搬着一张小讲台跑了出来，把小讲台摆在白线前面。当时的气温几乎有华氏一百度。人行道仿佛喷出一阵阵热浪，新闻记者和州警察尽力想挤在礼堂的阴影下，这时华莱士站了出来。他象交通警似的举起右手。卡曾巴赫由两名法警一左一右护卫着，走到华莱士面前停下来。卡曾巴赫说，“我奉美国总统之命，命令你务必停止这种违法的阻挠行动。”华莱士宣读他自己的一份声明作为回答，厉声斥责“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受欢迎地、毫无理由地用武力侵犯亚拉巴马州立大学。”他最后说：“因此，我，乔治·华莱士，作为州长……在这里对中央政府这种不合法、无理由的行动严加斥责并予以阻止。”

　　卡曾巴赫双手交叉，温和地同答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两名大学生想入学就读——“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实在不值得如此重视。”他请求州长考虑，而当华莱士拒绝四答时，他就回到他停车的地方，用车将那两名黑人送到大学当局已分配给他们的宿合去。四小时后，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准将驱车到达。他向华莱士敬礼，华莱士也回了礼；他告诉他，国民警卫队已经划归联邦政府统辖，因此“请你走开，让我们可以执行法院的命令。”华莱士对美国的司法制度痛骂一通后也就走了。

　　肯尼迪弟兄俩以为，现在已经使华莱士显得荒唐可笑，全国人也一定会看到他那一套作为只不过徒使自己丢丑。千百万美国人的确也都这样想，而且在胡德和马隆之后已有三百多名黑人在大学注册人学，并未发生事故——的确，州政府什么话也没说，甚至连理也没理——看来，州长已经没什么招儿了。可是，乔治·华莱士，以及拥护他的一帮人，却并不那样想。他公然说，“我和他们彼此瞪眼儿，最后是他们回头走了。”在电视上，他们确是回头走了。这场新闻的观众所看到的仅是他和卡曾巴赫互相发表声明以及卡曾巴赫的退场。两名黑人的注册的情景没有在镜头上出现。华莱士，这个在当时被人低估的政客，已经看到，在易受操纵的群众眼里，他要是能使他们看到一名联邦政府官员好象在他的目光瞪视下低头了，这就比什么都更有效果。马歇尔·弗拉迪在他的《华莱士》一书里写道：亚拉巴马州州长“当时发现了在暗处有一批无声的、深思的群众，而他们除了华莱士以外，再没有任何人——包括新闻界、政治领袖、知识分子——曾想到他们在那里看着。”

　　种族问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了一个重大问题。有人己把民权运动说成是革命的运动了。6月10日，就是华莱士和卡曾巴赫较量的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在电视讲话中称它是“一个道德问题”——“《圣经》一样古老……象美国宪法一样明白”。他说，“一个重大的变化马上就要发生了，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是使这一革命，这一变化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为了这一目标，他要求国会通过一个广泛而彻底的民权法案，保证要做到“在美国人的生活或法律中，没有种族问题的地位。”

　　梅德加·埃弗斯在一所教堂中参加了民权大会后，于那天夜晚回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他的家里去。埃弗斯作为该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干事，成了詹姆斯·梅雷迪思的朋友和顾问，因此他就被三K党人和该州的白人公民委员会所注意。他下车的时候，被一个躲藏在附近的凶手暗杀了。总统为此非常气恼，他对阿瑟·施莱辛格说，“我不了解南部。我现在开始相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史蒂文森（1792－1868年）美国政治家，曾极力主张废除奴隶制。——译者】是对的。长期以来谁都说他是一个很有偏见的人。但当我看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不免想，除此之外，你能怎样看待他们呢。”

　　当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告诉他，他们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时，他大吃一惊。“我们需要在国会中获得胜利，”他说，“而不是显一显什么声势。”他担心这样会弄得不可收拾，或者造成“一种威胁的气氛。”卧车服务员兄弟会的负责人菲利普·伦道失回答了他的疑向。这次游行原是伦道夫的主意。他曾经在二十年前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过这一建议，可是罗斯福也同样感到担心，所以他答应只要伦道夫取消这个计划，他便成立一个联邦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当时这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这一回伦道夫决心要干下去。“黑人己经上街了，”他说，“现在要他们离开，很可能是办不到的。”他并且说，由负责任的领导人来领导他们要比由那些只会利用他们和鼓动暴乱的人来领导他们好得多。

　　8月28日举行的这次向华盛顿的进军，对于那些相信在现体制范围内进行活动就可以为黑人伸张正义的人来说，是事关重大的。马丁·路德·金说，“我们求助于国家的良心。”象这样的事在美国是从来不曾见过的——二十多万美国人集中在一起，首都从来没有集合过这么多的群众，而且全都秩序井然。他们中大多数是黑人，但是，在沃尔特·鲁瑟的领导下，也有成千上万的白人前来参加。他们唱着赞美诗和黑人圣歌，高喊，“我们一定得胜，”手持标语牌，上面写着：“立即通过有效的民权法案！”，“立即取消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立即改善住房条件！”

　　他们自觉遵守纪律，令人钦佩。哥伦比亚特区的五千九百名警察除了指挥交通，无事可干；待命的四千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始终也未调入。游行队伍还在行进中，总统便接见了他们的领袖，其中包括金、伦道大、鲁毖、罗伊·威尔金斯、惠特尼·扬、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弗洛伊德·麦基西克。肯尼迪说，他对示威队伍的“巨大的热情和严肃的纪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离开以后，总统继续在电视中观看游行。接着便是最令人难忘的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塔前讲话：“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觉醒起来，真正信守它的箴言：‘我们坚信这条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的山丘上，从前的奴隶的儿子和从前的奴隶主的儿子将会象兄弟般地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狂热情绪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州也会变成一块自由和公正的绿洲。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我的四个孩子生活的这个国家，有一天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

　　“再说说你还有什么希望！”高兴的听众喊道。然而，另有一些美国人是不高兴的。那些罗斯福所创立的民主联盟的柱石，北部城市里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选区的领袖人物，现在感到不高兴。波兰人、爱尔兰人和意人利人，他们在三年以前的选举中使肯尼迪获得巨大胜利，全是在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力量从下层爬上来的。他们因而认为黑人也应如此。他们指出，有一些国会议员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却使自己的孩子从华盛顿的学校退学，转入私立学校去，而加利福尼亚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有一些叫得很响的自由派私下却在反对他们那个学校或地区的黑人。路·哈里斯的一项调查表明，政府对种族问题的处理引起四百多万民主党人的不满。自然，在南部，情况更坏。“踢开肯尼迪弟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政治口号。稳健的北卡罗来纳州长说，如果当时举行一次选举，肯尼迪将会落选。在伯明翰，卢贝尔民意测验发现，那里投肯尼迪票的白人选举人只有一个，他也没有后悔。

　　可悲的是，总的说来，这恰恰是对黑人的模范行为的反应。那些对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本领感到反感，又认为詹姆士·梅雷迪思是傲慢无礼的美国白人，马上碰到有一件要使他们感到震惊的事了。原来那些他们认为傲慢无礼的黑人，却被某些黑人群众叫作汤姆叔叙【美国女作家斯托所著小说《汤姆大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后被用作为软弱的黑人的代称。——译者】。在哈莱姆，青年黑人向金投掷鸡蛋，在芝加哥，他们对梅雷迪思起哄。他们的新英雄是穆斯林领袖杰里迈亚·艾克斯、马尔科姆·艾克斯和伊莱贾·穆汉默德，因为这些人鼓吹白种人生来就坏，斥责非暴力主义是件蠢事。“非暴力反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使三K党不用易力，那我也赞成非暴力。如果他们能使白人公民员会不用暴力，那我也赞成非暴力。但是只要有人不是非暴力的，那任何人也不用来对我讲什么非暴力那一套。”

　　第一个和这种新黑人打交道的政府人物是罗伯特·肯尼迪。詹姆士·鲍德温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使他留下很深刻印象，在那篇文章中，鲍德温写到黑人过去所遭受的：

　　『……绞杀、火烧、拷打、阉割、杀婴、强奸；死亡和耻辱；日日夜夜的担惊受怕，深透骨髓的恐惧；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活下去，因为周围的人都认为他不值得，为自己妻子、亲属和子女悲伤，因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但是他却不能保护她们；狂怒、仇恨和谋杀，他对白人的仇恨深到常常转而仇恨自己和自己的亲人，因而使一切爱情、一切信任、一切欢乐都成为不可能。』

　　鲍德温相信，“白人解放的代价是黑人的解放，”同时，他引证一段黑人圣歌：“上帝向诺亚显示了彩虹：不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大火！”

　　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向伯克·马歇尔建议，司法部长应该见一见鲍德温。马歇尔转达了他的建议，于是他们两人在核桃山共进早餐。他们谈话不多，但颇为亲切，肯尼迪建议第二天在纽约他父亲的曼哈顿公寓里继续商谈，让伯克·马歇尔也参加。他们希望知道关于政府应该采取一些什么行动的意见，并且希望其他一些黑人也来参加会谈。鲍德温说，他将要把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作家洛兰·汉斯伯利、歌唱家莉娜·霍恩、演员哈里·贝拉方特和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曾经挨过打，坐过牢的二十四岁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主席杰罗姆·史密斯都带来一起会谈。肯尼迪打算进行一次严肃的讨论，象他和罗伊·威尔金斯和马丁·路德·金进行过的讨论一样。可是一上来他便听到了史密斯的长篇激烈演说，他还说和罗伯特·肯尼迪一起呆在同一个房间里就使他感到作呕。自此以后，会谈的气氛便开始恶化了。

　　肯尼迪试图说明，政府已经作了些什么，现在正在作什么，新法案将起什么作用。他们一点也不在乎这一些。鲍德温甚至不知道总统的民权法案咨文已经送交国会了。他说，总统所以在亚拉巴马州采取行动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白人被刀子扎死了，马歇尔争辩说，他曾经和马丁·路德·金商量过，他们听了却哄堂大笑。这样持续了三个小时。后来罗伯特说，“都是感情用事，歇斯底里。”他们一个个站起来，大发议论，痛骂一顿。有些人哭着走出了房间。在会议结束时，一个青年黑人说，他将不再为美国打仗了，鲍勃质问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那青年人还坚持他原来的说法。

　　巧的是，鲍勃到纽约来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和几家大百货店老板商量如何结束他们的南部分店的种族歧视。而这一点那些忿怒的黑人也不感兴趣，要是换一个司法部长可能从此不再管他们了。而这位司法部长却不是这样。当时他很生气；回到华盛顿后，他重复念叨着关于拒绝保卫国家的那句话，他深为不解地自问，“怎么会有人说这样的话呢？”但是在那一周周末，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如果我有过他的经历，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也可能就完全另一样了。”他开始真心转变过来支持这个运动，他认识到，这样的深仇大恨必有共深刻的根源，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其后果真的会是“下一次将是大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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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9日总统满四十六岁了。他的手下人员计划好为他举行一次意外的生日宴会，借口是情况汇报室有一个保密电话在等着他，但是总统并没有感列很大意外，当麦克·邦迪引着他住白宫餐厅走去时，他早已满脸是笑容了。司仪皮埃尔·塞林格递给他一篇发言稿。“我们知道你通常是自己写发官稿的，总统先生，”他说，“但这里是一位代笔写的发言稿，我们希望听你照着讲一讲。”稿子的开头是，“四十六年以前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生了一个孩子……”肯尼迪按过一个卫星模型，上面附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希望你一路顺风，巴里。”由于肯尼迪一直对他办公室外面的新花园感到非常得意，杰基存心戏弄她的丈夫，特意赠给他一大筐枯草，并在一张卡片上写着，“古玫瑰园的真正占草，白宫历史学会赠。”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他们乘坐总统的游艇“霍尼·菲茨”号在波托马克河巡弋。

　　这是肯尼迪政权的极盛时期，但是他们当时并不如道这一点。他们以为他们还要在白宫呆五年，到总统离开白宫时，他计划在华盛顿创办一份报纸。它将是不同一般的报纸；全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都会愿意参加这份报纸的工作。但是，这还是很遥远的事，他们那时都还不到为将来作打算的年龄。年轻仍然是政府中人员谈得最多的一个向题。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正是当时所谓“已婚青年人”的生活方式。青尼迪三弟兄的妻子，杰基、艾塞尔和琼，那年春天都怀孕了。婴儿车和婴儿围栏在高级政府官员的家中成了常见的家具，而在其它年代，这些高级官员却都是一些年近花甲或六十开外的人。而这却是肯尼迪时代的一部分，它象和平队一样使年轻的美国人想到这位总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总统。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些拥护他的选民，其中有知识界。在他担任哈佛大学董事会董事六年任期届满时，他在行政大楼邀请知名的哈佛人士举行了一次不请女客的庆祝宴会。但是，即使在那种场合，他也没忘掉自己的年龄。他说，“请你们来白宫赴宴很不容易，因为你们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在这里参加不请女客的宴会的次数都比我要多。”

　　象任何一位总统一样，他的威望也是时高时低的。1962年导弹危机以后，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民拥护他；在后来的十个月中，这个数字先降到百分之六十一，后来又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九。1963年9月，当参议院批准和俄国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时，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曲线又上升了。他事先预见到这一点。他相信，右派势力错误地理解了国民情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所谓的大学生转向保守的情况。他们认为，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在禁试向题意见听取会上的发言代表了千百万人的声音，他说，“我不能肯定说缓和紧张局势一定是件好事；”他们还认为，爱德华·特勒在那次意见听取会上的发言反映了整个中产阶级的惊恐情绪：“如果你们批准了这项条约……你们就是放弃了国家未来的安全。”肯尼迪不接受这种观点。在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在盐湖城——这被认为是戈德华特家乡的中心地区——当他在演说中间，丢开讲稿，谈到他因签订了禁试条约感到骄傲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他对朋友们说，这个条约是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即使因此他在明年竞选中输给戈德华特，他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即将出现的缓和，现在已明确无疑地看到了迹象。由于俄国人已在古巴终于接受了检查导弹发射场的原则，禁试条约才有了签订的可能，在它签订后，肯尼迪也才有可能听到全国表示赞同的呼声。全世界早已不再听到苏联的三驾马车的主张了。赫鲁晓夫在东柏林说，柏林墙已经减少了单独签订一项对德和约的需要。他已经习惯于忍受卡在喉咙里的骨头了。后来，肯尼迪于6月20日在美国大学讲演时，向俄国人伸出了一束橄榄枝：“我们的问题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通过人来解决……有人说……在苏联的领导人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以前，谈论世界和平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希望他们那样作。我相信我们能够帮助他们那样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审查我们自己的态度。”

　　这一篇讲演，美国新闻界大都未予重视——他在次日晚上发表的关于民权问题的讲演抢先吸引住了报社编辑部的注意力——但《曼彻斯特卫报》却称之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文件之一，”赫鲁晓夫读后也深有所感，他后来对哈里曼说，“这是自罗斯福以来的美国总统发表的最伟大的演说。”

　　8月30日，国防部宣布，连接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热线在当天已经接通。10月，俄国和中国的分歧公开化，赫鲁晓夫说，他不同意毛的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西方进行一场核决战的主张。后来，肯尼迪批准向苏联出售剩余小麦，以此作为”又一个可喜的迹象，表明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既是可能的，也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的。”

　　极右派大为震怒，但他对他们的忿怒却很感高兴。他很高兴自己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总统载入史册。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凯恩斯的经济学感到不解，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华盛顿的那些人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存心对我们的国家干这样的事？”肯尼迪却不禁在那里暗笑。现在在道格拉斯·狄龙和沃尔特·赫勒的帮助下，肯尼迪在经济方面对这个国家干的事是创造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的繁荣，其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六。而且他相信，如果国会同意他的减税的建议，1964年也是不会发生衰退的。

　　这是一点也没有把握的。第八十八届国会很顽固。总统提出的那些要求实行医疗计划、大量拨款补助改建城市贫民窟、实施比较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改善社会保险，通过他的内容广泛的民权法案以及对“争取进步联盟”承担更多的义务等等的自由主义纲领，使他已远远走在国会的保守倾向的前面了。在当时，批评家认为他在争取立法方面成绩不佳。现在回顾起来，他居然能作出那种成绩来实在令人惊奇。他送交第八十七届国会的一百零七件建议，有七十三件已制订为法律，他的继任者早期在立法方面的胜利也是肯尼迪送交第八十八届国会的提案。

　　6月间在爱尔兰议会讲演时，他引证了萧伯纳的《回到玛士撒拉的时代》【见《旧约》中《创世记》第五章，以诺之子玛士撒拉活了九百六十九岁。是圣经中提到的寿命最长者。萧伯纳此书在解放前有中译本，书名译为《千岁人》。——译者】中的一段话：“你见到一件东西；你说‘为什么有？’但是我梦见了从未有过的东西；我说‘为什么不会有？’”【后来，这话被认为是他说的，更后又被认为是罗伯特·肯尼迪说的。但是，这是萧伯纳说的。】这就是肯尼迪最出色的观点，它把社会预言和政治远见融合在一起了。但是他并不是总是在这样高的水平上的。有时候，他也似乎完全弄错了方向。十年以后，他保证支持载人宇宙飞行和超音速运输机的建造就会被看成是一种不适当的冒险行动。但是，甚至他这种精力充沛所造成的错误，似乎也比五十年代的停滞状态好。象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是利用政治力量在国内和国外突破客观可能性的界限。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到他在去世前五个月所作的十天胜利的欧洲之行，包括对爱尔兰的访问，对于了解他的为人是十分重要的。他极象欧洲的左派政治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认为他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的形象。德国的维利·勃兰特，法国的加斯顿·德费尔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意大利的皮特罗·南尼——他们一致赞扬他，引用他的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风格。“南尼这位老造反派社会主义者现在也禁不住赞扬肯尼迪了，”阿瑟·桑普森在伦敦《观察家》报上写道，“……除了极右派外，几乎没有一句反美的话。”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肯尼迪对于有些人认为人应当蒙上眼睛才能避免学坏的想法特别感到不能容忍。在他看来，把那些希望去看看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的学生关押起来是荒唐的。“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去？”他问道。“如果我现在还只有二十一岁，今年夏天我想做的就是这件事。”1963年10月26日，他在阿默斯特讲了当代历史学家后来十分重视的话：“在别的地方也许不是这样。但是在民主社会中，作家、作曲家、艺术家的最高职责是不论后果如何始终忠实于自己。艺术家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就是最好地为他的国家服务。”

　　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约翰·肯尼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还有另一个方面。天文学家都熟悉暗星的现象。一颗星由于发光极微几乎看不见，它跟在另一颗星后面常把那颗星给遮住。肯尼迪也有一颗暗星，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的悲剧的阴影追随着他，它始终离他和他的亲人不远，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而遮掩了他们的最灿烂的时刻的光芒。这种现象现在就发生了。8月初，杰奎琳·肯尼迪生下第二个儿子，这孩子早产了五个半星期，肺部有病。这个命名为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的孩子，挣扎着三十九个小时就停止呼吸了。悲伤的总统在葬仪完毕后搬起小棺材打算把它放进墓穴去；这时，红衣主教库欣轻轻把他拉开了。

　　肯尼迪为了给他妻子散心，建议她接受希腊航运业巨头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邀请，乘坐他的大型游艇“克里斯蒂安娜”号到爱琴海上巡游一番。后来她回忆起那10月上半月，也就是帕特里克的死和11月即将发生的大灾祸之间那阳光绚烂的两周，一定觉得仿佛如在梦中一样。她从地中海拍出的电报的踪迹是从伊斯坦布尔到莱斯博斯岛、克里特岛、德尔法、马拉喀什，一直到爱奥尼亚海中奥纳西斯所有的一个岛上。从希腊国王和王后开始，许多王亲贵族都设宴招待她和她的姐姐李·拉齐维尔；他们向她祝酒，赞美她，赠给她许多珍奇的礼物。当她于10月17日回到白宫时，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杰奎琳眼里闪灼着星光——希腊的星光。”总统问她是否愿意陪他作一次短期的竞选旅行。她说很好，她问去哪里，他说去得克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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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这一年年初有一个地方对肯尼迪来说似平事情进展得特别顺利的话，那就是西贡。总统在1963年1月14日的国情咨文中，一开头就说：“侵略的矛头已在越南受挫。”一位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宣称，“在越南，我们已经开始有了转机，”哈金斯将军说，战争“在一年内”便将取得胜利了。4月22日，腊斯克说，美国在西贡的努力正在“产生非常良好的效果”，吴庭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已“胜利在望。”腊斯克的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由于看到在越南“政府和人民无形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和战略村计划的实施特别受到鼓舞，他称战略村是“可以抱谨慎的乐观态度的最重要的根据。”

　　后来，这似乎令人无法理解。这些预言家的预言完全错了，这件事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他们为什么如此急于公开表示自己的看法昵？答案是，他们力图压倒政府中深信吴庭艳总统及其追随者已经注定完蛋的另一派人。当时鹰派和鸽派的说法还不很流行，但是，政府就是那样分成两派的。主要的鹰派人物，也就是说，主张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一些人是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在内的一些将领和中央情报局的麦科恩，还有腊斯克、罗斯托，驻西贡大使瑞尔汀，在这骨节眼上还有麦克纳马拉，他是被从西责送来的报告的有力的和精确的内容给骗住了。与他们相对立的是罗伯特·肯尼迪、乔治·鲍尔、艾夫里尔·哈里曼、罗杰·希尔斯曼、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中央情报局的里查德·赫尔姆斯、在越南军队中参战的美国校级军官和美国战地记者，这些记者曾用“闪闪的小星星”的调子唱道：

　　『我们正在得胜，这个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这样告诉我们。
　　三角洲中，战火逼人，
　　群山丛里，寸步难进。
　　但我们正在得胜，这个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这样告诉我们。
　　如果你对他的话有所怀疑，
　　麦克纳马拉也可以作证。』

　　当肯尼迪总统任期第三年开始的时候，谁也不能说是在赢得这场战争，因为几乎没有人在进行战斗。越共是在积蓄力量，伺机猛攻，越南共和国的胆小的司令官们也不想去撩拨他们。但是这种平静是表面现象。忿恨的情绪在全国沸腾，批评吴庭艳的人也并非全是越共。因为他代表着可以称为越南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的上层官僚阶级，说的是法语，信奉的是罗马天主教，因此在不拥护共产党的人中，他的天然敌人是年轻的佛教徒和和尚，他们贫穷、激进、好战，属于中下层阶级，对任何带有西方味道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大多数群众的信仰，他们对天主教徒所获得的特权十分不满。双方都一直剑拔弩张，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在他们之间引起争斗。

　　斗争在1963年5月初终于发生了。佛教徒在古都顺化市举行集会，纪念佛的第二千五百八十七年诞辰，而带领政府军的一些军官却命令他们散开。他们拒不服从，于是军队就向人群开枪，打死了九人。吴庭艳拒绝道歉，他私下对人说，这样作太丢脸。6月11日，一位广德和尚，用一种惊人的示威方式——自我牺牲——来表示抗议。他坐在大街上，安静地等待着另外几个和尚往他身上浇汽油；然后，他划燃一根火柴，使自己顿时化为一阵烈焰。还有几个和尚也仿照他的榜样自焚，为新闻界（报社每次都是事前得到通知的）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照片。看报的美国公众大吃一惊，但西贡政府却无动于衷。这时，吴庭艳总统几乎已完全为他的弟弟吴庭儒所左右，而吴庭儒则经常是处于鸦片烟的影响之下。吴庭儒夫人真称得上是这个统治家族中联络报界的天才，她对记者说，每次这些“所谓的圣人”进行“烧烤表演”时，她都高兴得为他们鼓掌。

　　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吴庭艳于6月15日勉强同意满足佛教徒的某些要求。但很快谁都看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实行。6月30日，佛教徒的示威又重新爆发了。学生在越南的学校里闹事，报道这次骚乱的美国记者在街上受到袭击，被人殴打。这使肯尼迪总统无法忍受了。冷战的解冻给他一种新的推力，希望停下越南的战火。首先必须停战，然后他才能把他在美国大学所说的“和平的战略”向全世界提出：“不是用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于世界的美国式和平……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是全人类的和平；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除其他方面的考虑——诸如腐败和无能——外，在这个新的外交政策计划中，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的顽固的反共立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肯尼迪打算对他们采用高压手段，当他7月初发现瑙尔丁己到遥远的爱琴海去作两个月的海上游览时，他决定第一步必须派遣一位新的使节到西贡去。腊斯克挑选了亨利·卡伯特·洛奇。他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人选。一开始政府中的自由派感到不安，担心洛奇自己出身名门望族，可能会偏袒南越的贵族。他们不了解，作为波士顿的一个世家子弟，洛奇认为出身好的人都应该是君子人，而吴庭艳和吴庭儒却肯定不是君子人。所谓君子人，有一条就是不出卖朋友。瑙尔丁在任职期间，不管功过如何，他总算是吴庭艳的好朋友，而他们却准备以惊人的背叛行为来报答他。

　　瑙尔丁在机场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说到把两国密切地连系在一起的是：“谦让和容忍，相互尊重和深刻的社会正义感。”记者们认为，在越南说这些话完全文不对理，但是瑙尔丁却认为他应该那样说；南越总统已刚刚向他保证，不再打击佛教徒了。六天以后，吴庭艳派遗他的秘密警察夜袭佛寺，逮捕了居士和和尚，威吓他们的信徒。这些袭击者为了掩饰身份都穿着正规陆军制服，但是在四十八小时以后，真象便已透露出去，因为吴庭儒夫人在谈到几年前已被肃清的一股土匪时说，这次袭击是“自从我们1955年摧毁平川教以来我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洛奇于第二天傍晚到达西贡，他看到这次袭击佛教徒是有意给美国人难堪。事实上，这已使吴庭艳进一步失势，使他从此在其他越南保守派中也陷于孤立了。他的外交部长辞职表示抗议，并且自己也剃成和尚的光头。在华盛顿，吴庭儒夫人的父亲，南越驻美大使，声明和他女儿断绝关系。“美国之音”毫不含糊地把袭击佛寺的罪责全归之于吴庭孺夫妇。吴庭艳手下的不愿参与这类暴行的将领们于是开始密谋反对他。洛奇向华盛顿拍发电报说，这些密谋者希望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抱什么态度。他应该怎样对他们说？

　　给他的回答很足以说明肯尼迪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那一天是8月24日，星期六。总统在梅恩尼斯港。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在休假。腊斯克不在华盛顿，而泰勒将军又不知上哪里去了。他们的主要副手在五角大楼是吉尔帕特里克、在中央情报局是赫尔姆斯，在国务院是鲍尔，他们都是对西贡政权极为不满的。他们所通过的一份电文是由鲍尔、哈里曼、希尔斯曼和福雷斯特尔起草的，内容坦率地告诉美国大使，吴庭儒夫妇必须搞掉。后来，当所有的人都回到华盛顿时，马上争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当总统决定要每一个人明确表明自己的意见时，又谁也不肯承担否定原电的责任了。

　　现在，洛奇向南越的将军们开了绿灯。8月29日，他给腊斯克打电报说，“我们已经走上了推翻吴庭艳改府的道路，要再回头就有失体面。”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好了。可是，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政变并没有发生。那些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由于对和尚们的镇压，使他们的力量受到了限制，一些带头的人物巳被外调，吴庭艳已经加强了对西贡周围的军队的控制。国务院询问洛奇，那些将军们倒底想干不干。他说，“也许他们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都贪生怕死。”

　　看到吴庭艳安然无事，政府中的鹰派又大大活跃起来。麦克纳马拉在8月31日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说，现在需要重新和吴庭艳对话。腊斯克表示赞同，说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军队必须留在南越一直到战胜越共为止，美国不能赞成政变。泰勒将军说他们俩的意见很对。乔治·鲍尔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则认为这是很荒谬的。秋天已快到来了，华盛顿两派之间的分政一天大似一天。到9月，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遣另一个调查团去西贡时，这种分歧已变成了一条鸿沟。调查团成员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凶种”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和国务院的约瑟失·门登霍尔，后者是一位对南越有相当丰富经验的比较高级的外交官。他们回来后，肯尼迪总统再次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由他们两人分别作报告。克鲁拉克将军说，战争正在取得胜利，吴庭艳干得再好也没有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政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了。全场沉默。然后，总统问，“你们两位先生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在这段时期中，在越南的洛奇和哈金斯将军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他们二人都是波士顿人，两家原是世交，而现在，他们彼此几乎连话都不讲了。9月下旬，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到达西贡，企图再一次了解局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在机场上，洛奇企图抢先会见麦克纳马拉，因而派出他手下的两个人去挡住哈金斯的路。（“对不起，先生们！请让我过去会见部长！”）尽管如此，哈金斯仍象以前一样兴高采烈。他的乐观情绪后来反映在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联合报告的开头一段中。报告说，吴庭艳的军队“己经取得很大进展，并在继续取得进展。”报告接着说，因为吴庭艳的军队在各条战场都获得了胜利，第一批一千名美国士兵可以在圣诞节以前撤出，全部美国军队将在1965年年底撤离同国。同时报告还附带攻击了罗伯特·肯尼迪要立即将美国人撤出越南的荒谬建议。麦克纳马拉和泰勒不遗余力地推行着后来的五角大楼的路线：

　　『南越的安全对于美国的安全仍然极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力求实现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把这个国家丢给共产党，及时镇压越共的叛乱。』

　　但是现在这种观点在政府内部己肯定得不到支持了。总统本人就越来越不同意这种观点。9月2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接见沃尔特·克朗凯特时，他明确地说，如果越南共和国要在反对越共的斗争中得胜，那就必需“改变政策，也许还要改换人马。”他过去曾经说过：“我认为除非得到人民的支持，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而在我看来，最近两个月以来，该政府已完全脱离人民了……归根结蒂，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或者接受失败。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给他们装备，我们可以派遣美国人去作顾向，但是要赢得这场战争却只能靠他们，越南人民。”

　　10月初，给吴庭艳的每月一干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不声不响停止了。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忿怒地谴责肯尼迪，吴庭儒夫人到了加利福尼亚，准备到美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说，在右派集团的支持下，谴责肯尼迪。这次旅行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华盛顿官方抵制了她。她企图去看望已不愿理她的父亲陈文章，却发现大门上了锁，插了栓；这位前驻美大使当时在曼哈顿演说，谈他女儿所过之处一路留下的“熏天恶臭”。她还想到那边去找他。在拉瓜迪亚机场，她见到了纽约市的一位官员，他直率地告诉她，他不是来欢迎她的。他说，“我只是来看看夫人有没有足够的警察保护。”吴庭儒夫人厉声说，她不需要人保护。“上帝会保护我，”她说。她始终也没有见到陈文章。她在哈佛大学讲演时，大约有五百名学生向她示威，他们举着的标话牌上写着：“吴庭儒干的全是为吴庭儒吴庭艳谋私利。”她一边讲演，他们一边敲打讲演斤的大门，向大斤的两侧投掷鸡蛋，把窗子摇得嘎拉嘎拉响。到坎布里奇以后，她的群众就不多了。除了有些极端保守派的人出面捧场外，前来见她的几乎只有一些记者了。

　　在西贡，政府似乎己越来越失去了现实感。吴庭儒扬言要同河内结盟，把美国人逐出越南。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在清除了佛教徒之后，转而向学校进攻。在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搜查中，他们先把大学生关进了监狱，接着把中学生，最后把小学生也关进了监狱。甚至天主教徒也同样受到迫害。这时，所有越南人，不分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全都向在军队中最有威信的军官杨文明将军，即“大”明呼吁，请求他搞掉吴庭艳和吴庭儒。杨文明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越南站的头头约翰·理查森联系，征求他的意见。理查森避开哈金斯将军为杨文明和洛奇安排了一次会见。达位大使告诉杨文明，美国人决不阻止政变，如果政变成功，美国的援助将给另一个反共政府。他把这情况报告白宫，得到了批准。似乎除了吴庭艳、昊庭儒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人谁都知道即将发生叛乱了，哈金斯还向总统保证，不会发生政变，说政变的说法都是谣言，他已经查核过，这些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是可能的。《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已经收到了暗传消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即将起事的信号。

　　11月1日，星期五，万圣节日，越南时间午后1点（华盛顿时间是半夜1点），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在西贡那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这正是午睡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应该有卫兵和顶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七英尺高的围墙保卫。但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几卡车叛变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头围红色方巾，向着他们的防御工事发动了进攻，同时另一些士兵在重要的交通路口也设置下路障了。叛军迅速占领了机场、警察局、在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的广播电台，立即广播了以十四位将军和七位上校的名义发表的宣言：“陆军、公安部队、民防部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追求个人的野心，置祖国的利益于不顾……”

　　那天傍晚，迫击炮和大炮对嘉隆宫的围攻开始了。次日凌晨，十八辆坦克开始打开缺口。上午6点15分，一位叛将命令停火五分钟，通知吴庭艳和吴庭儒投降。楼上的一个窗口扯出了白旗，但是吴庭艳和吴庭儒不在那里。他们已通过秘密地道逃住华人聚居的郊区堤岸去，从那儿他们传话给夺权的军政府说，他们准备谈判。后来的情况究竟怎样谁也不知道。据说，他们接受了安全护送他们出国的建议，但这是一个诡计，这两个人不知曾欺骗过多少人，现在自己被骗了。他们被叛变的士兵抓住后装在一辆装甲运输车的后面，根据将军们的命令给干掉了。后来在那车里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满身弹痕，却穿着天主教神甫的长袍，他们原想在没有别的办法时，便靠这身衣服逃走的。吴庭艳的尸体上还被用刀戳了好几个窟窿。

　　吴庭儒夫人住在贝弗利山的贝弗利－威尔希尔旅馆，一早被人叫醒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哭着把一切责任都归于肯尼迪总统。事实上总统自猪湾事件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他说，不论吴庭艳有多大错误，他也不应该被杀掉。政府其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默不作声地接受了，甚至感到宽慰。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副总统约翰逊很不高兴。副总统曾向吴庭艳伸出援助之手，是他的朋友，在约翰逊看来，这种友谊是美国对吴庭艳承担责任的象征。政府中对吴庭艳不满的那些官员，对副总统也很不满，他知道这一点，也知道他们是谁，长期以来，他早已开始鄙视他们和他们干的一切事情，包括他们的卡丁牌衬衣和巡逻舰109号领带别针。在别的问题上，约翰逊是很佩服肯尼迪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然。

　　西贡的人却和约翰逊的着法不同。他们把那一天当作节日来欢庆，在大街上跳舞；吴庭艳和他弟弟、弟媳的塑像都被打得粉碎，他们的画像也全被扯下来，最后，在首都只有在一角钱的硬币上还能看得到前总统的肖像了。获胜的将军们无论到哪里都有人投撒五彩碎纸，洛奇成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第一个在公共场所受到欢呼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人都认为前途大有希望；为反对这个统治家族而联合起来的各个派系似乎很得人心，足以使这个国家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第二个星期又过去了；秋天的白昼越来越短，而肯尼迪总统的情绪却高涨起来了。麦克纳马拉－泰勒10月2日的报告仍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但他觉得没有必要急着去处理它了。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所说：

　　『他知道越南的情况不佳，并且日益在恶化，知道他马上要去处理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政策向题，但他觉得他能够处理得了，有时间处理它，而且时间是对他有利的。他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来推动他手下的人；推得太猛就会引起反推力。当时是1963年的年底，而既然1964年是一个选举年，对任何重大问题暂时不作出决定是有好处的；如果越南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他也能。』

　　11月3日，他召集他的主要战略家为即将来临的竞选运动开了一次会。那个星期三傍晚在内阁会议室开会时，他们一致认为大有希望取得对戈德华特的压倒的胜利。经济日益繁荣。从他就职以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已增长了一千亿美元；这增长率大于俄国或欧洲。巨大的土星火箭将于下月发射，终于使美国在载人星际飞行竞赛方面赶在苏联前头。除越南外，世界平静无事，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那边的情况，总统打电报给洛奇大使要他回国作一次长谈，洛奇回答说，他正在作准备，尽快离开西贡。可能在11月21日星期四那天动身。

　　1963年11月22日上午9点零5分，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是代表百事可乐公司的一个律师，离开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登上了美国肮空公司82次班机去纽约，这和肯尼迪总统乘坐空军一号飞机到达那里只相差两个半小时。尼克松先生两天来一直在参加百事可乐装瓶商联合会召开的会议。他刚刚开始在学习如何充当大公司法律顾问的窍门。在上星期五他还刚刚提出申请加入纽约州律师公会，他的律师牌子也还没有挂在事务所门上，因为他要到1964年元且才能成为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

　　估计他可能要比较长期地留在那个事务所里。在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曾谈到尼克松当选为下一届总统的可能性，但是他的话所以还有人记得主要是因为这是典型的艾森豪威尔式口气的话，他说：“如果出现这种僵局，我认为他是我们可以考虑，可以接洽的可能人选之一，因为他毕竟还算得上是很有知识，很有勇气的一种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艾克的话。美国广播公司就肯定不同意。该公司不仅把一篇关于他的广播称作《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而且这个一年前便已录制成的节目所穿插的内容中还有记者访问阿尔杰·希斯的谈话。有两个公司因此想取消它们与美国广播公司订的广告合同，但联邦电讯委员会的主席牛顿·米诺冷冷地驳回了它们，他说广播必须摆脱“少数那些力图影响广播记者的专业判断能力的可怕的广告商”的检查。肯尼迪总统说他同意这个说法。那时正是已趋衰微的贵族派的黄金时代。

　　在82次班机上，一个女乘务员递给她的贵客一批期刊，如果有人能够从七十年代中期回到那个不幸的星期五去，他一定会注意到美国当时情况和现在不同的地方有一点是：可看的杂志比现在多，那时《展望》杂志、《生活》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都还颇有生气，办得不错，在报摊上都有出售（不过，在报纸方面，销路己经开始减退了，刚在四个星期之前，10月16日那天，《纽约镜报》就停刊了。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有一百六十三种杂志和一百六十份日报，包括《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旧金山呼声报》、《波士顿旅行家》、《波特兰记者报》和《休斯顿新闻报》，全部停刊。）

　　尼克松很可能会选择《时代》杂志来看着，因为他知道其中必有关于他的报道。第一版新闻中就刊有他的一张姿态随便的照片——当时他已经五十岁了，可是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在随同照片刊出的访问记中，记者引述了他关于西贡政变的政治后果的谈话：“如果越南战争打得不好，明年越南便可能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一切顺利，那就不会如此。我觉得奇怪，我们就会奉承铁托，讨好卡达尔，迁就赫鲁晓夫，可是对真正与共产主义为敌的一家人，我们竟连表示同情的起码礼节都不懂。”

　　从不奉承共产党人的巴里·戈德华特在争取196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运动中居于领先地位，纳尔逊·洛克菲勒由于5月间与哈佩·墨菲结婚而喊少了获胜的机会。戈德华特在那个11月的第三周里，由于他在芝加哥商业改进局的一次宴会上的一番话，而在他的一个当然选区里赢得了一次新的胜利，他说，新边疆派已取得的成就是“一千零二十六天的浪费的开支、一厢情愿的空想、无理的干涉、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日益低落的信心。”

　　每当这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向肯尼迪凶猛进攻时，记者们就要求总统给予回答。他总是笑嘻嘻地说：“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但是很显然他对将来同戈德华特竞选的前景感到高兴。

　　这次为他竞选的重要人物中将有总统夫人在内。特工人员希望肯尼迪夫人能戏说她的丈夫在稠密的人群中要小心一些。在去得克萨斯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就不顾特工人员的劝告，吩咐他的司机离开护卫他的摩托车队，绕进了拥挤的曼哈顿闹市区。当总统的轿车在红灯前停下来时，一个业余摄影者突然冲过来，向肯尼迪车座这边拍了一张镁光照。一位纽约警官告诉记者们说，“要是她是一个刺客，那怎么办？”

　　这是一个技术革新年。柯达公司开始出售快速自动摄影机，波拉罗依德公司研制出了彩色胶卷。聚乙烯已经出现。底特律秋季汽车式样的特色是漂充的斜顶后窗——所谓的“斜背式”；鱼型汽车上的斜顶后窗，特别惹人注目。1963年7月1日，邮政部宣布一类邮资从四分涨至五分，并忽然提出用号码代表邮区的制度使大家感到莫名其妙，十分不满。白宫的电话号码从“国家8－1414”改为456－1414，是数码取得的又一次胜利。在贝尔系统的电话线路图上，已改为长途电话直接拨号区域象一个大肿瘤在迅速扩散。1963年，贝尔系统使用长途直拨电话的用户已达百分之四十四点二。文科院校的大学生展出了人像纸样，上面有这样的词句：“我是一个人——请不要摺叠、拉长或截短。”

　　“巴比”玩偶的销售额在1963年又达到了最初达到的高峰，巴比在两年前已经有了一位名叫肯的男朋友，现在又有了她的“最好的好朋友”米奇。（巴比的“黑美人”朋友克里斯蒂在1968年以前还不会在马泰尔玩具店里出现。在1963年黑美人和黑人权力一样，还有待于发现。）真人大小的女玩偶究竟应该做成什么样子，还是当时玩具制造商们热烈争论的问题。有相当多的父母反对巴比的结实的小乳房。公众对这类事的态度仍然是相当保守的。关于婚前与人性交问题，一般人仍然认为“好姑娘都不干的”，尽管加尔·格林在1963年对“大学女生性活动”进行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姑娘都是干的。

　　美国大学生的母亲们很少知道她们的有些女儿是多么随便就跟人睡觉。后来做父母的将会义愤填膺地起来反对男女合用的宿舍楼，而结果却为大学校园生活中更意想不到的事实吓回去了。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务室报告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它说，花柳病现己严重地危害着女大学生的健康。混合宿舍是对一个问题的解答，但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此一解决办法。而在1963年这还是属子未来的事。《花花公子》那时平均每周收到五十封年轻妇女的申请书，希望把她们的裸体照片刊登在它的折叠扉试里，而根据编辑们的判断，她们也确有资格入选，然而，即使《花花公子》在公众舆论面前，也不得不注意看看风色。比如说，它不敢公开拍出那些游伴的阴毛。（可是，1963年它刊出一张赤裸上身的照片确实掀起一场极大的风波，因为那模特儿几乎非常逼真地就是第一夫人的翻版。）赤裸裸的色情文学当时还不流行，也不合法。1963年11月，曼哈顿一个由三个法官组成的法庭裁决《范尼·希尔》内容诲淫而加以禁止了。法庭的裁判说，“虽然这本书写得很好，但决不能因此就可以容许它散播淫秽。肮脏的东西即使用最漂亮的东西包裹起来也仍是肮脏的。”回想到十年后一跃而成为影片“咽喉深处”中的超级影星的琳达·洛夫莱斯在当时还只不过是得克萨斯州布赖恩地方的一个最爱咂棒糖的十二岁的女孩子，真令人吃惊。

　　尚未见之于新闻报道的人还有格济里亚·斯坦内姆、凯特·米利特、杰曼·格里尔【都是后来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家。——译者】和当时全国照像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博比·里格斯。贝蒂·弗里登的《女性的神秘》那时才刚刚出版，但妇女解放运动才刚刚在子宫中受孕——这是打比方来说。那年11月22日的一期《时代》报道说，“目前，没有谁比那稳定的象任——那些孩子已经十来岁，丈夫混得相当不错的四十多岁的主妇们——更大喊大叫地表示不满了。”但是用七十年代初期的噪音计来测量，她们的声音几乎低得测不到了。七女大联合会决定为一些“准备参加家庭以外活动”的念过大学的妇女开办一些职业训练班，结果仅有五十个妇女参加。她们谁也没有说男人是猪。所学职业范围主要限于教育、图书馆学、社会工作和宣传联络——这最后一项被视为是一个突破——等方面的工作。七女大联合会的干事安妮·克罗宁实际调查了男人们对于女学者们自克拉夫林姊妹失败后表现出来的自卫态度如何想法的问题。她对一个记者说，“只有一两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又去从事职业生涯感到有些恼火。而他们绝大多数是很严肃而且通情达理的。我们并没有折散自己能够维持下去的任何家庭。”

　　妇女服装的式样并不是很大胆，或很先进的。那时还没有配长裤的妇女服装，甚至飞机上的女服务员也无此装束。时髦式样是看杰奎琳·肯尼迪而定的——圆顶帽，尖头细高跟鞋，头发的长度仅及耳下，微微卷曲蓬起。裙子刚过膝盖；没有腰身的紧身套衣很流行。这一切都是非常女性气。男人至上的风气极盛。没有人对卡莱·格伦和默娜·洛伊在晚场成人电形“布兰丁斯先生修建他的梦中金屋”中的表演表示抗议——也没有人想知道布兰丁斯夫人在她的梦中金屋中可能要些什么——而一位作者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多萝西·基尔加伦的人物特写中却把她1936年绕世界一周之举说成是新闻界的噱头，竟公然说：“多萝西倒底是个女人，是后来才参加的。”1963年夏，伊恩·弗莱明的《那个爱我的间谍》出版了平装本。

　　1963年11月的第三周，《纽约时报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大学校园气氛的报道。报道中谈到学生报纸编辑们普通感到他们的同学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一心只想事业成就，他们对当时的重大问题远不如对生活保障和他们的个人生活关心。在他们休息的时间里，最流行的东西是“人猿泰山”电影。芝加哥大学正设法想恢复足球游戏。康纳尔大学的两个兄弟队刚进行过一次三十小时的触身法足球赛；最后的比分是664比538。路昌斯安那州立大学女学生对男生宿舍进行了一次“抢裤衩行动”——当然，所有大学宿舍都是男女分开的。在两性关系问题上一向带头的伯克利的大学生曾要求学校医务室出售避孕药物。可是他们也并未为此坚持到底；这要求当然可以商谈，但结果实际上未予理睬。

　　“卡姆洛特”1963年1月在百老汇结束演出。“汤姆·琼斯”作为本年度最佳影片获得电影学会奖。西德尼·波伊蒂尔以其在“野百合花”中的表演被评为最佳演员；帕特里夏·尼尔以她在“赫德”中的表演被评为最佳女演员。1963年11月对观众有吸引力的影片是“玛丽，玛丽“和”这是一个疯狂，疯狂，疯狂，疯狂的世界”。为观众所欢迎的电视节目是“基尔德尔博士”、“安迪·格里菲思”、“我的三个儿子”、“佩里·梅森”、“黑兹尔”、“露西”、“贝佛利的乡下佬”和“朦胧地带”。全国广播公司排在11月25日播放的星期一电影（后来没有播放）是“雨中歌唱”。

　　据《广告时代》的哈里·麦克马汉说，那一年最行时的是埃杰克斯的白骑士和白龙卷凤（洗刷得象经过白龙卷风一样干净！）的广告节目。皮尔斯啤酒公司的广告节目是“伯特和哈里的归来”。马克斯韦尔速溶咖啡的节目是“一杯和半杯”。雪佛莱汽车的广告节目中有一辆汽车行驶在威尼斯运河水面上，赫茨公司的广告节目中则出现了把人抛进篷车里去的场面。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走开，小姑娘！”“多来尼克”、“如果我有一把锤子”、“吹起神龙”和“在风中狂吹”。

　　畅销小说有玛丽·麦卡锡的《群像》、莫里斯·韦斯特的《渔夫的鞋》、危姆斯·米切纳的《大车队》和海伦·麦金尼斯的《威尼斯事件》。畅销的非小说作品有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是大火》、引起生态学运动的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和两部将受到即将到来的那个周未的事件的影响的作品，杰西卡·米特福特的《美国死亡方式》和维克托·拉斯基的《肯尼迪：其人与其神话》。其中前面的一部由于读过该书的罗伯特·肯尼迪按照该书为他哥哥选择棺材而具有某种历史意义。至于居于非小说类畅销书首位的拉斯基的那本书完全是诽谤性作品，所以后来被出版商从书店里抽回去了。

　　在体育方面，得克萨斯名列大学足球队的首位。那个季节达雷尔·罗亚尔球队的奇迹是一个名叫托尼·克罗斯比的光脚的射门手。肯尼迪总统飞到达拉斯去之前的那个周末，克罗斯比在离球门四十二码处射入一球，击败了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队。在职业球员中，克利夫兰布朗队的吉米·布朗正处于最盛时期，在全国足球联赛结束时，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熊队正准备决一雌雄。芝加哥队后来以十四比十赢得冠军。在美国足球联赛的决赛中，圣地亚哥冲锋队以五十一比十击败波士顿爱国者队。那时还没有超级大赛。在曲棍球方面，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底特律红翼队中的戈尔蒂·豪。他在参加过一千一百三十二次曲棍球赛，打掉牙齿十二只，因受伤共缝过三百针之后，于1963年11月，在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人队比赛中又射进了他的第五百四十五个球；这可是创纪录的。在篮球方面，波士顿的凯尔特队的鲍勃·库西在1962年球赛季节结束后已不再参加比赛了，因此，凯尔特队已被看作是不堪一击了，但肯尼迪最后一次离开白宫时，1963年的球赛季节开始已有两个月了，而凯尔特队却仅仅输了一次——只差一分。最大原因是依靠中锋比尔·拉塞尔（身高六英尺十英寸）。

　　尚未在那年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地方有伍德斯托克、瓦兹、东村、格兰特公园、伤膝、人民公园，美莱、溪山、肯特州立大学、比夫拉，林肯公园、孟加拉、阿蒂卡、胡志明小道、查帕奎迪克岛、比米尼岛、博茨瓦纳、卡塔尔和水门，虽然水门的办公住家两用建筑在华盛顿国务院旁已在修建之中；肯尼迪总统的出殡队伍也要在它前面经过。梣树岭是旧金山的一个单调乏味的工人居住区。当时住在这个后来人们称之为哈特的人谁也不熟悉这样一些“嬉皮士”用语：如freak out（吸毒避世）、superstar（超级明星）、mind-blowing（动人心弦）、bummer（瘾游）、joints（大麻香烟）、turnon（刺激）、turn in（上床）、rip off（偷窃）、drop out（退学）、commune（群居村）、horse（恶作剧）、crash（临时睡觉处）、steam（气力）、zonked（陶醉的）、be-in（聚游会）、flower power（鼓吹爱情与和平的嬉皮士）、trash（捣毁）、guerrila theater（游击活动）……（略）。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它的伦敦分社发来的消息，谈到“现在英国有四个流行歌曲男歌手组成的合唱队极受欢迎，是青少年闹事起哄的原因。”他们就是披头士乐队。1963年11月，他们取道前来美国，而他们的头三支流行歌曲的唱片：“她爱你”，“我要捏你的手”和“站在那边”，却已先在美国流传开了。

　　戴维·哈伯斯塔姆报道说，发动西贡政变的越南将领希望撤换哈金斯将军，但五角大楼表示深信哈金斯会实现他的打败越共的诺言的。任何人认为美国不可能在越南找到军事解决办法的看法，都受到了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的反驳。他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地方举行的一次商会会议上说，美国拥有无比的杀伤力量，任何人敢于和它抗衡都将是自取灭亡。

　　法国大使夫人尼古尔·阿尔芳德的照片刊在11月22日《时代》的封面。吉米·霍法己受到控告。夏尔·戴高乐投票否决英国进入共同市场。罗斯·巴尼特州长签署了一个大陪审团的裁决，认为最近由于詹姆斯·梅雷迪思被批准进入奥克斯福德的州立大学而引起的骚乱应由联邦政府负责。在摄制影片“克利奥帕特拉”时互相爱上的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正设法摆脱各自原来的配偶，计划早日结婚。名画《蒙娜·丽莎》在重重警卫下在美国展出。

　　1963年，美国人口有一亿八千九百二十四万二千人（到1973年将有二亿零九百万人），其中就业的为七千万人（1973年将为八千零六十二万七千人）。百分之五是失业者。美国的人口中心五十年代向西移动了五十七英里，到了位于伊利诺州的萨勒姆以东四英里之处，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西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最重要的经历了。由于有大量战时出生的婴儿，平均年龄为二十九岁半。

　　有组织的劳工数字的变化颇令人吃惊：从1960年到1962年，工会会员减少了五十万左右。参加工会的工人由1955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降到1962年的二十二点二，一向并不反对工会组织的默里·肯普顿已开始在议论说，工会运动已是“日薄西山”了。

　　时间的推进是发生这个变化的一个原因。还能记得三十年代那些英勇的罢工活动的工人己越来越少了。同时，劳动力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在战胜日本以后的年代里，蓝领工人的人数己减少了四百万，而白领工人——经理、专业人员、推销员、办事员——的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千万。

　　而且，1963年11月时的蓝领工人，在他的三十年代受压迫的父辈眼里，几乎不可能看作是自己的同类工人了。1963年6月，每周工作稍多于四十小时的普通生产工人的周工资超过一百元——等于萧条时期同类工作的工资的四倍。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每年收入在七千元以上。约翰·布鲁克斯指出，“无产者”这个词几乎己从语言中消失了。卡罗琳·伯德写道：“人们认为物价在上升，但实际上升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

　　衡量繁荣的长远影响的最好场所是教室。爱德华·丹尼森在其对经济发展的全面研究中，把教育看作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到肯尼迪总统末期，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十倍，达一年三百九十亿元。

　　这一情况在社会学方面的含义是无法估量的。1900年时，适龄的美国青年只有百分之四能进人高等院校肆业。1957年时，这个数字为百分之三十二；在肯尼迪就任总统时，为百分之四十，而在他逝世时则为百分之五十。据安德会·哈克计算，现在全部美国人中约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属于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正迅速地成为美国唯一的阶级，它的价值观、就是一度属于一个人数不多、颇有教养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一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说：“美国经济已变得如此庞大，使人几乎无法想像。”美国的社论作家对西德的“经济奇迹”感到吃惊，但是一个更大得多的经济奇迹正在国内出现。有些数字足以说明其规模。现在美国百万富翁有将近九万人——而五十年代初期只有二万七千人——这个数字现在正以每年五千人的速度在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海外投资已从一百二十亿元跃增至八百亿元。通用汽车公司这一家公司的年销售额能达一百七十亿元。几乎等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仅仅美国在六十年代最初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部分就大于西德1964年一年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前者为一千二百二十亿元，后者为一千亿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投资额己从四百六十亿元增至四千一百一十亿元；华尔街的宣传联络人员热烈地谈到“人民的资本主义”，他们这话实在不无道理——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所列的各种股票是属于大约二千万美国人的。

　　当时的社会预言家们把这看作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幸事。有些人，例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也认为利润的分配应予改变，但是实际上也不否认经济上的富足只会是好事。伦尼·布鲁斯在1963年不过是一个走在法律放宽之前一步的猥亵的滑稽演员；拉尔夫·纳德当时不过是哈特福特大学一个无籍籍名的历史和政治学讲师。新左派认为美国所受威胁并非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而是来自工业技术和美国一切机构的过于庞大——认为美国各大公司和华盛顿官僚机构的无比庞大纯粹是一种肥胖症——这种看法当时还未成熟。自由主义派仍然极其相信政府机构越大越好。

　　詹姆斯·赖斯顿196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最火的新闻是变革。”这一点再没有任何地方比流动性日剧的美国社会更明显的了。由于南部黑人普遍相信在北部城市中有更好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同时由于技术上的革新，自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内大移民在战后年代中仍然继续着。美国农业在1963年所生产的食物比1940年多百分之六十，而全国农业劳动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却从两干万小时减至九百万小时。因此，住在城市和城市近郊区的美国人到1963年时已达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农业集团”已不再在议员们的心中引起恐惧。“农业福利促进社”已丧失其政治力量。

　　甚至推动变革的载运工具也在变化之中。铁道车站正在成为美国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每有一个旅客坐一英里火车，就有三个旅客坐一英里飞机。（到1973年，这一比率将为一比十三。）短途交通百分之九十依靠汽车；1963年，汽车总里程几达八千亿英里。美国商业部估计现在美国有一万七千处废车场，而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不停，少叉，高速州际公路系统的完成，美国交通大拥挤现象已开始向各州蔓延了。

　　在破旧的火车站对过，那些盖着旧式复折屋顶的城市旅馆里，灯光越来越少了。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这些旅馆已有四千家关门。不经过那里的旅客，都住到从战前破旧的“旅游客栈”演变成的汽车旅馆里去，那里的豪华的平房里，旅客们也能得到各种传统服务和一些新的服务项目。黑白电视已几乎成为一切汽车旅馆的标准设备（彩色电视当时还是一种新奇玩艺儿）。这时美国已有五千六百四十万台电视机。这一情况，加上1960年人口普查人员发现的全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八点五的人没有收音机的事实，说明美国已拥有一个规模空前的通讯系统，可以随时报道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新闻。11月22日中午刚过不久，一切消息的来源集中在达拉斯的派克兰纪念医院里占用着两台电话的两个通讯社记者。而当年冬季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在达拉斯时间下午1点钟，即枪击事件发生后半小时，美国成年人中已有百分之六十八——超过七千五百万人——知道了这件事。到那天晚上，知道的人已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即使那些没有电视机或收音机的人，也很容易在别人家听到了。

　　1963年9月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它的“晚上新闻”节目增加到每次三十分钟，全国广播公司于9月9日也跟着那样办了，这对越南战争将会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了填满额外增加的时间，它们后来放映有美国兵割越共耳朵的镜头的影片。在1963年11月，这种情况还没发生。那时，西贡甚至连一个电视评论员都还没有。那一年美国人在越南被杀死的仅有十七人，受伤的二百十八人。1963年11月的第三周来自西贡的最使人感兴趣的消息，是一篇关于考尔特军火公司新产品M16型步枪的报道。这枪比M14型更小和更轻一些。一个军方发言人说，这就是反共部队所以能在游击战中如此毫不费劲地歼灭越共的原因之一。

　　由美国新闻署在外国迸行的民意测验表明，1963年美国的威望是很高的。另外两则来自国外的消息，一则来自加丹加，它即将结束对刚果的两年脱离状态，一则是对英国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新政府的一篇评论。这个新政府是不稳定的；丹宁勋爵关于普罗富莫丑闻的报告使英国人大吃一惊，这件丑闻的明星人物是那一年英国最著名的妓女克里斯丁·基勒。

　　在国内，道·琼斯公司统计的工业平均数徘徊于732左右。一个天主教主教把不服从教会取消种族隔离的新奥尔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逐出了教会。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听到过关于贝里根兄弟俩神父的事。另一些在新闻报道中还没有出现的名字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克利福德·欧文，威廉·卡利、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厄尔·雷、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安吉拉·戴维斯、安迪·沃霍尔、阿瑟·布雷默、维达·布鲁、阿奇·本克、迈拉·布里根里奇，还有当时在巴尔的摩县任职的斯皮罗·阿格纽——这一职务任期四年，而他当时还不过在他的第二年任上。当时谁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耶稣颓废派、“尘世总录”、“爹”、“螺丝钉”、“金钱”、热裤、水床、“芝麻街”、“恋爱故事”、黑人解放军或同性恋爱自由解放运动等。

　　1963年11月号《读者文摘》转载《家政》杂志的一篇文章，预示了未来：“安眠药丸和兴奋药丸——便用时要极度小心！”在《纽约时报杂志》1963年11月24日那注定很少有人阅读的一期上，玛丽·安妮·吉塔分析了十来岁孩子的俚语中的某些新词：ratfink（讨厌的人）、triple rat fink（特别讨厌的人）、real blast（一个出色的社交会）、fake out（骗取）、the straight skinnies（赤身裸体）、hung up（不自在）、hairy（粗鲁）、gasser（滔滔不绝）……（略）。吉塔小姐在谈到这批到1973年便是大学生一代的十岁以下的孩子时说，他们新造的词并不比大人坏，有时甚至比大人还更有想象力：“据可靠的报道，‘terrific’（了不起）一词已出现在新边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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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活着的人，除肯尼迪总统外，有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玛丽·乔·科佩钦、弗雷德·汉普倾、马尔科姆·艾克斯、乔治·林肯·罗克韦尔以及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个将在今后的九年内横死在越南的美国青年。

　　1963年11月12日，约翰·肯尼迪夫人在白宫草坪上招待了两千个穷苦孩子，这是自8月间帕特里克死后她第一次公开露面，当她让人向她的小客人分送两百加仑可可和一万个小甜饼时，苏格兰黑色警卫团的一个小分队为他们表演了歌舞。总统听到了乐曲声非常喜欢，他也走出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来观看表演。十天之后，她会记得他当时高兴的情景，要求他们在他的殡礼中再演奏一次。

　　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许多经历深深印入她的记忆中，要在达拉斯事件之后让她回忆、让她沉思、让她重温、让她玩味或悲痛。在黑色警卫团为孩子们演奏的前一天，总统带了未满三周岁的小约翰去参加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退伍军人节仪式。有些人认为这种场合应该非常严肃，让那小孩子蹒跚地闯入队伍妨碍行进，使他们很有反感。但他的父亲却很高兴，当他满脸含笑望着那孩子时，摄影师摄下了这个镜头。有人认为肯尼迪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把孩子带来的。《展望》杂志刊登了一整版小约翰的照片；这好象是总统有意为摄影记者提供几个镜头以免他们感到无用武之地。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表示赞赏的观众中，有华盛顿军区司令菲利普·韦利少将。十二天以后，他将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验尸台旁，俯视着肯尼迪的躯体，回忆起豪斯曼《致一个夭折的运动员》的诗句：

　　『今天，所有的赛跑者都来到这条路上，
　　我们却抬着你送你回家，
　　把你在你家门口放下，
　　全市都寂静无声追悼你这个市民……』

　　肯尼迪夫人还有许多近事的记忆，可以联想那件惨剧；韦利将军则只有这一件。但大多数美国人却什么也没有。在他们看来，达拉斯的惨剧简直是从天而降。他们甚至不知道总统那时在达拉斯。他的访问只是一件使当地感兴越的事，他是去为两个内争的民主党人进行调解去的，他们一个是自由派拉尔夫·亚巴勒，一个是非正统派约翰·康纳利州长。得克萨斯州以外的人，直到总统在他的车队经过闹市区时被一个伏击刺客击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后，才知道有这次旅行。

　　后来美国人为了使自己的悲痛有所依据，才去弄清楚当时的情况。他们这才知道达拉斯市闹市区各条街道的方位，发出枪弹的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和火速地把总统和同时受份的康纳利州长送去的派克兰纪念医院在哪里，惨案发生时在场的每个人是谁和他们扮演的角色。很快全国的人都忘记了他们在这个刺杀案刚发生后的几小时内对什么都全然一无所知，忘了他们是事后才熟悉这件事的。

　　合众国际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当时正坐在新闻公用汽车里，和总统座车相隔四辆车子。在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30分听到枪声后几秒钟，他就通过新闻记者公用汽车上的无线电话给达拉斯分社口授了第一份新闻简报：“三颗子弹射向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闹市区的汽车队。”下午1点34分，在总统座车到达医院之前两分钟，这份新闻简报就在合众国际社印字机上发排了。1点36分，美国广播公司的唐·加德纳在本市新闻节目中插入这一消息。1点40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临时中断了电视节目广摇剧“当世界转向的时候”，观众看到神情沮丧的沃尔特·克朗凯特转播了史密斯关于三颗子弹的报道，并补充说，“根据第一批报道，总统‘受了重伤’。”1点45分，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又打断了另一个广播剧“独身的父亲”，让切特·亨特利出现在屏幕上。这样三家广播公司都广播了这一新闻，连续三天三夜，中间从未插入任何商业广告节目，直到总统葬入阿灵顿国家公墓为止。

　　有些人最初是从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中听到枪击事件的消息的。在沃思堡看电视的人中有刺客的母亲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她当时收看的是WFAA电视台。在达拉斯近郊区的欧文，另外一个看电视的是她的儿媳妇玛琳娜。一个政府官员的妻子伊丽莎白·波曾当时在华盛顿她的汽车上的收音机里收听WGMS电台。她车子里的一个乘客是卡罗琳·肯尼迪，准备在那天和波曾的一个孩子一起过夜，当波曾夫人听到广播员说“……子弹射进头部，他的妻子杰基……”时，她立刻关上了收音机。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是那样直接就听到这个消息的。一般都是从过路人、电话、大喇叭，或是饭馆侍者那里听到的，那己是弟二手，第四手的消息了。消息来源这样不可靠，因此一般反应都是全然不信。为了证实这消息是假的，他们围到半导体收音机，汽车收音机和酒吧间电视机——总而言之，不论是什么——旁边去，可是最后他们获悉，这竟是真的。

　　（可是，有些报道确实是不够准确或引起误传的，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18分，美联社发出一则未经证实的俏息说，林登·约翰逊也“受了轻伤”，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14分，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传出消息说，“今天在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现场附近。一个特工人员和一个达拉斯警察也遭枪杀。”这看来证明了刺杀是预谋的阴谋之说。在下午4点33分之前还没有得到纠正。）

　　到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钟，宣布肯尼迪已死。这公告一直拖延到林登·约翰逊能够离开医院时才发表。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普遍认为，凶手背后有一个大阴谋。新总统在下午2点26分离开医院前往机场。六分钟后，合众国际社援引主持最后仪式的达拉斯天主教神父奥斯卡·休伯的话说，“他已经死了，没有错。”总统的代理新闻秘书接着加以证实，到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5分——在达拉斯则要早一个小时——合众国际社的电传打字机才向全世界敲起丧钟：

　　『特急
　　肯尼迪总统死了』

　　这时人们的注意力已转移到了达拉斯的另一部分。李·哈维·奥斯瓦德把他的步枪留在教科书仓库第六层楼上狙击的地方，到外面搭上一辆公共汽车，过了七个街口，然后又换乘了一辆出租汽车。他在他的住处门前停下来迸去取了一支手枪。下午2点15分钟，他在不到一小时时间内犯下了第二件杀人案，枪杀了达拉斯的一个前来查问他的警察蒂皮特。三十五分钟之后，奥斯瓦德在附近的一个电影院里被捕。警察局凶杀科这才知道这名刚逮到的罪犯是教科书仓库的一个保管员，而且是当时不在仓库的唯一雇员。慢慢许多旁证都被搜集起来。

　　下午3点38分，林登·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就住总统之职，站在他身旁的是身上还沽有血渍的惊得发呆的杰奎琳·肯尼迪。九分钟后，飞机起飞前住华盛顿的安德鲁斯机场。这次飞行一共不到二小时半，约翰逊在安德鲁斯机场发表了他任总统后的第一次电视演说，然后乘直升飞机去白宫。肯尼迪的随行人员跟着灵柩到了贝塞斯达医院，等着进行了大半夜的尸体解剖。第二天清晨4点34分，覆盖着一面美国国旗的灵柩运进了白宫，停放在东厅的灵柩架上。肯尼迪夫人跪在它的旁边，她的脸深埋在星条旗上的星群中。

　　以后的三天是在昏昏沉沉中过去的。星期六首都下着瓢泼大雨，刮着大风。晕头转向的全国人民日后已记不得星期五令人震惊的暗杀事件和星期日刺客被杀之间究竟还发生过什么事了，仿佛是一个空白一般。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指出，星期六那天一般成年人守在电视机前有十个小时，达到了周末看电视时间的顶峰，但他们并未能了解到多少情况。遗体仍然停放在东厅；肯尼迪的家属，朋友和政府的高级官员都到那里去吊唁。星期日，灵柩放在马拉的炮车上走上宾夕法尼亚大道，前面走着一匹没有人乘的马，马镫里放着一双倒悬的皮靴，象征着一位死去的首领。同时，从达拉斯又传来了一起不能令人相信的新暴行的消息。李·哈雄·奥斯瓦德在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去时，受到一个名叫杰克·鲁比的达拉斯夜总会老板枪击，伤重致命。这一凶杀案是当着七十个穿着制服的达拉斯警察的面干下的。由于当时全国广播公司正在转播递解罪犯时的实况，因此它也就成为电视节目中第一次谋杀场面的实况广播。总统的寡妻回到白宫时，有人把这一凶杀案告诉了她。她把它叫做“一件更可怕的事”。

　　星期一，灵柩用炮车载到圣马太大教堂去举行葬仪弥撒，然后从那里运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由戴高乐为首的九十二个国家的代表团前来参加葬札。后来他们出席了两个招待合，一次在国务院举行，另一次规模要小得多，是在白宫举行的，肯尼迪夫人去那里接待了他们。这件事就算到此结束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个周末始终没有结束；若干年后，人们仍竭力想探索其深远的意义。这在美国历史上或任何其他国家历史上都是一件最重大的事件。很久以后，美国人还会互相告诉，他们最初是怎样听到达拉斯传来的消息的，他们对于肯尼迪夫人要求在坟前安置万年火种，以及在小约翰向他父亲的灵柩行礼时有何感想等等。戴维·布林克利最后说，这一刺杀案件是无法理解的：“那时发生的事件不合乎那时的精神，你把它放在任何地方都不合适，它不属于我们时代的文明。这件事太大，太突然，太可怕；意义也太大。它只能是件孤立的单独的事件。”

　　虽然如此，人们还是不能不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最明显的办法是用总统的名字来命名。卡纳维拉尔角被改名为肯尼迪角。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也改名了。全国文化中心改名为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财政部开始铸造五千万枚肯尼迪半元硬币——但因为大家要把它作为纪念品珍藏起来、无法在市面上保持经常流通。全国各地的各种委员会都一致赞成改变当地的地名来向总统表示敬意。很快，杰奎琳·肯尼迪就发现她是不是有一天会坐车“驶过一条肯尼迪公路，前往肯尼迪机场去参观一所肯尼迪中学。”这情况一直影响到国外。加拿大有它的肯尼迪山——攀登该山的第一个人是罗伯特·肯尼迪。最为突出的是英国，它竞把伦尼米德地方签订大宪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片草地划出三英亩来作为肯尼迪圣坛。1965年5月，伊丽莎白女王主持了这个典礼，把这片土地献给“生前为我们的人民所爱戴，死后为我们的人民所悼念的”总统。肯尼迪夫人回答说，“得知您也怀有这非眼泪所能表达的哀思，使我深深感到安慰。”

　　当时美国人写给肯尼迪夫人的千千万万封信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们都是出于真情的流露。戴维·贝尔把这位死去的总统看作是“一位身兼战士的国王”；纳塔利·海明威称他是一位“敬爱的教父”；约翰·斯坦贝克在写给总统的寡妻的信中写道：“他是他的人民中最优秀的人，”他“通过他的生以及通过他的死，把他的人民的最优秀的一切还给了人民。”

　　深藏在成堆函件中的另一封值得纪念的信是在很久以后才发现和写复信的

　　『理查德尼克松
　　第五号大街810号
　　纽约市，纽约州，10021』

　　『11月23日亲爱的杰基：

　　在这悲痛的时刻，帕特和我愿意让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同你一起思念和祈祷。
　　虽然命运之神使杰克和我成了政治上的对手，但我从来也来忘记我们从1947年一同进入国会时起，便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这种友谊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证明，包括我们接到邀我们出席你们的婚礼的请柬。
　　我现在能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增添来自全世界的对他的颂词的光采。
　　但我希望你知道，全国人民也会永远感谢你作为第一夫人所作的贡献。你以美国官方女主人的身份，把风采、美丽和文雅的风格带进了白宫，而你特有的年轻心情的魅力在美国人的心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果将来我们在任何方面能为你效劳，我们将感到非常荣幸。

　　您的忠诚的
　　迪克·尼克松』





　　第三十章 手伸得很长

　　1964年8月的一天下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本书作者描述了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那个愁云凄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楼见到林登·约翰逊的情景：

　　“我早就认识他了。那天他和平时一样，显得有点神经质——走来走去，到处给人打电话……我在谈话中提到某人，他就会一把抓起听筒，打电话找他。他向我征询关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包括减税问题。我对他说，他得先说清楚他自己的预算打算怎么定。我们也讨论了外交事务。就我当时理解，林登·约翰逊惟一的意图只是要弄清楚当前情况和如何贯彻政策。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或与过去不同的想法。他希望谈谈老挝、古巴等问题。关于对外政策他所知道的似乎的确不如他对国内政策知道的多。”

　　“林登嘛，”新总统夫人说，“干起工作来好像不会再有明天了似的。”约翰逊自己却用他最喜欢的《圣经》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的领导哲学，那段话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相互切磋。”但他自己承认，他这样做时往往喜欢“摩拳擦掌”，事实上，他劝别人同意他所谓的“一致意见”时，并不是和人切磋，而是央求、威吓或恳请；就是赤裸裸地歪曲别人的意见，他也不是干不出来的。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的手腕、权术，是国会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个；他耍手腕的能力令人侧目。身为总统，有一个问题是他始终不知他这种擅权专断的名声是不利于他的白宫生涯的。埃里克·戈德曼说他是“戴牛仔帽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N.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以玩弄权术著称的政治家，后被用作权术家的代称。——译者】。公众可以拥护他提出的法案的最终目的，但对他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却无法赞同。民意调查者塞缪尔·卢贝尔发现，1964年打算投票选举约翰逊的许多美国人也都不免对他有所怀疑。他们感觉到，他是个擅权专断的人，得随时提防他；他是个熟练的政客，无疑有时候很有用处，但却不完全可靠。崇拜他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抗辩说，这样说是不公道的。虽然这一点的确也有道理，但这种怀疑却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直到1966年初，在美国陷入越南的深度这个问题上，他蓄意不让美国人民了解真相；又如，当他执政期间，他三位最亲密的同事——博比·贝克、沃尔特·詹金斯和阿贝·福塔斯——都卷入某种丑闻中去，对这一类事情，人们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但约翰逊本人却没有干过什么不名誉的事，或卑鄙的勾当。在第一年总统任期内，有时候你仿佛在哪里都能见到他。赶走白宫的头面人物，削减肯尼迪的预算以显示节约精神，向贫穷宣战，为通过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亲自向议员游说，同美洲六个盟国的首脑（他对一个记者所说的“我的总理们”）会谈，解决美国同柬埔寨的纠纷（即使只是暂时解决），提出可以销毁480架B－47轰炸机，如果俄国人同意销毁同样数目的图－16，安排美苏同时削减对外提供原子材料，巡视阿巴拉契亚山区，劝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竞选时和他一起声明暂时不提种族问题，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在1964年10月31日的一次讲演中，描绘了未来的“伟大的社会”等等。总之，关于他的一切，都有点声势浩大的劲头。有一次他刚在国会两院联席会上致辞过后，一位参议员向他祝贺。约翰逊说：“对，大家鼓了80次掌。”这位参议员去核对记录，证实总统完全没有说错；显然他一面讲演，一面记着会场上鼓掌的次数。

　　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和卧室里，各并排放着三台电视机，以便同时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节目。他的电话控制盘共有42颗按钮；他可以让42个打来电话的人拿着话筒，等他逐个同他们谈话，或他同时跟大家交谈。有一次他签署三件议案，共用了169枝笔，这是创纪录的。他喜欢开快车。他曾在得克萨斯带着四名女记者以每小时90英里叫人毛骨悚然的速度开着车，一面还有声有色地描述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位看看速度计，吓得喘不出气，总统却一把摘下头上的牛仔帽来把仪表盘盖上。他对爱国主义的号召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他有一次参加会谈，企图用压服的办法解决铁路罢工问题，有人问一个工会领袖当时的经过情况，他说：“林登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面旗子，他拿起那面旗子在屋子里来回奔跑。”他总是说：“我的军队”，“我的政府”，“我的税收”。为了不让人忘了他是谁，他在衬衫袖口的链扣上、皮靴上、牧人打扮的斜纹短上衣上，甚至在他的塑料茶杯上，都刻印上了总统的徽记。他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下令制作了一幅高44英尺的他本人的画像，而且把会议的日期安排在8月27日他过生日的那一周，好让忠于他的党徒们可以送给他一块空前大的祝寿蛋糕。他为了想在那年11月获得美国选举史上最大的胜利，真是无所禁忌。他深夜进入一个城市，开着车子四处巡行，用喇叭筒叫喊：“喂，老乡们！你们好！快来开会！快来听我讲话！”《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称他是“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有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扒手把手朝着一个人的口袋伸去，结果发现自己竟和美国总统握上了手。

　　那一年，白宫记者团为了解闷开列一个书单，看所有出版过的书哪些最短。列在最前面的三本是《意大利战时英雄》、《波兰名人录》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我犯的错误》。许多深知这位总统的人都认为，他从来也没有对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过探索，因为他总觉得那样做难免要担风险。他的问题当然不在于才智不足。约翰逊的一名助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曾写道：“经过多年来同大学内外的第一流有才识之士的接触，我敢断定，我从未遇到一个人比林登·约翰逊更为聪明——我说的是纯粹以智商为衡量标准的聪明，一个清醒明快、富于洞察能力的头脑，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丰富的幻想和精细之处。”他的麻烦似乎来自于他自己深感年轻时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他就读的那个中学，按当地并不严格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入流的。

　　他有一次对《时代》周刊的休·赛迪发牢骚，泄露了他的这种心情，他说：“在对外事务方面，不管我做出什么成绩，我相信也不会得到任何赞赏，因为我没有进过哈佛大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但他对知识界人物的猜疑却不无理由。他们对他的蔑视——实在只能说是蔑视——是60年代中颇为令人吃惊的现象。他们因为他扯扯猎狗的耳朵也对他加以嘲弄，仿佛这也是什么大事。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戴着各种徽章标识，写着：“林登王一世”，“让林登·约翰逊绝育，别再生出丑八怪来”，“希特勒还活着——在白宫”，以及——最叫人无法原谅的——“李·哈维·奥斯瓦德，你在哪里·我们需要你。”他们赞赏《麦克伯德》【“MacBird”，因约翰逊之妻有伯德（Bird）夫人之称，此一书名显系套用苏格兰历史上麦克伯思（也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伯思》的主角）的故事，称约翰逊为“麦克伯德”，暗示其弑王夺位之意。——译者】（这本书把他描绘成一个刺客，其趣味之低，比他失言时的表现更甚），而他们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肯尼迪的悼念。他们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理解，肯尼迪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正因为约翰逊很有能力。白修德曾经提到：“早在赫伯特·胡佛时代就出现过的政治笑话现在也搬出来加在约翰逊身上；有关总统和伯德夫人卧室的笑谈，也具有色情文字的味道，不亚于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之间的私生活的描绘。”特工人员报告，攻击总统的荒唐信件从每月一百封一跃而增至一千多封。

　　约翰逊讲话的神态也不能对他有什么帮助。他有意抑制自己本来的热情和朴实劲头，力图表现出严肃、谦恭的神情。结果在电视上却显得虚伪、假装正经。人们本能地认为，不管真正的林登·约翰逊是什么样子，他们在电视中见到的肯定是个骗子。由于他不能抛弃南方政客的那种放肆作风，更使人觉得他像个卖假药的。大家已习惯于肯尼迪那种说话留有余地的作风，对他那一套实在感到格格不入。约翰逊被人戏称为“玉米饼大叔”，在某种程度上说，倒真有点像。铁路罢工问题解决后他在电视上向全国讲话时，宣读了一封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一个叫卡西·梅·贝克的七岁孩子的来信。卡西在信里说：“我姥姥住在纽约，她要来看我给我做第一次圣餐。请你让铁路畅通，好让她能来看我。”总统说：“现在卡西的姥姥可以去看望卡西了。”做参议员时，这类事是不会有人追究的，可是现在不行了，仅在24小时内全国就都已知道，这封信是十天以前寄来的。卡西的外祖母早已去看过卡西，参加了圣餐礼，而且又回到纽约去了。约翰逊怎么也不肯抛弃这类策略。后来，在越南问题上，他这种牵强附会的习惯就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他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崇拜者，莉兹·卡彭特曾经写道：“我一想到林登·约翰逊，就似乎马上看到了一只伸得长长的手——伸出去要拿起电话听筒，要抓住一扎文件，要握手，要拥抱，要给人安慰，对人进行劝导，有时甚至是推搡一下——但对人总是容纳包含的——是的，总是容纳包含的。”但不是对一切人都像这样。约翰逊就排斥了罗伯特·肯尼迪。这两个人都使对方丢尽了脸。这是两个骄傲、敏感的人之间不可理喻的互相厌恶，这种情况在达拉斯悲剧之前便早已明显存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反对过他哥哥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而约翰逊有时似乎根本反对肯尼迪这位弟弟的存在。约翰逊派的人可能对他们的前任都极为怨恨。莉兹·卡彭特曾希望她的总统“在肯尼迪被刺后从他居丧的家族那里听到几句公开的表示支持的话……他自己从未提过这一点，而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他的一个信徒，却深为这种沉默不安……肯尼迪一家眼睛盯着活人，心里怀念着死者，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安慰全国人民”。

　　无疑，人们对被刺总统的哀悼更增加了约翰逊的困难，而这并不仅限于肯尼迪一家。肯尼迪被刺后不久，密苏里州众议员克拉伦斯·坎农曾预言：“暂时是一切都离不开肯尼迪的。然后人们就会忘掉他了。”但人们并没有忘掉他。杂志发行肯尼迪纪念专刊，很快销售一空。有关肯尼迪的作品的需要量有增无减。美国史料收藏家发现，肯尼迪的亲笔信同林肯的一样宝贵。一本经肯尼迪签过名的《英勇的人们》可以卖到375元。为了强调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的过渡，总统的侍从人员在约翰逊旅行期间到处分送两位总统的相片，但很快就终止了，因为有一个愿意要约翰逊照片的人，就有十个要肯尼迪照片的。新总统斥责一个特工人员佩戴肯尼迪鱼雷快艇式领带别针，惹怒了整个特工处。约翰逊的愤懑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阴魂竟夺去了他的光彩。

　　约翰逊有时一定会觉得，不论他走到哪里，总会碰上肯尼迪家族的人。他派遣鲍勃和艾塞尔·肯尼迪到远东访问，各报的头版上都争着报道访问情况。特德·肯尼迪在飞机事故中受伤，关于这事的新闻报道竟压过了约翰逊宣称美国军事力量超出了全世界有史以来陆军和海军力量的总和的声明。尤其还有一个杰奎琳·肯尼迪，她的一句极不相干的话或举动都能比总统声明显得更为重要。盖洛普报道，与过去的传统相反，现在的第一夫人只是美国第二位最受敬慕的女人，她的前任仍保持第一位。1964年7月，肯尼迪夫人迁居纽约，白宫因此希望全国对她的崇拜可能会有所减弱。实际并没有，光是因为她仍愿意露着蓬松的头发而不愿戴帽子，就仍能大大影响女帽工业的买卖，一如她丈夫对男帽工业的影响一样。

　　主教派华盛顿大教堂教长、肯尼迪的朋友弗朗西斯·塞尔从布道坛上站起来说，约翰逊“这个人，他的公馆的外表从各方面看都很华贵，但由于他私心中缺乏道德观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吸引白蚁去侵蚀房基”。《华盛顿明星报》评论说，塞尔的“严厉批评，我们觉得，概括了大部分选民的真正心情”。而使新总统更难以忍受的，是有恶毒的谣言，说他同他前任被刺有所牵连。以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委员会查明，肯尼迪是被李·哈维·奥斯瓦德独自杀害的，肯尼迪一家也尽可能促使大家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对沃伦报告的不负责任的攻击，在约翰逊主持白宫期间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也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纽约世界新闻论坛报》评论说：“出于对殉难的总统的尊敬，我们认为，目前应该是请那些玩弄死人、借机牟利、哗众取宠、恶意中伤的家伙们洗手不干的时候了——他们至少应该暂时闭上嘴，到能拿出点真东西来时再说，直到现在，大家分明知道他们什么也拿不出。”但这只是浪费笔墨，对报告的攻击始终未停，而当英国广播公司花4万元创纪录的高价租用一个名誉扫地的评论家的一部什么也没有证明的长达两小时的影片时，这种攻击更达到了高潮。

　　在白宫内所说的“鲍勃问题”成了使约翰逊最头痛的事。新总统就任不到半年，华盛顿就已知道，前任总统的弟弟正在组织一个流亡政府。这些肯尼迪派的人物，包括离开政府的新边疆派人士，那年春天在杰奎琳·肯尼迪的乔治敦寓所聚会，杰奎琳离开华盛顿后，他们就改在胡桃山司法部长的家里会商。对约翰逊的共同的敌意，团结着这一批人。当然，他们谁也不相信约翰逊应对达拉斯发生的悲剧负责，但他们深深感到肯尼迪的弟弟有权成为约翰逊的副总统。他们完全脱离了现实，这样两个人来联合竞选是绝无可能的事。约翰逊有一次在比较温和的批评鲍勃·肯尼迪时曾说：“那个新贵一下子爬得太高太快了，他跳过了人们学习生活规律的层层阶梯。他从来都不喜欢我，但我对他还要更甚。”约翰逊派的人称鲍勃是前麦卡锡分子，是“自由派法西斯分子”；他们说他是“未进行节育的广告社的年轻经理”，又说他的忠诚“先是对上帝，其次是对国家——但最先还是对肯尼迪家族”。

　　1964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点，总统把司法部长肯尼迪叫到他的椭圆办公室里，告诉他，他不是他的竞选伙伴。约翰逊说，他很欣赏这位年轻的肯尼迪的雄心壮志，并且很希望有一天由鲍勃来治理这个国家，但目前还不是时候。他让他挑选政府中的任何其他职务，并问他是否愿意像对待他哥哥那样，主持约翰逊下一届总统竞选的事务。鲍勃拒绝了。至于肯尼迪今年已没有希望竞选副总统的事应如何宣布，却并未决定下来。肯尼迪在离开时，以为这次会见是保密的。但显然，约翰逊并不那么想，第二天他邀请三个华盛顿记者吃午饭，把这事告诉了他们。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他竟情不自禁地利用他善于模仿的天才，对他们表演了肯尼迪听后的神情。总统说，鲍勃听后半天一句话没说，他只是完全愣住了。约翰逊向他们表演了肯尼迪愣住的样子。这事传到肯尼迪耳里，他不禁大怒，便去见总统，责怪他不守信用。约翰逊说他并未将会见的事告诉任何人，但当鲍勃毫不客气地骂他撒谎时，他又说，啊，也许有一次什么谈话他已经忘记了，他得去查一下他的记录和日程表。

　　总统想要肯尼迪自己宣布不参加竞选，鲍勃不肯，这使得约翰逊进退两难。他不想得罪遍布全国的肯尼迪支持者。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不能冒着风险让这个问题长时期悬而不决；到大西洋城参加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肯尼迪的人，很可能他们自己会提名鲍勃。他解决的办法真是极其可笑而又是典型的约翰逊式的。他在7月30日宣布：“关于选择民主党候选人名单中的副总统候选人问题，我已判定，内阁中任何成员或经常参与内阁会议的任何人是不适宜推荐给代表大会的。”他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这使人完全莫名其妙。他这一下，不仅使罗伯特·肯尼迪，而且使麦克纳马拉、史蒂文森、施赖弗、腊斯克、奥维尔·弗里曼等人全无竞选副总统希望了。约翰逊说：“现在我总算赶走了落在我脖子上的那只该死的信天翁。”鲍勃说：“真抱歉，我把这样多优秀人物全带到我这边来了。”

　　白修德在《1964年总统的产生》一书中曾写到那年夏天出现的历史性冲突：“美国飞机对北越鱼雷艇在东京湾进攻的敏捷反应达到了勇敢与精确之间的最理想的平衡。”在当时看来好像如此。但后来，对越南战争的失望情绪在全国蔓延开以后，东京湾事件却变成了一件暧昧的、不精确的、极为令人不安的事，成了美国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64年8月第一个星期在北越附近水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关键的是先要知道一个代号为34A的美国针对越南共产党部队的秘密行动计划。那时白修德从没听说过34A，美国人民也没听说过，国会也没听说过。国会，由于它必须对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被提请同意，也竟然同意，使国家在这场亚洲战争中去实行一次灾难性的升级。东京湾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出于一时的误会或无意的曲解，可是，如果华盛顿的当政者当时没有进行一种更隐蔽的阴谋，那些错误也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问题。这项阴谋的主谋者就是约翰逊总统。固然，他自己也可能是受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欺骗和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国会确实是在受人操纵下才转而支持敌对行动的。

　　34A计划是在1963年12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刺后的下一个月提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他多次去西贡的视察中，有一次听到一个对北越人采取秘密行动的计划，颇为中意。他于是让克鲁拉克将军负责这件事。回到华盛顿，他便对约翰逊总统叙述了一番，总统对此事也同样热衷。可是，在执行的时候，34A计划却令人颇为失望。南越的游击队、伞兵和蛙人发动的进攻者组织得很好。但北越的人民喜欢河内的政权，这些破坏分子都一一被搞掉。对34A主要负责的哈金斯将军和麦乔治·邦迪于是转而使用南越鱼雷艇去突袭共党的沿岸设施。河内认为这不过只是一种骚扰，算不得什么威胁，但截听到的无线电报却表明那些遭到袭击的北越基地的共军海军指挥官们要求进行报复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1964年7月30日，星期四，即约翰逊剥夺司法部长肯尼迪和其他内阁成员竞选副总统权利的那天，一小队南越鱼雷艇为执行34A计划从岘港出航。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也向同一水域进发，任务是挑起沿岸设施使用雷达，然后测定它们的位置——这和陆军诱使敌人炮兵开火以便测定其阵地并加以摧毁是一样的做法。8月1日，这艘驱逐舰驶过了迎面开来的南越鱼雷艇，它们刚完成一次鱼雷攻击，正在返航。驱逐舰驶入作战区，开始执行挑动沿岸雷达员开动雷达的任务。那里的北越军官们以为，“马多克斯”号是和鱼雷艇执行同一任务的。北越派出了三艘鱼雷艇来侦查“马多克斯”号驱逐舰，监听着它们的无线电联系的美国人对于对方的错误的假定是完全清楚的，他们还把这情况如实报告了五角大楼。但五角大楼对这报告未作任何评论便往档案柜深处一塞了事。五角大楼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却只是说：三艘共军鱼雷艇袭击了“马多克斯”号，“马多克斯”号当即回击，打沉其中一艘。

　　向公众发表的经过炮制的声明说，“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离海岸30英里的公海上和平地航行。没有提它的任务，更没有提南越的鱼雷艇。约翰逊总统命令“马多克斯”号继续活动，并命令另一艘驱逐舰“特纳·乔伊”号前往会合。这样就给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准备了条件。8月4日夜里，一个水兵后来说：“黑得比地狱中心还黑。”指挥这次驱逐舰斥候的约翰·赫里克上校发回无线电报说，根据截听到的北越人的无线电讯，很显然，他们仍然认为这些美国船参加了34A的袭击活动。这一报告，也和前次的报告一样，被五角大楼压下了。而向公众的报道，则说美国船未有任何挑衅行为，却受到第二次攻击，这一次是在远离海岸65英里处。

　　从后来采取行动的严重性来说，这第二次事件的证据是十分无力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直至三年半后才得悉全部真相。使这些参议员吃惊的是，他们这时才知道，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特纳·乔伊”号驱逐舰的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了光点，它就开了火。“马多克斯”号也开了火，虽然在它的雷达荧光屏上什么也看不见。两艘驱逐舰都立即采取曲折航线前进。“马多克斯”号舰长注意到，每当他的驱逐舰急转弯时，他的信号员都报告说有鱼雷打来。三小时之后，赫里克又用无线电报报告说：“检查后发现，所记录的接触及发射鱼雷事均甚可疑。天气反常的影响和声纳兵缺乏冷静可能是许多误报的原因。‘马多克斯’号并未确见任何目标。建议全面考虑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那附近却肯定有北越的鱼雷艇——驱逐舰的炮火和舰载飞机曾击沉其中两艘——但美国舰只却未受到损伤，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炮倒确实可疑。在接到第一次战报后的14个小时，五角大楼还在向两艘驱逐舰询问目击者的姓名，他们的可靠性，以及北越进攻舰队的规模、类型和数量。

　　林登·约翰逊却不等待这些材料，便下令美国军用飞机从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上起飞，目标是四个北越鱼雷艇基地和一个油库。第二天早晨，全国得知35艘北越船和那油库的90％已被炸坏或炸毁。约翰逊在电视上宣告“原来对南越和平村庄的恐怖性侵犯现在竟然已发展成在公海上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开侵略了”。他说，我们的反应是“有限制的，恰如其分的。尽管别人似乎已经忘记，我们美国人却知道扩大冲突的危险性。我们不想扩大战争”。

　　如果他在这个选举年遇到的是另一个对手，他对这些小型舰艇之间的短暂冲突也可能就不会这样对待。三星期前，共和党人在旧金山的牛宫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正指责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胆小害怕”。他的责难使得崇拜者起立欢呼，大喊大叫，他说：“仁慈的上帝使这个强大的共和国成长壮大，是要它成为勇敢无畏的人的家园……不是要它在强横的共产党人面前缩成一团……是我们的无所作为筑起了柏林的耻辱之墙。无所作为染污了猪湾的羞辱的沙滩。无所作为使得老挝的自由在逐渐死亡。无所作为在危害着越南的丛林。”

　　利用东京湾事件，约翰逊可以把戈德华特的这一论点彻底粉碎。他需要做的只是拉着国家的大旗，要求国会让他放手对付北越的那些海盗。为了这一目标，他将国会的领袖们召到白宫，要他们通过决议，授权他果断地对付这类挑衅行为。他说他所要求的只是一项两院联合决议，类似1955年在中国台湾问题上、1957年在中东问题上国会授予艾森豪威尔的抗击共产党威胁的权力。比尔·邦迪已经替他起草了决议草案，总统要求他的老友，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负责为这一议案奔走。富布赖特当时竟然同意，这事他后来很感悔恨。

　　1964年冷战还很严峻，国会山上没有什么人会主张对共产党的“狂乱”给予温和对待。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则是例外。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夜晚，莫尔斯接到从五角大楼来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听说这位参议员将反对总统提出的议案。他建议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他应坚持要求查看“马多克斯”号的航海日志，这样就可以发现这艘驱逐舰离北越海岸比一般人所了解到的要近得多。第二，他应该要求知道这船是派出去执行什么任务的：这可决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第二天清晨，莫尔斯研究了决议案的措辞，认为它是违宪的。他向富布赖特指出，只有国会才能宣战。而这一决定将是同意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宣而战。富布赖特提醒他有关中国台湾和中东的决议。莫尔斯说，那两个决议也是违宪的，但比起这个来，多少还有点理由。当时危机严重，必须立即做出决定，这一次并不是那样。越南的斗争看来不知何日才能了结，这样给予总统一种没有时间限制的权力就将是允许总统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进行干涉。莫尔斯说，决议案的措辞太笼统。他要求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富布赖特说，不可能，这是非常时期。莫尔斯不同意这一点，他是完全对的。但富布赖特已决定要求立即通过，把它说成是关系到参议员是否爱国的问题。这就孤立了莫尔斯和支持他的惟一同僚、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欧内斯特·格里宁。议案在众议院只讨论了40分钟，就以414票对0票通过。参议院讨论的时间长一些，辩论了八个小时——但正如一位观察员后来所批评的，这“比参议院平常修订渔业法案花的时间还少。”

　　当时表示不满的评论寥寥无几。这一行动被看做是慕尼黑后决不再姑息侵略者而要依赖集体安全的思想路线的必然延伸。按照这种推理，如果我们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签字国现在去援救南越，那将来加利福尼亚如受到胡志明或胡加上毛的威胁时，别人就会来帮助我们。迪安·腊斯克干脆说：不如此行动就会使美国陷于“致命的危险”。后来这种说法会遭到哄笑，但在当时却没有人觉得可笑。腊斯克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当时两党中一切政界人物所共有的。投票赞成这一决议的参议员中就有：尤金·麦卡锡、乔治·麦戈文、伯奇·贝赫、艾伯特·戈尔、雅各布·贾维茨、约翰·谢尔曼·库珀、弗兰克·卡尔森、乔治·艾肯和弗兰克·丘奇。《纽约时报》评论说：“全国对总统的一致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华盛顿邮报》说：“约翰逊总统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卢·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约翰逊7月对战事的处理，全国有58％的人表示不满，但这时却有72％都表示赞同了。哈里斯写道：“仅此一举，约翰逊先生就把他在对外政策中最大的政治弱点变成了最雄厚的资本。”连沃尔特·李普曼也表示支持，相信总统已向全国表明，美国卷入越南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轰炸，他决不会派遣军队。支持政府的人兴高采烈，而政府在1964年是得到国内大多数人支持的。要在很久以后，他们才会回想到莫尔斯的预言：

　　『我相信，历史将载明，由于这一决议，我们犯下了破坏和无视美国的宪法的严重错误……正如我今天竭力详加阐述的，我们事实上是要赋予总统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便能发动战争的权力。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约翰逊于8月7日该决议通过的当天便签署了。八个月后，他对一群访问者龇牙一笑说：“就我所知，我们的海军只是在那儿炮打鲸鱼。”

　　※※※

　　1963年夏，报业辛迪加经济专栏作者埃利奥特·詹韦曾思量过，如果黑种工人和白种工人发现他们正在争夺同一工作，不知将发生什么情况。他认为，白种工人可能会因此对民权运动不满，他并把这种反应叫做“强烈反应”。在达拉斯事件后的那个冬天，“强烈反应”产生了政治上的含义，特别指的是：种族主义者支持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参加总统预选一事。华莱士在印第安纳州和马里兰州显示力量后（他5月5日在印第安纳州赢得30％，5月19日在马里兰州赢得43％的选票），全国拥护他的人日渐减少。他的声望似乎由于大多数黑人对不公正现象仍然逆来顺受的高尚姿态而受到损害。7月，华莱士退出竞选。可是，就在他决定放弃竞选时，纽约的黑人却在创造着历史，不愿再容忍下去。因此报刊的头版头条便开始出现了一些消息，而这又必然会刺激强烈反应。

　　7月26日，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旧金山接受本党提名的那一天，曼哈顿一个看门人在靠近哈莱姆边沿地方的东76号街215号一座豪华的公寓外用水管子冲洗人行道。他看见三个年轻黑人踱过马路，他一时冲动，把水管子对着他们冲去。他这样做可是太蠢了，水龙头使那些年轻人记起了“公牛”康纳尔和伯明翰的情景。他们勃然大怒，一面拿垃圾箱盖子挡住水，一面用东西向那人砸去。一个瓶子打中了他，他开始逃跑。他们中一个叫詹姆斯·鲍威尔的15岁的孩子，拿着一把刀追他。就在这时，一个叫托马斯·吉利根的下班路过的警官刚好来到那里。吉利根拔出手枪，命令鲍威尔放下刀。那孩子不但没有放下刀，反而举刀向那警官扎去，划伤了他的右臂。吉利根朝天放了一枪，随即连开几枪，当场打死了鲍威尔。

　　年轻的鲍威尔之死使全哈莱姆都激动起来。黑人的愤怒郁积了三天。在第三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西123号街举行抗议集会。在一个激动的演讲人的鼓动下，一群黑人列队涌向附近的第29警察分局，要求立即将吉利根停职。看到他们的要求无法实现，他们就开始暴动，拿瓶子和碎砖向警察扔去。暴动在全市蔓延，持续了五个夜晚。等这边逐渐平息的时候，暴动又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斯泰弗森特区爆发开来，而布鲁克林的暴力行动和缓下来时，300英里之外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却又发作。8月2日，星期天，泽西城的黑人开始闹事。接下去是帕特孙和伊丽莎白，再下去是芝加哥一个郊区迪克穆尔，最后是费城。成百的人受伤，近千人被捕；上千家商店被捣毁，损失据估计高达数百万元。

　　联邦调查局声言，这次暴乱活动并无一定的模式，纯系“对一切合法的权力机构发动的一无目的、二无目标的盲目攻击”。该报告说：“尽管城市里种族关系紧张起了作用……但发生的事件……按一般所谓‘种族暴动’来衡量，都还说不上。”骚乱活动基本上是混乱的，但也决不能说一无形式，二无内容。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重大动乱，本世纪初以来已出现过33次，而直至1964年以前，白人总是挑衅的一方。现在，情况反转过来了，主动已落到黑人手中。60年代的种族暴乱还有另外一些共同的特性。它们一般发生在夏天，发生在黑人聚居区，特别是那里的贫民和为贫民区制定决策的人之间从无接触的地区，而一般又都是由黑人和白种警察之间的互相仇视引起的。

　　“你们等着瞧吧。”黑人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说，他的聪敏机智常常超出他的批评者——白人或黑人——的估计。他说，他所谓的“黑色革命”将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南部，中心是一些“中产阶级的要求”：在公共汽车上和小吃店里入坐，使用公共厕所，进白人进的学校——总之，涉及社会地位的问题。第二阶段发生在北部。它才刚刚开始，它和第一阶段将迥然不同。鲍威尔称这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的”，而且，他预言，将是“真刀真枪的”。北部黑人一直是享有南部黑人所追求的权利的。他们所关心的，鲍威尔称之为“钱应该归谁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充满了叛乱情绪，是不会理睬马丁·路德·金的那一套非暴力呼吁的。他们的战斗口号是：“用火烧，孩子们，用火烧！”

　　1964年是在三年内全面破坏北部城市的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是没有人料得到的。除纽约州的暴乱之外，那年夏天在新泽西州、费城、芝加哥和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都有零星的骚乱。种族正在成为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在北部学校的问题上，那是个抵制之年；纽约和克里夫兰的黑人父母不满于自己孩子所受的待遇，都不让孩子上学。马尔科姆·爱克斯在1964年成立了黑人民族党。北部人的良心终于被南部的非正义行为所激发。那年春天，马萨诸塞州州长的72岁的老母亲马尔科姆·皮博迪夫人由于参加圣奥古斯丁的抗议活动而被捕。而有关梅德加·埃弗斯刺杀案的审判被宣布无效一事，仅在几年前，黑人将只会驯顺地接受，而这时却激励着大批的人参加了那一年最重要的民权行动计划——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

　　密西西比州事件的直接作用在于对北部黑人区居民发生的影响。直到1940年，美国大约75％的黑人定居在南部。由于长时期南部黑人向北部移居的活动以及由于在新住处出生的孩子已经成年，这就产生了一代新的好斗的黑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纽瓦克现在是黑人占多数，而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圣路易和底特律，黑人也占1/3以上。美国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一向是外来移民，而现在却由黑人的出生率——几比白人高40％——所替代了。北部城市里的贫民区挤满了黑人青年。全国黑人有一半以上不到22岁，他们绝大多数又都没有父母管教。在大城市中，有30％的黑人家庭户主是没有丈夫的妇女。仅在纽约市，到1964年黑人私生子已不下10万人。通讯方面的革命使得这批活泼易变的观众通过电视新闻节目看到了南部民权运动发展情况的生动报道。伦敦的《经济学家》提醒欧洲读者说：“在一切有关黑人聚居区的可悲的统计资料中，我们最好别忘了……美国的黑人家庭约88％都有电视机。”

　　“自由之夏”是由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主办的，而主要是依靠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参加的人谁也不准备受到密西西比州白人的礼遇。对詹姆斯·梅雷迪思和梅德加·埃弗斯事件，他们记忆犹新，而且谁都知道南部的农业工人和小农场主是不满意1964年民权法的。这一法案，由约翰·肯尼迪提出，经林登·约翰逊争取在国会通过，把反对种族歧视的禁令扩展到了许多新的地区。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把吸收新成员的网撒到北部的大专院校里，主要是想吸收那些由于看到黑人遭受歧视而感到良心不安的白人大学生。他们中有一千人自愿参加在密西西比州九十万黑人中尽可能争取最多的选民登记的运动。他们先集中在俄亥俄州的奥克斯福德受训。6月19日，第一批两百人出发往南部去，6月21日，到达杰克逊。

　　有三个人几乎立即——在到达杰克逊的第二天——失踪了。他们是布鲁克林人24岁的迈克尔·施韦纳、纽约州人20岁的安德鲁·古德曼和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人21岁的詹姆斯·钱尼。施韦纳和古德曼是白人，钱尼是黑人。三人乘坐着一辆1964年出厂的福特旅行汽车，他们在密西西比州中部偏东的内肖巴县曾因开车超速被捕。县警长劳伦斯·雷尼和副警长塞西尔·普赖斯说，三名青年在县政府所在地费城付了罚金后就失踪了。旅行汽车第二天在费城东北15英里处发现，已被焚毁。

　　联邦调查局、当地的检察长和驻在密西西比州的海军人员出动大批人马寻找三名失踪青年。江河小溪都用拖网打捞过，直升机和用照相侦察的喷气机在头顶上盘旋。在总统的要求下，艾伦·杜勒斯飞往密西西比与州长小保罗·约翰逊进行会谈。密西西比州不少白人相信那三个人已去了古巴，要不然，就是像某一报道所说，他们正在芝加哥某个酒吧间里喝着啤酒，嘲笑那些到处搜寻他们给弄得狼狈不堪的警察。该州白人的普遍看法是，搜寻的人并不真的希望找到那三名青年。按这种说法，他们不过是在为约翰逊总统争取北部的黑人选票。

　　这期间，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其余志愿人员也遇到了其他困难。他们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召集当地黑人开会，遭到空中三K党的轰炸：私人飞机在头上飞过，扔下一个个炸药包。密西西比州西南麦科姆的几处黑人住宅被炸毁，几个白人因此被捕；前往逮捕的警官还发现，他们有四支高功率步枪，几支卡宾枪和手枪，15枚烈性炸弹，一个五加仑桶的炸药，一箱手榴弹，几千发子弹。

　　联合委员会的志愿人员在密西西比州贝尔佐尼散发传单时被捕了，说是犯了“工联主义罪”，被拘留在市监狱。纳齐兹市市长答应黑人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他的住宅的一面墙被一枚炸弹炸倒。一位巡回法官斥责了焚毁教堂的人，马上就有人去他家的草坪上焚烧了一个十字架焚烧【十字架是三K党暴徒们常采取的一种威胁信号。——译者】。“自由之夏”的领导人在夏末的时候开出了一份伤亡名单。有80个志愿人员挨了打，3人受枪伤（前后共有人开枪35次），1,000多人被捕，37座黑人教堂和31所住宅被焚或被炸。此外，还有几起未查清的黑人被杀案件，这些案件据信也和仇视民权运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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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肯尼迪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联邦政府不可能在该州采取预防性警察行动；这在现实上有困难，大概还是违宪的。埃德加·胡佛则更进了一步。他跑到杰克逊去，公然对他所谓的“过分强调”民权运动一事表示遗憾，并说，他的人“绝对肯定”不会对志愿人员提供保护。但不管怎样，在艾伦·杜勒斯的建议下，总统派遣了更多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前往密西西比。杰克逊一座新建的办公大楼——联邦调查局在密西西比州的总部所在地——顶上两层灯火彻夜通明。约翰逊州长呼吁公众协助寻觅三名失踪的民权运动工作人员。可以想到，这项呼吁是没有人理睬的，但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近3万元的赏金却使两人前来告密。这样，根据他们的说法，特工人员租来一台挖土机，到费城西南六英里左右一所农场去挖开新筑的土坝。这红黏土的土坝有25英尺高，250英尺长，最后在中间近底层的地方找到了那三名失踪人员的尸体。他们是被枪打死的，黑人钱尼在被害前还曾遭到毒打。

　　12月4日，联邦调查局逮捕了21名内肖巴县人，其中有县警长雷尼和副警长普赖斯。普赖斯的罪名是逮捕那三名青年并把他们交给了一伙私刑暴徒，而且他本人也参加了私刑活动。他们大多数是三K党，当地三K党的头目也在内。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不信他们中有谁会被判罪，从最初一段时间看也显然如此。州长约翰逊和密西西比州检察长乔·帕特森宣告，州当局不会提出控告，他们认为证据不足。在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的联邦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却对其中18人提出起诉，控告他们因共谋侵犯被害人的宪法权利而违反了一条1870年通过的不引人注目的法令，但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是哈罗德·考克斯，此人在詹姆斯·梅雷迪思一案中就曾参与推迟正常的起诉手续。不久前，他还把申请选民登记的黑人叫做黑猩猩。自然不能指望他会跟被告过不去。

　　一开头他果然没那样做。1965年2月，他批驳了对被告的犯重罪行为的起诉书，改为行为不检。有一个时候，当地的一个陪审团似乎甚至将判由政府付给县警长、副警长和费城的一个治安推事一笔诬告损失赔偿。在一些记者看来，被告好像被广泛地看做是英雄。南部同盟的旗子在联邦政府的大楼外面飘扬，一面巨大的同盟旗每天早晨都在大街正对面的理发店门前升起。电视和通讯社摄影记者遭到愤怒的围观者的殴打。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考克斯法官的判决，重申被告必须按司法部提出的共谋罪受审，但大多数观察家相信，这个案件其实已经了结。至少被告们是这样想的。在受审期间被保释出来，他们显然感到在当地出了名而自鸣得意。12名被告律师找来了114个证人，他们大多数前来为被告当时不在场作证，或证明他们品行良好。一个律师竟称告发人是“叛徒”。组成陪审团的7名妇女、5名男子全是白人；原名单上的18个黑人由于被告方面的反对全部被排除在外。

　　代表司法部起诉的约翰·多尔召来41名证人。他们揭露，这种谋杀决非出于一时感情冲动。在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的大队志愿人员出发前先行的施韦纳，由于在黑人家里食宿，在他被害前九天，三K党便已决定把他杀害。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在被疯狂的追逐后终被抓住，弄到一条荒僻的小路上去。一个三K党人把施韦纳一把拉过来，问他：“你就是那个爱黑鬼的家伙吗？”施韦纳还回答说：“先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这就是他最后说出的话了。古德曼也很快被杀害。一个三K党人甚至因为那两名白人志愿人员没等到他开枪便已被人杀害而感到遗憾。他开枪打死了钱尼，自己还说：“至少我亲手杀了一个黑鬼。”

　　一天，陪审团退席考虑证据后报告说，两派意见相持不下。法官考克斯拒绝接受这种僵局。他发布一些新的指令，其中包括1898年为联邦最高法院所承认，可以用来迫使僵持的陪审团做出判决的所谓“爆破命令”。根据这一指令，居于少数的陪审团员必须“仔细研究和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思量一下多数人的感情。法官还对他们说，他可以接受混合不同意见的裁决。接着在一次停审休息时间，副警长普赖斯和另一名被告韦恩·罗伯茨（一个汽车拖车推销员）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在联邦大楼的走廊上对听审的人说，他们将要收拾这个法官。人们听见罗伯茨说：“考克斯法官给陪审团下了爆破命令。哼，我们也给他准备下了一些炸药呢。”这话传到了考克斯的耳朵里。他命令他们回到被告席上，说：“如果你们以为能对本法院进行恐吓，你们可是犯下了一个可悲的错误，我不打算把任何野人放到文明社会中去任其胡作非为。”说完，就下令把他们关入监狱，不准保释。10月20日，陪审团裁决其中七人，包括普赖斯和罗伯茨有罪。警长雷尼和其他七人宣告无罪。这时离犯案已有三年多，但司法部仍无比高兴。这次判决具有历史意义，密西西比州联邦白人陪审团在民权的案件中有史以来第一次裁决白人被告有罪。12月29日，法官考克斯分别判处七人三年到最高十年徒刑。

　　这一年是戈德华特年。自1936年提名兰登为总统候选人以来，在过去接连七次的共和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该党保守派一直压抑着从自己的队伍中提名候选人的热望。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压抑。他们瞩望于Au+H2O=1964【这是文字游戏：Au是元素金（Gold）的符号，H2O是水（Water）的符号。Au+H2O即为Goldwater（戈德华特）。——译者】。如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的那样，他们要“选自己的人，不要人云亦云”。于是在7月15日，他们提名亚利桑那州老资格参议员、极右派的归化外侨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

　　事实是，共和党觉得必须孤注一掷了。乔治·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在过去25年中，共和党党员已减少了1/3；自认是共和党的美国人的数目减少了13％，而民主党人的数目却增加了11％。戈德华特和他那一派人对此有个解释。他们争辩说，共和党一直挑选的是一些“我也这样想”的候选人——只知道重复民主党选举诺言的那些温和的共和党人。他们的结论是，因为民主党人是原件，而共和党温和派只是复写的副本，所以共和党就一再失败；投票人总是喜欢真货色的。

　　这可要碰运气冒险。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投票人喜欢中间道路。共和党右翼却不承认。他们坚信，在广大农村，隐藏着一个持保守观点的多数尚未露面。他们强调，那才是美国政治的关键所在。这些满腹怨气的保守派，由于自己没个地盘，对两党一样地认为不屑一顾。在选举的日子，他们出去钓鱼，或是待在家里。对他们说来，结果如何无关紧要。不论哪一党得胜，他们都得忍受一帮子自由派、左派、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忧国忧民派”。戈德华特的理论家们说，只要提出一位真正的保守派候选人，这一隐藏着的多数派就会全部拥上街头，选举出一位真正的美国人。

　　虽然肯尼迪总统早已相信巴里·戈德华特将是196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戈德华特自己却并无把握，而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迟迟没有认真考虑到他。关于谁来做旗手的斗争变得很是离奇。这位亚利桑那人于1月3日从亚利桑那的斯科茨代尔他那充满阳光的庭院里宣布竞选。第二个宣布参加角逐的共和党人是一位妇女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胜的是被补写在选票上的亨利·卡伯特·洛奇，他从来也没宣布过要参加竞选。随后纳尔逊·洛克菲勒声称他也要参加竞选，接着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斯克兰顿说他也参加。

　　直到6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最后一次初选以前，几乎所有的人似乎都相信，戈德华特一定会被什么人击败的，最有可能的是洛克菲勒。接着，5月30日，星期六，第二位洛克菲勒夫人生下了小纳尔逊·洛克菲勒——使得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人想起来纽约州州长不久前离过婚。一夜之间，在哈里斯的民意测验中，他失去7％的支持者。星期二初选时，戈德华特得票51％，洛克菲勒49％。在代表大会上，亚利桑那的有组织的选举队伍使所有反对派全倒过来，在第一轮投票中便获得833张代表选票的优势而取胜。于是这位候选人，由于他对温和派出言不逊，更加深了共和党的分裂；他有两句令人难忘的话：“为了维护自由，极端主义并非罪恶！在追求正义时采取温和态度也决非美德！”

　　巴里·戈德华特当时55岁，为人非常正直，也是历来竞选总统职位的最有魅力的政界人物之一。面目英俊、身材魁伟，一头银发，戴着一副作为他的特殊标志的黑色角质架的眼镜，他早已成为全国最受称颂的政界人士之一，而且肯定是最为出名的保守派。戈德华特代表着一种热爱过去美好事物和仇视当今一切坏事的感情。他用他那西南方干脆而低沉的口音经常对全国人民引述一些已经失去时效但仍颇为感人的美国格言和伦理信念。只是靠了他的特殊口才，才使那些东西显得既大有道理，而又切合实际。

　　在参议院之外，他却被看成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大杂烩。尽管他动辄引述过去的传说，他本人却是空军后备役少将，杰出的喷气机驾驶员，并是尖端技术的热烈爱好者（在旧金山，在他被提名之时，他却稳坐在他私人的喷气式飞机的座舱里，驾着直上高空，在牛宫上空轰然飞来飞去）。他还是一位业余无线电收发报员，在他菲尼克斯郊区的家里和华盛顿的公寓里都装有昂贵的收发报设备，他还专门带了一套设备去参加旧金山全国代表大会。他还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出版过一册沙漠习作。他的最有意义的一件杰作也许是他在亚利桑那的家里安装的那根25英尺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套光电装置，一接受到曙光便自动升旗，到暮色苍茫时，则自动降旗，因而即使家里没人，也能表现出他的爱国情绪。

　　“呱呱叫！万岁！呱呱叫！万岁！”他的忠实的追随者一再欢呼。他们非常激动，高兴万分，有时甚至令人生畏。当纳尔逊·洛克菲勒登上讲坛，主张采纳纲领委员会起草的少数派决议案时，牛宫出现了令人难忘的时刻。这时，挤满楼座的戈德华特分子向他发出嘘声，并大声叫喊：“我们要巴里！”换个别人，也许会被吓住，但洛克菲勒反觉有趣。他嘲弄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里现在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当他们火气上来，气得大叫不已的时候，他却对他们讲述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时有人用来对付他的一些手法：“这种事在美国是不应该有的，但我能亲自证明的确存在，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都能证明，他们也经历过在半夜或清晨接到电话，收到过匿名恐吓信、诽谤和充满仇恨的材料，暴徒打手的威胁，炸弹恫吓和实际爆炸，见到过使用共产党和纳粹手段渗入或接管已成立的政治组织等等。”

　　楼座里有的人几乎躺在地上，用鞋后跟狠敲地板。主席思拉斯顿·莫顿敲着小槌要大家遵守秩序也全然无用，这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戈德华特派的代表——感到这种蛮横的表演在电视观众的眼里只会给戈德华特抹黑——也让他们安静下来。狂乱的风暴仍不平息，于是洛克菲勒微笑着，进一步讥讽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些人不愿意听这话，但这些却是事实。”

　　这只是部分的事实。戈德华特和他的干事从不让一些穿网球鞋的小老太太加入他们的组织。说实在的，他们的竞选运动的弱点之一就是太守纪律，太缺乏主动性。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戈德华特派遣两名很正派的年轻人，迪安·伯奇和约翰·格里尼尔去接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伯奇任主席，格里尼尔任执行理事。两人费了整整五个星期来进行整顿——这五个星期，他们是本该用来搞竞选的。11月选举后第二天，戈德华特的司库得意扬扬地宣布，他的账簿上没有赤字。

　　更机灵一些的政客本来会利用自己接受提名的演说来争取失败的一方。甚至还可以去拜访被他击败的人，像艾森豪威尔1952年拜访塔夫脱那样。但戈德华特也被一些卑鄙的手法激怒了，而且，尽管他为人慷慨大度，却不是一个愿意主动和人讲和的人。直到8月，已经太晚的时候，他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尔希和党内的元老们——洛克菲勒、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威廉·斯克兰顿以及乔治·罗姆尼——坐在一起，试图释嫌修好，共同制定最好的竞选策略。但结果只是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他们都缺乏和解精神，而且谁也提不出任何有效的竞选计划，最多是彼此埋怨一通。正是在这次会议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由于这次会议，竞选其他公职的共和党人才全都避开这位竞选总统的旗手，甚至不愿宣传和他相同的政纲。

　　为戈德华特宣传的标语牌上、饰针上和无数的张贴广告上全写着：“你心里明白他是对的。”这句话有几分对。在他的三本书和报上的八百篇专栏文章中，他触犯了许多完全应该触犯的“神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联邦政府中的官僚机构已比原来扩大了五六十倍。官员一般都专横跋扈，而政府自己仍在采取或鼓励别人采取的某些做法显然已再不适用了——其中如雇用多余工人、资源耗竭津贴、维持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对种植花生补助等等都是。在这类问题上，戈德华特参议员态度非常强硬，千百万美国人心里明白——或至少相信——他是对的。

　　麻烦的是，他还说过、做过、写过许多其他的东西，其中有些就非常可笑。他曾提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可以以一块钱的价格卖掉。他还说过他真希望能锯掉东部海滨，让它漂出海去。他把美国的大城市都说成是罪孽深重的巴比伦。他还在不同的场合鼓吹过废除农村电气化，取消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设立新的美国最高法院。而这些，美国人心里明白，他是不对的。

　　他的对手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精明的政客之一。因此，戈德华特披挂的盔甲上的裂纹很快就被巧妙地揭露出来，弄得他只得退居守势，从此一蹶不振。主张原子战争是个特别具有毁灭性的问题。1963年10月24日，戈德华特在哈特福德演讲时曾说，他相信，如果北约组织的“司令员们”被授权在发生危机时使用战术核武器，那美国在那边的军事力量可以减少1/3。这样他就使核弹成了个竞选中争论的问题，一直到竞选结束也争论不清。

　　在竞选中提出这一问题原无不可，洛克菲勒1月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运动中就曾加以利用。民主党人在后来闻名的他们的所谓“雏菊姑娘”电视节目中，可能是宣扬得太过分了点儿。这一节目于9月7日第一次放映。全国广播公司“星期一之夜的电影”节目中，格雷戈里·皮克和苏珊·海沃德主演的《戴维和巴思谢巴》在播映中忽然中断，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一个小女孩，一面扯下一朵雏菊的花瓣，一面数着它们；而在她这么做着的时候，她的形象渐隐，随后被一团蘑菇云所代替了。共和党人看了很生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戈德华特过去未能，现在也仍然不能澄清他在哈特福德的发言到底是什么意思。至少他提到核武器时的那种态度是颇为使人不安的。一位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不应该说什么“往克里姆林宫的男厕所里抛进一个”这类的话。有一次戈德华特看来是想要消除核弹的威胁，而《纽约时报》的查尔斯·莫尔在他的发言中却发现他使用“按电钮”、“原子大屠杀”、“核毁灭”这样的字句竟不下三十次。这样是不能使人民放心的。民主党人恶意地讥讽说：“你心里明白，他是会那么干的……”

　　为共和党人得胜希望掘墓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险问题。这一宗麻烦在1月6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便开始了。戈德华特在回答问题时说，他赞成用自动捐献办法来改进社会保险工作。第二天，新罕布什尔州康克德的《箴言报》的标题是：“戈德华特定下的目标：结束社会保险事业”。这位参议员提出了抗议，但自愿参加捐献的结果显然就会是那样；付给退休工人的钱只能取自年轻工人，可是，如果他们可以不付这种税，他们对于付税也决不会比任何别的人更为热心。针对这一问题，民主党的电视节目中出现了两只手撕掉一张社会保险卡的镜头。社会保险问题影响到1亿美国人，要找到一个比它更使人关心的问题怕是很难的了。

　　※※※

　　戈德华特还有别的问题；他曾投票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在头年6月反对过肯尼迪－约翰逊的民权法案。在保守派的报纸一家接一家转而支持约翰逊的时候，他过去的投票经历所产生的结果也越来越清楚，最后连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自己也能看清了。民意测验的数字还很少这样一面倒的；按盖洛普的统计，约翰逊的支持者占65％，而支持戈德华特的仅占29％。在选举之后这位亚利桑那人说，他早就应该看到，甚至在竞选开始前，在旧金山时一切就已经无望了。而实际情况，他说，是在8月他才看到毫无希望。这未免有点事后聪明的味道。迟至10月，他至少在口头上还表示相信他能取胜。但不管他对前景的料想怎样，他却从未企图用卑劣手段增加获胜的机会。他劝告那些嘘约翰逊的观众（“不要对当今总统不敬”）。当他的一个顾问克利夫顿·怀特利用黑人区暴动时黑人到处抢劫的惊人场面摄制出一部名曰《选择》的纪录片时，戈德华特说这部片子是种族主义的，不让上演。关于约翰逊竞选运动中出现的一件丑闻的报道——总统的主要助手因在公共厕所中犯鸡奸罪而被捕——他也拒绝加以利用，甚至拒绝讨论。

　　这位助理是沃尔特·詹金斯。由于工作过度疲劳不堪，他才那样经不起诱惑，要不然还是不会的。10月7日，詹金斯离开白宫数小时，前去参加《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因迁入新楼举行的鸡尾酒会。他喝下几杯酒后，就离席前往相隔两个街区的华盛顿基督教青年会去。他知道那里地下室的男厕所是搞同性关系的人的幽会场所。不幸的是，华盛顿的警察也知道这情况。大约在下午7点半的时候，詹金斯和一个年纪已不小的退伍军人被一个一直在外面偷看他们的警官当场逮捕了。他们被带到警察局，到那里后发现，詹金斯五年前曾因同样的案情被捕过。新闻记者们不愿报道这事，可是，等到迪安·伯奇要大家注意“一件轰动华盛顿的新闻：白宫正拼命扣压一条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消息”（这是共和党右翼轻率使用这种说法的一个较早的例子），这时，新闻记者们也只好报道了。消息一传出，詹金斯就被诊断为“极度疲劳”住进了医院。伯奇和戈德华特的许多别的顾问都请求戈德华特利用这一机会，大事渲染这一所谓政府上层人物伤风败俗的惊人事例。他拒绝了。

　　约翰逊焦急地任命奥利弗·奎尔组织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看看这件倒霉的事会使他损失多少选票。奎尔得出的出人意外结论是：根本不值一提；而这个不幸事件很快也就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戈德华特的宽恕、怜悯只是部分原因。另外的部分原因是，正当人们开始谈论詹金斯事件的时候，国外事务方面出现了三件使人震惊的大事。在10月15～16日的48小时之内，赫鲁晓夫被夺去一切权力，赶下了台；共产党中国宣布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政府垮了台。白宫记者团谈论到约翰逊的好运，他运气确实不坏。当伯德·约翰逊夫人带着一群南部政府官员的夫人们乘着一列共有16节车厢被称为“伯德夫人专列”的火车往南部开去的时候，她们受到敌意的诘难——这种待遇肯定会在其他地方获得同情和更多的选票。

　　约翰逊在新奥尔良迎接伯德夫人专列，并在那里做了竞选的第一次演讲。这是一次冒险——他不听参议员拉塞尔·朗的劝告，强烈地为民权呼吁——单单这一点就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发言的最后几句，则更使人永远难忘。他在呼吁停止偏执的行为后，接着说，他要实施并遵守1964年的民权法（“我不能让他们制造仇恨，利用我的人民的偏见来收买他们”），然后他讲到，在萨姆·雷伯恩第一次进入国会的时候，他曾和一位多病的南部参议员做过一次长谈，这位参议员说，他希望他身体好起来让他能再回家乡去看看。约翰逊引述这位参议员的话说：“我真希望回到故乡，再向他们发表一次民主党演说。我感觉到我还有一篇演说要发表。我的可怜的州人，他们三十年来就没有听到过一次真正的民主党演说。他们在选举时所听到的永远就是黑鬼，黑鬼，黑鬼。”听众起先愣住了，接着清醒过来，站起来向他热烈欢呼达五分钟之久。

　　约翰逊竞选时另一些精彩场面的记录看起来并非都那么有利，在有关越南问题上尤其如此。谴责戈德华特对核武器随便乱说和不负责任的瞎想是一剂强有力的政治药方，民主党人对这一药方禁不住不时地增加药味。继“雏菊姑娘”电视节目之后，9月17日又播放了另一个节目，但因为太不近情理，只播放了一次；这一节目的画面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正在吃冰激凌，画外却有一个声音讲说，锶90已使空气毒化，并提醒观众，戈德华特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戈德华特参议员提出的可以用原子弹使胡志明小道“树木落叶”的建议，被说成是他不负责任和搞军国主义的例证。可是，对约翰逊说来，这可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它会使投票人想到，美国人正在越南进行热战，而把美国人送去打仗的并不是戈德华特。于是，为了保持和平问题的势头，总统向全国作了一些人们后来未曾忘却的保证。

　　9月25日，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尤福拉说：“我们并不想让我们的美国孩子去替亚洲的孩子打仗。我们并不想卷入……给拴在亚洲地面战争中脱不了身。”

　　随后他又于9月2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说：“我从不认为我们准备让美国人去替亚洲人打仗。按照我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我一直尽力想让越南人按照我们的意见和用我们提供的装备自己去打……目前已有190个美国人牺牲了……我常常深夜醒来，扪心自问，如果我走错一步，将会造成多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这不是发动战争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要发动一场战争是很容易的。但要制止一场战争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目前力求做到的。”

　　10月21日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说：“……我们不准备派遣美国人到九千或万里之遥的亚洲去替亚洲人打一场应该由他们自己去打的仗。”

　　10月27日在匹兹堡他又说：“只要我是总统，美国人就能有和平，就会有和平。”

　　一年之后有个尖刻的笑话：一位姑娘说：“有人对我说，如果我投了戈德华特的票，我们在六个月内就会发生战争。我投了他的票——我们果真在打仗了。”的确，一个选举人，如果他惟一动机就是保持和平，而他又仔细阅读过报上发表的演讲，在1964年11月，他一定会投票选举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到后来他就会感到自己是受骗了，许多人都如此。竞选期间总统在埃尔帕索说：“今天我在这儿向你们保证，为了促进自由和和平，我愿意在任何时候到世界任何遥远的角落去同任何人会谈。”可是事实呢，只要他相信美国还能用武力对共产党人强加军事解决的时候，他对越共和北越的一切表示，包括某些大有和解希望的表示，根本不予理会。在竞选运动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是黑白分明的。戈德华特主张派遣美国兵和飞机去支援南越，而约翰逊则斥责他是不负责任的战争贩子。总统当时看来是真诚的。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很难想出有哪一件戈德华特提出的军事计划，约翰逊没有付诸实行的，尽管他曾经向全国人民发誓加以反对。

　　11月3日，林登·约翰逊赢得选举，得以在白宫再留一个完整的任期。他和休伯特·汉弗莱在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获胜，总计获得486张选举人票。戈德华特和众议员威廉·米勒赢得亚利桑那、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亚六个州，仅获选举人票52张。民主党人在国会选举中也大获全胜。改选的35个参议员席位中他们赢得28个，使他们共有68席，而共和党仅有32席。在众议院又获得了41席，现在他们在众议院已占有2/3以上的多数（295：140），居支配地位。共和党人总算赢得一个州长职务，但他们仍然仅只有17名州长，而民主党人却有33名。

　　“选戈德华特参加万灵节前夕”【见本书第6章第270页注⑤。——译者】，一条在华盛顿流传很广的贴在汽车上的竞选招贴嘲弄说。张贴这条招贴的汽车也并非都属于民主党人所有。在选举那天，本书作者正在厄尔·沃伦的住所和他同进午餐。那天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首席法官希望戈德华特会遭到惨败的强烈情绪。沃伦像共和党的许多其他的温和派一样，极希望看到戈德华特保守派被彻底击败。当灾难落到他们头上的时候，共和党人进一步肯定了一种早就存在的理论：他们之间的争执不和可比民主党人之间的争执不和要厉害得多。保守派不仅在选举中失败了，他们还发现，在许多场合，本党的党员竟也把他们视若路人。

　　在正宗的共和党人中，也许理查德·尼克松最充分表现了这种挫折和混乱情况。选举后两天，他就严厉责备纳尔逊·洛克菲勒，说洛克菲勒不肯帮戈德华特竞选，使他们失去了许多选票。他把纽约州州长称为“分裂分子”。但到了下一星期的星期二，尼克松已另有一种想法。他一面敦促共和党同人抵制“右翼极端主义”，一面又支持一切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的“认真负责的观点”。可是，这时尼克松的话，即使在共和党同人之中，也已不再有很大影响。同洛克菲勒不一样，他曾孜孜不倦地为竞选出力，但显然全是白费。他收到一大堆领情的话，却很难证明有什么实际价值。

　　对尼克松说来，那几年是很平静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说是好年月。他挣到很多钱，他有时间阅读和思索，除了出去演讲以外，在私生活中，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经常有时间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竞选开始的那一周的星期日，他在1952年曾用来作为政治资本的那只黑白花色西班牙长耳小狗切克尔斯死了，活了12年。他当时也在场，安慰了自己的女儿。（10月他在艾奥瓦州竞选时，有人又送给他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并让他叫它切克尔斯第二，但他把它转送了别人；只能有一个切克尔斯啊！）选举后八星期，他的女儿特里西娅在纽约州新进社交界的少女国际舞会的游行队伍中走在最前面。他陪伴着她。第二天，1964年除夕前一天，他在切克尔斯坟上安了一块墓石。许多人认为，这是有象征意义的。

　　※※※

　　直到1964年11月，林登·约翰逊是在肯尼迪总统的余荫下治理国家，而现在他却是全靠自己当选为总统了。关于肯尼迪的传说在美国人的思想中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国会山两个最有吸引力的人是现任纽约州新选出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和马萨诸塞州以九十多万张选票的极大优势重新当选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可是现在约翰逊成了第一号人物，华盛顿也开始对这情况有所反映了。酒吧间最经常听到的歌曲是《得克萨斯的眼睛》和《得克萨斯的黄玫瑰》。中年男子穿着牛仔靴，配上牛仔帽，穿上便装成群地在15号街财政大楼旁边华盛顿饭店的门厅里转来转去。华盛顿开始让外来的客人感觉到像是一座边疆城市，其实全国也出现了这种情景；一切开放、怎么都行的60年代已经来临。

　　1964年，加利福尼亚设计师鲁迪·根赖希推广一种裸胸游泳衣，于是引出来许多新的花招。在某些高级夜总会余兴节目里，雇用“裸胸”妇女表演成了招引顾客的手段，但很快也就成为家常便饭；国家档案局附近的那些华盛顿庸俗游乐餐馆，像在美国其他大都市一样，女招待露着胸摆动着乳房走来走去。接着玛丽·匡特在伦敦制作了超短裙。于是年轻姑娘和许多妇女穿的裙子，到了60年代后期，一英寸又一英寸逗弄人地越缩越短，直到超短裙出现，人们早也就见惯；至此，除了最漂亮的大腿，全都失去了诱惑性。

　　在舞台上裸体已经成风，在60年代中期慢慢度过的时候，半裸体已成了时髦社会的风尚。透明的或称为“全透亮”的衣服最为时新，艾夫斯·圣劳伦特生产了一种仅有几个金属小圆片半遮着乳头和大腿跟处的薄纱衬裙。在意大利，时式女服商福克特创造了一种松松地吊在胯骨上的南海裙；他还用一串珠子代替了上衣。羞怯的妇女则或在下身穿一种名为紧身袜裤的肉色内裤，或穿一种“滑稽内衣”——一种透过外面的纱罩可以清楚看见的色彩鲜艳的内衣——但更大胆的（以及天生较为美观的）女人则不惜让人一览无遗。上腹部的裸露也是上下扩展越来越宽。当史密森学会也吸取一些较为古怪的新式礼服时，艾奥瓦州共和党众议员格罗斯在众议院里提出了抗议。

　　新生的一代男女青年都坚持认为他们有权讲他们认为“切合”的一切，“切合”一词，像“承诺”一样，成了一个时髦词汇。伯克利是“言论自由运动”发源地——加利福尼亚称之为“言运”，这一运动转而造成60年代大学生与政府的第一次大对抗。言论自由运动是由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于1964年夏末组织的联合团体，从思想体系方面来讲，从戈德华特主义者到毛主义者应有尽有。他们一致反对大学当局不准校内要求政治权利或公民权利的示威运动扩大到校外去的禁令。在哲学系学生、22岁的纽约人马里奥·萨维奥的领导下，言论自由运动加强活动，最后竟引人注目地提出：大学董事会正在把校园变成集中营。他们认为，这一阴谋的目的是把整个伯克利变成一个为现体制（即企业、银行、出版社、军队和保守的工会等）培养白领技术人员的职业学校。萨维奥大声疾呼：“现在是我们躺在机器上使它停止转动的时候了！”

　　1964年9月14日，秋季开学的前一星期，动乱开始了，从此无论是伯克利还是美国任何其他大学都再也恢复不了原样。把言论自由运动叫做共产主义运动是毫无根据的。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并蔑视一切辩证法。一位支持这一运动的研究人员说：“一切旧的名目都过时了；如果这里有正统共产党人，那倒是一种温和的影响。”运动对理性主义的轻视有时到了荒谬的地步。当警察把萨维奥和他的八百名追随者从他们的造反中心斯普劳尔厅拉出去的时候，萨维奥大叫着说：“太好了！我们可以让校方接受我们的条件了！”

　　次年3月的一天，天气懒洋洋的，一个赤脚长发的青年在伯克利校园的正门前示威，手里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是蓝色衬底，就写着一个四个字母的下流字。他并非学生，他的名字叫约翰·汤姆森，是一个没有出版过作品的诗人，是伯克利的所谓“隐蔽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由一些无名的作家和政治上的激进派组成的，60年代后期发生的骚乱据说不少都是他们挑起的。第二天，又有十来个青年也举着写有同样字样的牌子出现；有一个人还对着校园里的扩音器大声念着他标榜的那个字，另一个人则向要逮捕他们的警官朗诵了《查特利夫人的情人》【英国作家D.H.劳伦斯（1885～1930年）的名作，一度被视为色情文学。——译者】中的一段。言论自由运动中的成员谁也不去保释汤姆森和他的朋友。校刊反对这一“肮脏言论运动”。用当时新出现的话来说，他们怀疑，那些古怪的闹事是在耍弄他们。

　　然而，他们的示威以及他们重新使用一些禁忌的字眼，看来却是60年代所特有的反对一切束缚的总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汤姆森和他的朋友可能有点像是拿言论自由运动寻开心，但不少严肃的作家却认真坚持自己有权使用那些一直遭到禁止的语言。他们相信，最高法院也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并没有看错），往长远看，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可能会比萨维奥的文明的反抗更为持久。那些更衣室里的语言，先见于出版物，随后舞台上也使用了——例如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一剧中，该剧在百老汇共上演664场，后于1966年又拍成了电影——再后在两性杂处的社交活动中也听得到了（先是在一些年岁较大的人群中，很快在青年人中也流行开了）。在一度称之为上流的社会中，人们常常从一些最可爱的美人嘴里听到过去只是在无异性参加的场合中才会有人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短字【盎格鲁－撒克逊语中许多不雅的字都较短，上文所谓“四个字母”的字，亦属此类。——译者】。较有克制的老一代的人在听到这些话时常感到万分惊愕。

　　和避孕药丸和新的裸体装扮一样，这也反映了一种演化中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道德观。在老一代的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根本谈不上道德，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和留长发、建立嬉皮士聚居点一样的玩意儿。但是，禁果对于“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中的戈德华特的崇拜者也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的成员从不参加反战游行，也不读《堡垒》杂志，但在熄灯的时间，他们也和大多数最色情的嬉皮士一样活跃。对偶尔和人通奸的男人的一次调查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蓄短发和政治上保守的人。专门同一个保守的享乐主义团体打交道的洛杉矶某一企业家对记者说：“那是你从未听说过的美国的一部分。那些人不穿拖鞋，不留胡子，一切规规矩矩——是一群过着极其正常生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那里的美国味道之浓厚，简直难以想像。”

　　大学早就提供适合于男女成双捉对交往的场所，但直到60年代中期，要在校外找一个动人、可喜而又风流的异性可是既费时间，又颇为费钱的。现在，这种情况也在改变。在约翰逊－戈德华特竞选前两年，卡茨基尔斯的格罗辛格饭店第一次在周末只接纳单身男女。虽然当时没有人想到，这却是另一个运动的开始。1964年，驻扎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海军少尉迈克尔·奥哈罗感到孤身寂寞，于是为其他未婚男女青年——军官、专业人员、飞机上的女招待、教员、模特儿、秘书和职业妇女——举行舞会，开创了一种新的生财之道和新的生活方式。三年后，奥哈罗退役，成为一个名为“下级军官和专业人员联谊会”的主席，该会拥有会员3万名，12个地方分会，并有由50人组成的一个管理人员的班子。到这时，它已能为单身男女安排到名胜处度假，能组织只限于未婚男女参加的巴哈马游艇游弋或欧洲旅行，并能让阅读只供单身人阅读的奥哈罗的联谊会《夜信》。而且，奥哈罗也有人同他竞争了。在旧金山，孤单的人可以在“保利之家”会面；在芝加哥，有所谓的“商店”，在达拉斯，有“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会所，在曼哈顿，则有“拉夫先生之家”和“星期五聚会”。

　　所有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便是建造综合公寓，未婚男女可以租用单元，以便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彼此来往；这类公寓也就出现了。从某方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不同辈的人发生分化的一种反映——年龄相近的男女离群自行其是，这样也就引起了彼此间的误会和不久后就会出现的所谓的“鸿沟”。最先这样做的是年老的人，并不是青年。第一座“退休城”是1960年德尔·韦布在亚利桑那州兴建起来的。和奥哈罗搞的那一套一样，他也获得很大的成功，引得别人跟着模仿，到1965年，便有了第一个单身男女居民点，洛杉矶托朗斯郊区的南湾俱乐部。南湾俱乐部还在建筑的时候，它所有的248套单元便已全都租出。最后该公司共盖了13座这样的综合公寓（其中一座在菲尼克斯），共有8,000户房客，他们可以在一起玩桥牌、参加圆桌讨论、举行烤肉宴、组织化装舞会和评酒会，谁愿和谁同居也用不着怕谁的丈夫或妻子来干扰。

　　可以理解，单身男女圆桌讨论会上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避孕。另一个题目是婚姻，而且常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婚姻本身有什么道理吗？”婚姻不过是60年代中期遭到攻击的许多社会制度之一而已。再没有任何东西被看做是神圣的了。1966年复活节前一周，《时代》杂志在它的封面上提出一个问题：“上帝死了吗？”于是引起一场神学上的激烈辩论。另外有一条引人注目的张贴在汽车上的标语：“上帝活着，躲藏在阿根廷。”阅读《时代》杂志——或任何其他报刊——的人，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谷登堡群星：印刷工作者的成长》（1962年出版）【谷登堡（1397～1468年），德印刷工作者，1454年发明活版印刷，是与其他技工合作的结果。——译者】和《了解新闻媒介：人的扩展》（1964年出版）中，被贬为老古董和“正统”。

　　60年代中期的打倒一切传统观念的活动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拉尔夫·金兹伯格在1962年出版了他的《性爱》；邮局认为该书淫秽，结果他被判处五年徒刑。1964年他出版了《事实》，其中有关于巴里·戈德华特的并非属实的材料，戈德华特提出控诉，最后被判得到7.5万元赔偿费。1967年，金兹伯格发行《先锋》，结果根本无人购买。另一个在一开头谁也没想到，而最后也因此吃亏的是卡修斯·克莱。他在重量级比赛史上以最快的速度，仅仅一分钟便击倒桑尼·利斯顿，取得世界冠军之后，却加入黑色穆斯林，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以良心不容为理由拒不接受征调入伍，而使一切拳斗迷们都感到莫名其妙，最后，他也和金兹伯格一样，进了监牢。

　　但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什么人都是会栽跟头的。监护美国核打击力量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本该是十分谨慎的，而它的一架B－52轰炸机却同一架喷气式运油机相撞，在西班牙水域抛下四枚氢弹，吓坏了美国，更不用提欧洲了。诺曼·梅勒一般人都认为是很懂得怎么写小说的，但1965年，他在十年沉默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梦》一出版，却遭到了无情的批评。林登·约翰逊据说是为了维护总统的尊严，决意克制一切庸俗的倾向，但他在动过一次手术后，却撩开衬衣让摄影记者拍摄他的伤疤。加利福尼亚主教派教会主教詹姆斯·派克因被控宣扬异端，辞去了主教职务，转而搞招魂术，还写了一本有关的书《阴间世界》，后来在朱迪亚沙漠失踪，被人找到时他已跪着死去。蓓蒂·格拉布尔和哈里·詹姆斯被认为是贝弗利山区最幸福的一对，结婚22年后却在拉斯韦加斯离了婚。

　　看来，一切事物的外表都全不可信。亚拉巴马人在选举州长时竟投票“选举勒利恩”，以便“让乔治干干”。好斗的黑人把黑人的非法行动归咎于种族间紧张关系，而1964年，在布鲁克林的克朗高地地区的最坚强的法律维护者却是马卡比秘密社团，一个中产阶级黑人保安组织。许多美国人相信进大学是为了多挣钱，这种信念也受了打击。《华尔街日报》就抱怨说，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少人从事工商业，大都跑到教堂、工会、和平队和一些争取民权的组织中去任职了。甚至连冷战都不是从前的样子。1966年，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和纽约之间开辟了直达航线，泛美航空公司和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周往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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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斯特兰奇洛夫博士》逐渐从舞台上消失，1965年，由《日瓦戈医生》代替了它，日瓦戈医生的形象使得大型皮帽、高到大腿根儿的长统靴和长得拖地的大衣变成了风行一时的装束。1965年，呼拉圈已为滑板所代替，它的制造商马上也获利达1亿元；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举行的一次滑板大会，三家广播公司的电视网都进行了实况转播；《滑板季刊》的发行量达到了5万份。接着，另一种轰动一时的玩具超大皮球跳上了舞台，于是那疯狂一时的滑板又消失不见了。这一年自行车又开始行时，而且持续时间颇长；该年销售达六百万辆，长岛铁路的火车还特地为远程上班的乘客预备下了自行车架。

　　一个美联社记者注意到，1965年，“许多越是过时的东西，越是又变成了时髦的东西。”在许多意想不到的货品中，有人要买有流苏的吊灯和水手装。喇叭裤很快到处流行。一个25岁的商品美术设计师彼得·马克斯预见到会出现“一股重大的青年人的巨浪——要出现一次青年革命”，因此为了欢迎它的来临，他创作了一种幻觉艺术。五年之内，他的装饰画、招贴画和头巾图案等的设计，使他每年收入达二百万元。流行艺术的杰作中，有一种是女人用的腰带，后背部分画着一只极大的眼睛。“丑得出奇”一词开始在语言中出现，人们常用它来形容，如羽毛围巾、沙发垫巾、泡泡糖画片、雪莉·邓波儿的照片以及大西洋城的纪念品等商品。汉弗莱·博加德和琪恩·哈罗主演的电影重新上映，于是姑娘们有一阵又都打扮成哈罗的样子。最叫座的影片有《吉姆爷爷》、《痛苦和狂欢》和两部含义很深的笑剧：《猫咪巴卢》、《有什么新闻，小猫咪？》

　　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说：“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成年人对电视越来越不感兴趣了。”三个电视广播网似乎全都在极力寻找观众最低级的共同趣味，它们实际上脱不出尼尔森的评价。（“这是不可避免的，”《纽约人》评论说，“它和数学定律一样清楚明白。”）联播节目质量越趋越下的情况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说特别令人痛心，这家公司在爱德华·默罗主持其事的时候曾是颇受知识界观众欢迎的。而现在，在小詹姆斯·奥布里的主持下，却尽播放一些神秘戏剧、乡野喜剧和春宫画片似的场面。

　　艾德莱·史蒂文森和温斯顿·丘吉尔于1965年相继去世。埃德加·胡佛还活着，还掌管着联邦调查局，但已开始衰老。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犯罪率一年增加11％，而总统的推行法令伸张正义委员会断定，实际犯罪案件的数目可能是报案的三倍。社会上抗议行动成了犯法行为中日益增多的一类。1965年3月24日在密执安大学开始的通宵12小时的反对越南战争宣讲会，是完全合法的，但接着出现的什么裸体会、睡觉会、相爱会就不一定合法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决定在1964年4月22日开幕，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布鲁克林分会的领导人威胁着要来一次抛锚会——使成千辆汽车因油尽而中途停车——造成交通堵塞，来加以破坏。结果他们竟使参加开幕日的群众从25万左右减少到92,646人。最后将近300人被捕，其中有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负责人詹姆斯·法默。

　　全国暴力活动的严重性仍然骇人听闻。1966年夏，一个叫理查德·斯佩克的打零工的工人在芝加哥谋杀了八名护士学校的学生。两星期以后，得克萨斯大学优等生查尔斯·惠特曼，爬上该校在奥斯汀的27层高的水塔顶上，向下面过路的行人开枪，打死14人，打伤30人；又过了三个月后，一个18岁的大学生跑进亚利桑那州梅萨市的罗斯－马尔美容学院用手枪打死4个妇女和1个孩子。他对警察说，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奥斯汀的杀人事件的启发。同斯佩克和惠特曼一样，他说他想“出名”。

　　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处于两极端的两名议员都出了麻烦。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骂哈莱姆一个寡妇“是警察局的狗腿子”；法院判给她一笔损害赔偿金，但鲍威尔不予理睬，躲离了纽约。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汤姆·多德的同事指责他滥用竞选基金，并在和西德某商行的代理人打交道时受贿。纽约一名警察秘密打入一个企图炸毁自由女神像、自由钟和华盛顿纪念碑的阴谋集团；这些参加阴谋活动的人动机各不相同，从魁北克独立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黑人权利拥护者直到北越的支持者应有尽有。在纽约，有一家假期换房社，专为愿在假期中交换住房的人办理联系工作；从马萨诸塞州东部一个小城市里第一次传出了年轻夫妇彼此交换配偶的事。一家旅行社登广告组织日本柔道参观团：两周中汗流浃背，只收费1,396元。瓦萨大学的萨拉·吉布森·布兰丁校长对她的1,450名女生说，她希望她们别再跟人胡搞，否则就离开学校。杰克·瓦伦蒂对一群广告设计师说：“我一天比一天睡得好一些，更有信心一些，因为林登·约翰逊是我的总统。”

　　达拉斯对杰克·鲁比的审讯于1964年2月17日开庭，3月14日结束，判决有罪。他的律师梅尔文·贝利大声吵嚷说：“这是一个非法的法庭，一个迫害法庭，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鲁比后来于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在狱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发表了一个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说，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抛弃各种老一套的神话”，他将同政府决裂。教皇保罗六世10月间在纽约待了一天，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新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看来决心对约翰逊表示绝对忠诚，他模仿阿维斯汽车出租广告的腔调说：“我是第二号人物，我必须更加倍努力。”某些观察家怀疑，获胜的民主党两总统之间是否正在发展着一种以彼此虐待为乐的关系。总统似乎以能羞辱副总统为最开心的事。他对记者说：“小伙子们，我刚才还对休伯特说，他有短处捏在我手里。”

　　1966年，《音乐之声》成为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人们奔走相告：“你最好相信这全是真的。”电视这时在观众多的钟点，几乎百分之百是彩色节目。两个职业足球联队合并了。《玩偶的山谷》和《逃避审查之道》两书最为畅销。《娱乐酒店》和《妈姆》成了百老汇的热门。戴维·梅里克为“在蒂法尼家早餐”投资50万元，最后完全失败。一家服装公司出售一种可以随手丢掉的纸衣服，一盒只要一两元，穿脏了便可以丢掉。新的男用化妆品中有假睫毛，叫做“经理睫毛”，和一种刮脸后的粉扑——“铜拳”。1966年的夏天，由于航空公司出现有史以来为期最长、代价最高的罢工，使许多旅游者未能成行；五条重要航线停飞了43天。那年秋天，在世界棒球联赛中，躲闪队接连四次输给了巴尔的摩队。加利福尼亚的汽车上出现了一条古怪的标语：玛丽·波平斯贩卖毒品。

　　60年代中期，劳资纠纷使纽约人有279天看不到报纸。《世界电讯报》、《美国人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合并成一家，称为《世界论坛报》（简称Wijit），出了九个月就停刊了。经过了190年，一种迷信终于完全取消掉两元的纸币；财政部于1966年8月10日停印这种纸币，说是：“公众不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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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秋季选举是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对黑人区暴乱活动和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反感终于结合起来，使白人的强烈反应第一次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加上通货膨胀、利率高涨、抵押贷款短缺、生活费用上涨，这种强烈反应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强有力的跳板。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很大优势重新当选。进入参议院的共和党新人中有田纳西州的霍华德·贝克、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布鲁克、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和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珀西；新的共和党州长中则有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和马里兰州的斯皮罗·阿格纽。共和党总共在参议院新增了3席，新州长8名，众议院47席，比他们1964年失去的还要多一些。

　　但到这时，约翰逊对立法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他越来越一心只顾越南战争，相信它的结局将决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据他的弟弟萨姆·埃利·约翰逊说，他几乎每天夜里3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困乏地穿上晨衣和拖鞋，到白宫地下室的情况汇报室去听取西贡来的最新报告”。

　　他日益孤立。从肯尼迪到本届政府一直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已越来越不相信凭轰炸就能使敌人屈膝。麦克纳马拉现在整天想入非非，计划要在越南的中部筑上一道电子屏障以阻止北越的渗透。等到他感到这一计划不行时，他对军事技术的信心也就彻底消失了。白宫在越南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不久就成了沃尔特·罗斯托，他同这位躲在白宫的寂寞的战时总统之间的关系，据约翰逊的另一位助手说，“完全和拉斯普金【拉斯普金（1871～191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有势力的僧侣，曾影响尼古拉二世许多政策的制定。——译者】和受包围的沙皇一样”。保守的90届国会将同罗斯托一起扇动约翰逊干下去，通过巨额的军事拨款法案，使他在越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到了这时，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约翰逊击败戈德华特后，人们对他的赞许是真诚的。全国都支持他，他的目标正是全国人民的目标。那时，对他和对美国人民都显得大有希望，很少人正确地估计到那个“露着屁股的四等小国”（约翰逊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越南）的威胁。可是，总统家里却有人焦虑不安。“我只希望，”约翰逊夫人在1965年年中说过，“外交问题别不断增加。这不是林登式的总统的特长啊。”





　　第三十一章 伟大的梦——和梦的破灭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集中谈外交问题，而约翰逊总统的四千字的就职演说（他在发表这篇演说时讲得那样缓慢和字斟句酌，以致一位观察家说听起来好像这位总统是在向一个石匠进行口授），却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国外的事情。他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也是如此，越南问题一共只用了131个字。想到即将出现的情势，他那样强调经济问题是很奇怪的（“去年我们消除联邦政府的浪费，节约了将近35亿美元。〔鼓掌〕今年我打算还要节约得更多一些。〔热烈鼓掌〕”）。约翰逊说他希望将来人们会永远记得，他是一个“热心教育的总统和关心健康的总统”。他打算要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的未竟事业。

　　他也打算忠于肯尼迪的事业。他从“新边疆”继承下来了四大法案：民权法案、减税建议、医疗补贴和联邦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补贴。前两项得到优先的处理，但在他的诱导下，全部法案都在国会获得通过。医疗补贴之战是作为议会老手的总统和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的神通广大的游说集团之间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交锋。1945年，杜鲁门总统曾经亲自出席了一次国会联席会议，要求制定一项全面的医疗保险计划，美医协狠狠地打败了他，使他耿耿于怀。此刻，在五届总统和16届国会之后，美医协的医生们提出了由私营保险业来主办的所谓“更好医疗”的自愿参加的计划，而这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从杜鲁门年代以来，65岁以上的美国人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与约翰逊战斗，美医协雇用了23名专职在国会进行游说活动的人员，每天花费五千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总统则以亲自打电话和邀请到白宫做客的方式来回击。他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就在约翰逊要求制订医疗补贴计划后的204天，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鲁门故乡独立城签署了这个法案，签署时，81岁高龄的哈里·杜鲁门伫立在侧，喜形于色。1966年7月1日，美国16万名在医院就诊的年老病人得到了医疗补贴的资格。一位名叫尤金·施奈德的新泽西州65岁的刺绣工人，在那个星期五的12点零1分到纽约医院治眼病，费用便是由社会保险署支付的，他和伊利诺伊州内皮尔维尔的罗伯特·艾弗里太太，成为第一批享受医疗补贴计划的病人。美联社的一项调查表明，该计划使到医院的住院病人增加了3％——一个星期大约有十万新病人。

　　在他要求批准医疗补贴计划五天之后，约翰逊向国会致送了另一有历史意义的咨文：“实观充分受教育机会”，要求为公立和教区学校拨款10亿美元。为天主教教育事业提供联邦款项是彻底改变旧传统的做法，在众议院必然要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但是约翰逊深知，四千万美国学童，有大约六百万是在拥挤不堪的教区学校中就读的；如果教会把它们推开不管，那就非得依靠公共经费来维持不可。再者，排斥它们已经开罪国会中的天主教徒议员，他们为了报复，已投票反对用联邦经费资助公立学校。因此约翰逊决定一视同仁，而且他让人们知道，他拒绝任何修正案，连一个逗点也不能改动。在第89届国会，他要怎么办就能够怎么办——戈德华特已开始把它叫做“静电复印国会”——关于教育的这个议案于87天内在国会两院均获通过。总统把它叫做“我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签字仪式是在他童年就读过的得克萨斯州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中举行的，他的年已72岁的退休老师站在他身旁。

　　下一个是选举权法案，这是对越来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回答。8月6日议案已准备就绪，只等他签字了。到这时候，“伟大社会”的立法正接二连三地在国会通过——单是教育方面就已通过了四十多件法案，包括以24亿美元补助高等学校，这比截至当时美国历史上制定的全部教育立法还多。约翰逊提出的计划还有：与心脏病、中风、癌症、水源污染、空气污染、公路广告牌、废弃汽车场作斗争。国会建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部、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组织和老年事务局等机构。高速地面运输法为研究大规模交通问题打开了道路，移民局做了改革，大额削减货物税（达47亿元）已经获得批准。农业立法和市政工程与经济发展法，使联邦政府从30年代以来，第一次能够在改变大地面貌的工作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拨出九亿多美元用于美国历史最久的农村贫民窟阿帕拉契亚山区。新的经济机会局在曾任和平队首任负责人的萨金特·施赖弗的大力领导下，向贫穷宣战。经济机会局的一些计划包括：“企业部门就业机会”，这个计划是给长期失业者在谋职方面提供特别帮助的；“善始”计划，是以贫穷家庭学龄前儿童为对象的，在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年，就使其中的130万名儿童的前途有了光明；“为美国服务志愿队”，这事实上就是国内和平队；“街道青年队”，给十几岁的青少年提供了50万个半天工作的职位；“跳班”，招收还未到上大学年龄的青年到大学上课；“地方行动计划”，协调地方上的保健、住房和就业计划，并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上的咨询；“抚育孤儿”计划，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以及设立安置印第安人、农业移民工、季节工等的机构等。

　　经济机会局在华盛顿租赁了七层的办公大楼，不满的人称为“贫穷宫”。共和党明尼苏达州众议员艾伯特·奎伊说，经济机会局干的事情“可能不仅会成为一种国耻，而且会成为国祸。”理查德·尼克松说：“向贫穷宣战可说是许愿第一，政治第一，新闻报道第一，但成绩最末。”甚至连施赖弗也只得承认经济机会局计划中搞得最成功的“善始”计划，在一个州（密西西比）里已被开后门、公私不分、滥用政府汽车和把补助款给甚至不在本州的人等等弄糟了。

　　但是时间对经济机会局将是有利的，就像过去对罗斯福的工程兴办署那样。在五年之内，向贫穷宣战计划就会起关键作用，使1,300万人民脱出贫困的境遇。另外，约翰逊任内的经济繁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伟大社会”看来是快要来到了，美国人也似乎都表示领情；约翰逊在职的第二年末，民意调查的报告说，在他们三十年来的民意测验中，还没有一个总统在全国各处得到过如此坚强有力的支持。

　　他压倒戈德华特的胜利，会诱使别的总统对国会采取粗暴的态度。约翰逊却不是这样的。他还清楚地记得，罗斯福在1936年获得巨大胜利后，由于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遭到失败，使他的威信大损。约翰逊在1964年选举之后说：“我里里外外，从小到大，观察国会已有四十多年了，还没有见过一届国会最后没有掂了当时与之打交道的总统的斤两的。”他不要追求轰动一时的“一百天”，他说他宁愿在议员们已有思想准备时才把每个法案送到国会去。他解释说：“那就像一瓶威士忌酒。如果你一次只喝一杯，那很舒服。可是如果你在一个晚上把整瓶一饮而尽，那你就有麻烦了。我计划一次斟一口，好好享受一番。”

　　最后结果极其惊人。当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期在10月23日休会时，它已通过了政府提出的89件重要法案，只否决了2案：改哥伦比亚特区为自治区和取消塔夫脱－哈特莱法第14条第2款，此款规定各州有权禁止订限期入工会制的合同【主要指工会限制厂方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合同，厂方如雇用非工会会员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让他加入工会。——译者】——而这是因为国会方面根本没有搞清楚总统是否真希望改变塔夫脱－哈特莱法。他满可以为已有的这些成就沾沾自喜，但是他却不然，永远不以为满足，他不停地想方设法要独占新闻界的注意，使非议他的人转变态度。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是同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霍利布什举行的一次最高级会议，霍利布什是新泽西州格拉斯博罗州立大学校长的石砌塔楼式住宅。所以选择格拉斯博罗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恰好在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总部（柯西金那时正在这里）的半道上。两个领导人谁也不打算登门求教，那小小的校园就代表着一种妥协。两位领导人没有会谈议程——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商谈的事情。事后，约翰逊说：“它有助于我们彼此采取说理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去霍利布什的原因。彼此讲道理就是霍利布什精神。”这种“交换意见只是再一次暴露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深刻分歧”，此外也无甚可谈。尽管如此，总统的威望仍有增无已。就凭这两位拥有可由他们支配的核武器库的领导人曾坐在一起谈话这一事实，似乎就可以使人民感到放心。

　　但是也还有许多人感到不放心，这些人则以奚落的，甚至常常是蔑视的态度看待着约翰逊。在大城市的富有创造性的各界中和大学的教学人员中，憎恶约翰逊的人比比皆是。英国新闻记者亨利·费尔利在1965年访问美国后写道：“美国知识分子以辱骂约翰逊总统为乐事，使我感到不胜怪异和厌恶。”费尔利指出那些苛责是“人身方面的”，反映出一种“对这个人的过分挑剔的轻蔑……有一个人对我说，他是一个大饭桶……别的人说的也差不多，至多是没这么干脆。”

　　他们中的一位最刻薄的批评者德怀特·麦克唐纳，用“低级、粗野”来描述林登·约翰逊，而且造出“中庸崇拜”这个词来嘲笑总统的浅薄趣味。麦克唐纳和像他那样的另外一些人还因为约翰逊夫人喜欢看电视节目《枪烟》而嘲笑她。他们还看不起约翰逊的许多方面：爱看新克里斯蒂演唱团【表演一个名叫埃德温·克里斯蒂的人在1842年成立第一个模仿黑人的演唱团，此后这类表演就沿用克里斯蒂之名。——译者】；要摄影师“照我的左侧面”；不喜欢彼得·赫德给他画的肖像；有一位把自己的名字露西改为露喜的女儿；把严肃的艺术家的作品称之为“艺术化的”等等。他们的不满蔓延到了为数要多得多的美国人中，后者原来只是模模糊糊地讨厌约翰逊的江湖气。另外有成百万的人产生这种情绪是由于他们爱戴约翰·肯尼迪，至今还悼念他，毫无道理地认为约翰逊是一个篡位者。最后，除这些人之外，还要加上美国的广大群众，他们则是为大城市中黑人贫民区中日益升级的暴力行为和大学校园中日益增长的骚乱感到不安，甚或是感到受威胁。约翰逊坚持要包揽一切，自必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们才集中火力轰他。

　　在1965年里他在国会获得空前的一连串立法胜利告一结束时，他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做了一次胆囊结石手术。在恢复期中，他琢磨那些一直在折磨他的报纸和奚落他的人，“在那里的那些人，”在恼怒中他脱口问道，“他们要什么——他们到底要什么？我给他们带来了好光景，我给他们的好立法比谁都多，而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攻击和嘲笑！罗斯福能干得更好吗？还有人能干得更好吗？他们要什么？”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后来在使约翰逊得不到国会一致支持方面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他当时认为约翰逊是一位有点弄错时代的总统，给一个国家开出了“新政”的药方——社会福利立法，可是这个国家的困难却不在此，他提出的这种看法，对上述这个谜提出了一半答案。但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说什么60年代国内最大的挑战不是贫困而是富裕。麦卡锡说约翰逊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情绪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老对他们谈他已获通过多少多少法案——一篇流水账，却不知道他们对此已不再有多大兴趣。”

　　约翰逊大为冒火，“他们知不知道只能得到我这样的一个总统？”有时他还加上一句，“他们知不知道现在还在打仗？”

　　他们知道。这就是那个谜的另一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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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京湾事件之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活动暂停了一个时期，直到1964年11月1日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机场遭到越共的一次厉害的炮轰为止。在这次攻击中，美国军事顾问5人死亡，76人受伤。在圣诞节前夕，游击队再度袭击，在西贡布林克饭店放置了一枚炸弹，在那里美国人死2人，伤58人。林登·约翰逊的爱国本能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他在白宫跨着大步走着说，决不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里的小伙子们，他说他们是对着美国国旗开火，他要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个“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有侵略罪行。（“侵略就是一国不让另一国安静。当此种情况发生时每个人都能识别。”）但是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是一个错误。（“如果尽是些马后炮的决议，顶个屁用。”）他不想被当做丢失越南的总统载入史册。美国有力量教训这些小瘦鸡般的、衣着褴褛的共产党人。关于东京湾事件的决议给了他使用力量的权力，假使越共不退回去，他就要那么办了。

　　困难在于决定究竟应怎么办。对这个不同一般的新的敌人，不能采取一般的军事解决办法。威力巨大的美国军事建制，对他们那种打了就跑的战术是根本用不上的。肯尼迪总统派了一支拥有四百人的特种部队到越南去，这些人都是反游击战专家，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这些精选出来的彪形大汉没有多大热情。有一个时期，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里有美国将军百名以上，其中就没有一个人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堡受过反叛乱训练。而所有这些将军，谁也比不上驻越军援司令部新司令威廉·蔡尔兹·威斯特摩兰更是一个传统军人。

　　三军参谋长要求的是猛烈轰炸北越。他们对白宫说，这样会使敌人屈服，而且还会迫使他们走到谈判桌边来。显然，约翰逊政府是极其主张轰炸的。为什么会如此，那可不太清楚。两个有影响的民主党人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参加过美国战略轰炸效果调查组。这次调查发现盟国的轰炸不仅未能削弱德国的战争生产，反而加强了德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心。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果空军在那里没有达到目的，那么，用以对付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其成功机会最起码也是十分可疑的。

　　约翰逊的顾问们也并不都那么相信轰炸。鲍尔和加尔布雷思就不相信，也远不是只有他们几个人。早在1964年，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关于轰炸问题进行了一次详尽调查。结论是：轰炸北越不会有效果，甚至起不到给南越打气的作用。继约翰·理查森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的皮尔·德席尔瓦认为炸弹是无济于事的，威斯特摩兰也是这种看法。这两位西点军校出身的人都知道，你如果派进飞机，你就需要派军队保护机场，因此决定轰炸就会使美国全面介入。早在1965年，西贡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就这一问题又写了两份长篇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是，放出轰炸机，结果将会不仅是枉费心机，它极可能引起北越军队经胡志明小道大规模渗透从而使我们自食恶果。

　　这总该促使白宫再斟酌一番吧。至少，总统也应该认真地听听劝他谨慎从事的意见。但是在反对战争升级的一些人的鸽派称号开始传开以后，他们却发生了神秘的变化。在权力中心的会议厅里，他们的人越来越少了。1964年10月间乔治·鲍尔在国务院提出他的第一份反对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的备忘录时，他有很多同伙。后来，他的同盟者一个一个地被从关键性职位上调走或解职。到约翰逊就职时，罗杰·希尔斯曼、艾夫里尔·哈里曼、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保罗·卡顿伯格、威廉·特鲁哈特都已离去。鲍尔孑然一身。曾经同意过鲍尔关于轰炸观点的马克斯威尔·泰勒仍在领导核心中，但是他已改变观点。他现在也希望给空军开绿灯。他认为在越南的美军人数可以控制得住，而且不需要超过10万人。

　　现在主要的白宫特别助理中只有一位仍然没有表态。他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议让他作为总统的耳目去访问一次越南。麦克纳马拉表示同意，约翰逊的安全事务助理在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飞往亚洲。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旅行。邦迪才华横溢，阅历丰富，但是他从未经历戎马生活。他对战争的了解是来自文件、报告和电影。污秽不堪、恶臭难忍的沙场生活，他是完全陌生的，而当他一接触到这些，他就感到恶心。更重要的是，他见不得流血场面，而这是有决定意义的。

　　2月5日傍晚，当邦迪正在西贡参加洗尘宴会时，特种部队第五分队的杰西·派尔（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人）正在波来古一个美国据点外的散兵坑中放哨，波来古是越南中部高原上的一个山城。到凌晨2时他还没下班，那时，他却看到穿黑衣服的黑影穿过矮树丛朝着他在移动。派尔开枪射击，越共游击队立即扔出了大批手榴弹，附近兵营中的美国人惊醒过来，也参加了战斗。波来古之战激烈地进行了15分钟。结果，游击队击毁击伤直升机16架、飞机6架。包括派尔在内的8名美国兵被打死，另外126人受伤。

　　关于波来古战况的第一份报道于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8分送达总统。在举行了四小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他命令三艘航空母舰上的海军喷气式战斗轰炸机攻击17度线以北40英里的越共补给转运基地洞海。他宣称，美国在战斗中起的作用是否会升级，应由“北越侵略者来做出”决定。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十分显然这是对意志的一次考验。”但是波来古之战最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它对在那里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所发生的影响，他在探视伤员后临走时感情非常激动。到他飞回国时已是一个鹰派了。总统对他说：“咳，他们使你相信了，是不是这样·一点点炮火就能做到。”

　　鲍尔仍然反对轰炸。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也极力反对，而且他力陈自己的观点，使得约翰逊现在把这种怀疑看做是怯懦，把他排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外。美国已进入要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麦克纳马拉后来承认美国在越南犯的错误不少，他指出，这种错误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那时以后，美国便已再无法脱身了。在华盛顿，人们似乎认为越共一心要挑逗美国进行大规模干涉。波来古战斗后不到三天，穿黑衣服的游击队又炸了安南港口归仁的一个美国兵营越刚饭店，炸死美国兵23人，炸伤21人。约翰逊因此火冒三丈，命令对北越的军事补给基地正和与执礼进行三小时的轰炸。

　　2月11日，越共再度袭击归仁。这一次，约翰逊48小时没有动手。但是，他一动起手来，那就是在战争升级道路上跨一大步。自那以后，美国的空中报复就不仅限于一对一、你来我往了。约翰逊命令对北越进行持续的轰炸，不管对方有没有什么挑衅行为。这一行动的代号叫做“滚雷行动”。在64页的白皮书《来自北方的侵略》中，提出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国务院说，这个白皮书已经证实“毫无疑问，是北越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南越的侵略”。为了保卫顺化东南50英里的岘港空军基地（“滚雷行动”将从此地发动），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海军陆战队派出两个营。这3,500名海军陆战队是美国投入越南战争的第一批地面部队。3月8日，他们在阴暗的天色下，在距岘港三英里的南窝滩涉水登陆。十个手持鲜花面带笑容的越南姑娘在恭候他们光临。

　　这次登陆在世界各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莫斯科，两千名示威者向美国大使馆扔砖块和石头，两个西方记者在那里挨了痛打。在美国，各大学到处举行宣讲会，在华盛顿更达到了高潮，因为邦迪同意在向一百多个大学播送的一个广播节目中同他的批评者们进行辩论（在最后一分钟他不得不退出辩论，因为总统要他去处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另一场国外危机事件）。政府当局派出一个“事实宣讲团”到各大学访问，并回答鸽派教员的指责。迪安·腊斯克挖苦地对美国国际法学会说：“我有时不免为我们的有文化的人的轻信和一些人的昧于明显事实的冥顽态度感到惊异，而这些人却被认为是应该帮助我们的青年人学习——特别是学习如何思考的。”

　　但是战争的批评者听到的关于南越盟友的事越多，他们就越发强烈地持保留意见。他们听说，美国援助的一半流入了西贡黑市。有钱人家庭的青年人靠花钱就能逃避兵役。南越军队开小差的比率达15％。西贡的政客们似乎有一种专干不合时宜之事的天赋才能。看起来，每到一个战斗的关键时刻，不管当权的是什么样的政府都将被一个新政权所推翻。约翰逊大为震怒，对他手下的人说，他“再也不要这种乌七八糟的政变了”，但是他得到的还是同样的东西。1965年，2月21日，阮庆中将被撵走，由一位医生潘辉括继任（潘辉括的后台人物是这个班子的秘书长阮文绍少将，从此以后，他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潘辉括政府存在了整整111天，它被推翻（自吴庭艳被暗杀以来，政府的第九次更迭）后，新总理是一举一动常常引人注目的南越空军司令阮高其，阮文绍任副总理。

　　西贡每次新的动荡都增加了鸽派阵容，他们很快取代共和党人，变成为林登·约翰逊最有力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前陆军部长赛勒斯·万斯说关于战争的疑虑不安，“已使美国遭到分崩离析的威胁”，参议员中的最早的鸽派人物之一，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警告说：“在帮助任何政府制服共产党暴乱方面，我们所能做的是有限度的。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持当政的政府，我们是无法挽救它的……西贡政府所以在战争中失败，不是由于缺乏装备，而是由于缺乏任何内部的黏合力量。”

　　然而这还不是普遍持有的立场。当约翰逊要求战争升级所需的7,000亿【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元的补充拨款时，众议院在24小时内以408票对7票通过；参议院在另外的24小时内以88票对3票批准。在流行的报刊中对不赞成美国参战是颇有微词的。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对参议院忧心忡忡地说，战争可能要“进行四年、五年，或者十年”，美联社的一位撰稿者称之为“极端的看法”（结果是打了八年）。通常以公正著称的美联社在它的回顾该年重大新闻的年度专稿中，也认为反战是给美国的敌人以帮助和安慰。富布赖特参议员4月间主持越南问题听证会，给批评政府政策的著名人物如乔治·凯南和詹姆斯·加文将军提供讲坛，全国广播公司的24个电视台拒绝在它们的电视联播中加以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之进行全部封锁。

　　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是越来越激烈了。3月30日一个越南司机开了一辆黑色雪铁龙牌汽车停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前面，随即跳到他的同伙开的摩托车上逃走。汽车里装的是250磅炸药，在上午10点55分爆炸，把大使馆大楼一侧炸了一个洞，炸死17名大使馆雇员。次日，美国飞机轰炸了6处北越雷达设施。这是波来古事件以来美国飞机第15次越过两个越南的分界线进行空袭。越共则以更多的爆炸还击。一天傍晚，一辆自行车载着硝化甘油爆炸物停在西贡河岸边一家外国人常去的水上饭店美景旁边。当它爆炸时，44人被炸死，其中有12名美国人。美国军队仍不停地增强力量。那年年初在越南的美国军人为2.5万人，至当年春末，人数已三倍于此。

　　白宫在6月9日声明已授权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没有其他有效手段可资利用，以及根据他的判断为总的军事形势所急需时”，可以派遣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参加战斗。四天之后，威斯特摩兰认为，由于在西贡以北60英里的一个县城同帅出现的情况，美国进行干预是完全有理由的。在一场夜战之后，美国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伞兵随着1,600名越南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起对游击队进行穷追。威斯特摩兰把这叫做一次“搜索和摧毁”的任务，这个词儿在这以后，便一直被用来描述在那几个月中逐渐形成的搜索和歼灭越共的战略。这种战略代价颇大而且常常遇到挫折。同帅的混战颇能说明越南战争的特色，战场上的硝烟消散之后，说不出哪一方是胜利者。173旅旅长所能确定下来的就是他丧失了19个人。死伤名单迅速地加长，因为越共已进入他们的春季攻势的第二个月的战斗了。很久以后威斯特摩兰方始承认这场攻势开始时，敌人已赢得这场战争了。但这一点在当时是谁也不知道的。同一月，威斯特摩兰要求华盛顿增派44个营并授权他在他认为适当时使用他们，而且即使得到了这些，他也不能保证就能完成任务。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林登·约翰逊的狡黠诡谲的作风开始使公众对他的信任减退。《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在5月23日点到这一点，他在该报白宫记者戴维·怀斯写的一篇报道作的标题中用了“信用差距”这句话。后来《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在一篇分析当时华盛顿普遍感到总统有时闭眼不看事实的文章中写道：“这个问题可以称之为信用差距。”人们忆及约翰逊在1964年竞选中哗众取宠，大许和平愿，并拿它来同他当前的好战态度相对照。马德还着重指出：“在华盛顿政府发表的公告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讽刺。”新闻记者对此更特别敏感。因为总统现在奉行的正是他谴责过的参议员戈德华特建议奉行的那些政策、新闻界对白宫伸出新橄榄枝是抱怀疑态度的。

　　4月7日，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宣称，美国准备进行“无条件的商谈”以求导致和平谈判。这篇演讲由美国新闻署传播全世界，而且它的一些细节听起来是新的和使人鼓舞的。他提议包括北越的东南亚国家参加进一个应急的马歇尔计划中，他还说：“就我们这方面来说，一俟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就要向国会要求10亿美元作为美国参加此项努力的投资。”美国剩余农产品将送给饥饿的亚洲人。他将在“短期内任命一些杰出的、富有爱国心的美国知名人士组成一个特别班子”来指导美国所有这方面的工作。结束越南战争当然是争取这个计划的“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但是我们不能，也决不等待和平到来才开始此项工作”。这一切说得都合情合理，它使人觉得亚洲简直听起来同得克萨斯州中部一样亲切。

　　戴维·怀斯表示怀疑的那篇文章是在约翰逊这次演说后写的，总统提出的计划中的许多缺陷已变得显而易见。他的关于商谈停战的提议毕竟还是附有一个条件的，他排除越共参加，而这一点必然会受到河内的反对。至于美国承担10亿美元或是提供美国的剩余农产品云云，再也没有听到下文，美国知名人士的特别小组也从未见选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曾经看起来像是一个解决东南亚问题的富有创见的做法，已变成了一个宣传噱头。总统不仅没有贯彻这个计划的任何一部分，而且他表明他的真正的亚洲政策是更为积极地加速使越南战争成为美国打的战争。

　　※※※

　　“滚雷行动”的头六个星期遭到彻底失败。轰炸没有使敌人屈服，没有迫使他到谈判桌旁来，甚或也没有如约翰逊政府所设想的那样使其醒悟过来，越共对美国国旗的不尊敬依然如故。总统决定再次增加赌注。在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他飞往檀香山同阮高其和阮文绍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会后麦克纳马拉宣称美国1965年对西贡的援助，将从2.07亿元跃增到3.3亿元。另外4万名美国兵——他们开始自称为“怨气兵”——将被派往越南。参议员格里宁问约翰逊要多长时间能打赢这一仗，总统回答说六个月。他说，河内支持不了比六个月更长的轰炸，越共也会在圣诞节前向美国驻越司令部乞和。

　　乔治·鲍尔深感不安。他知道，根据情报只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约翰·麦科恩报告说，中央情报局断定轰炸既未使河内瘫痪，也未使它害怕。相反，空袭加强了那里的强硬路线派的力量。已判明有一个北越团在南越，第二个团已在分界线上进行装备。麦科恩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增加美国军队，会招致北越的规模更大的渗透；运送美国军队去西贡的运输机所起的作用甚至在那些士兵被运到以前就已被抵消了。五角大楼回答说，空军已经准备拿原设计用以携带核武器的八引擎的B－52来对付，没有人能够经受得起B－52、鬼怪式和F－111式飞机的打击。

　　但是空中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不再是惟一的大事，甚至不是主要值得关心的事情了。在那里美国的军事作用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美国军队的目标已不仅限于保护机场。怨气兵将用来恐吓游击队，让他们懂得山姆大叔不是闹着玩的。在国内的美国人没有察觉这个转变。后来，詹姆斯·赖斯顿评论说，总统偷偷摸摸地把战争升了级。戴维·哈伯斯塔姆好几年后写道，在约翰逊的领导下，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已慢慢地越过了有去无回的界线，还不肯承认”，而他们的发布新闻的官员们的任务变成了“向公众谎报而不是实报”。

　　7月，华盛顿决定使驻越南军援司令部所承担的义务再次迅速升格。麦克纳马拉从他的第六次赴越实地调查回来后，报告说局势“恶化”，建议做出提供更多的人和钱的保证。7月17日，约翰逊召集他的将领们和顾问们到戴维营去度周末，以取得一致意见，虽然他所用的一致意见这个词已经失却它的原义，因为对他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走走形式，让大家全同意他已经做出的决定——把驻越南的美国军队增加到5万人。参谋长联席会勉强地予以同意。他们原来希望的要多得多，他们最害怕的是卷入局部性战争。在戴维营，有一些人表示碍难从命。克拉克·克利福德预言式地说到共产党的反应，“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措施，他们一定也会跟上。”迈克·曼斯菲尔德也表示反对，他对总统说他认为越南战争会使美国分裂，因此他反对再派遣军队去。其他的人同意总统的判断，多米诺骨牌论、共同安全、遏制以及慕尼黑的教训等等仍然超过他们对战争的疑虑不安。

　　在他的这一决定已被确定下来以后，约翰逊变得诡秘起来。他不愿再让人进行辩论。麦克纳马拉提议征召预备役23.5万人。总统提出的代替办法是用行政命令把征兵的人数增加一倍，每月从1.7万人增至3.5万人，理由是这个办法比一次征召更不显眼。他还决定不再向国会开口要更多的钱，新的费用可以隐藏在国防部庞大的预算中。他说他不愿让任何人担心受怕，因而有一个时候他曾考虑不全部公布新增加的驻越美军人数。《先驱论坛报》的道格拉斯·凯克问他传说关于增加驻越美军的消息。约翰逊向他保证，那是谣言，纯属谣言；他只不过是补充少数几个单位的缺额而已，而且驻越美军将穷追越共的报道也是不确实的。7月28日，他忽然改变主意，宣布了全部数字，以及驻越军援司令部担任的拥有巨大权力的新使命，这一来就得罪了凯克，扩大了信用差距。总统在中午播放的电视节目中对估计达两千八百万的观众说：“我们并不想当把守大门的警卫，但是又没有别的人干这种差事。”

　　不信任是他在那年夏天播下的一颗不幸的种子，另一颗则是在他迫使一致同意的那些人中终于产生的误解。参谋长联席会以为他所以把数字保持得很低，是为了让他等到有机会说服老百姓，说明他必须增加更多的兵员；他们指望最终将达到100万人。威斯特摩兰看到河内以谁都梦想不到的速度向南方增援，把这情况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根据他的计划最终他手下的美国军队将达到60～64.8万人之间，他确信一旦需要，他就会及时得到这些兵力。他的参谋人员有一项应急计划，使驻越军援司令部指挥的兵力可以达到75万人，并认为这个数字是切合实际、无可非议的。但是最不可思议的却是国防部长的设想。事情过去了好几年，仍只有了解麦克纳马拉的十分有条理的头脑、了解他认为能使无条理的客观事物适应他的有条理的头脑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毫无根据地断定，战争将在1967年6月30日，那一财政年度终了时结束。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合适的日期，可以使他的预算获得平衡，甚至在威斯特摩兰已对他说不可能之后，他还是坚持这一点。

　　但是，从一个方面来说，麦克纳马拉和五角大楼比白宫还更为现实一些。参谋长联席会敦促总统增税，他们所持的理由和经济学理论无关。他们希望国家处于总体战状态，对于公众的冷漠态度，按照他们从课本上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赋税。实际上，政府中的经济学家都衷心地表示同意。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人，密执安大学教授加德纳·阿克利对总统说，如果不采取增税办法，就做不到下面三件事：把战争进行下去，继续执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制止通货膨胀。

　　但这正是约翰逊提交国会通过大量社会立法的时期。他担心，如果战争的真正耗费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会令人寒心地停止下来。他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不懂得经济学，但是我深知国会。”他们有些入后来认为这个自白应该铭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现在能把‘伟大社会’计划付诸实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们掌握着一个听话的国会，我又是个有心的总统，我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谈战争的花费问题，那‘伟大社会’计划就搞不下去，增税法案也通过不了。老威尔伯·米尔斯【民主党国会议员，从1958年起曾任国会筹款委员会主席多年。——译者】将稳坐在那里，向我热烈致谢，退还我的‘伟大社会’计划，然后，他会对我说，他们将乐于开销我们为战争所需的任何费用。”

　　在这一点上，他终于铸成大错。他欺骗了他自己。他盘算如果能廉价买得胜利，就会万事如意。或许会天从人愿，或许河内和越共游击队会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样，五角大楼的估计就将是过高了。这种主观愿望立即变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坚持需要增税3％～4％时，总统以玩弄一套特别的猜字谜游戏为答。他把重要的国会议员和企业界领袖请到白宫，征询他们对增税的意见。他们反过来询问战争费用。他告诉他们假的数字。一听这个数字，他们就反对增税的主张。约翰逊然后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是不可能的，他无法使国会通过。后来，《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说，他在华盛顿采访15年，还从未见过一个总统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动。

　　约翰逊1966年初做出的反对增税的决定，是对财政稳定的一个沉重打击。那一年的联邦赤字达98亿元。更大的赤字摆在前头，因为到那时每月的战费将高达20亿～30亿元之巨。白宫估计的每月战费是8亿元，当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估计的数字太低时，他接到阿贝·福塔斯打来一个激愤的电话，说他的计算是错误的，使得总统心烦意乱。实际上拉扎勒斯是说中了。那年的战费达270亿元，赤字高达230亿元。约翰逊耍的花招招致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开始。

　　从这次战争的各个方面来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许是缺乏真正的计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发现，“不管是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主要官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回顾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确系事实。战略究应如何，从来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和明确的表示。”1965年惟一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是军队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进越南；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已快突破20万大关了。

　　为了核实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出首都看到了三种颜色烟尘，这是南越军队在作战，但是对面并没有敌人。有人对他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处拍一部彩色电影，“以便说明此间真相”。那里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国内，争论得不可开交。林登·约翰逊有时候说起话来好像他在回答胡志明个人的挑战，好像他同胡志明是像电影“正午”中场面那样怒目对峙。西贡接近事实真相的情况，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弹恐怖事件，这类暴行事件还正有增无减。12月4日拂晓，发生了另一起卡车装载的250磅炸药爆炸事件，这一次是发生在供美军使用的大都会饭店外面，死7人，伤137人。

　　威斯特摩兰的发言人常常只发表每日“尸体计数”，这是用来描述越共伤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语。在随军记者尼尔·希恩看来，越南战争的特点是不分青红皂白狂轰滥炸造成无辜平民大量伤亡。希恩问威斯特摩兰，这种情况是否使他感到烦恼，这位将军回答说：“是有点，可是那也减少了敌人的人口，是不是？”

　　在1965年，美国人的反战示威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看来还是比较怪异的事。只有少数人愿意被认为是赞成美军立即无条件地从印度支那撤走的。甚至国内最具有鸽派观点的集团之一的大学教员，迟至1967年在这个问题上还分裂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尽管如此，和平运动的气势已不同一般了。在10月15～16日的周末，估计有1.4万人的一支群众队伍在曼哈顿第五号大道举行了游行。同时，另外还有1万人向奥克兰陆军基地进军——他们在市区的边界线上被警察拦回来了——在伯克利有2,000人游行示威。在各地举行的这次被宣布为“周末抗议”期间，威斯康星大学的50名学生打算把特劳克斯空军基地的司令官当做“战争罪犯”拘捕起来，抗议者们在安阿伯的征兵局办事处举行了一次“静卧”。

　　第五号大道争取越南和平游行示威委员会宣称：

　　『我们要求不再把美国青年送到一场对他们、对越南人民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去打仗。我们已从纳粹德国吸取了教训，决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战政策，即使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也是这样。』

　　这话合情合理，但是许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语言，像战争本身一样，越来越充满仇恨。就在华盛顿感恩节后的星期六，2万名示威者首次喊出：“喂！喂！约翰逊！你今天杀死了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们首次上街抗议美国卷入战争的日子命名的“五二运动”的成员们，带着越共旗帜在白宫周围游行，为了给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张旗鼓地搞“输血”活动，在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已为越南日委员会所接替，它曾两度以占据车辆和坐轨的方式企图使运送部队的车辆无法开过。

　　1965年10月15日，示威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式，这是由22岁的戴维·米勒开始的，他是义务救济工作者，他在纽约爬上一辆宣传车，宣布说：“我原准备讲话，现在我打算让行动本身来说话了”——他划着一根火柴烧掉了征兵卡。几周后，米勒被捕，尽管在8月31日国会把烧毁征兵证定为可罚金1万元和监禁五年的触犯联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风靡一时。自我牺牲的行动继续是一种最后抗议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楼外面、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济工作者在联合国外面举火自焚。

　　进行反示威的美国纳粹党人则带着汽油罐，举着“为乞求和平的小爬虫们免费供应汽油”的标语牌。照例是没有人赞成他们。大多数针对着抗议运动举行的反抗议的调门都比较温和。在纽约有一个大姑娘拿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道，“我希望我有一张兵役卡”。一些认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标语反映出的最好战的情绪是“轰炸河内”。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游行中有这样一些标语：“我们爱美国”，“爱我们的国家”，“美国是我的祖国——对也罢，错也罢”，“我们能让他们把美国埋葬掉吗”·以及“没有比美国国旗更光荣的旗帜”等等。鲍勃·霍普对一批听众说：“如果我们让共产党获胜，我们就有需要冒终生进行战斗和牺牲一百万青年的大危险。”这是一个夸张其辞的说法，但是这和谴责总统杀害青年的说法可是完全不属于一类的。

　　那些赞成这次战争的人对反战的一方提出的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不忠。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说：“我们决不像这些叛徒所做的那样，拿着蜡烛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立即参加进来，在我们的后面齐步前进。”一些报纸在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各种活动的报道中，普遍倾向于暗示有共产党参与其事。联邦调查局，也像鲍勃·霍普那样，已逐步抛弃了它的超党派的名声，实际上认为所有这些反战抗议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政府的一份报告说：“反对越战运动的控制权，显然已经从可能一度控制着运动的温和分子手中转到了共产党和极端分子手中，他们公开同情越共，公开敌视美国。”

　　事实上，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尽管个别的反战战士使用了煽动性语言和表现出挑衅性的举止，但是那些示威游行一次比一次更无可非议。政治上保守的中产阶级主妇，甚至穿着军服的军人也参加了运动。参加的著名人士也越来越多，他们被吸引到和鲍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止轰炸的游行队伍中，除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还有一些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物，如本杰明·斯波克医生、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刻家亚历山大·考尔德和作家迈克尔·哈林顿。

　　※※※

　　那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消息报道，美国的一些著名的部队已在越南战场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惨败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11月份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第一骑兵师。在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炸游行前一周发生的德浪遭遇战，有着特别的意义。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德浪之战是越南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交战后穷追敌人的小股部队，在德浪河谷遭到顽强抵抗，此处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边境七英里，位于西贡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这次美国人面对的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第66团。

　　北越的精锐部队66团，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从军事史上说，第一骑兵师可算是一种新部队，它是一个用美国最优越的火力装备起来的直升机空降师。共产党军队，对有发明才能的美国人所研制的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都颇为熟悉，他们现在的战术则要求士兵们在近距离和那些怨气兵交锋，如果可能的话就打肉搏战，但至多不超过34码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使美国的炮兵和战术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德浪之战的含义肯定是极大的。在7月举行戴维营会议之际，在南方还只有两个北越团。现在驻越军援司令部已经查明有六个来自北方的团，此外大概还有两个团，可能甚至三个团。还有一些正在南来途中。胡志明的司令官武元甲将军一直在把他的营分散成连和排，以比美国运入军队快得多的速度经小道源源而来。

　　双方都把援兵投入河谷，尽管第一骑兵师投入的一个营遭到伏击损失惨重，德浪之战结束后，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却声称获得一次胜利。数字似乎支持了他们的说法，敌军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人那样采取波浪式的攻击，用英语大叫：“杀死美国兵！”他们被打死1,200人，而美国人仅死200。但是另外一些观察家，其中包括以文职人员身份回到越南的约翰·保罗·范恩，则做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共产党已准备好无限期地接受这样的损耗。（一个越共士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职。”）而美国在德浪之战中的伤亡，尽管小得多，仍是威斯特摩兰部队的一个新纪录，它使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达到了死1,335人，伤6,131人。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却认为威斯特摩兰已找到获胜的战略秘诀，迫不及待地在筹划更多的德浪战役，而武元甲却完全同意范恩的观点。这位北越将军确信（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是对的），美国人民不会接受这样重大的伤亡，容许美国承担没有尽头的义务。武元甲认为这场战争的新阶段是他的人力与威斯特摩兰的技术装备之间的抗争，充当评判员的是美国公众舆论。

　　12月间，麦克纳马拉劝请约翰逊暂停轰炸。腊斯克表示反对，现在他已经是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了。但是总统停止了B－52的出动，并向世界一些重要的首都派出外交人员，散布华盛顿准备谋和的消息。两位意大利教授抵达河内试探胡志明的态度。一开头，谈判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产党准备采取和解态度的话刚传到腊斯克那里的时候，河内却忽然谴责一切都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捏造”。美国人吃了一惊。在德浪之战以后，美国人认为胡志明应该清楚他面临着失败。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想起了他们的一个老笑话的结尾的一句话：“总有哪个狗娘养的没有得到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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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登·约翰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要求制定1965年选举权法时，他在演说结尾处的一句话，由于新的一代美国黑人为社会正义流出的血和泪，而有了光辉的意义。他说他们的事业“只能也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仅黑人，而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克服祖辈传下来的偏执和不公正的缺陷。我们也一定会克服掉的”。

　　这是自由派说得很漂亮的空话，但是在那一年中这句话有时似乎不过是很可怀疑的预言。最高法院关于布朗对教育局一案的裁决，在5月17日刚度过它的11周年，而种族主义现象却似乎比过去更甚了。耶鲁大学的斯蒂林讲座历史学教授范恩·伍德沃德说：“在学校里，现在黑人与白人比他们上一代更少接触。”从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党获得了空前众多的党徒，即使在南北战争后的南部重建时期，也没有这么多过。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个黑人由于一个白人救护车司机拒绝送他上医院而流血致死。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商人在谈到民权运动时，信口对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等这股风过去了，这些黑鬼在这里不用想过好日子”。在北部城市中，种族方面的气候也好不了多少。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区的马克特公园发表演讲说：“我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都没有看到过像在芝加哥看到的这样深刻的仇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时佩戴的一个小徽章似乎象征着千百万白人的态度，那上面就简单两个字：“决不”。意思是，不论在北部或南部，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承认黑人的平等地位。

　　面对着这种不公正的境遇，黑人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他们不断分裂成许多小派别，相互十分敌视。马尔科姆·艾克斯正在他快要掌握领导权力之际，于1965年2月21日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刺杀，这反映了在黑人好斗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心情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些团体提倡“返回故里”——“回到非洲故乡去”。在黑人地带大约五十个居民区中组织起了“防卫执事团”与三K党战斗。其他的人则相信李·罗伊·琼斯的话，他告诉他们“美国白人大多数是坏蛋”；或相信詹姆斯·福尔曼的话，他发表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犹太教堂（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恰恰都是极为热情地支持民权运动的）付给黑人5亿元的“赔偿费”。

　　鼓吹分离主义的集团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在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人。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是一个说理严谨的文件，它论证说，解决黑人社会内部的问题的最现实的做法是首先消灭奴隶制度留下的最坏的遗产：黑人依赖福利救济过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以及骇人听闻的私生子数量，每四个黑人婴儿中就有一个是非婚生的。莫伊尼汉报告谈到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但是那一年正是黑人痛苦已极的一年，许多事都对黑人的自尊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以致他们不能正视这些事实。黑人领袖因此给这个报告扣上种族主义宣传的帽子，并且指责报告的作者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有能力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正现象而言，“国会刚刚能完成它的任务”。这类立法的最主要的一项是该年的选举法。马丁·路德·金在1月份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南部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没有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这里，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可以登记的白人选民，登记的却达到9,300人。金博士照例带领第一批黑人要住进塞尔马过去只供白人使用的艾伯特旅社，当他在旅社办理登记手续时他照例被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拳打脚踢打了一顿。殴打他的那个人被课以100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顿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塞尔马的大多数黑人对选举权不感兴趣。需要某种剧烈的行动才能使他们觉醒起来。这类行动果然——这是富有典型意义的——出现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指望利用这件事，利用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利用华莱士州长炫耀权势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得到复兴。

　　他们宣布要在3月7日举行一次抗议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将从塞尔马到54英里外的蒙哥马利市，沿杰弗逊－戴维斯公路系统第80号公路中段往南走。华莱士立即以威胁商业和公安为理由禁止此次游行示威，并派遣100名州警察增援克拉克警长；后者为了表示他忠于过去的传统，还纠集了一批骑马的自警团。3月7日（这一天将作为“黑色的星期日”载人亚拉巴马州的历史和成为民间传说），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他们事业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走到了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皮特斯桥。在这里，他们与克拉克的骑马的自警团和戴有防毒面具的州警相遇了。由于他们不理睬限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自警团于是挥动警棍和湿皮鞭猛烈攻击他们。催泪瓦斯的黄烟从州警的队伍中喷射出来。被轰散的黑人狼狈退回教堂。伴随着他们的是电视摄影记者，他们拍摄的影片将保证塞尔马在一夜之间变成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的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正在亚特兰大布道。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飞赴塞尔马，宣布他要在星期二领导第二次进军，并号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来参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师和犹太教教士都同意参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情示威游行。黑人运动活动家在司法部和白宫举行了静坐抗议，约翰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亚拉巴马的官员“对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径”。他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鲁瓦·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进军，在那桥上走一个来回。克拉克警长和金博士虽然极不乐意，都勉强同意了。从金这方面来说，他不乐意是有道理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好斗的黑人青年，指责他是“汤姆大叔”主义者。在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着民权运动的歌曲嘲弄他：“我们不能随便让人使我们回头。”

　　在同一天晚上，塞尔马危机中发生的三起谋杀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暂时回头了，这三起谋杀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权运动的白人。波士顿惟一神教派牧师詹姆斯·里布，在他离开一家黑人饭馆时，遭到一群农村恶棍的猛烈攻击而被打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尔曼和他的500名追随者威吓说，如果金博士不采取更大胆的方针，他们就要造反。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举行群众大会。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要向他们报告。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同意允许举行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市的游行，虽然这样的游行“已达到了为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他裁决说，对待示威者的做法显然也已超越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

　　华莱士州长在由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举行的进军，可比之为共产党的“街头战”，就是这种战争“把古巴毁掉，把越南的吴庭艳断送，把中国强占——它把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既有的制度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他说该州当局不能向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打电报给白宫，要联邦政府派人来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而这正中林登·约翰逊的下怀。总统现在有了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者的正式请求，他于是派遣了1,863名拨归联邦统辖的国民警卫队，250名联邦法院法警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两营正规陆军军事警察，一些爆破专家，检查游行队伍前方的道路和桥梁，直升机在头顶上空盘旋巡视。此外，还为游行队伍提供过夜休憩用的巨大帐篷、一辆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厕所车、救护车、垃圾车和事先安排宿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其实也做得太过一点了。

　　进军本身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已能很巧妙地为电视摄影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镜头。走在进军队伍前列的是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工装裤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个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架着拐杖的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为自己留点脸面，竟冲着修女做出淫猥的动作；在进军者唱歌时，哄笑着给一条腿的那个人叫拍子，“左，左，左”）。尽管亚拉巴马州的立法当局义愤填膺地——而且一致地——谴责“有证据在进军者宿营地发生大量私通行为”，但是大家一路上态度和平，秩序良好，考虑到参加的人是如此之多，应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整队出发时是3,200人，四天后到达蒙哥马利市时已增加到2.5万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百年以前，这个地方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演说结束时连呼四次“光荣归于上帝！”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在80号公路上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满脸不高兴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汽车的洪流稀薄下来，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件谋杀了。

　　受害者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人，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妇女维奥拉·格雷格·柳佐。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在州议会大楼外面草地上举行的集会胜利结束后，她自愿运送亚拉巴马的进军者回家。最后一趟，她的乘客只有一个19岁的黑人理发师，他们俩正一起唱着“我们将一定胜利”时，在公路的一段寂静的地段，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汽车逼近并行。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个汽车机工，用三八口径手枪对准她的头部开了一枪。她立时歪倒，鲜血从太阳穴喷涌而出，汽车也栽进道旁沟中。吓坏了的青年理发师搭乘便车到塞尔马报警。

　　第三件凶杀案是一个从新罕布什尔来的主教派教会神学院学生，在一间杂货店中被枪杀。凶手是一个兼职的副警长，他申辩开枪是为了自卫，可是在这个神学院学生身上并未发现武器，证人们也说他没有任何武器，尽管如此，由12名亚拉巴马州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还是宣判凶手无罪。在里布牧师被殴致死后几个小时，有三人被控。他们也被宣判无罪，陪审团对他们的审议只用了95分钟。对谋杀柳佐太太的凶手们的审判，是三个案件中最有意思的。在行凶的汽车上的三K党徒中，有一人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他指认了他的每一个同伙，他们用的武器，以及他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在第一审中，由一个祖传三代的三K党徒小马特·墨菲替他们辩护。墨菲在法庭上的总结发言是地地道道种族主义的：“白人一经同黑人搞在一起，他们也就变成了白色的黑杂种……上帝是不想要我们同黑种人混在一起的，我不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怎么说。”墨菲说那个联邦调查局人员，违背了他加入三K党的誓词，“像一条响尾蛇一样奸诈……他真是枉称自己是个白人，而实际上比一个白色的黑杂种还坏。”陪审团还未能做出判决（以10票对2票认为被告犯有误杀罪），而墨菲却离开了舞台：在第二审前死于车祸。主持审判的是一个偏心的法官，以宣判无罪了结，但是这时联邦政府插手进来，以侵犯柳佐太太的民权的罪名审判那些三K党徒。这条奇特的法律曾经使密西西比州三K党杀人者在“自由之夏”活动中落入法网，也使在佐治亚杀害一名黑人陆军军官的杀人犯受到制裁，这次也居然再度发挥作用，在另一个由12个南部人组成的陪审团的陪审下，法官判处被告以十年最高刑期。

　　塞尔马事件激励了选举权法的制定——约翰逊在3月15日向国会要求通过此法时就这么说——全国都把这件事归功于金博士。事实证明这是他的盛誉的顶峰。前几年在密西西比州发生的事件，开始引起了对非暴力行动的严重怀疑，亚拉巴马的杀人犯使新一代黑人积极分子的疑虑得到了证实。这些持怀疑论者离开塞尔马时，确信从金那里已经得不到什么教益了。广大黑人群众却并不这样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随后举行的一次不记名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的人表示他们愿意积极支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支持更好斗的拉普·布朗，支持三人中最为好斗的罗恩·卡伦加的则只有1％，而40％的人却支持金博士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些积极活动分子却也正确地看出了那种情绪的变化。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大多数人总是要和平的，但是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暴力的向往。现在回想起来，肯尼迪总统之死和暗杀他的凶手的被谋杀，看来就是前兆。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又另换了一次排挡。1965年同期在越南出现的追而歼之的方针，是新露头的那一情绪的一个表现，塞尔马的谋杀事件等是另一个表现。在今后的岁月里，由于黑人被压抑了一百年的愤怒和失望现在已迸发出来，类似的表现必将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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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那种新的城市情绪在洛杉矶的一个破破烂烂的黑人区冒出头来了，这个黑人区地处洛杉矶国际机场进口处的南面，房屋矮小，灰泥剥落，使人联想起波多黎各的一些贫民窟。垃圾似乎从来无人管，到处是一堆堆破烂东西——碎玻璃、锈罐头盒、腐烂的鸡骨头、空酒瓶等等，而由于这里还有许多在当地被叫做“那家伙”的具有代表性的白人警察，他们随便可以拉住一个黑人公民，对他说：“我要检查你的身份证，”而使得那里的生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亚公路巡逻队的一名警官李·米尼库斯，要检查一个名叫马克特·弗赖伊的年轻黑人的身份证，他打算以酒醉开车的嫌疑拘留他。一群人围住他们，向米尼库斯和他的嫌疑犯起哄。这看来似乎关系不大，无关紧要，却不料在表面的平静下面酝酿着紧张情绪。洛杉矶正连续第四天处于酷暑热浪中。人们都在户外乘凉，很容易聚集起来看热闹。弗赖伊被抓起来的地方在阿瓦隆大道和特级公路的拐角处，此处是洛杉矶的一个繁忙的交通要道，白人司机驾驶的豪华的小汽车如流水般不断通过这里。最不祥的是这一带居民的情况。98％是黑人，人口密度每英亩达27.3人（整个洛杉矶县则是7.4人）。从40年代初开始，黑人移民大批来到此地，那时每月平均有2,000人投入战争工业中工作。现在这个城市的273.1万居民中，黑人有42万。可是这个黑人居住区的205名警察中，却只有5名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涌进这个密集拥挤的地区寻求已不再有的工作。毒品和酒精的诱惑在等待着他们的孩子，只要他们的孩子偶一失足，“那家伙”就会来把他们抓走。在这个本地人叫做瓦兹的地区，真正的罪犯不是这里的居民，而是这些引人跌入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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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星期三的下午7点45分，加利福尼亚公路警官米尼库斯把弗赖伊这个小伙子抓了起来。他几乎马上就遭到了麻烦。他的警车上的一闪一闪的红灯招来了很多人，其中就有被捕者的母亲。开头她训斥她的儿子，接着她指责那位警官。由于她的情绪变得很激动，旁观的人叽叽喳喳，也表示出不满，米尼库斯一时神经紧张，通过无线电要求增援。接着他又犯了两个错误。他企图强使弗赖伊进到他的警车中去，并且转过脸去不理睬弗赖伊的母亲。她于是朝他背上扑过去。另外一些警官赶到，才把她拉开，而这时人群越发表现出愤愤不平，这些警官靠手枪使他们不敢动手。米尼库斯同他抓起来的人终于走了，但是这代价实在太高了。由于使用武力，大家在叙述事情经过时就不免歪曲，添枝加叶的结果，就越来越走样。有两个说法传播很广。一说是一个警察用警棍猛击一个孕妇的肚子。另一说是，一个警察把一个妇女朝着巡逻车猛推，而且想掐死她。这一来，群情激愤，于是拿石块和玻璃瓶向警察砸去。到晚上10点，看热闹的人群已变成一伙暴徒，他们攻击过路的人，推倒汽车，打破商店橱窗。人们所熟悉的暴乱升级的各个阶段现在已一一出现。警察在晚上11点封锁了附近的八个街区。两小时以后，约两千暴乱者冲破封锁线，在瓦兹横冲直撞，攻打外来的人，砸烂一切能砸烂的东西，抢劫商店。

　　凌晨3时，暴乱程度略有下降，那些闹事的人也该睡觉了；警察的巡逻使这个黑人居民区从外表上看来恢复了秩序。清晨，商店老板们把保险公司的人叫了来，伙计们动手打扫，那些对暴乱活动毫无经验的人认为这次事件已经过去了。那个星期四的晚上7点45分，也就是年轻的弗赖伊被捕后24小时，这些人的幻想破灭了。开始还只是重复星期三晚上的一切活动：青年们袭击过路车辆，扔砖头打警察，打破窗户。到清晨4点情况发生了变化。先一天到4点钟的时候，因为大家太累，这个居民区倒安静下来了，现在却是另一批闹事的人涌上了街头。这些人年龄比较大，也更凶恶，他们还都有武器。迪克·格雷戈里带着话筒到瓦兹来到处叫喊着，要大家遵守秩序，结果在腿上挨了一枪。暴力行为已几乎接近一场叛乱的程度，但是有关当局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队担任快速突击行动的警察从瓦兹的黑暗的街道上把人驱散，他们就宣布已控制住局势了。

　　上午10点，发生了第一起白日暴行事件，两个白人推销员受到了攻击，这时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上午11点，一个警察打伤了一个黑人抢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长原在希腊度假，读到秩序日益混乱的报告后，急忙赶了回来。他的副州长已同意了洛杉矶警察局长调遣国民警卫队的请求。星期五下午第一批国民警卫队抵达瓦兹。那个居民区势态发展很快，当他们集合在一所小学里听情况介绍时，听到的已都是些过时的情况了。在包括150个街区的一个地区内，有五千多暴徒来回冲撞，用自制燃烧瓶放火烧屋，伏击闻警前来救火的消防队。晚上9点40分，瓦兹发生了第一起伤亡事件，一名县副警长腹部受伤致死。很快又死了三人。国民警卫队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进入这个居民区，他们在到处的大火中清清楚楚地看到抢劫者拿着枪支、各种家庭用具、酒、珠宝等一切值钱的东西从商店出来。有一些商店外面涂写着粗大的字迹：“黑人兄弟”、“亲兄弟”、“黑人所有”、“一位兄弟所有”，可是其中有些仍不免遭劫。有一伙人打算焚烧橡树公园公共医院，那里实际挤满了骚乱中受伤的黑人。《洛杉矶时报》的一个黑人记者罗伯特·理查森写道：“那些闹事的人现在是在焚烧他们自己的城市，就像有时疯人会自己断肢一样。”

　　星期六，在屋顶上的狙击手开始把目标对准士兵和警察。消防队员领到了防弹背心。国民警卫队先增加到1万人，后又增至1.4万人。星期六在40平方英里的地区实行戒严，星期日则扩大到46平方英里。一直到8月18日，星期三凌晨还断断续续有人出击，那时在一所黑色穆斯林清真寺经过一场枪战后，抓住了35个黑人，这才算使这一事件告一结束。在一场为时达六天的疯狂行动中，死34人，伤898人，4,000多人被捕，损失达4,500万元。

　　瓦兹的破坏被认为是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种族骚乱，但实际上这次事件应该说是自成一类。死亡人数一样，可是底特律事件的损失不到100万元，这一次到处都出了问题。和瓦兹同时，8月12日，芝加哥湖西区因一辆救火车驰往西加菲尔德公园去救火，路上却撞死了一个黑人妇女。黑人于是同警察和两千名国民警卫队员激战了两夜，发生抢劫活动，并用瓶子扔打白人。结果100人被捕，67人受伤。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这不是在大城市中的黑人居民区），由于在一家夜总会外面逮捕了18名黑人，于是群起指责7个警察行为残暴；白人商店遭到黑人自制燃烧瓶的攻击，引起了大规模的逮捕，因而再次征召国民警卫队。四千名斯普林菲尔德的黑人举行了抗议游行，最后聚集在市政厅前，在那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大会副理事长乔治·威利对他们说，“北部的民权斗争”将比在南部进行过的斗争“更长期，更血腥，更剧烈”。

　　每次发生暴行事件之后即继之以指派一个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研究，这是60年代的特点。布朗州长遴选了以约翰·麦科恩为首的由知名人士组成的一个专门小组来调查瓦兹事件。他们发表了题为《城市暴乱活动：是结束还是开始》的调查报告。从这以后人人都知道瓦兹事件只不过是开始，但是寻求解决办法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麦科恩报告大谈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必要。黑人好斗分子则抗议说，反对镇压黑人的法律正是瓦兹事件的导因。贝阿德·拉斯廷称瓦兹事件是“黑人对他们本身逆来顺受的习性进行的第一次重大的反叛行为。”白修德认为电视和广播的报道应负一定责任。白修德指责它已“越出报道的范围，而且本身成了一个因素”，他问道，“为了国内安宁的最高利益，能不能对这种利用电子传播的报道加以限制呢？”马丁·路德·金巡视弥漫着劫后硝烟的瓦兹时，并没有受到一律欢迎。这情况他也逐渐习惯了。斗争的火炬已传给了新一代的黑人领袖，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火炬了。

　　1965年夏天种族骚乱炽烈而短暂。在8月份的第二周爆发瓦兹事件之前，那年国内本来还有希望不致发生重大骚乱事件的。可是第二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洛杉矶又一次响起警钟，这次是在3月间，一伙黑人学生向一个白人教员的汽车扔石头，攻击其他白人，后来发展成抢劫。洛杉矶的警察从去年发生的事件中已得到不少经验了，一夜之间就把这场新的威胁镇压下去，只有两人死亡。但是，洛杉矶虽以微小的创伤为代价得免遭浩劫，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这样走运了，似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区都在造社会的反。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黑人在4月份开始行动。到5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城市已进入战争状态。克利夫兰在6月下旬开始暴乱，两周后继之以奥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接下去是克利夫兰，然后紧跟着布鲁克林、巴尔的摩、珀思安博伊、普罗维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底特律、戴顿、亚特兰大、旧金山、圣路易，佛罗里达州的庞帕诺滩、佐治亚州的科迪尔、伊利诺伊州的锡塞罗和密执安州的兰辛、马斯克冈、本顿港和杰克逊。截至夏末，七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大约三千人被捕，因破坏、抢劫和纵火而招致的损失达五百万美元以上。到1966年底，美国在这年蒙受了43次种族骚乱的创伤。

　　在锡塞罗，一次为要求住房不受歧视而举行的黑人游行，与充满敌意的白人的反游行相遇，这伙白人一再企图冲过警察去伤害黑人。12人受伤；6名警官被投掷物击中，32名白人被捕。锡塞罗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特殊兴趣，是因为它表明警察远不是去惹是生非，而常是努力维持脆弱的和平的。黑人之所以老是以他们为目标，是因为警察代表着政府当局，而且往往是视野中仅有的白人。在工人阶级集中区中，白人的愤懑往往同黑人的愤愤不平不相上下，甚或过之。双方都感到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在1966年，这种冲突情绪充分表现出来了。

　　最初要求住房开放的示威是由马丁·路德·金领导，在锡塞罗的马克特公园举行的。当他被一块石头击中，打得他屈膝跪下时，他宣布取消这次集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芝加哥分会主席罗伯特·卢卡斯挑战性地发起新的游行，理由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需要保持住压力”。卢卡斯是新的好斗分子的一员，1966年正是这些人逐渐当令的一年。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取代比较温和的詹姆斯·法默成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头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继约翰·刘易斯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运动的发展并不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卡迈克尔上任刚一个月，发生了一件民权运动领导者们不以为意的一件事，而这件事却显示出了领导层中的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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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梅雷迪思在6月5日宣布，他要离开孟菲斯徒步225英里到密西西比州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去。他的动机是要证明，美国的黑人是无所畏惧的。但麦基西克和卡迈克尔一类的人却认为他这种主意不切实际，纯属空想——一位运动领导人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愚蠢的主意。”——他们决定不理睬梅雷迪思。梅雷迪思并不气馁。他依然受着“神圣责任”的思想支配（这是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一书中的说法，这本书叙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中经受过的严峻考验），他相信命运正在他出生的那个州等待着他，而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代表着命运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中年的失业白人，名叫奥布里·詹姆斯·诺维尔。在这次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时15分，梅雷迪思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员的护送下沿着密西西比州埃尔南多正南的美国第51号公路大步行进的时候，诺维尔从路边的灌木丛中站了出来。“詹姆斯·梅雷迪思！”他高声地叫喊着。“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梅雷迪思！”他连续对他开了三枪。在孟菲斯的一家医院里，医生们发现梅雷迪思满身都是鸟枪弹砂。

　　所有的伤都不严重。诺维尔所起的真正的作用，是彻底推翻了那种认为无须认真对待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说法。这一阵枪击立即形成一场运动，为民权运动奔走的每一个人全都参加进来。迪克·格雷戈里飞赴孟菲斯沿着和梅雷迪思相反的方向前进，麦基西克、卡迈克尔和马丁·路德·金则从梅雷迪思被击倒的地方向南方步行前进。金博士借了2,000元投入他所说的“争取自由的梅雷迪思进军”，并命令他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为另一个塞尔马运动动员各种力量。

　　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塞尔马的成就是使黑人领导人在非暴力问题上团结起来。现在，批评金的一些人，特别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的那些人都已公开站了出来。在诺维尔狙击事件后的第二天，卡迈克尔对孟菲斯的一个群众大会说：“现在黑人要从白人手中夺过他们应该占有的一切。”金对这样煽动暴乱的行径表示痛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惠特尼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扬却表示同意。而这些年轻的好斗分子的言论变得更加激烈好斗了。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在1964年举行“自由之夏”时，运动的成员曾有三人死亡——其中两人为白人——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在黑夜里被猎枪击伤，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拉尔夫·费瑟斯通对于这一事件丝毫不以为憾，他反而高兴地认为黑人已不再那么好欺负了，并说“他们的反应是以枪对枪”。卡迈克尔讲的完全是黑豹党的语言。在亚佐市，年轻的黑人们欢唱着：“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须走开——必须走开！”而且，那天夜里，在亚佐市的游乐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23岁的成员威利·里克（由于他的福音派的风格被称为“教士”）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发表了一番使老一代黑人领袖为之发抖的宣讲仇恨的说教。他讲到白人流血的情况，并且反复用两个爆炸性字眼：“黑人权力！”来说明他的目标。

　　在离亚佐市45英里的格林伍德，卡迈克尔在被拘留七个小时后出狱。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困境是由于他的好斗态度所造成。对这种态度感到灰心的自由派白人，已远不如塞尔马事件时期那样慷慨捐助了。吃和住都是一个问题，卡迈克尔原来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操场搭建帐篷的时候被逮捕的。在他爬上另一辆平板卡车要去对格林伍德的群众发表演说时，他听到了关于里克发表演说的情况。卡迈克尔使用民权运动领袖们从黑人布道者那里卓有成效地学来的一再重复和问答的方法，提醒他的听众们：他那次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校园里被警察逮捕的。“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街坊住所为所欲为……现在，我们将要夺取某种东西，我们要夺得某种代表性的东西。不管它是不是属于白人的——也许是黑人的。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求——黑人——权力！”

　　人们喊叫起来：“说得对！”他也就抓住了这个主题：“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对——这就是我们的要求……现在，从今以后，当他们问你们要求什么时，你们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了。你们要求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要求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要求什么？再说一遍！”

　　“黑人权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罗伊·威尔金斯是毫不怀疑的。“‘黑人权力’意思就是反对白人权力……那必然也就是自己单独干。必然也就是分离主义。而这和我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张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威尔金斯把它叫做：“仇恨之父，暴力之母。”马丁·路德·金最初对这一件事也讲了类似的话，虽然后来他看到各民权团体之间的联合由于这个问题的争执而走向分裂，他就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把它解释成为“对于种族自尊心的呼吁，对于黑人不以身为黑人为耻的呼吁，意在变黑人的无权地位为握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权力”。麦基西克认为这是呼吁采取联合行动：“除非我们能够设法把黑人的力量联合起来，否则我们就会处在一蹶不振的状态。”但是已殉身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查尔斯·埃弗斯这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密西西比州的领袖人物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沿着这些道路向黑人至上的目标进发，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菲利普·伦道夫哀叹这种好战的叫喊乃是“种族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他说：“为民权而战的每一个黑人，都不可能拥护黑人权力之说，因为它是与民权和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相对立的。”

　　《纽约时报》在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中说，密西西比州民权运动领导人之间的不和使公众对这一运动的支持减少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77％的白人感到黑人权力的信条正在损害黑人的事业。詹姆斯·梅雷迪思也同意这种观点。当时他正在纽约疗养，他说：“在那里似乎正在搞哗众取宠。”他在完全康复之后，重新参加了进军活动，并且受到金和其他人的拥抱。不过，他的疑虑仍未消除，他说：“我认为有些事情不对头。”他还讲到“某些胡闹的举动还在继续，我是不喜欢这种搞法的。”

　　在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的公开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在6月23日，地点是靠近梅雷迪思进军终点的地方——坎顿。在这里，警察不同意他们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搭建帐篷。2,500名黑人拒不散开，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卡迈克尔喊叫起来：“我们不再逃来逃去了。”但情况并非真正如此，当警察用警棍和催泪瓦斯弹进行袭击的时候，人们逃散了。但是，当金拒绝了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搭起帐篷的提议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抛弃了他。其中一人说：“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干自己的。”接着，他们提议，由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积极支持这次进军，应当将其排除在杰克逊市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之外。金和在进军途中提供了医护服务的一个医护人员志愿组织反对这个决议，但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和代表年轻黑人的另外两个组织形成了多数，决议获得通过。查尔斯·埃弗斯说：“这很好。等他们全都走了，我仍在这里”。他挖苦地说，进军完全没有注意登记黑人选民的工作。当队伍到达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庭院时，乐队演奏着：“当圣徒们开始进军的时候”，这时参加其他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老战士们都注意到，以往多年曾与金共同进军的许多白人，现在都没有来。

　　这当然并不表示自由派从此不再关心黑人的正义事业。这也不可能从此终止已在实施中的争取黑人进步的种种计划。在那同一个月，在密西西比州费耶特进行了六个月的抵制白人商业的运动，以费耶特的各商店雇用黑人职工而胜利结束，同时还关闭了专供有色人种使用的加油站厕所，并录用了一批黑人警察和副警长。在12个月里三次被选入佐治亚州议会的朱利安·邦德，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终于就职了。在塞尔马，吉姆·克拉克县警长由于他的职务需要经过选举，悄悄收起了他的刻着“决不”字样的小圆徽章。但这也无补于事，当根据他反对过的选举法令登记的黑人选民参加投票时，他落选了。

　　过去，几个黑人得志，全体黑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整个种族会因为这少数人的成就而自豪。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卡迈克尔引用的一位黑人妇女那年9月讲的一句话，是颇有代表性的：“拉尔夫·本奇吃的饭，饱不了我的肚子。”开电梯的工人和日挣三元的棉花采摘工也要求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激进分子进行斗争的方法，是绝对不现实的。黑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1％。侈谈黑人革命——1966年已经谈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要求黑人抵制取消种族隔离，则更属荒谬。

　　菲利普·伦道夫，震惊于贫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在9月竟说：“街头的进军和示威活动已成强弩之末，现在应该结束了。”他提出一个新的办法：“从街头转到会议桌上去。”10月，他本人、威金斯、扬、拉斯廷和从事民权斗争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声明，批判了暴力、暴乱和哗众取宠，并做出结论说：“我们不仅欢迎，而且我们要求美国白人的充分合作。”马丁·路德·金一方面在原则上表示赞同，同时又不肯签字，因为他不想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认为，那些争取黑人权力的发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错误”。

　　卡迈克尔一度采取调和的路线，把黑人权力重新解释为：“黑人团结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来选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们的代表说出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瞧，伙计，除非你向我们提供多少学校、医院、操场和职业，我们就不会投你的票。’”但他并没有坚持下去。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诉他的听众，“如果我们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们就要把这个国家搞得稀巴烂。”他还号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为解放而战。”在亚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尔，他说：“我们来到这里要把这个城镇搞个稀巴烂，我们一定要把它搞个稀巴烂。”他把约翰逊总统叫做“蛮子”、“小丑”、“说谎的人”。他愈益强烈地表明，他和黑豹党人是完全一致的，黑豹党的口号——“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权力属于黑人，而不是属于别的任何人。接着，就像丹东被罗伯斯庇尔接替了职务一样，卡迈克尔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当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业区在恐怖的五天五夜里，被自制燃烧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时候，布朗对记者说，“在这些野蛮的白狗子警察滚开之前”，这里决不会出现和平的局面。接着他说：“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了战。”

　　在1966年的选举中，起着强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对于要求黑人权力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是诸如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转变立场。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经把民权立法作为“合乎时宜的主张”加以支持，但是，他却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条（“住房不受歧视”条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祸害”，因此使它未能通过。令人奇怪的是，对这些新的好斗分子采取极力批判态度的，却是一家英国的期刊——伦敦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这些‘领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转告，美国黑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反对白人的情绪，与1943年法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情绪是相似的。”并说：“抢劫和侮辱白人妇女在过去一直被某些积极分子视为一种‘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为’。”这杂志还预言说：“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放肆的暴行所采取的暂时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态度，几乎必然要变成白人严厉的不容忍态度。”

　　与此同时，黑人种族主义分子越来越耀武扬威。黑豹党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来越获得汤姆·沃尔夫尖刻地称之为“激进时髦”的声誉，而那些劣迹昭著的罪犯过去只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现，现在却被当做对人类困境具有新见解的观察家加以认真研讨。他们全都是贫民区的产物，而某些人的发迹还可以追溯到近来的暴动事件。罗恩·卡伦加出身于瓦兹地区的下层社会，虽然他否认他的黑人民族主义的组织曾从事暴乱活动，该组织有四个成员已受到此项控告。卡伦加所以名声大噪也是瓦兹的骚乱造成的。关于那次骚动的损失，现在越来越清楚，是无法计算的。某些重大损失几年内也不会看到。这次暴乱的遗产之一是狮鼻似的55－SA型八发22口径艾弗－约翰逊牌的左轮手枪。这支手枪原是一个害怕的洛杉矶人在骚乱发生之后于1965年8月末用31.95元买来自卫的。后来，他把枪给了他的女儿，她又把它给了帕萨迪纳地方的邻居，这位邻居又把它卖给纳什百货商店的一个叫穆尼尔·“乔”·锡尔汗的雇员。最后，乔把它转给他的小弟弟锡尔汗——比沙拉·“索尔”·锡尔汗。在瓦兹骚乱之后的第三年，锡尔汗就是用这支手枪在洛杉矶杀害了罗伯特·肯尼迪。

　　※※※

　　在12年一轮的越南历法中，蛇年（1965）让位给马年（1966），随即又进入羊年（1967年）。马年被认为是幸福之年，仅次于大吉大利的龙年，但是，美国在越南的死亡人数，几近一半——2,559人——是在1966年的头十周里丧生的，他们就在那十周之内死于共产党人的炮火和炸弹之下，而且情况表明，这还只不过是开始。那一年美国兵阵亡总数达4,800人。到第二年的5月，美国死亡总数超过了1万人，而且随着战争的延长，死伤数也越来越大。在羊年中，每周平均伤亡人数，较之马年增多33％。1967年死亡人数，则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年为多。在这同一时期，有5.3万名平民死亡，这是使国内的战争的批评者日益为之忧虑的事。

　　重大伤亡并没有阻止五角大楼提出变本加厉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对麦克纳马拉施加压力，要他敦促总统下令轰炸北越的燃油和润滑油供应设施（这被称之为油源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预言说，此举将“使敌人走到谈判桌边来，或使叛乱平息”。麦克纳马拉终于在1966年3月表示同意，虽然中央情报局预先打招呼说，油源袭击并不会使兵员和物资的渗透停止下来。中央情报局是正确的，尽管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沿长达1,000英里的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士兵的人数，从每月1,500人增为3,500人，接着又增为4,000人。到这一年的年底，武元甲平均每月向南方派去8,800人。不久，年度兵员补充率已高达10万人。

　　国防部的各研究小组向麦克纳马拉汇报说，虽然不断进行轰炸，游击队流入南方的情况“有增无减”，而且各种袭击对于河内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作战的能力“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位国防部长亲自飞往前线视察，这是他第八次亲临现场视察。他返国之后，对总统说：“和解的前景，如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渺茫了。”他还说：“空袭既没有显著影响渗透活动，也没有粉碎河内的士气。”他劝告总统重新估计轰炸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极力反对任何减少空袭的建议。他们在致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争论说，军事局势“在过去的一年里已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并把轰炸称为“一张王牌”。威斯特摩兰将军飞返美国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讲话时说：“在我驻留越南的四年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鼓舞……我们已经到了即将看到尽头的重要时刻了。”

　　麦克纳马拉却并不感到鼓舞。到那时为止，一闪即逝的乐观估计他已经看得太多了。在西贡，他曾同驻在那里的一名部下度过一段使人灰心丧气的日子，这个人告诉他说，官方的充满愉快的调子是骗人的，前途是一个无尽头的黑胡同，根本无光明可言。提供这一情报的人，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威斯特摩兰来到华盛顿并不是要报告胜利，而是要求派更多的军队。1966年终了时他已拥有37.5万人。到1967年的4月，他已拥有48万人，超过了朝鲜战争的顶峰时期。他要求到1968年6月增为68万人，或至少增为56.5万人。他对约翰逊说，有68万人，他能够在两年内结束战争；如只拥有后一个较小的数字，就需要用三年的时间了。这位总统不高兴地指出，在南方的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已达到最高纪录。他质问这位将军说：“我们增兵，难道敌人就不能增兵吗？这样下去，到哪儿才算尽头呢？”威斯特摩兰说，如果武元甲的渗透率再提高，他的供应将发生困难。无论如何，美国在南越的怨气兵杀死北越人的速度总比他们能补充的速度快。约翰逊问他，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遣志愿军，情况会怎么样。这位将军回答说：“那倒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人卷入越南战争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这场冲突看来已完全成了一场白人与亚洲人之间的斗争。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给这里的大小战役取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名字，它们使人想起丛林中的苦难生活和美国国内日益分裂的人民中的与日俱增的痛苦。其中有阿托巴罗行动、陆战队广场行动，以及马希尔行动、双鹰行动和白翼行动。然后还有达多行动、881高地北坡行动、禄宁行动、疯马行动、霍索恩行动和从德浪河战役之后代价最高的一次行动——黑斯廷斯行动。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动、溪山行动、昆天的三个红色高地行动，以及阿速坡行动。在西贡河和西贡以北20英里的13号公路之间，由已放弃的橡胶种植园和热带多雨森林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地区——铁三角，作为共产党人的据点已达20年之久。1967年1月以3万名怨气兵对铁三角发动的攻击，即所谓的雪松瀑布行动，是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以来发动的最大的一次攻击。但是，在一个月之后发动的江克欣城行动规模就更大了。参加这一行动的4.5万名美国军队挺进到接近柬埔寨边境的C区内，扫荡越共的一处根据地。他们如愿以偿，但以后又不得不让敌人重新收复它，因为越南共和国的军队甚至连充当守备部队来守住它的能力都没有。

　　在此同时，国会已开始使得不同意约翰逊战争政策这种事情成为一桩体面的事了。按后来的标准来看，这种反对态度是低调的。16名反对政府战争行动的参议员警告河内说，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是有限度的，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撤退美军”。但是，美国国会越来越不易控制了。应总统的要求，以迈克·曼斯菲尔德为首的五名参议员，在越南度过了35天。他们发表的报告使约翰逊大为沮丧，他们发现美国在越南一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他们还发现，美国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无止境”的冲突：“其无止境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北越及其支持者将以增兵对增兵的意愿和能力。”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指责说，现政府已“转变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以致现在“我们正在屠杀无辜的人民……而这只是因为离我们1.2万英里的［共产党人］，而现在他们可能离我们只有1.1万英里了。”

　　这是最高阶层的反对意见。参议院中的鸽派也许反对约翰逊在印度支那的方针，但是他们投票同意拨款以便继续进行这场战争，而且他们的语言也是彬彬有礼的。鸽派中最直言不讳的富布赖特，是从来不失礼的。威斯特摩兰对纽约的听众说，他“为近来在国内的一些非爱国的行为，搞得十分伤心”，并指责了那种犯有助长敌人威风的罪行的人。富布赖特仅仅回答说：威斯特摩兰之行是政府有意安排，为“逐步升级铺平道路”，这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下一层的抗议者是马丁·路德·金，他把美国称之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行承包商”，他还把美国在越南屠杀农民的种种新武器试验，比之为纳粹分子“在欧洲的集中营搞的新药和新刑”试验。埃尔莎·基特在约翰逊夫人于白宫举行的午餐会上抨击这场战争时也使用了差不多的语言。斯波克医生在对和平示威者说，“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时，也是如此。民歌演唱家皮特·西格也是这样，他的一支歌《泥深及腰》曾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抵制，而这支歌把总统的战争政策完全说得一钱不值（“那个老糊涂虫还在说：‘干下去’”）。还有霍华德·布雷特·利维上尉，他是布鲁克林的一个医生，他拒绝训练派去为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服务的医疗队人员，理由是根据纽伦堡审判原则，他将因此而成为战犯的一名帮凶。1967年6月对利维医生的进行军法审判时提出的罪名之一，是他把这场战争称为“凶暴的罪恶”。他被判有罪，判处三年徒刑，当即给带上了手铐。

　　各高等院校依然是激烈的反战中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道氏化学公司——凝固汽油（一种能燃烧的黏液）的制造商——和武装部队招募工作人员的人都受到粗暴的对待，有时被撵出大学校园。代表三百多所大学学生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每年接受中央情报局20万元津贴一事，于1967年的圣瓦伦丁节被揭露，使全国学联工作陷于瘫痪。1967年10月，大学生们发动了“停止征兵周”，并组织了五万多名示威者进军到五角大楼的台阶前去示威。他们进行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有时是令人震惊的反征兵活动——把八张征兵卡糊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门口，与奥克兰的警察持续进行了五天战斗，力图阻止从征兵站运载应征人员前往军事基地的大轿车，占据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达三天之久为了使大家注意反战行动。

　　这并不完全是无私的理想主义。大学生们正好是在适龄入伍的年岁。1966年每月征召人数几乎提高到1965年平均人数五千人的十倍，大学生缓役的表格发得越来越少了qi書網-奇书。对于征兵的抵制以标语、小徽章和巨幅招贴等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1967年流行歌曲是阿尔洛·格思里的《艾丽斯饭店》，这首歌曲是歌唱逃避兵役的。几乎每一所大学的宿舍里都有一大套传单，提供如何设法使自己通不过征兵局体格检查的窍门。（“去时先吸足毒品，飘飘然。如果你想真正扮演成一个吸毒老手，你可以在几个星期前用普通针来回刺你的胳膊。”）赫尔希将军对此进行回击，他向全国4,088个征兵站发出指令，要他们把抗议者重新列为一等合格。国会议员表示反对，说赫尔希越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指控说，利用征兵惩罚持不同意见的人是“蛮横的”。但是赫尔希不肯让步。后果之一是流入加拿大的逃避兵役的人激增，最后在那里年轻的美国逃亡者竟达万人左右，他们在多伦多的大学生和平行动联盟之类团体的协助之下，安居下来。

　　随着国家两极化的发展，鹰派变得更为好斗了。为了回答俄勒冈州的莫尔斯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宁不约而同的反战演说（前者说，“美国正在把人类引入决无胜利可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者把新的战争拨款提案叫做“供无限升级使用的空白支票”），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扯起国旗来抨击“鼓励共产党人拖长战争”的人。朗说：“每逢我看到美国国旗飘扬在国会大厦上就豪情满怀……我衷心祈祷投降者的白旗永远不要在这里升起来。”埃弗雷特·德克森预言说，如果越南失陷，美国的“整个太平洋沿岸”就将“暴露无遗”。曼哈顿的鹰派在巴特里公园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感恩节守夜行动，同时要求，对这场战争持赞同态度的人开灯行车——霎时间每一条公路都鲜明显示出全国人民陷于何等严重的分裂状态。

　　林登·约翰逊一如往日，嘴里说的全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1966年6月他戴着他那顶白帽子宣称：“每一个美国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必须享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权利。即便是少数人，也决不应禁止他们说话。提出意见和表示异议都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的呼吸，即使气粗一点也不要紧。”他的内心的感觉却是，凡是在这战争问题上与他争吵不休的人都是非美的，因而他有责任使用他所能使用的任何武器与他们斗争。总统发动的宣传是卓著成效的，他还在不同的时间，在关岛、檀香山、马尼拉和墨尔本与各盟国交换意见，他把他出国旅行的时间安排在国内发动反战活动的时候，这样来使那类反战活动不致成为头版新闻。这并不总是成功的。在澳大利亚，他发现并不只是美国的大学生能够召集反战示威游行；在墨尔本跟他为难的人，突然向他的轿车投掷了两个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使他的车染上了红绿两种颜色——越共的旗色。

　　他对于反战分子的真实感情，于1966年5月17日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民主党筹措基金晚餐会上爆发了出来，他斥责了那些“胆小鬼”，说他们“打算反对他们的领导人，反对他们的国家，反对我们自己的战士”。到那年的夏末，他一直避免使用“伟大社会”这个词。他已经转变，宁可与那伙政治上的保守分子打交道，而不喜欢那伙“抽风似的自由派”，因为他们是一些“制造麻烦的人，迫使政治家们向右转”。在白宫的私人谈话中，他会直截了当地说，参加反战运动的美国人不忠于国家，“俄国人”是“这整个活动的后台”。他还对他的幕僚人员透露，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向他汇报“事态的真相”。他说，参议院中的鸽派与苏联代理人是有接触的，他们同苏联人一起吃午饭，参加苏联大使馆的宴会，并鼓励他们的助手的孩子们与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苏联外交官员约会。他肯定地说：“俄国人想出许多话来让那些参议员去讲。我常常在他们讲话之前就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1966年6月，总统奖学金获得者之一，有一名很有天资的17岁的姑娘，她的父母原来是这场战争的批评者。总统为此向有关人员发出一项指示，要收回这位姑娘的奖牌。埃里克·戈德曼表示不同意，这项命令才又撤消了，但是，戈德曼被告知，在将来总统奖学金获得者确定提名之前，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要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鹰派以约翰逊为榜样，到处任意给人贴上不忠于国家的标签。196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放映了“吉波队”——海军陆战队自己的称呼——中的海军陆战队员放火烧农民的茅舍的情景，五角大楼几乎指责广播员叛国。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发表演说反对轰炸河内，指出每周对北越投掷炸弹的吨数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投掷的全部炸弹，他也因此而遭到怀疑。他在1967年11月辞去职务，约翰逊的亲信顾问离开华盛顿的还有麦克·邦迪、乔治·鲍尔、杰克·瓦伦蒂、乔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温，以及霍勒斯·巴斯比。比尔·莫耶斯的离去，特别刺伤总统的心，而使莫耶斯的新闻秘书工作干不下去的正是约翰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赖斯顿写道，莫耶斯已经受到了信用差距的伤害，而莫耶斯本人更说，这种信用差距已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我们也不相信我们自己透露出去的东西了。”莫耶斯的辞职使这位总统大为光火，他指责莫耶斯要讨好肯尼迪家族，利用白宫，用牺牲政府声誉为代价来谋求私利。约翰逊大发雷霆说，他读了剪报资料，他并不愚蠢，他看清了在发生的事情，当约翰逊的处境每况愈下的时候，这位新闻秘书却一直在获得报界的好评。

　　他对他的公众形象的估计是正确的。到1967年，那形象可说是十分糟糕。特工处透露，从达拉斯事件以来，由于威胁总统的生命而被逮捕的人数，已增加了500％。认为林登·约翰逊应对约翰·肯尼迪之死负责的人数一直在增长。据《绅士》杂志估计，到1967年5月，关于达拉斯悲剧有六十来种不同说法的著作在销行。那一年的年初，新奥尔良州的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对报界说：“我的工作人员和我已在数周之前解决了这件刺杀案。”后来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加里森实际是疯人院里的人物，不是法院中人，但是5月份的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却表明，怀疑沃伦报告的美国人，已从44％跃为66％。许多人认为加里森“不无道理”；另外一些人对约翰逊总统的任何事，包括他进入白宫的途径，反正都表示怀疑。

　　他的威望日益下降，到1968年3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字表明：全国只有36％的人支持他行使总统职权所采取的行动。像五年后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约翰逊退缩到自我孤立中去。三年前，当他与戈德华特进行竞选角逐时，他兴高采烈地走到人海中去，使特工人员十分担心。现在他公开露面只限于对可靠的听众——会见企业界的负责人或住在军事基地的军人家属，在这些地方，他可以相信他的听众是尊敬他的。白宫已成了壁垒森严的地方。要进白宫的大门更加困难了，证明文件要求非常明确，而且随身公文皮包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总统的幕僚人员敦促他走出去到人民中去。即便人群怀有敌意，全国也会同情和赞赏他的勇气，任何一种举动都比这种闭门索居的情况强。特工处不同意这些意见。他们感到，全国情绪敌对，那么在未经审查过的人群面前露面，将是十分危险的，这一次，约翰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他越来越留神地注意他的幕僚和内阁，警惕着进一步的背叛。那些想要继续供职的人，或那些现在需要约翰逊的同意而得到提拔和为了今后的仕途需要他的保证的那些人，感到他们必须对他表示狂热支持和不贰忠贞。休伯特·汉弗莱成了一个超级鹰派。拉里·奥布赖恩抬出一个死人来支持这场战争，他在维吉尼亚州列克星敦对听众们说，如果乔治·马歇尔将军还活着的话，他“无疑”会支持约翰逊越南政策的每一点。被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尼克·卡曾巴赫，1967年8月17日对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三年前通过东京湾决议时，国会实际已授权总统“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并说，这一点便足以使总统可以在印度支那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包括轰炸接近中国边境的目标。接下去会上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

　　『参议员富布赖特：你认为宣战一举已经过时了吗？
　　卡曾巴赫先生：从目前的具体环境来看，我认为，宣战之说在国际舞台上就是已经过时了。』

　　卡曾巴赫说，参议院已批准美国参加区域性防御条约（这指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那就够了。他表示，一位总统不必与国会磋商，就可以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在他说到这一点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怒不可遏地离席而去，他嘟囔说：“惟一的办法是——诉诸全国舆论。”这位参议员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

　　※※※

　　1967年，是黑人暴乱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情况最坏的一年，而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辞去名不副实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飞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他把他的继任人拉普·布朗说成是“一个坏人”，他说：“有一天我再回来，你们会高兴的。”布朗的崛起，是反对黑人白人联合行动和主张排除白人自由派的好斗分子的胜利。7月26日，他说：“如果你们给我一支枪，我可能就用它打死约翰逊夫人。”他还对底特律的黑人说：“白鬼就是你们的敌人。”

　　7月20～23日的这一周末，白人被排斥在纽瓦克举行的关于黑人权力问题的全国会议之外。会议的代表接过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发出的口号：“非暴力抵抗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他们赞同的一些措施当中，竟有这样一些决议，如号召建立一支“黑人民兵”，“举行全国性的对话，讨论把美国划分为一白一黑两个分立国家是否适宜”，承认“黑人在认为必要和符合他们的利益时造反的权利”等。取消种族隔离的主张已完全过时，几近一千名与会代表宣称：绝对的种族隔离是新的目标。

　　布朗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刊物《新闻信札》，在8月14日的一期上载文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猛烈抨击美籍犹太人，指责以色列“使用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杀”摧残阿拉伯人。这一举动迫使像哈里·戈尔登、西奥多·比克尔这些自由派人士离开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并引起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布内·布里茨（B'nai B'rith）原意为忠于誓约的子孙。这一同盟是德国犹太人为提高成员“道德水平”于1843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团体。——译者】的猛烈批评。这些好斗分子是无所顾忌的。白人同情分子还真的收到了他们不受欢迎的信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它的会章成员资格一条中取消了“多种族”字样。弗洛伊德·麦基西克代表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发表了一份黑人宣言书，明确申明入坐、抵制和和平示威均属于过去的做法。他说：“民权斗争时代的战略和哲学已不可能再使我们在争取全面平等的道路上前进。应当寻找到新的方法，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他说，这几个漫长而酷热的暴乱的夏天，将来也许要作为“黑人革命的起点”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有些白鬼似乎患有自我虐待狂，善于克制自己。也许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是1967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新政治大会（全新会）。这次大会有三千名代表参加，代表着二百多个具有不同目标的团体，这些目标有结束越南战争、改善贫民待遇、争取美国黑人的平等，等等。每一个代表的表决权的大小决定于其所属的团体在当地拥有的活动分子的多少。例如，妇女争取和平罢工组织代表1,000票，坎顿市争取越南和平公民大会31票。黑人各团体共拥有5,000票表决权，他们还要求有更多的票数。麦基西克说：“黑人不能作别人的讲台的一块砖石，他们得建立自己的讲台。”黑人代表组织了一个黑人领导核心，联合发表了一个包括13点要求的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在各委员会中黑人都要求拥有50％的代表权，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战争”以及赞成纽瓦克会议通过的一切措施等。他们要求大会在那个星期六下午1点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加以接受。《壁垒》的一位编辑建议在文字上做一些修改，黑人领导核心的一个成员却对他吼叫说：“一个白人有什么权力修改黑人的决议？”他只得赶忙收回了他的建议。

　　一位上了年岁的白人妇女解释说，这件事不过是对全国新政治大会的“社会晴雨表”的一次考验，这个共有13点的纲领终于以三对一的票数获得通过。代表们于是以长时间欢呼表示庆贺。接着，他们又不禁一惊。黑人领导核心仍不满意。黑人集团不肯接受已分派到的5,000票的表决权，他们要求拥有28,498票——以便绝对控制这次大会。黑人的发言人在讲台上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信任的问题，白人应当采纳这一提议以表明他们信任黑人。一位白人代表后来说：“出现了一件非常的事情，派尔默大楼的四壁都开始浸透了自觉有罪的意识。”这一提议以二对一的多数获得通过。此后，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每一项决议的命运都是由一名黑人青年所掌握，他坐在黑人领导核心的前排，举着一块代表28,498票表决权的粉红色的大牌子。实际上，这次大会的成就十分有限。相当数量的白人曾经希望提出总统候选人名单：由马丁·路德·金竞选总统，斯波克医生竞选副总统。这个希望也告流产。黑人领导核心认为金博士是黑色的白鬼，而斯波克医生仍按他那过时的方式，使用“尼格罗”这个字眼。

　　尽管布朗－麦基西克能言善辩，黑人流入中等阶级的情况始终有增无减。后来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在60年代期间，一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已从11％增为28％。这条道路对有才能的黑人一直畅通无阻。1965年，小本杰明·戴维斯成为陆军中将。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长罗伯特·韦弗、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天主教的罗伯特·佩里主教、联邦法院的法官康士坦斯·贝克尔·莫特利，都是在1966年担任显赫公职的。两家私人团体作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469名黑人担任了公职。1967年，瑟古德·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空军少校罗伯特·劳伦斯于6月30日成为第一个黑人宇宙航行员（在12月进行的一次训练中，机毁身亡）。伊丽莎白·孔茨被选为全国教育协会主席，迪安·腊斯克的女儿嫁给一位名叫盖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里夫兰和加里两个城市都由黑人出任市长。此外，华尔特·华盛顿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的专员。黑人好斗分子的十分过火的行为，似乎给某些温和派的黑人带来一定的方便；詹姆斯·梅雷迪思在1967年又重新开始了他的密西西比进军，而再去打扰他的却只有一些请他签名或给他拍照的白人了。

　　但是，强烈反应在别的地方却继续强烈表现出来。在波士顿，一位44岁的祖母路易丝·戴·希克斯由于坚决反对纠正学校中种族不平等现象变成为一名知名人物，而且后来当上了国会女议员。在底特律的阿尔及尔汽车旅店，一名黑人青年在受警察盘问时被杀害。杀害他的警官发誓说他是为了自卫，于是由一个全是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告他无罪。这些事表明，此类情况并不仅限于极南部地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被剥夺了国会议员的席位。关于他的渎职行为是绝无疑问的，但是有人指出，托马斯·多德则只是受到了参议院的批评。詹姆斯·格罗皮神甫在密尔沃基争取住房“开放”（取消种族隔离）的运动宣告失败。莱斯特·马多克斯宣誓就任佐治亚州州长，而密西西比州州长竞选获胜者是另一个种族主义分子约翰·贝尔·威廉斯。

　　但是，这些发展都由于在大城市黑人居住区发生的夏季骚乱而显得逊色，这类骚乱使在两年前于瓦兹地区发生的黑人造反达到一个高峰。从其疯狂程度及其破坏所造成的废墟来看，这简直就像是一场战争，确实也有些人认为这就是现在晚饭时刻人们在起居室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越南暴行的一种反映。在卡迈克尔之前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刘易斯说：“政府一方面要受压迫的黑人不要在街头使用暴力，可同时它却在越南进行恐怖的屠杀，而且把本应用于国内使人民受益的钱拿去支持这个战争，这本身便是极大的矛盾。”

　　那一年，最初的火炬是在4月8日点燃的。这一天的傍晚，纳什维尔的警察把一名黑人赶出费斯克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接着发生了两天的骚乱，到了下一个月，克利夫兰、华盛顿、路易斯维尔、蒙哥马利和奥马哈也都爆发了骚乱。5月已来到，接着是6月，自制燃烧瓶、抢劫者的棍棒、狙击者的来复枪出现得越来越多了。波及到的大城市有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亚特兰大、伯明翰、辛辛那提、旧金山、布法罗、代顿和威奇塔。接着进入7月的第一个周末，出现了1967年黑人居住区第一场真正的灾难。

　　这场灾难也是由和警察发生纠纷开始的，这现在已成为老规矩了。那个星期五下午较晚的时候，警车奉命向波士顿东南的黑人区罗克斯伯里的格罗夫大楼福利事业办事处集中。一个靠救济过活的妇女的组织正在举行反对福利政策的示威游行。她们要求更多的钱，她们要求得到更有礼貌的待遇。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但是这些妇女仍不离开，她们手臂挽着手臂拦在门口，不让工作人员离开。警察从窗户进入办公室。一群黑人聚集起来，瓶子石头一阵乱扔。又来了一批头带防护盔手持警棍的警察，他们快速插进当时已变得极为混乱的人群。群众被冲散了，但这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黑人三五成群，在罗克斯伯里到处乱窜，砸玻璃窗，抢劫东西，放火烧屋，殴打白人。破晓之前，已有一千名警察在与一千名黑人格斗。到星期天的傍晚，暴动暂时平息下来，有70人受伤，波士顿商业区和郊区之间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兰山大道的15个街区成了一大片瓦砾场。

　　罗克斯伯里事件一个星期之后，情况似很平静，但空气十分紧张。过去的两个夏季当中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能使人可以麻痹大意。城市居民一直格外警惕地注视着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动向。甚至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人们还认为纽瓦克是充满爆炸性危险的地区。为求得模范城市的补贴，这个城市的当局过去曾经坦率地说，这个城市是“对穷人进行基本训练的营地”。该城人口拥挤，贫民窟遍地，空气受到本地许多工厂的有害气体的污染。纽瓦克有着全国最高的性病发病率，最高的犯罪率，不堪居住的房屋的百分比也是全国最高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城市曾先后作为新教徒、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居住区，现在则是仅次于华盛顿的黑人占多数的大城市。在1960年，纽瓦克的人口62％是白人。现在，黑人占52％，波多黎各人占10％。20.8万名黑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住在破旧不堪的中心区。这里的失业数字是全国失业数字的两倍，而黑人的失业率又是这个城市失业率的两倍。在华盛顿，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里从事研究这类情况的人，长期以来一直为纽瓦克的问题焦虑不安。他们认为，这个城市只要有一次警察事件就能引起爆发性局面。这个局面在7月12日（星期三）来临了。

　　这一天下午9时45分，一名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拘捕的出租汽车黑人司机，被带进中心区的第四警察派出所。他与两名警官激烈地争辩起来，接着又互相殴打起来。有流言传出来说，这个出租汽车司机已被打死。喜欢看热闹的人聚集起来，但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这些人走开之后，那里的警官向商业区警察局报告说，那些人只不过是“一伙无事到处游荡的小孩子”。第二天薄暮时分，另一伙人举行集会，他们举着标语牌，不过情绪显然都很正常。接着有人扔出第一个酒瓶和第一块砖头。警察用警棍驱散了人群。黑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开——开始抢劫商店。到夜里11点，抢劫活动开始大规模进行着，狙击手在房顶上不停地射击，多处大火熊熊。纽瓦克的1,400名警察无法控制局面。直到破晓，2,600名国民警卫队和300名州警察开到了，此时阳光已普照理查德·休斯州长所说的“一座处于公开叛乱的城市”。纽瓦克的2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几近一半在暴乱者的手中，一直到7月17日（星期一），秩序才恢复。到此时为止，已有27人死亡。损失估计达1,000万元。这是从瓦兹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骚乱。

　　底特律在下一个星期天陷于骚动之中，因为一名警察搜查设在第12街的一处黑人夜总会（这家夜总会在法定的停止营业时间，凌晨2时之后还一直在卖酒）。人群到处游荡，关于警察暴行的流言四处传播——这一次是说，有一个被带上手铐的小男孩，被从楼梯上踢了下去——被警察驱散的人群，散开以后开始抢劫。就某些方面来说，这次暴乱的爆发是不寻常的。与纽瓦克不同，底特律在过去并没有被看做是一个有潜在麻烦的地区。由于黑人的支持而当选的市长，曾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再加上十分景气的汽车业）帮助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小的黑人中等阶级。实际上这正是麻烦产生的部分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中产阶级的暴乱者对黑人中等阶级也和对白人一样仇恨。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在底特律抢劫不分种族，黑人和白人一起洗劫商店。纵火的情况几乎令人无法相信——在11天之内，发生1,600起火警。但是，底特律暴乱的最突出的方面，还是它的规模。亨利·福特说它“是南北战争以后最大规模的国内暴乱”。死亡总数达43人，7,000多人被捕。第12街的18个街区和大河路的三英里之内，是一片焦土。这座城市的空中摄影照片与1945年的柏林相类似。5,000人无家可归。许多人像疯子一样兴高采烈。一位底特律的暴乱者说：“那些建筑物大火冲天，真是好看极了。”他还说：“我就坐在这里看着它们烧掉。那些白鬼除了拼命救火，别无办法。”自然，他是在说被烧的黑人的家。

　　约翰逊总统任命了一个以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为首的委员会研究暴乱问题，并寻求防止发生更多暴乱的途径。参议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已安排了举行听证会的计划——后者一直认为颠覆分子应对骚动负责。那个夏季黑人居住区的风暴一直未能平息。暴乱者在全国的32个州共袭击了114个城市。总的死亡人数数字可能是永远也无法知道了，但至少有88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2万多人被捕。属于最激烈的骚乱区的，有威尔明顿、托莱多、南本德、大瀑布城、庞蒂亚克、密尔沃基、纽黑文、普罗维登斯、萨吉诺、弗林特、波特兰（俄勒冈州）和坎布里奇（马里兰州）。

　　坎布里奇的暴乱是特别有趣味的。这次暴乱是可以证明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怀疑有理的为数不多的事件之一，而且这次暴乱对于全国政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左右马里兰州1966年州长竞选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这类事件的反作用。在一个种族主义分子候选人赢得民主党预选时，黑人选民却已决心支持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温和派的斯皮洛·阿格纽。但是，阿格纽对于法律和秩序的感情超过了他对于种族问题的观点。当拉普·布朗，一位外来的煽动家（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对东岸区黑人的一次集会说，“现在是坎布里奇爆炸的时候了，”阿格纽却感到十分气愤。布朗把一所黑人学校叫做“早应一把火烧掉的”废物。他敦促黑人们“想法为自己弄到些枪支”。他说：“暴动是革命的排演。”他接着又说：“暴乱是美国人的家常便饭。”

　　于是坎布里奇发生了暴乱，这所学校被焚毁了。阿格纽签发了一份逮捕令，以煽动暴乱和纵火的罪名逮捕了布朗。这位州长说：“像他这样的人，绝不能让他带着破坏意图跑进一个州，然后任他溜之大吉，让那些穷人承受由于他的罪恶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两天后，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大里亚被捕。后来他又受到另一项指控：在被起诉期间，携带武器跨越州界。同时，阿格纽州长坚决处理这一事件的态度，引起共和党全国领导机构的重视，赢得了大家的钦佩，这其中就有理查德·尼克松。





　　第三十二章 走投无路

　　在1967年出版的《新的工业国》一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特别提到“近年来一种有趣的和被广泛注意的现象，”一种“特别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对公认的各种社会思想形态表现出的不很明确的不满。”这些形态，加尔布雷思写道，“不论其鼓吹者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被认为是代表‘既成体制’”的观点。

　　实际上，黑人、激进分子、女权主义者，以至几乎所有其他感觉一贯受到既经组成的社会的欺骗的人，都喜欢把这个社会及其一切机能统称之为“既成体制”。这个词往往用得很随便以至变得毫无意义——顾客行窃被说成是对既成体制的打击；电视广播节目安排不好也归罪于既成体制——但是这个词的某些应用表明对这个社会的机能却存在一种深刻的直觉。这种直觉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次，莫过于在那难忘的1965年11月9日（星期二）夜晚发生的停电——社会的主要公用事业之一竟然发生这样异乎寻常的大故障，使许多人感到惊愕，而反既成体制的人却感到恰好证明自己言之不谬。

　　这天下午4点44分，美国东部太阳就逐渐落山了，电力的需求这时开始逐渐加大，接近每日高峰。住宅和办公室里的电灯开关拧开了。霓虹灯广告牌亮起来了。工商业办公大楼里正当工作人员下班，电梯的使用达到高峰。地下铁道为远程上班持有长期车票的人增加了班次，城市远郊的乡村农场主的乳牛都接上了挤奶器，灯塔也开始闪光了。儿童们停止了游戏，赶着跑回家拧开了电视机，而他们的妈妈开始准备晚餐。由于季节是秋天，气温是华氏46度，自动调温装置启动了数以百万计的家用暖气炉。蔬菜温室供暖系统开动起来；动物园里的爬虫馆得到了额外的热度，不然的话，馆里的毒蛇和鳄鱼都将死亡。酒吧间的制冰机开始制作为职员们每天回家前停下来喝一杯酒所需要的小方冰块。林荫大道和公路两方的电动加油泵，正给归途汽车的油箱里加足汽油。

　　所有这一切，对于六十二岁、身材修长、头顶渐秃、为纽约联合爱迪生公司工作了四十一年的老雇员爱德华·内利斯说来都是常规。内利斯正坐在靠近六十五街的曼哈顿西区大道一百二十八号联合爱迪生公司电力控制中心控制员的座位上。这个中心——该公司电子控制系统的中枢——是一间天花扳很高，异常整沽、有点奥韦尔式的房间，其中的各种仪表盘和开关沐浴在耀眼的荧光灯光之下，都在内利斯视线之内。他警惕地扫视着仪表，可以确信联合爱迪生公司不但对本市发挥其作用，同时也完成着作为安大略省，纽约州和新英格兰（这一地区共八万平方英里，居民三千万人）电力供应网的主要组成部分应起的作用。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在下午大约5点16分时，内利斯从座位上惊跳起来，看到所有仪表盘上的指针都开始大幅度摆动；从这时起，控制中心引起了激烈争论。

　　当时他和别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尽管联合爱迪生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曾经不时讨论过发生巨大电力故障的可能。他们——正确地——预言可能发生所谓“串联效应”，也就是由于电力供应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需用电力过大，便会把其他组成部分的电量吸尽。如果发生这一情况，该电力供应网，即通常叫作“东北电力网”中的每一座发电机，都会自动断电以避免设备损坏。整个八万千方英里的地区便会立即陷入黑暗。

　　西区大道一百二十八号摆动的指针就是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串联效应。毛病出在曼哈顿以北三百一十五英里，尼亚加拉瀑布城以西四英里，叫做亚当·贝克爵士第二号站的加拿大水力发电设备。这里有一架继电器——一个不比家用面包箱大的装置——是按照1963年的用电量调定的；虽然自从那时起，电力负荷不断稳步增长，却一直没有再调整过。那天下午，5点钟对多伦多供电通过亚当·贝克电厂的六条线路向北输送。后来仪器表明，在5点16分11秒的时候，电力负荷稍微增加了一点——刚刚足以使调得不对的继电器出问题。这样，又开动了一个断路器，使六条线路中的一条停止供电。这条线路的负荷便立即被加到其他五条线路上，但那五条也负担不了。由于负荷过大，那五条也都由其各自的继电器切断。于是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灾难。原来供应多伦多，也是未能通过失效的亚当·贝克站的一百六十万千瓦左右的能量，在供电网的超级电路上向南冲进纽约州北部和新英格兰，一路上使各个发电厂相继失去效能。这就造成了电力真空。受到影响的地区都向曼哈顿要电——超过了曼哈顿所能提供的。第二大灾难接踵而来。整个“东北电力网”上的保护装置都开动起来。这串联效应，也就是有些人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便自动地使各个地区停电。这一效应到下午5点38分完成，这时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也已同南面各州一样停了电。于是除了自己发电的医院和其他一些机构之外，从尼亚加拉湖到赫德森河之间几乎没有一盏亮着的灯。这就开始了大面积的黑灯闭火。

　　纽约市的灯火在下午5点27分熄灭。内利斯刚刚决定揿动八个按纽，使这座大都市中断同电力网的连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是可以原谅的过错：自从托马斯·爱迪生在1879年发明了第一盏实用的白炽灯以来，关于电力消耗方面没有改变的很少几项事物之一，就是电流仍然是按照光的速度传导的。但这后果实在令人目瞪口呆。除了斯特顿岛和布鲁克林一个街道而外，电力全停——统统停了：照明、电动器械、地下铁道以及工厂。在没有受到影响的新泽西州蒙特克莱，一个妇女正从画框般的大玻璃窗向外瞧，欣赏着仙境般的曼哈顿万家灯火。她要去叫她那十几岁的儿子也来看看，可是当她再转身回来瞧时，整座城市却己经不见了。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罗思·乔治机长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上空准备着陆。他朝下看了看跑道，转眼又看了看仪表，再回过头看时——只看到冥河般的一片黑暗。机场也消失了。

　　灯火熄灭最初的时刻，人们的反应各有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各自原来的惧怕。“中国人来啦，”住在曼哈顿东区的一个妇女这样想。“外层空间有人打来了！”住在东河边的一所公寓里第二十层楼的一个小男孩这样喊。有两个报纸记者不约而同地想到——反战运动这会儿真干成了。别的人忙于对付意想不到的麻烦，顾不上去琢磨事故该由谁去负责。医院里外科医生在等待转换到应急发电所需的九十秒钟的同时，依靠手电筒继续进行着手术。施拉夫特公司的经理部门担心着他们价值约二十万美元的冰淇淋（全化了）。洛克菲勒州长正在爬着十五层的楼梯回到自己的单元寓所。八十多万人被困在地下铁道列车中。共中有六十人将在东河之下第六十街铁道隧道里阿斯托里亚线的一辆布鲁克林——曼哈顿区间列车上度过难熬的一夜。在他们头顶上，横跨东河的威廉斯伯格桥上，一千七百名郊区乘客滞留在四列火车里。五个小时之后他们才得以安全离去。

　　在大百货商店里，游动店员用手电筒把顾客引出店门，或是把顾客安顿在商店的家具部休息。农场主们重又学习着用手挤奶的技巧。儿童没有电视可看，学着自己做游戏。动物园饲养员用毛毯维护哺乳动物的生命，又用轻便式丙烷取暖炉为爬虫馆加温。但是，需要用电操纵的加油泵来添加燃料的驾车人，以及面对着冰冷电炉的家庭主妇，却都一筹莫展。许多突然无所事事的人，就给亲友们打打电话。电话还通，当晚市内通话次数增加了八倍。还有别的人却在干着别的事。整整九个月后，所有的医院都报告说婴儿出生猛增。

　　因为有晶体管收音机，无线电广播仍收得到，不过，对于心慌意乱的听众也说不上有多大的帮助。上气不接下气的广播员谈到“加拿人在黑暗中……原因不明……全世界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电力故障……约翰逊总统召集了应急计划委员会……立即进行调查……担心是破坏。”也曾有些话暗示战争和核浩劫，后来设立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才报道说“情况绿灯”，意思是指情况正常。曾经出现了一些局部地区骚乱——马萨褚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发生了抢劫，沃波尔的马萨诸塞州监狱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暴乱——以及几起惨祸。纽约一家旅馆的电梯升降机井的底部发现一具男尸，手中握住一根熄灭了的蜡烛。

　　那天刚刚进入晚间，这一地带仅有的光亮基本上只是由蜡烛、手电筒、汽车灯和一轮明月发出来的。后来电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开始逐渐恢复。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在灯火熄灭三十分钟到两小时之后恢复了光亮，康涅狄格州的灯火是5点30分熄灭的，恢复得比较慢，但是到了11点30分，除了十二个城镇之外也都灯火通明。大纽约市恢复得最慢。布鲁克林是星期三清晨两点钟才恢复的，这里成千上万入睡的人得知来电的方式，后来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出现；他们上床之前，墙上和灯头的开关都没有关掉，因此，他们的卧室突然充满亮光，他们就被照醒了。昆斯是上午4点20分恢复供电的，曼哈顿和韦斯切斯特是上午6点58分，布朗克斯是上午7点钟。有些顽固的小地块一直没有恢复供电。在富豪聚居的韦斯切斯特县境的佩勒姆庄园，直到星期四早晨才重新接通了电力网。佩勒姆庄园的一个妇女事后说，她“点了许多蜡烛，”“维持着炉火，”“一直想着早年没有电时，佩勒姆庄园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1965年11月15日，电力故障发生六天之后的星期一，电机工程师们把电力熄灭的起因追查到贝克电厂。加拿大人感到很尴尬；他们曾经坚持说毛病不可能发生在他们国境之内。美国公用事业的发言人认为这证明了美国方面是没有过错的。但大多数公众并不偏倚。他们谁都责怪，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都一样。同时，人们关于在灯火熄灭时的奇遇故事，随着传述而不断有所发展。到了后来，许多人都忘掉了他们当时的忧虑，却高兴地去回忆那破除常规的自由。《组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组写道：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反抗机器的情绪。我们都为重新发现不需使用电源插头的东西而高兴——这些东西我们几乎都忘掉了——特别是那妙不可言的蜡烛。得知那些我们实在不喜爱，并且恐怕实在也不喜爱我们的巨大电子计算机全都成堆放着，闲置无用，而古老的转笔刀却照常能使，我们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

　　就象《纽约时报》记者组也承认的，这一切不过是幻觉。到头来，一切都还是“重新被拴住，给乖乖地带回到现代工程技术的监狱农场里去。”在几个小时的间歇中，蜡烛和转笔刀确实不错，但是再长一点时间就不会显得那么美妙。它们不可能运送远程上班的乘客，不能为家庭供暖，不能为阅读提供照明，也不能代替人们已习惯于依赖工程技术来解决的无数的服务和生活的必需。早年没有电力供应的佩勒姆庄园的生活方式可会使他们大为震惊。不少人可能就无法生存下去。有些人把《纽约时报》撰稿人所谓的“接通电源的社会”着作是监狱农场，有些人对此还有更难听的说法，但是真正强烈反感，准备砸毁巨大的计算机的人还是不多的。不过，确也还有少数人想这样干。

　　由于工业革命而失业的英国手工业工人，以一代之前曾经捣毁一架机器的累斯特郡的一个糊涂工人的名字为名，于1811年对剪毛机和动力织机宣战。他们从舍伍德森林一处神秘的隐蔽处发出了不容商量的要求如下：

　　『我们永远不会放下武器，[直到]下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取缔一切有害于老百姓的机器，并撤消对捣毁剪毛机的人执行绞刑的命令。……我们不再请愿——那是无用的——必须战斗才成
　　签署者：伸冤军司令　　内德·卢德　　执事』

　　从此，凡是牢骚满腹反对采用节省劳力措施的人一直被称为卢德派。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批评美国越来越成为技术统治的社会的人，常常被指责为卢德主义。在某些学生闹事的场合下，这样说有时也是对的。教授的讲义被毁，设备被破坏，坎布里奇有一台电子计算机上贴了一张招贴，控诉计算机领取高薪和津贴，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这同内德最光益的行动一样可笑，但是反对技术统治的论点并不完全是荒谬的。有理智的男男女女己经厌烦收到经由自动穿孔机分发的信件，乘坐按钮自动电梯，排队等候购物付款，阅读按杀戮人数多少计算的战争报道，在电话中听到的录了音的话，而在竞选运动中又被当作民意测脸的百分数字。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曾经指出，示威的学生是对“用电子计算机来录取、测验和刷掉”学生的作法造反。由某航天公司一位前经理人员主持的一所拥有六千客户的洛杉矶婚姻介绍所，“男女库存有限公司”，听来未免令人寒心。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关于计算机的可怕的故事，有些是很精彩的。奥尔巴尼一所医院竞给一个妇女寄去了一份“割礼”手术费的帐单。1966年，波士顿市长约翰·科林斯一直处于可以重新当选的有利地位，但是在初选的前三天，市政府的计算机忽然自己行动，算好并按址投寄出三万份下水道税款催欠帐单。这位市长于是落了选。

　　埃里奇·弗罗姆警告说：“一个幽灵在我们之间徘徊……。这是一个新的幽灵：一个全部机械化的社会……由计算机控制着；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类自己被转变成为整个机器的一个部件。”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千百万美国人的皮夹子里得装着不下二十个复杂号码，有些是证明他们的各种身份的，有些是日常工作所必需的，它们简直要把人分成杂乱的小件——邮区代号、居住区代号、血型号、驾驶执照号、汽车牌照号、社会保险登记号、入伍编号、赊购帐户和支票户头号，以及读书会会员证、人寿保险单、护照、出生证和结婚证、抵押契据、退伍军人管理局所发的权利证明书等的号码。《企业畜牲》一书的作者建议玩一种“计算机卡轮盘赌”。其方法是用胶带把卡片上的孔眼封住，另外用刀片开一些新孔，然后把后码暴露到电磁体上。当加利福尼亚一个看门人收到五千美元的支票作为他两个星期的工资时，大家都欢呼祝贺，除了气体弹性研究人员、惯性系统工程师、超导性研究专家和数字线路设计专家——总之，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是属于他们的。

　　美国最早的商用电子计算机的制造者约翰·莫奇利曾经预言，“只有四五家巨型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机器。”他低估了他自己的这些奇妙东西。1955年关国有一千台计算机。美国政府的工程师在1960年曾经认为五年之内，使用的计算机可能达到一万五千台。五年之后，实际使用的是二万五千台。到1967年共有四万台——单是联邦政府就拥有大约二千台。

　　这一切使美国的人文主义者很是不安。这些人在政治方面属于自由派，而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却越来越守旧。在四十年代的后期，《1984年》一书使他们感到惊恐。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一种假斯文的落后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标志，因为使他们特别不安的是随着技术进展的浪潮而来的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在他们看来，全国的人都正逐渐受到操纵消费者爱好的人的奴役。新出的电子计算机提供的数字也包括分析操纵群众的结果如何增加了消费者负债的资料。消费者负债从1956年到1967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三，达到九百九十一亿美元。单是汽车欠款一项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达到三百一十二亿美元。看来威尔·罗杰斯的话果然不错；全国正乘坐着汽车走向贫民收容所。

　　汽车的情况本来就够糟的了——一些善于思考的美国人已开始认识到底特律对于环境起着什么作用——但是对于普遍富有日益被当作人类祸害，知识分子的担忧，远远超过这一点。全国贩卖机器的贪婪似乎是永远无法满足的。自从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可以自由使用的个人收人几乎翻了一番，但是那种在三十年代极为强烈的信心，说什么人只要有钱就会慎重使用的信心，已经全部粉碎了。此外，埃得蒙·威尔逊曾以轻蔑的口气写到过“不能滋补的食品，不能灭菌的杀菌剂，”写到“对皮肤有毒的化妆品，腐蚀汽车的润滑油，”还有“毒死树木的杀虫剂”。而在繁荣的六十年代，正是这份货色在畅销。至少在大萧条时期，你可以不至于被迫在自己的起居室里看到这些东西。电视商业广告现在以无比庸俗的方式——再加上令人作呕的彩色——大肆推销这些东西，使人简直不知道全国将拿这一切废物怎么办。1969年美国棒球联赛决赛之际，一份富有灵感的莫比尔石油公司广告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顾客每购买三美元的汽汕，就赠送一只能装“二十二磅，四立方英尺”废物的塑料袋。广告节目里说，“你一定会高兴把它扔掉的。”确实如此。

　　电视中的体育节目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满的事。它把原来——即使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应当在户外活动的千百万人变成了整天喝啤洒、肚子胀气的观众，瞧着年轻的运动员在花哨的运动场上兴高采烈地蹦蹦跳跳。这种运动场中最华丽的要算休斯顿造价三千二百万美元、有空气调节的透明圆顶体育馆，它设有四万六千只软席座位、可容三万辆汽水的停车场，并且有钢架圆顶，因而不需要发给因雨延期的票根。这个超级体育馆的设计师们一心要在有雾、下雨和黑暗中都能使用，竟然忽视了一种可能的情况：阳光可能照耀。遇有大太阳的时候，他们愕然发现棒球外野手在耀眼的圆顶馆之内接不到飞球。最初棒球比赛只在阴天举行，而即使这样，外野手仍然必须带上击球头盔。后来顶上涂上了灰漆——于是不论天气好坏，一切比赛都得使用灯光。

　　对于新的繁荣抱怀疑态度的人说来，透明圆顶体育馆是庸俗和过分消费的神殿。它那五十三套包厢座，租期五年，每个球赛季节租金自一万五千美元至三万四千美元不等。对在下面场内看球赛看得厌烦的人，还开设了非公开的俱乐部，内有酒吧间和电视，室内装饰图案全是“塔希提岛的假日”或“法国式游猎”一类的主题。根据透明圆顶体育馆工作人员不同的任务，共设计了五十多种制服（地勤人员着航天服）；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送去学习过三个星期，学习如何突出表现透明体育馆特有的景象。这座体育馆内最惊人的奇观是本馆棒球队的一次本垒打。球迷们永远忘不掉，一些参观的投球手一直恢复不了平静。当时电子计分牌发疯似地乱闪。又是火箭放射，又是炸弹爆发。角上插着美国国旗和得克萨斯州州旗的电牛彼此猛冲。电动牛仔们对它们发射电子枪弹。乐队以猛烈的声响穿插演奏着《得克萨斯州的眼睛》。

　　“如果拿不定主意，”那年有一条广告口号说，“那就买经过考验的产品吧。”但是怀疑派根本不犹疑。只要是大量倾销的商品，他们都不购买。对他们来说，市场是罪恶之地。他们年轻时代所学的经济课程完全不适用了。“群众的中心向题已经转变了，”埃里克·戈德曼写道，向题“不再是衣、食、住，而是在令人感到不安的富裕中如何生活。”戈德曼描述了“全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再肯按受的一种分配不当现象。”这一部分人的声音很响亮。任何一家书店里都有他们反对分配不当现象的论战著作。这些著作的共同主题是，大众文化必然导致警察－监狱国家。

　　某些有洞察力的作者指出，知识分子的论点并非总是合乎逻辑的。小威廉·怀特评论说，这是“一种倒退的观点”，它认识不到市侩作风的增长是“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文明的好处的后果”。卡罗琳·伯德提到，“一般具有同情心的人，有时却看不到六十年代的充分就业怎样促成了他们现在所感受到的道德、能力、礼貌、精力、纪律等方面的衰退。”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提醒自由派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能对技术方面的种种进展进行挑挑拣拣。如果他们想要其中的一些，他们就得容忍其他的一切。他们也不能只接受应用科学的奇迹般的产品，而又否定使之成为可能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都可以厌恶这种妥协凑合。但是他抨击的应当是事情的根源。他不能期望由无固定价格和无能操纵市场需求的公司去生产喷气式飞机，核动力厂和象今天这样大量生产的现代汽车。他只能要求停止生产这一切。”加尔布雷斯仍然是更高生活水平的有说服力的提倡者，但是他告诉评论界的同行，在他们全盘否定这种数字社会之前，自己应当想到这样的社会给了他们许多他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享受着的东西，例如，“电话如没有自动接线装置，按目前通话的数量，大约会需要全国整个的妇女劳动大军才能处理得了。”

　　上面是1967年说的。加尔布雷思没有料想到在四年之后，他认为所有接线员都是妇女的假设，会成为引起争端的话。昨天的明明白白的道理成了今天的邪说。这恐怕就是科学技术对美国影响中最突出的事实。这种变化是痉挛性的和势不可挡的。六十年代美国生活震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专业技能很快就过时，使得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计划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967年，化学工业计算出他们的营业额有一半来自十年之前还根本不存在的产品。这新产品之一是避孕丸，它对美国妇女前途的戏剧性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白人妇女的平均寿命正接近八十岁（白人男子是七十五岁）。科学和技术不断改变着未来的模式。1968年赫尔曼·卡恩和赫德森研究所发表了关于到2000年时美国生活将是怎样的一份一千页的研究报告。他们预测到那时，美国平均每人的年收入将是七千五百美元。研究所报道，七小时的工作日和每周工作四天将是典型的；同样的，每年将普遍有十三个星期的休假。到那时男男女女均以享乐而不是以成就作为人生的目标，看来生存的理由，甚至生存本身都将以现在无法想象的方式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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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展望未来并不需要理解技术革命已经对美国产生的作用。稍稍回顾一下过去就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在三十年代初期（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摇曳音乐一代当时才刚刚十几岁），美国没有按触到技术进步的最大的人群是农业集团——人数超过三千万。那时他们甚至缺乏水土保持的最起码的知识，这也正是当时产生破坏性尘暴的原因之一。由于农村没有电气化，农民阅读必须用油灯。由于没有电力，典型的农场主的妻子每年要从水井或水泉住家里提回二十八吨水。她的黄油搅制器是用手转动的。她洗衣服用的是白铁皮水盆。用木桶装盐卤腌肉。她丈夫的工作更加是累断了腰。早起挤完了牛奶之后，他得用两小时照料马匹，然后才能开始从事他计划当天要做的事。马和骡是动力的主要来源——当时全国一共有二千多万匹——他到市镇上去是驾车走土路去的。后来，当时的农民生活受到对实际情况毫无所知的人所缅怀。关于农场饭食曾写过一些传布很广的胡说，而实际上，正如克莱德·布里翁·戴维斯在《轻率的时代》一书里指出的，“烹调大部分都是油煎——甚至不能油炸。传统的美国农场主……由于消化不良而气胀，全都是细脖子、平胸脯、大肚子。”

　　如果一代之后，农场主的儿子仍然留在农场上，他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种植的树木保持了土壤；带状播种和循等高线开沟使得产量提高，作物茁壮。一百五十亿美元价值的农业机械终止了挥汗的苦役的统治，原来留作种植动物饲料的六千五百万英亩土地现在也己改种农产品。杂交玉米的发展，在没有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使全国玉米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由于三十年代棉桃象鼻虫的威胁，南部的农民被迫放弃棉花而学会了种植其它作物——这使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两倍。从富饶的新农村，新的农场主开着汽车走碎石路去市场，他的妻子的厨房用具闪闪发光，宽敞的冷藏库代替了盐卤木桶；家里伙食也比较适宜。下午她也有时间进城。她能按时去理发店理发，她同城市姐妹们一样穿用的是合成纤维，而不是她妈妈穿的原纱染色的方格花布衣服和棉纱长袜。

　　城市里的劳苦工作也改变了。无产阶级正在消失。诺伯特·威纳在《控制论：动物与机器的控制与交流》（1948）一书中说道，“不论多么低的工资也竞争不过蒸汽挖掘机和电铲。”早在二十世纪前半世纪里，自动化已经使壮工人数从一千一百万减少到六百万人。其后的十三年里，全国的劳动大军增加了一千万人——达到七千零六十万人——但是壮工的人数继续减少。蓝领劳动者成了日益缩减的少数。在艾森豪威尔年代里，汽车工业的生产工人减少了十七万二千人，而每年却反而多生产五十万辆汽车。一度强大的工会的权势削弱了；机器是不会罢工的。工会领导人变得保守，不相信进步，有时甚至成了自己的宿敌——公司——的同盟者。同时，对男人膂力需要的减少，为现在加入劳动大军的妇女开辟了广大的领域，并且随着工作目的改变，这种趋势更扩大了。工人不是去制造产品，却是去参加不断扩大的服务、娱乐和消遣行业。在这个“新的大众消费的社会里，”乔治·莫里写道，“人以材料为对象并用以制造新东西的旧公式，改变成了人以人为对象并促使之行动的公式。”

　　有一个男性堡垒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经理的套间办公室。赫德森研究所没有提出经理人员可以盼望到2000年时工作会轻些，闲暇会多些。他们是闲不了的；太多的问题须依仗他们。这同罗斯福年代的情况恰好相反。1941年，詹姆斯·伯纳姆的一本被广为评介的书，《经营管理的革命》中，就已经预见到经理人员的卓越作用，但是关于经济大危机的民间传说一般是蔑视老板的，关于经济大危机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把他们描绘成恶棍和蠢才。（电影观众可能还记得扮演这类角色非常成功的性格演员。那就是爱德华·阿诺德。）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们可是趾高气扬。当然，他们同过去那种海盗式企业主很少有什么相同之处。“大亨”《幸福》杂志说，“已经死亡了。”《时代》杂志把新的工商业家描绘成“专业化的经理、有工程师训练基础的技术专家，”他们“负责的企业机构十分庞大，一般的老板们”——股票持有者——“通常只能够行使理论上的控制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他们的管理不是由个人和依靠命令来进行，而是由委员会进行的，这种委员会有不同的名称，如：行政小组，特别工作组、突击队，以及，按时髦的平等主义精神，叫作“工作组”等，由它们来集中情报资料和专门知识。在《新的工业国》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把这些分担权力的人叫作专家体制。

　　专家体制中的技术专家虽然都很聪明、受过很高的教育、目标明确，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他们非常重视的方面，即公共关系方面，他们却吃到了苦头。这个问题是制度上的，难于医治的。美国工商企业在其其实性质的问题上向来是自欺欺人的。随着担任的职务公开表示信奉赫伯特·斯宾塞的学说【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上是所谓“社会有机论”的创始人之一。根据这种理论，人类社会就像动物机体一样（如经理部门有如人的大脑、神经中枢），服从生物学规律，因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阶级关系似乎带有“自然的”和“永恒的”性质。——译者】，就好象有了高级管理人员专用盥洗室的钥匙和共和党的党籍一样。经理人员都坚持说利润动机如何有效，尽管他们自己的经历经常证明这种说法的虚伪性；他们不断拼命工作，尽管税收使他们失去了薪金的很大部分。他们一听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就象遵守教仪似的嘘声反对，同时，他们却背弃了由衷地批评凯恩斯的巴里·戈德华特。他们鼓励股东们去想象公司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其实，历来影响很小的公司投资人，到了六十年代更不起作用了。参加他们年度会议的任何人，很快就能看出赴会的一些人所通过的决议，都是根据专家体制所选定提供他们的情报资料作出的。

　　经济学家曾经指出这种伪装现象。一般是认为不必强调这种两面性，因为并无害处。不过在这种名存实亡的局面中毕竟经常都还是遵守政治道德的。然而，专家体制的欺骗性比外表看来要严重得多。随着约翰逊政权日渐老朽而越南冲突一直得不到解决，工商业家对于示威者把他们当作攻击的目标，谴责他们制造象凝固汽油弹一类产品面犯下了滔天大罪，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对此不能够理解：难道这些愤怒的人不知道企业主同政府天然是对抗者而不是同谋者吗？他们相信这一点，因而认为对任何人都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这种想法当然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到了六十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在六十年代初感到惊恐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一直不断地发展，以至美国已经有了——别无其他名称——计划经济。

　　在1967年，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曾以率直的断言使美国读者大为吃惊，他说“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联邦机构一直同美国大公司合作发展尖端技术，”还说“几乎所有美国的主要工业都得到了联邦的大量补助。”这些话似乎很难令人置信。罗斯福的继承者们仍然盘据在华盛顿，他们蔑视经济方面的保守派和货币兑换商；而全国制造商协会中的董事长们谴责华盛顿的政治上的干涉；美国商会的发言人继续解说，政府由于它从来都不制造什么，基本上是寄生性的，而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为了谋利而不惜用资金冒风险的企业家。

　　对于为了歌颂自由企业不惜用报纸上整版广告加以赞扬的儿童摆设的柠檬水摊子，这一切可能都是正确的——可是摆摊子儿童没有父母资助行不行，这一点却没有加以说明——但是对于象到了六十年代占全国工业产量三分之二的五百家大公司，这种说法就完全不适用了。兰德公司的整个预算都由美国空军保了险，它有什么风险可冒？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投资五十亿美元来改进其第三代计算机上的集成电路，既知道每一元开支都有五角大楼作后盾，它又能算冒了什么风险？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为电子仪器小型化进行的工作，在国家航空和宇宙肮行局明知道没有这些仪器，载人飞行到月球就不可能的情况下，又怎能够叫作冒险呢？随着技术的日益复杂和新产品从设计到投产所需时间越来越长，受委托进行创新的公司都要求订立长期合同。企业经理人员和政府官僚目标一致，实际是一起制订预算，作出决定。如果完成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什么也限制不住让公司大捞一笔。他们也往往是大捞一笔的。集成电路——即免除了一连串互相联系的电子部件：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的微型电路——便是一个例子。没有集成电路，巨大的宇宙火箭就不能从发射台上起飞。集成电路使北极星导弹和折翼式F－111型歼击机的制造成为可能。波音飞机公司的超音速运输机需要集成电路。欧洲制造的协和式的原型样机也需要。欧洲国家的政府不象美国政府那么合作，当欧洲的制造厂需要这种微型电路时，他们只好同制造这种电路的仅有的三家厂商做交易，三家都是美国的：费尔柴尔德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他们发现这种装置是昂贵的。

　　那种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纳税人受到欺骗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政府承担了发展宇宙航行的义务；电子计算机成了国家战略机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改进运输方法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一切对国家的威望也有好处。塞尔旺－施赖贝尔就曾不胜欣羡地赞扬美国佬的机灵：“他们近来的革新大都有联邦的金库作后盾，政府资金资助了任何民族从未迸行过的最有利的投资。”光是空间探索的副产品就使我们了解到在真空中工作时所需要的耐熔金属和设备，这本身就是巨大而极其宝贯的收获。由于联邦保证大量支付资金，五角大楼、国家肮空和宇宙航行局、原子能委员会和联邦肮空署才有可能创造出不少奇迹，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奇迹可能还得等待一代之久。从发明摄影术到照相机投产经历了一百一十二年（自1727年至1839年）。电话的这种间隔是五十六年，无线电是三十五年。用支付研制费用和保证成果有市场的方法，华盛顿把原子弹所需的这种间隔缩短到六年，晶体管缩短到五年，集成电路三年。对于这种作法可以有理由加以反对，但这种理由是反对进步的。若说这理由能使许多美国人信服，恐怕未必。

　　但是，要说工业始终拥有自己的主权——说它可以自由反对华盛顿所做出的决定——那是不可能的。由于政府每年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工作的费用达一百五十亿美元，与之对比，企业和私营机构每年此项费用仅只六十亿美元，那么政府居专横的支配地位也就是不可避免了。1929年时，联邦、州、市政府负责美国全部经济活动的百分之八。到六十年代时，这项比例达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之间，远远超过印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比例。按照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计算，联邦资金支付了航空与航天方面研究费用的百分之九十，电气和电子设备方面的百分之六十五，科学仪器方面的百分之四十二，机械方面的百分之三十一，合金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八，汽车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四，化学工业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华盛顿处于握大公司的存亡于手中的地位。当然这种情况从没有发生过，也没有谁如此粗暴，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提到过。然而，大企业确实已交出了一大部分自主权。

　　在另一个时候，这种情况可能只关系到很少的一些美国人，关心它的人就更少。社会各阶层都享受着约翰逊富裕时代的生活。除非在严重危机的时代，美国很少担心示威者涌上街头，咒骂政府。大多数的人都同现行的制度有利害关系：各种激进运动在美国扩大影响向来都会遭到挫折。但是约翰逊的年代中还经历着另一种重大的新变化。自从大战以来，全国增加了大量的学生人口。珍珠港事件的时候，达到大学年龄的美园人中只有百分之十五在念大学。到了1965年秋季，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在念大学——即五百多万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一岁的大学生。四年之内这一数字将达到六百七十万。这时每年颁发的学士学位几达五十万个。每年用于正规教育的费用超过三百亿美元。事实上，上学成了美国最大的企业，学生成了国内最大的单一的共同利益集团。

　　这种情况，在美国人口中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引以自豪的——教育几乎成了一种世俗的宗教，成了被提出能包医一切社会弊病的良方——但是大学生却日益不满和烦躁不安。他们的未来受到越南战争乌云的遮盖，这场战争越来越变得可憎，而且令人感到灰心丧气。他们对进行战争的方式的不满得到全国十五万终身教授——这些人不受外界纪律的约束，他们的职位只有因死亡和个人丑闻才能解除——中成千上万人的支持。最后，许多学生由于觉悟到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热情来自其市场价值而感到苦恼。正如其他联邦计划通过创造微型电路推动了工业技术迸步一样，对教育的大批拨款也起了培养未来的技术专家、管理人员和顾客的作用。大学生发现他们获得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在大学的最大收获——之后，人们又要求他们窒息这种怀疑态度而成为企业和政府官僚制度中的齿轮。千千万万的父母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但是他们的子女中有很多人却开始采取另一种看法。他们互相转告：“他们是在用花言巧语蒙骗我们。他们在埋葬我们。我们再不能忍受了。我们要推翻它。”

　　美国技术一向都是美国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惊异而又有时担忧的根源。1853年一份叫《合众国评论》的期刊曾经预言，五十年之内，“机器将从事一切劳动，自助装置将指挥一切，”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情说爱、学习和享福。”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校园震颤在动乱的边缘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却没有这么乐观。他意识到“我们教育制度有一种过于为经济目标服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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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六十年代的学生大动乱，比当时看来意义要更加深远一些。象1848年横扫西欧的革命热潮一样，这种学生大动乱可能永远没有被人充分了解。它们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的人不敢触犯的民族秩序和文化壁垒。海洋和甚至铁幕都阻挡不住；当哥伦比亚大学发出爆炸性事件，而伯克利的大学处于沸腾中的时候，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日本、台湾、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校园也都火山似地爆发起来。当时美国人关心的是国内的骚动，但至少在两个外国的首都，布拉格和华沙，其破坏程度比起美国任何事件要广泛得多。

　　这种连锁反应的部分原因，无疑在于现代通讯的速度和高超天下一家的观念是现实的，而且越来越如此。新出现的大陆对其他大陆上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知晓的。“既成体制”这个词的新义已翻译成所有工业国家的语言。而后来暴乱表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却不怎么用得上它。这种感觉是全球性的。亚洲和东欧的这种反感同老沃巴什大学榆树下的情况是一样强烈的。

　　然而，美国的地位是特殊的。骚乱发端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具有最明确的青年亚文化群的国家。国外的大学生对美国大学校园发生的事件是非常注意的（“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1968年索邦【泛指巴黎大学——译者】的示威学生这样问美国的驻外记者），而美国学生大都对于国外的狂乱并不关心。再者，在美国可能找出激动青年人的强大潮流。正如托克维尔曾经提到的，美国人向来对青年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几乎是卢骚主义式的看法，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求助于教育来解决一切问题，不论是个人的问题还是公众的问题。

　　但是现在青年本身成了一个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令人担忧的一个重大根源是那种新的政治战斗性。一个保守的教育工作者断言校园成了容纳“毛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格瓦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的松散联盟”的渊薮。斯皮罗·阿格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评语。他在圣路易斯把示威的学生叫作“不满于现状者、激进分子、煽动者、和平的和不和平的不合作主义者”，并说“我愿意用他妈的全部这批畜生换取我在越南看到的那样的一个排的美国人。”另外有一次，他把大学说成是“容纳富裕而酒色过度的纵容主义者的特权过多、纪律过少、没有责任心的子女的马戏帐篷精神病院。”

　　父母们不承认他们是酒色过度或纵容子女；而不赞成示威的父母则说这些示威只是少数人搞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全部学生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没有参加过任何示威行动；《幸福》杂志的一次民意测验断言，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大学生抱有“革命的”或“激进的反政府”观点；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只吸收到百分之七的大学生成为会员。但是格劳乔·马克斯所说的话却代表了千百万老一辈的美国人的着法，他说：“只说你在报上读到的只是少数是没有好处的。他们绝不是什么少数，如果他们全是你的自家人，并且你得等到汽车回家来才能得知你的女儿未曾怀孕或染上麻疯病。”

　　那些数宇，不管怎样，是容易使人受骗的。极端主义者总是只能吸引少数人。1861年北部只有少数人是废奴主义者；1776年真正要求独立的殖民地居民可能也是少数。要了解一个集团的趋向，最好的指针是它所获得的同情，而不在于有多少人参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生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一对大学院校的行政当局不满。另一个民意测验报告说，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大学生对美国国内外政策表示了重大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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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维·斯瓦多斯谈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大专院校时说，“怕被指责为激进分子、左派分子、颠覆分子的恐惧心理似乎己经消失殆尽。许多人甚至欢迎这类称号。”来到大学校园的学生往往正是麦卡锡时代那些饱受凌辱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受害最深的——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子女。这些人的子女决心不受恐吓和压制。他们参加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琼·贝兹争取非暴力学会、杜波依斯俱乐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等组织的分会，他们十分认真，但又几乎完全不懂政治。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他们的“新左派”手法将会触怒几乎所有的潜在的同盟者，包括他们目已的父母——这一点，有人认为，可能正是要害所在。

　　不过，在某些领域内，他们的本领却是很高明的。他们的示威游行往往是为电视摄影师而安排，很知道如何着眼于戏剧效果。1964年设置纠察线包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来支持密西西比自由党就是一个例子；1967年10月向五角大楼进军是又一个例子。同样确实的是，他们常常似乎是为了使人震惊而使全国震惊。1965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废除不许共产党员和伯奇协会会员加人该组织的禁令。新左派声称他们的神圣三位一体包括马克思、毛和赫伯特·马库塞【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年－1979年），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中影响很大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而且他们热烈信奉马库塞的“有区别的宽容”学说，也就是压制那些被新左派认为谬误和危险的观点。他们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征兵和凝固汽油弹，那是合乎逻辑的，在毕业典礼上退席也是一种正当的抗议，但是他们提倡炸毁公共建筑时，连马库塞本人也表示了异议。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某些领导人几乎是醉心于暴力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伯纳丁·多恩谈到沙伦·塔特凶杀案时说：“瞧！他们先把那些猪猡杀掉，然后就在死尸躺着的同一间屋里吃饭，后来他们甚至用叉子戳进一个死者的肚子！多带劲啊！”

　　新左派对社会的看法基本上是具有密谋性质的。他们认为社会是由一个本身受企业家、军事领袖、公司巨头等“权势上层人物”操纵的既成体制所统治。他们隐约地谈论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要从巩固国家政权开始的——而这又是他们极力反对的。同所有的运动一样，他们的运动也有一批特殊用语：“对话”、“创造性的紧张”、“无商量余地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等等。但是这些用语的含义往往是模糊的。例如，无商量余地的要求可以成为可以商量的；对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被算作是非暴力的。

　　表现为蔑视传统职业、衣着和政治的年轻斗士的叛逆心理，1964年在伯克利就已经开始了。第二年春季，当这个校园又开始震颤的时候，克尔校长曾说，“这所大学及其伯克利校园经不起再面临这样一次对抗了。”实际上接下去是长达四年之久的骚乱。伯克利不过是许多骚乱的校园之一。1965年伯克利的事件首先震动了堪萨斯大学，那里因为学生进入校长办公室举行静坐抗议，反对大学生联谊会有男女之分而有一百一十四名学生被捕。这以后，几天之内，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大专院校都已摆好阵势。

　　耶鲁大学学生因为一位受欢迎的哲学讲师没有得到续聘而举行了示威。旧金山州立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大会之后，有五个人进了医院。在费尔菲尔德大学——康涅狄格州耶稣会办的一所学校——学生破门进入一个锁着的书库，把里面的禁书全摆到供大家阅读的书架上去。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把他们的校长从讲合上嘘了下来。在纽约的圣约翰大学——全国最大的天主教学院——学生要求取消对他们的出版物的审查。密执安大学的学生示威反对提高电影票价；斯坦福大学三位系主任抗议在课堂中朗读色情诗而辞职。新泽西州的费尔利·迪金森大学的学生为“表达学生的普遍不满”而组织了纠察线。从1966到1967两年间骚乱继续不断，其中主要的暴乱发生在圣何塞州立学院，威斯康星大学、衣阿华大学、科内尔大学、长滩州立大学，还有已发生过一次骚乱的旧金山州立大学。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大动荡的1968年之前的集给力量。亨特学院的校长说：“昨天的象牙之塔成了今天的散兵坑。”

　　这些富于战斗性的大学生虽然充满热情，但却收获很小。学生天然都是过客；他们一毕业，新学生就又进来，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新来者不采取不同的路线——象这次运动中的新学生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向来不稳定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在六十年代末期分裂成为两部分：革命青年运动甲派，又称“气象员派”，以及谴责“气象员派”是“冒险主义者”的革命青年运动乙派。学生们还有其他的困难。他们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荒谬的。“其荒唐之处，”本杰明·德莫特写道，在于“他们认为如果你对越南战争、种族主义、贫困和一般生活水平感到不满，那么你把大学这个桥梁炸毁就行了。”

　　学生们的第二个不利方面，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966年他们很有信心地反对罗纳德·里根竞选州长，结果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里根以差不多一百万票的多数获得胜利。同一天，共和党在国会增加了五十个议席。“1966年选举中最明显的灾难之一，”亨特·汤普森指出，“是新左派对自己的影响的错误估计。激进派和嬉皮士联盟原来指望选民们会抛弃国会中的‘右派，战争贩子’，但是结果却是‘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受到了打击。”不仅如此，分析家还断定，在加利福尼亚，新左派反对里根，反而在实际上帮他增加了选票。既然找到这么一个大众关心的问题，里根便尽力加以利用。他以对学生中的反叛分子过分宽大为理由，迫使克尔辞职，而另行任命主张强硬路线的塞缪尔·早川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

　　对搞政治的学生抱敌对态度的，不限于加利福尼亚州。中西部一个州的议会把州立大学预算削减了三千八百万美元，并且提高了学费。其他各州的议会也大都提出旨在扑灭学生中的不满情绪的议案，并通过了八项。俄勒冈州长汤姆·麦考尔在谈到示威者时说，“美国人已经感到厌烦得无以复加。”卢·哈里斯报道学生家长中的百分之六十二认为，大学校里维持纪律比鼓励求知欲更为重要。“简而言之，”《生活》杂志评论说，“不同辈的人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个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当然，在其他问题上、不同辈的人也有交锋。示威是六十年代青年亚文化最容易看得到的表现之一，但是他们的亚文化并不限于此。整个六十年代中，时事评论员谈论得多的是关于通讯、性关系和麻醉品等方面的“革命”。青年在这些方面的“革命”中都是很活跃的，而这些“革命，”也部分地塑造了他们，这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断定选举结果是亨特·汤普森所谓的“进一步残酷地证明按既成体制的条件而与之斗争确实是无益的。”不同辈之间已经出现了鸿沟，而这个鸿沟是深不见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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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狂妄的那些人炫示着写有“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的横幅和徽章；这是令人痛苦的；多少三十岁以上的美国人想要再度变得年轻，想要分享青年们的风尚和热衷的东西。他们也放着唱片，大跳其瓦图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蹦蹦跳跳掷飞盘游戏，冒着生命危险去骑摩托车，观看“毕业生”也哄堂大笑，甚至还玩巨型球。披头士乐队首倡留长发之后，青少年跟着学他们的样；不久之后，中年人也开始仿效起来。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一点，男女都戴上了假发。往往是嬉皮士给成年人创立新式样。鲁迪·根赖希说：“我瞧青少年自己是怎么个装扮的，我把它加以定型，也许再掺进点我自己的设想，这就成了新式样。”年龄大一点的美国人对流行歌曲舞也着了迷，向少年们打听哪里可以跳这种舞；一些轻狂的年轻人就告诉他们到“文森特·凡·高－高”或“从前又从前”去。妇女们则去找整容外科医生做提眼皮手术（三百五十美元）、鼻子手术（五百美元）、面部修整手术（六百美元）、面部剥皮手术（五百美元）、割除粉刺丘疹手术（二百七十五美元）、充实胸脯手术（一百六十五美元）、腹部去油手术（五百美元）和大腿去油手术（六百五十美元）。“年轻就是好”，《生活》杂志在有关六十年代的一期专号上说，“正如人们一度都想要有钱一样，现在人人都想变得年轻或显得年轻。服装式样、电影、书籍、音乐，甚至政治，都是倾向青年的。”

　　六十年代初期，美国人口的半数都在三十岁以下。随后半数都在二十七岁以下。再后则半数都在二十五岁以下，并且其中十七岁和十七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其中十八岁以下的增长速度四倍于其他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如此，仍然有不少人对有人称之为青年的“乙烯基塑料－小型－可膨胀的狄斯奈幻境【美国动画片制片人沃尔特·狄斯奈在洛杉矶附近办有一个充满幻境的游乐场。——译者】式的流行文化，”抱着严肃的看法。青年的辩护者提醒他们，苏格拉底曾经写道：“我们的青年现在喜爱享受。他们没有礼貌，蔑视权威，不尊敬长者。当今的儿童成了霸道的人。”这种说法的言外之意是，既然希腊人那么早以前就为青年问题所苦恼，今天为此而发愁的人也就是无事生非了。格雷斯·赫钦格和弗雷德·赫钦格则反驳说，真正的向题应该是：“希腊后来怎样了？罗马后来又怎样了？或者，任何由约束自己而变成放纵自己的文化后来都怎样了？”

　　六十年代里有时看来美国几乎要变成一种由儿女统治的政体。赫钦格夫妇写道，青春已“形成为一种崇拜对象，人们立意加以延长、享受它，而且从商业上空前地加以迎合。”特别是在新的市郊，青年们看来是在马上得到满足这样一种哲学的指导下抚养成长的。阿格纽、比利·格雷厄姆、艾尔·卡普把问题歪曲了，但是问题确实存在，并且是可以争辩的。“自我表现”和“儿童中心”是这种纵容主张的部分说辞；在学校里这一倾向往往引向一种“选修”科目的制度，而其实学生年龄太小并不知道如何选择。老师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伙伴，而不是什么更高级的人。要求初等学校的教师使用有限的词汇，有时只是无限制地重复那么二十个或更少的词。（其结果被概括为据说是某一位教师在她的汽车撞了一颗树时所讲的一句不朽名言：“瞧瞧瞧、哦哦哦，糟糟糟。”）

　　儿童听说自己同父母一切平等，就认为家庭里的种种决定都应当付诸表决。这就叫做“民主式的生活”。往往却意味着混乱的生活。戴维·里斯曼在《代达鲁斯》月刊上提到这给一个陌生人的印象时说：“象在穷苦农民家里，人和山羊，鸡和其他家畜同处一样，这里的客人可能受到儿童骚扰，因为儿童被当作心爱的玩物，有客人来也不由看管的人带开。”

　　《代达鲁斯》季刊另一位哈佛大学撰稿人亨利·默里，指出一项意外的后果。他说，大多数十几岁的青少年集团都是“由一种反权威、反父亲的默契连系起来的。”只有强硬的人，才能在家里受到尊敬。社会似乎也在阴谋反对作父亲的人。触犯他最厉害的事物之一是电视。电视节目里的父亲都是些可怜虫。“给爸爸让个地方”中说话没有人听的爸爸，仅仅因为他妻子讲话的声音比他大，只得听她摆布。“单身汉爸爸”中的本特利舅舅，受到他外甥女和仆人的有意的羞辱。还有挖苦地称作“爸爸最明白”的一组节目中，一反传统的主角安德森先生，对他的孩子们种种奇特恶作剧的反应永远是这样一句话：“咱们躲着，看看结果会怎样。”

　　广告商小心翼冀，生怕得罪青年；全国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年要花费二百五十亿美元。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斗士竟然如此强烈地反对实利主义；他们自己就是历史上占有意识最强的一代。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写道，在美国，“儿童开始被当作消费者来对待的年龄越来越小了，”又说“中产阶级的儿童在四五岁时就有了固定的零用钱，”并且这零用钱“是打算要用掉的，而在早一些的年代里，零用钱是作为鼓励节俭的。”

　　讨好十几岁青少年的广告商把他们叫做“现时的一代”、“新人”、“百事可乐的一代”以及“随意去哪里、随意干什么的一代”。约翰·布鲁克斯指出，他们是约翰逊繁荣时代最明显的受益者：“美国青少年，象其他人一样日益有钱了，只是更引人注目一些。国民财富的日益增长加上已成为民族习惯的对青年纵容，使他们手中的钱的数目空前增大了。”但使他们能偿付一切开销可并不容易。1964年，哈佛大学不能算是贫穷的1939届毕业班报告说，他们之中百分之七十八感到供给子女钱花成了他们做父母的人的主要问题。其中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说，给他们的子女灌输道德价值观念也同样是件难事。这些子女可并不都是那么有道德。一个男青年只要花十二元五角钱就可以给一个女青年买一只“关系稳定”的指环，看起来完全象一只结婚戒指一样；至少决没有一个汽车旅店的经理能辨别出来。如果第二天他们自觉有罪，他们可以到某处专为青少年设立的教堂去祈祷赦罪。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曼纽尔医院甚至附设了一个十几岁青少年住院部。弗兰克·泰勒在《星期六晚邮报》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怎样在医院里玩乐》的文章描写了这种住院部的情况。其中的病人享受着“无限制的小吃、爵士乐即席演奏联欢会，以及病人轮椅赛跑。”古板的营养专家远远地躲在一边，听凭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天午饭和晚饭顿顿都吃面包夹小红肠和汉堡包。”

　　给青年的读物包括一个叫威廉·门宁格写的《怎样做一个成功的青少年》。书中“怎样同父母一起生活”的一章里叙述了对付企图发号施令的父母的技巧：“维持家庭和睦和保证合作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讨论重大事情。”给青年出主意的也不乏其他来源。《芝加哥每日新闻》辟了一个青少年闲话专栏《优秀的青少年》；《妇女家庭杂志》上设有《青年写照》专版。供青少年阅读的廉价期刊包括《不为人知的青少年爱情故事》、《青少年时代》、《好莱坞的青少年》、《十六岁杂志》、《青少年世界》、《青少年大军》、《现代青少年》、《青少年电影》等。他们阅读的杂志则有《天真姑娘》、《向姑娘们召唤》和《十七岁》，后者在1961年庆祝创刊十七年，在一篇耸人听闻的社论《这是我们的生日》中写道，“《十七岁》已经十七岁了……大家不都是吗？”

　　“我曾是一个少年佛兰肯斯坦”是为青少年摄制的较为令人难忘的影片之一。《青少年》杂志的编者查尔斯·劳弗说，“音乐市场有史以来首次完全由青少年所左右。”他们是历来最爱好音乐的一代，他们的鉴赏力，有时是非常高的；摇曳音乐的一代简直没有可能越出披头士乐队、琼·贝兹、鲍勃·迪伦和四十四岁的B.B.金。后者是被他的同代人不屑一顾达二十一年之久以后，由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发现的。不幸的是青少年另有一些崇拜对象在艺术上是属于安迪·沃霍尔的布利洛假发和坎贝尔牌汤罐头式音乐一流的，其中也有淫秽的普雷斯利。普雷斯利的嗓音和外表至少还是独具一格的。而大多数摇滚音乐明星却并非如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是一模一样的——矮个子青年，眼着要发胖；这些人靠艰苦的饮食控制、鼻子整容手术、无形眼镜，精美的发型装扮起来供公众消遣。而他们其实并不会唱。大多数歌喉甚至在剧院后座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是在同声室里加以放大，制成录音带然后拼拼凑凑去掉走调的音。他们出现在听众面前时，只是装作唱歌的样子，而由扩音器播放唱片。他们扭着屁股，弹指劈啪作响，脸部做出一副愁眉不展的表情，却去糟蹋一些好歌，如《我曾经默默地爱过你、爱过你、爱过你》，或《是的！雨水主要留在平原上》。贾尼丝·乔普林在她因饮用威士忌和毒品伤身致死之前不久曾说，“我对于青少年的意义，是使他们可以不失童心，却仍能赢得胜利。”披头士乐队中的约翰·伦农说，“我们现在比耶稣还吃香。”他们的听众也许会对这类话感到厌恶。他们毕竟已经习惯了毫无意义的词句——一个作者在《喇蛄》杂志上写道，“要学会忘却，”这是对该颓废派青少年杂志的读者讲的比较明智的一句话。珀杜对二千个青少年进行了民意测验，问他们什么是美国青少年面临的最严重的向题。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说是粉刺。

　　警察却不会同意这种说法。过去的十年间，青少年被捕的人数猛增了百分之八十六。在“从加利福尼亚到缅因的一些中学”里发生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暴力行为之后，《时代》杂志的一条大标题就宣告《青少年作乱了》。鲁思·肖恩勒·卡文教授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少年犯罪，其中包括她所说的“酒精－汽车－性行为”的社会学教科书。在一些原来很安宁的居民区，重罪案几乎已是常见的事。联邦调查局报告，美国因凶杀、强奸、抢劫、严重殴打、盗窃、偷汽车等罪行而被捕的人，年龄十八和十八岁以下的几乎占了一半——而在郊区则在一半以上。1960年许多郊区开始订立青少年行为守则，但是这些守则没有法律地位，遵守全在自愿；它们的主要价值只是证明父母的权威已经破产。《酗酒少年》连环画中的警察说，“在这些小子们看来，社会不值一个屁，”而情况往住确是这徉。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念有惊人的差异。盖洛普测验报告说，四分之三的青少年说他们知道考试中作弊是很平常的事。他们对此并不感到什么不安。

　　在富裕人家嵌有护板墙的娱乐室里普遍存在的青少年吸毒会的最早的证明，是1960年韦斯切斯特县的警察缉捕队发现的。震惊过去了以后，父母说还好不是酗酒。接着，加里福尼亚南部旅游地圣卡塔利纳岛的警察宣布说，富裕人家十三四岁的儿童酗酒已成为平常的事，还说今后要向酗酒儿童的父母收取每小时二元五角美金的照看费，直到父母领回为止。从全国的范围来说，青少年中经常喝酒的，估计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六。在纽约州的扬克斯，高中学生经常喝酒的占百分之五十八，其中百分之六十四说他们是驾驶着家里汽车出去喝酒的。在费城郊区的玫瑰谷，父母允许孩子带着成瓶的酒去参加聚会。他们的父亲充当酒吧招待员。这不由得使人们纳闷，克拉伦斯·戴【美国当代作家，著有《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改编话剧后，卖座历史不衰。书中的父亲是个比较老派的父亲。——译者】的父亲对此会怎么想。

　　六十年代一再出现的新闻报道，除了城市少数民族集居区的骚乱、一年一度的达拉斯市事件周年纪念、战争的暂时停火外，还涉及到新港爵士音乐节和洛德代尔堡青少年饮酒发生的骚乱。然而，青少年喝酒的普遍程度是不应当使人感到惊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在表现他们的社会身分。富裕、缺乏真诚的责任感，以及置身于失业人群之外的地位，使他们具有有闲阶级的一切特征。

　　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在他们感到无聊和喝醉了的时候，往往破坏性很大。密苏里州汉尼巴尔一条简短的新闻，使人凄伤地感到人们所珍爱的一个美国神话已应更改了。在汉尼巴尔的卡迪夫山脚下树立着一座有名的汤姆·素亚和哈克贝利·费思【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作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塑像，两人都光着脚，肩上扛着钓鱼杆；一块牌子上刻的字说明，这里就是汤姆和哈克两人“随心所欲地游戏和闲逛”的地方。可是，任何男孩子在六十年代后期，如果天黑以后学他们的样，就要冒被逮捕的危险。因为青少年破坏他人财产行为的增长，年轻人晚上10点钟以后在卡迪夫山一带——实际上在汉尼巴尔的任何地方——游荡，都是禁止的。

　　这是一条严峻但又必要的法律；在密苏里和其他地方，破坏财产确实是个实际的问题。1968年2月，在自助食堂里发生多次起哄摔碎餐具的事件之后，纽黑文中学的学生，在一个星期之内，有三十人被捕。芝加哥的梅伍德郊区有五百个学生因抗议返校节上选出美女而同警察发生了武斗。还有芝加哥的邓巴中学的将近三千名学生跑出课堂去投掷石头砸汽车。在一次典型的郊区事件中，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一伙青少年——政府官员的儿女——用垒球棒击碎汽车挡风玻璃，造成了七千到八千美元的损失。当他们被捕以后，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好玩”。还有一种流转颇广的暴力的表现方式是，强行闯入他人的聚会。有一个时期，每一个周末，在韦斯切斯特、费尔菲尔德、罗克兰、巴克斯等县——都是围绕纽约的一些高级的郊区——都发生大批这一类事件。典型的情况是，六个或八个青少年不速之客，在别人的宴会进行得最热闹的时候闯进去，砸开这家家长的酒柜，砸毁玻璃器皿和家具。

　　有时请来的客人更厉害。他们互相比赛看谁能把主人家破坏得最厉害。一次令人难忘的舞会是为了庆祝金发姑娘费尔南达·沃纳梅克初进社交界，在她继父母在长岛的南安普顿三十间房的大宅邸里举行的。被请去参加的有八百多当时《时尚》杂志称之为“漂亮朋友”的儿童。当乐队离开以后，他们之中一百二十七个人把那大厦破坏得一塌胡涂，砸碎了窗户玻璃、扯下窗帘，在吊灯上打秋千、拆毁电话机，砸坏电灯、装走用具并把大部分家具丢弃到海滩上。这场恶作剧的损失，据估计约在三千至一万美元之间。

　　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往往破坏得最凶，不过，无论在哪里都可能发生骚乱。有一次美国独立纪念日，在衣阿华州的阿诺兹公园里有五百个喝醉了的青少年向警察猛掷石头、啤酒瓶和混凝土碎块；骚乱是由他们中的一个人向警长挑衅开始的，他喊道，“嗨，兔崽子，这地方我们要接管了。”在芝加哥，一个摇滚舞音乐会——为了促进同青少年的友好关系而由市政官员安排的——不得不中途取消。在第一次演出中，观众站了起来挥舞轮胎链条和木棒；受伤的有一百三十五人，包括六十五名警察。

　　北达料他州大学直到该校学生刊物《学生》提仪在附近札普镇举行一次欢乐的周末之前，是国内最安宁和最守规矩的校园之一。札普镇长诺曼·富克斯很高兴，他写信给附近的各大学，保证供应“特殊风味的札普肉饼”和“愉快、纯洁、大吃大喝、令人笑得肚子疼、流眼泪的大量欢快。”他搞了一件印有“北达科他州札普即欢闹”字样的圆领汗衫，并且宣布这次盛会叫做“札普集会。”大家谈论着札普有可能成为北方的洛德代尔堡。达位镇长根本不理解这一切的含意。他管辖的全镇，人口才只三百。到了1969年5月9日星期五的傍晚，有差不多一千个学生——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男生——从五个州来到了札普。三家酒馆挤满了人。当气温表降到冰点以下时，学生们在街中心点起了篝火，他们把酒馆的桌子和座椅拔下来当柴火。随后他们又开始破门闯进店铺和人家。拳斗开始了。一辆救火车开到；他们夺取了车子，把它拆毁。在五百名国民警卫队员到达之前，来宾们已经造成了一万美元的损失。

　　南方的洛德代尔堡从来没有面临过同这完全一样的问题，因为在那里5月份从来没有出现过结冰的温度。但是佛罗里达州那一年同样也受到年轻的纵火犯之害。在为时十五个月的一段时间内，根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之多的（一百二十起）、起因不明的火灾。消防队长们认为整个校园建筑有被夷为平地的危险。在休姆宿舍楼的寄宿生供认纵火之后，这危机才算得到解决。住在宿舍楼东西两侧楼的学生比赛那一侧楼能够引来更多的救火车。这一事件的特别惊人之处是，这是前几代的人决不可能想象的事。休姆楼竟是一座女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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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求斯文的机构里的男厕所很久以来都在小便池上悬挂“离开盥洗室之前务请服装整齐”的提示牌。有教养的年轻男子是不需提醒的；早有人教导他们不要当众系裤子上的钮扣。因此，当弗朗索瓦兹·多莱亚克在1966年电影“间谍所在之处”里从盥洗室走出来，当着她的合演男明星戴维·尼文的面伸手到大腿分叉处，毫不在乎地拉上裤子的拉链时，他们不免吃惊。正是这种时刻使人想到两性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改变，并可能永远地改变了。妇女越来越多的参加了一向被认为是男子的职业：电话线务员、采矿机工人、沟渠挖掘工、卡车司机、特工人员。也有更多的妇女染上了男人的恶习：当众酗洒、少年犯罪、聚众殴打。妇女解放运动领袖泰－格雷斯·阿特金森把婚姻叫做“奴役”、“合法的强奸”和“无偿劳动”，并且不同意“为依赖感所束缚”的异性间的爱情。妇女解放运动不限于美国；1970年伯纳代特·德夫林被她的崇拜者称为“爱尔兰当年的红人”，而挪威一千一百六十二名在远渡重洋中怀了孕的女水手，向她们的政府要求并得到了补贴。但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妇女大规模上街的却是在美国：芝加哥是三千人，印第安纳波利斯两干人，波士倾两千人，而在曼哈顿有五万妇女，大步走过第五号大道，去掉乳罩的束缚，任其胸部明显地摇来晃去。

　　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人抛弃乳罩不过是流行式样中许多变化之一。当迈娅·法罗把头发剪短以后，姑娘们全涌向理发馆，好让自己也可以象个小伙子。她们挤到陆海军商店去购买水手粗呢上装、海军军士衬衫和喇叭裤。方头，低腰的笨重皮鞋也深受她们的欢迎。许多女学生使用刮脸后润肤剂代替香水，以至于使商业杂志《福布斯》抗议说男人女人开始都是一个味儿了。1966年，伦敦东区出生的模特儿特维吉体重才九十一磅，于是妇女们节制饮食以便能够象她一样，尽管瘦骨嶙嶙原被看作是反女性的。她们的意思是要看起来坚强些。发亮的尼龙织品变得时髦了，还有硬邦邦的金属纺织品。上衣与长裤相配的一种女子服装也出现了——不是那种漂亮的松散便裤，而是男人式的、按身材定制的长裤。这种裤子的拉链或扣子不在侧面，而是象弗朗素瓦兹·多莱亚克一样在正中拉上拉下的。而且据说有些女孩子的裤子前后都可以拉开，这样她们便可以站在小便池前撒尿。巴巴拉·塔克曼【美国当代女史学家，著有《八月炮声》。——译者】不满地说，太多的女人开始象洛丽塔【美国当代作家纳布科阿夫同名小说女主人公。——译者】或者说象驯狮人了。一个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把她叫汤姆大婶。【当系借用“汤姆大叔”。——译者】

　　在这一运动的最上层既有搞同性关系妇女，也有搞两性关系妇女；凯特·米利特说，她有时就跟妇女睡觉，琼·贝兹也承认她干过一次同性关系活动。参加这一运动的人都很讨厌被看作是“性玩物”；女孩子们都反对男人对她们吹口哨，也不愿意做意在挑逗男性的淫荡的广告。而且，参加该运动的大多数女孩子仍愿找男孩子；一位两性关系的解放运动领导人格罗丽亚·斯坦纳姆说：“男人都以为妇女一获得解放，她们对男人来说便失去性感了。但他们不知道，如果妇女获得了解放，她们只会反而有更强、更好的性感。”贝蒂·弗里登证实“美国妇女的性饥渴已越来越严重。”戴维·里斯曼发现“数百万妇女”己变成“自觉的性的消费者”，并“同男人一起成为性生活的拓荒者。”过去称行为放肆的妇女为“野”或“浪”的年纪较大的美国人对目前发生的情况简直无法理解。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67年参加他孙女的毕业典礼时对那些穿着超短裙的女孩子们说：“脚腕子上下差不多看来总是很干净、很漂亮的，到了膝头就差不多总不好看了。”但那些女孩子当然都知道，男孩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还要高。

　　无疑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在到处找机会，她们常常结成对儿去街头闲逛或在周末跑到大学校园里去。单身汉跑到芝加哥拉什街一带幽会酒店——如“狱中”、“内库”、“76精神”——去喝一杯酒，马上就会有些女孩子自动上前提出愿意“陪伴”他们，并作出新姿势来挑逗他们。纽约大学女生三分之一的人都参加过和全然陌生的人做一夜夫妻的活动。据1960年全国性调查，婚前与人性交的女孩子的数目不止增加了一倍；在五年的时间中，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在欧洲，调查人员发现自愿描述自己的性经历的男孩子比女孩子多一倍；在美国情况可恰恰相反。中学生也全都摆出一副淫浪的神态。《十七岁》杂志发现，为了这一目的，它的订户中使用涂眉油的人数从四十年代后期的五人中有一人，现在激增到了十分之九。鲁迪·根赖希说，二十年前，女孩子都尽量让人看上去显得温柔、天真；可现在，“她们还不到十七岁便练出了一副放浪的、有意显得淫荡的神情。”外表端庄的妇女几乎已经绝迹了。任何下流话也不再使她们感到吃惊了；她们自己也说。她们要是想男人，她们会自己说。

　　一度控制极严的电影，现在是尽一切可能去探素性交大观。离开白宫职务去就任美国电影协会会长的杰克·瓦伦蒂领导之下，好莱坞于1968年采用了一项影片分级制度。G级影片全家可看；共他的为M级（指供成年观众看），R级（限制十六岁和十六岁以下的人观看，除非有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和X级（十六岁以下的不论什么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允许看）。

　　在六十年代后期，每个电影季节的X级影片都比前一季节的更有发展。甚至报纸上的电影广告都成了不应当让儿童看到的东西。“我很好奇（嫉妒）”放映时被认为是可怕的，……但新出的影片很快地就使它过时了。“调皮姑娘”一片的广告说，该片“使好奇的嫉妒显得失色，”事实确也如此。

　　达拉斯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说，“若是在科顿圆形竞技场看到性杂技表演，我也不会感到太奇怪的。”在曼哈顿四十二号街上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之间的街区上，一个警察说：“知果一位矮小的老太太想要买一份《纽约时报》，她就得爬过三排的《操屄》杂志才能拿到。”——所有的淫秽杂志为了竞争发行量而竞相刊载比别家杂志姿态更淫荡和肉体露得更多的模特儿照片。……

　　性在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也成了问题。教皇保罗对避孕问题反复思考达五年之久，最后于1969年7月29日以题为《关于人类的生命》的一篇七千五百字的通谕中加以否定。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天主教徒群情愤激。旧金山大学（属耶稣会）的城市生活研究所，公布说他们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是赞成避孕的。年轻教士的绝大多数是同意的（但是年纪大一点的教士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同意）。在华盛顿有几位教士举行了一次静坐抗议；另外有一百四十二人给他们的大主教管区为首的枢机主教巾帕特里克·奥博伊尔送去了一份抗议书。当这位枢机主教在圣马太总教堂里开始宣讲论服从时，教堂会众有二百人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傲然阔步走了出去。布法罗有七位教士因反抗性的言论被一所神学院开除。但是造反仍继续蔓延。第二年，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大主教管区的前助理主教同纽约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了婚。很快，教士结婚——往往是同跳墙出来的修女结婚——的消息就不新奇了。

　　很多性欲知识是从实验室得到的，由穿着白外套、拿着记秒表以及其他东西的科学家加以观察。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他俩最后也结婚了。他俩在圣路易市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的机构的发现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对交配的测量和摄影却把爱挑剔的评论家吓坏了。马斯特斯－约翰逊设备的最精采部分是一个通电的塑料阴茎，里边有一个小照相机和冷光照明，以便观察和记录阴道中发生的情况。

　　所有这一切过去对于年轻人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前几代的人因为社会风气，怕丢脸、担心可能染上性病或怀孕——这对于女子来说是灾难——而对过早的性关系存有戒心。现在社会风气已经大大改变；社会对于婚前的性关系采取了宽容的看法。性病的传染已经消灭。（这十年的后期，由于乱搞男女关系重新风行，性病再次出现，并成为全国性的流行病。）“只要这事舒服，我就愿意干，”一幅在大学生中流行的墙画公开这样写着。性交很舒服，他们也就经常干。现在反正有药丸，避孕套和各种用于子宫内的子宫环，子宫帽等作保护。

　　六十年代后期，打胎已极容易，女孩子于是感到更安全了。但避孕方法的改善对于失足者人数的增长并无责任。这情况早己出现。在1940年到1960年期间，非婚生育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而这些妈妈中有百分之四十全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据赫钦格夫妇调查，在某些特殊的社会中，一个女孩子在她过十六岁生日的那天就一定得和她的男朋友性交，如果她拒绝，她就会被人看不起。奥克兰有一所中学，女生怀孕的太多，学技只得同意她们都回去生完孩子再来上课。纽约东部阔人区的一家医院报道说：未婚母亲的数字在六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一，《纽约时报》更引述玛格丽特·麦科马克博士的话，说女孩子怀孕“一度是大学里的间题，现在在高中或初中也成向题了。”纽约一个初级中学在一年里发现了二百四十起怀孕事件。1961－1962年的冬天开始普遮使用避孕药，到了1967年女学生生下私生子的数目才逐渐下降了。但是决没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性交活动不那么流行了。

　　色情充斥的美国文化现状无疑应对婚前和婚外乱交活动的增加负责。色情无处不存在——平装书的书架上，电视屏幕上、广告中、杂志里、流行歌曲里、戏剧，音乐以及日常谈话中都有。据贝蒂·弗里登说，某一心理研究机构发视在六十年代期间，各种大众宣传工具中涉及到性向题的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纽约时报书评》注意到兽与人的“爱情”故事已十分流行。邮局因递送色情作品而收到的抗议信在六年中增加了一倍，1965年是十三万封。

　　“应先作好准备！”在一张招贴画上一个穿童子军制服的女孩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大笑着说。童子军总部要求赔偿名誉，法院对这个案件根本不受理。“使用避孕药物：这样就不用怕贴得太近了”，这是一份“计划做父母”的广告中的话。曼哈饭最大的旅馆，纽约希尔顿旅馆按小时出租房间。性生活失意的人（或夫妻）拿着《星期六评论》或地下报纸中的个人广告到处去寻求新的对手。谁都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夫妻交换会的主要活动地点；男人们把他们的房间的钥匙扔在一张桌子上，妻子们便过去随便抓一个，抓着谁的钥匙便和谁一块儿去睡觉。

　　年轻人说，如果中年人可以互换老婆玩玩，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先试试老婆的好坏？有些地区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考虑到有些诱惑的可怕作用，便试图依靠地方自作的规定来防止这种性泛滥。有一个时候，在公共海滩上游泳的妇女所穿的游泳裤必须把两边屁股各包二英寸。不久，肯尼迪的寡妻在一张照片中却只穿一身三点游泳衣，这规定便立即被打破了。此外还有一些挑逗性的歌曲。

　　密执安大学的一个女生说：“从没有一个人说‘不干’的。”那么多人一说就行，大学女生却还有三分之一是处女，这也真是怪事。在有些情况下，父母实际把女儿没有性经验着作一件麻烦事，要是其他方面无问题，他们当然愿意他们的女儿保持处女身份。但在这一代人中，什么事都成问题。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如果对性缺乏正常兴趣，就很可能是已堕入了另一种为青年人预备的圈套。她可能——在某些地方还十分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吸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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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纪中期化学疗法的最初发展是有益的。三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磺胺药物。接着出现了青霉素（1943年）、链霉素（1945年）、可的松（1946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1949年）、土霉素和金霉素（1950年）、脊髓灰质炎菌苗（1955年）、萨宾菌苗（1960年）。以眠尔通与利眠宁为前驱的各种镇静剂，把精神病患者通常住院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所有这些药物初问世的时候都叫做“神效药”。有了这些药物，自从人类史早期就折磨人类的一些病害被制服了，有些还被消灭了。1959一年里，医生开的镇静剂处方超过五百七十九吨，让人多少可以看出这些药物适应的需要。近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当夏季几个月，小儿麻痹症就使父母们感到惊恐；1952年一年，发现的病例有五万七千起。这种情况现在仅仅存在于记忆之中了。

　　药物革命有其阴暗的一面的最初迹象是在1962年出现的；当时有八千欧洲妇女因服用一种叫瑟利多迈德的新产品镇静剂而生出缺四肢的婴儿。幸亏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弗朗西丝·凯尔西医生反对，瑟利多迈德没有获得许可在美国通用。然而，一些为了调查的目的试服这种蓝色药片的孕妇，也生出了畸形的婴儿。如果一种药物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那么什么是不可能的呢？美国人药柜里的药物之多是空前的。医生们这时一年要开出价值差不多二十亿美元的药丸的处方，其中包括新的巴比土酸盐剂和安非他明，催眠药和抗抑郁剂。此外，还有一个巨大兴旺的黑市。每年制造的八十亿粒安非他明或叫它兴奋药九，其中约有四十亿是非法出售的。外行常把兴奋药丸和巴比土酸盐叫做“软”毒品，而把海洛英、吗啡和可卡因叫做“硬”毒品，但是药物学家深知叫法正好应当相反；旧的那些毒品使有瘾的人镇静，而新的毒品使人产生危险的和难于预料的情绪。有些已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为大家所熟悉，以至于有了流行的外号。其中有“兰坚鸟”（阿米妥钠）、“红鸟”（速可眠）、“黄胡蜂”（宁眠泰尔）和“兴奋丸”（巴比土酸盐加安非他明）。

　　新合成药中受到最广泛讨论的，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简称LSD。这东酉最初是由瑞士巴塞尔的桑道兹制药厂的艾伯特·霍夫曼博士于1938年离析出来的，但性能尚待发规，在实脸室里搁置了五年，没有受到重视。发现它的性能是在1943年4月16日。霍夫曼的手指皮肤吸收了一点LSD，他开始产生各种幻觉。这引起了他的科学好奇心，于是有意地服了二百五十微克——约一粒细盐大小的量。他在日记里说明了药的作用：“我的眼晴闭着，五颜六色的、变化不定的、奇异的幻象把我惊呆了……声音被转换成了视觉感，以至于每个声调每个音响都引起相应的彩色图景，象万花筒似地变化着形态和色彩。”简单地说，他经历了一次幻游。

　　新泽西州神经与精神病研究所的汉弗莱·奥斯蒙德医生给LSD创造了一个新名称。他称之为psychedelic，意思是“精神扩张”。六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公众还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无色、无臭、无味的毒品。后来哈佛大学两位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阿尔珀特开始给他们的同事、作家、艺术家、教士和自愿的囚犯做实验。利里和阿尔珀特两人于1963年被哈佛大学辞退了，但是到这时，LSD已经有了声价。经厉一次幻游或叫入境，在大学校园里成了身份的标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此颇感不安，于是警告大学校长说，服用这种药剂是一项“有害的和危险”的行为。桑道兹制药厂停止制造这种药物。密执安州、新泽西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通过法令禁止生产任何形式的这种药物。但是完全不起作用；服用的人仍然越来越多。

　　1966年，LSD已经家喻户晓。就连离群索居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幻游、经历幻境和精神扩张。教士和牧师举行会议，讨论LSD在宗教方面的作用。流行音乐厅——还有美术馆和博物馆——用电影、幻灯片和彩色闪光灯来使人联想到服用LSD时所产生的效果。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其中有些是伪造的——被用来吓唬那些想试试幻游的人。据说有一个服LSD过量的青年在一辆卡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速度驶过来的时候，用燕式跳水法跳到它的前面去。据说十几岁青少年在LSD影响之下，躺在原野上，眼睛凝视着太阳，弄得双目失明。这个说法后来有人揭发是谎言。但是美联社证实，有一个年轻人到警察局去自首，他说他进入LSD的幻境已经三天了。他问道，“我是不是杀了我的老婆？我是不是强奸了什么人？”结果是他被控告杀死了丈母娘。

　　服用者描述他们感到沮丧，甚至感到想杀人，有的则说他们是怎样变成了大乌鸦，或是变成了耶鱿基督，或是变成了六英寸高的小人。心情不安的父母向人述说他们儿女的遭遇：“我的儿子服用毒品。他跑到圣路易斯去，那里是宇宙的星占学中心。他遇见了希特勒和林肯。”还有，“我的儿子回家来过圣诞节。他的样子可怕极了。他光着脚在雪地里骑他小妹妹的自行车。邻居们都把孩子们叫回家。人家都怕他。”

　　但是服LSD的人——他们叫它“酸剂”——描写他们的幻游却是令人心醉神迷。一个向《纽约时报杂志》投稿的人写道：“当一个人可以就坐在马路边沿上，吞下一丸药就可以一连几小时在头脑里听到奇异的音乐时，谁还需要什么爵士音乐或甚至什么啤酒？一粒优质的酸剂，价钱是五美元，花上这点钱你就能够听到上帝领唱、圣灵打鼓的宇宙交响乐。”

　　披头士乐队唱过“黄色的潜水艇”，意思不过是游幻境的委婉说法，另外还有一支含有LSD味道的歌曲叫“草莓田”。小学的学童回家反复唱着按“雅克兄”曲调配的词，使他们的妈妈听了感到惊讶。歌词是：

　　『大麻叶，大麻叶，
　　LSD，LSD，
　　大学生在制造它，
　　中学生在服用它，
　　我们为什么不行？
　　我们为什么不行？』

　　有时侯，好象整个一代人都在服用麻醉剂了。事实上，自己服用药品和麻醉荆引起的嬉皮士运动，或反文化运动，开头的规模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五十年代“疲塌的一代”的延续。六十年代初期，疲塌的一代移居到旧金山的梣树岭地区。一个叫做“杰斐逊飞机”的爵士乐队正在一个叫做“模式”的偏僻不出名的夜总会里演奏着最早的酸剂摇滚音乐。他们一伙以及“感激的死者”正在拉翁达受到肯·克西和他那帮“快乐的恶作剧者”的款待。拉翁达是克西的住宅，位于旧金山南五十英里的一片森林里。在这里，克西和他的“恶作剧者”请来宾们喝搀LSD的凉饮；也是在这里，克西写出了“有人飞过杜鹃巢”（1962年）和“有时有个好念头”（1964年）等歌曲。

　　“恶作剧者”一面听着猛冲的、压过其他声音的酸剂摇滚舞曲，一面进行光线和色彩的试验，池们穿着奇特的服装，并且形成了后来在美国每一处居民点和世界上许多地方广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当时还未风行。去参加由“飞机”和“死者”乐队伴奏的舞会的人很少。大多数舞客仍然比较喜欢查理·帕克型的爵士乐。这些新音乐家画出一些招贴画，描绘LSD幻游的视觉影响。但是很少有什么人欣赏。最初他们把这些早期的精神扩张艺术的样品免费赠送，后来以一美元一张发售。《壁垒》杂志的编者曾说这些画的印刷是“大半看不清”的，但是到了1967年，某些原画在旧金山最高级的画廊里要卖到二千美元一张。

　　那时，《旧金山纪事报》的一个记者已经把这些新的放荡不羁的人命名为“嬉皮士”，这运动也己先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后来更成为国际性的现象。嬉皮士聚居点在纽约、波斯顿、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等地都大为兴旺起来，嬉皮士飞地在墨西哥、加拿大、伦敦、罗马、东京等地——甚至在老挝也建立起来。到这时，嬉皮士运动的许多创始成员都已经退出了；他们讨厌那些风头主义者卖弄花哨地接见新闻记者和电视评论员。“当嬉皮士的最好的年头是1965年，”这个运动的著名的采访记者亨特·汤姆森说，“但是那时没有多少东西可写，因为各种情况在社会公众面前显露得不多，而私下里发生的又都是非法的。尽管外面知道的不多，真正的嬉皮士之年是1966年，到1967年关于它的宣传已经席卷全国了。”

　　1967年的“爱情之夏”，有些人靠贩卖DMT、墨斯卡灵、迈瑟德林、LSD以及更受普遍欢迎——也更安全的——大麻叶发了财，这些毒品是售给那些中产阶级及其上层中感到幻灭的子女的，那些人离开了自己认为是令人窒息的端正生活，“去干他们自己的事”而涌向嬉皮士群居村去。波特、布、玛丽简、草、玛丽·沃纳——他们所知的大麻的一些别名——在墨西哥每公斤（二点二磅）卖二十五美元，走私到了美国，每公斤可卖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分成了三十四袋一英两装的小袋零售，每英两可以卖到二十五美元，即每公斤八百五十元。“乔烟特”——大麻烟卷——街头上每支卖一美元。海洛英的非法买卖更是有大利可图。马赛的地下药剂师把每一公斤的吗啡改制成海洛英可以赚得七百美元。曼哈顿的经营者用一万美元购进一公斤的海洛英，然后分装入塑料袋，每袋只含有百分之五的海洛英，其余是白糖或奎宁粉。用这种方式卖，原来的二点二磅可以赚到二万元。这项买卖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联邦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估计，单单一年之内美国就有六万八千人吸毒上瘾。

　　的的确确有几十座城市都建立起共享会、共在会和共爱会。就象十年前“疲塌的一代”一样，旧金山也是这个运动的焦点。主要的地下报纸《神谶》就是在旧金山出版的；也是在旧金山，最初的一伙“挖掘者”——以十七世纪英国为穷苦人在生荒地上种粮食的一个兄弟会的名称命名——为了使贫困的嬉皮士能够吃上饭而自己倾家荡产。食物分配工作在一个“乞讨公园”里进行；这种作法被称为“白给政治”。

　　参加反文化运动的青少年人数究竟有多少，完全看你对这个词如何定义了。如果把吸大麻香烟的人全计算在内，那人数就大得惊人。美国医学会毒瘾调查会主席亨利·布里尔医生估计试吸大麻的美国人从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十万人，到六十年代末增加到八百万人，其中多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这还远远是最保守的估计；美国公共卫生署估计的数字是两千万人。《花花公子》杂志的一次调查报告说，全国百分之四十七的大学生承认吸大麻烟卷，不过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大学生说他们经常吸用。高收入家庭的成员吸得最经常。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承认他们直接把迈瑟德林式“来的快”——液状安非他明——注射入血管，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服用其他毒品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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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嬉皮士最兴盛的一年可以说是始于1967年3月26日的复活节礼拜日，那一天有一万男女青少年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的牧羊草地上对爱情致敬。他们放风筝，掷飞盘，手位手连成“爱之圈”，互相在脸上涂抹色采，单调重复地喊着：“香蕉！香蕉！”这是由于当时流传一种荒谬的说法，说香蕉皮碎片具有引起幻觉的性能。同一星期天，国土的另一边，有一万五千青少年在旧金山欢呼利里博士象花衣吹笛人似的号召：“转向热闹的现场，听听当前发生的事情，离开高中、大学和小学……跟我走，这是艰苦的道路。”

　　接着发生的是数以万计的父母经历的一场恶梦。六十年代的父母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大萧条记忆犹新，他们不能理解国家己经变得如此富裕以至能够养得起流浪汉，也不能理解他们自己的儿女会要参加流浪者的行列。“这些年轻人的样子看起来象游民，举止也象游民，”美联社报道说，“但他们不是普通的游民。他们大多数都曾在中产阶级的环境里生活过，读完了高中，并往往是达到了美国人的梦想——大学毕业。”现在，由他们的父母寄出的照片和附有悲份的寻人启事登上了警察派出所的公告牌。这些照片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照片都是这些年轻人还是规规矩矩的时候拍摄的，同他们现在新的生活方式毫无相似之处。

　　警察能够做到的都做了。救世军在东村设立了叫做“响应”的咖啡馆，在这里，十几岁嬉皮士少年都被规劝回家去。流浪到梣树岭的少年逃亡者由教会办的“美洲越桔”之家收容下来，然后设法同他们的父母联系。一位医生在旧金山为嬉皮土设立了一个免费诊所。他几乎立刻就被孕妇、性病病人和因使用不洁净的针管而染上肝炎的病人弄得门限欲穿。在梣树岭几乎每一个嬉皮士都患有伤风或流行性感冒。很多人都试图在金门公园睡觉过夜，没有想到，一套隐藏着的喷灌系统拂晓时便自动开始喷灌。

　　最有害于健康的当然是各类毒品。嬉皮士无法知道他们买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路易斯·拉萨格纳医生发现很多人买到手的是兽医用的麻醉剂或者干脆就是尿水。那年夏天有不少人试服STP，这是“地狱天使”牌摩托车燃料中使用的一种新合成的添加剂。约有五千至一万只胶囊装的STP被分送出去。嬉皮士少年很欢迎这东西，给它命名为“精神扩张的珍品”。医生们发现这东西危害极大；如果同LSD的一种解毒药氯普马嗪同服的话，STP是可以致命的。被别的嬉皮上叫做“来得快”或“迈瑟鬼”的服用的是迈瑟德林；当他们陷人沉醉状态的时候几乎什么都干得出来。与此同时，步法罗的梅门·科恩医生宣布，对LSD和氯普马嗪的初步研究表明，两者混合服用会产生染色体的损份、自发性流产，或造成畸形婴儿。

　　这年夏天，长途游览汽车安排了穿过梣树岭的路线以便使游客能够看一看那里的奇特景象。（有时会有一个嬉皮士举着一面镜子在汽车旁跟随着跑。）在这里，还有在东村，还有一些客串的嬉皮士，或称作“逢场作戏者”——他们实际是特意来逛逛的规炬人——前来度一个周末，到星期一早晨又衣冠整齐地去上班工作。新左派对嬉皮士的态度是有矛盾心理的。最初，当利里继马里奥·萨维奥之后成为年轻人的崇拜对象时，新左派的作家赞扬了嬉皮士的坦率和自发性。里根竞选取得压倒的优胜后，情况就转变了。许多幻想破灭的斗士承认失败，放弃了希望，宁愿一连几天沉醉不醒。他们说嬉皮士的力量是非政治性的。新左派感到刺痛，反驳说嬉皮士缺乏“稳定性”和“劲头”，说他们“理智上无能”，并说他们实际上是“虚无主义者”，说他们对爱情的观念是“笼统、不具体，到了毫无意义的地步。”当然喽，嬉皮士回答：这是他们的事，他们仍将这样做下去，你们管你们自己事去吧。

　　嬉皮士少年的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父母、警察、旅客或新左派，而是来自他们寄居地区的下层少数民族集团。梣树岭是一个工人区；纽约的东村居住的是意大利人、黑人、波兰人、犹太人、波多黎各人和乌克兰人，他们全都想爬到下层中产阶级去。那些游手好闲的青少年藐视自己阶级地位的情况，使当地的少数民族甚为恼火，因为那种地位正是他们渴望为自己的子女求之不得的。美联社援引了一位刚被解雇的二十岁的搬运工的话：“这些猫儿想退出来。想一想这对于努力想进入的人是怎么个滋味？”

　　一个吹笛子的抗议说：“我们嬉皮士是爱人的；我们决不是顽固派。”他感到惊讶地说，少数民族把他们的聚居区看成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一个黑人抱怨嬉皮士“按管”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这个公园原是属于他和他们同族的；属他们所有的东西不多，但至少这公园是他们的，而现在这些令人恼火的不请自来的年轻人却硬要同他们分享这个公园。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本来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现在冲向不能自卫的嬉皮士。那一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少数民族的小伙子们在汤普金斯广场袭击了一个二十九岁的嬉皮士姑娘并把她的衣服剥光。在中央公园一个十五岁的嬉皮士姑娘和她十七岁的情郎（很典型的，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对她说来，他旧叫“诗人”）受到黑人的袭击，女的被强奸了，男的被打得不省人事。在加利福尼亚，一个贩卖毒品的人被杀死并且右臂被砍掉。几天之后，又有一个贩毒人被杀，尸体装在一个睡袋里，悬挂在峭壁上。

　　很显然，那一年的夏季发生着可怕的情况。骗子和窃贼也到处追踪年轻人。在《家庭》杂志上埃德·桑德斯把嬉皮士运动比作“被受伤的豺狼包围在山谷中的肥胖兔子。”他写道：“想要了解1967年春季和夏季旧金山的梣树岭地区的狂乱，几乎不得不住在那里才行。当时全美国到处都有人说，要寻求爱情和鲜花的快到旧金山去吧。”但是在梣树岭等待他们的却不止这个。“那山岭吸引了留着长发的邪恶犯罪分子。骑摩托车的人用粗暴的虐待狂的手法要把LSD的市场夺过去。满脸粉刺的服用迈瑟德林的年轻恶棍出卖着劣等的麻醉药。恶魔般的和恶魔加强奸犯双料的嗜杀成性分子充斥纷乱的临时免费寄居处。人们开始在公园里遭到抢劫。种族纠纷也发生了。”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去阿弗朗舞厅听“感激的死者”乐队表演的长满胡子的小个子精神病患者，他喜欢卷缩得象胎儿的样子躺在舞池的地上。他的秘密野心是劝诱女孩子和狗作下流动作，把一位美丽的女演员的眼球挖出来，然后涂抹在墙上。后来在梣树岭人人都记得此人。他的名宇就是查尔斯·曼森。

　　象“疲塌的一代”的思想一样，嬉皮士风也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留下去——放荡不羁的气质在美国是有宽阔深厚的基础的——但是作为这一年人们所着到的那种形式的运动，却是注定要消亡。所缺的只是最后的结尾。这一结尾发生在1967年10月8日的夜间。在一代人之前，1931年6月8日那天，一个名字富有诗意的纽约姑娘斯塔尔·费思富尔之死，象征了那行将结束的那一时代的不可思议和腐败堕落；约翰·奥哈位的《巴特菲尔翻8》就是根据这个事件写的。现在另一个上流社会的姑娘在曼哈顿被惨杀，结束了1967年的嬉皮士之夏。她的名字叫琳达·雷·菲茨帕特里克。她刚十八岁，白肤金发，是一个有钱的调料和茶叶进口商的女儿。她登记的家庭住址是她父母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座邸宅，但是10月9日星期天，在纽约的下东端，一百六十九B大道一座褐色沙石建筑的公寓的锅炉房里发现了她的裸着的尸体。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地点。左右两侧是一家破落污秽的废旧品商店和一家黑暗的酒食铺子。那锅炉房里散发着狗屎和垃圾的异味。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泡照着剥落的油漆、塌坏的涂墙灰泥、粉刷过的砖墙上爬着蟑螂，地上放着一个肮脏的床垫。琳达是同一个名叫詹姆斯“可爱的”哈钦森，身上刺着花纹的流浪汉来到这个恶臭的幽会场所的。按照侦探和警察局外科医生拼凑起来的情况，经过如下：琳达己脱光衣服爬卧在床垫上，这时她和“可爱的”发现室内还有别人。这地方常被用来作为贩毒品的交货地点。有四个“来得快”正处于兴奋麻醉状态，他们决心要和“可爱的”共享他的女友。她拒绝了。“可爱的”企图保护她，自己的脸部被人用一块砖给砸扁了。琳达被强奸了四次之后，她的睑部也给砸扁了。两具死尸脸朝上被留在那里；在一个墙角里发现了琳达的黑色抽纱裤衩。

　　三个黑人男子很快被逮捕了，但是公众对琳达比对害死她的人更为关心。琳达显然过着双重生活。在格林威治她是上层社会的家庭里受到庇护的有教养的孩子。同她的父母一样，她也是一个主教派教会教徒；她最喜爱的消遣是在高级的“圆丘马厩”的布满红叶的骑马道上骑马，她父亲回想起在当年8月里自己曾表示过对嬉皮士的憎恶，而琳达的评论是“同我的差不多”。她母亲回想起：“琳达从来不是很迷恋男子的。她非常腼腆。”过了劳动节周末之后，琳达告诉她母亲她不想回到她在马里兰上学的高贵住宿学校奥德菲尔兹去，她想搬到纽约去画画。她母亲后来说：“归根到底，琳达的整个生命就是艺术。她的热烈欲望是要在艺术界搞出一点名堂来。”她告诉她父母，她在格林威治村一家高尚的旅馆里有一间房间，同她合住的是一位来自好人家的二十二岁的名叫波拉·布什的接待员。这样，父母就同意了她的计划。

　　“波拉·布什？”旅馆的职员说。“当然啦，我记得琳达，但是并没有什么波拉·布什，只有一个保罗·布什。”琳达的家里后来得知她在东村曾和许多男人来住，她还用格休威治家里寄来的钱为他们和自己购买毒品。9月下旬，她以为自己怀孕了，她向另一位姑娘吐露她担心不知LSD对婴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星期六晚上，在她死去之前三小时，她曾告诉一个朋友，她刚注射了一些“来的快”并陷人沉醉兴奋的状态中。事后使她父母最痛心的是，他们发现琳达在东村认识的人对她的死漠不关心。一个女嬉皮士说她们虽然哀念“可爱的”，“那丫头死不死不值什么。”

　　同一个星期里，嬉皮士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里烧掉了一具标有“爱情之夏”字样的灰色棺材。棺材里装了橙子皮、孔雀毛、吉样饰物、旗帜、十字架和一块大麻味的饼干。这次仪式叫做“嬉皮士之死”。送葬者一面唱着《上帝保佑美国》和《诃利黑天》，一面看着燃烧，之后，他们大声喊道，“嬉皮士已经死了！现在自由人将会获得成功！”暴力行为使这个运动丧失了活动能力，商业主义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游客们涌到梣树岭和东村两地的手工艺品商店。渴望得到一点钱的嬉皮士参加拍摄了一部大型的西部幻觉影片“印第安施舍者”，戏中扮演县警长的不是别人，却是蒂莫西·利里博士。旧金山的精神扩张商店的老扳罗恩·西林哀叹道，“那种精神已一去不复返了，”接着，他的商店就停业了。“集休形象”组织的一个老成员罗杰·里科说道：“情况再也不象从前了。嬉皮士都到哪里去了？”

　　※※※

　　「美国人物画像：卡尔·赫斯三世」

　　非此／即彼。

　　按照卡尔·赫斯的看法，每一个认真的人必须在两个极端之间选定一个坚强的立场。

　　他要么是一个“民兵”，要么是一个“气象员”派；要么是一个宁死不红的铁杆保守派，要么是一个新左派斗士；要么是一个三K党人，要么是一个黑豹党人；要么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要么是一个互助共生解放军的持枪成员。如果你不赞成战略空军司令部向克里姆林宫的男子盥洗室扔一枚炸弹，那你就应该赞成把泛美航空公司大楼炸掉。不存在什么中间地带，只有一种信念和这种信念的敌人；只有一种方法来挽救世界，一种方法来毁灭世界。社会并非复杂得不可思议，而是简单异常。人们只需要在两种绝对之间，黑与白之间，善与恶之间作出选择罢了。

　　1954年他作为极端保守的右派一个报酬很高的油滑的代言人在《美国信使》杂志上写道：

　　『如果美国不产生那种突然厌恶扯谈生活而伸手取下墙上挂的枪自己使用，或者交给需要使用它的受迫害者的话，那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美国了。』

　　1970年，作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和黑豹党的满脸胡须和满身破烂的圣哲，他骄傲地展示了一份他将亲临得克萨斯大学校园的通告：

　　『学生会发言人委员会（就是给你们带来过阿比·霍夫曼的那些人）介绍：卡尔·赫斯——走得很远的幻游人、斗士、共党、无政府主义者、精神反常者！！现任《壁垒》杂志的副主编。』

　　他从来没有认识到两极实在是同一的。表面上看来他是从一极摆到了另一极。实际上他一动也没有动。到头来他还是站在他原来的起点——还是同政治中心点保持最远的距离。

　　他在1923年出生于菲律宾一个大庄园里。他的性格不是由他父亲——一个浮夸的百万富翁——而是由他母亲——过去华盛顿特区的一个职业妇女——所塑造的。性格坚强的西尔玛·赫斯发现她丈夫是一个拈花惹草的人，就离开了他，带着小卡尔回到华盛顿，宁愿担任电话接线员而不接受赡养费。她定了一条规矩：她那小小的儿子必须读完一本书才能得到一件玩具。在他进入幼儿园之前，已经通读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

　　年轻结实的赫斯到十多岁时读过的书比他的老师都多；因而对他们不感兴趣。在他看来，教育还是一种有组织的官僚制度。他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认定现存制度是他的敌人。为了表示反抗，他这时进入两所高极中学，又分别向两校申请转学到另一校去。赫斯虚报年龄——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年龄大——在共同广播公司网找到了一个工作。在他担任编写新闻节目期间，有一天他借用了他上司的汽车。一个警察交给他一份违犯交通规则的传票，这才发现他的真实年龄，于是他被解雇了。现存制度获得了胜利。现存制度总是会获胜的，但是他永远也不会停止与之斗争。

　　接着，他作为《亚历山大报》编辑部的稿件传送员，开始对党派政治着了迷；这同样也将成为他终身摆脱不掉的念头。民主党拒绝了他。由于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支持个人自由，他成了一个右翼共和党员。不论他的见解有无可取之处，他的才干是无可置疑的。他满二十岁时，已经是《华盛顿每日新闻》的一颗正在上升的明星。不久后主编打电话到他家告诉他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指定他负责这方面的新闻。赫斯回答说，为了罗斯福的死亡新闻不值得他起床出去，于是被解雇了。

　　他先后担任了《航空周刊》的新闻编辑，一本儿童自然科学读物的作者、《捕鱼者杂志》的主编，并且自1950年至1955年间担任了《新闻周刊》的版面编辑。如果他摆脱得掉束缚他的思想枷锁，他本来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的。可是实际上，他越来越全神贯注于右翼理论，为保守的《探路者》周刊编写反共专栏，主编《反攻》杂志和H.L.亨特的《事实论坛》，并同其他一些人——包括小威廉·巴克利——共同创办了《国民评论》。同时，他还定期为《美国信使》月刊撰稿。在这个月刊里，他抨击了罗伯特·奥本海默、联合国，以及他本人就是一名终身会员的全国来福枪协会的批评者。（“如果拉丁美洲人人都有手枪，他们就会有民主。”）他宣称，国民警卫队是反对联邦政府独裁的最强大的保障。他赞成秩序，赞成军队中下级服从上级，以及“由尊重权威的服从而产生的纪律”。

　　到了1960年，赫斯对朴实的个人主义的抒情般的赞扬，为他在俄亥俄州庞大的钱皮恩纸张与纤维公司获得了担任董事长助理的闲差。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郊区一所华贵的住宅，有十七套定做的服装。他在钱皮恩公司的任务是劝阻敢作敢为的工会组织者，并对雇员灌输忠城公司的思想。该公司不时把他外借给右翼智囊班子。他为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汇编了《保守派文件》。1960年他为理查德·尼克松撰写政策性论文；1964年他作为巴里·戈德华特的首席顾问，替这位参议员匆忙赶写了接受党的提名的演说稿。他说戈德华特提供了“难得的人选，而不是应声虫。”

　　接着事情突然发生问题。林登·约翰逊不但获得选举胜利，而且是依靠赫斯所崇拜的英雄，大企业主的资助而获得的。赫斯发现他的一份右翼刊物的后台老板因得到联邦农业补助而发了财。但最大的创伤，是戈德华特的惨败使赫斯在“老大党”的各种圈子里完全不受欢迎了。按照惯例，曾经为一次失败的竞选很好出过力的人是可以指望在党的其他仍然在职的成员手下获得一个职位的。他在国会山上挨门挨户，希望通过共和党找到受雇的机会，但是毫无所得。谁也不要他担任任何职务。到了第二年春季，他已是穷途末路，愿意去充当国会大厦的电梯司机。就连这样一个职位对于他也是求之而不可得。最后他落得在华盛顿一家机器厂上夜班焊接推土机。

　　这年是约翰逊为越南战争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军事集结的一年。赫斯大为吃惊。这说明现存社会体制已失去控制。他看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得出结论，“我的大敌不是哪一个特定的国家——比如，不是古巴，也不是北越——而是国家本身。”在他看来，极端保守派的反共狂热把他们引到一种灾难性的错误。他们曾经信赖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果使官僚制度得到胜利。他崇拜的新英雄是主张权力归于人民的黑豹党，以及“气象员”派嬉皮士：“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正在提出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警察为此正在对他们镇压。”他开始阅读无政府主义的作品，并且宣传反对权威——藐视法律、抵制征兵、隐藏政治犯，如果政府宣布没收你的住房，要拒绝迁出。

　　他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他遗弃了他的妻子，留起一脸胡须。他把那些定做的服装留在衣橱里，现在，头戴卡斯特罗式的帽子，赤脚穿上网球鞋，身穿一件破烂的野外茄克衫和褪了色的绿色工装裤。由于他拒不交税，因此不得拥有财产。他住在阿纳斯科希阿河上一个女友的一艘可供住家的船上。他对一个记者说，“我捻接绳索，油漆甲板，并且密谋反对国家。”他的密谋限于在校园里演讲，在黑豹党集会上激励听众，以及为《壁垒》和《艰难时世》杂志写稿子，但是联邦调查局在密切地注视着他。

　　他的一些现在在尼克松领导之下管理政府的老朋友为他惊讶得发呆。在通往权力的走廊里，他们低声讲说着关于他的故事。他侵占着联邦的土地。他曾参加一次摩托车竞赛而折断了一条腿。人们见他背着旅行背包和一些人所共知的罪犯一起在特区闲逛。他曾经鼓吹没收一切公共财产和大公司财产，身上带着一张世界工人党的党证，曾经在一次反战暴乱中被捕，曾经在一次向迪克斯堡进军中受到瓦斯弹侵袭，曾经在一次激进的大会的高耸着一面大黑旗的讲台上讲过话，曾经获得《花花公子》杂志当年度最佳非小说性文章奖——一篇对意志自由论的赞歌。

　　声调柔和、肌肉发达、长的漂亮的赫斯，在那可供住家的《平静号》船上继续在密谋策划着。他的前舱璧上安放着自己心爱的来福枪，象征着他认为一个人有权保护自己不受官僚们奴役的持久信念。他的周围堆集着文稿：有讲演草稿，自传的笔记、小册子、一本论资本主义国家邪恶的书的手稿。他哀叹“戈德华特现在站到既成权力机构一边”是“可悲的，非常可悲的”事实。他听说这位参议员曾拒绝谈论他，但是他对此是能够理解的。他沉思地说道，“如果巴里认为我疯了，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第三十三章 毛病百出的一年

　　这一年是香港流感和发型流行的一年。有121年历史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同有114年历史的纽约中心铁路合并，服务质量则加倍地变坏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第一类邮资每盎司由五美分涨到六美分，海伦·凯勒、埃德娜·费伯、约翰·斯坦贝克【以上三人均系美国作家。——译者】相继去世，迈娅·法罗和弗兰克·西纳特拉离了婚，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遭到了暗杀。

　　华盛顿的威拉德饭店宣告破产。自富兰克林·皮尔斯起，至少有七位总统曾在这家饭店住过。红色中国（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称之）爆炸了第七颗原子弹。法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希特勒的骸骨在俄国出现。在格陵兰的图勒附近，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架B－52坠毁，其残骸中的钚－235污染了若干平方英里的冰原。这是第13起此类事故。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方遭到饥荒。

　　有的事情倒也顺利。巴布拉·斯特赖桑在《滑稽女郎》中表演出色。朱莉·尼克松嫁了戴维·艾森豪威尔。电视审查员从斯马瑟斯兄弟节目中把唱反战歌曲的皮特·西格镜头删去，但半年后又改变主意，允许他演唱反战歌曲。人体器官移植在这一年大为盛行，虽然四个病人里只有一个活到半年以上。据《华盛顿每日新闻》报道，八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获得社会保险的好处。小蒂姆悄悄地走上了舞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决定支持逃避兵役的人。《大家笑》提供了几个有趣的墙头标语：“小孤儿安妮——打个电话给‘眼库’【眼库意为储存人的眼睛以备为他人移值之用的库藏。——译者】”，“这是你们的贫民窟——你们来保持清洁”，“森林之火可以防熊”，“乔治·华莱士——你的罪行档案已准备好了”等等。出版商出版了约翰·厄普代克《成对成双》、查尔斯·波提斯《真正的勇气》，以及彼得·德夫里斯的《猫的睡衣和女巫奶》。艾伦·德鲁利的《保存与保护》也在这一年问世。《时代》周刊问道：“德鲁利何时才能停笔和歇手呢？”

　　国防部这一年的预算据透露将高达720亿元，数目空前，令人不安，由此可看到局势的一般动向。（罗斯福当年曾被指摘把国家变成了济贫院，而那时他整个国家的预算才不过88亿元。）新泽西州众议员查尔斯·乔尔森得悉武器控制法案的措辞已经冲淡，他不得不安于那新规定的数字了，他回答说：“但数十万美国人可能因此丧生。”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公共道路管理局宣布，全国登记的汽车已达9,990万辆，有78.6％的家庭至少有一辆汽车，每四个家庭中有一家拥有两辆或两辆以上。这样一来，美国交通拥挤的严重情况就更加剧了。年纪不到21岁的男人，大都留着连鬓胡子，穿着喇叭裤。年轻人对某件事表示赞许时，称之为“真棒”，或是说有“气魄”或“没边儿”，要是你表示不同意，那你要么是庸人，要么是糊涂。

　　这一年，赛马“舞影”在肯塔基州赛马会上获胜，后因有人指控事先打了兴奋剂被取消比赛资格；接着，弄得谁也莫名其妙，又正式宣布它是冠军，而奖金则让给了亚军。

　　在西弗吉尼亚，统一煤炭公司第九号矿井爆炸，活埋了78人。美国潜艇“蝎子”号失事，99人罹难，这本是当年海军最大祸事，却由于另一艘美国船在北朝鲜的海域的惊人遭遇，显得相形见绌。

　　※※※

　　美国船“普韦布洛”号，按五角大楼的说法，是一般“技术调查船”，其实是一艘电子搜索船，船上布满天线和复杂的雷达装置，使它可以在缓慢驶经日本海时，监听北朝鲜陆地上电子装置发生的各种情况。只要它停留在12英里以外，那本来是完全合法的。北朝鲜人也充分了解这艘船的情况。在它1968年第一次执行任务的头两周间，北朝鲜人曾派出巡逻艇和低空掠过的米格式飞机，力图对它进行干扰。因此1月23日，当一队鱼雷快艇驶来，开始包围“普韦布洛”号时，船员们并不感到意外。接着，其中一条小船发出信号：“停船，不然我要开火了！”这可是新鲜事儿。船长劳埃德·布克中校回答说：“我是在国际水域内。”那艘鱼雷艇说：“跟在我后面行驶。”布克置之不理，但另一般小船开始向他的船倒退驶来。看那条船的护舷上装有防冲撞的绳垫和橡皮管，布克马上打电报给在日本的基地说：“这帮家伙要真动手了。”在对方的人登舰之前，他命令船员尽力毁掉这艘情报船上的秘密设备，扯碎了密码，用大锤、斧头、手榴弹等破坏了船只的装置。

　　美国海军的一艘舰只被俘的消息传出来后，震惊了整个美国。自从1807年英国人俘获美国船“切萨皮克”号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迪安·腊斯克说，这是“极端严重的事件”，是一种“战争行为”。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华莱士·贝内特要求派美国军舰强攻元山港，夺回“普韦布洛”号，救出船员。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多德要海军劫持“凡在海上行驶的”任何挂着北朝鲜旗的船只。不过，华盛顿大多数人还是赞同腊斯克的意见，保持冷静态度。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他不是绥靖主义者）指出：“我们眼下战争的烦恼事已经够多了，何必再找麻烦。”国会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开战只会使得“普韦布洛”号的船员遭殃。两次请求苏联居间调停，都碰了壁。前最高法院法官、此时任驻联合国大使的阿瑟·戈德堡试图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过问，也未成功。

　　最后，还是由美国和北朝鲜的代表在板门店铅皮顶棚屋里谈判解决。15年前双方军队就是在这里达成停战协议的。同时，北朝鲜中央通讯社广播了布克中校所谓的供词，承认犯有“罪行”，干了“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承认这样做“毫无道理”。中校和船员还写了一封公开信，讲到他们“得到了一切生活必需品”，然而读起来夸大其词，文字几乎全是洋泾浜英语，叫人难以放心。在美国汽车上出现一些标语，呼吁“勿忘‘普韦布洛’号”，好像有谁会忘记似的。

　　※※※

　　在“普韦布洛”号被劫持一个星期后，北越人在相去三千英里的南方发动了他们最为壮观的攻势。威斯特摩兰将军预见到这一着，并且认为自己知道其攻击目标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巨大基地溪山。溪山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奠边府，位于布满弹坑的红黏土小山之间的盆地底部，横亘在共产党“敌人”向南渗透的主要通道上。一位美国少校向记者们解释说：“这里是瓶塞子，如果能越过这里，他们就会把直到海岸边的这一片农村全部占去。”

　　盆地的确是敌人进攻的一个目标，北越投进了2万人的兵力。这里被围76天，然后才由3万美军参加的飞马行动打破包围。但是溪山并非武元甲将军的主要目标，他的计划是攻打南越的几乎全部的大小居民点。

　　1月30日（星期二）晚，南越各个城市的人以听天由命的态度，照旧欢度阴历除夕。第二天是猴年元旦，是这一年最不吉利的一天，比人们设想的还要更加不妙。如果人们善于观察，本来到处都是征兆。例如，有许多年轻力壮的陌生人乘坐舢板、小型摩托车或自行车进入各个城镇。还有，出殡的行列多得惊人，都是按照旧俗敲着锣，吹着笛子，燃放爆竹，抬着棺材（后来才知道，棺材里装的并不是尸体）。午夜刚过，庆祝新年的人们已经熟睡，那些陌生人（全是越共精锐部队的成员）集合起来，在首都和从南到北的其他一百个城市，同时攻击了各个要害地点：警察局、军事基地、政府办公楼、广播电台和电站，以及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外国大使馆等。美国使馆在不久前遭到恐怖分子袭击之后，刚才花费了250万元重建起来。

　　参加春节攻势的越共部队总共约有六万人。经过25天的进攻，他们控制了包括湄公河三角洲大部分的广大农村地区。美军和南越军队后来一步一步地把他们从大的人口集中地赶开。在旧京城顺化，进行了最激烈的战斗，民房有70％被毁。在槟椥，经过空袭和炮击之后，才打垮了那里的共产党军队。一位美军官事后对槟椥战斗作了令人难忘的评语：“为了挽救该城，不得不把该城毁掉。”清点死亡人数，发现敌人的尸体比美军和南越军队多得多，于是美军指挥官们便扬扬得意地宣称，他们打胜了。约翰逊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从军事观点看，越共的攻势是“一次彻底的失败”。麦克纳马拉部长在电视讲话中讲道：“很显然，没有达到……其军事目标。”

　　“如果这叫失败，”佛蒙特州参议员乔治·艾肯说，“我希望越共永远不会取得重大胜利。”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警告不要作“欺人之谈”，应把敌人的春节战役看做“某种胜利”。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说：“如果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一部分和几个大城市算做彻底失败，按照这种逻辑，我想如果越共占领了整个南越，政府一定会宣称他们已彻底垮台。”还有一个参议员大概是说出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情，他感到难以理解地问道：“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我们正在打胜这场战争吗？”的确，政府早先就是这样告诉全国人民的。只是两个月以前，威斯特摩兰将军还报告说，隧道尽头，光明在望。而现在情况却是如此。

　　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指出的，春节攻势真正的伤亡是“美国消耗战略到底是否可信”；威斯特摩兰，“当今约翰逊最重要的政治盟友的这个人是否可信”。如果在这战争问题上威斯特摩兰已不再可信，即约翰逊也就不可信。约翰逊政府已经开始散掉，约翰·加德纳辞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职务，戈德堡辞去联合国的职务，麦克纳马拉离开了五角大楼，换上了克拉克·克利福德。

　　到1968年4月19日，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已增至54.9万人，阵亡的人数达到22,951人，到6月23日（星期日），这场战争已超过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拖得最长的一次战争。约翰逊总统的两个女婿都在越南战场上，在别的时候，这本来会使人对他产生同情心的，但现在对战争的怨恨实在太深了。逃避兵役的人和陆军部队的逃兵在加拿大和瑞典建立了侨居区。后来，夏季将临，1968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时，有两件事促使抗议者的队伍扩大起来。一是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再增兵20.6万人，二是他的司令部宣布，“广治省的溪山基地已经停止使用。”为了这个瓶塞牺牲太大了。使海军陆战队遭受那么多的伤亡，白白浪费那种勇敢精神，现在这位将军根本不想要它了。

　　4月10日，白宫宣布美国驻越南军队的司令官易人。从6月30日起，新领导人就将是威斯特摩兰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据《时代》周刊说：“这位新英格兰将军个性坚强、直言不讳。……他甚至能够使秋海棠都鼓起劲头来。”）当时需要的是能够主持有秩序的撤退的人，因为事情越来越清楚，迟早是要那么办的。一度还曾希望很快实现。5月里，河内提出在巴黎举行和谈，已定于5月10日在古老的美琪饭店开始，对手是艾夫里尔·哈里曼和春水。春水原是胡志明的外交部长，于三年前退休。

　　但是，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经过六个星期曲折的外交谈判，双方代表好客易出现在同一间房里，而接着彼此又就会议桌的形状争论起来。与此同时，敌人在加紧进攻，把5月变成为流血最多的一个月，美军死亡两千人。约翰逊总统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大会上讲话时说，如果越共不表现出某种“克制”，就谈不到停火。哈里曼向他提出意见说，这似乎未必可能。克拉克·克利福德赴越南视察，报告说，共产党人正在“重新装配，重新集结，重新武装”，准备新的闪电战。艾布拉姆斯将军研究了威斯特摩兰制定的新战役计划，其代号是“全胜行动计划”。

　　※※※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对尼克·卡曾巴赫鲁莽地声称东京湾决议便可作为在越南开战的法律根据原就颇为恼怒，1967年10月听到迪安·腊斯克说，“10亿中国人”才是对美国安全的真正威胁，就更加光火。他后来说：“在这时刻，我想我应该呼吁停战了。”受到正在物色总统候选人的反战运动领袖阿拉德·洛温斯坦的鼓动，这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便正式提出参加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预选。民意测验预告，麦卡锡最多能得20％的民主党选票，不过有两个对他有利的因素，一是北越人的春节攻势，二是成千志愿为之工作的大学生的支持，这些人剃掉胡子，擦洗干净，穿戴起来“为了尤金而清清爽爽”。

　　3月12日进行预选，麦卡锡出人意料，获得42％的选票，约翰逊的票数是48％。如果把共和党转向的票数也计算在内，他得票28,791张，约翰逊是29,201张，几乎要击败总统。马上大家都感到约翰逊是可以击败的了，这次投票引起的最重要的直接结果，是对罗伯特·肯尼迪的影响。肯尼迪没有参加预选，他在1月20日还宣布说：“在任何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同林登·约翰逊对抗的。”当时他说明，他之所以踌躇，是因为他参加竞选会“十分有害地”分裂党。这时，他却说他正在“重新估计”自己的地位。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后的那个星期六，使拥戴他的人无比兴奋——同时也激怒了麦卡锡——他声明：“我今天宣布参加竞选美国总统。”

　　接着是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大规模预选，结果对约翰逊很不利。他的组织在瓦解，连那里忠于他的民主党政客的儿女们都倒向麦卡锡。肯尼迪没有参加那里的预选，但是报纸天天都报道，说他的力量在增强。西奥多·索伦森、肯尼思·奥唐内、阿瑟·施莱辛格都参加了他的竞选班子，劳伦斯·奥布赖恩为了替他总管竞选工作，辞去邮政管理局局长职务。约翰逊总统考虑到这种情况，3月31日发表了电视演讲。他说，他已下令减少在越南的轰炸，并谈到国内的竞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全部恶果”。他说国家需要团结一致。然后又说：

　　我已最后决定，我不应让总统的职位同这个选举年里不断发展的党派分裂牵扯在一起……我认为我不应该为了个人党派的原因而耗费自己一天乃至一小时的时间……为此，我将不争取也不会接受我党提名而去参加竞选下届总统。

　　约翰逊退出竞选所产生的冲击消失之后，很清楚，民主党提名的竞争将会在麦卡锡、肯尼迪和副总统汉弗莱（只要他乐于宣布）三人之间展开。这三个人，只有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参加了预选，同总统对抗过。由于为时太晚，已无法把总统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去掉。麦卡锡在民主党预选中得票57.6％，尼克松获得共和党预选票数的81.3％。尼克松最严重的对手是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

　　汉弗莱在4月27日宣布参加竞选。麦卡锡在俄勒冈勉强领先，在其他各州一概是肯尼迪取胜。肯尼迪最有力的主张是反战和维护贫而无权者的利益。黑人运动领袖都是他的天然盟友，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马丁·路德·金。金已看到，越南是妨碍黑人进步的最大障碍。黑人在作战部队中的数目超过了应有的比例，而本应用于黑人区的钱也花在战争上了。金声称：“谁都不能妄谈战争的存在不在严重影响民权运动的命运。”

　　1968年4月间，金正在孟菲斯，支持由1,300个垃圾清运工人（多数是黑人）发动的已为时两个月的罢工。他先住在每天29元的豪华假日饭店里，招来报纸的嘲弄，于是搬到黑人经营的洛林汽车旅店去，房钱一天13元。4月4日晚饭前，他靠在二楼300号房间外面的铁栏杆上，正和楼下的几个同事谈话。这时候，在街对过一幢普通的公寓里，蹲伏着一个狙击手，端着一支装有观测镜的30.06口径的雷明顿气步枪。他放了一枪，子弹穿进金的脖子，在他的颚后爆炸，炸断了脖颈骨。他由栏杆往后倒去，靠在旅店墙上，两只僵硬了的手伸向头部。

　　马丁·路德·金是继甘地之后最伟大的主张非暴力主义者，可是他一生最后的富有讽刺意味的事，是他的死却引起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放火、抢劫以及其他刑事犯罪活动。遭受破坏的城镇有168个，华盛顿受到的打击最甚，纵火事件达711起之多。“拿起枪来！”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对黑人说，他们许多人真就照办了。单在首都，被杀死的就有十人，其中一个白人是从汽车里被拖出来，用刀戳死的。约翰逊总统命令在所有联邦的建筑物上一律下半旗志哀，这对一个黑人是从未有过的一种礼遇，但恐怖行为照旧不断。有些距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的建筑物，也被放火点燃。全国统计，纵火事件共2,600起，被抓2,600人，受伤的达21,270名。为了恢复秩序，政府派出5.5万名士兵，等于保卫溪山的海军陆战队的人数的十倍。

　　在黑人圣歌和教堂丧钟声中，由两头骡子拉的一辆老式农村板车载着马丁·路德·金的棺材，送往墓地。估计有1.2亿美国人在电视荧屏上观看了送殡行列。送殡的有5～10万人，包括大多数全国性领袖人物，如罗伯特·肯尼迪、尤金·麦卡锡、纳尔逊·洛克菲勒、休伯特·汉弗莱等。葬礼是在佐治亚州举行的，但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却没有参加。马多克斯不让学校停课，反对下半旗志哀。但是，他不愿纪念的那个人是再也不会因为这种顽固态度而受到伤害了。在佐治亚特产大理石碑上镌刻着纪念他的墓志，摘自一首古老的奴隶赞歌；这诗句，在五年前向华盛顿进军时，金本人曾经用来作为他演讲的结束语：

　　『到底解放了，到底解放了；
　　感谢上帝，我到底获得了解放。』

　　那个狙击手租用开枪杀人的房间时，自称约翰·威拉德，原来是埃里克·斯塔沃·高尔特的化名，而高尔特也是个化名。当时在场的人曾亲眼看到他驾驶一辆带有亚拉巴马州牌照和墨西哥旅游标签的白色野马牌汽车逃跑，这辆汽车后来被丢在佐治卫州亚特兰大市。中央情报局了解到，此人花了2,000元（现金）买了那辆汽车，用的名字是高尔特。现在，世界各地警察都在缉拿这个逃犯。他逃往多伦多，又改用新化名拉蒙·乔治·斯奈德。他通过最起码的手续（发誓说那是他的名字）取得一张加拿大护照。他用345元购买一张去欧洲的游览票，先在葡萄牙待了两天，然后飞往伦敦。到伦敦后，他突然失踪，无疑他自以为从此就不会有什么事了。

　　然而，他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他在孟菲斯公寓里留下了指纹。中央情报局在司法部里花费半个月时间，调查了5.3万个被通缉人的指纹之后，终于查出此人名叫詹姆斯·厄尔·雷。他是个惯犯，多次因伪造证件、偷窃汽车和持枪抢劫等罪判刑。1967年4月，他从密西西比州州监狱越狱。现在，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从中央情报局那里了解到此人的行踪，于是通知欧洲各地海关注意斯奈德这个人。6月8日，他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捕。戴着手铐引渡时，给他穿上了防弹背心，套上防护裤子，飞回美国，因为谁也不想再重演奥斯瓦德故事。他被装在一辆六吨半的卡车里，送往孟菲斯监狱。他的牢房窗子挡上了厚钢板。他伏罪，被判处99年徒刑。但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始终没有弄清楚。

　　※※※

　　马丁·路德·金被刺几乎整整两个月后，也就是在雷被捕的那个星期里，发生了另一起愚蠢的暴行，干掉了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一个最重要人物。“暗杀从不曾改变过历史的进程，”罗伯特·肯尼迪在他哥哥死于达拉斯后曾经说过，但这话并不确实。他哥哥的死，以及他本人的死，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他在印第安纳州预选中击败了尤金·麦卡锡，得票比数是42％对27％；在内布拉斯加州比数则是51％对31％。在1968年6月4日（星期二）他死的那天，他在汉弗莱的故乡南达科他州击败了汉弗莱，并在最大的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击败了麦卡锡。

　　那一天，肯尼迪同他十个孩子中的六个和妻子艾塞尔（正怀着第11个孩子）一起在洛杉矶附近的海滩上消磨了一个早晨。随后在城里大使饭店的第512号套房，收听选举消息。夜半时候，他乘电梯下到他自己设在饭店使馆厅里的总部去，同欢欣鼓舞的自动前来帮忙的人谈了一会儿话。末了，他说：“我谢谢诸位，下一步是到芝加哥去，咱们在那里取胜吧。”朋友和他最接近的随从们都学着他的腔调说：“下一步是到‘工厂’去。”这是一家热闹的夜总会，他们打算和他一起去欢庆胜利的地方。但是，他还得先到记者室去说几句话。从讲台到使馆厅大门人挤得水泄不通，因此有个参加晚会的人建议他们从后面通道出去。肯尼迪的保镖、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比尔·巴里表示反对，他不赞成这个主意。但是，参议员说：“没有关系。”于是他们迈步走进一条闷热的、有气味的走廊。肯尼迪停下来同一位17岁的餐厅小服务员杰塞斯·佩雷握手，回答了一个有关汉弗莱的问题：“这要追溯到那次斗争，因为……”

　　他再不能说完这句话。帕萨迪纳地方的一个记者看到有一只手臂和一支手枪从一群旁观者中间伸了出来。刺客是把右手肘部支在柜台上，向肯尼迪开枪的，距离只有四英尺远。他把装在塌鼻子艾弗－约翰逊式左轮枪里的八颗子弹全射出来以后，肯尼迪的朋友、奥林匹克冠军雷夫·约翰逊才把他手里的枪打掉。有六个人躺在大厅的地板上，流着血，五人轻伤，第六个是肯尼迪，他的伤势是致命的。他中弹两发，一发关系不太大，另一发打穿头盖骨，进入脑部。艾塞尔跪在他身旁。鲍勃要喝水，他随后问道：“大家都平安吗？”那个服务员给了他一个十字架，鲍勃用手指捏住念珠，艾塞尔祷告。这时，体重300磅的洛杉矶橄榄球公羊队前锋罗斯福·格里尔抱住了那个瘦小的、黑发的刺客。

　　“你为什么干这个？”有个人对他吼道。刺客尖叫着：“我有理由，让我说明理由！”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领袖杰西·昂鲁高声问他：“为什么杀他？为什么杀他？”行刺的歹徒回答说：“我是为了我的国家才这样干的。”这话听起来很荒谬，但接着慢慢弄清了真相。从他那精神不正常的想法看来，他确实相信自己是出于爱国心。对洛杉矶所有其他的人说来，这一天是加利福尼亚州预选的日子，而在暗杀肯尼迪的凶手看来，它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六天战争的周年纪念日。这个人的名字是锡尔汗·比沙拉·锡尔汗，出生在约旦，他痛恨肯尼迪所喜欢的以色列。从表面看，这似乎就是那黑瘦的阿拉伯人杀死肯尼迪的惟一动机。

　　奄奄一息的肯尼迪先被送往中央收容医院，跟着转到规模较大的慈善医院。依靠注射肾上腺素和进行心脏按摩维持生命，同时急速给他动了手术。然而已无法挽救。经过几次挣扎，他终于在1时44分死去。林登·约翰逊痛斥国内枪支的“疯狂买卖”，随后派出总统的一架喷气式飞机把肯尼迪的尸体运回家乡。肯尼迪家族及其朋友再一次伴送一口棺材搭乘波音707飞返东部。联合国下半旗志哀。对于一位从未当过国家元首的人如此表示敬意，这是前所未有的。飞机抵达纽约时，已有一万人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外面排成行列等候向遗体告别。在灵台的每个角上都点着蜡烛，朋友们轮流守灵。肯尼迪兄弟中仅存的特德·肯尼迪作为男性家长，用颤抖的声音发表了挽词。

　　仪式由理查德·库欣枢机主教主持，安迪·威廉斯唱《共和国战斗赞歌》，圣诗班合唱《上帝赞美歌》。然后，汽车队驶往宾夕法尼亚车站，这里一列由两辆黑色机车牵引的专列在等候着，目的地是华盛顿。可是，因为铁路沿线两侧站立的人群太密，这一行程竟用了八个小时。到达首都时，夜已深了。在只有路灯照明的情况下，车队绕过市内巨大、黑暗的政府办公楼群，越过波托马克河，来到阿灵顿。这里已准备好鲍勃的坟墓，木莲树下的一块黑色孤石，离他哥哥的墓碑只有几英尺远。在这里举行了简短的葬仪，然后把覆盖的国旗叠成三角形献给艾塞尔。这时，乐队演奏：

　　『美国啊，美国！
　　上帝赐福予你！
　　还为你的善良冠以兄弟情谊，
　　从海洋到光辉的海洋！』

　　※※※

　　在1968年，从元月1日到6月15日，共发生221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遍及101所美国大学校园，参加的学生近3.9万人。建筑物被炸毁，校长和院长受到粗暴对待，猥亵话被涂在墙壁上，或用以责骂警察，有时竟是幽静雅致的贵族化七姊妹女子学院里高尚家庭出身的有教养的女孩子干的。这几个月里，遭受学生暴行破坏的高等院校计有：费拉德尔菲亚的坦普尔大学、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奥伯林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南伊利诺伊大学、波士顿大学、马凯特大学、塔夫茨大学、斯坦福大学、科尔盖特大学、霍华德大学、俄勒冈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巴纳德学院、米尔斯学院、康涅狄格大学、三一学院、特斯基吉学院、芝加哥大学、马里兰的布伊州立学院、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迈阿密大学等——

　　当然，还有哥伦比亚大学。

　　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的第三个星期，有关莫宁赛德高地校园的报道中最引人注意的事件，是它改变了头一年做出的决定，不再接受工业化学家罗伯特·斯特里克曼的一项馈赠——他所发明的一种香烟过滤纸的专利权租用金。那事传出曾很受社会上的非议，可是1968年4月哥伦比亚暴动的社会影响就更糟糕得多。这是四年前伯克利学潮以来最大的一次大学反抗行动，而且从一个方面说是更加富有意义的，因为它标志着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出现。在此之前，该会在公众心目中也不过是又一个政治性的学生组织罢了。八年后，该会会员发展到5,500人，在200个学院设有分会，并表现了学生厌恶集中制的特点。然而到60年代中期，该会已经表现出好斗的精神，它的领袖公开宣称，要与该会曾明确提出的压迫、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敌。它认为，美国大学已为这三者所败坏，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则尤其恶劣。

　　在平日欢快的日子里，莫宁赛德高地校园的学生中间流行着这样一首大学生进行曲：

　　『谁是纽约的主人？
　　谁是纽约的主人？
　　嗨，我们是纽约的主人！
　　嗨，我们是纽约的主人！
　　谁呀？
　　哥－伦－比－亚！』

　　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提醒同学们说，哥伦比亚大学确实拥有价值2.3亿元的曼哈顿不动产（包括洛克菲勒中心占用的土地在内），附近每况愈下的哈菜姆公寓楼群占了大部分，因而实际上哥伦比亚大学成了贫民窟的大房东。六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又从纽约市租得靠近莫宁赛德高地公园的30英亩土地中的2.1英亩，因而无意中为未来发生的爆炸性事件提供了燃料。学校原打算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一所价值1,160万元的宏伟体育馆。住在邻近的遍地都是酒瓶的哈莱姆贫民区的黑人可以免费使用底层的体育场和游泳池，大学体育系则使用上面的几层。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们设想，既然附近居民区当前充满了娼妓和吸毒的瘾君子，成为全市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之一，那么凡是有一点公民自尊心的居民都会欢迎这个计划。但是他们错了。

　　持反对意见的房客们把这个计划叫做“土地掠夺”，并说是对“公园的玷污”。这时候，大学行政当局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一位建筑师关于体育馆的构图公布出来，www奇Qisuu書com网其中体育馆面向学校的大门，是精心设计、造价昂贵的，另一面朝着哈莱姆区开的门，则小而简陋。于是，居民区组织的领袖们便痛斥这是“隔离的不平等的”安排。哈莱姆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主席愤怒地指责说：“本居民区受到劫夺。”于是150个示威者向体育馆工地进军，高喊“种族歧视的体育馆必须拆除”！并拆毁了一段栅栏。参加示威的白人当中有哥伦比亚大学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主席马克·拉德，以及他所尽力召集来的追随者。

　　拉德这人正是埃德加·胡佛想像的那类新左派分子。前此不久，胡佛刚谈到过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是“一个得到共产党支持的好斗的青年组织，而它反过来又支持共产党的斗争目标和策略”。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则讽刺说：“共产党人不能把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接管过去，因为他们找不到它。”该会在哥伦比亚的确也只有很少的会员，但由于他们喜欢讲蛮话，自己又喜欢蛮干，因而按当时的说法，他们就显得很了不起。拉德尤其吵嚷得凶。在莫宁赛德高地上空升起气球的那一天，他刚好对卡斯特罗的古巴进行了三周访问后回到学校。好像特意要证实胡佛的看法似的，他满口称颂古巴是一个“特别人道主义的社会”。

　　拉德的对立面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他68岁，超脱冷漠，行政工作能力不强。后来，以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柯克领导下的行政当局“独裁专断，招致不信任”。4月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曾征集1,5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哥伦比亚大学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有12个大学研究人员参加的为五角大楼工作的机构），柯克当时对此未予置理。该学生会指摘防务分析研究所的研究项目“目的在于压迫越南人民”，而且包括“防暴设备，为了（在美国）对黑人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
　　星期二把那个体育馆工地上一段栅栏推倒之后，拉德率领他的一伙人游行到常春藤盘绕的汉密尔顿大楼（哥伦比亚大学领导机构所在地）进行示威。他们在这里出乎意料，见到了持和解态度的代理教务长，他说，虽然他“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无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成员资格都是可以商量的问题。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现在对这些已不感兴趣。造反者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便乘势把代理教务长和另外两个职员拘留了26个小时。围攻哥伦比亚的行动于是开始了。

　　头一天夜里，白人学生还发现另一种情况：黑人的力量。他们中间的60名黑人学生，要求白人学生离开。他们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在他们看来战斗性不太足。有一种说法是，黑人当时都带着枪，打算要同警察干一场。他们的白人兄弟并不认为修体育馆的事值得动枪。有的白人学生感到痛心。其中有人说：“为什么要他们管这事？国家的分裂和两极分化已经够呛了。”不管怎样，第二天（4月24日，星期三）早上6时，拉德宣布汉密尔顿大楼已不需要白人学生。他们把大楼交给黑人，自己接管了洛楼图书馆，贴出通告说：“解放区，可以自由参加进来。”柯克校长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楼里。他们破门而入，进行了搜查，把有些信函和文件照了相，有的给乱扔一气；他们吸了柯克的雪茄烟，把他的雪利酒也给喝了。而这才不过是个开始。他们对记者说，他们认为破坏学校的行为是对的。他们援引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时所确立的一些原则。他们声称，柯克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和纳粹一样坏。

　　现在，他们已增加到七百人。星期四，有一百人夺取了费耶韦瑟社会科学大楼；另一百人接管了建筑设计中心艾弗里大楼。星期五，第五栋大楼也被占领。他们在这座楼的阳台上挂出一条横幅：“拉德大楼，第五解放区。”他们建立了指挥所，并且油印了各种声明。其中之一是要求赦免他们全体，柯克不同意，说如不采取惩戒行动，就会“毁掉大学集体的整个结构”。另一批学生（运动员们）一度看来有可能把造反者赶走。（一个摔跤运动员说：“如果这是野蛮社会，那就是适者生存——而我们正是适者。”）可是柯克不愿再出现暴力，所以对他们进行了约束。他还作了让步：暂停体育馆的修建。示威者在那些楼里大喊大叫，这不够！他们要求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同时提出他们刚刚才想到的许多其他要求。跑腿的给他们运来食品、毛毯和成瓶的凡士林。所以要凡士林，是因为他们听说可以用它来防御催泪瓦斯。他们估计警察可能使用催泪瓦斯。

　　他们没有想错，警察果然来了。当第一队警察开到莫宁赛德高地时，有30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教职员把住洛楼的大门不让进入。事情陷入僵局。但是跟着大学董事议决“坚决指示”柯克“对学生的行为实行果断的纪律措施”。这样，他便做出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毕生“最痛苦的”决定，必要时用武力夺回那些大楼——动用了组成快速楔形队伍的一千名警察。首先解决的是汉密尔顿大楼。黑人学生都很听话，黑人律师出场为他们辩护，黑人警官监督他们撤出。黑人学生安静地离去以后，经过察看，大楼各处整洁如常。

　　白人学生占据的大楼的情形则大不相同。在这里只要看到学生有任何反抗表现就动用棍子，拳打脚踢，把他们从混凝土楼梯上推下去。围观者有几千人，警察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站在警察组成的人墙后面，就可以安然无事，可是后来看出，他们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于是警察同样向他们冲打过去。总共逮捕了698人。拉德和另外72名学生被勒令停学一年。考克斯应邀对这些骚乱进行调查。经过21天对79名目击者进行查证之后，考克斯和四位同事公布了一份222页的报告，对大学当局和警方都有不少批评之辞。报告虽然没有为带头闹事的学生辩护，但认为学生的行动“同（警察的）残暴程度并不相称，警察的残暴造成令人痛心的暴行。”调查人发现柯克和他的部下“一贯把学生放在”他们轻重缓急考虑的“最后位置”。其结论是：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问题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根源在于学生们对越南战争和美国的种族歧视深为不满。

　　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学校学潮中好斗的白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大多出身郊区的富有家庭，父母在政治上开明，他们都是学文科而不是学理科的，成绩都很突出，而且以犹太人居多。21岁的特德·戈尔德就是典型，他和拉德都是哥伦比亚风潮中的头头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一名分会主席。戈尔德对记者说：“我们斗争的目标，不仅要争取一个革命化的哥伦比亚大学，而且还要争取一个革命化的美国。”

　　※※※

　　在60年代的某个时候，一个从来不违反停车信号的人也开始违反了。他是小心翼翼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于是他推而认为那种法规是愚蠢的，只有机器人才会服从它。他又违反了一次，在一个月以后，他就心安理得地不断干下去了。而又过了一个月，只要他到达十字路口，即使红灯亮了，他也直闯过去。虽然他不理会这些交通联系手段，他还是感到生气，因为在他喜爱的加油站，他要是不提出要求，服务员就不再像过去那样替他检查机油和擦净挡风玻璃。他改到别的加油站去，情况也都一样。大约就在这同时，他的新汽车的一扇门发出了讨厌的响声，拆开来一瞧，原来不知是底特律装配线上的哪位工人在门里面留下了一只可口可乐瓶子。

　　这都是些小事，但还有别的。比如一天早上，你在自己的牛奶箱里发现一张通告条，说不再送奶了；公司已经停止送货，你得到商店去买。邮政也不像话，谁都有关于邮政方面的可怕经历可谈。在饭馆里，女招待把别人点的菜端到你的面前来。出租汽车的司机找不到你要去的地点。你订的晚报没有送到。药剂师把药给拿错了。新买的洗衣烘干机是次品。送货人把车停在与人行道平行停靠的车子外面，还不肯挪。约翰逊任期的最后阶段出现了全国性的大笑话。人们到处挂出小牌子：

　　『不停地计划下去』

　　建筑业的工作很糟，一项工程如果超期半年完成，就算你走运。班机不按时起飞。因为班机不能准时到达你的目的地，你必须等待，在目的地上空盘旋，而一旦着陆后，你又发现自己的行李被送往别的航空站去了。由于这种情形屡见不鲜，经常出门的旅客都购置可以放在座位下面的特制皮箱。公共汽车和火车时刻表都完全靠不住。几乎每个人都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来向他催讨已经偿清了的账款。看来什么事都越出了常轨。从装水管道到电视机到F－111折翼喷气式飞机，全都乱了套。有一个纽约妇女得到通知，要她交付她从来未打过的越大西洋通话的电话费，她拿起话筒要抗议，却听到电话里有小提琴演奏的声音，原来一家唱片公司的电线和她家的串线了。作家雷克斯·里德想要使用信用卡，竟遭逮捕，理由是雷克斯·里德此人已经去世。据《时代》周刊报道，有一个人对着一架自动售货机开枪，把手枪里的子弹都打光了。

　　修理工人和售货员也很坏，甚至更糟。差错责任难以确定，然而却无处不有。人们对于事物是否还能正常进行下去似乎已不在意。把一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纪律不断在削弱，在某些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一概是繁荣造成的。理查德·尼克松把这种种都归咎于过于宽容。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把示威的学生比做越南的武元甲将军，认为他们都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反映。战争显然有一定的关系。出身于美国上层社会的年轻人逃避征兵不算犯罪，他们得到自己父母的支持，往往还备有医生谎报健康状况的证明信（医生这样做也不算犯罪）。许多逃避征兵的人和逃兵到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去建立新生活，受到千百万人的同情。因为头四个到达瑞典的人是乘“无畏”号飞机突然逃离美国的，所以大家都叫他们“无畏四勇士”。那里的人谁都清楚地知道这个称号的含义。这些侨居国外的人中有一个19岁的南卡罗来纳人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类。一类相信美国将会炸掉整个世界，另一类认为在这个灾难发生之前，美国是可以得救的。”

　　战争只是部分原因。自从禁酒法颁布以来，还从没有这么多的人认为有些法律毫无意义，就开始加以违抗。大麻叶就是一个例子。它不同于其他麻醉品，并不会成瘾；又不同于烟草，对吸者无害；也不同于酒，不致危及社会。年轻人往往认为吸大麻烟是一种社会身份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于较上层家庭的青年是吸大麻烟的，1969年有一段时间，警察局曾经专门设法“拘捕”（“busting”又是一个新字眼）名门子女。

　　参加夏天骚乱的抢劫者没有被逮捕，你在电视新闻节目里可以看到他们自由攫取，警察眼瞧他们，却不采取任何措施。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说：“在我看来，好像已做出一项重大决策，要拿货物和设备去换取人命。”的确，看起来逮捕什么人，不仅看其行为，还要看他是谁，和在什么地方犯罪。5月中旬，马丁·路德·金的继任人拉尔夫·艾伯纳西按照金原先的计划，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塔之间的圣地上建立了一个“复活城”，他率领一千个穷人进驻那地方。政府非但没有拘捕他们任何人，反而向他们提供了可移动的厕所、公用电话亭、电力线路、淋浴设备，乃至投递邮件的地区代号：20013。6月下旬，这个临时营地的治安负责人阿尔文·约翰逊忿怒地辞了职，他说：“这里天天都发生强奸、抢劫、凶杀等案件，而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维护首都国家公园的警察局照旧是不闻不问。

　　在上一代，卡尔文·柯立芝由于粉碎了1919年波士顿的警察罢工，在全国赢得了威信，最后并被选为总统。他曾说：“无论任何人在何时何地都无权不顾公安而举行罢工。”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把公务人员的罢工称为“不可思议和无法容忍的”。自那以后，这种原则已写进了塔夫脱－哈特利法，在有些州还写进了像纽约的康登－沃德林法一类的法律。尽管如此，迈克尔·奎尔在1966年元月1日还是领导运输工人工会举行罢工，使该市165英里的地下铁路和530英里的公共汽车线路失去作用，使曼哈顿商业区陷于瘫痪状态。当他接到法院命令要他把罢工者带回去上工的时候，他竟在电视摄影机前当众把命令撕毁。纽约市终于不得不接受调停，对他妥协。

　　在1968年有损公共利益的罢工事件中也包括孟菲斯的清洁工人的罢工在内。这次罢工是马丁·路德·金在他临死前不久曾经支持过的。同一年，纽约还发生一起垃圾工人的罢工，结果10万吨发臭的垃圾遍布街道，洛克菲勒州长到底只得屈服，同意给垃圾工人增加原来林赛市长拒绝的425元的工资。接着，纽约的警察设纠察线包围了市政府，高呼“警察权力”！他们随便以假想的疾病请“病”假，懒洋洋地看着驾车人把车子停在公共汽车站或其他不准停车的地方。消防队员工会的首领为了讨价还价，通知工人不再干检查楼房和消防龙头等日常工作。1968年秋，纽约市的5.8万名教员中的大部分曾前后三次分别举行罢课。还有空中交通调度员，他们对于头顶上待降落的飞机堆虽然感到不安，却串通一气故意减慢降落速度。

　　到60年代末，这种不顾社会服务工作的风气发展到了顶点。全国75万邮递员中有20多万人决定停止递送邮件，原因是年工资由6,176元开头，经过21年才达到8,442元。尽管他们的领导人劝告说，按照联邦法律，他们会被罚款1,000元，监禁一年，失掉养老金，还会被列入黑名单，再不可能受雇于其他政府部门，但是属于美国劳联－产联的全国邮递员联合会所属哈顿－布朗克斯地方分会的6,700人还是投票决定罢工。很快大纽约市的其他邮递员也纷纷响应。这次罢工后来蔓延到阿克伦、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丹佛、圣保罗和旧金山等地。

　　这次罢工在美国邮政史上是破天荒头一遭，而且破坏性很大。纽约邮局平日每天收发的信件和包裹共约2,500万件，全国的平均数是2.7亿件。许多企业被迫中断业务。纽约各家银行不能收到每天平均达3亿元的存款，40万领取救济金的人收不到支票，证券交易公司不得不雇用装甲卡车在华尔街上来回送证券。到第六天，国民警卫队出来处理纽约的邮件，到第八天，邮递员才恢复了各自指定路线的投递工作。这些邮递员像其他罢工的公务员一样，也从非法罢工中得到好处。国会决定给他们增加8％的工资，从前一个月开始补发，并且建立了独立的美国邮政总局，其作用，除其他工作外，也包括进一步照顾邮递员的苦处。

　　遴选最高法院新的首席法官一事也是1968年许多纰漏中的一个。厄尔·沃伦依然精力充沛，但因年龄关系决定退休。到3月19日，他已年满77。6月19日早晨，他打电话给约翰逊总统，说明了自己的决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以前还从来未有过哪届最高法院在决定时代发展方向上起过更大的作用。在沃伦领导下，最高法院已经为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学校祈祷方式、共产党人的权利、色情文学、被告的逮捕与定罪，以及关于重新分配立法权的“一人一票”决议等引了路。沃伦曾主持过15次最高法院开庭期。而现在，想要行使总统一切职责的林登·约翰逊也有机会遴选一位新的首席法官。他任命法官阿贝·福塔斯为首席法官，同时挑选得克萨斯州会议员霍默·索恩伯里接替福塔斯的职务。

　　这两位都是总统的老友。福塔斯同总统十分接近，三年前才由总统安插在最高法院。约翰逊毕竟是约翰逊，他非得把这两项新任命搞得复杂化不可。他要等参议院认可他对福塔斯的提名，然后才接受沃伦辞职；于是在福塔斯牢靠地就任后，索恩伯里也就可以去接替福塔斯原来的位置。但是，相信会在11月里占有白宫的共和党人却很执拗。他们把福塔斯和索恩伯里称做“落选官员”的提名，并且故意嘲笑福塔斯是总统的“老友”。

　　密执安州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是17个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的首领。一开始，看来他们是不能成事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把“任人唯亲”和“落选官员”的说法中叫做“轻率之谈”。他说：“你决不会偏偏去找来一个敌人，把他安插在最高法院里。”他还谈到林肯、杜鲁门、肯尼迪等总统，都曾任命过各自的朋友。为驳斥格里芬，德克森说：“现在我们该是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多加点小心的时候了。”正是在参院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意见听取会时（为首席法官职位的提名而举行听取会在以前是没有过的），福塔斯看来还是拿得稳的。第一个证人，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指出，在福塔斯的任命被确认以前，总统让沃伦继续留任，这种情况是有不少先例的，有许多较低的联邦法官都是在他们的前任仍在工作的情况下被任命的。

　　现在问题在于福塔斯本人。他被严加盘问了四整天，真不是滋味。根据宪法，他处在证人地位，不能讨论有关个人的决定，否则就会公然破坏分权的原则。可是，反对派参议员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朗读福塔斯曾经参与做出的那些自由派的决定。接着，他们还就他作为法官时的某些行为方面提出了若干问题。这也属分权的问题，但他在这方面却被刺痛了，作为最高法院的成员之一，他不应该干预行政部门的工作，然而他没有做到。他承认自己曾经参加过白宫有关战争和黑人区暴乱问题的会议，还曾给哥伦布百货商店巨头拉尔夫·拉扎勒斯打过电话，对他进行申斥，因为拉扎勒斯说过越南战争有损经济的话。福塔斯申辩说，法官对总统提建议的事是有许多先例可循的，可是像通常涉及约翰逊的问题那样，这里有着一种令人讨厌的感觉，总感到其中有点见不得人的事在进行着。现在只需再加一根稻草就会压断骆驼的脊梁骨了，而这根稻草居然有了。该委员会了解到，福塔斯曾经因在一系列暑期班讲课得到了1.5万元的酬金，这笔钱是估计自己即将因某些案件到最高法院受审的商人提供的。

　　司法委员会以17票对6票通过了任命，但是共和党和南方参议员却开始来阻挠议事进程。参议院要有2/3的人投票才能停止阻挠议事，这时候，德克森不再帮福塔斯的忙了。他不肯支持停止阻挠议事的行动，甚至说他也还不一定投票赞成任命，因为最高法院推翻了芝加哥杀害警察罪犯的死刑的裁决激怒了他。关于结束辩论表决结果，是45票赞成，43票反对，远远不到所需要的2/3的票数。福塔斯请约翰逊撤销提名。总统“十分遗憾地”同意，并说他根本不打算再提名了。接着5月份的《生活》杂志揭露，福塔斯还从路易斯·沃尔夫森的家族基金会中获得过2万元酬金，而沃尔夫森操纵股票的罪行曾经送交最高法院审理过。虽然福塔斯后来把这笔钱退了回去，华盛顿还是感到震惊；眼看还会有其他的揭发提出，他便辞了职。福塔斯和戈德堡离去，一位共和党人住进了白宫，未来的最高法院显然不会再那么开明了。

　　※※※

　　美国人美化和崇拜英雄人物自有一套做法，先对他们捧得过高，然后又一脚踢开。1968年秋天，轮到了一位女英雄：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她实在既不要过去的崇敬，也不要现在的轻蔑，所要的只是不受干扰的独处。她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女人。在美国历史上的那个可怕的周末，国家需要的正是一位具有这些天赋外加表演才能的总统遗孀。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更伟大的第一夫人，但她做不到这一点。杰基·肯尼迪曾经使举国的悲戚分外庄严崇高，没有哪个妇女能做得比她更为出色。但是后来她需要安静的生活，而只要她还是个寡妇，这似乎就不可能。在华盛顿，旅游家汽车不时在她家的外面停靠；搬到纽约后，汽车司机都认识她，一见她就揿喇叭。

　　为了避免闲话，她只和婚姻美满的知名男子一道外出。小阿瑟·施莱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伦纳德·伯恩斯坦经常陪伴她。哈莱克勋爵，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尚未授勋，曾以其原名戴维·奥姆斯比－戈尔的身份担任英国驻美大使，这时是个鳏夫。新闻界暗示，他可能成为杰基的新丈夫。电影杂志则提出一个上了年纪的希腊船舶大王，影迷们一笑置之。

　　1968年10月17日，他们不再发笑了。杰基的母亲那一天宣布：“我的女儿约翰·肯尼迪夫人打算嫁给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先生”——就是那位上了年纪的船舶大王。奥纳西斯是一个士麦拿烟草商的儿子，他积累起来的财产估计有5亿美元，其中有100艘船、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几家公司、一艘长325英尺的游艇“克里斯蒂娜”号，以及希腊的斯科皮奥斯岛。那些相信这个消息的人（他们并不认为是新娘的母亲发了疯，也不认为她所宣布的实际是个荒谬的笑话而已）纷纷议论送什么东西给这对新人。纽约证券交易所、泰姬陵、“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和德·比尔斯钻石矿等都在建议之内。

　　“杰基，你怎么能这样呢？”《斯德哥尔摩快报》的标题这样问道。奥纳西斯比她矮两英寸，比她大23岁或29岁（看你相信一般所说他的两个生日中的哪一个了），完全可以当她的父亲。此人离过婚，这就是说杰基不能指望得到教堂的祝福。尤其糟糕的是，这位新郎完全缺乏社会善恶感，而这恰恰是肯尼迪信念的核心。他有一次讲过，他关于完美家庭的想法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里。他的确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不同类型的国家里都欠税。“她是宁为丑恶财东而抛弃如意情郎了。”一位肯尼迪任命的官员评论说。鲍勃·霍普说：“尼克松有一位希腊籍竞选伙伴，于是人人都想要找一位。”人们普通都说，要是鲍勃还活着，她是不会这么干的。

　　婚礼是10月20日在斯科皮奥斯岛上一个名叫小贞女的小教堂里举行的。郁金香花是由这位巨头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从荷兰运去的。新娘穿的是真正法国瓦郎西安刺绣。她的两个孩子充当小伴童。新郎的子女们则是证婚人。希腊东正教婚礼仪式进行了45分钟，接着新人从一只圣餐杯中取用了圣餐，戴上了象征多子与纯洁的柠檬花花环。吻过《新约全书》后，他们按照宗教仪式围绕圣坛舞蹈一圈。随后，在那艘白色游艇上举行了宴会。希腊海军和奥纳西斯自己的巡逻艇把守住岛屿，不让记者上岸。新郎送给新娘的礼物是一只镶着大红宝石、周围衬着一些大颗钻石的戒指，以及配套耳环，价值120万元。

　　这只是刚刚开始。据老资格的记者弗雷德·斯帕克斯说，这对夫妇头一年一起花掉约两千万元，随后他们每周的开支仍然保持在38.4万元上下。单是奥纳西斯送给新娘的珠宝就值五百万元。因为他一年赚的钱约达五千万元，所以并没有动他的老本。至于避开新闻界，可不那么容易。当时这位肯尼迪夫人曾经同意在结婚前夕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说：“我们希望在斯科皮奥斯岛柏树林中的小教堂里安安静静地举行婚礼，参加的只是家里人和孩子们。大家都明白，即使是有名的人，在出生、结婚、死亡这些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内心的感情也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记者们还是悄悄地追踪他们。他们是新闻，必须报道。摄影记者就更糟糕，有位意大利摄影师竟设法利用望远镜头照了她一张日光浴时的裸体像。但是，她受到的最大打击还不是来自世俗的新闻界，而是来自梵蒂冈的《主日观察家》周刊。这家杂志说她是“社会罪人”，并报道说将要禁止她参加教堂礼拜。在波士顿，枢机主教库欣提出不同意见，说“只有上帝才知道”谁有罪，谁没有罪，他为“爱情、相互景仰和尊重”辩护。但是，梵蒂冈的教堂法学家却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裁定，美国的第一个天主教总统的妻子同奥纳西斯同床，这在上帝看来是亵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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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二次总统竞选运动是2月间的新罕布什尔州纳休阿开始的，当时他化名本杰旺·查普曼住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店。随后不久，他的相片重又登上报纸头版，假名不能再用；而当他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中获得79％的票数时，他更成了共和党竞选的领先人物。此后，他竞选接连取胜。乔治·罗姆尼说他自己是“硬被说服”去支持越南战争的，因而早就被击败。纳尔逊·洛克菲勒先退出了竞选，然而在约翰逊宣布不参加竞选后，他又回来了，但他这种反反复复的做法却得罪了早先支持他的马里兰州州长斯波罗·阿格纽。

　　在尼克松选定阿格纽和他一道参加竞选之前，阿格纽在他的本州外并不为人所知。他自己承认，他的名字“不是家喻户晓的”。在他的名字被提到代表大会上以后几小时，有个记者在亚特兰大商业区把过往行人叫住，对他们说：“我要对诸位说出两个词，请你们告诉我是什么意思。这两个词就是斯皮罗·阿格纽。”一个亚特兰大人回答说：“那是一种病的名称。”另一位说：“那是一种什么蛋。”第三个人的回答有一点沾边：“他是拥有那家造船厂的希腊人。”

　　《时代》周刊说阿格纽的鉴定书“不足以服人”，可是，尼克松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尼克松需要一个甘居人下的竞选伙伴，去起到他自己对艾森豪威尔所起的那种作用。阿格纽在竞选中的对手，结果不是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埃德蒙·马斯基（缅因州参议员），而是一个第三党候选人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因而很难估计他对选民产生的影响。阿格纽痛斥“那些不懂得我们所说勤奋工作和爱国主义是什么意思的冒牌知识分子”；华莱士则攻击“削尖脑袋的”新闻记者、“下流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假知识分子”。华莱士说，如果警察“能够把这个国家管上两年左右，他们是能整顿好的”。与此同时，阿格纽在底特律大讲：“如果你见过一个黑人居民区，那么你就见到了所有的。”阿格纽把一个美籍日本记者叫做“笨日本鬼子”，把波兰人叫做“波兰佬”。他的态度如此无礼，以致有个示威的人举着这样的标语牌来欢迎他：“现在就道歉吧，斯皮罗，免得以后麻烦。”有些示威的人拿来欢迎华莱士的标语是：“如果你曾喜欢希特勒，你就会爱上华莱士，华莱士是罗斯玛丽的小宝贝。”

　　竞选失败的人在运动开始的几个星期所以那么引人注目，原因之一是先行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气氛十分沉闷。美联社评论说：“理查德·尼克松在迈阿密海滩的冗长乏味的仪式中取得了胜利。”白修德写道：“浓厚的厌烦情绪笼罩着整个代表大会。”合唱队在歌唱，乐队在演奏。约翰·韦恩兴致勃勃地朗读了“我为什么因做一个美国人而自豪”。支持尼克松的其他名人，阿尔特·林克莱特、康尼·弗朗西斯、帕特·布恩、劳伦斯·韦尔麦等，也都同样打不起精神。那些政客的枯燥讲话似乎没有个完。惟一有意义的事情是在会外发生的。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据说因是黑人受阻不能参加一次招待会。迈阿密的黑人骚动起来，电视广播员说，有70名携带机枪的警察开进了骚动地点，后来有消息说打死了四个黑人。尼克松在黄色的便笺上潦草地写成一篇不久他便将使之闻名全国的演讲，其中号召恢复到美国过去那种“为梦想所鼓舞的上进精神”。

　　根据美联社报道，共和党人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在参加大会者的记忆中是最严密的”。第二个肯尼迪遭到暗杀吓坏了特工处，因为约翰逊当时曾经指示要该处负责一切重要候选人的安全。有的特工人员乘坐直升机在代表大会所在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还有的带着步枪和望远镜从屋顶上监视着熙来攘往的人群。由30人组成的一支防暴小队在随时待命。1,333名代表每次进入会场时，他们所携纸袋和钱包都要受到检查。有些民主党人认为这做得太过分了。两周后，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

　　后来在芝加哥发生的暴力行为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过那里确实存在着形成暴力行为的各种因素。结束越南战争委员会前来嘲弄芝加哥警察，这个在戴维·德林杰领导下的庞大的组织负责协调八十多个和平团体的活动。嬉皮士、易皮士【原文Yippie头三个字母是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青年国际党）的词头字母，后面的pie是袭用Hippies（嬉皮士）一词的后面部分。易皮士是1968年开始的美国青少年中的一部分人的松散组织，也可以说是持较激进观点的嬉皮士。——译者】、和平哨兵、麦卡锡的工作人员、幻想破灭的自由派，各色人等无不齐备，他们自己预言其总数将达到10万人，要在代表大会会址国际圆形剧场外举行示威游行。市长理查德·戴利认真予以对待。他把整个芝加哥变成了兵营。圆形剧场周围的下水道入口处都用沥青封闭。会场四周树起了七英尺高、顶端装有刺铁丝网的活动铁栅栏。全市1.15万名警察分两班值勤，每班12小时，5,5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整装待发，按照白宫命令由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空运来的7,500名美国陆军部队严阵以待。事先的估计和准备是过分了，结果前来同他们对峙的示威者只有大约1万～1.2万人。

　　在代表大会上（所有这一切全都为此），汉弗莱在第一次投票时就得到提名：麦卡锡和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远远落后于他。惟一真正的争论仅仅是如何在党的政纲里处理和平问题。两者中，代表政府观点的、有鹰派味道的政纲以15643/4票对10411/4票胜过带鸽派味道的另一政纲。从这些数目字不难看出在战争问题上党内意见分歧之深刻。四年前，林登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提名，并且以压倒优势获胜。这次芝加哥大会原是安排在他的60岁诞辰的那一周召开的（他的生日在星期二），而现在他连去都去不成了。特工处告诉他，那太危险。

　　“停止战争！”顶层楼座上的年轻人高声喊叫。（第二天，发生了可笑的变化，市政府的雇员们占据了全部座位，他们挥动着写有“我们热爱戴利”的旗子。）不过，这一周最精彩的一幕，还是会议大厅内对于外面发生的事情的反应。代表们正从电视屏幕上观看闹市区发生的事，参议员阿贝·里比科夫从主席台上看着下面离他15英尺远的伊利诺伊州代表团，责备说：“在芝加哥街头出现了盖世太保的做法。”戴利和他的助手们一齐站起来，挥动着拳头，对他破口大骂（看电视的人从他们的口形能看出他们骂的什么话），里比科夫冷静地说：“承认事实真不易啊。”

　　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实况弄不太清楚。如果这里的警察像老密西校园里的法警一样勇敢和遵守纪律，那他们的行为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同时，应该公平地指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是弄得有点忍无可忍。后来，他们展示了从被捕人身上搜出来的一百多件武器，其中有大折刀、带钉子的高尔夫球、嵌有钉子的短棍、头上装有刀片的球棒、混凝土块和普通石头。

　　事情是8月3日也就是在大会开幕前的那个星期四开始发生的，地点就在主要候选人住的旅馆的窗子下面。这一天，青年国际党（易皮士）到达芝加哥，他们带来一头取名比加瑟少年的重125磅的猪，说这就是他们打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这些易皮士和嬉皮士戴着念珠，穿着便鞋，留着胡子，招摇得很，他们在芝加哥北城的占地1,185英亩的林肯公园安顿下来。整个周末，他们弹奏吉他，朗诵诗歌，发表演说。在星期六晚上11时宵禁的时候，有12人被捕，都没有反抗。星期天，他们的人数已达两千。下午5时，他们要求警察允许他们开一部卡车到公园里，作音乐台使用，警察拒不同意。接着，警察把易皮士首领杰里·鲁宾抓了起来。群众给激怒了，他们高喊：“混蛋，不，我们决不走！”他们学猪叫，又一齐喊“胡——胡——胡志明”。新左派的汤姆·海登向警官们解释，说这后一句没有任何意思，不过是学生们从德国开始的一种国际性的念诵罢了。警官们没有理睬他。到宵禁时候，警官们挥舞着警棍冲过公园。星期一夜里，他们又冲过一回，不过这次更凶猛一些。被赶出公园的示威者从北边的马路上跑掉了。

　　星期二，有70个教士和牧师竖起一个十英尺高的十字架。示威者高唱《我们将战胜》和《共和国战斗赞歌》等歌曲。这天晚上，有三百名警察向他们施放催泪瓦斯。那些呼吸困难的年轻人扔石头，扔瓶子，大喊：“用枪打吧，猪猡！”“打死我吧，猪猡！”星期三达到了高潮。示威的领导人曾宣布，他们的游行队伍将从格兰特公园的音乐台出发，开往圆形剧场，以表示他们是团结一致反对战争的。“这是非暴力游行，”德林杰告诉八千名听众说，“如果你觉得自己难以做出非暴力的反应，就请离开我们。”许多人离去了。尽管这样，仍有一位芝加哥官员宣称：“今天不允许游行。”

　　游行也的确没有举行。出现的却是后来一个调查委员会称之为“警察暴动的事件”。警察通过手提扩音器喊道：“这是最后的警告，现在就撤走。”人群果真撤走了，他们撤到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对面，隔着密执安大道相望的格兰特公园里的一个狭长地带。他们一边后撤，一边学猪叫，学着德国法西斯腔调喊“欢呼胜利”，念诵其他粗鲁话来嘲笑警察。在密执安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的交叉路口，排成双列的警察队伍在等候着他们。由于卡车上的和那三位候选人的总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的屋檐上电视灯光，现场照得很明亮。人群挤在一起，随后又时而后退，时而前拥，逗弄警察，问他们敢不敢动手，这时候，警察排成两个楔形队伍，挥舞着警棍向他们猛扑过去，把单个的示威者拖向候在一旁的囚车。好几百个女孩子在拥挤的人群中尖声呼叫。这种故意伤人的行为疯狂地持续了18分钟。真正说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中产阶级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一场战斗罢了。有一位记者说，“街上的那些人是我们的孩子，而警察却在袭击他们。”可是，警察当然也是有父母的。

　　除去这些大冲突之外，整个一周里，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一直不断发生小冲突，在警察和非示威者之间也曾发生过。单是在星期一晚上，就有21个记者受伤。在不同的时刻，旁观者、教士以及至少一个跛子，都挨了棍子。《花花公子》的发行人休·赫夫纳遭到痛打，英国工党党员安妮·克尔夫人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外面受到毒气的喷射，并被关进了牢房。饭店门廊里的旅客也挨了打和被捕。饭店的空调通风管道里吸进了催泪性毒气，吹送到2525A号那套房间里，休伯特·汉弗莱正在那里从电视上观看自己被提名的情况。星期五，警察说有人从楼上窗口扔东西打他们，有沙丁鱼、鲱鱼、啤酒罐头、烟灰缸、鸡尾酒杯、冰块等。他们认为——但也说不准——这都是从15楼拐角上1505A和1506A号那套房间（麦卡锡的指挥所）扔下来的。他们没有任何命令或逮捕状，公然冲进饭店，登上电梯，把待在那套房间的人揍了一顿。

　　示威群众提出要住在林肯公园的草地上和峡谷里，戴利市长要是应许下来，那么芝加哥的流血事件就有可能避免。那样，警察只需守卫在公园周围，等示威群众慢慢厌烦，自己离去也就完事了。但事实上，由于强制实行宵禁，市长就造成了必不可免的对抗，而且使之在最不堪设想的情况下发生。“整个世界都在看着！”那些青年在密执安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路口曾齐声叫过。虽然不是整个世界，但也是全国大多数人（估计有八千九百万）都在看着，其中就有在比斯坎岛的得意扬扬的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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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芝加哥，白修德星期三晚上8时55分在笔记本上写道：“民主党完了。”看起来确乎如此，而当汉弗莱的竞选一开始就显得是令人讨厌的蹒跚而行时，他的支持者都大为失望。他碰到的主要困难是民主党人疏远开去，他们的心已归向麦卡锡，这时戴上了无字白牌的竞选纪念章；另外就是，他没有钱，组织机构缺乏效率，而他自己无法挣脱林登·约翰逊的罗网。约翰逊也不给他帮助，对他持轻蔑态度，似乎看他是不足挂齿的。有人问约翰逊对汉弗莱有什么看法，他漫不经心地说：“他叫喊得太多了。”

　　在初秋的那几个星期，汉弗莱确有他值得叫喊的事。在没有充分准备情况下，他巡回旅行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密执安州、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一天发表演说有时竟达九次之多。这虽表明他精力充沛，但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工作人员缺乏判断。先遣人员为他做的准备工作很差，听众不多，情绪半冷不热。在费城，陪伴汉弗莱的当地的一个少年乔埃·毕晓普倒比汉弗莱还更受人欢迎。几乎在每一站都有人提出诘问，在波士顿，有一群反战的人把汉弗莱和爱德华·肯尼迪轰下了讲坛。汉弗莱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到芝加哥去时带着一个信天翁【信天翁，一种海上水鸟，按美国迷信传说，伤之不祥。——译者】”，指的是林登·约翰逊；“而从那里离开时就带上了两个”，指约翰逊以外，又加上了戴利。

　　他的财源差不多已经枯竭。他的口才，有时也颇高明，这时却尽夹杂着陈腔滥调。有一次，他竟然说：“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像苹果排一样带有美国风味。”约翰逊像是在拆他的台。9月间汉弗莱说，美军可以在年底开始撤退，而总统却说，“谁都不能预言”撤退在什么时候开始。不算华莱士的票数，根据8月间盖洛普民意测验，尼克松以16分领先，哈里斯的测验是尼克松40对31领先。这时连汉弗莱自己也丧气了。他说：“我过去曾追求无法实现的梦想，现在或许我又在这么干。”

　　尼克松参加竞选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他有的是钱，情绪十分乐观。他的日程表同电视网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限配合得很协调，甚至使他们能有充分时间去冲洗影片。他避开辩论的挑战，同时共和党参议员们阻挠通过在没有华莱士参加的情况下利用公用电视进行辩论的一项措施。尼克松求助于“被遗忘的美国人”，这种人照章纳税，不捣乱，不犯法，按时做礼拜，把自己的孩子抚育成为“合格的美国人”，使他们能自豪地穿上本国军服，充当“世界各地自由墙上的守卫者”。

　　乔·麦金尼斯在《1968年总统的叫卖》一书中叙述了尼克松工作人员使用的广告术。有一个作者评论说，对尼克松说来，政治就是“按照折扣和市场状况向大众推销的……产品——今天是这种货色，明天是那种货色”。尼克松的一个助手小弗兰克·谢克斯皮尔看到俄国镇压捷克斯洛伐克而极为兴奋。“运气真好！”麦金尼斯引述他的话说，“这个捷克事件真是再好没有了！使得主张温和路线的人陷进鬼也不如的困境！”

　　尼克松说他有结束战争的计划，但现在不便公布，因为公布有可能妨碍在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他答应任命新的司法部长，以恢复法律和秩序，同时攻击最高法院，说它根据法律上的细节而释放被告是“明目张胆地犯罪”。他赞成批准禁止核扩散条约，但现在不行，因为苏联不应那样对待捷克人。他说，工商业会改善，因为他会对企业家减轻赋税和给予其他鼓励，从而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减少依靠救济的人数。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政府为人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人民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

　　10月里，汉弗莱的竞选开始有了转机。

　　他把芝加哥丢到一边，他忘掉了，他的听众也都忘掉了。他把嘲笑他的人说成是“该死的傻瓜”，不加理会，而把小丑埃米特·凯利说成是“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还指摘尼克松回避问题。他支持最高法院和禁止核扩散条约。他提醒工会听众不要忘记民主党历届政府曾经为他们做出的努力。尼克松是“胆小如鼠的理查德”；华莱士和他的竞选伙伴柯蒂斯·李梅将军是“一对炮筒子”。汉弗莱在演讲中创造出一种手法，就是一一列举民主党总统竞选得胜者的姓名：罗斯福、杜鲁门、史蒂文森、肯尼迪，而当听众鼓掌刚开始热烈的时候，就顺便塞进林登·约翰逊的名字。同时，他的竞选伙伴则猛攻阿格纽。马斯基会先说：“阿格纽先生说，我们缺乏幽默感。”然后再挖苦地加上一句：“我想他是在尽力恢复幽默感的。”

　　盐湖城是一个关键地点。汉弗莱在这里宣布，他要停止在越南的轰炸，作为“为了和平可以接受的冒险”；于是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根据10月2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汉弗莱已经把尼克松的领先地位削弱了一半。这一来是因为对芝加哥事件逐渐淡忘，另外也因为30年来人们已习惯于投民主党人的票。那年6月间盖洛普曾经发现，46％的人认为自己属民主党，27％的人是无党派，另外27％的人属共和党。（1940年的比例是42％，20％和38％；1950年是45％，22％和33％）眷恋罗伯特·肯尼迪和麦卡锡的自由派突然意识到事实上是在汉弗莱和20年来他们视为怪物的尼克松之间进行选择。一直不开心地待在里维埃拉的麦卡锡本人，在选举前五天宣布，他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名单。最后还有一点，两个候选人在举止上也很不一样：汉弗莱正处在最好的竞技状态；而尼克松则开始像托马斯·杜威一样听起来不可思议了。

　　在选举前一天的下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拥护尼克松的人占42％，汉弗莱40％，华莱士14％，剩下的4％未定。9月以来，在华莱士逐渐失势的情况下，汉弗莱多得了12％，尼克松则只多得了1％。在那同一个星期一，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汉弗莱以43％领先，尼克松是40％，华莱士是14％，其余4％未定。

　　星期二夜晚真是紧张万分。尼克松要求选民“授予管理之权”。他得到的却是汉弗莱票数的激增，这在许多分析家看来，如果竞选再持续一两天，汉弗莱就会取胜的，民主党人懊丧地想到林登·约翰逊生日的那一周，原是可以多出一两天来的。从电视网电子记分牌上闪耀的数字可以看出，领先地位几次易手。有时看起来，正如美联社所说，这两位领袖是在“一个州一个州地进行较量”。刚过午夜，汉弗莱以3.3万票领先。黎明时，看上去汉弗莱虽然不能在选举人团上取胜，但有可能获得民选票的多数，那样他就显然可能在选举人票上阻挠尼克松取得多数，而把选举移到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去进行。

　　选举人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尼克松301票，汉弗莱191，华莱士45。选民投票的结果是，尼克松得票31,770,222张（占43.4％），汉弗莱31,267,744张（占42.7％），华莱士9,897,141张（占13.5％）。尼克松和汉弗莱的票数相差还不到0.7％。而且，民主党仍然控制着国会。这样，尼克松就将成为120年来在开始执政时国会山两院却都归反对党把持的第一个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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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尼克松看到一个13岁的女学生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让我们团结起来吧”。他在取得胜利的时刻说，那是“使我最受感动的”。他真是这样想吗？对他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人，谁也不能肯定。尚未上任的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对30名南部黑人领袖说：“不要听我们说些什么，要看我们怎么做！”后来在水门丑闻发展过程中，詹姆斯·赖斯顿是这样描写尼克松的：“简直没有哪一条美国宪法的崇高原则是他没有在理论上加以维护而在实践中加以违反的。”不过，在他当选后尚未就任的时期，他的声望很高。大部分美国人都想信任他，都想说服自己相信他是知道如何脱离60年代的泥沼爬到高地上去的。他曾应许从越南撤出军队。1961年以来，阵亡的美国人已达24,291名，因而知道死亡很快会停止，是叫人深感宽慰的。国家需要喘息一下，党派政治现在可以搁置一下了。

　　当选总统站在曼哈顿皮埃尔饭店第39层楼的窗子前远望，可以越过中央公园长满树木的平原，看到在远处闪闪发光的美国。自走出大萧条的深渊以来，美国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分裂过。一些人的口号是“热爱它否则就离开”，另一些人的口号则是“不改变就会失掉它”，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在目前怎样也无法弥合的鸿沟；要找出共同的基础，只能等到那些突出的问题获得解决之后，而其中的头一个就是战争问题。在社会问题方面，连埃里克·塞瓦赖德这样的自由派评论家也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向右靠。他看到黑豹党人被判犯有的长长的罪名单子，不觉心惊胆寒。他从电视上看到有七个私生子的巴尔的摩姑娘狂怒地咒骂社会使她走投无路，不由得摇头叹息。他看到黑人妇女急急忙忙要在日落前赶回家去，情不自禁地说：“除对少数人外，我真不相信‘法律和秩序’是什么法律准则的字眼。这个问题就在于生存本身。”

　　对于站在分水岭左边那些觉醒起来的年轻理想家说来，世上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美国国旗、上帝、母性、知识、荣誉、谦虚、贞洁以及诚实等，全都说不上。据说，1968年保险统计员发现，社会上欠债不还最多的人是那些欠学费贷款的年轻大学生。有一次，一位学院院长给刚毕业的一个欠债者写信，得到的答复竟是这位校友裸体待在山洞里的一张相片。人们几乎可以相信，对于某些中产阶级的青年说来，他们父辈过去背诵过的童子军誓言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他们现在极力要做到的是不可信赖、不忠诚、不助人、与人为敌、不讲礼貌、不宽厚、不服从、不开朗、不节约、怯懦、卑鄙和傲慢。

　　某些有悠久历史的学府的校园往往变成讨厌乃至危险的地方。康涅狄格州的威斯莱安本来是一所小的名牌学院，这里彻夜都得用泛光灯照明，夜里走过校园是不安全的，行凶抢劫曾猖獗一时。大学都面临着新的纪律问题，即如何妥善处理那些依靠贩卖麻醉品给吸毒成瘾的同学而维持上大学的本科学生。在某些特殊地方犯罪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很体面的医生，他对邀来晚餐的客人大讲：他和他的妻子从做孩子时候开始，一直在商店行窃，现在也还这么做，事实上那餐桌中央的花饰就是三天以前才偷到手的。有一位学院院长助理详细说明他曾对一个刚刚应征去坦克部队的学生讲述如何最巧妙地破坏坦克。1967年7月号的《纽约图书评论》在头版上刊登了很大一幅绘图，教给读者制造燃烧瓶的办法：用一块浸透汽油的破布做塞子，一段晒衣绳子做导火线，燃料则是把2/3的汽油和1/3的肥皂粉与尘土混合起来就成了。

　　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当选总统就是对这一切的反应，而且是一种健康的反应。国家目前已不再需要什么空想家，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保守的政府，另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这个政府将会抵制削减赋税的诱惑，尽可能设法平衡预算，保证美元稳定，制止通货膨胀。印度支那的敌对行动要尽快地结束，一切对外政策都将只根据美国国家的利益来评价。在国内，联邦政府的作用将受到明确的限制，国会的特权则将恢复，两代人之间、种族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联系将得到加强。

　　1968年美国精疲力竭的情况在黑人区表现得最明显不过，这些居民区在这一年里比任何人所预言的都要平静得多。林登·约翰逊在春天说过：“我们将有一个不好过的夏天，我们在消除缺陷之前将会有好几个不好过的夏天。”尼克松预言会有“街头战争”。司法部在处理市中心区骚动问题上已经变得如此老练，以致制定了什么叫大骚乱的标准。那就是必须有暴力行动，参加人数必须在三百名以上，至少得持续12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还一定得出现开枪、枪劫、放火和破坏公共财产等情况（150人参加、持续时间是三个小时的只能叫做“严重扰乱”）。陆军已经训练了共有1.5万人的七支特种部队来对付市民的骚乱，黑人领袖们预言，它们到春天就能用得上，因为空前的大爆发就在眼前。

　　这些领袖的确做出了样子。他们讲授关于游击战和逐屋作战的课程。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向左转的战斗姿态参加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马丁·路德·金的南部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主张强制性的种族分离。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人》是1968年的一部畅销书，书中把克利弗描写为“美国争取黑人解放斗争的一位职业革命家”。詹姆斯·鲍德温把美国称做“第四帝国”，马尔科姆·艾克斯的信徒在纪念他逝世三周年时，采取了绝非他所主张的一种毫不克制的态度。就连知名黑人也都采取了强硬路线。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墨西哥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为祝贺他们的胜利演奏美国国歌时，两人都低下头去，并且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紧握的拳头表示对抗，而使美国胜利的荣光大为减色。当7月间克利夫兰出事的时候，普通的反应是“又来啦”。有一辆因交通事故被派去的牵引车遭到狙击手射击。被调到现场的警察变成了枪手的靶子。不到30分钟，就死掉3个警官、4个黑人，另有8个警察受伤。国民警卫队出动了，结果因抢劫和纵火造成了约达150万元的损失。在其他黑人区的狭巷里，警察加倍警惕着看来无法避免的骚乱。

　　骚乱并没有发生。实际发生的骚乱不及人们预料的一半，其他大城市都没有出现过去三年中发现过的破坏事件。美联社报道：“就种族斗争来说，这是五年来最冷清的夏天。”只有19人死亡，按照瓦兹事件前的标准来看固然惊人，但和头一年的87人死亡相比就算不了什么。其原因之一，是那些煽动的闹事者都不在街头了。他们有的坐了牢，有的逃亡他地。拉普·布朗被关了起来。克利弗11月下旬在他的假释撤销时不见了踪迹。休伊·牛顿因为杀死一个警察在奥克兰受审，由一个黑人领头的陪审团裁定他犯了罪。“如果休伊回不来，就闹到天边！”休伊的黑衫党党徒叫嚷着，威胁着要对所有的白人采取恐怖行动，但是当他因杀人罪被判处2～15年徒刑而被送走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所以产生这种比较平静状态的另一个原因，是黑人看清正是他们自己成了骚乱的主要受害者。他们的商店被抢劫，他们的汽车被毁坏，他们的住房被焚烧，他们的子女遭遇危险。瓦兹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希亚瓦塔·哈里斯说：“我们在自己的区域烧毁商店的那种暴动阶段已经过去。整个运动已转到另一个方向，就是运用黑人的权力，谋求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按照教育程度、工资和担任公职情况来看，也就是如白修德所说，“按照每一种传统的进步标志来看”，美国黑人已经在前进了。从小处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电视屏幕就是一例。取消种族隔离在电视中已成为现实。如今几乎每一套连播戏剧节目中都有一个黑人演员。“巴顿地方”里的神经外科医生就是一个黑人，而且黑人“朱莉娅”是女主角之一。

　　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抗议办法由一个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在芝加哥提倡起来，他通过号召自己的会众联合抵制某些白人商人的产品的办法，来迫使这些商人雇用黑人。大西洋－太平洋联合茶叶公司就使970个黑人有了工作，朱厄尔茶叶公司雇用了661人。杰克逊所谓的“面包篮行动”还说服商人们在两家黑人银行开立了账户，使他们所收存款由500万元增加到2,200万元。黑人现在有了经济实力了。人口调查局后来了解到，每年存钱在1万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在60年代已从11％上升到28％。他们终于开始步入中产阶级了。





　　第五部 尼克松终于上台（1969－1972年）

　　第三十四章 沉默的多数派的崛起

　　尼克松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中有一位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听说当选总统威尔逊在1913年一次就把他的内阁人选全部宣布出来，这位1968年的当选总统也决定要在电视上这样做。这一典礼是1968年12月11日在华盛顿肖哈姆饭店的雅典娜神像厅举行的。尼克松要求每位指定的阁员由各自的妻子陪伴着出席；他解释说，忠城的伴侣应该分享这种光荣——这却激怒了女权运动者，她们说这种恩赐态度完全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新阁员的夫人们看来都对参加典礼感到高兴，但全国观众却并非如此。电视观众们觉得这三十分钟的演出十分无味——一个批评者极无礼地把它称为“政治上的‘我干什么？’节目”——多人都注意到那颗明星重复地谈到他自己。这十二位指定的内阁阁员，尼克松都说是不但了解自己的特长而且也了解自己的心理活动。这情况被称作是“额外一个方面的广度”，这个词儿这位当选总统用了不下十次之多。

　　事实上，这个即将上任的内阁显然缺乏这种广度。它的成员全是富裕的、白种、男性、中产阶级、共和党人，其中七人住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过去一直是共和党选票主要来源的地区。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企业界人士，有三位——沃尔特·希克尔（内政部长）、温顿·布朗特（邮政总局局长）和约翰·沃尔普（运输部长）——从事建筑业。缺乏广度这一点并非全是尼克松的过错。他也曾争取多样化一些。在此以前，他还保证要组织“一个由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政府”，其成员将包括“我能在国内，从政府中、从劳工界中、从所有各方面找到的最优秀的男女”。但民主党力量所在的一些主要地区不响应他的建议。例如，三个黑人，小惠特尼·扬、爱德华·布鲁克参议员和纽约公务员委员会主席厄萨·波斯顿夫人，就直率地拒绝了他。因此，他组成的是一个清一色的班子，而不是代表各个方面的。一个期刊作者评论说，尼克松的内阁“看来是用灰色的石块而不是用闪闪发光的钢和玻璃建成的”。但它的建筑师却是如此。《时代》说，“那些人着来是冷静而有能力的，但缺乏热情和才华。”然而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缺点，没有人怀疑他们的正直。

　　由于象威廉·罗杰斯（国务院）、约翰·米切尔（司法部）和罗伯特·芬奇（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等尼克松的亲密朋友出现在内阁里，人们都认为这说明尼克松有意要使他的内阁具有比约翰逊时代更大的权力。一些当时还不知道谁是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的专栏作家，就曾预言过作为总统工作机构的厨房内阁不会再存在下去了。当然，对总统冷眼旁观的人承认，总也会有一些例外情况的。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正以主要顾问的身分显露头角，据说罗杰斯正在阅读基辛格的著作。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的是，尼克松的首任国务卿必须阅读基辛格记者招待会的记录才能跟上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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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白宫六个月之后，新总统在心理上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因为那时，字肮局根据约翰·肯尼迪的命令在八年前开始的漫长的飞向月球的航行现在达到了日的地。执行这项任务的是阿波罗十一号。它是一项非常惊人的努力的顶点——为此作出了贡献的有二万个承包商和三十万个工人——虽然人们可以无休止地谈论它是否值得花这么多钱，但它的成功不可否认是美国的一项胜利。理查德·尼克松发表声明指出，虽然探险在过去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但“今天，宇宙空间旅行的奇迹已有宇宙空间通信的奇迹作伴；电视甚至能够越过与月球之间的巨大的距离把极重要的发现立刻传达到我们家里来，使我们大家都成为直接参加者，”他所说的“大家”指的不仅仅是美国人，而是更多的人。看到在月球上着陆实况的是历来电视最大数量的观众，约有五亿二千八百万人。

　　失败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美国的宇宙空间科学，自其十二年前的最初几次失败以来，已有长足的进展。1961年至1966年间“水星”号和“双子星座”号的十六次载人飞行已证明人能在字宙空间生活和活动，而“巡航”导弹、“月球飞船”和“观测者”号所送回的资料，证明月球表面对宇宙飞行员来说是安全的。曾经遇到过一次可怕的挫折。1967年1月，阿波罗一号在其发射台上爆炸了，三个飞行员全部殉难。可是，在延搁了二十一个月之后，载人的阿波罗号的指挥舱却飞上去了，在1968年末和1969年初，宇航局按照一张严格的时间表办事，每两个半月发射一艘阿波罗号飞船，以期在肯尼迪于1961年5月规定的最后限期之前完成任务：“在六十年代终了之前”有一个人在月球上着陆，并使他安全地返回地球。

　　1969年7月16日早晨9点32分，阿波罗11号飞船连同它的三十六层楼房高的土星5号火箭在肯尼迪角的39A综合发射台发射了。在飞船上的是民航机长尼尔·阿姆斯特朗和两个空军军官小埃德温·“嗡嗡叫”奥尔德林上校和迈克尔·科林斯中校。土星号的第三级把他们送进了一条一百一十八英里高的轨道。把一切工作系统检查了两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再度发动了第三级火箭，这使他们获得了每小时二万四千二百四十五英里的速度，脱离地球大气层向二十五万英里外的月球前进。

　　在离地球五万英里处，科林斯操纵名为“哥伦比亚”的指挥舱，使它与称为“鹰”或简称L.M.的脆弱的登月舱正面相对。“哥伦比亚”和“鹰”互相一钩住，土星号的第三级就被抛弃了。航行的第二天，星期四，他们开动了“哥伦比亚”的发动机，使他们进人到星期六就可以在月球背面六十九英里之内的一条轨道上。在肯尼迪角时间星期五下午，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爬过两个运载工具之间的管道，进人了登月舱“鹰”号，那天黄昏，宁航员们就进人了月球的重力场。这时他们离月球已不到四万四千英里，速度越来越快了。

　　星期六下午，他们把速度减低到每小时三千七百三十六英里，进入了绕行月球的轨道。航控台（它们与设在休斯敦的国家宇航局载人宇宙飞船中心联系的无线电报机）于7月20日星期日上午7点零2分钟叫醒他们，因为这一天是预定在月球上着陆的一天。在“鹰”舱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把登月舱着陆用的四条难看的腿伸展出去。航控台告诉他们说“你们完全可以驶离船坞了。”于是，登月舱就和“哥伦比亚”分开，这时阿姆斯特朗说，“‘鹰’已经长了翅膀了！”下午3点零8分，他发动了字宙飞船的引擎，于是他们朝着月球上的静海飞去。

　　他们在离月球表面九点八英里处进人了一条低轨道，在一片可怕的满是高山和火山坑的月球荒野上飞行。这时，休斯顿的一部计算机开始在他们的仪表盘上闪光，向他们发出警报。现在已如此接近目的地，他们当然不能回头，于是他们就根据在休斯顿的一个青年指导官员的指示向前飞去，阿姆斯特朗掌握着操纵器，“嗡嗡叫”奥尔德林不停大声读出仪器上显示出的航行速度和高度。他们在下降的最后时刻，遇到了一些麻烦。当阿姆斯特朗发现他们将落在广阔的不可接近的西火山坑（因处于他们的目标之西四英里处，故有此称）时，“鹰”舱与月球之间的距离已不到五百英尺了。他向那火山坑外面飞去，但这计划外的延长旅程，意味着他快要用完燃料了；他必须立即作出决定，萝么转向那边去，要么冒坠毁的危险。就在这一刹那，他前面的仪表盘上发出了两道白光，显出接触月球字样。“鹰”舱己经着陆了。

　　他说：“休斯顿，这里是静海基地，‘鹰’舱已经着陆。”这时是1969年7月20日，星期日，东部日光节约时间下午4点17分42秒。

　　把仪器检查了三个小时之后，两个宇肮员向休斯顿，他们可否省去预定的四个小时休息时间而就在现在下机。休斯顿回答说，“我们支持你们这一行动。”他们穿上了价值三十万美元的太空衣，降低了登月舱内的压力。接着，阿姆斯特朗背朝外，开始从九级的梯子上慢慢下去。在第二级阶梯上他拉了一根绳子，打开了电视照相机的镜头，让五亿人着到他小心地下降到荒凉的月球表面上去。

　　他的九号半B的靴子按触到了月球表面，他说：“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小小的一步，但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时是下午10点56分20秒。他拖着脚步在地上走来走去。他说，“月球表面是纤细的粉末状的，它象木炭粉似的一层一层地粘满了我的鞋底和鞋帮。我一步睬下去不到一英寸深，也许只有八分之一英寸，但我能在细沙似的地面上看出自己的脚印来。”

　　阿姆斯特朗把那细粉放一些在他太空衣的裤袋里。接着，在他下舱后十九分钟，奥尔德林走到他身旁来说，“美呵，美呵，壮丽的凄凉景色。”阿姆斯特朗把一根标桩打入土里，把电视摄影机架在上面。样子象蜘蛛的“鹰”舱离镜头六十英尺远，正处于电视图象的中央，它后面就是外层空间的永恒的夜。这里的重力是六分之一个G，仅及地球上重力的百分之十六点六。电视现众们看到这两人象羚羊似的跳来跳去，并听到奥尔德林说，“当我要失去平衡的时候，我发现恢复平衡是十分自然而又非常容易的事。”他们树起了一面三英尺长五英尺宽的美国旗，它是用铁丝缚在旗杆上的；奥尔德林向它行礼。他们还存放了一个盛有七十六国领导人拍来的电报的容器和一块不锈钢的饰板，上面标着下列字样：“来自行星地球的人于纪元1969年7月第一次在这里踏上月球。我们是代表全人类和平地来到这里的。”

　　他们一面采集五十来磅石块供科学研究之用，一面测量他们太空衣外面的气温：阳光下是华氏234度，阴处是零下279度。他们摆出一长条金属箔来收集太阳拉子，架起测震仪来记录月球震动，还架起反射镜来把结果送给地球上的望远镜。他们在半夜里回到“鹰”舱，总共在月球上停留了二十一小时又三十七分钟之后，发动引擎离开了月球。（航控台说：“你们可以起飞了。”奥尔德林说：“对！我们是这条航道上的一号机。”）返回轨道之后，他们就和呆在“哥伦比亚”里的柯林斯会合。柯林斯把两个飞行工具重新钩在一起。他们就从管道里爬过去和他呆在一起，“鹰”舱则被放走而飘入太空，最后将坠毁在月球上。

　　上午1点56分，柯林斯使“哥伦比亚”朝向地球，就发动引擎，使指挥舱摆脱了月球的引力。回程需要六十个小时。那天晚上，宇航员们通过电视送到地球上来一幅摄自十七万五千英里外的地球本身的照片。奥尔德林说：“坐在这里看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大而月亮变得越来越小，这情景多美呵。”阿姆斯特朗说：“不管你航行到哪里，回家总是好事。”星期四，他们以每小时二万四千六百零二英里的速度航行，在太平洋上空七百五十七英里高处重新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在这一阶段的最关键时刻，宇宙飞船的挡板被四千度的高温烤焦了。云把指挥舱包围起来，因此无线电联系中断了三分钟。

　　守候着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的雷达已探测到正降落的“哥伦比亚”在十三点八英里外，在三个八十三英尺的橙色和白色的降落伞下疾降。接着，这指挥舱就溅落在海面上，激起六英尺高的大浪，并倾翻了。但经舱内三人努力把舷边的气袋充了气，就立即使它恢复了平衡。“大黄蜂”号上起飞的直升飞机在头顶盘旋，引导这只飞船开往目的地。尼克松总统在舰桥上挥动双筒望远镜。舰上的乐队吹奏起了“哥伦比亚，你是海上明珠”，在整个美国加许多外国城市里，教堂钟声四起，气笛长鸣，汽车驾驶人都按响了车上的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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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尼克松给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们的贺电是在总统开始他的为期九天的环球旅行时发来的。在这次旅行中，他访问了六个亚洲国家：非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南越、印度和巴基斯坦。他到那边去的中心目的是要表明他的决心，决不容许再有越南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在去马尼拉的中途，他在关岛停下来过夜的时候，对记者们提出了尼克松主义：“亚洲的和平不能来自美国。它只能来自亚洲。亚洲的人民，亚洲的各国政府——它们必然是起主导作用的。”在曼谷时他说他愿坦白地说：“知果侵略者的统治能摧毁一个民族的自由，那么过多地依靠一个保护人，最后也将完全腐蚀掉这个民族的尊严。”

　　这话听起来非常明确，但记者们懂得，每当这位新总统答应把某件事说得非常明确时，那便是这件事快变得难以理解的时候了。这次亚洲之行也正是如此。甚至当他悲叹美国在越南承担了过多的义务时，他还对那边的美国军队说，他认为“历史将标明现在也许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之一。”他还向泰国人保证说：“美国将自豪地支持泰国反对那些想从外部或内部威胁它的人。”把自己认为别人要听的话告诉别人是尼克松的一个老弱点；如果他的东道主听到他保证说他将送给他们几块月球上的石块而不感到高兴，那看来他马上会暗示他可能派几师兵去。

　　还有另一种解释。这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的一个转变时期。他有一半仍然是那个随时准备按受住何赤色分子的挑战的冷战战士，而他的另一半则认为全球的稳定有赖于以华盛顿为一方，莫斯科和北京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和解。在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存在着一个新的尼克松。在他这次旅行快要结束时，他的灵活性能突然出现，他在布加勒斯特停留下来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起过了一天，为证明他的友谊，他的座车在倾盆大雨下敞开顶篷在街上驶过。群众的反应是惊人的；沿途的人不仅起劲地欢呼，还互相抢着去捡拾落在人行道上的美国小纸旗，而不去捡本国的旗子。

　　在英国，尼克松为了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会谈作了短暂的停留。这是他五个月中第二次访问欣洲。他就职还只有十七天，就宣布要去比利时、英国，西德，意大利和法国这几个他所说的“热门股票一样的国家”旅行。他一向认为自己在外交方面有特殊的才能。他的确也和一些其他国家的元首交上了朋友，虽然其中最重要的，如威尔逊、库尔特·基辛格总理和戴高乐总统的在职时间不会太长了。新总统在那第一年里故意对许多国内外人士，包括他过去曾经非常冷谈的某些人，表示亲热。他飞到独立市去把一架曾一度放在白宫里的大钢琴送给哈里·杜鲁门，并在这架钢琴上弹奏了“密苏里圆舞曲”——杜鲁门由于礼貌没有告诉他自己是一向厌恶这支曲子的——他还吹捧即将退休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公平、正直和尊严的象征”。

　　虽然那时尼克松对新闻界采取回避的态度，但记者们对他却很热情。《生活》杂志的休·赛迪写道，总统是“按照自己的形像——规规矩矩、考虑周到、能干胜任、小心谨慎——在设计一个政府。”虽然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们都感觉到他在公开场合的露面是勉强的，但他们仍相当钦佩他勉为共难，深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不自在的，他们很欣赏他为了避免显得颚下有垂肉而注意饮食，很欣赏他为了在电视中露面坚持晒得黑一些，也很理解他为了要在服装上给人以高雅大方的印象而不借花费时间来选择衣服。

　　在他的总统形象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显得象一个沉思的、很孤寂的人，常常花费许多时间在白宫的一些密室里，特别是林肯卧室旁的一个书房和街对面行政大楼中一个密室，俯身在一堆颜色已发黄的法律文献上面。他比林登·约翰逊更爱日常的公文，不爱接近人。那有四十二个按纽的电话机己搬出了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只需要六个按纽。他对新闻，甚至关于自己的新闻的兴趣，看来也比约翰逊淡薄。前届政府的电传打字电报机和电视机被移到了外面一间办公室去。他喜爱的电视节目是秋冬两季星期六下午的足球赛，他几乎总能找到时间来观看它们。他说，“我知道我所担任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但对我来说，它还没有成为某些人所描述的那种令人畏惧的巨大负担。”

　　“中部美国”是新闻界目前流行的一个用语，而新元首则是中部美国的最高代表。他喜欢文斯·隆巴迪【隆巴迪（1913－1970年），美国足球教练员，曾使其带领的足球队获胜和取得足球赛冠军。——译者】的竞争精神、盖伊·隆巴多的乐曲，艾伦·德鲁利的小说、比利·格雷厄姆的虔诚、鲍勃·霍普的机智和沃尔特·汤普森的销售术。虽然他大半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公务上，他对联邦官僚机构却怀有中产阶级的那种不信任感。他的第一条法令是取消遴选邮政局长的酬谢制度（下一年在他的请求之下，议会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美国邮政机构）。作为一个中部美国人，他相信专家的意见。他最爱听的是约翰·米切尔、亨利·基辛格、约翰·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的意见。赛迪指出，虽然总统的一些计划在字面上显得中间偏左一点，但“他给高级职位配备的人却都偏向其他一面——而在华盛顿，经验表明，归根到底主宰行动计划的是人。”对尼克松自己来说，主义说来说去似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有中部美国的那种爱好，总想各种方法都试试，从一个中心曲曲折折绕出去希望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1969年，他几次提议过改革赋税，调整了最高法院的思想均势，降低了在越南的军队数字，把冲绳归还给了日本，设法要改变福利制度，取缔细菌战，并想了各种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在那第一年里，他也表现了中部美国人节制的精神。他刚从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回来，他的顾问们围着他向他祝贺的时候，他却制止了他们。他说“还太早、还太早，得到一年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是不是一次胜利哩。”

　　在花钱方面他可不太节制的。象千百个获得成功的其他美国行政首脑一样，这位总统为维持一种讲究的新的生活方式，未免做得太过一些。他一年赚的薪金和经费补贴为二十九万美元。他在办公处附近有一所住宅，在戴维营还有一个休养地，但他还是尽量抵押购置房产。最初，他在佛罗里达的比斯坎湾买下了两座砖砌抹灰的平房，共价值估计在二十五万美元以上。总统在那里可以和老朋友“贝贝”雷博佐——一位靠经营房地产发大财的司机和汽车加油站管理员——一起在雷博佐的精美的游艇“科科洛博号”上消磨他的闲暇时间。然而即使那样，尼克松还认为不够。当花匠们还在比斯坎湾住宅的四周植上作围篱用的十英尺高的树木时，总统又在加里福尼亚的圣克里门蒂买了一所价值三十四万美元的有十四间房间的别墅，修一个价值十万美元的游泳池，还打算在附近修建一片有四个穴的高尔夫球场，每个球座上都标上小小的总统玺徽。

　　虽然这情况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雷博佐和尼克松的另一个亲密朋友，喷雾器阀门的发明人罗伯特·阿普拉纳尔普，对这两处产业拥有约五十万美元的抵押权。同时，政府为这两处总统的产业和阿普拉纳尔普在巴哈马群岛的岛屿上那些尼克松家属常去的房屋，花上了一千零五十万美元惊人巨款。固然大部分的钱是花在象直升飞机机场和军用电讯等必需品上，但也有数以十万计的钱是花在美化自然，家具设备和暖气系统上。

　　事情还不止于此。实际上，单从花销上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四年后，《幸福》杂志就引用预算局一位前官员的话，估计尼克松总统的家庭开支，到当时为止，已接近一亿美元。林登·约翰逊并不节俭，备有三架喷气式客机；但伯德夫人要去纽约购物还常乘东方航空公司的来回班机。尼克松的全部亲属，包括他的女婿在内，旅行时都乘政府的飞机。完全归总统专用的有五架波音707，十一架洛克希德公司的星式喷气机和十六架直升飞机。他在戴维营设有一个射箭场，一个游泳池和玩滚木球的场地。戴维营每年的管理费用从约翰逊时代的每年十四万七千美元增加到六十四万美元。此外，在总统的各个住宅里伺候总统的有七十五个男管家、侍女、厨师和看管人，二十一个园林工人和维修工人，一百个特工人员，三百个警卫员、总统游艇工作人员和一队轿车的司机。在理查德·尼克松治下，总统的气派只能称作是王侯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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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任职总统之初，是以救世者的角色出现的。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历史所能给予的最大的荣誉是和平缔造者这个称号，”他还明白表示，他讲的并非仅仅是越南。“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却很贫乏；非常精确地到达了月球，但在地球上却陷人一片可怕的混乱中。……我们四分五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都是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我们看到许多需要做的工作，等着人去做。对于精神方面的危机，我们就需要一种精神方面的解决办法。而要找到那种解决办法，我们只需向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搜寻就行了。我们只有停止互相大声叫嚷——只有十分平心静气地说话，使我们的话也象我们的声音一样能让人听见，我们才能互相学习。至于政府，它是会倾听人们的意见的。”

　　这是对美国的困境作出的明智的评价，尼克松进人白官后最初的八个月里，正是循着这种路线在寻求各种解决办法。他压抑了自己强烈的好斗天性，压低自己的声音，不突出自己的形象，倾听下面的意见。在征求意见时，他竭力使自己有一种刻意求工的气派。他在竞选中曾保证白宫班子要“小”，在竞选获胜后他又说，他将组织一个“公开的”政府，从“独立思考者”那里征求有朝气的意见。作为共和党人，他和他的政府成员不象约翰逊那样深信美国麻烦的权源在于有的人无权和贫困，但他们自有他们的指路明灯。在他们看来，全国性的苦恼所以产生是由于丧失了对宗教、家庭、睦邻和麦克加菲识字课本中所讲的爱国主义的信仰。这些都是美国小城镇的信念，共和党的最强固的堡垒。大多数美国人己不住在小城镇里，对国家最神圣的习俗制度（从国旗到母性）的反叛已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势头，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六十年代的怒火还没有熄灭。这时期仍然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

　　然而1969年的某些选举结果，说明强烈的反应正在使国家向右转，共和党人八十多年来第一次掌握了弗吉尼亚州的政权，并在民主党人掌握了十六年州政权的新泽西州赢得了州长的职位。小巴里·戈德华特已被加里福尼亚州第二十七个选区选到国会去。自由派的拉尔夫·亚巴勒在得克萨斯州处境很困难，下一年年初他在民主党的预选中将被一个保守的挑战者所推翻。在明尼阿波利斯，查尔斯·斯坦维格（一个以前无藉藉名的警探）由于鼓吹在黑人居住区实行强硬的法律竟获得多得惊人的百分之六十二的选票，成为市长，而洛杉矶还让在南部以外地区少有的一位种族主义的市长萨姆·约蒂连任第三任市长，虽然他在旷工、放任自流，与人争吵等方面都有骇人听闻的经历，同时他所任命的三个市政专员都以受贿而被定罪。

　　右倾的潮流并不能说明尼克松在国会里所遇到的某些困难。在真正保守的气侯里，五角大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1969年国防部的预算二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危机。自从北朝鲜人越过了三八线以来，每年就有天文数字般的拨款用于军事，甚至常常连唱名表决的手续都没有。五角大楼的开支已从一百一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一十亿美元，但现在，将军们遇到了一个不听话的国会。对越南战局感到失望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陆军老士官靠陆军消费合作社的回扣发财的丑闻，对洛克希德C－5A运输机生产成本过高的不满，和发现陆军的化学战争处越过本国上空把七千吨神经毒气运出去抛弃在大西洋里。可是，直接引起国会勃然大怒的争端是关于导弹的问题。国防部要求开始设置一个巨人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而这事到最后可能会花费国家上千万亿美元。

　　五角大楼争辩说，为了使苏联丧失先动手——一举使美国的洲际弹道异弹设施丧失活动能力从而防止美国进行报复——的力量，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必要的。参议院里以爱德华·肯尼迪为首的批评家们回答说，反弹道导弹系统会使武器竞赛升级，浪费的钱本来可以更好地用于防止污染，用于贫民区，同时它的雷达和计算机都过于复杂，难以使用。一个技术证人冷然说，“历史上充满了许多无用的马其诺防线。”结果，参议院仅以一票领先通过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拨款案，但这次胜利是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赢得的。它为将来在国防计划方面的争吵打卜了基础，并在国会与新政府之间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尼克松总统6月4日在空军学院演说时抨击四十九名反对弹道导弹系统的参议员，说他们是“新孤立主义者”。富布赖特参议员回答说：“对和平和国内安宁的最大威胁不在河内、莫斯科和北京，而在我们的大学和全国各地大城市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总统和他在国会里的对手们之间的裂痕，在环绕着最高法院提名问题进行的两次残酷斗争中更加深了。尼克松选沃伦·伯格继厄尔·沃伦为首席法官，在参议院顺利地通过了，但当他提名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法官小克莱门持·海恩斯沃思接替阿贝·福塔斯时却激起了参议院的强烈反对。美国劳联－产联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把海恩斯沃思斥为反劳工分子和种族主义者。这攻击，他也许还能顶过去的，但不料印第安纳州的伯奇·贝赫却提出证据，证明这位法官曾作出过有利于他持有股票的一些公司的裁决。这次提名以五十五票对四十五票被否决了，有十七个共和党人，包括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也投了反对票。尼克松把对海恩斯沃思的攻击称为“残酷，恶毒而……不公正的”。两个月之后，他宣布了他的第二次选择：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哈罗德·卡斯韦尔。

　　卡斯韦尔的主要条件似乎是他并不富裕，因此他不会象海恩斯沃思一样，被指责在公司案件的裁决中，牵涉到个人利害冲突。不幸他有其他一些不利条件。一个记者在卡斯韦尔1948年的一篇演说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种族隔离是正当的，而且是我国唯一切实可行而正确的生活方式。”一听到这句引言，被提名者就说这话是“可恶而应受谴责的”。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管怎样仍然反对他。接着，查明卡斯韦尔曾积极参与不让黑人参加塔拉哈西高尔夫俱乐部的运动，曾在自己的法庭上侮辱过维护民权运动的律师，而且他的判决在上诉时常被推翻。这最后一件事激发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罗曼·鲁斯卡的善意的批评。他对电视记者说，“即使他是一个中庸之才，但中庸的法官、中庸的人和中庸的律师实在到处都有。难道他们就无权有一个小小的代表，小小的机会吗？我们不能要求永远请到布兰代斯、卡多萨、弗兰克福特那样的人【布兰代斯（1856－1941年）、卡多萨（1870－1938年）和弗兰克福特（1882－1965年）都是美国最高法院著名的法官。——译者】，我不相信我们能那样要求，我也不相信我们需要那样做。”

　　后来有人问鲁斯卡，他说这句话是否感到抱歉。他说，“我的确感到抱歉，我的确感到抱歉。”一个共和党议会领袖后来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总听到中庸这个词儿，不管什么，总是那么说。你可以看到选票大批大批地跑掉了。”在鲁斯卡说这句话之前，参议员肯尼迪预测反对卡斯韦尔的最多有二十五票，斯科特则预言反对派所能纠集的最多可能有“三十多”票。结果，赞成票是四十五张，反对票是五十一张；主持会议的副总统阿格纽说，“这次提名没有通过。”两天之后，生气的尼克松总统告诉记者说，只要民主党人控制着参议院，“我就不能成功地提名任何一个南部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充任最高法院法官，即使他象我一样严格信奉完法的条文。”

　　这话离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让我们团结起来的主题是很远的，但他是有意这么说的。尼克松已放弃了超党派态度，开始进行反击了。这种战略上的特变己在他对全国人民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开始，这次演说是他为了回答一系列突出要求停止越战的新的反战示威而作的。总统说，这些示威是不必要的，因为他有“一个完全撤出美国地面战斗部队并代以南越部队的……计划”。他称这个为“越南化计划”。他说他相信这个计划会成功，并要求“我的同胞中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他在对他的批评者的一次攻击中说：“让我们为和平而团结起来吧。还让我们为防止失败而团结起来吧，因为我们必须知道：北越是不能打败或羞辱美国的。只有美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他的听众中百分之七十七赞成他的演说——不赞成的只有百分之六。尼克松受到鼓舞，立即派他的副总统甚至以更生动的辞令去打头阵。这就是后来阿格纽自己所说的“两极化政治”，蓄意要使总统的批评者陷于孤立。他把一些持不同意见者攻击为“一批自称为知识分子的虚弱而无耻的势利小人”，把他们的政治上的支持者称为“情欲的寄生虫”和“思想上的阉人”，因而赢得了尼克松热烈的祝贺。因为七千万美国人收看了电视广播的新闻节目，因为白宫正为关于总统的电视报道愁眉苦睑，阿格纽就以电视作为他的首要目标。

　　11月13日在得梅因演说时，他大肆攻击“为数不多的一小撮人，不超过一打的新闻广播员、评论员和影片摄制人”，他们“独断地决定影片或新闻评论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同公众见＿面。”这些“未经人民选举的特权人物”是“一个严密的小帮会……享受着经政府认可并发给执照的垄断权。”他谴责他们曲解了“我们国家寻求国内和平和稳定的努力”。一星期后，他把抨击的火力对准新闻界，点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名，悲叹“传达公众消息的伟大工具被人垄断，控制舆论的力量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广播网和报纸都连续报道了大量支持阿格纽和谴责“东部自由主义权势集团”的来信。华盛顿怀疑，阿格纽究竟是在为自己说话，还是在为尼克松说话。休伯特·汉弗莱说，“任何人如果认为副总统能够采取不同干总统或其政府的立场，那他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或政府。你既然被选中和他在政治上结合起来，那他就希望你对他绝对忠诚。”

　　斯皮罗·阿格纽的夸夸其谈使他成为一个合乎潮流的人物，因为那时正是一个言过共实、虚张声势、装腔作势、夸夸其谈成风的时代，任何事物，从吃葡萄、吃莴苣到戴（或不戴）乳罩，都带有政治色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解雇了斯莫泽斯弟兄组成的一个喜剧班子，就因为他们鼓励特约演员们讲了些关于爱国主义和越南战争的轻率的话。

　　许多法院都全被用来进行政治审讯。正在对刺杀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和锡尔汗·锡尔汗定罪，而美国司法史上最希奇古怪的一个行动要算是新奥尔良的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力图使一个陪审团确信，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歇业的商人克莱·肖策划了谋杀约翰·肯尼迪的活动。主要证人，一个是以前做过出租汽车司机的人，他在催眠状态下含糊地控告了肖，一个是吸毒上了瘾的人，一个是患妄想狂的会计，另外一个是伪证人，他最后供认他的证词是他杜撰出来的。审讯经历了三十四天。陪审团不到一小时就投票决定宣判肖无界。

　　诺曼·梅勒竞选纽约市长，蒂莫西·利里博士竞选加里福尼亚州长。尼克松总统任命现已四十一岁的雪莉·邓波儿·布莱克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员（有人说“因为他要世人得到一个幸福的结局”）。伯纳代特·德夫林从爱尔兰来到这里向纽约人要钱用来屠杀英国兵。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十九岁的黑人蒂莫西·皮布尔斯在安放一颗自制的定时炸弹时炸瞎了自己的眼睛。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内公开宣誓要“要把战争移到国内来打”的“气象员派”在芝加哥举行暴动；结果被逮捕了六十人，击毙了三人。1969年，在五个月里，曼哈顿的恐怖分子向马林·米德兰·格雷斯信托公司，武装部队入伍中心、联邦政府办公大楼，梅西百货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码头、美国广播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和通用汽车公司大楼投掷了炸弹。11月13日晚上，警察逮捕了三个年轻人和一个二十二岁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斯沃斯莫尔大学漂亮的女生简·劳伦·阿尔珀特，指控他们密谋向联邦产业投掷炸弹。阿尔珀特的父母为她缴纳了二万美元的保证金，当她突然不见时，这笔钱就作为罚款被没收了。

　　保护环境派对巨型喷气式新客机表示愤慨，纳税人对教师罢工很生气，卷烟制造商也有反感，因为1970年底以后禁止他们在电视上作广告。蜜月旅行者也在生气，因为尼加拉瀑布的水流暂时改道了。相信有飞碟的人对空军反感也很大，因为后者对一万一千个据说看到过飞碟的处所，调查了两年之后，作出结论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飞碟。戏迷生了气，因为1969年的纽约剧本奖授予了反战剧本《和平》。这个剧本中战争之神把许多国家冲下了一个大马桶。

　　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全国有腐蚀作用的新的精神状态似乎可以用这作一件事来代表：当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看完了“我好奇（妒忌）”的表演离开曼哈顿一家剧院，《纽约每日新闻》的摄影记者梅尔·芬克斯坦在给她摄影时，竟四肢朝天跌倒在剧院外面的人行道上。他说，她用一种柔术的动作把他从她的大腿上摔下去的；她却说是他自己滑交的。不管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另一个摄影记者却抢下了肯尼迪总统的寡妇大步跨开芬克尔斯坦和这家瑞典色情电影院的镜头。她穿着一条绷紧的黑色超短裙。背景是一面宣传“各种名酒”的厂告牌。“卡姆洛特”【百老汇演出的一个剧本，写英国传说亚瑟王的宫廷，此处喻肯尼迪当政的时代。——译者】似乎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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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是大学校园里风浪最大的一年。虽然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全国六百七十万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二的学生都没有参加过一次示威游行，同时《幸福》杂志的调查报道说，只有百分之十二点八的学生是“革命的”或“激烈的异议派”，这些少数人使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弄得四分五裂或整个瘫痪了。旧金山州立大学已关闭了三个星期。圣马特奥初级大学校长的家里被人丢了燃烧弹。有一千学生和二百教师参加一个群众大会，迫使赖斯大学校长辞了职，圣·费尔南多州立大学、霍华德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等大学当局搞得走投无路只好请警察来维持秩序。在芝加哥大学里，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说，“这些孩子中有许多是精神十分不健全的患妄想狂的人，”他把他们比之于支持希特勒的德国学生。学生们的要求仍然如旧。黑人学生要求在黑人研究方面开更多的课，白人学生则要求结束后备军官训练队和结束道氏化学公司招墓新人的工作。不管黑人学生或白人学生全都要求结束越南战争。

　　校园内的冲突很容易迅速升级，往往在当局——甚至某些参加者——还没弄清中心问题是什么的时候，局势便己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在威斯康星大学里，一个黑人学生组织黑人联盟号召举行罢课。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中的保守派学生决定冲破黑人的纠察线。双方开始打起来，州长调来了一千九百个国民警卫队员，对黑人使用了刺刀和催泪瓦斯，五千多白人列队开向州政府抗议使用武力，教职员团体支持黑人的要求，威斯康星立法机构进行反击，削减了大学的预算。

　　在纽约市立大学——“穷人的哈佛大学”——里，波多黎各学生和黑人学生一起据守在南校园里，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大学的入学人数应反映纽约黑白人数的比率，还要求采用研究黑人问题的教学计划，并由他们来控制这一计划的执行。面临着这种对学术水平、从而对他们毕业文凭的价值的威胁，白人学生们动员起来了。在随此发生的斗争中，一所大礼堂被焚毁了。比尔·加拉格尔校长把学校关闭过两次，后来就辞职不干了。干是，教职员评议会批准了一项几乎不能相信的建议，根据这项建议，下一届一年级学生的百分之四十将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们可以不必符合纽约市立大学学业上的要求，因此该校也不再能称为穷人的哈佛了。

　　哈佛大学本身也于4月9日出现大风潮，学生们拥入学校的办公大楼，逐出了院长和系主任，并开始查抄机密档案文件。内森·普西校长只得向州警察局呼吁八五八书房，于是四百名警察通过奋战排除了种种障碍进入学校大楼，逮捕了一百九十七个学生。他们的同学——一共六千人——在哈佛的露天运动场开会，投票通过举行罢课以示抗议。全体教职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撤销对一百九十七人的控告。普西同意，但法官不同意，他以非法侵入罪判处他们每人罚金二十美元，并以殴打系主任罪判处一位二十五岁的研究生徒刑一年。于是该大学正式同意了全体教职员的一项决议：同意原来的示威者的主要要求——结束哈佛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队。

　　康奈尔大学那年春季的风潮并不比其他十几所大学厉害，但是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图片却是伊萨卡的当地特色。二百五十名黑人大学生于4月19日占领了学生会所在的威拉德·斯特雷特大楼，要求单独成立一所非裔美人大学。威拉德·斯特雷特大楼内一时盛传一队带枪的白人正在开来，于是黑人们自己也弄来了武器。詹姆斯·珀金斯校长说，这“就完全成了另外一回事了”。他屈服于黑人所提出的每一项要求，于是占领这座大楼的黑人们都走出了大楼——从报纸上的图片着来，武装到了牙齿，手里拿着枪，子弹带交叉在胸前。教职员评议会否决了校长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后来又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校董们宣布要进行调查，于是珀金斯就辞了职。

　　所有这一切，华盛顿方面都密切地注视着，可以预料，那边的尼克松政府是除了造反的学生以外，对什么人都表同情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芬奇部长写信给全国各大专院校的领导人指出，一百多万接受助学金的学生如果滥用他们的特权，就停止发给助学金。圣母大学校长西奥多·赫斯伯格牧师警告其学生说，任何一个动武的人都要开除并依非法侵入罪起诉，尼克松接着也表了态。尼克松写信给赫斯伯格，称他为“亲爱的特迪”他说，“我要称赞你所采取的直率的立场，”并要求他把他对学潮的意见转给即将和州长们举行会议的阿格纽副总统。赫斯伯格劝告要谨慎从事。他说，“甚至最极端的学生也有一些话要对社会说，这些话在今天来说也许颇有研究价值的。”他的论点对州长们起了作用，他们拒不按受罗纳德·里根提出的由联邦政府对学生风潮进行调查的建议。

　　如果说黑人积极分子在大学校园里活动很频繁，那么他们在大多数城市中心却蛰居不动。接连第二个夏天，各地黑人居住区都相当安静。在那里，人们的心境都在变化。六十年代中期的动乱已经打开了与各城市的市政厅之间通话的新渠道，而各大城市现在都能派出训练有素、配备精良的防暴警察。黑人现在偏重搞选举活功。由于黑人选民登记人数迅速猛增，在许多地区，选举黑人候选人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办法，可以用以代替对社会的公开反抗。霍华德·李于1969年成为北卡罗来纳州查佩尔希尔市的第一个黑人市长。查尔斯·埃弗斯以“不要投票选一个黑人。不要投票选一个白人。要投票选一个好人”，这一口号赢得了密西西比州费耶特市市长的职位。

　　尼克松把新政府在种族关系方面起的作用叫做一种“中间道路”。无论怎么说，它放慢了取消种族隔离的速度。约翰逊的政策是对不实行黑白人同校的学校停止发给联邦津贴。尼克松抛弃了这项政策，并说，“如果联邦政府削减了一个学校的经费，从而使该校的黑白人学生未能受到应受的教育，我认为这决不是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的一个胜利。”他在进人白宫初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尽管有其早期的经历，黑人们不信任他，认为他现在不关心他们的事业了。他在竞选中曾作出过许多关于扶助“黑人资本主义”的诺言。但现在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此事的下文了。而相反地，1968年8月，芬奇却建议让密西西比州各校延期实行黑白人合校。

　　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向南部白人选民献媚的一种策略。它在十月下旬遭到挫败，当时最高法院一致裁定“每个学区的责任是立即终止二元的学校制度，今后只办一元化的学校。”这是沃伦·伯格就任首席法官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尼克松回答说，他将以“充分尊重法律的精神”，尽最大的努力来执行这一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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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学生闹风潮是少数人搞的，但人数更为众多的美国青年却不断地在服饰、讲话和作凤方面异于成年人社会，以表现他们的独特个性。他们所以引人注意，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那种有意惹人注目，甚至荒乎其唐的生活方式。但是还有更多后来居上的。这是战后婴儿大增的必然结果。1960年时，十四岁到二十四岁的美国人有二千七百万人。现在，这样年龄的人有四千万，整整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他们的人数和他们的富裕处境保证青年人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规模得以日益壮大，同时如果他们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集中到某一件事上去，那这事马上就会流行一时。1969年8月15－17日这个周末，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个摇滚舞音乐节，人们称之为“伍德斯托克”节。

　　实际上这个名称并不副实。设计并发起这个节日的两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原来打算把音乐节安排在纽约州赫德逊河旁伍德斯托克村去举行，而且已经登出了广告。可是分区规章和当地的反对意见阻挠了他们的计划，于是他们就只得移到纽约市西北七十英里左右白湖上一个叫贝瑟尔的卡特斯基尔山镇上去举行，在那里他们借用了马克斯·亚斯格的一所占地六百英亩的牛奶场。发起人希望青年们能找到那个地方。他们希望能拉到五万个左右顾客，门票七美元一张。

　　他们大大地低估了这节日的号召力。马克斯·亚斯格的牛奶场一下子受到了四十万人的猛烈冲击。贝瑟尔暂时成了本州的第三大城市。周围的各条道路上喧喧嚷嚷，挤满了被丢下的汽车、摩托车和装饰着幻境图画的微型公共汽车。所有附近通往卡特斯基尔公路的通道都被车辆堵塞了。向如此拥挤的人群收费是不切实际的，发起人只得放弃原来的主意，因而损失了两百万美元。这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会出毛病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事是天气。两场惊人的大暴雨使牛奶场成为一片沼泽。青年们在塑料帐篷和用毯子和衣服搭成的披屋下面，蜷缩在湿透的睡袋里。缺乏食物和水的正常供应，甚至卫生设备也没有，本来会使伍德斯托克节成为一场灾难。

　　但相反，它却获得了大成功。一个最初的演奏者不安地看着广大的人群说，“如果我们希望这次演奏会获得成功，那你们最好都牢牢记住，在你身边的小伙子是你的兄弟。”他们真这么做了。一个警官把那次参加音乐会的听众称为“我在二十四年治安工作中接触过的最有礼貌、最能体谅人而且行动最规矩的一群小伙子。”

　　最好的帮助来自他们自己的队伍。从俄勒冈兼程赶来的一个名叫肯·克西的“愉快的玩笑者”乐队的车队施舍了一份高蛋白的葡萄干肉汤、燕麦粥和花生米，并设置了医疗帐篷；新墨西哥的道斯的一个名叫猪庄的群居村里的一百个社员提供了必要的服务。然而真正使这次集会成功的是那对许许多多人具有磁铁般吸力的酸性【指麻醉药物。——译者】摇滚舞。杰弗逊飞机、克里登斯·克利尔沃特复兴会、斯通家族、吉米·亨德里克斯、琼·贝兹和贾尼斯·乔普林——这些都是他们的崇拜偶像。他们都亲自来到了，即使人们不能看到他们，也至少能从放在舞台四周八十英尺高的脚手架上的喇叭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虽然下着大雨并经常有令人恼火的事发生，但是束着束发带、穿着喇叭裤、拿着念珠、穿着粗布蜡染村衫的青年人却使这节日成为一代人的团结的强有力的象征，以致他们未来的代言人，在谈到他们时，称他们是伍德斯托克民族。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加强同辈之间的团结是不可避免的事。伍德斯托克是1969年最盛大的一次摇滚舞音乐会，但决不是独一无二的。那年在华盛顿州高级法院批驳了约翰·伯奇协会的一些反对意见之后，在坦尼诺附近的一个大牧场上也举行过，此外还有在得克萨斯州刘易斯维尔（一个治安官员说，“这群人比达拉斯看足球比赛的那群人好得多。”刘易斯维尔市长告诉记者们说，唯一的问题是一些年纪大一些的得克萨斯人造成的，他们跑来看在加尔扎小榆树水库里游泳的裸体青年。）和在路易斯安那州普雷里维尔，那边吸引人的有“可喜的死者”，“罐装的热气”，“乡下佬乔伊和鱼”和“铁蝴蝶”等乐队。

　　举行音乐节这种现象，并非只有美国才有。它既然是美国的一种现象，同时当时既然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摇滚舞的声音就会在西欧回响，特别是在英国。于是在英吉利海峡怀特岛便出现了“请帮助鲍勃·迪伦压沉这个怀特岛吧”的旗帜。响应这个号召的有当地警察所说十五万个“服饰古怪的非男非女的青年”。迪伦本人在音乐开始演奏后三十六小时到达，他穿着一套白衣服，黄衬衫和绿鞋子。一个青年妇女崇拜者脱下衣服，光着身子跳舞，并尖声叫道：“我要的就是解放。”怀特岛的音乐会不象伍德斯托克，最后赚了一笔钱。

　　这里有些异常的东西。发起人和表演者都发了很大的财，然而支持他们的反主流文化却越来越反对物质至上了。不象摇曳音乐，摇滚舞带来了思想上的紧张。这是许多老一辈的美国人对它十分反感的原因之一。在他们看来，摇滚舞的那种生活方式和社会信念是没有爱国心的、荒唐的、不道德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不止于此。这是可能的；当一群胡作非为的嬉皮士犯下了1969年那件最丑恶的凶杀案时，他们担心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那些对“现在这一代”起反感的人把这件事着作是他们的最可怕的预言得到证实的证据，而那些长发青年未能对此事承担责任徒然更加深了他们的愤怒。

　　这件谋杀案的受害者是怀了孕的金发女演员沙伦·塔特和她的四个熟人。他们的尸体被无比残暴地加以肢解后又摆成荒诞不经的样子，这是在8月的一个早晨，在洛衫矶市仙乐大道10050号一座俯视祝福峡谷的大宅里被人发现的。四个月之后，查明凶手都是死谷边上一个嬉皮士群居村的人，他们还犯过另外两件凶杀案，他们的头子名叫查尔斯·曼森，是一个三十五岁的惯犯，而且根据各方面的报道，是一个强壮的色鬼。凶手们都是他的门徒：一个神经错乱的得克萨斯州青年和三个漂亮的、愿意为曼森做任何事情——真正是任何事情——的姑娘。他们白天忙于驾着用偷来的大众牌汽车改装的架有机关枪的汽车东奔西走。（曼森相信将会有种族战争）夜里他们就探索不寻常的性的活动——当然，除非因他们忙着要把陌生人刺死而没有空。

　　如果曼森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是嬉皮士浪漫主义的黑暗面，那么其光明面就是青年人的社会良心。美国的优秀青年都由于人与人之间和人对环境的损害而深感不安。生态学的问题是最少引起争论的问题；这问题需要考虑已再明显不过——污染已发展到肆无忌惮的程度。盖洛普民意测验衷明，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已把环境问题列为国内问题中的首要问题。不仅年轻一代，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团体都深深感到这一威胁。联合国已宣布召开人类环境会仪的计划，总统已设置了一个环境保护特别委员会。各州州长和市长都委派人组成了生态委员会。路易斯维尔一家设备陈旧的工厂每天向城市空中倾吐的污物达十一吨之多，市民们戴着防毒面具，带着一份有一万三千人签各的抗议性请愿书，列队游行到市政厅去；这家工厂于是装置了新的锅炉，使煤烟的日产量减少到一百磅。

　　这件事帮助了路易斯维尔，但在全国看来，它几乎算不得什么、在全国范围内，这个问题的规模大到压倒一切的程度。内燃机每年在美国把一亿四千万吨烟灰吐入空中。光是洛杉矶的汽车，每天就要散发出一万吨一氧化碳，二千吨碳氢化合物和五百三十吨氧化氮。升腾到美国上空这个大阴沟里去的其他污染物质有氧化硫，硫酸烟雾，飞灰，煤烟，以及砷、铁、镉、铅、铬和锰的微粒。每年光是在财产方面造成的损失就达一百一十亿美元。烟雾使尼龙袜子分解，剥蚀房子上涂的油漆，使有些建筑物褪色发黄，使人行道蒙上一层绿色的粘液，使橡皮发脆而碎裂，使衣服变色，浸蚀窗玻璃，侵袭牙齿表面的珐琅质，引起肺病，或在其它方面腐蚀、败坏、污染、侵蚀、磨损人的躯体及其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早已存在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许许多多事件结合起来迫使生态问题受到全国人的严重注意却是1969年才有的事。人们发现，东海岸赫德逊河、康涅狄格河和西部哥伦比亚河上的一些核动力工厂正在用热核污染物质大量杀死鱼类。滴滴涕也在夺去一部分海味，并使秃鹰这个美国的象征有绝种的危险。据报道，曼哈顿步行者所呼吸的空气中的一氧化碳两倍于联邦政府规定的危险水平。佛罗里达州埃弗格莱兹国家公园和加利福尼亚州塞库亚国家公园分别由于有计划要在那边兴建巨型飞机场和修筑通往滑雪胜地去的通道而受到了威胁。

　　飞机场的建筑工程由于十九个被激怒的资源保护团体的起诉而暂时停止下来。塞拉俱乐部也从法院弄到一个制止由沃尔待·狄斯奈公司筑路的命令，但这命令只是临时性的，而在其他方面，对这个黄金州来说，1969年是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一年。一部分也应该责怪天气，三次暴风雨倾下五十二英寸雨量，接二连三地冲洗了圣加布列尔山的山坡。桥梁都被水冲毁了，数以百计的家宅整个儿滑到山脚下去——光是在卡彭特里亚就有二百九十一家，七千二百人口。圣安德烈斯断层一带，人的生命也是经常处于紧张不安之中，这个断层横贯旧金山市的一角一直到洛杉矶之东二十英里处。自从1906年的大灾难以来，断层一带就一直很紧张；另一次地震已过了预报日期而尚末爆发。加利福尼亚人都不在乎地等者这一可能发生的事。汽车上出现标语说，“加利福尼亚该好好地跳一下，”而1969年当地的一本畅销书名叫《伟大的加州的末日》，这是一本描写地震情况的小说。实际上，现在记录到的较大的震动只有4月28日的一次，而其中心则在无人居住的荒野里。

　　然而，那一年加利福尼亚人在地质断层方面的经历还不仅止于此。另一条断层带的紧张情况，加上人的愚蠢，造成了1969年国内生态学方面的恐怖。1月下旬，一个已经钻进了太平洋底以下三千四百八十六英尺的高压油气层的油钻，为了要调换磨损的钻头撤了下来。突然间发生了井喷，在钻台附近升起了直径二百英尺的油泡。这时，失去控制的油井所制造出来的压力沿着海底砂石和页岩未经勘侧的裂缝放出去，后果不堪设想，钻井工人花了十一天时间终于把原来的钻孔覆盖住，但油仍继续在一片广大的地区里象沸水一样喷出来。

　　井台以东六英里处就是圣巴巴拉洁白的海滨，那边的地产售价不下于二千元一平方英尺。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圣巴巴拉人所珍爱的白色的沙滩——四十英里长最高级的海滨——开始变黑。几十万加仑粘性的原油使游艇和渔船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浮垢，只有滚烫的蒸气才能把它们擦掉。《体育画报》的一个作者报道说，水面上浮油的“厚度使得波浪都失去了原来的形态；它们不断发出咕嘟声……石油的气味跟着我穿过峡谷一直到离海一英里的家中都不消散……海潮线从空中看起来好象是用黑铅笔在地图上画出的一条宽宽的黑线”。

　　这个灾祸的最惊人的一个方面是海洋生物的毁灭。淡菜和龙虾立即就死亡了。海豚和海狮也不见了。鹈鹕俯冲到油里去，接着就由于不能展开缠结的翅膀而沉没下去。海滩上密布着死的矶鹞、鸬鹚、海鸥、和潜鸟，它们的眼珠可怕地鼓着，它们的内脏都被石油烧毁了。奥杜邦学会说，“令人看了非常悲痛”；另一个旁观者说“这景象令人作呕。”居民们举行了群众抗议大会，在政府机关的四周插满了要求“取缔污染”的标语牌，并组织了一个叫做“清除石油”的生态学团体。要求赔偿的诉讼案总计达十亿美元。清理费用估计为三百万美元。

　　发给华盛顿的电报和信件超过一万二千件。起初政府似乎还很在意。内政部宣布，今后在打到二百三十九英尺以下时，钻头外面一定附上管道，这是以前规定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是圣巴巴拉海峡的钻探租约被暂时吊销了。于是，石油工业开始施加压力。因为巨大投资要受到威胁。把太平洋上将近一千平方英里水域的钻探权让出去的租约，是在一年前和十二家公司签订的，它们为取得此项权利己付出六亿零三百万美元。他们要求发回此项权利，9月间，尼克松政府就把它给了他们——尽管地质学家发出了严重警告，还有另一些裂缝存在，同时原来失去控制的钻井仍继续在漏油。

　　在一切反对环境污染运动中，年轻的参加者十分受人注目，他们在佛罗里达州递送请愿书，大批大批地游行到路易斯维尔市政厅去，并设立“洗刷间”来洗刷和拯教加利福尼亚的鸟类。可是他们的信念到底有多么坚定——还是只不过一时兴起提出抗议——那却是另一个问题。在某些方面，他们似乎是极其自相矛盾的。例如，他们虽然激烈反对环境污染，但由于他们的光顾却热烈地支持另一种形式的污染：廉价饮食业。

　　售卖空有热量没有营养的食物的快餐摊自二十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路旁的一项特色，到了六十年代，它们才成为获得特许经营权的联号营业活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因而几乎使所有美国城市的郊外景色变得千篇一律了。获得特许经营权的联号营业——用一同名商号营业——已成为当时的一个特殊标记。由此而产生的有假日旅馆、米达斯消音器商店、西特哥站和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店。可是，如果同烤肉快餐馆和冰淇淋店比较起来，这些还算是合于传统和比较固定的。1969年转让联营权的最高价格是：一个卖麦克唐纳汉堡包的铺子（“供应已超过五十亿份”）九万六千美元，一个A&W摊三万七千美元，一个桑德斯上校的肯塔基炸子鸡摊二万四千五百美元，一个奶房皇后冰淇淋摊七千五百美元到三万美元（视所在地段而定）。另一些吸引着成百万青少年的快餐店都挂着这样一些招牌：邓金炸油饼，博南扎、哈迪、牛排王、明尼·珀尔子鸡、巴斯金一罗宾斯冰淇淋、罗伊·罗杰斯烤牛肉、国际煎饼店。

　　如果青年人赞成这些，那他们也可能会赞成当时金融界另一种重大现象，即大联合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它的旗号下，经营着许多旅馆、汽车出租行、人寿保险公司、面包房、通信设备制造厂。但对一些热心政治的青年来说，大联合企业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它是和政府合同，从而也和越南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越南战争是甚至比污染更大的敌人。在这里，反战示威者和批评他们的人双方的情绪都极为高涨，而在这里，新生的一代采取了后来以此著名的立场。

　　那一年抗议的中心是停战。第一个动员日定于5月15日。理查德·尼克松事先就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它丝毫影响。”从而引起了大批的人去敲打教堂里的钟、佩戴黑臂章、举着标语牌和蜡烛，尤其是，在成千的美国市镇举行游行，表示一致反对卷入印度支那战争。那个星期三，在波士顿广场集中了九万名抗议者，在纽约有两万，在华盛顿有二万二千。据报道，有些大学有半数学生都参加了游行。代理校长的夫人在惠蒂尔大学点燃的火炬，要到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才熄灭，该大学的最著名的男校友就是白宫的主人。

　　11月15日恰逢周末，称为新动员的活动已持续了三天了。这次，焦点是华盛顿。警察局估计群众有二十五万人，新动员委员会则说参加的人有八十万，确实没有办法作出精确的估计，但在美国历史上肯定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活动。由于白宫宣布尼克松总统将留在白宫通过电视看足球赛，于是头一批四万个游行者，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张写有一个越南阵亡的美国人的名字的字牌或被毁于战火的越南城镇的名单，在白宫外面走过。游行的人从阿灵顿走了四英里路到国会山来把这些名单放在几只巨大的覆盖着国旗的棺材里。

　　一切进行得秩序井然。陆军原来准备了九千人来控制难以驾驭的示威者，但并没有用到他们。总统助手赫伯特·克莱因和共和党参议员休·斯科特、约翰·谢尔曼·库拍等人都表杨了群众的克制精神。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则表达了少数人的意见。使这个周末美中不足的有两件很小的暴力行动：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一群人袭击了南越大使馆；一群易皮士试图冲进司法部去。两起人都被催泪瓦斯击退了。看到这种情况，米切尔说，虽然新动员中大多数参加者都是“守法的”，但游行带来了“如此广泛的人体损伤、财产损害和街头对抗，以致我不能认为——总的说来——这些集会可以说成是和平的集会。”

　　斯皮罗·阿格纽同意这个说法。华盛顿并不感到意外。但现在已经十分明白，不管政府的其他人员怎么说，司法部长和副总统对破坏法律的美国人是不会客气的。

　　后来将成为美国的利迪策【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村庄，1942年德国法西斯强盗屠杀了该村全部居民并加以烧毁。——译者】的美莱是越南的一个座落在南海之滨的广义省的很小的村庄，它在1968年3月16日星期六那个热而潮湿的早晨成为五百六十七个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坟墓之前，外省人几乎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即使在当时，这个名字也是它的大多数进攻者，小威廉·卡利中尉指挥的一排人所不熟悉的。他们把它叫做粉红村，因为这个地区在头天晚上排长情况简介会上发的军事地图上染成粉红色。

　　卡利和他属下的人都是以小弗兰克·巴克中校之名命名的巴克特遣队的成员。巴克中校在三个月之后因所乘直升飞机坠毁而死，使他在3月16日事变中所负的责任永远弄不明白。对方有什么挑衅活动也弄不太清，这在军事法庭上得提出来。这个小队所属的美国师第十一步兵旅的查利连在越南已经呆了三个半月了。在这段时间里，连队的一百九十个人中几乎半数已丧生于饵雷和狙击手的射击。在情况简介会上，中尉获悉美莱已被越共第四十八营所占领。连长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后来说，他不知道那边有妇女和孩子。他叫卡利中尉去把村子扫荡掉。卡利便把这话传达给他的所属人员。黎明时，他们搭上了直升飞机，他们的M－16型自动步枪装好了子弹，作好了准备。

　　着陆后，他们发现那边并没有越共，只有手无寸铁的平民，据二等兵保鲁·戴维·米德洛说，他们被美国兵赶到“象一个小岛似的”村中心来的。那是在两条小路交叉的地方，中尉命令他的部下射击居民。米德洛是照着做的一个。后来他说：“我向他们射出了四夹子弹——68发。我可能射死了他们十到十五个人。”站在他旁边的卡利举起自动步枪近距离射击那些已被包围的人。接着，士兵们把七八个越南人使劲推迸了一个棚屋，即怨气兵所说的“窝棚”里去，随即扔进了一颗手榴弹。

　　第三件事是在一个L形排水沟里发生的，在佐洽亚州本宁堡的军事法庭上，这就要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那里的屠杀是以装配线上的操作方式进行的。一个步兵在本宁堡作证说：“那边有各式各样的人——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他们被一小批一小批地带上来，然后被推进沟里，按着卡利中尉就向着沟里扫射。”另一个目击者说了排长对付一个和尚和一个婴儿的情况。这个穿着白色僧衣的和尚象在祈祷似的伸展着求乞的双手，不断地重复着说“不是越共，不是越共。”据证词说，卡利用M－16型步枪的枪托猛击和尚的嘴，接着就倒转枪“向着和尚的脸扳机射击。他的半个头都给打掉了。”至于那个婴儿，“卡利抓住他一只手臂把他夺过来，丢进那道水构，就一枪把他射死。”

　　据一个名叫赫伯特·卡特的休斯敦士兵说，当时“我们走遍全村，看不到一个越共。后来人们陆续从棚屋里走出来，咱们的人就把他们射倒井把棚屋焚毁，或是先放火烧棚屋，等人们逃出来时再开抢打他们。有时候他们把一群人围起来，一起把他们射死。我们整天就这样干着。”

　　迈克尔·伯恩哈特中士把这种勾当叫做“无故谋杀”，他的同伴们说，他拒绝参与此事。他说，“我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个人不肯参加。我告诉他们说，见鬼去吧，我才不干这个哩。我认为这不是一项合法的命令。”在二等兵理查德·彭德尔顿到达美莱之前，枪杀平民的勾当绝大部分已经止息，“但是，”他后来说，“有些人仍然在枪杀平民……在场地上、溪谷里和稻田里躺着大堆大堆的尸体。”只有一个美国人是伤员——他是故意开枪打伤自己的脚而拒不参加屠杀勾当的一个土兵。

　　在目击者中有两个军人，他们对这事的回忆将在今后产生特殊的影响。陆军摄影师罗纳德·黑伯利用三部摄影机把美莱的大屠杀拍摄了下来。一部摄影机是公家的；他把它所拍摄的交了公。其他两部是他的私人财产，因而把它们保留着。第二个军人是直升飞机驾驶员小休·汤普森准尉。他从空中看到了L形的水沟并提醒他的司令官注意。他后来说，“我想那里准定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无法设想怎么会有那么多尸体倒在那么个水沟里。”汤普森回到那村子里，从那里救出了十六个孩子。陆军部以其“不顾自己的安危”而奖给他一颗“卓越飞行十字勋章”。

　　这是唯一的迹象，说明官方警觉到美莱发生了不正常的事。十二天之后，巴克中校提出了一份战斗行动报告，把这次进攻说成是“设计周密、执行良好而且是成功的”一次进攻。用其后的国会报告的话来说，“可以合情合理地断定，美莱问题在美国师内部被掩盖起来了。”后来隔了很久，当一切掩盖手段都失败时，该师师长塞缪尔·科斯特少将（他已任西点军校校长）降了级，而且他和副师长都受到了训斥，被褫夺了服务优异勋章。可是这在当时或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很难预见到的。那天早晨，第一个对美莱向题采取行动的人不在美莱，而且他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听到这件事。他是罗纳德·赖德诺尔，从前在夏威夷时他曾在查利连；他是从他过去的战友们那里闻悉这作屠杀案的。一年之后，赖德诺尔退伍回国，写出了一篇关于这一事件的传闻的报道，打成二十三份，分别邮寄给尼克松总统、主要的国会议员以及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他控告说，“1968年3月的某一天，在越南共和国的一个名叫‘粉红村’的村庄里，确实发生过某种相当黑暗的血腥事件。”

　　这信是在1969年3月29日写出的。陆军部在四星期之内对这件屠杀案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证据于8月4日被送交宪兵总监；同月，五角大楼收到了摄影师黑伯利的幻灯片。9月5日，即卡利预定退役的前一天，他被控杀死了一百零九个越南平民。被控告的还有另外一些人，包括梅迪纳，但是经过四个月的使全国人为之骇然的审讯之后被判有罪的只有卡利一个人。在该案败露之初，尼克松总统在某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这一事件时说，这“肯定是一次大屠杀”，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没有理由的”。他接着还说：“我们在越南争取的目标之一就是不让把一个以对平民施加暴行为政策的政府强加给越南人民。”

　　可是，正当卡利于1971年被宣判犯有谋杀二十二个越南人的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时，全国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而总统敏锐的政治触觉很快就感觉到了。大多数美国人似乎认为这个裁决是不公平的，他们或是认为这个中尉是无辜的，或是认为他只是一只替罪羊。一个评论员挖苦地说，一般人的心情是，“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而且，他们也活该。”维京出版社宣称，它已经付出十万美元买下卡利的回忆录的版权，而在他宣判后最初三天中，大农场牌的唱片“卡利中尉的战歌”就卖出了二十万零二千张。唱片前面有一段甜蜜之极的配音，说到“有个孩子希望长大后成为一个军人，尽力为国效劳，”按下去便是歌词：

　　『我的名字叫威廉·卡利，我是祖国的一个军人，
　　我宣了誓要尽我的职责，力争上游，
　　但他们把我说成是一个坏蛋，
　　在我身上打下了烙痕，
　　当我们列队向前行进的时候。』

　　白宫报道说，人民来信百分之九十九都反对这个裁决和判刑。尼克松总统下令把卡利从本宁兵营的监牢里释放出来，移送到他住的部队公寓里软禁起来。两天之后，自宫宣布说，“昨天总统作出决定，在卡利中尉案最后判决执行之前，总统要亲自复审并最后定案。”后来，尼克松改变了他的主意，但当时他似乎是要利用一个战争罪行玩弄政治手腕，中尉的起诉人奥布里·丹尼尔三世上尉愤慨地写信给总统说，他“听到你在公众一片吵嚷声中决定要干预这件诉讼案，感到十分震惊和沮丧。”

　　※※※

　　五星期后，约翰·查菲海军都长宣布政府插手过问另一作战军官——“普韦布洛”号的劳埃德·布克海军中校——的案件。布克在北朝鲜代表美国正式承认进行间谍活动、表示道歉、并答应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以此作为交换系件他才和他船上的全体人员获得释放，一起回到美国。甚至在他在扳门店交出这份材料时，吉尔伯特·伍德沃德少将己说过这一承认是不真实的，他是“为了使船上的人员获得自由，仅仅是为了使船上的人员获得自由才签字的。”可是这个声明仍然在五角大楼里引起不快，海军建议对布克进行军法审判。查菲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中校和他手下的人“已经吃够苦了。”

　　以后几年虽然总统换了人，但对军方来说，仍然是多事之年。1968年竞选中，理查德·尼克松还在谈布克丢失一条船的事，他说，“除非美国对这类侮慢事件作出反应，否则你就必然会促使别人更欺负你，那也就会出现更多的“普韦布洛”号事件。在我们的新政府里，我们一定要坚决制止这类事件……根本不容有这种可能。”他进人白宫后不到三个月就遇到了一件类似的屈辱事件，而他在作出反应方面也不过象林登·约翰逊一样的束手无策。这次受辱的是一艘空中的“普韦布洛”号，海军方面叫做EC121的一种改装过的洛克希德超级星座机。EC121没有武装，能载三十一个工作人员和六吨可以用来盗听假想敌的通讯电子设备。4月15日，北朝鲜人把它击落了下来，所有人员全部丧生。这一次出事地点根本不成问题。俄国船只也同意此事发生在离海岸100至120英里的国际水域。

　　尼克松的第一个冲动是要报复，但他越是考虑应如何报复，就越觉得怎么都不行。除了冒核战的风险，他简直毫无办法。结果他只能说，“今天我已发布命令，继续进行这种飞行。并对它们进行保护。这并不是威胁，而只是说明事实。”

　　这也是说明无可奈何，而且由于这年在越南发生的事更显得如此。在巴黎，美国谈判者正对北越人说，美国已经打消了在印度支那找到一种军事解决办法的希望；在西贡，阮文绍总统被告知，不论是美国单方面撤军，或是接受一种无异于承认美国战败的条款，都是不能接受的。处在两者之间的办法则是一筹莫展。

　　以人肉炸弹——把炸药捆在自己身上去炸开铁丝网的越共——打头阵进攻拉塞尔发射基地（那是非军事区正南一个海军陆战队阵地），同时在离西贡十五英里处的美军主要基地边和周围也爆发了残酷的战斗。这年最引起争论的行动是美军对怨气兵称为碎牛肉排山的邑碑山的突袭。陆军继续执行约翰逊年代的战略，使越共经受五角大楼所说的“最大压力”。碎牛肉排山战役开始时是作为一个典型的一面搜索一面歼灭的战斗任务来进行的。在阿绍山谷，这条从老挝方面进行渗透的走廊，由直升飞机运去了九个营。在其后的扫荡中，101空降师第187团的第3营捅了该师师长梅尔文·蔡斯少将所说的敌方的“马蜂窝”。后撤后，该营一面挖壕固守，一面派出一个连去猛攻那座山。

　　攻势没有得手。于是两个连又去袭击山顶。它们也被击退了。第二天，整个营向守军冲峰，但仍被击退下来。于是调来了另外的二个营。同时美国的大炮和飞机也向山顶轰出二千颗炮弹和一百五十五架次飞机把它完全打成一个秃山。但越共仍然固守阵地，使美国进击部队每次都在步枪射击和手榴弹爆炸的火浪面前退下来。美军连续的十次冲锋都被击退了。第八天，一千名怨气兵和四百名南越人攻下了山头。蔡斯将军把它称为“一帮玩命的小伙子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一星期后，一个美国发言人宣称，碎牛肉排山已被放弃。他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这山已没有什么油水了。”

　　看过伤亡表——美军四十六人阵亡于邑碑山坡上，伤三百零八人——的参议员们都作常生气。爱德华·肯尼迪把这种进攻叫做“毫无意义而又不负责任的”迸攻。他问道，“我们有什么理由十几次命令士兵冲山去，直到士兵们自己都怀疑采取这种行动是否是发疯？”有些共和党人也被激怒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党领导成员佛蒙特州的艾肯建议白宫应“立即”开始“有秩序的撤退”，把战争交给“它的合法的所有人”——越南人。共和党议员领袖宾夕法尼亚州的斯科特极力主张撒出“大量”美军。

　　这话尼克松一直在听着。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他对国会里的情绪是十分敏感的。在言论上，他仍然是不可调和的冷战战士，坚持他对自由亚洲和多米诺理论等等的信念，但是他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他的一个助手承认，“越南也许可能使我们成功，也许不可能使我们成功，但是没有问题，它一定能把我们搞垮。”约翰逊的战略显然已经破产。到1969年3月，美军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死于朝鲜战争的三万三千六百三十九人。战争的费用每年仍在二百五十亿元以上，不断地造成不可抗拒的通货膨胀压力：1958年的一美元现在只值七十五美分了。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已在提出政治家听来象梦魇的预言：将出现“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衰退”。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尼克松在外交政策方面最有影响的顾问不是罗杰斯而是基辛格。基辛格在《外交季刊》上以普通公民身分写文章，建议执行两条平行的谈判路线。他建议说，一面让越共和南越人努力寻求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一面华盛顿和河内可以安排共同撤军的日程表。现在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访问西贡回来，总统的新战争政策就有了另外一些新成分。莱尔德认为阮文绍军队的战斗能力可以提高到能单独作战的程度。白宫抓住这一见解作为完成越南化的一种方法。尼克松于6月8日在中途岛把这个消息告诉阮文绍后，宣布第一次撤军二万五千人。

　　同月，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外交季刊》上建议说，政府应“降低战斗的水平”，于1969年底撤军十万人，1970年底撤出“全部地面战斗部队”。克利福德写道：“除了开始撤军，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如此有利于或有助于使南越问题在政治上趋于成熟。况且，我认为，我们要指望通过我们的军事力量达到任何目的，是完全不现实的，我们已到了只有设法脱身的时候了。”尼克松感到有些恼火，他对全国电视观众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打破克利福德先生的时间表，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做得比他负责国防部时做得稍为好一些。”他的助手们急忙解释说，这并不是一个许诺，但在9月间，总统宣布说，他希望“在1970年底或1971年年中以前”把全部战斗人员撤回。那年年底，《生活》杂志的一位作者说，“从政治上说，尼克松似乎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他必须把美国从越南摆脱出来，否则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几乎可以肯定会遇到失败。”

　　在越南，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采用的战术是要降低美国伤亡人数。这种战术和执行大规模的一面搜索一面歼灭的任务不同，以一个有代表性的日子为例，一次派出不下于一千个巡逻队，每队一百到二百人；他们的职责是尽可能歼灭故方的部队和给养，但要避免流血。“最大的压力”已为“保护性的反应”所取代；进攻性姿态已变成防御性姿态。可是，这在华盛顿听来比实际更为动人。两支大军仍然留在战场上，每支都能重创对方，并且各由爱寻衅的司令员领导着。在7月5日结束的这个有代表性的一周中，公布的小规模战斗只有四十六次，美国兵被杀的却有155人。但艾布拉姆斯的保守姿态并不能排除随时爆发大战的可能性。

　　这场大战终于在8月下旬在著名产米区岘港西南的岗峦起伏的山区爆发了。一架直升飞机在那里坠毁，机上的八个人全都丧命：第196轻步兵旅的两个连奉命去寻回他们的尸体。就在这时候，有一千个北越人正在那里集结起来准备袭击协德的首府。两军无意中突然相遇，共军撤进密布地堡和战壕的迷宫中去。当美军追踪进击时，碎牛肉排山的局面又重演了。经过不断的增援，最后与北越的第二师相对抗的美军和南越军达三千人。双方都争取占领一个叫做102山的沼泽中的高地。这场战斗直到第196步兵旅的怨气兵到达高地顶上时才结束——但故军已全部撤出了。一个美军军官说，“这可是老一套了，五天异常猛烈的战斗，到第六天上，他们轻轻松松把一块地方扔给你。”但是在产米区方面却出现了新的一套，那可是大为不详的。第196轻步兵旅的A连不肯服从上级的命今进入迷宫去把坠毁的直升机上的死者带回来。最后，A连的士兵们还是去了，但抗命的幽灵却就此出现，这使得为越南问题引起的喧嚣又添了一个刺耳的调子。

　　※※※

　　总统在谈到国内的犯罪率时，把自己的手抬到脖子的高度对记者们说，现在人们“的厌恶情绪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在美国，当时的确已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联邦调查局报告说，重罪比上年增多了百分之十点六，偷窃罪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强奸罪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八，抢劫罪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五，还有一种犯罪行为更是一日千里：空中劫持飞机。在1950年到1967年之间，据报各条航线平均每年发生二点三次空中劫持飞机案件。1969年，发生了71组（其中58起都是飞往古巴的飞机）——为上一年的三倍。约翰尼·卡森在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今夜的节目》上说，“空中劫持飞机案件层出不穷，所以有一家航空公司把它的口号改为‘飞啊，飞啊，好啊。’”

　　各航空公司也的确尝试过各种办法。在机场设立标语牌，警告说，空中劫持飞机可以判处死刑，旅客持武器上飞机者将判处徒刑，对旅客可以搜查等等。还要求公众提出建议。于是有人提出了下列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建议：把女服务员训练来勾引空中劫持飞机者；要求旅客不穿衣服上机；在空中劫持飞机者站立的地方装上活板门；机上人员通过扩音器演奏古巴国歌，然后把每一个站立起来的人逮捕起来。只有一个发明创造起了作用。虽然没有一家美国的航空公司有去古巴的定期班机，但每个南行的驾驶员都带有进入哈瓦那何塞·马非机场的地图。它们经常收到古巴通过瑞士政府送来索取着陆费以及其它各项杂费的帐单。

　　那一年空中劫持飞机的活动在11月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环球航空公司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八十五次班机的唐纳德·库克机长接通与地面联系的电话说：“这里有一个人要到某个地方去，他为自己包了一架飞机。饮料是免费的。”此人是二十岁的前驻越南海军陆战队退伍兵拉斐尔·米尼奇洛，他拿手抢对准驾驶员的脑袋。米尼奇洛不肯痛快说出自己要上哪里去。库克后来说，“我马上想到我们大概得往南飞去买几支雪茄了【意谓飞住古巴的以产雪茄著称的哈瓦那。——译者】，但结果并非如此。”飞机劫持者命令他飞向东去。

　　在班戈和爱尔兰的香农加油之后，他们最后来到罗马的达芬奇机场上空。看来米尼奇洛这个出生于意大利的人现在是想家了。他命令指挥塔让他们在机场远远的一个角落上停下机来，接着他说他要一个没有武装的警察作为人质。罗马警察局长自告奋勇。飞机劫持者就叫警察局长开车送他到乡下，然后把他放了。几小时之后，米尼奇洛在一个教堂里被逮捕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干这件事。”他的姐姐说，“我想是战争伤了我弟弟的脑子。”意大利公众似乎把他看做一个英雄——他毕竟开创了飞机劫持的新纪录：在空中经过了十七个小时和六千九百英里——但是他们的政府却抱有另一种看法。他被判处六年零五个月的徒刑。

　　虽然这个有点儿发疯的米尼奇洛可算得犯罪世界中的一颗彗星，但他还不是那年最著名的犯罪分子。此项殊荣要属一个没有透露身份就离开出事地点，因而遭到控告的汽车驾驶人。这一失检行为后来所以弄得臭名昭著，是因为此人是美国一个出身名门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同时因为这一事故产生了很可悲的后果。在1969年7月18－19日夜间以前，特德·肯尼迪在民主党下届总统候选人提名中一直是领先的，并且可能胜过尼克松和他的少数党。特德在他哥哥鲍勃的葬礼上的那篇悼词感动了全国的人，而他在1月间由于在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一举击败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代替他担任了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显示了他家传的善于争取人心的手段。这位年轻的肯尼迪似乎马上便将直上青云了。但这时发生了查帕奎迪克事件。

　　特德从他哥哥们那里承袭下来的许多责任之一是要提高那些忠实地为他家进行竞选活动的人们的士气。7月18日那次野餐就是为此目的而特意举行的。东道主是特德和儿个朋友；他们的客人是六个姑娘，她们上年在罗伯特·肯尼迪的流产的总统竞选中曾自愿在“锅炉房”（慕后）中担任单调而乏味的工作。请客的地点是查帕奎迪克岛，该岛离科德角南塔克特海湾里另一个名叫马撒氏葡萄园的岛只有二百五十码。

　　根据六个月后肯尼迪在审讯时所作的证词，他和其中一个名叫玛丽·乔·科佩卿的姑娘一起坐着他的克莱斯勒汽车离开大伙儿时大约是下午11点15分。玛丽·乔是一个很动人的二十八岁的姑娘，她的朋友们都称她为“M.J.”。这位参议员后来说，当时他们驶往那里的双车渡船码头，以便回到马撒氏葡萄园去，那边他们已在不同的旅馆里登记了房间，但提审的法官不相信他，许多别的人也不相信。玛丽·乔把皮夹子忘在野餐的地方了。她既没有告诉那边任何一个人说她走了，也没有向她的同房间的女伴要旅馆房门的钥匙。她和特德开车离去时，他们把十个人（包括克莱斯勒车的司机）丢在那里，这些人都是不打算在野餐的地方过夜的，而在大车开走后留给他们的就只有一辆显然装不下他们那么多人的小型出租汽车。最后，最令人不能相信的，还有一个肯尼迪的车子的方向问题。

　　从野餐处到渡口的那条黑色路面的路是查帕奎迪克岛上唯一的有路面的路。特德没走这条路而走上了一条通往海滨去的崎岖的石子路。他后来说，这是他走错了。但是这个转弯处是一个向右折回的急转弯，其入口处又被灌木丛掩盖着，因此你要不是有意寻找，几乎不知道那边有路，法官坚持说，这位参议员一定是明白这一差异的：他那天已经在这两条路上行车不止一次了。

　　特德和玛丽·乔所进择的那条崎岖的路叫做戴克路，离它半英里处就是那座狭窄的拱形木结构的戴克桥。这桥在泥路左边，与泥路构成二十五度角，然后升高上去越过坝下一条细长的水渠，它右边海湾里的海水就是通过这条水渠流入和流出波查池的。这座桥正是他们的祸根。特德没有作二十五度的转弯，因此他所驾驶的克莱斯勒车就向桥的右侧猛冲下去，落入十英尺深的渠底，翻了个个儿。在审讯中，肯尼迪作证说，直到“我在桥边翻下去的那个瞬间”我才知道走错了路。

　　『……我能记起的第二件事是旁边的玛丽·乔的活动，她挣扎着，也许是在打我踢我，这时我张开眼睛，才明白我已头朝下，水正向我冲过来，四周是漆黑一团……我记得最后完全被窒息的感觉，而且显然是半个肺里吸满了水，感到我就要淹死了，并且完全明白，那天夜里到黎明以前决没有人会去寻找我们，因此我决不可能活着走出车去了，后来，我记得自己尽最后一点力量推呀、挤呀，终于挣扎到水面上来。』

　　被潮水冲到岸边后，他又跳水回去，潜入十英尺深的水底去找玛丽·乔。他作证说，他作了七八次拯救她的尝试，但到后来他已弄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能把头埋在水下两三秒钟了。他在河滩上躺了十五到二十分钟，把水呕出来。他说，接着他就“尽我所能地快快地走着、跑着，跌跌撞撞地”回到举行野餐的地方去。到了那边之后，他就把经过告诉了两个人，表弟约瑟夫·加尔甘和协助肯尼迪竞选的保罗·马卡姆。加尔甘和马卡姆同他一起回到了出事地点，潜下水去找玛丽·乔，但无法找到。这两人也象他一样是律师，因此他们对他说，这事必须报告。他们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心情非常不安。他一直叨叨着“我简直不能相信竟发生了这样的事。”

　　在他的请求下，他们驾车把他进到渡口的船台上。水道那边可以看到马撒氏葡萄园岛上埃德加镇的灯光。他叫他们回到举行野餐的地方去，但不要告诉姑娘们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于是他“突然跳下水去，冲动地游到对岸。”当他游过这条狭窄的海峡时，“水比早先更冷了，潮水在那个晚上第二次又要把我拉走了，我知道我马上要淹死了。”但最后他又爬了上来，在沙滩上歇了一会儿，最后步行到他居住的郡城旅馆去。

　　在旅馆里，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了。据他自己后来说，“在后来的几个小时里，我的行为和谈话，就我记得的而论，我自己也觉得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我认为我没有把这件事立刻报告警察局这一点是不可原谅的。”他作证说，他“怎么也没有那股力量，那种精神上的力量，在清晨两点钟的时候去叫醒科佩卿夫人，告诉她，她的女儿死了。”

　　他当时只是换上干衣服，向旅馆老板之一抱怨隔壁房间的聚会使他没法睡觉。早晨，他和两对夫妇讨论周末的快艇竞赛。接着，加尔甘和马卡姆来了，他们听说他并没有把翻车的事报告警察局都吓呆了。在审讯时他解释说：“我把我游过那海峡时的思想和感受告诉了他们，并说我如何老是希望玛丽·乔仍然活着。”他还说，他要打一个电话，但埃德加镇上的电话显然都不行；他走过两处电话机，两处都在户外，而且都是公用的。他由加尔甘和马卡姆陪伴着搭渡船回到查帕奎迪克时，在对岸的渡船码头上打了一个电话。渡船上的工人问他们有没有听到过翻车的事。他们中一个人回答说。“我们刚听到。”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即出事后将近十一个小时，特德才准备和埃德加镇的警察局联系。

　　这时那辆克莱斯勒车己被发现。清早7点钟，有两个青年人走过桥去到岸边捕鱼。回来时他们看到潮水退落后有车轮在水面上露出来。他们就跑去告诉了住在五十码外的皮埃尔·马姆太太；她于8点20分钟打电话给警察局长多米尼克·阿伦纳。这位魁梧的阿伦纳便借了游泳衣来了，他先潜下水去，后来用无线电话把那辆汽车牌照的号码告诉局里，以便查出车的所有人，同时要求救火员约翰·法勒把他的水下呼吸器带来。后来是法勒在车里发现了玛丽·乔。

　　阿伦纳的局里打无线电话回来说，这辆汽车登记薄上的车主是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当这位局长回到埃德加镇上时，他看到这位参议员已经在等候他了。特德说：“那车是我开的，您要我怎么办？这事得办得稳妥才行。”阿伦纳说，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打个正式的报告。特德便和马卡姆走到后面一间房间里去，写出了一个报告。报告写得很草率；他只说死者是“一位玛丽小姐——我哥哥罗伯特·肯尼迪的早先的秘书，”略而不提她名字的其余部分，他说因为他不知道她名字的其余部分是怎样拼写的。（马卡姆也不知道）马卡姆要求警察局长在特德打电话给伯克·马歇尔，让他提出法律上的意见之前，不要把这消息告诉新闻界。阿伦纳同意照办。他等候了三个小时。从肯尼迪那里仍听不到任何消息，他于是把这事的真相告诉了新闻界，并控告肯尼迪不该离开出事地点。这位警察局长谈到那天早上这位参议员奇怪地跋涉到查帕奎迪克去打电话时说，“假如他有时间搭渡船往返，那他就有时间来看我。”

　　验尸员在报告中说“确诊为意外的溺毙。”他相信其间并无其它问题，便不作尸体解剖，这个姑娘的尸体，空运到她的原籍宾夕法尼亚去殡葬——这一行动后来引起了对当局的批评。特德到海尼斯港深居不出。七天之后，他在埃德加镇的古老的法院里露面，自认有罪。詹姆斯·博伊尔法官判了他最低的两个月徒刑缓期执行，同时吊销了他的驾驶执照。那天晚上，肯尼迪在全国范围的电视节目里解释这一费解的事件。这一演说并不成功。他回答了并没有人提出的问题，说他并没有“喝醉了酒驾车”，关于他和玛丽·乔的“不道德行为”的含沙射影之谈“没有丝毫真实性”。他说，出事后的那一夜，他产生了许多想法，其中之一是“肯尼迪全家是不是真的犯了尅星，”意思之间似乎表示，他事业上的损失比她的死亡更为重大。这些话使某些人想起了1952年尼克松关于他的小狗的话，象尼克松一样，特德也要求他的选民帮助他决定他是否应该继续参加政治生活。马萨诸塞州人是热烈拥护肯尼迪的，所以仍赞成他这样做，一星期之后，他便回到了他的参议员的工作岗位上去。

　　在审讯之后，记者们问他，法官的意见认为有“某种可能的理由相信爱德华·肯尼迪驾车十分粗心大意，以致着来促成了玛丽·乔·科佩卿的死亡，”同时他觉得特德坚持说他和玛丽·乔那时前往渡口这一点是不可信的，他对此有何意见。肯尼迪说：“在我个人看来，法官报告中的推断和最后裁决都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拒不接受。……审讯中我已诚实地答复了问到我的一切问题。”

　　他还说：“我希望在1972年仍能是美国参议员的候选人。我还希望在整个六年任期中服务到底。”白宫不愿冒险，如果他改变主意仍竞选总统的话，准备借这件事破坏他的声誉。在发现玛丽·乔的尸体后六个小时之内，总统的助手们已派了一个退职的纽约警察到查帕奎迪克去，这人，据约翰·迪安说，“假装着新闻记者的样子，在每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都提出一些最令人难堪的问题。”这是不必要的。至少暂时是不必要的。特德在全国各地的拥护者的人数已大为减少。他在国会里已不再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的人物。下一年他在那边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因为那时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对他继续担任党内领袖的权利提出了挑战。肯尼迪曾以三十一票对二十六票战胜了朗，现在他以二十四票对三十一票败给了伯德。接着，在白宫的一次会议后，他作为肯尼迪家族的一员又受到一次新的羞辱：来白理查德·尼克松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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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物画像：医学博士本杰明·麦克莱思·斯波克」

　　他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的母亲不愿请保姆而愿意亲自来喂养他，因此他渐渐爱上了扮演父母的游戏，拿食物喂别的孩子，甚至给他们换尿布。他自然而然地渐渐认为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一点得之于他的双亲——富有一种新英格兰的不惜自我折磨的精神。他们告诉他，找个严峻的道德问题，不顾一切困难条件为它战斗下去。但他不愿意这样做。他决定起来造反。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认为他即将成功了。

　　哈姆登·霍尔农村走读学校。安多佛中学。耶鲁大学。获得奖状和奖品并在19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参加划船比赛，出过一阵风头。曾一度想当建筑师，但有一个暑假，他在哈特福德附近纽因顿残废儿童教养院举办的夏令营里担任管理员，又变成他父母的清教徒模子。他看着外科矫形医生为患小儿麻痹症的孩子们矫形。后来他说，“我发现他给他们帮了多么大的忙呵，因此我决定要成为一个医生。”

　　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长老会医院里实习。小儿科住院大夫，精神病住院大夫。在精神分析学方面又受了六年的训练。他对孩子们的爱越来越深厚，孩子们也敬仰他。他被称为“面容慈祥眼光和蔼的人”他的诊室里到处都是玩具。他为一些怕羞的孩子制造了一个玩艺儿——通过一个暗门走到检查桌边去的一段阶梯。他希望他们自己主动要接受检查，结果果然如此。几年之后他说：“我作为小儿科医师的一个过错是我老是把孩子们哄得太过分了。”但他从来不曾真心想加以改变。

　　约翰·沃森医生的《婴孩和儿童抚育心理》。一书是婴孩抚育方面的一本标准手册。该书出版于斯波克和简·切尼结婚的第二年，那时斯波克还是一个医科二年级的学生。沃森说：“切勿，切勿和你的孩子接吻。切勿把他抱在膝上。切勿摇他的摇篮。”

　　年轻的斯波克医生坚决反对所有这一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军中服役时，写出了《婴孩和儿童抚育常识》一书。此书在一开头就定下一个调子：“你实际上知道的比你自以为知道的要多。”简把他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他又亲自为此书编了索引，按字母顺序从“脓肿”这个字一直到“烤面包片”这个字。他解释说，他知道他“比较了解母亲们要在索引中找的是哪些字。”

　　此书出版后在二十三年中共销售了二千二百万册，并被译成三十种语言。他为《主妇家政杂志》写专栏，后来又为《红书》写专栏。星期日下午在全国广播公司所属五十二个电视台上可以看到他半个小时的电视节目。斯波克医生在教授医学这一要求最严格的职业上声望日高。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教精神病学，在皮特大学教儿童精神病学与发育，在克利夫兰的西部后备军学院精神病学系教儿童发育。他的反沃森的立场使他显得象是一味主张纵容。这有点趋向另一极端，使他很不安，他于1956年只得又重写了《婴孩和儿童抚育常识》中的若干章节，他解释说，“我发觉有些父母以为我是在提倡极端的宽容放任，因此我在修订版中不得不强调了宽容放任的限度。”

　　接着，一种更深刻的挑战激动了斯波克的良心。他从小被培养为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结果却由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而改信了民主党的自由主义，1960年他支持约翰·肯尼迪。但1962年3月，肯尼迪恢复了核试验。斯波克震惊之下，参加了拥护稳健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他全力地为约翰逊竞选总统，反对戈德华特。而到1965年2月约翰逊使越南战争逐步升级时，他又感到自己被出卖了。斯波克写了抗议书送到白宫去，而当此举证明无效时，他就走上街头去示威。

　　他后来说到这件事时说，“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难堪，仿佛一个人在一场恶梦中突然发觉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闹市区的街头了。”他的确是一位异常惹人注目的老爷爷似的人物——身高六英尺四，满脸皱纹，老是穿着一套带坎肩和表链的衣服，一口美国腔，指手划脚地说些其他年轻示威者认为已老掉牙的陈旧的道德标准。但是他的斗志却越来越强，毫未减弱。批评他的人在那几年里人数很多而且都很严厉，他们嘲笑他的关心不过是宽容放任的一种新的表现。而宽容放任，他们现在简直认为是一种全国性的祸害了。而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一个道德和正义的问题。

　　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动员委员会。实现新政治全国会议。将992份退回的征兵证交给了司法部的一位生气的职员。越过曼哈顿区白厅街入伍站的警戒线，因此以破坏治安受到逮捕。坐在他的制图桌旁的长腿凳上用一支圆珠笔写作——象往常一样缓慢而费力地——“抵抗非法当局呼吁书”。

　　当局为了挽救赫尔希将军的面子，最后进行了反击（他所发出的征召反战示威者入伍的命令被司法部批驳了）。五个反战领导人，互不相识，被控密谋破坏征兵法。他们并未受到犯罪的控告，只是说他们密谋要进行犯罪活动。换句话说，他们的罪过就是持不同意见。其中最杰出的领导人——的确比别人高出一头——是本杰明·斯波克医学博士。

　　审讯于1968年5月和6月在波士顿地方法院进行。法官是八十五岁的弗朗西斯·福特——粗暴，虚荣，成见很深。审讯结果的裁决是犯了罪——一位陪审员后来向一位记者解释说，“犯了象法官所指控的那样的罪。”被告都被判处两年徒刑，其中两人，斯波克和耶鲁大学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各罚款五千美元。

　　斯波克说：“这场战争是丝毫不合法，也不合宪法的；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协议和美国关于遵守国际上的行事准则的诺言。它完全是极端不合法的……我要继续为反战进行工作。”

　　他的确这样做了。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以福特法官有偏见为理由，推翻了原来的宣判。斯波克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他们仍然在越南的无尽的黑夜里杀害他的孩子们，谋杀年轻的一代人，而这一代人的母亲在抚育他们时都曾经听取过他的意见，他在童年时代被灌输到头脑中去的责任感，使他片刻不得安宁。有时他几乎感觉到他能够听到半个地球之外死去的人要求上帝怜悯的呼声。沃森医生可能不愿去听这种声音。（“切勿，切勿和你的孩子亲吻。”）可是斯波克医生却不能不听。但是慢慢的，当美国由于精疲力竭而不得不痛苦地从愚蠢的反共滥调转向和平时，他的这种悲天悯人之心就越来越显得明智了。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吧，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

　　但是尼克松总统却把斯波克医生叫做一个不务正业的游民。





　　第三十五章 吹毛求疵的头儿脑儿

　　当美国进入70年代的时候，摇滚爵士乐的一代已经是五十多岁或即将上五十岁的人了。这种年龄是人们开始发现他们所爱的世界正在崩溃的年龄。这一年这种印象特别强烈，因为似乎有非常多的理由使人感到受了亏待，其中包括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犯罪、战争、证券市场、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道德败坏、暴乱、有副作用的药物、交通拥挤、汽车上的侮辱性张贴和图案、对社会不利的罢工、种族主义以及新兴的飞机劫持。过去的一切现在都不行了。“不但上帝没有了，”伍迪·艾伦说，“你要想在周末找一个水暖工也没处去找。”

　　进入1970年还不到三个星期，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就为今后要发生的情况开了张。这艘军舰在大风中脱了锚，竟把切萨皮克湾大桥冲开了一个375英尺的大口子。对于迷信的人来说，新的70年代似乎是一开始就不吉利。

　　大自然在别处看来似乎也是抱着故意与人作对的情绪。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连续200天大旱之后，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这些火灾显然由于自燃，烧光了5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这面积几乎等于罗得岛一州。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座85年历史的公寓楼房，一场不知起因的火灾烧死了11个人。全世界到处发生天灾：威尼斯一次旋风有四个人死亡，东巴基斯坦一次海啸有20万人死亡，还有秘鲁、土耳其、伊朗的地震使数以万计的人死亡。上帝也许是由于像伍迪·艾伦这样的人不信神而发怒，或是由于像一些傲慢的大学生那样对他不敬而生气，他们戴的徽章上竟写着：“上帝没有死——他只是不愿管闲事。”

　　宗教肯定已经不再是原来那样安稳的磐石。不把上帝看成老顽固的那些基督教徒，对摩门教会新会长的话感到震惊，他说：“为什么有人生来是黑的并有种种不利条件，而另外有人生来是白的并有种种很大的有利条件，这是有道理的。黑人显然是受到了他们应得的赏罚。”主教派教会教友对放弃已使用了三个半世纪的英王詹姆斯版《圣经》，改用《新英语圣经》感到不安。从上帝的角度看来，还有更糟糕的是反基督教势力的增长——有人崇拜奇怪的图腾，甚至崇拜撒旦本身。

　　根据可靠的资料，美国人供养着1万个专职的和17.5万个兼职的占星术家。电子计算机被用来制作十美元一张的天宫图，纽约一家理发馆老板雇用了一个占星术家为职员，一家百货商店开办一年取费50元的电话算命服务，还有总发行量达三千万份的三百家报纸辟有长期固定的占星术专栏。读书会发给会员算命图片作为赠品。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有250名学生报名学习巫术课程。杂志上的广告问道：“你是否因为自己对巫术是门外汉感到厌烦了？那你就自己参加巫术的活动吧。参加我们颁发文凭的巫术学习班，学习这古老的秘密，包括招魂术、入定法、预知未来术、生子术和秘传仪式。”休斯敦一位女巫西比尔·利克夫人，肩上栖息着一只名叫“急如火”杰克逊的寒鸦，她能用它去迷人，据她估计“全世界大约有八百万正式女巫。我指的是真正的女巫，而不是说好莱坞的那种开无遮大会的女人。我本人知道在美国大约有四百个正式的女巫小组。非正式的恐怕有千千万万”。

　　如果说天府已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地上的官方也同样如此。在一次伯克利的人民公园暴乱中，有一个人被杀死，105人受了伤，而联邦起诉书控告的却不是暴徒，而是县执法官的十名助手和两个前助手，他们被控侵犯了示威者的人权。（县执法官大发脾气说：“任何一级政府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令人懊丧的事。”）黑豹党人简直就是杀了人而可以不受处分。旧金山、纽黑文和纽约的陪审团或上诉法院拒绝受理对于他们犯有杀人罪的控告；另外，芝加哥的一个联邦特别大陪审团反批评警方在进行一次搜捕中造成了两个黑豹党人弗雷德·汉普顿和马克·克拉克的死亡。甚至自立国以来一直处于社会最低层的美国印第安人也在跃跃欲试了。参议院没有把整个国家归还给他们，但是的确通过了一项法案，把新墨西哥州的蓝湖及其周围4.8万英亩土地交还给了普韦布洛人部落。

　　对于美国将军们，这一时期也是极不好过的，这不仅指在越南的而言。俄国人以侵犯苏联领空的罪名逮捕了两名美国将军。指挥欧洲轮换制度的一名将军因下属行为不检被剥夺了军衔，还有以陆军中将衔——黑人中军衔最高的——退休的小本杰明·戴维斯，辞去了克利夫兰社会安全局局长的职务，因为据他说，该市的黑人市长“支持和鼓励了执法机构的敌人”。任何一个着军装的人都有可能受到反权威的人的责骂，然而尼克松总统却给他的白宫警卫人员一种特别碍事的装束。他对罗马尼亚警卫人员花哨的制服印象很深，于是委托华盛顿一个裁缝吉米·马斯卡罗为行政大楼的警卫人员设计一套新的华丽制服。结果这场笑话白白浪费了1.6万元——双排纽扣的金边白色上衣，嵌有总统徽玺的铜纽扣，加上鲁里坦尼亚式【轻歌剧中虚构的一个欧洲小王国。——译者】的黑色塑料帽子。有一个警卫人员嘀咕说，如果他必须穿上这样的制服，他就需要配上一只铜鼓。一位设计师说：“现在不是白宫搞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十九世纪末英国写作轻歌剧的两位合作者。——译者】那一套的时候。”马斯卡洛说：“要使人人都满意是做不到的。”可是他没有使任何一个人满意，连总统也不满意；上衣是用上了，但是帽子却悄悄地束之高阁了。

　　纽约掘墓工人在1月里举行了罢工。航空交通控制员于4月里举行了罢工。乘客因飞机停飞而抱怨，但他们可能因此得了福；重于空气的航空运输在1970年可不是最可靠的。空中劫持仍然没有停止。一个名字叫巴克利的亚利桑那人出了一个新招。他带了一支手枪、一把剃刀和一罐汽油，登上了一架环球航空公司飞机的机舱，宣布要求给他1亿元。经过了一场枪斗之后，此人被捕了，但驾驶员肚子受了伤。波音公司的2100万元的庞大的747型喷气式飞机一开始就未能按时起飞，比原定时间竟晚了六个小时。甚至向月球飞行的阿波罗13号在离地球20万英里的时候也发生了故障，机中的三位宇宙航行员也不得不折回。

　　可笑的是，1970年最成功的航行之一却是远渡3200英里海洋的纸莎草制的太阳神2号船。这艘船是挪威探险家索尔·海耶尔达尔制造并驾驶的，他要证明古代埃及人可能曾经航海越过大西洋。太阳神2号至少已达到了目的地巴巴多斯，至于说它没有赚到钱，许多营利性的运输行业也都没有赚到钱，其中包括最突出的、美国最大的铁路运输线。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因负债26亿元而走上破产法庭，是许多收支无法平衡的美国企业之一。情况相同的，还有电影企业；好莱坞五家主要的电影制片公司负债累累，总数达1亿美元以上。60年代的大繁荣，看来随着这十年的终了也已经终止了，最好的证据在华尔街，那里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在1968年12月几乎达到1000大关，到了5月27日却跌到了631。

　　股票行情看涨的约翰逊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游廊里曾经挤满了热心的观望者。1970年5月的长期大暴跌之后，那里变得冷冷清清了。纽约这个现在被该市尖酸的市民称之为“欢乐市”的城市，已经不那么受到游客欢迎了。街道上常出现犯罪活动，同时还有其他种种危险。该市于6月1日把违法停车的牵引费从25元提高到50元。这一天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母亲带着儿女到纽约来看一场电影。当她从电影院出来，汽车不见了，她欠下了市政当局50元和一笔罚款。他们看的电影叫《乡下人》，内容是有关到曼哈顿来做客的种种风险。

　　※※※

　　1970年当加利福尼亚州大多数电影制片厂气息奄奄的时候，一个名叫拉斯·迈耶的导演在这一年完成了他连续获得成功的第21部影片。他一开始就知道这部片子的票房价值必然很高。它前面的那些影片没有一部亏本，也没有一部赚的钱不达到六位数字的。他的影片之一《狐狸精》，摄制费用7.2万元，但是赚了600多万元。迈耶说：“我对观众是不耍花招的。我的影片在15秒钟之内——一开始的15秒钟之内——你就知道你将看到什么了。”你在片中将看到的是电影业所说的“性爱片”，或一般人所说的色情片。贩卖色情在美国已成了一项大企业，每年获利5亿多元，而这市场似乎是永无止境的。

　　色情商品有各式各样的包装。市内大街的电影院里放映Ｘ级【关于影片分级参看本书第32章。——译者】的影片；1970年最轰动的电影包括《丹麦的性自由》、《调皮姑娘》（“使得《好奇嫉妒》都显得暗淡失色”——《纽约每日新闻》），还有艾伦·芬特的《面对一位裸体的太太你会说什么呢？》（“你能说什么呢？”广告问道。“我们说‘喔唷’”），这部影片在旧金山一家电影院中整天整夜连续放映，每周为该电影院净赚七千元。曼哈顿有二百家“成人书店”，那些坐落在第七和第八号大道之间的一天24小时开放的“成人书店”，像超级市场陈列商品那样，货架上面都挂着分门别类的广告牌——异性交、同性交（男）、人兽交、狂交、女同性交、乱伦交、口交和舌交。路旁的放映机放映二角五一看的黄色影片。《八种美妙姿态》的图片两元一份。有九个裸体女演员的影片《一笑置之》，被美联社剧评家威廉·格洛佛叫做“在这艺术上日益容忍的时代前所未见的最为直率和满不在乎的同性爱实录”的《乐队男儿》，以及表现一个乡下人专喜欢和一头母猪性交情景的《佛兹》等影片曾在纽约引起普遍愤怒。但百老汇之外还存在着无比广阔的市场。乡间的一个单身汉可以买回黄色密纹唱片来聊以解除寂寞之苦。正像南卡罗来纳大学莫尔斯·佩卡姆教授所说，在街角杂货店里，顾客现在可以“用极少的代价买到不久之前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淫秽作品”。

　　这种变化在年龄在三十以上的美国人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在他们童年时代，有异性在场时，是不许说“屁股”的。摇滚乐的一代人还记得当海斯电影检查处允许克拉克·加布尔在影片《飘》中说“坦率地说，亲爱的，我他妈的才不在乎呢”竟引起轩然大波的情景。现在的杰克·瓦伦蒂却把使用“马粪球儿”和“冲你一泡尿”一类语言的电影定为可供全家人观看的一级。电影制片公司现在所以如此放任，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对罗思与美国诉讼案件所做的裁决，居然认为所谓淫秽作品必须具有挑逗作用，违反社会一般准则，并“全然无有社会教化价值”。社会风气放肆的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有了新的避孕药物，大加放宽的堕胎法，因而使妇女不必再怕怀胎了。威廉·格洛弗曾说过，这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代造成的，扎根于这个性生活革命和女人裤衩越来越短、上无边、下无底的时代气息之中。对性的好奇似乎是永不会满足的。“行为失检”这个词用于性关系方面的意义现在几乎从语言中消失了，因为几乎不再有人在性活动方面是很检点的了。宾夕法尼亚一位反对堕胎法的州议员被揭露是一个伪善者，因为有一个年轻妇女出面告诉新闻记者这个州议员曾经是她的情夫，她堕胎的费用就是他支付的。过去曾经有一个时期，像这样的事，女方是会秘而不宣的。

　　所有这些事对儿童是为害极大的，他们接触到这一切，他们男女约会的年岁比他们的父母更早了，达到成熟的年龄也比他们的父母早。最常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在学校里进行性教育。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同意这种办法的占国民的71％，有55％赞成设立讲解节育的课程。赞同教学性知识的团体有美国医师协会、全国教育学会、性教育协会、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等。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的执行主席玛丽·考尔德伦医生说，性知识“不应当做为人的行为而是应当做为人的本能来讲解”。

　　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不印发任何材料，它只给学校提供行家意见。这一点却被能表达自己意见的少数人完全给搅混了，他们一听说男女生殖问题将可以在教室里进行讨论便怒火冲天。在极右派对性教育发动进攻中开第一炮的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的基督教改革运动问道：“学校是讲解性交知识的适当场所吗？”比利牧师把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叫做“开明教育的一个淫秽助手”。俄克拉荷马、加利福尼亚、犹他三州的教育厅，对一些健康的影片，由于曾得到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的批准，也拒绝放映。

　　反性教育联盟的组织中还有伯奇协会领导下的恢复正派生活运动、争取负责任的教育的父母联合会、争取道德稳定的母亲组织、正性会、反对性教育父母会，以及反对违宪性教育的父母组织。“我怀疑在一年前一千个父母中曾有一人听到过性教育这个词，”伯奇协会的一位干事说，“现在他们听到了，他们对听到的很不高兴。”有一个组织指责学校计划“对儿童揭示性交与手淫的全部细节”；新泽西州帕西帕尼地方的一所学校被叫做“学府式妓院”；反对违宪性教育的父母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指控学校“破坏了应该在家庭里进行教导的事”。一个八年级数学教师因散发淫秽材料而被判入狱；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学校的负责人被解雇了。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极右派指控性教育是共产党人损害学童品行的一项阴谋，最后也获得了胜利。比较荒唐的战斗之一是在旧金山，围绕一本叫《一位医生同五至八岁儿童的谈话》的无害的书引起的。该地的极右派在印发的传单中，复制了书中一只癞蛤蟆趴在另一只背上的插图。书中原说明是，一只母蛤蟆背着自己的小蛤蟆。但是传单把它改成了“交尾的癞蛤蟆”，因此使性教育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在争论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性教育在27个州都引起了争吵。1970年年终时候，理智占了上风，学校里增设了性教育课程，但学童们全弄得莫名其妙，他们不知道原来闹得那么凶究竟是为了什么。接着，在学校负责人和校董会正以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其他事务上去时，他们的性教育课程却受到从完全不同的方面——妇女解放运动——发起的攻击。解放了的妇女认为她们的信条之一就是：除了肉体方面的差异之外，男女之间的其他一切差异全都是教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她们相信妇女愿做妈妈和愿培养家政技能全是训练出来的，并认为公立中小学校是主要的训练场所。她们要求对教科书进行修改，并改变教师的态度，于是同她们的对手开始交战。这场将成为70年代一个主要问题的斗争是肯定要旷日持久的。

　　当罗宾·摩根——此前人们仅知她是“我记得妈妈”节目中的电视剧女演员——提着一长串引人注目的胸罩步入1968年“美国小姐”美女竞赛会时，千千万万美国人才了解到有一种新的女权运动。她告诉惊讶的记者们说，她是以国际妇女地狱阴谋恐怖分子组织（女巫）【此一组织名称各字的第一字母相连，即成“女巫”（WITCH）一词。——译者】创办人的身份而来的。1970年8月26日，宪法第19项修正案【规定妇女具有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译者】通过的50周年纪念日，女权运动者全到各大城市商店区去举行游行。整个这一年，获得解放的妇女表明她们同其他抗议运动的成员一样熟悉宣传的作用。她们中有一个人对一个建筑工人喊道：“去掉它！”当有人问她是否是指工人的硬保护帽，她说：“不是，是指他的下体护身。”一个名叫琼·康兰的妇女为了当一名挖沟渠的散工，在法庭里打了十年官司，终于获胜。马琳·狄克森写道：“在一切阶段和集团中，各种组织机构及其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起着压迫妇女的作用；不同阶级妇女的团结取决于我们对共同受到的压迫的了解。”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约翰·D【即美孚石油帝国的“创业人”，老洛克菲勒。——译者】的曾孙女——把男女之间的浪漫主义的爱情斥之为“反革命的”。

　　对民主党的政治活动非常积极的一位医生埃德加·伯曼说：“关于妇女解放运动我算受够了。”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国会女议员帕齐·明克立即指控伯曼是一个妇女歧视主义者，具有“对妇女的最卑鄙的偏见”。随着这一年时间的消逝，讲话的火气越来越大。玛格丽特·米德说：“妇女解放运动必须特别警惕引起男人杀女人的危险。你们已实际把他们逼疯了。”妇女在纽约游行时，一个旁观的男人对她们大声叫嚷：“你们这些猪都是搞不到男人的！”而这时他身旁却站着一个戴着胸罩的男人，一声不响。休·赫夫纳在他给自己的属员的一件备忘录里说：“这些娘儿们是我们的天然的敌人。是该同她们进行战斗的时候了。她们对《花花公子》杂志所提倡的那种浪漫主义的青年男女社会是决心反对到底的。”

　　有些妇女的话听起来同休·赫夫纳的一样无聊。她们用了很大的精力辩论自己该被称呼为夫人、小姐还是Ms，要求把chairman（主席）改为chairperson【因chairman后半man为“男人”，故主张改为person，无性别之分的“人”。——译者】，并攻击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让漂亮的女服务员说：“我叫多丽丝，请坐我的飞机我们一同飞吧。”但是她们提出的较深刻的问题却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有二千三百万个美国妇女这时全日工作；另外还有八百万妇女从事临时工。每十个已婚妇女中有四个已被雇用，她们中有一千二百万人家里都有18岁以下的孩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以男人为主的职业市场的挑战，但是工作职位的性质和工资的多少，仍然反映出一个由男人而不是由女人来养家糊口的社会。男人仍然占据着工资最高的职业，带回家的钱仍然更多。美国30万医生中只有7.6％，外科医生中只有1％是妇女，而电话接线员和速记员的90％都是女性。同样的工作，男人可挣五元的，女人一般只能挣到三元。《生活》杂志发现，一个妇女需要有大学学士的学位才能同一个到八年级就退学的男人挣得一样多。典型的男推销员的工资是8549元，典型的女推销员是3460元。

　　到1970年，妇女解放运动争取就业和教育平等的论点得到了许多男人的支持。关于免费堕胎和儿童免费日托的要求则争论较多。男性人口中对拟议保证妇女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第27宪法修正案——平等权利修正案——看来赞成与反对的各占一半。而仅在两年之内，参议院就将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并分送到各州的立法机构去。根据这项修正案，妇女结婚后不需再改变自己的姓氏；对于应在什么地方住家的问题她们有同等的发言权；如果丈夫的工作使他不得不转到别处去，而他妻子在原地留下，他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遗弃了他。另一方面，如果婚姻破裂，妻方有可能须付赡养费。保护妇女在工作上不受危险和过于劳累，以及保护她们不受某些性方面的凌辱的（强奸例外）一些法律就都将无效了。此外，妇女也可能被征召入伍并且被命令投入战斗。《耶鲁法律杂志》的一位拥护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撰稿人论证说：

　　『……现代军人的有效作用有赖于装备和训练多过依靠个人气力。妇女在体力方面同男人一样能够担任许多被称为战斗的任务，例如驾驶飞机和参加海军作战……没有理由假定在危急的情况下妇女不能够像男人一样严肃认真和训练有素的。』

　　不敢说会有许多家庭妇女想要当机枪手或白朗宁自动步枪手，或是愿意让人把她们同1970年6月成为美国第一个女将军的陆军妇女队队长伊丽莎白·霍伊辛顿一样看待。尽管如此，以百万计的美国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确由于运动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她们身上有了一种新的勇武的气质，一种对那些为私利而摆布她们的人的大胆对抗，这情况从《妇女服装日报》读者称为“过膝裙”和全国其他人称做半长裙的新式样所遭到的灾难中便可看出。差不多1/4个世纪之前，独立自主的妇女就曾企图领导一场对“新式样”长裙的反抗运动，她们搞宣言签名，组织“刚过膝”俱乐部，并且示威反对时髦女服商店。当时她们是完全失败了。现在女子时装家又在制造较长的裙子。詹姆斯·加兰诺斯说：“加长是方向。”阿黛尔·辛普森说：“再会吧，大腿。”利奥·纳杜奇说：“妇女现在已肯定准备改换时样了。”他们都深信妇女群一定会为之倾倒，争着购买他们供应的服装的。

　　最早发出的反抗声来自洛杉矶，那里有一个叫做朱莉·亨特纳的什么“维护妇女女性气质和财权组织”的主席对一位记者说：“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既蒙住我们的眼睛又遮住我们的腿了。我知道有一些女人只要加兰诺斯一说是时髦的，她们连铁皮盒子都肯穿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我们要求的只是可以有所选择。”反长裙少女会的成员游行时扛的标语牌上写着“市场必须连续供应超短裙”和“大腿！大腿！大腿”！她们中有些人认为，半长裙是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阴谋，服装设计师企图用恢复女性气质的办法来孤立女权运动者；另一些人则指责那些大腿已失去性感的年长妇女不该想要把二八少女的腿也遮掩起来。社会历史学家吉尔曼·奥斯特兰德尔把半长裙归因于证券行市的下跌，说它肯定还将流行下去：“喜欢长裙的中年人，在萧条和衰退时期，决定社会的各种标准。而喜欢短裙的年轻人在繁荣时期决定各种标准。”

　　到这年冬天，证券行市回升了，时装工业对半长裙的热情也急剧下降了。《纽约时报》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虽然有少数店家气势豪迈地对略长式样表示有信心（“现在该它行时了！大家都欢迎它、爱它、买它！”），但大多数人承认这种式样已遭到了惨败：“去年秋天说自己购进大批半长裙的商店，现在则说它们实际并没有那样做。它们买进的一些货根本销不出去。妇女的膝盖还没有过时。”诚然，刚过膝的裙子是多了一些。但是时装设计家曾为半长裙规定了具体的长度，从肩部量到裙边是44～45英寸，这对大多数妇女来说，裙边将长到小腿肚。《纽约时报》发现这种尺寸只占售出的裙子的20％，而到了年底穿这种裙子的妇女则仅只5％了。另外那些不是拿回去改短了，就是留在衣柜里了。

　　倒霉的零售商说这种式样“大大失败”或“完全失败”了。有一位说它“确实损害了时装业，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人欢迎”；还有一位告诉一个女记者，“我们的顾客不要这种式样……我们从来就无法把它推销出去。”然而，大规模推行长到小腿肚式样的企图，倒是引起了一种未曾预料的时装上的转变。“半长裙，”《纽约时报》说，“实际上消灭了女式整套衣裙……一转眼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裤子，裤子、裤子、裤子。”年龄较大的妇女购买整套衣裤，她们的女儿则穿起特别短的短裤，照样把膝盖露出来。伯格多夫·古德曼把这种短裤叫做“凉裤”。《妇女服装日报》对于新女性的心情更为了解，称这种短裤为“热裤”，这名字就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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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约翰逊政府受到折磨的暴力风气，在尼克松政府下仍然继续着，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险恶了。大都市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保持着相对的安静，但是在小城市的黑人区仍有暗中杀人放火的活动。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有六名黑人被枪杀。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次种族事件中，有一个男少年被戳死。密西西比州卡西奇的一个教堂因曾用来开人权运动的会，被人投炸弹。而东洛杉矶、迈阿密、休斯敦、密执安州高原公园、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新泽西州阿斯伯里公园、佛罗里达州南墨尔本、宾夕法尼亚州阿里奎帕、北卡罗来纳州奥克斯福德、阿肯色州温泉城、密执安州鲁兹河城、伊利诺伊州凯罗，以及佐治亚州佩里、梅肯、阿森斯三个小市镇，都发生了暴动。

　　在纽约，爆炸的恐吓每个月达到一千次。在为时15个月的期间，该城实际有368处发生了爆炸，其中一次是在警察局二楼男厕所里爆炸的。警察局长霍华德·利里对参院一个小组委员会说，他不能保证到他属下派出所来的人的安全。有些时候看来简直像已宣布到了打猎季节，林区开放一样，可以对美国警察公开放枪。联邦调查局报告说，1970年对警察的袭击有35202起——几乎是1960年的四倍——这一年的九个月之内有15名警察被打死，其中大多数都是被伏击者打死的。

　　小石城警察局长说，对警察的袭击成了“实际是无日不有的事……好像从入学年龄起的每个人都在袭击警察”。费拉德尔菲亚警察局长弗兰克·里佐说：“我们对付的是一群神经病——一群精神变态者。”奥马哈的社会治安领导人认为，“全国警察部门遭遇的问题完全表明存在着一种阴谋活动，时间的选择也是一项迹象。我们正在把所有的情报集中起来研究，希望证明确有阴谋存在。”他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大多数执法官认为这不大可能——“我们认为这些袭击是互不相关和单独发生的事。”利里说。但是一般都同意当政权受到广泛攻击时，警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袭击目标。照国际警察局长协会的奎因·塔姆的说法：“由于激进集团鼓励它们的成员‘打死那些猪’，对警察的袭击也就越来越厉害……那套蓝制服使穿它的人成了现存权力体制的最显眼的代表。”

　　对现存秩序的敌视是这些爆炸事件发生的原因。在某些案件中，进行爆炸的人公然夸耀自己的行为。当爆炸损坏了曼哈顿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电子器材公司和飞马牌石油公司的时候，一个自称为九号革命势力的团体承认炸药是他们所放，并指责那些公司正在靠越南战争大发其财。还有些爆炸案，由于恐怖分子技术不熟，结果连自己一起炸掉了。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公司和飞马牌石油公司被炸后一个月之内，在纽约下东区一座公寓楼里私设的炸弹制造厂爆炸了，一个革命者丧了命，另一个受了重伤。在巴尔的摩，拉普·布朗的追随者，两个黑人斗士，由于一枚炸弹在他们的汽车里过早爆炸而死掉。3月6日这一天，格林威治村被1970年最轰动的一次爆炸灾祸所震动，死了三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并且牵涉到几个富有的家族的姓名。

　　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是斯沃思莫尔女子大学新近的毕业生，黛安娜·奥顿和凯西·博丁是布林·莫尔女子大学的校友，三人都是气象员派的女成员。黛安娜是一位极端保守主义的、非常有体面的伊利诺伊州数百万家财的大富豪的女儿，在一个世纪之前，当时还只是威尔士亲王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曾驾临过这个不寻常的家族的宅第。凯西是I.F.斯通的外甥女。她父亲伦纳德·博丁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的主顾中包括保罗·罗伯逊、朱迪思·科普朗和朱利安·邦德一类人物；他后来还担任过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辩护律师。凯思琳的父亲拥有一连串的广播电台。这个月他和他第二个妻子正在加勒比海地区度假。他不在家的时候，凯思琳在威尔克森家在曼哈顿西11街18号一座价值10万元的讲究的市内住宅里款待黛安娜和凯西，另外还有一个哥伦比亚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分会中的活跃分子特德·戈尔德和另一个年轻男子——他的姓名和身份一直是一个谜。

　　在那个不幸的一天的中午，纽约天朗气清，阳光明媚，空气中微有一点即将来临的春意。隔壁属于演员达斯廷·霍夫曼的房子里没有人。18号看来静悄悄，但是屋里年轻的革命者却忙碌着。当时气象员派的两个流行口号是，“如果你不相信枪支和暴力，你就不是革命者”和“把战争移到本国来打”。星期一，年轻男子之一打扮成一个教士，曾开车去新罕布什尔州买了两箱炸药。现在地下室里的临时车间到处放置着57只梯恩梯棒，另外还有摩擦带、屋顶用钉、定时装置、门铃金属线、30条爆炸引线，以及准备装炸药用的一节节铅管。

　　可能永远不会有人能够确切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肯定有某一个人闯了祸，引起了全部的爆炸。这人可能是黛安娜；她的肢体全部四分五裂了——她的头、双手和一只脚都被炸掉了，她的躯干被屋顶用钉扎得尽是窟窿。戈尔德和那个身份未查明的青年也死了。第一次爆炸冲穿了霍夫曼房屋起居室的墙，把对街的许多玻璃窗都震碎了，并使相隔16座门的一个厨房都受到震动。接着，煤气总管着火了，又引起两次爆炸，楼板开始坍塌。

　　房子里剩下惊呆了和流着血的凯思琳和凯西，一个全裸着，一个还穿着一点衣服。两名警察和一个退休的消防队员（约翰·尼亚里在《生活》杂志上挖苦地写道：“这两个姑娘原会叫他们‘猪’的。”）前来救出了她们，一个邻居让她们使用了她家的淋浴设备，并借给她们衣服穿。然后她们就不知去向了。最初消防队认为煤气漏气是这次灾害的起因。后来他们发现了炸药和爆炸雷管，以及成堆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宣传小册子。这一来，他们就急于要讯问那两个幸存者。纽约当局得知凯西和凯思琳于去年10月里在芝加哥参加“气象员狂怒日”活动已受到控告，后来是被保释出来的。3月16日她们没有出庭接受审判，于是联邦调查局也参加了对她们的搜捕。她们家里人说两个姑娘曾捎信回来说她们还活着，但没有谈任何其他情况。

　　在美国的另一边，加利福尼亚州自曼森屠杀案以来所发生的最厉害的大规模凶杀案，被归咎于激进派政治与巫术的离奇的结合。县执法官的助手们在一次例行的巡逻中，看见蒙特雷湾上眼外科医生维克托·奥塔的价值25万元的房屋冒着火焰。他们叫来了消防队，消防队员到奥塔的游泳池去找水，却在那里发现了外科医生、他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儿子和医生的秘书的尸体。他们都被用艳丽的围巾捆着，用枪从脑后射杀。警察在这位外科医生的汽车挡风玻璃的刮水器下发现了一张草草书写的字条：“自本日起，不论何人……凡是滥用自然环境或加以破坏的人，均将受到处死的惩罚……我和我的同志们，自本日起将战斗至死或至不再有不维护这个星球上的自然生物的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时为止。物质至上主义必须死亡，不然人类就将灭绝。”签名是塔罗特算命纸牌上的词儿：“持杖骑士、持杯骑士、持符骑士、持剑骑士。”签名者被发现是居住在半英里外的一个破棚子里的一个留着胡子的青年约翰·弗雷泽。弗雷泽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在一次汽车事故中撞伤了头，那以后就“完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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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最出名的革命行动鼓吹者是一位黝黑的26岁的黑人美女安吉拉·戴维斯。安吉拉是黑人中产阶段家庭的女儿，她曾经是伯明翰的一个女童子军，一直到1963年9月该地一教堂被炸以致她的四个黑人女友都被炸死以前，她看来对社会并无不满。在布兰代斯大学她被选进了大学优秀生联谊会，热心钻研马克思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作品，接着在巴黎大学和德国当研究生，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成了马尔库塞的门徒。在这里她参加了黑豹党和共产党。在一次演讲中她对大学班的学生说：“政府必须推翻。”在另一次演说中她又说：“革命现在必须全力处理具体问题，不能空喊革命口号，而是要解决真正的根本性问题。”她参加了冲进圣迭戈校园一座大楼的行动，并因拒绝离开一个警察局而被捕。

　　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助教教哲学的时候，里根州长的校董会按照校董会禁止共产党员担任教职员的决议，于1970年4月议决将她解雇。但因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都认为不能仅以共产党员为理由解雇教授，不容在州立大学教学，校董会于是把辞退她的理由改为不能胜任。学生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职员大多数都站在安吉拉一边。她的教授同事们做出决议，对她的解职表示了“我们的震惊，我们的沮丧，我们的愤慨”。他们决定抗拒校董会，仍把她留在教职员中，这一问题一直尚未解决，而另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却使她的问题完全改变性质了。

　　作为一个参加战斗的黑人，安吉拉也曾参加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的鼓动活动——这三个黑人囚犯实际彼此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他们被控于1月16日在索尔达德监狱杀害了一个白人看守。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岁的乔治·杰克逊，他因1961年一件加油站的抢劫案而正在服五年至无期的徒刑。作为《索尔达德兄弟》（杰克逊的狱中书信集）一书的作者，这年秋天他将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囚犯。书中最动人的信件的一部分是写给安吉拉的，她是这年5月在萨利纳斯法庭上一次审讯中首次见到他的。在她自己给杰克逊的信中以及在一本日记中，她表明她“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杰克逊。她自称她是杰克逊的“终身的妻子”，并说将把自己一生献给营救他的事业。她还说，她将不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这段话后来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8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人们常看到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乔治的17岁的弟弟——在一起。属于她所有的三支枪到了乔纳森手中，另外还有她于8月5日买下的一支12号锯短的猎枪。那一天是星期三。星期四她同乔纳森开着他前一天租来的一辆嫩黄色的小型密闭式福特牌有挡板的运货汽车到处活动。星期五这辆货车停在距旧金山西北13英里的圣拉斐尔法院外面的停车处。几分钟之后，身材细长、精神紧张的乔纳森，穿着一件雨衣，手提着一只小包，走进了一间审判室。

　　当时在证人席上的是鲁切尔·马吉，一个监禁在圣昆廷监狱的囚犯，他是在为被控刺杀一个看守的同狱囚犯詹姆斯·麦克莱恩的案子作证。另一个黑人同狱犯人，威廉·克里斯马斯，正等待传唤。马吉、麦克莱因、克里斯马斯都是体格强壮的年轻人，其中坐在辩护律师桌旁的麦克莱因是在圣昆廷谁都知道的一个善于闹事和煽动的黑豹党人。高级法院的哈罗德·哈利法官主持审判。代理地方检察官是加里·托马斯，他的妻子是法官的侄女。法院里有一个陪审团，但年轻的杰克逊是惟一的旁听者。这案件很单调乏味。

　　当乔纳森拉开提包上的拉链，取出安吉拉的一支左轮手枪，并从雨衣下亮出一支30毫米口径的卡宾枪时，法庭上马上变得活跃起来了。“你们瞧瞧！”他喊叫着。“我手里是自动武器。谁也不许动！”他命令没有带武器的法警解开麦克莱恩、马吉、克里斯马斯的手铐，他又分给三个解脱了手铐的犯人每人一支枪。他把猎枪给了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把枪带套在法官的脖子上，所以枪口离哈利的下巴只有几英寸。其他的犯人把托巴斯和三个女陪审员用钢琴弦捆绑在一起。麦克莱恩命令法官打电话给执法官办公室，指示他让同狱犯安全退出。“我现在在审判室里，”哈利对着法官席上的电话机里说，“这里有几个带枪的犯人。”麦克莱恩把电话机抢过来，对着里面大声喊叫：“你得把你们那些猪调开去，我们要离开这里，把他们全叫走！”

　　黑人赶着那群人质往前走，到离大厅约五十英尺的记者室前停了下来，但是门是锁着的。当他们沿着走廊走下去时，麦克莱恩叫道：“我们要索尔达德兄弟在今天12点30分之前得到释放！”在停车处他们把五个人质推进福特运货汽车。麦克莱恩斜身坐到驾驶盘前去，乔纳森把钥匙交给他，马吉接过了看守法官的任务，然后他们向约二百码外的美国第101号公路驶去。瞧着他们的是躲在别的车辆和房屋后面的数百名司法人员。忽然，一个圣昆廷看守飞快冲到有挡板的运货汽车前面，大声叫道：“停下来！”

　　紧接着是一片疯狂景象，车内外子弹横飞。这当中，货车后部发出了猎枪的轰鸣声。法官也就立即了结了，他的下颚和一部分面孔被炸掉了。托马斯脊骨上中了一枪，此后从腰部以下将终身瘫痪。一个陪审团员的臂膀受了伤。马吉胸部中了枪，但是仍然活着。麦克莱恩、克里斯马斯和乔纳森·杰克逊都死了。

　　三小时之后，安吉拉·戴维斯在旧金山航空站购买了一张飞机票，就此销声匿迹。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在凶杀案之前，任何人给杀人者以支持的，同样犯杀人罪，于是对她发出了逮捕状。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说，他相信法庭射击事件是安吉拉筹划的，为她感到骄傲，并且希望其他的人学习她的“英勇榜样”。一个为黑豹党人辩护的白人律师查尔斯·加里大声喊叫：“愿安吉拉·戴维斯发挥更大的力量！愿她平安长寿。”实际上安吉拉逍遥法外只两个多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于10月13日在曼哈顿逮捕了她，那时她同一个有钱的黑人小戴维·鲁道夫·波恩德克斯特一起登记住在一所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里。波因德克斯特被控藏匿逃犯，安吉拉被引渡关进了圣拉斐尔的一所监狱，距离乔治·杰克逊在圣昆廷监狱的牢房不到五英里。

　　差不多一年之后，于1971年一个酷热的8月，杰克逊见了他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宾厄姆。宾厄姆是白人，耶鲁大学毕业，是曾经担任过康涅狄格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的海勒姆·宾厄姆的孙子。监狱里的官员后来确信，一直热心于少数民族事业的年轻的宾厄姆这一天负有私运违禁品进监狱的任务。他带着未经看守检查的两只小包：一个装得很满的牛皮纸信封和一只小型手提式录音机。在他同杰克逊进行了一小时会谈离去之后，一个看守注意到这个在押犯的非洲型的发式有点异样。当他问到此事时，这个黑人拉下假发，从中取出了一支小型自动手枪。

　　接着是一片恐怖和死亡的场面。按照杰克逊的命令，27个囚犯，包括正在逐渐恢复健康的鲁切尔·马吉，被释放了。然后三个白人看守和两个受优待的白人犯人被杀死，其中两人是在脑后开枪打死的，其他几个人被一把钝剃刀割断了喉咙。死尸像血染的地毯堆放在杰克逊单人牢房的一个墙角里。这时圣昆廷监狱的警报器已经在刺耳地尖叫着。杰克逊一手仍然握着手枪，他突然夺门而出，全速奔跑过一片空旷的场院约75英尺，才被瞭望塔上的射手开枪打死。

　　斯蒂芬·宾厄姆被控谋杀看守和受优待的罪犯——县里的检察官说：“除了利用与宾厄姆会见的机会外，杰克逊是无法弄到那把杀人的手枪的。”但是他毫未留下踪迹，就此不见了。第二年，当局说他可能已经死了；可能那些好斗的黑人在利用过他之后，就把他弄死了。司法人员对于8月21日的凶杀事件感到愤恨。黑人活动分子也义愤填膺，杰克逊在他们心目中成了一位烈士。他的遗体给穿上了黑豹党人的制服——黑皮夹克、黑贝雷帽、黑衬衫——埋葬在乔纳森的墓旁。朱利安·邦德谈到他被“暗杀”，谈到“他不断进攻一个在精神或肉体上都无法战胜他的那一邪恶制度使他终于遭到了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众议员威利·布朗说：“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对他执行死刑，认为说杰克逊头发里藏着枪是荒谬可笑的。”安吉拉·戴维斯则在文章中说到“失去了不可弥补的爱情”。

　　1972年暮春对安吉拉的审判是国际上一项大事。她那优美的侧面形态、高颧骨和非洲式发型——她在逃亡时曾经剪掉头发，但是后来又已长出来——曾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招贴画上。战斗性的标语把她叫做“政治犯”，要求“释放安吉拉”！检察当局声称，该案与政治和种族问题全然无关，纯属刑事案件，并拿出了201件物证和95个证人的证词。有三个人证明她在那次企图逃跑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曾伴同乔纳森到过法院对过的加油站，还有其他一些人证明前三天每天都有人看到她同他在一起。

　　被告辩护律师提出12个证人的证词（安吉拉自己决定不作证），并且嘲笑那种认为“一位出色的大学教授”会卷入这种轻率的阴谋的想法。她的律师们说，她与乔纳森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经常。他们不否认安吉拉是把猎枪交给了他，但他只能用这枪来保卫索尔达德兄弟辩护委员会的总部。其他的枪安吉拉都放在她家里的枪架上，是备格瓦拉－卢蒙巴俱乐部的成员练习打靶用的。乔纳森在法院惨案发生之前六天曾到她家看她，可能是那时他把枪偷走了。

　　被告方面作总结发言的律师说，现在要定她的罪的仅有的证据只是“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关系密切，使用的是她的枪支，她曾表示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她曾表示过自己对乔治·杰克逊的爱情，以及她于8月7日没有让当局找到她”。这位律师断言，在座的陪审员，如果他是黑人，如果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四支枪曾被用于法院的企图逃跑事件，那他们也是会逃亡的。“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通过一个黑人的眼睛来看这形势，你们就不会奇怪她为什么逃掉了。你们只会奇怪她为什么会让自己被人抓住。”

　　陪审团经过了13个小时的审议之后，裁决她无罪。安吉拉对陪审团背过脸去，她离开审判室，到外面去向她的崇拜者讲话。一个记者问她是否认为她受到了公平的审判。她说没有。“宣判无罪本身，”她说，“就说明不曾有公平审判，因为如真公平就根本不应当有什么审判。”在她出发进行胜利的全国旅行的时候，她告诉她的拥护者，“从今以后，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解放我国和全世界的每一个政治犯和每一个受压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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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尔达德屠杀案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以安吉拉的大出风头而告终，在此四个星期之后，芝加哥的另一件异乎寻常的审判也宣告结束了。这次审判开庭时有八个被告：他们是易皮士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把反战运动示威者带到芝加哥来的全国运动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人：伦尼·戴维斯、戴维·德林杰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托姆·海登；黑豹党人博比·西尔；还有李·韦纳和约翰·弗罗因斯。在他们被捕之前，这些被告有些人彼此并不认识，并且事实上控诉他们的主要罪状不是搞阴谋，而是指控他们各自进入伊利诺伊州来煽动暴乱——“怀着某种思想跨过了州界。”首席辩护律师维廉·孔斯特勒说。他们的另一位律师伦纳德·魏因格拉斯把法院援用的法令——作为1968年公民权利法案的附加条款而通过的——叫做“政府可以对没有明显犯法行为的人进行处分的惟一的联邦法律”。他们是第一批以这条法律为据遭到控告的被告，虽然这个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在诉讼程序越来越胡闹的情况中早被人忘掉了。

　　孔斯特勒由于认为朱利叶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控告书的口气不当而提议宣告审讯无效，这样他就在审讯的第一天为这次审讯定下了调子。这位律师说：“阁下让人听起来好像奥森·韦尔斯在朗诵《独立宣言》。”

　　“还从来没有人拿我同奥森·韦尔斯这位伟大的演员相比过，”法官说，“但是我拒绝接受你的提议。”

　　总共说来，被告律师前后提出了二十多次审讯无效的动议，而这次审讯所以如此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孔斯特勒、魏因格拉斯和他们的主雇为一方，同霍夫曼法官和州律师等为另一方之间的巨大分歧引起的。美联社芝加哥分社的理查德·西科恩写道：“这次审讯，表现了两代人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霍夫曼法官穿了一件坎肩；阿比·霍夫曼挂着博爱珠项圈，穿着麂皮衣裤，而在一次群起哄笑的审讯中，他和鲁宾两人又都穿上了法官的长袍出庭。鲁宾和霍夫曼都留着胡须。被告们和他们的几位律师都留着长发，对此，头发理得十分整洁的两位检察官托马斯·福伦和理查德·舒尔茨还特别挖苦地提到了这一点。

　　在艾伦·金斯伯格为被告方面作证时，有一次他表演了他于1968年如何用长达十秒钟的一声“啊——喔姆！”使反战的芝加哥示威者静下来的情况。孔斯特勒抗议法官不应发笑，法官阁下又对此否认。他说：“我只是不懂他叫的是什么语言。”金斯伯格解释说：“这是梵语。”法官说：“这是一种我不懂的语言。”记录说明法庭方面不懂的事很多，但是霍夫曼对于在他的法庭内应当遵守礼仪可是一点不含糊的。自从他于74年前在芝加哥一个卑贱的居民区出生以来，他已习惯于要到他面前来的人尊敬他，但现在这芝加哥八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没有给予他这种尊敬。在一次开庭前的预审中就出现了最初征兆，预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要求询问陪审团候选人对抗议示威、美国贫民窟和越南战争的看法如何。霍夫曼法官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说他们甚至也不能询问未来的陪审团员对嬉皮士和易皮士有什么看法。被告方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要求是，推迟审讯，等到西尔的律师查尔斯·加里手术后康复再举行。这项要求霍夫曼也拒绝了，他接着拒绝西尔要求自己对法庭讲话的权利，但告诉西尔，他将允许孔斯特勒代表他讲话，这样一来，法庭上的一片混乱就开始了。

　　西尔说：“我只能认为这位法官是一个铁杆种族主义者。”矮个子的法官跳了起来。“你听到他说的话吗？”他难以置信地问一个办事员。这个黑豹党领导人当时和以后一而再地受到警告，扰乱审讯的行为将“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西尔回嘴说：“你能对我使出三百年来你们没有对黑人使用过的什么新招儿呢？”审讯进行到第八周时，法官对西尔的许多带火气的话进行反击：“注意，年轻人，你如果继续如此——”西尔回答：“注意，老头子，你如果一再剥夺我的宪法权利，你就将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霍夫曼说：“西尔先生，你是愿意住口呢，还是要我叫法警——”西尔说：“我要对此事进行争辩，好让你对事实有所了解。”

　　法官忍无可忍，他对法警说：“把这被告带到那边屋里去，按规矩教训他一番。”暂停片刻，重新开庭时，这位黑豹党人嘴被塞住，手铐连在一把金属折叠椅上被抬了进来。这样也没有能够使他不说话。他用脚镣撞击椅子，用听不太清的声音喊道：“这表示我抗议。”他被移到一只木椅子上，嘴被塞得更紧了。在再次开庭时，他不知怎么吐出了嘴里的东西，对法官大声骂道：“你这法西斯狗，你这臭婊子养的！”阿比·霍夫曼和鲁宾跳起来喊叫着，孔斯特勒向法官问道：“阁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停止这种中世纪的酷刑呢？这是对法律的一件肮脏的耻辱……此时此刻，我作为一个美国律师感到极端羞愧。”霍夫曼法官一再说他认为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的雇主的错误举动都是他们两人造成的，这时他怒冲冲地打断了他说：“你才是该感到羞愧的。”下一个星期他命令去掉了塞在西尔嘴里的东西，而当西尔仍一再不断打岔时，他以藐视法庭罪被判了四年徒刑。这样一来，那些剩下来的便称做芝加哥七被告了。

　　他们也没有被驯服。戴维斯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指责法官睡着了——法官大人警告他，他的无礼态度“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阿比·霍夫曼以双手代脚倒走着进入法庭，同时把霍夫曼法官叫做“暴君”，“纳粹分子”，“犹太人的耻辱”，闹得法庭一片混乱。

　　最尖刻的交锋是在法庭和被告首席律师之间进行的。法官明确地指示孔斯特勒不要在陪审团在场的情况下要求把戴利市长——他曾不顾司法部的疑虑，坚持要举行审讯——宣布为怀敌意的证人。这位律师还是照旧做了。而且他直截了当指着戴利，问他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否用下流的脏话骂了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弄得法官差一点没中风了。有一次，阿比·霍夫曼掀开了自己的衬衫。法官说：“让记录记下来，这人在法庭上公然露出自己的身体。”孔斯特勒说：“阁下，我记得约翰逊总统曾在电视上把自己肚子上的伤痕露出来给全国人看过。”“这也许正是他为什么不再是总统的原因。”法官大人回答说。当这位律师笑了几声因而又受到训斥时，他说：“得啦，阁下，笑笑有什么大不了的？有时候我们忍不住要笑。”法官说：“噢，对啦，我看你是忍不住。”

　　到了审讯的后期，法庭对被告方面的敌对态度变得非常露骨。有两天，霍夫曼不让他们使用大厅里的厕所，他说监狱里的公共厕所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有一天他说，第二天开庭要提早半个小时。孔斯特勒问他为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明天要在9点半开庭。”那律师评论说：“这完全像小孩说话，‘因为，因为。’”法官说：“让记录记下，当着陪审团的面，孔斯特勒先生把我比做小孩儿。”这律师在法庭上感情非常激动，常常大笑大闹，或满面流泪。有时他紧紧拥抱别人，他还吻了魏因格拉斯和一位证人拉尔夫·艾伯纳西教士。每一次霍夫曼法官都尖刻地说：“记录下来，孔斯特勒先生吻了那个人。”后来审讯的结果表明，他要求把这些插曲都写进记录并非毫无意义的。

　　被告的证人包括皮特·西格、维廉·斯蒂伦、朱迪·柯林斯、诺曼·梅勒、朱利安·邦德、杰西·杰克逊教士、特里·萨瑟恩和金斯伯格【这里有些人，如诺曼·梅勒、金斯伯格等都是美国颇有名气的作家。——译者】，在检察官福伦的坚持下，金斯伯格朗读了他作的一些关于同性爱和手淫的诗，显然是由于福伦认为这样会触怒十位女陪审员。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辩论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暴力行动是由戴利和芝加哥的警察挑起的。

　　对“七被告”控诉的证据，大部分来自告密者，他们混在林肯公园和格兰特公园的反战游行示威中，把听到的一切都按字面加以理解。一个便衣女警察作证说，阿比·霍夫曼曾大喊：“我们需要很多武器。弄些石块、砖头、石头来。把砖头一块打成两块——这样比较容易隐藏，妇女们也能拿得动。”一个便衣警察说，被告们蓄意制造暴力事件以作为“革命的第一步”。一个芝加哥的官员告诉法庭，阿比曾对他说：“市政当局如果机灵的话，应该拿出10万块钱来资助我们这次节日。更好的办法是，给我10万块钱，我就离开本市。”这位官员把这一番话理解为企图敲诈。

　　经过了差不多五个月的作证和辩论之后，陪审团退庭；法官显然颇感快意地开始一个一个宣判藐视法庭罪。这件事共费了他两天时间，其中不少时间由被告方面的大喊大叫占去。当孔斯特勒听到他的主雇和他的合作律师被带走的时候——魏因格拉斯被判了两个月徒刑——他摇摇晃晃地在法庭里来回走着，最后无力地坐下，呜咽地说：“法官啊，我这一生就葬送在你的手下了。说我的问题吧。说我的问题吧。马上就判我罪吧，我实在不要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法官到最后才判他。他说：“从来还没有哪一位律师对我说过你在这次审讯中对我说的那些话。”他判了孔斯特勒4年零13天的监禁。

　　陪审团否定了所有被告的阴谋罪，但宣判戴维斯、德林杰、海登、霍夫曼和鲁宾都犯了越过州境煽动暴乱的罪行。法官判决他们每人五年徒刑，每人罚款5000元，并要他们交付诉讼费用——额外的5万元。但是这些判决没有完全生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一所美国上诉法院推翻了原判。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表决结果承认有争议的反暴乱法——所谓的拉普·布朗法案——符合宪法，但仍然撤销了原判，理由是霍夫曼法官表现了“敌对性”行为，因为“从一开始的记录就明显看出”他对被告方面持“反对”态度。

　　芝加哥七被告案结果远远没有能够证明起诉有理，而它却成了对政府说来空前的一系列司法方面的灾难的先导。紧接在这个案件之后，便出现了哈里斯堡七被告、坎登十七被告、西雅图七被告、堪萨斯城四被告、埃文斯顿四被告、五角大楼泄密案，以及盖恩斯维尔八被告的审判。所有这些案件中的被告，从既成秩序的眼光来看都是异端分子，而这每一个案件中的被告最后又都由一个陪审团、一个法官或是一个上诉法院宣判无罪。对告密者的敌视和司法方面的偏见，是贯串各个案件的共同的两条线。此外，如马丁·阿诺德在《纽约时报》上所指出：“尽管一切证据都证明相反，人们一般都相信政府是有能力的，而当政府把理由不足，并且常常是措词无力的案子送进法院时，人们就对它生气了。”

　　※※※

　　归罪于七被告的暴乱活动之所以发生的真正根源，是由于越南战争，它在1970年继续分裂和挫伤着整个国家。在这一年的开始阶段曾经有过情况好转的希望。头四个月西贡来的消息多少有一点令人鼓舞。艾布拉姆斯将军指挥下的美国部队避免同越共和北越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尼克松正在把美国驻军从54.3万人减到34万人，并且向全国保证到5月1日之前将再撤走另一批6万怨气兵。但是战事的结束看来仍旧遥遥无期。在巴黎，共产党人摈斥了尼克松的五点和平建议，并说：“我们的拒绝是坚决的、彻底的、绝对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拒绝了共产党人的一个方案，称它是：“新瓶装旧酒。”

　　美国阵亡人数在两年前芝加哥抗议示威期间还只2.5万人，这时已经超过4.4万大关。阻碍谈判突破的，是华盛顿公开宣布有20万美国军队还得多年留驻越南。在美国，在南越人中，在战斗部队里，厌战情绪已越来越明显。美国第四师的怨气兵除非走投无路的军官们进行威逼，拒绝投入战斗；另一个师的士兵辱骂尼克松，只要发现一位战地记者，他们就大喊大叫，用脏话咒骂尼克松；士兵们把要求和平的徽章和身份识别牌戴在一块儿；据估计美国军人中吸大麻叶的人数高达80％，而过量使用猛烈毒品致死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使这一切显得更糟的是美国军方最高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无能。美国伞兵对离河内23英里的山西地方一所战俘营——据信有70～100个美国空军飞行员关押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袭击。这次袭击本来应该是成功的，但是情报工做出了毛病——所有的战俘都先被撤走了。在这同一个星期里，美国空军飞机对北越进行了24小时的猛烈轰炸。五角大楼起先说这些出击是一项“防护性反应”行动的一部分，是为了保护没有武装的美国飞机。后来却又改口承认是对一些供应基地进行攻击。实际上，大吃一惊的全国人民后来得知，轰炸员的轰炸目标，是包括医院在内的。

　　白宫宣称，抛弃西贡政府是根本谈不上的，因为据说共产党人有一份三百万越南人的名单，要用“血浴”加以“处理”。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份名单，是大可怀疑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准备抛弃阮文绍将军的政权了。南越人对他们的美国盟友似乎也并不欣赏，甚至怀有敌意。西贡的闹事者烧掉了一具尼克松的模拟像，高喊“打倒美国人”，并指责美国在拖延战争。一个不祥之兆是，一些佛教徒像在吴庭艳被推翻之前一些和尚所做的那样，使用煤油和火柴进行自焚。一位南越政治家的儿子戴维·张，在美国巡回演说，他告诉听众，美国怨气兵同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南越兵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互相憎恨。

　　与此同时，美国人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亚洲的一个民主国家的说法，已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戴维的父亲与阮文绍作对而被捕入狱，成了南越政府的八万多名政治犯之一。战场上的美国人报道了私刑法庭对政府的批评者所用的酷刑和所定的罪名；尽管西贡最高法院宣判这些私刑法庭违反宪法，它们仍然继续开庭。而且阮文绍对美国财富的要求似乎永无止境。在华盛顿对西贡慷慨的支持几达十年之后，他仍不断地说他需要更多的美国装备，需要更长的时间训练他的军队，还需要更多更多的钱。他说如果他不能够得到这一切，一切后果他将全不能负责。

　　这一年美国人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莫过于再在另外一个东南亚国家发生战争，但是南越政府偏偏让这件事发生了。实际上美国空军对柬埔寨东部的共产党基地进行轰炸已经一年多了，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此事。根据白宫来的命令，B－52型飞机对那里的丛林庇护所进行了3630次轰炸。参谋长联席会议很久以前就想把陆军派进去。尼克松却感到犹豫，他知道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会抗议对他的国家的中立地位的破坏。借助于搞两本账和严格保密，B－52飞机出击的消息完全可加以封锁。如果美国部队一旦跨过了边界，保密可就难了。

　　可是3月18日这一天，柬埔寨的局势由于发生了一次政变而起了戏剧性的变化。西哈努克意识到他的政府受到威胁，这时正在苏联要求苏联协助他设法使4万名越共和北越军队撤出他的国家，而柬埔寨朗诺将军就在此时接管了政权。朗诺是一个右派，他决不会谴责美国和南越联合进军去赶走进入柬埔寨的共产党的。政变之后六个星期，尼克松在电视上向美国人说，这一行动已经在进行中了。这种行动的目的是要破坏西贡西北面“鹦鹉嘴”上的越南的神经中枢、兵营基地和地下兵工厂。“五年以来，”总统说，“美国和南越都没有对这些庇护所进行攻击，因为我们不愿意侵犯一个中立国家的领土。”他没有提到，到那时为止，对柬埔寨已经私下里进行了14个月之久的轰炸。

　　入侵柬埔寨的军事价值是有争议的。当入侵仍在进行中时，尼克松把它叫做“一项巨大的成就——远远超过了预期的效果”。五角大楼声称越共将需要六个月至九个月的时间恢复这次所伤的元气，有人就此事问阮文绍，他却说：“我说他们永远也无法恢复了。柬埔寨从1964～1969年一直是第二个北越，是一片巨大的后方。”西贡的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宣称这次共缴获1500万发枪弹、7250万吨食物和2.5万支枪；敌方士兵死亡11285人，被俘2156人。同盟军方面死伤人数是，1138人死亡，4911人受伤。

　　但是现在柬埔寨被拖入了战争。原来潜伏在鹦鹉嘴的共产党军队对这次进攻做出反应，向西追赶朗诺的军队，占领了半个柬埔寨，威胁着首都金边，并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一个新的安全供应路线。这样一来，华盛顿是和另外一个比阮文绍政权更无防御能力的政权纠缠在一起了。这次征伐中柬埔寨的一些目标所以没有实现，完全是由于这些目标的不现实。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里写道：“美国官员们谈论着为南越占领敌方指挥司令部的计划，仿佛在那丛林中也存在着一个反面的五角大楼，其中海军陆战队警卫人员、大小将军、绿呢台面会议桌等一应俱全。”这样的一个指挥所没有找到，因为，当然，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指挥所。

　　对柬埔寨进行的冒险行动造成的最大损害，是对美国国内的影响。公众反对这次新的卷入的抗议声是如此强烈，以致参议院最后吵嚷着只有国会才有宣战权，通过一项议案，要美国部队在7月之前撤出柬埔寨，并在同时停止对那里的空中支援。大学校园里反应之强烈，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抗议行动。到了5月底，共有415所大专院校停过课。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学生总罢课，并且完全是自发的。到学期终了还有286所学校仍然处于瘫痪状态，而43个州的另外129所学校虽然宣称复课了，但有很多教室都空无一人。

　　5月9日至10日的周末，有十万多学生直捣华盛顿。白宫变成了一个武装兵营，前面是由市区公共汽车一辆挨一辆并排起来的屏障。总统最初的反应是傲慢的，在和五角大楼一些部长们的闲谈中，他把抗议者叫做“游民”。后来他决定摆出和解的姿态。那个星期的星期五晚上，他带了他的贴身仆从和一批秘密特工人员来到林肯纪念堂，要想同睡在那里的学生们谈话。“我对此事的感觉同你们一样深切。”他对他们说。为了能谈到一块儿，他大谈美国的足球活动，并问其中一个学生（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他是否喜爱冲浪运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个记者小组写道：“两个美国会晤了，但马上便在一种互不理解的状态中彼此越离越远了。”

　　使总统同样迷惑不解的，是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给他写的一封信。希克尔曾经是一位保守的企业家，但他又是一位有六个儿子的父亲。他抗议政府在疏远青年。他对副总统阿格纽对青年的攻击特别感到愤怒。尼克松的公开反应是表示安抚，他向这位部长保证政府官员将不再用那种激烈口气讲话。但是希克尔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的信在到达椭圆形办公室之前，已由各报发表了。感恩节的前夕，尼克松把他叫到了白宫，以缺乏“相互信任”的理由将他撤职。几个小时之内，霍尔德曼的一位助手，带着一份应予清洗的人的名单来到内政部。六位高级官员被告知：“我们要你们辞职，我们要你们在5点钟之前离开这座大楼。”

　　如果这样算是粗暴，有些校园里的行动却更为粗暴。一个革命者的炸弹把威斯康星大学的陆军数学研究中心的边墙炸开了，炸死了一位物理学家，炸伤了四人，造成了600万元的损失【1973年11月，27岁的卡尔顿·刘易斯·阿姆斯特朗被宣判为这次爆炸案的罪犯，判徒刑23年。他的辩护律师是威廉·孔斯特勒。】。在学生主要是黑人的密西西比州立杰克逊大学里，学生同警察在一座宿舍楼前进行对抗，最后警察人员开火，使用大量铅弹枪、机关枪、步枪和穿甲枪，造成打死两个学生、伤九人的悲惨结果。由前宾夕法尼亚州长威廉·斯克兰顿负责的一个总统委员会，把这28秒钟的连续射击叫做“一次超出常情的、无理的过火反应”，但是当地的一个大陪审团却责备学生，声称“有人要去……参加社会骚扰和暴乱活动，当执法官员奉命前来恢复秩序时，他们就应该准备受伤或被打死”。

　　在多事的那一年，美国人中也不仅密西西比人认为学生活该受到攻击，而且受害的也并非仅是黑人。这年5月，扛着旗的曼哈顿硬帽建筑工人直接冲进一群反战示威游行者中，成了极得人心的事；白宫对他们加以表扬，也被认为是一种漂亮的策略行动。对青年的敌视具有很深的根源。年纪较大的美国人对年轻的亚文化群的几乎各个方面都看不惯：他们那长头发、印染的工装裤、喧噪的音乐，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姿态，以及那些摇滚舞集会的名称本身，什么“奶油”、“石头”、“惊恐万状铁路”等等。其中最令人反感的是烈性毒品。大学生（十几岁的青少年也盲目地模仿他们）张贴出渗开的彩色和变形的图像的使人憎厌的幻境画；他们若无其事地谈说麻醉剂如何使他们超脱、受到激发、感到谐调、上劲、过瘾、心惊、思想异常和忧郁；他们以举办摇滚舞音乐会的名义使刚成年的青少年离开他们的父母，这种集会表面上是跳舞，有时实际完全是进行罪恶活动。

　　伍德斯托克成了摇滚舞狂欢会的最高水准。据《滚石》周刊助理编辑约翰·莫思兰报道，预告下一年度要举行的48个主要大型音乐节，只有18个举办了。“主要的原因，”莫思兰说，“是政治性的。每当宣布要在某地举办一次音乐节的第二天，该地的市参议会和警察局就设法搞出个什么紧急法令，使举行大会成为不可能。”行政当局所以采取这种步骤是得到居民的赞许的——常常由于他们的恳求；有些地方的居民对于这一亚文化群的表现听到和见到的已经够多了，他们肯定不希望这种庆祝会在自己的后院内举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有些人是因为听到了关于1970年臭名昭著的摇滚舞音乐会——康涅狄格州米德尔菲尔德市粉末岭音乐节——的一些情况。

　　实际上，粉末岭音乐会远非一次盛会，它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发起者签约邀请了25个乐队来参加在这个300英亩的滑雪地区的表演。但开幕日之前四天，一个市民委员会说服了一位法官，说他们这小小的居民点没有必要忍受那喧闹声、大麻烟卷、裸着身子的青少年，以及越共的旗子。法官颁发了禁令。这样乐队演员是给打发走了，但是已经来不及阻止前来参加的听众；这次集会的广告远至洛杉矶的许多地下报刊都登了出来，大批人群已经在旅途上，到8月第一个周末的星期五，便已有3.5万人到达。没有表演会等待他们，也没有饮食，没有足够的卫生设备。粉末岭成了一场等待发生的灾难，而这灾难也终于发生了。

　　天热得使人发昏，青少年们搭好了他们颜色丰富的帐篷之后，都把衣服脱光了。他们第一天在滑雪的休息棚屋附近的一个小池塘里裸着身子游泳，但是有太多的人在里面大小便，以至于到了星期日，这个池塘被宣布为有害健康区。自愿前来服务的长着胡须的秃顶的威廉·阿布鲁齐医生，对环境卫生十分关心，但这还不是他最担心的事；他最关心的事是麻醉剂。毒品贩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兜售大麻烟卷、可卡因、海洛因（“只要花一块五毛就可以享受不可思议的魔力”）、巴比土酸盐、“来得快”、LSD幻觉剂（“谁要买·先讲货色，后扬牌子”）。州警逮捕了70个离开人群的毒品贩子，其中有一个人口袋里装着1.3万元，但是他们大多数还是逃掉了。因小贩要价甚高，自己买不起的少年可以免费喝大桶里装的“电水”，那里面什么都有，任何人走过这里总有人求他把不论什么毒品扔些在里面。阿布鲁齐把他诊治的上千的服麻醉剂发生的事故都归咎于这种混账杂烩，这种服毒品人数比伍德斯托克还多，而那里参加的总人数却是这里的十倍以上。每一个米德尔菲德的居民都能讲出一些服麻醉剂的年轻人胡闹的故事。

　　显然，粉末岭同反战的抗议运动是毫不相干的，但是批评此事的人却认为，青年亚文化群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使人想到它的另一些方面。尼克松宣布入侵柬埔寨后不久，大学强烈反应中最令人难忘的强烈象征，是州立肯特大学惨案，而这事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表示抗议。从各方面来看，那里的骚乱的最初几个阶段，不管怎样都是会发生的。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不一样，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一向没有闹事的传统。足球赛在肯特大学仍然是大事；每当获得一次球赛胜利时，学生们会在校内广场上鸣胜利之钟。学校有同学舞会，市镇上有闲聊喝啤酒的小酒店。说实在的，那个闷热的星期五夜晚的动乱就是由一场狂饮啤酒的活动发端的。

　　学生从一家酒吧间涌了出来，他们要在街道上跳舞。一个发怒的驾驶汽车的人开大油门，似乎是要向他们冲去。几个喝醉了的学生爬上汽车，打碎了汽车的玻璃，放火烧了一些垃圾桶，并且敲碎了一些商店橱窗玻璃。肯特的警察根据勒鲁瓦·萨特朗市长的命令，把闹事的学生从小酒馆里赶了出来。在把学生向校园赶去时，他们用催泪弹轰走一群死硬分子。第二天，州立肯特大学少数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得到校方同意晚上举行一次群众会。在注册入学的将近两万名学生中，约有八百名来参加了大会。他们对教职员和校警喊着：“一二三四，我们不要你们那个屌战争！”群众把大会转变成为一场示威。他们的行动失去了控制，冲散了一个舞会，又把点着的铁路照明用火把从窗口投进广场对面单层的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房屋。消防队来到现场时，示威学生用石块砸他们，又用大砍刀把水龙软管剁断。那房屋竟被完全烧光。

　　萨特朗市长没有通知学校当局，就向国民警卫队求救。詹姆斯·罗兹州长立即派出了一支配备M－1型步枪、科尔特左轮手枪和催泪弹的500人的队伍。学生用汽油喷到树上燃起大火来阻止他们，但是到星期日午夜，火灭了，一切都似乎被控制住了。这时，罗兹州长来到了校园。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于星期二将要对参议员候选人进行初选，而罗兹是候选人之一。他可能得到的票显然大大落后——最后他仍失败了——但他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企图扭转局势。肯特大学的形势看来可以利用一下。他召集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关于学生他说：“我们将采用执行法律的一切手段把他们从肯特大学赶出去……他们比褐衫党、共产党、夜间骑士和自卫团【褐衫党指德国纳粹党；夜间骑士（见前）和自卫团为美国民间反动组织。——译者】都更坏。他们是我们在美国包庇的最坏的一类人。”

　　为罗兹州长说一句公道话，应当指出国民警卫队听到的恣意攻击学生的话也并非仅仅来自罗兹。司法部长米切尔攻击校园里的好斗分子，把他们叫做匪帮；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也是如此，阿格纽的被广泛引用的一句话是：“年轻的一代中的闹事者只是一伙流氓，他们不配享有美国青年的称号。”萨特朗市长在肯特大学发表了不少刺激性的讲话，而国民警卫队的罗伯特·坎特伯里准将则简直就是有意煽动暴乱。既然种下恶根，他们在星期一中午就不免难逃恶果。这一天已恢复上课，校园里起初看来似乎是很平静。有几个学生于正午时敲打胜利之钟，大约一千名学生聚集到校内广场上举行和平示威，另外有大约两千人在旁观看。这时来了两辆吉普车，车里的国民警卫队员用扩音器喊叫：“撤出广场区。你们无权集会。”学生们做出侮辱性的手势，向他们扔石头，并大声叫喊：“猪滚出校园去！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坎特伯里准将对记者说：“得让这些学生认识认识法律和秩序是怎么回事。”国民警卫队的西尔威斯特·德尔科尔索少将在他的部队的众目睽睽之下，捡起了几块石头，向学生们砸去。

　　这时大约是12点15分。国民警卫队的两个战斗班对密集的学生放催泪弹，有几个学生把催泪弹扔了回去，但都达不到目标。另外一部分学生开始逃跑，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队伍在两座楼之间追赶他们。这些国民警卫队员忽然发现他们在这里已被包围了，前面有一排栅栏挡住，两边全是向他们扔石块的学生。他们的处境其实并不真是很严重；石块砸不到他们，许多旁观者还在哈哈大笑。这时候警卫队的催泪弹用完了，他们开始向一个小山坡上撤退，不安地回头望着。这情况是很可怕的。国民警卫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上周周末他们就曾用刺刀刺了三个学生——他们的M－1型步枪里都装着实弹。据以宾夕法尼亚前州长威廉·斯克兰顿为首的一个总统委员会后来所说：“警卫队只差用拇指拨一下保险栓和用食指扳一下扳机了。”

　　后来有人提出，有一批警卫队员有心要对触犯他们的人开火。一些照片显示，有十来个警卫队员挤在一起，形成证人所说的“一团”。另有一件奇怪的证据，是当场录音的一份录音带。从上面可以听出在那可悲的13秒钟的乱射之前，曾有一声单响。这一枪是特伦斯·诺曼放的，可能是一个讯号，也可能是出于惊恐。诺曼是一个挂名的“自由摄影师”，实际上是受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告密者（此外他还很可能是受雇于该大学，该大学也拥有秘密特工人员）。诺曼携带着一把手枪，有些旁观者说看到他拔出手枪并放了一枪，时间不是在关键时刻之前，就是在那关键时刻之后。可以肯定的情况是，警卫队于下午12点24分到达小山坡顶上时便跪下来用枪瞄准学生——学生离开他们好几百英尺，不可能有办法伤害他们——好像是接到命令开枪的（同警卫队在一起的坎特伯里准将却正把头转向另一面）。射击之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静。一个姑娘在这寂静中尖声叫出：“我的上帝啊，他们要打死我们！”

　　13个学生被枪打中，其中四个——没有一个是好斗分子，而有一个还是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学员——被打死。一股鲜血从一个青年的头部涌出，浸透了他携带的课本；另一个男青年用一块布堵着一个朋友的肚子，徒劳无益地设法堵住流血。警卫队没有做任何事来帮助被他们打伤的人。

　　事件以后，警卫队里没有一个人为这场杀人事件而被检举。虽然司法部长米切尔宣称美国教育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悲痛的一个学期”，他说：“社会骚乱的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大学校园里的枪声。”虽然由三百名联邦调查局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警卫队当时并无任何被伤害的危险，事后警卫队只是共同策划把事件归罪于一群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性的暴徒，司法部却公然拒绝组成联邦大陪审团。就这样一直拖了很久，直到1974年3月才发出了八份起诉书。

　　当时，俄亥俄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宣布警卫队无罪，反而对另外25个人起诉，其中包括学生会的主席。最后虽然没有一个人被宣判有罪，但是造成一种广泛的看法，认为这些受害者罪有应得。由于尼克松总统暗示，暴力的抗议结果引起了暴力，因而更加强了这种看法；这次事件，他说：“应当再一次提醒我们，当不满发展成为暴力时，就会引起悲剧。”斯克兰顿委员会说：“警卫队开的61枪肯定不能说是有道理的。”阿格纽副总统把他们的报告称之为“纵容的精神食粮”，又说事件发生的责任在于“大学行政大楼台阶上和教师休息室门前”的学生。任何其他的解释，他说，将是“最不负责任地拿别人来做替罪羊”。

　　※※※

　　因尼克松宣布对柬埔寨的军事冒险而引起的校园骚动，是接连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主要环节，这些事件终于在两年之后，产生了对华盛顿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楼进行窃听的问题。第一个环节是刊载于1969年5月19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由威廉·比彻署名的报道，他是该报负责国防部的采访记者。这篇报道是这样开始的：“根据尼克松政府方面的消息，美国B－52型轰炸机近几个星期以来，首次轰炸了设在柬埔寨的越共和北越的供应库，但是柬埔寨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尼克松很惊慌。他感到他最担忧的东部权势集团报刊的不负责任的行径现已得到证实了，而当《纽约时报》刊载出在同俄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美方进行准备的技术细节时，他感到他的担忧再度得到了证实。按照宪法，对比彻和他代表的报纸，他不能有多少办法，但是他至少可以设法从他自己的政府中清查出是谁把这保密资料透露给新闻界的。他同基辛格进行磋商，基辛格草拟了一个13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五名助手，因为他们也知道秘密轰炸柬埔寨的内幕。遵照总统的命令，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的电话进行窃听；四个发表了泄密材料的新闻记者的电话也给安上了窃听设备，这四人是：比彻、《纽约时报》派驻国务院的赫德里克·史密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文·卡尔布和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这是白宫首次进入可疑活动的半明不暗地区，但结果毫无所得，比彻的消息来源始终没有被发现。

　　总统对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和里查德·赫尔姆斯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效率开始有怀疑。在1970年5月发生的一些事件之后，他的怀疑更加深了。尼克松坚信大学风潮是外国煽动者策划的，很可能是古巴人、埃及人和东欧人。他要中央情报局把他们查出来。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后，该局报告说，所有的煽动者都是美国本国人。总统把同样的任务交给联邦调查局，该局所得结果仍完全相同。椭圆形办公室仍然不满，于是命令增加更多的电话窃听装置，并且采取新招儿，闯入可疑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搜查。这些活动由一个新的国内安全小组来指挥，这小组包括全国最高级的情报人员：胡佛、赫尔姆斯、国防情报署和国家安全局的两位领导人。他们的行动命令要由29岁的印第安纳州律师、总统演说撰稿人汤姆·查尔斯·休斯敦来草拟。

　　四位情报单位的领导人于1970年6月5日在总统办公室里集会，同总统一起照了相。总统告诉他们，他要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国家安全，由胡佛担任主席。他们得在8月1日开始行动。这期间，休斯敦当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草拟行动计划。在他们两人开头的一次会晤中，胡佛向休斯敦解释客观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情况，企图使这位年轻律师别那么热心于非法的计谋。休斯敦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们谈的不是已死亡的过去，而是活生生的现在。”除了电子侦察和秘密入户搜查之外，他的计划还包括要拆查信件、在各校园里吸收更多的人充当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要求中央情报局对居住国外的学生和其他美国人进行侦察。

　　作为一个律师，这个印第安纳人完全知道，入户搜查以及他称之为“邮件采访”等行为都是严重罪行，但他不管怎样还是要照样干。他曾写道：“这些技术的使用显然是非法的，等于是盗窃行为。这种做法也是非常冒险的，如果被揭露出来，将会弄得非常难堪。不过，这也是最有成效的办法，这样就能够获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获得的情报。”他辩论说，这样它带来的好处的价值，“便超过了所冒的风险”。胡佛对此不同意。在休斯敦的报告上，这位局长批注说，他不愿意担任小组的主席，甚至也不愿充当小组的成员。休斯敦感到难堪。他于7月初给霍尔德曼送去一份备忘录，对联邦调查局长的批注加以评论说：“他的反对意见一般是前后矛盾和毫无意义的——大多不过是表示担心事情被公众知道后使情报界（也就是胡佛）感到难堪。”尼克松于7月23日在这个年轻律师起草的一份“决策备忘录”上签字，批准了他的计划，但是胡佛看到以后，向米切尔提出抗议，米切尔于是同总统进行了讨论，总统就把整个这件事搁置下来。休斯敦十分不满，于这年秋季辞职回家，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去操律师业。他的情报工作任务委派给了白宫的一位新手，总统顾问约翰·韦斯利·迪安三世。

　　下一年春季，《纽约时报》开始刊载新泄露的五角大楼的消息，尼克松断定他的政府已守不住秘密，决定采取措施，并决定越过胡佛。于是，总统设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小组的任务——照他自己后来的解释——是“在有关安全的泄密问题上堵塞漏洞和对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敏感事件进行调查”。

　　日后将使总统布置的潜入窃听事件成为本世纪以来美国最大的一件丑闻的一批人，原来还互不相识，这时已开始脱离政府的工作，可以接受新的任务了。霍华德·亨特由于美国驻马德里大使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不同意任命他担任那里的副站长，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官运已在走下坡路，到州立肯特大学惨案发生的时候，他已经辞职了。四个月之后，小詹姆斯·麦科德辞掉了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职务，而在这之后八个月，财政部辞退了戈登·利迪，理由是他在全国步枪协会一次大会上未经批准发表了一篇赞扬私人拥有枪支的演说。

　　来自基辛格班子的一位32岁的律师戴维·扬，在总统办公大楼地下室16号房间成立了特别调查组总部。《纽约时报》刊载了一段简明新闻，报道扬同他的一位同事小埃吉尔·克罗在从事泄密的堵漏工作。扬的一位亲戚看了报纸后对他说：“你为白宫搞堵漏工作，你祖父在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他就是一个专门堵漏的管子工。”戴维于是在他的新办公室门上钉了一块牌子：“扬先生——管子工。”

　　※※※

　　共和党领导1970年进行的中期选举是在按照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竞选运动的总顾问默里·乔蒂纳定下的原则进行的。这个原则很简单，那就是，美国人投票只是为了反对某个候选人，而不是拥护哪个候选人。有心追求总统职位的人，按照乔蒂纳的教导，对自己的竞选纲领满可以不必认真考虑，而对他的竞选对手的经历、观点、作风和私生活中的最见不得人的方面，要尽量予以猛烈抨击。如果他找不出对手有什么事情，那就捏造一些。对总统持批评态度的人在谈到“那个老兄尼克松”时，就是指的这种策略。这年秋季，共和党的策略是要把所有党提名的竞选人，都变成“那个老兄尼克松”。这将是第一次花费1亿美元竞选费的国会选举，而共和党主要的急先锋将由总统顾问布赖斯·哈洛称之为“充满了电的阿格纽”的副总统来担任。

　　的确共和党需要拥有某种推动力才行。上一年1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赞成尼克松的人数达到68％，但是自从那时以来，由于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柬埔寨问题、卡利案件和失业人数继续增长，赞成他的人数已不断下降。年初时候，尼克松就告诉共和党的领导人，如果失业率达到5.5％，那他们在11月的选举中就将失败。失业率后来上升到5.8％，年底之前达到了6％。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得不错，3月里签订了禁止核扩散条约，然而，这些成就和政府关于岁入的分享计划，都没有在选民中引起多大兴趣。政府的福利改革计划也缺乏吸引力。尼克松保证要保留学童就近上学不开汽车接送，在南部深受欢迎，但是却激怒了北部的黑人，而随着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黑人选票已越来越举足轻重了。到11月，美国将有13位黑人国会议员、81位黑人市长和镇长、198位黑人州议员和1567位黑人地方政府官员。

　　白宫认为让副总统按照乔蒂纳教导进行竞选可再适合不过了。他刚到华盛顿的头一年，在讲坛上特别活跃，一共发表了77次重要演讲，他的听众人数很多而且对他的讲话表示欣赏。1970年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在最受人敬重的美国人中他被排在第三位，仅次于总统和比利·格雷厄姆。固然，明尼苏达大学11位教师曾向他呼吁，不要“把温和主义者赶到极端主义者一边去”。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曾经把他叫做“制造分裂的有害影响”，共和党的弗朗西斯·萨金特州长曾公开宣布他为马萨诸塞州所不欢迎的人。但是大学教授和麦戈文都已被认为是政府的天然仇敌，而居民中有三十万大学生的萨金特的那个州，一向被看成是联邦中最自由主义的一个州。不论怎样，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呼吁美国人“停止互相大声对骂”，政府成员中很早就有人不理会这呼吁，其中就有阿格纽。（“我打算在一片喧闹声中让人听到我的讲话，”这位副总统曾说，“即使我必须提高嗓门也行。”）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对阿格纽式的装腔作势，有意哗众取宠的腔调却大为欣赏：

　　『有些报纸清除垃圾的方法，是把它印出来。
　　要求参议员富布赖特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意见，等于要求“波士顿掐脖子暗杀犯”为你按摩一下脖子。
　　如果说表示异议就会使美国人民两极分化，那我说，现在正该是来一个积极的两极分化的时刻了。
　　暴力行动得逞，就会滋长进一步的暴力行动，而永久不停的暴力行动，最终将产生极残酷的对抗。
　　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在于一种矫揉造作和自我虐待狂的复杂的思想状况——认为我们的社会准则是虚假的而模糊地感到心神不安，认为爱国、诚实、美德、勤勉等似乎都出了点什么问题。』

　　阿格纽于1970年秋季到32个州去游历演说，行程共3.2万英里。他于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号召选民们把民主党人作为“激进的自由派”加以抵制，从而为自己的竞选运动定下调子。后来，他把“激进的自由派”一词压缩成为“激自派”，并解释说他所指的这种政治家可以肯定“几乎每次投票都会违反法律和秩序以及代议制社会的利益、都会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对自己本党内跃跃欲试的人并不都表赞同——“我不得不把争取获选的一位共和党人归入上述的一类，那就是纽约州的参议员古德尔”；对反对党提名的人则一概加以谴责：“民主党的候选人是一批纵容一切的候选人，他们倾向于迁就混乱局面，讨好不法分子。”他那满篇长字的无聊议论，还由总统的两位演说撰稿人——威廉·萨菲尔和帕特·布坎南——加以润色。依靠这两位的生花妙笔，他把参院的鸽派斥为“搞叛卖的议员”和“被娇惯的奇才”。民主党提名的全部候选人被统统称之为“否定一切的吹毛求疵的头儿脑儿”、“卑怯的骑墙派”、“动摇的代理人”、“遁世的左派”和迎合“以知识分子相标榜的愚蠢时尚”的“绝望的、歇斯底里的历史多疑病患者”。说到他那浮夸的词句，他说自己喜爱用隐喻和押头韵，“但是我并不需要什么花招来使我的话为人所理解。我只是简单说明美国当前的问题是什么事”。

　　总统同他是一致的，在历时23天、先后到过22个州的17240英里的巡回竞选演说中，唱的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调子。每次演说，他都采取攻势。同阿格纽一样，总统不为自己的政绩辩护，不谈任何目标，不提出任何理想，那都是违背乔蒂纳规定的原则的。他只是一味攻击学生、麻醉毒品、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暴乱者、逃避兵役的人、烧国旗者、搞同性关系者、罪犯、男女乱交和淫书淫画等，而把所有这些，都同民主党人联系在一起。投票的前夕，共和党把总统最刺耳的演说之一在电视上重播出来而使情况达到了高潮。前一个星期四晚上，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示威者曾用鸡蛋和石块打他的轿车，企图砸碎窗玻璃，还敲打汽车车门。“你不能不看到他们的面容，”当时跟随他的一个助手后来说，“看到他们脸上的仇恨——他也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了。”《时代》杂志特别提到这次事件受到了“一切负责和半负责方面人士的谴责”。然而事过之后，总统在菲尼克斯的讲话中，似乎把这个事件归罪于所有批评他的人。他发誓，“任何一伙暴力恶棍都不能阻止我出去同美国人民谈话”——言外之意是，民主党人正设法要阻止他——而关于持异议者，他说：“他们不是什么浪漫派的革命者。他们同样是一些一向为害善良人民的恶棍和土匪。”他最后说：“我们的处理方法，新的处理方法是，要求制定新的强硬的法律，使和平势力能有新的力量以对付美国的罪恶势力。”

　　选举前夕重播的这篇演说的质量，同演说的基本思想一样，是杂乱粗糙的，有时简直是语无伦次。这次重播历时15分钟。接着的一刻钟由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自己付费使用，他的讲话是为另一党所作答辩。马斯基态度平静，说话极有分寸——也具有毁灭性力量。谈到尼克松和阿格纽恶意诽谤民主党，指责该党不忠于国家，他说：“这是撒谎，美国人民也知道这是撒谎……竞选政纲只有两种……恐惧性的政纲和表示信任的政纲。一种政纲说：你们已被种种可怕的危险包围着……另一种说：世界是一个令人困惑和变化莫测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按照人的意愿来对它加以塑造……因此，明天你们投民主党的票，就是为表示信任而投票……表示信任你们的同胞……尤其是表示对你们自己的信任。”

　　马斯基指出，人人都是相信法律和秩序的；民主党对政府提出的控制犯罪的议案在表决时完全赞成。但是，关于种族间的紧张关系、环境污染和经济问题怎么样？关于全国的团结又怎样呢？他说：“有些人设法利用我们共同的不幸，来为党派利益服务，但他们不是靠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是靠使用空洞的恫吓和恶意的造谣中伤。”他号召选民们拒绝支持他们。

　　选民们真这样做了。民主党人在众议院里增加了12个席位，把他们与共和党的差数扩大到253对180。共和党失去了11个州长职位。他们原来在州政权方面是以32对18领先；现在削减到29比21。和1968年相比，民主党候选人的平均票数增加了3％。共和党于选举运动初期，原希望多赢得参议院8个席位，以便重新获得参议院的控制权。那时看起来，这似乎是可能的，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里拿不准的席位两倍于此数。等情况澄清以后，大家看到共和党不过只得到其中两席，有一席有无价值还十分可疑；在康涅狄格州，一位保守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多德被一位开明的共和党人小洛厄尔·韦克取代了。

　　为了给选举的结果尽可能的涂脂抹粉，尼克松声称获得了“思想上的胜利”，他指出艾伯特·戈尔在田纳西州、约瑟夫·泰丁斯在马里兰州和查尔斯·古德尔在纽约州的失败；在纽约州，保守党候选人詹姆斯·巴克利已经以仅仅39％的选票，获得了一次具有三重意义的胜利。但是所有这些由于艾德莱·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诺伊州和约翰·滕尼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胜利，以及政府大力支持的乔治·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失败全部抵消了。最使白宫感到沮丧的，是已出现对1972年大选不利的恶兆。除在田纳西州外，著名的共和党的南部策略结果一无所成。在南部以外共和党也失去了一些关键性的州议院。尼克松－阿格纽的特殊努力在新泽西州、威斯康星州、北达科他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都遭到失败，在对下一届总统竞选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几个大州——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密执安州——也都搞得很糟。

　　开明的共和党里彭协会的主席，把这次结果总结为共和党“自1964年以来最糟糕的一次表演”，而且对于尼克松所作的解释，他说：“尼克松愈是声明说他现在拥有了一个起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多数，他就愈不可能在1972年拿国会做替罪羊了。”选举之后，共和党的州长们在爱达荷州太阳谷集会时常说的一个笑话是，他们其实是应当在死谷集会的。两年之前曾经使总统获得大量超额票数的印第安纳州的州长说，连他在该州的处境也很不妙了。新墨西哥州长警告他的共和党同志，共和党“在选举中之所以失败了，是因为它的策略完全是消极的。”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写道：“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的威望，于1970年秋季……降低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后来还继续下降了。这年冬季，盖洛普民意测验说明美国人赞成总统的比例，从56％降到51％，又降到50％，又降到49％。在哈里斯民意测验中，马斯基赶过尼克松，领先了3％；随后的几个月里，这个差数扩大到5％，继而又扩大到8％——47％比39％。《新闻周刊》提出了尼克松可能只能做一任总统说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尼克松同他的一些主要顾问们聚集到比斯坎岛来进行一次事后检查——其中一位反映出主人对体育运动行话的爱好，把这次聚会叫做“对比赛计划的审查”。感到特别忧虑的米切尔说，总统的行径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竞选县执法官”。大家都同意两年之后，决不能再重复这次的表演。从现在起，尼克松必须显得是超然于党派斗争之上，作为总统进行他的工作。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新主席将由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担任，他是共和党的一位铁杆干将。

　　但这还不是这次聚会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如一位参加会议的人事后所说：“我们知道自己是处于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中，所以我们决不能把这项任务委托给委员会里的那批小心翼翼的老油子们去干。”稍后，另一位又说：“所作的决定是把党派政治从他妈的白宫里清扫出来弄到街对面去搞”——街对面就是离白宫150码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的一座钢铁和玻璃结构的高楼。在那里，独立的“总统竞选连任公民委员会”于1971年3月在这座高楼的二层楼上开设了备有全新家具、时髦室内装饰和深橙色丝绒地毯的办事处。在约翰·米切尔辞掉司法部长来接管这个办事处之前，它一直由霍尔德曼的亲信杰布·斯图尔德·马格鲁德负责。马格鲁德的保卫科长将是小詹姆斯·麦科德。他的顾问是戈登·利迪。这个委员会后来所有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叫它“克里普”。【原文CREEP，本为“总统竞选连任公民委员会”的英文名称的缩写。但creep本身作为一词又有“爬行”或“令人厌恶的人”等意。——译者】





　　第三十六章 美利坚分裂国

　　那年冬季，怀往忆旧成了一大生意经。雪茄烟店门前摆设的大雕印第安人像每个卖价达4000元之多，1938年发行的《超人》连环画报则售价400元。一位意大利设计师重新推广了丽塔·海沃思的服装式样，让他的模特儿穿着这种上身是衬衫下身是张开的裙子的服装，合着管乐演奏的摇滚乐的节奏漫步。大学女生甚至倒退得更远，穿上了1900年前后的长及踝骨的大衣，戴上了老奶奶戴的钢架眼镜。箭牌衬衫展出了1906年的设计式样，赫兹广告公司的广告采用了古铜色的油墨和早已过时的维多利亚式字模。嬉皮士们戴上了米老鼠牌手表。300多家电台重播了奥森·韦尔斯的《星球大战》，来庆祝万灵节的前夕。百老汇演出的一个最吸引人的——也是最赚钱的——剧目，是把20年代的歌舞剧《不，不，南尼特》重新搬上舞台。演出的第一个星期，收入达3.5万元；票价高到每张25元；该剧主题歌《我要过得愉快》又流行起来。舞蹈由巴斯比·伯克利设计。主角是60岁的鲁比·基勒。当她和着“二人茶会”的曲调跳起踢舞时，观看首场演出的观众全都跳起来，向她欢呼。

　　1971年重新印行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1897年的商品目录第104期，并由佩雷尔曼和理查德·罗维尔另写了一篇再版序言，这也是以旧取胜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例子。出版者原想只有图书馆会购买来充实参考书架，但结果出乎意料之外，以每册14.95元的价格，竟售出20万册之多。很快，一家“怀旧读书会”也到处开设分会，提供各种旧电影广告合订本、黄色杂志故事汇编以及迪克·特雷西、小孤儿安妮和巴克·罗杰斯的传奇小说。南希·德鲁和哈迪·博伊斯的侦探小说也畅销一时。郎金交响乐唱片社出售题为“想起那无线电广播的黄金时代”、“大乐队时代的伟大歌手”、“承蒙记忆”、“难忘的岁月”、“记忆中的岁月”和“大乐队时代的主题歌”等30年代歌曲和广播剧目唱片集，获利数百万美元。在这方面，最为野心勃勃的计划是时代－生活公司发行的一大批唱片集，以立体声重录了许多摇滚舞名乐队的演奏，其中包括格伦·米勒、哈里·詹姆斯、阿蒂·肖、汤米·多尔西、莱斯·布朗、伍迪·赫尔曼、查利·巴尼特、吉米·伦斯福特、克劳德、索恩希尔、莱昂内尔·汉普顿等，当然还有本尼·古德曼。

　　这种时代的心声是很明确的：美国人由于厌恶现时而向往过去。尽管1971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但是这些事件的性质并未能使1971年的情况比1970年有所改善。后来的通货膨胀使得1971年的通货膨胀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当时人们却感到简直难以想像。2月份批发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为17年来所未有。总的来说，生活费用在五年内增长了25％。同时，联邦调查局的数字表明，重大犯罪活动在60年代增加了176％。在前一年中，美国共发生犯罪案件550万起；在1960年，1/3的犯罪活动能够破案，现在的破案率却只有1/5。性病的传播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淋病变成了全国范围的流行病，但却没有预防感染的疫苗。

　　各种变化继续以惊人的步调改变着美国的面貌。现在可以得到的新的人口调查数字，除说明其他许多问题外，还表明由于60年代农场主大量外迁，农业人口再次下降了40％。无固定住址的人再一次增加，现在有600万美国人居住在汽车拖车里。改变城市生活模式的一项有效措施，是发展居民区商场。第一个这样的商场1959年在缅因州波特兰市外建成，在其后的十年里，市中心的零售营业额下降了71％。截至尼克松政府的第二年，全国已有1.3万多个居民区商场，对美国闹市区商店造成更加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些含有不祥征兆的数字——尼克松政府是并不以为然的——已预示能源危机。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汽油消费量已增加了四倍，用电量则增加了六倍。

　　那年对传统而言真是个凶年。劳斯莱斯汽车公司宣告破产。陆军部宣布，此后，已婚的陆军妇女服务队队员和护士可以在生孩子后，继续服役。气象员派的一颗炸弹在一间男厕所爆炸，厕所就在参议院会议室的下边，使得整个国会山为之震动。罗马天主教教会宣布，过去五年中，有一千四百所教会学校关闭。《展望》以停刊来纪念全国杂志周。以制作高级羹汤闻名的美食公司，由于被新泽西州卫生当局发现其商品引起食物中毒，而宣告倒闭，一百二十多万罐奶油土豆汤不得不全部销毁。在伯克利市参议会，激进派获得了四个空缺中的三个席位。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不能因为被告付不起罚款而加以监禁，此后，“缴付罚款30元或坐监30天”的判决就再也听不到了。

　　1971年，高等院校的校园比较平静。肯特州立大学的影响明显可见。《花花公子》杂志对学生的意见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只有36％的学生讲“我现在是要抗议的”，不过即使这些人也还要加上一句“但不使用暴力”。《加利福尼亚日报》的一位投稿人写道：“伯克利市的生活堕落了，吸毒者的绝望感弥漫了大半个社会。我们坐在一起不是吸毒，便是喝酒，或冥想着新型的立体音乐……而太多的人只是在期待生活，却不是过着自己的生活。”密执安大学社会工作教授约翰·厄利奇说：“许多学生都悲观失望，离心离德。”然而，厄利奇也说：“更多的学生则仍准备献身于社会变革。”和过去相比，主要的差别是，积极分子不再在校园里进行示威了。狂热分子（他们仍然为数不少）现在愈来愈集中到华盛顿去。使他们发出最响亮的呼声的原因——战争——仍然一成未变。如果说1970年是印度支那的柬埔寨年，那么，1971年便是老挝年。此外，这一年还打消了任何认为阮文绍总统统治下的南越正在走向民主的残存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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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南越总统竞选出现具有吉尔伯特－沙利文滑稽歌剧式的情况可以一直追溯到1967年的选举。那一次，阮文绍－阮高其这一搭档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有11个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只获得35％的选票。阮文绍不喜欢那个结局。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觉得丢了面子。这次可不能再那样了。于是在他的指示下，越南国民议会要求以后希望提名的候选人必须先征得4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100名省、市议员表示支持的签名（如选择后者，每个地方议会议员的签名还必须由本省省长连署）。

　　阮文绍有两个需要认真对付的对手：一个是阮高其，一个是有人望的杨文明将军。阮高其和杨文明有个君子协定：彼此互不妨碍。杨文明还说，如果察觉选举有舞弊情况，他就退出选举。舞弊的事果然出现：阮文绍的最高法院利用技术细节，取消了阮高其的候选人资格。杨文明一怒之下，带着证明阮文绍总统操纵选举的其他有关措施的证据，访问了美国大使馆，这些材料中有阮文绍通知各省省长收买选票，调动“那些不友好公务人员的工作”，以及投假选票的书面指示。杨文明于是退出了总统竞选，并且解释说，他不能“容忍这出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其结果会剥夺全体人民实现民主政权的希望并阻碍整个越南民族的重新和解”。

　　这样一来，阮文绍就没有竞选对手了，这局面使他高兴，却使华盛顿感到惊慌。在美国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提出抗议之后，越南最高法院顺从地推翻了自己的裁决，承认阮高其的提名有效，他的名字可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是阮高其也有自尊心。此外，他还怀疑阮文绍给各省省长的命令，实际上已使竞选成了定局。因此，他也退出了竞选，把总统称为“滑稽剧的主角”。选举如期举行，这位滑稽剧主角获得94.3％的选票，其余为废票。阮文绍宣称，人民对他的领导表示如此“令人震惊的”信任，使他深感满意。但是，现在取得这种代价极高的胜利实在并不是时候。到了年底，美国驻南越部队的数目将下降到15.8万人，而阮文绍军队独立作战的能力却大可怀疑。

　　最可笑的是南越在老挝的一次军事行动更加深了这种怀疑，因为南越原想借此来大振军威的。为了证明越南化做法切实可行，1.6万名越南共和国部队奉命越过非军事化地区，沿九号公路进入老挝，切断了胡志明小道。这条神话般的像蜘蛛网一样的供应通道，那时在某些地段已宽达50英里。在军事史上，策划行动的人还很少有如此不知保守机密的。在这次军事行动前的几个星期中，自负的驻西贡美国军官就对新闻界说明敌人只有两种选择余地：北越人要么必须放弃在老挝的基地，要么坚持战斗，而如果战斗，就会被消灭。为了宣扬这次行动只有本地人参加，在离老挝边界200码的九号公路上竖起“美国人员到此止步”的牌子。当记者指出这次行动的代号“杜威峡谷Ⅱ”是个美国名字时，这个代号很快换成了“兰山719”。

　　一直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宣传，“兰山719”号行动于1971年2月8日发动。第一批报道宣称取得胜利。军事记者只知道部队在缓慢前进，没有遇到明显抵抗。一支装甲部队在两周内只前进了11英里。接着就灾难临头。敌人用坦克、重型火箭、密集的大炮和北越四个最精锐的师发起了攻击。在西贡，美国副司令官弗雷德里克·韦兰德少将承认，南越的损失“比春节攻势时还要大”。阮文绍的所谓王牌军第一师的营指挥官们由于无法前进，请求撤退，但是遭到了拒绝，因为如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一书里所说的：“美国司令部和白宫曾经宣称，越南共和国军在5月份旱季结束以前将留在老挝并占据胡志明小道，越南共和国军的高级军官不敢违背美国人的话。”

　　第一师的步兵惊慌失措，他们放弃了阵地，炸毁了自己的大炮，奋不顾身地披荆斩棘穿过丛林跑到美国直升机能够营救他们的林中空地。那一周，美国人在晚间电视新闻节目里，都看到越南共和国惊慌的士兵紧紧抓着直升机的滑橇。只是美国空中力量进行干预才避免了全军覆灭的灾难。这场为时45天的战役结束时，南越部队的伤亡超过了半数——3800人阵亡，5200人受伤。有八个营失去了战斗力。而胡志明小道的运输量实际上更增加了。尼克松于4月上旬，对全国公众说：“今晚我可以向各位报告，越南化成功了。”批评他的人，指责他侮辱了全国人民的智力。

　　美国的反战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对此做出反应。4月18日，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反战协会于国会山下扎营，并且在最高法院前设置了纠察线。总统顾问查尔斯·科尔森慌忙组织了退伍军人争取公正和平协会；卡尔·麦金太尔牧师又组织了另一个对立面团体——争取胜利爱国者协会——要求尼克松抛弃他那畏首畏尾的越南政策，“按上帝的意志使用刀剑”。政府官员们责备新闻评论员没有为退伍军人争取公正和平协会和争取胜利爱国者协会进行大力宣传，因而暴露了他们的左倾情绪，但是，局势发展得实在太快，弄得政府和新闻界全都跟不上。4月24日，约有二十万名抗议者在华盛顿举行和平游行。下一周中，一个“人民院外活动集团”云集国会山和征兵司令部，拉住国会议员和兵役当局讲述他们的意见。到月底，由于“五一民众”组织的来临而使首都的示威行动达到了高潮。这个组织，为了实现其公开宣称的目标——“阻止政府行动”，动用了国际公认的遇险信号。

　　“五一民众”究竟打算使用暴力到何种程度，后来说法不一。该组织的领导人指出，甘地的形象就是他们的理想象征。甘地肖像印在他们的小册子、标语、徽章和战术手册的封面上，这战术手册阐述了进行有组织的和平对抗原则。但是，他们的一些做法比甘地要粗暴些。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在马路上扔破烂，在交通要道弃置汽车，或躺在汽车前面等等。一向以最为宽和在全国闻名的华盛顿警察，决定采用以温和的态度使抗议者反而为难，然而这种策略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总统从圣克利门蒂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政府做出更富于进攻性的反应。

　　尼克松选择司法部长米切尔作为他维护法律的战术协调人。在1969年11月示威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米切尔曾对他的妻子马莎说过，和平进军分子使他想起了俄国革命党人。后来，他在一次律师集会上，又争辩说，政府保护自身的权利必须高于人民保护个人秘密的权利。他当时选择的例子是说，他认为，政府在必要时得以不经法院的命令窃听私人电话。“五一民众”的骚乱，提供了在发生政治分歧的情况下米切尔如何执行法律的又一个例子。根据正常程序，警察要捕人必须先填写一个表格，写明被告的姓名、罪行、执行逮捕的警官姓名，以及被控罪行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面对1.2万～1.5万名青年人的闯入首都，其中许多人存心要中断华盛顿的交通，米切尔决定省去他认为烦琐的公事程序。

　　5月1日晚上，“五一民众”的前锋正在靠近林肯纪念堂的西波托马克公园听摇滚舞音乐会，忽然750名警官，头戴钢盔，挥舞警棒，将他们撵到大街上。两天后，开始了大搏斗。执法官员接到一项压倒一切的任务：保持交通畅通无阻。警察、国民警卫队和正规陆军部队用催泪弹和警棍驱散大规模集聚的示威群众。突击队乘军用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随时准备袭击。第一天的大搜捕，有7200人被捕，其中有许多人是和平的纠察队员和旁观者。这是创纪录的。四天当中，总共有12614人被拘留。监狱里容纳不下，关不下的人就被置于罗伯特·肯尼迪纪念体育场中用栅栏围起的露天牢营里。

　　被拘留的人用嘲笑的调子，按着披头士乐队《黄色的潜艇》的曲调高唱“上帝保佑美国”，以及“我们都住在集——中——营里”。仅穿着一件薄雨衣，冷得发抖的斯波克医师也和他们在一起。阿比·霍夫曼在纽约被捕，罪名是“五一群众”的同谋者。他说：“我和华盛顿示威活动的关系，和我同国会爆炸或洛杉矶地震的关系差不多，对这些事我大概也会受到控告。”他在一阵扭打之后，才被抓了起来，鼻子受了伤，贴着胶布。他说：“伙计，简直玷污了国家纪念场所。”

　　国会的鸽派被示威吓破了胆。加利福尼亚州的滕尼对记者说：“愚蠢，无用的‘骚乱’非常可能已使真正的和平拥护者几个月的艰苦劳动付诸东流。”结果，法院批驳了这次逮捕，认为明显侵犯了被拘留人的公民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曾预料到这种结果，但当时也全然不敢肯定。政府认为执法官员十分出色地履行了职责。尼克松从加利福尼亚返回首都后，对共和党的领袖们说，他认为华盛顿的警察局长干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他说：“约翰·米切尔和司法部工作也干得很漂亮。我希望在你们离开这里之前，全同意这个看法。”米切尔说：“我为华盛顿市的警察感到自豪。我所以感到自豪，是因为他们阻止住了一群蛮不讲理的暴徒，不容他们剥夺掉别人的权利。”接着，他把那些和平示威者比做希特勒的纳粹褐衫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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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模逮捕“五一民众”之后六个星期，6月13日星期日版《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出现了一条不很醒目的标题：《越南问题档案：五角大楼研究报告回顾美国三十年来不断加深的卷入》。报道内容占内页六版的篇幅，一栏一栏的密排小字重新印出了美国的公报、建议、阐述立场的文件、电报、总统命令，全都涉及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活动。这大概是各国政府有史以来最突出的泄露机密文件事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头。编辑们表示，以后连续发表的部分还将透露更多的东西。

　　《纽约时报》得到的东西，原来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去国防部长不久前，由他委托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研究的文件副本。报纸称之为“五角大楼文件”的这些档案，是由35位学者编纂的，这些学者中包括兰德公司智囊班子里的分析家，编纂工作就是在麦克纳马拉办公室的隔壁完成的。文件共有47卷打字稿——4000页记录，3000页说明，总共250万字。内容全属机密，但不是军事性的，因此不致危害现仍待在越南的美国部队；也不包括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材料。麦克纳马拉的初意是想弄清楚美国是怎样陷入越南的沼泽的。文件也的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些文件还回溯到杜鲁门执政的年代。这些文件显出很多官员极为无能、愚蠢，甚或更糟糕。据文件揭露，在所谓东京湾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前，林登·约翰逊就下令起草了关于东京湾问题的决议。更糟的是，就在1965年约翰逊决定在越南投入美国步兵的那一天，他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据他所知，“没有人提出或公布什么具有长远影响的战略”。

　　接替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一直还没有时间阅读过这份研究报告。亨利·基辛格曾参加这一研究工作，但他没有看到全面的研究项目。在《纽约时报》开始发表这份研究报告的那个要命的星期日早上以前，尼克松总统甚至不知道有这份材料存在。尽管这并不影响尼克松本人和他对这场战争的指导，但他十分恼火。他觉得政府能否保守机密是关系重大的。他认为，这次没有涉及他自己的机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下一次就难说了。况且，在他和基辛格正小心翼翼地制定自己的越南政策时，这些文件却揭开了旧的疮疤，再度提出了令人难堪的政府信用问题。

　　6月14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发表了这批文件的第二部分。米切尔打电话给白宫，建议政府通过法院对付《纽约时报》。尼克松同意。米切尔给报社打电报，“客气地”建议不要再刊载了。他警告说，如果编辑们继续干下去，法院可以根据间谍法判他们的罪，罚款1万元，并判处十年监禁。而政府是要提出公诉的；因为这一泄密事件“对美国国防的利益”正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有关司法部长进行威胁的报道，还并排连续刊登了这批文件的第三部分。

　　接连两星期，报纸的本地新闻编辑部和法庭都忙乱不堪。一批政府律师在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安的领导下，于星期二来到纽约联邦法院，要求对报社编辑发出禁令。一位上任刚好五天的法官，安排于星期五进行审讯，并发布了一项临时限制命令。《纽约时报》顺从地停止刊登，但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却开始刊登该报关于文件的报道。很清楚，《华盛顿邮报》编辑们也有同一的消息来源。四天后，《波士顿环球报》也开始刊登这些文件。同时，美联社开始往世界各地播发《华盛顿邮报》所发表的文件。刊登该项文件的报纸也有《纽约时报》。

　　马迪安到法院去对《华盛顿邮报》起诉，但是，华盛顿联邦法院的法官连个临时性命令也不肯发布。他认为，政府不能“事先限制发表本质上属于历史性的资料”。美国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对《华盛顿邮报》发出禁令。纽约市法院法官拒绝对《纽约时报》发出永久性禁令，但决定把临时禁令延长以等待上诉法院做出判决。最后，在下一个星期五，1873号和1875号两案交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该院以六比三的票数做出有利于报界的裁决。接着，九位法官提出多至六种的不同意见。尼克松提名的伯格和哈利·布莱克门，同约翰·哈伦一起，构成少数。

　　马迪安的主张是，司法部不过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试图收回被盗文件。可疑的盗窃者是谁，当时没有指明，但联邦调查局是知道的。此人就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哈佛大学的优等毕业生，写过一篇论决策过程的博士论文，曾在兰德公司工作，后成为麦克纳马拉的亲信，协助编纂过“五角大楼文件”。他最初属于鹰派，后来由于事态的变化，和其他许多鹰派一样，变成了鸽派。因为他成了使公司难堪的人物，便辞去兰德公司的工作，在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任研究员。对于是否公布这批文件，他长期犹豫不决。美国入侵柬埔寨终于使他下定了决心。

　　6月23日，还在躲藏着的埃尔斯伯格，在一个没有宣布的地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自认就是提供这批文件的人。他宣称，美国应为越南悲剧受到谴责，“在印度支那，没有美国的钱，哪一年也发生不了战争。”他说：“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感到再也不能参与对美国人民隐瞒这种情况了。我是自己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的，我准备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顿当局自首，并以5万元的保释金获释。而就在当天，他在洛杉矶被控犯了盗窃政府财产和违反间谍法的罪行。六个月之后，又对他提出12项刑事控告，其中包括谋叛。他以前在兰德公司的一位同事，小安东尼·拉索也遭到控告，此外还有一位从事广告工作的洛杉矶妇女和前南越驻美国大使。埃尔斯伯格说：“我什么也没有偷，也没有犯间谍罪。我没有犯法，也从没想危害我的国家。”

　　一批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于1973年观察调查水门事件之后，得出结论说：“这批五角大楼的文件，是使尼克松政府倒台的最后一击。”白宫特别调查小组——管子工——罗致了两名纽约前警察，这两个人是杰克·考尔菲尔德和托尼·乌拉塞维奇，一对伦尼扬【伦尼扬（Damon Runyon，1884～1946年），美国短篇小说家和新闻记者，擅长写有关纽约市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的幽默小说。——译者】笔下的人物。他们两年前曾在约翰·埃利希曼的雇用下进行过政治调查；他们的任务，先是由埃利希曼分派，后来由约翰·迪安安排，包括调查查帕奎迪克爱德华·肯尼迪车祸案，批评南越美莱屠杀案的人的情况，反尼克松的参议员的饮酒习惯，华盛顿一位专栏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党人的兄弟是否搞同性关系等等。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件发生后，他们第一次接受了“管子工”的任务。

　　那时候，任何曾和埃尔斯伯格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得对许多问题做出交代，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认为最可能的同谋者是莫顿·霍尔珀林，因为他曾指导过五角大楼文件的编纂工作。霍尔珀林曾是埃尔斯伯格的朋友，后来做了基辛格的助手。他离开政府后，便到了华盛顿自由主义派的智囊班子布鲁金斯学会。查尔斯·科尔森认为，霍尔珀林是泄密的一个根源，他那里也许还存有机密材料。如果真是这样，这批材料可能就存放在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办公室里。科尔森于是派乌拉塞维奇承担这项侦察任务：这个前警察回来报告说，根本没有办法闯入布鲁金斯学会。根据约翰·迪安后来的交代，科尔森这个不肯轻易罢休的人，曾对考尔菲尔德说：“必要的话，他应该在那座楼内放上一枚燃烧弹，趁着火起混乱的时候，把那批文件取回。”

　　这在那两个纽约前警察看来，未免太过分。他们感到，应该有人对科尔森的感情用事进行约制。他们把情况反映给迪安，他马上就赶乘下一班飞机到了圣克利门蒂。迪安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打电话给华盛顿，关于燃烧弹的事，就未再提起。但是，对考尔菲尔德和乌拉塞维奇来说，这胜利的代价却是很大的。白宫对他们两人的能耐突然不感兴趣了。过去一般都会分派给他们的工作，现在却交给管子工里两个新升起的明星——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考尔菲尔德被冷落了三个月之后，决定制定一项进行政治侦查的高超计划，并希望把这计划卖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这计划的代号是“沙地楔子活动”。11月24日，迪安安排他去见米切尔。但是面谈并不成功。考尔菲尔德预感到会找别人去搞这项工作，而在他离开时，他知道，他没有估计错——坐在司法部长外间办公室里的就有戈登·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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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春夏，理查德·尼克松正秘密地在他的白宫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装置时，民意测验表明他的声望在继续下降。总统的助理们由于越南战争无法控制深感苦恼，而这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他们彼此争论着如何最有效地扭转前一年秋季中期选举表现出的那种令人沮丧的选民政治情绪。有一点是他们全都非常清楚的：他们需要大笔的钱。幸而他们的情况要比债务累累的民主党好得很多。总统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掌管着1968年未曾用掉的竞选经费近二百万美元。1971年1月，卡姆巴克在美洲银行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滩支行存入1972年第一笔竞选资金50万元。有趣的是，这笔款是以银行本票存入的，而这本票是他用现金在街对面的太平洋保证国民银行支行买来的。即使在当时，他已在采取措施，使人不容易搞清楚捐款的来源，因为即使在当时，他就知道在未来竞选运动中使用的款项，许多都将是来路可疑的。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有一些款项的来路相继出现了。最早在3月份出现的是奶制品工业。3月初，农业部长克利福德·哈丁宣布，“加工牛奶”——用来制作乳酪和黄油的牛奶——价格补贴和前一年一样，100磅仍为4.66元。奶制品工厂主采取措施要改变这一决定。3月22日，他们组织了一个名为农业政治发展金库的向共和党行贿的运动费，并投入1万美元。第二天，奶制品合作机构的16名领导人被邀请到椭圆形办公室去与尼克松和哈丁相见。他们对总统和哈丁部长讲，他们要求联邦政府给予更高的价格补贴。第二天，他们又为尼克松拨了2.5万元的竞选资金。第三天，哈丁就改变主意，把奶制品价格补贴改为4.93元。于是在共和党的银行账目上，这些奶制品工业的领导人总共添进了52.75万元。

　　几星期后，又开辟了一个财源。自从尼克松政府上台初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总经理哈罗德·吉宁一直在设法阻挠司法部一个特别工作组，该组的任务是阻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实行合并。司法部的专职律师决心要证实一个原则问题：企业竞争被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一些任意扩张的巨型集团非法地破坏了。负责指导政府这一行动的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司长理查德·麦克拉伦。麦克拉伦则向司法部副部长克兰丁斯特负责；一般认为米切尔对这一案件完全不予过问，因为他在纽约的法律事务所曾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所雇用。1971年4月19日，麦克拉伦和克兰丁斯特经过商讨，同意向最高法院上诉。克兰丁斯特打电话给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律师，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他。

　　当天，克兰丁斯特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的电话，告诉他尼克松总统“指示”他完全撤销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个案件。这位司法部副部长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和麦克拉伦和检察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都已过问此事。“哦？”埃利希曼不高兴地回答说，“我们再考虑考虑吧。”几分钟后，克兰丁斯特的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尼克松，他一开始就说：“你这狗杂种，难道你不懂英语吗？”他命令克兰丁斯特不要上诉。这位副部长感到恼火，他告诉米切尔说，他宁愿辞职不干，也不屈服；他还认为麦克拉伦和格里斯沃尔德也会跟他一起辞职的。过了不久，米切尔告诉他的副手，说他已和尼克松谈过了，“他说，在反托拉斯案件上，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总统和司法部长对克兰丁斯特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科尔森后来在给霍尔德曼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他正竭力要切断白宫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切函件往还，因为那将“会使总统和这个案件牵连在一起”。而米切尔虽然嘴上说已把整个事情交给他的副手办理，却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和吉宁定期会晤。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写信给米切尔，批评麦克拉伦的态度，并提到和吉宁的“谅解”。

　　在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认为他们已使政府对最高法院一桩诉讼案表态之后的下一个月，肯塔基州长在肯塔基赛马会中举行了一次午宴，在午宴上，政府和那个企业集团看来已经成交。居中调停的就是米切尔和迪塔·比尔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驻华盛顿的老练说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意付出40万元，政府则同意不再提那桩反托拉斯诉讼。在一份写于1971年6月25日的罪嫌严重的备忘录中，比尔德夫人告诉她的顶头上司，共和党人中知道“这40万元来自何处的”只有尼克松、米切尔、霍尔德曼和加利福尼亚州副州长。她说：“我深信我们这项高尚的许诺对于我们有关合并的谈判，最后能够按照哈尔（吉宁）的愿望办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统肯定已经告诉过米切尔，要他保证公平地解决问题。我们现在不得不忍受的，仍不过是麦克拉伦的小动作……米切尔肯定在帮助我们，但是不能让人知道。”

　　她在备忘录的末尾写道：“请把这销毁，好吗？”但是，备忘录并没有销毁，次年2月29日当它在杰克·安德森的专栏里出现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反应是销毁掉同合并案有关的一切其他文件，并且声称此件纯属伪造。然而迪塔·比尔德夫人的备忘录并非一份孤立材料。埃利希曼的信件提供了旁证，其中有5月5日给米切尔的一信，谈到总统和司法部长在一次谈话中，如何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达到“一致的目的”。当时，发生的某些事件也表明确有其事。5月15日，吉宁向共和党保证提供40万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没有通过最高法院，便解决了他们的分歧。允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吞并掉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很清楚，”《财富》杂志评论说，“哈罗德·吉宁取得了某种胜利。”

　　在政府和试图解决法律问题的人之间还有第三桩交易，其中心人物是罗伯特·维斯科——一个同尼克松家庭有着各种关系而又遭人非议的金融家。维斯科通过总统的兄弟唐纳德·尼克松，为1968年共和党的竞选运动提供了5万元。他同总统的另一个兄弟爱德华的关系也很密切，并于1971年夏季开始雇用总统的侄子小唐纳德做他的私人助手。小唐纳德在有一次谈到维斯科时说：“他是从未对我说过谎话的惟一的一个人。”一个有着如此高贵本家的青年人竟会说这种话未免奇怪，大多数人是不会这么说的。再过不到两年，维斯科便将成为逃脱美国法网的一名逃犯，住到哥斯达黎加，以逃避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对他的控告。他被指控侵吞海外投资公司资金达2.24亿元。

　　1971年夏初，维斯科便已经出了问题，根据控告材料，他当时便设法让米切尔和尼克松的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帮忙，买通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撤销对他的控告。他们的谅解是维斯科付给斯坦斯25万元的现金，而米切尔，按照控诉的说法，则“为了维斯科，对证券交易委员会施加影响”。后来爱德华·尼克松扮演了代送贿款的角色，他用棕色公文包给斯坦斯送去了20万元（第二次又送去其余的5万元）。米切尔安排维斯科、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会总顾问进行了会谈。但不知怎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还是继续起诉。

　　1971年，当共和党的竞选资金正开始源源而来的时候，白宫也在忙于1971年的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活动，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来年的总统选举。比如，他们编集了一份政敌名单，这份名单在科尔森的指导下，编成一本厚达四英寸的档案材料。杰克·安德森、詹姆斯·赖斯顿、简·方达、巴布拉·斯特赖桑、保罗·纽曼、格里戈里·佩克、卡罗尔·钱宁等人都在名单之内。奥蒂斯电梯公司的总经理也包括在内——看来是因为尼克松圣克利门蒂住宅的电梯不好使——此外还有底特律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在科尼尔斯的名字后写着这么一句批语：“以具有喜爱白种女人的弱点闻名。”1971年9月9日，科尔森选出20个人作为“打击目标”，然而，总统的工作人员中谁也想不出有效的攻击办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科尔森称他是“宣传上的一个真正敌人”），在这年夏季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但结果只是使白宫感到难堪。罗纳德·齐格勒解释说，肖尔受到审查是由于正在考虑给他安排一项政府工作。

　　尼克松的几个助手——休斯敦、迪安、考尔菲尔德——想说动国内收入署给他们挑出的纳税人制造麻烦，但都没有成功。署长伦道夫·思罗尔辞职，至于辞职理由，据他当时说，“是我和总统之间的事。”白宫竟荒唐到给国内收入署写了一些匿名信，暗示科尔森名单上的人有逃税行为。也许正是这种恶毒的蠢事，最后不可避免地致使搞阴谋的人到一定时候就会断定某个人在对他们搞阴谋。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就是埃德加·胡佛，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存有他按白宫的命令取得的电话窃听记录。罗伯特·马迪安说服胡佛的一名助理偷来了这些记录，把它们锁到埃利希曼的保险箱里。胡佛在1971年7月发现丢了这些记录，十分愤怒。

　　敢于对联邦调查局局长行窃的人，当然感到对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粗暴一点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也正是在这几个月里，后来众所周知的共和党“卑劣伎俩”便已开始露头。攻击特德·肯尼迪的邮件是装在伪造的马斯基信封里发出的。一个冒充马斯基助手的人，给美联社波士顿分社打电话，指责肯尼迪是一种“分裂势力”；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受骗发表了伪造的马斯基备忘录，其中似乎暗示他正在进行一些可疑的活动。1972年12月1日，唐纳德·西格雷梯付给坦巴青年共和党员俱乐部主席50元，说明是要让他用这笔钱在佛罗里达州预选中破坏马斯基和杰克森两位参议员的声誉。这是计划中的第一笔付款，后来由于这个计划的暴露，西格雷梯被取消律师资格，并被判罪入狱。

　　有些手段是很复杂的。由于设想华莱士以第三党资格参加竞选，对尼克松的危害将会超过任何民主党候选人，因此，采取了许多办法去破坏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其中最荒唐的办法之一是米切尔和杰布·马格鲁德策划的，要求付给美国纳粹党1万元，用以劝说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独立党的选民改变党籍登记。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如果有足够的选民转变立场，那么华莱士就会因登记党员人数的不足而失去候选人资格。这一着没有成功，美国独立党在这一时期内实际上增加了六千五百名党员。

　　另一个阴谋是针对特德·肯尼迪的，在可能和尼克松总统争夺选票的人中，他是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的设想是，既然这位年轻的肯尼迪的威望是约翰·肯尼迪的非凡才能的反映，只要贬低那位故总统，就能打击特德·肯尼迪。在1971年9月16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询问尼克松对亨利·杰克逊参议员最近声明的看法，声明的大意是说，如果西贡政权更民主一些，那它的地位就会巩固一些。尼克松回答说：“如果这位参议员的意思是，美国现在应当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推翻阮文绍，那我将提醒各方有关人士：我们原来进入越南的办法就是推翻吴庭艳政权，并与人合谋杀害了吴庭艳，但是，美国要从越南战争脱身，按我的意见，却不能靠推翻阮文绍。”这是政府中的人第一次指责肯尼迪政府暗中纵容了对吴庭艳的杀害，霍华德·亨特于是从中有所领悟。

　　亨特一直在仔细地研究五角大楼文件。他对科尔森讲，肯尼迪政府在谋杀吴庭艳一案中的作用，也许可以从当时国务院的电报中“推论”出来。据亨特说，科尔森当时建议他，“对电报加以修改”——篡改电报。亨特用刮脸刀片和照相复印机，伪造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的日期是吴庭艳遇刺的前三天，开头就说，在今天的最高级会议上，不得已做出决定，万一吴庭艳或吴庭儒要求政治避难，你或哈金斯都不要进行有利于他们的干预。科尔森让《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去找亨特，谈到尼克松的谴责，说“这里面大有文章”。但是，这位记者怀疑其中有鬼，没有上钩。

　　这一阴谋的失败使亨特在这个月内第二次感到失望。另一次更苦恼的失望起因于前一年的4月份。在猪湾事件十周年那一天，亨特飞往迈阿密去同伯纳德·巴克共进午餐。巴克是个美籍古巴人，十年前曾是亨特的主要助手，现在佛罗里达州经营不动产，生意兴隆。这是一连串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最早的一个环节。接下去就是埃尔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第三个环节是四个人——尼克松、基辛格、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由洛杉矶乘直升机到圣克利门蒂的途中开始的。这四个领导人对泄密大发雷霆，尼克松认为同阿尔杰·希斯案件相类似，他们商议如何撇开联邦调查局，采取秘密行动，进一步调查。最后决定把戴维·扬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班子里调出来，让他全部时间同“管子工”一起工作。扬后来把埃尔斯伯格这个球踢给了亨特，亨特又把它踢给了巴克。

　　但并没有马上就那么做。刚开始，“管子工”在当时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地方进行了探索。接近7月底时，他们从联邦调查局按常规传送到他们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发现埃尔斯伯格由贝弗利山的刘易斯·菲尔丁大夫给他作过精神分析已达两年之久。胡佛手下的两名工作人员打算盘问这位精神病大夫，但大夫不同意，提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亨特想起来，中央情报局有个精神病科，专门编写那些性格使政府特别感兴趣的人物分析材料。根据国会给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工作对象是外国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在肯尼迪总统去维也纳同尼基塔·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晤之前，关于赫鲁晓夫的分析——但也曾有过一个例外：就是关于“普韦布洛”号船长劳埃德·布克的材料。扬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把埃尔斯伯格作为第二个例外人物。赫尔姆斯同意了。8月初，关于埃尔斯伯格介绍写好，送到了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谁也对它不满意，它完全不符合“管子工”的想法。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病专家们似乎对埃尔斯伯格十分敬慕。（“无从发现，此人感到自己行动中有任何叛国性质。相反，他倒似乎是在按照自己认为是更高级的爱国主义要求行事！”）8月11日，扬和埃吉尔·克罗给埃利希曼送去一份关于这材料的意见，说它“相当浅薄”，毫无用处，强调他们相信中央情报局可以写出更好的材料。他们写道：“我们明天同首席精神病专家伯纳德·马洛伊大夫见面，将设法让他明白我们期望的细节和深度。”随后，他们就越过了界限，考虑到进行犯罪活动。他们接着说：“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建议采取秘密行动，检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大夫仍然保存的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两年的全部病历。”意见书最下边写着“同意——反对——”字样。在同意一词后面，埃利曼草签了自己的姓名字母，还附了一句话：“如果你们保证此事将来不致被追查出来的话。”

　　正是由于这一条件，限制“管子工”必须使用同白宫没有任何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员，才促使亨特吸收了巴克，又通过他吸收了另外两个古巴人——费利佩·德迪戈和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亨特对巴克只是讲，需要他帮着查清一件“关系国家安全的事”，授权的官员“地位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者之上”。他说，这项任务涉及一个向苏联使馆递送情报的叛国分子。除了俄国人订阅《纽约时报》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后来，巴克在狱中发觉这种欺骗，认为是不能宽恕的。撇开道德问题不谈（这里边的主要人物当时似乎谁也没有考虑到有什么道德问题），亨特的粗心大意也实在惊人。他没有告诉巴克不要随身携带亨特的电话号码和缩写地址（“W·H”与“W·House”），从而使他自己同亨特联系起来。他甚至也没有确实查清巴克的人是否同政府毫无牵连。其实，他们当中的马丁内斯就是在中央情报局领薪金的古巴密探。

　　同时，亨特和他在这次奇怪冒险中的伙伴利迪都是由中央情报局装备的——这又是违犯该局规章中不得在国内进行活动的条款的。埃利希曼打电话给赫尔姆斯的副手海军陆战队罗伯特·库什曼将军要他全力帮助亨特，但他只说这人“是个忠实可靠的雇员，是有关安全问题的一个顾问”。至于这项任务的性质，埃利希曼也没有具体说明。在他们后来会面时，亨特对库什曼说：“白宫责令他执行一项非常敏感的任务，要他访问一个我们对其思想倾向不甚有把握的人，并从他那里取得情报。”还说，他需要“临时的假名证件”，“某种随身杂物”和“从事一次特种活动用的某种程度的化装”。

　　在赫尔姆斯批准后，中央情报局技术处向亨特提供了一张社会保险卡和驾驶执照，名字却写成“爱德华·约瑟夫·沃伦”。利迪证件上的名字是“乔治·伦纳德”。还发给亨特一副红棕色的假发和一个类似假牙的装置，以便在打电话时改变原来的嗓音。此外，利迪还得到一架装在烟丝袋里的微型照相机。1971年8月25日，这两个“管子工”飞往加利福尼亚，执行初步侦察任务。这次成就不大。亨特在贝弗利山的北贝德福大道450号菲尔丁大夫的办公室外面为利迪拍了一张全身照片，然后就走进办公室，告诉一位女清洁工说，他是医生，并且给那间房间拍了照。他们两人测定了从那里开车到菲尔丁大夫家，计算了所需的时间，然后就飞回华盛顿。在那里，中央情报局派人赶到机场，把亨特的胶卷取去冲洗。到了白宫，这两名“管子工”说服他们的上司，闯入那位精神病大夫的办公室去行窃是可行的。扬把最新情况报告给埃利希曼，并在一份新的书面意见中建议，说服国会的某个委员会去调查五角大楼的泄密问题。他写道：“我们已经着手在报上宣传埃尔斯伯格的消极形象。如果利迪和亨利的计划进行顺利，十分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行动计划，用来配合国会的调查。”

　　闯入贝弗利山住所的预定日期是1971年9月3日，行动的时间是晚上9点。整个行动计划在细节上都是经过精心筹划的，完全和亨特参加猪湾事件时的做法一样，其成果也大致差不多。动手前不久，这几个古巴人用假名登记住进贝弗利希尔顿旅馆。他们中两人穿上送货人的服装，把一个大型衣箱送到北贝德福大道，衣箱上面贴着几条标签都写着“急送菲尔丁大夫”。那位女清洁工让他们进去，他们把箱子搬进去，出门时把门锁打开。利迪在房子外面周围开车打转，注视着爱多疑的警察。亨特带着一架步话机在菲尔丁家周围守望，如果精神病大夫出现而且前往办公室，他便立即发出警报。

　　午夜前后，古巴人再到医生办公室去，却发现——这对以后出现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大楼办公室的情况显然是个恶兆——那位女清洁工还是把门又锁上了。他们撬门进去，从送去的箱子里拿出一架照相机和一台聚光灯。他们的计划是要拍下埃尔斯伯格的病历，很不幸，他们找不到它。他们把菲尔丁大夫的文件摊在地板上，但没有发现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找到的惟一的东西只是一本写有埃尔斯伯格姓名的通讯地址簿。他们把这个地址簿和扔散了的文件都拍了照，证明他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白白地折腾了四个小时之后，这几个人返回旅馆。利迪马上从那里打电话给华盛顿，告诉克罗说，干得“干净利索”——菲尔丁大夫肯定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利迪的意思只是说，他们没有被抓住，尽可能说得体面些。回到首都后，亨特不得不告诉白宫，他们的任务已完全失败。根据埃利希曼后来的证词，他当时不打算让他们再试一次。埃利希曼还有一个对亨特不利的消息，库什曼将军根据赫尔姆斯的指示，已经打电话来说，虽然中央情报局很愿意帮忙，但再干一次是不能考虑的。“管子工”现在完全得靠自己干了，而干出点什么名堂以表明他们并非白拿钱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

　　白宫策划的第一次行窃行动以后的那个星期，一个悲剧性的插曲强调说明了尼克松执政时期使美国人陷入深刻分裂的一个问题。争执中的一方，持有一套价值观念，认为批评他们的人不开明，不近人情，另一方是批评他们的人，嘲笑开明人士是“纵容主义者”。这个悲剧性事件便是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监狱暴动。它发生在纽约州西部的怀俄明县，四周都是装有白护墙板的住宅，红色的谷仓和银白色的高大的青饲料贮存塔的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占地55英亩，四周围以30英尺高带岗楼的灰色混凝土墙的监狱。监狱四周都是茂密的玉米和黄花菜地。反省院以附近的城镇命名，使用了古代雅典平原的古典名字——阿提卡。

　　纽约州把阿提卡叫做“改造机构”，但是并没有做出多少改造工作。在院长文森特·曼库西的严厉管理下，院里没有什么职业训练，对犯人更少恻隐之心。稍微违反规章就给关进单身囚室——“包厢”。去囚室的途中在电梯里便会遭到刻意的毒打。一个月只发给他们一块肥皂，一卷手纸。如果他们在一百度高温，他们通常叫做“加尔各答黑洞”【指加尔各答的一所拥挤的监狱，据说1956年由于暴动，监狱里的英国囚犯一夜之间有123人被杀死。——译者】的金工车间干活，一天也只给25美分的报酬。最丑恶的莫过于监狱当局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2254名犯人当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狱卒则全是白人。看守人员公开偏袒白人犯人，嘲弄黑人，把自己的警棍叫做“黑鬼棒”。

　　监狱长曼库西对鼓吹民权的人士的回答是，他管理的是一所对安全至关重要的机构，阿提卡监狱的犯人中，有一些是全国最冥顽不化的。这是事实。另一个事实，并且是个凶兆，则是其中有不少属于一种新的犯人品种，即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社会受害者的好斗的黑人。事实上，其他监狱的狱长常常把闹事的自称革命者的犯人送到阿提卡监狱来。他们来时，就偷偷带进了乔治·杰克逊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著作，利用进行体育活动或做礼拜的时间，举行秘密集会，散发自己在牢房里写出的煽动性小册子。一个名叫“楞哥儿”查理斯·克劳利的犯人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像人一样活着，至少也得像男子汉那样死去。”有一首暗中传观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如果我们非死不可——也别死得像猪猡，
　　我们被追捕并关在耻辱的笼牢，
　　发疯的饿狗在四周狂吠，
　　拿我们的不幸命运开玩笑。』

　　1971年7月，一个自称阿提卡解放派的好斗的犯人组织，给纽约州教养专员拉塞尔·奥斯瓦德递送了一份要求改革的声明。这是一个明智的行动。奥斯瓦德曾彻底改革威斯康星州的监狱制度，赢得了刑罚学家的广泛称赞，洛克菲勒因此任命他出任现职。他任职才只六个月，已和曼库西在几乎每个管理问题上都有争执。劳工节【美国及加拿大法定的劳工节日，时间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过后，奥斯瓦德给犯人放了讲话录音，要求给他时间，以便进行深刻改革。除其他问题外，他保证采用“有意义的通过职业训练恢复就业资格的办法，办职业教育夜校，和提供更完备的法律书刊”。

　　奥斯瓦德的表示也许失之过迟。暴动发生后狱警发现牢房的日历上9月9日这个日子全划上了大圈。7月，好斗的犯人已告诉奥斯瓦德，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我们的要求加以戏剧化”，但是过了一个月他们改变了主意。起决定性作用的似乎是8月21日乔治·杰克逊死在圣昆廷。8月22日清晨吃早饭时，阿提卡监狱的黑人绝食表示抗议。“那情景不可思议已极，”一个看守事后说，“没有人拿起饭盘或调羹，没有人吃东西。他们只是一个个列队走过，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他们凝视着前方，一声不吭……我们还注意到，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戴了点什么黑色的东西……这使我们惊恐异常，因为像这样的事情，要做许多组织工作，要有很强的团结力量，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组织得这样好。”

　　两个革命者（后来查明为主要领导人）赫伯特·布莱登和“理查德兄弟”克拉克传播福音式的讲话，变得愈加刺耳了。他们都是纽约人，都是黑人穆斯林，都被判有武装抢劫罪。布莱登和乔治·杰克逊一样，是自修的，学的是历史和哲学，由于在曼哈顿的“坟场”拘留所领导了一次暴动，被送来阿提卡。克拉克是从一所中等严格的监狱转送到阿提卡来的。那里看守说他曾鼓吹“用暴力打翻这所牢狱”。他的家人注意到，到阿提卡后他仇恨情绪越来越大。有一次，他的妻子来看他，他说：“喂畜生，喂畜生，这里就是把我们当成畜生的。”

　　9月8日，星期三，杰克逊远在国家的另一头被杀害18天以后，阿提卡监狱的一名警卫在犯人运动场上制止一场殴斗中被一个犯人打了一拳。当晚，两名斗殴的犯人被关进了“包厢”。其他犯人说，他两人被拖走时受到了侮辱。一名波多黎各犯人朝一名看守砸去一只玻璃杯，划破了看守的脸。次日早晨爆发了骚乱。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引起骚乱，已弄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一伙干活的人拒绝听看守的棍棒指挥，不肯排队。另一种说法把责任归之于看守，说他们为了对头一天的事报复，武断地取消了犯人的体操时间。第三种说法则是，“理查德兄弟”带了五名去吃早饭的犯人一路横冲直撞，放出了正在金工车间干活的布莱登。

　　不管事情是怎么闹起来的，其后果实在惊人。值勤看守不到一百人，寡不敌众，许多人被捉住。监狱学校、礼拜堂和机器厂，被纵火焚烧。这些房屋化为灰烬的时候，犯人的袭击队就冲出了四个长方形囚室区中的B、C和D三个区的走廊、大门和狭窄的过道。据怀俄明县副执法官说，犯人们拿着管子当武器，这些东西是他们藏在食堂托盘里的面包下面的。这种说法不一定可信。不等骚乱结束，阿提卡监狱当局早已威信扫地。但是，即使犯人在开始时没有武器，他们还是很快武装了自己。他们有些人使用从车间抢来的砂轮，有些犯人马上用剪刀刃和扫帚把做成了投枪。另一些犯人做了棍棒和刀子，在监狱看守救火时，他们就用来扎破消防水龙。看守使用催泪弹，重新控制了C区和B区的一部分，但是犯人们坚守着其余部分，把门全锁上，甚至用工厂的设备把一些门给焊死。

　　暴动发生后四小时，各条战线便稳定下来，在以后的四天中基本上没有变化。D区离管理大楼最远，离车间最近，是布莱登和克拉克指挥暴动的主要据点。他们共有1280人，头戴橄榄球员的防护帽或裹着穆斯林缠头巾，分散在D区院里临时搭起的许多帐篷里。院子的一端有一张粗糙的工作台，就是暴动的中心。暴动书记处——人民中央委员会，一直在这里开会，确定各种工作安排，决定防御措施，甚至把不听指挥的犯人关进“人民监狱”。犯人和纽约州当局，就在那工作台处或是在A区的走廊里称做非军事区的无人地带进行联系，开会谈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监狱的地理中心“时报广场”，这里是通往四个囚室区的各条通道的汇合点。暴动者控制着这个地点。他们是从一个28岁的看守手里夺过来的，此人名叫威廉·奎恩，他用警棍同暴动分子搏斗，直到头骨两处被打得破碎才被制服。后来有些看守发誓说亲眼看见奎恩被从一条高处的过道上给野蛮地扔下来。无疑他是伤得很重的。克拉克看到这个失去知觉的看守耳朵里淌血，就命令把他通过非军事区，送给管理当局。奎恩的情况双方都十分关注，他要是死了，每个参加暴乱的囚犯都有可能因谋杀罪受审。

　　正午前后，州警察局亨利·威廉斯上尉集合了250名带有防暴装备的警察，告诉他们说，“如果对方有人被打死，那也是不得不如此；你们谁的废话也别听。不要丢掉武器，也不要丢掉伙伴。”这番话很强硬，但一个事实却使它大失分量，那就是轻率的行动可能会使他们损失39名伙伴——那些看守已被暴动分子抓住当做人质。这些被俘的看守给穿上了囚衣，蒙着眼睛，捆绑在D区。一个犯人用话筒警告说，如果警察发起进攻，首先遭殃的将是人质。任何一个负责人，甚至监狱长曼库西，都不大愿意说那是吓唬人的话。

　　对处理这个局势负有法律责任的人，是奥斯瓦德专员，下午2点乘飞机来到。他不顾曼库西的劝告，决定和赫尔曼·施瓦茨一起进入D区和暴动分子当面谈判，施瓦茨是暴动分子的领袖所信任的一位布法罗大学的法律教授。他打算告诉暴动分子，在释放人质以前，他不能同他们讨论他们的要求，这是司法当局不能违背的规定。他也的确提出了释放人质的要求，但是也倾听了布莱登口述了15项要求。暴动分子的要求包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举行政治集会；容许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停止邮件检查；同任何人通信的权利；要有正规的控诉手续；增加娱乐，减少待在牢房里的时间；增设体育活动场所；要有专职医生；学校要办得好一些；多给水果，少给猪肉；撤换狱长沃登·曼库西；成立一个局外人委员会，以“监察”在造反期间监狱当局的作为；由联邦法院发布禁令，禁止对犯人在造反期间的行为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报复”。最后布莱登又补充说，至少有一部分犯人坚持把他们“迅速而安全地由监狱转送到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里去”。他说：“我们是人，不是畜生，我们不打算任人鞭打或驱使。这里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被压迫的人们的愤怒的先声而已。”

　　奥斯瓦德进入D区的勇气实在不小。就在他和暴动领袖的书记处对坐时，某些暴动领袖就建议把他也留作人质。站在墙头的纽约州警察狙击手，虽然逐个瞄准了奥斯瓦德周围的犯人，但要是真动起手来，他能逃生的机会也是很小的。他此行是否明智则又当别论。既然听完了他们的意见，并且承认其中有许多是合理的，自然也就几乎无法抗拒他们要举行谈判的压力。他向压力让了步。为了表明他的诚意，他同意任命一个监察委员会，并派施瓦茨去找正在参加佛蒙特州司法会议的联邦法官约翰·柯廷，请求他发出那份禁令。奥斯瓦德还干了一件使曼库西和他的部下极为恼火的事，他签署了“不对参与1971年9月9日行动的犯人进行行政上报复”的保证。暴动分子把这理解为宽大处理的保证。州长办公室迅速指出，免罪是根本不可能的，专员无此权力。但误解的种子已经种下，肯定会结出仇恨之果。

　　当天晚上，奥斯瓦德回到了被探照灯光照得通明，而又为犯人的营火照得更亮的监狱大院。他带来了一批记者——这也是对暴动者要求的让步。大部分时间花在监察委员会的人选上。犯人们提出的人选有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顿、博比·西尔、州参议员约翰·邓恩、写过对乔治·杰克逊同情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汤姆·威克、第一个当选国会议员的波多黎各人赫尔曼·巴迪洛和发行曼哈顿《阿姆斯特丹新闻》的黑人克拉伦斯·琼斯。后来，洛克菲勒又增加了一些他自己挑选的人：他的秘书、一位学监、一位退休将军和几位立法委员和刑罚学家。一时监察委员达到30人。人数过多，无法执行任务；思想不一致，更削弱了这个委员会。

　　施瓦茨带回了柯廷法官签署的禁令，这是一名杀害警察的白人犯人、布鲁克林的杰罗姆·罗森堡起草的。但是暴动者这时认为它不充分，拒绝接受。监察工作一开始就吵吵嚷嚷很不顺利。威克、琼斯和全国法律协助和辩护者协会的朱利安·泰珀三人去同怀俄明县地方检察官刘易斯·詹姆斯共进早餐，但从他那里他们仅仅只能弄到一份不对犯人进行“不加区别的集体起诉”的书面保证，这种保证看来是不大可能消除那个焦急不安的犯人书记处的恐惧心理的。另一项不牢靠的协议于星期六凌晨4点钟，暴动的第二个24小时接近结束时，也被撕毁了，当时记者团被阻于监狱门外。警察对记者越来越敌视，这是一个不祥征兆，往往预示着警察将要采取不让局外人看到的行动。

　　然而，那天早晨奥斯瓦德还是乐观的。犯人的要求增加到了30项，但他已同意了28项，其余两项，一是完全赦免问题，他说这是“不能谈判的”，一是撤换曼库西。就在他表示有信心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时，新的发展使和平解决暴动的希望大为缩小。奎恩死了，于是排除了对暴动领袖实行宽大的任何可能。接着，博比·西尔来到。他进入监狱以前，对站在墙外向他欢呼的50名激进派的示威者说：“如果那些看守出了什么事，纽约州及其州长就应被控谋杀。”接着，他的随从散发了一份黑豹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声明说：“被叫做‘人质’的监狱看守，实际上是由1280名犯人逮捕的，他们由于惯常遭受折磨人的、残忍和非人的待遇，完全有理由这样来为自己申诉……为了开始谈判犯人……的要求，保证赦免是必要的第一步。根据黑豹党的分析，这是被拘留的看守能够得到保释的惟一办法。”

　　西尔对解决这场危机显然不感兴趣。他在监狱里对犯人说，他们同奥斯瓦德打交道一定要自己拿主意。犯人们激动地表示信任他，请求他提供建议。西尔回答说，在未得到休伊·牛顿的同意前，他不能提任何意见。他参加了一会儿监察委员会的会议以后，就离开了，告诉记者说，他们的问题和武装的州警使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加油，采取了一个极不负责的行动，他对暴动书记处说：“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就在街对面等着你们。”他指的可能是那50名示威者，但他没有解释，弄得那些犯人以为可望取得彻底胜利，因而无意再同奥斯瓦德讨价还价。

　　※※※

　　星期日双方都进行了动员。整个下午，成卡车地运来国民警卫队，粗大的消防水龙、成箱的瓦斯罐和防毒面罩。监察委员会发表声明警告说，他们“现在深信有可能在这座监狱里发生一场对犯人和看守的大屠杀”。威克、琼斯、巴迪洛、邓恩等人给洛克菲勒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请求他到阿提卡监狱来一趟，但是洛克菲勒州长发表一项声明说：“鉴于关键问题是全面赦免……我感到我亲临现场去也无助于和平解决。”他和奥斯瓦德已经同意，如果犯人领袖对最后通牒不予理睬，那他们就不得不使用武力。他们并不乐观。显然犯人的情绪正变得越来越坏了。铁门正在通上电流加热，水沟里倒满了汽油，泥炭和油脂做成的饵雷按上了定时引信。粗糙的火箭发射器也都安装起来，长矛打磨得更加锋利。从A区通往“时报广场”的主要通道，进攻警察的必由之路安置了用铁案子堆成的路障。那天下午，暴动者为报旧仇，刺死了两名白人犯人。

　　星期一早晨，局势已经无可挽回。7点钟，一队队警察被分派了具体任务：或狙击、或救护、或炸除路障、或作为后备力量。两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向地面报告犯人力量的部署和人质的情况。8点35分，奥斯瓦德和理查德·克拉克在非军事区会面。“理查德兄弟”坚持，必须保证对犯人进行“安全、彻底、不折不扣的赦免”，并且把“曼库西那家伙”撤职。他说他需要半小时同书记处其他成员会商。奥斯瓦德同意给他时间。9点零5分，一名犯人用话筒喊话说，如果暴动阵地受到进攻，囚犯“行刑队”就要把人质全部杀死。奥斯瓦德的一名助手回话说：“现在释放俘虏，然后专员就同你们会谈。”那犯人叫嚷说：“不。”那实际上就成了商谈中的最后一句话。剩下的只有蛮干了。

　　几分钟后，一架直升机用无线电报告说：“‘时报广场’的四角各有一个人质，各有刀子对着他们的喉咙。”那景象令人毛骨悚然，每个人质的头被人拽着头发往后拉着，让脖子弯出来，用手紧握着的尖刀已在慢慢刺进肉里去。实际上，外表比真情显得更加可怕。官员们不知道，他们所目睹的乃是好战的夸大手法的典型实例。那些人质并不会死在暴动分子手里。像要求定居在“非帝国主义国家”（奥斯瓦德第一次一皱眉头，这个要求便被撤回了）一样，这种用土造的匕首做出的可怕的姿态不过是一种夸张手法，目的在于耸人听闻，也许还为了给犯人自己壮胆的。总有人不惜为虚张声势的行为而死去，其中有些人就要在此时此地倒下，还打算拉几个身不由己的牺牲者同归于尽。

　　奥斯瓦德这时已肯定，人质的处境非常危险，他们可能总不免遭到屠杀。事情已非常急迫，刻不容缓。他于是对助手们说：“现在没有疑问了，我们必须打进去。”这时五百多名地方法警和穿黄制服的州警，都在各通道的门边潜伏着，一架CH－34型直升机“赌盘二号”突然在“时报广场”降落，放了一通催泪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无线电广播员哇里哇啦地叫着：“往里冲！往里冲！空降已成功！指挥所通知各个岗位——往里冲。发起进攻！”

　　警察炸开了铁门，摧毁了路障，站在灰墙上的狙击手开始瞄准犯人开枪。清除过道的障碍用了90分钟，然后主攻力量向前挺进。“时报广场”和D区，瓦斯烟雾弥漫，很难看清情况，人质都穿着囚衣，更难辨别。后来警察坚持说，强烈的抵抗持续了大约两分半钟。一个警察说：“他们挥舞着刀子和长矛，像日本敢死队冲锋一样向我们攻过来。对这些人，我们不得不开枪。”另一警察说：“进行抵抗的人，向我们投掷长矛和自制燃烧瓶，都给干掉了。我们击中一些挥臂正要投掷武器的人。凡是进行抵抗的，都给打死了。”

　　然而，有些人并没有抵抗，也被杀死了。零星的射击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纽约州阿提卡问题特别委员会（麦凯委员会）后来查明，警察的进攻“具有过分的缺点”，包括“大量不必要的射击”。某些不必要的暴行是出于轻率，甚至可能出于忽视人命。洛克菲勒特令禁止监狱看守参与进攻，但是他们还是参加了，并且至少对两起凶杀负有罪责。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有些警察使用猎枪和“”号铅弹扫射，其散射范围超过30码，打中了一些“无意攻击的目标”，因而“给不抵抗的犯人和人质造成严重的伤亡威胁”。当时在场的一位医生——布法罗的莱昂内尔·西丰泰斯大夫事后报告说：“许多暴动领袖是看守存心挑出而开枪打死的，有些是已经举手表示要投降的，有些已经躺倒在地上。”

　　120多人受伤，或已气息奄奄。算上奎恩和在暴动中被罪犯杀害的另一些犯人，阿提卡监狱事件的死亡人数是：32名犯人、11名看守或管理人员，总共43人。关于人质究竟是怎么死的，报道极不准确，使得重新夺回监狱后几小时内的实际情况，更为混乱不清。奥斯瓦德的一个助手说，有一个看守被阉割了，他的生殖器被塞在他的嘴里。另一个助手对记者说：“有几个人质的咽喉被割断。沾有血污的蒙眼布落在脖子上，从这一事实来看，被俘的看守是被看管他们的人杀害的说法是可信的。事实上，三名生还的看守的喉部确有伤痕。但是，次日上午法医发表报告说，他没有发现死者遭到阉割和被截肢的情况。所有的死者都是被枪弹打死的，而当时只有警察有枪。”

　　洛克菲勒州长说，人质“是在交火中打死的”。奥斯瓦德自己也不大相信地暗示，他们“很可能是被推在前面当盾牌使用”。得救的人质强烈支持警察的进攻。在华盛顿，尼克松总统说，进攻阿提卡监狱的“可悲和痛苦的”决定，是政府当局惟一“可行的”做法。对于事件的不同意见争论，很快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那些不相信自由派人士、刑律改革、“悲天悯人”和“行善”的人，反对一切对警察的批评。他们怪罪犯人——《亚特兰大宪法报》在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中，谴责“阿提卡的畜生”企图对人质“强行非法审判”；还有不少人怪罪监督人员。筋疲力尽的威克离开阿提卡时，门口有个看守嘘他说：“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再让你们这些人进这个地方了。”

　　另一方面的反应同样激烈。纽瓦克市长肯尼思·吉布森说这次粉碎监狱暴动是，“据认为属于文明社会从未采取过的一次最残暴、最明目张胆的镇压行动”。威克后来指出，虽然有60名犯人被控犯了共1300条之多的罪状，却没有一个法警受到控告，尽管“有证据证明，官方人员玩忽职守、残暴凶狠、违反纪律、任意妄为——甚至公然谋杀”。这次暴动镇压下去以后，麦凯委员会查明，“打人、刺人、踢人的现象很普遍”。犯人们被剥光衣服，被迫在两排看守乱棒打击中间走过。受伤的看守迅速得到治疗，并立即通知了他们的家属。受伤的犯人则四个小时得不到治疗，身上拴着“囚1、囚2、囚3”字样的小牌牌。四天以后，某些犯人的家属还在急得发疯似地打听他们丈夫、儿子的死活。阿提卡监狱往往连这情况都不告诉他们。得到消息的人则只是接到一份也是粗率简略的电报：“遗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维拉，编号29533，已经死亡，尸体停放在本监狱内。”

　　约翰·多斯帕索斯曾在写到大萧条时期美国富人同饥民间鸿沟时气愤地说：“一点不错，我们是两个国家！”现在这种裂痕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一样地深邃。三年前白宫的新主人发誓要“把咱们联合在一起”。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人民的分裂一如既往，在正义与宽恕、战争与和平、是与非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在离新总统选举还有一年的时候，美国人开始通过民意测验重新估价理查德·尼克松的地位。从这里是可以看出变化的。迟至8月初，民意测验组织人阿伯特·辛德林格发现，只有27％的选民希望看到尼克松重新当选。但是没出8月，尼克松的群众威望曲线不再下降，而渐趋平稳，接着又缓慢回升。决定性的因素是政府在国内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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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同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美国乒乓球队的组成，表明这个体育项目的广泛吸引力。一个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人事负责人、杜邦公司的一位化学家、一名《体育画报》编辑、一名大学教授、一名黑人联邦工作人员、一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程序编制员、一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一名华尔街银行职员、两名十几岁的少女、两名家庭妇女和两名大学生。圣·莫尼卡大学的格伦·科恩，是美国球队最出风头的队员。他穿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和印着和平象征的衬衫，打球时用头带扎住齐肩的长发。也许由于科恩的头带的颜色是红的，也许由于他机灵、性格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选中他来提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议：他和他的队友愿意去红色中国做一次免费旅行吗？

　　队友们都很乐意——科恩同队友们商量后说：“用毛主席的话说，我好像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很快送来正式请柬。华盛顿没有反对。仅在几星期前，国务院才刚对要去人民中国旅行的美国人取消了一切限制。一切有关人士，包括乒乓球员在内，都知道这两件事的关系并非偶合。一般认为，这是走向缓和的起步，反映了北京的新的自信，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年激烈的权力斗争，两年前已经以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获得最后胜利而结束。当七名西方记者获准进入中国报道球队此行时，世界显然已经到达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显然中国人像俄国人以往的做法一样，是在把体育用于外交目的。一夜之间，乒乓球获得了新的地位。连尼克松也告诉部下说：“我在法学院念书时，就是个相当不错的乒乓球运动员。可以说，我打得相当好。”莫斯科闷闷不乐，克里姆林宫说北京对美国的建议“没有原则”。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从香港穿过一座短的钢架桥到达边境的罗湖车站，接着再通过一座上覆铅铁皮顶的桥，到达中国城镇深圳。面带笑容的中国官员，把他们领上了一列乳白色和蓝色相间的火车。他们的第一个终点是广州。21年前，华盛顿和北京断绝关系后，这地名的英文名称已由Canton改为Kwangchow。在这23英里的途中，可以看到香蕉林、荔枝树和稻田，在重要的地方，还有挂着毛主席肖像的巨大的宣传牌。在广州新机场，他们登上一架苏制伊柳辛－18型客机，扩音器里播放着军乐和毛主席语录。停机坪前悬挂煽动性标语：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这并不是故意对来访者的污辱。其时，毛的政府把美国人民及其政府作了明确的区别。它需要美国人民的友谊，但对美国政府北京广播电台则不断责骂为“嗜血成性的强盗”的阴谋集团。

　　经过25年的对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于1972年重新开始对话。图为尼克松和周恩来共同庆祝“上海公报”签署。

　　北京的4月天气，仍有冬天的寒意，但除此以外，首都对美国乒乓球队的接待是极尽地主之谊的。他们下榻在华贵的新侨饭店，他们受到多次设宴招待，游览了19世纪满洲皇帝的颐和园，并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他们观看了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表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他们到北京体育馆同中国球队进行表演赛时，受到1.8万名球迷兴高采烈的欢迎，巨大的横幅上写着“欢迎美国乒乓球队”。乐队奏起了激昂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科恩跳了摇滚舞。

　　在乒乓球比赛中，中国人依然使用原来的策略。他们不让能够彻底打败美国队的一流球队出场，只派二流运动员参加比赛，男队和女队分别以5：3，5：4获胜。东道主把比赛叫做“友谊赛”。不过，这还不是最动人的友好之举。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铺着红地毯的客厅里会见了中国的这些乒乓球客人。美国队并不是那个星期惟一来访的乒乓球队，按照中国仪礼，会见严格按照字母顺序进行，所以周恩来会见美国运动员之前，先会见了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运动员。但是周恩来用大部分时间——1小时45分钟——会见美国运动员，他告诉他们：“我们翻开了中国和美国人民关系方面的新的一页。”他对美国记者说，现在美国记者可以“分批来”。

　　在美国球队离京去香港的当天，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宽已有20年之久的美国对华贸易禁运，北京则恢复同华盛顿和伦敦的电话联系。可谈的事实在不少；又过了不到两星期，以亨利·卡伯特·洛奇为首的一个总统专门委员会建议，如果能够找到保留国民党席位的办法，就可以接纳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已在着手制定，访问时，会谈的主要问题是总统本人前往进行国事访问。

　　7月初，基辛格飞往亚洲，官方宣布是前往西贡、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举行会谈。基辛格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了90分钟会谈后，宣布改变日程，说他要到拉瓦尔品第以北38英里的山区休养地纳蒂亚加利去度几天工作假日。基辛格此行并没有特殊的报道价值，因此，叶海亚政府宣布基辛格因稍感不适将在休养地多住一天时，对此事进行采访的记者也没有产生什么好奇心。基辛格被认为得了亚洲痢疾——“德里肚子疼”——美国大使馆为了鼓励这种说法，还放出空气说，已经派了医生去给他诊治。一个记者提出，总统顾问住在拉瓦尔品第有空调设备的旅馆里岂不更舒适一些。大使馆发言人回答说，基辛格不愿由于自己生病去麻烦首都的什么人。

　　实际上，基辛格和三名助手已驱车到拉瓦尔品第机场，登上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北京去了。7月9日中午，他们在中国首都郊外一个荒凉的机场上着陆。他们由汽车送到靠近湖边的一座宾馆，在那里吃了午饭，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便来会面。星期五夜、星期六晚和星期天早上，他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人殷勤招待，这位总统顾问体重增加了五磅，之后，在他仍然被认为因肠胃病卧床时，他又飞回巴基斯坦，在别去两天半后，重新和代表团其他人汇合。再也听不到北京广播电台咒骂美国官员是强盗和走狗了。基辛格的中国之行五天以后，尼克松总统乘直升机从圣克利门蒂飞到洛杉矶郊外的伯班克电视台，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四分钟讲话。他宣布，他已被邀访问红色中国，而且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他说：“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在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减少紧张局势、改善关系，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民党，总统说，同北京“争取新的关系”，不会“牺牲我们的老朋友”。

　　这是他无法实践的诺言。他想让“两个中国”同时参加联合国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联合国一年比一年更接近于驱逐台湾代表团，就这一点就足以使它最后做出断然处置。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接纳北京，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美国保守人士当天从电视上看到的丢脸情景，这在艾奇逊、杜勒斯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互相拥抱，坦桑尼亚人在会场通道里跳起舞来。华盛顿反应强烈，恼怒万分。巴里·戈德华特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把联合国大会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类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的休·斯科特轻蔑地谈到像坦桑尼亚那样的“赶时髦热裤的小国”。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谴责了“某些代表在投票后令人震惊的表演和不加掩饰的狂欢劲头”。但这些不过是政治上的仪式而已。事实是，蒋介石一直以“大国”自居的地位，从中国人在名古屋对格伦·科恩做出和解姿态时起，就已注定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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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尼克松通过电视广播，宣布他要访问北京正好一个月之后，他又在广播中宣布了有关另一重大措施的消息，这一回是拯救美国经济。的确需要想想办法了。美国已开始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那时，由于胡佛总统顽固地相信亚当·斯密和约翰·司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说，使得已经步履蹒跚的美国金融更加寸步难行。尼克松对这两个人的学说也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在实践中他却绝非不肯灵活。《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评论说：“直到最后关头，总统总是墨守陈规。而当具体情况使他不知所措，或他自己改变了主意时，他便决定采取行动，那时什么东西也不用想长期阻碍住他。他会抛弃自己的哲学、诺言、说教、朋友和顾问。他走出一种生活进入新的世界，不作任何解释，连头也不回。”这种做法有时使人很为难，但是在1971年的8月，美元摇晃在灾难的边缘，却是使人为之振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了文明史上最富的国家，当时世界上400多亿美元的货币黄金，美国就握有350亿。战后金融结构，在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立下来，规定黄金和美元将作为共产党集团以外的一切主要国家货币的储备。由于没有充足的黄金支持预期的外贸流量，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美元——就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之间支付债务两者均可使用。美国保证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率回收现有的全部美元，其他国家也以美元表示自己货币的价值。当时这是行得通的。贸易繁荣起来。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使自己同美国的贸易变成出超——向美国出口的货物超过从美国的进口——这个国家的剩余美元就可以用作储备，再发行新的货币。

　　由于美国富，世界其他国家都比较穷，于是大量美元就流往海外，帮助匮乏的国家。这没有关系，因为美元有的是。接着，发生了朝鲜战争和欧洲商业的复兴。到1961年，共同市场成立后的第一年的年终，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下降到170亿美元；1962年，降到160亿；到1963年，更降到150亿。到70年代初期，黄金储备一直停留在110亿美元——几乎到了最低限度，因为美国法律要求每四个流通中的美元必须在诺克斯堡保存价值一美元的黄金，美国的企业则需要400亿美元的纸币和银元。此时，贸易差额越来越对美国不利。1960年，美国进口价值150亿美元的货物，出口达200亿美元，有50亿美元顺差。到1970年，这个差额下降到20亿美元；1971年5月，便完全消失。美国的贸易出现了赤字，由于五角大楼仍然在越南消耗大量财富，迅速扭转这种局面的希望是没有的。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警告说，美国自1893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贸易赤字。

　　1971年5月，经济学家们从德国收到令人担心的信号。经济奇迹已经把联邦共和国变成大量出口的国家。过去十年里，德国马克两次增值，改变了同美元的比价，使囤积马克的投机家发了财。现在要求再次增值的压力又在增加。波恩作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美元和马克的关系，在马克增值时收买美元，出售马克。因为美国存在贸易逆差，投机者握有大量美元——即“欧洲美元”，这是一般对外国拥有的美元的称呼——可供投资。1971年头四个月，欧洲的欧洲美元储存额惊人地跃升，从50亿上升到五六百亿，德国中央银行出现了美元泛滥。

　　德国中央银行不停地收购，收购，直到波恩看出了通货膨胀的初期迹象，于是在5月9日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管有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规定，它不再继续收购美元了。作为代替办法，德国人提出，让他们的货币按照供求规律决定自己的价值。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他们要让马克“浮动”。马克从25美分“浮动”到27美分，就停在那儿不动，减轻了对德国中央银行的压力，附带改善了美国同联邦共和国的贸易平衡关系，因为这时在德国的美国货比较便宜了。然而喘息的时间是很短的。由于美联社记者拉里·斯顿茨听说的“欧洲美元的巨大水塘正在欧洲泛滥”——总数相当于美国流通的全部货币，投机者必然得转向别的地方。他们准备开始对法国法郎加热，但是一直注视着德国的苦恼的巴黎，迅速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限制了美元交易。投机者接着向瑞士法郎打主意。伯尔尼也效法巴黎。要想脱手美元越来越困难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正趋向于不起作用。《巴伦》周刊预测，秋季会出现世界范围的恐慌。8月初，又出现权威性预测说：美国第二季度的贸易逆差会超过70亿美元。紧接着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报告说，美元比价过高，其他货币应当增值，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应当停止购买黄金。于是股票行情猛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从4月份的高峰下降了100点。这时欧洲美元几乎已没有市场。美国在欧洲旅游的人发现，一度坚挺的美元，成了没有人肯接受的货币。世界贸易停顿下来；商人们再也不知道他们手中的货币在下星期，甚至在明天能够买到些什么了。

　　美国人也不断得到国内经济方面的坏消息。尼克松断言，1971年是个好年头，1972年是个坏年头，他的预算是以预计国民生产总值为10650亿元作为基础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果达到10500亿元，而其增长的半数来自通货膨胀。生产下降，失业率达6％，接近衰退时期的水平。6月底，财政年度结束时，政府的赤字惊人，达到232亿元，比约翰逊政府1968年创纪录的亏空仅少20亿元，收入竟比尼克松的预计令人难以相信地少了245亿元。总统在讲话中使用了“充分就业平衡”一词，使得他的保守的支持者大为吃惊。这是凯恩斯的一种概念，主张只要支出总额不超过在人人都有工作的条件下的税收总额，预算就是“平衡”的。但是，即使用这个尺度衡量，政府也还有80亿元的赤字。前景也是阴暗的。新的劳工合同保证铁路工人42个月里增加工资42％，钢铁工人三年内增加工资30％。这必然会引起相应的通货膨胀。

　　国会曾经批准1970年的经济稳定法案，授权总统“发布他认为有利于稳定物价、租金、工资和薪金的命令”。尼克松过去反对过这个法案，但是现在不得不签署了，因为这法案不把国防所需要的资源包括在内，但他发誓决不使用这个法案。他的计划是排除任何控制。他甚至不相信自觉遵守的指导方针或说服办法，即利用总统威信说服劳资双方放弃提高工资或物价的要求。

　　尼克松和他的经济顾问在戴维营度了一个短暂的周末后，一切都改变了。经济顾问们接到必须于24小时内到达的通知，共同起草了一份经济咨文，使用了尼克松曾拒绝使用的权力。8月15日，星期天，尼克松便带上它在电视中出现。他把咨文中的方案叫做他的新经济政策。在他提出或者请求国会采取的措施中，有一项是关闭“黄金窗口”——美国不再让用美元兑换黄金。大多数进口货物必须付10％的附加税，目的在于使美国货在国内市场上比外国货有更大的竞争能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人如果购买美国货，还可以受到减税待遇。工业的新投资可以得到纳税贷款。汽车的7％出厂税也将废除，这样每辆汽车平均可节省200美元。除极少数例外，美国的物价、工资、租金、红利，都要在当前的水平上冻结90天。以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为首的生活费用委员会，将主管冻结工作。

　　尼克松已使美元浮动，其效果和贬值一样。开头两周，在货币市场上，美元贬值2％。外国银行家是同情的，他们表明，如果美国取消附加税，他们准备重新让他们的货币调价。同时，外国也没有采取报复性措施。丹麦人的确规定了自己的附加税，法国人也嘟囔着要征收，但是，并没有出现多少要抵制突然变得便宜的美国货的关税壁垒威胁。康纳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坚持美国在国际收支中迅速增收130亿元的提法，引起一片抗议，说这样迅速的逆转会毁灭共同市场。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份会议上，最富的“十国集团”的财界人士，仍对美国立场表示同情。康纳利也暗示，美国有可能重开“黄金窗口”，提高黄金价格，即直接贬值。随后在罗马会议上达成了由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公布的协议，美国取消附加税，其他货币增值，黄金价格暂时上涨到每盎司38元。

　　在尼克松宣布实行冻结——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第一阶段”——的第二天，华尔街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其历史上最繁忙的一天中，从32.93跃升到888.95；共有3172万股股票成交。9月，第一阶段的第一个整月，美国生活费用的上涨保持为2.4％，批发价格指数记录了五年来最大幅度的下跌。在工资和物价的最高限额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例外，在某些工业部门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混乱现象，但就绝大部分情况来说，那办法是有效的。遗憾的是，按照定义，这只是第一步，到11月13日就将满期。在此之前，政府必须在纠正陷于冻结中的一些不公正现象的同时，找出有希望保持相对稳定的指导方针。

　　10月8日，尼克松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这次是建立起第二阶段的机构。这次，反对的意见较为强烈。新阶段的主要设计人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尼克松发表第一次讲话时已料到将遇到的困难。他说：“我当时就想到，问题不在于冻结，而在于取消冻结，或解冻。”第二个计划的目标，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每年2％～3％之内。控制工作由7人组成的物价委员会和15人组成的工资委员会来掌握。总统说，对利润没有限制，计划的成败取决于“美国人民的自愿合作”。

　　由于担心劳资双方都可能从监督机构撤出代表，使得把通货膨胀保持在3％以下的希望成了泡影。米尼在迈阿密海滩告诉劳联－产联大会的代表们说：“如果总统不愿按照我们的条件让我们参加工资委员会，那他知道他该怎么做。”尼克松大胆地飞到代表大会的会议大厅，回答说：“我确实知道我该怎么做，而且马上就准备要做。”尽管如此，工资委员会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周，还是接受了米尼的条件，宣布完全承认延期未加的工资增长，确定每年增加工资的标准为5.5％。即使这条界线也没有维持住，工资委员会在第二阶段的第一个决定中，便同意煤矿工人增加工资15％。物价委员会也同样不起作用。一开始它就批准两家钢铁公司生产的白铁皮提价7％。不到三星期，全国1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3申请批准提价，他们的要求被批准和被否决的比例竟达20：1。

　　12月，股票市场再次猛跌。工资委员会对劳工继续采取和解姿态，但是三个月后，米尼和其他两名工会最高领导人仍然退出，指责多数委员都怀有偏见。第二天，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罗纳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这样工资委员会里只剩下一名劳工委员，运输工会主席弗兰克·费兹蒙斯。自从尼克松在圣诞周赦免吉米·霍法以来，运输工会一直听从尼克松摆布。那一宽大措施普遍认为出于政治考虑，但是很少有人责备尼克松。尽管夏季他在民意测验中的低落地位已经有所改善，一般人都相信，他要想重新当选，非设法得到他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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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物画像：拉尔夫·纳德」

　　拉尔夫·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制造业中心文斯特德，是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式的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纳德的高原甜食店是一家饭馆兼面包点心店，顾客们抱怨说，店老板从来不让他们安静地吃饭。纳德经常给他们演讲现制度的弊端及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况。和许多移民一样，他比土生的美国人更是个热诚的民主党人。他没完没了地责骂财团的罪行，老是威胁着要控告他们。到最后，他差不多和谁也谈不到一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幼子拉尔夫。

　　1938年，拉尔夫·纳德年仅四岁，当律师们在地方法院向着陪审团发表长篇辩词时，他就是个小小的听众。14岁时，他就天天阅读《国会记录》。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在该大学，他拒绝和其他学生一样穿麂皮马裤或其他相应的服装象征；校园的树木喷射滴滴涕，他也提出抗议。学校图书馆闭馆后，他经常被锁在馆里，结果管理人给了他一把钥匙；而他的反应倒符合他的性格，反而指责学校当局不应对其他学生的合法权利漠不关心。1955年，他被选为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毕业时成绩优异，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而他却把这个学院称为培育权势仆役的“高价的工具工厂”。

　　他的清教徒名声传播开来。他发誓不看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看电影也是一样，他限制自己一年只看两部。他藐视戏剧、烟、酒、女人、晚会等等。在哈佛大学，他也不开汽车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另有动机。他开始研究汽车事故。他到附近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研究了一阵汽车技术之后，给《哈佛法学记录》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这个问题一直使他烦恼。他的整个生涯都是同人身保护工作相联系的——从不安全的天然煤气管道、食品的附加剂、变质肉类、污染问题、矿井健康条件、除草剂、不卫生的家禽、条件不足的私人医院，一直到彩色电视的辐射问题，但是汽车威胁的问题是最基本的。他在哈特福德开设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很快成了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的地方），继续敦促各地方政府制定更加严格的汽车安全条例。1964年初，他把这一运动带到华盛顿，劳工部部长助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聘用他为劳工部日薪50元的顾问。

　　在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的合作下，纳德搞了一份200页厚的呼吁书，呼吁制定强制性汽车安全法令。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向他指出，雪佛莱厂的科维尔牌汽车容易翻车，因而成了他在工业界内第一个秘密联系人。1965年11月，纳德的第一部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险》，其中把科维尔牌汽车叫做“最难驾驶的汽车之一”，并且指责汽车工业在“这种型号已经用了四年，共生产了1124076辆科维尔之后，才决定采取措施”。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险》一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共出售45万册，终使作者以证实汽车危害的专家身份于1966年2月10日出席了里比科夫委员会。三星期后，纳德指控通用汽车公司利用私人侦探跟他找麻烦，打电话对他进行谩骂，以及企图用女人勾引他来败坏他的名誉，于是使他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一个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宣誓下承认，他的上司曾指示他：“不论在什么地方设法抓住这家伙的一点把柄……使他不敢再跟他们捣蛋……封住他的嘴。”纳德提出控告，要求赔偿2600万元，结果得到了28万元。这钱和他写书的版税一样，都用在他的事业上。那年夏天，“全国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获得通过时，《华盛顿邮报》宣称：“这项重要立法所以成为可能，大部分功劳应该属于一个人——拉尔夫·纳德……这个为公众利益进行活动的单人院外说客，战胜了全国力量最强大的工业。”

　　纳德自己承担起全国交通安全署监督人的责任后，又插手过问肉类包装业，其结果是使得1967年肉类卫生法得以通过。他的攻击范围原来还限于消费者的剥削者，后来更扩大到包括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烟囱、智囊机构、不安全的卡车、纸浆和造纸工厂、财产税、官僚主义者、消费信贷、银行和超级市场。一个评论家说：“纳德并不是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人，他只是一味反对消费。”

　　纳德不同于林肯·斯特芬斯时代那些揭发丑事的人，他得到保守选民的支持。在充满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时代，他仍然相信能在这个制度内部进行改革。他是个直线式的思想家，提倡守法和工业秩序。股票经纪人赞助他的事业，波特女士的学校给他派去志愿工作者。现在，他已有一些助手——一个记者称他们是“纳德袭击者”，这些人大多数是毕业于上流学校的上层中产阶级的白人，他们的姓名颇像普尔门卧车车厢的名称：罗维尔·道奇、威廉·哈里逊·韦尔福德、鲁本·罗伯逊三世、霍华德·塔夫脱四世等。其中有个叫爱德华·考克斯的，后来成了尼克松的女婿。

　　纳德把他的助手们安置在全国报业大楼的几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旧桌椅是从残缺物品拍卖会上买来的，装档案用的是苹果箱，书架是用木板和砖头搭的。他让这些人一周工作100小时，工资之低接近贫穷标准。他们编写的书籍所得版税，全部用于运动。但是他们没有怨言。纳德本人一年挣20万元，自己只用5000元。

　　他住的带家具的房间，靠近杜邦大厦，每月租金80元，办公室租金每月97元，也不用个秘书。别人送给他的公文包，他都用来做档案袋，自己旅行时却把文件装在一扎扎牛皮纸大封套里。他的黑皮鞋已经磨损，鞋带断了又接起来。他穿一套满是皱褶的灰衣服，白衬衫起了毛边，系着过时多年的窄领带。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一头波浪式的黑发，一副年轻人的面孔，《新闻周刊》把他比做“弗兰克·卡普拉影片里的吉米·斯蒂华式的英雄人物”。他的惟一特殊开支是电话费。这笔费用很大。工业界的志愿侦探给他打电话的费用，都由他付。

　　纳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讲演费。他每周接到50份请他讲演的邀请，他一年只接受150次，每次收费多达2000元。继沃尔特·鲁瑟之后，他成为最擅长长篇大论的演说家，一次上台演说，时间很少在1小时45分钟以下。演说结束时，从来不加上点儿什么华丽辞藻。他说完停下来，转身就走。大学的听众对他报以狂热的欢呼，但他从不回身表示谢意。如果有人请他签名留念，他会粗率地回答：“不签。”一位朋友说：“纳德怕被当成电影明星，把他的私生活浪漫化，所以他干脆抛弃了私生活。”

　　他是个无法对付的顾客。在饭馆点菜叫饭时，他会对女服务员说：“三明治里的火腿是单切的吗？这乳酪是真正的，还是人造的？你吃糖吗？你吃？那你听我告诉你——那东西绝无用处，毫无食用价值。”他对班机上的女服务员说：“在整个飞机上，你可以感到自豪地供应的惟一东西就是那小包花生。而且你还应当去掉它上边的盐。”阿勒根尼航空公司竟敢把他预订的座位让给别人，使他没有坐上飞机，他于是提出控诉，判得损失赔偿费5万元，这笔钱一半给他本人，一半付给由于他误了飞机而未能听到他演说的消费者集体。

　　罗伯特·肯尼迪问他为什么“干这一套”，他回答说：“如果我从事防止虐待动物的活动，就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的最终目的“不亚于为工业革命进行质量改革”，任何诱惑也不能使他偏离这个目标。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和戈尔·维达尔提议他竞选总统。他说：“我对公职不感兴趣。国内最伟大的事，是公民活动。政治也要居于其后。”

　　尽管他散布福音，致力于公益事业，过着修道士的生活，他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成问题的。这一点他有时似乎也知道。有一次他说：“我们总是失败。”“整个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失败的程度。”听众似乎把他看成是个演员。他们给他鼓掌好像是赞扬演出一样。很少人感到自己必须参与其事，必须仿效他的榜样，或听从他的建议。他们照旧驾驶底特律的大型汽车，买加过工的食品吃，脸上抹一层昂贵的化妆品，抽着有毒的香烟。

　　他有一次沉思时想到：“两千年前在雅典，一个人可以一早起床，在城里闲逛，调查和他个人以及本市同乡福利攸关的事。没有人会问他：‘你和谁一伙？’”70年代的美国人不需探问关于他的情况，他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们对他的活动并不表示支持。使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不管他们对他喝彩声多么强烈，不管他们多么经常说他们赞成他，但在这物质至上的黄金盛世，他们并非真正同他是一伙的。





　　第三十七章 自尊丧尽

　　路易斯·克罗南伯格所说的爱出风头的时代也许可以说是从20年代爬坐旗杆顶和弗罗依德·柯林斯所经受的折磨开始。科林斯这个倒霉的青年，在肯塔基州因矿井塌方陷在里面最后死去，于是成了1925年头版新闻达两星期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一些爱表现自己的人的出现，大吹大擂的宣传活动愈加突出了。这些人有的在狂欢节的旋转木马上举行婚礼，有的在百货商店的橱窗里度蜜月，有的在弧光灯下生孩子，更有的租礼堂庆贺离婚。克罗南伯格在1954年写道：“我们美国人的毛病，不是生活的诗意变成了散文，而是变成了广告稿。”他指出，继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后，对美国生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乃是菲尼亚斯·泰洛·巴纳姆【1810～1891年，美国著名马戏团创办人。——译者】。

　　随着美国影响在国外的传播，巴纳姆精神也传播到了国外。海外最离奇的一些表演、最后使作案人成为1972年头版新闻人物的事情有：有人打电话，威胁要炸毁豪华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邮船；澳大利亚一个地质学家手持12磅大锤，砸坏了圣彼得教堂大殿内米开朗琪罗的圣母哭耶稣的画像，他这样做出于一种反常的出风头的欲望，他坚信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些人全是荒唐达于极点，但至少他们没有杀人，而许多国外爱出风头的人可大都不能这么说。1972年可以称为是死神喧嚣之年。国外为了出风头而作案的谋杀事件有：土耳其左翼分子处死北约组织的三名电子专家，一伙日本恐怖分子在特拉维夫的利达机场杀害了26位旅客，“黑九月”团体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慕尼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干掉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还有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残杀，死了469人。此外，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日本的川端康成，效法三岛由纪夫自杀身亡。三岛由纪夫是他的一位年轻同行，为了抗议西方对日本的影响，按照古老的切腹仪式自杀，取出内脏，并由一位密友割下他的首级。

　　对于海外这种不光彩事件的日益增长，美国人并没有理由感到欣慰。达拉斯的李·哈维·奥斯瓦德在60年代便首先向他的同胞们表明，像他那样胆大包天的杀人犯，才是引人注目的。在美国，步其后尘的人中，有洛杉矶的锡尔汗·锡尔汗、奥斯汀钟楼的查尔斯·惠特曼，以及在亚利桑那州梅萨美容学校杀人肢解的罗伯特·本杰明·史密斯。1972年，另一些怀有类似动机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暴徒“疯狂的乔”·盖洛，在纽约的小意大利被人枪杀。他的妹妹告诉记者说：“他改变了他的形象，这便是发生这件事的原因。”乔治·杰克逊在索尔代德监狱的两个同伴，在一名看守死亡的案件中被宣判无罪，安吉拉·戴维斯也设法将此事搞成宣传上的一次胜利；她说：“这件事妙极了。”12月29日，《生活》杂志停刊，关闭了一条巨大的宣传渠道，这在某些政客看来简直是如丧考妣。四星空军上将约翰·拉维尔，因擅自下令轰炸北越而受到申斥，并受到降级处分，因而他的名字曾累见于报纸上，而现在他的名字却开始出现在参考书上了。最令人难忘的是阿瑟·赫尔曼·布雷默，他于总统预选前夕，在马里兰州劳雷尔的市场中心枪击乔治·华莱士。在押往监狱的途中，布雷默竟问警官：“我要写出回忆录来，你看能捞多少钱？”

　　当这类犯罪行为已变得平淡无奇时，一些美国人在那一年又另辟了耸人听闻的新途径。有两起有关治安的案件很值得注意，因为它们与索尔代德、盖洛和华莱士案件不同，显示出作案人或起诉人均具有非凡的想像力。一件是一伙强盗在空中劫持了南方航空公司的DC9喷气机，他们采取了极其不同寻常的勒索办法，威胁说，若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将让飞机直撞进橡树岭核研究工厂里去。虽然飞机的轮胎已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开枪打瘪了，空中强盗在查塔努加机场还是把200万元拿到手，最后降落在哈瓦那。一到那里，他们便同他们的许多先辈一样，大失所望地发现他们被古巴人逮捕，全部赃款都被没收了。另一事件是埃德加·胡佛引起的，他控告和平人士正在策划绑架亨利·基辛格和炸毁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地下给首都所有联邦建筑物供暖的热气管道。六名天主教徒和一名穆斯林被控密谋肇事而受审讯。政府最后败诉，九个月后，两名被告，神父菲利普·贝里根和修女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结婚，而使他们各自所属的圣约瑟夫协会和圣玛利圣心会的教友们大为震惊。

　　在传统的教会工作者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虔敬行为方面表现得更荒唐的，是“耶稣的子民”，也被称做“耶稣迷”或“马路基督徒”。实际上，他们代表着青年运动的最新阶段，这一运动经过垮掉的一代演化到了嬉皮士，现在又在追求新的刺激了。“耶稣，我可曾为耶稣沉醉！”是他们用作号召的口号之一。三年前，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一种反文化的形成》一书中，称青年运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宗教倾向。他指的是禅宗和一些更加古怪的教派；那时，基督教被认为是不可救药地墨守成规和拥护既有权力体制的宗教。可是，现在这些信徒们都挂着基督受难像，穿着基督受难式的短袖圆领汗衫——模仿百事可乐广告上的打油诗，他们有一个口号是：“耶稣的恩情没有底，你自会越活越有趣。”他们建立了一些名叫“上帝之爱”、“天国旅店”和“灵魂旅店”的群居村，参加耶稣摇滚舞音乐会和基督徒夜总会，致使有些父母甚至怀念过去孩子沉溺于老式大麻的时代。

　　由于各大学在1972年几乎继续保持平静的局面，和平战士谈到宣传方面的失败，而州立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则颇为欣慰；纳税人以一边倒的票数否决了发行学校公债。尼克松总统的新闻办公室宣布，总统用色彩鲜明的词句“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他曾说，他计划在戴维营多待一些时候，因为“我觉得在这里的高山顶上，能使我更易于高屋建瓴地工作”。11月1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引人注目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在收盘时达到1006.6，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一千（虽然当时没有一个人懂得，这正是抛出的好时机）。纽约联邦法官宣判一个名叫罗纳德·加勒拉的自由职业摄影师“不择手段侵犯了”奥纳西斯太太的私生活，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在公众中的形象更加辉煌了，而打扰她的这个人的形象却更加暗淡了。法院裁决，加勒拉今后必得同她保持50码的距离，同她的孩子保持75码以及同她家族的住宅和学校保持100码的距离。

　　爱出风头时代的这些离奇的事件，尽管不同寻常，然而却由于这个时代的两位巨人的成就而黯然失色。这两个都是美国人，都狂热地一心想使自己大出风头，并且都于1972年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一个是亡命之徒，一个仅仅是易动肝火。

　　性情暴躁的那个，名叫罗伯特·詹姆斯·费希尔，是下国际象棋的。在凡是提到此人的报道中，除了侮辱他的对手，不按规定的比赛时间到场，得罪给他捧场的人，贪婪，食言，动不动给人下最后通牒，大发脾气，在关键时刻忽然不知去向，以及后来，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同俄国的鲍里斯·斯帕斯基进行了一场第一流的比赛，赢得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外，就没有别的了。他的同胞一致认为，决不可能有比他更坏的人能得到冠军了。他怒冲冲地点着创纪录的15.6万元的奖金，傲然地阔步离去。

　　那个亡命之徒名叫克利福德·欧文。

　　1971年圣诞节将临之际，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向纽约各大报主编、新闻评论员和通讯社办事处发了一份特别令人感兴趣的550字的新闻特写。美国隐身埋名的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14年来一直拒绝报界人员的采访和摄影，甚至连面也不肯一露，如今显然在一名合作者的襄助下，完成了他的23万字的一本传记。这书的布面精装版将在1972年3月27日发行，《生活》杂志将连载三期，每期从中选登1万字。这预告援引休斯的话说：“你可以把这书叫做自传。也可以叫做我的回忆录。不论叫它什么都行。这是用我自己的话讲述的我的生平。”预告中对他这项工作的助手克利福德·欧文讲了不少恭维话，也说是出自休斯之口。据称这位亿万富翁曾说，之所以选中欧文，是因为“他有同情心，有眼力，谨慎，而且，据我所知，他为人正直”。

　　休斯的回忆录好像是录了音的：“本书里的话——除那些引起我说这些话的问题外——都是出自我自己之口的话。”一开始编辑们以为，他是在他去年隐居的巴哈马饭店录的音，但后来看来实际情况似乎要比这曲折得多；他们两人“在遍及西半球的各种各样的汽车旅店和汽车里”会晤了一百多次。

　　这都是出版者的预告中所说的。公众相信这种说法只有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这份预告就得撤销了。但在当时，这成了出版业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一个故事。它一度把总统游览中国长城的新闻都从小报的头版上挤掉了。采访休斯和欧文的新闻记者比采访越南战争的还要多——单是《洛杉矶时报》就派出了9名记者。30名邮政检查员在邮件中寻找线索。派拉蒙公司重新发行了《外来政客》，故事内容一眼就能看出是编造出来的休斯的生平。一部名叫《赫尔加与霍华德》的X类影片正在曼哈顿上演，休斯式的短袖圆领汗衫销路很畅，两元一件，人们还佩戴徽章，上面刻有“这是一枚真正的霍华德·休斯徽章”。

　　在12月的新闻预告发布之后不久便有人首先对自传的真伪问题提出怀疑。休斯器械公司的一位代言人否认“有休斯的自传存在”。但是，这位隐身埋名的富翁，甚至对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也以行动诡秘著称；那些最了解他的人们认为，不承认有这部自传，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事实上这也是该书的编辑们意料中的事。《生活》杂志编辑主任拉尔夫·格雷夫斯拿出休斯同意连载该书的亲笔信给他的工作人员看，其中有一个人问他：“我们怎能判定这封信不是伪造的呢？”格雷夫斯回答说：“这是真迹，没错。我们请一位专家鉴定过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一名副总经理艾伯特·利文撒尔对《纽约时报》说：“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确定这确实是休斯的自传。”《生活》杂志的副总经理唐纳德·威尔逊也告诉另一位新闻记者：“喔，我们是绝对有把握的。请注意，我们是同麦格劳－希尔这样的人打交道，而且你也知道，我们并不是一家电影杂志！别忘了这是时代公司和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我们已经查过。我们有证据。”

　　威尔逊对另一个提出疑问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直接与休斯器械公司打过交道。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并不使我们感到诧异，因为休斯先生对这项计划是完全保密的。”威尔逊他们与之打交道的人是欧文，12年来，他一直是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作者。他写过四本不成功的小说，前不久又写了一本《赝品》，写的是埃尔米·德·霍里的生活，此人系欧文在西班牙伊维萨岛上的邻居，专门从事艺术品的伪造。如今回想起来，出版商似乎应当仔细考虑一下这位作者专门注意骗术的偏好，以及他自称休斯不愿同别人只愿同他交谈的说法。事实上，这本书纯属捏造。欧文从来没有见到过休斯，更谈不上给他录音了，而休斯对这个自称是他的代笔的人，更是毫无所知。乍看之下，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和《生活》杂志仿佛过于轻信，令人不可原谅。不过说实在的，这个骗子手法相当狡猾，而且也相当走运。

　　这个骗局的策划，始于一年前《新闻周刊》影印一张休斯手书的11行字的便笺的时候。一个月以后，《生活》杂志又将此件彩色套印刊登。欧文是一个漫画家的儿子，得其父遗传，双手极为灵巧，他发现，稍事练习，便能写出整页整页酷似休斯的笔迹的文字来。那时节，报纸上正有许多关于这位企业界巨头的报道，特别谈了许多关于他行动诡秘的消息。一些作者提出，他甚至可能已经死了，而外界的人无从知道。这便使欧文想到，搞一本自称得到休斯许可出版的回忆录或许不会被休斯戳穿，特别是他可能已经入土了。他说服了住在邻近马略尔卡岛上同样以卖文为生的理查德·萨斯坎德同他合作。后来，这两人的姓名变得家喻户晓，他们的相片登在全世界报刊的头版上——欧文，身材高大、健壮漂亮；萨斯坎德，如一友人所说，“是个脑袋长得奇形怪状的大肉堆”。他们的模样终于成为文字骗术达到登峰造极的象征。可是，开初他们两人在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编辑们的眼里，一个是虽无才华却可信赖的作者，另一个是他的勤奋的研究人员。编辑们无从知道欧文已说好同他的合作者分赃，75％归他本人，25％归萨斯坎德。第三个参与密谋的人，是欧文的妻子伊迪丝，她是一个漂亮的瑞士画家，是欧文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欧文对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耍了一个极为巧妙的花招，先转给他们几封看来像霍华德·休斯手迹的亲笔信，在信中这位亿万富翁表示对合作写书的兴趣越来越大。后来，到了适当的时候，更寄去了一份有休斯签名的合同，其中第22款规定：“出版者同意，在他接受符合要求的全书手稿后30天内，对该书不做广告、不推销、不出售。”以25万元的代价取得最先连载权的《生活》杂志，也同意不声张此事。出版者为小心起见也采取了看来很合理的措施，他把那所谓休斯手迹的一部分交给一位专家鉴定，专家拿它和真迹的样品比较后，写出鉴定报告说：“此种手迹由旁人模拟欲达近似的可能性不及百万分之一。”后来，另一家分析公司也表示同意，并断言“根据我们在鉴定可疑手迹和签名方面的多年经验”，欧文交来的材料，除霍华德·休斯外，“不可能”出自任何其他人之手。

　　欧文最妙的一招，是告诉他的出版者，那位古怪的工业界巨头坚持在开给他的支票上只填缩写姓名：“H·R·休斯”。欧文取到这些支票后，便转交给他的妻子伊迪丝，她戴上假发，带一张改写过的护照和一张偷来的身份证，飞到苏黎世，在瑞士信贷银行用“赫尔加·R·休斯”的名义开立账户。在这个账号320496的户头里，她最后共存进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将近一百万美元，随后她又将这笔款子提出，存放到马路对面的瑞士银行去。这期间，她的丈夫和萨斯坎德也在旅行，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泉、《休斯敦纪事报》和《休斯敦邮报》资料室以及《时代－生活》档案室（这一着是最不客气的）去调查休斯的生平。他们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休斯已经退休的主要助手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欧文从此人的一个合伙者手里借来拍了照。他和萨斯坎德一边把材料集中，一边轮流假充“休斯”在录音机上彼此采访。录音随后抄出，欧文还在这长一千页的稿子上，用那位亿万富翁的笔迹写下边注。搞出的这成果看来十分逼真，竟然把若干年前曾和休斯很接近的人也愚弄了。

　　骗局开始败露的时间是1972年1月7日下午，那天休斯在巴哈马饭店用电话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同七名于他隐身埋名前对他进行过采访的记者谈了两个半小时。他申斥欧文的书纯是骗局，并且趁此机会否认以前那些说他的指甲长达六英寸，说他已憔悴不堪，说他的头发长达腰部等类的报道。听他讲话的七名记者，一致断定是休斯的声音。欧文却说这是一个骗局，但是他已快完了。整个密谋在伊迪丝那一头也开始败露。休斯的一名律师要求他的雇主填写一张问题单，盖上手印以示确凿可靠。其中一个问题是：“您最后一次，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在支票上背签是在什么时候？”休斯的亲笔答复是：“十多年以前。”这些骗子以为，瑞士银行账号户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侵犯的。其实并非如此。在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银行方面可以将一切细节都透露出来的，并且，当瑞士方面了解到开给霍华德·R·休斯的支票，被一个自称赫尔加·R·休斯的讲德语的女人兑成了现款，他们知道在苏黎世有人作案了。于是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搜索这个神秘的赫尔加。

　　1月20日，星期四，有关此事新发展的动人消息传到了纽约的那一天，欧文参加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和《生活》杂志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他镇静自若，对这件消息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一、他给一个装扮成休斯的骗子录了音；二、休斯派了一个“忠实的仆人”去存支票；三、他欧文，是个江湖骗子。他盯着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眼睛，用一种无比诚恳的声音说：“最后一个可能性，我打算排除掉，我希望在座诸位也是这样。”他表演得十分高超，在座的都点头表示同意。会后，他飞回伊维萨岛——这引起《生活》杂志编辑们的愤慨，他们本以为他会一直待在纽约等待危机解决。有记者指出，伊迪丝同瑞士方面形容的那个赫尔加很相像时，欧文回答说：“你们真认为，我会让我家的人卷进像这样的一种活动吗？”在曼哈顿，欧文的律师还未对他产生任何怀疑，他向记者透露，他认为自己的主顾上了一伙骗子的当，其中两个是专门模仿签字的老手，第三个是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很像霍华德·休斯的瘦高个儿。

　　这是这一阴谋的关键时刻，要了解克利福德·欧文后来的结局，必须抓住这一时机。他已将大部分存款兑换成了现款，他仍然自由自在，他本来是有可能既保住钱财又保住自由之身的。在伊维萨和马略卡岛上逍遥自在的有的是其他逃犯。他同伊迪丝以及萨斯坎德可以留在他们原来住的岛上，也可以逃到某一南美国家中去，因为有好几个南美国家对他们这种罪犯是不会引渡的。钱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几乎没有他们买不起的东西。另一条路是极其可怕的，彻底暴露已迫在眼前了。欧文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飞回纽约，自投罗网呢？根据接近他的人的意见，原因是他无法抗拒大出风头的诱惑。此人一辈子就一心想出风头。他写了几本书，全没引起人注意，但是，这一鬼招却使他如愿以偿，在他知道有一批记者在肯尼迪机场眼巴巴地等候着他的时候，他便仿佛着了魔似的非去不行了。这完全像飞蛾抵不住火的诱惑一样。他下飞机时，他竟不能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这对他整个故事是一个可悲的嘲弄。他患了喉头炎，他哑着嗓子对记者说：“先生们，这真难受。”至少这一次，人们都相信了他。

　　另一次命运的嘲弄接踵而至。有两名记者以为，欧文曾同休斯从前的一个助手——约翰·迈耶（Meier）——接触过。他们要求在欧文的律师的办事处见他，并对律师说：“请告诉克利夫，迈耶的情况我们全都了解。”欧文从未听说过迈耶这个人，但是，当信息传给他时，他可慌了手脚。他以为他们说的是另一个拼法不同的迈耶（Meyer），因为这两个姓听起来完全相同。把休斯已退休的助手未发表的回忆录偷偷给他的人，名叫斯坦利·迈耶。如果记者们打听到了斯坦利·迈耶的这段情节，他们的阴谋就彻底暴露了，欧文还不如照实坦白好。他跑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作了部分的交待，随后回去见那两位等候着他的记者。他说：“伙计们，我有些事要告诉你们，不过不供发表，行吗？”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吐露秘密而不供发表，是不可能的，但是，记者却点头表示同意。欧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好吧，你们也可能已经猜到了，也可能没有猜到。赫尔加·休斯就是伊迪丝，伊迪丝就是赫尔加。”

　　这场骗局该到此结束了，却又不然。他临时又编了一套，说他的妻子一直是按休斯的指示办事的，而由于那部书稿（以及鉴定笔迹的专家的意见）是如此令人深信不疑，这骗局竟又苟延了一些日子。接着两次新的打击，使它彻底垮台了。休斯已退休的那个助手的未发表的回忆录问了世，欧文在各种离奇的场合给休斯录音的谎言就此戳穿。他确实也曾去过这些地方，一路上还给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寄去风景明信片，可是，他不该一边办事，一边还寻欢作乐。他的游伴之一是个使用水下呼吸器潜水的教练，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她陪同欧文到维尔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克斯去玩。她告诉《芝加哥论坛报》说，她愈来愈钟情于欧文，她以为，他同他的妻子已分居了，但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和休斯见过面。这个骗子的第二个游伴更要他的命，她是一个漂亮的贵族出身的丹麦演员，名叫妮娜·万·帕兰特。欧文对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一个编辑吹嘘过关于妮娜的事，还透露了她的姓名，这件事干得实在失策。通过邮政人员查到了妮娜的地址，她承认自己曾同欧文一起旅行，并说，他们实际上在墨西哥是一路同居的。她说，由于克利夫和她寸步不离，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同休斯会过面。

　　这一来，欧文就完了。但对妮娜来说却不然，这对她来说还不过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么说，对于出风头——出不论什么风头——的好处也只是略举一端而已。多年来她一直是个极不得意的无名的民歌手。现在，顿时间，她成了到处被邀请的红人。她两次在“戴维·弗罗斯特节目”中出现，两次在“迈克·道格拉斯节目”中出现，两次在“迪克·卡维特节目”中出现，一次在“今日节目”中出现，一次在“约翰尼·卡森节目”中出现，还有一次为她安排了特别电视节目。曼哈顿的圣·里吉斯饭店邀她出场表演三个星期，她还签下合同要去迈阿密、达拉斯、圣胡安和旧金山演唱。她的经理人说，欧文事件“的价值，相当于五张畅销唱片和一次金像奖”。毫无疑问，她是1972年最出名的情妇。

　　霍华德·休斯却不那么走运。事情愈闹愈大，巴哈马政府开始调查他的工作人员是否没有工作许可证和移民证的问题，因此，休斯便避到尼加拉瓜去，他随身带着六架电视、几箱波兰矿泉水、一台文件销毁器、血浆、一个冰箱、一张病床、一些褥垫、办公用具、瓶瓶罐罐、几箱影片、几百码电线、一个老式电炉、一个加热器，以及一张廉价的乙烯基睡椅。

　　《生活》杂志由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退款，因为该公司已从欧文夫妇和萨斯坎德那里取回了它付出的大部分的款子，欧文等三人都暂时进了监狱。但是，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那一年倒霉的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这家出版公司的运气连续不好。欧文被送进监狱之后，那家出版公司刚刚靠一本关于印第安人的书《红狐酋长回忆录》取得成功，稍微挽回了他们的一些声誉。不料又出现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红狐酋长回忆录》是从1940年出版的一部书里剽窃抄袭而来的。接着，欧文一书的编辑被控有失职业道德：他向另外两个作者借钱，数目达到他们从出版公司预支款项的10％。最后还有一件事，使这家出版公司的可悲处境成了那一年纽约出版界的笑柄。在那次骗局发生以前，坐落在美洲大道新建的麦格劳－希尔大厦的一楼已言定租给一家银行开分行。那时，银行的人正往里搬。出版公司经理人员看到橱窗大玻璃上在涂金字招牌，那招牌是：欧文信托公司。因为租约早已生效并已备案，自己全然束手无策，简直气得发疯。

　　※※※

　　1972年2月21日寒冷的早晨，尼克松称为“76年精神”号的总统座机的银、蓝、白三色的机身，掠过混浊的扬子江，向北飞去，到了北京上空，准备滑翔下降。1/4世纪前采访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对地面上景物的变化深感惊讶：柏油路面的道路、灌溉渠道、庞大的集体农庄以及公路两侧整齐的树木（“中国居然有树木！”白修德这么写道）。在这历史性的一天，红色中国的主人们将又一次友好地紧握住美国领导人的手。美国将停止再以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它的外交政策的基调了。这是一个吉祥的时刻，因为在美国是乔治·华盛顿诞辰的前夕，在北京，是鼠年第七天，中国农历上的吉利的日子。

　　总统的喷气机于11时30分着陆。所有的人立即感到惊愕万状。除去美国记者和电视技术人员外，机场上几乎空无一人。那里也有一些大标语，不过同尼克松无关——“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在场的有不足四百人的军队，他们在唱着30年代的一首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位好周游列国的美国第37届总统过去见过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南斯拉夫、西班牙、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爱尔兰、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奥地利以及梵蒂冈的统治者，所到之处，总有大群人在场。这里却阒无一人。惊慌失措的助手们想到如果总统给弄得下不来台，他们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他们能够原机飞回家去对大家说这是一场误会吗？直到最后一刻，大家才明白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总理率领着为数不多的官员出现了。尼克松伸出他的手，此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周握住了他的手。

　　中国人民可没有在看电视，这些客人来访的消息根本没让他们知道。总统的军队驶过寂静的街道进入城市。所有的居民仿佛都到别处去了。但是五个小时以后，尼克松刚在一所黄砖砌的二层楼宾馆里安顿下来，却出乎意料地被请到新中国的传奇式的人物、78岁高龄的毛泽东的书房去。总统和主席交谈了整整一小时，在座作陪的只有周恩来和亨利·基辛格。会谈的内容至今仍严格保密，但显然是很融洽的。有一次，“头号国际匪徒”隔着茶几伸过手去，温柔地握了“头号帝国主义走狗”的手，次日早晨，一张主要人物都在微笑的会见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这个信息是很清楚的：这次访问得到了主席的赞许。如今街道上的人群开始有反应了。尼克松一露面，人们就鼓掌——当然是合着一个拍子，不过，这里的规矩都是这样的。毛指定他的第四个妻子——革命煽动者江青，作为接待总统的官方女主人。

　　接连五天，尼克松和周恩来每天对坐在一张铺着绿桌布的长桌两边，谈判四个钟头。从最后公布的含混的公报可以看出，双方意见没有完全取得一致；公报主要谈的是中美两国人民需要有更多的友谊，总统所做出的惟一真正的让步是答应从台湾撤出美军。不过，会谈真正的重要意义在于终于举行了这些会谈。总统和第一夫人打定主意要表示友好。他们这样做了，并且得到了赞赏。每天晚上，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历时三小时的隆重宴会，硬着头皮用象牙筷子把八道菜馔对付下去，用茅台酒干杯，一边听着中国乐队演奏《小伙子比雷》和《她将绕过山边来》之类的曲子。他们观看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表演。一天晚上，江青陪他们去观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内容主要是讲残忍凶狠的地主的。尽管尼克松正打算在美国削减地主应交的税款，他还是极其热情地鼓掌称颂。次日清晨，他的夫人兴致勃勃地继续参观了一些幼儿园、饭店厨房、农业公社和针灸诊所，虽然她看见针就害怕。

　　尼克松夫妇参观了北京的紫禁城，攀登了具有2200年历史的中国长城之后，把“76年精神”号留在北京，自己和周恩来同乘一架白色的伊柳辛客机飞往杭州。在那个700年前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城市里，总统与总理游览园林，泛舟于历史悠久的西子湖上。然后总统一行从杭州飞抵上海，到达他们最后的一站，在那里发表了公报，然后回国向美国人民报告。

　　总的来说，尼克松的同胞对他的表演评价很高，虽然有些人认为，他有时过于卑躬屈膝。他在北京的几次讲话中，曾提出中美两国“一起开始长征”，并且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多少事，从来急”，还向他的听众提议，要“只争朝夕”。他也说了一些陈词滥调的话。看到明朝历代皇帝从太和殿到紫禁城大红门时乘坐的精雕细刻的轿子，总统议论说：“老坐轿子，就得不到太多的锻炼。”他在说到长城时说：“能够建造这样一道城墙的人民，肯定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的过去；有这样的过去的人民，也必定有伟大的未来。”随后又说：“我们看着这道城墙，不禁想到我们决不要任何这类城墙存在于各国人民之间。”

　　在这道城墙那一边的人，就有俄国人，他们对这次访问所可能有的含意是感到不安的。自从19年前斯大林逝世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上一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指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军用飞机企图逃奔苏联，这架飞机掉下来了。这时，紧张关系达到顶点。现在，苏联人又疑心中国人和美国人没安好心。莫斯科电台用普通话对毛泽东的国民广播，说再没有比上海公报“更无耻、更虚伪”的东西了。莫斯科的评论员说，中国正在“同美国的统治集团搞危险的阴谋”。

　　这与其说是反美的标志，不如说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矛盾加剧的表现。俄国人妒忌万分——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三个月后，尼克松夫妇就要到他们那里去访问。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前景反过来又使河内电台按捺不住了，它称这次会议是“卑鄙龌龊的”。不过，情况也有所不同。河内同北京和莫斯科不一样，它对缓和不感兴趣。相反，北越人准备破坏华盛顿同越南北边两个共产党首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仍尽力要这样干，有一阵子他们似乎几乎快要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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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会谈的消息，通过当时南越军队都有的日本造小型半导体收音机，传到了驻扎在非军事区以南的南越第三师。当时那个地区比较平静，在美国人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谈判的时候，阮文绍的部队却放松了警惕。使他们松劲自满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尼克松向北越人提出了八点和平新计划，似乎和平真的有点苗头了。因此，报告传来，说17度线北面越南（北方）民主共和国部队正在集结时，第三师并不以为受到了威胁。3月间，冬季东北季风刮来的阴云开始消散时，北边打来的炮火有可观的增加，可是南越人并未感到吃惊。他们照旧待在钢筋水泥掩体里，只派出少数的巡逻队。如果是较好的部队，本来是会更加警惕的，但第三师可不是精锐部队，正因为如此，北越的武元甲将军才把他们当做一次新攻势，也是四年前的春节攻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强大攻势的第一个目标。

　　武元甲的第304师的步兵，在坦克掩护下，于3月30日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残酷的猛攻，这一次同春节攻势截然相反，是一次炫耀武力的表现，一场闪电战，旨在用苏联的尖端武器，加上巨大的优势兵力，压倒西贡部队。突击部队迅速攻占了15个边界前哨基地。五周之内，他们在激烈战斗中推进了22英里，夺取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浴血奋战成功地守卫过的地盘。第三师几乎全歼，省会广治也告失陷。国防部长莱尔德说的不错，这是一次“大规模入侵”，而这只不过是北越人插入南越领土的四次进攻中的一次而已。

　　4月6日，复活节后四天，北越一支坦克纵队从柬埔寨出击，把南越部队赶出了禄宁。不到一周的时间，进攻部队包围了西贡以北60英里的省会安禄，南越第五师全部陷入重围，这个师是保卫阮文绍的首都的关键部队之一。4月18日，红色攻势击溃了滨海的平定省的守军，南越已面临被从狭窄的腰部截成两段的危险。末了，4月22日，北越四个师突然攻入中部高地，占领达多，实际上已使省会昆嵩陷于包围中。

　　尼克松做出反应，派B－52猛炸北方的河内和海防，这是三年多来第一次空袭这两个城市。反战的参议员立刻反对；缅因州的马斯基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当即结束美国在北越的任何军事活动。莱尔德不予理会，警告河内说，B－52出击要继续到北越部队从南越撤出为止。他说，政府认为，这次攻势“公然”违犯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华盛顿决心不遗余力把入侵者赶回去。事实上，白宫当时的心情是既愤怒，又同样难堪。三年来，总统一再宣称越南化已获得成功，而从西贡传来的报告却有力地表明，那一政策已完全失败了。

　　由于害怕可能丢脸出丑，使尼克松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对手。5月8日，他采取了他称之为“拦回行动”的一个极其惊险的步骤。为了削弱北越军队的作战能力，他下令实行大规模海空封锁，由美国海军在海防和北越其他港口的水域布雷，美国空军出击，轰炸通往中国南部的铁路。此举使他面临同北京和莫斯科发生对抗的危险，而他与基辛格那时又正是在向北京和莫斯科求爱，他不隐讳同俄国人的冲突。他在电视讲话中说：“今天晚上我要专门对苏联讲几句话。我们尊重苏联这个大国，我们承认苏联在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有保卫自己的利益的权利。苏联反过来也必须承认我们有保卫我们的利益的权利……让我们，让所有的大国都来帮助我们的盟友进行防御，不要帮它们侵犯自己的邻国。”

　　总统对武元甲攻势做出的有力反应，使反战运动得到了新生命，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则花费了许多的钱制造实际并不存在的对总统这一反应的支持。大批伪造的电报源源送来，使白宫可以问心无愧地宣布，支持这次行动的人和反对的相比是五对一。此外，《纽约时报》抨击此事的一篇社论，却受到一篇题为《人民对纽约时报》的假广告的驳斥，而这所谓的“人民”，不过是查尔斯·科尔森和他的几个助手而已。这是非法的，最后事实证明，也是不必要的。到该月底，北越的攻势开始受到挫折了。平定省75％的地方受到蹂躏，成为废墟，但北越军队却又销声匿迹了。安禄和昆嵩守住了，武元甲大肆宣扬要占领顺化的打算始终未实现。河内的威胁似乎突然减弱。除了在训练中的两个师外，共产党投入了全部兵力来发动这次进攻，结果损失了10万人，从战略意义上讲，收效甚微。他们孤注一掷的赌博，终归失败了。北越政治局委员、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传话给基辛格，说他已经准备好在巴黎重开谈判。他仍然坚持停火要以撤换阮文绍为条件，但是，看来他们真正求和的时刻已经临近了。

　　这事和莫斯科有关。5月初，封锁的行动似乎使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会谈暂时已无可能，但是俄国人决心不让缓和的事业中断。这一点在苏联外贸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访问白宫就世界贸易问题交换意见时便已显而易见了。被请进椭圆形办公室的记者不胜惊讶，万万想不到尼克松、帕托利切夫和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谈笑风生，在谈“友谊”一词在英俄两种语言中如何讲法。一位记者问外贸部长，总统5月22日访问莫斯科是否还在日程上。帕托利切夫回答说：“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同时，俄国人力劝河内停止敌对行动，还把克里姆林宫里一处原属沙皇的寓所布置就绪，准备供总统下榻。武元甲的阵亡士兵尸骨未寒，苏美领导人便将大摆鱼子酱和香槟酒的筵席，这样的前景不免使北越人义愤填膺，但是世界上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搞交易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加以阻止的——苏联人要使人明白的就有这一点。

　　凡是了解既往20年历史的人似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76年精神”号从奥地利起飞，越过克里姆林大教堂闪闪发光的圆顶降落下来，滑行到迎候的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和外交部长等人近旁停下的时候，只看到无数美国国旗在锤子镰刀旗的旁边招展。勃列日涅夫没有在场，同毛泽东一样，他等总统安顿下来以后再同尼克松会见。当天晚上，美国人是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贵宾。次日晨，第一夫人出外参观苏联的学校，红场，著名的莫斯科地下铁道，国营百货商店。她丈夫的照片登在《真理报》头版上；在一周的会谈期间，天天如此。尼克松在“蓝色屏幕”（俄国人对电视的叫法）上露面，他一上来就用俄语“多勃雷维切尔”（晚安）向观众致意，结束时又说了声“斯帕西巴〓衣多斯维达尼亚”（谢谢，再见）。中间，由旁人翻译他的热诚的演说，演说中大量用了俄国人所喜欢听的朴实的格言。

　　与北京之行不同，这次最高级会谈不只是象征性的。宴会、祝酒、芭蕾舞演出都极其丰盛豪华，但是，这次访问的真正意义，只是在于克里姆林宫圣·弗拉季米尔大厅巨大的镀金枝形吊灯下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才显露出来。白宫形容会谈是“坦率和实事求是的”；整个那一星期都显得坦率、热诚的勃列日涅夫称会谈是“实事求是和讲究现实的”。后来慢慢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两国领导人最后不是达成一项协议，就是就某个可能已经谈判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问题，达成俄美间的谅解。细节问题则由基辛格和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去解决。然后礼宾人员则拿着蓝色和红色的皮面文件夹出场，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文件上签字。他们同意在星际探索方面进行合作，预定于1975年实现两国载人宇宙飞行器在外层空间对接。同意两国共同研究公共卫生、癌症、心脏病和污染等问题。双方都同意停止骚扰对方在公海上的船只。双方承认需要在中欧削减兵力，有必要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议。最重要的是他们一致同意控制导弹。两国将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部署，在五年内把进攻性导弹冻结在目前的水平上。

　　也有一些令人失望的事。在有关中东的问题上彼此分歧较大。尼克松要求俄国人劝说河内停火，俄国人不肯。勃列日涅夫热切希望搞一个贸易协定，这个问题不得不提交给一个委员会进一步讨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租借法案借的108亿元的债务未得解决；他们提出还3亿，尼克松要求8亿，一切妥协的尝试均告失败。另一方面，会谈结果的收获是，产生了一项确立大国外交准则的12点原则宣言，这是国际法方面的一次突破。基辛格说，“我们设计出了一份路线图。我们是否将按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不知道，这不是绝对的。”但只要不是所有的苗头都不对，这宣言对于未来的意义是巨大的。两大政府制度之间的分歧，现在有可能在条约中加以表现，而不必形成意识形态的圣战。通过即将举行的欧洲安全会议，俄国将会更接近欧洲大陆而离开亚洲。贸易和技术会继续使两个超级大国更加接近，它们之间的谅解，而不是许多人预言过的一个多极世界的分裂局面，将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政治现实。冷战已经过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位美国总统的努力，尽管这位总统，曾是最坚决的一位冷战专家。

　　这一切发生在一个选举年里当然使尼克松更增添了不少吸引力。为了今后能在白宫再多待上四年，他先后在北京和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两大步骤。现在看来，每过一天，都使他和11月的胜利更接近一步了。给他的历史地位造成不幸的，是他身边的一些人对此还感到不满足。他们要求有绝对把握，结果造成尼克松的悲剧的是，他们尽力为确保尼克松的二次连任准备什么都干。这些人的态度可以用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查尔斯·科尔森的话来概括。此人在自己家里的酒柜上贴了一条标语：“你只要抓住了他们的睾丸也就抓住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还说：“为了总统，必要时，连我奶奶我都可以踩在脚下。”对于他们在追逐自己的目的时的不择手段，还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犯罪。这个词快要有一个同义词了，那就是：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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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的竞选在1月已开始酝酿，当时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爱德华·马斯基在得到公众支持方面同总统并驾齐驱——42％支持他，42％支持尼克松，11％支持乔治·华莱士。这位缅因州参议员显然是最强大的民主党候选人；同月，盖洛普报道说，在一次自由表态的民意测验中，32％支持马斯基，27％支持爱德华·肯尼迪，17％支持汉弗莱，3％支持麦戈文。不管他们的对手是谁，共和党人准备大张旗鼓地搞。霍尔德曼在“今日节目”中露面，他说，对战争进行指责的人都是“有意识地在帮助敌人”。同时，白宫迅速采取行动，利用郊区居民对联邦法官小罗伯特·梅里奇在1月间的决定产生的愤怒情绪，因为他下令安排汽车接送弗吉尼亚州里士满郊区两个县的白人学童到城里上学，使城里黑人学生占70％的学校达到种族平衡。梅里奇法官的此项命令到6月就会撤销了，不过到那时，马斯基的潜在敌手对他支持使用汽车一事已会充分加以利用了。

　　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狂热分子正在给一封伪造的致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信作最后的润色，指责马斯基在南方竞选时，极为失礼地把法裔加拿大人叫做“加纳克人”；这将使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便无取胜希望。尼克松手下的另一些人，则采取类似的步骤来破坏这位参议员的竞选运动，或者由霍华德·亨特夜间去盗窃拉斯韦加斯报纸一个编辑的保险柜，因为据说那里有许多不利于马斯基的黑材料。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正在扩充班底。约翰·米切尔将在一个月内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去担任他实际上早已承担着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与此同时，共和党的竞选经费正迅速得到充实，而民主党却仍然负债600万元。民主党一向指责共和党是大企业的党，这话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一年则更是肯定无疑了。4月10日要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公布两党主要捐款人姓名。共和党的两个主要的资金筹集人，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和总统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正在国内四处奔走，在最后期限来临之前向有钱人征募捐款，取得了很大成功。尼克松的人越干越起劲，最后不免有失检点，有时甚至完全出了格。总共11.4万元的赠款都存在迈阿密银行伯纳德·巴克的户头里，那人是亨特那次派去盗取文件时的主要窃犯。虽然从各公司募集竞选捐款即使根据过去的法律也是非法的，资金筹集人却公然仍去征募并且募到不少——阿希兰石油公司10万元，海湾石油公司10万元，菲利普斯石油公司10万元，美国航空公司5.5万元，固特异公司4万元，明尼苏达采矿机械制造公司3万元。最后，数目在10万美元以下的捐款，他们干脆不要，因为几万块钱值不得麻烦一趟。在白宫，总统秘书罗斯·玛丽·伍兹的办公桌里保存着一份2000名秘密捐款人的名单，白宫的人把它叫做“罗斯·玛丽的小乖乖”。

　　募集的款项达到几千万元，于是，怎样使用这笔捐款，使许多人煞费苦心。最大胆的主意，都是戈登·利迪头脑中的产物，他于1972年1月27日下午4时，在司法部部长办公室里说出了他的种种设想。当时听他讲话的有米切尔、马格鲁德和总统特别顾问约翰·迪安。利迪摆出许多标着“靶子”和“宝石”一类代号的彩色图表，花了半个小时讲了他的开支100万元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窃听民主党的电话，威胁反尼克松的示威者，绑架反战领袖，打算在共和党于圣地亚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把这些人关进墨西哥兵营去。这个计划中一个比较想入非非的项目，是要在民主党在迈阿密海滩召开代表大会期间，在那里租一艘游艇，雇用一些妓女（利迪保证这些姑娘都将是“这个行当中最出色的”）从贪色的民主党人那里骗取重要情报，勾引他们去干淫秽勾当，随即用隐藏的照相机把他们拍摄下来。

　　所有这些对听到利迪建议的那些头面人物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我们无法知道。利迪本人后来宁可蹲监牢，也不愿向联邦检察官交代此事。米切尔后来对国会调查人员说，这项建议“出了范围”；马格鲁德说，他听了“大惊失色”；迪安则称之为“莫名其妙”。可以肯定的只是，第二周内又请利迪回去另搞一套办法。2月4日下午，他提出一项花费较少，约需50万元的新计划，重点是偷偷拍照和窃听。他拿出一张长十英寸宽八英寸的图表给大家传阅，提出了潜入迈阿密海滩枫丹白露饭店、华盛顿西南一号街麦戈文竞选办公室和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的行动方案。据马格鲁德说，司法部长对这些计划也“感到不安”，他要利迪再搞一个方案试试。

　　冬天一天天过去，尼克松飞往中国又回来，而利迪却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他的计划的绿灯。3月初，他和亨特去找科尔森，求他向共和党最高当局说说这件事。科尔森打电话给马格鲁德说：“戈登·利迪很不安。他很想开始搞情报活动，但他似乎谁也见不着。”他敦促马格鲁德“高抬贵手，批准利迪计划的预算”。现在，这计划的预算是25万元。殴打、绑架或雇用妓女等项都取消了，但对潜入民主党和麦戈文总部和安装窃听器的项目仍旧保留着。3月30日，米切尔正在比斯坎岛的阳光下度假，马格鲁德乘飞机赶到那里把这最后的方案交给了他。当时在场的有三个人——马格鲁德、米切尔和南方的共和党战略家弗雷德·拉鲁，而后来各人对当时发生的事的记忆却全不一样。不管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反正这项计划是被接受了，而当时只有米切尔有权这样做。利迪获得了放行的绿灯。

　　在紧接着的一周内，马格鲁德批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小休·斯隆付给利迪8.3万元。其中6.5万元于4月12日转交给了麦科德，他把这钱大部分在纽约花在电子监听设备上了。5月1日，麦科德和一个名叫艾尔弗雷德·鲍德温三世的人接触，把他拉进正在拼凑中的水门班底，这个人是麦科德在联邦调查局退职特工协会会员名册中发现的。对所有新招募来的人员都说是要他们充当马莎·米切尔的临时保镖——鲍德温后来发现，没有额外的收入，不过他获得保证，如果他干得好，他可能“通过这一工作获得一个固定职业”。马莎却认为她的新保镖不怎么样。后来她说，他故意领她到敌对的示威人群中去，还告诉她所有的朋友说他是个民主党，并“在纽约大庭广众之下光着脚到处溜达”。她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善交际的人”。但是麦科德却喜欢鲍德温。他提拔他，让他搬到华盛顿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里隔着弗吉尼亚大街正对着水门大楼的419号房间去住，并且告诉他，在那里他得对首都的激进分子进行一些暗中监视。5月26日星期五下午，这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回到那个房间时出乎意外地发现麦科德已在屋里拨弄着一架精制的无线电接收机的度盘。“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到那边去按装一点设备，”麦科德边说边用手指着大街对面，“由你来监听了。”为了给他看看窃听器如何使用，他把那旅馆房间里的电话拆开，接上一个装置，然后拨号接个本地的电话把要说的话录下音来，以试验窃听器的功能。他对鲍德温说，如果他能把这件工作做好，他们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给他安排一个类似的差事。

　　四天前，一批古巴流亡者在巴克的带领下从迈阿密飞来华盛顿，在另一家旅馆化名住下。现在，他们搬进了水门饭店。鲍德温的汽车旅馆房间的优点，是能看到水门大楼六层楼上的民主党总部，而古巴人新搬的房间则靠近这个目标。更为靠近的是水门饭店的大陆厅，那天晚上，亨特、利迪和那些古巴人在那个大厅里揭开了后来成为一出典型的错中错喜剧的第一幕。反正有富有的共和党竞选经费捐款人付账，他们要了236元的酒菜——差不多一人合30元。餐后，除亨特和维吉利奥·冈萨雷斯（巴克的锁匠）外，一个个都离开大陆厅走了。这两个人藏在旁边一个房间里，等到侍者们把门锁上的时候，冈萨雷斯便出来想打开大厅那一头的一扇门，从那里他们便可到通往六层楼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楼梯。但是，那个门锁很紧，冈萨雷斯打不开。使他们惊愕的是，餐厅另一头他们要脱身的那扇门的锁也很紧。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坐下来度过一个不愉快的漫漫长夜，让自己的胃液把宴会上吃下的酒菜慢慢消化掉。

　　其余的人并没有闲着，不过也同样只是空忙一场。在利迪带领下，他们离开弗吉尼亚大道，前往一号街和麦戈文的总部。入口处被邻近的一盏街灯照得通明。利迪打开一个公文包，掏出一支裹在毛巾里的高效能的珠弹手枪。他指着那盏明亮的街灯问道：“要我把它揍灭吗？”他有这种本领；几天前，他在白宫对面，隔着拉斐德广场的老派的海－亚当斯饭店厕所里曾打灭过一盏灯。这一回，麦科德阻止了他。这次任务反正完成不了了。一个醉汉在楼前入口处闲逛。他老也不离开，到5点天亮时，他们只好作罢，回到弗吉尼亚大道睡觉去了。

　　第二天傍晚，亨特乘电梯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又从楼梯上走下来，一路把门锁都打开，用胶布粘住，这一来，麦科德和那些古巴人就可以从水门大楼底层的车库上楼，到他们的目的地。那伙人，戴着橡皮手套，携带着步话机、照相机和闪光灯，于午夜1点半到达指定地点。两小时以后，麦科德在劳伦斯·奥布赖恩的秘书和民主党官员斯潘塞·奥利弗的电话机上装上了窃听器。巴克当时以为他们是在寻找卡斯特罗资助民主党的证据，但他没有找到。事实上，这一夜同前一夜一样，毫无所获。他们又不能破门进入麦戈文的办公室。窃听器也都令人非常失望。一个完全失灵，而另一部电话，鲍德温发现，都是些女秘书用来和已婚的政客安排幽会的。据马格鲁德讲，米切尔检查了鲍德温所监听的大约两百次谈话以后说，那些情报“毫无价值”，钱都白白浪费了，但他要求他们再试试看。

　　这出喜剧的第二幕和最后一幕，是在6月17日星期六夜间演出的。开幕的戏是古巴人住进水门饭店214号和314号房间，又坐下来大吃一顿。麦科德打开车库的门锁，用胶布粘住，然后穿过大街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鲍德温的房间，在那里检查了他白天买下的新设备——焊接用铁器、电池、电线和螺旋钻。夜里12点45分，一名重要的新演员登场了。他名叫弗兰克·威尔斯，是水门大楼守夜的黑人。他发现了卡住锁簧的胶布，以为是维修工留下的，他就把它扯掉，然后穿过大街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喝咖啡去。大约在同一时候，麦科德从鲍德温房间的窗户往外瞧，看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电灯熄灭了。他打电话给正同利迪一起待在水门214号房间的亨特，告诉他，可以下手了。麦科德拍了拍无线电接收机对鲍德温说：“你见到街对面有什么动静，马上就用这机子告诉我们。”接着，他就到车库去和那几个古巴人——巴克、冈萨雷斯、弗兰克·斯特吉斯，以及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会合。当他们发现门又锁上时，都吃惊不小，只得再求助于冈萨雷斯，这一回，这个锁匠倒是把门锁打开了。他们议论了一下，再继续干下去是否风险太大。他们最后仍打定主意干下去，从楼梯上爬上六层楼，一路把撞锁都打开粘住了。夜里1点50分，守夜的威尔斯喝完咖啡回来，发现车库的门锁再一次被人打开粘上了。他给警察局打电话，1点52分，他的电话转到727号警车上去。这是一辆没有标记的巡逻车。车里是三名身穿短袖汗衫、皮夹克和廉价裤的巡逻队便衣。

　　这时已是2点，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巡逻队停下汽车进入水门大楼，鲍德温全看在眼里，他那时站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房间的小阳台上，用他后来的话说，正在欣赏“美丽的夜色”。由于这三名警察身穿便服，未引起他的警惕，但是，当街对面的灯都亮起来时，他马上用无线电叫话：“基地总部，一号基地，听到我的话了吗？”在水门饭店214号房间里的亨特回话说：“听到了，说吧，有什么动静？”鲍德温说：“整个八楼上的灯都亮了。”亨特说：“这我们知道，那是2点钟的警卫检查。要是有别的什么事，就马上告诉我们。”此时，在听他们对话的巴克，为了省电却把步话机关掉了。几分钟以后，六层楼上的灯开始这里灭了那里又亮了，鲍德温看见有两个便衣在那里。其中之一拿着手枪。鲍德温叫话说：“一号基地，一号分队，我们的人穿着整套衣服还是穿着随便？”亨特回话说：“我们的人都穿着整套衣服。怎么啦？”鲍德温说：“事情不太妙，那边有几个人，穿着随便，已经掏出了手枪。”亨特——据鲍德温讲，“颇有点发慌地”——想警告那伙闯入的人注意，嚷道：“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但因为那个巴克过于节约，他们那边没有任何回答。反正为时大概已经太晚了。麦科德正在拆卸奥布赖恩的电话机的时候，警官中有一个看见了一条胳膊。他喊道：“住手！站住！出来！”鲍德温和亨特听到步话机开关打开了，一个嘶哑的嗓子低声说：“他们把我们逮住了。”接着，警官们看见五双戴橡皮手套的手举了起来。麦科德问：“诸位是市警局的长官吗？”便衣人员给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水门五犯”便被拘捕了。

　　亨特向霍华德·约翰逊旅馆叫话：“你还在街对面吗？”鲍德温答道：“我还在。”亨特便对他说：“好，我们就过来。”鲍德温从阳台上俯视，看到亨特和利迪出来。不一会儿，亨特闯进了他的房间。他急急问道：“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鲍德温说：“你过来瞧吧！”下面大街上满是穿制服的巡警、摩托车和警察局的巡逻车；他们正把麦科德、巴克、冈萨雷斯、斯特吉斯及马丁内斯铐上带走。亨特唉声叹气说：“我得去一下厕所。”他跑进去用了厕所后又跑了出来，给一个律师打电话，还向鲍德温打听麦科德的住址。他们环顾一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子设备。原来截听到的谈话记录扔了一地；麦科德的钱包和钥匙也扔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弄走，连你自己一块儿离开这里！”亨特说。“我们回头再联系，我们会通知你下一步怎么做的。”他向门口冲去时，鲍德温在后面叫着问道：“这是不是说，我就不必去迈阿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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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邮报》关于闯入事件的报道，刊登在该报星期日版的头版上，但是很少几家报纸给它那样突出的地位。《纽约时报》在里页上登了占版面13英寸的一篇报道，题为《五人被控夜间潜入民主党总部》，大多数其他报纸编辑甚至对此事更未加以重视。然而，对美国政府和共和党的某些高级官员来说，这是报纸上所发表的使他们最为关怀的事，在这些官员中有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约翰·米切尔、莫里斯·斯坦斯、查尔斯·科尔森、戈登·斯特罗恩、约翰·迪安、杰布·马格鲁德和弗雷德·拉鲁，而且大概还有合众国总统。

　　一年以后，在由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萨姆·欧文主持的参议院总统竞选活动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期间，有人问马格鲁德，这伙违法的头面人物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掩盖他们的罪行的，他有点感到莫名其妙地回答说：“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掩盖不掩盖的问题。”这就无意中露了馅，掩盖活动是于6月18日那天早晨在洛杉矶开始的。那时他们之中的几个人在那里开会讨论竞选策略。他们在贝弗利山饭店吃早饭，大约上午8点半，马格鲁德在餐室接到利迪打来的电话。利迪问：“你能找一个保险的电话通话吗？”马格鲁德说找不到，并问他出了什么纰漏。利迪说：“出问题了。”马格鲁德问：“什么样的问题？”利迪告诉他：“我们搞完全工作的头头在水门被抓了。”“你是说吉姆·麦科德？”“是的。”马格鲁德一边挂断电话，一边咕哝着对拉鲁说，“你也知道，昨天夜里是他们要到民主党总部去的日子。”拉鲁告诉了米切尔，米切尔说：“这简直不可信。”

　　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设法保护麦科德，在那五个在押的人中，他们只认识麦科德。据马格鲁德说，米切尔提出，由利迪去同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联系，要求他准许把麦科德保释出来。米切尔否认有此事，然而有人于加利福尼亚时间上午9点——在华盛顿是正午——在贝弗利山饭店打电话给利迪，叫他去干的正是这件事。利迪在火树乡下俱乐部找到了克兰丁斯特，在更衣室里向他提出此事。克兰丁斯特不仅当即加以拒绝，还下逐客令，要利迪立即离开俱乐部，并随即打电话给司法部刑事司司长亨利·彼得森，指示他对水门五犯绝不可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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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了这桩案件，案情也越来越离奇了。在巴克的口袋里找到了牵连到亨特的文件。犯人身上带着票面100元的钞票13张，在水门饭店古巴人住的房间里又发现100元的钞票32张。利迪企图销毁牵连到他的全部证据，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用文件销毁机处理掉了他手头所有的全部材料，包括他的票面100元的一些钞票。斯特罗恩根据霍尔德曼的指示，清查了他在白宫的档案，抽走了他和那潜入案有关的一切材料。马格鲁德打电话给他的一名助手，指示他把一份关于“宝石”计划的卷宗拿回家去，他说，原因是他怕民主党人进行报复也到他的办公室进行窃盗。另外，霍华德·亨特已逃跑了。

　　迪安、科尔森和埃利希曼匆促地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讨论他们应该给亨特出些什么点子。据迪安说，埃利希曼提出，应该叫亨特出国去。迪安打了电话，随后又担心起来。他问另外两人，由白宫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否得策？“为什么不得策？”埃利希曼答道，“他又不是逃犯。”但是科尔森同意迪安的意见，又打个电话，撤销那个指示。不过亨特反正已决定要逃跑。他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一空，只留下一个空酒瓶和几片利眠宁，然后飞往加利福尼亚，躲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一直到他再也顶不住压力出来投案为止。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追踪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利迪，他因拒绝同他们谈话而引起怀疑。米切尔也就因此把他解雇了，他这样做好像是耍两面派，但是利迪心里当然明白；他对马格鲁德和迪安讲过，他“闯了大祸”，并说：“我是个好兵，永远不会招供的。”还说：“如果有人要在街上枪杀我，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同时，总统的一些部下却伤透了脑筋，他们要洗刷亨特与自己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亨特一直还列在白宫雇员名单上。迪安安排人把行政办公大楼552号房间里亨特的保险柜给清出来。一名助手把柜里的东西交给他：一个黑色公事包和一个纸箱子，纸箱内除别的东西外，还有四个步话机，一个催泪性毒气罐，四副手枪带，伪造的国务院1963年发到越南的电报（这是他试图说服《生活》杂志使它相信这些伪造电文的证据），一个装着五角大楼文件的公文夹，中央情报局搞的埃尔斯伯格简介，以及亨特关于查帕奎迪克岛的报告。迪安看了一眼这堆离奇古怪的东西，倒抽了一口冷气说：“真是一堆破垃圾！”

　　同时，米切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匆匆发表了一项声明，想把麦科德的事解释过去，他说麦科德：

　　『……是一家私营搞保卫工作的机构的老板，几个月前受我们委员会的雇用，协助装置我们的安全系统。据我们了解，他同不少主顾有来往，其中的关系我们并不了解。我们需要着重讲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几个人的活动既不是为我们干的，也不是经我们同意的。那些报道使我感到震惊。在我们的竞选运动和选举过程中，是没有这类活动的地位的，我们决不会容许或纵容这类活动。』

　　知道这是说谎的人中，有米切尔的妻子。米切尔星期一回华盛顿时，劝说他的妻子待在洛杉矶，在那里，她后来说，她受到接替鲍德温做她保镖的人的监视，活像一名“政治犯”。据她说，她有一次给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通电话，说“他们不让我讲话”时，这个保镖把电话线从墙上拉断了，还将她按倒，让另一人个在她屁股上打了一针镇静剂。尽管如此，他们仍无法使马莎·米切尔保持沉默。三天以后，她再次给记者打电话说：“我不能容忍这一切卑鄙事情。”马莎的话可以写条很精彩的消息，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信她的，倒是接受了官方的说法，那就是说，政府对这些卑鄙事情是一无所知的。星期二上午，前广告商、现任理查德·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就提出了官方的说法。他满脸轻蔑的神态，甚至拒绝对米切尔的声明再作任何补充。齐格勒说：“我不打算代表白宫就一件三等窃案发表评论。这不是什么属于政治范围内的事。”可是，《华盛顿邮报》少数几个记者一个劲儿地抓住这件事，齐格勒却又终于代表白宫发表评论了。他说：“我瞧不起《华盛顿邮报》搞的那种新闻报道，那种下等的新闻报道。”米切尔在提到这家报纸的发行人时，对该报的一名记者说：“卡蒂·格雷厄姆看来会让人把她的奶头塞进挤奶器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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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意义上说，接下去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越来越稳操胜券。初期的预测曾表明胜负不分。后来，到了夏末，总统一路领先，最后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他将得到60％左右的选票。从那以后，便谁也远远追不上他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经费充足的有利条件——它有6000万元，而民主党只有2500万——对选举结果实际并未起什么作用。水门窃听更无关紧要。四年前，他在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高涨时当选。此后他便似乎全力去结束战争，而在他这样做时，那里已有大约1.7万个美国人丧了命，但是到1972年初，他已将投入越南的美军从54.95万人裁减到13.9万人；五角大楼的每周伤亡人数表，在他进入白宫时，一般在三百名左右，到1972年9月21日，表上的数字便将是零，而且一直维持在近于零的数字上。尼克松是个政治动物，他自会抓紧时机利用这一点以及出现的其他机会。例如，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预选中，乔治·华莱士提出这个口号来竞选，“给他们捎个信”，如果佛罗里达州人投他的票，“尼克松总统在30天之内就会想办法制止使用公共汽车接送儿童”。华莱士深知尼克松其人。这位总统没有等30天。那边的选举结果报告刚送来两天，他就要求暂停使用公共汽车。

　　尼克松的全部本领就是由一位不管过去的经历如何、现在以主张和平与缓和为标榜的被提名的候选人来领导一个统一的党。在共和党内和他争取提名的只有两个对手，比他偏左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保罗·麦克洛斯基和比他更右的俄亥俄州的约翰·阿什布鲁克。他们的作用仅仅是突出了总统独占着共和党内中间派的地位。由于迪塔·比尔德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已使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在圣地亚哥召开，它便迁到迈阿密海滩来，这时麦克洛斯基带着他仅有的一票来到了。这一票按照新墨西哥州预选法是只能归他的。他希望会在代表大会上得到提名，这样就使一些对尼克松的种族政策和军事政策进行抨击的人有机会在会上发言，但是规章委员会规定，候选人至少得控制三个州的代表才能被提名。第一次投票的最后结果是：尼克松1347票，麦克洛斯基1票。这位孑然一身的新墨西哥人向大会表示抱歉。

　　这件事的舞台效果令人肃然起敬。总统宣布打算仍把阿格纽的名字保留在候选人名单上，这样就打消了一切犹豫顾虑。党内人人都似乎愿意听从他的吩咐。罗纳德·里根主持大会，纳尔逊·洛克菲勒提名尼克松。大会工作人员知道总统喜欢一切秩序井然，便有意把拥护他的示威的时间限定为整整20分钟，为了驳斥民主党代表年轻的美国的论调，把3000名衣着规矩的青年用租来的大轿车载到了迈阿密海滩。这些青年头发都剪得很短，看来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要使人明白的当然就是这一点。

　　当然，到那里去的美国青年并不仅是他们这些人。5000多名衣着随便的反战战士也在该城火鸟公园安营扎寨。在民主党开会的那一周内，他们比较安静，但是，共和党人一到，他们就大发作了，1200人因刺破车轮、阻塞交通、砸商店橱窗、在大街上点篝火、阻挠代表参加会议而被捕。共和党人大为高兴。他们好像是在对那些反对他们有条不紊地进行会议的人讲，如果你允许在竞选活动中任意乱来，其结果就必然如此。在其后的竞选运动期间（尼克松本人很少参与，他把大多数的竞选活动交给他的代理人去办，并且从不提及他的对手的名字），共和党发言人自豪地谈到他们的团结一致，反复强调对方是混乱不堪。

　　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民主党于四年前在芝加哥分裂以来，一直陷于残酷内争。这次总统角逐，不仅唤起他们之间所有的旧怨，而且也造成了无数新仇。在初选的数月内，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想争得该党的提名，他们是马斯基、麦戈文、汉弗莱、乔治·华莱士、尤金·麦卡锡、俄克拉何马州的弗雷德·哈里斯、印第安纳州的万斯·哈特基、华盛顿州的亨利·杰克逊、纽约市的约翰·林赛、洛杉矶市的萨姆·约蒂、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纽约州的雪莉·奇泽姆，还有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年轻的社会工作者爱德华·科尔。这人在一场电视辩论中，拿一只橡皮耗子在一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女委员面前晃着，把她给吓得灵魂出窍。这次夺魁之争成了一场混战，哈里·杜鲁门曾把预选叫做是“全然瞎胡闹”，他倒是完全说对了。像1964年共和党的斗争一样，民主党的这一场混战把有前途的候选人全都搞垮了，剩下来获得提名的人完全缺乏竞争能力，在大选中无法获胜。事实上，在这场他赢得提名的斗争过程中，已充分表明了他的弱点。

　　巴里·戈德华特在参加那次时运不济的竞选活动的那一年年初，曾在新罕布什尔州发表演讲，由于他实际上等于提倡要结束社会保险，而使自己失去了获胜的希望。八年以后，几乎是同一天，在1972年的1月13日，乔治·麦戈文对艾奥瓦州艾姆斯的一所大学的听众讲，他赞成从国库里拿出钱来，给每个美国人1000元，并且把遗产继承权限制在每人不得超过50万元。这次演讲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因为麦戈文那时还是个次要人物；在数月前一次民意测验中，支持他的仅不过2％。但是后来，那次讲话却一再使他后悔莫及，因为不论是那些认为政府已经过于慷慨大方的人或者梦想有朝一日能中头彩或者发一笔大财的人，都对他不满，而那两种人为数甚多，何止成千上万。

　　麦戈文所以有实力，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组织巧妙地利用他的默默无闻这一点。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时，他们成功地宣传了这样一种看法：既然马斯基是领头的候选人，而又是从邻州来的，他所得票数只要低于50％，这就意味着他的失败和麦戈文的胜利。这就使得马斯基这位缅因州参议员感到极大的压力，那伪造的所谓“加纳克”的字以及《曼彻斯特联合导报》说他的夫人喜欢讲黄色笑话的无聊的攻击，本来已使人受到很大打击。在这家报纸的办公室外举行的一次电视讲话中，马斯基称该报发行人威廉·洛布是一个“没骨气的胆小鬼”，又说“他很幸运没有在这个讲台上站在我身边，”并且哭了——这也许是一位政界人物流出的代价最高的眼泪了。虽然如此，3月7日，马斯基仍赢得46.4％的选票，而麦戈文仅只37％。这样的差距虽不能说是压倒的胜利，也算是极大的优势了，然而这位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的助手们却无比巧妙地把他描绘成一头冷门黑马，使他处于人们注意的中心。

　　预选之争的下一个回合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参加角逐者共11名。麦戈文明智地说，在这个州他不存“有多大成功的希望”，结果也很不理想，仅得到6.1％的选票。华莱士大获全胜，人人都感到惊讶，包括他本人在内——他吹嘘道：“我们打败了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抛在他后面的是汉弗莱、杰克逊和马斯基。在随后一周内，马斯基在伊利诺伊州获胜，他以63％对37％挫败麦卡锡。接下去是威斯康星州，麦戈文的队伍在那里组织得极好，在12名候选人中，他以30％的票数领先，抛在他后面的是华莱士、汉弗莱和马斯基。麦戈文在自由派的马萨诸塞州获胜；汉弗莱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领先；在内布拉斯加州，麦戈文以多得6％的选票击败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汉弗莱以67％比33％，击溃了华莱士，而华莱士又在北卡罗来纳州获胜。

　　5月中旬，马斯基退出战场，这场马拉松竞赛最后成为华莱士、汉弗莱与麦戈文三方面的角逐。普遍认为，对这位亚拉巴马州人华莱士的支持是一种抗议性投票。他说，他将利用这种支持去争取全国代表大会的让步。接着便是马里兰州的5月15日。华莱士接连在弗雷德里克挨了一块石头，在黑格斯敦挨了臭鸡蛋，在索尔兹伯里挨了冰棍砸，最后在劳雷尔挨了六颗枪子。次日，他赢得了马里兰州和密执安州的预选胜利，但是由于他受伤并已瘫痪，一切也就全完了。实际上，全部民主党候选人也就此完结了。再没有华莱士的偏右的第三党吸走选票的威胁，尼克松的胜利已肯定无疑了。但是当时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因而6月6日决战性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成了剩下的两名民主党候选人之间的一场恶战。选举结果，麦戈文得票1527392张，占47.1％；汉弗莱得票1352379张，占41.7％。打这以后，这位南达科他州人便一天比一天走运，他来到迈阿密海滩时，已有149275个代表将投他的票——实际上，提名已稳操胜券了。

　　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影响了麦戈文的名望。在那以前，还没有一个人苛刻地剖析过他的竞选纲领。他在人们眼里是一个英俊的、正派的、直言不讳的、被越南战争所激怒的人。但在三次电视辩论中，汉弗莱毁掉了他的这种形象，指出在以色列、国防开支、福利、劳工法、失业救济、税收等问题，甚至初期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上，麦戈文有时出尔反尔，或往往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态度。民意调查人罗伯特·蒂特事后说：“搞垮麦戈文的是休伯特·汉弗莱，民主党内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可能做到像休伯特那样。不仅如此，而且这也是麦戈文第一次受到敌对的待遇。”

　　第二次是在迈阿密海滩，当时全国都看到了民主党内发生的情况。四年以前，在1968年8月27日那个闷热的夜里，芝加哥代表大会用口头表决通过了代表证书审查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要求改革挑选大会代表的程序。改革委员会在乔治·麦戈文的主持下，以十对九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了一定数额的黑人代表，接着，又规定了——委员会一个成员提议说：“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理由不应有50％的妇女，和10％～15％的年轻人”——一定数额的妇女和青年代表。委员会的多数人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但其实不然。这种限额分配的规定，等于全盘否定了代表制的原则。更糟的是，其实际效果是使对所有未获得分配定额的其他类别的人——例如，民主党实力的三个传统的来源：中年以上的人、种族集团和有组织的劳工——的歧视合法化了。

　　佛罗里达州州长鲁宾·艾斯丘在他的基调发言中说：“看到这群人，你不可能不感到见到了美国的面貌。”他眼里看到的那群人当然是那些进入政界的新手。每十名代表中有八名是初次参加代表大会的；15％的代表是黑人，36％是妇女，22％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一位总统候选人说，“对要求搭便车的人可一个也别拒绝，他们可能是大会代表。”代表中有搭便车来的，也还有另外一些人。加利福尼亚代表团，由于急切地要保证穷人获得代表资格，代表中竟有89名是靠福利救济生活的。麦戈文打定主意不得罪一个少数派，因此他对在电视节目中高唱“二、四、六、八，我们不搞人口过剩”和“三、五、七、九，搞同性恋的女人顶呱呱”，对“欢乐解放运动者”【搞同性关系的男人的别称。——译者】也百般殷勤相待。同时，数目惊人的被选出的民主党人被拒之于大会之外：其中有该党255名国会议员中的225名，以及费城、底特律、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地的民主党市长。

　　这些业余政客必然会犯下职业政客们知道避免的种种错误。少数还能参加大会的职业政客痛心地觉察到了这些错误。在伊利诺伊州选出的代表团被麦戈文的狂热拥护者逐出会场时，弗兰克·曼凯维奇闷闷不乐地说：“我看今晚我们可能就已失去了伊利诺伊州的选票。”在政纲委员会上，本·沃顿伯格叹一口气说：“他们搞的那汽车接送学童一条，今天就把密执安州断送给共和党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去年秋天，马科姆县的一次公民投票，以14票对1票反对汽车接送学童。”休·斯科特斥责麦戈文是提倡“吸毒、大赦和流产”的“头号”鼓吹者。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不过在有些场合，有些麦戈文的支持者确实为这三件事说过好话，尽管像戴维·里斯曼一类的观察家不安地指出，在全国性的政治代表大会上是不宜于讨论流产这类敏感的问题的。所有这一切究竟对全国电视观众产生何种影响现在很难确定，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由于要求在种族、性别和年龄等方面“合理地”反映选民比例而被争取到的黑人、妇女及青年的数目，远远不及因看到迈阿密海滩的场面而不高兴的选民群众。这三方面的人中，只有黑人在11月间还支持麦戈文，而他们是本来早就支持他的。

　　到麦戈文最后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或许已不存在多大意义了。凌晨3点，绝大多数选民犹在梦乡，麦戈文发表了他的接受提名的演说，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此事的意义。八五八书房此后不到12个小时，他在枫丹白露饭店的枫丹厅会晤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一系列灾难中的第一桩于是便发生了。麦戈文一上来就宣布劳伦斯·奥布赖恩已经“决定不愿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了”。这并不确实，奥布赖恩是愿意继续留任的，在场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琼·韦斯特伍德夫人被挑选出来当新主席。麦戈文提名皮埃尔·塞林格任副主席。查尔斯·埃弗斯站起身来说：“既然我们要按麦戈文规定办事，我要……强烈主张，我们既有妇女担任主席，那我愿意提名一位黑人来担任联合主席或者副主席。”他于是就提名一个不知名的黑人——麦戈文接着说他对此并不反对，这样就当众把塞林格给否定了。

　　倒霉的皮埃尔随后又被耍了一回。同一天的晚些时候，麦戈文要他充任自己的代表，去巴黎同北越人会谈。塞林格便飞往法国，不料此事泄漏出去让合众国际社知道了，于是麦戈文向报界发表声明说：“皮埃尔·塞林格并没有得到我的任何指示。他告诉我，他要去巴黎，他还说，他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对谈判情况做出一些判断。但是，我压根儿就没有给过他什么指示。”吃过这亏的人不止一个，其中之一便是充当过麦戈文与河内之间的联络员的戴维·德林杰。指责尼克松不诚实的候选人，自己也在迅速地丧失掉自己的信誉。

　　接着，伊格尔顿事件爆发了。麦戈文正开始在黑山饭店度竞选前的假期时，记者们获悉他的竞选伙伴，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因精神病曾两度住院治疗，并用电休克疗法。到那时为止，谁也还不能说要这位候选人对这一不幸事件负责。他在挑选伊格尔顿做竞选伙伴时，并不知道此人有这种病史，而且，曼凯维奇曾经问过伊格尔顿有无不可外扬的丑事，答复是没有。这位密苏里州人这一点是不对的。美国人对精神健康状况非常无知，一个从政的人只要有轻微的忧郁症病史，就被剥夺竞选全国性公职的资格，而一个要接受电休克疗法的人，他的病情是不会轻的。解决办法显然只有让伊格尔顿体面地自己退出竞选。麦戈文却没有这么办。

　　相反，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百分之一千支持汤姆·伊格尔顿”，并且“无意让他退出竞选”。黑山饭店的油印机余温未散，国内最开明的报纸：《纽约邮报》、《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都表示伊格尔顿非下台不可。一位知名的纽约民主党人马修·特罗伊，本来是一贯坚决支持麦戈文的，现在报上引用他的话说：“我有九个孩子，我不愿见到他们，因为有个精神状态靠不住的人有可能当总统而被毁掉。”民主党总部，信件、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副总统候选人退出竞选，这时总统候选人决定不再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他，同意让韦斯特伍德夫人在“会见报界”节目上说，如果这位密苏里州人退出竞选，实属“高尚之举”。但是麦戈文在见到伊格尔顿时却又对他说：“汤姆，相信我，她当时要去讲些什么，我可完全不知道。”他的竞选伙伴回答说：“别糊弄我了，乔治。”据伊格尔顿说：“乔治假笑了一下。不是暗自心喜的微笑。不是稍感恼怒而皱眉头，就是假笑，就是那么一个表情。”7月31日，伊格尔顿的名字从选票上划去。后来在包括马斯基在内的五位民主党人都拒绝出来顶替他后，萨金特·施赖弗终于答应下来。这一插曲在总统竞选史上可说是具有灾难性的事件之一。麦戈文再也无法挽回此事所造成的影响了。

　　民主党的竞选运动从此开始江河日下。总统候选人这时才极力讨好林登·约翰逊、戴利市长、有组织的劳工和犹太人，希望得到他们的选票。但为时已晚，他们都会极为冷淡。他设在华盛顿的总部已四分五裂，重要信件无人回复，演讲约会一一取消。有名望的民主党人前来帮忙，却遭到粗鲁的青年志愿人员的侮辱，全被打发走。曾经有一度（在5月），在民意测验中麦戈文与尼克松相差不出5％。到了7月，民主党举行代表大会的那个月，麦戈文落后了20％。伊格尔顿事件发生后，他更落在后面了。10月间，他在全国来回奔忙，飞行航程6.5万英里，稍有进展。但也不过昙花一现。大选前夜，盖洛普和哈里斯两家的民意测验，预言尼克松将得61％的选票，麦戈文39％。实际结果是60.7％比37.5％，其他候选人的零星选票占1.8％。

　　尼克松赢得了49个州；仅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倒向麦戈文。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参加投票的选民是24年来人数最低的。在全国登记的选民中，只有55％投了票；其余的人，大概对这两位候选人都表示反对。总统虽然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可是他的党却干得不好。民主党国会候选人在众议院中比共和党多12个席位——不是他们为控制众议院所需要的41个席位——在参议院中增加2个席位，两党相比成为57对47，同时另外多得了1个州议会的领导权。

　　麦戈文说，他并不泄气。他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越南战争，他相信他为结束这场战争已做了不少工作。他在承认失败的同时，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我希望诸位人人都记住，如果我们把和平的日子哪怕只推近了一天，那么，在这次竞选中花费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和所作每一个艰苦的努力，对于我们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有价值的。”这是在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失败贴金。当然并非人人都同意这种看法。马奎斯·蔡尔兹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不快的选举运动之一”。不难理解，尼克松是不会这样看的。他在华盛顿的肖尔哈姆饭店会见他的支持者时说：“我还从来没有在一次全国性选举后这么早上床睡觉。”当他转身离去就寝时，他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齐声高叫“再来四年”！在场的全是共和党内第一流的人物，修饰入时、衣着讲究。电视观众当时无从知道这些头面人物中有一些实际是重罪犯人。

　　※※※

　　在一次谈及水门事件时，麦戈文曾称尼克松政府为“历史上最腐败的”，但是盖洛普民意测验在10月报道说，仅有半数选民听到过潜入水门事件。在这些人中，五个里有四个人并不认为因此就应投民主党的票。蒂特的测验发现仅有6％的人认为总统曾参与其事。其他人则倾向于责备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由此可见共和党领导在白宫以外建立一个争取总统连任总部是何等明智。这是一种错觉，重大的竞选决策都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做出的。尼克松周围的人继续更深地卷入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根据后来在欧文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这一活动的过程如下：

　　约翰·迪安在见过亨特保险柜里存放的东西后，他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他同埃利希曼商量此事，后者建议他“销毁文件和沉掉公文包”。埃利希曼说：“你夜里开车回家时不是要过河吗？你过桥的时候把公文包扔进河去好了。”迪安指出，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白宫雇员中，看到过保险柜里一部分东西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助手。埃利希曼的解决办法是，把帕特里克·格雷叫到他的办公室来。从埃德加·胡佛5月去世以来，格雷便是联邦调查局代局长。6月28日，水门窃案发生后11天，迪安便在他办公室把这些碰不得的材料交给了他，他称它为“政治炸药”，“永远别让它再见天日了”。格雷一直把它保存到年底——可能有意留着等万一总统不推荐他正式任局长，就可用来对白宫讹诈，后来同圣诞节扫除去的废物一起烧掉了，这就注定他最后只能落得个不光彩辞职的下场。

　　白宫在同一周内力图用“国家安全”这件外衣掩盖水门事件的部分情节。总统本人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后来为了表明他有理由应过问其事，他说：“我得知，中央情报局有可能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件事。”他担心的还有，亨特在“管子工”里扮演的角色有可能暴露，这样另外一些微妙的“国家安全问题”，很可能包括夜间潜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一事在内，会全给揭露出来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及其新任副手弗农·沃尔特斯将军被叫到白宫去，在那里，霍尔德曼对他们讲，民主党总部的闯入事件，使尼克松感到为难。他说，“总统的意思”希望沃尔特斯向格雷建议，拘捕五名闯入者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调查，“尤其是在墨西哥”——这指的是竞选捐款在存入巴克在银行里的户头时所经过的路线。

　　在6月26日和6月28日的会上，迪安向沃尔特斯提议，要中央情报局给五个在押者出保释金和付工资。将军说，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这样做会有损于该局“超政治”的声誉。沃尔特斯去找了格雷，但是没有照白宫的建议办；相反他警告格雷，总统的助手们为了某种可疑的目的想同时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格雷已经知道此事。除了亲身经历以外，他并开始觉察到从下面来的压力，联邦调查局里下属人员都在对他说，已有掩盖活动在进行之中，要求他去警告总统。7月6日，格雷打电话给总统，请他注意：“您的部下在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并且把中央情报局对联邦调查局想要调查的人有无关系问题搅乱，这会对您造成致命的伤害。”在沉默片刻以后，总统说：“帕特，你继续放手进行你的彻底的调查吧。”便将电话挂断了。

　　水门捕人至今已将近三星期了，掩盖闯入事件的遗留痕迹的活动正在全力进行。格雷放了一炮但并未看到什么结果，竟让自己受了迪安的骗。这位总统的助理竟得到允许在联邦调查局调查八名白宫助手时参加进去，联邦调查局关于水门事件的报告大约有八十来种都给过他一份。此外，他还劝说彼特森，不要叫白宫班子里的五个成员——科尔森、扬、克罗、斯特罗恩和德怀特·蔡平——出席正在调查水门事件的联邦大陪审团的审讯。他们可以另外在一间屋子里提出证词，这样陪审团就不能问他们问题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彼特森的上司克兰丁斯特向公众保证说，司法部对闯入事件真情的追查，是“自肯尼迪总统被刺案以来所进行的一次最广泛、最彻底、最全面的调查”。

　　8月29日，尼克松自己也提出了一些保证。他告诉全国人民，除了给予联邦调查局所需要的一切协助外，他自己也在进行调查：“在我们自己的班子内部，在我的指导下，总统顾问迪安先生已在对一切线索进行全面调查，看看任何白宫的成员或任何政府官员有无卷入的可能。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他的调查表明，白宫班子中，本届政府中没有一个现在受雇用的人卷入这一荒唐事件。”迪安在广播中听到这话，大为震惊。他只不过执行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指示。他根本没有进行什么调查，没写过任何报告，甚至也没有见过总统（一年以后，白宫承认此事，说尼克松是由于得到了埃利希曼的“保证”才有这样的信心的）。

　　总统在上述那份声明中说：“在这类事中，真正令人痛心的，不在于发生了这类事，因为在竞选中一些过于热心的人总会做些错事的。如果你企图把这类事掩盖起来，那才是令人痛心的。”当然，这恰恰是他们正在干的事情。约翰·米切尔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如何掩盖的战略，开会地点先是在他的办公室里，7月1日以后，他在马莎的要求之下辞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职务，便改在他的水门公寓的套间里。在与会的人中间，有拉鲁，司法部助理部长马迪安和杰布·马格鲁德。有一次，马格鲁德自愿替他们所有的人承担罪责。大家对此事作了认真的考虑，但是最后认为，由于他无权批准利迪所花的大笔款项，他的自称有罪只会把米切尔牵连进去从而危及尼克松重新当选。

　　因而他们决定，把利迪以后的线索掐断。这个人虽然脾气很古怪，却很可靠；他不会随便讲话，他们可以围绕他编出一套能自圆其说的遁辞来，交给他的正当用途的款项的数目加以夸大，说他自作主张把这笔钱用于搞潜窃活动。马格鲁德的一名助手，巴特·波特同意出面作伪证。他将说明，他曾交给利迪10万元，用于打入反战激进分子的组织。但有一件事不好办。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休·斯隆是个诚实人。4月间，他曾问过斯坦斯关于利迪的大笔预算的用途。（斯坦斯回答说：“我不想知道，你也不必过问。”）现在，马格鲁德告诉他，他们要改动钱数，说利迪只拿过7.5万或8万元，这时，斯隆回答说：“我可不打算作伪证。”马格鲁德说：“你可能非做不可。”

　　斯隆以为在争取总统连任运动的领导人中，做事谨严认真的人不止他一个，因此多次试图警告总统的几位助手说，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有些事情非常不对头。他先去找蔡平，蔡平劝他去休假，并说：“重要的是必须保护总统。”接着，斯隆去见埃利希曼，建议让一个局外人来调查这个委员会。同斯坦斯一样，埃利希曼说：“别把详情告诉我，我不想知道。”末了，在联邦调查局人员已守候在他的办公室里要询问他时，他跑去求米切尔给他出主意。这位前司法部长说：“事情难弄的时候，难弄的人得走。”斯隆得走，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斯坦斯对联邦调查局人员说，他已经辞职了。

　　9月15日，大陪审团对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党总部被逮住的五个人起诉，此外再无别人。追查就到他们为止，因此，总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那天下午稍晚一些时候，迪安被召到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对他颇为热情。迪安后来在欧文委员会前作证说，尼克松说，他希望在选举前不会进行审讯，并且要求迪安搞出一份找政府麻烦的人的名单，因为他打算在选举后让他们日子不好过。主要的眼中钉依旧是《华盛顿邮报》，该报于10月10日报道说，水门窃案是“在白宫官员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指挥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侦探和破坏活动”的一部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迅速而愤怒地做出了反应。米切尔的继任者克拉克·麦格雷戈说这篇报道“恶意可鄙”。另一位委员会发言人称它为“集荒谬之大成”。斯坦斯认为，那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谎话”；罗纳德·齐格勒则说，这是“最荒谬的新闻报道”。普遍认为，他们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在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公众对第四等级【指新闻界。——译者】的尊重一落千丈。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那年夏天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多数票中四个人是这届政府委任的——做出裁决，法官和大陪审团可以要求新闻记者讲出他们的消息的秘密来源。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称：“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美国的新闻界从许多人认为是极为安全的地位转移到了极为软弱的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人们，现在受到了有力的报道的威胁。他们的反应是煽动他们自己在公众思想中造成的对“舆论界”的怀疑。他们所得到的是暂时的胜利，最后却丢尽脸面。

　　一件意外事使他们更接近于彻底败露了：在12月8日那个多雾的下午，2点27分，美国航空公司的553次班机抵达芝加哥米德韦机场，它在离跑道一英里半的地方坠毁，45位乘客中有30人死亡。死者中恰好有霍华德·亨特太太，事故调查人员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1万元的现款。她的家人说，她携带现款专程去买下一家假日旅店的营业权的。当局感到奇怪的是，她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亨特家一向很拮据。亨特自己曾经非常想要买下华盛顿一家广告公司的合伙权，始终未能凑足所需的2000元的现款。现在在他妻子尸体上却发现了不算太小的一笔财富，全是100元一张的钞票——正好同水门事件那五个人的一样。

　　这笔钱是买人缄口的钱，而且不止这一笔。水门捕人事件后11天，米切尔主持对策会议，决定筹一笔经费，用迪安的话说：“以换取在狱的那几个人的缄默。”赫伯特·卡姆巴克是第一个被分派这项任务的人，虽然并没有把全部事实真相告诉给他。他从洛杉矶乘夜航机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华盛顿，在拉斐特公园里一个接头地点，听迪安简要地向他交代了一番之后，他便打电话给斯坦斯，让他送来从竞选基金中提出的7.51万元，全都是现在到处发现的百元钞票。在此后的两个月内，卡姆巴克共拿到21～23万元，其中15.4万元给了多萝西·亨特。这位加利福尼亚人对这种做法是否正当感到不安，便于7月26日去找埃利希曼。他一上来就说：“约翰，我要看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他说，他想知道，迪安是否有权给他作那些指示，以及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据他讲，埃利希曼的回答是：“赫布，约翰·迪安有这个权力，这样做是正当的，你干下去吧。”

　　8月底，卡姆巴克无论如何也不干了，拉鲁成了新的财神爷。付给水门事件被告的钱总共在42.3～54.8万元之间，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通过亨特太太的手转交的。实际送款，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送“该洗的衣服”的人，托尼·乌拉塞维奇说他已肯定感到“这里有些事是不干不净的”。说句老实话，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正在被人敲诈勒索。亨特在出事后不久，给迪安送去过一封黑信：“作者有一部剧本的手稿要出售。”后来，据麦科德讲，亨特说，除非他妻子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就要“让白宫全部暴露出去”，提出“可以使总统遭到弹劾的材料”。他不但要钱，而且还坚持要得到总统给以特赦的保证。科尔森通过亨特的律师对他作了“一般保证”。作为交换，亨特同意伏罪，并向报界宣布，他不知道“更上面”有任何人卷入此事。

　　掩盖策略看来似乎已奏效。而实际上却已快拆穿了。即将拆穿的关键是麦科德，他感到应继续忠于他的老机构——中央情报局，或者如他和其他内部的人所称的——“公司”。6月30日，在总统的助手开始试图使中央情报局陷入掩盖策略的罗网的那一周内，麦科德寄给赫尔姆斯一封未署名的信，答应随时跟他通消息，在信的收尾处写道：“我将不时告诉你会感兴趣的情况。”这是他寄给这位局长的七封匿名信中的第一封。紧跟着他于12月22日又写了一封，警告中央情报局保安处一位老朋友说：“有很大的压力企图将全部活动的责任推给公司。”他又于同一周内写信给约翰·考尔菲尔德：

　　『亲爱的杰克：
　　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白宫已决意要让中央情报局承担水门事件的罪责。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干下去的话，怕不免火烧城门殃及池鱼的。整个事情现已面临千钧一发之际。告诉他们，如果要把事情搞糟的话，他们现在这样干倒是对的。很抱歉，你也会遭殃的。』

　　信上没有署名，但署名是不必要的。考尔菲尔德到处散布说，麦科德打算把真情全都供认出来，但有人作了疯狂的努力要让他改变主意——保证给他的家庭经济上的帮助，总统特赦，出狱后为他恢复名誉，给他安排工作等，甚至使麦科德认为是受到考尔菲尔德的生命威胁：“你明白，如果政府被逼入绝境的话，它是要采取自卫措施的。”麦科德回答说：“各种风险我都已经想过了，到时候，我准备冒一切风险。我这一辈子已经活够了，我的遗嘱都已经写好了。”考尔菲尔德说：“除你以外，谁都非常听话。你没有按计划行事。你保持缄默吧。”但是这个老特务不想再管它什么计划不计划了。他主意已定。他在法院审讯结束时写给约翰·赛里卡法官的一封信（这封信在该案审讯即将结束时曾在法庭上宣读）说，“审讯期间并没有指明其他卷入水门行动的人”，“审讯期间，有人作伪证”，“有人使用政治压力迫使被告服罪并保持缄默”。此事轰动一时，是美国司法史上最重大的时刻之一。尼克松的总统职位随之开始崩溃。

　　※※※

　　总统争取连任的竞选运动在最后几天内由于从亨利·基辛格那里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同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在巴黎会谈中已取得了突破。10月8日，北越人不再坚持罢免阮文绍和在西贡设立联合政府了。18天以后，基辛格在一次电视记者招待会上说，再开一次会，便能达成最后的协议。他说：“和平在望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10月23日，白宫宣布，停战协定的签字要延期，因需要举行新的会议，以“澄清”某些问题。发生困难的原因看来至少一部分来自西贡方面，南越外交部长陈文林抨击即将达成的协定是“不能接受的”。阮文绍说，这等于“让南越人民向共产党投降”。阮文绍发誓说，如果有必要，他的国家将单独继续作战。

　　当基辛格试图重新谈判某些敏感问题时，河内谴责华盛顿言而无信，要求按原来谈妥的条款签署协议。美国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黎德寿盛怒之下开始就诸如国际停战监督小组的规模和——对于美国来说至为重要的——遣返美国战俘等问题提出反建议。基辛格宣称，对方是有意“一个接一个提出琐碎的问题”，河内派出的小组试图“在改动文字的掩饰下”做出实质性的改动。

　　据报道，总统对越南两方都很恼火；怨西贡执拗顽固，认为河内说过的话不算话。12月14日，基辛格绝望之下离开巴黎，尼克松给北越总理范文同发电报，警告他除非在72小时内恢复认真的谈判，他将重新在海防港外布雷，并使用包括B－52、F04鬼怪式和海军战斗轰炸机在内的美国空军威力。柯蒂斯·李梅将军曾经建议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去，而总统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这可不是没分量的威胁。总统的空军将领们向他保证，在两星期内他们可以对敌方本土进行饱和轰炸，投掷炸弹的总吨数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全部大规模空袭中的投弹吨数还多。此外，在其规模上这将是前所未闻的最大的恐怖轰炸。B－52就能确保这一点。这种飞机根本不可能进行定点轰炸。每一架B－52机腹内载有40吨炸弹。飞行时以三架为一“小组”，每一小组向一个一英里半长、半英里宽的“方格”内投掷它的炸弹。到目前为止，这种飞机还没有用来袭击过城市。如果它们在河内上空投弹的话，使平民遭受大量伤亡将是不可避免的。

　　72个小时过去了。范文同没有答复，尼克松向关岛和泰国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东京湾里的美国航空母舰发布命令：开始闪电攻击。结果是美国卷入越南的漫长历史上的最残酷的一章。河内遭到了各种类型的美国飞机在各种气候条件下进行的昼夜不停的连续轰炸。美国飞行员使用了100架巨大的绿、棕两色的B－52，仅在第一周内就出动了1400架次以上。美国人全惊呆了。仅在几天之前——实际上直到12月中旬——他们还一直在盼望着美国完全摆脱印度支那，期待着美国战俘（其中有些人已经被俘将近十年了）能够回家过圣诞节。现在他们见到的却是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180度转变。总统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解释。过去，尼克松同他的前任约翰逊一样，总是出现在电视上，宣布他在越南采取的新的行动。现在他根本无意为自己的行为申述理由了。惟一出来表明态度的白宫官员是齐格勒。他对记者说，轰炸“将继续到达成解决办法的时候”。

　　五角大楼提出许多军事目标：停车场、交通塔、发电厂、仓库、桥梁、铁路、船坞、工厂、公路、兵营、供给站、飞机着陆场以及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阵地。但是大部分目标都是北越城市中人口稠密的地区。例如河内热电厂就在距市中心仅仅一千码的地方。驻河内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发出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个遭浩劫的城市。城里没有电，并经常缺水。周围一大片地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学校变成了冒着烟的大坑。瓦砾堆里到处是炸碎的练习本。父母拼命地在碎裂的水泥板间寻找他们的子女。

　　在河内郊区太原，几乎有一千平民死伤，棺材堆置在街角上。白太肺结核医院被夷为平地。白梅医院也是如此，医生从废墟里把病人背出来。一家药房被炸毁。一个炸弹落在一所战俘营里——此事激怒了尼克松，据报道说，他责骂北越人不该把战俘安置在导弹会落下来的地方。波兰货船约瑟夫·康拉德号被炸沉在河内港口内，炸死水手三人；还炸坏了一艘俄国船和一艘中国船。为这些违法行为道歉的国务院人员都非常生气。一位美国外交官忧郁地说：“照这样干下去，到圣诞节前夜我们该去炸河内的天主教堂了。”

　　实际上，尼克松宣布圣诞节前后停战36小时，但是这段时间一过，死神又光临了。墙上依旧有北越人用白垩写的：“我们要替被美国人屠杀的同胞报仇”和“尼克松，你必须偿还这笔血债”。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而已。白宫远在7000英里外，最后一批美国地面部队不久便将撤离印度支那了。北越惟一可以用来抵制暴行的人质是被他们抓住的美国飞行员。在这次闪电轰炸之前七年内，B－52出动过10万架次，被敌人炮火击落的仅一架。而现在河内已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高射炮防空能力，仅在1972年的最后这两个星期内，他们的愤怒的炮火便击落了16架这种空中无畏战舰，一架就值1500万元。更重要的是，98名飞行员被俘。美国在东京湾地区上空的猛烈轰炸，增加了在巴黎的赌注。无论基辛格还是黎德寿，他们身上的压力都更大了。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和平的因素。尼克松（这还不是最后一次）错误地判断了公众在道义上愤慨的限度。詹姆斯·赖斯顿把大规模轰炸称做“抽风的战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原曾支持尼克松的越南政策，现在也出来反对，说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感到不安，并且认为他的同胞都会有“同感”。在欧洲，反应更为尖锐。伦敦的《每日镜报》说：“美国恢复轰炸北越，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在巴黎，《世界报》把这次空中进攻比做纳粹在西班牙内战时夷平格尔尼卡的罪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更不留情，把它与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相比。这激怒了美国政府，它把瑞典大使召来提抗议，但是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反应都几乎同样强烈。

　　如果说华盛顿低估了盟国的不满情绪的话，河内则是高估了共产党世界的愤怒程度。莫斯科和北京的评论都是敷衍了事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联50周年国庆的讲话中，对于B－52的轰炸的态度真是再温和不过了，他还很显眼地派他的孩子们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去与特里西娅·尼克松·考克斯和她的丈夫相见。俄国人与中国人都力劝北越人同美国人取得谅解。美国已失去了反对“解放战争”的热情，苏联和中国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也不如从前热心了。与其说是轰炸，也许反倒不如说是这一原因，使河内发出了要求重新会谈的紧急信号。12月30日，白宫宣布暂停轰炸，再度安排基辛格和黎德寿在1月8日会谈。阮文绍派了两名外交官到华盛顿，扬言要反对任何不符合他的要求的条约，此时，尼克松的反应是派出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带了一封致阮文绍的信前去西贡，内容实际是要他免开尊口，这一点已足以表明美国谋求解决问题的决心了。

　　基辛格随即挟着装有新建议的公事包奔波于巴黎和比斯开湾之间。1月底，当两个谈判者在42个月中举行第24轮会谈时，他们终于取得了突破。大家原估计将还需两天的讨价还价，但是最后的谅解仅在四小时内便达成了。在巴黎古老的美琪饭店墙上挂着丝绒的大会议厅里，宣告了战争的正式结束；华盛顿、河内和西贡同时广播了这一消息（基辛格说，光是完成那一套程序，“便使我们大家都老了几岁”）。尼克松总统带领全国做祷告，大力赞扬“在各国历史上最无私的事业之一中”在越南服役的250万美国人。他宣称，他取得了“光荣的和平”。

　　但光荣二字实在无从说起。基辛格很明白这一点。在向报界发表的经过深思的简单谈话中，他说：“到现在，看来已很清楚，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能说只有他痛苦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或者说只有他最有远见。”他根本没提什么光荣，或英勇，或荣誉或任何其他与这场冲突毫不相干的有关武功的辞藻。他说：“在医治印度支那的创伤的同时，我们可以着手医治美国的创伤。”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因为那正是当时美国的问题。美国在阵亡大约4.6万人、受伤30万人和花费了1100亿元之后，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他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国内问题，一种精神上的沉疴。在麦克卢汉式的全球村【加拿大作家，由于电视的发达，他称世界是个小村庄。——译者】里，要使一个遥远的国度成为废墟，而又不使美国遭受严重创伤，那是不可能的事。除去人力物力的损失以外，受伤的还有：美国公众对总统职位的尊重，因为它使美国进入了这场战争；美国公众对国会的尊重，因为它曾继续不断为这场战争拨出巨额款项；美国公众对法院的尊重，因为它没有裁决这场战争为不合宪法；美国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尊重，因为，事实证明在影响决策者方面，它实际不起作用，因而已经堕落成街头的混乱了。赖斯顿就停火一事写道：“由于这场战争的影响，美国人对权威的尊重已是一落千丈了，这不仅包括对政府行政权威的尊重，而且包括对学校、大学、报界、教会，甚至家庭的权威的尊重……美国生活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变化现在还没有为人所理解，或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变化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也或许将永远持续下去。”

　　在停战的一周内，麦迪逊广场花园发生了一场丢人的争吵，争吵的问题是在体育比赛前是否演奏乐曲《星条旗歌》。同一时候，教师罢教像新发生的流行病传遍全国，使教学活动全部停顿。这在上一次美国精神大考验的大萧条期间，都是不能想像的。当时，星条旗飘扬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国土上空，当时的美国存在着许多物质上的苦难。教师在那场经济危机中属于受害最深的一部分人。付给他们的报酬往往是不值钱的临时通货，或甚至分文不给，有些人只能同挨饿的孩子分食极少的一点食物。但是在那个纪律严格的社会里，教师罢教，犹如不尊重国歌一样，是不能想像的。这并不是说那时的美国是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这只表明，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国家，住着与今天不同的另一些人民，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与70年代的挑战全然不一样的。

　　或许这正是亨利·亚当斯在本世纪初所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20世纪的美国人要经受的考验，将是他们的适应能力。变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国家，为变化本身而崇拜变化，把变化和进步看做是同一回事。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曾说：“我们需要变化。我们需要进步。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如果说这是美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它也还有另一个方面，与此完全针锋相对的一面，这一方面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又重新抬头了。那就是渴望抛弃现在，恢复那尚未完成的过去。约翰·布鲁克斯曾说：“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来。”这是在美国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没走的一条路》。托马斯·沃尔夫写道：“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忆着，一边寻求已被遗忘的伟大的语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个未找到的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呵，迷失的，因风而悲伤的幽灵，回来吧。”因此，在干预了国外冲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国内来了，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他最优秀的小说的结尾中写道：“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尾声 余音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群兴高采烈的作伪证的人的包围中，为他第二次就任总统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为期三天，耗资四百万元，由少年得志的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导演。1月20日他的那篇就职演说，基本精神仍是不再对广大世界作出承诺，与其说是答应本届政府打算做些什么，不如说是它将不做些什么。十二年前，同属这一代的另一位总统曾发誓说：“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承受任何困难来支持我们的朋友，反对我们的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性。”如今，尼克松则宣称：“当年美国把其他各国的冲突都看作是自己的冲突，或者指点其他国家应如何处理其内部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他套用肯尼迪总统的一句名言，打算以此来结束过去自由派的政府所推行的国内政策。尼克松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问，政府将为我做些什么，却问问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他为了说话效果，在这里停顿了一下，这时，从几个街区以外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一群青年在齐声喊着：“杀人凶手！”“马上滚蛋！”“结束种族主义！”

　　一个来自衣阿华州的妇女对《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说，“恶心，真叫人恶心！我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治治这些小伙子。”这样做确是很不合礼节。可是反示威活动也和反文化运动一样，表明美国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对这类行动也只能加以容忍。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的确找不到有效办法能制止不同政见。倘若有的话，马格鲁德和他的主子一定会首先使用了。当时呐喊的那些人——总共有五百到一千人，由易皮士、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激烈分子和毛派进步劳工党的成员组成——是该周周末在华盛顿活动的示威群众中人数最少而又最粗暴的一批抗议者。他们扛着一具极为难着的模拟像——一只纸糊的十尺长的耗子，头象是尼克松，嘴里叼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布娃娃。这使得平常不轻易干涉的特区警察也难以容忍了。他们把模拟像没收了去。然而除这批人外，在那次就职话动中唯一真正令人难堪的事是把华盛顿纪念塔周围的国旗都降了下来，升起越共的旗子。

　　最庄严的抗议是头一天晚上9点，在威斯康星大道的华盛顿大教堂里举行的。教长弗朗西斯·塞尔和前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分别作了简短的讲话之后，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一个在当地拼凑起来的管弦乐队，以安详、深沉的调子演奏了海顿的《战时弥撒》，铜鼓声频，结尾呼吁：《给我们和平》与之唱对台戏的是，尤金·奥曼迪和他所指挥的费城管弦乐队正在华盛顿另一头演奏柴可夫斯基雄伟奔放的《一八一二年前奏曲》，向总统致敬。奥曼迪的管弦乐队中有十六位乐师请了假，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听众面前演奏有失身分。也许由于他们的不在，倒是减少了对尼克松的生命的威胁。尽管如此，在特工人员的请求下，前奏曲高潮的鸣空炮仍然取消了。这是尼克松执政以来，特工人员提出的一次不那么费钱的建议。

　　当晚，对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的人向白宫一名警卫递交了一份请愿书，阐述了他们的见解。菲利普·贝里根神甫在白宫外面人行道上演了一出粗糙的活报剧，以表明当局如何虐待那些敢于说出反对意见的人。贝里根假装以粗暴手段来对付一个举着和平标语牌的妇女。他唯恐有人不能领会这出戏的含意，这位神甫还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写着“警察”二字的大牌子。第二天，由于公布五角大楼文件而临被定罪并判总共达一百一十五年徒刑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在全国和平行动联合会举办的聚餐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讽刺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所许诺的一代的和平，说“他结束这场战争就象结束对我的诉讼案一样，”并把为越战提供军火的制造商比作纳粹奥斯维辛死亡营的设计师。

　　见到贝里根和埃尔斯伯格的人当然不多，但是大多数反对就职典礼的集会，参加者都很踊跃。在大教堂举行的伯恩斯坦音乐会参加者三千人，另外还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人夜里站在外面听大喇叭里的广播。五万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象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进军一样，把时间安排在总统在国会山作演说的时候，吸引了七万五千到十万人，开始时由越战复员军人反战协会的二千五百名会员从阿灵顿国家公墓向华盛顿纪念塔进军，然后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虚拟的签订和约的仪式，最后是纽约的女国会议员贝拉·阿布朱格作的一次演说。她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尼克松的演说，于是在这里对之大加斥责。

　　听众中有一些年轻人扛着已经过了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停止轰炸”。这是可笑的。三个星期以前，闪电轰炸就已停下来了。另一些抗议方式也近乎荒唐可笑。有些同越战完全不相干；正当尼克松发表演说时，由一位心怀不满的百万富翁租来的小型双翼飞机在警察和空军直升飞机的密切监视下掠空而过，挂着一条“批准金币流通”的标语。然而举行抗议这个作法并不荒谬。那远比就职演说、柴可夫斯基的没有炮声的前奏曲以及那些打扮漂亮的弗吉尼亚中学一千九百七十六名列队从白宫门前走过的乐队要来得更符合美国精神。这个乐队是杰布·马格鲁德所设计的第二个百年纪念日计划的产物。

　　在约瑟夫·麦卡锡时期最黑暗的年月里，当西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校长为一位受到围攻的自由主义者辩护出庭作证时，一位律师曾问他：对他来说，美国象征着什么。他回答说，象征着“可以有不同意见的权利”。他的意思当然并不仅是指那些怪物和一些兴之所至随便胡来的人，尽管在美国什么时候也会容许占星学家，相信天空会出现飞碟的人存在，容许1948年在华盛顿买下华屋广厦，准备等到杜威当政时居住的共和党政客存在。但是倘若要使自由其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那也就得扩大到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而且在它的广大的保护伞下，使那些不受大众欢迎的，热心宣扬为大多数人认为错误的事业的人得以存在下去。为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约翰·格伦、尼尔·阿姆斯特朗欢呼容易：然而要能够容忍憎恨约翰逊的气象员派、跟约翰·肯尼迪捣乱的伯奇会员，以及跟罗斯福为难的自由联盟盟员，那可是需要点气量的。

　　那些在尼克松任职时期年逾五十的美国人的记忆中，这个国家的宽容耐性的确经受了极大的考验。有时简直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以致那些失去耐心的地方的名称全变成了美国历史上可耻的污点。其中有：阿蒂卡、肯特州立大学、美莱、伯明翰、奥克斯福德、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拘留日裔美国人的加利福尼亚州集中营以及本书一开头就述及的安纳科斯夏河边地被夷为平地的补偿金军人的营地。

　　但这些仍不过是例外。如果把那些表现出容忍精神的事例开列出来，那肯定比这个名单要长许多倍，并可着作是全国自由战士的光荣榜。其中要包括安吉拉·戴维斯、贝里根兄弟、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斯波克大夫、芝加哥七被告、伍德斯托克、泰－格雷斯·阿特金森、举着“为和平运动者免费供应毒气”标语牌的美国纳粹分子、“普韦布洛”号的舰长、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埃德温·沃克、化学家莱纳斯·波林、罗莎·帕克斯、“美国第一”派、厄尔·白劳德、小花神坛，威廉·达德利·佩利、休伊·朗格、杰拉德·斯密斯和唱着《国际歌》欢迎1932年12月回到华盛顿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干枯的幽灵。

　　那些敢于违抗民众意志的人固然象表达民众意志的人一样值得我们怀念；但那些仅以自己的存在而使国家中坚保持警惕、忠城并使国家的民主制度得以加强的那些无言的见证人，也应受到我们的尊敬。每到危机时刻，他们总默默无声聚集在宾夕祛尼亚大道对面和白宫相对的拉斐特公园里：总统只要拍头望望窗外便可看到他们，让他注意到他的雇主们正在注视着他。在考验国家意志、并常常决定国家政策的国会大型听证会上，他们总是出席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越南战争、谢尔曼·亚当斯和伯纳德·戈德法因案件、布里克修正案，陆军与麦卡锡的争执、被埃斯蒂斯·凯弗维尔揭露的匪帮、希斯和钱伯斯案、拿佣金的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以及对大萧条时期华尔街应负何种责任等问题都曾在这里加以考虑。他们这些人观看过塔夫脱钟楼的落成典礼，他们瞻仰过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的遗体，1963年11月25日他们曾含着无限悲伤默立着目视一辆灵车载运约翰·肯尼迪的遗体越过纪念桥向阿灵顿公墓不灭的火焰行去。

　　※※※

　　有一派历史学家认为，在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方面，重大事件也许还并不如——几封信、压在旧书里的几朵花、几张过时的舞会节目单、曾为人所喜爱因而不忍抛弃特意加以珍藏的玩具之类——一些普通人无众留下的小物品。建筑下人常会偶然发现埋截在大邸宅下的这类东西的窖藏。有时他们甚至可能找到象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埋截在会址下的韦斯汀豪斯文物窖藏那样精致的东西。这类发现常常引起极大的好奇心，年代更久远的则更会引起许多人纷纷猜测这件或那件东西对当时的人有什么意义。由于美国人愈来愈流徙不定，留下这类窖藏的可能性愈来愈小了，但如果摇曳音乐的一代留下那么一个——比如在一个仓库里藏下象菲伯·麦吉童话中所说那么大小一个橱柜——那也许就可以让我们看出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忍受过什么痛苦，他们曾有些什么梦想，哪些梦想已经实现，哪些破灭了。

　　如假想有那么一个橱柜，我们将在最上一层里看到一把钢架网球拍子，几本讲饮食卫生的书，一条宽领带和屁股特肥的女式衣裤。在这些东西后面是一幅“欢迎战俘回国”的标语，一幅为下落不明的军人写的标语（“只有河内知道”），和一枚和平徽章；然后是一枚古铜色的鱼雷艇领带别针，几盘录有“卡姆洛特”、阿尔洛·古斯瑞的“艾利斯的饭店”和卡洛尔·钱宁的“你好，达莉”的录音带在这些东西后面，压在一个角落里一堆蜡染蓝布裤子下面，还有几本看得很旧的《范妮·希尔》和《一个跳蚤的自传》。

　　柜子的第二层几乎放满了各种衣服：一件紧身女服、一套灰法兰绒衣服、一顶窄边男呢帽、几条窄得不象样的领带、一顶熊皮儿童帽和一顶帽带上印着“我爱艾克”标语的硬草帽。藏在这些衣服下面有一件过时的妇女用品：装在一个白塑料盒里的子宫帽。再往里有一根奇特的小银别针。那针样子很象一只在脚跟处有一个窟窿的男鞋鞋底。在它旁边是一套“窈窕淑女”唱片、一张艾迪斯·皮艾弗唱的“他哭了”的唱片、一个涅基·丁克工具箱、一顶军帽和一个已坏了的贝比－坦达。一本《救火队员斯康尔》和一本《佩顿地方》放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文件上面：其中有教人如何戒烟的小册子、一本渔家蜜酒酿造法、一份《八十天环游世界》小册子、一叠尿布供应处的帐单和一个从未拆开的封套，里面装着家庭防空掩体计划。

　　在第三格靠前放着一件迪奥尔新式样裙子、一件看来曾由一个瘦高个儿穿过的艾森豪威尔茄克、几双早期的尼龙袜、一顶大学生毕尼帽。一本《北回归线》，下面放着一包三个特洛伊。（当时时价一美元。）还有各种证明文件：陆军退役证、结婚证、大学毕业文凭等。一只破旧的滚球柱。一个陆军番号袖章。一些配给票。一些已变色的海军挂牌。儿张v字信笺。一顶纳粹兵钢盔；一把日本武士剑。一张哥伦比亚公司的凯特·史密斯唱片“上帝保佑美国”。一只水晶的表示胜利的v字形别针。

　　更下一格东西装得很乱。一双极脏的桑姆·麦克安鞋子放在一件同样脏污的正反都能穿的雨衣上面，雨衣下面是一件背上有腰带的便服上衣。两张每分钟78转唱片中夹着一个已枯姜的花束——这两张唱片是“深紫色”和“星尘”。在它们旁边是一些竞选别针，上面的字是“我们要威尔基”和“罗斯福”。另有一个别针做成一朵向日葵的样子。此外还有：一架做成拱门形式的蹩脚的飞歌收音机、一本已翻得破碎不堪的《飘》、一本仿佛只有最后四十页有人谈过的《尤利西斯》、男女童军手册和几本方形的《大小书》。那里还有一个满是尘士的里昂内尔变压器、一根跳绳用的绳子、几颗石弹子和一个钢珠，一只已裂开的曲棍球棒、一只满是油泥的第一垒垒球手的手套、一个仿雪莉·邓波儿的娃娃、一副泡沫胶纸牌、一支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的纸炮枪。两个波斯特·托斯蒂斯黄杨木陀螺。一盒红皮炮仗。一个用塑料绳连结在一只桨上的波洛球。一条棕色灯芯绒灯笼裤。一条发带。一台旧的台式电话机。

　　最后在橱柜的底层是一堆用布朗尼箱式照相机拍下的快照。照片里照了一些汽车：一辆摇下挡风玻璃的A式福特车、一辆雪佛来运动游览车；在一些较老的颜色已发黄的照片上，有一辆T式车，许多人排在那车的踏脚板边，当时是在夏天，但成年人的样子都很规矩。男人都戴着硬领，妇女戴着大帽子，穿着没有体型的布衣裙。但着来样子最奇特的倒是那些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也打扮得很古板。当然还有些别的东西。你一时还弄不清他们为什么看来那么奇怪。然后你明白了。他们的神态非常紧张。他们向前微微探着身子，仿佛要想展望到未来的情景。他们还在微笑着。





　　大事年表

　　1932年　华盛顿发生补助金远征军暴乱
　　　　　　一千五百万人失业
　　　　　　罗斯福当选总统
　　　　　　关于革命的谣言四起

　　1933年　本国银行纷纷倒闭
　　　　　　罗斯福的一百天
　　　　　　转危为安

　　1934年　埃德加·胡佛和《滑稽名画》
　　　　　　黑色风暴
　　　　　　汤森医生、库格林神父和休伊·朗格

　　1935年　第二个一百天
　　　　　　摇曳音乐的诞生
　　　　　　约翰·刘易斯的得势
　　　　　　最高法院抗拒罗斯福

　　1936年　自由同盟：“拯救宪法！”
　　　　　　《乘风飘去》
　　　　　　罗斯福击败兰登和《文摘》

　　1937年　最高法院“改组”计划
　　　　　　国会保守联盟的产生
　　　　　　底特律的静坐罢工
　　　　　　日本击沉美舰“帕奈号”
　　　　　　孤立主义的极盛时期

　　1938年　慕尼黑和H.V.卡顿博恩
　　　　　　新英格兰风暴
　　　　　　奥森·韦尔斯的火星人广播剧

　　1939年　纽约世界博览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林白说：“不要参与！”

　　1940年　法国陷落
　　　　　　“美国第一”；“上帝保佑美国”
　　　　　　爱因斯坦致函罗斯福
　　　　　　威尔基与冠军
　　　　　　杜鲁门击败杜威

　　1941年　众议院议案1776号：租借法案
　　　　　　纳粹潜艇击沉“鲁本·詹姆斯”号
　　　　　　纽约市学院解雇伯特兰·罗素
　　　　　　玛丽安·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歌唱
　　　　　　珍珠港事件：“这决不是演习！”

　　1942年　太平洋上的撤退；中途岛；瓜达卡纳尔岛
　　　　　　陆军进攻北非
　　　　　　在国内：“我一个人走路真孤独”
　　　　　　日裔美国人的痛苦

　　1943年　萨莱诺、卡西诺和塔拉瓦
　　　　　　在国内：弗兰克·西纳特拉和亨利·凯泽

　　1944年　安齐奥、诺曼第、突出地带之战
　　　　　　塞班岛和莱特湾

　　1945年　硫黄岛和冲绳
　　　　　　联合国宪章
　　　　　　罗斯福逝世；杜鲁门继任总统
　　　　　　德国投降
　　　　　　广岛和长崎
　　　　　　日本投降

　　1946年　战后通货膨胀和罢工
　　　　　　“我要回家”骚动
　　　　　　丘吉尔在密苏里使用“铁幕”一词

　　1947年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时装新式样

　　1948年　金西报告
　　　　　　柏林空运
　　　　　　狄克西民主党和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
　　　　　　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和艾克重新当选
　　　　　　蒙哥马利城抵制公共汽车

　　1949年　威廉·莱维特的第一个莱维特镇
　　　　　　关于飞碟的第一次报道
　　　　　　电视：五光十色的乔治和滑屣比赛
　　　　　　中国成为红色中国
　　　　　　俄国拥有原子弹

　　1950年　阿尔杰·希斯被判罪
　　　　　　麦卡锡的兴起
　　　　　　朝鲜战争；仁川；红色中国的进攻

　　1951年　长途直拨电话开始使用
　　　　　　大辩论
　　　　　　麦克阿瑟被解职
　　　　　　米基·斯皮兰时代
　　　　　　沉默的一代的出现
　　　　　　电视取代收音机成为一般人消闲工具
　　　　　　凯弗维尔调查犯罪听取会

　　1952年　氢弹
　　　　　　有关杜鲁门的丑闻四起
　　　　　　尼克松关于“切克尔斯”的谈话
　　　　　　艾克击败史蒂文森，他“年纪已经不小，不能哭了”

　　1953年　大规模报复
　　　　　　斯大林去世；朝鲜停战
　　　　　　塔夫脱去世

　　1954年　麦考可尔的新词“共进共出”
　　　　　　布里克修正案
　　　　　　陆军－麦卡锡纠纷听证会
　　　　　　罗伯特·奥本海默受审查
　　　　　　最高法院取缔学校中的种族隔离

　　1955年　“达维·克罗克特”的狂热
　　　　　　进入疲塌的一代
　　　　　　福摩萨（台湾）决议案
　　　　　　日内瓦首脑会议
　　　　　　艾克心脏病发作

　　1956年　格蕾丝·凯利成为王妃
　　　　　　伯明翰和“公牛”康纳尔
　　　　　　华莱士守住学校大门
　　　　　　向华盛顿进军
　　　　　　吴庭艳弟兄在西贡被刺
　　　　　　达拉斯行刺案

　　1957年　小石城事件
　　　　　　俄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埃德塞尔汽车的惨痛失败
　　　　　　美国在卡纳维尔角发射火箭失败

　　1958年　呼啦圈狂
　　　　　　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中东
　　　　　　尼克松在加拉加斯受困
　　　　　　谢尔曼·亚当斯的骆马绒大衣
　　　　　　约翰·伯奇协会成立

　　1959年　查尔斯·范多伦终被揭露
　　　　　　尼克松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在美国

　　1960年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使用“伊诺菲德”——避孕药丸
　　　　　　黑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发动入坐运动
　　　　　　U－2事件；日内瓦首脑会议流产
　　　　　　肯尼迪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

　　1961年　艾伦·谢帕德十五分钟的太空之游
　　　　　　自由乘客在狄克西
　　　　　　猪湾事件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遇
　　　　　　约翰逊访问西贡，保证给予支持
　　　　　　泰勒·罗斯托的越南之行

　　1962年　格罗幸格的第一个单身男女周末集会
　　　　　　约翰·格伦绕地球飞行
　　　　　　詹姆斯·梅雷迪思在老密西大学
　　　　　　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组成
　　　　　　古巴导弹危机

　　1963年　《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
　　　　　　杰奎琳·肯尼迪再嫁
　　　　　　美莱
　　　　　　尼克松竞选险胜

　　1964年　东京湾
　　　　　　第一个酷热长夏
　　　　　　马里奥·萨维奥和自由言论运动
　　　　　　披头士乐队周游美国
　　　　　　密西西比民权运动者凶杀案
　　　　　　约翰逊对戈德瓦特
　　　　　　斯特兰奇勒夫博士

　　1965年　日瓦戈医生
　　　　　　免费医疗；“静电复印国会”（戈德华特语）
　　　　　　约翰逊把美国地面部队投入越南
　　　　　　《先驱论坛报》造出“信用差距”一词
　　　　　　塞尔马进军；瓦兹
　　　　　　东北部普遍断电

　　1966年　以裸为美
　　　　　　四十三起种族暴乱使美国百孔千创
　　　　　　“黑色权力！”——和强烈反应

　　1967年　嬉皮士大兴之年
　　　　　　雪松瀑布行动和江克欣城行动（越战）
　　　　　　黑人区暴乱高潮

　　1968年　美国船只“普韦布洛”号被扣
　　　　　　春节攻势
　　　　　　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死
　　　　　　哥伦比亚大学中的战斗

　　1969年　阿波罗十一号登上月球
　　　　　　伍德斯托克
　　　　　　查帕奎迪克
　　　　　　查尔斯·曼森
　　　　　　开展和平运动
　　　　　　芝加哥七被告审判

　　1970年　妇女解放运动和“热裤”
　　　　　　柬埔寨和肯特州立大学
　　　　　　卡斯维尔法官被拒
　　　　　　X级电影风行全国
　　　　　　安吉拉·戴维斯和乔治·杰克逊
　　　　　　邮局罢工
　　　　　　白宫雇用“管子工”

　　1971年　美国乒乓球访问中国
　　　　　　华盛顿的“五一民众”
　　　　　　五角大楼密件外泄
　　　　　　对菲尔丁大夫黑夜行窃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维斯科和奶制品工业行贿运动费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阿提卡

　　1972年　巴比·费希尔和克利福德·欧文
　　　　　　尼克松在北京和莫斯科访问
　　　　　　武元甲大反攻
　　　　　　水门事件和掩盖行动
　　　　　　麦戈文：民主党的灾难
　　　　　　基辛格：“和平已经在望”
　　　　　　饱和轰炸和停火
　　　　　　穷追不舍：水门事件终被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