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_1

　　第三帝国的兴亡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作者：威廉·夏伊勒（W.L.Shirer）
　　译者：董乐山




　　目录

前言
第一编 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
第一章 第三帝国的诞生
第二章 纳粹党的诞生
第三章 凡尔赛、魏玛和啤酒馆政变
第四章 希特勒的思想和第三帝国的根源

第二编 胜利和巩固
第五章 取得政权的道路：1925-1931年
第六章 共和国的末日：1931-1933年
第七章 德国的纳粹化：1933-1934年
第八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3-1937年

第三编 走向战争的道路
第九章 开始的步骤：1934-1937年
第十章 决定命运的奇异插曲：勃洛姆堡、弗立契、牛赖特和沙赫特的倒霉
第十一章 德奥合并：强夺奥地利
第十二章 通向慕尼黑的道路
第十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
第十四章 轮到了波兰
第十五章 纳粹-苏联条约
第十六章 最后几天的和平日子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第四编 战争：初斯的胜利和转折点
第十八章 波兰的覆亡
第十九章 西线的静坐战
第二十章 征服丹麦和挪威
第二十一章 西线的胜利
第二十二章 海狮计划：入侵英国的失败
第二十三章 巴巴罗沙：轮到了俄国
第二十四章 形势的转变
第二十五章 轮到了美国
第二十六章 伟大的转折点：1942年——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

第五编 末日的开始
第二十七章 新秩序
第二十八章 墨索里尼的垮台
第二十九章 盟军对西欧的进攻和德国内部杀害希特勒的尝试

第六编 第三帝国的覆亡
第三十章 德国的征服
第三十一章 众神的末日：第三帝国的末日

简短的尾声





　　前言

　　在第三帝国短促的生命的前半期，我曾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亲眼看到阿道夫·希特勒怎样巩固他作为这一伟大而又茫然不知所从的民族的独裁者的权力，后来又怎样引导这一民族走向战争和进行征服，但是，如果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我的这种个人经历还不会诱使我尝试写这本书。
　　这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就是缴获了德国政府及其所有各部门的大多数机密档案，其中包括外交部、陆海军、国家社会党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机密档案。我相信，这样大批的珍贵材料落入当代历史学家手中的事情，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在此以前，一个大国，即使被战败了，它的政府被革命推翻了，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它的档案也总是由它自己保管的，只有那些对后来的统治集团有利的文件，最后才会公布。
　　1945年春，第三帝国迅速崩溃，因此人们不仅缴获了它的大量秘密文件，而且也缴获了其他许多非常宝贵的材料，诸如私人日记、极度秘密的发言记录、会议报告和通信，甚至还有纳粹领导人电话中谈话的记录，这是赫尔曼·戈林在航空部设立的一个特别机构所窃听收录的。例如，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写日记一直没有断过，他用格贝尔斯伯格式速记法不仅记下了逐日的事件，而且也记下了当天每小时的发展。要了解1939年8 月14日到1942年9 月24日之间这一段时期的确切情况，这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材料来源。当时他担任陆军参谋总长一职，同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其他领导人每天都有联系。他的日记是德国人日记中提供情况最多的一部日记。但是也有其他日记具有极大价值，包括宣传部长、希特勒在党内的亲密同事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日记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的日记。还有最高统帅部自己的和海军总司令部的日记。比如，在科堡附近的坦巴赫城堡缴获的6 万卷德国海军档案，就几乎包括了从1945年4 月缴获之日起一直回溯到1868年现代化德国海军建立之时止的全部德国海军的信号、舰只的航海日志、个人日记、备忘录等等。
　　德国外交部485吨档案藏在哈尔兹山脉的各个古堡和矿井里，在奉到柏林方面的命令正要烧毁的时候，为美国第一军团所缴获，这批档案不仅包括第三帝国时期，而且还包括魏玛共和国时期，并一直追溯到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创建的时候。战后许多年来，成吨的纳粹文件被封存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美国陆军大仓库里，我国政府没有表示有什么兴趣要想打开木箱，看看里面可能有些什么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最后到1955年，在这些文件被缴获后1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会的创议和一些私人基金会的资助，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文件才被启封，数目少得可怜的一批学者，在人手和工具缺少的情况下，趁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文件送还给德国之前，进行了翻阅和摄影的工作。结果证明这是一次丰富的收获。
　　其他的一些文件也是如此，例如希特勒大本营每天研究和讨论军事形势的51次“元首会议”部分速记记录，以及这个纳粹战争元凶在战时同他党内老伙伴和秘书们饭后酒余谈话的比较完整的记录。前者是美军第一○一空运师一名谍报军官在伯希特斯加登从一些焚毁的希特勒文件余烬中抢救出来的，后者是在马丁·鲍曼的文件中找到的。
　　纽伦堡举行纳粹主要战犯审讯的时候，曾经匆匆忙忙集中了数十万件缴获的纳粹文件作为证据。我在采访那次审讯的前半期时，曾经收集了成捆的油印副本和后来出版的42卷证词和文件，还有许多重要文件的10卷英译本。
　　关于纽伦堡后来又举行的12次审讯所出版的15卷材料中，也有一些其他文件是很有价值的，虽然有许多文件和证词被节略了。
　　除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丰富文件以外，最后还有德国军官和党政官员的详尽提审记录以及他们后来在战后各次审讯时起誓画押的证词，其中所提供的材料，我相信是以前历次战争结束后从来没有从同样的这类来源得到过的。
　　当然，我没有全部读遗这些数量惊人的文献——这是单独一个人力所不及的事情。不过，我努力翻阅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只是由于缺乏适当的索引而不免进度缓慢，这是在这样一片丰富的园地中任何一个工作者在所难免的事情。
　　我们在纳粹时期驻在德国的人，不论是新闻记者还是外交官，对于第三帝国堂皇的外表后面发生的事情，所知道的真实情况，可谓微乎其微。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由于它的性质所决定，必然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也知道如何保守这种秘密，以防外人的窥探。把第三帝国内部所发生的赤裸裸的，怵目惊心的，往往是令人作呕的事实——希特勒的上台，德国国会纵火案，对罗姆的血腥清洗，德奥合并，张伯伦在慕尼黑的投降，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对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西方、巴尔干各国和俄国的进攻，纳粹占领下和集中营中的恐怖，消灭犹太人的暴行等等——一一记录下来或作一番描述并不困难。但是秘密作出的重大决定、阴谋诡计、背信弃义、其动机成因、主要角色在幕后起的作用、他们所造成的恐怖的程度以及他们制造这种恐怖的伎俩——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情况，在德国秘密文件出现之前，大部分是我们所无法获悉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现在要想写一部第三帝国史，为时尚嫌过早，这样一个任务应该留给后代的作家去完成，因为时间会使他们具有历史的眼光。我到法国去从事一些研究工作的时候，发现这种看法在那里特别流行。有人对我说，历史学家能写的材料最近不应超过拿破仑时代。
　　这种看法是颇有它的道理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往往等了50年或者100 年，甚至100 年以上，才敢着手写作一个国家、一个帝国、一个时代的历史。
　　但是，这主要是因为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有关的文件，使他们掌握所需要的确凿材料。虽然时间使他们具有了历史的眼光，但是由于他们对他们所要写的时代的生活和气氛、对他们所要写的历史人物必然缺乏亲身的了解，总不免有所欠缺。
　　在第三帝国这个具体问题上，绝无仅有的是，几乎所有的文件材料都在它覆亡的时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所有活了下来的领导人——不论是军人还是文官——的证词，而更加丰富充实了（有些证词还是在就刑前提供的）。
　　有了这样迅速获得的这样无可比拟的材料来源，而我的心中对于纳粹德国的生活，对于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们，特别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表现、行为和本性又记忆犹新，刻骨难忘，因此我决定，无论如何要作一番尝试，把第三帝国的兴亡史记载下来。
　　修昔底德斯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这部历史巨著中曾说：“我经历了整个战争，当时的年龄已经能够理解事态的发展，同时为了了解其确切的真相，我也注意了当时事态的发展。”
　　要了解希特勒德国的确切的真相，我发现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是不一定能够做得到的。固然由于有了大批文件材料而能够比20年以前能做到的更接近于了解真相，但是这些材料浩如烟海，也往往会使人感到迷乱。何况在一切凡人提供的记录和证词中，必然会有令人难以弄清楚的矛盾。
　　毫无疑问，本书不时掺杂着我本人的偏见，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人生观所必然产生的。我在原则上憎恶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而对于这个独裁政权尤其感到憎恶，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亲眼看到过它对人类精神所作的丑恶的进攻。尽管如此，我在本书中还是努力保持严格的客观态度，让事实自己说话，而仅仅注明每一事实的出处。本书所列举的任何事件、场面或引语，无一出诸作者的想象，全部根据文件、目击者的证词或者我个人的观察。有五六处地方，由于事实阙如，不免有所猜测，但是也作了坦率声明。
　　对于我的看法，不少人将会提出异议，我对此毫无怀疑。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见解是绝对不会错误的。为了使本书的叙述更加清楚和有深度，我冒昧提出的一些看法，不过是我尽力根据事实和根据我的了解和经验得出的东西而已。
　　阿道夫·希特勒也许是属于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这一传统的大冒险家兼征服者中最后的一个，第三帝国也许是走上以前法国、罗马帝国、马其顿所走过的道路的帝国中最后的一个。至少由于氢弹的突然发明，由于弹道导弹和能够击中月球的火箭的突然发明，那一阶段的历史已经闭幕了。
　　在我们不断有新的可怕的杀人玩意儿补充原有的杀人玩意儿的新时代中，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如果竟然爆发的话，那么第一场这样的战争一定是一个自取灭亡的疯子按一下电钮所发动的。这样一场战争不会历时很久，也不会再有后继的战争。这种战争的结果不会有征服者也不会有征服，而只有烧成焦炭的尸骨堆在一个渺无人迹的星球上。

　　参考资料

　　本书的主要依据是缴获的德国文件、德国军官和文官的审讯记录和证词、幸存下来的日记和回忆录以及我在第三帝国的亲身经历。
　　数百万字的德国档案材料已经以多个系列分卷出版，另有数百万字已被收集或制成微缩胶片，收藏于各图书馆（在美国，主要收藏于国会图书馆和斯但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和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此外，华盛顿的陆军部军史局也保存着大量的德国军事记录。
　　在已出版的大量档案中，对于我的创作最有用的有三种。首先是《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Ｄ部，它包括大量已被译为英文的德国外交部1937年至1940年夏的文件。承蒙国务院的好意，我获准接触德国外交部的其他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主要与德国对美国宣战有关，尚未翻译和出版。
　　已出版的关于纽伦堡审判的两个文件集对于了解第三帝国内幕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第一种是42卷本的《主要战犯的审讯》，其中前23卷为审讯证词，其余是作为证据的文件，后者是以原文出版的，多数为德文。为这次审判而加以收集并被仓促译为英文的其他文件、审讯记录和宣誓词以《纳粹的阴谋与侵略》为题分10卷出版。不幸的是，在国际军事法庭的委员们面前所作的最有价值的证词大多没有编入该书，这些证词仅能在几家大图书馆看到油印件。
　　美国军事法庭其后在纽伦堡又进行了12轮的审判，审判的证词和文件出版了厚厚的15卷材料，标题为《纽伦堡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这还不到原材料的1/10，但其余的材料可以在一些图书馆看到油印件或影印件。
　　伦敦的皇家文书局于1947—1949年出版了《审判战争罪犯的法律报告》，对其他审判做了概述，该书对了解第三帝国很有帮助。
　　胡佛图书馆藏有极为丰富的未出版的德国文件，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这类文件也有相当数量。另外，国家档案馆还藏有希姆莱的档案和希特勒的一些私人文件——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便是所谓的“亚历山大文件”，其中很大一部分已被制成微缩胶片收藏。其他一些缴获文件的有关情况，可参见本书注释。顺便说一句，未出版的德国材料中有哈尔德将军的日记，共为7 卷打印稿，并附有这位将军在战后为澄清事件所做的注解，我发现这是有关第三帝国的最有价值的记录之一。
　　现将对我有所助益的著作开列如下。这些著作共有三种类型：第一，本书所叙及的一些领导人物的回忆录和日记；第二，基于新的文件材料的著作，例如，英国的约翰·Ｗ·威勒一贝内特、阿伦·布洛克、Ｈ·Ｒ·特雷弗·罗珀和杰拉尔德·里特林格的著作，美国的特尔福德·泰勒，德国的埃伯哈德·泽勒、格哈特·里特、鲁道夫·皮切尔和沃尔特·戈尔利茨；第三，提供背景情况的著作。
　　在动态史研究所的赞助下，《动态史》季刊在慕尼黑出版了一期特刊，详细开列了有关第三帝国的参考书目。伦敦威纳图书馆的目录中也包括一些极为出色的参考书目。
　　
致谢

　　虽然这本书的研究和计划工作，同我所写的别的书一样，是由我自己进行的，但在这本书的五年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许多人和机构的慷慨协助。
　　推动我写这本书的是西蒙一舒斯特出版公司已故的杰克·古德曼和该公司负责本书的编辑约瑟夫·巴恩斯，和我同时在欧洲作记者的老朋友巴恩斯，不论在我顺利或遭到困难的时候都一直支持我，给了我有益的批评。研究战争中所缴获的德国文件的权威学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弗里茨·Ｔ·爱泼斯坦博士在使用那些汗牛充栋的文件上给我很多指导。其他很多人也在这方面给我许多帮助。其中有纽伦堡战犯审判检察官的首席顾问特尔福德·泰勒，他曾写过两本关于第三帝国军事史的书。他将他私人收藏的文件和书籍借给我，并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属于美国历史协会的美国战争文件研究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奥伦·Ｊ·哈尔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其中包括他自己研究的某些成果在内。
　　1956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从国会图书馆的文稿室里把我拉出来，严厉地劝告我回到我的写作本书的工作上去，否则我就会很容易像某些人那样将我的后半生陷在德国文件中。国务院历史处处长Ｇ·贝纳德·洛贝尔博士和国务院的外交官员、《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美国编辑之一的保尔·Ｒ·斯维特也帮助我走出纳粹文件的迷津。斯丹福大学的希尔德加德·Ｒ·波宁格夫人在通讯中和阿格尼斯·Ｆ·皮德逊夫人在交谈中都给我很多帮助。在陆军部军事历史处代理处长Ｗ·胡佛上校和他的属员德迪玛尔·芬克告诉我怎样研究该部收藏最多的德国军事文件。
　　《外交季刊》的主编汉密尔顿·菲西·阿姆斯特朗对本书的写作很关怀，外交学会当时的执行理事长瓦尔特·Ｈ·马洛里也很关心。我很感谢外交学会弗兰克·阿尔朱尔和奥佛尔布鲁克基金会，他们给我的一笔慷慨的赠款，使我能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年写作中得以全力以赴。我还必须感谢外交学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的职员，我曾多次麻烦他们。纽约社会图书馆的职员也同样被我打扰过，但他们非常耐心，十分合作。
　　路易·加兰地尔和赫尔伯特·克莱德曼耐心地读过大部分稿件，并且提出很多宝贵的批评。在20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后来他上了台的这一段时间都在柏林美国大使馆作武官的杜鲁门·史密斯上校，让我研究了他的笔记和报告，这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及其日后某些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线索。纽伦堡法庭的美国检察官之一、现在在纽约作律师的山姆·哈里斯提供给我《主要战犯的审讯》（纽伦堡的文件和证词）和其他许多未公布的资料。在大战头三年中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作了最详尽的回答，并且给我提供了德国原始资料。我曾在别处提到过他那本未出版的日记对我的帮助，在本书的大部分写作过程中，这本日记的副本一直搁在我的身边。战争初期在柏林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乔治·凯南曾经提醒我某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我在欧洲时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如约翰·根室，Ｍ·Ｗ·弗多尔、凯·波尔、西格里德。舒尔兹、桃乐赛·汤普逊、惠特·伯纳特和纽维尔·罗吉尔斯，都同我讨论过这本书，使我得到教益，我的著作代理人保尔·Ｒ·雷诺在我最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了我。
　　最后，我十分感谢我的妻子，她的外文知识、对于欧洲背景的了解以及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对我的研究、写作和核对工作帮助很大，我们的两个女儿，英加和林达，在学校放假的时候也帮我做了许多必要的工作。
　　我对以上提到的人以及其他对我帮助过的人，在此表示感谢。这本书的缺点和错误自然完全由我自己负责。





　　第一章 第三帝国的诞生

　　第三帝国诞生的前夕，一种病态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柏林。几乎人人都看得很清楚，魏玛共和国即将寿终正寝。一年多以来，它一直在迅速崩溃之中。
　　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像他的前任弗朗兹·冯·巴本一样，一点也不喜欢共和国，更谈不上喜欢共和国的民主了，而且他也像他的前任一样，未经议会授权，是靠总统命令担任总理一职的。在执政57天之后，他就已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
　　1933年1 月28日，星期六，年迈的共和国总统冯·兴登堡元帅突然免去了他的职务。当时，德国最大的政党国家社会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要求担任他原来立誓要加以摧毁的民主共和国的总理一职。
　　在那个命运攸关的冬天周末，关于未来局势，首都谣诼纷纭，而照后来情况看来，这些荒诞不经的谣言中最令人吃惊的谣言不是一点没有根据的。
　　有的谣言说，施莱彻尔同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麦施坦因将军相勾结，打算在波茨坦卫戍部队的支持下举行政变，逮捕总统，建立军人独裁政权。有的谣言说纳粹党人要举行政变。在警察系统中纳粹党的同情者协助下，柏林冲锋队要占领威廉街，那是总统府和大多数政府部门的所在地。也有谣言说要举行总罢工。1 月29日，星期日，有10万名工人涌进了柏林市中心的游乐公园举行示威，反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他们的领袖之一企图同冯·哈麦施坦因将军联系，如果希特勒被任命来领导新政府，陆军和有组织的工人就采取联合行动。以前有过一次，在1920年发生卡普政变时，政府逃出首都以后，曾经发生过总罢工，拯救了共和国。
　　从星期日到星期一的那一个夜里，希特勒几乎通宵不寐，在距离总理府不远的总理广场上凯撤霍夫饭店房间中来回踱步。他尽管神经紧张，但是极有自信，深知他的时辰已经来到。将近一个月来，他一直在同巴本和其他保守的右派领袖进行秘密谈判。他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协。他没有办法组织一个清一色的纳粹党政府。不过，他可以担任一个联合政府的总理，虽然这个政府的11名成员中有8 名不是纳粹党人，但是他们同意他废除民主的魏玛政体。现在似乎只有年迈固执的总统还在作梗。就在1 月26日，即这个命运攸关的周末前两天，这位老态龙钟的元帅告诉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他“丝毫无意任命那个奥地利下士担任国防部长或国家总理”。
　　但是，在他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少校、总统国务秘书奥托·冯·梅斯纳、巴本和总统府其他亲信的影响下，总统终于软化了。他年达86岁高龄，精力日益衰退。1 月29日，星期日那天下午，希特勒正在同戈培尔和其他助手喝咖啡吃蛋糕，纳粹党内地位仅次于希特勒的德国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突然冲进来明确地告诉他们，明天就要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了。
　　1933年1 月30日，星期一，午前不久，希特勒驱车前往总理府晋见兴登堡，这次晋见对他本人、对德国、对整个世界来说，后来都证明是一件命运攸关的事情。戈培尔、罗姆和纳粹党的其他头子在凯撒霍夫饭店的窗口，焦急地翘望着总理府的大门，他们的元首不久就要从这扇大门里出来。戈培尔记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获成功。”因为即使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十分把握。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内心的各种情绪此起彼伏，有时感到怀疑，有时感到希望，有时欢欣，有时失望。我们过去失望的次数太多了，这使我们不敢真的相信会发生伟大的奇迹。”
　　几分钟之后，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个奇迹。那个年方43、留着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的人，那个年轻时候在维也纳做过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无名小卒的人，那个在战后最初那些黯淡的日子里在慕尼黑无人闻问的倒霉蛋，那个啤酒馆政变中有点滑稽的领袖，那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煽动家，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
　　他驱车到数百码以外的凯撒霍夫饭店，马上就回到他的老伙伴戈培尔、戈林、罗姆以及在这条取得政权的崎岖的、多事的道路上帮助过他的其他褐衫队员中间。戈培尔的日记上写着：“他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可是他的眼中满含着泪水。”
　　那天晚上，从黄昏直到午夜过后很久，乐极忘形的纳粹冲锋队员在街头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庆祝胜利。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排成整齐的队形，从动物园出来，经过勃兰登堡凯旋门，到威廉街，他们的乐队在震天的鼓声伴奏下吹奏着军乐，他们的嘴里高唱着新编的《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其他一些同德国一样古老的歌曲，他们的长统皮靴在马路上喀嚓喀嚓踩出了有力的节奏，他们的火炬高举着，成了一片火海，照亮了夜空，使聚集在人行道上观看的人们的欢呼声变得分外热烈。兴登堡站在他的府邸的一个窗台前，看着下面游行的人群过去，他的手杖随着军事进行曲的拍子击着地板，他显然很高兴，终于选了一个能够按德国传统方式唤起人民的总理。这位老人，在年老昏愦之中，对于他在那一天放出了什么样的凶神恶煞是否有一丝一毫的感觉，这一点是颇可怀疑的。柏林不久就流传一种很可能是靠不住的传说，说在游行进行的中途，他回过头来对一位老将军说，“我没有想到我们逮住了这么多的俄国俘虏”。
　　在威廉街另一头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阿道夫·希特勒站在总理府一扇打开的窗户前，乐极忘形，手舞足蹈，不断地举起手臂致纳粹党的敬礼，他时而微笑，时而大笑，高兴得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
　　有一位外国观察家那天晚上怀着另一种感情观看游行，安德烈·弗朗索瓦一庞赛大使写道：“火海流过了法国大使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不祥的预感看着它过去。”
　　戈培尔那天晚上回家已是3 点钟了，虽然很疲劳，但是很快活。他在就寝前在日记中写道：“这几乎如同梦境一般？？如同童话故事一般？？新帝国诞生了。
　　14年的辛勤工作终于得到了胜利的结果。德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希特勒吹嘘说，1933年1 月30日诞生的第三帝国将历经千年而不衰，在纳粹党的语言中，它常常被称为“千秋帝国”。它一共存在了12年零4 个月，但是在这历史的一瞬之中，它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发，其强烈程度为前所未有；把德国人民送上权力的顶峰，那是他们1 千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使他们一度成为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从北角到地中海的欧洲的主人；接着又在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把他们投入毁灭和破坏的深渊。这场世界大战是他们国家残酷无情地挑起来的，在这场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国家对被征服的各国人民实行了一种恐怖统治，蓄意屠杀生命和摧残心灵，其程度超过了以前历代所有的野蛮压迫。
　　创建第三帝国的那个人、无情地而且有时常常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精明狡猾手段统治第三帝国的那个人、把它送上这样令人目眩的高度后又把它投入这样可悲的下场的那个人，肯定是个有天才的人，哪怕这种天才是邪恶的天才。不错，他在德国人民——神秘的天意和千年的经历把他们陶冶成当时那个样子——身上找到了一种自然的工具，他能够把它用来实现自己的邪恶目的。然而，如果没有阿道夫·希特勒，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决不会有第三帝国。因为阿道夫·希特勒有着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无情的冷酷、杰出的智力、驰骋的奇想以及惊人的判断人和局势的本领。只有到最后由于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才做出了不自量力的事情。
　　正如著名德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希·梅因克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历史生活中，个人具有突出的和不可估计的力量”。
　　在有些德国人看来，而且无疑地，在大多数外国人看来，当时情况似乎是，一个江湖骗子在柏林取得了政权。但是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希特勒具有或者不久就会具有一个真正天生的领袖的气质。在以后的暴风雨般的12年中，他们要盲目地追随他，一似他具有出自天授的英明睿断。
　　阿道夫·希特勒的出世
　　这个与众不同的奥地利农民后裔于1889年4 月20日晚上6 点半出生于巴伐利亚边境对面、茵河畔的勃劳瑙小镇一家名叫波麦客店的小客栈里。考虑到他的出身和早年的生涯，很难想象有比他更不相称的人来承继俾斯麦、霍亨佐伦家族皇帝和兴登堡总统的衣钵了。
　　诞生的地点是在德奥边境，这一点后来证明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希特勒早在青年的时候就怀有这样的思想：这两个德语民族之间不应当有边界隔开，他们应该属于一个国家。他的这种感觉非常强烈而且经久不衰，到他35岁蹲在德国一所监牢里口授那本日后要成为第三帝国的蓝图的著作时，他的头几句话就同他的出生地的象征性意义有关。《我的奋斗》是以这几句话开始的：今天在我看来，命运竟然选择茵河畔的勃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种天意。因为这个小小的城镇坐落在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而我们年轻一代的人至少已把竭尽全力统一两国作为我们毕生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个边境上的小城市成了一项伟大使命的象征。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的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个孩子。这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是个私生子，39岁以前一直袭用他母亲的姓氏施克尔格鲁勃。希特勒这个姓在母系和父系祖先方面都出现过。希特勒的外祖母和祖父都姓希特勒，或者音同字不同，因为这个姓的拼法常常不同，有时拼成希德勒（Ｈｉｅｄｌｅｒ）、有时是休特勒（Ｈｕｅｔｌｅｒ，Ｈｕｅｔｔｌｅｒ）、有时是希特勒（Ｈｉｔｌｅｒ）。阿道夫的母亲是他父亲的堂甥女，近亲结婚，当时还得征求教会的许可。
　　这位德国未来元首的父系和母系祖先都是祖祖辈辈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这是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边界之间下奥地利的一个县。在我逗留在维也纳的那些岁月里，我有时路过那里到布拉格或德国去。这是一个森林茂盛的丘陵地区，有不少农家村庄和小块的农田。虽然距离维也纳只有50英里左右，它有着一种穷乡僻壤的景象，就像奥地利生活的主流没有经过这里一样。这里的居民性格都很执拗，颇像北边的捷克农民。近亲通婚很普遍，希特勒的父母就是，私生子也很多。
　　在母系祖先方面，情况比较稳定。克拉拉·波尔兹尔一家四代都在希皮塔耳村庄第37号那块农田上务农为生。而希特勒父系祖先方面的情况却颇为不同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家姓氏的拼法经常变化，居处也不固定。希特勒这一家人有一种不能安定下来的气质，总是要想从这个村庄搬到另外一个村庄，从这个行业改做另外一个行业，不愿有紧密的亲属关系，而在同女人的关系上喜欢过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阿道夫的祖父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是个到处打短工的磨坊工人，在下奥地利的各个村子里串来串去。在1824年，第一次结婚后5 个月就有了个儿子，不过母子都在产后死了。18年后，他在杜伦绍尔工作的时候，娶了一个47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她是施特罗尼斯村子的人。在结婚前5 年，1837年6月7日，玛丽亚就生了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后来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极有可能，阿洛伊斯的父亲是约翰·希德勒，虽然我们弄不到确凿的证据。无论如何，约翰在后来娶了这个女人，但是同当时这种情况下的通常习惯相反，他没有想到在结婚后把这个儿子正式登记。这个孩子一直到长大都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在1847年去世，此后30年约翰·希德勒销声匿迹，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到84岁那一年，他才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威特腊镇出现，这时他的姓氏已改为希特勒，他在3 个旁证面前，向一位公证人宣誓，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从可以弄到的记录来看，这个老人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才采取这个步骤，他为什么终于采取了这个步骤，这一点是不清楚的。
　　根据海登的说法，阿洛伊斯后来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能够从他的一个叔父、那个磨坊工人的弟弟那里弄到一份继承权，他就是由那个叔父抚养长大的。总而言之，在1876年6 月6 日这么晚才承认了这个儿子以后，在11月23日那天，多勒斯海姆教区牧师在接到了有公证人证明的声明后，就在洗礼登记册上划去了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姓名而改为阿洛伊斯·希特勒。
　　从此以后，阿道夫父亲的合法姓名就叫阿洛伊斯·希特勒，这个姓氏也就自然地传给了他的儿子，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维也纳的好奇的记者查阅了教区的档案，发现了关于希特勒祖先的事实，不去理会老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过迟承认私生子这一点，而想要把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名加在纳粹党领袖的头上。
　　阿道夫·希特勒奇怪的一生之中，有过许多次命运的奇怪的转折，然而却没有比他出生前13年那一次更加奇怪的了。如果这个84岁流浪的磨坊工人在他妻子去世快30年以后没有突然出现，承认自己是他年已39岁的儿子的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当然，区区姓名是不至于有多大作用的，但是我也听到一些德国人在猜测，要是希特勒以施克尔格鲁勃闻名于世的话，他是不是还会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呢。这个姓氏由德国南部人读起来，声音是有点滑稽可笑的。我们能够想象狂热的德国群众对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名字高呼“万岁”吗？”施克尔格鲁勃万岁！”？
　　要知道“希特勒万岁！”不仅在纳粹党人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已成为群众齐声呼喊的瓦格纳式、偶像崇拜的口号，而且已成为第三帝国时代德国人之间相互打招呼时必须采用的形式，甚至在电话中也是这样，用来代替过去的“哈罗”。“施克尔格鲁勃万岁！”？这可真有点难以想象了。”
　　阿洛伊斯的父母即使在婚后显然也很少居住在一起，因此，未来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是由他叔父扶养成人的，他叔父虽然是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的兄弟，却有自己的姓氏拼法，他叫约翰·冯·奈波穆克·休特勒。由于纳粹党元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捷克人形成了刻骨的仇恨（他最后还是征服了这个国家），这个教名是值得附带一提的。约翰·冯·奈波穆克是捷克人民的民族圣徒，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一家有这个名字，说明他们有捷克血统。
　　阿洛伊斯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没有定性，不久就到维也纳去谋发展了。18岁的时候，他在萨尔斯堡附近参加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9 年后提升为海关税吏，当时就娶了一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霍勒为妻。她给他带来了一份小嫁妆和社会地位，在前奥匈帝国小官吏中间，这种情况是很平常的。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她的年龄比他大14岁，身体又虚弱，一直没有生育。16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3 年，在1883年，她就去世了。
　　在分居以前，阿洛伊斯（现在已正式姓希特勒了）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马茨尔斯伯格同居，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1 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在他发妻去世后1 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3 个月后，生了1 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弗朗席斯卡在1 年之内因肺结核去世。6 个月后，阿洛伊斯·希特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结婚。
　　不久即将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的新嫁娘名叫克拉拉·波尔兹尔，年方25岁，她的丈夫48岁。他们相识已经很久了。克拉拉老家也是希特勒这一族的老家希皮塔耳。她的外祖父约翰·冯·奈波穆克·休特勒就是把侄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希特勒抚养长大的人。因此，阿洛伊斯是克拉拉的堂房舅舅，他们要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
　　这位海关税吏在第一个妻子在世时，因为膝下空虚，就把克拉拉领来做过继女儿，当时他就存了同她结合的念头。克拉拉在勃劳瑙同施克尔格鲁勃夫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阿洛伊斯在他发妻病倒后似乎就打算等她一死就娶克拉拉为妻。到这个姑娘满16岁可以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他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克拉拉的外祖父）遗产的事。但是他的妻子在分居后还拖着没有死，此外，也许因为阿洛伊斯在这时与厨娘弗朗席斯卡·马茨尔斯伯格同居，年已20的克拉拉就离开了他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人了。
　　4 年以后她又回来给她堂舅当家，因为弗朗席斯卡在她临死前最后几个月也搬出了她丈夫的家。阿洛伊斯·希特勒同克拉拉·波尔兹尔在1885年1 月7 日结婚，大约4 个月零10天以后就生了头一个儿子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在襁褓中就夭折，1886年生的第二个孩子爱达也是如此。阿道夫是第三次婚姻中的第三个孩子。后来又在1894年生了1 个弟弟埃德蒙，只活了6 岁。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保拉生于1896年，寿命比她出名的哥哥还长。
　　阿道夫的同父异母哥哥阿洛伊斯和姊姊安吉拉（弗朗席斯卡·马茨尔斯伯格生的两个孩子）也活着长大了。安吉拉是个漂亮的少妇，嫁给了税吏拉包尔，在拉包尔死后在维也纳当管家，如果海登的材料是正确的话，她有一个时期在犹太人办的施粥站做厨娘。1928年希特勒把她接到伯希特斯加登给他当管家，此后一个时期，在纳粹党人圈子里就常常听到他们谈起她为希特勒做的他非常爱吃的美味维也纳点心和甜食。她于1936年离开了他，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学教授，希特勒当时已是总理兼独裁者，对她的离去很不高兴，连结婚礼物也不肯送。她是他一家人中唯一在他一生后期来往密切的人，不过还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安吉拉的女儿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金发少妇，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希特勒在他一生之中只有同她发生过真正的爱情。
　　阿道夫·希特勒一向不喜欢有人向他提起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阿洛伊斯·马茨尔斯伯格（后来正式改名为阿洛伊斯·希特勒）当了饭馆跑堂的，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多年一直在吃官司。根据海登的记载，他在18岁时因偷窃而被判5 个月徒刑，20岁时又因为同一罪名被判8 个月徒刑。他最后搬到德国住，结果却又继续出事。
　　1924年，阿道夫·希特勒因为在慕尼黑举行政变而身系囹圄，阿洛伊斯·希特勒在汉堡因为重婚而被判6 个月徒刑。据海登记载，此后他就去英国，居然很快地建立了一个家庭，但是不久又弃家出走。国家社会党当权后，阿洛伊斯·希特勒的境况好过了一些。他在柏林郊区开了一家小啤酒店，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搬到了首都繁华的西区的维登堡广场。一些纳粹官员是座上常客，在战争初期食物恐慌的时候，这家啤酒店的供应却非常充裕。当时我偶尔也曾进去憩足过。阿洛伊斯这时已快60岁了，身体肥胖，心地单纯，脾气随和，同他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外表上很少有什么相像之处，事实上，你在德国和奥地利许多小酒店老板中间，是很难把他分辨出来的。酒店生意很好，不管他过去如何，就当时而论，他的境况显然很顺遂。他只有一件事情叫他担心，那就是他的兄弟一时生气或感到厌憎，可能吊销他的营业执照。
　　在这家小酒店里，有时就有人在谈论，说国家元首兼总理很不高兴这个使人想起希特勒一家出身寒微的人。据我所记得的，阿洛伊斯本人是不愿参加关于他的兄弟的谈论的，他这么谨慎自然是明哲保身之道，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要想尽量了解那个当时已开始要征服欧洲的人的背景出身的人来说，自然很感到失望。
　　除了在《我的奋斗》中以外，希特勒很少谈到——也很少允许人家在他面前谈到——他的家庭出身和早年生活。而在《我的奋斗》中出现的零星传记材料也是常常令人发生误解的，而且许多事情都略而不谈。关于他的家庭出身，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那么他的早年生活如何呢？
　　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生活
　　他父亲58岁那年从海关退休的时候，年满6 岁的阿道夫进了林嗣西南不远的菲许拉姆村子的公立学校。那是1895年。在此后四五年中，这个按捺不下心来的靠养老金为生的人在林嗣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到他儿子15岁的时候，已搬了7 个地方，换了5 个学校。他在兰巴赫附近的本笃派修道院上了两年学，因为他父亲在那里附近买了一块田地。他参加了唱诗班，选了唱歌课，据他自己的记载，他梦想将来做牧师。最后，退休的海关职员在林嗣南郊利昂丁定居下来，一家人在那里住的是一所朴素的房子和花园。
　　11岁的时候，阿道夫被送到林嗣去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财，也说明他父亲有志让儿子走自己的道路——做个公务员。但是这却是做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才11岁就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以显然诚恳的态度详尽而如实地记载的传记性事实并不多，他在10岁刚出头的时候顽强地同他冷酷刚愎的父亲的坚决斗争则是其中之一。这场斗争第一次表现了他的坚强不屈的意志，这种意志日后终于使他克服了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和困难而达到了他那样的成就，而且使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使得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我不要当公务员，不，不。我父亲为了要使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中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再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呕。
　　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什么，画家？艺术家？”
　　他疑心我发疯了，也很可能他以为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我的话。但是一等到他弄清楚了以后，特别是他意识到我不是开玩笑以后，他极其坚决地反对这个打算。
　　“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决不答应！”我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希特勒后来说，这次冲突的一个结果是，他在学校里就不再好好学习了。
　　“我想，我父亲发现我在中学里成绩不好以后，就会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是否愿意。”
　　34年以后写的这一段话，可能有一半是为他学习成绩不好辩解。他在小学里成绩一贯良好。但在林嗣中学里却坏得异乎寻常，终于在没有得到应有的证书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学到距林嗣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他在那里呆了不久，没有毕业就离开了。
　　希特勒在学习上的失败，使他后来耿耿于怀，常常嘲笑读书“先生”，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学究气。甚至在他临死前三四年在最高统帅部里忙于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上的安排的时候，他也常常抽一个晚上，同他党内的老伙伴回忆他年轻时候碰到的教员怎样愚蠢。这个疯狂的天才这时已是亲启指挥部署在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的大军的最高统帅了，他的这种聊天内容还保存了一部分下来。
　　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是有点疯癫。称得上是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1942年3 月3 日。我回想起教过我书的教师来就很不愉快。他们的外表极其不洁；衣领不整。他们是没有个人独立思想、无知之至的无产阶级的产物，非常合适充当一种腐朽的政府制度的支柱，这种制度，谢谢上帝，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1942年4 月12日。
　　我一想到我上学时的教师，我就觉得他们之中有一半人是不正常的。我们旧奥地利的学生受到要尊敬老人妇女的教育。但是对于我们的教师，我们毫不客气；他们是我们天生的敌人。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点神经错乱，不少人后来真的发了疯！我同教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对外文一点也没有天赋——也许可能有，要不是那个教员是个天生白痴的话。我一看见他就感到憎恶。——1942年8 月29日。
　　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在社会上都失败了。——1942年9 月7 日。
　　很明显，希特勒直到临死的时候还不能原谅也不能忘掉他的教师给了他坏分数。但是他却能够把实际情况歪曲到可笑程度。
　　他的教员在他成了世界名人以后回忆起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有简短的记载。希特勒似乎还喜欢的少数教员中，有一个是教过他科学的西奥多·吉辛格老师。吉辛格后来回忆说：“就我来说，希特勒在林嗣中学既没有留下好印象也没有留下坏印象。他在班里肯定不是出类拔萃的，他身材细长挺直，面孔苍白瘦削，几乎像是一个生肺病的人，他的眼睛常常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
　　爱德华·休麦老师，显然是希特勒上面提到的“天生白痴”，因为他教的是法文。他在1923年到慕尼黑去，为他以前的学生作证，当时希特勒正因为啤酒馆政变而以叛国罪受审。他虽然赞扬希特勒的志愿，说从心底里祝愿他完成他的理想，但是他对当时那个年轻的中学生作了如下的简短描绘：希特勒肯定是有天资的，虽然只是在某些学科方面，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得客气一些，他好强辩，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脾气暴躁，不能遵守学校纪律。
　　他也不用功，否则有他这样的天赋，他就会有好得多的成绩。
　　林嗣中学有一个教员对年轻时代的阿道夫·希特勒起了一种强有力的、后来证明是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是历史教员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他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人地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在来林嗣之前，曾在马尔堡教过书。马尔堡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南斯拉夫时改名为马里波尔。
　　虽然波伊契博士给他的这个学生的历史分数只是“中”，他却是在《我的奋斗》中受到热烈赞扬的唯一教员。希特勒非常愿意承认受到这个人的教益。
　　我有幸得到了一位懂得很少人懂得的？？去芜存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嗣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的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是严格的长者，不仅能够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
　　这位教员使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课目。
　　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他并无此意，我却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
　　大约35年以后，即1938年，希特勒总理在强迫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后到奥地利各地进行胜利的巡视，他特地在克拉根福停下来探视当时已经退休的老教师。他很高兴地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在奥地利独立时期被取缔的地下纳粹党冲锋队的队员。他同这位老先生单独谈了1 小时的话，后来告诉党内同志说，“你们想象不出我得益于这位老人有多么大”。
　　阿洛伊斯·希特勒于1903年1 月3 日因肺出血逝世，享年65岁。他的病是在早晨散步时发作的，几分钟以后就在附近一家酒店里死在一个邻居的怀里。当他的13岁儿子看到他父亲的尸体时，不禁痛哭失声。
　　他的母亲当时42岁，搬到林嗣郊外乌尔法尔一所简陋的公寓去住，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阿道夫和保拉。正如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所说，她觉得有义务按照丈夫的愿望继续让他儿子上学——“换句话说，（用希特勒的话）要我学习做公务员的行业”。不过，虽然年轻的寡妇很溺爱她的儿子，而且他似乎也很爱她，他却“比以前更加坚定地下定决心不愿干这个行业”。因此，尽管母子之间感情深厚，却还是存在着矛盾，阿道夫继续荒废他的学业。
　　“接着一场疾病突然帮了我的忙，在几个星期之内决定了我的前途，结束了永无休止的家庭争吵。”
　　希特勒快满16岁的时候得了肺病，至少不得不停学1 年。他被送到希皮塔耳故乡，在他姨母家里休养一个时期。他的姨母梯丽莎·施密特是一个农家妇女。病好后，他暂时回到希太尔州立中学。他的最后成绩单（1905年9 月16日）上的记分是：德语、化学、物理、几何、几何画是“可”，地理和历史是“良”，自由绘画是“优”。由于能够从此离开学校，他兴奋之余，终于喝醉了酒，这是他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醉了酒。据他后来记忆，一个挤奶姑娘在天明的时候看到他卧倒在希太尔镇外乡下大路旁边，她扶他回到镇里，他发誓以后决不再犯。少在这件事上，他是遵守他的诺言的，他以后不仅不喝酒吸烟，而且还素食，开始是因为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做流浪汉时囊无分文不得不如此，后来却完全出于自觉。
　　希特勒常常说此后的两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虽然他母亲劝他——他的亲戚催促他——去做工，学一个行业，他却陶醉在将来做艺术家的美梦里，在多瑙河畔逍遥闲荡。他永远忘不了16岁到19岁这一段年月里“懒洋洋的日子”，做“妈妈的心肝宝贝”，享受“空虚的舒服生活”。
　　虽然体弱多病的母亲靠微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年轻的阿道夫却拒绝出外谋生来帮助母亲。用任何正当职业来维持哪怕是他个人的生活，对他来说都是想也不愿想的，而且毕生如此。
　　希特勒觉得快成年的这最后几年这么快活，其原因显然是因为可以不必工作，这就使他有时间去沉思梦想，白昼在城市街头或乡间田野闲荡，向同伴畅谈社会流弊和纠正办法，夜晚埋头读书，或者在林嗣或者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后排座位后，站立着出神地谛听理查德·瓦格纳的神秘的异教音乐。一个少年时代的友人后来回忆说他是个面容苍白、身材瘦弱的少年，平时羞怯怕生，沉默寡言，但是对于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有时也会突然发出神经质的怒言。有4 年之久，他自以为深深地爱上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少女，名叫斯蒂芬妮，虽然他常常在她同她母亲在林嗣的兰德大街散步的时候爱慕地凝视着她，但是他从来没有作丝毫努力来同她结识，而像许多其他东西一般，宁愿把她保留在他幻想驰骋的梦幻世界里。他给她写了许多爱情诗，虽然从来没有寄出过（其中一首题为《献给心爱的人的赞歌》），但是却硬要读给他耐心的少年友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听。在这些爱情诗里，斯蒂芬妮成了《ＤｉｅＷａｌｋｕｅｒｅ》（《女武神》）中的少女，身穿一件随风飘扬的深蓝色天鹅绒长袍，骑着一匹白马，驰骋在百花盛开的草地上。
　　希特勒虽然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最好是做画家，否则至少也要做个建筑家，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已经热中于政治了。当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多民族奥匈帝国境内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16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尽管过了这么久的闲荡生活，他似乎很少有一般少年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世界大事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库比席克后来回忆说：“他处处只看到障碍和敌意？？他总是碰到什么东西同他作对，总是同世界闹别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
　　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厌恶学校的青年人忽然喜欢起读书来，参加了林嗣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大批大批地借阅图书。据他的少年友人回忆，他总是埋首在书堆里，其中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历史和德国神话的著作。
　　林嗣只是一个外省城市，不久之后，金碧辉煌的巴罗克式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就开始向这个雄心勃勃、幻想驰骋的青年招手了。在1906年过了17岁生日以后，希特勒带了他母亲和别的亲戚给他的一些钱，动身到这个大都会去住了两个月。虽然维也纳日后成了他度过他一生中最惨淡岁月的地方，惨到几乎流落街头。但是在他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维也纳却使他目眩神迷。
　　他成天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在博物馆、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
　　他也去打听了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手续，一年以后，1907年10月，他又回到首都来参加入学考试，这是他要实现做画家的梦想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他当时年方18，充满希望，但是这种希望马上化为泡影。看了维也纳美术学院的甄别名单上的记载就可知道。
　　下列诸生考试成绩不良，不予录取？？阿道夫、希特勒。籍贯：茵河畔的勃劳瑙。生日：1889年4 月20日。民族：日耳曼。宗教：天主教。父亲职业：公务员。学历：中学四年。考题：人头像。
　　评语：试画成绩不够满意。
　　次年希特勒又试了一次，这次他的绘画太差，根本没有让他参加正式考试。对于这个雄心勃勃的青年来说，正如他后来所说，这仿佛是晴天霹雳。
　　因为他原来有绝对自信，以为一定会成功的。据他自己在《我的奋斗》中的记述，他要求院长说明原因。
　　那位先生告诉我，我所缴的几张画肯定地说明我不适合学绘画，我的才能显然在建筑方面；他说，对我来说，维也纳美术学院的绘画系是肯定不合适的，合适的地方是建筑系。
　　年轻的阿道夫愿意同意这一点，但是他又立刻发觉，遗憾的是，他中学没有毕业，这很可能妨碍他进建筑系。
　　这时，他的母亲又患了致命的乳癌，于是他就回到林嗣。自从阿道夫离开学校以来，克拉拉·希特勒和她的亲戚凑钱供养他有3 年之久，结果却一点成绩也没有。1908年12月21日，林嗣开始披上圣诞节的盛装时，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溘然长逝了，两天后她安葬在利昂丁丈夫的墓边。对于这个19岁的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敬畏父亲，却爱母亲？？（她的）去世使我的宏愿突然不能实现？？
　　贫困和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作出一个迅速的决定？？我面临着想办法谋生的问题。
　　想办法！他并无一技之长，又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从来没有想靠自己的力量赚一分钱。但是他并不气馁。他向亲戚告别，宣布他若不得志，决不回乡。
　　我手中提着一只装替换衣衫的衣箱，心中怀着坚定的意志，动身到维也纳去。我也希望从命运手中夺取我父亲在50年以前取得的东西；我也希望“有所成就”——但是决不做公务员。
　　“我一生最悲哀的时期”
　　此后4 年（从1909年到1913年）对这个林嗣来的闯世界的青年来说，是一段极其悲惨和贫困的时期。在哈布斯堡王朝还没有覆亡，维也纳还是拥有5200万人民的帝国在欧洲心脏的首都的最后短短几年里，维也纳有着一种世界各国首都所没有的独特的快活气氛和迷人魅力。不仅在建筑、雕塑、音乐方面，而且在人民的无忧无虑、喜欢享乐、爱慕文化、追求风雅的精神生活方面，维也纳都可以呼吸到西方任何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那种纷华糜丽的巴罗克和罗可可式* 空气。
　　维也纳位于维纳瓦尔德树木葱郁的山脚下，蓝色的多瑙河畔，山坡上到处点缀着黄绿色的葡萄园，这是一个富有天然美景的地方，外来的游客固然为之心迷神醉，维也纳本地人也自以为得天独厚。空气中充满了音乐，那是当地的天才子弟、欧洲最伟大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高尚优美的音乐，而且在最后那几年回光返照的升平岁月里，还有维也纳自己钟爱的约翰·斯特劳斯的欢乐、迷人的华尔兹圆舞曲。对于这样幸运和过惯了巴罗克式生活的人们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美梦，因此快活的维也纳人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跳华尔兹，喝葡萄酒，在咖啡馆里谈心，在歌场舞谢听曲看戏，打情骂俏，寻欢作乐，把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享受和梦想之中。
　　当然，也需要治理一个帝国，维持一支陆军和海军，管理交通，进行贸易，从事劳动。但是在维也纳，很少有人需要在这些事情上加班工作，甚至用不着全天工作。
　　当然，也有阴暗的一面。这个城市像所有其他城市一样，也有穷人，他们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住在贫民窟里。但是作为帝国的首都，而且作为中欧最大的工业中心，维也纳是繁荣的，这种繁荣比较普遍，人人都有一份。下层中产阶级人数众多，在政治上控制了这个城市；工人们不仅在组织工会，而且也在组织自己的强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全市人口这时已增加到200 万，生活之中有着一种沸腾的景象。民主的势力正在排挤哈布斯堡王朝悠久的专制的势力，教育和文化已向群众开放，因此到1909年希特勒到维也纳来的时候，一个囊无分文的青年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或者谋得一份相当体面的差使，同其他为数约100 万的职工一样，生活在笼罩着首都居民的文明气氛中。他的唯一友人，同他一样微贱和默默无闻的库比席克不是已经在音乐院中初露头角了吗？
　　不过年轻的阿道夫并没有去实现进建筑系的抱负。尽管他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他仍有可能进建筑系——凡是有“特别才能的”青年，即使没有这种证件也能入学——，但是从目前所知道的情况来看，他没有申请入学。他也不想学什么手艺行业，或者从事任何正常的职业。相反，他宁愿干些杂七杂八的零活——扫雪，拍打地毯，在铁路西站外面扛行李，有时候干几天工地小工的零活。1909年11月，他到维也纳“掌握命运”后不到1 年，他不得不放弃在西蒙·丹克胡同租赁的房间，在以后的4年中一直住在只有铺位的鸡毛店里，或者在多瑙河畔维也纳第二十区默尔德曼街几乎同样简陋的单身宿舍里栖身，靠光顾施粥站打发饥饿的日子。
　　难怪在将近20年后他这么写道：对许多人说来，维也纳是个尽情享受的天堂，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是对我说来——恕我直言——它却是我一生最悲哀的时期的活生生的记忆。
　　即使到今天，这个城市在我的心中也只能引起不愉快的想法。对我说来，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5 年艰苦贫困的生活。在这5 年中我被迫求职口，开始当小工，后来当小画家。
　　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辘辘的饥肠。
　　他说到那些日子时，总不免要提起饥饿。
　　当时饥饿是我忠实的伴侣，他同我形影不离，有福同享？？我的生活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
　　但是，饥饿却从来没有逼得他设法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得很清楚，他有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入骨的恐惧，深怕又掉到无产者的队伍中去，体力劳动者的队伍中去——他后来就利用这种恐惧心理在缺乏领导、薪金低微、无人重视的白领阶层的广大基础上建立了国家社会党。这个阶层的千百万人都有这样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在社会地位上比起“工人”来至少略胜一筹。
　　希特勒固然说过，他至少有一阵子靠当个“小画家”，但是他在自传中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工作的情况，只不过说了这么一句，在1909年和1910年，他的情况略有改善，可以不必再当普通小工了。
　　他说：“这时，我已开始独立工作，做个小素描画家和水彩画家。”
　　这句话是有些容易令人误解的，《我的奋斗》中许多其他具有传记性质的段落也是如此。虽然当时认识他的人所提供的材料也并不比他自己更加可靠，但是拼凑起来的情况可以说肯定是比较完整的，也可能比较确实。
　　有一点是相当肯定的，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有像他的政敌所嘲笑的那样当过房屋油漆匠。至少没有材料证明他干过这个行当。他当时干过的事是绘制一些拙劣的维也纳画片，内容常常是一些著名的景物，例如圣斯蒂芬大教堂、歌剧院、伯格剧场、舒恩布伦王宫或者舒恩布伦公园中罗马时代的遗迹。据他相认的人说，他是从别人作品上临摹下来的；显然他没有写生的能力。这些画片是矫揉造作、没有生气的，很像一个初学建筑的人所画的粗糙草率的速写，他有时添上一些人物，也画得非常拙劣，好像连环画一样。我有一次看到希特勒的原作速写后曾经记下过这么一些话：“几个面像。拙劣。
　　有一个几乎像食尸鬼。”在海登看来，“它们像巍峨庄严的宫殿外的小沙包”。
　　这种可怜的玩意儿，希特勒也许画了几百张，卖给小贩装饰墙头，卖给商人嵌在陈列出售的画框里，卖给家具商把这种画片钉在廉价的沙发和椅子靠背上，当时在维也纳，这是一种流行风气。希特勒也能够画一些比较商业性的东西。他常常为小铺子老板画招贴，给泰第狐臭粉这种商品做广告。有一张画后来也许在圣诞节的时候赚过一些钱，画的是圣诞老人在叫卖色彩鲜艳的蜡烛，还有一张画的是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哥特式尖顶，高耸在一堆肥皂上。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顶是希特勒从别人的画上百抄不厌的东西。希特勒的“艺术”成就仅止于此，但是他至死还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
　　在维也纳这些流浪的年代中，他的外表肯定是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汉。当时认识他的人后来追忆，他穿一件破旧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很像一件土耳其长袍，这是一个匈牙利籍犹太旧衣商送给他的，这个旧衣商也住在那所简陋的单身宿舍里，同他颇为友好。这些人还记得他头戴一顶油腻发光的黑呢帽，四季不换，他的一头乱发，前额斜梳，像他日后那样，颈后的头发乱糟糟的盖住了肮脏的衣领，因为他很少理发修面，两颊和下颏往往胡髭丛生。
　　如果日后成了艺术家的汉尼契的话是可信的话，希特勒像“一个基督教徒中间很少出现的鬼怪”。
　　不像同住在一起的一些潦倒的青年人，他毫无青年的恶习。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同女人没有来往——根据已知情况，不是因为任何不正常的心理或生理，而完全是因为他特别怕羞。
　　希特勒后来在《我的奋斗》中难得幽默地说，“我相信，当时我认识的人都把我当作一个怪物”。
　　像他的教师一样，这些人也记得他的炯炯有神的眼光，这是他脸部的突出特点，反映出性格中同这个一身肮脏的流浪汉的贫困生活很不协调的某种东西。他们还记得，这个青年人尽管在体力劳动上极其懒惰，读起书来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当时我用心读了大量的书。工作之余全部时间都花在读书上。这样在几年之内我就打下了知识的基础，到今天我还从这里吸收营养。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详尽地谈到了读书的艺术。
　　所谓“读书”，当然，我的意思也许同所谓“知识界”的一般人有所不同。
　　我也认识一些大量“读书”的人？？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博学”的人。不错，他们有大量“知识”，但是他们的头脑不能组织和整理他们所吸收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一个掌握正确读书艺术的人？？从本能上立刻就能辨别出什么东西是他认为值得永远记住的，或者因为这些东西符合他的需要，或者因为一般值得知道？？读书的艺术，求知的艺术是：？？去芜存精？？只有这样的读书才有意义，才有目的性？？由此看来，我在维也纳的日子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
　　有什么价值？希特勒的答复是：从他的读书中，从他在维也纳穷人中间的生活中，他学到了日后需要知道的一切。
　　维也纳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一生中条件最艰苦的学校，虽然也是最彻底的学校。我刚踏进这个城市时还是一个孩子，离开时却已成人，性格也变得沉静严肃了。
　　在这个时期中，我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了我一切行动的巩固基础。除了我当时打下的基础之外，我后来很少需要学习什么东西，也不需要改变什么东西。
　　那末，他在维也纳这个慷慨给予他狠狠的打击的学校里究竟学到了一些什么？他在那里的经历和读书中究竟学到了一些什么思想？照他的说法，这些思想一直保持到最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这些思想大部分是空虚陈腐的思想，有时往往荒唐可笑，而且受到粗暴的偏见的影响。在对这些思想稍加考察之后，这一点就是很明显的事。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些思想对这部历史很重要，正如这些思想对世界曾经是很重要的一样，因为这些思想将成为这个有书呆子气的流浪汉不久要建立的第三帝国的基础的一部分。
　　阿道夫·希特勒的萌芽思想
　　除了一个例外，这些思想都不是什么独创之见，而是从20世纪初叶奥地利政治和生活的奔腾的大漩涡中原封不动地拣来的东西。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当时由于消化不良正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好几世纪以来，在人口中占少数地位的日耳曼奥地利人统治着一个拥有十多个民族的多语言帝国，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在它之上。但是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控制地位就在削弱之中。他们不能同化少数民族。奥地利不是一个熔炉。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人分裂了出去，1867年，匈牙利人在所谓双重王室的制度下赢得了与日耳曼人平等的地位。现在，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各个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并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间的激烈争吵成了奥地利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不仅如此，也还有社会动荡，而这往往掩盖了民族冲突。没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要求享有选举权，工人们坚决要求有权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不仅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也是为了要实现他们的民主的政治目标。后来事实也确是如此，在举行一次总罢工后，成人都普遍享有了选举权，而奥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告终，因为他们在奥匈帝国奥地利这一半中只占1/3 的人口。
　　对于这些情况，希特勒这个从林嗣来的年轻的狂热的日耳曼一奥地利民族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帝国正在陷到“危险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这个主宰种族恢复原来的绝对权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别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须要由日耳曼人用铁腕来统治他们。议会必须废除，所有民主的“胡闹”必须结束。
　　虽然希特勒没有参加政治，但他非常关心地注意着奥地利三大政党的活动：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泛日耳曼民族党。一种政治上的狡猾见识现在已开始在这个不修边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到当代各个政党的力量与弱点，而在成熟以后，使他成了德国的第一号奸雄。
　　他同社会民主党一接触后，就对该党有了一种强烈的憎恨。“最使我憎恶的是，”他说，“它对维护日耳曼主义的斗争持敌对态度，它对斯拉夫‘同志’不要脸地讨好卖乖？？在几个月之内，我就得到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东西：看透了一个假装成社会美德和兄弟友爱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
　　但是他这时已经相当聪明，知道为了要仔细研究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间得到成功的原因，必须抑制自己对这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反感。他最后认为他们成功的原因有好几个，他牢记了这些原因，后来并利用它们来建立德国国家社会党。
　　有一天——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他看到维也纳工人举行群众示威。“我屏息凝神地看着人群组成的巨龙慢慢地游过去，几乎有两小时之久。
　　我最后离开那个地方漫步回家时，心中极感焦虑。”
　　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计它的成绩。他最后得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利用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恐怖”的价值。
　　这第三个教训引起了年轻的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肯定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掺杂他个人的大量偏见。10年以后他将充分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了解这个运动——特别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恶劣的精神恐布，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说，资产阶级都不是这种进攻的对手；信号一发，只要看来是最危险的敌人，它就对之发动谎言和诽谤的真正大攻击，一直到被攻击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时为止？？这种策略所根据的是对一切人性弱点的精确估计，它的结果能导致必然的胜利，其必然程度几乎同数学一样精确？？
　　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在支持者中间，所取得的胜利似乎是他们本身事业的正义性的胜利，而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进行抵抗不存任何胜利的希望。
　　关于希特勒日后要加以发展的纳粹策略，再也没有比这段话分析得更加精确的了。在维也纳，有两个政党强烈地吸引着成长中的希特勒的注意，他对它们都应用了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冷静的分析能力。他说，他最初拥护由格奥尔格·里特·冯·舒纳勒建立的泛日耳曼民族党，冯·舒纳勒也是希特勒老家下奥地利希皮塔耳附近一州的人。泛日耳曼党当时正在为日耳曼民族在这个多民族帝国中的统治地位进行最后的奋斗。虽然希特勒认为舒纳勒是个“深刻的思想家”，而且热情地拥护他的强烈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社会主义、主张同德国合并、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和教廷的基本纲领，但他很快就发现了该党失败的原因：“这个运动未能充分了解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战斗性的人民群众；它参加了议会，这就使它丧失了重要的推动力量，而沾上了议会所特有的一切弱点；反对天主教会？？又使它丧失了我国民族足以自豪的无数最优秀的分子。”
　　希特勒在维也纳时代得到了一个教训，虽然他日后在德国取得政权时还是把它忘记了，可是他在《我的奋斗》中竭力强调过，那就是，一个政党要想反对教会是没有用的。他在解释舒纳勒的“脱离罗马”运动为什么是个策略错误时说：“不管一个宗教派别有多大值得批评的地方，一个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以往的全部历史经验中，一个纯粹政治性的党派要进行宗教改革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
　　不过在希特勒看来，泛日耳曼党最严重的错误还是在于它未能唤起群众，甚至未能了解普通人民的心理。从他重复说明他年纪刚过21岁就开始在心中出现的思想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
　　他在建立自己的政治运动时不能犯这个错误。
　　泛日耳曼党还有一个希特勒不想犯的错误。那就是它未能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当中至少某些机构的支持——如果不是教会的话，至少也是陆军，或者内阁，或者国家元首。这个青年明白，除非得到这种支持，否则，任何政治运动都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取得政权。
　　希特勒在1933年[24]决定大局的1 月里狡猾地骗取到的，正是这种支持，而且也完全靠这种支持，他和他的国家社会党才有可能接掌一个伟大国家的统治权。
　　在希特勒的维也纳时代，只有一个政治领袖，除了了解在群众基础上建党的必要性之外，也了解这一点。那个人就是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卢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导师，虽然两人从来没有碰过面。希特勒一直把他看成是“历代最伟大的日耳曼市长？？比所有当代的所谓‘外交家’都更伟大的政治家？？如果卡尔·卢格博士当初活在德国，他就会置身于我国人民伟大的思想家之列”。
　　当然，日后的希特勒同维也纳下层中产阶级的这个身材魁梧、性格率直、态度温和的偶像很少相似之处。不错，卢格作为一个在心怀不满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并且像希特勒后来那样利用高涨的反犹情绪作为政治资本的政党的领袖，当时成了奥地利最有势力的政客。但是出身低微、靠了半工半读才读到大学毕业的卢格，却是一个在学识上有相当造诣的人。他的敌人，包括犹太人在内，都愿意承认，他秉性高尚侠义、慷慨大度。当时在维也纳成长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证明，卢格从来没有由于他在公开场合的反犹态度而不肯帮助犹太人或者对他们态度不友好。茨威格追述说，“他的市政管理非常公正，甚至是民主的典型？？在这个反犹政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曾经心惊胆战的犹太人继续过着像过去一样享有权利和受到尊重的日子”。这却不是年轻的希特勒所喜欢的。他认为卢格太大度了，不够重视犹太人这个种族问题，他对于市长未能拥护泛日耳曼主义感到不满，对于他的罗马天主教教权主义和他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是否得当感到怀疑。老皇帝弗朗兹一约瑟夫不是两次拒绝批准卢格当选为市长吗？
　　但是最后希特勒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天才，这个人知道怎样赢得群众的支持，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对于卢格对付有势力的教会的手腕，希特勒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的政策订得极其精明狡猾”。最后还有一点，卢格“善于利用一切现有手段来争取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以便能够为他的运动从这些既有的权力来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条件”。
　　这一段话简单扼要地总结了希特勒日后用来组织自己的政党和引导它在德国取得政权的思想和手段。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右派政客中唯一的一个人把这种思想和手段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政局。就是在那个时候，纳粹运动（在所有民族主义和保守的政党中就只有它）取得了广泛的群众的拥护，在这以后，又取得了陆军、共和国总统和大企业联合会这三个有很大权力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终于取得了德国总理的职位。在维也纳汲取的教训，结果证明的确是很有用处的。
　　卡尔·卢格博士是位杰出的演说家，泛日耳曼党却没有善于词令的演说家。希特勒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我的奋斗》中大大强调了演讲术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
　　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柠檬水似的清谈。
　　年轻的希特勒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奥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经开始在维也纳的穷客栈、施粥站、街头巷尾的听众面前练习他的演讲术了。这种技巧后来发展成为（作者可以作证，他后来听了希特勒好几十次最重要的演讲）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才能，而且对他的惊人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经历中，最后一个方面是犹太人。他说，在林嗣，犹太人很少。“在家乡，我记不得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提起过这个字眼。”
　　在中学里，有一个犹太儿童——“但是我们对这件事很少去想它？？我甚至把他们（犹大人）当作是日耳曼人”。
　　但是根据希特勒童年时代友人的材料，这不是实际情况。奥古斯待·库比席克回忆两人一起在林嗣的日子的时候说：“当我初次认识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他的反犹情绪就已经表露出来了？？希待勒去维也纳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在维也纳的经验可能加深了这种情绪。但是可以肯定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于是，”希特勒说，“我来到了维也纳。”
　　我初到一地，种种新奇景象使我目不暇给？？心中又想着自己命途多舛，因此未能深入了解这个庞大城市的人民中间的内部阶层。尽管在当时维也纳200 万居民中间几乎有20万犹太人，我却看不出犹太人来。在我看来，犹大人的特点仍旧是他们的宗教，因此，基于人类的相互容忍精神，在这个问题上同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仍旧反对宗教攻击。因此，维也纳反犹主义的报纸的语调使我觉得有负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传统。
　　有一次——希特勒记述道——他在内城漫步。“我突然遇到一个身穿黑色长袍、两鬓留着黑色胡子的怪物。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个犹太人吗？因为，在林嗣，犹太人不是这等模样的。我偷偷地谨慎地看着那个人，但是我看着这张奇怪的脸庞越久，越是逐一研究它的每一特点，我的头一个问题就越是具有一个新的形式：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希特勒的答案是很容易猜到的。虽然他说，在作出回答以前他决定“用书本来解决我的疑窦”。他埋首阅读反犹书籍，当时这种书籍在维也纳很有销路。然后他到街头去更加仔细地观察“现象”。“我所到之处，”他说，“我都开始看出有犹太人，我看到的越多，他们在我的眼中也就越明显地同其他人有区别？？后来我常常一闻到这种穿长袍的人的气味，就感到心中作呕。”
　　他说，接着，他发现了“这一‘上帝的选民’的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有连一个犹太人也不牵涉到的吗？如果你再小心地解剖这种脓疮，你就会发现——像在腐烂的尸体中突然见到亮光而受惊的蛆虫一样——其中有一个犹太鬼！”他说他发现，卖淫和贩卖妇女大部分是犹太人干的。“当第一次，”他记述道，“我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心肠冷酷、恬不知耻、孜孜为利的主使者的时候，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
　　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狂言乱语中，有很大病态的性心理成分。这也是当时维也纳反犹主义报纸的特点，后来也成了纽伦堡黄色的《冲锋队员》周刊的特点，这家周刊是由希特勒最得宠的助手之一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出版的，他是弗朗科尼亚纳粹党头子，一个著名的性欲变态者，也是第三帝国名声最臭的人之一。《我的奋斗》中不乏明白的暗示，提到粗野的犹太人诱奸天真纯洁的基督教女郎，从而玷污了她们的血统的话。希特勒居然写到“可厌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诱奸数十万女郎的可怕景象”。正如鲁道夫·奥耳登所指出的，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压抑妒忌心理。虽然他年龄已经20出头，根据已知的材料，他在维也纳的时期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
　　“慢慢地，”希特勒写道，“我开始憎恨他们？？对我来说，这是我曾经不得不经历的精神上最大震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
　　他至死都要成为一个盲目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他在临死前几小时写的最后遗嘱中还对犹太人作一次最后攻击，说他所发动的［27］战争是他们引起的，现在断送了他和第三帝国。这种强烈的仇恨在那个帝国里后来竟会影响到这么多的德国人，最后导致了一场景象这么可怕、规模这么庞大的屠杀，以致在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丑恶的创痕，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人类，这一创痕就肯定会永远存在。
　　1913年春天，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到德国去住，据他说，他的心过去一直向往着德国。他当时24岁，除了他自己以外，人人看来，他从各方面来说都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当上建筑师。人人都可以看出，他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个流浪汉——而且是个古怪的、有书呆子气的流浪汉。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不过，他有一样东西：对自己的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炽热的使命感。
　　他离开奥地利也许是为了要逃避军役。* 不是因为他是个胆小鬼，而是因为他不愿同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帝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在军中服役。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他在1912年春天到了慕尼黑。不过，这一点他弄错了，警察局登记册中载明，他在维也纳一直呆到1913年5 月。
　　他自己说的离开奥地利的原因是相当夸张的。
　　我对哈布斯堡国家的内心憎恶越来越强烈了？？我在首都看到的民族杂居现象，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工人的大混杂，还有到处像蘑菇一样生长的犹太人——犹太人，没完没了的犹太人，都使我感到憎厌。这个大城市使我觉得是人种退化的象征？？我在这个城市呆得越久，我越是憎厌异族混杂，因为这种混杂已经开始腐蚀这一日耳曼文化的古址？？为了上述种种原因，我越来越渴望到我童年时代就暗暗想望和热爱的地方去。
　　他后来在那个他这样热爱的国家里的命运是他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他当时从法律上来说还是侨居德国境内的一个外国人，一个奥地利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他担任总理前不久。要了解希特勒，就必须把他当作一个奥地利人，这个奥地利人在哈布斯堡帝国崩溃之前的最后10年中才成年，他没有在这个帝国的文明首都扎下根，他怀有当时讲德语的极端分子中间极为流行的一切荒谬偏见和憎恨，他不能了解他的极大多数同胞的正直、诚实、可敬的品格，不论他们是捷克人，还是犹太人，还是日耳曼人，不论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不论他们是艺术家，还是手艺工人。很可怀疑，是否会有一个来自北方，或者来自西方的莱因兰，或者东方的东普鲁士，或者甚至南方的巴伐利亚的德国人，由于本人任何可能的经历，也会在自己的血液中和思想中具有那些把阿道夫·希特勒推上他最后达到的高峰的同样的种种混合成分，当然，除此之外，希特勒还有不少的不可预测的天才成分。
　　但是在1913年春季的时候，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在慕尼黑，同在维也纳一样，他仍旧囊空如洗，举目无亲，也没有正式职业。接着1914年夏天爆发了战争，把他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卷了进去。8 月3 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这是个天赐良机。现在这个年轻的流浪汉不仅能够满足在一场他认为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为他所热爱的第二祖国服务的愿望，而且也能够逃避他个人生活中的一切失意和烦恼了。
　　“对我来说，”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仿佛是把我从年轻时代压在我身上的穷困下拯救出来。我很坦率地承认，在热情冲动之下，我跪了下来，衷心感谢上天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对我来说，对所有德国人来说都是一样，现在我的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开始了。同这场巨大的斗争相形之下，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了。”
　　对希特勒来说，过去的一切——贫困、寂寞和失意——都要退居到次要地位，虽然以后还是永远影响着他的思想和性格。现在，将要为千百万人带来死亡的战争，却为这个25岁的青年带来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第二章 纳粹党的诞生

　　1918年11月10日，一个阴暗的秋天的星期日，阿道夫·希特勒尝到了他出于深刻的仇恨和失望而称之为本世纪最最卑劣的事情的滋味。* 一个牧师到柏林东北波麦腊尼亚小镇帕泽瓦耳克军事医院来对伤兵宣布一个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的消息。希特勒当时正在那个医院休养，他1 个月以前在伊普莱斯中了英国毒气，双目暂时失明。
　　那个牧师告诉他们，那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在那天前一天，柏林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次日，11月11日，将在法国的贡比臬签订停战协定。战争已经打败了。德国要听任胜利的协约国摆布。那个牧师说着说着就哽咽起来。
　　“我忍不下去了，”希特勒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投身到床上，把发烧的脑袋埋在毯子和枕头下？？这样，一切都白费了。一切牺牲和困苦都白费了？？我们尽管心中怀着死亡的恐惧，还是尽了我们的天职，但是这样的时刻都白费了；200 万阵亡烈士的牺牲也白费了？？但是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才牺牲的吗？？？我们经受这种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自从他站在他母亲墓边以来，他第一次——据他自己说——痛哭失声。
　　“我禁不住哭了。”像当时和以后的千百万同胞一样，他不能接受这个铁一般无情的事实：德国在战场上已经战败，打输了这场战争。
　　也像其他千百万德国人一样，希特勒是个勇敢无畏的士兵。后来有些政治敌人攻击他在战斗中表现胆怯，但是应该说句公道话，[30]在他的纪录中没有一丝一毫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攻击是有根据的。他经过了不到3 个月的训练后，于1914年10月底到达前线，担任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十六团第一营的传令兵。第一次伊普莱斯战役，英军阻住了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方面的挺进。就在这次战役的4 天激战中，希特勒所属的部队伤亡惨重。根据希特勒写给他在慕尼黑的房东一个名叫波普的裁缝的信，他的团一共3500人在4 天激战后只剩下600 人了，军官只剩下30名，4 个连的番号不得不撤销。
　　在战争中他一共受伤两次，一次是1916年10月7 日在松姆战役中腿部受伤。在德国医疗复原后，他于1917年3 月回到以该团原来团长的名字命名的李斯特团，这时他已被提升为下士，同年夏天参加了阿腊斯战役和第三次伊普莱斯战役。在1918年春、夏德军最后一次全面攻势中，他那一团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最后一次伊普莱斯战役中，在10月13日的晚上，英军向瓦尔维克以南的一个小山头大放毒气，他当时中了毒气。“我跌跌撞撞地回来，眼睛感到火辣辣的一阵痛，”他叙述道，“身边带着我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战况报告。几小时后，我的眼睛烧得像通红的煤块一样；周围一片漆黑。”
　　他因为作战英勇曾两次受奖。
　　1914年12月他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1918年8 月又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前帝国军队中，后一种奖章是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个团里的一个战友说，他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奖章是因为他只身俘获了15名英军；还有一个战友说是法军。李斯特团正式团史中并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功勋，它对于许多获得奖章的成员的个人功绩都没有提到。不论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希特勒下士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
　　他一直自豪地佩着这枚奖章，直到临死。
　　然而，作为士兵来看，他仍是个奇怪的家伙，他的不止一个战友都这么说。不像别的士兵，他从来没有后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他从来不要求休假，甚至连一般战士对女人的兴趣也没有。对于前线的肮脏、虱子、泥泞、恶臭，他从来不抱怨诉苦，而最勇敢的军人对这些也难免有怨言的。他是个热情的战士，对于战争的目的和德国的明显的使命始终极其认真。
　　“我们都咒骂他，觉得不能容忍他，”他所属那个连中一个士兵后来追忆说，“当我们都诅咒战争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这个白乌鸦不同意我们咒骂。”另外一个人说他“坐在我们食堂的角落里，双手抱头，默默沉思。他会突然跳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说我们尽管有大炮，还是得不到胜利，因为德国人民的无形敌人比敌人的最大大炮还要危险”。接着他就会对这些“无形敌人”犹[31]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场狠毒的攻击，他不是在维也纳知道了他们是万恶之源吗？
　　的确，当他在战争中途养腿伤的时候，不是亲眼在德国本国看到过这一点吗？他在柏林附近的皮立茨伤愈出院后，曾到首都去观光，然后又去慕尼黑，他到处都看到“恶棍无赖”诅咒战争，希望战争早些结束。怠工的人遍地皆是，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谁？他发现“办公室里犹太人充斥。几乎每一个办事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成了办事员？？在1916—1917年间，几乎全部生产工作都是在犹太人的财政控制之下？？犹太人掠夺了整个国家，把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我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灾祸临头？？”他看到的情况，使他不能忍受，据他说，他对又回到前线感到很高兴。
　　1918年11月他心爱的祖国所遭到的灾难，使他更加不能忍受。在他看来，正如在几乎所有德国人看来一样，这场灾难是“极其荒谬的”和平白无故的。德军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剑。
　　这样，希特勒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于“背后中了暗剑”的传说，慢慢形成了一种执迷不悟的信仰。这一传说日后在破坏魏玛共和国和为希特勒的最后胜利铺平道路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传说纯属子虚，总司令部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将军在1918年9 月28日坚决主张“立即”
　　停火，他的名义上的上级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支持他的主张。在10月2 日在柏林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御前会议上，兴登堡重申总司令部关于立即停火的要求。他说：“军队不能再等待48小时。”兴登堡在同日写的一封信中断然声称，军事形势要求“立即停止战斗”。根本没有提到“背后中了暗剑”。
　　这位德国伟大的战争英雄表示相信这个神话是后来的事。在战争结束一年后，1919年11月18日在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的一次调查会上，兴登堡宣称，“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很不错，德军是‘背后中了暗剑’”。*[32] 事实上，由巴登的马克斯亲王领导的政府不顾鲁登道夫的停战要求，坚持了好几个星期之久，因为在9 月底以前，总司令部一直没有把恶化中的军事形势告诉给政府。
　　只有在两次大战之间在德国呆过的人才知道德国人民相信这个令人不能置信的传说的普遍程度。能够揭露这一传说不确的事实遍地皆是。但是右派的德国人不愿正视这些事实。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叫喊过，有罪过的是“十一月罪人”——这是希特勒深深地打入人民心坎中的一个称呼。在他们看来，德国军方狡猾地卑怯地诱使共和国政府签订军事领袖坚决主张签订的停战协定，后来又劝告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这些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而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接掌政权是十分勉强的，而且完全是为了要保全国家，使它不致于陷入势将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极度混乱状态。这一点似乎也是不重要的。德国的崩溃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过错。责任完全在于掌握政权的旧秩序。
　　但是千百万德国人都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要为战败、为他们的耻辱和悲惨处境寻找替罪羊。他们很容易使自己相信。替罪羊就是签订了投降协定和建立民主政府并废除原来专制政体的“十一月罪人”。德国人容易受骗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常常讲到的一个题目。他不久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点。
　　1918年11月10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师离开帕泽瓦耳克以后，阿道夫·希特勒“接着过着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我知道，”他说，“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骗子、罪人才希望敌人能发慈悲。在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件事来的入的仇恨卑鄙的堕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这个时刻弄清楚这件荒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愤慨和羞辱。
　　同这种悲惨境遇比较起来，我的眼痛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结果证明，不仅对希特勒，而且对整个世界，这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纳粹党的发端
　　这个年方30的奥地利人，无亲无故，无产无业，既无一技之长，也从无正常职业，在政治方面更无任何经验，他要在德国谋政治方面的发展，前途是一点也不光明的。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短短的时期，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好多天以来，”他说，“我一直在考虑应该怎么办，每次考虑结果总是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要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连最起码的基础也不具备。”
　　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发现这个寄寓的城市几乎面目全非了。
　　这里也发生了革命，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国王也已经退位。巴伐利亚现在落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巴伐利亚“人民国”，以库特·艾斯纳为首，他是生于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犹大作家。艾斯纳在慕尼黑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长着一脸灰白色的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头上是一顶黑色的大帽子，个于却特别矮小。他在11月7 日那天带领了几百个人，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头，不发一枪就占领了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成立共和国。3 个月后他被一个年轻的右派军官安东·阿尔科一凡雷伯爵所暗杀。工人们于是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寿命不长。1919年5 月1 日，柏林派来的正规军和巴伐利亚“自由团”义勇军开进了慕尼黑，推翻了共产党政权。为了报复苏维埃枪杀十几名人质，他们屠杀了好几百人，其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人。
　　虽然在名义上暂时恢复了一个以约翰内斯·霍夫曼为首的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巴伐利亚政治中的真正权力已转入右派之手。
　　在这个混乱的时候，巴伐利亚右派是哪些人？他们是正规国防军；他们是希望维特尔斯巴赫王室复辟的保皇派；他们是一批看不起柏林民主共和国的保守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成分也逐渐起了变化，主要成分已是为数众多的一批复员军人，他们的世界在1918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是那些无处扎根的人，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回到他们在1914年离开的那种和平社会中去的道路；也是那些在战争中变得心肠狠辣、性格粗暴的人，他们摆脱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恶习，像希特勒（他有一个很短的时候曾经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来说的那样，他们“变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为一种永久存在的状态”。
　　武装的自由团在德国各地纷纷建立，由国防军秘密提供装备。起初他们只是被用来在发生纠纷的东部边境同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一带的人殴斗，但是不久就开始支持推翻共和政体的阴谋了。1920年3 月，自由团的一个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旅在一个叫做埃尔哈特上尉的冒险家率领下占领了柏林，让一个极右派的庸碌无能的政客沃尔夫冈·卡普博士* 担任总理。正规军在冯·西克特将军[34]率领下按兵不动，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则仓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会举行了一次总罢工，才恢复了共和政府。
　　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举行的另外一种军事政变却比较成功。1920年3 月14日，国防军推翻了霍夫曼的社会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权。现在这个巴伐利亚首府已经成了德国国内各种决心要推翻共和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否认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的一切势力的磁力中心；在这里，自由团的雇佣兵，包括埃尔哈特旅的成员，得到了庇护和受到了欢迎。。在这里，鲁登道夫将军同一批其他心怀不满的退伍军官定居下来，* 在这里，策动了多次政治暗杀，其中包括对马修斯·埃尔兹伯格和瓦尔特·腊思瑙的暗杀。埃尔兹伯格是个温和派的天主教政治家，他有勇气在将军们打退堂鼓的时候出来签订停战协定；腊思瑙是当时才华出众、颇有学识的外交部长，极端派痛恨他，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同时因为他执行了全国政府的政策，设法至少履行凡尔赛和约中一部分条款。
　　就是在慕尼黑的肥沃的土壤上，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了他的活动。
　　当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时，他发现他所属的那一个营处在“士兵委员会”的掌握中。这种情况使他十分反感——他说——于是他决定“立刻尽快离开”。这年冬天他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特劳恩施大因的一个战俘营担任警卫，次年春天又回到慕尼黑。他在《我的奋斗》中谈到，：他招惹了左翼政府的“不满”，完全靠用马枪对准3 个来捉他的“恶棍”才免于被捕。
　　在共产党政权被推翻后不久，希特勒立刻开始他所谓的“第一次多少有点政治性质的活动”。这就是向第二步兵团调查委员会提供情报，这个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要调查慕尼黑出现为时短暂的苏维埃政权的责任属谁而成立的。显然，希特勒在这件事上出的力是被认为有价值的，因此陆军继续雇用他，派他在当地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工作。德国陆军一反过去传统，现在热衷于政治，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它在[35]那里终于建立了一个合乎自己口味的政府。为了要扩大它的保守的影响，它给士兵开了“政治训练”班，阿道夫·希特勒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个班，而且是一个注意听讲的学员。据他自己的叙述，有一天，在听讲时，有人为犹太人说了一句好话，他就忍不住插嘴进去。他的反犹宏论显然使他的上级军官听了很高兴，他不久就被派到慕尼黑一个团里担任教官。其主要任务就是同危险的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作斗争；在陆军心目中看来，这就是它在这个曾经对之宣誓要效忠的民主共和国中的作用。
　　对希特勒说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在他想进入的政治领域中，这是他第一次得到承认。特别是，这给了他一个机会来试验和锻炼他的演讲本领——正如他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这是要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他说：“一下子，我得到了在大庭广众说话的机会，过去我完全无意识地靠直觉而认为具有的东西，现在得到了证实，那就是：我是能够‘演讲’的。”这个发现使他非常高兴，虽然这件事并不特别奇怪。他过去一直担心他的嗓子可能由于在前线中了毒气而永远给毁了，现在他发现已经复原，足以使“至少在一个班的小房间里每个角落”都能够听到。这一才能日后使他很轻易地成为德国最富于口才的演说家。他在电台上演讲时，几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用他的声音来左右千百万听众。
　　1919年9 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调查一下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军方对工人的政党一直都很疑忌，因为这些政党都是由社会党和共产党控制的，但是这个政党却被认为可能有所不同。希特勒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政党。但是在他要调查的该党会议上预定要发言的一个人，却是他所认识的。
　　原来在几个星期以前，他在陆军训练班上听到戈特弗雷德·弗德尔的一次讲课。弗德尔是个土木工程师，经济学方面的怪人，他坚决相信，除了“创造性”和“生产性”的资本之外，还有一种“投机性”的资本，这种“投机性”资本就是德国大多数经济问题的原因。他主张禁止这种资本，1917年，他组织了一个团体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团体的名称叫做“德国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战斗联盟”。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希特勒听了弗德尔的演讲后很受影响。
　　他认为弗德尔的“打破利息奴役制度”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新政党的基础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他说，在弗德尔的演讲中。“我感到有一个可以用于这场未来斗争的有力口号”。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到德国工人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去参加该党集会是奉命而去的。这次集会参加的一共只[36]有25人，地点是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希特勒从开始一直坐到散场，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说，这是“一个与其他许多新组织没有什么不同的新组织，当时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人都对现状不满，都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新党。这种新组织遍地皆是，过不了很久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觉得德国工人党没有什么不同”。在弗德尔发言结束后，希特勒正要离开时，一个“教授”站了起来，反驳弗德尔的论点，并且建议巴伐利亚同普鲁士脱离关系，另外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国家。这在当时的维也纳是个很流行的主张，但是它却引起了希特勒的狂怒，据他亏来自己说，此事使他站起身来对“这位有学问的先生”加以一番痛斥。话显然说得十分尖锐，据希特勒说，那位“教授”“像只落水狗般”夹着尾巴溜走了，而其余的听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无名小子。有一个人——据希特勒说当时没有听清他的姓名——在后面追上来，把一本小册子塞在他手里。
　　这个人是安东·德莱克斯勒，锁匠出身，他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德莱克斯勒是个面有病容，目戴眼镜的人，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能够独立思考，但是头脑偏狭，思想混乱，文章固然写得不好，演讲更是糟糕，他当时在慕尼黑铁路工厂工作。1918年3 月7 日他组织了一个“独立工人委员会”同自由的工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鼓吹为德国争取“公正的”
　　和平。实际上，这是在北德建立的“根据工人阶级路线促进和平协会”这个运动的一个分支机构（德国当时和后来一直到1933年都有不少这种名字起得十分堂皇的行施压力的团体）。
　　德莱克斯勒所拉到的会员从来没有超出40个，1919年1 月，他的委员会同一个叫做“政治工人集团”的差不多的团体合并，后者原来是由一个名叫卡尔·哈勒的报社记者领导的。新组织的成员不到100 个，名叫德国工人党，由哈勒担任第一任主席，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很少提到他的一些后来无声无息的早期同志，但是却恭维哈勒是个“正直的”和“确实很有教养的”人，不过对于他缺乏“演讲天才”表示惋惜。也许哈勒之所以有此一笔带过的光荣，主要是因为他顽固地认为希特勒演讲拙劣，这种看法使这个纳粹党的领袖一直很恼火，他在自传中一点也没有隐讳这一点。无论如何，德莱克斯勒似乎是这个规模很小、默默无闻的德国工人党的主要推动力。
　　第二天早上，希特勒仔细阅读了德莱克斯勒塞在他手中的小册子。他把当时情况详细地写入了《我的奋斗》。当时是清晨5 时，希特勒醒了，按照他所说的习惯，躺在第二步兵团营房里的床铺上，看着耗子啃啮他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撤在地上的面包屑，“我一[37]生尝够了贫困的滋味，”他沉思道，“因此我很能够想象小生物的饥饿和快乐。”他记起了那本小册子，就取出来阅读。小册子的书名叫《我的政治觉悟》。叫希特勒惊异的是，它反映了他本人在过去几年中确立起来的很多思想。德莱克斯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要以工人阶级群众为基础，然而不像社会民主党，却要保持强烈民族主义的政党。德莱克斯勒曾经参加过爱国主义的祖国阵线，但是不久就对它那似乎与群众毫无联系的中产阶级倾向感到幻灭。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也为了同样的原因瞧不起资产阶级——他们完全不关心工人阶级家庭和他们的社会问题，因此，德莱克斯勒的主张肯定引起了他的兴趣。
　　那一天，希特勒后来又惊异地接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我真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后来卧忆说，“我丝毫无意参加一个现成的政党，我要自己组织一个。他们对我的要求未免大自作主张了，根本不能考虑。”他正要这么写信作复，但是“好奇心又占了上风”，他决定去参加他们邀请他出席的委员会会议，亲自说明他不参加“这个荒唐可笑的小团体”的原因。
　　举行会议的酒馆是一家开设在赫伦街、名叫老罗森巴德的下等酒店？？我穿过灯光阴暗、闯无一人的餐厅，打开门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同委员会打了一个用面。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着4 个青年，其中就有小册子的作者，她一见我进去就马上非常高兴地招呼我，欢迎我这个德国工人党新党员。
　　说真的，我非常吃惊。他们先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对秘书投了信任票。接着司库作了帐目报告——这个组织一共只有7 马克50芬尼的经费——也对司库投了信任票。这也记入了会议记录。接着第一主席读了给基尔、杜塞尔多夫和柏林的来信的答复，人人都表示同意，接着是就收到的来信作了一个报告？？
　　讨厌啊，讨厌！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俱乐部生活！难道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但是坐在这间灯光昏暗的后室里的这些小人物身上却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他：那就是“渴望组织一个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政党的新的运动”。那天晚上，他回到营房，“考虑我一生中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是否应该参加？”他承认，理智告诉他要推辞。但是？？正因为这个组织无足轻重，一个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有机会“进行真正个人的活动”。希特勒再三思考他能够“给这个任务”干些什么。
　　我不名一文，没有收入，这一点在我看来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较困[38]难的则是，我是个无名之辈，侥幸活着或者死去，连最近的邻人也不会加以注意。此外，还有由于我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的困难。
　　经过了两天伤尽脑筋的思考以后，我终于决定我必须采取这一步骤。
　　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
　　这个微不足道的政党有两个成员值得在这里一提。他们日后证明对希特勒的崛起是很重要的。在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工作的恩斯特·罗姆上尉在希特勒之前参加了这个党。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1914年给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政治，有天赋组织能力，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十一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像大多数正规军官，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一个狠毒、无情、猛干的人，不过也像许多早期纳粹党人一样，是个有相公癖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1934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罗姆不仅给这个新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伐利亚的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有时甚至是支持。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永远不能够得到真正开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狄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21岁，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机智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
　　他翻译过易卜生的《派尔·金特》（《ＰｅｅｒＧｅｎｔ》），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海登的材料，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来当演员。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39]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的艺术家荟集的施瓦勃林区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群钦慕者前面，宣传亚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大人，推翻柏林的“猪猡”。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当时在慕尼黑工作的新闻记者海登引述埃卡特1919年对勃伦纳赛尔酒馆的常客作的演讲说，“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
　　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这样我们就能吸引妇女。”这个酗酒的诗人* 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事情吗？他在德国工人党内成了这个新起的年轻人的亲密顾问，借书给他阅读，帮助他提高他的德文——文字的和口头的——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广大朋友，其中不仅有愿意出钱捐助该党经费和维持希特勒生活的阔佬，而且有像鲁道夫·赫斯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的未来助手。希特勒对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没有减退过，《我的奋斗》中最后一句话就是表示对这位古怪的导师的感激：他是——希特勒在该书的结尾中说——“最优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后在他的行动中，一生致力于唤起我国人民”。
　　创建国家社会党的人就是这么一批无奇不有的失常的怪物，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始形成一个在13年内将席卷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为德国建立第三帝国的运动。思想混乱的锁匠德莱克斯勒提供了一个核心，酗酒的诗人埃卡特提供了一部分“精神上的”基础，经济学怪人弗德尔提供了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有相公痹的罗姆提供了陆军和退伍军人的支持，至于将一个原来不过是酒馆小房间里的辩论会的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政党，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现在就落在这个年纪不满31岁、以前完全默默无闻的流浪汉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了。
　　自从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以来在他心中沸腾的各种各样思想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路，迄今为止他的性格上的一直看不出来的内在精力现在开始迸发出来了。他促使他们原来是缩手缩脚的委员会开始组织规模较大的集会。他亲手在打字机上打请帖，发请帖。后来他说起，有一次，他发出了80份请帖以后，“我们坐着等待客人们来临。一个小时后，‘主席’不得不宣布‘开会’。
　　一共仍旧只有7 个人，我们自己的7 个人”。但是他并不气馁。他用油印办法增加了请帖的数目。他筹到了一些钱在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开会的通知。他说，“这次成功简直是惊人的。出席的有（40）111 个人”。原来预定希特勒在一位“慕尼黑教授”发表了主要讲话后作第一次“公开”演说。
　　但是该党名义上的首脑哈勒表示反对。“这位先生为人肯定是正直的，”希特勒后来说，“但是他却认为，搞别的名堂，我也许还行，演讲却绝对不行。
　　我一共讲了30分钟，在此以前，我只是自己直觉地感到而一点也没有把握的事情，现在却为具体事实所证实了：我是能够演讲的！”据希特勒自称，他的滔滔雄辞使听众像“过电”一样激动，其反应之热烈，从会后大家捐献了300 马克这件事可以得到证明，这暂时减轻了他们党在经济上的困难。
　　1920年初，希特勒把党的宣传工作接了过来，自从他在维也纳社会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活动中看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以来，他一直对之非常下功夫。他立刻开始组织这个小得可怜的党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大规模的集会。时间订在1920年2 月24日，会场假座著名的霍夫勃劳豪斯啤酒馆的宴会厅，其大可容近2000人。希特勒在委员会中的同伴们都认为他这样做是发疯了。
　　哈勒辞职表示抗议，由德莱克斯勒继任，他也仍然表示怀疑，* 希特勒强调说，准备工作是他个人负责进行的。他对这次集会非常重视，因此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结束时还把这次集会作了一番介绍，他解释，这是因为，从这次集会开始，“党摆脱了小俱乐部的狭隘束缚，第一次对我们时代的最有力因素——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希特勒甚至没有预定要当主要演讲人。这个角色保留给一个名叫约翰内斯·丁菲尔德博士的推行顺势疗法的医生，他是一个用“日尔曼纳斯·阿格里科拉”的假名向报上投寄经济学文章的怪物，没有多久就变得默默无闻了。
　　他的演讲结束后，台下毫无反应，接着希特勒开始演讲。据他的描写，当时情况如下：大厅里有喊叫声，猛烈的撞击声，一些最忠实的战友和其他拥护者同捣乱分子打了起来？？后者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秩序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恢复。我又能继续讲下去了。半小时以后，鼓掌声慢慢地开始压倒了叫喊声？？将近4 小时以后，大会己散，大厅渐空的时候，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运动的原则已经跟着德国人民一起走了出去，这些原则不可能再被遗忘了。在演讲的时候，希特勒第一次阐明了德国工人党的二十五点纲领。这个纲领是德莱克斯勒、弗德尔和希特勒3 人匆匆忙忙地拟出来的。会上的嘘叫声，大部是针对他宣读的纲领内容而发（41）的，但是他还是认为纲领已全部得到通过，在1920年4 月1 日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时候，这个纲领成了该党的正式纲领。后来，为了策略上的原因，希特勒在1926年还宣布这个纲领是“不能改动的”。
　　这个纲领当然是骗骗工人、下层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大杂烩，到纳粹党执政的时候，大部分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许多对德国问题写文章的人都嘲笑过它，而且这个纳粹党领袖后来听到有人提到其中的某些内容时也颇为难堪，下不来台。但是，正如《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重要原则一样，这个纲领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三帝国是执行了的，对德国国内外千百万人民造成了灾难深重的后果。
　　纲领第一点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统一起来。希特勒担任总理后并吞奥地利及其600 万日耳曼人的时候，侵占苏台德区及其300 万日耳曼人的时候，他所坚决要求的和得到的不正是这一点吗？他要求归还但泽和波兰境内一些主要由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以致造成德国对波兰的进攻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正是为了这一点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这么许多人对于希特勒不厌其烦地用书面写下来的纳粹目标，不是漫不在意，就是一笑置之，难道不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吗？1920年2 月24日晚上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宣布的纲领中的一些反犹项目，肯定是个不祥的预告。其中规定：在德国，犹太人不能担任公职，甚至不能享有公民权利，不能参加新闻工作。在1914年8 月2 日以后到德国的犹太人一律都要驱逐出境。
　　党纲中不少段落显然仅仅是投合下层阶级的情绪的骗人玩意儿。当时下层阶级处境极为困难，激进的甚至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很容易打动他们的。例如，第十一点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第十二点要求将托拉斯收归国有，第十三点要求国家分享大工业的利润，第十四点要求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第十八点要求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判处死刑，第十六点要求保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坚决主张将垄断性的大百货商店收归公有，廉价租给小商人，这些要求都是在德荣克斯勒和弗德尔的坚持下列入的，他们两人显然真的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后来当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开始大批捐款给纳粹党的时候，这些要求颇使希特勒感到难堪，当然，根本谈不上执行了。
　　最后，纲领中有两点是希特勒一当总理后就马上加以执行的。
　　那就是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歇尔曼条约的第二点。最后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第二十五点。这一点，同要求所有日耳曼人统一在德国之内的第一点和废除和约的第二点一样，是在希特勒坚持下列入纲领的。这一点说明，即使在他（42）的党除了在慕尼黑以外很少为人所知的时候，他已经不惜冒失去本地群众支持的危险而开始把眼光放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因为当时在巴伐利亚，分离主义的倾向很强烈。巴伐利亚人经常同柏林的中央政府发生冲突，他们要求减少——而不是增加——中央集权，以便已伐利亚能够实行自治。事实上，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柏林的命令在各邦没有什么权威性。而希特勒想要得到的则不仅是在巴伐利亚的权力，而且是最后在全国取得权力，为了要掌握和行使这一权力，就需要一个像他已经设想到的那种独裁政权来作为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取消各邦的半自治地位；而在魏玛共和国政体下，就像在霍亨佐伦帝国政体下一样，各邦都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他在1933年1 月30日一上台以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迅速实行该党党纲中很少人注意到、或者说很少人认真对待的这最后一点。我们不能怪他言之不预，因为他是一开始就用书面提出了充分的警告的。
　　煽动人心的演讲能力和态度激进、面面俱到的纲领，对于一个努力想要吸引人们注意和取得群众支持的新成立的政党来说，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仅仅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希特勒现在就在开始注意提供更多的条件——多得多的条件，他的奇特的天才开始露出了苗头，发生了作用。他觉得，群众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主张——那是说他能够不断地打入他们心坎的一些简单的主张——而且也需要标志和象征，那样才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需要有声有色的大场面，那样才能够唤起他们的热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动，这种行动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够吸引追随者并且使他们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大多数德国人不都是崇拜强者的吗？）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维也纳的时候，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对他们的政治敌人实行了“可耻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手段”，她对于他所说的这种“恐怖手段”，很感兴趣。现在他就在自己的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充分利用了这种恐怖手段。在开始的时候，退伍军人在集会上的任务是压制捣乱分子，必要的话，把他们轰出去。
　　1920年夏天，在该党的“德国工人党”的名字前添上了“国家社会主义”
　　而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缩写为Ｎ。Ｓ。Ｄ。Ａ。Ｐ。，简称纳粹党，这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名称）。以后不久，希特勒就把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军人组成“纠察队”（Ｏｒｄｎｅｒｔｒｕｐｐｅ），由曾经坐过牢的钟表匠艾米尔·莫里斯指挥。为了逃避柏林政府的镇压，他们有一个时期曾伪装为该党的“体育运动部”，但是隔不了多久，在1921年10月5 日，他们正式定名为冲锋队（Ｓｔｕｒｍ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缩写为Ｓ。Ａ。）。冲锋队员穿褐色制服，他们大部分是自由团中的冒险家，负责指挥的是约翰·乌里希·克林茨赫，他是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上尉的一名下手，后者曾因为谋杀埃尔兹伯格案被判徒刑，最近才被释放出狱。（43）
　　这些穿制服的无赖后来已不能满足于在纳粹党的集会上维持秩序了，不久就开始去捣乱其他党的集会。
　　1921年曾有一次希特勒亲自率领冲锋队去袭击一个名叫巴勒施塔特的巴伐利亚联邦主义者预定要发表演讲的集会，使巴勒施塔特挨了一顿揍。希特勒因此被判处3个月徒刑，结果只关了1个月。这是他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出狱以后，仿佛成了一个志士，反而比以前更加受人拥护了。“那没有关系，”希特勒对警察当局吹嘘说，“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巴勒施塔特没有能讲成话。”正如希特勒几个月以前对一批听众所说的一样，“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将来要毫不客气地防止——如果必要的话，用武力来防止——一切可能涣散我国同胞思想的集会和讲演”。
　　希特勒要做艺术家没有成功，做宣传家却成了一个大师，他在1920年夏天触动了一个灵机，不能不叫人认为是天才的表现。他看到，纳粹党所缺少的是一个能够表达这个新组织的主张，打动群众的心灵的徽号，一面旗帜，一种象征，希特勒认为，群众必须要有一面明显的旗帜来随之前进，为之斗争。他在多方考虑和试了不少图样以后，想出了这样一面旗帜：红地白圆心，中间嵌个黑卐字。带钩十字的于字虽然是袭用古代的，日后却成了纳粹党的有力的和吓人的标记，最后也成了纳粹德国有力的和吓人的标记。希特勒从哪里得到这个念头，用卐字来做党旗和党徽，他在《我的奋斗》中并没有提到，虽然他曾就这件事写了很长的一段话。
　　卐字的历史同人类一样悠久。在特洛伊的废墟中，在埃及和中国的废墟中，都有人发现过卐字。我自己也曾在印度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遗物中看到过它。在近代，爱沙尼亚和芬兰这样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徽中也出现过它，德国自由团人员在1918年到1919年的战斗中曾在那里看到过。埃尔哈特旅在1920年卡普政变期间开进柏林时曾经把它漆在钢盔上。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时候无疑在某个反犹政党的党徽中看到过它，也可能是埃尔哈特旅来慕尼黑的时候加深了他的印象。他说，许多党员们向他提出的图样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卐字，而且有一个“来自斯端恩堡的牙医师”确实提出了一个“一点也不坏而且同我的图样很相像的”旗帜的图样。
　　至于颜色，希特勒当然不要他痛恨的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黄三色。他不想采用前帝国的红白黑三色旗，但是他喜欢这三种颜色，不仅因为一据他说——这三种颜色是“现有色彩最协调的颜色”，而且因为这三种颜色是他曾经为之战斗的德国军旗的颜色。不过它们得换个形式，于是便加了一个卐字。希特勒对他的独特创造感到非常喜欢。“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他在《我的奋斗》中惊叹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亚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
　　不久又给冲锋队员和党员的制服设计了卐字臂章。两年后，希特勒设计了纳粹的锦旗。供在群众游行时使用和在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装饰。这种锦旗模仿古代罗马的图样，上面是个黑色的金属卐字，有一只鹰踩在一个银色的花环上，下面是个长方形金属框，刻有纳粹党的缩写字母，挂着有流苏的绳子，整个锦旗就是一面方形的卐字旗，上面写着：“觉醒吧，德意志！”
　　这也许谈不上是“艺术”，然而却是最高超的宣传。纳粹党现在有了一个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比拟的标记，带钩的十字仿佛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徬徨无依、生活没有保障的下层中产阶级，鼓舞他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采取行动。他们开始在它的旗帜底下聚集起来了。
　　“元首”的出现
　　1921年夏天，这个后起之秀的煽动家，在表现出不仅作为一个演讲家而且作为一个组织家和宣传家方面的这种惊人的才能之后，无可争辩地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他立刻给他的同志第一次尝到了他的冷酷无情、机智狡猾的手段的滋味，而靠了这种无情和狡猾的手段，他以后将在许多更加重要的危机中取得许多成功。
　　在夏初的时候，希特勒到了柏林，同北德民族主义分子联系，并且到他们精神上的大本营国民俱乐部去演讲。他此去是想要掂量一下把他自己的运动扩大到巴伐利亚一邦的境外、扩大到整个德国的可能性。也许他能够为了这个目的结下一些有用的联盟。就在他外出的时候，纳粹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认为，推翻他的领导的时机已经来到。因为他对他们太独断独行了。他们打算同南德有同样思想的团体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德国社会党”结成联盟，这个党是希特勒的死敌和竞争者、一个著名的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纽伦堡组织的，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认为，如果这些团体和它们的野心勃勃的领袖能够同纳粹党合并，希特勒的地位就会降低了。
　　希特勒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后，就立刻赶回慕尼黑，来收拾这些“愚蠢的疯子”——他在《我的奋斗》中是这么称呼他们的——的阴谋。他表示愿意退出党。这是党所吃不消的，因为委员会其他成员马上认识到，希特勒不仅是他们最能演讲的人，而且也是他们最优秀的组织家和宣传家。
　　此外，他们的大部分经费现在也靠他募集，来源除了他发表演讲的群众性集会上的捐款以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其中包括军队方面。如果他走了，褪褓中的纳粹党肯定要夭折。委员会不让他辞职。希特勒在地位巩固了以后，现在就迫使其他领袖全面投降。他要求让他当党的唯一领袖，拥有独裁权力，取消委员会，停止同其他团体、诸如同施特莱彻的团体的勾勾搭搭。
　　这些要求在其他委员看来是太过分了。他们在党的创建人安东·德莱克斯勒领导之下，起草了一份攻击这个未来的独裁者的罪状，印成小册子散发。
　　这是希特勒受到他自己党内最激烈的一次攻击，攻击他的这些人对于他的性格和他的作风都有亲身的体会。
　　权力欲和个人野心使阿道失·希特勒先生在柏林逗留6 周后回到他的岗位上来了，而他的柏林之行的目的至今没有透露。他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借他背后暧昧不明的人之手，在我们队伍中间制造分裂和不和，从而促进犹太人和他们朋友的利益。越来越清楚，他的目的完全是利用国家社会党作为跳板，来实现他自己的不道德目的，篡夺领导权，以便在这个重要关头，迫使党走上另外一条轨道。他在数天前发给党的领导人的一份最后通牒，非常清楚他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份最后通碟里，他提出了种种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他要对党拥有唯一的和绝对的独裁权力，而委员会，包括党的创建人和领袖、锁匠安东·德莱克斯勒，应该退隐？？
　　他是怎样进行他的活动的呢？完全像个犹太人。他歪曲每一桩事实？？国家社会党党员们！对于这种角色，快打定主意吧！千万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来。希特勒是个奸雄？？他认为他能够？？用各种各样假话来欺骗你们。这些指责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虽然由于还有一点可笑的反犹成份（希特勒的行为像个犹太人！）而减弱了力量。但是把这些指责公开，并没有给反叛者带来他们可能预期的结果。希特勒马上控告小册子起草人对他诽谤中伤，而德莱克斯勒本人在一次公开集会上不得不否认这本小册子与他有关。
　　在党内两次特别会议上，希特勒强使对方接受他的和解条件，修改了党章，撤销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拥有独裁权力。失败受辱的德莱克斯勒当名誉主席，这是明升暗降，不久就销声匿迹了。正如海登所说，这是保王党对圆头党的胜利。但是它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就在当时当地，在1921年7 月，确立了“领袖原则”，这个原则（46）始而作为纳粹党的党纪，继而成了第三帝国的国法。“元首”在德国舞台上出现了。“元首”现在开始改组纳粹党。施端纳克勃劳酒店后面阴暗的酒室，在希特勒看来简直是“一个停尸间，而不是一个办公室”，现在已弃置不用了，另外在科尼利斯街的一家酒店里设立了新的办公室。这里地方比较宽敞，光线比较明亮。办公室先赊购了一架艾德勒牌的旧打字机，后来又逐步添置了保险箱、文件柜、家具，安装了电话，聘请了专职秘书。
　　金钱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来了。将近一年以前，在1920年12月，纳粹党买下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亏本报纸，名叫《人民观察家报》。这是一张每周出版两次的反犹小报。收买这家报纸的6 万马克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希特勒严守秘密，但是据说，这是靠埃卡特和罗姆劝诱里特·冯·埃普少将筹集来的。埃普少将在国防军中是罗姆的指挥官，本人也是纳粹党员。这笔钱很可能来自军方的秘密经费。在1923年初，《人民观察家报》改为日报。这样，希特勒就有了所有德国政党所必备的条件——一家报纸来宣传党的主张。办一家政治性日报，需要更多的钱，现在这些钱的来源，在党内某些比较无产阶级化的粗人看来，一定是有些奇怪的。富有的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贝希施坦因太太是来源之一。她第一次同这个年轻的煽动家碰面后，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当他在柏林的时候，邀他到贝希施但因家中下榻，为他举行招待会，让他会见有钱的人，还对他的运动捐助了数量可观的款项。资助这家新办日报经费的，还有一部分来自一位格特鲁德·冯·赛德立茨大太，她是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在芬兰几家赚钱的造纸厂里拥有股份。
　　1923年3 月，一个名叫恩斯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以《人民观察家报》为抵押品，借给纳粹党1000美元，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的母亲是个美国人，他的讲究风雅的家里很有钱，在慕尼黑开设一家艺术出版公司。* 在通货膨胀的日子里，这笔钱折成马克是一笔惊人巨款，它给纳粹党和它的报（47）纸帮了很大的忙。不仅如此，汉夫施丹格尔一家的友谊还不止限于金钱上的帮助。他们是慕尼黑第一个向这个喧闹滋事的年轻政客打开大门的富有望族。普茨成了希特勒的好友，希特勒后来任命他担任该党外国报纸部负责人。汉夫施丹格尔是个古怪的、瘦长得出奇的人，他那刺人的机智稍许补救了他那浅薄的头脑。他是个钢琴家，晚上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曾有多次，甚至在他的朋友在柏林执政了以后，常常中途告退，奉召去见元首。据说，他的钢琴弹奏——他猛击琴键——和他的俏皮话对于希特勒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颇起安定精神、甚至振作精神的作用。后来这个脾气古怪然而性情和蔼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像希特勒其他一些早期伙伴一样，也不得不离开德国逃命。* 希特勒日后最亲信的下属在这个时候大多数已经入党，或者不久就要入党。鲁道夫·赫斯是在1920年加入的。他是一个居住在埃及的德国批发商人的儿子，14岁以前是在埃及度过的，14岁后回莱因兰上学。战争期间他一度同希特勒一起在李斯特团服役，（48）虽然当时并不相识。两次受伤后，他做了飞行员。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经济学，但是大部分时间似乎在散发反犹小册子和同巴伐利亚当时极为猖撅的各色各样武装团体殴斗。
　　1919年5 月1 日慕尼黑苏维埃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他正处在枪火密集的地方，腿部受了伤。一年后有一个傍晚，他去听希特勒演讲，对他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参加了党，成了这位领袖的亲密朋友、忠实信徒、私人秘书。也就是他，向希特勒介绍了当时慕尼黑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卡尔·霍斯霍弗将军的地缘政治思想。
　　赫斯写了一篇得奖学术论文，很受希特勒赏识，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间扎根越深，他就越能了解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工人们也就越不会不信任他，他在最活跃的人民阶层中也就会得到越多的支持。他本人同群众并无共同之处；像一切伟人一样，他有伟大的人格？？
　　必要时他不会怕流血而退缩。重大问题总是由血和铁来决定的？？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不惜践踏他最亲密的友人？？立法者必须严酷无情？？必要时，他可以用他的军靴踩着他们（人民）前进？？难怪希特勒喜欢这个青年人。赫斯所描绘的领袖，也许不是希特勒在当时的肖像，但是却是希特勒所想要实现的——而且后来确是实现了的——肖像，赫斯虽然为人严肃，刻苦好学，但是他仍是个才力有限的人，对于想入非非的意见很容易听得进去，而且会极其狂热地去执行。几乎一直到最后，他都是希特勒的最忠诚和最受信任的追随者之一，是少数几个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之一。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虽然常常被称为纳粹党的“思想领袖”，而且也的确是纳粹党的“哲学家”，但是他也是个才力平庸的人。有人把罗森堡当作俄罗斯人，也许是有些根据的。像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他是波罗的海沿岸日耳曼人的后裔。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1893年1 月12日生于爱沙尼亚的勒伐尔（现在叫塔林），1721年以来爱沙尼亚一直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他选了到俄国而不是到德国去上学，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得了一张建筑学的毕业证书。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他一直呆在莫斯科，很可能，像他在纳粹党内有些仇人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当时曾有过做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念头。
　　1918年2 月，他回到勒伐尔，自愿参加当时开到那个城市的德国军队，但是因为是个“俄罗斯[49]人”而被拒绝了。他于1918年年底终于到了慕尼黑，最初是在流亡在当地的白俄当中活跃起来的。
　　罗森堡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狄特里希·埃卡特，通过埃卡特又认识了希特勒。罗森堡在1919年年底参加了纳粹党。一个拥有一张建筑学毕业证书的人，对于连建筑系也考不进的人来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罗森堡的“学识”也使希特勒深为心折。他也赏识这个年轻的波罗的海人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憎恨。就在1923年年底埃卡特死前不久，希特勒派罗森堡担任《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在以后许多年内，他继续吹捧这个头脑完全糊涂的人，这个思想混乱浅薄的“哲学家”，把他当作纳粹运动的思想导师，外交政策的权威人士之一。
　　像鲁道夫·赫斯一样，赫尔曼·戈林也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一些时候到慕尼黑大学来，名为来学经济学的。他也拜倒于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魅力之下。戈林是德国著名的战时英雄之一，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最后一任队长，德国战时最高奖章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他要回到和平时期单调的平民生活中间来，比大多数退伍军人更觉困难。他开始在丹麦，后来在瑞典做了一个时期的运输机驾驶员。有一天，他驾驶飞机送埃立克·冯·罗森伯爵到斯德哥尔摩附近后者的宅邸里去，在那里作客的时候，同罗森伯爵夫人的妹妹卡林·冯·肯佐夫夫人（娘家的姓是福克女男爵）堕人了情网，她是瑞典有名的美人。困难是，卡林·冯·肯佐夫夫人患有癫痈病，结过婚，有个8 岁的儿子。但是她还是设法解除了婚姻关系，同这个英俊的年轻飞行员结婚。她的财产不少，同新丈夫一起到了慕尼黑，过着豪华的生活，一面让他在大学里鬼混。
　　这种日子过得并不长久。他在1921年就认识了希特勒，参加了党，对党（和希特勒个人）慷慨捐献，并且用他过人的精力帮助罗姆组织了冲锋队。
　　一年后，1922年，他担任了冲锋队队长。
　　在纳粹党独裁者周围的圈子里还有一大批不那么有名气、但大多数是比较臭的人。希特勒在李斯特团中的上士马克斯·阿曼是个粗鲁暴戾的角色，但是做组织工作很能干，他被派担任党的总务主任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经理后，两方面的财务情况就很快得到了整顿。希特勒选了一个名叫乌里希·格拉夫的，做他私人卫士。格拉夫是业余摔交家、屠夫的下手、有名爱吵架滋事的人。“宫廷摄影师”是瘸腿的海因里希·霍夫曼，他是许多年来唯一可以为希特勒拍照的特许的摄影师。他对主人像狗一样忠诚，最后终于使他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另一个亲信是克里斯蒂安·韦伯，他是个马贩子，原来在慕尼黑一家酒馆当保镖，爱喝啤酒，嗜之若命，在这些日子里接近希特勒的还有赫尔曼·埃塞，他的演讲能力不输于领袖，他在《人民观察家报》上的反犹文章是党报的一个主要特色。他毫不隐讳，有一个时候，他靠几个情妇的倒贴过着舒服的生活。他是个出名的敲诈能手，甚至他自己党内[50]的同志如果触犯了他，他也会“揭露，”他们，因此使党内一些年纪较大、为人比较正派的人非常反感，都要求把他开除出党。“我知道埃塞是个无赖”，希特勒有一次在公开场合回答说，“但是只要他对我有一天的用处，我就留他一天。”他对待他的亲信，几乎都是用这个态度，不论这些人的来历——甚至现在的情况——是多么暖昧。杀人凶手、拉皮条的、性欲倒错的、吸毒犯或者寻常的无赖，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对他有用。
　　例如，他对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几乎是自始至终容忍的。这个道德败坏的虐待狂，原来是个小学教员，从1922年起，是希特勒周围声名最为不堪的人之一，到1939年，他的红运才终于结束。他自己吹嘘是个出名的私通能手，甚至能敲诈他情妇的丈夫。他的盲目狂热的反犹活动，不仅使他臭名远扬，而且还搜刮到大批钱财。他办的一份著名黄色周刊《冲锋队员》专门靠刊载关于犹太人的性罪行和犹太人的“祭祀杀人”的恐怖故事卖钱，其内容之淫秽猥亵，甚至使许多纳粹党人也感到恶心。施恃莱彻也是个著名的色情文学提倡者。他的外号叫“弗朗科尼亚的无冕国王”，他的老巢设在纽伦堡，在这里，他说的话就是法律，任何人得罪了他，就免不了下监牢或者受酷刑。
　　直到我最后在纽伦堡看到他精神萎顿地坐在被告席上受审判之前，我每次看到他时，他总是有一根皮鞭执在手中或者插在腰带上，他常常大笑着自夸抽过别人无数鞭子。
　　这些人就是希特勒开始要想当曾经为世界贡献过路德、康德、歌德、席勒、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的民族的独裁者的时候纠集在他周围的角色。
　　1920年4 月1 日，在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简称由此而来——的那一天，希特勒正式脱离了军队。从此以后，他要把他的全部时间用在纳粹党上。不论当时或者以后，他都不从党里支取任何薪水。
　　因此，可能有人会问，他靠什么生活呢？党内同他一起工作的人有时也不免纳闷。1921年7 月党委员会一些反叛的委员起草的罪状中直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党员问他靠什么为生，原来的职业是什么，他就不免狂怒起来。迄今为止，他没有作出过答复。因此，他的良心不能是无愧的，特别是鉴于他同女人们来往频繁，花费不资。他在女人们面前还自称为‘慕尼黑之王’。”
　　希特勒后来控告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犯了诽谤罪，在审讯时答复了这个问题。法院问他靠什么为生，他回答说：“我为国家社会党讲演时，不取分文。
　　但是我也为其他团体讲演？？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收取一定的费用。我的午饭是轮流同党内同志一起吃[51]的。此外，还有一些党内同志给我一些为数不大的帮助。”这大概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像狄特里希·埃卡特、戈林、汉夫施丹格尔这样境况较好的朋友无疑会“借”钱给他付房租、买衣服、备膳食的。
　　他的需要也很简单。在1929年以前，他一直住在伊萨河附近提尔契街下层中产阶级区一套共有两间房间的公寓里。冬天他穿一件旧军大衣——后来由于许多照片，德国国内几乎人人都很熟悉这件大衣。夏天他常常穿“莱德霍森”，这是大多数巴伐利亚人在宜人的气候中喜欢穿的皮短裤。
　　1923年埃卡特和埃塞为希特勒及其友人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弄到了一所名叫普拉特霍夫的旅馆作为夏季避暑的地方。希特勒很喜欢这个美丽的山间乡下风光，后来就在这个地方盖了宽敞的别墅伯格霍夫* ，在战争爆发之前，这就成了他的家，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不过在1921—1923年的动荡年代中，很少时间供他休息玩乐。他有一个党要建设，要在一批同他一样不讲信义、不择手段的人的激烈竞争下保持控制。而且，巴伐利亚邦中争取公众注意和支持的右翼运动不止一个，纳粹党不过是其中之一：再扩大些说，在整个德国，这种右翼运动还有好些。
　　一个从事政治的人，需要观察、分析和加以利用的事件和不断变化的局面，真是接二连三，令人目眩头晕。1921年4 月，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赔偿要求——为数达1320亿金马克，折合330 亿美元。德国人马上嚷嚷他们无法偿付。马克原来对美元的比价是4 ：1 ，现在开始下跌，到1921年夏天，已跌到75：1 ，一年后跌到400：1.埃尔兹伯格在1921年8 月被暗杀。
　　1922年6 月发生谋刺当初宣布成立共和国的社会党人菲利普·谢德曼事件。同月24日，外交部长腊思瑙在街头被刺殒命。在这3 起案件中，凶手都是极右翼的人。摇摇欲倒的柏林全国政府为了对付这一挑战，终于宣布了一项特别规定的共和国保护法，其中对政治恐怖行动规定了严厉的惩泊办法。
　　柏林方面要求解散许多武装团体和结束政治上的无赖行为。但是，巴伐利亚政府即使在温和派的莱亨菲尔德伯爵（他于1921年接替极端派的卡尔）领导下，也发现要遵守柏林全国政府的决定是很困难的。当它企图实行取缔恐怖活动的法律时，巴伐利亚右派（现在希特勒已是他们的公认年轻领袖之一）
　　组织了一个推翻莱亨菲尔德和进军柏林颠覆共和国的阴谋。
　　褪褓中的民主的魏玛共和国陷于重重困难之中，它的生存不仅经常受到来自极右方面的威胁，而且也经常受到来自极左方面的威胁。





　　第三章 凡尔赛、魏玛和啤酒馆政变

　　在胜利的西方协约国中的大多数人看来，1918年11月9 日柏林宣告成立共和国，似乎标志着德国人民和他们国家的新时代的来临。伍德罗·威尔逊在停战以前交换的照会中，坚决主张废除霍亨佐伦皇朝军国主义的专制政体，看来德国人似乎是遵从他的要求的，虽然有些勉强。德皇已经被迫宣布退位，逃亡国外，君主政体已经废除，德国各地所有小王朝也都立刻解体，共和政府已经宣告成立了。
　　但是宣告共和完全是个偶然的事件！
　　11月9 日那天下午，在帝国总理、巴登的马克斯亲王辞职以后，所谓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下，在柏林的帝国议会开会，他们对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完全茫然不知所措。马克斯亲王刚刚宣布了德皇的退位。马鞍工人出身的埃伯特认为德皇威廉的儿子之一——随便哪个都行，只要不是那个放荡成性的太子——可以继承皇位，因为他主张按照英国方式成立君主立宪政体。埃伯特虽然是社会党人的领袖，却惧怕社会革命。他有一次曾经说过，对社会革命，“我恨之入骨”。
　　但是革命却在柏林酝酿中。总罢工使首都陷于瘫痪状态。在宽阔的菩提树下大街，距离国会几个街区的地方，左翼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斯巴达克斯团准备在他们设在德皇皇宫的总部中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消息传到国会里的社会党人耳中时，他们大吃一惊，马上得采取行动来制止斯巴达克斯团。谢德曼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也没有同他的同志们商量，就冲到俯瞰柯尼斯广场的窗台，当时下面正聚集着大批人群，他伸出脑袋，自作主张，好像这个念头刚刚在他心中出现一样，向群众宣布共和国成立了！马鞍工人埃伯特气得跳起来。他原来还是要想挽救霍亨佐伦君主政体的。
　　德意志共和国就是这样侥幸诞生的。社会党人既然不是坚决的共和派，那就更难希望保守分子是坚决的共和派了。但是后者已经推卸了他们的责任。他们同陆军领袖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一起把政治权力塞到勉强从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手中。这样，他们就把签订投降协定和后来签订和约的明显责任，推在工人阶级的这些民主领袖身上，德国的战败和德国人民如果由于战败及片面决定的和约而遭受悲惨的命运，罪名就落到他们身上了。这是一个很拙劣的诡计，就是小孩子也能看穿，但是在德国，它居然奏效。这个诡计从一开始起，就注定了共和国的厄运。
　　也许，这种厄运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11月本来可以迅速奠定持久的民主共和国基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先要一劳永逸地镇压——或者说至少要一劳永逸地钳制——那些过去一直支持霍亨佐伦帝国、将来也不会老老实实地接受民主制度的势力：封建容克地主和其他上层阶级，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到处流窜的自由团雇佣兵，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最后，尤其是，军官阶层和参谋总部的人员。他们必须分散许多在经营上是浪费的和不经济的大庄园，分散工业方面的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在官僚系统中、司法系统中、警察系统中、大学里、军队里肃清那些不会忠诚老实地为新的民主政体服务的一切分子。
　　但是这却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敢做的事情。他们大多数人是用心良好的工会活动家，有着德国其他阶级的人都固有的那种向既有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权威鞠躬低头的劣根性。他们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把权力让给了在现代德国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势力——陆军。因为，陆军在战场上虽然战败了；但是在国内维持原有地位和挫败革命却仍旧是有把握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迅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1918年11月9 日晚上，在“宣告”成立共和国以后没有几个小时，柏林总理府内埃伯特的书房里的电话铃响了。这是一架特别的电话机，由一条秘密的线路通到设在斯巴的最高统帅部。埃伯特当时是单独一个人在书房里。他拿起电话耳机。“我是格罗纳，”那边说。这个前马鞍工人由于白天的事件突然把正在垮台中的德国的残余政治权力塞人他毫无准备的手中之后还有点感到晕头转向，听到这声音不禁肃然起敬。威廉·格罗纳将军是继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的人。就在当天早些时候，在斯巴，当冯·兴登堡元帅临阵犹豫的时候，就由他直率地面告德皇，军队已经不再效忠于他，他必须下台——这个大胆的行动，是军官阶层永远不会原谅他的。埃伯特和格罗纳自从1916年以来就有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当时这位将军：[54]负责军事生产，曾与这位社会党领袖一起紧密合作过。11月初——仅仅几天以前，他们就在柏林商谈过如何挽救君主政体和祖国。
　　现在，正当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一条秘密电话线路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就在当时当地，这位社会党领袖和德国陆军的第二号人物订了一个秘密协议，这个协议虽然过了很多年才为世人所知，当时却要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埃伯特答应要结束无政府状态，镇压布尔什维主义，按原有传统维持陆军。格罗纳则保证陆军支持新政府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实现它的目标。
　　“陆军元帅（兴登堡）仍旧愿意担任总司令吗？”埃伯特问。
　　格罗纳将军回答说他仍旧愿意。
　　“请你向元帅转达政府的谢意，”埃伯特说。德国军队得救了，但是共和国却在诞生的头一天就没有救了。将军们，除了格罗纳自己是光荣的例外和其他少数人以外，是决不会向共和国效忠的。最后，他们在兴登堡率领下，把共和国出卖给了纳粹党人。
　　但是，在当时，可以肯定，不久之前俄国发生的情况，使埃伯特和他的社会党的同志惶惶不安。他们不想变成德国的克伦斯基。他们不想被布尔什维分子代替。在德国各地，正如在俄国一样，士兵和工人委员会纷纷成立，掌握了权力。正是这些委员会在11月10日选举出来一个人民代表委员会，由埃伯特为首，负责暂时管理德国。
　　12月，德国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代表大会的成员是全国各地士兵和工人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它要求把兴登堡撤职，废除正规军，代之以一支民防队，其军官由士兵选出，归人民代表委员会管辖。
　　对兴登堡和格罗纳来说，这大过分了。他们拒绝承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埃伯特本人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贯彻代表大会的要求。但是陆军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要求它原来同意支持的政府采取比较积极的行动，在圣诞节前两天，在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控制下的人民海军陆战队师占领了威廉街，冲入总理府，割断了电话线。但是通向陆军司令部的秘密线路仍旧畅通，埃伯特通过这条线路求援。陆军答应派波茨但卫戍部队前来援救，但是在它到达以前，哗变的水兵们已经退到他们设在当时仍由斯巴达克斯团据守的皇宫马厩的营房中去了。
　　斯已达克斯团，在德国两个最有本领的煽动家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
　　卢森堡的领导下，继续争取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他[55]们在柏林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在圣诞节前夕，海军陆战队师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从波茨但开来的企图把他们驱出皇宫马厩的正规军。兴登堡和格罗纳催促埃伯特履行诺言，镇压布尔什维分子。对这件事，这个社会党领袖大乐意做了。圣诞节后两天，他任命古斯塔夫·诺斯克为国防部长，从这项任命开始，事态就按照凡是知道这位新任部长的人都能预料得到的逻辑发展了。
　　诺斯克是屠夫出身，在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内一步步向上爬，1906年成了国会议员，被认为是党内军事专家。他也被认为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和铁腕人物。巴登的马克斯亲王派他去平定11月初在基尔发生的海军哗变，他完成了这项使命，诺斯克身躯魁伟，面目凶狠，体力过人，然而智力低下，正如他的敌人所说，这是他的行业的特点。他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那一天就宣布“总得有人当警犬”。
　　早在1919年1 月，他就开始下手，在1 月10日到17日之间——后来在柏林有一个时期称这7 天为“血腥的一周”——正规军和自由团在诺斯克指示下和冯·卢特维茨将军”的指挥下击一年以后，旧派反动军官男爵瓦尔特·冯·卢特维茨将军率领自由团军队占领了柏林，支持卡普政变，这件事说明了他对共和国、特别是对诺斯克到底有多少忠诚。
　　埃伯特、诺斯克和政府其他官员被迫在1920年3 月13日清晨5 时仓惶逃出柏林。名义上隶属于国防部长诺斯克的陆军参谋长冯·西克特将军拒绝让陆军保卫共和国抵抗卢特维茨和卡普。“这一夜的经过说明了我全部政策的破产，”诺斯克叫道，“我对军官团的信任粉碎了。你们都背叛了我。”
　　（引语见惠勒一贝纳特：《权力的报应》[ 《ＴｈｅｉＶｅ1 ，ｉｅｓ　ｉｓ ｏｆ　Ｐｏｗｄｅｒ》] 第77页）溃了斯巴达克斯团。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近卫骑兵师的军官俘获杀害。
　　柏林战事结束后，德国全国马上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这届国民议会的任务是起草新宪法。这次选举是在1919年1 月19日举行的，选举结果表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发生“革命”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已经恢复了一些勇气。过去由于没有任何其他集团愿意分担责任而单独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独立社会党）在3000万选票中获得了1380万张选票，在国民议会421 个议席中赢得了185 个议席，但是距多数席位相差还很远。显然，新的德国是不能单靠工人阶级来建立的。两个中产阶级政党——代表罗马天主教的政治运动的中央党和12月间由原来的进步党同[56]国家自由党左翼合并的民主党一共得了1150万张选票，在议会中占166 个议席。两党都声称拥护一个温和的、民主的共和国，虽然当时相当一部分舆论是主张君主政体最后复辟的。
　　至于保守派，他们当中有些领袖在11月藏匿了起来，另外一些领袖如冯·维斯塔普伯爵则乞求埃伯特的保护。他们的选票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却表明绝没有被消灭。他们改名为德国国家人民党，获得了300 万张选票，44个议席；他们的右翼盟友国家自由党（也已改名为德国人民党）得到近150 万张选票，19个议席。这两个保守党派虽然肯定处于少数党地位，但在国民议会中赢得了足够的议席来发表政见。事情也确实是如此，国民议会刚刚于1919年2 月6 日在魏玛开会，这两个政党的领袖就起来为德皇威廉二世以及他和他的将领们领导战争的情况辩护。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当时还没有像后来有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变心转意。在1919年，他仍旧被认为曾经是最高统帅部在国会中的喉舌——像大家所称的那样，是“鲁登道夫的青年人”——激烈地拥护采取并吞政策的人，狂热地主张进行无限制的潜艇作战的人。
　　国民议会经过6 个月的辩论后于1919年7 月31日通过宪法，总统于8 月31日批准了这一宪法。从纸面上来说，这是20世纪所曾经见过的这种文件中最自由和最民主的一个，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内阁制政府是取法英国和法国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仿效美国，人民复决制则借镜瑞士。实行构思严密、办法复杂的比例代表制和选票名单制，是为了防止选票的浪费，并且使得人数不多的少数派也有权利在议会中享有席位。* 魏玛宪法的措词，在任何有民主思想的人听来都是动人而有力的。宪法宣布人民是一国之主：“政治权力来自人民。”凡年满20岁，不分男女，均享有选举权。“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不可侵犯？？
　　所有德国人都有权？？自由表示意见？？所有德国人都有结社或集会的权利？？全国居民都享有信仰和良心自由？？”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国人更加自由，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比德国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
　　凡尔赛的阴影
　　在魏玛宪法的起草工作结束之前，发生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使得魏玛宪法和它所要建立的共和国蒙上了一层阴影。那就是凡尔赛和约的起草。在战后初期动乱不已的和平日子里，甚至在国民议会在魏玛开会以后，德国人民对于他们战败的后果似乎都还很少考虑。即使考虑了的话，他们看来也颇有自信，在按照协约国的要求驱逐了霍亨佐伦王室、“平定了布尔什维分子、着手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政府之后，他们有权得到一个公正的和约，不是以他们战败为基础而是以威尔逊总统的著名十四点为基础的和约。
　　德国人似乎很健忘，连一年前的事也记不起来了；在1918年3 月3 日，当时尚处在胜利中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强迫战败的俄国接受一个“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和无可比拟的羞辱的”和约，这还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在战争所引起的情绪冷却下来了20年以后发表的看法。这个和约剥夺俄国的领土几乎有奥匈帝国和上耳其加起来一般大，居民5600万，亦即其全部人口的32％；1/3的铁路线，73％的铁矿，89％的煤产量，5000多个工厂。此外，俄国还得付给德国60亿马克的赔款。
　　1919年晚春的时候，德国人受报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协约国未经与德国协商片面规定的凡尔赛和约条件子5 月7 日在柏林发表。对于一个到最后一刻钟还耽溺在幻想中的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是个惊人的打击。全国纷纷举行愤怒的群众集会，对和约表示抗议，要求德国拒绝签字。在魏玛议会期间担任总理的谢德曼叫嚷道：“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让谁的手烂掉吧！”5 月8 日，临时总统埃伯特和政府公开声称，和约条款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第二天，在凡尔赛的德国代表团照会固执的克莱孟梭说，这种和约是“任何国家所不能容忍的”。
　　[58]它有什么地方是这么不能容忍的呢？它把阿尔萨斯一洛林归还给法国，一小块领土归还给比利时，石勒苏益格邦一小块领土在经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而这是俾斯麦在上一世纪同丹麦作战胜利后从丹麦那里割取的，它也把德国人在瓜分波兰时夺去的领土归还给波兰，其中一部分还要经过公民投票。这是使德国人最为恼怒的规定之一，使他们不满的，不仅因为给了波兰一条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东普鲁士同祖国隔绝，而且因为他们瞧不起波兰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同样使德国人恼怒的是，和约强迫他们接受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求他们把德皇威廉二世和800 名左右其他“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
　　赔款数目以后再规定，但是1919年到1921年之间先要付一笔50亿美元的金马克，如无现款，可以付某些实物——如煤、船只、木材、牛羊等等。
　　不过最伤害德国人自尊心的是，凡尔赛和约实际上解除了德国的武装* ，从而，至少暂时，排除了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受到痛恨的凡尔赛和约，不像德国强使俄国接受的和约，在地理方面和经济方面基本上并没有触动德国，保持了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统一和潜在力量。
　　魏玛临时政府，除了埃尔兹伯格一人例外（他主张接受和约，理由是它的条件是能够轻易规避的），都坚决反对接受凡尔赛命令——现在大家这样来称呼和约了，站在政府背后作为后盾的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从极左直到极右。
　　陆军怎么样呢？如果拒绝接受和约，陆军能够抵抗协约国不可避免要从西方发动的进攻吗？埃伯特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这个问题。最高统帅部这时已迁到波麦腊尼亚的科耳堡。6 月17日，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在认为德国军事抵抗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格罗纳将军推动下答复称：一旦战端重启，我们能够重克波兹南省［在波兰] ，守住东部边境，但是在西部，很难指望我们能够抵抗敌军的重大攻势，因为协约国在人力上占优势，而且他们有能力在两翼包抄我们。
　　因此，总的来说，军事行动是否能成功，是颇可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我不能不感到，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不如光荣地战死沙场。[59]这位受人尊敬的总司令的最后一句话是完全符合最优秀的德国军事传统的，但是其诚意却大可怀疑，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德国人民当时并不知道的一个事实：兴登堡同意格罗纳的看法，这个时候抵抗协约国不仅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有造成陆军珍贵的军官团的消灭、甚至造成德国本身灭亡的可能。
　　但是协约国现在要求德国提出明确的答复。在6 月16日，即兴登堡书面回答埃伯特前一天，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碟：必须在6 月24日以前接受和约。否则停战协定即告失效，协约国将“采取它们认为为实现它们的条件所必需的步骤”。埃伯特再一次求救于格罗纳。如果最高统帅部认为军事上抵抗协约国有些微的成功可能，埃伯特答应设法使议会拒绝接受和约。但是他必须立刻得到一个答复。最后通碟规定的限期6 月24日来到了。
　　下午4 点30分的时候，内阁还在开会以求作出最后的决定。兴登堡和格罗纳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样明白，武装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迈力衰的陆军元帅说。但是，正如1918年11月9 日在斯巴一样，他当时没有勇气把无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这件不愉快的任务交给了格罗纳，这一次他又不愿亲自把真相告诉共和国临时总统。他对格罗纳说：“你可以把答复告诉总统，同我去告诉没有什么两样。”再一次，这位将军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原来属于元帅的最后责任。虽然他也一定知道，他这样做最后将加倍地肯定在军官团面前成为替罪羊，他还是把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在电话中告诉了总统。
　　既然军队的领导人承担了责任——但是这一点在德国马上被忘怀了——国民议会就松了一口气，终于以绝大多数通过签订和约，这个决定通知克莱孟梭时，距离协约国最后通碟的限期只差19分钟。4 天以后，1919年6 月28日，和约在凡尔赛宫的明镜殿签了字。
　　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从那一天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批准和约的共和国。从长远来说，陆军也不会接受——格罗纳将军是例外——虽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体，而且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最后决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尽管发生了11月“革命”，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他们拥有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而且实际上也的确是用来资助各个政党和从今起努力败坏共和国声誉的政治报纸。
　　和约的墨迹未干，陆军就已经开始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由于社会党领袖的胆怯和短视，军官团不仅能够按照普鲁士原来的传统保持了陆军，这一点已见上述，而且还能够成为新德国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寿命不长的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止，陆军一直没有把它的命运押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上面。但是在10万新国防军的杰出创建者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陆军为数虽少，却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要取决于军官团的意志的地步。
　　作为国中之国，它对全国政府保持独立地位。按照魏玛宪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那样，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和议会。但是它却没有如此。
　　军官团也没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少数社会党领袖如谢德曼和格尔兹辛斯基主张将陆军“民主化”。他们看到了将陆军交还给有着极权主义、帝国主义老传统的军官的危险。但是他们不仅受到了将军们的有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首的社会党同志的有效反对。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共和国部长公然大言不惭他说，他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做记忆”。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时间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Ｌ·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20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705 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1 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5 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1926年12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5 年期间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只是因为他们在报上或演讲中揭露了或谴责了陆军不断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支持者，无情地应用了叛国罪法律，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却不是无罪释放，就是只判以最轻的判决，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61]看到了。甚至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只剩下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力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子弹的袭击，这些反对者为数日众，决心日坚。“在人民的心中，”
　　以《西方的衰亡》（《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ｉ》）一书声名鼓噪一时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叫嚷道，“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驾驭这一力量。
　　时局对他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这两件事：马克的贬值和法国的占领鲁尔，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马克在1921年开始贬值，和美元的比价跌到75：1 ，次年跌到400：1 ，1923年年初跌到7000：1.在1922年秋天，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协约国暂缓偿还赔款。法国的普恩加费政府断然拒绝。当德国不能交付木材时，在战时曾任法国总统的这位头脑死硬的总理命令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在上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波兰以后，德国的这一煤钢产量占全国4/5 的工业心脏，如今就同德国其他部分隔绝了。
　　这个对德国经济起瘫痪作用的打击使德国人民暂时团结起来，而自从1914年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鲁尔的工人宣布举行总罢工，并且得到柏林政府的经济支援，后者号召进行消极抵抗。在陆军的帮助下，组织了破坏活动和游击战争。法国以逮捕、驱逐出境、甚至死刑来对付。但是在鲁尔，没有一架机器的轮子转动。
　　对德国经济的扼杀，加速了马克的最后崩溃。
　　1923年1 月占领鲁尔的那一天，马克对美元比价跌到了1.8 万：1 ，到7 月1 日，跌到了16万：1 ，到8 月1 日跌到了100 万：1 ，到11月，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时，马克跌到了40亿比1 美元，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
　　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但是遭到毁灭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国人民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信任。德国社会历来竭力鼓励储蓄和投资，并且庄严地保证这种储蓄和投资能够得到万无一失的报偿，结果却自食其言，这样一个社会的标准和行为还值得相信吗？这不是对人民布下的大骗局吗？
　　这场灾祸不是应该怪那个向敌人投降和接受赔款重担的民主共和国吗？
　　对其本身的生存颇为不幸的是，共和国的确要负一份[62]责任。通货膨胀本来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说到底，1640亿马克的战争费用也一点不是靠直接征税来筹措的，其中930 亿马克靠发行战时公债，290 亿马克靠金库券，其余靠增发纸币。共和国政府不但没有对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税额，反而在1921年削减了他们的税额。
　　从此以后，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为了使国家能够逃避公债，免付赔款，在鲁尔跟法国捣蛋。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此外，货币贬值也使德国重工业能够用毫无价值的马克偿清债务，参谋总部为了要逃避和约中取缔其存在的条款，这时已伪装为军队办公室（Ｔｒｕｐｐｅｎａｍｔ），它也注意到，马克的贬值扫清了战争债务，这样就可以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
　　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磅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这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
　　巴伐利亚发生的反叛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他叫嚷道，“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请相信我，我们的痛苦只会增加。而坏蛋们却安然无事。原因是：国家本身已经成了最大的骗子和恶棍。这是个强盗的国家！？？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毫无疑问，通货漫天膨胀所带来的困难和动荡不定迫使千百万德国人民得出了这个结论，而希特勒是非常乐意把他们引导上这条道路的。事实上，他早已开始相信，1923年混乱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一个可能不再来临的推翻共和国的机会。但是，如果他本人要来领导这场反革命活动的话，他的道路上还有一定的困难。而[63]如果不是由他来领导，他就没有多大兴趣。
　　这些困难首先是，纳粹党虽然党员人数日增，还远不是巴伐利亚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运动，而在巴伐利亚境外，它更是默默无闻。这样一个小党怎么能够推翻共和国呢？希特勒不是个能轻易被困难吓倒的人，他认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可以把巴伐利亚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然后在巴伐利亚政府、武装团体和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支援之下，他可以领导一次向柏林的进军——像一年前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一样——推翻魏玛共和国，显然，墨索里尼轻易取得的胜利触发了他的灵机。
　　法国占领鲁尔虽然重新燃起了德国对传统敌人的仇恨，从而使民族主义精神复活，但是却使希特勒的计划变得困难了。法国这样做，使得德国人民团结在抵抗法国的柏林共和政府的背后。这是希特勒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的目标是摧毁共和国。至于法国，德国可以在实现了自己的民族主义革命和建立了独裁政权以后，再来收拾它。希特勒在有力的舆论潮流面前居然敢冒大不韪，采取一个不得人心的方针：“不——不要打倒法国，而是要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这才是我们的口号。”在1923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就致力于实现这个口号。2 用间，主要是由于罗姆在组织工作上的本领，巴伐利亚有4 个武装的“爱国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而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9 月间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这一组织是9 月2 日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德国1870年在色当战败法国的53周年纪念时产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了全场起立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在纽伦堡开会期间，检阅示威群众游行的时候，希特勒在检阅台上站在鲁登道夫将军的旁边。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若干时候以来，这个年轻的纳粹党头子就一直在拉拢这位战时英雄。鲁登道夫曾经让柏林卡普政变的策动者利用他的声名，现在既然他继续鼓励右翼的反革命，也就有可能诱使他来支持希特勒心中开始萌芽的那种行动。这位老将军是一点也没有政治头脑的；他现在定居在慕尼黑郊外，毫不掩饰他对巴伐利亚人、对巴伐利亚王位可能继承人卢伯莱希特太子、对德国天主教会势力最大的一邦[64]的天主教会的蔑视。这一切，希特勒都知道，但是，这正合他的心意。他并不想要鲁登道夫来担任民族主义反革命运动的政治领袖——虽然人人皆知，这位战时英雄颇有雄心担当这个角色。希特勒要把这个角色留给自己。但是鲁登道夫的名字，他在军官团和整个德国保守派中间的声望，对这个在巴伐利亚境外还是默默无闻的地方政客来说，却是个本钱。于是希特勒开始把鲁登道夫：包括到他的计划里面。1923年秋，德意志共和国和巴伐利亚邦之间的危机达到了顶点。9月26 日那天，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总理宣布结束在鲁尔的消极抵抗，德国恢复支付赔款。这个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喉舌是个坚决的保守派，而且从骨子里来说，还是个保皇派，他已认定，如果德国要得救，要统一，要恢复强大，那就必须——至少在目前——同意共和国的存在，同协约国妥协，取得喘息的时间来恢复经济力量。如果再听其自流的话，只会造成内战，也许最后会导致国家的毁灭。
　　在鲁尔放弃对法国的抵抗和恢复赔款负担这两件事，在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和在共产党人中间引起了一场狂怒和歇斯底里的叫嚷。共产党的势力这时也有了增长，他们同民族主义者一起，猛烈谴责共和国。施特莱斯曼面临着来自极右方面和极左方面的严重反叛。关于这一点，他是预见到的，他在宣布改变鲁尔和赔款问题政策的那一天就请总统埃伯特宣布了紧急状态。从1923年9 月26日一直到1924年2 月，根据紧急状态法，德国的执行权力交给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和陆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实际上，这就使得冯·西克特将军和他的陆军成了全国的实际独裁者。
　　巴伐利亚毫无意思接受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欧根·冯·克尼林领导的巴伐利亚内阁9 月26日在本邦宣布了紧急状态，任命右翼保皇派、前邦总理古斯塔夫·冯·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邦长官。在柏林方面，有人担心巴伐利亚可能退出德国，拥护维特尔斯已赫王室复辟，也许还会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联邦。于是埃伯特总统就匆匆忙忙地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并且邀请冯·西克特将军参加。埃伯特想要知道陆军站在哪一方面。西克特直率地告诉他：“总统先生，陆军站在我的背后。”这位夹着单镜片、面无表情的普鲁士籍总司令的冷冰冰的话，不出所料，并没有使德国总统或者总理感到惊异。他们早已认识到陆军那种不服从任何方面的国中之国的地位。我们前面已经谈到，3 年以前，当柏林被卡普部队占领的时候，曾向西克特提出过类似的呼吁，当时陆军就站在这位将军的背后，而没有站在共和：[65]国的背后。现在1923年的唯一问题是，西克特站在哪里。
　　共和国真是幸运，他这次是站在共和国的背后，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共和民主的原则，而是因为他看到，就目前来说，要保全本身受到巴伐利亚和北方的反叛威胁的陆军，要防止德国陷于灾难深重的内战，支持现政权是必要的。西克特知道，驻扎在慕尼黑的那一个师里有些领导军官站在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者一边。他也知道有个“黑色国防军”的阴谋，其首领是前参谋总部军官布赫鲁克少校，其目的是要占领柏林和推翻共和政府。他现在就按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和坚强的决心着手行动，来整顿陆军和结束内战威胁。
　　1923年9 月30日晚上，“黑色国防军”部队在布赫鲁克少校指挥下占领了柏林东面的3 个炮台。西克特命令正规军去包围他们，两天后，布赫鲁克投降了。他以叛国罪被起诉，后来真的判了10年的炮台禁闭。原来是由西克特本人用“劳动突击队”名义建立起来为10万名国防军提供秘密后备人员的“黑色国防军”就此解散了。*西克特接着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萨克森、图林吉亚、汉堡和鲁尔方面共产党暴动的威胁上去。在镇压左派方面，陆军的忠诚是毫无问题的。在萨克森，当地国防军司令逮捕了社会党—共产党联合政府人员，并且任命了一名国家长官执掌政权。在汉堡和其他地方，共产党很快受到严厉的镇压。柏林现在认为，比较轻易地镇压了布尔什维分子以后，已经剥夺了巴伐利亚阴谋分子声称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共和国的借口，并且认为他们现在总该会承认全国政府的权威了。但是事情的结果却不是如此。
　　巴伐利亚仍旧违抗柏林。它现在处在三巨头的独裁控制之下，三巨头是邦长官卡尔、驻在已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和邦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卡尔拒绝承认埃[66]伯特总统宣布德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命令适用于巴伐利亚。他拒绝执行柏林方面的任何命令。全国政府要求取缔希特勒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因为它恶毒攻击共和国，特别是西克特、施特莱斯曼和格斯勒，但是卡尔却轻蔑地加以拒绝了。
　　柏林方面的第二道命令是：逮捕巴伐利亚一些武装团体的3 个臭名远扬的首脑：海斯上尉、卡普政变中的“英雄”埃尔哈特上尉和罗姆的男宠罗斯已赫中尉。卡尔也置之不理，西克特不能再忍耐了，他命令冯·洛索夫将军取缔纳粹党党报和逮捕这3 个自由团人员。但是这位将军却迟迟没有遵命，因为他自己也是巴伐利亚人，而且思想混乱，性格软弱，希特勒的雄辩和卡尔的劝说已使他上了钩，10月24日，西克特撤换了他，另派克莱斯·冯·克莱森施但因将军接替。但是，卡尔不肯接受柏林方面的片面决定。他宣称，洛索夫将继续担任驻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并且强迫陆军军官和士兵举行特别宣誓，效忠巴伐利亚政府，这不仅是违抗西克特，而且是藐视宪法。
　　在柏林方面看来，这不仅是政治反叛，而且还是军事反叛。冯·西克特将军现在决心要平定这次双重反叛。他向巴伐利亚三巨头。向希特勒和武装团体发出了一个明白的警告：他们方面的任何反叛都将受到武力的对付。但是对这位纳粹党领袖来说，这时要再后退已经太晚了。他的激烈的党羽都要求行动起来。他的冲锋队队长之一威廉·勃鲁克纳中尉则要求他马上采取行动。“时候到了，”他提醒说，“我已约束不住弟兄们了。如果现在再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离开我们了。”
　　希特勒也认识到，如果施特莱斯曼赢得更多的时间，并且恢复国内平静成功的话，他自己的机会就会丧失。因此他要求卡尔和洛索夫趁现在柏林方面还没有向慕尼黑进军之前就向柏林进军。他开始怀疑，三巨头不是胆怯了，就是打算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搞政变，闹分离，要巴伐利亚脱离德国。希特勒狂热地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统一的德国，对于这种政变他是绝对反对的。
　　在西克特提出警告后，卡尔、洛索夫、赛塞尔的确是开始丧胆了。他们没有兴趣作无益的姿态而自毁前途。11月6 日，他们告诉战斗联盟：不能催促他们采取轻率行动；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采取行动，只有他们才有权决定。希特勒是战斗联盟的主要政治人物，因此这等于告诉希泞勒，他必须自己掌握主动。他如果要单独举行政变，还没有足够的后盾。他必须得到巴伐利亚邦、军队和警察的支持，这是他在维也纳流浪的日子里学到的教训。他总得想个办法使卡尔、洛索夫、赛塞尔处在不得不与他一起行动而且没有退步余地的地位。这需要大胆，甚至冒险，现在[67]希特勒用事实证明他是有这种魄力的。他决定劫持三巨头，强迫他们按照他的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力。
　　这个主意最初是罗森堡和施勃纳一里希特这两个从俄国逃出来的人向希特勒建议的。后者借他妻子的姓充起贵族来，自称为马克斯·埃尔温·冯·施勃纳一里希特。他是个来历可疑的角色，像罗森堡一样，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俄国省份里度过的，战后同其他难民一起从苏联逃到慕尼黑，在这里加入了纳粹党，成了希特勒亲信之一。
　　11月4 日是德国阵亡将士纪念日（Ｔｏｔｅｎｇｅｄｅｎｋｔａｇ），慕尼黑市中心要举行军事检阅，报上已经宣布，在一条通向英烈祠的狭隘街道上设立的检阅台上，接受军队敬礼的，除了众望所归的卢伯莱希特太子之外，还有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施勃纳一里希特和罗森堡向希特勒建议，用卡车装运几百名冲锋队，在受检阅的军队来到之前包围这条小街道，用机枪加以封锁。希特勒然后登上检阅台，宣布革命，在手枪威胁下劝说这些权贵参加革命，帮助他领导革命。这个计划很中希特勒的意，他表示热烈赞成。但是在约定的那天，当罗森堡提前赶到这个地方作侦察时，他颇为沮丧地发现，这条狭隘的街道被一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完全警戒起来了。这个计划，也就是“革命”，不得不因此放弃。
　　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推迟了而已。他们又想出了第二个计划，这一次，即使有警察把守要冲，也不能阻挠其实现。在11月10日到11日的夜间，冲锋队和战斗联盟的其他武装团体将集中在慕尼黑正北方向的弗罗特曼宁格荒地，在11日可恨又可耻的停战纪念日上午就开入市内，占据战略要地，宣布全国革命，使踌躇不前的卡尔、洛索夫、赛塞尔面临既成事实。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公告使希特勒放弃了这个计划，而另想办法。原来报上有一条简短的通告说，应慕尼黑某些企业团体之请，卡尔将在慕尼黑东南郊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讲话。日期是11月8 日晚上。通告说，这位长官的演讲内容是关于巴伐利亚政府的施政纲领的。冯·洛索夫将军和冯·赛塞尔上校以及其他显贵也将列席。
　　有两点考虑使希特勒作出了迅速的决定。第一点考虑是，他怀疑卡尔可能利用这次集会来宣布巴伐利亚独立和维持尔斯巴赫王朝在巴伐利亚复辟。
　　11月8 日一整天，希特勒一直在设法会见卡尔，然而没有如愿，卡尔要到9 日才肯见他。这只有增加了这位纳粹党领袖的怀疑。他必须先发制人。而且——这是第二点考虑——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的集会提供了11月4 日所错过的机会：把三巨头一网打尽，在手枪威胁下强迫他们同纳粹党一起进行革命。希特勒决定立即采取行动。11月10日的动员计划取消了；冲锋队临时改派到这家大啤酒馆执行任务。
　　啤酒馆政变
　　1923年11月8 日晚上9 点差一刻的时候，卡尔对3000名左右坐在粗木桌子边、以巴伐利亚方式用石缸子咕噜咕噜大口喝着啤酒的市民已经讲了半小时的话，这时候冲锋队包围了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希特勒排开人群走进了大厅。正好在他手下的人在门口架起了1 挺机关枪的时候，希特勒跳上一张桌子，为了吸引注意，拿出手枪对着夭花板开了1 枪。卡尔马上停止了讲话。
　　听众转过身来看这是怎么回事。希特勒在赫斯和乌里希·格拉夫——前屠夫、业余摔交家、打手，现在是领袖的卫士——的簇拥下走向讲台。一名警察少校想要阻拦他，可是希特勒用手枪对着他，继续前进。据目击者说，卡尔这时吓得“面如土色，手足无措”，从讲台上退了下来。希特勒占据了他的位置。
　　“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希特勒叫喊道，“这个地方已经由600 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大厅。大家必须肃静，否则我就在楼厅上架起机关枪。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经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国防军营房和警察营房已被占领。军队和警察已在于字旗下向市内挺进。”
　　最后一点是假的，纯属虚声恫吓。但是在混乱中谁也没有把握。而希特勒的手枪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已经开过一枪。冲锋队和他们的步枪及机枪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希特勒现在命令卡尔、洛索夫、赛塞尔跟他到台后一间私室里去。在冲锋队员的推操下，巴伐利亚的这3 个最高级官员乖乖地听从希特勒的吩咐，而群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
　　但是他们也怀着越来越不满的情绪。许多企业家仍旧认为希特勒是个刚刚窜上来的暴发户。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向警察叫道：“别像1918年那样胆小，快开枪！”但是警察看到自己的局长都那么驯服，而且冲锋队已经占领了整个大厅，一动都不敢动。希特勒早已在警察局安插了1 个纳粹党的坐探威廉·弗立克，要他打电话给啤酒馆值勤的警察不要插手干预，只须报告情况就行。人群开始越来越愤懑，以致戈林认为有必要走上讲台，叫他们安静点。
　　“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他大声叫道，“我们没有恶意。因此，［69］你们没有不满的理由，喝你们的啤酒吧！”他还告诉他们，在隔壁房间里正在组织新政府。
　　的确是在组织新政府，不过，这是在希特勒的手枪胁迫之下进行的。他一等到把3 个人赶进隔壁房间之后，就告诉他们：“没有我的许可，谁都别想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他接着又告诉他们，他们3 个。人都可以在巴伐利亚政府中或者在他与鲁登道夫一起组织的全国政府中保有重要的职位。同鲁登道夫一起？那天傍晚，希特勒已派了施勃纳一里希特到路德维希斯霍伊去接这位对纳粹党政变毫不知情的著名将军前来啤酒熔。
　　这3 个人起先连话也不愿同希特勒说。但是他却继续向他们发表宏论。
　　他们3 个人都必须同他一起宣布实行革命，参加新政。府；他们都必须接受他——希特勒——派给他们的职位，谁要不干“谁就别想活”。卡尔将担任巴伐利亚摄政者；洛索夫将担任国防军部长；赛塞尔将担任国家警察局长，可是这3 个人一个也没有被这种高官显爵所打动。他们根本没有答理；他们继续保持沉默，这使希特勒焦躁起来。最后他向他们挥动着手枪说：“我的手枪里有4 颗子弹！如果你们不肯跟我合作，3 颗留给你们。最后一颗就留给我自己！”他举着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嚷道：“如果明天下午我还没有成功，我就不要这条命了！”
　　卡尔虽然不是个很聪明的人，胆子却很壮。“希特勒先生，”他答复道，“你尽管吩咐他们把我枪毙，或者你亲自动手也行。我死不死没有什么了不起。”
　　赛塞尔也说了话。他谴责希特勒没有遵守他保证不对警察举行政变的诺言。
　　“不错，我自食其言，”希特勒答复说，“请原谅我，但是为了祖国的缘故，我不得不如此。”
　　冯·洛索夫将军轻蔑地保持沉默。但是当卡尔在他耳旁开始低语时，希特勒马上说：“住嘴！没有我的许可不许交谈！”
　　可是他自己的讲话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这3 个掌握巴伐利亚政权的人，即使是枪口对着胸膛，一个也没有同意跟他走。政变没有能按预期计划实现。
　　这时希特勒忽然心血来潮，他一言未发就冲到外面大厅里去，走上讲台，对着愤愤不满的人群宣布，隔壁房间里的三巨头已经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政府。
　　“巴伐利亚政府，”他叫道，“已经撤换？？十一月罪人的政府和总统也已经被宣布撤换。新政府将在今天在慕尼黑这个地方宣布成立。德国国防军将立刻组成？？我建议，在同十一月罪人算清总帐以前，由我接管全国政府的政策指导工作。鲁登道夫将担任德国国防军的领导工作？？德国全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组织对[70]罪恶的渊薮柏林的进军和拯救德国人民？？要是明天还不能成立一个德国全国政府，我们就都杀身成仁！”
　　希特勒撒巧妙的谎话，这既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他的谎话居然奏效。当人群听到卡尔、冯·洛索夫将军和警察局长冯·赛塞尔已经同希特勒合作的时候，他们的情绪马上转变了。有人高声欢呼，这些欢呼声打动了仍旧被关在隔壁的3 个人。
　　这时好像变戏法一般，施勃纳一里希特接来了鲁登道夫将军。这位战时英雄对于希特勒在这件事上完全把他蒙在鼓里随便摆弄很是生气，一等到进了后室，知道要担任德国独裁者的竟是这个前陆军下士，而不是他自己时，他就更加不满了。他对这个鲁莽无礼的小子一句话也不愿说。但是希特勒并不在乎，他只要鲁登道夫肯把他的大名借给他干这件冒险勾当，使这3 个迄今为止没有被他的劝说和威胁所打动的巴伐利亚领袖回心转意就行了。这个要求，鲁登道夫是答应的，他说，现在这已成了一个重大的民族的事业，他奉劝这3 位先生予以合作。看到这位老将军也这么热心，这3 个人就有些退让了，虽然后来洛索夫否认他曾同意听命于鲁登道夫。卡尔在他念念不忘的维特尔斯巴赫王室复辟问题上哺咕了一阵，最后还是说，他愿意作为“国王的代表”一起合作。鲁登道夫的及时来到，救了希特勒。这样一个幸运的转机，使希特勒喜不自胜，他马上率领众人回到讲台上，每个人都讲了几句面短的话，并且宣誓互相效忠和忠于新政权。大厅里的人群兴奋得都跳上了椅子和桌子。希特勒高兴得阖不拢嘴。“他有着一种我永远不会忘掉的孩子气的坦率的快活表情，”当时在场的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这样说。希特勒再次登上讲台，向在场的人们说了他最后的几句话：我现在要履行我5 年前在军事医院里一时成了瞎子时所立下的誓言：要不倦不休地努力奋斗，直到十一月罪人被推翻，直到在今天德国的悲惨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光荣的德国。
　　会议至此宣告散会。在出口处，赫斯在冲锋队员的协助下，扣留了一些企图混在人群里溜出去的巴伐利亚内阁阁员和其他要人。希特勒自己则监视着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这时消息传来，一个名叫高地联盟的武装团体的打手们在陆军工兵队营房同正规军发生了冲突。希特勒决定驱车前往出事地点，亲自解决争端，把啤酒馆里的事交给鲁登道夫处理。
　　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个致命的错误。洛索夫是第一个想溜走的人。他告诉鲁登道夫，他必须到陆军司令部去，发出必要的命[71]令。当施勃纳一里希特表示反对时，鲁登道夫绷着脸说：“我不许你怀疑一个德国军官的话。”
　　接着，卡尔和赛塞尔也一个个溜了。
　　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回到贝格勃劳酒馆时发现，鸟儿已飞出了笼子。这是这个晚上的第一个打击，他不禁目瞪口呆。他满以为他的“部长们”正在忙于他们的新任务，鲁登道夫和洛索夫也已经拟出了进军柏林的计划了。但是结果是几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甚至连慕尼黑也没有被革命军占领。只有罗姆带领了另一个武装团体“德国战旗”的冲锋队占领了舒恩菲尔德街陆军部的办公处，除此之外，任何战略要地都没有占领，甚至连电报局也没有占领，政变的消息就从这里传到了柏林，冯·西克特将军要巴伐利亚军队镇压政变的命令也经过这里发了回来。
　　虽然下级军官和一些士兵中间，有些人同情希特勒和罗姆，但是高级军官在慕尼黑卫戍司令冯·丹纳将军的领导下，不仅准备执行西克特的命令，而且对于冯·洛索夫将军所受到的待遇极为不满。按照陆军的惯例，一个平民竟敢以手枪对着一位将军，就应该当场格杀不论。洛索夫到了第十九步兵师的营房以后，就同丹纳一起会商，立即发出命令，要郊外的驻军赶到城里来增援。到清晨时分，正规军已在陆军部四周布置了封锁线，包围了罗姆的部下。
　　在此以前，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到陆军部来见罗姆，估计一下整个局势。
　　罗姆出乎意料地发现，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人采取军事行动，占领关键性的地点。希特勒竭力想同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恢复联系。但是以鲁登道夫名义派到第十九步兵师营房去的信使却没有一个回来。前慕尼黑警察局长波纳现在是希特勒的拥护者，他被派同休恩莱因少校和一队冲锋队去占领警察局。但是他们一到那里就被逮捕了起来。
　　这时巴伐利亚政府首脑古斯塔夫·冯·卡尔在干什么呢？原来他离开了贝格勃劳凯勒以后，立刻恢复了理智和勇气。他不想再冒当希特勒和他的打手的俘虏的危险，因此把政府迁到了累根斯堡。但是在此以前，他已在慕尼黑到处贴了如下的告示：一些野心勃勃的同志的背信弃义和欺骗行为，已经把一次符合民族觉醒利益的表示变成了一场个人作呕的暴行。我、冯·洛索夫将军和赛塞尔上校在枪口威胁之下被迫发表的声明一概无效。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以及高[72]地联盟和德国战旗这两个武装团体勒令解散。
　　这天晚上在希特勒看来是唾手可得的胜利，入夜以后都迅速化成泡影了。他一直坚持的政治革命要成功所必需具备的基础——诸如陆军、警察、执政的政治集团这种地位确立的机构的支持——现在已经垮了。事情很清楚，甚至鲁登道夫的大名也不能把巴伐利亚邦的军队争取过来。希特勒建议，他同老将军一起退到罗森海姆附近乡间，动员农民支持武装团体袭击慕尼黑，局势也许还可以挽救。但是鲁登道夫立即拒绝了这个建议。
　　也许还有办法，至少可以避免发生不利的结局，鲁登道夫的私人死敌卢伯莱希特太子在听到了政变消息之后，马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要求立即加以镇压。现在希特勒决定要求卢伯莱希特出来向洛索夫和卡尔斡旋，谋求一个体面的、和平的解决，希特勒和卢伯莱希特的共同友人，一个名叫纽恩蔡特的中尉担起这个困难使命，在黎明时分被派到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维特尔斯巴赫城堡。他由于找不到汽车，只好等火车，因此到中午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这时，局势已经急转直下，这是希特勒所始料不及的，也是鲁登道夫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希特勒打算做的事是一场政变，不是一场内战，尽管他情绪极为激动，但是他还是完全控制住了自己，认识到他没有力量对付警察和陆军。他原来的打算是同陆军一起进行革命，而不是对陆军进行革命。尽管他在最近的演说中和用枪口对着已伐利亚三巨头的时候显得杀气腾腾，但是他并不想让共同憎恨共和国的人自相残杀。
　　鲁登道夫也是如此。正如他对他妻子所说的一样，他很希望把埃伯恃总统和他那一帮人捆起来，高兴地看到他们吊死在绞刑架上。但是他并不想杀害警察和士兵，他们——至少在慕尼黑的警察和士兵——是同他一样都主张全国反革命行动的。
　　鲁登道夫现在向徬徨的年轻纳粹党领袖提出了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也许还能够为他们带来胜利而不致流血。他相信，德国士兵，甚至德国警察——他们大多数是退伍军人——是不敢对他这个曾经在东线和西线领导他们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传奇人物一样的司令官开火的。因此他建议由他和希特勒带领他们的支持者游行到市中心去，随后加以占领。他完全有把握的是：警察和军队不但不敢阻挠他，甚至还会跟着他走，听他的命令作战。希特勒开始时将信将疑，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当时看来也没有[73]别的出路。他也注意到，太子并没有答复他的调停请求。
　　11月9 日德意志共和国成立纪念日上午快到11点钟的时候，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3000人的一队冲锋队员，从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的花园里出发，向慕尼黑市中心前进。同他们并肩走在行列前面的，有冲锋队长戈林、施勃纳一里希特、罗森堡、希特勒的卫士乌里希·格拉夫以及六七个纳粹党的其他头目和战斗联盟的领袖。一幅叄遄制旌透叩亓说钠熘脑诙游榍懊嬗缯姓埂Ｔ谕芳概判辛泻竺娓乓涣究ǔ担茏呕厍梗刈呕厍故帧３宸娑釉泵羌缟瞎易怕砬梗械幕股狭舜痰丁ＯＬ乩帐种形兆攀智埂Ｕ獠⒉皇且恢裁戳瞬黄鸬木樱窃陈实鹿偻蛐凼Φ穆车堑婪蛳匀蝗衔迪炙哪康模庖丫挥昧恕＠肟【乒萃保兆吡思赴俾耄庑┓磁逊肿泳陀龅搅说谝恢卣习Ｔ诤峥缫寥油ㄍ兄行牡穆返挛Ｇ派希幸欢游渥熬彀咽刈牛蝗盟峭ü８炅忠辉鞠蚯埃跃於映に担绻煜蛩强梗鸵丫菟笛涸诙游楹竺娴娜酥是贡小Ｔ谇耙缓桃估铮账沟热艘丫巡读艘恍┤酥剩渲邪礁瞿诟蟛砍ぃ康木褪俏艘Ω墩庵滞蛞磺榭觥２还芨炅质遣皇切樯蚕牛凑歉鼍於映は匀幌嘈帕怂幕埃辉僮枘泳腿枚游楣饲拧?
　　在海军广场，纳粹党队伍遇到了正在听纽伦堡来的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讲话的一大群人。施特莱彻是在一听到政变消息后马上赶到慕尼黑来的。他不想被抛在革命之外，就中断了演讲，参加了反叛分子的行列，紧紧地跟在希特勒的后面。
　　中午过后不久，游行队伍走近了他们的目的地：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员们被国防军包围的陆军部。到这个时候为止，被围者和包围者都还没有发过一枪。罗姆和他的手下人员都是行伍出身，在铁丝网的另一边，有不少战时伙伴。双方都无心杀人。
　　为了要到陆军部去救罗姆出险，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现在领导他们的队伍穿过狭窄的府邸街，这条街在英烈祠旁边，通向开阔的奥第昂广场。就在这条狭窄的街道尽头，有大约100 名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着，不准队伍通过。
　　他们位居战略要冲，这一次，他们不再退让了。
　　但是纳粹党人又想用计骗过去。他们中间那个忠实的卫士乌里希·格拉夫一步跳上前，大声向带队的警官叫道：“别开枪！带队的是鲁登道夫阁下！”
　　即使在这个千钩一发的时刻，一个德国革命者，甚至一个业余摔交家和职业打手，也还没有忘记应该怎样称呼一个贵人。希特勒也叫了起来：“投降吧！投降吧！”但是那个不知名的警官并不投降。显然，鲁登道夫的名字对他并不能起魔术般的作用。他们是警察，不是军队。
　　究竟哪一方面先开枪，这一点后来一直没有查明。双方都把责任往对方身上推。有一个旁观者后来作证说，是希特勒先用他的手枪开头一枪的。另一个人认为是施特莱彻。不止一个的纳粹党人后来告诉作者说，就是因为施特莱彻的这一个行动，而并不是因为任何其他行动，才使得他长期受到希特勒的眷顾。”
　　不管怎么样，反正有人开了一枪，接着就是一阵双方互击，顿时使希特勒的希望化为泡影，施勃纳一里希特倒了下来，受了致命的重伤，戈林大腿上中了一枪，伤势甚重，也倒了下来。在60秒钟之内，枪声就停止了，但是已经有不少人躺在街上——总共16名纳粹党人和3 名警察，有的已经毙命，有的奄奄一息，另外还有不少人受伤，其余的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卧倒在地躲避子弹。
　　但是有一个人例外，而如果大家效法他的榜样的话，这一天的结局就可能不同了。鲁登道夫并没有卧倒。他以最优秀的军人传统，傲然挺立，在副官施特莱克少校的跟随下，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泰然自若地继续前进，一直到达奥第昂广场。当时看来，他一定是个孤单的、奇怪的人。没有一个纳粹党人跟着他，甚至连他们的最高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也没有跟着他。
　　未来的第三帝国总理是第一个飞奔逃命的人。当游行队伍走几年以后，希特勒不顾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任命施特莱彻为弗朗科尼亚纳粹党领袖，恤说，“也许有一两个人不喜欢施特莱彻同志的鼻子的形状，但是当他那一天在英烈祠附近同我一起卧倒时，我就暗自对夭发行，只要他不背弃我，我也决不背弃他。”
　　（海登：《希特勒传》[ 《Ｈｉｔｌｅｒ：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第157页）近警察的封锁线的时候，他原来用左臂挽着施勃纳一里希特的右臂的（这是一种奇怪的但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姿势），后者倒地的时候把希特勒也拉了下去，可能希特勒以为自己受了伤，他感到一阵剧痛，后来才发现是肩膀脱了臼。但是事实仍旧是，据当时也参加游行的他自己党内的追随者瓦尔特·舒尔兹医生的证词（并且得到其他证人的证明），希特勒“是第一个跳起来向后跑的人”，把他那些躺在街上的死伤同志抛下不顾，他登上一辆候在附近的汽车，马上开向汉夫施丹格尔在乌芬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得到普茨的妻子和妹妹的护理，也就是在那里，两天以后，他被捕了。
　　鲁登道夫是当场被搏的。对于没有勇气同他并肩前进的反叛者，他只有蔑视的份儿，对于陆军没有投向他的一边，他感到非常怨恨，因此他宣布，他从今以后不再同任何德国军官打招呼，他[75]自己也不再穿军官制服。受伤的戈林被抬到附近的一家银行里，由那家银行的犹太老板给他进行了急救，然后由他妻子陪着，偷偷越过边境到了奥地利，进了因斯勃鲁克的一家医院。赫斯也逃到了奥地利。罗姆在英烈词前面的队伍溃败以后两小时在陆军部投降了。过不了几天，除了戈林和赫斯以外，所有反叛的领袖都被捕入狱。纳粹党政变以失败收场。党被勒令解散。从表面上来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完蛋了。它的独裁领袖听到枪声一响就飞奔逃命，名誉似乎已经完全扫地，他的彗星似的政治生涯已经告终。
　　叛国罪审判
　　但是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来，他的政治生涯只不过暂时中断了一个时候，而且时间也不大长，希特勒是个很精明的人，他看到他受审判不仅不会断送他的前程，反而能为他提供一个新的讲坛，他不仅能够在这个讲坛上败坏本身也不清白却把他逮捕起来的当局的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能够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亚一邦之外而传到整个德国。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国各大报以外，世界各国的报纸都派了记者前来慕尼黑采访这次审判。这次审判将在1924年2 月26日开始，由一个特别法庭，假勃卢登堡大街步兵学校旧址举行。到24天后审判结束时，希特勒已经转败为胜，毁了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的前程，使他们在公众的心目中同他一样有罪，以他的滔滔雄辩和民族主义热情打动了德国人民，使得世界各国报纸都在第一版上登载了他的大名。
　　虽然鲁登道夫是被告席上10个囚徒中最有名的人，但是希特勒马上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终成了法庭内注意的中心。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弗朗兹·古特纳是这个纳粹党领袖的老友和保护者，他尽量做到让法官保持满不在乎和宽大为怀的情绪。希特勒可以任意打断证人的活，对他们反诘盘问，可以随时为自己辩护，时间不受限制——他的第一次发言花了4 个小时，而这不过是他许多次长篇发言的第一次。
　　他并不打算重蹈卡普政变参加者的覆辙，据他后来说，这些人曾经声辩，“他们并不知情，没有打算，也没有野心。这就是资产阶级世界的致命伤——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行为？？走到法官面前说，‘是的，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想要摧毁国家’”。
　　现在面对着法官和世界报界的代表，希特勒在慕尼黑做然声称：“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76]今天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革命者。反对1918年的卖国贼，是根本谈不上叛国罪的。”
　　如果是叛国罪的话，那么领导巴伐利亚的政府、军队和警察的3 个人，同他一起共谋反对全国政府的3 个人也一样有罪，也应该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应该作为主要控告者站在证人席上，他非常狡猾地把形势倒转了过来，使做贼心虚、坐立不安的三巨头处在不利地位：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的目标与我们相同——推翻全国政府？？如果我们的事业确是叛国的话，那么在整个时期，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也必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叛国，因为在这些星期里，我们所谈论的除了我们目前因之受审的目标以外，别无其他。
　　这3 个人很难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是实际情况。要有讲话里带刺的本领，卡尔和赛塞尔不是希特勒的对手。只有冯·洛索夫将军昂然为自己辩护。“我不是个亡命之徒，”他对法庭说，“我在邦政府里占有很高的地位。”这位将军接着把一个老军官对这个以前的下士，这个在狂妄的野心驱使下竟想牵着陆军和邦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轻蔑都发泄了出来。他说，这个寡廉鲜耻的煽动家的野心发展得多快，没有多少日子以前还表示愿意在爱国运动中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呢！
　　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希特勒知道如何回答：小人的眼界是多么狭窄！请相信我，我认为谋得一个部长官职并不是什么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以部长身分载入历吏，并不是值得一个伟大人物努力争取的事。假使真是如此，你很有同其他部长葬在一起的危险。我的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比做部长高出1000倍。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一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部长头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荒唐的称号罢了。他援引了瓦格纳的例子。
　　当我第一次站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前时，我对他不禁肃然起敬，因为：他不许墓碑上刻写“枢密顾问、音乐指导理查德·冯·瓦格纳男爵阁下之墓”。我尊敬他，因为他和德国历史上许多别的人都对历史贡献了他们的名字而不愿有任何头衔。我在那些日子里愿意充当一名鼓手并不是出于谦虚。这是最高的愿望——其余都是不足道的。
　　别人攻击他想要从一名鼓手一跃而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并不想否认。命运已经这样决定了。
　　天生要做独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不是被别人驱使向前的，而是自己驱使自己向前的。这并没有什么骄做囱大的地方，难道[77]一个努力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是骄做的吗？难道一个有着思想家的大脑，夜夜思考，为世界发明创造的人是自大的吗？凡是觉得自己有天赋义务治理一国人民的人没有权利这么说，“如蒙召唤，我愿从命”。不！地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出来。
　　虽然他站在被告席上。很有可能由于叛国大罪而被判处长期徒刑，但是他对自己的信心，他对“治理一国人民”的天赋义务的信心，并没有丝毫减弱。在监牢里静候审判的时候，他已经分析了政变失败的原因，并且立誓要在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他实现了他的目标以后回想到这些思想时，他对聚集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纪念政变13周年的老部下说：“我可以平心静气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轻率鲁莽的决定。今天回想起来，不禁还捏一把汗？？
　　要是今天你看到我们1923年时的那一小队人走过，你会问：“他们是从哪个劳动感化院里逃出来的？’？？但是命运没有为难我们。它并没有让那个行动成功，因为那个行动如果成功的话，也必然会由于当时运动内部的不够成熟和组织及思想基础上的缺陷而以惨败收场？？我们认识到，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随时准备好？？在1933年，问题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动来推翻国家的问题；在这期间，新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了——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当他在审判期间同法官和检察官以唇枪舌剑作战的时候，他已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纳粹国家了。举一端来说，下一次，他就要争取德国陆军赞成他，而不是反对他。他在最后发言时，就表现了同陆军修好的想法。他没有片言只字谴责陆军。
　　我相信，时候总会来到，今天在街上站在叄遄制煜碌娜褐诘侥鞘本突嵬蛩强沟娜送沤嵩谝黄穑浚课姨悼沟氖锹桃戮欤唤械礁咝耍蛭次矍灏桌返牟皇枪谰还谰砸蝗缂韧妆谖薏小Ｗ苡幸惶欤谰环止俦冀驹谖颐且槐摺?
　　这是个准确的预言，但是说到这里，主持审讯的法官打断了他。“希特勒先生，你刚才说绿衣警察沾污了清白历史。我不许你这么说。”
　　这个被告一点也不去理会庭上的训斥。在使旁听者都听得入迷的最后一段话中，希特勒说。
　　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我感到十分自豪，佰信总有一天，这些坚强的队伍会从连扩大到营，营扩大到团，团扩大到师，原来的帽章会从污泥中捡[78]起，原来的旗帜会在空中招展，我们准备面对上苍最后伟大的判决，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将和好如初。
　　他那闪闪发亮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盯着法官们。
　　因为可以审判我们的不是你们诸君。审判我们的应该是永恒的历史法庭。你们会作出什么判决，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个法庭不会问我们：“你们到底犯了叛国罪，还是没有犯叛国罪？”那个法庭会判定我们，前陆军军需总监［鲁登道夫] ，他的官兵，都是一心为了他们同胞和祖国，愿意奋斗牺牲的德国人。你们可以不止千次地宣布我们有罪，但是永恒的历史法庭的女神会一笑置之，把邦检察官的诉状和这个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会宣判我们无罪。
　　实际进行判决的法官所决定的刑罚——如果不是所定的罪——正如康拉德·海登所说，同历史的判决相距也不太远。鲁登道夫无罪释放。希特勒和其他被告被判定有罪。但是，尽管法律——德国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凡企图以武力改变德国宪法或任何一邦宪法者应一概处以无期徒刑”，希特勒仅仅被判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5 年徒刑。即使在当时，陪审法官也表示判得过严，但是主审法官向他们保证，该犯在服刑6 个月后就有资格申请假释。警察局方面想把希特勒作为外国人——他仍拥有奥地利国籍——驱逐出境的尝试毫无结果。判决是在1924年4 月1 日作出的。不到9 个月以后，在12月20日那天，希特勒就获释出狱，继续从事推翻民主国家的活动。法律归法律，如果你是极右派的人的话，叛国罪的后果是并不过分严重的，许多反共和分子都看到了这一点。
　　政变虽然是场大失败，可是却使希特勒成了全国著名的人物，而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爱国志士和英雄。纳粹党的宣传立刻把这次政变说成是他们运动中伟大传奇之一。每年，甚至在他当政以后，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希特勒都要在11月8 日晚上回到慕尼黑的啤酒馆里来，同那些跟着元首参加了当时看来是一场滑稽戏的失败政变的老战友叙旧。1935年，希特勒已经当了总理，他命令把在那次短时间交火中毙命的16名纳粹党徒的尸体挖掘出来，改葬在英烈祠的墓室中，这地方就成了一个国家圣地。
　　关于这些人，希特勒在纪念碑落成典礼上说：“他们现在已是德国永垂不朽的人。他们站在这里捍卫德国，监护我国人民，他们躺在这里，是我们运动的真正证人。”他没有补充一句，而且似乎也没有德国人记得，他们也是希特勒：从地上爬起来逃命时丢下不顾，听其死去的那些人。
　　1924年那个夏天，在俯瞰列赫河的兰德斯堡旧炮台监狱中，阿道夫·希特勒得到贵宾待遇，独处一室，窗外景色动人。他婉辞了源源不断来向他问候致敬、馈送礼物的访客，召来了最后终于回到慕尼黑而被判处徒刑的忠实的鲁道夫·赫斯，一章接着一章开始口授一本书。





　　第四章 希特勒的思想和第三帝国的根源

　　希特勒想把他的书题名为《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但是负责出版这本书的纳粹党出版社有实际头脑的经理马克斯·阿曼不喜欢这个累赘的而没有生意眼的书名，把它改成简短的《我的奋斗》。阿曼对这本书的内容大感失望。他原来以为这是一本有趣的个人故事，希特勒会详细记述他怎么样从一个维也纳的默默无闻的“工人”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
　　而我们已经知道，这本书里自传的成分很少。那个纳粹党出版社经理原来也指望这是一本描写啤酒馆政变的内幕书，他相信，其中的精彩场面和勾心斗角的情况，读起来一定使人很感兴趣。但是当时正是党最不走运的时候，希特勒这个精明狡猾的人深知不能再去翻老帐。* 《我的奋斗》中几乎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失败的政变。
　　第1 卷是在1925年秋天出版的。全书约400 页，售价12马克（折合3 美元），大约比当时德国出版的大多数书籍定价贵一倍。它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成为一本畅销书。阿曼吹嘘说，第一年售出了23000 本，以后销售量继续上升，这种说法，在反纳粹人士中间没有人轻易置信。
　　由于盟国在1945年缴获了纳粹党的埃那出版社的版税清单，《我的奋斗》实际销售额现在已经弄清楚了。
　　1925年销了9473本，此后3 年中，销售额逐年下降。上下卷算在一起，1926年跌到6913本，1927年跌到5607本，1928年只有3015本。
　　1929年稍许增加：[81]一点，为7664本。
　　1930年纳粹党走运后，销路也随之增加，当时出版了一卷装的廉价本，只售8 马克，销路达54086 本，次年稍有下降，为50808 本，1932年增至90351 本。
　　头7 年平均来算，希特勒的版税已是相当可观的，从1925年起，这就成了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比起他在1933年担任总理那一年收入的版税来，上述几年就简直算不得什么了。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头一年，《我的奋斗》销了100 万本，他的版税收入（1933年1 月1 日起他的版税率从10％增至15％）达100 多万马克（折合约30万美元），使他成了德国最时行的作家，也是第一次成了百万富翁。”除了圣经以外，在纳粹政权下，没有别的书有这么好的销路，当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否则就会感到不太安全。
　　在一对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奋斗》，几乎是一种义务一一当然也是很得体的。而且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会得到一本。到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圣经在德国已经销售了600 万本。像大多数的作家一样，希特勒同他的所得税征收员也有纠葛，至少——我们不久就会谈到——在他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之前是如此。并不是每一个买了一本《我的奋斗》的德国人都一定读过这本书。我听到过不少纳粹党的忠实信徒表示，这本书读起来太枯燥乏味了，也有不少人私下承认，他们从来没有读完这本臃肿冗长、共有782 页的厚书。但是可以这样说，要是在1933年之前德国有更多的非纳粹党人读了这本书，要是外国政治家在还不太晚的时候仔细读了这本书，德国和全世界本来是可以免于一场灾祸的。因为，不论你对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么其他的谴责，你决不能谴责他没有用书面精确地写下，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他要用德国的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在这本富有启示性的书里，他极其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特别是描绘了他在1939年到1945年的胜利年代里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的野蛮的新秩序的蓝图，其露骨率直，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希特勒的基本思想是他在20岁刚出头的时候在维也纳形成的，这有他自己的话为证，他说，在这以后，他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他的思想一点也没有什么改变。* 当他在1913年24岁的那一年离开奥地利去德国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激烈热情，充满了对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并且确信上帝选择了亚利安人，特别是日耳曼人，做主宰种族。[82]在《我的奋斗》中，他发展了他的看法，并把这些看法具体应用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去：不仅要使战败的混乱不堪的德国在太阳底下占有比以前伟大的地位，而且要建立一个新式的国家，这个国家要以人种为基础，要包括所有当时住在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在这个国家里要确立元首——他本人——的绝对独裁权力，在元首身边的是一批承上启下的较为次要的领袖。因此，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是，未来德国国家和它有朝一日能成为——作者在最后一页所说的——“地球主人”所依靠的手段的轮廓概述，其次是一种看法，一种人生观，或者用希特勒最喜欢说的德文词儿，一种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观）。在20世纪一个正常人看来，这种人生观一望而知是一个一知半解、没有教育的神经病人所想出来的荒诞可笑的大杂烩。但是重要的是，竟然有成百万的德国人狂热地信奉它，而且如果说它给他们——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带来了最终毁灭的话，它也给住在德国境内，特别是住在德国境外的成百万无辜的、善良的人带来了毁灭。
　　那么，新帝国如何恢复它的世界大国地位，如何接着走向世界霸权呢？
　　希特勒在第1 卷中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第1 卷大部分是1924年他在监牢里写的。在1926年完成的第2 卷中，他又更加详尽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同“德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敌”法国算帐。希特勒说，法国的目的总是要造成一个“肢解的破碎的德国？？一些拼凑起来的小国家”。
　　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我是一个法国人？？我的行动同克莱孟梭不能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因此，必须“对法国来一次最后的总算帐？？一场最后的决战？？
　　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结束我们自己同法国的永无休止的、基本上没有任何结果的斗争；当然首先要假定，德国实际上不过是把灭亡法国当作一种手段而已，其目的是在将来能够为我国人民在其他地方进行扩张”。
　　在其他地方进行扩张，什么地方？希特勒由此就谈到了他对于他担任德国的统治者以后要忠实执行的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些想法的核心。他直率他说，槽国必须在东方进行扩张——主要牺牲俄国。
　　在《我的奋斗》第1 卷中，希特勒详尽地谈到了这个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生存空间）的问题，这是一个至死还萦绕在他脑子里的问题。他宣称，霍亨佐伦帝国在非洲猎取殖民地犯了错误。“领土（扩张）政策是不能在喀麦隆实现的，今天几乎完全只能在欧洲实现。”但是欧洲的土地都已被占有了。不错，希特勒承认这一点，“但是大自然并没有为任何民族或种族保留这片土地的未来占有权；相反，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要是目前的占有者反对，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自保的法则就要起作用。[83]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希特勒继续分析德国战前外交政策的盲目性，他说，要取得新土地“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希特勒好像在第1 卷中还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说明白一样，在第2 卷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不考虑“传统”和偏见，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德国人民有权享有多少土地？希特勒轻蔑他说，“关于将来一点也没有创造性政治思想”的资产阶级，一直在要求恢复1914年德国的疆界。
　　要求恢复1914年的疆界，在政治上是一件荒谬可笑的事，其荒谬的程度和后果的严重，使这种要求几乎成为一种罪行。且不谈1914年的德国疆界是一点也不合理的。因为在实际上，当时的疆界并没有把所有日耳曼人民都包括在内，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不完全的，同时在军事地理的考虑方面它也是不合理的。当时的疆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政治行动的结果，而是在一场政治斗争中的暂时疆界，这场政治斗争目前还谈不上结束？？我们完全有理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有理由，可以在德国历史上挑选某个其他年代作为标准，宣布以恢复当时的情况作为外交政策目标。希特勒的“标准年代”要回到6 个世纪以前日耳曼人正在把斯拉夫人赶回东方去的年代，必须恢复东进。“今天我们在欧洲有8000万日耳曼人！只有在过了100 年以后，这个大陆上有2.5 亿日耳曼人的时候，这一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的，”而且这2.5 亿日耳曼人都是在扩张了的新帝国的版图之内。
　　显然，还有一些其他民族也得为这么多日耳曼人腾出地方来。[84]他们是哪些民族呢？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党人？？要继承我们在600 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中止日耳曼人不断向南和向西的移动，而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今天我们来谈欧洲的土地，我们指的首先只能是俄国和它的藩国。
　　希特勒说，在这方面，命运待德国不薄，它把俄国交给了布尔什维主义，而在他看来，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俄国交给了犹太人。他高兴他说道：“这个东方大帝国崩溃在即。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的结束，也是俄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因此希特勒言下之意是，东方的大草原可以在俄国崩溃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取过来，而不需要德国人流很多的血。
　　有人能说这里画出的蓝图是不清楚、不明确的吗？法国将要灭亡，但是同德国向东挺进比起来，这是次要的。首先要把日耳曼人占居民中大多数的东方邻近疆土取过来，这些疆土是哪些地方，显然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区、波兰的西部，包括但泽市。然后是俄国。既然如此，那么过不了几年，当了总理的希特勒着手开始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全世界为什么那么惊异呢？
　　关于未来纳粹国家的性质，希特勒的思想在《我的奋斗》中没有那么明确。不过他很清楚地表明，不会允许有“民主政治那种无聊玩意儿”，第三帝国将用Ｆüｈｒｅｒｐｒｉｎｚｉｐ（领袖原则）来统治，也就是说，将实行独裁统治。
　　在书中几乎没有谈到经济问题。希特勒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除了那个反对“利息奴役”的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尔的一些怪念头以外，他从来不想了解什么关于经济学的问题。
　　希特勒感到兴趣的是政治权力；经济学可以由它去。
　　国家同任何固定的经济概念或经济发展都一点没有关系？？国家是个种族有机体，而不是个经济组织？？一个国家的内在力量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同所谓经济繁荣同时出现；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表明一个国家的接近衰亡？？普鲁士的经验极其鲜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质因素，才有可能组成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护下，经济生活才能繁荣。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85]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因此，正如希特勒1923年在慕尼黑发表的演讲中所说的一样，“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除了这种含含糊糊、幼稚浅薄的看法和在《我的奋斗》中偶然提到各地成立“经济协会”和“庄园协会”，全国成立一个“中央经济议会”来“管理国民经济”之外，希特勒没有对第三帝国的经济基础表示过什么意见。
　　国家社会党的名字固然以“社会主义”相标榜，但是他为新德国设计的究竟是何等样的“社会主义”，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含糊不清了。鉴于他在1922年7月28 日发表的演讲中对“社会主义者”所下的定义，这倒一点也都不使人觉得奇怪。他说：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于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
　　虽然至少有3 个帮手从编辑的角度提供了相当多的意见，甚至进行删改，但是这并不能防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信笔所至，从一个问题忽而转到另一个问题。大部分笔录工作是鲁道夫·赫斯先是在兰德斯堡监狱，后来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瓦亨菲尔德别墅担任的，他整理原稿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他没有胆量敢同领袖争论。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伯恩哈德·施丹佛尔神父，他原来是希罗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后来成了巴伐利亚出名的反犹新闻记者。关于这个奇特的教士，本书以后还要谈到。他纠正了希特勒的一些语法错误，润色了他的文章，并且删去了一些他使作者相信在政治上是不合宜的章节。第三个顾问是约瑟夫·捷尔内，他有捷克血统，在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工作，他的反犹诗很得希特勒的赏识。在《我的奋斗》第1 卷再版时，捷尔内帮了很大的忙，删去了或修改了一些不很得体的字句，他并且仔细校阅了第2 卷的清样。
　　尽管如此，大多数海阔天空的胡扯仍旧原封未动，希特勒坚持要对几乎凡是能够想到的一切问题随心所欲地发表他的高见，这些问题包括文化、教育、戏剧、电影、漫画、艺术、文学、历史、性、婚姻、卖淫制度、梅毒等等。说真的，在梅毒问题上，希[86]特勒居然用了足足10页的篇幅，宣称消灭梅毒是“国家的重要任务，而不仅仅是又一个任务”。为了消灭这种可怕的疾病，希特勒要求动员全国一切宣传力量。他说：“一切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他说，还必须提倡早婚来解决梅毒和卖淫问题，他坚持“结婚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它必须为一个更高的目标服务：保种保族并且使之增殖扩大。这才是结婚的意义，才是结婚的任务”。这里已经显露了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的苗头。
　　从《我的奋斗》中提到保种保族的这句话，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主要的考虑：希特勒的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他的人生观。有的历史学家，特别是英国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人生观是一种不成熟的达尔文主义，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观在德国人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像达尔文一样，同时也像一大批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帝王、将军、政治家一样，希特勒认为一切生命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不过是个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
　　《我的奋斗》中处处不乏这样的话：“最终只有自保的要求才能得胜？？
　　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它只会灭亡？？大自然？？在地球上产生了生物，听任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她然后把主宰的权利授予她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从而影响了自己的伟大。只有天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希特勒认为保存文化“同严格的必然法则和世界上最优、最强者得胜的权利有紧密联系。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客观现实”！那么谁是上苍赋与“主宰的权利”的“大自然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呢？是亚利安人。在《我的奋斗》的这一部分中我们接触到了纳粹党的种族优越论的真髓，第三帝国和希特勒在欧洲的新秩序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样的推论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有亚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87]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燃点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就是他，为人类文化中每一伟大建筑物奠下基础，树起墙垣。亚利安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怎么会变得这么优越的呢？希特勒的答复是：靠践踏别人。正像许多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一样，希特勒有着一种虐待狂（反过来也有一种被虐待狂），这是研究日耳曼精神的外国人一直感到很难理解的。
　　因此，对于创造高级文化来说，低级人类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之一？？人类初创的文化肯定是建立在对低级人类的利用上而不是建立在驯服的动物上，只有在奴役了被征服种族以后，同样的命运才降到兽类身上。首先让被征服的战士拉犁——只有在这以后，才用马拉犁，因此，最初的文化产生于亚利安人在遇到低级民族后征服低级民族并且迫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的地方，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了？？只要他继续无情地维持他的主人态度，他就不但可以继续当主人，而且也可以继续做文化的保存者和发展者。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情，希特勒认为这是对日耳曼人的警告。
　　一旦被征服民族开始提高自己，因而接近征服者的水平一一其中一个方面可能是使用征服者的语言——以后，主奴之间的壁垒就倒塌了。
　　但是还有别的事情甚至比使用主人的语言还要糟糕。
　　亚利安人放弃了血统的纯洁性，因此丧失了他在天堂为自己创造的地位。他因为人种的混杂而沉沦，逐渐丧失了文化上的创造性。
　　在这个年轻的纳粹党领袖看来，这是个莫大的错误。
　　血统的混杂和由此而来的人种水平的下降，是旧文化衰亡的唯一原因；因为人类并不会由于战争失败而灭亡，却会由于抵抗力的丧失而灭亡，而这种抵抗力只有在纯粹血统中才能继续保持。世界上凡是不属于优良种族的人都是些糟粕。糟粕就是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而到一定时候，当希特勒成为独裁者和征服者时，他就会禁止日耳曼人同这些种族的任何人通婚，虽然小学四年级的女教师都能够告诉他，日耳曼人中间有不少斯拉夫血统，特别是在那些住在东部省份的日耳曼人中间。我[88]们也必须再一次承认，希特勒在实现他的种族思想方面也是言出必行的。在战时，他开始在东方对斯拉夫人实行的新秩序中，捷克人、波兰人、俄罗斯人曾经是为日耳曼主人伐木、提水的奴仆，而且如果这种荒诞的新秩序继续下去的活，他们还会继续处于这种地位。
　　一个像希特勒那样在历史和人类学方面全然无知的人，把日耳曼人作为现代的亚利安人，从而作为主宰种族，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事。在希特勒看来，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而且将继续是如此，如果他们“不仅注意狗、马、猫的培育，而且也关心他们自己的血统的纯洁的话”。希特勒念念不忘种族问题的结果是提倡所谓“人民的”国家。这究竟是怎么一种国家，或者打算成为怎么一种国家，我从来没有弄清楚过，虽然我读了好几遍《我的奋斗》，也听了元首本人关于这个问题的几十次演讲，而且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这个独裁者宣称，这是他全部思想的中心之点。德文“Ｖｏｌｋ”一词很难确切地译成英文。一般把它泽为“民族”或“人民”，但是这个词在德文中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和有些不同的意义，它有一种以血统和乡土为基础的原始部族社团的意思。在《我的奋斗》中希待勒也没有很好地解释清楚人民的国家的定义，例如他在第379 页上宣布，他要澄清“‘人民的’这一概念”，但是结果却一点也没有澄清，反而花了好几页篇幅，信笔写到一些其他问题。最后他这么试了一下：（同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一犹太人的世界）相反，人民的哲学认为人类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基本人种因素，它认为国家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则是保种保族。因此，它绝不相信种族的平等，而是根据种族的不同，承认各种不同种族的价值有高有低，认为有义务促进优者和强者的胜利，要求劣者和弱者按照支配宇宙上一切事物的永恒意志服从优者和强者。因此，在原则上，它服务于大自然的根本的等级思想，相信这个法则对每一个人都适用。它不仅看到各个种族的不同价值，也看到个人的不同价值。它从群众中间归结出个别人物的重要性，因此？？它有一种组织的作用。它相信人类理想化的必要性，它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但是，哪怕仅仅是一种伦理观念，如果它危及更高级伦理的持有者的种族生活，也不能允许其存在；因为在一个杂种化和黑鬼化的世界里，所有关于人性美和崇高的思想，以及所有关于人类理想化前途的思想，都将永远丧失？？
　　因此，人民的人生观同大自然的内在意志是一致的，因为它恢复了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这必然导致品种继续不断地进行相互提高，一直到最后，最[89 ］优秀的人类在占有了这个地球以后，得到一条自由的途径，可以在地球上面和地球以外的领域中进行活动。
　　我们大家都觉得，在遥远的将来，人类将面临的问题，只有最高级的种族在成为主宰民族以后，以整个地球的力量和资源为后盾，才有条件加以克服。“因此，”希特勒在后面宣称，“一个人民的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努力保持那些产生文化和创造高级人类的美与尊严的原来种族成分。”这又引起他大谈优生学：人民的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须注意保持其纯洁？？它必须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儿育女：只有一种可耻的事情。自己有病有缺陷还要生育；只有一种最高的荣誉：避免这样做。反过来，不给国家生养健康子女，必须认为是不可宽恕的。在这一点上，[ 人民的] 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在这种事业面前，个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绝对服从？？因此，一个人民的国家必须一开始就把婚配的水平提高，使它脱离原来那种不断损害种族纯洁性的水平，而使它具有一种制度的神圣性，必须复制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复制人和猿之间的怪物。希特勒从他的关于人民的国家的异想天开的观念出发，又噜噜苏苏地谈到了其他许多考虑，据他说，如果注意这些考虑，就可以使日耳曼人成为地球的主宰——日耳曼人独霸世界已成为他念念不忘的事情。他在一个地方谈到，由于没有能够维持日耳曼种族的纯洁性，“我们被剥夺了称霸世界的机会。如果日耳曼民族也有其他民族兽群般的统一，德国今天无疑已成了地球的主人”。由于人民的国家必须以种族为基础，“德国必须包括所有的日耳曼人”，——这是他的论点中的关键的一点，也是他当政以后所没有忘记而努力做到的一点。
　　既然人民的国家要以“大自然的等级思想”为基础，结论必然是，民主是根本谈不上的，必须由领袖原则来代替。第三帝国要采用普鲁士军队的极权主义：“每个领袖对下必须有权威，对上必须负责任。”
　　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作决定？？当然每个人身边都要有顾问，但必须要由一个人单独来作出决定？？只有他才有权威，才有指挥权力？？要取消议会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议会中的议员届时实际上将只提供建议？？不论上院下院，都不进行表决。它们是工作机构而不是表[90]决机器。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它将会逐渐培养出一批在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议会制度时代中根本不能想象的领袖人才。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坐在兰德斯堡监狱里凝视着窗外列赫河那边鲜花盛开的果园，或者后来在1925—1926年躺在伯希特斯加登一所舒服的别墅的阳台上眺望着高耸的阿尔卑斯山那边他的家乡奥地利，一边向忠实的鲁道夫·赫斯滔滔不绝地进行口授，一边梦想着他要在上述荒唐的基础上建立而且要以铁腕来统治的第三帝国的时候，令人毛骨惊然地赤裸裸记录下来的思想。总有一天，他将建立和统治这一第三帝国，关于这一点，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他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是有史以来许许多多表面看来似乎出身低贱的天才人物所特有的。他要把过去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统一过的一个精选民族统一起来。他要纯洁他们的种族。他要使他们强大。他要使他们成为地球上的主人。
　　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达尔文主义吗？一种虐待狂的幻想吗？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中心思想吗？一种狂妄自大的心理吗？这些成分都有。但是还不仅仅是这一些。因为希特勒的思想和情绪，支配他狂热的脑子的一切错乱神经，在德国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事实上，不过是德国历史的合乎逻辑的延续。
　　第三帝国的历史根源
　　纳粹党每年9 月初在纽伦堡举行大会，在那些情绪兴奋、如醉如狂的日子里，我常常遇到一大群小贩在叫卖一种明信片，上面印着腓德烈大王、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
　　因此希特勒这个士兵不仅被描绘为德国的拯救者和统一者，而且是过去这些把德国造成一个伟大国家的杰出人物的继承者。希特勒的统治是德国历史的延续的结果，这一点暗示对群众不是没有作用的。“第三帝国”这个名称也有助于加强这种概念，第一帝国是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帝国是普鲁士击败法国后，俾斯[91]麦在1871年建立的帝国。这两次帝国都为德国带来了荣誉，而魏玛共和国——据纳粹的宣传——却玷污了德国的令名。第三帝国如希特勒当初所保证的一样，恢复了这种名誉。因此，希特勒的德国被说成是过去一切——至少是过去的荣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这个前维也纳的流浪汉，不论他的思想多么混乱，也有一些起码的历史知识，知道德国过去也有失败的时候，与这些失败相对的则是法国和英国的胜利。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到中世纪末叶，英国和法国都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德国仍处于300 个左右小国割据的四分五裂状态。就是这种缺乏民族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的发展，使得德国历史同西欧其他大国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缺乏政治的和君权上的统一之外，在16和17世纪里，还有宗教改革以后发生的宗教分歧这个祸害。本书没有篇幅来充分叙述马丁·路德这个做了奥古斯丁教团僧侣、发动德国宗教改革的萨克森农民对德国人和他们以后的历史的巨大影响。但是可以顺便提一下，这个伟大而古怪的天才人物，这个野蛮的反犹主义者和痛恨罗马的人，这个暴烈的性格中既有日耳曼人的许多最优秀品质又有日耳曼人的许多最恶劣品质的人（他既粗野、嚣张、狂热、偏狭、强暴，又诚实、单纯、律己严格，对于求知、对于音乐、对于诗歌、对于良心的正直都有强烈的要求），对德国人的生活的影响，不论从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来说，其深刻的程度和决定性的作用，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马丁·路德通过他的讲道和出色的圣经翻译，创造了现代德语，在人民中间，不仅造成了对基督教教义的新教理解，而且也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最后还教导他们——至少在宗教方面——个人良心的至高无上地位。但是不幸的是，在主要是由于他的宣教而引起的农民暴动中，路德站在王公贵族一边，而且他热烈拥护政治上的专制政体，这造成了政治上愚昧的、乡上的极权主义，使得绝大多数德国人民陷于贫困的境地，知觉惊人的迟钝，性格特别的驯顺。更糟糕的也许是，这种情况使得不仅阶级之间，而且日耳曼民族的各个王室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无法消弭的分裂永久存在，甚至尖锐化。这种情况使得德国在好几个世纪内不能实现统一。
　　三十年战争和该战争于1648年结束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给德国带来了最后一场奇灾大祸，这次打击之甚，使得德国以后一直没有能完全恢复过来。这次战争是欧洲最后一场宗教大战，它开始的时候是一场新教和天主教两派之间的冲突，到快结束时已变质一边是天主教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另一边是天主教的法[92]国波旁王室和新教的瑞典王室之间的一场混乱的王室冲突。德国全境受到了野蛮的战争的洗劫，市崖萧条，田野荒芜，生灵涂炭，十室九空。据估计，在这场野蛮的战争中，德国人死了1/3.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德国未来的为害之甚几乎不亚于战争本身。站在法国和瑞典一边的德国王公诸侯成了他们小小领域内的绝对统治者，他们为数约有350 个，而对这些王公诸侯而言，皇帝不过是个名义上的傀儡而已。
　　15世纪末叶和16世纪初叶席卷德国全国的要求改革和启蒙的浪潮这时受到了压制。而在那个时期里，大一些的自由城市都享有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封建主义在那里已经消亡，艺术和商业非常发达。即使在农村里，德国农民也取得了比英法农民更多的自由。的确，在16世纪初叶，德国可以说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
　　可是现在，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德国又陷于莫斯科公国式的野蛮落后状态。农奴制度又恢复了，甚至扩大到了以前从来没有实行过这个制度的地方。城市丧失了自治的权利。农民们，工人们，甚至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都遭到了王公诸侯的穷凶极恶的剥削，处于令人屈辱的奴役地位。
　　对学问和艺术的探索，完全陷于停顿。贪婪的统治者对于日耳曼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毫无感情的，他们彻底扑灭了臣民中间这种情绪的任何表现。文明在德国停止了发展。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德国“被人为地固定在一个中世纪式的混乱和软弱的水平上”。经过这次挫折，德国一直没有彻底恢复元气。接受专制统治，盲目顺从像小暴君那样统治的王公诸侯，这种心理已深入德国人的思想中。而在17和18世纪在英国取得迅速进展、在1789年在法国爆发为大革命的民主思想。
　　议会统治思想，在德国却根本没有萌芽。德国人在政治上的这种落后状态，使德国隔绝于西方其他国家，也落后干西方其他国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被分裂为这么多小国家，同欧洲的思想和发展的潮流完全隔绝。因此就不可能自然地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要了解德国人民以后走上的自取灭亡的道路和决定这条道路的不正常的思想状态，必须记住这一点。最后，德意志民族国家是靠赤裸裸的武力来形成的，是靠赤裸裸的侵略来维持的。
　　普鲁士位于易北河之东。随着19世纪的消逝——在这个世纪里，法兰克福一些思想混乱、性格怯懦的自由主义者曾经企图在1848—1849年建立一个有点民主的、统一的德国，可惜失败[93]了——普鲁士开始掌握德国的命运。
　　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日耳曼人的国家一直置身于德国历史发展和文化的主流之外。它几乎好像是个历史的畸儿。普鲁士原来是易北河以东多沙的荒地上一个边疆国家勃兰登堡。这些荒地都是11世纪以后逐步从斯拉夫人手里夺取过来的。统治勃兰登堡的是霍亨佐伦家族，他们不过是些军事冒险家。在他们的统治下，斯拉夫人（其中主要是波兰人）沿着波罗的海逐步往回退，敢于起来反抗的，不是被消灭了，就是成了无地的农奴。德意志帝国法律原来禁止诸侯称王，但是在1701年，皇帝默许了选侯腓德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境内的国王。
　　这时，普鲁士已经靠自己的武功成了欧洲主要的军事强国之一。它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富源。它的土地贫瘠，缺乏矿藏。它的人口稀少。它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工业，文化很落后，甚至贵族也很穷。无地农民的生活同牲口差不多。然而靠着坚毅的意志和组织的天才，霍亨佐伦王室终于建立了一个斯巴达式的军事国家，它的军队，训练有素，每战必胜。它总是同当时最强的国家结成暂时的同盟，运用这种权术外交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
　　这样就完全人为地出现了一个国家，它不是人民力量的产物，也不是一种思想（除非是征服思想）的产物，它所以能够维持，是靠统治者的绝对权力，是靠一批忠实执行命令的思想偏狭的官僚，是靠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国家岁收有2/3 一一有时多达5/6 ——花在军队上，军队在国王统率下成了国家本身。米拉波曾说，“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用管理一个工厂那样的效率和残酷无情的方式统治的国家成了至高无上的一切；人民不过是一部大机器中的小齿轮。不仅国王和领操的班长这样教导个人，而且哲学家也这样教导个人：他们在生活中要起的作用是顺从、工作、牺牲、义务。甚至康德也宣传，义务要求压制人情，而普鲁士诗人维利巴耳德·亚历克西斯就歌颂人民在霍亨佐伦玉室统治下受奴役。在不喜欢这种情况的莱辛看来，“普鲁士是欧洲最奴化的国家”。
　　在现代德国要起很重要的作用的容克地主也是普鲁士的特有产物。正如他们所说，他们是一种主宰种族。他们占据了从斯拉夫人手里征服的土地，建立了大庄园，经营农业，在庄园里干活的就是这些斯拉夫人，后者成了同西方农奴完全不同的一种无地农奴。普鲁士的土地制度同西德及西欧的土地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西德或西欧，占有大多数土地的贵族从农民那里收取地租或者封建的贡品，农民虽然常常处于农奴的地位，但是仍旧享有一定的权利，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如此——逐步赎回土地和人身自由。在西方，农民是社会中一个很可靠的部分；而地主，虽[94]然有他们的种种缺点，在养尊处优的条件下，也慢慢有了一种教养，从而形成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这可以从他们优雅的举止、思想和艺术中看到。
　　而普鲁士的容克却不是养尊处优的人。他们经营规模很大的庄园，工作极其辛勤，很像今天的工厂主。他们对待无地农民完全像奴隶一般。在他们的大庄园里，他们是绝对的主人。当时普鲁士也没有西方的那种大城市或人数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因此容克受不到他们的文明影响。同西方有教养的贵族相反，普鲁士容克变成了一种粗野、专横、傲慢的人，没有教养，没有文化，侵略成性，目空一切，残酷无情，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喜欢占小便宜，这最后一点，有些德国历史学家在最成功的容克地主奥托·冯·俾斯麦的私生活中都看到了。
　　就是这个政治天才，这个宣传“铁和血”的人，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结束了为时几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而用武力建立了大普鲁士国家，或者可以称为普鲁士德国。我们时代的德国，就是俾斯麦一手创造的，它是近百年来欧洲和世界的一个“问题儿童”，是一个人民天赋优异、精力充沛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先是俾斯麦这个杰出人物，以后是德皇威廉二世，最后是希特勒，在军官阶层和许多古怪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培养出了一种对权力和统治的野心，对横行无忌的军国主义的热情，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轻视，对权威和极权主义的欲望。在这种情绪的蛊惑之下，这个民族突然兴起，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然后又跌落下来，如此起起伏伏，几经盛衰，一直到1945年春季希特勒的覆亡，才看来似乎已经完蛋。但是，要有把握地这么说，现在恐怕为时尚嫌过早。
　　“当前的重大问题，”俾斯麦在1862年担任普鲁士首相时宣称，“是不能用决议和多数表决来解决的一1848—1849年的人们的错误就在这里——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不过话得说回来，除了铁和血以外，他还辅之以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极尽诡诈之能事。俾斯麦的目的是要扼杀自由主义，扶植保守主义的力量，也就是容克、军队、王室的力量，使得德国能与奥地利相抗衡，不仅成为日耳曼人中间的支配力量，如果可能的话，也要成为欧洲的支配力量。“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它的自由主义，”他在普鲁士议会对议员们说，“而是它的武力。”
　　俾斯麦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加强普鲁士军队；在议会拒绝增加军队拨款以后，他就自己设法筹钱，最后解散了议会。军队加强了以后，他就进行了连续三次的战争。第一次战争是1864年进攻丹麦，结果使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归德国统治。第二次战争是1866年同奥地利的战争，它的后果非常深远。奥地利几百年来一直是日耳曼人国家中领袖群伦的国家，经此一战，就再也不能过问日耳曼人的事情了。俾斯麦不许它参加他现在着手[95]建立的北德意志邦联。
　　“在1866年，”著名的德国政治学者威廉·罗普克曾经写道，“德意志不再存在了。”* 普鲁士干脆兼并了美因河以北曾经同它作战过的所有日耳曼人国家，唯一例外是萨克森。这些国家包括汉诺威、黑森、拿骚、法兰克福以及易北河沿岸的一些公国。至于美因河以北的所有其他国家，则都被迫参加了北德意志邦联。现在版图已从莱因河一直到柯尼斯堡的普鲁士，完全占统治地位，而且在五年之后，由于拿破仑三世法国的战败，以较大的巴伐利亚王国为首的南德意志各国也将被并入普鲁士德意志。俾斯麦的最高成就是1871年1 月18日建立第二帝国，当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的明镜殿登基为德国皇帝。德国被普鲁士的武装力量统一后，成为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在欧洲的唯一对手只剩下英国了。
　　但是有一桩缺陷却是个致命伤。正如特莱希克所说，德意志帝国在实际上不过是普鲁士的扩大。他强调说：“普鲁士是支配因素。？？帝国的意志不过是普鲁士国的意志。”这说的是实情，而且它对德国人自己后来产生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从1871年到1933年，而且可以说到1945年希特勒的覆亡为止，德国历史的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一段时期而外，是完全按照一条直线，按照必然的逻辑发展的。
　　尽管装起了民主的外表，成立了帝国议会，议员由成年公民普选产生，但是德意志帝国在实际上是身兼皇帝的普鲁士国王统治下的一个军事专制国家。帝国议会权力很少，它不过是个人民代表在这里发泄发泄牢骚不满和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争取一些细微利益的辩论场所。权力掌握在君主手里，这是神授给他的。近至1910年，威廉二世居然还能够宣称，皇冠“完全是上帝所赐，而不是由议会、人民议会或人民的决定所授与的？？鉴于我是上帝的工具，”他补充说，“我将独行其是”。
　　他不受议会的牵制。他所任命的首相只对他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不能罢兔也不能挽留。这完全是君主的特权。因此，与西方其他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民主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思想，议会权力至高无上的思想，从来没有在德国站稳过脚跟，甚至在20世纪开始以后也是如此。不错，社会民主党历经俾斯麦和皇帝的多年迫害，在1912年终于成为帝国议会中第一大党。他们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议会民主。但是他们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他们尽管是第一大党，但是仍是一个少数派。工业革命来得虽然晚了一些，但是发展却很惊人，中产阶级因此兴旺起来，他们给俾[96]斯麦的武力和战争政策的胜利弄得眼花缀乱，终于为了物质上的利益而出卖了他们可能有的任何政治自由的想望。* 他们接受了霍亨佐伦王室的专制统治。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容克官僚，他们热烈地拥护普鲁士军国主义。德国走运的时刻已经来了，为了使它继续走运，他们——而且几乎包括全体人民——都很愿意按照主人的吩咐行事。
　　在这些人中间，在最末的一代中，就有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在他看来，俾斯麦的第二帝国虽然有错误和“可怕的腐朽势力”，却是一种显赫的丰功伟业，德国人终于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德国不是所有国家中唯一建立在纯粹力量的政策基础上的帝国的杰出榜样吗？帝国的胚种细胞普鲁士是由于赫赫的武功，而不是由于金融的操纵和商业的买卖而建立起来的，而帝国本身又完全是积极进取的政治领导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的光荣结果？？
　　[ 第二] 帝国的创建本身好像被一件振奋全国人心的事件的魔力增添了光辉。经过了一系列无可比拟的胜利以后，诞生了一个留传给后代子孙的帝国——这是对不朽的英雄主义的酬报？？这一帝国的存在不是由于议会各派别的勾心斗角，它的建国的崇高方式，使它超绝于其他国家之上；因为宣布我们的意志，宣布德国人，不论贵族平民，都决心要在将来建立一个帝国，再次把帝国的地位升高到无上的高度，这个庄严的行动，不是在议会的舌战的嘴叨声中，而是在巴黎郊外前线的隆隆炮声之中完成的？？俾斯麦国家的创建者不是逃避兵役的胆小鬼，而是置身前线的将士。
　　这种独特的诞生方式和炮火的洗礼为帝国增添了只有最古老的国家——但是为数稀少——才能自夸的历史性的光辉。
　　现在开始了步步上升的历程！
　　外部的行动自由为内部提供了每日的面包。国家在人日和物产方面都富[97]饶起来。国家的荣誉和全国人民的荣誉受到了一支可以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与以前德意志联邦不同的军队的保护。这就是希特勒决心要恢复的德国。在《我的奋斗》中，他详尽地讨论了他心目中的德国覆亡的原因：容忍犹大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中产阶级贪图物质享受和自私自利的思想、霍亨佐伦王室周围“阿谈奉承之徒”的恶劣影响、同腐化堕落的哈布斯堡王室和不可信任的意大利人结盟而不同英国结盟的“为害极大的德国结盟政策”、缺少一项根本的“社会的”和种族的政策。
　　他保证，这些错误是国家社会党一定要纠正的。第三帝国的思想根源但是除了历史以外，希特勒还从哪里得到思想上的启发呢？他在德国国内外的反对者不是太忙，就是太笨，没有在尚不太晚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却像许多德国人一样，兼收并蓄地汲取了19世纪德国思想家各种各样不负责任和狂妄自大的思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希特勒都是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糊涂的冒牌哲学家或者他那醉醺醺的诗人朋友狄特里希·埃卡特那里拾来的牙慧，却以一个初入门者的满腔热情来奉为至宝。更糟糕的是，他决心要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行，只要一有机会。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紊绕在希特勒脑际的这些思想是些什么思想：对战争和征服的歌颂，极权主义国家的绝对权力；认为亚利安人即日耳曼人是主宰种族的信念，对犹大人和斯拉夫人的仇视；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蔑视，这些思想都不是希特勒独创之见——虽然实行这种思想的方式后来证明是他的独创。这些思想来自在希特勒出生前一个世纪内支配德国思想界的一批无奇不有的学问渊博然而头脑有失平衡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思想不仅对德国人，而且对很大一部分人类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毫无问题，在德国人中间，曾经出过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最崇高的一些人物——诸如莱布尼兹、康德、赫得、洪堡、莱辛、歌德、席勒、巴赫和贝多芬等——而且他们对西方文明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正好与从俾斯麦一直传到希特勒手中的普鲁士德国的兴起同时，在19世纪开始占优势的德国文化的主要支柱首先是菲希特和黑格尔，后来是特莱希克、尼采、理查德·瓦格纳，以及一批较为次要的人物，奇怪的是，在后者这些人物中占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个古怪的法国人和古怪的英国人。这些人终于造成了德国在精神上与西方的分裂；这种分裂状态至今还没有弥补过来。[98]1807年，普鲁士在那拿屈辱地被拿破仑击败以后，约翰·戈特利勃。菲希特开始在他担任哲学教授职位的柏林大学的讲坛上发表他著名的《告日耳曼民族书》。这些演讲深深地激动了和鼓舞了一个陷于四分五裂的战败国家的人民，它们的响亮回声即使到了第三帝国时代仍旧隐约可闻。对于一个战败国的意气沮丧的人民来说，菲希特的教导是一种醉人的烈酒。在他看来，拉丁民族——特别是法国人——和犹太人都是腐朽种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兴的可能。他们的语言是最纯洁的，最与众不同的。只有在他们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它将由一批为数不多的社会精华来领导，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性质的道德观念的约束。
　　这些思想就是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希特勒写在他的《我的奋斗》中的一部分思想。
　　菲希特1814年逝世后，他在柏林大学的讲座由格奥尔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继任。黑格尔是一个思想敏锐、观察深刻的人，他的辩证法启发了马克思和列宁，因此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确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把国家颂扬为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思想，为惮斯麦的第二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铺平了道路。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就是一切，或者几乎就是一切。
　　他认为国家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现；它是“道德的宇宙”；它是“伦理概念？？伦理思想？？认识和思维本身的体现”；国家“对个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人的至高无上的责任是做国家的一分子？？因为世界精神的权利是超越一切个人特殊权利的？？”那么个人在世界上的幸福在哪里呢？黑格尔答复说，“世界历史不是幸福的帝国。幸福的时期，”他宣称，“是历史上空白的篇页，因为这些时期是和谐一致、没有冲突的时期，’。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在黑格尔看来，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趁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
　　任何传统的道德和伦理观念都不得影响至高无上的国家或领导国家的“英雄”。“世界历史占有一个更高的地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能与世界性历史性的功业及其实现发生冲突。绝不能以喃喃连祷的那些个人品德了——谦虚、仁爱、宽容——来反对它们？？这样强大的一种形式[ 国家] 必须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压碎它的前进道路上的许多东西。”
　　黑格尔预料德国在恢复了它的天赋才能以后就会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他预言，“德国的时辰”将会来到，它的使命将是振兴世界。谁如果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就不难了解希特勒像马克思一样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灵感的启发，哪怕这是经别人之手而得来的。尤其是，黑格尔在他关于“英雄”——那些由于神秘的天意而命中注定要执行“世界精神的意志”的伟大人物——的理论中似乎就以他自己的强烈的使命感启发了希特勒，这一点我们在本章结[99]尾时就会谈到。
　　海因里希·冯·特莱希克是稍后来到柏林大学的。从1874年起一直到他在1896年去世时为止，他一直在那里担任历史学教授，很受学生欢迎，讲深时座无虚席，热情的听众中不仅育学生也有参谋总部的军官和容克官僚。他在19世纪末期对德国思想界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一直存在到威廉二世的时代，甚至一直到希特勒的时代。他虽然是萨克森人，却是个竭力主张普鲁士化的人。他比普鲁士人更加普鲁士化。像黑格尔一样，他也颂扬国家，视之为至高无上，但是他的态度更加粗暴：人民，臣民，在一个国家里不过是奴隶而已。“只要你服从，”他宣称，“不用管你怎么想。”
　　在宣称战争是人类的最高自我表现方面，比起黑格尔来，特莱希克有过之无不及。在他看来，“军事荣誉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基础；而在德国的丰富的荣誉宝库中，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一颗明珠，其价值之高，不亚于我们的诗人和思想家的杰作。”他认为，“盲目追求和平？？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思想和道德的耻辱。”
　　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在超然孤立中衰败而不可救药地灭亡。
　　尼采像歌德一样对德国人民评价不高，* 而且在其他方面，这个狂妄自大的天才的一些言论也与19世纪德国沙文主义思想家有所不同。的确，他认为，包括菲希特和黑格尔在内的大多数德国哲学家都是“不自觉的骗子”。
　　他嘲笑“康德老头儿的塔杜夫* 作风”。他在《Ｅｃｃｅ　Ｈｏｍｏ》（《何等的人》）
　　中写道，德国人“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多么卑鄙”，他的结论是，“凡是德国力量所到的地方，它都要破坏文化”。他认为，世界上所以存在“奴隶道德”，基督教徒同犹大教徒同样要负责；他从来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他有时担心普鲁士的前途，在他晚年发疯之前，甚至怀有欧洲联邦和世界政府的思想。
　　但是我认为，在第三帝国生活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尼采的，[100] 影响有深刻印象的。正如桑塔亚那所说，他的著作中可能充满了“愉快的蠢话”
　　和“孩子气的咒骂”。但是纳粹文人还是乐此不疲地颂扬他。希特勒常常到魏玛去参观尼采博物馆，大事宣传他对这个哲学家的尊敬，让记者拍他出神地瞻仰这个伟人胸像的照片。
　　把尼采当作纳粹世界观的创始者之一是不无理由的。这个哲学家不是曾经用尽其精辟的警句格言，来大力反对民主和议会制度、宣传权力的意志、赞美战争、宣布主宰种族和超人的来临吗，几乎在任何想象得到的问题上，一个纳粹党人都可以得意地引用他的话，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关于基督教义：“是最大的不幸，是最重大的根本错误？？我称它为人类无法洗雪的污点？？这种基督教义不过是社会主义者的典型说教。”关于国家、权力和人类的丛林世界：“社会一向认为美德不过是取得力量。权力和秩序的手段。
　　国家（是）有组织的不道德？？（是）打仗、征服、报复的意志？？社会无权仅仅为其本身的缘故而存在，它只能充当下层建筑和脚手架，为让精选的种族得以借之上升，担负更高的责任？？所谓生活权利、工作权利、幸福权利这种东西是根本没有的：在这一方面，人类同最低贱的蛆虫没有区别。”* 他颂扬超人是肉食猛兽，“杰出的金发碧眼野兽，虎视眈眈地等待扑向猎获物和胜利”。
　　那么战争呢？在这个问题上，尼采采取了19世纪大多数其他德国思想家的观点。这位哲学家用旧约那种宏亮的语言来写作《琐罗亚斯德如是说人他在书里面喊道：“你们爱和平应以它作为新战争的手段，爱短期和平应胜过长期和平。我劝告你们不要工作，要去作战。我劝告你们不要和平，而要胜利？？你们说，和平是甚至使战争也变成神圣的事业？我对你们说：只有战争才使一切事业变成神圣。战争与勇气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大大超过慈悲。”
　　最后，尼采还预言未来的社会精华人物将统治世界，超人将由此产生。
　　在《权力的意志》（《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ｏ　Ｐｏｗｅｒ》）一书中，他宣称，“一个大胆的统治者种族正在加强自己？？目的应该是为在［101 ］、智力和意志方面天赋最厚的一种特别强壮的人准备根据新的原则估计价值标准。这种人和他周围的精华人物应该成为地球的主人”。
　　德国最有独创之见的一位思想家的这种狂言大语，在希特勒的混乱的头脑中一定引起了强烈的共呜。总而言之，他把这些狂言大语——不仅是这种思想，而且连这位哲学家的过分夸张的痹好，甚至他的措辞——都据为己有。
　　“地球的主人”是《我的奋斗》中常见的话。希特勒最后认为自己就是尼采所预言的超人，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凡是要想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的人必须了解瓦格纳。”希特勒常常这么说。* 这可能是基于对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某种误解，因为，虽然理查德·瓦格纳像希特勒一样对犹太人怀有一种疯狂的仇恨，深信他们要用金钱来统治全世界，虽然他蔑视议会制度、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追求物质利益和庸俗习气，他也热烈地希望德国人能够“以他们特殊的天赋”，“成为世界的改造者，而不是统治者”。
　　不过，促成产生现代德国的神话，使得现代德国有了一种日耳曼式世界观，以致希特勒和纳粹党不无理由把它接过来据为己有的，不是瓦格纳的政治著作，而是他的伟大的歌剧，这些歌剧生动地再现了日耳曼人的远古世界，它那英雄式的神话，它那战争的神祗和勇士，它那恶魔和巨龙，它那流血格斗和原始的部族礼法，它那宿命观念，它那以爱情与生命为光荣、以死亡为高贵的观念。
　　希特勒从早年时代起就崇拜瓦格纳，甚至在他濒死的时候，在俄国前线附近大本营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他的天下开始崩溃和他的雄图化为泡影的时候，他还喜欢回忆他听到瓦格纳的伟大作品时的一切情景，回忆这些作品对他的影响，回忆他从拜罗伊特音乐节、从无数次访问这位作曲家的故居瓦恩弗雷德别墅时所得到的灵感，在这所故居中，作曲家的儿子齐格菲·瓦格纳和他的英国出生的妻子温尼弗雷德仍住在那里，他有一个时期曾是希特勒所敬重的朋友。
　　“瓦格纳的每一部作品都给我带来莫大的愉快！”1942年1 月24—25日夜里，在德军第一次在俄国遭到惨重失败后不久，希特勒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地下防空洞中同他手下的将领和党内助手（其中有希姆莱）
　　谈话的时候曾经感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在防空洞外面，遍地白雪皑皑，寒冷彻骨，这是他最痛恨和害怕的两个因素，也是造成这次战争中德国第一次军事失利的两个因素。但是在暖和的地下防空洞中，至少在这个晚上，他的脑子里想到的是他的生命的伟大灵感泉源之一。“我还记得，”他说，“我第一次踏进瓦恩弗雷德时的感情。说我受到了感动，还不足以表达我的[102] 感情于万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从来总是支持我的，甚至齐格菲·瓦格纳。我同他们都很熟，相互直呼名字。我爱他们一家人，我也爱瓦恩弗雷德这所房子？？拜罗伊特十天音乐节永远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一想到我将来总有一次重饬这个圣地，我就非常高兴？？在拜罗伊特音乐节结束后那一天？？我感到非常悲哀，就像你把圣诞树上的装饰卸下来的时候一样。”
　　虽然希特勒在那个冬夜的独白中一再说，在他看来，《特里斯但和伊莎尔德》（《Ｔｒ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ｌｓｏｌｄｅ》）是“瓦格纳的杰作”，但是为德国，特别是为第三帝国提供这么多的原始日耳曼神话的，还是那部了不起的《尼伯龙根的指环》（《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　Ｒｉｎｇ》），这是连续性的4 部歌剧，取材于日耳曼民族伟大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ｌｉｅｄ》），作曲家为了这部作品花了25年的心血。一个民族的神话往往是那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最高级和最真实的表现，这种情况在德国是再确实不过了。席林甚至认为，“一个民族是有了神话以后才开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亦即集体的哲学，表现在它的神话里面；因此，它的神话包含了民族的命运”。曾经用现代语言写过《尼伯龙根之歌》的当代诗人马克斯·梅尔宣称：“人本主义希望希腊诸神对我们文化发生深刻影响，现在这种影响已经很少了？？
　　但是齐格菲和克里姆希尔德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灵中！”
　　齐格菲和克里姆希尔德、勃隆希尔德和哈根都是许多现代德国人喜欢引以自喻的古代神话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就是同他们一起，同这个野蛮的、多神的尼伯龙根人的世界一起，一个尔虞我诈、暴力横行、血流成河，最后以Ｇ■ｔｔｅｒｄ■ｍｍｅｒｕｎｇ（诸神的末日）告终的非理性的、英雄式的、神秘主义的世界，在沃旦历经盛衰之后纵火焚烧瓦拉拉时，在一场自我毁灭的狂乱中化为烈焰，同归于尽。这种毁灭，一直使德国人的心灵着迷，一直使他们在精神上满足了某种渴望。这些英雄人物，这个原始的巨人的世界，用梅尔的话来说，一直活在“人民的心灵中”。在这种德国人的心灵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文明的精神与尼伯龙根人的精神的斗争，而在本书所涉的时期里，后者的精神似乎占了上风。1945年，希特勒企图与沃旦媲美，一手造成了德国的毁灭，想使德国同他一起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烈焰，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瓦格纳是个有惊人天才的人，是个气魄雄伟的艺术家，他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上述几点。《指环》歌剧中的冲突，常常围绕着贪图黄金这个主题，作曲家把这一点同“现代资本主义悲剧”相比，并且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它消灭了自古以来传下来的一些美德。尽管他的主人翁都是异教徒，但是他并没有像尼采那样，对基督教义感到绝望。他对犯了错误的自相残杀的人类还是有着悲天悯人的胸怀。但是希特勒说，要了解纳粹主义，必须先了解瓦格纳。这话并不完全是错的。[103］瓦格纳曾先后与叔本华和尼采相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虽然尼采后来与瓦格纳发生了争吵，因为尼采认为瓦格纳的歌剧，特别是在《派西法尔》（《Ｐａｒｓｉｆａｌ》）中，表现了太多的基督教徒的克制。瓦格纳在他长寿的多事的一生中，结识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英国人，这两个人对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所以有重要意义，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对他个人的影响（固然其中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德国人思想的影响，因为正是他们的影响，使德国人的思想导向第三帝国的出现。
　　这两个人，一个名叫约瑟夫，阿瑟·德·戈平瑙伯爵，是个法国文人兼外交官，一个名叫豪斯顿·斯蒂华·张怕伦，是有史以来英国最大的怪人之一。
　　不过话得说在头里，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江湖骗子。他们两个人都是博学多闻，游踪极广之士。但是他们两人都创造了极为荒唐的种族理论。这种理论，除了德国人是唯一例外，没有人（甚至他们本国的人）加以认真对待过。
　　但是在纳粹党人看来，他们的颇成问题的理论却成了福音书。说张伯伦是第三帝国的精神上的创建人，也许并不过分夸张，因为我曾听到不止一个希特勒的追随者这么说。这个古怪的英国人把日耳曼人看成是主宰种族，是未来的希望。他崇拜理查德·瓦格纳，最后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为妻。他起初拥戴威廉二世，继而拥戴希特勒，他是他们两个人精神上的导师。在他的怪诞的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竟认为，这个奥地利下士是上帝派来领导德国人·民走出荒野的人，这件事发生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或者说有任何上台希望之前很久的时候。因此希特勒把张伯伦看成是一个先知，并非偶然，后来事实证明张伯伦的确是个先知。
　　在这两个人的著作中，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在种族问题和德国的命运问题上把一种疯狂思想灌输到德国人心中呢，戈平瑙的主要贡献是1853年到1855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集《人种不平等论》（《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Ｉｎéｇａｌｔéｄｅｓ　ＲａｃｅｓＨｕｍａｉｎｅｓ》）。说也奇怪，这个法国贵族在皇家禁卫军当过军官以后，却以亚历克西斯·德·托基维尔内阁的秘书长身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托基维尔是《美国的民主》（《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一书的著名作者，曾在1848年担任过很短一个时期的总理职务。戈平瑙后来到汉诺威和法兰克福去当外交官，他的种族不平等理论是从他同德国人的接触中，而不是从他同托基维尔的接触中形成的，不过他曾经承认，他写这部著作，部分原因是为了要证明他自己的贵族祖先的优越性。
　　根据戈平瑙在这部作品中给汉诺威国王所写的献辞，在他看来，历史和文明的关键是种族。“历史上一切其他问题都受种族问题的支配？？各种族的不平等足以说明各国人民的命运的整个情况。”主要人种有三个，白种、黄种、黑种，其中以白种为最优越。他认为：“历史证明，所有文明都起源于白种人，没有白种人的合作，任何文明都不能存在。”而亚利安人是白种人中间的明珠，“这一光芒四射的种族，是白种人中间最高贵的种族，”他们的起：[104] 源，他一直迫溯到中亚细亚。不幸的是，据戈平瑙说，当代的亚利安人同一些劣等种族混血通婚，这在当时的南欧就可以看到。但是，在西北方面，大致上沿着塞纳河向东到瑞士的一条线以北，亚利安人虽然远远谈不上非常纯粹，但还保持着是一个优秀的种族。他们包括一部分法国人，全部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低地国家的人民，莱因河流域和汉诺威的人民，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民。戈平瑙似乎把住在这条线以东和东南的大部分日耳曼人排除在外，这一点，在纳粹党人提倡他的学说的时候，马马虎虎地掩饰过去了。
　　即使如此，在戈平瑙的心目中，日耳曼人，至少是西部日耳曼人，也许仍然是亚利安人中最优秀的，这一点纳粹党人并没有加以掩饰。他发现，凡是日耳曼人足迹所到之处，都带来了进步。甚至在罗马帝国中也是如此。征服了罗马人和击溃了他们帝国的所谓野蛮的日耳曼部落，对文明做出了一个杰出的贡献，因为到4 世纪的时候，罗马人比退化的杂种好不了多少，而日耳曼人相对地来说，却是血统纯粹的亚利安人。他宣称：“亚利安种日耳曼人是强大的种族？？因此，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有着很大的重要性。”
　　戈平瑙的思想，在德国很快被接受过去。瓦格纳在1876年这个法国人已届晚年（他于1882年去世）的时候认识了他，热情地提倡他的学说，不久之后，德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戈平瑙协会。
　　豪·斯·张伯伦的奇异的一生和著作
　　德国戈平瑙协会的热心会员中有一个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他的一生和著作，是导致第三帝国的兴起和覆亡的无情的历史进程中最令人莫测的奇怪事件之一。
　　张伯伦于1855年生于朴资茅斯，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他的叔伯之中，有一个是英国陆军元帅尼维尔·张伯伦爵士，有两个是英国陆军将军。他最后成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婿，本来是要送他参加英国海军或陆军的，但是因为体弱多病而放弃了这个打算，家里送他到法国和日内瓦受教育，法语就成了他的第一语言。在15岁到19岁之间，命运使他结识了两个德国人，从此之后，他就对德国一往情深，最后成了德国公民和德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写了许多著作，”全部都是用德语写作的，其中有好几部著作对威廉二世、阿道夫·希特勒以及其他无数较次要的德国人发生了一种几乎是头晕眼花的影响。
　　1870年，张伯伦15岁的时候落在一个名叫奥托·孔策的杰，[105] 出家庭教师的手里，孔策是个最最普鲁士化的普鲁士人，在他担任家庭教师的4 年中，他把英勇尚武、战无不胜的普鲁士式的武功和一一显然没有想到两方面的尖锐对照一一贝多芬、歌德、席勒、瓦格纳那样的艺术家和诗人的杰作深深地打入了张伯伦敏悟的心灵。张伯伦19岁的时候疯狂地爱上了安娜·霍尔斯特，她也是个普鲁士人，年纪比他大10岁，同他一样，也极其神经质。
　　1882年他27岁的时候，离开了在那里曾经埋头3 年，研读过哲学、自然史、物理、化学、医学的日内瓦，到了拜罗伊特。在那里，他遇见了瓦格纳，据他说，后者成了他生命中的太阳。他还遇见了作曲家的妻子考西玛，他在此后一生之中，一直对她保持了热情的、奴隶般的忠诚。1885年，他同当时已成了他的妻子的安娜·霍尔斯特一起，到德累斯顿去住了4 年，从这一年起，他在思想上和语言上成了一个德国人。1889年他到维也纳，在那里住了10年，最后在1909年又回到拜罗伊特，一直住到1927年去世。他在1905年同他原来崇拜备至的普鲁士妻子离了婚：当时她已60岁了，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比他病得更严重（据他说，他因为不得不分居而极感痛苦，几乎发疯）。3 年后，他娶了爱娃·瓦格纳为妻，在瓦恩弗雷德附近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就近照顾他的岳母，受尊敬的和意志坚强的考西玛。
　　张伯伦是个非常敏感的神经质的人，神经官能症常常发作，据说他能看到恶魔，这些恶魔往往无情地驱使他从事新的方面的研究和继续不断的写作。一个接着一个的幻象驱使他从研究生物学改为研究植物学，又改为研究艺术、音乐、哲学、传记、历史。有一次，在1896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在一个恶魔的驱使之下，他中途在加尔顿下了火车，租了一间旅馆房间，关起门来有8 天之久，放弃了他原来想写的关于音乐的文章，而紧张地写了一篇生物学论文，终于得到了从此以后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中心思想的萌芽：种族和历史。
　　不论他有什么样的缺点，他的思想的天地确是极为广阔：文学、音乐，生物学、植物学、宗教、历史。政治，无所不通。正如让·雷勒所指出的，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有一种深刻的灵感的一致，这些著作的前后一贯性极为突出。由于他自己觉得受恶魔的驱使，他的有关论述瓦格纳、歌德、康德、基督教义和种族的著作，都是在一种可怕的热病袭击下，一种真正的神志昏迷的状态中，一种自我陶醉的境界中写成的，因此，据他自己在自传《生活的道路》（《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ｇｅ》）中所说，他常常认不出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作品，因为它们超过了他所预期的程度。神经比他正常的人后来推翻了他的种族理论和他的许多历史见解，而且在埃德蒙·凡尔梅尔这样一位法国日耳曼学家看来，张伯伦的思想基本上是“卖膏药的”，但是在希特勒的传记作者、反纳粹的德国作家康拉德·海登看来，虽然张伯伦的种族学说所造成的影响使他［106 ］深感遗憾，张伯伦仍然“是德国思想史上具有最惊人的才华的人之一，是知识和深刻思想的一个宝库”。影响德国思想最深刻的作品，使得威廉二世大喜若狂和为纳粹党人提供了种族谬论的作品，是张伯伦1897年4 月1日到1898 年10月31日之间的19个月时间中在维也纳在他的一个“恶魔”驱使下写的一部长达1200页的巨著《19世纪的基础》（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ｓＮｅｕｎｚｅｈｎｔｅｎ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这部著作是在1899年出版的。
　　同张伯伦所钦佩的戈平瑙一样，张伯伦发现，历史的关键，的确也可以说文明的基础，在于种族。要了解19世纪，也就是说当代世界的现象，人们必须首先要考虑二下古代的遗产。张伯论认为，古代的遗产有三：希腊的哲学和艺术、罗马的法律、基督的人格。遗产的承受人也有三个：“两个血统纯粹的种族”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以及地中海一带的杂种拉丁人——张伯伦称他们为“各种民族的大混杂”。只有日耳曼人才配继承这份光辉的遗产。
　　不错，他们在历史上出现得很迟，到13世纪时才出现。但是就在这以前，他们已灭亡了罗马帝国，这就证明了他们的价值。他说：“有人说，野蛮的条顿人造成了所谓‘中世纪的黑夜’，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相反，这个黑夜是垂死的罗马帝国所造成的人类不讲种族的大混杂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破产以后降临的。要不是条顿人，全世界就会笼罩着永恒的黑夜。”在他写作的时候，他把条顿人看成是世界的唯一希望。
　　张伯伦把居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都包括在“条顿人”中间，不过条顿人是最重要的成分。但是，他的定义是相当含糊的，有一次他说，“凡是行为像条顿人者，即条顿人，不论其原来种族是什么”。也许他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到自己的非日耳曼血统，无论如何，根据张伯伦的说法，条顿人是“我们文化的灵魂。每个民族今天作为一种活着的力量，其重要性取决于它的人口中纯正条顿血液的比例？？只有在条顿人用他的灵巧的手掌握了古代遗产的时候，真正的历史才开始”。
　　那么犹太人呢？《19世纪的基础》中最长的一章论述了犹太人。我们已经看到，张伯伦声称，犹太人和条顿人是西方仅有的血统纯粹的两个种族。
　　在这一章中，他谴责“愚蠢的令人反感的反犹主义”。他说，犹太人并不“次”
　　于条顿人，仅仅是“不同”而已。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伟大之处。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神圣职责”是保持种族的纯洁。但是在他进而分析犹太人的时候，张伯伦也陷入了他谴责别人持有的非常庸俗的反犹主义中，这种庸俗的反犹主义最后发展到希特勒时代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中丑化犹太人时所用的淫猥粗鄙的谩骂。的确可以说，纳粹党的反犹主义的“哲学”基础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这一章来的。[107] 张伯伦的见解一望而知是荒谬绝伦的，他宣称，基督的人格是古代传给现代文明的三大遗产之一。他接着着手证明耶稣不是犹太人。张伯伦认为，耶稣出生于加利利，他不能正确地发出亚拉姆语中的喉音字母，这些“明显的迹象”，都说明了耶稣有“很大比例的非闪族血统”。他接着说了一句典型直截了当的话：“凡是说耶稣是犹太人的人，不是傻子，就是说谎？？耶稣不是犹太人。”
　　那么他是什么种族的人呢？张伯伦答复道：很可能是个亚利安人！如果不是由于血统的话，那么也毫无疑问地由于他的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说教，因为这种说教同犹太教的“唯物主义和抽象形式主义”截然相反。因此，很自然地——至少在张伯伦看来——基督应该成为“生命力旺盛的年轻的印欧民族的上帝”，特别是条顿人的上帝，因为“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具备像条顿人那么好的条件能够听到这神明的召唤”。接着他写了自称是犹太种族详细的历史，从闪族或者说沙漠中的贝都因族与圆头的长着“犹太鼻子”的希地族混血开始，最后到与属于亚利安人的亚摩利人混血为止。不幸的是，亚利安混血种——即亚摩利人，据他说是金发碧眼、体格魁梧、仪表堂堂的——来得太晚了，不能对改进“腐化的”希伯来血统起什么真正的作用。从此以后，这个英国人——与他的犹太种族血统纯粹的理论自相矛盾——发现犹太人成了一种“消极的”种族，是“杂种”，因此，亚利安人“否认”以色列是有理由的。他甚至责怪亚利安人，不该把“实际不存在的荣誉”给予犹太人，他接着发现犹太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到了可悲的程度”。
　　最后，在张伯伦看来，救星在于条顿人和他们的文化，而在条顿人中间，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赋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希腊人和印度一亚利安人的最优秀的品质。因此他们有权做世界的主人。“上帝今天完全指望日耳曼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道，“这是我的心中蕴藏了多年的认识，肯定的真理。”
　　《19世纪的基础》一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使这个古怪的英国人在德国一举成名。尽管因为张伯伦是个刻意求功的艺术家，这本书有它的独特风格，而且不乏滔滔的雄辩，但是读起来却很费劲。但是它不久之后就在上层阶级人士中间很为流行，因为他们似乎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
　　10年之内，它再版了8 次，销了6 万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销数已达10万册。在纳粹党统治时期，它又行销一时，我还记得，在1938年时曾经宣布它印行第24版，当时己销了25万册以上了。
　　这本书最初和最热情的读者之一是德皇威廉二世。他请张伯伦到波茨坦宫中见面，一见之下就互相倾倒，两人的友谊一直维[108] 持到张伯伦在1927年死去。他们两人在第一次会晤后就一直通讯。张伯伦给德皇一共写了43封信，德皇回了其中23封，其中有一部分信简直就是长篇文章，德皇在他的一些激烈演讲和声明中曾经加以采用。“上帝把你的书送给了德国人民，把你送给了我。”德皇在头上几封信中曾经这么说。张伯伦在这些信中竭尽其阿谀谄媚之能事，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陛下和陛下的臣民，”他写道，“是生在神圣殿堂的。”他还告诉威廉，他在书房里把威廉的肖像放在里昂纳多画的基督肖像对面，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常常在他的救主和他的君王之间来回踱步。
　　但是张伯伦的奴才气并不妨碍他向这个性格暴烈、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断进言。1908年，威廉颇不得民心，以致帝国议会竟敢责难他过问外交造成不利后果。但是张伯伦劝告德皇说，舆论是白痴和奸贼制造出来的，可以不必去理会它，威廉则答复说，他们两个人将站在一起——“你用你的笔；我用我的口舌和利剑”。
　　这个英国人一直提醒威廉不要忘记德国的使命和命运。“德国一旦有了力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期它能够得到力量——它必须立刻执行一种科学的天才的政策。奥古斯都曾经有计划地改造世界，德国也必须如此？？有了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装备，有了像军队一样严密的组织，在艺术、科学、技术、工业、商业、财政，总而言之，在一切方面都优于任何国家，也就是说，自己成了世界的教导者、舵手、先驱，它的每一个人都坚守岗位，每一个人都为神圣的事业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德国？？必将由于内在的优越性而征服全世界。”
　　张伯伦在战争中途的1916年归化为德国公民。由于宣传他所归化的国家这样一个光荣的使命，张伯伦得到了德皇一枚铁十字奖章。但是受到这个英国人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三帝国。虽然第三帝国到他死后6 年才出现，但是他早已顶见它的到来。纳粹党人把他奉为他们的一个先知，继承了他的种族理论，继承了他的炽烈的德国人和德国的使命感。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出版了大批书籍、小册子、文章，颂扬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精神创建人”。
　　希特勒的军师之一罗森堡就经常把他自己钦佩这位英国哲学家的热情来灌输给元首。很可能，希特勒在离开维也纳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张伯伦的著作，因为他的著作在泛日耳曼团体和反犹团体中是很流行的，而这些团体的印刷品又是他在那些日子里废寝忘食地阅读的东西。他也很可能读过张伯伦在战时写的一些沙文主义文[109]章。在《我的奋斗》中，他对于第二帝国没有更多地采纳张伯伦的意见表示遗憾。
　　张伯伦是首先看到希特勒有伟大前途、因而也看到德国人（如果他们追随希特勒的话）有新的机会的德国知识分子之一。希特勒在1923年在拜罗伊特见过他，当时张伯伦虽然身患重病，半身不遂，而且德国的战败和霍亨佐伦帝国的覆亡——这是他一切希望和预言的崩溃！——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但是这个夸夸其谈的年轻奥地利人使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你有伟大的事业要完成，”他在第二天写信给希特勒说，“？？我对日耳曼主义的信念从未有片刻的动摇，虽然我承认，我的希望曾处于低潮。你在顷刻之间却改变了我的精神状态。在德国最迫切需要的时刻，它诞生了一个希特勒，这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力；他所产生的感召力量也是如此；因为这两件东西——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是密切不可分的？？愿上帝保佑你！”
　　当时阿道夫·希特勒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加上他的无赖作风，他的强暴粗野的极端行为，大多数德国人都把他当作笑话看待。他当时没有几个拥护他的人。但是他的性格中的催眠般的吸引力在这个年老多病的哲学家身上却起了奇迹般的作用，恢复了他对他志愿归化的民族的信心。张伯伦加入了襁褓时期的纳粹党，只要健康许可，还为它的没有什么销路的出版物写文章。19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把当时还关在监狱里的希特勒捧为上帝派来领导德国人民的。命运招呼过威廉二世，但是他失败了；现在命运又在招呼希特勒了。1925年9 月5 日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以5 栏篇幅刊登贺辞，庆祝这个杰出的英国人的70岁生日，把他的《19世纪的基础》捧为“纳粹运动的福音书”，他在1 年零4 个月后即1927年1 月11日进棺材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希望，认为他所宣传和预言的东西在这个德国的新救世主的非凡的领导下还是能够实现的。
　　在张伯伦的葬仪上，除了不能回德国的威廉二世派了一位亲王为代表以外，希特勒是唯一的社会名流。《人民观察家报》在报道这个英国人的死讯时说，德国人民失掉了“一位伟大的武器制造者，他所制造的武器在我们时代里还没有充分应用”。在1927年黯淡的1 月里，当纳粹党处在最倒霉的时候，这个半身不遂的垂死老人无法料到——甚至希特勒本人或者德国的任何别人都无法料到，不久之后，这个归化的英国人所制造的武器很快就得到了充分的应用，而且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在这些日子里，甚至在此以前，对于他个人在地球上的使命就有着一种神秘的使命感。“在千百万个人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他在《我的奋斗》中（着重体[110] 是他自己用的）写道，“他有着无容置疑的力量，能够在摇摆不定的广大群众的思想世界中，形成花岗石般的原则，并且为了这些原则的唯一正确性而进行斗争，直到在自由的思想世界的起伏的波浪中，出现一块信念和意志完全一致的坚固岩石。”他使读者一点也不怀疑，他已经以那一个人自居。《我的奋斗》中不乏一些短小的片断，论述天才人物的作用，这种人物是上帝挑选出来领导伟大的国家的人民摆脱他们的困难、取得进一步伟大成就的，虽然他们可能在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他或者知道他的价值。读者知道希特勒这段话指的是他自己和他当时的处境。他是怎样一个人物，他是满有把握的，但是这还没有得到世人的公认，天才人物的命运往往如此——特别在开始的时候。“几乎总是需要一些刺激的因素才能使天才人物登场，”他说，“那时世界上还不肯承认他，不愿意相信这个表面上与世人并无二致的人物竟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在人类的每一个杰出儿子身上，这种事情总是一再重演的？？天才的火星，”他宣称，“在真正有创造性的人诞生之时起就存在于他的脑袋中。
　　真正的天才总是先天的，从来不需要培养，更谈不上学习了。”特别是——他认为——创造历史的伟大人物是实际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结合。“在人类历史上，每隔一个很长时间，偶尔有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与理论家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越紧密，政治家工作所遇到的障碍也就越大。他不再为普通店主所了解的生活必需品而努力，而是为只有极少数人所了解的目标而努力。因此，他的一生就充满了爱与恨的矛盾。不了解他的现代人反对他，后代子孙——他也为他们工作——则承认他，二者发生了矛盾。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对将来越有伟大意义，现代的人就越不能了解；他的斗争也就越艰苦？？”这些话是在1924年写的，当时很少有人了解这个因为滑稽戏似的政变失败而名誉扫地、系身囹圄的人心中有什么打算。但是希特勒自己是一点也没有疑问的。他究竟有没有直接读过黑格尔的著作，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但是从他的著作和演讲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这个哲学家的思想是有点熟悉的，哪怕只是通过同他早年的军师罗森堡、埃卡特和赫斯的交谈后才有这点知识。
　　反正通过某种方式，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著名讲学内容一定引起了他的注意，正如尼采的许多格言一样。我们已经简单地谈到* ，黑格尔发展了一种“英雄人物”的理论，很投合德国人的思想。他在柏林某次讲学时曾经谈到“世界精神的意志”是由“世界性—历史性人物”来贯彻的。
　　他们可以称为英雄人物，因为他们的目标和使命不是从现存秩序下平静无事的正常情况中产生的，而是来自一个隐藏的泉源，来自仍掩盖在表面之[111] 下但是像冲击外壳似地冲击表面世界并将它迸裂成为碎片的那种内在精神。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实际的政治人物，但是同时他们又是思想人物，对于时代的要求——什么东西已经成熟到可以发展——有深刻的了解。这就是他们的时代、他们的世界的真理？？他们有责任了解这个初生期的原则，他们的世界要采取的这一必要的直接连续的前进步骤；他们有责任把这当作他们的目标，不遗余力地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必须承认，世界性一历史性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是时代的眼光远大的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的时代最优秀的言行。请看这段话与前述《我的奋斗》中所引的一段话何等相似。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就是这种结合，产生了英雄，产生了“世界性一历史性人物”，产生了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如果希特勒身上也有这种结合——他现在已开始相信这一点——那么他不是也可以脐身于这些英雄人物之列吗？贯穿在希特勒许多言论里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最高领袖是超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的。黑格尔和尼采也这样想。我们已经知道，黑格尔认为，“个人美德”和“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许妨碍伟大的统治者，如果英雄人物在完成他们的使命时践踏了或“压碎了”许多无辜的花朵，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尼采用他古怪的夸张笔法更进一步说：强者，主人，恢复了纯粹食肉动物的意识；他们是兴高采烈的鬼怪，他们在经历了杀人、放火、强奸、苦刑这一连串可怕的暴行以后，心中能够照样感到高兴，精神上能够照样感到满足，就好像参加了学生的恶作剧回来一样？？如果一个人能指挥别人，如果他的本性就是一个“主人”，如果他举止和动作暴烈，条约对他来说又有什么重要性呢？？？要正确地评判道德，道德就必须用从动物学方面借用来的两个概念来代替：对一头野兽的驯服和对一种特殊品种的培育。被尼采发挥到极端程度而且受到一大批名气较小的德国人拥护的这种学说，似乎对希特勒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负有使命的天才人物是超乎法律的；不能用“资产阶级”的道德来约束他。因此，在行动时刻来临的时候，希待勒就能够于心无愧地于出最残酷无情的勾当来，镇压个人自由，野蛮地实行奴隶劳动，建立万恶的集中营，在1934年6 月屠杀他自己的手下，杀害战俘和大规模杀戮犹太人。
　　希特勒于1924年圣诞节前5 天从兰德斯堡监狱中出来，要是换了任何别人的话，当时的情势，几乎都会使这个人退出政治生[112] 活。纳粹党和它的报纸已被取缔；原来的一些头目不是发生了内讧，就是倒戈了。他本人则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讲。更糟糕的是，他面临着被驱逐出境，押解回故乡奥地利的威胁。巴伐利亚邦警察当局在其致内政部的报告中竭力主张这么办。甚至他的不少老同志也同意一般的看法，认为希特勒已经完蛋了，他以后将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正如许多其他的地方政客在共和国似乎摇摇欲坠的充满明争暗斗的年代中曾经名噪一时而后又很快就归于无声无息一样。* 但是共和国还是熬过了风浪。它开始繁荣起来。在希特勒还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一个名叫海尔马·霍拉斯·格利莱·沙赫特博士的金融奇才被请来稳定货币，结果获得了成功。为害极烈的通货膨胀结束了。赔款负担也由于道威斯计划而减轻了。资本开始从美国流进来。经济迅速恢复。施特莱斯曼的同协约国和解的政策获得了成功。法国人开始撤出鲁尔。当时正在讨论一项安全条约（洛迦诺条约），以便为欧洲的总解决铺平道路，让德国参加国际联盟。经过了6 年之久的紧张、混乱和萧条，德国人民在战后第一次开始过正常的生活。在希特勒从兰德斯堡监狱出来以前两星期，社会民主党——就是他所称呼的“十一月罪人”——在一次普选中，为维护共和国而进行了斗争，结果所得选票增加了30% ，几乎达800 万张选票。纳粹党同北方一些种族主义团体联合，用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的名义，参加了12月间的竞选，但是所得选票从1924年5 月间原来的将近200 万张减到了不到100 万张。纳粹主义看来已是一桩垂死的事业了。它在国家倒霉的时候曾经兴盛过一时，现在国家的前途突然光明，它也就很快要消亡了。至少大多数德国人和外国观察家是这样看的。
　　可是阿道夫·希特勒却并不这样看。他不是个轻易气馁的人。而且他也知道如何等待时机。1925年冬季几个月里，他在慕尼黑提尔契街41号顶层一套两小间的公寓里，重理旧业，夏天来了以后，他到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的旅舍中去消夏，他抚今追昔，不久以前的牢狱之灾和目前的时运晦暗，只有加强了他的决心。在铁窗后面，他有时间不仅彻头彻尾地回顾了他本人的过去，他的成功和错误，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国人民的动乱的过去，他们的成功和错误。现在，他对这两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了。他的心中又产生了一种不容存在任何怀疑的炽烈的使命感——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德国。在这种高昂的情绪下，他[113] 结束了《我的奋斗》第1 卷的口授工作，接着立刻进入第2 卷的口授工作。上帝召唤他在这个动乱不已的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的蓝图和作为这种事业的支持的哲学——Ｗｅｌｔａｎｓ　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观），都用白纸黑字写了下来，供世人思考。这种哲学，不论如何荒诞不经，但是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蓝图对于大多数20世纪的人来说，甚至对于在德国的人来说，可能看起来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逻辑。它展开了一个远景。它为德国历史指出了一个继续的方向，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看到这一点。它指出了完成德国光荣使命的道路。





　　第五章 取得政权的道路：1925-1931年

　　从1925年一直到1929年发生经济恐慌，这几年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运动时运不佳的几年。但是，他仍不屈不挠，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和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尽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动，常常因此发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乱语，但是他却有耐心等待，而且他也很精明，认识到这些年代中笼罩着德国的物质繁荣的气候和安定宽舒的感觉是不适宜于实现他的目标的。
　　但是，他相信好景不长。他说过，就德国而论，这种好日子所依靠的不是德国本身的力量，而是别人的力量——尤其是美国的力量，德国的繁荣正是从美国的充裕的金库中借来了大量的贷款后造成和维持的。在1924年到1930年之间，德国借了大约70亿美元外债，其中大多数借自美国的投资人，后者很少考虑到德国最后靠什么还债。关于这一点，德国人考虑得更少。
　　共和国借了外债，用来偿付战争赔款和扩大它约庞大的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成了全世界的典范。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债，不仅从事必要的建设，也从事飞机场、戏院、运动场、豪华的游泳池的建筑。在通货膨胀期间轻易偿清了债务的工业部门，也借了数以十亿计的外债来更新装备和把生产过程合理化。工业产量于1923年跌到1913年的55% ，到1927年增加到122%. 失业人数在1928年是战后第一次跌到了百万以下——65万人。那一年零售额较1925年增加了20% ，次年实际工资达到了比4 年前高10% 的数字。下层中产阶级，也就是希特勒要从那里得到群众支持的千百万小店主和低薪阶层，在这次普遍繁荣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我个人对德国的了解也是在这些日子里开始的，我当时驻在巴黎，偶尔也去伦敦；当时美国正处在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治下[118] 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满和空虚的时代，对于一个能够逃避这种环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国青年来说，这两个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处，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为逊色了。当时德国正处在沸腾的气氛之中。那里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现代化，更加令人兴奋。没有任何地方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国那样活跃的。在当代写作、绘画、建筑、音乐和戏剧方面，新的潮流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辈出。到处都是青年人占上风。在人行道边的咖啡座上，在华丽的酒吧间里，在夏令营里，在莱因河上的汽船里，或者在烟雾腾腾的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你与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达旦，无休无止地谈论着生活。他们是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崇拜阳光的一些人，他们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一点没有忌讳和拘束。从前压制人的普鲁士精神似乎已经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数德国人——政治家、作家、编辑、艺术家、教授、学生、企业家、劳工领袖——都使你认为他们是爱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张非战的。
　　你很少听到人们谈到希特勒或纳粹党，除非是作为笑料——通常是在谈到当时已以啤酒馆政变闻名的那次事件的时候才提起的。在1928年5 月20日的那次选举中，在全部3100万张投的选票中，纳粹党只得了81万张，在国会491 个席位中只占了12个席位。保守的民族党也丧失了很多选票，从1924年的600 万张选票跌到了400 万张选票，议席从103 席减少到73席。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1928年选举中增加了125 万张选票，总数达900 多万，在国会中占153 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战争结束以后，经过了10年工夫，德意志共和国似乎终于站稳脚跟了。
　　在1928年那一年，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人数是108000人。数目虽少，却在慢慢增加。希特勒在1924年年底出狱后两星期，就马上去见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人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证以后行动一定要循规蹈距（他当时仍算是假释在外）之后，赫尔德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取缔。“这头野兽已经制服了，”赫尔德对他的司法部长古特纳说，“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犯了这个致命的判断错误的德国政治家有不少，这个巴伐利亚总理是第一批（但绝不是最后一批）中间的一个。
　　《人民观察家报》于1925年2 月26日复刊，发表了希特勒写的长篇社论，题目是《新的开端》。第二天，复活后的纳粹党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第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11月9 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实信徒出发举行他们归于惨败的游行的地方。这些信徒中间有很多人这一次没有在场。埃卡特和施勃纳一里希特已经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鲁登道夫和罗姆已同元首决裂。罗森堡同施特莱彻和埃塞发生了内讧，心怀不满，有意避开。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也是如此。他同鲁登道夫在希特勒身系囹圄而纳粹党遭禁的时候曾经领导国家社[ ｌ19] 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希特勒请安东·德莱克斯勒主持这次集会，但是这个老锁匠、党的创始人叫他见鬼去。尽管如此，在啤酒馆里还是聚集了4000名左右的信徒，来听希特勒的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像以前一样口若悬河，讲了两小时。
　　在演讲结束时，群众掌声雷动。尽管有不少人开了小差，前途颇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认为自己是党的独裁领袖。“我单独负责领导我们的运动，只要我单独负责一天，就没有人能对我强加条件，”他又补充说，“我再一次负起我们运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
　　希特勒在去出席这次大会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以后要实现两个目标。
　　一个目标是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还有一个目标是要把纳粹党重新建设为一个只通过宪法手段攫取政权的政治组织。他还在监牢里的时候就把这种新策略解释给他的一个部下卡尔·卢台克听。“我恢复活动以后，必须采取新的方针。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上要超过他们比在动武上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他在出了兰德斯堡监狱后即向巴伐利亚总理保证，从此以后，纳粹党将在宪法的体制内进行活动。
　　但是，2月27日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再次露面时，群众的热烈情绪还是使他感到飘飘然。他并没有怎么隐讳对国家的恫吓。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以外，共和政体也是“敌人”。在发言结束时，他高呼：“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根据这头“野兽”出狱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情况看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被“制服”。他虽然保证以后要循规蹈矩，但是还是以暴力来威吓国家。巴伐利亚政府立即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这次禁令的期限是两年。
　　其他各邦也相继效法。对于一个靠三寸不烂之舌达到目前成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的打击。一个被剥夺公开发言权利的希特勒就等于是一个失败了的希特勒，正如一个拳师在拳击场上被铐住了双手一样无能为力，至少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他们又弄错了。他们忘记了，希特勒除了是个演说家以外，还是一个组织家。他咽下这口不得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怒气，发愤从事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建设工作，把它组织成为一个德国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组织。
　　他打算把它组织得像陆军一般——成为一个国中之国。第一项工作是吸收缴党费的党员。到1925年年底，党员人数仅为27000 人。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进展很慢，但是每年都略有进展，1926年是49000 人；1927年是72000[120]人；1928年是108000人；1929年是178000人。
　　而更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复杂的党内机构，这个机构相当于德国政府的组织，也的确可以说相当于德国社会的组织。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德国国会原来的34个选区，每一个区有一个希特勒任命的区领袖。另外还有奥地利、但泽、萨尔、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等7 个区。
　　每个区又分为分区，由分区领袖领导。再底下的党内单位是分部，在城市里各分部又进一步分为街道支部和小组。
　　纳粹党的政治组织分为两个部，政治组织第一部负责对付和破坏政府，政治组织第二部负责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因此第二部下面设有农业、司法、国民经济、内政、劳工等部门，而且考虑到将来情况，还设有种族、文化、工程等部门。政治组织第一部设有外交、工会等部门，还没有一个全国新闻局。宣传部是个单独设立的复杂机构。
　　虽然党内一些粗人、街头殴斗和酒馆闹事的老手反对吸收妇女和儿童入党，希特勒还是很快地给妇女和儿童也设立了专门的组织。希特勒青年团吸收15岁到18岁的青年，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学校、新闻、宣传、“国防体育”等部门，10岁到15岁的少年儿童则参加德国少年队。女孩子有德国少女队，妇女有国社党妇女会，学生、教员、公务员、医师、律师、法官都各有自己的组织，还有一个纳粹文化联盟来吸引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在经过了相当困难之后，冲锋队改组成为一种武装团体，拥有几十万队员，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和一般地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冲锋队的某些领袖也希望在希特勒上台以后以冲锋队来代替正规军的位置。为了准备这个前途，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由弗朗兹·里特·冯·埃普将军领导，名叫国防政治处。它所设立的5 个部门分别负责国内外防御政策、国防部队、民防后备力量等等这样的问题。不过身穿褐衫的冲锋队自始至终不过是批杂七杂八的打手。它的许多高级领袖，以冲锋队头子罗姆为首，都是臭名远扬的有相公癖的人。慕尼黑冲锋队长埃德蒙·海因斯中尉不仅是个有相公癖的人，而且是个被判过刑的杀人凶犯。这两个人同其他几十个人都一直在发生争吵和内讧，其恶劣程度，只有患性变态病症和因而争风吃醋的人才做得出来。
　　为了要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武装团体，希特勒又建立了党卫队（Ｓ。Ｓ。），队员身穿黑色制服，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相同，并且要他们特别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起初，党卫队不过是元首的卫队。第一任队长是个名叫伯希托尔德的新闻记者。因为伯希托尔德喜欢在比较安静的《人民观察家报》编辑室，而不想玩当警察和当兵的游戏，希特勒让一个名叫埃哈德·海登的名气甚臭的前警察局密探代替了他。直到1929年，希特勒才找到了理想的党卫队头子，这是一个在慕尼黑附近瓦尔德特鲁德林村里以养鸡为生的农民，态度温文尔雅，人们常常把他弄错（本书作者第一次遇见他时也弄错了），以为他是个小地方的小学教员，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希姆莱把党卫队接过手来时，一共只有200 名左右队员。到他结束他的党卫队工作时，党卫队已经统治了整个德国，而在整个欧洲德占区成了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可怕名称。
　　高居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党组织金字塔顶上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他的神气活现的头衔是Ｐａｒｔｅｉ- ｕｎｄ- Ｏｂｅｒｓｔｅｒ- Ｓ。Ａ。- Ｆüｈｒｅｒ，Ｖｏｒｓｉｔｚｅｎｄｅｒ　ｄｅｒＮ。Ｓ。Ｄ。Ａ。Ｖ。——可以译为“党和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主席”。直属于他的办公室的有全国指导处（Ｒｅｉｃｈｓｌｅｉｔｕｎｇ），组成人员是党的高级领袖和“全国司库”和“全国总务主任”这样有用的人员，在共和国最后几年里，你要是去拜访一下纳粹党设在慕尼黑的全国总部的宏伟的褐色大厦，你得到的印象便是，这里的确是一个国中之国的办公机关。毫无疑问，希特勒要别人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印象，因为这种印象有助于破坏他所试图推翻的那个实际的德意志国家在国内外所享有的信任。
　　但是希特勒一心所追求的东西要比造成一个印象重要得多。在他上台3 年后，1936年11月9 日晚上，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店向“老战士”谈话时，解释了他要使党组织成为这样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组织的一个目标。“我们当时认识到，”他追述党在政变后进行改组的日子时说道，“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实际上就随时准备好？？在1933年，问题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动来推翻国家的问题，在这期间，新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了——而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任何组织，不论多么完善，不论多么有效率，毕竟是由人组成的，而人不免会犯错误。在希特勒加强他的政党以便掌握德国的命运的那些年代里，他的一些主要助手使他伤透了脑筋，因为他们不仅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吵，就是同他也经常发生争吵。说也奇怪，他的本性是非常不能容人的，但是对于人性中间的一个方面——人的品行却特别能容忍。德国任何其他政党都没有像纳粹党那样吸收了这么多来历可疑的角色。我们已经谈到，各种各样的乌龟、屁精、杀人凶手、有相公癖者、酗酒滋事之徒、讹诈钱财的人都像飞鸟投林一般很自然地来投奔纳粹党。希特勒一点也不在乎，只要他们对他有一点用处。当他刚刚出狱时，他发现他们内讧甚烈，吵得不可开交，而那些像罗森堡和鲁登道夫那样比较正派和体面的领袖则要求把这些罪犯，特别是有相公癖者开除出党。关于这一要求，希特勒坦率地拒绝接受。他在1925年2 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的社论《新的开端》中写道：“我认为，设法改进或者甚至熔合手头现成的人材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的任务。”
　　但是到1926年，纳粹党头目之间的相互攻击已经到了令人非常难堪的地步，希特勒不得已成立了一个党内法庭来解决这些攻击，防止他的同志把家丑外扬。这个机构名叫ＵＳＣＨＬＡ，是Ｕｎ- 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 ｕｎｄ- Ｓｃｈｌｉｃｈｔｕｎｇｓ- 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调查解决委员会）的简称。第一任主席是退休将军海因曼，但是此公不能体会这个法庭的真正目的不是对被控犯有普通罪行的人宣布判决，而是遮盖掩饰这种罪行，务使党的纪律和元首的威信不致受到影响。因此这位将军不能不让位给一个比较能够体会这个目的的退伍军官瓦尔特·布赫少校。布赫有两名助手，一名是曾经担任希特勒卫士的前屠夫乌里希·格拉夫，另一名是一个年轻的纳粹党律师汉斯·弗朗克，关于此人的情况，我们在记述他在担任占领下的波兰的总督期间的血腥暴行时还要详细谈到。这里可以一提的是，他后来因此在纽伦堡上了绞刑架。由这3 个人组成的司法机构完成工作的情况，使元首极感满意。要是党内有一个头目被控犯有极恶劣的罪行，布赫的回答必然是，“那又怎么着”？他要知道的只是，这一罪行是否影响党的纪律或触犯元首。
　　要使得纳粹党这些野心勃勃、竞争激烈的头目的行动不致逾越界限，仅仅这个党内法庭还是不够的，尽管它在许许多多案件上证明很有效。希特勒常常不得不亲自过问，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表面上的和谐，也是为了要防备自己的咽喉被人割断。
　　当他还在兰德斯堡饱尝铁窗风味的时候，一个名叫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纳粹运动中突然抬了头。他的出身是个药剂师，他是巴伐利亚人，比希特勒年轻3 岁；同希特勒一样，他也得到过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他在1920年加入纳粹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区领袖。他的躯干魁梧，精力过人，喜欢讲究吃喝。他慢慢成了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主要是靠了他的突出的个性，而不是靠希特勒所具有的演讲天才。此外，他还是个天生的组织家。施特拉塞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是极其有独立性的，他拒绝向希特勒低头，也不肯认真对待这个奥地利人要在纳粹运动中成为绝对独[123] 裁者的要求。后来事实证明，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障碍，正如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中“社会主义”
　　部分真正心向往之的热情成了他的一个致命障碍一样。
　　不顾在狱中的希特勒的反对，施特拉塞同鲁登道夫和罗森堡一起组织了一个纳粹党的Ｖ■ｌｋｉｓｃｈ（人民）运动，参加1924年春天的邦和全国选举。
　　在巴伐利亚，纳粹党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党；在德国，我们上面已经谈到，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的名称下得到了200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得到了32个席位，其中1 席即归施特拉塞。希特勒对于这个青年人的活动感到很不高兴，对他的成功尤其感到不高兴。而施特拉塞呢，他也不愿把希特勒当作至高无上的头子，因此在1925年2 月27日在慕尼黑举行的恢复纳粹党的大会上，他有意避免出席。
　　希特勒认识到，如果他的运动要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它必须在北方，在普鲁士，首先是在敌人的堡垒柏林也获得一个立足之地。在1924年的竞选中，施特拉塞曾在北方进行活动，同那里的艾尔布莱希特·冯·格拉弗和恩斯特·佐·勒文特罗伯爵领导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结了盟。因此，他在那里有个人的联系和一定的影响，而且也是纳粹党中唯一有这种联系和影响的领袖。2 月27日大会后两个星期，希特勒按捺下他心中的不快，派人去请施特拉塞，要他回到队伍中来，到北方去组织纳粹党。施特拉塞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很好机会，可以发挥他的才能，而没有妒忌骄横的领袖虎视眈眈地在旁盯着他。
　　几个月以后，他就在首都创办了一张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工业地区莱因兰奠下了政治组织的基础。施特拉塞真可以说像架精力过人的发电机，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机器。
　　国会议员的身份，使他有了希特勒所没有的两个有利条件：他有铁路的长期免票证，因此旅行对他个人或党都花不了多少钱，同时他又享有议员的豁免权。任何当局都不能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任何法院都不能控诉他进行诽谤或者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正如海登感叹地说过：“免费旅行和自由诽谤——施特拉塞在开始时比他的元首占了很大的便宜。”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选拔了一个名叫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年方28岁的莱因兰人做他的秘书兼《国社党通讯》主编。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出现
　　这个面容瘦黑、形同侏儒、瘸了一条腿的青年，是一个思想敏捷、心理复杂而有点神经质的人。他不是纳粹运动的新人，早在1922年他就发现了这个运动，当时他第一次在慕尼黑听到希特勒讲话，从此信仰国家社会主义，参加了纳粹党。但是纳粹运动[124] 在3 年以后才发现他这个人才，当时施特拉塞听了他发言后，认为这样一个显然有才华的青年，是他可以利用的人。
　　戈培尔这时年方28岁，已是一个激烈的演说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正如施特拉塞所发现的一样，有一支锋利的文笔，而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最后这一点在纳粹党领袖中真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刚刚辞去施特拉塞秘书的职务去一心养鸡。施持拉塞就派戈培尔接替。这项任命后来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于1897年10月29日生于莱因兰一个约有3 万居民的纺织中心雷特。他的父亲弗里茨·戈培尔是当地一家纺织厂的工头。他的母亲玛丽亚·凯塞琳娜·奥登豪生是个铁匠的女儿。双亲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约瑟夫·戈培尔的大部分教育是在天主教会里得到的。他先在一个天主教教区小学上学，后来上雷特的文科中学。天主教艾伯特·马格努斯协会给了他一笔奖学盒，使他能够继续入大学深造，结果他上了8 个大学，先后在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最后于1921年24岁那一年在海得耳堡大学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这些著名大学、德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里，戈培尔专修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兼修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的志愿是做作家。他在得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年写了一部自传小说《迈戈尔》（《Ｍｉｃｈａｅｌ》），但是当时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以后两年他又写了两部剧本，关于耶稣·基督事迹的《流浪者》（《Ｔｈｅ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和《孤客》（《Ｔｈｅ　Ｌｏｎｅｓｏｍｅ　Ｇｕｅｓｔ》），都是用韵文诗体写成的，但是也没有剧团愿意演出。* 在新闻工作方面，他的命运也不佳。自由主义的大报《柏林日报》退回了他所投的许多文章，并且回绝了他要想当该报记者的求职申请。
　　他的个人生活在初期也充满了挫折和失意。因为他瘸了一条腿，不能参军作战，因此没有能够具有他那一代年轻人认为非常光荣——至少在开始的时候——的战争经历，而这却是要在纳粹党内占据高位的一个必要条件。戈培尔并不是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生瘸腿的。他7 岁的时候患了骨脊髓炎。左臀开刀不很顺利，结果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而且有点萎缩，走起路来一望而知是个瘸子。这个残疾是使他饮恨终生的憾事，也是他早年心中满怀不平的原因之一。在萧条时期，在他的大学时代和煽动反对占[125] 领鲁尔的法军的一个短时期里，他常常冒充受伤的退伍军人。
　　他在恋爱方面的运气也不好，虽然他一生之中都把乱搞女人（在他当权之后越来越弄得尽人皆知了）当作人间至情。他在1925—1926年的日记中到处流露出对他所爱的女人（有时同时有好几个）的思恋。当时他才二十八九岁，刚刚靠施特拉塞的提拔参加了纳粹党的政治活动。这些日记有* ：1925年8 月14日：爱尔玛从哈尔兹堡浴场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我。这是那天晚上以后第一次得到她的音讯。这个逗人的、迷人的爱尔玛！
　　接到了艾尔西从瑞士寄出的第一封信。只有亲爱的艾尔西写得出这样的信？？我不久要到莱因去呆一个星期，相当孤寂。但艾尔西就会来？？等待这次相见，我是多么快活啊！
　　8 月15日：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安克？？同她一起旅行真是愉快极了。这个可爱的姑娘！
　　我想念艾尔西。什么时候我再能把她搂在怀里？
　　亲爱的艾尔西，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你？
　　爱尔玛，你这个可爱的小鸟儿！
　　安克，我永远忘不了你！
　　8 月27日：到莱因已有3 日？？艾尔西音讯全无？？她生我的气了？我多么的想她！我还是住在上次圣灵降临周同她一起住过的房间里。真令人渴念，想望！她为什么不来？
　　9 月3 日：艾尔西来了！她在星期二从瑞士回来——胖胖的，胸脯鼓鼓的，健康，愉快，只是略为晒黑了一点，她很快活，情绪很高。她待我很好，使我感到很快活。
　　10月14日：安克为什么要离开我？？？我别再去想这些事情了。
　　12月21日：我和这些女人活该倒霉。让爱我的人去受苦吧！
　　12月29日：昨晚与赫斯同去克利菲尔德。欢度圣诞节。一个来自弗朗科尼亚的可爱而美丽的姑娘。她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型人。在暴风雨中同她一起回家。Ａｕ　ｒｅｖｏｉｒ（再见）！
　　艾尔西来了。
　　1926年2 月6 日：我渴望一个甜美的女人！唉！真教人难熬！
　　戈培尔从来没有忘记过“安克”——安克·赫尔霍恩，是他在弗雷堡大学第二学期时遇到的他最初的恋人。他的日记里到处[126] 流露他对这个金发美人的不绝赞叹和她抛弃他以后的悲哀。后来他当了宣传部长以后，曾以一种典型的虚荣和讥嘲的口气告诉他的朋友，为什么她抛弃了他。“她抛弃了我，因为另外那个家伙比我有钱，能够请她吃饭看戏。她多么愚蠢！？？要不然，她今天就是宣传部长夫人了！她一定感到很后悔！”安克嫁了“另外那个家伙”，后来又离了婚，1934年来到柏林，戈培尔给她在一家杂志社搞到了一个职业。吸引年轻戈培尔的是施特拉塞的激进态度，是他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两个人都想依靠无产阶级来建设纳粹党。在这个时期，戈培尔的日记中到处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表示。“归根结蒂，”他在1925年10月23日写道，“我们与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受奴役，不如在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下结束我们的生存。”
　　1926年1 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纳粹党人）同共产党人自相残杀，我认为是件可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够同共产党领导人聚在一起谈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表了一封致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向后者保证，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回事。“你和我，”
　　他宣称，“相互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敌人。”
　　在阿道夫·希特勒看来，这完全是异端邪说。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激进的纳粹党左翼力量，使他感到越来越不安。如果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下去，他们可能把整个党都抓过去，实现希特勒所竭力反对的目标。不可避免的摊牌是在1925年秋天和次年2 月间发生的。
　　这是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在一个当时在德国引起情绪骚动的问题上迫使希特勒摊牌的。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议共和国征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按照魏玛共和国宪法，这个问题要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建议，纳粹党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支持这个征用贵族财产的运动。
　　希特勒闻讯大怒。这些前统治者中有不少人曾经给党捐助了款项。此外，有一些大工业家也开始在经济上对希特勒的新生的运动关心起来，其原因正是因为它很有可能在打击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方面起有效的作用。如果施特拉塞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希特勒的收入来源就可能马上枯竭。但是在元首还没有能够采取行动之前，施特拉塞就在1925年11月22日在汉诺威召开了一次北方党的区一级领导人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北方的纳粹党支持征用运动，而且要提出一个新的经济纲领，这项纲领将废除以前在1920年通过的“反[127] 动的”二十五点纲领。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要把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按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组织一个社团院来代替国会。希特勒拒绝出席会议，派了忠实的戈特弗雷德·弗德尔代表他去镇压反叛者。戈培尔要求把弗德尔轰出去——“我们不需要奸细密探！”
　　他叫道。好几个后来在第三帝国占有一点地位的领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伯恩哈德·卢斯特、埃里希·科赫、汉斯·凯尔和罗伯特·莱伊——但是只有莱伊这个领导科隆区纳粹党的酗酒化学家支持希特勒。当莱伊博士和弗德尔声称，这次会议是不合程序的，没有最高领袖希特勒在场，什么行动都不能采取的时候，戈培尔叫道（根据当时在场的奥托·施特拉塞的话）：“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
　　这个言词锋利的年轻的戈培尔自从3 年前拜倒在希特勒的魅力下以来有了很大的转变，至少在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看来一定是如此。
　　“那时候我仿佛是再生了！”戈培尔在记录1922年6 月在慕尼黑皇冠马戏场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得到的印象时惊叹道，“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他对于希特勒在慕尼黑政变案审讯时的表现更加心醉神迷。在判决以后，戈培尔写信给元首道：你像一颗初升的明星，出现在我们惊异的眼前，你所表现的奇迹廓清了我们的思想，而且在一个充满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世界里，给了我们信仰。你高高在群众之上，充满信心，掌握未来，有着坚强的意志，要用你对所有相信新德国的人的无限热爱来解放群众。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以雪亮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人从那些利欲熏心的人的脸上，从那些庸庸碌碌的议会里的好事之徒脸上，把他们的假面具撕掉？？
　　在慕尼黑法庭上，你在我们面前表现了元首的伟大。你所说的话是俾斯麦以来德国境内的最伟大的话。你所表示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这一代人苦苦在寻求领袖和任务，你所说的话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纲，这种政治信仰是在一个崩溃的、无神的世界的绝望中产生的？？我们都要感谢你。有一天，德国也要感谢你？？
　　但是现在，经过一年半以后，戈培尔所崇拜的偶像倒了下来。
　　他成了一个应该赶出党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只有莱伊和弗德尔的反对下，汉诺威会议通过了施特拉塞的新党纲，批准了在要求实行公民投票剥夺前王公贵族的财产的运动中同马克思主义者携手的决定。
　　希特勒按兵不动，静候时机，终于到1926年2 月14日进行了反击。他在南德的班堡召开了一次会议，狡猾地选了一个工作日，这样，北方的领袖就不可能离开工作来参加。事实上，只有[128]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可以分身来参加。他们在人数上大大少于希特勒一手挑选的南方领袖。于是在元首的坚持下，他们被迫屈服，放弃了他们的纲领。像海登和奥耳登这样的研究纳粹主义的德国历史学家，以及受到他们影响的非德国作家都记载称，在班堡会议上，戈培尔公开背弃了施特拉塞，倒向希特勒一边。但是在海登和奥耳登的著作出版后发现的戈培尔日记却透露，他并没有这么突然地背叛施特拉塞。这些日记表明，戈培尔虽然同施特拉塞一起向希特勒投降，他还是认为元首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还表明——至少在当时——他丝毫无意倒向元首一边。2 月15日，班堡会议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谈了两小时。我觉得好像有人揍了我一顿一般，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希特勒呀？一个反动派吗？非常笨拙、不稳。在俄罗斯问题上完全错了。居然说意大利和英格兰是我们天然的盟友！可怕呀，可怕！？？居然说我们必须消灭俄罗斯！？？贵族私有财产问题甚至不许碰一碰！真是可怕！？？
　　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觉得好像头上挨了一记闷棍似的？？
　　肯定是我一生之中最使我失望的一件事。我对希特勒再也不能完全信任了。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我脚下的支柱都给抽掉了。
　　为了表明他忠于谁，戈培尔陪着施特拉塞一起到火车站，并且想安慰施特拉塞。一星期后，在2 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同施特拉塞举行了长谈。结果：我们绝不要嫉妒慕尼黑这批人的代价巨大的胜利。我们必须再次展开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但是希特勒比施特拉塞更好地估量了这个才华焕发的年轻的莱因兰人。3 月29日，戈培尔记道：“今日接到希特勒来信。他要我在4 月8 日在慕尼黑发表演讲。”他在4 月7 日到达慕尼黑。“希特勒派了汽车来接我，”他记道，“招待隆重之极！我将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贝格勃劳凯勒酒店讲话。”第二天他就在元首所用过的那个讲坛上讲了话。他4 月8 日在日记里详细写道：希特勒打电话来？？在班堡会议以后他不提前嫌使我们感到惭愧？？2 点钟我们驱车前往贝格勃劳凯勒酒店。希特勒已经在那里了。我兴奋之极，心快要跳出来了。我进了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半小时？？听众欢叫。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我感到很快活？？希特勒一直在我身边。
　　几天后，戈培尔完全投降了。“4 月13日：希特勒讲了3 小时。精彩之极。他能够使你怀疑自己的看法。意大利和英格兰是我们[129] 的盟友。俄罗斯要想鲸吞我们？？我敬爱他？？他把什么事情都想过了。他的理想：一种公正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于土地——一切属于人民。生产必须是创造性的和个人主义的。托拉斯、运输等等要社会化？？我现在对他完全放心了？？我向这个伟大的人物，政治的天才鞠躬致敬。”
　　戈培尔4 月17日离开慕尼黑时已成了希特勒的人，并且以后至死都是他最忠实的信徒。4 月20白他向元首发了一封祝贺生日的短简：“亲爱的和敬爱的阿道夫·希特勒！我从你那里得到了不少教益？？你终于使我看到了光明？？”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说：“他今天已满37岁。阿道夫·希特勒，我所以敬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单纯。这两者就是天才的特点。”
　　戈培尔在那年夏天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一起度过的。他的日记中全是对元首的歌颂之词。8 月间，他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一篇文章，公开同施特拉塞决裂。
　　我到现在才认清你们的本来面目：空口革命家而不是行动革命家［他对施特拉塞及其支持者说］？？不必大谈理想，不必自欺欺人地以为你们是这些理想的创始者和保护者？？我们坚决支持元首，并不是忏悔赎罪。我们？？怀着古代诺斯人傲然挺立在他们日耳曼封建主前面的男子汉的、有骨气的自尊心？？向他鞠躬致敬。我们觉得他比我们谁都伟大，比你我都伟大。他是天意的工具，将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热情来创造历史。
　　1926年10月底，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他指示戈培尔要肃清那些妨碍纳粹运动在那里发展的互相争吵不休的褐衫队员，把德国的这个首都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拿下来。柏林当时是“红色的”。柏林大多数选民都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票。戈培尔这时刚刚满29岁，在一年之间就从一个无名之辈爬到了纳粹党内领导人之一的地位，他毫无难色地着手完成他在这个巴比伦式大城市中的任务。
　　阿道夫·希特勒的一段休息和罗曼斯的插曲
　　在政治上对阿道夫·希特勒是不顺利的几年却是他私人生活中最美好的几年，正如他后来自己说的一样。他当时由于受到了取缔，在1927年以前不得公开演讲，因此全神贯注地在写作《我的奋斗》的最后部分，心中策划纳粹党和自己的前途。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间伯希特斯加登这个市集村镇上面的上萨尔斯堡度过的。这是个休息养神的好地方。战争期间，希特勒在前线大本营里总爱同他的党内老同志和忠实的女秘书深夜话旧散心，回忆过去的情况，他的这种独白往往充满了关于这个山间胜地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的怀恋的话，他在那里建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家。“是的，”当1942年1 月16—17日夜里进行这样一次谈话时，他感叹地说，“上萨尔斯堡同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在那里产生的？？我在那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所有的伟大计划都是在那里构思成熟的。在那些日子里，我有许多闲暇的时间，还有多少可爱的朋友啊！”
　　在出狱后头3 年里，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的各家小旅舍里住过，1942年那次冬季话旧时，他谈到这些旅舍有1 小时之久。他最后在德意志旅舍定居下来，此后两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并且在这里完成了《我的奋斗》的口授工作。他说，他和他的党内老友“非常喜欢去光顾德莱梅德耳旅舍，因为那里总有漂亮的姑娘。这，”他补充说，“是我的一种莫大享受。
　　特别是其中有一个姑娘，真是个美人儿。”
　　那天晚上，在俄罗斯前线的大本营地下室里，希特勒向他的听众谈到的一段话，重提了他当时在伯希特斯加登逍遥自在的日子里所担心的两件事。
　　在这个时期[ 在上萨尔斯堡] ，我认识了不少女人。其中有好几个对我很有情。那么，我为什么不结婚？我要撇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妻子吗？我稍一不慎就有回到监狱去蹲上6 年的危险。因此，结婚对我来说是谈不上的。我只好放弃当时出现的一些机会。希特勒在20年代担心再进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这不是没有一些根据的。他当时仍是假释在外的犯人。要是他公开违反不许他在公开场合演讲的禁令，巴伐利亚政府很可能再叫他锒铛入狱，或者押解出境到他出生的奥地利去。他选择上萨尔斯堡做他退隐地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地方距离奥地利边境很近；一接到通知他就能溜过边境，逃避德国警察的逮捕。但是如果回到奥地利去，不论是自愿回去还是被迫回去，都将断送他的前程。为了减少驱逐出境的危险，他在1925年4 月7 日正式申请放弃奥地利国籍，这一要求立即为奥地利政府所接受。但是这使他处于无国籍的地位。他虽然放弃了奥地利国籍，但是还没有成为德国公民。在德国，对于一个政客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妨碍，比如说，他就不能竞选公职。希特勒曾经公开地宣布过，他永远不会要求共和政府批准他的国籍，他认为，由于他战时在德意志帝国军队中服役，国籍是理所应得的。但是在1920年代后半期，他一直在进行秘密活动，[131] 想使巴伐利亚政府批准他为德国公民。不幸，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至于女人和结婚，希特勒在1942年那天晚上讲的话中也有一些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一般的看法相反，他很喜欢同女人来往，特别是如果长得漂亮的话。他在战时最高统帅部饭后酒余谈话时一再谈到这个话题。“世界上有多么可爱的女人啊！”1942年1 月25—26日夜里他在同老部下谈天时感叹道。他并且举了他个人经历中的好几个例子，还吹嘘说：“我年轻的时候在维也纳，认识不少可爱的女人！”海登记述了他早年一些罗曼蒂克的渴望；其中有一个对象是詹尼·豪格，她的哥哥是希特勒的司机，她在1923年当了他的情人。有一个是雍容华贵的埃尔娜·汉夫施丹格尔，也就是普茨的妹妹。
　　有一个是温尼弗雷德·瓦格纳，那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但是希特勒一生中唯一对之有深情厚爱的女人，就现在所知，是他的外甥女儿。
　　1928年夏季，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以每月100 马克（折合25美元）的租金向一个汉堡工业家的寡妻租了瓦亨菲尔德别墅，请了他异母姊姊、孀居的安吉拉·拉包尔从维也纳来替他管家，这是他的第一所可以称为归自己所有的房子。* 拉包尔太太带来了她的两个女儿，吉莉和弗莉德尔。吉莉年华双十，一头金发，面容俊秀，声音悦耳，性格开朗，很讨男人的欢心。
　　希特勒不久就爱上了她。他到处都带着她，参加集会和会议，在山间散步，在慕尼黑上咖啡馆和戏院。1929年他在慕尼黑最时髦的一条街摄政王大街租了1 套有9间房间的豪华公寓，吉莉自己单有一间房间。在慕尼黑和整个南德的纳粹党人士中间不可避免地传开了党的领袖和他美丽的金发外甥女儿的流言蜚语。一些比较正派的——也许是吃醋的——领袖劝希特勒不要再在公开场合携带他的年轻情人，要不然，就索性结婚。希特勒对这种意见非常生气，有一次因此而发生争吵，他竟解除了伍尔登堡纳粹党区领袖的职务。
　　很可能希特勒是打算同他的外甥女儿结婚的。当时同他接近的一些党内老同志后来告诉作者说，当时看来结婚是不可避免的事。他们毫不怀疑，希特勒深深地爱上了她。至于她本人的感情如何，那外人就只好猜测了。一个现在已经成名的人居然对她加以青睐，她一定感到受宠若惊，甚至可以说颇为得意，这也是很明显的。不过，她对她的舅父的爱情是否有回报，外人不得而知；大概是没有回报，而在最后，肯定是没有回报。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其根源和性质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虽然传说纷纭，但是证据却很少。显然，两人彼此都很不放心。她对他注意别的女人——尤其是温尼弗雷德·瓦格纳——感到不满。他则[132] 怀疑她同他的卫士、以前坐过牢的艾米尔·莫里斯有暧昧关系。她也反抗她舅父对她的专制态度。他不让她同任何别的男人一起在公开场合出现。他禁止她到维也纳去继续学唱，使她想登台唱歌剧的打算不能实现。他要她完全为他一个人而存在。
　　也有人暗示说，她对她的情人的被虐狂倾向感到厌恶，据说，这个政治上的专制魔王愿意受到他所爱的人的奴役，据性心理学家看来，在这种人身上，这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海登谈到希特勒在1929年写给他的外甥女儿的一封信，其中承认在这方面的深刻感情。这封信后来落到他的房东的儿子之手——结果使不止一个人遭殃。总而言之，不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舅父和外甥女儿之间的爱情蒙上了阴影，他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到1931年夏末，吉莉宣布，她要回维也纳去继续学声学。希特勒不许她走。1931年9 月17日，希特勒离开慕尼黑的公寓前去汉堡之前，两人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当时给邻居都看到了。他们听到这个年轻的姑娘扑在窗口上哭着对她上汽车的舅父叫道：“那么你不答应让我去维也纳？”他们听见他回答说：“不答应！”
　　第二天早上发现吉莉·拉包尔被手枪打死在她的房间里。邦检察官经过周密调查后，断定这是自杀。验尸官报告说，一颗枪弹射穿了她的左胸，深入心脏；看来没有疑问，这一枪是自己开的。
　　但是在此后若干年中，慕尼黑一直有暧昧的谣言流传，说吉莉·拉包尔是被谋杀的——有的说是被希特勒在狂怒下枪杀的，有的说是被希姆莱枪杀的，目的是要避免使党感到难堪。但是没有出现可信的证据来支持这种传说。
　　希特勒本人是悲痛之极。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后来记述，在出事以后，他有两天两夜不得不留在希特勒的身边，防备他寻短见。在吉莉安葬在维也纳后一星期，希特勒得到了奥地利政府的特别许可，到维也纳去，他在墓边哭了一个晚上，此后一直郁郁寡欢，有好几个月之久。
　　吉莉死后3 星期，希特勒第一次谒见兴登堡。这是他想要得到德国总理职位这一肥缺的第一次尝试。他的有些友人说，在谈话时，他似乎神志恍惚，不能自主，这对这个纳粹党的领袖，自然是很不利的。了解他的人认为，他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失魂落魄的表现是由于他心爱的外甥女儿去世给他的精神上的打击没有恢复的缘故。
　　他决定不吃肉食，我认为，是由这个个人生活上的打击所引起的一种清心寡欲的自我克制。至少，他最接近的一些部下是这样想的。他此后一直对他们说，吉莉·拉包尔是他所曾经爱过的唯一女人，他谈起她的时候总是以极其敬重的态度——有时候甚[133] 至黯然泪下。他的仆人说，她在上萨尔斯堡别墅中的房间，即使在希特勒就任总理而加以扩大改建以后，也仍旧保留了原状。在别墅中他自己的房间里，在柏林总理府里，总是挂有这个年轻女人的画像* ，每逢她的生辰死忌，画像前总放了鲜花。
　　希特勒是个似乎不可能爱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冷酷无情的人，他对年轻的吉莉·拉包尔的爱情，是他奇怪的一生中难解的谜之一。同其他的谜一样，这只能如实叙述，而无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几乎可以肯定，从此以后，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结婚问题，一直到14年后他自尽前一天。
　　希特勒写给他外甥女儿的授人以把柄的信，后来通过伯恩哈德·施丹佛尔神父的交涉，从房东的儿子那里弄了回来。施丹佛尔神父就是那个帮助纳粹党领袖整理《我的奋斗》原稿的希罗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反犹太主义的新闻记者，据海登说，所花的钱是由纳粹党司库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供给的。这样，施丹佛尔神父就成了少数知道希特勒对吉莉·拉包尔的爱情秘密的人之一。显然，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完全秘而不宣。当《我的奋斗》的作者成了德国的独裁者以后，有朝一日同他的一些老朋友算帐时，施丹佛尔就得为了泄漏内情而付出他的生命。在个人生活非常舒适的这些年代里，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弄了一所别墅，在慕尼黑租了一套豪华的公寓，出门总是以一辆由司机驾驶的崭新的汽车代步，这辆汽车花了他20000 马克，约折合5000美元。他在这些年代里的收入来源一直没有弄清楚。但是在战后发现的关于他的所得税的档案，使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些说明。在他担任总理一职而自己决定从此可以免税以前，他一直同税收当局发生纠葛，在1925年到1933年之间，慕尼黑财政局有一大堆关于他的档案。
　　财政局在1925年5 月1 日通知他，他没有申报1924年和1925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希特勒答复说：“我在1924年［当时他在狱中］和1925年第一季度没有任何收入。我是靠向银行贷款维持个人生活开支的。”那么5000美元的汽车呢？税收官员反驳道。希特勒回答说，这也是借银行贷款买的。
　　希特勒在申报收入时，把自己的职业填为“作家”，这样企图说明他的收入之中有个很大的比例可以列为免税开支——他无疑知道其他地方作家的惯例。他的1925年第一季度的第一次所得税申报单中，开列总收入为[134]11231德国马克，可兔税职业开支6540马克，贷款利息2245马克，这样可以征税的纯收入只有2446马克。
　　在3 页打字纸的说明中，希特勒为他的巨额免税职业开支辩解称，虽然其中大部分似乎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但是这种工作为他提供了作为一个政治作家所需要的素材，也有助于扩大他的书籍的销路。
　　若无政治活动，我就不会出名，也就不会有材料可以出版政治著作？？因此，我作为政治作家，我的政治活动开支，是我写作职业的必要条件，也是作品在经济上能否成功的保证，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征税的？？
　　财政局不难看出，在这个时期内，我的著作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供我个人开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可以说是我自己的财产或其他资产。* 我出于必要而将我个人的需要严加限制，以致完全戒绝烟酒，在最低廉的饭馆中用饭，除了最低限度的公寓房租外，没有任何开支是出乎政治作家开支范围以外的？？对我来说，汽车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它，我就无法完成我的日常工作。
　　财政局同意可免税一半，当希恃勒向复查委员会申请再议时，委员会维持原来估定的数目。此后，税收当局只同意，他所申报的职业开支有一半可以免税。他虽然提出异议，但是还是遵命照付。
　　这个纳粹党领袖的所得税报表中所填报的总收入同他得自《我的奋斗》的版税完全相符：1925年19843 马克，1926年15903 马克，1927年11494 马克，1928年11818马克，1929年15448 马克。由于税务当局有权调查出版社的帐簿，希特勒要少报版税是不可能安然无事的。但是其他收入来源又如何呢？其他收入来源可是从来也没有申报过。大家都知道，他在那些日子里曾为经济上一筹莫展的纳粹党报纸写过许多文章，他要求很高的稿酬，结果如愿以偿。党内人士对于希特勒索取这样高的稿酬颇有微词。这些收入他都没有申报。到20年代末尾的时候，从少数巴伐利亚和莱因兰的大工业家那里，开始有金钱流到纳粹党中来，这些工业家都是由于希特勒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工会的态度而被吸引过来的。德国钢铁托拉斯组织“联合钢铁公司”的老板弗里茨·蒂森和鲁尔煤矿大王艾米尔·寇道夫捐助了大笔经费。
　　这些钱常常是直接交给希特勒个人的。他到底留了多少给自己用，也许是永远弄不清楚了。但是他在担任总理前几年的生活水平说明，他从支持者那里收到的钱并不是全部都交给党的。[135] 没有疑问，从1925年到1928年，他一直诉苦，说是缴不出所得税；他经常拖欠不交，总是要求延期。1926年9 月，他写情给财政局：“目前我没有能力缴付税款；为了维持生活，我已不得不举债。”后来他谈到那个时期时说：“我多年来靠吃提罗尔的苹果充饥。我们不得不撙节度日，几乎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省下来的每一个马克都是献给党的。”他对税收官员说在1925年到1928年，他的债务更重了。1926年他申报收入为15903 马克，支出为31209 马克，并且说，亏空部分是靠向“银行借债”弥补的。
　　但是，仿佛出现了奇迹一样，在1929年时，虽然他申报的收入低于1925年很多，但是所得税报表中，债务利息或还本一项却消失了，而且以后也一直没有再出现过。正如哈尔教授所说的那样（上述情况都是根据他的调查），“收支上出现了一个奇迹，他的债务从此消失了”。
　　不过必须说句公道话，只要希特勒有足够的钱能过舒服的生活而不必为工资薪水而劳动，他对于钱财总是不大在乎的。无论如何，从1930年开始，如果说他过去在个人收支上有什么需要担心发愁的话，这种担心从这时候起是永远不存在了，因为这一年他的版税收入比上年突然增加了两倍，达到约12000 美元之数，而且大企业方面的捐款也源源不绝而来。他现在能够把他全部过人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完成他的使命上了。他最后夺取政权、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独裁政权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经济恐慌带来的机会
　　1929年快结束时，像一场大火一般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恐慌给阿道夫·希特勒送来了他的机会，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像大多数伟大的革命家一样，他只有在时势困难的时候才能够有用武之地，最初是群众陷入失业、饥饿和绝望之中，后来是他们被战争冲昏头脑的时候。但是在历史上的革命家中间，他也有一点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他打算在取得政治权力以后才实行他的革命。他不打算为了要夺取国家的控制权而实行革命。这一目标要靠选民的委托，或者靠国家的统治者的认可——总而言之，靠合乎宪法的手段——来实现。为了要取得选票，希特勒只有利用时势才行，而时势在30年代开始的时候又使德国人民陷于绝望之中。为了要取得当权者的支持，他必须使他们相信，只有他才能够把德国从多灾多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30年到1933年的动乱年代里，这个狡猾而大胆的纳粹党领袖便重整旗鼓，着手实现这双重目标。现在回顾起来可以看出，当时的时局和那些曾经宣誓要忠诚地保卫他们所统治的民主共和国的少数人的软弱和混乱，都帮了希特勒的忙。但是在1930年开始的时候，这是一点[136] 也没有办法预见的。
　　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在1929年10月3 日去世。他在过去6 年中间，为了要使战败的德国回到世界大国的行列，为了指导德国人民走向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外交部长的任上，由于费尽心力，终于积劳致死。他的成就不可胜计：他使德国参加了国际联盟，他谈判了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把赔款减到了德国能够从容偿付的水平，而且在1925年，他曾经是洛迦诺公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个公约为西欧带来了它的饱受刀兵之灾和内争之苦的人民一个世代以来第一次尝到的太平宁静的局面。
　　在施特莱斯曼去世后3 星期，10月24日那一天，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了。德国国内马上受到了影响——而且是灾难深重的影响。德国繁荣的基础一直是主要从美国那里借来的外债和对外贸易。一旦新债断绝，旧债到期，德国金融结构就无法承受这种负担。一旦在总萧条后世界贸易一蹶不振，德国就无法出口足够数量的东西来购买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等必需的进口货。而没有出口，德国的工业就无法开工，它的产量从1929年到1932年几乎跌了一半。成百万的人失了业。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了产。1931年5 月奥地利最大的一家银行信贷银行宣告破产，接着在7 月13日破产的有德国一家大银行达姆施达特国家银行，这就迫使柏林政府勒令所有银行暂时停业。甚至胡佛总统提出的在7 月6 日生效的暂停偿付一切战时债务（包括德国赔款）
　　的创议也不能抑止这个浪潮。整个西方世界受到了一种其领导人所不能理解的、认为不是人力所及的力量的打击。在这么富裕繁荣的中途，怎么可能突然发生这种贫困和痛苦现象呢？
　　希特勒曾经预料到这场灾难，但是他同任何其他政治家一样，无法了解这场灾难是什么事情引起来的。也许他比别人更不了解，因为他对经济学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兴趣。可是他对于经济恐慌给他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却不是没有兴趣或没有知识的。德国人民的苦难——不到10年以前马克贬值的惨痛经历留在他们生活上的创伤犹在——并没有引起他的同情。相反；在那个时期的最黯淡的日子里，当工厂停工，当失业登记人数超过600 万大关，当全国各大城市排队等候配给面包的人长达好几条街的时候，他居然能够在纳粹党报纸上这样写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欺骗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史无前例的欺骗、撒谎和背叛行为。”他的同胞的苦难，不是他要浪[137] 费时间来表示同情的事情，而是他要冷酷地立即把它在政治上变成支持他自己的野心的力量。这就是他在1930年夏末着手要做的事。
　　德国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最后一届政府的首脑赫尔曼·缪勒，由于各党派在失业保险基金问题上发生的争吵，于1930年3 月辞职。继任的是天主教中央党议会领袖海因里希·勃鲁宁。勃鲁宁在战时是一个机枪连的一名上尉，曾获得铁十字奖章，他在国会中表示的头脑冷静，保守稳健的观点颇得陆军，特别是一位名叫库特·冯·施莱彻尔的将军的好感。后者在当时还不大为外界所知，是一个爱好虚荣、精明能干、野心勃勃的“办公桌军官”，军界人士早已承认他是一个颇有才华但是寡廉鲜耻的阴谋家。他向冯·兴登堡总统提出了勃鲁宁的名字，因此新总理是个陆军提出的人选，虽然他本人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勃鲁宁为人正直，大公无私，谨慎谦虚，忠诚廉洁，性格上稍许有点严峻；他希望在德国能够恢复稳定的议会制政府，把国家从越来越萧条的经济恐慌和政治混乱中拯救出来。他在这样努力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却为德国民主政治掘了坟墓，从而无意中为阿道夫·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这是这个用心善良、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者的悲剧。
　　勃鲁宁无法争取到国会中多数议员批准他的财政计划中的某些措施。他因此请求兴登堡援引宪法第四十八条，根据这一条规定的紧急权力由总统下令批准他的财政法案。议会的反应是通过了一项要求撤销总统命令的决议。
　　于是正当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时候，议会制政府却垮台了。为了找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勃鲁宁在1930年7 月要求总统解散国会，在9 月14日举行新的选举。勃鲁宁怎么会指望在新的选举后可以在国会中得到稳定的多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解答。可是希特勒却认识到，他自己的机会出乎意料地提早出现了。
　　苦难深重的人民要求摆脱他们的困境。千百万失业者要求工作机会。小店主要求得到帮助。上次选举后达到投票年龄的400 万左右的青年人要求至少有个能谋得生活温饱的前途。希特勒在一次旋风式的竞选运动中向这些千百万处境困难、心怀不满的人们提出的保证，在他们看来似乎给他们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希望。他如果上台，将使德国恢复强大，拒付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就范（特别是如果他们是犹太人的话），一[138] 定要做到使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那些绝望饥饿的人不仅希望得到救济，而且也希望得到新的信仰和新的神祗，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保证不是没有效力的。
　　希特勒抱的希望虽然已经够大的了，但是1930年9 月14日晚上揭晓的选举结果，却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两年前，他的党得了81万张选票，12个国会议席。这一次，他原来打算选票会增加3 倍，议席搞到50个，但是在这一天，纳粹党所得的选票增加到了6409600 张，可以取得国会中107 个席位。这样它就从国会中位居第九的最小党一跃而为第二大党。
　　在另外一个极端，共产党得票也增加了，从1928年的3265000 张选票增加到4592000票，国会议席从54席增加到77席。温和的中产阶级政党，除了天主教中央党以外，丧失了100 多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虽然选民总数增加了400 万。休根堡的右翼民族党的票数从400 万降到200 万。
　　很明显，纳粹党从其他中产阶级政党那里夺过来数百万拥护者。同样明显的是，从此以后，勃鲁宁——或其他任何人——要在国会中取得稳定多数比以前更加困难了。但是没有稳定多数，共和国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
　　这是在1930年选举以后国家的两大支柱——陆军和大工业家金融家集团——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两大支柱的领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共和国，除非是把它当作德国历史上一种暂时的不幸现象。在选举胜利的鼓舞下，希特勒开始转移注意力来争取这两个有势力的集团。我们已经知道，早在维也纳的时候，他从卡尔·卢格市长的政治手腕中，知道了把“有势力的、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争取过来的重要性。
　　一年以前，在1929年3 月15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过一篇演讲，要求陆军重新考虑它敌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支持共和国的态度。
　　从事破坏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拥有人民的力量、准备而且愿意同陆军联合起来以便有朝一日协助陆军保卫人民利益的政党才有前途。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看到我国陆军的军官还在煞费苦心地考虑能与社会民主主义合作到什么程度。可是，亲爱的先生们，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你们同那个以促使陆军赖以存在的一切基础归于解体为宗旨的哲学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这是想要争取陆军军官支持的一种巧妙的呼吁，他们大多数人都相信，而且希特勒现在也第一百次重复指出：他们现在所支[139] 持的、而且对军官阶层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毫无感情的共和国在背后戳了陆军一剑，把陆军出卖了。接着他用一种对于他将来要做的事情有预言性的话，警告军官们，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胜过了纳粹党人，他们会有什么下场。他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于德国陆军，你们就可以写下：“德国陆军的末日”。因为到了那时，先生们，你们就必须成为政治工具？？你们到了那时可能成为那个政权和政治委员的刽子手，如果你们不听话，你们的妻儿将被囚禁。如果你们仍不听话，你们就会被一脚踢开，也许站在墙前就刑？？听到这场演讲的人比较少，但是为了要在陆军人士之间广为宣传这篇演讲，《人民观察家报》发行了专门供陆军阅读的特刊，逐字逐句地刊登了这篇演讲。纳粹党最近发行的一家军事月刊《德国国防精神》还发表文章加以详细评述。
　　在1927年的时候，陆军曾经禁止征募纳粹党人参加10万人组成的国防军，甚至还禁止雇用纳粹党人在军火库、兵站中担任文职工作。但是到1930年年初，事情已经变得很明显，纳粹党的宣传在陆军里，特别是在年轻军官中间颇有进展，许多年轻军官不仅为希特勒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吸引，而且也为他所展示的前途所吸引，这个前途就是，陆军将恢复昔日的光荣和规模，那样，他们就有提升的前程，而在目前这样小的规模的一支陆军中，他们是没有这种指望的。
　　纳粹党打入各军种的情况日趋严重，终于使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格罗纳将军于1930年1 月22日发布一项命令，其中提到7 年前在啤酒馆政变前夕冯·西克特将军曾经对陆军发出过的一个类似的警告。他宣称，纳粹党一心想夺取政权。“他们因此讨好国防军。他们为了利用国防军来实现他们党的政治目标，企图哄我们［相信]，只有国家社会党代表真正的民族力量。”他要求军人不问政治，超然于一切党争之外来“为国家服务”。
　　有些年轻的国防军军官却过问了政治——至少过问了纳粹党的政治。这一点不久就暴露出来，而且在德国引起了吵嚷，在军官团最高级军官中间引起了分歧，而在纳粹党的阵营中却引起了高兴。
　　1930年春季，乌尔姆卫戍部队有3 名年轻的尉官卢丁、施林格和温特被捕，因为他们在军队里宣传纳粹理论，企图劝诱其他军官答应：一旦发生纳粹党武装起事，他们不向起事者开枪。这后面一项罪名是叛国大罪，但是格罗纳将军不想把军队里有叛国行为这件事声张出去，企图把事情掩饰过去，他安排让被告在军事法庭上[140]只受违犯军纪的审判。可是施林格中尉却满不在乎，他偷偷地向《人民观察家报》投了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使得格罗纳将军的打算落了空。
　　1930年9 月选举中纳粹党获得胜利后一星期，这3 个尉官被解到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叛国罪审判。他们的辩护律师中间有两个刚刚出名的纳粹律师汉斯·弗朗克和卡尔·沙克博士。* 但是在审讯时吸引人们注意的不是律师，也不是被告，而是阿道夫·希特勒。弗朗克召他来做见证人。他的出庭是一种有意的冒险。要是抛弃这3个中尉不顾，是相当难堪的事。这3个中尉的活动证明了陆军中纳粹党的影响的增长，而这正是希特勒所不希望予以打击的。但是，纳粹党要篡夺陆军的活动被揭露出来也是相当难堪的事。而且，检察方面控诉纳粹党是个一心一意要用武力推翻政府的革命组织，这件事对于希恃勒的目前策略也是不利的。为了要否认这最后一个指责，希特勒同弗朗克安排好，要出庭为被告作证。但是在实际上，元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得多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在选举中获得了惊人胜利的政治运动的领袖，他要向陆军，特别是陆军的领导军官保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对国防军来说，不仅不是像这3 个纳粹党尉官案件所表示的那样是一种威胁，而且实际上是国防军的救星，也是德国的救星。
　　证人席成了向全国发言的讲坛。在这里，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他的辩论才能和巧妙的政治手腕。如果说他的精彩表现是尽欺骗之能事的话——事实上就是如此——那么在德国似乎很少有人识破的，即使在将军们中间也很少有人识破这一点。希特勒巴结地向法庭（和军官们）保证，冲锋队也好，纳粹党也好，都不反对陆军。“我一直抱有这种看法，”他宣布，“任何要想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取代陆军？？我们将努力做到，在我们执政以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
　　他再三向法庭（和将军们）重申，纳粹党只想通过合乎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这3 个年轻军官如果期望会发生武装叛乱的话，那是他们自己弄错了。
　　我们的运动不需要暴力。总有一天，德国人民会了解我们的理想；到了那时，3500万德国人将站在我的后面？？当我们有了宪法授予的权利以后，我们就将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组成国家。
　　法庭庭长：这也是通过合乎宪法的手段吗？
　　希特勒：是的。[141] 但是，希特勒讲话的主要对象虽然是陆军和德国国内其他保守分子，他还得考虑一下他自己党徒们的革命要求。他不能使他们失望，像他已经使3 个被告失望一样。因此，当法庭庭长提到他在1923年举行政变失败前一个月说的一句话“人头将会落地”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庭长问，这位纳粹党领袖今天是不是否认这句话了？他马上回答道：我可以向你保证，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取胜的时候，届时将会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法庭。那时，1918年11月的革命将会受到报复，人头将会落地！没有人能够说，希特勒对于一旦他上台以后要做的事情没有事先提出警告，但是当时法庭中的听众显然很欢迎他的这番威胁，他们以热烈和持久的鼓掌来表示欢迎。而且虽然庭长对鼓掌打断审讯的进行提出非难，但是不论庭长还是公共检察官都没有对这句话提出异议。这句话在德国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报纸上成了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在希特勒发言所引起的兴奋刺激情绪中，原来的案件倒反而无人注意了。这3 个年轻的军官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遭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最高领袖本人的否认，结果被判定犯有叛国阴谋，处以18个月的炮台禁闭。这个判决算是轻的，在共和的德国，对叛国罪的严厉判决是保留给那些支持共和国的人的。* 在德国人不可挽回地走向第三帝国的道路上，1930年9 月是一个转折点。纳粹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惊人胜利一事，不仅说服了千百万普通人民，也说服了企业界和陆军中的领袖人物：现在也许的确出现了一种无可阻挡的趋势。他们可能不喜欢纳粹党的煽惑人心的做法和它粗鄙下流的作风，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唤起了在共和国头十年中曾经受到这么严重压抑的德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感情。官答应领导德国人民摆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摆脱民主政体的软弱无能。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在全国造成了燎原之势，影响盛极一时。
　　由于这一点，也由于希特勒在莱比锡审讯时对陆军方面所作的公开保
　　证，有些将军开始考虑，国家社会主义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用来团结人民，恢复德国原来的地位，再一次使德国军队成为一支强大和伟大的军队，使国家摆脱丧权辱国的[142] 凡尔赛和约的桎梏。最高法庭庭长曾经问希特勒，他不断提到的“德国民族革命”指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希特勒的回答使这些将军们感到很高兴，“这指的仅仅是，”希特勒说，“拯救我们今天的被奴役的德意志民族。德国的手足受到和约的束缚？？国家社会党并不认为和约是法律，而是用强制办法加在德国身上的东西。我们认为，完全无辜的未来一代不应该承受这种负担。如果我们尽我们一切力量反对这些条约，我们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也是军官团的看法。军官团的一些上层军官曾经激烈地批评过国防部长格罗纳将军，因为他竟让最高法院审判3 个尉官。最近卸任的总司令，夏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一般公认是战后德国陆军天才将领的冯·西克特将军曾经对格罗纳表示，这打击了军官团内部的团结精神。
　　不久即将担任参谋总长、以后在这部历史中还要成为更加重要人物的路德维希·贝克上校，在1930年的时候是这3 个尉官所属的驻在乌尔姆的第五炮兵团团长。他不仅激烈地抗议他的上级逮捕这3 个尉官，而且还在莱比锡出庭为他们作证。
　　现在审讯既已结束，希特勒也讲过话了，将军们对于他们原来认为是对陆军的一种威胁的运动，态度也就和善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曾经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谈到，这个纳粹党领袖在莱比锡的发言对军官团有什么意义。他说，在此以前，高级军官们都认为希特勒企图破坏陆军，而在此以后，他们就感到放心了。
　　冯·西克特将军本人在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曾经公开与希特勒合作过一阵子，而且在1932年要求他的姊姊在总统选举中投希特勒的票，而不投他的老上司兴登堡的票。
　　德国陆军军官们在政治上的盲目短见已经开始有所发展和表现，这在最后将证明对他们是个致命伤。
　　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们在政治上的愚蠢不亚于将军们，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付给希特勒足够的金钱就能把他笼络住，一旦他当权之后，就会按他们的命令办事。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20年代还把他看成是个奥地利的暴发户，但是在纳粹党在1930年9 月选举中获得惊人胜利后，企业界的领袖人物逐渐意识到，这个暴发户很可能接掌德国的控制权。
　　据瓦尔特·丰克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到1931年的时候，“我的工业界朋友和我相信，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纳粹党就会上台”。
　　丰克是个油光满面、目无定睛、大腹便便的矮胖子，他的脸[143] 总叫作者想起一只青蛙来。他在这一年的夏天放弃了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交易所日报》主编这个好差使，当了纳粹党和一些企业界重要领袖人物之间的牵线人。他在纽伦堡说，他的好几个工业界朋友，特别是那些在莱因兰大煤矿企业中有地位的朋友，要求他参加纳粹运动“以便说服该党采取私人企业的方针”。
　　在那个时候，党的领导方面在经济政策问题上有着完全自相矛盾和混乱的看法。我企图这样来完成我的使命：亲自使元首和党相信，应该承认，私人的首创精神、企业家的独立自主、自由企业的创造性力量等等是党的基本经济政策。元首本人在同我和我所介绍的工业界领袖人物会谈时一再强调，他是国营经济的敌人，所谓“计划经济”的敌人，他认为，为了要争取最高产量，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是绝对必要的。据希特勒的这位未来国家银行总裁和经济部长说，当时希特勒开始会见德国国内掌握经济命脉的一些人物，并且向他们说了一些多少是他们喜欢听的话。党需要巨额经费来从事竞选，支付大规模的频繁的宣传费用，发给成千上百的专职人员薪水和维持冲锋队和党卫队这些私人军队。冲锋队和党卫队到1930年年底已有1Ｏ万多人，成了一支比国防军还要大的部队。企业家和银行家并不是唯一的经费来源，因为党在党费、资产、募捐以及党报书刊的销售方面也能筹到相当可观的款项，但是企业家和银行家是最大的经费来源。他们给纳粹党的钱愈多，他们可以给迄今为止他们所支持的其他保守党派的钱也愈少。
　　先是担任希特勒纳粹党的新闻发布官，后来担任国家新闻发布官的奥托·狄特里希说：“1931年夏天元首突然决定有步骤地努力讨好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
　　这些巨头是谁呢？
　　他们的姓名是个秘密，除了元首周围的核心圈子以外，对谁都保守秘密。
　　党得耍两面把戏。一方面，它不得不让施特拉塞、戈培尔、怪物弗德尔用国家社会党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金融巨头的叫喊来欺骗群众。另一方面，党的经费得从那些有不竭来源的人那里骗来。据狄特里希说，在1931年下半年，希特勒“走遍整个德国，同重要的［企业界］人士私下会谈”。
　　为了保守秘密起见，这些会谈甚至要到“一些人迹不到的森林中去举行。”
　　狄特里希解释道，“保守秘密是绝对必要的；绝不能让报界有捣蛋的机会。否则就会影响到会谈的成功。”
　　因此，在纳粹党的政治中，就出现了一种几乎滑稽可笑的忽左忽右现象。
　　有一次在1930年秋天，施特拉塞、弗德尔、弗立克在国会中代表纳粹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对所有利率都规定一个4 ％的最高限额，无偿征用“银行和股票交易所巨头”以及所有“东方犹太人”的财产，将大银行收归国有。希特勒大为震怒：因为这不仅是布尔什维未义，而且是党在经济上的自杀行为。
　　他立即命令党撤回这个法案。共产党这时却重新提出这个法案，一字不易。
　　希特勒命令他的党投反对票。
　　我们从战后在纽伦堡监狱中对丰克的侦讯中知道，希特勒所结交的“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谁。艾米尔·“寇道夫是个痛恨工会的煤矿大王，负责掌管西德矿业界募集的一笔名叫“鲁尔金库”的政治贿赂基金，他是在1929年纳粹党代表大会上被希特勒拉拢过去的。钢铁托拉斯头子弗里茨·蒂森捐款还要早一些，他后来对他的错误后悔不止，终于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为希特勒出资》。他最初是在1923年在慕尼黑遇见这个纳粹党领袖的，初次见面就被后者口若悬河的辩才所征服了，于是通过鲁登道夫第一次向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的纳粹党捐了10万金马克（合2.5 万美元）。
　　继蒂森之后的是艾伯特。伏格勒，他也是联合钢铁公司的一个巨头。事实上，煤钢企业是工业界人士方面帮助希特勒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克服他取得政权的最后障碍的主要经费来源。
　　但是丰克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工业和企业，它们的董事不希望在希特勒一旦成功后受到冷淡。这些工业和企业的名单很长，但是远远谈不上完全，因为丰克到纽伦堡审讯时，记忆力已经很差了。这一名单包括伊·格·法本公司这家化学工业大卡特尔的主要董事之一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钾碱工业的奥古斯特·罗斯特格和奥古斯特·狄恩（丰克谈到了该工业的“对元首的积极态度”）、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古诺、中德的褐煤工业、康蒂橡胶工业、科隆大工业家奥托·沃尔夫、在扶植希特勒上台的最后活动中将起关键作用的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一些主要银行（其中有德意志银行、商业私营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德意志信贷公司）以及德意志的一家最大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
　　希特勒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威廉·凯普勒介绍了一些南德工业家，并且组织了一个奇特的企业家团体，来支持党卫队头子希姆莱。这个团体名叫“经济之友会”，后来一般都称为“党卫队长[145] ［即希姆莱］之友会”，这个团体筹集了好几百万马克专供这个匪徒“研究”亚利安人起源之用。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之初就得到慕尼黑有钱的出版商雨果·勃鲁克曼和钢琴制造商卡尔·贝希施坦因在经济上——以及社会上——的帮助。这两个人的太太对这个初露头角的年轻纳粹党领袖都颇为垂青。希特勒就是在贝希施坦因的柏林宅邸中首次见到这许多企业界和军界的领袖人物的，也就是在那里，他们举行过一些有决定意义的秘密会议，终于导致希特勒当上了总理。
　　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企业家在纳粹党在1930年选举中获得胜利后就马上支持希特勒的。丰克提到，大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态度就很冷淡，军火大王克虏伯·冯·波伦一哈尔巴赫也是如此。弗里茨·蒂森在他的忏悔中说，克虏伯是希特勒的“激烈反对者”，到兴登堡任命他为总理之前，克虏伯还向老元帅提出紧急警告，叫他不要犯这种错误。但是，克虏伯不久就看出了苗头，很快就变成了——用忏悔的蒂森的话来说——“一个超级纳粹党人”。因此，事情很显然，希特勒在最后努力夺取政权的时候，已经得到相当大的一部分德国企业界的大量经济支援。在1933年1 月以前的最后3 年之中，银行家和企业家们到底向纳粹党捐助了多少款项，这一点从来没有弄清楚过。丰克说，可能不超过“一二百万马克”。蒂森估计1 年有200 万；他说他本人就给过100 万马克。但是从这些日子里党的手头总是不乏大笔款项来看（尽管戈培尔抱怨钱一直不够花），企业界的捐赠总数肯定要比上述这些估计多好几倍。这些捐赠对于这些政治上幼稚无知的企业家究竟有些什么好处，本书以后邵将谈到。这些人中间，当时最热心的一个，也就是后来感到幻灭最剧烈的一个，是沙赫特博士，他于1930年因为反对扬格计划而辞去了国家银行总裁一职，同年遇见了戈林，1931年会见了希特勒，此后两年就贡献了全部能力来使元首接近他的银行界和工业界伪朋友，更进一步靠近总理职位这个大目标。到1932年，这个对于第三帝国的建立和它的初期成就所起的作用后来证明是无限之大的经济奇才写信给希特勒说：“目前的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只会导致您担任总理，关于这一点，我毫无疑问？？您的运动有着一种非常有力的内在真理和必要性，因此您不久必将获得胜利？？不论我将来由于工作关系身在何处，即使有朝一日您可能发现我被囚炮台，但是您可以永远把我当作您的忠诚拥护者。”写着这些话的两封信中有一封结尾时用的是“向您高呼‘万岁’”。纳粹运动“非常有力的真理”之一，希特勒是从来不保守秘[146] 密的：一旦党控制了德国，它将扼杀德国人的个人自由，包括沙赫特博士和他的企业界朋友的个人自由在内。这个态度温文尔雅的国家银行总裁（在希特勒上台后他再度出任此职）和他在工业界和金融界的朋友过了好久才觉悟到这一点。这部历史正如所有历史一样，自始至终充满了命运的意外播弄，因此过不了很长时候，沙赫特博士就以事实证明，他自己不仅是关于希特勒担任总理一事的先知，而且也是元首把他监禁起来一事的先知——不过不是在炮台中，而是在集中营中，这只有更糟糕；同时他也不是作为希特勒的“忠诚拥护者”（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说对），而是以相反的身份。
　　到1931年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在党内已经纠集了一批狂热的不择手段的人，他们将协助他最后取得政权而且（除了一个例外）将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期间在他身旁协助他维持政权，虽然其中另一个他最最亲近的，也许是最最能干和残忍的，并没有能活过纳粹政府的第二年。在这个时期里，有5 个人的地位超过其余徒众。这5 个人是施特拉塞、罗姆、戈林、戈培尔和弗立克。
　　戈林是在共产党协助右翼政党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大赦令后，在1927年年底回到德国的。自从1923年政变以来，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是在瑞典度过的。他在瑞典的兰格勃罗疗养院戒掉了吸毒的恶习，病愈后在一家瑞典飞机制造公司供职，这个勇敢而英俊的世界大战英雄这时身体已经发胖，但是仍旧精力旺盛，生气勃勃。他在柏林巴登大街租了一套小而精致的单身汉么寓（他所眷爱的患有癫痫症的妻子这时又患上了肺结核，留在瑞典养病），一方面担任一些飞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顾问，一方面建立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范围很广，从前黑森王太子菲利普亲王（他娶了意大利国王的女儿玛法尔达公主为妻）到弗里茨·蒂森和其他企业界巨头为止，其中还包括一些陆军高级军官。
　　这些关系正是希特勒所缺少的和需要的关系，因此戈林不久就积极介绍纳粹党领袖同他的朋友相识。在上层阶级的圈子中法除一些褐衫党徒所发出的恶臭。1928年，希特勒选戈林为在国会内代表纳粹党的12名议员之一，在1932年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时，戈林也就成了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官邸中，举行了许多次会谈，策划了许多次阴谋，最后终于导致纳粹党的最后胜利；也正是在这里——稍许说得远一些——策划了一个计划，使得希特勒在当了总理后能够长久坐稳江山，这个计划就是纵火焚毁国会。
　　恩斯特·罗姆在1925年与希特勒闹翻后不久就去参加玻利[147] 维亚军队，当了一名中校。到1930年年底时，希特勒请他回来，重新担任冲锋队的领导工作，当时冲锋队已不大听话了。冲锋队员，甚至一些队长，显然相信纳粹党将用暴力来进行革命，因此越来越经常地在街头闹事，同政治敌人捣乱，甚至暗杀他们。每次选举，不论是全国选举，还是邦选举或市选举，没有不发生街头殴斗惨剧的。
　　这里必须顺便提起一桩这样的殴斗事件，因为它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最伟大的烈士。柏林冲锋队有一个名叫霍尔斯特·威塞尔的小队长，他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弃家逃学出走后，在贫民窟中同一个以前的妓女同居，一生为纳粹主义当打手。许多反纳粹分子总是认为这个青年是靠拉皮条为生的，虽然这种说法不免有点夸张。不过他肯定是同乌龟和妓女厮混的人。他在1930年2 月间被一些共产党人所暗害，要不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歌的曲子和歌词，他也会像街头殴斗中双方都有牺牲的好几百人一样，就此默默无闻。这首歌叫《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在他死后马上就成了纳粹党歌，后来成了第三帝国除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外的第二国歌。霍尔斯特·威塞尔本人则由于戈培尔博士的巧妙宣传，成了纳粹运动的伟大神话英雄之一，被捧为一个为了事业献出生命的纯粹理想主义者。
　　在罗姆接管冲锋队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无疑是纳粹党内第二号人物。
　　他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一个办事能干的组织家，担任了党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政治组织的首脑，这个职务使他在邦和地方党的领袖中间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他们的工作都要受他的监督。他有着巴伐利亚人的随和的脾气，除了希特勒以外，他是党内最受爱戴的领袖，而与希特勒不同的是，他得到大多数政敌的个人信任，甚至喜爱。当时在党内外有不少人认为施特拉塞很可能代替这个奥地利来的脾气乖戾、性格捉摸不定的领袖。在国防军和总统府中，这种看法特别强烈。
　　至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这时已经失势了。他不幸当真相信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块招牌中“社会主义”和甚至“工人”这两个字眼，曾经支持社会党工会所主持的几次罢工，而且要求纳粹党公开主张工业国有化。在希特勒看来，这当然是异端邪说，他指责奥托·施特拉塞犯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罪。
　　1930年5 月21日和22日，元首同他这个违抗命令的下级摊牌，要求他完全服从。奥托拒绝服从后，就被驱逐出党。他试图组织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名叫“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盟”，后来简称“黑色阵线”，但是在9 月选举中，它完全不能从希特勒手里夺过相当数目的选票来。
　　希特勒身边5 员大将中第四号大将戈培尔，自从1926年同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闹翻后一直是后者的敌人和对手。在闹翻两年后，施特拉塞升任政治组织首脑，戈培尔继他为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戈培尔仍兼任柏林党组织的区领袖。他的宣传才能和改组柏林党组织的成绩，希特勒颇为赏识。但是他那一张油滑而刻薄的嘴和灵敏的头脑却讨不到希特勒其他得力部下的欢心，他们都不信任他。不过，纳粹党领袖很愿意他的主要部下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哪怕仅仅是因为这是防止他们联合起来篡夺他的领导权的保障。他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施特拉塞，但是他对戈培尔的忠诚却是完全相信的、此外，这个瘸腿的狂热分子常常有些奇思异想，这对希特勒说来是颇有用处的。最后一点是，戈培尔作为流氓记者的办报才能——他现在有一张自己的报纸（柏林《进攻报》），可以用来发挥他的才能——和善于煽动群众的演讲本领，对党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
　　这5 个人中最后一个威廉·弗立克是其中最无特色的一个。他是个典型的德国公务员。1923年以前，他在慕尼黑当青年警官，曾经给希特勒在警察局里做过坐探，因此元首一直很感激他。他常常担当吃力不讨好的使命。在希特勒的吩咐下，他是纳粹党人中担任地方公职——在图林吉亚——的第一个人，后来他成了纳粹党的国会党团主席。他忠诚不贰，办事很有效率，而且由于他外貌给人以与世无争、和蔼可亲的印象，在同共和国政府那些左右摇摆的官员打交道时特别有用。
　　在30年代早期党内比较次要的人中，有一些后来在第三帝国时代不仅出了名，而且有了吓人的个人权力。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很容易被人当作是个态度温文尔雅的平凡的小学教员的鸡农海因里希·希姆莱，得过慕尼黑技术学院的一个农艺学位，这时他正在逐步加强希特勒的卫队黑衫党卫队。但是他是在冲锋队司令兼党卫队司令罗姆下面工作的，在家乡巴伐利亚境外，即使在党内，他也很少为人所知。还有罗伯特·莱伊博士，是个酗酒成性的药剂师，当时他担任纳粹党组织科隆区领袖。汉斯·弗朗克是个很有能力的年轻律师，任纳粹党法律部的负责人。还有瓦尔特·达里，1895年生于阿根廷，他是个能干的农学家，经赫斯的劝说，信了国家社会主义，他写的《农民是北欧人种生命的源泉》（《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Ｒａｃｅ》）一书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就此担任党的农业部负责人。鲁道夫·赫斯本人并无野心，对元首忠贞不贰，所居职位仅仅是元首私人秘书。另一个私人秘书是一个名叫马丁·鲍曼的人，他像一只鼹鼠，喜欢挖掘党内生活的隐秘来进行阴谋活动，一度曾因参与政治谋杀而坐过一年监牢。德国青年团领袖是巴尔杜·冯·席腊赫，他是个有浪漫思想的青年人，组织工作的能手，他的母亲是个美国人，他的外曾祖父是个北方联邦军军官，曾在布尔·伦战役中失掉一条腿。他在纽伦堡对囚禁他的美国人说，他在17岁时读了亨利·福特写的《永恒的犹太人》（《Ｅｔｅｒｎａｌ　Ｊｅｗ》）后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
　　最后还有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个波罗的海来的笨拙迟钝的冒牌哲学家，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希特勒早期的导师之一，自从1923年政变以后，写了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内容和文风极其混乱，其中最主要的一部是长达700 页的著作，书名是《20世纪的神话》（《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这是集其关于北欧人优越性的半瓶子醋思想之大成的荒谬绝伦之作，而他的这种半瓶子醋的思想却在纳粹党圈子里被当作是学识渊博的东西。希特勒常常在讲笑话时提到，这本书他自己也不忍卒读，而以作家自居的席腊赫有一次曾说，罗森堡“卖出的没有人读的书比任何其他作家都多”，因为这本书在1930年初版以后的10年中，销了50多万册。希特勒心中自始至终对于这个思想愚蠢迟钝的人很有温情，给他担任党内各种工作，诸如《人民观察家报》和其他党刊主编，并且指定他担任1930年国会纳粹党议员，他代表纳粹党参加了国会的外交委员会。
　　这就是聚集在国家社会党领袖周围的人物。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们使人看来无疑是一批乱七八糟的怪物。但是在共和国最后的混乱的日子里，他们在千百万迷惑混乱的德国人的心目中却逐渐成了救星。他们有两个有利条件胜过他们的对手：一是他们是由一个目标明确的人领导的；其次是他们为了帮助他实现他的目标，是完全愿意不择手段和投机取巧的。
　　在动乱不安的1931年，有500 万职工失业，中产阶级面临着破产的境地，农民们不能偿还抵押借款，议会处于瘫痪状态，政府危机迭出，84岁的总统日益年老昏愦，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的一些头目信心日益高涨，他们不必再等待很久了。正如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公开吹嘘的一样：“凡是有助于促成危机的？？对于我们和我们德国革命来说、都是好的，都是极好的。”





　　第六章 共和国的未日：1931-1933年

　　在动荡和混乱的德国政治生活中，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异乎寻常的人物，天意注定要由他，而不是别人，来挖掘共和国的坟墓。他将担任共和国最后一任为时不长的总理职务，而且，也可以说是他奇特的一生中最后一次意外的转折，在最后无可挽回的时刻，却拼命想法要拯救共和国。这个人就是库特·冯·施莱彻尔。他的姓在德文中的意思是“阴谋家”或“鬼鬼祟祟的人”。
　　1931年的时候，他是陆军中的一名中将。* 他生于1882年，18岁的时候加入军界，在兴登堡原来所属的第三步兵禁卫团里当尉官，成了这位元帅兼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的好友。他的第二个友人后来证明也有同样的宝贵价值。那就是格罗纳将军。后者对于施莱彻尔在军事学院中学习时的成绩甚为赏识，1918年在最高统帅部继任鲁登道夫的职位时就把这个年轻军官带来担任他的副官。施莱彻尔基本上是个“办公桌军官”——他只在俄国前线服役过一个很短时期——从此以后就一直留在陆军和魏玛共和国权力的中心附近，他的机警的头脑、殷勤的态度、政治的嗅觉颇引起将军们和政客们的注意。在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他协助组织非法的自由团和同样是非法的和高度秘密的“黑色国防军”，起过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并且是一个同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安排在苏俄境内秘密训练德国坦克军官和空军军官并在那里建立由德国人管理的军火厂一事的关键人物。施莱彻尔是个天生的权术家，热中于阴谋诡计，擅长于暗地活动。在30年代初期以前，他的名字不大为世人所知，但是已开始在班德勒街和威廉街引起注意，前者是陆军部的所在地，后者是政府各部的所在地。
　　1928年1 月间他利用他对兴登堡总统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151] 是通过同臭斯卡的友谊而接近总统的），使他的老上司格罗纳将军担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是在共和国时期第一个军人担任这个职务。格罗纳把施莱彻尔当作部内最得力的助手，让他负责一个新设立的部门——部务司，处理陆军和海军的政治和新闻事务。格罗纳称他的助手为“我在政治方面的红衣主教”，把陆军同其他各部和政治领袖的关系问题交托给他。施莱彻尔处在这个地位不仅在军官团中是一个势力，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是一个势力。在陆军中，他能够任免高级军官，而且开始在实际上这么做，比如他在1930年施了一个诡计，赶走了陆军第二号人物冯·勃洛姆堡将军，而代之以第三步兵近卫团时代的老朋友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同年春天，我们前已谈到，他第一次尝试要由他来挑选总理，在陆军的支持下，终于说服兴登堡任命海因里希·勃鲁宁担任此职。
　　在政治上得到了这个胜利以后，施莱彻尔就实现了他要想改造共和国的宏伟计划中的第一步。这个念头在他的机灵的脑袋中已经转了很久了。他很清楚地看到——谁没有清楚地看到呢？——魏玛政体软弱无力的原因。政党数目过多（1930年拥有100 万张选票以上的政党有10个），这些政党相互倾轧，只顾它们所代表的那部分经济和社会利益，因此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在国会中形成一个持久的多数派来支持一个能够对付30年代开始时国家面临的重大危机的稳定政府。议会制政府成了一桩德国人称之为Ｋｕｈｈａｎｄｅｌ——贩牛交易* ——的事情，各政党为了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讨价还价，争取特殊利益，而国家利益却被丢在一旁。无怪乎当勃鲁宁在1930年3 月28日就任总理时，已经不可能在国会中拼凑多数议员来支持任何一项政策了，不论它是左翼的，中间的，还是右翼的。仅仅为了维持政府的日常事务的处理和设法解决经济困境，他也不得不援引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在紧急状态下，只要总统批准，他可以不需议会多数支持而仅凭总统紧急法令来行使职权。
　　施莱彻尔就是希望总理这样来行使职权。这样，在总统的有力控制下会出现一个有力的政府，毕竟（施莱彻尔这样认为）总统是经人民普选选出的，因此代表人民的意志，也得到陆军的支持。如果民主选出的国会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政府，那就必须要由民主选出的总统来提供。施莱彻尔相信，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152] 的，是一个能够毅然决然引导他们脱离绝望困境的政府。但是实际上，勃鲁宁在9 月间下令举行的选举表明，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的并不是这个。或者说，至少他们并不希望让一个施菜彻尔及其在陆军里和总统府中的友人所选择的那种政府来引导他们走出茫茫的绝境。
　　可以说，施莱彻尔犯了两个后患无穷的错误。由于选择勃鲁宁为总理，鼓励他靠总统紧急法令行使职权，他破坏了陆军在国家生活中的力量的基础——它的超然于政治的地位，放弃这种地位将导致它本身和德国的毁灭。其次，他对选民作了一个错误的估计。当1930年9 月14日有650 万选民投纳粹党的票时（两年前只有81万），这个热中于政治的将军觉得，他必须改弦易辙。到这一年年底，他已与刚从玻利维亚回来的罗姆以及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保持联系，这是纳粹党人与共和国中掌握政权的人之间的第一次重要的联系。在恰好两年之内，这种联系的发展结果，将导致阿道夫·希特勒达到他的目标和导致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倒台和最后的被刺。
　　1931年10月10日，在希特勒的外甥女儿情人吉莉·拉包尔自杀后3 星期，他第一次得到兴登堡总统的接见。这次接见是忙着布置一个新的阴谋的施莱彻尔所安排的。这年秋天早些时候，他曾与希特勒会商，安排希特勒去见总理和总统。在他的心中和勃鲁宁的心中都一直在考虑，兴登堡7 年任期在1932年春天届满时，应该怎么办。届时这位陆军元帅将达85岁高龄，而他头脑清醒的时候已越来越少了。但是，人人都很清楚，如果他不竞选连任的话，希特勒虽然从法律上来说不是德国公民，却很可能取得德国国籍，参加竞选，获得胜利，成为总统。
　　在这年夏天，颇有学者风度的总理对德国所处的绝境就在日夜忧思。他充分认识到，他的政府已经成了共和国最不得人心的一届政府。为了对付萧条，他除了压低物价以外也压低了薪水工资，对工商业、金融业、社会服务业实行了严厉的限制。不论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叫他“饥饿总理”，但是他还是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条出路，最后终能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自由的、繁荣的德国。他要设法同协约国谈判取消赔款，当时根据胡佛的延期偿付的决定，赔款本来已经暂时停付了。在下年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他要设法使协约国履行它们在凡尔赛和约中的保证，把它们的军队裁减到德国的水平，否则就应该让德国公开实行一个起码的重整军备计划，而在实际上，在他的默许下，德国已经开始在[153] 秘密实行这个计划了。这样，和约的最后桎梏就可以卸除，德国将在大国中间作为平等的一员出现。这对共和国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也很可能——勃鲁宁这么想——在西方世界开辟一个充满信心的新纪元，结束给德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经济恐慌。而且这样就可以对纳粹党釜底抽薪，使它无计可施。
　　在国内方面，勃鲁宁也打算采取大胆行动，要争取除了共产党以外的各大政党的同意，对德国宪法作一番根本修改。他打算使霍亨佐伦王室复辟。
　　即使能够说服兴登堡竟选连任，他年纪已这样大，也不可能期望活满7 年任期。如果他在一两年后死去的话，希特勒仍旧有当选为总统的希望。为了要防止这一点，为了要确保国家元首一职的长久性和稳定性，勃鲁宁有这样一个打算：取消1932年的选举，由议会两院（即国会和参议院）的2/3 多数表决将兴登堡的任期延长。在这一点做到以后，他就建议议会宣布实行君主政体，由总统摄政。总统死后，就由皇太子的一个儿子重登霍亨佐伦王室的宝座。这个行动也能使纳粹党人无计可施；事实上，勃鲁宁相信，这将意味着他们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末日。
　　但是年迈的总统对此不感兴趣。当初在1918年11月那个秋天的暗淡日子里，在斯巴，他作为帝国军队司令，职责所在，有义务通知德皇必须下台，君主政体必须结束。现在他不愿考虑由霍亨佐伦王室的任何人来恢复王位，除非是仍然流亡在荷兰的多尔恩的皇帝本人。勃鲁宁向他说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方面虽然极其勉强，已经对他的计划给予一定的支持，哪怕仅仅是因为这可能是防止希特勒上台的最后一个孤注一掷的机会了，但是他们不赞成威廉本人或他的长子复辟，此外，如果要复辟的话，也必须仿效英国的榜样，实行立宪的民主的君主政体。一听到这番解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元帅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逐客，不愿再见这位总理。一星期后，他又把总理叫来，告诉后者，他不愿竞选连任。
　　在这期间，先是勃鲁宁，后是兴登堡，都第一次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
　　这两次会谈结果，对这位纳粹党领袖都很不利。自从受到吉莉·拉包尔自杀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的思想开小差，他的心神不由自主。
　　勃鲁宁要求纳粹党支持兴登堡延长任期，希特勒不加作答，却大谈共和国的缺点，这使人肯定认为，他不会同意总理的计划。在会见兴登堡时，希特勒显得局促不安。他想以长篇大论的说辞来打动这位老先生，可是却完全失败了。总统在这第一次会见时，对这个“波希米亚下士”（他是这么叫希特勒的）印象一点也不好，他告诉施莱彻尔说，这样一个人也许可以当邮政部长，但是决当不了总理——这句话，后[154] 来这位陆军元帅不得不自己咽了下去。
　　希特勒气愤之下，匆匆前往哈尔兹堡浴场，第二天，10月11日，在那里参加了“全民反对”德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大规模示威。这次示威与其说是以国家社会党为代表的激进右翼的示威，不如说是者派的保守的反动势力的示威，这些反动势力是休根堡的德意志民族党、右翼退伍军人组织钢盔队、所谓俾斯麦青年团、容克组织的农业联盟以及各种各样的老将军。不过纳粹党的领袖对这次集会并不热心。他瞧不起这些身穿燕尾服，头戴大礼帽，胸挂金奖章的旧政权遗老，他看到，像他自己的那样一个“革命”运动，同他们来往过密，可能是危险的。他敷衍了事地匆匆讲了一通话，在钢盔队游行之前，就离开了会场，而使他生气的是，出席的人中间，钢盔队的人数竟超过了他的冲锋队。那天成立的哈尔兹堡阵线就此夭折了，老式保守派要成立这个阵线是要想同纳粹党人结成统一战线，以便对共和国发动最后一次攻击，他们要求勃鲁宁立即辞职。希特勒无意给这些先生当配角，他认为他们一心想念着过去，而他很清楚，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他们有助于推翻魏玛政体，向他提供新的经济来源，像实际上确实已经做到的那样，那么他可能会利用他们一下。但是他们却不能反过来也利用他。几天后，哈尔兹堡阵线就面临崩溃；它的各种成分又恢复彼此明争暗斗的状态了。
　　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例外。那就是休根堡和希特勒两人都拒绝同意勃鲁宁提出的让兴登堡延长任期的建议。在1932年年初的时候，总理重新努力要争取他们改变初衷。在此以前，他花了很大努力，终于说服总统同意这点，即如果议会延长他的任期，他就继续供职。这样，总统就可以不必从事一场激烈竞选了。现在勃鲁宁邀请希恃勒来柏林重新会商这个问题。电报送来时，元首正在慕尼黑《人民观察家报》编辑部同赫斯和罗森堡开会。他把电报在他们面前晃着叫道：“现在他们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了！他们承认我是谈判中的一方了。”1 月7 日，希特勒同勃鲁宁和施莱彻尔会谈，1 月10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勃鲁宁再次提出他的建议：纳粹党同意延长兴登堡的任期。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一俟他解决了取消赔款和军备平等问题，他本人就宣布辞职。据某些人士说——不过这是有不同意见的——勃鲁宁还放出了另外一个钓饵：他表示愿意向总统提出由希特勒继任他为总理。希特勒井没有立即作出明确的答复。他告辞出来，回到凯撤霍夫饭店，同他的一些顾问商量。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赞成接受[155] 勃鲁宁的方案，他的理由是，如果纳粹党硬要举行选举，兴登堡必胜无疑。戈培尔和罗姆则主张断然拒绝。戈培尔在他1 月7 日的日记中写道：“总统职位并不是关键所在。勃鲁宁只不过是想无限期地加强自己的地位？？争夺政权的棋局已经开始了？？重要的是，我们的力量必须保持强大，而且不作妥协。”前一天晚上，他这样写道：“组织里有个无人能信任的人？？这个人就是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希特勒本人认为没有理由加强勃鲁宁的地位，从而使共和国能够延长寿命。但是不像在1 月12日断然拒绝这个办法的头脑简单的休根堡，希特勒要狡猾得多。他不向总理提出答复，而是越过他直接向总统说，他认为勃鲁宁的建议是违反宪法的，但是他愿意支持兴登堡竞选连任，只要这位元帅拒绝勃鲁宁的建议。当时担任总统府国务秘书的是心灵眼快的奥托·冯·梅斯纳，他先后为社会党的埃伯特和保守的兴登堡连续热心地当了两任国务秘书，现在正在捉摸是否有可能第三次连任此职，不论上面的总统是谁，也许甚至是希特勒？纳粹党领袖在凯撒霍夫饭店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谈中对这个人表示，愿意支持兴登堡竟选，只要兴登堡肯把勃鲁宁免职，任命一个“全民的”政府；下令国会和普鲁士议会举行新的选举。
　　对于这样的要求，兴登堡自然不会同意。由于纳粹党人和民族党人——后者是他的朋友，说起来还是他的拥护者——不同意免除他一场激烈的竟选活动，兴登堡一气之下同意再来一次竞选。但是在他对民族主义各党表示不满之余，他对勃鲁宁也产生了一层微妙的怨恨，他觉得勃鲁宁处理此事不当，逼得他要同当初在1925年时拥护他与自由主义一马克思主义候选人竞选总统的民族主义势力发生尖锐的冲突。现在他只有在社会党人和工会的支持下才能取胜，而对于他们，他一直是怀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态度的。他在同他的总理的来往中油然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冷淡态度，而在不久之前，他还说过勃鲁宁是“俾斯麦以来最杰出的总理”。
　　把勃鲁宁捧上总理一职的那位将军也对他冷淡起来。在施莱彻尔看来，这个严峻古板的天主教领袖实在令人失望。他成了共和国最不得人心的一位总理。他在国内无法争取到多数的支持，他未能使纳粹党人就范，也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他弄糟了兴登堡的连任问题。因此，他必须下台，也许施莱彻尔的尊敬的老上司格罗纳将军也应该同他一起下台，格罗纳将军对于施莱彻尔肚中将来的打算似乎一点也不能体会。不过，这个诡计多端的将军并不真的着急。勃鲁宁和格罗纳是政府中的两个有势力人物，在兴登堡重新当选以前，必须继续执政；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位老元帅可能当选不了。而在选举以后，他们的用处也就完了。
　　希持勒与兴登堡对垒
　　在阿道夫·希特勒的一生中，当他必须作出困难的决定的时候，他曾经有好几次似乎拿不定主意。目前这一次就是其中的一次。他在1932年1 月面临的问题是：究竟竞选总统，还是不竞选总统？兴登堡似乎是不可战胜的。
　　这个神话式的英雄不但受到许多右翼势力的支持，而且也受到民主党派的支持，后者在1925年选举中还是反对他的，但是现在却把他看成是共和国的救星。同这位陆军元帅竞选而被击败——他几乎肯定是会被击败的——这不是要把纳粹党自从1930年全国选举取得大胜以来在一次接着一次的邦选举中逐渐造成的不可战胜的名誉付诸东流吗？然而，要是不参加竞选的话，那又岂不是自认软弱，那岂不是表明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快要取得政权这一点缺乏信心吗？除此之外，还有一层考虑。希特勒当时甚至还没有资格参加竞选，因为他不是德国公民。
　　约瑟夫·戈培尔力促他宣布参加竞选。1 月19日，他们两人联袂去慕尼黑，那天晚上，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记道：“与元首讨论了总统职位问题。
　　还未作出决定。我竭力主张他自己参加竞选。”在下一个月内戈培尔的日记中反映了希特勒思想的起伏不定的情况。1 月31日：“元首将在星期三作出决定。这一点无可再怀疑了。”2 月2 日，看来他已作出了决定。戈培尔记道：“他决定亲自参加竞选。”但是戈培尔又说，在没有知道社会民主党的行动以前，这项决定暂不公布。次日，党的领袖们在慕尼黑集合，听希特勒宣布决定。“他们白等了一场，”戈培尔嘟囔说。“每个人，”他补充说，“都很紧张不安。”那天晚上，这个身材矮小的宣传头子自己去散心了，他偷偷地溜出去看了一部葛丽泰·嘉宝的影片，颇受这个“现在活在人世的最伟大的女演员”的“感动”。那天深夜，“一些党内老同志来见我。他们对于至今没有作出决定感到沮丧。他们担心元首等待得太长久了”。
　　希特勒可能等待得太长久了，但是他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却并未动摇。据戈培尔的日记的记载，有一天晚上在慕尼黑，元首就戈培尔在第三帝国担任什么职务问题，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戈培尔说，元首已经为他考虑设立一个“国民教育部，处理电影、电台、艺术、文化和宣传事务”。另一天晚上，希特勒就“大规模重建国都”的计划，同他的建筑师特罗斯特教授进行了一次长谈。戈培尔并且补充说：“元首早已拟好了他的计划。他的说话、行动、感觉，都好像我们已经执政了一样。”
　　但是，他的说话还不像他很想同兴登堡打对台参加竞选。2 月9 日，戈培尔记载道：“元首已回柏林。关于总统选举问题，在凯撒霍夫饭店又举行了辩论。什么都悬而未决。”3 天以后，戈培尔[157] 同元首算了一下他估计将得到的票数。“这是冒险的事，”他说，“但是必须冒一下险。”希特勒又去慕尼黑作进一步的考虑。
　　最后，他的主意是由兴登堡来帮助他拿定的。2 月15日，年迈的总统正式宣布参加竞选。戈培尔很高兴。“现在我们可以自由行动了。现在我们不再需要隐藏我们的决定了。”但是希特勒却把他的决定隐藏到2 月22日。那一天在凯撒霍夫饭店举行的会议上，“元首准许我，”戈培尔兴高采烈地说，“在今天晚上在体育馆宣布他参加竞选。”
　　这次竞选运动是一场激烈而又混乱的竞选运动。戈培尔在国会中攻击兴登堡是“逃兵的党的候选人”，因为这样侮辱总统而被逐出国会。在柏林，原来在1925年选举中支持兴登堡的民族主义的《德意志日报》现在转过来激烈攻击他。这家报纸宣称：“目前的问题是：里通外国的叛徒和主和非战的猪猡在兴登堡的赞许下是不是要给德国带来最后的毁灭。”
　　在激烈的竞选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中，一切原来的阶级和党派界线都打乱了。支持兴登堡这个新教徒、普鲁士人、保守派、保皇派的，是社会党人、工会、勃鲁宁的中央党的天主教徒和自由民主的中产阶级政党的残余分子。
　　支持希特勒这个天主教徒、奥地利人、前流浪汉、“国家社会主义者”、下层中产阶级群众的领袖的，除了他自己的党徒以外，还有北方上层阶级新教徒、保守的容克地主和一些保皇派，其中在最后一分钟还包括前皇太子。局面由于另外还有两个候选人参加竟选而更加混乱。这两个候选人都没有希望取胜，但是都可能获得足够的选票来妨碍两个主要竞选者取得当选所必要的绝对多数。民族党提出了钢盔队的第二号人物（兴登堡是其名誉队长）西奥多·杜施特堡为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前陆军中校，使纳粹党人高兴的是，他们不久发现他是一个犹太人的曾孙。共产党攻击社会民主党支持兴登堡，“背叛了工人阶级”，因此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共产党根据莫斯科的命令，不惜帮纳粹党人的忙，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竟选运动还没有开始，希特勒就解决了他的国籍问题。在2 月25日宣布，不伦瑞克邦内政部长，一个纳粹党人，任命了希特勒先生为该邦驻柏林公使馆的随员。通过这种滑稽戏式的手段，这个纳粹党领袖就当然成了不伦瑞克的公民，因而也是德国的公民，因而就有资格竞选德国总统。轻易地克服了这个小障碍以后，希特勒就全力投入竞选运动，周游全国，在好几十次的群众大会上向大批群众演讲，把他们驱入狂热的状态。党的另外两位演讲家戈培尔和施特拉塞也安排了类似的日程。不仅如此，他们还进行[158] 了一次德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宣传运动。他们在大小城市的墙上贴了100 万张彩色的大字招贴画，散发了800 万本小册子和1200万份党报特刊，一天之内举行了3000个大会，而且在德国选举中第一次充分利用了电影和唱片，唱片是在安了扩音器和喇叭的卡车上巡回放送的。
　　勃鲁宁也日夜不停地工作，争取年迈的总统当选。这个一向待人公平的人这一次却毫不客气，把政府控制的电台的全部广播时间都保留给自己的一方面使用，这一着可气坏了希特勒。兴登堡只讲了一次话，是在投票前夕3 月10日的一次录音广播。这次讲话颇为尊严，是这次竞选运动中少数几次尊严的讲话之一，它很起作用。
　　如果选举一个代表片面的极端派观点的党人，这将使祖国发生严重的混乱和不安，其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因为他必然会遭到大多数人民的反对。我为责任所驱，必须防止这种人当选？？如果我竞选失败，我至少可以免于这种指责：在危机的时刻，我自动懈怠了职责？？凡是不愿投我票的人，我并不要求他们的选票。
　　投他的票的人比所需要的绝对多数尚少0.4 ％。1932年3 月13日选举结束时，结果是：兴登堡18651497 49.6 ％希特勒11339446 30.1 ％台尔曼4983341 13.2％杜施特堡2557729 6.8 ％对于双方来说，票数都是令人失望的。老总统比纳粹党煽动家多了700 多万张选票，但是尚差一点点而没有能够赢得必要的绝对多数。这就必须举行第二次选举，在第二次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就可以当选。比起1930年的选举来，希特勒已使纳粹党多得了近500 万张选票——大约多86％——但是他落在兴登堡后面还很远。揭晓那天晚上，戈培尔柏林寓所中笼罩着一片绝望沮丧的气氛，当时有许多纳粹党领袖聚在那里听收音机中关于选举结果的报道。“我们被打败了；可怕的前途，”戈培尔那天晚上在日记中写道，“党内圈子里的人都极感失望和沮丧？？只有靠出奇的办法，我们才能拯救自己”。
　　但是在第二天早晨的《人民观察家报》上，希特勒宣布：“第一次竞选运动结束了。第二次在今天开始。在这次竞选中，我必将领先。”说真的，他一如以往地那样努力竞选。他租了一架容克式客机，从德国这一头飞到那一头——在当时竟选中这是一个新花样——一天在三四个城市中的大会上讲话。他很狡猾地改变了策略以便赢得更多选票。在第一次竞选中，他大谈其人民的苦难，[159] 共和国的无能。现在，他描绘了一幅如果他当选每个德国人将能享有的幸福的图景：工人有工做，农民的农产品可售得高价，工商业者有更多的生意，军国主义者可以建立一支大军队。在柏林游乐公园的一次演说中，他竟保证：“在第三帝国中，每一个德国女郎都可以找到丈夫！”
　　民族党的杜施特堡退出了竞选，要求支持者投希特勒的票。甚至放荡不羁的前皇太子腓德烈·威廉也表示支持，他宣布：“我将投票赞成希特勒。”
　　第二次竟选的日子1932年4 月10日是个阴沉多雨的日子，那天投票的选民少了100 万人。当天深晚宣布的结果是：兴登堡19359983 53 ％希特勒13418547 36.8 ％台尔曼3706759 10.2％虽然希特勒的票数增加了200 万，而兴登堡只增加了100 万，但总统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绝对的多数。这样，一半以上的德国人表示他们拥护民主共和国；他们肯定地反对不论左右的极端派。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
　　这个结果很值得希特勒本人玩味。他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在两年之内，他使纳粹党的选票翻了一番。但是他仍旧没有取得多数——和他所追求的政权。他在这条路上是否已经走到尽头了？在4 月10日选举后党内举行的会议上，施特拉塞坦率地认为，希特勒的处境确是如此。施特拉塞要求同那些当权的人：同总统、同勃鲁宁和格罗纳将军的政府、同陆军妥协。希特勒虽然不信任他的这个主要助手，却不反对他的意见，他没有忘记他在维也纳时代取得的一个教训：要取得政权，你必须赢得一些既有的“有势力机构”的支持。
　　但是在他还没有打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主意以前，这些“有势力机构”
　　之一，也就是共和国政府却给了他一个打击。
　　一年多以来，全国政府和各邦政府都开始掌握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纳粹党的一些高级领袖，特别是冲锋队的一些头子，准备用暴力接管德国，实行恐怖统治。在第一次总统选举前夕，队员已达40万人的冲锋队被充分动员了起来，在柏林周围布置了一道警戒线。虽然冲锋队头子罗姆上尉向冯·施莱彻尔将军保证，这仅仅是“预防”措施，但是普鲁士警察在柏林纳粹党总部抄获了文件，其中清楚地表明，冲锋队确是打算在次日晚上实行政变的，如果希特勒当选总统的话——这是罗姆的心意。戈培尔3 月11日晚上的日记证实了确有其事在酝酿中。“同冲锋队和党卫队队长们[160] 讨论了指示。
　　到处都深感不安。政变这个字眼在流传着。”
　　因而全国政府和各邦政府都警惕起来。4 月5 日，以普鲁士和巴伐利亚这两个大邦为首的好几个邦的代表要求中央政府取缔冲锋队，要不然，它们就在各自的境内取缔它。当时总理勃鲁宁为了选举事宜不在柏林，但是以内政兼国防部长身份接见他们的格罗纳将军答应，一俟勃鲁宁回京，立即采取行动。勃鲁宁回来的日期是4月10 日，即第二次选举那一天。勃鲁宁和格罗纳认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取缔冲锋队。因为这样就会消除内战的威胁，也可能是预告希特勒在德国政治中作为重要因素的末日的来临。由于确信兴登堡可以得到绝对多数当选总统，他们更是认为，这是选民们给他们的委托，要他们保护共和国，对付纳粹党要用暴力加以推翻的威胁。以暴力对付暴力的时机已经来到。此外，除非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否则，政府将失去社会党和工会的支持，而它们为兴登堡提供了大多数选票，而且是勃鲁宁政府继续得以维持的主要依靠。
　　内阁在4 月10日开会，当时选举还未结束。会上决定立即取缔希特勒的私人军队。要兴登堡在这项命令上签字，曾有一些困难，因为当初赞成这项命令的施莱彻尔开始在总统耳旁低语，促使他反对。但是他最后还是在4 月13日在命令上签了字，命令遂于4 月14日公布。
　　这个打击使纳粹党人目瞪口呆。罗姆和党内一些容易冲动的人主张违抗这项命令。但是比他的部下精明狡猾的希特勒却决定必须服从这项命令。现在还不是举行武装叛乱的时候。此外，他还得到了有关施莱彻尔的态度的颇有意思的消息。戈培尔在4 月14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获知，施莱彻尔不赞成格罗纳的行动？？”后来又写道：“？？接到一位著名太太的电话，她是施莱彻尔将军的好朋友。她说将军打算辞职。”戈培尔对此很感兴趣，但是抱有怀疑。他说：“这也许仅仅是一种策略。”
　　这个诡计多端、热中政治的将军是什么背信弃义的勾当都干得出来的，但是其寡廉鲜耻的程度，不论戈培尔也好，希特勒也好，或是任何人也好，都是一点底也没有摸到的，至于勃鲁宁，肯定也是没有摸到底的，格罗纳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施莱彻尔在军队中和政府中的迅速升迁完全是靠格罗纳的提拔。不过，他们很快就会摸到了。
　　甚至在取缔冲锋队的禁令还没有宣布之前，施莱彻尔把意志软弱的国防军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争取过来以后，就已经秘密通知7 个军区司令：陆军不同意这项命令。其次，他又劝说兴登堡在4 月16日写了一封故意找岔子的信给格罗纳，问他为什么不把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国旗队同冲锋队一起取缔。施莱彻尔还进一步采取了一个行动来破坏他上司的地位。他主使了一场[161] 恶意的宣传，诬蔑格罗纳将军，散布谣言说格罗纳将军病得很重，不能继续任职；说他已信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和平主义；宣称国防部长玷污了陆军的名誉，因为他最近结婚不到5 个月就生了个孩子——他还告诉兴登堡，在陆军圈子里，这个孩子的外号叫“诺尔米”，这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飞快的芬兰赛跑选手的名字。
　　与此同时，施莱彻尔恢复了他同冲锋队的联系。他同冲锋队头子罗姆和柏林冲锋队长冯·赫尔道夫伯爵都举行了会谈。戈培尔在4 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施莱彻尔通知赫尔道夫，他“想改弦易辙”。两天以后，施莱彻尔见了希特勒，据戈培尔的记载，“会谈进行得很顺利”。
　　即使在玩弄权术的这个阶段，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一个问题上，罗姆和施莱彻尔背着希特勒在搞阴谋。他们两个人都希望把冲锋队并入陆军，作为一种民兵，但是元首坚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时常同他的冲锋队参谋长发生争吵，后者把冲锋队看作是加强国家的潜在军事力量，而希特勒却认为冲锋队是一种纯政治力量，一种在街头殴打政敌、制造恐怖，在党内保持政治热情的队伍。但是施莱彻尔同纳粹党领袖们会谈时，心中却另有打算。他想使冲锋队归属于陆军，这样他就能够加以控制。但是他也希望希特勒这个唯一有群众拥护的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参加政府，这样他也就能够控制他了。取缔冲锋队的禁令妨碍了这两个目标的实现。
　　到1932年5 月第一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施莱彻尔的阴谋达到了一个高潮。戈培尔在5 月4 日的日记上写道：“希特勒的地雷快要爆炸了。格罗纳首先得下台，其次是勃鲁宁。”5 月8 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同施莱彻尔将军和接近总统的一些先生举行了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谈。
　　一切都很顺利。勃鲁宁将在数天内下台。总统将撤回对他的信任”。他接着概述了施莱彻尔和总统亲信同希特勒密谋的计划：先解散国会，然后成立总统内阁，取消对冲锋队和纳粹党的一切禁令。戈培尔又说，为了避免勃鲁宁生疑，希特勒暂时离开柏林。那天晚上，他陪他的领袖到了梅克伦堡，当真藏匿了起来。
　　在纳粹党看来，总统内阁只不过是“暂时”的安排，这一点是戈培尔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的，他说，这样一种“毫无特色的‘过渡政府’将为我们扫清道路。这个政府越软弱，我们越是容易搞掉它”。当然，施菜彻尔的看法可不是这样，他已经在梦想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在宪法修改以前可以不受议会的约束，而他自己又能加以任意支配，很明显，他和希特勒都以为自己能够制胜对方。不过在当时，他却有一张好牌在手。他可以向年迈力衰的总统保证，他能够提供勃鲁宁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一个得到希待勒的支持而又没有非得让这个狂热的煽动家参加不可的这种不方便。
　　这样，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在5 月10日那一天，也就是施莱彻尔同希特勒和兴登堡周围人物会谈后两天，他采取了行动。动手的地方是国会。格罗纳将军站起来为取缔冲锋队的行动辩护，马上受到了戈林的猛烈攻击。这位身患糖尿病的国防部长，对于施莱彻尔的阴谋诡计深感失望，他尽管竭力为自己辩护，但是，在纳粹党议员连珠炮般的辱骂前面，他没有还手之力。在精疲力竭、丢脸伤心之余，他正要退席而去，不料却面对面地碰上了冯·施莱彻尔将军，后者冷冰冰地告诉他，他“已不再享有陆军的信任，必须辞职”。
　　格罗纳向兴登堡求救。他曾经两次在关键时刻为兴登堡解过围——并且代兴登堡受过：一次是在1918年，代表兴登堡要德皇退位；一次是在1919年，又代表兴登堡告诉共和国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是老元帅这次却回答说，他“感到很遗憾”，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原来兴登堡对于欠了这个比他年轻的军官人情这一点，心中一直是不痛快的。5 月13日，格罗纳失望之余，悻然辞职。* 那天晚上，戈培尔的日记记道：“从施莱彻尔将军那里得到消息。一切按计划进行，”
　　计划的下一步是要开勃鲁宁的刀，过不了多久，这个诡计多端的将军就有了下手的机会。格罗纳的下台，对于摇摇欲坠的共和国来说是个很严重的打击，在军人中间，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曾经能干地和忠心耿耿地为共和国效劳过，陆军里也没有一个具有他那样声望和忠心的人可以代替他。但是，顽强的、努力活动的勃鲁宁仍是一个势力。他已经为兴登堡的连任，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也就是为共和国的继续存在，争取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
　　在外交政策方面，关于取消赔款和德国重整军备的平等权利这两个问题上，他似乎正处于取得惊人成功的前夕。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这位总理为了要使兴登堡竞选连任而作出的超人的努力，老总统不但不表感谢，反而报之以特别冷淡的态度。当勃鲁宁建议由国家付出优厚的赔偿后接管东普鲁士某些破产的容克庄园、把它们分配给无地农民的时候，兴登堡的态度就更加冷淡了。5 月间，兴登堡去纽台克度复活节假期。纽台克是一个在东普鲁士的庄园，是那些容克在工业家出钱资助下送给兴登堡的80岁寿礼。他在那里的时候，他的贵族邻居趁此机会在他耳旁进了馋言，要求撤换这个被他们现在称为“农业布尔什维主义者”的总理。
　　纳粹党人比勃鲁宁自己还早就知道这位总理即将下台，这无疑是通过施莱彻尔的途径。5 月18日，戈培尔从慕尼黑回到柏林，注意到“复活节气象”依然未消，便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对勃鲁宁一个人，冬天似乎已经来临。可笑的是，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找不到人参加他的内阁。耗子都离开了快要沉没的船。”但是，这样说也许要更确切些，那就是：带头的那只耗子，并没有离开这只要沉的船——国家，不过是在准备为它找个新船长。
　　第二天戈培尔记载道：“施莱彻尔将军拒绝继掌国防部。”这话不错，但是不够精确。勃鲁宁在责备施莱彻尔搞垮格罗纳以后的确曾经请过施莱彻尔出任国防部长。施莱彻尔的答复是：“我愿意出任，但是不是在你的政府中。”
　　5 月19日戈培尔的日记记道：“施菜彻尔那里来的消息。部长名单已经拟定，在过渡时期，这并不太重要。”这样，至少比勃鲁宁早一个星期，纳粹党已经知道要把他干掉了。5 月29日是星期日，兴登堡召见了勃鲁宁，猝然要他辞职。第二天，勃鲁宁就向他递了辞呈。
　　施莱彻尔胜利了。但是倒下去的不仅是勃鲁宁；民主共和国和他一起倒了下去，虽然临死的痛苦还要延续8 个月，最后才加一枪送命。对于共和国的死亡，勃鲁宁的责任是不小的。他虽然从内心来说是个民主派，但是他却听人摆布，终于在任期的大部分时间中不得不靠总统的紧急法令来行使政府职权，而没有取得议会的同意。采取这种步骤，的确也是出于不得已，这完全是政客们的目光短浅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在5 月12日的时候，他还能够为他的财政法案在国会中赢得一次信任票。但是在议会不能同意的问题上，他就不得不依靠总统的支持来维持统治。现在，这种支持已经收回去了。
　　从现在开始，从1932年6 月到1933年1 月，这种支持将给予两个比较次要的人物，这两个人物虽然不是纳粹党人，却一点也不想维护民主共和国，至少是不想维护按目前方式组织的民主共和国。
　　德国的政治权力现在不再像共和国成立以后那样存在于人民和表达人民意志的机构——国会手里，它现在集中在一个年达85岁高龄的衰老的总统和他周围一些思想浅薄、野心勃勃的人的手里，而这些人却左右着他那衰朽倦怠、神思恍馏的精神。这一点，希特勒看得很清楚，这也适合他的目标。他要在议会中赢得多数，看来是极其不可能的。兴登堡的新态度给了他可以取得政权的唯一机会。当然，还不是在目前，但是也不用太久了。
　　他从奥耳登堡匆匆赶回柏林（在奥耳登堡，纳粹党在5 月29日地方议会的选举中赢得了绝对的多数）。第二天，兴登堡接见了他，证实了这个纳粹党领袖事前在5月8日同施菜彻尔秘密商定的交易中的几点：取消对冲锋队的禁令、组织由兴登堡自择人选的总统内阁、解散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愿不愿意支持新政府？兴登堡这么问他。希特勒回答说，他愿意支持。那天（5 月30日）晚上，戈培尔的日记说：“希特勒同总统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提到冯·巴本为总理人选。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重要的是，国会解散了。选举！选举！直接诉诸人民！我们都很高兴。”
　　弗朗兹·冯·巴本的大失败
　　现在舞台的中心暂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和滑稽可笑的人物。由冯·施莱彻尔将军推荐给80多岁总统于1932年6 月1 日受命出任德国总理的人是53岁的弗朗兹·冯·巴本，他是威斯特伐利亚一家没落的贵族的后裔，曾在参谋总部供职，是个跑马能手，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不成功的天主教中央党外行政客。他靠了裙带关系，成了一个富有的工业家，在社会上无藉藉名，只是有一次在任驻华盛顿武官时因参与策划炸毁当时尚守中立的美国的桥梁和铁路这种破坏活动而被驱逐出境。
　　“总统的选择使人感到不可置信，”法国驻柏林大使写道，“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莫不感到好笑，有的吃吃偷笑，有的捧腹大笑，因为巴本的特色是，不论友与敌，无人把他当作一回事？？他以肤浅愚蠢、虚伪狡猾、爱好虚荣、野心勃勃的一个阴谋家著称。”弗朗索瓦一庞赛的描写绝无夸大。
　　而兴登堡在施莱彻尔的唆使下竟然把在挣扎中的共和国的命运交托给这样一个人。
　　巴本毫无任何政治后台。他甚至还不是个国会议员，他在政治方面最高的履历是曾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巴本被任命为总理后，他所属的中央党激于他背叛该党领袖勃鲁宁，一致把他开除出党。但是总统叮嘱他组织一个超党派政府，而这件事是他能够马上做到的，因为施莱彻尔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张部长名单。这张名单后来就以“男爵内阁”著称。其中五个部长是贵族，两个是大公司董事，一个是啤酒馆政变前后动乱时代巴伐利亚政府内庇护希特勒的人，名叫弗朗兹·古特纳，他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冯·施菜彻尔被兴登堡所迫，不得不从他喜爱的幕后地位走出来，出任国防部长。全国大部分人民都把“男爵内阁”当作一场笑话，虽然有些阁员如冯·牛赖特男爵、冯·艾尔茨一鲁本那赫男爵、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和古特纳博士的政治寿命很长，一直到第三帝国时期开始后很久，他们还留在各自的职位上。
　　巴本的第一个行动是履行施莱彻尔与希特勒的协议。6 月4 日，他解散了国会，决定在7 月31日举行新选举。在多疑的纳粹[165] 党催促了几次后，他在6 月15日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接着马上发生了甚至德国在过去也从未有过的一阵政治暴行和谋杀的浪潮。冲锋队员涌到街上去寻衅闹事，他们的挑战常常受到应战，特别是受到共产党的应战。仅仅在普鲁士一邦，从6 月1 日到20日，街头就发生了461 起斗殴，死了82人，重伤400 人。在7 月间，在殴斗中死亡的共有86人，其中38人是纳粹党人，30人是共产党人。
　　7 月10日星期日这一天，街头被殴致死者有18人，下一个星期日，纳粹党人在警察保护下，在汉堡工人阶级郊区阿尔托那举行游行，当时被打死的有19人，受伤的285 人。内战越来越恶化，各方面都要求男爵内阁设法制止这场内战。除了纳粹党和共产党以外，所有各党派都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恢复秩序。
　　对此，巴本做了两件事情作为答复。他禁止各党派在7 月31日选举前14天内举行游行。其次，他采取了一个步骤，其目的不仅要抚慰纳粹党人，而且要摧毁民主共和国残余的支柱之一。他在7 月20日撤除了普鲁士政府，自任为普鲁士国家长官。这是走向他企图在整个德国建立的那种极权主义政府的一个大胆步骤。巴本的借口是，阿尔托那暴乱证明普鲁士政府无力维持治安。他并且根据施莱彻尔临时拼凑的“证据”，指责普鲁士当局与共产党人共谋。当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表示除非使用武力就拒绝离职的时候，巴本就很乐意地使用了武力。
　　柏林宣布了戒严令，当地的国防军司令冯·伦斯德将军派了一个中尉和十几个士兵，去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逮捕。这件事情没有逃过取得联邦政权的右派人物的注意，也没有逃过希特勒的注意。现在已不再有必要担心左派势力或者甚至民主的中间派势力会对推翻民主制度的尝试进行认真的抵抗了。
　　1920年时，一次总罢工曾拯救了共和国，使之免于推翻。现在工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又讨论了这样一种措施，但是结果却认为太危险而被放弃了。因此，巴本把合乎宪法的普鲁士政府撤换以后，给魏玛共和国的棺材又钉上了一个钉子。而这一次只用了一个班的士兵就做到了——他就是这样吹嘘的。
　　至于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决心要推翻的不仅是共和国，而且还有巴本和他的男爵们。戈培尔在他6 月5 日的日记中表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尽早同这个资产阶级过渡政府脱离关系。”巴本在6 月9 日第一次会见希特勒，当时这个纳粹党领袖告诉他：“我认为你的内阁只是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我将继续努力使我的[166]党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到了那个时候，总理一职就非我莫属了。”7 月31日的国会选举是德国在5 个月以内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性选举。但是纳粹党人非但对这种紧张的竞选活动一点也不感到厌倦，反而比往常更加狂热和卖力地投了进去。尽管希特勒向兴登堡保证，纳粹党将支持巴本政府，戈培尔却对内政部长进行了尖锐的攻击，而且早在7 月9 日，希特勒就去见了施莱彻尔，对政府的各项政策表示极为不满。从希特勒公开出现场合的群众人数来看，显然，纳粹党的势力有了增长。在7月27 日那天，他就在勃兰登堡向6 万人讲了话，接着在波茨坦向几乎同样多的人讲了话，晚上又在柏林格鲁纳瓦尔德大运动场向12万人讲了话，场外还有10万人从扩音器听了他的讲话。
　　在7 月31日的选举中，国家社会党取得了大胜，一共获得1374.5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230 席，轻而易举地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虽然在608 个席位的国会中，仍远远不足构成多数。社会民主党无疑是由于他们的领袖在普鲁士的胆小怕事的表现，丧失了10个席位，只有133 个席位。工人阶级转向共产党一边，他们增加了12个席位，在国会中共占89个席位，成了第三大党。天主教中央党也稍许增加了力量，从68个席位增加到73个席位，但其他中产阶级政党，甚至休根堡的德意志民族党——在选举中支持巴本的唯一政党——却居极少数地位。显然，除了天主教徒以外，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都转向了纳粹党。
　　8 月2 日，希特勒在慕尼黑附近的特格恩西湖同他党内的领袖们开会，估计他的胜利，自从两年前上一次国会选举以来，国家社会党增加了700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的代表从107 人增加到230 人。而如果从1928年选举开始计算，这4 年来纳粹党的选票增加了1300万张左右。但是要取得政权所必需的多数，希特勒还是没有得到。他在全部票数中只赢得了37％。大多数德国人仍旧反对他。
　　他同助手们一直讨论到深夜。戈培尔在8 月2 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讨论的结果：“元首面临着困难的决定。走合法途径？还是同中央党合作？”同中央党合作，纳粹党就能在国会中取得多数。但是在戈培尔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记道：“元首[ 仍然] 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局势还需要过一些时候才能成熟。”
　　但是不用很多时候。尽管希特勒所取得的胜利还谈不上是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这种胜利的刺激下，希特勒还是忍耐不住。他在8 月4 日赶到柏林，不是去见冯·巴本总理，而是去见冯·施莱彻尔将军，据戈培尔记载，是去“提出他的要求”。他并且说，“这些要求不会太低。”8 月5 日，在柏林附近的弗尔施登堡兵营，希特勒向冯·施莱彻尔将军提出了他的条件：给他本人的是总理[167] 职位，给他的党的是普鲁士总理职位、联邦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内政部、联邦政府的司法部、经济部、航空部，以及给戈培尔设的一项新职务——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为了给施莱彻尔一点甜头，希特勒答应把国防部给他。此外，希特勒说，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他在一个规定的期限内凭特别命令行使政府职权，如果国会拒绝，就把国会“送回老家”。
　　希特勒在会见后深信，他已经把施莱彻尔拉了过来，赞成他的计划，于是高高兴兴地赶回他在上萨尔斯堡的避暑山庄。戈培尔对反对者总是不放心的，而对这个政客将军总是心怀疑惧，不是这么满有把握。他在听到了元首关于同施莱彻尔会谈的乐观报告后，在8 月6 日的日记中记道：“对于未来的事情，最好采取怀疑的态度。”不过，在一件事情上，戈培尔是有把握的：“我们一旦取得了政权，就决不放弃。他们除非把我们的尸体抬出政府各部。”
　　事情并不像希特勒所想像的那么顺利。8 月8 日，戈培尔写道：“柏林来了电话。尽是谣言。全党进入准备状态，以便接管政权。冲锋队员们都离开原来工作岗位，进行准备，党的领袖们在准备这伟大时刻的来到。如果一切顺利，那就太好了。否则，就会有可怕的挫折。”第二天，施特拉塞、弗立克和丰克来到上萨尔斯堡，带来了并不十分令人鼓舞的消息。施莱彻尔像条蛆虫一样，又转了方向。他现在坚持；如果希特勒当总理，必须在取得国会同意的情况下行使政府职权。丰克报告说，他的企业界朋友，对于纳粹党执政的前途感到担忧。沙赫特给他一个口信，证实了这一点。最后，这3 个人告诉希特勒说，威廉街方面担心纳粹发动政变。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天，8 月10日，戈培尔获悉，在柏林，冲锋队已处于“一种武装准备状态？？冲锋队包围了柏林，力量越来越大？？
　　对于这一点，威廉街方面感到紧张不安。然而这正是我们动员的目的”。第二天，元首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乘汽车去柏林。戈培尔说，他到那里“不会露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一有召唤，他随时都有准备。结果没有人召唤他，他只好自己求见总统。但在见总统之前，他先得见施莱彻尔和巴本。
　　这次会谈是在8 月13日中午举行的。经过极为激烈。施莱彻尔已经偷偷地离开了他在一个星期前的原来的立场。他现在支持巴本，认为希特勒至多只能盼望一个副总理的职位。希特勒大为震怒。他非当总理不可，否则就不参加政府。巴本说，他得让兴登堡来作“最后决定”，这样就结束了会谈。*[168]希特勒悻悻然回到附近的凯撒霍夫饭店休息。下午3 点钟时，总统府来了电话。有人——从戈培尔日记来看，大概是他——接了电话问道：“是不是已经作出了决定？如果是那样，请希特勒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方告诉这个纳粹党人说，总统“希望先跟希特勒谈一谈”。老元帅在他的书房中一手拄着手杖，站着接见希特勒，这样一个姿态事先就为这次接见决定了冷淡的调子。就一个年达85岁高龄，仅仅在10个月以前还发过一次病、神志完全昏迷达1 个多星期的人来说，兴登堡现在的神志却惊人的清醒。他耐心地听着希特勒重申他对总理职位和全部权力的要求。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只有总统府秘书奥托·冯·梅斯纳和陪同希特勒前来的戈林。虽然梅斯纳那里不是一个完全可靠的材料来源，但是他在纽伦堡的供词是关于这次会谈的唯一的第一手材料。他的供词看来是可信的。
　　兴登堡回答说，由于局势紧张，他不能干心无愧地贸然将政府的权力交给像国家社会党那样的一个新党，这个新党没有多数的拥护，而且是心胸偏狭、嚣张闹事、不守纪律的。
　　这时，兴登堡表现了一定的激动情绪，提到最近发生的好几起事件——纳粹党人与警察的冲突、希特勒党徒攻击意见不同的人的暴行、对犹太人的殴辱以及其他非法行为。所有这一切事件都加强了他的信念，即在纳粹党内有许多不受驾驭的野性难驯的分子？？在恳切地谈了一通之后，兴登堡向希特勒建议，要他宣布愿意同其他政党合作，特别是同右派和中间派的政党合作，他应该放弃片面的独揽大权的想法。兴登堡说，他如果同其他政党合作，就能够表现自己可以取得什么成就，作出什么改进。如果他能够取得成就，他在联合政府内的影响就会增加，甚至能占支配地位。兴登堡说，这也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可以消除普遍存在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国家社会党如果组织政府，它就会滥用政府权力，压制一切其他观点，逐步消灭其他观点。兴登堡说，他愿意接受希特勒和他的运动的代表参加联合政府，至于这个政府的具体组成可以在以后再谈，但是他不能承担把全部权力交给希特勒一人的责任？？但是希特勒坚决拒绝使自己置身于同其他政党领袖讨价还价的地位和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因此会谈没有结果，但是老总统在会谈结束以前，仍旧站着，严厉地教训了纳粹党领袖一番。根据后来马上发表的官方公报，兴登堡“感到很遗憾，希特勒先生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按照在国会选[169] 举前同意的那样来支持一个取得总统信任的全民政府”。在德高望重的总统看来，希特勒违反了诺言，但是却使总统对未来提高了警惕。公报继续说：“总统严重地告诫希特勒先生。他要以骑士的风度来领导国社党作为反对党的活动，要记住他对祖国和德国人民的责任。”
　　公报从兴登堡的观点叙述了会见的经过，并且指出希特勒要求得到“控制国家的全部权力”。它的突然发表，使戈培尔的宣传机器猝不及防，对希特勒的威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不仅在一般公众中间是如此，而且在纳粹党人中间也是如此。这时，希特勒再次答辩说，他没有要求得到“全部权力”，他只要求得到总理职位和少数几个部，这已经没有用了。对兴登堡的话，一般都是深信不疑的。
　　与此同时，动员起来的冲锋队员们这时已经感到焦躁不安。希特勒当天晚上召见了他们的领袖，同他们谈了话。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件困难的任务。谁知道他们是否能够保持原来的阵容。要对胜利在望的军队说，这次胜利己被剥夺，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那天深夜，这个矮小的博士阅读胖德烈大王的信札，寻找安慰。第二天，他匆匆赶到波罗的海海滨去度假。他写道：“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党内同志中间。”他甚至不愿出自己的房门同他们交谈。“至少在一星期之内，我不想听到关于政治的谈论。我只要阳光、空气、宁静。”
　　希特勒也回上萨尔斯堡去享受这些东西，考虑未来。正如戈培尔所说的，“第一个大好机会给错过了”。当时但泽的纳粹党须袖赫尔曼·劳希宁发现元首在山顶上愁眉不展，默默沉思。希特勒告诉他，“我们必须毫不留情”，然后大骂了巴本一通。但是他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说话的口气，不时流露出仿佛已经当了总理一样，他说：“我的任务比俾斯麦的任务还困难。我必须先创建国家，然后才能开始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国家任务。”但是，要是巴本和施莱彻尔组织军事独裁，镇压纳粹党，那怎么办？希特勒猝然问劳希宁，当时在国际联盟保护下的独立的自由城市但泽是否同德国订有引渡协定？劳希宁起初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个问题的意思，后来才明白，希特勒是想找个地方，在万一出事以后可以避难。戈培尔在日记中说：“有谣言说要逮捕元首。”但是即使到现在，在遭到共和国总统和巴本一施莱彻尔政府的拒绝以后，而且尽管他担心他的党可能被宣布为非法，他仍旧决心要坚持走他的“合法”道路。他压制了关于冲锋队举行政变的一切谈论。除了偶尔情绪消沉的片刻以外，他仍颇有信心，相信他总能达到目的——不是靠武力，也很少可能靠在议会取得多数，而是靠曾经把施莱[170] 彻尔和巴本送到最高地位的那种手段：靠幕后诡计，一种两个人就可以玩弄的把戏。
　　过不了很久，他就作了一个榜样。8 月25日，戈培尔在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会谈，然后记道：“我们已同中央党进行联系，即使只是为了要对我们的对手施加压力也罢。”第二天，戈培尔回到柏林，发现施莱彻尔已经发觉“我们向中央党进行了试探”。次日，他去见这位将军，想弄清楚是不是那样。他觉得施莱彻尔似乎担心希特勒同天主教中央党的联合，因为如果他们一联合，他们就可以在国会里形成绝对多数。至于施莱彻尔，戈培尔写道：“我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正如戈培尔所说，同中央党的联系，只不过是作为对巴本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是结果却大为成功，这表现在国会中发生的一场滑稽戏一般的事件里，这个事件成了这个骑兵出身的总理未日的开端。原来，国会在8 月30日开会时，中央党同纳粹党一起选戈林为国会议长。因此，国会在9 月12日复会后开始它的工作会议时，将第一次由一个国社党人担任主席。戈林充分利用了他的机会。冯·巴本总理事前从总统那里弄来了一项解散国会的命令——在国会还没有开会着手工作以前就签发了它的死刑判决书，这还是第一次。但是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巴本没有把命令带来。他带来的是一篇概述政府工作计划的报告，因为事前获得保证，如果共产党提出弹劾政府的动议，就会有一个民族党议员在大多数其他政党同意下出来反对进行表决。对于这种动议，600 多个议员中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就可以推迟表决。
　　但是当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格勒把他的弹劾动议作为程序修正案提出的时候，没有一个民族党议员或任何其他议员起来反对。最后弗立克代表纳粹党要求休会半小时。
　　巴本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现在情况变得很严重了，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他派了一个信差火速前往总理府去取解散令。
　　这时候，希特勒在国会对过的国会议长府同他的议会党团开会，纳粹党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很感为难。他们觉得民族党不建议推迟表决是欺骗了他们。现在希特勒的党为了要推翻巴本政府，不得不在共产党的一个动议上投共产党的票了。希特勒决定硬着头皮这么做，虽然同共产党这样合作不是味儿。他命令他的议员投票赞成共产党的修正案，在巴本还没有来得及解散国会之前就把他推翻掉。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戈林作为议长，[171] 必须在议会程序上玩弄一些巧妙的诡计和手段。这个前空军英雄是个多才多艺、英勇大胆的人物，这在以后其他更大的场面中也得到了证明，他果然未辱使命。
　　国会休会半小时后复会时，巴本夹着那个按照传统装有他匆匆取来的解散令的红色公事皮包来了。但是当他要求发言时，国会议长假装没有看见他，虽然巴本这时已涨红了脸，站起了身子，手中举着那张纸，让全场议员都看到。人人都看到了，就只有戈林一人没有看到。他的微笑着的脸转向另外一边。他宣布立即举行表决。据目击者的叙述，这时巴本的脸色已气得发白，他大步走向议长席，把解散令扔在他的桌上。但是戈林仍旧装着没看见，宣布进行表决。巴本在部长们（他们都不是议员）的跟随下大步走出会场。议员们进行了表决，结果是以513 票对32票，弹劾了政府。到这时戈林才看到了这张愤怒地扔在他桌上的纸。他向国会宣读了上面的内容，随后作出裁决说，由于这是一个被合乎宪法的多数表决撤除职务的总理副签的，它没有任何效力。
　　由于这场滑稽戏，德国究竟哪些方面得到了胜利，哪些方面遭到了失败，他们的胜败程度如何，在当时都不是很清楚的。花花公子巴本让人给开了一个玩笑，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当时一直是被人当作笑话来谈的，正如弗朗索瓦一庞赛所说，即使在他朋友看来也是如此。同样清楚的是，国会这一次行动表明了绝大多数德国人反对兴登堡一手挑选的总统政府。但是采取这种做法，岂不是进一步破坏了人民对议会制度的信任吗？至于纳粹党人，他们岂不是再一次表明他们不仅是随便胡来的，而且为了要达到目的，不惜同共产党勾结吗？此外，人民不是已经厌倦了选举，纳粹党在一年以内的第四次的不可避免的新选举中不是可能丧失选票吗？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甚至是弗立克，都认为如此，并且认为，丧失选票对党来说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但是，据戈培尔那天晚上的记载，希特勒“乐极忘形。他又一次作了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决定”。
　　国会后来很快地承认了解散令，新选举定在11月6 日举行。对纳粹党来说，新选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为，戈培尔指出，人民对于政治演说和宣传已经感到厌倦了。他在10月15日的日记里承认，甚至纳粹党内的工作人员也“由于这些永无休止的选举而弄得神经紧张不安。他们疲劳过度？？”
　　另外也有经济上的困难。大企业和大金融转而支持巴本了，因为他对他们作了一定的让步。正如丰克所警告的一样，他们对于希特勒拒绝同兴登堡合作，对于在他们看来他的日益发展的激进主义和不惜同共产党合[172] 作的倾向（国会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越来越感到不能信任。戈培尔在他10月15日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一点：“钱非常难弄。有‘财产和教育’的先生们都支持政府。”
　　选举前几天，纳粹党同共产党一起在柏林举行了一次运输工人的罢工，而工会和社会党都没有支持这次罢工。正当纳粹党亟需经费在竟选运动的尾声中最后加一把劲的时候，这个行动使得企业界的人士更不愿意慷慨解囊了。戈培尔在11月1 日的日记中阴郁地写道：“经费短缺成了我们的长期病。
　　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进行一次真正大规模的竟选运动。许多资产阶级人士被我们参加罢工所吓退。甚至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也开始有怀疑了。”11月5 日，选举前夕的日记写道：“最后进攻。全党为避免失败，进行了拼命的努力。我们终于在最后一分钟弄到了1 万马克。这笔钱星期六下午就要投入竟选运动。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让命运来作出决定吧。”
　　命运，还有德国选民，11月6 日在好些事情上作出了决定，但是其中没有一件事情对于崩溃中的共和国前途是有决定意义的。纳粹党丧失了200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丧失了34个席位，一共只有196 个席位。共产党增加了75万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却丧失了这个数目，结果共产党在国会中的议席从89席增加到了100 席，而社会党从133 席减少到了121 席。支持政府的唯一政党德意志民族党增加了将近100 万张选票——显然得自纳粹党，议席从37席增加到了52席。国家社会党虽然仍是全国第一大党，但是丧失200 万张选票却是个很大的挫折。纳粹狂澜第一次退潮了，而且是从远远不够多数的那一点开始退潮的。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希特勒要争夺政权，现在所处的地位比7 月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软弱。
　　巴本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撇开他自称的对希特勒的“个人厌憎”，在11月13日写了一封信给他，邀他前来“讨论局势”。但是希特勒在复信中提出了许多条件，使巴本终于放弃了要想同他达成谅解的一切希望。纳粹党领袖顽固不化的态度并没有使态度随和、庸碌无能的总理感到意外，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朋友和军师施莱彻尔现在提出的一个新建议。原来这个诡计多端的幕后操纵者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巴本像前任勃鲁宁一样，现在已经不再有什么用处了。他的计谋无穷的头脑中现在酝酿着新的计划。他的好朋友巴本必须下台。总统必须不受任何牵制，可以自由地同各政党，特别是同最大的政党打交道。他要求巴本辞职，巴本和他的内阁就在11月17日辞职了。
　　兴登堡立刻派人去请希特勒。
　　他们在11月19日的这次会见，气氛就不像8 月13日那次那么冷冰冰的了。这次总统请他的客人坐了下来，并且同他谈了1 个小时以上。兴登堡向希特勒提出两个办法，供他选择：如果他能[173] 够提出一个具体的政纲并能在国会中争取到行得通的多数的支持，就让他当总理，否则就在巴本手下当副总理，而这个内阁又是靠紧急法令维持的总统内阁。希特勒在21日再度晋见了总统，他并且同梅斯纳通了几封信。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希特勒要在议会中获得行得通的多数是办不到的。虽然中央党同意在他不搞独裁的条件下支持他，但是休根堡不让民族党同他合作。因此希特勒只好恢复他原来的要求：担任总统内阁的总理，但是这个要求总统不肯答应。如果要成立一个靠总统命令施政的内阁，兴登堡宁可让他的朋友巴本来领导。他在梅斯纳代表他发出的一封信中说，不能把这样一个职位给希特勒，“因为这样一个内阁一定会发展成为一党独裁？？在我的誓言和良心前面，我不能承担这个责任。”老元帅在前一点上作的预言比后一点更为应验。至于希特勒，他再一次敲了总理府的大门，大门虽然开了一个缝，结果却又砰地关上了，教他碰了一鼻子灰。
　　巴本所希望的就是这个结果。他和施莱彻尔在12月1 日晚上去见兴登堡时，颇有信心地认为，他仍旧将被任命为总理。他根本没有怀疑到这个诡计多端的将军在玩弄什么把戏。原来施莱彻尔曾同施特拉塞联系，他探问如果纳粹党不愿参加巴本内阁，是否愿意参加他本人担任总理的内阁。这位将军请希特勒到柏林来会商，据德国报纸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也是后来大多数历史学家信以为真的说法，元首真的从慕尼黑搭了夜车前来柏林，但是半夜里在那拿被戈林接走，到魏玛参加纳粹党高级领导人的会谈去了。纳粹党关于这次事件的说法，可能比较确实一些，虽然这一点不免使人感到奇怪。戈培尔11月30日的日记说，柏林来了一封电报，要希特勒赶紧去，但是他决定不妨让施莱彻尔等一等。他要先去魏玛同他的同志们开会，还要在那里主持图林吉亚选举的竟选运动。在这次五大领袖戈林、戈培尔、施特拉塞、弗立克和希特勒在12月1 日举行的会议上，意见相当分歧。施特拉塞在弗立克的支持下主张，纳粹党至少要容忍施莱彻尔内阁，而他本人是主张参加这个内阁的。戈林和戈培尔竭力反对这个方针，希特勒站在他们一边。第二天，希特勒见了施莱彻尔派来见他的名叫奥特少校的人，叫后者去告诉将军，不要担任总理，但是这已经太迟了。
　　巴本天真地一直不知道施莱彻尔在他背后玩弄什么把戏。12月1 日晋见总统时，他一开始就满有自信地概述了他的计划。由他继续担任总理，根据总统命令行施政府职权，暂时不去理睬国会，等他“修改了宪法”以后再说。
　　事实上，巴本所要作的“修[174] 改”，将使德国回到帝国的时代，恢复保守阶级的统治。他在纽伦堡审判和回忆录中都承认，而且他当时向兴登堡也承认，他的建议如果付诸实行，就需要“总统违反现行宪法”，但是他向元帅保证，“他把全国人民的福利放在他维护宪法的誓言之上，可能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又说——俾斯麦“为了国家的缘故”，一度也曾这样做过。使巴本惊讶的是，施莱彻尔插言进来表示反对。他利用了老总统显然不愿违反维护宪法的誓言的心情。老总统的态度是，能够避免的话，最好避免。
　　而这位将军认为是能够避免的。他相信，如果由他来领导，那是有可能组成一个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支持的政府的。他有把握能够使施特拉塞以及至少另外60名纳粹党议员脱离希特勒。除了这批纳粹党人以外，他还能够取得中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他甚至认为工会也会支持他。
　　对于这样一个主意，兴登堡大吃一惊，他于是当即回过头来要求巴本着手组织新政府。巴本后来说：“施莱彻尔显然呆住了。”他们向总统告辞了以后，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分手的时候，施莱彻尔用马丁·路德出发到决定命运的沃尔姆斯议会去的时候别人对路德说的那句有名的话对巴本说：“小僧侣，你挑了一条困难的道路。”* 这条道路究竟多么困难，巴本在第二天早上9 点钟举行内阁会议时就领教到了。
　　施莱彻尔站起来[ 巴本说] 宣称，没有办法执行总统给我的指示。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将使国家陷于混乱，一旦发生总罢工，警察和军队不能保证维持交通和供应工作，一旦发生内战，他们也不能确保治安。参谋总部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研究，他已经命令奥特少校[ 报告起草人] 等候内阁的指示，以便提出报告。这时，这位将军就让奥特少校进来。如果说，施莱彻尔的发言使巴本感到震惊的话，那么欧根·奥特少校（希特勒后来任命他为驻东京大使）在时机上安排得很巧妙的报告使巴本完全垮了。奥特说的不过是：“守卫边境的任务和对付纳粹党与共产党的治安任务，是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现有军队力量所不能胜任的。因此建议联邦政府避免宣布紧急状态。”德国陆军一度曾经打发过德皇卷铺盖，最近在施莱彻尔的教唆下把格罗纳将军和勃鲁宁总理赶下了台，如今开刀开到巴本头上来了，这使他感到又痛心又惊讶。他立刻带了这个消息去见兴[175] 登堡，希望总统会撤换国防部长施莱彻尔而挽留他任总理，而且他的确是这么建议的。
　　“我亲爱的巴本，”态度坚决的老总统答道，“如果我改变主意，你会瞧不起我的。但是我年纪太大了，经历也太多了，我不能承担内战的责任。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让施莱彻尔试一试他的运气。”
　　据巴本说，“两颗大泪珠”滚下了兴登堡的脸颊。几小时后，下台的总理在清理他的办公桌时，有人送来了总统的一帧相片，上面写着“Ｉｃｈ　ｈａｔｔ’ｅｉｎｅｎ　Ｋａｍｅｒａｄｅｎ！”（“你是我的同志！”）第二天，总统亲笔写信给他，表示免除他的职务，“心情颇为沉重”，并且重申对他的信任“仍未有丝毫动摇”。这倒是真话，不久就会得到证明。
　　12月2 日，库特·冯·施莱彻尔担任了总理，这是1890年伯爵格奥尔格·里奥·冯·卡伯利维·德·卡伯拉拉·德·蒙特古哥利将军接替俾斯麦以来第一个将军担任这个职务。施莱彻尔的阴谋诡计终于在他对此是一窍不通的经济萧条达到了顶点的时候，在他竭力破坏的魏玛共和国已经崩溃的时候，在没有人再信任他、甚至他摆布了这么久的总统也不信任他的时候，把他送到了最高的职位。但是除了他以外，几乎人人都很明显地看到，他在这个高峰上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纳粹党对此深信不疑。戈培尔12月2 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何话：“施莱彻尔被任命为总理。他不会呆得很久。”
　　巴本也这么想。他由于自尊心受了伤害，深感不快，渴望对他的“朋友和继任人”（他在回忆录里这么称呼施莱彻尔）复仇。施莱彻尔为了要巴本走开，让他担任驻巴黎大使，但是巴本谢绝了。巴本说，总统希望他留在柏林，“近在身边”。要对这个阴谋大师布置他自己的阴谋网，柏林是个最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巴本像蜘蛛一样忙忙碌碌地织起阴谋网来。随着多难的1932年接近尾声，柏林到处都是阴谋集团，而且集团内部还有集团。除了巴本集团和施莱彻尔集团以外，总统府也有一个集团，在那里，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和他的国务秘书梅斯纳操纵着幕后的实权。凯撒霍夫饭店也有一个集团，在那里，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不仅在搞阴谋夺取政权，而且在搞阴谋干掉对方。不久，这种阴谋网越来越错综复杂，到1933年元旦时，这些阴谋家已经弄不清楚到底是谁在暗害谁了。不过，过不了很久，他们就会弄清楚的。
　　施莱彻尔：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
　　“我执政只有57天，”施莱彻尔有一次在留神倾听的法国大使听得到的地方说，“而且每一天都给背叛了57次。以后别跟我说什么‘德国式的忠诚’了！”凭他自己的生涯和作为，他当然是这个问题的权威。
　　他一开始当总理，就邀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当德国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施莱彻尔由于邀希特勒参加他的政府失败，现在打算向施特拉塞放下这个钓饵来分裂纳粹党。有理由相信他是可能成功的，施特拉塞在党内是第二号人物，在党内左派分子中间，由于他们当真相信国家社会主义，他比希特勒更有人望。他是党的组织部门领导人，同地方各级党领袖有直接联系，看来颇得他们的拥护。他现在相信，希特勒已使他们的运动走到了绝路。比较激进的一些党徒已经开始投向共产党一边。党本身在经费上已陷于破产的境地。
　　11月间，弗里茨·蒂森曾经提出警告说，他已无法为他们的运动募到捐款。
　　现在根本没有经费来付成千上万的党内工作人员的薪水或者维持冲锋队，仅仅后者，一个星期就需要250 万马克。纳粹党许多报刊的承印商也扬言要拒印他们的出版物，除非偿清欠帐。戈培尔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谈到了这一点：“柏林组织的财务情况已经毫无希望。除了债务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12月间，他担心党内工作人员必须减薪。最后，12月3 日施莱彻尔会见施特拉塞那一天，图林吉亚选举结果，纳粹党丢了40％的选票。显然，至少在施特拉塞看来是如此，纳粹党要靠选票取得政权，一辈子休想了。
　　他因此要求希特勒放弃他的“毫无还价”的政策，能捞到什么就是什么，参加施莱彻尔的联合政府。他担心，否则的话，党会垮台。他这么主张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戈培尔的日记从仲夏开始一直到12月为止，充满了不满施特拉塞“不忠”于希特勒的话。
　　12月5 日党领袖们在柏林凯撒霍夫饭店开会的时候，终于摊了牌。施特拉塞要求纳粹党至少“容忍”施莱彻尔政府，支持他的意见的有弗立克，后者是国会纳粹党团主席，他所以支持施特拉塞是因为议员中间有不少人担心，如果希特勒惹起任何新的选举，他们可能丧失议席和议员薪俸。戈林和戈培尔则坚决反对施特拉塞，把希特勒争取到他们一边。希特勒决定不“容忍”施莱彻尔政府，但是后来情况表明，他仍旧愿意同这个政府“谈判”。
　　不过，他任命戈林来担任这个任务，据戈培尔的日记透露，希特勒已经风闻施特拉塞两天前同总理举行了一次秘密谈话。12月7 日那一天，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在凯撒霍夫饭店进行了一次谈话，结果发生激烈争吵。希特勒指责他的主要副手背后下他的毒手，要把他轰下党内领导地位，分裂纳粹运动。施特拉塞矢口否认，赌咒说他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反而指责希特勒把党引向毁灭的道路。显然，他还有一些话没有说，那些话是1925年以来一直梗在他的喉咙中的，但是他回到艾克西尔西亚饭店的房间里以后，把它们都写在一封给希特勒的信中，最后提出辞去党内一切职务的[177] 要求。这封信在8 日送到希特勒那里，据戈培尔的日记说，“像一颗炸弹”。凯撒霍夫饭店的气氛顿时仿佛墓地一般。“我们都感到很沮丧失望，”戈培尔这么记载。这是希特勒自1925年重建党以来所遭受到的最大打击。现在，正当他快要取得政权之际，他的主要党徒背弃了他，扬言要粉碎他7 年来的一切建树。
　　晚上[ 戈培尔写道] 元首到我们家中来。很难强颜欢笑。我们都很沮丧，尤其是因为整个党有分裂的危险，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莱伊博士来电话。党内形势时刻在恶化中。元首必须立刻回凯撒霍夫。
　　深夜两点钟的时候，希特勒打电话叫戈培尔去见他。施特拉塞已向各晨报发表了他的消息，当时街头刚刚开始在叫卖晨报。希特勒的反应，据戈培尔的描述如下：背叛！背叛！背叛！
　　元首在旅馆房间内来回踱步，有几小时之久。这种背叛行为，使他深感痛心。最后他停下步来说：如果党一旦垮台，我就用一支手枪在3 分钟之内一了百了。
　　党没有垮台，希特勒也没有自杀。施特拉塞本来是可以达到这两重目的的，这样就会大大地改变历史的发展，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放弃他的努力了。弗立克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在柏林到处找他，因为他们一致认为，为了拯救党不致陷于不可收拾的结局，必须想法补救这次争吵。但是施特拉塞尝够了这一切滋味，已经搭了火车南下，到阳光明媚的意大利去度假了。希特勒在瞅到敌手的弱点时最有办法，他马上狠狠还击。施特拉塞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由元首亲自接管，科隆区党组织领袖莱伊博士担任他的主要助手。施特拉塞的朋友都遭到清洗，党内各级领导人物都被召到柏林，在一份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宣言上签名，这他们都做了。
　　这个狡猾的奥地利人再一次摆脱了本来很可能会造成极其不利的结局的困境。至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过去曾有不少人认为他比希特勒了不起，如今一下子给毁了。“一个死了的人”，戈培尔在12月9 日的日记中这么称呼他。两年后希特勒决定清算老帐时，这句话分毫不错。
　　12月10日，也就是被冯·施莱彻尔将军绊倒脚跟栽了一个筋斗后一星期，弗朗兹·冯·巴本开始布置他自己的阴谋网。那天晚上，他在贵族俱乐部发表了一篇演讲，他那短命内阁的班子[178] 就是从这个俱乐部的有钱贵族里头挑出来的。演讲之后，他同曾经向国家社会党捐款的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作了一次密谈。他建议这位银行家给他安排一下，让他秘密会见希特勒。巴本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施罗德，但是承认他同意了这个建议。说也凑巧，希特勒的经济顾问，他同企业界的联系人之一威廉·凯普勒代表纳粹党领袖，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在几个星期之前还是冤家对头的这两个人于1 月4 日上午在施罗德的科隆寓所会晤，他们希望这次会晤能严守秘密。但是当巴本刚到门口时就有一个摄影记者拍了他一张照，他虽然感到意外，但是直到第二天以前也还没有在意。希特勒由赫斯、希姆莱和凯普勒陪同前来，但是在进入施罗德的书房以前，把他的助手留在客厅里等候。他在书房里同巴本和他们两人的主人密谈了两个钟头。会谈开始时气氛并不太妙，希特勒悻悻地抱怨巴本在当总理时对待纳粹党的做法，但是，不久就有了转折，这个转折后来证明对这两个人来说也好，对他们的国家来说也好，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对于这个纳粹党领袖来说，当时是个关键性的时刻。他作了超人的努力，在施特拉塞叛党以后，好容易仍保持了党的团结。他在全国各地奔走，一天要在三四次集会上讲话，争取党的领袖们仍旧团结一致支持他。但是纳粹党人的情绪仍旧低落，党在经费上处在破产的境地。许多人说，党已经完蛋了。戈培尔在这一年最后一星期的日记中反映了这种普遍的感觉：“1932年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恶运？？过去情况困难，前途黯淡莫测；一切希望都已化为泡影。”
　　因此，希特勒要取得政权，他的讨价还价地位已不如上一年的夏天和秋天时那么有利。但是巴本也是如此；他已经下了台。两人都处在逆境，因此想法倒一致了。
　　他们到底在哪些条件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各人的说法不一样。
　　巴本在纽伦堡审判中和回忆录中都毫无愧色地说：他一直忠于施莱彻尔，因此仅仅向希特勒建议参加这位将军的内阁。但是鉴于巴本有长期弄虚作假的历史，鉴于他有想在纽伦堡和回忆录中洗雪自己的自然愿望，以及鉴于后来的事实，似乎可以肯定，施罗德在纽伦堡提出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这位银行家说，巴本的建议是由一个希特勒一巴本内阁来代替施莱彻尔内阁，在这个内阁中，两人地位平等。但是：希特勒？？说，如果他担任总理，他必须是政府的首脑，巴本的支持者可以参加他的政府，担任部长，只要他们同意他的要改变许多情况的政策。这[179] 类改变包括：在德国的领导地位上驱逐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恢复社会生活中的秩序。冯·巴本和希特勒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
　　他们同意，必须拟出进一步的细节，这可以在柏林或某个其他方便的地方来进行。当然，这要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使希特勒和巴本大吃一惊的是，柏林报纸在1 月5 日早晨以大字标题报道了科隆会谈，并且发表社论攻击巴本对施莱彻尔不忠实。原来这位狡猾的将军真是足智多谋，他早已布置了密探，巴本后来获悉，在他进入施罗德寓所前给他拍照的记者就是施莱彻尔派出的一个密探。
　　除了达成同巴本的协议以外，希特勒在科隆会谈中还得到了两件对他来说很有价值的东西。他从前任总理那里获悉，兴登堡没有授权施莱彻尔解散国会。这就是说，纳粹党在共产党协助下可以随时推翻这个将军。其次是，这次会谈中取得了谅解，西德企业界愿意承担纳粹党的债务。科隆会谈后两天，戈培尔的日记中提到了“政治方面的可喜发展”，但是仍旧抱怨“财务情况不好”。10天以后，在1 月16日，他谈到党的财务情况“一夜之间有了根本好转”。
　　另外一方面，施莱彻尔着手努力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他的乐观态度，退一万步说，也未免太近视了。
　　12月15日，他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篇炉边广播演说，要求他的听众忘掉他是一个将军，并且向他们保证，他“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的拥护者，在他看来“像私营经济或计划经济之类的概念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恐怖意义”。他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失业者找到工作，使国家在经济上能自立。捐税不会再增加，工资不会再降低。事实上，他还取消了巴本宣布的最近一次减低工资和救济金的决定。此外，他还停止实行巴本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农产品限额，而实行另外一个计划，从东部破产了的容克庄园中没收了80万英亩的土地，分给25000 户农民。此外，像煤和肉这种必需品的价格也将用严格的管制办法来加以压低。
　　这无疑是呼吁那些他迄今为止一直反对的和冷落的群众支持他，施莱彻尔继此以后还同工会领袖会谈，给了他们这种印象：在他设想中的将来，有组织的劳工和陆军是国家的两大支柱。但是劳工界并没有相信一个他们极端不信任的人，他们拒绝同他合作。
　　另一方面，工业家和大地主们都起来反对新总理的施政纲[180] 领，他们叫嚷说，这个纲领是不折不扣的布尔什维主义。企业家们对于施莱彻尔突然同工会亲善感到十分震惊。大庄园主则对于他取消农业保护感到非常生气，对他没收东部破产庄园的前途感到极为恐惧。1 月12日，大庄园主团体“农业联盟”尖锐地攻击了政府，该联盟的领袖（其中有两个人是纳粹党员）晋见总统，并提出抗议。兴登堡自己现在也成了一个容克地主，他召见他的总理，加以责问。施莱彻尔的答复是：威胁要公布国会关于“东部救济”贷款的秘密报告，当时人人知道这桩丑闻牵涉到好几百户容克世家望族，他们从政府的无偿“贷款”中得到好处，其中甚至间接牵涉到总统本人，因为送给他的东普鲁士庄园的地契在过户时非法地使用了他儿子的名字以逃避遗产税。
　　尽管工业家和地主们吵吵嚷嚷，而工会的态度又很冷淡，施莱彻尔仍莫名其妙地颇有信心，认为一切都很顺利。
　　1933年元旦那一天，他偕同内阁阁员晋见老总统，后者表示颇为快慰，因为“最严重的困难已经克服，我们的面前已经打开了向上的道路”。1 月4 日，也就是巴本和希特勒在科隆密谈的那一天，总理安排让从意大利阳光下休假归来的施特拉塞晋见兴登堡。这个前纳粹党中第二号人物过了几天第二次见到总统时便表示愿意参加施莱彻尔内阁。这个行动在纳粹党阵营中引起了震惊，当时纳粹党正集中力量在小小的利普邦进行竞选，希特勒和他所有的主要助手都在那里活动；想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以便改善元首同巴本的谈判地位。戈培尔的日记记述了戈林在1 月13日午夜带来了施特拉塞的坏消息，当时党的领袖们都通宵未睡，彻夜讨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他就职的话，对党来说，将是一个严重挫折。
　　施莱彻尔也是这么想，所以1 月15日，当时的奥地利司法部长库特·冯·许士尼格访问他的时候，他向许士尼格保证，“希特勒先生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他的运动已不再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危险了，整个问题已经解决，这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
　　但是施特拉塞并没有参加内阁，民族党领袖休根堡也没有参加内阁，休根堡在前一天（1 月14日）本来曾经答应兴登堡参加内阁的。这两个人都投向了希特勒，不过施特拉塞遭到了冷淡，而休根堡则比较成功。1 月15日那天，正当施莱彻尔向许士尼格兴高采烈地谈到希特勒的末日时，纳粹党在利普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胜利。虽然这次胜利谈不上是什么伟大成就。全部选票只有9 万张，纳粹党得了3.8 万张选票，即占39％，比前一次选举增加了约17％。但是，纳粹党的领袖们在戈培尔的领导下大肆宣传他们的“胜利”，奇怪的是，这似乎对一些保守派人士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兴登堡幕后的一些人物，主要是国务秘书梅斯纳和[181] 总统的儿子奥斯卡。
　　1 月22日晚上，这两位先生偷偷地溜出了总统府，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据梅斯纳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到一个迄今为止还默默无闻的纳粹党人郊外的寓所，这个人名叫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巴本的一个朋友，他们在大战期间曾一起在土耳其战线服役过。梅斯纳和奥斯卡在里宾特洛甫的家中会见了巴本、希特勒、戈林和弗立克。据梅斯纳的说法，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晚上以前，奥斯卡·冯·兴登堡一直反对与纳粹党人有什么来往。
　　希特勒可能知道这一点；不管怎么样，他坚持要同奥斯卡举行一次“单独”
　　会谈，而使梅斯纳感到意外的是，小兴登堡居然同意了，同希特勒一起退到另外一间房中，密谈了1 小时。总统的儿子既不以头脑灵敏闻名，也不以性格坚强著称，希特勒究竟同他谈了一些什么，这一点从来没有透露过。不过纳粹党人士中间一般都认为，希特勒施出了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威胁方面包括要向公众揭露奥斯卡与东部救济丑闻的不清不白关系以及兴登堡产业上的逃税行为。至于利诱，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出：几个月后，兴登堡一家在纽台克的产业增加了5000英亩免税的土地，还有在1934年8 月，奥斯卡从上校擢升为陆军少将。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希特勒对总统的儿子起了很大的影响。梅斯纳后来在纽伦堡审讯时的证词中说：“在坐出租汽车回总统府时，奥斯卡·冯·兴登堡特别沉默，他所议的唯一一句话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必须让纳粹党参加政府。我的印象是，希特勒成功地迷住了他。”
　　现在只待希特勒迷住做父亲的了。这应该承认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老元帅的神志无论如何糊涂，他的花岗石般的性格却并未因年老而有所软化。比较困难，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巴本孜孜不倦地每天在对这位老人做工作。
　　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施莱彻尔再狡猾也免不了要摔跤了。他既没有能够把纳粹党争取过来，又没有能够分裂他们。他也不能取得民族党、中央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因此，在1 月23日，施莱彻尔去见兴登堡，承认他不能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的支持，要求解散国会，按照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与他紧急权力，根据总统命令行使政府职权。据梅斯纳的说法，这位将军还要求“暂时取消”国会，并且坦率地承认，他将不得不把他的政府转入“军事独裁”。施莱彻尔施尽了计策，到头来仍回到已本在12月间所处的地位，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已经颠倒过来了。当时巴本要求授予紧急权力，而施莱彻尔加以反对，建议由他自己在纳粹党的支持下组织一个多数派政府。现在坚持要进行独裁统治的是这位将军了，而狡猾的狐狸巴本却向老元帅保证，他能够拉拢希特勒组织政府，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的[182] 支持。无赖汉和阴谋家就是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
　　兴登堡提醒施莱彻尔，他自己当初在12月2 日推翻巴本政府时所提出的理由，并且告诉他说，这些理由现在仍旧有效。他吩咐施莱彻尔回去设法在国会中争取多数的支持。这么一下，施莱彻尔就完了，而且他自己也明白。
　　凡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戈培尔就是少数知道内情的人之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施莱彻尔这个使这么许多人垮过台的人，随时都可能垮台。”
　　他垮台的日子最后在1 月28日正式来到了。那一天，他晋见总统，提出他的政府的辞呈。兴登堡对这位感到幻灭的将军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棺材，我不敢说，我将来在天堂中对这个行动不会感到遗憾。”而施莱彻尔的答复是：“在这次背信之后，先生，我不敢说你会进天堂。”从此之后，他在德国历史中就很快地销声匿迹了。同一天中午，巴本受总统之托，探索“在宪法条件的范围内”组织一个以希特勒为首的政府的可能性。一个星期以来，这个狡猾的野心勃勃的人一直在想在最后一刻背叛希特勒，再一次担任一个在休根堡支持下的总统内阁的总理。戈培尔在1 月27日的日记中说：“仍有可能，巴本将再度出任总理。”
　　一天以前，施莱彻尔曾派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去见总统，警告他不要选用巴本。在柏林当时弥漫着的迷魂阵般的阴谋网中，施莱彻尔在最后一分钟突然赞成以希特勒来代替他了。兴登堡却向陆军总司令保证，他无意任用“那个奥地利下士”。
　　第二天，1 月29日那个星期天，是个关键性的一天，各个阴谋家都在拼命玩弄最后一手，使得首都充满了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惊人谣言，不过并不是所有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施莱彻尔再次派遣忠实的哈麦施坦因去兴风作浪。这位陆军总司令找到希特勒，再一次提醒他，巴本可能把他抛弃掉，纳粹党领袖最好还是同已经下台的总理和陆军结盟。希特勒对此不感兴趣。他回到凯撒霍夫饭店，同他的助手们一起喝咖啡吃蛋糕，就是在这时候，戈林带来了消息说，元首明天将被任命为总理。
　　那天晚上，纳粹党的首领们部在帝国总理广场戈培尔寓所庆祝这个重要的消息，这时施莱彻尔又派了一个使者，带来了惊人的消息。这个使者是瓦尔纳·冯·阿尔文斯勒本，他对阴谋的兴趣之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一时没有阴谋，他自己就制造一个。他告诉正在庆祝的人们说，施莱彻尔和哈麦施坦因已命波茨坦卫戍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准备劫持老总统到纽台克去，建立军事独裁。这种说法大大地夸大了实际情况。这两位将军可能有此想法，但是可以肯定他们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纳粹党人[183] 一惊之下，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戈林急急忙忙拖着他那肥大的身躯，穿过广场，去向总统和巴本报警。至于希特勒做了什么，他自己后来是这么描述的：我对这一[ 军事] 政变计划的第一个反应是：派人去找柏林冲锋队长冯·赫尔道夫伯爵，通过他把柏林的全部冲锋队员都动员起来。同时我指示能够信托的警察局方面的韦克少校，准备派遣6 营警察突然占领威廉街？？最后，我指示冯·勃洛姆堡将军（他已被选定为未来的国防部长）在1 月3 Ｏ日上午8 时抵达柏林时立即前去见老头子，向他宣誓就职，这样，就可以处在国防军总司令的地位上去镇压掉任何可能的政变尝试。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当时正代表德国在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背着施莱彻尔和陆军总司令——在这个疯狂的时期里，一切事情都是背着某一个人做的——把他召回来在希特勒一巴本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的，并不是希特勒，因为他还没有当权，而是兴登堡和巴本。正如希特勒后来所说的，勃洛姆堡将军是早已得到希特勒的信任的一个人，受到他在东普鲁士的参谋长、一个直言不讳的纳粹同情者瓦尔特·冯·莱希瑙上校的很大影响。当勃洛姆堡在1 月30日一早到达柏林的时候，车站上有两个军官带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命令来接他。一个是冯·孔茨恩少校，他是哈麦施但因的副官，命令他去向陆军总司令报到。一个是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他是自己父亲的副官，命令他去向共和国总统报到。勃洛姆堡给弄得莫名其妙，结果去见了总统，立即宣誓就任国防部长之职，因此不仅有权镇压陆军方面的任何政变尝试，而且有权强使军方支持几小时后即将任命的新政府。陆军在这个关键性时刻终于接受了希特勒，对于这一点，希特勒一直是感激的。他不久就在一次党的集会上说，“要是在革命的日子里，陆军没有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对于军官团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责任，到最后，他们将后悔不已。
　　在1933年1 月30日这个冬天的早晨，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人14年来徒劳无益地要想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剧，终于告终了。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在闭幕以前，在那些想要埋葬共和政体的形形色色的阴谋家中间，还发生了一出小小的滑稽戏。巴本后来是这样描述的：大约10点半的时候，新内阁人员在我的家中会齐，然后穿过花园到总统府，在梅斯纳的办公室中等着。希特勒马上又提出了他对没有被任命为普鲁[184] 士长官的不满。他认为这严重地限制了他的权力。我告诉他？？这项任命可以放到以后再说。对此，希特勒答称，如果他的权力因此受到限制，他就要坚持国会举行新选举。
　　这样一来，形势又完全改变了，讨论又激烈起来。休根堡特别反对这个主张，希特勒为了要使他安心，便说，不论（选举）结果如何，他不会改变内阁的成分？？这时已经早过了11点了，而我们预定要在11点晋见总统。
　　梅斯纳叫我们结束讨论，因为兴登堡不愿久等。
　　突然发生意见冲突使我担心，新联合政府还没有产生就可能破裂？？最后，我们被带去见总统，我作了必要的正式介绍。兴登堡讲了短短的一段话，谈到为了国家利益进行充分合作的必要性，然后就监督我们宣誓就职。希特勒内阁就此成立。这样，通过走后门，通过同他私下厌憎的老派反动分子在政治上作一笔不能见人的交易的办法，这个从维也纳来的前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弃儿、激烈的革命分子，就成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总理。
　　毫无疑问，国家社会党在政府中肯定是处于少数的地位；在内阁11个职位中，他们只占了3 个，而且除了总理一职以外，他们所占的都不是重要职位。弗立克担任内政部长，但并没有像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内政部长那样控制着警察，德国的警察是由各邦自己控制的。第三个纳粹党阁员是戈林，但是没有适当的部可以给他，于是他就被任命为不管部长，其默契的条件是，一旦德国有了空军后，就任命他为航空部长。很少有人注意到，戈林同时兼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这个职务控制着普鲁士的警察；而在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联邦内阁上。使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内阁名单中没有戈培尔的名字；他暂时给置在脑后了。
　　几个重要的部都给了保守分子，他们颇有把握地以为已经把希特勒笼络住，可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了。牛赖特继续任外交部长，勃洛姆堡任国防部长，休根堡任经济与农业部长，钢盔队头子赛尔特任劳工部长；其他各部仍由巴本在8 个月以前任命的非党“专家”担任。巴本本人是联邦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而且兴登堡向巴本保证，除非由副总理伴同前来，他不会接见总理。巴本认为，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能够对激进的纳粹党领袖增加一重牵制。而且还有一层：这个内阁出自巴本的构思，是巴本的产物，他相信，在坚决的老总统（老总统是他的朋友、仰慕者和保护者）的帮助下，在他的保
　　守派同僚（他们在人数上以8 对3 胜[185] 过难以驾驭的纳粹党人）的明确支持下，他能够掌握这个内阁。
　　但是这个浮夸轻薄、姑息养奸的政客并不了解希特勒——实际上也没有人真正了解希特勒——他也不了解支持他的势力有多大力量。巴本也不了解——除了希特勒以外也没有别人能了解——既有的有势力机构：陆军、教会、工会、政党，或者广大的非纳粹党中产阶级和高度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他们的难以解释的软弱已经到了近乎瘫痪的程度。正如后来巴本悲哀地所说的，他们都会“不经一战就投降”。
　　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负的一份责任。凡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德国人，他们的致命错误是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它。国家社会党1932年7 月最受群众拥护的时候，也不过赢得了37％的选票。但是，表示反对希特勒的63％的德国人民，当时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目光也过于短浅，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危险。他们当时一定知道如果他们不团结起来（不论多么暂时）加以扑灭，这个共同危险就会压倒他们的。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到最后还坚持这种愚蠢的主张：先要摧毁社会民主党，推毁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摧毁不论什么样的中产阶级民主力量。他们所根据的是这种颇可怀疑的理论：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将是暂时的，最后必然会促成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在资本主义崩溃后，共产党就可以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布尔什维派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后，就是共产党的世界了！
　　社会民主党人则由于14年来同其他政党分享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为了维持联合政府作尽了一切必要的妥协，它的力量和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他们的党已经仅仅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施加压力集团，只求为他们的力量的主要靠山工会争取到一些让步。有些社会党人说，幸运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因为不择手段和不讲民主的共产党分裂了工人阶级；经济萧条进一步打击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工会，使他们的党失去了几百万失业者的支持，后者在绝望之下不是转向共产党就是转向纳粹党。这话可能不错。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悲剧是不能仅仅用运气不好来解释的。他们在1918年11月的时候曾经有过掌握德国政权的机会，按照他们一向宣传的社会民主主义来建立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缺乏这么做的果断决心。现在到30年代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精疲力竭的失败主义的党，占支配地位的是一些心地善良而大多数能力平庸的老人。虽然他们忠于共和国到底，但是在最后过于慌张胆怯，不敢承当为了保卫共和国就必须承当的风险，当巴本派出一班士兵去摧毁普鲁士的合宪政府时，他们没有能够行动起来，[186] 这就是一个明证。
　　在左派与右派之间，德国缺少一个政治上有力量的中产阶级，而这种中产阶级在其他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已证明是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在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年中，中产阶级政党民主党、人民党、中央党一共获得了1200万张选票，仅仅比两个社会党派别少200 万张选票。但是从这个时候起，由于他们的拥护者转向希特勒和民族党，他们的力量日趋衰退。在1919年，民主党还有74名议员当选参加国会，到1932年时，他们就只剩下两个议席了。人民党的议席在1920年是62个，到1932年只剩下11个。只有天主教中央党自始至终保持了他们的投票实力。在1919年共和国第一次选举中，中央党在国会中获得了71个席位，到1932年仍旧有70个席位。但是中央党从惮斯麦时代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党，较之社会民主党有过之无不及，对于任何政府，只要向它的特殊利益有所让步，它就一律加以支持。虽然它似乎是忠于共和国，忠于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的，但是，我们前面已谈到，它的领导人，在巴本和民族党人还没有抢过他们之前，就已经在同纳粹党谈判要把总理一职送给希特勒了。
　　如果说，德意志共和国缺少一个政治上走中间路线的阶级的话，它也缺少一个真正保守的政党在许多其他国家所起的稳定作用。德国民族党在1924年最发展的时候获得了600 万张选票，有103 人当选国会议员，成了国会中第二大党。但是在当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几乎所有其他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不论在朝或在野都不愿担负责任，唯一例外是他们在20年代所参加过的两次短命内阁。大部分把选票投给民族党的德国右派所希望的是推翻共和国，恢复德意志帝国，恢复他们在帝国中的一切原有特权。事实上，不论作为个人来说也好，或者作为阶级来说也好，共和国对右派是极其宽大的，而且考虑到右派梦寐以求的目的，可以说是格外容忍。我们已经谈到，共和国允许陆军可以保持一个国中之国，企业家和银行家可以牟取巨额利润，容克地主可以用政府贷款来维持他们经营不善的庄园，而这种贷款从来没有偿还过，也很少用来改良他们的土地。然而共和国这样宽大相待，并没有博得他们的感激或忠诚。他们竭力破坏共和国的基础，一直到最后同希特勒结盟把共和国彻底推翻，其心胸之狭隘，偏见之深固，眼光之短浅，即使在今日回顾起来，也不免使作者感到不可想象。
　　在这个前维也纳流浪汉身上，保守的阶级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乖乖听话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毁灭共和国只不过是第一步。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德国，这个德国在国内能够不再搞什么民主的“无聊玩意儿”，剥夺工会的权力，对外能够废除1918年的判决，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重建一支[187]强大的陆军，以其军事力量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虽然他有着保守派所缺少的东西——群众的拥护，右派仍以为他将仍旧在他们的股掌之上。在联邦内阁中他不是居于3 对8 的劣势吗？保守派有这样优势的地位就能够（至少他们自己这么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又不致于让纳粹党实现其地道纳粹主义的暴政。按照他们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们的确是规矩正派、敬畏上帝的一些人。
　　霍亨佐伦帝国是靠普鲁士的军事胜利建立的，而德意志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却是经过一场大战在协约国手中遭到的军事失败。至于第三帝国，既不靠军事的胜负，也不靠外国的影响。它成立于和平的时期，是由德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手段建立的，既产自他们的软弱，也产自他们的力量。把纳粹党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的，是德国人自己。这一点，在1933年1 月30日中午，当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很多德国人，也许可以说大多数德国人，都是没有意识到的。
　　但是，他们不久就要体会到这一点了。





　　第七章 德国的纳粹化：1933-1934年

　　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时代所形成而从来没有忘记的理论是：革命运动取得政权的道路是同国家的某些有势力的机构结成联盟，这现在在实践中完全按照他预计的那样实现了。总统在陆军和保守分子的支持下，任命了他为总理。他的政治权力虽大，但仍旧是不完全的。同他分享这个政治权力的，有上述三方面的势力，正是靠这三个方面，他才得以上台，而这三方面却都置身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还是不信任的。
　　因此，希特勒的当前任务是迅速地剥夺他们的驾驭地位，使自己的党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后以极权主义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实行纳粹革命。
　　他上任还没有满24小时，就采取了第一个果断行动，把自以为已经“掌握”
　　他的、老实可欺的保守分子诱进一个圈套，发动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的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在6 个月之后终于使得德国完全纳粹化，他自己也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和取消了联邦的一个国家的独裁者。
　　1933年1 月30日下午5 点钟，也就是宣誓就职5 小时后，希特勒召集了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这次会议的记录，后来在纽伦堡同其他成百上千吨缴获的秘密文件一起出现。它透露了希特勒在狡猾的戈林的帮助下如何马上巧妙地愚弄了他的保守派同僚。* 兴登堡任命希特勒领导的并不是一个总统内阁，而是一个[189] 依靠国会内多数支持的内阁。但是参加内阁的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583 个席位中只占有247 个席位，不足以构成多数。为了取得多数，他们需要中央党的70票的支持。在新政府成立后的头几个小时中，希特勒就派了戈林去同中央党领袖谈判，现在戈林回来向内阁报告，中央党坚持要求“一定的让步”。戈林因此建议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希特勒立即表示同意。但是在做生意上尽管很成功而头脑仍旧像木头一般的休根堡，既不赞成让中央党参加内阁，又反对举行选举，因为他知道，纳粹党有国家力量作为后盾，在选举中可能赢得绝对多数，那样就可以不用他自己和他的保守朋友们的帮忙了。因此他只建议取缔共产党，把他们的100 个席位取消后，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中就占多数了。但是希特勒暂时还不打算走得这么远，最后，他们商定，由总理本人在第二天上午同中央党领袖会谈，如果谈判没有结果，内阁就要求举行新的选举。
　　希特勒很容易地使谈判没有什么结果。他请中央党领袖卡斯主教提出了一张问题清单，作为谈判的基础，结果卡斯主教提出的等于是要求希特勒保
　　证按宪法来进行统治。但是希特勒却蒙骗卡斯和他的内阁阁员，向后者伪称，中央党提出了非份的要求，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他因此建议，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这样一来，休根堡和巴本就落入了圈套而不能脱身，他们只好同意他，虽然在同意之前迫使这个纳粹党领袖作了庄严的保证，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内阁组成依旧不变。新的选举定在3 月5 日举行。
　　现在纳粹党第一次——也是德国最后一次比较自由的选举——能够利用政府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来赢取选票。戈培尔兴高采烈。他在2 月3 日的日记中记道：“现在继续斗争就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电台和报纸都可供我们使用。我们要给大家看看一个宣传杰作。而且这一次，当然不愁没有经费了。”大企业界人士对于新政府要叫有组织的劳工安分守己、让资方随心所欲地去管理自己的企业这一点感到很高兴，因此2 月20日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要他们踊跃输将时，他们很乐意慷慨解囊。这次会议是由沙赫特博士出面召集的，会上，希特勒和戈林向二三十个德国工业巨头说明了他们的方针。这些[190] 巨头中有一夜之间变成了热烈的纳粹党人的克虏伯·冯·波伦，伊·格·法本企业的包许和施尼茨勒，联合钢铁公司的伏格勒。这次秘密会议的记录后来保存了下来。
　　希特勒在开始他的长篇讲话的时候，先给工业家尝了一点甜头。他说：“私人企业在民主的时代里不可能维持；只有在人民对权威和个人有正确的认识时才有可能？？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财富物资都是上帝的选民努力的结果？？我们绝不能忘记，任何文化的好处，都必须或多或少地用铁拳来传播。”他向企业家们保证，他将“消灭”马克思主义者，恢复国防军。后者同克虏伯、联合钢铁公司和伊·格·法本企业这种工业关系特别大，如果重整军备，它们是肯定有好处的。希特勒最后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最后一次选举了。”他并且向他的听众保证：“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决不会有任何让步。”如果他在选举中不能获胜，他也要“以其他手段？？用其他武器”继续执政。戈林所谈的比较联系实际问题，他强调有必要作出“钱财上的牺牲”，“如果企业界认识到，3 月5 日的选举将肯定地是今后10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也很可能甚至是今后100 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他们承担[ 这种牺牲] 一定会容易得多了”。
　　所有这些话，在场的工业家是听得很明白的，对于讨厌透顶的选举、民主和解除武装将告一结束的诺言，他们的反应很热烈。据蒂森的材料，军火大王克虏伯在1月29 日曾要求兴登堡不要任命希特勒，这时马上站了起来对总理“给我们看到这么清楚的一幅图景”，代表企业家们表示“感激”。沙赫特博士接着就开始请他们认捐。他在纽伦堡回忆说：“我募集到了300 万马克。”1933年1 月31日，即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次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同元首一起开会时，我们定下了对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目前我们暂不采取直接的对抗行动。必须先让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尝试爆发出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行动。”
　　在竞选运动逐步展开的时候，尽管纳粹党当局的挑衅行动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没有爆发革命的迹象，不论这一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还是社会党的革命。到2 月初时，希特勒政府已经取缔了共产党的集会，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举行，就是受到了冲锋队打手的捣乱阻挠。
　　社会党的一些主要报纸一次又一次不断被勒令暂停出版，即使天主教中央党也没有逃脱纳粹恐怖。天主教工会领袖施特格瓦尔德想要在一次集会上讲话，遭到了褐衫队员的殴打。在另外一次集会上，冲锋队员打伤了好几个人，勃鲁宁不得不要求警察保护。在竞选运动中总[191] 共有51名反纳粹分子被谋杀，纳粹党方面声称他们也有18人被打死。
　　戈林兼任普鲁士内政部长一职的重要性现在开始为人所注意到了，他不管他的名义上的上级普鲁士总理巴本的约束，解除了普鲁士的好几百名共和派官员的职务，而代之以纳粹党人，其中大部分是冲锋队长和党卫队长。他命令警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冲锋队、党卫队、钢盔队为难，但是在另一方面却要无情对付那些“敌视国家”的人，他要求警察“使用武器”，并且警告说，违令者将受到惩处。这等于公开号召占德国2/3 面积的一邦（普鲁士）的警察开枪打一切反对希特勒的人。为了保证无情地完成这项工作，戈林在2 月22日成立了一支辅助警察部队，总共5 万人，其中4 万人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1 万人来自钢盔队。因此，普鲁士的警察力量就基本上操在纳粹党打手的手中了。只有没有头脑的德国人才会向这种“警察”要求保护，抵御纳粹恐怖分子。
　　但是，尽管这种种恐怖，戈培尔、希特勒和戈林所等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却没有“爆发出来”。要是挑衅的办法不能奏效，难道不能用捏造的办法吗？
　　2 月24日，戈林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共产党领袖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了，他们有些人已转入地下，有些人已悄悄地溜到俄国。但是地下室里还有成堆的宣传小册子，这就足够让戈林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搜获的“文件”表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但是公众的反应，甚至政府中某些保守分子的反应，是持怀疑的态度。看来很明显，在3 月5 日举行选举之前，必须找到一些更加耸人听闻的东西来惊动一下公众。
　　国会纵火案
　　2 月27日晚上，德国4 个最有权势的人分聚在柏林两处晚宴席上。在伏斯街的外人不得进入的贵族俱乐部里，副总理冯·巴本在款待总统冯·兴登堡。在郊外戈培尔的家中，总理希特勒来吃便饭。据戈培尔的记载，他们当时没有谈公事，只是听听音乐，聊聊天。“突然，”他后来在日记中说，“汉夫施丹格尔博士来了电话：“国会起火了！’我想他一定是说假话，所以连提也没有向元首提起。”但是在贵族俱乐部进餐的人距离国会却只有一个拐角。
　　突然［后来巴本写道］我们看到窗外有一道红光，并且听到街上有人在［192 ］喊叫。有一个仆人匆匆到我身边低声说：“国会起火了！”，我马上转告总统。他站了起来。我们从窗口可以看到国会的圆尖顶，仿佛被探照灯照亮了一般。隔一会就冒出一道人舌和一团浓烟，使你瞧不清轮廓。副总理用自己的汽车把老总统送回家以后就匆匆赶到起火的国会。与此同时，戈培尔（根据他的日记）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假话”又想了一想，觉得有点不妙，打了几个电话以后知道，国会的确起火了。在几秒钟之内，他和元首就“以1 小时60英里的速度从夏洛登堡公路驰赴犯罪地点”。
　　他们一到火灾地点就马上宣称，这是一件罪行，这是一件共产党犯的罪行。
　　戈林比他们早到了那里，头上冒汗，嘴里喘气，兴奋得有点失常。据巴本后来说，戈林还赌咒发誓他说“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戈林对新任的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声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1 分钟也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国会纵火案的全部真相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能见诸天日了。凡是知道真相的人，今天几乎都已死绝了，大多数是在事后几个月中被希特勒害死的。
　　甚至在纽伦堡审讯的时候，这个案件的真相也不能完全大白，虽然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相当没有疑问地确定，布置纵火以图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正是纳粹党人自己。
　　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下面，有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通到国会大厦。一个以前在旅馆中担任过侍者的柏林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在2 月27日晚上带领一小队冲锋队员经过这条地下通道到国会大厦，在那里洒了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然后很快地沿着原路回到议长府。与此同时，一个对纵火有特殊癖好的头脑愚钝的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也偷偷地潜入了这所黑黝黝的陌生的大厦，放了几把火。这个没有头脑的纵火狂真是上帝给纳粹党人送来的。他是在几天以前为冲锋队所发现的，他们听到他在一家酒馆里吹牛，说是曾经在好几所政府大厦中放过火，下一个打算要烧国会了。
　　纳粹党人居然发现了有一个神经错乱的共产党纵火犯决心要干他们自己决定要干的勾当，这样的巧合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3] 但是却有事实为证。放火这个念头，最初肯定是戈培尔和戈林想出来的。当时在普鲁士内政部供职的汉斯·吉斯维乌斯在纽纶堡作证说：“最初想到放火烧国会的是戈培尔。”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在供词中还说，“戈林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样起的”，因此命令他“在起火之前就准备好在起火后马上要加以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担任德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在纽伦堡追述，有一次，戈林曾经吹嘘过他的业迹。
　　在1942年元首生日的午宴席上，谈话的话题转到了国会大厦的建筑及其艺术价值。我亲耳听到戈林打断大家的话，大声他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是我放火把它烧了！”
　　说完，他还用他的手掌拍着大腿。* 看来很清楚，范·德·卢勃是受纳粹党人利用的。他们鼓励他去国会大厦放火。但是主要的工作是由冲锋队员干的，当然他完全被蒙在鼓里。事实上，后来在莱比锡举行审讯时就确定，这个荷兰傻瓜并没有足够的引火物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把这座这么大的建筑物烧掉。在他潜入大厦以后2 分半钟，中央大厅就剧烈地燃烧起来了。而他只有自己的衬衫当作引火物。根据专家们在审讯时提供的证词，几处大火都是大量化学品和汽油所引起的。显然，这些东西不可能由一个人带进大厦，这一个人也不可能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分身到这么多的地方，放起这么多处的火来。
　　范·德·卢勃当场被逮，据戈林后来在法庭上说，他当时想立即把范·德·卢勃绞死。第二天，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格勒听说戈林把他株连在内，就自行向警察局投案，几天以后，后来担任了保加利亚总理的一个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个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波波夫和泰涅夫被警察局拘押起来。他们后来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审，结果使得纳粹党人狼狈不堪，特别使戈林狼狈不堪，季米特洛夫自任辩护律师，在一连串的锋利的反洁中，很轻易地使戈林窘相毕露。根据法庭记录，戈林有一次大声向这个保加利亚人咆哮：“滚出去，你这个混蛋！”
　　法官［向警官] 把他带下去。
　　季米特洛夫［被警官带下去] ：你害怕我的问题吗，总理先生？* 戈林：等我们在法庭外面抓到你，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个混蛋！
　　托格勒和这3 个保加利亚人被判无罪释放，但是这个德国共产党领袖却立即被加以“保护性拘留”，终于在第二次大战时瘐死[194] 狱中。范·德·卢勃被判有罪，当即处决。尽管法庭屈从于纳粹当局，但是这次审讯使戈林和纳粹党人受到了很大的怀疑，只是为时已晚，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了。因为希特勒丝毫没有错过时机，已经充分利用了国会纵火案。
　　在起火后的次日（2 月28日），他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这项法令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7 项条款。这项法令自称是“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预防措施”，它规定：得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
　　此外，这项法令还授权全国政府在必要时接管各邦的全部权力，对某些罪行，包括持有武器的人的“严重扰乱治安的行为”判处死刑。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仅能够合法地任意箝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而且由于他捏造的共产党威胁得到“公认”，也能够使千百万德国中产阶级和农民陷于恐惧之中，生怕如果他们在一星期后的选举中不投国家社会党的票，布尔什维克就可能掌握政权。大约有4000名共产党干部和许多社会民主党的及自由主义的领袖遭到了逮捕，其中包括一些国会议员，而根据法律，后者有豁免权，是不能逮捕的。这是德国人第一次尝到在政府支持下的纳粹恐怖的滋味。满车满车的冲锋队员在德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驶过，未经许可，破门而入，进行搜查，把受害者带去，投入冲锋队营房中，严刑拷打。共产党报纸和政治集会固然遭到了取缔，社会民主党报纸和许多自由主义报刊也被勒令停刊，民主党派的集会也不是遭到禁止就是遭到破坏。只有纳粹党人和他们的民族党盟友可以毫无阻拦地进行竞选。
　　纳粹党人现在手头掌握了全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一切力量，财库里有着大企业方面来的充分经费，因此他们这次竞选宣传是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国营电台第一次把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的声音传送到全国每一角落。
　　装饰着叄遄制斓慕值郎希宸娑釉绷卸佣钠ぱド痪诙；褂惺痪〉娜褐诖蠡幔鹁嬗涡校愠±锏睦┮羝鳌９愀媾粕暇∈悄纱獾车拇ツ康恼刑琜195]入晚山顶上燃起了髯火。对选民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国天堂来引诱，一会儿又以街头的褐色恐怖来威胁，一会儿又以“揭露”
　　共产党“革命”来恐吓。在国会起火后第二天，普鲁士政府发表了一项长篇声明，宣称它搜获的共产党“文件”证明：要焚毁政府大厦、博物馆、宅哪、重要工厂？？要把妇女儿童送到恐怖团体面前处死？？焚毁国会是流血暴动和内战的信号？？已经确定，今天要在德国全国对个人，对私有财产，对和平居民的生活采取恐怖行动，发生全面内战。
　　它保证发表“证明共产党阴谋的文件”，但是这个诺言从来没有兑现过。
　　不过，普鲁士政府既然保证这种文件确实存在，这一点已经足够使许多德国人深信不疑了。
　　如果再不相信的话，戈林的威胁也许起了作用。他在3 月3 日即选举的前夕在法兰克福大声叫嚷说：德国同胞们，任何司法上的考虑，都不能妨碍我的行动？？我不必担心法律，我的任务就是斩草除根，别无其他！？？当然，我要充分利用国家和警察的力量，因此，亲爱的共产党朋友，不要得出任何错误的结论。而且要明白，我要同台下这些人——褐衫队员——一起领导这场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要掐住你们的脖子。前总理勃鲁宁在那一天也讲了话，但是他的声音几乎没有人听到，勃鲁宁宣称，他的中央党将反对任何推翻宪法的尝试，要求调查可疑的国会纵火案，呼吁兴登堡总统“保护被压迫者抵抗压迫者”。这一呼吁毫无效果。年老的总统继续保持沉默。人民已经受到了震动，现在是他们出来说话的时候了。
　　在1933年3 月5 日，他们在希特勒一生中最后一次民主选举的那天，用他们所投的票说话了。尽管这种种恐怖和威胁，他们的大多数人仍反对希特勒。纳粹党人在选举中虽然以17277180票领先——比上次选举增加了大约550 万票，但是在全部选票中仍然只占44％。希特勒仍旧没有能获得绝对多数。过去几星期的迫害和镇压并不能够阻止中央党的选票得到实际的增加——从原来的4230600 票增加到4424900票；把它的盟友天主教已伐利亚人民党的票数加在一起，它一共得到550 万票。甚至社会民主党也保持了它的第二大党的地位，共得7181629 票，较前只少了7 万票。共产党减少了100 万支持者，但是仍有4848058 票。巴本和休根堡领导的民族党的成绩使他们极感失望，一共只得到[196]3136760票，在全部票数中只占8 ％，比以前只增加了20万票不到。
　　尽管如此，民族党的52席加在纳粹党的288 席上面以后，政府在国会中就有了16席的多数。要执行日常的政府工作，这也许已经够了，但是要达到2/3 的多数，那还相差很远，而希特勒为了要实现他的在议会同意下确立他的独裁地位的大胆新计划，是需要2/3 的多数的。
　　国家的“一体化”
　　这个计划极其简单，而且有着用合法的外衣掩盖攫夺绝对权力的好处。
　　它的办法是，先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在4 年之内授予希特勒内阁全部立法权。说得再简单一些，也就是要求德国国会把宪法规定的职责移交给希特勒，而国会则开始长期休会。但是，由于这需要修改宪法，因此需要有2/3 的多数才能通过。
　　怎样取得2/3 的多数，在1933年3 月15日的内阁会议上，就成了一个主要的议事项目。这次内阁会议的记录后来在纽伦堡公开了。这个问题可以用国会81个共产党议员“缺席”的办法得到部分解决。戈林认为，余下来的问题就可以用“不让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入场”的办法轻而易举地处理掉。希特勒情绪很高，自信颇大。因为，根据他在国会起火后第二天诱使兴登堡签署的二月二十八日法令，他可以逮捕任何数量的反对党议员，以保证2/3 的多数。天主教中央党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们要求提供某种保证，但是总理相信，这个党是会同意他的。民族党领袖休根堡并不想把全部权力交给希特勒一人，他要求授权总统也参与起草内阁根据授权法颁布的法律。但是总统府国务秘书梅斯纳博士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纳粹党方面，他却答复说，“联邦总统没有必要参加”。他很明白，希特勒不想像过去历任共和国总理那样，受到顽固的老总统的掣时。
　　但是在目前，希特勒希望向老元帅，同时也是向陆军方面和民族主义保
　　守派作一个漂亮的姿态，通过这个姿态，把他的流氓革命政权同兴登堡的威望和普鲁士过去的一切军事荣誉联系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和3 月13日就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想出了一条妙计，由希特勒在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主持他要摧毁的［197]新国会的开幕式。这个教堂是普鲁士主义的圣地，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能够唤起对于帝国的光荣伟大的回忆，因为胖德烈大王的遗体就埋葬在这里，霍亨佐伦王朝的历代先王都曾在这里做过礼拜，兴登堡曾在1866年到这里来作过第一次朝圣，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禁卫军军官，刚参加了给德国带来了第一次统一的奥普战争归来。
　　第三帝国第一届国会选了3 月21日作为隆重的开幕日期是大有深意的，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俾斯麦在1871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当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的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元帅们、海陆军将领们在头戴髑髅骠骑兵的头盔、身穿威武制服的前王太子冯·马肯森陆军元帅的带领下进入会场时，腓德烈大王和铁血宰相的威灵赫然如临。
　　兴登堡显然大为感动，布置这次演出并且指导向全国广播的戈培尔在仪式进行时一度注意到——他并且记在日记中——老元帅热泪盈眶。总统身穿着灰色军眼，胸佩黑鹰缓章，一手捧着尖顶头盔，一手执着元帅节杖，在穿着正式礼服显得有点拘谨的希特勒陪同下慢步进入会场，中途停下来向皇室旁听席上空着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座位敬礼，然后到祭坛前宣读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表示支持希特勒新政府。
　　愿这个著名圣地的传统精神贯彻到今天的一辈青年中去，愿这种传统精神把我们从自私自利和党争中解脱出来，在民族自觉中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豪的自由的统一的德国。
　　希特勒的答词极其狡猾，旨在打动济济一堂的旧秩序代表的同情心和骗取他们的信任。
　　无论皇帝、政府或人民都不要战争。只是由于国家的崩溃才迫使一个备受凌辱的民族违反它的极其神圣的信念，承担了这次战争的罪过。
　　说到这里，他转身向巍然坐在前面不远的兴登堡说：由于过去几星期中发生了一个独特的变化，我国民族荣誉得以恢复，而且由于您，陆军大元帅阁下，往日的伟大的象征和新的力量的象征联合起来了。我们向您致敬。感谢上帝的保佑：我国新的力量能有您领导。
　　希特勒为了要表示他对总统——也就是对这位总统，他在这[198] 个星期还没有结束之前，就要剥夺其全部政治权力——的敬意，走下讲台，到兴登堡面前深深一鞠躬，紧紧地同他握手。这时，戈培尔布置的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都同时活动起来，镁光闪闪，机声轧轧，把德国陆军元帅和奥地利下士象征着新德国和老德国团结的庄严握手场面记录下来，让全国和全世界都能看到听到。
　　“在希特勒在波茨坦作了令人眼花镣乱的保证以后，”当时在场的法国大使后来写道，“这种人，像兴登堡和他的朋友，容克地主和保皇派贵族，休根堡和他的德国民族党人，国防军军官们这种人，怎么还会再有他们当初在看到他的党的违法乱纪行为时所怀有的疑惧呢？他们现在还能够不痛快地给予他完全信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授予他所要求的全部权力吗？”两天以后，在3 月23日，当国会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复会时，答案就出来了。国会要讨论所谓授权法——正式名称叫《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Ｇｅｓｅｔｚ　ｚｕｒ　Ｂｅｈｅｂｕｎｇ　ｄｅｒ Ｎｏｔ　ｖｏｎ　Ｖｏｌｋ　ｕｎｄ　Ｒｅｉｃｈ）。它一共只有短短的5 节，把立法权（包括国家预算的控制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都从国会手中拿过来移交给内阁，为期4 年。此外，这项法律还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但是任何法律不得“影响国会的地位”——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嘲弄了——总统的权力依旧“未变”。
　　希特勒向聚集在这所华丽的歌剧院中的议员们发表了一篇特别有节制的讲话，着重指出了最后这两点。这所歌剧院一向专门演出轻松歌剧，它的旁听席上现在都坐满了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员，他们的满脸横肉和伤疤向人表明，不能允许人民代表在这里胡闹。
　　政府［希特勒保证］将只有在为执行极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范围内使用这种权力。这并不威胁到国会或参议院的存在，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未变？？各邦的独立地位也不改变。教会的权利不会受到限制，它们同国家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非实行这种法律不可的国内情况是很有限的。
　　这个脾气暴躁的纳粹党领袖的讲话听起来相当温和，几乎到了谦恭的程度；即使是反对党议员，要在当时第三帝国生命的初期能够充分识破希特勒的保证的价值，为时还大早。尽管如此，在外面的冲锋队员的“交出全部权力”的鼓噪声中还是有一位反对党议员站了起来，反对这个未来的独裁者。
　　这位议员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威尔斯，他的十几位同僚已被警方“拘留”。他态度镇静，昂然不屈地宣称，政府可以剥夺社会党人的权力，但是剥夺不了他们的荣誉。
　　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希特勒盛怒之下，跳了起来，现在议员们真正看到了这个人的颜色。
　　你们来得晚了，但是你们还是来了！［他叫道］？？你们已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德国的命运将会上升，而你们的命运将会下降。你们的丧钟已经响了？？我不需要你们的投票。德国会得到自由，但不是靠你们！［热烈掌声。］对共和国的削弱负有沉重责任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将要失败，但是至少这一次，愿意坚持原则并且坚决反抗。但是天主教中央党却不愿意，而他们在政教斗争时却曾经成功地反抗过铁血宰相。该党领袖卡斯主教曾经要求过希特勒书面保证他将尊重总统的否决权。但是希特勒虽然在选举以前答应作出这个保证，却从来没有交出过这个保证。尽管如此，这位中央党领袖还是站起来宣布，他的党将投票赞成授权法。勃鲁宁继续保持沉默。投票马上举行，结果是441 票赞成，84票（全部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纳粹党议员们跳了起来呼叫，兴高采烈地跺着脚，然后同冲锋队员们一起高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这支歌不久就有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一样的地位，成了德国两个国歌之一：旗帜高高飘扬，队伍整整堂堂，冲锋队员们齐步向前？？
　　这样，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终于被埋葬了。除了逮捕共产党人和一些社会民主党议员以外，一切都是在相当合法的情况下做到的，虽然同时也存在着恐怖。议会把它的宪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从而实行了自杀，虽然如此，它的尸体却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摆在那里，到第三帝国的未日为止，偶然拿来充当希特勒大声咆哮的传声筒，它的议员以后都是由纳粹党一手挑选出来的，因为以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选举了。这一项授权法就是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全部法律基础。从1933年3 月23日起，希特勒成了全国［200]的独裁者，不受议会的任何约束，在实际上也不受年老多病的总统的任何约束。
　　当然，要使整个国家和它的全部制度都置于纳粹的铁蹄之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我们不久就可以看到，这也是在极其迅速的情况下用残酷无情的手段和阴谋诡谲的方法做到的。
　　“街头流氓，”用阿兰·布洛克的话来说，“攫夺了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力量的控制权，流浪汉上台执了政。”不过是——正如希特勒从来没有停止夸口的那样——“合法地”用议会的压倒多数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德国人只能怪自己。
　　德国的最有权势的机构现在一个接着一个向希特勒投降，一声不吭、毫无反抗地自行消失。
　　在德国历史中始终坚持自己单独权力的各邦被开头刀。在3 月9 日晚上，也就是通过授权法以前两个星期，冯·埃普将军奉希特勒和弗立克之命，在少数冲锋队员的协助下，赶走了巴伐利亚政府，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不到一星期，希特勒就派出了国家专员去接管其他各邦，只有普鲁士例外，因为在这里戈林早已牢牢地处在控制地位了。3 月31日，希特勒和弗立克第一次援用授权法，宣布了一项法律，解散普鲁士以外各邦的议会，命令它们按照最近一次国会选举结果的比例重新组织。共产党的议席则予以虚悬。不过这个办法只实行了一个星期。性急如火的总理在4 月7 日又颁布一项法律，任命了各邦的邦长（ＲｅｉｃｈｓｓｔａａｔｈａＩｔｅｒ），他们有权任命和撤换地方政府，解散议会，任命和撤换各邦的官员和法官。新任的邦长无一不是纳粹党人，他们“必须”执行“国家总理所制定的总政策”。
　　这样，从国会得到全部权力还不满两个星期，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所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权力，使它们归属于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国家中央权力之下。他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摧毁了它的历史悠久的联邦性质。在1934年1 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的一周年纪念日，他颁布了一项《国家重建法》，就正式完成了这个任务。这项法律取消了各邦的“人民议会”，各邦的主权移交给国家，邦政府隶属于全国政府，邦长受全国政府内政部长管辖。正如内政部长弗立克所说，“邦政府现在不过是国家的行政机构而已”。
　　1934年1 月30日法律的前言宣称，这项法律是“国会一致表［201 ］决通过的”。这话并不错，因为到这个时候，除了纳粹党以外，德国的所有政党都已被消灭殆尽了。
　　不能说它们在被消灭的时候是反抗过的。1933年5 月19日，国会中所有没有被捕或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毫无异议地一致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此以前9天，戈林的警察还占据了该党的办公楼，没收了它的报纸和财产。但是，社会党人还想依顺希特勒。他们谴责在国外攻击元首的同志。
　　6 月19日，他们选举出一个新的党委员会，但是3 天后，弗立克解散了社会民主党，认为它“颠覆和敌视国家”，这就使他们的妥协尝试告一结束。幸存下来的领袖保罗。洛伯和该党一些国会议员遭到了逮捕。至于共产党人，当然早已遭到镇压了。
　　剩下来的就只有中产阶级的政党了，但是，它们的寿命也并不长。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政府在3 月9 日的纳粹党政变中被赶下台，到7 月4 日就宣布自行解散；它的盟友中央党在过去曾经坚决地反抗过俾斯麦，一向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但是在第二天也宣布解散，这样，在德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没有了天主教的政党——不过，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梵蒂冈在两星期后同希特勒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施特莱斯曼的老党人民党在7 月4 日自杀，民主党则在一个星期前就自杀了。
　　希特勒联合政府中的盟友德国民族党怎样呢？没有民族党的支持，这个前奥地利下士是决不可能合法地掌握政权的。民族党尽管接近兴登堡、陆军、容克地主和大企业，尽管对希特勒上台有功，它还是同样乖乖地走上了所有其他政党所走过的道路。6 月21日，警察和冲锋队占领了它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6 月29日，该党在6个月以前还曾经帮助希特勒进入总理府的态度强硬的领袖休根堡退出政府，他的手下人员“自动地”解散了民族党。
　　剩下来的只有纳粹党了，7 月14日，一项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凡维持另外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个新政党者，如其罪行不触犯其他规定而须受到更大的惩罚，则处以3 年以下的徒刑，或6 个月到3 年的拘禁。
　　这种一党极权的国家，是国会放弃了它的民主职责后4 个月内在几乎未受丝毫反抗的情况下建立的。
　　我们曾经谈到，自由的工会曾经用宣布总罢工这样一个简单办法，一度击溃过法西斯卡普政变，现在它们也像各政党和各[202] 邦一样，被轻而易举地结束了生命，虽然在这以前还对它们施了一个巧妙的诡计。半个世纪以来，五一节一直是德国——和欧洲——的工人的传统纪念日。纳粹党政府在下手之前为了麻痹工人和他们的领袖，宣布1933年五一节为全国性纪念日，正式命名为“全国劳动节”，准备空前地大事庆祝。纳粹党的这种对工人阶级表示特别友好的行动，使工会领袖们上了钩，他们热情地同政府和纳粹党合作来筹备庆祝。各地劳工界领袖都坐飞机到柏林来，成千上万的旗帜上写着纳粹政权同工人团结一致的口号，在柏林郊外的但贝尔霍夫飞机场，戈培尔准备举行德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群众示威。在群众大会之前，希特勒亲自接见工人代表，他宣称：“你们可以看到，说什么革命的对象是工人的说法，是多么不真实和不公正。情况恰好相反。”后来在飞机场对10万工人发表演说时，希特勒宣布了这句口号：“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并且保证，要“世世代代”庆祝五一节来对德国工人表示敬意。
　　那天夜里，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用最华丽的辞藻描述了工人门参加他筹备得极其出色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的热情后，加上了这么一句古怪的话：“明天我们将要占领工会办公处。他们将不会有什么抵抗。”
　　事实就是如此。5 月2 日，全国各地的工会办公处都被占领，工会经费被没收，工会被勒令解散，领袖被逮捕。许多人遭到了毒打，关进了集中营。
　　工会联合会两位主席西奥多·莱巴特和彼得。格拉斯曼曾经公开保证同纳粹政权合作，然而也不能幸免。希特勒派去接管工会和建立德国劳工阵线的科隆纳粹党头子、嗜酒如命的罗伯特·莱伊博士这么说：“莱巴特和格拉斯曼之流可以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虚伪地宣布他们忠于元首——但是他们最好还是坐监牢。”这就是他们被送去的地方。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和莱伊企图让工人们放心，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莱伊在他的第一次宣言中说：“工人们！你们的组织对我们国家社会党人来说是神圣的。我本人是个贫农的儿子，知道贫困的滋味？？我知道无形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怎么一回事。工人们！我向你们起誓，我们不仅将保持现有的一切，而且要进一步保护工人，扩大他们的权利。”3 星期后，纳粹的诺言再一次证明是骗人的空话，那时希特勒颁布了一项法律，停止实行集体谈判的办法，并且规定今后将由他任命的“劳动托事”来“调整劳资合同”和维持“劳资和平”。由于劳动托事的决定在法律上有约束力，人人必须遵守，这项法律实际上就是取缔罢工，莱伊保证“要把绝对领导权交还给一个工厂的当然领袖——那就是雇主？？只有雇主有权决定一切。许多雇主多年来必须到外面去请人来当‘一家之主’。现在他们又恢复做‘一家之主’了”。
　　暂时来说，企业界感到高兴了。许多雇主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所作的慷慨捐助现在收到了效果。但是，企业要繁荣，社会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稳定。而在整个春天和初夏，德国的治安情况每况愈下，狂热的褐衫队匪帮在街上横冲直撞，任意逮人、打人，甚至杀人，而警察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街头恐怖，并不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是国家权威垮台的结果，相反，它是在国家鼓励、甚至常常是在国家的命令下进行的，而这种国家的权威在德国从未达到过这么强大和集中的地步。法官受到了威胁，他们不敢判处一个冲锋队员，即使他犯了杀人罪行，因为这样做，自己的性命就要不保。
　　正如戈林所说，如今希特勒就是法律，到1933年5 —6 月间，元首还在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只有在新德国民族受到了教育以后才会胜利完成”。在纳粹党的辞典里，“教育”意即“恫吓”——到人人都驯顺地接受纳粹党独裁和它的野蛮暴行的程度。在希特勒看来——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过——犹太人不是德国人，虽然他并没有马上就消灭他们（在他上台后头几个月里，只有少数人——那是说，少数几干人——被剥夺了财产，受到了毒打，遭到了杀害），但是他颁布命令，不许他们担任公职，在大学里教书，从事自由职业。
　　1933年4 月1 日，他下令全国抵制犹太人的商店。
　　在纳粹党解散讨厌的工会时一度过早感到高兴的企业家们，现在发现纳粹党中左翼分子当真相信该党的社会主义主张，企图控制雇主协会，解散大百货商店，把工业收归国有。成千上万的粗暴的纳粹党官员到过去不支持希特勒的企业登门拜访，有的扬言要没收这些企业，有的要求在企业中担任薪金优厚的职位。经济学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尔博士现在坚持要实现党的纲领——把大企业收归国有、国家分享利润、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利[204］息奴役制”。好像这还不足以吓坏企业家似的，刚刚上任的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里答应农民把他们所欠的债务本金勾销一大笔并且把未勾销部分的利息降低到2 ％，这使银行家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安。
　　为什么不这样？希特勒到1933年仲夏时已是全德国的主人。他现在完全可以实行他的纲领。巴本尽管狡诈，这时已完全无能为力，他原来以为他和休根堡以及旧秩序的其他保卫者在内阁中对纳粹党保有8 对3 的优势，能够控制希特勒，利用他来达到他们自己的保守目的，如令他的打算完全落空了。
　　他自己就被轰出了普鲁士总理的职位，而由戈林来接替。他在全国政府中仍旧担任副总理一职，但是正如他后来悻悻然承认的那样，“这个职位是徒有虚名”。企业界和金融界的辩护士休根堡已经辞职，他的党已经解散。纳粹党中第三号人物戈培尔已在3 月13日参加内阁，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
　　像戈培尔一样，被认为是个“激进分子”的达里则担任了农业部长。
　　在德国经济系统中占据关键地位的国家银行总裁保守分子汉斯·路德博士被希特勒免了职，卷起铺盖到华盛顿去当大使了。认识到纳粹主义的“真理和必要性”的前总裁。希特勒的忠实信徒沙赫特博士趾高气扬地在1933年3 月17日继任了这个职位。在建设第三帝国的经济实力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军备方面，整个德国没有别人比沙赫特对希特勒的功劳更大了。他后来还兼任了经济部长和战时经济全权总代表。不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他开始反对他所崇拜的偶像，终于辞去了或者说被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甚至参加了那些密谋要暗刺希特勒的人一伙。他悔不该长期输诚效忠，以自己的声望为之助威，把自己的过人才能供其驱策。但是到那个时候，要在纳粹党领袖面前独挽狂澜，为时已经晚了。
　　“不许有第二次革命！”
　　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德国，但是当1933年夏天来临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的问题至少有5 个：防止出现第二次革命；解决冲锋队与陆军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使国家摆脱经济困境，为600 万失业者寻找工作；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为德国取得平等的扩军权利和加速德国在共和国末期开始的秘密重整军备工作；最后是决定由谁在年老多病的兴登堡去世后继承他的位置。
　　“第二次革命”这句话是冲锋队头子罗姆造出来的，他坚决[205] 主张要实现第二次革命。戈培尔后来也这么主张，他在1933年4 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人民中间个个都在谈论一定要进行的第二次革命。这是说一次革命没有完，现在我们要同反动派算帐了。革命绝不能停下来。”纳粹党摧毁了左派，但是右派仍旧存在：大企业界和金融界，贵族，容克地主，牢牢地控制着陆军的普鲁士将军。罗姆、戈培尔和纳粹运动中的其他“激进分子”要把他们也清算掉。手下冲锋队已达200 万人左右——几乎是陆军的20倍——的罗姆在6 月间发出警告：德国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赢得了一个胜利？？对推动德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决不允许革命在半途被出卖？？如果有市侩认为民族革命的时间已经太久了？？那未现在的确是应该结束民族革命，转而进行一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了？？我们将继续斗争——不论有没有他们在一起。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向他们斗争？？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在8 月间，他又在一次演讲时说：“今天仍有担任官职的人对于革命的精神毫无了解。如果他们胆敢把他们的反动思想付诸实践，我们将毫不留情地要把他们干掉。”
　　但是，希特勒却有不同的想法。在他看来，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只不过是宣传而已，只不过是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争取群众的手段而已。现在他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对于这些口号就不再感到兴趣了。他现在需要时间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国家的地位。至少在目前，必须巴结右派——企业界、陆军和总统。他并不打算使德国陷于破产的境地，从而危及他自己的政权的生存。
　　绝不能有什么第二次革命。
　　他在7 月1 日对冲锋队和党卫队领袖的讲话中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德国现在需要的是秩序。“对于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我将同所谓第二次革命一样加以无情的镇压，因为这只会造成混乱。”7 月6 日，他在总理府对各邦的纳粹党邦长重新提出了这个警告：革命并不是一种永久不断的事情，绝不能允许它成为这种事情。必须把革命的激流引导到逐步发展的安全的河道里去？？因此，我们绝不能排斥一个好企业家，即使他还不是一个国家社会党员，特别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国家社会党员一点都不懂得他的业务。在企业中，唯一的标准必须是能力？？
　　历史判断我们功过的时候，并不是根据我们撤换和监禁了多少经济专[206] 家，而是根据我们是否能够造成就业？？我们并不因为纲领中的一些主张就必须干出愚蠢的事情来，把一切都弄得七颠八倒，而是必须明智地和谨慎地实现我们的思想。
　　从长远来说，我们的政权越是有经济上的支持，它越是稳固。因此，各邦邦长必须做到，任何党组织都不得代行政府的职权，撤换或任命官员，这是全国政府的职责，至于企业方面，那是全国政府经济部的职责。没有比这段话更有权威他说明纳粹革命是政治性的革命，而不是经济性的革命了。为了证明他言之非虚，希特勒撤换了一些企图夺取雇主协会控制权的纳粹“激进分子”。他恢复了克虏伯·冯·波伦和弗里茨·蒂森在这些协会中的领导地位，解散了跟大百货商店捣蛋的中产阶级商人战斗联盟，任命卡尔·施密特继任休根堡为经济部长。施密特是企业家中最正统的一个，原任德国最大的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总经理，他毫不迟疑地制止了那些把党纲天真地信以为真的国家社会党员们的打算。
　　在普通纳粹党员中间，特别是在希特勒的群众运动核心力量冲锋队员中间，失望情绪是很强烈的。他们大多数人属于失业和不满的大军，由于本身经历，生来就反对资本主义，他们相信，他们在街头斗殴，对革命作了贡献，革命就一定会给他们带来报酬，不管是在企业中，还是在政府中，应该得到优厚差使。他们在春天时由于采取了一阵过火的行动而陶醉了一个时候，如今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原来的人，不管是否党员，仍将保有原来的职位，并且保有任免大权。不过，这还不是冲锋队员中间骚动不安的唯一原因。
　　希特勒和罗姆过去在冲锋队的地位和宗旨的问题上的争吵，如今又爆发了。纳粹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就主张，冲锋队员应该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他们应该提供纳粹党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怖。而在罗姆看来，冲锋队不仅是纳粹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且是未来革命军的核心，这支革命军对希特勒的作用，正如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义务军对拿破仑的作用一样。现在已是这样的时候了，应该推开反动的普鲁士将军（他轻蔑地称他们为“老傻瓜”），组织一支革命的军队，一支人民的军队，由他和他的那些征服了德国街道的强悍的助手们来领导。
　　这种想法同希特勒的想法大相径庭。他比罗姆或任何其他纳粹党人更加清楚，没有陆军将领的支持，或者至少说没有他们的[207] 默许，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至少在目前，如果他要继续执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取决于他们的继续支持，因为他们仍旧有着如果高兴的话可以撵走他的实际力量。
　　而且希特勒也预见到，在不会很久的将来，当86岁的总司令兴登堡逝世的时候，他在这个关键重大的时刻，将需要陆军对他个人的忠诚。此外，这个纳粹党领袖还相信，只有军官团才能帮助他实现他的在一个短时期内建立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军队的目标，因为军官团有着它的军事传统和人才。而冲锋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的暴徒，只能在街头殴打闹事，很少有现代军队的价值。况且，它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从今以后，就必须很有策略地使它退出舞台。因此，希特勒的看法和罗姆的看法是不可调和的，从1933年夏天开始到次年6 月30日，这两个又是纳粹运动的元老又是亲密的朋友（恩斯特·罗姆是希特勒以亲密的“你”而不是以客气的“您”
　　相称呼的唯一的人）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简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罗姆在1933年11月5 日在柏林体育馆对15000 名冲锋队长发表演讲时，表达了冲锋队员们中间的深深失望的情绪。他说：“我们常常听说？？冲锋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是他警告说，事实并非如此。可是，希特勒的态度很坚决。他于8月19 日在戈德斯堡浴场曾经警告说：“冲锋队同陆军的关系必须是同政治领导的关系一样的关系。”9 月23日，他在纽伦堡讲话时说得还要清楚：今天，我们应该特别记得我国陆军所起的作用，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革命的日子里，要不是陆军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我们可以向陆军保证，我们将永远不会忘掉这一点，我们认为，他们是我国军队光荣而历史悠久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将全心全意地、竭尽全力地来支持陆军的这一精神。
　　在这以前，希特勒曾秘密地向军队作了保证，因此争取到许多高级军官倒向他的一边。在1933年2 月2 日，即他就职后两天，他在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但因将军的家中向陆海军高级将领讲了两小时的话。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在纽伦堡审讯时透露了纳粹总理同军官团第一次会谈的大意。他说，希特勒消除了高级将领们原来以为可能要军队从事内战的担心，他还保证，陆军和海军现在可以放手致力于迅速重新武装新德国的这项主要任务。雷德尔海军上将承认，他对于建立一支新海军的前景是极为高兴的。冯·勃洛姆堡将军后来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中也说，元首打[208] 开了“一个使将来有无穷机会的活动余地”。勃洛姆堡于1933年1 月30日匆忙就任国防部长一职，也就消除了陆军方面要想反对希特勒出任总理的任何打算。
　　为了要进一步鼓起军方领袖们的热情，希特勒在4 月4 日设立了国防会议，来加紧执行一项重整军备的秘密新计划。3 个月以后，在7 月20日那天，总理颁布了一项新的陆军法，废除了民政法庭对军人的司法管辖权，取消了士兵的选举代表制，从而恢复了军官团的历史悠久的军事特权。许多陆海军将领开始从另外一个比较赞成的角度来看待纳粹革命了。
　　为了要给罗姆吃些甜头作为安慰，希特勒在12月1 日任命他——与副党魁鲁道夫·赫斯一起——为内阁阁员，在1934年元旦又写了一封友好热情的信给这个冲锋队头子。他一方面重申“陆军有责任保卫国家，抵御境外敌人”，同时又承认“冲锋队的任务是确保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并且承认，冲锋队的成绩“主要应归功”于罗姆。这封信最后说：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头一年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必须向你，我亲爱的恩斯特·罗姆，对你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人民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且向你保证，能够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朋友和战友，我对命运是多么感激。你的怀着真诚友谊与感激之情的阿道夫·希特勒。
　　这封用亲密的“你”来称呼的信，刊登在1934年1 月2 日纳粹党的主要日报《人民观察家报》上，对于暂时缓和冲锋队中存在的不满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在圣诞节和新年的普遍善意气氛中，冲锋队和陆军的斗争，激进的纳粹党分子要求进行“第二次革命”的叫嚣暂时平息下去了。
　　纳粹外交政策的发端
　　《西方的衰亡》的作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评论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在1933年征服了德国和把德国纳粹化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不是胜利，因为没有敌手。”他在那年年初就写道：“这次攫夺政权——我是怀着忧惧的心情看着他们那么大张旗鼓地每天庆祝的。如果到取得真正的肯定的胜利时再这样，会更好些，也就是在外交方面取得胜利的时候。别的都不是胜利。”
　　这位哲学家兼历史学家一度是纳粹党人的偶像，不过为时不长，最后双方都失却了魅力。他当时这种急躁态度未免过分。因为希特勒要着手征服全世界之前必先征服德国。一旦他消灭了国[209］内的反对者——或者说他们自行消灭了——以后，他就马上转到了一直最使他感到兴趣的方面：外交事务方面了。
　　1933年春季，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可能更糟糕了。第三帝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军事上陷于无力的地位，整个世界对于纳粹的暴行，特别是迫害犹太人，感到憎恶。德国的邻邦，特别是法国和波兰，态度是敌对的和多疑的，早在1933年3 月，波兰在但泽举行了一次军事示威之后，毕苏斯基元帅向法国人表示最好联合起来对德国进行一次预防性的战争。甚至墨索里尼对于希特勒上台执政，事实上也并不热心，尽管在表面上他装出欢迎第二个法西斯国家的出现的姿态。一个在潜力上大大地强于意大利的国家的元首，很可能不久就使领袖（Ｄｕｃｅ）* 黯然失色。一个狂热的泛日耳曼德国对奥地利和巴尔干各国会有野心，而在这些地方，那位意大利独裁者也已经提出过他的领土要求了。苏联对纳粹德国的敌意是很显然的，因为它是1921年以来共和制德国的唯一友人。这样，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第三帝国的确是孤立无友的。而且，它又没有武装，或者说，同它的高度武装的邻邦对比之下，相对地来说是如此。
　　因此，希特勒外交政策的当前战略和策略，是由德国的软弱和孤立处境这个残酷现实所决定的。但是，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处境又提供了符合他自己和大多数德国人民最强烈的希望的自然目标：在不致引起制裁的情况下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在不致引起战争的情况下重新武装。只有在他完成了这双重的短期目标以后，他才有军事力量，能毫无牵制地实现既定的长期外交目的，它的具体目标和方法是他早在《我的奋斗》中就十分坦率和十分详尽地规定了的。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显然是以宣传裁军和和平的方法来迷惑德国在欧洲的敌手，同时张大眼睛寻找他们集体甲胄中的弱点。1933年5 月17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和平演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漂亮的演说之一，是欺骗宣传的杰作，它不仅深深地打动了德国人民的心，使他们团结在他的背后，而且在国外造成了一个深刻的、使人有好感的印象。就在前一天，罗斯福总统刚刚向44个国家的元首发出了一封动人的信件，概述了美国在裁军和和平方面的计划和希望，呼吁废除一切进攻性武器——轰炸机、坦克、机动重炮。
　　希特勒很快地响应了总统的呼吁，并且加以充分的利用。
　　我在昨天晚上获悉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建议，德国政府对他的建议表示最热烈的感谢。德国政府愿意同意这个克服国际危机的方法？？对于那些希望合作起来维持和平的人来说，总统的建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德国完[210] 全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如果有武装的国家也销毁他们的进攻性武器的话？？德国也完全愿意解散它的全部军队，销毁它现有的少量武器，如果邻国也这样做的话？？
　　德国愿意同意任何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它并不想进攻别国，而只想谋求安全。
　　这篇演说，还有不少温和的辞句和热爱和平的表白，使得忧心忡忡的世界感到又惊又喜。德国不要战争。战争是“疯狂透顶的事”。它会“造成现有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纳粹德国并不希望把其他国家的人民“德国化”。
　　“上一世纪的心理状态使人们认为他们要把波兰人和法国人变成德国人，这种心理状态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法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改变这一客观现实，否则，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警告。德国要求同所有其他国家享有平等待遇，特别是在军备方面。如果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德国宁可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但是在西方世界同声庆贺希特勒出乎意料的讲道理的时候，这个警告没有得到注意。伦敦《泰晤士报》也认为，希特勒的平等待遇的要求是“驳不倒的”。工党机关报伦敦《每日先驱报》要求相信希特勒的话。保守的伦敦《旁观者》周刊认为希特勒已响应了罗斯福的呼吁，这个姿态使惶惶不安的世界有了新的希望。在华盛顿，据德国官方通讯社引述总统的秘书的话说：“总统对于希特勒接受他的建议感到很鼓舞。”
　　从这个性格暴躁的纳粹独裁者口中出来的，竟不是如许多人所预料的强横威胁，而是甜言蜜语，全世界都给迷住了。而在国会中，甚至社会党议员，那些还没有被投入牢中或自行逃亡的议员，也没有一个表示异议，都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演说，使得国会能够一致地予以通过。
　　但是，希特勒的警告并不是空口说说的，当10月初看到协约国坚持要在8 年之后才肯把它们的军备降低到德国水平的时候，他就在10月14日突然宣布，由于其他大国在日内瓦不肯给予德国平等待遇，德国立即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与此同时，他采取了其他3 个步骤：解散了国会，宣布他将把他的退出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交付全国公民投票来认可，最后命令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将军向军队发出秘密指示，如果国际联盟采取制裁行动，就要抵抗武装进攻。
　　这个轻率的行动表明，希特勒在春天的和解演说是多么虚伪。这是他在外交方面的第一次公开赌博。它意味着从此以后，纳粹德国打算不顾任何裁军协定和凡尔赛和约而重新武装。这是有意的冒险——也是许多次有意冒险中的第一次。后来在纽伦堡公布出来的勃洛姆堡发给陆海军的秘密指示，不仅说明希特勒冒了可能受到制裁的风险，而且也说明，如果当初真的受到制裁，德国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 这项指示规定了德军在西方对付法国和在东方对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具体防线，命令它们要“尽可能久地守住”这些防线。从勃洛姆堡的命令中可以看出，至少德国的将军们对于德国防线是否能守住片刻是不抱任何幻想的。
　　在以后持续3 年的时期中，直到德国1936年重新占领了已经被解除武装的莱因河左岸，曾经发生了许多次危机，目前这次危。机只是其中的第一次而已。当时，协约国本来是可以实行制裁的，倒不是因为希特勒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而是因为违反凡尔赛和约中解除武装的条款，这种违约行为在德国存在至少已有两年了，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肯定他说，协约国在当时的军力是很容易压倒德国的，同样也可以肯定他说，如果采取这样一个行动，在第三帝国诞生的头一年就可以把它掐死。但是，这个前奥地利流浪汉的过人之处在于，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他对国外对手有多少胆略就像他当年对国内对手的估计一样，了解得极其到家，简直不可思议。在这次危机中，正如在以后一直到1939年连续不断出现的更大的危机中一样，胜利的协约国由于分歧太深刻、感觉大迟钝、眼光大短浅，以致不能了解莱因河对岸所发生的事情的性质或者方向，因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的估计是很正确的，正如过去和以后他对本国人民所作的估计一样。他很知道，在公民投票中，德国人民会表示什么意见。他把公民投票和国会清一色的纳粹党议员的新选举规定在1933年11月12日举行，这是在德国人的记忆中仍引起怨恨情绪的国耻日1918年停战纪念日的后一天。
　　11月4 日，他在布累斯劳举行的一次竟选大会上说：“我们一定要使这一天在我国人民的历史上成为得救的一天——历史将这么记载：在11月11日，德国人民正式丧失了它的荣誉，而在15年后的11月12日，德国人民又恢复了它的荣誉。”在投票的前夕11月11日，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支持希特勒：“明天你们要表现出坚决的民族团结和对政府的支持。同我和[212] 国家总理一起拥护权利平等和光荣和平的原则，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已恢复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在上帝的帮助下能够维持德国的在经过了15年的挫折失望和对战败后果怀了15年的愤懑不平以后，德国人民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合格选民之中约有96％参加了投票，其中有95％赞成德国退出日内瓦会议。至于赞成国会的单一纳粹党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休根堡和寥寥几个非纳粹党人）的则有92％。甚至在达豪集中营中，被拘的2242人中有2154人投票赞成那个把他们拘禁起来的政府！话也不错，在不少地方，对于没有出来投票或者票投得不对的人，曾经进行过威胁；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也曾经有人担心，如果投票反对这个政权，可能被侦察出来而受到报复。但是，即使把这种种保留计算在内，这次选举（至少其计算是诚实的）
　　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次惊人胜利。毫无疑问，他那样反抗外面世界，是得到德国人民的压倒多数的拥护的。
　　在举行了公民投票和选举后3 天，希特勒邀见波兰新任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在会谈结束时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这一公报不仅使德国公众而且使外面世界都感到惊异。波兰政府和德国政府一致同意“用直接谈判的手段来解决两国共同有关的问题，并且为了巩固欧洲和平在相互的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
　　在德国人的心中，波兰是甚至比法国更为可恨和更受卑视的敌人。他们认为，凡尔赛和约缔造者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用一条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同德国隔绝，成立但泽自由市和把波兹南省及一部分西里西亚割让给波兰。
　　割让部分的居民虽然是波兰人占优势，但是自从瓜分波兰以来一直是德国的领土。在共和国时期没有一个德国政治家愿意把波兰的占领看成是永久不变的事情。施特莱斯曼甚至不愿考虑同波兰签订东方洛迦诺条约来补充同西方签订的洛迹诺条约。国防军之父和共和国初期外交政策的决定者冯·西克特将军早在1922年就告诉政府，“波兰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与德国生存的基本条件不能并存。波兰必须消灭而且一定是会消灭的。”他又说，消灭波兰，“必须是德国政策的基本动力之一？？波兰灭亡以后，凡尔赛和约的最坚强支柱之一法国的霸权也将完蛋”。
　　希特勒看到，在灭亡波兰之前，必须先使它脱离同法国的联盟。他现在所采取的方针，除了最后的长远利益以外，还可以取得好几次眼前利益。由于宣布放弃用武力来对付波兰，他就能够加强他的和平宣传并且减轻由于他突然退出日内瓦会议而在西欧[213] 和东欧所造成的疑惧。由于诱使波兰人同他进行直接谈判，他就能够绕过国联并且削弱它的权威。此外，他不仅能够打击国联的“集体安全”概念，而且也能够破坏法国在东欧的联盟关系，在这种联盟关系中，波兰是个重要的堡垒。德国人民向来仇视波兰人，对此可能不了解，但是在希特勒看来，独裁政权所以优于民主政体，有一点就是，不得民心的政策，如果长远来说能得到重要的结果，是可以暂时执行而不致引起内部吵闹的。
　　1934年1 月26日，也就是希特勒在他执政第一周年纪念日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前4天，德国和波兰宣布了签订为期10 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这一天起，波兰——在毕苏斯基元帅的独裁下，它自己也刚刚肃清了议会民主的最后残余——开始逐步脱离自从1919年复国以来的保护人法国，而越来越接近纳粹德国。这是一条导致它在“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远远没有满期之前就亡国的道路。
　　当希特勒在1934年1 月30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回顾过去一年的情况时，他可以自豪他说，这是在德国历史上获得空前成就的一年。在12个月之内，他推翻了魏玛共和国，以他的个人独裁来代替共和国的民主，消灭了一切其他党派，只留下自己的政党，摧毁了邦政府和它们的议会，统一了德国，取消了联邦制，清除了工会，取缔了任何民主结社，把犹太人驱出了政治主活和自由职业界，取消了言论和出版自由，扼杀了司法独立，在纳粹党统治下使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的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体化”。他的这一切成就和他在外交事务上的坚决行动——使德国退出日内瓦国际联盟和宣布德国坚持享有大国平等待遇——都得到德国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秋天的公民投票和选举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当他的独裁政权进入第二年的时候，纳粹党的头上出现了一些乌云。
　　1934年6月30日的血腥清洗
　　天际出现乌云是由于三个互相有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党和冲锋队中的激进派领袖继续叫嚷“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冲锋队和陆军之间冲突的问题；兴登堡总统的继承问题。随着春天的到来，兴登堡的寿命终于快到尽头了。
　　冲锋队现在已经扩大到了250 万人，它的参谋长罗姆并没有[214] 因为希特勒任命他为内阁阁员这样一种姿态或元首在元旦给他的友好的亲笔信而就此罢休。他在2 月间向内阁上了一份长篇条呈，建议以冲锋队为一支新的人民军的基础，而将军队、冲锋队、党卫队以及一切退伍军人团体都置于一个单一的国防部的指挥之下。其含意很清楚，这个国防部要由他来担任部长。
　　在军官团看来，再也想像不出有比这更令人反感的主张了，军官团的高级成员们不但一致反对这个建议，而且要求兴登堡支持他们。如果粗汉罗姆和他嚣闹的褐衫队员控制了陆军，军官阶层的整个传统就要毁掉了。此外，这些将军们听到现在已开始广泛流传的关于这个冲锋队头子周围一批有相公寐者的腐化堕落的传说，不免大为震惊。正如冯·勃劳希契将军后来在作证时所说：“重整军备这件事情是太重要大困难了，不能允许盗用公款者、酗酒闹事者和有相公癖者参与其事。”
　　当时，希特勒还不能得罪陆军，因此他对罗姆的建议未予支持。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在2 月21日还秘密告诉前来柏林讨论裁军僵局的安东尼·艾登，他愿意把冲锋队裁减2/3 ，同意实行视察制度以保证留下来的人不受军事训练，也不武装。这个建议泄露以后更加促进了罗姆和冲锋队的怨恨。随着1934年夏天的来临，冲锋队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内阁中，罗姆和冯·勃洛姆堡将军之间常常发生激烈争吵，3 月间，这位国防部长向希特勒抗议说，冲锋队正在用重机枪秘密武装一支大规模的特别警卫队，冯·勃洛姆堡将军指出，这不仅是对陆军的威胁，而且由于它做得过分公开，也威胁到德国在国防军主持下进行的秘密扩军。
　　显然，在这个时候，不像头脑简单的罗姆和他的部下，希特勒考虑到了年老多病的兴登堡万一去世后的情况。他知道，老总统本人和陆军以及德国其他保守势力都赞成在总统去世后立即让霍亨佐伦王室复辟。而他自己却另有打算。早在4 月间，当纽台克方面向他和勃洛姆堡传来秘密的但是权威的消息说总统命在旦夕时，他就意识到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为了确保这一行动的成功，他需要军官团的支持；而为了要取得这一支持，他准备作几乎任何让步。同陆军进行秘密商谈的机会不久就自动出现了。4 月11日，总理在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将军、陆军总司令男爵冯·弗立契将军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的伴同下，乘巡洋舰德意志号[215] 从基尔出发前往柯尼斯堡参加在东普鲁士举行的春季演习。希特勒把兴登堡病危的消息告诉了陆海军司令后，他在唯命是从的勃洛姆堡的支持下直率地提出，在国防军的支持下，由他来继任兴登堡为总统。为了报答军方的支持，他答应压制罗姆的野心，大大裁减冲锋队人数，保证陆海军继续做第三帝国唯一拥有武器的组织。据说希特勒还向弗立契和雷德尔指出了陆海军大事扩充的前景，只要他们愿意支持他。对于一味讨好奉承的雷德尔来说，他愿意支持希特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弗立契是个比较难办的人，他先要征求一下他的高级将领们的意见。
　　这次意见征求会是5 月16日在瑙海姆浴场举行的。在把“德意志号协议”
　　告诉他们以后，德国陆军高级军官们一致赞成支持希恃勒为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对陆军来说，这个政治决定不久就会证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由于自愿地把自己交给一个自大狂的独裁者的不受拘束之手，陆军这一行动就决定了它本身的最后命运。至于对希特勒来说，这笔交易将使他的独裁统治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顽固的老元帅去世以后，在霍亨佐伦王室复辟的可能性被消除了以后，一旦他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时，他就可以毫无忌惮地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他为了取得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付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是牺牲冲锋队而已。现在他有了一切权力，他就不再需要冲锋队了。冲锋队是一群乱哄哄的乌合之众，它的存在只会使他感到难堪。希特勒对将军们那种心胸狭隘的轻视，在这一年春天一定大大增加了。他一定这么想，只要付出少得惊人的代价就可以把他们收买过来。就是他，除了6 月间曾有一段情况不妙的时刻以外，一直到末日——他自己的未日和他们的未日——都没有改变的看法。
　　但是，夏天来临后，希特勒的困难还远远没有克服。柏林笼罩在一阵不祥的紧张气氛中。“第二次革命”的叫喊更响亮了，不仅是罗姆和冲锋队的领袖们，甚至戈培尔本人，在演讲中和他控制的报纸中，也发出了这种叫喊。
　　而保守的右派、巴本和兴登堡周围的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则要求停止革命，要求停止任意捕人、迫害犹太人、攻击教会，要求限制冲锋队员们的专横行为，要求消除纳粹党所制造的普遍恐怖。
　　在纳粹党内部，当时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无情的争夺权力的新斗争。罗姆的两个最有势力的敌人戈林和希姆莱联合起来反对他。4 月1 日，戈林任命当时尚在罗姆指挥下的、属于冲锋队的一个分支机构的黑衫党卫队头目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头子，希姆莱立即开始建立一个他自己的秘密警察帝国。戈林在上一年8 月经兴登堡晋升为步兵将军（虽然他是航空部长），他当然很乐意地脱下他那敝旧的褐色冲锋队制服而换上他那新军阶给他带来的比较漂亮的新军服，这次换装是有象征意义的：作为一个将军和军官阶层的一个成员，他在陆军反对罗姆和冲锋队的斗争中，立刻站到陆军一边。
　　为了在这场目前正在进行的弱肉强食的斗争中保护自己，戈林组织了他个人的警卫队“戈林将军邦警察队”，一共有好几千人，驻扎在他当年人伍的地方利希特菲尔德的前士官学校旧址，这个学校位于柏林郊外的战略要冲。
　　由于阴谋和反阴谋的谣诼纷纭，柏林的空气更加紧张了。冯·施莱彻尔将军不甘寂寞，也不甘心默认他已不再享有兴登堡、将军们和保守分子的信任，因而已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又开始参加了政治。他同罗姆和格利戈尔·施待拉塞保持着联系，当时有谣言（这些谣言有的传到了希特勒的耳中）
　　说，他正忙着想达成协议，由他来代替老怨家巴本为副总理，由罗姆担任国防部长，冲锋队与陆军合并。当时柏林流传的内阁“名单”不可胜数，有的把勃鲁宁列为外交部长，施特拉塞为经济部长。这些消息，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对戈林和希姆莱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他们因为各有自己的理由，要打倒罗姆和冲锋队，同时与施莱彻尔和不满的保守分子算帐，所以就把这些消息加油添醋地传到希特勒那里。而希特勒本来就多疑，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别人进什么谗言。戈林和他的秘密警察头子的目的不仅是要清洗冲锋队，而且要清算左右两边的其他敌人，包括那些过去曾经反对过希特勒而现在在政治上不再活跃的人。5 月底，勃鲁宁和施莱彻尔得到警告说，有人已预定要暗杀他们。勃鲁宁悄悄地乔装逃亡国外，施莱彻尔则到巴伐利亚去度假，但是在6 月底又回到柏林。
　　在6 月初的时候，希特勒同罗姆摊了牌。据希特勒后来在国会所作的报告，这次摊牌持续了几近5 个小时，“一直拖到午夜”。希特勒说，这是他想要同他的运动中最亲密的友人达成谅解的“最后一次尝试”。
　　我告诉他，我从无数谣言和许多忠实的老党员及冲锋队长的报告获得这样的印象，没有良心的人正在策划一个全国性的布尔什雏主义的行动，这种行动只会给德国带来无穷的不幸？？我最后一次恳求他自动放弃这种没有理性的做法，协力防止发生在任何情况下只会以灾难收场的事情。
　　据希特勒说，罗姆临分手以前向他“保证将尽一切可能把事情好好地解决”。但是实际上，据希特勒后来说，罗姆开始“准备在肉体上消灭我”。
　　这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确实的；虽然关于这次清洗的全[217] 面情况像国会纵火案一样也是永远弄不清了，但是一切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个冲锋队头子从来没有策划要除掉希特勒。不幸的是，已缴获的文件对这次清洗和对国会纵火案一样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在这两件事情上，很可能，所有有关的文件都早已奉戈林之命销毁了。
　　总而言之，不论这两个老纳粹党人之间的长谈内容如何，在这次谈话以后一两天，希特勒就给了冲锋队整整1 个月（7 月）的假，在假期中，冲锋队员不得身著制服或举行游行或演习。6 月7 日，罗姆宣布他本人也请了病假，但是同时又发出一个强硬的警告说：“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在必要的方式下，他们会得到答复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脉。”
　　罗姆在离开柏林之前，邀请希特勒在6 月30日到慕尼黑附近的维西避暑小城会见冲锋队领袖们。希特勒欣然同意，而且也的确如约前往，然而其方式却不是罗姆所能预料到的。也许也不是希特勒本人在答应前往的时候所可能想到的。因为——据他后来向国会承认——他犹豫“再三，才作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仍暗中希望，我能够使我的运动和冲锋队不致发生分歧这种不光彩的事，可以消除这种不幸的事而不致发生严重冲突”。
　　“必须承认，”他补充说，“在5 月最后几天里，不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安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吗？希特勒后来说，罗姆和他的同谋者作了占据柏林和扣押他的准备。但是如果确是如此，为什么所有的冲锋队队长都在6 月初离开了柏林，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希特勒在这个当儿离开德国，从而给冲锋队领这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确实的；虽然关于这次清洗的全[217] 面情况像国会纵火案一佯也是永远弄不清了，但是一切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个冲锋队头子从来没有策划要除掉希特勒。不幸的是，已缴获的文件对这次清洗和对国会纵火案一样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在这两件事情上，很可能，所有有关的文件都早已奉戈林之命销毁了。
　　总而言之，不论这两个老纳粹党人之间的长谈内容如何，在这次谈话以后一两大，希特勒就给了冲锋队整整1 个月（7 月）的假，在假期中，冲锋队员不得身著制服或举行游行或演习。6 月7 日，罗姆宣布他本人也请了病假，但是同时又发出一个强硬的警告说：“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在必要的方式下，他们会得到答复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脉。”
　　罗姆在离开柏林之前，邀请希特勒在6 月30日到慕尼黑附近的维西避暑小城会见冲锋队领袖们。希特勒欣然同意，而且也的确如约前往，然而其方式却不是罗姆所能预料到的。也许也不是希特勒本人在答应前往的时候所可能想到的。因为——据他后来向国会承认——他犹豫“再三，才作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仍暗中希望，我能够使我的运动和冲锋队不致发生分歧这种不光彩的事，可以消除这种不幸的事而不致发生严重冲突”。
　　“必须承认，”他补充说，“在5 月最后几天里，不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安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吗？希特勒后来说，罗姆和他的同谋者作了占据柏林和扣押他的准备。但是如果确是如此，为什么所有的冲锋队队长都在6 月初离开了柏林，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希特勒在这个当儿离开德国，从而给冲锋队领传部长戈培尔博士说：公开的光明正大的讨论比——譬如说——目前德国的新闻界状况对德国人民更有益处。政府[ 必须] 记住这旬老沽：“只有弱者才怕批评。”？？伟大人物不是靠宣传制造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想同人民失去联系和团结，我们就不能低估他们的了解能力：我们不能老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任何组织，任何宣传，不论如何出色，光靠本身是不能长期维持人民的信任的？？不能靠煽动？？也不能靠对全国人民中无所凭借的一部分人进行威胁，而只有靠向人民开诚布公，才能维持人民的信任和忠诚。
　　你把人民当笨伯，人民就不会信任你？？我国全体同胞现在应该互相友爱，彼此尊重，团结起来，避免扰乱正直之士的严肃工作，制止狂热之徒的胡言乱语。这篇演说传开以后，在德国受到普遍的欢迎，但是在吉拉开会的一小批纳粹党人中间，却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一样。戈培尔立即采取行动，尽可能封锁这篇演讲。他禁止电台按原定计划在当天晚上广播这篇演讲的录音，并且禁止报上提到这篇演讲。他还命令警察到街头去没收已经刊载了这篇演讲的摘要的《法兰克福日报》。但是，即使这位宣传部长的绝对权力也不足以防止德国人民和外界知道这篇反抗性演讲的内容。狡猾的巴本事先已把讲稿印发给驻柏林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他自己的报纸《日耳曼尼亚报》也匆匆赶印了好几千份，秘密散发出去。
　　希特勒听到马尔堡演讲后，不禁勃然大怒。他在同一天下午[219] 在吉拉发表的讲话中，谴责“自以为靠几句话就能够使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的复兴大业停顿下来的诛儒”。巴本因为演讲被封锁，也很气恼。他于6 月20日赶去见希特勒，表示不能容忍“一个下级部长所采取的”这种封锁措施，坚称他是“作为总统的委托者”说话的，接着便提出了辞呈，并且警告说，他“将把此事立即报告兴登堡”。
　　这个威胁显然使希特勒感到担心，因为他听说总统对目前局势感到很不高兴，正在考虑宣布戒严令而把权力移交给陆军。为了要估量一下这个危及纳粹政权继续存在的危险的严重程度，他在第二天即6 月21日飞到了纽台克去见兴登堡。他所受到的接待只有使他更加担心。接见他的是冯·勃洛姆堡将军，他立刻看出，他的这位国防部长平常对他的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突然变了。相反，勃洛姆堡现在成了个严厉的普鲁士将军，他硬绷绷地告诉希特勒，他奉老元帅之命告诉希特勒，除非德国目前的紧张状态迅速过去，总统将宣布戒严令而把国家的控制权交给陆军。当希特勒获准在勃洛姆堡陪同下见到了兴登堡时，老总统在短短几分钟里也只证实了勃洛姆堡传达的最后通牒。
　　对于纳粹党总理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利的转折。不仅他继任总统的计划受到了威胁，而且如果陆军接管国家的话，他个人和纳粹党政府也将完蛋。
　　他在当天飞返柏林时，一定考虑到，如果要生存，只有一个办法。他必须履行对陆军的诺言，镇压冲锋队，停止冲锋队长们所要求的继续革命。显然，有着德高望重的老总统的支持，陆军是不肯接受比这个还低的让步的。
　　尽管如此，在关系重大的6 月最后的1 个星期，希特勒还在犹豫不决——至少在这一点上犹豫不决：究竟对那些帮了他很大的忙的冲锋队头子们采取怎样激烈的措施。不过，戈林和希姆莱帮助他作了决定。他们已经开列了他们要算的帐，他们要消灭过去和现在的敌人。他们只要使元首相信反对他的“阴谋”的严重性和迅速采取无情行动的必要性就行了。据希特勒最忠实的信徒之一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在纽伦堡的证词，最后使希特勒相信“罗姆要发动政变”的是希姆莱。弗立克又说：“元首就命令希姆莱制止政变。”
　　他说，希姆莱被派在巴伐利亚，戈林被派在柏林制止政变。陆军也在怂恿希特勒，因此对不久就要发生的野蛮暴行也负有一份责任。6 月25日，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将军命令陆军处于戒备状态，取消一切休假，军队不得离营外出。6 月28日，罗[220] 姆被开除出德国军官联合会——这等于是清楚地预告这个冲锋队参谋长要倒霉了。为了要使得没有人——尤其是罗姆——对陆军的立场抱有任何错觉，勃洛姆堡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他于6 月29日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表示“陆军？？站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背后？？他始终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
　　因此，陆军是在要求进行清洗，但是它又不想弄脏自己的手。这件事必须由希特勒、戈林、希姆莱用他们的黑衫党卫队和戈林的特别警察来进行。
　　希特勒于6 月28日星期四离开柏林前往埃森，去参加当地一个纳粹党领袖约瑟夫·特波文的婚礼。这次旅行及其目的很难说明他当时是感到有场严重危机迫在眉睫。同一天，戈林和希姆莱命令党卫队的特遣队和“戈林警察”
　　处在准备状态。由于希特勒不在柏林，他们显然认为可以放手自由行动了。
　　第二天6 月29日，元首视察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劳动服役营，下午回到莱因河畔的戈德斯堡，下榻在一个战时老战友德莱森在河畔开设的旅舍。那天晚上，戈培尔到了戈德斯堡，在这以前，他似乎一直在犹豫不决，不知投向哪一边好，事实上，他一直与罗姆保持着秘密联系。这时他终于打定了主意，向希特勒报告了希特勒后来称之为来自柏林的“逼人情报”。卡尔·恩斯特已经动员了冲锋队。恩斯特原来是旅馆茶房，后来又在一家有相公癖者时常光顾的咖啡馆中当保镳，罗姆看中了他，让他当了柏林冲锋队长。他虽然长得俊秀，但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当时相信，而且在24小时左右内死去以前也相信，他遇到了右派的政变，他要高呼“希特勒万岁”而死去。
　　希特勒后来说，直到这个时候——6 月29日为止——他只决定要“剥夺参谋长（罗姆）的职务，暂时把他看管起来，逮捕一部分罪证确凿的冲锋队长？？而且要向其他队长发出诚挚的呼吁，命令他们回来值勤”。
　　但是[ 他在7 月13日在国会中说] ？？在夜里一点钟，我接到柏林和慕尼黑来的两份关于紧急集合的急电：第一份电报说，在柏林方面，已下令在下午4 点紧急集合，5 点钟要采取行动，先是进行突击，占领政府各部？？第二份电报说，在慕尼黑方面已经向冲锋队发出紧急集合令，在晚上9 点钟集合？？这是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作出一个决定？？只有无情的流血的镇压也许还能防止反叛的扩大？？
　　清晨2 点钟，我飞往慕尼黑。
　　希特勒从来没有透露过这两份“急电”是从谁那里发来的，但是不言而喻，“急电”是戈林和希姆莱发出的。可以肯定的是，其[221] 中情况是过于夸大了。在柏林方面，冲锋队长恩斯待所想到的最激烈措施不过是在那个星期六同他的新娘驱车前往不来梅，以便搭船到马德拉度蜜月。至于在南方，冲锋队“阴谋家”集中在哪里呢？
　　6 月30日清晨2 时，当希特勒在戈培尔伴同下从波恩附近的汉格拉机场起飞的时候，罗姆上尉和他的冲锋队部下还在特格恩西湖畔维西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的房间中高枕酣睡。西里西亚冲锋队长埃德蒙·海因斯是个判过刑的杀人凶犯，著名的有相公癖者，身体魁梧，像个钢琴搬运工人，但是却有一张女孩子气的脸。他正搂着一个小伙子睡在一张床上。从罗姆把他的卫队留在慕尼黑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些冲锋队头子们一点也没有准备举行反叛。看来，他们寻欢作乐的迹象很不少，阴谋叛乱的证据却没有。
　　希特勒和他的几个随行人员（包括他的新闻秘书奥托·狄特里希，平庸但是忠诚的汉诺威冲锋队长维克多·卢策这时也参加进来了）于6 月30日星期日上午4 时在慕尼黑着陆，发现已经采取了行动。原来纳粹党党内法庭调查解决委员会负责人瓦尔特·布赫少校和巴伐利亚邦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在从前被判过刑的、同希特勒争夺过吉莉·拉包尔的艾米尔·莫里斯和马贩子出身、前舞场保镳克里斯蒂安·韦伯这样的希特勒老同伴的协助下，已经逮捕了慕尼黑的冲锋队头子，包括冲锋队邦队长施奈德休勃，后者又兼任慕尼黑的警察局长。希特勒现在把他的怒气发作到歇斯底里的状态，他在内政部看到了这些囚犯。他大步走到前陆军上校施奈德休勃前面，撕下他的纳粹肩章，责骂他“叛国”。
　　天刚蒙蒙亮，希特勒一行就坐了一长列汽车离开慕尼黑到维西去。他们发现罗姆和他的朋友们在汉斯尔包尔旅馆还高卧未起。他们粗暴地弄醒了他们。海因斯和他那年轻的男宠被拉下床来，押到旅馆外面，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就地枪决。据奥托·狄特里希的记述，元首单独走进罗姆的房间，把他痛骂了一顿，下令把他带到慕尼黑，关在施塔德尔海姆监狱，这个冲锋队头子在1923年参加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失败后曾在这里服过刑。这两个朋友对于第三帝国的建立，对于第三帝国的恐怖和堕落，比任何其他人起的作用都大，他们虽然经常意见相左，但是在发生危机、遭到失败、感到失望的时候却总是站在一起的。在历经14年的艰辛患难之后，他们现在终于分手了。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效劳的这个满脸伤疤、性格暴躁的打手，就这样结束了他惹事生非的一生。
　　希特勒吩咐手下把一支手枪留在他的老同志的桌上，他显然认为这个最后的举动是够朋友的。但是罗姆不愿用这支手枪。据说他这么说：“如果要杀死我，让阿道夫自己来杀吧。”据23年后1957年5 月在慕尼黑战后审判中一个警官的目击证词说，两个党[222] 卫队军官进了牢房，对准罗姆开枪。
　　这个证人说：“罗姆当时想说话，但是党卫队军官禁止他开口。于是罗姆就站得笔直——他上身给脱光了——露出满脸轻蔑的神色。”* 他就这样死去了，死况之暴烈不下于他生前的作为，对于他曾经出了很大力气帮助达到任何其他德国人所从未达到过的那么高地位的那个朋友，只有轻蔑的份儿，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像那一天横遭杀戮的好几百个人一样——比如施奈德休勃，据说他当时大声说：“各位先生，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请对准开枪吧。”——他一点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唯一清楚的是，这是一桩背叛朋友的行为，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居然是阿道夫·希特勒干的，虽然他一生之中一直是生活在这种行为的中间，而且自己也经常干这种勾当。与此同时，在柏林，戈林和希姆莱也忙得够呛。他们一共搜捕了150 名左右冲锋队长，排在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的一道墙前，由希姆莱党卫队和戈林特别警察所组成的行刑队枪决。
　　被枪决的人中有卡尔·恩斯特，他的汽车驶近不来梅时，他的蜜月旅行就被持枪的党卫队人员打断了。他的新娘和司机受了伤；他本人被打得失去知觉，用飞机送回柏林就刑。
　　在这个血腥的夏天周末横遭非命的不仅仅有冲锋队人员。在6 月30日早晨，在柏林郊外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别墅门口，有一小队穿便衣的党卫队人员在按门铃。当将军闻声前来开门时，就当场被击毙了，他身后的新婚只有18个月的妻子——他以前一直独身未娶——也当场被杀。施莱彻尔的好友库特·冯·布莱多夫将军那天晚上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是星期六中午在他的柏林寓所被捕的，几小时后根据戈林的亲自命令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秘密警察狱中被杀。
　　巴本比较幸运。他侥幸躲过了一死。但是他的办公室被党卫队搜查，他的主要秘书包斯在办公桌旁被击毙，他的秘密合作者埃德加·荣格先几天前已被秘密警察逮捕，被杀死在狱中，另一个合作者天主教行动组织领袖埃里希·克劳斯纳在交通部办公室[223] 中被杀。巴本的其余工作人员，包括私人秘书斯托青根男爵夫人在内，都被投入集中营。当巴本前去向当时已没有功夫说废话的戈林表示抗议时，据巴本后来追述，戈林“多少可以说”是向巴本下了逐客令，把他软禁在他的别墅中，外面有武装的党卫队重兵把守，割断了电话线，并且禁止巴本同外界有任何联系——这真是辱上加辱，但是，这位德国副总理居然厚着脸皮受了下来。因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竟再次屈尊，从杀死他的朋友的纳粹党人手中接受了德国驻维也纳公使的新职。当时纳粹党人刚刚在那里暗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
　　“在这次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这个数字一直没有确定过。希特勒7 月13日在国会发言时宣布枪决了61人，其中包括19名“冲锋队高级领袖”，还有13人因“拒捕”被杀，3 人“自杀”——总共77人。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出版的《清洗白皮书》中说有401 人被杀，但它只举出了其中116 人的姓名。1957年在慕尼黑审判时，提出的数字是“1000多人”。
　　许多人纯粹是由于过去反对过希特勒因而受到报复被害的，有的人则显然是因为知道内慕情况大多因而被杀灭口的，至少还有一个人是因为被弄错了人而冤枉死去的。我们在前章已经讲到过古斯塔夫·冯·卡尔镇压1923年啤酒馆政变的事情，卡尔从此以后就一直退隐不问政治。但是他的尸体却被发现在达豪附近的一个沼泽中，显然是用利斧砍死的。希特勒没有忘记他，也没有原谅他。希罗尼摩斯派神父伯恩哈德·施丹佛尔曾经帮助编写《我的奋斗》，后来大概把他所知道的希特勒情人吉莉·拉包尔如何自杀的内情传布得太广了，他的尸体出现在慕尼黑附近的哈拉青森林中，脖子折断，心房中了3 颗子弹。海登说，杀他的一帮凶手是由曾经向吉莉·拉包尔求过爱的老犯人艾米尔·莫里斯带领的。其他“知道内情太多”的人，还包括3 个冲锋队员，据信他们是恩斯特火烧国会案中的同谋犯。他们同恩斯特一起被杀。
　　还有一个被杀的人值得一提。慕尼黑著名大报《慕尼黑新消息报》的著名音乐批评家维利·施密德博士6 月30日晚上7 点20分在慕尼黑沙克街他的寓所书房中拉大提琴，他的妻子在准备晚餐，他们的9 岁、8 岁和两岁的3 个孩子在客厅里玩着。门铃刚响，就有4 个党卫队员出现，他们不问情由就把施密德博士架走。4 天以后，他的尸体放在棺材中抬回来，同时带来了秘密警察头子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打开棺材，原来党卫队暴徒把从来不过问政治的维利·施密德博士误认为当地一个冲锋队长维利·施密德了，而后者也由另外一队党卫队逮捕枪决了。*[224]究竟有没有反对希特勒的阴谋活动？关于这一点，只有他的片面之词，见请官方公报和7月13 日他在国会的演说。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证据。罗姆生前从来没有隐讳过他要想使冲锋队成为新军队的核心和由他领导新军队的野心。关于这一点，他肯定同施莱彻尔是有联系的，这最初是在后者担任总理的时候讨论过的。据希特勒的说法，施特拉塞也许也“被拉进来了”。
　　但是这种谈论肯定不能构成叛国大罪。希特勒本人同施特拉塞也有联系，据奥托·施特拉塞说，在6 月初还向施特拉塞表示愿意让他当经济部长。
　　起先，希特勒指责罗姆和施莱彻尔想寻找某个“外国”——显然指法国——的支持，并且指责冯·布莱多夫将军是“外国政策”的中间人。这是控诉他们是“卖国贼”的一部分罪状。虽然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中重又提出这些指责，并且用讥刺的口气谈到“一个外国外交官[ 不可能不是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 辩称同罗姆和施莱彻尔的会见是完全没有不良企图的”，他还是提不出证据来证实他的指责。他强词夺理地说，第三帝国中任何一个负责的德国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即使去看看外国的外交官，就足以构成罪行。
　　如果德国有3 个卖国贼安排？？同1 个外国政治家会晤？？并且嘱咐别人不要让我知道这次会晤的消息，那么我就要把这种人枪决，即使他们能够证明，在这次对我保守秘密的会晤中他们所谈的不过是气候、古钱之类的话题。
　　当弗朗索瓦—庞赛强烈抗议那种说他也参与了罗姆“阴谋”的暗示时，德国外交部正式通知法国政府说，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德国政府希望大使依然留任。事实也的确如此，作者本人可以作证，弗朗索瓦一庞赛以后同希特勒的个人关系，继续比任何其他民主国家使节为好。
　　在开头发表的一些公报中，特别是在元首的新闻秘书奥托·狄特里希提供给公众的一份令人心惊胆战的目击者记述中，甚至在希特勒的国会演讲中，对于罗姆和其他被杀的冲锋队领袖的道[225] 德堕落情况谈得很多。狄特里希说，在维西的旅馆床上逮捕海因斯和一个小伙子时的场面是“不堪描述的”，希特勒进行了头一批处决后，6 月30日中午在慕尼黑向剩余的冲锋队长们讲话时也说，这些人仅仅从道德堕落这一点来说就罪该一死了。
　　但是希特勒从纳粹党成立之初起就一直知道，他的最亲信和最重要的跟随者之中有很大一批人是性变态者，是判过罪的杀人犯。例如，海因斯常常派冲锋队到德国各处为他寻找合意的男宠，是家喻户晓的事情。这种事情，希特勒过去不仅容忍下来，而且还为他们辩护；他曾经不止一次告诫他的党内同志对于一个人的个人道德不要过分挑剔，只要他是纳粹运动的狂热战士就行了。而现在，1934年6 月30日，他却表示：他的一些老部下的道德堕落情况使他大吃一惊。到7 月1 日星期日下午，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希特勒在前一天晚上已经从慕尼黑飞返柏林，这时在总理府花园中举行茶会。星期一，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的“及时扑灭叛国案和拯救德国人民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和个人的豪侠表现”表示感谢。他并且对戈林在镇压“叛国案”中的“有力的和成功的行动”表示祝贺。星期二，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内阁向总理表示祝贺，使这次杀戮“合法化”，说这是“保卫国家”的必要措施。
　　勃洛姆堡并且向全军发布命令，表示陆军总司令部对于时局趋向感到满意，并且保证建立“与新冲锋队的融洽关系”。
　　没有疑问，陆军对它的敌手冲锋队的被消灭，当然是感到高兴的，但是一个军官团竟然默许而且公开赞扬政府进行德国历史上空前的一场屠杀，而在这场屠杀中，军官团自己的两名领导军官冯·施莱彻尔将军和冯·布莱多夫将军被诬为卖国贼而被悍然杀害，那么它还有什么荣誉可言呢？——更不用说面子了。只有85岁的陆军元帅冯·马肯森和前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出来抗议这次对他们两个袍泽的杀害和对他们两人提出的叛国罪名。* 军官团的这一行为是德国陆军史上的一个极大污点；这也是陆军目光短浅到今人难以置信程度的标志。[226] 这些将军们同希特勒在1934年6 月30日的违法乱纪行为沆瀣一气，甚至可以说是同杀人匪徒的行为沆瀣一气，就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们以后就永远不能反对纳粹党将来在国内的恐怖行为，不仅如此，即使这种行为是针对国境以外，甚至是针对他们自己人时，他们也无法反对。因为陆军支持了希特勒的这一狂妄要求：他就是法律。或者按照他在7 月13日的国会演讲中的说法：“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ｏｂｅｒｓｔｅｒ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ｅｒｒ）。”而且希特勒还另外补充了一句：“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这个警告在以后整整十年中几乎一直伴随着这些将军们，直到他们之中终于有人奋不顾身，胆敢举起手来打击他们的“最高法官”。
　　此外，军官团以为，在6 月30日那一天，他们终于一劳永逸地除去了纳粹运动对他们的传统特权和权力的威胁，这种想法也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除去了一个冲锋队，又来了一个党卫队。7 月26日，党卫队因为执行处决有功，脱离冲锋队而独立，由希姆莱担任全国领袖，只听命于希特勒一人。没有多久，这支纪律严明得多的忠实部队的力量就大大超过了当初冲锋队的力量，而且作为陆军的对头，罗姆的褐衫队所做不到的，它却做到了。
　　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将军们却踌躇满志，颇为自信。因为希特勒在7 月13日的国会演说中重申，陆军将继续是“武器的唯一持有者”。在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下，总理终于除掉了竟敢不服从这一金科玉律的冲锋队。现在是陆军方面来履行“德意志号协议”的时候了。
　　兴登堡之死
　　在整个夏天，似乎长生不老的兴登堡身体一天比一天坏，8 月2 日上午9 点，他终于逝世了，享年87岁。3 小时后，中午时分宣布，根据内阁前一天制订的法律，总理的职务和总统的职务已经合并为一，阿道夫·希特勒已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总统的职衔已予取消；希特勒的头衔将是元首兼国家总理。他的独裁大权至此就完全实现了。为了堵塞漏洞，他要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对德国，不是对宪法（他在兴登堡死后不举行继任选举就已违反了宪法），而是对他个人宣誓效忠。誓词如下：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227] 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到1934年8 月为止，将军们如果要推翻纳粹党政权，本来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承认他是国内最高的合法当局，作了这样的效忠宣誓，从此以后使他们自己对阿道夫，希特勒个人承担了义务，而这样的誓言，不论对他们个人或国家多么不光彩，他们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定要忠实遵守的。但是这个誓言在不少的高级军官中间也会引起良心的不安，那是当他们公认的领袖走上了一条他们所反对的并且认为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道路上的时候。但是这个誓言也使更多的军官有了借口来开脱他们个人在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而犯下的难以名状的罪行中的责任，这个最高统帅的本性已在6 月30日的大屠杀中表露无遗。德国军官团的惊人错误之一，从这个时候起，就是这种“荣誉”冲突所产生的。作者根据亲身经验可以证明，所谓“荣誉”是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一个字眼，他们对此可以说有一种古怪的看法。在以后，他们常常为了忠于誓言这种荣誉感，而忘掉了自己作为人类的荣誉感，把他们军官团的道德准则践踏在污泥之中。
　　兴登堡死后，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正式宣布，没有发现老元帅的遗嘱，因此必须断定他没有留有遗嘱。但是在8 月15日，也就是德国人民举行公民投票批准希特勒接管总统职务的前4 天，不是别人，竟是巴本找到了兴登堡的政治遗嘱，送去给了希特勒。遗嘱中赞扬希特勒的话为戈培尔在公民投票最后4 天的宣传运动中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在投票前夕又有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我父亲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他作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我现在根据我父亲的意愿，呼吁德国全体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这几乎可以肯定说是不确实的。因为根据最可靠的现有材料，兴登堡建议在他死后让王室复辟，作为临终希望。但是遗嘱的这一部分内容，阿道夫·希特勒却没有公开。[228] 战后在纽伦堡讯问巴本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终于弄清楚了一些——也许不是全部——老总统遗嘱的真相。虽然巴本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证人，他也许没有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情况都说出来，但是他的证词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兴登堡的遗嘱就是由他亲笔起草的，据他说，这是应老元帅自己的要求。
　　我的草稿[ 巴本在回忆录中说] 建议，在他死后实行立宪君主政体，我特别提到合并总统和总理职务是不适宜的。为了避免得罪希特勒，当然也有一些嘉许纳粹党政权肯定的成就的话。
　　巴本说，他在1934年4 月间把草稿交给兴登堡。
　　几天后，他要我再去见他，他对我说，他决定不采用我的草稿。他觉得？？应该由全国人民来决定他们希望国家采取什么形式。因此他打算把关于他为国服务的叙述作为遗嘱，而把他关于王室复辟的建议作为一个临终希望在一封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中表示出来。当然，这说明我原来的建议的全部意义都取消了，因为关于复辟的建议己不再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希特勒后来曾对这一点充分加以利用。
　　要看到希特勒如何利用这一点，没有别的德国人比巴本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在兴登堡在坦能堡下葬以后，我一回到柏林，希特勒就打电话给我。他问我兴登堡是否有政治遗嘱，如果有的话，我是否知道在哪里。我说，我要问问奥斯卡·冯·兴登堡。希特勒说：“要是你能够尽快把这个文件送到我这里来，我将十分感谢你。”因此，我嘱咐我的私人秘书卡根奈克到纽台克去问兴登堡的儿子，遗嘱是否仍在，是否可以让我把它转交给希特勒。因为我在5 月底兴登堡离开柏林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销毁那份遗嘱。
　　奥斯卡在他父亲死后没有能够马上找到这个重要的文件，这时突然找到了。这不可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兴登堡的副官冯·德·舒伦堡伯爵后来在解除巴本纳粹罪嫌的审判时所提供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据他透露，总统在5 月11日签署了两个文件，他的遗嘱和临终希望。前者致“德国人民”，后者致“国家总理”，兴登堡最后一次离柏林去纽台克时，舒伦堡是带了文件同他[229] 一起走的。巴本说，他当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的秘书不久就从纽台克回来，带来了奥斯卡·冯·兴登堡给他的两个密封信封。
　　8 月15日，巴本把它们带到伯希特斯加登交给希特勒。
　　希特勒极其仔细地读了这两个文件，并且同我们讨论了其中的内容。显然，兴登堡在那个表示他的临终希望的文件中的建议同希特勒的打算是有矛盾的。他因此利用了信封上写的致“国家总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点。他说：“故总统的这些建议是向我个人提出的。是否发表它们，我以后再作决定。”我要求他把这两个文件一起发表，但是没有结果。交给他的新闻秘书发表的只有兴登堡叙述他为国服务的经过的一个文件，其中就写有嘉许希特勒的话。另外一个建议由霍亨佐伦王室一个成员而不是由希特勒来担任国家元首的文件，后来下落如何，巴本并没有说起，也许他也根本不知道。在缴获的成千吨重的纳粹党秘密文件中并没有发掘出这个文件，因此很可能已被希特勒马上销毁了。
　　如果希恃勒当初足够大胆地和正直地发表了这个文件，结果也许不会有什么不同。早在兴登堡去世以前，他就在内阁通过一项法律，授予他总统权力。那是在8 月1 日，也就是老元帅死前一天。如果说这项“法律”是非法的，这一点在前奥地利下士已成为法律本身的德国也是不会造成什么不同结果的。这项法律之不合法，是十分明显的事。1932年12月17日，在施莱彻尔执政期间，国会曾经以2/3 的必要多数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在举行新选举之前应由最高法院院长而不是总理代行总统职务。虽然授权法（这是希特勒独裁的“法律”基础）授权总理可以制定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但是它明确禁止他窜改总统制度。
　　但是，事到如今，法律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巴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欣然从命，到维也纳去担任希特勒的公使，收拾纳粹党刺杀陶尔斐斯总理后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去了。在将军们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急于努力加强希特勒的军队。在工业家们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已经热心地转向有利可图的重整军备的生意。老派的保守分子，像外交部的冯·牛赖特男爵和国家银行的沙赫特博士这样“正直的”德国人都并没有辞职。没有一个人辞职。事实上，沙赫特博士在8 月2日，也就是希特勒篡夺将死的总统的权力的那一天，还兼任了经济部长的职务。
　　那么德国人民呢？在8 月19日，合格选民中约有95％去投了票，其中有90％——3800多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篡夺大权。只有425 万德国人有勇气——或者说有愿望——投反对票。[230] 难怪9 月4 日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希特勒信心百倍。
　　我在第二天早晨看到他在挂满旗帜的卢特波尔德大厅像一个战胜的皇帝一样，迈步进入会场，当时乐队高奏《巴登威略进行曲》，3 万只手臂一齐举起致纳粹党的敬礼。几分钟以后，他骄傲地坐在大讲台的中央，双臂交叉在胸前，两眼炯炯发光，当时巴伐利亚党组织领袖阿道夫·瓦格纳宣读了元首的文告。
　　今后1000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19世纪的神经紧张时代已与我们告别。在今后1000年中，德国将没有其他革命！
　　他是个凡人，不免一死，无法活到1000岁，但是只要他还活着，他将作为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最有权力、最无忌惮的专制魔王来统治他们。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已不在人世，没有人可以非议他的权威，陆军已处在他的股掌之中，立下了任何德国军人都不敢轻易违反的誓言，惟他之命是从。的确可以说，现在整个德国和全体德国人民都已在他的血腥的手掌之中，因为最后一批反抗者已经被消灭了，或者说永远消失了。
　　“真是好极了！”在举行了一个星期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游行、演讲、盛大场面的活动，对一个政界人物进行了作者所看到的最狂热的颂扬以后，他在纽伦堡对外国记者们这么赞叹道。阿道夫·希特勒作了很大的努力从维也纳的街头爬到今天的地位。他现在只有45岁，今天的成就还仅仅是个开端。
　　甚至在共和国覆亡后第一次回到德国的人也可以看出，不论希特勒对人类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他已经把德国人民身上长期压抑着的无可计量的动力发挥了出来。至于是为了什么目标，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和成百上千篇演讲中已经说得很明白，然而第三帝国国内的许多人，尤其是国外的许多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理睬，或者只是觉得好笑。





　　第八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3-1937年

　　就在这个时候，1934年夏末，我到第三帝国来生活和工作。新德国有许多事情使外国观察家获得深刻印象，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不安。
　　绝大多数德国人似乎并不在乎他们的个人自由遭到剥夺，并不在乎他们的大量文化被摧残，被没有思想的野蛮状态所代替，也不在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被管制到了即使是一个世世代代以来习惯于严格管制的民族也从未经历过的程度。
　　在那些不听话的人，以前的共产党人或者社会党人，过于自由主义或者过于和平主义的人和犹太人的头顶上，无疑笼罩着秘密警察的恐怖和对集中营的恐惧。1934年6 月30日的血腥清洗，是一个警告，它表明这帮新领袖会多么残酷无情。然而，初期的纳粹恐怖只影响到比较少的德国人的生命，而一个新来到的观察家多少有些意外地发现，这个国家的人民似乎并不感到他们在受着一个放肆而残忍的独裁政权的威吓和压制。相反，他们还怀着真正的热情支持这个政权。这个政权不知怎么使他们具有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信心，使他们对国家前途具有一种惊人的信念。
　　希特勒正在清算过去，清算过去的一切挫折和失望。我们以后将详细地看到，他正在一步一步地，而且迅速地使德国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使胜利的协约国陷于狼狈的境地，并且使德国在军事上重新强大起来。这正是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愿意作出这位领袖要求他们做出的牺牲：丧失个人自由，斯巴达式的饮食（“大炮先于牛油”）和艰苦的工作。到1936年秋天，失业问题已大体上解决，差不多人人都又有了工作。
　　* 人们可以听到被剥夺了工会权利的工人们对着装着丰盛午[232] 餐的饭盒子，一边吃着一边开玩笑说，至少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已不再有挨饿的自由。
　　“Ｇｅｍｅｉｎｎｕｔｚ　Ｖｏｒ　Ｅｉｇｅｎｎｕｔｚｔ！”（“先公后私！”）是那时候纳粹的一个流行口号，虽然有许多党的领袖，尤其是戈林，正在秘密地营私肥己，而且企业的利润也正在增长，但是，群众无疑已被表面上把社会福利放在私人利益之上的新“国家社会主义”所笼络住了。
　　把犹太人排除在德国社会以外的种族法律，在一个外国观察家看来，是一种惊人的倒退到原始时代的做法，但是，既然纳粹的种族理论把德国人捧成是社会中坚和主宰种族，这些法律绝不是不得人心的。有时遇到很少数德国人——前社会民主党人或者自由主义者，或者是出身旧保守阶级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对迫害犹太人的行为感到嫌恶甚至反对，虽然他们曾帮忙减轻了一些个别的犹太人的困难，但是在挽回狂澜方面却没有出什么力。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他们常会这样问你，而这却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德国人从受过检查的报刊和广播中含糊地听到一些国外的强烈反感，但是他们发现，这并不妨碍外国人大批地到第三帝国来，而且看来仍然对它的款待感到满意。因为纳粹德国，远较苏俄为大方，是听任全世界来观察的。* 游览事业生意兴隆，收进了大量亟需的外汇。纳粹领袖们似乎是没有什么要隐瞒的。一个外国人，不管他多么反纳粹，可以到德国来观察和研究他所希望了解的情况——只有集中营和军事设施除外，后者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许多人都来观光。而许多人在回去时，如果说没有改变信仰，至少已变得能够容忍“新德国”了，相信他们看到了他们所说的“肯定的成就”。甚至像劳合·乔治那样一个观察力敏锐的人，他曾经领导英国在1918年战胜德国，并且在那一年用“吊死德皇”的口号参加竟选，如今也可以在1936年到上萨尔斯堡访问希特勒。他在离别时带回去对这位元首大为倾倒的印象，并且公开称赞这位元首是“一个伟人”，有眼光有决心解决现代国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失业问题，而这是英国仍在溃烂的一个创伤，在这个问题上，这位伟大的战时自由党领袖和他的《我们可以征服失业》的纲领在国内都没有引起人们的什么兴趣。
　　1936年8 月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使纳粹党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让全世界对第三帝国的成就留下印象，而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
　　“Ｊｕｄｅｎ　ｕｎｅｒｗｕｎｓｃｈｔ”（“犹太人恕不招[233] 待”）的牌子悄悄地从店铺、旅馆、啤酒馆和公共游宴场所取了下来，对犹太人和两个基督教会的迫害也暂时停止了，全国都装出最规矩的态度。以前任何运动会都没有过那么出色的组织工作，也没有过那么不惜工本的款待。戈林、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为外国客人们举行了豪华无比的宴会——这位宣传部长在汪西湖附近福恩宁塞尔举行了“意大利之夜”的宴会，招待了1000多位宾客，场面之盛大简直像《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客人们，特别是从英国和美国来的那些客人们，对所看到的情况印象非常深刻：这显然是在希特勒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一个快乐、健康和友善的民族。他们说，这跟他们在报上读到柏林电讯时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然而，在这种外表的下面，在柏林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些兴高采烈的夏末日子里，为游客们所看不到的，而且确实为大多数德国人所忽视或者以一种令人惊奇的默默服从的态度来接受的，似乎存在着德国生活的退化过程，至少在一个外国人看来是如此。
　　当然，关于希特勒所颁布的对付犹太人的法律，或者关于政府所发起的对这些不幸的人的迫害，是没有什么隐瞒的。所谓1935年9 月15日的纽伦堡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籍，使他们沦为“属民”的地位。这个法律还禁止犹太人和亚利安人通婚，禁止他们有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并且禁止犹太人雇用35岁以下的亚利安女仆。在以后几年里，补充纽伦堡法律的大约13项法令，使犹太人遭到完全的取缔。但是到1936年夏天，也就是德国充当奥林匹克运动会东道主使西方游客们十分惬意的时候，犹太人由于法律或者纳粹的恐怖手段——后者往往先于前者——而不能得到公私就业机会已到了至少其中有一半人生计无着的程度。在第三帝国的第一年即1933年，他们不得竞选公职，不得担任文官职务，不得在新闻界、广播业、农业、教育界、戏剧界、电影界工作；1934年他们被撵出交易所，虽然直到1938年才颁布禁令，不准他们当律师，从事医药业和商业，但是，实际上在纳粹统治头4 年结束以前，他们就从这些行业中被排除出来了。
　　此外，他们不仅得不到大部分生活上的享受，而且常常得不到日用必需品。在许多地方，犹太人要买食物都感到困难，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在副食杂货铺、肉铺、面包铺和牛奶站的门上，挂着“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许多地方，犹太人甚至不能为他们的孩子购买牛奶。药房不卖药给他们。旅馆不让他们投宿。常常是，不论他们到哪里，总有“本市严禁犹太人入境”或者“犹太人进入此处安全自行负责”的侮辱性牌子。在路德维希港附近公路上的一个急转弯处，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心驾驶！急转弯！犹太人每小时75英里！”这就是大约在德国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犹太人所处的困境。而这不过是一条很快就会导致他们遭到屠杀灭种的道路的开端。
　　对基督教会的迫害
　　纳粹对基督教会的战争开始得较为温和。希特勒名义上是一个天主教徒，虽然他曾在《我的奋斗》中痛骂天主教过问政治，并且因两个基督教会条要求给予“国内一切宗教派别的自由，只要它们对？？德国民族的道德感情没有危险。党赞成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1933年3 月23日国会把自己的作为立法机构的职权让给这位独裁者那天，希特勒对这个德国立法机构发表讲演，赞扬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国民族灵魂的要素”，答应尊重这些信仰的权利，宣称他的政府的“志向是谋求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融洽协调”，而且说“我们希望改善我们和罗马教廷的友好关系”——最后这一句话显然是为了要获得天主教中央党的选票，结果如愿以偿。
　　过了差不多4 个月不到，在7 月20日，纳粹政府和梵蒂冈签订了一个契约，保证天主教的自由和该教会“管理它自己事务”的权利。这个协定由巴本代表德国，由当时的罗马教皇国务大臣巴西利主教，就是后来的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代表罗马教廷签署。这个契约墨汁未干，就被纳粹政府破坏了。
　　但是，由于这个契约签订的时候正是这个新政权在德国的初期放肆行为引起全世界强烈反感的时候，它无疑使希特勒政府获得了非常需要的威望。*7月25比也就是批准这个契约后5 天，德国政府颁布了一[235] 个净化法令，特别使天主教会感到愤怒。5 天后，开始采取了步骤来解散天主教青年联盟。在以后几年里，数以千计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遭到逮捕，其中许多人是由于“不道德”或者“外币走私”等等捏造出来的罪名而被捕的。我们已经谈到，天主教行动组织的领导人埃里希·克劳斯纳是在1934年6 月30日的清洗中被杀害的。数十种天主教出版物被禁止发行，甚至忏悔室的神圣性也遭到秘密警察人员的破坏。德国天主教的各级教士，像大多数基督新教牧师一样，起先曾力图和新政权合作，但是到了1937年春天，他们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在1937年3 月14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出了一个通谕《Ｍｉｔ　ＢｒｅｎｎｅｎｄｅｒＳｏｒｇｅ》（《痛心已极》），指责纳粹政府“规避”和“破坏”契约，播种“怀疑、不睦、仇恨、中伤的莠草，播种公开和秘密的根本敌视基督和基督教会的莠草”。这位罗马教皇在“德国的天际”
　　看到了“摧残性宗教战争的险恶乌云？？这种战争除了？？灭绝人类以外没有其他目的”。
　　马丁·涅穆勒牧师曾亲自欢迎纳粹在1933年当政。这一年他的自传《从潜艇到教坛》（《Ｆｒｏｍ　Ｕ- Ｂｏａｔ　ｔｏ　Ｐｕｌｐｉｔ》）已经出版。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艇长如何成为一个卓越的新教牧师的故事，受到纳粹报刊的青睐，得到了特别的颂扬，成为一本畅销书。涅穆勒牧师像许多新教牧师一样，认为共和国的十四年是“黑暗的年代”。在他的自传的结尾，他以一种满意的口气说，纳粹的革命终于胜利，它带来了他自己曾经为之奋斗已久的“民族复兴”。他的奋斗有一个时期是在自由团中进行的，许多纳粹领袖都是该团出身。
　　他很快就尝到了幻想破灭的可怕滋味。
　　德国的新教徒，像在美国的一样，分成许多教派。只有极少数——4500万新教徒中的约15万人——属于浸礼教会和监理教会之类的各种独立教会。其余的人都属于28个路德教派和改革教派的教会，其中最大的是老普鲁士联盟教会，共有1800万教徒。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新教徒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其中较为狂热的纳粹分子在1932年组织了“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它的最狂热的领袖是一个叫做路德维希·缪勒的东普鲁士军区随军牧师。他是希特勒的虔诚信徒，当初就是他从中拉纤，促成元首在冯·勃洛姆堡将军担任该军区司令的时候和后者相会的。“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
　　热烈拥护纳粹的种族学说和领袖原则，并且要把它们运用在一个全国性的教会中，这一教会将把全部基督教新教徒都吸收进来，成为一个全面组织。1933年，“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在总数17000 名牧师中拥有约3000名，虽然他们在[236]一般信徒中的会员所占比例大概要大一些。
　　跟它对立的是另一个少数派集团，自称为“明认信仰教会”。这个教会有差不多同样数目的牧师，后来由涅穆勒担任领导。这个教会反对使新教教会纳粹化，不接受纳粹的种族理论，并指斥罗森堡和其他纳粹领袖的反基督教主张。大多数新教徒则介于二者之间，他们似乎很胆小，不敢参加这两个敌对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采取骑墙态度，大多数人最后终于都落入了希特勒的怀抱，承认他有权干预教会事务，服从他的命令而没有公开反对的表示。
　　除非人们知道德国新教徒的历史和马丁·路德的影响，否则是不容易了解大多数德国新教徒在纳粹执政初期的行为的。* 这位基督教新教派的伟大创立者，是一个热烈的反犹主义者，相信绝对服从政治权威。他希望德国清除掉犹太人，他主张在把他们打发走时没收掉他们的“全部现款、珠宝和金银”，还要“放火焚烧犹太人的会堂和学校，拆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寄宿在棚子里或马厩里，像吉普赛人那样？？处于痛苦和监禁中，因为他们不断向上帝哭诉我们的不好”——这种主张在4 个世纪后被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不折不扣地加以奉行了。1525年的农民暴动也许是德国历史上唯一的人民起义，在这次暴动中，路德劝告王公们采取最残酷无情的措施来对付这些“疯狗”——这是他对这些铤而走险的、被蹂躏的农民的称呼。在这里，像他关于犹太人的言论一样，路德使用了直到纳粹当政时为止德国历史上没有可与相比的粗暴野蛮的言语。这位巨人的影响在德国世代流传，特别是在新教徒中间。他还留下了另外一些后果，其中一个是，从16世纪起直到1918年王公贵族们被推翻时为止，德国基督教新教派轻易地成为专制主义的工具，世袭的国君和小邦诸侯们成了他们领域里的新教教会的最高主教。例如在普鲁士，霍亨佐伦国王是教会的首脑。除了沙皇俄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教士们在传统上是那么完全屈从于国家的政治权威的。教士们差不多毫无例外地一致支持国王、容克地主和军队，在19世纪时他们竭尽本分地反对自由和民主运动的兴起。在大多数新教牧师看来，甚至魏玛共和国也是该诅咒的，不仅因为魏玛共和国废黜了国王和诸侯，而且因为它的主要支持来自天主教徒和[237] 社会党人。在国会选举期间，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新教牧师们——其中涅穆勒是个典型——相当公开地支持共和国的敌人民族党甚至纳粹党分子。像涅穆勒一样，大多数牧师对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崛起当总理表示欢迎。
　　他们很快就领教了希特勒获得政权所依靠的纳粹暴力手段。1933年7 月，新教教会的代表们拟就了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教会”的组织法，7 月14日得到了国会的正式认可。在选举第一任全国主教问题上立即发生了一场热烈竞争。希特勒坚持要让他的朋友随军牧师缪勒获得这个最高位置，在这以前希特勒已委任他为本人的新教教会事务顾问。教会联合会的领袖们则提出了著名的牧师弗雷德里希·冯·包得尔许温。但是他们未免太天真了。纳粹政府出来干预，解散了若干地方教会组织，把新教教会的几个主要的德高望重的牧师停职，纵容冲锋队和秘密警察来对付不听话的牧师——事实上，对所有支持包得尔许温的人进行威吓。全国主教将由教议会选出，在选举教议会的代表前夕，希特勒亲自发表广播演说，“敦促”选举“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的代表，而缪勒就是他们的候选人。这种威胁很有效果。同时包得尔许温已被迫退出竞选，“选举”结果是大多数“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
　　的代表当选，他们于9 月间在维登堡——路德就是在这里首先公开反抗罗马的——教议会上选举了缪勒为全国主教。
　　但是这位教会新头子是一个不中用的人，没有能力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教会，或者把新教的会众完全纳粹化。在1933年11月13日，也就是德国人民在一次全国公民投票中以压倒的多数支持希特勒的第二天，“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在柏林的体育馆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这个教派的柏林教区领袖莱因哈特·克劳斯博士建议舍弃旧约全书“和它的牲畜贩子和拉皮条者的故事”，修订新约全书，使耶稣的教导“完全符合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需要”。
　　会上拟订了不少决议，主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信仰”，要求全部牧师宣誓效忠于希特勒，坚持所有教会都实行亚利安化而排除改宗的犹太人。甚至对那些不肯参加教会战争的胆小的新教徒来说，这也使他们觉得太过分了，因此缪勒主教被迫停止克劳斯博士的职务并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
　　实际上，纳粹政府和教会之间的斗争，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什么权限归君主和什么权限归上帝的斗争。就新教徒而言，希特勒坚决主张，如果纳粹党的“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不能使各新教教会在全国主教缪勒领导下趋于一致的话，政府自己就不得不来接管教会的指导工作。他始终对新教徒有一些轻视，新教徒虽然在他的信奉天主教的祖国奥地利只占极少数，在德国公民中却[238] 占了2/3.他曾向他的助手们说过，“对他们，你可以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会屈服的？？他们是不足道的小人物，像狗一样顺从，当你对他们讲话时，他们惶恐得汗流浃背”。他知道得很清楚，反对新教教会纳粹化的只是少数牧师和为数更少的教徒。
　　到1934年年初，幻想破灭了的涅穆勒牧师已经成为“明认信仰教会”和牧师紧急联盟中少数反对者的精神上的指导。在1934年5 月在巴门举行的教议会全体大会上，以及在涅穆勒的耶稣基督教会11月间在柏林郊外达伦姆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明认信仰教会”宣称自己是嫡派德国新教，并设了一个临时的教会管理机构。这样，现在就有了两派，全国主教缪勒派和涅穆勒派，都自称是合法的嫡派新教教会。
　　很明显，这位前随军牧师尽管和希特勒很接近，却没有能够使各新教教会统一起来。1935年年底，秘密警察逮捕了700 名“明认信仰教会”的牧师以后，他辞去了他的职务，从此销声匿迹。早在1935年7 月，希特勒就已经任命一个纳粹党在法律界的朋友汉斯·凯尔博士为宗教事务部部长，指示他作第二次努力，使新教徒统一起来。凯尔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纳粹分于，而且是个多少还比较谨慎的人，他在开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不仅争取到了占多数的保守派牧师，而且还设立了一个以德高望重的佐尔纳博士为首的教会委员会来搞出一个总的解决办法，后者是一个受到各教派尊重的人。虽然涅穆勒的教会同这个委员会进行合作，但是仍坚持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嫡派新教教会。
　　1936年5 月，它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彬彬有礼、然而态度坚定的备忘录，抗议这个政权的反基督教倾向，指斥政府的反犹主义，并要求国家停止干预教会事务。纳粹内政部长弗立克却报之以残酷无情的行动。数以百计的“明认信仰教会”牧师被逮捕，备忘录的签名者之一威斯勒博士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里被杀害，“明认信仰教会”的经费被没收，并禁止它收集捐款。
　　1937年2 月12日，佐尔纳博士辞去教会委员会职务，因为在这以前秘密警察不让他到有9 名新教牧师被逮捕的卢伯克去。他抱怨说他的工作受到宗教事务部部长的破坏。凯尔博士第二天在向一群顺从的教士发表的演说中作了答复。他指斥这位德高望重的佐尔纳不能领会纳粹的种族、血统和土地的理论，他还清楚地显示了政府对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的敌意。[239][凯尔说] 党站在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而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意志的实施？？上帝的意志表现在德国人的血液里？？佐尔纳博士和加伦伯爵[ 缪恩斯特的天主教主教] 力图向我阐明，基督教信仰就是信仰上帝的儿子基督。这使我发笑？？不，基督教信仰并不依靠使徒信条？？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由党来代表，德国人民现在由于党，特别是由于元首的号召而具有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元首是新启示的先驱。1937年7 月1 日，涅穆勒博士遭到了逮捕，被监禁在柏林的摩亚比特监狱里。6 月27日他曾在达伦姆一向是座无虚席的教堂里向他的会众讲道，这次讲道终于成为他在第三帝国的最后一次讲道。好像他已预先感觉到将要发生的变故似的，他说，“我们和古时的使徒一样，想不到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逃避当局的权力。我们也同样不愿意在上帝要我们说话的时候，听从凡人的命令而保持沉默。因为情况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
　　他在监狱里关了8 个月，1938年3 月2 日，在Ｓｏｎｄｅｒｇｅｒｉｃｈｔ（特别法庭）上受审，这种特别法庭是纳粹为了审讯犯有危害国家罪的人而设立的。
　　虽然他的“暗中攻讦国家”的主要罪名是被开脱了，但还是因“滥用讲坛”
　　和在他的教堂里收集捐款而被判罚款2000马克和监禁7 个月。因为他服刑已超过这个期限，所以法庭宣布把他释放，但是他在离开法庭时立即被秘密警察带走，置于“保护性看管下”，关在集中营里，先是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后又在达豪集中营里，在那里，他一直被关了7 年，直到被盟军解放。
　　另外还有大约807 名“明认信仰教会”的牧师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在1937年遭到逮捕，在以后的两年内更有数以百计的人遭到逮捕。如果说涅穆勒派的反抗没有被完全摧毁的话，它肯定是受到挫折了。至于大多数新教牧师，则像德国的差不多任何人一样，在纳粹恐怖面前屈服了。到1937年年底，汉诺威很受人尊敬的马拉伦斯主教经凯尔博士劝诱，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概念，是决定和表现德国人特性的民族和政治教义。因此，德国基督徒也有义务遵守。”在像涅穆勒那样的坚强的牧师看来，这个声明一定特别可耻。1938年春天，马拉伦斯主教采取了最后的步骤，命令他的主教管区内的全体牧师个个宣誓效忠于元首。在一个短时间内，极大多数新教牧师都宣了誓，这样就使他们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得服从这位独裁者的命令。
　　如果认为纳粹政权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使德国人民猛然惊醒，或者甚至大大地震动了他们中间的极大多数人，那就错[240] 了。事实上并没有如此。一个那么轻易放弃他们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自由的民族，除了其中比较少数的人以外，是不会不惜牺牲生命或者冒即使坐牢的危险来维护信仰自由的。
　　30年代真正使德国人感到震动的事情是，希特勒在人民就业、造成繁荣、恢复德国军事力量、外交政策方面节节胜利这些辉煌成就。很少德国人因为逮捕几千名牧师和教士，或者因为各新教教派之间的争执而睡不着觉。
　　更少人这样仔细地想过：在受到希特勒支持的罗森堡、鲍曼和希姆莱的领导下，如果可能的话，纳粹政权打算最后摧毁德国的基督教信仰，而代之以古代日耳曼部落神抵的老异教和纳粹极端分子的新异教。正如最接近希特勒的人之一鲍曼在1941年所公开说的一样，“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调和的”。
　　希特勒政府为德国所规定的前途，清楚地规定在罗森堡在战争期间为“国家总教会”所拟定的30点纲领中。罗森堡是一个直言无讳的异教徒，他的职务中有一个是“国家社会主义党全部文化哲学教导事务元首私人代表”。稍举这30点中几点就足以表明基本要旨：1.德国国家总教会断然宣称拥有控制国境以内全部教会的独揽权利和权力：它宣称这些教会是德国国家的民族性教会。
　　5.国家总教会决心无可改变地根绝？？在不吉的800 年输入德国的各种异己的外来的基督教信仰。
　　7.国家总教会没有书记、牧师或教士，但是国家总教会的讲演者将在他们中间演讲。
　　13. 国家总教会要求立即停止在德国出版和传播圣经？？
　　14. 国家总教会宣称，对它来说，因此也是对德国民族来说，业经决定，元首的《我的奋斗》是一切文件中最伟大的。它？？不仅包含了最伟大的伦理，而且体现了对我国民族目前和将来生活来说是最纯粹和最正确的伦理。
　　18. 国家总教会将从它的供坛上清除一切耶稣受难像、圣经和圣徒像。
　　19. 在供坛上，除了《我的奋斗》（对德国民族来说，因而也是对上帝来说，这是一本最神圣的书），不得有别的东西，在供坛左边则放一把剑。
　　30. 在它创立那一天，各大小教堂，必须除去基督十字架？？必须代之以唯一不能征服的象征——卐字。
　　文化的纳粹化
　　1933年5 月10日晚上，也就是希特勒当总理后约4 个半月，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看到过的景象。在约莫午夜的时候，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了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一个广场。火炬扔在堆集在那里的大批书籍上，在烈焰焚烧中又丢了许多书进去，最后一共焚毁了大约20000 册书。在另外几个城市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景象。焚书开始了。
　　那个晚上，由兴高采烈的学生在戈培尔博士的赞许眼光下丢入柏林烈焰中的许多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著作。在这些作家中，德国作家有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里昂·孚希特汪格、雅可布·瓦塞曼、阿诺德·茨威格和斯蒂芬·茨威格、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瓦尔特·腊思瑙、艾伯特·爱因斯坦、阿尔弗雷德·凯尔和雨果·普鲁斯等人。雨果·普鲁斯是草拟魏玛宪法的学者。但是，不仅数十位德国作家的作品遭到焚毁，有许多外国作家也不能幸免，其中有：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玛格丽特·山额尔、Ｈ·Ｇ·威尔斯、哈夫洛克·艾利斯、阿瑟·施尼茨勒、弗洛伊德、纪德、左拉、普劳斯特。用一份学生宣言的话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
　　新上任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从现在起将使德国文化不得越出纳粹思想的雷池一步。他在被焚的书籍化为灰烬之际向学生们讲了话。“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照亮德国文化纳粹新时代的，不仅有焚书的火焰和虽然没有像焚书那么有象征性却更加有效的措施，即禁止千百种书籍在书店出售或在图书馆流通，禁止许多种新书的出版，而且还有任何现代西方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那么大规模的文化管制。早在1933年9 月22日，就在戈培尔博士的指导下根据法律设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它的目的，用该法律的话来说，规定如下：“为了推行德国文化的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为了指导和控制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在德国文化协会下面成立了7 个协会：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和德国电影协会。凡是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有关的协会，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这些协会所拥有的权力中，有一项是它们[242] 可以因“政治上不可靠”而开除或拒绝接受会员，这就意味着可以——而且事实上常常是——不让那些对国家社会主义不太热心的人从事他们的专业或艺术，从而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凡是30年代在德国生活过的人，只要是关心这些事情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曾经有过那么悠久的极高的文化水准的民族，它的文化水准竟发生这样令人恶心的退化。不用说，一经纳粹领袖们决定，艺术、文学、报刊、广播和电影都必须专门为新政权的宣传目的和野蛮哲学服务，这种退化就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恩斯特·约恩格和恩斯特·维查特的早期作品以外，没有一个还在人世的比较重要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曾在纳粹当政时期出版过，差不多所有这些作家，都在托马斯·曼的带头下移居到国外。极少数留在国内的作家不是自动地就是被迫保持缄默。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都必须先送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
　　音乐的遭遇算是最好的了，只是因为音乐是各种艺术中政治性最少的艺术，而且德国人在音乐方面有着从巴哈、贝多芬、莫扎特到布拉姆斯的极为丰富的遗产。但是，门德尔松的作品则禁止演奏，因为他是犹太人（所有犹太作曲家的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德国的第一流现代作曲家保罗·兴德密特的音乐也是如此。大交响乐团和歌剧院中的犹太人很快就被清除出去。跟作家们不一样，德国音乐界的大多数有名人物都决定留在纳粹德国，让他们的名气和才能为新秩序增加威望。本世纪最优秀的指挥家之一威廉·福特汪格勒留在德国。他因为袒护兴德密特而在1934年有一年失宠，但是在希特勒统治的其余年代里又恢复活跃。理查德·斯特劳斯也许是世界上还在人世的第一流作曲家了，他也留了下来，而且一度担任德国音乐协会主席，不借以自己的声名帮助戈培尔糟蹋文化。卓越的钢琴家瓦尔特·吉斯金有很多时间在外国作演奏旅行，这些演奏是宣传部长为了提高德国“文化”在国外的声望而组织或赞许的。但是由于音乐家们没有移居国外，由于德国古典音乐具有丰富的宝藏，所以人们可以在第三帝国时期听到演奏和表演得极为出色的交响乐和歌剧。柏林交响乐团和柏林国家歌剧院是其中最为卓越的。精彩的音乐节目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人们忘掉在纳粹统治下其他艺术的退化和很多生活方面的退化。
　　必须说，在戏剧方面，只要是上演古典剧，就仍然保持着很多原来的高超水平。不用说，马克斯·莱因哈特是和所有其他犹太籍演出人、导演和演员一起走了。纳粹剧作家们实在蹩脚透顶，群众都不愿看他们的作品，因此这些作品的演出日子总是不长。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是个名叫汉斯·约斯特的失败的剧作家，他曾公[243] 开大言不惭地说，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但是，即使是有权决定该上演什么剧本，该由谁来表演和由谁来导演的约斯特和戈培尔，都无法禁止歌德、席勒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德国舞台上得到值得赞扬的而且常常是很感动人的演出。
　　说来真是奇怪，萧伯纳的有些作品竟可以在纳粹德国上演，这或许是因为他揶揄英国人和讽刺民主吧，也许是因为纳粹党没有觉察到他的机智和左倾政治观点吧。
　　最奇怪的是德国伟大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情况，因为他是一个热心的社会党人，所以德皇威廉二世时期曾禁止他的剧本在帝国的剧场里演出。在共和国时期，他是德国最受人欢迎的剧作家，而在第三帝国时期，他却仍然保持着这种地位。他的剧本继续上演。我永不会忘记他的最新剧本《教堂的女儿》（《Ｔｈｅ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第一夜演出结束时的景象，当时，霍普特曼，一个苍苍白发飘垂在黑色斗篷上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跟戈培尔博士和约斯特臂挽着臂走出戏院。他，像许多别的德国杰出人物一样，已经跟希特勒和解了。机灵的戈培尔曾就此事作了不少有效的宣传，不断向德国人民和国外提起，德国的尚在人世的最伟大的剧作家，前社会党人和普通人的利益维护者，不仅留在第三帝国而且继续在写作，他的剧本也在上演。这位年迈的剧作家到底是真诚依附，还是投机，还是仅仅善变，也许可以从战后发生的情况中看出。美国当局认为霍普特曼为纳粹服务得太周到了，因而禁止他的剧本在西柏林美管区上演。于是俄国人邀请他到柏林去，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欢迎，并在东柏林安排了轮回演出他的剧本的盛大节日。1945年10月6 日，霍普特曼向共产党控制的“德国民主复兴文化联盟”
　　发了一个贺电，表示希望它能带来德国民族的“精神复兴”。
　　德国曾给世界贡献过一个杜勒和一个克拉那赫，但在近代美术方面却不是非常杰出的，虽然德国的表现主义绘画和慕尼黑建筑学院的建筑学是使人感兴趣的和有独创性的艺术运动，而且德国艺术家曾参加了20世纪以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和达达主义为代表的艺术上的一切新潮流。
　　尽管早期在维也纳想当艺术家而遭到了失败的希特勒自以为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认为，一切现代艺术都是退化的和无聊的。他在《我的奋斗》中曾就这个题目发过长篇大论，在他当政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清除”
　　德国的“颓废”艺术，并企图代之以新的“日耳曼”艺术。约有6500幅现代绘画，不仅是像科科契加和格罗兹这类德国画家的作品，还有塞尚、凡·高、高[244]更、马蒂斯、毕加索和许多别的画家的作品，都从德国各博物馆里拿掉了。
　　代替它们的作品在1937年夏天进行了展览，当时希特勒在慕尼黑一个单调的拟古主义建筑物里正式主持了“德国艺术馆”的开幕。这个建筑物是他出主意设计的，他说它在建筑艺术上是“无与伦比和无法模仿的”。在纳粹艺术的这个第一次展览中，陈列了从15000 幅应征作品中选出来的900 幅作品。这是作者在任何国家中没有看到过的最蹩脚的货色。希特勒亲自作了最后的选择。原来的评选团的主席是德国艺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他是一个平凡的画家。* 据当时跟希特勒在一起的一些党内同志说，希特勒对评选团所选的某些画极为恼火，他不但命令把这些画剔掉，而且用他的长统靴子在好几幅画上踢了一些洞。他在主持展览会开幕式的长篇讲演中说，“我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命运给予我们权力的话，[ 艺术鉴赏] 这类问题是不用讨论的，要做的只是作出决定”。而他的确作出了决定。
　　在1937年7 月18日发表的讲演中，他规定了纳粹党的“德国艺术”方针：凡是不能被人了解、得用大量说明才能证明它们有权利存在、并且为那些欣赏那种愚蠢的或者自以为是的无聊货色的神经病者所接受的艺术作品，将不再能公然在德国民族之前陈列。任何人都不要存幻想！国家社会主义已着手使德国和我国人民清除所有那些危及它的生存和性格的影响？？随着这个展览会的开幕，艺术上的神经错乱状态及其对我国人民在艺术上的玷污就告终了？？
　　然而，至少还有一些德国人，特别是在德国的艺术中心慕尼黑，却宁愿受到艺术上的玷污。在这个城市的另外一个地方，在一所必须要经过狭窄的楼梯才能走到的破败的陈列室里，有一个“退化艺术”展览会，这是戈培尔博士为了让人民看看希特勒要保护他们免受玷污的那些作品而组织的。内容是些精选的现代绘画，有科科契加、夏高尔和表现主义派及印象主义派的作品。我去参观的那一天，我曾先到德国艺术馆去看了一下，因为地盘很大，走得气喘吁吁。而这个展览会的观众却拥挤不堪，等候入场的人从叽叽嘎嘎作响的楼梯一直列队排到街上。事实上，去看的人实在太多了，使戈培尔博士感到又是生气又是尴尬，于是很快就停止了展览。
　　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245] 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要在第三帝国当个编辑，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是“清白”的。1933年10月4日的德国报刊法使新闻事业成为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
　　它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属于亚利安血统，配偶不是犹太人。报刊法第十四条命令编辑们“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这一个命令如果在1933年以前实施，正好会取缔德国的每个纳粹党编辑和出版物。它现在却开始清除那些不是纳粹党的或者不愿成为纳粹党的报刊和记者。
　　最先被迫停刊的报纸之一是《伏斯日报》。这家报纸创办于1704年，像腓德烈大王、莱辛和腊思瑙那样有名的人物过去都曾257 为该报撰过稿。它已成为德国最主要的报纸，犹如伦敦的《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但是，它是一家自由主义的报纸，而且老板是由犹太人办的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
　　它在连续发行了230 年后，在1934年4 月1 日停刊。另一家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拖得稍微久一些，直到1937年才停刊；虽然它的老板犹太人汉斯·拉克曼—莫斯在1933年春季就被迫出让了他在该报中的股份。德国的第三家自由主义大报《法兰克福日报》，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该报驻伦敦记者，亲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鲁道夫·寇彻尔，当了编辑，而且像保守的柏林《德意志总汇报》的编辑卡尔·西莱克斯一样——他也曾当过驻伦敦记者，获罗得奖学金，在牛津大学求过学，是个英国的热情崇拜者和自由主义者——为纳粹服务得很好，正像全国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一度说到以前的“反对派报纸”那样，其忠心程度，甚至常常“青出于蓝”。后面这三家报纸之所以能够幸存下去，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德国外交部的影响。外交部要这些国际上知名的报纸照常出版，来装幌子，以便在国外造成一个好印象。它们使纳粹德国既有体面，同时又帮它进行宣传。
　　由于德国的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知道该发表些什么东西以及如何写新闻和社论，全国报刊不可避免地会显出单调划一。即使是一个受到那么严密的管制和生性习惯于服从权威的民族，也[246] 对报纸感到厌倦。甚至像晨报《人民观察家报》和晚报《进攻报》那样的主要纳粹报纸，销数也下降了。
　　随着纳粹出版人把报纸一家又一家地置于控制下或者接管过去，所有报纸的总销售量就此一落千丈。在第三帝国的头4 年中，报纸的种类由3607种减少到2671种。
　　但是，德国报刊失去自由和减少种类却使党获得好处，至少在财务方面来说是如此。马克斯·阿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中曾任上士，是希特勒的顶头上司，如今是党的出版公司埃耶出版社社长，他成了德国报刊财务方面的独裁者。他是全国报界领袖和德国新闻协会的主席，有合法的权力可以任意勒令任何出版物停刊，随后又以极便宜的价格把它收购过来。在一个短时期内，埃耶出版社成了庞大的出版帝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赚钱的一家出版公司。* 尽管许多纳粹出版物销数下降，但是纳粹党或者党内个人所拥有的或者控制的报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占全部报纸销售量2500万份中的2/3.阿曼在纽伦堡所作的供词中叙述他经营的情况如下：党于1933年当政后？？许多像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样的由犹太财团或者由跟纳粹党敌对的政治或宗教财团所拥有或者控制的公司，都觉得最适当的办法是只有把他们的报纸或者资产卖给埃耶公司。买卖这种产业是没有自由市场的，埃那出版社总是唯一的投标者。在这件事情上，埃耶出版社和它所拥有或者控制的各出版公司扩展成为德国报纸出版方面的垄断事业？？党在这些出版企业中的投资大获其利。说纳粹报刊纲领的基本目的是消灭一切跟党对立的报刊，这话是不错的。在1934年内有一个时期，阿曼和戈培尔都要求拼命巴结的编辑们不要把他们的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阿曼说，他很遗憾，“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这不是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格鲁恩邮报》的埃姆·韦尔克，把阿曼和戈培尔的话当了真。他指责说，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刊变得那么干巴巴。他的刊物立即被勒令停刊3 个月，他本人则被戈培尔撤职，送到集中营去。[ 247]电台和电影也很快被利用来为纳粹政权的宣传服务。戈培尔一直认为广播（电视当时还没有问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宣传工具。通过他的宣传部的广播司和德国广播协会，他完全控制了广播事业，使它适合自己的目的。他的任务所以比较容易实现，是因为在德国，像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广播事业是由国家所拥有和经营的垄断事业。1933年纳粹政府一上台，国家广播公司就自然落在它的手中。
　　电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传部和德国电影协会控制了这个企业的每一个方面。用一篇官方评论的话说，它们的任务是“使电影业脱出自由主义的营利思想的范围？？从而使它能够接受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履行的那些任务”。
　　结果是德国人民受罪，只能听到和看到同他们的报纸和期刊的内容同样空虚和令人生厌的广播节目和电影。德国的观众，向来是默默顺从别人告诉他们应该看些什么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好说话的观众也发生反抗了。纳粹电影上映时门可罗雀，而经戈培尔许可在德国放映的少数外国影片（多半是乙级好莱坞影片）则门庭若市。在30年代中期有一个时期，德国影片老是遭到嘘声，以致于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对“电影观众的叛逆行为”发出严厉警告。广播节目也遭到了群众极不客气的批评，德国广播协会主席霍尔斯特·德莱斯勒一安德莱斯说这种吹毛求疵是“对德国文化的侮辱”，不能予以容忍。
　　在3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德国听众仍可收听许多外国电台的广播，而不致像战争爆发以后的时期里那样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或许有很多人曾收听外国广播，虽然本观察家的印象是，随着一年一年地过去，戈培尔博士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对的，即广播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远远超出其他一切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在改造德国人民，使他们适合希特勒目标这一点上，比任何别的宣传工具都起着更大的作用。
　　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像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的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248] 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读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第三帝国的教育
　　1934年4 月30日，伯恩哈德·卢斯特被任命为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部长。卢斯特是冲锋队的大队长，一度担任过汉诺威党领袖，是个纳粹党员，又是希特勒自从20年代初期以来的朋友。在国家社会主义奇怪颠倒的世界里，卢斯特是极为适当的人选。他原是个小地方的失业教员，在1930年因有思想不稳定的表现而被共和国时代的汉诺威当局解雇。他的狂热的纳粹主义思想可能是被撤职的部分原因，因为卢斯特博士宣传纳粹思想像戈培尔那样热心，像罗森堡那样糊涂。在1933年2 月被任命为普鲁士科学、艺术与教育部部长后，他曾夸口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
　　这样一个没有脑筋的人现在获得了控制德国科学、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青年组织的独裁大权，因为第三帝国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规定，并不限于在拥挤的课堂里进行，而且要在各级青年团体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大学和理工学院里只能吸收很少数的人，因此这种教育不是顶点，顶点是在18岁时先参加强迫劳动服役，然后应征入伍在武装部队里服役。
　　希特勒对“教授”，对学术生活的轻视，在《我的奋斗》中已屡有流露。
　　他在这本书里表示过他对教育的一些想法。他写道，“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决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造就十足强健的体魄”。
　　但是，更重要的，他在这本书里强［249 ］调过争取青年和训练青年，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服务的重要性，这是他在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以后仍旧常常谈到的一个问题。他在1933年11月6 日的讲演中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他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
　　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1937年5 月1 日，他说，“这个新国家将不把它的青年交给任何人，而是自己管青年，自己进行教育和抚养”。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确是如此。
　　德国学校，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大学，很快就纳粹化了。教科书匆忙地重新编写过，课程也改变了，《我的奋斗》被奉为——用教育工作者的机关报《德意志教育家》的话说——“我们在教育方面的绝对正确的指南星”，看不到这种新的星光的教师则被清除出去。大多数教师都是感情上或多或少纳粹化的，如果说不完全是党员的话。为了加强他们的思想，他们被送到特别的学校里去集中学习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重点是希特勒的种族理论。
　　从幼稚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担任教职的人，都必须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这个协会根据法律有“责任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1937年的公务员法案规定，教师必须是“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并且准备“随时无保留地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早些时的一项法令已把他们列为公务员，从而受到种族法律的支配。犹太人不用说是禁止任教的。所有教师都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凡是没有在冲锋队、劳动服役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服务过的人都不能教书了。要想在大学里任教，必须先在观察营里呆六个星期，在那里，他们的见解和性格由纳粹专家加以研究并报告给教育部，教育部根据申请者的政治“可靠性”发给教书凭证。
　　在1933年以前，德国公立学校是由地方当局管辖的，大学则由所属各邦管辖。现在所有学校都置于全国教育部长的铁腕管辖下。大学里的校长和院长统统由他来任命，而以前是由全体教授选举的。他还任命全体大学生都必须加入的大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员，以及任命全体讲师都参加的讲师联合会的领导人员。在者练的纳粹分子严密控制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大学讲师联合会，在选择由谁来任教和务使所教的内容符合纳粹理论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如此纳粹化的结果，对德国教育和德国学术极其不利；在新［250]的教科书里，在教师们的讲课中，都对历史大加歪曲，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
　　把德国人捧成主宰种族、把犹大人说成是世界上万恶之源的“种族学”的讲授，则尤其如此。单是在有过许多伟大学者任教的柏林大学，一个兽医出身的冲锋队员新校长就在Ｒａｓｓｅｎｋｕｎｄｅ（种族学）方面开设了25种新课程，到他真把柏林大学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他竟开设了86项与兽医有关的课程。
　　德国多少年代以来一直非常杰出的自然科学的教学也迅速地退化了。如像物理学方面的爱因斯但和弗朗克，化学方面的哈伯尔、威尔斯塔特和瓦尔堡这样卓越的教授，都解职了或者退休了。还在任教的人中，有许多则被纳粹的邪道所腐蚀，企图把这种邪道也运用到纯粹科学上去。他们开始讲授他们所谓的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1937年还出现了一种叫做《德意志数学》的刊物，它的第一篇社论就一本正经地宣称，凡是认为数学是没有种族性的任何想法，其“本身”就包含着“毁灭德国科学的胚种”。
　　这些纳粹科学家妄幻之深，使得即使在外行看来也是难以相信的。海德耳堡大学教授菲利普·莱纳德是第三帝国较有学识、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科学家之一，他曾问道：“德国物理学？有人会回答说，‘但是，科学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国际性的’。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科学像别的每一项人类所创造的东西一样，是具有种族性的和以血统为条件的。”德累斯顿物理研究所所长鲁道夫·托马希克则更为荒唐。他写道，“现代物理学是（世界] 犹太民族用来毁灭北欧科学的一种工具？？纯正的物理学是德国精神的产物？？事实上，整个欧洲的科学是亚利安民族的成果，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德国思想的成果”。德国国家物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约翰内斯·施塔克教授也认为如此。他说，不难发现，“物理学研究的莫基者们，从伽利略到牛顿的伟大发明家一直到我们时代的物理学前驱们，差不多都是亚利安人，其中主要是属于北欧种族”。
　　‘还有亚琛技术学院的咸廉·缨勒教授，他在一本叫做《犹太人和科学》（《Ｊｅｗｒ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的书里认为，有着一个要玷污科学从而毁灭文明的遍及全世界的犹太人阴谋。在他看来，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但，是头号恶棍。
　　现代物理学有很大部分是以爱因斯坦理论作为基础的，但这个理论却被这个奇怪的纳粹教授认为是，“从头到尾都是旨在改变由大地产生的、鲜血结合的生命体的现实世界——就是非犹太世界，把它变成为光谱式的抽象东西，一切人种和民族的差别，一切种族的内在限度，都在非现实中丧失了；只有一种几何学次元的非实体的多样性还存在着，由于它的不敬神而服从法则的强制力而产生一切事物”。缪勒教授说，全世界在爱因斯但出版相对论时对他的赞扬，实际上只是对“犹太人统治世界局面的来临、迫使德国人无可挽回地和永远地沦为无［251 ］生气的奴隶地位”表示高兴。
　　柏林大学的路德维希·皮勃贝克教授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外来的江湖术士”。甚至莱纳德教授也认为，“这个犹太人显然不了解真理？？在这方面，他同仔细而认真地追求真理的亚利安科学研究者成了显明对照？？因此，犹太物理学是一种幻觉，是德国基本物理学的一种退化现象”。
　　然而，从1905年到1931年，有10位德国犹太人因为对科学有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在第二帝国时期，大学教授们，像新教牧师们一样，曾盲目地支持保守政府和它的扩张主义目标。讲堂成了培养有毒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温床。魏玛共和国曾坚持学术要有完全的自由，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极大多数大学教师由于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反犹而帮忙破坏了这个民主政体。大多数教授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希望德国保守的君主政体复辟。
　　虽然其中许多人在1933年以前还认为纳粹过于嚣张残暴，因而不愿归顺，但是他们的宣教却为纳粹主义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到1932年的时候，大部分学生看来都醉心于希特勒了。
　　有些人觉得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学教师在1933年后对高等教育的纳粹化表示了顺从。虽然按官方数字，在这个政权的头5 年中被解雇的教授和讲师有2800人，约占全部人数的1/4 ；但是，由于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而失去职位的教师的比例，却如1933年被马尔堡大学解雇的威廉·罗普克教授所说的，“非常之小”。虽然人数不多，其中却有德国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卡尔·雅斯伯斯、Ｅ·Ｉ·古姆贝尔、西奥多·利特、卡尔·巴尔特、尤利乌斯·埃平豪斯等10余人。其中大多数人都移居国外了，先是到瑞士、荷兰和英国，最后到了美国。其中有1 人，即逃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奥多·莱辛教授，遭到了纳粹暴徒的盯梢，于1933年8 月31日在马里安巴德被杀害。
　　然而，极大多数教授仍然留任，而且早在1933年秋天，就有其中的大约960 人，在外科医生沙尔勃鲁赫教授、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和艺术史学家平德尔这种名人的带头下，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
　　罗普克教授后来写道，“这是一幕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尤利乌斯·埃平豪斯教授在1945年不堪回首他说，“德国各大学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没有能够以它[252] 们的全力来公开反对摧毁学术和民主的国家。它们没有能够使自由和正义的烽火在暴政的黑夜里燃烧”
　　。
　　这种错误的代价是巨大的。在经过了6 年的纳粹化以后，大学生的数目减少了一半以上，从127920人减少到58325 人。为德国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各理工学院的入学人数减少得更多，从20474 人减少到9554人。学术水平大为下降。到1937年时，不仅科学和工程界的青年感到缺乏，他们的水平也下降了。远在战争爆发以前很久，正在起劲地帮助纳粹重整军备的化学工业，就曾通过它的喉舌《化学工业》抱怨说，德国正在丧失它在化学方面的领先地位。它抱怨说，不仅国民经济，而且国防本身也在受到危害，它并认为青年科学家人数的不足和才能的平庸是由于各理工学院质量的低下所造成的。
　　后来的结果表明，纳粹德国的损失，对自由世界来说是有利益的，特别是在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竞赛上。以希姆莱为首的纳粹领袖们的活动怎样起了妨碍原子能计划的作用的故事，因为经过太长，牵涉大广，本书只好割爱了。美国能够发明原子弹，多亏两个由于种族关系而被纳粹独裁政权和法西斯独裁政权驱逐出来的人：来自德国的爱因斯坦和来自意大利的菲尔米，这真是命运的嘲弄！在阿道夫·希特勒看来，他想用来教育德国青年，以便他们为他心中的打算服务的，不是他自己早年就退学的公立学校，而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在纳粹党夺取政权的时期，希特勒青年团运动还没有十分开展。在1932年，就是共和国的最后一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全部人数还只有107956人，而属于德国青年团体全国委员会领导下面的各种组织的青年则有1000万人左右。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有过像共和国德国那样生气勃勃和人数众多的青年运动。希特勒意识到这一点，决心把它接管过去而加以纳粹化。
　　他在这种工作方面的主要代理人是巴尔杜·冯·席腊赫，他是一个智力平庸然而却干劲很大的漂亮的青年人。他因倾心于希特勒而在1925年18岁时加入了纳粹党，在1931年被任命为纳粹党的青年工作领袖。褐衫队员大多面目狰狞，气势嚣张，而他却奇怪地看上去像个稚气未脱的美国大学生，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前面已谈到，他有美国祖先的缘故（包括两个独立宣言签名人）。席腊赫在1933年6 月被任命为“德国全国青年领袖”。他仿效年纪比他大的党领袖们的策略，第一个行动就是派遣50名强健[253] 的希特勒青年团人员带着武器去占领德国青年团体全国委员会的总办事处，委员会负责人、普鲁士老军人伏格特将军被赶了出去。席腊赫然后去攻击青年团体全国委员会主席冯·特罗塔海军上将，后者是德国最有名的海军英雄之一，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远洋舰队参谋长。这位德高望重的海军将领也被哄跑了，他的职务被取消，组织被解散。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财产，主要是在德国各地的几百所青年宿舍，统统被接收。
　　1933年7 月20日同罗马教廷签订的契约，曾特别规定天主教青年联盟不受任何干扰，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1936年12月1 日，希特勒却公布了一项法令，取缔天主教青年联盟和其他一切非纳粹党的青年组织。？？全国所有德国青年统统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范围内。
　　德国青年，除了受到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外，还必须？？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体、智、德三方面的教育。席腊赫的职务原来是隶属于教育部的，现在规定为直接对希特勒负责。
　　这个写伤感诗来歌颂希特勒（“这位与星星并列的天才”）、效法罗森堡那样奇怪地信奉异教、效法施特莱彻那样恶毒地反犹的29岁不成熟的青年，成了第三帝国青年中的独裁者。
　　从6 岁到18岁（开始被征参加劳动服役队和军队以前）的青少年，不论男女都被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中。父母不让他们的子女参加这种组织，要判很重的徒刑，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只是反对让他们的女儿参加某些组织的活动，因为珠胎暗结的现象已经到了丑声四播的程度。
　　从6 岁到10岁，男孩子参加青年团当学龄团员，所谓学龄团员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见习期。每个少年发给一本表现记录簿，其中记录他在整个纳粹青年运动中的进步情况，包括他的思想发展状态。满10岁后，在通过了体育、野营和纳粹化历史方面的适当测验后，升人“少年队”，宣誓如下：在代表我们元首的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贡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
　　到14岁，男孩子就正式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一直到18岁，然［254]后参加劳动服役队和军队。青年团是一个根据同冲锋队相似的准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庞大组织。在这个组织里，行将成人的青年们不仅受到野营、体育和纳粹思想方面的系统训练，甚至还有当兵的系统训练。有许多个周未，本作者在柏林效外的野餐曾为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们所打断，他们举着枪，背着沉重的行军背囊，吃力地穿过密林或者爬过灌木丛生的荒地。
　　有时候女青年也要受当兵的训练，因为希特勒青年运动并没有放过姑娘们。从10岁到14岁，德国女孩子加入“少女队”。她们也有制服，白衬衫，蓝裙子，短袜和极不女性化的沉重军靴。她们的训练跟同样年龄的男孩子的训练差不多，包括周未背着沉重背包的长途行军以及关于纳粹哲学的照例灌输。不过重点是放在妇女在第三帝国的作用上，就是首先要当健康子女的健康母亲。在少女们到了14岁成为德国女青年团团员后，这种作用强调得更为厉害。
　　在18岁的时候，德国女青年团团员（她们保持这个资格直到21岁）到农村中去服役1 年，这是她们所谓的下乡年，同青年男子的劳动服役相当。
　　她们的任务是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和在地里劳动。姑娘们有时候住在农民家里，不过常常是在乡村地区的小营房里，每天一早由卡车把她们从那里送到地里去。道德问题就马上产生了。美丽的城市少女的光临，常常破坏农民家庭，而父母们诉说他们的女儿在乡下暗结珠胎的怨言也开始听到了。但是，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通常姑娘们的营房就座落在小伙子们的劳动服役队营房的附近。这种情况似乎也是造成许多姑娘怀孕的原因。有一对句在德国传开了，它是摹仿劳工阵线的“通过欢乐获得力量”运动的打油诗，但特别适用于女青年们的下乡年：在田野里和在荒地上我通过欢乐失去了力量。
　　在姑娘们的家务年里也发生同样的道德问题，在这个期间约有50万希特勒青年团的姑娘们在城市的家庭里进行1 年的家务服役。实际上，较为真诚的纳粹党人并不认为这些是道德问题。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德国女青年团的妇女领导人——她们总是不怎么标致，而且常是没有结婚的——给她们的青年徒众讲话，教谕为希特勒德国生儿育女的道义和爱国责任，如果可能的话，在结婚以后生育，如果必要的话，没有结婚也不要紧。
　　到1938年年底，希特勒青年团已有团员7728259 人。虽然这个数目已经异常庞大，但是显然还有差不多400 万青年规避了这[255] 种组织。
　　1939年3 月，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按照青年被征入伍的同样方式强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不听话的父母受到警告：除非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否则将把他们的子女夺走，安置在孤儿院或其他收养所里。
　　在第三帝国，对教育制度进行最后彻底破坏的，是设立了三种训练优秀分子的学校。一种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指导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另外两种是在党主办下的全国政治教育学院和骑士团城堡。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从少年队选拔最有前途的12岁的少年，授与他们6 年关于在党内和在公共服务方面做领导工作的集中训练。学生都住在校内，受着斯巴达式的训练，在毕业后就可升入大学。在1937年以后共设立了10所这样的学校，主要的一所是设在不伦瑞克的“预科学校”。
　　政治教育学院的目的是恢复以前老普鲁士军事学院的那种教育，据一篇官方评论说，这种教育培养“军人精神和它的勇敢、责任感和简朴的特性”。
　　此外，还有关于纳粹理论的特别训练。这些学校是在党卫队监督下的，由党卫队提供校长和大部分教员。在1933年设立了3 所这样的学校，到战争爆发时已增加到31所，其中3 所是训练妇女的。
　　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是所谓骑士团城堡。在这些具有14—15世纪条顿骑士团城堡气氛的训练所里，是训练纳粹党精华中的精华的。条顿骑士团所依据的原则是绝对服从骑士团团长，并致力于使德国征服东方的斯拉夫人国家和奴役当地人民。纳粹骑士团城堡有着同样的训练和目的。只有最狂热的年轻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才能膺选，他们通常是从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政治教育学院的第一流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一共有4 个城堡，学生要到逐个城堡去受训。6 年中的第一年，是在一个专门讲授“种族学”
　　和其他纳粹思想的城堡里受训。重点是在智力训练和纪律方面，体力训练居次。第二年又进一个城堡，那里的情况正好相反，重点在于体育和运动，包括爬山和跳降落伞。在第三个城堡中，学生要呆一年半，受政治和军事训练。最后，他被送往在波兰边界附近东普鲁士的马里安堡的骑士团城堡，以一年半的时间度过他的教育的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在那里，在5 个世纪前曾经是条顿骑士团要塞的城堡的围墙里，他的政治和军事训练集中在[256] 东方问题以及德国在不断寻求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扩展入斯拉夫国家的需要（和权利！）上。结果证明，而且无疑是原来的目的，这是1939年和以后的事件的一个极完善的准备工作。青年们就是这样在受着如何在第三帝国生活、工作和死亡的训练。虽然他们的头脑被蓄意加以毒化；他们的正规学业被打断，而且由于这种训练，他们的天伦之乐也大体上被取消了，但是男女孩子们，男女青年们却似乎非常快乐，对于过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生活充满了热情。而且把各个阶级和各种行业出身的孩子们集合在一起，使来自贫家和富室，来自工人家庭、农民家庭、商人家庭或贵族家庭的子女们分担着共同的任务，这种做法本身也无疑是好的和健全的。在大多数情况中，一个城市出身的男孩子或女孩子进行6 个月的强迫劳动服役，住在户外，学习体力劳动的价值，跟那些不同出身的男女孩子们相处，对他们是没有害处的。凡是那个时候曾在德国各地旅行过，跟住在营房里的青年们谈过话，看到过他们工作、玩耍和歌唱的人，都不能不觉得，不论这种教育多么阴险，但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生气蓬勃的青年运动。
　　第三帝国的青年成长起来后将有强健的体魄，对他们的国家和自己充满信心，还要有一种不分阶级和没有经济和社会隔阂的友谊和同志爱，我后来在1940年5 月间，在亚琛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公路上看到德国士兵和第一批英国战俘之间的鲜明对照时又想起了这一点，前者肤色黝黑，姿势挺拔，饱晒阳光，营养充足；后者则胸部凹陷，肩膀斜垂，面色苍白，牙齿败坏，这可悲他说明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不负责任地忽视了青年的一代。
　　第三帝国的农民
　　当希特勒在1933年当政的时候，德国农民，像大多数国家的农民一样，正陷于绝境之中。据《法兰克福日报》上的一个作者说，他们的处境比为祸甚烈的1524年到1525年农民战争蹂躏德国土地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坏。1932—1933年度的农业收入降到了新的低点，比战后最坏的1924—1925年度还要少10亿马克。农民们所负的债务达到120 亿马克，差不多全部是在近8 年中拖欠的。这些债务的利息约占全部农业收入的14％，此外还有相当沉重的赋税和对各种社会服务的捐款负担。
　　希特勒在当政伊始警告说，“我的党员同志们，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德国农民只有一个机会，也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在1933[257] 年10月，他说，“德国农民的毁灭就将是德国人民的毁灭”。
　　多年来，纳粹党一直在为取得农民的支持下功夫。“不可变更”的党纲第十七条向他们提出的诺言是，将进行“土地改革？？颁布无偿没收土地用于公共目的的法律；取消农业贷款的利息，防止一切土地方面的投机”，像这个纲领的其他大部分项目一样，向农民提出的这些诺言也没有兑现，只有最后一点防止土地投机除外。在1938年，纳粹统治了5 年之后，土地分配仍然是比西方任何国家还要不均衡。在那一年的官方《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字表明，250 万户最小农户所有的全部土地，比为数只占1 ％的最大农户的土地还要少。纳粹独裁政权，像共和国的历届社会党一资产阶级政府一样，不敢去分座落在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们的庞大的封建庄园。
　　虽然如此，纳粹政权却的确开始实行过一个全面的新农业计划，辅之以很多大谈其“Ｂｌｕｔ　ｕｎｄ　Ｂｏｄｅｎ”（“血统和土地”）以及农民是社会中坚和第三帝国的主要希望的动听宣传。为了实现这个新计划，希特勒任命了瓦尔特·达里来负责。达里是纳粹党里为数极少的那些虽然信奉大部分纳粹神话却对本行极为精通的领袖之一。他是一个受过相当专业训练的杰出的农业专家，曾在普鲁士农业部和全国政府农业部里工作过。他两次都因跟上级不合而被迫离职，在1929年退隐到他在莱因兰的家里，写了一本叫做《农民是北欧人种生命的源泉》的书，这样一个书名是必然会引起纳粹党人的注意的。
　　鲁道夫·赫斯把达里引见给希特勒，后者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就委托他为党拟定一个适当的农业计划。
　　休根堡在1933年6 月去职后，达里就当了粮食与农业部长。到了9 月，他已把他的改造德国农业的计划准备就绪。在那一个月里，颁布了两项基本法律，把整个生产和销售的结构重新组织过，目的是为了确保农民获得较高的价格，同时使德国农民处于一种新的地位——说来矛盾，办法是使他们重新处于一种非常古老的地位：像封建时代一样，土地是限定继承的，农民和每代的继承者被迫永久附属于他们的那一片土地（如果他们是亚利安德国人的话）。
　　1933年9 月29日的农场继承法，是一种把农民推回到中古时期去而又保护他们在现代货币时代不受欺弄的混合物。凡是占地308 英亩（合125 公顷）足以使一个家庭衣食温饱的田地，一概被宣称为受到古代的限定继承法约束的世袭地产。它们不得出售、分割、抵押或者因债务无力清偿而没收。
　　在所有主死后，它们必须按当地的习惯传给长子或者幼子，或者传给最近的男性亲属。继承人有义务照顾兄弟姊妹们的生活和教育，直到他们成年。[258] 只有一个能够证明他的血液的纯洁性可以一直回溯到1800年的亚利安德国人，才能拥有这样一片田地。这项法律规定，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获得农民的“光荣称号”。如果他违反“农民惯例”，或者因为没有能力或其他原因而不再积极耕作的时候，他就丧失了这个称号。这样，负债累累的德国农民在第三帝国的开始时期得以不致因债务无力清偿而丧失土地，或者眼看着他的土地逐渐减少（因为没有必要出卖部分土地来偿债），但是在同时，他就像封建时代的农奴那样不可改变地被限定在这块田地上。
　　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德国粮食局的严格管理。这是达里根据1933年9 月13日的一项法律而设立的一个庞大的组织；对农业生产、销售和加工处理的每一个可以想得到的方面都有权管理。达里以全国农民工作领袖的资格亲自担任这个组织的领导。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使农民获得稳定而有利的价格和使德国粮食自足。
　　它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农民很久以来一直觉得自己在一个似乎只以企业界和劳工界的利益为怀的国家里被忽视了，如今一旦发现受到很大的注意并被称为民族英雄和光荣公民，在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感到得意的。达里又任意把农产品价格定在一个有利可图的水准上，而使农民得到较前为高的收入，这就使他们更加高兴了。在纳粹统治的头两年中，农产品批发价格上涨了20％（蔬菜、乳制品和牲畜还要涨得多上些），但是这种好处由于农民必需购买的东西的价格，尤其是机械和肥料的价格的同样上涨而抵销了一部分。
　　至于粮食自足，这是纳粹领袖认为必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在策划战争，这在下文将要谈到。但是这个目标永远没有达到，而且把德国这样的土地质量和数量跟它的人口联系起来看，这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尽管纳粹在大肆宣传“生产战斗”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这个国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达到83％的自足。只是在征服了外国领土后，德国人才有足够的粮食来使他们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撑得那么久。
　　第三帝国的经济
　　希特勒在头几年中所以能获得成功，其基础不仅在于他在外交方面的许多不流血征服的胜利，而且在于德国的经济恢复。这种经济恢复，党内人士甚至某些国外经济学家都称之为奇迹。而且在很多人看来，也确乎是个奇迹。
　　失业是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的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现在已缓和了，1932年失业人数达600 万人，4 年以后己减少到100 万人不到。国民生产从1932年到1937年增长了102 ％，国民收入则增加了一倍。在一个观察家看［259]来，德国在30年代中期的忙忙碌碌景象很像一所庞大的蜂房。工业的机轮发出来的声音隆隆不绝，每个人都忙碌得像个蜜蜂似的。
　　纳粹的经济政策多半是由沙赫特博士决定的，因为希特勒讨厌经济学，而且对此几乎一窍不通。纳粹经济政策在头一年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大事扩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人企业，以此来使失业人员就业。政府的经费由发行特别的失业证券来提供，对筹集资本和增雇人员的企业则慷慨地减免它们的赋税。
　　但是德国的复兴的真正基础是重整军备，纳粹政权从1934年起就使企业界和劳工界，还有将军们的精力都用在这个目标上。纳粹的辞汇中开始称德国的整个经济为Ｗｅｈ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战争经济），这种战争经济经过处心积虑的筹划，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前的一段和平时期，也能有效用。鲁登道夫将军1935年在德国出版了一本题为《总体战》（《Ｄｅｒ　Ｔｏｔａｌｅ　Ｋｒｉｅｇ》）的著作，这个书名在英文中误译为《Ｔｈｅ　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Ｗａｒ》（《在作战中的国家》）。
　　他在这部著作里强调说，有必要在跟其他一切方面同样的极权基础上动员国家的经济，以便恰当地准备总体战。这种主张在德国人中间不是完全新的东西，因为在18和19世纪的普鲁士，我们已经谈到过，政府全部收入的大约5/7 都是用在军队上的，而且那个国家的整个经济一向被认为主要是实现军事政策而不是实现人民福利的一种工具。
　　现在就是由纳粹政权来把“战争经济”适用于20世纪30年代了。其结果正如军事经济参谋部长官格奥尔格，托马斯少将所总结的：“一个国家，像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迫那么做的那样，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已有意识地和有步骤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都用来准备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德国，不用说，并不是“被迫”在这样一种规模上准备战争的，这是希特勒有意识地作出的决定。在1935年5 月21日的秘密国防法中，他委任沙赫特为负责战争经济的全权总代表，命令他“在和平时期就开始进行他的工作”，赋与他“指导经济备战工作”的权力。这位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没有等到1935年春天就在开始建立德国的战争经济了。在1934年9 月30日，他出任经济部长后不到两个月，他向元首提出了一个《到1934年9 月30日为止的战争经济动员工作情况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得意地强调说，他的部“已负责从事经济备战工作”。在1935年5 月3 日，他被任命为负责战争经济的全权总代表以前4 星期，他向希特勒上[260] 了一个个人的条呈，开头的话是“迅速而充分地实现军备计划，是德国政治的唯一问题［着重体是他自己用的] ；因此其他一切都应当从属于这一目标”？？沙赫特向希特勒解释，因为“重整军备在1935年3 月16日［这是希特勒宣布征兵36个师的日子］以前不得不完全伪装起来，所以必须使用印钞机”来支付开始阶段的费用。他还颇为高兴地指出，从国家的敌人（大部分是犹太人）没收来的款项以及从冻结的外国帐户所取得的其他款项，对购买希特勒的枪炮很有帮助。
　　他得意他说，“这样，我们的军备有一部分是用我们的政治敌人的钱来支付的”。
　　虽然他在纽伦堡受审时矢口否认他曾参加纳粹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他自称他所做的正好相反，然而事实仍然是，对希特勒在1939年发动的战争，没有一个人像沙赫特那样在德国经济准备方面尽了那么多的责任。这是军方所直爽地承认的。在沙赫特的60寿辰，1937年1 月22日一期的军方刊物《军事周报》称颂他是“使得国防军的重建工作在经济上成为可能的人”。它又说，“多亏沙赫特的手腕和巨大能力已国防军才得不顾一切货币上的困难而从原来的10万人发展到目前的兵力”。
　　为了使第三帝国在进行战争方面作好准备，沙赫特把他的得到世所公认的金融奇才的浑身解数都施展了出来。印钞票只是他的绝招之一。他操纵通货的神通之广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据外国经济学家的估计，有一个时期德国的货币竟有237 种不同的价值。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而且使正统经济学家感到惊奇的，他竟用事实表明：你欠一个国家的钱愈多，你同它做的生意也就愈多。他为一个没有什么流动资金和几乎没有财政准备金的国家创造信用的本领真是一种天才的杰作，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是一个操纵圣手的杰作。他发明的所谓“米福”（Ｍｅｆｏ）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米福”票是国家银行所发行的票据，由国家予以保证，用来支付军火制造商。这种票据，德国各银行都接受，最后由国家银行予以贴现。因为它们既不出现在这个国家银行的公开报告里，又不出现在政府的预算里，所以对德国重整军备的程度起了保守秘密的作用。从1935年到1938年，它们专门用来支付重整军备的费用，共发行了120 亿马克。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却感到发愁，他有一次向希特勒解释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印刷钞票”的办法而已。在1936年9 月，戈林代替了沙赫特成为经济独裁者，虽然他[261] 对经济几乎像希特勒一样无知。在他的铁腕下，开始实行四年计“划，德国转入了总体战争经济。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在四年后能自给自足，这样战时的封锁就不会使它窒息，进口减到最低限度，对物价和工资实行了严格的管制，红利限定不得超出6 ％，设立了巨大的工厂，制造人造橡胶、人造织物、人造燃料和由德国自己的原料制成的其他产品，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赫尔曼·戈林工厂，从本国的低级铁矿砂中炼出钢来。总之，德国的经济为战争而动员起来，企业家们虽然利润激增，却变成了战争机器中的齿轮，他们的工作受到了许多限制，需要填写大量表单，以致于在1937年继任沙赫特为经济部长和在1939年又继任沙赫特为国家银行总裁的丰克博士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同官方的通讯，现在占了一个德国制造商的全部商业通讯的一半以上”，“德国的出口贸易每天有4 万笔交易；然而每一笔交易要填写多到40种不同的表单”。
　　工商业家原来非常热情地欢迎希特勒政权，因为他们以为它会摧毁有组织的劳工，让一个企业家经营无拘无束的自由企业，现在被多如山积的表单文件压得透不过气来，政府又规定他们产品的种类、数量和价格，不断增加的赋税又负担很重，外加受到永远没有完的对党的巨额“特别捐献”的剥削，所以变得大为失望了。弗里茨·蒂森就是这种感到失望的企业家之一，他原是最早、对党作过数额最大的捐献的人之一。他在战争爆发时逃出了德国，承认“纳粹政权毁了德国工业”。他向在国外碰到的所有人都说：“我当时真是个笨蛋！”然而，在开头的时候，企业家们自欺欺人地相信纳粹的统治能满足他们的全部希望。固然，“不可变更”的党的纲领中的一些诺言，在他们看来是种不吉之兆：把托拉斯国有化，在批发贸易中分亨利润，“把百货商店收归公有，并以低价祖给小商人”（第十六条条文），实行土地改革和取消抵押品的利息。但是企业界和金融界人士很快就发现，希特勒毫无一点履行党纲中任何一条经济诺言的意思，提出这些激进的诺言只是为了骗取选票而已。
　　在1933年的头几个月，纳粹党里有少数激进分子试图控制企业协会，接管百货商店，建立一种跟墨索里尼企图建立的相仿佛的劳资协作国家。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把他们赶走，而代之以保守的企业家。希特勒早期在经济问题方面的导师、要想取消“利息奴役”的怪人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获得了一个经济部次长的职位，但是他的上司，一生靠贷款收息的保险业巨头卡尔·施密特博士，不给他具体工作做，而在沙赫特继任经济部长后，就把弗德尔免职了。
　　小商人们曾经是党的主要支持者，期望希特勒总理会给他们，[262] 很大好处，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完蛋了，被迫沦为靠工资为生者。
　　1937年10月颁布的法律干脆解散了一切资本在4 万元以下的公司，并禁止设立资本不满20万元的新公司。这很快就干掉了全部小企业的1/5.另一方面，甚至在共和国时期就得宠的大卡特尔，得到了纳粹党的进一步加强。
　　事实上，根据1933年7 月15日的一项法律，成立卡特尔成了强制性的事了。
　　经济部受权组织新的强制性卡特尔，或者命令各公司加入现有的卡特尔。
　　在共和国时期组织起来的多数企业和贸易协会的这种系统，纳粹党依然保持着，虽然根据1934年2 月27日的根本法，它们在简化的领导原则下重新组织过，而且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各厂商都必须加入为会员。在一个复杂得令人难以相信的结构的顶上，是德国经济协会，它的领导者是由国家任命的。它控制着7 个全国性经济团体，23个经济协会，100 个工商协会和70个手工业协会。在这个迷宫似的组织、经济部和四年计划的大量办公室和机构以及无穷无尽的数以千计的命令和法律中间，即使是最机灵的企业家也常常会弄得晕头转向，如果他们要使一家公司的业务能够开展，他们必须雇请特别律师。为了要打道路子接近那些有权作出决定的负责官员，或者要在政府和贸易协会的无数规则和条例中钻空子，贿赂贪污的现象就产生了，为数之大在30年代末期已达到天文学的数字。一个企业家对本作者说，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必需”。
　　然而，企业家们虽然不能过清静日子，利润却很大。重整军备的主要受益者重工业的利润，从兴旺年份1926年的2 ％增加到最后一个和平年份1938年的6.5 ％。即使法律限制红利不得超过6 ％，对公司也没有什么妨碍。正好相反。在理论上，按照法律，凡是超过这个比例的数额就得投资在政府公债上——根本没有想到要没收，实际上，大多数公司都把朱分配的利润再度投资在它们自己的企业上，这种未分配的利润从1932年的1.75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50亿马克，而这一年在各储蓄银行里的全部存款只有20亿马克，还不及未分配的利润的一半，这一年以红利方式经过分配的利润，总数也只有12亿马克。除了巨额利润外，企业家对希特勒使工人们安分守己也感到高兴。不再有不合理的工资要求了。实际上，虽然生活费用上涨了25％，工资还减少了一点。尤其是，没有损失浩大的罢工了，其实，任何罢工都根本没有了。这种不听话的表现在第三帝国是ｖｅｒｂｏｔｅｎ（禁止）的。
　　劳工的农奴状态
　　在第三帝国中，德国工人被剥夺了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权利，变成了一种工业农奴，差不多就像中古时期农民依附于领主一样依附于他的雇主。
　　所谓劳工阵线在理论上代替了过去的工会，但是它并不代表工人。按照1934年10月24日创立劳工阵线的法律，劳工阵线是“有智力和体力的创造性德国人的组织”。它吸收的不仅是工薪生活者，还有雇主和专业工作者。它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宣传组织，而且如某些工人所说的，是一个大骗局。它的目的，正如该法律自己说的，不是保护工人，而是“创立一个由全体德国人组成的真正社会性和生产性的社会。官的任务是务使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完成最大限度的工作”。劳工阵线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组织，而是像纳粹德国除军队以外的差不多每个其他团体一样，是国家社会党的一个整体部分，或者，如它的领导者莱伊博士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醉鬼”（蒂森语）
　　所说，是“党的一个工具”。的确，10月24日的法律规定，它的工作人员应当来自党的队伍、前纳粹党工会、冲锋队和党卫队，而他们果真都是这样的人。
　　在这以前，1934年1 月20日颁布以“劳工宪章”著称的全国劳工管理法，已使工人不得轻举妄动而把雇主提高到过去那种具有绝对权力的主人地位——当然雇主还得听从权力无所不包的国家的干预。雇主变成了“企业的领袖”，雇员则变成了“Ｇｅｆｏ1 ｇｓｃｈａｆｔ”（“下属”）。这项法律的第二节规定，“企业的领袖在与企业有关的一切问题上为雇员和工人作出决定”。
　　而且就像在古时候领主该对他的臣民的福利负责一样，根据这项纳粹法律，雇主也得“对他的雇员和工人的福利负责”。反过来，这项法律说，“雇员和工人得对他忠诚”，那就是说，他们得加班加点，卖力工作，不得顶嘴和发牢骚，即使在工资问题上也不得如此。
　　工资是由劳工阵线所委任的所谓劳工托事来拟定的。实际上，他们按雇主的愿望拟定工资，根本没有规定要在这类问题上哪怕是征询一下工人的意见。虽然在1936年以后，因为军备工业人手不足，有些雇主企图用提高工资来招引工人，国家的命令仍把工资标准压着不提高。关于把工资压得很低这一点，希特勒是十分坦率的。他在当政初期说，“国家社会主义领导的铁的原则，就是不允许增加计时工资，而只能用完成得多来增加收入”。在一个大多数人的工资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计件为根据的国家里，这意味着，如果工人希望得到更多的收入，他们就只有加快速度和延长时间。［264]同美国相比，把生活费用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差别都算在里面，德国的工资一向是比较低的。在纳粹统治下，又比以前稍微低了一点。德国统计局的数字表明，熟练工人从最萧条的1932年每小时20.4分降低到1936年年中的19.5分。不熟练工人的工资从每小时16.1分降低到13分。
　　1936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莱伊博士说，劳工阵线中正式工人的每星期平均收入是6.95美元。德国统计局的数字是全部德国工人的平均收入为每星期6.29美元。
　　虽然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职业，但是全部德国工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却从萧条的1932年的56.9％减少到繁荣的1938年的53.6％。同时，资本和企业的收入却从占国民收入的17.4％增加到26.6％。固然，由于就业人数大大增加，工资和薪水的全部收入从250 亿马克增加到420 亿马克，增加了66％。但是，资本和企业的收入增加得还要多得多，达146 ％。在希特勒下面的所有第三帝国的宣传家们，都惯于在公开演说中痛低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并宣称他们自己同情工人。但是，对官方的统计数字作一番较为清醒的研究——或许没有什么德国人愿意伤这种脑筋——就可看出，从纳粹的政策中获得好处最多的是受到痛骂的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最后，德国工人的净得工资减少了。除了很高的所得税，对疾病、失业和残废保险的强迫扣款和劳工阵线会费以外，体力劳动者，像纳粹德国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还经常受到压力要对纳粹党的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作愈来愈大的捐献，这种慈善事业中主要的是Ｗｉｎｔｅｒｈｉｌｆｅ（冬赈）。许多工人由于不对冬赈捐款，或者捐款的数目被当局认为太少，而丢了饭碗。一个劳工法庭同意这样立即开除工人，它说，这种不肯捐款的行为是“敌视人民社会？？
　　要受到最强烈谴责的行为”。据估计，在30年代中期，赋税和捐献占去了一个工人工资总额的15％到35％。每星期6.95元的收入去掉了这样一个比例，就剩不了好多用来支付房租、准备伙食、添置衣着和作娱乐活动了。
　　像中古时代的农奴一样，希特勒德国的工人发现他们愈来愈被束缚在劳工的地位上，虽然在这里束缚住他们的不是雇主而是国家。我们已经看到第三帝国的农民如何被农场继承法束缚在他的土地上。同样，农业工人也被法律束缚在土地上而不准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工作。实际上，必须说，这是唯一没有人遵守的纳粹法律；因为在1933年和1939年之间，有100 多万（130 万）农[265] 业工人改行到工商业部门工作。但是对工业工人来说，这种法律却是贯彻了的。以1934年5 月15日的法律为始，各种各样的政府法令严厉禁止工人自由调换工作。在1935年6 月以后，国家就业管理处独揽职业介绍工作；可以雇用谁担任什么工作和在哪里工作，都得由它们来决定。
　　1935年2 月实行了“工作簿”制度，于是一个工人若是没有工作簿就不能就业。工作簿里记载着他的技能和就业情况。工作簿不仅使国家和雇主对国内每个雇员的情况获得最新材料，而且被用来限制工人不能擅自离职。如果他希望离职去找别的工作，他的雇主可以扣住他的工作簿，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合法地在别处受雇。最后，在1938年6 月22日，四年计划办公室发出了一项特别法令，实行强迫征募工人制度。每个德国人都有义务做国家指定他去做的工作。工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而擅离工作岗位的，要被罚款和服徒刑。
　　显然，这种做法有它的另外一面。这样被征的工人，他的雇主不经政府就业管理处的同意就无法将他解雇。他得到了铁饭碗，这是他在共和国时所享受不到的。
　　工资低得只能勉强糊口，控制又严得毫无自由活动之余地，德国的工人，像罗马的无产者一样，由他们的统治者提供娱乐来转移他们对困苦处境的注意。莱伊博士有一次解释道，“我们必须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物质方面转移到精神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比满足他们的肚皮更为重要”。
　　因此，他就搞了一个叫做“Ｋｒａｆｔ　ｄｕｒｃｈ　Ｆｒｅｕｄｅ”（“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组织。它所提供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管制化的娱乐。在20世纪的一个极权独裁政体中，或许像以前的这种政体一样，不仅有必要控制一个人的工作时间，还必须控制他的闲暇时间。这就是“通过欢乐获得力量”所做的事情。在纳粹党当政以前，德国有成千上万个俱乐部，从事于从下棋、踢足球到观赏飞禽的各种娱乐活动，在纳粹统治下，除了在“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控制和指导下的组织以外，不准许其他有组织的社交性团体、运动团体和娱乐团体进行活动。
　　对第三帝国的一般德国人来说，既然连自己去想办法玩儿这种事都对你不放心，这个无所不包的官方娱乐组织无疑就聊胜于无了。例如，它使参加劳工阵线的人能够花极便宜的代价作陆地和海上假期旅行，莱伊博士建造了两艘2.5 万吨的船，一艘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另外还包了10艘来供“通过欢乐获得力量”作海上游览。本作者曾参加过一次这种游览，虽然船上生活被纳粹党领袖们组织到了（使我觉得）简直难以忍受的程度，但是德国工人们却似乎玩得很快乐。而且收费便宜之至！例如，到马德拉，[266] 去游览一次，连同到这个德国港口去的来回火车费在内一共只花25美元，别的远足也都是很便宜的。许多海滨和湖岸都被接管过来，供数以千计的夏季度假者游慈，在波罗的海卢根的海滨，要修建能容纳两万人的旅舍，到战争发生时还没有竣工。在冬天，组织到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的滑雪旅行，每星期只花11美元，包括车费、房饭钱、雪履租费和滑雪教练费在内。
　　体育运动的每个部门都由“通过欢乐获得力量”所控制，它的组织规模也是庞大的，据官方数字表明，每年参加各种运动的有700 多万人。这个组织还以极低的票价安排看话剧、歌剧和听音乐，从而使劳动者得以欣赏比较高级的娱乐，这是纳粹官员们常常自夸的。“通过欢乐获得力量”还有它自己的由90件乐器组成的交响乐团。这个乐团不断在全国巡回演奏，常常在不常能听到好音乐的小地方演奏。最后，这个组织接管了在共和国时期办得很发达的200 多个成人教育机构——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一种运动——并把它们继续办下去，虽然在教学中夹杂了大量的纳粹思想。到头来，不用说，这些娱乐费用还是出在工人身上。据莱伊博士说，劳工阵线每年会费收入在1937年达到1.6 亿美元，而在战争开始时已超过两亿美元大关，这笔帐是极为含糊的，因为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党的财务处掌握的，而后者是从来不公布它的帐目的。劳工阵线会费收入中拨给“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是10％。但是，个人为假期旅行和娱乐所支付的费用，虽然很便宜，在战争发生前的一年也达到了12.5亿美元。工资生活者还有一笔重大开支。劳工阵线是纳粹党在德国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拥有2500万成员，它成了一个臃肿的官僚政治机构，有数十万领全薪的职工。事实上，据估计，它的收入中有20％到25％充作了行政费用。
　　希特勒对德国工人搞的骗局，还有一个值得顺便提一提。这就是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大众汽车”）的骗局，“大众汽车”是元首心血来潮忽发奇想的产物。他说，每个德国人，或者至少每个德国职工，都应当有一辆汽车，就像美国一样，当时，德国人每50个人中才有一辆汽车（而美国是每5 个人有一辆汽车），职工们往返是骑自行车或者乘公共车辆代步的。现在希特勒下令要为职工生产只售990 马克（按官方汇率合396 美元）的汽车。据说，他本人曾参预了在奥地利汽车工程师斐迪南·波尔彻博士监督下的这种汽车的实际设计工作。
　　由于私营工业不能生产出只售396 美元的汽车，希特勒下令由国家来制造，并叫劳工阵线来负责这个计划。莱伊博士的这个[267］组织很快就于1938年在布劳恩希威格附近的法勒斯累本着手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厂”，年产150 万辆汽车，纳粹宣传家们说，“比福特公司还要多”。劳工阵线拨出了5000万马克作为资本。但是，这不是主要的经费来源。莱伊博士的巧妙计划是工人们应当通过一种叫做“先付款后得货”的分期购置计划来自行提供资金一每星期付5 马克，如果一个工人认为他能付得起的话，就付10马克或15马克。在付了750 马克时，买主收到一个定单号码，他可以在汽车生产出来后就得到它。可怜的工人！在第三帝国时期连一辆汽车也没有力任何买主生产出来。德国的工资生活者付出了几千万马克，一个芬尼也没有偿还。到战争开始时，“大众汽车”厂就去制造对军队更有用的货物了。
　　德国工人虽然在这件事情上和其他许多事情上受了欺骗，沦为工资只足糊口的工业农奴，而且不像德国社会的别的任何阶层那么轻易地就信奉纳粹主义，或者为纳粹党的不断宣传所惑，但是，对于他们在第三帝国的劣等地位，他们似乎并不特别不满。这样说是很公平的。要不是德国工人作了极为巨大的贡献，在1939年9 月1日拂晓突然闯入波兰边境的巨大战争机器是绝不可能形成的。不错，他们是受到管制的，而且还不时受到恐吓，但是，别人也都是如此，而好几世纪来的管制已使他们像所有别的德国人一样习惯于服从命令了，虽然在这种事情上作笼统的概括或许是不明智的，但是作者本人对柏林和鲁尔的工人的印象是：虽然他们对纳粹政权的诺言多少有些不大相信，但是他们并不比第三帝国的任何其他人更有进行反抗的想法。他们既没有组织，又缺乏领导，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工人常会这样反问你。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愿意接受他们在纳粹德国的地位的最大原因是：他们又获得了职业，而且确信饭碗不会敲破。一个观察家只要略知一二他们在共和国时期饭碗朝不保夕的情况，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只要他们有全日工作在做，他们就似乎并不十分在乎丧失政治自由甚至工会了。他们的活也不错，在过去，有那么多人，有多到600 万人和他们的家属，虽然有这种自由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有了挨饿的自由而失去了意义。希特勒由于取消了挨饿的自由而得以稳稳地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个工人阶级也许是西方世界最有技能、最勤劳和最守纪律的工人阶级）。但是得到他们支持的好处的不是他的幼稚浅薄的思想，也不是他的罪恶打算，而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战争物资的生产。
　　第三帝国的司法
　　从1933年的最初几个星期，当那些当权的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任意逮捕、殴打和杀害时起，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就不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了。纳粹德国的司法界名人做然宣称：“希特勒就是法律！”戈林强调了这点，他在1934年7 月12日对普鲁士的检察官们说，“法律和元首的意志是一回事”。事实确实是如此，这位独裁者说什么是法律，什么就是法律，在紧急的时候，如在血腥清洗时期，他本人就宣称他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有随意处死任何人的权力。关于这一点，从他在这个血腥事件后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共和国时期，大多数法官。像多数新教牧师和大学教授一样，从心底里不喜欢魏玛政体，许多人认为，他们所作的判决，是为德意志共和国生活写下的最黑暗的一页，从而促成了它的覆亡。但是，至少在魏玛宪法下，法官们是独立的，只受法律的管辖，不会被任意撤职，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有宪法第一百零九条限定他必须保障人入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同情国家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对于很快就在国家社会主义实际统治下所遭到的待遇，却几乎没有什么准备。1933年4月7日的公务员法适用于一切推事，很快就不仅清除了司法界中的犹太人，而且还清除了那些被认为对纳粹主义的信仰有问题的人，或者如这项法律所规定的，“那些有迹象表明不再准备在一切时候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利益执言的人”。固然，由于这项法律而被清除的法官不算很多，但是他们受到了警告，知道了他们的职责所在。
　　为了保证他们真正懂得，司法专员兼全国法律工作领袖汉斯·弗朗克博士在1936年告诉法律工作者说，“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像党纲和元首的一些演说中所解释的，是一切根本法律的基础”。弗朗克博士接着解释他的意思是：没有不合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的独立。你们在作出每一次决定时要想一想：“如果元首处在我的地位会怎样决定？”对于每一项决定，都要自问一下：“这个决定是否符合德国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良心？”然后你们就会有一种极为坚实的基础，把这种基础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国家的一致性和你们对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不朽性质的认识结合起来，就会使你们在作出决定时具有第三帝国的权威，而且这是永远的。
　　这似乎足够明白了，还有下一年（1937年1 月26日）的一项新的公务员法也是如此，这项法律规定要撤换一切“政治上不可靠”的官员，包括法官在内。此外，所有法官都被迫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合会，在那里他们常常听到与弗朗克的[269）谈话相似的讲演。
　　有些法官，不论他们过去多么反对共和国，对党的方针却响应得不够热烈。事实上，其中至少有少数人还企图根据法律来作判断。从纳粹的观点来说，其中最不好的例子之一，是德国的最高法院国家法院在1934年3 月国会纵火案审判中因证据不足而开释了4 个共产党被告中的3 个。只有头脑糊涂的荷兰人范·德·卢勃由于招认了而被判定有罪。这事使希特勒和戈林大为冒火，于是不出1 个月，在1934年4月24 日，一向只有最高法院才能审理叛国案的权力，从这个庄严的机构手里转移给新的法院Ｖｏｌｋｓｇｅｒｉｃｈｉｓｈｏｆ（人民法庭）。人民法院很快就变成了德国最可怕的法庭。它由两个专职法官和5 个由纳粹党官员、党卫队和武装部队中选出的人组成，后者在表决时占有多数。对它的判决不得上诉，而且它的审讯通常是秘密举行的。但是，偶然为了宣传起见，在作比较轻的判决时，也邀请外国记者去旁听。
　　这样，作者本人曾于1935年到人民法庭去旁听过一个案件的审判。这次审判使我觉得倒像战地临时军法审判而不像民事法庭审判。审讯程序一天就结束了，差不多没有机会提出被告方面的证人（如果竟有人敢于为一个被控“叛国罪”的人辩护的话），辩护律师都是“合格的”纳粹党人，他们提出的论据则软弱得简直达到荒谬可笑的程度。看看只报道判决结果的报纸，你所得到的印象是，大多数不幸的被告（虽然不是在我旁听的那一天的被告）
　　都是被判死刑的。没有公布过数字，虽然在1940年12月，人人畏之如虎的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说，“只有4 ％的被告被处死刑”。他后来在战争期间因美国人的炸弹命中他正在进行审判的法庭而被炸死。
　　比凶险的人民法庭设立得更早的是Ｓｏｎｄｅｒｇｅｒｉｃｈｔ（特别法庭），它从普通法院那里接管了政治罪行的案件）或者如1933年3 月21日设立这种新法庭的法律所说的“阴险地攻击政府”的案件。特别法庭由3 个法官组成，他们必须是可靠的党员，而没有陪审团。纳粹检察官有权选择把这种案件提交到普通法院去审还是提交到特别法庭去审，而他总是选择后者，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法庭的辩护律师，像人民法庭的辩护律师一样，得由纳粹党官员认可。有时候即使他们已得到认可，他们的下场仍然很不幸。例如，胆敢代表在血腥清洗中被杀害的天主教行动组织领袖克劳斯纳博士的寡妇控告国家对她造成损害的律师们，结果被送到萨赫森豪森集中营去，一直关在那里，直到他们把控诉正式[270] 撤消时才放出来。
　　希特勒有权使刑事诉讼程序中止进行，有一个时期戈林也有权这样做。
　　在纽伦堡文件中发现有一个案件，是司法部长竭力主张对一个秘密警察高级官员和一批冲锋队员提出控告，因为他认为已有证据清楚地证明他们犯了对一个集中营的被拘禁者进行最骇人听闻的酷刑虐待的罪行。他把证据送交给希特勒，元首却命令停止起诉。戈林在开头也有这种权力。
　　1934年4 月，他曾制止了一件控告一个著名企业家的刑事诉讼。后来很快就传出来，这个被告送了戈林约300 万马克。当时在柏林很著名的律师格哈德·Ｆ·克拉麦后来说：“不能确定是戈林讹诈了这位实业家呢，还是这位实业家贿赂了这位普鲁士总理。”而已经确定的是戈林使这个案件作罢了。
　　另一方面，元首的代表鲁道夫，赫斯，受权对他认为被判处得大轻的被告采取“无情的措施”。法院对犯有攻击党、元首或者国家的罪行的人的各种审判都列成一份记录呈交给赫斯，他如果认为惩处得太轻就可以采取“无情的”措施。这通常是把受难者送到集中营去或者把他杀害。
　　有时候，必须说，特别法庭的法官确是表现出一种独立精神，甚至忠于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赫斯，或者是秘密警察，就来插手了。例如，我们已经看到，涅穆勒牧师被特别法庭开脱了他的主要罪名而只判处了短期监禁，而他在等候审讯时期已服满了这段短期徒刑，因此本来就可以回家了，秘密警察却在他离开法庭时把他架走而送到了一个集中营里去。
　　因为秘密警察，像希特勒一样，就是法律。它原来是戈林在1933年4 月26日为普鲁士邦设立的，以代替普鲁士邦原来的政治警察ＩＡ处。他起初打算只把它称为秘密警察处（Ｇｅｈｅｉｒｎｅｓ　Ｐｏｌｉｚｅｉ　Ａｍｔ），但是这个名称的德文字首缩写ＧＰＡ发音跟俄文的ＣＰＵ太相似了。一个不出名的邮局职员奉命为这个新机构设计一种免费递送的邮票图样，他提议把它叫做ＧｅｈｅｉｍｅＳｔａａｔｓｐｏｌｉｚｅｉ，即“秘密国家警察”，简称ＧＥＳＴＡＰＯ，从而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先是在德国后来又在国外令人谈虎色变的名称。
　　在开始时，秘密警察实际上还只不过是戈林用来逮捕和杀害反对政权者的一个私人恐怖工具。只是在1934年4 月戈林任命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副首脑后，秘密警察才开始作为党卫队的一支力量而扩展起来。在这个态度温和然而具有虐待狂的养鸡[271] 农民出身的新首脑以及在党卫队保安处（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ｓｄｉｅｎｓｔ）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残忍成性的青年人的天才领导下，它成了一个恶阎王，对每个德国人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
　　早在1935年，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就在纳粹党的压力下裁决，秘密警察的命令和行动不必经司法复审。政府在1936年2 月10日颁布的秘密警察根本法把这个秘密警察组织放在法律之上。法院绝对不得干涉它的活动。正如希姆莱在秘密警察中的得力助手之一瓦尔纳·贝斯特博士所解释的，“只要警察是在执行领导上的意志，它的行动就是合法的”。任意逮捕和把受难者拘禁在集中营里的做法被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名字就是Ｓｃｈｕｔｚｂａｆｔ（“保护性看管”），所根据的是1933年2 月28日的法律。我们前已谈到，这个法律停止实行宪法中保证公民自由的条款。但是这里的保护性看管并不是像在较为文明的国家里那样保护一个人使他不受到可能的伤害。它是用把他关在铁丝网后面的办法来处罚他。
　　在希特勒当权的头一年，第一批集中营就像雨后春笋似地建立起来了。
　　到1933年年底，就有了大约50个集中营。它们主要是由冲锋队设立的，先给它的受难者以一顿饱打，然后向他们的亲戚朋友勒索尽可能多的赎款。这基本上是强敲硬诈。不过，有时候，被拘禁者却被杀害，通常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和残忍。在纽伦堡审讯时发现了4 个这样的案件，它们是1933年春天发生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党卫队集中营里的。每个案件中，被拘禁者都遭到了残酷无情的杀害，一个是被笞死的，另一个是被勒死的。甚至慕尼黑的检察官都提出了抗议。
　　由于在1934年6 月的血腥清洗后己不再存在对纳粹政权的反抗，所以许多德国人认为大批的“保护性看管”逮捕和把数以千计的人关在集中营里的做法会停止了。在1933年的圣诞节前夕，希特勒曾宣布释放集中营中27000 名被拘禁者，但是，戈林和希姆莱规避了他的命令，只有极少数人真正获释。
　　后来，内政部长弗立克，这个唯命是从的官僚主义者，曾在1934年4 月发出秘密命令，对大规模“保护性看管”逮捕加些限制和减少关到集中营里去的人数，企图使纳粹凶徒的胡作非为收敛一些，但是希姆莱说服了他放弃这事。
　　这位党卫队头子比这位部长看得较为清楚，知道集中营的目的不仅是处罚纳粹政权的敌人，而且摆在那里威吓人民，使他们根本不敢想反抗纳粹统治。
　　在罗姆遭到清洗后不久，希特勒把集中营交给党卫队控制，他[272] 们就以不愧为精锐部队的效率和冷酷无情来组织集中营。守卫的责任专门交给髑髅队（Ｔｏｔｅｎｋｏｐｆｖｅｒｂａｅｎｄｅ），这个单位的成员是从最强悍的纳粹分子中召来的，服役12年，在黑色军衣上佩着人所熟见的髑髅和骨头的肩章。最早的弱髅队队长和达豪集中营首任长官西奥多·艾克，被任命负责管理全部集中营。临时凑合的集中营关掉了，而更大的集中营却建立起来了。在战争发生前，它们还没有扩展到占领区里去的时候为止，主要的集中营是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代替了柏林附近初期出过名的奥兰宁堡集中营的萨赫森豪森集中营，专门拘禁妇女的梅克伦堡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还有，在1988年占领了奥地利以后，在林嗣附近的毛特豪森集中营——这些名字，同以后在波兰设立的奥斯威辛、贝尔赛克和特莱勃林卡一起，后来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地方无人不知的名字。
　　在这些集中营里，在它们的未日慈悲地来到以前，千百万无辜的人被杀害，另有千百万人受到了简直令人无法想像的残忍的折磨和酷刑。但是在开头，在30年代德国的纳粹集中营里的被拘禁者大概从没有超过2 万到3 万，后来由希姆莱的人员所发明和执行的许多恐怖措施当时也还不知道。灭绝营、奴隶劳动营、把被拘禁者作为豚鼠供纳粹作“医药研究”的营房，都要等到战争发生后才出现。
　　但是早期的集中营也并不完全是人道的。我这里有一份达豪集中营第一任长官西奥多·艾克在1933年11月1 日为达豪集中营拟订的条例的抄本，他在成为全部集中营的主管者后把这些条例在各集中营中推广施行。第十一条犯有下列罪行者以煽动者论处，一律绞死：凡？？谈论政治，发表煽动言论，举行煽动集会，组织小集团，与人厮混盘桓；为了将暴行传闻供反对派宣传而收集集中营真假情报；接受、隐藏、传播、外递此类情报给外国客人等等者。
　　第十二条犯有下列罪行者以聚众闹事者论处，当场格杀或以后绞死：凡袭击守卫或党卫队人员，奉派值勤时拒绝服从或工作？？或在途中或工作时大声咆哮、嚣叫、煽动或发表演说者。
　　“凡是在信函或其他文件中有毁谤国家社会主义领袖、国家和政府言论？？[ 或者] 颂扬马克思主义领袖或旧民主党派自由主义领袖者”则予以隔离禁闭两星期或鞭答25下，这种处罚算是较轻的。
　　同秘密警察相联的是保安处，它的字首缩写是5.Ｄ。。这也是[273] 使所有德国人，后来又使占领区人民望而生畏的缩写。保安处原来是由希姆莱在1932年设立的一个党卫队的情报组织，并由他任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来领导，此人后来以“刽子手海德里希，’的外号闻名国际。保安处起初的任务是暗中监视党员和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在1934年它也成了秘密警察的情报单位，到了1938年，一项新法律赋予它在全国搞情报工作的任务。
　　海德里希以前是海军中的一个情报官员，在1931年26岁的时候因为不愿跟被他奸污的一个造船商的女儿结婚，被海军上将雷德尔所撤职。在他的老练的领导下，保安处很快就在全国遍布罗网，雇用了约10万名兼职告密者，他们奉命窥察国内的每一个公民，只要发现有被认为是不利于纳粹统治的最轻微的言论和活动，他们就报告上去。除非是笨蛋，没有人不首先看一看有没有隐藏的保安处录音器，或者有没有保安处特务在偷听，就贸然说一句可能被认为是“反纳粹”的话或者做这种事情。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好友，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组织的告密者；你决不会知道的，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对于无论什么事情，无论什么人都不要以为是大概没有问题的。保安处的专职密探在30年代大概从未超过3000人，他们大多数是从失意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招来的，他们是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或者在正常的社会中找不到着落的大学毕业生。因而，在这些专职密探中间，老是有着一种奇怪的卖弄才学的风气。他们对研究条顿族考古学、劣等种族头颅骨和主宰种族优生学这类不是他们本行的问题有着奇怪的兴趣。然而，一个外国观察家却很难接触到这些怪人，虽然海德里希本人，一个狂妄自大、冷若冰霜、残忍无情的人，倒偶尔可以在柏林的夜总会里看到，四周围坐着一些他的金头发的年轻凶徒。他们不愿引人注意，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所致，而且是因为，至少在1934年和1935年，他们中间有若干人曾因暗中监视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党羽而被一个自称“为罗姆复仇者”的秘密集团所暗杀，这些暗杀者还把这个标签插在尸体上。保安处的一个令人感到兴趣的、虽然是次要的任务，是查明谁在希特勒的公民投票中投了“不同意”的票。在纽伦堡的无数文件中，有一份在科切姆的保安处关于1938年4 月10日的公民投票的秘密报告：在卡普尔投了“不同意”的票或废票的人的名单副本附后。这种控制是这样实施的：选举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把全部选票都标上号码。在投票时列了[274] 一个选民名单，选票是按号码发出去的，因此后来有可能？？找出投了“不同意”票或者废票的人。号码是用脱脂乳写在选票背后的。
　　新教牧师阿尔弗雷德·沃尔弗斯所投的票也附上。1936年6 月16日，一支全国范围的统一的警察队伍在德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来，希姆莱被任命为德国警察总监，负责领导，在此以前警察是由各邦分别设立的。这就等于把警察置于党卫队的手中，后者自从1934年镇压罗姆“反叛”后权力一直在迅速增加，党卫队已不仅是禁卫军，不仅是党的唯一武装部门，不仅是新德国的未来领袖们将从中选择的得宠精华，而且它现在还拥有了警察力量。第三帝国已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这是一切极权独裁政体的不可避免的发展。
　　第三帝国的政府
　　虽然魏玛共和国被摧毁了，但是魏玛宪法却从未被希特勒正式废除。说真的，而且说来也好笑，希特勒还以这个遭到他的轻视的共和国宪法作为他的统治的“合法性”的根据。数以千计的法令——第三帝国除此外没有别的——是明白地以兴登堡1933年2 月28日根据宪法第四十八条所签署的保护人民和国家这个总统紧急法令作为根据的。我们记得，这位年迈的总统是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第二天受了愚弄而签署这项法令的，当时希特勒竭力使他相信有发生共产党革命的严重危险。这项停止一切公民权利的法令，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一直有效，使得元首能够以一种长期戒严令式的办法进行统治。
　　国会在1933年3 月24日通过授权法，把它的立法职能交给了纳粹政府，这也是希特勒统治的“合乎宪法性”的第二个支柱。以后每过4 年，一个橡皮图章似的国会就恭顺地再把这个法案延长4 年，这位独裁者从来没有想到要取消这个一度民主的机构，因为只要使它不民主就行了。到战争发生时为止，它一共只举行过12次会议，“制定”过四项法律，没有进行过辩论或表决，而且除了希特勒发表的演说外，从未听过别的任何发言。
　　在1933年的头几个月以后，内阁中就不再有认真的讨论了，而在1934年8 月兴登堡逝世以后，内阁就愈来愈不经常举行会议了，在1938年2 月以后，内阁则从来没有再召开过会议。然而，内阁阁员个人却拥有很大权力，可以颁布法令，这些法令在经过元首的批准后就自动地变成了法律。
　　或许是为了使张伯伦首相有个印象而在1938年大吹大擂地设立了秘密内阁会议（ＧｅｈｅｉｍｅｒＫａｂｉｎｅｔｔｓｒａｔ），实际上是空有其名。它从未举行过一次会议。德国国防会议（Ｒｅｉｃｈｓ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ｓｒａｔ）是在这个政权的初期成立的，由希特勒担任主席，作为一个策划战争的机构，它一共才正式举行过两次会议，虽然它的某些工作委员会倒是极度活跃的。
　　许多内阁职能都交给了一些特设机构，诸如元首代表（先是赫斯，后来是马丁·鲍曼）办公室，战争经济全权代表（沙赫特）办公室，行政全权代表（弗立克）办公室和四年计划代表（戈林）办公室。此外，还有所谓“最高政府机构”和“全国行政机构”等等，其中许多都是袭用共和国的。在元首直接管辖下的全国政府执行机构，一共大约有42个。
　　德国各邦的议会和政府，我们已经知道，在纳粹政权的第一年统一全国时就取消了，邦已沦为省的性质，邦长由希特勒任命。地方自治原来是德国人在民主方面的唯一真正进步的地方，现在也被取消了。在1933年和1935年之间发布的一连串法律剥夺了各城市的地方自治权利，把它们置于全国内政部长的直接控制下。内政部长任命它们的市长——如果它们的人口在10万以上的话——并且根据领袖原则把它们改组过。人口不满10万的城市，由邦长任命它们的市长。至于柏林、汉堡和维也纳（在1938年奥地利被占领后），希特勒保留了任命它们的市长的权利。
　　希特勒自己有4 个办公室，行施他的独裁权力：总统（虽然这个称号在1934年后停止存在了）府，总理（这个称号在1939年摒弃不用）府，党部，第四个叫做元首府，后者是照料他的私人事务和执行特别任务的。
　　老实说，希特勒对于日常政府事务是感到厌烦的，在兴登堡去世而他已巩固了他的地位后，他就把大部分例行公事交给了他的助手们去处理。像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莱伊和席腊赫这样的党员老同志，希特勒听任他们自由地去分割自己的权力范围——通常也是利益范围。沙赫特在起初可以自由地用他能想到的任何手段为不断增长的政府开支筹措款项。当这些人为了争权或分赃而发生冲突时，希特勒就出来干预。发生这些争执，他并不在乎。
　　说实在话，他还常常促成这些争执，因为这有助于他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而且可以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因此，他对于下列3 个人在外交方面互相竞争的丑态似乎觉得高兴，他们[276] 是外交部长牛赖特、党的外交事务部首脑罗森堡和里宾特洛甫，后者有自己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来过问外交政策，3 人互相倾轧，希特勒让他们互相敌对的职位继续存在，这样来保持他们的不和，直到最后，他选择了迟钝的里宾特洛甫担任外交部长和执行他在外交方面的命令。
　　这就是第三帝国的政府，它由一个庞大而臃肿的官僚系统自上至下按所谓领袖原则来管理，没有什么通常被认为是德国人所特有的效率，而是贪污盛行，内讧甚剧，党领袖们的胡乱干预只有加剧了这种混乱，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恐怖行为更使它办事无能。
　　在这一个乱哄哄的人堆顶上，站着那个奥地利前流浪汉，他现在已成了除斯大林以外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独裁者。正如汉斯·弗朗克博士1936年春天在一个律师会议上所说的，“德国今天只有一个权威，这就是元首的权威”。
　　希特勒以这种权威很快地摧毁了那些反对他的势力，把国家统一起来并且使它纳粹化，控制了全国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压制了个人自由，消灭了失业，使工商业的轮子隆隆转动起来。在当政仅仅三四年后，这是个不小的成就。现在，他转向了——事实上，他早就已经转向了——他一生中两个主要欲望：使德国的外交政策为战争和征服服务，创立一个能使他实现他的目标的强大的军事机器。
　　现在该来谈谈，这位领导着一个那么伟大而强有力的国家的异常人物，如何着手达到他的目的的事迹了，而这个事迹比现代史上的任何其他事迹都有更多的文件足资佐证。





　　第九章 开始的步骤：1934-1937年

　　口头侈谈和平，秘密准备战争，在外交政策和暗中重整军备方面做得尽量小心，以避免凡尔赛和约国家对德国采取预防性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希特勒在头两年中的策略。
　　1934年7 月25日纳粹在维也纳暗杀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使希特勒险些儿摔了跟斗。那一天中午，党卫队第八十九旗的154 名队员穿着奥地利陆军制服，闯进联邦总理府，在相距两英尺的地方开枪击中陶尔斐斯的喉部。
　　别的纳粹分子占领了几个街口以外的广播电台，广播了陶尔斐斯已辞职的消息。希特勒当时正在。拜罗伊恃一年一度的瓦格纳音乐节欣赏《莱因的黄金》（《ＤａｓＲｈｅｉｎｇｏｌｄ》）的演奏，他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非常兴奋，这沙伟大作曲家的孙女，坐在附近的家庭包厢里的弗雷德林·瓦格纳是个见证，她后来说，两个副官夏勃和勃鲁克纳，在她的包厢外休息室里的电话上不断听取维也纳来的消息，然后又轻声告诉希特勒。
　　在演奏结束后，元首极为兴奋。当他告诉我们这个可怕的消息时，他更加兴奋了？？虽然希特勒简直无法掩藏他的脸上的喜色，但是他像平常一样在饭馆里讲究地点菜吃饭。
　　他说，“我必须过去呆一小时，让别人看到我，不然人们会以为我跟这件事有关”。
　　人们这样想是一点也不错的。我们记得，在《我的奋斗》的第一节里，希特勒曾写道，奥地利和德国的重新结合是一个“我们一辈子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的任务”。在他成为总理后不久，他就委任了一个国会议员西奥多·哈比希特为奥地利纳粹党督察。过了没有多久，他把流亡在外的奥地利党领袖阿尔弗雷德·法劳恩菲尔德安顿在慕尼黑，后者从那里每天晚上广播，煽动他在维[280] 也纳的同志们暗杀陶尔斐斯。在1934年7 月以前的几个月里，奥地利纳粹分子用德国接济的武器和炸药造成了一种恐怖局面，炸毁铁道。
　　发电厂和政府建筑物，暗杀拥护陶尔斐斯的天主教—法西斯政权的人。最后，希特勒批准了设立一个由几千人组成的奥地利军团，驻扎在沿奥地利边界的巴伐利亚境内，准备在适当时机越过边界占领奥地利。
　　陶尔斐斯在下午6 时左右因伤重致死，但是这次纳粹暴动却主要由于夺取总理府的阴谋分子过于笨拙而失败了。由库特·冯·许士尼格博士率领的政府部队，很快就重新控制了局势。暴动者虽然由于德国公使出面干涉得到安全引渡到德国去的诺言，后来却被逮捕了，而且其中有13个人被绞死。与此同时，墨索里尼急忙动员了4 个师，陈兵勃伦纳山口，这也使柏林感到不安。而仅仅在一个月以前，希特勒在威尼斯同墨索里尼会晤时还向他提出过不染指奥地利的诺言呢。希特勒马上就缩回去了。德国官方的通讯社德意志通讯社原来准备交报界发表的欢呼陶尔斐斯的垮台和宣称大德意志必然接着产生的消息，急忙在午夜撤回而代之以一条新消息，对“残忍的暗杀”表示遗憾，并且宣称这完全是奥地利的内政。哈比希特被撤了职，德国驻维也纳公使也被免职召回。在一个月以前清洗罗姆几乎遭到陶尔斐斯同样命运的巴本，火速被打发到维也纳去，按照希特勒的指示恢复“正常和友好的关系”。
　　希特勒开头时的兴高采烈情绪已为恐惧所代替。巴本说，在他和希特勒商量如何克服这个危机时，希特勒向他叫喊说：“我们面临着新的萨拉热窝！”但是这位元首学到了一个教训。纳粹在维也纳的政变，像1923年慕尼黑的啤酒馆政变一样，在时间上是不成熟的。德国还没有在军事上强大到可以用武力支持这种冒险。它在外交上也太孤立。甚至法西斯意大利也和英法一起坚持应让奥地利继续独立。此外，苏联这时正好第一次表示有意同西方一起签订一个东方洛逸诺公约，这将会妨碍德国在东方的任何行动。在秋天，它又参加了国际联盟。在整个1934年这个紧要关头的年份中，离间分化大国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暗淡。希特勒所能做的，只好是口头侈谈和平，暗中继续重整军备，等待机会。
　　除了国会以外，希特勒还有其他途径来向国外传达他的和平宣传，那就是外国报刊。这些报刊的记者、编辑和发行入不断在要求访问他。那个夹着单片眼镜的英国人瓦德·普赖斯和他的报纸《每日邮报》，就随时准备稍有一点暗示就为这位德国独裁者提供方便。该报到战争爆发前夕为止，刊载了一系列的希特勒访问记。因此，在1934年8 月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中，希特勒告诉普赖斯和他的读者们：“战争不会再来了”，德国“对战争造成的恶果比别的任何国家有更深刻的印象”，“德国的问题不能通过战争来获得解决”。在秋天他又向法国复员军人领袖和众议员让·戈埃重述了这些动听的话，后者在巴黎《晨报》上所撰写的文章中转述了这些意见。
　　凡尔赛和约的破坏
　　与此同时，希特勒一个劲儿地在推行他的加强武装部队和为他们购买军火的计划。陆军奉命在1934年10月1 日以前把它的兵力增加两倍，从10万人增加到30万人。同年4 月，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获悉，到明年4 月1 日元首将公开下令征兵和公然否认凡尔赛和约的军事限制。在那时以前，必须保持极端的秘密，戈培尔得到告诫，决不能让“参谋总部”的字样在报上露眼，因为凡尔赛和约禁止有这个组织。在1932年以后，德国陆军的军官名单每年都不再公布了，以免由于军官名单人数众多而把扩军秘密泄漏给外国情报组织。德国国防会议工作委员会主席凯特尔将军早在1933年5 月22日就告诫他的助手们说：“不得失落任何文件，因为不然敌人就将加以利用来进行宣传。口头传达的事情是无法证实的；是可以赖掉的。”
　　海军也得到警告，要守口如瓶。1934年6 月，雷德尔跟希特勒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作了如下笔记：元首的训令：不能提到排水量25000 吨到26000 吨的军舰，只能提到改进的10000 吨的军舰？？
　　元首要求对建造潜水艇一事绝对保守秘密。
　　因为海军已在开始建造两艘26000 吨的巡洋战舰（超过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限度16000 吨），这两艘战舰后来命名为夏恩霍尔斯特号和格奈斯瑙号。
　　凡尔赛和约所禁止建造的潜水艇，也已于共和国时期在芬兰、荷兰和西班牙偷偷地建造，最近雷德尔已在基尔储存了12艘潜水艇的骨架和部件。当他在1934年11月见到希特勒的时候，他请求准许海军在“1935年第一季度的严重关头”（显然他也知道希特勒打算在那个时候做些什么）以前把其中六艘装配出来，但是元首只是回答说“到情况要求开始装配时，他会告诉我的”。
　　在这次会见中，雷德尔还指出，新的造船计划需要的钱超过他现有的经费，更不必说把海军人员增加两倍了，但是希特勒告[282] 诉他不必担心，“在万一需要的时候，他会使莱伊博士从劳工阵线拨出1.2 亿到1.5 亿马克供海军使用，因为这笔钱仍将对工人有好处。”这样，德国工人交的会费被用来充作海军扩军计划的经费了。
　　戈林在这头两年中也在忙着建立空军。作为名义上是民航的航空部长，他命令制造商们搞军用飞机的设计。对军用飞机驾驶员的训练，在航空体育协会的方便伪装下立即开始进行了。
　　凡是在那个时期到鲁尔和莱因兰工业区参观的人，看到军火工厂，特别是3/4 世纪以来德国主要枪炮制造商克虏伯的军火工厂和伊·格·法本这家大化学托拉斯的军火工厂的紧张活动，可能会觉得触目惊心。虽然协约国禁止克虏伯在1919年以后继续从事军火业，但是他的公司实际上并没有闲着，正如克虏伯在1942年德国占领了大部分欧洲的时候夸口的，“军备的基本原则和坦克上炮塔的设计，在1926年就已经搞出来了？？关于在1939—1941年使用的枪炮，最重要的那些种类在1933年就已经完全齐备了”。法本托拉斯的科学家们曾在第一次大战初期英国的封锁切断了智利对德国的正常的硝石供应后，发明了利用空气制造人造硝酸的方法，使德国避免很早垮台。现在在希特勒统治下，这个托拉斯着手使德国在现代战争不可缺少的两种物资方面能够自给自足。这两种物资就是汽油和橡胶，过去一直是必须依赖进口的。从煤里提炼人造汽油的问题，这个公司的科学家在20年代中期就已经实际解决了。在1933年以后，纳粹政府命令伊·格·法本公司把人造汽油的产量到1937年提高到每年30万吨。到这时，该公司也发现了如何从煤和德国有充分蕴藏的其他物产中提炼人造橡胶的方法，并且在施科包设立了4 个工厂中的第一个，大规模生产人造橡胶。到1934年年初，国防会议工作委员会批准了动员约24万个工厂来供应战争订货的计划。到了那一年年底，重整军备的一切方面规模都已异常庞大，显然再也无法瞒住凡尔赛和约的那些疑惧不安的国家了。
　　以大不列颠为首的这些国家，一直在想承认德国重整军备这一既成事实，这一事实远不如希特勒所想像的那样秘密。它们愿意让德国获得军备上的完全平等地位，以换取德国参加欧洲的全面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包括订立一个东方洛迎诺公约，使东方国家，特别是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能获得像西方国家在洛迦诺公约中所享受到的同样的安全，而且，不用说，也使德国获得同样的安全保证。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丝毫不能了解阿道夫·希特勒的思想，真可以说是尼维尔·张伯伦的前驱，他在1934年5 月竟提出了给予德国军备平等的建议。法国断然反对这种主意。
　　但是，在1935年2 月初，英国和法国政府联合一起又提出了包括军备平等和订立东方洛迹诺公约的全面解决办法的建议。上个月，在1 月13日，萨尔居民以47.7万票对4.8 万票的压倒多数同意把他们的这块煤产丰富的小地方重新归于德国，希特勒则趁此机会公开宣称，德国再没有对法国的领土要求了，意思是说，德国已放弃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要求。在萨尔和平地重归德国和希特勒的话所引起的乐观和善意的气氛中，英法建议乃于1935年2 月初正式向希特勒提出。
　　希特勒在2 月14日所作的答复是有点含糊其词的，而从他的观点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计划能使德国公开而毫无拘束地重新武装，因此，希特勒是表示欢迎的。但是，他对德国是否愿意签订东方洛迦诺公约这一点却采取规避态度，签订东方洛迦诺公约将使他束住手脚。不能染指他一向宣传的德国生存空间所在的主要地区。也许可以使英国在这个问题上跟法国分离？法国由于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分别订立了互助协定，所以对东方的安全较为关切。希特勒一定是这样想的，因为在他的谨慎的答复中，他建议在举行总的会谈之前先举行双边谈判，并邀请英国到德国来举行初步谈判。约翰·西蒙爵士欣然同意，于是商定3 月6 日在柏林举行会谈。在这天以前两天，英国白皮书的公布引起了威廉街方面的装模作样的大怒。实际上，柏林的大多数外国观察家觉得，这份白皮书是对德国秘密重整军备的清醒估计，德国加速重整军备，促使英国也适当地增加了它自己的军事力量。
　　但是，据说希特勒对此怒不可遏。牛赖特在西蒙前来柏林前夕通知他说，元首患“感冒”，会谈只得延期。
　　不论希特勒有没有感冒，他突然有了新主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把这个新主意变成大胆的行动，有西蒙和艾登在近旁是令人尴尬的。他认为，他已找到一个借口，可以给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一个致命的打击。法国政府前不久才提出了一个把军役期限从18个月延长到两年的法案，这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的壮丁人数不足之故。3 月10日，希特勒发出了一个试探气球来探测协约国的决心。好行方便的瓦德·普赖斯被召了来，让他对戈林进行了一次访问。戈林将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德国有了一支空军——正式地告诉了他。希特勒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伦敦对这种片面废弃凡尔赛和约做法的反应。结果正如他的所料。约翰·西蒙爵士告诉下院说，他仍然指望到柏林去。
　　星期六的惊人之举
　　3 月16日，星期六——希特勒的大多数惊人举动都是留在星期六采取的——这位总理颁布了一项法令：实施普遍军役制，并规定为和平时期建立12个军和36个师的军队，大约50万人，凡尔赛和约军事限制就此寿终正寝，除非法国和英国采取行动。不出希特勒所料，它们提出抗议，但是没有采取行动。而且英国政府还赶紧去问，希特勒是否仍然愿意接见它的外交大臣。
　　这位独裁者对这个问题慨然作了肯定的答复。
　　3 月17日，星期日，是德国的一个欢乐庆祝的日子。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德国的战败和屈辱的象征，被挣脱了。不论一个德国人多么不喜欢希特勒和他的匪徒式统治，他不得不承认元首已完成了共和国政府连试都不敢一试的事情。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国家的荣誉已经恢复了。这个星期日又是阵亡将士纪念日。我在中午的时候，到国家歌剧院去参观纪念典礼，在那里看到了德国自从1914年以来所没有看到过的场面。整个楼下是一片军服的海洋，前帝国陆军的褪色灰制服和尖顶钢盔跟新军队的制服杂在一起，包括有以前还没有什么人看到过的德国空军的天蓝色制服。在希特勒旁边的是冯·马肯森陆军元帅，他是德皇军队中唯一还活着的元帅，穿着髑髅骠骑兵的礼服。
　　台上灯光辉煌，青年军官像大理石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高举着德国军旗。
　　在他们后面的一巨幅帷幕上，挂着一个极大的银黑两色的铁十字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纪念德国阵亡将士的仪式，实际上却是一个庆祝凡尔赛和约的死亡和德国征兵制军队的复活的欢乐典礼。
　　将军们，人们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高兴极了。他们像大家一样，对此也是感到意外的，因为前些日子一直呆在伯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里的希特勒，没有把他的想法告诉他们。据冯·曼施但因将军后来在纽伦堡的作证表明，他和他的上司、柏林第三军区司令冯·维茨勒本将军，是3 月16日从收音机中才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决定的。参谋总部原来是想在开始时先搞一支规模比较小的军队的。
　　［曼施坦因作证说］如果问到参谋总部的话，它是会建议21个师的？？36个师的数目是希特勒的一种自发的决定。于是其他国家向希特勒发出了一连串空洞的警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于4 月11日在施特莱沙会谈，谴责德国的行动并重申[285]它们支持奥地利独立和洛迦诺公约。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也表示了对希特勒的鲁莽行动的不满，当即委任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防止他下次再犯这类行动的步骤。法国看出德国永远不会加入东方洛迦诺公约，赶忙同俄国签订了一个互助协定，莫斯科也跟捷克斯洛伐克订立了这样一个协定。
　　从报上的标题来看，这种联合起来对付德国的姿态多少有些不吉的兆头，甚至使德国外交部和军方的若干人士也有些感到不安，但是显然没有使希特勒受到影响。毕竟，他冒了一下险而结果安然无事。不过，这仍然不能使他安于已得成就。他认定，现在又该来弹弹他爱好和平的调子，看看是否能在团结起来对付他的大国中间钻个空子而破坏这种团结。
　　5 月21日晚上* ，他又在国会发表了一篇“和平”演说。作者在国会里听过希特勒的大部分演说，这次大概是我所听到的他的最动听的，而且无疑是最巧妙的、最能迷惑人的演说之一。希特勒当时显得心情舒畅，流露出一种不仅是自信的，而且是使他的听众感到意外的宽容与和解的精神。演说词中没有对谴责他废弃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的国家表示不满或蔑视。倒是有着许多保证，说他所要的只是在对大家都公正的基础上的和平和谅解。他不要战争；说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用处的，而且是令人极端嫌恶的。
　　过去300 年中欧洲大陆上所流的血，跟这些事件对各国所产生的后果，颇不相称。到头来法国仍旧是法国，德国仍旧是德国，波兰仍旧是波兰，而意大利仍旧是意大利。帝王野心、政治欲望、爱国偏见，造成了大量流血，但在能够看到的深远政治变化方面所获得的结果，就民族情绪方面来说，只不过做到触及各国的皮毛而已，它并没有在实际上改变它们的根本性格。如果这些国家仅仅把它们的牺牲的一小部分用在比较明智的目的上，成就无疑会更大而且更永久。
　　希特勒宣称，德国丝毫没有要征服其他国家的念头。［286 ］我们的种族理论认为，每一个企图征服和统治一个外国民族的战争，是一种迟早要使胜利者内部发生变化和削弱，最后使他遭到失败的事情？？由于欧洲已不再有未被占领的空间，所以每一个胜利？？充其量只能造成一个国家居民人数的增多。但是，如果各国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的话，它们可以用一种更简单和更自然的方法不流一滴泪而做到这一点——[ 用] 一种健全的社会政策，用使一国人民更愿意增添子女的方法。
　　不！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要和平，是由于它的基本信念。它要和平还由于它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朴素的事实：没有一个战争可能在本质上改变欧洲的苦恼？？每一次战争的主要后果是摧毁国家的精华？？
　　德国需要和平，希望和平！
　　他继续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到最后，他还提出了维护和平的13点具体建议，这些建议看来非常冠冕堂皇，因此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造成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他在这些建议之前却有一段提醒人们注意的话：德国已向法国庄严地承认和保证了它在萨尔公民投票后决定的边界？？我们从而最后放弃了对阿尔萨斯一格林的一切要求，为了这块土地，我们曾经进行了两次大战？？在不咎既往的情况下，德国已和波兰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我们将无条件地信守这个协定？？我们承认波兰是一个伟大而具有民族意识的民族的国土。
　　至于奥地利：德国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的内政，并吞奥地利，或者来一次合并。
　　希特勒的13点建议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德国不能在国联废除凡尔赛和约以前重回日内瓦。他暗示悦，如果国联废除凡尔赛和约，各国的充分平等得到承认的话，那未德国将重新参加国联。但是，德国将“无条件地尊重”凡尔赛和约的非军事条款，“包括关于领土的规定在内。特别是它将支持和履行由于洛迦诺公约而产生的一切义务”。希特勒还保证德国将遵守莱因兰的非军事化。虽然德国“随时”都愿意参加一种集体安全体系，但是它却更喜欢双边协定，愿意和它的邻邦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它还准备同意英[287] 法为洛迦诺公约补充一个空军协定的建议。
　　至于裁减军备，希特勒更是准备无所不允的：德国政府愿意同意能导致取消最重型武器的任何限制，特别是适用于侵略的武器，如像最重型的大炮和最重型的坦克的任何限制？？德国表明愿意同意对大炮口径、战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的任何限制。同样，德国政府愿意同意对潜水艇吨位的限制，或者完全取消潜水艇？？
　　关于这个问题，希特勒向大不列颠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诱饵。他愿意把德国的新海军限制为只有英国海军力量的35％；他又说，这将使德国在海军吨位上仍比法国低15％。国外有人提出反对，说这不过是德国的要求的开始而已；对这种反对意见，希特勒答复说，“对德国来说，这个要求是最后的和不变的”。
　　在晚上10点过后不久，希特勒的演说到了结束部分：不论是谁，要是在欧洲点起战火，除了混乱外不能希望得到别的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在我们的时代里实现的将是西方的复兴，而不是西方的衰亡。德国可能对这项伟大的工作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希望和不可动摇的信念。
　　这些话都是和平、理智与和解的甜言蜜语。欧洲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迫切希望能在任何合理的基础上，几乎可以说是在任何基础上，继续保持和平。因此这些话正是他们所爱听的话。不列颠群岛的最有影响的报纸伦敦《泰晤士报》，几乎以欣喜若狂的态度来欢迎这些话。？？这篇演说结果证明是合理的、直爽的和全面的。凡是本着公正态度来看这篇演说的人，谁也不能怀疑，希特勒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完全可以构成彻底解决德国问题的基础——一个自由、平等和强大的德国，来代替16年前强迫它接受和平的战败的德国？？
　　我们希望，这篇演说将在各地都被认为是一篇诚挚而经过周密考虑的由衷之言。这家大报是英国新闻界之光，它却要像张伯伦政府一样，在英国对希特勒的贻害无穷的姑息政策中扮演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角色。但是至少在作者本人看来，该报比政府还要难以原谅，因[288] 为，在该报驻柏林记者诺曼·埃布特于1937年8 月16日被逐出以前，该报一直从他那里获得关于希特勒的作为和目的的报道，这些报道远较其他外国记者或者——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外交人员所提供的报道更能显示端倪。虽然他在那些日子里从柏林发给《泰晤士报》的报道有很多都没有发表*（这是他常常向本作者抱怨的，而且是后来得到证实的），但是《泰晤士报》的编辑们一定是看过他的全部报道的，一定能够知道纳粹德国的真实情况和希特勒的堂皇诺言多么空洞。
　　英国政府跟《泰晤士报》一样愿意和切望把希特勒的建议当作“诚挚的”
　　和“经过周密考虑的”，特别是关于德国同意使它的海军只及英国海军力量的35％那一项建议。
　　当约翰·西蒙爵士和艾登在3 月底对希特勒进行推迟了的访问时，希特勒曾狡猾地向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发出暗示，使对方觉得两国可能很容易商定一个能保证英国优势的海军协定。现在在5 月21日，他公开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同意德国舰队只及英国海军吨位的35％，另外在演说中还说了些对英国特别友好的话。他说，“德国既没有打算，也没有必要，更没有办法参加海军方面的新竞争”。所谓竞争是暗指1914年以前铁比茨在威廉二世的热烈支持下建立一个远洋舰队同英国舰队相匹敌的事，对这层意思，英国显然是不会不懂的。希特勒接着说，“英帝国需要在海上有一支优势的保护力量，德国政府了解这一点极其重要，也了解其理由？？德国政府真诚地希望能够同英国人民和国家建立并保持一种将能永远防止再度发生两国之间曾发生过的这个唯一竞争的关系”。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中表示过同样的心情，他在书中着重指出，德皇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与英国为敌和妄想在海军力量方面同英国竞争。
　　在希特勒这一诱饵的勾引下，英国政府上勾之快和态度之天真，令人难以相信。这时里宾特洛甫已经成了希特勒的外交使童，他应邀在6 月间到伦敦去进行海军谈判，里宾特洛甫是个要面子而又不懂策略的人，他告诉英国人说。希特勒的建议是不能谈判的：他们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结果英国人竟接受了。他们自以为对自己有好处，就着手取消凡尔赛和约的海军限制，事先既没有和施特莱沙阵线的盟国法国和意大利商量，尽管它们也是海军国家而且对德国的重整军备和无视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感到很大不安，甚至也没有通知国际联盟，虽然从名义上来说，凡尔赛和约是归国际联盟来保障的。
　　即使柏林头脑最简单的人也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得出来，伦敦政府同意让德国建立一支像英国海军1/3 那样大的海军，就是让希特勒放手去尽快地建立一支海军，这可以使他的造船厂和钢铁厂开足马力，忙上10年。因此这不是一种对德国重整军备的限制，而是鼓励德国在官能力范围之内设法尽快在海军方面重整军备。
　　英国政府对法国则雪上加霜，为了实现对希特勒的诺言，竟拒绝将它所同意的德国建造军舰的种类和数目告诉它的最亲密的盟国，而只说德国潜水艇吨数——德国建造潜水艇是为凡尔赛和约所明白禁止的——将为英国的60％，如果发生特殊情况，则可能为英国的100 ％。实际上英德协议准许德国建造5 艘战舰，它们的吨位和武装将比已在海上的任何英国军舰的吨位和武装还要大，虽然官方数字是假造出来欺骗伦敦的——21艘巡洋舰和64艘驱逐舰。这些军舰在战争爆发时并没有全部建造起来或者完成，但是其中已有足够数量的军舰和潜水艇准备就绪，使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几年受到重大的损失。
　　墨索里尼充分地注意到了“艾尔比恩* 的背信”。英国能姑息希特勒，他也可以利用。而且，英国不顾凡尔赛和约的自私态度促使他相信，伦敦可能不会过于认真计较对国际联盟盟约的蔑视。
　　1935年10月3 日，他就公然不顾国际联盟盟约而派遣他的军队侵入古老的多山王国阿比西尼亚。国联在英国的带头下和法国的半心半意的支持下——后者认为从长远来说德国是个更大的危险——迅速表决要进行制裁。但是这只是局部制裁，而在实行时又缩手缩脚，因此并没有阻止墨索里尼征服埃塞俄比亚，倒是毁坏了法西斯意大利跟英法的友谊，校对付纳粹德国的施特莱沙阵线寿终正寝。
　　在这一连串事件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不是阿道夫·希特勒还有谁呢？在10月4 日，意大利开始侵略后的第二天，我整天在威廉街跟一些党和政府的官员们交谈。那天晚上的一则日记总结了德国对这种情况估计得多么快和多么恰当：威廉街感到高兴。墨索里尼可能处理不当，在非洲脱身不得，而削弱他在欧洲的地位，那么希特勒就可以攫取迄今受到这位意大利领袖保护的奥地[290] 利。也可能他将得胜，公然违抗法国和英国，那么同希特勒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时机就成熟了。两种情况中不论出现哪一种，希特勒都将得利。
　　这很快就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莱因兰奇袭
　　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1935年5 月21日在国会发表的“和平”演说，曾使全世界，尤其是英国，得到很深的印象，在这篇演说中，他曾提到，由于俄国和法国签订的互助协定而使洛迎诺公约有了“一个在法律上不安全的因素”。这个协定是3 月2 日在巴黎和3 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的，但是，直到这一年年蔑还没有被法国议会所批准。德国外交部在一个致法国政府的正式照会中促请巴黎注意这个“因素”。
　　11月21日，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和希特勒进行过一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希特勒对法苏协定进行了“滔滔不绝的攻击”。弗朗索瓦一庞赛向巴黎报告说，他深信希特勒打算利用这个协定作为占领非军事化。的莱因兰的借口。他又说，“希特勒现在唯一犹豫的是考虑采取行动的适当时机”。
　　弗朗索瓦一庞赛大概是柏林消息最灵通的大使，他的话不会是随便乱说的，虽然他无疑地并不知道，早在该年春天，就是在希特勒在国会保证他将尊重洛迦诺公约和凡尔赛和约领土条款以前19天的5 月2 日，冯·勃洛姆堡将军就已经向三军发出了第一个指令，要他们准备拟出重新占领非军事化的莱因兰的计划。这次行动的代号叫做Ｓｃｈｕｌｕｎｇ（训练），它要“以闪电速度的突然一击”来完成。它的计划工作极为秘密，“只有极少数军官可以知道”。
　　的确，为了保密，这个命令是勃洛姆堡亲笔手书的。6 月16日，在德国国防会议工作委员会的第十次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进军莱因兰的计划。在会上，刚刚就任国内防务处处长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校报告了这个计划的各项细节，并强调了保持最严格秘密的需要。他告诫说，若不是绝对必要，不要把有关的任何东西写下来；他又说，“这种材料毫无例外地都必须保存在保险箱里”。
　　1935—1936年的整个冬天，希特勒一直在等待他的机会。他不能不注意到，法国和英国正在忙着想制止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侵略，但是墨索里尼似乎逃脱了惩罚。国际联盟尽管大肆宣传说要制裁，可是，它实在无能为力来制止一个已下定决心的侵略者。在巴黎，法国议会似乎并不忙着要批准同苏联签订的协定；右派人士中有日益强烈的情绪反对这个协定。希特勒显然认为，法[291] 国众议院或者参议院很有可能拒绝批准同莫斯科的联盟。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得不为“训练”另找一个借口。但是，这个协定终于在2 月11日向众议院提出了，而且在27日以353 票对164 票获得通过。两天后，3 月1 日，希特勒作出了他的决定，这是多少使将领们感到惊惶的，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法国会把集结起来要占领莱因兰的少量德国部队彻底歼灭。但是，在第二天，1936年3 月2 日，勃洛姆堡遵从他的主子的训示而发出了占领莱因兰的正式命令。他告诉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官们说，这必须是一个“突然的行动”。勃洛姆堡预料这是一个“兵不血刃的行动”。如果结果不是那样，就是说法国竟然为此而战的活，那未总司令保留“决定任何军事上反措施的权利”。实际上，我在6 天后知道，而且将领们后来在纽伦堡作证时证实，这些反措施是什么，勃洛姆堡心中早已有数了：赶紧从莱因河对岸撤回！
　　但是，法国已经由于内证而陷于瘫痪，法国人民则陷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中，在少数象征性的德国部队3 月7 日凌晨越过莱因河桥梁而进入非军事区时，法国入是不知道勃洛姆堡的这个打算的。* 在上午10时，唯命是从的外交部长牛赖特召见了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大使，把莱因兰来的消息通知他们，交给他们一个废除希特勒刚刚破坏的洛迎诺公约和提出新的和平计划的正式照会！弗朗索瓦一庞赛苦笑说：“希特勒打了他的对手一记耳光，而他在这样做时还要说，‘我向你提出了和平的建议！’”说真的，两小时后这位元首就站在国会的讲坛上，向一群兴奋若狂的人讲演，说明他对和平的希望和他的保持和平的最新想法。我到克罗尔歌剧院去看这个场面，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这个场面固然很动人，但又令人寒心。希特勒在大谈了一通凡尔赛和约的坏处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后，不慌不忙地宣称，由于法国和俄国签订协定，洛迦诺公约已经失效，而这个公约不像凡尔赛和约，是德国自愿签订的。随后的场面，我把它记在我当晚的日记里。
　　“德国不再认为受到洛迦诺公约的约束［希特勒说].为了德国人民维护他们边界的安全和保障他们的防务的根本权利起见，德国政府已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德国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292 ］这时，600 名议员，希特勒一手指定的人，这些小人物个个都是体格魁梧的彪形大汉，头发剪得短短的，肚子挺得鼓鼓的，穿着褐色制服和长统皮“靴？？像机器人一样倏地站起来，右臂向上伸出作纳粹式敬礼，口中高呼“万岁”？？希特勒举起他的手，表示要他们安静下来？？他以沉着而宏亮的声音说：“德国国会议员们！”全场鸦雀无声。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德国的西部各省，德国军队此刻正在开进他们未来的和平时期驻防地，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用两个神圣的誓约团结起来。”
　　他不能再说下去了。对这帮“议会”暴众来说，德国士兵已经在开进莱因兰还是新闻。他们日耳曼血液中的全部黩武主义精神涌上了脑袋。他们大叫大喊地跳了起来？？他们的手举起来作奴性的敬礼，他们的肚因为歇斯底里而变了样，他们张大嘴，叫喊不休，他们的眼睛闪耀着狂热的光芒，一致看着这个新的上帝，这个救世主。这个救世主扮演他的角色精彩极了。他低垂着头，好像是极其谦逊的样子，耐心地等待着他们安静下来。然后他仍然以低沉而抑制着感情的声音说出了这两个誓约：“第一，我们宣誓：在恢复我们民族的光荣的时候决不屈服于任何力量？？第二，我们保证：我们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努力地求得欧洲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特别是同我们的西方邻邦之间的谅解？？我们在欧洲没有领土要求！？？德国将永远不会破坏和平！”
　　欢呼之声，经久不息？？少数将领走了出来。但是，在他们的笑容下面，你不能不察觉到一种神经不安的痕迹？？我碰到冯·勃洛姆堡将军？？他的脸色苍白，他的面颊在抽搐。这是有道理的。这位5 天前发出了亲笔手书的进军命令的国防部长，现在吓丧了胆。第二次我获悉，他曾下令，如果法国人采取敌对行动，他的军队就从莱因河对岸撤回。但是法国一动也没有动。弗朗索瓦一庞赛说，在他上年11月提出警告以后，法国最高统帅部曾询问过政府，如果事实正如大使所说的那样发生的话，它该怎么办。他说，答复是：政府将向国际联盟提出这件事。实际上，当这次打击发生时* ，倒是法国政府要采取行动而法国参谋总部反而退缩了。弗朗索瓦一庞赛说，“甘未林将军说，一个战斗行动，不论多么有限，都可能招致无法预言的意外情况，因此不颁布总动员令，就不能速然采取”。参谋总长甘未林将军所愿[293] 意做的和实际上能做的，充其量是集中13个师在德国边界附近，但只是为了加强马奇诺防线。即使这样，这也足以使德国最高司令部吓坏了。勃洛姆堡在约德尔和大多数最高级军官的支持下，要撤回已经越过莱因河的3 个营。正如约德尔在纽伦堡作证时所说，“以我们当时的处境来说，法国的掩护部队本来是可以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的”。
　　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而如果果然那样做了的话，那就差不多一定会是希特勒的未日，随后的历史也会有跟原来大不相同和较为光明的转折，因为在这样一场大失败之后，这位独裁者决不能不垮台。希特勒自己也是这样承认的。他后来承认，“我们如果撤退，就会招致崩溃”。这时，像在后来的许多危机中一样，只是由于希特勒沉得住气，才挽救了局面，而且使勉强从命的将领们感到奇怪的是，还带来了成功。但是对他来说，当时也不是好过的。
　　他的译员保罗·施密特听见他后来说：“在进军莱因兰以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因兰，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点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
　　他由于相信法国人不会进军，所以断然拒绝了态度动摇的总司令部的一切撤退建议，参谋总长贝克将军要元首至少公开宣称他不会在莱因河以西地区建筑防御工事，以缓和这次打击。约德尔后来作证说，这一个建议“被元首非常干脆地拒绝了”。原因很明显，我们不久就会知道。希特勒后来对冯·伦斯德将军说，勃洛姆堡的撤退建议完全是一种胆怯行为。
　　1942年3 月27日晚上，希特勒跟他的老朋友们在大本营吹牛皮，提起莱因兰奇袭时，他大声说道：“如果不是我，而是别人当德国的领导人，会发生什么情况！随便你们说谁，他都会吓破胆的。我不得不说谎，但是我的无可动摇的顽强和惊人的沉着，挽救了我们。”
　　这话不错，不过还必须说，他不仅得到了法国人踌躇不定的帮助，而且还得到了他们的英国盟友因循苟安的帮助。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艾蒂安·佛兰亭3 月11日飞往伦敦，请求英国政府支持法国在莱因兰采取军事上的对抗行动。他的请求没有生效。英国不愿冒引起战争的危险，虽然盟国对德国占有压倒的优势。正如洛提安勋爵所说，“德国人终究不过是进入他们自己的后院而已”。甚至在法国外交部长到达伦敦以前，在上年12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曾在3 月9 日告诉下院说，“德国军队占领莱因兰是对条约的神圣性这个原则的一个重大打击”。他又说，“幸而，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德国目前的行动有引起敌对行动的危险”。
　　然而，根据洛迦诺公约的规定，法国是有权对德军进入这个非军事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而且根据这个条约，英国是有义务以它自己的武装部队来支持法国的。伦敦会谈的没有结果，向希特勒证实，他最近的冒险又侥幸得逞了。
　　英国人不但不敢冒引起战争的危险，而且再一次把希特勒最近提出的一次“和平”建议当真。在3 月7 日交给3 国大使的照会中，以及在他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希特勒建议跟比利时和法国签订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协定，由英国和意大利作保证；跟德国东方诸邻国签订同样的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法德边界两边都非军事化：最后是，重新加入国际联盟。希特勒的诚意很可以从他的使法德边界两边非军事化的建议察出真伪，因为这将迫使法国废弃它对付德国突然袭击的最后一个依靠——马奇诺防线。
　　在伦敦，受人尊敬的《泰晤士报》一方面对希特勒侵入荣因兰的轻率行动表示遗憾，同时却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重建的机会》的社论。
　　现在回顾起来，很容易明白，希特勒在莱因兰的冒险成功给他带来的胜利，其后果之惊人和重要，超过了当时所能想像的程度。在国内，这个胜利加强了他的声望* 和权力，达到了过去没有一个德国统治者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个胜利确定了他驾临于他的将领们之上的地位，因为他们曾在一个成败关键时刻踌躇动摇，而他却保持着坚定。这个胜利告诉他们，在对外政治甚至军事问题上，他的判断比他们来得高明。他们曾经担心法国会作战：他则知道得更清楚。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莱因兰的占领，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军事行动，却为在欧洲的广大的新机会打开了道路。看来只有希特勒了解到这点，在英国则只有丘吉尔。因为［295]欧洲不但由于3 营德军驰越莱因河桥梁而吓丧了胆，而且它的战略形势也因此而无可挽回地改变了。
　　反过来，现在回顾起来，同样很容易明白，法国没有击退这几营德国军队，英国没有在至多是一个警察行动中支持法国，这对西方来说是一个灾祸，而且日后还会带来为害甚至更大的灾祸。1936年3 月，这两个西方民主国家本来有个最后的机会，可以不冒引起重大战争的危险，而制止武装起来的、侵略成性的、极权主义的德国的兴起，而且事实上可以使这位独裁者和他的政权垮台，我们知道，这也是希特勒所承认的。但是它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对法国来说，这是未日的开始。它在东方的盟国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突然面临这样一个事实：法国不愿进行战斗来反对德国侵略，以维护法国政府自己曾带头费了很大的劲才建立起来的安全体系。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这些东方盟国开始了解到，即使法国不是那未因循苟安，由于德国拼命地在法德边界后面建筑一道西壁防线，法国也很快就会无法给予它们很多援助。它们知道，这条堡垒防线的建立，很快就会改变欧洲的战略形势而对它们不利。法国有100个师，尚且不敢去击退3 营德军，那未在德国军队攻击东方时，它们就更难指望法国愿意让它的青年人流血牺牲来袭击难以攻破的德国工事了。但是，即使法国竟然出乎意料而这样做了，也仍然会是徒劳无益的。今后法国只能在西方牵制住一小部分德国军队。其余的不断增长的德军却可以腾出身来对德国的东方邻国作战。
　　美国驻法大使威廉·Ｃ·布立特在1936年5 月18日在柏林访问德国外交部长时，听到了关于莱因兰防御工事在希特勒战略上的价值的意见。
　　［布立特向国务院报告说］冯·牛赖特说，德国政府的政策是，在“把莱因兰消化掉”以前，在外交方面不作什么积极的活动。他解释道，他的意思是说，在法国和比利时边界上的德国防御工事修筑完竣以前，德国政府将尽一切可能来防止而不是鼓励奥地利的纳粹党起事，并且将对捷克斯洛伐克推行一种平静无事的方针。他说，“一俟我们的防御工事修筑完竣，中欧各国认识到法国不能随意进入德境时，所有这些国家就会对它们的外交政策开始有非常不同的想法，一个新的星座就将形成”。
　　形成这个新星座的过程现在开始了。
　　许士尼格博士在回忆录中说，“我站在我的前任［被暗杀的陶尔斐斯] 的墓前，我知道为了保全奥地利的独立，我不得不采取一条姑息道路？？必须避免一切能使德国作为干涉借口的事情，[296] 必须尽一切努力来设法使希特勒容忍现状”。
　　这位年轻的奥地利新总理，曾由于1935年5 月21日希特勒在国会公开宣称“德国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内政，并吞奥地利，或者来一次合并”而产生希望；由于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施特莱沙反复申述它们决心帮助保障奥地利的独立而感到安心。后来，从1933年以来奥地利的主要保护者墨索里尼陷入阿比西尼亚的泥淖中，而且跟法国和英国关系发生破裂。当德国人进军莱因兰并在那里构筑防御工事的时候，许士尼格博士知道该给希特勒一些满足了。他开始和狡猾的德国驻维也纳公使巴本谈判一个新条约。巴本虽然在6 月清洗中差一点儿被纳粹党人所杀害，1934年6 月底在纳粹党人暗杀了陶尔斐斯以后还是来到奥地利，着手破坏奥地利的独立，为希特勒攫取这位领袖的故国。他在1935年7 月27日写报告给希特勒，总结他在维也纳的第一年工作时说，“国家社会主义必须而且将压倒奥地利的新思想”。
　　1936年7 月11日签订的奥德协定，按照公布的全文看来，似乎显示了希特勒方面的异常的慷慨和容忍态度。德国重申承认奥地利的主权，保证不干涉它的邻邦的内政。反过来，奥地利保证，它在外交政策中将始终按照它承认自己是“一个日耳曼国家”的原则行事。
　　但是在这个条约中有秘密条款。许士尼格在这些秘密条款中所作的让步将使他和奥地利这个小国亡国灭身。他秘密地同意大赦在奥地利的纳粹政治犯，以及任命“所谓‘民族反对派’”——对纳粹党人或纳粹党同情者的一种委婉说法——的代表们担任“政治上负责任”的职务。这等于让希特勒在奥地利安置特洛伊木马。*不久一个维也纳律师赛斯一英夸特就爬人木马中，关于此人，下文再作详述。
　　虽然巴本已得到希特勒对这个条约内容的同意，并在7 月初为此而亲自到柏林去了一趟，但是在7 月16日打电话告诉希特勒这个协定已经签订时，元首却对他的使节大发脾气。
　　[ 巴本后来写道］希特勒的反应使我感到惊愕。他不但不表示满意，反而破口大骂。他说，我欺骗他而使他作出了过多的让步？？整个事情是一个圈套。
　　而实际上，这是对许士尼格的圈套，而不是对希特勒的圈套。
　　奥德条约的签订，表明墨索里尼已失去了对奥地利的控制。可能有人会认为，这将使两个法西斯独裁者之间的关系恶化。但是事实正好相反，这是由于在1936年发生了一些有利于希特勒的事情的缘故。
　　1936年5 月2 日，意大利军队开进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7 月4 日国际联盟正式屈服，取消了对意大利的制裁。两星期以后，在7 月16日，佛朗哥在西班牙发动了军事反叛，内战爆发。
　　希特勒正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欣赏歌剧，这是他每年这个时候的惯例。7月22 日晚上，在他从剧院回来以后，一个从摩洛哥来的德国商人，在当地纳粹党领袖的陪同下，带了一封佛朗哥的紧急信到达拜罗伊特。这个叛军领袖需要飞机和其他援助。希特勒立即把戈林和冯·勃洛姆堡将军召来，他们正好也在拜罗伊特。就在那个晚上，作出了援助西班牙叛乱的决定。虽然德国对佛朗哥的援助从没有像意大利给予的那样多（意大利除了大量武器和飞机以外，还派遣了六七万军队），可是德国的援助也相当可观。
　　德国人后来估计，除了供应飞机、坦克、技术人员和那个由于把西班牙市镇盖尔尼卡夷为平地和把它的居民全部炸死而著名的空军部队秃鹰军团以外，他们在这个冒险事业上花费了5 亿马克。同德国自己的大规模重整军备比起来，这是不算多的，但是希特勒得到的好处不少。
　　这件事使得法国的边界上有了第三个不友好的法西斯国家。它加剧了法国右派和左派之间的内杠，从而削弱了德国在西方的主要劲敌。最重要的是，它使英法和意大利不再可能修好，从而驱使墨索里尼落人希特勒的怀抱。而巴黎和伦敦的政府在阿比西尼亚战争结束后则一直在希望能和意大利重修旧好。
　　从一开始，元首对西班牙的政策就是算盘打得很精、眼光看得很远的。
　　对缴获的德国文件作一番仔细研究，就可以明白希特勒的目的之一是延长西班牙内战，以使西方民主国家和意大利保持不和，把墨索里尼拉到他这边来。
　　* 德国驻罗马大使乌里希·冯·哈塞尔当时还没有认识到纳粹的野心和手段，后来他认识到了，却为此而丧了命。他早在1936年12月向威廉街报告说：[298] 在意大利跟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上，西班牙冲突所起的作用可以跟阿比西尼亚冲突相比，即清楚地暴露了这些国家的对立的实际利益，从而防止了意大利为西方国家所拉拢并为它们所利用。争夺西班牙政治统治势力这一斗争，暴露出意大利和法国固有的对立；同时意大利在地中海西部的强国地位又跟英国的地位发生了竞争。意大利只有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同德国并肩对付西方国家是有利的。
　　就是这样的环境产生了罗马一柏林轴心。墨索里尼的女婿、外交部长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在柏林同牛赖特举行过几次会谈后，于10月24日前往伯希特斯加登，这是他多次到那里去晋谒希特勒的第一次。他发现这位德国独裁者这天情绪很好，态度友善。希特勒说，墨索里尼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谁都远远比不上他”。意大利和德国一起，不仅可以征服“布尔什维主义”，而且可以征服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希特勒认为，对于联合起来的意大利和德国，英国终将不得不迁就。否则，这两个国家采取一致行动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它。希特勒提醒齐亚诺说：“德国和意大利的重整军备进行得要比英国所能做到的快得多？？3 年后德国就将准备就绪？？”
　　这个日期是值得玩味的。3 年后是1939年的秋天。
　　在柏林，齐亚诺和牛赖特于10月21日签订了一个秘密议定书，其中扼要地规定了德国和意大利在外交方面的共同政策。几天后（11月1 日），墨索里尼在米兰的一次演说中公开把这个议定书称为是一个构成“轴心”的协定，围绕着这个轴心，其他欧洲国家“可以一起合作”，不过没有透露这个议定书的内容。“轴心”一词将成为一个有名的字眼，而对这位意大利领袖来说，却是一个致命的字眼。
　　有了墨索里尼稳在囊中，希特勒就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别的地方。
　　1936年8 月，他任命里宾特洛甫为德国驻伦敦大使，去探索按他自己的条件同英国求得解决的可能性。里宾特洛甫既无能又懒惰，虚荣得像只孔雀，傲慢自大而且没有幽默感，戈林认为他是担任这个职务的最坏人选。他后来说：“当我批评里宾特洛甫处理英’国问题的资格时，元首向我指出里宾特洛甫认识‘某某勋爵’和‘某某大臣’。我回答说：“是的，但是困难的是他们也了解里宾特洛甫。’”*的确，里宾特洛甫虽然为人不讨人欢喜，但在伦敦不是没有拥有势力的朋友的。柏林方面认为，英王的腻友辛普逊夫人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里宾特洛甫担任新职后的初步努力是令人沮丧的。
　　11月里他飞回柏林了结一件他一直插手的同英国无关的事。[299] ｌｌ月25日，他同日本签订了反共公约，这时他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对记者们（作者本人也是其中之一）说，由于这个公约，德国和日本已经联合起来保卫西方文明。在表面上，这个公约似乎只不过是一种宣传花招，德国和日本靠了它，可以利用世人普遍不喜欢共产主义和普遍不信任共产国际的心理来取得全世界的支持。但是，在这个公约中也有一个秘密议定书，具体针对着俄国。
　　如果苏联对德国或者日本无端发动进攻的话，这两个国家同意一起磋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卫它们的共同利益”以及“不采取任何有可能缓和苏联局势的措施”。还商定，两国中任何一国不得在没有取得互相同意的情况下同俄国缔结违反这个公约的精神的任何政治条约。没有过了很久，德国就破坏这个公约并且毫无道理地指责日本不遵守这个公约。但是，这个公约却确实在世界上容易受骗的人们中间起了某种宣传作用，而且它使3 个穷光蛋侵略国家第一次联合在一起。意大利在翌年加入了这个公约。
　　1937年1 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宣称“德国撤销”凡尔赛和约上的签字，这是一个空洞的然而是典型的姿态，因为这个和约这时本已成为一张废纸了。他并且自豪地回顾他执政四年来的成绩。他要自豪是难怪的，因为内政外交方面的成绩都是出色的。我们前已看到，他已经消灭了失业，使企业兴旺繁荣，建立了强大的陆海空军，给予他们大量装备而且有希望供应得更多。他一手打破了凡尔赛和约的桎梏，靠了虚声恫吓而占领了莱因兰。他最初是完全孤立的，现在已有了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作忠实的盟友，而且他已使波兰脱离法国的影响。最重要的也许是，他已使德国人民的生气勃勃的精力发挥了出来，重新唤起了他们对国家的信心并使他们重新意识到德国作为一个日益扩展的世界大国的使命。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日益繁荣的、尚武的、在大胆的领导下的新德国和西方的一些萎靡不振的民主国家之间的显明对比，后者的混乱和犹豫似乎是在与日俱增。英法虽然感到惊惶，却没有动一动指头来防止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占领莱因兰，从而破坏凡尔赛和约；它们也没有能够制止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而现在，在1937年开始之际，它们以徒劳的姿态要想阻止德国和意大利决定西班牙内战的胜负，反而显出一副可怜相。人人都知道，意大利和德国为了要确保佛朗哥的胜利在西班牙做了些什么。然而，伦敦和巴黎的政府年复一年地同柏林和罗马进行空洞的外交谈判，以确保对西班牙的“不干涉”。这种把戏似乎使这位德国独裁者觉得好玩，而且无疑增加了他对法国和英国的笨[300] 拙的政治领袖们的轻视——“小蛆虫”，他不久就要在一个历史性时刻这么称呼他们，再度极为轻而易举地叫这两个西方民主国家丢丑。
　　大不列颠和法国，它们的政府和它们的人民，或者大多数德国人民，在1937年开始之际似乎都不知道，希特勒在头4 年中的所作所为几乎全部都是备战工作。作者本人可以根据个人的观察来证明，直到1939年9 月1 日为止，德国人民一直深信，希特勒可以不必诉诸战争而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也是他们所要的东西。但是，在统治德国的或者身居要职的那些精华人物中间，对希特勒的目标是什么，不可能是有什么疑问的。在希特勒所称纳粹统治4 年“试验”期即将结束之际，1936年被委任负责四年计划的戈林向柏林的实业家和高级官员们发表一篇秘密演说，直率他说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说] 我们现在正在临近的战争，需要有极为庞大的生产能力。不可能想象重整军备有任何限度。前途只有两条，不是胜利就是毁灭？？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后的决战已经在望的时代。我们已处在动员的前夕，我们已经处在战争状态。所差的只是实际开火而已。
　　戈林的警告是在1936年12月17日发出的。我们很快就将看到，在11个月以内，希特勒作出了他的决定命运的和不可变更的发动战争的决定。
　　1937年：“没有惊人之举”
　　希特勒在1937年1 月30日对国会中机器人一般的议员们发表演讲说，“所谓惊人之举的时期，已经告终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1937年没有发生过周未惊人之举。这一年是德国进行巩固和为了实现元首在11月间终于向一小批最高级军官阐明的目标作进一步准备的一年，也是集中精力从事制造军备，训练军队，在西班牙考验新空军，发明代用的汽油和橡胶，加强罗马一柏林轴心和窥伺巴黎、伦敦和维也纳的新弱点的一年。
　　在1937年的头几个月中，希特勒不断派遣一些重要的使者到罗马去和墨索里尼交好。德国人对意大利向英国勾勾搭搭多少有些感到不安（1 月2 日齐亚诺同英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两国承认了彼此在地中海的重要利益），而且他们知道，奥地利问题在罗马仍然是一件敏感的问题。当戈林在1 月15日见到这位意大利领袖，直率地说德奥合并是难以避免的事的时候，据德国译员保罗·施密特说，这位容易激动的意大利独裁者拼命摇头。
　　冯·哈塞尔大使也向柏林报告说，戈林关于奥地利的一番话“遭到了冷遇”。
　　6 月间，牛赖特赶忙向这位意大利领袖保证，德国将遵守它7 月11日同奥地利签订的协定。只有在发生企图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情况下，德国才会采取严厉的行动。
　　墨索里尼一方面在奥地利问题上受到了这样的抚慰，一方面却因他的差不多全部野心——在埃塞俄比亚、在西班牙、在地中海——都遭到法国和英国的反对而仍感刺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接受了希特勒要他访问德国的邀请。1937年9 月25日，他穿了一身特地为这次访问而裁制的新制服，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进入第三帝国。墨索里尼被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当作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来宴请和恭维，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竟是一次决定命运的旅行。自从这第一次访问以后，他又作了许多次访问，使他自己的地位逐渐削弱，最后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希特勒的目的不是要同客人进行进一步的外交会谈，而是要使墨索里尼对德国的力量留下深刻印象，从而利用墨索里尼一心想同胜利的一方共命运的投机心理。这位意大利领袖从德国的一地赶到另一地，检阅了党卫队和军队的阅兵式，观察了在梅克伦堡的陆军演习，参观了鲁尔的机器隆隆作响的军备工厂。
　　他这次访问的最高潮，是9 月28日在柏林举行的庆祝会。这次庆祝会显然使他深为折服。100 万群众集合在五月广场聆听这两位法西斯独裁者演说。用德语演说的墨索里尼，被震耳欲聋的掌声——还有希特勒的恭维话——乐得神魂颠倒了。这位德国元首说，这位意大利领袖，是“少数的时代孤客之一，历史考验不到他们，他们自己就是历史的创造者”。我记得，在墨索里尼演说结束以前，突然下了一场大雷雨，在群众四散奔逃的混乱中，党卫队所布置的警戒线也被冲散了，这位骄做的意大利领袖纷淋得像落汤鸡一般，浑身湿透，狼狈不堪，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回到下榻的地方去。然而，这个煞风景的遭遇并没有丝毫减弱墨索里尼要成为强大的新德国的伙伴的热情。第二天，在检阅了陆海空三军的阅兵式以后，他深信他的前途是在希特勒一边而回罗马去了。[302] 所以，在一个月以后里宾特洛甫到罗马去请墨索里尼参加定于11月6 日举行的反共公约签字仪式的时候，这位意大利领袖告诉他，意大利对奥地利的独立的关心已经减退，这就不足为奇了。墨索里尼说，“让［奥地利的］事情听其自然发展罢”。这正是希特勒一直在等待的同意他放手干的表示。
　　另外还有一个统治者也为纳粹德国力量的日益增长所折服。当希特勒破坏洛迦诺公约，在占领莱因兰之际陈兵比利时边境的时候，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也退出了洛迦诺公约和同英法的联盟，宣称比利时今后将严守中立。这是对西方集体防务的一个重大打击，但是在1937年4 月间英法竟表示了同意，为了这个行动，它们和比利时一样，很快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5 月底，威廉街颇有兴味地注视着斯坦莱·鲍尔温不再担任大不列颠首相而由尼维尔·张伯伦接任。德国人高兴地听到，这位新首相将比前任较为积极过间外交事务，而且决心在可能情况下同纳粹德国达成谅解。希特勒所能接受的是怎么一种谅解，在当时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冯·威兹萨克男爵11月10日所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扼要地作了说明。
　　从英国那里，我国要得到殖民地和在东方行动的自由？？英国人非常需要太平无事，如果能够探明英国对这种太平局面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将是有利的。探明英国愿意付出多大代价的机会在11月间出现了，当时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张伯伦先生的热烈赞同下，前来伯希特斯加登访问希特勒。11月19日，他们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在德国外交部关于这次会谈的长篇德国秘密备忘录中可以看出3 点：张伯伦极想同德国求得解决，他建议两国举行阁员级的谈判；英国希望求得欧洲的总解决，为此它准备在殖民地和东欧问题上向希特勒让步；希特勒当时对英德协议并不很感兴趣。
　　由于这次会谈的结果多少是消极性的，所以德国人对英国人似乎因此而感到鼓舞觉得奇怪。* 如果英国政府知道，希特勒在[303］同哈利法克斯勋爵会谈之前14天，曾在柏林跟他的军事首长们和外交部长举行过一个极为秘密的会议，它就会感到更加奇怪了。
　　1937年11月5 日决定命运的决定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在1937年6 月24Ｈ标有“绝密”字样的指示里，向三军总司令透露了大概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和必须作些什么准备来应付这些事情。这个指示一共只制了4 份。这位战争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告诉三军首脑说，“根据总的政治局势来看，有理由假定德国可以不必担心任何力”面的进攻”。他说，西方国家和俄国都不希望战争，它们也没有战争的准备。
　　这个指示继续说道，“尽管如此，世界政治局势变幻无常，很可能发生意外事件，因此德国武装部队需要经常为战争作好准备？？以便在一旦政治上出现有利的机会时，有可能从军事上利用这种机会。武装部队为可能在1937—1938年这个动员时期发生的战争作好准备时，必须记住这一点”。
　　既然德国不必担心“任何方面”的进攻，还有什么可能会发生战争呢？
　　勃洛姆堡是说得十分具体的。有两种可能的战争情况，“对此正在拟定计划”：一、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战争，主要的战斗在西方。（战略集中的代号“红色”。）
　　二、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战争，主要的战斗在东南方。（战略集中的代号“绿色”。）
　　第一种情况的“假定”是法国可能对德国发动突然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将把它的主力用在西方。这个部署的代号是“红色”。* 关于第二种可能情况：在东方的战争，可能以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突然袭击为开始，这是为了预防敌人的优势联合力量可能发动进攻。为这样一个行动在政治上和国际法方面找到借口的必要条件，必须事先制造好。
　　［着重体是勃洛姆堡自己用的。] 指示强调说，捷克斯洛伐克必须“从一开始就予以消灭”和占领。
　　还有三种情况，要对之作“特别的准备”：一、对奥地利的武装干涉。（特别方案“奥托”）
　　二、同红色西班牙的战争纠纷。（特别方案“理查德”）
　　三、英国、波兰、立陶宛参加一场对我们的战争，（“红色/ 绿色”的延伸）
　　奥托方案是一个将在这几页中常常出现的代号。“奥托”代表哈布斯堡王室的奥托，他是奥地利王位的年轻的可能继承人，当时住在比利时。在勃洛姆堡的6 月指示里，奥托方案提要如下：这个军事行动——在奥地利万一发生君主复辟情况时对奥地利的武装干涉——的目标，是要用武装力量迫使奥地利放弃复辟。
　　利用奥地利人民国内的政治纷争，将为此目的以维也纳为总方向进军，任何抵抗将予以击溃。
　　在这个富有启示性的文件的末了，却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警诫的、几乎是失望的调子。对英国不能抱有幻想。它警告说，“英国将使用它所有的一切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对付我们”。这个指示承认，如果英国跟波兰和立陶宛联合在一起，“我们在军事上的处境就将恶化到不能忍受的甚至没有希望的程度。因此政治领袖们要尽一切可能来使这些国家，尤其是英国，保持中立”。
　　虽然这个指示是由勃洛姆堡署名的，但是它显然是来自总理府他的主子那里的。
　　1937年11月5 日下午，有6 个人来到柏林[305] 威廉街的那个第三帝国神经中枢，听取元首的进一步说明。这6 个人是战争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冯·勃洛姆堡元帅，陆军总司令陆军上将冯·弗立契男爵，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雷德尔博士，空军总司令戈林上将，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和元首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霍斯巴赫在这几页里不是一个常见到的名字，在以后也不会常见到。但是在11月那一天傍晚的几个钟头里，这位年轻的上校担当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他把希特勒说的话记录下来，5 天后又详细写入了一个极为秘密的备忘录里，因此为历史记下了第三帝国整个生命中的决定性转折点。在纽伦堡提出的缴获文件中就有他的备忘录。这次会议从下午4 点15分开始，一直继续到8 点30分才结束，大部分是希特勒发言。他开始说，他要说的话是经过“彻底的考虑和4 年半执政经验”的结果。他解释道，他认为他要说的话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万一他死亡时，这些话应当视为他的遗嘱。
　　他说，“德国政策的目的，是要巩固和保存种族社会，并且把它加以扩大，因此这是一个生存空间问题”。他断言说，德国人有“权利比别的民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因此德国的前途完全决定于如何解决生存空间的需要”*.哪里的空间？不是在遥远的非洲或亚洲的殖民地，而是“在德国近旁”
　　的欧洲心脏地带。德国的问题是，它在哪里能以最低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获？
　　各个时代——罗马帝国和英帝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只能由粉碎抵抗和大胆冒险来实现扩张；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从来没有？？无主的空间，今天也没有这样的空间；进攻者总是会碰到一个占有者的。
　　希特勒说，两个“为仇恨驱使”的国家——英国和法国——挡住了德国的路。这两个国家都反对“德国地位的任何进一步加强”。这位元首认为英帝国不是“不能动摇的”。事实上，他看出它有许多弱点，于是他——加以列举：跟爱尔兰和印度的纠葛，在远东同日本的竞争，在地中海同意大利的竞争。他认为，法国的处境“比英国的处境来得有利？？但是法国将碰到内部的政治上困难”。虽然如此，英国、法国和俄国仍然必须被认为是“我们在政治考虑中的力量因素”。
　　因此：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来获得解决，这样也就决不会没有附带的意外风险？？如果同意以武力及其附带的意外风险为下列解释的基础的话，那未仍有“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刀问题需要解决。有3 种情况要对付：情况一1943—1945年时期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在这个日期以后，情况只能变坏。陆、海、空军的装备？？将近完全。装备和军人是新式的；再推迟下去就有陈旧的危险。特别是，“特殊武器”的秘密不能永远保持下去？？
　　我们的相对的实力将由于？？世界其余地区的重整军备而减弱？？此外，全世界认为我们会发动攻击，因而每年都在加强对付措施。正是由于世界其余地区在加强防务，我们才不得不采取攻势。
　　目前没有人知道1943—1945年时期的局势将会怎样。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如果元首仍然活着，他的不可变更的决心是：最迟在1943—1945年时期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
　　在1943—1945年以前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在情况二和情况三中将会出现。
　　情况二。
　　如果法国的内证竟然发展成这样一种国内危机，以致法国军队完全用于对付这事，因而不能用来对德国进行战争，那末，对捷克人采取行动的时机就来到了。
　　情况三。
　　如果法国被牵连在对另一个国家的战争中，以致不能“进行”反对德国？？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对西方进行的战争中解除我们侧翼的威胁？？如果捷克人被打倒而取得了德因—匈牙利共同边界的活，就更加可以肯定地指望波兰在万一发生活德冲突时守中立了。
　　但是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会怎样呢？希特勒十分详细[307] 地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他认为“英国差不多肯定无疑地是，法国也多半是，把捷克人默默勾销了。英帝国所遇到的许多困难，以及再一次被卷入一场持久的欧洲战争的前途，是英国不愿参加对德战争的决定性的顾虑。英国的态度对法国肯定地是不会不起影响的。法国要在没有英国的支持下发动进攻是很不可能的，而且攻势也很可能被我们的西部工事所遏止而陷于僵持。法国也不会在没有英国的支持下通过比利时和荷兰进军？？不过，不用说，在我们对捷克人和奥地利发动进攻时，仍然必须在我们的西部边界上保持坚强的防御”。
　　希特勒然后扼要地叙述了“并吞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一些好处：使德国获得比较有利的战略边界，得以把军事部队腾出来“作其他用途”，获得约1200万“德国人”，额外取得可供国内的五六百万德国人用的粮食，为12个师的新军取得人力。
　　他忘记了说意大利和俄国可能会怎么样，于是现在他回过头来谈它们。
　　他觉得，“由于日本的态度”，苏联恐怕未必会来干涉。意大利不会反对“消除捷克人”，但是如果奥地利也被侵占的话，它的态度如何，则仍然是个问题。这“主要”要看“这位意大利领袖是否还活着”。
　　希特勒对情况三的假定，是法国将卷入对意大利的战争，这是他指望发生的一场冲突。他解释道，他所以采取竭力设法延长西班牙内战的政策，原因就在于此；它使意大利继续跟法国和英国发生纠纷。他认为，它们之间的战争“肯定地愈加临近了”。事实上，他说，他“决心利用它，随便它甚么时候发生，即使是早到1938年”——这离说话的时候只有两个月了。他确信，意大利如在原料方面得到德国的一点点援助，就能够抗住英法。
　　如果德国利用这个战争来解决捷克问题和奥地利问题，那就要假定英国在同意大利作战时不会对德国采取行动。没有英国的支持，法国不至于对德国采取战争行动。
　　我们对捷克人和奥地利发动进攻的时机，必须要视英法愈战争的进程而定？？这种有利的局势？？不会再发生？？对捷克人的袭击必须要以“闪电速度”来实现。
　　这样，在1937年11月5 日这个秋天的日子里，当柏林暮霭降临的时候——会议是在8 点15分结束的——大局就已经定了。希特勒已经传达了他要进行战争的不能挽回的决定。对这一小撮将指挥这场战争的人来说，已不再能有什么怀疑了。这位独裁者[308]10 年前在《我的奋斗》中就已经说过，他说德国必须要在东方有生存空间，必须准备用武力来取得它。不过那时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鼓动者，他的书，正如冯·勃洛姆堡元帅后来所说的，被军人们——和许多别的人一样——认为是“一种宣传”，它的“销路广大是由于强行推销之故”。
　　但是现在，这些军队首长和外交部长却面临着对两个邻国进行真的侵略的具体日期——他们肯定知道，这种行动是一定会引起一场欧洲战争的。他们必须在明年，1938年以前，最迟在1943—1945年以前准备就绪。
　　这不免使他们发愣。就霍斯巴赫的记录来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领袖的建议的不道德感到不能接受，而是为了更实际的理由：德国还没有为一场大战准备就绪；现在就挑起这样一场战争，有招致灾祸的危险。
　　根据这些理由，勃洛姆堡、弗立契和牛赖特竟敢辩明利害而对元首的主张表示怀疑。在3 个月内，这3 个人都丢了官。他们的反对是希特勒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所受到的最后一次当面反对，尽管是这样微不足道，希特勒在排除了他们的反对以后就走上了征服者的道路，去完成他的使命。在开头，这条道路比他或者任何其他人所预见的要容易走些。





　　第十章 决定命运的奇异插曲：勃洛姆堡、弗立契、牛赖特和沙赫特的倒霉

　　希特勒在11月5 日说明要使用武装力量对付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即使德国因此而卷入对英法的战争也在所不顾，这项决定使他的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感到极大的震惊。牛赖特虽然是个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和道义观念薄弱的人，也因此而发作了几次心脏病。他后来告诉纽伦堡法庭说，“希特勒的话，使我极度心慌意乱，因为它使我一贯所推行的整个外交政策变成一场空”。在这种心情下，他不顾心脏病发作，在两天后去找冯·弗立契将军和参谋总长贝克将军，跟他们商量能想些什么办法来“使希特勒改变主意”。据事后把希特勒的谈话告诉贝克的霍斯巴赫上校说，希特勒的这番话也使贝克“大为震惊”。于是他们3 人商定，由弗立契在下一次会见元首时再向他规谏，向他指出他的计划所以是不得策的军事上原因，牛赖特则接着再度向希特勒着重指出政治上的危险性。
　　至于贝克，他立即用书面写下了一份把希特勒的计划指责得体无完肤的批评，但是，显然没有把这篇批评给任何人看。这是这位可敬的将军的意志和性格上的一个致命缺陷的第一个迹象。他起先曾欢迎纳粹主义的得势，而到未了终于在一次要想摧毁它而没有成功的努力中牺牲掉性命。
　　冯·弗立契将军在11月9 日会见了希特勒。他们这次谈话没有记录，不过可以设想这位陆军总司令重新申述了他反对希特勒计划的军事上的理由，但是毫不生效。不论是将军们还是外交部长的反对意见，元首都是不能容忍的。他拒绝接见牛赖特而径自前往伯希特斯加登的山庄去作长时间的休息了。直到1 月中旬，发过心脏病的牛赖特才设法见到了希特勒。
　　（牛赖特后来在纽伦堡作证说] 那一次我力图向他表明，他的政策会引[310] 起世界大战，我不愿同它发生关系？？我促请他注意引起战争的危险和将军们的严重警告？？我表明了我的一切理由而他却仍然坚持他的意见，于是我告诉他，他只能另找一个外交部长了？？牛赖特当时不知道，这却正是希特勒已决定要做的。再过两星期就是希特勒执政5 周年纪念日了，他打算不仅在外交部，还要在军队中间进行一番清理来纪念这个日子。外交部和陆军是他暗地里所不信任的上层阶级的两个“反动”堡垒，他觉得它们从来没有完全服从过他，也不真正懂得他的目标，而且，如像勃洛姆堡、弗立契和牛赖特在11月5 日晚上所表现的，它们还妨碍他实现他的野心。特别是后面这两个人，或许甚至还有随和的勃洛姆堡（希特勒靠他帮忙不小），以后也将不得不继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而退隐。
　　因为这个颇有花招的金融家，早期对纳粹主义很热心的人和希特勒的支持者，这时已经倒霉了。
　　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沙赫特曾为希特勒的迅速重整军备殚精竭虑地发挥了他的奇才。作为战争经济全权代表和经济部长，他曾创造出许多异想天开的花招，包括使用印钞机，来为新的陆海空军筹措经费和支付军备费用。
　　但是这有一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国家就难免要破产。到1936年，他认为德国已接近这个限度了。他向希特勒、戈林和勃洛姆堡提出了警告，但是没有效果，虽然后面这位战争部长一度附和过他。随着戈林在1936年9 月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个德国空军首脑事实上已成为德国的经济独裁者了。四年计划是一个勉强要使德国在4 年后自给自足的计划，沙赫特认为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像沙赫特这样一个虚荣而野心勃勃的人，* 又那么瞧不起戈林在经济学上的无知，这就使得他自己的地位无法维持下去。在这两个刚愎自用的人发生了几个月的猛烈争论后，沙赫特要求元首干脆把经济政策的指导权完全部交给他的对手，让他辞去内阁中的职务。另外使他感到格外沮丧的是德国许多重要工商业家的态度，如他后来所说，他们当时都“争先恐后拥向戈林的接待室，以期获得定单，而我却仍旧在竭力使人能听从理智的声音”。
　　在1937年纳粹德国的疯狂气氛中，要使人听从理智的声音是不可能做到的，沙赫特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夏天，他又同戈[311] 林发生了争论，他指斥戈林“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之后就在8 月间到了上萨尔斯堡向希特勒正式提出辞职。鉴于沙赫特离职几乎肯定会在国内外部引起不利的反应，所以元首不愿接受他的辞呈。但是这位意气沮丧的部长态度非常坚决，希特勒终于只好同意在两个月后让他辞职。9 月5 日沙赫特请假离任，12月8 日他的辞呈正式被接受。
　　在希特勒的坚持下，沙赫特仍旧留在内阁里，担任不管部长，并且保留国家银行总裁的职位，从而保持了表面上的一致，使德国和世界的舆论不致怎么惊愕。但是，他已不再起着制止希特勒为战争疯狂地重整军备的作用了。
　　虽然，由于他仍然留在内阁里和仍然担任国家银行总裁，他继续以他的名气和声誉在为希特勒的目的效劳。而且，他不久以后还公开和热烈地赞成这位领袖的第一次赤裸裸侵略的强盗行为，因为，像将军们和把德国交给纳粹党人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的其他保守分子一样，他觉醒过来正视现实的过程是缓慢的。
　　戈林暂时兼任了经济部长，但是，在1938年1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听歌剧时遇见了瓦尔特·丰克，信口通知他说，他将成为沙赫特的继任者。我们记得，这个善于逢迎、卑躬屈膝、个子矮小的一无可取的人曾在30年代初期起过一定作用而使企业界领袖们对希特勒发生兴趣。但是，对他的正式任命却迟迟没有发表。因为这时在陆军中爆发了一个双重危机，在促成这个危机的各种原因中，牵涉了某些常态的和变态的性问题。这个危机直接被希特勒所利用，使他得以趁此把陆军的传统贵族集团打击得一蹶不振，不仅给陆军而且最后还给德国和全世界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德国陆军就此丧失了它在霍亨佐伦帝国和共和国时期异常狂热地加以保卫的最后一点点独立的痕迹。
　　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的倒霉
　　“一个女人，即使本人并不意识到，对一个国家的历史，从而也是对全世界，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啊！”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校在1938年1 月26日的日记里感叹他说，“你好像觉得是生活在一个对德国人民来说是决定命运的时刻里。”
　　这位卓越的青年参谋军官所指的女人，是埃娜·格鲁恩小姐。在1937年即将结束之际，她一定万万没有想到她竟是一个像约德尔所说的那样能够把德国人民推入一个决定命运的危机和对他们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的德国人。或许只有在第三帝国内层人物这时所处的怪诞的、精神病态的世界里，这种情况才有可能产生。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的行动，已带有了一种不由自主的疯狂性。
　　格鲁恩小姐是勃洛姆堡的秘书，到1937年的年底，勃洛姆堡对她实在倾心，因此提出要跟她结婚。他的发妻是一个退休的陆军军官的女儿，他俩是在1904年结婚的，她已在1932年去世了。他的5 个孩子都已成人（他的最小的女儿在1937年跟受他提拔的凯特尔将军的长子结了婚）。他对多少有点孤寂的鳏夫生活也感到乏味，所以认为续弦再娶的时机已经来到。他知道德国陆军的一个高级军官跟一个平民出身的人结婚是不会得到骄傲的、贵族气很重的军官团的赞许的，所以他就去跟戈林商量。戈林认为这个婚姻无可非议——他自己不也是在前妻去世后同一个离了婚的女演员结婚的吗？第三帝国是不容军官团有浓厚的社会偏见的。戈林不仅赞成勃洛姆堡的打算，而且他还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愿意去跟希特勒疏通这件事，并且在任何别的方面予以帮助。恰巧，有一个方面他是可以出力帮助的。这位元帅吐露说，中间还有一个情敌。对戈林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要是别人的事情，这类讨厌鬼都是往集中营一送了事。然而，大概是由于考虑到这位元帅的老派道德，戈林表示愿意把这个讨厌的情敌送到南美洲去，而且他确实这样做了。
　　不过，勃洛姆堡仍然感到不安。
　　1937年12月15日，约德尔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一段令人奇怪的话：“元帅（勃洛姆堡] 情绪极为激动。原因不详。显然是由于私事。他已前往一个去处不明的地方去休息8 天。”12月22日勃洛姆堡再度出现，在慕尼黑的英烈祠为鲁登道夫将军举行的葬礼上致词。希特勒也在那里，但是不愿讲话。因为自从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时在英烈词前面遇到一排子弹而逃之夭夭以后，这位世界大战的英雄一直不愿跟希特勒发生任何关系。在葬礼举行以后，勃洛姆堡向希特勒说出了他想结婚的意思。使他放心的是，元首祝他婚姻美满。
　　婚礼在1938年1 月12日举行，希特勒和戈林都出席了，并当了主要征婚人。这对新婚夫妻才离开德国到意大利去度蜜月，风暴就发生了。他们的元帅跟他的速记员结婚，对于这个打击，古板的军官团也许还能吃得消，但是他跟一个过去经历颇可怀疑的女人结婚，他们却是不准备同意的。这个女人的过去经历的骇人听闻的情况如今开始慢慢泄露出来了。
　　起初只有谣传。古板的将军们接到发出吃吃笑声的姑娘们显然是从名声不佳的咖啡馆和夜总会打来的匿名电话，祝贺陆军接纳了一个她们的同道。
　　在柏林的警察总局里，一个调查这些谣言的督察员发现了一份标着“埃娜·格鲁恩”的档案。他看后吓了一跳、连忙把这份材料交给警察局长冯·赫尔道夫伯爵。
　　这位伯爵是一个参加过自由团和嚣张一时的冲锋队的粗汉，看了档案后也十分惊骇。因为这份材料表明，元帅兼总司令的新夫人在警察局里有着做过妓女的记录，并曾因充当春宫照片模特儿而被判过刑。再说，这位年轻的元帅夫人是在她母亲经营的一[313] 家按摩院里长大的，而在柏林，按摩院常常不过是变相的妓院而已。赫尔道夫的责任显然是该把这份极其不利的材料交给他的上级德国警察总监希姆莱。但是，他虽然是一个热烈的纳粹分子，以前却曾经是陆军军官团的一员，因此感染到了它的一些传统。他知道，希姆莱同陆军总司令部不睦已经有1 年多，现在渐渐被陆军总司令部认为是比过去的罗姆更为凶险的威胁，他会利用这份材料去讹诈元帅而使元帅成为他对付保守的将军们的工具的。所以，赫尔道夫勇敢地把这份警察局档案交给了凯特尔将军。他显然认为，凯特尔亏了勃洛姆堡最近才得在陆军中得到擢升，又跟勃洛姆堡是儿女亲家，他一定会设法让军官团自己来处理这事，且还会警告他的首长所陷入的危险处境。但是凯特尔固然意志薄弱，不讲道德，然而却是个傲慢自大和野心勃勃的人，他不想因为跟党和党卫队发生麻烦而使自己的前程可能发生危险，因此没有把这份材料交给陆军首长冯·弗立契将军，而却把它交还给赫尔道夫，并向赫尔道夫建议把它拿给戈林去看。
　　没有人会比戈林得到这份材料更高兴了，因为显然，勃洛姆堡现在势将去职了，而他以为必然可以由他来继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这是一个他觊觎已久的位置，这时勃洛姆堡中断了他在意大利的蜜月旅行，回到德国来为他的母亲办丧事。1 月20日，他仍然不知道在酝酿中的事情而到战争部的办公室销假视事。
　　但是没有隔了多久。1 月25日，戈林带了这份爆炸性的材料去给才从伯希特斯加登回来的希特勒看，元首勃然大怒。他的元帅欺骗了他，而且让他在婚礼上做证婚人，是把他当傻子。戈林马上附和他的看法，在中午就亲自去看勃洛姆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这位元帅似乎因为他的新夫人的历史而难受极了，表示愿意立即和她离婚。但是戈林和气地解释说，这是不够的。
　　陆军司令部要求他辞职；正如约德尔两天后的日记所透露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已对凯特尔说“不能容忍最高级军人和一个婊子结婚”。1 月25日，约德尔通过凯特尔获悉，希特勒已把他的元帅免了职。两天后，这位60岁的下台军官离开柏林到卡普利去继续度他的蜜月。
　　他的海军副官尾随着他到了这个风景如画的岛上，给这个奇特的悲喜剧加上奇怪可笑的最后一笔。原来是海军上将雷德尔派了这个副官冯·汪根海姆海军上尉去要求。勃洛姆堡为了军官团的体面跟他的妻子离婚。这个海军低级军官是一个狂妄自大和过分热心的青年人，当他来到正在度蜜月的元帅的面前时，他竟越出了他所奉指示的界限。他不是要求他以前的首长离婚，而竟建议他采取光荣的行动，说着就企图把左轮手枪塞在勃洛姆堡的手中。但是，这位元帅虽然倒了霉，却似乎仍然非常留恋生活——显然他仍旧迷恋着他的新夫人，尽管发生了这些曲折。他拒绝接受这个递过来的武器，立即写信给凯特尔说，他和这个青年海军军官“对于生活显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和标准”。
　　毕竟元首曾答应过他一俟风暴过去就重新界予最高级的重任。据约德尔的日记说，希特勒在把勃洛姆堡免职的那一次会见中告诉勃洛姆堡说，“一俟德国的时辰来到，你将仍旧回到我的身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将不加追究”。勃洛姆堡在他的未出版的回忆录里写道，希特勒在他们最后一次会见时曾“极其强调地”向他许诺说，在万一发生战争时将委任他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
　　像希特勒的许多别的诺言一样，这个诺言也没有兑现。冯·勃洛姆堡元帅的名字从陆军名册中永远勾掉了，即使在战争爆发后他表示愿意效劳时也没有重新给予他任何职位。勃洛姆堡夫妇回德国后定居于巴伐利亚的维西小村，在那里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地居住到战争结束。像同时代的一位英国逊王的情况一样，他对使他倒霉的妻子至死没有变心。他是1946年3 月13日在纽伦堡的监狱里死的，当时这个可怜的、惟淬的老人正在那里等待传讯作证。
　　男爵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的倒霉
　　陆军总司令男爵瓦尔纳·冯·弗立契上将，是一个有才能的顽固的老派军官，雷德尔海军上将称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总部人物”，他显然是继勃洛姆堡担任战争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人选。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戈林自己觊觎着这个最高职位。有些人认为，戈林是故意促使勃洛姆堡跟一个他可能先已知道其不幸的过去历史的女人结婚的，以便为他自己肃清道路。如果这是真的话，勃洛姆堡却并不知道，因为他在1 月27日跟希特勒告别时，他首先建议由戈林来当他的继任人。但是，元首比谁都了解他的这个老纳粹党徒。他说，戈林太任性，既没有耐心，又不勤奋。他也不赞成由冯·弗立契将军继任，他不喜欢弗立契在11月5 日反对他的宏伟计划的态度，对此仍旧耿耿于怀。此外，弗立契也从不隐讳他对纳粹党，特别是对党卫队的敌意。这个情况不但引起了元首的注意，而且使得党卫队头子和警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越来越下定决心要打倒这个领导着陆军的强大敌手。* 希姆莱的机会现在来到了，或者，倒不如说他由于发动了一个荒谬绝伦的诬陷阴谋而创造了机会。这个诬陷之荒谬，即使是在党卫队和国家社会党匪徒横行的世界里，也难以使人相信会发生这种事——至少在1938年，同样使人难以相信的是：德国陆军毕竟有其传统，怎么会忍受这种诬陷。紧接着勃洛姆堡丑闻之后，这次诬陷触发了第二个、爆炸性大得多的炸弹，动摇了军官团的根基，决定了它的命运。
　　1 月25日，就是戈林给希特勒看勃洛姆堡新夫人的警局档案的那一天，他还给元首看了一件更加使人遭殃的材料。这是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不费吹灰之力提供的材料，意在表明冯·弗立契将军犯了德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鸡奸罪，并且自1935年以来一直付给一个前科犯人讹诈款项，以便使他不把这件事声张出来。秘密警察的材料看来是那么凿凿有据，因此希特勒颇为相信这种罪状。勃洛姆堡或许是因陆军对他的婚姻采取严厉态度而想在弗立契身上泄愤，所以竟没有去劝阻希特勒相信这件事。他反而告诉元首，弗立契不是个“喜欢和女人来往的男人”，他又说，这个终身未娶的将军很可能已“屈服于嗜好”。
　　元首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在秘密警察的材料出示时在场。他感到十分惊骇，于是公然不顾元首叫他不得把这件事告诉弗立契的命令，立即跑到这位陆军总司令的寓所去告诉他这个指控，警告他已陷入可怕处境。* 这位沉默寡言的普鲁士贵族气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说了一句。“全是卑鄙的谎话！”
　　在他平静下来后，他向霍斯巴赫以军官的荣誉发誓保证说，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第二天一早，霍斯巴赫不计后果，告诉希特勒他已会见过弗立契，说这位将军断然否认这种指控，并要求元首能听听他的意见，给他一个亲自辩明无罪的机会。
　　出乎霍斯巴赫的意料，希特勒同意了这个要求，于是就在当天深夜，德国陆军总司令被召到了总理府。他要在那里尝到一种他作为一个贵族、军官和绅士在长期训练中没有为他作过准备的滋味。这次会见是在总理府的书房里，这次除了戈林外，希姆莱也在场。在希特勒概括地叙述了指控后，弗立契以军官的荣誉发誓说这是完全不确实的。但是这种保证在第三帝国已不再具有多大价值了。这时，等待这次时机已有3 年之久的希姆莱，从边门叫人带进来一个步履拖沓、一脸败类样子的人。给带进德国总理府各办公室的人中，他一定是最奇怪的人了，如果说不是身份最低下的人。他的名字叫汉斯·施密特，从他第一次进少年感化院起，后来一直犯案累累，屡进监狱。他的犯罪记录表明，他的主要嗜好是窥探男色活动的秘密，然后趁此进行讹诈。他现在声称，认出冯·弗立契将军就是他在柏林波茨但火车站附近一条暗巷里看到跟一个叫做“巴伐利亚的裘”* 的下层社会脚色干不可告人勾当的陆军军官。施密特向德国这3 位最有权力的人坚持说，这个军官多年来一直付给他讹诈的钱，要他不要声张这件事，只有在他再度裆入狱后才停止付钱给他。
　　男爵冯·弗立契将军因为受到过分的侮辱而气得不愿答复。德国的国家元首、兴登堡和霍亨佐伦王朝的继承者，竟然在这样一个地方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带进来这样一个见不得人的角色，对他来说是太过分了。他说不出话来，这只有使希特勒相信他是有罪的，于是元首要求他辞职。弗立契拒绝这样做，却要求由军事荣誉法庭来进行审讯。但是希特勒不想让军官团来接手这个案件，至少在目前是如此。这是一个他不愿放过的天赐机会，可以趁此粉碎不肯屈从于他的意志和天才的将军们的对抗。他当时当地就命令弗立契无定期休假，这就等于是停止他购陆军总司令职务，第二天希特勒同凯特尔商讨了不仅是由谁来继承勃洛姆堡的问题，还有由谁来继承弗立契的问题。
　　主要从凯特尔处获得消息的约德尔，开始在他的日记里作了一些记载，表明不仅陆军司令部的彻底改组，还有整个武装部队组织的彻底改组，都在研究之中，这种改组的结果将最后使军方就范。
　　高级将领的权力虽然不是绝对的，却是唯一仍然不受希特勒控制的，他们会交出这种权力来吗？当弗立契经历了总理府书房里的那场考验回到他班德勒街的寓所以后，他就跟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商量了怎么办。某些英国历史学说说，贝克敦促他立即发动反对希特勒政府的军事政变，弗立契拒绝了这种主张。但是给贝［317 ］克写传记的德国作家沃尔夫冈·福斯特看过贝克的私人文件，他只是说，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晚上，贝克先会见了希特勒，后者告诉了他这种严重罪状，然后他又会见了弗立契，后者否认这种罪状，最后，就在当晚很迟的时候，他又赶到希特勒那里，只要求给予陆军总司令一个在军事荣誉法庭上洗刷自己的机会。贝克的传记作者表明，贝克本人当时也还没有看透第三帝国的统治者们，到后来他看透了，但是为时已经太迟了。几天后，不仅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已经去职，而且还有16名高级将领退休，另有44名被调到低级指挥部去，这时弗立契和他的最亲近的部下——贝克是其中之一——的确认真考虑过军方的反措施，也为时太迟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危险的想法。福斯特说，“这些人清楚地知道，军事政变将意味着内战，而且绝不是有成功把握的”。当时，这些德国将领要有把握得胜才肯冒任何重大风险，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据这位德国作家说，他们担心不仅戈林的空军和雷德尔海军上将的海军会反对他们（因为这两个总司令都是完全拜倒于元首的），而且陆军本身也可能不会充分支持它的倒了霉的总司令。
　　但是，这些高级陆军军官获得了一个该由他们来打击希特勒的最后机会。陆军同司法部合作进行的初步调查，很快就确定冯·弗立契将军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所唆使的秘密警察诬陷阴谋的无辜受害人。据查明，这个积犯施密特确曾发现一个陆军军官在波茨但车站的阴暗处犯鸡奸罪行，并且因此讹诈了他好几年。但是，这个军官的名字是弗立许，不是弗立契。他是一个因病卧在床上的退休骑兵军官、在陆军名册里登记为骑兵上尉的冯·弗立许。
　　秘密警察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们逮捕了施密特，威胁他说，除非他说是陆军总司令，否则就要杀死他。害病的骑兵上尉也被秘密警察看管起来，以防止他讲出去。但是，他和施密特最后都被陆军从秘密警察的魔掌中夺去，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他们能在审讯弗立契的军事法庭上作证。
　　陆军的老派领袖们高兴极了。不仅他们的总司令可以洗清罪嫌和复任陆军领导，而且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阴谋，那两个在国内握有无法无天的权力的不择手段的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阴谋将被揭露，这样他们和党卫队将走上4 年前罗姆和冲锋队的路。这对党和对希特勒本人来说也是一个打击；它将使第三帝国的基础［318 ］发生剧烈动摇，希特勒本人都可能倒台。如果希特勒要掩盖这个罪行，那么由于真相大自而问心无愧的陆军，就可以采取行动了。但是，又一次，像过去5 年中发生过多次的情况一样，这些将军们不及这位前奥地利下士来得机智狡猾，终于被命运所彻底击败。因为这位领袖知道如何利用命运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而他们却不知道。
　　在1938年1 月的整个最后一星期中，一种使人想起1934年6 月底情况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柏林。首都又充满了各种谣言。希特勒废黜了陆军的两个最高人物，原因不详。将军们在反抗。他们在策划着军事政变。弗朗索瓦—庞赛大使接到弗立契的请帖，请他在2 月2 日吃饭，后来弗立契又取消了这个邀请。大使听说他已被逮捕。传说陆军打算在1 月30日国会开会听取希特勒的五周年演说时包围国会，逮捕纳粹政府全体人员和它一手挑选的议员们。由于国会宣布会议无限期延期，这些传说显得更为可信了。这位德国独裁者显然陷在困难之中。他终于遇到了他的敌手——德国陆军的不屈的高级将领们。至少后者一定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错了。
　　1938年2 月4 日，德国内阁举行了后来证明是最后一次的会议。不论希特勒碰到了多少困难，他现在克服了这些困难，而在这过程中还清除了那些妨碍他的人——不仅是陆军中，还有外交部中。他那一天在内阁中很快地通过了一项命令，并在午夜前不久就在电台上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这项命令开头说：“从现在开始，我亲自接掌整个武装部队的统率权。”
　　作为国家的首脑，希特勒不用说就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但是现在他接掌了勃洛姆堡的总司令职务并取消了原来也是那位发花痴的新郎所主管的战争部。代替战争部而设立的是一个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全世界所熟知的机构，叫做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Ｏｂｅｒｋｏｍｍａｎｄｏ　ｄｅｒ。Ｗｅｈｒｍａｃｈｔ，简称ＯＫｗ），陆海空三军都隶属其下。希特勒是它的最高统帅，在他下面有一个参谋氏，却有一个叫得很响的头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这个职位畀予了奉承拍马的凯特尔，后者设法一直担任到底。
　　戈林本来一直自以为是能够继任勃洛姆堡的职务的，希特勒为了减轻他自尊心的伤痛，授予他元帅的称号，这使他成为拥有第三帝国最高军衔的军官，显然使他欢喜不置。为了消除公众的不安，希特勒宣布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因健康不佳”而辞职。这样，弗立契甚至在没有得到军事荣誉法庭审讯以前就永远地被摈除了，因为希特勒是知道这种审讯会使弗立契洗清冤枉的。在高级将领们看来，这似乎特别岂有此理，但是他们对此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因为他们也在同一命令中被排斥了。其中16人，包括冯·[319] 伦斯德、冯·李勃、冯·维茨勒本、冯·克鲁格和冯·克莱施特这些将军在内，被解除了指挥权，另外44个被认为对纳粹主义不够热心的人，被调职了。
　　希特勒在经过一番踌躇后挑选了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继弗立契统率陆军。勃劳希契将军在将领们中间名声颇好，但是后来证明，在碰到希特勒喜怒无常的脾气突然发作时，这位将军却和勃洛姆堡一佯软弱恭顺。在这个危机中间有几天里，又出现了一个会使勃劳希契像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一样丢官的两性问题。因为这位军官正要离婚，这是一件贵族军官们所看不惯的事。永远好奇的约德尔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桩错综复杂的事情。在1 月30日，星期日，他记载凯特尔召来了勃劳希契的儿子，“以便打发他去见他的母亲（他要去取得她对离婚的同意）”。两天后约德尔记载勃劳希契和凯特尔跟戈林碰头，“为了讨论家庭问题”。戈林似乎已自任为将军们性纠纷的仲裁人，他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同日，约德尔又写道，“勃劳希契的儿子带了他母亲的一封非常得体的信回来”。意思是她不会妨碍她的丈夫。戈林和希特勒也不反对离婚，这位陆军新司令在就任新职几个月后实现了这件事。因为戈林和希特勒都知道，他要娶的夏洛特·施密特夫人，像乌里希·冯·哈塞尔所说的是“一个百分之二百的过激的纳粹分子”。婚礼在当年秋天举行。
　　它将证明——约德尔可能会再度指出——这又是一个女人影响历史的事例。希特勒2 月4 日的整肃不是只以将军们为限。他还把牛赖特清除出了外交部，而代之以思想浅薄、态度恭顺的里宾特洛甫。两个老资格职业外交官，驻罗马大使乌里希·冯·哈塞尔和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也被免职。驻维也纳的巴本也是如此。不中用的丰克正式被任命继沙赫特为经济部长。
　　第二天，2 月5 日，《人民观察家报》刊载着这种触目惊心的［320 ］标题：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只有这一次，这家纳粹党报没有过甚其词。1938年2月4日，是第三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它走向战争的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不妨说，在这一天，纳粹革命完成了，妨碍希特勒走上他久已决心要在德国一旦充分武装后走的道路的最后一些保守分子，已被清除了。勃洛姆堡、弗立契和牛赖特是兴登堡和老派保守分子所安置，是要他们起遏制纳粹党的过分行为的作用的，后来又添了一个沙赫特。但是在争夺外交和经济政策的控制权以及德国军事权力的控制权的斗争中，事实证明他们不是希特勒的对手。他们在道义上既没有足够的骨气，在政治上也没有足够的本领来和希特勒对抗，更不必说要胜过他了，沙赫特洗了手。牛赖恃让了位。勃洛姆堡，在他自己的袍泽的压力下辞了职。弗立契，虽然遭到了匪徒式的诬陷，却也毫无反抗表示就接受了解职。16位高级将领温顺地接受了解职——还接受了弗立契的解职。军官团曾谈论过军事政变，但仅仅是谈论而已。事实证明，希待勒一直到死都对普鲁士军官阶层保持着轻视，这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们一声都不吭地让冯·施莱彻尔将军和冯·布莱道夫将军遭到官方认可的谋杀，他们现在又因循苟安地听任他们的高级将领被黜免解职。柏林多的不是急于想代替他们，急于想为希特勒效劳的年轻将领吗？陆军军官们所自诩的团结精神在哪里呢？它不是个全属子虚的神话吗？
　　在到1938年2 月4 日这个冬季日子为止的5 年中，军队一直拥有推翻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实际力量。当他们在1937年11月5 日知道他在把他们和德国引往哪里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尝试这样做？弗立契本人在下台后作了答复。1938年12月18日，一个星期日，他在索尔陶附近阿希特堡的宅邪里宴请被解职的大使冯·哈塞尔，这所宅邪是陆军在他退休后拨给他居住的。
　　哈塞尔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见解的要旨”：“这个人——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不论是好还是坏。如果他现在走向深渊——弗立契认为他会这样做的——他将把我们统统拉着与他同归于尽。我们是没有办法可想的。”
　　外交、经济和军事的决策大权已经集中在他的手里，武装部队也直接在他的统率之下，希特勒现在就沿着他的道路前进了。他以前没有给弗立契一个洗雪名誉的机会就把他解职了，现在为时过迟地给了他这种机会，设立了一个军事荣誉法庭来听取这个案件。由戈林元帅充当主席，陪审的是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另外还有两个最高军事法庭的职业法官。
　　这次不许报界和公众旁听的审讯，于1938年3 月10日在柏林开始，但是在这一天还没有过去就突然中止了，前一个晚上深夜从奥地利传来的消息，使元首大动肝火。别的地方正迫切需要戈林元帅和冯·勃劳希契将军。





　　第十一章 德奥合并：强夺奥地利

　　1937年快结束的时候，由于我的职务从报纸报道改为广播报道，所以我的驻足点便从柏林转到了维也纳。维也纳是我在10年前还是一个青年记者的时候的旧游之地。虽然在今后的决定性3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仍将在德国度过，但是我的报道整个欧洲大陆的新任务，却使我有机会高瞻远瞩，相当全面地来观察第三帝国，而且恰巧在希特勒的侵略发生前和发生时把我安排在成为侵略对象的那些邻国里。在那些日子里，我仆仆往返于德国和当时正好是希特勒发泄怒火对象的那个国家之间，因而对现在要加以叙述的事件有了亲身的经历。这些事件无情地导致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虽然我们亲自看到这些事件的发生，但是我们对它们如何会发生的真相却知道得非常之少。阴谋诡计、背信弃义、事关命运的决定、优柔寡断的时刻、主要当事人的戏剧性的遭遇——所有这些决定时局发展的情况，都是在表面的掩饰下秘密发生的，瞒过了外国外交官、记者和间谍的窥伺的眼睛，因此许多年来，其中大部分情况除了少数当事人外，公众仍然不知道。
　　我们不得不等待大批使人眼花缭乱的秘密文件的出现和剧中尚存的主要演员的作证，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当时不能自由地叙述他们的经历，有许多人陷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因此，下文中所叙述的情况，主要是根据1945年以来所搜集的大量事实。但是，叙述这样一段历史的人在发生一些主要危机和转折点时刻亲身在场，或许是有些用处的。例如，在奥地利停止存在的1938年3 月11—12日那个值得记忆的夜里，我正好在维也纳。
　　维也纳的居民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的人都要来得和蔼可亲，更会享受当时那样歌舞升乎的生活。可是一个多月以来，这个多瑶河畔充满了巴罗克式建筑的美丽的首都却生活在惶惶不可［323 ］终日的忧虑之中。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博士后来把2 月12日到3 月11日之间这段时期称为“痛苦的四个星期”。在1936年7 月11日的奥德协定的秘密附件中，许士尼格对奥地利纳粹党作了影响深远的让步。* 自从那时以来，希特勒的驻维也纳特别大使弗朗兹·冯·巴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破坏奥地利的独立和促使它跟纳粹德国合并。在1936年年底，他打了一个长篇报告给元首，叙述他的工作的进展情况。一年后他又向元首打了报告，这一回强调说，“只有使联邦总理[ 许士尼格] 受到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强大的压力，才能够获得进一步的进展”。他的建议，虽然几乎是多余的，却很快就照办了，而且其十足的程度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整个1937年中，奥地利纳粹分子在柏林的资助和唆使下，已经加紧了恐怖活动。奥地利几乎每天都有地方发生爆炸事件。在山区省份里，纳粹党人大规模的而且常常是暴乱的示威，削弱了政府的地位。政府抄获的一些计划表明，纳粹凶徒们准备像杀害许士尼格的前任一样干掉他。最后，在1938年1 月25日，奥地利警察搜查了一个叫做七人委员会的团体在维也纳建立的办公处。当初设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促成纳粹分子和奥地利政府之间的和解，但实际上成了非法的纳粹地下组织的中央机构。警察在那里发现了由元首的代表鲁道夫·赫斯署名的文件，表明奥地利纳粹分子将在1938年春天发动公开反叛，如果许士尼格企图镇压的话，德军将开入奥地利来防止“日耳曼人内部流血”。据巴本说，其中的一个文件要当地的纳粹分子谋杀他本人或者他的武官莫夫中将，以便为德国的干涉制造借口。如果说殷勤巴结的巴本知道了根据柏林的党领袖们的命令他又一次成为纳粹暴徒们的暗杀对象以后感到不快的话，那末2 月4 日晚上打到维也纳德国公使馆来的一个电话也使他感到难受。国务秘书汉斯·拉麦斯从柏林总理府的电话上通知他说，他在奥地利的特别使命已经告终了，也就是说，他已同弗立契、牛赖特和别的好几个人一起被免职了。
　　巴本后来回忆说，“我几乎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冷静下来以后认识到：希特勒既已清除了牛赖特、弗立契和勃洛姆堡，他显然已决定要在奥地利采取更为剧烈的行动。事实上，巴本冷静下来以后，决定做“一些对一个外交人员来说是不寻常的事情”——这话是他自己说的。他决定把他和希特勒的全部通讯文［324 ］件储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弄清楚是瑞士。他说，“第三帝国的一些毁谤运动，我是太熟悉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毁谤运动曾经几乎使他在1934年6 月间送掉了性命。
　　巴本的解职也是对许士尼格的一个警告。他并不充分信任这个态度殷勤的前骑兵军官，但是他很快就看出，希特勒派这个狡猾的大使来，除了来跟他捣乱以外，一定还有更坏的主意，这位大使至少像他一样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是个绅士。在过去几个月中，欧洲的外交发展情况对奥地利并不有利。自从罗马一柏林轴心建立后，墨索里尼更靠近希特勒了，对维护这个小国的独立也不像在陶尔斐斯被暗杀时那样关切了。当时墨索里尼曾赶紧派遣4 师部队到勃伦纳山口去威吓德国元首。在张伯伦领导下新近采取姑息希特勒政策的英国，以及受到严重的内部政争牵制的法国，最近都没有表示有多大兴趣要保卫奥地利独立，如果希特勒动手的话。而现在，同巴本一起，德国军队和外交部里过去曾对希特勒的巨大野心起着一些抑制影响的保守领袖也都去了职。许士尼格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但是，在他的限度以内，也还是个聪敏人，而且消息很灵通，对他的日益恶化的处境并不抱什么幻想。
　　正如他在纳粹杀害陶尔斐斯后曾经感到过的一样，现在又是进一步姑息这位德国独裁者的时候了。
　　巴本虽然已被解职，却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决不是一个挨了一记耳光而怀恨的人，如果这记耳光是上级打的。在被免职后的第二天，他就匆忙地赶到希特勒那里去“了解一下情况”。2 月5 日在伯希特斯加登，他发现元首由于跟将军们进行了斗争而“精疲力竭和心不在焉”。但是，希特勒恢复精神的力量是相当大的，这位被免职的使节很快就使他对一个建议发生了兴趣，这个建议是两星期前他们两个人在柏林商谈时曾向他提出过的：为什么不同许士尼格亲自解决一下？为什么不请他到伯希特斯加登来亲自谈一谈？
　　希特勒觉得这个想法有点意思，顾不得他才把巴本免了职，就命令巴本回到维也纳去安排这次会谈。
　　许士尼格立即答应了，但是，他的地位虽然是软弱的，却仍提出了一些条件，他必须预先知道希特勒希望讨论的是什么具体问题；他必须预先得到保证：1936年7月11 日签订的协定将保持不变。在这个协定中，德国答应尊重奥地利独立和不干涉奥地利内政。此外，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必须重申两国将继续遵守1936年的协定。这是因为许士尼格不愿存到虎穴里去播虎须的侥幸之心。巴本赶紧回到上萨尔斯堡去和希特勒会商。他回来时带来了元首的保证：1936年的协定将保持不变，元首只是想讨论自从这个协定签订以来“继续存在的那些误会和分歧”。这并不完全符合这位［325 ］奥地利总理的要求，但是他说他对答复表示满意。会谈定在2 月12日上午举行。*2月11日晚上，许士尼格由他的外交部次长吉多·施密特陪同，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乘专车前往萨尔斯堡，次日上午乘汽车越过边界到希特勒的山庄去，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决定命运之行。
　　伯希特斯加登会谈：1938年2月12日
　　巴本到边界上来迎接奥地利客人，而且，许士尼格觉得，在这个结霜的冬天早晨的空气中，巴本似乎“心境极为愉快”。巴本叫他的客人们放心，说希特勒这天情绪极佳。接着来了第一个警告。巴本和蔼他说，元首希望许士尼格博士对3 位将军偶然也在伯希特斯加登不要介意，他们是新任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指挥驻在巴伐利亚—奥地利边界军队的莱希蹈和主管该地区空军的斯比埃尔。
　　巴本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的客人时说，这是“一个似乎不大合他们胃口的消息”。而据许士尼格的回忆，他告诉这位大使说，他不会介意，特别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作不了多大的主”。许士尼格是一个那稣会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 他开始警戒起来。
　　即使如此，他也没有防到会有后来发生的结果。希特勒穿着冲锋队褐色制服的上衣，黑裤子，旁边站着3 位将军，在别墅的台阶上欢迎这位奥地利总理和他的随员。许士尼格觉得这是一次友好的然而拘泥于形式的欢迎。一会儿以后，他就单独跟这位德国独裁者在二楼的一间宽大的书斋里了。从这个房间的一些无格大玻璃窗可以看到气象雄伟、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以及山的那一边的奥地利——宾主两人的诞生地。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承认，41岁的库特·冯·许士尼格是一个礼貌周全的老派奥地利人。在会谈开始的时候，他自然先来一阵彬彬有礼的寒暄，说几句关于壮丽的风景、当天的好天气诸如此类的话，恭维这个房间无疑是举行过许多次重大会议的场所。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打断了他：“我们不是到这皇来谈风景和天气［326 ］的。”然后风暴就爆发了。据这位奥地利总理后来作证说，以后的两小时“会谈多少是单方面的”。
　　[ 希特勒生气他说] 你尽量避免采取一种友好的政策？？奥地利的整个历史就是一种不断的叛逆卖国行为。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没有好一些。这种历史性的矛盾现象早已必须告终，现在是时候了。
　　许士尼格先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已下定决心要使这一切告终。德国是一个大国，如果它解决它的边界问题的话，没有人会出来反对的。
　　态度温文的奥地利总理对希特勒的发作感到震惊，不过他仍力图保持和解态度而又坚持立场。他说，关于奥地利在德国历史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他和主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奥地利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希特勒：完全等于零。我告诉你，完全等于零，在整个历史中，每个民族主义的思想都被奥地利破坏了；而且一点不假，所有这种破坏都是哈布斯堡王室和天主教会的主要活动。许士尼格：然而，总理先生，奥地利有许多贡献是不能同德国文化的总的成就分开的。例如像又多芬这样一个人？？
　　希特勒：哦——贝多芬？让我告诉你吧，贝多芬是在下莱因兰出生的。
　　许士尼洛：然而，奥地利是他卜居的地方，许多别的人也是如此？？希特勒：也许是这样。我再一次告诉你，事情不能照这样继续下去。我负有一个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将由我来完成，这是因为上帝注定了要我这样做？？凡是不赞成我的人，就要被摧毁？？我选择了任何德国人都没有采取过的最困难的道路；我已获得了德国厉之上最伟大的成就，比任何德国人都伟大。而且不是靠武力手段，我告诉你。
　　我是满怀着对我的人民的热爱的？？
　　许士尼格：总理先生，我很愿意相信这一点。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这种谈话以后，许士尼格要求他的对手把[327] 不满意的地方一件件都说出来。他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清除障碍，以便达成更好的谅解，只要这是可能的”。
　　希特勒：这是你说的，许士尼格先生。但是我告诉你，我要设法解决所谓奥地利问题，不管用什么方式。他然后说了一大篇不满奥地利在边境构筑工事对付德国的话，许士尼格否认有这种事。希特勒：听着，你当真以为你可以在奥地利移动一块石头而我在第二天不会知道吗？？？我只要一声令下，一夜功夫你们的全部可笑的防务就将被炸得粉碎。你当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吗？？？我非常愿意使奥地利不要遭到这种命运，因为这样一种行动意味着流血。在军队之后，我的冲锋队和奥地利军团就会开进去，没有人能制止他们的正当报复——甚至我也不能制止。
　　在这些威胁以后，希特勒要许士尼格（老是无礼地不按外交礼貌称呼他的职衔而直呼其名）注意到奥地利的孤立的和毫无办法的处境。
　　希特勒：片刻也不要以为世界上有任何人能使我放弃我的决定。意大利？我同墨索里尼是一致的？？英国？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动指头？？法国？
　　他说，法国本可以在莱因兰制止德国，“那么我就不得不后退。但是现在对法国来说太迟了”。
　　最后：希特勒：许士尼格先生，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你谈成条件的机会。要是我们现在不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事情就无法挽回了？？考虑考虑吧，许士尼格先生，好好考虑考虑吧。我只能等到今天下午？？
　　许士尼格问道，德国总理的条件倒底是什么呢？
　　希特勒说：“我们可以在今天下午谈这个。”
　　午餐时，许士尼格多少有些意外地注意到，希特勒显得“兴致极好”。
　　老是由他一个人说话，他谈的是马和房屋。他将建造世界上还没有看见过的最高的摩天楼。他对许大尼格说：“美国人将看到，德国在建造比美国更大和更好的大厦。”至于忧心忡忡的奥地利总理，巴本发觉他显得“心事重重”。
　　他本是一个连续不断抽［328 ］烟的人，在希特勒面前他却不能抽烟。但是在隔壁房间里喝过咖啡后，希特勒就欠身表示失陪，退了出去，于是许士尼格才有机会第一次过一过烟瘾。他也才有机会告诉他的外交部次长吉多·施密特不好的消息。
　　不好的消息很快就变得更坏了。
　　这两个奥地利人在小小的休息室里等了两小时后，才给带进去跟新任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巴本相见。里宾特洛甫递给他们一份用打字机打的两页“协定”
　　草案，并且说这是希特勒的最后要求，元首不允许对这个协定草案加以讨论。他们必须立即签字。许士尼格后来说，他由于至少已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一些明确的要求，反而感到安心了。但是在他细看了这个文件后，他的安心之感立即化为乌有。
　　因为这里是德国的一个最后通牒，实际上是要他在一星期内把奥地利政府交给纳粹分子。
　　对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要取消，所有监禁着的纳粹分子统统都要释放，要由亲纳粹的维也纳律师赛斯一英夸特博士担任内政部长，他要有主管警察和保安事务的权力。要委任另一个亲纳粹的人格拉斯一霍尔斯特瑞为国防部长，要通过若干措施，包括有步骤地交换100 名军官，来使奥地利军队和德国军队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其中最后的要求写道，“要作好准备，使奥地利纳入德国经济体系。为了这个目的，要委任菲许包克博士［一个亲纳粹分子］为财政部长”。
　　据许士尼格后来写道，他立即认识到接受这个最后通牒就意味着奥地利独立的告终。
　　里宾特洛甫劝告我立即接受这些要求。我表示反对，向他提到我在到伯希特斯加登来以前跟冯·巴本作好的约定，并向里宾特洛甫表明，我不是准备来听取这么不合理的要求的？？但是许士尼格准备接受它们吗？他不是准备来听取它们这一点，即使像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个蠢货也显然是知道的。问题是：他愿意签字接受它们吗？
　　在这个困难的决定性时刻，年轻的奥地利总理开始软下来了。据他自己的记载说，他泄气地问道，“我们是否能指望德国的诚意，德国政府是否至少打算在这次交易中守信不贰”。他说他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这时巴本来对他下功夫了。这位滑头的大使承认在他看到这个最后通牒时也感到“凉奇”。它是一种“对奥地利主权的没有道理的干预”。许士尼格说，巴本向他道歉，并表示对这些条件“完全感到意外”。虽然如此，他却劝奥地利总理签字接受这些条件。
　　他还又才我说，我可以放心，如果我签了字井同意了这些要求的话，希特勒一定会使德国今后继续忠于这个协定并且不会再给奥地利带来麻烦。
　　从上面这些话（最后一段是纽伦堡的宣誓证词中提出的）可以看出，许士尼格不仅软化下来了，而且天真得有点糊涂了。
　　他还有一个最后的抵抗机会。他再度被带去见希特勒。他发现元首正在书斋里激动地来回踱着步。
　　希特勒：许士尼格先生？？这儿是文件的草案。其中没有什么可以讨沦的。我不会改变其中的一点点，你必须原封不动地在这个文件上签字，在3 天内满足我的要求，不然我要下令向奥地利进军。
　　许士尼格屈服了，他告诉希特勒说，他愿意签字。但是他提醒他说，根据奥地利宪法，只有共和国的总统才有法律上的权力来接受这样一个协定和予以实施。因此，虽然他愿意吁请总统接受，他却不能担保。
　　希特勒叫着说道：“你必须担保！”
　　许士尼格说，他回答说：“总理先生，我可不能担保。”［许士尼格后来说］听了这个答复，希特勒似乎失去了他的自制能力。他跑到门边去，打开门叫道：“凯特尔将军！”然后又转身过来对我说：“我回头再来叫你。”这完全是恫吓，这位被纠缠苦了的奥地利总理大概并不知道这完全是恫吓，虽然他一整天都被提醒有这些将军在那里。巴本说，凯特尔后来说起，他闻声赶忙跑进去请示命令，希特勒却对他咧嘴笑着。希特勒笑着说：“没有命令，我只是要你来这里。”
　　但是在元首书斋外面等待着的许士尼格和施密特博士却上了当。施密特低声说，如果他们两人在以后5 分钟内被逮捕起来，他也不会感到意外。30分钟后许士尼格再度被带去见希特勒。
　　[ 希特勒说] 我已决定改变我的主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但是我警告你，这是你真正的最后机会了。我再宽限你3 天的时间来实施这个协定。这就是这位德国独裁者让步的程度，虽然最后草案的措词多少温和了些，但是，正如许士尼格后来作证时所说，所作的更动是无关紧要的。许士尼格签了字。这是奥地利的死刑执行令。
　　人们在胁迫下的行为视他们的性格而有所不同，商且常常是令人费解的。许士尼格虽然比较年轻，却是经历过无情的政治动荡的老手，曾经眼看他的前任遭到纳粹分子的暗杀。他是个勇敢的人，这是很少人会怀疑的。然而，他在1938年2 月11日在武装进攻的可怕威胁下向希侍勒屈服了，这在他的同胞们以及这个决定命运的时期的观察家和历史学者之间留下了一团未解决的疑云，屈服是否必要？
　　是否没有别的出路了？鉴于英国和法国后来面临希特勒侵略时的表现，如果还有谁说，假如希特勒当时进军奥地利的话，英国和法国可能会来帮助奥地利，那未免失之轻率。但是直到那时为止，希特勒还未曾越出过德国边界，他也没有使他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为这种肆意侵略行为作好心理准备。德国军队本身也差不多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可以对付法国和英国的干涉。在几个星期后，由于伯希特斯加登“协议”
　　的结果，奥地利将被当地的纳粹分子和德国的阴谋诡计弄得软弱不堪，使希特勒可以冒比在2 月11日少得多的外国干涉的风险就攫取它。许士尼格本人承认，据他后来所说，接受希特勒的条件“只能”。意味着“奥地利政府的独立的完全告终”。
　　或许他是因为受到严峻的考验而弄得有点晕头转向。在枪口下签掉了他的国家的独立以后，他竞跟希特勒进行了一番奇异的交谈，其内容他后来记载在他的书里。
　　他问，“总理先生是否认为目前世界上的各种危机可以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元首信口回答说可以——“如果听从我的意见的话”。
　　于是许士尼格说（显然毫无讥嘲的意思），“当前的世界局势看来是颇有希望的，你说是不县”？在这样一个时刻说这样的话，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这就是这个被打败了的奥地利总理说他自己说过的话。希待勒还有一个羞辱要给他尝尝。
　　当许士尼格建议在他们的会谈公报中提一提他们的讨论重新肯定了1936年7 月的协定时，希特勒喊道：“那不行！首先你得履行我们协议的条件。报上登的将是：“今天元首兼国家总理同奥地利联邦总理在伯格霍夫举行了会谈。’仅此而已。”
　　在婉辞了元首的共进晚餐的邀请后，许士尼格和施密特驱车下山到萨尔斯堡去。
　　这是一个灰蒙蒙的多雾的冬天夜晚。无处不在的巴本陪同他们一直到边界，对他所谓的“难堪的沉默”多少感到有点不舒服。他忍不住要想鼓舞起他的奥地利朋友们的兴致来。
　　他向他们大声说道：“啊，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元首有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下一回我敢说会有所不同。你们知道，元首也可以是非常可亲的。”
　　四个星期的痛苦：1938年2月12日—3月11日
　　希特勒要许士尼格在4 天之内，即到2 月15日星期二为止，给他一个将实现这个最后通牒的“有约束力的答复”，另外又宽限3 天，即到2 月18日为止，来履行这个最后通牒中的具体条件。许士尼格在2 月12日上午回到维也纳，立即去见米克拉斯总统。威廉·米克拉斯是一个辛辛苦苦工作然而才能平庸的人，维也纳人说他生平的主要成就是生了一大窝子女。但是他身上具有一种农民的朴实性格，作为一个为国服务将满52年的官员，在遇到这个危机时，他将比任何别的奥地利人表现出更多的大无畏精神。他愿意向希特勒作某些让步，如释放奥地利纳粹分子之类，但是他不同意让赛斯一英夸特主管警察和陆军。巴本及时地在2 月14日晚上向柏林报告了这种情况。他说许士尼格希望“在明天以前使总统放弃反对”。
　　在这天晚上7 点30分，希特勒批准了凯特尔将军所拟订的对奥地利施加军事压力的命令。
　　散布并无其事但是听起来很可信的消息，使人听了必然认为对奥地利在进行军事准备。
　　事实上，许士尼格才离开伯希特斯加登，德国元首就在开始采取虚拟的军事行动，以便使奥地利总理能按照叫他做的那样去做。约德尔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一切情况。
　　2 月13日下午凯[ 特尔] 将军要卡[ 纳里斯] 海将和我到他的寓所去。他告诉我们说，元首的命令是，由虚拟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军事压力要保持到15日。拟订了关于这些措施的建议，在电话上报告给元首并请他批准。
　　2 月14日效果是迅速而有力的。在奥地利，已经造成了德国正在进行认真军事准备的印象。
　　约德尔将军没有夸大。在武装侵入的威胁下，米克拉斯总统屈服了。在宽限的最后一天即2 月15日，许士尼格正式通知冯·巴本大使说，在伯希特斯加登所商定的协议将在2 月18日以前实施。2 月16日，奥地利政府宣布了对纳粹分子的大赦，那些在杀害陶尔斐斯案中定罪的纳粹分子也被释放，并且公布了改组后的内阁名单，阿图尔·赛斯一英夸特被任命为公安部长。
　　第二天，这个纳粹部长就赶到柏林去见希特勒，接受他的命令。［332 ］赛斯一英夸特，这个头一个吉斯林，是一个样子讨人喜欢的聪明的维也纳青年律师。他自从1918年以来就具有强烈的欲望，要看到奥地利跟德国结合在一起。在战后的头几年中，这是一种很流行的思想。
　　1918年11月12日，停战后的第一天，维也纳临时国民议会刚刚推翻了哈布斯堡君主政体和宣布成立奥地利共和国，也声明“日耳曼人的奥地利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想这样来实现德奥合并，胜利的协约国不同意这样做，而到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时，没有疑问，大多数奥地利人都是反对他们这个小国跟纳粹德国结合起来的。但是在赛斯一英夸特看来，正如他后来在纽伦堡受审时所说的，纳粹分子是坚定地主张德奥合并的，因此他支持他们。他没有参加纳粹党，而且也没有参加该党的暴行。他为奥地利纳粹分子充当了一个体面的门面人物，在1936年7 月协定以后，他被任命为国务参事，他在巴本和其他德国官员及特务分子的帮助下，竭力从内部进行破坏。奇怪的是，许士尼格和米克拉斯差不多一直到底似乎都是信任他的。米克拉斯跟许士尼格一样，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后来承认，他是由于看到赛斯是“一个赴教堂做礼拜从不缺席的人”而对他产生好印象的。这个人笃信天主教，像许士尼格一样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提罗尔禁卫步兵团里服过役，还受过重伤——这些似乎就是这位奥地利总理信任他的基础。不幸的是，许士尼格有一个致命弱点，不能从更为切实而重要的方面来判断一个人。或许他认为他可以干脆用贿赂来使他的纳粹新部长就范。他在他的书里曾讲到一年前一笔500 美元的贿赂在赛斯一英夸特身上所发生的神奇效果，当时赛斯一英夸特扬言要辞去参事之职，后来由于接受了这区区的数目而又收回辞呈了。但是许士尼格很快就会知道，希特勒有更大的赏赐来诱惑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律师。
　　2 月20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了大家等待已久的演说，这是由于勃洛姆堡—弗立契危机和他自己对奥地利的阴谋而从1 月30日拖延下来的。这位元首热烈地谈到许士尼格的“谅解”以及促成奥德密切了解的“诚意”，这番假话使张伯伦首相印象很深刻。但是，他又发出了一个警告，对于这个警告，尽管伦敦方面怎么粗心而没有注意到，维也纳，还有布拉格，都是不会不注意到的。
　　有1000多万日耳曼人住在同我们边界接壤的两个国家里？？有一件事情是决不能有什么怀疑的。不能由于政治上同德国分开而使权利——那就是自决的一般权利——也遭到剥夺。一个世界大国不能忍受它的旁边的同种族弟兄因为对整个民族、它的命运和它的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观] 表示同情或者一致而经常遭受到最厉害的折磨。保护这些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我们之界上获得政治上和精神上自由的日耳曼人民，是德国的职责。
　　这是直率而公开的通知：今后希特勒认为，700 万奥地利人和300 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的前途是第三帝国的事情。
　　许士尼格在4 天后，2 月24日，向奥地利联邦议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答复了希特勒。这个议会的议员们，像德国国会的议员们一样，也是由一党独裁政权所一手挑选的。许土尼格虽然对德国采取了和解态度，但是他强调说，奥地利已经让步到了“我们必须停止并且说‘到此为止不能再退’”的极限了。他说，奥地利决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独立的，他在结束演说时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号召：“红一白一红［奥地利国旗颜色］，誓死效忠！”（这句话在德文也是成韵的。）
　　许士尼格在战后写道，“2 月24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日子”。他焦急地等待着德国元首对他的反抗演说的反应。巴本在第二天打电报给柏林，叫外交部不要过分认真地看待这篇演说。他说，许士尼格表现了他的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为了挽救他在国内的地位；由于他在伯希特斯加登作了让步，维也纳有人阴谋要推翻他。同时，巴本告诉柏林说，“赛斯—英夸特的工作？？正在按计划取得进展”。第二天巴本正式向奥地利总理辞行而到基茨布尔去滑雪去了。他在奥地利进行了多年阴险的工作就要得到收获了。
　　希特勒2 月20日的演说，曾由奥地利广播电台转播，在奥地利各地引起了一连串大规模的纳粹示威运动。在2 月24日广播许士尼格的答复之际，在格拉茨有两万名纳粹党暴徒闯入了该市镇的广场，拆下了扩音器，卸下了奥地利国旗而升上了德国的叄遄制臁Ｓ捎谑侨挂挥⒖涮刂鞴芫欤比幻挥凶魇裁磁粗浦鼓纱獾纳拧Ｐ硎磕岣竦恼诳逑吕础２唤稣紊戏⑸嘶炻遥蒙弦部挤⑸炻摇Ｒ欣镉写笈夤泛捅竟嗣裉峥睢?
　　外国商行担心出事，纷纷向维也纳取消定货。外国游客原来是奥地利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也被吓跑了。托斯卡尼尼从纽约打电报来说，“由于奥地利的政治局势”而取消在萨尔斯堡音乐节的演出，这个音乐节每年夏天要吸引几万游客。局势变得如此之绝望，以致于被放逐的哈布斯堡王室太子奥托，竟从比利时的家里写了封信来，据许士尼格后来透露，他请求许士尼格看在前帝国军队军官的效忠誓言的份上委任他为总理，如果许士尼格认为这样一［334 ］种步骤也许能挽救奥地利的话。
　　许士尼格急了，只得去求助于奥地利工人，他们的自由工会和政党社会民主党，是在陶尔斐斯1934年野蛮地把它们击垮后继续由他加以镇压的。这些人占奥地利选民的42％，如果在过去4 年中的任何时候，这位总理能够把他的眼光放开到超出他自己的天主教一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狭隘范围以外，争取他们这些人的支持来组成一个温和的、反纳粹的民主联合政权的话，那末人数比较少的纳粹分子本来是可以很容易地对付的。但是许士尼格没有这样的气魄来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尽管他为人正直规矩，但是他也像欧洲的某些其他人一样。看不惯西方民主，非常喜欢极权的一党专政。
　　社会民主党人走出了工厂和监狱——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最近同纳粹党人一起从监狱里释放出来——3 月4 日全体一致响应了总理的号召。他们说，他们不究既往，仍然愿意帮助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总理已经许给纳粹党的那一点东西：拥有他们自己的政党和宣传他们自己的原则的权利。许士尼格同意了，但是已经太晚了。
　　3 月3 日，消息老是很灵通的约德尔将军在日记中记道：“奥地利问题就要到最后关头了。100 名军官要派到德国来，元首要亲自接见他们，他们的任务不是使奥地利武装部队能对我们更好地作战，而是要使他们根本不打。”
　　在这个决定性关头，许士尼格决定再采取一个最后的豁出去的行动，这个行动是自从2 月份最后那几天纳粹分子开始在各省接掌政权以来他一直在心里盘算着的。他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他要问奥地利人民，他们是否赞成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社会的、基督教的和统一的奥地利——是或否”* ？
　　［他后来写道] 我觉得作出明确的决定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双手给上了铐，等待着，等到几星期后再被封住了口，这样似乎是不负责任的。现在的赌博需要作最后的超人努力。从伯希特斯加登回来后不久，许士尼格就把希特勒的威胁告诉了奥地利的保护者墨索里尼。他立即得到这位意大利领袖的答复，说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态度不变。现在在3 月7 日，他打发驻罗马的武官去见墨索里尼说，鉴于事态的发展，他“大概将不得［335 ］不举行公民投票”。这位意大利独裁者答复说，这是一个错误——“Ｃ’ｅｕｎ　ｅｒｒｏｒｅ！”他劝许士尼格仍旧照以前那样做去，事情在好转；罗马和伦敦之间关系即将缓和，而这将大大有助于减轻压力。这是许士尼格从墨索里尼那里听到的最后的话了。
　　3 月9 日晚上，许士尼格在因斯布鲁克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宣布，将于4 天后——3 月13日星期日那天——举行公民投票。这个意外的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勃然大怒。约德尔3 月10日的日记描述了柏林的初步反应：许士尼格出入意外地而且没有跟他的部长们商量就下令在3 月13日星期日举行公民投票？？
　　元首决不容忍这件事。当天晚上，就是3 月9 —10日的夜间，他把戈林叫了来。冯·莱希瑙将军也从开罗奥林匹克委员会召了回来。还命令冯·舒伯柠将军［在奥地利边界上的慕尼黑军区的司令］和［奥地利］部长格拉斯一霍尔斯特玲前来，后者？？在巴拉丁那特？？里宾特洛甫正留在伦敦。牛赖特接管了外交部。第二天，3月10 日星期四，柏林忙碌异常。希特勒已决定要对奥地利进行军事占领，他的将军们无疑对此感到极为意外。如果要用武力阻止许士尼格在星期日举行公民投票，陆军必须在星期六以前开入奥地利，然而却没有这样匆促进军的准备计划。希特勒要凯特尔在上午10时去见他，但是这位将军在赶忙去见希特勒之前先同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马克斯·冯·维巴恩将军会商了一番。富于智谋的约德尔记起了奥托特别方案，那是拟定出来对付哈布斯堡王室的奥托在奥地利复辟的企图的。既然这是当时存在的用军事行动来对付奥地利的唯一计划，希特勒决定只好用它。他下命令：“准备奥扎方案。”
　　凯特尔赶紧回班德勒街的最高统帅部去和参谋总长贝克将军会商。当他要求了解奥托方案的详情时，贝克回答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过，什么也没有做过，什么都没有”。于是贝克也被召到总理府去。他拉住了正要离开柏林去担任一个师部职务的冯·曼施坦因将军，跟他一同驱车去见希恃勒。
　　希特勒对他们说，陆军必须准备好在星期六以前进军奥地利。这两位将军都没有对这种武装侵略的建议提出反对。他们只是担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临时把军事行动准备就绪有困难。曼施坦因回到班德勒街去着手拟定必要的命令，在下午6 时，即5 小时内完成了他的工作。据约德尔的日记说，在下午6 点30分，向陆军3 个军和空军下达了［336 ］动员令。第二天，3 月11日上午2 时，希特勒发布了关于奥托军事行动方案的第一号指令。他匆忙得连名字都忘记签，直到下午一时才补上了签字。
　　绝密1.如果其他措施不成功的话，我打算用武装部队侵入奥地利，以建立法治的条件和防止对亲德国的人民的进一步暴行。
　　2.整个军事行动将由我自己指导？？
　　4.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必须准备好在1938年3 月12日入侵，至迟不得晚于12点钟？？
　　5.军队的表现必须使人觉得，我们不愿意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发动战争？？因此，要避免任何挑衅行为。但是，如果遇到抵抗，则必须用武力予以无情摧毁。
　　几小时以后，约德尔代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发布了补充的“绝密”
　　命令：1.如果在奥地利遇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或者民兵部队，要把他们认为是具有敌意的。
　　2.意大利人则在任何地方都须当作朋友对待，特别是因为墨索里尼已经说他对解决奥地利问题不感兴趣。
　　希特勒一直在担心墨索里尼。3 月10日下午他已决定了军事入侵后。立即打发黑森亲王菲利普坐了专机带着一封信去见意大利领袖（所署日期为3 月11日），信中把希特勒所筹划的行动告诉他，并请这位意大利独裁者谅解。
　　这封信集谎言之大成，完全歪曲了他如何对待许士尼格以及关于奥地利的情况，他竭力使这位意大利领袖相信，奥地利的情况“正接近于无政府状态”。
　　这封信开头完全是一派哄人的胡言，以致于后来在德国公布时希特勒把开头的话删去了。* 他说，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阴谋使哈布斯堡王室复辟，并准备“以至少两千万人的巨大力量来打击德国”。他然后扼要地叙述了他对许士尼格的要求，并竭力使墨索里尼相信，这些要求“简直是温和之至的”。
　　他又说到许士尼格未能实现这些要求，还谈到要举行“一次所谓公民投票”的那场“玩笑”。
　　从我作为德国元首兼总理的职责和作为这块土地的儿子的职责出发，我不能再在这些事态发展面前继续无所作为了。
　　我现在已决心恢复我祖国的法律和秩序，并使人民能够以明白无误的公开的方式，按照他们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不论这次公民投票将以什么方式进行，我现在愿意庄严地向阁下，法西斯意大利的领袖，保证：1 ·认为这个步骤只是一种民族自卫的步骤，因此是任何有骨气的人都会同样采取的一种行为，如果他是处在我的地位的话。阁下也不会有不同的做法的，如果意大利人的命运发生危险的话？？
　　2 ·在意大利的一个决定性关头，我曾经向您证明了我的同情的坚定性。请相信以后在这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3 ·不论即将发生的事情产生什么后果，我已在德国和法国之间划了一道明确的边界线，现在在意大利和我国之间也划了一道同样明确的边界线。它就是勃伦纳……
　　——你的永远的朋友
　　许士尼格的垮台
　　许士尼格博士没有注意第三帝国边界上正在进行的紧张的入侵准备，3 月10日晚上他去睡觉了。据他后来作证时说，他深信这次公民投票将会是奥地利的一次成功，纳粹分子“将不会成为克服不了的障碍”。* 说真的，那天晚上赛斯一英夸特博士还曾向他保证，他将支持这次公民投票，甚至将广播一篇赞成这次公民投票的演说。
　　在3 月11日星期五早晨5 点半，这位奥地利总理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所惊醒。打电话来的是奥地利警察局长斯库布尔博士。他说，德国人已经封闭了萨尔斯堡地方的边界。两国之间的铁路交通已经中断了。传说德国军队正在奥地利边界集中。
　　6 点15分，许士尼格在前往鲍尔豪斯广场他的办公室途中，决定先到圣斯蒂芬大教堂去一趟。教堂里，在朦胧的晨曦中，正在作早弥撒，他不安地坐在座位上，想到警察局长报告的不祥消息。他后来追述，“我不能十分确定，这种消息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它会带来某种变化”。他凝视着圣母玛利亚像前面燃烧着的蜡烛，偷偷地向四面望望，然后画个十字，就像无数维也纳人在过去困难的时候在这个像面前所做的那样。
　　在总理府里，一切都很平静；甚至没有奥地利驻国外外交人员在这一夜发来过什么令人不安的电报。他打电话给警察总局，要求警察在内城和政府建筑物四周布置警戒线，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他还召集了他的内阁同事们。
　　只有赛斯一英夸特没有来。许士尼格到处都找不到他。实际上这位纳粹部长正在维也纳机场。巴本在头天晚上接到命令要赶回柏林，在上午6 时乘专机启程，赛斯一英夸特在给他送行。现在这位第一号吉斯林正在等待着第二号——格拉斯—霍尔斯特瑙，他像赛斯一样也是许士尼格内阁的一个部长，而且也像赛斯一样在干卖国的勾当。他将从柏林来，带着希特勒指示他们该怎么对付这次公民投票的命令。
　　命令是要取消这次公民投票，这两位先生在上午10时及时地把这个意见告诉了许士尼格，还说希特勒非常生气。许士尼格在同米克拉斯总统、内阁同事们和斯库布尔博士磋商了几小时后，同意了取消这次公民投票。这位警察局长很不得已地告诉他说，由于警察中大量地混入了按照伯希特斯加登最后通牒而复职的纳粹分子，所以政府不再能依靠他们了。另一方面，许士尼格肯定地认为，陆军和爱国阵线——奥地利执政的极权主义政党——的民兵是愿意战斗的。但是在这个决定性关头，许士尼格决定不对希特勒进行抵抗，如果抵抗要流日耳曼人的血的话。希特勒是很愿意流血的，但是许士尼格一想到这种可能前途就不寒而栗。他后来说，事实上，对这个问题，他早已打定主意了。
　　下午2 时，他召见了赛斯一英夸特，告诉他要取消这次公民投票。这位温文尔雅的犹大立即打电话到柏林去通知戈林。但是按照纳粹的方式，软化的对手作了一个让步后必须很快逼他继续作出另一个让步。戈林和希特勒当即增加赌注。关于其中的详细经过，关于所使用的威胁和欺骗手段，说来很有讽刺意味，竟是由戈林自己的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ａｍｔ（“研究所”）把详尽细节记录了下来。它记下了在3 月11日下午2 点45分开始的27次从元帅办公室打出来的电话的交谈内容。这些文件是战后在德国空军部发现的，奥地利的命运在以后几个小时的关键时刻中怎样为柏林打出来的电话所决定，这个记录是很说明问题的。在赛斯下午2 点45分第一次打电话给戈林时，这位元帅告诉［339 ］他说，光是许士尼格取消公民投票是不够的，他在同希特勒商量后再回他电话。他在3 点5 分回了电话。他命令说，许士尼格必须辞职，而且必须在两小时内任命赛斯一英夸特为总理。戈林然后又叫赛斯“照约定的那样打电报给元首”。这是第一次提到一个要在以后几小时的整个疯狂事件中突然出现的电报，这个电报将被用来作为幌子，使希特勒可以向德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外交部把他的侵略说成是正当的。
　　原来那天下午从柏林来到维也纳代理巴本的职务的希特勒驻奥地利特别代表威廉·凯普勒，给赛斯一英夸特看了该由后者打给元首的电报的草槁。
　　电报要求派遣德国军队到奥地利来镇压骚乱。赛斯在纽伦堡的宣誓供词中说，他拒绝打这样一个电报，因为并没有骚乱发生。凯普勒坚持说，必须这样做。他匆忙地赶到奥地利总理府，厚颜无耻地在那里跟赛斯和格拉斯一霍尔斯特瑙一起设立了一个临时办公室。许士尼格在这个决定性关头为什么容许这些外人和卖国贼硬闯进来，公然在奥地利政府的办公楼中窃据要津，这是不能理解的，但是他确实让他们这样做了。后来他说，当时总理府看来“像个乱哄哄的蜂房”。赛斯一英夸特和格拉斯一霍尔斯特瑞在一边“接见朝臣”，“在他们周围忙碌地进出着奇奇怪怪的人”；但是这位弄得莫名其妙的彬彬有礼的总理显然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撵他们出去。
　　他已打定了主意，向希特勒的压力屈服并且自己辞职。在他还在和赛斯关起门来密谈的时候，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墨索里尼，但是这位意大利领袖不能马上来接电话，于是几分钟后许士尼格挂断了这个电话。他认定，要求墨索里尼帮助“等于浪费时间”。甚至奥地利的这个自负的保护者，也在患难之际抛弃了它。几分钟后，当许士尼格要设法说服米克拉斯总统同意他辞职的时候，外交部送来了一个信息：“意大利政府说，在目前情况下它不能提供什么意见，如果要求它提供意见的话。”
　　威廉·米克拉斯总统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是一个顽固的、正直的人。
　　他勉强地接受了许士尼格的辞呈，但是他拒绝让赛斯一英夸特继任。
　　他说，“这是完全办不到的。我们决不会被吓倒”。他叫许士尼格通知德国人，拒绝接受他们的最后通牒。
　　赛斯一英夸特很快地在下午5 点30分把这件事报告给戈林。
　　赛斯一英夸特：总统已接受了［许士尼格的] 辞呈？？我提出要他把总理职位委任给我？？但是他愿意委往给一个像安德那样的人？？
　　戈林：这不行！绝对不行！必须立即告诉总统说，他一定得把联邦总理的权力交给你，接受照原来安排的那样的内阁。
　　这时电话中断了一下。赛斯一英夸特让缪尔曼博士来接电话。缪尔曼博士是许士尼格在伯希特斯加登曾经看到过在后面虎视眈眈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他是戈林的朋友。
　　缪尔曼：总统仍旧坚决不同意。我们3 个国社党人想亲自去跟他说？？他甚至不让我们见他。
　　到现在为止，看来他仍然不愿让步。
　　戈林：让赛斯跟我通话。［对赛斯说］现在，记住下面这些话：你立即跟莫夫中将［德国武官］一起去告诉总统说，如果不立即接受条件，已经在向边境前进的部队将在今晚全线开入，奥地利就将停止存在？？告诉他，现在没有时间开什么玩笑。现在的局势是，今晚将在奥地利全境开始入侵。只有我们在7 点30分以前得悉米克拉斯己委任你为联邦总理，入侵才能防止，军队才能在边界上停下来？？然后把全国各地的国家社会党人都叫出来。他们现在应当到街上去。因此要记住，必须在7 点30分以前提出报告。如果米克拉斯不能在4 小时内了解这点，我们将使他在4分钟内了解这点。
　　但是这位不屈不挠的总统仍然坚持不让。
　　6 点30分戈林又在跟凯普勒和赛斯一英夸特通电话。两人都报告说，米克拉斯总统拒绝同意他们。
　　戈林：那好吧，赛斯—英夸特必须把他废掉！只需上楼去告诉他，赛斯将动员国家社会党警卫队，5 分钟后军队将奉我的命令开入。
　　在这个命令后，莫夫将军和凯普勒向总统提出了第二道军事最后通牒，威胁说，如果他不在一小时内即在7 点30分以前屈服的话，德国军队将开入奥地利。米克拉斯后来作证说，“我告诉这两位先生，我拒绝这个最后通牒？？
　　只有奥地利才能决定由谁来当政府的首脑”。
　　这时奥地利纳粹分子已控制了街道和总理府。那天晚上我的妻子因难产而发生了危险，幸赖剖腹产术才使婴儿得以诞生。6 点钟光景，我从医院里回来，在卡尔广场的地下铁道走出来时，发现四周尽是蜂拥冲向内城的大叫大喊、歇斯底里的纳粹暴徒。这些兴奋的面孔是我以前在纽伦堡的纳粹党的集会上曾经看见过的。他们在大声喊叫：“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吊死许士尼格！
　　吊死许士尼格！”警察站在旁边，笑嘻嘻［341 ］地看着，而仅在几小时以前，我还曾看到他们毫不费事地驱散了一小批纳粹分子。
　　许士尼格听到了这些暴徒的脚步声和叫喊声，这些声音把他吓坏了。他赶紧到总统办公室去作最后的请求。但是，他后来说：米克拉斯总统坚定不移。他不愿委任一个纳粹分子为奥地利总理。我坚持要他委任赛斯一英夸特，于是他说道：“你们现在都背弃我了，你们所有的人。”但是我觉得除了委任赛斯一英夸特外没有别的出路。我把迹剩下的些微希望，寄托在他向我作过的一切诺言上，寄托在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一个正直的人的个人名誉上。
　　许士尼格到最后还抱住他的幻想不放。
　　这位下台的总理然后建议由他广播一篇告别演说和说明他为什么辞职。
　　他说米克拉斯同意了这点，虽然这位总统后来否认如此。这是我所听见过的最感动人的广播演说，扩音器就装在离陶尔斐斯被纳粹分子用枪暗杀的地点约5 步路的地方。？？［许士尼格说] 德国政府今天交给米克拉斯总统一个最后通牒，还有一个时限，命令他任命德国政府所指定的一个人为总理？？不然德国军队就将侵入奥地利。
　　我向全世界宣布，德国所发出的关于工人闹事、血流成河和局势己非奥地利政府所能控制的传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米克拉斯总统要我告诉奥地利人民，我们已向武力屈服，因为即使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我们也不准备流血。我们已决定命令军队不作抵抗。* 因此，我用一句从我心底深处发出的德语告别话向奥地利人民告别：上帝保担霭碌乩?
　　总理告别了，但是顽强的总统却还不准备告别。戈林在许士尼格广播后不久打电话给莫夫将军时获悉了这点。戈林对他说：［342 ］“最好是米克拉斯辞职。”
　　莫夫回答：“是啊，但是他不肯。这是很戏剧化的。我对他讲了差不多15分钟。
　　他说他绝不向武力屈服。”
　　“是这样吗，他不向武力屈服吗？”戈林不能相信这种话。
　　“他不向武力屈服。”这位将军重复道。
　　“那末说，他是要人撵他出去吗？”
　　莫夫说，“是啊，他赖在那里不走。”
　　戈林笑道：“嘿，养了14个孩子，只好赖在那里不走。不管怎么样，叫赛斯去接过手来。”
　　仍然有那个电报问题没有解决，希特勒为了要辩解他的侵略，需要有那封电报。
　　据在柏林总理府里跟元首在一起的巴本说，元首现在“处在一种接近于歇斯底里的状态”。顽强的奥地利总统正在挫败他的计划。还有赛斯一英夸特，因为他没有发那封要求希特勒派军队进入奥地利来平定骚乱的电报，希特勒怒不可遏，在3 月11日晚上8 点45分发出了入侵的命令。*3分钟后，在8 点48分，戈林跟维也纳的凯普勒通了电话。
　　仔细听好。应由赛斯一英夸特把如下的电报发到这里来。用笔记下。
　　“在许士尼格政府辞职后认为本身任务是建立奥地利的安宁和秩序的临时奥地利政府，向德国政府发出紧急请求，要求支持它完成这个任务和帮助它防止流血事件，为此目的，它要求德国政府尽快派遣德国军队。”
　　凯普勒叫元帅放心，他一定立即把“电报”内容给赛斯—英夸特看。
　　戈林说：“他甚至不必发这个电报。他只需要说一声‘同意’就行了。”
　　一小时后凯普勒回电话给柏林。他说，“告诉元帅，赛斯—英夸特同意了”。
　　这样，第二天我经过柏林街道时，发现《人民观察家报》刊载着这样触目惊心的标题：日耳曼人的奥地利幸免于乱。报上有戈培尔所捏造的描述维也纳大街上共产党骚动——殴斗、开枪、劫掠——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还有德国官方通讯社德意志通讯社所发的那个电报的内容，说是赛斯—英夸特在头天晚上发给希特勒的。实际上，战争结束时，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里找到了跟戈林所口授的完全相同的两份“电报”。巴本后来解释它们是怎么会在那里的。他说，它们是过了一些时候由德国邮电部长所伪造而存放在政府档案里的。
　　希特勒在整个疯狂的下午和晚上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不仅是等待米克拉斯总统屈服，而且是在等待着墨索里尼的表示。这位奥地利保护者的沉默态度使人感到惴惴不安。在晚上10点25分，黑森亲王菲利普从罗马打电话到总理府。希特勒亲自把耳机抓过去。戈林的技术员记录了随后的交谈：亲王：我才从威尼斯宫回来。意大利领袖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整个事情。他向你问候？？许士尼格告诉了他消息？？
　　墨索里尼说奥地利对他是无关紧要的。
　　希特勒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大喜过望。
　　希特勒：那么，请告诉墨索里尼，为了这件事，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亲王：好的，阁下。
　　希特勒：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愿意跟他订一个完全不同的协议。
　　亲王：好的，阁下。我也曾把这点告诉过他。
　　希特勒：一俟奥地利事件解决，我愿意跟他一起共患难，同命运——不论发生任何情况！
　　亲王：好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听着！我愿意订任何协议。我已不再害怕万一我们发生冲突军事上会存在的可怕处境了，你可以告诉他，我的确是从心底里感谢他，我将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这点。
　　亲王：好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我为了这件事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如果他万一需要什么帮助或者处于什么危险中的话，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
　　亲王：好的，我的元首。
　　那么，大不列颠、法国和国际联盟在这个危急关头又采取什么立场来制止德国对一个和平的邻邦的侵略呢？什么都没有。当时法国又处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中。3 月10日星期四，夏当总理和他的内阁辞职了。在戈林用电话把他的最后通牒告诉维也纳的决定性日子，即3 月11日星期五，巴黎整天都没有人能采取什么行动。直到13日德奥合并已经宣布后，才有了一个由莱翁·勃鲁姆组成的法国政府。
　　英国呢？在2 月20日，就是许士尼格在伯希特斯加登屈服后的一个星期，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辞职了，主要是因为他反对张伯伦首相对墨索里尼的进一步姑息。
　　接替他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柏林对这种更动表示欢迎。
　　张伯伦在伯希特斯加登最后通牒后向下院发表的演说，也受到柏林的欢迎。
　　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在3 月4 日用电报把这篇演说详尽地报告给柏林。据这份报告引张伯伦的话说，“[ 在伯希特斯加登] 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两位政治家商定了改善他们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措施？？看来很难认为，只是因为两位政治家商定了两个国家中的一个国家的某些内部变动——为两国的关系着想，是值得想望的变动——就可以说，一个国家已为另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了它的独立。相反的，在联邦总理2 月24日发表的演说中，没有东西可以使人认为联邦总理［许士尼格］本人相信他的国家放弃了独立”。
　　据我本人当时获悉，维也纳的英国公使馆曾把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给许士尼格的最后通牒的详细内容告诉张伯伦，所以，3 月2 日向下院发表的这篇演说是令人惊奇的。* 但是它使希特勒感到高兴。希特勒知道，他可以进军奥地利而不致和英国发生什么纠葛。3 月9 日，新任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到伦敦来结束他在大使馆的事务，在此以前他是驻英大使。他同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国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都进行了长谈。他向柏林报告说，他对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印象部“很好”。
　　在和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后，里宾特洛甫在3 月10日直接向希特勒报告，“如果奥地利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英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根据他在伦敦的会谈，他基本上相信“英国不会对奥地利采取什么行动”
　　3 月11日星期五，里宾特洛甫正在唐宁街跟首相和他的同事们共进午餐，突然一个外交部的信使闯进来，交给张伯伦一批关于来自维也纳的惊人消息的紧急电报。
　　仅仅在几分钟以前，张伯［345 ］伦还要求里宾特洛甫把“他所希望的解决德英关系的真诚愿望和坚定决心”告诉元首。现在，接到了这个奥地利来的、令人不快的消息后，这些政治家就到首相书房里去，张伯伦在那里向感到不自在的德国外交部长念了维也纳英国公使馆发来的关于希特勒最后通牒的两份电报。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报告说，“这次讨论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向平静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比张伯伦还要激动，后者至少在外表上还显得平静和沉着”。里宾特洛甫对“这些报告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这似乎使他的英国主人们平静了下来，因为，他报告说，“我们的告别是完全亲切的，甚至哈利法克斯也恢复了平静”。
　　张伯伦对维也纳来的消息的反应，是命令驻柏林大使汉德逊写一个通牒给代理外交部长冯·牛赖特，说如果德国致奥地利最后通牒的消息是确实的话，“英王政府认为必须以最强烈的措词提出抗议”。但是在这样晚的时候提出一个形式上的外交上的抗议，希特勒是一点也不害怕的。第二天，3 月12日，正当德国军队源源不断地开入奥地利的时候，牛赖特回了一个轻蔑的答复，说奥德关系只是德国人民的事情，而不是英国政府的事情，并且再次撒谎说，并没有德国致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只是应新成立的奥地利政府的“紧急”请求才派遣军队前去的。他叫英国大使去看这个“已经公布在德国报纸上”的电报。
　　希特勒在3 月11日晚上唯一认真担心的是墨索里尼对他的侵略的反应，不过，柏林对捷克斯洛伐克可能会怎样做也有些不放心。但是，不知疲倦的戈林很快就把这点解决了。虽然他正忙于用电话指导在维也纳的政变，他还是设法在这天晚上溜到ＨａｕｓｄｅｒＦｌｉｅｇｅｒ（飞行员之家）去呆了一会儿。他在那里以主人身份招待1000个高级官员和外交人员，举行一个盛大晚会，欣赏国家歌剧院的管弦乐队、歌唱家和芭蕾舞团的表演。当捷克驻柏林公使马斯特尼博士来到这个盛大的晚会上时，这位挂满勋章的元帅立即把他拉到一边，拿名誉向他担保说，捷克斯洛伐克不必对德国有什么恐惧，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只不过是一件家务事而已”，希特勒希望改善同布拉格的关系。反过来他要求捷克保证不会动员。马斯特尼博士离开了晚会，同布拉格的外交部长通了电话，然后回到晚会上去告诉戈林说，他的国家没有动员，捷克斯洛伐克无意干涉奥地利事件。戈林放下了心，重申了他的保
　　证，并说他受权申明，希特勒也立誓支持这些保证。
　　也许，甚至机警的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在那天晚上也来不及认识到，奥地利的灭亡也就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在那个周未，欧洲有些人认为捷克政府目光短浅，他们说，鉴于纳粹占领奥地利后，德国军队从三面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后者在战略上就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又鉴于如果它出面拯救奥地利，可能会使俄国、法国和英国，还有国际联盟都同第三帝国发生冲突，而这是德国人所吃不消的，所以捷克人原该在3 月11日晚上采取行动的，但是本书下文不久就要谈到的随后发生的情况，无疑使这种论据完全站不住脚。不久以后，当西方的两个民主大国和国联有一个更好的遏制希特勒的机会的时候，它们却退缩了。无论如何，许士尼格在这个多事的一天一直没有正式向伦敦、巴黎，布拉格或者日内瓦呼吁过。或许，如他的回忆录所说的，他认为这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另一方面，米克拉斯总统则有这样的印象（这是他后来作证时说的）：奥地利政府马上把德国的最后通牒告诉了巴黎和伦敦，并且整个下午都在继续同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会谈”，以图探明它们的“想法”。
　　当事情越来越清楚，它们的“想法”只不过是发发空洞的抗议的时候，米克拉斯总统在午夜前不久屈服了。他任命了赛斯一英夸特为总理，并接受了他的内阁部长们的名单。他后来难受他说：“我在国内外都被完全抛弃了。”
　　希特勒向德国人民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声明，以他通常的蔑视真理的态度把他的侵略说成是正当的，并提出诺言说，奥地利人民将在“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
　　中选择他们的前途。这篇声明由戈培尔在3 月12日中午在德国电台和奥地利电台加以宣读。然后，希特勒就出发到他的祖国去了。
　　他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迎。在每一个为了他的到来而匆忙装饰起来的乡村里，都有欢呼的人群。下午他到达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林嗣，他曾在这里度过他的学童时代。在这里，对他的欢迎狂热之极，希特勒深受感动。第二天，在打了一个电报给墨索里尼——“为了这件事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以后，他在利昂丁他的双亲的坟墓上放了一个花圈，然后回到林嗣去发表了一篇演说：在多年前离开这个市镇时，我怀着完全和今天心中所怀着的同样的信仰。在那么多年以后，我能够使这种信仰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我现在感动之深。如果上帝曾经叫我离开这个市镇去当德国的领袖，他这样做一定是赋与了我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只能是使我亲爱的祖国重归德国。我相信这个使命，我活着为这个使命而斗争，我认为我现在已经把它实现了。
　　12日下午，赛斯—英夸特在希姆莱陪同下乘飞机到林嗣来会见希特勒，并骄傲地宣称圣歇尔曼条约第88条已经归于无效。该条约第88条确认奥地利的独立是不能让与的，并规定国际联盟为它的保证人。对于被奥地利群众的热情冲昏了头脑的希特勒来说，这还不够。他命令内政部次长威廉，斯图卡特博士立即到林嗣来。
　　斯图卡特是他的部长弗立克赶忙派到维也纳去拟定使希特勒成为奥地利总统的法律的。使这位法律专家多少有些感到意外的是，元首命令他，“草拟一项规定德奥完全合并的法律”，这是他后来在纽伦堡作证时说的。
　　斯图卡特在3 月13日星期日把这个法律草案提交给在维也纳新成立的奥地利政府，这一天本是许士尼格的公民投票预定要举行的日子。上文已有述及，米克拉斯总统拒绝签署这个法律，但是已经接掌了总统权力的赛斯一英夸特签了字，并在当天深夜飞回林嗣去把它提交给元首。它宣布了奥地利的告终。它开头说，“奥地利是德国的一省”。赛斯—英夸特后来回忆说，希特勒欢喜得掉下了眼泪。这个所谓德奥合并法还在同日由德国政府在林嗣颁布，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弗立克和赫斯在上面签了字。它规定在4 月10日举行“一次自由而秘密的公民投票”，奥地利人可以在这次公民投票中决定“同德国合并的问题”。希特勒在3 月18日宣布，德国人也要就德奥合并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同时还要举行国会的新选举。
　　希特勒直到3 月14日星期一的下午，才凯旋地进入他曾经在那里流浪过那么久的维也纳。这是由于两件没有预见到的事而推，[348］迟的。尽管奥地利人由于将在首都看到元首而高兴得如醉如狂，希姆莱要求再给他一天的时间来完成安全措施。
　　他已经在逮捕数以万计的“不可靠分子”，在几个星期内，单是维也纳一地就将达到79000 人。还有一件事就是，吹嘘得很厉害的德国装甲部队，竟在还没有看到维也纳的山头以前就出了毛病而抛锚了。
　　据约德尔说，约有70％的装甲车停在从萨尔斯堡和巴索到维也纳的公路上，虽然指挥装甲部队的古德里安将军后来说，他的部队只有30％陷于停滞。无论如何，希特勒对这种延迟大为生气。他在维也纳只过了一夜，下榻在帝国饭店。
　　不过，衣锦荣归，回到这个他认为曾经冷待过他、使他在青年时期过着饥饿困苦的流浪生活、而现在又以极其热烈的欢欣心情来欢迎他的前帝国首都，不可能不使他兴致勃勃起来。无处不在的巴本由柏林乘飞机赶来维也纳参加庆祝，他赶到时，希特勒已站在哈布斯堡皇室故宫霍夫堡对面的检阅台上。巴本后来写道，“我只能说他是处在二种大喜若狂的状态中”。* 他在以后4 个星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这种状态，这时他在德国和奥地利各地巡行，煽起群众的热情来对德奥合并投赞成票。但是在精神横溢的演说中，他仍不放过任何机会来中伤许士尼格，或者贩卖现在已经变成陈腔滥调的关于德奥合并是如何实现的那种谎言。在3 月18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他硬说许士尼格要举行“伪选举”而“食了言”，又说“只有一个发痴的、盲目的人”才会干出这种行为来。3 月25日在柯尼斯堡发表的演说中，“伪选举”在希特勒心中已变成“这个可笑的喜剧”，希特勒声称，已发现一些信件，证明许士尼格曾有意欺骗他，拖延不履行伯希特斯加登协议，直到“一个较为有利的时刻来煽动外国反对德国”。
　　外国报纸曾对希特勒使用赤裸裸的武力和甚至不等公民投票的结果就宣布德奥合并的这种诡计加以嘲笑，希特勒在柯尼斯堡的演说中答复说：某些外国报纸说，我们对奥地利使用了暴力方法。我只能说：它们甚至在死后也不能不说谎。
　　我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深得我的人民的爱戴，但是当我越过以前的边界［进入奥地利］时，我所看到的人民的爱戴的表现却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们不是作为暴君，而是作为解放者来到的？？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我乃决定不等到4 月10日而立即实现合并？？
　　如果说，这番话在外国人听来不大合乎逻辑或者不大老实的话，对德国人却无疑造成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国会的演说结束之际，希特勒用充满感情的声音恳求说：“德国人民，再给我4 年任期，以便我现在可以利用已经实现的联合来为全体人民谋福利！”这时候，他受到了热烈的欢呼，其热烈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他以往在这个讲台上受到的欢呼。
　　4 月9 日，即投票的前夕，元首在维也纳结束了他的竟选运动。这个曾作为一个衣衫褴楼、饥肠辘辘的流浪汉在这个城市的人行道上踯躅的人，不过4 年前才在德国取得了霍亨佐伦国王的权力，而现在又拥有了哈布斯堡皇帝的权力，不免充满了一种天赐使命之感。
　　我相信，是上帝的意志打发一个青年从这里到德国去，让他成长起来，把他培养成这个民族的领袖，以便使他能够领导他的祖国回到德国。
　　上苍自有它的意志，而我们都只不过是它的意志的执行人而已。3 月9 日许士尼格先生违背了他的协议，于是在那个瞬间，我就觉得现在上帝已对我发出了号召。
　　以后3 天里发生的事只能认为是上帝的这种愿望和意志的实现。
　　3 天里，上帝惩罚了他们！？？在发生背信行为那一天赐给了我天恩，使我能够把我的祖国同德国结合在一起！？？
　　我现在要感谢上帝，他使我回到我的祖国，以便我现在可以领导它同（350 ）
　　我的德国结合起来！
　　明天愿每一个德国人都认识到这个时刻，估量到它的意义，谦恭地在上帝面前低头，他在几个星期中已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奇迹！
　　原来无疑会在3 月13日对许士尼格投赞成票的奥地利人，有一大部分在4 月10日也会向希特勒投赞成票，这是一个预定的结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真的认为，最后同不论什么样的德国，即使是纳粹德国，结合起来，是一种理想的和不可避免的结局，因为在1918年同原来的广大的斯拉夫和匈牙利内地割断了的奥地利，终究是不能依靠自己而体面地存在的，它只能作为德国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除了这些奥地利人以外，还有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因为不论找差使的人或是已有差使的人都为纳粹的成功所吸引，急于想改善他们的处境。在这个天主教徒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许多天主教徒无疑为红衣主教因尼茨尔的一篇广为宣传的声明所左右，这篇声明对纳粹主义来到奥地利表示欢迎，并敦促教徒投赞成票。
　　* 我认为，如果举行公正和诚实的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和许士尼格的天主教社会党人都能自由地公开进行竞选，在这次公民投票中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数目可能是会差不多的。事实是，只有非常勇敢的奥地利人才敢投反对票。
　　像在德国一样，选民们害怕不投赞成票会被查出来，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那个星期日下午我在维也纳所参观的投票站中，各投票棚的角上都开着很大的裂缝，使坐在几英尺外的纳粹选举委员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人们怎么投票。
　　在乡下选区里，差不多没有人愿意——或者敢于——在投票棚中秘密投票；他们都是公开投票的，让大家都能看到。我正好要在那天晚上7 点30分广播，这是在投票结束后半小时，选票还正在开始点数。一个纳粹官员在我广播前竭力使我相信说，奥地利人99％都会投赞成票的。这正是以后公布的官方数字——大德意志99.08％，奥地利99.75 ％的人投了赞成票。
　　因此，作为奥地利来说，在历史上它暂时消失了，它的名字被那个存心报复的奥地利人抹掉了，他现在已使它同德国合并了起来。奥地利的古老德文名字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东部帝国），被取消了。奥地利变成了Ｏｓｔｍａｒｋ（东部边疆），但是很快就甚至连这个名字也不用了。柏林方面用区的行政建制来管理这个国家，区大体上相当于历史上的邦，如像提罗尔、萨尔斯堡、斯蒂里亚和卡林西亚。
　　维也纳变成了德国的一个城市，一个区的行政中心，它渐渐地衰落了。这个前奥地利流浪汉出身的独裁者，把他的祖国从地图上擦去，并且使它一度光辉灿烂的首都失去了最后一点光荣和重要性，奥地利人中间产生失望情绪，是不可避免的。［351 ］在头几个星期中，维也纳纳粹分子的行为比我在德国看见过的任何情况都要坏。
　　他们肆无忌惮地发泄他们的虐待狂。日复一日，可以看到大批犹太男女在擦去人行道上许士尼格的口号和打扫街道。他们趴在地上做这种清洁工作，冲锋队员则站在旁边监视着，人们都围拢来侮辱这些犹太人：数以百计的犹太男女在大街上被抓去打扫公共厕所以及冲锋队和党卫队营房的厕所。还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关了起来。
　　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或者被盗窃。我从普洛斯尔胡同的寓所窗口望出去，看到一队队的党卫队人员从隔壁的罗茨彻尔德* 邸第里把银器、地毯、绘画和其他掠夺品用车子装走。路易·德·罗茨彻尔德男爵本人后来由于把他的钢铁厂交给了赫尔曼·戈林工厂作为买路费，才得以逃出维也纳。这个城市的18万犹太人，大约有一半是在战争开始以前由于把他们的财产交给纳粹分子而才买到了移居国外的自由的。
　　海德里希在党卫队下面设立了一个特别机构“犹太移民局”，在人身自由上做发财生意。该局成了有权发给犹太人出国许可证的唯一纳粹机构。这个机构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是由一个奥地利纳粹分子、希特勒的同乡、林嗣来的卡尔·阿道夫·艾克曼主持的，它终于变成一个不是移民而是进行灭种的机构。它组织了对400 多万人的屠杀，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利用德奥合并的头几个星期留在奥地利的机会，在多瑙河北岸恩斯附近的毛特豪森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集中营。
　　一再把千千万万的奥地利人运到德国的集中营去是太麻烦了。希姆莱认定，奥地利需要有一个自己的集中营。
　　在第三帝国垮台以前，非奥地利被拘人员比本地被拘人员的数目还要多，而且毛特豪森是官方公布杀人最多的德国集中营（在东方的灭绝营是另外一回事）：在它存在的6 年半中杀死了35318 人。
　　尽管在德奥合并后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所领导的秘密警察恐怖统治，还是有几十万德国人前来奥地利。因为他们可以用马克在奥地利享受到在德国多年吃不到的丰餐美食，在奥地利的优美无比的山水之间度过极便宜的假期。德国商人和银行家蜂拥前来，以只占其本身价值极小一部分的代价购买被霸占的犹太人和反纳粹人士的产业。在这些笑容满面的来客中，也有那个别人仿效不来的沙赫特博士。他虽然跟希特勒发生过争执，仍然是德国内阁中的一个部长（不管部长），仍然是国家银行的总裁。他对德奥合并感到大喜过望。他甚至在公民投票以前就到奥地利来代表国家银行接管奥地利国家银行，在3 月21日对这家奥地利银行的职员们发表了演说。
　　沙赫特博士嘲笑了外国报纸对希特勒实现德奥合并的方法的批评，而坚决地为这些方法辩护。他说，德奥合并是“外国对我们实施的无数次背信弃义和残暴行为的结果”。
　　“感谢上帝？？阿道夫·希特勒已创造了德国意志和德国思想的一致？？他用新加强的国防军来支持这种一致，然后，他终于使德国和奥地利的内在一致获得了外表形式？？
　　“凡是不全心全意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在我们这里是找不到前途的？？
　　国家银行将永远只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不然我将不再成为它的经理。”
　　接着沙赫特博士使奥地利职员们宣誓“忠于和服从元首”。
　　沙赫特博士高声说道：“谁要是违背誓言，谁就是混蛋！”然后他领导他的听众们三呼“ＳｉｅｇＨｅｉｌ！
　　与此同时，许士尼格博士已被逮捕，而且受到了极其屈辱的待遇，很难使人相信这不是希特勒亲自布置的。他从3 月12日到5 月28日处于软禁之下，在这段时期内秘密警察想出了一些非常卑鄙无聊的方法来不让他睡觉。
　　然后他被带到了设在维也纳大都会饭店里的秘密警察总部去，在五层楼的小房间里又关了17个月。在那里，他被迫用发给他个人使用的毛巾去收拾党卫队卫兵的宿舍、脸盆、污水桶和厕所，并且被迫做秘密警察想出来的各种下贱工作。到他垮台后的第一周年，3 月11日，他的体重已减少了58磅，然而党卫队医生却报告说他的健康状况极佳。许士尼格后来在他的书里描述了他在这些年受到单独禁闭和后来在达豪和萨赫森豪森这种最坏的德国集中营里“在活死人中间”的生活。在他被逮捕以后不久，他被允许用请人在狱外代理的方法同前伯爵夫人维拉·捷尔宁结婚，她同前夫的婚姻关系已由教会法庭所取消。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她被允许带着1941年生的孩子和他在集中营里一起过活。他们竟能度过这种监禁的磨难而幸免一死，真是一个奇迹。到最后，另有一些在希特勒激怒下遭殃的显贵人士也和他们一样被关入集中营，如沙赫特博士、前法国总理莱翁·勃鲁姆和他的夫人、涅穆勒牧师、一批高级将领、黑森亲王菲利普。
　　后者的妻子，意大利国王的女儿玛法尔达公主，被党卫队1944年在布痕瓦尔德杀害，作为元首对她父亲维克多·爱［353 ］麦虞埃背弃他投向盟国的报复。
　　1945年5 月1 日，这批显贵的囚徒匆促地从达豪南撤，以免被由西方挺进的美国军队所解放。他们到了南提罗尔山区的一个乡村里。秘密警察军官们给许士尼格看一张名单。根据希姆莱的命令，名单上的人要处死，以免落入盟军之手。许士尼格看到他自己和他妻子的名字“清楚地印在上面”。他的心冷了半截。历尽困苦苟延了那么久——可是在最后一分钟还是不免一死然而，在5 月4 日，许士尼格却能够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2 点钟，警报！美国人！
　　一支美国部队接管了这个旅馆。
　　我们自由了！
　　希特勒不费一弹，而且没有受到其军队本来可以压倒他的大不列颠、法国和俄国的干涉，就为德国增加了700 万子民，而且获得了一个对他将来的计划具有莫大价值的战略地位。不仅他的军队在三面包围着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他现在还拥有了维也纳——这个通向东南欧的大门。作为前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欧和东南欧的交通和贸易中心。现在这个神经中枢落在德国人手里了。
　　或许对希特勒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英法仍旧不肯动一根毫毛来阻止他。3 月14日张伯伦在下院谈到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既成事实，伦敦的德国大使馆用一连串紧急电报把辩论的经过情况报告给柏林。希特勒没有什么害怕的了。
　　张伯伦说，“无可动摇的事实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制止［奥地利］实际发生的事情——除非我国和其他国家当初准备使用武力”。
　　希特勒清楚地看出，这位英国首相不仅不愿意使用武力，甚至不愿意同其他大国协作来制止德国以后的行动。3 月17日苏联政府建议在国际联盟内或国际联盟外举行一次各国会议，来考虑务使德国不再进行侵略的办法。张伯伦对举行这种会议表示了冷淡态度，3 月24日更在下院中公开拒绝了这种主张。他说，“任何这类行动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只会加剧建立排外的国家集团的趋势，而这种集团一定？？
　　是不利于欧洲和平的前途的”。显然，他忽视了或者没有认真看待罗马—柏林轴心或者德意日的三国反共公约。
　　［354 ］在这篇演说中，张伯伦还宣布了他的政府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一定使希特勒更为惬意了。他直率地拒绝了这种建议，即英国不仅应当保证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攻击时去帮助它，而且应当在法国必须履行法捷协定的义务时支持法国。
　　这个直截了当的声明使希特勒的问题轻松了许多。他现在知道，在他扑向一头羔羊时，英国将仍然袖手旁观。如果英国不采取什么行动，法国不是也会这样吗？他的以后几个月里的秘密文件表明，他确信法国也将这样。而且他知道，根据俄国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缔结的协定的条款，苏联在法国未采取行动之前没有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他要立即实施他的计划，知道这些情况就完全够了。
　　希特勒在德奥合并成功后可以认为，那些态度勉强的德国将领不再会妨碍他了。
　　如果他对这点还有些怀疑的话，那未弗立契事件的结局当可消除这种怀疑。
　　我们前已谈到，* 军事荣誉法庭审理冯·弗立契将军被控男色罪一事在3 月10日第一天开庭后就突然中断，因为戈林元帅和陆海军两位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去处理跟奥地利有关的更紧急的事务去了。审讯在3 月17日恢复，但是由于中间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所以这次审讯必然变成虎头蛇尾的了。几星期以前，高级将领们深信，当军事法庭揭穿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陷害弗立契的难以相信的阴谋后；不仅他们的倒霉的总司令将复职，而且党卫队，或甚至还有第三帝国，可能甚至还有阿道夫·希特勒，都将动摇而垮台。结果却是一场泡影！2 月4 日，希特勒亲自接掌了武装部队的统率权，废黜了弗立契和他周围的大部分高级将领，从而粉碎了旧军官团的迷梦。现在他又不发一枪地征服了奥地利。在这种惊人的胜利以后，德国没有谁再去为冯·弗立契将军操什么心了，甚至那些宿将们也是如此。
　　不错，他很快洗雪清白了。在经过戈林——他现在可以装作是最公正的法官了——的一些威吓后，那个进行讹诈的积犯施密特在法庭上顶不住了，供认秘密警察曾威胁他，如不诬陷冯·沸立契将军就要他的命（附带说一句，这个威胁在几天后实现了），并说，由于弗立契跟确曾因好男色而受他讹诈的骑兵上尉冯·弗立许两个名字相似，得以进行这种诬陷。弗立契或者陆军方面都没有作什么努力来揭露秘密警察的幕后作用，也没有揭露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捏造假罪状的罪行。第二天，3 月18日，审讯结束，判决不言而喻是：“证明没有犯所控罪行，应宣告无罪。”
　　这洗雪了冯·弗立契将军个人的罪嫌，但是并没有使他复任［355 ］原职，也没有使陆军恢复它以前在第三帝国中有一些独立性的那种地位，因为这次审讯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公众并不知道这回事，也不知道其中所牵涉到的问题。3 月25日，希特勒致电弗立契，祝贺他“诙复健康”。仅此而已。
　　这位被黜的将军在法庭上不愿指控希姆莱，现在却采取了一个最后的无益的姿态。他要跟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决斗。由贝克将军亲自严格按照过去的军人传统拟就的挑战书，交给了冯·伦斯德将军，要他作为陆军年资最长的高级军官转交给党卫队头子。但是伦斯德有点害怕，把这封信在口袋里放了几个星期，最后竟给忘了。
　　冯·弗立契将军，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很快就从德国生活中消失了。
　　但是他最后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在12月里，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玛高特·冯·舒茨巴男爵夫人，从信里可以看出，他像许多其他将军一样，在思想上陷入了多么可悲的混乱状态。
　　尽管元首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功，但仍有许多人对前途愈来愈感到担心，这真是奇怪的现象？？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德国要再度强大的话，我们必须在3 个战斗中取得胜利：1.对工人阶级的战斗——希特勒已经打赢了这一仗。
　　2.对天主教教会，或许说得更明确些是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
　　3.对犹太人。
　　我们正处在这些战斗的过程中，而对犹太人的战斗是特别困难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这个战斗的错综复杂性。
　　1939年8 月7 日，正当战云密布之际，他写信给这位男爵夫人说：“不论是在和平时期或者是在战争时期，在希特勒先生的德国都没有我的份儿。
　　我将同我的团在一起，只是作为一个活靶子而已。因为我不能呆在家里。”
　　这确实就是他所做的。1938年8 月11日，他被任命为他的旧部第十二炮兵团的名誉团长，这是一个完全名誉性质的职衔。1939年，9 月22日，他在围攻华沙的时候，成了一个波兰机枪手的靶子。4 天后，在一个寒冷、阴暗的雨天早晨，他在军事荣誉仪式下被埋葬在柏林。据我的日记所载，这是我在柏林的整个期间天气最糟的一天。
　　随着弗立契在20个月以前被免去了德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希特勒已经对德国可能反对他的最后一个堡垒——老派的、传统的陆军军官阶层——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现在，在1938年的春天，由于他在奥地利的妙计获得成功，他又进一步控制了陆军，表现出他的大胆的领导才能，强调出只有他一人才能作出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陆军的作用仅仅是提供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而已。而且，他不费一兵一卒就使陆军获得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在军事上置于无法防御地位的战略位置。必须赶紧利用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
　　4 月21日，纳粹在奥地利举行公民投票后的11天，希特勒召见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讨论绿色方案。





　　第十二章 通向慕尼黑的道路

　　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的代号。我们已经知道，它当初是冯·勃洛姆堡元帅在1937年6 月24日制定的。后来，希特勒在11月5 日向高级将领讲话时，又详细地作了说明。他告诫他们“对捷克人的突袭”应当“以闪电式的速度来进行”，而且可能“早在1938年”即予执行。”
　　显然，由于轻易就征服奥地利，绿色方案已成为一项当务之急；这一计划必须立即根据当前形势加以修订，各项准备工作必须也随之开始。希特勒在1938年4 月21日召见凯特尔正是为了这桩大事。第二天，新任命的元首军事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少校，就整理好了一份讨论总结，内容分为三部分：“政治问题”、“军事决策”和“宣传”。
　　希特勒拒绝了“不必有借口或理由就凭空进行战略进攻的建议”，因为他认为“世界舆论的反对可能引起严重的局势”。第二个办法是，“在经过一段时期能逐步导致危机从而导致战争的外交谈判之后再采取行动”，希特勒认为这也“是不足取的，因为那样以后捷克[ 绿色] 方面就会有所防范”。元首认为，至少就当时而言，还是采取第三个办法为好，即“以一个偶然事件[ 例如，在一项反德示威中杀害德国公使这样的事件] 为借口，发动闪电进攻”。我们记得，过去也曾计划过以这样的“事件”来为德国进攻奥地利制造口实，当时曾打算把巴本作为牺牲品。在希特勒匪帮的世界中，德国驻外使节肯定是随时可以牺牲的。
　　希特勒现在已成了德国的最高统帅，因为他已取得了亲自指挥三军的权力，他向凯特尔将军强调必须速战速决。
　　[358] 采取军事行动的头4 天，从政治上说，是决定性的。如果不能取得突出的军事胜利，肯定会发生欧洲的危机。既成事实一定能使外国认为军事干涉是没有希望的。至于战争的宣传方面，现在还不是要用到戈培尔博士的时候，希特勒不过谈了一下“指导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行动”的传单和那些“包含有恐吓捷克人的威胁”的传单。
　　希特勒现在决意要消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德国人深恶痛绝的和约的产物。它也是捷克的两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托马斯·迎里格·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亲手缔造出来的。马萨里克是一个马车夫的儿子，靠自学而成为一个大学者，并且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贝奈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靠半工半读，读完了布拉格大学和法国的3 个高等学府，后来几乎是一再连续担任外交部长，在马萨里克于1935年退休以后出任第二任总统。16世纪时哈布斯堡帝国兼并了古老的波希米亚王国，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又从这个帝国中分割出来，在1918年建国以后己发展成为中欧最民主、最进步、最文明、最繁荣的国家。
　　但是，就由于它是由几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它从一开头就苦于一项国内问题，20年来一直未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有100万匈牙利人，50万卢西尼亚人和325 万苏台德日耳曼人。这些民族都依恋不合地仰望着他们的“祖国”——匈牙利、俄罗斯和德意志。虽然苏台德人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 除了曾是组织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而只归属过奥地利。至少可以说，这些少数民族要求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自治。
　　就是在1000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中占1/4 的斯洛伐克人，也要求某种程度的自治。斯洛伐克人虽然在种族上和语言上同捷克人十分接近，在历史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发展却遇然不同，主要是因为受了匈牙利人几百年统治的缘故。1918年5 月30日，美国的捷克流亡者和斯洛伐克流亡者在匹兹堡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斯洛伐克人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法院。但是布拉格政府并不认为自己受这一协定的约束，也没有予以遵守。
　　可以肯定他说，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即使同西方国家，即使同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比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少数民族也过得并不坏。他们不但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公民权利——包括投票权在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自己的学校，并且能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政党的领袖常常担任中央政府的部长。虽然如此，捷克人自己还没有完全摆脱奥地利人几百年[359] 压迫的影响，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方面还有许多欠缺之处。他们往往有沙文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不讲究策略。我还记得我以前在那里的时候所体会到的斯洛伐克人对监禁伏伊特赫·都卡博士一事的愤慨。都卡在当时是一位有声望的教授，他以“叛国罪”被判处15年徒刑，然而很难说除了争取斯洛伐克自治而外，他还犯了什么别的罪。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集团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没有遵守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所作的诺言，即建立类似瑞士那样的联邦制度。
　　大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下面要谈到的情况看来，苏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里过得相当好——肯定要比这个国家内任何其他少数民族过得好，而且也比在波兰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过得好。他们固然憎恶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仿佛土皇帝般的捷克官员，固然憎恶布拉格不时发生的对他们歧视的事件，他们固然失去了过去在哈布斯堡时代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统治地位，因而感到不甘心，但是，他们集居在新共和国绝大部分工业集中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生涯日益繁荣富裕，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逐渐达到了同捷克人比较和睦地相处的状态，不过同时也一直在继续要求给他们以更多的自治，对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给以更大的尊重。在希特勒崛起以前，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要求更多权利的政治运动。苏台德区绝大多数的选票是投给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
　　后来到了1933年，在希特勒当了总理以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病毒也感染了苏台德日耳曼人。那一年成立了苏台德德国人党[ Ｓ。Ｄ。Ｐ。] ，领导人是一个举止温和的体操教员，名叫康拉德·汉莱因。到1935年，这个党就已经受到德国外交部的秘密资助，每月数达15000 马克。不到两年，它已得到了大部分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拥护，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留在外边。到合并奥地利的时候，汉莱因的3年来一直听命于柏林的党，已随时准备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了。
　　为了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汉莱因曾在奥地利被并吞以后两周赶赴柏林，并且曾在3 月28日同希特勒密谈过3 小时，里宾特洛甫和赫斯当时也在场。据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所载，希特勒的指示是，“苏台德德国人党应当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汉莱因本人对元首的意见总结为，“我们必须老是提出永远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说来，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11月5 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360] 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整个春天和夏天，几乎一直到最后，张伯伦首相和达拉第总理同世界上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一起，显然还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过是要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政府还特意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5 月3 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项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四天以后，据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5月7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大概甚为高兴。
　　话虽如此说，在这一时期，隐蔽德国的目标比过去更为必要。5 月12日，汉莱因秘密访问了柏林威廉街。里宾特洛甫当即向他面授机宜，指示他当晚到伦敦去看英国外交大臣首席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和其他英国官员时如何愚弄英国人。威兹萨克所写的一份备忘录曾记下了应采取的方针如下：“汉莱因将在伦敦否认他是按柏林指示行动的……最后，汉菜因将谈到捷克政治结构逐步解体的问题，以便让那些以为自己仍能为保全这一政治结构而进行干涉的人士知难而退。”同一天，德国驻布拉格公使打电报给里宾特洛甫，认为必须预先采取措施，来掩护公使馆给苏台德德国人党以津贴与指示的工作。
　　美国驻柏林大使休·Ｒ·威尔逊在5 月14日拜访威兹萨克，讨论了苏台德危机。威兹萨克告诉他，德国人担心的是，捷克当局为了设法防止“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正在处心积虑地挑起一次欧洲危机。两天以后，5 月16日，施蒙特少校代表当时在上萨尔斯堡休假的希特勒发出了一项紧急的而且是“绝密的”电报，询问最高统帅部，“一旦动员的话”，在捷克前线有多少个师“随时能在12小时以内挺进”。最高统帅部的蔡茨勒中校立即复电说“12个”。希特勒对此感到不满足，又去电追询：“请告各师番号。”[361] 复电来了，列举了10个步兵师的番号，还加上了一个装甲师和一个山地师。希特勒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第二天，即5 月17日，他又向最高统帅部要有关捷克人在苏台德山区国境上建筑工事的确切情报。这些工事当时被称为捷克的马奇诺防线。蔡茨勒当天就从柏林回复了一个很长的“绝密”电报，十分详尽地向元首报告了捷克防御工事的情况。他说明这些工事相当坚固。
　　将军们的动摇
　　约德尔在5 月30日的日记中谈到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也谈到因为新指示要求“在Ｘ日当天立即攻下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原来的打算必须大加改变”。然后，他又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元首的直觉与陆军的意见之间又一次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必须在今年就动手；陆军的意见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动手，因为西方国家儿乎肯定会干涉，而我们目前还不足与之抗衡。
　　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国防军参谋已经指出在希特勒和某些最高级将领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裂痕。不同意元首的侵略宏图的反对派是由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所领导的，他从此以后就成了第三帝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微弱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后来，这位敏感、聪明、正派然而不能当机立断的将军还将在更广泛的方面同那位纳粹独裁者作斗争。然而，到1938年春天为止，虽然已经经过了4 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贝克还只是从狭隘的本职范围以内的专业理由来反对元首。他的理由是，德国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西方国家——也许还有俄国——一决雌雄。
　　我们知道，贝克曾欢迎过希特勒上台，并且曾公开赞扬过元首不顾凡尔赛和约而重建德国征兵制。上文曾提到，早在1930年，当贝克还是一个无名的团长的时候，就曾挺身而出为他的三个因在军队中鼓吹纳粹主义而被控犯叛逆罪的部属辩护，而且还曾在最高法院为他们出庭作证。在他之前，希特勒也曾在那里出过庭，并提出警告说，在他当权之后，将会有“人头落地”的事。看来使他清醒过来的并不是元首对奥地利的侵略——那是贝克支持的——而是冯·弗立契将军由于秘密警察的诬陷而人头落地这一事实。在擦去了障眼的尘翳以后，他开始看清了，希特勒不顾高级将领的忠告，处心积虑，不惜冒与英国、法国和俄国作战的风险的政策，如果付诸实施，就会使德国毁灭。
　　贝克对希特勒与凯特尔在4 月21日的会谈曾有所风闻。希特勒在那次谈话中曾指示国防军加速制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从5 月5 日开始，贝克给新任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367] 上了一系列的条陈，坚决反对这种行动。文章写得十分精辟，对一切不容乐观之处痛陈利害，极为坦率，立论也是条分缕析，无懈可击。虽然贝克对英国和法国的意志力量，对两国领袖政治上的狡猾，对法国陆军的力量等估计过高，而且对捷克问题的结局的估计后来也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就德国而言，他的长远预言最后看来都是一一应验，极其准确的。
　　贝克在5 月5 日的条陈中说，他深信，德国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会引起欧洲大战，英国、法国和俄国都会反对德国，而美国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德国要取胜，实无希望。仅仅缺乏原料这一点，就使它无法赢得战争。他认为，事实上，德国的“军事一经济状况比它在1917—1918年”德皇的军队开始崩溃时的处境还要糟糕。
　　5 月28日，希特勒在“五月危机”以后，在总理府召见高级将领，叫嚣要在秋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贝克当时也是在场听训的一个。他对元首的讲话仔细作了笔记。两天以后，就在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规定要在10月1 日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贝克又给勃劳希契上了一个措辞更为尖锐的条陈，逐点批评了希特勒的论点。为了要使那位谨慎的总司令能充分了解自己的意思，贝克亲自向他读了这个条陈。最后，勃劳希契已不大高兴，但他还是对这位比较浅薄的上级强调指出，在“最高级军事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危机，曾经造成混乱，如果不予解决的话，军队的命运，事实上，也是德国的命运，将是“一片漆黑”。几天以后，贝克又在6 月3 日给勃劳希契发出了另外一个条陈，他在其中声明，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从军事上看是不妥当的”，陆军参谋总部对此不表同意。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从被缴获的“绿色方案”档案中可以看出，这年夏天，他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下令，例行的秋季演习必须提前，以便军队能准备就绪，可以随时出击，必须进行“突袭攻坚”的特种演习。凯特尔将军得到通知“元首一再强调必须加速建筑西线的防御工事”。6 月9 日，希特勒又一次要关于捷克军备情况的情报，并且马上得到了一份有关捷克人所用的各种大小武器的详细报告。同一天，他又电询：“捷克的据点是否仍然由不满员的驻军防守。”他当时正在他的山间别墅避暑，周围都是些阿谀取宠的屑小之徒，他一直不断地玩火，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沉。6 月18日，他又发出了一项新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总的原则性指示”：[368] 目前并无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危险……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不会出兵，因此英国不会干涉之时，我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虽然如此，到7 月7 日，希特勒还是提出了如果法国和英国出而干涉该怎么办的几点“考虑”，他说，“第一点考虑”是要在荡平捷克而能移军西向以前“坚守西线”。事实上，当时已没有军队可以用来坚守西线，然而在他发热的脑子里却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他警告说，“俄国十有八九会进行干涉”，而且波兰是否就不进行干涉，他目前也还不敢肯定。这种后果必须提防，然而他并没有说如何提防。
　　希特勒当时远在上萨尔斯堡，多少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显然还没有听到陆军参谋总部高级军官中间的不同意见。尽管贝克再三上书勃劳希契，这位参谋总长到7 月间也已觉察到，他那拿不定主意的总司令并没有把他的意见上达元首。因此，贝克在7 月中旬决定：还是不顾一切，作一番最后的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把事情闹穿，7 月16日，他给勃劳希契上了最后一个条陈。他要求陆军告诉希特勒停止备战。
　　在充分意识到这一行动的严重性而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指希特勒] 迫切要求取消他对战争的准备并放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意图，除非军事状况有根本改变。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意见也是参谋总部全体高级军官所共有的。
　　贝克亲自把这个条陈递交勃劳希契，并且口头补充一项建议：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将领应采取一致行动。他还具体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高级将领应立即全体总辞职。在第三帝国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后来屡次在纽伦堡审讯中提出的问题：一个军官，除了对元首忠诚而外，还有没有更高的忠诚？在纽伦堡，许多将官以否定的回答来洗刷自己的战争罪行。他们说，他们必须服从命令。但是，贝克在7 月16日却持有不同的见解，他坚持这种见解直到最后，虽然多半没有成功。他说，当良心、知识和责任不许可执行某项命令的时候，一个人对最高统帅的忠诚就有了“限度”。他觉得，将官们已经达到了这种限度。如果希特勒坚持要战争，他们就应当集体辞职。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打不起来，因为那样就没有人来领导军队了。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彻大[369] 悟。他的眼睛去掉了阴翳，终于看到了德意志民族所面临的危险事大，一个意气用事、不惜冒大战之危险而执意要进攻一个弱小邻邦的歇斯底里的元首可能归于失败事小。第三帝国的全部蠢剧，它的暴虐，它的恐怖，它的腐败，它对古老的基督教精神的蔑视。忽然一下子都被这个一度亲纳粹的将军看透了。3 天以后，7 月19日，他再度去见勃劳希契，面陈他的这种觉悟。
　　他坚持说，将领们不但应当以罢工来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而且应当出一把力量来清理第三帝国。德国人民和元首本人都必须免于党卫队和纳粹党棍的恐怖压迫。必须恢复法治的国家和社会。贝克把他的改革计划归纳如下：拥护元首，反对战争，反对党魁统治，同教会和解，结束契卡恐怖，开放言论自由，恢复法制，削减拔给党的经费的半数，停建各种厅堂大厦，为平民建造住宅，发扬普鲁士的清廉朴素的传统。
　　贝克在政治上太天真了，他看不到，造成使他反感的当前德国局面的人正是希特勒自己，他所应负的责任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大。虽然如此，贝克当前必须做的仍然是继续吓唬犹疑不决的勃劳希契，使他代表陆军向希特勒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停止备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安排在8 月4 日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他准备了一篇发聋震聩的讲稿，由陆军总司令来宣读，要高级将领一致要求，不容许任何纳粹冒险引向武装冲突。出乎贝克意料的是，勃劳希契竟没有勇气来宣读。贝克无奈，只好宣读了他自己在7 月16日上的条陈。它在大部分将官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德国陆军高级军官的会议并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就散了。他们没有勇气能够像他们的先辈在霍亨佐伦皇帝和帝国总理面前一样，要希特勒悬崖勒马。
　　勃劳希契还是鼓足了勇气给希特勒看了贝克7 月16日的条陈。希特勒的反应不是召见支持这一条陈的抗命的高级将领们，而是召见他们下面一级的军官，即陆军和空军各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批人都是少壮派军官，希特勒以为自己只要鼓其如簧之舌，加一番煽惑就可使他们俯首听命。这批人在8 月10日应召到了伯格霍夫——希特勒整整一夏天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山间别墅——在会餐以后面聆希特勒的演说，据当时在场并且把经过如实记入日记的约德尔说，这篇演说讲了将近3 小时之久。不过这一次，元首的辩才并没有像他原来所希望的那样有效。当时在场的约德尔和曼施坦因，后来都谈到冯·维特斯海姆将军同希特勒之间发生了“一场极严重而且最不愉快的冲突”。维特斯海姆是与会的高级军[370] 官，当时是威廉·亚当将军所指挥的西线陆军的内定参谋长。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避而不谈的关键问题：在几乎全部兵力用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德国在西线已无防务可言，法国势将乘虚而入，他报告说，事实上，西壁防线无法坚持3 星期以上。
　　元首[ 约德尔在日记中说] 闻言大怒，暴跳如雷，他说，情况要是果真如此，整个陆军就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将军先生，[ 希特勒咆哮说] 阵地必然能坚守，不是3 星期，而是3 年！”
　　用什么来守，他并没有说。8 月4 日，亚当将军曾向高级将领会议报告说，他在西线只有5 个师可用，如与法军交战，势必寡不敌众。维特斯海姆大概也曾把同样的数字报告给希特勒，但是元首置若罔闻。约德尔虽然是一位精明的参谋，但是当时完全匍匐在领袖的魔力之下，会后颇感沮丧，认为将领们似乎并不了解希特勒的天才。
　　这种在陆军参谋总部中不幸极为流行的灭自己志气的意见[ 指维特斯海姆的意见] ，所根据的理由有好几条。
　　第一条是，它[ 指参谋总部] 未能摆脱对往事的回忆，而且认为自己对政治上的决定也应负责任，而不仅是用从并执行军事上的任务。应当承认，它是以固有的忠诚来执行这一任务的，然而内心却缺乏热忱，因为，归根到底，它并不相信元首的天才。而人们也许是会把他同查理十二相比的。
　　这种失败主义[ Ｍｉｅｓｍａｃｈｅｒｅｉ] 将不仅在政治上产生坏影响，因为人人都在谈论将领与元首之间的意见冲突了，而旦在部队士气方面也要产生坏影响。这种情况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是势所必然的。不过，我毫不怀疑，在时机到来之际，元首是能振作士气的。约德尔也许还可以加上一句，希特勒也是能压平将军们的反叛的。据曼施坦因1946年在纽伦堡审讯时说，这次会议是希特勒允许军方可以提出问题或进行讨论的最后一次会议。8 月15日在于侍堡阅兵时，希特勒对将军们重申，他已下走决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这时已没有一个军官敢于——或者说获准——再发一言表示反对了。
　　贝克看到，自己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自己的袍泽弟兄们骨头太软。8 月18日，他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之职。他曾设法使勃劳希契步自己的后尘，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现在已如醉如痴地。[371] 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之下，他当时正准备同一个狂热信仰纳粹主义的女人结婚，这一点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哈塞尔这样说他：“勃劳希契耸一耸肩说，‘我是一个军人，服从是我的天职。’”
　　在通常情况下，陆军参谋总长，特别是像贝克将军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在国家用兵之际辞职引退，本来会在军界引起震动，甚至在国外引起反响。但是，希特勒在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权术。虽然他立即接受了贝克的辞呈，而且感到如释重负，他却严禁报纸，甚至政府和军方的官方公报中提到这件事情，并且命令退职的贝克和他的同僚军官严守秘密。理由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能让英法政府得知德国陆军首脑部有意见分歧。很可能，巴黎和伦敦在柏林10月底正式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一直都蒙在鼓里。人们大可猜测，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话，历史也许竞会走上另外一个方向，对元首的姑息也许不至像后来那样严重。
　　贝克本人，从爱国和忠于军队的感情出发，也并没有想把他辞职的消息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他也颇为伤心失望，因为在同意并支持他反对战争的将级军官中竟没有一个人感到应当仿效他的榜样而辞职引退。他并不想劝他们这样做。哈塞尔后来说到他的时候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克劳塞维兹，而没有一点勃吕彻尔或者约克的气味”，他是一个有原则、有思想的人，而不是一个能实际行动的人。身为陆军总司令的勃劳希契居然在德国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把他甩掉，使他十分愤懑。贝克的这位传记作家和朋友在若干年后提到，这位将军每当提到他的上级的时候总是“极为愤懑”。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激动得浑身发颤，喃喃自语：“勃劳希契在紧要关头把我甩掉了。”
　　继贝克出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是54岁的弗朗兹·哈尔德——不过他的任命被希特勒保守了几个星期的秘密，一直到危机过去才宣布。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将军。本人原来受过炮兵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巴伐利亚王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参谋部内担任过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在慕尼黑活动的时代，他是罗姆的朋友，虽然这件事本来也许会引起柏林方面对他有某种猜疑，他仍然升迁极快，前一年就已担任贝克的副手。实际上，是贝克向勃劳希契推荐哈尔德做自己的继承人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副手同他的见解是一样的。
　　哈尔德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巴伐利亚人中间和天主教徒中间还是第一个，这对军官团新教徒和普鲁士的传统是一次重[372] 大的改变。哈尔德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特别喜欢数学与生物[ 我自己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看起来像一个大学数理教授] ，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的品德与才干都足以无愧为贝克的继承人。问题是，他是否也像他那位卸任的上级那样缺乏在恰当的时机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决心；而如果他并不缺少这种决心的话，他是否会在时机到来之际，具有那种毅力，能够不顾自己效忠于元首的誓言而毅然决然起来反对他。因为哈尔德同贝克一样，虽然并没有一开头就参加当时已在酝酿的反希特勒的密谋，然而并不是毫无所闻，而且显然也像贝克一样，是愿意给以支持的，他在出任参谋总长以后，在这第一次认真尝试推翻第三帝国独裁者的密谋中就成了关键性的人物。
　　反希特勒的密谋的形成
　　在经过国家社会主义的5 年半统治以后，对于那些反对希特勒的少数德国人来说，他们心里十分明白，只有陆军拥有能推翻他的实际力量。工人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即使有此心也无此力。除纳粹党的组织而外，他们别无组织，当然更没有武装。虽然对于德国的“反抗”运动本书以后还有许多东西要写，然而，它自始至终都极为微弱，当然，它是由一小部分勇敢而正直的人领导的，却没有群众。
　　应当承认，仅仅维持本身的存在，在一个侦探密布的恐怖统治的警察国家内就已经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而且，一个小小的集团——即使是一个较大的集团，如果有的话——怎么能起而反抗党卫队的机关枪、坦克车和火焰喷射器呢？
　　一开头的时候，对希特勒的任何反对都是发自文职人员，如上所述，对于将军们来说，纳粹制度挣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给了他们以重建一支伟大的军队这个他们梦寐以求的传统任务，他们欢喜之不暇，也就说不上有什么反对，大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而领导反对派的文职人员都是曾为元首服务并且身居要职的人，其中大多数最初都曾对纳粹主义抱有热忱。这种热忱直到1937年他们开始认识到希特勒是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几乎肯定要失败的战争时才归于消失。
　　这些最早开始觉醒的人中间有一个是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他原来是勃鲁宁任命的物价管制局局长，希特勒上台后继续担任该职3 年之久。戈台勒是一个保守派，从内心来说还是一个保皇党，他又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聪明能干，精力过人，然而失之不够谨慎与刚愎自用。他在1936年因为反对纳粹党人的排犹运动和疯狂扩军而同他们决裂，同时辞去了两项职务，一心一意[373] 地进行反对希特勒的工作。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937年去法国、英国和美国，用心良苦地警告它们注意纳粹德国的危险。
　　稍后觉醒的两个后来终于也同谋反对希特勒的人是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比茨和沙赫特博士，两个人都曾因为在改组德国经济使之适应战争目的方面卓著劳绩而得到过纳粹党的最高勋章——金质荣誉章。两个人都是到1938年才开始憬恰到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两个人看来都因为过去的历史和本人的性格而没有受到反对派核心的完全信任。沙赫特太机会主义，哈塞尔在日记里曾说，这位国家银行总裁能够“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他说贝克将军与冯·弗立契将军对此也有同感。波比茨虽然才华过人，然而见异思迁。他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希腊学者，同贝克将军和哈塞尔一起参加了星期三俱乐部，这是一个16名知识分子的组织，每周集会一次讨论哲学、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学的问题，它在时机成熟——或者不如说时机坐失——以后形成了反对派的中心之一。
　　乌里希·冯。哈塞尔成了反对派领导人的某种外交顾问式的人物。他在阿比西尼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时期曾任驻罗马大使，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知道，他发出来的电报都是建议柏林如何使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纷争不已，从而使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后来他开始担心，如果同法国和英国交战，这将会使德国导致致命的后果，即使德国与意大利结盟，这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他所受的文化教养至深，因此对国社主义的粗鄙庸俗，除了嫌恶鄙弃而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好感。虽然如此，他可也没有自动弃官，不为这个政权服务。他是在希特勒1938年2 月4 日所策划的军事、政治、外交人事大改组中彼刷掉的。哈塞尔出身于汉诺威贵族世家，妻子是德国海军的创始人冯·铁比茨海军元帅的女儿，全部气质都是一个纯粹的老派绅士。他同许多同阶级的人一样，看来非得要等到被纳粹党人一脚踢开后才有所震动而想做点什么来推翻他们。一旦过了这一关，这个敏感的、聪明的、矜持的人就专心致志地来从事这项工作，而到最后，我们会看到，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遭到了极惨的结局。
　　还有一些别的人，不那么知名，大多也比较年轻，从一开头就反对纳粹，逐渐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反抗集团。其中有一个集团的一个杰出之士是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是一个乡下绅士，是大诗人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后裔。同他亲密合作的有恩斯特·涅克希和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前者从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是《维德施但报》[ 《反抗报》] 的主编。后者是一个年轻的律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和心腹顾问冯·施托克马尔男爵的外曾孙。也有从前的工会领导人，例如：尤利乌斯·菜伯，雅可布·凯撒，威廉·刘希纳。两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阿图尔·奈比[ 他是刑事警察的头子] 和伯恩德·吉斯维乌斯[374][他是一个年轻的职业警官] ，随着反抗密谋的发展而成为得力的助手。后者后来在纽伦堡审讯中成了美国检察官的宠儿，并且写过一本书，虽然大部分历史学家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可靠性都打了很大的折扣，但它还是透露了反希特勒阴谋的许多真相。还有德国许多名门望族的子弟：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他是著名的毛奇元帅的侄曾孙，后来组织了一个由一批青年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反抗集团，名为克莱骚集团：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侄子；卡尔·路德维希·冯·古登堡男爵，他是直言无忌的天主教月刊的主编；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他的先人，不论父系母系都有过杰出的新教教士，他认为希特勒是反基督的，而且认为“把他消灭”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职。
　　几乎所有这些勇敢的人都曾不屈不挠地进行过斗争，最后终于被捕，在受到拷打之后，或者被绞死，或者被砍头，或者干脆被党卫队暗害。有很长的时间，这种文人的小小的反抗组织在吸引军人来参与他们的工作方面几乎毫无成就，冯·勃洛姆堡元帅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在1938—1939年以前，德国将领并不反对希特勒。既然他带来了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也就没有反对他的理由。”戈台勒同冯·哈麦施但因曾有过若干接触，但是这位前德国陆军总司令在1934年就退休了，对现役将领没有什么影响。在纳粹政权的初期，施拉勃伦道夫曾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德军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内的主要助手汉斯·奥斯特上校有过联系，发现他不但坚决反对纳粹，而且愿意做文人和武人之间的桥梁。然而，直到1937—1938年的岁尾年头，在将军们受到一连串的震动以后，他们中间才有人开始警觉到这个纳粹独裁者对德国的危险。这些震动是，希特勒一定要打仗的决定，他对军事指挥系统的大改组，他亲自执掌军权的行动，他对冯·弗立契将军卑劣的处置。1938年8 月底在捷克危机日益紧迫之际，贝克将军的辞职起了进一步促人猛省的作用。虽然他的袍泽军官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与他同时引退，但是，事情马上就很明显，这位下野的参谋总长是所有不易驾驭的将官们和文职的反抗领袖们的一个团结的中心。两个集团都尊敬他，信任他。另外一重考虑，两个集团现在也都看清了：要制止希特勒，就必须用武力，而只有陆军有武力。然而陆军方面有谁能掌握它呢？不是哈麦施但因，甚至也不是贝克，因为他们都已退休了，大家明白，迫切需要的是联络上当时实际指挥驻防柏林内外的部队的将领，以便一旦举事就能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新任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实际上并无兵权。冯·勃劳希契固然能号令全军，但[375] 是不能完全信任。密谋策划者认为，他的权威是有用的，不过只有到最后一刻，才能让他预闻大事。
　　后来的事实是，很炔就发现了有几位属于要害地位的将领愿意协助，后来也实际参加了酝酿中的密谋。其中有3 个人掌握着可以决走大事成败的位置，他们是：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他是举足轻重的第三军区司令，这一军区包括柏林和柏林周围地区；伯爵埃里希·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将军，他是波茨坦驻军司令，该驻军由第二十三步兵师组成；埃里希·霍普纳将军，他指挥驻在图林吉亚的一个装甲师，在必要时，这个师能击退任何企图从慕尼黑来解救柏林的党卫队。
　　到8 月底的时候，密谋分子的计划是：在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立即逮捕他，把他拉到他自己设立的人民法庭上去，控诉他轻举妄动地把德国投入欧洲大战，因而他失去执政的资格。与此同时，在一个短时期内实行军事独裁，然后再成立由社会上知名人士领导的临时政府，在适当的时期以后，组织一个保守的民主政府。
　　有两点考虑是这次政变成败所系的关键，而且与两个主要的政变策划人哈尔德将军与贝克将军有关。第一点是时间问题。哈尔德同最高统帅部安排好，把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间在48小时以前通知他个人。这样就可以使他有时间在德军越过捷克边境以前就把政变的计划付诸实施。这样他不但可以逮捕希特勒，而且可以防止造成大战的致命的一步。第二点是贝克必须在事先使将军们而且在事后还要[ 在计划中的对希特勒进行审讯时] 使德国人民相信，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会使英法参战，从而酿成欧洲大战，而德国对这一战争并无准备，必然要归于失败。这本来是他在整个夏天所写的一系列条陈的中心思想，也是他现在所要做的一切——推翻希特勒以保全德国，使它免于一场他认为会使它毁灭的欧洲战争——的根本出发点。
　　然而，对贝克而且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前途极为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对于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摸得更准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新近辞职的参谋总长。贝克是一个有学识、有历史眼光的欧洲人，他料不到英国和法国居然会硬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他懂得历史，然而却不懂得当代的政治。而希特勒却懂得。他相当时期以来就已经感到越来越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断：张伯伦首相宁肯牺牲捷克而不肯参战，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也不会履行它对布拉格的条约义务。[376] 威廉街并没有漏过纽约报纸早在5 月14日发表的一则电讯。他们驻伦敦的记者报道了张伯伦在阿斯托夫人家里吃饭时一次非正式的谈话。据记者们说，这位英国首相曾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不论英国还是法国，也许还有俄国，都不会出兵驰援，捷克国家不能按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同把苏台德区划归德国。德国人也注意到，尽管在下院内提出了愤慨的质询，张伯伦并没有否认美国记者的电讯的真实性。
　　6 月1 日，张伯伦首相曾对英国记者发表了有一部分不能公开发表的谈话，两天以后，《泰晤士报》就开始发表一系列的社论来拆捷克人的台；它要求捷克政府允许国内各少数民族“自治”，“即使这意味着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它第一次建议以公民投票的办法来决定苏台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要求。几天以后，伦敦德国大使馆报告柏林，《泰晤士报》的社论是根据张伯伦的不供发表的谈话写出来的，而且是反映了他的意见的。6 月8 日，冯·狄克森大使告诉威廉街，张伯伦政府将乐于见到苏台德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只要这是由公民投票所决定的，而且“没有受到德国方面的强制措施的干扰”。
　　所有这些想必是希特勒所乐于听到的。莫斯科来的消息也不坏，到6 月底的时候，德国驻俄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柏林说，苏联“极少可能出兵保卫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到8 月3 日，里宾特洛甫通知德国各主要驻外使节说，不必担心英国、法国、俄国会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进行干涉。
　　就在8 月3 日这一天，张伯伦派了伦西曼勋爵带着一项奇怪的使命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他到布拉格那天，我刚好在那里，在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并且与他的随行人员谈话以后，我在日记上记着，“伦西曼的全部使命气味不正”。7 月26日在下院宣布伦西曼将衔命出使的时候，张伯伦本人曾撒了一个在英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谎言。首相说，他派伦西曼赴捷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求”。事实上，伦西曼是张伯伦强迫捷克政府同意他去的。不过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骗局，人人都知道，张伯伦也知道，伦西曼要在捷克政府和苏台德人之间进行“调解”是不可能而且是讲不通的，他们知道苏台德人的领袖汉莱因[377] 并不是一个能自作主张的人，他并不能参加谈判，目前的纠纷是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问题。从伦西曼到达捷克的当天晚上以及以后几天，我的日记表明，捷克人完全知道伦西曼是张伯伦派来为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希特勒一举铺平道路的。这是一个卑鄙的外交花招。
　　现在1938年的夏天已经几乎过完了。伦西曼仆仆往返于苏台德区和布拉格之间。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态越来越多，对捷克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苏台德人要什么，就要捷克政府给什么。希特勒，他的将军们，他的外交部长也都忙得像发狂似的。8 月23日，元首在基尔湾举行海军演习的时候，在派特里亚号邮船上接待了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和匈牙利政府的成员。希恃勒告诉他们，他们如果要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尝一脔，他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他说，“谁要想坐席，至少得帮厨”。意大利大使伯纳多·阿托利科也是船上的贵宾。但是，当他追问里宾特洛甫“德国人对捷克斯洛伐克行动”的日子，以便墨索里尼能有所准备的时候，那位德国外交部长却顾左右而言他。很清楚，德国人并不完全信任他们的法西斯盟友能守得住秘密。对于波兰他们倒是完全相信的。整个夏天，驻华沙的冯·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报告，波兰不但不愿让俄国人假道以军队和飞机援捷，而且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还对捷克的一块领土特青地区垂涎欲滴。贝克的致命的短视这时已表露出来，而那年夏天在欧洲这种短视的观点却是一个流行的观点，到头来将证明，这种短视的观点为害之大是他所不可能想像到的。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这时正在日夜工作，忙于草拟能使军队准备就绪好在10月1 日向捷克斯洛伐克挺进的最后计划。8 月24日，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上校给希特勒上了一个紧急条陈，强调“确定能给德国进行军事干涉以口实的‘事件’的确切日期，实为当务之急”。他解释说，调日的日期完全要根据它来决定。
　　[ 他接着说] 在Ｘ减1 日以前不能采取任何没有正当理由的事前行动。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显得是蓄意制造这一事件的了。如果由于技术上的理由而认为这一事件应当安排在晚上的话，那未就不能以第二天为Ｘ日，Ｘ日必须再晚一天……所以提出这一点的用意是想说明军方对这一事件极为关切，而且必须及时得悉元首的意图——因为谍报局迄今并未奉命组织这一事件。
　　到夏天将完的时候，突袭捷克斯洛伐克的周密准备显然已经[378] 诸事就绪。然而，如果法国人履行他们对捷克人的诺言而发动进攻的话，西线的防务怎么办？8月26 日，希特勒出发到西线巡视工事，随行的有约德尔和负责建造西壁工事的工程师托特博士、希姆莱和党内其他官员。8 月27日，指挥西线部队的威廉·亚当将军也参加巡视，在以后的两天中，他亲眼看到希特勒由于莱因兰人对他的热烈欢迎感到乐极忘形，可是亚当将军这位直率而能干的巴伐利亚人并不感到高兴，而是大为吃惊。8 月29日，在希特勒的专用车厢里演出了惊人的一幕。亚当突然要求同希特勒单独谈话。据这位将军后来说，希特勒在冷笑一下以后就屏退了希姆莱和其他的党羽。亚当二话不说，单刀直入他说明不论把西壁吹得如何天花乱坠，他用手下现有的军队是守不住的，希特勒急躁了起来，并且对他发了一通长篇大论，大吹他已经使德国比英国和法国加起来还要强。
　　“谁要守不住这些工事，”希特勒咆哮说，“谁就是混蛋！”
　　虽然如此，除了亚当以外的将领们心中对这一点的怀疑还是与日俱增。9 月3 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召见了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凯特尔和勃劳希契。当时议定，各野战部队应当在9 月28日在德捷边境沿线进入阵地，最高统帅部必须在9 月27日中午知悉调日究竟是哪一天。希特勒对“绿色方案”，的作战计划还不满意，下令作了几处修改。据施蒙特少校所保存的有关这次会议的笔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至少勃劳希契——凯特尔已谄媚成性难为直言了——再次提出了如何固守西线的问题。希特勒骗他说，他已经下令加速建筑西线的工事了。
　　9 月8 日，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来见约德尔。后者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位将军对西线军事态势的悲观看法。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希特勒的情绪由于受到刚刚开幕的纽伦堡纳粹党大会的狂热气氛的鼓动而大为高涨，已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根本不顾法国是否干涉。连一向乐观的约德尔也说：“我必须承认，我也感到担心。”
　　第二天，9 月9 日，希特勒把凯特尔、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召到纽伦堡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从晚上10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4 点。据凯特尔后来对约德尔私下透露[ 约德尔后来把凯特尔的话写到了日记上] ，会上争论异乎寻常地激烈。哈尔德先前感到自己处境微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身为要在希特勒下进攻令时举事推翻他的密谋的主角，却不得不十分详尽地解释参谋总部关于进[379] 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后来他又感到十分难受，因为他眼看着希特勒把这一计划撕成粉碎，并且不但把他，而且还把勃劳希契痛骂一顿，骂他们胆小，骂他们在军事上无能。据约德尔在9 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纽伦堡的这一场面和德国陆军首脑人物中的出现的“失败主义”使凯特尔感到“极度震惊”。
　　向元首提出了陆军总司令部方面存在着失败主义……凯特尔宣称他决不能容忍最高统帅部有任何军官再事批评埋怨，动摇犹豫，消极悲观……元首已经知道，陆军总司令[ 指勃劳希契] 曾要所属将领支持他，来打开元首的眼界，让他看到他不顾一切希图一逞的冒险。他自己[ 指勃劳希契] 已再也得不到元首的信任了。
　　因此纽伦堡的空气极为阴沉，全国都支持元首而唯独陆军高级将领却是例外，诚属不幸。
　　所有这一切都使少年气盛、自命不凡的约德尔大为扫兴，他已经把自己的前程完全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了。
　　只有通过行动[ 这些将军们] 才能光荣地弥补由于他们缺乏意志力量与服从精神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同1914年一样的问题。陆军方面抗命的例子只有一个，而这就是将军们的抗命。从根子上来说，这是由于他们骄做自大。他们准也不相信，谁也不服从，因为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许多人仍然把他看成是世界大战中区区一个下士，不知道他是俸斯麦以后最伟府的政治家。
　　当时任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并且参与哈尔德的密谋的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在9 月8 日同约德尔谈话时，曾向最高统帅部要求书面保证，保证陆军总司令部能在5 天以前得到希特勒进攻捷克的命令。约德尔答复说，由于气候难以预料，只能保证在两天以前给予通知。虽然如此，对于反叛分子来说，这也已经够了。
　　不过，他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保证——说到最后，他们究竟能否假定，如果希特勒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英国和法国一定会对德宣战。为此，他们决定派密使去伦敦，不但要弄清英国政府的意图，而且如果必要，还要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为此目的，将告诉英国政府：希特勒已决定在秋季某一天进攻捷克，参谋总部是知悉这一日期的，也是反对此事的，如果英国能对希特[380] 勒坚决反对到底的话，参谋总部准备采取最有决定性的行动来防止此事。
　　第一个派出的密使是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听选派的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在8 月18日到达伦敦，当时早已急干要把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要的任何东西部给他的汉德逊大使，从柏林电告英国外交部，“在任何官方场合接待他[ 指克莱施特] 都是不明智的””。虽然如此，外交大臣的首席外交顾问、伦敦方面反对姑息希特勒的主要人物之一罗伯特·凡西塔待爵士，在克莱施特到达伦敦的当天下午就接见了他，而且当时仍然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在第二天就接见了他。两个人都对来客的严肃和诚恳有极深的印象。克莱施特对他们讲了他受命要讲的活，强调希特勒已定好日子对捷克人发动侵略，大部分将领是反对他的，并且将有所行动，然而如果英国继续姑息希特勒的话，那就是拆他们的台。如果英国和法国肯公开宣布：一旦希特勒对捷发动进攻，它们决不袖手旁观，如果英国某些知名的政治家肯对德国发出严重的警告，指出纳粹侵略能造成的后果的话，那未，德国将领们就会起来制止希特勒。
　　丘吉尔写了一封振奋人心的信，让他带回德国去鼓励他的同事：我确信德国陆军或空军大举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将引起世界大战。我像1914年7 月底一样确信，英国将同法国一起出兵……我祈求诸位，千万不要在这一点上有所误信……”
　　凡西培特对克莱施特的警告颇为重视，因此曾立即就此事向[381] 英国首相与外交大臣提出报告。而且张伯伦虽然在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中说他倾向于“对他[指克菜施特]所说的话大打折扣”，他也还是说，“我不能肯定说我们不该有所行动”。他的行动就是在制造了一些空气以后，在8 月28日把汉德逊大使召回伦敦“有所咨询”。
　　他指示他驻柏林的大使做两件事情：向希特勒提出严肃的警告，其次，秘密准备他同元首之间的“个人接触”。据汉德逊自己的说法，他劝首相放弃第一点要求。至于第二个要求，汉德逊求之不得，当然乐于遵命。这是走向慕尼黑，走向希特勒最大的不流血胜利的第一个步骤。
　　柏林的密谋分子没有看到张伯伦的这种转向，还想进一步对英国政府提出警告。8月21 日奥斯特上校派了一个使者去告诉英国驻柏林的武官，希特勒想在9 月底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他告诉英国人：“如果外国能以强硬行动使希特勒于最后一刻宣布放弃其目前的打算的话，他在受到这一打击后必将垮台。同样，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和英国如能立即干涉，也会使这个政权倒台。”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尽责地把这一警告报告了伦敦，不过却把它说成是“显然是有偏向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随着危机的越来越严重，这位温文尔雅的英国大使眼上的尘臀似乎也越来越厚了。
　　哈尔德将军隐隐感到密谋分子并没有能把他们的信息有效地通知英国人，因此在9 月2 日派了他自己的密使——已退休的陆军军官汉斯·包姆- 待特尔巴赫中校——前往伦敦，同英国陆军部和军事情报局取得联系。虽然照这位中校自己的说法，他曾见到了伦敦某些有名人物，然而他似乎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最后，密谋分子只好利用德国外交部和驻英大使馆来进行最后的努力，设法使英国保持强硬，德国驻英大使馆的参赞兼临时代办是西奥多·科尔特，他的弟弟埃里希也在德国外交部任职，是里宾特洛甫的秘书处长。两个人都是冯·威兹萨克男爵手下的红人。威兹萨克身任德国外交部的国务秘书，无疑是外交部的大脑，他在战后曾大事宣扬自己反对纳粹的历史，然而却一直为希待勒和里宾特洛甫效命出力，几乎到最后。不过，从缴获的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确是反对侵略捷克斯洛伐克[382] 的，理由同将领们相同，认为那样做，一定会引起战争，而战争又必然会导致失败。在威兹萨克的默许之下，在同贝克、哈尔德、戈台勒商量之后，密谋分子一致同意应由西奥多·科尔特去对唐宁街发出最后的警告。他身任大使馆参赞，访问英国当局是不会招人怀疑的。
　　他在9 月5 日见到了张伯伦的亲信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威尔逊认为他的话极端重要、极端紧急，马上从后门把他带进了唐宁街外相官邸。他直率地告诉哈利法克斯，希特勒已计划在9 月16日下总动员令，并且已确定至迟在10月1 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陆军已准备在最后下进攻令时起事反对希特勒，如果英法态度坚定，此事定能成功。他也告诉哈利法克斯，希侍勒9 月12日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的闭幕演说将是有爆炸性的，很可能促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摊牌，那将是英国站出来反对这个独夫的时候。
　　科尔特虽然曾同唐宁街不断有个人接触，这次又向外交大臣坦率陈辞，但也不知道当时伦敦的风向。然而，他同任何其他人一样，两天以后，看了9 月7 日伦敦《泰晤士报》一篇著名的社论以后，就恍然大悟了，这篇社论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一下，是否应当完全排除某些人士曾表赞同的计划，也就是割弃某些异族居民所住的与其本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可以想像，捷克斯洛伐克在种族上如能成为一个更单纯的国家，其利益将超过失去边境上苏台德日耳曼人地区的显著的不利。这篇社论完全没有提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捷克人一旦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以后，将不但失去波希米亚周围作为天然防线的高山，而且也将失去他们的“马奇诺防线”，从而在纳粹德国面前处于无险可守的地位。虽然英国外交部很快就否认《泰晤士报》的社论代表政府的观点，科尔特第二天还是打电报给柏林说，这篇社论可能是“根据首相左右给与《泰晤士报》编辑部的暗示”。其实岂止是可能呢！
　　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危机重重的年月里，已很难回忆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期间对欧洲各国首都所造成的阴暗的、几乎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这次大会是9月6日开始的，在9 月12日达到高潮。希特勒预定在这一天向大会作闭幕演说，而世人则[383] 预料他将向全世界宣布对捷究竟是战是和的最后决定。我那个星期正在危机中心布拉格，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日耳曼人在苏台德区发动的武力骚动，尽管有柏林的威胁，有英法政府要它屈服的压力，有担心它们会对捷克斯洛伐克撒手不管的恐惧，捷克首都的气氛却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平静——至少外表上如此。
　　9 月5 日，贝奈斯总统看到，要挽救和平的话，已非由他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不可，于是在赫拉德欣宫召见了苏台德人的领袖孔恃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以书面提出他们的全部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什么，他都将接受。第二天，苏台德人的副领袖卡尔·赫尔曼·弗朗克叫道：“我的天，他们给了我们一切。”不过，这却正是苏台德的政客们和他们在柏林的主于们最不愿见到的事情。9 月7 日，汉莱因就在德国的指示下，根据捷克警察在摩拉夫斯卡一俄斯特拉伐有所谓过火行为这样说不过去的借口，而中断了同捷克政府之间的一切谈判。
　　9 月10日，戈林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好战的演说。“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在折磨着全人类……这个可怜的侏儒般的民族[ 指捷克人] 在压迫着一个文明的民族，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莫斯科和犹太鬼。”但是贝奈斯在同一天所作的广播一点也没有提到戈林的恶骂；那是一篇安详地、庄严地呼吁双方平心静气相见以诚的演说。
　　虽然表面上如此，捷克人骨子里是紧张的。在贝奈斯博士讲完了话以后，我在捷克广播大厦的前厅遇见他时，看到他的脸色非常沉重，而且看起来完全意识到自己处境极为困难。威尔逊火车站和飞机场挤满了犹太人，争先恐后想得到一个位子转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去。防毒面具也在这个周未分发给群众。巴黎来的消息说，法国政府因为看到有战争的危险而惊慌失措，伦敦来的消息说张伯伦在考虑采取豁出去的措施来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当然，是以牺牲捷克为代价。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全欧洲都在等待着希特勒9 月12日在纽伦堡的讲话。然而，这位元首在党大会最后一天晚上对纽伦堡体育场上的如醉如狂的纳粹信徒发表的演说虽然粗鲁激烈，而且充满了对捷克国家，特别是对捷克总统的恶毒咒骂，却还并不是一份宣战书。他——至少在公开场合——没有宣布最后决定，事实上，我们从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知道，他早已确定以10月1 日为越过捷克边界的日子。在纽伦堡的演说中，他不过要求捷克政府给与苏台德日耳曼人以“公平待遇”。要是它不照办的话，德国就要设法让它一定办到。
　　希特勒的这番发作，影响颇为可观。在苏台德地区，它引起了一场叛乱，经过两天激战，捷克政府赶紧派兵镇压并且宣布戒[384] 严之后方才平息。汉莱因偷渡边境到了德国，宣布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我们已经看到，这正是在伦敦日益占上风的解决办法。然而必须首先得到法国的同意之后才能促使其实现。在希特勒讲话以后的第二天，即9 月13日，法国内阁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内阁认为德国进攻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在法国究竟应否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这一点上陷入分裂，无法得出一致意见。当天晚上，英国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正在喜剧歌剧院观剧之际，中途被请去同达拉第总理进行紧急磋商，后者要求张伯伦立即设法同那位德国独裁者谈判，尽可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可以猜想，张伯伦先生在这方面毋须促驾，当天晚上11点，这位英国首相就给希特勒发出一份急电：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就在明天启程。
　　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见我，并请赐告会面的地点，盼尽早赐复为感。两小时以前德国驻伦敦的代办西奥多·科尔特，曾电告柏林，说张伯伦的新闻秘书告诉他，首相“已准备研究德国的多方面的建议，包括举行公民投票在内，协力促其实现，并且在公开场合加以鼓吹”。
　　最后在慕尼黑臻于完成的投降就此开始。
　　张伯伦在伯希特斯加登：1938年9月15日
　　“我的天哪！”[ “ＩｃｈｂｉｎｖｏｒｎＨｉｍｍｅｌｇｅｆａｌｌｅｎ！”]希特勒在看到张伯伦的电报时这样叫了起来。他又惊又喜。那位掌握着大英帝国命运的人，那位已经是69岁高龄而且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居然肯降尊纤贵，不惮作7小时的长途飞行到德国最僻远的伯希特斯加登来向他央求，真使他喜出望外，希特勒毫不客气，连建议在莱因兰找一个地点相会都不愿意，而那样原是可以使路程缩短一半的。
　　英国人似乎认为首相之长途跋涉是要完成阿斯奎斯先生和爱[385] 德华·格莱爵士在1914年所没有做到的事情——警告德国：对小国的任何侵略，不但会引起法国而且会引起英国参战，联合反德。然而不论英国人方面如何热心，从德国的秘密文件和以后的事态演变看来，希特勒很明白，张伯伦的行动对他说来是一个天赐良机。德国驻英大使馆早已报告过说英国领导人准备倡议实行“德国的多方面建议”，元首十分肯定：张伯伦此次前来等于是进一步保证，英国和法国，将如他一贯认为的那样，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出兵干涉。首相同他会面还不到一小时，这种事先的估计就成了确定的事实了。
　　会谈刚开始的时候，虽然希特勒照例只顾自己说话，双方还是有过一番外交上的小交锋。张伯伦是9 月15日中午在慕尼黑机场着陆的，然后就坐着一辆敞篷汽车到火车站，再从那里坐3 小时的专车到伯希特斯加登。他看到一列一列满载德国军队和重炮的火车不断在他眼前开过。希特勒并没有到伯希特斯加登火车站来迎接，而是在伯格霍夫高高的台阶上等候他的贵宾。据德国方面的译员施密特博士后来回忆，这时下起雨来，空中一阵黑似一阵，乌云遮住了群山，时间已经是下午4 点了，而张伯伦从天明到现在一直都在赶路。
　　喝过了茶以后，希特勒和张泊沦到了二楼希特勒的书房，这就是7 个月以前这位德国独裁者接见许士尼格的地方。在汉德逊大使的要求下，里宾特洛甫没有参加会谈。这使这位爱面子的德国外交部长大为恼怒，以致第二天竟拒绝把施密特关于会谈的笔记交给英国首相——这是一种罕见的然而典型的不礼貌行为——弄得张伯伦以后竟不能不光靠自己的脑子来回想希特勒和他的谈话。
　　希特勒首先讲话，就像他往常的演说一样，长篇大论地吹嘘他对德国人民、对国际和平、对英德亲善的丰功伟绩。他现在下定决心“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解决一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三百万日耳曼人必须“重返”德国。
　　[ 据施密特的正式记录说] 他希望不要对他的绝对的决心产生任何怀疑，他决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1000年历史的强大的德国看作仿佛是次一等的国家……他今年49岁，如果德国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他希望他能以壮盛之年的全部精力领导德国度过危难……当然，如果由于这个问题而竟然引起世界大战，他将不胜遗憾。不过这种危[386] 险决不能使他的决心有任何动摇……他为此准备迎接任何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各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不会后退一步。希特勒滔滔不绝，大放厥辞，张伯伦简直无法插一言。他的耐心实在惊人，然而也有限度。就在这个时候，他打断了希特勒的话头说：“如果元首已决定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想在我们之间讨论一下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让我来？我浪费了时间了。”
　　德国独裁者没有想到别人这样同他顶嘴，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敢这样做了。张伯沦的反唇相讥看来起了一点作用，希特勒平静了下来。他认为他们可以谈一谈“最后是否也许还有和平解决希望的问题”。接着，他就猛然提出了他的建议。
　　英国是否愿意同意割让苏台德区？……按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的割让？这一建议并没有使张伯伦感到震惊。说真的，他还表示满意，因为他们“现在终于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按照张伯伦根据自己的记忆所作的追述，他回答说，在他同阁员和法国人商量以前还不能把话说死。按照施密特在作口译时的速记记录，张伯伦确实说了这番话，不过他还加上“他可以代表个人说，他承认苏台德区脱离[ 捷克斯洛伐克] 的原则……他希望回到英国向政府报告他的个人态度，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
　　自从在伯希特斯加登作出这个投降以后，其他一切就跟着都来了。显然，这一投降没有引起德国人的惊奇。就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议的当儿，汉莱因从埃格尔给希恃勒写了一封密信，上面标的日期是9 月15日，正是他越过边境到德国的前夕。
　　我的元首：我昨天通知英国代表团[ 指伦西曼代表团] ，继续谈判……只能以实现同德国的统一为基础。
　　张伯伦很可能建议这样的统一。
　　第二天，9 月16日，德国外交部向驻华盛顿大使馆和驻其他若干国家首都的大使馆发出了下列密电：元首昨天告诉张伯伦，他已下定最后决心要在最短期间内用一切办法来结束苏台德区不可容忍的局面。现在要考虑的已不是苏台德日耳曼人的自治问题，而是把这一地区割让给德国的问题。张伯伦个人已表示赞同，他现在正在同英国内阁商量并且同巴黎交换意见。元首与张伯伦之间下一次的会[387] 谈，计划在最近举行。在同希特勒的会谈快结束的时候，张伯伦总算从他那里挖出了一项保证：在他们两人再次会商以前，他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时候，首相对元首的话还是极为信任的，一两天以后，他在私人场合曾说：“尽管我想我在他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凶狠无情，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在作了保证以后可以相信的人。”
　　当张伯伦陶醉在这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的时候，希特勒却在一股劲儿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约德尔上校代表最高统帅部同宣传部制定了一项计划，他在日记中把它称之为“在否认我们自己违反国际法方面的联合准备”。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至少在德国方面来看是如此，而戈培尔博士峋工作就是为纳粹的过火行为辩解。关于他如何撒谎的计划，定得极为详细，9 月17日，希特勒指定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参谋去协助现在拜罗伊特郊外顿道夫的一座古堡中设立总部、从事其活动的汉莱因组织苏台德自由团。苏台德自由团装备着奥地利的武器，它从元首那里奉到的命令是：同捷克人不断保持“冲突和纠纷”。
　　9 月18日这一天，张伯伦忙着争取他的内阁阁员和法国人同意他的投降政策。对于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说来，这一天也是一个忙日子。5 个军团[ 第二、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四军团] 共计36个师[ 包括3 个装甲师] 的行动时间表下达了。希特勒也批准了10个军团的指挥官人选。亚当将军，尽管桀骜不驯，仍然统率西线德军。奇怪的是，两个密谋反叛的退职将军居然也重新起用，贝克将军指挥第一军团，冯·哈麦施坦因将军指挥第四军团。为了对捷克进行最后打击，政治方面的准备也在加紧进行。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充满了不断对匈牙利和波兰增加压力，要它们参与分肥的文件，德国人甚至还拉斯洛伐克人下水来制造麻烦。9 月20日，汉莱因鼓动他们把他们的自治条件提得“更加尖锐”。同一天，希特勒接见了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第和外交部长卡尼亚，对布达佩斯所表现的畏缩犹豫大加申斥。有一项外交部的备忘录曾详细地谈到这次会晤的情况。
　　首先，元首对这两位匈牙利先生斥责了匈牙利举棋不定的态度。他，元[388] 首，己决意解决捷克问题，即使冒引起世界大战的危险也在所不惜……[ 不过] 他深信不论英国还是法国都不会干涉。匈牙利要参与大事，现在已是最后的机会了。它要是不参加的话，他就不能为匈牙利的利益说话。他的意见是，最好就是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他向匈牙利人提出两项要求：[1] 匈牙利应当马上提出在它所希望取得的领土内进行公民投票的要求。[2] 它对任何方面提出的关于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新边界的建议应不作任何保证。从希待勒向匈牙利人说得很明白的话里可以看出，不论张伯伦愿意怎么办，就是残存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也不打算让它长期存在。至于对英国首相：元首宣称，他将把德国的要求直截了当地提交给张伯伦，他的意见是，军队的行动将能提供最能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不过，还是有捷克人可能接受一切要求的危险。在这位德国独裁者同毫不见疑的英国首相以后举行的历次会议上，这是他一直担心的危险。
　　在柏林的鼓动下，波兰政府在9 月21日向捷克人提出，要求在有大量波兰人居住的特青地区举行公民投票，并且把部队开到了这一地区的边境。第二天，匈牙利政府也如法炮制。就在这一天，即9 月22日，苏台德自由团在德国党卫队的支援下侵占了为德国领土包围的两个捷克边境小城——阿舍和埃格尔。
　　9 月22日，事实上在全欧洲都是一个紧张的日子，因为在那天早晨，张伯伦又再次出发到德国去同希特勒会谈了。现在必须简单回顾一下英国首相两次访问德国元首之间在伦敦做的事情。
　　在9 月16日回到伦敦的当晚，张伯伦就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让他的阁员们了解希特勒的要求，同时电召伦西曼勋爵从布拉格回国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叫人大吃一惊。热中于姑息希特勒的伦西曼居然比希特勒还要干脆。他主张把主要由苏台德人居住的地区立即移交德国，根本不必费事举行什么公民投票。他竭力主张以合法手段制止“各政党或个人”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作所为的一切批评。他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它的山地天险和防御工事已被剥夺因而已处于绝境以后，还要“改变它的外交政策，使各邻邦相信它决不会向它们发动进攻或者由于对其他国家所负的义务而参预反对它们的任何侵略行为”。伦西曼在这个时候居然还会担心一个残存的捷克国家有对纳粹德国发动侵略的危险，似乎不可思议，但是，他这种异想天开的建议，显然对英国内阁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使张伯伦打算满足希特勒的要求的[389] 想法更加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