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_3
至于号码艺术，那倒没有什么难于理解之处。那是外行冒充内行的玩艺儿，这样他们可以不必进行什么创造，就可冒充是个画家。这十年的特点是骗局层出不穷，因此这种号码油画可说是文化界的风标。想出这种以号码标明着色方法的画布的主意的，是底特律帕默油画颜料公司。顾客可以买一幅轮廓已经细致地勾描出来的静物，或者说一幅画像——米尔顿·伯利是最受人欢迎的。同时配好五十种油画颜料或水彩，每种都有号码注明。油画布或画纸上注有相应的号码。比如深棕色是十四号，那你就在注明十四号的画面上涂上深棕色，如此类推。用帕默公司的办法，你可以把利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用十一元五角（外加税款）的代价复制出来，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金框架”免费奉送。框架其实是塑料的。 ※※※ 1952年11月29日星期六早上五点平，晨星未褪，两个穿着厚大衣、衣领翻起来挡风的人从曼哈顿岛莫宁赛德大道六十号出来，走进停在路旁的黑色轿车。一个是特工处特工爱德华·格林，另一个则是美国当选总统。时间还早，街上还没有什么行人车辆。车子从荡然无人的街道上疾驰而过，朝东河方向，过了三区联桥，绕过来穿过长岛，来到了和米彻尔机场平行的一条小路。那里已有两架星座式飞机等着，那时喷气机还未出现，这种飞机算是最快的了。其中一架是给将军坐的。寒风刺骨，他赶忙踏上舷梯。 另一架飞机载的是艾克的工作人员。整个星期六凌晨，在整个纽约市区内，都有特工处的车辆来往行驶，和当选总统的轿车同时出动。他们采取了特别措施，做到使外界毫不注意。其他坐这架飞机的显要人物也离开家里，在指定会合的荒僻角落里踯躅徘徊。派定任国防部长的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查理斯·威尔逊，在中央车站附近走来走去，好象个错过了车的旅客，其实他是等候他的司机。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准备好一份假的艾森豪威尔的生活日程表，把接见客人的具体时间填得满满。这是向报界发表的，让他们知道总统在家里忙着工作。那些在莫宁赛德大道六十号门前留意观察总统动态的记者们，只见到显赫的政界人士不断在他的府邸进进出出，因为哈格蒂是不想露任何马脚的。共产党大概是不会暗算艾森豪威尔，但国际形势那么紧张，谁也不愿大意。 这两架飞机下午8时在汉城城外降落。马克·克拉克将军和詹姆斯·A·范佛里特将军在机场迎接。他们的老首长和未来的三军总司令在朝鲜呆了三日，研究各种形势地图，听听大炮的声音，访问一下步兵。美国人民是在12月6日星期二才开始知道他去过朝鲜。哈格蒂发布了一个声明，警告美国人民，他们下一任总统并“没有灵丹妙药，没有解决办法”，“但有不少措施是能够采取而且也必然会采取”来支援三八线上苦战的联合国部队的。这时，艾克和他的顾问们已坐着巡洋舰“海伦那”号驶向火奴鲁鲁了。一些尖酸刻薄的民主党人说他飞过太平洋，只不过是为了实现竞选诺言。他在那里七十二小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这是事实。但也不仅如此而已。美军士气迫切需要鼓舞，他到了前线的传说，就起到这作用。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冰天雪地中的散兵坑的景象，使他感到确实迫切需要实现体战的了。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在“海伦娜”号上的航行。在这旅程中，他接到了和考虑了麦克阿瑟的意见，会见和决定了下一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并和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相互增进了认识。后面这三个人都认为美国的敌手只承认赤裸裸的武力，任何其他办法都不起作用，所以这次旅行，关系就非常重大了。 将军和那个海军上将从未见过面。后者是以太平洋总司令的身份，在硫黄岛上船的。奥马尔·布雷德利第二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于八月期满。艾森豪威尔已经得出一种看法，接替布雷德利的人，必须和查理斯·威尔逊一样，将亚洲看成是五十年代冷战的重要关键。雷德福不但是够格，而且他一直竭力主张重视太平洋战区，所以有人建议关闭西雅图的桑兹角海军基地，他连听也不愿听。他也同意采取新的战略概念。艾克认为庞大的国防预算对斯大林有利：如果新政府在全世界各地一遇到共产党侵略就都要对付的话，那就会把美国国力耗尽。在他看来，比较合理的政策还是储存大批核武器，使敌人不敢发动侵略。如果苏联知道，对抗下去并无别的出路，最后只会导致原子弹落在克里姆林宫，那么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就会大些，至少按照这个理论是如此。杜勒斯喜欢这个理论。后来他就称之为“大规模报复”政策。 当然这是危险的政策，后来对这种政策进行的辩论就成了五十年代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有些民主党人说乔治·汉弗莱，即艾克后来的财政部长应该负责。他是热中于搞预算平衡的，而五角大楼则占联邦政府经费最多。但信奉搞大规模报复的人很多，汉弗莱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另一个则是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在“海伦娜”号上读到一段消息，他的老上司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大会上说，他有“一个清楚明确的方案，可以解决朝鲜冲突，同时又不会增大世界大战的危险。”他不愿公布这个方案，但愿意告诉当选总统。舰上人多数的重要人物对麦克阿瑟已经不再认真对待了。但艾克不以为然，他去电沃尔多夫大饭店，说希望和他见面，“使我可以从你的想法和经验上充分地得到教益。”麦克阿瑟表示高兴，“特别是因为，尽管我作为个人和作为军人对这问题一直都很密切注意，但自从我回国以后，这还是官方第一次对我的意见稍为表示一点重视。” 12月9日，哈格蒂把两人交换众见的情况向报界公布哈里，杜鲁门刚参加完了岳母的葬礼回到华盛顿，第二天早上读到这消息，真是无名火起三千丈。他说，如果麦克阿瑟有结束朝鲜战争的好办法，他有责任向美国总统提出来。第二天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他怀疑麦克阿瑟是否真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他的火气还未平息下来，所以也向“海伦娜”号放了一炮。他说艾克提出保证要到朝鲜一行，这不过是竞选中不负责任的蛊感人心的言论。这样一来，谁都生气了。麦克阿瑟的想法根本不值得这样重视——原来艾克到纽约以后就去沃尔多夫大饭店拜访他，才知道他的意见不过是对北京进行恫吓，要把中国消灭。于是，新旧两任政府之间要进行顺利交接，已经再没有任何希望了。 这种希望本来从来也不是太大的。艾森豪威尔在飞往汉城之前，他和他的助手们曾访问白宫，想使两者的外交政策紧密配合起来。杜鲁门介绍他们和艾奇逊见面，他把世界上纠纷最多的各个地区都介绍了一下。他详细论述了越南问题。他说那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法国人有没有决心和共产党战斗下去。 ※※※ 艾克希望头一炮要打响，而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他对领导的概念，反映出他相信专家，相信权力下放。谢尔曼·亚当斯将是他的总参谋，头街是“总统助理”。亚当斯之下，就是内阁。选择内阁的部长们，是当选总统头一件关键性大事。很多总统都认为，作为讨论问题的机构，内阁尾大不掉，没有多大用途，情愿使用白宫的工作班子，而让部长们去管各部里的事。但艾森豪威尔则要把内阁当作国务会议，把所有重要问题都交给他们讨论。所以在就职以前的几周，他不是和杜鲁门，艾奇逊协调工作，而是在1月12日、13日在纽约市海军准将旅馆里，让他那些行将上任的部长们进行了两次预习。 他所物色的内阁人选。反映出他对工商界人士很器重。他希望他的政府将来在历史上被称为企业的政府，他也多次这样谈过。在他看来，企业家比军人能干，而这两类人又都比政界人物能干。对他说来，政界人物是才力很小的人。按照他的衡量标准，能力最强的是工业的大巨头。他的即将上任的内阁都尽是这样的人物，所以史蒂文森称之为“大亨施政”。而T.R.B在《新共和》杂志里写道，这个内阁有“八个百万富翁，一个管子工”。这个管子工就是工会领袖马丁·德尔金。他是选来领导劳工部的。 汉弗莱负责财政部，威尔逊负责五角大楼，司法部长是布劳内尔，邮政部长是萨默菲尔德，农业部长是埃兹拉·塔夫脱·本森，内政部长是道格拉斯·麦凯，商业部长是辛克莱·威克斯，4月11日新成立的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第一位部长是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和民主党的内阁相比，变动真是大得惊人。有三个新内阁部长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人；威尔逊、萨默菲尔德和麦凯，三个都是雪佛来牌汽车商。（有一次新内阁开会争论激烈，杰里·珀森斯写了一张小纸条给埃米特·约翰·休斯说：“从现在起，我买车只买普利茅斯牌汽车。”）但通用汽车公司接受五角大楼的定单达7.8％，威尔逊只好把自己的股份卖掉。艾克还要求所有提名为内阁部长的人都采取同样行动。 这些行将上任的部长们也和艾克本人一样，在某些问题上比之共和党的政客们还要更右——塔夫脱就曾对他的朋友透露，身居政府高位的工业家为数很多，使他有些疑虑。说到他们的言论，则更保守。接着那几个月，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些突出的例子。绰号为“火车头查理”的威尔逊（通用电气公司的总经理也叫查理斯·威尔逊）是新政府里最爱说话的一个人物。他有时说，人们把他的话引述错了，这样说有时也是对的。他没说过“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在参院一个委员会讨论批准他的任命时，他说他只是说“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有利，反过来说，也是这样。”这样说法就大不一样了。原来的说法是一些对新政府并不同情的自由派记者把他的话倒过来说的。但是威尔逊也会有失言：在谈到有人埋怨五角大楼花钱太多时，他说，“我来这里可不是开小杂货铺的。” 艾森豪威尔每次听到威尔逊的闯祸的话总是有气，这点休斯曾有令人难忘的描述。首先，他把“牙齿磨得格格响”，然后“把嘴闭得紧紧”，最后是“把明亮的蓝色的眼睛慢慢地痛苦地朝天一翻”。但火车头查理的同事们也有失言的时候。据说乔治·汉弗莱谈到海明威1952年的小说《老人与海》时就说，“为什么有人会对一个一事无成、潦倒终生的老头子感到那么大的兴趣呢？”商务部长威克斯承认，他从来不真的相信政府管理商业，而却正是他在艾克领导下的工作。农业部长本森喜欢谈论农产品价格的“精神的一面”。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霍比夫人，在有人提出向全国儿童免费注射萨尔克【萨尔克（1914年－）美国医生，细菌学家。萨尔克疫苗是防治脊髓灰质炎的苗浆。——译者。】疫苗时，谴责这种做法是“从后门”引进“社会化医疗制度”。而另一位政府成员、能参预内阁机密的总统副助理霍华德·派尔竟说什么“自由经济的乐趣之一是受苦的权利”。 现在回顾起来，这个行将就任的内阁，后来所取得的成就要比上面所说的话给人印象好得多。从整体说，这班子的特点是专心致志，勤劳奋发，冷静清醒，忠于祖国。他们每日都准时来到白宫的西侧楼，在那张状如棺材的桌子前就座，腰板挺直地坐在那些靠背f很高的黑皮垫椅上，认真地在放在前面的白色笔记本上写写划划，政府首脑一讲话，他们就严肃地点头。幸而这班人不是容易气馁的人，因为新担子确实是很重。在这些人中，甚至包括威尔逊在内，都未曾应付过象1953年1月美国政府那么庞大的事业。上次共和党人高踞白宫宝座时，联邦政府雇员只不过六十三万人。现在却有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人，是当年的四倍。而预算则已从三十八亿六千三百万元增至八百五十四亿元，已超过二十倍有余。 从某种意义说，新政府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人物是内阁里最年轻、最坚决的共和党人。在休斯眼里，副总统尼克松是个“干脆利落、讲究实际、头脑清楚的人。他从不提出远大目标，但在建议和改进做法方面，却很敏捷精明。我一直在想，他有点象个有能力的公堂律师，但又奇怪地对法律本身不太感兴趣。”尼克松也象其他人一样，有时使艾克愕然不知所措。他在电视里谈及艾森豪威尔早期的一些决定时说，“顺便说说，谈到国务卿杜勒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不上共产党的当，对他们无所畏惧的国务卿了，那不是件幸事吗？”当总统委任厄尔·沃伦代替弗雷德·文森当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时，这位副总统说沃伦是个“伟大的共和党首席法官，”【后来他说他本来想在“共和党”后面、首席法官的前面加个逗号的。但艾克并不因此而解气。】使艾克很恼火。他还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契尔·特鲁希略·莫利纳的宴会上祝酒说，“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它的杰出的统治者干杯”。这时他的脸孔在玻璃酒杯的边上展开微笑，让记者拍摄镜头。 在海军准将饭店举行的就职前的内阁会议，可以预示在艾森豪威尔年代将要出现的许多事情。从开始之日起，他们就表现出颇为虔诚。每次开会前都要默祷，或者由本森祷告几句，本森是摩门教会【基督教一派别。由约瑟夫·史密斯于1830年代所创建。——译者】的十二门徒理事会的理事。如果艾森豪威尔忘记了的话，杜勒斯就会清一清喉咙、轻声地提醒他，而艾克就会说：“噢，我的老天，我今早真的需要上帝的大力支持呢！……埃兹位，请开始罢！……。”当然，也有很多时间是用在讨论上的。那时主要的议题是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就职典礼。不管民主党人怎样嘟囔，艾克决定改戴圆顶小礼帽来代替传统的高顶大礼帽，这又是他喜欢不拘礼仪的一个例子，而这也是他在各新郊区居民中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他还向这班人宣读他准备在宣誓后的讲话稿，当他们鼓掌称好时，他又谦逊地表示说，他之所以让他们听，并“不是要你们鼓掌而是要你们修改。”威尔逊说，“你把旗帜高举起来了，很好！”大家很快发现，火车头查理不管对什么问题，总爱带头发表意见。总统讲到他一条深信不疑的信条，即各国间包括共产党国家在内都要进行自由交易，威尔逊赶忙说，“不过，我思想有点陈旧。我不愿把枪卖给印第安人呢！”这使那些坚决反共的人们暗中高兴。但他有时也会使他们震动的。有一次讨论朝鲜有无可能实现停火的问题，他问道：“有没有可能来个一揽子交易？或许我们可以承认红色中国，由此解决远东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纽约市准备就绪，就在1953年1月18日星期天离开，和他的家人一起，坐上了宾州铁路的业务专车第九十号，也就是他在1945年从欧洲回来时所用的那节车厢。首都每四年一度的庆祝话动已经开始了。旅馆的房间都住满了，《纽约时报》说，美容理发师们发明了一种“玛咪式发型”，如果顾客要卷烫自己的头发，收费二元；如果“用铺子的假发”，收费最高至十七元五角不等。当选总统太忙，没有注意这些小事。他要在海军准将饭店修改就职讲话稿，所以火车迟了一个小时才离开曼哈顿，而到了距离白宫三条街口的斯塔特勒饭店十二楼的总统套间时，他又和他的工作人员在星期一继续琢磨。可惜，插手的人太多了。星期二正午发表的这个讲话平凡冗赘。相反，讲话前的祷告，倒全部是他的主意，也是那天使人最难忘怀的时刻。它使全国人民都往意到这个新任总统的最可贵的品质，那就是他是个搞团结一致、医治创伤的人。在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过去时，一个卖纪念章的小贩点点他的存货，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实。他有两种饰针，一种上面写着“我爱人人”，另一种写着“我讨厌人人”。头一种全部卖光，第二种几乎完全销不出去。他对路旁一个人说：“大多数人今天都爱别人。我们那些“讨厌人”的饰针，除了卖给小孩外，都卖不出去。” 不过，民主党人没有什么理由值得高兴。艾克对杜鲁门骂人的话还感到恼火，因此这位卸任总统邀请他同在白宫进最后一次早餐时，他表示谢绝。杜勒斯已两次造访艾奇逊，后者倒希望他最好没有来。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冷战的强硬派，可是除此以外，没有哪些问题在看法上是一致的。艾奇逊怀疑这位继任他的人会屈服在麦卡锡压力之下，开除约翰·卡特·文森特。从后来发展情况看来，确是怀疑对了。文森特是个能干的外交官，当时受到了麦卡锡的攻击。 到了1月20日正午12时，麦卡锡就成了共和党的一个难题。共和党已经连续二十年不断批评政府——只有一个参议员是在共和党上次任总统以来继续任职的——而现在他们则处在挨批评的地位了。卸任的民主党人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玛格丽特·杜鲁门在乘车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去乔治城艾奇逊家里时，转过身来快活地对杜鲁门说，“喂，杜鲁门先生”，他开始感到有点愕然，然后他笑起来了。他的行止事前没有公布，但是在P街艾奇逊家的门前却聚集五百人，祝愿他快乐健康。在联邦车站，又有五千人聚集，欢送“费迪南德·麦哲伦”号专车最后一次驶向独立城。杜鲁门站在车尾站台上，对他们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一姿态。“活到一百岁”也忘不了。然后他象竞选时那样笨拙地举手作了一个姿势，故意更大声地说，“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拉了一下长笛以后，火车就向前开。开始只有一个人唱《往昔美好的日子》，唱了几声后，人群就和唱起来，在响彻车站的歌声中杜鲁门在历史上就消声匿迹了。 1953年1月21日星期五清晨在总统府： 虽然新总统昨晚参加了两个庆祝就职的舞会，接近2点才休息，他还是象往常一样7点半便起床，独自在卧室内迸早餐。吃的是他通常惯吃的半个柚子和咖啡。在华盛顿这个城市，人们起得较晚，但由于艾克在西点军校受的早起是个美德的教育，所以艾克现在还是相信这一点。他把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两院领袖的每周早餐会定在早上8时举行，虽然他们表示极不乐意。他自己每天的工作，也不迟于8时半便开始。现在，他穿上一套深棕色的衣服，扎上了有人物画的领带，走到楼下，浑身是劲地大踏步走进西侧楼的椭圆形办公室。谢尔曼·亚当斯也是个一辈子黎明即起的人，已在那里等他来了。在总统那张红皮的办公椅子后面的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华丽的绿色大理石的气压计时钟，那是格兰特任总统时花了四百元买来的。艾克把时钟校准，他是个一切都有条不紊的人，他每天都要这样做的。 他第一个要接见的是布劳内尔，时间是8时零2分。他们讨论了一些工作程序问题。内阁宣誓将于下午5时半在东大厅举行，威尔逊不能参加，因为他还没有卖完他的价值二百五十万元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韦恩·莫尔斯那天将在参院发言，要求艾克撤回威尔逊的提名。在未来整整十年里，这个自由派莫尔斯将要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肉中刺。后来他终于转到民主党那边去）布劳内尔回司法部去后，接着就来了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詹姆士·布雷德肖·明特纳夫妇。他是皮尔斯伯里·米尔斯公司的法律顾向。这是个社交性拜访。去年他在明尼苏达州总统预选时，他第一个组织自发选艾森豪威尔的运动。这次接见就是对他表示感谢。 这天上午他都是忙着总统的例行公事。二十九个穿着红衣戴着白帽的骑师挤进办公室来，他们是科罗拉多州帕洛明诺的骑警巡逻队，昨天参加了就职典札的游行，今早每个人就和艾森豪威尔握握手。接着接见的就是丹佛市警察局长赫伯特·福赛思领导的少年警察乐队，跟着是邮电室带来喜讯：在咋天的大典中，共收到了一千五百封贺电。然后两位共和党州长来和总统午餐，吃的是炸鸡。直至下午，艾森豪威尔开始准备他第一个国情咨文的讨论时，这才发现他还没有钥匙开他的书桌。 钥匙的问题还是由亚当斯解决。以前由历届总统自己处理的绝大部分的文件现在都由亚当斯负责。他和珀森斯、哈格蒂三人，是总统的最亲信的助手。除了杜勒斯可以在任何时候直接晋见艾森豪威尔而外，政府各个成员必须通过这位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才能见到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只要他签上个“OK，SA”，那就象总统的签字一样有效。一般说来，他每天要接二百五十次电话。他使一切都井井有条：白宫工作人员不得闲谈聊天，不得在走廊上吸烟，不得把脚搁在办公桌上，或在“行为举止”上有任何其他“怪习”。 在这个主要助手忙个不停的时候，艾克本人则考虑更重要的问题和搞好自己的身体。这位第三十四任美国总统年己六十有二，头部光秃，面容英俊，精神焕发，脸色红润，肩部平阔，身长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七十八磅，较之四十年前他当军校学生时仅重了六磅。他喜欢昂首挺胸，咬着牙关，闭紧嘴巴。脾气来时，他会把右拳往左掌一送，紧搓一下；平时，他的表情严肃。要是他摆起架子来，他的神态可以变得颇为冷漠。但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的名闻遐迩的笑容。 胡佛用实心皮球来锻炼身体，罗斯福游泳，杜鲁门散步，艾克则打高尔夫球。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在白宫玫瑰园的旁边，搞了一个球坪，设置了一个高尔夫球洞。要是天气好的话，他就在总统府南面草坪上挥动球棒。要是下雨，他可以在天花板很高的卧室里练习挥动球棒。他不久就把过道对面的客房腾空作为画室。战后那个圣诞节，他那位现在当上第一夫人的妻子，送了些油画颜料给他作为礼物，从此他就认真地把油画作为业余嗜好。现在他正画他的顾问们的画像。反对他的民主党人往往说，当亚当斯手头有半打重要问题亟待处理时，他会突然接到他头头一个电话，“你的眼睛是蓝色的么？”他们对美国人民说，自从柯立芝以来，没有谁比这位总统更为悠游自在的了。他们嘲笑说，艾森豪威尔的工作日程表仅仅是一系列他不准备采取的步骤表。T.R.B会在《新共和》杂志写道：“美国公众爱艾克。他干的愈少，他们就愈爱他。这大概就是他成功的秘密。这个人是不会惹是生非的。”【在某些问题上艾克并没有采取行动，这是值得一提的。他没有进犯满洲，没有派美军去印度支那，没有发动预防性战争，没有用“解放”政策来代替遏制政策，也没有停止美国在北约的活动——这都是共和党内和政府中一些人竭力劝他采取的措施。】 艾森豪威尔也和多数政治家那样，不爱戴眼镜。他的秘书安·惠特曼用一个有特大铅字的打字机来打他的讲稿。他不是把眼镜随身放在口袋里，而是在总统府里随处放它一打：当他思考问题时，他就会拿起一副，口里咬着眼镜臂。平装本的西部小说仍是他爱读的轻松读物。他心爱的作者是卢克·肖特，虽然他现在已把布鲁斯·卡顿的内战三部曲的《林肯的队伍》、《光辉的道路》看完，并快要开始看第三部《阿波马托克斯的寂静》。按照他的指示，他办公室里的书架上现在放有杰弗逊和林肯的选集，他准备有空时便看。在《林肯选集》第二卷（1848－1858年）里，有一段讲他本人是怎样对待总统工作的。艾克喜欢引述这段话： 『政府应该达到的目标，就是为人民群众做一些他们需要做、而作为个人又完全不能做、或者做得不够那么好的事情。 凡是人民自己作为个人能够做得同样好的事，政府就不该插手。』 从下一个星期三上午10时半起。他就要在旁边的行政大楼印第安人条约室定期会见白宫记者了。在这些招待会上，他往往表现出好象对重要事情毫无所知。他会承认说，是的，“你告诉了我一些关于我的政府的消息，而我还不知道。”这使他的助手感到很狼狈。他会信口开河，漫无边际，用一些不合乎语法句法的、笨拙的、零散的句子，有些聪明的记者会把一篇艾森豪威尔式的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的演说”【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内战期间的重要战役，发生在1863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同年11月，在此地建成国家公墓，纪念双方阵亡战士。林肯作了二分钟的著名演说。此处是说艾森豪威尔对演说辞原文没有一句不是记错的。——译者。】写成： 『我没有核对过年月，但是，我想是八十七年前，有几个人在这个国家里，组成了政府组织，我想这个组织包括了某些东部区域，他们实行的这个主张是以类似某种民族独立的秩序和这样的一个纲领为根据，就是每个人都和任何其他人一样的平等……』 他平常只看一份报纸，那就是共和党的《先驱论坛报》，那是事实。但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总是非常笨拙（每次在记者招待会之前遇到微妙问题、而亚当斯担心他如何应付时，他总是淘气地咧嘴微笑说，“我会使他们摸不着头脑的。”）或者说他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看电视，那就不是事实了。他经常看的电视，只是每星期日晚9时至9时半的《弗雷德·韦林的节目》。他只是很偶然地在白官地下室电影院里看看电影。他认为最愉快的消遣，就是邀请十个八个情投意合的友人，在白宫顶楼的日光浴室里举行会餐，由他亲自出马在一个活动的炭炉上烤牛排。被邀请参加这种晚会的人会收到印有艾森豪威尔姓名的请柬，一般只是写着他们的名字： 『不知你在5月28日星期二有没有空来参加一个不邀请女宾的非正式宴会。我想邀请几个人，假如你能来的话，我十分希望你能参加。由于这不是一个正式宴会，我建议你大慨在7时15分到达白宫，稍为早一点吃顿晚餐，然后畅谈一个晚上……我大概会穿小礼服，但你穿一套常服也完全可以了。谨致热情的问候 你的忠实的 德·艾』 谁会受到邀请呢？不是政界人士。在他看来，由于他的职务，和这些人见面己经够多的了。也不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他一旦为一个部或局找到一个干练的部长、局长，他就认为他已经尽了总统的职责，对他和他的单位就不再理会了。如果他晚会后要打桥牌，他就找他的老搭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将军；可口可乐饮料公司总经理威廉·鲁宾逊；或者一个名为克利福德·罗伯茨的信托投资银行家。如果是一般谈天，他邀请的对象会广泛一些，但也还是邀请这一类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总统公余的朋友”进行调查，发现只有一个人是略与政界有关系，那就是一个前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其他的人包括两个牧牛场场主，两个石油商，两个制酒商，两个打高尔夫球的能手，两个房地产经纪人，三个银行行长。工商界人士占绝对多数——都是旅馆业、汽水业、印刷业、保险业、家用电器业、轮胎业的巨头们。不是工商界的话，就是众所周知的保守派人物，诸如赫伯特·胡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伯纳德·巴鲁克。 他们谈些什么问题呢？如果这次是他们首次作客，就一定会花一些时间欣赏一下各盟国政府送给这位将军表示由衷谢意的纪念礼物。这是无法回避的。艾克把总统府那个椭圆形书房放满了玻璃柜陈列纪念品，并说这是他的“战利品陈列室”。【为了避免混乱，应该说明白宫有两个椭圆形房间。椭圆形办公家是在西侧楼，椭圆形书房是在二楼，是在总统住宅区内。】但在一个小时内，谈笑的内容可以从石山花园，谈到现代建筑艺术，帕特和迈克的笑话，法国式的烹调，威士忌名酒，土耳其浴室，汽车式样，种菜，犹太人的幽默和扑克。他聊天喜欢聊具体情况而不爱泛泛谈论。如果谈到麦卡锡蔑视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他就会心不在焉，但要是你谈到一个受诬蔑迫害的人的其体情况，他就会奉陪到底，只要你心平气和。用心不良或卑鄙的人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艾克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他希望他的朋友也是这样。只有正人君子才会被邀请来这里。其他的人就只能和谢尔曼·亚当斯打交道而已。 ※※※ 罗伯特·塔夫脱的政治本领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使出浑身解数，他的精力也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无穷无尽。他在国会山到处活动，组织第八十三届国会，压倒他的敌手，给他的朋友论功行赏，决定谁该担任那些职务——总之，大概除了国会大厅房顶的油漆问题而外，他什么事都过问，而且终有一天，他连这个也要管到的。塔夫脱自己当了多数党领袖，所有主要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都由他的极端保守派朋友来当，有尤金·米利金，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威廉·兰格，休·巴特勒，霍默·弗格森，和威廉·诺兰，那些在举行芝加哥代表大会前就己拥护艾克的参议员，如堪萨斯州的卡尔森，纽约州的艾夫斯，宾夕法尼亚州的达夫，都发现自己担负别人不愿当的微不足道的职位。塔夫脱把参院职位进行分脏时，只有一次失算。他以为己把乔·麦卡锡搞进政府工作委员会去，那么他就会把时间花在研究行政事务管理局的数字了。塔夫脱说：“我们已把麦卡锡放在他再也闹不得事的地方去了。” 谁知刚刚作出初步决定，麦卡锡便想找岔了。他在送交参院批准提名的政府任免名单中，就找到借口。骤然看来，这些人都是无瑕可摘的。可是，麦卡锡总是可以鸡蛋里挑骨头。艾克挑选詹姆士·科南特为驻德高级专员。但这位参议员却说，科南特当哈佛大学校长时，曾持有“和美国人民的一般信仰大相径庭”的见解。艾森豪威尔想任命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当副国务卿。史密斯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接着一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提出异议说，史密斯在一次控告麦卡锡犯诽谤罪的预审听证会中曾出席作证，而且在外交家约翰·巴顿·戴维斯受到麦卡锡和帕特·麦卡伦的指控时，他竟然还替他辩护。但参议院不愿意根据这样不充分的证据便和这位大得民心的总统公然对扰。科南特和史密斯的提名都被批准了。但麦卡锡已露了一手，给白宫敲了警钟，说明他这个人并不是好惹的。 和他认真较量的一次，是艾克任命查尔斯·波伦当驻莫斯科大使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很看重波伦。他是国务院里苏联问题专家。他以此身份在雅尔塔会议中当罗斯福的译员。但对共和党右派说来，谁和雅尔塔这个可憎的名宇有联系，就是要不得。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关于批准波伦任命的听证会上，波伦坚决拒绝否定雅尔塔会议。他甚至在那些批评雅尔塔会议的参议员面前为之辩护，说这个会议在当时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于是，两方剑拔弩张。这是权力谁属问题，不是你胜，便是我负。 极端保守派就波伦的任命进行愈来愈厉害的攻击。布里奇斯对参院说，驻莫斯科大使该是“一个称职的共和党人”。3月20日，麦卡伦提出指责，说国务院保卫处处长斯料特·麦克劳德这个麦卡锡的人，根据“联邦调查局得来的情报，不能通过”波伦的审查，而杜勒斯又“独断地推翻了”麦克劳德的决定。国务卿立即否认。同一天，麦卡锡就骂杜勒斯撒谎，要求他起誓作证。他声称他知道波伦档案里有什么材料，把他称为“危险分子”还是“说得太轻”。但麦克劳德这时左右为难。他夹在两个互相厮杀的巨人当中，最后只好向白宫求援。他对亚当斯和珀森斯说，这其实是莫大的误会。他只不过是叫杜勒斯注意联邦调查局里波伦档案中的“有损于他声誉的材料”而己。麦克劳德提出要辞职。但亚当斯说如果他辞了职，这个己经很不愉快的局面只有变得更为糟糕而已。 杜勒斯向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说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怀疑”波伦的忠诚问题。但是对参议院的极端保守派说来，甚至保守的国务卿也是可疑的。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由塔夫脱和亚拉巴马州的斯帕克曼（此人曾是史蒂文森的副总统候选人）组成一个两人委员会，共同对联邦调查局的波伦的档案进行研究。3月25日，塔夫脱将结果向参院汇报： 『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有任何人在任何方面表示对波伦的忠诚有任何怀疑，或认为他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或支持共产党或甚至容忍共产党。……没有住何迹象使我认为对波伦先生可以提出任何不良行为的证据确凿的案件或证据确凿的控诉。』 但是，麦卡锡还是非把波伦置于死地不可。艾森豪威尔对白宫记者们说，这位外交家的任命问题仍提交参议院研究批准。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是符合美国最大利益的。总统说，问题就是这样。共和党的领袖们没有什么办法。塔夫脱本人对波伦的评价不高，但作为多数党的领袖，他很难带头反对艾克，特别是所有证据都是对艾克有利的。于是他费尽气力，以七十三票对十三票通过任命。 骤然看来，麦卡锡似乎遭到了挫折。实际上则恰巧相反。这个问题的争论，把塔夫脱力量分化了；他不想再次出现这样的争论。于是他向艾克提出要他支持必须付的代价，就是“不要再来波伦那样的事件。”总统的助手们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与此同时，那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又计划进行新的活动。看来，在整个华盛顿市，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是准备公然和约瑟夫·麦卡锡对抗的。 ※※※ 新政府要组成反对他的阵线，可是因为竞选期间总统对选民作了一些很不明智的诺言，因此政府的力量就削弱了。在芝加哥市通过的共和党竞选纲领是个大杂烩；它反映了这个党这廿年来并没有实现的希望、在失败中的胡思乱想和对大力资助经费的人所开下的支票。其中一个诺言就是：艾森豪威尔保证将富饶的沿海岸的海底陆地交还各州。尽管韦恩·莫尔斯发表长篇演说进行阻挠，总统还是全部兑现了这个诺言。这样他的威信就受到影响。他参加政治活动，是以保卫社会利益的战斗者姿态出现的，但潮淹区石油归谁所有的问题，并不是保卫社会利益的问题。他又在乔治·汉弗莱的极力要求下，在2月6日兑现另一个诺言：命令立即停止冻结工资，并将类别繁多的消费品，包括肉、家具、衣服、餐室的饭菜和零售店出售的各种物品，都取消价格管制。接着汉弗莱又要求将联邦信贷收缩，将国防经费拨款削减。这次，艾克又屈服了。这使消费者利益的支持者们感到失望，而从后来的发展看来，也为1953年末和1954年上半年的经济哀退铺平了道路。 共和党人的胡思乱想，莫过于在外事方面的了。台湾就是其中一个问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派遣舰只和飞机到朝鲜时，曾同时宣布： 『共产党军队对台湾进行占领，将成为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的直接威胁，也是对在那里执行合法的必需的任务的美军的威胁。为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一切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要求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在空中和海上对大陆作战。第七舰队要负责使上述要求得以实现。』 艾奇逊说这是使台湾“中立化”。但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并不赞成这样做。在他们看来，采取将蒋介石中立化的措施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忠于美国利益的。他们不顾一切客观事实，竟然认定蒋当时很容易就可以打败毛泽东的军队，而把他困在那个岛屿就是阴险的阴谋的一部分。作为表示他们相信国民党力量的一种姿态，麦卡锡、诺兰、布里奇斯参加了中国大使馆的一次正式晚宴，和国民党同呼口号：“反攻大陆！”他们站起来高呼，中国大使则拚命鼓掌。 他们誓称要把“蒋介石放出笼”。艾森豪威尔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在党的竞选纲领上是这样写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他的命令，给第七舰队发出电报如下： 『1953年2月2日 立即执行 送中珍珠港战区太平洋总司令 抄送：日本东京远东总司令 现行指示中要求你们保证不会、（重复一遍）不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的作战基地的那一都分现已取消。』 但是蒋介石怎样能收回大陆呢？没有船只，他又怎样能到达大陆呢？尽管这样，艾森豪威尔还是和他们一起痴人说梦。他在起草国情咨文时写道，由于杜鲁门的命令，“美国海军己必须成为对共产党中国的防御臂助。”甚至象刘易斯·卡罗尔【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年），英童话作家，著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扣《爱丽丝从哈哈镜中看到的东西》等。——译者】，也不能把事情颠倒得比这更厉害了。而且，在中国重开内战的话是挑衅性的。这一点在报上泄露后，安东尼·艾登警告美国总统说，这样做会有“十分不幸的政治反应，又不可能取得军事好处作为补偿。”艾克因此感到不安，就在往国会途中作出决定，改用和平的调子结束这一段落：“请允许我将问题说个十分明白，这个命令并不意味着在我们方面有任何侵略的意图。”其实十分明白的倒是：蒋虽然是放出笼来了，但他并无牙齿。现在共产党中国既然不再受到第七舰队巡逻队的阻拦，就发动了几次试探性的两栖攻势，发现国民党人并没有力量控制台湾海峡，甚至做个样子也不行。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蒋就愈来愈怀念第七舰队。到了艾森豪威尔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这命令的一周年，《组约时报》就报道了结果：共有十一个沿海岛屿丢给共产党人了。但关于台湾问题的消息远不止此。政府由于考虑到在美国国内可能发生的政治影响，或者只是由于对付民主党人的嘲笑罢，又一次把第七舰队调回台湾海峡。并称之为“把蒋收回笼。” 芝加哥代表大会的纲领还声言，“一切象在雅尔塔会议所达成的那样有利于共产党奴役人民的秘密谅解，都拒绝承担责任。”杜勒斯起草这政纲时，也象其他共和党领袖一样，对国务院的有些看法，这完全是不确实的。他们认为，共产党帝国是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会议中合作建立起来的。他们决定要改正这一错误。杜勒斯当了国务卿以后的第一篇演说，就向东欧国家表示，它们可以“指望我们”，他还在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写上这样一段：“我将来会要求国会同意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明确表明我们政府对过去……容忍奴役人民的一切秘密谅解，都不承担任何责任。”这里说得很清楚，指的是雅尔塔、波茨坦和德黑兰的。艾森豪威尔直读这段咨文时，共和党人都高兴得跳起来欢呼。他们相互议论说，这样看来，确是有这种秘密协议了，他们本来早就知道的。那时杜勒斯还很自信，以为他可以在国务院某个秘密保险库里，找到这种证明民主党有罪的文件。但是，哪个保险库里都没有。哪里都没有。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文件。真相弄清以后，总统和国务卿就开始把他们的看法纠正。但是共和党在参院的大头们已在起草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如果采用他们的提法，这个决议就要拒绝承认战争期间签订的一切协定。艾森豪威尔知道，如果这个决议通过的话，美国人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位，就变得极其尴尬了。 结果就是，在白宫与国会共和党领袖之间第一次出现严重裂痕。2月16日，艾克和共和党国会领袖举行每周会谈时，就将他和杜勒斯起草的一份含混不清的草稿提出来。这文件实际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对东欧人的悲惨遭遇表示遗憾，并保证会采取“一切和平手段”来帮助他们。塔夫脱发脾气了。他所考虑的绝不是这样的东西。艾克指出，要是使用更强烈的措辞的话，那除了引起其他问题之外，还会得罪国会里的民主党人，他们会认为这是对罗斯福形象的侮辱。但是，塔夫脱考虑的正是这样。于是2月23日，总统和国会领袖们再举行每周例行会谈时，艾克又和这位共和党领袖闹开了。塔夫脱认为除了对罗斯福和共产党的所有协议直接了当地加以否认外，其他任何决议都不行。 就在这个时候，党外有一股力量插进党内这个争论来。这就是德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参议院新任的少数党领袖。约翰逊对白宫说，民主党人对东欧的状况，也和共和党一样感到不安，也乐意和他们一道对此表示遗憾。但是，对于不论民主党或者它的两位总统所没有做过的事，他们不打算承认有错。埃米特·休斯和助理国务卿思拉斯顿·莫顿同意这种看法，于是没有任何实际效力的政府的决议就到了国会。那里不满的极端保守派，就搬出罗斯福和杜鲁门“背叛”美国的各式各样的陈词滥调。塔夫脱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提出一项修止案，表明这个决议对美国与苏联之间达成的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不构成国会对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态度。”参院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认为这修正案是对罗斯福的批评。他们拒绝通过。于是这个问题就陷入僵局。 于是，五十年代政治的一个中心事实，就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五周中出现了。这就是：艾克的外交政策会得到民主党的支持，但是在他自己的共和党内，却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这位总统决意要忘掉过去，但极端保守分子却决心老是缠住雅尔塔协定不放。这使他感到难办。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芝加哥代表大会时的顾虑，已证明不是多余的了。他们认定艾克就是杜威和洛奇那样人物的傀儡，而这些人是否爱国，他们是极其怀疑的。他们甚至连杜勒斯（有时是连艾森豪威尔）的立场如何也不能肯定。他们对国务院任何要想挽救一下诺兰称之为“遏制政策的特格伊木马”的尝试，都心存警惕。 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民生党人，在1953年一年内，支持政府在参院通过决议，不下五十八次。但是“关于被奴役人民”的决议却不在其中。这个问题直至1955年还继续使华盛顿伤脑筋。那年，杜勒斯批准将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全部文件公布，参议院的极端保守派感到很失望，因为从中找不到可供竞选用的弹药。但早在1953年这个问题就已经到了严重关头。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早已准备在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尔和国会领袖们会谈时作为头条议题提出来。但是，他们还未来得及开会，命运之神就插手干预，使这个决议草案搁置起来。因为斯大林再也不能时任何人发号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 ※※※ 当莫斯科电台发表公报时，总统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晚餐。广播说，“列宁意志的杰出继承者，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总统向莫斯科发出正式唁电。第二天旱上，他对政府成员尖酸地说：“自从1946年以来，我知道所有的所谓专家们都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谈论如果斯大林死去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国家应采取什么行动。现在他真是死了。你们可以把我们政府的档案翻箱倒篓看看有无什么计划。但找不到的。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不能肯定，究竟他的去世会不会带来任何变化。” 当办公室里只有他和埃来特·休斯两个人时，他在这椭圆形房间沿着一个大弧形踱来踱去。那时休斯所记下来的笔记，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艾克究竟是怎样想的： 『对苏维埃政权老是这样简单地加以谴责，我己经感到厌倦了——我想，大家也都厌倦了。如果我现在站在世界人民面前又来一次这样的谴责，我想就是错误的——事实上是愚蠢的。相反，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对世界可以作出什么贡献？我们准备怎样做，来使和平的机会更多一些？ 下面就是我想说的话。 在你头上轰鸣的喷气式飞机，每架价值七十五万元，一个每年挣一万元的人，工作一生也挣不到那么多钱。我们世界怎样可以长期负担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这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搞得不好，就是原子战争。就算搞得最好。也会把每个国家自己的劳动果实剥夺于净。』 但是，“我们还可以有别一条路”，他说，“就是裁军的道路。”采取这一条路，每个人就可以有“面包、牛油、衣服、住宅、医院、学校了。”怎样达到这目的呢？ 『让我们直率地谈罢：不要搞口是心非，不要搞舞文弄墨的政治公式，不要搞圆滑骗人的宣传花招。让我们把我们真正要提出的东西明明确确地说出来……双方在这里或那里撤军，……在别的地方在联合国监督之下进行自由选举……让我们可以不受检查地自由地对俄国人民进行广播，也让他们的领袖对我们讲活，……还有，具体地把我们希望为别的国家的经济福利要做的一切都说出来。 提到苏联政府，我们该怎样说呢？我想站起来说：我不准备谴责他们。过去的事，历史已经作出见证了。我感兴趣的是未来。他们和我们的政府都有新人上任，这完全是个新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开始相互对话吧。让我们讲出我们要说的话，使世界上每个人都能明自吧。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如果你——苏联——有什么改进关系的建议，我们愿意听听。 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来，那我就不发表讲话了。』 谢尔曼·亚当斯认为艾克4月16日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题为“和平的机会”的讲话，是他一生事业中最伟大的讲话。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人》杂志里称之为“巨大的胜利”，是一个“确立他在美国的领导地位，和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的讲话”。《纽约时报》认为这篇演说是“伟大的、十分动人的”，甚至反对派的《纽约邮报》也认为这是“美国最精采的声音”。到了六十年代事过境迁之后，休斯对这事的回忆，主要就是当时经过怎样斗争才把讲话发表。杜勒斯对每一次的修改稿都反对。有一次休斯问他，在朝鲜能达成停战的话，是否符合美国利益。杜勒斯摇摇头说：“我们会后悔的。在我们把中国人打个落花流水，使我们在全亚洲面前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之前，我认为解决朝鲜问题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休斯把这话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总统马上发火说，“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的足智多谋的顾问们真的认为我们不能认真进行和平谈判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了。”后来他又说，“有时候福斯特就是太担心有人会攻击他和杜鲁门、艾奇逊同一鼻孔出气。”这篇讲话自始至终都是难产的。甚至最后发表时对他说来也是痛苦的事。那天，艾森豪威尔胃痛恶性发作，几乎抬不起头来，到了最后，几乎垮了。 这篇讲话和五十年代里这类的难以数计的讲话不同：它发动了一次有效的和平攻势。中国人对战争也厌倦了。杜勒斯那种僵硬的外交给亚洲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个新政府全无灵活可言，以为美国人就象印度一份报纸所说的那样，“是拿着枪来猎取和平的。”但是，现在，他们的总统说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于是板门店的谈判很快就出现新气氛。当然，要把这结子解开，光是有和平的愿望是不够的。谈判的双方都由于日积月果的顾虑、仇恨和相互责骂，就象被老虎钳紧紧钳着一样，摆脱不出来。而这相互责骂的高潮，就是北京指责美国人进行了细菌战。肯定地说，斯大林去世了，主张强硬路线的头号人物已不在，这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的。接着杜勒斯又认为由于尼赫鲁向中国透露，美国计划向联合国军战地指挥查发给战术性核武器，北京必然是给这样直截了当的警告所吓倒。当时也确实向中国提出威胁，说很快就要把战争扩大到满州。艾森豪威尔后来就对亚当斯提过这件事。但是杜勒斯夸大说美国已经三次走到“全面战争的边缘”（即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危机，1954年印度支那危机，和毛在1954年末1955年初声言要进攻福摩萨所引起的严重局面），亚当斯是怀疑的。他写道：“杜勒斯自己认为他的政策已经历了三次极严重的考验，是不是这样还可以提出疑问。艾森豪威尔是否象杜勒斯所说的在那三次的任何一次中已经那么接近战争的边缘，我是怀疑的。” 不管怎样艾克要求诉诸理智的呼吁，在当时复杂的事件大合唱当中，至少是一阵清新的调子，引起对方的注意，使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在恢复和谈的头几次会议中，进展是缓慢的。到了讨论在美国手上的一十三万二千名北朝鲜战俘，谈判就出现僵局。美国决定给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回家的权利。1945年盟国当局曾把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俄国战俘交回苏军的司令官，其中很多人便被送往西伯利亚，有些人被处决，理由是他们当了俘虏。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就公开宣布，“我们不会把人交出来，让他们被屠戮和奴役，以此作为停战的代价。”艾森豪威尔也同样地下了这样决心。于是战俘的命运决定停战谈判的前途，这点就变得愈来愈明显了。 谈判在总统发表关于和平的讲话之后十一天就开始，在5月份拖了整整一个月。现在使联合国国家保持团结愈来愈难了。有些欧洲国家左派的领袖认为，毛关于细菌战的指责可能不无根据。但在另一极端，政治上极端保守派则要求美国不要理会这些怯懦的盟国，接受麦克阿瑟夺取全面胜利的呼吁。艾克不同意。“如果我们美国在一个地方单独干下去的话，”他告诉他们说，“那就在任何地方都要单独干了。”在美国这一边，沙文主义最强烈的鹰派就是李承晚。这位七十八岁的南朝鲜总统拒绝考虑让朝鲜保持分裂的任何协议。他不愿接受三八线作为边界或前线，而要在没有联合国军支持下独自向鸭绿江进军，情愿接受必然灭亡。后来亚当斯说：“要李讲道理，要他理解美国不会为了朝鲜统一而冒着打世界大战的危险，真是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费尽气力，使他们精疲力尽。”他还说，和李争论，“比和共产党讨价还价还要更为伤脑筋，更为使人灰心丧气”。 这个老头子几乎把和平破坏了。6月4日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己经同意这样一种安排：即战俘们如果在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面前表示不愿意回家的话，可以在经过一百二十日的等候期以后，便解除军籍释放了事。6月8日，两方草签了一份议定书，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但是，6月18日华盛顿清晨2时，国务院的一个值星官把杜勒斯叫醒。原来李承晚已命令士兵把战俘拘留营的铁门打开，把二万五千名反对共产党的北朝鲜人放走了。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是煞费苦心的：南朝鲜警察对这些逃出的人们都提供食物、住所和便服。杜勒斯把总统叫醒，这是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八年唯一的一次在睡梦中被叫醒。艾克大吃一惊。果然，共产党在那天早上攻击联合国和李承晚“蓄意合谋”，并要求“立即”把战俘都抓回来。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于是他们在6月20日停止谈判，并发动一次大攻势。 杜勒斯并不灰心。他对艾克说，如果对方象他所分析那样急于停火，那么只要作出新的姿态，他们是会接受的。“如果向他们提出适当保证，他们会放过李承晚这次急躁行动，愿意签订协议。”北京通过新德里证实了他的着法。剩下来就是保证的问题，而这就要向这个倔强的李承晚进一步施加压力。艾克给这个南朝鲜总统去电报，说他已使联合国军司令部陷于“狼狈处境”。他派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去和他面谈。罗伯逊到汉城坐下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听着这个怒气冲天的老头子将憋着的怨气发泄出来，最后，李的脾气发够了，罗伯逊便将美国的困难处境向他解释。过了两个星期，李承晚终于让步。 ※※※ 在举行签字仪式之前两个星期所公布的停战条件，是没有谁会满意的。经过三十七个月的流血。死了二百万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平民，五万四千是美国人），朝鲜还是回到以前的原状。李承晚多得了二千三百五十平方英里，金日成则多得了八百五十平方英里，但是在其他各方面，只能说是双方不分胜负。并没有保卫什么原则。联合国想建立一个可靠的监督制度，防止金日成再次发动进攻，也没有成功。本来在杜鲁门总统任内就已开始进行谈判了，但他的条件可严厉得多。现在谈判的结果就是这样。正如保罗·道格拉斯所说的，“如果杜鲁门当初接受现在的协议，他就会在华盛顿到处受到痛斥。” 一个摄影记者问艾森豪威尔有何感觉，他只是说，“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快回家。”此外，白宫对这即将来临的停战就没有发表其他议论了。华盛顿的官方反应，只有国务卿是表示满意的。他说：“一个国际组织对抗侵略者，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有自由国家，不管或大或小，现在都比以前安全。因为集体安全这个理想已经实现了。” 这也是自由派人士的解释。那时他们还是忠干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世界政府的概念，对联合国第一次为了维护和平所作的努力，总想尽可能宣传得好一些。他们认为朝鲜战争是个光辉的胜利。理查德·罗维尔对他们这种信念是这样阐明的： 『美国已在朝鲜证明，它说的话和它的契约一样有效——甚至比契约还好，因为当初并没有什么契约。历史将会把朝鲜引为它是集体安全试验场的例子。到这次为止，集体安全只不过是似乎可以成立的一种理论而己。历史将会把它引为是对抗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斗争的转折点的例子。』 保守派是不会这么容易相信这种说法的。沃尔特·李普曼在《先驱论坛报》说，“实际的情况是：双方和有关方面都受到相互威慑的条件的约束。”共和党元老派又有他们的看法。按汉森·鲍尔温在《纽约时报》所说，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要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蔓延，（朝鲜就是）在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候进行的一场正确的战争，”这是一个信念问题。他们没有忘记，共和党在纲领上曾经指责过杜鲁门，说在他的领导下，这场战争是由“一些没有胜利信念”的人所打的，而由于他们的“相互牵制的命令”，已经“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还要和敌人进行丢脸的讨价还价。”现在朝鲜也和德国一样，分成两个了。在他们看来“杜鲁门的战争”已经变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姑息”。 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和内华达州的马隆都认为即将实现的停火，是中国人的胜利。马隆在参院里发言时质问说，“我们这位尊贵的参议员先生能否记得：在杜勒斯先生任职以来……我们国务院在政策上有没有任何变化呢？”詹纳回答说：“我没有发现任何变化。” 在一次电台广播谈话中，有记者问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说：“我们将要到手的是荣誉的休战吗？”他回答说，“我并不认为这样。”他还预料，在这样休战的条件下，“我们将无可避免地在亚洲失却平衡。”马克·克拉克将军在朝鲜说，“此时此刻，我并未发现有什么可高兴的。”在签字仪式后要负责保管联合国方面协议文本的詹姆士·范佛里特将军，在记者问到他的看法时，他避开了。“我不知道，”他守口如瓶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应由上级回答。”共和党元老派是会大闹一场的，他们只是等候罗伯特·塔夫脱发出信号罢了。 可是他没有发信号。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就象七年前的阿瑟·范登堡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心理学所谓转换时期。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他是个惹人讨厌的人，老是使政府提案在参院通不过。而现在，他就成了新政府力量的支柱。1953年4月30日，在内阁会议室里，就曾出现过危机。艾森豪威尔那时召集国会领袖们开会，向他们透露一个坏消息：和他的预期相反，他无法使他的第一个预算平衡。这个预算本来是由杜鲁门草拟的。当时预料赤字是九十九亿。艾克说，他可以把赤字削减为五十五亿，但不能再砍，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安全。接着财政部长汉弗莱，预算局局长约瑟夫·道奇，和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凯斯，分别申述他们支持这个预算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把国家从静止的防御态势改为活动的态势，做到随时可以对付外国侵略，这需要花很多钱，不能再减少了。 塔夫脱听后大发雷霆。他再也控制不住。他用拳头捶着桌子，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大声叫起来，说这个共和党政府变得和民主党政府没有多大区别。五角大楼还是一样贪得无厌。这个预算超过了国民收入百分之三十，未免太多了。除非政府增加税收——而这在目前又是很难想像的——这个赤字简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高声叫道，“我们对美国人民许下的最主要的诺言，就是减少开支，按照这样一个计划，到了1954年国会竞选时共和党就再不能取得优势了！你现在就是把我们引向杜鲁门走过的路子。这是把我们竞选时所许诺的东西全部否定了。”等他讲完以后，艾森豪威尔对着塔夫脱审慎地说：“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几个要点。要了解是不难的……”接着，他就简要地介绍了冷战的战略。 这是个关键时刻。如果塔夫脱退出会议，向记者们谴责总统的预算，在国会里成立影子内阁来和政府的外交政策作斗争，艾森豪威尔提交国会审议的立法计划可能就垮了。元老派本来对艾克就是不友好的，只要这位强有力的多数党领袖说一句话就行了。但是塔夫脱留了下来。他镇静下来以后，表示他只不过希望明年的预算有大量的削减——艾森豪威尔向他表示说这个希望完全是有理由的。 风暴过去了，从那时起，塔夫脱就成为支持总统的最重要的人物。在私人谈话里，他对朝鲜的停战条款讽刺挖苦，但是他压制着自己的情绪。对报界谈话时，他比诺兰、詹纳、马隆之流更为审慎。可以肯定，他是可以象以往那样直言不讳讲话的。（他有一次就说过，“讲话讲究策略就是不老实。”）他承认这个分裂的朝鲜的前景是“非常讨厌”的，因为他创造了“随时可能引起战争的条件”，并使中国人可以腾出手来进攻越南。但是，他不愿制造分裂，也不赞成悲观失望。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记者们开始注意到他的变化。这个多数党领袖六个月来为自己党的总统工作得十分出色。他们说，自从就职典礼以来，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使共和党政府取得成功。他是在孤军作战。其他右翼的参议员们对他这样忠心耿耿，感到莫名其妙。而对民主党人说来，他从来就是，而现在也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对手。而且，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思想负担，虽然他们还未知道。在过去几周内，他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健康不行了。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前一年他开始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他曾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体格检查，医生们都说他的健康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到第八十三届国会开始的头三个月，他是国会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了4月中，他和艾森豪威尔在奥古斯塔打高尔夫球时，他突然感到臀部剧痛难忍。接着那个星期，他总是不能入睡。吃了大量的阿士匹灵也无效，5月份在蒙太拿州白硫磺温泉休息也没好转。6月12日，他入纽约医院进行一系列检验，用的名字是“霍华德·罗伯茨”。 那里的医生建议用X光进行深度透射，并服用可的松，要他拄着拐杖走路，要他设法减少臀骨压力，并认为他必需把多数党领袖的日常事务工作放下来。6月10日，他把日常事务的处理交由诺兰负责。这是暂时性的。只要治疗条件许可，塔夫脱还要继续处理政策性问题，参加白宫的会议。他预计在下次国会例会召开之前，他就可以回来，而且身体比以前都好。最后一个见到他在国会山上的是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塔夫脱向他招手并大声叫了两次：“我一月份就会回来的，我一月份就会回来的！” 那年6月，罗伯特·塔夫脱的表现，确有点英勇过人。尽管他忍受着难以相信的剧痛，他还是和他的夫人玛撒勉强参加华盛顿的花园茶会。玛撒本人是残废的，完全要靠他扶着，而他却没有把自己的病告诉她。象政界很多显赫人士一样，一旦踏进自己家的门槛，他就放下严峻的面具。对玛撒说来，他是个忠厚体贴的丈夫。他的四个儿子叫他“戈普”，他是他们郊游露营的好伴，他爱玩“红桃”牌戏，吃橡皮糖，和他们谈吉尔伯特和沙利文【19世纪末英国著名歌剧作家，前者写词，后者谱曲，共同写作流行歌剧。——译者】的故事，他这方面知识渊博，可以谈几个小时不停。 7月初，他又进了纽约医院。健康情况据说还是“良好”。医生们估计年底他就可以回去办公，而在这以前就可以在竞争剧烈的问题上投票。他准备7月23日出院。突然，他们又宣布他要进一步治疗。在验血时发现了白血症。于是，他回华盛顿就无限期推迟了。在板门店的进展继续很顺利。中国人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的高塔。7月27日早上10时零1分（即华盛顿7月26日下午8时零1分），在一个新涂上油漆的桌子上，签署了十八份停战协议的文本。签署人是代表联合国的威廉·哈里森将军，他没有戴领带，也没有佩上勋章；北朝鲜的南日将军，穿着肥大的军衣，挂满着各种勋章。没有说话，没有握手。根据李承晚的命令，南朝鲜没有代表参加。 还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在电视上出现。他说：“我们怀着特殊悲痛、特殊感激的心情，怀念那些在辽远的地方献出他们生命的人们；他们又一次证明，要在地球上保持自由，就必需要有勇气和栖牲。”他提出警告说，美国“只是在一个战场上赢得停战，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和平。”他又说他希望这次可以向人们说服，用谈判来解决分歧比诉诸“毫无益处的战斗”要得策。 这是重新估价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加强国会在制订政策所起的作用的时候。但是那位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人，那位可以向美国保守派说明这道理的人，却在那个星期天晚上在纽约医院长眠不起了。星期四晚上10时半，塔夫脱己不省人事。十三个钟头以后，他就去世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去世确是难以补偿的损失。威康·怀特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逝世，对共和党的影响之大，恐怕在这个党的半世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联系东部与中西部的真正桥梁由此消失了。政府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事实上，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悲剧。他是美国政治家中，真正了解国会应有无上权威、真正了解总统独揽大权就有危险的人。也只有他才有可能预见沿着釜山到美莱【越战中曾发生美军屠杀平民的一个村子。——译者】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他在国会受到政界人物的追悼。但他们的悼词本身却说明他们对他了解得很少。致悼词的是俄亥俄州的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布里克。塔夫脱的棺木放在黑色的灵柩架上，这是林肯和塔夫脱的父亲用过的灵枢架。三万五千人在国会圆形大厅绕行一周向他遗体告别以后，海军陆战队的铜管乐队闷声奏出“美丽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说：“在要强制实行法律的时候，参议员塔夫脱从来不会犹疑。……我们已故的领袖在生前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不朽的纪念碑，他对他的政府，并且通过政府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将会永垂不朽。” 布里克能想到的最好的悼词，就是如此：塔夫脱被认为是个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人。这对艾森豪威尔可是个不祥之兆。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银发的俄亥俄人，就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严格限制美国与外国签订条约的范围，和总统与外国首脑商订行政协议的权利。这使政府颇伤脑筋。越南战争发生之后，人们对这个决议的看法就有点不同。但从当时来说，艾克认为这样做是不利的。他写信给诺兰说： 『如果参议院……通过布里克修正案，就等于对我们国外的朋友和对我们的敌人表明：我们国家准备在世界事务中放弃领导。由此而必然发生的反应，将是很重要的。它将使我们寻求和平的希望与计划受到损害，并使现在就重要国际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受到影响。』 诺兰可不这样看。他对问题的看法很少和艾克一致的。在未来五年，他使总统和国会领袖的每周会谈成为对总统的折磨；会后艾克会面露青筋，精疲力竭，不少时候还几乎语无伦次。但说来也可笑，诺兰之所以能继任多数党领袖，艾森豪威尔自己是应负其责的。塔夫脱逝世以后，按照习惯，总统是多数党的头头，应由他选择参仪院的多数党领袖。可是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这个职务的看法，和罗斯福、杜鲁门的看法大不一样，结果是对他自己不利。他坚定地认为行政部门不过是政府三个权力相等的部门之一。如果总统试图控制国会议员，那就是违反创建美国的先辈们的教导。他称自己是个“守宪总统”，意思就是这样的。由于他尊重国会，所以塔夫脱死后，他就拒绝插手。举行葬礼之日，他斩钉截铁地对内阁说：“我要尽我的可能强调一点：政府对谁当多数党领袖，绝对没有具体意见。我们不准备插手他们的事务。” 但是，他们倒要插手管他的事。极右派曾和过去五届政府的施政纲领进行了长期斗争，已经成为在国会里打“游击战”的能手。他们善于渗入各行政部门，使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由国会进行调查。艾克本来以为，在他就任的第一年，国会的听证会会暂时停止。他对内阁说，在他看来，美国人己经有一个长时期生活得太紧张了：在强弧光灯下进行没完没了的听证会现在不需要了。应该让他的政府有一段时间清理一下内部。只有在他失败的情况下，国会才应该插手进来。 但是布劳内尔挖苦他说，第八十三届国会早就双手插进来了。光是国务院，就有十个调查在分别进行。国务院的人几乎连看信件的时间也没有。艾克认为政府应对国会持合作态度，因为他们大概是要审查杜鲁门的人。但事实上，他们见到谁都要查根问底。甚至很多不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有些不是在政界人物过问的范围之内的，他们也要过问。麦卡锡要审查“美国之音”；詹纳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则在中学里追查共产党员；众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现在在伊利诺州的共和党人哈罗德·维尔德的控制底下，准备插手到教会里去。他在广播里说，他那个委员会就要完成戏剧界颠覆分子的清查，现在准备在基督教会内进行调查。清查对象主要是“个别教会工作人员，包括那些搞政治活动……比搞教会活动还要多的人”。 艾克认为“我们的长期利益，要求我们通过国会的党组织，对国会进行领导，”他这种看法一生都没有动摇。但是，即使一个守宪总统，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责怪国会的，在接着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有记者向他提问：“你是否赞成联邦政府通过美国的国会调查教会方面的共产主义活动呢？”他回容说，不，上帝的圣宅，是最没可能出现不忠诚分子的地方的。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在这方面，也许我们应该对调查者进行调查吧——就一个认为不应该插手管国会议员事务的总统来说，这些话是够重的了。 像控制国会的是共和党，而且是一批非常特殊的共和党。有时他们的极端保守主义确是教你不知如何是好。乔·麦卡锡的最后审判日快到了；参议院里开始有人联合起来反对他。很快，议员们便要表态，在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作出选择。而右派就要露出面目，变为总统的敌人。除了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尔顿斯托尔以外，所有共和党老资格参议员如诺兰、德克森、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和尤金·米利金，都是拥护这个煽动家的。 麦卡锡的门徒乔治·素科尔斯基攻击艾森豪威尔说，在他领导之下，共和党“变得简直太现代化，使它简直与‘新政’无异”。麦考密克上校在艾克就职的第二天，就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把艾克排斥在共和党之外。但是，大多数政论家倒是站在总统这一边的。塔夫脱死后七个月，《时代代先驱报》就被《华盛顿邮报》合并过去，而这是一份很不一样的报纸。它尖锐地指出：“参议员诺兰似乎不能区分政府的目标和他个人的憎恶。”《商业周刊》评论说，“共和党人掌握大权，究竟是否称职，这自然是人们想要知道的问题。”罗斯料·德拉蒙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谈到出现了新的“华盛顿一团糟”时说： 『现在在共和党政府内部这种不顾后果的分裂，这种派别争斗，这种相互辱骂，这种不健康地一味从事消极的激烈争论，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在政治上会带来什么结局呢？……这种新的“一团糟”的后果就是暴露出共和党政府是个吵吵闹闹的、毫无建树的、几乎是没能力制订法律的政府。』 有时，首都的记者们在报章上提出怀疑，联邦政府是否已成为自我嘲弄的对象。有位参院掌舵人威廉·诺兰不断告诫总统，说现在迫切需要用海军对中国海岸进行全面封锁，并且不同意威尔逊任命保罗·尼采为管理外交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因为他在国务院任职时，曾经是“艾奇逊灾祸政策的制订者”之一。又有一位埃弗雷特·麦金利·德克森，在一项拨款法案下成功地附加上一条条款，规定如果北京获准加入联合国，美国对联合国就立刻停付一切会费。附加条款的草案在参院通过了五次，总统五次拿起笔来，又五次把笔放下，说不能既要他接受这个提案，同时又要他指导外交事务。后来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搞了一个决议，说：“国会的想法”是红色中国永远不能加入联合国，这才摆脱了这个困境。这个提案在两院一致通过，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参院的表决记录下来时连声表示赞许。到了休伯特·汉弗莱起草一个法案，要求将参加共产党列为重界时，这种胡作胡为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这个法案非修改不可。因为它实际是破坏了麦卡伦法。按照后者的规定，共产党员是要登记的。但如果按服这个法案，登记等于是自认有罪，可以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来回避。尽管这法案后来是修改了，但最后，加入共产党还是列为非法。司法部长布劳内尔可给吓坏了。因为这个法案至少有六点是违反宪法的，而且它还会把若干现有的反对共产党活动的法令抵消了。尽管这样，在五十年代早期，在国会里还是没有人愿意投反对票，和向他本州选民说明原因。汉弗莱的荒唐绝顶的法案还是通过了。在参院的票数是七十九票对零票，众院则是二百六十五票对二票。 除了后来和麦卡锡进行的斗争而外，艾森豪威尔上任的第一年，是他在华盛顿最不好过的一年。杜勒斯在斯科特·麦克劳德的怂恿下，根据迹近莫须有的罪名，就把许多有经验的外交官解职。由弗朗西斯·奈特——和麦克劳德一样，是麦卡锡的人——领导下的国务院护照处，开始调查爱德华·默罗的忠诚问题。默罗之所以得不到极端保守分子的欢心，是因为他在1953年10月20日哥伦比亚公司的电视节目“现在看吧”所作的广播中介绍了密执安大学四年级学生米洛·拉杜罗维奇的困境。拉杜罗维奇在空军后备部队服役八年以后，突然被列为危害安全的人物。他被控违反空军条例36－52条，因为他和“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有密切来往。他的中尉军衔被剥夺，本人被空军开除，使他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实际上无法再找工作。他的案件曾由一个由三位校级军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审查。空军并没有提出证人，亦未提出具体控告内容，又不肯透露控告人是谁，把他们自称掌握的证据放在信封里，而在审查期间，这个信封始终是漆封着。默罗了解到信封里的材料是什么东西。和拉杜罗维奇有密切来往的人原来是他自己的父亲和姊姊。至于他们的可疑行为，则是阅读一份塞尔维亚文的报纸。这报纸是南斯拉夫印行的。南斯拉夫早就在五年前和莫斯科决裂了。但是空罕还是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它不想他的军官的亲戚阅读一份外文报刊，而这种语言又是曾一度崇拜已故的约瑟夫·斯大林的人所使用的。 拉杜罗维奇的新闻广播出来以后，过了五个星期，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在“现在看吧”的电视节目出现，宣布他经过考虑以后，恢复拉杜罗维奇中尉的军衔，理由是拉杜罗维奇并不威胁国家安全。这对塔尔博特说来，是很不体面的事件，但他不体面的事情还不止此一桩。1955年夏天，有人控告他，说他和那些承接空军合同的公司有不正当的来往，于是他就在疑云之下辞职。但在1953年时，政府还是保他，反而责怪默罗。那时，报界是否可信竞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象默罗那样的人不止一个，因为象拉杜罗维奇那样的人也不止一个。 亚伯拉罕·查萨诺夫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在海军水文局里工作了二十三年的文职人员，上级对他的工作从来都很满意。他在1953年7月29日被停职停薪，人事部门负责人通知他，他已被列为危害安全的人物。两个月以后，海军一个委员会审查他的材料，发现并无实据，一致认为他应该复职。几个月过去了，却还是毫无消息。这时，查萨诺夫已经把积蓄花光，只好向他妻方亲戚借债度日。1954年4月7日，海军部长助理詹姆士·史密斯尽管没有证据，宣布解除他的职务。把这件消息和具体细节向社会公众传开来的，是《华盛顿每日新闻》的安东尼·刘易斯。这些消息的报导，使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为查萨诺夫洗雪冤情，同时也使共和党保守派和报界的关系更为恶化了。 记者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在这些忠诚调查问题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也不管自己搞的是什么。他们举出了关于沃尔夫·拉德金斯基是否爱国问题上不怎么体面的争论。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荒谬可笑，是因为他的爱国热情，是尽人皆知的。他是个反共战士，是个土地改革专家。他在麦克阿瑟领导下，在日本搞的土地改革，被认为是胜过共产党土改的范例。莱德金斯基的政治见解，实际上还受过斯科待·麦克劳德的赞扬。尽管这样，埃兹拉·塔夫脱·本森还是不让他呆在农业部。本森把他看成是危害安全的人物，开除了他，而史塔生却宣布他并非“危害安全的人物”，在总统同意下录用了他，把他送到国外，去和亚洲共产党的土改专家斗法。 用艾克常用的说法，追查那些共产党，就是追查“一罐蚯蚓”。这里的困难也和其他问题一样，要追溯到他竞选总统那个时候。共和党那时说，民主党对间谍问题不够狠。但是要搞得比1947年时杜鲁门所搞的那套国内安全措施更狠一些是很难的。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4月27日试了一下，发出行政命令10450号。按照这个命令，只要有叛国嫌疑，就可以解职。还有，凡有其他不正常行为嫌疑——诸如酗酒、吸毒、不正常的性活动、犯过重罪、神经病、参加裸体营、不卫生习惯、以说谎著称——总之，凡被认为“与国家安全的要求不一致”的，都可以解职。 这个规定确实使国家工作人员减少了不少。10月23日，白官宣布，执行第10450号行政命令才四个月，就已有一千四百五十六名联邦工作人员去职，其中只有六个是艾森豪威尔就职后才雇用的。为了说明他们和世界共产主义斗争所取得的进展，白宫还发表一个声明，指出根据史密斯法，已将四十一名共产党领袖定罪，对两名共党判间谍罪，一名判叛国罪，驱逐了八十四名外籍颠覆分子出境，司法部长发表的原来为数已经不少的颠覆活动组织名单又再加上六十二个。到了艾森豪威尔发表第二个国情咨文时，他又发表了新战果。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危害安全的人物”，被解职的已增至二千二百人。后来尼克松公布说，“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他们的同路人和‘危害安全的人物’已被驱逐出”政府，联邦雇员的数字，已经减少了六千九百二十六人。 那不是么？喜形于色的共和党人叫起来了；现在终于证明是事实了。原来政府里确是充满着红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艾克把他们揪了出来，赶了出去了。但是，民主党人却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他们将文职人员的档案重新再查一遍，发现第一批名单中，解职的只有八百六十三人，其他不过是自动退职或退休，这些人本来就是要走的。至于尼克松的数字，在解职的人员中，只有一千七百四十三个是被控为对国家不忠诚，而其中百分之四十一点二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雇进来的。史蒂文森嘲讽共和党这个忠诚调查计划，说它是个“数字游戏”。而在私下里，总统也承认是这样。杜勒斯对内阁诉苦说，他常常整晚整晚的浪费时间，复查送来的档案，只是由于一个工作人员家庭的某个人，或者甚至是他邻居某人，被人密告是个非战主义者，是个世界联邦派，或是个主张饮水氟化处理的人。 对第10450号行政命令的最无情的攻击，是由哈里·凯恩发动的。他过去是华盛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1952年中竞选失败。为了卖他在国会的老搭档的面子，他被派在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里任职。由于这些老搭档中有詹纳、麦卡锡，德克森，由于他本人也是极端保守派的观点，没有人会料到他竟然会成为民权自由的拥护者的。但是，他却是这样的人。他在一篇感情激动的演说中谴责白官，说它“向不正义的一方摆得太远了”。总统说凯恩是个忘恩负义之徒。亚当斯则对他说，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他是整个球队里的一个队员，不应做对不起本队的事。 但是这个队并没有学会打球如何相互配合。麦卡锡要找共同安全署的岔子。内政部长麦凯则把鱼类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著名的局长赶走，用一个专搞宣传联络的人取代他的职位。商务部长威克斯继续和国家度量衡局勾心斗角，而这个禁区本来连哈里·沃恩和唐纳德·道森都不敢闯进去的。圣母大学前法学院院长、极右翼分子克拉伦斯·马尼恩博士，被委任为总统的政府机构协调委员会主席，但他却赞成布里克宪法修正案，使白宫为之乱作一团。【结果是，亚当斯迫使他辞职。】 布里克宪法修正案一时在保守派中间颇为吃香。有些热心支持它的人，也不知道它谈的是什么。他们之所以签字和捐款支持这修正案，只是因为那时在有些会议室和俱乐部里，都是这样做的；这和1936年在这些地方支持自由联盟是件时髦的事一样。他们感到，这肯定是对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为这个修正案活动的组织包括美国革命女儿协会、美国医师协会、守宪政府委员会、《芝加哥论坛报》、妇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员会呢？最后一个是“海外军人的妻子和母亲的志愿组织”，她们还征集了五十万人的签名，要求国会通过这个修正案。 按同样道理，反对它的人肯定就是错误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中，包括妇女选民联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律师协会的国际法与比较法部、纽约市律师协会、美国支持联合国协会和埃利诺·罗斯福呢？ 首都的记者们把这次布里克攻势称之为“1788年以来关于外交关系是否按宪法处理的最大一次的争论”。很可能确是这样。如果不是由于麦卡锡与政府之间的更为严重的斗争使之失色的话，它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这十年里极端保守派的最大的一场斗争。1953年1月7日在参院提出这修正案时，联合提案人共达六十四名，己达到宪法修正案所需的参院三分之二的票数。杜勒斯提出呼吁，说这修正案“会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安全”，但这些人充耳不闻。尼克松在参院共和党员中活动了六个月，请他们不要使总统难堪，但后来他只能对内阁说：“可以肯定，这个修正案确有很多人支持。” 五十年代初期，对美国宪法提出修正案己成为极端保守派的时尚。赫布洛克把它描绘为“拼字游戏”。因为在第八十三届国会里提出的、和送交各个委员会讨论的修正案草案，己经不下一百零八个。其中有一个草案不但要求将鼓吹推翻政府列为叛国罪，而且“不管是否使用暴力”、凡是“削弱”政府的，就可定为叛国罪。还有其他草案，不许美国兵到外国领土中去，除非国会己向该国宣战；不得用纳锐人的钱来从事福利救济；新的州加入联邦时每州只能有一位参议员；联郑政府对各州对其居民的“健康、道德、教育、婚姻、秩序”等的管理，不得干预；并宣称“我们这个国家虔诚地接受各国人民的救世主与统治者耶稣基督的统治与教义，并通过他获得全能的上帝的祝福。” 有六个这样的草案在参院进行了讨论，每个草案的票教都超过半数，其中有四个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合法票数，可以将修正案草案送到众议院讨论。如果在那里也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数的话，就会交给各州立法院讨论了。这是参议员们不负责任的表现。当时的诡辩可以用德克森的话概括起来：“如州的立法院说‘不行’，那伊利诺州的新参议员也没意见；如果他们说‘行’，那我也不会有意见。”诺兰也是采取同样态度，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人害怕什么呢，他问道。难道他们不相信人民的判断么？答案自然是，我们开国的先辈并没有想到国会可以象气窗一样，让那些修改宪法的图谋可以从这里通过，而且各种特殊利益的代表者在州的立法院占压倒地位，它容易受各种特殊人物的要求所左右，显然不是人民的心声。但是，很少人这样回答。马萨诸塞州的新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说“不同意修改宪法，这是我们最可贵的安全保证，也是我们保持稳定的支柱，”但是他的同事们这时对他的话，还是不大乐意听呢！ 布里克修正案所针对的不过是雅尔塔会议而已。可是这个会议的阴魂还是不肯散去。现在，了解国家大事的人本来都应该知道1945年2月上半月在克里米亚里搞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所谓“秘密协定”的幻象，还继续在华盛顿徘徊，象威廉·詹纳这样的巫师总是使人觉得它还存在。因为他悄悄地对人说，反对布里克的那股势力，是由一个“秘密的革命队伍”所控制的，这些人包括欧文·拉铁摩尔、亨利·华菜士、阿尔杰·希斯（这时他已在坐牢）和哈里·霍浦金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这两人早在四十年代就逝世）。在政府里面，受这种布里克狂热形响的，还不只马尼恩一个。1954年1月29日内阁开会，那时关于修正案的讨论已吵了一年多了，查理·威尔逊就说他和修正案的支持者们抱有同感，条约不应剥夺人民的权利，应当把象雅尔塔和波茨坦那样的会议宣布为非法的。总统又一次对他进行耐心解释：即使有布里克修正案，也防止不了雅尔塔和波茨坦，因为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协议，既不是条约，也不是行政协定。 艾克回到自己办公室以后就发火，“这件事我真烦透了，简直要炸了！他妈的实在毫无意义，完全是破坏美国的威信。我们都说法国人不会管理自己，而现在我们却坐在这里，和布里克修正案纠缠不清。”自从他在就职前在海军准将饭店举行的内阁预备会议以来，他就跟这问题干上了。那时，这个意见投合他的心意。他是因为对有关罗斯福和斯大林瓜分世界（不知怎的，好象总把丘吉尔也参加会议这点忘掉了）的种种传闻感到愤慨而上钩的。他认为（布里克说他认为），人们反对这样制订条约，会转过来对联合国不利。他觉得这修正案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美国可以有了保证，如果有哪个不称职的总统和哪个懈怠的参议院要想篡夺走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和各州的权利，我们也不怕了。 接着杜勒斯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愈想愈觉得可怕。布里克的真正目的，似乎是反对一切条约和行政协定。他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把权力由白宫移到国会。在杜勒斯看来，这样一来，外国政府就会怀疑，和美国签订的条约是否算数，因为这届国会签订了，另一届国会又会否决的。【其他赞成加强总统权力的人提出这点。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政府也可以把前任各总统签订的条约否定的。】于是艾森豪威尔对修正案的看法开始改变。他后来完全转到反对布里克的立场，是在所谓“部队法律地位”协定问题上出人意外的争论所造成的。根据这些协定，美国军人在国外不值勤时犯了罪，所在国政府对他有法律上的管辖权。（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日木的一个美国兵向一群妇女放了一个空壳的迫击炮弹，杀死了一个。）极端保守分子坚决主张美国部队对所有海外部队人员有完全的管辖权。但恰巧艾森豪威尔对“部队法律地位”协定，比华盛顿任何一个人还更清楚。因为他当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司令，这些协定有些是他起草、谈判，并监督其执行的。他想把这个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对诺兰说清楚，但是这个多数党领袖突然暴跳起来。他用拳头击着桌子大声叫道，“一个在和平期间被征募的士兵，在违反他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被派到国外去执行职责——我的土帝，我认为不能把他移交给别国去受审判。他是穿着我国的军装！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受到这样处理！” 布里克也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他在对两个国务院人士进行的一次感情激动的攻击中，把他的真正动机暴露了。他们反对他的修正案，但他对他们进行攻击倒不是因为这个。他们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法律地位”协定作证，发表了赞同的意见，布里克就在这问题上严厉攻击他们。这是个策略错误。总统当时正在注意听着。艾克已把最优秀的宪法问题专家请来，叫他们就修正案进行分析。他们说根据这个修正案，那美国就不可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修正案具体规定，除非是宪法规定要交由国会处理的问题，参院无权就该向题进行立法。因此，按照布里克的修正案，这种条约要得到法律效力，就要每个州的立法当局都同意才行。艾森豪威尔说，这样，州立法院就有权拒绝承认美国的条约了。【布里克不同意这个解释。】要是这样，总统和国务院的工作，“就要代表四十八个政府，这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 1954年2月26日，经过难以想象的一系列的议会花招以后，布里克的修正案最后进行表决。在“部队法律地位”问题上，布里克被挫败。艾克为了顾全他的面子，提出了一个缓和的程序上的措施；即表决这些协定时，要把票数记录下来，不能简单地口头通过了事。布里克不接受这个姿态。2月21日，他的修正案表决时，五十个参议员赞成，四十二个反对，不足三分之二的票数。 但到了这个斗争的最后关头，出现了一个悲剧事件。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草拟了一个类似布里克修正案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倒是值得慎重对待的。支持布里克的人并不都是不负责任的。其中有一个是美国律师协会前任主席法兰克·霍尔曼。这个协会的“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与法律部”也是支持布里克的，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宪法的学者也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因此这个法案就是好的了。这只是说在这一片吵嚷声中，有些人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自从罗斯福到了华盛顿以后，总统的权力确是已经大得惊人。象艾森豪威尔这样有顾忌的人是不会滥用总统权力的。但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来，有些白宫的主人并不是这样审慎。而且，乔治所提出的修正案，并不是将布里克修正案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一番。他用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它比布里克的修正案温和，它取消了布里克那条臭名昭著的从属句条文，即国会在它指定的职权范围以外的问题上不能采取立法行动。艾克反对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某些条约应由各州批准的那个规定。没有这一点，政府反对布里克的理由就不再存在了。乔治提出的法案在很多方面说来是有远见的。但是，它也在决定对外政策问题上限制了总统的行动，所以白宫还是决定反对它。【乔治修正案的主要条文的内容是，凡是一个条约或其他国际协定的条文中有和宪法相抵触的——例如，不承认宣布参战之权属于国会——就属无效。此外，国际间非条约性的协定，除了经国会立为法令而外，无国内法的效力。】 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那些还记得乔治修正案的参议员，就会对它很怀念了。在当时反对总统在越南所采取行动的一片愤怒声中，有些人就记得诺兰的意见，而那时他早由于在竞选中被挫败，回加利福尼亚州去退隐了。【他于1974年2月自杀。】诺兰当时同意乔治的修正案，因为他说他不能对“行政部门侵蚀立法部门权力的危险趋势”，视若无睹。如果当时讲话的是塔夫脱而不是诺兰，他就可能用堂而皇之的语言进行辩论。但是，在一片感情冲动的情况下，要想进行理智的考虑已经不可能。参议员不是拥护艾森豪威尔，就是反对他，情况就是这样。这样，布里克就把乔治一起拖下来了。但即使这样，政府仅仅是险胜而己。乔治的修正案，有六十票赞成，三十一票反对，比之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票数，相差只是一票。如果某第三十一名参议员当时病了，去了厕所，而众院、州立法院又通过的话，接着那二十年的美国外交史就可能很不一样。举一个例就够了：那个授权美国大规模干预越南的臭名昭著的东京湾决议案，便会被认为是违反宪法而被否决的。 ※※※ 就在布里克修正案被挫败的那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过他六十六岁寿辰。他是个德高望重的政治家，看上去也是那样。他一切都与众不同：狮子般的头，严峻的脸孔；“大都会”、“灰石”、“市区”、“世纪”等俱乐部的会员；卡内基基金委员会、基督教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联邦理事会的主席，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巴黎大学、乔治·华盛顿法学院学位。 杜勒斯生平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他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徒。他认为他对宗教的笃信是他的重要力量，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负担。对他说来，反对共产主义不过是长老会教义的必然结果。这和苏联领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福音（据乔治·凯南的看法）是一样的。因此他的外交，也和苏联人一样是僵硬的、教条的。艾森豪威尔信奉妥协与和解，但他选来执行他的外交政策的人，对这两者都极不相信。杜勒斯巧妙地挫败了史塔生的裁军计划，其理由是北大西洋条约的同盟国会将裁军看成是美国决心减弱的表现，对他说来，灵活性比之软弱性还要糟，这完全是不道德的。谁不同意他的强硬教条，谁就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1953年他第一次出国时，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名义，向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送了一支镍制的自动手枪。这是向各个中立国的政治家们提示：要赢得美国友谊，就要以武力对待诡诈的共产党人。但对中立国的领袖如印度的尼赫鲁说来，世界可没那么简单。他想在这两大敌对阵营之间表明有自己的立场。他认为有必要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殖民主义。杜勒斯则认为中立是件坏事。他理直气壮地向巴基斯坦运送军火，从而丧失了印度的友谊。 尽管杜勒斯口若悬河，五十年代亲苏政府被推翻的只有美国后院的一个小国，那就是危地马拉。这是否是个成就，也还是个问题，因为它播下了种子，使后来拉丁美洲发生种种挫折。但是杜勒斯宗教式热情中的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就是他有意识地煽动东欧国家的人民。他许下诺言，要把那里俄国的暴虐统治“推回去”。1953年7月17日，他在内阁会议上以极其喜悦的心情说，三天以前，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和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候爵同他一起，对东欧人民的“真正自由”表示关心。他说，这是“就我所知，伦敦和巴黎第一次愿意接受这条原则。” 休斯在这次会议的笔记中愤怒写道，“难道他真的相信，语言真的可以解放人民、解放任何人吗？”但杜勒斯本人相信与否倒没那么重要，重要的倒是从什切青市到的里雅斯特市那些听他讲话的人民，都轻信他的话了。他没有说明美国帮助他们解放的决心，只限于采取“一切和平手段”——这个限制是艾森豪威尔总是小心翼翼，不会忘记提出的——这就带来悲剧性的后果。东德的城市爆发了罢工，纵火和暴动。在苏军坦克把三万东柏林人发动的暴乱镇压下来以后，艾克向报界强调，美国不准备对东欧进行实际干预。但是到了11月末，杜勒斯在煽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骚乱了，因为他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俄国对这些国家的合并从而“确定了他们的被奴役地位”。 幸而杜勒斯经常不在首都，这使那些爱用较低调子进行外交的人感到松一口气。实际上他在到处旅行，象兜售人寿保险单一样，建议各国和美国结成联盟，作为对付侵略的保证，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钢筋，将非共产主义国家紧密连结起来。除了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而外，又加上重组起来的美洲国家组织（OAS），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然后又在中东，签定巴格达条约，后来又发展为中央条约组织（CENTO）。美国没有参加，但对它大力支持。他和包围共产党国家的国家所签订的条约，每年又都加上新条款。到了后来，美国一共对八个安全条约承担责任，要保卫四十二个国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杜勒斯表明他不是个谨慎的、精打细算的外交家，而是一个赌徒，随便把我国的血汗、财富和荣誉拿来向外国开支票，比任何一个国务卿想充阔的还要阔绰得多。” 尽管在杜勒斯生前，没有哪些国家要他把支票兑现，但假如有这样要求的话，那么要负责兑现这些支票的人们倒是非常担心。有很多在国会各委员会里作证的人，都惊惶地表示，一方面美国承担的军事义务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它又在削弱自己的实力。作为一个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五角大楼并不太尊重。他有一次将空军的预算削减了五十亿元，得罪了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在福摩萨出现一次周期性的紧张时，他又发出一个指示，将部队从三百二十万减为二百八十五万。他能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个五星上将的总统。他对对方提出来的战略考虑，都说是在核时代并不实际，加以拒绝。有一次在白宫开会讨论进一步削弱部队数量时，他说“如果你冷静地从逻辑上考虑问题，那么在地面部队身上花钱，还不如建筑公路有利，因为这样做，在敌人进攻时有利于大城市疏散人口。” 总统知道他想达到什么目的，而已成为内阁里强有力人物乔治·汉弗莱又支持他。他们的目的是要纳税人减轻负担，并认为这是正确的办法。谢尔曼·亚当斯写道：“这个‘新姿态’和它的以核报复为基础的规划，显然是艾森豪威尔命令把地面部队减少的原因。”艾克是总司令；承担责任的是他。为了排除思想混乱，他指示五角大楼制订计划时，要假设美国将以核武器来进行任何未来战争。国会里的民主党人提出意见，认为美国受了哄骗，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里去，而总统这样搞，则是有其政治日的。是的，确有一部分是政治目的。政府提出的一个更为虚伪的诺言，就是“每块钱都要花得更值得，”战略上单一武器论对那些寻求简单答案的人亦确实具有吸引力。很显然，美国并不准备发动征服别人的战争。所以他们说，国防部顾名思义，就应只是搞防御。他们只要求美国不受侵略，大规模报复的威胁，目的就是保证美国不受侵略。 当然，他们的理论是达不到这样的目的的。而且在总统和国务卿各走各的路的情况下，也没有可能达到目的。一方面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异常，而它的军事支出则吝啬小气，这是个矛盾。但这点很少受到观察家的注意，这真使人奇怪。在两次大战之间，历届总统们努力避免卷进国外事务的时候，报复政策可能是有效威慑力量。但是美国已不再是这样的国家了。“英国式和平”己由“美国式和平”所接替。过去英国要派遣炮舰巡逻的地方，现在则由美国派出杜勒斯和他的圆珠笔。超级大国要有多种的威慑力量，才能保持和平。正是因为这点，那种所谓“每块钱都要花得值得”——似乎世界政治只是象7月4日庆祝国庆那样——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 年青的亨利·基辛格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54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担任哈佛大学政治系教职以后，就写了《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对美国的世界地位进行了逻辑严谨的分析。他的结论是：大规模报复是一种谬论：由于政府进行有限度战争的能力大大削弱，并且除了核弹就别无其他武器，每一次外交上发生分歧有诉诸武力的危险时候，就要把国家的安全作为赌注。迪安·艾奇逊也看出了矛盾。他在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对政府所谓大规模报复使美国取得“主动权”进行分析，认为这种谈话是荒谬的。他说，大规模报复只是别人采取主动权的反应。理查德·罗维尔对矛盾看得更清楚，他在1954年4月8日的《华盛顿来信》一文中预料，“在印度支那，原子弹和弓箭一样无用，一旦那里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就只能把地面部队恢复到原来的实力，接着还要扩大。” ※※※ 华盛顿与印度支那相踞整整十二个小时——一处是半夜，另一处则是正午——艾森豪威尔总统1954年2月10日早上10时半走进印第安人条约室，举行每星期三定期记者招待会时，黑夜正好笼罩着河内法军司令部法兰西大厦。有记者向他问及远隔半个地球以外那个地区的严重的军事形势。他说：“把差国在那个地区卷进热战，我比谁都更激烈反对。因此，我命令采取的一切步骤，其目的都是，只要有可能的话，使我国不卷入。” “总统先生，”接着一个记者问道，“你这句话能否理解为：不管印度支那战事怎样发展，你决心不卷进或者不是更深地卷进战争呢？”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无法预料未来的发展。但是，他又说：“我认为如果美国现在在任何这些地区中深深地卷入一次全面战争，我看就是没有比这更大的美国的悲剧，特别是如果要用上大部队作战。” 比之后来的发展来说，当时美国部队在越南是为数很少的。早在上一届政府时，它们就在那里了。直至四十年代末为止，印度支那的三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都是法国殖民地。1949年12月30日，他们的地位略有改变：巴黎承认它们是“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家”。所谓“法兰西联邦”多半是做个样子，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种象征性的姿态，目的是对付苏联所支持的胡志明的越盟叛军。1950年2月7日，华盛顿和伦敦承认了这三国，艾奇逊还强调说，美国的“根本政策，就是支持附属国家的人民，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演变，走向自治与独立”。他本来希望亚洲有些国家跟着就会承认这三国。但是，他们不愿采取行动，因为法国支持的傀儡保大亲王宁愿在里维埃拉晒太阳，当个不到职的国家元首，这使他们反感很大。艾奇逊不顾各国对保大的普遍蔑视，还是顽固地把美国的声誉押在印度支那。后来他回忆起来就很后侮，因为国务院里有个名叫约翰·奥利的同事曾警告过他，美国正在逐步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有取代而不是补充法国的责任的倾向。”奥利说，美国会成为法国的替罪羊，陷入直接干预的泥坑，他指出“这些情况是会象滚雪球那样的。”但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决定……既然我们干起来了，我就不再回头看了。” 到了艾森豪威尔就职时，美国已经负担法国三分之一的费用，向印度支那输送军火，向他们提供两百名空军技术人员。艾克也照样援助越南，但这样援助已显得不够了。越南危机已经深化。到了2月那个早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越南危机己经集中到一场大战上，这场典型的交锋，比夏伊洛战役【夏伊洛位于田纳西州，是美围内战时一场重要战役的所在地，时间是1862年。——译者】和阿尔贡战役【阿尔贡在法国东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此进行重大战役。——译者】更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和影响美国。胡志明的杰出统帅武元甲将军，七年来把法军一直弄得七晕八素。在圣西尔军校训练出来的法国军官，对武元甲的游击战术完全不知所措，彷徨无策，因此下决心要引越盟出来进行一场决战。1953年11月20日，他们在河内以西约二百英里的一个战略点，投下了一万五千人的降落伞部队。这个地方是个交通要冲，是通向中国、东京湾和老挝的枢纽，它在泰族境内，名字由三个泰文组成：奠就是“大”，边就是“边界”，而府就是“行政中心”。奠边府意思就是边界行政大中心。【这个解释似不符原意。——译者】这个名字可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了。 从地理位置来说，东南亚的这一部分是最险要的：悬崖峭壁、峰峦峥嵘，丛林深邃，谷峡险阻，大河汹涌。但是，各地区到处都有一些平坦的洼地，星罗棋布。其中较大的还可修整为跑道。奠边府就是这样的盆地。它状如长形橡树叶，枝脉都是小溪，而大河则是其中主脉。它有十一英里长，三英里阔。周围则山峦层叠，密林深翳。法国降落伞部队在这里建了一个机场，还有很多“豪猪”——即能保护这机场和出击敌人的坚固据点。自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军事战略家都要指挥官们夺取高地，认为如果一方盘踞高地，就可以用炮兵摧毁对方。但是法国人没有占据俯瞰奠边府的各个高山。在游击队活动颇繁的情况下守住这些山峰是不易的。因此河内的指挥部认为没有必要。在法兰西大厦的战地记者听说，法国的大炮比武元甲能摘到的厉害得多，而且在到处都是群山重叠的情况下，越盟是没可能把大炮拉进来的。 法兰西大厦估计错了。11月份以来，九万个越南农民就把105毫米的野战炮拉过了荒林野岭，来到了奠边府。到1月份，武元甲的大部分炮兵部队已进入阵地，俯瞰着下面一片灰黄色的平原。2月10日，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白宫印第安人条约会议室回答有关越南问题时，越盟的第五十七团，在经过艰苦行军和休整以后，已经从山上那月色如洗的斜坡上看下来，俯瞰着那些保卫着已入睡乡的十二营法军的碉堡群。后来，游击队的指挥官何文贤上尉告诉别人说，机场周围火炬摇曳，使他记起他们村里有人死的时候在各家的茅舍面前点起的一堆堆柴火以悼念死者。 3月13日曙光初露，武元甲就开始炮击，展开对奠边府的围攻。法军放出烟幕掩蔽机场，但没有成功。飞行员开始称这个浅盆地为“夜壶”。三天以前，在另一个星期三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记者向总统提到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的话。斯坦尼斯当时就提出，美国已派驻空军技术人员在越南，可能导致美国投入战争。艾克说，不会的。除非国会运用宪法权力宣战，否则美国不会对越南进行干预。 历史学家可能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提出美国卷进去这个问题呢？联合国并没有在印度支那承担义务，而且一直到不久以前，美国还没和这个地区发生过什么关系。过去的美国总统对这个地方真正感兴趣的，只有罗斯福，而他也只是要把它从法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艾森豪威尔在一年前，还不愿把亚洲的一场反共战争扩大。他指出即使对奠边府进行的仅仅是空袭，也是冒险的，也可能使美国空军和中国空军对抗。不管怎样，进行决战的机会是不大的。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比之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力量小得多。 但是，除了艾森豪威尔而外，大多数政府领袖们并不这样看。在他们看来，美国是自由世界里最强大的国家，是对抗世界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斗争的领导力量。朝鲜停战以后，这种斗争中唯一的武力冲突就是在印度支那。主张干涉派认为，如果共产党在一条战线上取得胜利，所有战线的安全也就会有危险。知识界里也是这样看。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沃尔特·罗斯托在《代达罗斯》【代达罗斯，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译者】一书中提出理由说： 『苏联和中国地面部队的调动，可以使美国丧失欧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同样，如果这个关键性地区里的男男女女不论由于希望或者失望而转向共产主义，这种力量平衡也会丧失……。如果我们成了集权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一个民主的孤岛……，美国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舆论认为，只要美军还是在朝鲜战斗，那向法国人提供金钱、大炮和对策也就够了。按这道理推下去，现在这样就不够了。如果不能提供更大的帮助，自由世界就会受到威胁。 前一年9月，艾森豪威尔已批准对法国人增加援助——即1954年底以前，向他们提供三亿八千五百万元。那时杜勒斯将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目标，确定为要使纳瓦尔计划取得成功。这个计划是以该地法军统帅命名的。杜勒斯解释说，这样，“就会在1955年作战季节结束之前，把有组织的共产党侵略者”击败，只剩下扫荡战，而“大部分”可以由越南部队“在1956年完成。”纳瓦尔计划失败了。但直至1954年1月4日，总统和国会领袖们研究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时，还没有考虑向印度支那运送美军问题。艾克希望取得国会同意，继续给法国军援。一个共和党参议员提出，这是否意味着把美国部队送去越南。“不，”总统为之愕然。他说“我可以加上‘物质援助’几个字。”他果然这样做了。 3月的第三周末，印度支那的情况已经恶化。杜勒斯对法军还有很大信心——3月23日他还预料他们会胜利——但是五角大楼就不那么肯定。来自奠边府的消息是凄凉惨淡的。武元甲的炮兵据着盆地的边缘，使机场实际上不能使用。用C－54型运输机向那被围的十二个营投掷物资，只能部分取得成功。如果从六千英尺至八千英尺下投，就有一半投向越南军阵地。如果在四千英尺下投，越南军的高射炮就击中了大部分的飞机。故人的阵地从四面八方逐步压向法国的据点，在好些地方安置了自动武器。巴黎通过外交途径向华盛顿提出，请美国迸行空袭来减轻被围法军的压力。3月22日，法军参谋总长保尔·伊利将军还飞到华盛顿乞援。 李奇微极力反对。他说，如果同意了出动美国空中力量，那么调派步兵就只是时间问题。他知道那里地形的一些情况：稻田、丛林、坏得难以想象的公路网，非常可怜的通讯设备。连海港也很差。美国要进行干预，那就是“悲剧性的冒险”行动，他把意见写成书面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后来又在他的回忆录《军人》一书中说，“对一个有他那样战争经验的人说来，这意味着什么，几乎是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但是另一个也是有战争经验的雷德福，则认为派美国轰炸机是个好主意。至于国务卿的立场如何，到了他在3月29日星期一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就谁都不会再怀疑了。无论他的口吻和演说的内容，都同样是冷战的辞句。 『在当前这样情况下，不管共产党俄国和它的盟友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手段，将他们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东南亚，都是对整个自由人民的严重威胁。美国感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不能逆来顺受，而应以联合行动来对付。这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危险。但如果我们今天不敢下决心，几年以后我们面对的危险就会比这些危险大得多。』 杜勒斯星期六在国务院和国会两党领袖们开会，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对法国阵地进行集体防御——即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派兵远征。他自己很有信心，以为他可以吓唬中国共产党，使他们放弃支持胡志明。他说，如果这个不成功，就要把越盟消灭。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就算只是在理论上妥协也不行。有个观察家对他的讲话得出的印象是：国务卿“非常怀疑，如果在印度支那建立了共产党政权，美国是否还能存在下去。” 星期日晚，杜勒斯同总统和雷德福在总统的椭圆形书房开会。那时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干预，知果要的话，该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同时皮杜尔又在巴黎催促狄龙大使。他们竟热要求使用原子弹，可见巴黎绝望挣扎已经到了何等程度了。有两艘栽有核武器的航空母舰，和第七舰队一起在东京湾巡逻，但事实上华盛顿没有谁真正考虑要使用核武器的。【法国人的印象就不同。参看儒尔·罗伊的《奠边府战役》，巴黎版，1967年，第270页脚注。】事实上，艾森豪威尔禁止进行任何空袭。他愿意在一定情况下考虑杜勒斯的“联合行动”，由盟国共同出力。法国人一定得同意把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必须让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完全独立。必须由法国和印度支那二国请盟国（即美国和英国）介入。最后，要由国会而不是总统作出决定性的一步，因为国会有权宣战，而总统对没这权力。杜勒斯在上述条件范围内，可以尽力干去。于是，在艾克和丘吉尔电讯往返，试探了后者的意见之后（他后来的态度比之艾克更为保留），国务卿就出发，看看能否在伦敦和巴黎结成联盟。 三天之后，总统就在英语中增添了一个新隐喻。他虽然不愿意美国插手干预越南，但是他却坚信冷战的信条。杜勒斯在海外记者俱乐部的演说未发表之前，他就看过了草稿，也表示同意。他在那个星期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支那命运攸关的远远不是法国的威信问题。共产党在那里胜利，就会扩大赤色帝国，并使美国失却重要原料。这意味着自由世界将失却整个东南亚；接着就是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线受到威胁，这就是指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福摩萨和日本。他说：“你竖起了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了头一块，那么最后一块的命运肯定也会很快倒下来。所以这就是全面瓦解的开始，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杜勒斯从欧洲回来，觉得迅速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英、法外交部对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似乎听得进去。如果说在这次危机中陷入重围的法兰西大厦有任何可能取得盟国大量援助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机会了。丘吉尔还没有倾全力反对，而法国人为了取得盟国的大量援助，几乎除了凯旋门而外，什么都愿意牺牲（事实上这时游行队伍正在凯旋门下一片沸腾，抗议扩大战争）。艾森豪威尔的态度看来虽然不可动摇，但他也会回心转意的。如果他还是不愿意，国会也可以采取行动。 正是在这出戏发展到这个阶段，理查德·尼克松进入了舞台中心。他当时的动机如何我们不清楚，而他也从没有就此澄清过。那时，他似乎是华盛顿最激烈的鹰派，但当时和现在，首都都有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为政府放出试探性气球而已。选择的场合就是4月16日星期五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年会上。他的发言本来是非正式的，但内容这样耸人听闻就无法保密了。有人问他如果法国撤出越南，放弃这个国家，美国怎么办。美军会对法军的地位取而代之吗？尼克松说，他们应该这样做。自由世界的处境困难，极为狼狈，要是再在亚洲后撤的话，就很难想象了。他但愿法国能固守下去，取得胜利。“但是，在当前情况下，如果为了要在亚洲特别是印度支那防止共产党进一步扩张——如果为了要避免这一点而我们必须冒一冒风险把美国军队投进去，那我认为行政部门就不得不采取政治上不受人欢迎的立场：即正视这个行动，采取这个行动。而我个人对这样的决定将会支持的。” 马上就有了反应了。政府某些成员可能已有准备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但报纸舆论还没有这准备。各报社论要求艾克否认副总统所说的是政府的意见。国会也没有准备，它谴贵尼克松患有不负责任的沙文主义。在国外，有关美军军事调动的片片断断的报导，立即引起各种神经质的反应，使盟国派远征军的可能性全被打破了。英国决定等候当月要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十九个国家参加的关于亚洲问题会议，看看能在会上取得什么结果。星期一杜勒斯从奥古斯塔回来（艾森豪威尔在那里打高尔夫球），向记者宣布，美国对越南进行干预是“不大可能”的。 4月下旬，法国向美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援助。那时杜勒斯和雷德福都在巴黎处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事情。皮杜尔向国务卿提出，请美国进行空袭，否则奠边府就会失守了。杜勒斯答说他会考虑这问题，但这不过是客气表示而已。艾森豪威尔已再次通知他，只有国会通过决议才能把美国军队派进越南。而且杜勒斯也看到巴黎报纸的报导。他们对被困的法国守军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现在奠边府的危局已经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编辑们都在首版刊登从越南发出的一鳞半爪的报导。读者终于知道，法国给这场战役的代号是“秃鹫”。登在第一版的地图列出这个陷入重围的堡垒的据点——取名为安妮－玛利、加布里埃尔·多米尼克、依莎贝尔、休格特、弗朗索瓦、克劳丁、比阿特丽斯的小山，还有一对小山伊利安一号和伊利安四号——外号“洛洛布里吉达姊妹”。法军指挥员克里斯蒂安·德·卡斯特里上校已被提升为准将，因为他既然是个英雄，就该有个将军的称号。一个名为热纳维埃芙·加拉尔－泰罗比的女护士拒绝乘最后一班飞机飞回河内，被人称为“奠边府天使”。还有几种传说，德·卡斯特里知道他的一部守军已经是厄运难逃，就命令他的炮兵向着他自己开炮。 关于这个围城的报导，许多其实是传闻失实。德·卡斯特里没有叫炮兵向他自己开火，因为他早没有炮兵了。美国报章的《孤军奋战》电影式的报导，和当时围城的实况，也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但这些都不能责怪战地记者，因为法军总部也有很多情况不了解。到了复活节那个星期天，法兰西大厦的满胸绶带的军官，在这每年一度的节日里，在河内大教堂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们对“秃鹫”的情况就已不怎么了解了。飞到那里上空去了解情况的观察机，不是被武元甲的高射炮火打下来，就是被赶跑。整条跑道都在越南军队的机枪控制之下。最后，用C－54型运输机空投补给的尝试（包括德·卡斯特里的准将星章，庆祝他晋级的白兰地酒，成盒成盒的战斗十字奖章和荣誉军团勋章等等）也完全失败了。现在已落入越军手里的地堡里的无后座力炮，已朝着那些向着降落伞跑去的法军瞄准射击。第二天越盟电台兴高彩烈地宣布，他们已把空投补给，包括白兰地酒在内，全部缴获了。 奠边府的法军现在处境之惨难以想象。阵亡人数已达一半。他们一会受到热带酷日的无情煎熬，一会又受到倾盆大雨没头没脑的浇淋，躲在堆积如山的粪便和腐臭难闻的尸体当中。炮兵阵地丢失以后，怎么进行反击都没有奏效，使他们陷入绝望之中。相反，武元甲的一零五毫来大炮一直打个不停。越军的战壕蜿蜒曲折，逐步向法军逼过来，敌人步兵也愈靠近。有一阵子，突然传来好消息，说河内派来了援军，接着又说美国来了大队空军。不管士兵、军官、甚至德·卡斯特里自己都有点相信这种传说，因为他总不能相信，纳瓦尔是要他来这里送死的。现在到了4月，他知道了。河内命令他把军火和补给全部炸毁，以免落在敌人之手。至于部下士兵，他应让他们知道，他们挡住了越盟的大军，保卫了法兰西的荣誉，这样来动员他们进行最后决战。 5月7日，奠边府在被围五十六天之后，终于竖起白旗来代替三色旗，然后又挂上了越盟的金星红旗。法兰西的荣誉一去不复返了。亚洲问题的多边会议已在日内瓦召开。但是还是有人谈论美国是否派远征军问题。“没有作出派遣美军到越南的决定，”爱德·默罗在评论这个会议的广播中说，“但也没作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派遣军队到那里的决定。两者比较，第二句可能还更重要。如果问题归结到最后是把印度支那丢给共产党还是把它救出来的话，采取某种干预的形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接着，杜勒斯对参加会议的国家说，虽然印度支那很重要，但从挽救东南亚使之不沦入共产党统治的意义来说，还不是必要的。这就为达成妥协铺平了道路。越南暂时以十七纬度为界分为两半，双方的谅解是要在1956年7月20日在南北两方都进行自由选举后统一起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写道：这宗亏本的买卖最好也只能是这样的了，多米诺骨牌不至于“一下子就全部倒下来。” 与此同时，国务卿继续努力，设法在亚洲结成联盟，因为艾森豪威尔己声明，“自由世界”知道，“对朝鲜和东南亚的侵略”是“对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只能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对付”。杜勒斯这个任务，终于在9月在马尼拉胜利完成。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美国的代表来到这里，提出保证要进行联合防御对付侵略。这个协议使他们结成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第四条就是，这些国家中如果有一个遭到进攻，他们便有共同行动的义务。不但有条文规定对付外部威胁，也有条文规定对付内部颠覆活动。另有一个议定书，将这条约的保护扩大到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美国的外交这时似乎有点一帆风顺。至于日内瓦协定上南越或美国代表并没有签字，这点很少人认为是重要的。杜勒斯在会议上的官方身份，只是个观察员。既然没有签字，两方都没有义务来履行两年后在越南举行选举的保证。这就理下了伏笔，而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没有进行选举，就会引起内战重新爆发。所不同的是，这次越南起事会被指责为“侵略”，从而也就是对在马尼拉组成的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国的挑衅。约翰·奥利所说的“滚雪球”已经开始了。 10月，国务卿在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对内阁的部长们说：“美国从没有象现在那样受到别国的尊敬，对外关系也从没有现在那么好！” 后来在私下里谈到越南时，他又说：“我们在那里是手脚干净的，没有任何殖民主义的污点。至于奠边府失败，焉知非福。” 第二十一章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过后一个时期，奠边府这个幽灵在美国人心里会变得愈来愈可怕。但在当时，那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它的陷落还不算是1954年的唯一一件大事，甚至还不是头条新闻之一。那年，美国的新闻特别多。1月份，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舡鱼”号，使用核动力，从康涅狄格州格罗顿市的海军造船厂驶了出来。六个星期以后在底特律，六个密执安州的共产党领袖被判犯有阴谋推翻美国政府的罪名。总统面临着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的不容置辩的迹象，在3月12日内阁会议上，决定把经济衰退称为“循环调整”。 《麦考尔》杂志在1954年复活节那一期，提出所谓“共进共出”【指家庭成员在社交活动和文娱活动中能有很多时间是在一起，使家庭成员关系团结而稳定。——译者】，马上就风靡一时，有了一种社会改革的味道，几乎成了五十年代美国国民的共同目标。4月1日，空军学院成立，它的第一期学员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劳里空军基地宣誓入学。国防部长查理斯·威尔逊批准把华盛顿州的约瑟夫大水坝交给一家美国建筑公司承建，虽然一家英国公司投标造价还要低一些。还有两院都通过了建筑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 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于6月19日处决，在此以前在白宫外面有人示威，反对这样的判决，但是另外也有一队喧哗不堪的赞成判刑的青年示威者，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两份煎罗森堡肉排马上就好”。海军作战参谋长罗伯特·卡尼海军上将增加了冷战紧张气氛，因为他对记者说，他和他的参谋部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在一个月内向金门和马祖两个沿海岛屿展开进攻。总统说，“他们掌握了我所没有掌握的情报。”但是他还是警告说，要向福摩萨进攻，都“要从第七舰队身上杀出一条路过去”。内阁在7月23日会上知道经济指标不久就会上升，可以结束所谓“循环调整”，都感到高兴。8月份的卡洛尔旋风，把波士顿市那座有历史意义的“老北部教堂”的尖塔刮了下来。后来9月份，埃德娜和黑兹尔旋风，又接踵而至。 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在百慕大讨论世界和平问题。原子能委员会在10月5日批准了一个合同，由以埃德加·狄克逊和尤金·耶特斯为首的南部一家公用事业集团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西孟菲斯市建一座发电厂。艾森豪威尔总统谈到他的政府的政治态度时，最初说是“有活力的保守主义”，接着改为“进步的、有活力的保守主义”，又说是“进步的温和主义”，然后又说“温和的进步主义”，最后又是“积极的进步主义”。1954年12月21日，克利夫兰市一个整骨科医生塞缪尔·谢泼德被判犯有在7月4日谋杀妻子玛里琳之罪。攀登埃弗勒斯峰的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在中西部演说，使听众大感兴趣。有关吸烟和心脏病关系的头一批科研报告出来了，全国各地都畅销一时。 《花花公子》每份卖五角钱，在五十年代报摊上和它竞争的有《鉴赏》杂志（每份五角），《秘密》杂志标榜“未经审查，不得发表”（每份两角半），《狂热》（每份一角）和五十年代里最畅销的期刊《电视指南》，每份一角半。到了五十年代末，这已经在五十三个地区出版，订阅人数己达七百万了。 美国的吸毒风气还是很久以后的事。但是人们在一些博普音乐会上【爵士音乐发展的一个阶段，以节奏疯狂等为特征。——译者】听到如迈尔斯·戴维斯和特龙尼亚斯·蒙克等大师的演唱时，就可以听到有关吸毒文化的词根了。他们管把钱叫作面包，少女叫作小鸡。把懂得说成是flip（啪嗒），过去说fabulous（好极了），现在说crazy，它的最高级形容词则是cool，groovy，the end，far out，后来还发展为out of sight。学时髦to be hip（嬉皮），如果有人嬉皮到了心醉神迷精神恍惚时，就叫做hippy（嬉皮士）了。 广告语言当时比较流行，在整个五十年代成了知识界谈笑的资料。由于整个社会对广告商愈来愈重视，而他们也变得愈来愈聪明，于是他们所创造的流行一时的行话就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成了语言的组成部分。1954年风靡一时的词，是后缀词“wise”，意即“关于”“在……方面”或“象……那样”。用得太多就变了样，结果它就成了一个万能词。例如你不说“今年的汽车都是镀铬的”，而说“在式样方面，今年汽车都是镀铬的。”从钱方面来说，工商界巨头就是富有的。从先后次序方面来说，失败者是最后的一个。从年龄方面来说，少女就是年青。从服装方向来说，她可能是很时髦的，从性格方面来说，她是很迷人的。从痛饮方面来说，你可能痛快它一个晚上。从头方面来说，你早上就会痛得够呛；从工作方面来说，你还得赶上班。 在曼哈顿岛麦迪逊大道的另一边，就是流行音乐的中心——锡盘巷。在那里，掌握着牛耳的还是那些民歌手。1954年最流行的歌曲是基蒂·卡伦的“事小情深”。紧接着的就是佩里·科莫的“征求”，弗兰克·西纳特拉的“青春的心”，和平顶头乐队（那时不剃平顶头而留长发的，只有那些古典音乐家）的“嘘……砰”。阿尔奇·布莱亚的“赫纳多的躲藏处”也是当年令人难忘的小调。四王牌乐队的“冷饮店里的三个铜板”是由多萝西·麦圭尔，克利夫顿·韦伯和琼·彼得斯等主演的同名的高级彩色宽银幕电影的主题歌。有关纽约江边码头区营私舞弊的消息在1954年整年连续不断——4月15日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被吊销国籍——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将它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给了“在江边”。当年获奖的还有，“该隐号哗变记”，“乡村少女”，“七兄弟七新娘”，“萨布莱纳”，“经理套房”，“谋杀案件请拨M号电话”，“后窗”和狄斯奈的“海底二万海里”。电影赚钱还是不多。但至少暂时来说，有才华的人还是留在好莱坞。 被《剧艺报》亲志列为1954年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的是“我爱露西”，“拖网”和格劳乔·马克斯、爱德·沙利文这样不同的人物。电视喜剧中的真正优秀节目：锡德·凯撒和伊莫金·科卡的星期六晚的“你最爱看的节目”，经过一百六十次连续演出之后，在1954年宣告停演了。因为广播公司认为观众不感兴趣。但总的说来，1954年风靡一时的是“问答节目”：有“我有个秘密”，“把音乐停下来”，“猜猜是谁”，“猜猜是什么歌”，“我的行当”等。有些有巨额奖金的问答节目，如“二十一”，“六万四千元的问题”，正在流行一时。电视的巨片节目更令人感到兴趣，那是长达一小时半的场面豪华，成本浩大的长片。吉安卡罗·梅诺蒂1951年为电视写的供圣诞前夕演出的歌剧“阿曼尔和晚上客人”，受到各地的欢迎。但是，1954年电视主要巨片“缎子和马刺”结果却是很惨，它的主角贝蒂·赫顿只好退出剧坛。接着那年看来会好得多：玛丽·马丁的堂皇华丽的儿童剧“彼得·潘”，准备在1955年3月7日电视广播，但现在就已在各地签订合约了。 很显然，电视对美国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要把影响明确地说出来就不容易了。有些人认为，电视广播太开放了，太听之任之了。电视节目比广播节日更多暴行，有关性问题更为明目张胆。五十年代早期的一个新发展是胸部半裸，看来女明星都是乳部丰满，而且以此为得意的。当德西·阿纳斯使他的妻子、合演者露西尔·鲍尔怀了孕，“我爱露西”节目的制片商就认为是千载一时的良机。每周节目里都插进露西的怀孕状况的筒报，甚至说她的丈夫由于她早期怀孕呕吐，自己也染上呕吐了。 事实上，电视只是指出一种趋势，而这个趋势的意义要再过十年才会显露出来。这个宣传工具本身并不能为时代定步伐。它忠实地反映五十年代的生活方式，但也和这方式一样，它本身是没有刺激的、没有害处的、不会引起争论的。它的最流行的主题都是讨人喜欢的，但与真正的问题毫不相干：比如洛丽泰·扬在每次节目之后所读的陈词滥调，戴夫·加罗维的“和平”，还有雷德·巴顿在画面外跳舞配合的“好好歌”等等。 这是商业节目吗？毫无疑问。但利润动机就和“共进共出”那个概念一样，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谁要敢嘲笑它，那就几乎可以说是搞颠覆活动的确凿罪证。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兜售一点什么东西，美国人赞成这样做：妙就妙在市场的多样化。巴顿、巴东、德斯坦、奥斯本广告社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准备的一份秘密报告指出，对美国的选民说来，第一个大问题是外交政策，第二就是共产党在美国的渗透活动。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这家广告社不过是将他们的主顾愿意听的东西说给他们听罢了。美国人要的是赞荣，他们现在也正享受着繁荣，因为繁荣而胖起来，看到体重计上升还很高兴。这个市场是看涨的，而且还要继续看涨。底特律市预计雪佛莱汽车公司的黛娜·肖尔牌汽车在1955年的推销前景将会特别诱人。汽车工业有信心（而这又是有道理的）在明年推销近八百万部汽车，比之以前任何一年还要多一百万部呢。 1954年2月，有七千五百个共和党人来到华盛顿椭圆广场庆祝林肯诞辰，吃着纸盒包装的炸鸡午餐，唱“上帝保佑美国”。总统到场作了简短发言。那时，他没有卖弄什么“温和的进步主义”或者那一类的东西，他就是直截了当地用“保守主义”这个词，停了一下以后，就坚定地说：“不要怕用这个词。”他们听了热烈欢呼。共和党的中产阶级这时正十分兴高采烈。他们对自己能够做到保守、富裕、随俗从流，坚定保卫美国生活方式而感到自豪。他们对怪人、赤党、异端、名士派、激迸派、神经病、布尔什维克、疯子、左派、同路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怪物，毫不感兴趣。鸡蛋脑袋更是他们嘲笑的对象。他们绝不让那些不懂世故的大学教授们搞乱他们的摊子。1954年4月13日，詹姆士·赖斯顿在《纽约时报》报道，说原子能委员会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示下，宣布在罗伯特·奥本海默未审查清楚之前，不让他参与机密工作。他的罪名之一，就是“从1月21日起，曾竭尽全力，阻挠美国氢弹生产计划的实现”。 ※※※ 这个控告，是在五个月前，由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秘书、担任参议员布里思·麦马洪的高级助手威廉·博登所提出来的。博登于1953年11月7日向埃德加·胡佛写信，说“罗伯特·奥本海默非常可能是苏联间谍。接着便是一份详细的材料，指控的内容，包括1942年4月以前，“他每月都捐一大笔钱给共产党”，“他的妻子和弟弟都是共产党，”和“他除了共产党以外，就没有其他密友”。 博登的动机如何，不得而知。但他没有什么新材料。政府早就知道奥本海默在三十年代，就是个中间偏左的无拘无束的空想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工作。最近他也没和华盛顿发生多大关系。有一个时期，他曾经是不下于三十五个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但1952年7月，他已辞退美国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自从艾森豪威尔任总统以来，他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任所长，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这里。他还是政府顾问，所以保留参与极密工作的特许证，但他从没有利用这个证件。博登提出控告时，他甚至不在美国。他被聘担任英国广播公司1953年的声望很高的里思讲座。而在英国期间，牛津大学决定授给他第六个荣誉博士学位。究竟这样做是奥本海默还是牛津大学赢得荣誉，还是个问题。到了这时，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已是欧洲各个学会的会员。各种奖金，奖状、外国勋章都雪片飞来。而在国内，从美国文理科学院到《大众机械》的名人用物收藏馆，都有他的大名。 现在博登却说他是俄国的间谍。更加可能的是，他是科学界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美国两个著名核实脸室洛斯阿拉莫斯和利弗莫尔之间，有两种不同思想体系，双方核物理学家们正展开激烈的争论。洛斯阿拉莫斯派包括奥本海默的同事和门人，他们认为核导弹只应是美国各种武器中的一种。这就是所谓“有限遏制论”。利弗莫尔派或者说特勒派，则认为美国的安全，取决于核打击力量的无限制发展，这就是所谓“无限制遏制论”。大多数科学家是赞成前者的。但赞成“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政府，很显然是从“无限遏制”这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利弗莫尔派的人现在掌权，这实际上就是奥本海默躲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原因之一。但在他的对手看来，这还不够。这场争论使有些科学家失却清醒头脑——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决定人类将来的命运——有些爱德华·特勒的崇拜者决意要把奥本海默搞到声名狼藉。很显然，这些人是支持博登的。 但是博登只不过写了一封信，而那时在华盛顿各机关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信。除非某个官员认为信里有什么新问题，否则这样再来个涂污抹黑决不会引起他的注意的。这次情况就是如此。埃德加·胡佛长期以来就已怀疑罗伯特·奥本海默。1947年胡佛已尽他一切能事，把奥本海默打为危害安全的人物。《先锋论坛报》报导说，联邦调查局有关奥本海默的档案共有四尺六寸厚。博登寄信给他，可说是找到最会适的人了，而他很可能是早就知道这点的。 接着那三个星期，胡佛把奥本海默的档案，摘要成为一寸厚的材料。11月30日，他把材料送去白宫。同时抄送原子能委员会的刘易斯·施特芳斯和五角大楼的查理·威尔逊。威尔赴看完以后，给总统去电话，要求马上不让奥本海默到各个军事设施里面去。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使人很不安”（当然，不管你对奥本海默看法如何，你也会觉得不安的），召开紧急会议来研究这个指控。这位科学家知道这些指控吗？艾克提出问题说。当总统知道他还不知道时，他就指示要举行听证会。同时决定在奥本海默与各种政府机密之间，要筑有一道“大墙”。这是个引人注目的提法。尽管当时在场的只有威尔逊、施特劳斯、布劳内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卡特勒，但这个决定还是引起华盛顿议论纷纷，终于又传到了国会山约瑟夫·麦卡锡的耳朵里。 奥本海默从英国回来，就接到一封信，要他访问海军上将施特劳斯。施特劳斯要他马上到华盛顿一行；事情很紧迫，又不能在电话里谈。12月21日下午，这位科学家走进宪法大道原子能委员会那座亮晶晶的大理石大厅，到了第236号房间这位上将的壁上镶板的大办公室。施特劳斯正和委员会的总务处长肯尼思·尼科尔斯在商量事。他们请他在会议桌前坐下。接着寒暄了一会和谈谈熟人的情况以后，施特劳斯就尽可能有礼貌地告诉奥本海默，他已被怀疑犯了叛国罪。他把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向他解释，并提出一些体面的下台方法来和他研究。但奥本海歇拒绝接受。 圣诞节前夕，他遭到一个特别难堪的侮辱。原子能委员会的保卫工作人员光临普林斯顿研究所，把他手上所有的机密文件拿走。听证会这时已定在4月份举行。赖斯顿了解到这情况，他原来准备等作出了具体决定后才把事情公布的。但既然麦卡锡准备在参院公开这一个消息，说他迫使政府采取这个步骤，于是赖斯顿就把消息透露出来了。这是个轰动一时的新闻。而为了使它不再引起更大轰动，接着举行的听证会就有点偷偷摸摸的气氛。会议是在T－3号楼一所临时建筑物内举行，这房子是战时的物价管理局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的见证。会议不让记者和公众参加。为了不让记者们知道会场地址，奥本海默从后门走进去。这场审判——其实这就是审判——是在T－3号楼第2022号房间举行。这是个二十四英尺长，十二英尺宽的办公室，特别把桌子、椅子和一张破旧的皮沙发布置一番，以便临时象个听证会会场。奥本海默坐在沙发上，后来参加会议的人说，这位科学家“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有时好象心不在焉，而这个沙发就成了当时的被告席。” 房间的另一端设了审判席。坐在那里审讯奥本海默的法官是戈登·格雷，托马斯·摩根（已退休的工业家），沃德·埃文斯（西北大学化学系名誉教授）。代表原子能委员会的是它的人事保卫局的律师罗伯特·罗布。罗布采取起诉的检察官那样咄咄迫人的态度，使这次质询更显得有迫害的味道。他对奥本海默采取一种轻蔑的神态。要是一个陌生人走进2022号房间，他绝不会想到那个受质询的人就是完成原子弹试验的研究所所长。罗布把老掉牙的所有审判伎俩都使出来了：比如自己背着窗，让太阳直射着被告的眼睛。听证会上那九百九十二页的材料，到处都反映他那鄙夷的口气。 每过一个时期，奥本海默的神不守舍的声音，可以通过一个手提式扩音机听到。这是用战时情报部门电话录音带录下来的，这样做并没有征求他本人同意，甚至他本人都不知道。这是有意侮辱，有时甚至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程度。安德烈·马尔罗后来阅读听证会的记录时表示非常诧异：奥本海默毕竟是个自由的公民，为什么愿意坐在那里让罗布有意识地侮辱他呢？马尔罗说：“他本来应该站起来大声说：“先生们，我就是原子弹！”但奥本海默太缺乏自信，性格过于内向了。广岛被摧毁以后，他沉思得太多了。正如他对他的朋友所说的，“我们干了魔鬼所干的事。” 听了四十个证人的证词以后，这个听证会休会研究结论怎样做。把奥本海默说成是敌人间谍，这点是不成立了。“我们特别注意他的忠诚问题。我们已得出明确的结论，我国人民可以放心，他是个忠于美国的公民。”的确，调查小组认为“应该指出，奥本海默博士似乎极其审慎，这反映出他有异乎导常的能力保守重大秘密，不向别人透露。”调查小组中唯一的一名科学家埃文斯，要求恢复给奥本海默绝密工作许可证，但格雷和摩根不愿同意。他们不喜欢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他们认为“他的社会关系，反映出他对保密制度的要求极其不放在心上。”同时，还有他对发展氢弹的态度冷淡得令人不安： 『我们发现他对氢弹计划的态度，确实使人颇为不安，以致使人们怀疑，如果他在国防问题上对政府的计划还是采取这样态度，那么要他继续参加这类工作，是否能符合保密的最高要求。』 奥本海默就这二比一的决定，向原子能委员会进行上诉，这个委员会又以四比一的票数，维持原议。委员亨利·史密斯要求委员们注意：经过调查，奥本海默的“忠诚与可靠是毫无疑义的”，而从他本人的光辉成就看来，“他的贡献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会有重要价值，”而“那种保密审查制度既……无这种义务也无这种权利对一个人的每一生活小节都加以规定。”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其他的委员们和他有不同的看法。对一个有伟大成就的人来说，在很多问题上是可以得到原谅的，而且比之格雷那个委员会来说，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对奥本海默的对热核武器的复杂心情，也没有采取那么苛刻的态度。但是对于他不能同那些政治上相信邪说异端的亲友绝交，倒是认为一点也不能马虎的。 可笑的是，奥本海默被清洗带来的效果却和他的仇敌们所冀求的正好相反。他现在具有一个殉道者的新形象。相反，特勒却有点象被社会摒弃的人。这些玩弄权术的人本来以为他从此就可以高踞核物理学的宝座。谁知他反而被科学界人士疏远了。在著名的科学家中，反对奥本海默的只有他一个，被人认为是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是科学界而且还是科学本身的叛徒。在料学界的集会里，他受到别人的奚落。当他表白自己时，人们便走开了。到了最后人们虽然还可以和他一起开会，但他再也不受别人的真正信任。在小组讨论和漫谈中，他的同行们对他的态度都是敬而远之。他求援于恩里科·弗尔米，那时弗尔米已快死了。这位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还是写了一篇文章，登在《科学》杂志支持他。但对反对特勒的人说来，这不过又是他一次违反做人准则的做法。他们认定他是个沽名钓誉之徒，继续对他冷淡。在科学界人士当中，他的斯特兰奇勒夫博士的形象已经形成。 与此同时，由于西太平洋地区偶然刮了一阵风，使斯特兰奇勒夫博士所象征的人类的命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使美国人略为瞥见了，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对美国和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的可怕景象。3月1日，在罗布准备奥本海默的材料时，原子能委员会又在埃尼威托克岛以东的比基尼珊瑚岛爆炸了第二个氢弹。它以相当于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二百万吨梯恩梯的爆炸力，把珊瑚礁爆裂开来——威力等于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九百至一千倍。接着，风把放射性微尘带过来了。气象学家们原来预料会出现往北刮的强烈阵风的。相反，风往南吹，吹到比基尼岛南一百二十英里，远远超乎试验人员所划为危险区的范围之外。这些放射性微尘落在一个日本拖网渔船之上。事有凑巧，这条船竟取名为“福龙丸五号”。这些日本渔民最初吓了一跳，以为他们遇上了前所未闻的热带风雪，到了他们回到他们的海港时，他们终于弄清了可怕的真相。全部二十三个渔民都病了，住进医院。接着，船上那个无线电员死了。与此同时，高度敬感的仪器装置，又在日本，澳洲、美国，欧洲的雨里甚至飞过印度上空的民航机的汽油里，发现放射性污染的迹象。 这样，有关死亡的词汇中又增加了一个：锶90，或放射性锶。这是有高度放射性的锶同位素，它在生物有机体中的半排出期是二十五年。袭击“福龙丸五号”的致命的风暴就是这种东西。这种锶90和钙一样存储在人体骨胳中，和放射性碘相结合，成了致癌物质，而这种放射性碘己在这些渔民的甲状腺内发现了。据说这对后代还会影响，虽然其影响要过很多代以后再能测量出来。施特劳斯海军上将把这些提出警告的科学家说成是“绥靖派”，“惊慌派”。他自己派出一队技术人员到世界各地调查，结果似乎证明他给这场调查起的代号叫“阳光灿烂”是有根据的。可是另一些调查人员倒是觉得颇为阴暗。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名誉教授A.H.斯特蒂文特说，“这个爆炸了的氢弹的最后结果，就是生育出很多畸形发育的人。”加州大学的遗传学教授柯特·斯特恩说：“由于过去这些氢弹试验，现在世界上每个人的体内，都已有少量的放射性物质。”而在比基尼岛进行氢弹试监的顾问、海军科研局核弹研究处负责人物理学家拉尔夫·莱普则提出预言说，到了七十年代某些时候，同温层内的放射物质的积聚，就会超过安全许可量，影响到地球上每个人的健康。 从二十年后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似乎超过当年春天的一切大事——布里克修正案所引起的激烈辩论，印度支那的危机，奥本海默的倒霉等等——然而在那时，它也和所有这些大事一样，被一个问题所盖过，这个问题荒谬绝伦、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甚至毫不重要，以致使人产生严重怀疑，究竟民主制度有无能力经得起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各种挑战。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相信，但当时整个国家在整整三十五天内，都热衷于一场争论：究竟是谁同意把一个有左倾思想的陆军牙医欧文·佩雷斯，从上尉按惯例提升为少校？ ※※※ “谁提升欧文·佩雷斯的？”参议员麦卡锡反复提出质问。他始终没有弄清是谁，而事实上他对答案也不感兴趣。佩雷斯不过使他有个借口来插手军队的问题而己。事实上，这个牙医之所以当上少校，并不是因为他的上级的同意，而是因为根据“医生服役法”的规定，他可以得到自热提升，这是使军队待遇和民间收入拉平的措施，而这一条麦卡锡本人是同意的。佩雷斯于1952年10月进入陆军。一年以后，他得到了少校的铜质栎叶领章。第二年，人们发现他原来是美国劳工党的成员，这在当时就等于是个共产党了。1954年1月30日，他在新泽西州基尔默营在麦卡锡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援引了宪法第五修正案。人事行政局办公室已通知第一集团军把他解职，三天以后他被解除职务。但对那位威士康星州的新参议员说来这还不够。麦卡锡认为该把佩雷斯送交军事法庭，没有这样做，就说明陆军部已有共产党渗透进去，他就准备运用他的调查权力，来挽救这种局面。 研究麦卡锡的人认为后面还有文章，而事实上确是有的。肯定地说，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乔·麦卡锡是反对陆军当局的，即使没有其他理由，仅仅陆军是确立的权威这一点也就够了。在他未发现共产主义这个题目以前，他第一次在华盛顿捣乱就遇到了陆军。在突出地带战役中，有七十三名党卫军在马尔梅迪把一百五十名被俘美军杀害了。战争结束以后，他们被判处死别。但乔在1949年就为这些党卫军说话。这场争吵使这个参议员梦寐以求的在头条新闻标题上出现的宿愿得到了实现（什么“麦卡锡攻击残暴行为”；“麦卡锡暗示有神秘的证人”；“麦卞锡攻击陆军掩盖真相”等等）。结果这些德国人没有处死，而从那时到现在，并没有什么东西说明麦卡锡不再准备再和五角大楼较量一下。但是，他对陆军也没有积怨。他自己的利益和陆军的利益没有冲突。而且在1954年早期，他有更大的个人动机，要攻击其他机构。决定对陆军展开进攻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两个很不简单的年青人，麦卡锡的两名工作人员，他们可以说是五十年代的利奥波德和洛布【1924年芝加哥两少年杀人犯，他们自以为是超人。——译者】。他们的名字是罗伊·科恩和戴维·沙因。 科恩是他那一代热心政治的年青人的典型，就如马里奥·萨维奥【1964年加州大学哲学系学生、自由言论运动领袖。——译者】与马克·拉德【60年代青年激进分子。——译者】是他们那一代的典型一样。他身材矮小，一头黑发，感觉迟钝，目中无人，但记忆极好，过目不忘。他的垂下来的眼皮和他的肉感的嘴巴，使他表情显得阴郁而奸诈。他也和麦卡锡一样，只要是争吵，就都感兴越。他经常把他的黑发梳整好，这大概是能够说明他出身于较好家庭的唯一标志。他的父亲是个民主党人，是纽约最高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罗伊的母亲简直崇拜她的孩子。当他还是小孩时，他的朋友的一个父亲主持一次旅行，请他参加。接着这个人便接到科恩太太的一个电话。她说：“你这次可幸运了。罗伊和你一起去。他聪明伶俐，懂得那么多事情。你一定会从他那里得到很多乐趣，而且你很可能会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 肯定他是早熟的。他在二十岁时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只好在曼哈顿岛游游荡荡，等到二十一岁才当律师。那天，他宣誓就职，当了美国检察官助理。他成了研究所谓颠覆活动的专家，除了其他案件而外，还参预了雷明顿和罗森堡案件的审判。到了二十三岁，他就成了为沃尔特·温切尔和乔治·素科尔斯基提供内幕消息的来源，一方面他吹捧他们两人，另一方面这两个也吹捧他，给他写介绍信，使他得以爬向第二个目标：那就是，当美国司法部长詹姆·麦格雷纳里的特别助理。1952年9月，他达到了目的。科恩到了华盛顿第一天，就已露出一些征兆了：他在麦格雷纳里的私人办公室里宣誓就职，其实是不必再进行宣誓的；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他的职责，但又忘记宣布他的职称，于是又再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来弥补这样的粗心大意；他还要求自己有一个私人电报挂号号码和一个通向他以前在纽约的上司的私人电话。两样都未被批准。但他还是想到办法把同用一个办公室的三个年青律师撵走，把这房间变为他的私人办公室。12月，他准备控告欧文·拉铁摩尔犯伪证罪的起诉书。这个案件没成功，但这时科恩已经不在乎了。1953年1月24日，他辞去司法部的职务，去当参议员乔·麦卡锡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 沙因比科恩漂亮。他是个长着金发的、懒洋洋的青年，脸孔和身材都象个正在发育中的希腊神。他生长于富贵之家，是安都弗学院和哈佛大学1949年的毕业生。由于他自己有个贴身仆从，和一辆巨型的有电话和无线电收发两用设备的黑色敞篷车，所以在哈佛期间就很惹人注意。哈佛的《绯红》小报描写他去参加聚会时说： 『他从车里报话说：“这是戴维·沙因。我的车子现在经过科普利广场。请告知前进方向。”接着不久，又报话说“这是戴维·沙因。我现已到了肯莫尔广场。请告知我如何前进。”』 他也和科恩一样，对共产主义发生兴趣。他在学校里写了一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后来印成了一本总共六页的小册子，题目是《共产主义的定义》。后来沙因成了名，《时代》周刊称这小册子为“出奇的简洁”。可是《纽约人》就不那么客气，说“它把俄国革命、共产党成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等等大事都写在这些大事并没有发生的那些年份里。它把列宁的名搞错了。它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搞混了。把马克思和列宁搞混了。把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和李沃夫亲王搞混了。它把十五世纪的乌托邦主义和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搞混了。”到了这时，要想找这本书就很不容易。但当《共产主义的定义》开始发行时，在沙因的旅馆业系统中，它还是和吉迪恩会【这是国际基督教徒组织，其工作是筹措款项，购买《圣经》，放在各旅店的房间里。——译者】的《圣经》放在一起；沙因旅馆业系统所属旅馆有迈阿密市的罗尼广场饭店，奥尔巴尼市的坦艾克饭店，洛杉矶市的大使饭店，阿特兰大市的里兹·卡尔顿饭店，博卡·拉顿市的博卡·拉顿饭店。有一位客人读了这本书感到很高兴，那就是本杰明·舒尔茨。这位犹太教拉比是一个“美国犹太人反对共产主义同盟”的头头。舒尔茨拉比找到这个沙因，并把他介绍给乔治·索科尔斯基。通过后者，沙因认识了科恩，而通过科恩，他又认识了麦卡锡。 把一位亿万富翁放在小组委员会的雇员名单上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如果谈到国会山里的所谓“资格”的话，沙因也没有什么资格。1953年初，科恩劝麦卡锡委派他这位新朋友为心理战的总顾问。本来这个职务根本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科恩自己别出心裁而已。但沙因很乐意义务效劳。这两个青年人在沃尔多夫饭店塔楼设立了临时总部，因为沙因在那里有长租套间。他们在那里策划对“美国之音”进行别出心裁的调查。他们悄悄地要求这个组织的雇员，秘密告发那些思想习惯异于寻常的同事。当麦卡锡谈到他有“忠实的美国地下运动”支持他时，他心里指的就是这些告密者。后来在弧光灯下进行电视实况转播的听证会后，报界普遍认为，这位参议员的这两个精力充沛的门徒，已把“美国之音”弄得人心惶惶。科恩和沙因当时才二十六岁。他们真不知会闹得伊于胡底。 他们飞去欧洲。在4月4日复活节那个星期天，他们在巴黎出现。接着十八天闹得天翻地覆，在欧洲各个首都进进出出，神气活现地摆出架势让记者们拍照，充分利用他们作为美国国会代表的权力与特权。不管走到哪里，他们后面总跟着一群兴高采烈的记者，他们一起唱： 『没有错，科恩先生， 完全对，沙因先生！』 或者唱： 『啊，科恩沙因照东方！ 啊，科恩沙因照西方！ 麦卡锡心里就知道 科恩沙因指何方！』 到了1953年后半年，麦卡锡周围的人很清楚，他对白宫已经是不怀好意了。感恩节前两天，他就把问题公开。11月16日，哈里·杜鲁门在广播中，曾尖锐地提到“麦卡锡主义”问题。乔要求给他同样的广播时间来就此进行答覆。一些广播公司也象政府一样，拼命想讨好他，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广播开始了几分钟以后，这位参议员就不是向着杜鲁门而是向着艾森豪威尔发泄他的怒气了。在前一个星期里，艾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不知道麦卡锡主义是什么。这时麦卡锡恶狠狠地说，他就会知道的。艾克曾表示他有信心能把政府里的危害安全的人物清除出来，到了下一年国会议员竞选时，政府里有无危害安全的人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参议员对他的无线电和电视观众说，这还差得远呢。“客观的、冷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是“共产主义还是一个问题，到了1954年，也还是问题。” 当然，他象煞有介事地说，在这方面共和党政府做得比民主党好得“不知多少”。但有“几个案件，我们打球出去，得分却是零，因为我们把球打到场外去了。”于是，他又象往常一样，举出一些案例：把姓名、日期、数字、档案都举出来——都是不对头的，虽然听众没法知道。乔说，他为此感到害羞，感到可耻，内心深处极不好受。但还不止此。虽然他已多次指点艾森豪威尔，但他还是和以前的杜鲁门那样，坚持执行和英国缔结的互助条约，尽管英国竟然和北京开展贸易，这简直是对朝鲜战场阵亡的美国男儿的侮辱。麦卡锡充满鼻音的声音这时响亮起来： 『“我们难道还继续把香喷喷的钞票送给他们么？……现在是我们共和党人把这个沾有血迹的错误停下来的时候了。……我们向美国人提出过的诺言，并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实现吧——不是明年，不是下一个月——而是马上就要实现。……我们只要这样对我们的盟友和名义上的盟友说就可以了，如果你们还是运货物去红色中国……你就不能从美国拿到一分钱。”』 艾森豪威尔听了大发脾气。杰克逊和保罗·霍夫曼要他在下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否认麦卡锡是共和党。哈格蒂也同意，布赖斯·哈洛和共他四位总统助手也有同样看法。但是尼克松认为这样摊牌的话，真正受害者会是共和党。最后，决定由杜勒斯在12月1日他的记者招待会中发表声明，作为对麦卡锡的答复，而这个声明又先由艾森豪威尔逐个字进行审阅。这位国务卿说，麦卡锡所攻击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我们外交政策是要把外国作为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对待，而不是替他们指定贸易伙伴，或者“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卫星国。”和麦卡锡不同，他是个真正反对共产主义的强硬路线者。他以这样的身份说，美国必须时刻准备“对俄国的要害进行摧毁性的打击，来进行报复，”而它之所以保有这种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能利用其他友好国家的处于战略位置的基地。” 现在麦卡锡可说是得其所哉了。没有比和国务卿厮杀一番使他更高兴的了，他已经快一年没有尝到这滋味了。而且要捣乱的话，现在时机可特别好。艾森豪威尔正谁备和丘吉尔在百慕大会谈。如果他在会谈前夕向美国人民发表一次感情用事的电视广播，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破坏这次会议，使总统狼狈不堪。事实上麦卡锡下一步就是这样走的。12月3日晚，艾克出发参加会议。麦卡锡就进行广播，对英国人进行攻击，说他们和杀害美国士兵的人做生意，大发其财。他要求“每个对和不共戴天的敌人做这种血腥生意抱有同他那样看法的美国人，给美国总统去电去信，……指导他，使他有所遵循。”五天以后，白宫承认收到了五万封函电。在华盛顿，谁都不会相信什么指导不指导的废话，这完全是两个人之间的斗争。总统发言人在发表这些函电统计时，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麦卡锡在发信人中占上风，而艾森豪威尔则在发电人中领先。既然白宫收到的电报较少，这不过是说明这位参议员已把总统压倒的一种巧妙说法。 就是在这个时候，华盛顿的人把麦卡锡称为全国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肯定地说，一个能够一下子引起这样社会反应的煽动家确是够可怕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情况，说明麦卡锡主义又在推向一个新高峰。下一个月，也就是1954年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说，在过去六个月内，赞同这个参议员的公众上升了百分之十六。十个美国人中，不赞成他的不到三个人。现在他左右报界的能力那么巧妙，很可能十个人当中没有一个知道他是个走江湖卖膏药的。但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普通人的反应看作是无知而不予理会的话——其实也可以不予理会——对美国参议员的反应可不能不予理会。最知道他的可恶的就是参院了，但是到了2月，当参院要投票决定拨二十一万四千元给他那个常设小组委员会的时候，参议员们在他的淫威之下，简直成了一堆毫无骨气的汉子。有勇气反对他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不敢和富布赖特一起投反对票的有：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明尼苏达州的汉弗莱、田纳西州的凯弗维尔、蒙大拿州的曼斯菲尔德、华盛顿州的马格纳森、佐治亚州的拉塞尔、路易士安那州的朗、特拉华州的威廉斯、加利福尼亚州的库切尔、伊利诺州的道格拉斯、纽约州的莱曼和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兹·史密斯。这些都是坚定的人，性格倔强，在选民中声誉很高。但是他们都没有遇到过象麦卡锡那样的奇才。 哪些人相信他呢？他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谁是麦卡锡分子的核心人物呢？他们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团的成员，女民兵队员，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还有那些害怕把食用水塘氟化和提倡精神健康运动的人们。他们是参加美国革命女儿会，“我要回来子弟会”，“我们母亲们动员起来协会”，“民族主义行动者协会”和“警卫美国协会”的人。他们是象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约翰·张伯伦，马克斯·伊斯特曼，詹姆斯·伯纳姆和威廉·巴克利这样的反知识分子派。（这个巴克利写道，“麦卡锡主义……是一种有善良意志和有强烈道德观念的人都会团结在它的周围的运动。”）他们都是在反对罗斯福立法，反对与西欧结盟，反对联合国，反对通讯革命，反对排犹主义，反对平等主义的狂热，反对种族平等，反对四十年代美国内部大移民，反对取消阶级歧视、性别歧视的社会斗争，反对扩大两代人矛盾等等的斗争中的失败者。他们在支持麦卡锡的大会中，高声歌唱，“只有人民爱老乔”，政客们都认定那黑魆魆的大批大批困惑的选民们是支持他们的。在1953和1954年之交的冬天，国会里有人认为，参议院中有八个参议员是由于麦卡锡的支持才当选的。 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二个年头开始时，这位威斯康星的后辈参议员叱咤一时，睥睨一切，罗伊·科恩就站在他的左右。戴维·沙因可不在那里，因为他被征召去服兵役了。华盛顿没有人认为他在与不在有什么重要。沙因并不是象科恩那样才气横溢。事实上，麦卡锡私下里己经认为沙因使他头痛。他没有对科恩这样说，因为他需要科恩。但他现在发现科恩也是需要有个人的。他需要的就是沙因。 陆军征召沙因的通知是7月间发来的。看来这对他是个意外的打击，他可能连他己进行服役登记这一点也忘掉了。他本来一直和科恩两人过着忙碌而活跃的生活——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两人住在斯塔特勒饭店毗连的房间，在曼哈顿过快活的周末，策划对庞大官僚机构发动突然袭击，一想到这些事就其乐无穷。麦卡锡是个懒惰的煽动家，他把这个小组委员会的日常事务让给他们去处理。他们也以为自己是非常保险，而且看来也确是如此。要是首都没有人敢向他们还手，谁还会在太岁头上动土呢，答案是，沙因家乡的格洛弗斯维尔的兵役局。这是有讽刺意味的：格洛弗斯维尔的公民先生们离开权力机构太远，不知道沙因有那么有权有势的人物做朋友。他们也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难题，如果说华盛顿觉得有什么东西比之麦卡锡还更可怕的话，那就是征募兵役的丑闻了。 科恩最初的想法，是认为他的朋友应当立即取得军官的委任。但这是不可能的。无论陆军、海军、空军都予拒绝，认为他不够格。科恩于是把陆军驻国会的联络官迩尔斯·雷伯准将叫去办公室。后来陆军的特别顾问约瑟夫·韦尔奇对他就此事进行过质询。 『韦尔奇：你当时确已知道科恩是这个委员会的顾向么？ 雷伯：是的，韦尔奇先生。 韦尔奇：他这个职位……是使你增加还是减少你对处理这个问题的兴趣呢？ 雷伯：……我觉得是兴趣增加了。 韦尔奇：我们且不用“不正当”的影响和压力这样的字眼，你能否回忆到以前有过什么情况，你受对比这更大的压力呢？ 雷伯：我回忆不到我以前受到过比这更大压力的情况了。』 五角大楼并不曾忽视沙因的问题。事实上，对外界说来，沙因事件最令人注目之处，并不是来自科恩的压力，而是军事机构对一个富有的年青的麦卡锡门徒这样主动另眼相看，而他毕竟不过是该年征募的近五十万美国人中的一名而已。沙因的问题，经过国防部长、陆军部长、两位陆军参谋长、一位副参谋长，陆军的人事行政处处长、运输兵总监、负责和国会联系的空军少将和海军的军法官研究过的。 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他原是一个纽约纺织工业家，后来在沙因案中，他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指令两位上校和一位中校，就沙因是否是当军官的材料再次进行研究。与此同时，那个想当军官的年青人也开始对这事情发生兴趣。雷伯将军第一次接见他时，他己经准备就在那里举起右手宣誓，马上成为一个军官了。谁知雷伯向他解释说，没有那么简单，这使他颇为困窘失望。后来这位将军就此事作见证时说：“看来他以为一切填表和办理各种手续，都是不必要的例行公文手续。” 1953年11月3日，沙因开始穿上军服。在纽约执行临时任务十五天以后（“把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搞完”），就被派到新泽西州狄克斯堡K连，进行为期四周的基本训练。主要由于科恩的竖持，他的问题还未最后定局。事实上，这问题愈来愈使人感兴趣了。不能说，军队处理问题真是那么不灵活。沙因和其他新入伍的人不同，每个周末都可以准假外出。他的汽车可以驶进军营里来接送他。他在上操时间去接了不下于二百五十次的长途电话。有一天下雨，大家都在进行射击冻习，K连的连长却发现沙因在偷懒。沙因亲热地搂着连长的肩膀说他正在研究后勤问题，“想把军队向着现代化的方向改组。”这个解释竟然被接受了。他这种认为他怎样为国家服务才更有效的想法，虽然异乎寻常，但本来还会受到更认真对待。但是这时麦卡锡直接和五角大楼对话了；他向他们说明，他对沙因的看法并不如科恩那么毫无保留。在这位参议员向史蒂文斯打的录了音的电话里，他请求这位部长“作为对他个人的照顾”，不要把“戴夫……派回我的委员会”。他说沙因“这孩子不错，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我很少看到罗伊象这次这样不讲道理。” 现在陆军部的顾问约翰·亚当斯就成了科恩发脾气的对象了。科恩和在营里的沙因进行电话通话后，就知道怎样使他的朋友在生活上可以过得舒服一点。于是他就不分昼夜，随时都会打电话给亚当斯。有一次亚当斯正在阿默斯特学院讲话，他却向学院挂电话，要他批准沙因下一天不用帮厨。如果有时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会发脾气。有一次他和亚当斯在纽约激烈争论后，他竟然要亚当斯当场离开他的车，而那时车子正在公园大道与第四十六街交叉的有三条行车道的街中心。1954年1月14日，亚当斯对科恩说，沙因可能要在海外服役，百分之九十的新兵都要去的。科恩说这就会“搞军军队”，会使史密斯“不再是陆军部长”。 到了这时，对这种怪现象已经到处都有流言蜚语了。12月中旬，德鲁·皮尔逊登了一篇关于沙因的报导。第二个星期，《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一长篇报道，1月，《纽约邮报》又登了一篇。与此同时，麦卡锡对陆军的看法也愈来愈坏了。他受到科恩的挑拨，又因佩雷斯被遣散了事弄到恼火万分，也许还因为他要每天都要有些胜利消息吧，总之他在2月18日在纽约举行的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作了。这次这个不幸的作证人就是拉尔夫·兹维克准将。他是突出地带战役的英雄，是新泽西州基尔默营的指挥官。麦卡锡对他说他“不配穿军装”，他该“解除指挥官的职务”，他连“五岁小孩的脑子”也没有。当这种情况传到五角大楼时，史蒂文斯在李奇微的压力下对报界声明，不能向麦卡锡提供负责遣散佩雷斯的军官们的名字。史蒂文斯对兹维克所受到的“侮辱性的待遇”和“责骂”表示遗撼。他命令这位将军不再去小组委员会作证，而由他自己去。这位陆军部长立刻就接到麦卡锡的电话，“来吧，你试试吧，罗伯特”，这位参议员威胁他说，“谁要是保护共产党我就砸烂他的脑袋。你试试吧……我可以保证，你一辈子会后悔的。” 接着就发生2月24日在德克森参议员办公室举行的那个著名“烧鸡午宴”。这是那些老参议员们想把麦卡锡和陆军之间的裂痕弥合起来的一次努力。史蒂文斯发现他现在面对着麦卡锡、德克森、卡尔·蒙特和查尔斯·波特；而尼克松则是在隔壁那个房间。据一个记者说，这位部长“活象一条金鱼处在满缸都是梭子鱼的中间”。史蒂文斯以为自己是在这些和霭可亲、体贴同情而且又都是共和党人之中，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他就放松了警惕。他说他要求的不过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是的，我可以在类似上述意思的声明上签字。他真的这样签字了。但突然之间，门打开了，一群记者开进房间来。蒙特走到他们当中，向他们分发“两方谅解的备忘录”。这就是史蒂文斯在这些和颜悦色的参议员中由于放松警惕而刚签了字的声明。现在，他难过地发现由于没有仔细研究内容，他几乎对麦卡锡的全部要求都屈膝了。除了其他内容以外，这备忘录声称： 『我们已取得完全的谅解：陆军部长……将把对佩雪斯的提升和光荣遣散的有关全部人员名单提交给委员会，而这些人将要出席委员会作证。如果委员会要求兹维克将军出席……他将负责出庭。』 到了第二天早上，五角大楼的军官们都挥着手帕打招呼。其中一个人说，“全军士气高昂的，只有士兵沙因一人”。伦教《泰晤士报》说，“参议员麦卡锡今天完成了布戈尼将军【布戈尼（1722－1792）英国将军。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战败。——译者】和康沃利斯将军【康沃利斯（1738－1805）英国将军。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战败。——译者】所不能完成的事业——使美国陆军投降。”赫布洛克的漫画中画着艾森豪威尔从刀鞘中拔出一根白羽毛【美谚。意即表示怯懦投降之意。——译者】对麦卡锡说，“先生，请手下留情！”《丹佛邮报》的帕默·霍伊特给谢尔曼·亚当斯去电报说，“从这里看来，由于史蒂文斯这样彻底垮下来，他玷污我们美国军队的程度，超过历次战争全部敌人所能做的。”华盛顿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史蒂文斯并不是想向各参议员们呈上他的指挥剑投降。他只以为他们想看看他的指挥剑而已。”麦卡锡在胜利之余，毫不留情地告诉记者们说，史蒂文斯投降时“的低声下气，即使跪下也不过如此”。 接着那两周，情况有了变化。共和党人在首都到处碰头研究。一个月前还称麦卡锡是重要财富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伦纳德·霍尔，现在也批评他对待史蒂文斯的态度。总统在3月3日记者招待会上表扬兹维克，并说，他的政府不能让任何“官员在国会的委员会或任何地方作证时，受到任何人身的侮辱。”但是，大家对乔还是千方百计地迁就。这时对他的要求不外是要他表现出同样的和解精神。但他不肯。他反而奚落五角大楼，说佩雷斯是“某个陆军高级军官的圣牛”【意即批评不得，摸不得的人。——译者】，并说他对这案件进行调查的结果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陆军里某些成员是提拨了、掩饰了和体面地遣散了一些身份公开的共产党。” “真是他妈的胡说八道，”国防郎长威尔逊回答说。麦卡锡这时第一次在参议院又到嘲笑，这来自佛蒙特州的拉尔夫·弗兰德斯。“他象印第安人那样涂上准备上战场的油彩，跳起战舞，嘴上发出战争的叫嚣。他上了战场，然后骄傲地拿着一个粉红色的陆军牙医的头颅回来。我们可以认为：现在我们国家里共产党渗透的深度和严重程度，就是如此。”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对弗兰德斯的发言表示祝贺。总统也给他去信说，“我读到你今天在参议院发表的意见很感兴趣。我认为美国需要听听更多的象您这样的共和党人的声音。”现在要攻击麦卡锡还需要勇气，但有人开始攻击了，陆军的情绪也开始好转。汉森·鲍尔温在《纽约时报》里写道，这个参议员对军方的冲击本来是很厉害的。“它的士气还是低落，无论纪律和效率都有很多不理想之处。”现在，它要进行反攻了，而它选择的武器就是沙因事件。麦卡锡和科恩由于陆军部要科恩的朋友服役从而要对陆军进行惩罚，这样说是会很有力量的。这大概也是事实，而且不管怎样，这是乔·麦卡锡盔甲上的致命弱点。3月11日，陆军（通过一名民主党人）把沙因事件的全部经过，包括科恩恐吓要“搞垮军队”，按月日编成资料，透露了出来。 第二天，麦卡锡反过来攻击说，陆军想把沙因作为“人质”，想要威胁他“不把共产党揭发出来。”很显然，要听取两方的意见，就要在国会举行正式的调查听证会。白宫希望由参院三军委员会来处理——因为麦卡锡在那里影响较少。但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尔顿斯托尔就要在11月份重新竞选参议员，所以对这件事不愿意插手。接着就是一阵勾心斗角的议会幕后活动。民主党人要把这听证会交给参院的政府事务委员会，那里的民主党参议员多，加上玛格丽特·蔡兹·史密斯，就会压倒麦卡锡的人。但是共和党人又不同意。而最后能够取得两党一致的解决办法，则是愚蠢不过的：那就是由麦卡锡和科恩自己那个小组委员会来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调查。麦卡锡同意在调查时不当主席。而由他的一个最狂热崇拜者蒙特来主持。根据同样理由，科恩也不能当首席顾问。但是要找一个人代替他，却似乎是难于登天。其实，只要找个能干的、到现在还未对麦卡锡发表过意见的律师就行了。德克森就提出一个公堂律师，那是田纳西州诺斯维尔人雷·詹金斯。接着就是决定程序问题。德克森不同意公开作证，但林登·约翰逊还是使大家同意举行有电视实况转播的听证会，麦卡锡则取得进行反诘的权利；而在他当主席时，他是坚决不同意作证人的反诘权的。 1954年4月22日早上10时半后不久，听证会就在参院的中心会议室举行，那里弧光灯齐照，华丽异常。看来似乎一切都秩序整然。詹金斯坐在话筒前，蒙特手里拿着主持会议用的锤子。麦卡锡则坐在他左边最远的地方、在那个形如棺材的桌子的末端。九个月以前，这小委员会里的民主党人，由于表示抗议麦卡锡所使用的手段，拒绝参加会议。现在他们带着他们的法律顾问，廿八岁的罗伯特·肯尼迪回来参加了，而他那时主要是以反对科恩闻名的。蒙特和一位资格老的民主党人阿肯色州的约翰·麦克莱伦【麦克莱伦对上兵沙因享有的各种特权的具体情况很感兴趣，掌握着很详细的材料。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开了几声玩笑，然后就敲敲桌子请大家静下来。蒙特说，“现在，我们的律师詹金斯先生，开始提问第一个见证人。”詹金斯刚张嘴要说话——他的嘴确是大得惊人——但是还未来得及发言，就被人打断了。按照会场的纪录，情况是这样的： 『麦卡锡：主席先生，我想提出一个程序问题，我可以提出个程序问题么？』 按照H.M.罗伯特的《议事规程》，见证人是可以提出一个程序的问题来打断主席的，只要所提的问题是符合规程里的规定就行了。但麦卡锡心里想的可是另一回事。他的洪亮的声音大起来了。 『麦卡锡：我曾听到部队的人的意见，上至有高越（原话如此）战斗纪录的将军们，下至最近入伍的普通士兵，他们对少数几个五角大楼内企图破坏我们调查听证的政客们自称为陆军部，都表示极大的遗憾。……陆军部并没有破坏我们的调查。只是陆军部里有三个非军人，应该把他们的名字提出来。』 如果主席是公允的话，一听到他提的显然远远不是程序问题，而实际是发表讲话的时候，本来就该锤锤桌子，要他停下来的。但蒙特却让他说下去，还平静地同意麦卡锡那个荒谬的建议：陆军部长是否代表陆军，现在不下结论。以此开始，麦卡锡又再打断主席的话，又再来一篇讲话。“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他声带绷得紧紧地大声叫出来。蒙特垂下头来望着桌子，点头让他说下去。乔·麦卡锡又再发表他的这点意见。 『麦卡锡：我认为让这几个企图、企图阻挠对共产党进行调查的人自称为陆军部，是使具有一百万卓越战士的陆军的每一名战士蒙耻丢脸的事。』 麦克莱伦平静地指出，现在对陆军所提出的四十六项反控告，正是由“乔·麦卡锡主席”代表小组委员会签名的。但是蒙特还是作出有利于麦卡锡的裁定。这样听证会就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了：乔还是象当主席那样控制着整个会场。他或者用“程序问题”，或者通过对见证人的反诘，就可以把他要说的话说完。蒙特是他的人，而现在看得出来，雷·詹金斯原来也是。本来选他当小组委员会的特别法律顾问，是以为他守正不阿的，而现在他却明显地鼓励麦卡锡胡作非为，让他起誓，还请他解释“共产党人的机构究竟是怎样的”。这点本来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现在乔又将钉在架子上的地图和一根教鞭拿出来了。听众感到很沮丧。讲完一课以后，他又说：“有很多人以为，我们可以和共产党人和平共处呢？”于是詹金斯就急切地问他说：“那你的意见呢，先生？”他那个答案几乎占了大半个下午。尽管这样，詹金斯还是觉得他对支持麦卡锡还未做够。于是他说： 『詹金斯：参议员麦卡锡……今天的会要结束了。……现在可能有两千万或三千万美国人听你讲话……我想要你谈一谈。对美国每个男女老幼来说，他们应该怎样……做他们份内的事来消灭共产党呢？』 反对麦卡锡的人感到失望极了。这个参议员似乎是打不败的。甚至连美国的陆军，也不是他的对手。他靠着自己个性的力量把每次开会搞成麦卡锡闹剧，外加一些经过处理的照片，伪造的联邦调查局报告，由所谓“美国忠诚地下组织”从五角大楼档案材料偷来的备忘录，还有他那麦卡锡式的野蛮的教诲，比如他说，他儿童时代有一个叫做印第安人查理的“导师”，曾指点他说，“如果有人向你走近而态度并不完全友善，你就要尽快朝他胯下猛跳过去，直至他无法动弹为止。”如果有什么不利于他的见证开始使会场热闹起来的话，他又会用他洪亮的声音疾呼，这样会场纪录就会写着“我提出一个程序问题”，或者是“主席先生，主席先生”。接着他就转换话题，说什么他“坐在这里，听这一大串一大串的谎言”真是使他“头痛和厌倦”。听证会上完全是一面倒，本来到这个中心会议室的听众是想看看两方决战的，现在他们能听到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的发言，尽管他只不过是有胆量敢于反驳麦卡锡，也很高兴。他说，“你谈到什么害怕。我从内心深处希望你知道一点：我对你，对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说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怕。” 但是周围的人似乎没有谁准备超过他这个限度。而所有这些人当中，看来最不可能摸麦卡锡老虎屁股的，似乎是陆军那位特别法律顾问了。他是约瑟夫·韦尔奇，六十三岁，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动作轻捷，他一生都是忠实的共和党人，是非常有地位的波士顿市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他接受这个任务，不收任何律师费。记者们说这大概就是他们决定由他当特别法律顾问的原因。他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静悄悄地坐在那里，肘部靠着桌上，手掌托着面颊，手指不断地沿着前额上的皱纹摸来摸去。看上去他可能不过又是一个看热闹的人。他让麦卡锡对他的当事人史蒂文斯声势汹汹，但从不提出异议。他讲不了几句话，又讲得这样一本正经、彬彬有礼，几乎有点滑稽。他那绿色的领结，大惊小怪的神情，尖声尖气的声音，都使他活象狄更斯笔下所描述的律师，而不象一个成功的美国公堂律师。 首都很少见过象他这样貌不惊人的人。但他知道他给人造成什么印象，并且也很满足。有时他发现，让别人低估自己是有好处的。他在波士顿市灯塔和波士顿广场这样高贵的社会中过惯生活，可从来没有领教过麦卡锡这一套虚张声势、威胁恫吓、瞪着眼睛说瞎话的行径，所以他歪着头，静听着。他把手深深地插在裤袋里，把脚尖翘起来，休息时可以看到他在各个人群的旁边逛来逛去，尽可能把他们的谈话听进去。当他到时候在听证会发言时，他和麦卡锡简直就有天壤之别。迈克尔·斯特雷特在他的《电视审讯》中说，“麦卡锡总不会忘记广大的听众，而韦尔奇则似乎总记不起他们。麦卡锡轻蔑地对群众说话，而韦尔奇则好象对着个别人彬然有礼地交谈，所以他内始至终都得到群众的支持。” 这些在旁观察韦尔奇的人，逐步逐步终于发现他有钢铁一般的力量。在这里真正决个雌雄的是他和麦卡锡，他们真正重要的交锋是在听证会举行的第九天发生的。那天，韦尔奇向麦卡锡反诘一份联邦调查局秘密信件是怎样落在他手里的。在这过程中，这份文件曾被重新打过字。而从法律上说，把机密文件重新打字就是等于把它公布发表，因而这一点是重要的。乔扑在话筒前面，神态紧张，脸色阴沉。在弧光灯下，他的一撮浓眉底下那堆肉，使他的上眼皮有一种凶神恶煞的表情。韦尔奇让他等一会。这位波士顿人几乎故意装出懒洋洋的样子，肘部撑着桌子，弯着手指托着有些紫蓝色静脉的面颊，皱起眉头，似乎他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使人难以相信的怪物。现在他准备就绪了。 『韦尔奇：麦卡锡参议员，当你在这里出席作证的时候，你当然知道会向你提到这封信的问题吧？ 麦卡锡：我估计这会是个问题。 韦尔奇：你当然也知道会问你是从什么来源拿到手的。 麦卡锡：……我不答复这个问题。 韦尔奇：你起誓时说你要说出全部真相的时候，难道私下里有保留条件，认为应该由你来决定哪些东西你愿意作证？ 麦卡锡：我的答复是，要说出全部真相是没有任何保留的。 韦尔奇：谢谢你，先生。那你就告诉我们。谁把这文件交给你的！ 麦卡锡：我的答复是不。你弄不到这情况。』 詹金斯这时为了解救这位参议员，就提出一个奇怪的意见，说麦卡锡这个态度是对的，因为他是个“执行法律的官员……他的任务是把罪行揭发出来”，于是，委员们就转向其他问题了。他们和听众们慢慢才体会到，韦尔奇刚才这样做为的是什么。他实际上是揭发了麦卡锡是个违法分子。这个参议员承认他手上有一封偷窃来的信，就是违反了联邦法令，而且他拒绝答复韦尔奇的问题，他犯了蔑视国会罪。不但如此，他这样蔑视这个波士顿律师，也使人觉得这种做法并不是初见。到了听证会结束，人们会后交换印象，就明白过来了。近四年来，全国都注意到，麦卡锡对那些拒绝回答他的质询的见证人，是肆意凌辱的。他当众讥讽他们是“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共产党”，把“人权法案”变为一纸空文。而现在，他在见证会上的表现，原来也是和他们一模一样。 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是特别容易成为人们嘲笑对象的，但能够技术高超地嘲弄他们的人，倒不是那么常见。自从科恩和沙因露了头角以后，人们就已纷纷猜测究竟他们的关系是否正常。但是用什么方式来提这个极其微妙的问题，还没有人想出好办法。韦尔奇倒想出一个主意。听证会开始以来，他就一直磨练他的尖锐的词锋，准备在麦卡锡的乱棍之中，插进一刀去。在关于一幅经过修改的照片问题上，机会来了。原来科恩为了要证明一个不重要问题，给了詹金斯一幅看上去是照片那样的东西。那是在马圭尔空军基地上照的，里面是史蒂文斯对着沙因微笑。现在韦尔奇把那幅真照片拿出来了。原来史蒂文斯对着微笑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的像被剪了下来换上了沙因。这时中心会议室顿时一片沉默，大家都在考虑。科恩拼命否认，说他不知道这张照片被剪过。他说他甚至连这张照片从哪里来的他都不知道。于是韦尔奇好象毫不经意地问一个见证人，麦卡锡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你是不是认为它是从一个屁精【原文pixie，意为小妖精，与照片谐音，又与神仙（fairy）一词同义。而神仙一词，英语又可解释为男子搞同性关系者。这里韦尔奇是暗指科恩与沙因搞同性关系。——译者】那里来的么？” 于是，桌子那头有人发出了嘟嚷声，那枝棍棒举起来了。麦卡锡问道，“请这位律师替我解释一下——我想他本人可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什么叫做屁精？” 韦尔奇的尖锐的剑锋马上一闪。“好吧，参议员先生，我可以这样说，一个屁精就是神仙的近亲！” 听众忍着没有笑出声来，但这个巨人已被刺伤了。从那时候起，麦卡锡就准备用最恶毒的语言来对付韦尔奇，想找寻报复的办法。6月9日，听证会进行到第八周，麦卡锡以为他找到机会了。科恩那时是在见证人席上。韦尔奇对他质询，问到小组委员会在新泽西州蒙默思堡的通讯部队的雇员中进行搜索颠覆分子的问题。 『韦尔奇：科恩先生，如果我对你说蒙默思堡那里情况很糟，那你只要能办到就会在当天就把它解决，是吗？ 科恩：是的，先生。 韦尔奇：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斗胆奉劝，先生，请你把关于颠覆分子，共产党，或者间谍的情况告诉我们，请快点。你记得我这些话么？』 这时麦卡锡的声音响了起来，紧张而且高昂。 『麦卡锡：主席先生，谈到这个问题…… 蒙特：你是否要提出一个程序问题？ 麦卡锡：不完全是这样，主席先生。既然韦尔奇先生提出这样要求说，如果我们知道有谁是为共产党服务，就应该把情况提出来，那我想我们就应该告诉他：在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中，有一位叫做费希尔的年青人……他曾当了一个组织的几年成员，而这个组织——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曾被称为共产党的法律事务的支柱……』 韦尔奇好象被打了一下似的。桌子周围一片沉寂。麦卡锡微笑着，舔了一下嘴唇，继续讲下去，他的话里充满着讥讽的味道。 『麦卡锡：……韦尔奇先生，我掌握这些情况以后，我感到我有责任答复你刚才这个迫切的请求。……要不要把这问题提出来，我曾迟疑过一下。但是我对你时科恩先生的假惺惺的请求，要他当天就把所有共产党赶出政府机构，实在感到有点腻烦。所以，我们就向你提供关于你那个事务所那个青年人的情况。……』 他果然把情况说出来了，韦尔奇则两手捧着头，眼睛望着桌子，显然是很丧气的样子。但是到了现在，看来很显然，麦卡锡说的话有些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还坐在话筒前面的科恩往参议员这边一再张望，摇着头，似乎是恳求他什么似的。他看来似乎比韦尔奇还更难受。但是麦卡锡还是一直说下去，把一个直至现在为止还是寂然无闻的人一下子弄到名誉扫地。 『麦卡锡：……你是否已知道他是个共产党，这点我不知道。我先假设你不知道，因为，韦尔奇先生，我得出一种印象：你尽管扮演得很不错，想博人一笑，但我认为你对共产党的危害性，并没有任何概念。我认为你是不会有意识地帮助共产党的事业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想在听证会上摆出事实而你则在扮演滑稽剧来取笑这个会时，你是不自觉地帮助了他们。』 他得意地窃笑着。会场寂静得有点异乎寻常。人们都在等韦尔奇答复。但他迟迟不作声。麦卡锡还在讲话的时候，这位波士顿人的口唇有一次似乎动了一动，准备说“住嘴”，而现在呢，他似乎是在琢磨怎样说才好。他把身捱向前，对蒙特说：“主席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要有一种接近于个人照顾的特权。”蒙特很快就答说，“可以。在你的讲话里可以保有这个权利。”他也感到有点不安。听证会的委员席上的人们，看来都有点受影响。只有麦卡锡是例外。他正和他的助手大声谈话。韦尔奇差不多要开口三次，才引起这位参议员的注意。“我用一只耳朵就听到了”，麦卡锡对他说。这位波斯顿人说：“这次，我要你用两只耳朵一齐听。”麦卡锡叫他的助手把弗雷德里克·费希尔参加过那个查禁组织律师协会的剪报材料拿来，并说，“我认为这应正式放在记录上。” 『韦尔奇：我讲完了这段话，你就不用放什么东西到纪录里去了。直至现在为止，参议员先生，我还未真正摸清楚你的残酷无情和不择手段会厉害到什么程度。弗雷德·费希尔是个年青人，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读书，后来参加我的事务所工作，同我们一起在开始一项看来是很有前途的事业。』 于是他就对电视听众们叙述了知道听证会内情的人早已知道的情况。韦尔奇到华盛顿来本来有一个顾虑，就是怕由于他的原故，会使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有个别人受到诬陷。他本来想带两个年轻助手来首都，但和他们谈话时，发现其中一个——即弗雷德·费希尔——曾在法学院毕业后参加过“律师协会”。【另一个人是詹姆士·圣·克莱尔。在二十年后众议院举行弹劾听证会时，他是尼克松总统的法律顾问。】他后来知道这个协会更多的情况以后，就退会了。韦尔奇于是把费希尔留在波士顿。麦卡锡和科恩知道这个人，曾同意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在1954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全国电视中被人指摘为颠覆分子，而麦卡锡为了要报仇，就这样伤害费希尔。现在韦尔奇把内情和盘托出。最后，他就转身对这个参议员说： 『韦尔奇：……我几乎没想到你对这个青年竟然会这样不择手段，这样残酷无情下毒手。是的，他现在还是在黑尔和多尔事务所工作。是的，他将来也还会在黑尔和多尔事务所。但我很遗憾地说，由于你的缘故，他今后将永远会有个被你不必要加在他身上的烙痕。要是我有权力宽恕你这种残酷手段的话，我会宽恕你的。我喜欢象个正人君子那样来处世待人，但是要说宽恕的话，你只能得到别人而不是得到我的宽恕了。』 后来，麦卡锡对他一个朋友说，当韦尔奇发言时，他的肚子里好象有个疙瘩。这不是说他后悔了。这个人大概是不可能悔悟的。他知道这次他又翻了个大筋斗，韦尔奇又赢了一局。他拚命想重新站着脚跟，咆哮说韦尔奇没权利谈什么残酷问题，因为他“已经在这里有几小时在引科恩上钩”。 『韦尔奇：参议员，我们还是不提这个问题吧。我和你都知道他过去参加过律师协会的，你看科恩先生向我点头了。』 科恩显然极不好过，他真的向韦尔奇点头，而且他还咬着嘴唇，全身颤抖。【科恩在1968年2月《绅士》杂志上揭露说，麦卡锡本已答应如果韦尔奇不追查科恩不服兵役的问题，他就不把费希尔提出来。韦尔奇信守了诺言，所以当时科恩担心他的主子违反协议，是有理由的。】他本人就曾经搞倒过很多见证人，他当然知道韦尔奇现在这样对付麦卡锡会有什么后果。韦尔奇又对科恩说：“我认为我没对你个人干什么过不去的事，科恩先生。” 『科恩：没有，先生。 韦尔奇：我并不想干什么对你个人过不去的事。如果我这样干了，请原谅。』 科恩又点点头，这时麦卡锡又想回答，韦尔奇又制止了他。 『韦尔奇：……让我们不要再伤害那位年青人罢，参议员。你已经伤害够了。 难道你真的没有道德观念吗？难道你真的没有吗？』 这位参议员低首望着大腿，又抬起头来，又想问韦尔奇，费希尔是否他的助手。而这次，这位波士顿人就用再蔑视不过的口吻制止了他。 『韦尔奇：麦卡锡先生。我不再和你谈论这个问题。你坐在这里和我相踞不过六尺，而你竟然会向我提出弗雷德·费希尔的问题。你把问题公开出来了。如果天上有个上帝的话，他不会对你，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好处的。我决不再向科恩提什么问题了。主席先上，如果你愿意，可以叫下一个见证人上来。』 但那天不再有什么见证了。听众们都费力地站将起来，向韦尔奇鼓掌。甚至连蒙特也跟他们一起鼓掌。他把锤子放下来。本来在那里的六个警察曾接到训令，要是有谁鼓掌的话，就把他们赶走的。但现在他们站在那里，木然不动。麦卡锡的脸色阴沉，呼吸沉重。韦尔奇走向门口，那里有个妇人摸摸他的手臂，哭了起来。当他走到外面过道上时，记者们都从后面涌向他。突然之间，全场的人都向门口冲去，就好象有人大声喊说，“起火了”一样。他们都是迫不及待要出去。一会儿以后，留下来的就只有一直没离开坐位的麦卡锡和几个法警，一些搞电视的技术人员。他向周围望了一下，搔了一下头，想引起别人的注意。最初没有人望他，后来有一个向他望过来。这位参议员把手一摊，问道，“我做错了什么事呢？” 陆军和麦卡锡对垒的听证会举行了三十六天以后，便在6月17日结束。于是小组委员会就那七千四百页纸的证词进行研究，提出一份报告，对两方都进行了指摘。起初，麦卡锡究竟因此遭到多大损失还不易察觉。以前也有人揭发过他，但每次他都很快又站起来。他体力也没受到影响，还有八个至十个很重要的参议员对他很忠诚，他对国会里共和党领袖还有很大的影响。他还是野心勃勃，又宣布要对陆军、国防工业和中央情报局的共产党人进行新的调查了。 但所有这些调查，都是胎死腹中。在麦卡锡问题上，国内现在出现了新的声音，原来的一些声音现在调子也不同了。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领袖詹姆·施拉姆写信给谢尔曼·亚当斯，说共和党州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认为，经过这次听证会这样“出洋相”，共和党候选人都会受到影响。科罗拉多州的帕尔默·霍伊特说，“现在该是共和党声明与麦卡锡断绝关系的时候了，不要等到他把他们拖垮为止。”俄亥俄州共和觉保守派众议员乔治·本德，在竞选塔夫脱的参议院议席时说，“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政治迫害，专横武断、剥夺民权的同义词。我国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不同于别国，正是由于有这种民权。”大家都认为科恩已经声名狼藉。小组委员会里除了麦卡锡而外，全部成员都反对他。于是他在7月19日辞积。（乔咬牙切齿地说，“这是共产党人的伟大胜利。”）自从这位参议员和陆军年初公开破裂以来，民意测验的人发现，公众对麦卡锡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8月末，成年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二，对他的看法变坏了。现在已经有二千四百万人对他印象不好。 拉尔夫·弗兰德斯没等到材料齐全就动手了。麦卡锡对费希尔的攻击惨败以后的第三天，这位弗蒙特州共和党人就提出动议，要求参议院撤销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的各种主席职务。麦卡锡说，“我认为他们该把他放在个网里，投放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在当时，通过这个动议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诺兰第二天匆忙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对这个动议进行谴责，南部民主党人表示，他们怕这样就会造成先例，影响到国会的资历规定。6月30日星期五，参院展开辩论。那天晚上，弗兰德斯就改变策略，提出一项简单的谴责麦卡锡的提案。内容是“参院决定，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麦卡锡先生，违反了参院的传统，对参院的声誉可能有所损害，因此这种行为应受到谴责。”诺兰提出将议案交由一个有三个共和党人和三个民主党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处理。看来这倒很保险，因为成员们都是由诺兰和林登·约翰逊所挑选的保守分子，主席是犹他州共和党阿瑟·沃特金斯。麦卡锡他们以为己经稳操胜券了。 他们把沃特金斯估计错了。这个主席决心不让公众再看热闹，禁止在新听证会进行电视转播，并定出几条严格的基本规定。甚至连吸烟也不行。乔和他的律师两人，只能有一个有权利向见证人进行反诘。既然麦卡锡本人是个蹩脚的公堂律师，这就是说，他不能再担任主角的角色。在第一次听证会上，他又试探一下沃特金斯，又来“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但这位主席把锤子一敲，就象刽子手那把用刑的大刀一样。他直截了当地说：“参议员先生不符合程序。……我们不能给引到岔道上去，我们将继续按原定路线进行下去。”麦卡锡于是冲出去走廊，正好有一群电视记者在那里等着，他就在话筒前劈啪劈啪地叫起来，“我认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前所未闻的事情。”但特别委员会不为所动，它就弗兰德斯的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作出决定，建议谴责麦卡锡，参议院全会又以六十七票对二十二票通过。而在1月份，这里只有富布赖特一个人，敢于投反对麦卡锡的票！ 尼克松副总统利用他参议院议长的身份，行使特权，将决议的标题改动，删去“谴责”一词，改为“关于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先生的行为的决议。”他是想助他一臂之力的。麦卡锡的崇拜者，对决议案改动感到安慰，但麦卡锡本人则没有受骗。他对记者说：“这还不完全是信任投票，我很高兴这场马戏宣告结束，我现在又可以搞我的真正工作，去揭露共产主义、揭露罪行、揭露腐化了。”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见到部长们时就略为微笑地说，“听到最近消息么？麦卡锡主义成了过去了。” 确是这样的。没有科恩在那里推动工作，乔就变得毫无生气，软弱颓唐，轻易丧气。他的忠实的追随者组织了一个“一千万美国人争取正义委员会”，由一名退休的海军少将当“参谋长”，反对谴责乔的决议。他们用一部装甲车将有一百万零八百一十六人签名的请愿书带到首都。纽约市也有一万三千人参加了“谁提升了佩雷斯”的大会。这个大会的赞助人，有犹他州州长布雷肯·李，美国退伍军人团的阿尔文·奥斯利，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格雷斯·布罗苏夫人，一位新泽西州的前任州长，还有一位前任驻莫斯科的大使。一队中学的乐队奏着“前进呀，威斯康星州。”一个唱摇滚舞曲的歌手在歌里套上歌词说，他愿意为他的头头“颤抖不住、唱个不停、舞个痛快。”科恩还对群众说“乔·麦卡锡和我宁可要这样的美国人，也不要全世界的政客们。”但是，乔本人却没有到场。他在和一位选民握手时把手臂弄伤了。那个人无意中把他的手肘在玻璃台板上一推，有人则认为这个动作是有象征意义的。总之，这位参议员进了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出来时手臂挂在悬带上。 继麦卡锡之后，成为共和党中期竞选的主要人物是尼克松。民主党人都说这两人之间没有多大不同。尼克松指责说，民主党是“随着赤风倒”。当艾德莱·史蒂文森说美国经济似乎是停滞不前时，尼克松就说他是“散播共产党的宣传”。如果哪个民主党人得到史蒂文森的赞成和支持而获选，他就说“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开除的危害安全的人物现在又要统统被雇用了”，他要求民主党中的爱国者“抛弃他们的党，而选出一个艾森豪威尔的国会”，因为“我们了解共产党的威胁，这个政府决心要把这个威胁粉碎。”他警告说共产党正在和共和党“拚命地公开地”作战，因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民主党左翼集团的人物，他们对共产党的阴谋视若无睹，竟然让它在美国得逞。” “我的老天，”艾森豪威尔说，“这一切吵吵闹闹，有时真令人厌烦。”尼克松也感到厌烦。“我真烦透了，从骨里烦透了，我的心根本不在这些问题上，”他有一次对一个朋友这样说。这次在全国各地作竞选旅行似乎特别使人疲倦。但是由于总统决定不积极干预竞选，尼克松就成为共和党政治活动家中地位最高的人物，而他又认为这次竞选关系重大。“要是在第八十四届国会里民主党人占了优势，”他在哥伦布对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州代表大会说，“那就意味着共和党开始垮台。问题就是这样简单。”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他作了二百零八场演说，举行了一百场以上的记者招待会，飞行了二万六千英里，访问了三十一个州的九十五个城市。这样，他就成为全国议论最多的第二号人物。史蒂文森谈到他的策略时，说他是“穿着白领的麦卡锡主义”。沃尔特·李普曼还不止这样说，他把这个副总统说成是个“不择手段的党见极深的人”，“在他的良心里没有我国人民有权利希望美国总统应该有的原则考虑。” 五十年代的特点之一，就是连艾森豪威尔的敌人，也从心里希望他完美无缺，所以尼克松这些讲话，没有人认为总统应该负有责任。至于他怎样有可能不知道这些讲话的内容，倒没有人加以解释。他最爱订阅的《先驱论坛报》把这些话都登在第一版上。但正如詹姆士·赖斯顿所写的，不知怎的，大家总觉得总统决不会说民主党对叛国阴谋是有意视而不见，“只是有人利用了他的名字，而他自己不知道而己。”肯定地说，尼克松的作风和艾森豪威尔的是很不同的。艾克自己说，他希望被人认为是“全国人民的总统，”反正骂人总不是他本人的专长。但不管怎样，他希望他的党的候选人可以获胜，而他又认为尼克松是在帮他们的忙，于是就鼓励他干去就是了。 他们两人都希望，共和党不必用竞选的花言巧语，而是靠政府的成绩进行竞选。“要动手赢得1954年竞选，就是现在现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在1953年4月告诉内阁部长们说。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在1954年制定的法律所取得的成就，是可以大谈特谈的。这次国会开会，尽管有参院中心会议室那场插剧，但还是开得不错。他延长了联邦建筑房屋规划，延长了相互贸易协定，放宽了原子能法案的限制，扩大了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范围，简化了海关程序，制定了新农业计划，拨了二十亿元建筑联邦公路，并且减轻了十亿元的赋税负担。这些他都已签署了，己经成了法令。他计算了一下，在制订法令方面他的“成功率”按棒球记分大概是.830，他本人也觉得高兴。《国会季刊》的计算方法不同，估计是.646。即使这样，他也还是干得不错的。民主党人预言说，共和党政府会带来大萧条——这种说法也和尼克松在共产党问题的说法一样，同样地是不负责任——现在这都证明是荒诞无稽了。 但是过去二十年来都投民主党票的趋势，曾使在野的共和党人一度处在有利地位，而现在民主党是个在野党，又转处在同样有利地位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间派的人们是倾向于投民主党人的票的。而且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还要和历史作斗争，因为执政党几乎总是会在中期选举失势的。而且，战后繁荣的趋势也已停了下来，喘一口气。1954年虽没有出现领救济粮的现象，但是农产品价格有了下降的倾向。衰退也使一些雇主们极度紧张不安。 由于未来困难重重，共和党的各个总部认为共和党还是需要一个打手。他们之所以选中了这位副总统，就是因为他本人当打手当得不错，因为这可以使这位副总统和一般党员的关系加强，而且，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指出的，还可以使他享有更好的声誉。尼克松是够勇敢的——他自己说过“每次竞选运动总得要有个人走上前来，格斗一番，”——但他热情也不高、1954年春，他回到惠蒂尔学院去发表毕业典礼演说，发现接待他的人排成两行，其中一行是拒绝和他握手的学生。这显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他的夫人对政治斗争比之他更不感兴趣。2月中，他们俩经过详谈之后，还研究了他1956年任职期满以后是否可以退出政治生涯的问题。根据默里·乔蒂纳的说法，尼克松在中期选举前夕飞回华盛顿去的时候，曾衡量过究竟自己是独立开业好，还是参加一所老牌的律师事务所好。当飞机转入滑行下降时，他把七页纸的笔记交给乔蒂纳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的竞选演说。你也许想留为纪念品吧。我不再搞政治了。” 选举的结果是使人难于理解的。民主党又控制国会了。现在尼克松只好说，选举的胜负并不决定共和党能否生存了。麦卡锡说这是“一次惨败”，在“我们那些想揭露共产党的人们当中出现一次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应该由政府负责。但是这并不是惨败。在第八十三届国会中，共和党原来不过是略占上风，现实派早就承认它会失败的。到了情况清楚以后，民主党在众议院夺回了二十席——他们本来以为可以有五十席的——而在参院，他们只是多了两席。《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两天以后作出结论说，“政府在这次选举中既没有胜利，也没有惨败。” 同一天，尼克松也向内阁部长们发表他对选举的看法。他认为两方“实际上不分胜负”。他认为他有办法可以使将来竞选结果好些。他说关键是有个好的宣传计划。美国人是“要兜售得法才行”。哪个党的形象最好，哪个党的选举就会胜利。要把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拿到手，关键不在于商业大街或华尔街，而是在于麦迪逊大道。各个党要寄希望于几句精辟引人的简单口号，而不是做作的竞选歌曲。一个候选人在电视屏的形象，和他所要说的话，都是同样重要的。这是有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的，尼克松说，而他可以把主要的问题告诉他们。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个玩具，那是活动的打鼓手，上了弦，于是这个打鼓手就沿着那个光滑的桌面，的的得得地打起鼓，走过那为之愕然的总统和部长们的面前。这时这位副点统说：“总之把他妈的那个鼓不断地敲响就是了。” ※※※ 那年最使人注意的广告歌曲，就象麦卡锡洪亮地叫“主席先生，主席先生”那样地引起人们对听证会的记忆。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价钱不断地跌，跌 价值不停地涨，涨 罗伯特·霍尔公司在这季节 把理由向你说个明白 降低成本，降低成本』 罗伯特·霍尔服装公司，是象大型体育馆一样，已在各大城市近郊或郊区商业中心里开始出现的折扣商店的前身。第一家折扣商店名为E.J.科维特，是在1948年开门营业的。它一开张，马上就顾客如云。过去打折扣出售的商品，只是在工厂附设的一些破旧狭窄的门市部销售，顾客不容易找，地方清洁整齐的也很少。商标往往都被撕下来，因为批发商不想让零售商知道他们是和他们争生意。现在对商品销售已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商人们开始了解美国所谓“汽车经济”的含义。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大部分顾客们都是坐着公共汽车和电车来买东西，因此零售商店集中到商业区的大街是有理由的。但现在公共交通业已经开始萎缩。五十年代一般购物的市民都坐着汽车前来，但找不到停车的地方。在商业区停车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路旁停车自动计时器确是安装了好几百万个，但结果还是很使人失望。商业大街的老板们不知自己利益所在，往往让自己雇员把他们的车停在商店门前，而且每小时在停车自动计时器上交纳停车费，但那些顾客们却兜来兜去，到处找地方停车。 很显然，解决办法是兴建商业中心。设计人员把它设计出来，里面有大面积的铺上沥青路面的车道，有足够的停车设备。全国著名的公司就开始建成一批以批发价零售的商业中心：什么“科维特”，“托普”，“布雷德利”，“格兰特”，“金”等等，不一而足。制造商们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就减少了零售商的一道成本费用。原来在市内商业大街经营的零售商，要是有能力的都在郊区兴建分店。而剩下那些商店，就只好慢慢衰落下去，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谓“城中心区的萎谢”。 与此同时，这些折扣商店市场也带来不少问题。由于它们都实行顾客自己取货到门口付款，用结帐计算器取代了铺面的售货员，于是偷盗商品现象层出不穷。营业时间结束以后，停车场又成了那些静不下来的十几岁青年的宿营地，他们也是和他们的父母那样有汽车代步，要有个幽会的场所。不幸的是，警察们现在发现，这些庞大的场地倒成了打群架和短程高速赛车的好地方了。 在富裕生活的推动下，青少年文化在五十年代继续发展，它有它自己的风俗、地位标志、特征、习惯和风尚，有它自己的一套——男孩的头发是鸭屁股式，衬衫的袖子卷到一定的高度，少女的头发则是卷毛狗式，松紧颈链（紧至可以缠着喉咙，松至可以长达腰部）。长头发和奇装异服还是十年以后的事，但和这些同时兴起的语言现在能已开始发展了。他们也象他们所羡慕的博普派爵士乐师那祥，常爱用cool这个词，虽然他们自己又有不同的解释。它和二十年前的keen，neat，swell，snazzy或smooth有点类似。而like则成了一个万能的节奏词与修饰词。 滚开己由scram改为blast off，讨厌鬼现在不叫drip而叫drag。最讨厌的就称为spastics，turkeys，nerds和yo-yos，或者是贬词中的最流行的词square。一个少年有时会说，“她是个……”，然后模仿她的样子，并用食指在空中划个正方形。如果有本人在坐，提到她时就含糊地说是“L7”（因为这个字母加上这个数字，就凑成了一个类似正方形）。正方形中的到了极点的就是立方形了。爱说笑的人就会说，他这个人顶四方形，连自己的帽子也堵塞了。被开玩笑的人的笑声可能是颇为勉强的，但是一般说来，这个时期和少年们开玩笑是很危险的，他们往往会用猛烈的咒骂来进行回击。 每个懂得当时所谓生命的秘密的青年都知道，汽车电影院是个幽会的好去处。当然能够到这里来偷偷摸摸的，只限于那些有汽车（或者说有轮子）的人。但是现在在伟大的中产阶级中，几乎每个少年不是有轮子，就是认识一些人可以借到轮子。州际保险公司发现：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学生有汽车驾驶证，有百分之六十可以“为了交际”而使用家里的汽车。汽车已成了青少年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青少年们的黑话和所谓高速车赛车者【指把旧车不必要零件卸下减重后进行高速赛车的青少年。——译者】的俚语（或者隐语），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有些微细的区别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比如说，对爱赛高速车的人来说，所谓drag一词指的不是讨厌的人而是指经过加大马力的汽车从赛跑线开始进行的比赛。这部经过拆卸轻装的汽车又称为back，stormer，bomb，screamer，dragging wagon。要是想使同辈们羡慕，最好办法就对车子进行大改动。就是所谓chopping（砍掉，即把车篷搞下来）或raking（耙掉，即把汽车前半截搞掉一部分）。他们管把轮胎叫skins（皮），轮胎侧壁的白圈叫“snowballs（雪球）”。而为了兜兜风来驶车漫游一下，就叫做bombing或者spooking。 青少年们和他（她）们的弟弟妹妹们，现在开始成为全国广告商的主要宣传对象。他们不但自己有自己爱好的时尚，而且对父母们要买什么东西，愈来愈多地参加意见。戴维·里斯曼说，“你听听这些小家伙们讨论电视机的式样、汽车的款式，或者各种流线型车子的不同优点，你就知道他们确是很聪明的消费者。他们在家庭会议里所起的影响，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尤金·吉尔伯特那时成立了一家公司，专为商人们提供意见，教他们制定对年轻顾客的销售计划，他就对商人们这样说： 『一个把青年人的心意摸中了的广告商，一般都可以认为，他们的父母亲最后会向青年人屈服，同意购买那种商品的。……如果一个年青人认为他急迫需要某种东西，象在电视里所见到的，那么在他们的要求下，父母亲们会觉得和一个已经太兴奋的小孩进行理智的辩论，不如向他“让步”容易些。』 一个社会调查报告发现，在被调查的母亲中，有百分之九十四，会给她的小孩买他们在电视机上见过的商品。有人对小孩们进行测验，发现他们还未学认字，就已懂得“洗衣粉”这个词。他们在婴孩的围栏椅上已经开始看电视，又被放在电视屏前来使他们不哭叫，于是他们对这五花八门的商品世界，颇为内行熟悉。这是到了他们这一代才有的。女童子军的杂志《美国姑娘》发现，她们的读者“第一次用唇膏、穿尼龙袜、用乳罩，都比之十年前的少女要早些。”十二岁女孩用的乳罩，被命名为“留有余地”，“初试”，“小天使”和“最小天使”——这种乳罩是松紧的，“随着女孩长大而扩大”。《十七岁》杂志的商品推销顾问伯尼斯·菲茨－吉本斯对一些参加“时装‘诊疗’所”的广告商说，“你的时装部是个追求对象的场所。让那些青少年象苍蝇般来到你的陈列室吧，你那个蜘蛛网就可逐步逐步织起来的。到了这些少女们结婚了，你也没有失掉一个顾客。相反，你倒是赚得了一个金矿呢！”菲茨－吉本斯小姐要她的听众吸引“这些青少年‘大亨’，但不是用‘不久以后’这样的甜言蜜语，而是要用‘现在与当前’这样悦耳动听得多的语言。”她把年青少女们说成是“有财力的女人。” 她们往往是财力非常雄厚的女性。美国未来家庭主妇协会的杂志《青少年时代》估计，七年级学生每周花三角到八元五角。到了念高中时，每周花一元六角半到十九元五角。但有些人花的钱远不止这数字。《生活》杂志在一篇图片组文里，说郊区里有个十七岁姑娘，每年有零用费四千元。她的开支项目，包括一千三百元的卧室布置，一千五百元的服装（内有七套游泳衣），五百元娱乐费，这还不包括所谓“由于念完中学而去夏威夷作一次短途旅行的费用”。《生活》杂志说，“愈来愈多的青少年会进入象这位苏珊这一级的收入的。”结尾时它以使人鼓舞的语调说：“她的父母虽然这样不断溺爱她，但没有宠坏了苏珊。她把这一切奢华的享受都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她一生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关于这个正在涌现出来的青年一代的有闲阶级的全国统计数字，确是有点惊人。随着战时和战后那代的婴孩成长到了青春期，新市场也就扩大了，在全国共计增加了一千八百万到两千万个消费者。他们每年购买量达到一百亿元，后来还增至二百五十亿元。吉尔伯特说，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少女，光是“开学”的服装，就花了七亿七千三百万元。《青少年时代》发现，在五十年代里有一年，平均每个青少年“除了家庭正常供应的必需品而外，用在商品和劳务”的共达五百五十五元。 有很多行业全部改组来满足这些青年的需要。唱片业给他们准备了两种唱片：“单张唱片”（每分钟四十五转）是给未到一岁的小孩的。“唱片集”（每分钟三十三转半）是给青少年的。这两种凑在一起，就占全美国唱片销售量百分之四十三。青少年的消费额，占电影院票房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三，照相机销售量的百分之四十四，新收音机销售量的百分之三十九，新汽车销售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岁至十九岁这部分的青年，每年在唇膏上花二千万元，在狐臭粉上花了二千五百万元，在家庭烫发上花了九百万元。男女青少年花在化装用品上几达三亿多元。 在严酷的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父母亲们，看见十二岁的女儿每周都去美容院，看见十四岁的孩子全神贯注地看着保险公司为他们那一代承保的退休保险的小册子，现在开始习惯起来了。这些年青的一代，还可以在一些地方设一些赊帐户，它们用的是颇为诱人的名字，如“十四到廿一岁的俱乐部”，“校园帐户”，“新星帐户”等，都没有赊借两字的。他们还可以在自己房间里打个公主牌电话要人送来商品，或者和男朋友或女朋友交换“固定关系”的戒指（每只十二元玖角伍分，“不用付现，每周付五角”）。加州有个公司建了一个造价二百五十万元的青少年商业中心，内有六个商店，一个牛奶店，一个游泳池，一个滑冰池和一所银行。 1954年12月15日晚，沃尔特·狄斯奈在儿童们中间造成了风靡一时的狂热，这对全国说明，对这些小消费者也是可以招徕生意的。“狄斯奈游乐场”本来是星期三晚电视的重要节目，有四千万观众，其中大部分是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那周的节日，第一次连播关于戴维·克罗克特【1786－1836，美国开发西部时的人物。——译者】的故事。戴维由一个迄今还是寂寂无闻的二十九岁的演员费斯·帕克扮演，确是个风度迷人的主角。他那种随和态度很易使小朋友们陶醉，所以那些贩卖克罗克特纪念品的人很易使他们上钩。接着那年的春天，各个游乐场和超级市场似乎到处都是那些戴着浣熊皮帽的五岁小孩。浣熊皮的价钱一下子上升为每八元一磅。到了下年夏天，这个销售高潮才结束，但浣熊皮已销售了一亿元，而戴维·克罗克特式的汗衫、雪橇、毯子、风雪衣、牙刷、午饭盒、秋千、儿童游乐室、沙箱玩具、小凳子、玩具枪和自行车，还未计算在内。有个商人积存有二十万个学生帐篷，印上了戴维·克罗克特的名字，在两天内就把它卖光了。有些成年人实在忍无可忍。有个百货公司迸货员说，“再有人对我谈论戴维·克罗克特，我就用克罗克特的枪迎头给他一下。”在听了上千遍的费斯·帕克唱的“戴维·克罗克特小调”以后，很少有哪个母亲不掩着自己耳朵的。这支歌独占歌坛六个月，一共销售了四百万张。 『生在田纳西的一个山顶上， 这个自由乐土的最葱绿之州， 在森林中长大，他熟知一草一木， 三岁上他就杀死了一只狗熊。 戴维·克罗克特呀，戴维 他是蛮荒世界之王！』 ※※※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雷德·赫钦格担心，“占有欲”会对青年们造成精神上的残害。在这方面，1954年开始有两种娱乐形式，确是使人不安。比尔·哈莱和彗星乐队的新音乐在广告上被宣传为“最优秀的摇滚舞流行音乐”。它使人担心在这新繁荣中长大的儿童，就象二十年代的儿童一样，可能被引向一味追寻欢乐，没有头脑。除此以外，斯坦利·克雷默的影片“凶暴的人”还加上了未来野蛮暴力流行的征兆。马龙·布兰多扮演主角约翰尼，是个毫无意义的摩托车俱乐部的猩猩一般的“主席”。这些俱乐部成员都穿上紧身的蓝布裤，上身穿着黑皮茄克衫，背上漆上一个骷髅头和交叉着的大腿骨。按照电影的情节，布兰多这一伙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下午，冲进一个宁静的小城，由于没有事做，便把这个地方闹得天翻地覆。显然，这电影是要揭露批判某些问题，但那是什么问题呢？是谴责那些青年吗？是谴责听之任之的态度吗？是谴责对法律和治安的不尊重吗？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克雷默要暴露的是战后富裕生活的阴暗的一面，是毫无节制的贪得无厌。有些人见到电影里的暴行有反感——在那个比较温和的时代里，那是够粗暴的了——他们认为那样来进行社会批评未免太过分了。 有一小批年青的波希米派，他们认为对物质至上主义无论怎样指责，都不会是过分的。他们认为富裕生活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和它搏斗过，但失败了。现在他们承认被击垮了，或者说得更简洁一点，就是垮了。这个“疲塌”的一代在五十年代早期第一次出现，是在洛杉矶市下等的威尼斯西街油漆褪色的广告板和灰泥剥落的墙头后面的。这个运动在那里的灯光昏暗的咖啡馆里酝酿成长，然后往北一跳三百五十英里，在旧全山市哥伦布大道261号找到了它的圣地。那就是那个很快就在他们中间出名的“城市之光书店”。这个书店的合伙人之一就是在巴黎出生的满面胡子的劳伦斯·弗林格蒂。他曾在海军服役，在《时代》杂志当过送信员，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得过学位。1953年他和彼得·马丁合办了这个书店，成为美国第一家全部供应平装本的书店。弗林格蒂用卓别林的电影名字给这个书店起了名。扩大以后，他又办了“城市之光丛书”，这是一家出版社。列在该店出版书目的诗人中，第一个就是他本人。他的诗中，有一首的标题是《发动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弹劾的宴会的初描》，这就可以使人大约知道他和五十年代的一般商人有多大的不同了。 “城市之光书店”还充作一些没有固定地址的作家的通讯地址。这些人不同寻常，即使是在本行中间也是如此。一个名叫格雷戈里·科尔索的人曾在1946年披捕，因为他和同伙们要进行一系列的精心策划的抢劫案，把纽约市夺过来。逮捕他时，他还拿着步话机统一指挥这些抢劫。他在监狱里过了三年以后，就在哈佛大学的“扩大眼界图书馆”里自学，写了一些象《结婚》那样的诗。诗中他对一个要和他的未婚妻度过一个晚上的青年说： 『不要带她到电影场，要带她到坟场， 对她讲狼人的浴缸，和校正了的单簧管 然后向她下手，吻她，如此等等 我知道为什么她没发脾气，而她甚至会对你这样说： 你摸吧！摸着很舒服呢！』 “疲塌”派的作者的年龄属于摇曳舞的一代，但他们则认为己经不是了。作为社会预言家，他们主张自发表现、旅行、东方的神秘主义、唱民歌、弹吉他、跳勃鲁斯舞、各式各样的性行为和他们所谓美国的梦想。有些人成了著名人物。最著名的是一个结实的法裔加拿大人，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的足球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商船队的水手，在1940年末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任教。他出世的时候名叫让－路易·克鲁瓦克，但到了1950年出版第一本书《城镇与城市》时，就将名字改为杰克。一些评论员认为他和其他新复兴时代的作家是消极的，他驳斥这种说法。他肯定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极其积极的。本·赫克特在电视里问他，为什么不多写一点“这个国家有什么毛病”呢？克鲁瓦克后来写道： 『他要我做的只不过是要我说反对人民的心里话。他轻蔑地提出了杜勒斯、艾森豪威尔、教皇，和所有这一类的人物……不，我要为一些东西说话，为了十字架，我会说话，为了以色列之星，我会说话……为了可爱的穆罕默德，我会说话，为了老子和庄子，我会说话，为了支持D.T.铃木，我会说话。为什么我要攻击我在生命里所热爱的东西昵。这就是“疲塌”派。活下去活到死的一天么？不，是爱生活爱到我们死的一天。到了他们要来象处死耶稣那样用石头把你扔死的时候，至少你没有温室，你有的只是玻璃般的身躯而己。』 他的《在路上》只写了三个星期。杜鲁门·卡波特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这完全不是写作，而是简单地把字打出来罢了！”但是他把人们想听到的东西说了出来，所以他们还是买了五十万册。这本书谈情说爱的情节是索然无味的，书中人物的眼界是浅薄的，尽管他们在国内东来西去到处探索，他们似乎总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也似乎什么都探索不到，甚至自己是什么也弄不清楚。但也许这就是他要说的吧。起码克鲁瓦克眼中的人们总是张开眼睛，而不是被家里的物质世界把他们围着。“疲塌”派的人是真诚的，他们对他们那一代的毫无生气的生活不满。比克鲁瓦克写得更为有力的艾伦·金斯伯格对冷战问题，是用摧枯拉朽的气慨写的。 『美国呀你并不是真想打仗。 美国呀，就是那些坏俄国人、 那些俄国人、俄国人、中国人，俄国人， 俄国人要把我们活活地吞下去。他们是权力狂。他们要 把我们车库里的车拿走。 他们要把芝加哥夺去，他们要搞一份《红色读者文摘》。他 们要把我们的汽车厂放在西伯利亚。要由他们庞大的 官僚主义机构管理我们的加油站。 这不好。唔！他要使印第安人读书，要使黑鬼出名。啊， 他要我们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救命啊！ 美国呀，这是严重的。 美国呀，这就是我从电视机里看到的印象。 美国呀，我说的象不象？ 我还是立即动手工作吧， 是的，我不想参军，或在精密仪器工厂里开车床，反正我 是近视的，是精神病患者， 美国，但我也要担负一份不寻常的责任。』 金斯伯格并不是真正神经错乱，但在进行了一年精神治疗以后，他的生活改变了。那是在1954年和1955年早期。它使他结束了初露头角的市场研究顾问的生涯离开病床以后，一口气写出了《吼叫》一书。旧金山警察认为内容淫秽，把它充公。但是法官认为这篇长诗还有“重要社会意义”，于是金斯伯格和克鲁瓦克，科索，弗林格蒂都成了这个“疲塌”派的宇宙里的红星了。 这些人一出现，那些一本正经的祟拜他们的人就想把他们圣洁化。着了迷的英国教师，对金斯伯格的同性爱和克鲁瓦克的不道德，都视若无睹。他们说，beat（疲塌）就是“beatitude”（耶稣“登山训诲”【圣经中重要一段，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至第十二节。——译者】的福音）的缩写，所以这些诗人都是受到上帝赐福的。这些“疲塌”派被惹得大怒，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他们的工作有无内在价值（其实多半也是价值不多的），但他们使人们对那种不加思索地随俗从流的习气有所怀疑，这样，他们就达到了他们的社会目的。不承认他们这一成就，就使他们成了文坛的阉人。但当时不大可能。一个很好的证据是，他们还继续引起热烈的反应。 从二十年后看来，这个运动唯一的奇怪之点，就是为什么它会引起社会那么大的争论。它从来不是革命性的运动。这些诗人们都是易于共处的吟游诗人，而不是社会秩序的挑战者。他们不会打破门窗、埋定时弹、咒骂宗教信仰，更不是对既有体制，——这个词义当时在美国语言里还没有呢——的威胁。肯尼思·雷克斯罗斯当时五十岁，是这些人的老前辈。他曾讥讽地说，“我写诗是为了勾引女人，推倒资本主义制度。”但事实上雷克斯罗斯已结了婚，有两个孩子，荣获了几个文学奖，而且因为以前当过爆玉米的推销商，所以还有点商人的味道。事实上，克鲁瓦克也是如此。在他的《地底海》一书中，主人翁因为知道另一个“疲塌”派作家领到的预支稿费，比之他自己的多，感到失望恼恨。他对此进行了巧妙生动的描述。他在别的地方却说，“我们什么都爱——比利·格雷厄姆【比利·格雷厄姆，美国福音会牧师。——译者】、十大名牌大学、摇滚舞、禅宗、苹果馅饼、艾森豪威尔等等，我们都赞同。”当然，他们并非如此，他也不是要你认真地对待他这番话。但是，“疲塌”派并不是好斗派。要是以为他们会向五角大楼游行示威或向国民警卫队扔石块，那就是荒谬可笑的。甚至要是有谁把警察叫作“猪猡”，他们也会为之大吃一惊。如果说他们有些什么行为类乎游行示威的话，最多也不过是金斯伯格背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抽大麻烟”而己。 但对当时习俗说来，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讳了。抽大麻烟被人认为是坏至难以想像的事情。不但如此，“疲塌”派还满嘴粗话，甚至有时在公共场合也是如此。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宽容的时代。奇风异俗是被人怀疑的。他们的成员说自己与众不同，光是这一事实已使他们显得越乎常规了。为了表示轻蔑，人们称他们为“疲塌尼克”【“尼克”用俄语词尾。——译者】。男的穿卡叽裤，拖鞋，长胡子（但他们的头发还是短的）。女的则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黑色的、长袖的、高领的紧身服装。虽然她们鄙视唇膏，但她们在眼圈周围化妆太浓，所以有时人们称她们为浣熊。据说他们睡地铺，周围堆满了不健康的书和唱片。他们是不搞清洁的。被褥也没有褶叠，甚至连象样的床单也没有。据说他们赤身裸体睡在弹簧褥上，甚至有时没有结婚，就在黑暗中干起那见不得人的勾当。有些人还提倡要生私生子。 艾森豪威尔的美国被他们弄得大吃一惊。父亲们告诉女儿们不要和他们来往。罗纳德·里根【罗纳德·里根，明星、广播员、足球队员、加州州长，曾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把这些人作为笑柄，说他们是穿着拖鞋的足球队员。通俗杂志的作者，还描述他们生活靡烂的情况。坐车上下班的人互相议论他们酗酒狂欢的故事。好莱坞大量编制以他们为歹角的道德剧。甚至连海伦·特伦特也来扮演这种角色。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镇，有些坐着敞篷车的青少年想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长着胡子的人撞倒，因为他们认定这人敢于违反习俗，必然就是个“疲塌”派而无疑。其实在这一切胡闹之中，充其量只不过是有几个浪漫派诗人，他们要躲开流行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称是真正的美国人，那倒是真的。他们只不过是要求与大多数人分开，他们所宣传的不过是由来已久的波希米式的生活而已。正如《在路上》一段所说的： 『他们疯疯颠颠地沿着大街跳蹦下去。我在后面蹒跚地跟着，就象我一生跟着那些使我感兴趣的人一样。我欢喜的只有那些爱狂闹的人，闹着要生活下去，闹着要说话，闹着要别人挽救，又同时渴望着一切的人，那些从不打呵欠或谈论普通事物的人；他们象那些光怪离奇的黄色烟花那样烧着、烧着、烧着，爆发出象一只蜘蛛那样的烟花，交织在群星之中。而在这蓝色的烟花中心，你看到砰的一下子。于是每个人都叫“唷哟”！』 当时这就是被人算作不肯随俗从流的人。但是下一次，教你吃惊的是真家伙了。 第二十二章 全速而稳健地进行 据留意搜集美国民俗资料的乔治·盖洛普博士民意测验所报道：1954年时，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为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为一百五十八磅；女性平均高五英尺四英寸，重一百三十二磅。做丈夫的认为好妻子的美德莫过于把家里弄得平平安安，整整齐齐的，但他们大多数——占百分之五十五——都感到美国女人全给宠坏了。 这个机构在宣布这一些和其他种种对美国生活进行深入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时还指出，“人们对历史上有些国家民族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它们的政绩战功如何，而只因为它们的某些性格上的细微特点。”它说，“上边所列举的那些情况，正是千载以后‘美国人’或将因此闻名全球的几个细微特点。”事实上，仅仅过了二十年，这些情况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兴趣来了，虽然其中不免有琐屑无聊之处，但是了解某些人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看待别人，他们有些什么烦恼，他们怎样生活——总是挺有意思，甚至很有意义的。不过，这项调查的某些结果，今天看来似乎已经颇有隔世之感。 对于长期存在的两性社会差异，当时倒没有听到谁提出过什么大的责难。做妻子的无非觉得男人酒喝得太多，主要毛病是“什么事都不在乎，”但并没有谈到大男子主义问题。妇女通常总是表示愿意结婚，不愿意工作。不错，她们也希望删去婚礼誓词中的“服从”二字——这个竟至今未变，真是咄咄怪事——但在其他方面，却安于那种双重标推。比如说，妇女的百分之六十一认为妻子决不应该拆看丈夫的信，即使信封上有香味，明明是女人的笔迹也罢。问她们，“妻子跟人通奸比丈夫跟人通奸罪过更大，更应受谴责，是吗？”绝大多数的妇女——五分之四——的答案说：“是，当然应该这样。” 问她们最操心什么事，大多数都说是钱，只有百分之二十一在“世界大战的威胁，保持和平”的答案栏里划了勾。对美国有信心，因美国而自豪，这种情绪挺普遍。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人最突出的特点是慷慨，其次是和善、通情达理，虔诚、爱自由、求进步。被列为美国人的缺点的都属于小家子气的毛病，如浅簿、自大、放肆、财迷心窍、自私自利。 当时农民还不少，可以自成一类。每天早上数他们起身最早：百分之六十九在6点以前就起床了。一般美国人平日6点半起床，星期天要睡到8点。（出人意料的是，女的比男的起得稍晚）。上床的时间平日是夜里10点，星期六11点。早餐时间通常是7点，午餐12点，晚餐或正餐是晚上6点。战后，工作时间当中给十五分钟喝咖啡时间的风气很普通了，但美国人里边能享受这种待遇的还不到一半；问：“在你的工作地点，雇员全天工作当中有没有喝咖啡，吃点心休息一下的时间？”百分之五十一的人答“没有。”农民害名副其实的所谓大众感冒病的，比其他各类人都多。感冒发病的高溯在2月，那时全国成年人中足有百分之十五，即一千五百万人得病。低潮是7月，不过就在这时也总有百分之五，约五百万人不免要咳嗽打喷嚏，感到难受。 即使不打仗，即使没有什么陷国家于分裂的丑闻，人们的生活也是一种折磨。成年人中两个就有一个睡不着觉的。这个问题对女人比对男人，对未婚的比对己婚的严重；离婚的，丧偶的就更了不得。主要原因都说是“神经紧张”。那时大家还不大习惯用镇静剂，因此多数失眠的人就只好在床上辗转反侧。其他病号：三个美国人中一个闹脚疼，五人中一人听觉不灵，七人中两人苦于痴肥，三个人有两个戴眼镜，其中半数是终年摘不下的。 按品味家的标准来看，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未免单调。他们说，如果让美国人不考虑价钱点菜，他们准会点水果丁、菜汤、牛排配法式烤土豆、豌豆、黄油蛋卷、奶油苹果饼、咖啡这几样。有三百万美国人常年素食。十人中约有六人喝葡萄酒、啤酒或烈酒，但量不大，五人中天天喝的不到一人。他们最爱好的运动是滚木球，每周至少玩一次的竟有八百万人之多，第二三种最流行的消遣是高尔夫和乒乓球。偶尔玩玩滚木球的人比玩高尔夫球或乒乓球的多两倍。全国成年人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二会游泳，这说明当时假期少，时间短，游泳的机会也就不多。全国有一千五百多万或百分之十五的成年人从来没有离家超过二百五十英里的——这在当时正是一天的汽车路程。星期天吃完午餐，半数有自备汽车的家庭都爱开车出去兜个风，但并不走远。美国人四人中有一人既没见过大西洋，也没见过太平洋。 成年人中十个有九个坐过火车，有四人至少在单间卧车里呆过一夜。当时坐飞机的人虽然逐渐多了，但是爱坐的还是少数。汽车只是短途旅行才用，交通远不如后来那么拥挤。原因之一是那时居住在郊外的人比现在大约要少五千万。除农民外，一般工人住家离工作地点不过两英里，十几分钟就能赶到。三人中一人回家吃午餐。全国不到三分之一的家庭在饭前作祷告，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认为祷告一下“或多或少”有点好处。百分之九十四的人相信上帝。百分之六十八的人相信死后有灵。在1954年6月14日举行忠诚宣誓时，百分之六十九的人都赞成加上“向上帝保证”这句话。读圣经的人，南部比例最高，最低的是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各洲。【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等三州。——译者】美国人最爱用的两句格言是：“待人如望人待己”，和“求生亦容人求生”。 当时一般家庭住房的冬季取暖温度白天都保持在华氏七十度，夜里六十度。美国普通社会四口之家每周的生活费最少要六十元。（1937年时只需要三十元。）从电视电影给人的印象，仿佛夫妇分床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但实际上八对夫妇中只有一对分床，剩下的仍然睡双人床。男人喜欢淋浴，不喜欢盆浴，女的四人中有三人喜欢盆浴。各家往往都喂养一只小动物，养狗的比养猫的多一倍。多数美国人都表示他们喜欢自己的邻居，也信得过人家。大萧条时期养成的节俭作风己经成了习惯。多数人说，如果忽然得到一万块钱，就去置一所新房子。次多的人或则准备用钱还债，或则存银行，买股票，只有极少数的人表示，想过个痛快日子，到处游逛，尽情挥霍一番。芝加哥一位二十三岁的速记员的回答是，得了钱，立即结婚。另一个有职业的姑娘也表示她要搬到加利福尼亚去，“那儿男人多啊。” 总的来说，当时美国仍然是一个乐天为怀的国家。尽管大家也抱怨税收重，物价高——你看，那时他们都己经嫌重嫌高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们比上一辈己经好过一些。普通美国人都想活到百岁，抱这种心愿的男人比女人多，但女人平均寿命实际比较长，活到那样高龄的可能性更大。问他们过去岁月中最留恋哪一段，一般都答二十一岁这年。调查对象中将近一半都有一些迷信习惯。最常说到的是喜欢敲木头、走路躲开黑猫、掉下的盐粒要扔到肩后。迷信的程度，女甚于男。 多数人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有三个孩子。做妈妈的都感到应在婚后第二年生第一个孩子。上了年纪的人对1954年那时的年轻人评价极高：认为他们比父辈懂事，稳重。但年轻人的态度却苛刻多了：五人中只有一人对父母不发怨言。几乎所有成年的美国人都觉得应该按时给孩子一些零花钱，虽然他们十分之三以上的人自己小时候并没有这份福气。青少年犯罪向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闹开了，成为众人担忧的事，但多数大人尽管不安，却都认为过错主要在父母，不在小辈。那时一般父母都认为女孩子十六岁以前不应当交男朋友。 当时所谓通婚问题（指不同教派信仰的基督徒之间的通婚），是议论纷纭的一大问题。赞成的人占半数稍多（百分之五十四），但四人中只有一人相信这种婚姻会有好结果。非犹太人和犹太人结婚的事，据统计为数极少。白人和黑人（当时叫做“尼格罗”）的结合，在广大的中产阶级中还是闻所未闻的事，连可能性也无从谈起。 当时黑人在美国社会的生活主流中仍然不算是人，群众性的游艺演出有他们，也不过是当作小玩意儿而已。斯蒂宾·费希特、海蒂·麦克丹尼尔、巴特弗莱·麦奎因和埃通·安德森这些人，叫来逗逗乐是可以的，但谁都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好莱坞如果要描写黑人的感情状态，他们不请黑人来演，却用软木烧成炭末涂在象艾尔·乔尔森这样的人脸上，来充黑人。美国白人社会眼里根本就没有黑人。“我是一个谁也看不见的人啊”，拉尔夫·埃利森1953年的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声疾呼说，“……我是看不见的，懂吗？就因为人们不愿看我。我听到你在说，‘瞧这个讨厌透顶、不负责的杂种！’你说得对……。但是你们既然不愿看我，我又对谁负责去？” 在黑人经过三百年的屈辱，奴役生涯之后，那埃利森曾一度称为“欺骗和逃避责任的积习，”现在终于接近结束了。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终于承认黑人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他们的白人同胞应该看到他们，无论什么场合都应该以平等相待，首先从公立学校开始。 1954年5月17日下午12点52分，最高法院宏伟的前厅的红色丝绒帷幕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撩开了，九位身穿黑袍的人，穿过辉煌的古希腊式卷花石柱，在桃花心木的长案后边皮椅上坐了下来。全世界的报纸编辑都在静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这乃是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案件以来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罗伯特·杰克逊法宫，原因心脏病住院养病，这天一大早也赶来法院，这样，全体法官，包括三位南方人法官，全到齐了。一反惯例，这次没有把判词抄本事先印发给报社记者，因此他们对案子究竟怎么判，一点也模不到头脑。新任首席法官厄尔·沃伦到法院视事才六个月。委任他的时候，律师们由于他毫无司法经验都感到吃惊，所以此刻华盛顿的人也料不定，在布朗控诉托皮卡地方教育局一案中，他会采取什么立场。诚然沃伦并非种族主义者，但他是一向以坚决维护各州权利出名的人。 专跑法院的电讯记者们，这时都在法官的长案下边记者席上忙着写电讯稿，由气动传送管道送出去，12点57分，美联社A线开始发报了： 『首席法官沃伦今日行将宣布最高法院对公立学校种族隔离问题一案之判决，法院判词如何，此刻尚难逆料。』 由首席法官来宣读判决书，这表示他赞成多数法官意见。这是沃伦宣读的第一件重要判决，可是旁听的人好一会儿都还摸不透，他不知要磨蹭多久才说出判决内容到底是什么。他先不直接宣读判词，却一味大发空论，不时引用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如肯尼思·克拉克和冈纳·米达尔关于黑人儿童智力发展问题的论述。1点12分，美联社记者不耐烦了，于是发出第二份电讯，说：沃伦显然原则上反对黑白人隔离制，“但尚未宣读法院的判决书，因此记者尚难肯定截止发报时，隔离制是否将因违宪而遭取缔。” 这一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而各州亦不得剥夺任何人依法受保护之平等权利……”可是，要把这一条在司法上付诸实施，还没有先例可援。最高法院从未对学校里种族问题作过任何裁决。它曾在1896年就火车乘客黑白人旅客分座问题确定了一个“座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刚，以后，法院还反对过住房和铁路交通方面实行种族隔离，并曾下令六所南部边境地区州立大学的研究院接纳黑人入学。下午1点20分，沃伦终于接触到判决书的核心了： 『仅因种族不同，而使黑人儿童与其他年龄相若、学力相当之儿童隔离，势将使其痛感社会地位低贱，而摧折其身心至于无法弥补。本庭之结论为：公共教育事业决不容“坐位隔离、地位平等”之说存在。因教学制度既属隔离，则无平等可言。』 因此，黑白人隔离制是违宪的、不合法的。判决经全体法官一致通过。这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它的学识渊博的顾问瑟古德·马歇尔来说，可是一场非比寻常的胜利。马歇尔本人就是在“吉姆·克罗”【“吉姆·克罗”原为黑人的一支流行歌曲名，后被用作出于歧视为黑人专设的学校、车厢等的代称。——译者】学校毕业的。最高法院有鉴于实际改制需要时间，便宣布秋季开学前不再发出进一步的指令，目前先由有关各方提出意见，看应该在什么时候废除隔离，应该有谁一一指定专人或由联邦地方法院一一来规定措施，加以贯彻。 南部的白人社会感到丧气。不能设想还有什么比这件事对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打击更沉重了。原来，黑白人隔离制早已在十七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为法律肯定，另四个州容许这样做。现在一和校，便要影响到一千两百万学生。各地教育当局对这事的最初反应因地而异。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这类南北交界州里的官方人士态度比较冷静，他们估计改变隔离制并不会引起什么乱子来。艾伦·希弗斯州长在奥斯汀表示，得克萨斯州一定照办，不过他提出，全部实现恐怕“需要好多年”。弗吉尼亚州州长托马斯·斯坦利在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对记者宣布：“我准备召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设法制定一项既能为本州公民所接受，又符合于法院裁决精神的计划。” 极南部【极南部（Deep south）一般指美国最典型，最保守的南部地区，包括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等州的大部分地区。——译者】的对立情绪可大得多了。七十五岁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士·伯恩斯说，他“至感震惊”，不过他却不能自称对这件事感到意外。原来为了对法院进行要挟，南卡罗来纳州早已修改了本州宪法，允许废弃公立学校制，现在的问题只是要不要把这一威胁见诸行动。佐治亚州也采取了同样步骤，州里的一些领导态度更为凶狠，如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就怒气冲冲地说，种族问题属于立法部门的权限范围，不在政府的司法部门权限之内，还附和已有人提出的论调，指责沃伦的法院是“明目张胆滥用司法权力。”赫尔曼·塔尔梅奇州长竟公开遣责“美国最高法院……悍然蔑视一切法律和判例……实已堕落到庸俗政治的地步……佐治亚人民对美国宪法和佐治亚州宪法所赋与他们的自治权是坚信不移、坚持不懈的；我们将为之奋斗到底。”他还说，他们要“定出一套计划来，保证种族隔离制度永远继续下去。” 到了秋天，南部各州进行选举，各地候选人为了竞相争当白人至上主义最得力的维护者这个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类似上述的种种论调更是层出不穷。最高法院因为担心引起市民骚乱，没有规定严格的执行期限，但法官明白宣称，法律既经制定，他们有责任监督贯彻执行。这时各处的联邦地方法院和地方学区都接到了命令，要它们先就本地区的形势作出估计，对如何贯彻进行研究，然后应该“迅速而合理地开始”采取步骤，一俟“情况可行”，便“火速而稳健地”贯彻法院的决定。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一切颇感不安。他知道这多少是大势所趋——欧洲人在亚非两处的殖民政策完蛋了，必然会在美国引起反对种族歧视的日趋高涨的呼声；美国人现在日益明白，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正因其国内的种族主义而大受影响。尽管如此，他内心深处的保守思想却使他害怕剧变。他曾私下把任命沃伦的事说成是“我生平最蠢的错误。”也也相信黑白人合校是势所必然，却说：“如果你想走得太远，操之过急……那就非犯错误不可。”尼克松不同意，他强烈感到“民权问题首先是道义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但艾克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他某次郑重其事对一位顾问说，“我敢说，最高法院这个决定至少要使南部的进步推迟十五年……。主张黑白人合校当然很好——但别忘了这也是在主张社会解体就是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非常容易感情用事，特别是牵涉到孩子……。这类涉及道义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要求它尽善尽美呢。我们能做到的，只是朝着一个高尚的目标前进而己。谁要叫我强制推行这种事，谁就是发疯了。” 但他这个老兵深知命令必须服从。法院对宪法规定既已作出解释，行政首脑使只有听命办事。于是在他的命令下，哥伦比亚特区各学校立即全部实行了黑白人合校。他下令那部分还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海军基地——杜鲁门早在陆军中废止了这个制度——在一夜之间（真正是一夜之间），把海军机构的饮水处、休息室门口标明“黑人”、“白人”的牌子全部取消了。波士顿黑人洛伊斯·李普曼成了白宫秘书处里的第一个黑人工作人员；几个月后，另一个黑人，弗雷德里克·莫罗担任了总统的行政助理。哈格蒂有意让这些消息见报，这样，谁也不能说总统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没有以身作则了。 随后的几个月里，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肯塔基、西弗吉尼亚、马里兰、田纳西、阿肯色和特拉华等州据报已经有三百五十个学校区部分实行了合校，但别的地区情况却不那么令人鼓舞。弗吉尼亚和极南部各州的立法机构决议采取一系列烦琐的措施，意在进行长期曲折的法律斗争，以逃避最高法院的判决。与此同时，各州的州长们为了拒不执行联邦法律，则汹汹然大谈其“州主权”、“宣布无效权”和“干预”之类的南北战争时代的老调，这种老调自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1782－1850年），1825－1872年任美国副总统职务。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州权主义者。——译者】死后早已无人谈起了。南部社会下层的人在头头们这种好战姿态的刺激下，竟又搞起三K党来了，还组织了白人公民委员会，抗拒实行合校。整个南部白人区全都怒气冲冲。 但这时要再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黑人也恼火透了。一个多世纪以前，托克维尔【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作家，政客。——译者】曾预言：一旦黑人“加入了自由人的行列，他们想起长期以来被剥夺了几乎一切公民权利，不能与白人平起平坐定会感到无比愤怒，他们定会毫不迟疑把白人看作敌人的。”现在若不不折不扣取消种族隔离，就非出现这种局面不可。法院已经在黑人心中点燃了希望，而社会行动的动力正是希望，而不是绝望啊。埃德加·胡佛报告白宫说，整个南部小武器的销售量都在增加，有些城市已经增加了四倍以上。固然最激烈的话还都是出自白人之口，但一望而知1954－55这年冬天，那宣扬歧视白人的种族主义和以暴抗暴思想的黑色穆斯林也在蓬勃发展。 美国人感到他们正迅速陷入一个种族纷争的时代，不免大吃一惊。想到当时美国社会两极在信念上的对立是怎样深刻，这段历史插曲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好斗的白人发誉要维护种族关系的现状，而这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在它周围应运而生的许多黑人组织所决不允许的。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领导人常常干脆不起作用了。这时有一个二十六岁的黑人妇女名叫奥瑟琳·露西的以瑟古德·马歇尔为顾问，宣布她打算到亚拉巴马大学去读书，弄得大学的董事全惊慌万状。露西不顾有人用石头砸她的汽车，在同塔斯卡芦萨地方成群的暴徒周旋了三天之后，终于踏进了大学注册处。她在那里见到一份董事会给她的电报，内容说：为了你个人、本校同学和教职员的安全，决定你暂缓入学，日后如何处理另行通知。马歇尔带着她到法院控告，法院否决了停学决定。于是董事会连夜举行会议，指责露西小姐对学校当局提出了“虚假的、侮辱性的，诽谤性的，无根据的控诉”，下令将她永远开除学籍。 这类纠纷的当事双方往往都有一种骑虎难下之势。露西有联邦法院撑腰，最后肯定会胜利的，这一点大学董事们心里明白。只有给她吃一颗子弹才能阻止她入学啊——这个念头象魔影似的不断出现。不仅有枪、有枪手；而且这种枪手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逍遥法外。美国宪法一方面规定取消黑白人隔离制，一方面又让被告有权由与他同等地位的公民组成陪审团参与审判，而在南部广大地区，这种陪审团就很可能判他无罪。这类事终于发生了。第一个这样的事例就在1955年8月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十四岁黑人青年埃米特·蒂尔，从芝加哥到那里走亲戚，有人说他侮辱了白人妇女，于是就有三个白人把他从亲戚家拖出来，活活在水里淹死了他。许多证人帮助联邦调查人员查获了三人中的两人；但是清一色白人的陪审团却判他们无罪了。后来，这两人（是异父兄弟）又被一位联邦检察官控以拐骗罪，但大陪审团却拒不提起公诉。联邦调查局虽然费尽气力收集了如山的铁证，最后也无可奈何，只得将案卷封存了。 临到最高法院宣判一周年时，南部的种族主义简直象瘟疫似的到处蔓延。有人极力唆使暴徒去威协坚待宪法权利的黑人，往往还动手打人。最残忍的要算小学里的情况了，孩子大都还小，根本不理解为了他们而进行的那种野蛮的搏斗是怎么回事，但也免不了受惊，有的甚至还吃了苦头。按每年9月开学原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一件大事。这天，妈妈给孩子换上新衣服，梳好头，把铅笔盒递到他们手里，然后送他们进新课堂。教育局凡是改变什么规章制度，如实行黑白学童合校，也都拣这个时候开始，总之自从最高法院宣判那年起直到五十年代末期，美国报刊每年秋天都不免要在头版报道满脸惶惑的小学生面前杀气腾腾的示威活动，有时甚至发生暴行。 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几乎是在1956年同一星期里爆发的。田纳西州克林顿镇的暴徒的疯狂情绪，是由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来的一个种族主义狂热分子约翰·卡斯珀煽动起来的（他恬不知耻地攻击取消隔离是“外界煽动分子”搞出来的）在卡斯珀来到以前，克林顿原是一个僻静的地方，居民约四千人，其中十二名黑人学生已经准备到当地的中学去报到。但在卡斯珀挑动下，一千多市民冲进了学校，阻绝交通，砸坏一切过往的黑人车辆，然后又跑到总共只有八名警察的警察局，叫嚷，“抓住那些给黑鬼撑腰的家伙！夺过枪来，把他们统统干掉！”经过一个恐怖之夜，出动了一百名州警察，六百三十三名国民警卫队，七辆M－41坦克，才平息了这场简直象革命乍起时的狂暴活动。人们看到在一个市镇执法就要费这么大劲，但是，这时还不清楚，狂热分子在学校里却闹得更凶。得克萨斯州的曼斯菲尔德比克林顿还小，（人口一千四百五十人），它的联邦地方法院下令让三个黑人中学生到有三百个白人学生的学校上学，注册入学之日，足有四百人拥进学校，手持“只有死黑鬼，才是好黑鬼”和“黑人耳朵两元十二只”之类的牌牌。三个黑人学生见了扭头便走。一个十四岁的白人女学生对记者说：“如果上帝要白人黑人在一个学校上学，他就不会把他们造成黑人，把我们造成白人了。” 南部以外的美国人当然很容易对南部发生反感，这倒也未必公平，因为种族主义骚乱分子固然足以破坏治安，但也不能构成多数，不过克林顿在那次暴乱之后却确实成了顽固势力的堡垒：以鼓动叛乱罪被逮捕的卡斯珀很快就释放了；白人公民委员会在当时的市政选举中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为他竞选的标语海报到处皆是。学生把南北战争时期的南部联邦的小旗子缝在汗衫上，向黑人男生扔石头，骂黑人女生“黑破鞋”、“黑婊子”，往黑人学生的书上泼墨水。选举那天早上，一位白人牧师护送黑人孩子穿过学校外面的人群，竟遭到毒打；两个给解围的人也挨了揍。这所学校的校长开除了一个十三岁的白人男生，因为他悔辱了一个黑人女生，校长本人因此便受到威胁，最后宣布“由于法纪荡然”，将学校关闭了事。正当克林顿仿佛快要丧失理智之际，风向骤然变了。联邦调查局根据司法部长布劳内尔的命令，逮捕了十六个为首的暴徒。有五十名白人中学生，在一个十七岁的足球队长的领导下，要求全体人民遵从“联邦法院的决定，使安德森县一切愿受教育的公民都能受到教育。”接着，发生了一件甚至使那些自以为深知克林顿镇内情的人也盛到意外的事。市政选举结束，选票清点完毕——竞选地方公职的隔离派候选人全部以接近三对一的比数失败落选了。 那一年，凡是发表公开演说的人，嘴里无不带着一个新词儿：“变革之风”，这原是从摩洛哥传过来的，那时从越南调来的法国军队正在打另一场势将必败的镇压反殖民主义者的战争，但这意思似乎也适用于美国，沃伦的法院恰恰就象是这场交革之风的漩涡中心。没有过多久，它重新解释宪法的范围就扩展到了废止在课堂里做祷告；增加被告聘用律师的权利（这从米兰达和亚利桑那州的讼案中可以看出）；使电影制片者也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取消对色情作品的审查；规定任命州级立法机构人员的基本原则。 保守派的死硬分子负隅顽抗起来了。南方各州到处出现弹劾厄尔·沃伦的标语牌。这位首席法官竟成了除了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外官场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人物，一切乱子，一切种族冲突，件件都算到了他的账上。但是今天动手改变这个旧制度的联邦机构何止最高法院一个：国会正在制定最后合称民权五法中的第一个法案；公务员委员会正在大力提拔黑人工作人员；一些联邦机构对指责种族歧视突然发生了兴趣。这时，其中的一个机构，州际贸易委员会，正在考虑禁止在各州之间的火车、公共汽车和有关候车室中对旅客实行种族隔离。正在议而未决之际，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有一个黑人女缝工却抢先走在前面了。 她的名字叫罗莎·帕克斯，四十二岁。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这天她感到很疲乏，上了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便找了个座位坐下，这时乘客满了，司机叫她站起来让位给一个白种男人。黑人给白人让座，是南部的老习惯了。再说，不听司机指挥也是犯法的，但帕克斯太大这时想了一想回答说她不让。埃尔德里奇·克利弗日后追叙这段往事说，“一刹那间，天地为之变色。” 汽车到下一站，她被捕了，罪状是行为失检；罪状成立，罚款十元。帕克斯太太的朋友熟人很多，都气忿极了；不出两天，已经有人在黑人区里散发油印传单，号召大家第二天全天对市办交通工具实行抵制。抵制活动非常成功，这使蒙哥马利黑人社会的一些领导人不禁想到了许多更深远的问题。这个地方的黑人一共二万五千，占汽车公司全部乘客的百分之七十五。他们如果继续罢乘，并提出撤消罢乘的条件，怎么样？到头来，汽车公司除了屈服，只有破产。 事情就这样闹开了。他们通知公司，如果不容许黑人按先来先占的原则就坐，那么他们的汽车就不会再有黑人乘坐了。此外，黑人领袖们还要公司命令司机必须对黑人有礼貌，要公司在黑人区的公共汽车上用黑人司机。公司答复说白人司机今后一定待人和气就是了，仅此而已。于是罢乘活动便继续下去，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这样过了几星期，双方互不相让，而黑人的意志也更坚决了。亚拉巴马州其它地方都注意起蒙哥马利的局势来了，接着在全国，然后全世界都引起注意。隔离派的头目是蒙哥马利的市长w.A.盖尔。此人和市政委员会的人竟公然加入了当地的白人公民委员会；接着，宣称市政当局决不向抵制运动投降。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一味谨慎怕事，现在该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了。黑人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他们已经把白人挤到墙角，非逼得白人屈服于他们的条件，决不罢休。” 站在盖尔对立面为首的黑人领袖是马丁·路德·金，一个不出名的二十六岁的牧师。他去年才来蒙哥马利担任德克斯特大街浸礼会教堂牧师。南部白人把黑人牧师一向不大放在眼里，但金可是黑人中崭新的人物，南部白人还是初次同这样的人打交道。其人是哈佛哲学博士，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布道时很少谈约旦河故事，却大谈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伽里略、托因比文章思想。他住在蒙哥马利的一所白色小屋，在悦耳的古典乐曲声里，埋头著书立说，熔基督教义、黑格尔主义、甘地主义于一炉，合成一种新的哲学，教人从斗争中汲取力量，于痛苦处寻求和谐。甘地的萨加罗哈思想——以消极抵抗和不合作来对抗暴政的思想——成了金的“精神力量”。他给他的信徒放映关于印度圣雄的电影，并对这次的抵制运动说了这样一些话： 『“这不是黑人白人在闹紧张关系。这完全是一场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斗争。我们不仅要改善蒙哥马利黑人的地位，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整个蒙哥马利获得进步。纵然我们每天被逮捕：纵然我们每天受剥削：纵然我们每天吃败仗；也别堕落到对那些人怀恨在心的地步。”』 他对德克斯特大街教堂里的信徒宣讲“以爱克敌制胜”的意义。他用鼓舞人心的浸礼会古赞美诗和野营布道会上的歌曲来激励他们，有时也加进去一些新唱词，譬如： 『我的心里， 毫不怀疑： 总有一天， 我们要胜利。』 死硬的隔离主义者这时对他们真是极尽讽嘲的能事。有人把金说成“只不过是共产党搞的‘全有色人协’派来煽动我们黑人朋友的又一个煽动分子罢了。”但并不是所有白人都这样想。盖尔市长逐渐发现，有些经常雇用黑人佣工的家庭现在都自己开车去接他们的厨师，佣人，不然就替他们付钱雇出租汽车。他于是愤愤然说：这些帮工的“同领导他们的黑人激进分子一样，都在拚命破坏我们的社会结构啊。”还说，“黑人正在背后笑话白人呢。他们觉得真滑稽，白人反对黑人抵制公共汽车，却甘愿为参加运动的黑人当司机。” 这样僵持了三个月之后，市检察官终于拿出了一份1921年的限制工会的反劳工法。大陪审团竟以此为根据，对金和另外一百十四名黑人领导人提出控告，控诉书说，“本州之习俗法律无不明确实行种族隔离之制，吾人必当坚守不渝。”被告一律打了手印，以三百元交保释放。3月下旬，金首先出庭受审，罪名是“毫无正当理由或合法口实”，阴谋阻挠汽车公司的正当营业。可是黑人作证的异口同声地说：不对！他们个个都有正当理由。一个说，公共汽车的司机怎样关车门夹了他瞎子丈夫的腿，踩足油门往前开。另一个叙述了一个黑人怎样因为身边没有零钱，竟被人家用手枪逼着下车去的情景。第三个说，他怀孕的妻子被迫给白人妇女让坐。第四个说，有一个司机骂她“黑猴子，丑样子。” 金放弃了由陪审团参加审判的要求。他指出抵制运动完全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是在运动己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他才成为它的代言人的。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罚他一千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在上诉期间准予保释。这样判决的目的，无非是想叮唬一下蒙哥马利的黑人，但效果却适得其反。黑人立即在法院外面的草坪上举行集会。一个黑人大叫道，“从此以后，我们决不坐公共汽车了。”一个中年的黑人妇女推开人群，跑过去对金说：“我的心，我的钱包都归你了。”会上决定当晚举行一次群众祈祷大会。一个男人高声问道，“你们都来吗？”人群大声回答，“来！”他又问，“你们坐公共汽车吗？”群众吼道，“不坐！” 他们硬是不坐。春去夏来，夏去秋来，黑人的斗志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市长私下对朋友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黑人会这样坚决。汽车公司负债累累，汽车司机纷纷改行，要不就离开了这个城市。显然，黑人没有那些司机也能活下去啊。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习惯步行上班了，有些买了自行车。为丁解决其余一些人的问题，金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汽车互助组，集中了二百辆车子。可是市长竟宣布这种活动是非法的，于是在罢乘进入第十二个月后，金和另一些黑人领袖便以未经许可擅自经营企业的罪名被捉了起来。正在州巡回法院审理这件案子时，忽然传来了惊人消息：最高法院，原己在公共场所和学校中推翻了“坐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则，现在决定也在公共交通事业中予以取缔。这样，公共汽车上搞种族歧视就违反联邦法令了。马丁·路德·金自由了，而且成了世界名人。这场史无前例的抵制运动确实给了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以毁灭性的打击。关国各地的黑人从中看到了新希望。这位年轻黑人教师从此一跃而进入民权斗争最高领导层。 金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劝导他的信徒要自重，不要骄傲。他说，“多少年来我们总是一上公共汽车就往后走。现在的危险是我们还可能本能地往后走，这样，种族隔离就永远没法消除了。”他接着说，“但是如果你们有谁坐公共汽车的时候自吹自擂说，‘我们黑人，打败了白人啦’，我就太伤心了。你们这样做，就要把整个南部的斗争都要断送掉的。再去乘车，千万要谦虚、和气啊。” 罗莎·帕克斯事件后的第三百八十一天，这场抵制运动终于结束，金他自己如果不去坐一次公共汽车，那他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他去了，司机问他，“您就是那位牧师先生吗？”牧师回答说，“不错。车票多少钱？”车费是一角五——比去年的涨了五分——他把硬币塞进了收费箱，到前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事后他对人说，“坐这一趟，可真美啊。”事情终于过去了，蒙哥马利大部分的白人都松了一口气，有些人兴致还挺高的。一位银行出纳对记者讽刺说，“他们祷告，他们抵制，这样搞了一年，最后争到的，还不就是咱天天腻透了的公共汽车。”某白人在车上自言自语说：“看来今年的圣诞节不会是白人的圣诞节了。”他身边的一个黑人微笑应道：“对啦，先生，这话不假。” 一件事总要在过去很久以后，人们才能逐步认清它在整个形势发展中的地位，而当时看来却往往无足轻重。毫无疑问，那天叫帕克斯太太起来让座的司机，无非只是在对付一个挺傲气的黑人罢了；如果他知道将来自己的孙子辈也会在学校课本上读到这场纠纷的话，他恐怕就会慎重一些了。身为国家总统的当然要比开公共汽车的对历史体会深一些，但他们照样对自己所做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没有一点数。艾森豪威尔这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好和平，加之又尊重国会特权，因此一向颇能制止政府中人对印度支那承担什么不妥当的义务。然而就在罗莎·帕克斯一举而变革了历史之年，艾克竟把美国进一步推上了在越南采取疯狂行动的漫长道路。 当然一切并非姑自今日。任何人只要对总统从事战争之权怎样日见扩大起来的情况略加研究，一定会注意到，罗斯福早在1941、42年间已经做出先例来了。以前，国会在这方面的权力一点都没有变，其后便开始动摇；到了罗斯福，则逞其超群的政治手腕，利用与外国订立各种协定，造成了一种实际上逼得轴心国非对美国发动迸攻不可的局势。接着是朝鲜战争。卡贝尔·菲利普斯在一本杜鲁门传记里写道：“他对朝鲜进行干预的决定……接近于把宣战大权全部揽过来……此后的总统都可以援杜鲁门的先例，在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需要之时，自己作主，在任何地点，动用任何必要的力量，迅速发动攻击。” 侵蚀国会权力，同时也就是提高行政权力的最终一些步骤，是日后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在东南亚问题的背景下完成的，但整个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是值得注意的。1955年关于福摩萨决议便是其中的一大关键。固然，它是冷战产生的结果之一，但它对未来的影响却极为广泛，极为严酷。 想当年迪安·艾奇逊曾经建议，等到中国“尘埃落定，局势澄清以后”再来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临到1955年，那里的局势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只是这幅图的东部边缘仍然有些模糊罢了。共产党控制整个大陆，国民党占据福摩萨，但双方隔岸据峙的福摩萨海峡的地位还没有解决。那一百一十五英里宽的海峡中，遍布着小荒岛，当此之际，这些岛屿的意义只不过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一方和以蒋介石及其美国盟友为另一方的相互争夺的焦点而已。 这些岛屿大小各异，和大陆或福摩萨的距离也不一样。由六十四个小岛组成的岛群，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译者】踞福摩萨三十英里，算是它的一部分：白宫曾明白宣称，进攻佩斯卡多尔，就是进攻福摩萨的前奏，因而就要受到第七舰队的抗击。美国出来保卫佩斯卡多尔并不需要国会批准，因为这个列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日本人手中夺过来的；按国际法，美国有权利保卫它。靠近海峡那一边的情况就不同了。那边的岛屿有金门、马祖和大陈群岛，个个岛距福摩萨超过一百英里，而离大陆却只有五英里十英里之遥。艾德莱·史蒂文森曾指出，这些岛屿“几乎象斯塔腾岛贴近纽约那样贴进中国海岸，”它们“历来归中国所有”，美国也好，福摩萨岛上的国民党也好，要想占有这些岛屿都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沃尔特·李普曼进一步突出了这句话的含意：“……如果我们对这些近海岛屿进行干预，我们得准备在中国土地上参加一次中国内战就是了。” 没有什么比这一点使杜勒斯更称心的了，原来他正是准备随时为这些近海岛屿打一仗的。他向谢尔曼·亚当斯抱怨说：英国和其他一些美国的盟国居然完全不了解“撤出金门和马祖将使东亚的自由人民感到何等的震惊。”这就是杜勒斯对世界的看法。他一厢情愿地幻想，在苏门答腊和西藏这种地方，会有大规模群众集会，成百万人的坚强的农民队伍跑到“东亚自由人民团结起来维护集体安全”这面旗帜下边来。中国共产党深知杜勒斯的那股拗劲，便存心逗它发作，1954年9月，杜勒斯在马尼拉签署东南亚条约组织议定书，他们就炮轰金门，后来又在第二年1月18日占领了大陈群岛中的一个叫一江山的小岛。由于一江山岛渺若微尘，连国务院的地图上都没有，而大陈又远在福摩萨以北二百英里，因此这件事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威胁并不大。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到会的大多数都是鹰派观点。雷德福海军上将、卡尼海军上将和内森·特文宁将军都主张应该乘此表明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一个彻底摊牌。 这时只有李奇微将军一个人表示不同意见。他对总统说，“这种行动是会一发不可收拾的，结果我们同红色中国就要直接冲突起来，甚至还可能发展成为一场彻底的全面战争，把我们手里一切可怕的武器都用上。”李奇微接着说，即使把中国征服了，局势仍然非常难办；美国只不过是“凭借军事力量造成了一个大真空而已。那时，我们就不得几十万几十万地往那里派人，填补真空——最后呢，只剩下我们自己在茫茫七千英里的边界上同俄国人对着干了。” 由于李奇微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唯一的鸽派，所以会议还是决定了要对赤色分子采取行动。杜勒斯同意了；参议员诺兰也赞成。但艾森豪威尔的结论是：李奇微说的有道理。他又一次拒绝陷入亚洲的陆上战争；一股战争狂热终于平息下来了。但杜勒斯还是说服了艾克，要考虑面子问题。北京电台在打下一江山岛之后说，这次进攻表明了他们“为解放台湾而斗争的坚强意志。”杜勒斯提醒总统说，情况如此，如果美国毫无动静，亚洲人就只能得出美国果真是纸老虎的结论。于是总统同意采取某种行动，便要求国会作出一条决议来。 他1月24日发表的咨文，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艾克向国会提出了一种胜似批准宣战而又有所不及的要求，即请国会授权他本人决定美国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打仗。他说： 『局势危急，迫使我不待联合国决定，要求国会立即通过明确决议参与有利于和平前途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必要时可以动用美国的武装力量，用于保障福摩萨与佩斯卡尔列岛的安全。』 总统然后暗示，中国人如对近海岛屿发动进攻，美国报复与否，要看进攻的性质而定。如果他们只想拿下金门和马祖，他可能让他们拿去。如果他们意在跃向福摩萨，他可能就不答应了。他要求国会让他揣靡中国共产党的企图，然后采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行动。 总统这一着目的本在消除怀疑，却反使不少人大惑不解。民主党自由派的观点是，艾克不是早已有权采取他想采取的步骤了吗？这些人素来拥护罗斯福－杜鲁门外交政策，因此也就认为总统必须有强大的权力。他们一口咬定，宪法赋与总统以总司令之权，就是容许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度美国的军事力量。那年冬天罗织出来的某些论点，今天读来实在有点离奇。按日后越南战争注定要成为无数美国政策葬身之所，这一政策更其如此。在围绕布里克修正案进行的斗争中，保守派要保留由国会作出一切重大涉外决策之权，而自由派则竭力主张这个权力应属白宫。关于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绝对主义立场，理查德·罗维尔讲得再透彻不过了，他在1955年3月19日写道： 『……总统保卫福摩萨的权力，并不是从1月间国会草草拟就通过的决议得来的。作为美国总统，他有权在任何他认为同本国安全密切相关的地区，采取任何他认为必要的行动，而无论涉及的问题是保卫福摩萨，还是别的什么。』 艾森豪威尔自己也弄不清他到底是在向国会让权，还是同国会争权。那份咨文送去国会之前，他改了一句。原文是，“我所要求的这种权限中，部分可能已经包括在总司令的职权之内。”他把这句划了，另外写上：“决定是否需要采取某种行动之权，是包括在总司令职权之内的。”国会对这个问题一样拿不准。当时最普遍的理解是，行政当局是在想办法在近海岛屿问题上脱钩撒手呢。 休伯特·汉弗莱曾想在决议上附加一条修正意见，防止授权在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采取行动，但没有成功。国会里的另一些人担心美国今后可能为了某一与美国安全毫无关系的穷乡僻壤而陷进一场战争。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则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说，“最高当局已经给咱们吹了风，认为阻止对方集结部队、储屯装备物资进而进攻各岛，这从军事上讲是很对的，简单来说，就是要打一场预防性战争。谨建议将其列为符合本决议精神的一项行动。” 这时参议员乔治也出来大力支持这个议案，于是反对势力就不行了。乔治说，“我可不愿意听到谁个民主党人说，美国总统一到国会来，就应该挨批。”议案在参院以八十五票对二票，在众院以四百一十票对三票，获得通过，由艾森豪威尔在1月29日签署了。那天恰逢乔治的七十七岁诞辰。他出席签署仪式时，自不免有一番奉承热闹。可是不足一月，第七舰队便从大陈群岛撤出了一万四千名国民党军队，仿佛要以此说明，那一场争论是何等的无聊。华盛顿等于在说，福摩萨决议到此为止，从今而后，便是一纸空文了。唯独一个人却不这么看，此人乃艾德菜·史蒂文森。他直率地说，总统向国会提出而终于从国会得到的，可说是一张“空白支票。”这话真是一点不假。艾森豪威尔或另一个在他职位的人，随时都可以不必再同国会商量，就拿出那张支票要求兑现的。宪法之下微妙的权力平衡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又一项对行政首脑的束缚打破了。 六个月后，艾森豪威尔在外交政策上破关而出，可说是他在争取个人威望工作上的一大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几乎要了杜勒斯的命。十年来，这位共和党的老顽固一直坚决反对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当年温斯顿·丘吉尔也曾建议举行最高一级的会谈——他称之为“首脑级”——但对美国的保守派来说，一念及美国总统竟可能端着鸡尾酒去同俄国人碰杯，就象听到巴甫洛夫的铃声一样，登时跳了起来，反对再举行那种出卖自己人的雅尔塔、波茨坦之类的会议。杜勒斯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身为正统反共家，是决不能同罪孽深重的苏联人进行任何交易的。 可是他不能站出来直截了当那么说，因为总统已经一再明白宣告，他为了和平，愿意在任何地方同任何人会谈。于是，杜勒斯便只得给这种会谈设下种种无法实现的先决条件。他说，在我们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之前，莫斯科必须用实际行动表明苏联也是一个尊重国际礼让的国家，是愿意在解决分歧问题上互相合作的。叫他举例说明所谓实际行动指的什么，他的回答照例含糊其词，不着边际。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如果俄军全部撤出东欧，如果俄国全境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他大概就满意了。有时他也间接表示苏联人应该为他们过去的种种倒行逆施着实道歉一番才行。 这时，艾森豪威尔为了安抚杜勒斯和共和党的极端分子，特意请了一些重要的参议员、众议员来，向他们保征，他决不会去搞什么“新雅尔塔会议。”他要他们放心，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他决不承担什么国际义务。杜勒斯在一旁说，他估计，俄国人是会打着世界和平的旗号大肆表演一番的。他板着面孔说，他准备睁大眼睛等着瞧就是了。 当杜勒斯以轻蔑的口气谈到所谓重大的和平建议时，艾森豪威尔什么话也没有说，但心里一定很不痛快。他自己就正想要来这么一手呢。虽然各事都还没有定局，但是裁军谈判的新方案已经草拟出来，摆在他办公桌上了。这年3月，总统委任了纳尔逊·洛克菲勒为研究军备控制和心理战的专家组的主席。他让匡蒂科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给洛克菲勒腾办公用房，并请洛克菲勒准备一份可以提交最高级会谈去讨论的新建议书。杜勒斯听说过有那么个专家工作组，但不知道任务是什么。总之他是满腹狐疑。杜勒斯在谢尔曼·亚当斯面前这样议论洛克菲勒道：“他收罗了好一大帮人马，都弄到匡蒂科去了，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研究关于欧洲舆论的调查报告。他们看出北约国家的人对这个联盟已经厌倦了，他们对美国在欧洲大陆设基地兴趣不大，都赞成禁止核武器。这个情况足令人不安的。美国没有俄国那样庞大的常备军，需要核弹和欧洲的那些基地作为威慑力量，因此必须设法既能保持这些东西，又能让欧洲人相信美国是渴望和平的。匡蒂科小组的答案是建议进行空中视察——并且用了一个很妙的词儿：“开放天空。”这个主意并不新鲜。空中视察之议，早在1946年，旨在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的伯纳德·巴鲁克计划就已经提出过了，后来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报告里，在建议把一切武装力量和武器“向国际公开并容许国际核查”的艾奇逊计划中也一再出现过。不过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罢了。艾森豪威尔现在觉得这个建议倒也动听，又还实际，于是尽管他还没决定是否就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提出它来，但他在上他的座机“哥伦拜恩”号出发赴会之际，毕竟把这份建议书塞进手提包里了。 “哥伦拜恩”号的目的地是日内瓦。到后，他便在共有十五个房间的简多谷堡安顿下来，这是瑞士一位化妆品巨商的太太报效他用的。这时，一群伊柳辛客机中的001号也着陆了，走下斯大林的两位继承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尼古拉·布尔加宁。第一位的模样好比一个工会头头，第二位活象七十年代初期的烧鸡大王桑德斯上校。傍晚前后，安东尼·艾登和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也到了，四巨头会谈（照瑞士人简练的说法是“四方会议”）的当事人都齐了。这时，记者笔下的所谓日内瓦精神早已发挥出了它的魅力，吸引来了大批旅游客人和一些国际名流。马丁·尼默勒牧师【马丁·尼默勒（1892－？）德国基督教牧师，因反对纳粹被浦入狱，直至大战结束。1946年他在日内瓦一次国际宗教会议上控诉了德国的罪行。——译者】准备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另一位美国牧师，比利·格雷厄姆则在大潮公园主持一个鼓动性的福音布道会。 国际联盟大厦里的杜勒斯神色沮丧，对比之下，艾克却显得精神极好。最初，他跟国务卿一个想法，认为会议可能毫无结果，因此不该在人们心中引起什么虚妄的感觉，最后归于破灭，因此他一度也曾想学杜勒斯的样，摆出一副冷面孔来。但艾森豪威尔为人过于忠厚乐观，平日高兴惯了，没法老是绷着脸见人。他对记者们情不自禁地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突破。”7月18日星期一，他主持首次会议致词时竟花了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对朱可夫元帅表示欢迎。 至于这几位俄国人，似乎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赫鲁晓夫对人说，“双方谁都不希望打仗！”苏联国内的《真理报》、《消息报》也都一个调调——这说明党的路线起了重大变化。在这以前，他们原认为全世界都是死心塌地同他们作对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乘坐敞篷车在日内瓦到处游逛，不带警卫在街头散步。这使美国人不无难堪，因为这些日子艾森豪威尔每走一步事前必由特工人员严密防范，天上还有直升飞机不断监视地面情况。 尽管这样，四方会议中的中心人物仍然是艾克。他的笑容，他的直爽，他对整个人类前途的关怀备至，无不使欧洲人为之折服。通常反美的巴黎《世界报》也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为人长期受到误解，现在看来，他确是今天人类所需要的那种领导人物。”他在对苏联人讲话时极其真挚地说，“美国人民愿意同苏联人民交朋友。我们两国人民，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什么天然的分歧。我们没有领土问题、商务问题上的争端。回顾历史，我们两国一直是和平相处的。”接着，他便提出了加强东西方自由交往、裁减军备。建立统一的民主德国等项建议。 不过，俄国人在态度方面纵然有了改善，但一遇到关键问题，俄国人终究还是俄国人。他们对和平共处也曾讲过几句好听的话，但为了换得和平共处，他们竟要求非把北约组织解散不可。他们把在座的人早已领教过的那个计划禅掸浮土，又端了出来：什么美、俄，中三国军队各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啦，英国和法国各有六十五万啦；一切核武器都要禁止啦，等等。他们一把这个计划拿到桌面上，会谈就搁浅了。美国人回到简多谷堡进行了两小时碰头会以后，决定让史塔生写一份普遍裁军的建议，而由总统亲自动手草拟关于“开放天空”的计划。他这时仍然没有决定是否提出这个计划；他要听听明早布尔加宁谈些什么再说，结果布尔加宁没有谈出什么新东西。这时大家认为艾克也不会谈什么了；因为这己是会谈的第四天，他该说的话大概也都说了。他的几句开场白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话：美国“准备参加一项切实可靠的协议，以期达到裁减军备的目的。”但是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背朝俯视日内瓦湖的落地长窗，挺一挺胸，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然后说： 『现在我想主要对苏联代表团讲几句，因为谁都知道我们两个大国的确有不少可怕的新武器，这就使世界各国，也使我们两国，产生了遭受突然袭击的恐惧和实际危险。 因此，我建议我们两国采取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我们应该很快作出一项安排，首先在我们两国之间立刻就办起来，这项安排的内容包括： 把两国各自的军事设施情况，从头至尾，由东到西，统统列出，互相交底，让这些设施全部公开出来，并彼此提供有关蓝图。 下一步是，在各自国内为对方提供空中摄影的便利条件——我们将在我们国内提供这种条件，即充分的空中侦察的条件，你们可以爱拍什么就拍什么，拿到你们国内去研究！你们呢，也照样为我们提供这种条件，让我们进行同样的侦察。通过这些步骤，我们就可使以全世界相信，我们彼此之间已在设法防止发生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可能，这徉就可以降低危险，缓和紧张局势了。 当然，我们也要设法使全面有效的视察和裁军制度更易于实现才是，因为我现在所提的建议，老实说，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 美国准备对任何可靠的视察和报告制度进行研究和试验。只要这个制度的确可行，美国准备同所有其他各国一起来裁减军备，裁减多少，以足以使这个制度产生切实效果为度。 我们如果能成功地研究出这样一套制度，那么它本身就大大有助于增强我们彼此的信任，从而为我们各国人民开拓出一条宽广的前进道路。』 正在翻译他的发言时，突然一阵吓人的闪电打得整个大厅刷亮，日内瓦湖上雷声隆隆，霎时间国联大厦电灯全灭了。艾克咯咯地笑着。他说，“我可没有叫灯都灭了啊。”灯猛的又亮了，照出了俄国代表团一副目瞪口呆神态。这时苏联还没有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怀疑狂：驻莫斯料的外交官有人盯稍，外国记者的活动受到限制，外国人的电话被窃听，谁个苏联公民如果同外国人谈过话，就要受到仔细盘问。什么向美国人提供军事基地的详图，什么让美国摄影员由上空飞过，爱拍什么就拍什么，这些想法实在把他们吓呆了，赫鲁晓夫和其他代表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们只有干瞪眼。 欧洲人却高兴极了。他们称赞这个建议真是外交上的惊人之笔。富尔总理说，“我多么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到会议厅里来听听他的声音啊，他是以自己非凡的军事经历为根据讲这番话的。如果他们能听到他的讲话，他们就一定会认为，在裁军问题上，整个世界己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敢说，会议己经打了第一个胜仗——破了怀疑主义。”第二天早上，整个西欧的报纸的社论无不附和富尔的论调。开放天空，这话谁都懂得的。这是何等简单，何等痛快啊，只有自信本国无事不可告人的总统才提得出这样的建议。 不过，要实行这个计划，却是不可能的；美国人也跟俄国人一样，办不到。艾克的军事顾问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事先看过那份小字的计划书的这部分内容，这些内容他在即席发言时略掉了，——在计划书里，“开放天空”只是一种提示，目的在于使裁军委员会里的美国代表执行命令时，多多研究关于视察和报告的问题”——而他们的结论是：他谈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只有在签定不知多少别的协仪并经过考验之后，才有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五角大楼并没有疑神见鬼的毛病，但谁要想接触那里的机密材料，不知得闯过多少关口。一个不肯把资料提供给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府，是不会把它送到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去的。这时麦卡锡时代的余风犹存。麦卡锡参议员本人是搞臭了，全国对给佩雷斯撑腰的人也能原谅，但这跟容许米格式飞机翱翔于洛斯阿拉莫斯上空，可不能同日而语。【那是说，假定俄国摄影员乘坐俄国飞机。他们也可以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而让美国摄影员坐俄国飞机飞越苏联天空。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没有讲清楚，也没有人问过他。也许甚至那些欢欣鼓舞的欧洲人心里也明白，这所谓的“开放天空”实在太有点BBD&O（见前。实即作广告之意。——译者）的味道了。】 会议结束了，布尔加宁把总统拉到一边，说，“别担心——结果会好的。”艾克离开日内瓦时满以为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朱可夫，对他的一片诚意想必深有体会。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苏联人对“开放天空”问题态度很持重，也许因为看到了其它国家对它表示欢迎。直到1956年3月1日，艾森豪威尔还在给布尔加宁写信，建议把“开放天空”和另一个计划，即和平使用原子能计划，合并考虑。但那时布尔加宁实际已经受到赫鲁晓夫的排挤，而赫鲁晓夫对这种和解姿态根本不感兴趣。他只顾发表一些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讲话。总之，“日内瓦精神”已经死透了，缓和并没有出现。这次会议没有能取得什么长远意义的成果，人们今天还记得的，只剩下当时艾克的笑脸所散发的热情了，而这点子温暖终于无法消融那绝厚的冰层。 有可告慰的是，幻想破灭得还不那么快。总统飞回国时，人们还把日内瓦会谈看作一次了不得的成功呢。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百分之八十四的美国人竟想不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任何值得非议之处。7月24日（星期天）凌晨，“哥伦拜恩”号载着总统回来了。其时天色未明，华盛顿国家机场被雨水冲刷着。但当他从舷梯走下飞机时，有好多人候在那里向他欢呼，通往白宫的马路两旁，也站了不少人。这可说是他总统生涯中的顶峰，也是整个五十年代中极其煊赫的一幕。当初去时，决心要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今日归来，胜利已经在握。他现在准备到丹佛好好休它几天假，玩玩高尔夫球了。 ※※※ 1955年9月23日这天，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早就醒了。他是在丹佛郊外拜尔斯皮克牧场上，科罗拉多银行家阿克塞尔·尼尔森家里作客，他亲自做了一顿早饭：牛肉火腿、猪肉香肠、煎玉米饼和烤饼。他先到劳里空军基地那座水泥墙面的办公楼，同助手们进行了两小时的紧张工作，然后乘车到樱桃山乡村俱乐部去打十八穴高尔夫球。他打出了八十四分。这个成绩实际并不坏，因为他玩球时两次去接紧急电话，其中一次是杜勒斯打来的，告诉他俄国人对“开放天空”问题的反应。 午餐时，总统吃的是汉堡牛排配生葱，饭后又继续打九穴高尔夫。他打到八穴，忽然停了下来，皱着眉头，用手揉抹胸口。他对俱乐部的职业高尔夫球手说，“我再也不吃生葱了，好象全堵在胸口。我还觉得有点烧心。”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他便一直在拉斐特街他岳母家的地下室里画画，临墓了7月11日那期《生活》杂志上的一张阿根廷妇女的照片。后来乔治和玛丽·艾伦来一起吃晚饭。在端来烤羊肉，土豆和各种蔬菜时，艾克还说起他早晨吃完生葱不舒服的事，但说完也就忘了。晚上10点，他回到二楼卧室休息去了。玛咪的卧室隔着走廊，同他对门。 她凌晨2点半醒来，听到他在床上折腾。于是走了过去。她看他还在睡，可是睡不踏实。“怎么啦，艾克？”她问，“做恶梦，还是怎么？”没什么，他叽哩咕噜着说，他很好；她就走了。但他很不舒服，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忽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于是下了床，通过走廊，到了她的房里。他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揉着胸口，表示那儿难受。她想起了吃生葱的事，就给了他一杯氧化镁乳浆喝了。她感到很不安，因为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胸口痛。她拿起电话，找总统私人医生霍华德·麦克·斯奈德少将讲话，他住在劳里的单身军官宿舍，离这里大约有四英里。她把经过情况告诉了他，说：“你最好来一趟。” 这话对斯奈德是不值说得的。那些症状，任何大夫听到都会大吃一惊的。他在睡衣外面匆匆加上一件外衣，对司机说，“拉斐特街七十五号，赶快。”他们一路不顾红灯拦路，急驰而去。3点12分，大夫来到总统的床边。总统满脸通红、浑身出汗，非常难受。他的脉搏极快，血压也高。斯奈德拿起听诊器听了听胸部，几分钟便得出了明确的诊断。总统得的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症。他的心脏已经受到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斯奈德这时还说不准。他给他吃亚硝酸戊脂和盐酸罂粟硷扩大血管，又加用了吗啡防止发生休克，然后又给他住射了一针肝素以免血液凝结。3点45分，又给他打了一针吗啡。艾克终于酣睡了，危险期逐渐过去了。斯奈德决定暂时对任何人，甚至对艾森豪威尔夫人，也不讲。他们帮不了忙，一家子慌慌张张，只会妨碍总统脱险。 差不多足足四小时，始终只有斯奈德大夫一人守在总统床前。快到早上7点，灰色砖房里其他人也都醒来了，他便派人找来安·惠特曼。他对这位秘书说，总统有些不舒服，是消化不良。10点35分，这句话传到报界，立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时，斯奈德认为他不能再隐瞒其象了，便冷静地把实情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夫人，并打电话给丹佛市郊菲西蒙斯综合医院心脏科主任大夫，请他带心电图描绘仪来。艾克在11点45分醒来，神志清醒，但软弱无力。描绘仪记录下来的心电图摊在杜德夫人餐厅的桌上，完全证实了斯奈德的诊断。他把夜来的情况告诉艾克，并说，“我们想送你到菲西蒙斯去，”按着又说，不必用救护车了。总统点点头，又让他通知特工人员。艾克由人扶着下了楼，坐进一辆候在路边的轿车，开了九英里路，来到那家医院。轮椅推着他住进了一套特别病房的氧气间里。 当天下午2点半，在劳里的新闻秘书人员告诉那里的白宫记者们说：“总统刚才患了一次轻微的内科的——让我们把‘内科的’几个字划掉——总统刚才犯了一次轻微的冠状动脉血栓形成。他刚才已经进了菲西蒙斯综合医院。他是坐自己汽车去的，也是自己从房间里走上车的。” 他最后那句话，却被一派惊惶混乱的气氛淹没了。 ※※※ 这时华盛顿，是下午4点30分。吉姆·哈格蒂是那天早上休假刚回来的。丹佛向报界宣布总统患心脏病之前不一会，他已经从电话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当即打电话到副总统尼克松家（他的家是一所白色砖房，坐落在华盛顿高级住宅区斯普林谷）。尼克松一家刚从邻家参加婚礼回来，副总统正在看《华盛顿明星晚报》上关于艾森豪威尔患消化不良症的那段简讯。哈格蒂在电话里问他，“迪克，你在休息吗？”尼克松说没有，于是总统新闻秘书便用非常平缓的口气把情况告诉了他，说，“再过半小时左右，就要向报界宣布了。”只听尼克松叫了一声，“我的天哪！” 副总统挂上电话，心神恍惚，走进起居室坐下。据他后来回忆，他在那儿至少有五分钟没有说一句话。等那阵惊恐的感觉慢慢过去后，他便同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通话，让他马上来。罗杰斯的汽车来到后，消息己在全丹佛传开了。于是尼克松家里的电话，便从此响个不停。门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有邻居，有记者，有摄影员。尼克松决定不对报界发表任何意见，尽量呆在家里不露面。晚饭后，外边吵嚷得更紧了，他便决定去贝塞斯大街罗杰斯家躲一躲。这简直象电影里的潜逃似的：由罗杰斯打电话给他妻子，让她把汽车开来停在远处街口，马达不熄火。然后，在九岁的特里西娅·尼克松跑到草坪上引开了人们注意力的当口，只见尼克松和罗杰斯两人从侧门冲了出去，穿过小巷，跳上汽车便走。 ※※※ 这天，苏格兰的普雷斯特韦奇地方天气微雨多寒。总统助理，谢尔曼·亚当斯，和安德鲁·古德伯斯特上校到了那里的美军基地总部。亚当斯对美国驻欧军事设施进行了四个星期的视察之后；是来找格伦瑟将军，联系乘当晚的飞机回华盛顿。他们寒喧未已，基地司令官就跑来说，刚听说总统心脏病发作，已经在丹佛住院了，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亚当斯登时一闪念：丹佛拔海五千英尺，对心脏病是好是坏呢？接着又想，艾森豪威尔如果要病，目前倒是一个好时机：国会正休会期间，艾克手头没有什么作为国家首脑该办的事，总统一年工作数此刻最清闲了，至于明年的工作计划，现在刚刚着手，暂时还不用他来过问。 可是华尔街却不知此中原委。星期一上午，正当亚当斯的飞机临近美国海岸之际，那有如哈哈镜一般惯于夸大反映美国情绪起伏的股票市场，在紧张的气氛中开盘了。倾刻间，多种股票，纷纷直线跌价。道·琼斯股票行情指数平均下降到了444.56；据估计总损失达一百二十亿美元；这是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华尔街从未经历过的最惨的一天。 亚当斯恰好赶上同尼克松、罗杰斯、杰里·帕森斯一块吃午饭，于是艾克的病成了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人人的唯一话题。吃到一半，丹佛来电话，说：波士顿的著名心脏科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大夫刚给总统作了初步检查，出乎意外，结果使他非常乐观。他说艾克的情况基本不错，精神也挺好，如果一切顺利，两星期后就可以稍稍恢复一些工作，再过几个月，也许就能完全担负起总统的重任了。怀特大夫说：的确，只要不出现什么意外，艾森豪威尔应该还是可以竞选连任总统的。在这种预断的鼓舞下，股票市场，星期二开始回升。政府的头头们又聚在一起午餐了，这次是在财政部大楼汉弗莱部长的办公室里，研究的是总统缺席期间如何进行各项工作的考虑。 整整一周，华盛顿到处流传政府最上层内部彼此不信任不和的种种传闻，实则全无根据。当艾森豪威尔远在一千五百五十一英里以外辗转病榻之际，他那备受责难的工作班子倒是一直在顺利运转。星期四，尼克松主持内阁会议，宣读了丹佛上午发布的公报——说总统昨夜第一次出了氧气间，通宵情况很好——接着在杜勒斯汇报外交情况之后，布劳内尔提请会议讨论代行职权问题。其后几天，随着工作的开展，尼克松“代表”总统签署了几份文件，而总统办公室的工作则由亚当斯负全责。从此，在艾森豪威尔养病期间，亚当斯每周飞丹佛一次，向总统汇报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情况。送到总统病榻前去的，只有一些极端紧迫的问题。当日象这徉的问题并不多，国情咨文算是一大件，那也得1月份才等用。 按亚当斯的说法，这年秋天“政府里真正关健的人物”是保罗·达德利·怀特。9月底，怀特大夫已成了全国最知名的大夫了。他那用语明确的诊断书使报界和全国人民都感到宽慰，同时在他的鼓励下——有时实际是由于他的坚持——总统的左右才消除顾虑，把公事送给病中的总统。“你听着，”怀特对哈格蒂说，“他现在躺在这里，是个病号，但毕竟还是美国总统啊。他想工作嘛。”10月14日，艾克告诉亚当斯，他见好了，又说：“真怪，要不是大夫说我有病，我真以为得心脏病的是别人呢。” 那天是他六十五岁生日，医院大厅里堆满了装着贺信的邮袋。总统再三再四对来访的客人说，这些来信实在叫人感动；又对玛咪说，“真了不得啊，你想全世界的人都在为我祈祷呢。”那一天使他高兴的莫过于白宫记者团送来的礼物：一套大红睡衣，领口每边各绣五颗小巧的金星，胸前的口袋上绣着“好多了，谢谢”几个字。为了使这身盛装配套，美联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劳伦斯·伯德还合送了一条三角九分钱的黑底银点的牛仔式领带。艾克很高兴，告诉怀特说，他从来没有穿过这样了不起的睡衣；于是怀特大夫一有机会就让他穿。怀特悄悄对总统的侍从人员说，可别小看这种事，害心脏病的人最忌的就是恢复期间情绪不好。 按那一阵情况看，艾克随后也许不至于发生什么问题的。菲西蒙斯医院给他作了透视之后，让他出院了。他在11月11日回到白宫度周末，14日，同艾森豪威尔夫人一起坐车去了他的葛底斯堡农庄。有七千宾夕法尼亚人出来欢迎他，举着“艾克，你回来我们高兴”；“欢迎艾克，玛咪还乡，”的标语牌。12月22日，他主持了病后第一次的内阁会议，地点在戴维营。全体出席人员都注意他人虽瘦了，精神看来还不错。他说，看到一篇社论，对他不在时内阁工作也挺好的情况表示惊讶。他微笑着说，这篇文章言外之意是，内阁过去的情况比这更好。亚当斯特别提到：“他很敏捷、果断、热情。我看得出，内阁里的人看到这些都挺高兴。他们有些人对总统这样快就复原了，无不表示惊讶，而感到意外地高兴。” 不过，回到了葛底斯堡，阴郁的心情却又冉冉而生。12月天，又阴、又冷、又潮；农庄里离高尔夫球洞二十米以内的场地既枯黄，又潮湿。他整天关在屋里，正如哈格蒂所说，忍受着“身非总统的悠悠烦恼，真是可怕啊。”整整五个难堪的星期，他每天拿一支高尔夫球棒当手杖，在农舍附近踱步，忍受着只有害严重忧郁症的人才能体会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痛楚。在他的冠心病发作后的那两个月里，他自己也好，同他关系密切的人也好，谁也没有认真想到他还能够争取连任总统。现在他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怀特看不出为什么他不可以继续留在白官。总统对身边的人说，这事值得仔细琢磨琢磨。 1956年1月8日在基韦斯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艾克是为了想在这里干几天工作，运动运动，才坐飞机来到这里的。那天他到外边散步了半小时，记者围上来，问他的政治前途如何。他答道，“这类事情需要考虑的方面十分错综复杂，当然，我得同我最信任的顾问商量。”他还说，当美国总统，恐怕是世界上最累人的工作了，但是“正象我过去曾说过的，也有它令人鼓舞的一面。”会后，记者们彼此探索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他们差不多以五对一的多数断定，艾克在本届任期满了以后是要告退了。 他们中的少数人却不那么肯定：他们到处打听一些一直在流行的传闻，说总统正准备开一个会来研究这个问题。果然不错，这个会就在那个星期开了。艾克开了个玩笑，特意把会期定在1月13日星期五的晚上，而且不多不少摆了十三个座位。【按西方迷信，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星期五也不吉利。——译者】他们在这所官邸的宴会厅晚餐时，艾森豪威尔夫人也来了，随后他们回到二楼客厅，她这才离开。艾克背着壁炉坐下，提出要在座的人都坦率地谈谈他到底应不应该争取连任，理由何在。显然，风往哪边吹，可说是不用怀疑的了。亚当斯事后冷冷地说，“谁能想象，总统找那么一帮人来只是想听取正反两方意见争吵不休……如果艾森豪威尔想为自己下台找个好理由，他哪能到他一手任用的这帮人当中去找呢？！” 亚当斯、汉弗莱、杜勒斯、哈格蒂，萨默菲尔德、洛奇、帕森斯、莱恩·霍尔、布劳内尔、霍华德·派尔和汤姆·斯蒂芬斯——一个接一个对总统说：没有他可不行啊。接着，不愿乃兄再次竞选的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把两方面的意见归纳了一下。总统当时没有表态。他似乎直到2月13日还没拿定主意。13日上午他在内阁会议上提起他原定在就职演说中就说明只打算担任一任总统的，可是后来听了别人劝告没有那么做，现在不免后悔。不过，这时亚当斯已经照着大概要在白宫再呆四年的架势去办事了。总统还在基韦斯特，他这位大助手便己叫白宫的木工把总统的交际秘书的办公室缩小，隔出一间相通的小间，好放下一张行军床，一把躺椅——作为保罗·达德利·怀特建议过的让艾克午饭后可以休息休息的地方。亚当斯希望怀特大夫会始终完全支持艾森豪威尔争取连任，结果不负所望。2月14日，怀特在他的最后一份诊断书中，竟排除了对病人精力的最后一点顾虑。这次拍的心脏透视片和发病后的片子没有两样，这表明他虽然自一月以来就恢复了正常活动，但心脏并没有扩大现象。怀特说，如果总统再次参加竞选，他一定投他一票。 第二天总统坐飞机到汉弗莱部长的佐治亚农庄，又打高尔夫球，又打猎，试试体力。结果他觉得挺好，这就使他下了决心，要参加竞选。星期二下午4点，他把决定告诉了亚当斯、尼克松、帕森斯和霍尔。2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点37分，他在印第安条约厅向报界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如果问我是否参加竞选，我的回答是正面的，也就是肯定的。” 10点52分，全国各广播系统播出了关于这事的首次报道。这时，众院军事委员会正听取战后通讯工作改革的宏伟计划，由一位证人复述一长串的统计数字。议员们听得纷纷打起盹来了，记者百无聊赖，只在纸上乱画。独有主席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爱德华·林伯特一人却睁着兴奋的双眼。忽然间，他使劲用木棰一敲桌子，大声叫道，“先生们，总统刚才宣布他决定竞选了！”一阵激动的情绪慢慢安静下来之后，来自伊利诺州的同事问赫伯特是怎么知道的。电话铃一直没有响过嘛，没有人递给他什么条子，也没有人进来过。赫伯特只得红着脸承认，他根本没有留神证人说话，却只顾偷偷听他外衣口袋里的小半导体收音机；他挂着耳塞子，装作用助听器的模样。 当晚，艾克通过从椭圆形办公室发出的电视广播中，对估计不下六千五百万的观众说：“我真想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里去，因为我觉得应该同你们当面谈谈我今天作出的一个决定，这是经过好几个星期极其慎重、极其虔诚的考虑，才作出的决定……我已经决定：如果共和党提我作候选人，我就接受提名。因此，如果我国人民同意选举我，我就连续担任我现在担任的职务，为他们服务。我认为，我必须让美国人民来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电视讲话后，他和电视顾问罗伯特·蒙哥马利闲谈，这时，一位电视广播工作人员问他要不要留着他办公桌上的一块大约一英寸高的铜牌，牌上刻的是拉丁文格言Suaviter in Modo，Fortiter in Re，和英译文，意思是：“待人温良，遇事果敢。”总统笑笑说，“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好，免得让人觉得我是个书呆子。” 本国真正首屈一指的那个书呆子，这时倒也不乏风趣。有人问艾德莱·史蒂文森，对总统的决定作何感想，他答，“艾森豪威尔决定再次竞选的真正原因，是他万难忍受退居葛底斯堡农庄，而由本森担任农业部长。” ※※※ 时当1956年盛夏，从拉希莫山到西弗吉尼亚州，玉米都长得很高了。美国至少暂时似乎又回到了意气轻浮的二十年代，人人沉醉于耸听的琐事，酣热的乐曲，恬静的政治，吹捧运动员，追求好汽车。通用汽车公司的重事长哈洛·柯蒂斯成了《时代》周刊选定的本年“风云人物”。精巧的“漫游”牌汽车是底特律盛极一时的杰出产品，有些共和党人此时不禁遐想起来，美国汽车公司的乔治·罗尼会不会有朝一日也当上一任总统呢？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改变美国地貌方面的一大贡献，州际公路网工程这时刚刚动工，最后要搞成四万一千英里新公路——速度高、岔道少、线路直达的干线。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破关荒的大工程，全部费用估计将在二百三十亿到四百一十亿元之间（实际花了七百六十亿元）。中西部一带内陆城市的商业从此面目一新，单说从芝加哥开车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便由六小时减到三小时。公路沿线的服务行业日后竟发展为拥资亿万的企业，客运、货运在精心施工的水泥干道上奔驰于全国各地，既迅速，又安全。 恰巧这时，吉姆·贝利在1956年俄勒冈的一英里赛跑中跑出了二分五十八秒六的记录；不足四分钟跑完一英里，这在美国还是第一回。美国人不仅向新的天地前进；他们简直有点迫不及待了。那一年，按商品和劳务折合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四千亿美元，而通货膨胀则微不足道。但2月间确也出现了一点不妙迹象：二十四年来不变的邮费变了，一级邮资由三分钱涨到四分钱，航空信由六分涨到七分。 这时工商界对生产率增长虽是沾沾自喜，教堂布道和报刊社论却不免悚然于美国生活的日趋狂乱。不过，就自杀人数而言美国在世界各国中倒并不领先，这和一般人的错觉相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美国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中十点八人（男性十六点一，女性四点三），名次远远落后了，既低于丹麦（二十四点一），也低于奥地利、瑞士、日本、瑞典、西德、芬兰、法国、英格兰、威尔士。当然，美国人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精神病科的治疗，而且1956年以后，那班神经过度紧张的大人物都可以吃氨基甲酸脂镇静药来求得片刻安宁了，这是一种神效的镇静剂，一般都叫惯了它的商标名字“眠尔通”。《时代》周刊径称眠尔通为“万事大吉丸”。这种药最初畅销于纽约的麦迪逊大道和好莱坞。好莱坞的落日大道和高尔区的一家药品杂货铺子当窗贴着一张红色广告：“注意，本店现售眠尔通！”米尔顿·伯利感慨地说，“我真想改名眠尔通·伯利了。”总之，那是兴味索然的一年。 这时，四十年代名噪一时的运动员都渐渐面临他们那一行日薄西山的晚景了：乔·狄马乔己经年过四十，重量级拳击冠军早已改属弗洛伊德·帕特森。体态臃肿，动作迟缓的乔·路易斯这时只是勉强厕身职业摔跤界，悄然无闻。杰克逊·波洛克已经去世了，继起的是利伯雷斯，每次出场总是由他的一步也离不开的妈妈陪着。格雷斯·梅塔里奥斯和弗朗索瓦兹·萨冈呢，已经崭露头角了，奈何听者藐藐。另一位新出名的青年歌手也一样，此君的歌声似乎无处无之，只听他唱，“哦哎－哎－哎－哎呢－呢”要不就是： 『阿伍卜巴帕鲁巴卜！阿洛卜巴姆布姆！ 土蒂弗鲁蒂！奥鲁蒂！ 土蒂弗鲁蒂！奥鲁蒂！』 这年秋天，埃尔维斯·艾隆·普雷斯利在《好好爱我吧》一片中进入电影界。他作为配角唱了四首歌，以摇滚音乐杂以南方民歌风格和爵士音乐变调的唱腔熔于一炉，竟博得片中最突出的地位。从此他便终年在南部、西部表演，奋力逃避那些发疯也似的追他不放的爱穿半长裤的少女，一心兜售他初次灌制的密纹唱片集——锯《公告栏》杂志每周所作统计，销路竟一下子跃居首位——象“别那么无情”和“伤心旅店”这类单张唱片，都卖出了一百万张以上。 在少女们的父母眼中，普雷斯利是可怕的。他穿着宽松的上衣，紧包的裤子，微愠的眼神醉眼朦胧，噘起的嘴唇微微开合，一手抓住扩音器，猫着腰，用屁股憧击吊在身后的吉他。主持电视节目的人是从来不肯把镜头移向他腰部以下的；他们说他太下流了，这话不假。不过，那正是他叫座的秘诀所在啊！十几岁的少女用铅笔刀把他的名字刻在自己臂上，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猛送礼物，想把他勾引走。有一次在阿马里洛，记者问他有没有意思要结婚，他回答说，“你既然能隔着禽笆挤到奶，干嘛要自己买牛呢？” 台下的普雷斯利倒是挺直爽，讨人喜欢的。他不象利伯雷斯，从不吹嘘自己的音乐才能。他记得十二岁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一个吉他，“我拿它胡乱拨弄了一两年，但是从来没有认真学过。”后来他对开卡车开厌了，就带着吉他跑到一家唱片厂去，“我弹吉他的声音据说象敲水捅盖。幸好这个厂子的技师自己开得有一家太阳唱片公司，说我嗓门不寻常，过几天说不定会来找我。”普雷斯利在他的唱片开始卖的时候，雇了一位经理人，这人说，“他唱的也许并不真象南方山歌，但听众的反应是一样的。” 普雷斯利为人粗俗，人们把埃尔维斯念作“佩尔维斯”【“埃尔维斯”是普雷斯利的名，“佩尔维斯”（pelvis）是指人体的骨盆部分。这里的意思是“扭屁股的埃尔维斯”。——译者】，而这却正是他动人之处。他喜欢长时间泡在公共游乐场坐躲闪车玩。他身穿价值一万元的金丝夹织的服装，家里有好几辆五颜六色的卡迪拉克牌汽车。他非常爱护他的头发。（可惜己经看出是个少白头）。他雇了一帮身强为壮的小伙子做保镖，又陪他玩。他住在一所四周布满岗亭的趣味恶俗的大院里。他要上夜总会，就事先去电话，让人采取预防措施。他学着国王，身上从不带钱。后来，他跟戴维·沙因一样，也被征入伍了，派在德国，备受当地新闻界的注意，简直把他着作美国文化的象征。 普雷斯利真人和他在电影里扮演的那种闹剧角色没有多少差别。在这一点上，他算得是一个生得其时的杰出人物。须知在1956年那种气氛中，哪里会有真正悲剧的地位呢？许多严肃的大事不是被漠视了，就是草草一笔带过。这里，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是：1956年7月20日是美国历史上无比重要的一天，报纸上定大标题的人却只惦记着艾森豪威尔终于把预算搞平衡这件事，竟谁也没有注意到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那一天应该在越南举行自由选举。由于选举不能如期举行，便产生了越共、内战，进而引起了美国的干涉；但那时的评论家谁有功夫去考虑这些问题呢？！ 至于当时博得人们注意的那些惨案祸事，却是明白易见的；无非全是市井小报赖以糊口的话题。那年头奇闻可不少：纽约的劳工问题专栏作家维克托·里塞尔被人往脸上洒镪水，两眼瞎了。赫苏斯·德加林德兹博士在曼哈顿地铁车站附近突然失踪，据推测可能是被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拉菲尔·特鲁希略派人给绑走杀害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位教练带领着七十四名新兵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巴里岛附近泅水，遇到潜流，溺死六人。联邦调查局在波士顿破获了布林克公司的一宗二百七十七万五千元大抢案。还有，匈牙利的大叛乱原来是自由欧洲电台的罪过，是他们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多方唆使，一手搞出来的，等等。 ※※※ 1956年6月，美国研究所的一位编辑，菲利斯·布朗女士在威斯康里的银行家年会上娓娓动听地讲了女性的种种脆弱天性。她说，千万别对女人说她不合逻辑，“一般妇女的思想总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那就是，她对一件事情的直感便是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布朗小姐还劝他们要多说女人好话，少说男人好话。要记住，女人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的。 《时代》周刊以一种颇有气度的幽默感引述了这位汤姆阿姨的谈话。在该刊的另一期上，编辑们为了想教一位自以为才识过人的妇女有所收敛，报道说，“法国的西蒙娜·德博瓦尔，正如她痛心地称之为属于‘第二性’的姊妹们一样，为了谈话，是连饭都可以不吃的。”许多由男人编辑的妇女杂志对订户们也总是百般迁就。《妇女家政杂志》的一位编辑对一位作家说，“如果我们收到一篇谈女人的文章，描述这个女人进行了某种出乎常规的冒险活动，而且完全是她自己干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女人必然是出奇的莽撞，精神不正常。”作为女性业绩的最高典范，该杂志向读者介绍了得克萨斯的一位家庭妇女，说她每天早饭后一小时就梳洗停当，逢人便说，“一到8点半，我最小的孩子上学了，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我也打扮好了。我可以出去打桥牌，逛俱乐部了，要不就在家里看看书，听听贝多芬，纯粹自由自在地消磨时光。” 但是有心人不难看出，种种迹象表明，她的姊妹们其实未必全都象她一样满足于桥牌、俱乐部。1956年《麦科尔》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私奔的妈妈》的看来平常的小说，结果大出意外，竟比该刊发表过的任何一篇小说都引起读者的注意。不久，《红皮书》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年轻的妈妈为何自比笼中鸟》的文章。它竭力促请一切有这种感觉的年轻妈妈参加讨论——结果两万四千多人应征写了文章来。但是说妇女应该争取别当漂亮的主妇的想法，实在过于离经叛道了，很难站得住脚。因此对于单身的年轻姑娘来说，婚礼的圣坛仍然是她们唯一可行的归宿，而那些有幸伴随一位如意郎君走近圣坛的女人，一样能够变成显赫人物。1956年的名新娘中计有原为玛格丽特·杜鲁门的小克利夫顿·丹尼尔夫人，成为波菲里奥·鲁维罗萨的第五任夫人的奥迪尔·罗丹（先于她的四个是达妮埃尔·达里厄、多丽丝·杜克、巴巴拉·赫顿和拉菲尔·特鲁希略的女儿）。但那年的头彩却被一位出生费城的漂亮的女演员夺得了；她原是服装设计师奥列格·卡萨尼和男演员让－保罗·奥蒙热烈追求的对象，终于勾上了堪称欧洲首屈一指的单身汉：摩纳哥大公兰尼尔三世。若问格蕾丝·凯利究竟是怎样得手的，这个谜只好留待美国的主妇们，在她们使用自动洗衣机和替丈夫洗磨电动剃刀刀片时细细去琢磨了。凯利的父亲只是对人说，“格蕾丝是在法国的里维埃拉遇上他的。她到那儿是为了拍一部片子，叫“捉贼记”——结果瞧她捉回一个什么！” 老凯利是费城的合同商，也是个政界人士，早年曾获得单人划艇赛的冠军，所以他自己也一度是争夺对象。他回忆那位大公初次拜访他家时的情况说：“我原以为他至多呆一两小时。可是他呆着，呆着，一直呆着不走。”老凯利不由得警惕起来。（“她跟着出去玩的那些没规没矩的小伙子，我是一般都看不上的。”）然后，兰尼尔提出向格蕾丝求婚。这件事对她来说实在太重大了，于是把她支开，由男人家来商量。凯利对兰尼尔讲了一番任何一个有女长成，幸得君王宠爱的美国大亨都应牢记的话。警告兰尼尔不要忘了他那号人的地位所带来的弱点：“我对大公说，什么王族身份，我们毫不在乎。我告诉他，我恳切希望他不要象某些王公一样整天东跑西颠，如果那样，他就会失去这个了不起的好姑娘的。”凯利太太把她代女儿记述的回忆录（《我的女儿格蕾丝·凯利，她的生活和恋爱史》）的版权卖给了赫斯特报业系统。《芝加哥论坛报》为格蕾丝抱屈说，“教养如此的女子，却嫁给一个赌场的后台老饭，”分明在影射摩纳哥的蒙德卡罗赌窟。但是实际拥有蒙德卡罗的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由于只要格蕾丝能给她丈夫传种接代，他就可以照旧不向法国政府付税，因此欢呼说，“我真高兴极了，”马上给康纳哥红十字会捐了一百万法郎。 凯利和兰尼尔的婚礼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新闻负责人渴望已久的一件大事，原因之一是米高梅公司的宣传部门曾经促成其事。4月12日，美国出口公司的班船“宪法”号开近法国海岸，把格蕾丝送上了大公的白色游艇“青年”二号的甲板，随她来的有八十位婚礼客人、二十四位专栏作家、四只大箱子、二十个帽盒、三十六件其他妆奁和新娘的一只法国卷毛狗奥利弗。天上有奥纳西斯的私人机队的一架飞机向游艇大散其红白二色的康乃馨。岸边传来阵阵电喇叭声、汽笛声、火炮声，二十一响的礼炮声，闹成一片。码头上的记者真正是黑压压的一片——从世界各地来了一千五百名记者，比上年去日内瓦采访首脑会议的人还多。兰尼尔上得岸来，和格蕾丝并肩坐上一辆绿色克莱斯勒皇家牌轿车，却发现竟被五十来个摄影记者挡住了去路。至此，似乎谁都到了摩纳哥，可是恰恰缺了新夫妇最盼望的人物；欧洲显赫的君王辈。伊丽莎白二世是早就谢绝不来了，大陆各国的王室也都学了她的样。英国派在摩纳哥的只是一位低级外交官。至于，伦道夫·丘吉尔呢，此公当时恰巧在摩纳哥，便忿然说：“我到这儿来，难道是为了结识凯利这号俗气人吗！？” 伊丽莎白避开了各国报纸拿她来做文章，但另一些大人物却满不在乎。艾森豪威尔总统派来了旅馆业巨头康拉德·希尔顿代表他参加婚礼；阿加汗偕夫人到了。率领蒙德卡罗的文学界恭与其盛的是萨莫塞特·莫姆。还有那痴肥的埃及废王法鲁克，只见他蹒蹒跚跚在爬圣尼古拉教堂居中的台阶。这可教管事的人好不心烦，因为这原是专给新郎新娘一群人走的啊。于是只得把法鲁克请到一边，让主人们上来。不久，只听得格蕾丝一声“Je veux”【法语：“我愿意”西俗婚礼中女方对牧师所提的一连串问题的答词。其实质等于女方单方面宣誓忠于其夫。——译者】，便一举取得了多少封号：两个公主封号，四个公爵夫人封号，九个男爵夫人、八个伯爵夫人、四个侯爵夫人、一个子爵夫人的封号。她收到的礼品，光算钻石就值二十五万美元，在那大喜日子里，小偷扒走的东西竟值十五万美元之多，但对包办盛典开销的奥纳西斯来说，反正不是什么亏本买卖就是了。8月，兰尼尔宣布夫人有孕，于是摩纳哥全国满街跳舞，篝火齐明，又放炮，又吹号，自是一番庆祝。于是《纽约每日镜报》这才用上了它保留了将近一年的新闻标题：摩纳哥天气预报：2月份将有一个小小多雨天。【标题原文为“A little rainier in February”有双关意。（2月份将产小兰尼尔）。兰尼尔原文为Rainier可作“多雨”解。——译者】 说起法鲁克，自从他挟其色情的珍玩秘藏逃出开罗，已经四年了；这时间，埃及早成了军人集团的据点。1956年6月，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中校一跃而为军政府的领袖。当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自以为对纳赛尔有十足把握，便给了他一顿教训。结果惹出一场小小的战争，而且，说来有趣，倒是替艾森豪威尔争取连任总统帮了一个大忙呢。 纳赛尔在冷战中是中立的，杜勒斯当然对他讨厌透顶。原先美国一直想把埃及拉进西方阵营，为此，华盛顿头年冬天告诉开罗说，美国愿意借给埃及五千六百万美元，用来修建尼罗河上跨度三英里的阿斯旺水坝。但是纳赛尔却不感恩：它承认红色中国，企图破坏巴格达条约，宣布准备访向莫斯科，以价值二亿美元的棉花交换捷克军火。这样一来，杜勒斯便在7月19日公开撤消了这项贷款决定。当时国务院中东科的职业外交官也曾警告杜勒斯说，纳赛尔可能占领苏伊士运河作为报复。纳赛尔果真这么做了。他还放言：“我要瞪着美国人说：教你们都气死吧！”又说，“我们要修大坝，我们爱怎么修就怎么修。苏伊士运河每年收入一亿美元，我们干嘛不把这笔钱自己拿过来？”还说，“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自己的资金。还要由埃及人自己来管！埃及人！埃及人！” 不过，这个打击并没有落到美国头上，而是全部落到了英法头上。由于华盛顿一帮反殖民主义者的催促，英国在6月从苏伊士运河撤出了最后一批军队。这时纳赛尔却切断了英法工业的主要石油来源。按每天通过运河的一百五十万桶石油中，一百二十万桶是去西欧的：欧洲大陆取暖和生产用的全部用油，足有三分之二要靠苏伊士运河，其余三分之一则来自阿拉伯人可以很容易破坏的陆上管道。因此，这对伦敦、巴黎来说真是一大危机。这个局面就是遇到迪斯雷利般的能干人也不好对付，何况眼下唐宁街10号的主人哪里是什么迪斯雷利呢。他是安东尼·艾登爵士，此人当年是丘吉尔麾下了不起的外交大巨，现在却疲惫得不成样子了。这副首相重担，他实在无法胜任。他夜里睡不到五小时，不断吃安非他明药片【一种解乏、镇静神经药。——译者】，勉强支撑着。几年后，药物专家发现这种药可以使一个有头脑的人丧失对事物的判断力，而艾登在1956年的情况可不正是这样！ 这时艾登和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认为他们的困难是杜勒斯造成的，因而对华盛顿采取不理会的态度。他们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更确切地说，是按照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所主张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在本－古里安看来，现在同可恨的埃及人算帐，是再好不过了。俄国正忙于应付匈牙利一天紧似一天的危机，美国正处于大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纳赛尔正在气头上，力求一战。本－古里安提醒他们说：在某种情况下，英法是可以利用某种合法借口，派一支联合远征军去中东采取行动的。按1950年的三国宣言规定：如果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爆发战争，英法就可以重新占领苏伊士运河。本－古里安表示，他将欣然提供这种借口。艾登、摩勒二人称是，大计遂定。 10月末，中央情报局收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以色列已在动员，十多万以军已经进入毗邻埃及的边界线，坦克也作好了西击的部署；而英法两国的外交部却越发显得沉默起来。在华盛顿看来，英法现在态度这样正经未免令人不解，好象是在故意避嫌疑，以便日后好洗刷干系。不过，没有料到他们竟会串通了耶路撒冷在搞密谋。10月28日（星期日），正在沃尔特·里德医院住院体检的艾森豪威尔就不相信这一点。他一边在医院的楼道里来回走动等待检查，一边起草写给本－古里安的文件，苦笑着说，“唉，以色列，钡餐，【钡餐（Barium），体检用的口服试剂。——译者】凑在一起真够呛。” 第二天以色列动手了。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电传打字机嘎哒嘎哒打出了第一份新闻公报：以色列军越境进入埃及国土。现在，艾登和摩勒已经拿到借口了。他们故作姿态，同时向耶路撒冷、开罗两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立即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议院宣布，“我们已经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让英法联合部队暂时进入各重要据点。”如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说，英法军队“就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对苏伊士进行干涉。 这时，艾森豪威尔己经离开医院到南方竞选去了，便匆匆赶回华盛顿。星期一晚7点，首都暮霭初降时，他的汽车从西南门进了白宫大院。他同亚当斯、雷德福、杜勒斯兄弟俩商量以后，批发了哈格蒂草拟的如下声明：“会上，总统追述了本届政府和上届政府都曾保证美国要对遭受侵略的中东国家进行援助。我们将谨守诺言。”星期三，以塞浦路斯为基地的英国轰炸机群袭击了埃及机场。艾森豪威尔说：“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犯了什么疯病。照说也算是有头脑的人嘛，竟干出这种荒唐透顶的事来，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可是：“我们总不能对弱者实行一种法律，对同我们结盟的国家实行另外一种法律啊。”他在星期三电视广播里对美国人民讲的也正是这一点。英国人、法国入认为这场乱子全部应该由杜勒斯负责，简直气极了。艾登表示，无论联合国提出什么停火建议，他一概拒绝。星期六，早已筋疲力尽，身心交瘁的杜勒斯倒下了，胃溃疡引起了胃穿孔，进了沃尔特·里德医院作了两小时半的手术。周末，全世界似乎都是大战临头了。这个星期天，白宫得到了英法军队正在塞浦路斯上船准备入侵苏伊士运河的消息。第二天一早，英国的空降部队开始在运河北端降落。当晚，布尔加宁对艾登、摩勒和本－古里安发出警告说，他们的军队如不立即撤出，行将成为装有核弹头的红色导弹的攻击目标。同时，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由美苏联合制止侵略。艾克非常恼火，对一名助手说，“这些英国人——我一向还把他们看作是我的左右手呢！”他告诉布尔加宁，俄美联合干涉是“不可思议的，”并指责这位苏联总理说：红军“这时正在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权，”苏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分散人们对匈牙利事件的注意罢了。 这话可不是冷战的陈词烂调。艾克说的有理：俄国人在同一星期确实也犯下了滔天大罪。事过之后，共产党总是念念不忘苏伊士问题，而西方总是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事实上两件事一样恶劣。星期三，在英国皇家空军首次袭击运河区的前一天，布达佩斯反苏的暴乱分子拥戴伊姆雷·纳吉为匈牙利总理。星期六，全国都动起来了，纳吉宣布不承认使匈牙利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华沙条约。俄国军队先从布达佩斯撤出，随即重新集结，粉碎了叛乱。布达佩斯的街头摆满了死难者的尸体，红衣主教约瑟夫·明曾蒂跑到被包围的美国大使馆去避难。匈牙利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出面干涉。洛奇提出了一个进行干预的议案，俄国人给否决掉了。艾森豪威尔从共同安全基金中动用了两千万美元，向匈牙利提供粮食、医药，并下令让两万一千五百名匈牙利难民进入美国，交待手下的人一定要由政府给这些人安排住处和工作。与此同时，他向布尔加宁提出了抗议。苏联总理冷冷答道：俄国和匈牙利自有办法解决彼此的分歧，不需外来的帮助。 1956年11月6日（星期三）上午，法国步兵占领了运河的东部。同日，俄国军队抓住了纳吉，联合国大会谴责苏联入侵。同日，六千一百六十一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名美国人参加了总统选举投票；这时人人心中想着战争，而全国最出色的将军恰好列在候选人名单上。选民会把二者放在一起考虑，这是不消说的。他们这样做恐怕也是对的。的确，在那险恶的一周中，艾克始终处之泰然。一次艾登来电话，亚当斯正和总统呆在椭圆形办公室。艾森豪威尔热情地说，“啊，安东尼，你现在怎么样啊？” 亚当斯事后严肃地说：他的确向对方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想，要答复这个问题，真不知要费多少唇舌啊！” ※※※ 这类事情之后，总不免会引起一种政治上的一边倒的情况，这次也不例外。不过，即使纳赛尔没有动苏伊士运河，即使匈牙利当时一味服贴无事，艾森豪威尔也还是会再度当选的。任何民主党候选人都休想赶他下台，而对喜欢事后说风凉话的人来说，象艾德来·史蒂文森这等聪明人竟也没有着清这一点，未免是个怪事。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统计数字表明，十个美国人里边不下于七人是信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他在首任期间，己经取得许多在四年前看来似乎根本办不到的成就。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了，并没有引起经济萧条。麦卡锡已经彻底失败了。布里克修正案已被束之高阁，诺兰在国会里已经孤立起来了。共和党现在已经认可联合国的事业。除开斯泰尔斯·布里奇斯一人而外，再没有什么够身份的共和觉人主张入侵中国或者对俄国来一场预防性战争了。再说，艾克对国内许多问题的处理，也使人感到他确实是一位比表面看来更精明一些的政治人物。他的联邦公路修建计划已经超出了工程兴办署的预算。通货膨胀已经停止了。劳工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逐渐增加。社会保险事业已经有所扩展。本届政府已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反托拉斯计划；它的土地银行，由于为了农业界做了好事，已经使民主党人再不能用这个问题来大做文章了。 总统此外还有一些可贵之处，虽不那么具体却很有力，对他的竞选当然大有好处。只说他的为人，便是他响当当的政治资本。约瑟夫·艾尔索普写道，“艾森豪威尔最了不起的一大贡献，是使我们重新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国风格——他是通过自己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这种风格的。”理查德·罗维尔也深信不疑“艾森豪威尔每次代表我国讲话时，……总的说来，给全世界的印象是，他可以称得上是为世人所熟悉、所尊敬的少数几任美国前辈总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这些说法当然不全面。如果问题真是仅限于上面说到的这些，那么民主党内部就不至于拼命去争夺提名了。在民主党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似乎是一攻即破的。这个“老大党”，越发是大企业主的党了。党内的自由派同老一辈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依然如故，闹得一塌糊涂。从中东的混乱局面可以看出，杜勒斯在国外的表演实在也不高明。不过略去这些不谈，倒是有三个超过一切的重大争议问题：一是总统的健康，二是副总统尼克松其人，三是民主党候选人的辩才和丰采。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否能长寿？这个希望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说不准的事。他如果再度当选，任满之前便年过七十了。他说过，当美国总统实在是世界上最累人的工作。一年前他的心脏病就大发作过一次。何况令人担忧的还不仅是他的心脏而已呢？原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半月左右的时候，他还发过另一种病，结果不得不用救护车把他从白宫接走，在医院手术台上受两小时的折磨。 这事刚一发生，仿佛丹佛的那一幕又重演了。6月9日凌晨家住康涅狄格大道公寓里的斯奈德大夫被心神不宁的玛咪·艾森豪威尔来电话叫醒了。原来总统这时正在床上翻来复去折腾，说是胃痛。她该怎么办？喝氧化镁乳浆已经不起作用了。斯奈德大夫立即赶到了行政大楼。早餐后，哈格蒂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公报说：“总统患胃病并感头痛。今晨斯奈德大夫来诊，并侍护在侧。总统心脏无问题。”但这公报远远不能使人放心，上次丹佛发生病变时，一开始不也只是说“消化系统失调吗？”随后又发出第二份公报，具体了一些：“总统患回肠炎（小肠最下部分发炎）”，为“预防意外”拟即移沃尔特·里德医院诊治。 这一天可忙煞了哈格蒂。他不停地对记者们说，回肠炎别瞧它来势凶猛，实际上并不严重。救护车在一排喇叭齐鸣的摩托车的护送下离开了白宫大楼。保罗·达德利·怀特也来了。（说“他们要我在这儿，怕万一需要做点什么，”）南卡罗来纳州的警察半路载了另一位外科专家，匆匆用喷气式教练机以超音速度把这人送到沃尔特·里德医院。这时，十几位外科大夫正在对总统的消化系统的下部进行检查。手术是非动不可的了——否则可能引起肠痈——但哈格蒂说得不错，手术不用担心。手术后，有人问主治的外科大夫伦内德·希顿博士是否认为艾克应该放弃竞选连任？他说，“我决不认为应该这样。”关于总统的寿命问题，他说，“我们想，这次手术只会使他延年益寿。”大夫都估计总统只需一个到一个半月的休养，就可以照常工作了，于是全国报纸都刊出这样的大标题了：大夫认为艾克可以照旧参加竞选。 史蒂文森的传记作者肯尼思·戴维斯日后认为，当时艾森豪威尔健康虚弱，“决没有成为他再度当选的障碍。反之，倒是他的又一次政治资本。他濒危而不死，倒反使他更富于英雄气概，比以往更受到人民的爱戴了。”戴维斯认为，这一点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气质，“归功于他能完美地表达全国的主导情绪，归功于他本人博得的热爱。”民主党人对艾森豪威尔声望之高是了解的，因此对他一直认真对待。 至于尼克松，可是另一回事。在野党的领导层眼见他经过反复考虑，再度竞选，不免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们满以为全国的人都跟他们一样讨厌这个副总统，于是便打定主意对他下辣手。史蒂文森说副总统“滑头”，“莽撞”，“缺乏经验”，“两面三刀”，等等。11月5号，他在明尼阿波利斯还对一群听众这样说：尼克松“现在收起了弹簧匕首，摆出一副高级童子军的模样来啦。”他还提醒大家说：这位副总统最近在本市公开说过，中东不会发生战争。史蒂文森和许多别的民主党人一样，确实感到如果尼克松日后竟然继任总统，那祸害可太大了。 反对党说什么，尼克松当然可以相应不理，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可是来自本党的批评却严重多了。说来有趣的是，“老大党”里当时被称为“倒尼运动”领袖的，竟是尼克松最崇拜的政治偶像哈罗德·史塔生。史塔生认为如果倒尼运动成功，总统是不会伤心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艾克曾对一位顾问说过：他对尼克松的为人是有顾虑的，又说：“说实在，我对迪克观察过很长一段时间，简直不见他有什么改进。所以我真的不能相信他是一块当总统的材料。” 这时，党内的基层党员出来说话了。共和党的选民一直是拥护尼克松的，现在亮出了他们的态度。在新罕布什尔和俄勒冈州的初选中，有五万二千二百零二人都把尼克松的名字写在艾克的名字下边。这事使尼克松大喜，史塔生则不然。4月26日，副总统要求见总统，说：他如再度竞选实在不胜荣幸。艾森豪威尔叫来了哈格蒂。哈格蒂进屋来，看到这一对1952年的竞选老搭挡正相视而笑呢。据他回忆，总统对他说，“吉姆，迪克刚才对我说他己经决定跟我一起竞选了。”这时亚当斯和帕森斯也来了，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艾克对哈格蒂说，“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宣布这个消息呢？”这位新闻秘书建议由尼克松自己立即去告诉专访的白宫记者团。艾森豪威尔点头说：“吉姆，你陪他去。等他宣布完了，你告诉大家：我本人听到副总统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很高兴。” 1956年的倒尼运动的象样的几着，就此结束了，哈罗德·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实际上也就此结束了。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史塔生的论点始终只有一个代表信他的，那是内布拉斯加州的特里·卡彭特，此人素性乖异，是三十年代同库格林、汤森一起的偏激无知之辈。各州提名唱票时，卡彭特为了表示对尼克松的不满竞独自选一位虚构的“乔·史密斯”作副总统候选人，从而制造了这次旧金山大会上两个令人难忘的场面之一。另一次是这样的，艾森豪威尔发表接受提名的讲演时，插进一段训斥自由派专栏作家的话。这时全场都跳了起来，大声欢呼，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苦于这帮反对他们，反对共和党的论客们的挑剔中伤，现在他们的总统多少替他们出了一口气。第二天报上充满了政论家纷纷为新闻自由作辩护的激昂文字。从长远看，这不过是小事一端，但是从此政治记者的怨气公开化了；而在日后另一届共和党政府中，尼克松和他的副总统更进一步恶化了这种关系，终于酿成了一重绝大的公案。 ※※※ 四年前，史蒂文森州长曾以竞选失败时表现的尊严和风度赢得了论坛上的好评。现在他又失败了，实在很难指望他重复上一次那种动人的表演了。果然，他没有能做到这点：他这次的表现使第一次的表演也为之失色。这位民主党的旗手，只因念念不忘1952年的决胜战术，终于失败在职业宣传家的催命符之下。原来他自己竟参与所谓“昔日”的史蒂文森和“今日”的史蒂文森优劣如何的讨论，仿佛真有两个史蒂文森似的。此外，他的左右还传出不少关于他的“形象”如何受到“损伤”之类的蠢话。 “1956年的竞选运动真是古怪又希奇啊，”一位老民主党人后来对埃米特·约翰·休斯说。“简直可说是别开生面，因为几乎谁也想不起你们有哪件事做错了的——同样，谁也想不起我们有哪些事做对了的。”最糟糕的是，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的杜鲁门忽然又露面了。他为了保纽约州州长阿夫里尔·哈里曼获得提名，竟迫使史蒂文森不得不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投入一场抵消力量的党内斗争。当他发现他控制不了代表人会时，便进而横下了心，非让史蒂文森的希望彻底破灭不可。这位前总统一怒之下，竟为共和党人提供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大好炮弹。杜鲁门把史蒂文森说成是“保守分子”，奉行一条“举棋不定的路线，”根本没有那种“我们非此不能取胜的战斗精神。” 史蒂文森另有一些不利之处。照说，他本来是应该跟艾森豪威尔，而不是跟杜鲁门，尼克松之辈迸行较量的。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却采取了一种超然于斗争之外的姿态。他同罗斯福总统一样，总不让对手和他短兵相接。他在应付国外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余，只就心平气和地沿用“老大党”的那套温和的竞选口号“和平，进步，繁荣”来为自己竞选。与此同时，尼克松却发现了后来成为他一项最惯用的政治策略，这就是：当他面临抉择时，总是按照大家乐意的办法去办，同时反复强调他所选定的确实是更艰苦的一条路。他说，要让他象史蒂文森那样来支持停止氢弹试验，是再“容易”不过了。接着，这位副总统以其颤抖的声音说，但是他的良心迫使他不能不有违公共舆论而要求进行试验。其实，道路艰苦的恰恰是史蒂文森。那个年头要求制造更大更凶的核弹的人，能丢几张选票呢？这时的尼克松可谓左右逢源：既投合了大多数人的心意，又赢得了胆略出众的美誉。 史蒂文森派里党务老手提醒过史蒂文森说，核试验问题会使民主党里的许多大派别（特别是黑人和劳工）感到不满的。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之终于决心不顾一切照样干下去，一口咬定他要说的都是该说，这恰恰才是真正好样的、有政治勇气的人呢。在这种节骨眼上，我们倒是领略到了这位1952年总统候选人的英姿犹在。当年他勇气十足，现在他也一样。他的短处在于欠圆通，不善谋——圆通、善谋也许算不上什么大德行，但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啊。 艾森豪威尔关于核试验的论点——一是：必须制造威力更大的核弹才能使美国在“讨价还价”时处于“优势，而不是劣势”；二是：“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办法，是不让它打起来”——在外行人觉得是颇为动听的。尽管时间最终证明史蒂文森是正确的，但选举却不是靠这种道义上的胜利取得的。须知冷战在1956年时还是一种可怕的现实啊。史蒂文森低估了它的影响，也不仅在核试验问题上。一次他在发言中忽然提出，现在己经到了应该对美国国防采取一种“新的观点”、考虑“结束征兵制”的时候了。而等到抗议之声四起，他却又转而改取守势。这对于一个以挑战者自居的人来说，当然是万万不足取的。 临近11月，史蒂文森的竞选运动已经变得有气无力了。精神涣散、疲惫不堪的他，在选举前夕的电视讲话中却又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他说，不管事情多么不中听，“我仍然要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所有的科学证据，历史和经验的教训，无不表明，如果明天共和党人胜利了，那么，理查德·尼克松就非常可能在未来的四年中成为我们的总统。”这话果然不假。但在向全国广播时这样讲，可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番话使史蒂文森手下的人很恼火，从此，这场以弱对强的奋战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竞选中所占的优势实在是惊人的。他在选举团投票中获得了四百五十八票，而史蒂文森只有一七十二票，也就是说，获得了超过对方一千万选票的多数。在整个四分之一世纪里，黑人破天荒投了共和党人的票。总统赢得了非工会会员劳工的三分之二的选票，工会会员百分之四于五的选票。他也囊括了各城市新郊区的选票。他的选票总数超过对方达百分之十六之多，只比1928年胡佛获选时的超额数字低百分之二。 这回艾森豪威尔是在华盛顿谢拉顿公园总统住所举行庆祝会的，晚9点，什么疑虑都打消了。谢尔曼·亚当斯席地而坐，无比兴奋地瞧着一架小电视机：里边，杰里·帕森斯操着亚拉巴马州的口音叫嚷：“大家听着，美国南部邦联的策源地——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刚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投了共和党人的票啦！”艾克带头欢呼，然后对埃米待·休斯说：“还得看看密执安州和明尼苏达州怎么样。你记得有关纳尔逊【英国海军上将（1758－1805），1895年10月英法在特拉法加的海战中，法军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所败。纳尔逊在海战中重伤致死。——译者】的一段故事吗——他马上要死了，还四面望望，问道，‘他们还有留下的吗？’我想我也是这样。我每参加一次战斗，总是非获全胜不可……有六七个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我不再想丢掉什么了。不能让他们还有一个‘留下’——跟纳尔逊一样。那就是我现在的想法。” 总的说来，这是一次乏味的选举。然而民主党大会上也还有过一段兴奋的时刻。史蒂文森拒绝提出自己的竞选伙伴，明确宣称要代表们来决定。于是，一场混战随之而起，袖手旁观的全国人民遂得以略窥未来的远景。 争夺是在埃斯蒂斯·凯弗维尔、艾伯特·戈尔、罗伯特·瓦格纳、约翰·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莱——唯有他来芝加哥前已经决心参加竞选副总统——这五位之间进行的。凯弗维尔最后胜利了，但险些儿击败了他的肯尼迪，却在全国的电视观众中留下了深刻得多的印象。当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出面为肯尼迪欢呼，激动地叫喊“得克萨斯州要以自豪的心情投票选举这个身上挂过彩的英勇的水兵”的时候，提名肯尼迪似乎已经定局了，却不料原先支持戈尔的密苏里州这时忽然转而支持凯弗纽尔了。第二天《纽约先驱论坛报》关于大会的报道一开头使说，“人所共知的”肯尼迪好运气“今关宣告结束了”。事实上，肯尼迪这次竞选副总统的提名遭到失败，毋宁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由于这次登台作了一次简单而又颇有风度的接受大会决定的发言，他那动人的丰采立时造就了一大批醉心于他的选民。现在全国人民都熟悉他了。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肯尼迪在临近胜利之际突然失败，以及他表现的那种青年人的干净利落劲——先是全力求胜，继则恰然服输——深深打动了全国家家户户人们的心。”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既然他没有列入候选人名单，就不能把民主党最终失败诿过于他了，或者，更具体地说，诿过于他的天主教信仰。按信奉天主教这一条，自1928年胡佛彻底击败艾尔·史密斯以来，一直算是致命的政治问题。选举过后不久，有人对肯尼迪说：到1960年选举时，他一定能轻而易举取得副总统提名的。“我再也不竞选副总统了，”他毫不含糊地说，“我现在要竞选总统了。” 第二十三章 追求幸福 所谓“艾森豪威尔假寐期”是指从1953年朝鲜停战开始到1957年秋季为止的这段日子。原来美国人一向以为自己的技术优势是所向无敌的，这时得知苏联火箭专家已经悄悄抢先了一大步，不禁心慌起来，这以后，信心就大不如前了。于是为了重新恢复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耗费了几千亿美元进行星际探索的疯狂争夺战，然而年复一年地球上种种令人沮丧的事，却使美国的自尊心受到新的侵蚀。令人眷恋的1953到1957年这段喘息时间，从此成了无邪的黄金时代，好比失去的童年那样令人惋惜；好比值得怀念的往日，显得份外清明可爱。 说实话，这段“假寐”时间固然不那么美，但也不象美国知识界描绘的那样空虚无物。在知识界看来，那几年枯燥无味，苟安自得，乃是无节制的纵情物质享受的时代，八五八书房整个社会是离心离德，随俗从流，个性泯灭，精神空虚；到处充满无聊的厌烦情绪和低趣味的粗鄙行为。那是一个浮游无根的时代，四万一千家汽车旅店替代了城镇旅馆。在搞得最出奇的宿处，旅客只要多花两角五分钱，就可以享用一张刺激性感的摇晃床。美国的宗教事业已经落到拨个电话听听祷词了事的地步；《现代电影》杂志；连载《电影明星怎样获得宗教信仰》之类的文章。还有现成出售的六十秒钟内解决一切心事的锦囊妙计；有些人看到达一切就深感幻灭。照这些人的看法，五十年代中期是一无可取的！这时个人地位的标志是高级职员专用厕所的钥匙；大丈夫气概的标志是参加“美身刮脸香水俱乐部”【美身为香水商标。这是意为依靠化装。——译者】谈民主，不外是投财神爷的票；比排场，无非是家里有没有好松木建造的娱乐室；而经济生活的标志则是能否照“阁下应即购车”【“阁下应即购车”（You Auto Buy Now）是一种汽车推销广告。其中Auto一词是汽车，但又是ought to（应当）的谐音双关语。——译者】这条办事。 当时也确有不少新发明的小玩意。技术上的变化从来未使美国人如此着迷过。人们惊异地谈论着晶体管，那种小得象鞋带头的锗片或硅片既可以用来开动众议员赫伯特的那种微型收音机，也可以供应小型助听器需要的动力（这种助听器小到可以装在眼镜架里），还能使战斗机的设备减轻一千五百磅。新发明的小玩意有什么不好呢？只有苦行主义的顽固怪人才会鄙视席梦思公司推广的特号大王型和女王型“佳寝”牌床垫。虽然在汽车旅店抽水马桶的座圈上覆盖着印有“为了保护您的健康，本座圈已经消毒”的纸条显得有点可笑，事实总归是，过分清洁还是比太不清洁为好。在洛斯阿拉莫斯等等从事研制核武器的活动之外，美国技术界正在使大家生活得更舒适一点，这还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新发明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其数目之多有时令人眼花缭乱。突出的就有：中心吸尘器、乙烯基塑料地板、按钮电话、立体声调频收音机、烘干洗衣机、汽车自动变速装置、乘车入场商店、有空气调节的公共汽车、电热毛毯、电动地板打光器、电动转笔刀、电动罐头刀、电动地板打蜡机。这些发明一件件问世普及，随即成为中产美国人生活必备。这样，较实用的新产品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到五十年代中期那千百万醉心摇曳音乐的一代男女渐渐发觉，在数不清的琐细方面，生活已经变得更安逸，更好过，更方便，更有趣了——一句话，更有过头了。同时，他们对大萧条也还记得。他们以喜惧交集的心情认识到：“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那种日子确实已经过去了。日趋富裕的迹象，随处可见。造成这种繁荣的原因很多：自然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政治变化、人口情况、西欧经济的改观，以及美国人的勤奋任事。美国生产着全世界商品的一半。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到七十年代初期又翻了一番）。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从一百二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亿美元。单是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预算就达到了波兰全国预算的规模。 凡此种种，其结果是美国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世界其他地方难以理解的程度。近于百分之六十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于中产阶级。仅从四十年代后期起，平均家庭收入已由三千零八十三美元提高到了五千六百五十七美元；即使按照货币贬值率加以换算，仍然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用阿道夫·伯利的说法，美国那时是处于“奔驰的资本主义”的阵痛之中。无产阶级正在被改造。普通的双职工驾驶着昂贵的新汽车，认购股票。1954年5月份《幸福》杂志提出，该是“改变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旧形象的时候了。他不是，并且多年来已经不是小房产主或杂货店老板了。如果要找它的典型人物，最合适的或许就是底特律的车工了。” 大萧条时期幸存的人，才一领略新繁荣的滋味，就又变得不合时宜了。须知经济繁荣曾是此辈青年时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他的理财本能是怯懦保守的；如果他能积蓄一百元，他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可是节俭已经突然变得不时兴了。战后成年的美国人，对于拮据岁月素无体会，往往把到手的每一分钱，连同今后很长时期也挣不到的收入全数花光了事。“大手大脚”成了恭维人的话。这些挥霍的人象1929年股票市场的投机者一徉，依靠赊欠过日子，并且尽量少预付，多购买；所不同的是，他们买进的是消费品，而不是证券。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基础就是分期付款购货计划。1952至1956年间，美国消费者债务从二百七十四亿美元增长到四百二十五亿美元，即百分之五十五。分期付款的赊欠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而购买汽车的欠款几乎增加百分之百。虽然几年很繁荣，个人可以使用的收入却仅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新一代的美国人把自己抵押给了未来，却还显然过得挺美。他们掉以轻心地谈论“债务整顿”和周转性信贷计划。这时应运而生了一种新的职业，所谓债务顾问，向他们提供处理信贷的意见。 那时连新兴的近郊住户中高薪之家的积蓄也很少。在长岛的莱维特镇和伊利诺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地区，银行存户的平均存款额大约是三百美元。年轻夫妻由于习惯于所得税按月在工资中扣除，习惯于一揽子的抵押借款，因而对于利率大小并不在乎。他们在分期付款购货时只问每月付款多少；他们把银行贷款的圈套和载有特定付款额与债务条件的购物证，简直视为生活保障；而银行当然乐于照办。小威廉·怀特说得好，银行“并不宣传储蓄的思想”只是提供“储蓄的门路”。 为父母的惊愕之余，管年轻人叫“蚂蚱”。这些年轻人的哥哥姐姐也对他们感到吃惊。经常听到三十多岁的夫妻在议论二十多岁的夫妻时说，“我们在他们那个年龄是做梦也不肯欠债的。”不过，在过去美国还没有诸如医疗保险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储蓄的理由是见少了。遇有急需，新一代人总是可以弄到贷款的。这显然违背严格的个人主义的信条——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徒道德——而生活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的年轻享乐主义者却尖锐地回答说，个人主义，正是个人主义才引起大萧条的啊！人们注意到广告中新教徒道德的特殊用语巳日益减少：象“强迫”、“迫使”、“向上”、“控制”等词已不行时，年轻人振振有词地说，多花钱不仅平添乐趣，也更合乎情理；有的人认为更爱国呢。某电台录过一支五声合唱的小调，结句是：“买啊买，今日所需今日买”，如此每天反复播送七十次。 即使你买的并不是需要的东西，你也是在支持繁荣嘛。任何反潮流的趋势都不免使人惊慌。纽约某报报道说，“节约风气的抬头，使政府感到不安。”麦迪逊大道美国广告业引用了塞缪尔·巴特勒【塞谬尔·巴特勒（1815－1920年），英国小说家。——译者】的话——“进步的基础全在于人人都想要过超支的生活的普遍愿望。”——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段居然是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放纵话：“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购买和享受各种奢侈品，这岂不是对勤劳的推动力吗？……如果没有这种推动力，大家都会自然地趋向于懒散，所以奢侈岂不反而可能使得生产超过消费的需要吗？”（在引用这段话时，广告说富兰克林“看来修正了他早先为大家所更熟悉的关于节约如何重要的论述，不失为一种通达的反省。”）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所谓顾客主宰一切的说法成了一派胡说。需求是受人操纵的：社会公论也是由人安排的；人人无不生活在有组织的骗局之中。这就是消费者的地位。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正在发展中的新经济，正如必须了解杜勒斯的地位，才能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一样。在市郊成套住宅区，人们把这叫作“好生活，”意思是占有欲得到了满足——住宅是错层式的，双车车房中果然有两辆汽车；此外，海上有游艇，海边有别墅，东西坏了过时了（亏得那些有意使商品过时的设计人的奇才，东西很快过时），就去买新的；而在朦胧的未来，子女能受到大学教育，然后再由他们来重演这一过程。但是，这种繁荣心理并不仅限于近郊居民阶层，却把一天大似一天的中产阶级全都包括在内了。情况也必须如此，因为大规模生产就是以大规模消费为前提的。处于较低层的美国人，他们的收入差（也就是年收入在四千八百美元至五千二百美元以下），无缘搬到帕克福雷斯特，帕克默希德，德雷克塞尔清溪这一类住宅区去，他们之参与消费话动，在于购买其他商品：啤酒、牙膏、止痛药、洗发剂、配制好的蛋糕原料、轻泻剂、洗涤剂、刀片、润肤剂、香烟，还有——对大多数家庭属于大项开支的——新汽车，而这些都是在电视商业节目中叫卖的。在商品的扰嚷宣传声中，随时都要电视观众去留心，去买新的商品的，如有必要就去向可靠的信贷公司举债，以便分享那说得天花乱坠的美妙生活，否则就有失去他们所珍视的一切的危险，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对消费者进行愚弄和操纵的概念在五十年代中期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广泛地意识到这种作法则开始于这一时期的“顾客诱导术”的研究，及其涉及的一切内容，正在变得非常巧妙。实际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感觉到这种诱惑性的存在。广告业中玩弄花招的能手之大言不惭，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把肥皂的香味、皂沫的结构，纺织品的洁白度，说得神乎其神，并以此自鸣得意。这些人信口开河——夹以用户意见和销售数字来证明他们的说法——什么从俄勒冈州到科德角凡是抽烟的主全改抽“马尔巴勒”牌香烟了：都丢掉原有的衬裤，去买“织机之果”公司的骑师式短裤了；都一窝蜂拥到信贷公司去借款，以便妻女们能够肯定地回答那个尽人皆知的问题（据菲利普·怀利说，一切以美国妇女为对象的广告实际都必然包含着这一问题）：“太太，你可够条件？” 斯佩克托尔斯基在谈到这些有创造性的叫卖商时说： 『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这些人开风气，创时髦，宣扬全国其他人敢想而不敢为的事。他们搞点什么花样，不消几周几月，森林湖镇、圣巴巴拉和交通干线上的同业必然如法炮制。通过象《时髦》杂志上《大家都在谈论……》专栏这样小范圈的传导，他们所规定的一切，十之八九很快就会在贝弗利山、格罗斯角和休威克莱等地方被人接受下来，谈论开来。他们要叫我们买什么，我们可以向上帝发誓，照办不误。』 斯佩克托尔斯基对这种生意经感到挺有趣。别的人则颇多责备之词，说这是蓄意鼓动无理性的行为和凭冲动去购买，构成对私人生活的侵犯，有损于人，说强设的需求乃是奴役别人的一种形式。这些批评家认为，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表面繁荣之下，已能察觉到深刻的动乱征兆。酗酒和服用新镇静剂因而上瘾的人数到了吓人的程度。1957年毒品销售量比战争结束时增加了七倍之多。商店行窃的事也大为增加。伊利诺州某居民区里发现的行窃顾客，并非人们所想的定是贫穷无告的人。据警察局长说，她们一般地是嫁给年收入八千美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家庭妇女，此辈经常做礼拜，热心于小学家长会工作，参加桥牌俱乐部，是每周花销约五十美元的消费者。 加尔布雷思对于社会的双重标准感到忧虑，他说：“凡是用一定的资源能够提高生产的都是好的，也必然是重要的；凡是阻碍和减少生产的，就都在相应程度上是错误的。”那些宣扬纵情享受和积聚财富的说教者，称颂商品私有，但逃避社会服务——教育、公共卫生、消除城市公害的运动等。加尔布雷思认为，按照这种思路“纯粹拿金钱来衡量，当投机商和妓女，比当教员、传教士、警察所得报酬毫无问题要大得多。”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在一篇文章中说，年轻的一代正受到“庸俗化的预处理”，“就象衣料据说受过缩水预处理一样，”埃德蒙·威尔逊写道：“在我们祖父时代宗教所起的作用，现在已由生产、消费和利润来承但了。”他说：这些东西，甚至容不得讨论，因为“它们取代了《创世纪》和耶稣基督的神圣不可侵犯。”在某些观察家看来，广告人员似乎是推销精神病的掮客。沃尔特·李普曼嘲笑他们是“新野蛮人”。加尔布雷思在一段引人注目的文章里指责消费主义，同时为后来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据以衡量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那种与此大不相同的社会的基准： 『在今天，即使提出温和批评意见的人，若同一般人的精神状态相比，也似乎象狮子。在今天，按照各种社会准则生活，具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都追求安逸，顺应时尚；而好挑剔的人则被看成是捣乱分子；创造性被看成是破坏稳定性的表现。如果把《圣经》中的比喻稍加修改，在今天，可以说是一邦庸人领着一邦庸人【《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有瞎子领瞎子一语。——译者】。』 人们如果对于新的繁荣所带来的五十年代生活方式没有一定的体会，就不可能理解十五年后发生的社会反抗。在这一点上，一如其他方面，时代的特征最容易从新的市郊看出来。郊区并不代表整个美国（比如说简直没有什么人死亡在那里，而且那里也几乎没有未婚的成年人），但的确代表着美国的未来。那里是中层管理人员公余燕居之所；那里是他们的妻子珍视的贝蒂·弗里丹所说的“女性的种秘”；也是在那里，这时的儿童，未来的“嬉皮士”和正派人混杂在公共游欢场跑来跑去。 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国内人口迁徙，曾在战后年代以稍缓的步调继续进行。整个五十年代，每年都有百万以上的农场主离开农场——到六十年代，战后移居的总数已达一千七百万人。与此同时，一度繁华的城市中心，却被遗弃了——成为穷人的聚居区和富人的经营点。其他的人纷纷避开，搬到市外去住。甚至象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那样在战前就已定居的郊区，乘车上班的人先是增加到两倍，后来又增加到三倍，而在新兴的城市，乘车上班的人几乎包括全部男性人口。现在除星期日外每天早晨，几十万白领的工作人员乘车或开车到曼哈顿去，傍晚回家。在五十年代末期，曼哈顿岛上市政厅以南地区，白天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夜晚大约只有两千人。在那十年中，一百多万纽约人离开城区住到战后建立的四郊居民点。约翰·布鲁克斯曾写道，郊区“吸尽商业区的夜间人口，那里只剩下一些夜间看守和无业游民；那里成了一个半日城市，汽车和铁路汽班车开到时，全城像涨潮……为人群所淹没，入夜落潮时，人群又退走——基本上只剩下小偷、警察和老鼠活动。” 全美国各都市无不如此。在1958年以前十年间在定居区新建的一千三百万座新住宅中，大约有一千一百万座——百分之八十五——都建筑在城区以外。从农场和中心城市外流的人现在都聚居在对日作战胜利日那天根本不存在的城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因之失去了生气。过去，城市对年轻有为的人吸引力很大，现在，这已转移到城市外围新兴的居民区，转移到郊区弯弯的超级街区，两户合用花园楼房、红砖迷宫和精修草坪那里去了。这里居住着一代新人，摇曳音乐的一代，以及他们的侄甥辈，在这些新开发区【新开发区（development）现在指政府出资修建的住宅区。这里用它的原意，指一片新开发出来的空地。】流行着新的生活方式。 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社交能力。农村和小城镇的美国曾经是戴维·里斯曼所谓的“内向”男女的据点。指导这些人行为的基础——他们称之为陀螺仪——是早年由他们父母给培植起来的，其后从不动摇；“内向”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即便在丛林中吃饭也要穿上礼服的英国人。现在，在郊区，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人正逐渐获得优势：一种“他向的美国人。”这种人的动力，来自一种希望博得别人喜欢的无餍欲求。里斯曼把这比作探索别人感情脉冲的雷达，其反应是去适应社会人群的要求。在希伦戴尔和加登维尔之类的地方，对人的最高褒评是“适应能力强”。 这种特征在战后的美国并不新鲜。西康·马丁·利普塞特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他说：美国人由于没有经历过独裁制度，加之一向强调平等主义，所以一直是“他向”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己发现了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他特别提到美国人虽然喜欢高谈个人主义，但他们的特殊才能——也是他们最大的潜在弱点的根源——却在于他们互相合作的作风。他预言，美国如果一旦失去了这种动力，就一定是通过牺牲各种美德而加强社会性的美德，从而建立一种多数的专政。他说，“在平等的时代不管人们为自己制定出什么样的政治法规，你都可以有把握地预见到，对舆论的信任会象宗教信仰一样，而以群众的大多数充当先知。”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在于个人可能会“由于感到自己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而终于被压倒。” 这正是威廉·怀特等评论家相信自己在五十年代已看到出现在郊区的情况。他们认为，大力强调为集体所能接受的行为对个人起着抑制作用，这将阻挠天然领导人的成长而产生出新型的唯唯诺诺之徒。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全美各地的小企业日趋破产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受雇于公私官僚主义机构。1956年美国又越过了一个里程碑，就其本身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1890年停止圈占边区土地的决定。这年蓝领工作者（生产产品的人）的人数为白领工作者（属于中产阶级的教员、职员、店员等服务岗位）所超过，典型的工资收入者越来越多变成办事员，在为庞大的、非个人的实体而工作。在新开发的地区，有时似乎大家都受雇于一个庞大的浮动不定的合作集体。摇曳音乐的一代变成了技术人员的一代，工种可以互相调换。这一点他们自己是知道的——而且一般也乐意如此。 诚然，他们常常把生活说成是单调的折磨，但是他们表示的失望是一种虚假的失望。如果他们感到仿佛被关在监牢里，他们的这个监牢也是有史以来最舒适的监牢，而他们自己首先也会指出这一点。家长式的统治已经变成一种德政。美国广播公司给职工发公司特制的领带不过是其中浅显的一例。别的公司则更进一步。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建造了模范住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设置了乡村俱乐部；雷诺兹烟草公司聘请了公司专职牧师；柯达公司和杜邦公司雇用了为职工服务的精神病医生。对那些全部工作日都在企业内部度过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他们住家地区之实行有组织的原则，当然更是很自然的事了。 约翰·斯坦贝克在谈到这类新组织起来的人时写道：“在我看来，他们瞧着我时似乎也想在我身上找到一处地方可以投入一个钱币。”这种说法并不公平。有一些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帕克默希德区雇用穿制服的服务员修整草坪；德雷克塞尔清溪的一千二百二十三座花园公寓每年圣诞节举行的装饰比赛，各个庭园之间的竞赛花样翻新，使得费城每年有十万人驾车前去参观。新开发区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比这里的居民在三十年代幼时经历的生活要好一些，而这并不只是由于现在大家都富裕了。现代企业使各种升迁的道路畅通，任何中层行政管理人员都有可能逐渐迁入韦斯切斯特、布尔谷或布卢姆菲尔德山区去。同样，这些新的郊区，除了黑人之外（他们出头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对任何人，不论出身经历如何，都是自由的，不分等级的，殷勤接待的。新住户会发现邻居都热心帮助他们安置，照看他们的小孩，在他们定居下来以前为他们备饭。甚至连威廉·怀特也承认，这些年轻的郊区居民“在态度友好和作风正派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满足了美国人响往已久的愿望。他们的集体观念在美国也有其历史渊源；当年的拓荒者就是慷慨好客的。这些新人之平易随便，不拘礼仪，近于过分的程度。运动衫和长及小腿的牛仔裤取代了硬领衫和长统丝袜。母亲一代做梦也不会想到不打扮就进城；而这女儿一代却带着满头卷发夹子就上街了。如果有人认为她们的头巾很象东欧农妇戴的三角包头巾，她们也不在乎。她关心的是邻居姑娘们的态度如何。她们都是这样的嘛，如果自己另搞一套，这些人会有意见的。 新区的儿童互相交换玩具和衣服，好象这些东西是集休财产似的，实际上也差不多真成了集体所有。小博比穿小了的童装，对门的小比利可以接下去穿。做母亲的在很久以后看到陌生的孩子穿着她很熟悉的衣服，并不是什么希罕事，自从送给别人以后，这衣服已经转手几次了。自行车和踏板车也换着用。大门不上锁；邻居不敲门就随便进去。室内的门也逐渐取消了。三十年代的那些笨重的沙发，厚实的地毯和屋内的隔墙不见了。母亲一代每天打扫而只有摆酒席时才使用的餐厅，已经代之以兼作起居室、饭斤和厨房的单一房间。这些郊区居民，即位在接待客人时，也很少有理由为失去那种餐厅盛到懊丧，因为入席围坐的晚餐已改为整锅端菜、任客自取的方式。有时是别扭些，但似乎谁也不介意。这种作法使女主人也能同大家共享游讌之乐。 男主人一般事先把酒对好，百分之七十五的住户都喝马丁尼鸡尾酒。儿童室里如果造起反来，他便赶快跑去加以镇压。郊区住的父亲们对孩子更关心了；家庭成了相互作伴共同消遣的场所。到1954年，美国做丈夫的大约有三分之二都帮着料理家务，在新区，比例还要高些。此外，使他们的父母不免感到惊讶的是，这里作父亲的年轻人还帮着洗碗、做饭和为婴儿换尿布呢。拉塞尔·莱因斯发牢骚说，年轻的妻子已开始把丈夫当作半佣工，或是当作什么最新式的工兵使用了；但对这些新式男人来说，下班回家时上超级市场去额外买点菜食，或者到自动洗衣店去洗脏衣服，或者推着婴儿车上街溜湾，却并不感到有失丈夫气概。他们相信这样做对自己好，对家庭也好。斯波克【本杰明·斯波克，1903年生，是美国小儿科医生，教育学家、著有关于抚养孩子的书籍多种。——译者】是新作父亲的人用以为手表对时的大座钟：既然斯波克赞成，这样做也就是对的。 在家人共进共出中居于先导地位的郊区母亲们，看来都很年轻，往往也确实很年轻。五十年代里，美国妇女结婚的年龄从二十二岁下降到二十岁乃至十几岁。中学时代结婚成了一种无可非议的现象。许多初中的儿童就有了固定的朋友。这时候，甚至更早，女孩子就已经开始考虑结婚的事；《纽约时报》在一则出售某种女童装的广告中说，“她也能对男人产生极大的诱惑。” 要在诱惑男人方面取得成功，自己就必须十分媚人——用怀利的话说，必须“够条件”，最理想的是“十分够条件”。为了达到这种幸福的境界，各种年龄的女人都毫不吝惜购买服装、化妆品，以及制造商声称能诱人强奸的奇妙香水。自从1939年以来，一般女人的身材都缩小了三，四号。她现在不量体购衣服，而是选中喜爱的衣服，然后节食减重，去适应这件衣服。“梅特里科尔”【一种节食减重的处方。——译者】一出笼就获得了如痴如狂的广大市场。同样受欢迎的还有“克莱罗”的一条新广告：“既然我只有一度人生，何不作一个金发美人？”，有些社会科学家和年纪较大，热心女权的人士，担心妇女的这种作法未免过早地抛弃自己得来不易的独立地位了，但是他们的呼声都被压了下去。《生活》杂志盛赞妇女回到家庭去的群众性运动。《时代》杂志配合封面画，刊登了一篇关于市郊己婚妇女的特稿，说她们“生活得很痛快……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不愉快的理由。”卡尔·德格勒写道，实际情况是“整个美国社会，包括妇女在内，对于男女平权思想全都避之唯恐不及。” 五十年代的后期，美国的出生率己接近印度。二十年之内，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美国母亲增加了一倍。这种增加在大学毕业的妇女中尤其惊人；她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养育四个，五个、六个或更多的孩子。美国大学学生人口总数中妇女所占比例（百分之三十五）低于任何欧洲国家，也低于战前的美国大学（百分之四十）。注册入学的大学女生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等不到毕业就退学了，而男生却有一半以上读到毕业。不少女生离开学校去担任仆役工作来资助留在大学里的丈夫：这种作法被称为取得“Ph.T.”学位（使丈夫完成学业）【哲学博士学位简称“Ph.D.”此处戏改为“Ph.T.”实是“Putting HusbandThrough”（使丈夫完成学业）的缩写。——译者】。另一些女大学生退学是因为没有找到对象。各校教务处发现女大学生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之末退学，是由于她们看到这里可挑选的对象已不多，想换个地方再试一试。 ※※※ 对那些暂住在莱维特镇、却无时不垂涎韦斯切斯特的雄心勃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合适的配偶是和爽朗的笑声，朴实的领带一样重要的。大公司开办训练班，指导公司职员的妻子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幸福》杂志通过个别访问，发现这些妻子，特别是年轻的，都赞成这种安排。她们感到怕羞的妇女应该多参加集体活动，但比男人还精明的妇女，就应该学会少开口。当时有几部电影把她们的处境加以戏剧化，“办公厅”和“女人世界”就是其中的两部。影片的主题都讲的是某公司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担当某一重要职务，聪明的妻子如何能够帮助她的丈夫获得这一职位，那就是：她知道穿合适的衣裳，布置合适的室内装饰，选择合适的陪客，上司来吃饭的时候给他吃最中意的菜。 在大公司里个人是无声无嗅的，这使得依之为生的男男女女日益失去信心和独立性。他们自己生活没有根底也是其原因之一。经理部门看待被雇用人员不过是插在地图上的大头针，人事负责人可以漫不经心地任意把它移来移去。每次调动就意味着同老友告别，另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新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一个工作人员和他的家属在婚后二十六年中一共调了二十八次。流动性日益增大已成为郊区生活的一个现实。据阿特拉斯长途搬运公司说，目前一般公司经理平均一生之中要迁移十四次，合每两年半一次。对他们来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重要，是终身定居一处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虽然新住宅区对社会化的要求有时未免过分，但是反之，教家庭的坐活完全建筑在内部的情感上，这情况却更为不妙。 郊区为满足新住户，真是万事供备。住在这里，是不会感到寂寞的。美国人的那种见到任何团体都想参加的冲动劲，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各种组织安排的集会把每天从早到晚的时间全都排满了。打桥牌、坎纳斯特牌、扑克牌的，玩滚木球的，不愁找不到伴儿。照相、研究野禽、射击、刺绣、射箭、乒乓俱乐部，无不生意兴旺；而小学家长会、妇女选举人同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女民兵组织，以及1958午开始成立的约翰·伯奇协会亦复如此。 许多后来在公众生活中崭露头角的美国人，在郊区这种不断相互调整适应的生活中便己开始学得了搞政治的手腕。他们在这里比在原先住处，更易于成为共和党人。从内地城市迁来具有社会进取心的夫妻，都改而依附另一个政党——就象他们抛弃掉下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一样。他们的父母原都属于支持大党民主党的城市多数人。他们自己却不是了。现在他们既然爬了上来，就要把自己爬过的梯子推倒。战后欧洲工会组织扩大，造成了富有战斗性的，有阶级觉悟的庞大力量。这里却不一样；虽然现有一千八百万美国产业工人加入了工会，但此辈对中产地位的渴望，而又易于得到满足，无非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新中间集团。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位感到不安，对自由主义怀疑，对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敌视，终于成为新保守势力。它随着罗斯福联盟的解体，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 对郊区生活方式最普遍的指责是，压力太大。由于一味不拘礼节，因此谁要是想过一点消静生活，就不免为人所垢病。窗户是为了向外观景的，但别人也好朝里窥探。夫妻俩偶尔需要闭户独处一会儿，就得准备事后提出解释。这里的人人都觉得有权事事过问——如问：“你昨天来月经了吗？”“昨天在‘路边小店’前面同你说话的那个女的是谁？”“你家罗杰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干嘛那么生气？他是怎么啦？”等等。 “文雅社会”这个词已经废弃不用了，因为社会已经不复文雅。直呼其名的情况特别多。这样称呼曾经只限于家庭和好友之间，后来扩大到了同事和邻居。在单位举行的集会或在邻人相聚的鸡尾酒会上，竟很难知道同你谈话的人叫什么，姓什么。只有在介绍时才说；介绍完了以后人人都只是艾尔、戴比、查克或贝思这样互叫了【这些名字那是昵称。——译者】。最后，直呼其名的圈子扩大到几乎包括每一个仅仅知道你是谁的人：医生、商人、别人家的孩子等。一个郊区居民回家时可能发现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在使用她的洗澡间，而只对她打个招呼说“你好，多丽斯。”在郊区这类做法被看成不过是友好的表现。谁要反对，就会说你是势利眼，引起公愤。 郊区居民也有一种忌讳，那就是责骂别人家的孩子——这要用祖辈人的语言来说，叫作“管教”。任何管教工作都只能由孩子的父母去做，而他们实在做得不多。儿童在这些新的居民区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处境对他们到底有无好处，是一个以后可以进行全国性辩论的问题。他们肯定不是无人照管的。放任孩子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自由行动是需要时间和耐性的，居住在新区的父母属于全国行动最放任的人。还有许多别的事，得为孩子花费时间。一般认为做母亲的应该为孩子安排活动，然后开车送他去参加。有时这样做需要具有象格罗辛杰公司的社会指导员所具备的那种精力和机智才行，因为郊区儿童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社会学家对于孩子生活被组织起来的程度感到惊讶。每天放学后和星期六，旅行汽车在郊区往来穿行，运送孩子们去上舞蹈课，到少年棒球联赛会参加练习，学习网球，学习驾驶帆船，参加话剧小组，参加舞会，学钢琴，参加幼年童子军活动，上戏剧班——这些活动安排使他们回到家只能赶上吃晚饭看晚电视。他们的时间占得太多了。亨利·默里在《弋达罗斯》月刊上抗议说，孩子们个性获得发展的机会，即使没有被完全毁掉，也大大削弱了；他写道，“婴儿才刚能够蹒跚移步，父母就使他同别的婴儿在一起玩。”摇曳音乐的一代对于个性是不大感兴趣的。虽然年纪较长的经理人员口头上仍然称道个性，他们的下级更关心的却是培养自己的孩子，用他们的话说，长成后能够“同别人合得来。”他们彼此钦佩对方的这种品质，力图在自己身上发展这种品质，并且认为这种品质正在成为他们的下一代获得成功的关键。 其结果是成百万的学童在逐渐进入懂事的年龄时，都只装备了神妙的雷达，却没有陀螺仪。他们都懂得社会上需要好的精神素质，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有什么用；他们对于如何获得别人好感很有办法，但对于需要获得任何其它成就却不甚了了。一位主教曾说过：“一个男孩从小让我教养七年，他就会终生做一个天主教徒。”宣扬适应环境的改革家花的时间却不止七年，很难想象教会能做出更为彻底的成绩。从一开始母亲便对孩子灌输讨好自己的小伙伴的必要性。然后在沙坑里和秋千架上便开始实践。接着更有其它许多活动：幼年女童子军、少年棒球联赛会，等等。与人友善的宣传是无孔不入的。现代教堂的主日学教导孩子们说上帝实际也不过是一位好伙伴；宗教是有趣的，就象电影里的修女，她们也打垒球，乘坐直升飞机到处游逛。任何刚在成长的路德【马丁·路德（1483－1546年），德国的宗教改革家。——译者】要想培养自己的个性，群众性宣传工具便会对他进行劝阻，而在新的郊区学校里则热清地把良好伙伴关系的油彩最后再给他们涂上几层，使之面目全非。 美国课堂教学的性质和程度，在居民区是各不相同的。在某些学校里，麦格菲【威廉·霍姆斯·麦格菲（1800－1873年），美国教育学家和教科书编写者。】编的读本和背诵的学习方法仍然盛行。可是，只有一位教师的公立初级学校正在逐渐陶汰；这种学校的数目，已从1932年的十四万三千三百九十一所减少到1950年的五万九千六百五十二所，到艾森豪威尔时代结束时则将只剩下二万零二百十三所。凡是在教师大会上和师范院校里受到尊敬、在全国教育协会上得到表扬的教育界的领袖人物都是所谓进步教育的提倡者。而其实并不真正进步。在一开始这种教育倒是进步的，那时作为一个运动，它力求把富有想象力的儿童从不许乱走一步的教室纪律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发展个性。后来由于教育学家越来越热中于发展学童的社会技能，于是教师们就放弃了原来强调智育的作法，改用一种比过去强制性更大的态度，定要把孩子教育成为格赛尔【阿诺德·格赛尔（1880－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以专门研究儿童行为著称。】所描绘的那样的人。 这种学校从不告诉学生必须学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己选修课程。为了避免对学生的表规定出死板的标准（说它是“枷锁”），成绩评定往往只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家庭生活”课程代替了代数、几何、语法、外语。有时，这些新教育家对传统的教育制度简直抱着近乎敌视的态度。伊利诺州帕克福雷斯特区中学的校长埃里克·巴伯在1954年全国都市联合会举办的“全美学校”竞赛中被选为五个优胜者之一。他曾哀叹大学招生办事处死抱着入学条件不放。他说，“所谓的‘聪明学生’，离开了书本和死记的工夫，常常是最笨和最无能耐的学生。在工商业、推销业务、体育、无线电等等方面担任年薪两万到十万美元的工作的，其中许多人的智商【西方社会常用的一种智力标准，是通过某种智力测验来确定成人或儿童的“智龄”，以此数乘以一百，再除以他的实际年龄，便得出“智商”。——译者】都低于九十，这便是明证。” 学校里的教师十分警惕发生被贬为“不善适应”的表现，于是就去参与学生的择交，参加他们课间休息时的游戏，乃至学生的各种荒诞活动。不是组织班级去参观国家纪念馆所，而是去参观牛奶场或副食品商店。为了学会去做消费者，他们尽量搜集据说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有用的这方面的知识。在家长会上，学监解释说，在这种“实践”的课程中，学生们参与了生活实际。这样他们就会放弃所谓的“人上人的意识，”不去集中注意可能使得生活发生什么变化，而是注意如何在“不打乱人与人的关系”的条件下去加以改变。巴伯博士在一个教师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重培养学生性格中外向的一面。他说，“我们的时代是集体行动的时代。”所以我们教育学生，学生也学会如何“全面发展”——成为懂得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完全一致的人。如果对于某个问题感到不明确，他们就互相请教。 有些家长反对这样做。他们要求恢复拉丁文、化学、积分学——这些大专院校也要求学的课程。校长们却都含笑摇头回答说，“我们要教的是儿童，不是哪一门课程。”他们深信，为了使学生在进入消费者世界以前具有充分准备，他们现在所采取的办法是切合实际的和从现实出发的；未来定会证明这种作法的正确性。 ※※※ 1957午10月4日，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向美国公众发布了一条令人感兴趣的新闻。该社宣布，“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己经制成，苏联已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人造地球卫星将为宇宙旅行开辟道路；看来今天的这一代人都将亲眼看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以自己解放了的自觉劳动，如何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变成现实。” 要充分领会这一报导的冲击力量，我们应该记得，在1957年之际，美国还被认为是科学发明之家呢。战后一段时间，莫斯科常常宣布这个或那个俄国人——一般都是从来没人听说过的伊凡或伊利亚——曾是某项成就的发明人，而这些所谓发明，苏联以外的人全都知道是美国人早就做出了的，这在当时成了道路相传的笑话。美国人从孩子时候起就相信，技术方面的才能事实上已被他们垄断了。现在，趾高气扬的人一下子摔了交。他们还受到了奚落。赫鲁晓夫哇哇叫：“全世界的人都指点着这颗卫星看，都说，美国失败了。”美国人的确是失败了。塔斯社把这宇宙飞行器称作“斯普特尼克”；按字义讲是“旅伴”，或者更恰当一点说是“同路人”。这颗卫星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对美国来说，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之强烈，竟不亚于当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 第二十四章 嘟——嘟—— 一颗水球大小的俄国卫星，不停发出嘟嘟的声音，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每九十六点二分钟绕行地球一周，这个消息最初是在第十六号街1125号苏联大使馆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十分偶然地传到华盛顿来的。二十二个国家来的科学家当时正在举行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即他们简称为地物年的活动——也就是一般地交换交换资料——而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五的晚上，俄国外交官正好在招待地物年的五十位杰出人物。忽然间来宾之一，《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沙利文被叫出去接一个紧急电话。他从电话中知道了塔斯社发布的消息。于是他匆匆赶回来和美国科学家劳埃德·伯克纳博士耳语了几句，伯克纳马上敲敲放满冷食小吃的桌子，请大家安静下来。他说：“我愿意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刚才得到《纽约时报》的通知，有一颗人造卫星正在离地球九百公里的轨道上运行。我愿意为我们的苏联同行的成就向他们表示祝贺。” 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卓越的科学家对科学的国家疆界观念本来都很淡薄，在场的这些美国人对这一点更是毫不在意。美国国际地物年计划主席约瑟夫·卡普兰博士认为俄国的成就“了不起，”并说：“他们既能发射这样重的一颗卫星，他们一定能够发射更重得多的卫星。”可是，白宫暂时却哑口无言。尽管苏联对其卫星计划一直并没有十分隐讳，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却仍使美国情报机构大为震惊。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一次计划会议上，苏联代表就曾公开地，满怀信心地谈过他们发射空间运载工具的计划。早在1954年11月，就有人问国防部长威尔逊，他是否担心苏联可能在卫星竞赛中得胜。他轻蔑地说：“他们即使得胜了，我也不放在心上。” 现在苏联人造卫星已是既成事实，共和党人的这一路线却仍然未变。政府发言人好象表示报界不应当小题大作。哈格蒂发表一项声明，把苏联发射卫星说成是一件“极有科学意义的事”，可是，他又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在同苏联人竞赛。”当时已退休的威尔逊称俄国的这一成就是“一个巧妙的技术花招儿”。海军研究部主任罗森·贝内特少将表示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那么一块几乎人人都能发射出去的铁块”那么大惊小怪。白宫顾问克拉伦斯·兰德尔把苏联的空间载运工具说成是“一件无聊的玩艺儿”，因此激怒了总统，谢尔曼·亚当斯轻蔑地说政府对“外层空间篮球赛”不感兴趣。（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自己说这句话感到后悔。他写道：“我那时只是想反映总统要保持镇静沉着姿态的愿望，但经过考虑后不得不承认，我的话似乎是在防止夸大上矫枉过正了。”） 华盛顿的其他一些人却无意把苏联的人造卫星看得那么无足轻重。特雷弗·加德纳过去担任空军部长助理，曾一直设法调解各军种间关于由谁来执行美国的外层空间计划的争吵，现在他痛心地说：“我们现在至少有九项弹道导弹计划，竞相争夺大体上相同的设备，相同的专家，相同的机器和相同的公众注意。”电子学家和导弹弹体专家提到了威尔逊对外层空间探索计划的轻率态度。一个重要的国防定货承包商说：“我们落后于俄国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全力以赴。”总统的一位最亲密的助理说，他真想“绞死”预算局长珀西瓦尔·布伦戴奇。诺兰私下警告艾克，苏联成就在全世界的影响，几乎完全抵消了美国共同安全计划的价值。有些国际法专家真的建议“乘现在还不太晚的时候”赶快同俄国人取得和平协议。 民主党人非常愤慨是可以想见的。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要总统宣布“国耻民危周”。密苏里州的赛明顿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说，“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己涉及到我国社会的根本。它涉及到我国的教育制度，这是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价值的来源。在这方面政府的学术复兴计划目光短浅，令人不安。”多数党领袖约翰逊看到了俄国成就所包含的宇宙意义，他说，“罗马帝国控制整个世界，是因为它善于筑路。后来——人类向海上发展后——英帝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它有海船。现在共产党人己在外层空间建立了立足点。光是说明年我们将发射一颗‘更好的’卫星上天，也许是不能令人安心的。”他最后更挖苦说，“也许我们的卫星甚至还有镀铬的外壳——挡风玻璃上还有自动雨刷呢。” 这些话并不单纯是党派斗争性质的言论。每隔一段时间，美国人总感到有必要痛苦地思素一下，为什么国家越来越软弱了。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1940年春季，那时法国即将陷落，老一辈的人认为美国青年太热中于摇曳音乐，而听不到纳粹的皮靴咔嚓声了。现在象那时一样，新闻界已惊醒过来。波特兰《俄勒冈人报》评论说：“让苏联卫星在空中盯着我们，这实在太可怕了。”《时代》周刊说，“美国一向为自己科学技术上的能力和进步感到自豪，为自己能够走在别人头里，第一个取得成就感到自豪。可是现在不管作出多少合理的解释，由于一颗红色的月亮使美国人黯然失色，终于突然间在全国出现了强烈的沮丧情绪。”那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快要出版。不论是他还是出版社对这本书的销路都不存什么很大希望。“但是，在1957年秋”，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这一行动的时间安排，真是没有再这么巧的了。如果我再年轻些，如果我的政治观点还没有完全形成，我很可能会感激涕零，在这种心情的冲动下，到克里姆林宫城墙下去找最后的归宿。我知道我的书击中了要害。” 美国人尝到了低人一等，甚至蒙受耻辱的滋味。他们成了国际上的笑料。俄国的主要的星际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在巴塞罗那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嘲笑他的一位美国同行说，“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可是，美国人就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房子。他不象我们俄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反美的人大肆嘲笑。曼谷《永恒报》有一条大标题是“俄国人拉下了美国人的面子”。贝鲁特的一位教授在谈到他的反美学生时挖苦地说，“你还以为是他们这帮人发射的哩”。伦孰《经济学家》的编辑们看到了俄国人在亚非世界取得了一次心理上的辉煌胜利，法国的新闻记者倒是看出了问题的核心：苏联群众所付出的代价。梯也里·莫尔尼埃在《费加罗报》上写道，“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缺吃少穿的结果。”《战斗报》也评论说，“如果俄国人把他们的成就用一部分在逐步改进世界现状方面——结束那个集中营世界，那我们也会感到高兴的。”但是，在整个欧洲，只有忠于英国的老盟友的伦敦《每日快报》预言，不管怎样，美国总有办法达到目的：“其结果将是展开一番新的努力以争取在空间探索方面赶上和超过俄国人。我们丝毫也不怀疑美国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而美国人自己却有不少怀疑。他们对苏联成就的含意了解得越多，便越感到忧虑不安。在最初的几天，有关人造卫星的一切细节，几乎都是从塔斯社和《真理报》获得的。史密森研究院当时正在坎布里奇修建一所天文物理观察台，目的正是为了迫踪这类现象。可是，观察台当时还没有完工，而它甚至连各地观察卫星的人用电话报告给它的肉眼观察结果，都无法加以整理核对。俄国人透露，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一枚光亮的钢球，直径二十二英寸，重一百八十四点三磅，装有四根无线电天线。它的轨道高度是美国科学家原来认为不可能的。就是依靠这种高度，所以它能避开大气层，好几年不停地绕着地球转。这一人造卫星的重量也是十分惊人的；现仍处于理论阶段的美国“先锋”火箭发射计划的负责人一直希望能把海军供研究用的一个重二十一磅半的“海盗”式卫星发射到最远不超过三百英里的高空去。这就需要使火箭推力达到二万七千磅。俄国的发射器却使用了二十万磅的推力——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显然表明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能源。 在获得了新的资料，并由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加以计算之后，美国人对苏联技术的高超更是惊叹万分。卫星的运行轨道也是出人意料的。当然，轨道是椭圆形的，它离地球最远为五百八十三英里，最近为一百四十三英里，而因为这两个距离都没有包括地球的半径（三千九百六十英里），因此这个椭圆形实际几乎是个圆形，这说明俄国人不但有推力，而且还能精确地加以控制。此外，这次发射是很大胆的。使人造卫星进入轨道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沿赤道向东发射，借助地球的自转，使卫星得到约每小时一千英里的自进速度——实际上也就是利用顺风。“先锋”计划的设计人员原来就打算这样做：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海盗”式火箭由佛罗里达向正东发射，就能得到每小时九百一十四英里的助推力。可是最初那几天里日夜加班的“先锋”计划的火箭专家们惊奇地获悉，俄国卫星却朝另外方向偏斜65°，这表明他们有足够的燃料供火箭燃烧。这还有一个意义。“先锋”计划火箭的轨道将只通过欧洲和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南面。而苏联这颗人造卫星却经过地球上大部分住人的区域，这就是说世界各国大部分人都不但能听到它，读到关于它的报导，而且还能看到它——这本身就是一次宣传上的胜利。 也许是莫斯科有意开个小小的玩笑，美国人是最后一个清楚地看到它的人。他们所选择的发射时间使卫星在最初几周内经过美国时，要么是在白天由于耀眼的阳光而看不到它，要么是在夜间地球的阴影遮住了它。好奇的人——这种人在美国何止成千上万——只得在黎明和黄昏时分，衬着灰蒙蒙的天空匆匆看它几眼。这种情况是会变化的。史密森天文台的约瑟夫·海尼克博士说，卫星绕行地球的轨道角度，每天有四度偏移；大概到10月20日前后，有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镜的人都可以在自己头顶上看到这颗卫星了。但是一向缺乏耐心的美国人，恨不得马上能够什么都知道。自从那个星期五晚上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告诉他们“现在请收听这个从此划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声音”以来，他们就一直守着自己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后来，他们终于第一次听到了从外层空间用二十兆周和四十兆周两个频率交替发来的一种奇怪的降A调的嘟嘟声。 在最开头的几天中，一般认为卫星是在用密码发回信号，于是中央情报局的密码员日夜轮班要想破译密码。幸好一个能开导他们的人正好在华盛顿；他是莫斯科派来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会议的三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阿纳托利·阿卡吉维奇·勃拉冈拉沃夫将军。这位将军说，没有什么密码。设计人员需要嘟嘟声，是为了便于追踪卫星，使他们知道卫星仍在太空运行。在这钢球里，除了一台发报机和蓄电池外，什么也没有。卫星发信号使用的电力为一瓦——差不多仅够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业佘无线电迷互相进行通话。勃拉冈拉沃夫还说，在大约三星期之后，电池就要耗尽，嘟嘟的信号声也就要停止了。美国人不信地哼了一声说，说得倒象是那么回事似的，可是谁能相信一个俄国将军的话呢？那信号怕不那么简单。《时代》周刊不安地说，“许多人认为现在还未了解全部真相。”一般人都纷纷议论说，中央倩报局最好设法摸清这个底，要不然，美国纳税人将怀疑他们是安着什么心。 ※※※ 卫星一号给了福特公司销路日绌的埃德塞尔汽车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新牌子的汽车是在一个月之前才开始上市的，但现在已被广泛看成是一种不光采的象征，代表美国人必须抛弃的那种华而不实的小玩艺儿。此外，还有别的一些替罪羊。现政府就是其中之一。罗伯特·本迪纳就认为，直到现在，在共和党人看来，所谓科学家不过就是一个在电视台上剖开各种香烟一一加以比较的人罢了。国民教育是另一个明显的攻击目标，而且实际上的确应负不少责任。作父母的美国人都感到很气忿，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受到的是“适应生活”的教育，而俄国的教育制度却以功课紧、竞争性大而著称，从四年级开始就无情地淘汰掉平庸的学生，并给成绩突出的学生以最高荣誉。而这在美国是只有运动员和那些挥着指挥棒、扭着屁股的拉拉队长才能得到的。 随着当时在排印中的约翰·根室的《今日俄国内幕》的出版，那些作父母的还会更加愤怒。根室报道说，“在为升大学作准备的学校里，苏联的孩子必须在十年之内学完美国孩子要十二年，甚或更长一些时间才学完的东西。”他说，俄国的小学生一天上学六小时，一周上学六天，一年上课二百一十三天，而美国学生却只有一百八十天，而且俄国小学生在最后两年每天还要安排四小时的家庭作业。根室接着说： 『……不论对男女学生都强调首先得学好科学和技术，这一点就是对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的挑战。每个学生，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之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相比之下，美国的中学只有半数左右多少有点儿物理课，只有百分之六十四多少有点儿化学课。一位美国的权威人士告诉我，苏联念完十年制学校（相当于我们的十二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所受的科学教育——特别在数学方面——一般都比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还强！』 苏联学校很早开始就注重科学；小学生就开始学习光学和量子理论。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美国多一倍。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份长达六十四页的报告中估计，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可以去进行基础研究——那就是说可以进行也许有实用价值、也许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这类工作常常在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正是由于好奇心永不满足的实验室工作人负，对许多问题进行废寝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有可能出现技术上的奇迹。没有亨利·卡文迪什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白炽灯；原子弹所以终能成为现实，是由于艾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出版了一本晦涩难解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实际应用的命题：能量存在于一切物质之中；氢弹是由过去研究星体的人创造出来的。在查尔斯·威尔逊看来，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期有一次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要探究“绿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这句话到现在科学家们都还记得，提起来都感到痛心。进行长远研究的美国人为数很少，投给他们的经费——一年约四亿五千万元——仅占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说话了。诺伯特·威纳对于科学和社会都有些意见要说。威纳谴责政府自雷达研究和曼哈顿计划以来对科学研究所加的严格限制。他说，其结果是，一个科学家往往不仅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问题的总目标是什么，而且更坏的是，他的科学探素精神也常常遭到打击。物理学家们指出，苏联人有一台八十三亿电子伏的粒子加速器（原子击破器），比美国的最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感应加速器还要好。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卡普兰说，“在海洋学、气象学和上层空间物理学方面，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肯定不比我们落后。” 爱德华·特勒也讲话了。特勒虽然在大多数物理学家同行中仍然受到轻视，但还不失为一个高明的有预见的学者。他的五角大楼的朋友们指出，在那嘟嘟声开始发出之前六个月，他已在该年4月号《空军》杂志上忧郁地写道：“十年之前，在哪里可以找到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是不成为问题的——在我们美国……但从现在起再过十年，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就只能到俄国去找了。”他指出，在苏联，科学几乎是一种宗教；科学上最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出来，简直成了特权阶级，可是他们的美国同行工资低，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因而几乎不可能对后起之秀给予任何鼓舞。他这种要求对科学研究的尊严给以适当尊重的呼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把科学家描绘成疯子的漫画的数量急剧减少。关于他们的笑话也少了。更出人意外的是，“鸡蛋脑袋”这个词很快就从人们的语言中消失了。 相当时候以来，沃尔特·李普曼就一直在激励他的同胞献身于一个民族目标。当时谁也不懂他这话指的是什么，但现在明白了：这个民族目标就是挽救教育，从而挽救美国的下一代。鲁道夫·弗勒施的《强尼为什么不识字——和你的对付办法》在1955年出版时没有造成多大影晌，而现在却突然成了人人欢迎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人对当时那样状况的学校讲过一句好话，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鲁思·斯特朗博士那样的人除外，因此她和师范学院都受到了指责。社会批评家的重炮正是对准这样一些被人嘲笑地称为“教育专家”的教育工作者的。芝加哥大学的劳伦斯·克利姆普顿校长指出，斯特朗之流和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之流歪曲和曲解了约翰·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认为，思维开始于兴趣或关切。但这一点却被曲解为教师必须逗引学生高兴或者使学生感到好玩。 赫伯特·胡佛说，共产党人“正在造就出在数量上两倍于或可能是三倍于美国”的科学家。他讥笑那种“到处流行的容许十三四岁的学生自由选修大部分课程的中学制度。”就在同一个星期里，另外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下面我们还会听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在底特律说，发生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我们“误解了”美国中学的“价值”。负责美国原子潜艇的海曼·里科弗海军少将说，“我们老是过高估计了中学的价值。”他还接着说，“总计起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比〔欧洲人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多得多，因而我们感到很自豪。但所有这些对比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欧洲中学毕业生所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学到的还多。”他还沉痛地说，“至于中学毕业文凭，那还是少说为妙。” 甚至坚定的共和党人也感到不安。艾森豪威尔时代在其他方面一直坚定地为现状进行辩护的克莱尔·布思·卢斯，也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自满了。她把苏联人造卫星业出来的嘟嘟声叫做“从外层空间传来对美国人十年来自以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民族优越性的可靠保证的嘲笑。”她的丈夫居然也有了大逆不道的念头。《时代》周刊紧张不安地说：“整个美国转向华盛顿，希望从那里得到一些安慰，而结果却只看到政府机构中一片混乱，感到领导方面存在着危机，因而要求采取行动。”在那个星期里，股票市场价格一泻千里，令人头晕目眩。随着俄国的人造月球亮晶晶地越过天空，整个美国似乎已变得万分沮丧。一种挖苦讽刺的情绪忽然到处流传——有人建议要把“先锋”计划的名称改为后卫计划；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华盛顿的记者打电话到美国宇航局，探问计划进行得怎样了，接电话的一个姑娘却问他，“先生，你是想要我们提供情报还是有什么情报要告诉我们？” 卫星一号的嘟嘟声，象布拉冈拉沃夫将军所预言的那样，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消失了。卫星仍然在太空中，并可以追踪到它，但至少你听不到它的声音了。接着，当美国人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卫星二号于11月3日又上天了。同前一个比起来，它在某些方面，是一项更为惊人的成就。新卫星重一千一百二十点二九磅——六倍于卫星一号——它的运行轨道距离地球一千零五十六英里。莫斯科广播电台宣称：“宇宙间从未探索过的自然进展现象，人类现在可以比较了解了。”这话不错：美国科学家们很羡慕。一个那样大的外层空间运载工具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仪器，通过无线电发回关于宇宙光、大气层以外的太阳辐射，大气的温度和组成、流星的危险性、地球引力、地球磁场、地球电荷、地球气候的各种云型等方面的资料。俄国人还搞了一个令人想不到的绝招儿。卫星上有一只莱卡种的小狗，它身上绑接的一些仪器装置可以提供动物在外层空间能否生存的情报。 对于极力美化政府的人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按照人们的理想，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传来时，政府领导人应该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废寝忘食地力图追赶上去。可是事实是，艾森豪威尔刚刚去出席了西点军校1915届校友联欢会，并观看了回校校友的足球赛才回来，而查理·威尔逊的后任、新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也到哥伦布去观看十大名队的足球赛去了。 整个美国舆论大哗。一只狗在卫星二号上的出现，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最终是要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去的。大多数美国人决心要在那里击败他们，因此，他们对他们的总统的那种沉着态度感到不能忍耐。《时代》周刊说：“这场风暴势将成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一场风暴。”《匹兹堡新闻报》有一条大字标题，恳求说：“艾克，发射卫星吧。” ※※※ 艾克却不打算这样做。他决不让人家把他弄得惊慌失措。不象继他之后进入自宫的三位总统，他对于把国家资源投于空间探索是否明智深感怀疑。现在他又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身份思考问题了，认为他所见到的实际是一种军事威胁。他知道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正在下降，对干盖洛普提出的问题“你赞成艾森豪威尔目前处理总统工作的方式吗？”只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给予肯定的答复。而在过去，这个数字从未低过百分之七十一。这次下降得最多的是在南方，从上次1月份的百分之七十二下降到空前的最低点百分之三十六。【南方的下降大部分是小石城危机所引起的。】任何总统都不会愿意看到自己威望的下降，而艾克对个人威望的重视更是不同一般。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却是个行家，从一开始他就把火箭技术看作是军事问题。他估计克里姆林宫也一定那样看；在10月中旬以后，主要由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向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很不寻常的访问，他对这一点更深信不疑了。 当时苏共第一书记正颇为趾高气扬。沉醉于他的科学家们所取得的胜利，他自夸说，向外层空间发射卫星不过是一系列俄国火箭奇迹的一个开端而己。他踌躇满志地说：“当初我们宣布成功地发射了一颗洲际弹道导弹时，某些美国政治家不相信我们的话，现在我们又成功地发射了一个地球卫星，只有技术上无知的人才会还有所怀疑。美国没有洲际弹道导弹；要不然它也会很容易地发射自己的地球卫星了。”他说，西方还不如把B－52飞机连同它的机场全部废弃掉吧：“如果你们研究一下我们最近的建议，你们将看到我们根本没有再提机场控制站【控制站指雷达装置。】问题……设置控制站来监视过时的飞机是没有用的。”在同一个星期里，他会见了两个来访的英国下院议员，这时他的话说得更为生动了：“轰炸机已经过时了。你们还不如把它全部烧掉吧。你们怎能让有着血肉之躯的人去跟那类东西相拼呢。”几天之后，俄国人宣布他们成功地试验了一种可以用于导弹的新型氢弹弹头。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看来，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对俄国火箭技术的进展抱怀疑态度是错误的。现在必须相信赫鲁晓夫的话。由人来驾驶的轰炸机可能尚未过时，但己快成为过时的东西了。苏联事实上已经发明了令人恐惧的洲际弹道导弹。在莫斯科按一下电纽，华盛顿就会化为灰烬。 回顾一下下列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美国面临的危险： 『1957年6月5日 一颗由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陆军丘辟特导弹飞行了一千五百英里，这是美国中程弹道导弹第一次成功的飞行。 1957年8月26日 苏联报导说，它已成功地试验了一种多级洲际弹道导弹。 1958年11月28日 美国一颗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完成了从卡纳维拉尔角到阿森松岛的六千三百二十五英里的飞行，这是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 这里可以看出，苏联的火箭技术危险地领先了整整十五个月的时间。当然，美国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尽管赫鲁晓夫对轰炸机百般嘲笑，高度警惕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处于戒备状态的B－52机队带着核弹头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在空中巡航，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在环绕苏联的北约基地上作好了准备，对俄国的侵略仍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力量。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美国在生死攸关的洲际弹道导弹竞赛中已经落后，而且这种落后状态还将继续至少一年之久。 艾克这些天在总统官邸里面是完全不象前些天使白宫记者团急死人的那个头脑冷静、几乎无动于中的政府首脑的了。谢尔曼·亚当斯后来写道，“尽管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保持着沉着从容的神态，但在私下，由于俄国人在科学上一跃而超过美国，他也象国内每个人一样感到忧虑。”甚至在苏联卫星二号上天之前，他就已命令仅仅在头一夭才宣誓就职的麦克尔罗伊对美国的导弹计划迅即进行一次紧急审查，而且后来埃米特·约翰·休斯告诉他，目前公众的关心很可能是新计划赢得支持的一个有利条件时，他很快地回答说：“哦，肯定是。任何事情只要能使我们摆脱这种自满情绪——能使下届国会明白事态的严重性——都是好的。” 对他来说，问题显然并不这么简单。如果他把这场和俄国人的竞赛中的实际风险都透露出来，那么国会和人民可能不仅会抛掉自满情绪，而且很可能会把洞察事物的能力，甚至连理智都一并丧失了。该年春季，总统曾请当时的福特基金委员会主席小罗恩·盖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合作和指导之下，调查一下国家的防务戒备状态。调查结果是在苏联卫星二号正好进入轨道后的11月份送上来的。报告所列情况简直令人不堪设想，总统只得决定把它扣压下来。盖瑟报告表示同意在全国修建核弹掩蔽所的建议。艾克认为，掩蔽所计划从财政上考虑根本不可能实行，因而发表这样一个提不出解决办法的徒乱人心的文件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他相信解决办法是可以找到的。那就是努力超过，或者至少赶上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成就。在他看来，这才是摆在国家当前的任务，而不是什么在外层空间创造惊人业绩。这是任何总统都不曾面临过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不受星际情况的吸引，他并没有什么困难，虽然在国内，甚至在他自己的政府中，能够抗拒这种外层空间旅行的诱惑的人并不多。诺兰就不能抗拒这种诱惑；艾克不得不干脆告诉他，他无意“在弄清倒底要花多大费用之前，就听人怂恿，全力以赴去一样接着一样的搞那些赶时髦的玩艺儿。”总统要把一切火箭计划至少暂时由国防部掌管的决心，也受到副总统尼克松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的反对，后者是艾克刚在11月7日任命为总统的科学和技术特别助理的。艾森豪威尔对他们两人说，发射外层空间火箭和发射远程导弹在技术结构上实际是一样的，花费大量财力分头去搞，他认为毫无意义。基利安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而尼克松却支持基利安，他争辩说，如果和平的探索外层空间的工作交由一个与国家军事当局无关的机构去处理，那美国在国外的形象就会更有利一些。但总统对美国的形象并没有象他对美国的生存那样关心，他回答说，他宁愿“要一颗装有核弹头的红石导弹，也不要一支能射中月球的火箭。”他并尖刻地说：“月球上没有我们的敌人。” 后来的一代人已见惯了地下发射台里的核武器、北极星潜艇和许多具有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机械装置——这些都是艾克一想到就害怕，但还是大胆正视的未来的可怕现实的东西——对于这后一代人来说，他的明智是显而易见的。俄国人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美国所拥有的较次的中程弹道导弹，那时还没有这样的名称。甚至最有经脸的专家也未想到过，如把氢弹弹头装在无人驾驶的导弹上，让它以比卫星一号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更高的速度飞越海洋和大陆，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所有这些，在1957年时，普通美国人是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10月28日《时代》周刊上的一段话，可以使人约略看出当时的一些熟谙内情的人也是多么无知。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在卫星上安装武器？》，这文章好象是出自儒尔·韦尔纳【儒尔·韦尔纳（1828－1905年），法科学幻想小说作家。——译者】的手笔： 『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军备设计家曾经设想到一种卫星堡垒，上面装上核导弹可以向下面的地球发射。为了增大载运量，一切外层空间运载工具都必须制作得比较轻巧。因此它们会很容易被打坏，而且由于它们只能在可以测定的轨道上运行，也就不难被击落下来。有人建议一种对付敌方卫星的方法，那就是把一支中等火箭射入敌方卫星的轨通，但让它循相反的方向行进。弹头一爆炸开来，就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小粒子充满整个软道。那样，任何一颗小粒子，以两倍于原来轨道速度的速度（每小时三万六千英里）碰上那个卫星，就会产生一颗流星的作用，把它打一个洞，把一股火焰直射到它的中心去。』 这是1957年的事，那时苏联已把一个物体射入了轨道，有关这一问题，每小时都有新情报传来，此后又过了五个月，《时代》周刊才报道说：“五角大楼越来用得越多的一个词是‘超杀伤力’——这是一个直率的，但很生动的词儿，意思是在摧毁一个军事目标时使用比实际需要超过好多倍的力量。”到这时，全国学到的东西真不少。但是当初在艾森豪威尔上任的时候，导弹理论本身就几乎象1939年10月爱因斯坦的那封著名的信送到罗斯福总统办公桌上时人们对原子弹的概念一样，不是一件现实的事。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以后的八年中，政府花在远程弹道导弹计划上的钱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万元。1954年，美国一些物理学家向华盛顿建议说，他们现在相信他们能够设计一种氢弹头，体积之小可以装在导弹顶部发射出去。政府这才为弹道导弹的发展计划开了绿灯。但美国这时已经落后了——俄国人虽然不知道究竟是否可能携带核弹头，却早已决定加紧导弹研究工作——这差距，在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极端错误的建议之后，就变得更大了。 次年就将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纳梓V－2科学家沃纳·冯·布朗在1954年说服了陆军部和海军部，在他的领导下共同进行一项研究工作。冯·布朗打算使用助推火箭来加强陆军已试验过的红石导弹的速度，把一个小卫星（五磅重）送入轨道。这项工作被命名为“轨道”计划。这个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到那年10月国际地球物理年研究小组在罗马开会，建议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从1957年7月至1958年12月——发射地球卫星。参加会议的美国人表示同意。他们建议美国承担一项发射卫星的计划，以作为美国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一份贡献。白宫也同意了。就在这时，政府的某些制订政策的人一再坚持一定要避免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利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活动追求军事目的。他们的理由和三年后基利安和尼克松提出的理由一样：中立国政府可能会发生误会而不高兴。国家安全委员会觉得这话有理，因而决定把卫星研究和军用导弹工作划分开来。这个使冯·布朗的“轨道”计划宣告结束的决定，是在1955年年中作出的，当时在迪尔本，福特汽车公司正好要决定生产它那注定要倒霉的埃得赛尔汽车。 在卫星一号上天之后，费城的费尔斯天文馆馆长莱维特认为把火箭专家和导弹专家分家是“一件惊人的蠢事。”陆军推进器工程师们也同意他的说法。1955年，他们的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已获得相当进展，完全可以用以发射卫星了；1956年9月，一支改进过的丘辟特－C型导弹就己达到六百五十英里的高度，比苏联卫星一号的轨道还高，共航行了三千五百英里。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那里并没有提出要求来。“轨道”计划的火箭专家全都调到它的后继者“先锋”计划方面去了。接着，“先锋”计划又拨归海军，理由是海军的“海盗”式和“空蜂”式火箭在高空导弹研究方面比其他军种的类似工作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一到海军那里，“先锋”计划就奄奄一息。在新的管理机构的领导下第一步是在1954年末发射一颗重二十磅——等于苏联卫星一号重量的八分之一——的卫星，那是现在负责其事的加拿大天文学家约翰·哈根所长宣布的。但是接着出现了许多意外的障碍、耽搁和延误。哈根于是发表了一项修订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只要它的“海盗”式发射器的二万七千磅推力不出向题，第一颗二十二磅半重的卫星就将在1958年春季上天。当苏联科学家已开始一个接一个向天空发射红色月亮时，哈根和他的同事们却还在进行这项工作。 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科学研究与军事上的需要仍应加以严格区分，他在苏联卫星一号发射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提出了这种区别。他说，“先锋”计划是一项学术性工作，“仅仅是我们方面准备发射这类运载工具的一项计划。”就它本身来说，这完全是一件好事；如果这一远大目标能够实现，那就可以大大丰富人类关于“温度、辐射、电离、压力”等方面的知识，但这和任何抢登月球的竞赛毫无关系，他也不知道这种竞赛之说是从哪里来的，他倒希望有人能对他说说。 艾克说，发射卫星可是另一回事了。这表明苏联人的“火箭拥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推动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幸，他迄今所得到的数字在军事上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数字是否准确，我全然不知道。但在你弄清它们的正确性以前，你根本没法知道它在战争中有没有用处。”他承认他很忧虑：“我也很希望我们更远地走在别人前面，对正确的数据，对金属的抗蚀和抗热性，以及其他许多我们必须弄清的问题都能知道得更多一些。我希望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更多的情况。” 他解释说，他焦虑的根源是俄国的武器发展。政府在卫星计划上已花掉了一亿一千万元，今后还将再花一些。但尽管这样，导弹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仍将比它更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他几乎有些鄙夷地说：“仅就卫星本身来说，它并不使我担心，一点也不。” 另一方面，在“先锋”计划的办公室里，哈根博士和他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显得非常冷静。他们承认有些困难，有些挫折，但在描图室和实验室里，这都是正常情况。说话轻声的哈根一边点着头，一边沉思地抽着烟斗，他承认他的发射装置还在试验中，但他和他的同事都决不相信会失败。他们已答应要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结束之前把一颗卫星送入轨道，现在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客气地提醒记者们说，对基础研究来说，时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 『fau-bus[faw-bus]，vi；faubused，faubusing．1.由于恶意和无知而犯下极大错误。2.由于愚蠢或思想混乱而造成严重错误，造成过失。同义词blunder，err，bollix．』 1957年10月，《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杰克·马布莱提出这一建议说，应把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Orval Faubus）的名宇这样编入英文字典中去。这一建议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方面由于福布斯的虽然声名狼藉，但传播的时间不长，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毕竟不过是一个极其平淡的人物。如果福布斯从未存在过，那也没有必要创造出这么个人来。在整个南部，白人政客们都正忙着反对最高法院三年前便已作出的取蹄“隔离也平等”的教育原则的决定。仅在亚拉巴马一州，就有四个州长候选人保证要反对黑白人合校，其中一人发誓说，他为保持隔离不怕坐牢，另一个则更进一步发誓说，他为这事命都可以不要。福布斯同他们的区别只是他是在职的，因此能通过官方的行动来吸引和集中全国的注意。在那个多事之秋，他的行动同卡纳维拉尔角和外层空间所取得的重大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的偏见歧视同这些发展可能带来的光荣极不相称。 对于福布斯的动机，人们从来没有任何疑向。在阿肯色州，他要争取蝉联，得作一番苦战。该州传统向来反对一个州长三次连任，而且他的声望早已渐趋衰落了。他批准提高公用事业和铁路的收费，本已得罪了自由派选民，他提高税收，另一些人也对他感到失望。他的战略是要把穷困白人占优势的种族主义的阿肯色州东部地区作为他的新根据地。1957年8月20日，他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在华盛顿拜访了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问他在9月间小石城的学校开学时，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暴力事件。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提示小石城可能发生暴乱。当时一切迹象都表明，黑白人合校问题将能顺利进行。在伍德罗·曼市长的带动下，该市已拟订了一个可作模范的七年合校计划，精心挑选了一些有培养前途的黑人学生先去入学。福布斯提出这个问题使罗杰斯大为惊愕，他回答说，地方上的骚乱一向都是由当地警察处理的。 为了要使联邦官员跟得上那边的形势发展，司法部副部长把该部民权司司长派到了小石城。这位司长本是阿肯色州人，他向福布斯解释说，联邦政府如果下禁令是完全能够制止任何阴谋家的活动的。他问州长为什么想到会发生麻烦。福布斯说话支支吾吾：他说，他手头得到的证据“太含糊笼统，不够肯定，对于一个执法机关还不能有什么用处。”这位官员回到华盛顿报告说，他认为这位州长打算要对小学生玩弄他的种族主义的政治。 福布斯的第二个行动证实了他的判断。8月29日，这位州长指示该州一个法庭，以可能引起流血事件为理由，阻止小石城合校计划的进行。州法庭的法官签署了一个禁令给他，但立即被属于联邦管辖的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罗纳德·戴维斯否决了。教育局于是继续进行合校的准备工作。采取的步骤实在再慎重不过了：只让九个黑人学生到小石城中心中学去和两千名白人学生一起上学。这时也仍然没有出现不安的迹象，但为了以防万一，曼市长和他的一百七十五人组成的警察部队仍拟订了对付可能出现的示威活动的办法。 这全然是白费时间。州长根本不打算征求市长的意见。他的计划是调动国民警卫队，命令它去制止九个黑人学生注册入学。9月1日，阿肯色州的最有名的公民温思罗普·洛克菲勒一听到这风声便急忙赶到州政府去，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恳求福布斯千万不要这样干。州长拒绝了。他说：“我很抱歉，但我的话已经说出了。我准备争取第三次连任州长，如果我不这样办，吉姆·约翰逊和布鲁斯·贝内特（将在预选中与他对垒的种族主义者）会把我撕得粉碎。”9月2日下午9时，学校开学的前夕，肩着刺刀上梢的M－1型步枪的国民警卫队在中心中学四周布下了防圈，他们的领导人，空中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少将，在校长办公室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一小时后，福布斯出现在小石城的KTHV电台和电视台上，宣布他己派出民兵“维持或恢复本城的和平和秩序。”他说，本城已濒于暴乱的边缘：“争吵、愤怒和怨恨的迹象已如洪水一般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 小石城一片惊愕。市长说：“根本没有任何这类迹象。我们没有理由担心发生暴力事件。”州长说，本市店铺里的刀都已卖空了（“绝大部分是卖给黑人青年的”），但联邦调查局对一百家店铺进行检查后发现，刀和枪的销售量在正常水平以下。人们能看到的武器只有国民警卫队的武器。有一切理由相信，该州的这个首府也一定会跟随着阿肯色的其他三个城市——史密斯堡、俄萨克和范布伦——在同一天平静地执行合校计划。现在，那九个一同来到中心中学的黑人孩子却被国民警卫队的人员拦住，并对他们说：“福布斯州长已下令不容任何黑人进入这所学校。”一个十五岁的黑人女孩子要想闯入防圈。警卫队员立即举起枪来对着她，而当她吓得后退时，一个旁观者大声喊道：“回家去吧，你这个黑毛丫头，”这时一位满头白发的妇女——一位教师的太太赶过去保护这个孩子，把她送到公共汽车站上去。福布斯所说的“暴力事件”也就到此为止，戴维斯法官对一份要求延缓实行合校计划的新的请求书，拒不受理。 在戴维斯法官的要求下，联邦调查局的五十个特工人员在小石城到处巡视，进一步寻找种族关系紧张的迹象。他们的长达五百页的报告表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和平已受到威胁的说法。因此，戴维斯向州长发出传票，要他于9月20日亲自到法庭，当众说明为什么不禁止他自己干预学校董事会计划的理由。福布斯这时已躲到橙红色的州长官邸去，四周布满了国民警卫队的岗哨，但是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位司法警官毫不费力就闯过了警戒线，在官邸的草坪上把传票交给了他。这位州长第一次有些不安了。他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抱怨说他受到联邦特工人员的调查，他的电话也一直有人偷听，还说他知道有一个阴谋要“用武力”把他“监禁起来。”他要求总统给他一个“谅解和合作的”保证。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能给你的唯一保证是，我将利用我所能利用的一切合法手段来维护联邦宪法。” 代表小石城的国会议员布鲁克斯·海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和福布斯应该一同坐下来谈一谈。这次会谈安排在9月14日，危机的第十一天，他们俩在罗得岛新港的夏令白宫会面了。谢尔曼·亚当斯对福布斯的印象是“他不象是一个蛮不讲理或难以对付的人”，艾森豪威尔却认为福布斯似乎有些胡里胡涂，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他们两人都弄错了。这位州长仍在继续顽抗，六天之后，当戴维斯法官坐在法官席上大声宣布“3113号民事案件：申请颁发初步禁令一案”开庭时，情况丝毫没有改变。他这次开庭听审象平常一样，但这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一个州的州长要受到联邦法院的审判了。 福布斯本人没有出庭。自从他调动国民警卫队以后，他一直借口将在法庭上公开提出关于他所说的即将发生暴乱的证据，以回避别人对他的质向，但在法庭上并没有出现证据。在法庭上出现的只是三个代表他的阿肯色律师。他们提出请求，第一，要求戴维斯承认自己怀有个人偏见，取消自己审理此案资格，第二，本法庭应撤销对州长的控告，因此案应由一个由三个法官组成的法庭审理。戴维斯冷静地驳回了他们的请求。他们中为首的一个律师看着发言稿说，“被告福布斯州长和他的军官们必须采取坚定、明确、不可改变的立场：那就是，阿肯色州的州长不能也决不会承认，在这个法庭上或任何别的地方，美国能对他的审慎态度和判断能力提出疑问。” 这位律师问法官可否容他和他的同事告退，法官点点头，他们就走出去了。州长的答辩没有传唤一个证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论据是联邦法院在阿肯色州无权审判他。这个问题在1861年就有人提出过，但一般认为在1865年已经解决了。 美国司法部原来打算传讯将近二百个证人。现在只要传讯八个人就够了。他们中包括市民、警察局长和督学。大家一致证明该市没有任何种族纠纷。后来法官总结说，这说明校董会的合校计划由于“阿肯色州州长利用国民警卫队的力量而受到了阻挠，”他还说，“今天大家在这里提出的证词也同样可以证明，实行合校计划是不会发生任何暴力事件的。”因此他发布命令说，福布斯和国民警卫队应停止他们的干涉行动。记者要福布斯发表意见，他草草写了一份声明交给他们。他在声明中说他的律师没有在场，根本不提他们是根据他的指示离开法庭的。他声称：“现在开始了残酷的迫害。他们不会让另一方面〔他自己这方面〕进行反诘，提出证据。所以，现在，只须利用几个经过小心挑选的证人，司法部的案件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结果是不问可知的。”那天晚上，他又发表了一个比较温和的声明，一方面攻击戴维斯的“没有根据的行动”，但一方面又说，在他“上诉后肯定会予以撤销”之前，他将遵守法院的命令。民兵奉命撤出中心中学，而在这支部队开出时，福布斯和他妻子阿尔塔便离开小石城，到佐治亚州的海岛去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南方州长会议。路过亚特兰大，他们停下来观看了一场佐治亚州与得克萨斯州的足球赛。后来，另外一位州长对记者说：“他可真能给自己贴金。那天观看比赛的有三万三千人，他们每次为球赛欢呼时，福布斯都站起来鞠躬致谢。” 那天晚上，在海岛的克洛伊斯特饭店的银厅里，他成了众目所向的目标，他忙着给人签名、喝酒、喝汽水、跳舞。他的舞伴中有和他们同来的詹姆斯·卡兰姆夫人。她的丈夫，在小石城闻名的“急如火吉米”卡兰姆，是州长的极亲密朋友，这次未能前来。卡兰姆过去是足球运动员和专门破坏罢工的职业工贼，现在却担任了阿肯色州体育委员会主任职务。由于他的这些经历，他对运动员拳击师和职业打手的世界是非常熟悉的。这便是他所以走不开的原因。州长已为他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要他在第二天黎明时开始执行。这样，当福布斯夫妇，由于银厅庆祝活动的长时间劳累，在海岛上睡得正香的时候，卡兰姆却在中心中学外边调集了一大帮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有的在交头接耳，有的在点头示意，有的在汽车加油站的公用电话间里进进出出。 上午6点钟，来了七十个作舞着警棍的小石城警察，用锯木架在学校四周设置路障。在三星期以前要是这样做，是足可以维持秩序的，但现在危机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了：福布斯的势将发生纠纷的预言，特别由于有卡兰姆在那里对一些意志不坚的人进行煽动，很快便要成为事实了。后来，市长把闹事的责任归之于“职业煽动家”；警察局的一个副局长则说，“肇事者一半是从外地来的。”警察为了颇全面子不肯指出，许多带头的人都是小石城体育界的人物，因而也是警察的朋友。有些同情他们的警察甚至为目己在场感到不好意思。有一个警察公然对旁观者说，“你们以为我愿意这样干吗？我是不得不执行任务啊。” 8点45分，中心中学的上课钟响了。紧接着，有人发出一声尖叫：“黑鬼们来了！”来的几个黑人并不是学生。他们是同时到达的四个黑人记者。当他们被迫后退时，二十来个职业打手马上追上去，把他们彼此隔开，然后动手毒打。一个警察爬上一辆汽车顶上去观阵，其他的警察上前去制止他们行凶，这时，吉来·卡兰姆却怒气冲冲地喊道，“是黑鬼们先动手的！”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人奔到他面前说，“给我五六个人，把他们派到上次那些小黑鬼来的地方去。”卡兰姆于是集合了五个个子最大的人，带领他们往那边赶去。可是他来得太晚了；就在那群暴徒围观殴打黑人记者时，九个黑人学生己坐着两辆汽车到来，走进了学校。他们一走进学校，看来就安全了。绝大多数白人学生好奇地看着他们。有几个作了友好的表示。没有一个表现出敌对情绪。 虽然如此，这几个新生的地位并未能就此确定下来。校外的情况很快急剧恶化。无线电和电视对于这场混战的报道把附近城镇里的流氓也都招引过来。人群成倍增加，到最后几乎有将近一千人围在校门外转来转去，一心想寻衅打架。黑人记者被殴打时警察反应软弱无力，使他们看到寻衅打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一时找不到新的攻击对象，他们便对白人记者进攻。三个《生活》杂志的记者被他们打伤了。任何一个不带南方口音的记者都有挨打的危险。听到他们呼救前来给他们解围的警察和州骑警也同样会遭到袭击。在这一片混乱中，用锯木架支起的路障全被推到一边去。蜂拥的人群涌到了学校的门口，这时，上午11点50分，曼市长只得投降，命令黑人学生撤出了学校。闹事的流氓大笑大嚷着逐渐散去。吉米·卡兰姆于是快步冲进汽车加油站的公用电话间，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福布斯州长便在海岛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说，“小石城的暴乱证明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华盛顿，对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讲话。那一星期，他一直因为阿肯色日益增长的危机而烦恼不安。他对谢尔曼·亚当斯说，他完全了解沃伦主持下的最高法院对于布朗——教育局一案的判决是“侵犯了象小石城那样一些地方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传统的。”并说，“你不可能用法律改变人心。”在本周内，他还将对四位比较温和的南方州长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对最高法院的判决的看法——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接着补充说，“但是对这个问题我怎样看，是无关紧要的。必须看到这是法律，而我作为美国总统，有责任使法律贯彻执行。”在他讲完话正要离开货币基金的会议时，他接到布劳内尔的一个紧急电话。这位司法部长简明地向他汇报了中心中学外面的骚乱情况。总统于是批准了一项强硬的声明： 『联邦法律和美国地方法院的命令……决不容任何个人或任何恃强行凶的暴众任意加以轻侮。本人将使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包括一切必要的力量，制止一切违法活动，使联邦法院的命令得以贯彻执行。』 他原想使福布斯有所醒悟。但现在已为时过晚。他刚刚回到新港，布劳内尔通过他私人寓所的绝密电话专线又打来了第二个电话。阿肯色州的联邦法院警官的报告表明，法律的执行在州和地方一级都遭到了破坏。一群暴徒控制了中心中学。此外，小石城现在请求华盛顿进行干预；学监弗吉尔·布洛赛姆刚刚打电话给司法部说，“曼市长希望知道他应该找谁才能得到联邦政府的援助。”他后来和布劳内尔通了电话，布劳内尔在接完电话后，马上起草了一项声明，阐述了自1795年以来总统一向所具有的权力和责任，说明他完全可以使用军队来强制执行联邦法律。这项声明如经艾森豪威尔批准便可为派遣军队打开道路。艾克在电话中听完了声明的原文。他说，“我要你把这声明送上来。看来我大概不能不签字，但我还要再看一着。” 那天晚上他在他住处的阳台上反复研究了这篇声明，但是直到他上床睡觉时仍没有签字。他对亚当斯说，这件事的前景使他不寒而栗；用美国的军队去对付美国的公民决不是“我们国家里应做的事情。”但是小石城事件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甚至奥瓦尔·福布斯和吉米·卡兰姆是否能加以控制都大可怀疑了。目前，只有法院命令得到了严格服从，才能排除军队的介入，可是，一群反抗过警察居然安然无事的暴民，是谁也不会服从的。第二天早上8点前不久，艾克步行到他的新港的办公室去时，他眯眼望着远处的天际自言自语地说：“要起风了。”这是个不祥之兆。不到一小时，布劳内尔又从电话里传来了中心中学的坏消息。今天暴徒的队伍又增大了，来回的推推搡搡，公然对企图驱散他们的警察起哄。九个黑人学生呆在家里没来。按照联邦法院警官的意见，只有让他们别来，才能使学校不会受到暴徒的闯入。这次，曼市长向华盛顿发来电报，正式请求总统干预。艾森豪威尔在接完电话后，立即签署了那一声明，他当晚在全国电视节目中解释说：“我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就在于总统和政府执行部门一定会支持和保证联邦法院的一切决定得以实施，甚至必要时，使用总统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除非总统这样做，否则必将导致无政府状态。” 那天早上，为了响应这项声明，国防部长威尔逊命令将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统辖之下，不让福布斯州长伸手，同时，陆军参谋长马克思韦尔·泰勒将军已调遣101空降师第327战斗大队，前往中心中学平定骚乱，维持秩序。八架C－130和C－123式运输机由肯塔基州的坎贝尔要塞向阿肯色州运送了这些伞兵。在艾森豪威尔向全国讲话时，第一批军车已在校门前停了下来。自从重建时期以来，南部因在种族问题上违抗中央而导致军事管制，这还是第一次。 这些军队和民兵的区别是很显著的。他们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但这是两者唯一相同之处。国民警卫队是由过周末的军人组成的，松松垮垮，服装不整，执行命令行动迟缓。而101空降师却是一支精锐部队，各方面都正规化。经验丰富，手执指挥棒的军官一声令下，训练有素的士兵立即从卡车上一拥而下，在学校的操场上排列成阵。吉普车也那样齐齐地排成一行。在中心中学网球场外面的空地上，整齐地架起了清一色的帐棚。在校园的橡树上拉起了战地电话线，到破晓时步话机里已响起了各处通讯兵彼此用代号呼叫的声音：“喂！无畏，这里是6号十字路口，回话，阿尔发路障。”【这次部队的整个部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总负责人是101空降师的师长埃德温·沃克少将。后来因为他在他的士兵中散发约翰·伯奇协会的宣传材料被勒令退役。再后来，他还因为在一个种族事件中站在错误一方而被捕。他退役后，住在达拉斯，常倒佳着美国国旗。但这次在小石城，他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 那一天最富有欢剧性的一个事件便是在阿尔发路障那边发生的。这路障设置在中心中学以东的一个街口。在这儿，星期二早晨天刚朦朦亮的时候，一些闹事的头目便已开始在组织他们的队伍。一个瘦长尖下巴的少校站在一部装有扩音器的卡车边监视着他们。大喇叭里传出了他的粗哑的声音：“请你们回家去，要不，我们就要把你们轰走了。”他们一动也不动。其中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爱黑鬼的家伙，”另一个人叫道，“俄国人！”一个穿着一套肥大的棕色服装的人对他身边的人群呼喊着，“他们不过是吓唬吓唬。你们要是不想走，就别理他。” 这位少校严厉地发出命令。于是十二个伞兵，刺刀上梢，站成一排，枪托贴紧大腿，完全处于面对暴乱的警戒状态，这样他们的一排刺刀就正好对准着人群的咽喉。接着，少校又发出一个命令，士兵们便向前推进。暴徒们后退了。那个穿棕色衣服的人坚持到最后一刻；接着也转身逃跑。但他却并没有跑远。现在军队己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这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较量。黑人学生还没有到学校呢。 最后较量是在一次干净利落的行动中进行的。中心中学8点45分的铃声响了。这时公园大街和十六号街的路障同时打开，放进了一辆前导的吉普车，一辆军用的旅行车和一辆殿后的吉普车。三辆车同时在学校前面停下，一群黑人孩子便从旅行车中走了出来，这时，三排伞兵双手持枪快步跑上前去围成二个半圆圈，用刺刀给那些孩子做了一道围墙。另外还有一个排站在黑人学生的两边，保护着他们走上台阶。校外的人群目瞪口呆地望着。忽然，一个妇人发疯似地叫了一声，“啊！我的上帝！小黑鬼进去了！”别的人于是也跟着叫喊，“他们进去了！他们进去了！”另一个妇女发出一声尖叫，揪扯自己的头发。人群又骚动起来，向前推迸。 在阿尔发路障前，人群更为密集了。少校再次粗声地叫着说，“请大家马上离开这个地方。这里是最后界线！我老实告诉你们，这一回我们不会再那么慢吞吞了。”谁也不予理会，他于是命令伞兵再次向前挺进。他们一上来，人群立即后退，纷纷跳进一家私人住宅前的草坪，接着又跳上阳台，嘴里始终高声叫嚷着说，这是私人产业，伞兵无权跟着到那里去追遂他们。但那些士兵寸步不让。他们直上门廊，当那些暴徒在刺刀面前仓惶后退时，他们仍紧跟着追过去。 有些人稍一迟疑便被驱离校门前的广场，这时有一个人却进行反击。他叫布莱克，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上的一个扳道工，在过去两天中，他一直和一些最起劲的煽动分子在一起活动。布莱克抓住一个士兵的枪管，把他拖翻在地。他们两人扭成一团，这时另一个伞兵把他的M－1步枪倒转过来，用钢制的枪托向这个扳道工的头部打去。他的头部马上流血。他在地上爬着，向一些摄影师喊叫，“你们知道打我的这个狗娘养的杂种的名字吗？”伞兵们头也不回，继续前进，这时，一个两眼圆睁的中士叫道，“把刺刀举高一些——对准脖子下面。” 奥瓦尔·福布斯从海岛回来后，和新闻记者开玩笑（“我现在的感觉颇象麦克阿瑟。我被解除了职务”），并要求在电台上占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相等的时间以便回答他的问题。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给了他这个时间，另外两家广播公司，因为他拒绝在讲话后回答问题，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按照福布斯对事件的描述，布莱克是“在一家人家作客。”那些伞兵是“大规模抓人”抓红了眼。中心中学的女学生被“联邦调查局抓去，进行了数小时的隔离审讯，连她们的焦急的父母都完全不知道她们的下落。”南部白人青年妇女的安全很教州长操心；他举起一张照片幌了一幌说，“这些插进女学生背上的明晃晃的刺刀，便是联邦政府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的明证。”他又叫喊说，他从佐治亚州回来，发现伞兵“用棍捧猛击无辜的旁观者，刺刀刺进女学生的背上，爱国的美国人的鲜红的热血沾满了冰冷的赤裸裸的出鞘的刺刀。”最后他更叫喊着：“以我们大家崇敬的上帝的名义，以我们大家珍视和爱护的自由的名义，我要问，美国倒底发生了什么事啦？” 小石城实际发生的事情和他说的那些话实际毫不相干。布莱克当然不是什么谁家的客人。被逮捕的总共就只有八个人；其中四人以闲荡被处以罚金，另外四人在派出所就给释放了。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审讯任何人；埃德加·胡佛说，州长是在“散布谎言。”至于说什么插在女学生背上的刺刀那张福布斯拿出幌了一下便马上收起的照片，实际上照的不过是一群女学生正在一群士兵的前面走过，一边还在格格笑着。 事实就是这样，它证明坎贝尔要塞的军队处理有方。但是福布斯却始终不承认这一点。两星期后，他堕落到了《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所说的“下流肮脏的地步”，公然说什么，伞兵冲进了中心中学的女生更衣室，呆在那里看裸体的女学生。记者要求福布斯拿出目击者的报告或具体证据来。他回答说，“我现在还不想拿出来。”实际上，他提出的任何指控，他都从来没有拿出过证据来。11月，军队全部撤出学校，只留下一支象征性的部队，黑人孩子们开始在没有军队护送下到中心中学上学，到第二年5月这件事便已成为历史了；这次使用武力虽然花钱不少，但却使用得很巧妙；为了让九个黑人学生上学，联邦政府共花费了四百零五万一千元。 但是，为了那年秋天阿肯色的这一事件，国家却付出了另一笔比这更高得多的代价。小石城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给予南都白人的影响。关于内战及其后果的传说早已深探印入南部白人的意识之中，他们从儿童时代就听到他们的祖父母给他们讲这类故事了。而中心中学的骚乱使那一可怕的时代的殉难者的亡魂又在人们心中复活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不可理谕的。他们的反应是受到南方邦联的旗帜、“迪克西”的歌词、牛奔河战役的杰克逊、阿波马托克斯战役的李将军、安蒂屯田野上的阵亡将士支配的。这使他们对福布斯的明显的谎言也盲目信从。北部的士兵出现在南部的土地上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这种可恶又可厌的事情必须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它所引起的反抗的呼喊淹没了任何头脑清醒的人的声音。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谴责艾森豪威尔“采用了从希特勒发给冲锋队军官的手册中抄袭来的手段，”【总统为此极为生气，他打电报给拉赛尔说：“我不能不说，我根本不能理解你把我国军队和希特勒冲锋队相比是什么意思。一个使用军事力量是要实现一个残暴的独裁者的野心；而另一个却是为了维护自由政府的体制。”】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说，“我要是福布斯州长，我马上就会宣布起义，把国民警卫队动员起来，然后我倒要看看在我这个州到底谁说了算。”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士·伊斯特兰指控“艾森豪威尔点燃了仇恨之火，”而佐治亚州参议员赫尔曼·塔尔梅奇说，“对匈牙利的毁灭我们犹有余痛。现在美国总统把坦克（原文如此）和军队派遣到小石城的街头，已使整个南部受到威胁。我真希望马上就能投一票来对他进行弹勃。”外号“见人就亲的吉姆”的亚拉巴马州州长詹姆士·福尔索姆声称，他要把该州的国民警卫队解散掉，也不让艾森豪威尔把它划归联邦政府统辖。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士·贝尔·蒂默曼辞去了美国海军后备队军官的委任，以免给征去服现役。 他们这些人是出头露面的。没有官职的南部人则以各种各样方式表明，他们认为福布斯是他们的英雄，总统是他们的敌人。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北部和西部各州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派兵去中心中学是错误的，而南部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是正确的。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一个航空队老战士将他的四枚空军奖章和六枚战功金星寄给白宫，要求转发给去小石城的伞兵。在得克萨斯州的马歇尔市，基瓦尼俱乐部的午餐会上有人发言说，“这是自重建时期以来南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因而，该俱乐部成员拒绝效忠于国旗。在特拉华州的多佛附近，霍华特·约翰逊饭店的一个女侍者叫两个衣冠楚楚的黑人出去，对他们说，“黑人不得在这儿吃饭，”这使国务院非常难堪；因为其中一人是加纳的财政部长，他刚在自己家里招待过理查德·尼克松，另一人是他的秘书。在南部一向都是如此：种族问题总是伴随着恐怖的威胁。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一所黑人大学被夜袭者纵火焚烧了，在小石城危机高潮时期，六个亚拉巴马人在一条偏僻的乡村小路上抓住一个名叫贾奇·阿伦的黑人，把他拉到一个无人的棚子里，用剃刀阉割了他的生殖器，并在伤口倒上松节油。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识阿伦；其中一个人后来说，“我们只是随便抓一个黑鬼。” 从奥瓦尔·福布斯后来的经历，完全可以看出南部人的感情。这位州长的表演，阿肯色的选民是全都亲眼看到的。在别的地方，怀有偏见的新闻报导可能影响读者的判断，但在福布斯本人所在的这个州里却没有这种情况。美国新闻史上最勇敢的一个篇章是《阿肯色报》的哈里·斯科特·阿什莫尔写的，他由于对中心中学的骚乱进行了极出色的采访获得了普利策奖金。但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赞同他的观点。昼夜不停地有人往阿什莫尔的家打恐吓电话；福布斯谴责他是“狂热的取消隔离派”；小石城种族主义的首府公民委员会称他为本州的“第一号公敌”，全州范围的抵制使该报失去三千个订户。但他继续发表实事求是的报导，而阿肯色州的人民却以压倒优势拥护福布斯于1958年第三次任州长——他获得选票二十五万五千零八十六张；其次获票最多的仅五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张——而且在以后的选举中他仍继续以绝大多数当选。他在州长官邸住了十二年，直到在1967年退休。 在南部以外地区，更不用说在美国国外，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场九名黑人学生入中心中学的斗争在全世界产生了反响。当时曾有一位编辑写道，小石城已成为“任何地方凡能看报纸和听广播的人都熟悉的一个名字，一个在莫斯科被曲解、在新德里被误解，”而“在伦敦十分费解的”象征。渴望在外国首都得到好评的美国人都盛到很懊恼。他们认识到阿肯色事件牵涉到的原则，看到这些原则受到蔑视，不免感到羞耻。 然而，这一事件在人的角度产生的影响的问题，他们当时却什么意见也没有表示。现在看起来，那种沉默实在惊人。美国黑人的呼声仍然听不到。南部人这个词只指南部白人。指南部黑人的词儿是没有的，美国南部或其它任何地方的报纸很少逐日报导有关他们的消息。霍华特·约翰逊饭店的事件的真正意义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必须是一位外国的内阁成员才能触动美国人的良心，而即便那样，使美国人的良心感到遗憾的，不是因为这件事做错了，而是因为损害了美国的形象。 成年的黑人，从小受逆来顺受的教育，由于多少年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接受这个制度，他们一般都趋于内向，本来应该理直气壮地感到忿怒，却为绝望的心情所代替。当101空降师在阿肯色取得胜利时，如有一个美国黑人感到欢欣鼓舞，就至少有几十个黑人因此而担心——完全情有可原——这将引起白人的忿怒；他们读到有关贾奇·阿伦事件的报导，因此知道，要不是上帝慈悲为怀，他们也会遭到阿伦的下场。但是，他们的子女一代的反应就不同了。发生在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的斗争和最高法院宣告种族歧视非法的决定之后，阿肯色中心中学的对抗增强了他们的希望，使他们感到过去的陈规陋习可能会打破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1957年秋天，小石城事件在一些黑人青少年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那时十六岁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十五岁的卡修斯·克莱，十三岁的拉普·布朗和十二岁的安吉拉·戴维斯。 ※※※ 11月上半月，以激励国人为己任的人们一面研究着密集的乌云，一面集中精力弥补苏联人造卫星对美国人精神上造成的打击，看看天边有没有一线新的希望。冯·布朗对记者说，以美国现有的装备已可以发射一颗卫星。麦克尔罗伊部长忽然宣布“先锋”计划现在重新上马，这话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包括参加这项计划的人在内。《时代》周刊派人到三十三个城市进行调查，发现堪萨斯市畜牧装备公司总经理、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国会议员、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的一些银行家和洛杉矶的一位负责供销的工程师个个都信心十足（“六个星期以前，我到一家飞机制造厂去，看到仿佛所有的人，从主任工程师到绘图员一到休息时间都去喝咖啡了。这个星期我又到那里去转了一转，发现休息室空无一人，每一个人都在工作。”） 《读者文摘》发表了贝尔尼·莱的一篇文章，用了一个鼓舞人心的题目《直上九霄》，他说，在空间探索中，美国自有“天神”在暗中相助。到这时，政府对于沸腾的舆论已开始有所响应了。火箭工作人员在卡纳维拉尔角狂热地进行工作，在尼克松的推动下，总统勉强同意，为了提高全国的情绪，他必须在这方面作出更多的安排。于是他委派基利安为负责科学与技术的特别助理（报纸改称他为“导弹总管”，这使艾克非常恼火），接着又指派了一个五角大楼的协调人，制止各军种之间的竞争。然后，他决定接连发表五次总统电视讲话。很多人都对这些讲话抱着很大的希望，第一次讲话效果很好。在讲话时他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从空间收回的丘辟特导弹的四英尺长的头壳。他解释说，“创造远程武器的一个困难是如何使导弹在从外层空间重返地面时不致象流星一样自己烧毁……现在我的办公室里的这个东西就是一枚试验性导弹的头壳。它曾在外层空间飞行数百英里，现在又回到了地面。你们看，它完全完整无缺。”他说，他确信，“直到今天，自由世界的全部军事力量仍显然比共产主义国家的力量更为强大。”洲际弹道导弹不久便可生产出来。在目前，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B－52喷气式轰炸机正日夜进行戒备。 群众来信的反应颇为令人鼓舞。第二次讲话也很成功，于是他开始起草第三次电视讲话稿，准备在克利夫兰播送。讲话稿迟迟未能拟出；他有许多事情要操心。每年从劳工节【指美国和加掌大法定的节日，时间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到圣诞节这段期间，总是总统工作最忙的季节。12月16日他要到巴黎去主持一次北约组织的会议。在去之前，他还必须拟出次年的立法计划，并向国会领导班子说明情况。下一财政年度的庞大的联邦预算需要总统加以考虑，新的国情咨文要在1月发表，而当时看来国家正进入一个大衰退时期。 尽管这样，恢复全国人民的自信心仍是总统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他决定讲完其余的几次电视讲话。但是他没有能够作到。1957年11月25日，在二十六个月中，总统第三次病倒在床，连最简单的公务也不能料理了。据斯奈德医师诊断，他患了“血管痉孪。”但对全国人来说，这叫做中风。 ※※※ 感恩节前的那个星期一，总统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光着脑袋站在凛冽的秋风中，等候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来临。回到白宫办公室以后，艾克说，他感到身上发冷。他担心可能染上了流感。实际他的病却更为严重。他在向他的秘书安·惠特曼口授一个文件时，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竟说不出话来。惠特曼含着眼泪跑去找谢尔曼·亚当斯。“总统刚才回家去了，”她说，“他想要对我讲些什么话，可是说不出他要说的话。他好象突然间出了什么毛病。他只得打消计划，回家去了。我想象不出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在楼上总统住处，亚当斯进去看见总统穿着睡衣。斯奈德医生闻讯正在赶来，他先打电话来叫病人卧床休息。艾森豪威尔微笑着看了看他的助手。他说，“我想你们是在讨……。”他没有办法讲完这句话。犹豫了一下，他结结巴巴地说，“……商量今天晚上宴会的事。”他因为不能谈谈如何招待非洲国王的问题感到沮丧和恼火，勉强着说，“我没有什么，我身体很好！”但是很显然，他开口说话有困难。在他断断续续讲话时，他显然口不应心，老是说出一些和他心里想说的毫无关系的话或音节来。感到惊恐的艾森豪威尔夫人对亚当斯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让他去。”亚当斯也同意。他告诉总统，尼克松可以代表他出席宴会。艾克使劲摇了摇头。他吃力地说，“如果我不能尽到我的职责，那我就干脆辞职算了。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接着，医生来了。斯奈德听到艾森豪威尔说出一个词儿——“国际的”说成了“国志的”——就马上对他的病作出了诊断。艾克中风，影响了大脑的语言中枢。他患了失语症，也就是用言语表达思想的能力受到了损伤。谁也不知这种损伤能否愈合，即使能愈合，也不知需要多长时间。医生打电话和沃尔特·里德医院联系，亚当斯也给尼克松打了个电话，他同意由他去主持宴会。暂时还没有向新闻界发布任何消息。哈格蒂正在巴黎，安排总统对北约组织的访问。当他得知总统生病时，他哭了。 但悲痛却是一点也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的健康简直象奇迹一般很快就恢复了。病情在几小时内就有了显著好转。甚至在哈格蒂的一位助手简要地向记者们介绍四位神经科专家的结论（并发“轻微的语言困难”的“闭锁症”）时，总统已经回到白宫在电视机上观着怀亚特·厄普的节目了。第二天旱晨，他7点40分醒来，淋浴后，自己做了早餐。他拿起一直未画完的一幅英国安妮公主的画像又接着画了一阵。他感到身体已更好一些，于是接见了他的几位助手和摩洛哥国王，处理了半小时公文，在十来份文件上签了全名或简称。星期四感恩节那天，他上教堂去，推开了牧师的搀扶。在白宫进餐时，他切开了一只四十磅重的感恩节火鸡。然后，艾森豪威尔夫妇邀斯奈德医生一起驱车到葛底斯堡农场去过周末。星期六，他们观看了陆军对海军的球赛。艾克在斯奈德的同意下，打算星期一恢复全日工作，主持一次内阁会议。医生告诉新闻界，“总统的健康继续大为好转。” 在卡纳维拉尔角，“先锋”计划的科学家们准备在12月6日发射一颗美国卫星，给日见康复的总统的精神打一打气。那个星期五早晨好象已是万事俱备了。高大的、黑白相间的、分成三级的海军试验运载工具第3号（TV－3）耸立在一个有似蒙满蛛网的龙门起重架上。阳光在液态氢燃料附近凝聚的白霜上闪耀。TV－3是在华盛顿的直接命令下加速制作出来的；准备将一颗小滚木球那样大小的美国卫星送入外层空间去，当然这算不了什么，但是却可以作为一个象征，表明美国有很好的技术，也有决心参加空间竞赛和取得胜利。为了取得宣传上的效果，政府己在事先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虽然马丁火箭一直从来没有试验过，但估计它的性能决无问题。五角大楼新闻发布员同一百二十七个美国和外国的新闻记者保持联系，随时告诉他们最新发展情况，包括放射时间的细节等通常属于高度保密范围的情报。《纽约时报》的一个标题是“美国即将发射地球卫星”。《匹兹堡太阳电讯报》预告说：“月球——即将发射”。美联社向各报社预发了一份报导，一等卫星进入轨道便公开发表。这报导已在无数印刷厂全部排好，准备印发： 『美联社卡纳维拉尔角12月6日电——现正绕地球飞行并发出无线电信号的小月球是美国对俄国的答复，说明美国对外层空间也能占一席之地。』 由于阀门漏气，多次推迟发射，最后卡纳维拉尔角终于升起一个红色气球，表明“先锋”号即将发射了。观察飞机——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老式的B－17和一架新式的赛斯纳——随即起飞，迅速高升。他们俯视着一大批围观者。任何人都不许进入离发射台三英里以内的地方去，但大批人群聚集在栏干外面观看。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半岛所有的学校都把孩子放了假；工厂和机关也让职工暂停工作；街道上、院子里、海滩上，到处拚满了昂首翘望的美国人，等待着这历史性事件的到来。 上午10点42分，龙门起重架拉开了；五十分钟之后又拉了回来，然后又拉开了不再回来。TV－3和发射支架相连的最后一根缆绳于1点44分脱开。几秒钟内，从火箭底部开始喷射出白热化的汽体。在华盛顿，通过接到现场的电话可以听到“先锋”计划副主任保罗·沃尔什的声音。他喊着：“零！……发射！……第一次发火！……” 那庞大的火箭幌了几幌，笨重地从发射台上缓缓升起，一英尺，两英尺，三英尺。这时，离发射时间已有两秒钟，它却似乎固定不动，停在空中了。突然，沃尔什发出一声叫喊：“要爆炸！”刹时间，从那个失灵的火箭的底部并出长长一股橙黄色的火焰，向下冲射，然后向上折转，成为一股滚滚火浪，把TV－3的右侧全给包住了。在天空中，B－17飞机的一个驾驶员喊道：“起火了！爆炸了！现在整个现场到处是一片黑烟——我们看不见运载我们的卫星的火箭——火箭可能没有飞起来——只看到极大一片黑色的浓烟——在发生爆炸的地点周围只能看到黑胡胡的一大片。” 黑烟是自动灭火器喷出的水和二氧化碳造成的。黑烟飘散后，可以看到火箭的头壳倚在发射柱上。有些地方火还在继续燃烧。已烧焦的残缺的尾巴插进在发射台中。整个装置只有一部分还是完整的：那个象椰子大小的卫星滚落在一边，正按照规定的108兆周的频率不断地发出信号。 这在宣传上成了一场奇灾大祸。不管科学家们怎么说这不过是一次试验，也毫无用处。美国曾向全世界大吹大擂地进行了宣传，以为一定会听到一片赞扬声，现在就只好乖乖忍受嘲弄和讥笑。在联合国的俄国人满脸笑容地建议美国人申请苏联向落后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播送了一首顺口溜的民歌，“啊，尽管美国人的主意想得好，他们自己的小卫星就是不肯往上跑，”五大洲的爱说俏皮话的人，纷纷给TV－3另取名字，叫他：倒栽星、劈拍星、呆子星、哑炮星、走火星、泄气星、抛锚星、完蛋星。林登·约翰逊在参议院悲伤地说：“要多久，多久，上帝呀，要多久我们才能赶上俄国人的两个卫星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没精打采的记者招待会上，“先锋”计划的哈根博士只说了一句话：“扯蛋。”社论作者都在想寻找一只新的替罪羊——他们选中了新闻发布人员，后者于是和那些进步教育家一起倒了霉——匹兹堡的一位教授说，“这是自从卡斯特【卡斯特（1839－1876年），美国陆军军官，在大霍恩河与苏部落的印第安人作战时被杀。——译者】进行最后一次抵抗以来，我们所受到的最大耻辱。” 在这个电讯交通四通八达的时代，这一挫折似乎比实际还糟糕。这支坠落的火箭并不是美国军火库中唯一的一支火箭。在一个月内，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台刚一修复，海军就准备发射另一颗地球卫星。就在TV－3发射失败的那个星期，空军重新试验了“雷神”式和“阿特拉斯”式导弹，获得了成功。到3月，陆军将有八枚丘辟特C型导弹可以用于空间计划，其中的每一枚都比“先锋”号更大、更可靠。总统曾经下令，不让文职科学家参与丘辟特计划，因为军事试验有绝对优先权，但是现在他撤销了这项命令。12月6日的羞耻，人们很快就会忘掉的，但政治家们却很难忘掉它。在他们看来，再冒这样一次受到公众挖苦嘲笑的风险是不可想象的。从此开始，接连几届政府都决定要参与空间竞赛，直到获得最后胜利。要想中途退出竞赛，任何托词都是通不过的。其它方面对国家资源的需求，不论如何迫切——到六十年代后期，对某些资源的需求已到了十分迫切的程度——都必须等到星条旗牢固地插上月球之后再说。 ※※※ 「美国人物画像：埃德塞尔汽车」 1948年开始设计的这种汽车，原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要造成一个问题。原来满足于福特车的人，由于越来越富裕，渐渐对福特公司的麦加利车不感兴趣，开始换购吏高级的毕克、庞蒂亚克和奥斯莫比尔车。福特公司的一个经理人员曾说：“我们一直是在替通用汽车公司培养顾客。”六年之后，公司计划人员决定投资二亿五千万元生产一种中等价格（二千四百元到四千元）的新车。他们知道，这车第一年至少得销售二十万辆才能有利可图，但他们相信这是可以办到的。 一时想不到合适的名称，他们暂叫它“E”车，“E”代表“Experimental”（“试验性的”）。为制作这种车，他们完全不惜工本。在五十年代中期，顾客心理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在“E”车的式样顾问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它对其他中等价格车子，作了“性格”的评定，结论是，毕克车好比是专业人员的妻子，麦加利车显得有些淫荡，等等，等等。迪尔本的福特公司一个经理人员仔细阅读了这份资料后写道：“E车的最好的性格应该是：一种正在往上爬的年轻经理人员或专业人员家庭所喜爱的车辆，”并解释说，“正在往上爬：E车对你有信心，伙计；我们将帮助你成功！” 1955年8月15目，以亨利·福特二世和欧内斯特·布里奇为首的福特公司全体经理人员亲自观看了E车的一个实际大小的泥土模型的揭幕礼，模型外表裹着锡箔以代表镀铝或镀铬。他们一致热烈鼓掌。那年夏季，股票市场繁荣，中等价格汽车的市场也是如此。E车看来适逢其时。它已有的外形将很快闻名于世：尾部如海鸥展开的双翅，椭圆形凹进的散热网板。车子内部，正象一个设计师所说，这种汽车将是“按键时代的缩影”。 顾客心理专家们共提出了六千个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起来并提出彼此参照意见，布里奇凭一时灵感，沿用亨利二世的父亲的名字，给该车命名为埃德塞尔。E车出厂日定在1957年9月4日。在E车出厂日前五十一天，第一批E车开始从装配线上开了出来，但只有经过精心挑选的少数几个人被允许前往观看。E车的宣传工作者竭力制造出一种无比神秘的气氛。广告图片上出现的是一片模糊的影子，或者是用帆布盖着的一件不成形的架子。埃德塞尔存放的房屋都安装着特殊的锁，如果有一把钥匙落入克莱斯勒或通用汽车公司密探手中，这锁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换了样子。7月间，外面传说有一个样车曾被用一辆密封的货车运到了好莱坞，由卡斯克德制片厂在一个内部层层上锁、外边由武装的警卫人员守护的摄影棚里拍成了影片。（卡斯克德的一个发言人说“我们所采取的防范措施是和拍摄原子能委员会交拍的影片时完全一样的。”）福特厂试车道四周都围上了带刺的铁丝网和伪装起来的岗亭。在迪尔本，许多望远镜不停地注视着附近的屋顶和小山的山头，唯恐那里会潜伏着其他汽车公司派来的密探。 《商业周刊》称埃德塞尔车的出厂准备为商业史上耗资最多的一次。投下的赌注极大。福特公司的埃德塞尔分厂有它自己专用的厂房，共有八百管理人员和一万五千工人；另有六十个高工资的拟稿人专门写广告稿。同时，全国将近有一千二百个汽车代销商为要销售埃德塞尔，全放弃了销售其他有利可图的车辆的权利。如果埃德塞尔真能畅销，他们当然都会大发其财，否则，他们可能会弄得连身上的裤子都要蚀掉。 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福特花了九万元举行了一次为期三天的记者招待会，让二百五十个记者观看了能生产十八种式样的E车的四条主要生产线。这件事结果是并不＋分圆满的。冒失的司机开着高速的埃德塞尔车，把记者吓得灵魂出窍，专为此事雇用的乐队所使用的乐谱架上又都有为纪念格伦·米勒而印上的GM【原为乐队指挥格伦·米勒姓名缩写，但亦可看作通用汽车公司缩写。——译者】字样。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却不是吉祥之兆。这新车看来命运不佳。但它毫无疑问仍然引起了公众的好奇心。到E车出厂日之后的那个周末，有将近三百万人走进了代销店的陈列室，要看看这闹得满城风雨的玩艺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在E车出厂日的当天，有六千五百多人买下了埃德塞尔车。迪尔本一片欢欣。如果剩下的车再能卖出十五分之一，那这车头一年结算时就能赚钱。 可是卖掉十五分之一的希望终于落空了。第一，中等价格车辆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消失。7月间股票市场猛跌，标志着1957－1958年的衰退时期即将来临。《汽车新闻》报导说，代销商遇上了汽车工业史上第二个最糟糕的滞销季节。更重要的是，在E车出厂日之后三十天——1957年10月4日，使福特汽车公司大为恼火丢脸的那一天——俄国人把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射入了轨道。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参议院发表的一次激动人心的讲话充分反映了一般美国人的情绪：“很明显，现在已到了少关心一些新买的宽幅地毯有多厚或新车的尾鳍有多高的时候，而更应该准备流血、流汗和流泪了。”在这种舆论的新气氛中，《商业周刊》把迪尔本的最新产品叫做“一场恶梦。”《消费者报导》说它代表了底特律“日益使买车人退避三舍”的“许多过分作为”之一例，而《时代》周刊则称它为“在错误的时候投入错误的市场的一种错误的汽车的典型范例”，而且“示范性地说明了，尽管有那么多‘深入的访问’和关于‘顾客心理研究’的种种鬼话，对市场情况的研究终归是有限度的。” 而且不仅如此。按照其他标准来说，埃德塞尔也是一个失败。车头竖嵌的椭圆形散热网板，上面点缀着一排银光闪闪的埃德塞尔字样，这本身便不是什么成功之作。原设计者采取了当代欧洲汽车的这种式样，希望使这车子有一种华贵的气派。而结果却并不然，这大半是由于它与整个车头设计不甚协调，而公众的不利反应，是对这汽车的成功的第一个打击。一个评论家说它象一个鸡蛋。另一些人则说它象马轭，象“发疯的小兔兔”，或者——这也许是通用汽车公司或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反宣传恶意制造出来的——象一个马桶圈。 更坏的是，第一批送上市场的埃德塞尔足有一半都有毛病。刹车不灵，按纽不起作用，油盘脱出，车尾的行李箱打不开，发动机罩卡死，传动液压器冻住，喷漆剥落，轴盖脱掉，蓄电池无电，车门关不上等等——总之是说不完的毛病。 在E车出厂日后的第三天，在北费城只发生了一件盗窃埃德塞尔车案件。此外就没有别的偷车案。这说明E车已日益失去吸引力，甚至使人觉得已不值一偷了。在一阵热潮过去以后，全国的销售量急剧下降，迪尔本销售额图表上的指示线已变得象一个滑雪用的陡坡了。代销商的销售量还达不到为维持收支平衡所需最低数量的五分之一。推销的宣传己转而改取守势、近于拚命挣扎了： 『1959年型的埃德塞尔。外观优美；制造精良；价格公道；合乎需要；历史创举。式样翻新，令人振奋；大小合适，买用美观。宽敞舒适：体积轻巧。设计稳妥，节约动力，定价三千，深受欢迎！』 1958年1月14日，福特公司把它的埃德塞尔分厂和林肯－麦加利分厂合并在一起。这新车已使公司损失了四亿元。它己彻底完蛋，这一点全国人人都已知道。按说该是撒手认输的时候了。但不幸暂时还撒不了手。正象投产一种新车需要很长一段准备时间一样，停止生产也需要时间。一些新型式的埃德塞尔早已都设计好；钢模都已做出，1959年型的车已陆续出了装配线。最后，在大约售出了尚不及当时市场上汽车总销售量百分之一的数目以后，埃德塞尔的制造者于1959年11月19日决定不再生产该车。由埃德塞尔的广告部门主办的西部片电视节目“大车结队”的观众被邀参加一次竞赛。其目的当然仍是推销该车，但奖品却不是埃德塞尔，而是小马。 第二十五章 整顿受挫 1958年，迈克·托德的《环游世界八十天》已经接连演了三年，成了自电视问世以来在电影院票房引起最大轰动的一部影片。它所以如此叫座，部分原因是：在50年代后期，如儒尔·凡尔纳风行一时的18世纪70年代初期一样，运输变成了重大的新闻。地球明显地日益缩小，这也不仅是因为出现了人造卫星的缘故。1958年10月4日，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在飞越大西洋的航线上开始采用喷气式客机。两个月后，12月10日，美国喷气式客机也开始在全国航空公司从纽约到迈阿密的航线上出现。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于1959年4月25日开始通航。在玛咪·艾森豪威尔为第一艘原子动力商船“萨凡纳”号举行命名典礼过后，美国海军的最后一艘战列舰“威斯康星”号便被封存起来。核潜艇完全超过了凡尔纳的下潜两万海里的最大胆的幻想，它能够在水下绕地球一周，在北冰洋的冰层下面越过北极区。1959年6月，价值1.1亿元的世界上最大的潜艇“乔治·华盛顿”号悄悄地倒驶进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泰晤士河，艇上装有16枚固体燃料北极星导弹，这是俄国无法以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偷袭而一举摧毁美国全部核基地的保证。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使用的电话机达到1亿部，占世界总数的一半。1951年11月10日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开始使用的长途直接拨号设备（长直拨）已逐渐用于海外通话。海底电话、无线电话和越地平无线电，还有随后出现的通信卫星（贝尔系统的第一个实验性通讯卫星），把美国同海外190个国家和地区全都连结起来了。马克·克罗斯鳄皮手提包制造厂宣布，要向祖鲁兰提供一笔财政援助，以繁殖各种鳄鱼，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美国商业的全球性质。同时，通商航路的缩短使美国汽车商受到来自国外的新竞争。在美国市场上，外国车的销售量占10％。销售量较大的外国车有德国的大众汽车（1958年售出102035辆）、法国的雷诺汽车（售出47567辆）、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售出2.3万辆）和英国的希尔曼汽车（售出18663辆）。另外，日本、瑞典和荷兰的小型汽车眼看也要挤进美国市场。底特律采取现实态度，终于准备制造美国自己的小型汽车。为了有别于外国造的车，这种汽车取名“轻便车”。 有人问美国人登上月球后可能会在那里发现什么，爱德华·特勒严峻地回答说：“俄国人。”1959年1月初，苏联人发射了月球卫星1号，这颗重3245磅的了不起的卫星到达了距月球只有5000英里的空间。他们在空间探索方面本来已抢先一步，如今更遥遥领先，尽管美国已开始迈开步伐，企图迎头赶上。卡纳维拉尔角的工作人员终于用陆军的丘比特－C型火箭，把一颗很小的美国卫星送上了轨道。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规定，联邦须对改进科学、数学和外语教学给予补助。1958年国会还成立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为了考验人体在空间的耐力，空军上尉乔·基廷格完成了历史上距地面最高的一次跳伞，他从7.64万英尺的高空跳出机舱，自由降落12英里后，才用伞上的气压装置把伞张开，最后安然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上。1959年4月10日，各报在头版上向全国介绍了一批新型的名流——水星计划的宇宙航行员。这些人都是老练的试飞驾驶员，年龄在32～37岁之间。他们是艾伦·谢泼德、沃尔特·希拉、弗吉尔·格里索姆、小约翰·格伦、斯科特·卡彭特、戈登·库珀和唐纳德·斯莱顿。他们全是白人，都有孩子，都是美国小城市出生的，也都是新教徒。这七个人当中有六个人留着小平头。 美国两侧的海洋在30年代曾使孤立主义者感到可以高枕无忧，如今看来已变成为可以涉水而过的小溪了。1958年8月，对放射性尘埃的危险性进行争论的科学家都一致认为，不管世界什么地方进行核爆炸，所有美国人的骨骼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1959年7月10日，由于在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有两个美国军事顾问被杀、一个受伤，遥远的印度支那便立即变得不那么遥远了。这三个军官在一间餐厅里观看用一部家庭放映机放映的珍妮·克雷恩的影片《破烂衣衫》，恐怖分子包围了那所房子，趁一个中士开灯换片子的时候开了火。 现在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已成为过去的事，有些显赫一时的人物也随之销声匿迹。约·麦卡锡因饮酒过度于1957年5月2日死去。（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他泄了气，认为自己被人出卖了。他特别感到自己被原来一直十分信赖的副总统尼克松出卖了。”）他的遗孀琴·克尔·麦卡锡仍住在华盛顿，四年后，她同民用航空委员会一个委员结了婚。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活到89岁，死去时留下一个势将引起纷纷议论的定时炸弹，这就是他最后的一件主要设计——纽约市造价达300万元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游艺界去世的有埃罗尔·弗林、马里奥·兰扎、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和卢·科斯特洛。约翰·刘易斯辞去了矿工联合会主席的职务。货运司机工会的戴夫·贝克进了监狱，留下了他的继任者詹姆斯·霍法接着去和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委员约翰·肯尼迪以及该委员会首席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进行难分难解的斗争。35岁的玛丽亚·卡莱斯抛弃意大利的百万富翁季奥瓦尼·梅内吉尼，嫁给了船舶大王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好事者认为，年已53岁的奥纳西斯对卡莱斯来说，怕未免太老了。 有人越来越喜欢拿20年代同目前这十年相比。50年代虽然也很荒唐，但直到1958年我们还没看到可以和尤克里里琴或爬到旗杆顶上待着不下来相比的东西，而这一不足之处，1958年却由加利福尼亚州圣加夫列尔的两个年轻玩具制造商极为出色地加以弥补了。理查德·内尔和阿瑟·梅林是一家名叫惠姆－奥制造公司的合伙老板，在二次大战后，以不到一千元的资金开始制造弹弓。他们第一次赚大钱是在1957年制造弗里兹比。弗里兹比是一种轻巧的塑料盘，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时，它会在空中慢慢飘滑过去。1958年3月，在纽约的一次玩具博览会上，有个熟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很快在澳大利亚到处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转着玩。回到公司后，内尔和梅林便开始制造木圈。但做了二十来个，就停下了。他们不喜欢木头的，想用塑料来试一试。到5月，他们做出了符合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用花花绿绿的聚乙烯管做成三英尺大的圈，每只售价九角三分，可得毛利16％。惠姆－奥公司的这种新玩具定名为呼拉圈。 要取得这种玩具的专利权是不可能的，到劳工节时，便已有十多家公司依样仿制，另立商标出售。即使如此，惠姆－奥公司到9月初仍售出两百万个呼拉圈，获得纯利三十多万美元。接着，成年人也开始用呼拉圈来锻炼身体。生产数量激增，惠姆－奥公司的会计忙得不可开交。工人开始实行三班制。这年秋天，若把国内外的仿制品通通计算在内，呼拉圈的总销售量估计有几千万个。使用的人多得使欧洲的医学刊物纷纷发出警告，谨防因过度激烈而损伤身体。实际受伤的例子非常多。在荷兰的莱登，有个荷兰妇女被送往外科手术室去割除阑尾，但经医生检查，发现她的病实际上是腹肌受到损伤，而这完全是因为套上呼拉圈旋转过猛引起的。在英国，呼拉圈的销售量达到25万个，英国医学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已发现有心脏病的人都不能玩呼拉圈，凡是缺乏训练的人都不能一开始就玩得太猛。”在日本，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腰间盘脱出和脊椎骨错位的病人。有一次，一个孩子在东京街上因追赶一个滚跑的呼拉圈被车轧死，从此就严禁在街上玩呼拉圈。尽管如此，东京呼拉圈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三百万个。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排长队等候购买呼拉圈，队伍在银座一带长达几个街口。岸信介首相62岁寿辰的时候，竟收到一个呼拉圈礼物。 约旦的扎伊奈太后旅欧返国时，行李中也装着一个呼拉圈，按说这已足以证明呼拉圈并非不正当的玩意儿。可是，有些玩具制造商仍不免心情紧张。成年人所以愿意观看别人玩呼拉圈，是因为有些人屁股的扭动颇富诱惑性。那年秋天，每当举行橄榄球赛时，常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乐事：那就是观看迷人的乐队女队长发狂般地扭动着自己的腰部，引得成千上万的观众欢叫不已。在法国，有个名叫雅克·德·圣－法尔的呼拉圈制造商，深恐会引起教会的注意和反对。他不愿丢失过去的好名声，因为在呼拉圈出现以前，他一直靠为医院和实验室制造塑料管为生。现在为了自卫，他设法让法国名流都戴上呼拉圈拍照。在芬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舞台上举办呼拉圈持久比赛，参加者要长时间同时转动环绕在颈部、臀部和膝部的三个呼拉圈。 不管看的人会有什么样下流的想法，这种美国新玩意儿在其他国家照样十分风行。在德国，使呼拉圈获得推广的是职业拳击家马克斯·施梅林和他的妻子安妮·昂德拉。没有孩子的德国人要买玩具总有点说不过去，为了避免让人看见，他们请商店把货包好，在夜间送到家里去。一支比利时探险队出发去南极时，在他们的行装里也有20个呼拉圈，这笔钱是作为文娱费用开支的。在某些国家，呼拉圈供不应求的现象很严重。在约翰内斯堡，一个呼拉圈卖六角五分，记者报道说，这只有白人顾客才买得起；当地土人未免十分眼热，后来慈善机构只好免费供应。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民报》指出，荷兰需用塑料管的其他工业已陷于停顿；而在华沙，一家为青年办的周报竟谈到：“如果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局还不开始生产呼拉圈，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特别从国际范围来看，就将大大落后了。”这两个部门仍然拖拖拉拉，于是呼拉圈就通过东德走私进来。 呼拉圈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到1959年夏，许多城市的垃圾场上都堆满了丢弃的呼拉圈。但不管怎样，从这种狂热完全可以看出，美国群众文化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 在欧洲，英法外交部都把苏伊士灾难归罪于杜勒斯；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也有人赞同这种意见。不过，面临着苏伊士事件后的中东局势，关于华盛顿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并无分歧。依据冷战信条，世界上每一块值得争夺的地方，都必须要么归共产主义所有，要么归自由世界所有。谢尔曼·亚当斯1961年写道： 『英法两国企图以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争端遭受失败，这使两国在中东的威信和政治势力暂时大受挫折……据总统说，除非美国决意去填补真空，并且向全世界明白宣布此一意图，否则苏联人必将插足中东，从而使我们陷于难以忍受的境地。』 总统对国会领袖说：“我就根本不相信，我们可以让中东处于真空状态。”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要求授权在那里使用美国军队，“以确保和维护为防御国际共产主义所控制的任何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略而要求获得这种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独立。”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和罗斯福于1940～1941年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一样，和杜鲁门总统不得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出兵朝鲜的决定以及1955年的台湾决议一样，这个主义是朝着授权总统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队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 亚当斯指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中的一个缺点。他写道：“美国要想遏止共产主义在国外扩张的任何企图都会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如何设法证明以民族主义的斗争形式出现的内部动乱确实是由莫斯科指挥的。”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议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但在参议院却遇上了麻烦。像在为台湾决议进行辩论时一样，持反对态度的参议员内部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白宫是要国会分担原应由行政部门做出决定的责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想获得发动战争的权力。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两人特别感到担心。拉塞尔对杜勒斯说：“这是想要我们买猪不过目，不顾后果地承担义务。”杜勒斯却回答说，这是个是否忠诚的问题。他还对拉塞尔说：“如果我们对什么事都卡得太死，如果国会不愿意信任总统……我们就无法打赢这一仗。” 但是，这一仗在哪里打呢？英法两国已经放下武器，中东仅有的危险之处就只剩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问题上的争端了。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参院以72票对19票通过了那一决议。后来亚当斯写道：“下一年，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发生了一连串爆炸性事件，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应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个主义对于这些事件都是不适用的。约旦事件是典型中东式的：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大闹安曼，迫使年轻国王侯赛因的首相辞职。侯赛因于是求助于艾森豪威尔，声称危机的发生“要由国际共产主义及其追随者负责”。杜勒斯同意这种说法，总统便派出第六舰队在东地中海来一次发炮示威。侯赛因在大炮的庇护下选出一个忠于他的政府。闹事的人散去，新首相没有倒台。谁也看不出，如果没有那示威的军舰，结果会有什么两样。 接着，便发生了叙利亚事件，这事件颇带有滑稽歌剧的味道。杜勒斯急于想在大马士革显示一下力量，可是叙利亚人根本不吃那一套。叙利亚政府倾向苏联，反对派的成员是一些反美军官，他们又都希望互不相扰。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沙特明确告诉艾森豪威尔，这里的长期不和跟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会成为共产党。总统回答说，这话他过去也听人说过，戴高乐就曾说过“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会成为共产党”。“很显然，骚动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亚当斯写道，“不过和约旦的情形不同，叙利亚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任何援助都不感兴趣，因而在这里艾森豪威尔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存在着弱点的一个例证。” 1958年7月14日清晨，华盛顿一觉醒来，得知中东的周期性痉挛症又发作了。头一天夜里，伊拉克亲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占领了巴格达电台、邮局、电报局和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他们打进王宫，杀死了国王和王储。努里·赛义德首相化装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杀掉。这样一来，杜勒斯的巴格达条约刚签订不过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彻底垮台了【杜勒斯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曾向条约成员国保证：美国将用一支“巨大的机动兵力”保护它们免遭颠覆。巴格达政变发生后，这个同盟少了一个伊拉克，另行组成中央条约组织，总部设在土耳其的安卡拉。——译者】。这情况也使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大为惊恐。不久前，夏蒙还曾控告阿拉伯共产党人大量渗入了他的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为此曾亲自领导一个观察小组作过调查，小组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证明夏蒙疑虑的证据。如今，他深信自己是纳赛尔要搞掉的第二个对象，于是正式要求美国派兵到贝鲁特。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这是30年代孤立主义的大倒个，走向干涉主义的极端。不管怎样想入非非，都不能说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在第六舰队的70艘军舰和4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9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巴嫩登陆，这是和平时期美国武装力量最大的一次集结。接着，总统发表声明，解释说：“这些军队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因为在黎巴嫩共有约2500个美国人。”可是，实际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美国人（甚至黎巴嫩人也一样）是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总统这样提出问题，事实上等于承认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不相干的。杜勒斯力图使国会领袖们相信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这位国务卿告诫说，如果美国不按照夏蒙的请求采取行动，“我们的威信就会丧尽，也没有谁再会相信我们的话了——永远没有。只有我们先到达那里，共产党的干涉才可能避免。”他又说，如果不采取行动，自由世界不仅会失去中东地区和自由世界在那里的近3/4的石油资源，而且还会失掉非洲和非共产党统治的亚洲，这一段话后来被冷战专家们一再引用，以证明在任何一次国际危机中，使用武力都是完全正当的，包括越南问题在内。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曾加以抵制。这一次，进行抵制的却是国会的领袖们了。他们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对于在黎巴嫩的行动不愿分担任何责任。 艾森豪威尔主义事实上到此已寿终正寝。四个月后，夏蒙倒台，换上了中立主义的总统和总理，在他们的要求下，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即撤走。这个事件，亚当斯最后论断说：“对艾森豪威尔说来是使他灰心和不快的。”这件事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在当时是看不太清楚的。总统曾警告参众两院说，他有可能事先不经国会讨论就在中东冒开战的风险。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对行动方针进行公开辩论，那采取这种行动本身便会丧失意义。”——这是进一步批准扩大总统开战权力的先例。 ※※※ 在地球的另一边进行炮舰外交对美国来说还是新鲜事儿。这使人联想到仿佛帝国又出现了，而这正是如《欧洲市场上的美国》的作者赖纳·黑尔曼和《美国的挑战》的作者塞尔旺·施赖贝尔一类的欧洲人自信已看到在他们西边的地平线上正慢慢出现的东西。大战前，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喜欢自吹的国家，每一个美国人都看上去像贾莱·古柏和琴逑·罗杰斯，他们的孩子也都像米基·鲁尼和安·拉瑟福德【这些都是当时美国著名的电影明星。——译者】。那个美国是理想主义的、天真纯洁的，是全世界无限向往和人们私心窃慕的地方。除了在遇到自然灾害时，美国人总是以大施主的面貌出现外，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几乎就不起什么作用。 如今，美国人遍布全世界。第四点计划、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各种技术援助计划派出的人员已遍及亚洲和非洲各地。国会已经批准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贷款基金、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以及同不在富布赖特计划之内的42个国家交换留学生的史密斯·蒙特计划。到国外旅行的美国人每年增长12％；50年代后期，到遥远的国土去旅游的美国人在200万以上，他们一年花掉20亿以上的美元。 这些钱并不一定都花得很明智、很漂亮。如果说有一个欧洲人和丘吉尔一样说，“我喜欢这些美国人，他们都是那么慷慨大方”，就有不止一个欧洲人会和让·保罗·萨特一样表示轻蔑地说：“那些美国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存在主义。”欧洲大陆和亚洲比较古老的文化的维护者对美国化的蔓延都深感是一种威胁。他们对美国青少年文化，特别是音乐，对全世界青年产生的诱惑感到惊惶不安。爵士音乐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年轻的泰国国王那时正在为百老汇的一出歌舞剧《拉洋片》写歌词；柬埔寨国王则在自学吹奏火辣辣的萨克斯管。再就是美国的无酒精饮料。在曼谷，泰国总理是可口可乐的代销商，警察局长是百事可乐的代销商；艾德莱·史蒂文森称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冰冷的冷战”。不论在泰国或其他国家，可口可乐总居于领先地位。它所到之处真已是永无落日。在国外，可口可乐每天的消费量达500亿瓶，足够使一艘轻巡洋舰漂浮起来。 塞尔旺·施赖贝尔写道：“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那种由征服欲所驱使的老牌帝国主义，而是由于美国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压力’不均而产生的一股剩余力量。”美国工业在海外工厂的投资已达575亿元，年产总值约为1000亿元。塞尔旺·施赖贝尔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公司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建立总部，以便协调它们在整个西欧的活动。” 随着美国大公司日益强大，欧、亚、非各洲的人便越对美国国内生活的实际情况感到好奇。他们听到的东西并不都是十分准确和可靠的。赞赏苏联和新中国的人对美国的种族歧视痛加指责，把蒙哥马利市对公共汽车的抵制行动和小石城事件说成是种族暴乱。关于美国社会的报道，大多强调美国生活水平高，但这却变成了愤愤不平的根源。美国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1950年，巴基斯坦总理利阿科特·阿里·汗访问美国时曾说：“我一想到这个情况，我就突然觉得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孤岛——一个难以想像的繁荣的孤岛。而在这个孤岛的周围，我看到的却是充满着苦难、贫困、肮脏的可怕海洋，亿万的人在那里挣扎着，想免遭没顶之灾。想到这里，我像为一个老朋友担心那样，颇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担心。” 在全世界发生的40次大骚乱中，美国使馆、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和文化中心都是攻击的目标。自发地袭击美国国旗的事已司空见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原因只不过是示威者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在心头长期积压着的反美情绪最后突然爆发出来了。单是在印度尼西亚，这类骚动就发生过五起。这种事情的发生决不只限于其领导人对美国不满的国家。在中立国首都，如阿尔及尔、开罗、喀土穆，也同样出现过示威活动，甚至在美国某些盟国的首都，如里约热内卢、雅典、西贡、台北和巴拿马城，也都不例外。 美国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以为自己在对外援助计划方面是很慷慨的，然而却不知道，如利昂·凯塞林所说，美国用于国际经济合作与援助方面的款项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实际占的比例是“小得叫人提起来就脸红的”。普通的美国人认为，参加骚动的群众必是受了煽动分子的蒙蔽。他想，如果这些人明白自由企业的好处，他们也会要建立这种制度。在他天真的头脑中，完全没有想到美国所以能成为今天富强的国家，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索，其中有丰富的资源和温和的气候等。他想，如果别国的人知道美国是多么富裕，他们就只会对星条旗欢呼，而不会去践踏它。他万万想不到，宣扬美国的繁荣只会被看做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炫耀。 这一点，美国的领导人也同样没有想到。尼克松副总统在准备出国访问时，拼命地记诵一些图表和数字，以便说明美国人的生活如何比许多不那么幸运的人民的生活都要好得多。有一次，访问归来，他绘影绘声地说，在同东道国的一些人进行讨论时，他如何急切地等待开口的机会，然后有力地说明了他的论点： 『我列举数字表明，美国的4400万个家庭共拥有5600万辆汽车、5000万台电视机、1.43亿架收音机，而且其中有3100万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接着，我谈到被许多人忽略的一个论点。这些统计数字实际上非常生动地表明：从财富分配的观点来看，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最接近于一个人人富裕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了。』 到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期，海外有不少人都听到过这样的论点。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喜欢派遣尼克松夫妇出国访问。为了维护国际间的友好关系，副总统也顾不得先后在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患腹泻，在缅甸遭包围，在卡萨布兰卡受侮辱，在墨西哥城一架失灵的电梯中受到一个小时汗淋淋的煎熬。 在这一切之后，更有1958年春的一次历时18天的访问南美的艰苦历程，先后在乌拉圭、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停留。这次出访意在做出睦邻姿态，因而尼克松也想到一定很单调无味。他在事后写道：“在我以副总统身份进行的多次出国访问中，我最不想去的是1958年的南美之行，这并非因为我感到这次任务艰巨，而是因为同当时我在华盛顿的工作相比，这是不太重要且又缺乏趣味的。”中央情报局向他担保，这次出访一定平静无事。有些记者甚至犹豫是不是跟他出去采访，尼克松也对他们说，要是不去，他们大概也不会错过什么了不起事情的。 在访问开始阶段，的确没出什么大事。在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亚松森、拉巴斯接待尼克松夫妇的南美的一些统治阶级人物，对于北美的政策制定者不把他们当做一回事，已经习以为常了。助理国务卿亨利·霍兰是专门帮助杜勒斯注意拉美动向的，在他的领导下，国务院一直不遗余力地争取向那里的国家提供种种贷款，其理由是，如果自由派掌了权，他们可能要对企业实行管制，从而打击企业界的精神。尼克松访问的第一批国家中的头面人物完全了解而且也很重视这一情况，因而完全无意打乱目前的局面。 在街头，不时可以看到情绪激昂的年轻人举着标语牌，称美国副总统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狗养的”。有一块标语牌劝告尼克松：“滚回到你那以拷打黑人、屠杀印第安人为乐的美国去”。尼克松显出自己是个直爽干脆的政治家，只要可能就停下来向人们解释，他并不是种族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狗养的，也并不赞成私刑拷打或屠杀，而且事实上，他也从未参与过这类行动。不过这样的事件不多，在他最初停留的几个地方，示威的人很少，他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因为凡是在出现敌意的标语的地方，也总有人对他来一个拉丁式的abrazo，即大熊式的热烈拥抱，以表示欢迎。他听到有些大学生高唱着“Fuera Nixon”，译员告诉他，意思是“尼克松滚回去”。尼克松笑着说，他还不想回去，这里的人对他更为友好嘛。 后来谁也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那种喊声变成了“Muera Nixon”（杀死尼克松）了。在旅程的第五天，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人起哄；第六天，在亚松森听到人们的嘘叫声。不过，总的说来群众还是比较友好的。玻利维亚人向他抛洒彩纸，他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危险的迹象。但事实上，他真算走运。在附近一个矿区，许多身带炸药棒的抗议的人群已经集合起来，后来只是由于炸毁铁道，断绝了这个地区的交通，才使尼克松幸免受到一次袭击。在别的地方，由于警察保持警惕，驱散了打算进行暴力活动的人群。可是，尼克松夫妇不可能一路都那么走运，结果也确是如此。5月7日，星期三，也就是启程后的第11天，在秘鲁的利马，他们第一次隐约感到可能要出大麻烦了。 利马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是礼貌周到的，然而汽车队开进市区时，尼克松看到街上的行人不多，其中的大多数也“似乎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同车的秘鲁官员解释说，为了避免“出乱子”，车队行驶的路线事先没有公布。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是多少叫人感到不安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在友好的秘鲁还会出什么乱子。” 尼克松在秘鲁和随后在委内瑞拉遇到的那些暴徒的领导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一直都不大清楚。这些人面目不清，特别由于后来尼克松坚持认为，他所遇上的任何麻烦必然和统一指挥的共产党阴谋有关，因而让人更搞不清了。他在事后写道，在到达利马壮丽的玻利瓦尔大饭店时，他对这一阴谋的规模已大致有所察觉：“显而易见，共产党人由于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企图破坏我的旅行都未能得逞，所以决心全力以赴，要在圣马科斯大学使我本人和美国难堪，因为这所大学在整个拉丁美洲很有名，不论在那里发生什么事，都会成为其他地方的头条新闻的。”他望着那些示威的人，心里在想：“他们怎么能把人们煽动到这种程度呢？然后，面对着眼前的一切，我开始领悟到，我在这里看到的正是敌人随时在向我们施展的那种残暴、决心和疯狂。我从暴民的脸上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实质。”他又写道，看到人群中的年轻人，“我的直接的反应只是对那些凶恶的共产党煽动者的极大仇恨，他们竟然把孩子们弄到这般丧失理性的地步。” 尼克松的这些话基本上出于猜测。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反对他的人群当中，无疑杂有共产党人；共产党的《人民论坛》周刊在头版刊登的一幅经过修描的口露獠牙、神态疯狂的尼克松照片，也显然在一般人心中起过煽动作用。可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拉丁美洲所有反对他的访问的示威者一概都是受共产党情报局特务的操纵和指挥，这说得客气点儿，也未免太可笑了。在那些年头，中央情报局的确还远未做到无所不知——伊拉克政变就是叫中央情报局冷不及防——可是它对这样重大的事情竟然会一无所知，这是叫人难以相信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那些穷苦人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一旦看到有机会发泄自己对富人的仇恨，于是——这是不难理解的——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共产党人和其他派别的极端分子不过是趁机火上浇油，使自发的反美怒火烧得更旺些罢了。 利马暴徒固然很凶，不过紧接着副总统一行还算得到了几天的喘息时间。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停留的四天中，他们得以恢复元气，准备应付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停留地点——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的局势令人难以捉摸，街头情绪颇为不祥，上台还不到四个月的军人政府对捣乱分子没有采取有力的镇压措施。这个新政府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对美国使馆不时提出的询问，一再肯定地答复说，它不相信副总统会遇到什么严重麻烦，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它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只有在加拉加斯，也许可以说共产党阴谋确实是反尼克松事件所以发生的一个因素。南美共产党人一向对自己的组织能力颇为自负，等待尼克松到达的委内瑞拉暴民也确是准备得很好的。5月13日（星期二）早晨，当副总统的座机在迈克蒂亚机场上空开始向下滑行时，下面分成五批的人群便已经分别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有一批人集中在机场大楼。三批人分散在由机场到加拉加斯市中心的英雄公墓广场之间的12英里公路上，等候汽车队的到来；因为按事先的安排，尼克松要到广场上西蒙·博利瓦尔的墓前去献花圈。第五批，也是最大的一批人则全部集中在这个广场上，身上还都带着燃烧瓶。他们的头目们估计总有一个地方要把尼克松炸成粉碎，烧成灰烬。这种死法在委内瑞拉被看做是最可耻的下场。当年1月，有些出来保卫即将垮台的旧政府的警察就是这样给结果性命的，幸存的警官们对此记忆犹新，无疑这是他们不愿意挺身而出去保卫尼克松的原因。 官方的不负责任还不止于此，这里面有些问题至今叫人迷惑不解。跟随尼克松采访的美国记者先一步着陆，他们发现大约有五百个反尼克松的青少年乘公共汽车到达机场，在机场大楼观测台上摆开了阵式。这些人到那里去显然是有意要肇事的。尼克松的飞机还未降落，他们就都朝着它挥动拳头，大声叫骂。可是当美国特工人员要求委内瑞拉治安方面的负责人让那些人离开的时候，竟遭到了拒绝，对方还说：“他们不会闹事，他们有权示威。”然后，这位负责人又命令汽车队不像通常那样停在机场内固定的地点，而是到机场大楼外边的街头去列队。这样一来，尼克松夫妇就必需穿过示威人群，多走一百多码的距离。那个负责人后来说什么长列的漂亮的轿车会使仪仗队失去光彩，这个解释实在是荒诞至极。 那天，机场上的军乐队队长也是可疑人物之一，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演奏美国国歌或委内瑞拉国歌，副总统就不得不立正站住。另外，负责沿途保卫车队安全的当局也值得怀疑。后者是最玩忽职守的。他们告诉副总统的美方警卫人员说，在尼克松到达前一小时，街上的交通便已经断绝。这纯属瞎说，因为许多车辆一直往来不停。此外，三个埋伏地点已经集中了大量伏击的人员和物资，任何人一眼就能看见。要说委内瑞拉的军人政府也参与了这一阴谋，那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它希望出现一种轰动性的事件倒是很可能的。拉丁美洲的报刊编辑早已注意到，黎巴嫩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骚乱，已经把美国的注意力和对外援助吸引了过去。如果现在使尼克松震动一下，从而使美国在对自己南方邻国的关系上不再采取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这在他们看来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尼克松后来发现这样来解释那次糟糕的保卫工作倒是可信的。他以值得称许的克制态度指出，那些负责人对暴民的情况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 尼克松在从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时，仍像往常一样端详着四周的人群，看看自己可能受到怎样的接待。如他后来所说，只需对那些尖声怪叫的年轻人看上一眼，他便明白：“在这个地方，我们将遇上和我所访问过的任何国家都全然不同的一种局面。”译员告诉他：“他们不友好，副总统先生。”尼克松不懂西班牙语也能明白这一点。震耳欲聋的叫闹声使他连奏国歌和鸣放19响礼炮的声音都听不清了。105发炮弹还没有发完，他已决定免去机场的其他仪式，特别是互致欢迎词和答词。他对译员说：“喂，我们不到麦克风前去讲话了。”又转身对委内瑞拉外长奥斯卡·加西亚·卢廷说：“我们免了例行的讲话，直接上车去吧。在这伙暴民的吵闹声中谁也不可能听见我们的讲话。” 这时他才发现四周并没有汽车，他朝着应是停车的地方望去，只见到一溜红色地毯，一直铺到机场大楼，还穿过大楼，铺到大楼那一边去。他远远看到汽车在那里闪闪发亮。可是中间夹着愤怒的青少年正在组织队伍，手里挥舞着腐烂的水果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仪仗队的刺刀本来还可以起点作用，但指挥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情况正在迅速恶化时，这一行美国人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批盟友：机场上的30名机械工人，在别的人都对尼克松起哄的时候，他们却向他欢呼，这种情况很突出，弄得在场的人群一时间全愣住了。美国人趁此机会溜进了机场大楼。穿过大楼出来，尼克松和他夫人刚走到观测台下面，乐队队长这时竟重奏起了委内瑞拉国歌。尼克松夫妇只得呆呆地站住。这位副总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只“觉得是天下起雨来了”，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全是唾沫。上面的人群一齐朝下面吐唾沫，有些人嘴里还嚼着烟草，因此尼克松夫人专为这次旅行置办的红色新装上都给染上了好些棕色污点。有一个橡皮吹笛直打在尼克松脸上。国歌演奏完毕。尼克松挽着帕特的手臂，紧跟在由特工人员和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匆匆组成的一个楔形队伍的后面，从人群中挤过，走向汽车。这支楔形队伍猛地向前一冲，把尼克松拥上第一辆汽车，让帕特进了第二辆。特工人员和译员跟着都上了车。他们赶紧把窗子摇上，擦掉自己脸上和衣服上的唾沫。这时，男主人和女主人也分别赶上车来。卢廷外长和尼克松同车，卢廷夫人和尼克松夫人同车。外长夫妇都感到很难堪。加西亚·卢廷为人和善，态度温和，他想帮着把副总统衣服上最恶心的唾沫擦掉，尼克松不客气地说：“请不必费心，我一脱下这些衣服就要马上把它烧掉的。”外长接着试图进行解释，他说：“委内瑞拉人民由于过去长期得不到自由，所以他们现在的一些激烈表现不免容易超出常规。在我们新政府内，我们不愿意做出任何事情，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压制自由。”尼克松回答说：“如果你们的新政府没有勇气而且也不想去制止像刚才机场上的那种暴民，那不要多久，委内瑞拉的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了。” 驶往加拉加斯一路上的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以一队护卫警察和一辆记者卡车为前导，车队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在现代化的双线公路上飞驰，可是骑着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的示威者却仍在车队当中往来穿行，朝着第一辆轿车大嚷大叫，吐唾沫，扔烂水果。车窗不得不一直关着。车里的空气因为没有空调，简直令人窒息。进入市区时，尼克松注意到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商店全都上了锁，还安上了窗板。他正想说这可不是好兆头，便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他当时以为是司机把车开过了一个坑洼的地方。但跟着他又听到第二声，接着又是第三声；这是飞来的大石块打中了汽车。就在这时，司机猛地扳动刹车，把车停住。他们已经到了市区，遇到了第一次伏击。一大帮老老少少，各种各样的衣衫褴褛的人从近处一条肮脏的小巷里一窝蜂地拥上大街来，乱扔大石块。这里的路障还没有完全搞起来，司机马上从旁边绕过去，但几分钟后，他又刹住车。这里是一个斜坡，公路由此拐进市区中心，往上直接连着苏克雷大街；这大街是一条中间有中央分车带隔开分成六行车道的大马路，它穿过加拉加斯最穷苦的一个居民区。第二个埋伏点也就在这里。有一辆大型翻斗车、几辆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停在街心，司机都不见了。这时，另一群衣服破烂的人拿着标语牌和棍棒跑出来，向着被拦住的车队大嚷大叫。这里也有人扔石头，有几个杀气腾腾的示威者直向尼克松的汽车扑过来。 这里也发现一条可以绕行的路，于是车队又沿着那条路紧张无声地全速行进。在进入市中心区，即将到达目的地时，车队又被布置得更为严密的路障拦截住。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在路中心横排成三行，正好挡住去路。尼克松的汽车司机不可能跨过中央岛去，因为那边是和车队反方向的单行道，而且路上的车辆已很拥挤。一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寂静得叫人不寒而栗。忽然间，特工人员杰克·舍伍德低声说了：“瞧，他们来了！” 后来估计，这群暴民大约有二百到五百人。他们飞快跑过来，吐着唾沫，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铁管。《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站在车队前面的记者卡车上看到那情景，马上想到这真“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场面”。这是一伙少有的狂乱的暴徒，简直要行凶杀人了。汽车挡风玻璃上唾沫直流，司机不得不开动刮水器。骑在别人肩膀上的头目高声发布命令，带领众人呼喊：“杀死尼克松！杀死尼克松！”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设法打开汽车门，如果不行，则砸碎车窗玻璃，把尼克松拖出车来。一块大石头击中一扇窗子，嵌在那特制的玻璃上，玻璃碎片飞到加西亚·卢廷的脸上，他不禁大叫：“飞进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一根铁管击中靠译员那边的一扇窗子，玻璃没有全破，可是碎渣直溅到译员的嘴上。舍伍德受伤流了血。碎玻璃也打在尼克松的脸上。同时，另一根铁管从窗子破口捅进来，朝着尼克松不停地摇晃。 那位外长几乎发了歇斯底里，哭喊道：“这太可怕，太可怕了！”尼克松朝后窗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他看到帕特在和加西亚·卢廷夫人闲聊，“仿佛这不过和有一天下午在好莱坞快车道上遇到的车辆阻塞的情况差不多，”他马上感到极大的安慰。帕特的司机也很镇定，他把自己的车子紧顶着前面的一辆，使暴民无法从后窗接近副总统。尼克松看到，示威者对帕特的车子并不感兴趣。不管怎样，这是惟一令人宽慰的。暴力行为已持续12分钟了，现在看来，只会有一种结果了。 他们在汽车里听到外面一个骑在别人肩上的头目大声发出一个命令。车子开始摇晃起来。凡是对暴徒有所了解的人——这里的人，当然都了解——谁都知道这表明事情已发展到最可怕的地步了。暴徒在无法打进汽车时，他们就来回摇动它，要想把它推翻，点火烧掉，把车里的人全都活活烧死。靠尼克松一边的窗子打开了。坐在前座的舍伍德和另一个特工人员掏出了手枪。 ※※※ 在那一刹那间，也就是1958年5月13日中午12时45分左右，理查德·尼克松知道他已很少有逃命的机会，实际情况比他自己的估计还凶险。在相距四个街口的玻利瓦尔陵墓那边，一批美国的侦察人员，其中有一名特工人员、使馆的武官和副总统的行政助理，已先一步到达，以便了解献花圈仪式的安排情况。这几个人可都吓坏了。广场上大约聚集了六千到八千人，愤怒地在那里转来转去。这里和在机场上一样，担负保卫工作的警察已无影无踪。守候在苏克雷大街一切具有战略价值的角落上的不是警官，而是愤怒的示威者。这些人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人的敌视态度。穿着制服的使馆武官遭人脚踢，吐唾沫和推搡。使馆的一辆旅行车的窗子也给砸破了。这个先遣队惊恐之下，立即通过事先安排设在加拉加斯警察总局的无线电设备，分别发出了三个密码告警电。 尼克松一行的车队在遇到第三个路障时就已经开始散了队。后面汽车的司机只要能找到出路，都早已掉头开到横街上去溜之大吉，留下被包围的美国副总统和他的警卫人员去听天由命。当时情况已变得极其混乱，因而至今也弄不太清楚尼克松究竟是怎样逃脱的。按他本人回忆，载运采访记者的那辆卡车的司机“终于设法……把车插进从对面开来的车流中去，像给运球的球员作掩护一样给我们打开了一条路。我们的司机把车子开到马路的另一边去，尼克松夫人的那辆车也就在后面跟上来。”然而《先驱论坛报》的梅佐当时是在那辆卡车上的，他记得，当暴力活动眼看要进入行凶杀人的高潮时，“过来了几个委内瑞拉士兵。他们在堵塞的交通中间打开一个缺口。尼克松夫人的车子便紧跟在后面”。 这时，这几辆轿车还是朝着英雄公墓广场驶去。当到达接近广场的最后一个街口时，副总统告诉司机把车拐进一条小巷，朝另外一个方向开去。外交部长大叫：“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警卫！”尼克松说：“如果我们要靠那样的警卫来保护我们，那还不如没有的好。”他们一脱离险境，进入另一条大街后，尼克松立刻叫司机停车，以便和帕特交谈几句，估量一下情况。领头的一辆汽车已破烂不堪；窗子被打碎，挡泥板给砸毁，车里的每个人都多少受了伤。不过，没有谁受重伤。两位夫人都没有受到伤害，从这里往前走，路上也没有示威人群。于是，他们把车直接驶往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区，坐落在加拉加斯高级住宅区的一个陡峭、易守的小山顶上。在这里，尼克松自从担任公职12年以来头一回睡了一次午觉，睡了极度疲劳后的一觉。其余的人则忙着把那座小山武装成一个堡垒。除使馆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分队和特工人员外，又调来60名美国军人，他们都是委内瑞拉军队中的美国教官。一切送到使馆的电报、信件和包裹，都须经过保安人员的严格检查。秘密做出了安排，让尼克松比原计划提前九小时，也就是在次日下午3时离开加拉加斯。在迈克蒂亚机场也安排了警卫人员，以防止副总统的座机可能受到袭击。 这时，在华盛顿，已发出了命令要执行一项异乎寻常的援救任务。艾森豪威尔总统由于对尼克松当时的处境得不到什么情报，只知会出现最不堪设想的情况，竟向委内瑞拉派出了六艘驱逐舰、一艘导弹巡洋舰以及一艘用直升机输送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在关塔那摩湾和波多黎各，一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伞兵已经整装待发，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也进入了待命状态。所有这些尼克松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杜勒斯曾打电报给他告诉他这些情况，但这份电报像那天其他一些电报一样，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在大使馆里一个幽静的房间里，尼克松夫妇单独在一起用餐，大使忽然跑了进来。他刚刚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局势出现了令人惊异的新发展。五角大楼下午6时零5分在一项公报中宣布，“现正在调动部队，以便在委内瑞拉政府请求援助时，能够随时进行合作。” 这样做给委内瑞拉指使暴民的那些极端分子送去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宣传上的礼物。这帮人本来已受到普遍谴责，但是现在美国派出这支舰队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引起对北美帝国主义产生极大的恐惧，在大家都起来抗议的时候，那些人几乎被人遗忘了。尼克松和大使赶紧联合发表一项声明，说他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完全不需要外部的援助。第二天早晨，电讯交通恢复正常后，总统给副总统打了电话，副总统又一次请他放心。 当尼克松在华盛顿国家机场走下舷梯时，有一万五千人向他欢呼。艾森豪威尔和全体阁员也都来了。尼克松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出门的最大乐趣在于回到了家，并谈到他在南美旅行中见到的人大多数都是友好的。 利马和加拉加斯的经历对这位副总统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锻炼，但那个事件对尼克松的名声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很强烈，却也非常短促。一个月后，1958年6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第一次比艾德莱·史蒂文森领先，而和肯尼迪却势均力敌。这是50年代他的最吃香的时期。到那年秋末，那便要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事了。共和党遇到了麻烦，他作为他们的领头的政治家也同样如此。 ※※※ 很少有比捉到一个正人君子正在干着他谆谆教导别人千万不要干的勾当更使社会上一般人开心的事了，而那样的事情竟然像在理查德·尼克松从委内瑞拉回国后的那个月里那样突然发生，那就更为少见了。与这一丑闻有关的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是和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40年代中出现的任何象征性东西一样令人难忘。因为1958年不仅产生了呼拉圈舞、大型电视测验节目、和亚历克·吉尼斯在你家附近电影院里教日本人如何在桂河上架桥，而且也是骆马绒大衣流行的一年。在那年夏季以前，在1万个美国人中或许有一个能够告诉你，骆马是一种能捷足飞跑的四蹄哺乳类小动物，生长在从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人们大量捕捉它是为了弄到它那光泽的细软绒毛，织成漂亮的衣料。可是到了那年7月4日，每个纳税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骆马绒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样——温暖、美观、时髦，而且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纳税人所以会知道，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只是因为所有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都在谈论骆马绒大衣的事。 奇怪的是，始终也没有一个人说清楚一件骆马绒大衣里到底有多少骆马绒，虽然这是政府要审问制造商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一个原因；他一直在那料子上标着“羊毛90％，骆马毛10％”，而实际上里面还掺有尼龙。这一点，还有这个故事的其他方面后来都变得无声无色了，因为出现了这样的证词：白宫曾出面为戈德法因解围，而他则出于感激心情，设法将他的一件质量最高，价值500元的大衣挂在美国总统助理、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衣柜里。戈德法因的其他感激表示还有送了亚当斯一条从梅西百货公司买来的价值2400元的东方地毯，从1955年到1958年5月，当亚当斯一家人住在波士顿豪华的谢拉顿－普拉扎饭店时，曾先后21次为他们惠钞付账，总数达3096.56元。他还替亚当斯付了他在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下榻时的账单。当时，戈德法因把所有这些送人情的巨额花费在报税时都作为业务开支扣除了。 根据国内收入署的规定，这些花费是可以扣除的，只要戈德法因的买卖确实从中得到某种“正常和必要的”利益或好处。情况正是这样，而且他可以提出证据来。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法庭调阅的电话记录，戈德法因在六个月内给亚当斯打了43次长途电话，大约每四天一次。此外，亚当斯还给这位纺织品制造商或为了他的事打过无数次电话。1953年12月30日，这位总统办公厅主任就曾打电话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豪雷——他就是依靠亚当斯获得这一职位的——询问控告戈德法因虚标纺织品原料的这股风到底从哪儿来的。1955年4月14日，当这位制造商又一次因这一问题受到审查时，亚当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豪雷那里给戈德法因安排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在见面的时候，戈德法因公然拿着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招摇撞骗。“请给我要谢尔曼·亚当斯的电话，”他对一个秘书命令说，声音大得连隔壁办公室里都能清楚听到。“谢尔曼，我现在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对着话筒说，“在这里大家都对我很好。” 第二年，亚当斯还曾请白宫特别顾问杰拉尔德·摩根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要该委员会对戈德法因的东波士顿公司调查情况的机密情报，这是违犯委员会的规定的。后来，《波士顿邮报》发行人约翰·福克斯成了他的特别致命的见证人。他说戈德法因一直把他和总统助理的友情当成是他做不正当交易的护身符。福克斯的话有时也是不太令人相信的，比如他说：“他曾告诉我，只要他能把谢尔曼·亚当斯攥在他口袋里，他就可以那样做。”福克斯进一步作证说：“我问戈德法因先生出了什么……麻烦，他对我说，他们控告他虚标商品成色。”后来“纯粹出于好奇”，福克斯问他，亚当斯把联邦贸易委员会那边的事有没有管起来，戈德法因“对我说，他管起来了”。 在6月的那个罕见的下午，当第一批揭露亚当斯和戈德法因关系的精彩材料被归入众议院立法监督特别小组委员会的档案的时候，那位总统助理正在新罕布什尔州霍尔德内斯男子中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训话，大谈“《圣经》所说我们在最后审判日将被询问的问题”。长期以来，亚当斯对于有罪的人在最后审判日将会有何种遭遇的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民主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严厉的道学先生，一直对貂皮大衣、电冰箱和杜鲁门执政时期的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表示深恶痛绝。在1952年1月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中，把当时的政府说成是：“奥吉亚斯的牛棚”【据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棚，养牛3000头，30年从未打扫。——译者】，声言艾森豪威尔一定会清除这种腐败现象。他还说：“这一点只有这个人能做到。只要看看他周围的那些人就可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 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也厌恶亚当斯。他们记得亚当斯曾指责塔夫脱在得克萨斯州窃取共和党代表的选票。“你不应该偷窃，”【此语为《圣经》十诫中的一诫。——译者】他指着他们喊叫说。在他们看来，就是这个家伙对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下了一个很不客气的评语，仅仅由于塔尔博特为他自己的办公设备公司拉过一次空军公函信笺的生意。在揭露出来的戈德法因的事件中，一件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是，白宫的秘书（其中有一位的办公地点离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只有75英尺）中，每一个人都接受过这个纺织品制造商的赠款，为数由35～150元不等。在此以前，仅凭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的这位办公厅主任就会将他们立即免职，因为他曾一直警告他们，注意不要接受任何不正当的托请。现在他要想申斥他们也不可能了。在白宫的西侧楼，总统办公室人员走起路来全都轻手轻脚，说起话来全都低声细语，好像总统家里有人患了重病一般。 这件事到底怎么会发生的呢？亚当斯的一生，正如他年已82岁的老父所说，一直是“像银元一样可靠，像砖块一样方正”。他的妻子雷切尔开玩笑地称他“铁面无私”。在白宫，如果他私人写信时用了公家的邮票一定如数付款，并坚持他为私事打的电话也应记账。直到最近，他用的还是印有“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信笺，只是用打字机加上了一个“前”字。他每天早晨总在7点半到达办公室——在新罕布什尔时，也是这样，他那风雨无阻按时上班的习惯在那里是尽人皆知的——任何白宫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办公室已开门后才来到，就会听到他严厉叫喊说：“你今天上班晚了！”打电话时，他决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来一句“喂！”或“再见！”。对方一拿起话筒，他就立刻开始讲话，话一讲完就立即挂上，对方的话刚讲了一半他也不管。亚当斯比任何人都更受总统的信任。凡送到艾森豪威尔桌边去的每一张纸片、每一个来访者、每一个要决定的问题，他都得事先亲自检查过，给艾克提出明确的参考意见，比如他会送上一份简短的人名表，提出那些人可供选择来担任内阁的某一职务。“凡我要做的事，”总统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他都得做。”亚当斯从未辜负总统的这一巨大信任，那么他怎么竟会跟伯纳德·戈德法因这样的人搞在一起脱不了身呢？ 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伯纳德·戈德法因。一个戈德法因是那个卑鄙、狡猾的操纵者，老是不断和政府发生纠纷，但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众议院委员会感兴趣的正是这个戈德法因。而这个人亚当斯却从未见过。亚当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便很熟识的那个戈德法因，却是一个白手起家、谦逊有礼、极力讨好别人的移民，是一位热心用他的财富做好事的朴实无华的商人。用亚当斯的话来讲，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公民，为人忠厚可靠”。要说他会堕落到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那简直是荒谬。他也没有必要干那种事，他已经很有钱了。戈德法因控制的事业就有设在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六个纺织厂和两个经营房地产的公司，东波士顿公司和波士顿港口发展公司。他每年向慈善团体捐款5万元。他和他的妻子、四个孩子住在波士顿栗子山郊区一所时髦的住宅里。 当年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诺里斯·科顿向亚当斯介绍戈德法因时，曾说他是一个热心公益的百万富翁，不曾像其他一些纺织商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和低额税率向南部迁移。亚当斯向人打听过，也发现一般人都认为戈德法因是一个可靠的商人，在同行中名声很好；他对待职工也不错，给工人的工资较高，并从来没和纺织工会闹过纠纷。他还召开过一次劳工代表和经理人员代表参加的联谊会，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马萨诸塞几个州的州长都出席了。除科顿外，缅因州参议员弗雷德里克·佩恩、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波士顿市长约翰·海因斯以及杜鲁门政府中的约翰·斯蒂尔曼和莫里斯·托宾也都是戈德法因的朋友和给他说好话的人。 国会对戈德法因的拉拢关系的活动的调查表明，在上述这些友谊中，有一些也不是那么光彩的。科顿住的房子是归戈德法因所有的，佩恩所以能买下一所住房，是靠戈德法因无息借给他3500元购房预付款，而且这笔钱始终也未归还。他和福克斯的关系，是在他打破常规，向《邮报》提供40万元贷款，以换取该报在社论中支持马萨诸塞州州长保罗·德弗竞选连任时开始的。最近，戈德法因和福克斯的关系已趋于恶化，这也许就是福克斯在作证时揭发他的原因。 戈德法因和亚当斯自结交以来一直来往密切。雷切尔·亚当斯和夏洛特·戈德法因两人也很要好。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度周末——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戈德法因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当年轻的所罗门·戈德法因在达特默思学院几乎要跟不上学习的时候，是“谢尔曼大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教训，才使他能够走上正路。明白这些情况，送些礼物就比较可以理解了。他们经常彼此送礼，戈德法因家有雷切尔送的一幅油画，戈德法因戴的一块古尔特金表上就刻有“谢·亚·赠给伯·戈·1953.1.20.”字样。亚当斯听说戈德法因在报税时扣除了他的旅馆费用曾颇为吃惊。在他的印象中那些房间是戈德法因的一家公司长期租下的，亚当斯要是不去住，也就空在那里。至于他为戈德法因帮过的一些忙，他说，他认为丝毫没有不正当的地方。他没有给他出过主意。他也不知道由于自己给朋友提供了情报就违犯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不管怎么说，他为了给朋友方便最多也只做到这里。任何一个被华盛顿官僚机构弄得晕头转向的商人，如果来求他，他也同样会帮忙的。 白宫记者死盯着哈格蒂追问：“这是不是表明，政府在对待高级官员不得占人便宜的问题上已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吗？”他回避说：“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私人朋友，要是你说的就是这个的话。”他们仍毫不留情地追问：“私人朋友就可以这样做吗？”他又一次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只以州长发表的那封信为依据。事实就是那样。” 总统助理之所以不能理解别人对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可能做出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不理解别人对他自己的看法。亚当斯知道亚当斯是诚实的，事情就是这样。他认为他的那个朋友也一样诚实，这也是不容怀疑的。那些和这位前州长关系密切的人都认为，他是被那个从立陶宛来的走霍雷肖·阿尔杰【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1832～1899年），美国儿童故事作家，所著小说109种，内容无不以穷孩子发迹致富为题材。——译者】的发迹道路的移民给捧糊涂了。亚当斯幼年在新英格兰所接受的教养使他对自己的钱没有挥霍的习惯，可是他却抵制不住一个挥金如土的人对他的慷慨殷勤。就这样，亚当斯不知不觉地滑进了泥坑。 ※※※ 在6月7日，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已被揭发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亚当斯在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还承认自己“不够谨慎”。他说：“如果……我自己曾有过任何可以引起别人丝毫怀疑的行为，我只能说，这种错误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决不是用意上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仅仅承认这一点是否够了。他做出这种让步，只是因为发现坐在白宫大门里面，发表声明攻击那些指责他的人“捕风捉影、含沙射影”已无济于事了。报纸编辑对政府官员的道德问题一贯是十分警觉的，他们提醒读者，1956年5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 『如果有一个人到本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来……自称因为是我家的成员、我的朋友，或因为与白宫有某种关系……因而便可以享有某种特权，他就要马上给轰出去……我不相信我的工作人员中会有人犯下行为失检的错误。但是，如果在本政府的任何部门发生任何此类事件，我一旦察觉，就得请他立即离开。』 现在，在两年零55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在印第安条约厅当着257名新闻记者却反复声称：“凡是了解谢尔曼·亚当斯的人从来也没有对他的为人正直和诚实有过任何怀疑。也没人相信他可以收买。”别人指责亚当斯不够谨慎，这个词儿他自己也用过了。艾克说：“现在，白宫属下的人都必须极度谨慎……决不能再粗心大意。”但是，不能因为一次失足便失掉一个十分难得的总统助理，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本人喜欢亚当斯州长，我钦佩他的才干。因为他无论在对待私事和公事方面都很正直，我尊敬他，我需要他。 我承认他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那种必要的小心谨慎态度……但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宝贵的公仆，一直是有效地、勤勤恳恳地、不知疲倦地在进行着一项艰巨的工作。』 艾克和哈格蒂一起研究过这个发言。哈格蒂认为很好，并相信这将可以解除亚当斯所受到的压力。只是在事后，总统的这位新闻秘书才惊愕地看到声明稿上有“我需要他”这极为失策的一句话。这样一来，总统等于给批评他的人以口实，让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没有一个得力助手便无能治理国家的老朽，而且对他自己所定白宫规章——任何工作人员如发现行为不检便将立即撤职的规定——也允许有例外。 总统那番话实际等于为亚当斯对他的朋友和施惠者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信赖作了担保。现在，主要得看亚当斯相处不够谨慎的那个人的态度了。这就接着马上看到了，结果彻底毁了亚当斯。后来在国会山举行的几次听证会简直变成了滑稽剧。会议开始时，戈德法因手里拿着一份长达25页的介绍情况的发言，大踏步走进了众院小组委员会的会议厅。戈德法因在上午7点，也就是他预定出席作证的三小时前，便把发言稿全文向报界公布，这已使众院委员会极为恼怒。现在他身穿一套深蓝衣服，系着一条标有伯·戈字样的蓝绸领带，泰然自若，扬扬得意地开始宣读发言稿。接着，他摘下他的金表，把它递给委员们传看（“希望能还给我”）并解释说：“我现在戴的这块表，后面刻有‘给伯·戈’——那就是伯纳德·戈德法因－‘谢·亚·赠’——那就是谢尔曼·亚当斯州长——日期是‘1953年1月20日’，这日子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日期。”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雷切尔·亚当斯不禁愣住了。她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的这位朋友一直就是这样向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其中包括一些联邦政府的官员，作自我介绍的。 接下去的场面就更热闹了，前来给这个众目所向的百万富翁帮忙的人中，有一位崇拜他五体投地的秘书米尔德里德·佩珀曼；有罗杰·罗布为首的一批律师，此人曾在法庭上对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过无情的反证诘问；有曼哈顿的一位报界联络员特克斯·麦克拉里；有设在华盛顿的希尔顿－卡尔顿饭店一个报界联络机构，其特色是鱼子酱，免费供应的威士忌酒和“报界接待员”比亚·杜普雷伊。杜普雷伊是波士顿的一位美人，她的最突出的活动是要记者们别搞错她的胸围、腰围、臀围的尺寸（分别为35、22、35英寸）。另外，还有纽约的一个宣传人员杰克·洛托，他自称是“前国际新闻社首席记者”，而在他发布的新闻中，却把他的委托人的姓名写成了“伯纳德·戈德芬因”。一天深夜，洛托抓住两个侦探在隔壁屋子里对他的办公室进行窃听。两人中一个是一直为小组委员会工作的私人侦探巴伦·伊格内修斯·萨克莱特，他因此立即被解雇了。另一个是德鲁·皮尔逊的采访助手杰克·安德森，皮尔逊拒绝将安德森解雇。他说：“我需要他。” 在戈德法因发言稿的第一页上，麦克拉里用印刷体书写了一句话：“你一定成功！”实际上戈德法因搞得很糟糕。麦克拉里还把讲稿上应该强调的地方划了线。戈德法因在念到那些地方时过于强调，拼命大声叫喊。麦克拉里还在讲稿上每隔几段写上“此处可喝一玻璃杯的水”。很不幸，他事先忘了检查一下委员会会议厅的情况。那里根本没有玻璃杯，只有纸杯子，结果，弄得他的委托人糊里糊涂，不时偷偷四处张望。但不论是麦克拉里，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对戈德法因所造成的无比恶劣的印象负责。他那样子完全像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因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 他说话声音粗哑，口气蛮横，介绍了在新英格兰纺织业和房地产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是如何爬到现在的地位的。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对这个世界是毫无所知的。在他们的脑子里，所谓企业家就是乔治·汉弗莱那样的人。戈德法因却完全是另外一类。他挥舞着那只手表，说福克斯是毁人名誉的能手。但当委员会的律师质问他关于他违反联邦企业管理机构规定的事时，他又拼命否认过去已讲过的话。不，他没有什么记录可查：“我是不管文书工作的。”这要问他的秘书：“毕竟，我又不是会计员。她是。”这时坐在离他不远的忠诚的佩珀曼小姐立即开腔要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记录，罗布却大声制止她：“不用你讲，不用你讲，不用你讲！”戈德法因请求国会议员谅解，他解释说，亚当斯不过给了他一些指点，怎样去找“那些庞大的联邦管理机构，一个小人物如没有朋友的指导，一到那里就会完全晕头转向。” 这时，小组委员会已抓住他讲的一句谎话。在他开头的讲话中他曾明确地说：“我的纺织厂第一次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生麻烦是在1953年……11月。在那以前，无论我还是我们公司里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因这类事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打过交道。”这话对于他的辩护，对于亚当斯的话是否可信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意思无非是说，只是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53年11月控告他虚标成色时，他才给弄得莫名其妙，因而需要谢尔曼·亚当斯给他解释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现在小组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却拿上证据来，说明戈德法因在1942年，以及在其后的每一年中，都已无数次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责，说他的货品标签所标质量高于实际质量。在听证会上，戈德法因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那也不过是文书工作方面的问题，并说那都是些“小事”，因此不太可能会让他知道。委员们没有对他进行反驳。他们知道下面还另有文章。 在戈德法因和佩珀曼以未曾入档为理由避而不谈的问题中，还有一笔总数为776879.16元的款项没有交代，这是一批银行支票和本票，开出的日期最早是1941年，可是直到1958年5月8日都还没有提取。搞黑市买卖的人都喜欢保存这种支票，因为除了其他方便外，这种票据没有时间限制。另外，这种票据上只有银行职员的名字，没有付款人的名字。最后还有一点，害怕可能露馅，不敢拿它们去兑现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借款的抵押品。 戈德法因拒绝回答有关他的这些支票和本票的问题，说那与本案无关。委员会律师反驳说，说无关是根本不对的，因为有30张已兑现的这类票据是给国会立法部门工作人员的。这时会议记录上就出现了跟约翰·麦科马克和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接近的一些人的名字。戈德法因回答说：“这些支票都是我们在圣诞节时，分别送给一些在圣诞节时在各个办公室里不得不加班工作的一些人的。如果这种事是不应该做的，我倒希望有人明确告诉我。” 委员会明确告诉他，通过虚设公司或冒用名义一会儿合伙一会儿退伙是不应该的，贷款转贷是不应该的，违反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利益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条例规定是不应该的，送钱给大大小小的政客，以便使他们欠他人情是不应该的，给自己招来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诉讼案件（仅波士顿一地便有89起之多）是不应该的。至于窃取自己的公司里的财产，欺骗其他股东，那就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犯罪的行为，而这样的事情却多得很。 随着审讯的进行，戈德法因越来越做戏给观众席上看，在回答问题时虚声张势，大喊大叫。他极力争辩说，他的违法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说他是死扣法律条文的牺牲品——比如有一回忘了给佛蒙特州务秘书送去年度报告，又一回没有负起作为公司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和大多数账目舞弊案一样，要查清犯罪情况有时并不那么容易，可是戈德法因所搞的那些骗局倒大都不难理解。他通过他的担任公司司库和董事要职的秘书，多次把属于股东们的巨额款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使用的手法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叫一笔借款，有时叫买卖佣金，有时叫偿付一笔并不存在的开支（例如，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案件中的25475元）。有时甚至什么借口也没有，一大笔钱就那么没有了。无论是戈德法因，还是佩珀曼小姐，对40年代末期支出的一笔为数8.9万元的款项，谁也无法做出交代。她若无其事地说，银行“过去常把账记错，这可能就是他们弄错了”。每一笔收支的来龙去脉都要记清很困难，因为她和她的老板每天都要经手几十万元的流动资财。但有一点对戈德法因来说不很美妙：这些细节都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很显然他对政府欠了比他在报税时所说的数字大得多的钱【在1958年的这次审问之后，戈德法因以藐视国会罪被判处徒刑一年，罚款1000元。判决暂缓执行，以观后效。】。 后来，亚当斯在谈到他与戈德法因的关系时写道：“我对他的买卖方面的详细情况，很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立法监督委员会进行审讯揭露出一些事实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欠税的事；他的东波士顿公司在账务上发生问题的事，我也根本不知道。”当然，谁也没说过他是知道的。问题确实是认识上的问题。但不可避免的结论仍是：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厅主任受了骗，这有损于总统职位的荣誉。他必须辞职。这于公于私都是一个悲剧。亚当斯对白宫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才，令人不解的是，他怎么竟会和一个骗子长时期维持那样的社交关系。戈德法因在自己的不端行为被揭露后，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是惊人的。甚至在亚当斯给他同联邦贸易委员会主任安排了一次见面以后，他仍然什么也不管，一直到他的公司有三家都以因标签不实的违法行为受到了“勒令停业”的处分。友谊在他看来只是一种单方面有利的交易。他用一条地毯、一件大衣和三千元的旅馆费用，换来了亚当斯的名誉扫地。戈德法因的一个朋友曾说：“他满嘴标榜结交的要人名字，嗜酒如命，他的缺点是话说得太多，标榜结交的要人名字太多，送钱送礼太多。”现在他所惹起的一系列事件，只能以亚当斯的名字从白宫的花名册上除去告终。 ※※※ 亚当斯的名字并没有马上除掉。艾克的这位行政官员太宝贵了；他不经过一番斗争，是不会轻易放走他的。白宫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亚当斯从1952年起就一直跟随着总统，他比谁都更了解总统的思想情况。他和总统讨论政策问题的时候比任何其他的人都多。总统已做出过一些什么政策方面的决定，有哪些政策问题要暂时搁置下来等待适当的时候再处理，哪些问题他已加以否决等等，这位前州长全都心中有数。任何一个新人要想发挥像亚当斯一样的作用根本不可能。而且，这个新人也永远不可能获得亚当斯所有的那些知识。” 在发生这一危机——这事实际已成为一个危机了——第二周之后，艾克和亚当斯都以为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总统特意让哈格蒂发表一个声明说：“州长现已回白宫办公。”那也就是说，亚当斯仍留在白宫了。 接着就出现了戈德法因的那出闹剧。当众议院8月13日表决，确认亚当斯的朋友犯有藐视国会罪的时候，这位州长也就完了。一大批社论作者和漫画家，在一些过去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支持过艾森豪威尔的人的带头下，对亚当斯发动了全面的进攻，随着夏去秋来，战火更越来越激烈了。这个威胁对亚当斯来说虽然是吵闹得最凶的，然而，却仍是次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性的。 民主党的愤怒几乎只照例来一套——“谢尔曼·亚当斯的说教，我实在听厌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说。但来自共和党的指责却使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深感意外。其实，他们是不应当感到意外的。这一年是选举年。力争获得加利福尼亚州长职务的诺兰要总统“仔细考虑考虑，亚当斯的作用是否已遭到严重损害，因而已变得有害无益了。”犹他州的阿瑟·沃特金斯则更为直言不讳了。他说：“用总统和亚当斯两人确立的较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从现在已发生的问题中，我们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亚当斯先生的作用，即使没有被完全破坏，也已遭到严重损害了。” 1958年第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从9月8日缅因州的选举中已可看出。在那里，民主党的口号是“缅因佩恩，败局已定。”假如这是事实，那是很重要的；其结果将被认为是反映了选民对戈德法因的道德观的态度。因为这位缅因州的参议员六年前从戈德法因那里得到过3500元，对这一问题，他始终未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他的对手，44岁的埃德蒙·马斯基州长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最后结果使白宫里的人大吃一惊。共和党已登记的选民竟有2万人未参加选举，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马斯基不仅成了缅因州第一个深得民心选举出来的民主党参议员，而且他所得到的领先票差比他原来预期的还要多出一倍。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单随同佩恩彻底失败。于是民主党赢得了州长职位，缅因州三个国会议员中的两个席位，还赢得了州议会中的12个席位。参议员马格丽特·蔡兹·史密斯说：“我们遭到了彻底失败。”哈格蒂说：“总统的看法和我一样。我们是一败涂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米德·奥尔康则说，这结果应该“使我国每一个共和党人都警觉起来，紧急动员准备投入11月4日必须全力以赴的斗争。” 这主要只是使他们更加坚决地要求艾森豪威尔撤销亚当斯的职务。华盛顿的记者团预言，“缅因一完，亚当斯也就完了”。奥尔康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戈德华特说，他恐怕“危害已经造成，无法补救了”。在民意测验中迟迟没有表态的诺兰说，艾克的那位助理应“立即”辞职。正竞选参议员的纽约州国会议员肯尼思·基廷更补充说，“国家的利益”要求他辞职。 亚当斯已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越来越大的压力使他无法忍受，他只得请几天假，和雷切尔以及杰里和艾丽斯·珀森斯夫妇一道，到加拿大东南部去钓鱼。当不幸的消息向他传来时，他们正在景色秀丽的米拉米奇山谷中。 原来尼克松去见了艾克，从几乎所有参加国会竞选的共和党人那里给他带去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信息，那就是，他们感到亚当斯仿佛是下到海里去的一个铁锚，正在把他们全部拖下海去。总统也答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接着，奥尔康报告说，该党的主要捐款者都表示，在“亚当斯拆的烂污”得到彻底擦清之前，他们将不再捐款了。这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正要在芝加哥开会。艾森豪威尔要奥尔康再去摸一摸党内的意见。当这位主席神情沮丧地回来时——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辛普森扬言，如果亚当斯再留一个星期，他就将带头去造反——总统屈服了。他说这事是他担任总统期间做出的一个“最痛苦、最困难、最伤心的决定”，而且他也不愿自己下令解除他的职务。他对奥尔康说：“这事只得由你去办了。这是你的工作，是我让你做的最不讨好的一件工作。” 与此同时，亚当斯发现，就是在那人烟稀少的米拉米奇乡间也不够偏僻，无法藏身，加拿大的记者们也老问他什么时候辞职。看来人们现在要问他的就只有这个问题了。据亚当斯回忆，这时格里·摩根从白宫给他打电话，说：“他认为，我应回到华盛顿来，因为尼克松、米德·奥尔康……想跟我谈谈。”他明白他们的意思：“所以，我就回去了。”第二天上午8时，亚当斯来到自己的办公桌边，等候着打发他走的蒙眼罩和最后一支香烟。【此处以枪毙犯人时的情况作比喻。——译者】 尼克松告诉亚当斯，共和党的大部分候选人和政治领袖为了自保一定会声明与他脱离关系，这会使他无法待下去。奥尔康讲了约一小时，主要讲共和党捐款枯竭和全国委员会内部已有人准备造反的情况。亚当斯面无表情地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扬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衔着眼镜的一支腿架。最后，他无力地点点头，同意离开白宫。 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中，追述了1958年的选举如何“在公众的心目中实际消除了我在加拉加斯获得的成就，却建立起了一个和我的名字有关的失败的形象”。朋友们劝他避开那次竞选运动，因为共和党是注定要失败的。杜威还说：“你为共和党候选人做的工作实在不少了。”但艾森豪威尔对他说：“我敢拿我一年的薪金打赌，我们不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都不可能得到胜利。”尼克松写道，总统出于“个人和政治上的考虑”，不愿卷入可能使他以后无法同国会在工作上通力合作的政治斗争中去。因此，“如果必须有一个人来为这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承担主要责任，我是责无旁贷的。” 『我决不能袖手旁观，听任我共和党的同志遭到惨败。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那样一场灾祸，我只能不惜拿我的政治威望来冒险，虽然我非常清楚，像1954年一样，我们有可能失败，而且我将因为这失败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我最后总共在25个州进行了全程约2.5万余英里的竞选活动。』 这里对共和党竞选运动的性质和总统在最后两周参加竞选时所表现的热忱都略而未谈。尼克松的进攻策略过于狭窄，极其富有党派之争的性质。他警告说，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和“左翼极端主义分子”的避风港。他指责民主党人“采取退却和姑息的政策”，嘲笑“引起战争”的“艾奇逊外交政策”，而为共和党政府的“军事实力和坚定外交”感到欢欣鼓舞。总统一开始十分惊愕，他对白宫的记者说，他对“这类事情”感到遗憾。但因这话激起了保守派的抗议，他又忽然彻底改变立场，转而公开赞扬他的好斗的副总统：“任何人也不能干得比你更出色了。”到10月底，艾克的心情已和尼克松完全合拍。他公开保证，“只要我还是总统，就决然不容许对共产党的侵略行径姑息”，宣称“所谓的导弹差距现正迅速缩小”，并把民主党人称做“政治激进派”和“自命由由派”，“一心只想着……滥花钱——你们的钱。” 在11月4日那天，共和党人的头顶上天塌了下来。他们在参议院失掉12个席位，众议院失掉48个席位，竞选州长的21人中13人都失败了。诺兰落选了，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也出人意外地失败了，甚至一向坚定不移地支持共和党的佛蒙特州也给失掉了。这就使得106年以来，第一次由一个民主党人作为该州代表参加国会。尼克松在总结全国选举结果时说：“这是一个已经控制了白宫的党所遭到的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有三个人的竞选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在马萨诸塞州，约翰·肯尼迪的领先票差竟达874608票——比该州任何职位竞选时出现的任何差额都大，也比1958年任何一个参议员获得的领先票差都大。巴里·戈德华特在亚利桑那州和民主党浪潮抗衡却以决定性优势重新当选。甚至更使人有印象的是，洛克菲勒也以压倒多数获胜，领先票数高达50万。一家电视公司的评论员说：“这次选举中的最大得胜者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最大的失败者是理查德·尼克松。”11月9日，纽约的当选州长洛克菲勒乘飞机南去，到他的委内瑞拉的庄园上去休息。在迈克蒂亚机场，六个月前尼克松夫妇受到加拉加斯唾沫洗礼的那个地方，记者问他对尼克松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No tengo nada que ver con Nixon”——“我跟尼克松毫无关系。” 第二十六章 将军可以休矣 门肯曾经说过，新闻学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最后几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民主党于中期选举大获全胜的六个星期后，阿肯色州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揭露，在小石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纠纷中“肯定地证实有共产党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保罗·范达尔森声称，该委员会举行的三天公开听证会，已经使阿肯色州警觉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范达尔森的一个同事满有把握地预言，美国黑人将拒绝参加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煽动的、“由共产党支持的”任何新的示威。他说，种族和平就在眼前了。 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对1959年的大学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说：“雇主们会喜爱这一代人……他们将是容易驾驭的。再不会出现什么暴乱了。” 这一年的11月，美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反对使用联邦经费在国内外提倡人工节育，认为那种说美国天主教徒会逐渐接受避孕措施的说法是可笑的。 全国广播公司要物色一名面目清秀大方的年轻美国人来抵消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声势，选中了查尔斯·范多伦。此人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年薪4400元的教员，刚刚在长达14个星期万众注目的联播中最大的有奖问答节目《二十一》中赢得12.9万元。他应聘担任全国广播公司的顾问和《今日》节目的评论员，年薪5万元；他编辑了一本颇具启发性的集子《给母亲们的信》。在他的群众来信中，3/4是来自孩子们的父母和老师的，感激他正在为全国青年树立的光辉榜样。1958年末，当一个纽约州的县级大陪审团开始调查关于问答节目弄虚作假的控告时，记者们都跑到他在格林威治的漂亮寓所。他认为控告荒唐可笑。“我没有得到过任何暗示或帮助，”他说，“而且就我所知，参加这一节目的任何人都也没有得到过。”当记者们追问不放时，他严厉地说：“不停地问这类问题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然而，黑人、大学生、天主教徒和查尔斯·范多伦都将使那些自认为了解他们的人大吃一惊。 ※※※ 以为黑人的好斗精神将会消逝的希望，在1960年2月1日突然破灭了。这天，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技术学院的四名黑人学生走进附近格林斯博罗镇的南埃尔姆街伍尔沃思百货公司分店，买了点零星物品，在小吃部坐下来，要喝咖啡。依照南部地区种族隔离的法律和传统，该店的负责人没有理睬他们。他们默默坐在那里直到关店时刻。第二天清早他们又来到餐台前，这一回又带来了五名黑人朋友。他们称此为“入坐”。一天又一天，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情绪平静，举止有度，不理睬那些在他们面前挥舞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旗帜和向他们弹掷香烟头、嘘声怪叫的白人青年。黑人青年们明确地让人们知道，他们将一直坐到得到他们要的咖啡为止。 如果这只牵涉到这家分店的本地店员的话，那他们是永远不会得到服务的。但是伍尔沃思是一个分店遍及各地的全国性公司，而黑人青年正是指望这一点要起作用的。在北卡罗来纳州，运动扩大到达勒姆、温斯顿塞勒姆、夏洛特、罗利和海波因特；在州外，纳什维尔、查塔努加、塔拉哈西、里士满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的小吃部也都被占据了。在两星期中，黑人们在15个城市的伍尔沃思公司分店进行了“入坐”，在波士顿，来自哈佛、布兰代斯、波士顿等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四百名学生在12家伍尔沃思分店外面设置了纠察线。这使得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很高兴。紧接着还发生了一些使他们和全国都感到惊讶的事。在沃尔格林、克雷斯、格兰特和利格特【这些都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公司，像前述伍尔沃思公司（总店在纽约）1972年销售额达31亿多元，格兰特公司年销售额也达16亿多元。——译者】的小吃部也都出现了示威者。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同情这一运动的人为支持示威进行了募捐。耶鲁神学院的学生在纽黑文的闹市举行了游行以表示支持。被激怒的廉价商店的经理们，把卖给黑人的咖啡提价到一元一杯，把座位的坐板取掉，并威吓要关掉小吃部。但这都无济于事；示威者用各种新的消极抵抗的方式来对付他们的一切花招。接着运动迅速从小吃部波及社会上一切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场所。在汽车旅店的走廊上“入睡”，在公园“入游”，在公共图书馆“入读”，在电影院“入观”，在赌场“入赌”，在土耳其式浴室“入浴”；而且，当春天来临时，还在只限白人使用的海滩“入泳”。 5月10日，黑人们获得了他们的首次胜利。纳什维尔的六家百货店的小吃部取消了种族隔离，这是除得克萨斯州以外南部各州第一次采取的普遍行动。整个春天，在南部各地都展开了消耗战，使种族界线这里后退一尺，那里后退一码，对顽固分子的压力越来越大。6月5日，黑人的南部地区委员会报告，在九个分散的南北交界城市中的小吃部取消了种族隔离；在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生暴力行动，也没有一个商人因愤怒的白人威胁进行报复性抵制而受到损失。6月23日，弗吉尼亚州的热餐店向黑人开放，这是打进该州的第一个楔子。诺克斯维尔的百货店在7月18日终止了小吃部的隔离。7月25日是黑人欢庆的日子；六个月之前就已是行动对象的格林斯博罗伍尔沃思分店和克雷斯分店，终于取消了种族隔离。同一天，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朴次茅斯区的四家百货店也终止了种族歧视。此后，局势的发展就不那么顺利，死不罢休的极南部准备寸土不让。10月19日，亚特兰大的警察拘捕了由马丁·路德·金率领的51名“入坐”示威者。他们拒绝交纳保释金，被投入了监狱。1960年的伟大的闪电式“入坐”运动过去了，黑人们停息下来巩固自己的战果。但是，甚至阿肯色州的立法当局现在也明白这只不过是暂时的间歇。拥有18871831人的黑人民族正在觉醒。美国黑人终于成了一股显著的力量。 ※※※ 1960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天气晴朗，克拉克·克尔终于看到了未来的真相。经过这些年坚持不懈地对加利福尼亚共产党人进行调查之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旧金山的洛可可式市政厅举行听证会。被传讯的人有几名公立学校教员和一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这些人据说都是活跃的左翼分子。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坐满了几辆公共汽车，前来给他以道义支援。他们并没有打算进行示威，在那宁静安谧的日子里，一般大学生都不知道怎样进行示威。他们只不过要求在听证厅有一个坐位。但是会场已经挤满了人。警察拦住台阶上端的大门。有人开始推。一个警察跌倒，后来据说挨了打。警察使用了警棍，接着又使用了水龙。经过半小时的混乱之后，有12人受伤，52人被捕。奥克兰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在《民族》周刊上报道说：“当前这新的一代大学生几乎完全去掉了整个50年代的冷漠、顺从的标签。”她预言，在未来的十年中他们将献身于“塑造世界的未来”。一个挨了打的大学生对记者说：“我是一个政治上的处女，但是我在市政厅的台阶上遭到强奸。”对全国361万大学生来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信息是一次挑战。忍无可忍的教师们长期以来一直鼓励学生们投入政治活动，现在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了。 ※※※ 就在这激荡动乱的几个月里，随着黑人的自尊心和大学生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促使社会变革的另一手段也出现了。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1960年5月9日宣布已批准使用一种安全的口服避孕药【5月10日《纽约时报》第75版刊登了此事。——译者】。这种以“伊诺菲德”为商标的女用口服避孕药片是芝加哥塞尔公司制造的。该公司声称，此药由1500名妇女进行了四年的试验，证明100％可靠。每月20片，凭处方购买，花10～11美元即可保证不孕。这种控制生育的药物，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增加使用控制生育的外科手术，使妇女逃脱了怀孕的恐惧，从产期开始以后，怀孕的恐惧就成了阻止她们性生活的一种约束。现在她们似乎可以和男人一样随便地上床了。由于成百万的妇女需要这种避孕药，医生的诊所和药房顿时门庭若市。还未曾有过这样多的人不是为了控制疾病而定期服用特效药物。当全国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务所主任欧文·勒布朗大主教报告说天主教妇女同非天主教徒一样在定期服用这种避孕药时，天主教的主教们感到很是震惊。近至1959年11月，主教们还曾谴责过“某些基督教团体的代表”——指新教的牧师们——不实行节欲。现在，甚至天主教的神甫，而且还有一些任圣职的修女，按照生活中变化了的事实也在重新考虑自己修道的誓言了。 ※※※ 1958年8月，查尔斯·范多伦的泥塑形象，开始碎裂。纽约市立大学市政学院的学生赫伯特·斯坦普尔，在输给范多伦以前，曾在“二十一”问答节目中得奖4.95万元，这时他向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和《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谈了他违心的苦恼。他告诉他们，这个节目是一个骗局。他说参加节目比赛的人事先都得到答案，而到他们在观众中的名望开始衰退的时候，就得不到答案，于是只得假装被彻底击败。他曾受命输给范多伦，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曾受过训练，让他在一个对着镜头的玻璃隔音室中，为了表现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做出面部表情，咬嘴唇、擦额汗、结结巴巴。经过节目主持人的排练，范多伦竟能以这样一些绝招使两千五百万电视观众惊愕不止，比如举出仅有的三名累计击中三千五百次以上的棒球球员的姓名（“泰·科布、凯普·安森和……特里斯·斯皮克！”），说出在《茶花女》中咏叹调“我要生活在欢乐里”的歌唱者是谁（“她在由谁举办的舞会正要结束时唱的这个咏叹调……她叫什么名字！女高音。她的名字是……薇奥列塔！”），还要爽爽快快地说出“七个矮子”【童话《白雪公主》中的人物。——译者】的名字（“瞌睡、喷嚏、愚笨、快乐”——停了一下——“那个坏脾气的叫——呵，顽固——博士——呵，怕羞的那一个——叫怕羞！”）。 斯坦普尔和“二十一”问答节目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4万元的挑战”问答节目的其他一些竞赛人，都把他们知道的内情告诉了纽约大陪审团。范多伦在宣誓后加以否认，可是米切尔·施韦策法官则认为当代的民间英雄横遭诽谤，深为激怒，竟以大陪审团调查案卷中所列罪名查无实据而予以封存。在陪审团庭外，范多伦对报界宣称关于他的谎言使他感到“悲痛”和“震惊”。他重申他参加问答节目“诚实无欺……从未受过辅导或指点”。 作伪证的麻烦之处在于犯此罪的人无从知道是否有人能够证明他们是在说谎。惠特克·钱伯斯既然曾把事实真情隐藏在一个南瓜中，说明真情终会暴露，而范多伦也未能幸免。有一个名叫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的美术工作者，也是“二十一”问答节目的获奖人，他交出了他在参加节目演出前一至三天寄给自己名下收启的几封挂号信，信中装有有关节目的问题和答案。这些挂号信是由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拆封的。先后使伯纳德·戈德法因和谢尔曼·亚当斯垮台的正是这个铁面无私的审讯机构。这些信件证实斯诺德格拉斯揭发属实，委员会接手处理曼哈顿大陪审团搁置下来的工作，开始布置一个圈套，要让那迷人的、落落大方、潇洒自如、出身于书香门第和名牌大学的查尔斯·范多伦自投罗网，先让他宣誓作证然后摆出物证。 他们在1959年10月开始行动。范多伦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样摆出一幅被人诬陷的贵族老爷的架势，打电报给小组委员会，断然否认对他进行诽谤的一切控告，宣称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并说无论何时小组委员会需要对他讯问，他都会“遵命”。委员会回电邀他自动来到国会议员面前作证，但是，就在这时他却失踪了。正式发了传票，可是送传票人找不到他。在整整六天中美国人都不知他死活。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经过预先安排，他忽然在纽约罗斯福饭店露面，接下传票，并举行了一次座无虚席的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说，事件的发展使他非常“苦恼”，因而他请假离开哥伦比亚，同他的妻子一起到新英格兰去，“在那个地区的美丽的10月里……集中一下我的思想。”他不知道他被传讯。记者感到很吃惊。各家报纸和新闻广播都在头条报道这件事，他怎么能不知道传票的？他惨淡地笑着说，出于对美国国会的尊重，在他走上那个“适当的讨论场所”，也就是说走进听证会厅之前，他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论。 接着11月2日他在听证会上露面，衣着朴素，看得出来并且自己也承认十分紧张。“如果能够改变我过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的……关于善与恶，我已懂得很多。但是善恶并不总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我确实是卷进去了，深深地卷进了一场骗局……我几乎使自己相信我所干的，没有什么害处，因为在全国对待教师、教育事业，以及文化生活的态度上，产生了这样好的效果。” 他接着说，后来他终于感到“万分不安”和“极为害怕”。他“多次”乞求节目主持人让他离开。他们答复说将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让我下台。最后，有一位迷人的金发女律师也来参加比赛，节目主持人之一“告诉我……我将输给她。我向他道了谢。”当公众开始获悉问答节目是个骗局时，范多伦说他简直“吓得要死……我就干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开我自己”。存在“一条出路，这条路我当然考虑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盘托出”。但是“从感情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后来传票发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妇女写给我的信，她在加罗韦主持的问答节目中看见过我，她说她赞赏我在那节目中做的工作。她告诉我，惟一的自处之道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补救的方法（当然，她也并不透彻了解我干了些什么），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实地承认一切。我恍然大悟她是对的。”范多伦接着说，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气给他的律师打电话。这位律师在听完范多伦所说的全部情况以后说：“上帝保佑你。”范多伦供词到此结束。他放下原稿，转向检察官，向他微笑。 这是荒谬可笑的。迫使他认罪的是传票，而不是一个不相识的妇女。而且，如果他真的对节目感到“万分不安”，那他也无须乎向节目主持人提出让他离开的请求，他只要在节目播放时答错一个问题就行了。小组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成员、纽约众议员史蒂文·德鲁尼安看穿了范多伦的欺诈行径。他对范多伦说：“我不认为有你这样头脑的成年人应当因为讲了真话，而受到赞扬。”可是其他的国会议员接下去恰恰就是这样干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奥伦·哈里斯说他要“赞扬”他的坦率；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威廉·斯普林杰表示希望哥伦比亚大学不要“过早地”解除他的教职；伊利诺伊州另一众议员彼得·马克则说，他相信全国广播公司会原谅他；其他一些人则说他们要为他的“坚忍不拔”以及他那“触及灵魂”的“坦率”说明表示“赞扬”。哥伦比亚大学则别有看法，在五小时后就宣布解除范多伦的职务；全国广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辞退。但是这可不是一个得人心的反应。听证会上的群众全站在范多伦一边，为他和小组委员会中赞赏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对国会议员德鲁尼安的评论则报以冰冷的沉默。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他被撵走举行了抗议集会。民意测验表明，四个美国人中有三个人认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像他那样干的。全国广播公司收到的群众来信中，以5：1的多数对他表示支持。 在范多伦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刚在纽约被控伪证罪，哈里斯小组委员会又提出了电视节目弄虚作假的新证据。青少年文娱节目中头号唱片播送员迪克·克拉克承认他选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约翰·多尔弗实际上是为此事辩护的。他争辩说，这并不伤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图加以控制，便将“破坏我们所珍爱的言论自由”。就在这时，有人发现多尔弗本人就从一个他应负责监督的广播业巨头那里接受了暗中的贿赂。艾森豪威尔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是，对这件事，公众似乎不以为意。电视观众既然对这类事并不关心，那他们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联播节目也就不足为怪。《剧艺报》曾说，如果说1959年是有奖问答节目年，那么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这一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八个这样的节目，全国广播公司有九个，美国广播公司有11个——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时间中总共占了24.5个小时。 沐浴在艾森豪威尔的阳光之中七年之后，全国的舆论制造者，包括曾经支持过总统的人，逐渐感到不耐烦了。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闻》就曾经问道：“很多事情都在吵吵嚷嚷。艾森豪威尔在干些什么呢？你所读到的都是关于他在玩高尔夫球的报道。是谁在治理这个国家？”可是，读者们却依然无动于衷。总统在欧洲期间，副总统通过谈判结束了为时116天的钢铁罢工，获得一次个人的胜利。民意测验的结果实际上未受影响，公众也未加注意。新近获得自由的刚果正在可悲的内战中流血，由贡勒上尉领导的老挝叛军推翻了昭·萨松尼特首相的亲西方政府：而一般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两个国家在何处。在国内，报业罢工使纽约的全部报纸停版，发生了一系列监狱暴动，班机上偷带炸弹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一起是一个财迷心窍的青年放置的，他为要得到他母亲的保险金，把他母亲连带同机的其他所有的人一起都炸死了。根据调查，报纸头几版大都没有人看，读者喜欢的是连环画和体育消息。当卡里尔·切斯曼经过八次缓刑终于在加利福尼亚处决之后，反对死刑的对此也表示反对，但是这种人为数较少，普遍的冷漠感情似乎并未为一连串极为残酷、毫无人性的凶杀所激动。这个时期凶杀事件之一是堪萨斯州的农场主赫伯特·克勒特，连同妻子儿女一家被害。《时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一期上刊登了关于这一罪行的报道，大标题是“蓄意的谋杀”，这时读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家。 ※※※ 那年流行一时的滥调是到处用“什么的”，把这个字眼当做口语中的标点符号。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在搞“抗议什么的”，罗曼斯就是搞“爱情什么的”，梅特里科尔就是“节食减重什么的”，艾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让人惊奇什么的”。几乎到处都可以用得上，但是对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却从没人用过。还不曾有人说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点“外交的什么的”。那样说不大体面，而且也不恰当，因为杜勒斯属于老一辈，属于由身穿燕尾服和条纹裤的外交部长们形成的那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业。他那傲慢的说教和过分简单化的“大规模报复”理论，已经由于苏联火箭突飞猛进而过时。195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他为最后致死的疾病所苦而出入于沃尔特·里德医院的时候，他似乎已认识到他曾殚精竭虑，力图使之永世长存的东西方间的僵持局面，眼看就要无法维持了。他还为之奋斗到底。在他忍着疾病痛苦离开华盛顿做最后一次欧洲之行时，他对朋友说：“如果不是癌症，我认为此行至关重要不能再推迟了。如果是癌症，那么再增加一些痛苦，也不过尔尔。” 他患的确是癌症。每天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接受百万伏X光的照射，或者在丘比特岛上将息在佛罗里达的阳光之下，这位国务卿专心致志地在与死亡进行绝望的战斗，而正在他进行斗争之际，掌管国务的缰绳终于从他手中滑脱了。从外表上看，世界的均势并没有变化。根据条约美国仍然承担着42个国家的防御义务；而杜勒斯，用另一个新出现的流行词语来说，仍然是一个大有神通的人物。美国的社论作者对这位“不可缺少的人物”的“睿智的建议”和“专心致志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国外交部向他致意，表示“非常难过”，法国外交部对“西方所受的最大可能的损失”表示关注。波恩对拆掉了西方制定政策的车轮上的“一根辐条”深感遗憾。但是这都不过是外交辞令，杜勒斯对此想必也是会料得到的。尽管他通过电话与白宫和国务院保持密切接触，警惕出现任何反对冷战的异端邪说，但是对那些能够察辨各种征兆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通晓此道的人），十分清楚，只等他离开历史舞台，华盛顿和莫斯科就将采取走向缓和的行动。埃米特·约翰·休斯写道，“杜勒斯的攥得很紧的拳头”，即将被“艾森豪威尔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党中期选举遭到失败的余波中，哈格蒂编纂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展望在1960年选举中，为共和党总统继任人竞选的艾森豪威尔，必须立足于他作为维护和平者的政绩。根据同总统的谈话，备忘录把杜勒斯在雾谷的六年中所反对的一切都当做了争取的目标。备忘录直率地设想，外交上采取灵活态度的时候已经到来。艾森豪威尔－哈格蒂备忘录认为，总统必须作为一名和平缔造者居于国际舞台的中心。接下去，备忘录宣称总统在联合国露面的各种场合，在到包括中立的印度在内的远在天涯海角的各地旅行中，以及在以热情接待的态度对待要他去参加与俄国的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谈这类建议方面，都必须扮演这种角色。 苏联的总理已准备迎合这类建议。赫鲁晓夫在1959年1月26日欢迎安纳斯塔斯·米高扬副总理访美之行回国时说，“不排除”俄美关系“解冻的可能性”。他说改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一切可能做的事”，都必须去做，因为热核战争是不堪设想的。在西方有人说赫鲁晓夫“比谁都更害怕战争”，这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在过去，杜勒斯照例答复说，要举行任何会议都必须由苏联先表现出诚意，而对此他是很怀疑的，因为在他看来，苏联立意要赢得冷战，而不是要结束冷战。但是这一次，另一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副总统尼克松说，美国也想要解冻，“因为我们认识到，如果不解冻，我们大家都终将冻结在只有靠核弹才能炸开的坚冰中。” 5月24日，沃尔特·里德医院结束了对杜勒斯临终前的守护，发表公告如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于今晨7点49分（东部夏令时间）在睡眠中溘然长逝。”副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已在执掌国务院工作。他最优先处理的是关于柏林问题的令人厌烦的一连串危机的最新发展。赫鲁晓夫向西方大国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他们不在六个月内撤出柏林，红军就将撵他们出去。按杜勒斯的风格作复，原本会是回敬一份最后通牒，并且显示一下实力，在战争边缘上迫使对方摊牌。而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一个谨慎的声明，宣称如果在柏林发生开火事件，那就会是“要阻止我们履行义务。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用武力打进柏林。我们说我们只是将继续履行我们对那里人民承担的责任。因此，如果我们受到阻挠，那必定是别人在使用武力。”赫脱把这个最后通牒作为最高级会议前进行交易的策略手段，而事态的发展，也确是如此。 杜勒斯一进坟墓，事态就以简直有些过分急促的势头发展开来。五周后，6月28日，苏联副总理弗罗尔·科兹洛夫率领一个俄国官方代表团到纽约为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展览会揭幕。7月1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函邀赫鲁晓夫来美国访问。在杜勒斯去世整整两个月后的7月23日，美国副总统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为美国国家展览会揭幕，以此作为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对苏联官员访问纽约的“回拜”。 随后发生的事很难说是对缓和东西方紧张状态的贡献，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看透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理查德·尼克松两人的好斗本能。展览会上最使人感兴趣的陈列是一套有六间房的典型牧场住宅，在中央有一条参观走廊，能让观众看到里边全部陈设。那位苏联领导人对这个样板住宅不禁大为光火。它触到了他的痛处。俄国制造人造卫星是以牺牲消费品生产和对消费者的服务为代价的。展览会的开幕实况在苏联通过电视播放了，赫鲁晓夫感到他有点失策。他摩拳擦掌，而尼克松正是向他应战的人。开幕式也要在美国电视中播放。尼克松一心想当来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且不管哈格蒂对竞选策略有些什么看法，尼克松却有他自己一套计划，其中决不包括在电视上使他自己受气势汹汹的共产党人的欺负。结局便是新闻界所谓的“厨房辩论”或是“索科尔尼基最高级会议”。 辩论开始是在他们停步在样板住宅的光洁漂亮、设备新颖的厨房的时候。尼克松说这是一所典型的美国住宅，几乎任何美国工人都能住得起这样的或类似的房屋。苏联总理昂起头来表示蔑视。 『赫鲁晓夫：你以为俄国人会被这个展览惊得目瞪口呆，可是事实是所有新建的俄国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要得到这所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而你们却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奴隶！ 尼克松：……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展览会使俄国人民惊讶，但是它会使他们感到兴趣，就像你们的展览会使我们感到兴趣一样。对我们来说，多样化，选择权，我们有上千个不同的营造商的事实，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一个政府官员在最上头做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赫鲁晓夫（插进来）：就政治差别而言，我们永远不会一致。如果我同意你说的，我就会受到米高扬的引诱。他喜欢辣味汤，而我不喜欢。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意见分歧。 尼克松：谈谈我们的洗衣机各有什么优点，岂不比谈论我们的火箭各有什么威力更好？你想要的不也就是这种竞赛吗？ 赫鲁晓夫：（把他的大拇指顶在尼克松的前胸上）：对，我们所要的就是那种竞赛，但是你们的将军说他们强大得很，能把我们摧毁掉。我们也能拿出点东西给你们看看，让你知道俄国人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打败你们。在这方面，我们也能让你看点东西。 尼克松（用指头指点着赫鲁晓夫）：我认为，你们是强大的，我们也是强大的。在某些方面，你们比我们强大。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更强大……』 在放着加利福尼亚名酒的桌子旁停留时，他们作了最后的较量。赫鲁晓夫提议为“和平和废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干杯。 『尼克松（没有举杯）：咱们只为和平干杯。 一位站在一旁的俄国人：祝赫鲁晓夫总理长命百岁！ 尼克松：我要为这个干杯。我们尽管不同意你的政策，但是我们愿你健康。祝你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干杯后）：到99岁的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着什么急？ 尼克松（最后的话是他说的）：你是说到你99岁的时候你还会当权，还没有自由选举吗？』 这是一次奇特的交锋，像是两个好斗的人之间的争吵而不像辩论，双方都力图给观众以比对方更为平和的印象。两个人都有自己造成的不利条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上千次演说中，塑造了一个充当华尔街走狗的典型资本主义政客的固定不变的粗野形象，而尼克松却与之并不相符。尼克松的不利之处酷似赫鲁晓夫的困难，犹如镜中对影。他心目中的邪恶的共产党头子的原型，在本质上像个稻草人，而其活力则和星期日画刊的纸上精怪一样。美国副总统在辩论上得分多一些，但是俄国总理却显得热情奔放、直截了当，而且也许显得更适合他所承担的角色。尼克松显出是一个喜欢谈思想的人，赫鲁晓夫则像是热爱自己的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维护他们的人。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宽容了尼克松的傲慢无礼（他显然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接受了艾森豪威尔要他在尼克松回国后，立即访美的邀请。他以他那假装坦率的态度说道：“我准备把我衣服口袋都翻转过来，让大家看看我是无害于人的。”“在古时候，人们进屋谈判和平时，总把他们的武器留在门厅里。我们现在也应该这样做，不应该磨刀霍霍。”就这样，他悄悄撤销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 ※※※ 杜勒斯反对这类最高级会议的一个原因，是他担心美国的盟国可能觉得他们会被抛弃。为了使他们放心，总统在8月末飞赴欧洲，以两周的时间分别同康拉德·阿登纳、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夏尔·戴高乐进行会谈。这是一次令人惊异的旅行。在华盛顿，人们很容易忘却欧洲人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所抱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对他的感情没有受到党派界限和意识形态上的侵扰。在他们看来，他是领导胜利的远征军，把他们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和蔼、正直、不唱高调的美国将军。德国人看来也像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样感激。当艾森豪威尔所乘的默塞德斯－奔驰轿车进入波恩时，估计有比该市人口还多一倍的31.5万人排列在路旁，向他欢呼，手持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我们信任你”和“我们仰仗你”。在伦敦，他的座车是一辆鸽灰色的劳斯莱斯。这里几十万人群欢呼“见到你很高兴，艾克”和“干得好，艾克”。当车队进入格罗夫纳广场时，记者们看到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从这个广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指挥联军打败了希特勒。 现在正进入困难时期的戴高乐，本来宁愿巴黎人表现得更节制一些，但那是不可能的。在布尔歇机场，这两位将军出身的总统互致颂辞，接着从人群中发出的“艾克”（在法语中叫成了“夷克”）的欢呼声淹没了一切。在“夷克”逗留巴黎的两天中甚至当他在凯旋门下的法国无名战士墓前放置粉红百合花和红玫瑰花圈时，或是当他在巴黎市政厅对持续的欢呼表示答谢时，这种欢呼声也从未完全停息。他在答谢时说：“激情满怀，舌滞口呆。一句短短的法语，可以表达我的感情——Jevousaimetous（我爱你们大家）。”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举行严肃的会谈是不切实际的。戴高乐确曾提出他的由三国理事会指导北约组织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则应许通过横越大西洋的电话保持更密切的接触，暂时搪塞过去。（“我知道他是一个顽固的人，”艾克对他的一个助理说，“但是，只要他顽固地站在我们这一边，那就一切好办。”）在苏格兰的卡尔泽安堡（他在这里住在有九间房间的一套单元，是苏格兰人民在欧战胜利日后送给他的）度过周末后，总统在9月7日乘机返国。他对欢迎的人群说：“我确信至少在目前一切令人满意。”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美国进行的巡回访问，则将是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又一阶段。9月15日，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机场，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对着飞机舷梯喊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在美国土地上向你致敬！”在美国观众惊愕莫名之际，他走下梯级，秃头，粗壮短矮的身材，在黑色上衣上佩戴着三枚小勋章，陪伴他的有腼腆的妻子尼娜·彼得洛芙娜、女儿朱莉亚和拉达、儿子谢尔盖和63名随行的俄国官僚。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们表示了正式的欢迎，随后东道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陪同他们对美国进行了为时两周的导游旅行。 整个说来旅行是成功的。美国人对坏脾气的人是偏爱的，而此公之尖锐泼辣不亚于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在对美国企业家发表的演说中，在艾奥瓦州农村的旅行中，在同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和洛杉矶市长诺里斯·波尔森共进午餐时，赫鲁晓夫表现得机智，自以为是无所顾忌，但是很有人情味，而且决心同他的邻人和平相处。免不得也出过些事。赫鲁晓夫在同20世纪福克斯公司董事长斯皮洛斯·斯库拉斯的争论中赢了他，而在另一次争论中则输给了沃尔特·鲁瑟和他的工会的六名副主席（于是他指责他们是“资本家的代理人”，而且在鲁瑟大笑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在好莱坞一个歌舞团为他表演了康康舞之后，这位总理显露出了一副道学家的神态，说这种舞蹈“下流”，而且加上一句，“一个人的面孔总比他的屁股好看。” 在戴维营，这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上的总统别墅，赫鲁晓夫表现得最好。他没有说一句咄咄逼人的话，事实上，他说的几乎尽是不着边际的空泛议论。他的慎重似乎就是避开对实质问题的探讨。在他们会谈的第二天的中途，艾森豪威尔向他发出个人的呼吁：“你完全可能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从而对历史做出巨大贡献。这完全取决于你。”但是这位俄国领导人不肯受约束。他表示欣赏美国的烤牛肉，同艾克一起欣赏一部西部影片，在坐直升机到葛底斯堡访问之后，他称赞了总统的珍贵的黑色安古斯牛群。在目前，他对缓和的贡献就只到此为止。 相处三日后，两位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同意普遍裁军是全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应该“重开，以便获得一项符合有关各方意见、有助于维持和平的解决办法”；“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不应诉诸武力而应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予以解决”；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来年访问苏联。 有一阵，报纸都大肆宣传“戴维营精神”。一时间，它几乎像罗斯福－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那样重要。人们认为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终于来到。这一切都是幻想。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甚至没有触及在世界和德国前途问题上由于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基本的和严重的问题。温良的情绪也难持久，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恶化，人们也就不再抱什么幻想。参与其事的人中有的认为在同俄国人举行任何新的会议之前必须打好更加坚实的基础。理查德·尼克松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尼克松并不认为这次会谈结果令人失望，证明杜勒斯对举行最高级会议持死硬的反对态度是正确的。全世界各国政治家都已投身于《时代》周刊所说的“新的个人外交的全球竞技”，谁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冰冷状态。他们经过精心安排的纷纷出游，正在遵循一项导向圆满结局的明确计划。下一步就将是举行被人叫做“西方最高级会议”的一种半决赛会议，参加者将是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阿登纳和戴高乐。这四个人将重申他们保持柏林自由的誓言，并且为他们与赫鲁晓夫之间举行的决赛会议订出共同的方案。 这个半决赛会议12月在巴黎召开。不过，艾森豪威尔的12月之行却并不只限于法国。由于新式的波音707型喷气飞机能大大减少人的劳累，使得个人外交的冒险探索大有可为。西欧各国首都对他举行激动人心的欢迎，激起了他天真的希望，以为向车队欢呼的那股群众热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转变为持久的友谊和更好的国际关系。抱着这种想法，再加上摆在面前的哈格蒂备忘录，总统决定，他既已出国，不妨也去访问一下意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腊、突尼斯、西班牙和摩洛哥等国的执政者。在他出国作此为时19天、行程1.95万英里、地跨三大洲、行经11国的旅行前，他向全国发表了电视演说。他说：“在执行这次和平和友好的使命期间，我希望增进外国对美国的了解，并更多地了解我们海外的朋友。” 此行是否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值得商榷。但是，它提供了总统颇孚人望的令人惊讶的新证明。在意大利，罗马市民为一瞻他的风采而伫立在滂沱大雨中。在这里，“艾克”叫成了“夷凯”。一位记者在《晚邮报》上写道：“我们欢迎这个人，他对我们讲话，用的是那种植着海洋般广阔的麦田的堪萨斯农夫们的口音，是他出生前不久才往西部拓荒的人的口音。在紧迫的危险面前，他号召‘和平，和平’，讲起来一点也不讲究辞藻。”下一站是土耳其，艾森豪威尔自己说安卡拉对他的欢迎是“我所经历的最盛大的”。75万以上的巴基斯坦人欢迎他到卡拉奇访问。在新德里，他说他被欢迎的群众弄得“完全不知所措”，看来也确实如此：百万大喊大叫的印度人，高举着各种横幅，向他欢呼，有的人喊叫：“艾森豪威尔，和平之王！”他们向他乘坐的敞篷车投掷了大量鲜花，使得他竟站在一英尺深的花朵中。其他各国，都是如此。在德黑兰，欢呼的伊朗人达75万，他向伊朗议会两院联席会上发表了演说；当他对希腊国民议会致词时，50万热情的雅典人聚集在议会厅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元帅在马德里欢迎他时，参加欢迎的西班牙人也有50万；在卡萨布兰卡也有50万人欢迎他。 此情此景使人目瞪口呆却也使人难以理解。在西欧受到的欢呼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是在他此行访问的国家中，惟一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是意大利，而当时意大利人是站在另一方面的。为什么印度的贱民愿意步行40英里来看看美国总统？为什么阿富汗的部族人不惜花费很多天时间编扎花环放在总统座车的轮前？部分原因似乎在于众口一词赞颂的“和平，和平”。战争到处都被认为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即使从未听到过枪声的人民也有同感。但是这并不是这些令人望之生畏的群众场面背后的全部原因。显然美国远比美国人自己所料想的更受爱戴。反美分子吵嚷得厉害一些，但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是赞许和信任美国的。 艾森豪威尔于12月22日返国。这一年的圣诞节是他的总统任期和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顶峰。在一年一度向全国发表的圣诞节贺辞中（这次以28种语言向国外同时播送），他谈到这次旅行：“我的目的是要改善气氛，使外交进行得更加成功；这种外交旨在为所有的人寻求……正义的和平。”他的任务完成得如何，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见分晓。届时，他将和西欧的三位领导人一起在最高级的首脑会议上同赫鲁晓夫当面打交道。此次会议预定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举行。 ※※※ 在50年代末期，《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不时地读到赫伯特·马修斯写的引人入胜的署名报道：一群大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者，已在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区莽莽丛林中落脚藏身。他们的领袖是一位身躯魁伟、说话噜苏、三十岁刚出头的律师，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卡斯特罗在1956年圣诞节带着仅仅12个人在古巴登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军队没来得及抓住他们，他们就进了山区，打出了7月26日运动的红黑两色旗。号召古巴热爱自由的人们参加的运动的名称，来自1953年7月26日由卡斯特罗领导对圣地亚哥巴蒂斯塔分子发动的一次冒死攻击。 在开头几年，卡斯特罗的运动在美国是颇得人心的。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是由恐怖分子和腐败官僚操纵的警察国家，这些人靠卖淫业、赌场和侵吞公款大发横财。为了镇压造反的大学生，哈瓦那大学被关闭；持不同政见的人被暗杀；尸体被肢解后送还给父母，或者像垃圾一样扔进沟渠。华盛顿对出现真正民主古巴的前景感到欢欣。早在1958年3月，一切向巴蒂斯塔提供美国武器的活动便已停止。马修斯等美国新闻记者写的都是同情的报道，把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造反者，描绘成要为同胞争取自由和正义，毫无私心，罗宾汉式的人物。记者们错了，但是这种错误在当时是常见的，大部分古巴中产阶级和许许多多对巴蒂斯塔早已憎厌的有影响的古巴军官也犯了同样错误。这就是巴蒂斯塔毁灭的原因。卡斯特罗只有不到两千的大胡子兵来对付4万名装备精良的巴蒂斯塔分子，但是商人和土地所有者资助他，中产阶级也为造反者欢呼，因为造反者大部分也都出身中产阶级——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如菲德尔、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托洛茨基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 1958年最后的几周内，在距首都150英里的拉斯维利亚斯省，格瓦拉打垮了3000政府军，攻占了省会圣克拉拉。巴蒂斯塔派遣去的一列车军队，甚至拒绝下车。旧政权末日已到，巴蒂斯塔也明白这一点。他在元旦那天乘飞机出亡。于是卡斯特罗沿着古巴中央公路长驱直下，进行了为时七天行程600英里的胜利进军。菲德尔的官兵举着手枪和冲锋枪朝天鸣放。他们亲切地把领袖称为“El Caballo”（老马）。他是“卡冈都亚”【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1552年出版的政治讽刺小说《巨人传》的主角，此人食欲惊人，身躯硕大，武功卓绝。——译者】式的人物，在出名之前，就是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他私生活刻苦，不近女色。除了价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以外，他没有其他个人享受。谁也难让他换掉那一身肮脏的绿军装。 “我对权力不感兴趣，我也不想要权。”卡斯特罗说，“从现在起，人民完全自由了。”他恢复了古巴失去的尊严，使之具有民族特征，铲除了腐败现象，推行了教育古巴儿童和激励他们的父母的庞大计划。有人暗中传播说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一般反应是嗤之以鼻。反动派总是把改革者叫做赤色分子。《纽约时报》的马修斯一类的人对20年前反动派在西班牙的做法记忆犹新，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的友邻，菲德尔带着100箱表示友好的兰姆酒飞到华盛顿。他同代理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同吃牛排，共饮香槟——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仍穿着那身军装——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同18位国会议员谈过话。他对他们说：“7月26日运动不是共产党的运动，成员大多数是天主教徒。”问到美国在古巴的投资，他回答说：“我们无意没收美国的财产，我们接管的任何产业都将付款补偿。”他是招人欢喜的。当然，也有一点刺耳的音调。在和卡斯特罗进行了三小时会议之后，副总统尼克松写了一份长达12页的机密备忘录，分送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白宫。在备忘录中，他说他确信古巴的新领导人“如不是对共产主义具有不可思议的天真态度，就是受共产党纪律约束的。”但是中央情报局将这备忘录归档了事，国务院置之不理，艾森豪威尔则不屑一顾。本届政府已有点厌烦尼克松那种遍地都是共产党妖魔的看法。 到1959年的春季，美国人才猛然醒悟，夏天美古关系也就日益恶化。当独裁者的名字换为卡斯特罗的时候，看来卡斯特罗对独裁者的憎恨也就消失。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云云也消逝了。他以一种连巴蒂斯塔也会为之瞠目的残酷态度中止了使用人身保障法，在全岛建立起军事法庭，并下令终止已判有罪的被告者上诉的权利。到9月份，他转向左倾。他承认了红色中国，称美国为“以人类为食的……秃鹫”，废除了1952年古美军事协定，并且扬言，量美国佬也不敢侵犯古巴。 7月26日运动的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们被出卖。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遭到挫折而发出的愤怒声震撼了整个古巴。他们有一百多人被监禁，其他人北逃到佛罗里达。其中之一是曾经领导过卡斯特罗的哈瓦那地下组织的激进的年轻工程师曼努埃尔·拉伊。另有两人是著名的自由派：曾由卡斯特罗选任新政府的第一任总理的米奥·卡多纳，以及被遴选出任该政权第一任总统的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其他感到被出卖给赤色分子的人包括一些勇敢的军官，像何塞·佩雷斯（“佩佩”）·圣罗曼、埃尔内多·奥利瓦和马埃斯特腊山区的“7.26”英雄之一乌维尔·马托斯。有些人在第一次听到卡斯特罗背叛的消息时竟然还不相信。他们说除非亲自看到，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有些人确实是亲耳得闻了。奥连特省卓越的年轻省长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阿尔廷梅博士就听到卡斯特罗亲自概述过他要在三年之内使古巴共产主义化的计划。阿尔廷梅后来说：“我那时才认识到，我是一个打进共产党政府内的民主派。” 这些人同他们视为绝对邪恶的东西是不能妥协的。如果他们不想出卖灵魂，他们就只好逃出美国记者当时所谓的“蔗幕”，以期有朝一日能收复祖国。古巴人自有他们的风格，有些人的逃亡也是很勇敢的。阿尔廷梅就是一例。他先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私函，宣布由于“从你的嘴里听到使古巴共产主义化的全盘计划”，因此决定退出运动。他装扮成神甫，随身携带一本内藏手枪的弥撒书，走进美国大使馆去。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一个名叫“威廉斯”的人，此人负责把他藏入一艘往北开的洪都拉斯货船的秘密房舱中。在坦帕码头，迎接阿尔廷梅的是一个高个子美国人，自称是“威廉斯的朋友伯内特先生”。在迈阿密（这里由于很快就麇集了许多难民，简直像个古巴城市），又有另一些威廉斯和伯内特的朋友出面，他们自我介绍为“吉米”、“桑尼”、“西比”、“唐”等等。阿尔廷梅后来发现这些人全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 当然，他们自己并没有自认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即便问他们，他们也并不承认。他们编造的说法是，他们受雇于一家决心解决古巴问题的美国大公司。他们的领导人尤其十分注意维持这种假象。他个子很高，衣着豪华，是惟一有名又有姓的特务：“弗兰克·本德”。弗兰克一再提醒阿尔廷梅：“记住，马诺洛，我不是美国政府的人员。我与美国政府毫无关系。我只是为一家要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巨大的公司工作的。”后来，这些美国人还试图给人一种印象，他们的后台是一位古巴的百万富豪。古巴人彼此挤挤眼，开玩笑说那位百万富豪的名字叫“山姆大叔”。很久以后，其中一个人说：“那时我们也真够蠢的，以为山姆大叔在支持我们。他希望秘密地干，那也无所谓，因为他是山姆大叔，而且他是强大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联邦调查局发觉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全都有坐牢的危险。特务们解释说，这就是他们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名实姓的原因。这也被说成是要用黑布蒙眼、传口令、使暗号之类的鬼把戏的原因。美国人惟恐两面特务打进来。古巴人都需要接受测谎器测验，罗沙克测验【瑞士心理学家赫尔曼·罗沙克（1884～1922年）发明的通过所谓“墨迹测验”方式进行的心理测验。被测者须对一大堆无意义的墨迹提出他认为可能的解释，从中分析他的心理活动。——译者】和一位带很重的德国口音、态度和蔼、戴眼镜的精神病学者（他叫“马克斯”）长时间的盘问。测验合格的人就派出执行神秘任务——举个典型的例子，要求他们当中某个人飞往纽约，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以“乔治·林戈”之名登记下榻，然后按照一连串别人打来的电话行事——直到美国人消除怀疑。 审查合格的人被分成两组。年纪轻一些愿意参加实际战斗的人，编成一个旅——后来一直被称做La Brigada（旅团）。年纪大一些的在迈阿密组成一个联合政治阵线，以后准备接替卡斯特罗的政府。这“阵线”的实际作用，就是把什么秘密都泄露出去了。不过，有关那些年轻战士的情况则泄露不多，因为它自己知道的也有限。其实泄露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如果有人告诉卡斯特罗这支要去攻打他的小小部队的实际力量多小，他也不会相信。他估计这支部队大约两万多人。可是迟至1960年11月，实际只有450人，而且从未超过1200人。为了有人被俘时，欺骗敌人，军人编号是从2500开始的。有一名新兵在训练中死亡，这个旅就以他的编号2506作为自己的番号。旅徽的图案就是在一个十字架上压着2506这个数字。他们的符号和战旗也都用这种徽记。 后来，特务们的伪装被揭穿，大家才知道行动计划完全是按照华盛顿最高级命令行事的。负责日常监督工作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全面计划来自一个叫做“特别小组”的机构——由白宫、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官员组成的高级指挥机构。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他知情，而且当卡斯特罗在1960年3月17日拒绝艾森豪威尔政府为达成一项谅解所作的最后努力时，总统批准训练古巴流亡者以备用来反对卡斯特罗的意见。 “古巴旅”行动的许多细节，简直好像出自当时日益畅销的伊恩·弗莱明所写，以詹姆斯·邦德为主人公的一本离奇的间谍小说。负责监督流亡者训练的美国军官都借自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大都是一些老兵。他们往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得过勋章、勇猛有余、智谋不足的人。训练地点的选择看起来几乎是毫无计划的。起初由一个古巴人出面用中央情报局通过弗兰克·本德给他的钱租下了墨西哥湾中的名胜乌泽帕岛；古巴人舒舒服服地住在乌泽帕乡村俱乐部，其中一些高尔夫球爱好者因之提高了球艺。随后，一架C－54型运输机把他们运到了巴拿马运河区古利克堡美国陆军丛林战训练营。原本不让他们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但是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教官丢下一张巴拿马市的报纸，而且从训练营地的一个小山头上看去，运河也清晰可见。 经过了八周的游击战课程之后（他们被告知，学到的这些技巧，将用以训练一支古巴解放军），他们再次转移，这次是到危地马拉。在这里，也是不想让他们知道身在何地的。在离开巴拿马时，他们只知道目的地的代号是“小农场”。在两辆大轿车把他们从危地马拉的圣何塞机场运出后不久，他们就知道代号之所指了。受训者原都是些阅历丰富的人，很多曾周游各地。鹅卵石街道，印第安人村庄中肮脏的房屋，一看就是中美洲景象；再加上大量美国势力的标志——公路两旁“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广告牌，以及许多售卖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美国石油公司或美孚石油公司石油的加油站——这只能说明是在危地马拉。不久大轿车开始爬上环绕的群山，穿过热带簇叶，这里是危地马拉濒临太平洋岸的马德里山脉。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大咖啡种植园，是危地马拉驻华盛顿大使的兄弟罗伯托·阿莱霍斯的地产。在危地马拉总统米格尔·伊迪哥拉斯同意装聋作哑之后，阿莱霍斯允许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使用种植园的一部分进行训练（作为这次行动的肮脏后果之一，伊迪哥拉斯坚持说美国曾经同意支持他在英属洪都拉斯的领土要求；华盛顿对此极力否认）。这个营地命名为特拉克斯基地。训练地点刚好在种植园里最不合适的一部分土地上，这已成为这次行动计划的特点。从基地的总部望去，可以看到仍然在活动的圣地亚吉托火山，而且营地的土地就是火山喷出的熔岩，有些地方，厚达六英尺，一下雨就变成一锅稀粥。那年的雨量又是人们记忆中最多的一年，于是那些古巴人许多时间是在烂泥中打滚。 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些人开始对中央情报局的无所不能公开表示疑惑了。另一些人把他们的意见压了下去。大多数人对他们的美国佬顾问完全信任。他们设想，这些曾打败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强大的征服者一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同意，“古巴旅”的力量很小，但是卡斯特罗毕竟也不过是以仅仅12个游击队员开始发动7月26日运动的。在那时，拿他们自己同卡斯特罗之间作这种类比倒还可以说得过去。中央情报局的顾问计划把他们分成一些游击小组，分别进行训练，以便渗透到古巴的六个省份去。他们准备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行动，最后期限是9月19日。这计划本来也许能成功。即使遭到挫折，后果也承担得起。被打败的丛林游击队员通常都能分散逃逸。失败也留不下什么痕迹。卡斯特罗将很难证实他们是美国支持的，而他们日后还可再回去战斗。 8月，华盛顿的特别小组开始怀疑在新古巴建立游击部队是否明智。卡斯特罗的军队比巴蒂斯塔的军队强大得多，国务院估计他拥有40万军队和民兵，十倍于巴蒂斯塔的兵力。再从马埃斯特腊山区发动一场漫长的丛林游击战看来已无可能。此外，卡斯特罗的军队已由莫斯科和北京的新朋友极好地装备起来，国务院的研究材料估计他们已送给他2.8万吨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的海岸哨兵和航空观察员的戒备和部署表明，他已从巴蒂斯塔在这方面曾经犯过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因此现在要用空投来供应游击部队将极其困难。 如果这些理由是站得住的——次年发生的事件证明果然如此，非常正确——那么看来就应该劝阻他们别去进行任何军事远征。但又不是如此；在华盛顿指挥这项行动的人开始把宝押在两栖登陆上，由古巴人驾驶美国军用飞机对该旅登陆提供战术上的空中支援。有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从舰艇登陆进攻曾经非常有效，麦克阿瑟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仁川登陆，便破坏了北朝鲜的供应线。似乎没有人向特别小组指出：“古巴旅”的规模只等于一个美国步兵营，而过去进行重要的两栖登陆使用的兵力从未少于九个营，而且还有炮兵、空中优势和一支舰队作后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从舰艇登陆进攻的冲绳之战，使用舰只达1200艘。 华盛顿自信已操胜券，放弃了进行游击活动的计划，确信只要“古巴旅”建立起一个滩头阵地，全古巴就会聚集到它的旗帜之下。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总部在发给特拉克斯基地的一封长电中，命令将丛林游击队员的数目减至60名，并让危地马拉的特务们对其余的人“都只发给常规武器并普遍和进行常规训练”。古巴人体会这道命令的用意是，等他们一上岸，一支美国军队就会跟在他们后面登陆。他们推想，只有这样，这种改变才有道理。中央情报局的顾问们不仅没有纠正他们的想法，而且领导人“弗兰克·本德”还对佩佩·圣罗曼及其同伙古巴军官说，他们“将会得到海上、空中甚至水下的掩护”。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全都对新计划热烈拥护，而且从那以后，他们表示，任何对胜利表示怀疑都是软弱的表现。弗兰克·本德竟至认为这件事比他对美国总统的忠诚都更为重要。他对佩佩·圣罗曼说，华盛顿的某些要人正试图取消这次入侵，可以相信，这类命令可能来自白宫。“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说，“你们就到这里来，做出把我们这些顾问监禁起来的样子，把我们全抓起来之后，就把整个计划执行下去。”为了让那些莫名其妙的古巴人懂得他的意思，他还作些具体指示。他解释说，有必要在每一个中央情报局顾问的房间门口配置一名“古巴旅”的武装人员，切断他们与华盛顿的通讯联络，然后自己去执行入侵计划。他会告诉他们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离开特拉克斯基地前往集结地。他大笑着说：“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 毫无疑问，弗兰克在华盛顿的上司对此毫无所知。像一切和这次行动有关的人一样，他们直到很久以后，才通过许多零星材料弄清真相。事实上，白宫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哈瓦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在弗吉尼亚的艾伦·杜勒斯、危地马拉的弗兰克·本德、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迈阿密的“阵线”，以及在马德里山下的咖啡种植园受训的勇士们，全都弄得糊里糊涂，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通讯联络是不灵的。特别小组竟没有把改游击战术为两栖登陆的行动计划报告艾森豪威尔。“古巴旅”仍然相信他们只不过是一次入侵行动的先头部队，而“阵线”则一直认为美国人曾经说过，少于五千兵力是不会发动进攻的。 中央情报局力图招募尽可能多的战斗人员。每人每月薪饷175元，妻子还可得50元，每个孩子另有25元。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影响保密。消息传出，远近皆知。卡斯特罗经常预言“雇佣军”入侵迫在眉睫，但是古巴人民无须乎他来告诉他们，最下层的砍甘蔗的“瓜希罗”（古巴农民）知道反革命分子们要来了。关于“古巴旅”的文章已经在危地马拉市的《时报》上刊出，而且为大多数西班牙文报纸所转载，其中有几家还在古巴发行。新古巴的民兵们睡觉时身旁放着步枪，炮手在大炮旁边睡觉。 美国人可以从英文报纸《迈阿密先驱报》和《纽约时报》读到这方面的报道，虽然一般说来，美国人对这即将发生的战斗并不像古巴人那样关心。他们知道那边正在进行某种活动，但是别的一些事情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将要受到入侵的反正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关于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戏剧性的斗争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即将来临的白宫生涯的高潮——意义重大的巴黎最高级会议和接踵而来的访苏之行。特工人员的先遣小组已在爱丽舍宫对安全措施进行检查，可是，5月1日，预定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前16天，忽然一架奇怪的飞机出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这个地方是乌拉尔山区中的一个工业综合基地，在俄国边境内大约1200英里处。像危地马拉的古巴旅一样，这次飞行也是中央情报局行动的一部分；这架飞机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要求特制的，它的正式型号是U－2，很快全世界就都称之为“间谍飞机”。 ※※※ U－2型飞机色黑，机身长，尾巴高，翅膀宽，装有一具涡轮喷气发动机，驾驶员座舱仅容一人。严格说来，它并不是军用飞机。机上没有任何炮火装置，只有透过机身下面七个舱孔对外拍照的灵敏的红外线摄影机。这些摄影机能把宽125英里长3000英里的地面景物全拍摄下来，可供洗印成4000张双幅照片。照片的清晰程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照片经过高倍数放大后，判读人员可以认得出飞机在九英里或十英里高空拍摄的报纸的标题。其他的装备能够从空气中测验出进行秘密核试验的证据，能够测定俄国雷达的效能。U－2飞机靠飞行高度作为防护手段。由于充分利用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学方面的成就，U－2飞机能在很高的高空保持有效的续航能力，并据信超出苏联雷达的探测范围。总之，它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精密的侦察装置。在五一节驾驶该机的驾驶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鲍尔斯属于新的一类寻求冒险的职业军人。他从事飞行，不是出于爱国，而是为了金钱。对他来说，飞行是一种职业，而且是很好的职业。靠这差事他每年能挣3万元，而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之前，他们夫妻总收入每年才只有8400元。那已是四年前的事，那时他还是一个27岁的空军中尉。他身材粗壮，加上留个平头，看上去很像职业足球运动员——也许是个防守型的边卫，肯卖力，靠得住，可是没有什么头脑。 然而，鲍尔斯并不愚蠢。那年年初，他还曾询问一位情报官员：“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有人掉在俄国境内怎么办？那个国家那么大，要走到边境，可他妈够走的。在那里有没有接头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几个名字和地址？”据鲍尔斯说，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虽然这种所谓的“越空飞行”当时即将进入第五个年头。鲍尔斯得到的回答是：“不成，我们提不出。”鲍尔斯还不肯罢休：“那好吧，假定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一架飞机坠落，驾驶员被俘。他应该怎么说呢？具体地讲，他应当说多少呢？”按鲍尔斯记忆，那位情报官员的原话是：“你照实全说算了，反正他们会逼得你全说出来的。”——迄今还没有人对这种说法出面更正。 这种事最荒唐的地方，还决不仅在于没有事先安排的托辞。1956年，“越空飞行”开始时，谢尔曼·亚当斯已在白宫，他完全知道，没有一次“越空飞行”不是经过总统批准的。鲍尔斯出事之后，他对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问题。艾克说：“你说得对，这个决定是我做的，过去一切这类飞行，事先我都知道，并且亲自批准。他们把这次越过俄国上空的飞行计划送来的时候，我认为不过是已经确定的情报政策之内的几个行动计划中的一项，也是批准了的。我丝毫不曾想到它对于最高级会议或对我即将进行的莫斯科之行可能会有什么影响。除非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事原本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艾森豪威尔无疑是相信这一点的，但是这一点并不真实。有些情况是意想得到的，至少也是在应该细加考虑的可能范围之内的。鲍尔斯最后这次飞行并不是一次例行飞行。这是在长时间停止飞行之后又开始的两次“越空飞行”中的一次，而且是第一次企图飞越苏联全境。鲍尔斯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美国基地出发，要飞行3800英里，最后到达挪威的博德。从一个国家起飞，在另一个国家降落就需要两组地勤人员。这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认为值得一试，是想到如果U－2飞机能比过去更深入俄国国境，就有可能飞越过去从未拍过照的重要目标。 U－2飞机的驾驶员们，对于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机揣测纷纭。一种推想是：俄国人当时已接近于在导弹制导方面取得突破，因而中央情报局力图抢先把尽多的目标拍摄下来。另一种推想是：艾森豪威尔在坐下来同赫鲁晓夫谈判之前，需要掌握一切能弄到手的最新资料。还有一种推想是：行将同俄国人达成的缓和协议会使得以后不宜于再进行任何隐蔽的活动。飞行员完全意识到自己参与的是见不得人的活动。猜想苏联雷达已发展到足以追踪他们的疑虑，在飞行员中一直有增无减。他们还讨论过发生各种机械故障的可能性。鲍尔斯就曾说过：“在要害的地方，一个螺丝钉松了，就能使飞机栽下去。”事实上，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前一年秋天，一架U－2飞机就曾在东京附近迫降。一位日本记者经过调查后肯定这飞机是执行间谍任务的，并在随后一期他的刊物上详细报道了这件事。 设计人员知道这种飞机要冒的风险是非同寻常的，因而给它装上了及时自毁的机械装置。后来为了进一步保险，又给装上了一种被称为“庄稼汉”的迷惑雷达侦察的装置。尽管对待鲍尔斯提出的应如何对付意外情况的问题的那个情报官员的态度颇为草率，但是对于迫降的问题，倒也不是未加考虑的。指挥“越空飞行”小组的空军军官威廉·谢尔顿上校曾告诉鲍尔斯，如果在他飞越苏联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坎达拉克沙城时，发现燃料不足，可以抄近飞往芬兰和瑞典的备用机场。谢尔顿还补充说：“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苏联好。” 中央情报局甚至考虑过坠机驾驶员是否自杀为好。显然，情报局那时还没拿定主意，只好由飞行员相机决定。氰化剂药片是现成的，谁愿意要都可以带一些，后来还让他们看到一种看起来很像是个吉祥锁的小玩意儿。这是一枚带有金属环的银元，可以固定在钥匙链或项链上。金属环拧下来，里面是一根直针，这针其实还是一个外鞘，拔开，便露出一枚细针。靠近针尖有一些小槽，槽里是带黏性的褐色的物质——马钱子毒剂，轻轻一刺立即致命。大多数驾驶员，包括鲍尔斯都既不想携带氰化药片也不愿要马钱子毒剂，可是鲍尔斯准备最后一次飞行时，谢尔顿上校问他：“你要那银元吗？”鲍尔斯改变了主意，他想这枚毒针也许能当武器来用。“好吧，我要。”他说着，顺手放进他飞行衣的口袋里。此外他还带上刮脸用具、便服、半包过滤嘴香烟、妻子的照片、若干德国马克、土耳其里拉和俄国卢布、若干金币、手表和戒指（以便在需要帮助时用以行贿或和人交换）、大约100元现钞、若干美国邮票、一份国防部身份证、一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证件、各种仪表检验证、美国和国际通用汽车驾驶执照、兵役卡、社会保险卡，以及印有美国国旗的招贴，上用俄文等14种文字印着“我是一个美国人”字样。很久以后，鲍尔斯回忆说，他被俘后，有人问他是不是美国人，他说：“当时要否认似乎没有意义。” 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设施简陋得出奇。飞行员全睡折叠床，自己热军用罐头吃。好在他们不常到那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土耳其阿达纳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打扑克牌或闲逛（那时候，闲谈中一个最使人感兴趣的话题是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议将如何消除世界的紧张局势）。到1960年3月，他们都烦躁起来。将近两年，飞行的次数急剧减少。而飞行次数越少，对下一次飞行就越感恐惧。后来，在长时间停顿之后，1960年的两次飞行确定在4月进行。鲍尔斯是4月9日第一次飞行的后备驾驶员。这次飞行进行得很顺利，第二次飞行就该轮到鲍尔斯了。 鲍尔斯一到巴基斯坦，就发现事情很不顺心，他得知：留作这次飞行用的那架最好的U－2飞机，已停飞进行维修检查。他这次飞行只好用备用的U－2·360号。这是个坏消息。360号是一架蹩脚货，他们叫它“癞狗”，经常总好出点毛病。最近的一次是油箱故障，有时不往发动机里供油。谢尔顿上校所以授权鲍尔斯必要时在芬兰或瑞典着陆，就是因为想到油箱不可靠的缘故。 如果油箱供油正常，其他也一切顺利，鲍尔斯的整个航线就会像个大“之”字形。他从白沙瓦起飞之后，本来将横越阿富汗和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兴都库什山，在斯大林纳巴德附近进入苏联。然后，他得飞越咸海、丘拉坦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阿尔汉格尔、坎达拉克沙和科拉半岛上的摩尔曼斯克；在穿过苏联之后，他还将飞越巴伦支海和挪威的北海岸，最后到达博德基地——其中包括世界上最荒凉的一些地方。这次飞行大约要九个小时。整个航程的3/4，即约2900英里，将是在苏联境内。起飞之后，他将终止与流动空勤调度官的无线电联系。此后在整个航程中也再不能发出任何声响。鲍尔斯说，那实在“令人感到寂寞”。 过了令人不安的三天，这次飞行仿佛永远也不会进行了。华盛顿对于下达最后指示一直哼哼哈哈。最后终于确定4月28日星期四为出发时间。于是谢尔顿上校、鲍尔斯同18名其他专业人员和机组人员从土耳其飞到了白沙瓦。鲍尔斯在星期三下午4点钟睡觉。星期四早晨2点钟，他被人叫醒，接到通知说起飞时间推迟24小时。第二天夜里，又是如此。这一次他已起来，在“受免费招待”——呼吸氧气，可是又传来再等24小时的命令。星期六，是第三次延期24小时。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有人下不了决心。 最后，5月1日，星期日上午5点半，鲍尔斯终于爬进飞机做飞行前的检查。可是，又继续拖延时刻，原定的起飞时间是上午6时。到了6时，没有起飞的信号。座舱里酷热如暑，谢尔顿上校跑来解释时，鲍尔斯的长衬衣裤已被汗水浸透。他们是在等待白宫的最后命令。这种事过去从来没有过。过去，驾驶员进入座舱准备出发之前，总统批准的命令早已到来。为等命令又度过了令人难熬的20分钟。最后，鲍尔斯终于得到了绿灯信号。他的飞机咆哮着离开了地面，在升入高空之后，他立即按条填写飞行日志：机号，360；架次，4154；以及起飞时间。当地时间是上午6时26分，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是1时26分，华盛顿时间下午8时26分。在莫斯科，当时是凌晨3时26分。 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时，云层极厚。这倒没有关系，中央情报局对这地区并无兴趣。咸海上空无云，他朝下看，看到一架单引擎喷气机排出的一道白色的尾烟，在平行的航线上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过了一会，他又看到一条尾烟，这次的方向与前相反。可能仍是同一架飞机。他猜测苏联的搜索雷达已在屏幕上发现了他，派出了巡逻机。他并不惊慌。那两道尾烟在他下面很远，俄国的驾驶员不可能看得见他。 向东飞行了大约30英里，来到俄国的卡纳维拉尔角，丘拉坦发射场上空，朝下望去，可以看到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台。他拨动开关，打开各架摄影机。前面的云层又增厚，他把摄影机关掉。在车里雅宾斯克以南五十英里的上空，无云，他清晰地看到一度被视为欧亚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顶覆冰雪。就在这时，飞机开始出了毛病，自动驾驶仪严重失灵，机身朝上倾斜。他关掉自动驾驶仪，人工操纵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动自动驾驶仪。飞机还是倾斜。他考虑要返回巴基斯坦去——在无法完成飞行任务的情况下，驾驶员有权决定。但是他已经进入苏联国境1300英里，而且往前飞能见度又极好。他决心用手操纵继续飞行。越过一片庞大的油库区和一处综合工业区，他侧转机头向苏联的鲁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向飞去。在这里，他在6.5万英尺的高空又侧转90度向北飞去。他又逐项填写飞行日志：高度、时间、速度、废气温和引擎仪表数据等，突然感到什么东西轰的一声撞击机身。飞机猛然向前一颠，一股眩目橘色的火光冲进座舱。 那时，在白宫大约是午夜后半小时。在克里姆林宫是清晨7点半。鲍尔斯想：“老天爷，我这回是碰上了！” 一经失控，飞机开始下冲。他伸手要去打开自毁装置的开关，又改变了主意，想先取得使用弹射舱座的位置。可是他未能实现，金属座舱罩的横杆老别着他的腿。这样弹射出去，两条腿就保不住，会有膝盖上边三英寸的地方截断。这时，他已下落到3.4万英尺，而且还在迅速下降。一闪念间，又想到自毁开关，但是他首先得解开安全带，谁知解开后，重力把他半个身子拽出了机舱。而输氧管又把他拉住，他忘了把输氧管拔断。恐慌中，他连踢带滚总算挣脱了身子，飘浮在空中，正想拉开降落伞，忽然感到猛的一抖。在1.5万英尺处，降落伞已经自动张开。突然间他看到飞机从身边掠过。机身完好，疾速下落。他想到了那枚银元。他把那金属环拧开，拔出那根自杀用的细针，考虑要不要刺自己一下。但他还是把它塞进了口袋。他想要活下去。 ※※※ 那天是星期天。到了星期四，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报告。在报告末尾，他谈到U-2的一段话，引起了长达两个星期的轩然大波。 苏 联 美国和盟国 5月5日 赫鲁晓夫说：“我有责任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 向大家报告美利坚合众国的… 局宣布，一架气象观察机在驾 …侵略行为。”宣布俄国的炮 驶员报告供氧设备发生故障 手在苏联上空击落一架美国飞 后，在土耳其上空失踪。还 机，但未说明地点。指控这一 说，驾驶员可能飘落越过俄土 行动的使命是“旨在破坏最高 边境。 级会议的侵略性挑衅。”谨慎 地避免指责艾森豪威尔本人。 5月6日 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 说：“绝对没有——没有蓄意 侵犯苏联领空的意图，也从来 没有过这种意图。”国家航空 和宇宙航行局确认该“气象观 察机”驾驶员是弗朗西斯·鲍 尔斯。这正是赫鲁晓夫等待的 消息。 5月7日 赫鲁晓夫告诉最高苏维 国务院承认昨天撒了谎。 埃，鲍尔斯被俘时“活蹦乱 说从苏联拒绝艾克于1955年在 跳”，俄国火箭从6.5万英尺 日内瓦提出的“开放天空”建 高空把那架U－2飞机击落，当 议后，便已开始这种“监视” 时这架飞机已距苏联－阿富汗 飞行。 边境1300英里。他说，鲍尔斯 已经完全供认。 5月8日 这次飞行时间的安排，美 国撒谎被揭穿的事实，以及关 于美国总统对如此重大之事竟 不知情的暗示等，均使盟国感 到惊愕。 5月9日 赫鲁晓夫警告说，苏联火 国务卿赫脱说，艾克批准 箭将对允许美国间谍飞机利用 飞行计划，但具体的飞行无须 其本国领土的国家进行袭击。 总统批准。U－2飞机的飞行将 继续进行。 5月10日 苏联对U－2飞机的行动正 式提出抗议，并声明鲍尔斯将 受审判。 5月11日 赫鲁晓夫在U－2飞机残骸 艾森豪威尔总统承认U－2 展览会上讲话说：“我要是欢 飞机的飞行应由他个人负责。 迎一个向这里派遣间谍飞机的 人，俄国人民会说我是疯 子。” 5月12日 艾森豪威尔对国会议员 说，除非邀请被撤销，他仍然 计划飞赴莫斯科。 5月14日 赫鲁晓夫到达巴黎时保证 他将努力使最高级会议获得成 功，这使最高级会议可望如期 进行的希望有所增长。 5月15日 赫鲁晓夫说，除非美国停 艾森豪威尔说，这类飞行 止一切U－2飞机的飞行活动， 活动已经停止，以后也不再恢 对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道 复。 歉，并惩办对这类飞行活动负 有责任的人，他将不参加最高 级会谈。 5月16日 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 戴高乐总统和哈罗德·麦克米 伦在巴黎的爱丽舍宫举行最高 级会议的开幕会。气氛冷漠。 赫鲁晓夫发言。态度傲慢 艾克面色阴沉，他说越空 粗野。他提议最高级会议延期 飞行的事，已经过去，但赫鲁 六个月，谴责艾克的“奸诈” 晓夫的“最后通牒”，美国不 和“强盗”行径，并撤销邀请 能接受。 艾森豪威尔回访俄国。 赫鲁晓夫傲慢地走出爱丽 艾森豪威尔返回美国驻巴 舍宫，使艾克争取缓和和世界 黎大使馆，气得发抖。 和解的希望成为泡影。 5月17日 赫鲁晓夫抵制会议。他的 戴高乐和麦克米伦尽最后 一名助手打电话给爱丽舍宫， 努力企图挽救会议。下午3时 询问艾克是否准备为U－2事件 正，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麦 道歉并惩办有关负责人。 克米伦聚会，举行大会的第一 次工作会议。 艾森豪威尔说：不道歉， 不惩办。 下午5时正：最高级会议终止。 5月18日 在有三千人参加的嘈杂混 乱的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 谴责美国“像小偷”，“像海 盗”，而且是“怯懦的”。宣 称苏联将和共产党东德单独签 订条约以解决柏林问题。 5月25日 美国空军参谋长托马斯· 怀特将军说，U－2赌博是没有 必要的，如果他事先知道，他 一定会建议在最高级会议前中 止这种越空飞行的。 在归国途中，艾森豪威尔在里斯本着陆：他有意选择这一特殊时刻来向年逾古稀的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韦拉·萨拉查致敬。在克洛斯宫造型美丽的花园里散步时，他看到一个美国记者，拿着一些法国钱币，懒洋洋地向喷泉里投掷。总统无精打采地问他：“你就是这样避免闲得慌吗？” “不，总统先生！”记者回答说，“只是为了讨个吉利。” 艾森豪威尔转身走开时说：“那你最好为我们大家多投几枚吧。” 但是，总统还是摆脱不了那U－2事件引起的晦气。美国最强大的亚洲盟国日本，原定是他这次个人外交征途的最后一站。如果最高级会议进行顺利，那这次日本之行将会多么光彩。现在此行反成了为挽救总统威望的最后机会。然而连这一点也落空了。谁都知道日本是U－2越空飞行的亚洲基地。现在就有三架这类臭名昭著的间谍飞机停在那里。日本左派分子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启示，于是借此制造骚乱。6月11日，吉姆·哈格蒂为安排这次访问飞抵东京羽田机场。像尼克松在加拉加斯一样，他侥幸逃脱了性命。2万群众把他和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大使围困在汽车中一个多小时，后来不得不用海军陆战队直升机把他们解救出来。 艾森豪威尔这时已到达马尼拉，而日本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决议请他为了个人安全避而不去日本。艾森豪威尔感到难堪，只得转而访问台湾。第七舰队出动了125艘舰艇和500架飞机护航。军舰以每小时30多海里的高速破浪前进，倒不是怕让蒋介石久候，而是担心遇上不友好的潜艇。在中国大陆上，北京电台咒骂总统是“瘟神”。为了给他点颜色看，中国人用多年来最猛烈的炮火轰击了近海岛屿金门。隆隆炮声，在第七舰队的舰只上清晰可闻。爱挖苦的记者们恭维说，从来没有哪一国的元首像他这样受到8万发礼炮致敬。 艾森豪威尔6月27日返抵华盛顿，结束了这次旅行。他为了寻求和平，仆仆风尘历时一年半，行程6万英里，结果空手归来。面对残局，追根溯源，他满面倦容地说：“归根到底，共产党人干事总像共产党人干的。”埃米特·约翰·休斯哀叹地写道： 『在他那异想天开的全球旅行中，曾经指望政治收获的一线光明，现已一去不返了。他毫未吝惜自己的精力和威望，换来了人民群众的回报——成百万的人纵情放声欢呼，成百万的人彩旗挥舞。辛苦聚敛的政治资本都投在巴黎、东京两地，冀有所获，现在，却连老本也丢个精光。』 ※※※ 冷战的乌云又开始从各条战线聚拢。到苏联去旅行变得很困难。柏林的查理检查哨一再出事。在最高级会议的瓦砾清除以后，整个春季一直进展顺利的东西方十国裁军会议，又在日内瓦复会，可是，苏联首席代表瓦列里安·佐林用了一个半小时对西方进行指摘，然后退出会场，会议也就散掉了。7月，俄国人在公海上空击落美国RB－47侦察机一架；美国提出要求联合国对此事进行公正调查的提案，又遭到俄国人的否决。 接着，在8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已告结束，美国稍得安宁，而这时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却在莫斯科被判处间谍罪，使美国人又重温U－2事件所带来的难堪。鲍尔斯降落的地方是个很大的国营农场，农场工人缴下他的手枪，把他看管起来，直到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即秘密警察——的官员到来，把他押送进监狱。他在苏联法庭上说，他知道由于他的飞行，最高级会议和艾森豪威尔预定对苏联的访问均被取消，并且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他说：“我不幸对此事有所影响，实在感到痛心。”他被判处十年徒刑。【17个月之后，俄国人用鲍尔斯换回被美国法院判刑的、苏联间谍鲁道夫·艾贝尔上校。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雇用鲍尔斯担任试飞驾驶员，直至1970年把他解雇。——译者】 总统任职的最后几个月，常显得非常沉默，若有所思。本届政府的开支，使得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政府资金刺激经济的计划都显得微不足道——政府的全部开支，包括国家和地方开支，现已高达1700亿元，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他的党竟然未能把曾经支持他的无党派年轻选民争取到共和党方面来，这也使他痛心。他的前助手谢尔曼·亚当斯有一次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来看望他，他问道：“那些在1952年为我们放气球，走访选民的优秀青年，现在怎么啦？” 第二年1月，离开白宫的前三天，他对选民讲了一席临别赠言。50年代，五角大楼，特别是空军，扶植起越来越多的大公司，这些公司领导人全都是些退休的陆海军将领。艾森豪威尔对这方面存在的危险提出警告。他在对美国人民告别的广播和电视演说中说：“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条件下实现裁军，仍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事。由于这一需要是急切而又明确的，因而在即将离职的时候，我承认心中痛感失望。”他接着说：“我但愿今天晚上能说持久和平已经在望。幸而我还可以说战争已经避免了。”然后他谈到军火公司的惊人发展，接着说： “庞大的军事机构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一种新的情况……我们承认这种发展的急切需要。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其严重含义……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一定要警惕军事－工业集团有意无意地要取得不恰当的势力。大权旁落形成祸害的可能性，现在存在，时刻都将存在。”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它发出的嘟——嘟——声极大地刺击了美国人脆弱的自尊和敏感的神经。这是一个月后苏联发射的第二颗卫星，它甚至将一只狗带上了天空。美国人大呼要研制自己的卫星。于是，太空竞赛的序幕拉开了。 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演说，但是赞成美苏之间进行军备竞赛的各种势力实在过分强大。苏美两国尽管有许多不同之处，实质上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到了1966年，美国军事－工业集团的规模，及其对国会拨款的依赖程度，都令人大吃一惊。在那一年，波音飞机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向政府出售全部产品的65％，雷锡昂飞机公司出售70％，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出售81％，共和飞机公司则是100％。六年后，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一书中告诫读者说，只举一个例子，如某一公司能够制作某种新一代的战斗机，它便处于一种可以左右这种飞机的设计和装备的十分有利的地位。进而对于这种飞机适宜担任何种任务，需要制作多少，如何部署，而且，不言而喻，这飞机应该用来对付哪一种敌人，该公司都可以有一定的发言权。” ※※※ 1960年的总统选举，形成一场典型的二人决斗。两个候选人都属于摇滚舞音乐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是年轻的海军军官，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个月内进入政界，而且都不过四十多岁，精力旺盛。理查德·尼克松从一开始，还在1960年的1月时，就认为即将到来的这场竞选将是美国大选史中最为势均力敌的。结果也确是如此；不过，当时关于这次选举所作种种预言，后来证明正确的，几乎也就只此而已。 当时的美国已不是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到处发表竞选演说时的美国，更不同于在那之前两年进入朝鲜战争时的美国。到1960年，向新开发的郊区移居的活动正处高潮。国家较前更为富足。新的人口普查表明，华盛顿已成为第一个黑人占多数的美国城市——由1950年35％变成了54％。到1960年，4000万个美国家庭，也就是全部美国家庭的88％，至少拥有一架电视机。充分意识到亿万电视观众的存在，两位候选人都设法要取得他们的欢心。后来，大都认为，得到显像管的帮助最大的是肯尼迪。马歇尔·麦克卢汉以为他了解个中缘由，他说，肯尼迪的形象颇似一个西部打斗片中“沉默寡言的年轻警长”，而尼克松却像一个“铁路公司的律师，专门签署不利于小城市居民的占地契约”。麦克卢汉没有注意到，美国人愈是富足，他们便越趋于保守；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向铁路投资，因而是站在律师一边，而不是站在警长一边的。 两个候选人各有自己的一套战略计划。肯尼迪求助于青年人，求助于蓝领阶层的选票和罗斯福在30年代拉到民主党方面来的自由派选民。肯尼迪的两大重要基地是民主党人占优势的南部——掌握这个地区是他的竞选伙伴的任务——和工业集中的东北部。他的竞选活动主要是集中在九个大州：马萨诸塞、加利福尼亚、纽约、得克萨斯、新泽西、伊利诺伊、俄亥俄、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如果在这几州能够获胜，那他就将获得当选必需的269张选举人票中的237张。他采用的手段包括对700万未登记的选民进行集体登记——新登记的选民，十人中就有七人是民主党人——由名牌大学智囊团中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思等人宣传他们的观点，并依赖以劳伦斯·奥布赖恩和肯尼迪·奥唐内为首的马萨诸塞州的青年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出色战术。 肯尼迪原有的有利条件有：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他父亲的巨大财富、他的普利策奖、对他友好的报界、他个人的魅力——当时记者们已开始称之为肯尼迪“风格”；以及他身为多数党成员的身份。 他的不利条件是：他父亲在20年前曾支持绥靖政策至今人们记忆犹新，他年纪太轻——尼克松已47岁而他却仅只43岁，经验不足；还有从1928年艾尔·史密斯被提名以来，一般人都认为，罗马天主教徒不能当选总统。 肯尼迪决意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坚持到底。尼克松却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他认为一项政治竞选运动有其高潮和低潮时期，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令人生厌，因而失去选民支持。据他看来，中心目标是在选举日使竞选运动“达到顶点”——进到高潮。和肯尼迪一样，尼克松也计划集中力量于关键性各州，对他来说是七个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密执安、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伊利诺伊。他也曾保证要到所有其他43个州去竞选，后来显然后悔做出这种表示。他没有智囊团，尼克松现在一如既往，仍是一个孤家寡人，乐于自行其是，沉于内省。当时肯尼迪大肆宣扬的主题是，美国的威望正江河日下，美国人必须努力争先；而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却鼓吹自由企业的好处、个人的责任感、顽固的反共精神以及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繁荣的和平。 尼克松原有的有利条件是：工商业大亨的支持、较丰富的经验（例如，在总统生病期间解决钢铁工人罢工，他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强大的中产阶级的根基，以及艾森豪威尔当时仍在白宫。 他的不利条件是，较老的选民对胡佛身居白宫的时代记忆犹新，他在斗争中不择手段的名声——“老家伙尼克松”——是这次竞选运动中始终脱不开的噩运，以及他身为少数党成员。 美国的共和党人数每年都有所减少。“老大党”的候选人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全部票数的49％。1954年，47％；1958年，43％。1960年发表的一份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过去八年内，不同职业集团对共和党的忠诚情况下降。在回答哪个党“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的问题时，1950年农场主中的28％的回答是：共和党。而在1960年，这样回答的则只有18％。在白领阶层中，下降的情况更为显著，从44％降到29％。所有的人都愿意艾克身居白宫，但是这种感情并不能转移到充当配角的共和党人身上。同时，这个党的较次要人物的不断减少的程度也十分惊人。 由于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副总统态度暧昧，使他对1960年的竞选运动所能发生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弱。他显然喜欢尼克松，而不喜欢他认为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的肯尼迪（他把他称做“那孩子”），但是他对许多人讲过“迪克根本不是总统材料”，这句话已经传开。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何以如此漠漠无情，令人纳闷。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看不起尼克松。在他第二任期间讨论谁可能继任时，他明确表示支持他最后一任的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他说：“哈，1960年我倒愿意为他竞选一番！”在他随口拟出的心目中的名单中，他还加上了“其他一些新起的优秀人物”，其中包括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他忠于友谊地把谢尔曼·亚当斯也列了进去，“当然到1960年他将是61岁，担任这一工作未免太老。”他只是在最后才说：“……还有迪克·尼克松。”艾森豪威尔1960年8月24日对尼克松的竞选活动给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在你执政期间，副总统曾经参与过一些什么重大的决定？”总统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回答竟是：“如果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可能会想起一件。”尼克松在《六次危机》一书中提到，艾森豪威尔曾打电话向他道歉，说他只不过是想“开个玩笑”。这样的辩解很奇特的，而且他也并没有做过公开的解释。 1958年中期选举之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竞选预测，选民中赞成肯尼迪的人超过了尼克松，比数是59对41。到了这位副总统1959年7月访问莫斯科前夕，则变成肯尼迪占61％，尼克松占39％——比1956年艾森豪威尔对史蒂文森的优势还要大。访苏之后，比数为肯尼迪52，尼克松48。到1959年11月，尼克松第一次居于领先地位，以53对47。在3月8日第一次总统预选前夕，这个六分比差依然未变。 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和民主党洛杉矶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相隔四个月，这期间，由于肯尼迪证明自己已立于不败之地终于取得了民主党的提名。谋求获得提名的其他民主党人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斯图尔特·赛明顿以及此番为其最后一试的艾德莱·史蒂文森。预选时汉弗莱在和肯尼迪争夺提名的人中居于领先地位。4月5日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挫败了汉弗莱，取得了56％的选票；接着5月10日在一般认为是反天主教的西弗吉尼亚州，以3：2的优势彻底击败了汉弗莱。到此，汉弗莱退出竞选，他已无钱再干。于是，肯尼迪领先的势头越来越大，先后在马里兰、印第安纳和俄勒冈州获胜。到6月27日，肯尼迪在蒙大拿州议会发表演说寻求支持时，他已取得提名所必需的761选举人票中的550票。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已以52：48对尼克松领先。 当他搬进洛杉矶竞选总部，比尔特摩旅馆8315号的那套房间时，这个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的爱尔兰裔美国参议员，已经取得了600张选举人票。像历次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也是闹哄哄的，但又颇能反映出政治才华。即将退休的芝加哥党魁杰克·阿维和他的继任者迪克·戴利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参议员尤金·麦卡锡为史蒂文森争取提名的一篇演说显得最为出色。罗斯福夫人是支持史蒂文森的，玛丽安·施莱辛格也是。（鲍勃·肯尼迪立即写了个字条给她的丈夫：“你难道管不了你的妻子——还是你也和我一样？”）史蒂文森的人马是组织得很好的。他们挤满了四周顶层楼座，楼下大厅里也到处是为他们扛标语牌的人，其中一个大腹便便的临产孕妇手执标语牌，上写：史蒂文森真能干！这未免使她的候选人都乐开了。 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是激动人心的，有时场面很有气派，但结果并无济于事。约翰·肯尼迪在第一轮投票时，以806票获得提名，威斯康星州的15票使他越过了800票大关。他选择林登·约翰逊当他的竞选伙伴——这两个人究竟怎么会搞到一起，在场的人说法不一，但是肯尼迪懂得，在11月大选时他需要南部的支持，而最有可能给他这种支持的是约翰逊。肯尼迪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讲到“新边疆——60年代的边疆——吉凶叵测、利害难卜的边疆——充满希望、遍布威胁的边疆。”他告诫说：“我所讲的新边疆，并不是一套好听的许诺，而是一系列需要应付的挑战。总而言之，并不代表我要向美国人民做出的贡献，而倒是我要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最后，他说：“现在，又一次的长途进军已经开始，使我可以遍访全美各地的城市和家庭。请你们帮助我”（群众欢呼），“请伸出你们的手来”（群众再次欢呼），“请你们提意见，请你们投票”。群众全体起立，欢呼声经久不息。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以55对45的优势领先。 ※※※ 尼克松于下一周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后，根据盖洛普的报告，他以51比49对肯尼迪领先。在其后一周，他更加拉开了领先的距离，成为53比47。到8月末，两人还是并驾齐驱。9月份，犹豫未决的选民数字增多，使得两个候选人的比数都降至50％以下，不过尼克松仍然以49对46比肯尼迪领先。 这时民主党的竞选活动进入低潮。满以为自己会得到党的提名的林登·约翰逊，事先安排了一次国会特别会议，希望在那里一显身手。尼克松于8月26日兴高采烈地在亚特兰大州开始了他的第一轮旅行，而肯尼迪却让那会给纠缠住了。六天后，特别会议结束了，肯尼迪才出发到缅因州去。盖洛普的最新比数是，尼克松：50，肯尼迪：50。 也是运气作弄，尼克松南部之行的第三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被汽车车门撞伤右膝盖。伤处一时不愈，经沃尔特·里德医院检查，发现伤口已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菌感染。他必须留住沃尔特·里德医院两个星期，接受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否则就会破坏膝关节软骨。因此，从8月29日至9月9日，他只能仰卧在床，一条腿牵引着，为平白失去的时间懊丧不已。恢复活动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嘶哑了。真是祸不单行，这时又发生了宗教问题。 尼克松曾一再指示他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任何人讨论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却未能制止住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全国最著名的新教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皮尔博士带领着一群牧师，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怀疑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能够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尼克松不便抨击皮尔博士，但他在那个星期日的“会见新闻界”节目里，几乎制止不住自己。这时，肯尼迪却抓住时机来对付这个他知道迟早必须正视的最微妙的问题。大休斯敦传教士协会恰好已邀请他9月12日到休斯敦的赖斯旅馆讲讲他的信仰问题，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在那里他庄严、明确地宣称，他坚信政教完全分离的原则，并说如果他发现自己无能解决良心和职务之间的矛盾，他就辞职。牧师们对此报以掌声。 两个星期之后，盖洛普宣称双方选民的人数又趋于接近。尼克松是47，肯尼迪46，尚有7％未定。 竞赛的关键时刻已经临近。在9月的两个星期里，两位候选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跑遍了全国作竞选演说。这时，尼克松已在25个州里旅行了1.5万英里，对两百多万选民发表了演说，但是他发现，如他后来所说，“不管你接触的群众有多少或走过的地方多么广大，那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在9月25日以前所取得的效果，同第二天，9月26日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第一次通过全国电视网广播的面对面辩论相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 预定将举行四次辩论——其他三次是：10月7日、10月14日和10月21日，但第一次最为重要。这次辩论吸引的听众最多，大约有七千万美国人收听，比其他各次要多两千万人。这是肯尼迪的一大胜利，使尼克松十分沮丧，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本人原是辩论能手。他在电视中看到肯尼迪接受提名的演说时，不知道肯尼迪当时劳累不堪，竟以为他的对手讲话太快，声音太高，讲的内容太复杂，一般美国人不能理解。这也正是尼克松所以接受进行辩论的挑战的原因。两人都为这第一次辩论全力以赴做准备，仿佛要去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一般。就说话技巧和思想内容来说，双方打了一个平手，而这本身就是肯尼迪的胜利。因为直到举行辩论的那个晚上为止，两人中，尼克松的名气更大，担任的职位更高。现在在这里，在公断人霍华德·史密斯的面前，他们却全然不见高下，肯尼迪竟然略无逊色。更为重要的是，他更中看一些。在收音机里听到他们辩论的人，认为两人都干得不错，但是电视观众更多，却能看到参议员肤色黑红，身体健康。而另一方面，尼克松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掉了五磅肉。他显得面容憔悴，衬衣领口松松地大了半个号码。他无精打采，表情严酷，而且由于考虑不周，意欲掩盖午后初生的胡子茬，在脸上涂了一层隐须膏，弄得油光闪亮。 盖洛普最新的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已经以49对46领先，5％未定。 尼克松按医生的指示，每天喝四杯可可牛奶，恢复了体重。在以后的几次辩论中，他的健康情况看上去已和他的对手相当。他在辩论中也得分较多。但这已全然无济于事；成百万的人已经看到了自己所想要看的一切，主意也已拿定。 最后一次辩论之后，尼克松最后一分钟的进展之前，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是：肯尼迪51，尼克松45；4％未定。 随着竞选运动接近最后阶段，有两项关键事件影响了黑人的选票。洛奇未与任何人商量于10月12日在哈莱姆区发表讲话时说：“……内阁里应当有一名黑人……这是我们的既定纲领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尼克松忿怒地否认这是他的纲领的一部分——这就毫无道理地但却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黑人。一星期后，10月19日，马丁·路德·金的一次“入坐”运动再次触犯了佐治亚州的法律。在亚特兰大一家百货公司里，金由于拒绝离开该公司的餐馆被当场逮捕，被判处四个月的苦役。有记者询问尼克松对于此事的意见，他说他没有意见。私下里，他觉得金的宪法权利遭到了侵犯，打电话给司法部长罗杰斯，请司法部进行调查。罗杰斯同意，但艾森豪威尔不想介入，此事遂被搁置。肯尼迪兄弟的反应却与此不同。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亲自打电话给科雷塔·金，向她表示慰问并表示愿意尽力给予可能的帮助。接着和他商量了一番之后，他的弟弟鲍勃打电话给审理金案的佐治亚州法官，第二天，这位黑人牧师就被保释出来。当时，报界对这一切倒并不知情，但是金太太却把这情况告诉了其他黑人领袖，他们把这话传扬开去，这无疑对肯尼迪11月8日在北部各城市取得席卷多数起了相当做用。临时改变主意的投票人中就有马丁·路德·金的父亲在内。他对记者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投一名天主教徒的票，但是他儿媳的电话说服了他。肯尼迪不禁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马丁·路德·金的父亲竟是一个老顽固。”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是呵，我们大家谁没有父亲啊？” 在10月的最后几天，盖洛普的结论是，这次竞选势均力敌，难以逆料。埃尔莫·罗珀、路易斯·哈里斯和克劳德·鲁滨逊等民意测验机构都一致同意这种说法。劳伦斯·奥布赖恩对肯尼迪也说是“吉凶未卜”。不过，情况也并不是始终难解难分的。双方的笔杆子和政界人物都认为在10月里双方势力互有消长。在选举之前两周，出现了倾向肯尼迪的明显趋势，紧接着又出现了一股在最后一分钟推向尼克松的浪潮。尼克松因而认为肯尼迪过早地把竞选活动推上了“顶峰”，但是还有另一种解释。形势的转折是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加入竞选活动而来的。U－2事件，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都未能削弱艾克在国内的崇高威望。但是，尼克松和他的关系却仍不很和谐，副总统之所以直到10月21日（星期一）才能请求他给予帮助的原因正在于此。总统在那时突然投身竞选，使整个运动顿时改观。可以想像，再多一个星期，甚至几天，结果就可能会完全不同。 到竞选末期，选举的情况越来越模糊不清，仿佛成了许多景物和音响胡乱重叠的镜头：肯尼迪用他的冷静而简洁的腔调提醒观众说，卡斯特罗已使共产党人到了“离佛罗里达只有八分钟的喷气机航程的地方”；尼克松说，美国决不能让人利用白宫“作为一个训练基地来学当总统，而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肯尼迪几乎像念咒一般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可是我认为还可以更加伟大。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认为我们能够使国家再度前进”；杜鲁门满口脏话，尼克松回答时发誓他在白宫决不咒骂而玷污总统的身份；艾森豪威尔反复申述共和党八年来的政绩：个人收入增加4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社会保险事业的扩大，圣劳伦斯河航道的开辟，4.1万英里州际公路的修建——“朋友们，美国人从来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过这样多的成就”——在汽车队所经之处，十几岁的姑娘们，为了一瞻候选人的风采，在群众队伍中蹦蹦跳跳。副总统许诺说，尼克松政府决不容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这个共产党政权增加光彩，大大提高它在亚洲的力量和威望，甚至不可挽回地削弱那一地区的各个非共产党政权；”当肯尼迪说到即将来临的，“充满挑战的革命的60年代”时，在大学校园里出现热烈场面；尼克松赞成恢复原子弹试验；在竞选末期肯尼迪的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拥护者和他握手时用力过猛，把他已经被捏伤的手捏得鲜血直流。尼克松指责肯尼迪说，他宣称美国威望空前低落，是在“灭自己的威风，使我们产生自卑感。”肯尼迪每一提到他怀孕的妻子，就在妇女中引起微笑；还有尼克松敦促听众的话：“你们认为在这危急时刻，美国和世界需要的是谁，就投谁的票。不论你们最后决定如何，我知道那必将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我们大家都一定遵守，我们大家都一定支持。” 突然间，这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天朗气清，再加上竞争双方的势均力敌，使参加投票的人数创造了历史上最高水平，共达68832818票，比1956年多11％。投过票后，尼克松为求得片刻轻松，和三个朋友驱车前往加利福尼亚海岸，带他们参观墨西哥边境小城蒂华纳；肯尼迪则在海恩尼斯港自己家庭大院，玩了一天橄榄球。鲍勃·肯尼迪家的阳台上装了精巧的电子设备，当夜和星期三早晨，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就是在这里观看投票结果的。 一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根据截至当晚7时15分的资料预告尼克松将获胜，使得当晚气氛相当活跃，它预告的双方比差简直令人难信，100：1——以尼克松的459选举人票对肯尼迪的68票。接着，随着具体的数字倾泻而来，全国看来犹如山崩似的倒向民主党一边。在一向票数统计最快的康涅狄格州，肯尼迪以9万票的多数取胜。他以巨大的优势赢得纽约市的拥护，并以33.1万票，即全部票的68.1％夺得费城。在库克县，在迪克·戴利的严密监视之下，民主党的票数大大领先，似乎使共和党占优势的伊利诺伊州南部已无法赶上。到10点30分，肯尼迪所得选民票数已领先150万张。这时，一般估计他可能将以超出对方400万或500万票的多数获胜。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计算机推算他将获得311张选举人票；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501型计算机则算出401张。美国东部的电视观众到这时纷纷关上电视准备睡觉，认为大局已定。杰奎琳·肯尼迪在她丈夫的耳边低声说：“哦，邦尼，现在你已经是总统了！”他平静地回答说：“不……不……现在还言之过早。” 确实言之尚早。肯尼迪得票的高峰出现在午夜之后不久。这时他领先的票数在200万票以上，而且洛杉矶县的报告表明，他可能以800万票在加利福尼亚州获胜。可是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选票开始出现了麻烦。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那一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在肯塔基州摇滚音乐盛行的列克星顿县，肯尼迪所获票数不及1952年的史蒂文森，更大大落后于1948年的杜鲁门。而堪萨斯州的初步报告却表明尼克松已超过或相当于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时所获得的优势。其后两小时内，情况逐渐明朗。而这却使在海恩尼斯港看电视的人继续感到不安。共和党的选票势如卷席：堪萨斯州60.4％，南达科他州58.3％，北达科他州55.4％，内布拉斯加州62.1％。在历次民意测验中都有利于肯尼迪的威斯康星州，也以6万多票的多数倒向共和党，而当洛杉矶郊区的选举结果报上来的时候，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的领先地位也在消失。从全国来说，肯尼迪所获选票的优势已逐步下降到170万、160万、110万。显然，它将下降到100万以下。也可能全部绝迹。 凌晨3点钟，全国已经获悉尼克松取得胜利的州将比肯尼迪多。但这并不能给共和党人多大的安慰，他们实际上无法得到能使尼克松当选所必须的269张选举人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肯尼迪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票数。四个大州胜负未定：伊利诺伊（27张选举人票），密执安（20），加利福尼亚（32），明尼苏达（11）。尼克松必须在这四个州全部获胜，才能当选为总统，而在当时看来这种可能性很是渺茫。对肯尼迪来说，在其中任何两个州获胜，都将保证他当选。但如果仅得其中一州，那他的票数也就不够。十四五个南部各州反民权派民主党选举人的阻挠就足以挫败他的胜利，而改由众议院决定谁个优胜。 黎明时，海恩尼斯港所有的人都已入睡，只有鲍勃·肯尼迪还在守望着电传打字机、电视机和电话（那一夜，肯尼迪的电话费用是1万美元）。9时半，密执安州的共和党人承认失败，认为，肯尼迪领先6.7万票的优势已无法动摇。他在明尼苏达和伊利诺伊两州也已获胜。这已足以使美国特工处处长鲍海姆认为大局已定。他从华盛顿打电话给住在海恩尼斯港度假坪旅店的16个特工人员，让他们进驻肯尼迪大院。竞选运动已成历史，肯尼迪已是当选总统。 12月正式公布的选举结果：肯尼迪得34226925票，尼克松34108662票——相差112881票，不到人民总投票数0.66％。这对尼克松，真是伤心事。如能在全国每一选区多得半张票就会使他获胜。他获得的选票比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所得总选票数几乎多出5％，在全国八个地理区——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各州、南部、各农业州、落基山各州、中西部的工业区、太平洋地区五个州和边境州——除前三地区外，他都获胜。他的某些顾问建议他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有一些州，特别像伊利诺伊和得克萨斯，显然有作弊情况，如加追究，大有可能转败为胜。他原想一试，但决定不干。障碍重重难以克服。以库克县为例，如重新计票，需时一年半，而得克萨斯就根本没有重新计票的规定。这期间，国家却不能无人管理。 1月，美国宪法又对这位神情紧张、逼得要发疯的人进行了残忍的捉弄。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在总统选举人投票之后，“参议院议长，应在参众两院议员出席情况下，当众拆验各地选举报告，计算选票。”而参议院议长，向由美国副总统担任。过去，在1861年，也曾有一位副总统约翰·布雷肯里奇，不得不这样亲自宣布自己败给亚伯拉罕·林肯。尼克松庄严地宣布选举结果，303票对219票，南部反民权派民主党选举人有15票投给哈里·伯德。他借此机会作了高姿态的简短发言，向肯尼迪和约翰逊表示祝贺，并对美国政府接替程序的稳定性大加赞扬。国会报以热烈的欢呼。 就职日的午餐会是在F街俱乐部举行的，他从那里出来时，汽车司机客气地提醒他：他使用副总统专用轿车，今天已是最后一天。那天夜晚，他驱车到国会山。在黑暗中，全城一时仿佛荒无人烟。他后来写道：“我走下汽车，再一次俯视我心目中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景色——现在已为皑皑白雪所覆盖的林阴大道，远处耸立着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林肯纪念堂。” 此时此地，他一如往常，从发人深思的警句中寻得了慰藉。“失败比胜利更能考验人的性格”便是其中之一。另一句见之于罗伯特·雷诺兹的亲笔信，这人原是斯坦福全美足球队和底特律雄狮足球队的明星，后来做了洛杉矶种羊足球队的一个老板。雷诺兹信中说：“有时一次战役的失败正是为了赢得整个战争。”他还引用上大学时一位教授的话解释说： 『……对某些人来说，失败有如毒药。伟大的人物常因不能忍受失败而变成庸人。许多人则由于能够忍受失败而成为伟人。一个人能有所成就并在气质上超过常人，往往正在于其对待失败的态度，而失败是凡人都会经历的。』 尼克松很喜欢这一段话，当他打点行装返回加利福尼亚的老家，以待东山再起时，他还把这段话牢记在心。 第四部 必得恶果（1961－1968年） 第二十七章 美国的一代新人 理查德·尼克松告别华盛顿的那个星期，天气严寒；临到1月19日星期四，肯尼迪就职的前一天，一场新雪纷纷下了起来。黄昏时分，政府机关下班时，路上和人行道上便都变白了。那雪花在冬日暗蓝的漫漫暮色中，洋洋洒洒，连成一片，压将下来。到晚上8点，当选总统和他的妻子出席在宪法大厅举行的音乐会时，整个哥伦比亚特区早已蜷伏在厚厚的积雪之下，甚至连那帮胆壮气粗的新边疆派也不免为之却步了。雪，不停地在下，撒在一群正用火焰喷射器在融化国会东侧就职典礼台周围冰块的士兵的冻红了的脸上；雪，一层又一层覆盖在国会周围许多方形和圆形的广场上；雪，用一条闪亮的银线给行政大楼和三角地联邦机构建筑群的屋檐一一缀上了花边。为了融化冰雪，便利交通，沿着林阴广场点起了火堆，但是由于不能烧得太旺，因此效果很小；总有阵阵狂风夹着雪花从波托马克河和潮湾公园呼啸而来，在刺骨寒气到达前，先撒来一片白色的银沙。凌晨3点45分，当选总统回到乔治敦的寓所不久，雪住了，但严寒继续在市内肆虐。华盛顿东北的黑人区的陋巷中积雪成堆，克利夫兰花园区一带用石油烧暖气的小锅炉像受了传染似的一个个都烧坏了。 星期五中午，气温达到（华氏）零上20度（注：约为摄氏零下6.7度），风势依然很猛。20分钟后，冻得发抖的人群看到新总统出现在典礼台上，立即报以欢呼，希望马上听到他的演说。但他们却没有马上听到，还得哆嗦一阵，要等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在大喇叭里念完他那似乎无尽无休的祝祷词。像肯尼迪生平许多其他篇章一样，这次就职典礼也是在乱糟糟的情况下开始的。枢机主教祝祷刚完，电线又短路了，从讲台下升起一股蓝烟。特工处长惊慌万状，以为整个典礼台都要着火了。他三次想下令大家走开，又终于忍住。后来不冒烟了，跟着却发生了另一件不顺利的事。罗伯特·弗罗斯特站起来念一首诗，只因积雪反光使他睁不开眼，不得不收起诗稿，单凭记忆背诵。最后，首席法官沃伦终于在12点51分主持了宣誓仪式。宣誓后，情况便大不相同了：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总统光着脑袋，不穿大衣，声音在寒气中微微发颤，带着波士顿的拘谨口音，为这届新政府定下了调子： 『让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能听到我此时此地发出的讯息：火炬已经传给了美国的一代新人……他们经历了战争的考验，艰难困苦的和平时期的锻炼，而为我国古老的传统感到自豪。』 萨姆·雷伯恩后来说：“他那次发表的演说，比林肯的还好。”当然，这种场合说的话免不了总有些夸大其词。首都在艾森豪威尔治下度过一段安宁的养息岁月以后，现在目睹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第一个革新政府要开张了。现在也同当年一样，强调当政者必须年轻。第一夫人是股票市场大崩溃那一年出生的，年轻，艳色惊人。她在她丈夫讲完话以后在国会山和他站在一起，轻轻摸摸他的脸，以她那种气吁吁的声调说：“啊，杰克，今天，多好啊！” 头几个星期随后的一段日子也是挺风光的。约翰·斯瓦洛·赖特在一本描写摇滚乐一代的回忆录中，谈到肯尼迪当政时期时说：“他是我们的总统，是本世纪诞生的第一个总统，是历来当选总统中最年轻的一个，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也一定会是最好的一个。”在新边疆派看来，这种信念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从来还没有人像他这样具有充分信心来接替统帅的岗位。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是被34,221,463个美国人选为总统的，占实际投票人数的49.7％。1963年11月他死后，据全国民意测验报道，有65％的人记得他们当初投了他的票；这就是说，有1,000多万选民改变了他们在选举那天的实际想法。其实，在他去达拉斯之前，他们便开始改变原来的想法了。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测验发现，59％的人说他们三年前投的是民主党的票。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肯尼迪就职之际，就决心扩大他在全国的支持者的队伍。他在当选后到就职前那段时间，读了理查德·诺伊施塔特的学术著作《总统的权力》一书，书中写道：公众对行政首脑的印象，“就大多数选民来说，在他们第一次看到他是总统时（这同看到他是一位总统候选人是完全另一回事）便形成了”。肯尼迪决心要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他是总统时，看到他在岗位上努力工作。 他在就职典礼的检阅式中注意到海岸警卫队士官生中没有黑人，当场就派人进行正式调查。第二天上午，他很早就来到他那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主持了内阁的宣誓就职仪式，同哈里·杜鲁门热情握手（杜鲁门自从离开白宫以后还是第一次来），发出第一号行政命令，把四百万贫困的美国人的免费食品增加一倍。随后几星期，新总统继续前进，精力充沛。他常常一边在走廊踱步，一边迅速口授文稿，站着看文件，冲出屋去轻快地散一会儿步，接着又几乎像冲刺一般快步走回，一边还不停地用手指劈劈拍拍打榧子玩。詹姆斯·赖斯顿在谈到他早期典型的一天时写道：“今天他什么都干了，只差没有爬上华盛顿纪念塔。” 华盛顿其余的人也不得不赶上他的步伐。新任劳工部长阿瑟·戈德堡说，在肯尼迪政府里，“前天是一切事情的最后期限”。查尔斯·波伦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总统像他这样什么都想知道的。”政府某些成员只因忙于应付新首脑的催逼，弄得许多日常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国会某委员会的主席抱怨说：“他也许还有两小时可以自己利用，我却一点时间也没有。”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逊过去很少单独同艾森豪威尔一起待过十分钟以上，现在却跟肯尼迪进行过四次两小时的谈话。这种谈话却并非闲聊。一位参议员说：“你见了总统后，必须赶快坐上车子，赶回国会，要抢在他评论你的汇报的备忘录之前到那里。” 某日，有人计算前后共有100人到过肯尼迪的西侧厅办公室。有一次在那里举行一次会议，一共做出了17项指示。肯尼迪在宣誓后的两个月内提出了32件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他任职的头两个月内只发了5件），同时发表了12次演说，颁布了22件行政命令和公告，给外国元首送出了28封函件，举行了七次记者招待会。记者简直被他迷住了：到会人数超过了以前或以后任何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华盛顿一位爱讲俏皮话的人这样说：新总统似乎不仅决心要做自己的国务卿，而且还要当自己的罗斯福夫人呢。他似乎认为任何细节都不是小事。在早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胸有成竹地回答了关于美国从古巴进口1,200万美元糖蜜的建议的问题，而这件事只是四天前有一份有关部门的报告的末尾部分才第一次提到过。他注意陆军特种部队取消了绿色贝雷帽，便命令恢复。他同将军们讨论东南亚战略时，还试了试要运往越南的卡宾枪。他在就任后的第一个春天发现白宫返青的草坪上长出了蟋蟀草，便亲自告诉园丁把它除掉。 他力图扩大他那十分重要的基础。人民是他所需要的，他们正注视着他，他要让他们看了高兴。他那种光着脑袋、不穿大衣的劲头就很有帮助。美国人一向喜欢人有主动精神。让记者报道说，这位新总统是完全当家做主的；比如说，让大家相互传说，总统只给迪安·艾奇逊四天时间草拟一份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详细报告，都是有好处的。当然，最初几次同白宫记者团在电视节目中的会见极关重要。其中一次，即第三次，有2,150万户人家，共约6,500万人看了；这类电视节目全都是实况广播。肯尼迪不仅一定要做他自己的罗斯福夫人，而且还要做他自己的罗伯特·蒙哥马利【美国电影演员，曾任艾森豪威尔演说辅导。——译者】。他也的确这样做了，麦克卢汉称他是一位表演大师。诺伊施塔特的论点的明智，现在在民意测验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肯尼迪一出手就改变了很大一部分选民的观点。这些人过去是投票支持尼克松的，现在却改变了看法，而且很快就相信自己从来就是支持肯尼迪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奇迹：新总统的基础竟同艾克的一样雄厚。 道格拉斯·卡特说过：“总统这个职位，和许多法国的餐馆一样，各有各的风味。”肯尼迪的形象就是一种混合物，其中有杰奎琳·肯尼迪那山茶花般的丽色，有三岁的卡罗琳有如格里纳韦【凯特·格里纳韦（Kate Greenaway，1846～1901年），英国画家，擅长画儿童书籍插图。——译者】笔下人物的那么可爱，有总统发表演说时那种滔滔不绝的口才，有司法部长办公桌上的橄榄球，以及新的理想主义。前届政府的那些华而不实的话——“花一元钱收两元效果”，“循环不已的再调整”，“痛苦的重新估价”等等——再也听不到了。相反，全国都认识到，很快就会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行动方针。新任劳工部长在就职后24小时就解决了一次罢工，便是典型例子。新内阁的每一成员都和那位忙得不可开交的参议员一样，来回奔忙，一天工作12小时，好像都得了肯尼迪狂躁症。当然，这大都是一种错觉，有一天必然会有人感到幻灭。但是无可否认，当时却仍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有人看到一位部长一面签署文件，一面听电话，同时还用一种简单的信号在向助手传达上边的指示。据说另一位部长尽量训练自己一天只睡六小时的觉；还有一位内阁成员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每天清晨7时半就上班，使五角大楼的警卫为之愕然。 恢复特种部队的绿贝雷帽，表明肯尼迪是主张事事都要出人头地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哈伯斯塔姆，《纽约时报》记者，著有《胡志明》、《出类拔萃之辈》等书。——译者】后来在写到肯尼迪执政初期的情况时说，肯尼迪班子的成员“给人一种美国式人才主义的感觉，令人振奋”。——人才主义在当时还不是一句骂人的话——“人们感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已经集中起来了，要在一种新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中实现这一理想，并给我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增添一种新的、坚强有力的主动精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特别是许多著名学者的纷纷受聘，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等于是给“失败”下了一个新定义：耶鲁大学出身，开着埃德塞尔牌汽车，车上贴着尼克松标签。有人问奥维尔·弗里曼怎么会选中他担任农业部长的，他说，“我也说不清，不过我想这和哈佛大学没有农学院可能多少有点关系。”弗里曼的确没有哈佛的学位，但对这一届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曾在明尼苏达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选入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莫尔丁在一幅漫画中把优秀生联谊会的钥匙描绘为进入首都的新钥匙。八年前在华盛顿到处感到的轻视甚至蔑视知识分子的风气现在已经一扫而光。为了树立这新风气，新边疆派对某些不甚合拍的事都尽量不说，例如，他们的总统之喜欢玩高尔夫球。此外，他最喜爱的两首歌曲《比尔·贝利》、《我心儿的心》，也不是什么古典作品。但是，把他描绘为一位名门望族的子弟，倒是恰当的。杜鲁门喜欢将军，艾森豪威尔喜欢企业巨头，肯尼迪则喜欢学士。在他的顾问中，以国务卿为首，有15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四位历史学家。国防部长、国内收入署署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里教过书。总统的黄金问题专家也是一位教授。而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同时，白宫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文化顾问。 哈伯斯塔姆后来悻悻然数落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败时，把他们叫做“出类拔萃之辈”。他的评价是11年后才做出的，而且主要是指责他们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毫无疑问，那是他们所干的最坏的事情，但这并不是他们惟一的不幸遭遇。在通观肯尼迪执政的年代时，这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其实，新政府早就摔跤了。他们头一桩突出的失败事件，其责任绝不能完全由他们来承担，因为他们不过是执行了上届政府定出的计划而已。当然，事先他们应该对计划考虑得周到一些。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表明，即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多么容易犯错误啊。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想像与现实。罗伯特·肯尼迪在回顾新政府最初几星期情况时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因为总是听说人们怎样刻苦工作，我们还以为正一步步走向胜利呢。”他们所以能发现错误，倒应该归功于美国历史上一次最荒唐的冒险，那便是以古巴的猪湾为名的事件。 ※※※ 关于那次惨败，哈伯斯塔姆后来是这样写的：“一位看起来是这么符合时代精神的总统居然会同意一项明摆着非失败不可的计划，一个对当前情况这么缺少了解的计划，真是令人吃惊！”肯尼迪自己后来竟也问特德·索伦森：“我当时怎么会这样轻率的呢？我一生从来不迷信专家。我怎么会这样愚蠢，竟让他们放手去干呢？”阿瑟·施莱辛格写道：悔恨不已的总统“一次再次难以相信地提到猪湾事件，简直不能理解一个有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怎么竟会卷入这样一种注定倒霉的冒险勾当中去。” 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话。计划开始时看来倒也并不那样轻率。当选总统是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从艾伦·杜勒斯那儿听到这个计划的。总统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员——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罗伯特·肯尼迪——作了汇报。1月28日，总统召集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古巴旅的前途问题。施莱辛格说，肯尼迪的“反应是审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他们的新首脑不必担忧，他们向他保证，不会有任何漏洞，所有要注意的地方都弄严实了。 肯尼迪当时刚做了一个星期的总统。他需要时间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一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已很紧迫，对古巴旅来说，错过眼前的机会，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卡斯特罗就要从俄国得到一些装箱运去的米格式飞机，一到6月1日，就能装配起来足够数目的飞机编入现役，由现在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驾驶，把古巴旅完全消灭在海滩上。此外，伊迪哥拉斯总统还说，那些受训的人到4月以后就不能再在危地马拉待下去了。因为那时是雨季，马德雷山区成了一片大沼泽，不可能再在那儿进行训练。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古巴旅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渴望战斗。古巴的解放，就只等总统的一句话了。 他仍然犹豫，于是压力愈来愈大。艾伦·杜勒斯直率地向他提出：他要不批准这个计划，就等于不容许那些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从共产党独裁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等于鼓励古巴去颠覆拉丁美洲的各民主政府，并且为1964年的总统选举运动制造一个难题，因为解散了的、感到幻灭的古巴旅，将会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周游美国，揭露肯尼迪如何背弃他们，背弃反共大业。杜勒斯问总统，他是否准备告诉那批全部要求“只不过是希望有机会在本国恢复自由政府”的“优秀的年轻人”说，他们“是得不到美国的同情、支持和援助的”？ 肯尼迪问成功的机会如何。杜勒斯提醒他说，中央情报局曾在1954年6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他说：“当时我就站在这儿，艾克的办公桌旁边，我告诉他，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的。而现在，总统先生，我们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还要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致同意这一计划。2月底，肯尼迪第二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意见。他们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到危地马拉基地去。兰尼兹尔将军在读过报告并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后，再次预言此举必成，而海军作战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也是这个想法。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肯尼迪又把一位具有赫赫战功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到危地马拉去进行调查。下边是他的估计： 『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旅和营的指挥官对计划的各个细节现在都已充分了解，情绪很高。【据查，中央情报局此时实际尚未向他们中的任何人说明该项计划。——译者】这些军官年轻力壮，有才智，狂热地希望战斗…… 他们说，他们深知本国人民，认为只要给对方的军队一次沉重打击，那些军队就会土崩瓦解，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他们说，谁胜了便和谁站在一边，这是古巴的传统。不管卡斯特罗能使出多大力量，他们对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 我也具有同样的信念。』 这时，肯尼迪让步了。他终于也认为这样一种论点多少有点道理：政府既然准备派遣美国部队到世界另一边的老挝去攻打共产党，就不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约合145千米）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政权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他仍然疑虑重重。后来施莱辛格认为，当时如果有某位高参出面反对，远征计划就肯定会取消的。可是那时只有施莱辛格和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曾经表示异议（切斯特·鲍尔斯和爱德华·默罗也知道这一计划，他们表示反对，不过他们的消息来源是非正式的，因此不能直接向白宫提出意见）。施莱辛格问肯尼迪：“对这个该死的入侵计划，你是怎样想的？”肯尼迪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乘卡车来到上船地点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星期四，全部人员都上了船。星期五，他们的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行动的目标是：在猪湾占领三个滩头阵地，同时由古巴旅的伞兵夺取位于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星期日中午，这支远征队便到了有进无退的地步。这批造反者——他们的武装船队和他们的小小的空军都已投入战斗了。 但是，这次战斗的真正性质，同总统认为他批准了的那项计划并不是一回事。总统根据汇报，完全相信古巴旅是一支拥有受过游击训练的1,400人的精锐部队。他（和古巴旅的人）听说他们在猪湾的目标是一片偏僻荒凉的海滩，那里仅有的一点人迹是一些现在闲着的避暑房屋。汇报的人还解释说，这些造反部队乘黑登陆，卡斯特罗根本不会知道。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进一步向总统保证，古巴的独裁者至少在72小时内没有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即使那时，他也会莫名其妙的，因为为了迷惑他，古巴旅的168名突击队员将在300多英里（约483千米）以外的东方省海岸作牵制性登陆。 杜勒斯、中央情报局的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理查德·比斯尔，以及他们的顾问们，包括小霍华德·亨特在内，一致坚信，对卡斯特罗感到失望的古巴人多得很，足以保证这次登陆成功。他们说，已有2,500名古巴人参加各种抵抗组织，另有2万人同情抵抗运动，而且至少有占人口总数25％的人准备给登陆的起义军以积极的支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一再强调，美国军队决不参与对卡斯特罗的进攻。他对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他在4月12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部队都决不介入古巴问题，而且本政府将竭尽全力——我认为它是能履行自己的责任的——保证不会有任何美国人卷入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自己之间的问题。” 他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倘若这些流亡者不能在猪湾建立并守住滩头阵地，他们就会结束这一行动，“消失在山区中”的。这样，总统就认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都已经想到了。他相信，这样一变，使这项原想大张旗鼓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变成一种无关宏旨的渗透活动，因而感到，危害美国信用和威望的任何可能性都已经排除。 他完全错了。中央情报局干的根本是另一套。从1960年11月4日以后古巴旅（那时不过300人）就再没有接受过游击战训练。后来新招募的人大多不适合进行艰苦的丛林战争。全旅只有135人是合格的兵，其余的人过去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医生、地质学家、教师、养牛人、新闻记者、音乐家、描图员、工程师、艺术家、机工等等。此外，还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师。一支精锐的部队，必须由20岁左右的青年组成，但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其中有的已经60开外了。最后参加的一些人根本还不会放枪。 肯尼迪的失算这时还不过刚刚开头。实际上，这支叛军在山区究竟如何活动，从未经过试验。说来难以置信，离登陆点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离岸有80英里（约129千米），同猪湾之间还隔着一片无法越过的沼泽地带。流亡者都是古巴人，他们可能早已指出这种情况。问题在于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他们有可能要分散渗透到那个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中央情报局既没有请示总统，又没有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竟擅自对叛军隐瞒了那个备用计划。它的理由是，倘若这些流亡者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的战斗意志就会削弱；他们就可能在很有可能取胜之际放弃滩头阵地。 中央情报局的人想尽办法来增强叛军的士气，包括做出一些不能兑现的诺言，例如，弗兰克·本德对他们说：“你们到时候会强大起来的，你们马上就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支持，所以你们根本无需等我们来援助。你们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你们只要伸出双手，向左转，直奔哈瓦那就是了。”此外，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还向流亡者保证：万一失败了，美国人会来救他们的。事后很久，流亡者的领袖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才听说原来有一个在不得已时可以逃往山区去的备用计划，不禁痛心地说：“我们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计划。当时只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失败了，我们马上就开进去’。”在迈阿密，民主革命阵线的曼努埃尔·拉伊一直相信，美国部队会紧跟着古巴旅登陆的。他后来说：“我们得到的通知是，这次登陆行动将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们甚至还告诉我们，已经准备了一支1万到1.5万人的兵力。” 古巴旅受到的第一个挫折来自空中，这也是决定性的挫折。中央情报局一贯瞧不起古巴的空军，对它的战斗力的估计是“几乎等于零”，认为它的飞机“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起作用了”；指挥机构“紊乱透顶”，等等。卡斯特罗共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上怒涛”式机和4架快速的T－33型喷气式教练机。为了消灭这些飞机，中央情报局计划在登陆前两天即4月15日（星期六），对古巴各机场进行空袭。计划由八名流亡者驾驶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螺旋桨B－26轰炸机去，事后由其中两人在迈阿密声称自己是从古巴空军中逃出来的。这种做法当然很不妥当。卡斯特罗当然知道是不是从他那儿逃出来的，而恰恰在这个倒霉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叛逃者在杰克逊维尔着陆了，这就更增加了美国人的手忙脚乱。笨重的B－26飞机，速度慢，操纵困难，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星期六晚上，弗兰克·本德打电报给佩佩·圣罗曼说：轰炸任务非常成功，卡斯特罗的飞机差不多全部在地面上被摧毁了——12架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机场，6～8架在自由城，8～10架在圣安东尼奥。如果这是真的，那可是太好了，可惜不是这样。古巴的空军还剩下6架B－26，两架“海上怒涛”式，4架战斗机，更重要的是还有两架T－33喷气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T－33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是教练机。但是它毕竟还是喷气式，因而就可以围着叛军的B－26飞行。这种飞机还装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可以对B－26的尾部进行射击。而B－26轰炸机又是特别经不起来自后面的射击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B－26原来是有自卫的尾炮的，现在中央情报局却把这几架的尾炮撤去了，代以备用油箱，使飞行员能在古巴飞得久一些。这样，流亡者飞行员可就注定要倒霉了，而制空权就落入卡斯特罗之手。在一场两栖行动中，制空权极为重要，而在这里，由于中央情报局犯了另一错误，就更显得重要了。原来，谁也始终没有说过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竟命令把头十天战斗的补给品——弹药、汽油、食物、医院设备——全部装在一艘船上了。 这条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号，是这次投入的五艘笨重的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运兵船之一。它们和两条护航舰一起参加行动，统称加西亚轮船队以掩人耳目。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条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的象征。船身没有上漆，满是铁锈，发动机经常出毛病，底舱恶臭冲天，早已属于“非洲皇后”号一类【见英国作家福斯特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非洲德国殖民地中一条破船脱险的小说。——译者】。那些流亡者们见到它不免大吃一惊。他们中有一个叫恩里克·鲁伊斯·威廉斯的迫击炮手，懂得一点航海常识，更是吓坏了——他后来追忆说，当时真是“凉了半截”。而埃尔内多·奥利瓦更觉得“这是一大骗局，我们一到船上就有这种感觉。完全出乎我们的料想之外。这不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东西啊。”选择这样一条船来执行偷袭任务，简直荒唐。它的起重机和绞盘用起来无不嘎嘎作响，它那锈成一片的装卸机闹声更大。“里奥”号早已出了毛病。当它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达墨西哥湾时，一片螺旋桨撞上了一根木头。该旅的潜水员下去一看，发现完全打弯了。这样，它的运转便大受限制，现在只能颠簸前进，去和敌人空军进行决斗。 肯尼迪原以为，这些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悄悄地在一处荒凉的海岸上登陆的，但曼哈顿的一家新闻发布公司首先就使他吃了一惊。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白宫或任何人（包括权限已日见侵夺的古巴民主革命阵线），就聘用莱姆·琼斯联合公司以“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新闻，内容由中央情报局人员用电话通知该公司设在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然后由那里分发报界。有一份“供即刻发布”的公报说：“古巴起义者反对卡斯特罗的大战将在几小时内打响。今天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加强供应和支援。”电文最后呼吁：“全面配合，一起来从事破坏和叛变。” 在华盛顿，政府内部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和这些流亡者捣乱，因为为他们进行的活动无不搞得一塌糊涂。拨给他们分批进攻用的登陆船只，都是一些14英尺长（约4.27米）、没有护甲的小船。船上的50毫米机枪装置不当，朝着错误的方向。这些船是由外舷的发动机推进的；后来在行动达到高潮时，一个入侵者从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把他撞落水中，结果那只登陆船就在水面上乱打圈圈。还有别的一些事故，例如：运输船“大西洋”号上有三个人用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练习打靶，枪身忽然从座架上脱落下来，向四处乱射，结果打死了一个同伙，伤了两个。这次行动更为不祥的一个征兆是，原定在东方省发动佯攻用以扰乱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的突击队，始终也未能到达海岸边。他们两次上了登陆船，两次退到“海滩”号上去。陪同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报告说，佯攻计划“主要由于领导无方，归于失败”。而那些领导人却是中央情报局自己挑选的。 登陆东方省原是想使卡斯特罗措手不及的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另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打算是由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国内来个总发难。肯尼迪总统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地下运动是这次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却令人哭笑不得。地下运动是总战略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着联系，他是地下运动的近乎传奇式的领袖，在全古巴以“弗朗西斯科”的代号闻名。他同他的手下人都已作好一切准备，只等适当时机，就通知他们动手作乱，造成总起义的气氛，然后由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加以传播。天鹅电台在它的广播中将告诉人们如何支援古巴旅，如何参加他们的队伍，如何炸毁发电站，等等。纸上谈兵看来倒是不错，但要具体执行就马上产生了一个谁先谁后的根本问题。时间上的配合很难安排。起义活动同消灭古巴空军的空袭就发生矛盾，不管哪个在先，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对另一件事的警惕。当时认为制空权更重要，因此先进行空袭，结果失败了。第二天晚间，天鹅电台播发命令让地下组织起义。命令是用暗号和霍华德·亨特式的措词华丽的抒情散文播出的： 『注意！注意！好好守望着彩虹。第一道彩虹很快就要出现。奇科正在家里。去看他。天空一片蔚蓝。把通知放在那棵树里。树是绿褐色的。那些信已安然到达。信是白色的。鱼不要多久就要浮出水面。鱼是红色的。』 最奇怪的事是，广播这命令的频率似乎找错了对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以及佛罗里达的几个电台都收听到了，但谁也猜不出它是什么意思。尽管一遍又一遍广播，电台心目中的听众——古巴旅、突击队、阵线、渗入小组和古巴国内的破坏者——却谁也没有听到。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头天的空袭早已使卡斯特罗警觉起来，他已经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对他不忠的嫌疑分子。用一个等待起义的人——十九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的话来说：顷刻之间，“大路封锁了，房屋围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我急哭了。”光是在哈瓦那，就有二十多万人被捕，关在垒球场、公共建筑、剧院和礼堂里。因此，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来不及找到那个电台，就在枪口下被抓走。第二天，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即预定的登陆日，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国罪被处决。 先一天晚上7点3刻，由五艘生锈的运兵船和两艘护航舰组成的流亡者的特遣部队到达了猪湾，抛锚停泊。为支援船上的叛军而计划的一切辅助行动——东方省的佯攻、国内的破坏活动、天鹅电台的命令、地下组织的起义——已经一一失败，现在这两栖登陆活动也和当年的安齐奥之役【1944年1月，美英联合部队在意大利安齐奥登陆，遭到德军的顽强抗击。美英部队最后虽守住滩头阵地，但战斗激烈，伤亡损失重大。——译者】一样，成为一种莽撞行为了。叛军并不知道这情况。在任何战争中，总是尽量不让进攻部队了解什么的。他们全副武装着待在底舱，偶尔打个盹。晚上11点，司令官佩佩·圣罗曼到甲板上去透透气，一看可把他吓呆了。他原听说海岸是空无一人的，现在却是一片灯火。原来向他介绍情况的人所说的猪湾，是三年前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以前的猪湾。自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以后，就决定把这一带建成公园。现在，在中央情报局还认为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带，早已修起了现代化公路。三个旅游中心的修建工程接近完成，其一就高耸在古巴旅的第一个目标吉隆镇上。汽车旅馆、快餐馆和浴室，全部近两百所建筑物，都快完工，一次就能容纳一千古巴人。盛大的开幕式预定在5月20日举行，离现在不到五个星期了。从一月份的主显节以来，每逢周末总有成千游客从哈瓦那乘车来参观。这一天是星期日，当古巴旅的运兵船开始看到陆地时，最后一批游客的车子刚离开几小时。现在海滩上还有人来来往往，对新建筑物进行最后装修的工人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吉隆镇。这情况简直像是一批俄国阴谋家企图在美国的科尼岛公园【纽约布鲁克林郊区靠海的一处大规模游乐中心。——译者】或琼斯滩公园作一次敌前登陆。肯尼迪一听到这种情况，大吃一惊，他记得，计划这次行动时艾森豪威尔还在白宫。他说：“天啊，我们继承下来的这帮顾问是些什么家伙……你无法想像当总统的能让他们这种人留在这里！” 情况已经够糟的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如果说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军队在军事技术上有什么拿手好戏的话，那就是两栖登陆作战了。从北非到诺曼底，从瓜达尔卡纳尔到仁川，都能做到以熟练的技巧把战斗人员送上岸去。潮汐变化、水下障碍、潜流、激浪、峰浪——所有这些困难都依靠高明的航海术、特别的登陆艇和巧妙的两栖登陆战术加以克服了。现在中央情报局的战略专家都是当时进行那些军事行动的老手。如果他们不是过于健忘的话，就应该记得，在过去那些战斗中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的指挥官会如此莽撞，执意把登陆时间定在夜里，从而使自己增加重重困难。但是，他们现在却要古巴流亡者这样干。此外，他们还忽略了猪湾一个极重要的特点：每一入口处水下都有峥嵘的珊瑚礁环绕。 第一批登陆的叛军是潜水员，他们过去是古巴海军的军官，现在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尽管肯尼迪曾下令禁止，但带领他们的仍是美国人）。他们一发现暗礁，就知道他们只能标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航道来。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引导部队登陆的闪光指示灯。可是指示灯刚一打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他们向车子开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开来支援吉普车，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消灭了这一威胁。但这并不值得高兴，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没有下船，出其不意的袭击（选择夜间登陆的惟一理由）的因素就消失了。 潜水员尽力想在珊瑚礁之间为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更宽的装载坦克的通用登陆艇寻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过不去的。离海岸150码（约137米）便无法前进的士兵，只好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涉水登岸，但无线电设备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进器。有些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往深水里跳，装备很重，人就像石块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人拉了他们出来。人们巴望天快亮，甚至为此祈祷。但是情况越来越明显，天亮了处境只会更不利。发现这一点的军官是埃尔内多·奥利瓦，他后来作证说，他在夜里2点半登上海岸，看到的第一个建筑物是一间小木房，顶上露着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他立即占领了它，但如他后来所说：“你可以看出，他们刚才从那里发出过电报。”清晨6时，吉隆镇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尚有余温。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事前竟没有提到这一点，可说是整个行动中的一大疏忽。由于有这些电台，卡斯特罗知道他们来了，现在他要来对付他们了。 ※※※ 凌晨3点1刻，人们叫醒了哈瓦那的那个大胡子独裁者，说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这是一个骗局，问了详细情况。微波电台的报务员报告说，那些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电讯忽然中断，显然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样，某种临时政府随时都可能登陆，得到美国的承认，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下决心要把叛军赶下海去。 卡斯特罗在全古巴的防御状况可以从他在这一区域的部署看出来，他在这个区域随时可以出动的兵力就有：由公共工程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指挥的一个营、配备有三个迫击炮连的一个民兵营、一个步兵营、守护通过沼泽地带的道路的三个后备营和若干支队武装民兵；即使登陆的敌人兵力再大一些也不难对付。总共派出2万人截断叛军从萨帕塔半岛撤出的通路。此外，卡斯特罗还有空军。日出时候，他命令他的6架B－26轰炸机，满载炸弹，从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起飞，由一架战斗机护航，前往袭击在猪湾停泊的船只。 当天上午，滩头阵地上混乱极了，这部分是由于地上的叛军糊里糊涂朝他们自己的飞机开了火。当卡斯特罗的飞行员到达海滩上空时，最容易受他们攻击的目标就是古巴旅的重炮营。潜水员在上午6点找出了一条通过珊瑚礁的路线，到6点25分，这些重武器才开始往岸上搬运。搬运工作进行得非常慢，当敌人从空中进行攻击时便完全停了下来。有一段很短时间战斗差不多完全在空中进行，因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飞机，但T－33式喷气教练机终于撵走了叛军飞机。于是，卡斯特罗的轰炸机便集中火力攻击那些生锈的货船。首先炸沉的是装载弹药和汽油的“休斯敦”号，淹死26名船员。接着轮到装载着十天补给品的“里奥·埃斯孔迪托”号；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它便在一片火光中彻底解体了。这对特遣队的指挥官来说真是够受的。他的水兵大多是些政治上并不很忠诚的古巴人，现在眼看很可能哗变。于是他通知佩佩·圣罗曼说，虽然古巴旅的军火卸下还不足10％，他同剩下的船只现在要立即全速离开了，但他答应当天晚上再来。 华盛顿对于从古巴传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闻。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已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他发现叛军飞行员星期六驾驶B－26飞机进行的空袭，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有点不安，打电报问哈伦·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打电话问美洲事务司。美洲事务司又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严肃地否认其事，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发言人就上当了。史蒂文森据此对联合国说，总统早已公开宣布，“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反对古巴的行动”。接着，他读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为真的一个假叛逃者在迈阿密发表的假声明。然后指出：“这些驾驶员和机上某些其他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B－26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记，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F·A·R（革命空军）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能够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这位美国大使还向他保证：“已经采取步骤要拘留这几架古巴飞机，不准许它们飞往古巴。” 当然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了。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失败了。”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还记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谴责过中立主义如何不道德，现在不禁感到分外高兴，大为活跃。史蒂文森尴尬地说，他不能肯定谁在攻击古巴，但他却知道谁在攻击美国。 《迈阿密新闻》星期一下午6点钟版的大字标题是：古巴海军起义，入侵部队在前进中。消息透露，这次海军叛变采用了一个颇富想像力的代号：“奖金”。又说，叛军正以巨大的钳形攻势分割卡斯特罗的土崩瓦解的军队。该报还引证了“各种报道”，从而断言，入侵者已经“在古巴六个省中四个省的海滩登陆，现在尚未遭到攻击的只有哈瓦那省和东部的卡马圭省”。这些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根本没有什么“奖金”行动，古巴的海军仍继续忠于一人，全部行动仅限于猪湾海岸一处，实际情况是，2万名卡斯特罗政权的保卫者使叛军陷入了背水的绝境。 船只逃跑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1：13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了不到100人。奥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却打退了2,100名卡斯特罗士兵和20辆坦克的进攻，自己伤亡在百人以下，却打死政府军500人和打伤1,000多人。这些是卡斯特罗的一名医生透露的。 入侵者的情绪很高。他们的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进去把你们撤出来的。”）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十三天》中所说，“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当〔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82％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的《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去”。这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人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帮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外，许多人现在感到在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完全有理的。”他们的标语牌要求“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 avez perdu vos artist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着70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它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说：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那种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回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成功的希望了。”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6架B－26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浓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坦克密密地并成一排，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看了令人感到不协调），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总统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边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上出动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到7点半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B－26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发动攻击。【在《要是在今天》一书中，霍华德·亨特公然厚着脸皮指摘说，由于肯尼迪没有让美国战斗机掌握制空权，因而造成了猪湾远征的失败。——译者】 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3小时又20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执行任务早已筋疲力尽，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作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塞克斯”号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B－26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一动未动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飞行甲板上。于是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都很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告罄。敌人迫近。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中于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武器战斗。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就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72小时就粉碎了入侵，正如海恩斯·约翰逊在其关于这次战斗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中所说，使入侵变成为“也许是自从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冲入死亡的无底深渊【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对克里木半岛巴拉克拉瓦的攻击。——译者】以来许多错误百出、计划不周的行动中最得到大肆宣扬的一次”。古巴旅的幸存者还面临着要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他们直到1962年圣诞节，由于罗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诺万发起了一次赎救他们的运动成功，才放出来。 在60年代中期，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从长远看，猪湾事件倒真是一件好事；由于这次事件，肯尼迪对专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个月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反而更能当机立断。从70年代回头看，对于吉隆滩的溃败以及他对此事的反应，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总统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并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时，我们决不会去听那些已在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声名狼藉了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这是最露骨的冷战语言，这无异断定说，美国的惟一危险在本国国界以外。美国的惟一敌手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不论“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要对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加以更密切的注意和更现实地对待”，因为“现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临着一场无情的斗争，其范围远远超过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 60年代的转向自由主义，那时还没有开始。一旦开始，美国所受到的威胁就都会看做是来自本国国内的了，如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环境污染、技术问题、官僚机构、人口爆炸、“权势集团”等等。但是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出现。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30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是美国大兵，50年代是被母亲误解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初期，就变成了以和平为工具同饥饿、疾病——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队队员。作为美国当代的自由主义派，肯尼迪认为，不发达国家发生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是贫穷和愚昧，而共产党则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确信，一旦由于执行第四点计划改变了那种情况，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就会完全消失。争取进步联盟之所以受人欢迎，其原因正在于此。一般认为，拉丁美洲在追求进步的事业中同美国联盟，就能排斥来自共产国际的拉拢。 这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派认为人类是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不过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看法了。60年代早期理想主义的青年，用当时极为流行的语言来说，是实用主义的。下一个十年中的自由主义派典范人物拉尔夫·纳德，这时还没有登上舞台。在肯尼迪执政时期中，一如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以来一样，自由主义派人士都认为，医治社会弊端的方法是扩大政府机构和加强总统权力。后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幻灭，几乎动摇了整个共和体制的根本。 那个星期四肯尼迪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的演说，完全有可能出现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年代，甚至还可能出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口。二者在风格上可能很不一样，但实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像所有的冷战人物一样，肯尼迪最后也提到了慕尼黑会议，提醒听众说，它的意义就在于：民主国家如果不能抗拒集权主义的独裁者，是注定要灭亡的，而“可以不发一枚导弹或越过一国国境，就能使我们的安全一点一点、一国一国地丧失掉的”。他说，他决心“吸取这个教训”。最后又说：“未来的历史将载明，这一艰苦的斗争是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的。作为美国总统，我要明确宣布，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我们的制度存在下去，获得成功，不管其代价如何，也不管会有什么风险。” 这是对未来的历史结论所作的最不高明的一种猜测。那次演说是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公开反应。回白宫后，他又采取了另一更具象征意义的步骤。麦乔治·邦迪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地位忽然被破格提升。他从西行政大街对面的比较寒碜的行政大楼搬到了白宫西侧楼，十分靠近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邦迪开始每天早晨主持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除此之外，邦迪还把他的管辖权扩大到挂着巨幅地图、装着许多鲜艳的电话机的白宫作战室去。下一次共产主义世界再策划对自由世界进行攻击，美国就会有所防范了。如果它胆敢再颠覆任何一个弱小国家的反共政权，他们就会遇到坚决的抵抗。白宫已经做好了准备，邦迪已经做好了准备，作战室也已经做好了准备。热线已经接通，侵略者必将受到他们永世难忘的教训。 认真阅读关于古巴问题的报道的人中也有尼·谢·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位新总统，年轻而又缺乏经验，这一跤摔得真够呛。肯尼迪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这看来是对他猛击一拳的大好时机了。 白宫知道，克里姆林宫准会这样看待美国这次的大失败的。华盛顿在估量了经过猪湾事件残存的自信心之后，感到惊惶，这是主因。本来在2月间已经安排让肯尼迪同赫鲁晓夫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说，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感到这可能会被看做又一软弱表现。他说，宁攀高峰，勿近边缘【这是一句双关语，高峰指最高级会议，边缘指战争边缘。——译者】。因此他丝毫没有放松，而且是加倍努力进行维也纳会谈的准备工作。有人告诉他，苏联主席认为艾森豪威尔两次在和他进行最高级会谈之前都缺乏充分准备，因而对他很看不起。艾克每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要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于是肯尼迪决定，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两人和一位译员参加。 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即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压力，他们认为，要想从对方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惟一办法就是硬索强夺，咒骂恐吓。赫鲁晓夫本人就很善于搞这一手。斯大林对他这一手是赞赏的，正因如此，他显得具有一种原始的力量似的。前年秋天，他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这几年来，刚果使得许多地理政治学家的名誉扫地了。由于U－2事件的出现，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日内瓦最高级会议的流产，美苏缓和的希望的破灭，赫鲁晓夫早已不痛快了，现在加丹加省的新的耻辱更使他气急败坏。他原来一直责怪达格·哈马舍尔德，说他是殖民国家的工具。他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提议由一个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来代替，以代表西方、共产主义和中立国家三个国家集团。他根据俄国的一种三马并拉的车子，把这种安排叫做“troika”（三驾马车）。他当时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使联合国大会为之哗然，主持大会的一位爱尔兰人为了恢复秩序，把木槌都敲断了。这样混乱使那位苏联主席很高兴，回到莫斯科后还扬扬得意地说：“联合国虚弱极了，眼看要完蛋。” 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经济援助和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的双管齐下计划——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整个60年代的巨大挑战：“无限支持为求解放而斗争的民族”的“正义”战争。六个星期后，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谋杀。于是这位狂怒的俄国人就称这一谋杀事件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成就”，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俄国的右派力量还有其他一些不满也由赫鲁晓夫表示出来了。原先眼看就要投入他们怀抱的老挝，现在却正在转向中立道路。红军中的强硬派要求恢复苏联在1958年秋季暂停的核试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2,000万吨、3,000万吨、5,000万吨和1亿吨级的武器，急于要加以试验。这些冷战症候每天不断刺激人们，使外交气候保持寒冷，但又不致酿成世界危机。但是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盖过一切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有时称它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称它为“需要割除的一种毒瘤”，或可能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这个问题就是柏林的分裂。 15年来，俄国人一直把西方驻扎在前德意志首都一事看做是眼中钉。1948年斯大林力图逐出盟国军队，但被大规模的空运活动所挫败。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抬高了苏联的身价的时候，赫鲁晓夫抓住机会，要求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他当时给盟国六个月的期限，后来由于艾森豪威尔把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一个条件，才加以延长了。艾克曾经作了若干让步。他同意柏林形势是“不正常的”，提出可以就西方在该地卫戍部队的规模，以及西德利用该市作为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的限度问题，进行商谈。 现在赫鲁晓夫又利用这一问题来偷袭肯尼迪了。他在关于解放战争的演说中大做文章，公开威吓肯尼迪。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不“正视实际存在的形势”，苏联就将“采取坚定措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现在又面对着艾森豪威尔曾经驱除过的恶魔了。赫鲁晓夫明确宣称，这样一个协议要包括下述保证：任何对东德边界的“侵犯”都将认为是对华沙条约所有成员国的“侵略行动”——实际就是要西方或则放弃柏林，或则准备打仗。他真是要这样吗？夏尔·戴高乐表示怀疑。他劝总统坚决顶住（“要吃得住这一棍子”）。他说，如果肯尼迪坚决顶住并计划新的空运，那位部长会议主席就会退缩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一心只惦记着维也纳会议，便表示赞同这意见，不过建议采用另一策略。他预言，赫鲁晓夫一定会凶相毕露，大肆恐吓这位年轻的总统的。最好的对付办法就是不理睬他的话，但态度却要温和。而且，肯尼迪绝不要把他的对手估计过高。哈里曼说，赫鲁晓夫本人也一定神经挺紧张。那位主席惟一的另一次西方之行已经失败了，而美国的克里姆林宫学家还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自己出身卑微始终放心不下。维也纳会议上不可避免会出现紧张情况的。他一定会很无礼，因为他只会这一套。哈里曼建议，遇到这种情况，总统就必须不为所动，而付之一笑。 肯尼迪飞奥前夕在巴黎收到了哈里曼这个建议。巴黎的这一段行程对年轻的第一夫人来说，是首尝胜利。11年前，她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现在却带着两卡车行李，满身珠光宝气，随员成群（包括欧洲头等的理发师），来到了这里。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法国报纸惊呼她是如何“动人”、“迷人”、“艳若天仙”！总统在走进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说：“我想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个男人。” 维也纳却不一样了。肯尼迪夫人也曾跟赫鲁晓夫开过玩笑，例如说：“哦，主席先生，请不要拿统计数字来烦我了。”但是阴森气氛过于沉重，甚至连她也无法付之一笑。自赫鲁晓夫的俄造黑色海鸥牌汽车一穿过铁丝网，进了美国驻奥大使馆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面的巨大建筑物，整个气氛就和当时的天气一样恶劣起来。肯尼迪对助手说，他的对手是个“滑稽其外”、“凶恶其中”的人。在两天的会谈中，他的凶恶也形之于外了。经过最后一次交锋，詹姆斯·赖斯顿要求访问总统。那天，肯尼迪一走进赖斯顿等着他的那间屋子，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把帽子往下一拉，长叹一声。赖斯顿感到他似乎处于半震荡状态。他问总统：“很难对付吧？”肯尼迪回答说：“我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对付的事。” 后来，赖斯顿写道： 『他（总统）走进美国大使馆一间阴暗的屋子，神色沮丧，怒气冲冲。他在同赫鲁晓夫对谈时，像平常一样力持冷静，极力想同对方讲道理，要他明确表示苏联准备干什么和不准备干什么，而赫鲁晓夫却恫吓他，在柏林问题上拿战争对他进行威胁……肯尼迪在那间屋子里所说的话，使我完全相信如下事实： 赫鲁晓夫已经研究过猪湾事件。如果肯尼迪当初不去碰卡斯特罗，或干脆把他搞掉，赫鲁晓夫倒都能够理解。但是肯尼迪动手打古巴时很轻率，却又没有胆量打到底，这就使赫鲁晓夫感到，同他打交道的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领袖，他大可对他威吓讹诈一番。』 肯尼迪告诉赖斯顿：赫鲁晓夫非常粗暴、野蛮，有时简直像要向肯尼迪冲过来。只在一个问题上他还讲点道理，那就是他认为无足重轻的老挝问题。讨论任何其他问题时，他始终表现出一副凶恶的、冷嘲热讽的态度。他坚决要求，哈马舍尔德必须撤换，代之以三驾马车。美苏之间的任何裁军协议，也都需要由代表世界上三大政治阵营的三方委员来监督执行。肯尼迪对他说，这种安排必然会由于一方使用否决权而陷于无效（“即使俄国的三驾马车，也只有一个赶车的嘛！”），但也无济于事。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出了最后通牒，说：这根骨头必须从苏联的喉咙里去掉，不管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东德签订和约。如果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打仗，那他也没有办法。对付企图发动战争的疯人，只能给他穿上紧身衣。 在肯尼迪的要求下，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密谈。总统竭力劝阻赫鲁晓夫不要采取这样莽撞的步骤。赫鲁晓夫断然拒绝，说：“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战争，那是你的事。”他签订和约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他要在12月签订这个条约。他们分手时，肯尼迪说：“今年冬天想必会很冷的。”【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这位主席评论说：“……对于我们在维也纳的会晤，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尽管我们没有达成什么具体协议，我看得出来，他对于寻求世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感兴趣的……他是一个讲理的人，而且我认为，他知道在柏林问题上发动一次新战争是毫无道理的。”】 肯尼迪对赖斯顿说：“我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弄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干，而且采取这样敌对的方式；二是弄清楚我们能有什么对付办法。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解释的，他这样干，是由于猪湾事件。我想，他认为一个这样年轻无经验，公然给自己惹下大祸的人，是可以吓得住的；任何一个陷入这类麻烦而又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于是他便狠狠地打击我。我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他认为我既无经验又无勇气，那么除非我们能改变他的想法，我们同他就不可能谈出结果来。因此我们必须行动。” 赫鲁晓夫的话到底算不算数，人们拭目以待，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他一回莫斯科，就下令公开发表他交给总统的关于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两件备忘录。国务院目光敏锐的人马上看出，他对柏林已不再提期限问题，但这一点现在关系已经不大。全世界都知道了俄国的最后通牒。自此以后，赫鲁晓夫使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亿卢布，并发表了一系列沙文主义的演说。 肯尼迪也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升级。6月25日，他对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说，“倘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动的，不是从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求国会批准他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亿元，召集预备役，提高征兵额两倍，提高战斗部队的最高限额，并修整启用封存中的飞机和船舰。迪安·艾奇逊要他宣布紧急状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表示同意。但是肯尼迪主张让谈判的大门继续开着。他不敢冒失进行原子讹诈，因为对方有可能逼你摊牌。他对《纽约邮报》的一位编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那位主席“存心要欺侮我”，如果真是那样，那就“什么都完了”。 双方的领导人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免得柏林的德国人担心被遗弃，肯尼迪派遣他的副总统同过去的空运英雄克莱将军一起访问柏林。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说苏联现在已经能够制造爆炸力相当于1亿吨烈性炸药的核弹，已经拥有能够运送这种核弹的火箭。他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果然把苏联一个宇宙航行员送入了轨道。美国国内情绪日趋紧张，肯尼迪敦促美国人修筑防空掩体。与此同时，柏林也是一片混乱。7月，有30,444名难民流入柏林西部。8月的头十天中，又有1.65万名越界过来。单在12日这一天，越界人数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他们都是东德共产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五年计划所必需的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德国军队的卡车直开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约40千米）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以后，墙就完全建起来了，当时仍然留在东柏林的德国人便从此被禁锢起来。 这件事使西方国家冷不提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国务院过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接着，9月1日，赫鲁晓夫把螺丝又拧紧了一点。美国的地震仪记录到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俄国人又恢复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主席停止试验，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侦察设备记录到了第二次试验，接着又是第三次试验。在其后的那一个月里，苏联一共爆炸了30个较大的装置，几乎全部是在大气层进行的。到这一系列试验结束时，俄国放射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经比美、英、法三国加起来还要多了。他还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等于过去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等于历史上一切战争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药的五倍。第二次会议上，他告诉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它比科学家们原来估计的5,000万吨还要大一点”，但他们自然决不会因为这个计算“差错”而受到处罚。这引起了代表们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建议的惟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恢复试验了，虽然他仍只批准恢复不会产生放射性微尘的地下试验。他说，鉴于苏联政府的行为，“我们现在必须采取即使谨慎的人也会感到必要采取的那些步骤”。这天是9月8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柏林墙已经建成，一道由砖石和水泥组成的栅栏，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后，除了一处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国部队通行。那惟一可行之处，也有东柏林警察检查盟军士兵的证件。边界100米以内的地方禁止接近。还给巴黎、波恩和华盛顿发出照会，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领导人坐飞机进入柏林。但西方态度在这一点上很强硬。赫鲁晓夫在9月8日坚持西德进入柏林的飞行应受监督，遭到了西方的断然拒绝。十天后，当肯尼迪即将从海恩尼斯港动身返回华盛顿时，有人交给他一张不幸的便条，原来达格·哈马舍尔德乘一架刚果飞机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终不明。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战争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近过。 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边缘缩回去了。他对访问莫斯科的比利时外交家保罗－昂利·斯巴克说，“我认识到，同我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和约……我并不想使你们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我很清楚地知道，你们是不可能让人踩在脚下的。”这么说，鲠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并不是那么令人不能忍受了。他继续对比利时客人说：“你知道，柏林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共产党10亿人民中间，200万人算得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不那么急了。他原来给过肯尼迪一份最后通牒（“以今年年底为限”），现在却只说：“我也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立起来，他现在似乎想尽量争取得到西方的某些让步，使他可以保全面子。他还作了一些企图缓和紧张局势的姿态，包括大捧肯尼迪的成熟和明智。但他看到这些姿态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便决定草草收场。10月17日，他又一次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宣称：“看来西方国家对目前局势有所了解，愿意寻求德国问题和柏林争端的解决了。”他最后说：“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们也不再坚持必须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签订和约了。” 就这样，一场对抗终于结束。它似乎是美国的一次胜利，但真正付出的代价，到日后才表现出来。施莱辛格后来写道，由于莫斯科的态度、柏林问题以及核试验的恢复，“总统无疑感到，如果美国从亚洲撤退，就可能打乱全世界的均势。”肯尼迪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进一步让他的对手相信他的无畏和坚毅。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共产党对西方在进行热战的惟一地方是印度支那，所以“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是让人相信我们有力量，而越南看来是办这件事最合适的地方”。 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段日子是很不愉快的。前一年他还是美国参议院的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现在身为副总统，在政府中虚有其位，而又事事烦心。约翰逊从各方面都愈来愈清楚地体会到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白宫的停车场只容下一辆汽车，只有一架同白宫相通的电话分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却有三架）。他的妻子从来没有登上过总统的专机，他本人曾上去过，但不是请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曾三次发现约翰逊一个人在机上的舱房里张张望望。他们进飞机去总是由于总统马上要使用飞机了，因而总是不得不请约翰逊离开。这种情况不免使他有些难堪，但他还是不断上去，这一实际权力的象征仿佛已使他完全入迷了。 肯尼迪手下的人把约翰逊的人都看做外人。整个副总统的班子，除沃尔特·詹金斯外，根本不为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所识得。他们之中有些人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观光者才能进入过白宫。这种默默无闻的处境甚至对给约翰逊值勤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说，他们同总统的警卫人员是完全平等的，但实际上，他们却被排斥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不能使用他们的车子、办公室，也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交活动。他们大多数人对此都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对他们个人的冷落。他们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势的人排斥，只因他们负责保卫的那个人并不重要——没有别的更恰当的词来说明了。 肯尼迪对这种情况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这个地位仅次于他的人物也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惯例，或许还由于人类的天性，美国通过选举获得第一号和第二号职位的人的关系从来就不很融洽。有些副总统早期曾同他们的行政首脑比较接近，后来也由于友谊已被冷冰冰的礼节所代替而感到伤心。他们忘记了，对于总统来说，有一个副总统在身边就等于每天提醒他随时可能死去。而且还不止于此。虽然有些人对于死亡也能泰然处之，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等着继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后面。那些希望总统向副总统详细介绍情况的人，大约都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那个第二号人物等着继承的遗产的意义。一个家庭的家长可能会毫不畏缩地写下自己的遗嘱，但如果有人对他说，他死后，隔壁的那个人要变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会马上变得面无人色的。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麻烦外，还有一层麻烦。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名单，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分别来自本国两个不同的地区，各自对不同的选民具有号召力，而他们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对立的。这就好比说，那个丈夫还必须选择一个和他的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的人来等着接替他。富兰克林·罗斯福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处。艾森豪威尔同尼克松，肯尼迪同约翰逊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扩张是赤裸裸、毫无忌讳的。他出国旅行期间，每天都要打电话给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反映他的活动。他永远在进行竞选运动——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个赶骆驼的人充当一名亲善使节，使得巴基斯坦全国为之高兴。他对那个受宠若惊的巴希尔·艾哈默德说：“我们是来看望你和你的骆驼的，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你的骆驼，他已有计划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实总统根本没有这种计划，这一招看来似乎肯定会起反作用。但是结果却并没有，艾哈默德的美国之行很成功，肯尼迪也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最后得让骆驼把屎拉在白宫的草坪上。” 总统知道了副总统如何不愉快之后，就想尽一切方法来对约翰逊表示尊重，给他创造许多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后来却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两件事在先看来毫不起眼，而事后回顾，却显得无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总统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坏，但他在那里所作的演说却很好，同时正赶上欢迎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式。他的德国东道主认为他这次访问是这座围城前途的一大转折，因而他返国时情绪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贡之行。结果证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不过当时还看不出来。这是一次南亚地区的旅行，谁都希望副总统到那里去给非共产党政权打打气。他这一次并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样要表示美国已经决心同当地人民共同战斗，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在东南亚地区承担那样的责任。尽管如此，他对西贡提出了十分坚强的保证。他十分欣赏吴庭艳，公开称他是“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副总统一行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他是不是真那样想，副总统却回答说：“去你的，老兄，我们在那儿再没有别的人了。” 这位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个黑黑胖胖、烟不离口的单身汉，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从他那巨大的黄色拉毛水泥的独立宫里走出来的人，都得先听他说有时长达六七小时、甚至12小时的从不打顿的独白。但是他的其他缺点倒不多。他已经60岁了，仍然果断坚定，具有献身精神。吴庭艳是一个当权的铁腕人物的典型。他的头衔是总统，但并不十分尊重民主。他完全是一个东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是对他服从。他把政敌都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和真正的改革。政府重要人选全从军官里挑，考虑的主要是忠诚而不是能力。虽然吴庭艳本人是廉洁的，但他的宫廷里却挤满了野心勃勃的贪官污吏。他严厉而固执，似乎认为，由于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应该享有特权。他大权独揽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没有他的批准，一个连队的指挥官也不能调动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台以前，护照都要他亲自签署才生效。他的专断统治一月比一月更加严厉。他只同少数几个信得过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别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吴庭儒以及吴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释吴家统治的哲学说：“如果我们打开窗子，阳光固然可以进来，但是许多坏东西也会随着飞进来的啊！” 进去的固然很少，出来的也不多。这在情报方面，特别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奥秘之一是：为什么它使许多西方专家为之声誉扫地？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便是其主要原因。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竟有这样多著名人物犯下这样荒唐的错误，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过早宣布越南战争的解决办法而大丢其脸时，许多军人和政治家对越南战争的性质和它可能的发展前途也都作过错误的判断。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州【指马萨诸塞州。——译者】参议员为使他的同事们散散心，向他们引述了一些早期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如“军事形势看来正越来越对我们有利”（1952年艾奇逊语），“我们认为，印度支那的形势正在好转”（1953年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语），法国打胜仗“不但有此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1954年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语），以及“法国人正在赢得胜利”（1954年海军上将雷德福语）。结果法国却失败了。七年中，法国人死伤1.9万人。【美国在1961～1972年间，损失45,882人。法国伤亡的数字通常说是9.2万人，但那数字中包括外籍军团、非洲人和在法国指挥下作战的越南人。法国不像美国，它没有派遣应征入伍的部队到越南去。】这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的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而这位参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本人。但是肯尼迪后来却也陷了进去。他对越南的政策最后也仍是以1960年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中所作那种刘易斯·卡罗尔【见本书第三册中译本第931页译注。——译者】式的估计制定的。那个报告预言：“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军……将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便是以战争将在18个月内获胜为依据的。 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不解之谜是：为什么这样多见解不同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四位总统（两个共和党总统和两个民主党总统）都认为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这个国家，不管怎么说，远在亚洲，离我们有五千英里，在遥远的印度支那半岛一片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的原始土地上，然而，十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却一意孤行，甚至不顾美国国内的安宁，力图使一些大可怀疑的人物在越南保持统治。美国在越南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肯尼迪应该理解这一点。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出了越南势必引起的麻烦，而他正是其中之一。他在1951年（当时他是众议员）访问过越南，返国后，通过“会见新闻界”节目说：“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在任何东南亚国家中想取得胜利都是没有希望的。”后来，他却也受到冷战言论的影响。冷战派人物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决不能再“失掉”印度支那了。 美国对西贡承担义务始于1954年，到1957年又重申前议。日内瓦协定签订后，艾森豪威尔在给吴庭艳的一封信里保证美国“帮助越南政府发展和维护一个强大的、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自己有能力抵抗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颠覆和侵略”。艾克做出这项保证时附有条件，即“越南方面也应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同他配合。他提出这一保证的目的是，“打消任何人要想把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你们自由人民的念头。” 林登·约翰逊主政白宫的几年中，每谈到越南问题便常说：“是艾克许下的诺言啊，我也只好遵守。”但他实际并没有遵守。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条约，参议院从未参与其事。它甚至作为一项行政命令的合法性都不具备。但约翰逊和肯尼迪却都认为非遵守不可。西奥多·索伦森曾写道，如果撤销美国的支持，将会使“全世界对美国保证的可靠性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更进一步写道： 『不管在1954年以前我们在越南有无重大利害关系，反正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已经产生了这种利害关系。不管我们应不应该在我们划线的地方划上一条线，反正这条线一旦划下了，就会一年比一年更有力地约束着我们。不管多米诺理论在1954年时是否有根据，反正七年以后，当各邻国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安全寄托于美国有无能力信守对西贡的保证时，它已具有充分根据。肯尼迪……别无选择，只能在他承袭下来的总的形势中干下去。』 白修德在《1968年总统选举纪实》一书中写道，“我们在越南的事业”就是“半世纪来美国的事业，这一事业已为全世界所共知……如果说今天已有一个尽管很脆弱的世界秩序，这一世界秩序的取得却是40万美国人在本世纪的四次战争中用生命换来的。”约翰逊总统认为“匆忙撤出”就“等于在这个问题上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不打算遵守我们所签订的条约，也不支持我们的朋友了”。《时代》周刊对那些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解释说：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南越……如果美国不能或不愿在共产党的进攻下保住南越，那么亚洲国家就会从此不再感到信赖美国是安全的了；整个东南亚的陷落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据说这样撤退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支持派遣美国部队到越南去，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截了当说，不这样就只能眼看那一地区的情况普遍恶化。莱曼·兰尼兹尔将军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讲话，他预言说，如果越共获胜，“我们将失去全部亚洲，直到新加坡。”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坚信能战胜打游击战的敌人（他说过，北越“经不起常规轰炸的袭击”），他告诉肯尼迪总统说，派遣一支“美国军事特遣部队”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这些说法都毫无道理。如果肯尼迪政府并不认为有义务把古巴旅从眼看要完蛋的海滩上撤回，那么，它对吴庭艳就更没有什么义务可言。而且，由于吴庭艳已经公开否定了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的义务，艾森豪威尔的信也已经失去了效力。吴庭艳还拒绝在1956年实行全越选举。即使美国同他的关系受着一项条约的约束，以为他会要求按条约的规定行事，那也是荒谬可笑的，何况根本也没有什么条约呢！ 使华盛顿无法抛开西贡的真正压力来自国内政治方面。这时麦卡锡已死，但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无不惶惶然，深恐吴庭艳可能成为蒋介石第二。而尤其矛盾的是，他们竟重犯了当初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美国人犯过的错误；虽然南越的核心问题也是政治性的，但他们给的却是军事援助。他们犯这种错误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会中的权势人物的态度。他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十分信赖，却不相信国务院亚洲司的政治官员。另外一个原因则是60年代初期在越南问题上为白宫献策的两位内阁成员性格上的差异：麦克纳马拉果断有力，腊斯克却胆小怕事，模棱两可，结果当然是来自五角大楼的声音更受重视。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越南局势还是相当稳定的。800个美国军事顾问和每年3亿美元的军援，已足以维持现状。后来，1960年12月，肯尼迪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敌人宣布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他们在独立宫里的对手却称它为“越共”。吴庭艳起初对这个阵线并不在意，上一年秋天，他就很容易地粉碎了一次政变企图，当时约翰逊副总统问他是否需要一点美国兵，他说不需要；不过，虽然不需要地面部队，他却仍然承认需要一些帮助。于是肯尼迪总统批准了400名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去担任训练工作。美国向越南派出部队从此开始了。 ※※※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瑙尔汀到达西贡。他的前任由于企图同吴庭艳讲道理，结果实际上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瑙尔汀决心不蹈前任的覆辙。这时，越共的破坏活动已经非常明显，连那位做官当老爷的总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乡村的情况日益恶化。游击队自由来去，到处暗杀村长。美国情报方面的一份报告估计，“最严重的时期”看来“即将来临”，并警告说，西贡政权“实际上依赖寡头统治”，“容忍贪污腐败”，已使很多人“对吴庭艳在这一时期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 在华盛顿，人们敦促白宫对越南各地各种不同官僚体制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要求肯尼迪把“打败越共”作为“真正的和最终的”目标。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总统保证，只消4万名美国部队就可以“消除越共的威胁”，再加上12.8万人就足以抵挡住北越和中国共产党可能进行的干涉。麦克纳马拉的副国防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建议同吴庭艳谈判，探讨订立“防御安全同盟”的可能性；当时还在五角大楼的威廉·邦迪也敦促美国“尽早毫不留情地”对战争进行干预。邦迪估计获胜的机会为70％。 肯尼迪下令作进一步研究，同意扩大在西贡的685人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同时批准了再为吴庭艳装备2万名越南部队并承担其费用的计划（这样总数便达15万人）。像艾克一样，他也希望援助应以南越国内的改革和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反对越共为前提，但是他却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当时他正在为柏林问题和禁试问题伤脑筋。施莱辛格怀疑他从来也没有“充分注意过”越南问题。冷战派观察家继续对越南问题感到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写道：“形势几乎是一周比一周更坏。”他发现，“游击队现在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南方三角洲——以致在大白天，如果没有军队护送，我就找不到一个美国人愿意让我坐他的车子驶出西贡。”他报道说：“政治上的崩溃已达到惊人程度。”又写道：“……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共产党那边，他们似乎总能找到一些愿为他们的事业出生入死的人。”革命精神常常使那些没有为这种精神所感染的人困惑不解。 6月间，游击队占领了一个省会，处决了省长。吴庭艳部队到处后撤。他无可奈何地召见了瑙尔汀，要求签订双边防御条约。华盛顿立即表示支持。整个夏季，援助一直是以林登·约翰逊对东南亚的理解为依据的。副总统表示了一种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他从东南亚回国后写道，越南的真正敌人是“饥饿、无知、贫困和疾病”。他认为，美国“必须——不管我们采取何种战略——始终以那些敌人为我们进攻的目标，并充分发挥我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能力”。 总统为此派出一个高级调查团前往西贡，其中包括两位最受他信任的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于是，一位将军和一位好战的文官（罗斯托自始至终是最不妥协的鹰派）便成了这个关键时刻总统在越南的耳目。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团里没有高级外交人士参加。索伦森后来曾写道，这反映了“国务院无力同五角大楼竞争”。其结果是更进一步牺牲政治上的考虑，而突出强调军事目标。 泰勒－罗斯托报告形成了越南战争的一大转折。为了挽救吴庭艳的命运，报告要求肯尼迪派出一大批美国顾问。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去八千名美国步兵，需要时再增加。作为调查团主要成员的泰勒希望总统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重要的电视讲话。他要求对南越进行干预的某些论点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在极力主张派遣远征军时，竟拿越南同朝鲜相比，认为在朝鲜“美国部队并没有花费很大的气力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际上，朝鲜和越南根本不同：朝鲜战争是正规战，敌人的队伍越过分界线进攻，美国兵在比较熟悉的地形上同他们进行固定战线的战斗。越南战争则是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进行的非正规战。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南朝鲜的当地居民希望美国人待在那儿，越南却不是这样；越南村民倾向于把美国白人部队看成是来接替法国人的，而把越共看成英雄。 政府中低于内阁一级的若干成员，其中包括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对这一建议很感吃惊。但是，提出疑问的惟一高级人士还只有肯尼迪本人。他拒绝在电视广播中和人民见面，因为那会把越南问题搞得和柏林问题一样。他还尖锐地指出，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一样，泰勒和罗斯托对美国进行干预的效果是乐观的，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防止北越人向南越渗透就行，至于如何才能做到，他们根本没有提出办法。最使肯尼迪感到惊愕的是关于派遣部队的建议。索伦森写道：“所有他的越南问题的主要顾问都赞同这一建议，说它是考验我们的信用的‘试金石’，是我们的决心的象征。但是总统实际上否决了这一建议，而只有他的这一票才作数。”肯尼迪告诉一位助手说：“他们想派去美国部队。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和维持士气，这是必要的。但这会同柏林的情形完全一样：部队开入，高奏乐曲，群众欢呼，可是四天之后，谁都把它忘了。然后，又会有人告诉我们，必须派出更多部队。这就好像喝酒，酒劲一过，你又得再喝。” 虽然如此，他也难免为大家的意见所左右。他否决了派遣美国部队的建议，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有所让步，从1961年12月起就开始加强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了。和七年前艾森豪威尔的做法一样，总统在同吴庭艳公开交换的信件中肯定了这一安排。这也不完全是单方面的，吴庭艳也同意进行改革，并且承认必须加强军队的指挥和提高士气。但是没有规定美国援助的限额，以及这一援助到何时为止，只是笼统地说直到平定了越共和逐出北越人的时候为止。泰勒并不认为这里面包含着什么巨大的危险。他从菲律宾拍电报给总统说：“通过南越卷入一场亚洲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并不十分严重。”相反，乔治·鲍尔却对此事十分不安。他说，吴庭艳在迫使我国政府派出步兵以前是不会罢休的。这正是吴庭艳的真正目的，这样他就可以让美国人去为他打仗，而由自己来巩固政权。鲍尔预言，如果答应派兵，其规模就会不断扩大。他告诉总统说，不出五年之内，就会有30万美国部队在越南。肯尼迪笑着说：“乔治，你真是疯了。” 美国后来所以加速陷入越南（这证明了鲍尔和后来一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因素乃是美国在西贡的决策人的性格。从1962年初直到肯尼迪执政一千天的末尾，这里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是瑙尔汀大使和2月到达越南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新任团长保罗·哈金斯将军。选用这两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一向因循守旧，对亚洲毫无所知。他的任命是由国务院中强硬的反共派推荐的。不论出现任何危机，他都支持吴庭艳，而当肯尼迪真正需要他时，他却会一去多日，到爱琴海上优哉游哉地度假去了。哈金斯比他还要糟糕，他是波士顿一个世家的浪子，中学也没有念完就退了学。他在军队中的晋升，只因他精于马术，是个勇敢的马球队员，乔治·巴顿需要轻松一下时陪同他骑马的伙伴。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是巴顿的副参谋长，他那时的绰号是“枪通条”，是因为他贯彻巴顿的命令雷厉风行而得来的。但是和巴顿一样，他自己有时却不那么遵守命令。这一点，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向总统如实报告越南战争进展情况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肯尼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况，不管消息好坏。但哈金斯却不喜欢把坏消息往上报，他认为这对他不利，他的一切做法让人感到仿佛他的使命就是万事只求表面上不错就行了。他一到西贡，就对美国记者说，他是乐观主义者，也喜欢看到他周围的人都是乐观派；还说，今后给华盛顿的每日情况估计汇报可以叫做“进展报告”。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反对越共的战斗将会不断进展。 瑙尔汀和哈金斯都同意，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吴庭艳，没有他什么事也办不了。同时，既然对他的政权进行批评只会激怒他，那就不要批评。用《纽约时报》霍默·比加特的话来说，这就变成了“与吴庭艳共存亡”的政策。吴庭艳很快就认识到，他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地来利用这两个美国人。 哈金斯到后对越共发动的第一次进攻称为“日出行动”，这倒很恰当。哈金斯告诉记者说，他计划建立一系列设防的“战略村”，由民防队防守；同他一起搞这个计划的就是越南总统的弟弟吴庭儒。紧接着华盛顿得到的报告是，战略村已获得惊人成功，农村人口的1/3以上都居住在战略村里。战局看来已开始扭转。从西贡来的报告全是好消息。怀疑哈金斯所作估计的人可以拿瑙尔汀的估计来加以核实，因为后者也是同样觉得一切如意。 实际上，战略村的试验完全失败了。除了那些居于高位的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变。他们现在是通过发布新闻在进行战争。从战地来的报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写，悲观和不受欢迎的消息全部删除，代之以彻底的虚构。反对这样做的校级军官——他们中的确有人表示过强烈反对，最令人难忘的是约翰·保罗·范恩中校——就调去担任不受欢迎的职务，在他们的档案上写下可能从此断送他们的军人前程的评语。另一位职位仅次于哈金斯的将军巡视了前线，发现整个形势全然不同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亲拟的电报所作的描述，于是就写了一份报告给哈金斯，列举战争实情。哈金斯竟在报告的边上批道：“谎话”，“谎话”，“又是谎话”，然后往档案柜里一塞了事。实际撒谎的是他自己，而能够揭穿他的谎言的只有美国报纸派驻越南的记者发回国的消息。哈金斯为了替自己辩解，便说那些记者危言耸听，甚至干脆骂他们为卖国分子。他偶尔也承认受挫，那是因为他别有企图，他要借此多搞些兵、枪炮、直升机。他警告说，如果不给他补充，就是文官想拆军队的台，任何人只要还记得当年中国的往事，准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 要是越共发动春节攻势或其他攻势，这个单人新闻社可能在一开始就暴露了。但当时的情况却是游击队的活动恰好有所下降。这正是那些操纵新闻的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宣称，“日出行动”已经为战场带来了晴朗的天空。他们兴高采烈，而华盛顿也为他们的这种扬扬得意的情绪所感染。马克斯韦尔·泰勒说，他已感觉到在越南将出现粉碎越共的“一次伟大的全国性运动”。麦克纳马拉说：“一切统计数字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战争。”肯尼迪总统是又惊又喜，当下就批准了把西贡的司令部从2,000人扩大为1.6万人，把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第二十八章 号角又在召唤 1961年，六十年代的动荡岁月还没有到来。国内的骚乱要到1964年夏季，肯尼迪总统去世八个月后才会发生。这情况后来引起一种离奇的说法：要是肯尼迪总统不死，一切骚乱原本不会发生的。事实上对后来的骚乱肯尼迪要负很大的责任。他所采取的有关两大步骤之一是增兵越南。另一个步骤是决定要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把人送上月球的计划。正因为肯尼迪使国家把巨额资金耗费在空间探索方面（花了五百六十多亿美元才把“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而这还不能算作结束），其后几任政府就都无力采取具有创造性和深远影响的办法，来处理从瓦兹到哈莱姆黑人区震撼全国的种族骚乱。这些动乱连同令人痛心的反对美国插手越南的示威游行，削弱了美国社会的结构，其严重程度为一百年前南北战争以来所未有。 肯尼迪对越南问题和空间问题都深感头疼。在前一个问题上，他很可能曾经打算从印度支那撤军。肯尼迪的主要助手肯尼思·奥唐奈说过，总统原打算在他的第二任内撤出越南，而在他最后一次出门飞往得克萨斯之前，他已下令撤回第一批美国军事顾问一千名。（据奥唐奈说，林登·约翰逊从达拉斯回来后，悄悄撤消了这道命令。）还有其它迹象也表明肯尼迪已着手从越南脱身。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并不能说是友好的戴维·哈伯斯塔姆也认为，肯尼迪己经下定决心，不过“不想操之过急，以免不必要地造成政府内部的分裂。时间总是来得及的”。 空间探索则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没有推脱的借口。不管这一决定带来光荣还是羞辱，全都属于肯尼迪，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到1961年，空间竞赛对国家安全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说来也怪，苏联拥有较大的火箭反倒证明他们的技术落后。美国人有办法设计一种氢弹头，其休积和重量都只是原来的若干分之一，因而根本不需要强大的火箭来发射。苏联所以需要推力达八十万磅的巨大推进器，是因为他们的氢弹仍然又笨重又庞大。这表明在空间探索的这个初级阶段，他们所用的燃料足以把重得多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但也就仅此而已，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以后的各个阶段，美国技术的优越性还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点，白宫的人都是心中有数的，克里姆林宫的人也全都明白。 可是普通人是不摸底的。他们只看到苏联己跑到美国前面去，于是就认为这是对自由世界的一种威胁。对普通人是解释不清的，虽然现在轨道上每四颗人造卫星中就有三顺是美国的，苏联不过发射了几颗笨拙的人造地球卫星和月球卫星，而美国却成批地发射了“前卫”、“发现者”、“探素者”、“拓荒者”、“萨莫斯”、“蒂罗斯”（气象）、“调运”（用于导航）、“迈达斯”（红外线导弹探测器）和“回波”（用于通讯）等各种类型的卫星。公众注意的只是，苏联比美国更出风头。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入轨道；是他们的卫星首先到达月球并拍下照片；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的轨道，并用它携带的无线电装置，发回有关这颗星球的资料。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还准备在载人的宇宙航行方面战胜美国。他们已经把狗送入了轨道，现在，第一个要把人送入太空的飞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一座发射场上——那就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前一年那次倒霉的飞行中试图拍照的基地——准备发射。 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安全或科学研究毫无关系。这纯粹是个面子问题，或是象有人不怎么厚道的说法，叫做天休政治的问题。以肯尼迪那种事事不甘落后的态度，大概不管怎样，美国总是要接受这种挑战的；可是冷战对此也很有关系。肯尼迪同艾奇逊和杜勒斯——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相信全世界都正在注视着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而且他们之间进行较量的每一回合的给果都关系着前途和命运。想到苏联也许会更受到非洲和亚洲新兴国家的仰慕，那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仿佛这与人类的自由有关。这一点从西奥多·素伦森的回忆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索伦森写道，在肯尼迪看来，新政府所继承的“宇宙探索方面的差距”表明这个国家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 『他坚信，美国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空间竞赛在众世界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他担心，由于东力和西方正在力争使新兴的、尚未决定去向的国家相信，哪条路是正确的道路，走哪条路才有前途，那末，苏联的这种戏剧性的成就就很容易会造成一种危险的印象，仿佛苏联在各方面都居于不容怀疑的世界领袖地位，特别是在科学成就方面。』 根据这种观点，美国更优越的武器系统算不得什么，因为它似乎并不优越：“其它国家……都认为苏联既然在空间领先也就必然在导弹方面领先；而不管这种判断正确与否，还是影响了这些国家在冷战中的态度。”这纯粹是想当然，仿佛说第三世界住在草棚和村落里的农民，都在等着要听听从外层空间传来什么最新消息，然后再决定他们应走哪条路。其言外之意其实是，如果不对苏联的火箭成就进行挑战，那对美国的威望就是最大的打击——比如说，连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愤怒的骚乱中捣毁许多美国城市中心也都算不了什么。 这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幻觉玄想实际上好不了多少，索伦森还明白表示，在这方面，和越南问题不一样，肯尼迪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总统比他所有的顾问们更为坚信，在空间竞赛方面甘居二流，甘当亚军，是同国家安全的要求和‘新边疆的探索精神’不相符合的”。和古巴问题一样，这也是肯尼迪1960年谈得最多的题目之一。在曼哈顿作竞选演说时，他曾说：“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做出崭新的决定。这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际政策、威望、力量和影响方面不得不作出的关键性决定，是他们应当承认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现在苏联已经首先进入外层空间了。”在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他又指贵说：“也们（其它国家）已经看到苏联首先进人空间。他们看到苏联首先围绕月球飞行，又首先围绕太阳飞行……。他们于是得出结论说：苏联在蒸蒸日上，我们则每况愈下。我认为要靠我们来扭转这种形势。”在他当选前五天，在俄克拉何马城，他更大声疾呼：“我宁可就看黑白电视。我一定要在火箭推力上超过他们。” 4月份第二周的星期一，合众国际社开始传播在莫斯科盛传的一个谣言，说苏联已经用火箭把一个人送入空间并使他安全返回地面了。尽管这个消息报得过早了些，可是星期二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便报告说，这一飞行已定于当晚进行。当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已在以缓慢而动人的节奏播送苏联爱国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来迎接那新的一天了。接着就播送了那一重要公告“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于4月12日由苏联发射，进入了环绕地球的轨道。”为了跟踪观看，苏联各地的孩子都走出教室，售货员走出商店，工人也走出厂房。开头，大家都惊愕不语，仪乎难以想象，在他们的头顶上，真有一个自己的同胞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在繁星中飞翔。 这个人名叫加加林，二十七岁，空军少校，被选中为俄国第一个进入空间的“宇宙航行员”。加加林是在莫斯科时间上牛9点零7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零7分）起飞的。那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似乎显得比实际更要高大～些。世界上有些事情，其主要意义往往在于当时引起的公众反应大小。1938年奥森·韦尔斯的关于火星人的广播所引起的反应便是一例、1946年“我们要回家”的暴乱以及五十年代初期对布里克修正案的支持也是如此。现在，不仅俄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渴望英雄人物的出现。苏联拿出来一个加加林。进行了一百零八小时的宇宙航行，其中八十九个小时是实际上在轨道上运行，然后，他从一百八十八英里的高度降落下来，成为巨人的宣传资本。他站在列宁墓上，受到了二十发礼炮的欢迎。莫斯科的一个厂场以他命名，随后又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冰川。苏联艺术家们开始设计一种印有他的肖像的纪念邮票。在俄国报纸上，他的名字被印成红色。崇拜他的苏联记者们称他为加加。有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炯炯的目光中，似乎还反射着太空星光的闪耀。”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发表讲话，把他比作哥伦布。全苏广播电台播送了赫鲁晓夫与这位宇宙航行员之间的一段谈话，这位宇航员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几句话是：“当我在外层空间时，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祖国”，以及“当我降落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在听，祖国知道’那支歌。” 美国人不禁咬牙切齿。一位空间工作负责人说：“这情况可能使肯尼迪在1964年竞选中失败。”一位宇航局的科学家说：“等着吧，苏联还会送上三个人，然后六个人，然后送上一座实验室，把他们全连接在一起，然后发回几张纽约的照片给咱们瞧瞧哩。”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个满怀怨气的宇宙航行员对记者说：“我们本来也能把人送上去的。只要两年前上面有人决定抓紧搞，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就己经可以把人送上去了。”那天下午4点钟，肯尼迪出席了在国务院新礼堂举行的一次群情激昂的记者招待会。有人向他：“总统先生，有位议员今天说，他实在不愿再看到美国在空间领域方面落后于俄国了。我想他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在这个领城里，我们赶上乃至超过俄国的前景怎样呢？”肯尼迪避开了正面回答，他说：“不管别人多么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他决不会比我更甚，但事实上（赶上苏联）的确需要时间。我希望，我们将投身到别的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里，说不定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我们确实是落后了。”专栏作家体·赛迪评论说，这“似乎很难说是符合‘新边疆精神’的。”一家新闻杂志报道说，全国的心情是“沮丧，羞辱，有时是狂怒”，并且预言“只有拿出点特别惊人，特别困难的火箭技术，比如说，来一次环绕月球的载人飞行，才能在世界人民的眼里把苏联宇宙航行员压倒。” 事实上，那天晚上肯尼迪了解到，只有搞月球飞行，别无他途；在较低级的目标方面美国对苏联的差距太大，已无法赶上。晚上7点，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要看着有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他的顾问们——杰罗姆·威斯纳、宇航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和他那出色的副手休·德赖登博士、预算署署长戴维·埃利奥特·贝尔和索伦森——个个都发了言。这些专家当然都比肯尼迪知道得多。空间不是他的专长，对这个问题他知道的比任何其它问题都少，他当时还没听到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计划的汇报，也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来作出合乎科学的选择和确定轻重缓急。在威斯纳、韦布和德赖登发言后，总统沮丧地喃喃说，“我们也许永远也赶不上啦”。他说，“让我们来这么谈吧。有没有哪些方面我们能赶上他们呢？我们能干点什么呢？”他确实知道美国已有三枚半完成的火箭，造成后，每枚都能产生一百多万磅的推力，他问他们：“‘新星’和‘海盗’怎么样？‘土星’号什么时候可以造好？我们能来个飞跃吗？” 德赖登告诉他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采取一项和曼哈顿工程相似的突击计划。那我们也许在十年内能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当然这可能是一场赌博。而且至少得花费二百亿美元——或甚至两倍这个数目。总统沉默下来。随后他说，“费用，我感到难办的就是这个。”他有所期待地望着贝尔，但从他那儿没有得到宽慰。贝尔说空间探索是件非常费钱的事。肯尼迪问道。“你们诸位老兄不能发明一种就在地球上进行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么？”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有飞上月球那样的吸引力，总统把手指头在门牙上敲了半响，然后请威斯纳和宇航局的官员们再算计算计。他站起来准备走时又说：“等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我就可以决定究竟值不值得干了。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怎样赶上他们，咱们得找出这么个人来——什么人都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三个星期后，美国人民显示出，他们的判断坚定了总统的信念。经过两年零四个月的拖延和挫折后，宇航局“水星工程”中的第一架运载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架升起。在一亿名电视观众屏息凝望之际，一枚细长白色的“红石”火箭冉冉升入云霄，放出一道越来越宽的烟雾尾带。坐在里边的是海军中校小艾伦·谢泼德。于是，全国都欢腾起来。在收税快速公路和高速干道上行车的司机都把车开到路边，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法官宣布暂时退庭，以便让法庭上的人都能利用警察从一个盗窃犯那里查获来的电视机看看发射情景。全国都在旁听“自由七号”（谢泼德空间飞行舱的代号）和佛罗里达控制站之间的对话。他在外层突间呆了十五分钟。他的飞行和加加林所经历的复杂的轨道不可同日而语，可是美国人这时并不在意。当他的飞行舱在降落伞下大辐度地摆动着，落在“钱普伦湖”号航空母舰旁边时，舰上的水兵欢呼若狂。“这一天可真太美了！”这是他回到地球上的第一句话。“真是了不起的一次兜风啊！”而他走向荣誉的道路才不过刚刚开始。在纽约，他受到在当时说来是空前盛大的抛掷采带的欢迎。伊利诺州迪尔菲尔德一所新开办的学校决定以他命名。市场上出现了专供倾慕谢泼德的人向他投寄的庆贺明信片。他的故乡，新罕布什尔州人口只有六千九百八十七人的德里镇，举行游行向他致敬，人们从新英格兰各地赶来参加。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列队走过检阅台，喷气战斗机隆隆飞过。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一篇措辞感人的演说中，描述了新罕布什尔州为有此新英雄而引以自豪的心情。州议员们争论着要不要把德里改名为“美国空间城”。 刚刚由于猪湾事件受到巨创的白宫，对这一切当然都不会不加注意。5月25日，总统在国会发表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这是他在四个月里发表的第二个国情咨文。他要求为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七十亿到九十亿美元”。他说他知道要求的这个数额很大，然而，“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面临着不同导常的挑战。”对他来说，这是个爱国主义的问题。“我的责任是推行自由原则。”他说：“我认为我国应尽一切力量在十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 国会以极大多数口头通过了这一提案，接着扩建卡纳维拉尔角的设施以及在休斯敦修建一座飞行控制中心的工程同时开始动工。宇宙肮空工业即将发展起来。 ※※※ 7月，空军上尉弗吉尔·格里素姆完成了一次同谢泼德类似的飞行。俄国人8月派遣季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十七圈。11月，宇航局把一只雄黑猩猩送入轨道，绕地球飞行两圈后回收。飞行中，黑猩猩通过对各种光信号的反应，扳动不同的把手，自己取得饮水或带有香蕉味的面团。随后，宇肮局宣布，美国首次载人绕地飞行的驾驶员将由海军陆战队中校小约翰·格伦担任，他是从一百一十名候选人中挑出来的七名宇航员中年龄最大的。那时，“水星计划”经过广为宣传，已为全国所注目。很明显，如果格伦能驾驶飞船往返，那他就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宇航超级明星，林白第二。成批的记者跑到俄亥俄州新康科德的一个小村子里去采访他童年生活，带回大量的使全国一时为之着迷的材料。他小时便非常爱读《巴克·罗杰斯》。他曾非常崇拜格伦·米勒，自己也在新康科德乐队里吹过大喇叭。作为严守教规的长老会教徒，格伦一家认为抽烟是罪过；新康科德是长老会势力的一个堡垒，附近城镇的孩子们都管它叫“圣徒安息所”。格伦和他的伙伴们曾发誓永不使用亵渎上帝的胜话。有一回当他们正唱着“欢迎，欢迎，众人都已来临”的时候，一个糊涂孩子把誓言抛在脑后，竟然毫无顾忌地嘟囔说“我们管它娘的！”如今，事隔四分之一个世纪，那个渎神者向热衷的记者们讲起当时那位未来的宇航员如何朝他冲过来：“约翰尼走到我面前来，脸色发白，一木正经地要我住嘴，简直就要把我的脑袋掀下来似的。1962年，他依然笃信宗教。他向记者们说，他坚信“冥冥之中自有更伟大的神力保佑着我。” 经过十次令人沮丧的延期之后，他终于在1962年2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时从发射台上起飞了。他起飞时的情况和谢泼德相似，不过在宣传上显得扩大许多倍。从阿特拉斯D火箭尾部吐出一道巨大的黄白色的火焰，使得卡纳维拉尔角的长满灌木的沙地上显露出一片光怪陆离的景象。火箭令人不可思议地悬挂在支架上空一动不动足有四秒钟之久：接着腾空而起，越来越快，直入苍穹。格伦说，“升空。运行正常。进入航道。”“水星计划控制中心”传出了宇航局联络官“矮子”约翰·鲍尔斯中校低沉、安详的声音，他在向全国解说下一步的发展，也就是火箭和飞行舱”友谊七号”按服准确的角度脱离，把格伦送入轨道。脱离发生时，格伦喊道，“飞行舱在转弯。啊，这景色妙极了！我着到推动器就在后边二百码的地方滴溜溜打着转。卡纳维拉尔角干得不错，我一切正常。” 他注意到舱内的温度已升到华氏一百琴八度，但他那装有空调的宇宙服使他仍很凉爽。事先曾指示他说出一切感受——他飞行的费用归根到底是电视观众出的——他于是开始报告说，他感觉不到自己的速度，这有点“和在三万英尺高空的民航机上观看着下面一万英尺处浮云差不多。”在大西洋上空，他看到墨西哥湾的暖流——象灰色的海洋中一条蓝色的河流。在西海岸上空，他认出了加利福利亚州的索尔顿湖和大峡谷，他还能辨识出他曾一度居住过的埃尔森特罗附近的灌渠。他度过的空间第一个黄昏很是可怕：“太阳下落时，天空雪白通亮，太阳落向地平线以下时，天空又是鲜艳的橙黄色。太阳贴近地球表面，由灰色逐渐变得发蓝，转深，然后一片漆黑。”星斗光彩夺目，蔚为壮观。“要是你曾在晴明无月的夜晚进入过沙漠，你准会看见星星好象一个个向你跳了过来，我现在看到的情景差不多正是这样。”在临近澳大利亚时，他通过无线电话说，“就在我右边，找看到了一块亮处，看来就在海边。”宇航员戈登·库珀通过地面跟踪站向他解释说，那是澳大利亚的珀思城。全城八万二千名居民灯火通明，一来欢迎他，同时也为了测验一下他的夜视能力。格伦回答说“请替我谢谢大家开灯！” 格伦自己还另作了些试验，来探索自己的失重状态。他咽下一些营养片，吃了些从管子里挤出的苹果酱。然后他报告说，这方面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一切全都由我自己作主，舌头把食物送到嗓子边，完全跟平常一样往下咽。整个过程都仍是主动的位移操作。”他尽力轻快地摇转着，看看会不会有头晕或空间晕舱感觉。任何这类感觉都没有。“失重状态对我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事实上，我感到非常轻快。视力仍然极佳，没有散光现象。没有恶心或丝毫不舒服的感觉。”格伦是业余摄影爱好者，随身带了一架照相机。他隔着舱窗拍了几张照片后，并没有把照像机放在架子上，只是住空中一撂，居然悬在空中不动。换胶卷时，一疏忽胶卷滑脱，他赶紧仲手去抓，可是结果象他向千百万入迷的听众所说，“我没有抓住它，却碰了它一下，这么一来，它绕个圈飘到仪表盘后面去，再也找不到了。” 有时候，他简直无法表达他的意思。他说，“一天里看到四次美丽的日落景象，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正在这时，他再也无心解说他的空间见闻。听众们也无心再听了。他碰到了麻烦。当他飞经墨西哥上空时，一台保持飞船平衡的小型喷气发动机运转失灵。他向控制中心报告说，飞船“正以大约每秒钟一度的速度向右偏出。要偏出二十度后才能止住。”于是试验到此中断，他得全神贯注于飞行；他得接过控制器的工作，自己来驾驶。他的麻烦可没有终止。在他第二次飞经太平洋上空时，回转仪失灵。飞船开始“翻滚”起来——环绕着水平轴旋转。格伦熟练地操纵控制器，排除了这个现象。接着，在第二轨道上飞行时，他似乎遇到了真正的麻烦。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控制盘上，出现了预示不祥的闪闪灯光。这表明，“友谊七号”的玻璃纤维防热罩松开了。要是罩子在飞船重返大气层之前脱落，格伦立即就会化成灰烬。其实最后查明，防热罩并没有出事，而是警报灯出了毛病，但这情况格伦以及地面上的指导人当时都不知道。他们进行了调整，改变重返大气层的程序，保留下飞船的制动火箭——按计划本来是要甩掉的——希望火箭上的金属板带能对防热罩的固定起一点作用。然后，他们能做的就只剩下祷告了。 格伦知道这是最危急的时刻。他依次发动了制动火箭，自己也振作精种准备万一。在他承变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友谊七号”开始颤动起来。他气喘吁吁地说，“我觉得好象直向夏威夷飞去”。地心吸力越来越大，把他的身子往刻有体形曲线的靠椅上紧压。他在往下降落，防热罩一决块开裂，迸下越来越大的碎片。后来他说：“你可以看见燃烧着的大块破片发出的火焰和炽光。”但在当时他不可能向地面观众解说，因为无线电联系己经中断。这是可以估计到的；他正处在重返大气层的微妙阶段。联系中断了七分十五秒。联系恢复时，人们听到他在嚷嚷“刚才可真象个火球！”下午2点43分，冒着火焰的飞船溅落在大西洋面上，立即被笼罩在吱吱作响的水蒸气浓雾中。3点零1分，“诺亚”号航空母舰将格伦打捞上来。舰上的服务员递给他一杯冰茶。格伦说，“那里边可真热得很。” 等待着他的是英雄崇拜。他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脚印被用白漆勾下，准备送往史密森学会去展览。摄影记者把他和妻子儿女重逢时眼里含着泪花的情景拍了下来，连他擦过眼泪的手帕也被专门放在一边，以便保存。在他回答新闻界的问题时，记者们注意到，在谈到他自己和“友谊七号”时，他常常说“我们”——就象三十五年前林白在巴黎的布尔歇机场降落时一样。副总统约翰逊在那里迎接他。约翰逊说，“在我的家乡，我们得说你可真是一裸拔尖儿的棉花。起飞时你非常紧张吗？”格伦回答说那总不免吧。约翰逊说，“你大概比任何人都更靠近上帝了。” 在卡纳维拉尔角，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欢迎回到地球上来”。总统刚从棕榈滩坐飞机赶来，现在由总统来欢迎他了。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格伦想把一顶安全帽戴在肯尼迪头上，可是没能给戴上——肯尼迪曾看到过一张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戴着印地安人头饰的照片，发誓自己决不戴滑稽帽子让人拍照。接着，美国这第一位宇航员就前往国会两院联席会去发表演说。约翰逊告诉他，“通常，这是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享受到的荣誉，但在目前这个场合，是全国人民推举了你。”随后，纽约举行了盛大庆祝游行，突出地向格伦以及其他六位最初挑出的宇航员和一批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致敬。这次游行后，格伦又飞往国外，到其它各洲去访问，向美国的盟国和不结盟国家的人民宣传，表示自由社会是能够取得真正伟大的成就的。《时代》周刊评论说：“就国家威望而言，格伦这次飞行不折不扣地恢复了美国在空间竞赛中的地位，并且使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身价得到极大而又迫切需要的提高。” “这是一个新的海洋，”肯尼迪说，“我认为美国一定得在这个海洋上航行。”在卡纳维拉尔角，美国的火箭专家们又鼓起了信心，都在热烈谈论着要在1964年发射能载两个人的飞船；用巨型固体燃料推动器，把更大的有效载荷送离地球；而目的在于把三个人送上月球并把他们回收的“阿波罗计划”，也许1968年就能实现。对空间旅行的强烈兴趣，形成全国范围的热潮。这成了那年在西雅图举办的“二十一世纪博览会”的主题。“轨道”成为麦迪逊大道的普通用语，既当名词又当动词。小男孩发射用水力推动的玩具卫星，落在树上，就象过去的风筝一样。对阿特拉斯火箭的成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沃纳·冯·布朗【纳粹德国的导弹专家，1955年入美籍，为美国空间飞行的负责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曾用他发明的飞弹袭击伦敦。——译者】成为举国知名的人物。（莫特·萨赫尔在谈到他的早年时说，“他本来是以星球为目标的，可常常打到伦敦”）。不同政治态度的欧洲人都大为叹服，甚至连绝不亲美的巴勃罗·毕加索在谈起格伦时也说：“我为他感到自豪，就象是我自己的兄弟一样。”随后，谁都开始发射起卫星来了——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发射了电讯卫星，甚至连加拿大人也把一枚小型运载工具送上了轨道。 8月，苏联的季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了十七周。于是被当作新的证据，证明美国需要动员工业和技术能力，作出巨大努力，一举超过俄国。然而到了此时，特别是在大学里和美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9月，总统对这些人作出了回答。他在休斯敦的赖斯大学发表演说时说： “有人说，干嘛非要登上月球？……他们也可以问，干嘛要攀登世界最高峰？三十五年前干嘛要飞越大西洋？也可以问赖斯大学队干嘛要跟得克萨斯队比高低？……许多年以前，有人向后来死在埃佛勒斯峰【我国称为珠穆朗玛峰。——译者】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干嘛要爬那座山峰？他说，‘因为那儿有那么一座山峰，’对，因为有那么个空间……有月亮和行星，因为那儿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的希望。” 可是也存在那么一个黑人问题，而且就在眼前。回顾起来，肯尼迪对这个问题的低估，似乎有点令人惊奇。他毕竟是北部的一位自由派人士，并且一向钦佩马丁·路德·金。然而自由派人士——甚至金，这时都即将感受到好斗的北部黑人青年的重大压力。正当全国仰望着星空的时候，这些黑人青年却在想方设法转移全国的视线。令人难忘的那首次发动，是在1961年春天。在加加林的太空飞行三个星期后，5月4日，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七名黑人和六名白人成员乘公共汽车离开华盛顿，远征美国极南部。他们的目的是要蔑视当地习俗，对州际长途汽车站在候车室、餐厅和厕所实行的种族隔离进行挑战。他们自称是“自由乘客”。 ※※※ 他们预定以曲折的路线穿越美国南部各州：向南穿过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转向两南到达亚特兰大城；再向西穿过亚拉巴马州，继续前进，跨过密西西比州直达新奥尔良市。这势必成为一趟难忘的旅行。他们对这一地区的习俗的嘲弄真是令人咋舌。小石城事件经过四年，人们差不多早已遗忘，而阿肯色毕竟是个边区州。而在这地道的南部地区，种族界限仍然分明，自北方外来户离去之后，九十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就此而言，梅森－迪克逊线【1767年由梅森和迪克逊两个英国测量员测定的北美两块殖民地的分界线，1789年扩大为蓄奴洲和自由州的分界线。——译者】以北所谓的自由派，在南方几乎就不存在。工程兴办署出版的亚拉巴马州指南（1941年由当地的新政派编写）描绘了旅客在蒙哥马利市（该州三大城市之一）可能受到的接待： 『此间有礼有节间以热诚接待的气氛非亚位巴马州其它各城可比。笑容可掬的黑人孩子总是招呼旅客说：“老板，您不用自己提提包，破费不了几个钱，我替您提。”当地居民也乐于指点，或陪伴陌生人走个把街区，指引他走上正路。』 然而从自由乘客所受接待来看，上述描绘并不是确实的。情况是如此明显，他们商直可以说是自寻苦恼。他们是怎么个来头，不太清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詹姆斯·法默的领导下原是一个独立的、自筹经费的组织，自1942年以来便积极活动。可是在后来的沸腾的日子里，许多南部领袖人物和报刊社论都指控政府（“那些肯尼迪们”）是他们的后台，至少曾怂恿他们南来。事实真相是，在自由乘客动身之前，政府中谁也不知道他们要旅行的事。关于这次旅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向报界发表声明之前，曾事先给司法部送去一份副本；而这个副本最后转到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办公桌上，他患腮腺炎投上班。报纸上关于自由乘客启程的消息登在里页不显眼的地方。白宫是在这件事闹得变成头版新闻时才知道的，反应是愤怒——对自由乘客的愤怒。 从政府的观点看来，这件事赶在这个时候实在糟糕。不仅是在首次载人环绕地球的空间飞行竞赛中刚刚败给俄国人，一个星期后，古巴旅又在海滩上给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6月3日，肯尼迪还得去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新总统需要取得一项胜利——如果做不到的话，至少也要避免新的失败。丑恶的种族事件当然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俄国人现在还在那里利用小石城事件向第三世界进行宣传，把美国描绘成种族主义者。凡是可以被说成种族主义证据的事件都将使美国难堪。这就是白宫最初把自由乘客的活动看作是件使政府难堪的事的理由。后来，约翰·肯尼迪，特别是罗伯特·肯尼迪，认识到这场民权斗争是义不容辞的事，可是在他们开始执政的最初几个月，还不是这样看。了解他们当时的立场是重要的，因为民主党自由派人士（包括自以为十分先进的人）大都和他们观点一致。 这些人以完全消灭种族偏见为己任。这种偏见是一种错误，他们决心要加以纠正。在世界上这个民主历史最久、最伟大的民主国家里，黑人的处境居然至今如故，他们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在整个竞选期间，约翰·肯尼迪一再提醒他的听众说：“今天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不管他出生在国内哪一地区，和同一天在同一地方出生的白人婴儿相比，读完中学的机会只有一半，读完大学或学到专业知识的机会只有三分之一，而他们失业的机会却比白人多一倍；他们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只有白人的七分之一，寿命要比白人短七年，而可望挣到的钱却只有白人的一半。”他曾以总统的身份保证亲自支持一切旨在纠正这种不公正现象的计划。黑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他们首先要求的是自由派人士不再把黑人看作统计数字。然后，他们希望结束那种慢慢来的政策。他们认识到要政府在1961年春季来处理自由乘客事件，这个时机会是很尴尬的。可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每个季节都有其令人尴尬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一等再等。他们希望他们的白人同情者能够了解的是，对今天的新黑人来说，黑人的自由要比在维也纳讨论的问题更重耍，比越南，古巴或者外层空间竞赛问题都重要。 在1961年的时候，谁要敢在南部白人听众面前，表示赞成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勇敢的表现。罗伯特·肯尼迪在担任司法部长后发表第一次重大演说时便是这样做的，他是在5月6日，自由乘客从华盛顿出发两天之后，在佐治亚州阿森斯市发表这个演说的，虽然当时他还不晓得有自由乘客事件。那天是佐治亚大学的“法科日”。他到那里去是为了向法科学生说明，维护法律是他所宣誓承担的责任。这一情况按说法科学生应该是早就知晓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在我国的这一地区，什么事都不能想当然。他对学生们说：“我们做的事情不过是在维护法院的裁决，仅此而已。如果你们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一定会这样做，因为在你宣誓就职时就得做出这种保证。你也许不愿这么做，你也许不喜欢这么做，可是你得这么做。”这段话不大象是在慷慨激昂地维护受压迫种族的权利，弦外之音反倒使人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罗伯特·肯尼迪可能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履行职责。不过在演说结尾时，他的话并不含糊：“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在维护法律……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明白表示，在这个问题——在一切问题上——倘若有人抗拒法庭的裁决，司法部就要采取措施。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漠然置之。我们会采取行动的。” 在民权问题上，亦如对第三世界向题一徉，六十年代初期的自由派认为正义迟早必胜。正是这一情况使得肯尼迪执政时期与其后的时期截然不同，并使得那段日子在今天着来有些天真可笑。只要把剩余小麦运给一个新兴国家，派遣和平队，委派切斯特·鲍尔斯当大使，再加上一番说教，那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光明的新的民主国家，为自由世界争光，并在与莫斯科黑暗势力进行的永恒斗争中，成为潜在的盟友。在国内也是一样，坚强的领导再加上美国人民固有的良知，就应能克服多少代人的愚昧所造成的固执偏见。打破种族界限是合情合理的事，而美国人最为通情达理；问题只在于向他们讲明道理就行了。如果艾森豪威尔当年持有这种态度，早在五十年代就可以完成这一使命了。 认为美国人的思想里有其黑暗的角落，这种看法是不能忍受的，因而遭到驳斥。按自由派的观点，麦卡锡主义现象，这件美国民众彻底蔑视良知和情理的最近事例，是无法解释的；不过在1961年，已没有人再提麦卡锡了。乐观主义几乎是新边疆派不可缺少的条件。哈金斯将军就想得很对，他那种伤亡统计确实很能鼓舞人心，驻西贡的那些美国记者为什么不能和他唱一个调子呢？在国内战线，正义的自由派人士一定会进行正义的斗争，直到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同白人婴儿享有同样的完成学业的机会，同样的免遭失业的机会，同样的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而且寿命也跟白人一样长。可是，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他们不能指望马上就都能做到。 然而自由乘客却要求马上全部做到。 ※※※ 里士满市、彼得斯堡、林奇堡——在这些地方，自由乘客都曾停下来，伸腿展腰，在挂着“白人”牌子的小吃部里吃点东西，根本不进标明“黑人用”的厕所，结果也不过惹得别人恶狠狠地瞪上几眼，咕哝几句脏话而已。随后，在他们前进途中所要到的城市，报纸开始刊登关于他们这次旅行的消息。然而还都不是什么大新闻，其重要性还不足以引起司法部长或州长的注意；这类消息至多不过在广告栏边上占上两三段。然而对于那些喜欢在报纸里页寻找趣闻的加油站服务员、长途汽车站的售票员、过路的县级司法官吏以及经常在汽车站和火车站附近闲荡，等待出事看热闹的那种人来说，却已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城。一名黑人自由乘客走进汽车站上的理发馆要理发，拒绝离开。他于是便以擅入他人房屋的罪名被逮捕，其他自由乘客甩下他继续前进。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消息立即传开；通过电话，或者通过哪个司机，或者通过警察专用的无线电，这类梢息总是会传播开的。这没关系。这是难免的，也是他们估计到的；要不然他们还不会来呢。尽管如此，长途汽车上的气氛还是紧张起来。当他们看到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车站上守候着的人群时，知道暴力已经开始升级了。三名自由乘客挨了打，然后罗克希尔的警察进行了干预。在该城以南三十七英里的温斯博罗，警察不等出事便出面干涉，抓走了两名乘客。然后有一段路平安无事，走过了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和坎登以及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和亚特兰大。亚特兰大这一站十分重要。在这里，自由乘客分两路前往伯明翰：一路乘羊径公司长途汽车，一路乘猎犬公司长途汽车。在亚特兰大没发生麻烦——佐治亚州骑警林立，戒备森严。可是刚一过罗克希尔和温斯博罗，各家南方报纸的头版都出现了有关报道。那一天又赶上是星期日，看报的人特别仔细。他们料想亚拉巴马州的居民对他们的情况大约已是一清二楚。事实也确是如此。 今天，在亚特兰大和伯明翰之间往返的旅客可以很容易沿着二十号州际公路横跨东亚拉巴马，可是在1961年，那条公路还在修建中，旅客只能走弯弯曲曲的七十八号美国公路，中间经过一片穷乡僻壤，那里的村镇在战后简直毫无变化。这就是亚拉巴马州的“腹地”，到处长满矮松的荒原，地势大都颇高，在阿巴拉契亚山脉最南端的两个支脉拉孔及鲁考特，海拔几达一千八百英尺。公路沿山坡而下，来到坎伯兰高原，再往下便是种大豆的农民在遭受象鼻虫灾荒后重新开垦的田地，然后进入产煤区，一直到达黑土带。克利伯恩县和卡尔洪县一向是产生大量贫苦白人农收民的地区，也是野营布道会和福音布道会的活动中心。就是在这里，在美国七十八号公路上离安尼斯顿六英里的地方，那辆猎犬公司的长途汽车遭到一群手持铁棒、木棍和轮胎链子的三K党人的伏击。一开始一块石头从车窗外飞进来，跟着甩进来一颗燃烧弹。火焰一起，自由乘客便向外逃跑。等警察到来，朝天放空枪时，十二名自由乘客巳被狠狠打了一顿。受伤者由救护车送走。这时，伯明翰的黑人听到斗殴的消息，纷纷开车赶来，把其余的自由乘客营救出去。 在羊径公司长途汽车上的自由乘客没遭到三K党人的伏击，可是在安尼斯顿，八个年轻壮汉登上汽车，把他们拖出坐位要狠揍。幸亏安尼斯顿的警察把那些壮汉赶走了。可是在伯明翰——那路长途汽车的终点站——情况更糟。一群手持钢管的人把羊径汽车的终点站（在十九号街和北六号路路口）包围起来。有人事先已向联邦调查局报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局并未把这消息转给伯克·马歇尔负责的民权司，也没向司法部报告，却只是把这情况告诉了伯明翰警察局，该局局长“公牛”尤金康纳把这消息扣压起来。尽管警察局离那终点站只有两个街区，他却一个人也没派去。暴徒们把自由乘客拽到车站里，足足殴打了半个小时，其中有三个重伤需要住院治疗。一年以前，《纽约时报》因说伯明翰街头充满恐惧与仇恨，曾受到《伯明翰新闻》的驳斥。现在在出事后的第二天早晨，《伯明翰新闻》也承认“昨天伯明翰街头真的充满了恐惧与仇恨。”然而亚拉巴马州的官员并没有为此表示遗憾。约翰·帕特森州长说：“我不能保证这一帮惹是生非的人的安全。”而“公牛”康纳则说：“我们伯明翰人是最平和的，除非有人闯进本市故意找碴，我们这里从来不会闹事。”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点站上一个警察也不见时，康纳说，他派不出人去，因为那是“母亲日”。这是扯谈。 星期天的殴打事件，第一次引起司法部对自由乘客的注意，伯克·马歇尔往鲍勃·肯尼迪【即罗伯特的昵称。——译者】家里打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件事。鲍勃以为他打个电话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他认识帕特森，在总统竞选期间，帕特森是南方州长中第一个支持约翰·肯尼迪的，而且当他的代表团转而支持林登·约翰逊时，他的态度仍然未变。星期一早晨，鲍勃打电话给州长，请他保护长途汽车。他说乘客有权跨州旅行，地方当局明确有责保证他们安全通过。帕特森当时同意了。随后他又回个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他是靠三K党人的支持当选州长的，如今，三K党人要向他索取报偿。 这是肯尼迪弟兄就种族问题同南方州长们进行的第一次奇怪的长途电话，和以后的几次一样，都是令人恼火的。鲍勃试图再同帕特森通话，回答是找不到州长来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他都曾给帕特森打电话。每一回，洲长的助手都表示抱歉。他们说，他们至多只能把话记下来，而且不能担保州长收得到。他们弄不太清，也猜想他“去海湾了”——反正联系不上。与此同时，伯明翰的形势却在恶化。原来那批自由乘客，挨了打，受了惊，都搭飞机去了新奥尔良，可是有一批来自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马丁·路得·金主持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以及一些新近姐成的民权团体的志愿人员接替了他们。新参加的人中有个从特立尼达来的移民，名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是个头脑冷静的十九岁的青年。在华盛顿，司法部长肯尼迪发表声明，要求自由乘客和反对他们的人，双方都克制一些。他说：“为了保证无辜的人不致受伤，残废，甚至被杀害，我呼吁所有以我国前途为重的人，在未来的几周或几天中，明辨是非，克制行动。”这番话给人一种不现实的感觉。他好象是要在双方同样有责，又同样强硬的对手中间充当公正的仲裁人。自由乘客郑重保证不打亚拉巴马人，亚拉巴马人却什么话也不说。接着，肯尼迪又发表声明说：“当前需要的是一段使情绪冷静的时期。”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发言人尖锐地评论说，现在需要的是结束冷静，美国黑人已经冷静了一百年了。到了星期五，新的自由乘客准备继续由别人开始的旅程时，显然他们是迎着新的麻烦而去的。肯尼迪总统根据他弟弟的请求，打电话给帕特森。接电话的人告诉他说：州长“不在城里，仍然联系不上。”他总算跟副州长通了话，副州长在几个小时后说，可以安排让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州长见面。 肯尼迪兄弟选定了一个既英俊又有胆量的田纳西青年约翰·塞根塔勒，他是司法部长的挚友。一个小时之内，塞根塔勒就上了飞机。起初，看来他的使命颇为成功。他同帕特森商谈了两个小时，然后两人同鲍勃·肯尼迪通了电话。在帕特森在一旁听着并点头同意的情况下，塞根塔勒报告说，亚拉巴马州已向他保证，用帕特森的话来说，该州具有“维持治安的手段、能力和决心，并不需要外面援助”。州长说，他能保护州内一切居民和外来旅客——无论在城市内还是在公路上；并且表示他一定做到。鲍勃接着又打电话给亚拉巴马州公路巡警队长弗洛伊德·曼，他肯定了州长做出的保证。有了这样的保证，一群二十一名黑人和白人学生决定第二天早晨搭乘由伯明翰开往新奥尔良的长途汽车。但是出现了事先没料到的麻烦：找不到司机。为了弄到一名司机，司法部长不得不在电话中和猎犬公司驻伯明翰的代表乔治·克鲁特进行了长时间争执，最后克鲁特派了司机，使白由乘客得以前往蒙哥马利；但却发现那里的情况比伯明翰还要糟糕。 一路倒没有发生什么事故。曼所领导的路警倒是尽了责任，联邦六十五号及联邦三十一号公路都畅通无阻。联邦调查局事先就这趟长途汽车即将到达的事通知了蒙哥马利警察局，在车子距离该市约十四英里时，曼又一次向蒙哥马利的警察局长莱斯特·沙利文打了招呼。但是沙利文并不比康纳更乐于为不守本分的黑人和忘了本的白人出面干预。他根木不理睬这些通知，因此，车到达联合长途汽车公司终点站，陷入了估计有一千至三千人的包围中，当时那里连一名警察也没有。关于紧接着发生的殴打情景，司法部得到了实况报告，因为民权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副手约翰·多尔【1973年12月21日，多尔担任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负责对尼克松总统的违法行为以及对之进行弹劾的可能性进行调查。】那时正在车站街对面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在那辆长途汽车进站时，他刚好接通了给肯尼迪的电话。肯尼迪和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听到他在电话里说： “车进站了。人们只是站在那里，望着……现在乘客们下车了，他们站在站台的一角。啊，有人抡起拳头，揍起来啦！由一个脸上流着血的家伙带着，一群人正在打他们。没有一个警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一个警察也看不见。人们喊着：‘揍他们！揍他们！’真可怕……现在警察来啦。” 来的是州属骑警，不是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沙利文对记者说：“我们不打算派警察去替一帮跑到我们这里来捣乱的人站岗。”）骑警人数太少，起不了作用。曼拔出手枪，救出了一名黑人，可是对其余的自由乘客，无法教援。还有几个同自由乘客没关系的路人，也附带地遭到了袭击。一个男孩的腿给打断了。一群白人青年往另外一个孩子身上泼汽油，然后点了火。一个蒙哥马利女人举起她的孩子，以便让他用拳头揍一个黑人。还有一些女人咒骂自由乘客中的两个白人姑娘，并且用手提包抽打她们。姑娘们向一个驾着摩托车经过的人呼救。他说：“你们这是罪有应得。我希望她们狠揍你们一顿。”另外一个男人驾驶着租来的汽车开过来，向姑娘们招呼说：“来吧，我来帮你们。我是联邦政府的。”可是还没等他有什么举动，他就让人给拽到人行道上痛打了一顿。他就是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和亚拉巴马州州长谈判的约翰·塞根塔勒。他在人行道上自己的血泊中人事不省，躺了二十五分钟，才有救护车开来。警察局长沙利文后来解释说，没替塞根塔勒喊救护车，因为“市内所有白人的救护车都报告说车子坏了”。 鲍勃·肯尼迪气得面色发白，派遣拜伦·怀特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警长官吉姆·麦克沙恩一道搭乘下一班飞机飞往蒙哥马利。小石城事件后，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就对联邦法警长官和他们的助手进行了弹压骚乱的训练，以便在军队之外，建立起另一支能保证执行联邦法律的力量。这时，拜伦·怀特在蒙哥马利市外的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召集了四百名受过训练的人员——其中有税务缉私员和边境巡警以及联邦监狱的警卫——他们可以迅速派去对付目前局面。这时候，多尔己从美国地方法院取得了一份不许三K党及全国州权党（暴徒中间占人数最多的两个组织）干扰乘长途汽车跨州旅行的禁令。最后，帕特森州长终于露面了，他抗议这些措施不符合宪法。他还说，派联邦政府的官员来是多余的。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他完全错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全国最有名的民权运动活动家马丁·路得·金乘飞机到达蒙哥马利。他在拉尔夫·艾伯纳西牧师家里宣布，当晚他将在第一浸礼会教堂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这可是三K党人及其同伙作梦也想不到的行凶作恶机会。这时看来金的处境难保。拜伦·怀特正布置联邦法警做准备工作时，接到了告警的电话：帕特森州长已召集亚拉巴马州的治安人员开会，正在指示他们逮捕违反本州法律的联邦人员。怀特独自走进他们的会场。这会原是容许记者参加的，他们把他和州长间紧张的舌战记录了下来。帕特森要求司法部副部长把政府所了解到的关于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情况告诉他。怀特说：“不成。”接着，州长又要求让他了解自由乘客的来龙去脉。怀特仍说：“不成。”然后： 『帕特森：自由乘客中有些人现在在哪儿，你是知道的，对不？ 怀特：对，进医院了。 帕特森：你知道别的自由乘客的行踪吗？ 怀特：不，我不知道。 帕特森：如果你知道其中一些人的行踪，你肯通知我们吗？ 怀特：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行踪。』 当时，自由乘客正跟马丁·路得·金一道在第一浸礼会教堂里。天黑时，已有一千五百多名伯明翰黑人前来参加集会。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会刚开始，一些凶相毕露的暴徒便开始在街对面的公园里聚集起来。怀特得悉当地的警察又不在场，就马上利用一切能弄到手的运输工具——运送邮件的卡车、私人汽车，还有一辆囚丰——把法警派到现场。他们都穿着便装，戴着臂章，带有手枪、警棍和催泪弹枪。当暴徒们抛掷着石块和破瓶子冲过来时，大约一百名法警已经在教堂外面排成了一道散兵线。这时，州长宣布戒严。法警的散兵线一直坚持到具有决定性的援军开来。弗洛伊德·曼带来骑警，国民警卫队的亨利·格雷厄姆少将也带来一队人马。即便如此，法警也还是放了几排催泪瓦斯弹才把冲过来的暴徒顶住。瓦斯飘进又热又拥挤的教堂里去。里面的黑人几度陷人惊慌。如果教堂被烧（暴徒们就是打算那么干的），肯定会死好多人。实际上，由该州和联邦的治安人员组成的混合队伍把他们保护得很是严实。 帕特森州长给司法部长肯尼迪打电话，抗议说，亚拉巴马州遭到了侵略。 鲍勃心平气和地对他说：“约翰，约翰，你说遭到了侵略，是什么意思？约翰，谁在侵略你？对这个你心里是有数的。” 帕特森指责他，说是他把自由乘客派到州里来的，并且认为发生暴力行为也应由他负责。 鲍勃说：“哎呀，约翰，你可以在电视上那么说。你可以对亚拉巴马人那么说，可是，你别对我来这一套。约翰，别对我来这一套。” 但是帕特森一字不改地又那么说了一遍。然后他说，国民警卫队可以保护教堂和教堂里的群众，可是不能担保金的安全。 肯尼迪说，“我不相信这话。你让格雷厄姆将军给我打个电话。我想要听听一位美国陆军的将军告诉我，他保护不了马丁·路得·金。” 这时，州长咆哮起来。他尖声嚷道，他讲的是他本人的意见，不是将军的意见。他大吵大叫说，由于派来了联邦法警，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局面”，并尖声喊道，“你这是要在政治上把我们毁掉！” 肯尼迪依旧心平气和地说，“约翰，保存教堂里那些人的性命比保存你我的政治生命更为重要。” 这样才结束了要对自由乘客使用暴力的威胁。在北部，人们都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帕特森遭到沉重的失败。可是南部人的看法却不如此。自从阿波马托克斯事件【阿波马托克斯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的一个市镇。南北战争中，南甲总司令李将军曾于1865年4月9日在这里向北军投降。——译者】以来，他们对败绩反而更加同情。他们现在都团结在帕特森周围，送钱给他，给他打气，答应参加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斗争。这是不祥之兆；因为他们全都宣誓应承了。而不守誓言则有碍荣誉。到同年6月，南部各州差不多每个政客都公开发了誓，其中包括次年继帕特森当选州长的乔治·科利·华莱士。 ※※※ 尽管如此，就事件发展情况而言，自由乘容算是取得了成功。他们没死一个人，而种族隔离政策却完全被打破。州际旅行方面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理论上早在1950年就被最高法院宣布为非法，到如今才在实际上取消。鲍勃·肯尼迪要求州际贸易委员会发出条例，规定在州间交通站，包括飞机场和火车站，一概不得实行种族隔离的措施；四个月后，9月22日，条例也照发了。有少数城市以不合当地法律为借口，拒绝执行；司法部对他们提起公诉。到1961年底，黑人可以从东岸旅行到西岸，一路上在候车室里再也看不到“白人”、“有色人”字样了。 自然，数不胜数的种族隔离的堡垒依然存在，其中，最顽固的当然都在密西西比州。1931年，门肯和查尔斯·安戈弗在《美国信使》月刊上分两期把美国各州按优与劣、“文明与野蛮”排了一下队。评比的标准包括财富、识字人数、教育程度、名列《美国名人录》的人数、交响乐团的多少、犯罪比率、选举人登记、婴儿死亡率、交通设施和医疗条件等。评比结果，密西西比州排在最末，比南部其他各州都更落后，这情况一直到1962年也未改变。事实上，十年后，1972年11月约翰·贝雷特在《生活方式》杂志上重复门肯－安戈弗的评比时，密西西比州仍居末位，倒数第二是亚拉巴马州。【在1934年的评比中，马萨诸塞州居第一位。1972年却由康涅狄格州取而代之。】密西西比人平均上学时间不到九年。按照商业部《美国统计摘要》中对贫困所下的定义，该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穷人。四个家庭中有一家没有自来水，百分之二十九的家庭没有电话，只有百分之二十四每天读报，只有百分之三订阅时事杂志。1964年，密西西比大学的詹姆士·西尔弗教授称之为“封闭的社会”。在六十年代，还有为数惊人的该州居民（包括白人和黑人）竟然从未听说有民权运动其事，足见这“封闭”的提法正确。自由乘客在密西西比之所以没有受到袭击，只是因为州警没有让他们获得足以引起暴徒围攻的行动自由。长途汽车一开到亚拉巴马州的边界，便被护送到杰克逊城，在那里的车站，自由乘客如不理睬种族歧视的区分标记，就给抓起来送进监狱。最后，联邦法院推翻了对他们的判决，但是这一否决对被关的人已没什么意义，因为那时他们都已服满刑期。 在司法部里，差不多只有伯克·马歇尔一人了解，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优势是难以动摇的。他知道该州的先知们把当前这个时期看作是第二次重建时期。他们想，只要他们能象他们曾祖辈那样坚持反抗，联邦政府对种族隔离制的挑战就会失败，问题也就会烟消云散。但是在1961年，司法部里除了多尔，其他官员大部分都不同意伯克·马歇尔的看法。年底，司法部长向他的哥哥（总统）呈递了一份关于民权问题进展的报告。报告听起来信心十足，而且鲍勃还在第一浸礼会教堂的对抗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后，在“美国之音”广播中宣称种族主义在美国已是江河日下。他干脆预言，不出本世纪，黑人就可以当选总统。 倘若他去同密西西比州的黑人詹姆士·梅雷迪思交谈几句，就足以使他不那么乐观。梅雷迪思是个曾在空军里服役九年的退伍军人，是该州中部科斯久什科城一个农户的十个子女之一。梅雷迪思听了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之后，受到鼓舞，当晚就给密西西比大学写信申请入学。在寄回填好的表格时，他附了一段说明：“我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美国公民。鉴于在这新的时代我国教育制度正在发生着的种种变化，我相信你们不会对我的人学申请感到诧异。我当然希望对我申请的处理能给密西西比大学和密西西比州增添光采。” “老密西”（这是整个南部对这所座落于奥克斯福德城的大学的通称）以一串学术性的复杂理由拒绝了他的申请，但是梅雷迪思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给打发掉的，而且他得到了该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梅德加·埃弗斯的强有力的支持。1961年6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替梅雷迪思在联邦地方法院起诉，控告该校所以拒绝他入学，纯悴出于种族原因。这场官司在美国司法史上堪称空前。地方法院的一个法官两次判决梅雷迪思的申诉无效。1962年6月，第五巡回法院的上诉法庭否决了原判；然后，第五巡回法院的法官本·卡梅伦又否决了这个否决。上诉法庭宣布卡梅伦的命令无效，但他马上又另发一道命令。这样再三反复，直到第四个回合之后，卡梅伦还明确表示他打算这样干到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最高法院的法官雨果·布莱克中诉，请他主持公道。布莱克是亚拉巴马州人。9月间，他维护上诉法庭的原判，命令该大学立即准许梅雷迪思入学。该州州长罗斯·巴尼特叫道：“绝对办不到！”两天以后，他在全州电视网上宣称：“我们绝不向罪恶的和不法的暴虐势力屈服。” 罗斯·巴尼特除了年岁之外（巴尼特在1964年秋已满六十四岁），和他即将间接与之决斗的梅雷迪思实在极为相似，尽管巴尼特不会愿意加以承认。二人都是家中十子女之一，而且都是在密西西比州中部贫瘠的荒原上长大成人的，那也就是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托法县的开拓者所熟知的不毛之地，现在，在眼下发展中的这场危机中，他的侄子默里·福克纳将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巴尼特也同梅雷迪思一样，思想古板，他是一个原教旨主义信徒，对《旧约》所讲的句句信以为真，相信圣经是禁止种族“混杂”的。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情况下，这两个人很可能会交上朋友。巴尼特会很乐于这样做的，因为他生性温良，乐于济人危难，对黑人也不例外。但如果对方的肤色是黑的，就得安分守己。三年前，巴尼特就靠着发誓要让象梅雷迪思这样的密西西比黑人不越轨，才获得该州白人公民委员会的赞助，当选了州长。上届总统选举中，他中途抛弃肯尼迪和约翰逊，转而投了哈里·伯德的票。总之，他是他那一类人和他那个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可爱，无知，友善，多疑，对早已崩溃的南部同盟仍怀着愚忠，现实使他震惊，未来使他恐惧。这种人正是作个殉道者的好材料，而巴尼特所以没变成殉道者，只是由于他还有另一特征：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遇到巨大压力时，他就会另找出路，搞搞交易。他的悲剧（那也成了密西西比州的悲剧）是他不知道该怎样找到出路，怎样搞成交易。 要是说巴尼特酷似梅雷迪思，完全把他看错了的罗伯特·肯尼迪却是和他完全相反。看到密西西比州的公路巡警己有效地把自由乘客护送到安全地点，鲍勃就认定该州当局遵守法律和秩序。他错误地以为路警从那位名姓好听但实际不然【伯德桑（Birdsong），意为“嘤鸣”。——译者】的指挥官伯德桑上校为人同弗洛伊德·曼一样。看当时的形势似乎只不过需要个计划，而鲍勃是最善于搞计划的。9月15日，星期六，他打电话给巴尼特，爽快地告诉他如何安排一切。他说他当然了解巴尼特作为一位南部的州长，总得做出抗拒的姿态。因此，梅雷迪思要由手中挥动着法院判决书的几名法警来护送。州长就可以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大学当局看到大势已去也就只好让梅雷迪思注册。肯尼迪问巴尼特是否理解，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从州长的回答中应该可以看出双方实际上有多大的差距：他说，“这样干需要一年的时间。” 而实际上只花了五天。下一个星期四，梅雷迪思在法警的护送下，来到奥克斯福德注册。他首先遇到的是巴尼特，他想掩护学校当局，因而自己以“特殊注册员”的身分出面。两千名白人学生高唱着“我们要巴尼特，我们要巴尼特”和“荣耀，荣耀，种族隔离”，州长宣谈了一项“现在以及今后永远”不许梅雷迪思进入校园的命令。然后，他把命令递给梅雷迪思说：“拿去，照办吧！”司法部派来的一个官员说：“你知道你这是犯下藐视法庭罪吗？”巴尼特说，“你讲了算数吗？还是该由一位法官来讲？” 他认为他具有无可非议的合法立场，那就是所谓“干预权”——他作为州权的代表者，可以插手过问联邦政府和密西西比州居民之间的问题。他曾要求州议会授权，得到了批准。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听到这一说法，实在难以置信。“干顶权”作为一种理论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已无人赞同。从事实上讲，1832年当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1782－1850年），代表南部各州奴隶主利益的州权主义者，1825－1832年间任美国副总统。——译者】试图加以引用时，当时的密西西比州议会就曾予以驳斥，说它是：“异端邪说，对联邦的存在有致命的危害……同宪法的文字和精神背道而驰，直接有害干各州的福利、安全和独立。”如今，一百三十年后，这位州长却试图要让这个死了的教条复苏回生。新奥尔良的第五巡问法院并没上巴尼特的当，拒绝承认巴尼特这个“特殊注册员”的身分，传令大学负责人于下星期一到法庭上来申诉不能定他们藐视法庭罪的理由。巴尼特向报界愤然抗议法庭这么迅速采取的行动。密西西比参议员詹姆士·伊斯特兰打电话给鲍勃·肯尼迪说：“州长认为你可以不必逼得这么紧，我也认为这样。”鲍勃回答说：“参议员，你不会真那么相信的。你在参仪院里那么多年，不会那么相信的。” 大学负责人在法庭上答应让梅雷迪思于次日下午4点入学。巴尼特仍旧不肯退让。他扬言对大学负责人的“投降”感到“震惊”，并宣布任何司法部人员要是干涉密西西比人执行自己的职责，都将予以逮捕和监禁。肯尼迪打电话向他指出，密西西比州的居民，包括州长，都是美国公民，都应遵守美国的法律。巴尼特说，“我认为密西西比州的法院不低于任何其他法院，而且更有能力……我们的法院也采取了行动，我们的议会也采取了行动。我将服从密西西比州的祛律！”然后，该州的检察长乔·帕特森发表一项声明，说自由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莫须有的宪法权利，竟无视五千多名学生的宪法权利。” 第二天，梅雷迪思到杰克逊市该大学校董会办公室再度试图注册。陪同他前往的有约翰·多尔和吉姆·麦克沙恩。在那里迎着他们的是巴尼特、伯德桑上校和一群起哄的围观者。州长说，大学负责人不能履行他们昨天在新奥尔良所做的诺言，因为他们给一个州议会的调查非密西西比活动的委员会传去了。多尔想把法院的判决交给州长，巴尼特却把手揣进了衣兜。多尔问道：“你不让我们进这道门吗？”州长仍是那样彬彬有礼地说：“是的，先生，我有礼貌地不让你们进去。”多尔说：“那我们就礼貌地走吧。”那帮群众却不那么有礼貌。当梅雷迪思随同护送他的人离开的时候，他们大叫“黑鬼，滚回家去！”“共产党！” 鲍勃·肯尼迪本来一直尽量避免在法律诉讼程序中牵涉到巴尼特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福布斯如何曾借小石城事件大捞政治资本，但现在的情况实在太过分了。梅雷迪思一而再、再而三入学不成，这至少在密西西比州造成一种白人至上主义者正在取胜的印象。肯尼迪决定要求第五巡回法院做出决定，表明州长犯下藐视法庭罪。他打电话给巴尼特，说明他要采取这一行动。他还通知他，梅雷迪思给二天早晨将去奥克斯福德，准备上课。巴尼特大为恼火。他说，那小子干嘛这么不知趣？他是州长，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干，不能整天为粉一个密西西比人——而且还是个黑人——“满密西西比州到处奔走”。肯尼迪估计梅雷迪思注册不成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不让他试上半年，看看结果到底怎样？” 巴尼特说，“他最好不要进‘老密西’。” 鲍勃温和地说，“可是他就看中了‘老密西’。” 大学教师不安地注意到校园里来自南部各地的客人越来越多，这些横眉竖眼，气势汹汹的家伙一般都带着武器，见人就问：“黑鬼等会儿从哪儿进来？”领头的是埃德温·沃克将军，此人现住在达拉斯。9月26日星期三，在杰克逊市发生对抗的前一天，这位将军通过无线电广播对那些和他抱有同样看法的人发出了一番有点语无伦次的呼吁：“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说也说了，听也听了，让那个反基督的最高法院把咱们摆布得也够可以了。起来，让我们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站在巴尼特州长一边。现在该听咱们的了。联邦各州来一万人。共和国的战斗口号是：要巴尼特，不要卡斯特罗。把你们的旗子、帐篷和煎锅都带来……上回出现这类问题时，我站在错误的一边。……这回我已脱下军装，我可以站在正确的一边了。我一定到。” 那一天，巴尼特暂时躲了起来，当梅雷迪思和护送他的人走近奥克斯福德校园时，副州长保罗·约翰逊在一批州警和县警的簇拥下，把他们挡回去了。联邦人员打算从约翰逊旁边抄过去，希望他在抵抗一阵之后，会无可奈何地表示认输，这时发生了一些冲撞。约翰逊没有认输。看来除了动武是休想过去了。法警事先得到的指示是以不要动武为限，而且他们的力量也实在太小。于是梅雷迪思又给挡了回去。 ※※※ 到这时，美国所有的民权运动领袖以及华盛顿大部分的官员都认为司法部未免过于姑息，有损于联邦政府的威望。罗伯特·肯尼迪了解这一点，但是他盛到罗斯·巴尼特已有所畏惧。因而他认为这位州长会欢迎有个保全面子的机会；他看来已意识到继续同联邦法院对抗是危险的。第二天（星期四）早晨，鲍勃在电话里建议探讨一项摆脱困境的办法。他的估计果然不差；州长立即表示同意。倘若巴尼特是个象乔治·华莱士那样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危机也许当时就解决了。可是他并不高明。他对时机的掌握（或者说，鲍勃等待了这么久才去和他接触的时机）失当；现在种族隔离主义的死硬派可望获得全胜的气焰已经太高了，人们的感情已经太激动了，叫嚷着“不惜牺性性命”——到处流行的一句话——煽动起来反抗的密西西比人已经太多了。最糟糕的还是这位州长不晓得怎样达成一项妥协。他知道要讲和，他不得不有所牺牲；但是他拿不准该做出多大的让步，也拿不准为了面子上过得去，他可以抵抗到何种程度而仍不至于动武。 他们第一欢试图达成的谅解是极为可笑的。他们谈到由巴尼特和副州长约翰逊守在校园大门口，两边站着徒手的州警，以挡住麦克沙恩和他带领的三十名法警的去路。然后，麦克沙恩拔出一支没装子弹的手枪。这时，密西西比人就朝两边让开，梅雷迪思就可以从大门走进去注册。巴尼特说，一支手枪还不够。他要三十名法警都拔出枪来；这样，他就可以说为了避免流血他不得不屈服。鲍勃建议其他法警只把手按在手枪的皮套上就成了，可是州长认为那还不够真切，因此，就决定三十支手枪统统拔出来。 如果在这个星期的头几天，这样也许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要这么做是很危险的。州警带不带武器其实倒无关紧要：而沃克将军在奥克斯福德的追随者所带的武器就足以对付他们；何况在巴尼特那方面，只有他自己了解有此协议。也许只有他一个人会让开路。他是已站在校园大门等候梅雷迪思的时候才想到这一点的。那位黑人退伍空军军人已在十三辆汽车的车队（车队有无线电同华盛顿保持着直接联系）的护送下，已朝他走过来了。在密西西比时间下午3点35分，华盛顿时间5点35分的时候，巴尼特给肯尼迪打电话，说他无法控制住在场的群众，他们人数太多，情绪也太激烈。预先布置下的这出摊牌好戏，就这么收场了。护送的车队只好开回去。梅雷迪思这是第四回没注上册。当晚，该大学的白人学生举行了狂热的示威。 然而，决不能容许再出现这种情况了。鲍勃·肯尼迪已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思韦尔·泰勒将军以及他下面几个主要司令官厄尔·惠勒将军和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少将开会商议对策。司法部的一位部长助理正在起草文件，准备由肯尼迪总统签署后，将密西西比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直接指挥之下，命令驻本宁堡的美国步兵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并告诫奥克斯福德街上的市民立即回家，不要出来。另一位部长助理则飞往出事地点去指挥人数在不断增加的法警队伍。从新奥尔良传来消息说，第五巡回法院已宣判巴尼特犯下藐视法庭罪，并规定如果梅雷迪思于下星期二——这时已经是星期五了——不能注册入学，则州长每日要罚款一万元；如由副州长约翰逊出面负责，则需每位罚款五千元。 政府唯一未动用的一张牌只有总统的威望，而在是期六下午白宫接通杰克逊市州政府的电话时，这张牌也打了出去。肯尼迪总统事先已订下晚上8点钟的电视时间，准备把整个事件向美国人民公布。当巴尼特提出星期一由他在奥克斯福德稳住暴徒，而让梅雷迪思在杰克逊秘密注册时，总统便取消了那次电视讲话。但巴尼特的态度不能使人十分放心；总统挂上电话，朝大家转过身来，有点不解地问大家，“你们知道那家伙刚才说什么吗？他说：‘对你在发展家禽计划上给予的协助，我要向你道谢。’” 当晚十点钟，情况证明巴尼特确实是不可靠的。巴尼特给司法部打来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原来的协议无效；他不准备履行他答应承担的任务。总统又订下第二天（9月30日，星期天）晚上7点半的电视时间。星期天早晨，州长给鲍勃·肯尼迪打来了电话，谈话仍是扯来扯去，毫无结果。在交谈中，鲍勃发火了。他说，他哥哥就要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巴尼特如何在“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后又自食其言。 州长听了大为震惊，就尖声尖气地叫嚷：“那可不成。” “你对他说话不算话嘛。” “你是说总统今天晚上要公布这件事吗？” “对。” 巴尼特上气不接下气地建议“当夫下午”就把梅雷迪思用飞机送进学校去。 看来事情可以了结了。梅雷迪思可以不经过流血，当天就能注册。他将在州警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悄悄地被准予入学。事后，巴尼特则将发表一项愤慨的声明，说这件事是背着他干的，说他在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只好屈服，但是他仍将在法庭上继续斗争等等。司法部副部长尼克·卡曾巴赫【尼克是尼古拉斯的昵你。——译者】飞到现场去进行具体布置。在密西西比时间下午5点，他偕同伯德桑上校带领四百名法警，穿过不大使用的西门，进入了当时几乎无人的“老密西”校园。梅雷迪思被悄悄地带到校园一头的巴克斯特楼，而卡曾巴赫和法警队伍则在另一头的那座用红砖砌成的古老精致的大会堂（大学办公楼）里建立了指挥所。总统把电视演说时间推迟到晚上10点，以为到那时候危机就可以过去了。可是这个星期天，就象梅雷迪思问题发生以来的每一天一样，看来也是倒楣的。几乎正在这时与华盛顿之间的电讯联系竟然断绝了，直到星期一早晨才恢复。甚至在部队到达现场之后，通讯兵也无法同白宫取得联系。在整个这个危机的高潮时期，当全国以至大部分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老密西”时，美国总统和他的弟弟司法部长从卡曾巴赫接到了情势严重的报告，这却是卡曾巴赫在校园中一个公用电话亭子里，不停地往自动通话器里丢着硬币打来的。 及至日落密西西比河西时，很显然校园里的消息己透露出去，传遍了奥克斯福德市。大会堂外面很快就聚集了大约一千人。他们不知道梅雷迪思在哪里；在即将来临的那段恶梦般时间里，他始终由二十四名法警保护着，隐藏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法警们也摘下他们的白盔，脱下了桔黄色背心，免得显眼。谁也不怀疑，倘若暴徒们得知梅雷迪思呆在巴克斯特楼，那他，甚至还有法警们，将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就象理查德·尼克松当年在加拉加斯一样，他真有被撕成几块的危险。暴徒恶声威胁若那些法警（他们自己也都是南部白人）：“打死这些爱黑鬼的杂种！”“爱黑鬼的家伙们，滚到古巴去！”又一起叫着“二一四一一一三，我们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徒人数成倍增加，骂得也越来越难听。他们先朝法警投石子，按着扔大块石头，接着扔烟头。一名得克萨斯的记者和他的妻子被抡着铁管子的暴徒殴打了。在场的许多州警未起作用，有的完全袖手旁观，一动也不动。 密西西比时间下午7点半，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一个无线电信号，命令州警全部撤退，把梅雷迪思和法警留下来，听任暴徒摆布。事后调查，始终也未追究出是谁发的那个信号。卡曾巴赫用电话把情况报告给鲍勃·肯尼迪。鲍勃从电话中也可以听到现场骚乱的声音。接着，在7点58分，他听到瓦斯手榴弹的砰砰响声。卡曾巴赫说，“鲍勃，很遗憾，我不得不向你报告，我们非使用催泪弹不可了，没有旁的办法。” 在华盛顿，总统还没有了解到形势的最新发展就开始电视广播了。当时，据他所知，巴尼特信守自己的诺言，正让州警在维持治安。他向全国的电视观众说明梅雷迪思现在己进入了大学的校园，阐述贯彻执行法院判决的必要性，赞扬密西西比人在美国参加的历次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并向“老密西”的在校学生呼吁说：“事关你们大学和你们州的声誉。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会起来维护这一声誉的。” 在奥克斯福德，学生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讥笑。沃克将军有意在学生中串来串去。有人夺来一辆救火车和一台推土机，要用来闯过法警的警卫线，冲进大会堂；被几枚投掷得很准的手榴弹击退了。进攻者于是用可口可乐瓶子做的土炸弹还击。校园里的长凳被拆开做成带齿的水泥投枪，建筑工地上的铁条、砖块也被抛来抛去，混乱中有时还可以听到清脆的枪声——这是隐蔽着的狙击手在朝大会堂放枪。两个人被打死了：一名法国驻美记者和一个奥克斯福德的围观者。法警受伤的超过三分之一——达一百六十六人——其中有二十八名是狙击手的子弹击伤的。他们都带有短枪；既然受到射击，看来是可以还击的。他们再三请求准予还击，卡曾巴赫把他们的要求转告华盛顿。肯尼迪兄弟驳回了请求。他们规定，除非梅雷迪思有性命危险，否则联邦政府方面不得动用实弹。法警们筋疲力竭，头破血流，只能完全依靠那些黑色短粗的催泪瓦斯枪来保卫自己。【九年后，格思曼写道：“人们会记得他们的；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发生的种族骚乱和校园里的狂热示威中，以及1970年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发生的事件中，警察所遇到的挑衅和伤害远没有这些法警所遇的这么严重，他们却开枪打死了许多人。”】埃德温·格思曼那时也在大会堂里，他在和鲍勃·肯尼迪通电话。鲍勃向他，“那边情况怎样啊？”埃德温回答说：“够呛！同阿拉莫发生的情况差不多。”鲍勃说，“呃，你当然记得那些人的下场的。” 在奥克斯福德时间10点钟，卡曾巴赫无可奈何地向华盛顿报告说，非使用军队不可了。三刻钟后，第一批部队到达了。这是第108装甲骑兵团E连的六十名国民警卫队员，由默里·福克纳上尉率领。这些人中间，在天明之前将有十六名受伤，其中包括福克纳上尉本人，他被砖头打断了两根骨头。事先接到通知处于待命状态的正规军队几乎在五个小时以后才到达现场，使得肯尼迪兄弟感到无比气恼。法警的催泪弹有三次都差点儿接济不上。军队最后赶来时，也不得不一路打进校园。他们有四十人被砸伤或被鸟枪打伤。发动进攻的人在天亮之前大都溜掉了。第503宪兵营从孟菲斯城同主力部队一道开到，他们一共逮捕了两百多名暴徒，沃克将军也在内。其中只有二十四名是学生，其余则来自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黎明时分，只见校园里到处都是混凝土块，催泪瓦斯弹壳，击毁的车辆，大石块，砸烂的窗玻璃，以及成千只炸碎的可口可乐瓶的绿色碎片。巴尼特州长把这场骚乱归咎于“毫无经验、神经过敏、动辄开枪”的法警。 星期一早晨快到8点钟的时候，吉姆·麦克沙恩和另外两名法警陪同梅雷迪思步入被打得破烂不堪的大会堂。在那里，板着面孔的注册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终于让他入学了。当时在办公楼里没有任何抵抗行为，只有无可奈何的神色和假作出来的礼貌。梅雷迪思在填表时写明他的目的是要获得政治学学位。加上他在函授班已经得到的学分，三个学期后他就可以毕业。当他走出大会堂的时候，另一个学生嚷道，“黑鬼，这就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 埃德温·沃克少将被控犯了殴打官员、拒捕、对抗政府和进行阴谋活动等罪名，登记入册并取了指纹。三个月后，由达拉斯派克兰纪念医院对他进行一次精神病检查后，撤消了对他的控告，自那以后又过了三个月，在4月份的一个傍晚，有人偷偷站在他家的草坪上，用一支函购来的廉价步枪向他瞄准，企图枪杀他。1963年12月，经过枪械专家的鉴定，发现那支枪的主人是李·哈维·奥斯瓦德——估计开枪的也就是他。此人除其他问题外，后来还变成为“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的积极赞助者，并是杀害约翰·肯尼迪的刺客。我们如不理解肯尼迪总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中间派人物，因而遭到激进的左派与激进的右派两方面的憎恨，我们就会对这两派之间的混淆不清感到难以捉摸。猪湾事件发生时，他们对他开始产生反感，极端左派痛斥他支持对卡斯特罗古巴的入侵，而极端右派则谴责他没有一鼓作气地把卡斯特罗消灭掉。在他任期的第二年结束时，很明显，肯尼迪在极左派和极右派眼里，己变成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为可鄙的一位总统。 1962年6月，新左派已开始组织起来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于是四十五名举止安祥、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在密执安州休伦港产联——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旧有的一座夏令营里集会，创立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这个新成立的学生组织规模很小，和它后来的发展简直无法相比。集会的主要活动是讨论了一份长达六十二页的温和宣言。起草这个宣言的是密执安大学的一个瘦弱有麻子的二十二岁的学生，名叫托姆·海登。海登举出了当前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威胁：种族主义和“以核弹的存在为其象征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冷战现实”。他建议：“我们作为个人应负起准备直接对抗和解决问题的责任来。”宣言对社会弊端也并未提出新的诊断或治疗方案，只是说，“我们将用以仁爱、深思、理智及独创性为基础的力量及卓绝品质来代替由占有、特权及偶然际遇产生出来的力量。”海登特别反对后来成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主要标志的、以暴力作为改革的催化剂的做法，其理由是那样就“要把改革的目标——不论它是个人还是一个社会集团——变成为一种非人的憎恨的对象。” 右派势力却早已走在前面。作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对立物，约翰·伯奇协会已有四年历史并且很是兴旺。沃克将军就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协会而被除去军籍的，而肯尼迪兄弟对它的斥责却反使它名气更大了；司法部长说它“荒唐可笑”，总统则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笨拙对立面。自诩为该协会“创建人”的罗伯特·韦尔奇，继续从波士顿近郊贝尔蒙特一幢砖砌的两层楼楼房里策划该会的活动。看来他喜欢出头露面，而且无疑懂得这将有助于招募新会员。该会的基层组织是分支——乃是公然以共产党支部为蓝本的。（韦尔奇对共产主义十分着迷，因面一味盲目地仿效。）每个分支有一、二十名会员。到六十年代初期，据说该会在三十四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都有分支，共拥有约十万名会员。伯奇协会依靠“创建人”所谓的“外围组织”——如“帕特里克·亨利协会”、“美国革命之子”、“男女民兵会”——更扩大了自己的队伍。许多地区都认为伯奇协会纯属是开玩笑，可是在诸如施里夫波特、坦帕、休斯敦和达拉斯等地，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在那些地区，据《纽约时报》报道，“许多工商业家、经理人员、医生、律师以及其他‘殷实可靠’的人都参加了分支。” 到六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将成为民主制度的更大威胁，但在肯尼迪当政的日子里，这情况还不显著。右派的财力比左派雄厚得多；在肯尼迪当政期间，极端保守派组织的经费支出，从每年的五百万元增至一千四百万元以上，而自由派组织如美国人民争取民主行动协会的全国预算却仅只十五万元而己。当时左派所能做的充其是不过偶尔发几句牢骚——据说赖特·米尔斯在临终之前曾说，他“以自己身为美国人为耻，以有约翰·肯尼迪为其总统为耻。”而据富布赖特揭发，极端保守派组织同正规军中的职业军官之间却有一种在政治方面进行协作的安排。当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来调查此事时，他几乎为指责声所压倒，说他“是想封住军人的嘴”。 那年头极端派比较引人注目的活动之一是达拉斯的全国声讨大会，该会1961年第一次召开，1963年又举行过一次。在第一次大会上，当一个代表发言抗议主席变得越来越温和时——“他只主张弹劫沃伦，面我认为应该把他绞死”——到会的一千八百名代表全大声欢呼，表示赞成。两年后，该会发起了“美国日”用以抵制“联合国日”——这一行动得到了约翰·康纳利州长公开发表声明的支持。 在极端派的保护伞下，还聚集着诸如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师的“基督教十字军”和弗雷德·施瓦茨博士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等团体。最极端的右派组级被认为是一帮无所作为的疯子的渊薮。乔治·林肯·罗克韦尔所领导的美国纳粹党的确从来也威胁不到美国的自由，然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极端派却受到尊敬，而且是颇有影响的。《生活》杂志的发行人杰克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无可奈何的见证人。由于他那杂志有一期对施瓦茨有所不敬，他竟立即遭到强有力的广告公司的猛烈攻击，使得杰克逊不得不乘飞机赶到施瓦茨在好莱坞圆形体育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去陪礼道歉：“我认为敝刊说得不对，深感抱歉。我今晚来到这里感到十分荣幸。《生活》杂志今后一定站在多德参议员、贾德众议员、施瓦茨博士以及其他各位坚定的反共战士们一边，共同奋斗。” 左右两翼的极端派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本杰明·德莫特所谓的“超杀精神”。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历史的毒瘤。”《伯克利讽刺报》干脆宣称：“教授根本没什么东西可教……我们在任何监狱都能比在大学学得多。”一群前百老汇演员唱道，“中产阶级，同猪一样……中产阶级，同猪一样。”1961年，伯特兰·罗素说，“我们曾管希特勒叫坏蛋，因为他要杀光犹太人。但是肯尼迪和麦克米伦要比希特勒坏得多——他们是人类历史中最邪恶的败类，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去反对他们。”在另一极端，伯奇协会的“创建人”则声称美国“全国是一所巨大的疯人院，管理权掌握在最疯的病人手里。”基督教十字军的先知迪安·诺贝尔则坚决认为处于克里姆林宫核心的特务们已经制订了一项“共党－披头士协议”——“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一种复杂的狡猾的科学技术，能通过神经干扰、脑力衰竭和迟钝，使一代美国青年变成废物……披头土乐队的破坏性音乐……加速着……精神崩溃。” 约翰·肯尼迪对这两种势不两立的极端派系都十分了解。1961年11月，他在西雅图大学演讲时表示，正由于当前许多问题十分难以解决，使得许多人急于寻求简单的答案。他说，“这类灰心丧气的公民分成了两派。奇怪的是这一派……和那一派颇为相似。两派都认为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不是姑息就是战争，不是自杀就是投降，不是屈辱就是浩劫，不是赤化，就是死亡。”一有机会他就用俏皮话来刺他们一下。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晨报《达拉斯新闻》的记者“特德”·迪利对他说，“我们需要一位骑马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而在得克萨斯城以及整个西南部，许多人认为你骑的是卡罗琳【肯尼迪的女儿。——译者】的三轮脚踏车。”达拉斯晚报《时代先驱报》的主编写信给肯尼迪说，迪利的话并不能代表得克萨斯。总统回信说，“我可以断定达拉斯的居民每到下午就会高兴起来。”【意为晚报代表了达拉斯居民的意见。——译者】 温和的幽默是无伤大雅的。过火的幽默却会变成恶意。佐治亚一所剧院入口处画着一幅表示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勇事迹——109号侦察鱼留艇——的画，上面写着，“看日本鬼子怎样差点搞掉肯尼迪的。”有一道谜语说：“倘若杰克、鲍勃和特迪【肯尼迪三弟兄的昵称名字。——译者】同在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说计划要给肯尼迪在华盛顿修建一座纪念碑：“把它建在弄治·华盛顿纪念塔旁边是不妥的，因为华盛顿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把它建在罗斯福纪念碑旁边也不妥，因为他一生没说过一句真话，而约翰·肯尼迪却根本分辨不出假话和真话。”【许多憎恨罗斯福的人都以为首都有一座惹人注目的罗斯福纪念碑。其实，罗斯福仅只要求他死后在宾夕法尼亚大街国家档案馆外面的一块石头上钉上一块小铜牌，上面写上他的姓名和生卒年月。这牌子1965年才钉上，铜牌并不显眼，过往行人很少注意到。】传单接着写道： 『五千年前，摩西对以色列的儿女们说：“拿起你们的铁锹，骑上你们的驴子和骆驼，我领你们到幸福之国去。”大约五千年后，罗斯福说：“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英语“驴”（ass）与俚语“屁股”是一个字。——译者】坐下来，点上一支驼骆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之国。”如今，肯尼迪却正在偷盗你们的铁锹，踢着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洛，把幸福之国据为己有。』 从这类话开始，向着两极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而过火的玩笑也就越来越使人觉得难以见诸笔墨。一如在罗斯福时代一样，这类玩笑往往在不正常的性行为上做文章，不但涉及肯尼迪家族的男女，还扯到他们的子女，甚至所养的猫狗。当年学着罗斯福的上层社会口音说话的那些人的儿子如今都学着肯尼迪的口音信口胡诌，说什么有几根热线从教皇的厕所里穿过罗马的阴沟直通白宫【讽刺肯尼迪是个天主教徒。——译者】，说他采用种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挥霍他老子的钱，还说有一个女人自称是他的元配——说乔·肯尼迪是花钱私自了结了这一婚事的——甚至他生什么病也成了取笑的材料。阿瑟·施莱辛格曾指出，肯尼迪几乎变得无处不招人厌恶：“他的长相，他的宗教信仰，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上过的大学，他的家乡，他的妻子、弟兄、顾问，他对黑人的支持，他决心不那么意气用事地搞冷战，他拒绝投原子弹”。极端派无论读到什么关于总统的报道，无不切齿痛恨。 这类报道可够多的。有关第一家庭及其许多有关人员的报道有时好象把整个通讯事业全包了下来。肯尼迪故事被拍成了电影，编入了电视节目，搬上了百老汇舞台，还谱成了赞美的乐曲。每家书店都设有肯尼迪图书专柜，截至1962年，此种书籍已超过一百种，藏书家们为要要到有作者签名的《英勇的人们》【肯尼迪写的一本书。——译者】，不得不额外多掏点钱。仅仅由于总统喜欢读戴维·塞西尔勋爵所写的一本梅尔本【威廉·兰姆·梅尔本（melbourne，1779－1848），英国自由党政客，曾任首相。】的传记，这一部本来只会使少数人感兴趣的书，一下子成了畅销书。有人报道说总统很喜爱伊恩·弗莱明【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年），英国惊险小说作家。】的《从俄国寄回的家书》，弗莱明立即就成了百万富翁。《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刊登了卡罗琳·肯尼迪的照片，而三家电影刊物决定：每一期的封面和封底都要有卡罗琳的母亲的照片。 人们一听说总统通过一种快速阅读的函授教程学会了每分钟读一千二百字，于是教这种教程的机构就增加了十倍。美容学校专门教授如何模仿第一夫人的那种蓬松的发式。由干她的丈夫通常不带帽子，于是，康涅狄格州的制帽业中心丹伯里城的生意一度大为萧条。采访白宫的记者透露说，总统最喜欢喝的鸡尾洒是代基里，转眼之间，卖瓶酒的店铺货架上就摆出了一瓶瓶代基里鸡尾酒配料。杰基【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的昵称。——译者】认为举行小型的家宴更时髦。于是，那些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以举办大型宴会闻名的主妇，如珀尔·梅斯塔和格温·卡弗里兹等等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有人传出，肯尼迪政府中的要员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泰勒将军等尽管公务繁忙，还腾出时间到“胡桃山大学”（罗伯特·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私邸所举办的晚间及周末学术讨论会）去进修。这消息传到了亚历山德里亚和阿林顿，传到了乔治敦和克利夫兰公园，于是，象约翰逊兄弟公司那样的企业也开始为其经理人员开办了进修班。 肯尼迪家的人酷爱室外活动。自从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白宫里还从没有过如此热中于提倡锻炼的总统。锻炼项目包括简易足球，在海恩尼斯港外泛舟，以及杰基的摩托牵引滑水。把他们弟兄算在一块儿，他们几乎对一切运动都盛兴越：网球、游泳、骑马、羽毛球、高尔夫球、垒球，肌肉锻炼，去阿斯彭滑雪，以及早餐前长途步行，体型本来矮胖的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越来越发胖，这简直使他成了叛逆，迹近非美活动，于是总统为了挽救他，提出同他比赛俯卧撑。由于想到皮埃尔的情况，肯尼迪曾经一度要求他的工作人员都把体重减轻五磅。总统本人则总是认真地按时在白宫的小型体育馆里，外出旅行时在旅馆的房间里，以及在“空军一号”的地板上，做一套特别设计的背部锻炼。 有时候这种对健康的重视简直象是着了魔似的。海恩尼斯港式的简易足球是很粗野的运动；在蔷薇丛中接球常会伤人；杰基是在一条腿骨折断以后，才不再玩了。雷德·费伊是肯尼迪当年在侦察鱼雷艇上时就相识的一个秃了顶的老朋友，被肯尼迪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后，他巡视各海军基地，到处同水兵们比赛俯卧撑。在胡桃山下榻的客人早餐前最好打一盘网球：总统在看到他那些戴绿色贝雷帽的游击战士在布雷格堡能够熟练地通过一套难度惊人的障碍训练教程之后，就要他的三位已届中年的军事助理也照样去练。 当时最令人难忘的体育锻炼是后来大家所说的“大远足运动”。这是甚得肯尼迪欢心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戴维·肖普将军首先发起的。他从档案堆里找出了西奥多·罗斯福在1908年发布的一道训令，要求海军陆战队的连长都能在二十个小时内行军五十英里，最后的七百码还要快步完成。他就此事给总统写了个备忘录。总统查了查有关资料后给他批示说：“罗斯福总统当年不只是对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提出的这些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也适用于他自己的家人。他的工作人员以及内阁阁员——甚至也适用于倒楣碰上的外国外交官员。”接着，肯尼迪就问海军陆战队敢不敢试试看。他问肖普今天的海军陆战队是否能够比得上1908年的海军陆战队。他们能赶得上，而且也实际赶上了，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罗伯特·肯尼迪徒步走完了沿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一线的全程；司法部部长肋理和秘书们全都追随其后。消息见报以后，立刻引起了一阵狂潮。长途步行成了最时髦的事。一向最多只肯从安乐椅边走到鸡尾酒柜前面去的人，现在也全上路了。着慌的医生们指出过火的运动是危险的。在他们的要求之下，总统告诫大家别做过了头；而曾经冒失地同意率白宫记者团步行五十英里的塞林格，这时也就极为乐意地打消了计划。 在胡桃山草坪上举行的一次热闹的聚会结束时，塞林格穿着全身礼服被扔进游泳池里。特德·肯尼迪一时兴起，也跟着跳下水去。这个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以后，那些憎恨肯尼迪的人们把眉头皱得更紧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在他们看来特别显得腐朽。本来私人游泳池就是对新教伦理的触犯；除了游泳衣，穿着任何其他衣服下水，那简直成了离经叛道。可是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更加令他们震惊的事。1962年6月17日是司法部长结婚十二周年。他和艾塞尔在家举行庆祝宴会。桌子是围着游泳池摆着的；艾塞尔坐的那张桌子晃晃悠悠地摆在一条临时搭在游泳池上的狭窄的过道上。在等着下一道莱的时候，阿瑟·施莱辛格和一位女伴决定跳跳舞。这下于可槽了。他们俩一踩，那条过道的板子翘了起来。女主人坐的椅子一滑，噗通一声，艾塞尔喝了水。施莱辛格大吃一惊，跟着也跳了下去。后来他们换上干衣服，晚宴继续进行，但憎恨肯尼迪的人说法可不一样。按照他们的说法，围着游泳池的胡闹简直迹近巴比伦【古伊位克的首都。《旧约》中把它描成淫乱的罪恶之城。——译者】。此后一年当中，艾塞尔不得不向新来的客人解释事实真相，有时候她还很不安地感到他们并不相信她的话。 象罗斯福一样，肯尼迪渐渐感觉到，那些人肆无忌惮地对他和他的家人散布种种恶意的谣言，倒变成了他的政治资本。这种谣言使正派的美国人听了反感，因此反而对他有利。他估计巴里·戈德华特将于1964年成为他在大选中的对手。他要确保全国都解他的中央集权同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是不同的。在一篇他生前未来得及发表的演说中——他死时这篇演讲稿还装在他的衣袋里——他申斥了那些把“空论与现实”混为一谈、并认为“谩骂即等于胜利”的人。在这之前，关于那帮人他曾说过： 『他们以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他们需要“骑马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在我们的教堂里，在我们的最高法院里，在我们对饮水的处理上……他们都发现有背叛行为，〔他们〕不肯正视外来的危险，于是坚信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 不管赖特·米尔斯和斯图尔特·休斯怎么说，共产主义当时的确是美国安全的威胁。也不管罗伯特·韦尔奇和基督教十字军如何作为，威胁是来自苏联，而不是来自对自来水进行氟处理。冷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仍然严重到足以再次引起巨大的恐怖情绪。这种恐怖终于把美国以及全世界推向核毁灭的边缘。这情况，说也奇怪，竟发生在1962年10月那灿烂的秋天。 ※※※ 纽约州参议员肯尼斯·基廷通常并不是个多疑的人，但是那年夏天，从佛罗里达古巴难民嘴里传来的消息却使他感到不安。大家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古巴的武装部长）7月2日曾到过莫斯科。同月下旬，古巴港口活动明显增繁；从黑海开来的大批苏联货船开始驶抵比那尔德里奥省北岸的深水港马里埃尔。般上所载货物不详，但却令人生疑。这些船吃水很浅，而特点是舱口非常宽。同样奇怪的是，每条船上都乘有大批苏联技术人员。 及至8月底，在古巴的俄国人已经有五千多名。据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查询站受讯问的难民说，他们目睹成队的卡车拖着用防水帆布包裹着的长形管状物件。有个从古巴来到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曾看到其中之一的尾部，并且画下一张简图。同一星期内，卡斯特罗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哈瓦那一家酒吧间里夸口说，古巴现在已经有了装着核弹头的远程导弹。10月3日，奥帕洛卡接到消息说，比那尔德里奥出现了“多半与导弹有关”的活动。这些情报，参议员基廷究竟知道多少，不得而知；可是那个月，他在一连串的演说中提出警告说，苏联正在集结军力。10月10日，他说，他从“百分之百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那个岛上正在建造六个远中程导弹发射场。 政府表示怀疑。苏联人从不曾在其他国家设置过导弹，即便在通过《华沙条约》受他们控制的邻邦东欧卫星国里，也没设置过。在铁幕的两边谁都认为卡斯特罗是个不稳定的领导人，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很难想象，赫鲁晓夫会把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这样一个人。当时克里姆林宫还没有承认古巴是苏联集团的一员，尽管卡斯特罗自己已经这么说了。古巴离苏联遥远；美国能够迅速地截断它们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还有一点：俄国人肯定知道，这样的行动必然会引起华盛顿的强烈反应。 10月14日（星期日）下午3点，麦乔治·邦迪在电视中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爱德华·摩根和约翰·斯卡利的采访。他们要求他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就基廷所指控的问题发表评论。他回答说：“据我所知，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古巴人及古巴政府会同苏联政府联合起来试图安装大规模进攻性设施、而且我认为目前这样做的可能性也不大。”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差不多也都抱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基廷受了骗。古巴人的情报是著名不可靠的。毫无疑问，那些管形物件是萨姆导弹——就是曾在苏联境内一千二百英里的地方击落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的那种地对空导弹。俄国人曾向埃及和印度尼西亚提供过这种导弹，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同样一些正在运送给卡斯特罗。但这是防御性武器，用不着担心。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那就是中央情报长约翰·麦科恩。麦科恩在蜜月旅行后回到首都，得悉一个月以来没有对古巴西部进行空中侦察，原因是由于在那里发现了萨姆导弹设施。谁也不愿意冒险让萨姆导弹再打下一架U－2飞机来。麦科恩说，这个险非冒不可。10月4日，他下令立即对整个岛屿进行拍照，对岛屿西端尤要特别警惕。由于目标地区上空有云，也为了训练新的U－2飞机驾驶员，耽搁了几天。10月14日清晨晴朗无云，两名空军少校起飞，前往古巴西部。事先告诉他们地面可能会有炮火，可是萨姆导弹的射手要么离开了岗位，要么睡着了；他们竟一路平安无事。回来后，他们的底片盒立即送往华盛顿，并由洗印室冲洗出来。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熟练的专家们开始研究每一张放大的照片。 到星期一下午，他们所看到的已足证明基廷的话甚为可信。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已经修起一片梯形的场地，而这种场地到当时为止，还只是在U－2飞机拍摄的苏联照片中看到过。场地的四角都有萨姆导弹发射场，保卫着一座发射台。照片中看不到弹道导弹，然而分析人员却能认出有导弹转运、装配和发射装置。证据还不够确凿，但肯定应该立即报告美国政府最高当局予以注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天比平时早一些离开了五角大楼——去参加胡桃山大学的讨论会——因而国防情报局长不得不通过热线往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华盛顿的寓所打了个电话。那是1962年10月15日（星期一）下午7点钟稍过一点。 吉尔帕特里克正在换装，准备到泰勒将军在麦克奈尔堡的住所去赴宴，他本来就已经晚了，现在也只好决定索性更迟到一会儿。他说他要看看照片。两名分析员把照片送去。他看完照片，下达了必要的命令，然后仍去赴宴。席上，几位主要客人全一个个被叫去接电话，被机密地告知一些情况，并叮嘱他们连对自己妻子也不能泄漏。给总统的报告将由麦乔治·邦迪转呈，他那时正在设宴为新任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饯行。8点半钟，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给邦迪打来了电话。他决定等第二天再向总统报告。凡是肯尼迪所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去报告只不过害他一夜失眠而已。邦迪在后来交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考虑到你在今后若干天内即将面临的一切，我决定你当时应做的最好谁备，莫过于度过一个宁静的晚上并好好睡上一夜。” 在国务院八楼的餐厅里主持着第三个正式宴会的迪安·腊斯克，正在跟主宾西德外交部长格哈德·施罗德交谈，这时被叫到配膳室去听电话。打电话给他的是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腊斯克听了一会儿之后说，“你个人认为是这么回事吗？”希尔斯曼回答说，“现在还只是一个初步分析，不过，根据我从电话中可以了解到的情况来判断，好象没有多大疑问。”国务卿的举止如稍稍有点失常，就很可能会马上引起满城风雨的谣言。腊斯克尽管心情恶劣已极，似乎只能仍按外交礼节行事，回去招待宾客。到第二天早晨，为期十三天的危机才算开始。 ※※※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分析人员通宵达且地重新检查了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照片。早晨7点半，麦克纳马拉看了这些照片，邦迪是在8点钟看到的。肯尼迪正在卧室里阅读当关早晨的报纸。邦迪径直走进去，向他报告：“总统先生，现在根据一些确凿的照片证据，这您一会儿就能看到，俄国人在古巴设置了进攻性导弹。”总统吩咐郑迪召集政府主要成员上午11点3刻到内阁会议厅开会。接着，他给他的兄弟打了个电话。 参加11点3刻的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一系列续会的，除了肯尼迪兄弟外，还有吉尔帕特里克、邦迪、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奥唐奈、林登·约翰逊、麦科恩、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央情报局的马歇尔·卡特将军、索伦森、乔治·鲍尔——国务院里与吉尔帕特里克处干同等地位的人——财政都长狄龙、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大使波伦、卢埃林·汤普森和艾德莱·史蒂文森；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保罗·尽采，以及三个业已不在政府里供职的人：迪安·艾奇逊、约翰·麦克洛伊和罗伯特·洛维特。这些人将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或简称作“执委会”）的成员载入史册。 技术专家送来的报告表明，再过十来天，圣克里斯托瓦尔发射场便可供使用，而这一工程完成后，美国在遭到袭击时的报警时间便将从一刻钟缩短到两三分钟。罗伯特·肯尼迪记述当时最突出的感觉是：“震惊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当时普遍认为，美国作出任何反应都可能使局势恶化；但总比听任赫鲁晓夫干下去要好一些。 总统下令大大增加U－2飞机的监视。执委会其他成员将研究可供选择的途径——用腊斯克的话来说，他们将“从各个方面提出意见”。国务院将探索争取拉丁美洲以及美国在欧洲盟国支持的可能：国防部要研究一下各种可供选择的军事方案，以及各方案中的时间因素，部队军种和所需兵力。这时候，大多数人还都感到只有一个对策：对导弹发射场进行一次空袭。罗伯特·肯尼迪递给他哥哥一张字条：“我现在才知道东条在策划偷袭珍珠港时是何种感觉。” ※※※ 「10月17日，星期三」 为了继续保持外表的镇定，总统仍按原定计划前往康涅狄格州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直到午夜才返回首都。整个白天以及大半个晚上，执委会都在国务院七楼乔治·鲍尔的会议室里开会。U－2飞机获得的新证据，令人不寒而栗。苏联技术专家昼夜不停地工作。现在，从照片上已可看到导弹。一周之内，十六个——也许三十二个发射场就可供发射之用。除了有确凿证据表明，圣克里斯托瓦尔确有中程导弹（射程一千英里）发射场外，还发现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哈瓦那之间的瓜纳哈伊地区以及古巴东部的雷梅迪奥斯，设有远中程导弹（二千二百英里）发射场。远中程武器的准备工作将于12月1日完成。这就是军界所说的“第一次打击”武器。据美国情报委员会估计，苏联用这些武器可以向美国本土（西至蒙大拿州）的目标一次集中发射四十枚核弹头。 鲍勃·肯尼迪在其兄外出期间，主持了执委会的讨论。大多数人的意见依然赞成进行空袭——当时委婉的说法叫作动一次“外科手术”。邦迪和艾奇逊是这种意见的主要鼓吹者。麦克纳马拉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轰炸和封锁都是战争行为，但封锁的好处在于，至少在最初阶段，可以避免流血。空袭会炸死大约两万五千名古巴人以及数目难以估计的苏联技术人员。炸死了俄国人，就几乎难免要同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 这一天，大家考虑了六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或“途径”。途径甲是目前什么行动也不采取。途径乙是派个使节去见赫鲁晓夫，试图悄悄地解决此事。途径丙是把俄国人拉到联合国安理会去解决。（不凑巧，本月份是苏联的瓦列里安·佐林担任理事会土席。）途径丁（执委会称之为“缓慢途径”）是封锁。途径戊是空袭。途径己是入侵古巴。最后这一途径暂时搁置留待以后研究；因为这需要在事先做好大量准备工作，目前无法予以考虑。不过，这些准备已经开始了。 ※※※ 「10月18日，星期四」 据美国情报界估计，当前在古巴的武器大约相当于苏联全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能力的一半。对照片的分析表明，它们是对准着一批特定的美国城市的。如果发射出来，几分钟之内八百万美国人就会丧命。据情报委员会在执委会上午11点钟会议上所提出的最新的报告，第一批导弹在十八个小时之内就能做好发射准备。总统对艾奇逊说：“这个星期我得对得起我那薪水。”当他同执委会开会时，肖普将军说，“总统先生，您的处境可是相当不妙啊。”肯尼迪立即回答说，“你也在内。” 总统老早就答应了要接见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和葛罗米柯谈了两个多小时，尽量引导他谈导弹的事，但葛罗米柯就是不搭腔。（后来人们怀疑，葛罗米柯大概根本不知道在古巴发生的事。）就在这时，腊斯克在执委会提出建议，应把10月23日（星期二）作为采取行动的最后限期。他说，假若届时导弹发射台仍在建造的话，就应使用武力予以拔除。 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也参加了会议，强烈主张非发动军事进攻不可。总统问李梅，俄国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李梅保证说，不会有任何反应。肯尼迪表示怀疑：“他们也跟咱们一样，决不会无所作为地了事。他们发表了那么多声明，现在决不会听任咱们把他们的导弹搞掉，杀掉一大批俄国人，就那么算了。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肯定也会在柏林下手。”麦克纳马拉继续为他的封锁政策辩护。国务院的一位法律顾问回顾到富兰克林·罗斯福“隔离侵略者的讲话”，建议把封锁叫作“隔离”可能会更好一些。于是大家的意见遥渐倾向于这一办法。罗伯特·肯尼迪更是极力赞成。他说，大家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美国不能进行突然空袭，杀害成千的无辜的人。他说，一百七十五年以来，我们从来也不是那样的国家，突然袭击是不符合美国的传统的。 那天晚上执委会举行会议，正好楼上腊斯克设宴招待葛罗米柯（国务院八楼）。新闻记者看到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来到，觉察出大概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当时还故意让记者们以为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是赴宴来的。为了避免再一次和记者见面，会议结束后，执委会的九名成员（他们的汽车都有易于辨认的牌照）全挤进了司法部长的高级轿车。他们来到了白宫，在那里总统了解到大家的意见还是趋向于封锁。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曾任国际法教授，他奉命为封锁古巴寻找法律上的根据。 ※※※ 「10月19日，星期五」 由于保密的盖子仍然盖得很严，总统又一次按照原来的约定离开华盛顿，这回是到芝加哥去帮助竞选。在首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大西洋司令部和加勒比海司令部于下午1点20分进人戒备状态。五角大楼宣布，麦克纳马拉己要求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暂留六个星期，以便商谈“编制预算问题”。卡曾巴赫报告说，照他看来，在当前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封锁在法律上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总统决定在星期一傍晚通过电视向美国人民报告情况——因为事先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不可能把这讲话更加提前。 星期五，执委会的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如今大多数人明确都己赞成封锁，艾奇逊不再参加会议。其他人分成几组，各自把建议写下来，然后互相交换研究。具体计划的大致轮廓就这样初步形成了。星期五最重要的进展是决定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对封锁表示赞同。为此，必须在有投票权的二十个美洲共和国之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克里姆林学家们相信，若能做到这一点，其效果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俄国人很重视合法性。附带办的一件事，是由鲍尔把危机的简单事实告诉了唐·威尔逊——他是在病中的美国新闻署长爱德华·默罗的副手。威尔逊通知贝尔电话公司经理让西班牙语广播电台随时准备转播，但不要告诉电台为什么。 ※※※ 「10月20日，星期六」 罗伯特·肯尼迪往芝加哥谢拉顿－黑石饭店给他哥哥打电话，告诉他执委会已经准备好了行动计划。总统把塞林格叫到谢拉顿·黑石饭店的总统专用套房去，递给他一张字条“轻微上呼吸道（感染）。体温上升一度。天气恶劣多雨。建议返回华盛顿。”芝加哥时间9点35分，塞林格向报界宣布了这个消息。在空军一号座机里，他问肯尼迪，“总统先生，您的身体并没什么问题吧？”肯尼迪回答说，“要是你一无所闻，那你算运气。” 总统的座机在东部标准时间1点37分抵达安德鲁机场；罗伯特·肯尼迪前往迎接。执委会下午的会议从2点半起在行政大楼二楼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总统最后决定同意封锁。美国战术空军指挥部的司令官告诉他说，大规模空中偷袭也未必能够消灭古巴的全部导弹发射场和核武器，这使他对封锁的决定就不再有丝毫犹豫。 艾德莱·史蒂文森那天来到华盛顿，提出一个办法。他建议总统告诉俄国人，如果他们从古巴撤除导弹，美国也把设在土耳其的导弹撤掉，并放弃美国在关塔那摩湾的海军基地。当时普遍的反应是一致强烈反对，那难堪的滋味恐怕史蒂文森到死都难忘掉。 其他方面，事情开展得都很顺利。阿历克西斯·约翰逊对于在星期一下午7点总统发表演说之前应作的事都有一套巧妙的安排——向美国驻外使馆发出指示，向国会领袖介绍情况等等。艾奇逊被召了回来，他同意去通知麦克米伦、戴高乐和阿登纳。爱德华·马丁则为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做准备。为了做好细节安排和整理法律根据，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参预了问题的讨论。结果，即将发生某种重大事件的消息开始泄露出去。许许多多原定的旅行取消了，许许多多声明令人莫明其妙，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直到很晚还灯火通明，许许多多应邀赴宴的政府高级官员要么中途托辞退席，要么根本没有露面。《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和《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艾尔弗雷德·弗兰德利开始摸到了一些情况，赖斯顿更掌握了大部分基本事实。两人都在总统亲自请求之下，同意在星期二以前，不把他们所知道的全都发表出去。 海军在加勒比海上部署了一百八十艘舰艇。B－52轰炸机部队受命满载原子武器在空中飞行，一架飞机着陆后，它在空中的岗位立即由另一架接替。星期六深夜，第一装甲师从得克萨斯开拔，前往佐治亚的港口准备上船。另外五个师也处于戒备状态。 ※※※ 「10月21日，星期日」 这一天秋高气爽。在国务院，致各国政府首脑和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的四十三封公函已经写好，等待总统签名。此外，总统正在给赫鲁晓夫写信，这信将连同他的演说稿副本一道送去。美国驻外使领馆都已得到通知，要准备应付示威游行和暴力行动。第二天下午6点钟，在肯尼迪发表演说前的一小时，美国驻各国的大使将会收到说明情况的电报。美国护照处在星期日专门为一位旅客办公——给迪安·艾奇逊办理护照签证。 秘密保守不了多久了。华盛顿笼罩着危机的气氛。现在整个新闻界都知道有什么事即将发生。在麦克纳马拉的请求下，《纽约先驱论坛报》抽掉了有关消息报道，但是其他报社随时都可能把它捅出去。英国使馆已经探听到了正在发生的事，其他外交使团则开始对种种传闻进行查核。星期日傍晚，迪安·腊斯克劝他手下的人都去睡一会儿。他说：“诸位，明天这个时候咱们都将处在一场烈火般的危机中了。” ※※※ 「10月22日，星期一」 中午，塞林格宣布，总统将在下午7点钟作电视演说，内容关系到“最为紧迫的问题”。 劳伦斯·奥布赖恩给两党的二十位国会领袖打电话，通知他们总统要在下午5点钟会见他们。凡来不及搭民航机前来的，都由军用飞机——有的还使用了喷气式战斗机——接来。对肯尼迪来说，这次会见变成了他在整个危机中最棘手的问题。国会领袖们斥责隔离－封锁的办法过于软弱。他于是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后来跟他弟弟谈起这事，他就冷静多了，因为他回想起尽管现在国会方面的反应比他激烈得多，可是在六天前他最初听到导弹消息时不也和他们差不多吗？ 外交方面的全面安排没有发生差错。按照事先巧加安排的计划，分别向四十六个盟国使节、拉美各国驻美大使以及新兴国家的外交使节做了情况简介。戴高乐对艾奇逊说，“这正是我会采取的措施。”下午6点钟，腊斯克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会晤，二十五分钟后，多勃雷宁从屋子里走出来时，绷着脸，惊慌失措。（美国官员们后来相信，多勃雷宁事先并不知道古巴导弹的事）在法国，艾奇逊向北约领导层摆出了这个问题。艾德莱·史蒂文森向苏联的佐林提出申请，要求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来处理“由于在古巴秘密设置了能够向北美和南美大部地区发射热核弹头”的导弹，“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 这些行动引起的初步反应是令人鼓舞的，甚至连中立国政府的反应也是这样。俄国人看来有点惊呆了。只有一个盟国的首脑对美国人表示怀疑：那就是加拿大的约翰·迪芬贝克。 肯尼迪的演说是下午7点钟开始的。所有的电视台和西班牙语广播网都同时播送： “同胞们，晚安。政府遵守自己的诺言，一直对苏联在古巴岛上的军事集结情况保持着极为严密的监视。在过去的一周里，已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在那个被禁锢的岛上，正在修建一系列进攻性导弹的发射场。修建这些基地的目的，只可能是为了提供向西半球进攻的核打击能力。” 他引述了俄国人的一再许诺，如今看来己显然是“蓄意欺骗”，并郑重保证说，清除这一核威胁将是他“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说，隔离措施仅仅是第一步；必要时还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美洲国家组织正召开紧急会议考虑应付这个威胁的对策，U－2飞机在古巴上空的飞行正在加强。他警告赫鲁晓夫：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向美国的袭击，必将招致美国对苏联的全面的报复。企图闯越封锁钱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 演说完毕后，他收到麦克纳马拉写的一份机密报告，详细开列了为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所准备下的力量：足够向古巴的目标发动两千架次攻击的军用飞机，由九万名海军陆战队和伞兵组成的一支入侵队伍，以及二十五万名增援部队。估计在入侵活动中，美国伤亡人数将达两万五千名。 出乎意料之外，这里还有一段轻松的插曲。五角大楼向总统报告说，俄国人和古巴人莫名其妙地把他们的飞机一字摆开停放在机场上，象二十一年前在珍珠港的美国飞机一样等着被击毁。肯尼迪要求泰勒将军派U－2飞机对佛罗里达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高空摄影。他说，“如果咱们也是那么着，那倒很有趣啦。”我们的飞机果然也是那样。空军部迅速让这些飞机疏散开来。 ※※※ 「10月23日，星期二」 在办公室的躺椅上整夜都没睡稳的乔治·鲍尔，醒来发现迪安·腊斯克站在他面前，而且是一周来第一次脸上带着笑容。腊斯克说，“咱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你我还都活着。”事实上，他们所最担心的并没有成为事实。俄国人并没有轰炸中东的美国基地，也没有封锁柏林，或是采取封闭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苏联的战略不管原来进攻意图如何，现在已被总统的挑战制止住了。 在莫期科，足足十三个钟头没有任何反应。然后，美国驻苏大使接到一份照会，指责美国的“海盗行为”，并否认设在古巴的导弹意在用于军事目的。这份照会被理解为苏联还在举棋不定；赫鲁晓夫措手不及，看来正在拖延时间，以便考虑对策。即便如此，容他调兵遗将的时间也不多了。肯尼迪总统己经签署了封锁的公告；明晨即将生效。公告上，被列入禁止通过的项目中包括进攻性导弹（及其核弹头和电子装置）和轰炸机。海军已经在加勒比海上跟踪俄国潜艇了。驶往古巴的二十五艘苏联商船并没有改变航线。这些商船正在接收着发自俄国的特大数量的密码电报。 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午9点钟开始举行，坐在美国席位上的是迪安·腊斯克。支持隔离行动的议案必须获得十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同意，才能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爱德华·马丁认为恰好可以获得十四票。国务卿希望由于他本人出席，票数还可能多一点。确实多了一些——5点稍过，会议以十八票对零票一致通过了这项议案——只有乌拉圭弃权。据报道俄国人大为震惊。同时，美国驻牙买加、特立尼达、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大使们报告说，他们阻止苏联弹头空运进人古巴的努力已获得成功：他们驻在国的政府都同意不准苏联集团的飞机在飞往古巴的途中过境着陆。联合国也传来了鼓舞人心的消息：在安理会的十一个国家中，史蒂文森获得七国的支特。 根据总统要求，罗伯特·肯尼迪到俄国使馆去拜访多勃雷宁大使，多勃雷宁把两手一摊；据他所知，在古巴没有导弹。回到白官后，鲍勃知道总统已经把隔离的截击线由八百英里缩短为五百英里，以便给俄国人更多的时间。麦克纳马拉从五角大楼打电话给总统说，U－2飞机新拍摄的照片表明，古巴的发射场的修建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肯尼迪总统开始紧张起来。他讲话快起来，断断续续，而且老是紧锁着眉头，好象在瞟着太阳。罗素拍来了一封电报说：“你的行动是孤注一掷……找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我们不要大规模的屠杀……终止这种疯狂行为。”肯尼迪回电说：“我认为你应该更多地注意强盗，不应专注意抓强盗的人。” ※※※ 「10月24日，星期三」 上午10点钟：封锁线已展开。一支以“特遗－136”为番号的舰队从星期一下午就以每小时二十七海里的全速前进，以便把由中大西洋通往古巴的五条航道全部封锁起来。现在它们己分别到达各自的岗位，在距古巴东端五百英里的一条巨大的弧线上摆开。位于纠察线前哨的是十三艘驱逐舰，然后是两艘巡洋舰，每艘侧翼各另有两艘巡洋舰——总共十九艘。朝它们驶来的是二十五条俄国商船，都已为海军侦察机所发现。其中两条——“加加林”号和“科米尔斯”号——距纠察线只差几英里了。一艘俄国潜艇进入两条商船之间随同前迸。在华盛顿，执委会等待着第一次阻截的发生——大概就在中午以前。 由辅助U－2飞机对古巴进行特殊低空侦察的飞机所拍回的照片表明，地面上的工程仍继续在加速进行。八个至十个导弹基地设在圣克里斯托瓦尔、雷梅迪奥斯、瓜纳哈伊和大萨瓜达几个城市附近。每个基地约莫有四个发射架。在古巴，至少有三十枚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还有二十架以上尚未拆箱的，能够向美国或拉丁美洲城市投掷核弹的伊柳辛－28轻型喷气轰炸机。在新拍摄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射台、导弹以及核弹仓库掩体。几天之内，有几座发射台就可以用来作战了。 在联合国，吴丹秘书长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发出了内容相同的信，敦促双方在两三个星期内停止封锁和运送武器。在俄国人同意拆除并迁走导弹基地之前，肯尼迪拒绝谈判。在莫斯科，美国实业家威廉·诺克斯被邀到克里姆林宫去，他发现赫鲁晓夫几乎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苏联总理说有个信息托他转达给华盛顿。看上去他象是整宿没睡似的，说话有时几乎是前言不接后语；那个信息的内容并无关紧要。 肯尼迪总统在朝执委会开会的房间走去时对他兄弟说，“看来确是太狠毒一些，是不是？可是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在咱们这个半球上如果让他们来这么狠毒的一着，下一次他们不知该做些什么了？”鲍勃对他说：“我的确看不出还能有什么旁的办法。不仅如此，如果你没有采取行动，你就会受到弹劾的。”总统说：“我也这么想——我会受到弹劾的。”① 第一线希望出现在上午10点32分。二十条俄国货船在海上停了下来。其中的六条——然后是十二条，掉头了。腊斯克用臂肘轻轻碰了邦迪一下，细声说：“咱们同他们眼对眼瞪着，看来他们是眨眼了。” 【①在《十三天》一书里，罗伯特·肯尼迪说这个星期三和紧接着的星期六是整个危饥中最难挨的两天。星期三有一个时刻，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海上发生对抗行动，关于那时的情景，鲍勃写道：“我认为对总统来说，那几分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世界面临着毁灭的边缘了吗？这是我们的过失吗？是我们错了吗？……他把手伸向脸部，捂住了嘴。他的脸好象拉长了，眼睛露着痛苦的神色，脸色苍白。我们隔着桌面直愣愣地对望着。刹那间，仿佛那里已再没有任何人，他也不再是总统了。不知怎地，我想起了他病得几乎死去时的情景；想起他失掉他那个孩子时的情景；想起我们听说大哥遇害时的情景；想起了个人生话中的一些忧伤愁苦的遭遇。”】 ※※※ 「10月25日，星期四」 上午8点钟，在公布隔离后二十二个小时，在海面上第一次拦截住一艘俄国船——“布加勒斯特”号油轮。通过无线电说明了自己名称标志，声明船上所载全部只是石油之后，该船获准穿过美国军舰的封锁线继续前进。上午8点35分，东德的客轮“人民之友”号载着二十名学生开来，也获得放行。总统训令一定要给各船船长充裕的时间向莫斯科请示。 局势依然是险恶的。在古巴，导弹发射场的修建工程仍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继续进行着。伊柳辛－28型轰炸机正在拆箱、组装。肯尼迪继续施加压力。对一切妥协性的建议，他都回答说，导弹和轰炸机必须撤除，否则说什么也不成。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瓦列里安·佐林极其错误地质同艾德莱·史蒂文森能拿出什么关于导弹的证据来。那时刚好是晚饭的时候，千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中看到，史蒂文森立即以鄙夷的神情转脸对着佐林。史蒂文森说他拿得出证据来，可是他先问佐林敢不敢否认古巴有导弹。“有还是没有？”他疾言厉色地说，“不要等翻译，有还是没有？”佐林说，他现在不是在美国法庭上受审。史蒂文森说，“现在你是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受审。你可以回答，究竟是有还是没有。”佐林退缩了，他说：“到时候你就会得到答复的。”史蒂文森逼近一步说：“我准备等待你的答复，即使你要让我一直等到地狱都冻上一层冰的时候也行。我也准备就在这间屋子里把证据拿给你看。”说着，他就把蒙在画架上的布一撩，顿时露出了导弹发射场的放大照片。 ※※※ 「10月26日，星期五」 早上7点钟，美国驱逐舰“小约瑟·肯尼迪”号在拿骚东北方约一百八十英里的公海上跟“马卢克拉”号货船通话。“肯尼迪”号发出国际信号“奥斯卡11月”，意思是让它“停车”，“马卢克拉”号照办了。在不到一个钟头之后，由美国水兵组成的一个武装检查组便上船对它进行了搜查。没有违禁品，该船随即放行。这件事很使人感到鼓舞，因为它表明莫斯科已指示苏联船长接受检查。 尽管如此，执委会的委员们仍十分不安。在古巴，俄国人仍在拚命继续地干着。几小时之内，第一批导弹就将做好发射准备。在白宫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塞林格提到这一情况，进而评论说，苏联技术专家显然是竭力要“尽快取得作战的完全效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警告说，这一情况如继续下去，总统就有“理由”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罗伯特·肯尼迪通知多勃雷宁大使说，总统的克制最多超不过四十八小时。 危机第一次真正的突破是在下午1点半钟。事情的经过完全出乎常规。美国广播公司负责采访国务院的电视评论员约翰·斯卡利接到苏联大使馆的一个熟人打来的电话。那人叫亚历山大·福明，他是大使馆参赞，但据信也是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上校。斯卡利说他没有空。福明十分激动地说，“事情非常重要。请在十分钟之内，到西方饭店来碰头。”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西方饭店里，福明说他想知道国务院愿不愿意考虑就三项条款达成协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古巴撤除导弹；让卡斯特罗作出保证，今后不再接受进攻性武器；羌国保证不侵略古巴。斯卡利说他去了解一下。7点35分，这两个人又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的咖啡厅里碰头。斯卡利已经同腊斯克谈过，他告诉这个俄国人，美国政府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福明赶紧就走了。 下午6点钟（莫斯科凌晨1点钟），赫鲁晓夫的一封感情激动的长信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专线电传打字机开始传送过来。苏联总理第一次承认在古巴有俄国导弹。他说，他建议不再往古巴运送武器；只要肯尼迪答应不进攻古巴，可以把古巴境内的武器撤除或毁掉。这基本上就是福明所提的条件。下午10点钟，执委会召开会议，考虑这个建议。会上决定把它当作正式照会予以接受，并于次日晨答复，国务院的克里姆林学家们将连夜予以缜密研究。福明提出的条件也同时进行研究。十天以来，这是总统在就寝时第一次感到大概可以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了。 ※※※ 「10月27日，星期六」 危机的高峰。致赫鲁晓夫的回信草拟未毕，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是无法接受的。作为撤出导弹的条件，他要求撤除北约组织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执委会已经考虑过他提出这个作为交换条件的可能性，并决定予以拒绝。尽管在土耳其的基地如今己经没有什么军事价值（而且事实上不久即将逐步撤消），土耳其人却视之为美国对土耳其承担义务的象征。他们认为，以撤消一个盟国的武器作为条件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会动摇，乃至搞垮西方联盟。这第二封信不仅在内容上与第一封有所不同，文风也不似赫鲁晓夫，读起来象是由一个委员会集体草似的。联邦调查局报告说，驻纽约的苏联外交官正在准备销毁文件。通向理智的桥梁看来已临于崩塌。除此之外，还遭到另一个打击。一名美国U－2飞机驾驶员在古巴上空被打了下来。这说明导弹发射场的萨姆导弹基地己经投入使用，下一步就该发射导弹了。三军参谋长参加了执委会的会议。他们建议星期一发动空袭，紧接着就进攻古巴。执委会里，除一人外，都认为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而那个人就是总统本人。他说：“我所关心的不是这第一步……而是双方相继升级到第四步、第五步的时候——我怕我们那会儿已不能升到第六步，因为已经没有人去干了。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罗伯特·肯尼迪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提议不理睬那第二封信，只就第一封信作答。按照这个办法，迪安·腊斯克、乔治·鲍尔、麦乔治·邦迪和卢埃林·汤普森分别起草了几种信稿。鲍勃全都不满意。他哥哥对他说，“要是你觉得全要不得，那你自己去拟一封吧。”鲍勃和特德·索伦森立即退席去起草那封信。他们从那两封信和福明的建议中挑选自己最可接受的条件，对赫鲁晓夫并未提出的提议表示了同意。总统批准了这封信，在晚上8点零5分发给赫鲁晓夫——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他己接受了俄国条件。然后鲍勃给多勃雷宁打电话，要他到司法部去。他告诉苏联大使，时间己经不多了。只有几个钟头了。总统必须在第二天得到答复。多勃雷宁很悲观。他说，克里姆林宫很难摆脱对卡斯特罗承担的义务。 在白宫，总统说，在他看来，后果如何，吉凶难卜，“两方面”的可能性都存在。麦克纳马拉在回五角大楼的途中望着天空，不由得说了一声，也不知道还能再看到几次日落。汤普森告诉妻子，如果他不回家，而首都又要疏散，他会通知她和孩子们应到哪里去和他相聚的。 ※※※ 「10月28日，星期日」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上午9点（在俄国首都是下午4点钟）前几分钟，莫斯科电台宣布，9点正将广播重要声明。这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肯尼迪的条件，美国就将发动进攻。麦克纳马拉这时估计美国的伤亡将达四万至五万人。 苏联广播员开始宣读俄国的答复。关键在第三段： 『为了尽快消除危害和平事业的冲突……苏联政府……已发出一道新的命令，撤除你们所谓进攻性的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 俄国人事先没有征求过卡斯特罗的意见，他因而宣称他被出卖了，并表示对这个协议将不予理睬。然而他虽能拖延时日，却不能制止危机的结束。导弹尽管设在古巴的土地上，却是掌握在俄国人手里，而且也没有一个古巴人懂得如何发射导弹。下午1点30分，三军参谋长向特遣136舰队发出信号：不要再上别国的船，不要再显示武力了。执委会兴高采烈，但是总统说，赫鲁晓夫这次退让必然是极为困难的；并告诫他们切不可声称美国取得了胜利。他字斟句酌地给苏联总理写了一封信，结尾是： 『我认为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有关地面和外层空间核武器的扩散问题，并为争取禁止核试验做出巨大的努力。』 当天傍晚，肯尼迪兄弟回顾了十三天来的危机。最后总统说：“也许今天晚上我该去看场戏了。”兄弟俩纵声大笑起来。然后鲍勃说：“你要是去，我陪你一道去。” ※※※ 「美国人物画像：彼得·卡尔·戈德马克」 他干1906年12月2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他和爱德华·特勒、约翰·冯·纽曼和尤金·波尔·威格纳等人属于同一代杰出的匈牙利科学家。但在那几个人把自己的才能用于杀人技术时，他却成为通讯革命中的领先人物。那几位给美国造出了原子弹，而他却为美国发明了慢转密纹唱片和彩色电视，并展现出即将提供一个在声和色两方面都完全崭新的世界的前景。 彼得·卡尔·戈德马克的家庭原是富于发明创造的。他的叔祖父卡尔·戈德马克是十九世纪最使人感兴趣的歌剧作曲家之一。叔祖父约瑟·戈德马克发现了制做红头火柴的主要原料——红磷。约瑟因反抗奥匈帝国政府，逃到美国，参加了南北战争，并给联邦军队发明雷管，对打败李将军作出了贡献。 彼得是个早慧的孩子，他承袭了约瑟的气质，把家里的浴室完全占用下来作实验室，惹得他的父母大为恼火。在他还未成年以前，他已组装了一架大型的电影放映机。后来，仍在青年时代，他就告诉老师们，说他在英国最有声望的物理学家欧纳斯特·拉瑟福德的一篇论文里发现了错误。他们都觉得好笑——最后他为老师们重作了拉瑟福德的试验，证明他自己是对的。 彼得在一份杂志里看到一位古怪的苏格兰袜子推销员约翰洛吉·贝尔德写的文章。这人在二十年代初期设计出一套原始的电视系统，竟使皇家学会相信他这设计可行，还说服英国广播公司同意让他试行播放。文章介绍了如何装配接收设备，并附有出售成套零件的广告。彼得定购了一套。若干年后，彼得描绘他所看到的结果说：“接收到的图像只有邮票那么大，跳动得非常厉害，你简直着不出是什么。而且有颜色——全是红的。但那却是我一生中最感兴奋的事。” 那兴奋的情景久久难忘。他在柏林理工学院获得了工程学学位，又在维也纳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时期，彼得曾在一系列音乐会上表演钢琴和大提琴，表明他也承袭了卡尔·戈德马克的才能。然而，还是贝尔德的发明吸引住了他的想象力。他在维也纳科学院宣读的一篇题为《离子速率新检测法》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为电视播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系里一些同事劝他继续留下研究物理学时，他婉言谢绝了；他收拾起他的大提琴，搭船去了英国。 他受雇于剑桥的派氏无线电有限公司，制作了一部机械的电视播放机。这部机器虽然能够使用，可是公司的播音部门却并不关心它的发展，两年过后，彼得带着二百五十美元的储蓄，离开剑桥，搭船来到了纽约。在这里，他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并向美国无线电公司求职。后来使戴维·萨尔诺夫大为苦恼的是，他的全国广播公司的下属竟没有雇用这位干瘦的匈牙利科学家。结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雇用了他。 不久，彼得的新上司就了解到他已在克里斯勒大厦的屋顶上安装电视天线。接着过了四个相对清闲的年头，1940年春，他去加拿大时，偶然走进影院，那儿正放映彩色影片《飘》。那绚丽的色彩使他看呆了，事后他说，他在离开那家影院时，想着“黑白电视，感到一种自卑”。仅仅过了三个月，他就发明了彩色电视。 彼得的彩色系统是以一个透明的绿、蓝、红三色转盘为基础的。转盘在电视摄像管前转动着。比方说，要播送表现一个场面中的绿色的图像，那绿色透明部分就对着镜头；而在检视器的机器上也有一个转盘，它和摄像管前的转盘同步旋转，这就使图像的颜色和原来的颜色一致起来。不同的颜色迅速交替变换，观众的眼睛也就自然把各种颜色融混在一起。1940年8月，彼得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经理人员做了一次表演。他们看到一台试脸机器连续地放映出一株可爱的百日草、黑眼睛的苏珊、夕照中的红帆、披着红围巾的棕发姑娘、追逐着彩色的水球进入巨浪中去的金发女郎，最后——象歌舞杂耍表演一样——还有美国国旗在劲风中飘扬。 战争打乱了一切。彼得领导一批工程师研制用来干扰纳粹雷达的装置。1945年，他又回去研制彩色电视。联邦电讯委员会在四十年代末对彩色电视装置进行检定，彼得放映的图像极为美丽，美国广播公司放映的电视，却是绿色的猴子在吃着蓝色的香蕉，这不免使得戴维·萨尔诺夫颇为难堪。联邦电讯委员会采用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装置。于是萨尔诺夫就用高薪雇用了一百名技术人员，拨给他们一亿三千万美元的经费，要他们搞出更好的色彩。这期间，彼得又改进了他原来的装置，做出了一种所谓遮蔽屏。联邦电讯委员会批准了美国广播公司的色彩，但是美国广播公司却需要使用遮蔽屏使播送的图像保持正确的色影——因而不得不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交纳专利权税。后来，苏联及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在飞行时都使用了彼得最早发明的那一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