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_2

　　竞选虽然胜利，总统仍然悻悻不平。他曾说过，杜威这种给人戴赤色分子帽子的做法是“十分可鄙”的。凌晨三时，共和党宣布竞选失败以后，总统在纽约坐着轮椅到他的卧室去时，对哈西特说：“我仍然认为他是个婊子养的”。当热，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这样说。从一切表面迹象看来，美国这场战时总统竞选的难关是渡过了，没有留下任何创疤。

　　但是……

　　如果说，罗斯福在演说中提到他的小狗法拉，使杜威生气的话，那末，说罗斯福身体不行的含沙射影的攻击，就不仅触到罗斯福痛处，而且还历久不消。每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总要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饱满。当他象当年凯旋而归的凯撒那样，回到华盛顿时，首都刚巧又大雨滂沱。说来奇怪：他每次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时，总是大雨如注。十年前，农民们对罗斯福每次访问带来的倾盆大雨，都雀跃欢呼，而他的部下认为这是罗斯福的运气。但现在，这就是倒运了，对于象他这样年纪的人，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总统叫人们不用担心，命令把帕卡德牌汽车的篷顶放下来。到了联邦广场，有三万淋得象落汤鸡那样的人在等着看他。他坐在杜鲁门和华莱士之间，拿天气说着玩儿。接着他的轿车缓慢地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穿过去，有三十万华盛顿人夹道欢呼。罗斯福（杜鲁门和华莱士）都象刚从水里出来一样。但到了白宫，罗斯福还是容光焕发，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好象他从没有现在这么健康。

　　但是……但是……

　　一些时间以来，那些接近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人，都颇为担心他的健康问题。那年十月《时代》周刊曾报导说，窦炎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健康的最主要问题”。但实际情况远不止此。他整个心血管系统都有病，而麦金太尔医生对于这门专业又没受过什么特殊训练。早在1937年，总统已经被确断患有收缩性高血压，过了四年，又加上更严重得多的舒张性高血压。麦金太尔还是很乐观。虽然他的病人锻练减少，操心的事增加，他仍然很乐观。但是罗斯福已不如他的医生所说的那样健康了。早在1943年，他就患过两次重病，一是流行性感冒，一是发烧，病因无法查明，他本人则认为是北非之行所引起的。由德黑兰回来以后，他又染上流感。晚上总说头痛。在很好地休息了一夜之后，过了半个上午，他就精疲力尽了。有时候，他一边谈话，一边就睡着了，而有一次，他一边签字，一边倒头便着了，钢笔掉下来，纸上都沾上了墨水。他的女儿安娜和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怕起来，就私下把情况告诉麦金太尔医生。麦金太尔说他和他们一样，也很焦虑，主张把罗斯福送到医院检查；但一想到要向他的固执的病人提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他又似乎有点胆怯。最后安娜把情况告诉了她的母亲。埃莉诺干脆告诉总统立即到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去检查，1944年3月27日，他就乖乖的去了。这次他就不仅是由一个医生检查，而是由一大批专家来检查了。

　　参加检查的专家中，有海军少校霍华德·布鲁恩。他是心脏内科医生，也是贝塞斯达医院的心电图部主任。罗斯福的病情使布鲁恩吃惊。总统很疲乏，发烧，又患支气管炎。更糟糕的是，他的心脏肥大，心脏周围血管膨胀，血压高得惊人。布鲁恩大夫的检查结果是高血压，高血压心脏病，和心力衰退。其他医生都同意他的诊断。他们建议总统休息。总统是个听话的病人，就去哈布柯，到伯纳德·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那个植物园那里休养，躺着晒阳光。饭前的酒喝少了，减为一杯半鸡尾酒（后来连睡前也不喝酒了），抽烟，由每天二、三十支骆驼牌香烟，减少为每天五、六支。他写信给霍普金斯说，他假期过得非常愉快，每夜睡十二小时，每天晒太阳，修心养性，“外面的事管他娘”。露西·拉瑟弗德经常去探望他。

　　他对病况满不在乎，服用绿色小药丸时，他从不问那是什么。其实那是洋地黄丸。本来布鲁恩少校或任何贝塞斯达医院的内科医生都可以把他的病情说给他听的。但有谁读医科时学过该怎样把总统病情严重的消息告诉他本人呢？而且他们官阶不高，而在战时这一点倒是重要的。所有检查结果和图表都送给麦金太尔海军中将。贝塞斯达医院的医务人员认为麦金太尔会把情况告诉罗斯福的。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曾向总统汇报过。总统离开南卡罗来纳州以后，还是日日夜夜工作，显然不象个该休息的病人。那年他旅行了五万英里，指挥两线的战事，还竞选连任总统。与此同时，他还得照顾国内战线，处理美国人民堆放在他桌上的乱七八糟的琐事。1944年他要处理的内政包括：接管芝加哥的蒙哥马利·华德百货公司；起草美国士兵权利法案；劝说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阿尔本·巴克利收回辞呈；批准按照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模式成立一个密苏里河流域管理局；劝说史汀生部长不要退休；提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预算；在纽约市长竞选期中到纽约市发表演说；研究保险公司延期偿付权问题；签署一个战后科学研究计划；跟有关原子裂变的秘密工厂中的劳资双方进行秘密协商；对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击毙一头受伤的小牛的军事法庭判决进行复审。还要由他决定是让马歇尔还是让艾森豪威尔去指挥欧洲登陆。当然要由他作决定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事情要他操心显然不合理：比如只有总统才能说服海军和陆军共用五角大楼，（海军将领们要有自己的五角大楼），而且只有他才能决定是否取消陆军和海军的球赛。史汀生后来说：“一个人不能样样事都包下来的，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做，就要了自己的命。”

　　到白宫访问过的人们彼此间都在议论，说总统面容如何“憔悴”。7月间，詹姆斯·罗斯福亲眼看到他第一次心胜病发作。那时海军陆战队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快要进行演习，他们俩在总统专车厢“费迪南·麦哲伦”号上。突然，罗斯福脸色惨白，眼睛紧闭，他痛苦地扭动着，气吁吁地说，“吉米，我怕是支持不住——我疼极了。”他的儿子想把这次露面取消。但过了几分钟，罗斯福恢复过来，他儿子的意见又被否决。这件事没有报告布鲁恩大夫，因而无法知道他患的什么病。但第二次发作，则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将他的儿子留在加利福尼亚州，自己应邀去西雅图市演讲。特工人员建议他坐在一艘停泊着的驱逐舰上，以舰上大炮为背景，对民众作演说。总统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一切都准备就绪，总统刚开始他讲词的第一段。忽然心脏病又发作。当时虽然没有人知道，但实际上是一次非常剧烈的心绞痛。接着那十五分钟，他感到剧痛阵阵，横扫胸膛，肋骨架和双肩各处都极度疼痛。奇怪的是，他的脚居然还能站得住（本来在倾斜甲板上，他的支架是不稳的），更不用说发表演说了。

　　但这次只有他本人知道。布鲁恩就站在他后面，也没有察觉到总统有什么问题，而且是在很久以后才觉察出他发生过一次心脏病。至于他的听众，则感到很失望，认为这次演说极不象样。他讲话时咬字含糊不清，平凡无奇，而且有时声音低到难以听见。内容又杂乱无章，不知说些什么。甚至声音听起来也不象罗斯福。萨姆·罗森曼在收音机里收听，搓着手干着急。现在，到处都传说罗斯福活不了多久；加上报上登了一幅用心刻毒的新闻照片，把他照成有气无力，张嘴结舌，面容憔悴，两眼深陷。特工人员迈克·雷利告诉罗斯福说，有些新闻记者硬是认为总统当时不是去了南卡罗来纳州，而是进了医院。总统显得紧张地说：“迈克，那些新闻记者都是该死的黑心鬼。”

　　他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不合情理的。有时候，在一个重要人物行将去世的时候，新闻界有责任加以密切注视。这次就是这样的情况。长期以来，由于他们对他感情深厚，所以很少报导他的外表如何。那个拍摄罗斯福这张可怕照片的摄影记者，已遭到了同业们的排斥摈弃。然而，总统的内阁成员和老相识却比较直言不讳多了。多年来的紧张工作已经使他积劳成疾，现在似乎要一下子总爆发出来。一个观察家写道：仅仅在一个星期里，总统仿佛“从壮年进入了老年”。劳工部长弗兰西丝·帕金斯对于有关罗斯福和对于有关她自己的闲话，历来都置之不理，关于罗斯福健康日益恶化的一切传说，她都拒不相信。但是在罗斯福第四次就职典礼之前一天所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她委实大吃一惊。他的两眼呆滞，着上去就好象挨了一拳似的；他的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他穿的衣服似乎大了一号。他的两手颤抖，双唇发青，他似乎不得不用手托住他的头。迪安·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统的脸色使我们都大吃一惊。他消瘦、憔悴，两眼下陷，眼框发黑，只有他得意地拿起那个烟嘴，和他漠视困难的轻松愉快的态度，才使人想得起当年的罗斯福。”第二天，约翰·根室看见罗斯福后写道：“我看见他的脸孔就感到很吃惊。我感到肯定他就要死了。皮肤下面已经毫无光彩，就象在发暗的电灯泡上面的羊皮纸灯罩一样。他脸上的表情，完全变了样，看了以后使我久久准以释怀。他的面孔是灰色的，憔悴的，松垂的，他的嘴唇的控制肌似乎巳经有点不听话。”根室又写道，有时他己经精疲力尽，“连简单问题都不能回答。他讲的话已经是近乎胡说。”

　　两个星期后，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安东尼·艾登认为总统和他们第一晚会见时，思想模糊混乱。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看了总统一眼就肯定他是垂死的人。他们这种印象，和华盛顿方面对罗斯福健康情况的印象凑在一起，就使人们后来形成一种理论：认为罗斯福这个“雅尔塔会议上的病人”，被狡猾险诈的俄国人骗了；认为他的亲友们让他竞选第四任总统，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美国。按照共和党五十年代的说法，雅尔塔会议是一场“出卖”。

　　但是按照这种说法，还有一些疑点不易解答。首先，这里有个假设，以为有人可以把罗斯辐说服放弃竞选。1940竞选年埃莉诺就曾再三劝他不要竞选，但他没有同意。其次，他的病情起伏极大，变化无常。布鲁恩医生今天的检验结果可能说明总统已进入病危，明天他又显得非常有活力了。布鲁恩在他的检查结果与病者实际病情之间，简直找不出什么变化规律。显然，他在大雨滂沱中进行竞选活动使他很劳累，竞选之后他就脸色苍白，没有胃口。但是他的血压却已下降（到210/112），他的肺是清晰的，而且一切迹象也表明连他的心脏也非常正常。他在西雅图市离开了驱逐舰的甲板后，就把心绞痛的情况告诉布鲁恩。于是一小时内布鲁恩就检查了血球数值并作了心电图。结果都很正常。

　　他在必要时振作精神的能力是很惊人的。艾伦·德鲁利当时是合众社记者，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宴会，看着罗斯福坐着轮椅进来时，觉得他脖子骨瘦如柴，老态龙钟。但是在总统退场之前，他仍然“用大家熟悉的姿态回答记者们的欢呼，因此我们最后看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头往上一仰，顿时笑容满面，举起手来向大家挥动，姿态和过去一模一样。”1944年9月25日，他在华盛倾新建的斯秦特勒旅馆对工会领袖和民主党的工作干部发表演说。罗森曼和总统的女儿很早就到场，两人心情都紧张。那一天早上，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很差。安娜对罗森曼细声说：“爸爸会熬得过去吗？……假如讲得不好，那就很糟糕。”听众也很紧张，因为他们都听到这些小道消息，看到罗斯福在加利福尼亚时拍的新闻照片，听过他在驱逐舰上那次可怕演说。这次罗斯福坐着发言。头几个字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按照伯恩斯的说法，“仿佛总统就是只是在嚅动嘴巴。”但是后来，他恢复过来，发表了一个很好的，战斗性很强的演说，干净利落，声音宏亮，和他第一次就职演说时差不多。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工作人员（哈里曼、贝尔纳斯、海军上将威廉·李海、爱德华·斯退丁纽斯）都认为他能有效地、熟练地代表美国利益。在会议的初期，他有夜咳，但布鲁恩进行检查后还是发现肺部清晰，心脏和血压无变化。2月8日（跟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争吵以后），罗斯福血压情况不好，医生也担心起来。于是就把他接着那两天的日程改动了一下。但两天以后，这些病状又消除了。这时，艾登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他感到他的第一个印象必然是错误无疑了。依照艾登的看法，尽管罗斯福面色不好，体重减轻，但他在谈判中判断问题时能力的卓越，实属不可多见。他不但跟丘吉尔每日工作份量一样，而且还能找出时间，和斯大林举行小型会议，就苏美在亚洲的作用问题进行会谈。

　　毫无疑问，克里米亚会议加速了总统的死亡。1944年他跟一个猛烈攻击他的共和党对手举行竞选，并且要精力充沛地担任直接领导作战的三军总司令，这两个因素也同样加速他的死亡。人们将来会怀念雅尔塔会议，因为总统个人在那里作出了巨大牺牲。但除此以外，他就没有牺牲什么了。





　　第十一章 曾是丁香满庭时①

　　【①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于1871年写了一首纪念林肯的挽诗，题为《曾是丁香满庭时》。作者这里引用此诗题来悼念罗斯福逝世。——译者】

　　我们前此谈到进攻意大利的美国大兵时，他们还在蒙特卡西诺山下褐黑的泥浆中艰难挣扎，巴望天气转暖，突破德军防线。那是1943年的事。到了1944年，情况并没有好转。德军还控制着意大利2/3，罗马也在其中。1944年1月22日，盟军企图进行一次两栖攻势，在敌军后方安齐奥登陆，由侧翼包抄敌人防线。但是这一妙着的指挥官却庸碌无能。他在出奇制胜之后，没有乘胜前进，反而在滩头上步步为营，迟迟不前，结果又陷入凯塞林元帅的重围。安齐奥反成了美军的陷阱，他们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在四个多月中，被困缩在滩头阵地上，伤亡日增，一筹莫展，而德军却把他们当做靶子，提高了枪法。有个新闻记者说：“美军在这里就像原始人那样生活，他们那副样子，挥舞木棒也许比使用机枪还更像样一些。真难想像他们是怎样挨过那个凛冽的冬天的。”

　　春天来临，大雨冲走了活动便桥，原来路面的车辙已经冰硬如铁，现在又是泥泞难行。然而盟军仍然毫无意义地坚持困守。不论是美军的第五集团军，还是英军的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的靴腰部分的亚平宁山脉东西两侧，都在向敌军正面进攻，损失惨重。他们所能指望的，充其量不过是拖住一些德军师团，消耗其实力，使之不能充实希特勒大西洋沿岸防线——不久盟军就要跨过海峡朝此猛攻，以试其锋。但这种消耗战，对两方都造成损失，更糟的则是进攻一方比之防御一方代价更大。盟军伤亡增加，士气下降，盟国之间的摩擦，也在发展，而这总是危险的信号。这时在意大利，除了被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人软禁起来的墨索里尼，马克·克拉克中将要算是最不得人心的人。他把轰炸蒙特卡西诺的责任归咎于新西兰伯纳德·弗赖伯将军，后者是享有盛誉的英雄。这种做法，说得再好，无非也是不体面地推诿责任，而且在当时，看来轰炸在军事上还是必要的。

　　安齐奥的盟军亟待解救，而盟军统帅部只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向罗马大举进军。1944年6月4日下午7时半，克拉克亲率先头部队，指挥美国第五集团军一些部队，开进这座不朽名城的威尼斯广场。人们以鲜花、欢呼、狂吻和红酒来欢迎胜利者，使他应接不暇。面对这种场面，任何战将都难免感到扬扬得意，可是克拉克不知道适可而止。第二天，他把军团级司令官们都召来开会，原来克拉克是要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充当配角。在摄影记者的要求下，克拉克摆出各种威武的姿态，照了又照，使他手下的美国和盟国将军们都为之汗颜，甚至有些随军记者也羞红了脸。可是克拉克一概视若无睹，反而准备发表简短讲话。“今天”，他开始说，“对第五集团军说来，是个盛大的日子。”

　　记者们面面相觑。第五集团军！那么第八集团军呢？英国记者颇为气愤，相互嘀咕，第八集团军不是从开罗一步一步地打到罗马么？还有波兰人的部队呢，其他国家的部队呢？埃里克·塞瓦赖德认为还不止这样：难道对希特勒的每次胜利，不就是欧洲被奴役民众的胜利，不就是在纳粹杀人工厂里等候屠戮的犹太人的胜利？不就是在这战争的绞肉机中已经做出巨大牺牲而且仍在忍受折磨的人们的胜利？可是克拉克并不这样看。他充分满足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的需要，并且广开通讯电路，务使新闻图片和稿件在第二天早晨都能到达报馆编辑手里。一切都如期到了，可是克拉克倒霉。原来第二天是1944年6月6日，是盟军在诺曼底开始登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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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朴次茅斯船坞正北，有座富丽堂皇的英格兰宅第名为索思维克公馆。公馆附近榛树林里，有一部陈旧的拖车，其特殊陈设中，包括一架红色的电话机，是专供同华盛顿直接通话的变频率保密电话；还有一架直通唐宁街10号电话机则是绿色的。就在这拖车里，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攻势发起前风雨交加的一周中某一时刻，这时已佩带四颗将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那里草拟了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准备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时祝贺用的。这个早已成为著名的文献（《你们即将开始从事‘圣战’》）。另一份则是准备万一重演敦刻尔克撤退时，交给报界发表的公告：

　　『我军在瑟堡－阿弗尔地区登陆，未能取得适当立足点，我已下令撤回部队。我决定在此时此地进攻，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陆、海、空三军都曾恪尽职守，英勇奋战。如有任何缺点错误，全由我个人负责。』

　　历史事件发生既久，人们就会认为这种发展似乎是势所必然的。我们回忆欧洲登陆时，总以为在法国的德军已是穷途末路——艾森豪威尔大军云集，供应源源不绝，海峡上又有英美庞大舰队掩护，空军机群在上空盘旋，这场圣战早已稳操胜券了。甚至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事后也免不了这种怪诞想法；蒙哥马利后来写道：“这场战役完全是按照进攻前各项部署进行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人们说了很多天气恶劣的话，说是如何影响登陆作战。其实这倒是天赐之便。正是因为天气坏，所以战斗打响时，主要的德军将领都不在司令部里。希特勒最有才干的元帅隆美尔那天休假，去乌尔姆庆祝他妻子的诞辰。本来德军有十个高度机动的装甲师，可以把入侵的军队赶下英吉利海峡，但登陆那天，只有一个装甲师投入战斗。虽只是一个师，它也在卡昂冲破了英军战线，一直推进到海边。当然这股力量太小，要是十个装甲师中有三个投入诺曼底战役，“盟军的立足点来不及连成一片，巩固下来，就会被赶下海去。”这是英国著名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他书里说的。

　　如果隆美尔不是对妻子这样一往情深，他本来会留在法国，盟军也可能被消灭掉。当然，这位元帅也得先向希特勒电话请示，但元首本来就主张对越过海峡来攻的部队，应该拒之于海岸之外；而且他认为：这就使罗斯福不能重新当选，于是罗斯福就算“幸运”，也“会在什么牢狱里了却此生”。说来奇怪，希特勒从一开始就直觉地认为，登陆地点是在诺曼底。但后来他却听信他左右亲信的意见，改变了看法。“加来市，”他说，“那里才是主力登陆的地方，诺曼底不过是佯攻目标而已。”这一来，艾森豪威尔可说是交了最好的运道。本来他部队面临的任务已够艰巨。前此一年来，德国人沿着海岸线布下水雷，把防御坦克的钢筋三脚支架桩在地里，筑起了六英尺厚的混凝土碉堡群，加固水泥隧道，使各式各样的军事屏障联结交织起来，形成天然的防御工事。他们驱使各受奴役的苦工，来完成这些防御工程。英军在朱诺海滩和剑滩登陆，从一开始就能按预定进程进行。可是，美军进攻奥马哈滩与犹他滩，则是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得手的。接着，战士们向内地挺进，碰上诺曼底到处纵横的灌木树篱，这对顽固据守的一方原是非常有利的。

　　在大西洋彼岸，1亿美国人在收音机前坐立不安，等候法国那边的最新消息。罗斯福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对这次规模巨大的作战准备，连每一细节，都亲自过问。他了解所用登陆艇在密执安湖建成以后，沿着伊利诺伊和密西西比河顺流出海，涉洋东驶，然后在英国港内载上美国士兵。他从每天的报告中知道，在加利福尼亚州制造的坦克登陆艇（L.S.T），以及它们如何装载坦克、推土机和卡车进行试航。他对艾克推迟登陆日期和军中气象学家们种种伤透脑筋但又不得要领的天气预测，都及时掌握。艾森豪威尔如何在拖车外的煤渣路上踯躅徘徊，手中把弄着从进攻北非与西西里岛战役中带回来的表示吉祥的银币，这种情况也有人向总统汇报了。最后，这位将军喉头似乎有点哽塞地说：“我确实认为，现在该下达命令了……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就得这么办……”接着，他把右拳往左手掌心啪地击了一下：“好吧，开动吧！”这一切，罗斯福也从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那里得到了汇报。

　　艾森豪威尔讲完那几句话，向希特勒占领下的欧陆大举进军随即开始。埃德·默罗当时在英国，他是个讲究实际、不爱幻想的人，但发出隆隆吼声的轰炸机群飞向法国，他站在底下，就似乎听到“共和国战歌”的调子，回荡半空。至于作为最高统帅的总统，他不像默罗那样临近现场，只好遥遥祷告祈福。是的，他那时真的就在祈祷。那个周末他在副官沃森“伯伯”在夏洛茨维尔村的家里，重读《公祷文集》【《公祷文集》是英国教会在爱德华六世时编的祷文集，供教友守“礼拜仪式”时齐声朗诵之用。——译者】，准备找一段为登陆祈祷之用。6月6日星期二晚上，他在电台上率领全国人民同声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祖国的精华。带领他们，使他们忠贞不渝。”他又祈求说：“让他们身体强壮，内心刚勇，信仰坚定。上帝呀，他们需要您的祝福。因为他们要走的路漫长崎岖。敌人是强大的，可能击退我军。或许不会迅即成功，但我们将反复挥戈再战。”然后他祈求上帝指引那些远处国内注视战局的人们（他本人是其中的一个）。“请赐给我们信念——对您的信念，对我们祖国的儿子们的信念，对我们国人的信念，对我们共同作战的盟友的信念……”

　　与此同时，决战则在诺曼底的纵横树篱间和罂粟花丛中进行。经过11天作战，布雷德利公布首批伤亡数字：死3283人，伤1.26万人。但是，他损失不小，战果不大，而伦敦却又有新的理由要求战绩；因为6月14日，韦尔纳·冯·布劳恩【布劳恩于1955年加入美国籍，成为宇宙航行规划的领导人之一。有15所美国大专院校授给他荣誉学位。】已经开始使用V－1飞弹，从法国和比利时的纳粹基地发射，屠杀了不少英国老百姓。在这一情况下，盟国领导要求取胜，前线将领要求占领较大的港口运送物资，而大家都要求结束桥头阵地的战斗。但是瑟堡港要到星期二才攻克，而德国人却已想尽办法把这个港口破坏无遗。他们破坏了防波堤，捣毁起重机，在各个码头遍布水雷和饵雷。工兵们要到8月份才能把这个乱摊子收拾好。而这时，在欧陆的远征军只能靠代号“桑葚”的人造港运输物资。这是由远征军携带来欧，在法国北部阿罗芒什村下水敷设的。

　　尽管这样，登陆人员和物资还是源源而来。7月4日，艾森豪威尔向华盛顿报告，在法国登陆的军队已达100万人，物资566648吨，车辆171532辆。而且，桥头阵地之役尽管旷日持久，倒也成了好事。由于战斗惨烈，把西线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吸到科唐坦半岛上来了。为了堵塞防线的缺口，德军把装甲师打破建制分散投入战斗，结果被美军逐个歼灭。在这半岛后面的法国腹地是开阔平原，纳粹不久将最需要使用机动力量。但半岛之战却使德军机动力量尽失。同时希特勒又下达了寸土不让的命令，使前线司令官们受到钳制，无法实行战术退却。于是，英军在7月9日攻陷卡昂，美军于7月25日攻陷圣洛，后者是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区之间的交通枢纽。这时，巴顿将军亲临前线，督战甚急。7月25日，他率领强大的装甲部队奔袭阿弗朗什，冲进布列塔尼地区。至8月10日，美军已遍布布列塔尼地区，并切断同其他地区的联系。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伦敦《快报》说：“事实证明，美国人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堪居各国军队之前列。”

　　8月25日星期五，自由法国的勒克莱尔将军的车队进抵巴黎城郊。翌日星期六，戴高乐将军凯旋进入法都。于是，在大西洋的对岸，穿着联合服务团军装的女歌唱家莉莉·庞斯【莉莉·庞斯生于法国，后入美国籍。——译者】，在曼哈顿区的洛克菲勒广场，高唱《马赛曲》。巴黎解放了，人们这时欢喜若狂。然而在巴黎的观察家们却发现巴黎光复的余波，竟比料想的还要复杂。戴高乐派和地下法国内地军列有黑名单，说有七十万人通敌。和德军睡过觉的法国姑娘要交代，然后把头发剪掉，把头剃光。可是很多通敌的人却逃避受辱，花钱运动买得了自由。巴黎的情况使有些美国人感到很不舒服。它完全不像个惨遭蹂躏的国都，比之伦敦，巴黎简直是繁华兴旺。街道上衣服华丽的女人很多，使埃德·默罗也感到惊讶。不但法国纺织工业在战争期间一直生意兴隆，而且法国人还首先制成了可供实用的电视发射台和电视机。过去著名的服装店，如莫利诺、朗万、夏帕雷莉等，都照常营业，女顾客穿的裙子还是全幅多褶，袖子的上部还可以肥大宽阔，受到衣料配给限制的美英妇女，早就谈不上这样的时装了。一个巴黎服装设计师和英国记者谈到巴黎解放时唉声叹气，用典型的法国人姿势把两手一摊，说：“现在这样闹下去叫我怎么办？我的老主顾都在集中营，当然，都是因为他们曾为维希政府效劳的缘故。”

　　伦敦的处境，仍比巴黎危险。9月8日，在经历了1843个灯火管制之夜以后，英国首都的灯火又亮起来。那时年仅八岁的朱莉·安德鲁斯，在她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看见城市灯火通明。但重见光明并未持久。因为就在那天晚上，冯·布劳恩又向英国发射了V－2飞弹。英国管它叫做鲍勃·霍普弹【鲍勃·霍普（Bob Hope）本来是美国著名电影明星。但这里另有含义，见括弧内解释。——译者】（“扑倒在地，但愿别出事”）。看来还是恢复灯火管制为宜。在法国的盟军部队，在英国的老百姓，有好几个星期都是一相情愿地奔走相告，以为战争已经基本结束。重创的德军好像已经完蛋；人们认为连希特勒也一定意识到他是输定的了。9月12日美军越过边界在欧本和特里尔附近进入德境，开始向齐格菲防线的外围工事进行试探性进攻。至此德国本土的西部也已遭受进攻。那年秋天，接二连三进展较快，加拿大军把斯凯尔特河湾的德军赶走，美国第一集团军又攻克亚琛，从而突破了齐格菲防线主体。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攻占了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其他美军也到达了罗尔河。这是12月3日的事。但是接着不到两个星期，希特勒突然大举反攻，使盟军措手不及。一些德国精锐部队向美军猛扑过来。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亲自呐喊助威：“这是你们生命中光荣的时刻。强大的部队今天正向着英美进军。此时此际，我无须多说，你们心里都一清二楚，这是危急存亡的重要关头。为了祖国，为了元首，你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一般人力所不能及的神圣职责。”

　　这就是所谓“突出地带之战”【“突出地带之战”是德军投降前最后一次大举反攻的俗称。地点是比利时东部与北部，进攻方向是阿登森林，曾在英美盟军防线突破宽达60英里的缺口。于1945年1月被盟军击溃。——译者】的序幕。接着就发生了操着英语穿着美军服装的德军在比利时进行的蹂躏；第101空降师在巴斯托尼的英勇阻击；德军的最后通牒，麦考利夫准将回敬以“放屁！”；巴顿将军驰援巴斯托尼的著名战略包抄，其间第四装甲师30岁的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曾亲自驾驶先头坦克进攻……如此等等，都已是美国脍炙人口的军事佳话。这是美军在欧洲战场的全盛时期。有人问蒙哥马利是怎样扭转战局的，他回答说：“是由于美军骁勇善战。我向这些健儿致敬！向这些英勇的美军战士致敬！我从未想到能与比自己更优秀的军人并肩作战，我甚至想，我如能当上一名美军也感自豪。”

　　“突出地带之战”是希特勒最后的孤注一掷，接着就土崩瓦解了。1945年1月，俄国人开始最后总攻击。2月初，盟军完全解放荷兰，攻占了萨尔区，在雷马根夺取了一座德军来不及炸毁的桥梁，然后在莱茵河上架设便桥，比之战争初期德军临时架设的还要多出九座。然后又包围了鲁尔区，俘获了32.5万名俘虏，接着夺取了曼海姆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战局已接近尾声，这点欧洲人都意识到了。虽然伦敦还继续进行了一个月的灯火管制，巴黎在4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已经是彻夜灯火通明。柏林、汉堡、德累斯顿、埃森、杜塞尔多夫、纽伦堡和法兰克福都已炸成一片瓦砾。还有两个星期，就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但没有任何庆祝计划。

　　1945年4月11日中午，美军第九集团军抵达易北河。12日早晨6时，罗斯福在温泉一间僻静寝室睡觉。他头天晚上睡时料想一早就能阅读到战局发展的新消息，可是邮件到迟了。他经常阅读的是《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盛顿邮报》。可是这天他只看到当地的《亚特兰大宪章报》。报章的标题是：

　　『第九集团军距离柏林五十七英里
　　一日前进五十英里，
　　美俄两军可望早日会师

　　太平洋方面，

　　海军陆战队在冲绳取得进展
　　战况剧烈

　　一百五十架超级空中堡垒
　　白昼空袭东京
　　轰炸两小时』

　　在佐治亚州这里，今年4月初的天气真是暖得不合时令。山朱萸和野紫罗兰都已开花；有位邻居准备为罗斯福安排一顿烤全猪的露天聚餐，在一棵老橡树下放张椅子，让他坐在那里欣赏一下这个溪谷的惊人美景。既然邮件迟误，他每天要批阅的大批文件也没有按时收到，这样，除了让人继续给他画像以外确也无事可干。两年前，露西·拉瑟弗德曾邀请画家为他画过水彩像，现在他本人又叫这位画家再画一幅，准备作为礼物送给露西的女儿。

　　总统移居此地，比尔·哈西特和布鲁恩医生也松了一口气。他们对总统恢复健康已经开始丧失信心。3月30日随从们把他从火车抬到温泉站的月台时，他们都听到人群中惊讶之声。把他放到轮椅上推向汽车时他有气无力地半躺着，头部随着轮椅动作俯仰已不由自主。他病情稍有缓和，得以驱车来此，但他们对这种短暂好转早有经验，不再存有信心。晚上，总统休息以后，他们面面相觑，感到极为忧虑。哈西特说罗斯福已是危在旦夕。他那强劲潇洒的签字已经大不如前，看上去比伪造笔迹的巧手还不如。他是美国总统，而连自己名字也签不了。布鲁恩作为心脏病专家，则诊断说：除非使他摆脱工作压力，否则他的病情已经无望。哈西特说这是办不到的，总统不能与世隔绝。两人无计可施，几乎掉下泪来。哈西特在日记中说：

　　『他样子真使人吃惊——憔悴、困顿、精疲力竭。早上见他时似乎还可以。他体重不断减轻，他说轻了25磅。有气无力，没有胃口，极易疲乏。午间一过你看他那样子，情况就非常明显了。我已再将情况向布鲁恩医生反映。他认为情况是很令人担心的。』

　　但是，他们都认为他这天早晨的气色好得多。战况顺利，这对他情绪有帮助。邮件又未到，这也是天赐之便。他们再一次互相安慰，说他也许竟然能够挨下去，尽管一切迹象完全相反。过去几个星期内，他们已经这样说过多少遍了。

　　在华盛顿的总统办公桌上，有待处理的文件很多，其中有艾伯特·爱因斯坦的一份急件，内附利奥·西拉德的意见书。两人都要求总统立即停止研制原子弹。他们说世界形势已经大为改观。过去他们想当然的事，现在已证实并非如此，而且这也不再能成为理由。原子武器可能会使美国取得一时的军事好处，但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失和对美国威望的损害，将会抵消这种好处。爱因斯坦还认为，美国这样做，可能会触发一场世界性的原子军备竞赛。

　　显然，希特勒帝国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刚相反，该发生的事没有发生。总之，实际情况是，纳粹并没有原子武器。这情况盟国科学家们认为难以理解，最初甚至怀疑，这是德军摆出的假象。在诺曼底随同登陆的、代号为阿尔索斯（“小丛林”）情报小组负责人塞缪尔·古茨密特，认为纳粹有三位最卓越的物理学家：卡尔·冯·魏茨泽克、马克斯·冯·劳厄、维尔纳·海森贝格。后两位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德国政府支持之下，就是这三个人也可以制成原子弹。这一点古茨密特一直到70年代还是如此相信的。情报小组问德国的科学家：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时，德国人不管什么问题都归罪于希特勒。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说法是蛮有道理的。元首的排犹主义，把德国物理学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都逐出国外，纳粹的官僚政治对要花长时间的军事研究不感兴趣，技术设备又短缺；而且，纳粹机构重叠，不择手段地你争我夺，这也是个典型例子。原子的研究竟然并不协同，教育部、陆军部、甚至邮政部都在各搞各的。1942年6月6日，美国科学家接近突破的时候，德国人也到达了转折点。那个星期六，海森贝格向希特勒的军需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汇报了帝国关于铀的研究进展情况。他说有确凿证据，可以认为德国人在技术上可以建成铀反应堆，获得原子能，并且，从理论上说，由此可以生产原子弹爆炸原料。下一步就该是研究制造技术问题，比如说临界质量问题和链式反应有无可能的问题。那时，他和冯·魏茨泽克所谈论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将反应堆本身作为武器使用的问题，而且是以反应堆推动武器生产的问题。施佩尔表示初步同意，可以继续进行试验，但规模要小些，目标应是使反应堆用来产生原子能。施佩尔仅仅是重复希特勒的想法。元首确信胜利在望，除了在六个星期内可以用于战场的武器而外，他已下令把一切新武器的研制计划都停了下来。

　　施佩尔后来在纽伦堡被判为战犯，服刑20年。他说，希特勒曾对他提到制造原子弹的可能。1942年5月6日他同元首谈话的时候，曾提出全力以赴制造原子弹的问题。他建议请戈林任帝国研究委员会主席，以示重视。后来也是这样做的。

　　1942年6月23日，施佩尔又向希特勒汇报。这时元首对这计划还感兴趣，但他对物理基础理论毫无所知，因此规划就被暂时搁置起来。德国物理学家们向施佩尔谈到在三四年内生产原子弹的计划。但是，据他回忆：“我命令研制以铀为能源的发动机，用作舰艇推进器，海军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想用在潜艇上。”施佩尔说得很清楚，要是他当时想像得到美国在进行曼哈顿计划，他就是上天入地也要设法赶上美国人的。他后来还不时过问一下这方面情况，但希特勒已经对他泼冷水了。元首在党内的老亲信们，对美国以效率见称这一点，不断冷嘲热讽，他也人云亦云，把整个物理学叫做犹太物理学。但是假如当时这个德国独裁者让他的科学家们放手大干，像罗斯福那样做法，欧洲的版图，甚至西半球的版图，也许会大不一样。

　　但上述情况，直至1944年11月23日巴顿将军攻克斯特拉斯堡之前，丝毫也没有为国外所知。那个阿尔索斯情报小组当时直奔斯特拉斯堡大学，进入新建的实验室。萨姆·古茨密特的搜索对象是魏茨泽克，他是该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但这个情报对象早在三个星期之前就逃之夭夭了。古茨密特原考虑应否询问大学里的其他物理学家，但德国科学家们拒绝同敌方打交道，只得作罢。

　　于是在情报小组的搜索下，斯特拉斯堡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最后居然找到了魏茨泽克的私人文件。这时，莱茵河东岸炮声还历历可闻，古茨密特和助手凭着烛光，把文件边看边译，尽管同室内一群美国大兵玩着纸牌，他们却在那里揣摩着这个线索、那个提示，搜寻着学术性引文，或是无意留下来的但却可能有关的提法。突然他们高兴纵身叫嚷起来。旁边神经紧张的美军一时莫名其妙，慌忙伸手去拿M－1步枪和手榴弹。原来这两位科学家发现了厚厚一叠打得密麻麻的文件——这是帝国铀计划和铀学会的完整案卷。当然，其中有几张缺页，而且也没有最近三个月的记载；但从一切迹象看来，这份东西就是欧洲有关纳粹对铀研究的最完全的档案。

　　直到那晚上之前，盟国的科学家还以为，德国物理学家远远走在他们前面。但现在，古茨密特在摇曳的烛光下眯着眼睛读着魏茨泽克文件时，就明确知道纳粹比之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科研人员要落后两年。德国没有提炼钚－239和铀－235的工厂。看来他们连堪称铀的烧炉也还没有。他将调查结果发电向华盛顿汇报，那边提醒他，魏茨泽克文件说不定是个骗局。他回答说就文件内的论据看是真实的，文件是严肃认真的。陆军部提醒说，也许还有别的科学家在帝国其他地方制造原子弹。古茨密特尖刻地回答说：“一个使用假支票的人也许会自以为足智多谋，一夜之间竟成为军事天才。一个香槟酒的推销员也许可以冒充外交家。但是，诸如此类的门外汉却绝无可能获得真知实学来制造原子弹的。”

　　尽管这样，搜查还得继续进行。德国有个热衷于制作原子武器的海森贝格。如果他和其他同样热衷的科学家一起，不顾官方对裂变物质的裂变可能性所持冷漠态度，自行从事秘密试验，那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实确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1943～1944年冬天，海森贝格及其助手们，不顾空袭，在达赫拉姆学院用三吨铀和重水制成一座小型反应堆。为了躲开盟军轰炸机的注意，他们将实验室搬到一座很高的仓库里。这个仓库属于斯图加特一家啤酒厂，在德国西南部斯威别亚区阿尔卑斯山的丘陵地区。他们把啤酒桶搬走，把仓库内部用银箔裱糊起来，然后配上一座功率强大的电厂，并在一家纺织厂的侧楼中设立了车间。

　　但是，在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开始土崩瓦解的情况下，连这一隅也不够偏僻。海森贝格和盟国人员一样，也担心保密问题。于是他们又搬了家，搬到蒂宾根【在斯图加特市南17英里。——译者】附近在岩石中挖出来的一个大山洞里。就在这里，德国人在1945年2月真的干起来，建造了一座大型的反应堆，其规模和盟国科学家在芝加哥斯台格运动场一个废旧软地网球场所建反应堆差不多少。到了春天，就建成了一座原子烧炉，重水、铀块和石墨降速套都已具备。德国人在积累临界质量方面，进展很快。一批批的铀块每天都从图林根森林地带运来，卡尔·迪布纳博士在那里建立了第二座原子烧炉。应该说海森贝格和奥本海默在进度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个差距也正在迅速缩小。古茨密特主张把一切实验结果都保存下来，但阿尔索斯小组有个名义上的负责人，他是一个上校，却派了一个突击队去山洞里，命令他们破坏德国人的设备，这使古茨密特很是为难。但是派去部队还是个好主意，因为海森贝格的工作人员在忙乱中原想把铀块放在牛车的干草垛里偷运出去；而黑欣根农民原来根本不知道铀块是什么东西，但猜想必然值钱，可以卖给法国人，他们把其他的铀块偷了出来，现在都找回来了。过了不久，所有纳粹物理学家都给盟军监护起来，连那善于躲闪的海森贝格也不例外。古茨密特这时大喜过望。他对一位派出来当小组联络员的陆军少校说：“德国人没有原子弹，那不是太好了么？现在我们的原子弹也不必使用了。”少校面露诧异之色，回答说：“萨姆，你当然明白，如果我们有这样武器，我们就会使用的。”

　　从那时起，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军官和科学家，就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一旦制成原子弹，就投掷；另一派一想起要使用原子弹，就毛骨悚然。这种分歧不能都说成是军方和文职人员之间的分歧。比如说，爱德华·特勒就一直是主张强硬路线的；但是最初主张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却是核物理学家。甚至在德国已有原子弹的传说还未澄清以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已认为美国该和各国科学界分享这方面成就。在他们促请下，尼尔斯·博尔于1944年8月26日下午4时去见总统，就是讨论这一问题。找他去并不合适。他啰嗦得很，花了半个小时才谈到正题，而罗斯福的时间又非常宝贵。不管怎样，罗斯福并不同意博尔的意见，把他送走了事。于是博尔又去见丘吉尔。这位首相听了半小时以后，就厉声问介绍他来见的彻韦尔勋爵说：“他究竟谈的是什么呢？是谈政治，还是谈物理？”

　　事实上他谈的是二者兼而有之。许多科学家——可能是他们中间的多数——都认为：他们在研制原子弹的问题上，对全人类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拥有原子弹的希特勒作战是一回事，但和日本作战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人在1945年在理论物理学和技术上，都没有那么先进。反对派认为，既然日本人自己制造不了原子弹，那么用原子弹来对付他们就绝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就把政治和物理，都提高到科学的治国才能的水平。这个问题没有先例可援。这时太平洋上战事方酣，也显然不宜对这问题进行思考。特别是这方面的敌人当时曾平白无故地以毁灭性的空袭突然发动了战争。博尔见罗斯福没有结果，亚历山大·萨克斯又去见总统。他是总统的密友，在说服罗斯福方面较为有利。五年以前，就是他劝说总统开展这个耗费达20亿元的研究。现在他和博尔看法相同。于是，1944年12月，他到白宫去见总统。据说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但内容不详。罗斯福去世以后，萨克斯说当时罗斯福曾同意说：如果试验成功，就应请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参加，再进行第二次试验，并就使用原子弹可能引起的后果做出详细书面报告，让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传阅；同时应使敌人从指定区域撤出，然后，在显示炸弹的实际威力以后，再向敌人发出最后通牒：不投降就加以消灭。

　　萨克斯在一年后向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送去的这份记录，乃是一份异乎寻常的文件。里面没有罗斯福的签字，谈话时又没有其他人在场。当时史汀生是陆军部长，他总把曼哈顿计划称做X计划，他也是总统这方面的联络员。但罗斯福却没有和他提及此事。当然，萨克斯为人正直，不会凭空编造。但总统最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讲他们觉得中听的话；但又留有余地，恰好避不承担责任——比如假设一些前提，或者巧妙地使用虚拟语气等等。在这次谈话中，他可能对这问题还是举棋不定。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非到万不得已，很少做出决定。萨克斯的记录似乎不如史汀生在1945年3月15日所写的日记更为可信。那一次是罗斯福和陆军部长最后一次讨论X计划。史汀生写道：“我和他讨论，如果原子弹实际可用，对战后控制原子弹研制，现在就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由当前掌握原子弹的国家，实行秘密的、不让他国参与的控制，另一派则认为应根据科学自由的原则，由国际共同控制。我对他说，在执行这个X计划之前，必须解决上述问题。他必须准备好一份声明，待这计划一执行，就向人民公布。他同意我的看法。”

　　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和斯大林格勒的决战同时进行，从1942年8月中旬至1943年2月，在六个月内都是胜负难分。海军陆战队在人力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深得众望，但是，实际上决定胜负的则是两国的海军。两方的海军将领在六次交战中拼力争夺制海权。19世纪的水兵，会把这种鏖战称为“猛打呀，法兰那根”的【这是英国谚语。法兰那根是人名。源出于S·华伦所著《一年一万磅》，这里引用，是猛打猛冲之意。——译者】。双方损失都极惨重，各自损失了12艘舰只。海员称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和萨沃岛之间的海域，是“铁甲海峡”【不易通过之意。——译者】，陆战队员则称之为“不眠的咸水湖”【日夜作战之意。——译者】。以损失的舰只吨位计算，可以说是打个平手。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战役结束时，海军陆战队仍然控制着瓜达尔卡纳尔及其简易机场，而日军则阵亡2.5万人，撤离该岛。他们那时还自诩为天下无敌，并在新乔治亚岛上，把蒙达基地加固，这样，“零”式机和“塞克”式机飞向斯洛特狭道轰炸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个停留点。但是，局势已经转折，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已开始转入守势。

　　问题还不止此。当时在太平洋同时进行着两个战役，都是为了保卫澳大利亚，两个战役也都是成功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战役是在麦克阿瑟战区的新几内亚进行的。日军在珊瑚海战败后并未气馁。1942年7月，他们又在新几内亚岛尾端占领了沿巴布亚北岸的一系列村庄，想发动一个海陆钳形攻势，包抄南岸莫尔兹比港。英国的殖民官员带着无线电发报机躲在密林中对海岸情况进行密切监视。他们向美国人报告说日军的海上攻势正指向这个半岛尾端的米尔恩湾。美军舰只首先抢到那里，打退日军的海路威胁。敌人的陆路进攻则从布纳村出发。那里和莫尔兹比港的直线距离不过100英里。但是中间有个使人望而生畏的1.3万英尺高的欧文·斯坦利山脉，日军要翻越此山，只能靠两条腿。于是澳军在离莫尔兹比湾20英里的地方把日军阻截，并协同美军第32师，开始反攻。

　　敌人在山中节节后退，艾克尔伯格将军于1943年1月2日进入布纳村，这场苦战便告结束，但伤亡较之瓜达尔卡纳尔还大。两个星期后，澳军占领附近的圣纳南达，但日军又复纠集援军，用八艘运输舰载来反攻部队，企图登陆。3月3日，B－25机群在俾斯麦海发现日军护航舰队，就进行了低空海面轰炸，把八艘运输舰和四艘护航舰全部击沉。七千日军在海里淹没，能泅水上岸的，又被岛上土著按当地习俗砍掉脑袋。后果可称惨不堪言。东京于是郑重宣布，莫尔兹比港并无军事价值。

　　但是拉包尔则是有军事价值的，敌人想保住它。事实上，他们要控制南太平洋，也非把它保住不可。拉包尔固若金汤，强攻难破，于是美军就把它搁一边。1943年夏天，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开始开进新乔治亚岛，猛扑蒙达基地。他们的进攻需要通过丛林、涉过泛滥的河流，面对躲在碉堡内、穿上钢甲背心的日本鬼子。但是到了8月，他们还是把简易机场占领了，美军在斯洛特狭道上取得了立足点。他们越岛进攻，占领韦拉·拉维拉岛和科隆班格拉岛，肃清了中所罗门群岛。到了哥伦布日【即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日子。——译者】，第三海军陆战师开进了布干维尔岛的奥古斯塔女皇湾【布干维尔岛是所罗门群岛的最大岛屿，奥古斯塔女皇湾是当时日军重要要塞。——译者】，就在新月初上第三天的晚上登陆了。从当年太平洋战局发展的情况看来，这是迈进一大步。只要海军工程兵和陆军工程兵能在这绿色黏土地上修建一个大型机场，拉包尔便在美国空军歼击机攻击范围之内了。

　　敌人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他们从海上和空中对美军进行阻击，但是他们总以为美军之所以利用奥古斯塔女皇湾是有其他目标，所以把最精锐的部队保存下来，暂不出动。到了圣诞节那天，美国工程兵在比瓦河岔口上游建成了大型简易机场，称之为“比瓦大叔”，由“亚美利喀”师【这支部队是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组编成，故以“亚美利喀”取名。威廉·小卡利在25年后在这师任下级军官。】和第37师用重兵把守。后来日军精锐第六师团气汹汹地扑向这个机场时，竟被美军死死顶住。到了这时，拉包尔已快要陷入重围。埃米鲁和格林群岛已被美军占领；第112骑兵师已经到达阿拉瓦，第一海军陆战师已攻占新不列颠的格洛斯特角，第五骑兵师（这是支历史悠久，由内战时期美国南部邦联总司令罗伯特·E·李将军亲自建成的骑兵师）部分部队和卡斯特将军的第七骑兵师也已在阿德米勒尔提群岛登陆。规模巨大的机群从“比瓦大叔”向拉包尔频频出击，使这个基地的日军无处藏身。日军无计可施，只好把拉包尔放弃。他们把所谓“慰问团”即朝鲜妓女撤走。美国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无需战斗机护航，每日飞抵拉包尔上空，把弹仓里的炸弹全部扔下，留下来的日本守备部队就只好活受罪了。

　　与此同时，战争的特点也在起变化。形势迫人，非变不可。至此为止，美国不过是在日本扩大了的帝国的外围进行蚕食。他们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才在中所罗门群岛中推进了250英里，而距离东京则还有五千英里。但是，新式装备这时已源源运来。原来为了优先照顾欧洲战场，这里应付急需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火器。现在代之以火箭、水陆两用牵引车，带轮子的汽艇（DUKW，代号称为“鸭子”【即水陆两用的，重两吨半，有六个轮子，又有推动器、有防水外壳的汽车。——译者】）和能绕射的火焰喷射器。海军的各式新装备就更多，由“埃塞克斯”级舰率领的、由巡洋舰船身改装的运输舰就有50艘，只要尼米兹指挥的舰只更靠近日本，他的潜艇就可以摧毁日本的商船队伍。这些潜艇当时已把敌人100万吨的补给物资炸沉海底。日本和英国同样是个岛国，使用潜艇攻击，和当年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战役大捷时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只要基地更加靠近，就可以空袭东京；而航程达1500海里的B－29超级空中堡垒，不久就将出击。因此，解决的办法是在中太平洋开辟一个新战场。这个任务于1943年11月20日由第二海军陆战师担任。人们早知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吉尔伯特群岛日本守军密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人们无从意料的，则是塔拉瓦【塔拉瓦是吉尔伯特群岛的首府。——译者】之战。

　　这场战斗美军几乎失利。敌军指挥官曾吹嘘说：就算用一百万大军打一百年也没法把这个环形珊瑚岛群的主要岛屿贝提奥岛打下来。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历史学家。曾受罗斯福委托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战史。——译者】说：“比之贝提奥岛，科雷吉多尔简直是不设防城市。”除了敌人顽强而外，进攻的海军陆战队还有其他难题：海军炮击火力太弱，对潮汐涨退估计不准，错过了发动进攻的时刻。这样，进攻的第一天，占领了宽度仅为20英尺的滩头阵地。军官们站在深可齐腰的水里，用无线电指挥作战，并祈求上帝不要让日本人反攻。事实上日本人之所以没有反攻，只是因为通讯系统出了故障。第二天，美军海军陆战队冲杀过去，把敌人防线切成两截，但这次进攻损失了三千人。接着下个月，占领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岛和埃尼威托克岛，付出的代价小些。然而，从开辟中太平洋战区起，每次战斗都为时较短，但战况惨烈。在夸贾林岛浴血战斗的第四海军陆战师，在整个战役中作战不过61天，但伤亡人数却达全师兵员的75％。

　　伤亡人员骤增有几个原因。敌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曾受到美军的突然袭击，要他们再措手不及就不可能了。另外，美军强攻的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由日本托管，他们在这里筑垒挖壕，已有1/4世纪之久。然而，太平洋战区伤亡之所以较大，最主要是由于日军战术的突然改变。这些东方人原是两栖进攻的老手，现在转而进行坚壁防御。帝国大本营电令前哨各阵地，必须作好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有个前哨做到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形如鸟状的新几内亚岛的尾部，有一个名为比阿克的小岛，驻有敌军1万人。司令官葛目直行上校觉得：葬身滩头固然不坏，但战死内陆岂非更好，于是他把岩洞和峭壁都巧加利用，这样，得以拖延时日，结果多杀了些被一个日本兵在日记里蔑视为“得天独厚的美国人”。

　　葛目这个做法，是逐岛战争期间迫使美军付出伤亡代价最大的一个创举。事有凑巧，比阿克岛是在麦克阿瑟向菲律宾推进的路线上，不然的话，东京倒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做法。麦克阿瑟把新几内亚岛的尾部扫荡以后，于1944年春正向腹部跃进，采取了一种“交互跃进”式的新战术。其实这种战术不过是美军的偶然发现。在中途岛之战时，山本曾占领阿拉斯加群岛中的阿图岛【阿图岛是阿留申群岛西端一岛屿。——译者】和基斯卡岛【基斯卡岛是在阿拉斯加以西的一个岛屿。——译者】，企图以此转移尼米兹的注意力。当时美军要夺回这两个岛，但又没有力量兼顾，于是指挥作战的军官们就把基斯卡岛绕过不管。但夺回阿图岛之后发现，日军已悄悄地自动撤出了基斯卡岛。这一下使麦克阿瑟恍然大悟。4月下旬，他跳过其他岛屿，向荷兰蒂亚【荷兰蒂亚是西新几内亚的首府。——译者】跃进。一个月之后，第41师又攻下了比阿克岛。在这以前所发动的攻势，伤亡并不大。但是由葛目率领的躲在峭壁与岩洞里的守备部队，却迫使美方付出惨重代价。在完全占领该岛以前，伤亡人数已接近塔拉瓦之战的数字。

　　伤亡数字本来还会更大。日本海军已躲藏了一年，现在正准备升火出动，增援该地驻军。这些舰只本来早已启航。但是，6月中，海军上将小泽次三郎接到情报，说尼米兹在中太平洋发动的进攻，现正准备扑向马里亚纳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塞班岛、提尼安岛、关岛。这个威胁更大，只好把舰只调向那边。接着在菲律宾海的那场战斗，又是一场双方远程战斗轰炸机的决斗。惯于舰只列队作战的老练水兵们，没有发挥到作用，未免失望。但是，美军的胜利却是了不起的。“鬼婆”式飞机把敌人以关岛为基地的空军摧毁。在八小时的连续空战中，日机四次向美国舰队进行密集攻击，都被击退。这是战争以来使用航空母舰至为壮观的一次战斗。小泽的第一线作战机群本来有430架，到了第二天日落西山时，就只剩下了35架。美国海军的飞机驾驶员称这次作战为“马里亚纳群岛活靶子大演习”。“演习”完毕，小泽只好掉头北撤，塞班岛的日军就被包围了。

　　日本鬼曾发誓一定要美军在塞班岛付出最大的代价。岛上守军，比美军情报部门的预料要多出一倍。美军伤亡惨重，华盛顿亦为之愕然。3000名日军发动了一次高呼“万岁”的拼死冲锋，把美军赶到惊涛骇浪的岸边。剩下来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士最后把敌人消灭，或者更为省事，干脆等日本人自杀了事。两星期后，另外一些海军陆战队又进攻关岛，在暗礁中散开登陆。这次损失不大，伤亡只及塞班岛的一半。部分原因是“万岁，冲呀”没有那么奏效。到了进攻提尼安岛时，日军没有想到美军会在北岸登陆，美军的伤亡就更少。尽管这样，马里亚纳群岛之战，还是使美军伤亡共2.5万人。然而这个群岛却是无价之宝。B－29从此有了第一个能直飞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美国在塞班岛指挥作战的司令官霍兰？”大声佬”史密斯，说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的决定性战斗。东京也有同样看法。德国在东京的海军武官向柏林报告说，该岛“这里认为关系生死存亡”。东条内阁倒台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役中，开始看到通向胜利的道路，现在是信心倍增了。

　　※※※

　　麦克阿瑟一开始就反对海军陆战队进攻瓜达尔卡纳尔。这时，在中太平洋这样往北直插，和他本人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距离这么远，就更不合乎他的口味。他对这种战术很蔑视，称之为“跳岛战争”，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其实，这和他自己那种“交互跃进”战术，很难说得出有什么区别。1944年夏天，他更大发雷霆。原来金海军上将建议，美军应该暂时绕过菲律宾。麦克阿瑟坚持说：美国必须对菲律宾人言而有信，这是荣誉攸关的问题。金上将反驳他说：这是他个人感情问题。两人相持不下，只得提到罗斯福那里解决。

　　那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在芝加哥举行，总统的党务顾问们要他亲自出席。可是，总统却去了夏威夷。他必须解决那个战略问题的争论。7月26日，关岛激战方酣，总统的座机飞抵希卡姆机场。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从澳大利亚来到，向总统陈述自己的看法。麦克阿瑟在一次和总统私人谈话中，竟然威胁总统说，如果他的战略计划被束之高阁，他就要对总统实行政治报复。要是他本人要重返菲律宾的诺言不能实现，他说：“我敢说美国人民定必群情激昂，到了今秋大选，就会在投票中对你表露出极其不满。”这种说法是无礼的，大概也不真实。但罗斯福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会出现，在离开白宫前早就已经做出决定。他答道：“我们不准备绕开菲律宾，按你原定计划执行罢，愿上帝保佑你。”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在华盛顿争论了两个月，才同意麦克阿瑟反攻菲律宾。与此同时，哈尔西又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按照向菲律宾进军的原计划，是要先在佩勒留、雅浦岛和棉兰老岛登陆。但是哈尔西认为从空中出击的情况看来，敌人的空军已经是元气大伤。他建议干脆撇开外围，直捣莱特岛。这个建议被接纳了。但对佩勒留岛的进攻，已是万事俱备，来不及取消，则仍按原计划进行。战斗结果极其惨烈。东京已把比阿克岛战术看成是克敌制胜的妙药灵丹。他们把葛目的经验向佩勒留岛的指挥官传达，于是他也命令部队挖洞。他们藏身于天然石灰岩洞里，用隧道沟通，上面又有层层珊瑚砂和混凝土的掩护，竟把美国第一海军陆战师打得溃不成军。但这还只是美军初尝的苦头。

　　到了美军把佩勒留机场北面的形如锯齿的山岭的敌军都扫荡干净的时候，已有四个美军师涌上莱特湾的滩头。1944年10月20日，美军的主力登陆以后还不到一个小时，第38步兵团就升起了星条旗。又过了四天，沃尔特·克鲁格将军也在岸上设立了的第六集团军指挥部，而日军将领山下的第35军正朝他们进攻。此后，克鲁格将军似乎毫无进展，于是，就使得莱特湾成为进行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海战的战场。

　　山本虽然已经去世，但日本海军还是继承他的宿愿，要和美军在海上决一雌雄，而最好是趁着美国舰艇忙于掩护登陆的时候。这时，难得的机会真的到了。日本派出四支特遣舰队驶向哈尔西的正忙于掩护莱特湾登陆的主力舰队以及托马斯·金凯德将军率领的由旧式战列舰和小型航空母舰组成的较弱的舰队。日本海军将领知道，他们和美国新建成的海军力量是无法匹敌的。因为美国有战舰218艘，而日本则只有64艘。于是他们就想出一条妙计。原来通向莱特湾有两条海峡，北面是圣贝纳迪诺海峡，南面是苏里高海峡。由海军上将栗田健男率领的中路舰队准备开进圣贝纳迪诺，南面两支特遣舰队开进苏里高海峡，同时，小泽的第四支特遣舰队则把哈尔西的舰队诱到北面。这一来，金凯德的舰队就会成为瓮中之鳖。于是可以再来个“万岁，冲啊！”

　　南翼的两支特遣舰队运气不好。杰西·奥尔登多夫将军早把苏里高海峡堵着，并用鱼雷和炮火消灭了第一支日本特遣舰队。另一支舰队撤退中朝着荧光屏显示的图像炮轰了一阵，后来才发觉这些只是岛屿而不是敌舰。栗田最初运气似乎也不好。他在开往圣贝纳迪诺途中，就有两艘重型巡洋舰被美军潜艇击毁，最大的战列舰也给美国空军炸沉。但实际上，损失了这些舰只却给栗田带来了好运。哈尔西知道日本舰队的损失，以为栗田舰队已经完蛋，于是看见小泽舰队，就全力出动，向着这个诱饵猛追过去。这一来圣贝纳迪诺海峡就没有美国舰队防守，10月24日黑夜，栗田率舰只遂得以通过海峡潜入。翌日破晓，他就向着毫无掩护的金凯德的航空母舰猛扑过来。

　　这些航空母舰的惟一屏障，就是几艘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这些舰只本来一般只是用来反潜之用，防御能力很差，而且舰上人员多是婚后应征入伍的新兵。这些驱逐舰竟然向栗田的战列舰反攻，接着那些英勇的护航驱逐舰，尽管连作战队列也未演习过，却迎着日本的巨炮炮口驶去。有些护航舰已在下沉，浓烟滚滚，霎时之间，栗田的那些庞然巨物，反而陷入一片混乱，在湾内兜来转去。而美国航空母舰上的各式飞机，能飞出来的都全部飞到空中参战。于是，栗田率领的这支本来是从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强大的日本舰队，反而掉头逃跑。这一次，日本海军被彻底击溃。因为哈尔西并不知小泽的特遣分队是诱饵，全力以赴把这支舰队也全部吃掉了。总计起来，莱特湾这一役，使日军损失了三艘战列舰，四艘航空母舰，和20艘其他各种战舰。天皇的海军也就完蛋了。

　　美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在莱特岛把敌军围拢起来，愈收愈紧。山下那时在马尼拉，在圣诞节时就认为莱特岛已经无望。实则莱特岛到了翌年圣帕特里克节【即3月17日。——译者】才告解放，而那时山下已是山穷水尽，无能为力。12月12日，美军袭击了棉兰老岛。三个星期后，又有美军四个师在吕宋的仁牙因湾登陆，几乎毫未遇到敌军的反抗。美军绕过山下防线的北部防御工事扑向巴丹，然后又进攻科雷吉多尔，最后于三月上旬解放马尼拉。

　　正像一个陆军军官当时苦笑地指出的，回到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半岛，局势对美国说来，不过和战争爆发时不相上下，真可说是“从头开始”。诚然B－29已经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但这个目标还是远隔重洋，可望不可及。迫近日本本土这个任务，就要靠中太平洋美军的进攻，从塔拉瓦通过马绍尔群岛，再挺进到塞班，这是钳形攻势的另一翼。下一个目标，就是火山积沉的硫黄岛，即金海军上将所说的，“通向小笠原群岛的阶梯。”B－29从塞班岛出发，可以空袭日本首都，但也不过是刚刚够得上。超级空中堡垒的炸弹装载量，只能限于两吨，如果在空袭中被击伤，就无法飞回来。如果美军占据硫黄岛，离日本的就只有660英里。B－29就可以载七吨炸弹，而且东京就不再可能从硫黄岛获得空袭警报。

　　硫黄岛只有八平方英里，敌人却十分重视。进攻以前，海军对岛上进行了74天的轰击，但日军防军似乎处之泰然，因为他们在地面根本没有营房。大部分岩洞上面都有35英尺以上的覆盖物。而敌人的一切火器却可以射击到海滩上。美军登陆以后的头两个小时，还可以说比较平静无事。接着日军迫击炮就铺天盖地向滩头阵地打来。尽管如此，美军还是在战斗的头几天就占领了磨缽山和元山一号机场。如果是在战争的头一年，占领这些地方，本来也就算是得手了。美军都等候日军来个“万岁，冲啊”，让他们前来送死。但是，他们没来这一套。现在敌军都受过比阿克岛战术的全面训练，老在碉堡和峡谷里坚持。到了三月战事结束时，无情的数字说明：海军陆战队伤亡达1.9万人。

　　至于敌人，伤亡数字就更无情。俗话说：“倒霉就步步倒霉”。日本人有句俗话与此类似：“坏事不打一处来”。这时蜂拥而至的超级空中堡垒在日本本土上低空盘旋，对日本80个城市开始进行系统摧毁。3月9日，在对东京进行一次大空袭中，一天之内就炸死了10万人。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已经进入中国南海，把敌人汽油和粮食的运输线切断。昭和的商船队伍剩下寥寥无几，而美国潜艇击沉敌人的船只很快就要到一千艘了。横滨和大阪在大轰炸之后，到处搭起了简陋小屋。日本老百姓饱受肺病和疟疾的折磨。他们有配给证却买不到食物。在满洲的日军的指挥官又发来可怕的消息，说俄国部队正在边境移动。真可谓是“坏事不打一处来”了！

　　然而，日本人的士气，并没有瓦解迹象。老头和妇女都用竹制长枪武装起来。“来打我们罢！”“东京玫瑰”还在那里挑衅。要应战，美军还需要一个进攻基地，那就是冲绳岛。该岛指挥官牛岛光利将军早在3月份就预料到敌人在4月1日会在阳丹机场附近光临。他不但猜对了，而且对这些不速之客来了个措手不及。4月1日刚巧是复活节，但对涉水登陆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士说来，还好像是愚人节【4月1日，按欧美习惯，称为愚人节，可以用各种方法愚弄他人——译者】。那里好像阒无敌兵。谁都没有猜到征服这个岛屿几乎要三个月，也未想到这个岛是太平洋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场战斗。实际上，牛岛在这个岛南面1/3的地方，集中了10万大军。到了4月12日，情况摆得很清楚，冲绳岛又是像硫黄岛那样的一场艰苦血战。岛上的地下墓穴都已改装成为碉堡，山洞里安装了铁轨，重炮可以在轨上移进移出。牛岛也还想要打胜的。他的策略是让美国全部上岸，用神风机把美军舰队全部摧毁。然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就像砧上之肉，可以不慌不忙地宰割了。

　　※※※

　　那时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疗养，他衣着整齐，舒舒服服地坐在皮面扶手椅上。从这里看，世界形势要好得多。他笑容满面，信心十足，坐在那里和露西·拉瑟弗德和两位来访的表亲玛格丽特·萨克雷和劳拉·德拉诺闲谈。从战略上看，美军在各个战场上都是胜利的。德国已被切成两半，除了少数几处顽抗的被包围地区而外，德国国防军已经土崩瓦解，各地向盟军投降的往往数以万计。当然，解决日本的问题要难些。硫黄岛已经攻克，冲绳岛早晚也会解决；胜局已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截至4月12日为止，在和轴心国的战争中，已断送了196669人。伤亡总数达899669人。只是过去一个星期，就损失了6481人。情况如此，显然不能忽视。他对周围的人说过：在这样大的牺牲之后，世界和平一定会有绝对的保证。

　　快到中午的时候，比尔·哈西特拖来了从华盛顿来的邮件皮袋。邮件到了。他建议总统吃完午饭后再批阅，但罗斯福要立刻动手。哈西特把一份国务院要他批示的公文放在他面前，罗斯福脸露微笑，对在座的妇女说：“看，典型的国务院公文，什么都没有谈。”接着他批阅其他的文件，有一批邮政局长要任命，有些日常信件，有些向杰出的盟国政治家授勋的证书，都需要他那不再是强劲有力的签名。那时白宫仍然不喜欢用圆珠笔，认为这不过是时髦一时的小玩意。但用自来水笔又易蹭掉，会把文件弄脏。于是，总统一边签名，哈西特就一边把签好的文件摊放在长沙发、空椅子和地毯上。当他批阅到参院第298号法案，决定把农产品信贷公司法【农产品信贷公司于1933年成立，旨在支持农产品价格。——译者】延长，他对露西眨了一下眼说：“你看，这儿是我制定的一项法律。”这时，外面走廊有人声，原来是画肖像的伊丽莎白·舒马托夫夫人来了。她往里一瞧，到处铺满文件，感到进退两难。“进来吧！”罗斯福说，“比尔的东西还没晾干呢！”

　　哈西特很快就把东西收拾好，连瞧也不瞧她一眼。他对舒马托夫夫人并无好感，认为她对总统干扰太大，不是量他的鼻子，就是要他转过这边、侧过那边，甚至穿什么衣服也要管。今天，他穿的是一件背心，打一条哈佛领带，而哈西特对这两件都不喜欢。在哈西特看来，这是“不必要地折磨病人”。他甚至认为她也不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但露西喜欢她，罗斯福也对她有好感。哈西特把一批国务院的汇报交给罗斯福就走了。那位夫人把她的画架竖起来，帮他把海军斗篷披在肩上。他立即就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文件了。

　　※※※

　　那些都是外交文件。整个一星期，罗斯福都对俄国表里不一感到心烦。（两个小时以前，他还给丘吉尔去电报说：“我们必须坚定。”）因此，罗斯福在他的生命最后的时刻，可能是在反省两个月前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这样猜测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他去参加会议，是因为他的军事顾问们告诉他非去不可。无论麦克阿瑟将军，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和三军的参谋长们都异口同声，主张要苏联对日宣战，并认为付出什么代价，也是值得的。六个月以后，原子武器使得战争和地缘政治的性质，起了永久性的变化。但在此时，了解曼哈顿计划的人，都不认为值得一提。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李海上将就写道：“原子弹绝对爆炸不了。我是以爆炸专家的身份说这话的。”

　　在雅尔塔，罗斯福和丘吉尔从斯大林方面所得，超过预料。他们以前认为，这个苏维埃独裁者是个难以对付的谈判对手。他总似是不露声色，说的又是无人理解的斯拉夫语言（他的英语语汇，只限于“那又怎样？”“那是你说的！”“盥洗室在那边！”和“这儿搞的是什么名堂？”），而就他目前的处境来说，他满可以幸灾乐祸，冷眼旁观。近三年来，他一直都是三方中最弱的，乞求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又提不出什么交换条件。这时他们则不得不移樽就教。不过，他还是老练通达的。他秘密地同意建立反日的联盟。条件是苏联要取得在“满洲”的某些特权（特别是对西伯利亚铁路东端取得一半股权）、千岛群岛、库页岛北半部（日本北方的另一个岛）、朝鲜的占领区、大国在联合国的否决权等。后来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争议的另一条秘密协议，那就是同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组织中取得席位。此外，美英两国还同意外蒙古的自治。

　　波兰的边界要重新划定，原属于德国的部分土地要划进波兰。斯大林和盟友们一道，郑重保证东欧各国，包括波兰在内，通过自由选举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和政府。很久以后，人们还在攻击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过分天真。人们责问说：对这样一个民主制度的死敌，怎能相信他的诺言呢？实际情况则是：他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在和日本打仗，而俄国不是。不管苏联有无许诺，苏联红军都可以自己决定行事。当时这位俄国独裁者，看来因为在欧洲的胜利扬扬得意，心情很是慷慨。至于会议的最大受益者则似乎是蒋介石。斯大林和蒋签订条约，承认他是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并答应说服毛泽东一方的中国人，同蒋介石合作。

　　帕特·赫尔利和亨利·卢斯都赞扬雅尔塔协定，英美报刊也一致好评。两位老练的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艾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凯南则对协定持怀疑态度。但在1945年初，这不是普遍流行的观点。丘吉尔曾经要求艾森豪威尔“同俄军会师的地点在易北河以东愈远愈好。”艾克不同意。他把原来要巴顿将军把美军开进布拉格的命令撤回，还命令易北河以东的美军撤回河西，让俄军解放捷克、东德和柏林。后来他在访问莫斯科以后，发表谈话说：“俄国政策的决定因素，首先是他们对美国的友谊。”

　　※※※

　　在温泉，罗斯福在静坐中活动了一下，看了看表。下午1时了。他对舒马托夫夫人说：“我们只有15分钟了。”

　　她这时也画不了几笔。罗斯福刚才全神贯注看文件，她不敢请他摆好姿势，只好利用这个时间在画上着色。

　　白宫那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女仆利齐·麦克达菲在门口停下来，朝客厅里瞧了一眼。她见露西·拉瑟弗德面向总统。他刚讲了一句俏皮话，她听了正在微笑。后来利齐对人说：“这就是罗斯福先生给我最后的印象。我记得他最后的情景，是他注视着一位美人的笑脸。”

　　罗斯福把一支烟放进烟嘴儿里，把它点燃。他这时已经从给人绘像的姿势出溜下去，画家也知道再要他坐好已不可能。她看着他，见他举起左手摸摸太阳穴，按了一下。看来他想在前额捏一下，但那只手垂了下来，手指抽搐着，好像想摸索什么东西。萨克雷小姐把钩针放下，向罗斯福走过来说：“您掉了什么东西么？”他用左手在脖子后面压了一下，闭上眼睛，低声说——声音极微，只有她听到——“我头非常痛。”他的手臂垂了下来，头倒向了左边。前胸弯陷下来。那是下午1时15分。

　　戴西·萨克雷立即给布鲁恩去电话，并叫舒马托夫夫人把就近的特工人员找来。这位画家找到以后，就朝着她的汽车走去。露西·拉瑟弗福接着也急步跟着走出，一定不能让埃利诺·罗斯福知道她在这里。当然，他会康复的。消息在白宫里传开，大家也都觉得他会转好的。没有罗斯福在白宫掌政的美国，这怎能叫人受得了呢！国外作战的青年们在记忆中，美国总统一直就是罗斯福。他这个病况是暂时的，医生们会把他医好的。大家你安慰我，我安慰你，对他的康复都深信不疑。只有医生们看法不同。

　　根据麦金太尔医生的命令，布鲁恩医生这时实际已成为总统的随从。他总是在总统近旁，一呼即来。早上9时30分，在总统进早餐之前，布鲁恩医生对他进行过检查。心脏未见异常，血压则颇高——高压180，低压110～120。但这并不可虑，他的血压这样高已有一个时期。而且他精神也没有紧张。一周来，他和医生谈话时，对斯大林从雅尔塔会议以来的表现曾一再痛加批判，但这天早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时布鲁恩跑进别墅来，见罗斯福歪倒在椅子上，靠着扶手支托着。罗斯福的表亲们，则坐在长沙发上呆若木鸡。

　　总统的呼吸时而中断，并变得短促嘶哑。他的舌头阻塞着喉咙。脖子已僵硬，高压达300，左眼张得大大的。原来他的一条脑动脉可能因为老化，脆弱易破，这时出现了穿孔。血从孔里渗进大脑周围的颅腔。大脑对任何异变都很敏感，于是正发出剧烈痛苦的信号。病人双目已变形，觉得天旋地转；呼吸粗哑，似在打鼾，周围的人都可听见。在医生看来，这些病征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病人发生严重脑溢血。布鲁恩当时还不能确断严重程度，但他可以先行急救。他迅速剪开罗斯福的衣服，在总统手臂上注入罂粟碱和亚硝酸异戊酯，又给他穿上带条纹的蓝色睡衣。然后在一个男仆和每天给总统按摩的海军理疗医生协助下，轻轻地把他抬到他那槭木床上。房外的人只能听到粗哑的喘息和憋闷的鼾声。

　　布鲁恩立即向在华盛顿的麦金太尔医生汇报，他对他的诊断和治疗表示同意。要是在今天，医生们会不敢贸然注射亚硝酸异戊酯，因为此药降低血压，并减少流入大脑的血液。但是总统当时反正已经回生无术。他已经昏迷了50分钟。布鲁恩又报告麦金太尔说病人血管急剧收缩，出现局部瘫痪。麦金太尔向亚特兰大市的著名专家詹姆士·波林医生去电话，请他尽快赶去温泉。波林抄小路，走捷径，全速驶向温泉，不到一个半小时便赶到（后来他对人说：“随时都准备被交通警拘留。”）。他向麦金太尔汇报说：“我到达的时候，总统已经是奄奄一息，他浑身冷汗，脸色灰白，呼吸困难，胸部杂音很多……我到他的房间不到五分钟，他的生命迹象就已全部消失。那时是3时35分。”

　　总统的小狗法拉一直静悄悄地蹲在卧室里。这时它似乎感到发生变故，突然从角落里跳出来，冲出纱门，疯狂地汪汪大叫，窜上附近的一个山头。然后它静下来，木然不动，就像守灵似的。

　　在总统的寝室里，第一个向遗体告别的是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对在场的人没有望上一眼，也没有吭一声，我就走进他的寝室，弯下身来，在他的前额轻轻地吻了一下。”按照礼节，应该先向总统夫人和副总统（即新总统）报告，然后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哈西特和布鲁恩请麦金太尔医生转拨总统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的电话。史蒂夫·厄尔利强忍住悲痛，要他们在他通知到埃利诺·罗斯福之前，先不要外传。

　　总统夫人这时在华盛顿西北区的马萨诸塞大道1801号的萨尔格雷夫俱乐部。那里正举行年度茶会，她准备在会上讲话。下午3时刚过，那时总统已昏迷了45分钟，劳拉·德拉诺从温泉来电话，措辞谨慎地告诉她总统已经“昏迷”。几分钟后，麦金太尔又来电话。他说用不着惊慌失措，但他已通知海军派专机送夫人和他自己去佐治亚。她问要不要把原定的讲话取消。他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会引起外面传说纷纭。她接受意见，按原来计划发表了一篇关于联合国问题的演说。接着，钢琴家伊华琳·泰纳，弹奏了一些选曲。后来，罗斯福夫人又被叫去接电话。这次是史蒂夫·厄尔利打来的。用她的话说，他“很失常”，要她“马上回家”。她心烦意乱，感到“事情不妙，但是不能不注意礼节，所以又回到会场”。她等泰纳小姐一曲奏罢，就上前去告辞，说：“有电话通知我回白宫，请原谅我在这个精彩的音乐会未结束之时，提前告退。”

　　总统的轿车在外面等着她。她“上了车，一路上双手紧握，回到白宫。我心里明白出了什么事。不过像那样的事，非到别人说出来，你是不会让这种可怕想法具体形成的。”她回到总统府二楼的起居室，就派人叫厄尔利来。事后，他告诉新闻界，她听到消息时说：“我很难过，但我为我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更为难过。”这样讲当然很得体，但事实上她没有说过这话。这是厄尔利的主意。埃莉诺当时只是对他说，她想马上见杜鲁门。

　　这位60岁第34任的副总统那时正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背后挂着镶金边蓝色厚天鹅绒的挂毯，两边是鲜红色的大理石半露柱，他正俨乎其然地主持着参议院会议。其实他却信笔写着：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今天，我是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因为一个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在发言，而他对所讲的问题可说是一窍不通。亚利桑那州一位资历不高的参议员就这个问题先发了言，他倒是言之有物的。』

　　他希望家乡天朗气清，在华盛顿正是“雨雾迷濛”。他还说星期天早上他会飞往普罗维登斯市去。然后又说：

　　『明晚9点半（你们当地时间）请打开收音机，你会听到哈里为纪念杰弗逊诞辰向全国发表讲话。全国各广播网大概都会转播，应该很易收听到的。我讲话后还要致介绍辞，请总统发表演说。
　　祝你们好并永远平安
　　向你们致以亲切问候
　　有空请来信。』

　　参议员亚历山大·韦利发言以后，奥尔本·巴克利建议休会，次日再复会。4时56分，这位副总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完全不知道他当上第33任的美国总统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信步走到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处喝上一杯酒。他正喝着掺水威士忌时，白宫的电话总机找到了他。厄尔利说：“请你马上来这里，从宾夕法尼亚大道正门进来。”杜鲁门有点莫名其妙。他以为总统提早从温泉回来，有什么小事要找他谈。但到了楼上从埃莉诺·罗斯福脸上一眼就看出，绝不是无所谓的事。她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平静地说：“哈里，总统去世了”。杜鲁门一时茫然，问她说他可以帮她什么忙？她说：“不，我们可以帮你什么忙？现在有困难的是你。”

　　※※※

　　17分钟以后，即下午5时47分，白宫总机通知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两社后来合并为合众国际社。】在电话里收听紧急新闻发布。这三家通讯社的记者拿起听筒，听到下列谈话：“我是史蒂夫·厄尔利。现有急电一则。总统于今天下午突然逝世，时间是……”

　　这就够了，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第一个发出电讯说：

　　『国际新闻社华盛顿急电（4月12日5时47分）
　　华盛顿——罗斯福逝世』

　　30秒钟后合众社跟着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今天下午逝世。』

　　两分钟后（即下午5时49分），美联社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下午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

　　合众社华盛顿分社的一个新闻改写员，将厄尔利口述的消息用记者习惯用的速记法记录下来。

　　『在佐治亚温泉——死于脑溢血——杜鲁门副总统已获通知，在白宫由罗斯福夫人面告——国务卿已获悉——已召集内阁开会——在部队的四个儿子已由母亲去电通知，内容大致是——总统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尽职守责到底。上帝保佑你们。亲切致候。罗斯福夫人署名“母”。【电文实际是：亲爱的孩子，父亲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能尽职守责到底。上帝保佑你们，亲切致候。母。】
　　罗斯福夫人、麦金太尔中将、史蒂夫·厄尔利下午乘机离京飞温泉——（史蒂夫说）我们预计明晨离温泉乘火车回华盛顿——吊唁于星期六下午在白宫东厅举行——星期天下午在海德公园安葬——具体安排及时间尚未确定。
　　详情向温泉询问。』

　　纽约大道与西北第14街拐角的WRC广播电台办公室里，24岁的戴维·布林克利正在值班。他听见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铃声响了四下，忙把急电撕下来，持交上级。电台正在播送儿童节目，全国广播公司连续广播长篇儿童故事《轰动一时的法雷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送《茫茫大路》，美国广播公司是《米德乃特船长》，共同广播公司是《汤姆·朱克斯》。但是，到了5时49分，各个广播网和地方电台都换上了播音员。接连四天，所有商业广告都停下来。其他都不值一播了。有人问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位主妇听到了广播电讯没有。她哭着说：“我要收音机干什么？看看每个人的脸色就清楚了。”人们不管相识与否，都互相转告，或打电话告知朋友，或用长途电话告知亲戚。温泉的人大都还未知道出了什么事，伦敦、莫斯科就已广播了这个急电，甚至东京和柏林也已广播。在德国，夜幕已降，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布莱德利正在开会。会议结束后他们都已休息，巴顿突然记起手表忘记上弦，就扭开收音机对时。突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声音哽咽、悲痛地说：“我们沉痛地宣布，美国总统已经逝世。”巴顿立刻把布莱德利叫醒，然后两个人又把艾克叫起来。差不多同一时刻，在佐治亚州靠近梅肯市的公路上，露西·拉瑟弗福正同舒马托夫夫人坐在同一汽车里，问她可否把收音机打开。画家点了点头。她们先听到一阵轻音乐，然后突然中断——“我们把节目中断，向听众们报道一则特别电讯……”露西感到透不过气来，用双手把脸捂上。

　　埃莉诺·罗斯福给儿子们去电告诉他们，父亲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尽职守责到底”，的确是由衷之言。她责任感很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她离开萨尔格雷夫俱乐部时，也是力求不打乱会场程序，不让人家为难。她认为处事必须得体，儿辈们也都了解。美国海军后备役上尉约翰·罗斯福正在冲绳岛外海域上的“黄蜂”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台上守望。这时他听到美国海军后备役少校富兰克林·罗斯福从他指挥的“乌尔维特·L·穆尔”号驱逐舰发来的报话声。在敌军海域里，要说明发话人是谁是不行的，但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毕竟用格罗顿中学和哈佛大学的口音讲话的人并不多。“伙计，你准备回去么？”来自驱逐舰的声音问道。“不，”“黄蜂”号指挥台上的人回答说，“你呢？”小罗斯福向他说：“不，把这里收拾干净再说罢。再见，伙计，我说完了。”约翰·罗斯福说：“再见，不必回话了。”

　　美国人听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既难以相信，又感到震动，但压倒一切的情绪是害怕。他领导那么久了，现在谁来领导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后来回忆说：罗斯福逝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这个问题逐渐深入到人们脑海里时，白宫的新闻记者团都不禁呆若木鸡。“我们都说，‘老天爷，杜鲁门要当总统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必要去想到杜鲁门，也确实没有这种可能。罗斯福去世的阴影还笼罩全国。后来埃莉诺承认说，直到那个时候，她才了解到罗斯福与美国人是怎样心心相连。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12年来他所担任总统的职位，他本人德高望重，两者融会一起，使别国人民，对他也以‘总统’相称，仿佛他是全世界的总统。他不亢不卑，在别人面前既不必妄自尊大，又毋庸假作谦虚，是个完全泰然自若的人。他这种伟大的素质，到他逝世时，表露得特别明显。”

　　有些人的反应是始料所不及的。罗伯特·A·塔夫脱倒很感情激动，他声音颤抖地说：“盖棺论定，他是个战时英雄，他为了美国人民，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纽约时报》发表的讣告式社论，作者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正当强大、残忍的野蛮势力，威胁着要蹂躏整个西方文明的时候，幸有罗斯福坐镇白宫。百年以后，人类也会为此俯伏而感谢上帝。”纽约交响乐团取消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这是1865年林肯逝世以来的第一次。在伦敦，丘吉尔正要步入唐宁街十号书房时听到这个消息，他说：“真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身上挨了一拳似的。”英国白金汉宫的《宫廷通报》发表讣告，外国元首而又非皇室成员的丧耗登在这报上，也是破例的事。莫斯科下了半旗，旗边围上了黑边。《纽约时报》的记者来电报道说，人们一再相告：“我们失去了一个朋友！”

　　在华盛顿，广大人群聚集在白宫周围。当时在隔壁政府大楼办公的迪安·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没什么可看的。我相信他们也并不打算看到什么。他们只是默然伫立，若有所失而已。”在柏林，俄国人的炮弹已在地下元首府邸外面落地开花，而戈培尔还喋喋不休地说：“我的元首，我向您致贺！罗斯福已一命呜呼。星相显示：4月下半月我们将时来运转。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五了。转折点已经到来了！”希特勒也颇信以为真。但是，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却出人意料，它引述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上将的话说：“我得承认，罗斯福确是领导有方，美军今天优势地位莫不有赖于罗斯福之领导。因此，他的去世对美国人民是个巨大损失，这点很可理解，我也深表同情。”然后播音员接下去说：“为了对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表示敬意，我们现在特别选播几分钟的音乐。”

　　至于默默无闻的人，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寄托哀思。圣地亚哥市有一位名叫佩特罗斯·普鲁托帕帕达基斯，向法庭申请改名为佩特罗斯·罗斯福·普鲁托帕帕达基斯。纽约消防局向所属消防站发出“四五长鸣”，这是消防队对因公殉职的队员志哀的信号。芝加哥一个男孩在后园里摘了一束花送去，附了一张纸条说，他不能参加葬礼，深以为憾。格罗顿中学学生，在进晚餐前获悉本校1900届毕业生总统逝世的消息，没有进食就在校长率领下，列队进入校内教堂哀祷。在海德公园村的圣詹姆士主教派教会教堂，为了悼念他们这位年长的教区委员，敲钟志哀。《纽约邮报》表示哀思的方式，简单隆重，若总统有灵，也会深为感动。该报只是在每日伤亡栏栏首，发布一则消息：

　　『华盛顿4月16日电：最近一批部队死伤名单及其近亲的姓名：
　　陆军－海军阵亡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总司令。妻：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地址：白宫。』

　　美国军队的《扬基》周刊的编辑写道：“我们曾说过罗斯福的俏皮话，我们拿罗斯福寻过开心……但他毕竟是罗斯福，是领导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人……他不但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总司令！”佐治亚州一位老年黑人说：“就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给我们开出一条道路。”很多与罗斯福从未谋面的人都纷纷对作家约翰·根室说：“我从没有见过他，但感到好像丧失了一位挚友。”至于根室本人，他最初也难以理解这样一件举世同哀的事。“他与世长辞，似乎难以相信。他相信人的本性善良，他致力于改善各地贫贱之人的处境，他理想高尚，又有雄才大略，信任人民，而又有无比的能力去鼓动人民群众，使人尽其才——现在这一切都已成往事，实在令人一时难以接受。”众议员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山谈及罗斯福，真是如泣如诉：“他呀，对我一直就像父亲一样。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不管是在哪里，他是惟一无所畏惧的人。上帝呀，上帝——他是怎样把我们所有的人的担子全担起来的呀！”

　　当然，也有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他是个战时英雄，也没有感到有如失去挚友，肯定更没有感到他亲如生父。这些人的情绪，往往是悲喜交集的。有一位曾经拼命反对他的人悲伤地说：“现在我们得自己做主了！”但是，有些人对今后可以自己做主，倒很高兴。当有关总统的第一则急电传出来的时候，有个著名华尔街律师的妻子，在公园大道一家旅馆的电梯里听到这个消息，神经质地把一只手套捏来捏去，急不可待地想从收音机里听听消息。突然，后面有一个男人大声说：“咳，他总算是死了！可不是也到了该死的时候了！”这位妇女转过身来，用手套打了那个人一个嘴巴。

　　有些人感到罗斯福将永远是他们的总统。塞缪尔·格拉夫顿的悼辞，也许最能反映他们的感情。他说，“人们想到他，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司机，烟嘴翘在嘴里，每次急转弯时都听到后面惊吵之声。他们老是对他说他这样装车不行。但他知道他装载的方式，在下一个转弯时不会出问题。他知道后面人什么时候是真的惊叫，什么时候只是故意吵嚷。但他对搭客们是有感情的。他不在人间了，汽车也停了下来，离开天堂之门还很远。现在乘客彼此争辩，相持不下：究竟下一个弯该怎么转法呢！”

　　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那时正在康涅狄格大道4701号二楼五间一套的房间里，换衣服准备赴宴。电话铃响。她听到父亲的声音，据她后来回忆：“又紧张又特别。”但她想着当晚令人兴奋的晚会，却高兴地说，“嗨，爸爸您好！”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您回家吃晚饭么？”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我只不过说句客气话嘛！”

　　“玛格丽特，请你叫妈妈来听电话，好不好？”

　　她很委屈，眼睛湿润，回到化妆台前。几秒钟以后，她抬起头来，见妈妈站在门口望着她——或者说，从玛格丽特看来，好像妈妈视而不见，只是朝她这个方向望过来。

　　“妈妈，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贝丝·杜鲁门回答得很慢：“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死了？”

　　贝丝给一位朋友去电话，这时门铃响了。玛格丽特去开门。一位素未谋面的女人站在门外。

　　“杜鲁门小姐么？”

　　“是的，什么事呢？”

　　“我是美联社的，我想……”

　　玛格丽特这才发现她只是穿着衬裙来开门的，窘得要命，砰的一声把门关起来。那时，她意识到今后再不能过清静的日子了！她从窗子下望，见下面聚集着一群人——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朋友、好奇围观的人等。这个大厦的经理还发现，原来这套就要空出来的公寓房间，宽敞宜人、交通方便，每月120元租金，而且冻结不能再涨价，现在上门求租的已不乏人！

　　罗斯福夫人的专机在本宁堡跑道上空盘旋，准备着陆。与此同时，比尔·哈西特则在亚特兰大市那间帕特森殡仪馆商购棺木。哈西特要一副黄铜衬里的结实红木棺材，但那里没有。黄铜是军用物资。哈西特又提出棺木要六英尺四英寸长，因为罗斯福原来个子较大。但这看来也不好找。殡仪馆老板本来有个较长的红木棺材，但已答应卖给新泽西州一家殡仪馆。于是他们扯来扯去，争执不下。最后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哈西特，由于精明机敏，又有总统的威望作后盾，把这所殡仪馆里最好的棺木买了回来。上午10时45分，这副棺木随同两部灵车，到达温泉。40分钟以后，埃莉诺·罗斯福、麦金太尔医生和史蒂夫·厄尔利也乘车赶到。

　　罗斯福夫人同格雷斯·塔利以及在场的表亲都进行了长谈。不知道是谁把露西·拉瑟弗福当时也在温泉的事告诉了她，但是就是在这个最不适当的时刻，她才获知这事的。她显然不能自已，全身颤抖，然后镇定下来走进寝室。五分钟后，她出来了，面色庄严肃穆，但没有泪痕。这时该要计划殡葬事宜，拟定灵车的路线，确定丧礼仪式，选定牧师，确定要唱的圣诗，并按照国家仪节，确定谁该参加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仪式，因为那里只有200个座位。这个问题是无先例可援的。在职总统的逝世，上一次是沃伦·哈丁，而国务院才刚发现有关他殡葬的档案已经遗失。这时只好一切仓促做出决定，而总统的未亡人则是其主要决策人。【有关罗斯福丧事安排的文件，有一份存于国务院档案中。18年后，即1963年11月下旬，在为肯尼迪总统进行丧礼安排时，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就曾取出参照使用。】

　　在总统专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放上一座结实的佐治亚松木制成的灵台，上面铺着海军陆战队深绿色的军毯。棺中总统的遗体，下半身覆盖着他那海军斗篷。罗斯福夫人点首同意后，棺外覆盖上一面国旗。他们在星光如画的夜晚，在忍冬花花香阵阵之中忙碌了一个通宵。到了13日星期五上午9时25分，送葬行列才出发。装在炮架车上的灵柩，由本宁堡乐队敲着带减音装置的鼓为先导，从红泥道上慢步向火车站前进。在那逶迤的道路两旁，肃立着头戴钢盔的伞兵部队。他们当中许多人脸色苍白，有些则满脸泪痕，有一个士兵在炮车经过身前时，身子一晃，昏厥在地，滚进道边沟中。总统生前很欣赏的一位黑人手风琴手格雷厄姆·杰克逊，奏着《归途》乐曲。然后，士兵们把棺木抬上等候着的车厢，火车司机就利用车轨倾斜的坡度，静悄悄地让火车滑行出站。这是罗斯福总统专用列车第400次的旅程，也是最后的一次。专列最后两节的次序颠倒过来。罗斯福夫人坐在“费迪南德·麦哲伦”车厢里，现在是倒数第二节。而最后一节是总统以前用来办公的车厢，棺木安放在并不精致的柩架上。军人在两旁肃立守灵。各节车厢的窗帘大多寂然垂闭，但这节的帘子却是拉开的，在国旗覆盖着的棺木上面，亮着灯火，彻夜不灭，以供车外的人瞻仰。

　　铁路沿途露宿等候瞻仰灵柩的人，谁也不曾估计有多少。在亚特兰大，人们不准靠近，火车在第九号轨道隆隆前进时，两旁戴着白手套的士兵，举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肃立致敬。但是，对总统忠心耿耿的人还是来了，多少个街区，交通为之阻塞。车库、栈房、工厂、公寓各处屋顶上都站满了男男女女，居高眺望，一些私人飞机则在上空盘旋。那天下午离开亚特兰大以后，沿途每个交叉路口，都站着静默的人群。快到盖恩斯维尔时，在记者车厢上的梅里曼·史密斯喊道：“你们看！”原来一群头戴印花方巾的黑人女佃农，跪在一块棉田里，双手紧握，伸向火车志哀。

　　火车在南加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市停下来加油，换了乘务员，新上车的司机又在机车前横挂上一面国旗。铁路两旁至少有五个区段，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睁着眼睛望着。突然，一队童子军唱起《前进、基督的战士》。梅里曼·史密斯后来回忆：“开始唱得有点参差不齐，然后唱的人多起来，歌声也渐趋洪亮。不一会，七八千人就高声齐唱，声如洪钟了。”火车续往北驰，夜幕徐临，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写道：“我彻夜躺在铺上，窗帘拉开，瞭望着他过去热爱的田园，观察着那些在车站上甚至是交叉路口上聚集的人群的脸孔。他们都是彻夜不眠，特地来向他告别的……沿途不但在车站上而且在各个交叉路口都有人群，使我感到确实惊讶。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切，因为我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林肯总统去世时，米勒德·兰佩尔写过一首诗，她一向都很喜爱。现在，当她凝视着黑夜，小狗法拉伏在脚边，这四句就一再在她心里萦回不止：

　　『凄寂的列车走在凄寂的轨道上
　　七节车厢漆黑发亮
　　缓慢、肃穆的列车
　　载着林肯返回家乡』

　　星期六上午6时20分，火车经过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曙光微明，又是明媚之春的一天。山茱萸遍布在森林里，像是一层淡红色的薄雾。杜鹃花和丁香花也到处盛放。不到四个小时之后，杜鲁门总统来迎接火车，于是护送遗体的队伍，沿着德拉华大道直行，然后转向西面宪法大街。罗斯福生前曾多次沿着这条路线去白宫，每次都是笑容满面，向着欢呼着的人群挥动他竞选时那顶旧呢帽。今天这里也有人群，而且人空前的多，但是寂静沉默，异乎寻常，只有24架“解放”式轰炸机从上空飞过时才把这静默打破。

　　这样全副武装的行列，在首都还从来未见过。头戴钢盔的士兵在两旁行人道上整队肃立，一队警察坐着闪闪发亮的摩托车导引着队伍缓慢行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着肖邦的《丧礼进行曲》、《前进，基督的战士》和圣乐《撒尔》【圣乐《撒尔》是著名音乐家汉德尔的长篇作品。——译者】中的《哀乐》。然后是一营海军军官学校学员的队列。还有坦克队伍，运兵车队，载着步兵的卡车，陆军妇女服务队，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海岸警备队妇女后备队。“解放”式轰炸机又在上空出现，然后，覆垂着黑丝绒、载着棺木的炮车突然出现在眼前。它由六匹白马前引，车后还有一匹乘马。马的眼睛都戴上眼罩，马蹬倒悬，指挥刀和马靴从马蹬倒垂挂着：这是阵亡战士的象征，自从成吉思汗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阿瑟·戈弗雷用无线电向全国进行实况广播。炮车经过时，他抑制不住，泣不成声。伯纳德·阿斯贝尔写道：“这样突然，它悄悄地到了你的面前。看上去那么小，只是一部轮子很大的车子，把那覆盖着国旗的长形的棺木，徐徐地拖过来。不知怎的，人们总想像它应是庞然巨物，但完全不是。它很小，像一般人的灵柩一样。”

　　队伍向右转入第15街，又向左转上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一群哭声阵阵的妇女——“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离开我们了！我是多么热爱他呀！但是，我永远再见不到他了！”“上帝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永远、永远见不到他了。”然后队伍进入白宫的西北门，来到北面门廊。海军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一位很矫健的人侧身离开队伍，走进总统办公室，那就是杜鲁门，已经开始视事。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人们的眼睛都盯着门口，看仪仗队抬进灵柩，走向白宫东厅，后面跟着总统的未亡人。

　　那也许是战争开始以来最静穆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都挂上了黑布。伯纳和贝利兄弟马戏团把日场取消。电影院停止营业，光在纽约就有700家。报纸那天不登广告，很快就已付印。甚至食品杂货店从2时到5时都关门停业。下午4时，丧仪在东厅开始，这时整个美国简直停息下来了。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缓慢地发出：“肃静”字样。公共汽车和汽车都就地在路旁停驶。电车静止不动。空中的飞机只是盘旋，着了陆的在跑道上就地停下来，也并不驶向停机坪。无线电默然无声，电话服务也停了，连拨号声也听不见。在纽约市地下，505辆地铁火车就地停驶。到处都可以看到男人脱帽，妇女跪下来。一时全美国都肃静下来，就像在总统府邸东厅内参加仪式的200人一样。

　　东厅四面都摆满百合花，足有十英尺高，使墙壁都遮盖不见，芬香扑鼻。杜鲁门总统进来时，人们忘记了起立。礼仪上这点疏忽，谁都没有注意到，连杜鲁门自己也没觉察。除此之外，一切进行顺利。罗斯福用过的轮椅，就放在临时祭坛的旁边，使人们看见就联想起他克服困难的一生。接着，罗斯福夫人建议来宾齐唱海军赞美诗（“永恒的上帝呀，你是拯救我们的……”）。然后主教派教会主教安格斯·邓恩致悼词，并引用罗斯福本人演说词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惟一可怕的只是惧怕本身。”仪式完毕，主教为大家祝福时，已是下午4时23分。罗斯福夫人首先退场，接着在楼上总统住家里和女儿安娜吵起来。总统夫人不在城里时，她的女儿曾临时充当过女主人。后来总统问她是否可以邀请一位老朋友——露西·拉瑟弗福——参加晚宴，安娜知道个中的含意，不禁迟疑，但还是同意了。这时埃莉诺觉得两个人都对她不起。但她随后镇静下来，擦干眼泪，又下楼到东厅里向遗体作最后告别。一个军官把棺盖打开，她把一束花放在里面，于是灵柩就从此封盖起来。

　　有两列火车在联邦车站等候，准备把乘客运往海德公园。第一列车将乘载罗斯福一家、杜鲁门一家、最高法院、内阁阁员和罗斯福的生前友好。第二列车将乘载国会议员、外交官和新闻界。9时30分，送丧行列又按早上走过的路线开回去。两旁军队肃立，行人道上的送丧的群众鸦雀无声。但是政界总是政界，火车一离开华盛顿，他们便谈起政治来。在“费迪南德·麦哲伦”专用车厢里，哈里·杜鲁门正在认真地同吉米·贝尔纳斯谈话，打量这人能否担任下任国务卿，因为贝尔纳斯参加了雅尔塔会议，对那里签订的协议了解的最为具体。哈罗德·伊克斯在车厢里声音最响，一面嘲笑杜鲁门，一面又和妻子吵嘴。华莱士独自坐着，面色严峻、表情阴郁。摩根索在星期三晚上还在温泉见过罗斯福。他说那时总统在斟酒时，手虽然比平常抖得稍微厉害一些，但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机敏、消息灵通。霍普金斯对大家说，新总统绝不是五个月前“信手拈来的”，罗斯福对他的工作早已观察了一个时期，见他对所负责的委员会领导有方，颇具人望，在参院里又享有威信，而将来的和约是要送参院批准的，所以才要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

　　到了布朗克斯，他们又停了下来。当他们在离开莫特港口调车场时，第二列车就调到前面，总统的列车则调往后面。这个变动立即用电报通知哈得孙河沿岸等候着向总统志哀的纽约市民。黎明时，《纽约人》的“街谈巷议”栏一名记者，驱车到西点军校对岸纽约州的加里森村车站。他问铁路岔口的看守人总统的车什么时候经过。“到这里是7时半到8时”，那人回答说，“第一列车是国会议员，然后，大概15分钟后，总统专列就该通过这里！”人群已开始聚拢。其中有个男人带着一个直打哆嗦的小男孩：“你要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好好记在心上，”父亲说。“天气真冷得很呀！”儿子回答说。

　　过了一会，又开来了二三十部汽车，从福特A型到1942年卡迪拉克都有。车里的人与其说是心里哀伤，不如说是感情激动。这位记者突然意识到，这样可能更恰当一些。“也许罗斯福离开人间时，情愿人们震动一下，好过哭哭啼啼的。”这些人一边等，一边议论（“星期五那天，我不敢告诉贝尔登夫人。这消息对她打击也许太大。”“上帝要是使他活到把德国打败那才好呢！”“要是大家都在火车站上站在一起，对他表露的敬意就更大一些”）。一批格伦克列夫寺院的长须教士也到了，穿着褐色法衣和僧鞋，排成一列，差不多和军队一样整齐。一位妇女紧张不安地说：“我看不见他就糟透了。”一个男人要她放心：“他们看见我们，车子会放慢的！”

　　车子果然慢了下来。第一列过了以后，第二列车的机车慢慢进入车站，后面飘着一缕白烟。男人脱帽，就像80年前林肯的灵柩通过这里时一样。一个穿着红蓝条格短上衣的当地青年喊了一声，于是，他们都转眼清楚地看见那国旗覆盖着的灵柩以及守灵的仪仗队。

　　“我看见他了！”一个小女孩喊道，“我看见他，可真清楚呀！”

　　“不，你看不见他的”她的母亲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他是睡在美国国旗下面的！”但是那个小孩却一再说：“我看见他了！”

　　人群散得很慢，似乎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干什么。当那位父亲和冷得发抖的儿子离开时，男孩说：“我全看见了。”那个人说：“那就好了！要把看到的一切永远记在心头！”

　　※※※

　　马霍帕克、冷泉、霍普韦尔中转站、沃宾格尔瀑布、波基普西、阿林顿、欢乐谷——这些罗斯福本来愈走近愈熟悉的地名——一个接着一个走过了。星期日早上8时40分，机车在罗斯福庄园旁转入海德公园专用侧轨。机车一停，礼炮就鸣放。15秒钟后，又是第二响，接着第三、第四响，直到21响礼炮鸣放完毕。然后，由西点军校的乐队为前导，领着载着灵柩的炮车和骑乘蜿蜒而上，沿着坡度较大的土路走上去。1870年詹姆士·罗斯福开了这一条路，而他的儿子富兰克林老爱称之为“河边路”。那时那个小孩就是在这个河边，学会了游泳、划船。又在那阳光灿烂的高地上学会了骑马。而这时，一匹驮着空鞍，马具倒悬的马，正在缓步踏上河岸高地。

　　※※※

　　罗斯福庄园是在山顶。在那玫瑰园里，十英尺高的藩篱后面，已经挖好了一穴新坟。准备就在这里举行简短的仪式，他的亲属、高级官员、生前友好和邻居们都被护送到他的墓地上来。一队军校学员举枪致敬，六位战士把灵柩抬进玫瑰园里。罗斯福夫人跟在灵柩后面。在绿叶织成的棚架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架，海德公园村主教派教会的牧师走来为吊唁的人领祷。玛格丽特·杜鲁门那晚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仪式简单，而非常感人。”当棺木慢慢降入墓穴时，牧师举起手，结束说：

　　『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
　　战斗的时日已成往事；
　　生命的航船靠拢彼岸，
　　航海的人终于上岸永息。
　　靠上帝您的仁慈托庇，
　　我们在此和您的仆人告别！』

　　一架飞机在天空孤寂地盘旋。军校学员整齐地跨上一步，向天空鸣枪三响，把小狗法拉吓得汪汪大叫，打了个滚，缩作一团。在号手吹起入息号时，小狗还在发抖，惊慌万状，不知所措。

　　埃莉诺·罗斯福迟缓地离开墓地。回到纽约，她在黑色丧服上戴上当年富兰克林送给她作为结婚礼物的珍珠镶成的鸢尾花形别针。她只用几个字把围拢着她的记者打发开去：“一切都已成过去。”





　　第十二章 新日月，新天地

　　1945年4月13日清晨，天气和暖。那天是星期五，《我的一天》的作者没有送出专栏文稿。【指罗斯福夫人。见第二章附文。——译者】早上6时30分，哈里·杜鲁门在西北区康涅狄格大道1701号，尚未起床，蒙胧中似乎有件特别紧急的事情使他再也睡不下去。突然，他想起他现在已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了。于是从床上一跃而起，一把抓过衣服来，好象要准备立刻行动似的。因为，他长期观察罗斯福，觉得“当了总统，正好象骑虎难下，他只能骑下去，否则就会被老虎吞噬……想停一下了也不行。”这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的。

　　杜鲁门倒是一个可以不下鞍子的骑手，因为小时就是个黎明即起的密苏里州农民，具有中部边界人民那种骡子般的劲头，敏锐的头脑，而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比之大多数美国总统都要深刻，连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比不上他。这一切当时还看不出来。《时代》周刊写道，“在上星期，他的朋友几乎一致认为，他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总统。”萨姆·雷伯恩议长认为杜鲁门是个“大事都正确，小事错误多”的人。可是在他刚刚就任总统的时刻，没有出现什么大事。《堪萨斯城明星报》的罗伊·罗伯茨说，“哈里·杜鲁门不是一个给人使坏的人。”大家也都同意这种看法。对罗伯茨和其他保守派来说，新总统是个脾气好、能力差的政客。这个衣冠楚楚，一度是男子服饰用品商店的老板，讲话不冷不热，节奏单调，他那中西部口音比之艾尔弗·兰登还要平板。他们私下议论说，这人把罗斯福总统第四次总统任期坐满，以后再没有人记得他了。

　　他们就是这样看新总统的，而他最初给人的印象，也的确如此。华盛顿政界认为，他当上1944年副总统候选人，只是党内力量妥协的结果。这点罗斯福从来不加否定。如果回忆录是信实可靠的，那么罗斯福在他和杜鲁门同选获胜之后，几乎没有向谁提到过杜鲁门。结果是，杜鲁门上台时，成了美国历史中最缺乏准备的总统。

　　本来任何过渡都有些尴尬的时刻，而且罗斯福政绩辉煌，谁也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他的继任者给人的印象，活象个乡下佬进城，自惭形秽，似乎只是来华盛顿作短期旅行。按照他自己的回忆，他当了总统后的第一个早上，特工人员来到他的公寓带他从后楼梯下来。尽管有特工人员在场，他总是忘记自己已是总统。一个新闻记者称呼他“总统先生”，他竟不知所措说，“我希望你不必这样称呼我。”他在白宫匆忙宣誓之后，发表第一次公开讲话说，“我将按照我认为是总统的作法，努力继续做下去。”对于他和大多数美国人民一样，那位已在温泉逝世的人仍然是“总统”。

　　那个星期五早上，他一出大门，就和一个美联社记者打招呼说，“喂！托尼，你要是去白宫，干脆上车来罢！”特工人员露出颇伤脑筋的徉子。到了市中心区他又坚持要步行去银行，特工人员就不只是不高兴，而且紧张起来。总统走路，他们是不习惯的。新总统步行的消息很快传遍附近街区，造成前所未有的交通阻塞。杜鲁门才后悔地承认警卫是对的——总统是不能去银行的，只有银行来找总统。人们对总统表示敬意，他倒满惬意，但是，人家一提到他的新职务，他就神色不自如。他对白宫记者团说，“老朋友，如果当记者的也祈祷的话，替我祈祷祈祷吧！”

　　从实际情况看，他这种表现是很自然的。那个伟大领导人的去世使每个人都有点慌乱。昨天，杜鲁门在忙乱中找到一本《圣经》，就宣誓就职。慌张中来监誓的首席法官还以为新总统中间名字的“S”是指司比，其实，那个“S”本来什么也不代表。宣誓以后，杜鲁门感情激动地吻了《圣经》。那时他对指挥战争的知识，和《华盛顿邮报》的一般读者差不多——事实上，《华盛顿邮报》一直是他的主要消息来源。罗斯福什么也不告诉他。杜鲁门从来没有进过白宫的作战室。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他当上总统的第一天，还没有听说过原子弹，而约瑟夫·斯大林对曼哈顿计划，反而几乎了如指掌。史汀生曾想把新总统拉到一旁，向他作一个简要汇报，可是当时没有时间。第二天，按照杜鲁门的说法，“吉米·贝尔纳斯来看我，虽然他郑重地说，我们快要完成大得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一种炸弹，但也没有把细节告诉我。”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杜鲁门听了只好干瞪眼。大约将近两个星期以后，他才听到关于洛斯阿拉莫斯的进展情况的全面汇报。当时，李海海军上将又一次以爆炸专家的身份愤慨地说，这个计划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金钱，说“这是最蠢不过的事。”

　　华盛顿阅历很多的人，都爱议论关于杜鲁门笨拙的故事传闻。这些传闻并不象攻击罗斯福的那样带有恶意，而且有时还满滑稽。新总统出席帕德列夫斯基的音乐会之后，被邀请到后台去会见那位演奏家。杜鲁门当副总统时，曾和劳伦·巴考尔【劳伦·巴考尔是四十年代著名女明星。——译者】一起拍了一张照片，杜鲁门弹琴，劳伦高坐在大钢琴上，露出长长的腿。帕德列夫斯基这时彬彬有礼地低声对杜兽门说，“总统先生，我知道您也弹钢琴。”总统却谦逊地回答，“噢，不，艺术大师，比不上你”。象这样的故事，其有趣之处在于杜鲁门总统也能够一笑置之。嘲弄使他毫无所动。他有自知之明，这点品质在华盛顿是少有的。他以自己朴实无华为荣，而这品质则更是少有。

　　可以肯定，他确实缺少风度，并不老练，并不英明，也缺少领袖的魅力。但是，成百万对罗斯福那种高高在上的威严气势感到畏缩的人，对于杜鲁门平易近人、朴素无华则感到高兴。罗斯福打算和胡佛竞选总统，事前连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告诉，而杜鲁门在宣誓就职后，就给住在密苏里州格兰德维乌的九十一岁的母亲去了电话。自从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从温泉传出，他在格兰德维乌市的老家一直就被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包围着，有打电话的，有按门铃的，有在窗外窥视的。杜鲁门老太太一律不予理会。但她接了儿子来的电话。“妈妈，我非常忙。”杜鲁门说。他请她放心，一切会顺利的。可是，他说，“你大概会有一段时间收不到我的信。”他带着很多文件回到家里，就跟贝丝和玛格丽特到隔壁的单元。那家很好客，用他的话说，“他们请吃火鸡，然后再弄些东西给我们吃。我从中午起一直没有吃过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上床睡觉，把那一天的一切事务都撇在脑后。”杜鲁门一家连想也没想到去麻烦白宫的厨房，也没想到打发人到外面饭店叫饭菜来。他们和经过大萧条的很多家庭一样，精打细算已经成为生活习惯。在他每周必定写给密苏里自己家里的信里，他谈到他知道罗斯福去世后自己如何感到谦慎自卑。“当我到达宾夕法尼亚（原文如此）大门口进入美国最著名的大厦时，有两个接待员迎接我，”——接着他便提到关于他在康涅狄格大道那套公寓的遗留问题——“我们的家具现在还放在那里，还会放一些时间……但是，我已付了本月房租，而且下月他们如果还没把白宫重新布置好，我还要再付一个月房租。”他最后写道：

　　『“过去六天，真是非常紧张。我是在4月12日（东部战时暂用时间）下午7时零9分宣誓就职的，而现在是4月18日下午9时。当了六天美国总统！简直难以相信。今天也是很不寻常的一天。我要睡觉了，但是，我想还是给你们写一封信。我们在白宫一安顿下来，你们两人就来这里小住。烦恼甚多的儿子和兄弟祝您们好。
　　哈里”』

　　在等待埃莉诺·罗斯福迁出白宫以前那段时间，新总统一家临时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总统府斜对面的布莱尔宾馆，衣服都没有从箱里拿出来。玛格丽特兴奋已极，她在日记里写道：“美极了，一切都那么古雅，名贵无比。来访贵宾住在这里。美国总统住在这里，爸爸是第一个。”当然，这些日子里她总是兴高采烈。她4月22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我和妈妈、爸爸今天到沃尔特·里德教堂去。然后，我们去探望潘兴将军！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呀！”在1945年，象平庸（campy）和古板（square）词义经过贬化的词儿，人们都还不知道，但粗俗（corny）这词已经流行。在宦海生涯中弄得精疲力竭的华盛顿人，也把“粗俗”这个词用在玛格丽特和她那衣着整沽的父亲身上。他总好穿一套灰色的双排扣上衣和长裤，两色的花包头皮鞋。他第一次对全国发表演说时，竟忘记让萨姆·雷伯恩先作介绍，那位议长不得不粗声打断他说，“哈里，先等我介绍一下。”《华盛顿邮报》巧妙地说“犯错误是杜鲁门的常事。”至于贝丝·杜鲁门的情况，人们知道很少。后来有个记者找到一个和她一起长大的密苏里州独立市雇员。“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亨利·P·察尔斯兴高采烈地说，“我有生以来认识的姑娘中，能够从牙缝里吹口哨的，她是第一个。”

　　哈里·杜鲁门对别人的指摘，通常不以为意。但损害他妻子和女儿的名誉，就是另一回事了。玛格丽特在宪法大厅以职业歌唱家身份首次演出后，发生了一件最为哄动一时的事。《华盛顿邮报》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著文说，总统的女儿“唱得不太好，”“很多时候声音不清”，“对她所演唱的曲调几乎完全表达不出来。”白宫收到《华盛顿邮报》后没有几分钟。这封亲笔信就发送给休姆：

　　『我刚看完你对玛格丽特音乐会的蹩脚评论。……看来你是个事业很不如意的笔头。……我希望有朝一日会遇上你。到时，小心你的鼻梁会断，你将要用很多鲜牛排来贴你淤黑的眼睛【在美国，有些人被打伤了眼睛时，往往贴上鲜牛排来医治。——译者】，说不定下面还要戴上个护身腹带。
　　H·S·杜鲁门』

　　玛格丽特对此感到羞愧。她对报界说，“我绝对肯定我父亲不会使用这样的语言的，”接着就含泪跑回楼上去。休姆在他第二篇音乐评论里，劈头就说“假如我可以斗胆发表意见的话……”于是，杜鲁门低声下气地承认：“我感情脆弱，有时控制不了自己。”这件事大家从此也就认为了结了。但共和党人，包括众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在内，却不肯罢休，他们说当总统的应该言行十分庄重。

　　反对杜鲁门的人，把他看成是个笑柄，而且是个蹩脚的笑柄。罗斯福的举止，至少总象个国家元首。他总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去严厉指责一个音乐评论家，也不会象杜鲁门在一封怒气冲冲的文件里说海军陆战队的“宣传机器，几乎可以和斯大林的比美”。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他的举止就象一个美国退伍军人团成员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那样。在佛罗里达州，他头戴白帽，身穿花色怪异的夏威夷衬衫，手里拿着特大号的手杖。他和温斯顿·丘吉尔一起去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途中，头上戴着火车司机帽，快乐地开着机车。在堪萨斯城，他走进弗兰克·斯平拿的理发店，对弗兰克说，“别用什么名贵的东西，什么带香味的我都不要”。报界把这一切都照登出来，还刊登了他登上“圣牛”号前对他母亲吻别，他母亲最后说的话：“要做个好人，又要有点刚强劲儿”。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下葬在海德公园后的若干天乃至若干周内，并没有人对新总统寄予多大的期望，只有少数的人慢慢地得出结论：认为哈里·杜鲁门按某种标准还算得上是个好人，而且是有点刚强劲的。马歇尔和李海发现，在白宫作战室里，他们向他汇报，从来不必重复再说一遍。都队番号、军舰舰名、作战计划、敌人部署、后勤供应的数字——他都记得住，而且进行扼要分析时也都能引用。就任的第一周还未结束，他已着手处理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为在旧金山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会议作准备，改组了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并变动了三个内阁成员。他差一点否决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而主张命令美军攻入柏林和布拉格。他一生中只有少数几次没有凭直觉预感办事，这是其中的一次。要是他当时按直觉预感办了，战后欧洲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在莫斯科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由于对新总统几乎全不了解，坐着大使馆飞机，横渡亚洲、欧洲和大西洋回国汇报（当时是创纪录的了），以免杜鲁门会被斯大林的欺诈行为所欺骗。4月23日星期一，哈里曼被带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晋谒新总统：

　　『我和杜鲁门先生只谈了几分钟，就发现这个人对形势是真正了解的。我感到多么惊奇和宽慰啊！他把我和国务院之间所有来往电报和报告都看了，几个月以来的都看了。他了解当前实况，也了解发展过程，并能敏锐地领会这些事态的意义。』

　　罗斯福试图博取俄国人的欢心。杜鲁门却对他们直言不讳。当莫洛托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直接了当地指出，美国和联合王国对雅尔塔协定的每一规定都已履行，但是，信守诺言不能是单方面的。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也同样一直是守约不渝的。杜鲁门反驳说，在波兰问题上就不是。他当场立即向莫洛托夫说清楚，只要红色傀儡还在东欧当权，波兰就不会被接纳进联合国。而且，他希望莫洛托夫一字不漏地将这意见转告斯大林。莫洛托夫愤怒地回答说，“我有生以来，从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过话。”杜鲁门冷冰冰地说，“如果你们履行协议，就没有人对你这样说话了。”当时哈里曼陪同会见，后来他追述说，“他对莫洛托夫很粗暴，粗暴到连我都有点担心。但是，我确实为新总统感到很自豪。”

　　从海德公园回来，杜鲁门就邀请贝尔纳斯参加新阁，当国务卿。用总统的话来说，贝尔纳斯当时“几乎跳起来表示不同意。”新的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4月30日去信给他儿子时说：“新总统干得十分出色。”接着他说，在罗斯福死前两天，他偶然有机会和杜鲁门详谈过，“从此就对他有个明确的印象。他为人坦率、果断、单纯、非常老实，……我想他会很快掌握总统工作，取得人们信任。由他当总统而不是亨利·华莱士，我认为是天赐之福。”

　　马歇尔、李海、哈里曼和艾奇逊等人是第一批改变看法的人。其他的人经过较长的时间才佩服他，而有些人则几乎要在他们脑袋上猛击之后才转过来，而杜鲁门刚巧又长于此道。他己决定任命密苏里州一位老朋友约翰·斯奈德为联邦贷款局长。于是，他把前任局长杰西·琼斯召来，把决定告诉他，琼斯感到突然。他原以为事前会和他商量一下的。他问，“总统逝世前，就决定这个任命吗？”

　　“不”，杜鲁门回答说，“总统是刚刚决定这个任命的”。

　　4月底，《日内瓦论坛报》一条标题说：局势发展迅速，大事似乎接踵而来。确实是这样。5月1日公布了德国元首的死讯。公布那天晚上朱莉·安德鲁斯第二次看到伦敦入夜后灯火通明。5月2日攻占柏林。同一天晚一些时候，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两天后，在荷兰，丹麦和德国西北部的德国国防军司令官们宣布投降。然后，5月7日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当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译者】及其属下人员在兰斯市签署无条件投降的文件，而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当时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译者】则在柏林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面前举行同样的很不好受的投降仪式。那时是晚上11时半。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三军全体官兵，都同时成了战俘。接着那一周，各军的指挥官都把部队移动到指定位置，取消战斗命令，把手表校准，以便同时实行停火。一下子欧洲胜利日到来了——1945年5月8日，正好是杜鲁门六十一岁生日。上午9时总统发表广播演说。（同一时刻，丘吉尔在伦敦，斯大林在莫斯科也向他们的人民公布这个消息。）他第一句话是：“盟军在上帝的帮助下经过牺牲和全力以赴之后……”这句以后，几乎再没有人还记得他讲了什么。人们走上街头，走到《时代》广场，从华尔街上大楼窗口抛出无数整卷的彩带，他们在芝加哥市的卢普中心区，在波士顿公园，在好莱坞和文兰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战士纪念碑周围，在华盛顿公园，在校园、在兵工厂到处跳起舞来。只要有地方跳舞，就跳起舞来；有时没有空地方也跳，连百货公司的橱窗，公共电话间和电梯里也有人在跳。男人想找女的接吻，女人们也想人们来吻她。人们觉得有权利暂时忘记还有一场更伤脑筋的战争。那个帝国比之德意志帝国还大，更有决心继续战斗，甚至谁备不惜毁灭自己民族每一个成员，以便迫使敌人付出尽可能高的代价。欧洲胜利日并没有使东京的土气受挫。天皇仍然是神圣的：为天皇而牺牲，仍然是不朽的保证。东京对任何和平试探都作这同一的回答：不投降，将来也永远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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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2月26日巴斯托尼解围以后，历史以飞快速度向前发展。既然一直到这年9月底，历史发展都很快，很自然，当时的幸存者对事态发展经过往往是模糊的。许多人反正已没有心思注意新闻。战士们还都留在兵员补充中心、在兵营小卖都、在医院、在飞机座舱、或在军舰上。他们正在怀念死去的同伴，经过外科手术后正在休养，正在反复阅读家里的来信，正在请同机同船的人签名留念，正在想方设法消遣无聊的时日。在国内，妻子和母亲则在欢迎残废士兵回来，或者焦虑地查看伤亡人员名单。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台评论员广播往往没有人听，大堆大堆报纸没人看便扔掉，几个月的事态在人的印象中，活象个万花筒，杂乱无章。

　　震撼世界的事件出现了。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便过去了。联合国宪章已经在旧金山签字。温斯顿·丘吉尔，这人在美国人眼中原是英国不屈不挠精神的化身，在大选中却被工党的压倒优势赶下了台。麦克阿瑟重新占领菲律宾群岛，疗效极好的药物（当时药物这个词，还是正面意义的词汇）【原文为drug，后来这词是指例如海洛因一类的毒物。——译者】从各个战时的实验室中制作出来。当了十一年纽约市长的非奥雷洛·拉瓜迪亚也下台了。在《时报》广场上，人们已经熟悉了的号召购买战时“公债”的牌子也拆了下来。无人驾驶的V－2型飞弹出现了。美国人还来不及详细了解，便听到纳粹集中营中有六百万犹太人遭到杀害；日本“神风”飞行员在军用飞机上装满弹药，对着美国军舰俯冲等等消息。最后还有两个日本城市完全被摧毁，而这竟是出自美国之手。这两个城市，一个和丹佛市一样大，一个则比之纽瓦克市还要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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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在欧洲结束，使东太平洋战区的人有了盼头，但还不是兴高采烈。欧洲战场是别人在那里打。对在这些岛上作战的人们说，欧洲胜利日的意义，是希望早日从欧洲得到增援。太平洋战区的老兵们都念着一些拙劣的诗句：什么“45年活着回家，”“46年重返乡下，”“47年回到天堂，”“48年抵达旧金山。”除非他们幸运地这样受伤，（就是严重到不能再参加战斗，但干其他什么事都还可以）这些和日本作战的士兵，知道45年、46年，甚至47年回家都还不是现实的。他们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其中大多数人认为能在48年回家，就已经满足了。随着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重伤而牺牲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同意这种看法。攻克方圆不足八平方英里的、堆积着火山灰烬的硫黄岛，就已经付出二万五千八百四十九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的生命，占登陆部队的三分之一。占领冲绳岛的代价是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一人。在冲绳岛外，神风机俯冲美国军舰，炸沉了三十四艘军舰，还重创三百六十八艘舰艇。如果说日本人在他们防御圈的外围诸岛上，就已经使那么多人伤亡，那么，在日本本土的五个岛的一十四万二千零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他们会是多么可怕的敌人呢？在本土，他们将和塞班岛那样，每个拿得了手榴弹的老百姓，都会和军队一起作战。【日本由九州、本州、四国和北海道四个主要岛屿组成。东京在本州的东南部。1945年，这四个岛屿的人口共有七千二百五十九万八千零七十七人。东京电台提到一亿日本人时，他们把移住在殖民地的人也计算在内，例如根据凡尔赛条约委托日本天皇代管的塞班岛，便是这样的殖民地。】

　　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在雅尔塔会议所作的红军将全力支援英美部队的保证，作出一个有根据的估计。如果11月1日在九州登陆，在仲冬进攻本州，估计阵亡人数将超过欧洲战场和太平详战场所有战役中的阵亡人数总和。史汀生在1947年2月号的《哈泼斯》杂志上写道，“我得到的汇报是，这样作战光是美国部队，伤亡就可能超过一百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太平洋突破日本外围防御圈时伤亡总数是十一七万零五百九十六人）麦克阿瑟将军估计伤亡还更大。他说，迄今为止，和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作战的是孤立无援的岛上驻军。至于为数达五、六百万的日本皇军在地洞里储备了成万吨的弹药，还没有打败过。这时他们正从中国调回来去保卫大日本的神圣领土，并掘壕固守。除非把日本诸岛全部封锁，让老百姓挨饿——当然这是最不人道的解决办法——否则，总得要对付这些部队，加以击溃。麦克阿瑟预言，这将是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战斗。他预料光是在11月1日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就会伤亡五万人。在进攻本州之前，盟国海军还必须想出办法对付那五千三百五十架神风飞机。这些飞机正藏在地下飞机库，准备与许多舰艇同归于尽。最后，麦克阿瑟警告华盛顿说，还有可能找不到有组织的敌军作战，因为日本鬼子可能躲到山里打游击。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估计要打十年，而盟军的伤亡将无法预料。

　　杜鲁门总统在准备参加即将在柏林西南十七英里波茨坦的勃兰登城堡举行的会议时，对事态发展的前景就是这样估计的。他必须争取红军参战。佩顿曾对英国听众讲话说，联合王国和美国战后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因为毫无疑问，统治世界乃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史汀生知道后赶忙对报界说，那位将军说的只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美国报纸的社论劝佩顿将军发言应只限于“开步走”，“刺刀”和“射击”这类口令。马歇尔将军对报界说，假如俄国不是美国的盟国，在欧洲战场的美国军队，就得要增加一倍。艾森豪威尔将军飞到克里姆林宫，进一步加强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友谊。红军元帅们佩服他，政治委员们喜欢他，约瑟夫·斯大林也对这位贵宾赏以微笑。苏维埃独裁者把自己一张照片送给艾克，并促使授与这位美国将军苏沃洛夫勋章和胜利勋章。后者是华丽的勋章，在艾森豪威尔所获得的奖品中，可能除了荷兰女皇威廉明娜授予的镶有珍珠的金剑之外，这就是最贵重的勋章。这个星形的白金勋章，直径三英寸，镶了九十一颗大小相同重达十六克拉的钻石。历史的讽刺是：受到这个勋章的人后来当了美国总统，在他统治下的美国，一切受过苏联奖章的人，竟都因此失业，遭到国会各种委员会的威吓，乃至受到邻居的跟踪。但是，在1945年这一切还没有发生。这两个国家刚刚成为世界上新的超级大国，还在握手言欢。艾森豪威尔博得了斯大林的欢心，大为有利于他的祖国。假如那年夏季没有那两个磨菇云柱的干扰，他的这一功绩也许还会更大一些。

　　※※※

　　斯大林那时是个忙人，他要在克里姆林官接待盟国最高统帅，要在波茨坦对美国新总统作出估量，还要研究美国那时还没有进行试验的超级武器的有关情报。这种武器英国人当时叫作“管道合金”，史汀生叫它“X”，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叫它S－1，橡树岭市那少数受命参加这计划的人叫它S－Y，而在存放这件东西的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那为数更少的科学家却叫它“新玩意儿”。

　　这个科学智慧的最高成就，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金属制品，原来设计就是要成为最有效的大规模屠杀的工具——如果能制造成功的话。但是，事前谁都没有把握。那时军事保卫部门，还不知道富克斯——戈尔德——罗森堡——格林格拉斯的泄密事件，所以不但对具体细节严格保密，连存在有这个“玩意儿”，也绝不透露消息。那年春天早些时候，七十五名飞行员被选拔派到犹他州的温多弗机场集中，组成第二十航空队第二十一轰炸指挥部第三一三飞行大队的第五零九混合大队。他们谁也不知道五零九混合大队的任务是什么。他们都是志愿人员。当他们问到他们志愿搞的是什么的时候，回答是这个队伍“将担负某种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这点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飞行训练很独特。一架B－29机佯作高空袭击，另外两架则负责监测可能出现的异常的天气，特别是闪电风暴。那架负责袭击的单机并不携带巨型炸弹，即不携带B－29通常投掷的巨型的爆炸性能很高的爆破弹。它装载一个大的形状怪异的配有普通炸药的投射器。事实上，这个投射器是接照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的那个装置的外壳进行精确复制的。它是按照那个装置的蓝图制造的。与此同时，原子弹正在最后完成阶段。第五○九混合大队摸不出这是什么名堂。即使派到了提尼安岛，距离日本的轰炸里程已经很近的时候，还是一无所知。在这岛上他们继续进行飞行练习。同时一个年轻的原子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博士负责在这个岛上监建一个前线实验室。没有人向飞行员介绍这个莫里森是谁。对他们说来，这个人说不定只是在这里成立一个随军小商店。还有一点使他们更加如坠五里雾中。上级髻告他们要预防一些危险，而就他们所知，这些危险并不存在。看来华盛顿有些人认为他们都有丧失视力的危险。他们接到训令，飞行时候要戴上电焊工用的护目镜，而当投弹手打开弹仓之后，绝对不要朝轰炸目标那个方向看望。

　　每天黄昏，其他B－29机都飞去日本执行任务。后来莫里森博士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说，“我们常常跑到珊瑚礁那里，坐在最高处，怀着钦佩的心情，观看着第三一三飞行大队的出击。第二天早上，大多数出击的飞机都飞回来，长长的单行队形，好象项链上一颗颗珍珠，从头顶一直排列到远空。你一眼看去，可以看到十架或十二架飞机，每架相隔约二英里。一架飞机着陆，另一架又马上出现天边。你一眼看去总是看到不多不少的飞机。这个原来空荡荡的机场又会停满飞机，因为在一两个小时内，所有飞机就都飞回来了。”

　　对莫理森来说，这景象非常壮观。但是对第五○九混合大队来说，这简直是天天使他们难堪。他们原来都是十分出色的飞行员，而现在差事太闲，反而士气低落。他们飞来提尼安岛时，“东京玫瑰”在广播中点了这个大队的番号，说不定她是了解情况的。但最难堪的还是第三一三飞行大队其他飞行员们的奚落。他们每晚都要在“帝国”（B－29的飞行员们都把日本叫作“帝国”）上空闪避高射炮火。有些一去不返，有些回来时挂了花。但是，这个五零九混合大队的任务，只不过是在这个“帝国”的荒芜地带和战略上毫无用处的地区巡航，因此，从没有受到高射炮的射击。偶然他们也接到命令投个炸弹——但只是孤零零一颗小炸弹。真是有辱他们的身份，使人迷惑不解。更使他们感到羞辱的，则是另一个混合大队中一个投弹手写了一首咖弄他们的诗：

　　『秘字大队飞上天空，
　　没人知道他们行踪。
　　明天他们安全返航，
　　谁也不知到过何方？
　　请勿打听我们战绩，
　　除非你想挨顿训斥；
　　知情人士却会指出；
　　五零九在决定胜负。』

　　“东京玫瑰”似乎什么消息都能打听到，现在她也拣起这首讽刺诗。她讥笑地说，“知情人士却会指出，五零九在决定胜负。”

　　5月下旬提尼安岛上这些被遗忘的人，见到新来的高个子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他们不知道，这个阿尔瓦雷斯所冒的生命危险，比他们任何人都要大；即使知道，也是不会相信的。他在荒僻的峡谷里，完成了原子弹的复杂的冲放装置。这些峡谷都距离住宅区和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区所在的台地很远。他把这个冲放装置称为“枪式”装置——就是说，这个炸弹内有两个半边：一个半边的铀－235，充当子弹去撞击另一半边的铀－235。这个阿尔瓦雷斯装置，精确度已达到百万分之一秒。一年半以前在芝加哥的阿隆索·斯台格运动场空旷的看台下面所提出来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现在已有了完满的技术上的答案。

　　在1945年春天，那个炸弹的样子和它的秘密，是这样的：

　　它是黑色的，状如鲸鱼，制作异常精巧，直径二十八英寸，长十英尺。全部组装后重九千磅；但其中大部分是镇重填料，其铀芯重不过二十二磅。（如果能够达到设计的百分之百的效率，仅需二点二磅的铀就已足够。但当时还在原始阶段，能够获得百分之十的成效就已经是很可观了。）这二十二磅或者说十公斤的铀芯，不但要隔成两边，使铀无法在预定时间之前过早地结集成为“临界质量”，而且两边的铀的重量不能相等，这点也是重要的：“子弹”部分重量大概是五磅，“靶子”部分大约是十七磅。很明显，把这两半边分隔开来的隔屏是极其重要的。这个隔屏（或者叫封套）的基本要求，就是使分裂铀－235原子的快中子不能直接冲击。如果隔屏起不到这个作用，五零九混合大队就什么也做不成，因为它将被炸为乌有，连同挖苦它的人和整个提尼安岛都将荡然无存。在芝加哥的反应堆里，是使用提纯的石墨来起到防止中子冲击的作用的。但是，制造炸弹比之建立反应堆困难得多。古茨密特说，当德国核物理学家们听说美国爆炸一个核武器时，他们“认为我们投在广岛的是个完整的铀反应堆。”在可以运送的炸弹里，使用石墨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新墨西哥州的盟国科学家们花了多少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其他防止中子冲击的物质。这种物质，用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区的说法，要起到“中子反射器”的作用。这种中子反射器必须是一种密度大的金属。黄金是一种可能，奥本海默就曾一度认真考虑要申请一些黄金。但后来有一种合金证明同样可用。于是，就用这种合金把两半边的铀一235包起来，就象一个双胞胎把两个卵子包起来一样。外面则是一层又一层的弹片，使得整个装置适合B－29机弹舱的大小。这个炸弹和人们后来的普遍想法相反，并不是用降落伞投向目标的。B－29轰炸机飞得很高很快，驾驶员和机组人员来得及躲避，所以，就象一般炸弹那样自由降落下去，但又并不要它着地。为了取得最好效果，阿尔瓦雷斯装置使炸弹在目标区上空就触发爆炸。用洛斯阿拉莫斯的行话来说，目标区叫做“零”。至于真正的引信，就是戴维·格林格拉斯给哈里·戈尔德草绘的那种透镜，这张草图现在莫斯科手里。在那神奇短暂的一瞬间，通过遥控触发，使得中子迅速聚结，在千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就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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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格罗夫斯将军本人顾虑如何，他还是不得不假定，装置不会走火。他是个军人，又承担着这一重任。这项计划已花了二十亿元，而这笔钱又是分散在无数的拨款项目中，瞒着国会弄来的。现在不管有什么理由，他也不打算将这项计划放弃。早在1944年12月30日，在巴斯托尼的居民还实行着定量减半的食物配给制；太阳旗还在硫黄岛和冲绳上空飘扬的时候，格罗夫斯就已给马歇尔将军打报告说，他“有理由可以肯定”，在来年某日，这个枪式炸弹就可以用于实战。当时，格罗夫斯认为没有必要预先进行试验。他估计第一颗炸弹大约在1945年8月1日可以准备就绪，第二颗则要在1946年1月1日，第三颗还要迟一些，时间难以确定。

　　4月24日，杜鲁门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第一次听取史汀生和格罗夫斯关于曼哈顿计划的全面介绍。总统站着听完以后，猛然坐下来。史汀生对他说，对原方案已作了一些变动。准备在7月中旬前后在靠近洛斯阿拉莫斯的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进行一次试验。史汀生说，要是成功的话，这个试验装置的当量是五百吨梯恩梯，而第一颗“实战”炸弹，威力将是这测试装置的二倍，当量一千吨梯恩梯。从他们提出的数字就足以说明，这些人对这个行将出世的怪物，了解得很少。因为，后来试验表明，蕴藏在第一个炸弹中的实际威力超过二万吨梯恩梯当量。尽管按当时的估计，杜鲁门还是持谨慎态度的。4月24日：听完汇报以后，杜鲁门当场对这颗炸弹作出第一项决定：要探素不使用原子弹还有无其他办法。决定交由两组人员研究，一个由军人和非军职人员联合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一个是科学家小组，5月31日和6月1日，两个组织碰头，发现他们虽然是分头研究，但得到了同样结论。

　　他们没有忽视道义影响问题。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史汀生、马歇尔将军、詹姆斯·贝尔纳斯、万尼瓦尔·布什、卡尔·康普顿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康南特。他们知道，原子能“不能简单地作为军事武器加以考虑”，而必须同时作为人类“对天地万物的新关系来加以研究。”同时，这些负责调查的人也了解，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有一批原子物理学家，不管美国作出什么决定，原子武器迟早要诞生的。除了把原子弹用于实战以外，临时委员会和科学家小组委员会（奥本海默、弗尔米、E.O.劳伦斯和阿瑟·康普顿）都研究过其他最可行的替代办法——或是预先就原子弹投掷的具体后果提出警告，或者在某一无人居住的地区进行爆炸来显示威力。这两个方案都被否定了，因为行不通。原子弹爆炸的性质如何，人们还不了解。即使将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的试验成功，也不能保证从B－29飞机投掷下来的炸弹会爆炸。沙漠上的试验是在静止状态下进行的。这个试验对于用一个复杂而又未经试验的装置在预定高度去引爆原子弹的问题，并不能给技术人员提供任何新的情况。实战中失灵是一个很现实的可能。如果美国人先对日本人发出警告，然后投下一枚哑弹，敌人士气就会顽强起来，更加负隅顽抗。还有一点，美国人没有多余的原子弹。除了要在沙漠爆炸的静态装置而外，就只有两颗，分别叫作“瘦子”和“胖子”。

　　因此，总统的顾问们在6月1日建议“尽快地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投向有双重意义的目标，即投向一个军事设施而其附近又有容易受到破坏的建筑物，并且“事前不提出警告”。四位科学家提出一项一致的意见：“我们不能保证仅用技术上显示威力的办法就可能结束战争；除直接用于军事外，看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史汀生接着在向杜鲁门提出的备忘录中提出：“实际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一旦开始，”——如果杜鲁门否决使用原子弹，准备进攻就得马上着手进行——“我认为我们要进行的决战，比之在德国所进行的还要惨烈。我们的攻击，将促使日本种族团结，同仇敌忾，迥异于德国的情况。”一年以后，卡尔·康普顿在《大西洋》月刊上谈及原子弹时说，“我相信，如果有这炸弹而不用，事后就无法向自己国人交代。”康普顿对广岛死了八万人这个可怕事实并非视而不见。但他建议持批评意见的人，应该回忆一下轰炸德累斯顿市和汉堡市时所引起那场火暴，和B－29两次对东京空袭投掷的燃烧弹，其中一次杀死了十二万五干名日本人，另一次则近十万人。他意思是说，如果道义这个问题可用统计数字来衡量的话，那么，决定使用核武器对付日本的人，远远不是最大的战争罪犯。

　　7月13日星期五，正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温泉逝世后三个月，那试验装置的两个半边铀－235，中子反射器和引爆用雷管，从技术区的“后门”，就是说，一条秘密通往S发射场的路，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S发射场是离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五十英里的一片半沙漠地带。距离那里最近的村子叫奥布斯库罗，西班牙语是“黑暗”的意思。当地居民管发射场所在地区叫作霍尔纳达·德穆尔托，意即“死亡地带”。这种名字上的偶然巧合，对核物理学家们来说，并没引起可怕的感觉。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向人类未知的领域迈进一大步。他们向第五0九混合大队提出要注意闪电，并不是出自臆想。这是整个方程式中的一个无法估量的未知数。一场暴雷雨中的一道闪电也会使他们全部化为乌有。而且由于链锁反应的范围究有多大还是未知的，整个地球也是有可能被摧毁的。科学家大多数认为不会这样，但谁都不能肯定。他们在黑暗中驶过奥布斯库罗，没有一个人多说话。

　　在霍尔纳达·德穆尔托的中间地段，靠着一间旧农舍的正面，搭起了一座一百英尺高的铁架。炸弹的核心部分将在农舍中组装，但是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进行。对闪电的顾虑这时更大了。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7月份是雷暴雨很多的月份。几天以前，在这里曾用普通炸弹进行一次预演，刚把炸弹吊装上，来了一道叉状闪电，击中了它，把它炸掉了。这个铁架和农舍就是绝对的“零”区。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核弹物理小组的领导人罗伯特·贝彻博士，这天在这农舍里面安装那颗真的原子弹。到了大约黄昏时分，他感到很不顺手。本来每个部件都是车磨得精度极高，但竟有一件塞不进另一件里，他停了一下，又试一试，又停一下又再试一试，终于放进去了，部件全部啮合无缝。

　　奥本海默和科学家小组其他领导成员，个个手里拿着表，在西南十英里以外的一个掩体里等着。同时两架B－29机在上空巡逻，用无线电向地面报告天候。奥本海默的那个掩体S－10是控制中心，也是总指挥部。在离“零”区一万码的周围其他点上，还盖了三座钢筋水泥堡垒。原来的计划，是在早上4时爆炸。但是天气恶作剧，每次上空放晴时，B－29飞机又报告地平线上出现闪光。爆炸时刻延迟到早上5时30分。这次可以了，没有暴风雨迹象了。7月16日5时29分15秒——也就是进入原子时代前的45秒——一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拨动了主导传送器的开关，每个预先收集了的电子就在预定的极其准确的微秒时间内，进入指定位置，这样，第二、第三级的链式传动器就开动了。

　　5时29分50秒。

　　有人唤道：“还差十秒！”这是第一次报时，于是在这新颖的仪式中，人人无声地用嘴唇默示——5时29分51秒，5时29分52秒，5时29分53秒，5时29分54秒，5时29分55秒，5时29分56秒，5时29分57秒，5时29分58秒，5时29分59秒——

　　5时30分，一刹那间一切都同时发生。当然，人们对以几百万分之一秒来计算时间是无从辨别的，所以可以说没有人看到了原子弹的第一道闪光。但是他们的确看到了在遥远群山映出来的耀眼反光。他们全都多少吓了一跳——奥本梅默紧抱着掩体里的柱子——30秒钟后，一股飓风，还有震耳欲聋的吼声，在这个沙漠中横扫过来，又把他们震动了一下。与此同时，在“零”区上空愈升愈高的放射出来的物质更使这群发明家目瞪口呆。威廉·劳伦斯写道，它就象：

　　『人们前所未见的一次日出。一轮巨大的绿色超级太阳，在不到一秒钟里，就升到八千多英尺的高度，愈升愈高，直抵云层，光亮刺目，把大地与周围天空照得通明。一个直径大约一英里的巨大火球往上升去，颜色不断变化，从深紫色变成橙黄色，扩散了，变大了，愈往上冲扩散愈厉害，这是一种被禁锢了千万年的自热力从自身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在一眨眼之间那颜色绿得非常奇特，象人们只有在日全蚀时才看到的日冕一样。仿佛地球张了口，苍天裂开来。人们感到似乎亲眼得见开天辟地时上帝说：让世间有光罢。』

　　它不断往上升，这个巨大气柱的内压化为一个人世所无的蘑菇云，然后再向上冲，又再形成一个蘑菇云。最后在四万一千英尺的高空中，在比埃佛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译者】还要高的夜空里消失了。奥本海默想起了《薄伽梵歌》【用梵文写的印度著名史诗《摩诃婆罗》（Mahabarata）中的哲学对话，原义为“世尊歌”。——译者】的两段话：“千日齐观，照耀中天；大我之光，辉煌若此。”“夺一切之死神乃我。”人们各有各的讲法。一个高级军官叫出来：“我的老天爷，那帮头发长长的家伙定是控制失灵了！”而一个兴高采烈的物理学家则叫道：“大阳也不能望其项背呢！”那倒是千真无确的。5时半的时候，在“零”区的温度，高达华氏一亿度，等于太阳内部温度的三倍，等于太阳表面温度的一万倍。在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西部正在睡梦中的美国人被那神奇的闪光惊醒，接着那阵暴风往他们的窗户狂吹时，他们更是为之胆寒。

　　在“零”区里，人们什么都看不见。弗尔米坐着内部镶了一层铅的谢尔曼坦克向“零”区开进，用一个机械抓铲采集泥土样本，以供实验室检验。但是要进行彻底研究，还得推延一些时候，因为辐射太强。当科举家们可以安全进入现场时，他们发现距“零”区一英里以内所有的生物，无论植物和动物，包括响尾蛇，仙人掌和沙漠荒草全都毁灭。B－29机群原来在离爆炸点若干英里外发现的一队羚羊，也己消失。在新墨西哥州其他地区的牛群，皮上出现了灰色斑点。离“零”区八百码的一座三十二吨重的钢塔变成一堆歪歪扭扭的废铁。“零”区周围沙漠，被冲压成一个白热的盘子，直径有八百码。沙也不再是沙。高热把它化成为一种翠玉般的物质，象是一种沉甸甸打不破的塑料，人们不知它究竟是何物。农舍和铁架也不知去向，干脆没了，原来已变成气体，随风飘散。

　　※※※

　　最先平静下来的是格罗夫斯将军。他对他的副手说：“战争结束了。有一两个这样的东西，日本就完蛋了。”站在他周围的科学家们没有说什么。其中一个把两指绕在一起【按习惯，这是希望幸运之意。——译者】，因为他们就只有“一两个”这样的东西。洛斯阿拉莫斯试验的代号是“三位一体”，指的是那三个现有的“玩意儿”。要是东京知道个中真相（日本天皇的一个军阀头目，后来就曾经怀疑过），美国的处境就很困难。要再搞一个炸弹，又要多花大半年时间。但是，现在来两次爆炸说不定就会带来和平。

　　下一步怎么办，只有一个人能作决定。当杜鲁门启航去波茨坦时，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己迸入最后阶段。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他一直在“焦急地等待试验的消息”，因为“爆炸这个完整的原子弹结果会怎样，谁都没有把握。”7月16日晨，信使专机将两封以临时密码写成的信送到波茨坦。第一封是格罗夫斯将军向总统代表团报告的：“今早动了手术。诊断还未结束，但看来效果不错，已比原来估计更好。”第二封是陆军部长用个人专用信笺写给丘吉尔的。史汀生说：“婴儿已生下来，情况良好。”首相嘟喃道，“耶稣再降临了，人们将遭到天罚。”据杜鲁门回忆说，他曾对斯大林元帅“随便提到”，美国制成了“一种破坏力非常大的新式武器。”那个俄国人本来还可以把知道的一些细节向他补充一下的，但没有表露多大兴趣，只是回答说他听了很高兴，希望美国人会“好好地利用它来对付日本。”

　　杜鲁门曾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有一句座右铭：“这里要负最后责任。”现在是要由他负责决定了；他不能将责任推卸给任何人。他那临时委员会的顾问们，把最后结论用电报向他汇报：“我们提不出仅用技术上显示威力的办法来结束战争。除直接用之于军事外，看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所以从杜鲁门看来，他别无其他选择。他的军事顾问们已经敦促他，让他们从速执行他所谓的“对日本本土诸岛进攻的现成计划。”

　　八天后，即7月24日，总统初步批准使用原子弹：“第二十航空队的第五○九混合大队约在1945年8月3日以后，一遇天气条件可以进行目测轰炸时，就应携带第一颗特别炸弹，轰炸下列目标中的一个：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这个命令白纸黑字，杜鲁门也觉不忍。史汀生也有这样感觉。早在6月19日，陆军部长就在日记写道：必须向东京发出一次“最后警告”。在总统的建议下、由杜鲁门本人、丘吉尔和蒋介石向日方广播了后来人们所称的波茨坦公告。其开头七点是详细保证给予人道待遇，不进行报复，允许日本建立“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新秩序”，给予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允许日本建立新工业，“参加世界贸易”和对（日本）本土诸岛的战略要点进行有限度的占领——而且一旦局势稳定，占领就将迅速终止。第八条即最后一条号召东京宣布其全部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就将遭到“迅速而彻底的毁灭。”

　　这个广播在东京引起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些人从公告中看出，日本人获准在美国军队撤退之后，自行决定本国政体。这是对的，那正是杜鲁门要对日本人说的。但是当时武士道影响太深。东乡外相主张待机决定，因为不予置理，总比内阁中的军人强行断然拒绝为好。但铃木首相（海军大将，男爵）犯了一大错误。他在7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波茨坦公告不过是老调新弹，日本人不屑理会。贝尔纳斯于是告诉记者们：这个答复是“使人失望的”。杜鲁门还希望敌人回心转意，所以直等到8月2日他回到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返航回国时，才对提尼安岛开放绿灯。于是，命令就译成了密码，通过无线电向远在地球对面那地方发了出去。这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

　　“瘦子”由三架超级空中堡垒分载空运到提尼安岛。到了8月5日星期日下午，它已经部分地组装起来，挂在B－29机“埃诺拉·盖伊”号的弹舱里。“埃诺位·盖伊”号是第五零九混合大队的长机，是大队长保罗·蒂贝茨的座机。他很久以前就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座机。他接到通知，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他和他的座机就将名列史册。这时侯，他的部下也猜出来，他们闲得发闷的日子已告给束。载着高级军宫们的吉普车在岛上驶来驶去。格罗夫斯的副手法雷尔准将，从洛斯阿拉莫斯区到达，向明天乘着“埃诺位·盖伊”号飞往“帝国”的海军军械专家威廉·帕森斯上校讲解这个装置。帕森斯越听越皱眉头。自从他到这个岛以来，他已见过几架B－29机在起飞时撞毁。如果一架载着组装好了的这种炸弹的超级空中堡垒出事，那就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惊人的事件。法雷尔说那就只能祈求上帝不要出事。但帕森斯坚持说：“如果等飞机飞离这个岛之后，再由我来负责完成组装这颗炸弹，就不会发生这样意外。”法雷尔问他，“你以前组装过这样的炸弹玛？”帕森斯说没干过，但他还有一天时间可以学习。这个决定意味着在“埃诺拉·盖伊”号上唯一一个全面了解这个秘密装置的就是他。假如命运不巧，他可能会落在敌人手中。为了保险起见，他先向一个年青的情报军官借了一枝手抢。

　　当晚，第五0九混合大队奉命在会议厅集中。在那里，蒂贝茨上校第一次对他们说明任务。“我们的任务，是要去把一个你们未见过也未听说过的炸弹扔下去。这颗炸弹的破坏力是二万吨梯恩梯。”

　　他停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提问。没有。看来飞行员都吓呆了。

　　他于是继续讲下去，特殊的武器需要我们采用特殊的战术。他们过去的练习那么异乎寻常，就是这个道理。几小时之后，在凌晨1时45分，三架超级空中堡垒将飞去“帝国”。它们将负责报回目标地区和其他代替的目标地区的上空天气情况。2时45分，第二组三架B－29机起航。他本人将驾驶“埃诺拉·盖伊”号，负责投弹。两架僚机在天亮以后十五分钟飞抵硫黄岛上空同他会合，然后一起进入日本本土上空。当晚12时，又传达了最后的行动命令。谈了洛斯阿拉莫斯区的试验情况，并说明为什么有个海军军械上校在长机里。然后，这些飞行员躺下休息，但谁都睡不着。大多数人都怀疑帕森斯上校是否真能够在机上将炸弹组装好。而帕森斯本人，恐怕比谁都更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把握。

　　※※※

　　几乎一切都顺利异常。他们避开小笠原群岛南面的大片云层，在闪烁着星光的天空里飞行到天亮，在硫黄岛上空约定位置上和僚机会合，然后向左转个大弯朝西北日本方向轰鸣而去。除了一簇高高的薄云之外，太空万里无云，蔚蓝一片，也没有发现敌机。飞行人员开始有点紧张，很少人说话，更没有人开玩笑。

　　他们的心情，在蒂贝茨的副机长罗伯特·刘易斯上尉在飞行途中所写的一封家信中可以看到一些。他在机中写道：“4时30分，我们朝东方看，月色已很朦胧。要是我们已经把炸弹扔给日本人，并在返航途中，我想大家就会感到轻松下来。当然能回到了家，那就更好。”早上5时，刚才破晓。大概一小时以后，刘易斯写道：“此刻是5时51分，看来我们将有一段较长的航程是晴朗无云的。汤姆·费雷比（投弹手）一直没有说话，我想他心里早已飞回美国中西部的老家去了。”一分钟之后，“现在是5时52分，我们离硫黄岛仅有几英里。我们开始飞上新的高度。我们将在这个高空飞行，直到距离“帝国”大概一个钟头航程的地方。”

　　在本州上空，帕森斯一言不发地着手安装那个装置。副机长刘易斯的字迹开始变得歪歪斜斜，难于辨认。“……帕森斯上校的组装工作已最后完成。现在我们机上已装有那个特种炸弹，时刻可以爆炸。知道它就在你背后，是很不自在的。但愿老走好运。”接着，“自动控制器己经开动。我们已到了指定的高度……亲人们，快了……”

　　他们在目标区的晴朗的上空顺利地作了四英里的飞行。费雷比的眼晴紧紧盯在瞄准镜的交义线上。9时15分他把拉杆压下，把那单颗炸弹放开。不到六十秒它就掉了下去——地面上各种时间，其中有些是后来在断肢上发现的手表，都证实了炸弹落下的时间——在下落中，它的精确调整的齿轮系统和机械装置，准确无误地向触发点移动。刘易斯上尉刚给他的双亲写完：“在轰炸目标的过程中，暂停一下”接着他胡乱草书：“我的天哪！”

　　他们透过电焊工式的护目镜首先看到的是紫红色的小火点，但还不到一毫秒的工夫，就扩大为半英里宽的紫色火球。整个沸腾翻滚着的红紫相间的大火团腾空而起，一圈一圈的灰色浓烟围着这支火柱。冲到一万英尺高空时，沸腾翻滚的火团往外卷去，形成了第一个蘑菇云。火柱的底部现在有三英里宽，它把目标“零区”周围剩下来的那部分市区全部吞没，全部可燃的物体都化为灰烬。在五万英尺高空，出现第二个蘑菇云。“埃诺拉·盖伊”号和两架僚机不断东躲西闪，快速拍了一些镜头，就飞逃而去。他们远离广岛二百七十英里时，还能够看到蘑菇云进入同温层，向着周围闪射着各色的辐射线。

　　9时20分蒂贝茨用无线电向提尼安岛报告：“任务胜利完成。”“胜利完成”这个词似乎不很恰当，但是确实无词可以形容的。突然间蒂贝茨意识到第五○九混合大队的飞行员们回到提尼安岛，将会象国王那样受到尊敬了。基地上再不会有谁敢于再取笑他们。而美国国内将有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或者已经胜利在望。但是，也有所失。广岛早上9时14分还是生机勃勃拥有三十四万四千人口，到了9时16分就损失了六万零一百七十五人，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四平方英里的城市文明，化为乌有。不久，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宣布：“十六小时之前，一架美国飞机在广岛投掷了一颗炸弹。……说明我们已开始驾驭宁宙中的基本力量。这种力量——太阳也从它那里吸取力量——已被用来对付将战争带到远东的人。”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当他补记说美国“已经把二十亿美元押在历史上最大的科学赌注上，而且赢了”的时候，那就是错误的了。将这样的屠杀说成是赌博赌赢了，是很不得体的。在监押中的赫尔曼·戈林，用粗野的讽刺口吻谈论这件事，说得还更贴切些，他说：“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不愿和它发生任何联系。”

　　在进入原子时代的初期，有很多不得体乃至完全是粗俗的说法，可以归之于不理解。这个概念太大，人们马上掌握不了。根据爱因斯坦的公式，相当于一角镍币的十分之四的一克物质，能把一百万吨重的东西举到六英里高的山顶上，或者说，一口气就可提供充足的燃料，使威力强大的飞机日夜飞行一年。这样说说是一件事，但是要你接受已经出现的事实，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脱衣舞名舞星在广告里可以把自己标榜为“原子弹”。萨姆·戈尔德温【美国著名电影制片商。美语称戈尔德温主义，意即用词往往离奇古怪。——译者】不幸说过：“原子弹么，那是象炸药一触即发的。”但他们和阿肯色州新港市一个农场主一样，对核裂变一无所知。那个农场主以为橡树岭市真有一个“原子弹公司”，于是他写信给这个并不存在的公司说，“我地里有些树桩，想把它炸掉。请问贵公司有无这样规格的原子弹？要是有的话，请函复我并把价格告诉我。我想用原子弹该比用炸药好些。”很多人嘲笑阿肯色那个乡巴佬，其实他们对链式反应的知识，也和他一样无知。更多的人根本就不能相信或者不肯相信链式反应。《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准备随同第二颗原子弹去长崎，他好奇地看着那个“胖子”。他想，这东西“造型真精美，任何雕刻家要是能够塑造这样的东西，都会引以为荣的。”尽管他曾参观过在阿拉莫戈多沙漠上的试验，他还是怀疑，“这个看上去好好的、设计又是那么精美、操纵又是那么安全的东西，难道会在不到转瞬的工夫就把整个城市和它的人口全部消灭么？”其实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干过一回了。8月9日又再干一次，又毁灭了第二个目标城市的三万五千人。甚至就在这时，还是有人怀疑。在提尼安岛上，太平洋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把从新墨西哥州运来准备飞往长崎的U－235那个箱子的尺寸观察了一会，就对康耐尔大学的查尔斯·贝克博士说：“当然啰，这里面装着的物质的原子，只是起着引爆作用，引起长崎上空的原子爆炸。”“不，将军！”多贝克说，“爆炸完全是从这箱子里的物质发出来的。”斯帕茨将军瞪着眼对他说：“年青人，你可能会相信，我可不相信呢！”

　　第二批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从长崎回来，就听说俄国进攻满洲，而B－29机正在日本本土上空各地，撒下数以百万计的传单：

　　『告日本人民书
　　美国请你们马上考虑这张传单所谈问题。我们现已拥有最大的摧毁力量，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

　　传单警告说：“我们刚刚开始在你们本土上使用这种武器，”并劝告看到传单的人，停止抵抗否则将被全部消灭；还敦促他们“向天皇请愿，结束这场战争。”这些传单在西方人看来很合情理，但却使东方的日本人无所适从。裕仁是个神，不是政客。神是不理睬呼吁和民意向背的。而且，宣传这时也没有必要。全世界的大国都已对日宣战，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已到了失却理智的地步。各式各样的思想感情的浪潮，拉着它向不同的方向走。但斗争最剧烈的是在两种人之间：一些人想活下去，另一些人要以身殉国。后来过了很久，美国学者才知道，当时有人要求全民族殉难，险些儿成为事实。

　　※※※

　　裕仁也和希特勒一样，在宫殿的底下有一个防空地堡。那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就是在这里，在情绪激昂和互相攻讦的气氛中，举行了许多最关紧要的会议。最初，政府对广岛已被彻底摧毁的情报知道很少。8月6日一整天，东京没办法和这个城市恢复正常联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一清早，陆军副参谋长河边中将接到一个报告，里面只有一句活，使他看后莫名其妙：“一个炸弹顷刻之间把整个广岛市摧毁了。”接着报来具体情况，他听起来有点象胡言乱语。原来广岛市并不是没有军事意义的，这和后来很多说法正好相反。日本陆军第二集团军原来驻扎在那里。8月6日早上，9时1刻整个部队在巨大的阅兵场上做体操。这时“瘦子”几乎就在头顶上爆炸，于是全军一扫而光。这就是河边中将收到的许多电报中的一份。情况突然，就有如五角大楼收到了报告，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练滚翻动作时，在不到一秒钟就全被消灭了一样。

　　日本人虽然自己制不出核武器，可是他们倒有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那天早上，9时日本参谋本部把仁科芳雄召来，向他提供了有关广岛的情况概要。仁科芳雄虽然在珍珠港事件后和国外同行失去联系，但他一直担心制成核武器的可能性，甚至对这类武器的破坏力，作过粗略的估计。现在他所听到的一切和他原来的估计是一致的。当然，那些将军们从他的报告中，听不到什么安慰他们的话，于是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日本官方新闻社同盟社的记者跑到仁科芳雄的实验室采访。他说美国人正在传播消息，说他们有了原子弹。这不可能罢，可能么？科学家转过身去，没有回答。他这时几乎肯定是原子弹了。接着政府让他坐着飞机在那己成废墟的城市上空观察。后来美国军官向他提问，仁科芳雄说：“我从空中观察破坏情况，一眼就可以断定除了原子弹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破坏得那么厉害。”

　　8月9日星期四，天还未亮，斯大林对日宣战的消息就传到东京。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然而早晨11时零1分，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恶耗传到正在开会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第二颗原子弹刚在长崎上空爆炸。与会全体人员立即进入皇官，裕仁刚从这里向铃木首相发出密令，敦促他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首相和文职顾问看法是一致的。别的国家在这情况下，肯定就会立即实现投降。但在日本则并不如此。尽管这个国家已在火海中沦为废墟，但是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还要十分注意保存面子，特别是裕仁的面子。当然，如果军方和全国一致行动，这也可以办到。天皇可以躲进皇宫深处，好象战争完全与他无关。

　　但有一个障碍。军队不跟着走。在宫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笔直地握着镶着宝石的武士军刀，提出他们的条件。陆相阿南惟几大将，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大将，坚持要华盛顿接受三个条件：日军由日本军官自行解除武装，战争罪犯由日本法庭审判，敌军占领事前事项要加以限定。要是这场战争不那么野蛮残酷，这些条件或者可以接受。但是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残酷不留情的战争，美国人这时自然也无意讨价还价。东乡外相照直说了这一情况：日本已经战败，立即恢复和平是势在必行的。阿南，梅津和丰田脸色铁青，搂着胳臂不说话，于是会议陷入僵局。

　　接着，内阁会议吵吵闹闹进行了七个多小时，中间打断了几次，都是由于接到从广岛、长崎和满洲前线送来的令人震惊的消息。8月9日晚9时半，铃木和东乡觐见天皇，报告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都争执不下，陷入僵局。他们建议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防空地堡内作为御前会议召开，请天皇驾幸聆听。裕仁同意了。会议从11时30分开始。激烈争论持续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两个陆军大将和一名海军大将顶住文官不让。问他们有什么解决办法。他们的回答表明，麦克阿瑟是多么洞悉敌人的心理。他们顽固地坚持，战争迄今还不过是无关大局的小接触。这时候是日本的最好时机——把美国人“诱引”登陆，然后把他们“全歼”，就象1281年“神风”的始祖消灭忽必烈的军队一样。这番话很象罗斯福逝世时戈培尔给希特勒打气的话。有人要他们不要忘记，硫黄岛和冲绳岛的保卫战就是采用这种策略的；他们绷着脸说，不管情况如何，“民族的荣誉”要求“在日本本土进行一次决战”。铃木最后奏请天皇作出“圣断”。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传统，天子仅仅只要在场就够了。他亲临参加就已经为他们添福了。但不管怎样，这次裕仁却马上赐复。他站起来，说唯一可行的是立即结束战争，说完就离开会场。散会时，铃木宣布说“天皇陛下的决定也就是这次会议的决定。”

　　表面看来是军界失败。但谁也比不上军阀之顽固。从外表看，议定的细节都得到仔细遵循。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一结束，内阁就开会——那时已是8月10日星期五晨3时——一致通过在保留天皇统治地位的谅解下，接受杜鲁门的波茨坦公告，并批准向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发出的一式电文。电报上午7时发出。因为怕发生政变，这个重大消急没有让日本公众知道，而日本人还以为日本在打着胜仗。这样做是有理由的。那天早晨，全帝国级别最高的将领阿南大将，把在东京的中校以上的军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讲了事实情况。如果说，叛变的种子需要适当的土壤，这些人就是肥沃的土壤。很多种子真的生了根。到了晚上，就有报告说陆军部和舰队越来越不稳。阴谋进行叛乱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华盛顿的美国人却无意中给了他们时间。杜鲁门、贝尔纳斯、史汀生、福雷斯特尔和李海还在考虑：美国人要是知道裕仁保留皇位，在政治上会有什么反响。这次，责任又一次落在杜鲁门身上，他决定让日本人保留天皇，并通过瑞士将决定告知铃木。那是8月11日星期六。但是，使人气急如焚的是，格仁似乎在拖。接着三天，东京电台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似是不祥之兆，于是总统考虑恢复大规模轰炸。有一次实际上有一千多架B－29型飞机已经腾空向帝国飞去，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撤销了原来的命令。

　　就我们所能解释的来看，裕仁当时的想法是下决心要使好战的阿南、梅津和丰田就范。在皇宫的防空地堡里，双方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意志对杭的斗争。与会者中，至少阿南大将一人，知道首都某地的军官们正在策划夺取政权，虽然他还没有让他们利用他的名义起事。8月14日星期二午后不久——在华盛顿时间是8月13日——裕仁行使了天皇权力。他把对臣民的广播讲话录了音——而臣民过去从来是不准听到他的声音的，——要臣民向征服者俯首，并在讲话最后说：“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一俟美国同意投降的程序，这个录音就准备在第二天中午通过东京电台播出。

　　杜鲁门在星期二下午3时50分获悉日本已经停止抵抗。下午7时他向全国宣布了这消息，并宣告放假两天，以示欢庆。

　　可是，在东京还存在着叛变的危险。8月14日晚至15日晨——在天皇已作出决定，而老百姓还未知晓以前——叛乱的煽动者仍在策划推翻政府。他们找到裕仁近卫师的师长，要他下令给部下，拒不执行即将下达的投降命令。他拒绝了，他们就杀害了他。他有两个部下参与了叛乱，伪造了天皇圣旨，以便把天皇隔离起来，并扣发投降敕令的录音。上午8时，假圣旨已准备好，并盖上了巧妙仿造的裕仁御玺。就在那时，另一个近卫师的将军赶到，把他们逮捕。

　　星期三整个上午，东京电台一再通知全国注意，中午有“极重要广播”。这几个小时首都动荡很激烈。头脑发热的人企图谋杀铃木和他的两个阁员。阿南大将因为丧失民族尊严，在绝望之下，剖腹自杀。有四个叛乱头子也步他后尘。那位当天早上8点钟刚平息了叛乱的将军竟也跪在地上，把剖腹刀插进自己的腹部，这是西方人很难理解的。海军中将大西淹治郎，这个神风特攻队之父，也跟着自杀了，他倒是罪有应得的。

　　英国人对日本人这样驯服地认输感到奇怪。其实当时千钧一发，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日本的将军们愿意堂皇自杀，但在少壮派军官中，这样那样的策划和反策划一直进行到8月28日。那天，美国军舰“密苏里”号驶进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武装的海军官兵和第四海军陆战队师同一天也在横须贺登陆。准备顽抗到底的叛乱者已经发誓要将登陆的部队杀尽，神风轰炸机群则已驶进厚木机场的跑道待命。座仓中的飞行员也以祖先的荣誉发誓，要俯冲炸沉“密苏里”号。当舰只下沉时，已准备好的战斗机飞行员就扫射东京湾，直到“密苏里”号上的全部人员包括海军上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将军全部死掉为止。这个计划要是成功，美国人必然认为这是日本人最恶毒的阴谋诡计，对他们会怎样报复，想象起来也很可怕。但是，这样的事竟然几乎当真发生。在投降前最后的狂乱时刻里，裕仁把他的皇族成员派到各个要塞据点，要求保证执行天皇的诺言。他的弟弟高松亲王，及时赶到厚木机场，劝阻那些杀气腾腾的人，要他们不要起飞。整个局面一触即发。后来有人问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轰炸广岛、长崎是否必要，他说：从所有情况来看，“胜利有如摇摇欲坠的一座拱门，而原子弹则是拱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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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举行的投降仪式，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纽约时报》说，自从1939年，9月1日以来，世界各地都没有发表战报，这还是第一次。伦敦报纸的标题中有这样一条，“这是六年来第一次未经审查的《每日快报》。”政府觉得和平来临，但人民并没有感到和平。对非职业军人说来，只有在他们真正踏上归途，战争才算结束。1944年陆军部就制定了一个合理的复员计划。欧洲胜利日前十天，陆军部己开始把那些最勇敢、最劳累的美国大兵遣送回国。

　　这个计划就是有名的“服役分制”。在陆军中服役一个月就记一分，在海外服役一个月加记一分。参加一次战斗记五分，战斗负伤或立功得奖的也各记五分。这样，四十个月前应征入伍的一个士兵，在海外呆了三十二个月，参加了六次不同的战斗，负过两次伤，回国时他就有一百一十二分。其他半数的美国大兵，只要达到八十五分，全体陆军妇女服务队员，只要达到四十四分，也可回国。对当了父亲的士兵，对嫁给即将复员战士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员，以及未经合法结婚而怀了孕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员还有特殊的规定。

　　这个制度是再公平不过了，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却气坏了，因为他们的军种没有安排。到了夏天，海军部才宣布计算服役分的方法。可是底线太高，够格的人寥寥无几。六个给国会议员写信抗议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被关了禁闭。与此同时，史汀生又把陆军服役分制底线放低，从而更得人心。到了1945年7月，经过多少文牍手续以后，大规模横渡大西徉的客运终于开始。有一天，七艘停靠纽约码头的运输船载回来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五个美国大兵。“伊丽莎白皇后”号载回来一个师。“玛丽皇后”号也载回来一个师。有一次，在七十二小时之内，陆军航空兵运输总队从欧洲和地中海战区空运回来十二万五千三百七十名战士。到了复天，尽管联邦政府的预算还准备对日本长期作战，但已有五十多万人回到家里。

　　原子弹把形势改变了。在投掷原子弹之前，整师的增援部队还在由进攻型运输舰运往太平洋，而服役分较高的大兵则在布雷斯特和勒阿弗尔市等候什么“皇后”号或空返的C－54运输机把他们运走。现在驶向国际日界线的轮船奉命改变航线了。其中一艘是伦纳德·佐旦船长指挥的“亨利·泰勒将军”号。在庆祝对日作战胜利日后几天，这条船通过巴拿马运河，由东往西驶向夏威夷群岛。突然，前甲板的扩音器响了——“大家听着！我是船长。看看这艘船的役影罢，……”他停了一会说：“本轮现在转驶纽约。”这时从欧洲战场调往亚洲的三千人欢呼起来。现在他们相信战争真正结束了。他们在归家途中。家！虽然1945年的家和他们记忆中的家是很不同的。世界变了，美国变了，“亨利·泰勒将军”号上的人们也变了，虽然他们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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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物画像：红发佬」

　　事有凑巧，沃尔特·鲁瑟恰好是在1907年劳动节前夕诞生的。沃尔特的祖父雅各布是个社会民主党人，1892年逃避普鲁士军国主义，从一个德国农场移居美国。雅各布的儿子瓦伦丁，后来成了美国社会党员和酿酒工会的激进领导人。瓦伦丁又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为尤金·德布斯、大比尔·海伍德【尤金·德布斯（1855－1926年）和大比尔（威廉）·海伍德（1869－1928）均为美国社会党领导人。——译者】的信徒，崇信社会正义。当红头发的沃尔特和兄弟维克托从弗吉尼亚州西部惠灵市来到底特律市时，就已经走上了要与汽车制造工业巨头们互相对立的道路了。

　　他们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在中学读书，毕业后考进韦恩大学。在大学里领导过一次学生运动，抗议后备军官训练队问题，获得成功。1932年诺曼·托马斯参加总统竞选，沃尔特为他演说，被福特解雇。于是，兄弟俩便拿出全部积蓄，买了统舱票去欧洲。他们在德国反抗纳粹，又在俄国一家工厂工作了两年，然后坐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亚洲，在“胡佛总统”号轮中当船员，横渡太平洋，回到底特律。正好赶上那里的静坐罢工。

　　在头一批的静坐罢工中，沃尔特就担任了领导。他当时已是产联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第一七四地方分会的主席。他借了三百美元，雇了一辆宣传车，租了一间办公室，坐在电话机旁指导工作。维克托则在凯尔西－海斯工厂开冲床，每小时挣三角六分半。在维克托的煽动下，制动器装配线的工人静坐罢工。一个人事处职员惊惶失措，哀求维克托把工人叫来开工。维克托说：“那只有求沃尔特·鲁瑟才行。”这个职员没考虑可能产生什么后果还问他：“谁是沃尔特·鲁瑟？”沃尔特接电话后来到，站在一个包装箱上，号召工人们参加第一七四分会。那个焦急不安的人事处职员说：“请你来是要叫他们复工，不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沃尔特双眼闪闪有光说：“如果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又怎能叫他们复工呢？”

　　最后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最低工资为七角五分。于是六个月内，这个分会的会员一下子从七十八人激增到二千四百人。霎时到处可见这个红发佬活动，满城吸收汽车工人入会，为罢工出谋献策。这样他就成了受人注意的人。1947年5月26日他站在迪尔本市福特的红漆厂外的跨桥上散发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传单。汽车公司雇用的暴徒用橡皮管和皮包的铝棍向他袭击，把他和另一个工会领导人打瘫在地。一年之后，福特雇用的持枪歹徒又闯进鲁瑟在拉萨尔大街的公寓，威胁要他的命。

　　这样做唯一的结果是：红发佬在底特律工人中声望更高了。1939年他成为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通用汽车公司总部的主任，1946年他当上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两年以后，在4月的一个清爽夜晚，沃尔特在厨房和他的妻子梅伊谈话，一个受雇的凶手，站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拿着装有“○○”铅弹的10号双筒散弹枪向他射击。沃尔特倒在地板上，他的右臂几乎断掉，伤势十分严重。在他住院期间，一个凶手又把维克托的右眼射瞎。还有人携炸药企图把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总部炸掉。

　　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但是他们未必就是资方雇用的。沃尔特还树了不少其他敌人。他把共产党人赶出工会，把股票掮客赶出车间。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社交场合里，他又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也得罪了顽固派。他的名字惹人攻击，有如富兰克林的避雷针引摄雷电一样。吉米·霍法说他是一个扒手；约翰·刘易斯说他是个“笨蛋，假知识分子”，亨利·华莱士说他是进步党的“最大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他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世界联邦推进者联合会都担任领导工作，使他赢得很多自由派的爱戴。1952年他成为产联的主席，英国工党的知识界人士认为他是美国最能鼓动人的人。在鲁瑟的崇拜者中，有切斯特·鲍尔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认为鲁瑟当总统也够条件。

　　工会领袖很容易生活腐化，但沃尔特却被公认是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对寻欢作乐不沾边，有时连正常的宴乐也不参加，而且从来不好出风头。在几次几乎丧命之后，他承认该有保镖。可是工会要帕卡德汽车厂给他制造一部价值一万二千元的漂亮防弹车，供他外出时用，他却反对说“我不能让人家看见我坐小轿车。”这点他真的做到了。他到市中心去看电影，总是不顾最起码的安全警戒措施，坚持在偏街小巷下车，使保卫他的人很伤脑筋。后来他的车子在加拿大发生故障，把别人的车撞坏，他从车里跳出来，不由分辩地说：“行了，我无论如何再不乘它了。”他改坐公共汽车来完成了这次旅程，以后，再也没有坐那辆小轿车。

　　工会为鲁瑟一家提供安全的住宅，倒是做到了。在郊外找到一所单间的避暑用家屋，和别的房子不挨着，容易保卫。沃尔特既然是沃尔特，他马上就考虑加以改进。他的医生告诉他，要避免受伤的手成为爪形手，就有必要经常使它运动。于是他花了四年功夫，把那家屋搞得适宜居住。他首先添盖了几间：这边加个厨房，那边加间卧室和书房，又加盖一层二楼，把走廊围上纱窗。他甚至自己做家具，还自制了精致的高传真度收音机。最后，他的手全好了，他的家也应有尽有了。除了起坐间那几根用手工劈出来的横梁和屋内的水落管还可以看出是原来的房子的以外，其余都是新的。

　　他的精力旺盛，尽人皆知。他也以思想新颖而闻名。别人从密友，烈酒和烟中得到欢乐，他对这些却一无所好，而总是从思维活动中取得乐趣。他对任何题目都可以谈起来没完。默里·肯普顿说他认识的人中，沃尔特是唯一对未来了如指掌的人。《圣路易邮讯》的斯潘塞·麦卡洛克说：“你要是问沃尔特几点钟，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制造钟表。”有时他谈得兴起，会突然冒出一些完全乱扯在一起的隐喻。有一次，沃尔特指责霍法、戴夫·贝克和约·麦卡锡是“睡在一张床上，互相勾结”。又一次他把一个公司谈判代表说成为“他的心脏就象个计算机，喷出来的都是冰水。”

　　那个谈判代表自然不觉得好笑。因为在谈判桌上，红发佬喋喋不休的发言就是他的有力武器。他那工会在市内不同的地点，同时和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特公司进行谈判。这又是沃尔特的“个别对付”的策略的运用。他这个策略的根据，是三大公司之间的竞争比他们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对立不信任还要强烈。把三大公司中一家分化出来就好对付，没有哪一家愿意冒罢工的危险而让其他两家夺去它的市场的。这个策略果然奏效。当沃尔特把公文包和牙刷收起放在一张桌子下面时，就说明谈判对他有利，猎物己经到手了。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是使他致胜的一个因素。他鼓起下巴上强有力的肌肉，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说着，提出这个建议，那个建议，时而详细论述，时而愤然驳斥，时而后悔表示歉意，接着又转而谴责对方，用干巴巴的单音调告戒别人。总之，搞到对方无言以对为止。

　　有时，他们给他气得说不出话。工会里霍法和贝克的信徒们认为工会的任务是为工人多争点钱，至于是由股东还是由公众来付，应由资方决定。沃尔特不同意。他争辩说，如果公司提高汽车价格，刺激通货膨胀，提高生活费用，那么，就算在工资袋里增加五分钱，对工人是没有好处的。他要求三大公司在不提高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增加工资。对于公司的董事会说来，这简直就是要夺老板的传统特权。而更坏的是他还要求查公司的帐簙，说这样就可以证明他的论点是对的。（用鲁瑟低音悦耳的声调说，这叫“经济领域的民主”）他没有达到目的，可是他还是把劳资关系这个概念改变了。

　　这是因为：尽管其他工会领袖嘲讽他是个“书呆子”，寻求“天上掉馅饼”，尽管资方的代言人嘲笑他说的尽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东西，这个来自惠灵市的红发佬却成功地指出了一个问题，工会工作决不仅仅是底特律工人所说的要卡迪亚克的钱而已。沃尔特·鲁瑟在劳资协议中取得年薪的底限，工资按生活费用升降的伸缩条款以后——在蓝领无产者已上升到中层阶级以后，他就发动他那个“团结大厦”里的工会工作人员，为意义广泛得多的问题去斗争——例如消除贫民窟，让老年人有文娱活动的权利，在广播中有定期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广播时间，工会出版报纸，组织不分种族界线的滚木球球队等等。工人们也真地跟着他这个领导人走。他们往往感到莫名其妙，有时甚至是不满，可是他们还是朝着沃尔特父亲所说的“人皆兄弟”的方向前进。

　　1970年5月9日沃尔特和梅伊乘坐一架包机，在密执安州佩尔逊市附近失事身死。沃尔特的灵柩上覆盖着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会旗——蓝底和一个白色齿轮。马丁·路德·金夫人致悼词。丧礼结束时，送葬人都唱起那首最扣人心弦的工会歌曲：

　　『在每个矿山和工厂，
　　从缅因到圣地亚哥，
　　哪里劳动人民保卫自己的权利，
　　哪里就会找到乔·希尔。
　　也会找到一个红发佬。』





　　第十三章 开始凋敝的胜利旗帜

　　1945年的晚秋季节。

　　哈里·杜鲁门每天在天还未亮以前总要打开特别放在他白宫总统卧室附近的装满食物的冰箱光顾一番，因此他在六点不到就起床，洗淋浴，刮胡子，穿上白衬衣，打上蝴蝶领结，着上一套双排扣的衣服，干净利落，不离服饰商人的本色。按惯例，总统可以有个贴身男仆照顾穿着，但他不屑这样做，还是自己照顾自己。接着他身子挺得笔直，一本正经，摆出他在小学里学写字时就养成的那种架势，坐在办公桌前，一边翻阅当天早报，一边匆匆给工作人员写几道指示。7时正，他走出白宫，在人行道上作早餐前的保健散步。陪同他的有几个特工处的保镖，几个上气不接下气的记者，而他则以每分钟一百二十步的速度，精神抖擞地穿过拉斐特广场，沿康涅狄格大道向北至K街，向东转到第十五号街，又往南到纽约大道，然后走过财政部大楼，走过约翰·斯奈德未来的办公室。前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提升到最高法院以后，杜鲁门就想让斯奈德继任。他的顾问们认为斯奈德太保守，一再说他不适宜参加民主党政府的内阁。杜鲁门不以为然，说斯奈德和他的军事武官哈里·沃恩将军一样，都是老朋友。这位新总统是主张依靠老朋友，信赖老朋友的。

　　总统府里8时进早餐，内容有水果，烤面包片，腌熏肉，牛奶，咖啡，此外，这位一家之长还在谈话里给早餐加些胡椒粉。他会对贝丝和玛格丽特说，最好吉米·贝尔纳斯不要再把他当作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亨利·华莱士不要轻易上俄国的当，麦克阿瑟不要在东京俨然以总督自居，而那些该死的海军上将们，特别是那个婊子养的雷德福，不要让部下公然对抗政府统一武装部队的计划。

　　当时总统还没有谈到的话题有：爱闹事的学生、黑人权力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总统所得税申报、劫持飞机、交换老婆、吸毒风气、心脏移植、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胡说八道、太空飞船、取消种族隔离、国内动乱、赤裸裸的色情书刊、冒风险的经济计划、爆炸办公楼、中央情报局、中东问题、红色中国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克里比亚申、法律与秩序问题，音障问题、满嘴粗话的女大学生、难于管理的城市、共生派解放军，避孕丸、生态学与领袖人物的天生魅力——这两个词当时还只在《星期六评论》的字谜栏中出现——还有约翰·伯奇协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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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塞尔学院1939年毕业生，二十七岁的约翰·伯奇上尉的残缺尸体那天早上安葬在俯瞰中国苏州城的绿树成荫的山旁。他是个浸礼会圣经原义派信徒，勇敢的美国战略悄报处的军官。他所遭到的结局使那些原来了解他的许多熟人认为几乎是命定的一样。事情发生前，他的上级古斯塔夫·克芬斯少校，就在日记里写道：“伯奇是个好军官，但我担心他太卤莽，会闯祸。”1945年8月25日，这个过分热心的上尉碰上了一支中国共产党巡逻队，和他们的队长发生激烈的争吵，巡逻队就扑上前来。克劳斯事后说：“我本来指示他在遇到混乱情况时要用外交手腕处理问题。但伯奇却使那个共军少尉在部下面前丢脸。从军事上说，约翰·伯奇是自己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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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年秋天，贝蒂·戈尔特施坦对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心理学研究感到了失望。她原是史密斯女子学院1942年毕业的高材生，在校的时候就把贝蒂的名字改为贝德。她主张女性独立，如果有个男人替她开门让她先行，她就会睬他一脚。现在她回到东海岸来，嫁给一个名叫卡尔·弗里登的夏季旅行剧团的班主。这个人又做广告生意，在赫德逊河畔买了座漂亮房子，雇一批佣人，生了三个漂亮的孩子，夫妇两人都高兴异常把她们当作宝贝。在邻居们看来，照郊区太太和母亲的标准来说，贝蒂——现在不再叫自己是贝德了——可算是生活过得很美满了。在操劳家务之余，贝蒂·弗里登还开始动手为一些妇女杂志写短篇小说，都以女性为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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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伦·金斯伯格已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同时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当焊接工，半工半读，想成为市场研究专家。他很少出口骂娘，每天总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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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政治事务处处长阿尔杰·希斯，在弗吉尼亚大道新建的国务院大厦里，搬进了一间较大的办公室。他刚刚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完成了秘书长的工作，现在是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的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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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玛·琼·贝克，一边因为战争做了工人，获得了优异奖状；一边又让《扬基》周刊拍摄和刊登她的照片。那张照片引起了蓝皮书模特儿介绍所的注意，到对日战争胜利时，她就在所里参加模特儿训练班。她的丈夫还在海外服役，对此事一无所知。她一面保住那份战时工作，一面又每月请十天病假当女招待来赚回训练班那一百元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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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麦卡锡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于1945年重新当选巡回法庭的法官。到任伊始，他就马上定出计划，准备第二年在州内巡回演说，竞选参议员，口号是：“威斯康星州在参议院里要有个机尾炮手”，向州里的选民们吹嘘，他怎样在太平洋作战时出生入死。其实，麦卡锡是在办公室度过大战的。他是侦察轰炸机第二三五中队的情报官，任务是在办公室听取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的汇报。战争期间他只受了一次伤，跌断一条腿，那是因为参加一次水上飞机供应舰的宴会喝醉了酒，从梯子上摔下来跌伤的。现在回到国内，他就向听众说他怎样在战壕和蔽体里，渡过难熬的长夜，给他领导下阵亡战士的家属写信，表示他一定信守对烈士作出的诺言，把一团糟的国内政局清理一新，因为这种局面使“我的战士们从内心中感到厌恶。”有时他会用那条跌断过的腿跛着走路。有时又没有留意，用那条好腿跛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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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波士顿，一位曾任海军中尉的瘦削的二十八岁青年回了家。他曾以国际新闻社记者身份，在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在伦敦采访英国大选情况。可是，当记者前途渺茫，到大学教书又缺少一个学位，做生意又不感兴趣，于是约翰·肯尼迪决心在马萨诸塞州第十一选区竞选众议员。他的主要条件，就是他父亲有钱，在他童年时外祖父就当过波士顿市长。这时，他在金顶的州议会大厦拐弯处的鲍登路一百二十二号租了第三十六号公寓，作为他的正式住址。名门闺秀在这里进进出出，为数惊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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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福尼亚州第十二众议员选区的议员杰里·沃勒斯任期届满，他原是受到厄普顿·辛克莱提携的自由派。共和党人急需一个象样的候选人和他竞选。该党“公民事实调查”委员会在1945年暮春在报上刊登广告征求一位合格的竞选人，但没有人应征。这时，惠蒂尔学院院长提到他们的校友理查德·尼克松。共和党就派出两个调查人员去访向他的父母。他们回来报告，说这位青年还在部队，在巴尔的魔市为海军谈判合同，等候退伍。调查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一个名叫赫尔曼·佩里的银行家，就向马里兰州挂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长途电话。原来佩里放不下心，因为进一步调查结果发现尼克松虽然是个律师，但在廿五岁前，还没有投过票。甚至他属于哪个党还是个谜。但是尼克松在电话里说，当然他愿意竞选，佩里问道：“那你是共和党么？”尼克松停了一会才回答：“我想是罢！上次大选我投杜威的票。”佩里说那就行了，叫尼克松尽快飞向西部。共和党调查委员会总算找到一个候选人，虽然他的竞选方法还有待于提高。他当时想到的竞选的方式，就是穿上藏青军服，跑到工厂大门，等那些当过兵的人下班出来，然后就眼瞪瞪地望着他们，伸出手来，严肃地说：“我是海军少校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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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盛顿，另一个前海军少校林登·约翰逊这次又代表得克萨斯州第十众议员选区。他对和平后马上就搞复员感到遗撼。他在众议院讲坛中大声疾呼：“我们必须保持强大！必须有足够军事实力来履行我们对全世界的道义责任。我们现在最崇高的职责，就是要保证未来。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警察力量，保护我们对付罪犯，有一支强大的陆，海军，足以履行我们帮助联合国为全世界担任警察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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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海军军官，本杰明·斯波克少校原是康奈尔医学院儿科讲师，现在是海军军医，正在把他写的第一本书《婴孩与儿童护理常识》进行最后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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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遥远的河内，日军刚撤出，法国殖民军就接踵而来。当地一个政界人物胡志明，背景复杂，但最近据说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要求法国正式承认他受到人民拥护的越盟（即越南独立联盟），但是戴高乐将军的代表蒂埃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不肯接见他。当时胡志明还没有依附那个大国，还主张和平解决，于是他就去巴黎提出要求。如果在那里都不能解决，他就准备命令他的拥护者炸毁河内水库，然后上山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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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胡志明在巴黎的住处隔开几条街，三十七岁的威廉·弗·诺兰少校是陆军部战史组的负责人。他刚按到通知，成为美国参议院中最年轻的一位参议员。加利福尼亚州长厄尔·华伦认为他条件最好，选他接替刚去世的海勒姆·约翰逊。他的优点就是年轻、服过军役，在州议会有六年经验，搞慈善事业颇有名气，夫妻和睦，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父亲约瑟夫·鲁塞尔·诺兰。华伦州长政治活动经费，主要是这人捐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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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5月，一位性格坚强的寡妇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又再结婚。但到了秋天，就知道这段姻缘错配了。不管他们夫妇到那里去，这位夫人都要带上她那五岁的孩子李，于是丈夫和儿子都在她面前争宠。李本来对继父颇有好感，见到父母争吵感到惶惑不解，于是变得郁郁寡欢，落落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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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秋天，简·阿尔珀特、马克·拉德，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安吉拉·戴维斯、黛安娜·奥顿、伯纳丁·多恩、拉普·布朗、凯西·布丁、索尔达德哥儿们、比尔·艾尔斯、休伊·牛顿、杰里·鲁宾、琳达·菲茨杰拉德、威廉·卡利、汤姆·海登、凯思琳·威尔克森、和帕特里夏·坎贝尔·赫斯特等人还未成名，所以他（她）们的大名还未在报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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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晨9时不到，第三十三任美国总统就从白官楼上总统寝室乘小电梯到楼下，昂然阔步走进白宫西厢的椭圆形办公室，立即投入工作。他确有干劲，作风直爽。罗斯福欢喜玩权谋耍手段。杜鲁门却欢喜作出明确的决定，愈难愈好。为了免得发生误会，一切决定都要写成书面。他从不后悔，从不因此失眠。对他说来，拖拖拉拉就是罪过，他最瞧不起。他的神气往往象个精明的店主，一切都跟做买卖一样，事实上，这位总统把每天会见的客人，从安东尼·艾登，以至全国家禽周的赞助者，都称为“顾客”。对每位来客都有力地握两下手，招呼他到总统办公桌前坐下。那时转入和平已有几个月，他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犁头的模型，换下了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前的大炮模型。他总爱请来客看看这个犁头模型。“东西虽小意义可大。”他往往语简意赅地说：“有这个新的小玩意儿放在这里，我心里感到很踏实。”

　　消息灵通的来客看见他那副乐观神气往往感到不安，他们心里纳闷，他在什么时候就得面对大萧条势所难免的重新出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他1940年出版的《昨天以来》写道：“什么战时景气？这种景气带来的好处决不会持久的。”伯纳德·德沃托在《哈泼斯》月刊告诫他的读者，要有思想准备，诸如迫害劳工、库格伦神父那样的人物，街垒上的肉搏战等等，随着“美国未来几年反动浪潮”的逐步高涨，都会再次出现。利奥·彻思在展望未来时，看到有一股“冷风”横扫美国。他预料捱饿的复员兵士将会结队成群，在街上徘徊游荡。“有时你会看到他们在罢工、暴动。……新成立的职业介绍机构，特别在最初一段时期，效率会很低。……为了维持生计，可能有个别兵士要在街角兜售欢迎回国的纪念章。有一些则会穿上军服，挨家挨户去推销。”有些经济学家预言，可能又会再出现一个1932年，又有一千五百万人失业。政治学家还谈到革命。H·G·威尔斯1945年在病榻上断言，人类对科学进步已经失却信心，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很快就要遭到灭亡的命运了。

　　企业主愈看就愈肯定：要把工业界广大的超级生产力转向和平生产而又不陷入灾难，简直绝无可能，他们对上次大萧条及其后果心中犹有余悸，但他们都忽视了胡佛时代的美国和杜鲁门时代的美国有一点很不相同。在1932年时，人们不能到商店里去，因为身上不名一文。在那艰难竭蹶的日子里，如果人们没有吸取什么教训的话，起码也懂得一条，攒点钱是很重要的。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人每周平均收入几乎增长一倍。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工资从廿四元二角增至四十四元三角九，而且杜鲁门又在联邦雇员中开了先例，工时不久将减为每周四十小时，工资不变。一方面大萧条教会他们勤俭持家，另方面是商店里的货架上商品奇缺，于是美国人在这四个战争年头，把钱花在买进自由公债，或者纷纷到银行存款。特有公债的人就有八千五百万。战争结束，美国人在储蓄银行和活期证券里，就储存了一千三百六十四亿元。现在就有一大笔钱等着花，政府的真正难题是如何防止全国人民在黑市到处抢购。而要把这个向题解决到人人满意，是绝无可能的。

　　因此，认为失业士兵又会冲工厂的想法，只不过是多余顾虑，不过是满目疮夷的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余悸而已。触目惊心的岁月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失业补助和士兵权利法案都是明证。要为复员军人个个安排工作是要一段时间的，但他们可以趁机会学点手艺，做点小生意，或者进大学念书。而且职业也不是那么太难找，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不再在工厂工作，要回家生孩子了。

　　《纽约每日新闻》有一条头条标题：

　　『物价飞涨，买主气涨
　　牛肉价高，高过月亮』

　　美国总统在堪萨斯市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团的游行，他走在前头，大摇大摆地通过市区。他开服饰商店时的老搭档埃迪·雅各布森在行人道上大声向他叫道：“哈里，通货膨胀怎办呀？”

　　“我已经注意这个问题了。”杜鲁门回答说。

　　他要注意得眼快手快。经济情况瞬息万变，想法赶上把一对尼龙袜卖五元，一件衬衣十五元，一个再生轮胎二十元的黑市商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经济调整的动荡正处在最高峰。将来肯定会有人人富裕的一天，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经历一场痛苦斗争。文森预言，将来会出现要学会如何适应生活改善一半这种又愉快又难办的局面；不过他没有提到：在生活未提高之前，人们首先要对付物资短缺、暴乱、罢工、和战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物价飞涨。

　　但是，物价管制确是令人恼火。到了战争结束时，物价管理局已成为政府里的一个独立王国，专职人员就有七万三千，志愿工作人员又有二十万，从上到下直到镇的一级都有一个办事处。它跋扈专横，无可容忍，成为对自由制度的讽刺。要为这个机构辩护的话，只能说，非它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它总算把价格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之内。但要说句不大好听的话，1946年的经济，就象靠着那些红红绿绿的各种配给票背上的胶水把它粘合起来的。即是这样，还是混乱不堪。不管物价管理局有什么条例，逃避的方法总是不可胜数，钻空子的人样样精通。你给侍者领班二十元的小账，一盘上等的烤肉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也可以用一部汽车换一所公寓，或者用汽车电池换威士忌酒。至于那瓶威士忌的来源，可能是要买一箱葡萄酒或啤洒才搭买进来的。这种办法叫“搭配买卖”，可以千变万化，无奇不有。举个例说，在俄克拉何马市，一个汽车代销商会答应卖一部汽车给你，条件是你要用四百元的代价买下他的狗，而过后不久，那条狗又会自动跑回老家。又有一些汽车代销商答应卖给你新车，但你得要把旧车折价两元钱卖给他。在辛辛那提，有一个顾客别出心裁地对汽车代销商说：“我和你打赌，我可以停止呼吸三分钟，你输了就算欠我七百元。”除了这些以外，到处都要“酬金”——如果房东太太让你租个只有冷水供应的公寓，每月房租八十元，那你就得给酬金一百五十元，如果肉店老板从冰箱里找块厚肉的牛排给你，酬金就是三元等等。

　　要使黑市绝迹，靠重额罚金或从严判刑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战争已经结束，要想两党都继续支持物价管制，也不可能。现在共和党人又蠢蠢欲动了。1945年8月，他们勉强同意杜鲁门把工资与物价的管制逐步减少的“暂时坚持”的行政命令。但到了9月，两党在这个问题的尖锐对立就非常明显。这种情况是珍珠港事件以来的第一次。总统召开了国会特别会议，要求给他处理内政的广泛权力。部分的管制条例，原定是在战后六个月就自动失效，他现在要求把配给制度维持下去。此外，他还要求国会同意他的社会和经济工作纲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措施是：每小时最低工资定为六角五分，把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扩大开发自然资源，失业补助由联邦政府负责管理，和一项颇为严格的公平雇用工人的法案。共和党众议员们把这个建议搁置起来，拒不讨论。少数党领袖约·马丁，说总统“比新政还要更新政”，而查理·哈勒克则说，“现在开了球。1946年的竞选运动开始了。”

　　1946年1月14日，国会复会听取杜鲁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心问题是要求物价管理局继续存在一年，随着每种商品的供求关系恢复正常，就逐个商品取消管制。然而，他这一手早在上年9月就对外吹风，现在就有一股极其厉害的联合势力和他对抗，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和共和党的头头们。他们准备了一大套复杂的图表，想把有关委员会说服：如果国会不砸烂“套在美国工商业的枷锁”，就不再有什么自由企业了。除了在参院那个大理石的会议厅进行辩论而外，各个公司搞舆论宣传的人，又在外面动员了一批批小职员、低级企业管理人员、牧师、医生、美国退伍军人团团员、扶轮社社员、卖报报童在那里游行，争取由卖主主宰市场；这些人对约翰·斯图阿特·来尔【约翰·斯图阿特·米尔（1806－1873年）英国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哲学上主张功利主义，经济学上主张经济自由。——译者】都赞扬备至，把卡尔·马克思视同洪水猛兽，说他是真正敌人。参加游行的甚至还有一队愁容满面的破产商人，向人们诉说从前买卖自由的年代他们怎样生意兴隆，而那作恶多端的物价管理局人员，又怎样把他们搞到倾家荡产。

　　双方都抓紧对议员们进行游说。物价管理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出动一批专家，到国会去作见证；总统与国会联系的人员也云集国会大厦，拉住国会议员们不放；各个工会、消费者组织、妇女俱乐部则高举着拥护物价管理局的牌子，在国会外面的广场上游行。4月19日游行规模最大。翌日《纽约时报》称之为消费者“十字军”游行的“最高潮”。有一千个家庭妇女，各个州都有代表，向国会山进发，要求将物价管制延续一年，而不要通过任何修正条例使它的工作瘫痪。按照《时报》的报道，这次示威：

　　『……突出地表明，在国会内外，围绕着物价管理局的斗争，已经到了积怨成仇，口出恶言，使人困惑的程度，为多年来所未有。……全国制造商协会带头开始这场斗争……，屠宰业、零售商、地产公司和其他行业的协会也热烈响应。……战斗进行愈激烈，两方也愈信口雌黄，相互漫骂，还搞一些不够文明的小动作。』

　　国会对这样尖锐的斗争的机械反应是折衷调和。但是，正如鲍尔斯早就指出的，工资和物价管制要不是全面实施，就等于全面取消。物价管理局就此进入奄奄一息状态，而通货膨胀也就接踵而来。不出一个月，食品价格暴涨一倍，愤怒的消费者组织了“消费者战斗协会”，对一些商店进行纠察抵制。养牛的则把牛养在牛栏，等牛肉价格上涨到每磅一元才屠宰上市。总的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三，接着又上涨到百分之七十五。到了8月份，忧心忡忡的众议员们又开会，通过对物价进行新的管制，取消了塔夫脱的修正案，但已经迟了。经济局面已如脱缰之马，物价管理局已经控制不了。物价扶摇而上，要使它降回原价已不可能。10月，杜鲁门向无法抗拒的力量屈服，物价管制开始逐一全部取消。两年以后，选民们对物价管理局的印象已经比较淡薄，他提醒他们说他当初是一直要对物价进行管制的，而共和党则站在全国制造商协会一边。不过这时，他已顺应时势了。至于目前这次塔夫脱－杜鲁门对峙的第一回合里，最多也只能说是胜负未分。在民意测验中，总统的声望已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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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而杜鲁门很少把民意测验放在心上。一般说来，他的脾气适合于对困难向题作出当机立断的决定。即使他的决定对他的政治支持者不利，也是这样，而在战后那些动荡不定的牟代里，他的决定是常常伤害老朋友的。对一个民主党总统来说，同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较量，不算难事。但是要使工会就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年罗斯福一手奠定的政治联盟，工会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1944年劝罗斯福让杜鲁门当副总统候选人的，也有些是工会头头。要是没有工会支持，他现在不过仍是个参议员，而在白宫当总统的将是另一个人，不是吉米·贝尔纳斯，就是亨利·华莱土。但是现在在物价问题上责备资方是没用的，除非政府对工资也采取同样强硬态度。但是如果工人老是罢工，那么采取强硬态度也不解决问题。在1946年，工人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在这战后的头一个整年中，前后罢工的有近五百万人，损失了一亿零七百四十七万六千个工作日。这一来，生产屡次停顿，加深了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对立情绪。等待买第一辆汽车的新婚夫妇，看见汽车工人罢工照片就冒火。他们用两种不同尺度，对工会严对老板宽，但中产阶级的态度历来如此。甚至杜鲁门这位美国中间派的代表人物，对白领阶级也比对蓝领阶级客气些。

　　蓝领阶级对美国在1941年至1945年间出现的生产奇迹的贡献，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评价。工厂里能够插上陆海军的生产优异奖旗，是因为工人们和雇主们一样，都想望和平与胜利，在生产线上出汗出力，同意采取加强劳动强度的措施，自愿加班，赚了钱又买战时公债。在日军突袭夏威夷后那一周内，罗斯福要求工会保证，战争一天未结束，工人一天不罢工。工会领袖都答应了，而且除了1943年发生的两次煤矿罢工，一次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而外，他们都信守诺言。即使把为数很少的自发性罢工计算在内，生产时间的损失还不到一百万分之六。但是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时，工人们不满悄绪愈积愈多，已经忍无可忍了。

　　1945年9月，开始出现不稳的第一个迹象。福特汽车厂因为属下零件制造厂屡次自发罢工而停产。接着，在1946年，通用汽车厂罢工之后，全国由蒙陶克角到马立布海滩都发生了罢工浪潮，石油工业、木材工业、纺织工业和电力工业都陷于瘫痪。各报开始谈起什么工人的“造反”、工会的“叛乱”了。到处都这样乱，要说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而是艰苦的战争年月告终以后自然而来的反应，确是使人难以相信。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停产的积累起来的后果威胁到和平生产的恢复。如果有可能发生威协公共利益的罢工，总统可能觉得自己有责任采取比较长期的措施，而不仅只限于成立几个软弱无力的委员会。后来果然发生了这样情况。但这样一来，杜鲁门的总统声望就下降到最低点。

　　他感到生气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车公司工潮刚解决，七十五万的钢铁工人又停炉封火，罢起工来。过了八十天，他们才复工，可是全国人民还没舒一口气，遍布二十一个州的四十万烟煤工人又离开矿井。4月18日，矿工还未复工，两个主要铁路工会又宣布在三十天内把全部工人撤出铁路。这样，全国运输网就会陷于停顿。这两个工会的头头，长期以来都支持民主党。在他们提出的限期之前三天，杜鲁门把他们请来白宫，提出条件很宽厚的仲裁决定，以为他们会接受。但事出意外，他们固执地摇头拒绝。

　　“你们简直是发疯了！你以为我会坐在这里，让你们使全国交通陷于瘫痪么？”他说。

　　“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总统先生，这是我们工人的要求！”一个工会头头回答说。

　　杜鲁门站了起来。“好吧，”他说，“我就把决定权交给你们。你们刚好还有四十八小时——也就是说到星期五这个时刻——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要不，我就要以政府名义接管铁路。”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僵局还未打破，于是他在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铁路接管起来。他现在是工人们的新雇主了。他以这个身份给他们宽限五天，结果还是毫无动静。对他的宽容的报答是一封简慢的复信，最后一句说：“你的建议不能接受。”这时已是第二周的星期五了。煤矿工人罢工的后果已开始影响到各城市。为了要把手里不多的存煤节存下来，有些城市已实行每天停电几小时。如果这时再来个铁路工人罢工，就无异于全国大罢工。他绝不能听之任之。其实，问题主要不是他采取什么措施，而是他采取措施的方法。他采用的方法是令人遗憾的。

　　他召集内阁阁员开会，告诉他们星期六两院联席会议时他将出席，要求国会授权给他，把所有铁路人员全部征召入伍，不管其年龄如何，职位如何。司法部长说：“这样做违反宪法。”总统马上反驳说，“找们先把他们征召入伍，再考虑法律问题。”他吩咐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要所有广播公司腾出时间来，当晚他要对全国发表炉边谈话。他把写在横格稿子上长达十二页的手稿交给他，厉声说：“这就是我要讲的话。给我打印好。我要把这些狗崽子们连皮剥掉。”

　　罗斯回到办公室看着稿子，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白宫有史以来肝火最旺、措词最烈的一个文件，而且所谈情况与事实不尽符合，有诽谛中伤的味道，到了末段，达到煽动群众的危险程度。原来他准备对全国人民说，尽管美国青年“为了争取胜利，冒着炮火，疾病的危险，”但煤矿和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却“拿着枪恐吓政府”，那就等于“在背后狙击我们的战士。”他说，他们都撒谎。他特别点名指责约翰·刘易斯和“默里先生和他的共产党朋友”威胁那“胆小怕事的国会”。接着就来一句非常离奇的话：

　　『每个罢工工人和妖言惑众的工会头子，都是养尊处优，高兴时才干点活，而工资收入比之战士多四倍到四十倍。』

　　结尾说：

　　『让我们把国家还给人民吧。让我们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绞死几个叛徒，确保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来吧，弟兄们，我们动手干吧！』

　　这样说法不如干脆用“冲呀”来结尾。这儿有一位这样的总统，他竟然要求吊死几个工会头子来还政于民，恢复民主。即使是在情况最糟糕的1937年，住在格罗斯角那些堂皇华丽公馆里的汽车公司的经理们，也没有这样咒骂工人。罗斯认为杜鲁门并不是真想煽动群众吊死工会头子，至少不是有这样具体想法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也同意。他俩一起劝总统把讲话稿修改。但即使这样，讲话还是够凶的。“珍珠港危机，是外敌突袭的结果。今天晚上的危机，则是国内一小撮人造成的。他们置私人利益于国民福利之上。”他宣布，他请国会在星期天下午4时开会。如果到时火车司机和列车员还不肯上班，他就把他们交给赫尔希将军管理。

　　总统的顾问们心里暗想，用这种方法管理铁路，确是稀奇少有，但是总统却执意这样干下去。到了星期天下午，铁路工会还是拒不让步。总统请工会头头们到第十六号街与K街转角的斯塔特勒饭店的一个房间，关起门来，和一位政府人员谈判。后者不断施加压力，工会头头渐渐动摇。总统这时则乘车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众议院，穿过议长室，进入大厅，踏上讲坛，要求国会授权给他，让他以总司令的名义，“把所有对自己的政府罢工的工人，全部征入美国武装部队。”与此同时，克位克·克利福德则在议长雷伯恩的办公室守候电话。杜鲁门开始发言不过五分钟，电话铃响了。负责谈判的官员说：“签了字啦！”克里福德赶忙写一张纸条，“总统先生，协议已签字，罢工结束，”送到讲台。杜鲁门看了一眼，抬起头来，对大厅里坐得满满的议员笑了笑，说：“先生们，罢工已经解决了。”

　　议员们热烈鼓掌。总统还是继续讲下去，要求通过法案，将来如有危害公众福利的罢工，授权他把罢工工人征召入伍。议员们大声赞成，当场通过。但是，这远远不是杜香门最得意的时刻。这一下子，他使得工人运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自由派人士、每个读过总统在就职时宣誓要推护的那部宪法的有思想的保守派人士，都同他疏远了。在参议院里，罗伯特·塔夫脱本来不是支持工会的人，可是他也利用他的影响把这项议案搁置起来。他说总统这个建议，“非但违反宪法，而且也违反美国共和政体的每一条基本原则。禁止罢工就必然侵犯到我国政治制度的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由。”怨忿异常的铁路工会主席宣布他们将动用工会四千七百元的全部经费，使杜鲁门在1948年不能当选。在纽约，产联称总统为全国“第一号工贼”。约翰·刘易斯，在他西弗吉尼亚州的山区别璧里叫道，“用刺刀来采煤是绝对不行的。”

　　也许不行，但白宫里这位人民利益的卫士劲儿已经上来，准备一试。刘易斯是在自找麻烦。杜鲁门不怕破坏罢工这个罪名，他后来把反工会的凯斯法案和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加以否决，就重新取得工人的好感。他现在受不了的是这位矿工领导人骄横狂妄，愈来愈不择手段。他说刘易斯“在战时发动两次罢工，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自大狂”，这话衡近乎事实。刘易斯命令四十万煤矿工人始而罢工，继而复工，始终没有考虑到海外作战的士兵的利益。他们对他也是心中有数的；1943年，《星条报》中东版有一篇社论在结尾指出：“我们代表美国士兵说话——约翰·刘易斯，你的煤炭一样黑的灵魂该进地狱！”民主党不欠这个老戏子什么人情。他没有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已有十年了。因此，这两个怒气冲冲的领导人进行较量的条件已经成熟。煤矿县工，联邦政府有必要出头干预，因为美国经济还是以煤为主要动力。它供应全国电力百分之六十二，工业百分之五十五的燃料。如果煤矿工人不上班，铁路工人上班也无济于事。因为美国每二十部机车有十九部是烧煤的。

　　杜鲁门已下定决心要把刘易斯压倒，所以没有等铁路工会低头就范就已开始行动。在他们在斯塔特勒饭店让步之前五天，他就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煤矿接管过来。那时刘易斯领导的罢工已进入第六周，当初看来，总统这种威胁手段注定要失败，过去历次都是如此。“杜鲁门认为我们的要求不合法？”他对一个记者咆哮说，“他在哪个问题上懂得什么叫合法？”可是这次总统却懂得要小心一些。他一边让内政部长接管资方的权力，一边和煤矿工人联合会达成妥协，使他们的要求大部得到满足（但付钱的是资方，他们暴跳如雷，可毫无办法。在这场斗争里，是否理直理亏，是否合乎宪法，似乎都没多大关系）。然后总统就等待煤矿工人联合会的这个头子采取下一步行动。刘易斯虚声张势，大叫大嚷，肯定是要找个空子，空子找不到，他就制造一个。他把假期工资这个问题小题大做，10月份就拒绝执行集体合同，并宣称合同内所有条款都要重新谈判。他要求付给工人“从口到口”的工资（即从矿场门口到矿井口的走路时间也算工资）。杜鲁门要内政部顶住，他和刘易斯一样，也想找个藉口采取行动。使他手下崇奉新政的律师们感到狼狈的是，他们发现除了动用为人所不齿的反工会的法院禁令而外，找不出任何别的办法，而这禁令的法律效力早被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和瓦格纳法否定了。

　　但这难不倒杜鲁门。他认为上述立法只对私营企业的雇主有效，对政府无效。这种解释真是别出心裁。但既然双方决战已公开化，谁要退让就必然丢脸。甚至当法院文件送到刘易斯在第十五街和I街转角的联合矿工会大厦时，刘易斯的助手们还是往矿里传达他的指示：“不订合同，就不开工。”他本人躲在亚历山德里亚的寓邸里，而煤矿却一个接一个地停产。不到十天，各城市又缩短供电时间，工厂又再关门，机车和空煤车又在支轨上闲放。到了这个时候，这场斗争快已达到高潮。联合矿工会的律师已智穷力竭。11月21日星期四，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艾伦·戈尔茨巴勒指责刘易斯藐视法庭。11月26日星期二，戈尔茨巴勒宣判，“被告约翰·刘易斯和美国联合矿工会无疑已犯有并继续违犯民事性质与刑事性质的藐视本法庭罪。”所处罚金达三百五十一万元。

　　刘易斯当场目瞪口呆，颓然坐下。在美国劳工史上，从没有人被处罚过这样大的金额。他知道他没有更多的其他办法。他不能象德布斯和冈珀斯那样宁可坐牢，因为政府已撤回对他刑事性质的藐视法庭的指控。他也可以与法官为敌，当他嘶哑地说“先生，既然我已被判决为藐视你的法庭……”时，看来就是打算这样做的。但是他说到这里就停下来。他的律师把他拉回来坐下。这样一个敢于课罚为数几百万元的法官是不好惹的。提出上诉是不可免的了，但看来也只能是使判决缓期执行而已。而在这个期间，被告却纠缠在一大堆法院的命令、传票、诉状、限令等等的法律文件中间。他晕头转向，放过了他的对手。哈里·杜鲁门到哪里去了？

　　杜鲁门见刘易斯不准备再斗，就非常明智地暂时不再说什么话。但他是否赢得胜利还是个未知数。主动权仍在刘易斯手上，要把他的主动权夺过来，只有一个稳妥办法，就是消灭或者威胁他的力量基础。如果两人都保缄默，让刘易斯的律师搞些新的法律行动来掩饰真相，那么这场全国危机，就不只是难于理解，而且变得无法忍受。煤矿工人也许并不喜欢刘易斯，有些人可能还恨他，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他要是不命令他们上班，那么矿井和坑道还会是空荡荡的，除非有个有同样号召力的人发出上班的命令。也许总统有足够的号召力吧！哈里·杜鲁门决心试试。在珍珠港事件五周年的星期六早上，查尔斯·罗斯向记者宣布，总统将于当晚发表广播，直接向煤矿工人呼吁，要求他们不要再理会他们的头头，马上回去上班，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这场赌博使人屏息凝神，总统以自己威信孤注一掷。但是，他成功了。刘易斯招架不住。清晨4时，他在联合矿工会大厦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一方面声称最高法院的审议，“不应因为人们对经济危机惊惶失措，而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另方面，他又说，“各地区的各个矿井，要立即恢复生产。……每个会员均应上班。工资与雇用条件，还是按1946年11月或这以前的规定。”说完这几句话，他就蹒跚下台，以后就寂寂无闻，他再也不能对全国人民进行勒索了。他的失败也就是杜鲁门的胜利，使得总统觉得自己当了名副其实的总统，这大概还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对《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说：“我可以告诉你，从那时起，老头子大不一样了，他终于自己当家作主了。”另一位总统助手说得更直接了当，“他大摇大摆回到白宫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两个睾丸碰得叮铛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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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特·鲁瑟的得力助手艾米尔·梅齐，那年冬天不在汽车工会。他甚至连底特律的情况都一无所知。这位梅齐中士是应征入伍的。由于他是马尼位士兵闹复员的骚动的头子，就被日夕监视，不准对外通讯，也不让接见来客。可是这样监视制止不了骚动。示威游行风起云涌，蔓延到东京、关岛、中国、加尔各答、夏威夷、伦敦和维也纳。勒阿弗尔、巴黎和法兰克福也出现游行示威。到了春季，美军士气大受削弱，美国在国外威信也下降。美国陆军都受到严重打击。

　　士气本来已经到了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低点。因此士兵们很容易听信手腕巧妙的煽动者。原有的计分复员制在战胜日本以后就告冻结。从那时起，服役就不算分数，不能以此争取早日复员。本来计分制就已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够公平之处，后来太平洋战事又出乎意外地提前结束，这就更不公平了。1945年夏天，陆军部发现把服役分数高的国外部队运送回国，不如让从未出国的服役分数低的部队先复员方便得多。其实那时最尖锐的问题还不是复员。最尖锐的问题是士兵普遍不满，他们感到上级存心虐待他们。

　　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力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人人平等的思想。军队里的等级制度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士兵们也还是反对专断独裁。现在已经和平，士兵从战壕回到兵管，上下之间的鸿沟扩大了。《纽约时报》的军事编辑汉森·鲍德温，谈不上是反对特权的人，他后来也得出结论说，“确实有理由使人不满。”他指出，将军们吃的是鱼子酱，喝的是香槟酒，确是一点不假，而士兵们吃的却是C级军用干粮。一般下级军官认为自己理应住最舒适的宿舍，和最漂亮的红十字会女郎来往，在最好的电影院里坐最好的位子，最好的房子都留给他们做俱乐部，有士兵在那里的酒吧间里给他们端美酒，又有当司机的士兵把他们安顿上床睡觉。有些指挥官保留了不必要的人员，仅仅是为了要推迟放弃他们在战时的临时军衔所享受的待遇。正当的不满日积月累，更由于最高当局特别是陆军部长罗伯待·帕特森不可原谅地不明下情和轻易动火而达到了爆发点。

　　但话得说回来，1946年陆军闹出近乎哗变的事来确实是有点不光彩的。上一年9月份，平均每月已复员近一百万人，复员分数起点亦已从五十降为三十八。海军士兵意见本来更大，却没有发生那么多使人难堪的事情。海军陆战队没有示威游行，因为它干脆下令禁止这种行动。如果陆军里闹复员的都是曾在前线浴血奋战过的战士，那还不至太不光彩。但闹复员的又不是这些人。到了1945年圣诞节，比尔·莫尔丁笔下的威利和乔那样的士兵，早就已回家脱下军装了。

　　头一个使人对陆军复员方针感到怀疑的人，竟然是麦克阿瑟将军。他没向华盛顿任何人请示，就在1945年9月17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驻日占领军将在六个月内从四十万减至二十万。记者们向杜鲁门总统问到这问题，杜鲁门软弱无力地回答说，他事前虽然没有接到报告，但麦克阿瑟既然认为不需要他原来设想的那么多部队，他听了倒是很高兴的。迪安·艾奇逊则说：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究竟要多少，应该由政府的决策人来决定，不是由那位将军来决定。这一来，他就立即和国会里拥护麦克阿瑟的人发生冲突。（后来艾奇逊就这事这样写道，要是当初政府能够预见未来的话，“我们本来可以看到，这场交锋不过是后来导致麦克阿瑟在1951年4月11日被撤职的一场大斗争的开锣戏而已”）那些等复员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就认为，如果一位五星上将可以把驻军减少一半的话，那么军阶低一些的将军，应该也可以这么做。

　　谁知情况的发展却刚刚相反。1946年1月6日军人报纸《太平人日报》报道说，陆军复员计划每月将从八十万人减为三十万人，原因是兵员补充困难。《太平人日报》在头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呼吁中指出，这种困难是陆军自己造成的，因为赫尔希将军把每月征兵额从八万八千人减为二万一千人。在马尼拉维持这样大量部队，特别惹人生气。按照《太平人日报》的看法，和平时期的和平军人的唯一合法用途就是要占领被征服的国家，但是菲律宾人并非敌人，他们就要在1946年7月1日宣布独立。为了使士兵减少点烦恼，军官们就让他们进行战斗训练，但这反而使他们更加担心。有些谣言说，要用他们去追剿菲律宾或者中国大陆上的共党游击队。最后还火上加油的是，陆军部长帕特森在关岛接见一个记者时竟然说，他听到战胜日本日冻结分数复员制感到“惊异”。其实这个冻结已经实行了五个月了。

　　和梅齐在一起的，还有产联几百名工人。这些人都在三十年代后期有过参加底特律罢工纠察队的经验。在几个小时内他们就把传单油印好，分发出去，组成一支有十五部卡车和吉普车的车队。他们把车上喇叭按响着，挥动着标语前进。上面写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们不欢喜这样搞”。他们经过一个兵营就停下来，让那些要参加示威的士兵上车。这是第一次游行，参加的一共约有一百五十人。有几个人讲了话以后，便在街上幕款，准备在《纽约时报》登个抗议广告。然后他们就散了，看来火气也消了。但这件事引起了报界注意，他们当了士兵不满的传声筒。于是一夜之间，吕宋岛上的兵营，成了造反的据点。第二天晚上，聚集在马尼拉市政府前面开会的，已多达二千五百人，群情激昂，事态不妙。这次筹款所得，除刊登抗议广告外，还够钱再给德鲁·皮尔逊和沃尔特·温切尔发个电报。人们辗转相告，一下子整个吕宋岛就有句话传开来：“向你的选区众议员写信”。他们有的是时间，而且又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写信的就有一万八千人。这时西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斯泰尔中将犯了一个重大战略性错误。他竟然认为，安定军心的最好办法是让这批人在马尼拉巨型的里扎尔运动场听他在扩音机上讲些安慰的话。其结果恰恰相反，群众愈聚愈众，多达十倍。《纽约时报》把这条消息刊登在第一版上：“马尼拉二万士兵把将军嘘下台——教促国会从速运送复员军人回国。”

　　这事产生了连锁反应。电台报纸把斯泰尔将军辖下部队的情况，加以报道，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都举行了支持他们的游行示威。在加尔各答，肇事者要求把中缅印战区撤销。陆军部长帕特森向驻横滨市的占领军讲话，想把当前局势解释，却被士兵不断起哄打断。在东京，美军抬着标语游行，标语写道：“服役可以，奴役决不行”，“日军已回国，为什么我们不回国？”。罗斯福夫人那时下榻在伦敦克拉里奇饭店，驻在伦敦的美军就聚集在旅馆窗下有几千名，他们高呼“埃莉诺！埃莉诺！埃莉诺！”要她了解一下，为什么美军新娘有轮船铺位回国，而他们反而没有。（她在阳台上出现了一会，对他们微笑，答应了解一下）驻巴黎的美军在有一天下午就开始响应，他们在哥伦比亚和虹角两个红十字会俱乐部的布告牌上，用红粉笔涂了几个字：“支持马尼拉的战友，今晚8时半在凯旋门集会。”人们到了星光广场，那里的法国警察彬彬有礼地说，凯旋门是法国的圣地，请他们改在别处集会。部份美军就从埃菲尔铁塔过塞纳河到对岸的特洛加德罗，一边大声骂不愿参加的士兵是“败类！”。另一队以四人为一列，走过爱丽舍田园大街，来到协和广场，用镁光照明弹幌来幌去，齐声高叫“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

　　从此这种骚乱就被称为“要回家”运动。其中最乱得不象样的一次发生在德国。巴黎的游行队伍至少还知道游行起来要步伐整齐。但在法兰克福示威的那四千名美军，则成了大吵大叫、没有头脑的乌合之众。煽动分子缘若灯柱爬上去，用手电指挥乱哄哄的人群，把他们引向法本大厦。那里美军宪兵上了刺刀，迫使抗议人群后退，于是他们大喊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胆小，不敢和他们见面。其实麦克纳尼那时在柏林。他从柏林回来就接见这些造反头头，和他们明白地谈话。当时象他这样做的司令官并不多。艾森豪威尔对外界提出的质询，都叫他们去找各战区司令官，自己只含糊其词地说“凡是军事上没需要留下的士兵”，他都赞成遣送回国。魏德迈将军几乎是对中缅印战场的土兵道歉说，他们之所以迟迟未能回国，是因为公文手续繁复。但是麦克纳尼却说明了美国在欧洲的义务。然后他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尽快让你们回家。但是那些众议员先生如果从你们的信里得出这样的印象，认为社会舆论就是‘只要孩子们回家，国际义务可以见他妈的鬼’，那么你们就是只顾回家团聚，而把美国在欧洲承担的义务置诸不顾了。”

　　这位将军是在说挖苦话。但事实上，他击中了这场世界规模的运动的要害。向国会申诉的信件如雪片飞来，都写上军邮的复信地址。而这不过是序幕而已。接着就是第二个浪潮，父母、妻子、爱人们都也同声叫嚷。陆军部副部长肯尼思·罗亚尔说，“这种‘我和我的孩子’高于一切的想法，掀起一股指责复员工作的洪流，使我们的议员应接不暇。”一位参议员收到了两百双婴孩穿的小鞋子，每双塞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想念爸爸”。这次运动对国会的勇气是一次考验，但国会却经受不起。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伯特·里奇说：“每个父母、每个妻子、每个孩子都想亲人回家团聚，”还补上一句“别忘了，哪儿都比不上家。”约翰·兰金提出一个议案，凡是服役满十八个月，或要赡养家属，或有升学要求的士兵，都可退役——那就是说，全部征召入伍的都可退伍了。蒙太拿州众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告诉记者说：他认为“没有理由不把海外军人尽快运送回国，遣散复员。”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打破政党界线共同发表声朗，支持造反的士兵。参院也派了一个小组委员会飞往菲律宾，听取梅齐中士及其他肇事分子的证词。

　　《纽约时报》着了慌，对于“军纪荡然无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心。它指出：示威者“还未复员，他们还是军人。”社论里不客气地点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的，应当让他们明白这点。”在《纽约时报》看来，国会有罪，不该怂恿“一个不顾我国的国际责任、鼓励在马尼拉和勒阿弗尔发生的那样丢人的事的所谓让孩子们回家的运动。”

　　从政府的观点来看，没有比在这个时际发生这样骚乱再糟不过的了。杜鲁门总统正要争取国会同意他把陆海空三军合并为国防部的计划。高级军官们本来已很难对付了。他们对白宫早已不信任。如果在这个新问题上政府又不支持他们，那么这整个改组计划就会趋于失败。因此，总统就宣布，说他已对陆军海军的复员措施检查过，他“深信各军种执行复员计划很有效率，值得嘉许，对各方面都不偏不倚。”他所得到的结果只是转移了国会指责的目标，从陆军部和海军部转到他自己身上。

　　杜鲁门本人象前任罗斯福一样，是大力支持进行普遍军事训练的。现在，一夜之间，这个希望已成泡影。不但如此，现在能否在国外保持一支空有骨千的部队，也很值得怀疑。军队实力已下降了百分之八十。曾一度是世界最强大的空军，现在已从二百三十八万五千人减至十六万五千人。海军每月遣散二十四万五千人。尼米兹提出警告，说已经没有一支舰队可以进行作战。由于征兵法将于5月15日失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在考虑把占领军从朝鲜全部撤走。这时，有五百万训练有素的士兵己经脱下戎装。将军们算来算去，愈算愈头痛。德国至少要有三十五万人，太平洋至少要有三十七万五千人，至于其他各地，艾森豪威尔认为至少要有七十二万五千人，杜鲁门则认为至少要有一百三十七万五千人。但志愿服役人数，现在只有四十万。延长服役的人愈来愈少，艾森豪威尔对国会领袖们说，美国“兵源枯绝”的危险是十分现实的。

　　这位将军是在国会图书馆后面一间平时没有用的房间和国会领袖们见面的。现在公开的听证会已经无法进行。政治火气太大了。他是从背后马路来到国会山的，心里很不安地意识到，士兵在闹事时高声叫“我们喜欢艾克”是因为他们以为艾克那句含混其词的表态就是赞成他们造反。他对国会议员们说，他无论如何得有一百五十五万人。他引用驻日的第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话说：“如果日本人认为时机成熟要造反的话，那么他们选择起事的时机，必然是他们以为美国军队内部存在不满的时候。看来有些颠复的势力在有意起作用，要破坏我军士气，原因还没有弄清。”艾森豪威尔补充说，在他看来，由于美国“自动放弃”，也许不得不让美国在欧洲的影响落在“某一其他国家手中”了。

　　他没有点明是哪个国家。在日本投降后那几个月里，把无论哪一个国家说成是潜在敌人，是不流行的。但有力量能与美国为敌的，只有一个国家。战争结束时，红军有一千万，这一干万人现在还在那里。俄国的驻在苏联境外的部队没有发生“要回家”的骚动。斯大林在整个东欧都可以为所欲为。由于国会偏听选民的要求，而不顾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的反对，到了1946年夏季，美国的军力只剩下两个半师，而且大部份是换防的新兵，其战斗力只达战争高潮时的一半。在丘吉尔唤起人们注意苏联的铁幕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一直廷伸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后，有很大一部分舆论却转过来狠狠地攻击杜鲁门。曾经游行示威的复员军人，曾把婴孩的小鞋子寄给国会议员的军人妻子，竟把造成国外这个局面的责任推在总统、国务院、知识分子和同路人身上。就已知情况来说，他们没有一个人照一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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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海特爵士有一次曾把同克里姆林宫谈判比做面对一台老式的自动售货机。你要的东西它总不出来，但一般你总会得到些什么东西。“有时你得把机器摇几下，出货就会快些”。可是“和它讲道理却毫无用处”。罗斯福在雅尔塔同它讲了道理，但他还未来得及向国会汇报俄国作出了什么承诺，他们就已公开不认帐。在斯大林看来，他肯和这些西方盟国打交道，就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他说，打赢德国，英国只是为战胜希特勒赢得了时间，美国提供了供应品，而俄国则有六百万人战死，“付出了血的代价”。从莫斯科看来，杜鲁门看上去象个脓包，美国正在分崩离析。苏联的经济学家向他们的这位领袖保证：美国快要陷入大萧条，行将一片混乱。因此，斯大林提出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割占土耳其一块领土，中东石油分杯羹，割占里海一块领士做巴库油田的屏障，由铁托控制的里雅斯特，由奥国管理卡林西亚，参加占领日本，甚至要驻军鲁尔。

　　杜鲁门在1945年4月23日痛斥莫洛托夫。这是第一个迹象，说明这位新总统并不打算在上述任何问题作出让步。俄国人震动之下，正式邀请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会议本来是要讨论如何将雅尔塔协定付诸实施。杜鲁门对参加这次会议有些顾忌，但他有很多原因要参加。后来他写道，“在我心里最迫切的一个原因是要斯大林本人重申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这也是我们军事首脑最急于要抓住的问题。”其实，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乘美国军舰“奥古斯特”号作一次远洋航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没出过国。我们从他给“亲爱的妈妈”和玛丽那些东拉西扯的家信中，就可以看出他那副快乐高兴的情景。他身穿敞领短袖衫，头戴水手帽，在舰上到处跑，个个角落都要看看，还在水手中认个远亲，和水手们一起进餐而冷落了军官。旅程结束后就是波茨坦会议。这次会议对他颇有启发，但使他非常沮丧。现在他毫不怀疑：“俄国人只懂实力”，他们的“计划是要征服全世界”。会议以后他“很高兴走上回家的道路”了。

　　波茨坦会议开完以后，以前轴心国的卫星国的命运并无变化。这就是说，它们在模棱两可的纸上条文的掩盖下，被俄国占领着。会议确如杜鲁门所预料的那样毫无意义。在会议期间，他有一阵子很心灰意冷，竟然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要把白宫让给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令历史学家揣测纷纭的着迷的时刻，这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两人在巡视劫后的柏林，见到一片瓦砾，总统突然转过头来说：“将军，凡是你想要的什么东西，我无不努力帮你弄到。我具体而肯定地对你说，这包括1948年的职位。”艾森豪威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把总统的这个表示当作开玩笑：“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会是你的竞选对手，但绝不会是我。”

　　几个月过去了，俄国人的态度愈来愈恶劣。以奥本海默为首的美国科学家经过艰巨努力才制订了一个通情合理的控制原子武器的计划，但安德烈·葛罗米柯却随口加以拒绝。苏联的许多外围组织只要一有机会，表现尤为恶劣。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百忙中抽空去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苏美友好全国委员会大会。他发表讲话，希望国写国间的分歧能够和解，而不要发展到“半夜一敲门，人心尽惶惶”的地步。听众嘘声四起，尖声怪叫，使他不得不离开会场。他后来说“我常常觉得奇怪，不知是谁使共产党国家的外交部认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基本要求是，态度一定要粗暴无礼，是马克思，还是思格斯？不管是谁，都可说是不幸之至。”【攻击艾奇逊的人，后来将他这次参加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说成是他同情共产主义的证据。】

　　在政府成员中，只有商务部长华莱士还对苏联存有幻想。他是个幻想家、空想家，长期以来就不相信美国的沙文主义者。亨利·卢斯称未来世界为“美国世纪”，华莱士对之反驳说，战后“只能是普通老百姓的世纪”。现在他坐在内阁会议席上，冷眼观察杜鲁门，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位总统是个地地道道的战争贩子。他认为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向人民提出警告，而这要由他来提出。

　　现在回过头看，奇怪的倒不是华菜士公开反对美国外交政策，而是他怎会在内阁里呆得那么久。由贝尔纳斯和华莱士分别主持国务院和商务部，杜鲁门的内阁中就有两个人认为总统的宝座本该是他们的。如果杜鲁门能象罗斯福那样有魅力，他也许能克服两个性格倔强的人之间的分歧。可是他全无策略，当然就一定和新政派一个个地闹翻。贝尔纳斯早就和他发生冲突。他有一次在莫斯科开完会后，就去电白宫，说他一返国内，就准备以炉边谈话的广播形式，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详尽汇报。杜鲁门提醒他说，按职责他首先是要向总统汇报。如果有发表炉边谈话的必要，那应由总统来发表。过后不久，杜鲁门又和哈罗德·伊克斯在用人问题上发生纠纷。伊克斯在1946年2月12日提出辞呈，建议于3月31日生效。杜鲁门毫不留情批复，于2月15日就生效。于是伊克斯公开攻击他在白宫收集了：“一批不三不四的政治侏儒。”记者们议论说，总统和一位内阁阁员发生这样尖锐对骂，在华盛顿极其少见。

　　但是，这一年还没有过完，又发生一次这样的争吵。丘吉尔为了对杜鲁门表示敬意，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小小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内发表“铁幕”演说。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并未得到好评。这个人总是走在时代前头，这次也是如此。但听了这次讲话后，在华盛顿暴跳知雷的，首推商务部长。他下定决心，只要时机一到，就要使所有这些恐苏病患者都俯首贴耳。9月，时机到了。贝尔纳斯那时正在巴黎参加一次重要外长会议，9月10日华莱士把他在美苏友协的群众大会上准备发表的讲话稿呈报总统。杜鲁门没时间看，他一边翻着讲稿，一边听华菜士将内容讲给他听。华莱土说，他这次会对苏联会采取比过去更加批判的态度。总统心里惦念着别的事，随便点了一下头，并说他希望这篇演说，会使参加国会竞选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和参加纽约州州长竞选的民主党有利。记者们在外面走廊等候，问华莱士和总统谈了些什么。他请他们好好听听他的演说。

　　华莱士的确批评了克里姆林宫，在这点上他是信守诺言的。但他也同样严厉地批评英国外交部，接着还激烈攻击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外交政策。他说，华盛顿根本不应干涉苏联在东欧驻军，那是斯大林的势力范围。接着他说美国应将原子弹计划通知各国政府，不管它们的政治制度如何。最后，他要美国裁军，不管其他各国采取什么态度。他认为同英国和西欧国家签订集体安全条约，这种想法就显然存心不良。“在我看来，把英国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枢纽，真是愚不可及。”他说，“可以肯定，光是英国在近东的帝国主义政策，和俄国的报复行动，就会直接把美国引向战争。”接着那两句话，是他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以后才加进去的。“我既不反英，也不亲英；既不反俄，也不亲俄。两天前总统看到这几句话时就说，这代表我们政府的政策。”

　　事先看了讲稿的记者在下午4时、也就是在演说前三个小时就来到白宫，参加总统记者招持会。有人向总统是否已同意商务部长的讲话，他点点头。它准确地反映政府政策么？他也说是的。接着他就去克拉克·克里福德家里参加一个只有男宾参加的宴会，满以为华莱士会支持既定的政策。闪电发作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第一阵隆隆雷声是下午6时传来的。当时华莱士的一份预发的发言稿传到了代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那里。他立即用直通电话线和白宫的查尔斯·罗斯接话，提出抗议说“这必然使吉米在巴黎会议上处境困难。”他要求总统公开否认。但罗斯说杜鲁门已经批准了华莱士发言，否认已经太迟了，第二天，报纸出现令人惊惶的特大标题，说美国政策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在巴黎的参议员范登堡对记者说，“我不能同时和两个国务卿一起工作。”贝尔纳斯从一位英国记者那里听到这个晴天霹雳。他憋了一肚子气有四天之久，然后打电报给总统说，“华莱士先生是您内阁的一位成员，如果您为了某种原因不能制止他在外交问题发言的话……我就只能请您立即同意我辞职。”

　　迪安·艾奇逊认为“杜鲁门总统简直是幼稚。这样说并非过分责难。首先，对于美国总统的繁重责任，他当时还不十分熟悉。在他看来，亨利·华莱士是个经验丰富、地位很高的政府负责官员，讲稿又经认真准备，为什么不能让他公开发表呢？”如果杜鲁门这么说了，人们就会对他谅解。可是，他却想用“一个笨拙的谎言”（《时代》周刊语）来使事件平息。他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声称要把这次来得很“自然的误解”“澄清”一下。他解释说，他一点也没有赞成这篇演说的意思，他只是想维护华莱士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已。特别是，他并没有把这篇演说当作是一篇“代表我国外交政策的声明”而予以批准过。接着就是一场尖锐的提问。记者们提醒杜鲁门，说华莱士事实上等于对听众说，他对英俄两国所持的不偏不袒的态度，是经过总统的赞许，认为是“现政府的政策”。接着的一段对答，真是狼狈异常。

　　『总统；这话不错。
　　记者：想问的是，你指的光是那段，还是演说全文？
　　总统：整篇演说我都同意。
　　记者：总统先生，你认为华莱土的演说有没有背离贝尔纳斯的——
　　总统；没有。
　　记者：——对俄国的政策？
　　总统；他们完全一致。』

　　第二天，詹姆斯·赖斯顿就在《纽约时报》上尖锐指出：“在首都，认为华莱士先生的建议同杜鲁门先生或贝尔纳斯先生的建议是‘一致’的，似乎只有杜鲁门先生一人。”他想讨好英国人，却激怒了记者。接着事情愈弄愈糟，因为华莱士不肯让步。他自己在白宫草坪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说，“我坚持我在纽约的演讲。我感到大多数美国人都关心和平，愿意为之努力……因此我将在不久将来，再就这问题发表演说。”

　　这就太过分了。国务卿下了最后通碟，商务部长又顽固到底，杜鲁门决定要把华莱士撤职。他先给华莱士写封亲笔信，把他所知道的什么骂人话都用上了。接着亲自叫人把它送到商务部。华莱士大吃一惊，就给罗斯去电话，说他认为这封信不但不宜于公开发表，即使作总统文件放在国家档案馆，也未免太不象话。接着他在电话中把信读了一遍。罗斯听完以后，也有同感。于是这位刚被免职的部长把信送回白宫，罗斯就立划把它烧掉。那晚，总统怒气消失之后，又给家里写信：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今天我不得不把亨利免职了，当然我很不愿意这样做的。如果他在1940年继续担任农业部长（本来他就该这样的），也就不会有这场争论，而我也不会到白宫来，那该多好呀！……我所接触的人中，亨利真是头号怪人。星期三下午我和他辩论了两个半小时，要他再也不要就外交政策上发表演说，或者表示同意我负责制订的政策，但他不答应……。现在，他离职了，疯子们又歇斯底里大发作了。这倒很好。这恰好证明我是对的。……』

　　当然，他是错了。他处理得非常欠妥。本来国内已出现罢工、商品短缺、物价高涨，黑市流行，人们对和平过渡又觉得事事不如众，现在又来个华莱士事件，杜鲁门的声望就大受影响。根据盖洛普民众测验，他在1945年7月参加波茨坦会议前，同意他那样处理问题的有百分之八十七的美国人，可以说是非常信任的一种表示，因为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战时威望最高峰也不过是百分之八十四。现在情况变了。“华盛顿开始反对他了”，约翰·张伯伦在1945年11月26日那一期的《生活》杂志说。虽然这种想法也许是出诸张伯伦的主观愿望，但是到了1946年年内某个时候，显然已经到了转折点。

　　从一些小事里就可以看出。从右冀方面传来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的大声咆哮：“总统自己怕得发抖却还要吓唬大家。”左翼方面，自由派的专栏作家塞缪尔·格拉夫顿则说他是个“可怜虫。”甚至民主党的基本群众也相互议论，“只有在哈里又犯错误时你才记起他。”伊克斯请他声明不再参加1948年总统竞选，以便全国恢复团结。阿肯色州新当选的民主党众议员富布赖特说，这十八个月内杜鲁门那么笨拙无能，为了国家利益，他该自动靠边站，让共和党人来接任。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参加竞选，用什么“我的战友们和你们的亲人们，曾经为了使美国神圣传统得以世代相传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以他们的名义发誓，我一定要保卫这个神圣传统”这种陈言滥调，博得掌声雷鸣。现在美国人情绪很动荡不安。对在朝党讨厌，对在野党的讨好卖乖却很顺耳。波士顿的哈里·弗罗斯特广告公司为在野党想出了一句口号，写在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受够了么？”

　　人民回答说受够了。选举结果，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尽优势，这是十八年以来的头一次。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把这第八十届国会称之为二十年代富有战斗精神的第六十九届国会以来最为保守的一届。理查德·尼克松和约·麦卡锡都以很大的优势当选。《洛杉矶时报》认为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将会吉星高照，尼克松也会和他步步高升。“尼克松先生是史塔生州长的好友，他的政治观点和史塔生的主张是一致的。”《生活》杂志对这次胜利高兴万分，认为这是“政府的权力中心已经明显地转移。”多少年来，国会一直是“白宫的橡皮图章，当它的替罪羊”，按照这份杂志的预测，今后它将能决定政治生活的方向。共和党的领袖们碰头以后，就建议把国家预算减少一百亿元，减少税收，放弃“政府可以干预工商业和劳工这样的指导思想”并把1932年以来通过的各种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全部废除，连社会保险法和瓦格纳法也在内。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得意忘形地说：“美国现在是共和党的天下”了。

　　但情况并非如此。每次竞选的结果，充其量也只能反映投票那一部份人的信念。正如白修德所指出的，美国在五十年代，共和党在选举日开始总是先占上风，但到了下午五时，职工下班回家，就会决定他（她）们是否在选举站投票。如果他们投票，民主党就会获胜，也只有他们投票，民主党才有获胜可能。但在1946年这次国会选举中，这些人没有投票。投票的人很少，只有三千四百万，这意味着很大部份的民主党人，既对现状不满，又对白宫的领导失望。所以根本没有投票。但共和党人对选举结果却作了错误的理解，以为人民对新政已经悲观失望，想立即回到股票市场大崩溃以前二十年代那种不切实际地简单化的黄金时代去。他们想：既然如此，只要在未来两年不断攻击杜鲁门，那末，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白宫，又会是他们的了。





　　第十四章 与哈里相处的日子

　　大凡美国一遇战争，便出现纷纷的历史百川汇于一的局面，这时全国各阶层无不将这个斗争看做一大整体，因为此中人人有份，人人身与其役，尽管也许是间接的。但事过境迁，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了。曾记否，当年有过这么一个星期：国务院同外国签订了一份互惠贸易协定，华尔街有几家企业合并，纽约大街上举行火灾水渍货大甩卖，派恩布拉夫市竞选美女，某青年主妇记得她这时铺上了一块名贵的东方地毯，世界棒球联赛吸引着全美五千万球迷。

　　对于研究美国总统动态的人来说，从战胜日本到爆发朝鲜战争这四年十个月零十日，实在是多事之秋。这段时间，华盛顿总是在闹着点什么事儿，而又总是脱不了哈里·杜鲁门的干系。如某次他偶访墨西哥，墨西哥总统陪他去参观活火山，哈里便说：“比起咱美国国内的，这算得了什么！”当然，除此以外，其间也还有许多重大的事。杜鲁门看问题的角度的确不同凡响。他是总统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谁不是只顾操心国家前途的呢！

　　这两次战争中的间隙，无疑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不错，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炮不响，轰炸机不飞，军舰下锚停泊，海军陆战队闲得在做俯卧撑运动。对那些出生于萧条时期、成长于烽火年代的人，这是一个过渡，一个喘息机会。这段安宁的日子里，一代醉心摇滚舞音乐的大学毕业生（此辈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跃而为美国各界的领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少妇的怀抱中了。“你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1961年猪湾危机时的一天早上，埃尔斯佩思·罗斯托跟她丈夫说，“你们二次大战的小军官，现在可轮到你们当权了！”

　　后来约翰逊时代，华盛顿流行一句打趣的话，把首都说成是“住满了有权有势的男人和他们年少无知时娶下的婆娘”。这话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说战后姻缘无非是此辈得意征途中一时的歧路失足，这也并不确切。对于那些青年复员军人和新嫁娘来说，40年代后期，何尝不是他们燕尔欢愉、山盟海誓的好岁月，心灵的宝鼎中正燃着香气袅绕的希望之烟呢！年轻，又不曾残废，已经是万幸了；结婚，就是把自己献给对方，就是互赠定情物，不胜缱绻之乐；它像是为青春热情所串连起来的绚丽多彩、万花缭乱的电影镜头，流行乐曲若断若续，声、色、香、味变化无穷；又像是厕身第五大街的双层公共汽车中，从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领后一瞥而过的窗外的广告画；它无非是买回塑料袋里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里的黄丸使之变为奶黄色；无非是自家调制涂墙的色粉，诸如此类的身边琐事；还有，两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烟，又是何等乐趣；而再过十年，这种乐趣就要大为失色了。

　　结婚这事，还意味着让同别的新夫妇玩猜谜游戏；意味着像《好心与宝冠》剧中的阿历克·基内斯一对那样轻篙泛舟；意味着等上六个月买战后第一批福特牌、雪佛兰牌汽车，选购好洗快干、挺刮漂亮的新式衬衣；意味着因她至今还把私房钱缝在大花裙里而笑谑一番；意味着她到医生那里检查后，你把她接出来在小饭馆吃中饭时她说真的有喜了，于是两人开怀庆祝起来；意味着触及她初孕的乳房而产生的神妙感；还有，周末躺在床上，你为她朗诵剧本《一个推销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诵小说《1984年》而悚然；在电影里看玛丽·马丁洗头发，议论奎格船长这个讨厌人物，或者听伊迪丝·皮亚夫和保罗·罗伯逊唱歌，用的是那个老式落地收音电唱机，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块褪色的墙遮着；星期日下午，拿着1948年的新产品、随拍随印的黑白波拉洛德相机彼此拍照；放那年夏天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产品33.3转的10英寸或12英寸的密纹唱片；然后下一年1月份又放胜利唱片公司新产品的45转密纹唱片，然后又突然渴望听听老式的78转唱片；婚后生活也意味着在“乡村”夜总会消磨几小时之后又到“尼克斯”和“埃迪·康登”两家厮混，或是沿着阒无人影的第52大街溜达（皮特里洛淘汰摇滚舞音乐，为查利·帕克和迪西·吉莱斯皮的尖声“进步的”爵士乐“博扑”开了道、奠定基础，就是在这里）。灯火阑珊时，你在杰米·赖安夜总会的酒吧外，俯首而立。

　　这时，社会上逐渐崇尚个性，讲究趣味起来。素不相识的男人在袜子上绣上花样；把钱叫做“木拉”，向过路的少女喊“合巴！合巴”；每星期一玩滚球，清晨3点钟给朋友打个歌唱电报，让那个送报人唱给他听，在新婚夫妇的弹簧褥上缚些小铜铃，然后在门外偷听，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腔调说：“我绝不要打仗，埃莉诺也绝不要打仗”；星期日穿上罗伯特·霍特牌套服，在收音机天线扎上一根狗尾草，在汽车的望后镜上吊着一双婴儿的鞋子，每星期六上午一定把汽车洗得干干净净，彼此见面打招呼时说“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这样的中国式英语，结了婚的少妇头戴着卷发夹就去上市场，口里老是嚼着口香糖；她们会把全家带去看《吉普车上四女郎》和《硫黄岛战役》之类的电影，但绝对不看《维尔杜先生》，因为《行列》杂志揭露主角却利·卓别林是个赤党。

　　小家伙们现在已是十几岁了（teen age这个词最初出现在《纽约时报杂志》1945年1月7日那一期里），越来越露头角。有些家庭不欢喜孩子们在外乱闯，还可以使他们循规蹈矩留在家里。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忆录《纪念品》一书中写道，人们还管她叫“‘那个杜鲁门的小女孩’——我像一般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对这种称谓很讨厌。”然而在白宫外面，这种“青年的力量”正在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往往不是吵闹过头，就是趣味低级，使老一代的美国人嘟嘟囔囔。至于再小一些的孩子，把盛橙子的木箱条板加上溜冰鞋的轮子制成踏板车，踏在上面溜着玩，乐此不倦。

　　这时流行歌曲比30年代多了十倍，全国自动选唱机已有50万部，给它的主人们每年赚2.5亿美元，不过都是镍币。这些歌曲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歌词也容易忘掉，但自动选唱机这种玩意却很受欢迎。青年人简直是崇拜这种机器。位于哈得孙河谷的一所名为斯卡巴勒的中学，有一班1947年的毕业班，就把一部自动选唱机作为礼物送给学校，家长和教师带笑在一旁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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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杜鲁门执政那些年，美国开始不可挽回地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1941年圣诞节，气候阴冷，丘吉尔到白宫做客，某日夜半，罗斯福灵机一动，想出了“联合国”这个名称。《时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那期里说，“联合国这个新词”已悄悄窜入世界词汇中了。在那一年前，按照《财富》杂志的调查，美国选民只有63％赞成美国加入国际组织。到1944年3月，赞成的就有68％。同年，在大学生中进行一次全面调查，赞成美国派出代表团常驻联合国的，比例为50：1。萨姆纳·韦尔斯也赞成这样做，他写了一本颇有说服力的书，名为《抉择的时刻》，主张要组织一个世界政府。每月一书协会把它推荐出来，作为1944年8月的名著，共销售了近50万册。阿肯色州众议员富布赖特建议，支持“创立一个适当的国际机构，使之拥有适当权力，以确保和维持各国间的公正与持久和平……而美利坚合众国亦应参与这种机构”。这个议案以360：20在众院通过。到了参院，这个议案亦得到两党一致支持。

　　费城、大西洋城、芝加哥市、旧金山市和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市都想和纽约市竞争，要把联合国设在自己市内，并免税提供地段以供它使用。只有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威治市汹汹然投了反对票，不欢迎这个新的世界组织到那里去，但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当地人反对威尔基，反对他写的那本《天下一家》，借此发泄一下怨气。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他的华德曼公园【现在叫谢拉顿公园。仍然在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转弯的街角。现仍是一些著名议员的住宅区。】寓所认真思考了几个月，终于改变看法，认为只有通过国际相互依存，这个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对他来说，这是个历史性的转变。战时他有一次在伦敦的地下室躲空袭，德国飞弹腾空而来，震撼大地，他对他的陪同人员说：“人类有了这样的武器，怎么还谈得上置身事外或保持孤立呢？”范登堡打破了党内孤立派的顽抗，他对鸦雀无声的参院发言说：“我一向公开表示，认为要依靠自己力量来保护美国的。我仍然相信，不管有无其他国家的合作，我们永远也不能再让我们国防力量下降到无能的程度。但我不相信今后有哪个国家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安全。我认为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和世界各国合作……我认为国际公法要具有它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限。我认为我们切身利益要求这样做。”

　　两党参议员全体起立，热烈向范登堡鼓掌。报章赞扬他的演说，认为“毫无疑问是篇伟大的演说”，是“参院八十年来最重要的演说”，是“用武力对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证不再出现慕尼黑的诺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在一片兴高采烈声中，世界的另一头打响的一炮，华盛顿却听而不闻。原来胡志明抑制着满腔怒火从巴黎回国，宣布越南独立，自己当总统，上山打游击。但国务院远东司对驻在当地的外交官员并无发出特别指示。叛乱者毕竟只是当地人，算不了什么，必要时几个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可以把它击溃。但估计亦无此必要，因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有法国外籍军团在，要是真有麻烦的话，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动镇压的。

　　这里有个词义问题，不易弄明确。但要理解战后世界政局，对这词义就必须有一定的了解。25年前，所谓“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联合国”，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甚至1950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提出那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计划时，从他的演说措辞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谓“世界”，还是局限于北美、西欧及其盟国和属国。那时还未有“第三世界”，或诸如此类的概念。你可能会感到惊异，但是1942年用“联合国”名义发表的元旦宣言只有26个国家签署：那就是美国、联合王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五个英国自治领；八个当时还受纳粹德国奴役的国家和九个南美共和国。总之，一个所谓参加联合的国家就是保证要打败希特勒的国家。1945年，非洲只有四个独立国：即英国势力仍很大的埃及、美国的奇怪傀儡利比亚、刚从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的埃塞俄比亚和过去到现在都是在白人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南非。到了战胜日本时，联合国的成员国增加到51个，那是多了一些刚解放的欧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还有分散在各洲的小国。但是联合国还是像个上等人的俱乐部，你在那里可以拍拍手叫声“仆欧”，侍役便会应声而来，听候吩咐。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充分权利，说一句“我是自主的，是白种人，又已年满21岁”也不会得罪其他会员，包括皮肤是黑色的会员。换句话说，周围的邻居还没有开始因为黑人增多而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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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纽约市那个五光十色的曼哈顿岛，有不少繁华异常的区域，其中之一就是那豪华的东区第七十几条街。战后在这里举行宴会，通常是以鸡尾酒开始。当时最流行的是“海风”，是杜松子酒和柑橘汁的混合。你一边要酒，一边表明：第一，你从来不看电视的；第二，你认为克里斯琴·迪奥尔一定是发疯了。谈到第一点，你可能说的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但第二点，你是完全错了。克里斯琴·迪奥尔的神经至少和你一样正常。战争结束时他不过是个默默无闻、已到中年的巴黎服装设计师，但他很精明，估计到美国女人对巴黎时装还是盲目崇拜，而且恨不得早日撤消华盛顿那个令人讨厌的政府关于战时服装的第L－85号条例的规定，即她们的衣服折边不得超过二英寸，衬衫只能钉一个口袋，上衣袖口不能翻边，腰带宽度不能超过二英寸，外套不得缝上兜帽或围巾，裙部不得宽于72英寸。自从巴黎陷落以后，这五年来许许多多美国姑娘已经穿惯了没有口袋和没有打褶的衬衫，简朴的套服和短裙子了，不过最后一点使男人们可以一饱眼福。但迪奥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1945年底，这个出色的服装设计师设计出离地不到12英寸的宽阔的大裙，肩部不贴垫，乳罩则加垫（一般人称为“假奶”），鞋和帽的设计，也使男人们倒抽一口凉气。如果女人们流行他的服式，她们就得花一笔钱，把所有衣服重新购置。举手之间，他就把每年营业额达30亿元的服装行业和那些专供妇女阅读的杂志争取过来，赞成他的设计。《哈泼斯市场》、《时髦》和《漂亮》等杂志简直是着了狂一样。有个作家欢呼：“你的胸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是圆圆的，你的腰部细细的，裙子这样宽大，意味着你有一双娇嫩的美腿。你这样才像是你呢！”它们在印刷精美的篇幅中大吹大擂，反对过去那些贫乏、简朴、单调的式样，提倡迪奥尔那种丰满、奢侈、多彩（当然也就是昂贵的）的“新式样”。

　　“新式样”，这已成了1946年时装界的战斗口号。对美国的丈夫们说来，除了再也看不见女人的裸腿而大失所望外，看来还有一个前景，就是要为老婆的新衣服付账：一件塔夫绸的下午服在阿肯色州只花17.95元，如果买巴黎制的原装货，要450元。对太太们来说，所牵涉的问题更加复杂。大多数人也觉得价钱太贵。许多人还认为，这样V形衣领、窄腰身，垂下来的肩膀、半长不短的裙，从紧扣着的裙腰上突然散开来的轻薄的蝉翼纱罩衫，实在是难看得很。不但如此，那些推销口号简直就把她们当做笨蛋。这些时装杂志中的文字本身就是狗屁不通：《时髦》傻笑着说：“在这一期里，稳重的人的优点丢了。”简直不成句子。如果她们买这种荒唐的新装，就无异于承认自己是个傻瓜，是弱者，是神经质的小笨蛋。这种人管家也靠不住，让她出门那就更危险了。

　　其实，妇女们又有她们的困难，她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社会还是受各种禁忌所束缚，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受自制所束缚。她们的妈妈从小就教她们处世接物总要谦谨温和，因此她们一气之下，也做了在当时时代条件的局限下能够做到的事。肯塔基州有676个职业妇女签名发表了一个反对新式样的宣言，特别攻击裙的长度，因为女孩子欢喜把腿部多露出来，不管缝纫机神通如何广大，也不能把短裙改放长。于是“刚过膝”俱乐部就在几个城市应运而生；达拉斯市有1300名“刚过膝”会员穿着刚过膝盖的短裙，在商业区游行，高举标语牌，反对跟着法国屁股后面走。迪奥尔在巴黎大声叫屈：“我的天哪，我做了什么错事呀？”——似乎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机于1946～1947年出现。有几百万码印花雪纺纱和花边堆积在曼哈顿区服装工业的仓库，等待着小石市、丹佛市和西雅图市的人们做出选择。顾客们也受到很大压力。姑娘们在人行道上碰上另一个姑娘时，彼此都拼命考虑究竟在服式上何去何从。有些人采取战后第三世界那种态度，搞些不完全是“新式样”的新式样，暂时把问题回避一下。比如说，英国还得处处紧缩，还在实行物资配给制。鞋跟不得高过二英寸，而贝露港路的聪明女服饰商却造出价廉美观的鞋面结实的平底高跟鞋。1946年间，美国的服装设计师又再搞裸露中腰的服装，还新设计一种无直带的横扣式的乳罩。快要到复活节时——那年是在1947年4月6日——双方的斗争还是胜负未分。不久，女人们似乎一下子就软化了。你可以说她们是软骨头，是笨蛋，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妇女，凡是有现款或可以挂账的，谁都不愿在复活节那个星期天里穿着古老的服装，怪里怪气。当她们鱼贯走进教堂通道时，她们也就向全国——也就是说向她们叫苦连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谓“上流社会”（haut monde）的风尚这问题上，她们仍是惟外国之命是从。而“上流社会”这个词来源于法国，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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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斗争过去后，女人们不但挂白旗投降了，还好像是没有斗争过似的。她们甚至穿着帆布鞋、木底鞋、软靴、尖跟“凉鞋”，戴上有面纱、羽毛、甚至鸟笼子装饰的土耳其式帽，到处走来走去。鞋匠搞这样光怪离奇的产品，倒还有道理，因为妇女们穿上那种长裙，腿部裸露有限，这样，小腿修长的妇女，就想用古里古怪的鞋、五颜六色的尼龙袜和各种各样的鞋带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那些帽子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不切实用的手套和奇形怪状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如果说这样搞有什么社会意义的话，那只能说是表现了女性的直觉，表现了女人有做不对的事、无聊的事、变换花样的事的权利。

　　在曼哈顿区的晚宴席上，客人们在浅斟细酌海风或马提尼鸡尾酒的时候就可能谈及下列话题：拉里·麦克费尔用300万元收买了扬基棒球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默里·巴特勒退休了；罗马教皇新封了四个美国人当红衣主教；丹佛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报告说，有36％的美国人预料25年内美国又会再打仗，另外有23％则预料50年内会再打仗，但只有20％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世界大战，这时谈兴就低沉了一些。这次民意测验是在1945年末进行的，那时美国公众还不知道美国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不稳到怎样程度。

　　在那些年头里，在东区第七十几街一带举行的宴会都是正规的，穿什么衣服也不能随便。男的要打黑领带，女的要穿晚礼服。客人们在铺着雪白台布的餐桌上找到自己的座位。主宾坐在男主人右边，男女交错着坐，旁边那个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规矩，你和左右两边的客人讲话应酬，都要一视同仁。最后喝完了酒，蜡烛将尽，男女才起座分开。男客都和男主人在一起喝白兰地酒，抽哈瓦那雪茄，女客们则到楼上去，做她们在这种场合下要做的事情去。一般她们总会有些时间谈谈有特殊兴趣的流行话题。比如说，耶鲁大学的儿科专家阿诺德·格塞尔那本《生命的头五年》，当时还很畅销，在化妆室里通常会引起议论。（还有两本书《长袍》和《心情的平静》更是畅销，但在这些女客面前谈及这两本书，那等于在社交上自杀。）那时女人们都爱把手袋、帽子和服装配套，还爱把黑绸制的美人斑贴在脸上，把本人的大型半身像印在花布新衣上。女人对科技革命非常注意，和农庄里的女人一样非常感激。合成纤维的出现，使她们生活改变了，无论在曼哈顿或在艾奥瓦州都是如此。仆人几乎已经绝迹，雇佣仆人的需要也同样消失了。战胜日本后不到一年，电器商店已出现了电力干衣机。而且在40年代后期，主妇们每年买进22.5万部自动洗碟机和75万部垃圾处理机。1947年，冰冻鲜橙汁也上市了。当然，有些新玩意儿是荒唐的。比如芝加哥一位年轻的工业设计师让·奥蒂斯·赖内克领了一种电气吉他的专利权，这种吉他可以把音调提高到耳鼓吃不消的程度。人们议论说：毕竟，我们是个自由国家呀，我们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是确有些人真没治。

　　广告行业将进入黄金时代。一个海军退伍军人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畅销小说（弗雷德里克·韦克曼1946年出版的《广告商》）使麦迪逊大道的大名，变成家喻户晓。可是，本来使广告业发达起来的那些销路很大的杂志，后来在各种宣传行业中，却竞争不过，惨遭败北。在战时，杂志的出版人和汽车制造厂的工头一样，忙个没停。从珍珠港事件到战争胜利这个期间，平均每种杂志都增加了25万个订户。战前，它们在国外顶多不过销几千本；现在美国被公认为西方头头，看这些杂志的欧洲人就有好几十万。在两年之内，它们的广告收入增加了1亿美元。但即使在这全盛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杂志中报道说：按照广告商的调查，有文化的美国人越来越转向那些面向某种特殊读者的杂志，比如《游艇》、《假日》、《纽约人》等等。至于一般读者，都按捺不下心来。他们已不满足于消遣散心，而要求一些使人着迷的、神魂颠倒的、引人入胜的读物。一旦公众发现了电视，这些一度在报摊上畅销一时的杂志，好时光就指日可数了。

　　杜鲁门执政的头几年，电视成了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但只是话题而已，此外没有多大作用，而且肯定不是赚钱生意。早期流行的杜蒙牌电视机太小，价钱又贵，为数也不多，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但是从两次体育节目的实况转播，就可以看出电视的巨大潜力。一次是1946年6月19日路易斯对康恩的拳击赛，另一次是1947年世界棒球联赛。在家里看电视的人，比花50元买一张拳击赛的前座票或一张扬基体育场的主看台票还看得更清楚。但是广告商人还是犹豫不决，认为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为数太少，花大笔广告费还划不来，因为到1948年1月1日，全国才只有17.2万架电视机，电视广播台也不超过20个。因此，无线电广播行业还可以沾沾自喜。至于好莱坞就不是这样了。电影业的巨头们只好向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巨商乞援，而这些公司的营业部主任就马上在全国的广告牌、地铁和无轨电车广告上大事宣传：“为什么今晚不去看场电影呢？”并且向大家保证：“电影比以前更好了！”但这并非事实，这套宣传也没有效果。而且有消息传开来说平均每月有25万户在买电视机，这套宣传就更行不通了。但看来这并没有关系。战后做广告生意的和各公司的宣传员是对难兄难弟，他们点金有术，魔法无边，在战时搞了五花八门的广告，吹嘘商品牌子，使新的织品、电器用具、新产的罐头啤酒、双层玻璃纸包装的香烟都销路畅通。这些人无论在曼哈顿的宴会上，在底特律的新车展览厅里，或者在石油商和议会说客们当中，只要开口发言，全场就会鸦雀无声。这些人善于塑造形象，以观察敏锐著称，当然要洗耳恭听了。大家知道，民意测验与操纵宣传工具的技术还属试验阶段，就像牛顿刚看见苹果跌向地面、弗莱明在实验室里发现青霉素霉菌那样，只要再过一些时间，再过一些时间。它们是有无限前途的。有些善于想像的人，根据厄普顿·辛克莱1934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的教训，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技术完备以后，还可以在竞选总统时加以利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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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广告宣传行业在促进战后繁荣方面究竟具体地起了什么作用，是无法确定的。但在战争期中，影响却是明显扩大，而且并不限于在市场方面。各种广告和杂志文章，都把人们内在心理塑造出来，或者反复宣传人们应该这般那样。他们再而三地向士兵宣传，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爱吃的甜馅饼而去打仗。而他们邻居的姑娘，或者留在出发港口那些活动拖卡房子里的新婚少妇，则在朝思暮想，究竟乔伊变了多少，现在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她收到他一些来信，但信件显然经过检查，而且多数士兵会把真正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于是她只好从报摊和街角日用品商店中找些报刊文章看，而这些作者们倒是热心非常，将她那位远在天涯海角，而又归期已近的亲人的情况向她介绍。

　　他们对她说这些士兵有个“重新适应”的问题，她最好有个思想准备。《妇女家庭杂志》提出：“你的丈夫回家时见到的是他想像中的女人么？”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们都不厌其详地分析，说这个乔伊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了。《家政》杂志劝导人们要耐心。“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就不再会讲个不停了，压在心头的往事也该过去了。如果他还是讲完又讲，还是情绪激动，那你最好找个精神分析专家看看。”至于《美丽之家》杂志则认为解决之法很简单明确。它登了一幅客厅图片，那是给一位患过炮弹休克症的将军设计的，并吹嘘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复员中心，对所有士兵都是如此。”还有一些入门的小册子，教那些环境急剧变化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和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的队员们，怎样治好精神郁郁。它们劝父母们把她的睡房布置一新，使她们觉得意想不到的新鲜，并说“女兵们穿上了新的打褶衬衫，精神上就适应过来”。有些不负责任的报纸大谈其什么精神错乱的复员军人到处乱闯的危险。有一条标题竟然说：“发疯的复员军人到处胡作非为。”

　　这些胡说八道，通过比尔·莫尔丁和其他一些作家、画家，传到国外部队那里。他们听到这些加油添醋的报道或纯属捏造的谎言，都很生气。1944年，就曾有人到处传说，罗斯福夫人建议在巴拿马设个收容站，让回国部队先在那里隔离一个时期，学习在文明社会中怎样过生活，然后让他们回家，即使复员以后，还要戴上显眼的臂章，使那些循规蹈矩的女人知道在她们跟前这个人，可能就是强奸犯。前线的士兵愤慨地说，他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说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发泄性欲，是不符事实的。

　　但事实上他们确是如此。

　　阿拉曼战役结束，据说路透社有个记者问第八集团军一个英国兵：“战争结束以后，你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操我的老婆。”那个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第二呢？”

　　“把这双他娘的平头钉靴扔掉。”

　　凡是军队差不多都是这样。而且有史以来，战士复员回家也都是如此。一旦墙上的蓓蒂·格拉布尔的半裸照片给扯了下来，他们在睡房里或公园里撩起女人的裙子以后，什么“重新适应”的议论就不再存在了。“所谓复员军人问题，”威廉·奥尼尔说，“从未成为一个问题。战后年代有种种意想不到的事，但这样不费气力就把这么一大批人员安排妥当，也许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40年代里，美国式爱情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是在战时结婚快；第二是战火平息后离婚也频繁；第三是托儿所人满为患。在广岛市给原子弹摧毁以前，突击结婚很流行。各种各样的宣传，都鼓励他们这样做。在一部称为《时钟》的著名电影中，罗伯特·沃克在宾夕法尼亚车站认识一位女郎，尽管双方出身不同，家庭情况也不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吸引而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认识才24小时，两个人就站在教堂祭坛前，结为夫妇。有些军事基地是在城市附近，少女很多，就特别盖些小教堂，鼓励人们结婚。报章对社会名流的婚事，亦大事渲染，其中有阿蒂·肖和爱娃·加德纳；乌娜·奥尼尔和却利·卓别林；朱迪·加兰在和戴维·罗斯离婚后，又和文森特·明尼利结婚；21岁的格洛里亚·范德比尔特和58岁的利奥波德·安东尼·斯托科夫斯基；还有罗伊·罗杰斯和戴尔·埃文斯，虽然同拍了24部西部牧童片却连一个接吻镜头都没有，也宣布结婚了。接着，战士们从前线回来，罗曼史就开始破灭。原因很多，有一部名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的电影把一个主要原因刻画出来。那是一个中产阶级人物战后归来的故事。达纳·安德鲁扮演一个青年飞行员，他在快将出发之前一时冲动下结了婚。新娘是个浅薄的金发姑娘，在他出发以后，她想像他还是过去那个样子：戴着银色空军领章，低低地扣在眉梢上的飞行员帽，如此等等。但他退伍以后，就迫不及待地脱下戎装穿上便服。而她一看到他那副样子，就下决心要立即坐火车去雷诺了。1946年，这个市批准了1.1万宗离婚案。直至现在，这还是个最高纪录。

　　在那些岁月里，洛杉矶市也和其他城市一样，有好几千个咖啡话会。参加这些话会的复员军人的年轻太太们，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其中有些是耐人寻味的离婚案，理由是双方缺乏感情。这些太太们都是混得不错的人。除了在大萧条期间曾经长期营养不良的人而外，那些困难年头并没有在她们外表上留下什么痕迹。（但如果她们张嘴微笑，情况就可能不同。在她们年轻时期，畸齿矫形术和整齿器还索价较高。有些人到了30岁，就要镶上假牙。）根据纽约市美国历史博物馆1945年对1.5万名女子的调查，那时美国少妇们的腿，比之她们1890年的老祖母要长些，臀部也稍微肥大些，腰部也略粗些。但比之在昔兰尼爱神阿芙罗狄蒂的形象，臀部却略小些，也没有那么妖娆。到了举行婚礼之日，她们平均高度是五英尺三英寸半（要是生在加利福尼亚则略高些），胸围33.9英寸，腰围26.4英寸，臀围37.4英寸。到了她们够条件参加洛杉矶那些早上咖啡话会时，她们已是年轻的母亲，身体某些部位已经逐步粗肥些了。但她们还是又苗条又抖擞，当时欧洲的记者对她们很欣赏赞美，说她们对于什么事情都是爱取笑，有时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取笑——她会说：“我们在这里真像一群母牛。”或者说：“就像一个叫声不停的母鸡场。”她们有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她父母那一代最惯说“亲爱的”来表示亲昵，现在已由“宝贝”所代替。在她们当中，除了那些大学毕业生或者“妇女选民同盟”的会员而外，对国家大事，都完全不感兴趣。她们属于“不表态的一代”，并对此引以为荣。她和丈夫连报纸也很少浏览。她对他只有一个期望，就是要有安定的职业。他本人也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童年的，所以要求也不过如此。总之，对生活的要求就是要有保障。

　　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亚热带花园以外，这样的少妇全国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少妇多，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发展更快，对准备安家落户的复员军人特别有吸引力，已成了战后美国生活方式的诞生地。在这些年头里，超级市场增加了两倍，就快要过两万大关，但是始作俑者旧金山的水晶宫市场，早在1922年就已经开门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加利福尼亚就已开风气之先，开设了一些汽车电影院、汽车餐室、汽车银行和汽车教堂，还设计了可以把车子洗净打蜡，而无需驾驶者下车的机器。战争爆发以后，什么后院烤猪窑、肾形游泳池又在私人住宅中发展起来。最初设计出有八条车道的超级公路、梅花型立体交叉和自动找零钱的公路收费器的都是加利福尼亚工程师。第一个穿着短袖敞领衬衣参加正式宴会是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穿上铁青色小礼服的也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女人们带头穿半裸、后来又是全裸的游泳衣，而女人穿长裤上街，在树丛中装上彩灯、建造错层式的房屋、女人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都是从加利福尼亚传到全国的。用一个词概括的话，那就是他们有创造性；另外一个词，那就是不拘礼节。至于咖啡，那不用说，就是速溶的了。

　　咖啡话会的话题，往往是谈论孩子们的事情。人口剧增出乎意料，就是这批满脸笑容的人所造成的。政府也无意中起了促进作用。“过去在大学未毕业、事业未有成就之前只是和几个女朋友出去玩玩，”贝蒂·弗里登说，现在复员军人“靠着士兵权利法案，马上就可结婚。”当然，人口学家不会认为：新婚夫妇躺在床上，只是停留在接吻拥抱而已。但他们原来以为他们会像30年代他们的老一辈那样，在生育问题上会有所克制。但是现在这些当上了父母的人，情绪显然不同。“这些复员军人夫妇们总想把称心如意的东西马上拿到手，似乎今天拿不到就再也没有似的。”卡罗琳·伯德说：“什么房子、车子、洗衣机、孩子……他想马上样样都有。……他们要了孩子再说，而不考虑将来给孩子整齿和送他们上大学要花多少钱。”生孩子很容易，而且很好玩。如果把印第安纳大学的艾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在1944年发表的数字和40年代后期人口统计的数字比对一下，并进行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发现美国男人结了婚的有55311617人，每周性交次数高达136666060次，或者说，每千分之四点八秒全国就有人射精一次。在那些岁月里，美国每七秒钟就有一个妇女怀孕，说起来美国人口统计局也会脸红呢！

　　对这个局来说，这简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计都完全没有用了。战争的年代并不停止生育，那几年里一直有“战时小宝宝”在生下来。出生数每年多达300万。到1946年，也就是运输舰开始把部队运回国那一年，出生数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万。这还不是最高纪录，甚至连接近最高纪录也不是。第二年又从1946年这个已经是破纪录的数字再增加40万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远景规划的人发现美国多了二三千万人，而人口增长最多的就是十几岁那一代，而这一代学生命中注定事情是特别多的。即使在约翰逊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1964年，战时小宝宝还未成年，大萧条时期的成年人在选民中还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的某些对立，是在约翰逊第二任总统的期间才开始出现的。因为杜鲁门时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们进入中年以后，就会对社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他们对这些变化，倒不一定是太感兴趣的。

　　正是在这些年代里，斯波克医生的育婴手册成了1895年出现畅销书目以来的一本最最畅销书了。斯波克书中有一节专讲他所谓的“听之任之”。他写道：“父母总是按照自己的成长方式来教养孩子的，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他们应当谨记：“过去医生们总是再三要父母们不要纵容孩子，现在则劝告他们不但要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而且还要考虑他们情感上的需要。”“斯波克时代”于是开始。

　　从很多方面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比尔·莫尔丁在他的连载漫画《在前线》之后，又发表了漫画《归来》，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个当上爸爸的一边抱着蔬菜，一边推着孩子坐的小车，旁边一个穿着军服的中士问他：“威利，做个自由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复员军人觉得好极了。有些妇女杂志开始发现一个新现象：这些新当上爸爸的自告奋勇去调奶粉，半夜两点负责喂奶，连尿布也亲自动手洗（用完就扔的尿布，还要过15年才有）。但随着新的家庭电器设备陆续上市，这些家务就较易处理了（切肉还未有电刀，但磨刀有了电磨，切肉就不费劲了；安在墙上的吸尘器也还未出现，但真空吸尘器已经较轻便，较好使用了）。如果年轻夫妇要到餐馆去进膳，或者看一场电影，邻居的大女孩会很乐意过来照顾婴孩，给她一点钱便可以（每小时给两角五分，便算颇为大方）。总之，这些新家庭既不单调乏味，又无繁重劳动。惟一的问题是房子难找而已。

　　战后出现的房荒问题，是直接由于婴孩出生多和“我们要回家”运动所带来的迅速复员所引起的。1945年12月，陆军一个月复员近100万人，海军又有25万人，复员军人如此之多，简直是无法容纳。美国最低限度要有500万户房子，而且要马上解决。很显然要求建筑业解决是不可能的。战时管制刚取消，劳动力和物资就立即用到工业建设上去了。从战胜日本到圣诞节这段期间，破土动工的房子只有3.7万幢。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通过法令，规定房屋最高限价和授权他将全国建筑物资的半数用在营建廉价房子上去（每幢1万元或不到1万元）。建筑业派出得力的说客到国会游说，使法案无法通过。但参议院同意将7.5万所战时临时建筑物，转给复员军人们使用。政府也将一些集体宿舍改装修建，安置了1.1万户新婚士兵，到了冬风日益凛冽，又有1.4万户挤进了腾出来的陆军营房。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还有百万多户是和别人挤住在一起。在寒风刺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一对夫妇带着他们战时出生的婴孩，在汽车里过了七个晚上。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公寓登了个出租广告，要租的竟达2000人。这个市的头面人物为此不安，出钱给复员军人买了100部活动住房拖车。不论大小城市，都可以见到这些拖车密集成群，校园里面尤其如此。密苏里州大学在校园内挨家挨户去进行调查，把一切能腾出来的地方，都留给密苏里的学生住，并去函别州对申请入学的学生说：尽管他们具备入学条件，但没有房子容纳他们。北达科他州的复员军人则把粮仓改为住宅。本尼·古德曼的乐队为克利夫兰市义务演出，请听众们把房间让出来出租。尽管这样，房子还是远远不够。大家都说房东们冷漠无情，莫尔丁对此至为愤慨——他的愤懑继续是他的一代的情绪的指标。他在一幅漫画中发泄他的感情，画了一对复员军人夫妇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肥胖的声势汹汹的女房东争论。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有房出租，不收孩子和狗。”那个女房东说：“看来你们这些当兵的就是不了解我们的困难。”

　　房荒闹得最厉害时，任何一对无家可归的复员军人夫妇都有很多难堪的遭遇。他们的代言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个牧童歌手出身的参议员格伦·泰勒。他是靠弹得一手好班卓琴，被爱达荷州人民选进参议院的。他带着他的妻儿和孩子，站在国会山上的石阶前，如泣如诉地唱道：

　　『噢，让我有个家靠近国会大厅，
　　让孩子们在院子里可以玩耍！
　　一两个房间、哪怕旧点也罢，
　　唉，我们总找不到地方安家！』

　　美国迫切需要来个十年规划，每年要建造150万户的居住面积，在此以前看来只好暂时靠帐篷解决了。尽管建筑工业游说国会的力量强大，可以阻挠政府的庞大计划的通过，但他们用那套一块一块砖的砌法来盖房子，价钱太贵，进度太慢，单靠他们是完成不了的。总得找个办法解决。到了1949年初，有些人就创造了在工厂预制构件的方法来解决这问题了。战时有人创造生产奇迹，而他们则是在和平时期创造生产奇迹。这个建筑行业的亨利·J·凯泽，就是新创建的莱维特父子公司。威廉·莱维特在长岛的纳索县里买了一块1500英亩马铃薯地。从对战后生活的影响来说，这件事和杜蒙公司创制的七英寸电视机，和霍华德·艾肯在哈佛大学创制的第一部电子计算机，可说有同样重要意义。今天我们所谓郊区的概念，追溯起来，就是从这块土地开始的。有些人瞧不起这第一座莱维特镇。但他们无法理解当时搬进去的人是怎样感激满意的。莱维特不用出布告，也不花钱去搞广告，人们奔走相告，就已经够了。1949年3月7日，他那并不华丽的营业部在寒风萧瑟的早上开门营业时，就有一千多对夫妇在那里排队。有些人已经等了四天四夜，喝点咖啡吃些炸油饼当饭。营业部的门一开，就像俄克拉何马州1889年抢购土地时的情景一样。那些现在称为“青年夫妇”的都你挤我拥，想争先在第一批以6990元的代价，买到一座有四个房间的房子。如果包括手续费、绿化和厨房电器设备在内，还不到1万元。

　　莱维特盖房子，就像凯泽造船一样，是用生产线的流水作业进行的。第一批一下子就是1.75万家，每家都是同一个式样。一声号令，一排接一排的推土机就向前推进，红旗一挥，它们就拐弯。后面接踵而来的就负责铺上混凝土地面，跟着电工就来竖街灯柱，工人就来挂上路牌。接着，就把每个屋子地段划分好。一队队的汽车就在已经凝固的混凝土路面上滚滚而来。上午8时卸下预制的墙板，9时半卸下抽水马桶，10时卸下水池子和浴盆，10时3刻卸下灰泥板，11时卸下地板。就是这样流水作业。整个镇都没有一个手锯，莱维特公司的木工用的都是电动用具。他们用喷漆枪喷墙，最初一批房子的所谓“颜色设计”，不过是两种深浅不同的颜色。按照他的计算，认为建一座可供两千户用的游泳池，占用的面积和一座网球场一样。于是他就下令建八个游泳池，取消所有网球场。一切都只能是一个模样。星期一规定为洗衣日，那天在1.75万个后院内，都挂满了洗好的衣服。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星期天挂晒衣服。哪一家都不能搞木栅栏。草坪要定期修剪齐整。这一切都在合同上写清楚。甚至那些刚刚上市的新型的机械工具，也似乎配合着莱维特这个规划。每株树的距离都是28英尺（每家门前有两棵半树），误差可以英寸计。行人道的石块略呈曲形，但角度也是划一的。哪些户要搞一些什么特点的话，那就只能在室内装饰和门铃的调子上想主意（虽然那时已有按铃或拉铃，但用的还是门铃）。建筑设计师们和社会学家们反感很大。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企业家是一个独裁者。但是买到莱维特式房子的人却没计较这点。过惯严格军事生活的复员军人，住过用波状铁皮搭成的活动房子或活动拖卡的妻子们，还记忆犹新，对他们说来，按照统一规格建造的房子，同样还是温暖的家。

　　比尔·莱维特一下子就成为神话般的人物，不管暴跳如雷的审美学家怎样指责，他还是个使人们有个住宅的保罗·布尼安。全国到处出现模仿他的人，他又带着他的人马，越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州界，准备在特拉华河一块一直种着菠菜的八平方英里的地上动工。他的设计人员设计的市镇，具有1100条街，内有学校、教堂、棒球场、市政厅、工厂铁路支线、停车场、医生和牙医的诊所、蓄水池、商业中心区、火车站、报社、花园俱乐部，总之，具有一个拥有7万人的密度很高的城市所需要的一切，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第十个大城市。莱维特称这个第二莱维特镇是“美国规划得最完善的市镇”。当他谈及它时，声音也哑了。“当然能够用一种产品来满足无人能够解决的需要，是使我心情激动的，”他说，“但我不只是营造和出卖房子而已。坦白地说，我也想获得点声誉，这是人的天性。我想建一个我能以此为荣的市镇。”停了一会，他又说：“当然，要这样你得要大胆，你得要从大处去想。”

　　说来奇怪，他自己的房子和莱维特镇的相比却有天渊之别。那是坐落在巴克斯县的一个可爱的农庄，厚厚的石砌的墙，用人工削制的椽，粗大的桁条，宽敞的房间，远望去是一片幽深的森林，阒无人烟。他认为这样的房子好，但很快又说：“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妇女，是不会喜欢的。”他对来访的人说：“你要大家买一幢他们并不想要、而价格又超乎他们能力以外的房子，那是没理由的。”他指着那幢房子的装饰线条和容易积土堆尘的地方说：“您想一想，要现在的主妇在这样的房子搞清洁卫生，把你的妻子放在这样的乡村里，你说行么？人总欢喜有人做伴的啊。”他的口气似乎在说，他们还是不变的好。诚然，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第十五章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①

　　【①这是艾奇逊吹捧杜鲁门的一句话。源出于莎士比亚的《亨利第五》。哈里是英王的名字亨利的昵称。莎士比亚说他在困难时乐观而坚定，使其仆从深受鼓舞。其卓越之处，“他的拙笔”仅能描述其在“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杜鲁门名字也是哈里，故艾奇逊引用此语吹捧杜鲁门。——译者】

　　世界领导的大旗从垂死的英帝国转移到美国，其时间、地点，我们是有可能考定的。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傍午，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给国务院去电话，说有急事要和刚接替贝尔纳斯任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会晤。大使说他奉命要递交白宫“一张蓝纸”。按外交的习惯用语，那是指正式的重要函电。迪安·艾奇逊说马歇尔已离开国务院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纪念并发表讲话。能不能等到星期一呢？

　　确实不行，英弗查佩尔回答说。他准备请他的一等秘书H·M·西奇尔立即把文件送来。这里就引起一个对等接待问题。艾奇逊是个副国务卿，接见一位一等秘书就会有失外交礼节。要找个级别较低的人才行。因此，他指派远东和非洲司司长洛伊·亨德森做代表。于是，这两个级别不高的外交官就在当天傍晚在行政大楼内一间阴沉的办公室会面，从此开始了世界领导权西移的第一步。

　　西奇尔事实上带来两份文件。按照艾奇逊后来的回忆，两份东西都是“惊人”的。希腊局势混乱，艾奇逊是知道的。据报共产党已准备接管政府，谣传说英军在撤出，亨德森还曾打过一份题为《危机与迅即崩溃的可能》的报告，提出为了要挽救希腊，惟一办法是由美国对那里的联合政府提供大规模援助。但在此之前，还没什么迹象表明希腊穷途绝路的程度。现在艾奇逊看到的这个文件说，希腊需要2亿以上的美元，作为应急的第一笔援款，否则就只得向野蛮的俄国侵略屈服。第二份文件说，土耳其亦处于困境。他们力量稍强一些，但要是得不到援助，也是会被征服的。英国已是无能为力了。反纳粹斗争进行了六年，把英国弄到筋疲力尽，财源枯竭。实际上，他们也亟需美元救急。不久之后，英弗查佩尔勋爵就将再次来找美国人亲自求援。

　　杜鲁门了解这情况后，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形势这样恶劣。当然，丘吉尔已经警告过他，欧洲已成为“瓦砾场、骸骨堂、时疫与仇恨滋生的渊薮”，但人们多认为，这不过是丘吉尔耸人听闻的说法而已。对于欧洲的困境，报界不是置若罔闻，就是轻描淡写。《时代》周刊向来以善于发现谈话尖锐的旁观者见称，曾引用过一位捷克游击队员的遗孀（没登姓名）的话说：“我们需要不多，但却很急迫。”这种话华盛顿听来觉得有道理，因为他们认为欧洲大陆也和美国一样，经过短时期的混乱和调整，就会重建和平时期的经济。战胜日本后那一周，总统曾对同盟国提出延长租借法的请求进行研究，但没有同意。他说，按租借法提供的400亿元应已足够。租借法必须尽快结束。他坚决反对美国在1945年9月胜利以后继续充当全世界的施主。

　　戴高乐对此曾提出抗议，蒋介石也反对，而丘吉尔则大声叫嚷：“我不能相信这就是美国的最终决定。我不能相信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会这样简单生硬地处理问题。”事实上美国也没有这样做，只不过是放弃了一种方式，而代之以他种方式而已，其中主要的就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但是，尽管花了110亿元在信贷和赠款上，低地国家、法国、意大利、西德和巴尔干半岛诸国还是穷困异常，物资奇缺。战后两年，办事有条不紊的柏林人都在冰天雪地到来之前，在秋天就掘好数以千计的坟墓，准备埋葬那些看来再也看不到另一个春天的邻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送给希腊的物资，只够把雅典市锈蚀的水管和水泵换上新的，解决被破坏了的全市供水系统。纳粹暴虐是被打垮了，但接踵而来的不是自由，而是饥饿和混乱。从爱琴海到北海，莫不如此。经过德国人的掠夺、炸弹的轰击和抵抗运动战士们的破坏，工厂阴冷凄凉，寂然无烟。反正什么原料都没有，就算出现奇迹，有了原料，铁路网也七零八落，没法运到工厂。看来政治领导权就要转到苏联手中了：即使不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的缘故。

　　国务院了解到需要进行规模巨大的救援，初时还指望英国和她的庞大帝国来负责提供。1946年7月，杜鲁门签署了一个法案，授权向英王政府提供37.5亿为期50年的贷款。他以为这样美国就可解脱对欧洲承担的义务。但现在钱已花完，却没有什么成效可言。伦敦约有1.7万家房子，占全城的1/4，还是断壁颓垣。临时搞了1万间尼森式活动房子以应燃眉之急，但粥少僧多，只能满足一小部分的需要。当美国妇女们争论采用不采用新式样时，她们的英国姊妹们每年却只能配给一件长衣，四英两毛线，两码衣料，1/3条衬裙，1/4套衣服，1/5件睡衣。胜利除了使美国这个伟大盟邦得以幸存而外，并没有带来其他什么。

　　但是能否生存下去还是个问题，因为1947年1月开始的严冬就威胁着英国。连续两个月内，温度一直是在零度以下，暴风带来层层积雪，其量空前，使英国陷于瘫痪。农业生产下降，低于19世纪水平；工业生产停顿，电力只在每天上午供应几个小时。失业人数增至六百万以上，配给供应比战时还要紧缩。当西奇尔带着两份文件（一份关于希腊问题，另一份关于土耳其问题），在严寒的星期五乘车到宾夕法尼亚大道时，白宫还预言“在未来的一年里，情况还可能更糟”。伦敦《泰晤士报》把这一预言说成是“英国政府发表的文件中，这是最令人不安的声明”。总统请赫伯特·胡佛周游24国，他回来以后汇报说：各国人民，特别是战争期间漂泊无依的儿童们，都已濒于饥饿边缘。只有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解囊相助，才能得救。这时才再没有人怀疑，欧洲确是苦难深重的。

　　但是，胡佛自己在国会中的共和党伙伴们却还半信半疑。许多人议论纷纷，说山姆大叔又在上当受骗，说是把钱倒进老鼠洞，或是支付给一个全球性的工程兴办署，说美国理想难免以破产而终。反过来，欧洲人对这种漠然无情的议论，则感到大为激怒。

　　反美活动已蔓延开来。一位随军牧师说，在大陆人的眼里，美国士兵都是些可怜的年轻人，不懂得为啥打仗，也不懂得胜利的意义。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觉，偷白兰地酒和等下一班归国的船位。伦威克·肯尼迪牧师写到美国占领军士兵的典型形象时说：“他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饮食过度，寂寞无聊，漠然若有所思，观察力差，思想则更浅薄——是征服者，却在一个口袋装着块巧克力，一个口袋装着包香烟……巧克力和香烟，这就是征服者能给与被征服者的全部东西了。”

　　这种说法传到国会山，使议员们怒发冲冠。30年代以来，议员又第一次开始议论起欧洲知恩不报来。但是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可并不仅此。共产党人在那里形成真正的威胁。英国现在既已不能轻而易举把他们驱散，华盛顿就只好把重担挑起来。让欧洲在铁锤和镰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设想。因为这意味着苏联的钢铁生产力、造船设备、熟练工人、发电量和化学工业的产量、科学技术和工厂设备都会增加一倍。在那样条件下，而且只有在那样条件下，俄国才有实力同美国抗衡。“我认为如果我们失去西欧，”福雷斯特·谢尔曼将军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

　　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虽然在1947年尚不紧迫。在人们的记忆中，俄国人还是英勇的盟邦。对她感到的失望开始深化，但尚只不过是使士气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虽很野蛮，但谁是谁非，界线曾是清楚的；现在要是在一些新问题上引起冲突，却未免令人寒心。1946年，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在伯纳德·巴鲁克的一篇演讲词中，提出了“冷战”这个词。巴鲁克曾认为这个词含义太强烈而划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经历了一年苏联的粗暴态度，于是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讲话时终于用了这个词。即使这样，它也不过是指“意识形态的对抗”。迟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保罗·霍夫曼【美国著名工商界领袖。——译者】还可以说：“冷战是好的战争形式，只有这种战争不发生破坏的问题。”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们已很清楚，只靠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是不能把马科斯将军和他的两万名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从希腊山区赶走的。希腊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处所谓的“巨大的非意识形态援助”，也就是说：大炮。为争取到国会中反共的共和党人的赞同票，大炮比黄油容易。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决心双管齐下。但是，根据他们的经验，用零打碎敲的方法来承担任务，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欧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济。美国需要一种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政府为了给实际对外措施寻找恰当的理论根据，终于在权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里找到一篇文章。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依据》。作者署名仅用了“X”。

　　这个“X”原来是乔治·F·凯南，他虽然未露头角，但却是才气横溢的研究俄国心理的学者。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参赞时，就写成这篇论文。1946年斯大林向规模盛大的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发表演说，表明要采取强硬路线。这个独裁者反对和民主国家共处，保证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下去。凯南对这篇演说词进行仔细研究后，感到有必要写这篇文章。在凯南看来，苏维埃领导人在西方怀疑猜忌之下过了1/4个世纪，情绪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担惊受怕的马克思主义传教士。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他们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镇静剂。按照凯南的分析，从神学而不是政治角度观察，共产主义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条、仪式、历史使命，样样俱全。它和伊斯兰教等一样是无法摧毁的。哪里的社会不健全，人们要求改革，它也会像伊斯兰教一样会在哪里发生影响。人们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取消。但是，人们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说，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

　　在40年代的条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哈里·杜鲁门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他宣称，美国作为最大最富的自由国家，必须对“自由世界”承担义务。总统鼓吹凯南的观点如此卖力，人们于是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根据他的训令，这些观点都写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六十八号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逊看来，这个文件已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政策方针之一”。事实上，在凯南的文章还未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方针之前，艾奇逊就已在一次和两院两党领袖的会议上当着总统的面对这些原则作了概括介绍。他认为这关系着土耳其和希腊的前途问题。后来他写道：“在我一生中还从未在讲话时像这次那么迫切地感到问题完全是取决于我的。”他发言完毕，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阿瑟·范登堡转向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如果你把这个对国会和全国讲，我一定支持你。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都会同样支持你。”

　　他发表了演说，他们果然也表示支持。3月12日，杜鲁门要求两院联席会议拨款4亿元，2.5亿元给希腊，1.2亿元给土耳其。随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范登堡，就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坛，向国内一切有影响的集团，传布“遏制主义”这个福音。这样一直进行到5月22日，总统在堪萨斯城的缪尔巴赫旅馆临时办公室最后签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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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看来，杜鲁门主义堪称杰作。反对派中吵得最厉害的是右翼头子，主张把共产党人“赶回”到他们的战前的边界内。但是，有些反对者当时温和地提出的问题，后来过了1/4世纪却仍然未曾得到答复。参议员塔夫脱提及希、土两国政府即将接受美国武器时，建议不管问题性质如何，国会都该特别谨慎，不能将发动战争的权力交给总统。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认为，遏制主义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俄国人可以在其卫星国边界上进行侵略性挑衅，“用他们的丙级队对我们的甲级队”，把美国弄到筋疲力尽。使人们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写了一篇反驳凯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持魏德迈外，还加上他自己的论点。

　　李普曼这本薄薄的书，在1947年出版，书名是《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他在全书中都称凯南先生为“X先生”，一方面措辞客气，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压顶。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并特别提到凯南的观点，“哪里出现共产党侵略的迹象”，就要在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他写道：要是苏联像日本那样是个海岛的话，美国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锁。不幸的是，它是个大陆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要遏制，就只能靠两军对垒，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流血的游击战争。“欧亚大陆幅员广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国军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现在，希腊游击队员已把斗争转向山区，现代化武器在那里不能发挥威力，而步兵技巧倒可决定一切。李普曼接着说：使用遏制的战略，胜负之数，将取决于本国征募的军队或仆从国的军队。但无论哪一方面，都会使美国走投无路。美国最后一定会“摆脱各个傀儡，而这样做则无异于对苏联绥靖，承认失败，丧失面子”，否则就只能“在一个并非出自我们意愿的、无法预见的也许还是相当讨厌的问题上”，被迫支持这些傀儡，并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李普曼三番五次提到亚洲问题和这个地区给那些念念不忘遏制战略的外交官们所设下的圈套。在亚洲接受挑战，就将使共产党能够选择战场、选择用什么武器打、甚至选择用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部队打。他的结论是：“我很难以明白，X先生怎么竟然会建议遏制这个怪物，作为我们的战略。”

　　但18个月后，希腊平定了下来，土耳其也不复处于软弱地位，而乔治·凯南也就名噪一时。华盛顿人们相互提醒说：李普曼也并不是料事如神的，毕竟，他对罗斯福就曾经估计错误。但是这次他的直觉倒是对的。没有美国的援助，希腊的中间派就多半不会掌权，这是事实。但要不是铁托和共产党情报局发生争吵，因而把南斯拉夫与希腊之间的边界封锁起来，使马科斯将军无法藏身，这次胜利也是难以设想的。后来，由于希腊与朝鲜的情况表面有点类似，那些遏制论者和“有限战争”论者就更为振振有词；但当时没有解决的避难所这个问题，最后也在导致越南战争中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像麦克阿瑟和布雷德利这样的职业军人，在其他方面尽管截然不同，但对李普曼所估计的那种战争，却都认为会像是一场噩梦。

　　这是遏制主义的阴暗一面。其光明的一面，则是马歇尔计划。它始于杜鲁门主义，并成为它的伟大续篇。如果说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实际并不似人们认为那样应该感谢凯南的远见，那么，西欧对我们的感恩戴德，却是无法估量的。从后来的发展说，马歇尔计划（其正式名称是ERP，即欧洲复兴计划）受到一致的赞同，犹如社会保险一样。

　　要说欧洲复兴计划是由哪个个人推动起来的，那应该说是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他去欧洲到处考察了六个星期后，在归国途中，正式用书面提出，要在未来的十年间避免战争，这是惟一的抉择。在他访问过的各个国家中，都有颠覆活动在破坏民族团结和独立。“由于饥饿、经济困难和挫折失望”，他写道，“在一些刚解放的国家中这些颠覆活动已经奏效。”他建议总统和国务院要使美国人民震动一下，使他们行动起来。他从苏黎世飞抵华盛顿后，就立即把书面报告送给艾奇逊，由艾奇逊转呈总统。艾奇逊提醒杜鲁门说，他曾指示要他在5月8日在南方一个小型集会上代表总统讲话，如果应该震动美国人民一下的话，是不是该在那里放它一炮。

　　杜鲁门同意了。这样，欧洲复兴计划这个概念，就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偏僻小城克利夫兰的州立代尔特师范学院里，第一次向美国听众提出来。艾奇逊对听众们说：严冬刚过，北欧人民几乎遭到毁灭；在国外，能活下来真不容易。他说：“今天，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经济与财政资源，使更多的人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必须这样做。同时，作为我们做人的义务和光荣，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简而言之，马歇尔计划就是如此。但是当时还未挂上马歇尔的名。密西西比州人接受了这个演说，《纽约时报》事先已打了招呼，把它登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赖斯顿写了一篇分析文章。但各个通讯社却不大关心，因为人们认为经济报道和官僚们发表的冗长讲话差不多，都是单调无味的。但是，如果马歇尔将军发言，报界就会注意。于是准备由他发放第二个试探气球。他的演说原定6月16日在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后来提前在6月5日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同时迪安·艾奇逊则到处鼓动新闻记者们，要求他们支持。这都说明欧洲经济迅速恶化的紧迫性。艾奇逊对英国记者特别主动，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伦纳德·米阿尔、《每日电讯报》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每日快报》的雷内·麦科尔说：“不用花时间写报道。你接到讲稿后，就马上用电话把全文报回伦敦。你们当中要有一位请编辑先生负责立即送一份全文给欧尼·贝文。不管是夜里什么钟点也要把欧尼叫醒，把全文交到他手里。”

　　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校园讲了15分钟。他首先把“欧洲经济结构”的破碎情况描述一番，并说补救之法是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断，使欧洲人民对其本国和欧洲整体的经济前景恢复信心”。美国必须继续提供援助。他现在考虑的数字大约是170亿元。但是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那样漫无目的地乱花钱必须结束，而代之以一个新的计划。“欧洲各国对当前形势的需要，对我国政府不论采取什么行动之后本国应配合发挥作用，使之产生应有的效果，都应取得某种协调。”美国既已提出了建议，现在就轮到欧洲采取行动。

　　由于马格里奇行动迅速，欧洲几乎立即就采取了步骤。英国那时已过了子夜，但《每日电讯报》的一个通讯员还是蹬着脚踏车，把马格里奇的报道送往睡梦方酣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家里。马格里奇按艾奇逊的建议行事，通过远洋长途电话把全文发回伦敦。贝文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几乎马上就在巴黎召开全欧会议。会后，英、法、意、希腊、土耳其、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奥地利、爱尔兰、冰岛、葡萄牙、瑞典、瑞士、卢森堡，后来还有西德，都向华盛顿申请经济援助。国会经过六周辩论，否决了塔夫脱提出的要削减10亿元的修正案以后，正式通过计划，并另拨款5.97亿元，作为这笔长期援助发生作用之前所需的过渡用款，即所谓的“马歇尔空白点。”

　　1948年4月14日，在杜鲁门总统签署欧洲复兴计划以后11天，那只名副其实的货船“约翰·H·奎克”号【奎克，原文是Quick，意即快捷之意。——译者】，就离开加尔维斯顿港，载着九千多吨小麦驶向波尔多港。装载救急粮食去法国的是由六艘船组成的船队，这是第一艘。马歇尔计划总共向欧洲提供了125亿元，比他原来预计需要的为少。还有一些由此派生的其他计划，例如“安置流离失所人员的计划”，使得33.9万名欧洲人成为美国公民。这是美国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页。自然，俄国人很不高兴。他们也宣布即将实行一项什么“莫洛托夫计划”，但以后却无下文。这时急剧向左边靠的亨利·华莱士，把欧洲复兴计划称为“战争计划”原文为martial，与马歇尔的Marshall谐音。——译者。众议院里有75名议员反对。在参议院，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则要求美国每花一美元，就应得回相当于一美元的战略物资，或者相应的国外基地。

　　尽管他发出这样叫嚷，欧洲各国领导人还是深受感动，兴高采烈。在英国尤其如此。丘吉尔赞扬欧洲复兴计划，称之为“历史上最慷慨的行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说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这样正直慷慨去支援别的国家”。过了两年半，当英国又重新可以立足的时候，《曼彻斯特卫报》说：“平平常常地表示感谢是不够的。在国际关系史上，这是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还说：“我们这个民族，并不轻易动感情……也不爱形之言辞。但这些特性并不应掩盖掉我们对于美国人民真挚、深切的感激。”

　　在英伦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面貌已全部改观。营养不良的现象已经消失。人们可以穿上寒衣过冬，原料源源不绝运进工厂，而且是由新的铁轨上行驶的新式柴油机车拖引而来的；萨尔和鲁尔恢复了生气，工厂比之战前还要繁忙。马歇尔计划在1951年直接导致让·蒙纳特的“煤钢联营”【1951年4月，法、意、西德、荷、比、卢六国在巴黎缔结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集团条约》，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协调各国生产与销售矛盾。——译者。】“煤钢联营”过了六年又导致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或共同市场【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正式签订关于建立《共同市场》的条约。——译者】。而共同市场则发展壮大，后来可以与美国和苏联相抗衡。但在40年代后期，美国还是孤峰独踞，鸡群鹤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使它失去遥遥领先的地位，只有发生某些特殊不幸事件，比如有哪个总统或哪几个总统，把美国的财富和青年人力，挥霍在遥远的奥威尔式的战争【原文是Orwellian war。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是英国作家，所著《1984》与《动物庄园》均是攻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里意指反共产主义的战争。——译者】中。这种可能性当时还很少，无人能够设想。正如英国人说的，美国人的情绪就是：何必担心。美国是富足的、乐善好施的、爱好和平的，又是头号的国家。当时如此，将来还会继续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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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第二号，日子则愈来愈不好过。在纳粹战争机器的全力打击下，俄国城镇残破、田园荒废，因而不可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为什么西方盟邦等到1944年才开辟第二战场。现在德国已屈膝投降，任何复苏的迹象，俄国人都特别敏感。由于约瑟夫·斯大林的偏执，这种全民族的疑惧就更加厉害，成为西方军人和政治家们不得不忍受的可怕折磨。随着欧洲出现复兴迹象，德国也表现出活力，这种折磨也就更甚，到了1948年达到了顶峰。那年春季国会讨论马歇尔计划接近尾声的几周之中，苏联的行动愈来愈咄咄逼人。2月，斯大林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又强行封锁柏林。

　　当时直接的争议是货币管理问题。自从占领德国以来，俄国人就印发纸币，这时更大量往西方占领区滥发，企图阻挠德国经济复苏。西方当局为了遏制这样造成的通货膨胀，改发行新货币；同时签订《布鲁塞尔防御条约》【英、法、荷、比、卢五国在美国支持下，于1948年3月1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签订的为期50年的条约。——译者】，并为使西德复苏起草一部宪法。俄国人对这些改革步步对抗，他们在开会时中途退场，又发行了另一种货币。他们宣布把柏林和西德之间的铁路交通停止两天，又以“维修”为名封了一条公路桥，接着就命令全面封锁，导致和西方国家全面决裂。

　　西方盟邦决定不采取报复行动。只要可能，杜鲁门就不想进行正面对抗。剩下的惟一希望就只有靠空中飞行。于是西柏林和外面建立空中运输，靠从两个机场，即美军占领区的坦珀尔霍夫机场和英占领区的加陶机场进进出出。当然，苏联不可能在空中搞封锁。苏机可能向西方飞机挑衅，但在这样事件中很容易推卸责任，而双方又都不会有失面子。

　　但是，这样大规模进行空中补给本身就很危险。西柏林住有250万人，比之洛杉矶、费城、底特律，或克利夫兰都多。谁都没用过空运去供应那么大或接近那样大的城市。光是维持柏林人活命，每天就要4000吨物资，等于整天24小时内每3分零36秒就有一架C－47型运输机起飞或着陆。而且每架去柏林的飞机都必须超载，每架十吨。这数字只解决必需品问题。尽管这意味着飞行员生命会有危险、柏林人会生活困难，但这还是可能的，在数字上是可能的。可以有足够的煤供照明之用，但没有取暖用煤。要这个城市维持正常，每日就要8000吨物资，就是每1分零48秒要有一架飞机起飞或着陆。这是办不到的，至少暂时还办不到。

　　德国人答应老百姓遵守纪律予以配合。美英空军制定出一个精密度以秒计的周密计划。为了训练新驾驶员，特别在蒙大拿州建了一个和柏林空中走廊一样的航道和导航设备。他们学会蒙上眼睛用地面控制雷达的新方法，驾驶四引擎运输机。机务员们频频起飞，睡眠很少。地勤人员把沾满煤灰的漆黑机身喷洗，染上了难受的皮肤病。而且时间表并不总是能够顺利执行。在1948～1949年间对柏林进行空中补给中，有28名美国人丧失了生命。

　　飞行员们称这空运为“粮食行动计划”。开始时，载运的食品还不够。1948年6月至7月，每日平均只空运1147吨，看来俄国人的封锁真会达到目的。但到了6月30日，当C－54型运输机中队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到达参加空运时，就出现第一次突破。这些飞机较大，载量也较重，使得着陆和起飞间的时间间隔可以较长。卢修斯·克莱将军飞往华盛顿，要求多派这种飞机参加空运，结果批给了他160架。快到冬季的时候，空运量已能保持每天4000吨。在美国、英国还加上法国的年轻飞行员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维持生存，而且还有可能有点起色。

　　柏林机场原不够大，这时也扩大了。坦珀尔霍夫机场增建了两条跑道，英国机场也增建了一条。这还不够，他们需要的是修建第三个机场。9月，法国人建议在他们占领区的特吉尔兴建。起先怀疑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劳动力的需要看来就没法办到。而且他们又没有碎石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设备。但是，有了美国人的发明创造，和德国人的顽强性格相配合就能成，不久就给西方盟国上了有益的一课。有2万名以上的柏林男女老幼自愿参加劳动，每天干三班。与此同时，C－54型运输机开始运来必要的装备。克莱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情况时未加渲染地说，在第一次进行规划会议时，工程师们向他提出，新机场可在3月建成。于是，“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12月就要完成。”法军司令让·加内瓦尔将军敢作敢为，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按期完成了。他为当时的干劲所感染，要把阻碍着新跑道的无线电发射塔也搞掉。这座塔是在苏联占领区，他请俄国人把它拆除，遭到拒绝，他就带了一个爆破队进去，干脆把它炸毁。

　　在法国占领区建成第三个机场后，这个“粮食行动计划”就过关了。到了12月，每日平均空运已达4500吨；到了1月和2月，更达到5500吨。现在情况很清楚，柏林不成问题了。而且还不止此，家庭和一些工业已经开始有了配给煤。克莱的C－54机队已增至224架。到了初春，空运已达每日8050吨，有一天卸下了1.3万吨。被封锁的柏林正在很快变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仓库里堆满物品，以防俄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已失败而仍不住手。

　　他们是知道失败了的。5月12日解除了封锁，空运补给已成为历史，原来似乎不可能的事已经实现了。如果从1948年初那几个星期的局部的“小封锁”算起，这次封锁持续了15个月，而这期间美国和盟国的飞机共飞行了277264班次，运输了食品、燃料、药品和衣服达2343315吨，平均每个柏林公民约有一吨。这样的战绩已脍炙人口。美国飞行员所创造的奇迹把美国大兵在休假期间丑态行为的坏影响抵消了不少。丘吉尔高兴地称赞说：“美国拯救了世界！”当然不能说是全世界，但确实可以说拯救了中欧一个关键部分。如果说空运补给不能代表美国的典型形象，至少它把美国最足以自豪的一面反映出来。美国海军工程兵和空军部队曾自夸：“困难的任务，我们可以马上完成；看来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多花些时间也可以完成。”这次美国真的说到做到，而且还干得很漂亮，很慷慨。

　　不但美国政府慷慨大方，连驾驶员们也是如此。美国赢得的荣誉，几乎可以说一半是由于“粮食行动计划”，一半则是由于“小食品行动计划”；后者是一个名叫卡尔·S·霍尔弗森中尉想出来的。他在坦珀尔霍夫机场飞进飞出时，柏林的孩子常在下面眺望，于是他便把一袋袋糖果用降落伞投给他们。这个办法很快就流行开了，不久，所有飞行员们都这样干。1948年12月，他们发动了一次“圣诞老人行动计划”。数以千计的小降落伞日日夜夜地飘下来。这是那些在天空翱翔的看不见的“朋友”，给那些年纪太小，不知封锁为何物的柏林人撒下来的礼物。每件玩具、每个娃娃、每块糖果都是机务人员们用自己的钱买来的。

　　这样，还通过其他很多方面，欧洲大陆对美国的民族性格，逐步产生好奇心理——它对解决问题的信心、技术知识、实用主义、重实际轻理论以及不那么有利的市侩作风。麦克阿瑟有一回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一位来访者说：“现在重读一下柏拉图的乌托邦，又看看我们的成就，真是极其有趣……那些老家伙生活在那样落后的条件下，却具有多么高超的理想，多么光辉的智慧呀！”他这种说法，是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对麦克阿瑟之流说来（美国人恐怕大多如此），通畅的自来水管道和说干就干的精神，比之苏格拉底转弯抹角的推理，要重要得多。

　　美国人即使穿着平民衣服，还未张嘴说话，欧洲常常就能辨认出来。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进餐时的习俗、服装的式样、不拘礼节的风度和似乎每个人肩上都挂着的一个35毫米摄影机。他们的举止行动也别具一格。“征服者么？”埃里克·塞瓦赖德谈及美国大兵时曾说，“他们根本不理解征服别国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追击德国人，不得不走过大地这一具体部分来打击对手罢了。”甚至战前他住在慕尼黑时，他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国人出去散步时，总会引起德国人的注视。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人走起路来，可说是世上最随便的了。不像英国人那样身体僵直，又不像法国人那样敦实而拘谨；他们左顾右盼，脖子转动很是自如。”有些人说他们目空一切，又有些人说他们自信心强；当然，要确切说准并不容易，但却一点不假。有人说：“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似乎他们就是地球的主人。而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来来往往，似乎根本不在乎地球谁属。”

　　过去，好莱坞使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形象产生错觉，好像是游乐场中哈哈镜里的人物。现在，他们印象中的美国人成了思家心切的大兵，又进而越来越成了在海外旅游的人。这比好莱坞所介绍的形象并好不了多少。来自别国的游客都是些特权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并多能运用几种语言。但是美国生活水平特殊，各阶层的公民，都能远涉重洋，而且时常带着说个不停的老婆和喧哗吵嚷的孩子。这一代美国人，可以回到祖辈的故乡，这对美国声誉自然有好处，可是也使国家的声誉受到损失。

　　美国这个民众文化水平比之奥韦尔所说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下层”略低，正是他们的文化面貌引起欧洲大陆的担心，怕整个世界会按照他们的样子美国化。他们从大西洋那边蜂拥而来。成批的旅游者、技术人员、交换学者、外交官员、新闻记者、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员、红十字会女职员、经济合作署的行政官员、《第四点计划》的农学家、后台食堂女服务员和美国商人——单在巴黎就有五千。他们在海关查验处分头排队，然后就分散到内陆各地，人数愈来愈多。与此同时，按照富布赖特和史密斯－蒙特计划，很快每年又有4万外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欧洲人纷纷议论，这些人究竟给欧洲带来什么？而皮埃尔和格雷岑这些普通的法国、德国男女青年横渡海洋又能学到些什么？

　　1945年法国改用闪闪发亮的美国新电椅，代替了可爱的断头台，使得热爱传统的法国人大为不满。这种变化多少是有象征意义的（美国人也认为如此，不过所持理由不同罢了）。过去圣诞节来临，穿着多彩的本地人在公共场所跳舞，而现在欧洲人却成了宾·克劳斯贝的俘虏。他的“银白色的圣诞”唱片到了战胜日本那一天，已经售出170万张，《宁静之夜》唱片售出150万张，而《别把我围起来》则售出125万张。在人类历史中，他竟成了最受欢迎的歌唱家。农民曾在欧洲社会中起过极其重要作用，并且世世代代引为自豪，现在发现他们的同胞竟然要“美国中西部这个世界的面包篮”供应粮食。过去喝惯了精选的葡萄酿制的美酒的人，现在改喝名为可口可乐的一种廉价棕色液体。这种简称为“可克”的臭名远扬的饮料，在40年代后期每日售出5000万瓶，其量之大可以浮起一艘轻型巡洋舰。于是法国人反击了。打破柏林封锁的空运补给才刚结束，巴黎的国民议会就以366票对202票通过，“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以及法殖民帝国范围内禁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可口可乐”。

　　对所谓“美国化”的厌恶，就如在过去漫长的英国霸权时代，约翰·布尔【意即普通英国人。源出于阿巴思诺特1712年所著的《法律深渊》。——译者】之不受欢迎一样，也非常普遍，而且也同样在所难免。在欧洲看来，大洋彼岸的这个巨人，实行的是新的经济帝国主义，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压制，比之老牌帝国主义更使他们感到屈辱。有同感的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泰晤士报》登出消息，说英国市场管理委员会每年派50名经理人员去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由英国政府担负费用，牛津大学的院长们作何感想呢？由于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技术调整”【指按市场实际情况在账面数字上进行定期校正。——译者】，意大利的里拉又要贬值，罗马人知道又有何感受呢？埃索石油公司在欧洲大陆卖出的石油比在美国售出的还多，那些独资经营加油站的比利时小商人又是怎样看的呢？美国商务部把洛桑只看做是海外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大本营，苏黎世则是谷物产品公司的海外基地，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又分别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昔兰尼人造丝公司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欧洲分公司所在地，欧洲人对此又有何想法呢？

　　然而，撇开这些商业寡头们以势凌人的竞销不说，这个国家把最好的人才、最大的努力花在欧洲上面看来往往是白白糟蹋了。外援花了不止一千亿元，而大使馆竟然经常成为敌对示威的目标，迫不得已要考虑是否该安装防震玻璃窗，这点毕竟似乎是难于接受的。接受外援时倒是毫不迟疑，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有时还不到一个月，收受礼物的人就会公开发表鄙视美元的言论。所以就在这杜鲁门时代，在欧洲颇有声望、但确非沙文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路易斯·克罗南伯格也愤愤不平地写道：

　　『美国人开始在美洲艰苦拓荒，征服大地，接着驾驭电波，控制太空。对这种创业传统，他们完全有权引以自豪。美国人在开国时极其艰难竭蹶，而现在则非常舒适安逸，因此对其民族理想及其独特行为方式，亦应可踌躇满志。我们这样慷慨大方和殷勤好客；这样生气蓬勃，机警活跃；贫而无告的人在别国走投无路，而在我们这里则有无限前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

　　其他一些人也对欧洲的批评进行回击。《时代》周刊有一期把法国称做妓女，令人久久难忘（于是法国国民议会中又出现一次很大骚动）。毫无疑问，这时如果总统在预算中把援外项目全部削去，威望必会大大提高，但他从没有认真这样考虑过。连参议员塔夫脱也知道，现在不可能再退回到孤立主义，而作为美国总统，现在再也不能只考虑国内压力问题。在热核武器时代，整个地球比之战前已大为缩小，因此对别国人民的希望和意愿能否理解，已经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正是在这方面，杜鲁门对他就任之初所定下来的规矩，一概置之脑后。他虽缺乏治国雄才，却能靠勇气和天赋的机灵，以补其不足。“杜鲁门政府站稳脚跟以后，”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其各种政策显示出一种新的气象、视野和魄力，在我国历史中都有其新颖之处，而且显然还是集中计划和领导的。”他接着引述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的一句话说，在国际危机的最黑暗的时刻，总统会成为并不好惹的对手，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因此他能够使得美国的盟国放心，敌人却无法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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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柏林进行空运补给之前，整个春天，共和党人天天看着日历，愈看愈高兴。从罗斯福上台把他们打入冷宫以来，已经过去16个年头。他们对“那个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是极不以为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在把他当做竞选对手，但是他们认为他既已去世，他的魔力也即随之消失。共和党再也不会在那敌意的笑容、狂放的笑声、翘起的烟嘴和闪亮的夹鼻眼镜之前受到威胁了。

　　取代他的职位的是一个卑微得多的政客，看起来很像个纸糊草扎的人。杜鲁门外貌丝毫不像罗斯福，他身材中常，戴副普通眼镜，说话时音调很高，却又平板，缺乏他前任那种有教养的特别预科中学学生的腔调，使人一听就显得身份显赫。人们认为罗斯福本人有惊人魅力，所以能把主张塞进他的政纲。从这点出发推论，在下次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时只要美国人民表态，很明显所有这些政纲，例如宪法第18号修正案【指由1933年宪法21号修正案所废止的禁酒修正法案。——译者】，都可以全部废止。到了11月2日一切就都行了，他们简直急不可耐了。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杜鲁门已经完蛋了。”康涅狄格州选出的秀丽的金发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说。民主党人退避了，但没人出面反驳。自从1946年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获全胜以来，每次民意测验，每次政治分析家的调查分析，都是一个调子：如果哈里·杜鲁门竞选总统，就注定要失败。按照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之间，认为总统干得不错的人大大减少，比例降至36％，如果他竞选的话，无论对手是杜威、史塔生、麦克阿瑟，还是范登堡，他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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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杜鲁门被提名为候选人，”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兄弟写道，“他就会被迫进行近来最为孤立无援的竞选运动。”甚至他本人也有顾虑。1947年秋天，他又一次向艾森豪威尔试探。他请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告诉这位将军，如果艾克愿意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杜鲁门很愿意当他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请罗亚尔转告总统，表示衷心感谢，但同时又表示遗憾。也许他想的是，如果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就会失败。

　　1947年11月中旬，总统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向总统送上一份长达35页的竞选连任方案。他指出，杜鲁门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大多数人认识所及。他使农场主得到不少好处，他把约翰·刘易斯挫败了，他热烈支持犹太人复国，犹太人是拥护他的。他任命了一些黑人军官，黑人也拥护他。他把三军改组，统一指挥，又否决了一些反劳工法案。至于大规模建筑民房的计划，那是国会山上那些共和党反动派塔夫脱、惠利、米利金、布里奇斯、乔·马丁和查利·哈勒克等人拒绝讨论的。一项社会保险法案的基本部分，即对老年人进行医药照顾，也是他们反对掉的。克利福德认为总统应在不利条件下，在第80届国会反对派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竞选。

　　杜鲁门建议艾森豪威尔竞选这件事，回忆录里没有提及。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从没考虑过靠边站。事实上，直至1948年3月1日，他还是犹疑未决。那天他在基韦斯特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自己由于“对外事务和其他情况，忙得够呛，还没空去考虑总统竞选问题”。接下去一周，产联表态坚决反对亨利·华莱士出任第三党的候选人。看来这事使他认为有可能获胜。3月9日，他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华德·麦格拉思请来，对他说：“好吧，霍华德，如你认为可以，那咱们就干吧。”麦格拉思给他弄得有点糊涂（他原来没有要总统竞选，他只不过是要他做出是否竞选的决定而已）。但是他在外面大厅，却勇敢地对白宫的新闻记者宣布说：“总统授权于我说，如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名他当候选人，他将接受提名进行竞选。”于是，杜鲁门就开始了竞选。

　　大多数民主党领袖们立刻要求他退出竞选。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民主党头子、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爱德·弗林，不肯在纽约和总统在同一讲台上露面，总统的一个魁梧的助手实际上把他从车里硬拉了出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当众怠慢杜鲁门。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提议他辞职，干脆马上让一位共和党接替他，以便国民恢复信心。由于杜鲁门政府要取消种族隔离而产生隔阂，一个由斯特罗姆·瑟蒙德为首的南方六州长代表团，准备退出民主党，另外支持一名来自南部的候选人。这样，这次总统竞选就成了四党竞选，其中两个是从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在纽约曼哈顿区，民主党主席麦克格拉思原定邀请党内大亨们开会，请他们捐款支持竞选，现在宣布取消，因为只有三个人肯予出席。有一次，他在洛杉矶的群众集会中提到杜鲁门的名字，嘘声竟使他讲不下去，提出责难的人原来是由詹姆斯·罗斯福及其他一些新政热情拥护者领头的。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一帮。在倒杜鲁门派的人中，还有詹姆斯的兄弟埃利奥特、利昂·亨德森、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切斯特·鲍尔斯、沃尔特·鲁瑟、威尔逊·怀亚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轻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头子杰克·阿维也宣布他不再支持杜鲁门，而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提出一个《时代》周刊称之为“别出心裁的意见”。这的确是惊人的。为什么以前没想到呢？原来他们想硬拉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民主党候选人。

　　1948年这个民主党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运动，富有喜剧味道。他们并不知道他已经两次拒绝总统的类似建议，也不了解艾克自认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这点连杜鲁门也不知道）。于是，期望艾克作为他们党的领袖人的，除了上述那些倒杜鲁门派的人以外，又加上泽西市的弗兰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肯塔基州的哈皮·钱德勒、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芝加哥市长爱德华·凯利以及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利斯特·希尔和约翰·斯帕克曼。而最滑稽的事——也是一件难以原谅的无礼行为——就是华盛顿州的民主党领袖休·米切尔给白宫一封电报，请总统担任动员艾森豪威尔当民主党候选人的行动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无艾克毋宁死”的竞选运动非常受人欢迎。只要这位将军还有可能改变态度，很明显，杜鲁门就不可能得到提名。但是，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表示拒绝考虑。他宣布：“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或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绝接受提名。”民主党的党员群众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代表们也情绪一片消沉，他们确信11月大选会失败。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他们请先在费城的大会堂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和党把他们用过的旗帜装饰就地留下，以便再用。显贵的人物总是助人为乐的，共和党人慨然答允了。民主党对此表示的感激之情，简直令人可怜。他们已在考虑尽力节约，为1952年度的总统抢先作好准备。也许到那时候，艾森豪威尔会同意出面领导他们吧。

　　※※※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班子则忙于修饰杜鲁门的“肖像”，这是克利福德所用的词儿（那时“形象”这个词还未通用）。总统是不屑向群众展开宣传的，他认为这是“玩弄骗术”。但他爱好斗争，一想起要对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展开进攻，他的斗志就来了。在他的宏大战略中，第一个战术行动，就是每星期一向国会提出一份受人欢迎而估计塔夫脱和他的同伙们又肯定会搁置不议的议案。杜鲁门一个接一个的提出开建圣劳伦斯河航道、扩大民权、联邦政府兴建民房、援华【指国民党政府。——译者】、延长战时管制条例、建筑公路和扩大互惠贸易法等一系列法案——这一切最终都成为11月大选时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民意测验果真可靠，那杜鲁门获胜的前景，在4月份时最为暗淡。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竞选班子突然异想天开，想出个好主意。后来克利福德、乔治·埃尔西和查尔斯·墨菲三人都没一个记得起究竟是谁的主意，可见当时一片混乱的情景。他们都知道，总统从来没有学会怎样念讲稿。他低着头看稿子，不知道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强调，往往该是鼓掌机会，他却继续念下去。但另一方面，离开讲稿来即席发言，他却讲得非常生动，效果很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劝他在大型集会中即席发言呢？他觉得这主意不错。4月17日，他在美国报社编辑协会念了一份准备好的讲稿以后，接着临时讲了半小时美苏关系问题。和念讲稿时相比较，其效果是惊人的，也是令人鼓舞的。记者们在他结束时都纷纷喝彩，相互议论，认为他讲得很好。接着他又再来了四次不用讲稿的演说。到了5月14日他在五月花饭店对约一千名青年民主党员进行政治性的宣讲，把这一系列竞选演说推向高潮。讲话结束时，他说：“我告诉你们，未来四年高踞白宫的将是一个民主党人，就是现在对你们讲话的人。”于是全场起立鼓掌。第二天，《纽约时报》称它为“新的杜鲁门式”的“战斗性”的讲话。现在他找到适当的竞选方式，感到颇为满意，于是他和他的班子就准备在一次横贯全国的旅行中再试它一次。

　　但是他们遇到了经济困难，而且看来难以克服。民主党的竞选经费差不多用光了。整个竞选期间，他一再遇到经济拮据的难题。没几个财雄力厚的人对这个候选人有信心。甚至在4月份，他们就考虑削减竞选经费。在五月花饭店的聚餐会后，竞选班子想出一个高招。杜鲁门总统为什么不在他那每年达3万元的旅行津贴内开支，乘火车作一次全国旅行，使全国人民知道他在国内外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就他和国会的关系问题说上几句字斟句酌的话呢？

　　采用这种政治手法，说明他已是穷途末路，说明形势对杜鲁门非常不利。当然，历届进行竞选连任的总统，往往不得不到处去为纪念碑揭幕或为大桥剪彩来宣扬自己。花纳税人的钱做这种短途旅行，一般认为无可非议，因为这样做的目的，表面看来并不是追求党派利益。但他这一种旅行则是另一回事了。杜鲁门从一开始就声明，他要把每一分钟都用来抨击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正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卡罗尔·里斯说的，说这种做法“没有政治性”，就和说潘德加斯特集团【密苏里州的一个著名政治集团，杜鲁门是这个集团的一个成员。——译者】“没有政治性一样”。要不是杜鲁门的竞选看来毫无希望，要不是这次竞选旅行从远处看上去像是要彻底失败，里斯本来会在这问题上大做文章的。

　　6月3日下午11时5分，在国会因为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休会之前两周，总统的专用列车拖着16节车厢，开出了华盛顿的联邦车站，朝西方开去。按惯例杜鲁门旅行爱坐飞机，但那时候人们总想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乘火车旅行。这列车中最后的一节，是豪华的“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装甲车厢，那是由美国铁路联合会为罗斯福特制的。这车厢两边车壁镶着胡桃木，能不停顿地和华盛顿保持无线电联系，而最惹人注目的特点，是在后部装有个特大平台，上有条纹的天篷，并装有扩音广播设备。那时候这个平台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但后来它在总统的政治历史中，却成了竞选闹剧的舞台。

　　但在人们记忆中，这舞台往往令人想起那些小小的不幸插曲。有些民主党人以为他已同意请艾森豪威尔当候选人，带着自制的牌子出来欢迎杜鲁门。牌子上写着：欢迎艾克当总统！哈里当副总统！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主席威廉·里奇，想登上“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却被推下车去。他生气地对记者们说：“我肯定他不会当选，他过去干得太糟了。他对所谓老朋友似乎比对为民主党做出了贡献和捐了钱的人还要好。”在另一处，有个所谓老朋友，是个1918年退伍的军人，有人要他安排演讲会，他却以为是要搞第35师老战友们的话旧会。于是其他的人都不准参加。结果是，在一个能容纳万人的礼堂里，坐着听总统演说的不到一千人。摄影记者们兴高采烈，站在后排高处，拍摄各种镜头，借以表明他是对着大片的空位子演讲。那些照片想说明真的没有谁对总统发言感兴趣，但《时代》周刊则说总统的演讲“愈来愈引人入胜，有趣得很”。

　　他至少有两次是穿着睡衣和浴衣出现在火车平台上的。“我听说他们已宣布我要在这里讲话，”他对着一批瞠目结舌的听众说，“我很抱歉我已上了床，但我想即使我没穿好衣服，你们也想看看我究竟是什么样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一个女孩子望着他穿着的蓝色晨袍，问他是否着了凉。他摇摇头。她还是说：“你讲话的声音像是感冒了。”他眨了一下眼睛说：“那是因为我乘着火车，在风里张着嘴到处讲话呵。”这是实话。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他照例先向群众介绍他的妻子贝丝（“这是我的上司”）和女儿玛格丽特（“她比我上司还高”），接着信口开河谈起波茨坦问题。他忘了有记者在场，说道：“我喜欢老约【指约瑟夫·斯大林。——译者】，他是个好人。但他是受政治局控制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卢斯太太就在美国东部对他猛烈开炮。民主党终于承认了，她感到高兴。她恶毒地说：“我的好老约！他们当然喜欢他嘛！他们不是把整个东欧、满洲、千岛群岛、华北都给了他么？不是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让他建立了联合政府么？”

　　哈勒克在华盛顿对记者们说，杜鲁门将作为美国最坏的总统载入史册。而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克利夫·克莱文格则说，他是个“密苏里的蠢驴”。这时塔夫脱说走了嘴。本来倒不是大问题。他在费城对大学生联谊会讲话时，他对杜鲁门“在全国铁路各小站发表演说辱骂国会”感到遗憾。他创造铁路小站这个新词，从共和党人看来，这是颇为不妙的。民主党总部用电报通知了杜鲁门火车经过的大小城镇的市长。他们对这种轻蔑都感到愤怒，杜鲁门便把他们的复电愉快地发给报界。洛杉矶市人山人海，等待总统到来，他咧嘴笑道：“这大概是最大的铁路小站罢！”

　　6月18日，他回到华盛顿。他在外地两周，走了9504英里，在16个州发表了73次讲话。在大多数场合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意见，“拼命引起争论”。到了旅程行将结束，他自己就已感到和群众的情绪无形中变得颇为合拍。他在伊利诺伊州就说过，11月新的国会选出来以后，“也许这个国会，会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大财东的利益工作。”人们翘首望着他，互相咕哝表示同意。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一个林场工人大声向他喊道：“加油干呀，哈里！”他立即回答说：“我会加油干的，我会加油干的。”在斯波坎，有个人说：“向塔夫脱扔点鸡蛋好吗？”杜鲁门回答说：“对塔夫脱，我可不扔鲜蛋！”“你们这个国会是再坏不过了。”他大声说，“如果你们选举时再让共和党控制国会，那你们就是一伙笨蛋，比我想像的还要笨！”人们大声喊叫，表示同意：“加油干呀！”和“哈里，狠狠搞他们一下！”他又赶忙粗声回答说：“对，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

　　当然，塔夫脱说的是对的，这样干是卑鄙的，非常失体的，这种先例给后来的竞选运动带来丑恶的影响，而且对于像范登堡这样的共和党人也不公平。要是没有他们，便不会在巴尔干有所谓杜鲁门主义，也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但是他是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这样的场面却也动人。白宫的记者们就是这样看的。他们不时地告诉在首都家里的妻子说，总统当选的可能本来微乎其微，而他的做法几乎使他们忘记了这一点。

　　※※※

　　费城的知名人士，用了65万元将市容装饰一新，为了依次让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在那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被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新闻报》的一名编辑命名为“狄克西党人”【见上。指美国南部各州中的民主党人，因在民权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而分裂出来的，‘狄克西’，即美国南部各州。——译者】的，是在昔日邦联的历史圣地举行大会。他们决定选择东部一个城市，因为实况转播的高频同轴电缆，最远只能达到大西洋沿岸地段。这一点，演讲的人都清楚，而爱德华·默罗和其他著名电台评论员还坚持要用无线电广播。在费城大会堂开会，美国东部约有40万架小型电视机屏幕上可以收看，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

　　1948年，新闻记者们租用带浴室的房间要付12元，都埋怨通货膨胀。在那一年，他们认为旅馆的杂务，都可以廉价雇用黑人来做。杜鲁门那时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工作，稍舒黑人的困境。但是共和党的政纲委员会在衡量之后，毫不迟疑地放弃了民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注意。他们对威廉·福克纳1948年出版的小说《不该死的人》【该小说说黑人鲁加士·比彻姆被控谋杀白人被判死刑，暴露美国种族矛盾。——译者】中呼吁耐心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南方议员，对一切禁止人头税的法案，都还能进行阻挠，使国会无法通过。而南方的黑人们也还像祖辈一样，生活在绞刑架的阴影之下。1947年发生过一次私刑案件，而各党代表大会召开那年，还又出现了两宗。

　　在共和党内，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托马斯·杜威、哈罗德·史塔生（“驾着双桨，破浪前进，最好人选，还是史塔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哈勒克、范登堡、塔夫脱（“干这工作，任命鲍勃”【即罗伯特的昵称，这是塔夫脱的名字。——译者】和“要掌好舵，选塔夫脱”）、厄尔·沃伦和小约瑟夫·马丁。威斯康星州的乔·麦卡锡和理查德·尼克松也参加了代表大会，但都还是很小的人物。史塔生在威斯康星州参加预选时，麦卡锡只是拥护史塔生的一名代表。尼克松也支持史塔生，不过那时还只是列席，地位低微，连当加利福尼亚州的代表都未够格。但是，他们后来大做文章的那个问题已在这里提了出来。史塔生要把共产党宣布为非法，在预选中俄勒冈州的选民认为没有道理。但在代表大会上，代表共和党做主旨报告的人却宣称：“我们要把联邦政府雇用人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都清查出来，清洗出去。”

　　杜威自从1月15日宣布参加竞选，或更准确地说，让年轻的吉姆·哈格蒂代表他宣布这个决定以来，已吃了几场败仗。但是，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他还是领先。他往往把这些所谓粗鄙琐事留给其他人去谈，说他情愿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事实上他却花了许多时间为他的外表操心。他那牙刷式的胡须，僵硬的举止，使人们想起基斯通默片里的警察【基斯通喜剧公司拍摄的默片，内容多是描写笨拙的警察和盗匪斗智的故事。——译者】，或是结婚蛋糕上的人像。在预选时，有些摄影师曾劝他戴上了一顶容积十加仑的高大帽子和曾被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在20年代访问美国时戴过的印第安人头饰，照了一些相片，简直非常离奇古怪。他为此后悔不已。对他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有些刻毒的流言飞语：“你很了解他，才会讨厌他。”但这种说法也欠公允。

　　史塔生在那年春天之所以成为杜威的劲敌，可说是事出偶然，对杜威也颇为不幸。杜威身高五英尺八，史塔生则高达六英尺三，他们在预选期间凑巧在休息时同照了一个相，看上来活像一个成年人带着他儿子。到了举行代表大会时，杜威穿上了一双特制的厚底鞋。但是，以前那种形象已经形成。加上没有预料到史塔生会在预选取得那么多票，就更使杜威头痛。人们原以为在威斯康星州，那些拥护麦克阿瑟的候选人，会大获全胜，因为拥护这位将军的人有大量竞选经费，而且该州充斥着他的速写传记：《麦克阿瑟：天赐的英雄》、《麦克阿瑟：自由的战士》和《伟大的麦克阿瑟》。3月29日，《纽约时报》头号标题猜测：“麦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胜利在即。”第二天，支持这位将军的代表们在州大会中仅得八票。于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格拉思对记者们说：“这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保证民主党在11月选举获胜，只要时事评论员们都一致预言失败就行了。”记者们都客气地笑起来，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先生们也有自己开心的笑料。

　　尽管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杜威在俄勒冈州后来居上，但一般共和党人并不属意于他。根据这时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全国登记为共和党人的，认为明尼苏达州那个巨人比杜威好，比例是37％对24％。民意测验出现这样的数字，本来值得杜威更好地研究一下。前一年夏天，两个共和党人中就有一个要选举这位短小精悍的纽约人。现在威信下降得这样厉害，他本来应该有所警惕，特别是民主党在罗斯福领导之下，已经成为全国的多数党。在他当了候选人以后，他本应该向民主党展开猛攻。谁知他接受提名的讲话，却哄得代表们打瞌睡。他说：“我们所要求的团结一致，并不只是物质方面的，并不只是具体事情和措施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精神方面的。我们的问题不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而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

　　他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厄尔·沃伦让摄影记者们照相以后，他就回家休息去了。他待在奥尔巴尼，直到9月19日为止，那时离选举只剩下六个星期。这样，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他的竞选在“近年来在野大党的总统候选人中，时间花得最少。”看来他把竞选不过当成是形式问题而已。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也都同意。有几个强有力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就要成为新政府的成员，在费城开完代表大会回家，就取道华盛顿，在同僚来到之前，捷足先登，用低价买下好房子。

　　※※※

　　“民主党人的行动，活像来这里参加葬礼。”美联社在7月12日报道执政党的代表大会时说。费城热浪炙人，代表们慢步走进大会堂时，就像走进蒸汽浴室一样。在三周前还是鲜艳夺目的旗帜，现在已经斑斑污点。一面高悬着的横幅写道：“有了杜鲁门，美国才宜人。”但是几乎没有谁个望它一眼。大会向人们分发了杜鲁门“胜利袋”，里面装有一本笔记簿、一支铅笔和一个哨子。有的人就说：“是为了去民主党墓园的！”在贝尔武－斯特拉福德大厅的门廊上面，装上了一个机器驴子，向过路人们闪动着蓝灯泡做的眼睛，但点缀会场欢乐气氛的也就只有这么点。代表们都绷着脸孔，好像给人拷问过似的。反杜鲁门的各州代表，刚才从动员艾森豪威尔的运动失败中喘过气来，现在正拼命挣扎，所以还有点微弱的活跃劲头，但那是为了避免第三回失败，想找一条救命稻草而已。选举前夕，19个州的代表团长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想请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担任候选人。他推辞不干，他们只好死了这条心。接着杜鲁门也给道格拉斯打电话，请他当副总统候选人，他表示也不愿干。这时，看来总统好像连副总统候选人也找不到。最后，阿尔本·巴克利，忠诚可靠的老阿尔本，说他倒乐意参加竞选。

　　杜鲁门真是面子丢尽。他知道多数代表不想要他，如果他这时宣布他不当总统候选人，他们定会起立鼓掌欢呼，然后迅速选出另一个人。亨利·华莱士看来肯定会拿到几百万张票，就是说，足以使他失去纽约州选票。现在，民主党大本营的南部各州也濒于分裂。年轻的（37岁）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和州长候选人道格拉斯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带头提出强烈的民权政纲，要求大会通过。在这点上，杜鲁门本来不愿多放高调。但这时北方和南方两派正要拼个你死我活。在那次关键性的对政纲唱名投票中，南方代表以651.5票对582.5票之差失败了。亚拉巴马州的汉迪·埃利斯高喊：“再见！”接着带头离开会场。

　　南部邦联派的人是7月14日星期三晚上离开会场的。总统那时刚到，几乎遇到他们退场。那晚大会执行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时，他的专用列车刚离开联邦车站。他坐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内，两旁是克拉克·克利福德和萨姆·罗森曼。杜鲁门把他的讲话稿通读一遍，以为到达会场时就直接上台讲话的。后来不是这样，也不可能这样，因为大会正在进行提名发言。他还得在闷热的后台等上四个小时。这是他生命中最倒霉的时刻。就在这时，人们把他带到台下一间阴暗的房间，那房间有个小阳台，望下去是一条垃圾遍地的小巷，这倒合适。房间靠近铁道，他可以听到机车轰隆而过，也可以感到他的硬背椅子随之震颤。他一会儿和巴克利谈话，一会儿又和霍默·卡明斯交谈，不时朝外面望望那烟尘和垃圾，抹抹前额上的汗，修改着讲话提纲，浏览一会儿，又独自沉思一会儿，等啊等啊。

　　星期四零时42分，总统终于被提名为候选人，票数是947.5张，对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的362票和印第安纳州前州长保罗·麦克纳特的半票。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尽管那时半夜已过，人们疲惫异常，天气又热，但对杜鲁门的表态，“似乎一下子爆发出来，欢呼之声，反对之声，似乎都出自肺腑。那些不管别人在通道上来来往往，一直没精打采地坐着的代表，现在也拿起旗帜，敲打着各种响器，参加到那无目的的长蛇舞蹈中去。新闻记者们在报界席的椅子上站起来，彼此相望，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说，‘看来倒像是真的。’”

　　巴克利的任命是鼓掌通过的，更显出代表大会没有把同样荣誉给予那位总统的候选人。1时45分，巴克利和杜鲁门在《欢呼我们的头头》的乐声中登上高台。一般在这样的代表大会上，这时本应该是最高潮的时刻：两位领导人手携着手，高举起来，灯光夺目，风琴急奏，男人们在折椅上站起来，妇女们激动得涕泪横流。当然，诸如此类的一切，现在也是有的。但还不止这些，还有一种滑稽的味道，似乎和大会一般气氛很配合。雷伯恩主席刚开始介绍巴克利，一个肥胖的打扮过分的女人就打断了他。整个晚上，大会主席台前都一直放着一个花砌的自由钟，准备总统在台上出现时之用。这时她就献给了他，或者说，准备献给他。突然那个自由钟下面沙沙作响——她刚来得及结结巴巴地说完“和平鸽”，一群又一群的白鸽就由这个花钟下面钻出来，带着它们自己的礼品，在代表们头上飞来飞去。设计这个戏剧性场面的人显然不知道，但熟悉鸽子的人，都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小心衣服！”人丛中的农场主大声叫道。太迟啦。人们整个开会时间都嘟囔着脏话，现在脏东西倒真来了，把他们的衬衣和长裙都弄脏了。幸而在1948年时，新闻界还认为这类事情太粗俗，不应让正经的读者阅读，所以对这个政党的形象还没多大影响，这也还算是万幸。在主席台上的萨姆·雷伯恩挽救了当时的局面。他抓住了一只刚飞过的鸽子，猛然把它向高处一掷。代表们都欢叫起来。使他们惊喜交加的是，这一下子，他们发觉紧张情绪顿然消失，人们轻松起来，低声窃笑，把弄脏了的手帕揣起，彼此开玩笑说，无论哈里·杜鲁门将来怎么搞，再肮脏也不过如此。

　　还有一次更大的意外。在巴克利作了简短发言后，欧文·罗斯告诉我们：“疲倦异常的听众强打起精神，准备听一套总统的例行演说。”谁知总统却只是用提纲发言，那份提纲就是他在那阴冷的窗下，对着小巷，在机车喷出一阵阵喘声中摘记下来的。他用他那即兴发言的新风格发表了一篇词锋尖锐、震颤人心、一致对敌的演说。用罗斯的话说，“他的尖锐刺耳的、音调很高的语调使全场听众像触了电一样。”他一面作着快速而又笨拙的手势，一面叫喊着说：“参议员巴克利和我会在这次选举获胜，共和党人不喜欢也得喜欢的——你们记着吧！”他吼叫说：“要是选民们不对民主党尽到职责，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人！”

　　他接着把话题转向共和党人，列举他在医疗、住房、物价管制和教育补助等方面提出过而又被国会拒绝的计划。他说他们扼杀这些措施，然后却又用史无前例的无耻的、伪善的手法，通过竞选纲领，说是要实现所有这些计划。好吧，他会考验一下他们的诚意如何的。

　　于是他对共和党打出致命的一击：“7月26日，我们在密苏里州称之为‘芜菁节’的时候，我要召集国会复会，并提出一些他们在政纲中表示要为之奋斗的法案。我的朋友们，要是共和党有点真心诚意要实现它们的政纲，第80届国会就应该在为期不长的会期内采取一些行动的。如果他们愿意，在半个月内就可完成立法手续，而他们还可以有时间到各地去进行竞选。”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一来，“代表大会沸腾起来了。”什么天气、什么时辰、什么尖锐的派别矛盾和看来是不可避免的11月份的大选失利，暂时都被人遗忘了。杜鲁门等他们略静一下，接着又把问题说明白。“他们会设法回避这个责任，”他叫喊着，“但是，这个‘再糟不过的’第80届国会在这次特别会议的表现，将考验他们是否说话算数！”

　　他们站起来，向他欢呼。他一直按原计划进行，保持对共和党“绝不妥协”，而会场外的反应也肯定了这一点。撰写社论的人不知怎样说才好。利用联邦政府经费来作巡回竞选，已经是够不像话的了，现在还要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来为自己的政党取得优势，这几乎够条件弹劾了。范登堡对一位记者说：“看来这像是一个行将就木政府的最后的歇斯底里喘息。”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小休·斯科特批评说：“这是行将垮台的人的最后挣扎，他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为了党派利益，连破坏国家和政府的团结和尊严也在所不惜。”佐治亚州的沃尔特·乔治用了一串精彩绝伦、五光十色的比喻，他叫喊说：“南方不但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是带上了项枷！我们给上了足枷示众了。”

　　可是，各处都有人赞赏杜鲁门，虽然并不以为然。“毫无疑问，他已经使代表们不再意气消沉。”《时代》周刊写道，“他政治上的勇气，赢得了崇敬。”

　　7月份主要的大事是两个分裂了的政党和所谓的“芜菁节会议”。狄克西党人斗志昂扬。他们的策略是把竞选弄到相持不下，最后交由众议院投票解决。他们认为他们获得的选票会和杜鲁门一样多。7月14日他们在伯明翰市集会，一天之内，他们就把代表大会全部议程进行完毕。他们提出斯特罗姆·瑟蒙德当总统候选人，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赖特当副总统候选人。但是，这些狄克西党人坚持种族隔离的战线脆弱不堪，时有瓦解之虞。拉萨尔和哈里·伯德都没有到伯明翰市参加大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白人黑人应该权利平等，而是因为他们怕自己在国会里的资望受到影响。但不管怎样，狄克西党人分裂出去，对民主党总是个打击。特别对克利福德，因为他的竞选方案，本来设想民主党南部各州是会团结一致的。

　　十天后，华莱士的美国进步公民联盟又到费城，组成美国进步党。12月29日，这个党的领袖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开始建党运动，看来前途很是光明。他当时说：“我们集合了一批英雄人物。”进步党人并没有指望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但他们认为1952年的竞选就会是他们的世界了。代表的平均年龄约为30岁，比之出席两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年轻20岁。美国不少大学都有代表，传统的名牌大学代表比之所谓最大的十所大学更多，头头们左转幅度较大的那些工会也有很多代表。男青年都是留平头，那是当时学生风尚之一，穿的是敞领运动衫。女青年们穿着短袜和宽幅大裙。黑人也有很多代表。会上很多人带着吉他，唱着民歌，都是皮特·西格和现在已是副总统候选人格伦·泰勒的风格。看来每个人都过得很愉快。骤然看来，进步党似乎颇为兴旺发达。

　　实际上这个党内部矛盾紧张。华莱士能罗致的新政派，只有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一人，但他和李·普雷斯曼老是闹矛盾。普雷斯曼是个共产党人，产联的法律顾问，后来被沃尔特·鲁瑟撵走。那时人们并不是随便给人贴上共产党的标签，特别在战后最初的十年。对知名人士尤其是不轻易这么做的。有些选民认为进步党和杜鲁门之不同，是因为进步党是自由派，现在听到里面有共产党，都觉得不知所从。然而这种思想混乱，是由共产党人有意造成的。他们能把前任美国副总统俘虏过来，真是意外的走运。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是1947年1月组成的，本来是要和共产党作斗争的，而美国进步公民联盟则是仿照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建立的。1948年选举以后三年，和共产党断绝了关系的迈克尔·奎尔，在美国产联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明了共产党在进步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奎尔是运输工会主席，绝不是一个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的人。他说，1947年秋季，他还是共产党的同情者。那时共产党总书记尤金·丹尼斯，就对他和其他一些工会领导说，党组织“决定了组织一个由亨利·华莱士领导的第三党”，华莱士“几周内就会公开宣布竞选总统的”。

　　华莱士从事这个异乎寻常的冒险行动，看来犹如拉磨的牲口，是带上了眼罩的。后来他对朋友们说，竞选后期，他发现他是被人利用了，他周围的人几乎都公然自认是共产党人。他一定是最后才发现的。《新共和》周刊曾经提醒过他，《民族》周刊也设法要他注意，《下午报》也警告过他。《纽约邮报》要他参加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但他不听。他参加竞选，全美国只有两家报纸支持，那就是《工人日报》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日报》。记者们请他公开声明不要共产党支持他竞选，罗斯福在30年代时就曾这样做过，他也拒绝了。

　　结果是他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参加费城大会的有3200名颇有魅力的代表，比之两个大党代表大会的人还要多，而且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尽管这样，他的共产党助手们却处处使他失利。他在费城沙伊布公园发表接受提名的讲话，本来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门票最高不过每张二元六角，最低只是六角五分——露天看台上的无产阶级。参加人数超过3万，群众对他欢呼若狂，说明他的声望不减当年。只要有稍许公允的舆论支持（本来他也不难得到），他本来不难把沃尔特·鲁瑟和吉米·罗斯福那班人争取过来。在那年7月这些人是并不难说服的，他只要和李·普雷斯曼那些人割断关系就可以了。但他拒绝了。他表示“凡是为了和平对我表示支持的人，我都不会拒绝。”一位《时代》周刊的记者说美国进步党的政纲和共产党的何其相似，请他注意。“我看他们的纲领很好嘛！”华莱士对共产党的看法就是这么谈的。他还毫无必要地加上一句，“我认为共产党人最像基督教早期那些殉道士。”

　　于是，华莱士竞选运动的势头就低了下来。尽管认为共产党人与基督教早期殉道士之间毫无类似之处的人纷纷责难，他还顽强地一直干到底。他依然伸着手，额头冒汗，人们熟悉的那一绺头发遮着一只眼睛。他贸然南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城镇被人扔了不少鸡蛋、西红柿和爆竹。杜鲁门对新闻界谈话，对于“违反美国公平对待的传统”表示遗憾。除此而外，总统对美国进步党的威胁不屑一顾，认为人们对华莱士感到的新鲜劲一过，进步党的威胁也就自然缩小。情况果然如此。随着竞选运动继续发展，进步党的势头果然逐步减弱。特格韦尔不动声色地撤销对他的支持，左倾的联合电工工会则拒绝支持，而进步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也退出了地方竞选。政治分析家在春季曾经认为，华莱士最低限度可获得350万张票。作为第三党竞选总统，他会远远超过1912年德布斯所获的90.01万票。当时盖洛普民意测验也估计他可获7％的选票。但到了10月的第三周，盖洛普的预测，已下降到4％，而到了11月2日，实际投华莱士票的，还不到这一百分比，只有1157172人。民主党人分裂出来转而支持进步党，无疑使杜鲁门失去纽约州。但仔细分析一下选举结果，似乎很清楚地表明：在其他各地，他每失给华莱士一张票，就从独立的中间派的同情者中获得二至三票。

　　瑟蒙德在普选中得到1169021票。他集中力量争取旧日南方邦联各州，使他获得39张选举人票（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一张田纳西州的选举人票）。但我们可以认为，这比零票还要惨。民主党发现没有巩固的南方各州的支持还是可以获胜，就觉得再没有必要同他们妥协了。瑟蒙德本来想使黑人民权的拥护者失败，但结果反而使他们更快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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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6日，杜鲁门到国会山，出席一次充满敌意的两院联席会议，提出他的所谓“采购清单”即要求通过的法案。他发言30分钟，被掌声打断只有六次，而且都来自民主党人。共和党的议员们拒不鼓掌。杜威还是和往常一样警惕，对记者们向他提出关于这个芜菁节会议的问题，避而不答。用他的话说，他不想“和杜鲁门一起失去身份”。他叫赫伯特·布劳内尔全权负责，自己则躲回到奥尔巴尼的书斋中去。布劳内尔感到不安。他向塔夫脱建议，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可以就一些没有争议的法案开绿灯，以使杜鲁门无从攻击国会的阻挠。为什么不修改《安置流离失所人员法》，把其中对犹太人及某些天主教徒有歧视的条款去掉呢？大家都认为这个法案有必要修改，如果由共和党主动提出，就会在东部各大城市地区削弱民主党在选举时的优势。塔夫脱摇头不同意，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总统召集这次会议，是滥用职权，对那份“采购清单”必须置之不理。布劳内尔说服不了他，国会山的共和党同僚就想和塔夫脱摆道理。范登堡说：“鲍勃，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我们应该尽力表明我们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这两周时间的。那么，在公众舆论面前我们就好讲话一些。”休·斯科特当时在场，据他说，“鲍勃·塔夫脱一点也不接受。‘不，’他说，‘我们什么也不给那个家伙。’凡是了解鲍勃·塔夫脱结束谈话方式的人，就知道事情到此只得结束。”

　　这一来杜鲁门高兴了。他在咨文中提出的有关控制通货膨胀、扩大民权、提高最低工资限额、扩大社会保险范围和资助住房建筑计划等方面的法案——其中大部分是在杜威的竞选纲领中含糊赞同过的。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在费城时对这些模糊的提法表示过赞同，但那时做梦也没想到在总统还未选出前就要对这些政纲负责。塔夫脱的原则是有根据的，但在美国公众面前，要做到言而有信，毕竟也是个问题。共和党这样意气用事，反而证实了总统对它的看法。

　　8月12日，白宫发表了一份详细报告，把总统的建议和国会的抵制作了个对比。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对这个“无所事事”的国会所开的“无所事事”的会议，表示遗憾。他说以前他对国会的各种说法证明都是有道理的，它已自行证明是历史上“最糟的”国会。

　　一个华盛顿记者却想追踪另一条新闻。他在散会前问总统：大约两个星期前有一个结实而貌不惊人、35岁左右的妇女伊丽莎白·本特莉，开始在参议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作证。她和一名曾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证人、《时代》周刊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现已指控一些政府雇员充当苏联间谍。被告人包括阿尔杰·希斯、威廉·T·雷明顿和劳克林·柯里。总统是否愿意就这些间谍问题的听证会发表什么意见呢？

　　“这些只是转移目标的手段而已。”杜鲁门厉声说，他想的还是那第80届国会。他说：“他们利用这个问题转移目标，想为他们该做而不做的事情找借口。是的，我的话你可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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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5日，星期天下午3时40分，“杜鲁门专列”的司机在司机室里把汽笛拉了两下，离开联邦车站去和600万选民们会面。这次由党内筹措经费的民主党的竞选运动终于动了起来了。这个计划包括有两次重要的横越全国的旅行，每次为期十天，一次去东北各州，以及到哥伦比亚特区附近各州的短程旅行。在这第一次进军中，总统要乘车走3.2万英里，发表250次演说。在当时的竞选中是创纪录的。每天从早上在农村看日出，到18小时后最后一个火车小站止，都有小镇居民集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周围，眼睛睁得大大的，高举电筒，来看火车平台上的这个小个子爱争论的人物，而杜鲁门也总是斗志昂扬，而且说的话都可以发表。

　　他按照6月份的预演如法炮制，在多数情况下总是和颜悦色，赞扬一下当地的乐队，介绍一下贝丝和玛格丽特，在结束非正式的闲谈时，要求大家：“11月2日去投票站，投民主党的票，那么，我可以再在白宫多待四年。”或者说，“做正确的选择，免得我在1949年1月20日缺房子住。”每次停车到点，火车司机就会拉一下警笛，这个江湖卖药的班子就又继续走上征途。

　　各城市里人群愈来愈大，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5万，丹佛有5万，波士顿有25万，底特律有25万。“没有人跳舞、欢呼或吹口哨来欢迎杜鲁门，”理查德·罗维尔在1948年10月9日《纽约人》上写道，“大家都鼓掌。据我看，掌声强度，和一个传教士关于在北罗得西亚战胜异教的一篇差强人意的报告，所获掌声差不多少。这并不一定是说听他讲话的人准备不投他的票，虽然我个人的感觉是，其中多数人是不会投他的票的。”

　　杜鲁门讲的话，很多是荒谬的、不负责的，有些还是带有恶意的。他备受攻击，孤军作战，全国报纸只有15％对他支持，各方面的人都说他白浪费时间，也浪费大家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大讲煽动性台辞。“共和党人贪婪成性，”他说，“抬高物价，把美国消费者逼到走投无路。”还说他们“迷恋特权”，把杜威称做“法西斯分子”，比之于希特勒。在艾奥瓦州德克斯特市全国耕作赛会上，他对8万名听众讲话，攻击说“这届共和党国会，在农场主背后刺进了一把禾叉”。

　　9月过去，10月已到，白天变短，黑夜漫漫。超级市场里开始有苹果汁出售，孩子们挖空南瓜，制作鬼脸儿灯笼。初霜才现，候雁南飞，鹑鸟和檐燕接着也随之南去。松鼠开始储备橡树子过冬。杜鲁门的专列还在来往奔驰。田野上草垛棕黄，排列成行。机车蜿蜒穿进森林，只见枫树上金黄的树冠闪闪，鹿角漆树一片绯红，一声汽笛长鸣，似在呼叫人们来听那生气勃勃的人介绍他老婆和女儿，摆明他的观点，开几句玩笑，然后挥手告别。

　　按照克利福德的说法，临近10月中，这列竞选专车进入了低潮。当他们在中西部一个小城镇停下来时，一个工作人员跳下车来买了一份10月11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一条黑体大标题写道：“50名专业政治评论员一致预言杜威将胜。”“一致！”有人随口说了一句，引来长时间的沉默。其中一人拖着沉重脚步回来，拿给杜鲁门看。他眨了一下眼睛，笑了一下，轻松地说：“呵，这批该死的家伙！这些人总是错的。别管他们，伙计们，咱们继续干吧。”克利福德认为，那时连贝丝和玛格丽特两人都不相信总统有任何可能获胜。但是，他自己倒认为有希望，而且后来竟能证明他是正确的。10月13日下午，在德卢斯去圣保罗途中，他把一份在德卢斯的讲话稿翻过来，写上对各州票数的分析预测，交给乔治·埃尔西。埃尔西封好收起来，等到选举后第二天才拆开。原来杜鲁门预言他得340张选举人票，杜威108票，瑟蒙德42票，另有37票则列为“未定”。不能说分析完全准确，有四张选举人票没有计到。但以分析选举为职业的人，如果能像他这样预测选举结果，恐怕是付出任何代价也会在所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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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那个跟着哈里之后进行全国巡回竞选的人，却继续进行得很顺利。托马斯·E·杜威这列“胜利专车”，组织得很好，严格正点，各地都有联络人员到站接待，有各种设备可以及时把讲话稿预发给随行的98名记者，还有高度传真的扩音装置能把这位候选人的深沉的男中音声调从车后的平台传送到新闻界的酒吧车厢。专列上设有最新的通讯装备，不管他想说什么，都可以传送、播发到各地去。

　　但他什么也不想说。9月末，利奥·埃根在《纽约时报》报道说：“杜威州长好像已经当选，现在只是就地踏步，等候上任。他的言谈举止，显示出他认为选举只会证实早已决定了的事……杜威州长有意避免同在职的民主党总统进行任何激烈争论。”

　　这两部列车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州曾先后两次只相隔一两天的路程。杜鲁门总是注意到这一点，并向他的对手提出一连串棘手的问题。杜威拒绝上钩。他宁愿畅谈落基山的“无限风光”，谈他所经过的“柔和而绵延起伏的树林茂密的乡村”，谈那些“繁华的城市”和“肥沃的平原”——总之，谈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无比壮丽”。

　　杜鲁门则谈论住房问题、最低工资限额、老年人的医疗和庄稼。杜威为水辩护起来。“只要充分保持土壤，”他在丹佛市响亮地说，“我们就能采取很多措施来保障我们的前途。我们对现有的水必须善加利用。河里的水，我们要用来耕作，还要用来发电……应从最大限度地保持水源、发电、航行、防洪、垦荒和灌溉的角度，来开发西部各条大河。”

　　杜鲁门所谓“在背后刺进一把禾叉”的讲话发表后两天，全国都在等候共和党领导人表态时，杜威在得梅因市却只说：“到了1月20日，我们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准备在华盛顿成立的新政府，对美国人民有信心，对其需要有深切了解，并有能力予以实现。我们将重新实现我国人民不可缺少的团结以及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那种精神力量。我们全国又将肩并肩地向着更伟大的未来前进，使每个美国人生活得更美好，卓有成效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杜威发表的正式讲话内容这样枯燥乏味，有办法的记者就开始追求某件趣闻乐事、某个轻松的特点来点缀一下那些苍白无色的段落。10月12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博库普城，列车突然向后面一堆人群倒溜。倒退几英尺以后，它又刹住了，没有造成伤亡，但这位州长的情绪却受到影响，发了脾气。他当时怎样说的，那就看你听的是哪种说法了。反正他不是说“我没见过这样的白痴司机”，就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疯子司机。他大概该在黎明时枪毙，但由于没有造成伤亡，我看可以免予追究”。也许他难得讲出什么有实质内容的话，于是这句话就不胫而走，在全国各个工会礼堂和铁路的圆形机车库内，竟成了反对杜威的口号。

　　其他共和党人则在战斗。休·斯科特当时是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抓住了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认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广，不能轻易当成是“转移目标”。但是杜威对此只略提一下，又马上转而高谈阔论：“我们有时不能按我们的信仰行事，而且经常缺乏信仰。但在我们内心中，我们相信而且知道，每个人都是信神的，每个个人都是最为宝贵的。”说句公道话，在竞选运动快结束前那几周，杜威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策略。听他讲话人少了，而他从报纸了解到，听杜鲁门讲话的则多起来了。他的策略委员会——布劳内尔，斯科特、埃利奥特·贝尔和拉塞尔·斯普拉格——决定在工业发达的西北部，来个最后攻势；至于中西部的农场主们，他们生来就是共和党人，可以不必为他们操心。杜鲁门的冷嘲热讽使他按捺不住，他要回击，于是在四个居民点放手干了起来。他说，举个例说，杜鲁门否决塔夫脱－哈特利法的咨文，乃是“160年来白宫所发出的最错误、最失策、最不符事实的文件”。群众听了觉得蛮有味道，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的顾问们则有所警惕。哈格蒂探听新闻记者们的反应，并向杜威报告说，记者们都认为相互攻击是个错误，只是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为了保证杜威广泛听取意见，布劳内尔安排了一连串的电话会议，让杜威和共和党各州委会的委员们交换意见，96名男女委员中有90人参加。除了一人以外，大家都劝州长采取高姿态，让杜鲁门继续走他的低下的路子，失尽人心。只有堪萨斯州的哈里·达比是个例外，他警告说，农业地带现在难以驾驭。人们认为他是杞人忧天，未予理睬。于是杜威又继续他的圣战，呼吁为团结、廉洁、管好水利和维护信仰而奋斗。

　　一直到最后时刻，杜鲁门在列车里不断收到账单，因为服务行业的经理们生怕将来成为烂账。但是，自从《新闻周刊》那一期登了使人沮丧的消息以后，专列上的情绪已开始略有好转。在列车里晚上的漫谈中，年轻的工作人员们反复争论，究竟总统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只要他们稍为乐观一些，就会有人提出，国内各种民意测验，都做出相反的预测。到了最后几天，克利福德认为有些迹象表明杜鲁门影响有所加强。杜鲁门按照传统习惯，在选举前的星期五晚，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向群众大会发表讲话。人们起立，向他欢呼达12分钟。而在这些支持者中，有些人在费城代表大会之前，还曾经是“倒杜鲁门”运动的头头。克利福德于是想到，如果再有两个星期竞选时间，他们也许会有点儿希望的。

　　在芝加哥市，艾德莱·史蒂文森和保罗·道格拉斯并肩站在一辆敞篷车上，去体育场参加支持杜鲁门的群众集会。人行道上站满人群，有四五层之多，可是都默不作声。15年前，这些人都是在经济结构最底层的被遗忘的男女，是饿着肚子的教师和衣着褴褛的工人，英萨尔使他们陷入了困境，罗斯福则使他们得了救。史蒂文森见到人那么多感到惊讶。似乎整个芝加哥市的人都来了，但是几乎听不到什么欢呼，简直是哑然无声。道格拉斯说：“今天他们是来看看他们美梦的幻灭。”

　　《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总编辑汉密尔顿·欧文来到一位年轻记者的办公桌前。他说：“我已把祝贺新总统的社论写好。已经排版，准备付印。”他停了一下把眼睛一眨说：“要是杜鲁门获胜，那我就得另写一篇，不是吗？”他很欣赏自己这句俏皮话，乐呵呵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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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周刊的订户在10月最后一个星期，就收到提前出版的11月1日的一期。在第37页上，有一幅整版那么大的杜威州长和夫人的照片，图片说明是“下届总统乘渡轮在旧金山湾的开阔海面上游弋”。同时登了一篇长达八页的关于竞选的综合报道。编辑们的结论是，美国“将抛弃杜鲁门而选择杜威”，理由既涉及“感情也涉及智力问题”。威拉德·基普林格主编的《变动的时代》周刊11月1日号封面刊登一条一英寸高的大字标题，说本期透露“杜威将有何作为”。10月31日星期天，《纽约时报》登出一篇报道，那是该报庞大的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进行长达一月之久的调查报告，反映各州选民的思想感情动向。其结论是：杜威会在29州获胜，得选举人票345张（有266张就可当选），杜鲁门则在11个州获胜，得选举人票105张，瑟蒙德4个州，选举人票38张。另有43张选举人票待决。调查报告还发现，共和党将继续控制国会两院。为了肯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时报》向报道杜威的47名最敏锐的记者征询意见。他们在一次秘密表决中一致认为这位州长将轻而易举获得胜利。

　　《底特律自由报》在准备11月3日（即选举后第一天）发表的社论中，请国务卿马歇尔辞职，并劝杜鲁门委任杜威的外事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取代他的职位。这家报纸编辑们的理由是：“这样就会使国内外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恢复信心。”（还是那个杜鲁门主义，其时正在使希腊平静下来，马歇尔计划正在全面贯彻，而柏林的空运补给也已进入第五个月。）《自由报》承认：“这当然是对杜鲁门要求过高。然而，为了团结和国家利益，我们有时还要对千百万的美国人要求多得多呢”。这些编辑们对美国这位“落选”的总统倒是手下留情，说他“是个勇敢的小人物，从未追求过总统宝座，就任后不知所措，但却倾其全力战斗到失败”。《自由报》还对读者们说，杜鲁门生活上不成问题：“首先作为前任总统，他每年有希望得到2.5万元的退休金，还可以指望有广播电台和他签订合同、杂志约他撰文，还可以写书，这样加起来使他捞到一笔可观的收入，人们认为可以近达100万元。他的前途，还不至于是由白宫通向贫民收容所。”

　　但是新闻界论述这位打垮了的总统，并不都是这样宽宏大量。一位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发表文章，提出“杜鲁门在治国中碍手碍脚，究竟杜威会容忍多久”的问题。有些作者也和《自由报》一样，星期二选民投票，但星期一就写好准备在星期三登载的专栏文章，以便星期二排版。因此，德鲁·皮尔逊在开票后一天发表的文章的第一段，不禁使数以百万的读者感到惊讶。那段文章说：“汤姆·杜威在86天内将主持白宫，我对他周围那个紧凑的班子进行了调查。”接着他就神气十足地把新总统的内阁名单全部列出来。同一个星期三，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透露说：“选举后的首要问题，是政府怎样度过未来的十个星期……事态总要发展，总不能停下来耐心地等到托马斯·杜威正式接替哈里·杜鲁门的职位。特别是在对外和国防政策方面，在华盛顿总要有些部门有些人有权做出决定，而又不致在1月20日后失效的。”艾尔索普兄弟建议杜威任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马上以“特别助理”身份进入这两个部，以便在杜威就任以前，指导那些即将下台的前任官吏。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成练达的观察家肯冒那么大的风险而孤注一掷？答案就是他们并不认为那是孤注，更不要说是冒风险了。他们长时间以来都在议论杜鲁门，认为他毫无希望。他们都在文章中分析为什么杜威击败杜鲁门会易如反掌，相互影响之下，更认为选举不可能有别的结果。杜鲁门在竞选时声称：“除了人民以外，大家都反对我。”这倒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他和选民与那些权威不同，并不认为选举是给谁加冕，而是一次竞争。以研究竞选趋向为职业的人们，认为所有的迹象都指着同一方向。凡是在野党控制了国会，两年后肯定就会赢得总统职位。民主党在1930年控制了国会，后来罗斯福就当选。而且，共和党人早就该重新上台了。罗斯福连任四届，只能归因于他个人的魅力，艾尔索普兄弟和皮尔逊都是这样看的，而杜鲁门所缺少的恰好就是魅力。共和党候选人有的是钱，绝大多数的报纸又支持——当然记者们认为这点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民意测验也都预祝其成功。

　　自《文摘》那次民意测验分析完全落空以来见【第四章。——译者】，已有12年了。1936年民主党在选举中占压倒优势，颇使共和党人难堪，再也不相信那种预测性投票。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当时乔治·盖洛普和埃尔莫·罗珀虽然没有《文摘》那些民意测验者那么有名气，但都不靠寄来信件而采取典型统计分析，竟而预测到罗斯福大胜。那次以后，每次选举又都证明，这些人的预测是正确的。大城市报纸，都订阅他们的资料。相反《纽约时报》花许多钱自己进行调查，人们反而觉得稀奇。要是有哪位权威反对他们的意见，人们就会说他是傻瓜。于是就开始了这样的循环：民意测验预测共和党大获全胜，专栏作家和社论作者就作为福音来传播。甚至有这种可能：那些原准备投民主党票的男女，为了想表明自己和大家看法一致，于是哄骗了民意测验人员。于是，将错就错；再加上民意测验人员已变得沾沾自喜，甚至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是如此），这样就错上又加错了。

　　埃尔莫·罗珀是够妄自尊大的。他在9月9日一篇专栏文章里，在选举前差不多还有八个星期，就宣称他已对美国选举人作了最后一次调查。他写道：“托马斯·杜威实际上几乎已经当选了……既然是这样，我认为如果还要像电台人员报道体育比赛实况那样，硬要说两队是不相上下，那就是再单调不过，智力上再贫乏不过了。”罗珀也和许多职业的选举分析家一样，相信当时所谓的“法利法则”。法利在1936年的选举预言一鸣惊人以后，说过，根据他的看法，选民在两党举行代表大会时就已决定选举谁了。他意思是说，以后的竞选运动，不过是热闹一番，不起作用。9月份第一周，罗珀以自己的声誉押宝，所根据的是他的工作人员在8月份所搜集的数字。可笑的是，他在选举前的最后一周，确实又作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是杜鲁门的形势略有好转。但是，杜威还是遥遥领先，因此他决定不采取两边下注。

　　三个全国性的民意测验——罗珀，盖洛普和克罗斯利——都错在没有问清调查对象是否真会投票和没有把只受过小学教育的选民包括在他们的典型调查之内，而这些人则多半是杜鲁门的支持者。但是他们最大的失误，还在于对杜鲁门的巨大努力的最后影响，竟然视而不见。杜鲁门专用列车还没有从联邦车站开出，罗珀就已下了结论。克罗斯利的最后报道，预计杜威获49.9％选票，杜鲁门44.8％，其余的选票则为瑟蒙德和华莱士。这是将8月中、9月中和10月中不同时间来自各州的典型统计混在一起进行分析的。三家中最认真的是盖洛普，他是应该意识到国内发生什么变化的。他9月24日的报道，估计杜威获46.5％的选票，杜鲁门则有38％。但他在选举前两天登载在星期日报纸上的最后一篇专栏中，说明杜鲁门声势猛增，达到44％，而这数字还是依据两周前进行采访得来的。克利福德说得对，美国人的态度每天都在变化，几乎是每个小时都在变化。

　　现在超过40岁的美国人，在记忆中有四件事特别突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逝世、1948年的选举和约翰·肯尼迪被刺。男人们也许会忘掉他21岁生日那天发生过什么事，女人们也许会忘了她怎样失去童贞，但每个人都想得起来他或她听到这四件事时是在什么地方。这些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里程碑。正好像他们的双亲会说“我们是在停战后相遇的”，或者说“股票市场大崩溃时，我们刚搬了家”；而他们这摇摆音乐的一代则把个人生活的事情，在日期上和达拉斯的枪声、日本对夏威夷的袭击、罗斯福在温泉中风、杜鲁门竞选获胜的奇迹联系起来。

　　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可以早睡。吉姆·哈格蒂在纽约罗斯福饭店的舞厅对记者说：“午夜之前，战斗就可能结束！”杜威在东第51号街一所学校里投票后，一个办事员在上面办公室一个窗口对他喊道：“祝你顺利，总统先生！”他本人预料，他和夫人在东第93号街六号他的好朋友罗杰·斯特劳斯家里进餐时，杜鲁门就会来电，承认竞选失败。在华盛顿，民主党传统是在五月花饭店集会，而共和党人则是在斯塔特勒饭店。现在斯塔特勒饭店已把舞厅布置一新，准备好礼服上的襟花，好让夫人小姐们到场时每人戴上一朵。与此相反，五月花饭店却毫无动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肯定必然失败，连饭店的舞厅也未予包定。委员会的成员们想把钱省下来为1952年竞选时用，干脆回到他们当办公室用的套间，把电话机挂断，开两瓶威士忌酒，坐下来准备守夜。谁都没带收音机，因为这是惟一一个可以不必收听新闻的晚上（在60年代或70年代，他们准会有一人在衣袋中带一具半导体，但在1948年，手提收音机还是颇为笨重，还得要用墙上的电源插座）。这一夜，政治形势发展迅速，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远远落在后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也同形势失去了联系。他报道了杜鲁门竞选消息以后，就回到曼哈顿，买了一件价值47.5元的大衣（那时算是价格高昂的了）和一张戏票去看林恩·方坦恩和艾尔弗雷德·伦特的新戏。当新罕布什尔州开始零零星星地发来选举结果时，菲利普斯正走进在第47号街的剧院大门。他坐在那里看了两场戏，对外面那一出更为精彩的戏，却毫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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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从新罕布什尔州报来的数字使杜威颇为惊讶。虽然他还是领先，但优势比不上1944年。这个州原是共和党的坚强堡垒，任何共和党候选人都料不到领先得那么少。他匆忙回到饭店的套间，和家人和几个密友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和看着给他送来的选举结果的电讯，在拍纸簿上记着数字。

　　杜鲁门总统则在密苏里州。在特工人员亨利·尼科尔森和吉姆·罗利【1963年11月22日，他已任特工机关的头头。】的帮助下，他早几个小时就避开了新闻界。下午4时30分，他们驱车到了离独立城30英里的风景区爱克瑟尔西奥温泉，在埃尔姆斯饭店休息。总统洗了个土耳其浴，6时30分回到房间，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和一杯牛奶。他把床边的收音机打开。一位广播员说，他以几千选票之差，初步领先。他就上床，几乎立刻就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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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时45分，《芝加哥论坛报》一位编辑颇为伤脑筋，因为要做出决定。该报的晨版要付印了，要准时送到街上让深夜从剧院散出来的观众买到手。这位编辑要选择一条标题，不能只说总统选举已经结束，因为这是谁都知道的。他需要一条实在的消息。杜鲁门是在领先，但在未弄清这些初步结果来自新英格兰哪个州以前，这些数字是毫无意义的。举例说，共和党候选人也许会在康涅狄格州占绝对优势，但是如果哈特福德像过去一样，先将选举结果公布，这个数字就会表明民主党获胜。但甚至康涅狄格州的评论员也说不出数字来源，他本人也不知道。因为他要抢先广播，一有纸条送来，他就在电台里读起来了。

　　这样《论坛报》大楼里的编辑，在还未知道具体情况之前，就要拟定他的标题。于是他只得依靠这次选举中有把握的情况，在大样上写了个通栏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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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选票累加数还不说明问题。杜鲁门初步领先是早就料到的，民主党力量主要是在城市里。城市里有选票计算机，通讯设备又较好，所以选举结果的消息到得最早。但是，排除了这个因素来进行分析，杜威似乎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获胜（但这仅仅因为华莱士在这两个州都取得大量选票）。除了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外，他在整个东部各个工业州都占优势。这使他认为更有把握，因为这些地区在传统上是民主党势力范围。而且，瑟蒙德又使杜鲁门失去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但是尽管这样，杜威领先之少，令人不可思议。有些地区本来是共和党的坚强堡垒，但共和党却只以几票领先获胜。在一些地方，杜鲁门得到的选票比当年罗斯福还要多，在各主要城市中，他在选民票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真正使人震动的消息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各州。民主党候选人在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和科罗拉多州都遥遥领先，而这三个州原都是共和党的老地盘。而且当西部11个州的初步选举结果到达时，杜威似乎只在俄勒冈州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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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时30分，伦特在纽约上演的戏第二幕落幕了。卡贝尔·菲利普斯觉得口渴。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他没有离开座位，现在他想去附近一个酒吧盘桓一下。他要了苏格兰威士忌酒，这时听到收音机里的广播员念出各个州名、各个选区和分选区数以及一大堆不易理解的数字。菲利普斯已向酒吧间服务员付了钱，一口威士忌酒还未下肚，突然广播员用清晰的声音报道说：“杜鲁门领先，看来是无可争议的了。如他能在俄亥俄州又领先的话……”

　　菲利普斯噎住了，连威士忌酒也呛得吐了出来。他立即跑出大门，向着《时代》广场跑去。在途中，他想起他的新大衣，停了一下，决定不管它，飞奔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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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15分或20分钟，电台联播的播音员就请乔治·盖洛普博士就收到的统计数字发表意见。盖洛普解释说，民主党目前领先，但等农业地区的选票结果出来时，这种领先就会不存在了。到了11时，农业地区的选票开始报进来，仍是投民主党的。在平原地区各州的人们，都还记得哪个党帮助过他们维持粮价和解决谷物储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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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11时，赫伯特·布劳内尔走进罗斯福饭店的舞厅，宣称杜威已获胜。党的工作人员欢呼起来，但他们还未来得及问清详细情况，他又急匆匆走上楼去了。看来哈格蒂对杜威的压倒优势估计过高，他们并不能在午夜前结束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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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杜鲁门醒来了，他过了一会才弄清自己是在这个陌生的饭店房间，接着他又打开收音机。那是H·V·卡尔登邦在广播，他说按选民票计算，杜鲁门虽然以120万票领先，他“无疑仍已被击败”。总统把他的播音关断，又翻身入睡。

　　有一个人刚来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他路上听到广播，带来消息说总统绝没有大败，在一些州他甚至还领先。当然，“农场主那边还没有消息。”有个工作人员建议派人取一架收音机来。他们耸耸肩膀，才点头同意。趁一切结束之前取乐一番也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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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理查德·罗维尔写道，“斯塔特勒饭店这座堡垒正在摇摇欲坠。共和党的夫人小姐们咬着襟花强作镇静，共和党的先生们紧张得满身大汗，连衣领也软蔫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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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过后不久，在罗斯福饭店舞厅中的庆祝气氛开始换成焦急不安，接着则是惊慌狼狈。到了这样深夜，他们才肯定杜威在他自己家乡那个州获胜，但是仅仅是以6万票领先。如果华莱士没有参加竞选，杜鲁门也会在这里击败他的。

　　现在，看来结果取决于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了。尽管说来难以令人置信，在现有票数基础上，杜鲁门在这三州中任何一州获胜，就可以当选。但是这三个州都是拉锯战。他一会儿在一个州里稍微领先，一会儿杜威又赶过了他。清晨1时45分，布劳内尔又到舞厅来，再一次发表杜威获胜的消息。他为什么这样做，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赢得几声微弱的欢呼。其余的人只是瞪着眼看着他。

　　清晨4时，特工罗利把总统唤醒，建议他再打开收音机听听。他现在已经以200万票这个惊人数字领先了。H·V·卡尔登邦还在说，他看不出杜鲁门当选有任何可能性。他那声音，杜鲁门到死也忘不了，而且老是向朋友们寻开心地模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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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把衣服穿上，叫特工们驱车把他送回堪萨斯城的缪尔巴赫饭店，因为据他说“看来我们要再待四年了。”他们上午6时到达。倦容满面的记者们都感到纳闷：他究竟上哪里去了，好像刚刚睡过觉的样子。

　　4时30分，总统的车子从爱克瑟尔西奥温泉的埃尔姆斯饭店开走时，哈格蒂在罗斯福饭店召集记者，说他已和杜威交换过意见。他说：“我们还在战斗。选举结果还在报来，但看来在天明以前我们不会确切知道胜负如何。”35分钟以后他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不作任何估计，也不作任何断言。”他说。

　　黎明后不久，这位筋疲力尽的州长上床睡去了，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已被击败。正当他昏昏入睡时，他的消瘦劳累的助手们知道最后一线希望也已失掉。上午9时30分，杜鲁门以7000票领先，在俄亥俄州获胜。这样他就拿到270张选举人票，足够当选总统。一小时后，杜威睡醒，他才知道他在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被击败。上午11时14分，他承认失败。杜鲁门总统不但竞选胜利，在选举人团中也取得出色的胜利——票数是304票【田纳西州一个原先拥护杜鲁门的选举人，后来转而支持瑟蒙德。】对189票，另有38票是狄克西党人的。不但如此，国会也与他一道取得胜利。在第80届国会中，共和党是以51席对45席控制了参议院，以246席对188席控制众议院。现在民主党以54席对42席在参院占了优势（比上届多了9席），又以263席对171席在众议院取得优势（比上届多了75席）。保罗·道格拉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和埃斯蒂斯·凯弗维尔都当选参议员。门南·威廉斯当选为密执安州州长，切斯特·鲍尔斯为康涅狄格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为伊利诺伊州州长。

　　塔夫脱这时暴跳若狂。“我不管对这件事情怎样解释，”他说。“又把那么粗鄙的小政客送回白宫简直是违反普通常识。”但在其他各处，杜鲁门这样取得胜利，使那些有宿怨的人也为之折服。“对这样一个本已失败但又总不肯低头挨打的人，你只有对他致敬。”极端保守的纽约《太阳报》写道，“杜鲁门先生之所以取胜，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度，仍然是爱戴敢于战斗的人，仍然尊敬那些不屈不挠的人。”这次成功其实不只是个人的胜利。选举后两天，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杜鲁门先生本人的胜利、国会两院里民主党又成为多数、民主党在这样多的州中取得优势，都证明民主党有巨大生命力，这是罗斯福从1932～1944年领导和发展的党……罗斯福死了，他建立的党还存在，而且无疑还是美国政治上的支配力量。”

　　选举后第二天，新闻记者和社论撰稿员都互相避开视线。新闻界和向他们提供消息的人都成了全国的笑柄，他们自己也知道。艾尔索普兄弟写道：“职业政治家、民意调查人、政治记者们以及其他自作聪明的人和预言家们，现在能继续以权威姿态谈论问题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怎样烧那老乌鸦。”【烧乌鸦吃是美国俗语，是低头承认错误之意。——译者】当总统和当选副总统回到华盛顿时（杜鲁门这时高举《芝加哥论坛报》的“杜威击败杜鲁门”的通栏大标题），他们受到75万人欢呼，《华盛顿邮报》大楼正面，挂一条横幅“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老乌鸦端到桌上，我们就吃。”赖斯顿给他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我们和别的记者们过于缺少联系了，并且我们对民意测验的大量统计数字也过分相信了。”《时代》周刊说，报纸“把报道职责委给民意测验所了”。有几位报纸发行人大怒之下，停订了民意测验报道，民意调查人也低首认罪。盖洛普只是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起打电话给《文摘》最后一任编辑威尔弗雷德·芬克，请他发表意见。芬克回答说：“不要认为我是恶意的，但我对这件事确实觉得非常好笑。”

　　※※※

　　后来，密执安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对各种民意测验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而盖洛普和罗珀也认真地对自己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各方面结论倒是惊人的一致。密执安大学发现，投杜鲁门票的24105000中，14％，或者说有3374800人是在竞选的最后两周才决定投他票的。盖洛普和罗珀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每七个选民中就有一个人（即6927000人）是在选举前最后两星期才决定选谁的。在这些人中，有75％选了杜鲁门（即5195000人），25％选了杜威（即1732000人），相差3463000人。既然杜鲁门在11月2日比杜威多2135000票，结论只能有一个。不管用密执安大学还是用盖洛普－罗珀的数字，都证明大约有330万拿不定主意的人，到了竞选行将结束时才决定了谁胜谁负。正是在这期间，杜威在本能上本来要采用杜鲁门那种不管粗鄙与否、给他致命一击的方式，但由于所有的专家顾问们都认为他不该如此，他也没有这样做。





　　第十六章 猜疑的年代

　　在杜鲁门总统离开缪尔巴赫旅馆回到华盛顿之前，他得到通知说不要到白宫去。不是发生什么政变；只是房子不安全。这座美国最著名的住宅有马上倒塌的危险。房主人听了并不觉得惊奇。根据国家档案馆资料，“杜鲁门总统因为觉察到书房的地板震动而感到不安。”其实还不止此。在没有风的时候，东厅的大型吊灯也会叮铛作响。总统用他的医生的听诊器压在墙上，可以听到格格的震裂声。

　　他早就派人进行检查。从后来情况发展看，可以说是颇为及时。在竞选运动最后那一周，工程师们发现那些1814年被英国人烧焦而又从未更换过的横梁就要塌下来，他们大吃一惊。彩画的天花板，每平方英尺就重达七十磅，已经下垂了六英寸。总统一家刚刚踏出前门，前往独立城，建筑工人就急急忙忙地带着支柱和脚手架从后门赶进去。修缮费用估计要五百四十万元，也许盖一座新楼还会便宜些，但是把白宫拆毁是不可想象的。修好以后，新主人就会有空气调节设备，防火装置和多频道电视线路。而在修复以前，杜鲁门一家只好在斜对面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48号的布莱尔宾馆委屈一下了。

　　“公平施政”就是在布莱尔宾馆诞生的。杜鲁门在担任总统的头三年，只把自己视为罗斯福政治遗嘱的执行者。但是，这时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无虞温饱。经济状况的改变，需要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富裕现在已快成为可以实现的现实”，这种自由主义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创造财富和实现公平分配上”。甚至在这次选举胜利以前，一群杜鲁门的得力助手，已经在联邦社会保险局局长奥斯卡·尤因在沃德曼公园公寓里，连续几个星期，每星期一晚上举行讨论会，拟定出一个规划。尤因主张搞一个全国医疗计划，不久将使美国医疗协会惊惶失色。【参加者除尤因外，还有克利福德、查尔斯·墨菲、吉拉德·戴维森、戴维·莫尔斯和利昂·凯塞林。】他们的一系列建议的雏型，当初都在总统在“芜菁节”会议期间向国会提出的建议中提到。现在加以发展后，内容包括民权、住房建筑、失业津贴、农业补助、控制通货膨胀等等方面的新措施，对低工资收入者削减三十二亿元的所得税，由联邦政府对学校进行补助，废除塔夫脱－哈特利劳工法。这些措施，加上尤因的医疗照方案，后来便成为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的施政核心。

　　选举结束以后，杜鲁门在基韦斯特休整了一周，接着就埋头于准备将要发表的国情咨文。这篇咨文后来确是会改变历史进程的。但在1948年最后几周所出现的新设想中，那个后来被认为和杜鲁门名字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却不是在1月5日那个国情咨文中发表的，而是等到又过两周总统就职的演说中发表的。（据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回忆说，“12月末我们在起草就职演说稿时，我们确实觉得不好办。我们的头头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大胜，他和我们大家都认为，到了1月20日他宣誓就职时，他应该有些规摸巨大的、崭新的、吸引人的东西向全国提出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论述了国内问题，就职演说就应着眼于国外问题。困难是杜鲁门的对外政策的重大环节已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欧洲复兴计划方面体现出来了。于是，克利福德想起“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前，有一份国务院备忘录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当时在拉丁美洲已经在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技术援助计划。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计划能不能运用于远东，仿佛欧洲复兴计划。在我记忆中，当时提出这问题，并不认为是完全可行的。”克利福德向总统提出这个计划，总统考虑片刻以后说，“看来可行。我们就采用这个计划吧。如何执行的细节我们以后再制订。”杜鲁门原来己决定在就职典礼时对群众说明：在和别国打交道时，美国作为后盾的将是它对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和新的北大西洋联盟的信念。除了这三点以外，他现在又加上了一点，就是对落后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在最后的演说稿中，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第四，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大胆的新计划，使我们科学进步与工业发展的成就可以用于改善和发展不发达地区。……』

　　“第四点计划”轰动了世界。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于1949年3月表示赞同这个计划。这在人们心里激起了希望。有了美国的技术，就可以把原始的农业技术进行革命，提高亚洲非洲的生活水准，以及有象田纳西河流管理局那样的办法来驯服它们的江河。“尽管有人批评总统不问情由先开了枪再说”，詹姆斯·赖斯顿在华盛顿写道，“但此间普遍赞同他这个殖民地发展计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杜鲁门总统把美国的技术用来为世界上那些不够幸运的人们改善处境，打开了英国和全西欧有识之士的眼界。”可以预料，美国国会会有人持有异议而发出不满之声的。迪安·艾奇逊称他们为“原始人”。参议员肯尼思·惠利和乔·马丁就在那里抱怨，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詹纳说这都是厄尔·白劳德出的点子，参议员塔夫脱则提出他想知道钱从那里来呢？

　　塔夫脱知道的。钱当然只能来自国会。但许多靠着总统选入国会的民主党人，原来却是忘恩负义之辈。共和党和南部的民主党又一次联在一起反对政府。参院中十八个有权力的委员会主席都是来自南部各州，而参院的临时议长、众院议长和两党领袖都是这个联盟的人。第四点计划和它的微不足道的四千五百万美元的拨款，要到1950年6月5日才来到杜鲁门的办公桌上，而且还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文，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大大降低了“在杜鲁门最初提出时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值”。

　　大选以后，国外问题特别紧急，都压在杜鲁门身上。马歇尔将军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切掉一个腰子；他在总统举行就职典礼之前，仍继续担任国务卿，但总统就职时他就辞职。杜鲁门再三考虑继任人选。挑一个密友、一个无籍籍名的官僚或一个捐助大选竞选经费的人都不行。后者如路易斯·约翰逊在3月份就要代替詹姆斯·福雷斯特出任国防部长。但马歇尔的继任者必须是受到各友好使节的尊敬、受到莫斯科尊重和在国会里享有令誉的人物。

　　在当选后三星期，总统请退职后私人开业当律师的迪安·艾奇逊来。据艾奇逊回忆，他穿过总统府，这座大厦只剩下外墙，那是为了“留为纪念”。接着他就被带进布莱尔宾馆里总统的“小型办公室”。总统请他坐下，接着笑着说：

　　“听到我就要对你说的话，你还是坐下来好，”他这么开场，接着马上就说，“我想请你回来任国务卿，你愿意吗？”

　　按照艾奇逊回忆，他当时“瞪目不知所答。”总统建议他回去和妻子商量一下。艾奇逊夫人没意见，她的丈夫就接受了。他在1月21日宣誓就职，成为第五十二任国务卿。可能除了西沃德以外，美国史上他是引起最多争议的国务卿了。

　　就在一批工人修缮白宫的同时，另外有很多批的工人以美国各大城为中心，在修建新郊区——诸知希伦代尔、加登维尔、诺思伍德、派克维尔、斯通利、贝思斯维尔、德鲁姆卡斯尔、安妮斯利、威尔顿代尔、邓巴顿和塞达克罗夫特等这样的小镇。莱维特镇已成为美国的特色，效法营建这样市镇的数以千计。在芝加哥市外，一群商人又破土动工，建造另一种新型住宅区，叫帕克福雷斯特。他们知道复员军人小有积蓄，工作稳定，迫切需要房子，于是他们先营建出租的“花园公寓”，中间辟个市场中心。然后，在承租人存款增加时，再由他们自己出资增建错层式住宅。结果是居民层层增加，数达三万，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就由市场中心供应，而这些商店，又是这些商人所拥有，住在那里的人知道他们是被剥削的，但也乐于如此。连那里的建筑工人也很眼热，都想捷足先登，成为这些郊区居民。

　　巴尔的摩城一下子就出现不下于十六个新扩建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一个名为洛克·雷文村的郊区中，小学家长会的主席是第十装甲师的复员军人，名叫斯皮罗·阿格纽。他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居民区房产业主的一个典型。尽管他担任过军官，但他却是个狂热的平等主义者（“叫我特德好了”）。他参加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和基瓦尼俱乐部，颇为活跃。他虽然没有开业，但却是领有执照的律师，这样，当然热中竞选公职，但他的作风是搞新派政治的。当时巴尔的摩市的市长小托马斯·达历山德罗，还是住在小意大利区的房子里，来标榜他的美籍意人的背景。阿格纽本人也出身于市中心外裔聚居区，但他对这点却讳莫如深。他到主教派教堂做礼拜。他最喜爱的音乐家是劳伦斯·韦尔克。他的业余兴趣，都是中产阶级文化：在电视里看巴尔的摩科尔特球队比赛，收听曼托瓦尼的音乐和阅续《读者文摘》喜欢压缩的那类文章。他喜欢一切有条不紊，事事随俗从流。每逢星期六早晨，他就和洛克·雷文村的人们一起给他们的1948型雪佛利车、1949型别克车和奥尔兹莫比尔88型车冲洗上蜡。每逢星期一他就穿上他的双排扣全套衣服——后来又是单排三粒扣的——把他的呢帽方方正正地戴在头上，8点45分准时到达他的施赖伯食品商店办公室工作。9点以后到来的人都听到是这样的。阿格纽经理坚决主张行动要准时、做事要及时、干活要勤快。

　　如果他和比他大一岁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小威廉·怀特认识的话，他就会引起怀特的职业兴趣的。怀特是《幸福》杂志的撰稿人，他已把阿格纽这类型的人称为“组织人”。他们可能会说工作单调，或者说竞争激烈，但他们是属于公司的——属于他们的职业脐带另一头的不论什么组织的，因为住在这些新郊区的各种人物中，小经理们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类型罢了。此外，还有那些正在医院实习，准备合伙开业的年轻内科医生、牙科实习医生、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而仅拿薪金的年轻律师、在参谋学校进修的年青有为的少校、大公司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在药物实验室工作的什么哲学博士、在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的见习工程师；甚至还有最后能混到一个主教职位的教区牧师。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很意识到他们彼此之间有些共同东西维系着他们的关系。正如有些人所爱说的，他们“都是在一条船上的”。这条“船”会驶到那里，他们是毫无疑问的。在四分之一的世纪内，到了他们出头的时候，他们和其他象他们那徉的人，就会左右全国的社会风尚，成为《时代》周刊后来所称的“指挥的一代”。那时他们就会忙个不了。现在呢，趁还可以享受家庭之乐的时候尽情享受一下家庭之乐，在社交场合和同辈们交际交际，参加新郊区的公共娱乐——比如玩玩坎内斯塔牌戏、乒乓球、中国象棋等。还有，在那个他们所拥护的人竞选总统失败的那一年，悄俏地低声议论一下后来以所谓“金西报告”名闻世界的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

　　※※※

　　在当年的彼得·阿诺的漫画中，有一个十分震骇的妻子放下那份“报告”（《男子的性行为》，八o四页，售价六元五角，1948年销售二十七万五千册以上），抬头问她的丈夫，“金西有没有太太？”有的，而且他们还有三个孩子，都是在他从事这件重要工作之前生下来的。并不是说他在这以前闲着没干活。他对自然分类学的爱好，早在他在新泽西州南奥兰奇市上学的时候就有了。当时他向一家自然杂志投了一篇记述飞禽在雨中的活动情况的文章，这家杂志登了这篇文章。从那时起，他就努力搜集详细资料。在他对印第安纳大学学生某些课外活动发生兴趣之前，和他一起工作的动物学家对他的印象是，他对中美洲东部一种无害的五倍子蚜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将使他的名声留传后代。他旅行了八万英里搜集各种标本，他测定、分类、保存了三百五十万个标本，说明他们之间的差异。他透过显微镜观察，记下了每种标本的二十八种不同的测定数据，《下午报》称之为“昆虫学史上的里程碑”。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自然是无所偏爱的。每一个五倍子蚜时他来说都是一样；他对它们的活动不作任何评价。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态度对他甚至更有用，而且也使全国为之惊奇。

　　直到三十年代后期，艾尔弗雷德·金西的生涯，和他的成千成万的同事们完全是一模一样。哈佛大学毕业，入研究院学习、在大学担任年青教员多年，受聘担任教授，还有那些五倍子蚜等等。在布卢明顿的校园里，人们都熟悉这个人物：身材高大，结实粗壮、黄中带红的头发，专心致志的神情。他的耐心和克制，赢得学生的钦佩。一个教授的典型癖好，他无不应有尽有，比如园艺、远足、陶器、古典音乐等等。任何丑闻都碰不到他身上，甚至传不到他的耳边。总之，如有老成持重的教务长要请一位教授讲述婚姻问题，他就是适当不过的人选。毫无疑问，印第安纳大学的教务长从来没有想到他这样的人会引起问题——而且，还使这所大学竟然成为色情作品搜集家朝拜顶礼的圣地。

　　金西认为，他要对婚姻上发生的困难问题有个初步看法之前，必先掌握关于人类配偶的生物学上的关系的大量材料。他到该大学图书馆去，这使他吃了一惊。无论印第安纳大学或在别处，都没有什么材料可言。令人惊奇的是，男人和女人间的互相了解，远不及他们对五倍子蚜的了解。人类对自己同一性别的成员的性行为也一无所知。因此，当然没可能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是正常的了。对于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他下定决心，要将情况扭转过来，就是这种决心在他内心燃起的火焰支持着他进行长期的透彻研究，至死方休。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金西夫人说，“自从他研究性行为问题以后，我晚上就几乎没有见到他了。”

　　他的友人们倒见到他，不过不是在社交场合里。在工作时他是不把他们当作朋友的。他是个客观的研究人员，把他们看作是无数样本中的一种，要进行测定，按其差异进行分类。他在他们身上工作，搞出一套历时两小时半包括三百到五百个问题的基本调查内容。它包括性生活的各个方面。

　　研究对象有银行家、流浪汉、罪犯、作家、外交官、诗人、拉皮条的、编辑、牧童、牧师、出租汽车司机、出版代理商、医院护理员，闲居的寓公——他们的反应都用密码录下，编档保存，后来还馈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计算机。到了完成数千人的调查时，金西就有了一个工作班子。除了大学研究基金而外，还有国家科研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到关于男子性行为的第一卷材料达到手稿阶段时，金西和他的三个主要调查人员己花了四十个工年的工作量，编纂了一万二千个病例材料。现在，他们又对女子的材料进行分类。第一卷定于1948年1月在书店出售。

　　从那以后就看腻了关于交换配偶或者关于圣路易斯市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实验室——那里的护士和医生们的妻子以科学的名义，自愿和素不相识的人性交——的书笈的美国人可能会发现，要在性的方面恢复到金西报告以前的单纯无知状态，己不再可能了。十三、四岁的青年和其他的青年低声议论性问题时，不过是互相传播愚昧无知。成年人只会对他们的配偶谈论，而他们也只是以讹传讹。金西向数以千计的婚后夫妇做过调查，他们说他们从未有过性交的经验，对那些妇女进行妇科检查，也证明她们所说属实。有一个金西的调查人员发现，有一千个已婚妇女还是处女，而她们对为什么婚后一直没有子女却不知究竟。（她们的丈夫也同样困惑不解。）对数以百万计的这样的人来说，有关生命的问题，就象尚未考察过的巴西内陆一样，同样是神秘莫测。

　　对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来说，除了哈夫洛克·埃利斯【埃利斯（1859－1939年）英国心理学家，专研究性行为。——译者】的不足徵信的研究结果而外，就没有其他合格的指导。而在埃利斯的对象中，有三分之一说他们是在父母家中被异性仆人诱奸的，这就说明他的调查对象的社会基础并不广泛。对其他美国人来说，根本就谈不到什么指导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的奥维德时代【奥维德（公元前43－17年）罗马诗人。——译者】的那些什么结婚指南的书籍，都是谬误百出。既然知识贫乏，迷信也就到处流行。也许使人最难理解的是，社会上强有力的机构都认为，宣传这种隐秘的恐惧心理，是它们的神圣职责。教俗领袖们都认为只有把孩子吓到发呆，才有可能指望他（她）们来到祭坛举行婚礼时，还是童男处女。（至于初婚之夜他们怎样克服难以解释的恐怖，就没有提了，而且，这也象其余的事一样，是无法启齿的。）除了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在仓促中毫不解决问题地交代一下而外，大人也就不去管那些神秘害怕的事了。总的感觉有如参加秘密社团的人将要履行入会仪式那样。他们那时如坠五里雾中，自然他们的子孙们也该如此。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这一假设出发：这个办法是可行的——那些受过正当教养的男孩于把“自己留给”那些还是“纯沽”——因此新娘穿白纱礼服——的有教养的女孩子。而在婚后，他们都会彼此忠贞不二，白头偕老。搞同性关系的男人，一般称为屁精或有怪癖的，都被认为精神错乱，丧失人性。

　　但是这时，金西却对美国人透露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于金西的报告，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的。整袋整袋的邮件送到布卢明顿的古老的动物学大楼二楼那位教授的办公室里。金西立即成了社会最知名的人士之一。他的面目全非的脸部画像，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而使他大吃一惊的是，有些素未谋面的人特别要找他，向他吐露他们的性生活的隐秘——对他们来说，这固然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对他说来却不过是重叙千百万人做过的老一套事情而已。四十年代后期，青少年性俱乐部的狂热席卷全国。当这种浪潮波及印第安纳州时，一个记者请金西发表评论。这位动物学家用他讲求实际的态度指出——对那些认为性问题是神圣的人说来，这种态度最使他们恼火——根据他的研究，在印第安纳州，每周有四十五万次私通的行为。他说“因此看到报上报道三、四个青少年有这种事情，我感到毫不惊奇。”1948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报道有些人冒充金西调查人员打电话给一些正派的夫妇，骚扰她们。在金西的统计发表一年以后，人们逐渐怀疑，究竟人间还有没有羞耻事。当《纽约时报》的总机老接到纽约市妇女电话，要求和真正的金西调查人员取得联系，这个问题就更令人疑虑重重了。

　　关于金西这个调查和人们对它的态度，可说是有些典型美国味道。“从没有哪个民族，对自己是这样好奇的，”克菜德·克拉克洪说，“也没有哪个民族这样愿意把自己作为科学分析对象，或者那样废寝忘食地阅读国外那怕是最轻蔑和最肤浅的评论的……。这个金西调查报告最足以证明美国人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是个人与社会进步的杠杆，继续对此有一种近乎幼稚的信仰。”在一代人的二三十年时间里，这些统计数字看来已向全国提出一个挑战；如果促进性欲亢进是时髦的玩意儿，那美国是准备独占鳌头的。1970年，有两本最畅销的非小说读物就告诉读者，怎样根据金西的资料，使自己更能纵欲。真的，到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上一代的人感到性冲动太过是一种罪过，但他们的孩子则反而担心他们性欲是否还不够强烈。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写道，“美国还没有来得及摆脱性欲可耻的心理，就一变而认为性欲不足反而可耻。”在尼克松年代，新女性运动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不断论战，究竟妇女们献身事业是使她们男子化，还是使她们得到更多的性满足。双方都认为金西的统计数字是符合事实的。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认为性欲得到满足无论对个人甚至对社会都是重要的。

　　这方面也象其他方面一样，杜鲁门年代和尼克松年代似乎不仅是两代人的不同。在1972年，年青妇女要有人陪同外出，或者男子见青年妇女行近时就轻触帽沿表示礼貌的现象，就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就象1948年你如果在附近的电影院的银幕上看见超短裙和“操他娘的”这些下流话一样。回想起来也奇怪，当诺曼·梅勒那年出版《裸者与死者》时，他要表达士兵的脏话只能自己制造一个新动词“fug”（fugging，fugger，motherfugger等等）。1949年，负责决定《纽约时报》那些广告用词是否宜于刊登的约瑟夫·甘农，一共修改、删节或退回一千四百五十六份广告稿，主要理由是因为他认为它们是诲盗诲淫的。甘农真有遣词造句的天才。他的办法总是把不合适的词删掉。一份宣传女内衣广告，说这种内衣“不甚雅观，但很美丽”，就被改成“巴黎时尚，但美丽绝伦”。一所夜总会的广告稿以“五十个热情似火的女郎，人间尤物”为号召，在甘农的笔下，成了“五十个柔情似水的少女，天仙化人。”穿着内裤展览的模特儿所露出的曲线，给他涂成不男不女的怪样子，使人怀疑究竟还要这些束腰紧裤干什么。在《时报》的修改下，萨利·兰德像片，从锁骨到股骨都裹上了衣服。

　　对萨利说来，那可是走投无路的日子。她在密尔沃基市跳裸体舞时，不知被女警长杰拉尔丁·桑普森拘留多少次了。警长桑普森作证说，被告在嘉年华会的游艺演出中裤子也不穿，“简直是一丝不挂”。萨利愤怒抗议，说她不名一文，连一条裤子也买不起。由于没有一个保卫公民权利的律师为她辩护，她被判罪送进了牢房。警察褫夺了她的一切，连妇女们不透露年龄的权利也被褫夺了。“对不起，我就是不说”她抗议说，但警察们还是千方百计摸到她的年龄。于是全国报纸都把它登出来了。她原来已四十六岁，生不逢时，造化太早。在西海岸，有个较她年轻的爱好出卖色相的女人，在1946年把名字从诺玛·琼·贝克改为玛丽琳·门罗。她在1948年9月，首次参加拍片后，就被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解雇。（制片厂认为她“不能演戏”，“声音绷紧，尖声刺耳”、“完全没有自信”和“甚至不能藏拙”。）但诺玛·琼从此就改名玛丽琳·门罗，靠拍摄裸体照片，有了谋生之道，其中最富挑逗性的一幅，还用鲜艳的颜色印制在最畅销的阳茎套的顶端上。【这当然没在《纽约时报》登广告。】但对萨利来说，就此路不通了，在以营利为目的的色情世界中，她已人老色衰。可是，金西却看不出萨利和玛丽琳有什么差别，这不脱他的学者本色。对他来说，她们不过又是两个馈入布卢明顿市那个计算机中的数字而已。

　　※※※

　　“所有的行为标准都是瞎来胡搞的，”马克·沙利文读了金西报告后批评说，“不论是让孩子们管家，还是美国总统在全国各地出洋相——这都造成了稳妥可靠的传统方式的解体。”他是哈佛大学1900年毕业生，对新政尚且格格不入，更不用说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了。对他这样的人说来，战后的岁月特别不好过。这个时代和过去断然决裂，变化日新月异，移风易俗毫不留情。

　　要坍下来的不只是白宫而已，素负盛誉的波士顿市的银行中的银行，即布林克银行，给戴着假面具的暴徒劫走了一百万元，声誉大受影响。在泽西市一次选举中，一度势力很大、能左右政局的弗兰克·黑格【弗兰克·黑格于1917年至1947年连任八届泽西市市长。——译者】，被一个提倡社会改革的候选人击败。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医生为了减少一个病入膏肓而痛苦难熬的病人的痛苦，“慈悲杀人”，吃了官司，医务界人士都感到声誉受损。（他后来被宣判无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开始觉得前途崎岖。因为在杜鲁门就职时，载着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的车行近总统检阅台前，总统觉得有必要转过身来和人谈话，以示对他冷淡。华盛顿市里在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坚持种族隔离的旅馆，接到特区民房管理局局长的通知，毫不客气地要他们取消隔离，否则就要被征用。结果他们取消了隔离。在俄克拉荷马州，法院判令州立大学招收一名黑人女学生。接着还有无数这样的例子。美国外交官拉尔夫·本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因为他斡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订停战协定。当南部白人农民听到本奇是个黑人时，他们就要伸手拿“黑达科尔”酒瓶解气。

　　新英格兰北部的农民和南部农民一样，在农村小店内摆龙门阵时，对社会的发展和它的意义，或者毋宁说没有意义，在那里嘟嘴抱怨。纽约在艾德怀德建筑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场。究竟为谁方便？加利福尼亚州在帕洛马山装制成世界最大的望远镜，为了看一眼月亮吗？谁都知道这种事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社会新风尚盛行，使人们晕头转向。欧洲的炮声刚刚停下来，德国人就在向美国输出塌鼻子的“大众”牌小型汽车了，每辆一千二百八十元。美国妇女现在爱阅读《鉴赏》杂志。她们开始使用“潮汐”牌的皂粉，这是1948年第一次上市的去污剂。但是许多乡村小酒铺的许多墨守成规的人倒赞成不惜一切代价把一个名叫伊登·阿贝兹的青年去掉。他是最早的嬉皮士——你也可以称之为嬉皮士的前身——他是在1948年开始显露头角的。他是个长发齐肩、胡子满面、腼腆害羞、文质彬彬的素食主义者。他用一首名为《大自然的孩子》的歌概括他的人生观。纳特·金·科尔【流行音乐家。——译者】把它编成为这年的流行歌曲：

　　『从前有个男孩，
　　他与众不同，神情恍惚……
　　他的眼光有点羞怯和悲哀。
　　但他很聪明……他对我说：
　　“你知道世间最美妙的事
　　就是爱人和被人爱。”』

　　1948年艾伦·金斯伯格【五十年代疲塌派诗人。——译者】因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上涂写反犹太人的下流标语；被大学当局开除。不可一世的全国足球联合会突然和全美足球联合会合并，使体育界人士大为惊异。弗兰基·西纳特拉咽喉患病，大量出血，少女们于是转向佩里·科莫和弗兰基·莱恩这两个歌唱家。斯坦·肯顿一曲成名，胜过伍迪·赫尔曼，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爵士乐队领班，可是，有些音乐评论家已经怀疑是否确有所谓即兴音乐，就和他们怀疑是否有所谓摇曳音乐青年一代一样。玛丽·麦卡锡【美现代女作家。——译者】参观了格林威治村后，狠狠地抨击了一下“那些穿着双排钮衣服的衣着整齐的中年爵士乐师，在酒酣耳热之余，为那些也穿着双排钮衣服的衣着整齐的中年的爵士音乐迷狂吹乱奏”。

　　回顾二十世纪前半叶，布鲁斯·布利文【布鲁斯·布利文（1889－？）当时是斯坦福大学讲师。——译者】认为“美国的道德风气，过去过分乐观，而现在则濒于绝望”。他发现“在本世纪的头四十年”出现“一种趋势，人们开始脱离教会所卫护的那些信仰”。但布利文看错了地方了。上帝也好，象他那样的神也好，已经一跃跳出祭坛的栏杆，走到江湖上去了。1949年，人们在洛杉矶市一个名叫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撑起的大帐篷附近看到了他。此公年方三十，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福音派信徒。信徒们叫他“比利”【威廉的昵称。——译者】。比利·格雷厄姆把三十多万加利福尼亚州人引到他那个设在帐篷里的教坛，使他们其中六千人改了宗，其中包括一个低音歌手、一个牧牛骑士、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和一个职业运动员。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宣告独立。英国亦已撤出印度和缅甸。1949年荷兰人亦不得不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种政治体制的殖民主义、正在走向消亡。美国是持赞成态度的。从美国立国的过程来看，它不可能不采取这种态度。但是，那些因循守旧的老一代的美国人，因为又少了一个习惯了的老标记，还是感到不安。布莱尔宾馆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紧张关系，已经够使人不安的了。但除此而外有关外事的其他报道，也是令人困惑不解，忐忑不安。关干纳粹罪行的大量报道已使人听腻了。但在本国附近，又有波多黎各一个秘密组织的狂热分子，企图在布莱尔宾馆暗杀总统。尽管哈里·杜鲁门为了力求对情况深入了解不断外出，抛头露面，这个阴谋还是失败了。后来，人们也放下心来。有了无可匹敌的特工机构保护，没有人能杀害总统的。

　　这些消息大多数美国人是从收音机里收到的。听说过电视的人虽然多，但看过电视的人还是较少。但有些流行广播节目如《鲍斯少校的业余广播》和《电台市政会议》已经转为电视节目了。肯定地说电视需要这些节目。它的小小的七英寸荧光屏已由十二英寸甚至十四英寸屏幕所替代，图像中的所谓“下雪现像”也少了，但观众所看到的节目，没有多少是值得看的。首先是那些摔角运动员，特别是那位五光十色的乔治，他还没在台上出现，他的仆人就先上场。——一个矮小的男人，穿着一套燕尾服，用银盘放着一条有“GG”两宇的毛巾，一条跪下做祈祷时用的毯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喷发香水的喷射器，使他的主人不致受对手汗臭的侵袭。开始时总是故意拖长一些时间，使人猜测乔治那晚要穿什么衣服。（“诸位，他今晚要穿黄绿两色！不，是鲜红色！”）这位五光十色的乔治有八十八套缎子服装，又特别喜欢穿貂皮下体护身。汉尼巴尔·孔斯在1949年为《体育》杂志报导这个乔治上场时的情况说：

　　『一条橙红色的丝围巾在他颈前松松打成领结。他的一簇金黄色的卷发，看上去好象刚在美容院化了四个小时似的。他神态十足地进入会场，轻蔑地朝仆人们笑笑，慢条斯理地把他的乔治式发夹拿下来——都是镀金的闪闪发亮的小发夹——把它们掷给人群。跟着他就摇动他的头发，象一条煞有介事的卷毛狗。』

　　男摔角手的节目完了，接着就是女子摔角手。她们比男的更恶心——肥得象大母狗，两个乳房就象装满东西的麻袋，阴毛露在大腿上面。她们用刀片剃毛，身上总是有刮破的地方。她们的得意杰作就是把裁判员按在她们胯下，要到他尖声讨饶为止。观众对这点很感兴趣。等到电台老板自己也实在感到噁心以后，就把这些女人打发走了。于是在棒球赛和拳击赛节目之余就又有了新花样——利奥·塞尔泽的滑屣赛。这种比赛简直是无法形容。身材苗条，活泼可爱的少女穿着棍球队的运动服、护盔和四轮滑屣，围成圈子，旋转不停。你撞我，我抓你，诅咒着，流着血，叫喊着，而且，真的是把裁判员按在下面，还用她们的滑屣踢他。据说这样很好玩，接收电视的家庭会看个不厌。表演者中有一个名叫杰里·墨雷，几乎和那位五光十色的乔治一样驰名。可是，体育记者们还是过份吹毛求疵，不肯为他们捧场。1949年，乔治红极一时，收入每年达七万元，红发佬史密斯【即沃尔特·史密斯。体育记者。——译者】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谈及他时说“论漂亮不如格劳乔·马克斯【即朱利叶斯·马克斯。电视和电影喜剧演员马克斯四兄弟之一。——译者】，论演技不如索尼·塔夫茨，论摔角不如康尼·麦克，要说扮演女人的话，普林斯顿三角俱乐部还有好得多的人材呢？”约翰·拉德纳看完了杰里和她那群女伴扭作一团之后，写道“滑屣赛固然是一种体育运动。把人掷出窗外，在喜欢这样搞的人看来也是一种体育运动。”

　　在大西洋沿海地区中，哥伦比亚特区的电视观众，门肯称之为“呆客”，在每千个居民中占的比例最低，大概是因为在那里别的事情特别多罢！华盛顿这个城市这时已经具备大国首都那种气派了。乔治镇已经修复一新；克利夫兰公园也添了新装。在马萨诸塞大道上或不远的各国大使馆里，欧洲来的厨师们已经开始驰名。在华盛顿周围的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亚历山德里亚、阿林顿、贝塞斯达和切维蔡斯这些郊区，星期五的鸡尾酒会成了成年人的主要消遣。但是共和党人难得露面。在处理较重大的问题时，都是由民主党的自由派定调子，就象过去十六年一样。

　　在大华盛顿的鸡尾酒会和宴会上，除了政事以外，其他谈话内容，和其他美国大都市的郊区的宴会谈话内容一样，没有多大不同。住在波林饭店或栗子山饭店的客人，开始领略到因公外出花销实报实销的好处，较多的人开始知道，道·琼斯的工业指数已超过了二百二十五大关，而今年通用汽车公司要付四亿四干四百三十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九元的税款。在华盛顿的麦库姆街上，或者在卡洛拉马广场上，人们对委员会审议中的议案能否通过了解更清楚，而妇女们则可能狂热地议论年轻的特尔福德·泰勒【美国参加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国际法庭的首席法官。——译者】在纽伦堡法庭干得出色异常的工作。但是要到四十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其他城市富裕阶层所热中的东西，有教养的华盛顿人才同样趋之若骛。例如拉塞尔·莱因斯【拉赛尔·莱因斯（1910－？）编辑和作家。——译者】在1949年2月号的《哈泼斯》月刊上把美国人巧妙地分为高眉毛、低眉毛和中眉毛三类【即分为有教养、一般的和无教养的三类。——译者】——这本来是茶余酒后随便说着玩的，后来社会学家却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了。喝着马提尼酒的男人们，听到一位挪威人类学家在一百零一天内坐在木筏上横渡太平洋的报导，也蠢蠢欲动，想冒险一试。有些穿着在萨顿市或达拉斯市的高地公园里可以看到的长到腿肚的裙子的妇女们，可能在那里把结婚对象逐个议论，大富豪众议员约翰·肯尼迪名列前茅。（杰奎琳·布维尔里暂时出国去了，她一年前离开瓦萨女子学院去了巴黎大学文理学院。）

　　电影仍然是主要娱乐方式，谈论的人很多。它正处在盛极衰渐的时期，但是却上映丁一些最优秀的影片，约瑟夫·曼凯维奇的“夏娃”（贝蒂·黛维丝、乔治·桑德斯、安妮·巴克斯特主演）；哈里·科恩的“昨日出生”（朱迪·霍利德、布鲁德里克·克劳福德主演）；卡罗尔·里德的“第三个人”（奥森·韦尔斯，约瑟夫·科顿、特雷弗·霍华德主演）；“正午十二点”（格里戈里·皮克主演）；“落日林荫道”（格洛里亚·斯旺森主演）；“新娘的父亲”（斯本塞·屈莱塞、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米高美公司投资三百二十万元的歌唱片“安妮拿起你的枪”（贝蒂·赫顿主演）和罗伯托·罗塞利尼的“斯托罗姆博利”，它的女主角是著名的英格丽·伯格曼，由于她和罗塞利尼生了个私生子，并且毫不在乎，于是一些天主教团体的人就在戏院外对这部影片进行了抵制。

　　从下列一系列的背景中就可以对未来的事件有更清晰的认识：四十年代最后那几个月里，《南太平洋》一剧开始上演，后来连续演了四年，共达一千六百九十四场。埃塞尔·默尔曼在纽黑文市开始唱《称我夫人》。T·S·埃利奥特的《鸡尾酒会》，卡森·麦卡勒斯的《结婚的一方》和威廉·英奇的《回来吧，小谢巴》也连续上演、颇为卖座。那年最优秀的歌唱剧是贾恩－卡洛·梅诺蒂的《领事》。评论家们都批评欧内斯特·海明威【海明威（1899－1961），美国著名小说家。——译者】的《过河到树林里去》——有一个人谐音打趣说，这是“过了肋骨到两膝之间去”。至于海明威本人，很快就要成为《纽约人》杂志中莉莲·罗斯的恶毒讽刺的对象。在伦敦，乔治·奥韦尔已病入膏肓。前一年，他那本《1984》终于使他一举成名。现在奥韦尔迷正把他的早期作品：《落魄巴黎和伦敦》、《在缅甸的日子》和《凌空而上》都发掘出来。这位四十年代的著名人物，就要在五十年代的头一个月里逝世了。

　　那时正在排演中的、后来风靡一时的两出戏剧，即克利斯托弗·弗赖伊【著名英国剧作家。——译者】的《这女子不应处烙刑》和约翰·范德鲁顿的《教会的威力》都是有关女巫的事，那是有趣的巧合，因为美国就要进行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了。但这样难以逆料而又竟然出现的事，并不只限于百老汇的剧院。1949年，通俗歌曲作家也精心泡制一首名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中国去”的引人入胜的曲调。它在电台的最新流行歌曲节目中刚取代了另一支流行曲，即赫迪·莱德贝德的“晚安，艾琳”，局势就突然起了变化。由于亚洲大陆所发生的事件，美国人发现，他们不能再到中国去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美国两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华盛顿的女主人们，也和首都其余的人一样，早就知道败局即将来临。但是，甚至她们也不知道后来的追究责任的攻讦会激烈到如此程度。但是，在杜鲁门第二任的头一年中，华盛顿的重要社交宴会，很明显地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味道。大家都有大祸临头的予感；要躲也是躲不了的。怀疑一切的阴霾就要笼罩全城了。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诸国在国务院新礼堂里在迪安·艾奇逊欣然的主持下签字结盟。与此同时，一个名叫朱德的共产党将军，开始把毛泽东的久经锻炼的百万大军，集结于长江北岸。长江是介于毛和仍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少数南方省份之间的最后的天然屏障。4月24日，朱德的身经百战的战士强渡长江，只遇到象征性的抵抗；蒋已把他最可靠的三十万部队撤退，在上海周围组成后卫防线。到了5月的第一周，朱德巳向上海的门户展开猛攻，而蒋则渡过海峡逃窜台湾，尽量把国民党人员带走。现在对他说来中国已经丢失了。剩下来只有一些过场形式：6月26日国民党炮舰开始封锁中国大陆的港口；9月21日毛宣布红色中国成立【原文如此。——译者】（同一天，西德也宣布成立国家）；12月8日蒋宣告在台北组成新政府。现在世界有了两个中国了。孙逸仙五十年前要建立民主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能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东方支柱，现在也成泡影了。

　　美国的反应是缓慢的。自从1931年9月以来，中国一直在打仗，不是打着这面旗帜，就是打着那面旗帜。自抗日胜利以后，美国报纸经常登载中国共产党的攻势和蒋介石国民党日益瓦解的消息。但是中国幅员广阔，它的地理对美国又是那么陌生，军队又不是机械化。行动缓慢，因此美国人对这样遥远的战争已经不感兴趣。当然，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报纸也不时登载毛的照片，夏季行军时光着上身，总是不停地抽烟或嗑瓜子。但战事非常错综复杂，而且对普通读者来说，又远在天涯。他们总认为如果有什么重要发展，政府总会向他们公布的。

　　它确是公布了。国民党崩溃后，艾奇逊就决定把全部真相向人民透露。1949年8月5日，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的《白皮书》，承认这个也界最大的国家已落入共产党之手，宣布停止援助国民党中国，并一一列举导致这个悲惨给局的一系列事件的经过。美国三个将军——史迪威、赫尔利和马歇尔——都曾劝说蒋削弱国民党军阀的权力，肃清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失败情绪，但都徒劳无功。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美国给蒋的援助已超过二十亿元。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浪费弹药。送给国民党的美国武器，有百分之七十五最后落在毛的手里。艾奇逊的白皮书的导言中，直截了当地说蒋政权力不胜任、贪污腐败，不顾人民疾苦。他说：

　　『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无可避免的。我国在合理的能力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左右这些力量，但都没有能做到。』

　　对于熟知内情的华盛顿人来说，这话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多余的。但是，美国公众却感到大惑不解。所有这些国民党腐败无能的说法似乎颇为突然。他们所熟悉的中国——那些赛珍殊【赛珍珠（1892－1977）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小说家，著有《大地》等书。——译者】笔下的农民，在大地上过着太平日子——一直是可靠的、民主的、热情的，而更重要的是亲美的。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联合国的四大巨头就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蒋介石。后来斯大林背信弃义，固然可叹，但也并非出人意料。但这个蒋介石！艾奇逊要遏制共产党侵略的战略似乎破产了。他在自己的《白皮书》中也承认毛的政权或会“有助于苏俄帝国主义的目标。”美国外交官在欧洲所取得的成就，诸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在亚洲这个灾难事件面前，似乎都被一笔抵消了。

　　还不止此。8月末，社论作者们还在消化《白皮书》内容，国民党最后一批残部从大陆港口坐帆船撒到台湾时，一架B－29轰炸机从亚洲飞行回来，飞机的飞行实验室带来令人十分惊慌失措的照片。本来B－29轰炸机的常规飞行，其使命是搜集气体应力材料。它的照片本来只有低级技术人员有兴趣。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却显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质迹象。解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在俄国某地发生过原子爆炸。这个震动太厉害了。他们过去对美国人说苏联如果能搞成核武器的话，也要在五十年代后期。杜鲁门总统听到这消息时，一再摇头问道“真的么？真的么？”当他知道真有其事时，他沉重地说，“这就是说我们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

　　杜鲁门等了三个星期才向美国人公布。9月23日，他授权发布简短声明：“我们拿握了证据表明在苏联发生了一次原子爆炸。”在白宫采访的新闻记者一接到声明，就拚命赶去打电话。他们走后，总统就躲起来，估计公众必然有很强烈的反应。他的内阁成员也都悄然避开，只有一个例外，颇为引人注目。艾奇逊本已开始怀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患精神病，而约翰逊星期五那天的所作所为似乎也提供了证据。他接见了报界，向他们谈论部队的部署并毫不经意地谈论俄国的原子弹。“我们对这件事要平心静气，不要把事清夸大。”大多数注意影响的编辑，担心社会可能出现歇斯底里，已经在设法压低这个声明的重要性。但这个打击太大，要减少影响是不可能的。在芝加哥的物理学家哈罗德·尤里告诉记者们说，他觉得真是“晴天霹雳。”他说：“一个国家拥有原子弹已经够糟了，要更糟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两个国家同时拥有原子弹。”

　　现在，政府对总统在前一年竞选时的过火行动要付出代价了。那时共和党人提出的候选人是个正人君子，却被一个职业打手所击败。11月2日以后，他们把社鲁门当时经过的城镇的小报上有关竞选的报道进行研究，发现杜鲁门确是不择手段。现在他们要毫不留情地谴责这一届政府，而这个亚洲危机和美国失却核垄断都是要害问题。人们愈来愈多地听到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的谴责，说政府“丢了”中国——说蒋的失败，责任在于华盛顿，有些狡猾的叛徒和国外共产党人勾结，使毛获得政权。人们百口一词，说这完全是共产党阴谋，罗斯福在雅尔塔时，活动就开始了。

　　对坚决反共的卫道士来说，这阴谋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问题，在战前就有了，而且他们还有一批忠实支持者。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自从成立以来，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一直威信很高。固然，对于什么是共产党人，意见很不一致。对有些人来说，指的是苏联间谍；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指的是缴党费的美国共产党党员，而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政治主张的无数死敌说来，共产主义是一个含混的词，一切社会改革都包括在内。

　　对第一个定义谁都没有争议。俄国的间谍活动显然就是威协国家安全。在这点上，美国人是团结一致的、而在这个定义上做文章，却只能破坏团结。但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在战后的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和“右派”的名词，同传统的保守主义毫无关系，就象新左派同战前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毫无关系一样。他们都是不满世界现状的。谁要是为这种人重断定名，只不过是加深混乱而已。因此，作者在这里和在本书各处，不得不采用当时的习惯用法。】赖以为生的，就是对共产主义作含混其词的解释。对他们来说，任何人要把他们青年时代就熟悉的世界改变一下，就是个可疑分子。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在新政派身上贴上赤党标签，不掉下来，他们就可以一下子把中间偏左的东西全部否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这个忠诚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就象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处理的一切事情一样，所谓《美亚》杂志的案件搞得一团糟。这是一份享有声誉的学术性刊物。1945年初，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研究人员，在翻阅这杂志1月26日那期时，发现其中一篇文章载有一些情报，来源于战略情报局的内部报告，有些还是原文引用。其实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战略情报局也和许多政府机构一样，几乎所有公文一般都盖上“机密”的图章，包括这次在内，这是国务院前一时期对美国驻中国记者所作的无关重要的简况介绍。尽管这样，战略情报局一个横暴的官员突然搜查《美亚》杂志的办公室，又搜出了另一些所谓“机密”材料：如关于若干省份的水稻产量、地面水位、畜牧数字的报告等。但是大陪审团拒绝对任何人起诉，司法部的官司就打不起来。可是那些要把《美亚》杂志案起诉的人们决不会就此罢手的。有人提出这是叛国大罪，而这些保密资料又是有关中国的，从以后来看，这似乎预示凶兆。

　　那个“无所作为”的第八十届国会对民主党为害之大，当时谁都没有真正认识。共和党控制国会以后，它的头头们策划迸行一些重要的忠诚调查，为数不下三十五次。《美亚》杂志事件搞到舆论沸腾，杜鲁门也为之忐忑不安。1946年末，他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可能会出现的对国内安全威胁问题。1947年3月21日，在该委员会的建议下，他发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制订《联邦雇员忠诚调查方案》。但是，人们还是议论纷纷。国务院没办法，同意众议院的调查人员来检查有关人事档案，这是很失策的。领导调查的人是个共和党人和坚决反共分子，名字颇为引人注目，叫罗伯特·E·李【与美国内战时南部名将同名。——译者】。李把一百零八名过去、现在或未来可能在国务院服务的人的档案带走。档案内容完全未经审查，包括一些没有证据的指控、未经核实的提法，恶意中伤的闲言蜚语和后来证明是伪造的材料等等。有些连材料来源也还没有注明。另一些材料则往往反映罗伯特·李的小组的偏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被列为共产党外围组织，一个工会领袖仅仅因为他搞罢工那个厂的厂主提出指控就被列为共产党人。过了一段长时间之后，另一个众院小组又要国务院把李提出的名单根据新的情况补充一下。国务院回答说，原有的一百零八名中，现仍在职的只有五十七人。于是，这份名单和有关卷宗又回到档案架上，不了了之。但是五十七名这个数字，后来又再会有人提到的。

　　1948年初，众院又有一个委员会向联邦政府要全国标准量具局局长爱德华·康登博士的档案，杜鲁门知道康登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就声称他对共和党这样查根问底感到厌烦透了。3月13日，他指示所有政府机关把人事档案作为绝密材料保管，对国会提出任何要求或传讯都予以拒绝。不顾上下文内容，从档案中抽出个别章节，使政府无从辩白，无形中助长了这种诽谤。这使总统的处境十分难堪。但杜鲁门的指示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现在坚决反共分子既然没有官方材料和他们对证，更加不负责任乱说了。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尼克松就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共产党阴谋之所以层出不穷”，民主党应负其责。民主党领袖人物竭力否认，但是有些民主党后座议员也和共和党一唱一和。2月21日，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肯尼迪说，在雅尔塔，“重病缠身”的罗斯福听从马歇尔将军和其他参谋长的意见，把千岛群岛和其他战路要地“给了”苏联。他说，政府曾试图迫使蒋介石和毛泽东联合。杜鲁门总统对待蒋夫人，如果不是“轻视”，也是“很冷淡”。国务院由于听信诸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文·拉铁摩尔之类的顾问的意见，把美国战时的收获都糟踏掉了。肯尼迪得出结论说，“中国悲剧的经过就是如此，而我们曾为了保护它的自由而战斗过的。美国青年人辛苦得来的果实，却被我们外交家和总统浪费掉了。”

　　肯尼迪曾一度和坚决反共分子走在一起，这个事实早已被人忘却了，这可能和他后来的历史有关。其他争论中国问题的人则更加有煽动性。旱在1947年10月，前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这个坚决反共分子，在《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报告》，谴责华盛顿官僚们停止向蒋介石提供武器，束缚了蒋的手脚。卢斯报系的报刊在这问题上态度激烈。亨利·卢斯本人生于中国山东省，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现在他就成为后来所谓“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些人似乎要不顾一切，对国民党极力支持，连他们对美国应有的忠诚也不顾了。1948年9月6日的《生活》周刊声称，雅尔塔会议是姑息政策的“高潮”。不久以后，攻击的水平就越来越低。共和党开始把他们在国会的对手称为“叛国党”的党员——雷伯恩认为这个诽谤出自尼克松，从此对他永远怀恨在心。南达科他州的蒙特要求总统在政府雇员中，把那些“由于有亲苏倾向从而使我们外交政策陷入一片可怕混乱”的人“清查”出来。【在共产党问题上，并始出现一些特有的用语，什么不管这些“共产民主党人”，怎样对嫌疑分子“悉心照料”对“同路人”“宽厚为怀”，也必须把“自由世界的敌人”“清查出来”。正如佐治亚大学的罗伯特·格里菲思所指出的，在麦卡锡成为风云人物之前，佐治亚州的国会议员尤金·考克斯就己就颠覆问题发表庄严声明，说“我手中掌握了……。”而他还不是唯一的一个。】伊利诺州的国会议员哈罗德·维尔德宣称，苏联间谍就象舞毒蛾一样，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罗伯特·里奇指控迪安·艾奇逊，说他在约瑟夫·斯大林那里领津贴。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则认为，凡是向蒋介石提出意见、而又不能收到阻遏共产党之效的美国人，几乎都可以据此列之为罪犯。詹纳称马歇尔将军是“卖国贼的头面人物”，“睁着眼睛说谎话”，他和“这伙犯罪的卖国贼和姑息共产党人的人携手合作，在杜鲁门先生和艾奇逊先生不断影响下，至今还继续把美国出卖”。

　　这些过激的责骂似乎一回比一回厉害。1949年12月，两院的共和党人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说，国务卿已失去全国信任，重新取得信任已经不再可能，应该由总统免职。这时，国会里的民主党人，以为反对党已经走到头了。这份绝无仅有的决议最后送到哈里·杜鲁门的办公室，他立刻把它撕成两半。但这还不算走到了头。他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头呢。

　　※※※

　　自由派把共和党的坚决反共分子看成是舞台上的歹角。的确，他们中有些人不但表现得活象歹角，而且还一直感到洋洋自得。一个看热闹的人，随便在哪个下午走进参院观众席，就可以听到政府被谴责为“乳臭未干的假自由派”，发出“可怜的号叫”，“把共产党和那些怪人视若神明，”而正是他们把中国出卖成为无神论者的奴隶。至于最厉害的话，则用在“国务院里那些按莫斯科共党路线行事的跳梁小丑”上，他们“喷出克里姆林宫的恶毒诽谤”，而那个“红色教长【原文是Red Dean，当时称同情中国革命的英国坎特伯雷教长为红色教长，艾奇逊的名字是迪安（Dean）与教长一词同音，称之为红色教长，影射其同情苏联。】却在莫斯科主子脚下感激涕零”，在那里“哀鸣”，“啜泣”与“瑟缩”。有些时候，连记者们也怀疑，苏联政治局内的反美言论，是否会象国会大厦里听到的言词那样恶毒。

　　有些时候，在国会里也听到理智的声音，其中最使人难忘的是当国会联合委员会考虑把戴维·利连撒尔这位杰出的政府官员提名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时，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一个民主党的坚决反共分子，硬说利连撒尔在田纳西流域管现局内包庇过共产党。麦凯勒问他是否在脑袋里也有个苏联革命的样本。这位作证人回答说：

　　『我脑袋里确实有这么一点，参议员先生。……民主政制的原则之一，就是对这样的人深恶痛绝：这些人不管是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封影的方法，把莫须有的东西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窃去他最可贵的东西——他的名誉，……。而特别不幸的是，有时这竞然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我认为，如果还是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会弄得四分五裂，全部毁灭。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但这样的时候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对那些善良的人有鼓舞振奋作用而外，这也没有什么结果。美国的利连撒尔们弄错了，他们以为国内对颠覆活动的恐惧心理，可以用提出证据和诉之理智来加以解决。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严重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会出现。这种反共恐怖是病理性的。必须让它发个透，才能停止胡话梦呓。而在此之前，在那些善于利用反共恐怖的人的手上，它就成为一种凶狠势力。参议员塔夫脱谙于此道。他和他的共和党的同伴们的所作所为，他是知道的，而且也知道目的何在。在坚决反共分子们进行了一次口头攻击以后（什么“在我国历史上，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国务院内有个亲共集团，他们一有机会就在中国促进共产主义事业”），塔夫脱对记者说话就露骨了，“要把国务院内的共产党人除尽，唯一方法是更换政府首脑”。换句话说，他正在为1952年作准备，到了那时，人民就有机会选举新总统，而罗伯特·A·塔夫脱很有可能获选。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领袖汤姆·科尔曼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他说得更明白，“一切归结为一点：我们是不是打算在下次竞选中得胜？”

　　但是民主党也是想竞选胜利的。哈里·杜鲁门很了解，猜疑的范围愈来愈多。而且，对他来说，还涉及其他重要问题。共和党确是在搞政治上的迫害，但苏联的人民内务委员会倒是从莫斯科派来真正的特务，而作为国家元首，他要对国家的安全保卫负责。杜鲁门是在1945年9月那个晚上以后，就开始怀疑到人民内务委员会在北美洲展开活动的。那晚，一个名叫伊戈·古津科的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武官处的密码员，拿了一大堆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他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在夜里逃了出来，要求政治避难。加拿大就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古津科的文件。它发现了一个分布很广的地下活动组织，有英国和加拿大公民参与，最后牵涉到两名搞“最机密”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博士和克劳斯·富克斯博士。这个间谍网的成员都是一些死心塌地的共产党人，他们参与的计划是要偷盗华盛顿和加拿大盟友共同分享的有关原子武器及其他国防秘密，基本上进行得很为得手。

　　最初，总统对渥太华间谍组织，还迟迟不知道事关重大。第二年2月，埃德加·胡佛给杜鲁门送来共产党特务伊丽莎白·本特利（前纽约意大利新闻处的雇员）和惠特克·钱伯斯的供词。但这件案件的破获，很难算是联邦调查局的功绩。七年以前，钱伯斯就开始想在政府中找一个人，认真重视他所反映的情况了。而本特利小姐最初想在联邦调查局纽黑文分局自首时，也没有人重视她。后来在布下了暗探的行人道上看见一个苏联间谍塞给她二千元之后，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才相信她的话。她和钱伯斯彼此并不相识，但他们在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的供词都极其惊人，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神经错乱。本特利小姐是曾在瓦萨女子学院毕业的中年妇女，她说她担任苏联交通员已有五年之久。她从华盛顿那里得到极密文件，把它们交给在纽约和她联系的俄国联络员，在她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三十多个前政府雇员中，有劳克林·柯里。他从1939年到1945年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率领过两个代表团到过中国，现在是派克大道一所进出口商行的经理。还有亨利·德克斯特·怀特，他是前财政部部长助理，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理事。还有威廉·雷明顿，他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达特茅斯大学毕业生，是商务部里步步高升的红人。钱伯斯则提出罗斯福政府中有九名更为显赫的头面人物是共产党员，其中特别是阿尔杰·希斯。他快将离开国务院，去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组织主席了。

　　杜鲁门也和其他人一祥，听完他们的供词以后，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在加拿大发现的间谍网却使他震动。在那年秋季的中期选举中，几个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又利用了《美亚》杂志案件的余波，提出对政府怀疑。对此，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于12月4日公布了一份共有九十个组织的名单，宣布司法部认为它们是共产党的外围。接着下一年整整一年中，这名单不断扩大，其中一天——即1948年5月27日——就增加了三十二个。尽管反法西斯主义难民委员会的最初目的只限于捐赠食物和医药给美国的盟国俄国，但谁要是参加过这个组织，就会有人怀疑到他的头上。那些曾“按共党路线办事”的政府官员们就被免职。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们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当时，杜鲁门政府对这种坚决反共运动所作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支持，看来就是应用1940年的史密斯法【史密斯法于1940年通过。全名为史密斯外籍人员登记法。其内容是凡主张以暴力推翻美国各级政府的，均可判以刑事罪。——译者】，审讯十一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但是，这种反共恐怖的实际情况，是难得见诸报刊的，因为它已经习以为常，就象1932年的失业工人一样。总统第9835号的行政命令，还鼓励了美国人去探听有关同事、朋友、邻居以至亲戚的私事。而且，这种忠城调查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行政手段。联邦调查局于1949年5月22日对从联邦政府领薪的二百万人“逐名审查”，从邮递员到部长都不例外，这样，就开始搜索所谓“不忠诚分子与颠覆分子”。此外，对每年为数五十万的申请参加政府工作的人，该局还要负责弄清他们是否忠诚。谁要是有了“不利的材料”，就会对他进行全面历史审查，有时还会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由特工们对那些认识他的人或者自称认识他的人，进行问讯，了解他的生活习惯、社会关系和政治信仰。资料搜集了以后，就由地区忠诚委员会进行审议，证据不足就撤消嫌疑，否则就要传审他，作出结论。对下了不忠诚结论的，可以向华盛顿全国忠诚复查委员会上诉，但它的裁决就是最后定论。

　　有什么可以作为借口，比如说，把一个善良而忠实的邮递员解雇呢？凡是犯有叛国罪、参加过间谍活动、赞成过用暴力推翻政府（哈奇法【哈奇法于1939年通过，1940年修订，禁止除制订政策以外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译者】早已禁止）、泄露公务秘密、或参加了被司法部长定为是搞颠覆阴谋的社团的那些人，就可能接到解雇通知书。至于是否参加过上述活动中任何一项，都无需确实证据；“有相当理由相信”是颠覆活动就够了。审讯的程序是卡夫卡式的【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年）奥地利作家，所反映的世界结合了现实与梦幻，情节荒诞离奇。——译者】。只有当有关单位认为“不会影响安全”时，才会“具体地和完整地”写明控告理由。不然的话，被告人甚至无从知道他究竞是怎样和在那里犯了错误。他要是还有传统的权利来和原告进行对证的话，本来也可以知道的。但现在他连这个权利也没有。按照联邦调查局的方针，透露检举人就会有碍于今后调查，也就危害国家的安全。同样，由联邦调查局开出的而由司法部长公布的各团体名单，也是不容置疑的。这些团体也不能进行辩护说自己无罪。要是一个公务员是其中某个团体的成员——或者，在许多情况下，他仅仅是认识了某个成员——他就被通知免职。这是名副其实的与人交往而株连获罪了。

　　那些有幸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被解雇的受害者则会接到一份通知书，以“证据表明”开头，接下去便是下面这样的罪状——这是从当时档案里搞出来的：

　　『自1943年以来，你曾是xxx的密友，而在我们的档案中，有证据说明他曾对共产党的原则与方针，表露过积极、同情的态度。

　　你的名字在1946年4月4日的《约克新闻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作为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全国争取和平委员会发起的群众大会的赞助人出现过。司法部长已说过，全国争取和平委员会是共产党的组织。

　　在你受雇于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镇威廉斯学院期间，你曾经发表言论，其大意是你认为“在华盛顿特区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对民权的威胁，比之共产党还大，因为它们侵犯了言论自由……”

　　你曾在1941年12月28日全国宪法自由权联合会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极力主张将武器迅速装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司法部长已说过，全国宪法自由权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

　　该通知书最后以一项正式解职通知结尾：“上述材料表明，你过去和现在是共产党的党员、接近者，或它的同情者”。于是，这位不幸的雇员便被“只靠谣言就可起诉”——这恰恰就是韦伯斯特大词典给星法院所下的定义——的法庭免职。一个人受到全面调查，这件事本身往往就足以使这个人丢脸，使他的家庭蒙羞受辱。从开始对他进行忠诚调查那天起，他就成了嫌疑分子，在他证明自己是无辜以前，在人们心中他已经是有罪的。被公安官员讯问过的邻居们，在街上不和他打招呼，不接受他的妻子的宴请，也不让他们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一起游戏。他的儿子可能不能参加童子军。他甚至无法拜访当政府雇员的朋友，因为这样做，他们也会受到解雇的威胁。最后，他就只有靠积蓄度日（如果他有存款的话）和靠他的家庭的支持了。

　　1949年6月，这位前司法部长克拉克己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他说，“由于这个忠诚调查的行政命令”，联邦官员的风纪，“从没有过”现在那么好。是什么使他这样看的，真是难以想象。几乎国内所有的律师都知道，这个忠诚调查把正当的审讯程序都弄得形同虚设。托马斯·潘因【托马斯·潘因（1737－1809年）美国政治家、政论家、作家。——译者】曾自豪地夸耀美国这个新世界，说它已变成为“欧洲各地被迫害的酷爱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人的避难所”。这句名言成了对他的嘲弄。华盛顿最受欢迎的书籍是伯特·安德鲁斯的《华盛顿的政治迫害》，这是由《先驱论坛报》华盛顿分社那位受人尊敬的主任所写的，内容叙述的是忠诚调查中那些特别肆无忌禅的胡作作为。约翰·洛德·奥布赖恩在1948年4月的《哈佛法律评论》的文章中指出，因与人交往而株连获罪所带来的后果，“有类乎刑事犯罪——诸如失掉职业，长期蒙耻受辱、谋生能力不断削弱等等。”这个忠诚调查现在已花去一千二百万元。在等侯复审的较有趣的案件中，有一个人被解职，罪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小差，而那时他才九岁。

　　那些以为全国忠诚复查委员会会弄清是非的人，实在只是抓着一根脆弱无力的救命草。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个委员会主席塞思·理查森是“一个杰出的保守的共和党员”，“和司法部进行密切配合。”无疑，任命理查森当主席在政治上是非常策略的——他本来是哈丁和柯立芝一手提拔的——但说到公允正直，却可怜得很。这位复审委员会主席年近七十，在首都，他以美国医学协会律师与普尔门卧车有限公司的律师知名。他是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团员、糜鹿会的会员，以及“大都会”、“燃树”与“却维·蔡斯”等俱乐部的成员——他正是那种维护现有体制派，对他说来，所谓忠诚，就得符合美国传统。他是把爱国与正统混为一谈的人。

　　有时，个别事件可以说明整个时代。多萝西·贝利的上诉案很能使我们了解这个时代的情况。贝利小姐是布林·玛尔女子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毕业生，1948年春四十一岁。她已在美国就业局工作十四年，被认为是模范工作人员。她唯一的社会活动是参加公务员联合会，而这又是没有被司法部长点名的组织。贝利小姐是该会地方分会的主席，虽然没有树敌，但这职位很可能会使人垂涎而制造流言蜚语的。凭着一些未经证实的控告，说她曾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曾“和一些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交往，”她就被拉到哥伦比亚特区的地区忠诚委员会。控告人提不出证据，也没有证人作出不利于她的作证。她也矢口否认有罪，并提出几个能证明她表现的证人——但不管怎样，她还是被解职了。

　　贝利小姐在塞思·理查森的复审委员会出庭时，她的律师保罗·波特提出，她之所以被控诉，可能因为有隐怨。主席回答说，“有五、六份材料的检举人，是经联邦调查局证明为经验丰富和完全可靠的人。”尽管在波特追向之下，理查森还是不肯说检举人姓名。后来他又说即使他想说也不可能，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或在那方面有过什么活动。”理查森的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提到档案里一处指控之后，就出现下列对话：

　　『委员会一委员：还有另一条说，大约1936开始，检举人就注意你。（你）那时是在哥伦比亚特区进行活动的所谓共产党“秘密小组”的成员。
　　贝利小姐：首先，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有一个所谓“秘密小组”。这种术语对我是陌生的。我可以发誓也可以满有信心表示，我当时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共产党党员。
　　委员会一委员：又有一个检举人说你过去是一个共产党党员，因为他知道你过去七、八年都和一个人所周知的共产党员有来往，这是向我们提供的材料的一部分。
　　波特先生：这是片面之词。我认为不能作为证据。
　　理查森主席：它是证据。
　　波特先生：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作用，但我们再一次提出要术：应该让这个被告或她的辩护律师知道这些恶意的流言蜚语是那里来的。
　　理查森主席：显然，这是无补于事的。如果这证词是真的，它就不是流言蜚语或是恶意的。我们把证词公开是有困难的。
　　波特先生：是在宣誓之下提出的吗？理查森主席：我想不是罢？
　　委员会一委员：提供在哥伦比亚特区共产党活动情报的人是一个担负重要职务的人。
　　贝利小姐：你知道么，就是这点使我担心：如果在这里宣判我有罪，提出这些控告的人就被认为是可靠的证人了；但他们并不可靠，因为这些控告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不管说的什么都不应该增加这些控告的可靠性。』

　　她的上诉被驳回了。被告提出委员会的复审程序是对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权保证公然蔑视，理查森只好求助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废话，说什么政府任职是“不同于一般的特殊情况，不存在权利问题。”接着，他看了一下日程表，考虑下一批无头案，开始与他的同事商议对策。这就是在坚决反共分子主持下的法制。

　　在官僚政治的长期历史中很少有这次这样浪费时间和浪费纸张的。甚至在理查森的袋鼠法庭【这是美国口语指可以随意跳过正常法律程序而进行审讯的法庭。——译者】里，虽然被告处处被置于不利地位，但象贝利小姐那样定罪也是罕见的。在实行忠诚调查那五年期间，联邦调查局甄别了三百万以上的美国人，对一万人进行全面调查。对九千零七十七人提出初步控告，其中有二千九百六十一人由地方忠诚审查委员会传讯，有三百七十八人被解职。一个国会委员会要求理查森对他的裁决进行总结，他说：“纪录中一个案件也没有发现，一个间谍案件的证据也没有发现。联邦调查局没有发现半点证据可以说明某一案件牵涉到间谍问题。”

　　※※※

　　“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写道——那是“共产主义的幽灵。”现在，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以后，同样一个幽灵的影子又笼罩着美国全国。这很难讲得通；比如理查森就一直向国会议员夸口说：没有发现过间谍。那么说，间谍一定是被这些调查人员赶跑了。这种颠倒的逻辑并不只是运用于联邦雇员身上而已。到纽约参加科学会议的艾琳·居里【法国物理华家，名物理学家居理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夫人（1897－1956年）。——译者】就被拘留在埃利斯岛【移民局检查站设在纽约港口该岛。——译者】过了一夜。有几个匿名电话报告说，她可能是敌特。《自由》杂志发表了一篇帕纳尔·托马斯写的《我们原子弹工厂里的赤色分子》，含沙射影地说，科学家们都可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于是有一个时期，政府几乎无法聘请到年轻的核物理学家。【登载该文时，帕纳尔·托马斯是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他于1949年12月3日被判犯诈骗罪，被罚款一万元，锒铛入狱。】有些医生订阅美苏医学协会发行的在美国出版的专业杂志《苏联医学评论》，只好要求该杂志用白纸包裹起来邮寄。

　　参加国防生产的公司都紧张起来。有一家公司为了保管政府交托的机密文件，花了三百万元买许多新保险箱。各大学既要对国家忠诚，又要保持学术自由，真是左右为难。立法机关一个接着一个要求教师们进行忠诚宣誓，其中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有一万一千人。洛衫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把拒绝宣誓的教授解聘了一百五十七名。各地教师的忠诚宣誓则由学校董事会主席、教师协会主席和警察局长主持履行。在许多地方，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军官们还研究各校教材，看看有无鼓动颠覆活动的内容。

　　如果还有什么职业比之教育界还更难堪的话，那就是娱乐业了。在纽约，有三个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在美国电台艺术家联合会的坚决反共分子的怂恿下，出版了一本名为《反击》的小册子，把国会各个委员会档案里有过名字的一百五十一名演员、导演和作家都列出来。这本小册子在各广播公司的经理中传开，要求他们把榜上有名的人解雇，并在雇用新人时，先将名字进行核对。接着这三个人又出版了《红色渠道》，这是一本更厚的有可疑亲友或“关系”的演员和播音员的人名录。娱乐业被弄得胆战心惊。《反击》就曾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成是“共产党最满意的广播公司”，副总经理们只好都把《红色渠道》保存在写字台下面的抽屉里，以备应用。在麦迪逊大道和整个好莱坞，人们都把该书称为“黑名单”。

　　黑名单后来连续十年都成为娱乐业的一个特点。经理们靠舆论吃饭，它就成为威胁他们的赤裸裸的讹诈手段。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个“猜疑的年代”的一些触目惊心的现象，现在已经淡忘了，但是那些在威胁下屈服的公司经理们却是无可原谅的。他们往往都知道，一个明星之所以列入黑名单，只是因为他的竞争者嫉妒。而在低工资那一阶层中，他们又以“不忠诚”或“嫌疑分子”这样的荒谬罪名，轻率地把一些布景工人和化装人员解雇。要是有个经理能挺起腰杆来，那些反击者的阴谋诡计就会破产。但没人能挺起腰杆来。

　　琼·米尔的事件就是典型的。前一天，她还是全国广播公司最受人欢迎的连播节目《奥尔德里奇一家》中的女主角。而第二天，她的名字就被列入《红色渠道》里去。到了当天下午，公司便撕毁她的合同，把她赶了出来。全国广播公司向新闻界的解释，使这个本来已是堕落的时代更加堕落。而且先例既开，其他公司接着也就效尤。广播公司发言人圆滑地说，当然，米尔小姐并不是共产党。她对国家是忠诚的，而且一贯如此。不幸的是，她引起一些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总会使出广告费的公司害怕，使公众骚动，而对演出是会有所损害的。简言之，她所以被解雇，是因为有人造她的谣。从那时起，“有不同意见”就几乎是“不忠诚”的同义词——而且同样能毁灭一个人的前途。最后大多数人不再为黑名单辩护了。但是如果有人要打不平而提出问题，几乎旁边总会有人摇摇头令人生气地说，“无风不起浪”。

　　※※※

　　最糟糕的是他说的不错，起浪的原因确是有风。这并不是说多萝西·贝利和琼·米尔和这有什么关系。她们是无辜被害者，是无知和恐惧的牺牲品，就象1692年塞勒姆村的“女巫”一样【塞勒姆村在马萨诸塞州，当年约有三十二人受宗教迫害。——译者】。但是，令人寒心的是真正的间谍已把真正的秘密弄走。斯大林一有了原子弹，很少人还会认为和平还有希望。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就不会。而俄国科学家制造第一颗核武器这样快，几乎完全是由于苏联副领事阿纳托利·A·雅科夫列夫从纽约至洛斯阿拉莫斯布下的巧妙的谍报网。

　　如果在渥太华的古津科没有叛变，雅科夫列夫的组织是决不会暴露的。即使已经暴露，解开这个盘根错节也还化了四年时间，而且要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伦敦的苏格兰场和联邦调查局联合进行。富克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在哈威尔市和伦敦市向苏格兰场督察的招供，暴露了纽约市的哈里·戈尔德。当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们在戈尔德的住所找到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说明他和富克斯和格林格拉斯会面时的行车路线，戈尔德就再无法否认了。朱利叶斯·罗森堡从《纽约先驱论坛报》中知道戈尔德已被逮捕，他就带着报纸去找鲁思·格林格拉斯。他说，她和戴维必须立即离开美国；戴维可能牵连到全帮人，连他的亲姊姊埃塞尔·罗森堡也在内。鲁思说，“我们哪里也不能去，我们的婴孩生下才只有十天呢！”罗森堡说，“你的婴孩不会死的。每天都有婴儿在海上和火车里诞生。我的医生说要是你带够罐头牛奶，把水烧开，婴儿就会平安无事的”。

　　朱利叶斯给格林格拉斯夫妇一千元钱，订了一个从墨西哥城转到瑞典，再转捷克、然后再到莫斯科的复杂的旅程计划。他说，每一段旅程都会有当地的共产党人接待他们，指点他们。于是他们准备了护照像片，但接着又犹豫。鲁思病了。无计可施的朱利叶斯又再给他们四千元，但是，他们对他说，他们打算留下来，准备坐牢。十一天后，联邦调查局把戴维逮捕。这时他不是连累妻子就是连累姊姊，他要在两人间作出选择。他决定保护鲁思。于是在一个初夏的晚上，当罗森堡一家收听《孤胆骑警》这个节目时，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敲门进来。当时只把朱利叶斯逮捕，埃塞尔被留下来，服顾他们两个孩子。但后来她得把孩子托付出去。因为她也被逮捕了。他们两人是在战争期间叛国的，其命运就是辛辛监狱和坐电椅了。

　　这才是真正的叛国，不是那些要幼儿园老师和电影临时演员忠诚宣誓的头等爱国分子的病态狂想。毫无疑向，罗森堡－格林格拉斯－戈尔德－富克斯－梅集团是国际间谍活动史上最成功的一个。他们在莫斯科交出许多图表、公式以及几百页密密麻麻写下的材料，从在橡树岭分离铀235和铀238的气体扩散处理到导弹的设计图都极其详尽。即使俄国人当时自始至终参与试制，他们对于核武器的了解，也不过是如此而已。美国花了二十亿元的代价，把西欧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起来，动员了美国的工业，两方面结合，用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阿拉莫戈多获得了成功，在日本上空显示了威力。到了那时，苏联情报局长已从富克斯那里获得了一份原子弹制作过程的详细报告，甚至还有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第一次爆炸的现场情况的报告。这个情报是无价之宝。当时苏联物理学家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已掌握了有关的理论物理学，但在四十年代后期，俄国对这样规模巨大的试制工作，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资源。这次大出卖使他们解决了核武器的差距，这些英奸美奸使冷战至少提前十八个月。

　　他们的罪行这样滔天，而英国和美国的反间谍网又是这样漏洞百出，当时舆论完全可以要求唐宁街10号和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换个新政府的。但当时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就选民而论，整件事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意旨。当然，保密工作太差是使人痛心的，但是，当时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没有人继续要在科学界里追踪到底，找到替罪羊为止。一般人缺乏足够科学知识，并不了解发生问题的重大意义。气体扩散的处理也很难作为竞选运动的争论问题。而且，在犯罪的人中，除了共产党员而外，没有办法证明哪一个是有什么党派关系。但共和党人所需要的，就是在泄露美国秘密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政派集团，或者至少其中有一个人是新政派。

　　他们终于找到他们所要求的人，这可以说是本世纪中叶美国政治的特色。也许这人还不是他们真正所要求的，但是已非常近似，足以使国家分裂、使人头落地。如果这些“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还没有泄漏原子弹计划的话，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计划而已。这些人都和实脸室里的间谍一样，是一块料。他们都是本世纪开始后不久出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还记忆犹新，而且聪明、敏感，富于理想。他们都经历过股票市场大崩溃的经济破产，接着又都看到西班牙、埃塞俄比亚、中国和中欧遭受的肆无忌惮的侵略，还看到慕尼黑事件的屈辱。他们对西方民主失去信心，把共产主义奉为改造世界的信仰。他们象宗教狂患者们一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不惜一切。大多数人没有物理学家那么幸运。但每个人总能作点贡献。在行政机关的可以盗窃国家机密。在总统的智囊团里，就会提出苏联那一套解决方案，（比如说，毁灭德国的鲁尔区。）甚至当老百姓的也可以当他们的通讯员。哈里·戈尔德就是一个，而惠特克·钱伯斯也是一个。

　　这是复杂异常的。时至今日，有些人信仰尽管不同，但都如此坚定，即使供状俱在，或者证据确凿，他们还是矢口否认。迪安·艾奇逊至死时还是认为亨利·德克斯特·怀特无罪，而希斯事件则是“不可思议”的。要了解1948年夏季开始发生的怪现象，你不妨设想自己处在一个大家庭里，孩子们言之凿凿地说有个怪物在作祟。其他的人一再对他们说，世间是没有怪物的。他们对房子反复进行搜索。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尽管孩子们还是把荒诞无稽之谈说成是确有其事，但家里的人都不予理会。一晚，全家聚在一起，一个孩子发现一个小房间的门半掩。他砰地把门打开，一个身长十尺、青面獠牙的真正怪物走出来了。在加拿大的伊戈·古津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三年以后，在华盛顿，美好事件又再次证明确有这样的怪物。不同的是，这扇门不是小房间的门，它倒是通向主人卧室的门呢！

　　※※※

　　在这个“精疑的年代”的早期，自由派和知识分子对这个红色怪物，都想付诸一笑。因为十年以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在想吓唬全国人民，使罗斯福的改革声誉扫地。要说现在有什么重要问题出现，似乎难于置信。当伊丽莎白·本特利开始在参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时，《纽约人》杂志的利布林对她进行了肆意嘲弄。他写道，“在希拉夫特糖的包装下，本特利小姐把废物制成合成橡胶的秘密公式（当时还未发明出来呢！），或复员日的大约日期（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同盟国的参谋长们一决定日期就会通知他们的俄国同僚的）交给了艾尔【艾尔是她的情人和主要联系人。他的真名是雅各布·戈洛斯。在1944年去世之前，他是这个间谍网中的一员。其他成员还有哈里·戈尔德和克劳斯·富克斯。】。按照她的供词，她传递了一些材料（破译俄国密码的材料），这是从一个自称从劳克林·柯里那里拿来的人给她的。柯里是前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但他本人后来又发誓说对此事毫无所知。至于她在哪里传递，那我也忘掉了。”

　　那年8月份，利布林对本特利小姐的讽刺嘲弄，真是没完没了。对他来说，她是“肉豆蔻马塔·哈里”，【马塔·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国女间谍，后在法国法庭中判处死刑。——译者】后来《纽约世界电讯报》不再称她为“红色间谍皇后”，开始说她是“漂亮的”和“金发碧眼的女人”（其实她两者都不是），这样之后，这位《纽约人》的评论员，就戏称她为“金发的红色间谍皇后”。但是，后来他的评论开始尖锐起来了。开玩笑是开玩笑，但是这个女人现在却在损害好人的声誉嘛！他于是写道，这种审讯“使人想起一群智力迟钝的孩子，在那里玩侦探游戏。”利布林认为“编辑们要是对本特利小姐的秘密资料，嗅不出合成橡胶的燃烧臭味，那就是对消息非常不敏感。”如果认为他是想贬低证词，那就完全不合乎他的性格的，也违反他个人深信不疑的信念的。但是当说话结结巴巴的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说“证据越积越多了，但还不够清楚”的时候，利布林就说，“我认为报刊对审讯的低级喜剧的一面，一直都忽视了。”

　　随着夏去秋来，低级喜剧显得不是那么有趣了。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钱伯斯经过发誓后供出，有三十七名前政府雇员参加过苏联间谍活动。在这些人中，有十七人拒绝发誓表示自己是否共产党或者是否间谍。这些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有一部分是：美国公民有权拒绝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见证。】保护自己的人的名字今天已不容易记起来了，就象当时保罗·罗伯逊的一张老唱片“泥炭沼的士兵”或“四个谋反的将军”那样。在1948年以前，这些人都是寂寂无闻的人，但他们都很接近权势人士。还有六个没有被传去作证。剩下那些人币，哈罗德·韦尔己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约翰·艾布特都承认他们是共产党，但否认参加间谍活动；在国务院工作了十四年之久的劳伦斯·达根，在两个证人证明他是共产党之后，从曼哈顿一所大楼的十六楼窗口跳下来或者掉下来死了。前助理国务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证据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也心脏病发作逝世。另外十二个人则起誓说，对他们的控告是诬告。但其中两人又被控犯了作伪证罪。一个是威廉·雷明顿，被判有罪，后来在狱中被暗杀，而另一个则是阿尔杰·希斯。

　　按照1948－1949年版的《美国名人录》，他的简史是这样的：

　　『阿尔杰·希斯，律师，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查尔斯·阿尔杰和玛丽（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士；1929年哈佛大学法学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里西位·范斯勒·霍布逊始婚；孩子名蒂莫西·霍布逊（继于）和安东尼；马塞诸塞州、纽约市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律师。1929－30年最高法院法官秘书兼录事，1933－35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农业调整局总法律顾问助理，后任副总法律顾问；1934－35年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1935－36年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宫；……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执行秘书；1945年2月陪同罗斯福总统参加克里米亚合议；1945年任旧全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1946年1月至2月任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美国大学生联谊会和亚得斐金钥匙学会会员。家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七区，西北P街3210号。办公室在纽约州纽约市第十八区第五大道522号。』

　　要找一位比他更引人注目的罗斯福时期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用对他起诉的人的话说，他是个“典型”。他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穿着考究，完全是个最合乎理想的头面人物——国家的公务人员——同时也是乔特【约瑟夫·霍奇斯·乔特（1832－1917年）美国律师和外交家。——译者】律师事务所的成员，是被列入华盛顿《社交大全》的民主党改良派。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出席各种辩论会，是著名赛跑选手，是班里最擅长于交际的人：他声誉甚高，无疵可摘。伊利诺州的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随时可以作他的证明人；另外两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美国前副司法部长约翰·戴维斯（曾是总统候选人）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同样可以。他的风度使人望而生敬。声调抑扬顿挫，是地道的哈佛口音。他随时展露笑容，而且欢快明朗，象罗斯福最讨人喜欢的时候一样。他举止随便、雍容大方，使人想起巴尔的摩交谊舞或吉布森岛的网球比赛的场面，而他又恰巧常在那些场合露面。在审讯他时，他不象是被告，反而象旁听的贵宾。说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员，就象说他是个说谎者一样，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但是告发他是共产党又是说谎者的惠特克·钱伯斯，却承认自己是个为人所不齿的流氓恶棍。他在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参加《时代》周刊工作之前，就曾发假誓一千次以上。他在少年时代，就和他的兄弟迪克订约，一起自杀。迪克自杀了，可是惠特克却背约。在十七岁时，他和一个名叫独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奥尔良的一个低级客栈里同居。后来，他又带一个荡妇回到长岛母亲的家里和她同居——母亲所以同意，他说，“因为她已失掉一个儿子，不想把另一个也失掉。”他因为写猥亵的剧本，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他当过小偷。把他进工程兴办署工作时宣的誓拿来同他对质，他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地承认，他对誓言的每一点都违反了。现在到1948年，他已是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衣衫不整、面常愁容，脸色苍白，眼皮浮肿。

　　但是在这两人之间的问题中，倒是钱伯斯对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最清楚。他后来写道，“作为厉史来说，希斯这个案件，说明了普通老百胜和那些装作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们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案件所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所暴露出来的。这点比之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更为使人不安。一般说来，拥护阿尔杰·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和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虽然并不是总是如此。”当然，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就是对双方的党派偏见特别深的人说来，阿尔杰·希斯很快就成为一个象征。民主党自由派把他视为“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而这些成就现在遭到攻击。对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代表的就是那些可恶的东部优秀人物。自由派在这件案中首先表态，他们认为希斯很显然是清白无辜的，所以不惜一切来支持他，并使对方也同样倾力以赴。但是保守派却动得较迟。他们最初认为不适宜把钱伯斯这个人捧出来。但是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却为他们指出道路。在钱伯斯－希斯这件震动全国的事件的真正意义还未为世所知之时，也就是说，还未控告希斯犯叛国罪之前，两方就已积蓄力量，摆开阵势准备战斗了。从此，双方逐步失却理智，这案件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引起盲目的，激烈的情绪。自由派犯了错误，这是一场悲剧。而钱伯斯不但对了，而且他能提出证据。这是尼克松和他的共和党的胜利。

　　但是钱伯斯最初看来并不对，而希斯则作出非常漂亮的架势。别的人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或者找明显的遁词。但他不是如此。1948年8月4日，在出席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前一天，他听到钱伯斯已指控他为共产党，他从纽约给该委员会打电报请求给他权利，准他起誓否认这个罪名。第二天，他来到委员会面前，表现出义愤填胸的样子。他对所有问题都进行答复，并对钱伯斯提出的具体细节，逐点否认。最后，主席蒙特对希斯的“非常合作的态度”和“直言无隐”表示感谢。约翰·兰金还走过去和希斯握手。大家都高高兴兴。只有尼克松是例外，他一直注视着希斯的脸孔。那个月还未结束，就可以看出这位年青的加州众议员似乎确有未卜先知之才。但是事实上，他是有非常可靠的情报来源的。联邦调查局已开始对希斯进行调查。该局一个名为埃德·赫默的密探，每天将调查所得打电话告诉一个名叫约翰·克罗宁的神父，而这个神父则把它转告尼克松。尽管这样，在8月份第一周，进展还是很少。但是尼克松的毅力和洞察力可说是无与伦比。他提出来要求钱伯斯和希斯能当面对证。

　　但是委员会其他委员决定再次听取钱伯斯作证。他们以为他很可能认错人，而希斯却是无辜受害者。但是就在第二次不公开的听证会上，原告说明了他对希斯、希斯妻子和他们家庭情况，真是了如指掌。他记得，这对夫妻互相昵称为“希利”和“普罗斯”。他们对他们的西班牙长耳狗宠爱备至。他们在沃尔塔广场的住宅内布置有镌刻嵌金的藤垫靠背椅，有一面金边镜子，顶上有一只鹰，墙壁的上半用桑叶图案的墙纸裱糊，而下半则嵌上木板。钱伯斯对他们的了解其实远不止此，但他那时所说的己足以证明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了。——对孩子、仆人、食物、书籍、家具和嗜好的细微末节都说得出来。希斯有一种嗜好，就是观赏飞鸟。钱伯斯讲到希斯一次在波托马克河上看到一只黄鹂时那种兴奋情景。事有凑巧，一个名为约翰·麦克道尔的众议员也是一个业余鸟学家。当希斯又被召到该委员会时，麦克道尔就问他曾否见过黄鹂。希斯当即露出兴奋目光，愉快地回答说，“我看过，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就在这里波托马克河上呢！”过一会又说，“它们飞回来就在这些沼泽中营巢。头部很美丽，真是漂亮异常的鸟。”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它给委员会的印象如此深刻，却是他想象不到的。

　　显然，钱伯斯对希斯家庭情况这样了解，只有交往极深，才有可能。因此，尼克松提出的两人对证，就在8月25日在纽约的“海军准将旅馆”的第400号房间举行了。这是这案件中的重要转折。在尼克松的质询下，在钱伯斯显然对他了若指掌的情况下，希斯开始狼狈起来，他揭发钱伯斯的原名是乔治·克罗斯利，是他三十年结识的一个自由投稿的作家，经常赖账不还。于是尼克松开始进攻。他要希斯提出三个人，证明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希斯显然心烦意乱，就回答说，“可能的话，我就提出来。为什么要向我提出这问题呢，我看着有什么办法没有。这是在1935年。我想能肯定知道他就是乔治·克罗斯利的，就是那时和我在奈伊（即军火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人。”尼克松和希斯又进行了一次尖锐交锋。然后在这两个主要人物，众议员尼克松、麦克道尔和委员会调查员路易斯·拉塞尔之间，进行了下列对话：

　　『麦：那么，你确认他就是乔治·克罗斯利了？
　　希：根据他的证词，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
　　麦：钱伯斯先生，这个人是不是你他家里住过的共产党员阿尔杰·希斯？
　　尼：就是说按照你的证词所说的。麦：你肯定就是他了？钱：肯定是他。
　　（这时希斯先生起立向钱伯斯先生方向走去）
　　希：现在，我要正式声明，我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在委员会的范围外作出同样的证词，放弃免除诽谤起诉的特权。我看你敢不敢这样干。我希望你快点。我不会碰他一下的（对拉塞尔先坐讲）。倒是你们在碰我。
　　拉：请坐下，希斯先生。
　　希；主席要我坐时我会坐下的，拉塞尔先生，在主席请我坐下时——
　　拉：我不希望发生任何骚乱。
　　希：我没有——
　　麦：请坐下。
　　希：你知道是谁挑起来的。
　　麦：我们暂停作证几分钟，等我回来时继续进行。』

　　但是已经太迟了。希斯大错铸成了。直至那时为止，他进行孤注一掷还是有理由的。他是对的，1935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和钱伯斯各执一词，两人的社会声誉相差甚远，结果如何，是不难预料的。不管怎样，做过共产党员也算不了犯罪，而且盗窃政府机密罪的起诉法律限期也已经过了。该委员会几乎已准备不打算从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中做什么文章了。可是，由于希斯估量钱伯斯没有胆量放弃在国会作证可以免除诽谤罪的特权，并声明要控告他诽谤，他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钱伯斯只能被迫摆出证据。而这件事就会挪到法庭去处理，由它判定究竟谁在说谎。诉讼失败的一方将会被判作伪证罪，还得被判坐牢。

　　八天以后，又在华盛顿公众面前举行一次希斯－钱伯斯公开对证会。这时，希斯的信心显然已经锐减。他带来律师，每次答辩总是先转弯抹角地说“就我记忆所及”等。甚至问他这次来作证是否是被传讯来时，他还是回答：“我是接到传讯以后自觉自愿地来到这里的，在这意义上，我是被传讯来的——我可以接受这种说法。”钱伯斯对众议员们说，希斯曾给了他一部1929A型福特牌汽车，以便共产党需要时使用。这可以在汽车登记处核对。希斯软弱无力地回答说；那是一辆旧车，是弃置在街上任其蚀烂的车，“实际上无经济价值可言”，所以他让克罗斯利拿去了，或者是他以为让他拿去了。他开始说。“就我记忆所及，我给了克罗斯利”时，尼克松就插嘴说：“噢，谈到这点，请稍等一会，我不想打断你那‘就我记忆所及’，但是，你是否给了克罗斯利一辆汽车，你完全可以答‘是’或‘不是’。希斯先生，在你一生中，你究竟送了多少辆汽车给人呢？”这句话引起的笑声并不是友好的。当希斯还是拐弯株角，坚持认为他“现在能记忆到的”就是他给了克罗斯利那辆汽车，就“象我可能让他使用我的公寓一祥而已，”这时笑声停止了，全场寂然。委员会的委员们都这样想：你不会把你的房屋和汽车给一个你明知是赖帐朋友的。至于希斯提出那三个证明人，都是无补于事：一个已去世，第二个找不到，第三个完全记不起有一个人叫做克罗斯利。

　　两晚以后，钱伯斯接受希斯的要求进行公开对辩，在电台《答记者问》的节目上出现。他说希斯“过去是个共产党，也许现在还是。”这时，全国都在等待希斯，看他会不会在法院控告钱伯斯诬告。他们等了又等，等了很久，终于希斯在9月27日于巴尔的摩市以破坏名誉为理由控诉钱伯斯。这件事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发展，竞选运动就在全国开展了。这本来是希斯让事情了结的好机会。后来事态证明，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共和党人被杜鲁门的胜利弄到目瞪口呆。他们已不再能控制众议院，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也不能控制。而且，该委员会里有两名共和党人在众院竞选中也落选。但是，事态发展迅速，已远远不是众议员的问题了。11月17日星期三，钱伯斯要作为被告出席在巴尔的摩市举行的法庭审讯前的听证会。那时，如果他确有真凭实据的话，他就要把以前和原告交往的证据摆出来给希斯的律师看。既然钱伯斯被迫走投无路，他就只好摆出毫不疑义的事实，结果震动了全国：原来早在十年前，阿尔杰·希斯、他的妻子普里西拉和惠特克·钱伯斯都曾是苏联间谍网的成员，都曾把国家机密向俄国人泄露。

　　1938年4月钱伯斯和共产党断绝关系。但从1937年5、6月至那时，阿尔杰·希斯曾把他当时能弄到手的一切机密文件、电报、报告和急电都给了钱伯斯。这些东西用三种方式传递。有些是原文，钱伯斯缩微拍摄后就还给希斯。有些则由希斯亲笔摘要。而有些则由普里西拉·希斯用她的伍德斯托克牌的打字机在家里打下来，然后，她的丈失就把文件塞回到国务院卷宗里去。这样做的还不止他，还有一个国务院的贸易协定处处长、一位美国世家后裔叫做亨利·朱利安·沃德利，亦曾向钱伯斯提供情报。沃德利这时承认了。起诉限期的法律条文使他逃避法网。但希斯曾经矢口否认。他走过头了。他已作了伪证，现在已经走进陷阱不能自拔了。

　　※※※

　　钱伯斯在1938年洗手不干之前，曾把三卷微型胶片和八十四份文件——其中有四十三份是普里西拉在打字机上打的，四十一份是阿尔杰手写的——故在一个黄色大封套里。他把这封套放在他的内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律师内森·莱文那里，叫他把它保管好。现在经过十年以后，他又在1948年11月14日来到莱文那里，要他那个封套。它一直放在一个杂物柜顶，覆消灰尘。莱文要站在浴缸上才拿到它，钱伯斯拿进厨房里把灰尘掸掉，把那打出来的文件和手书的摘要带到巴尔的摩市的预审听证会来。会上突然出现这样的材料肯定是使希斯惊惶失措的。但他还能保持镇静，叫他的律师立即把文件转给司法部。这一着很聪明。如果杜鲁门政府宣布这些是机密文件，那就完全可能使钱伯斯就此住口。而且对钱伯斯来说，他还有一个危险，把文件拿出来就暴露他本人接受过机密文件了。尼克松的工作人员正苦于无计可施，怕不是希斯而是钱伯斯被逮捕。但聪明的不只是希斯，钱伯斯并没有把所有文件都带来这个预审听证会。他把一些微型胶卷藏在他在马里兰州自己那个小农场，放在一个挖空的南瓜里。12月2日晚上，众院的调查员向他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材料，他就带他们到那里去。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下令把南瓜内藏着的文件由专人值班保管二十四小时。两天以后新闻报纸才知道其中内容。

　　民主党人为此事大喊大叫。这些“南瓜文件”似乎是钱伯斯这个戏剧性事件的最拙劣的表演。因为从现在向新闻界公布的文件性质看，竟然要派专人值班保管二十四小时，似乎确是可笑的。正如A.J.利布林在《纽约人》所写的，它们是“鸡毛蒜皮的东西”。即使在1938年，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更不用说现在是1948年了。有一份文件说日本人企图在哥斯达黎加一个岛上买进锰，但那里根本不出锰。另一份一本正经地提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方交换参谋。第三份则是在全世界都知道纳粹快要占领奥地利的时候所写的。它记录了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看法，说：“希特勒要争取一次外交胜利，奥地利可能成为牺牲品。”

　　这些都是可博一笑的。但民主党自由派在这件事上要笑的话，这算是最后一次了。其他文件陆续透露出来以后，显然有些是对莫斯科很有用场的，还有一些现在也不能对记者公布，因为根据国务院的鉴定，甚至当时在1948年它还是绝密文件，公布出去不能不危及国家安全。而且文件内容还不是主要之点。即使内容只是气象报告或交通事故也罢，但落在共产党前交通员的手上，也使人大吃一惊，也是一件应由联邦政府进行全面调查的案件。因为所有文件都是用D号密码写的，而这是国务院的绝密密码。这意味着这密码已被破译了，已危及美国外交高级机密了。别国特务已可以随意偷听，可以从美国和友好国家外交官交换情况中获得情报，诸如机密情报员名字、部队转移情况、总统指令等等。事实上在前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把南瓜文件中的放大照片进行审查时，他认为要是这些文件在1938年落在其他政府手中，特别是D号密码，那是“非常危害美国利益的。”

　　现在，政府别无其他办法了。尽管杜鲁门总统在各次记者招待会中，还继续说有关间谍活动的议论都是想把选举运动转移目标，但他的司法部已经动手把迄今为止还是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掌握的证据拿了过来。在纽约市，政府重新召集大陪审团，把微型胶片的放大照片给他们看，并对希斯、钱伯斯和希斯夫人发出传票。12月15目，对希斯所犯的两条伪证罪进行起诉。初审于1949年5月31日开始，陪审团中八人认为有罪，四人认为无罪，意见分歧，初审于7月8日结束。对于法官，那时人们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因为他一直都关心希斯的案子，老是驳回起诉一方的要求，对被告一方加以支持，拒绝让一些人出席作证，而要是这些人可以出庭的话，就会把陪审团感到困惑的问题得以澄清。那些指望希斯被判罪的人对他是失望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引起国内自由派人士的注意，并大大地触犯了他们。民主党人一直都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审讯的进行，希望大量的间接证据可以辩解过去。陪审团的这个僵局也使他们失望。竟然有八个陪审员听信了钱伯斯，这对他们是个打击，而且他们不想和一个初出茅庐、喜欢争论不休的共和党议员冲突。但尼克松确是咄咄逼人。他指责“杜鲁门政府异常关心希斯，希望他平安无事”，这无疑是事实。甚至说法庭“对起诉一方的成见显而易见”时，这也是说公道话。但他要求对该法官进行调查，就不明智了。而且当有些人认为是非分明就可以了的时候，他却说“一般美国人认为在这案件中不必研究法律程序，”致使这些人很不高兴，那就更加不明智了。因为没有法律程序的审讯就是搞私刑。忠于希斯而又有点无可奈何的利布林说，看来“如果不把不合乎尼克松口味的人判罪，那就是‘非美’了”。此外还戳了他一下说，尼克松“的处境，有点象个年青银行出纳员，把他全部积蓄在一只马上押了一注，而这匹马看来却跑不动了”。

　　但是钱伯斯却没有跑不动。在11月17日第二次开庭审讯时，在新法官守正不阿而代表希斯那个新律师又没有那样装模作样的情况下，钱伯斯就更为自信了。当时还有一点对被告不利。凡是重要的政治审讯必须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来考虑的。而整个1949年和1950年1月，即到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冷战的气氛逐步剧烈起来。在两次审讯期间，蒋介石每天都在中国共产党进攻下节节后退。到了第二次审讯判决时，他已经把全部地盘都丢了。在东欧，红军则把民主政府逐个扼杀，西欧正在结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求自卫。在两次审讯之间，俄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国内，司法部长开列的颠复组织，逐月增加。现在告发间谍事件已不是新鲜事情，人们不再认为难以相信。联邦凋查局已用间谍活动罪逮捕了朱迪思·科普朗【国务院雇员。——译者】。史密斯法的被告们【这是指杜鲁门引用史密斯法，控告丹尼斯等十一个美共领袖。——译者】也在审希斯那个大厅里受审。在审讯时如果会场较为平静，还可以听到共产党在外面福莱广场举行示威游行。1948年8月钱伯斯和希斯在海军准将旅馆第一次当面对证时，在那个年代，人们还可以说亨利·华莱士也许是正确的。但十七个月以后，当审判希斯的第二个陪审团退庭讨论判决结果时，人们对俄国和它在美国的崇拜者态度已经强硬起来。陪审员们在希斯两条罪状上都判他有罪。

　　这不是说阿尔杰·希斯是国际政治的栖牲品。当然，如果不是国际政治，他就不会发生什么麻烦，在这个意义上说，也确是牺牲品。但如果看看两次审讯的纪录，尽管当时法官有偏见，人们对第一次审讯时竟然有四个陪审员认为他无罪，只能感到奇怪。光是那些文件就足以对他判罪了。他承认备忘录是他的手迹。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常常为他的首长弗朗西斯·塞尔把长文件进行摘录。塞尔否认这事，他的秘书也否认此事；国务院里也没有人听说过有这种习惯。在审讯希斯时质问他，钱伯斯怎样获得这些文件摘要。他说不知道；他说说不定有人在三十年代搜过他的废纸篓而把它收存起来。这时，起诉律师就无情地质向，为什么文件只是摺叠起来而不是皱成一团呢？希斯认为这确是一个谜。

　　美国政府对阿尔杰·希斯一案倒确是一个谜，它具有下列这样五光十色的东西：什么伍德斯托克打字机、黄鹂、用镀金材料嵌刻的藤垫靠背椅，沃尔塔广场寓所里以桑叶图案墙纸裱糊的墙、昵称“希利”和“普罗斯”、亲手写的备忘录——和四百元的“贷款”等等。在上述这些材料中，在某些意义上说，这笔贷款是最有力的证据。1937年秋，钱伯斯需要一辆新汽车。尽管用旧车折价，他还短四百元。他去希斯夫妇那里，他们就把钱给了他。

　　在这点上，证据是非常确凿的。希斯夫人在1937年11月14日从他们的存款中取出四百元。四天以后，钱伯斯买那部汽车。银行帐本和车商的发票都拿到法庭上来，可以作为证据。希斯夫人说她是要装饰他们的新房子，所以取出款项。但她没有支付装饰费用的任何收据，而提款以后，帐户里几乎就没有结余额了。只剩下十四元六角九分——剩下那样少的钱，希斯不得不向银行借了三百元，才交付自己那部汽车的每月分期付款。在三十年代那个萧条时期），对一个信用不佳、交往不深的朋友，是没有哪个家庭肯作出这样牺牲的。对于希斯夫人的说法，起诉律师向陪审团说，“如果你有支票帐户，又可以在商店赊购，你又还未迁入新居，你会这样做么？你会一次全部提出四百元吗？你会去买房子里的装设品，叫他们以后送来，先用现金来支付吗？”两个女陪审员笑了。当然不会的。普里西拉·希斯也不会这样做。

　　※※※

　　1950年1月，在那人声鼎沸的星期六，陪审团对希斯最后进行判决。这时众议员尼克松收到的贺电，真如雪片飞来。其中有一封来自赫伯特·胡佛。“阿尔杰·希斯的定罪，完全是由于你的耐心和毅力。我们政府中存在的这股叛国势力，终于揭露出来，而揭露的方式，亦使全国深信不疑。”胡佛是难得表示热情的，但从字里行间，他显然是兴高采烈。他在那个周末的情绪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他一开始就已对那班新政派的为人掂了斤两。现在，全国终于都清楚他一向是多么正确的了。

　　在感情激动的人们中，在另外一端有迪安·艾奇逊。这位国务卿在这位比他年青的人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就认识他了。希斯负责和联合国联系时，就是在艾奇逊领导下的。而在1947年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之职，一度重操律师旧业，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就送给他一个玻瑞水瓶和银托盘。刻在它上面的名字有奇普·波伦、洛伊·亨德森、迪安·腊斯克和阿尔杰·希斯。在希斯定罪后的那个星期三，也就是希期被判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服五年徒刑的同一天，艾奇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霍默·比加特提出了一个必然会提出来的问题：“国务卿先生，你对阿尔杰·希斯案件有什么评论吗？”人们对审讯的其他方面也许会淡忘下来，但对艾奇逊的答复是不会忘记的：“我想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无论希斯先生或他的律师们是否上诉，无论上诉的后果如何，我都不打算背弃阿尔杰·希斯。”他解释说，每个人应按自己的原则办事，而他的原则是什么，那是无可置疑的：“我想很久以前就为我们说过这种原则。在奥利夫斯山就有人说过【指耶稣在奥利夫斯山即橄榄山的宣教。见下一条——译者】：如果你有兴趣想看看的话，你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找到的，从第三十四节【“我没衣服穿，你就给我衣服；我病了，你来探望我；我被囚了，你来看望……你对我兄弟们中最平凡的一个做的事，你就是为我做了。”】开始就是了。”

　　那晚艾奇逊写信给他的女儿玛丽【威廉·P.邦迪的妻子，邦迪在六十年代成为政府的越南政策主要制订者之一。】：

　　『……今天，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阿尔杰的案件一直不断萦回在我脑海中。正如我写给你的信所说的那样，不管合乎情理的事实可能是怎样，这完全是一幕悲剧。我知道人们必然会向我问及这事，而这是很难置答的——不是说我要回避这个问题还是正面答复这个问题这种一般意义的困难。那是不成问题的。但要讲出自己心里话，不顾跟着你后面狺狺狂吠的一群人而不多不少地说出自己个人的真正想法。这是不容易的。』

　　跟在后面那群人中也包括尼克松，他对记者们说他认为国务卿的话是“令人作呕的”。也包括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沃尔德·周以德，他说杜鲁门应该抛开艾奇逊。在那个月，国会对奥利夫斯山的基督教侮并不感兴趣。它要的是捞点油水。战争结束还不到五年，而世界已开始分裂。中国完蛋了，斯大林拥有了原子弹，国务院窝藏了间谍——更坏的事还要出现呢！在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后六天，总统宣布杀伤力极大的氢弹制造工作已开始了。艾伯特·爱因斯坦在电视中出现，警告美国人说“大气层放射性污染厉害，因此，地球上所有生命都会有可能全部消灭。……人类毁灭会近在目前”，这使全国不寒而栗。四天以后，伦敦的苏格兰场逮捕了富克斯，因为他把美国的原子弹泄露给俄国。“我们究竟还要容忍到什么程度呢？”霍默·凯普哈特在参议院大声疾呼。“富克斯、艾奇逊、希斯和氢弹在外威胁我们，新政主义又蚕食着国家的生命。我的天呀，难道美国就只能这样束手无策么？”

　　※※※

　　1月7日，威斯康星州那位后辈参议员在华盛顿和一个天主教神父、一位政治学教授和一个华盛顿律师一起吃饭，地点是在白宫与杜邦广场之间的康涅狄格大道上的殖民地饭店。他对他们说，他迫切要他们给他出些主意。

　　过去一年除了坏消息而外，没有给约瑟夫·麦卡锡带来什么。他把两党那些德高望重的参议员都得罪了，而在自己州里也有难题。除了其他问题面外，威斯康星州的律师事务管理局因为他违反规矩，几乎要在1949年取销他当律师的资格：原因就是他担任司法职务的同时，又参加参议员竞选。局里的委员们给他一个警告便算了事。按照他的说法，裁决是这样的：“那是违法的——乔【约瑟夫的昵称。——译者】这个人太任性——但我们认为他不会再这样干的了。”

　　他们对此人并不了解。事到紧急关头，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现在他就到了这样的转折点了。在华盛顿，他能引起公众注意主要是因为他为一些纳粹战犯辩护。在华盛顿记者中进行过一次意见测验，他被认为是美国最糟糕的参议员。他在殖民地饭店对他的客人说，再过两年他又要竞选连任了。

　　他需要一个问题进行竞选。他们有什么主意么？

　　※※※

　　「美国人物画像：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有时候，如果风向对头，而伦敦之夜又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你就几乎可以听到高射炮吼鸣、德国机群在头上隆隆而过，而下面则哗乱一片。你略为想象一下，就似乎着到探照灯突然射向天空。这个时候，在想象中，你就会见到一个英勇年轻的美国人孑然屹立的形象。为了把他的同胞们需要知道的消息告诉他们，他不顾牺性，通过劈啪作声的短波和天电，向他们播音。

　　『这——是伦敦……。
　　我现在站在屋顶上，俯瞰着伦敦全城……。我想大概不出一分钟，在我们周围附近，就会听见炮声了。探照灯现在就是向着这一边移动。你就会听到两颗炸弹的爆炸声。听，炸弹响了！……过了一会，这一带又会飞来一些弹片。弹片来了，愈来愈近了。
　　飞机还是飞得很高。刚才我们也能听到一些爆炸——又响了，那是在我们上空爆炸的。早些时候，我们似乎听到许多炸弹落下来，落在附近几条街上。现在在我们头顶，就是高射炮弹的爆炸声。可是附近的炮又似乎没有开火。探照灯现在几乎射向我们头顶上空了。你们马上又要听到两声爆炸，而且是在更近的地方。听，又晌了！声音是那样的冷酷无情！』

　　他是站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大楼顶。这是德国人的主要目标。这地方这样危险，要在这里广播，是要得到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亲自批准的。默罗夜复一夜地走上这个楼顶或到其他的地方，把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劫后灾情报导出来。他周围的房子倒塌了，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办公室被炸了三次，可是，他那每晚出现的、权威的声调还是继续把战况带给美国的家庭，使他们几如亲临其境。他的广播之所以收效，很大程度是由于他克制的叙述，从没有哗众取宠。广播结束时他只用伦敦最近的习惯语：“再见——祝你幸运”。

　　默罗在本质上是个保守主义者，虽然这点很少人知道，特别是因为后来他又和乔·麦卡锡进行斗争。他相信爱国主义，相信个人荣誉感，相信西方文明的价值标准。他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时，象一般的具有雄心壮志的苦学生一样，半工半读修完大学学业。他当时是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候补生。他读华盛顿州立大学，因为它是在全国大学中最早开设无线电广播课程；他沉着而稳健，早就知道自己将来的事业应该是什么。他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报导准确的、客观的、传统派的新闻记者（“我想作一个采访记者；时事评论员要是个圣哲才行，而我从不那么有把握我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他倒象个传统的传教士。他从伦敦寄给他父母的一封信，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我记得你们曾希望我成为一个传道士，但我除了相信自己以外，当时没有信仰。可是我现在却是在一个极有影响的讲坛上布道。我不时会错，但我要努力象个传道士那样讲话。要讲真话不一定要当牧师。”

　　在学生团体和教育团体工作了五年后，他于1935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37年他二十九岁时去英国负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办事处。当时，工作没有很多搞头，大部分工作是令人厌倦的：什么安排演讲、音乐会、文化广播等等。1938年，他为了搞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教育广播节目，启程往波兰。就在那时，希特勒进占奥地利。他租了一架专机飞抵维也纳，广播纳粹军队进城的情况。接着，他聘请了威廉·夏伊勒，组成一个班子，又继续对慕尼黑会议，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伦敦的空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各个主要战役迸行广播报导。

　　194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请他担任副总经理，但两年以后，他辞职了。他不懂得预算那一套，也总下不得手解雇任何人。他又继续搞广播，每晚7点45分广播时事新闻，以摩尔斯电码，播出N－E－W－S作为广播的开始。由于他在伦敦广播成功，他就用当年大家耳熟能详的措辞，稍加改变，每次广播就以“这——是新闻”这句话开始，而结尾时则说“晚安——祝你幸运”。1948年，他和弗雷德·w.弗兰德利出版第一套《现在我能听到了》的唱片集，把他们当时成为历史的报导的声音保存下来。不久以后，默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们的每年年终新闻综合广播，就和莱昂内尔·巴里摩亚扮演的《吝啬鬼》那样，简直成为圣诞节假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他不愿离开无线电广播转行搞电视，但这样转行却是大势所趋。他已成了全国最有名的新闻广播员，正如《提示》杂志所指出的，他“很漂亮，可以扮演电影随军记者”。几百万人没见过他，但从书上知道他那《最后审判日》的样子，或者读过厄尼·派尔对默罗在战争期间进行广播时的描述：他口讲指划，不时点头、满头大汗，看看时钟——又老是在口袋里摸香烟。从1951年开始，随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广播节目《现在看吧》的初次演出，美国人就能在自己起居室的屏幕上看到默罗了。当时他正处在全盛时代，由于他坚持他的节目不受广播公司的干预，因此人们也可以看到自有广播宣传历史以来一些最为精采的广播节目。

　　1952年12月28日，默罗带着电视摄像机到朝鲜前线，让全国知道在散兵坑里过圣诞节究竟是什么样子。对《现在看吧》和它的姐妹节目《哥广新闻采访》说来，没有什么东西是难于办到或怕引起争论的。他访问杜鲁门，请他谈对麦克阿瑟的看法；又访问麦克阿瑟，请他谈谈杜鲁门。又在克里姆林宫访问了赫鲁晓夫。他还调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怀特、安妮·李·莫斯、罗伯特·奥本海默、欧文·佩雷斯和海军上尉米洛·拉杜洛维奇等案件。在《现在看吧》的节目里，第一次讨论了香烟和肺癌的关系问题，这是个默罗比之别的新闻广播员更不愿多想的题目。最值得人们回忆的是1954年3月9日那晚，《现在看吧》这节目竟和当时最有权势的参议员麦卡锡见个高低，揭露他是骗子。

　　默罗结束时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说来，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默罗在这次节目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所引起的敌意，怎么说也不能算是夸大的。该公司晚上11时的固定新闻广播员唐·霍伦贝克，因为在结尾时说了“我支持爱德·默罗所说的每一句话”，就触发了赫斯特报系对他的迫害，使他终于以自杀了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正要雇员宣誓效忠，用了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来审查他们。这时公司也给默罗吓呆了。（默罗那时已是该公司的董事，他说他的同事们在下次董事会议上对他的做法的反应是，“节目不错，只是你这样干我们为你婉惜。”）麦卡锡本人则轻蔑地说，他没看这节目：“我对无线电和电视的极左分子和自由派分子的广播，是从不收听的。”他不屑在广播上答复，因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只好把广播时间给了副总统尼克松。而他就利用这广播时间要求麦卡锡按共和党的路线办事。

　　如果当时默罗对冷战所表现的热忱没有被充分认识的话，那只是因为当时在国内的人不管参加政治活动与否，每个人态度都是如此。他和他的同胞一样，都是热烈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在希腊和士耳其的杜鲁门主义，赞成花更多的钱进行军备竞赛，赞成在欧洲派驻更强大的美军，支持总统可以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派遣军队到海外。他支持朝鲜战争——“我们已划了一条线，”他称许说，“这条线不仅在朝鲜半岛划了，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划了”——而且他还预测到在越南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看来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他对自由派那种威尔逊式的自决，也同样拥护。珍珠港事变以后，他曾说过，国务院“把这次战争的性质判断错误了。它既是一场世界战争，又是一场世界革命。”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肯尼迪在1960年担任总统而要物色一个美国新闻署署长时考虑默罗了。

　　默罗答应担任该职。既因为他要报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也因为他对美国广播宣传的情况感到失望。靠着播映什么情节喜剧、问答比赛节目和毫无意义的西部电影，电视业每年可以捞得十亿元利润。默罗对电视的“腐朽堕落、逃避现实和它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相互隔绝”，大声疾呼，严词谴责。但这个行业的巨头们充耳不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把《现在看吧》这个每周节目砍掉了，改为临时特约节目。广告界称这种新广播为“有时看吧！”

　　他最后几年是很不如意的。他对做官感到很不自在，而且由于约翰逊政府决定利用美国新闻署作为对越南战争的宣传工具，该署已是名声扫地。他的《最后审判日》预言中一个最严竣的预言真的兑现了，游行示威也上了电视镜头，而摄影记者自己到场拍摄，实际就煽动了城市的人搞暴动。广播公司追求广告利润，变得愈来愈厚颜无耻。为了挤进更多的商业广告，所谓“穿插时间”已从三十二秒延长为四十二秒。《哥广新闻采访》这个默罗最后一个得意的新闻节目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节目是关于一只能说话的马。他于1965年春天去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天公布了这个消息——但紧接这个消息之后，又是香烟广告。

　　他的骨灰撒在纽约市波林他自己的农场上。但爱德·默罗的生命并不是至此为止。埋在该农场的六尺黄土之下的，还有一条新的电视电缆。只要它摆在那里一天，只要通讯广播事业的社会功能还保持着强大的潜力，这个人的精神就还会活着的。

　　这——就是默罗。





　　第十七章 陷入深渊

　　玛丽·艾奇逊·邦迪身体很差，只好把小儿子留给外祖父母照顾，自己进了纽约市萨拉纳克的一所疗养院。就在那里，在希斯定罪的那一个月，她收到父亲一封来信，里面说：

　　『……我就要发表一篇公开演说，尽可能把远东问题、我们力量有限的问题、我们的目标与方向问题，说说请楚。过去那些愚蠢的、对国家不利的，一般来说是可耻的做法太多了，现在我希望可以摆脱这些，沿着明确的、明智的方针前进。』

　　用艾奇逊自己的话说，“这个时候谈亚洲问题真是一触即发。”蒋介石的悲剧已经演到了头。在对日战争胜利时，他是一支人数庞大、装备优良的军队的统帅。可是他接二连三受挫，被迫踉跄后撤，最后全军崩溃，他本人也躲到中国沿海一个岛屿上去了。凡是看到他崩渍过程的人无不都很清楚，此人愚蠢无能。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主编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也对美联社说过：“蒋介石政府无力扑灭一场被错误地称为共产党性质的叛乱。”但这位上校不久要改变他的看法了，因为自从罗斯福从胡佛手中夺去白宫以来，失掉中国的问题是在政治上最可以大做文章的题目。

　　艾奇逊给他女儿寄这封信时，红色中国政权已经成立了四个多月。毛泽东正在莫斯科和约瑟夫·斯大林谈判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刚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因此和这位俄国的独裁者交朋友是很有用场的。美国人民知道这点，他们无心追究罪责谁轻谁重的问题。抨击政府的共和党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把蒋介石、富克斯、希斯、毛泽东、罗森堡夫妇、雅尔塔协定和艾奇逊等都混为一谈，贴上红色的标签。很多人都说，参议员塔夫脱在参院指控国务院，说“它是由一个左翼集团所左右。很明显，这些人想把蒋除掉，为此目的把中国送给共产党人也愿意。”

　　这是两党的政争。至于军事战略，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在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南朝鲜并不值得一战。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

　　『我们对亚洲侵略的防御部署，过去常常从美洲大陆的西海岸来考虑。把太平洋视为是敌人进攻美国的通道。现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内湖，而我们的防线则是沿着亚洲海岸穿过一连串的岛屿。它从菲律宾开始，通过琉球群岛，其主要据点是冲绳岛，然后又弯回来穿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到阿拉斯加。【这位将军在那个月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的谈话，以及那年晚些时候对《亚利桑那明星日报》的威廉·马修斯的谈话，实质都与上述谈话相同。】』

　　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物就知道，最低限度从战略上来说，麦克阿瑟觉得如果敌对力量控制了台湾或者朝鲜半岛，他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位将军比之国务卿的政治头脑要好。到了1949年底，他就知道美国舆论由于中国大陆上空红星高照所造成的震惊，如果共产党武力再有扩张，就会把它看成是美国的惨败。但艾奇逊则还是放弃了台海，听任毛去占领。1949年12月18日，他对美国驻亚洲各国使团说，台湾的重要性应尽可能不强调，因为“普遍都预料它会陷落”。两周以后，麦克阿瑟把他这份备忘录向报界透露。在一片吵嚷声中，塔夫脱和赫伯特·胡佛要求用海军保卫台湾，但杜鲁门拒绝这个要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艾奇逊于1950年1月12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那篇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提到的演说。

　　显然，在现在这个时候国务卿要来个即席演说是不合适的。因此他的下属们给他写了厚厚的一叠讲稿，上面标上了符号。“但最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未加进一步解释地写道，“我把讲稿放在一旁，而以一两页提纲作为根据，发表了演说。”他对听众讲的美国防御线，还是和麦克阿瑟十个月以前所描绘的一样，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到菲律宾。但现在中国的沦陷使华盛顿的政治局面改变了。“至于谈到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他补充说，——显然他指的是台湾和南朝鲜——“肯定要明确的是，没有谁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进攻。一旦发生这种进攻，”他说，“首先起来抵抗的”应当是“这些遭到攻击的人。”如果他们确实以行动表明自己是坚决的战士，他含糊地说，他们就有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向它提出呼吁。

　　艾奇逊至死也矢口否认，由于他把南朝鲜置于防御圈之外，就是大放绿灯，招致侵略。但是当他对新闻俱乐部说，美国正等待中国“局势明朗化”，并说，美国的防御线是“沿着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然后到琉球群岛”，共产党人就只能从这里作出结论；美国是让朝鲜海峡西北的人们自己去照顾自己了。事实上他们也是作出这样的结论的。

　　错误地解释美国的政策，这很不象是艾奇逊的作为。事实上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和麦克阿瑟在上一年3月时那样，排除了美国在亚洲大陆参与地面战争的可能。但是，美国的趋向是会变的。过去希特勒没能正确估计这点，结果他就一败涂地。斯大林现在又重蹈覆辙。北朝鲜的作战计划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一手决定的（那时根本没有告诉毛泽东）因为他相信艾奇逊说的是实话。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第二天，俄国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立克退出安理会会场，因为安理会拒绝驱逐中国国民党，不肯欢迎大陆新政权的使者。斯大林是要提醒美国人注意。在他看来，他选择的时间是再好不过了。美国没有和莫斯科协商就草拟了对日和约。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俄国人本来一直希望，华盛顿会让他们放手摆布朝鲜。按乔治·凯南的看法，就是：“他们看见事态发展并不如此，他们就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从日本和约中只有这么一点收获，那我们就在美国人放日本人回到朝鲜之前，快点把它抓到手。’”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全球战略正开始转变。4月，在总统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就放弃了防御圈的概念，转而采取一项新战略，使美国可以应付任何针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就是那次会议，通过了NSC第68号文件，除了其它问题外，这文件规定要将美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军事拨款。不管明智与否，这个决定决不应该保守秘密的。但斯大林不知道这事，就以为南朝鲜象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个熟透的苹果，该是摘下来的时候了。后来，国会中虽然有人批评艾奇逊发出信号不对，但也不能攻击他。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一个星期，那个一心以节约为念的众议院以一百九十三对一百九十二票之差，否决了一项拨款，即派五百名美国军官去监督南朝鲜军进行装备的预算。当晚艾奇逊就给玛丽写这样的信：

　　『今天真不好过，主要不是工作有困难，而是因为麻烦事太多。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在众议院被击败了。在我着来，这是我们自取其咎。本来不应因一票之差而失败的。我们没有进行争辩，听之任之。现在我们又要走一段很长的回头路。』

　　这条路的第一个交叉口就在面前。

　　※※※

　　1950年1月，约瑟夫·R.麦卡锡四十一岁，已经不止在一方面受过挫析。四年前，也就是1946年共和党选举大胜时，他当选为参议员。他极有可能给美国参议院丢尽体面——因为他是个品质低劣的政客，竟然堕落到从卢斯特隆房屋预制件公司纳贿一万元，还从百事可乐饮料公司的议院说客那里借了两万元，没有交任何抵押。他把钱都挥霍在大豆期货投机上，和马票经纪人通长途电话上了。在国会山上有些人知道，麦卡锡那个陈旧的公事包里，常常带着一瓶威士忌酒。实际上他已与酒徒无异，他在朋友中吹嘘说他每天可以“喝他一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酒”。但按照他这样酗酒下去，他还可以活上六年或七年而已。

　　他是个恶棍，从外貌看也是如此。他目无定睛，经常暗自窃笑。讲起话来尖声刺耳，喜欢奚落别人。在参议院里，由于胡子稠密，人们很快就可以认出他来。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所谓下等爱尔兰人的典型样板：体格魁悟、肩膀宽大、眉毛隆起，是在波士顿市第八号码头和在芝加哥市南部的贫民区常常看到的那种人物。他没有休伊·朗格的天才，同时对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他的有利条件就是他是个撒谎能手，并且一眼就看出了美国电讯广播事业的作用。就是这一些，再加上不择手段。如果他有什么信仰的话，那就是虚无主义，就是不相信任何东西。他最爱看到自己的名字见报。他最渴望的是继续担任参议员。

　　殖民地饭店那个约会对他没有很大帮助。但过后一段时间，他就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电话，说五星期后，也就是林肯诞辰的那个周末，他愿意出来发表一些演说，谈谈在政府任职的共产党人问题。如果说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的话，他们并没有形诸于色。当然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毕竟是该党当时的路线。当时反共英雄理查德·尼克松就警告美国人说，希斯案件只不过是“美国共产党骇人听闻的间谍活动的一小部分”。尼克松当时很受欢迎，但说到麦卡锡，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知，他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工作人员能为他联系到的在林肯诞辰讲话的场合，只有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的俄亥俄县妇女俱乐部，接着就是盐湖城和雷诺市。在他坐飞机前往惠林的途中，机上一位服务周到的女服务员，从旅客名单上发现有一位参议员，就对他说：“参议员麦卡锡，您好！”看来他感到有点出乎意料，“啊，你好”，他说：“有人认出我是谁，我很高兴。”

　　在上机以前，他做了一些可以说是一点点的准备工作，要说是什么调查研究，那就未免言之过甚了。正如他后来对记者所说的，他那份“讲话草稿”的大部分，都是从其他共和党人的演说中“剪剪贴贴”搞出来的东西，他只不过是略加修改而已。据《惠林消息报》的报导，他从尼克松1月26日在众院的演说里偷了一段，作为自己的东西：

　　『尼克松在国会的讲话：　　　　　　麦卡锡在惠林市的讲话：
　　从希斯案件中要吸取的重要教　　　　在讨论共产党问题中要记住的
　　训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那些　　一件事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
　　为了三十块银币①而窃取一件新武　　窃取一件新武器蓝图而得三十块银
　　器蓝图的间谍……而且是阴险得多　　币犒赏的间谍，我们要对付的是阴
　　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可以左右我　　险得多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左右
　　们的政策的制订。　　　　　　　　　我们的政策的制订。』

　　【①据《新约》，耶稣的门徒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耶稣。】

　　就我们目前所知，他对颠覆问题的调查，一共只是打了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办事处的威征德·爱德华兹，说他要写一篇演说稿，要他帮忙。从爱德华兹那里，他得到了两项有关国务院工作人员忠诚调查的情况，内容简略，大部份也已被人遗忘。第一项在《国会记录》中可以找到。1946年7月26日，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写了一封信给伊利诺州众议员阿道夫·萨巴思，说从战时各种机构调到国务院的约三千个职员中，进行了初步甄别，审查人员提出有二百八十四人不能长期任用。在这些人中，有七十九人已被解雇。从二百八十四人中减去七十九人，麦卡锡就象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个二百零五的数字，就是本来已经提出来应该解雇的，但在贝尔纳斯写这信的时候还是在职员名册上的二百零五人【这里我们想说的是：当麦卡锡在惠林市发表演说的时候，这数字可能已经过时。1950年8月号的《哈泼斯》杂志上，阿尔弗雷德·弗兰德利说，到了1950年2月，这二百零五人中只有六十五人还在国务院。当然弗兰德利不象麦卡锡那样只打了一次电话。这种深入挖掘问题麦卡锡是不懂的。】。这位参议员的另一份材料，就是那些坚决反共分子所说的“李氏名单”。罗伯特·李是众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员，他曾对和《美亚》杂志案件有牵连的一百零八个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档案进行审查。1948年，国务院向该委员会送了一份统计表，说在这一百零八人中，仍在国务院任职的共有五十七个——后来理查德·罗维尔就在“纽约人”杂志讽刺说，这是“海恩兹罐头食品公司的品种数目”。

　　这样参议员麦卡锡就有两个数字，——二百零五和五十七但这就是他的“全部材料”了。要了解他招摇撞骗到什么程度，还得记住：这时他既没有档案，也没有原始材料，更谈不上具体的材料了，哪怕是极其含糊其词的材料也没有。他知道有两份已过时的名单，但他手头上连一份也没有弄到。假如有人追问，他连一个名字也提不出来。但凭着这样一点东西，他就开始他的演说旅行。他先去西弗吉尼亚州，在科罗拉多州换乘飞机去犹他州，然后又到内华达州的雷诺市。另一方面，他大概认为不会有人提出什么怀疑。他希望在为数不多的共和党妇女面前作几场老生常谈的说教，回来以后，就看到威斯康星州的报纸对他的旅程作了报导，这样就可以提醒州里的共和党人员和经费赞助人，麦卡锡还在活动。当然，他会对民主党作两三次猛烈的攻击，但其猛烈程度也不会比那个周末其他共和党演说人所讲的更厉害。后来，偶然之间，他发现了一个出色的煽动人心的伎俩。别人是笼统地谈卖国，我麦卡锡则谈卖国贼！

　　惠林市的WWVA电台对他的谈话录了音，当晚进行了广播。可惜广播以后，录音带就被洗掉，对历史来说，这很不幸。除了当时在场的人的回忆而外，存下来的只有《惠林市消息报》记者弗兰克·德斯蒙德记录的一段话。根据他的记忆，这段驰名的发言是这样的：

　　『虽然我不能花时间一一列举国务院中已被点名为共产党和间谍网里成员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清单。国务卿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还是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他手头那份清单，说不定只是一份洗衣店衣服清单，或者是采购物品清单，或者是一份准备寄送圣诞节贺片的清单罢！不管是什么，这不可能是重要的，因为过后不久，他就把它扔掉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华盛顿时，首都有无数的人要他摆出证明，他拼命想弄清他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可是想不起来了。他甚至向那一带的业余无线电工作者提出，看有没有谁录下了他的演说。可是一个也没有。

　　德斯蒙德的报导在《惠林市消息报》登了出来，还在《芝加哥论坛报》里页转裁，又在《丹佛邮报》头版刊登。过了三天以后，《纽约时报》才把这位参议员的指责刊登出来。但是美联社倒把德斯蒙特的报导的两段用第二类电讯稿发稿，国务院有个工作人员看到了。因为当这位参议员在丹佛市转乘飞机时，一个新闻记者对他说，国务院想要那些指控为共党的名单，以便立即开展调查。麦卡锡说他的话并不是这样，是引述错了，他说的不是二百零五个共产党人，而是二百零五个“危险的嫌疑分子”。记者向他，是否可以让他看看这份名单。参议员说当然可以。但又说他把名单放在飞机上的行李里面。《丹佛邮报》还保存着一幅照片，照片里麦卡锡狼狈异常地向他那个破旧的公事包里面张望，寻找他那份不知去向的名单。

　　※※※

　　2月20日下午，参议院响了三次铃声，表示已够法定人数开会。乔·麦卡锡带着他那个黄褐色的皮包，大步走向台前。这个皮包现在倒是涨得鼓鼓的。民主党人曾要求他提出证据，而他自从回到华盛顿以后，亦曾两次向记者保证，如果他拿不出证据，他就辞职。但这次他就要在参院演出一场参院历史上最荒诞不经的晚上开会的戏。这次他不只是有数字了，虽然也超过不了多少。李向他提供了两年前为众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从国务院搞来的一百零八份档案材料的影印本。在这些受审查的人中，只有四十人还在国务院工作，都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全面调查，作了审查通过的结论。但是麦卡锡仍然把这些陈旧的八十一个人的档案，放在他桌子和坐在他附近的议员的桌子上，俨乎其然地宣称，他已经穿进“杜鲁门的保密铁幕”里面去了。

　　接着那几分钟真是狼狈异常。他把第一批卷宗夹移来移去，声称他准备只提号码，不说具体姓名。这样做本身就已经够使人怀疑了。因为在参院讲台上发言，法律上是不能构成诽谤罪的。——但随后出现的事，更使全场震惊。在场的人发现，原来麦卡锡还是头一次看这些档案。他看每份档案时都要停下来，翻翻各页，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就会觉得困窘不堪，不知如何是好。但麦卡锡却若无其事。他在那里几乎站了六个小时，把这幕荒唐透顶的丑剧演下去，如果有什么材料难住了他，他就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总之，他不肯离开讲坛。

　　他所提出的案件，有一些与国务院毫无关系。第一号，第二号是受雇于联合国的人员。第二十号到第二十六号都是“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第十二号一度在商务部工作，麦卡锡毫不在乎地承认，他对“他现在在那里”一点也不知道。“我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至于第六十二号，“在共产党活动这意义上说，是不重要的”。对于第四十号，他又说：“我对他并没有其他材料可讲，只是档案里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他和共产党没有牵连”。第七十二号把这位参议员难住了。他讷讷地说：“它是重要的，其重要在于它与我现在谈给大家听的材料刚刚相反。……我不会把这个人当作共产党人的，这个人有几个证人高度赞扬他，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的美国人。”（还有一点，第七十二号从没有在国务院工作过）。理查德·罗维尔给呆着了，他问道：“除了完全神经错乱而外，还有什么东西会使一个人在讨论八十一个共产党时说：‘这些共产党中有一个很重要，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呢？’”

　　但是麦卡锡还是固执地慢吞吞地说下去。第九号和第七十七号是一样的。第十五号、第廿七号、第三十七号和第五十九号都纯属乌有——这些档案袋是空的。第十三号，第七十五号只不过申请工作。至于第十四号“主要是道德品质问题”，但他的材料却误放在第四十一号里。第五十二号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他是为第十六号工作的——而这“第十六号”，麦卡锡就象淘金者终于找到了金矿，用喜出望外的口气说，“是国务院里最危险的间谍之一。”

　　当然，这人并不是间谍。这些人中一个间谍也没有。但是他在这份档案中塞进一句话，在那份档案中删去一句话，用一堆伪造的调查材料把这场丑剧装饰起来。对那些看报时首先看连环画、再看体育版、然后才漫不经心地瞥一下大标题的人们说来，他就造成一种印象，好象他已发现了颠覆活动。在2月20日那天的表演中，麦卡锡篡改事实有时还不太露骨。比如“三个象俄国人名字的人”就被改为“三个俄国人”。“据报导说”“据说”这样的词就不翼而飞；“可能曾是”和“可能是”这样的词被“曾是”“是”代替了；“相当有损名誉的材料”被改成为“共产党活动的确凿证据。”至于其他的篡改，那就惊人了。联邦调查局作出可以录用的结论，不是完全不提，就是改为联邦调查局作出结论认为有问题。如果国务院人事部门拒绝录用“一个善良的美国人”，就是因为他们要用的都是共产党。有个申请工作的人年岭已近七十，这一点他就略而不提。共和党人都给麦卡锡弄得不知如何是好，该党参院领袖肯尼思·惠里在议事手续方面尽量帮了麦卡锡的忙，但是躲开不同他搞在一起。和麦卡锡几乎素不相识的塔夫脱后来告诉记者说，“这完全是乱来一通。”

　　到第二天早上，人们都知道这些档案材料都是过了时的，报纸也在头版透露出来。参院中喜气洋洋的民主觉人们召开核心会议，责成他们的多数党领袖——伊利诺州的斯科特·卢卡斯提出要求对那些不忠诚分子现在或过去曾否被国务院雇用一事，“展开一次全面彻底的调查。”由于共和党其他议员，不愿意与麦卡锡有关系，而且他本人也再三说过他欢迎进行调查，所以卢卡斯的参院的第231号决议案就被一致通过。惠里确曾设法把这问题提交给拨款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主席田纳西州的肯尼思·麦凯勒是右翼分子，他既不会给民主党自由派多少帮助，也不会使他们满足的。但这动议没有得到全党支持，于是提案就转交给对外关系委员会。那里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就指定由米勒德·E.泰丁斯当主席，组织了一个不太好惹的委员会。泰丁斯是一个控制了马里兰州政治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活动积极的头面人物。在他还未指派委员会的委员（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布里恩·麦克马洪和罗德岛州的民主党人西奥多·弗朗西斯·格林；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伯克·希肯卢珀）之前，麦卡锡就攻击它是个袋鼠法庭了。泰丁斯则声称他既不搞“政治迫害，也不会掩盖问题。”但他私下谈到威斯康星州的这位后辈参议员时，总是摆出老资格的样子称他为“那个小子”。他当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参院对麦卡锡的指控所进行的调查，将来要搞五次，而这不过是头一次。没有一次调查最后能找到什么人。有的话，就只是麦卡锡自己。

　　※※※

　　当然，他是有人帮他忙的。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天翻地复，没有人帮忙是不行的，即使麦卡锡也不行。在国会外面没有某些联系，要在国会里干一件什么事，都是不会有什么成功希望的。麦卡锡在飞往惠林市之前就给《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打了电话。这一点就表明，他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帮助了。那个称为李的调查员在这件事所扮的角色，也是一个迹象。从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初露头角之时起，这些人和他们的同谋者就对他进行大规模援助，搜集了大量的名单和资料，他需要时就马上可以应用。他们并没有特别看中他，只是他却看中了他们要做什么文章。任何哪个集团要在国会里搞什么名堂，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一个参议员出头的，而找到以后，也就绝不会愿意让他声名扫地。

　　这个集团就是所谓“院外援华集团”这个施加压力的集团。它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那些右翼报刊发行人所雇用的人物：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里的威拉德，爱德华兹和沃尔特·特罗安；麦考密克所拥有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里的乔治·沃特斯；在麦考密克的共同广播公司联播网上常常出现的小富尔顿·刘易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日报》里的劳伦斯·克利：赫斯特报系的记者霍华德·拉什莫尔、肯·亨特和雷·理查兹；还有两位赫斯特报系的专栏作家乔治·索科尔斯基和J.B.马修斯。马修斯有一本称为“第九号附录”的册子，这本东西在反共分子手中相当于反犹主义者手中的那本《犹太父老会议录》。它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员们于1944年辑成的，共有七卷，内有两万二千人的名字。这是从那些有不忠嫌疑的团体的负责人名单，从那些告发者，以及从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极端保守派的小册子中搜集来的。甚至连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也认为这本书荒谬绝伦。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决定要收回这本书，不让发出去。可是马修斯却私下弄来一本收藏起来。有了这本书，麦卡锡就能没完没了地大谈特谈了。而且如果这本书还不够的话，他可以从艾尔弗里德·科尔伯格那里补充。此人是对华政策协会的创始人，也是院外援华集团的主要赞助人。三十年来科尔伯格都从中国大陆进口东方纺织品，获取巨利。现在蒋介石倒台，他的来源也就断了。于是他从他的巨大财产中捐献一点款项给《反击》、《自由人》，艾萨克·唐·莱文的《老实话》那样的刊物。

　　这股势力一直在华盛顿周围徘徊，想找个领头人。现在，他们就成为麦卡锡的势力，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对他也很能起作用。他的对手是不容轻视的：他们是国会山上的民主党领导人，杜鲁门总统（他私下谈及麦卡锡时，曾说“这个狗崽子该受到弹劾。”）还有凡是观点不如麦考密克和赫斯特那么右的所有新闻记者。在麦卡锡进行第一次攻击时，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和他斗争特别激烈。他们嘲笑麦卡锡办公室里的故弄玄虚的小动作——说他在电话中和人谈话时用一支铅笔敲打话筒，“使得窃听器的磁针失去作用，”然后在谈话——这个电话显然是故意打给来访的记者看的——快将结束之前，紧拿着听筒，喃喃地说：“是的，是的，我听到了，但我不能讲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真在那个家伙身上找到贼赃啦？真的？那么好，我告诉你。就把这一点找个机会好象很偶然地告诉第一号，看看他的反应如何。好吗？好，我以后再和你联系。”

　　沃尔特·李普曼谈到这位参议员蛊惑人心的伎俩对国务卿的不利影响时说，“没有哪个在国外代表我国政府处理大事的美国官员，在国内受到这样严重的损害。甚至1918年的威尔逊也未遇过这种情况。”许多老牌自由派报刊诸如《巴尔的摩太阳报》，在麦卡锡发动进攻的第一年中保持出奇的缄默。但《华盛顿邮报》却每一步都顶住他。《纽约时报》和《圣路易快报》也是如此。《时代》周刊一直揪住他不放。对在这场战斗的两方说来，可能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笔名“赫布洛克”）的一幅作品。赫伯特·布洛克为这个时期创造了一个新的名字。他画了一幅画，十只溅满泥浆的水桶，摇摇幌幌地支撑着一大圆桶泥浆，桶上写着几个大字“麦卡锡主义”。

　　可是这位参议员和他的卑鄙无耻的支持者，看来好象总是取得上风。李普曼的冠冕堂皇的文章，同麦卡锡对美国多数党的攻击相比，就黯然逊色。麦卡锡说：“民主党的标签现在成了那些……听从卖国贼指使的男男女女的私产了……这些男女佩戴的那个政治标签是由一个名叫杜鲁门的白痴缝缀上去的，它已被一个名叫艾奇逊的骗子所腐蚀，被一个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红色屎尿所败坏。”连赫布洛克那一有力的贡献，也倒过头来给他们利用了。富尔顿·刘易斯告诉他的听众说：“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而参议员本人对威斯康星州的听众发表讲话时则说：“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准备战斗的美国主义。”【美国共产党人厄尔·白劳德在1936年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

　　所有这些高喊口号和破口辱骂本来不会发生多大作用的，但是麦卡锡已经在美国基层中点了一把火，所以情况就不相同了。尽管他的西洋镜已经拆穿，尽管别的参议员们把他的指控一个个粉碎，把他的谎言一个个揭穿，使他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还是咧着嘴笑），但是全国支持他的人还是与日俱增，态度更加强硬。这个迹象是不容置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不断地发现，有百分之五十的公众“赞同”参议员麦卡锡，认为他所做的事情对美国有利。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不赞同他，而且还有百分之二十一根本不表示意见。那些后来随同麦卡锡到各地竞选旅行的记者，见他受到这样赞扬，感到非常惊奇。而在国会山上那些怀疑他们的报导的记者，也发现一件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就是每天早上麦卡锡收到邮件时，也会收到一大堆折皱的钞票和零角子。

　　麦卡锡把这些钱进行大豆期货的买卖，而他的共和党伙伴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对他也改变了看法。现在惠里开始搂着乔的结实的肩膀，表示亲热。威廉·詹纳请他和自己一起拍了张照片。霍默·弗格森则把自己掌握的颠覆分子名单和他交换。欧文·布鲁斯特和卡尔·蒙特愿意把他们自己的工作班子让给他使用。泰丁斯委员会里的一个成员希肯卢珀，也开始站到这位正在酣战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这一边，大卖力气了。在众院方面，一个哥伦比亚特区小组委员会还就麦卡姆一个最荒谬无稽的指控举行听证会，那就是“同性爱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麦卡锡说这是苏联一项阴谋，目的是“引诱国务院的女职员过同性爱的生活”。最后，连共和党保守派的擎天柱也倒了下来。对罗伯特·塔夫脱说来，要是又再发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党卖国贼，而这个人对政府制订对华政策的影响又象希斯对新政那样的影响，那怎么了得。这位守正不阿的典范人物宣布，“从国务院的亲共政策看来，乔·麦卡锡要求进行全面调查是完全有理由的。”他接着对麦卡锡说：“假如一件案子不奏效，那就再试第二件！”好象乔还要别人指点他似的。

　　※※※

　　3月21日，这个变戏法的魔术师的袋里似乎己经空空如也，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但是接着麦卡锡又耍了一套前所未闻的把戏。他对泰丁斯那个委员会说，他就要把那个“苏联在美国的第一号间谍”点出来。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麦卡锡若无其事地表示，他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件事并无神秘可言”，他说“其实所有材料都已记录在案，还有物证。”事实上确是记录在案的。原来他讲的那个欧文·拉铁摩尔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他当时在阿富汗内地。他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他曾经在远东事务方面向政府提过咨询性意见。他就蒋介石问题写了个报告，其中的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触怒了院外援华集团的人，特别是科尔伯格。有关拉铁摩尔的一切情况，国会的人都一清二楚。尽管这样，麦卡锡还是对那个持怀疑志度的泰丁斯说，拉铁摩尔“肯定是一个间谍，”有关他的档案是“爆炸性的”。他还说：“如果你破了这个案，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第二天，他把这一切公诸新闻界，只不过还没点拉铁摩尔的名罢了。他说：“我想在这案上押下孤注。如果我错了，我想小组委员会就完全有理由不必认真考虑我提出的其它案件。”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就在他的口袋。这个人是个超级间谍，“在国务院的间谍网中，他是阿尔杰·希斯的上司。”

　　这事发生在星期二。到了那周周末，在参院记者席上，就有愈来愈多人议论拉铁摩尔了。3月26日星期天，德鲁·皮尔逊把这消息发表在报上了。与此同时，麦卡锡却突然消踪匿迹，好一会儿不露面。回来以后，他却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指控。拉铁摩尔在阿富汗接到要他回来的通知后，就发话回来说他绝不是俄国在美国的第一号间谍，他要飞回国内就这问题澄清误解。可是麦卡锡也开始说，他也被人误解了。接着那个星期四，他在参议院说：“在拉铁摩尔案件中，我也许太强调他是否是间谍这个问题了。”他的意思本来是说这个教授是“我国远东政策的总设计师。”麦卡锡说：“这个人是一个制订政策的危险人物，”然后又说：“我认为你可以向几乎任何一个学童问问，谁是远东政策的制订者呢？而他都会这样回答，‘是欧文·拉铁摩尔’。”在记音席上的记者，本来还想了解这位并不十分著名的教授的情况，这时都哄堂大笑起来。

　　4月6日拉铁摩尔在强弧光灯照射下在委员会作证。聚集在大理石柱的参院会议厅的人群，是九年以来最多的一次，而那次是温德尔·威尔基到这里表示同意租借法案。【当时参院以三百一十七票对七十一票，通过租借法案。孤立主义者反对这法案。威尔基当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他反对孤立主义者，赞成这个法案。——译者】他们听到了这位作证人对每条指控都加以否认。他拿出蒋介石和蒋夫人给他的个人信件，说明他们十分感激他的工作。这时泰丁斯也宣布，委员会里有四位委员研究过拉铁摩尔的档案材料，并没有发现他有颠覆活动的罪证。听众向拉铁摩尔热烈鼓掌，他就离场了。四天以后，麦卡锡带来了一个叫路易斯·布登兹的人，他以前是《工人日报》的一位编辑主任，他依法起誓以后说，1944年党内领导他的上级人员要他“将欧文·拉铁摩尔看成是个共产党人。”

　　于是右翼的参议员们都大声喝采。他们洋洋得意地说你看，不是吗，乔证实他是间谍了，布登兹就是拉铁摩尔的惠特克·钱伯斯。有两个保守派的新闻记者一时也上了当。威廉·怀特报导时说，有人“正式通知”布登兹，说拉铁摩尔是个卖国贼。而阿瑟·克劳克则评论说，“许多头脑公正的人”正在改变对麦卡锡的看法。可是他们并没有让这些人改变多久，拉铁摩尔的律师阿贝·福塔斯和保罗·波特对布登兹进行了一次反诘盘问，使他原形毕露。他承认，他在联邦调查局对他审查的四年中，已把他所知道的有关共产党的一切都谈了。他承认，他从未有提到过欧文·拉铁摩尔。他承认，他在1947年时曾对国务院一位负责安全工作的官员说过拉铁摩尔并不是共产党员。他承认，他在1949年初曾为《柯里尔》杂志撰写一篇文章，否认拉铁摩尔是一个共产党。他承认，在他所写的各本有关美国共产党人的书中，没有提过欧文·拉铁摩尔的名字。那么这一切和他目前的作证怎能取得一致呢？他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我正在写另一本书，书中拉铁摩尔先生是个十分重要人物。”他从作证人席走下来，接着又有两个前共产党人贝拉·多德和弗雷达·厄特利相继上去作证。多德小姐认为，把拉铁摩尔说成是共产党是很可笑的。厄特利小姐则没那么肯定，但她肯定地认为他从未当过间谍。谈到他是否是间谍，甚至布登兹也感到这种说法使他吃惊。但是麦卡锡毫无后侮之意。他又把目标转向另一个中国通。他肯定这个人写了“一本书，书中对亚洲问题提出的答案都是亲共的，就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关于解决欧洲问题的答案那么明确。”记者走了以后，有人问麦卡锡这是什么书，他承认没有看过。实际上，他连书名都不知道。他答应可以查一下。他这次又被驳倒了，于是他的名字又在所有报章的大字标题上出现。

　　但泰丁斯开始丧失信心了。他无论斗智与斗力都处于下风。作为一个老练的政客，他不会不感到这一点的。在他起草报告时（这份报告只是那些已经知道麦卡锡臭底子的美国人才会看），舆论对麦卡锡的支持与日俱增。甚至在缅因州的共和党人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和其他五个共和党自由派参议员共同签署《良心宣言》来谴责麦卡锡以后，多数党领袖卢卡斯计算一下人数，发觉只有十二个民主党参议员公开表态反对麦卡锡。无论在从道理或规矩方面来说，泰丁斯都占上风。但麦卡锡这人从来是既不讲道理，又不讲规矩的。他是个政治骗子，而他那个江湖骗术的商标，在这年春季议员竞选预选中却大为风行。委员会还在咬文嚼字，考虑调查他的报告怎样写法，而威利斯·史密斯却进行了一场麦卡锡式的竞选，把原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弗兰克·P格雷厄姆赶下合。众院议员乔治·A.斯马瑟斯击败佛罗里达州的自由派参仪员克劳德·佩珀。他是第二个进行麦卡锡式竞选的人。加里福尼亚州参议员候选人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在第三场麦卡锡式预选中受到曼彻斯特·博迪的诬蔑——而理查德·尼克松也正跃跃欲试，准备第四场麦卡锡式的竞选，后来终于在大选时把她击败。

　　于是委员会这份报告还未写好，就已无人相信了。它最后发表时，内容与预料的无大出入。它指责麦卡锡“搞欺诈、设骗局”有意弄虚作假。麦卡锡知道报告必然会是这样，早就说这报告“使参院丢脸”，是“向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绿灯”。塔夫脱则称这种听证会是一出“滑稽戏”，是“粉饰掩盖”，是对“一个战斗的爱尔兰裔海军陆战队员”的侮辱，缅因州的欧文·布鲁斯特随声附和。惠里攻击艾奇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盖伊·加布里埃尔森说“美国政府中共产党间谍、密探、特务和党员充斥”，共和党正在把他们揭露出来。

　　到了夏天，有些乐观的人以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迹象，说明麦卡锡气数已经到了头。通讯社已把他的记者招待会的报导减至寥寥几行，而且大部份报纸都不再报导它。国外的反共斗争中出现的事件，盖过了这出过场戏。当他又跑到讲坛发言，挥舞一份所谓“联邦调查局报告”，揭露“国务院里三个共产党特务”时，埃德加·胡佛加以驳斥，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最低限度在那时看来，麦卡锡主义似乎已完蛋了。

　　但这仅仅是错觉。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已把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看成是反共的象征，尽管这是违反一切常理的。只要有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存在，他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个英雄。他越来越狂妄嚣张。有人对他说他还没有回答委员会的指控，他就说：“我是不回答指控的，我是专门提出指控的。”有一位记者向他：“你看的那份文件不是机密的么？”这位参议员粗声回答说：“过去是。我已把它取消了机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有一位少女问他“麦卡锡参议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共产党的？”他嘲弄地看着她回敬了一句：“两个半月以前。”

　　※※※

　　正当美国政府一股劲儿调查究竟有过多少共产党人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二百零五个？五十七个？一百零八个？四十个？六十六个？二十五个？一个？还是没有？），北朝鲜政府部署了九个装备精良的师，准备入浸几乎毫无防御能力的大韩民国。这十二万北朝鲜人民军由两万名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俄大战中，包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饱受战火洗礼的朝鲜共产党员领导。从军事上看，无论从那个标准来衡量，都是一支精锐部队。他们配备有122毫米榴弹炮，师属76毫米榴弹炮，76毫米自行火炮，120毫米迫击炮，各式各样的苏联高射炮。各种步兵兵器，从反坦克炮到小型冲锋枪，无不应有尽有。使得这支进攻力量更加所向披靡的，还有一百五十辆苏联的T－34型坦克——这些钢铁巨物曾在库尔斯克前沿摧毁过克虏伯虎型装甲车。此外他们还有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战斗机群。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小罗伯特·海纳尔上校这位专家的看法，“除了苏军而外”，北朝鲜人民军“可能是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中，最能完成原定任务的一支训练最为有素、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

　　面对这样的部队，南朝鲜李承晚总统能调动的只是比保安部队略强一点的部队。说来奇怪的是，五角大楼有意削弱李承晚的六万五千人的大韩民国部队。南朝鲜与北朝鲜都曾一再宣称，他们不惜流血牺牲，要发动进攻，统一这个半岛。尽管北朝鲜人民军经常派出巡逻队越过三八线——有些巡逻队达一千五百人——但华盛顿主要担心的还是那位七十五岁的李承晚。为了防止他蠢动，美国只让韩国部队有一些古老的日本99式毛瑟枪、近射程的M－3型105毫米榴弹炮、过时的2.36英寸火箭筒。迫击炮口径都是81毫米以下。没有无后座力炮，没有坦克，没有进攻性的炮兵部队，也没有战斗机群。这样粗心大意，华盛顿政府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国会也是从犯。杜鲁门在他的1950－51年度预算中，曾规定给南朝鲜拨款六千万美元，国会把它砍掉了。美国对南朝鲜的防御，只寄希望于美国军事顾问团上。这个希望很靠不住。在李承晚的首都汉城，这个顾向团只是把韩国的军队作为军事警察来训练。除此而外，美国人只是装璜门面而已。甚至迟至1950年6月13日，政府官员威廉·福斯特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上作证时还说，“（在南朝鲜）实行严格的训练计划以后，已建立了一支人数为十万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准备好对付北朝鲜军队的挑战，还在南朝鲜各个地区先后把游击队组织扫除净尽。”就在战争爆发的前夕，顾问团那位启程回国的团长威廉·罗伯茨准将接见《时代》周刊记者时，还说在他训练下的南朝鲜部队是“除了美国以外最好的军队。”

　　这不是事实，而且这么说还算是客气的。最使美国人民震惊的是，美国本身的军事力量也处于软弱无力状态。自从“我们要回家去”的骚动把战后复员弄成一场溃乱以来，它就开始走下坡路。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说：“美国打这场伙就象踢一场足球，胜利之后就离场回家，庆祝胜利。”接着，统一三军指挥的争议又把士气破坏无遗。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宣布，他要“把臃肿的军队精简”，把军事预算从三百亿元减到一百四十二亿元，砍掉很多精干部队。五角大楼放弃了对付新型俄国潜艇的雷达防御网以及保护性设施的计划。到了1950年，俄国拥有的作战飞机，己和美国相等，部队是美国的四倍，坦克师是美国的三十倍。美国只有一个步兵师保持最强的作战能力。全部在役陆军人数总共才有五十九万二千人，不到珍珠港事件时在役人数的一半。还有，驻日占领罕的四个师素质下降，用威廉·迪安的话说，他们后来变成了一支松垮软弱的部队，老是“和日本女郎胡混，啤酒喝个不停，连靴子也找仆人擦亮。”

　　指挥官们是不能以对敌人意图毫无所知为理由来为自己开脱的。朝鲜的不幸的分裂史可以一直推溯到公元前108年。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三八分界线的事端就越来越多。双方部队频繁巡逻。李承晚和他在北朝鲜首都平壤的对手金日成，都在剑拔弩张，磨刀霍霍。除此而外，中央情报局早已向华盛顿汇报说，很可能就会发生武力对杭。中央情报局在报告中说，北朝鲜人民军沿边界大量集结。认为只有策划大规模进攻，才能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说其他人没看到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的话，至少国务卿是看过的。他在向国会各个委员会作证时，曾把几份情报局电报宣读，有记录在案。其中有一份是1950年3月10日的电报，估计“人民军将于1950年6月迸攻南朝鲜。”在这以前三十个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确曾向白宫报告过，“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美国在朝鲜并“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当时也许确是如此。但是现在，不管是哪位总统，在共产党国家发动新的侵略面前而不进行对抗，就有受到弹劾的危险。后来，政府方面指出，朝鲜当时只不过是许多危险地区之一。柏林问题一直都有爆发的可能，法国在印度支那面临败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军队也在南斯拉夫边界集结。为政府辩解的人们说，政府总不能在世界各地都同时紧张备战。问题正是如此。这就是采取遏制政策的问题所在。

　　※※※

　　到了1950年6月最后一个周末，热浪袭击美国，那是那年夏天的第一次，气温高达一百度，人人有气无力。能够离开家里电视屏的，都跑到有冷气设备的戏院里去。孩子们都去看罗伯特·牛顿在沃尔特·狄斯奈【狄斯奈（1901－66年），电影制片商，以制动画片驰名。——译者】监制的“金银岛”中扮演海盗约翰·西维尔大个儿。乔伊斯·卡里【乔伊斯·卡里（1888－1957年）英国小说家。——译者】著的《直接来源》成了读者在吊床上消遣的读物。在莫宁赛德高地，当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躲在他的住宅里阅读《迷途的皇后》，这是赞恩·格雷【赞恩·格雷（1875－1939年）美国通俗小说家。——译者】写的第五十一本小说，在作者死后才出版。迪安·艾奇逊则在他的马里兰州“野兔林庄园”家里种花来消度下午时光。吃过饭后，他就看了一会书，入了梦乡。屋子外边，一些若隐若现的身影不断闪来闪去。自从麦卡锡成为风云人物以来，这位国务卿收到很多恐吓信，使他不分昼夜，都要有人进行警卫。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正从东京乘机回国，那时还在太平洋某处上空。那天下午，杜鲁门总统也在空中飞行。星期六下午2时，他的座机“独立”号侧着翅膀穿过了风暴的云层，进入堪萨斯市机场，转入正常角度，滑行下降。两小时之前，总统主持了巴尔的摩市国际友谊机场的开幕式（还是“献给世界的和平事业”的呢！）；现在他希望把这个周末剩下来的时间和他的兄弟维维安一起处理一下家事，和一些老朋友叙叙旧谊。白宫的记者们已接到通知，周未活动将不让记者报导。星期一之前总统将没有任何政治活动。

　　按照惯例，总统不在华盛顿时，政府的高级人员都会松一口气，这次也是如此。国务院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约瑟夫·艾尔素普的家里休息。国务院远东事务新闻官布雷德利·康纳斯则在华盛顿的公寓里和他的孩子们玩游戏。当然，他们绝不会认为联合国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新情况的。自从1月份苏联代表雅各布·马立克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以来，联合国就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当时美国出席安理会的代表是华伦·奥斯汀。他现在正在佛蒙特州家中的苹果园里修剪苹果树。他的副手欧内斯特·格罗斯也没有在办公室，他在长岛曼哈萨特镇家里招待孩子的小朋友们。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正在附近的福雷斯特山上闲逛。

　　那时在纽约是正午，在中西部则是中午过后不久。在遥远的三八分界线是上午4时；用麦克阿瑟后来的话说来，“北朝鲜象一条眼镜蛇一样，突然猛扑过来。”

　　※※※

　　朝鲜那里，夏天雨季刚开始。大雨滂沱，倾泻到绿色的稻田和贫瘠不毛的灰褐色山坡上。就在这个时候，北朝鲜的大炮，一排接一排地摆开四十英里的阵势，突然同时轰鸣起来。开始时炮声还是稀疏的，因为那些小型排炮还等着122毫米榴弹炮发出讯号。但不久以后，突然万炮齐发，喷出一片又一片的火焰，军官们则研究打到南方的炮弹爆炸点，进行校正射程。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飞机腾空而过，穿过温暖湿润的天空，向着不到五十英里的汉城飞去。北朝鲜人还象中国人那样，用吹号来发出冲锋令。军号一响，步兵就突过边界线，朝着他们的第一批目标前进。尽管大雨如注，又是一团漆黑，不可避免地有些混乱，但北朝鲜人民军崔庸健将军，还是把九万名军队开进南朝鲜，没有发生任何拥拚堵塞的现象。他们又用帆船和舢板把两栖部队运到韩国防线以南登陆。被枪炮声惊醒的南朝鲜人，在慌乱中摸索自己的衣服。几小时以后，他们便仓惶出走，躲开从地平线那边打过来的隆隆的炮火。有些人从此以后就一生当难民了。

　　七个小时以后，也就是在东部日光节约时间下午8点，布雷德利·康纳斯成了华盛顿头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美国官员。合众社的唐纳德·冈萨雷斯打电话告诉他，说在朝鲜的合众社记者拍来了片片段段的急电，说北朝鲜军队沿三八线全线发动强大攻击。国务院知道这事吗？康纳斯回答说，就他所知，国务院还不知道。但他会立即查明实际情况。把电话挂上以后，他设法打电话到美国驻汉城的大使馆。但电话员告诉他接不通。当地这时是星期天早上，对海外一切电讯线路都已关闭。康纳斯急忙赶到C大街新国务院大楼。但在急线接通之前，国务院电讯中心已收到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穆西奥拍来的一封电报，发电时间是上午9时26分。电文如下：

　　『北朝鲜军队今天早晨在几处入侵韩国……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进攻的方式看来，似乎是对韩国开展全面迸攻。』

　　他立即把腊斯克和国务院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逊请来。下午10时，希克逊又把迪安·艾奇逊叫醒，并建议请联合国安理会在次日上午召开特别会议，呼吁停火。他还说，由于华伦·奥斯汀还在佛蒙特州，应该让欧内斯特·格罗斯在纽约将要求提出来。艾奇逊同意了，并指示他通过特里格夫·赖伊召开安理会会议。他同时拿起那个白色电话机，那是通白宫的专线电话。

　　杜鲁门一家刚在独立城吃完晚餐。这位一家之主坐在北特拉华大街家里的书房内，已开始打呵欠，快到睡觉的时候了。但艾奇逊才说了几句话，“总统先生，我要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北朝鲜已经入侵南朝鲜”，总统就说他马上坐飞机回来。艾奇逊建议他最好还是好好睡一觉，现在除了使联合国这个机器动起来之外，还不能采取什么措施。他们还要等更多的情报。他明晨会再打电话来。总统问他现在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艾奇逊说有是有的。事实上他可以过问一下。路易斯·约翰逊对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联系，硬要进行无理的限制。他想直接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通气。杜鲁门说，按你的办罢！他就挂起了电话，于是国务卿就把美国行动权开始掌握在自己手里。照他看来，现在主要战场是在纽约的成功湖【当时联合国的临时会址。——译者】，它比战场还重要。

　　特里格夫·赖伊接到希克逊电话时就说：“我的关啊！杰克，这是对联合国开仗啊！”事实正是如此。两个朝鲜都是在联合国监护之下，美国在南朝鲜只是代表联合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强曾一致同意，朝鲜半岛的未来要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普选来决定。后来俄国人变了卦，不让联合国专员进入三八分界线以北。在艾奇逊亲自指示下，他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安全理事会决议，明确说“北朝鲜军队对韩国发动的武装进攻，”构成了“对和平的破坏”，必须立即实现停火，停止进攻。由于苏联还是继续抵制安理会，这个决定以九票对零票通过。

　　星期天上午，穆西奥发来的都是坏消息。北朝鲜人民军的一支强大坦克部队正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开去，看来进展颇为得手。艾奇逊的结论是“南朝鲜的武器显然远远比不上敌人。”下午12时35分，他向独立城挂电话，请总统回来。杜鲁门总统上机时对记者发表了几句话：“不要大惊小怪。局面可能变得很危险，但我希望它不是。在我了解到全部事实之前，我还不能回答任何问题”。回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28号的布莱尔宾馆，他把他的外交和军事顾问们全部叫来，立即在一张红木大饭桌周围坐下来开会。他当场作出三点决定：通知麦克阿瑟使用一切必要的飞机和舰只把美国公民撤出朝鲜，必要的话，可以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将军要向韩国军队提供弹药；美国第七舰队要在福摩萨海峡【即台湾海峡。——译者】巡逻，防止对方声东击西，将朝鲜的进攻作为掩护，进攻台湾。如果毛泽东在一年前到那里追击蒋介石的话，美国人当时本来会袖手旁观的。而现在，国内政局不同了，美国已不可能采取中立态度。

　　星期一是联合国成立第五周年纪念日。这是个阴暗的日子。艾奇逊说“这一天从朝鲜不断传来局势恶化的消息。”朝鲜人民军对联合国发出的停火呼吁置之不理，分兵六路包围了李承晚的汉城。韩国政府已开始南迁。路上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群，韩国的士兵还在继续溃逃；本来他们要拼命死守春川，但在第一辆T－34型坦克出现时防线就瓦解了。韩国驻美大使张勉博士来到白宫。总统在办公室里把那个大型地球仪转了一下，用手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坚决抵抗，就不需要考虑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了。”张博士觉得没有解决问题，含泪而去，下午9时，杜鲁门又在布莱尔宾馆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他称这次会议为“战时内阁”。会上奇普·波伦和乔治·凯南说，俄国不出席安理会，这就给美国一个极好机会。现在不必担心俄国会否决。总统根据这个想法，同意了安理会一个新的决议草案，号召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出把力，把北朝鲜人赶回去。显然，出力最多的估计是美国人，而杜鲁门是有了准备的。他取得他的顾问们的同意以后，就指示麦克阿瑟指挥下的海、空军部队，给在三八线以南的韩国士兵提供直接的战术支援。同时他又在艾奇逊的催促下，对正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法国军队提供更大的援助。

　　汉城于星期三陷落。韩国的防御部队撤到汉江。当天中午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特里格夫·赖伊、雅可布·马立克、欧内斯特·格罗斯这三个万万没有想到会碰头的外交家碰了头——他们不过是守约来参加定期的午餐会。很自然，他们的话题是这场战争，别的事是没有什么要谈的。马立克坚持说星期天安理会的决议是“非法的”，因为没有俄国代表在场，也没有让红色中国参加。赖伊要一丝不苟地尽到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格罗斯只好紧张地等着。赖伊劝告马立克不要管是否星期天，来参加安理会下午召开的会议，听听美国的新决议。“你不来参加我们会议吗？”他问道，“在我看来，为了你们国家利益你应该出席。”可是那位俄国人摇摇头，他激昂地说，“不，我不到那里去。”在离开餐厅后，格罗斯把额上的汗擦掉，他对赖伊说：“假如他接受你的邀请来开会，情况就会不堪设想。”不堪设想的情况就是苏联否决美国的新提案，那么，美国很可能就得在没有联合国的支持下对朝鲜进行干涉——简言之，越南式的战争会发生更早一些。

　　※※※

　　那些有电视机的美国人在星期二傍晚就在电视里第一次看到联合国会议，中间还莫名共妙地插入商业广告和两个名为富丁尼和平海德的儿童木偶剧。马立克的座位仍然空着，那个强有力的美国决议被通过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国际组织决定用武力去对付侵略，第二天的社论就是这样提的，因为杜鲁门向韩国军队提供海军支援和空军掩护的决定是大得人心的。当这个决定在国会宣布时，议员们都起立欢呼鼓掌。白宫新闻团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杜威州长作为共和党的名誉领袖，热烈支持美国进行干予。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也向总统祝贺，指出舆论一致支持他的立场。

　　但是也不尽然。有一个人站在这股潮流的对立面。星期二整整一天，在参议院辩论这个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时，罗伯特·塔夫脱坐在一边，用手托着头，静默沉思。到了星期三，他就发言了。他指责北朝鲜人民军的进攻是杜鲁门政府自己“请来”的，因为它宣布把朝鲜放在美国的防圈之外，这就难怪北朝鲜人认为进攻南方不会受到惩罚。他说，“如果美国过去没有用军队对国民党中国进行军事援助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现在要使用军队去保护南朝鲜来对付朝鲜共产党呢？”请不要弄错，塔夫脱说，他是赞成美国用武力把侵略者赶回三八线那边的。如果政府当时把问题提到参院，他本来会投票赞成的。但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它“篡夺了国会的权力”，这就为将来造成一种危险的先例。宪法把宣战权只授给国会，而总统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效果毫无疑问是一场事实上的战争。”塔夫脱的结论是，“就我所能看到的，就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而言，我认为在国会对这问题没有采取某种行动之前，没有人有权可以用武装力量来支持联合国。”

　　他坐了下来。共和党的右翼参议员象征性地给他鼓掌，但时候一到，他们就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在总统是否“擅自宣战”这问题上，加里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说，“我认为，美国总统所采取的旨在支持……联合国和全世界自由的人民的极其重要的步骤，应得到全体美国人的大力支持，而不管他们党派关系如何。”塔夫脱集团的人爆发出响亮的持续的掌声。由于韩国在汉江能否站得住，蒋介石提出要派三万三千名有作战经验的国民党士兵去和北朝鲜侵略者作战，还有消息说英国在太平洋的军舰都已交由美国海军指挥等等因素，美国人的心情并不想权衡宪法条文的具体而微的解释。但是哈里·杜鲁门还是同意塔夫脱的看法。他要国会作出支持政府的决议。艾奇逊则反对。在他看来，塔夫脱的讲话虽然“基本上是诚挚的”，可是带有“严重的党派偏见，而且非常不得体”。他坚持总统“不必要求国会通过决议来表示同意。宪法规定他是美国三军总司令，他可以根据这个职权去行事。”

　　历史上矛盾可笑的事不少，但很少比得上这一件的：迪安·艾奇逊在当权期间被人严厉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但他竟然对共产主义这样势不两立，甚至认为总统可以以美国三军统帅的身份，派遣美国武装力量来进行一场反共的战争，而不必征求任何人的同意。艾奇逊这种看法始终没改变过。1962年发生导弹危机，他要求肯尼迪总统进攻古巴。到了晚年，他成为越南战争中最激烈的鹰派人物之一，他戴着红白蓝三色臂章，对华盛顿中学生发表演说，鼓吹必需坚决对付共产党。当然，到了那时，总统处理对外作战的权力，已经大得多了——而这主要又是因为1950年6月在艾奇逊再三要求下所造成的先例。

　　华盛顿，成功湖、东京和汉城的各式各样新闻公报，把公众完全弄糊涂了。总统星期四举行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要他澄清一些问题：

　　『问：总统先生，我们国家里每个人都在问，究竟我国现在是否在打仗了？
　　答：我们并不是在打仗。
　　问：总统先生，你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们并不是在打仗”这句话，我们能否引述你这句话呢？
　　答：可以。我准你们引述我的原话。大韩民国是在联合国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遭受近邻北朝鲜的一伙匪徒的非法进攻。联合国举行了会议，请求它的会员国解救韩国，于是联合国会员国就去解救韩国，制止匪徒对大韩民国的袭击。就是如此而已。
　　问：说这是在联合国领导下的警察行动，是否对呢？
　　答：对的。实际就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在未来三年中，美国人的伤亡超过十万人。那些共和党人高兴了一会之后，愈来愈发现战争并无可取之处，从此他们就绝不会让哈里·杜鲁门忘记他曾说过这是“警察行动”。用一句平凡的话来概括政策，只有在政策奏效时这句话才起作用。如果租借法案失败的话，人们对罗斯福当年所说的“把花园浇水的管子借给邻居”的比喻，就不会客气了。不同之处在于，罗斯福当时的目标是要取得全面胜利，而在朝鲜的目标并不是要敌人无条件投降。它只是要停火，把侵略制止，这只是一种消极的目标。这点在1950年6月还没有人看得出来。

　　东京方面在星期四早上发出的新闻公报说，南朝鲜六万五千名守军，伤亡和被俘已近半数。显然，伤亡这样不断增加，不能长此以住。也很显然，靠美国海空军部队的战术支援也不能扭转战局。事态的发展每小时不同，愈来愈要求杜鲁门更多介入。从东京麦帅总部传来的消息说，麦克阿瑟已飞住朝鲜，对战斗情况进行实地视察。当时天气恶劣，空军气象员让飞机都停在羽田机场，不准起飞，但这位七十岁的将军不顾气象员的劝告，登上他那架“巴丹”号c－54型老飞机，对他的驾驶员说，“起飞吧！”下机时，李承晚在跑道上迎接。麦克阿瑟就说，“我们到前沿去看看部队！判断战争实况的唯一方法，就是现场看看他们怎样作战。”他冒着炮火向北驶去。到达汉江时及时看到了军队对几条桥梁进行防御，但已经是最后的绝望的挣扎。这位将军在路旁的小山岗上站了二十分钟，看着那些士兵溃退，难民们呼天抢地，北边的大炮却轰个不停。他的一位参谋后来说，他“看到了兵败如山倒的狼狈情景。”他回到日本的美军总部，就向五角大楼拍发电报：“要守住现在的防线和将来有能力夺回失地，唯一的办法是把美国地面作战部队派到朝解战场。”

　　这个要求终于提出来了。这一周来他们早就知道必然会提出这个要求来的，现在它终于在星期五早上3时通过五角大楼一部电传打字机的滴滴哒哒的响声传来了，当时首都的人大部分还在梦乡。接电报的是劳顿·柯林斯，因为他担任麦克阿瑟当年担任过的陆军参谋长。他回答说总统在采取这一极其重要的步骤之前，肯定要和他的顾向们商量。战况怎样？能不能再等几小时呢？绝对不行，麦克阿瑟说。现在每一分钟都关系重大。要挽救大韩民国，就必须立即把美国军队派去堵住缺口。

　　柯林斯将军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佩斯又向布莱尔宾馆请示。华盛顿这时还未到早上5点，可是杜鲁门已经起了床，刮了脸。他把床边电话接了，犹豫了一下，便下令派一个团投入战斗。他说他立即召集他的战时内阁成员开会，把这支远征军的规模扩大。他们一致赞成这样做，当天上午就把有关命令打好，到了6月30日下午1时22分，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七天，美国征集后备部队的工作就展开了。美国开动了军舰、军用飞机、坦克、大炮和地面部队——全面展开战争，但甚至连意见也没征求过国会呢！

　　接着那六个星期令人焦急万分。美国人以为，只要美军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师离开日本到达朝鲜，战况就会出现新的变化。他们以为即使北朝鲜军队不是惊慌逃跑，至少他们也会锋芒锐减。事实上，美国师团也和他们的新盟友韩国士兵那样，很快就土崩瓦解。到达战场的第一批部队，大部分是没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作战状况很差，人数对比只有二十比一。他们唯一的反坦克武器是十年前的一种反坦克火箭筒，在强大的苏联T－34型坦克面前，完全不发生作用。他们被分割开来，相互失去联系，在最初的几周内就有许多士兵投降了，其中包括指挥第二十四师的一位少将。他们那时还不知道，北朝鲜人是很少受降的。他们常常把俘虏的手反绑起来，用刺刀把他们刺死。那时美国步兵都犯了“回营热”——渴望回到日本他们那舒舒服服的兵营里。麦克阿瑟使尽生平本领，一边调兵遣将，尽可能把敌人的进攻拖住，一边在釜山桥头堡周围建了一条防御线。即使这样，连高级的司令部里也染上了失败主义的情绪。

　　什么乌山，盈德，河东、镇东等一些陌生的名字都在报纸的大标题中出现了，因为报纸在第一版上登了一幅又一幅的地图，说明釜山防御圈的战况，但是防御圈每天越缩越小。北朝鲜人民军的猛烈进攻，在7月20日把第二十四师赶出大田并开始在大丘对第二十五师不断狠狠打击。大丘是美国的主要补给基地和通讯中心。在战况激烈的时刻，用战地记者的话来形容，就是麦克阿瑟可能会被从“大本营里赶出来”，被赶到海里去。后来到了8月6日，这种节节溃退的局面结束了。第二十七步兵团和他们韩国盟军站稳了脚，在大丘城下把这股红色巨浪遏制下来。8月底，北朝鲜军队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占领釜山。但这时守军已经有了坦克和重炮。这条弧形防线长达一百二十里，东起日本海，南至朝鲜海峡。随着夏季的消逝，防御战壕愈来愈巩固。两方都僵持下来，这是一种相持不下的局面，新闻评论员们都认为不再会有什么变化了。前线士兵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情绪。他们最流行的说法是：“球总是这样蹦跳的。”他们唱着：

　　『老道，老蒋和老李
　　他们究竟要我干啥呢？』

　　可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个天才战略家，他是不会被围在这样平平淡淡的包围圈里的。而且现在美国已动起来，派来的军队这样多，也无法容纳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地带里。国内已开始召集国民警卫队的精锐部队。征兵工作正加紧进行。征兵额增加到六十万人。这些补充队伍肯定是既不热情，又不高兴的。没有人说他们好样的；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军那种劲头是没有的。一个来自芝加哥的陆军下士史蒂芬·齐格对记者说，“为我的祖国，我是愿意打仗的；为这个鬼地方打仗，他妈的我可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他说出了在釜山的成千上万战士的心里话。但是，在国内，有组织的反战抗议不多，反战游行就更少。这些新兵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的人的弟弟那一辈。爱国主义的情绪还很浓。而前些时候被北朝鲜人打得一败徐地，也刺痛了美国人的自尊心。

　　在釜山战线后面，人员和武器越来越多，与日俱增。第一骑兵师从日本开来，第二步兵师从美国本土开来，然后英国第二十七旅的两千名英国兵从香港开来了，此外还有法国、土耳其、澳大利亚、荷兰和菲律宾的军队——这些只不过是十五个联合国会员国派出的支援部队的先头部队。

　　与此同时，北朝鲜人补给线拉长，伤亡很重，十几岁的青年在刺刀的威胁下被迫入伍，素质低劣。正当北朝鲜担忧上述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时，麦克阿瑟则在准备他生平最出色的一着棋。他不顾他人的劝告，把兵力分为几路。一部分留守釜山，另一部分则用来在汉城以西二十五英里，当时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后面一百五十英里的仁川港，发动一次令人迷惑不解的两栖登陆。

　　预定登陆前两天，有十艘军舰在港湾进行扫雷，并炮击岸上的炮兵阵地。预定登陆日9月15日早上6点，东方欲曙，晨曦微赤，舰队司令官便发出传统的两栖登陆讯号“登陆部队登陆”，于是小船排山倒海地向岸边疾驶，载着两周前秘密从旧金山开来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他们刚用了四十分钟的时间占领了仁川战略防卫要点外里岛。他们冲过一条一千英尺的堤道，就向汉城推进。这时麦克阿瑟就向全世界宣布：“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从未干过这样出色。”10月1日北朝鲜军队几乎全被击溃了。有一半军队被关在俘虏营，其余的被分割成小股部队，只在夜里偷偷摸摸行动，企图返回老家。联合国部队全部控制了三八线以南的地区。麦克阿瑟要北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在成功湖，一项有八个国家支持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有一个稳定的局势”——这就是说，要让部队进入北朝鲜。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再次劝麦克阿瑟小心行事。北京已传出不祥的消息。美国情报机关报告说，中国的步兵师正在满洲集结，就在与北朝鲜交界的鸭绿江对面。杜鲁门总统认为，现在是他和麦克阿瑟谈一谈的时候了。

　　早就应该和他谈的。早在6月份，共和党对外事务主要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曾拜会杜鲁门，建议把这位将军“拉回美国来。”杜勒斯刚从东京回来。他愤怒地说，朝鲜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的总部冷不及防。总部大楼里谁都不敢去把这位将军叫醒，因为“他们不敢去打扰他”，这样杜勒斯只好亲自把他叫醒。

　　7月尾，这位将军插手干预了一些和他毫不相干的事，又引起了白宫的注意。那时，美国正在联合国展开外交活动，要把蒋介石按捺住，麦克阿瑟却飞到福摩萨去拜会蒋介石，还对记者说，美国军舰在福摩萨海峡巡逻就是把蒋“牵制住”，应该把舰队撤走。总统被他弄得很不放心，就派艾夫里尔·哈里曼到他总部里去和麦克阿瑟谈一谈。哈里曼回来时情绪颇为低落。他觉得这位将军没有懂得他的意思，觉得他似乎“有一种想法很奇怪：即谁要是反共，我们就应该支持谁。”

　　接着杜鲁门发觉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都发表了麦克阿瑟发给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年度会议的信。麦克阿瑟将军在其中提出的建议，实际是要在太平洋地区采取新的外交政策，就是用美国部队来守住北起海参威南至新加坡的一条防线。显然这就要美国和蒋结盟。这位将军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那些认为这样就会激怒中国共产党人的人们，就是绥靖主义者，他们的论点是“错误的陈旧的论点”，而当前真正需要的，是要有个“敢作敢为、坚定有力的领导”。总统大怒之下，要求他收回这句话。麦克阿瑟遵命收回，但已无济于事，因为报纸都已登了出来。现在，面临着战争扩大的威胁，白宫决定在偏僻的威克岛，为总统安排和那位一举一动不同凡响的将军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

　　他们在10月15日会面。地点是在民航局外一所其貌不扬的旧木屋里。这次会议关系重大，两人都以为没有别人在场。可是有一位热心的外交家菲力普·杰塞普却布置了一个秘书，在门缝后进行速记。后来麦克阿瑟虽然说她的速记不够正确，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发生怀疑。假如速记是正确的话，他对自己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信曾对总统大大方方地道了歉。他还估计战争在感思节【即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四。——译者】时可以结束。他说，那时，对日和约就可以签订，苏联参加不参加都可以。至于朝鲜，用五亿元就足以把它重建起来。杜鲁门问他俄国或中国有无可能参战，麦克阿瑟将军回答说：

　　『“可能性很少。如果他们在战争开始后第一、二个月就进行了干预的话，那就可能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再也不怕他们干预了。我们再不需要乞求他们什么了。中国在满洲有三十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超过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人。他们只能把五万到六万人送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由于现在我们在朝鲜已有了空军基地，中国人想来到平壤，那就会伤亡惨重。”』

　　确实会伤亡惨重。但不是麦克阿瑟心目中那样的情况。他的情报不准确。毛在满洲已集结了八十五万人。他那身经百战的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有十二万人在鸭绿江之南了。他们每天晚上都不动声色地渡江，还带着装甲车和重型武器，在黎明之前就已躲进北朝鲜岩石嶙峋的山里，人们后来知道这一重大行动以后，就以此为理由批评麦克阿瑟。但这是有欠公允的。固然他指挥这场秋季战争，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他没有预见到战争会扩大，所以没有向士兵发冬衣，对于这点，他是难辞其咎的。可是他的主要疏忽和错误，包括不服上级命令，那是以后的事情。在威克岛会见总统时，他还是个忠于上级的司令官，把他认为确实的情况告诉了统帅。接着那六个星期，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无可指摘的。总部大楼再没有提出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尽管从手续上说，他要大举越过三八线，并不需要有上级命令，可是他还是等到联合国大会又再提及他这次行动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指示他向北进军时，他才行动。

　　现在他手上有一支以七个美国师为骨干的优秀军队，其中刚开到这里的是著名的第三师。与他们并肩作故的，还有已有战火考验的韩国六个师，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土耳其的部队。10月20日平壤陷落。他就在敌人的首都平壤，在他在莱伊特湾涉水登陆后的第六年，摆出一副姿势，大声叫喊说：“有什么大人物来欢迎我么？金某人在哪里？”

　　这位将军认为敌人已经一蹶不振。在这一点上他犯了战略错误，可说是一个悲剧。事实上，他错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可以说从那时起，同时存在着两场战争：一场是真正的朝鲜战争，而另一场则是麦克阿瑟心目中的战争。真正战场是一片荒凉的危山险岭，万丈悬崖，基本上都是渺无人烟的地方。也没有可靠的地图。那些羊肠小道上依稀有些足迹，可以看出曾有人到过这里，可是这些小径又不通什么去处。在那些风吹雨打的悬崖之间即使有什么隘口，也是人迹罕至。连绵的山脊，都是自北向南，所以任何大军要向北方全面挺进，都只能分为若干小分队，遇到紧急情况就无从相互呼应。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打游击战更为合适。坦克在这里毫无作用，重炮只能弃置后方。峡谷深翳，是伏击部队和大军隐蔽的好所在，空中侦察亦无从发现。这是最合乎敌人理想的地方，到10月份他们成功地在这里埋伏了二十五万纪律严明、长有一双飞毛腿的农民出身的步枪手。只要号角一响或铙钹猛打，他们就会向那毫无戒备的联合国军两翼猛扑过来。而在这些伏击部队后面，在辽阔的满洲地区，还有六十万穿着蓝色军装的中国士兵，随时准备支援。在世界战争史上，这是大自然所布下的规模最大的一个陷阱。

　　※※※

　　但麦克阿瑟却兴高采烈。他告诉在日本的军需长官，要他准备好他的左翼部队——联合国第八集团军的营地。又通知奥马尔·布雷德利说，他准备1月份把美国第二师调到欧洲。他又给美国人许下诺言，“让弟兄们回家过圣诞节”。他对记者说，战争基本结束，只剩下扫荡收尾而已。10月24日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已把兵力调至平壤与元山一线。元山是在平壤东四十五英里的一个海港。接着他宣布他的作战计划——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布出来。他准备来个钳形大攻势。第八集团军从平壤向北推进，其余部队统称为X军团则从元山出发。第八集团军将是钳形攻势的西部钳臂，X军团是东部钳臂。他们之间的高地，则由少量韩国军队防御。这位将军还若无其事地对他的军官说，他将打破一条基本原则。这使那些按军事教材打仗的军官们大吃一惊。原来他有意识地把部队分别交由两位陆军司令官指挥：左翼部队由陆军中将华尔顿·H.沃尔克负责，右翼部队由他的总部负责。他因为仁川大捷而变得飘飘然。地形本来已带来不少困难，而他还偏要两翼互不通气，使他们困难更大。

　　10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军分兵十二路开始向北方进攻。左翼直指清川江，右翼猛扑长津水库。但他们几乎马上就碰到困难。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处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曾告诉他们，北朝鲜人民军已经士气瓦解。但是，北朝鲜进行一次锐利反击，把韩国第七师和其他部队割断联系，并把它切成几段。然后在10月26日，第八集团军的一支巡逻队在中朝边界以南九十英里处抓到了一个中国兵，这时从朝鲜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都皱起眉头来了：因为总统之所以批准麦克阿瑟的进军计划，是因为他实际上作出了这样保证；中国方面不会、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干预。这位联合国部队统帅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北京和莫斯科一样，常常派遣一些愿意为理想而作战的“志愿人员”去为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作战。它甚至实际上已公开宣传过准备去朝鲜这样干的意图了。

　　四天以后，在朝鲜东北部咸兴以北，又俘获了十六名看来并不属于北朝鲜人民军部队的士兵。一位在檀香山唐人街长大的日裔美国军官对他们审讯，发现他们也是中国人。次日又有报告说在长津和赴战水库附近，发现一整团麦克阿瑟那种所谓志愿人员。被俘人员说，他们两星期前乘一辆弹药火车跨过鸭绿江。11月1日，一队苏联米格15式喷气机堵截美国飞机，打了一场时间不长的空战，然后它们又飞回鸭绿江中国那边。这时候，每一个师的前沿都已经发现有中国步兵。11月2日，第一骑兵师报告说，在清川江北岸侦察时，他们的一个营遭到了机枪射击，伤亡很大，对方是高声叫喊的穿着毛式上衣的士兵。那份报告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中国政府派来的，”可是那场战斗是“一场猛烈的厮杀，印第安人式的厮杀，很象在小大角河战役中打败库斯特【G.A.库斯特（1839－1876年），美国将军，在小大角何中与印第安人作战中被杀。——译者】的一场战斗。”

　　自然，美国军官们开始忧心忡忡，担心起黄祸来了。他们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作战，补给线很长，又很易受到攻击。他们又没有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装备。他们对中国很不了解，但他们所能听到的已够使他们志忑不安：中国的新政权把美国看成是天生敌人，他们又不把生命当作一回事。想起要对付这些东方人的轮番不停的冲锋，实在是谈虎色变。11月3日，第二十四步兵师竟将麦克阿瑟的一项指示置诸不理。原来该师接到通知说，“当天的任务是全速向鸭绿江推进”，可是他们却掉过头来后撤了十四英里。东京总部里对这种违抗军令的行为还未来得及处理，11月4日的情况报告就已送到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它的战区里发现三个中国师；第一骑兵师发现了五个中国师。

　　美军总部的反应是矛盾的。麦克阿瑟最初对五角大楼报告说，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很明显是可能的”，但他“手头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使他马上接受这个事实。”经过一夜考虑以后，他认为敌人有八个师在朝鲜，证据该是足够的了。他于是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共军暗中布下埋伏”，他的左翼避开了，“还不至于有在军事上遭受大挫折的可能性”。但是，他又给搞得很狼狈。联合国军在击败北朝鲜人之后，又发现“有一支新的部队面对着我们，这支部队还可能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和充足的补给，都是在敌人垂手可及而我们当前军事行动范围之外的地方。”这些新来的部队是从鸭绿江那边一个“特许庇护所”出击的。他说，“这些后备力量会不会向前推进和推进到什么程度来增援正在战斗的部队，这还有待分晓，而且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他已经和“那些部署好和联合国部队作战的中国部队交锋了”。中国人能够集结这样大量的军队，使“我指挥下的部队，最后有被消灭的危险。”

　　在这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不准轰炸离鸭绿江五英里之内的地区的。现在，麦克阿瑟请求授权他炸毁鸭绿江上的桥粱。他还不相信中国人真会全力支援朝鲜，可是他说他毕生研究亚洲人心理，他知道“东方人的心理，是尊重和服从那些敢作敢为、坚定有力的领导。”把这些桥梁拔除，就是够敢作敢为，坚定有力了。同时还可以使敌人不敢增援。这个要求被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觉得忐忑不安。他们不喜欢他这样部署兵力，也开始怀疑这个威洛比。可是麦克阿瑟是美国部队中资历最高的军官（一位下级军官说，“他比谁都高，仅次于上帝”）。而且他远离美国本土七千英里，又是前线的总司令，不批准他的做法，就是破坏了自从1864年以来就形成的由来已久的美国军事政策。但是，他们还是不想授他全权。他们提醒他说，“要特别留意，避免侵犯满洲的领土和领空。”他的飞行员不能袭击满洲境内的目标，特别是鸭绿江大水坝和发电设备。

　　在东京美军总部里的电传打字机滴滴哒哒地传来这些指示时，朝鲜前线又沉静下来。巡逻队连一个中国兵都没引出来，看来他们已全部走了。威洛比将军肯定他们已离开朝鲜，并说他早知道他们会这样的，因此洋洋得意，说他是个老中国通，早就看出北京是虚张声势。我们已经拆穿了他们的手法，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但在朝鲜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们倒不那么肯定。中国人之所以突然中止军事行动，也许是象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的想法那样，确已经吃够了苦头，反之，亦有可能是在重整队伍，准备进行全面进攻。总之，他们都认为，这确是有点神秘。

　　※※※

　　觉得这件事神秘，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这两个月来就一直多方努力，设法要这些西方入侵者回老家去的。8月25日，麦克阿瑟还在釜山被困时，周就照会了联合国说，华盛顿支持蒋介石留在福摩萨，这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武装侵略”的“犯罪行径”。他声言一定要把所有不属于美国侵略者的东方领土从“美国的魔爪下解放出来”。周说的就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尽管朝鲜也不是他的，但他的论点并不比门罗主义站不住脚，而且在许多方面倒很象门罗主义。

　　因为周的第一次表态美国人没有听得进去，周就在仁川登陆之后再说一遍。他提出警告说，中国“对邻邦北朝鲜被帝国主义者野蛮侵略，决不会坐视不救。”接着10月3日，他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周郑重地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和北朝鲜站在一起，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往北开进的话，中国会同联合国军作战。这个消息通过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转至国务院。世界各大报刊上都登了出来。为了使华盛顿不至于忽视他的话，周又在一个星期以后，通过北京政府的官方电台，再次重申这个态度。麦克阿瑟和威洛比认为这是“外交讹诈”，置诸不理。他们错了，但政府不能因此而责备他们。杜鲁门本人也认为潘尼迦过去“几乎总是帮中国共产党人的忙”，他得出结论，认为周的表态多半是“以介入朝鲜战争作为要胁，赤裸裸地对联合国进行讹诈”。

　　无论从那方面看，麦克阿瑟对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所负的责任，不会比艾森豪威尔对凸出地带之役所负的责任更大。这个类比是杜鲁门自己说的。但是他怎样处理问题以招致灾难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后来他谈及自己时总是说：“没有哪个穿军服的人比（我）更服从命令了”，可是至少在一个敏感的问题上，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不能说是尊重的。就他们看来，在朝鲜北部边界附近部署白种人部队就是不必要的挑衅。9月27日，他们曾通知他，“在与苏联接壤的朝鲜东北省份或在沿满洲地区的边界上，不要使用不是朝鲜人的地面部队，这是个政策问题。”他不仅不理会这个命令。10月24日，他还告诉他的部下，“为了占领整个北朝鲜，必要时可以使用他们指挥下的任何的、一切的地面部队。”他又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中国人欺软怕硬，显示一下力量，“会使中国人头脑理智一点”。

　　麦克阿瑟这种种族沙文主义——因为实质就是这样——使他把自己套在自己做的圈套里。到了感恩节，中国人在战场上消踪匿迹已经快要三个星期，他就作出结论说，他的战斗架势已把他们吓跑了。中央情报局警告他说，为了和联合国军打消耗战，为了“让北朝鲜还能保持着一个国家的样子”，红色中国“最低限度”也会增加在朝鲜的部队。麦克阿瑟不顾劝告，在该月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次，他又在事前就向报界发表他的战略。

　　他对记者们说，这一次“总攻”，目的是“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他又把他在10月份所作诺言再重复一遍，让约翰·库尔特少将告诉士兵，“他们可以回家去吃圣诞晚餐”。进攻将在11月24日清晨开始，为此他将特地从东京专程飞到朝鲜。对他说来，这次最后总攻会惨遭失败是很难想象的。他在送联合国的一份特别公报中说，空军“已完全控制后方地区”。他说，他的左翼都队向前推进，只会遇到“软弱无望的抵抗”，而右冀则“在海空和地面部队”的英勇支持下充分发挥其“有利地位”。两翼会合，“从各种实际意义上说，就是战争的结束”。一位记者向他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士兵在朝鲜。他冲口而出地回答说：“约三万正规军和三万志愿军”。损失将是“非常轻微”的。

　　在华盛顿，总统被弄得糊涂起来了。在他看来，这个月早些时候，这位将军在电报中发出了警号，似乎已经是大难临头。现在看来又不存在严重危险了，因为同样是这位将军，甚至在士兵还未动身出发，就已宣布胜利了。事实上士兵们还真的预祝胜利呢！进攻开始的前一天是感恩节，美国人真有办法，能使得每个士兵都吃到热的火鸡宴，还有奶油汁、华尔道夫沙拉、酸果酱、碎肉馅饼和饭后的薄荷点心。

　　那是星期四的事。星期五便发动进攻。星期天中国人就以三十三个师——三十万人——的兵力进行反击。

　　上午6点15分布雷德利将军向白宫打电话。他对总统说：“麦克阿瑟送来了一份可怕的消息，中国人两只脚都踏进来了。”

　　他们把联合国军战线全面突破。由韩国军队控制的中线土崩瓦解，而在中部山区，韩国第二军溃不成军。土耳其人、英国部队和第一骑兵师赶去增援。他们被赶回到离德川三十英里的地方，接着丢掉了德川，坐上两吨半的卡车南逃，边逃边向着后面追军开枪。土耳其人决定要守住阵地抵抗，但弹药耗尽，用军刀和敌人撕杀，最后被全部消灭。第二十四师被赶回清川江这边来。中国人总共突破了四十英里宽的战线，他们的右边是第八集团军，左边是X军团。他们在中间山地稍息一会，就分别向东向西迁回包抄这两支部队。沃尔克将军得在后撤和被消灭之间作一抉择。他还是聪明地后撤。X军团也接到同样的命令，可是后果就不大相同了。

　　沃尔克的部队虽然伤亡很大，但还保持完整。肯定地说战局一晚比一晚恶化。军号声、铙钹声一响（有时还用哨子），喊声连天的中国人就在信号弹中潮涌而至，排山倒海，无穷无尽。用麦克阿瑟的话说，敌人的人力，简直是个“无底洞”。但沃尔克最后还是站住了脚跟，并能在三八线地区重整队伍。但是，X军团就溃不成军了。他们的主力是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和过去惯例一样，陆战队都部署在每个联合国部队的前面——与后面部队距离约四十英里。当第一声军号吹响时，他们已深入敌境，在曹兴水库附近。他们比较机灵，认为现在是包抄敌人的大好时机，就迂回到正在袭击第八集团军的中国人后面，猛扑他们的后方。可是敌人已预料到这一着。等到麦克阿瑟发现，海军陆战队已被切断，陷入重围。他们是在兴南地区，距离最近的增援部队约四十英里。

　　他们的突围战是朝鲜战史中辉煌的一页。“后退？去他妈的！”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对一个战地记者高声喊道，“我们只是向另一个方向进攻罢了。”刘易斯·“宽胸膛”·普勒上校对他那个团的士兵说：“敌人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后面，在我们左面，在我们右面。这一回他们跑不了了。”他们和第二师、第八师和韩国京畿师的士兵会合，组成一个纵队，在中国人层层包围之下杀出一条路来。在十四天里面，他们不断在冰雪泥泞的蜿蜒小道上向东转移。温度降至零度以下，严寒逼人，风雪纷飞，周围都是万丈深渊。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他们被一条插翼也飞不过的峡谷挡住，似乎已是穷途末路了。这时战斗运输司令部的飞行员又在上空出现，在它们舱底下，摇摇幌幌地吊下来一座巨大的悬桥，把它架在峡谷上。又有一次，这个纵队得把一百一十七名海军陆战队的尸体埋葬在冰雪底下。另一回，在四天战斗中伤亡人数达两千六百五十一人。因为没有医院，每一个伤员都得抬着背着走。最后这个纵队终于到达兴南港，并从那里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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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部队和战土这些英勇事迹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麦克阿瑟的军队惨遭失败。《时代》周刊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记者霍默·比加特说，“联合国军队布局不当，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严重错误，都造成了敌人战略成功。”共和党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社论说这次溃败是一次“巨大的军事错误，”它表明了一点：麦克阿瑟“不能再被认为是军事问题的无上权威”。

　　但麦克阿瑟却不这样看。尽管他也沮丧异常——艾奇逊看到他的电传报告时认为他“已近乎惊慌失措”——但他认为不应由他负责。在中国人进行闪电攻击战的第四天，他发表的公报承认，“我们面临一场完全新的战争。”他似乎要归因于北京不守信义。他说敌人这次进攻“使我们原先抱有的巨大希望破灭了。我们原以为，中国人会象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干预不过是象征性的，不过派一些志愿人员和个别人员参战而已。”

　　12月的第一个周末，第八集团军还一片混乱，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还受困在曹兴水库周围，他就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他的士兵已精疲力竭了。除非联合国承担的义务有所改变，否则“这种不断消耗最终必然导致全军覆没。”他说，新的局势“要求我们政治上作出决定，战略上制定计划，而这些决定与计划，在充分贯彻以后完全能对付各种现实情况”。把这种麦克阿瑟的语言说得明白点，他所要求的其实是华盛顿和成功湖都没有人敢答应他的——也就是让他有入侵满洲的自由。从华盛顿的艾奇逊看来，这份来自东京的报告，把“麦克阿瑟描绘为情绪低沉，自怨自艾，抱怨因为种种限制不能扩大战争的人，把罗威特称之为‘留给后代的文件’送给报界和五角大楼。”毫无疑问，麦克阿瑟将军从来不会忘记，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在美军总部看来，要求上级授权越过鸭绿江是有理由的。因为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打赢这场仗了。

　　不幸的是，要打赢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从1945年起，战争的实质已经变了。广岛和长崎把它改变了。有了能使千百万人死亡的武器，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战争能不再是国王和总统解决争吵的最后一着棋。如果战争蔓延成为世界大战，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毁灭。是的，麦克阿瑟在朝鲜的敌人没有铀－235弹，可是他们的莫斯科盟国是有的。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不能为所欲为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理由，也同样具有说服力。那些把军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的十五个联合国会员国，不愿卷进规模更大的战争。即使美国准备不要联合国的名义而单独作战，根据它的全球战略，它也不同意在亚洲进一步卷入战争。第三世界正在崛兴，在满洲进行战争将迅速激起这些国家的反美情绪，实际上也会使美国帮助重建欧洲的计划停顿下来。

　　如果麦克阿瑟不渡过鸭绿江就不能取胜——显然他现在是无法取胜了——那就产生一种进退两难的新局面。让联合国吃败仗，那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两个强大的敌手在目前情况下又不能就此走开了事。那就只有一种讨厌的解决办法，一场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屈服的战争，一个长时期的、流血的僵持局面，只有参战双方都已精疲力竭，同意停战，才会结束。事实上后来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从后来在越南的教训看来，这条出路看来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当时，却令人十分恼火，对麦克阿瑟则尤其如此。他是一个浸透了十九世纪那种荣誉概念的、自尊心极强的军官。他全身的神经纤维都充满着这样的想法：“战争只能胜利，没有别的任何结果可以代替。”他不久以后就要这样对美国人说。

　　※※※

　　那年12月，圣诞节不象圣诞节。假如你是属于那摇曳音乐的一代，而又不是一个所谓“吃两次亏的人”——就是说，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又因为服后备役被卷进来再打这场仗——那你的孩子也该长大，使得这个节日别有一种快乐和痛苦了。蘑菇形的黑云也在威胁着他们。广播里的流行乐曲，最风靡一时的是一首情调哀怨的歌曲，叫《田纳西圆舞曲》。当你在那些不安而又沉默异常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去购买圣诞节的礼物时，你甚至会怀疑1951年还会不会再有圣诞节。这时候，扩音机里就传出哀怨的声音，唱道：

　　『我和我心爱的人跟着“田纳西圆舞曲”翩翩起舞
　　偶尔间我遇到一位老朋友
　　我把我心爱的人介绍给他让他们俩去跳舞
　　我的朋友却把我心爱的人偷走……』

　　报摊里报纸的标题是古怪的，甚至是离奇的。中国兵和年轻的美国人在太平洋彼岸相互撕杀，而一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却来到成功湖为他们申辩。人们还在报上看到消息说，伍修权将军和他的十三名助手在参加会议之余，为他们的太太去买搅拌器和尼龙袜，还买有关原子弹的书，这大概是为他们自己买的。蒙大拿州征兵委员会表示，在麦克阿瑟获得核武器和它的使用权之前，它将拒绝继续征募新兵。还有消息传到华盛顿说，一位苏联外交人士曾向北京保证，如果满洲遭到轰炸，俄国将会参战。总统随后召开记者招待会，暗示可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决定何时使用的将是麦克阿瑟。这使克里门特·艾德礼首相马上从伦敦飞来。杜鲁门叫他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没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过是讹传罢了。但是艾德礼回到英国时还是愁容不展。他了解到另外情况。杜鲁门和艾奇逊都对他透露说，朝鲜局势看来无望。总统刚刚指示麦克阿瑟说：“我们认为，怎样保存力量是你目前首先要考虑的事。我们同意把兵力固定在桥头堡中。”

　　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新楼里的政府显要人物，暗地里焦急万分。每天战报送到以后，总统就在早上主持战时会议。和美军总部的电传通讯联系，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国家安全委员会差不多不断地开会。但这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杜鲁门的备忘录上随手写满了他的感想。在那年圣诞节留下来的一页中，他写道“……会议一个接着一个，讨论我们国家面临的令人不安的局势。艾德礼、福摩萨、共产党、中国、蒋介石、日本、德国，法国、印度等等。我为和平已经工作了五年零六个月，但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又临近了。”

　　自从1944年凸出地带战役以来，这是最糟拐的一个年尾。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共产党人又再越过了三八线。三天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麦克阿瑟说，“成功地进行抵抗固然对我国利益有着重要关系”，但是不值得“蒙受重大损失”。他们告诉他，假如他被迫退到锦江，他们会命令他“开始撤回日本。”麦克阿瑟在12月30日的回答是：请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当局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状态”，他还提议在宣布之后，跟着就把“三十至五十个原子弹投到（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的地点”，把福摩萨一支五十万人的国民党两栖部队，在两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援下，在中朝边界的两端实行登陆。他还说，在中国人被击败后，应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钴地带”，以防止共产党再度侵入朝鲜。【这是根据这位将军退休以后他自己同意举行的两次互相佐证的记者招待会。不过在他生前没有透露。】

　　同一星期六，南朝鲜人又放弃了汉城，这是春天以来的第二次。沿三八线各个地区，气温已降到零下，始终没有回升。共产党人每晚都展开进攻。麦克阿瑟的防线支撑不住，开始部分后撤。到了除夕那天，正当大家唱起《美好往日》的时候，一次最猛烈的攻击，有如巨浪一般，穿过厚厚的白雪，汹涌而来，扑向了联合国军的防线。





　　第三部 种下恶根（1951－1960年）

　　第十八章 分裂之家

　　1951年1月4日，汉城再度陷落。共产党人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在朝鲜半岛中部的原州切断美军第二师，打乱联合国军整个战线。麦克阿瑟的第八集团军新任司令马修·李奇微中将手上只有二十万人（半数为朝鲜人）要同四十万敌军较量。“灰溜溜的败仗，其恶果所及”，使华盛顿的艾奇逊也感到意气消沉。

　　联合国军阵线没有冲垮。李奇微投入后备部队，利用空中优势，从两翼巧妙地收缩，堵住原州的缺口。到1月中句，敌军新年前夕攻势的势头已过，到该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军转入反攻。2月底，第八集团军返回汉城郊区。李奇微在3月14日到15日的夜里重占汉城。两周后，两支大军又回到三八分界线上对峙，几乎回到三个月前的原地——单就这一点而论，也可以说是又回到九个月前战争爆发时的位置。

　　这一代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辉煌胜利的得意劲儿还没有消失，最近又因仁川奇迹而冲昏头脑，因此不能痛快地接受僵持局面。对很多美国人来说，遏制的主张——鼓吹有限的目标以避免无限的战争——好象异端邪说，听来令人讨厌。《生活》周刊的一篇社论拒绝接受与苏联共产主义“共存”那种“政治哄骗”和“有害谬论”。院外援华集团把政府不愿进攻满洲嘲笑为“姑息”；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则觉得国务卿艾奇逊号召克制的做法简直接近背叛。

　　战前的孤立主义正经历着一场独特的转变。12月间，三十三个师的中国人开始渗透过麦克阿瑟防线，两位孤立主义者曾公开表示对朝鲜的远征洗手不管。12月12日，约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演说，请同胞们“只管自家的事，到别人威胁到……家园时才去干预。”赫伯特·胡佛在12月17日响应肯尼迪，提出理由说，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全球性冲突中，美国的军力永远占不了上风，但是美国的空军与海军能够控制海洋，保卫南北美洲。他劝告美国人要安于这一点，一方面养活“世界上饥饿的人”，另一方面平衡预算，这后者是胡佛提出来解决国家危机的不变良方。

　　但是，敏锐的孤立主义研究者注意到一些新东西。胡佛的单干假设并非起初看来那么孤立，其实也不限于西半球。他想的是“一边以不列颠为疆界，另一边以日本、福摩萨、菲律宾为疆界”，守住大西洋和太平洋。继胡佛任共和党右翼领袖的罗伯特·塔夫脱在参议院议席上亦作出同样让步。他承认，万一受到攻击而又可能作出有效的防御的话，这些“民主岛国”应予保卫。胡佛－塔夫脱主义，有人称之为美国堡垒原则，有人称之为大陆主义，到了新年元旦，已被提为代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关于究竟哪一选择最好，这方面的争论成为国会山上传出的最主要新闻。记者们称之为“大辩论”。

　　当时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拨款建立杜鲁门曾保证给北约的四个师的军队。1951年1月5日，塔夫脱告诉参议院说，“国会从未赞成把一支地面部队许给欧洲的方案，我们不应稀里胡涂地同意。”三天后，参议员惠利提出参议院第8号决议案，反对在制订正式国会政策之前，将美国地面部队派赴欧洲。2月15日，共和党的大多数众议员签署一份支持胡佛大陆主义的宣言。塔夫脱的对手们决意把他说成阻挠议事程序者，但是他们没有理解到，而塔夫脱也忽视阐明的是，他的整个立场依靠的是宪法规定的宣战权在国会，而不在白宫。塔夫脱并无意妨碍行政部门的工作。1月15日，他宣称他“很愿意坐下来和总统……或多数派的任何人一起，拟定可以博得美国人民一致和持久支持的计划。”但是，杜鲁门这时不打算让别人分享自从罗斯福“百日新政”以来，通过许多先例，逐渐积聚在现代总统身上的越来越大的权力。

　　从七十年代的观点回顾，这次辩论最突出的一点是双方都默认某些基本原则，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基本原则远已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行政当局的辩护士也好，国会山上的人们也好，都喜欢采用“自由世界”的说法；大家一致同意，“自由世界”还包括蒋介石的福摩萨、李承晚的南朝鲜、保大的越南，萨拉查的葡萄牙、法鲁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庭、法属阿尔及利亚、军事独裁统治着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欧洲人的殖民地。大陆主义老和国际主义者都同样假定，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事力量都是有益于人类的，而且，不管谁在辩论中获胜，美国人民都会接受其结果，不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甚至不会有所议论。所有辩论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共产生义是铁板一块——有一个中央情报组织指导着从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赤色活动，因此他们相信，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的任何行动都是先计算好对自由世界各国的影响，然后才动手干的。当时这种奇怪信念得到如此一致的坚持，以致后来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印度支那和西藏看到一种模式，所安排的时间与朝鲜的进攻相吻合，都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这是共产党人单独挑起来的，旨在加强大部分亚洲人当中已经平息下去的排外情绪。我们的英国盟友和许多欧洲政治家都认为中国的行动是为了制止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谋略。”』

　　辩论产生于胡佛－塔夫脱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同杜鲁门－艾奇逊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之间的实质性分歧，却远非党派之争。约瑟夫·肯尼迪仍是个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治与道格拉斯也都是民主党人，两人都认为未经国会同意总统不能把士兵派往海外。另一方面共和党参议员洛奇与诺兰则认为参议院既已原则上同意北约组织，杜鲁门就可以提供部队予以贯彻执行。托马斯·杜威、厄尔·沃伦、哈罗德·史塔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持北约组织；最后，一位共和党的未来总统的证词决定了辩论的结果。

　　这个证人就是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将军曾雄辩地谈过当时所谓“集体安全”的必要性，但是马歇尔早就参予了罗斯福－杜鲁门的各项政策，难以超脱论战之外。艾森豪威尔则不然，他在圣诞节前一周才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去当西方欧洲防卫力量的最高统帅。他告诉国会，除了“重新武装保卫欧洲”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他报告说，在欧洲人中，反抗斯大林的意志很强烈，他建议美国出掌北大西洋联盟的领导权，并极力主张美国多派一些军事力量到欧洲，国会对将来增援力量也不应加以限制。

　　塔夫脱抗议说，这会把事情弄得“更加朦胧含混、难以捉摸、轮廓不清”，但是辩论随即结束，他失败了。正如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中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具有艾奇逊所缺少的“国内的政治支持”。而且，他还有“共和党的支持。自从去春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参议员麦卡锡入侵西弗吉尼亚州以来，共和党的支持成了国务院中的一件短缺的商品。”惠利的决议案被撤销了；国会于4月4日通过一项代替的法案，批准派遣四个师去欧洲。国会劝告总统，没有得到“国会进一步的同意，”不得加派军队，但其实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住杜鲁门。

　　对共和党人来说，这是个困难的冬天。他们在野已有十八年，又没有注意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背后所积聚起来的政治力量，因此瞻望前景，感到更是凄凉。麦卡锡现在成了共和党内最显赫的人物。11月，他跑到马里兰州去清除米勒德·泰丁斯。这是一次可耻的活动。泰丁斯的竞选对手是一个无籍籍名的共和党人约翰·马歇尔·巴特勒。麦卡锡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支持巴特勒，煞费脑筋地出版了只有一期的小报《记录在案》。在选举前一天晚上，小报出现在马里兰州每家每户的门口台阶上。麦卡锡在小报里捏造了各种卑劣的谣言来攻击民主党参议员泰丁斯，最后竟然还登了用换头术拼凑的假照片，显示泰丁斯与厄尔·白劳德在握手。泰丁斯以四万票之差落选。他曾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既然他能被打败，谁也就都不能保险。选举后第二天早上，一个资望很高的民主党参议员环顾参院中的同事们问道：“丧钟为谁而呜？”然后挖苦地自己回答说：“为君等而鸣。”

　　下一个月，在华盛顿的萨尔格雷弗俱乐部又发生了一桩事，显出林肯的党堕落到何等地步。在德鲁·皮尔逊五十三岁生日前夕举行的晚宴上，参议员尼克松离席，在男厕所里碰上醉酪酪的参议员麦卡锡正在殴打皮尔逊。麦卡锡用皮带抽打那位专栏作家的脸，并嘲笑说：“这一下是为你打的，迪克。”接着又说“我想证明一种理论。你要是使用膝盖用力顶撞一个人的睾丸，他眼珠就会出血。”尼克松调解说：“让一个教友会派教徒制止这场打架吧。”他拉住麦卡锡的手臂说，“来吧，乔，你该回家了。”麦卡锡答道，“不，他不走，我就不走。我可不会在狗崽子面前掉过脸去。”皮尔逊走后，麦卡锡才向尼克松承认，他记不起把汽车放在哪里了。两人在附近找了半个钟头，那位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去认车牌，那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在黑暗中东歪西倒地跟在后面。尼克松找到了汽车，麦卡锡急驰而去。对乔来说，最好是睡醒酒再开车：同样，对共和党士气来说，让别的共和党人取得千百万选民的支持要好些。但是共和党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它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前就已经没有偶像可言了。

　　春天来了，一切随之改观。4月11日，哈里·杜鲁门为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位受迫害的英雄。他解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职务，使“大辩论”变为一场更大的辩论，从而触发从对日作战胜利到十二年后的达拉斯事件【指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人杀害的事件。——译者】之间美国最动感情的震荡。

　　※※※

　　麦克阿瑟不象艾森豪威尔那样受到战士们的广泛爱戴。但是将领是不能用是否孚众望来衡量的。论功绩，麦克阿瑟使他同代的美国军事将领都为之失色，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指挥官。1918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彩虹师师长，年方三十八岁就成为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后又重新服役，率领美国地面部队抗日；继以总统代表的身份统治战后日本；到1951年，他在很多美国人眼中，简直象座尊神。他当了四十八年军官，学会了也实践了一切军人的美德，唯一的例外是他当不好副司令官。

　　我们永选不会知道在中国人参战以后的那个可怕的冬天里，他有什么想法。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丧失斗志。根据当时任布雷德利将军的副官、日后又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军事助理的切斯特·克利夫倾少将的说法，早在1月份，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决定以军事的、而非政治的理由召回麦克阿瑟：“真正成问题的是麦克阿瑟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而且开始对他属下的校级军官和部队丧失信心……。他最后犯的箱误是不服从最高统帅的领导（这一点是绝对不成其为问题的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是就很容易决定该怎么办。”但是，多数华盛顿人士怀疑总统是否有申斥麦克阿瑟的勇气。4月11日早上的《华盛顿邮报》出现这样的标题：国会获悉，总统排除召回麦克阿瑟的可能性；但仍有可能给他申斥。

　　这时全国都已知道两人间的争吵。威克岛的精神早已忘却。早在12月，麦克阿瑟便开始在报上对总统放冷枪，把措词尖锐的信件寄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和合众社社长。杜鲁门后来说，“我本应当时就地把麦克阿瑟解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参谋长联席会仪去通知将军：未经事先请示华盛顿，不许发布有关政策的“讲话、新闻稿或公开声明。”圣诞节后，总统给麦克阿瑟去信，既赞扬其才干，又温和地提醒他，“就扩大敌对行动区域而言”总统有责任“审慎行事”。为了使麦克阿瑟确实明白这个指示，科林斯与霍伊特·范登堡两位参谋长于1月12日飞往东京，在总部大厦向他递交了信件，并告诉他：如果他需要的话，他们准备作出进一步的澄清。他说他不需要。在随后两个月里，他拒见记者。然后，用国务卿艾奇逊的话来说，他有预谋地“严重破坏了政府的行动……破坏了一次向他打过招呼的行动，这是对最高统帅最粗暴的公然违抗。”

　　总统已经感到是进行停火与和谈的时候了。在3月20日，他起草了一个有关的声明，并将抄件送到联合国中各个盟国那里征询意见。参谋长联席合议将原文作为密件发到东京。可是麦克阿瑟竟然召见记者宣布他准备和敌人按他自己提出的条件谈判，这自然使他们不胜惊异和恐惧。他这样做，既破坏了杜鲁门的计划，而又一无所得。将军向北京提出的条件是全部被歼，正如沃尔特·李普曼直言不讳地指出的，“任何政权都不会在生死存亡问题上讨价还价的。”赤色中国人只是重申对胜利的信心。和平攻势还未开始就失败了，气得总统憋闷无言。他后来写道，“麦克阿瑟使我别无选择。我不能再容忍他的违令抗上。”然而在他采取行动以前，又发生最后一着，使总统忍无可忍。将军给众议员乔·马丁去了一封信。

　　马丁是众议院里的共和党领袖，是国会里把麦克阿瑟当成友好的外国君主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共和党参议员，密执安州的霍默·弗格森，他竟然建议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去东京，以便从麦克阿瑟嘴里了解美国政策的目标该是什么，以及怎样实现。马丁被认为是杜鲁门的比较凶恶的批评者之一，因此麦克阿瑟当然知道，给他去信只会引起麻烦。4月5日，马丁在众议院站起来宣称：“我有义务把我从一位伟大而可靠的人士处获悉的消息告诉美国人民。”这个消息就是麦克阿瑟对行政当局进行了全面攻击和提出了国民党中国的部队在朝鲜前线布防的要求。当天晚一些时候，从伦敦又传来消息，麦克阿瑟和英国陆军马丁中将会见时又作同样声明，并予发表。当天晚上，艾奇逊得到通知，明早紧接内阁会议后，总统想与他和马歇尔将军商谈。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对我们将要讨论什么题目我是拿得准的。”

　　第二天是4月7日，星期五。现在，杜鲁门周围的人谁都知道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最近一次违抗命令会作出什么反应。但是艾奇逊建议他推迟到周末以后，以听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星期一，马歇尔报告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建议解除麦克阿瑟一切职务，由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马歇尔还说他与布雷德利都同意这个建议。下一步就是通知麦克阿瑟，很难说这通知处理得很好。杜鲁门得悉《芝加哥论坛报》已知内情，怒气冲冲地说，“我可不能让他主动向我辞职。我要把他开除！”他命令布雷德利从速执行，越快越好。布雷德利从五角大楼传话给正在朝鲜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通知他更换司令官的事，并让他立即飞往日本告诉麦克阿瑟。但是，对希望缓和一下对将军自尊心的打击的人来说，却很不幸。电源故障切断了和佩斯的联系，他在一场冰雹中被困在帐蓬里。同时，白官的新闻秘书却在凌晨1时匆忙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这消息，发布了杜鲁门误以为已发到东京的电报原文：

　　『总统致麦克阿瑟将军：
　　作为总统和美国军队总司令，我有责任撤换你盟国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美国驻远东陆军司令官等职，对此深感遗憾。
　　你应将所任各职移交马修·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你有权下达为前往你所选择的地方所需下达的命令。
　　撤换理由将在上述电文递交你时，同时公布。』

　　但是，却并非同时公布；这乃是冰雹造成的。在佩斯等候冰雹稍杀之时，记者们却在白宫匆忙地抄写总统声明——“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并火速向全世界播发。在东京，正是下午3时，一位副官碰巧在收听新闻广播，他把消息告诉了麦克阿瑟夫人，然后又告诉了正在和华盛顿州的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共进午餐的将军。

　　※※※

　　麦克被撤职，伦敦的《旗帜晚报》宣布。《纽约时报》的默里·舒马赫从汉城发回电讯：“在校级军官中，普遍的感觉是东京总部与在朝鲜的第八集团军之间的关系将会更为融洽。”但这不是美国国内的反应。有一大部分公众给这场谁也赢不了的战争弄得灰心丧气，正在用实际暴力而外的一切方法来表达他们对杜鲁门的不满。从马萨诸塞州的伊撒姆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不是倒悬国旗就是下半旗。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加夫列尔和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烧掉了杜鲁门的模拟像。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庞卡城，又烧掉了艾奇逊的模拟像。到处散发请愿书。牧师们在讲坛上怒声斥责。新的反杜鲁门笑话在流传：“如果杜鲁门还活着，这件事原就不会发生。”“我要去喝一瓶杜鲁门啤酒——这种酒除了上面没有酒沫【双关语，酒沫原文为head，此字还可作“脑袋”讲。——译者】外，和其他啤酒一样。”《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暗示总统因吸毒而发痴。《俄克拉何马日报》把解除取务称为“在夜深人静时犯的罪”，却忽视了俄克拉何马的深夜在东京却是大白天。

　　洛杉矶市政会议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政治谋杀，致以悲痛的悼念”。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密执安等州立法议会通过谴责杜鲁门的决议。在马里兰州的查尔斯顿，一个妇女被告知她不能把一封称总统为白痴的电报打往白宫；她便和办事员一起查阅《罗吉特同义词典》，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词：“钝才”。其他电报局倒可以比较自由。下面是根据自豪的国会议员要求载入《国会记录》里的一些选民打来的电报：弹劾那个低能儿；我们要对白宫那个猪猡的最新暴行提出抗议；弹劾白宫那个把我们出卖给左冀和联合国的犹大；建议去布莱尔大厦再找出一个希斯来；当一个前国民警卫队上尉开除一位五星上将时，弹劾这个国民警卫队上尉是符合规程的；弹劾那个自称为总统的××；弹劾那个堪萨斯城的拉选票的小政客的愚蠢行动；弹劾那条在总统座位上的熏青鱼。【这是双关语，在英语中，熏青鱼（red herring）还有另一种意思：扯些不相干的事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译者】

　　白宫的收发室堆满了函电。总统的新闻办公室忧伤地承认，据统计，在首先收到的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封信件和电文中，批评解职的大大超过支持的比例，达二十比一。乔治·盖洛普发现百分之六十九的投票人支持麦克阿瑟，而支持杜鲁门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九。在格里菲思体育场，杜鲁门受到喝倒采——这是1932年胡佛以来，第一次对总统公开喝倒采。参议员詹纳说，“美国今天落在一个受苏联间谍指挥的秘密的小圈子的人手里。”参议员麦卡锡在密尔沃基的一次集会上说，总统是个“狗崽子”，周围都是些喝醉了的利欲熏心之徒。麦克阿瑟解职后第二天早上，在众议员马丁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共和党第一次干部会议，马丁告诉记者们说，会议“讨论了弹劾的问题”，暗示，不但杜鲁门，甚至整个行政当局都可能受到审判。

　　干部会议后，马丁邀请麦克阿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讲话。五星上将立即接受。对象他这样能说善辩的人，这真是终生难得的机会。他对自己披撵走，泰然自若，神色安详。“我刚刚离开他，”考特尼·惠特尼少将告诉记者说，“他庄严地接受了总统的解职令，声色不为稍动。他的军人品质这次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他最光辉的时刻。”4月17日，“巴丹”号降落在旧金山机场，这是他十四年前从陆军退伍以来，第一次踏上祖国乡土。当他出现在舷梯门口，他那镶金边帽子和惹人注目的军用雨衣霎时沐浴在聚光灯之下，欢呼的人群蜂拥向前。他的汽车队用了两个小时才缓慢地穿过十四英里长的欢呼人群抵达圣弗朗西斯饭店；在那里该市的警察手挽手地保护着他、他的妻子和十三岁的阿瑟·麦克阿瑟二世，以免他们被挤倒踩死。翌日，他站在旧金山市政厅的台阶上宣称，“我唯一的政见可用一句你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话来表达——上帝保佑美国！”这时十万加利福尼亚人又一次向他欢呼。

　　在华盛顿国家机场上，麦克阿瑟受到十七响礼炮和联席参谋长们的欢迎；他们送了他一套银制茶具。当时还出现了尴尬的场面，他不知道参谋长们在决定把他当牺牲品一事中所起作用，因此对他们很友好；但是对总统的代表，杜鲁门的一位国民警卫队的老朋友，他却是冷冰冰的。哈里·沃恩嘀嘀咕咕地溜走了，这才排除了障碍，使这位英雄得以凯旋似地穿过三十万夹道欢呼的华盛顿人。4月19日中午12时30分，最值得纪念的时刻来到了，全国的听众从无线电联播网中听到国会司阍的通告：“议长先生，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驾到。”

　　将军阔步走上讲坛，在参众两院议员欢呼到嗓门嘶哑时，他挺然直立，毫不动容。他最后才说，“我的讲话，并不带着风烛残年的积怨与苦痛，我心里想的只有一个目的：为国服务。”他们又狂热地呼叫，一而再，再而三。他的三十四分钟讲话被三十次热烈欢呼所打断。他谈到那些论证美国不能在两条战线打仗的人，“我认为这是失败主义最明显的表现。如果潜在的敌人能在两条战线分用兵力，我们也必需相应予以对抗。对亚洲共产主义的姑息甚至投降，必然会同时损害我们为了阻止它在欧洲进展所作的努力。”他压低了嗓门说：“我的官兵问我，为什么要在战场上把军事优势让给敌人，”他稍一停顿，差不多悄声地说：“我答复不了这个问题。”

　　最后，他含着眼泪说：“我就要结束五十二年的服役。还在本世纪开始之前，我参加陆军，就是为了实现我孩提时代的希望与梦想。自从我在西点军校宣誓效忠以来，这些希望与梦想已经烟消云散。但是我还记得当时一首最流行的军营服曲的迭句，歌词骄傲地宣称老兵不会死，只是悄然隐去。象歌中的老兵，我作为一个努力完成上帝所赋予他的那分天职的老兵，现在结束我的军事生涯，悄然隐去。再见。”

　　※※※

　　斯佩里·兰德虽已宣布麦克阿瑟参加了兰德公司董事会，但显然他不会在那里或任何其他地方悄然隐去。他演说的结束语深深打动了崇拜者的心弦，有的人竟把他视为神明。“今天我们听到上帝在这里说话，”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喊道，“是上帝现身，是上帝的声音。”麦克阿瑟曾违抗过的另一个总统赫伯特·胡佛现在把他说成是“一个从东方出现的伟大陆军五星上将，圣保罗的化身”。一个参议员说，“不同意麦克列瑟就是不忠。”他在下午晚些时候对六千名美国革命女儿会会员讲话，她们也同意这个说法。该会在宪法厅召开第六届全美大会。女士们事先通过决议一致脱帽，以免挡住大家看将军的视线。他并没有使她们失望。“当此危机时刻，所有爱国者都注视着你们，”他说，“我早就想亲自向你们表达我内心的敬意。”

　　第二天，美国革命女儿会记录秘书长沃伦·沙特克·柯里尔夫人在宣读会议记录时说，在宪法厅的历史中，将军的演说“大概是最重要的事件。”托马斯·思罗克莫顿夫人马上起立。她提议，而会议也一致同意，删去“大概”二字。这时，麦克阿瑟已在纽约、成为一次历史性示威的中心。为了表示支持，人们向他抛掷了各种纸屑，合计竟达二千八百五十九吨以上，为上次记录（当时是为了艾森豪威尔）的四倍。警察估计观众人数为七百五十万，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当时确实是在曼哈顿所见到的最大人群。四万码头工人放下他们的工作前去参加。学枝也关了门。将军的轿车经过时，人们在胸前画十字。妇女们用手帕捂着鼻子抽泣。十八人因歇斯底里发作被送进了医院。会做生意的小玩意商贩把麦克阿瑟1948年竞选总统运动中的麦克阿瑟纪念章、三角旗和玉米芯烟斗又拿出来卖，立即供不应求，另一种唯一兴隆的生意是流行歌曲的中心锡盘巷【作曲家与出版商聚集地，一般指流行音乐的中心。——译者】。作曲家们为下面一首歌【一首根据美国福音赞美诗《好话不会过时》而编出来的英国大兵歌曲。】录制了五种唱片：

　　『老兵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
　　老兵不会死，
　　他们只是悄然隐去。』

　　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詹姆斯·达夫说，“全国处在感情激荡的状态中。”鲜花商在推销麦克阿瑟茶香玫瑰（“无需特殊照料”）、麦克阿瑟兰花、仙人掌、唐菖蒲、天竺葵、牡丹、蝴蝶花。麦克阿瑟一家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住进一百三十元美金一天的套间，电话交换机一天收到了三千次电话，都是想和将军谈话的人打来的。在那里，他向胡佛致意，自己也接待了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和一系列有权势的共和党人：参议员塔夫脱、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麦考密克上校、亨利·卢斯与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显然，政治问题在将军头脑里占据相当的位置。从马萨堵塞州开始，他向各州的立法议会作了一系列的演说，攻击杜鲁门“在战场上姑息养奸”，国内外政策上“胆小怕事”。总统没有回答这些批评，直至麦克阿瑟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大会上讲话，声称他3月提出与敌人谈判的建议瓦解了美国领导人的“秘密计划”，即要把福摩萨让给中国共产党人和给北京一个联合国席位以换取朝鲜的和平。杜鲁门这时才说，这纯属撒谎，将军自己也知道。但是感情激荡的日子此时已经过去。麦克阿瑟除了烟斗和金边军帽外，已经全身陷入政治活动；大家也都很清楚，因为他己被选择在共和党195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主旨讲话。

　　麦克阿瑟被解职后十夫，民意测验表明他的名望开始有下降迹象。同时，共产党突然向朝鲜的联合国战线发起另一次进攻。李奇微并未感到意外。他在敌人工事后面己观察到预兆不祥的军队集结，下令在敌人工事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在中国人攻击前进的第一阶段，突出的楔子就陷落到中国人手里。在其后的两周内，南朝鲜部队相继溃败而逃，第八集团军再度穿过三八线踉跄后撤。但是赤色分子仍然未能突破。一个月后，他们停顿下来，筋疲力尽，于是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组织一次巧妙的反攻，扭转了战役的势头。但是，他把战线扳直后中国人马上把它扳向南方。李奇微又把它扳回原状。到1951年5月底，李奇微从南朝鲜清除了共产党部队，锯齿状的阵线横贯在朝鲜半岛的腰部，从东边的日本海到西边的黄海。两军在西部的支撑点都在偏僻的板门店村附近。

　　战斗是残酷、黯淡而又使人沮丧的。为了活跃气氛，李奇微的参谋们给地形地貌取上带家乡味的美国名字——“堪萨斯－怀俄明地带”，“犹他战线”，“猪排山”，“拳击场”——这种做法后来在越南战争出现了越来越怪的名称：“衫林急流战役”和“阿特尔镇战役”。再没有人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些干净利落的代号：火炬，北极犬、霸王、铁钻、龙骑兵、冰山。好象是战争的恐怖既然消除不了，于是那些军事新闻发布官却可以用委婉说法，使之全盘美国化，就能把恐怖包藏起来。象无所不在的连环漫画和感恩节时在散兵坑中供应的火鸡晚餐一样，战场上的命名可以使士兵们想起家乡。

　　在国内，人们停止注视战事新闻。一份俄勒冈州报纸的编辑们怀疑实际上再没有什么人阅谈这些新闻，他们接连两天登载同一战事报导——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电头、同样的标题，甚至放在同样的位置：第一版第二栏中部。他们的预感果然得到证实；没有一个订阅者注意到这次重复。埃里克·戈德曼报导说，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黑斯廷斯镇，一名在中国第一次进攻时股部中弹的陆军下士威廉·詹森一瘸一拐地进城，凝视着第二街的繁华商店说，“我的天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这个城镇简直是一片繁荣兴旺。”

　　是的，整个美国都是一片繁荣兴旺。美国虽在海外作战，但既没有受到侵略，也没有受到进攻，一切视为珍爱的东西均未受到威胁。不象吉卜林笔下在远地作战的十九世纪的英国兵，美国兵甚至没有感到他们是在对帝国的光荣作出贡献。他们正在打一场以异乡的和平为唯一目标的战争，参加一次其罪犯不会受到惩罚的警察行动，而且这行动还没有生效。根据詹姆斯·米切纳【美国现代作家，作品有《南太平洋故事》、《夏威夷》、《百年镇》等。——译者】后来的观点，“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在我国出现了一种令人迷惑的、败坏道德的论调，对这种论调我当时就有疑问，此后更觉其越来越不可信。这种错误的论调是：我们可以用左手进行一场战争，让少数随意挑选出来的人去送命，同时还可以用右手去保持经济不受干扰，让那些留家的幸运儿去寻欢作乐，大发其财。”

　　从这个角度看来，对麦克阿瑟的欢呼似乎是心灰意冷的人民找到了一个出气活门。此外，它可能刺激了行政当局去谋求和平，这原是十分需要有志于此的人为之殚精竭虑的。安排停战是一件微妙的事。从官方来说，美国政府甚至还不承认北朝鲜与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中国人继续坚持说它在三八线沿线的部队都是志愿军，因此不受其纪律约束。俄国则否认它对冲突负有任何责任。国务院对讨论一些诸如福摩萨、印度支那以及外交上承认北京和平壤等边缘问题，是小心谨慎的。正在考虑进行谈判的事实本身也会增加伤亡，因为野战指挥官们要进行厮杀来改善他们的阵地。最后，试探和平也没有可靠的中间人。慎重其事是必不可少的。经验表明，联合国中不可能保密。中立国家，特别是印度，也会走漏消息；印度驻联合国的大使克里希纳·梅农是一名仇美分子，似乎想专门提出一些使美国丢脸的条件。

　　乔治·凯南找到了一条出路。他离开国务院休假期中，从普林斯顿大学打电话给雅各布·马立克，建议他们会晤，用俄语作非正式交谈。5月31日，谈话在马立克的长岛避暑别墅开始。开头有点尴尬，过后，慢慢进入一系列的冗长的讨论，只有在马立克感到有必要“考虑问题”，即是说要与莫斯科对对口径时，谈话才中断。最后他建议战场上的指挥官主动谈判，这都照办了，但早期的结果令人失望。中国人仍然满腹猜疑。李奇微比他的前任机智而又圆滑些，说服了中国人于7月10日在双方战线之间的古镇开城坐下来谈判，但接着来的却是关于议程的争吵。在早秋时分，谈判移至板门店。但这不过是聊胜于无，按触仍不时中断。朝鲜的敌对行动拖满第二个战斗的年头，又拖到第三年。用艾奇逊的辛辣的话来说，美国对战争的热情己经“到了再也不能降低的最低点。”

　　※※※

　　可是冷战的温度到此时也降至北极的水平。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间的紧张局势主宰着世界事务。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污染：在小说、戏剧、电影、杂志文章里；在报纸的连载文章里（如赫伯特·菲尔布里克的《我过着三重生活》，说的是曾当了九年共产党员的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在整个五十年代里有五百多家报纸都连载了这本自述）；在广播和电视里。辛辛那提棒球红队一度更换了名称。社会学教师如果不臭骂“共产主义奴役”的邪恶，就有被解雇的危险。反共的狂热分子得到最高的讲演费，那些列举自己憎恨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或粉红色分子的理由最有说服力的竞赛者被授与最高的美国方式奖。

　　甚至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而进入五十年代最受欢迎的作家是一名布鲁克林的前游泳救生员，到1951年底，他的歌颂色情与反共虐待狂的小说己售出一千三百万本。身材瘦长，留平头，声言看不起“长头发”的三十三岁的米基·斯皮兰在1947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本以迈克·哈默为主角的小说《我就是陪审团》。他越来越多产，写了《枪下不留情》、《我要复仇》、《孤独之夜》、《大屠杀》，被认为是美国民族性格中那种靠民团以暴力维持治安的气质的最新表现。迈克·哈默并不仅仅是又一名坚强的私家侦探。他为了正义和民主而杀人，为他的创作者每本书捞到了五万块美元。《孤独之夜》于1951年问世，行销三百万册，其中典型的一幕是以这样的自鸣得意的沉思而结束的：

　　『“今晚我杀的人屈指难数。我冷酷地枪杀他们，每一分钟都以为乐……他们是共党，老李。他们是一些赤色杂种，早已该死……他们从未想到在这个国家里还有象我这样的人。他们以为我们都象马粪一样，软弱而又愚钝。”』

　　迈克背后还有一些若隐若现的人物，有时被称为“一位新麦卡锡”，有时被称为“又一位麦卡锡”或一位无名的改革者。他们能大胆揭露政府里的共产党人，因而受到不忠于国的东部名牌大学毕业生的憎恨。要前后一致的话，迈克应该是一个搜捕贵族的雅各宾党人，但是斯皮兰在多数场合是前后矛盾的。他书中有些段落晦涩难懂，连不合逻辑的推理也不易发现。在《猎女人者》里，迈克在悼念一位麦卡锡型的利奥·纳普时是这样想的：“赤色分子并不是那些顶得住强大攻势的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们仍是一帮讨厌的农民，为了取得控制而杀人，但是象我们这样的人是能够制服他们的。他们是一些吵吵闹闹的饭桶，优等人一出现就会拼命逃跑。他们的软弱无能的小脑袋对此很清楚。”作者考虑迈克与共产党农民间的鸿沟，在陷入沉思时，这种阶级优越感是随处可见的：

　　『“他们的臭皮囊见鬼去吧。他们和他们的哲学见鬼去吧。死亡与毁灭是克里姆林宫一伙人唯一的拿手好戏。他们懂得暴力与死亡的价值，反复用之于旨在消灭他们一类以外的一切东西的疯狂的计划。”』

　　然后，大概是为了把乾净正派的美国方式和以暴力与死亡为其要旨的死亡与毁灭的信徒加以区别，迈克告诉一名女俘虏，如果她用一根枪膛里塞满结实泥土的猎枪向他射击，就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枪膛就会象一个桔子那样爆裂，火药就会直往你可爱的喉咙灌下去：如果你想让警察验尸员干那制止蛆虫的活茬，这倒是个办法。他们不得不伸进去，把你的脑髓刮出来放在端菜盘里，还会用尖嘴钳子把你的头盖骨一点一点地拈出来。”』

　　她呕吐了，他却接着说：

　　『“最糟糕的还是颈部，因为脑袋没了，而心脏还不知道它的生命神经中枢已经完蛋，脖颈还会喷一点血——你知道血会喷多高吗？不知道吗？让我告诉你吧。”』

　　她又呕吐了一顿，然后说，“嘿，你真下流。”但是他还没有当时的连环漫画下流。为了不致遭到改良家和儿童心理学家的反对，这些连环漫画也刊登一些一本正经的信条。“本杂志致力于防止罪恶与颠覆，”一本1951年刊行的连环漫画在封面上写道。“我们希望美国青年人能够从本刊中懂得究竟什么是罪恶与叛逆，那就是傻瓜的悲痛而阴暗的死胡同以及眼泪。”但是美国青年人却从其里页中学到比这更多得多的东西。写实的图画表现着被绑着双腕吊起来的黑人尸体，男青年们把白热的通条往不忠的女青年的双股中间插去，而女青年们也不甘示弱，用碎冰凿子往共产党罪犯的眼睛里戳（“把把……它放下！！！不！啊，啊，啊，噢……”）。

　　来来去去都是这些主题，还有强奸、谋杀、用脚跺在小孩脸上和喝异性的血（“当她一口咬进他脖子的时候，他感到一股热辣辣的毒液流入他的静脉里，使他的每一根肌肉都麻木了〔原文如此〕……他意识到对这一切的对策！”）女妖的特性是爱把受害者捆绑起来鞭打至死。怎样伤害人是另一种普遍的主题。解剖图表示出身体各个部位，从“眼睛——用手指戳或姆指抠”到“用脚后跟踩别入脚背”，旁附文字说明：“人体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敏感……这些供受训的政府特务用的图表说明这些确切部位在哪里以及用什么伤害这些部位。”有些生动的画面对不识字的人也能提供迈克·哈默主义，配合下面一段文字的插图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现在你知道了吧，魔鬼！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午夜时在荒废了的市中央球场，一场球赛正在月光中进行。仔细看，看这场奇特的棒球赛：一条条长长的软瘫瘫的人肠标明球场垒线，两叶肺和一块肝表示球垒……心脏则是本垒。看看杯特医生弯着身子，用带着头发的头皮打扫心脏，还叫嚷着……“开球……击球手上场！”击球手往本垒走去，挥动着死人的胳臂和大腿，他选中一只后，把其他的扔掉，站在击球区等候投手把头颅投掷过来。接球手身前拴着死人躯干作护胸，场内球手均藏着用人手做成的手套〔原文如此〕，还有用人肚子做成的松香袋子，还有其他的设备，都是一度为市中央球队明星投手赫比·萨登的身体做成的。』

　　连环漫画的老读者对肢解赫比·萨登的老坏蛋怀特医生是一名敌特，并不觉得奇怪。在这段插曲里，邪恶得胜。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都是描画赤色分子被用绳子吊死，用手枪砸死，活埋，喂些鱼，或是吊在忠诚美国人的汽车保险杆上——“旅途的道路很费轮胎！”“但是你可得承认，用来磨掉面孔使人无法辨认，倒是最好不过的！”“对啦，连斯大林都认不出这堆肉！”这里的说教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有组织的社会无力对付自由世界的敌人，唯一的希望被寄托在敢于私行执法的凶残成性的人们身上，这些人虽然无可否认是粗野的，但却明显是需要他们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我不赞成麦卡锡的方法，但他的想法是对的。”

　　对头的想法是蔑视权威，不受约束，把共产党分子拖到煤气厂后面打断他的脖颈。普通人是相信此道的，因为他们和麦克阿瑟一样，对美国的国家政策感到腻烦。国家政策同他们儿时所学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并且有违传统。朝鲜的没有胜利的战争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过去他们学到的是，美国要避免纠缠在联盟里面。如今却希望他们忘却这一切。美国部队成了北约兵力的中坚，到1952年底，这支兵力将包括五十个师和四千架军用飞机。为了支持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正在投入空前大的一部分国民收入来制造军用装备。在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月月有所扩大。这还不算，几年前美国好不容易才渡过了大萧条，现在似乎又在向全世界的贫穷国家施舍它的新财富。所有这些东西的帐单正在转嫁到越来越感到不满的纳税人的身上。

　　他们向哪里求援好呢？他们唯一的久经考验的同盟者在于人数越来越少的战前孤立主义的行列。那些老的“美国第一”主义者对美国的新倾向抱有同样的担心。范登堡读到第一个军事援助计划时，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计划授予总统无限的权力，这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它实际上会使他成为世上第一号军阀。”塔夫脱投票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包含着“由我们出资来帮助武装西欧国家的义务。我认为，带有这种义务，这个计划只能促进世界上的战争，而不是和平。”密苏里州参议员福雷斯特·唐奈把集体安全的概念谴责为可能把美国拖进其他民族的战争里的“道义上的承诺”。

　　二十年后，这些话听来是有预见性的，但当时并不觉得这样。那些曾因为赞成慕尼黑而名誉扫地的老顽固似乎是正确的。在政界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在1945年8月6日，整个国际政治结构己经过时了，那天扔的第一枚原子弹是一次变革性行动，而外交关系与军事联盟的全副武装——乃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本身——如今也己可能像那七十岁老将军头脑中毫无意义的军营小调一样，既古怪而又不切题。只有大家还相信存在动用陆军与海军的威协时，陆军与海军才是有用的。如果人们认为某种行动方式已经变得不可思议，那末，基于这种行动方式的一切假设也就再没有存在的理由。在原子时代，军事解决小国之间或小国与大国之间的争端仍是可能的。但在大国之间，军事解决是没有意义的。一位英国军事分析家已经注意及此。约翰·斯莱塞爵士说，“我们最后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战争作为推行政策的实际工具——指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全面世界大战——已经自行废除了。”“伊诺拉·盖伊”号到广岛和“艺师”号到长崎的飞行表明，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比最残暴的斯皮兰小说或最令人作呕的连环漫画都要恐怖一千倍，迄今也还没有发生什么事足以驱散这可怕的蘑菇云。相反，核弹却越做越大了。

　　日本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曾经暂时默默无闻。那些知名人士都去往大学校园，重要的技术人员则迁移到阿尔伯克基，那里一座新工厂即将开始一条生产核武器的装配线。过去技术区里的实验室装备已被拆除。修路工作停了下来。建筑物也失修朽坏。戴维·利连撒尔经过视察后向华盛顿报告说，“我们发现许多有碍健康和容易引起火灾的危险物，对士气十分有害。”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洛斯阿拉莫斯免于衰败成为一座鬼狱，然而在五十年代早期，竟有某些东西使之幸免。一夜之间街道铺上了柏油。一座医院建起来了，接着又建起几所学校和一座图书馆。围绕中央林荫路还建筑了一些商店、一座戏院和一座公共会堂。还为修建一个体育场而破土动工；运动员被吸收进一个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轰炸机”的体育俱乐部。

　　死亡事业的这些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干那个黝黑、浓眉的匈牙利人爱德华·特勒。他的制造越来越大的爆炸物的热情战胜了科学界、五角大楼和联邦政府道德上的不安。人们称他为“氢弹的主要营建师”，这并不过分。

　　从杀人技巧来说，氢弹可谓登峰造极，一枚氢弹，其破坏力比1945年投掷的原子弹要大二十五倍乃至一千倍。原子弹的能量来自核裂变，将铀原子分裂；氢弹的能量来自核聚变，将氢原子聚合——这也就是太阳产生光的过程。只有在非常高的温度下才能产生聚变；因此氢弹被称为热核武器。人们早就从理论上认识其可能性，但在广岛惨剧以后，原子物理学家谈起这种可能性来都是敬而远之，小心谨慎的。假想中的这种新炸弹被称为“超级弹”。在《原子科学家通报》里，不时隐晦地提到它，但是编辑们从未加以释义。他们认为世界上越少人知道这个超级弹就越好。

　　特勒不以为然。1942年夏，有七名物理学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认真考虑人为聚变的可能性，他是其中的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后来称之为令人激动的“自发表现、冒险与出其不意的精神”。使他失望的是，在1943年却停止考虑热核反应的可能性。因为所需要的温度极高，只有一枚裂交炸弹才能产生这样的温度，所以不管怎样，首先要解决裂变这一难题；这个难题一经解决，大家又认为该就此住手。大约这个时候，特勒开始把这个神话式的超级弹叫做“我的宝贝”。他的同事也很乐意把这个宝贝留给他。

　　对日作战胜利日以后，他说，如果他能开始热核试验，他就愿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答复是否定的，于是他接受了芝加哥大学核子研究所的职务。第二年，他回去参加讨论超级弹的会议，在会上争辩说那种更大的炸弹两年内便可完成，他当时是少数派。反对超级弹的物理学家以艾伯特·爱因斯坦为首。爱因斯坦认为甚至制造氢弹的想法都是错误的。特勒看不出错在哪里，他指出，广岛那枚炸弹之所以制造出来是因为人们认为纳粹科学家正在研制过程之中。如今，据信苏联物理学家正在制造热核装置。斯大林是否会比希特勒可靠些、清醒些呢？

　　1949年9月23日宣布俄国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是发展新的美国核子武器库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聚变炸弹的兴起要归功于一系列的刺激因素，最终战胜了各种反对意见。首先，人们发现列宁格勒物理学家早在1932年就已探讨聚合光核子的可能性。阿尔瓦雷斯和欧内斯特·劳伦斯对此深信不疑，转而全力支持特勒，科学界称这三人为“超人”。超人的主要反对者是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美国科李界的三巨擎。因此即算别的方面势均力故，反对派应该是易操胜券的，开始时也果真如此、1949年10月25日，原子能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对于制造一种扔到大城市能立即杀害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居民的武器的赞成理由进行权衡。委员会否决了这种意见。除了道义上的异议以外，还认为氢弹过千费钱而又复杂，它会降低在阿尔伯克基成批生产原子弹的速度，而且即使氢弹是可行的，在俄国的目标中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值得使用，而这两个城市用裂变物质也能毁灭。

　　这是普通见识的胜利，但这仅是斗争的开始。超人们找到一位盟友，美国海军预备役少将刘易斯·斯特劳斯，他是原子能委员会五个理事中的一个（其他四个当时都反对）。他们还在争取别人改变看法，如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保罗·尼采。超人们坚持说，美国的威望颇有赖于美国技术的优势；如果俄国人制造了第一颗聚变炸弹，美国就会丢脸。1950年1月13日奥马尔·布雷德利决定批准制造超级弹，理由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不能在加速军备竞赛中赞同任何使俄国人捞到那怕是暂时的好处的行动。这个月，希斯被判有罪，麦卡锡主义开始行时。布雷德利作出承诺四天后，从伦敦传来有利于制造氢弹支持者的第二个刺激因素。富克斯被控叛国。究竟富克斯知道多少东西，不可能断言，但是他出席过英美科学界最高级会议，因此华盛顿官方在心情上正适于作出过分的反应。1月31日，一个三人特别专设委员会——包括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在行政大楼开会，再度考虑热核应急方案是否可取。利连撒尔在表决中被击败。当天下午，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命令原子能委员会发展“氢”弹或称“超级弹。”

　　很多科学家出于良知感到受污辱。奥本海默代表他们说，“从某种不是庸俗化、开玩笑、过甚其词等所能消除的粗浅的意义上来说，物理学家能辨别什么是犯罪，而这是他们不会丧失的知识。”每期《原子科学家通报》的封面都印了一个标明差8分钟到12点的时钟；如今封面上的时钟指针已移到差3分钟到12点了。在康奈尔大学的汉斯·贝提的领导下，十二名美国高级物理学家发表一项对杜鲁门的决定表示遗憾的声明。他们宣称：“我们认为不管一个国家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它都无权使用这种炸弹。这种炸弹己非战争中使用的一种武器，而是灭绝整个人口的手段。使用这种炸弹乃是对所有的道德标准和基督教文明本身的背叛。”他们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贝提的愤慨证明是短暂的。不到五个月，抗议者的决心受到朝鲜战争爆发和一个挑起他们科学好奇心的新方案的考验。朝鲜战争动摇了贝提；他决定：爱国主义需要他放弃反对制造氢弹，而且需要他投身于早日制成氢弹的研究，他极其卖力，以致他的贡献成为制成氢弹的主要因素。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主要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1951年6月，在北朝鲜越过三八线一周年的那一天，特勒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对几名著名的同事讲了话。原子能委员会新住主席戈登·格雷记录了讨论情况。部分记录如下：

　　『在会上出现一些情况。爱德华·特勒把他的想法告诉会议，这是关于热核武器的一种崭新的探索途径……大家作了计算，而主要是贝提博士、特勒博士，弗尔来博士。奥本〔原文如此〕也十分积极……因为现在某种东西已经在望，所以会议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奥本海默博士，毫无例外都很热心。』

　　同一星期里，格雷承诺由原子能委员会提供资金给美国第一间氢弹工厂。过了十三年，电影“斯特兰奇勒夫博士”【英国电影“我怎么学会不再担心而爱起原子弹来”一片中的无人性科学家主人公。——译者】才对特勒狠狠地嘲弄一番，但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梦想的怪物那时已安放在地下发射仓库里，一按电钮就可以提用。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是一个、或者是一系列的数学问题。原子弹的方程式已经够复杂；而新的方程式则用常规办法计算不出来。对这个复杂装置的每一步骤都要求作出惊人的次数的精确运算，以测定它对炸弹内部数以百万计的细小部件的影响；由于这些步骤在一秒钟的若干分之一的时间内挨次紧接——从实际效果来着，它们实际等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人的大脑是难以应付的。1951年的计算机也帮不了多少忙。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为哈佛建造的机器虽然有五百英里长的电线、三百万个电接头，也远远不够快速。改进的型号虽在发展，但是最好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也只能记忆二十七个字。而且令人十分恼火的是，它们还变化无常。暴风雨会使它发生故障。电子管熄灭了，电路不灵了。维修人员也找不出毛病。技术人员夜复一夜地坐在有毛病的计算机面前，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解决一个问题，而其他设计小组的专家只能束手等待。洛斯阿拉莫斯要计算机组员每周增加一个工作日，而且二十四小时日夜轮班。技术区的研究工作一直踏步不前，直至其中一名科学家约翰·冯·纽曼决定排除障碍。纽曼仔细考虑了超人们的矛盾心理；他把他们追求的目标称之为“恶魔的武器”，随即下狠心不顾一切地开始探索。三十年代，他就在数学上闻名国际。他的嗜好是制造机器人和机械玩具，现在他对制造超级弹作出的永久性贡献，又是一种超级玩具。它可容纳和记忆四万个“软件”——计算机语言对数据的叫法——一天内能完成三个月的方程式运算；他给这个东西取名叫做“数学分析器、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等到这个装置获得专利权而且在原子能委员会注册，无法再改换名称时，他的同事才发现这个装置的缩略语是MANIAC（“疯子”）。

　　于是，在“疯子”的帮助下，超人们在杜鲁门任期最后一年制成一颗六十五吨的氢弹。在那个堪萨斯－怀俄明地带和“拳击场”行时的时代里，他们把它命名为“迈克”也许是不足为奇的。迈克被用拖船载到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环形珊瑚岛，安置在埃卢盖拉布小岛上一间小屋里，和各种离子室、高速摄影机、β射线摄谱仪、装有镭与重氢的容器以及其他核子设备放在一起。七年前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附近的半沙漠地带举行过的仪式，在这里又复重演。1952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的那个夜晚，所有船只后撤四十英里，只留下一队志愿人员作最后一刻的准备工作。在他们也离开以后，在船上通过扩音系统，开始用倒数方式宣布引发。黎明时分，指针走到零时，迈克立即转变为第一颗人造星体。目瞪口呆的水手们看到一个火球升空达五英里之高，接着出现一团菜花形的巨云，紫红、青蓝、灰绿三色混成一体，上升二十五英里直达同温层。在下面，埃卢盖拉布小岛在燃烧，分裂为二后沉没海底。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一条一英里长，一百七十五英尺深的峡谷。科学观察家计算这颗炸弹的四英里直径的火球可以把旧金山市或斯波坎市的整个商业区，圣路易斯市或匹兹堡市的大部，或是曼哈顿区从中央公园到华盛顿广场之间的一切，霎时化为灰烬。海军的安全保密当时是马虎的；书信检查员放过了描述这一情景的信件。这都使人读之不寒而栗；一位目击者写道，爆炸的亮度“至少相当于十个太阳”。有的信件为地方报纸所登载，全世界立即知道了这次试验及其可怕的结果。九个月后，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莫斯科胜利地宣布，“美国已不再垄断氢弹。”B－29型空中实验室在亚洲上空找到的放射性痕量证实了他的说法。与此同时，英国人爆炸了他们第一颗原子装置，其特点是出现可伯的Z状云。核子俱乐部在发展。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科南特所预见到的恶梦变为现实，恐怖的不均衡开始了。爱因斯坦告诉记者说，“普遍灭绝正在向我们招手。”

　　新的情况出现了：必需为完美的武器提供完美的运载工具。在五十年代早期，自动化还没有取消轰炸中的人的因素。美国核武器储存的责任落在战略空军司令部身上，它雇用了二十七万人，用B－29轰炸机不停地在地球上穿梭飞行，以确保即使美国停止生存，还能进行被毁灭后的复仇。战略空军司令部很难说有什么吸引力。它的每一名驾驶员飞行时所带的炸药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历次空袭时所扔总和还要多。它的将军们在标语牌上宣称；和平是我们的事业。他们把飞机震声称为“自由的声音”，把他们一年一度的演习称为“世界轰炸冠军赛”。在演习中，塞满雷达的铁路车箱对谁击中什么目标都进行记录。但是，将军和驾驶员都是人。作为人，他们不久就会成为匆匆过客。

　　取代他们的偏偏来自第三帝国实验室燹烟未熄的废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中，只有德国人预见到在军事上使用火箭推进的可能性。设计过v－1和v－2武器的科学家现在成了红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略家正在上门向津。用火箭引擎推进，核弹不用半个小时就可横过大西洋或北极。战略空军司令部以前也考虑过使用火箭，但认为太不准确而放弃了。它们的误差幅度还不能减低到千分之二以下。这意味着在五千英里射程内会偏离十英里，对原子弹来说还是太大。但对氢弹来说，却不算什么一回事。埃卢盖拉布岛的沉没产生了对问题的新的然而是残酷无情的看法。按《幸福》杂志毛骨悚然的说法，“暂且不说致命的放射性尘埃所降落的广大地区，光是由于热核弹头的毁灭力量的量子飞跃，炸弹投掷在目标中心八到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

　　“放射性尘埃”这个不祥之词进入语言，并且暗示炸弹的死亡圈的扩大，标志着整个战争概念的改变。另一个重要的新词是“过度毁灭”。由于氢弹被精制成为“裂变－聚变－聚变”炸弹即FFF弹－即在原子弹触发和燃料聚变之外又加上弹壳的聚变－致命的放射性尘埃降落的地区可扩大到三百平方英里。

　　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开始考虑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防计划本来就多少有点开玩笑；海洋是那么广阔，轴心国的轰炸机构成不了真正的威胁，那些头戴扁平白铁皮帽的民防队员对整个玩意儿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现在他们的长期警戒才算有点意义。他们重新活动起来，监督学校的演习。另一方面，护身符和江湖骗术也生意兴隆。江湖医生广告推销铅箔乳罩、铅制胸衣、铝制睡衣和在危险时可以往头上一套的松紧口的袋子。还有个怪人兜售什么“镭235原子震呆症特效药”，后来美国公共卫生署发现其主要配料原来是小苏打、食盐和水。另一个怪人则主张把所有玩赏动物的毛发剃光，以免带上放射性。禁止虐畜协会提出了抗议，才没有造成什么恶果。

　　但是，所有这些民防运动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最具有决定意义，对有积极性的承包商来说，潜力也最大的是建造掩体的计划。1951年1月，洛杉矶的一家建筑公司为它建造的第一个家庭掩体举行破土典礼，企图鼓励人们挖洞。有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鲁思·科尔豪恩太太，为电视摄影记者郑重其事地翻了第一锹土。她签合同，花费一千九百九十五元建造一所地下掩护所，内有色彩鲜艳的混凝土墙壁，草绿色的塑料地毡，用拉门巧妙隐蔽起来的储藏室和一具轻型的盖格离子测定器。“我在夏天，自制很多罐装和瓶装罐头，”她愉快地告诉电视听众说：“这将是一个好储藏室。”最后想起来，她还补充说，“它也将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地方。”

　　你花三千美元就可以建一座“二号小型防护罩”。这包括手提式三路收发报机、鼓风机，上发条的时钟、急救箱、斯丹诺牌取暖炉，幅射图、几身防护服、化学盥洗用品、汽油发电机和一套锹镐装置（“为爆炸后自己挖掘出来”），以及供一家五口在地下过三到五天所需的一切东西。

　　对大多数人来说，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在启用之日，怎样安排那些没有远见、未能建造自己的掩护所的邻居。你钻进了自己的防空洞以后，没有空处给邻居www奇Qisuu書com网，那就必需把他们关在外面，可能还得要使用强力。有鉴于此，有的成套设备开始把手枪也包括在内，但是民众其实还没有准备采取那样现实的态度。后来，后院的地洞成了希奇的玩意儿。有的改成烤肉用的地坑。别的则被用来存放园艺用具、滑雪轮胎和小孩的自行车。

　　没有好久，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也很熟悉关于核屠杀所带来的恐怖的种种说法，几乎毫不费力地从考虑百万吨级的炸弹转到考虑百万计的死亡——每百万计的死亡指杀死一百万人，而单单在一天内就可能发生十次到十五次百万计的死亡。对那些在军事机构外面的有头脑的人来说，一次使世界陷入火海的热核屠杀的威胁仍是很现实的，但他们觉得无能为力。冷战分子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充耳不闻，政界人土好象给麦卡锡主义弄得处于瘫痪状态；慕尼黑事件以来，受到历次国际性危机支配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调动足够的智慧或力量来打破这次危机的控制。

　　同时，物换星移带来美国一代新人的成长。敏感的人们认为，中学里的防空演习含有启示意味，必然唤醒了这一代的儿童。儿童的长辈以希望的眼光期待他们，但尝到的却是无情的失望。

　　※※※

　　在杜鲁门当政的最后几个月里，大学教师逐渐意识到美国知识界生活中出现一种缓慢的、蔓延开来的衰败现象，原来竟就在这年青的一代身上。现在回忆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在那些年月里，人们责备学生们的乃是他们的麻木不仁，但他们确是受到这种责备的，而且并不冤枉；美国青年人从来也没有这样孤癖离群，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漠不关心、不求进取——而且沉默寡言。

　　沉默的一代是五十年代的一种现象，就象尾鳍型汽车后挡板和白色麂皮鞋一样，成了当时的特征。笼罩着大学的是一片沉寂。自由主义已经变得疲惫无力、枯燥乏味。除了一小摄极右的反动分子的吵吵嚷嚷以外，在大学校园里，似乎就没有愤怒的青年，没有燃眉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战斗精神。提出抗议的只限于少数“疲塌的一代分子”【一译作“垮了的一代”。——译者】，但他们也象同辈人一样，完全从理想主义和论争中退缩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取代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的是袭劫衬裤的恶作剧和所谓“硬塞”活动，大学生们尽量拚在一些窄小的空间，人数越多越好——比如说，四十人挤进一辆大众牌汽车里，或是十二人挤进一个户外电话亭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立弗里斯诺学院里，学生们把一个电话亭放进学院游泳池的深水一端，然后七名志愿者屏着呼吸，硬把自己都塞挤进去。

　　少数热心的社会学家企图从中找出其社会意义，他们论说道，这些搞硬塞活动的人把相互依存的关系欢剧化了。但是学生本人其实并无幻觉。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切并无意义；玩过了以后，人们会发现他们排着队等候会见美国一些最大公司的招工人员。他们如此耐心地等待一切，以致来校园的访问的人对他们的驯良开始有所议论。漫画家们把学生们描画成空心的布鲁克斯兄第公司的服装。罗伯特·弗罗斯特【美国诗人（1874－1963年）。——译者】说，学生们的“缺乏果断”使他感到不安。一位纽约市立大学的女校友返校参加一次社交集会，震惊而去。因为那些女学生们谈来谈去都是她们在市郊的未来家庭，而往年的纽约市立大学女学生却认为这类浅薄无聊的唠叨是典型的高贵奢华的女子学院学生的行为，实在不屑一顾的。从牛津来的辩论竞赛者在美国各校园里观光访向，惊奇地发现自由企业被看成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戴眼镜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三年级学生问奥托·巴茨教授，“有什么事值得搞一场运动？”在哈佛大学，戴维·里斯曼描写大学生的不满时，写到：“当我问这些大学生，你们为这些事情干了些什么？他们对自己还能有所作为的想法感到惊异。当我建议说，如果事情越来越糟糕，他们可以组织纠察线，他们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默里·罗斯在1950年写道，“没有多少年青人是同一群致力于并积极献身于人类最崇高目标的人共命运的。”那年的《生活》周刊为了弄清楚什么东西才使青年人激动，请他们举出自己眼中的英雄人物。回答倒是直接了当的：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乔·狄马乔、麦克阿瑟、贝贝·鲁斯、罗伊·罗杰斯、克拉拉·巴顿、维拉·埃伦、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多丽丝·戴和伊丽莎白·肯尼修女。【这里所列举的除美国的总统、将军外，乔·狄马乔与贝贝·鲁斯为美棒球运动员，罗伊·罗杰斯、维拉·埃伦、多丽丝·戴均为美电影演员或歌唱家；克拉拉·巴顿为美红十字会的组织者，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为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女护士；伊丽莎白·肯尼为一名澳大利亚女护士。——译者】他们父母们的意见也不会有多大出入。确实这样，这新的十年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美国青年人接受老一代人的准则竟达如此程度。“美国资产阶级致力于谋求个人安全，”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奥尼尔写道，这产生了“怀有强烈的中年人的准则的一代人”。过去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一个年青人的政治观点形成时在左冀，然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向右翼移动。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五十年代的青年大学生是从正中间开始，而且停留在那里。

　　当然，在任何一代学生当中，大多数人总是沉默的；作为特征的总是那肯讲话的少数。在二十年代里，并没有很多大学生穿浣熊皮大衣，只有少数几个人驾驶斯塔兹熊猫牌赛车；在三十年代里，一小批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或是为和平举行罢课。但在五十年代里，很难找出任何肯讲话的人，很难找出任何称得上是领袖的人。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大学足球队同时选出两名队长，或是选出人轮换当队长。作为美国优秀大学生联盟会员章的钥匙也都悄悄地揣在口袋里。大学生们似乎蔑视领袖的概念，而宁愿代之以他们称为“面面俱到的人”。但仔细琢磨起来，所谓“面面俱到的人”其实是一个全无特点的家伙。关于人的这种美德，威廉·怀特在《有组织的人》一书中曾阐述说是，“表现决不突出，热情决不过分”。这些校园里面面俱到的人相信领导来自集体，进步要靠所谓解决问题的会议，于是认为用不着进精神神和想象力。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不相信个人主义。个人靠牺性别人来寻求声誉和成就。个人爱闹摩擦，制造麻烦，危及神圣的集体，谁也不愿与之发生联系。

　　根据他们的奥妙观点，好争论竟成了最严重的罪孽。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担任何任务，其实他们首先是政治上缺乏教养。这一代人的成员没有幻想，因此也不可能有幻想的破灭。他们闭口不谈什么话，避免严肃的讨论：他们把改良家称为“假善人”，敬而远之。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制度的冲突中，他们竖决站在社会制度一边。他们不求名，只求别人的赞许。他们渴望在集体行动中协作，有意克制可能脱离群众的特性。在这些年代里，富有的大学生开始装出一副寒酸相，他们身穿斜纹布衣服，以免显出与众不同。一名大学游泳运动员找着里斯曼说：“我对那些我想与之竞争的家伙感到恼火。我一定有了什么毛病。我希望我象某人那样，他真能同别人合作。从不象我这么计较输赢。”维特也注意到大学生们不再梦想自己开业做生意，他们要去给别人工作，而且企业越大，他们就越加信任。但是，对当推销员或是步步高升到当主要的经理人员，他们并不大感兴趣。推销员是竞争者；经理人员有时要严厉一些。大学四年级学生多半告诉公司招工人员说，他们想在人事部门工作，因为他们喜欢人；他们也想到宣传联络部门，维特不加渲染地指出，因为在那里，他们能够“在公司的时间内对大家讨好。”

　　这种观点自然同抗议行动格格不入。在教授中，和麦卡锡主义作斗争是当时一件激昂慷概的事情，但是学生们却不怎么关心。这个参议员在校园里找不到几个新的支持者，但是他也引不起人们多大的愤慨；大多数的大学生觉得这个问题令人厌烦。在各个领域——包括神学、新闻学、法学——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显而易见，但是有重要意义的是学生们对职业的选择却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现在的热门是工商管理。在1940年到1950年之间，把人文科学放在首位的倾向已经衰退，以至于在十个大学生中主修基础学科的不到三名。职业训练得到了年青人的专爱，而工商业又是最受欢迎的职业，因为它对学生们选择的投资提供最高的利润。在四十年代的末期，美国所有大学生中只有百分之十九·四的人主修工商专业。到一九五五年，主修工商专业的成了大学生中最大的集体。

　　如果他们有什么理想人物的话，那便是汤姆·拉思。他是斯隆·威尔逊所写的《穿整套灰色法兰绒衣服的人》里的主人公。小说开始时，威尔逊的男主人公有个叫做贝特西的妻子、三个小孩、在韦斯特波特有座六个房间的住宅、一辆1939年出厂的福特牌汽车、一万块钱的军人人寿保险，并且在一个慈善事业基金会里任职，年俸七千元，但却是闲差。生活是愉快的，虽然比较简朴；他需要买一部新汽车，厨房里的油毡又开始磨损了，等等。后来，汤姆似乎碰到了好运气，有一份工资九千元的搞宣传联络的公共关系，工作让他干。他接受了，但却发现了难题。在他的新工作岗位上，他必须工作。再也不能吃上三个小时的午饭，再也没有长时间喝咖啡的休息，再也不能在公司时间内讨好别人；他现在必须生产，有时还要在办公桌边工作到5点钟以后，甚至还要在星期六上班，占去了他和贝特西以及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一切使他恼怒，他告诉老板应在哪里刹车。汤姆对多挣钱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作为交换条件他必须减少作为丈夫、父亲、面面俱到的老好人的作用，那他可坚决不干。这是故事的高潮，而结局就更为离奇。老板竟让了步。

　　『“当然啦，”霍甫金斯站起来，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和气地说，“也有很多好的职位不需要干特别多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无非是为你找到适当的位子。”』

　　沉默的一代确实相信这个。在他们的人为的同志情谊外表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天真想法，一种安徒生式的信念：认为由于某种超自然的理由，那些看着时钟谁时下班的人将会获得大家所谓的“美好的生活”，“通情达理的美好生活”，“正当而完满的生活”。霍甫金斯辩解说，“总要有人干工作。”而汤姆也同情地回答说，“我知道。”总要有人，但不是他。他可不是被逼赶得神经病的那号人。

　　『“我不愿意放弃时间。我是在讲老实话。我想要这笔钱。没有人比我更爱钱。但是我这种人可不能永远晚上干，周末也干，诸如此类，没完没了。我猜想工作也许还包合更多的东西。我不是那种可以全种贯注去干工作的人——我没法使自己相信我的工作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五十年代的汤姆们相信所有伟大的发现已经做完，所有伟大的梦想已经实现，全部巨大的财富已经到手，他们可以心安理得，一周上五天班，每天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拨弄一下技术和处理一些专门性的事，同时把他们大部分精力花在作职业性的兴趣上面——做礼拜、公众活动、“了解”孩子们、高尔夫球、少年棒球联赛、和贝特西一起过着满意的生活，一起在家里铺设水管子。这一切都将是他们的，只要他们在毕业前找到合适的招工人员签订合约，报名参加那竞争者的洪流，大摇大摆地沿着消费的超级公路前进。正如一位社会评论家所指出的，颇有重要意义的是大学生不再谈论“照章办事”，而是说他们“心中有数”。他们也意识到这个数会因时而变，但他们确信，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他们该怎样办的。

　　人们不大谈论出卖了。已经没有必要。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羁绊之中，就象中世纪的青年人受寺院约束一样，他们受着美国方式的约束。对他们来说，在他们毕业后等候着他们的世界既不冰冷，也非无情，当然更无敌意。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刊物《代达鲁斯》里，一名院士报告说：“在当前这一代大学生当中，占主导的特征是他们对眼前的日常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都感到无比心满意足。对他们的健康、未来职业、家庭关系、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状况、他们享受安全而幸福的生活的可能性，没有几个人感到担心。”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学生对现状准备双手拥护，必要时还要捍卫它：他们愿意守法、纳税、服兵役并且参加投票，虽然投票以后，他们也就再也不去关心政治。他们愿意在衣着、言语，信仰、择友、头发长度，而且尤为重要的，愿意在思想方面，服从社会的要求。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可以获得美好生活中的一切权利与优惠，这就是说，获得经济上的保障。

　　就是这样的一桩买卖，真使学生们的老师震惊。经受过贫困和法西斯考验而幸存的美国遗产似乎要被那些年青的傻大个子所背叛，他们宁可牺牲理想去换取貂皮把手的啤酒罐头刀和十四开金的赊购牌【美国商店发给有赊购帐的顾客的金属小牌，凭此标记，顾客购物时可不用付现款。——译者】，他们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一个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

　　在纽约的罗德夫·肖罗姆犹太寺里，刘易斯·纽曼法师把袭劫衬裤的恶作剧归咎于麦卡锡主义。他论证说，这个威斯盛星州参议员把“对重大问题的严肃讨论或发表不同意见变为危险的事，”于是学生们只好“通过愚蠢而不体面的‘偷袭’宿舍来发泄他们抑制不住的精力。”这未免言过其实，但也多少有点道理。严肃的讨论即便不是绝对的风险，但差不多在每一层有组织的社会里，都是肯定受不到鼓励的。一名喷气推进工程师被逮捕了，除了他曾经是罗森堡夫妇的朋友外，显然没有任何其他理由。欧文·拉铁摩尔在一个国会调查委员会被控犯了七次假誓罪。【拉铁摩尔于1952年和1954年两次受控告。最后一次控告于1955年被驳回。】国务院禁止到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美国在联合国的雇员开始作为“危害安全的人物”，而被解雇。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的通过简直是保证到美国各大学讲学的欧洲学者都要当众受到屈辱。

　　麦卡锡这时得意已极，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传来蹂躏自由思想的新消息，多思善感的学生几乎难免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唯命是从受到奖赏，而信奉异端则受到惩罚。华盛顿成了麦卡锡同敌人搏斗的主要战场，而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里都在进行着各种规模的有声有色的冲突。比如说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就有人建议公共图书馆把被称为共产党人或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人所写的书都盖上红色标记，这引起了一场风波。持这种主张的人的首领是当地的家庭妇女默特尔·格拉索克·汉斯太太。《纽约时报》报导说，汉斯太太“从来不以有文学造诣和博览群书而自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对书籍里面的阴谦诡计没有一些相当肯定的看法。她提出一分有嫌疑的作者名单，并且要求处理他们的著作。她并没有要求把这些书都真地烧掉。只要标记鲜红，而且“大到一眼可以看到”，她就满意了。标记盖在封面里页，指明作者的共产党组织关系和政治感情，还加上他被“传讯”的次数。汉斯太太说，“这样读者就会认识到他在许多场合下都是阅读着共产主义宣传品。”圣安东尼奥市长自己的妻子是一名女民兵，他也认为汉斯太太的建议极好。接着事态发展超出了明眼人看到的范围。阅读盖有红标记的书的人被监视者登记下来。他们的名字被转送到联邦调查局，不然的话就在《圣安东尼奥新闻》上公布。这件事激起了市内有权势的马弗里克家族的不满，他们全体都是主张公民自由权的。这场争吵以反对盖标记者的得胜而结束，但是已经弄到许多家庭不和、友谊破裂了。

　　在印第安纳州，另一个家庭妇女托马斯·怀特太太，是印第安纳州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对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间传说提出标新立异的解释。她宣称：“现在共产党对教育有一条指示，要强调罗宾汉的故事。他们强调它的原因是罗宾汉劫富济贫。这可是共产党的路线。简直是对法律和秩序的玷污。”但是，共和党州长却不愿表态支持或反对罗宾汉。在英国，诺丁汉郡司法长官威廉·考克斯告诉记者，他的意见是罗宾汉（1160－？）没有当过共产党人；但是印第安纳州的教育总监威尔伯·扬却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不管怎样，他还是在重读罗宾汉的故事。在五十年代早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怀疑；在有些单位，受到怀疑就等于有罪。美国的主要欢剧出版家塞缪尔·弗伦奇似乎嫌开黑名单还不够厉害，宣布组织一次剧本比赛，但在比赛中，保留“宣布任何卷入或逐步公开卷入学术、文学、政治或道德争论的作者丧失录选资格的权利。”

　　联邦调查局特务在校园内公开进行安全调查，校董会又要求学生作效忠宣誓，大学生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闭口无言倒是怪事。差不多一切其他的人都早已不再开口。史蒂倍克－帕卡德汽车公司董事长保罗·霍夫曼，一名开明的共和党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对自由的看法在任何别的时代，都难以说得上是大胆的，但是在当时，敢于坚持任何观点却是不寻常的事。他在美国西南部一家较大的大学里演说后，一名大学生问道，“在象我们这样的学校里，你认为应该对共产主义作任何研究吗？”霍夫曼回答道，“应该。我认为我们应该讲授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样，美国最重要的新的一代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形成这样一种威胁。”那个学生说，“我也这样想，但是在此时此地说这样的话是危险的。”事实上，霍夫曼说这样的话也并不完全安全。他受到了监视，当他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主持下，争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再度演讲时，美国退伍军人团设法使他无从使用市内战争纪念馆。其实，他这次演讲的题目却是自由企业。

　　反共迫害、新热核武器的恐惧、父母关于大萧条的故事，这些都是促使沉默的一代形成的力量。这一代人并不全无辩护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托·巴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著文，认为这一代人的长辈对他们判断错误。他说他的学生不过是谨慎小心。他认为，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缺乏战斗精神而贵怪他们是不对的。“未来很可能会表明：在国内和国际生活里，他们正好是我国长久以来就非常需要的那种讲求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颂扬软弱无力，没有得到什么响应，也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一位更为著名的教育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非利浦·雅各布认为，沉默的一代的准则表现出对美国传统的背离。他写道，虽然学生们也很会讲真挚、诚实、忠心等一类好话，他们自己“在学术上的老实态度方面的标准一般都很低，在很多重要院校里，有计划的欺骗并非例外，而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觉得他们的享乐主义与反理智主义表现出他们已抛弃清教徒的传统，并且认为：“也许这些学生是一场重大的文化和伦理革命的先驱，是一个本质上世俗的（但在名义上是宗教的），面向个人的（但又是结成集体的）社会的不自觉的引路人。”

　　即使还有别的人也隐约看到革命的幽灵，他们也闭口不言。但是雅各布博士描划出的轮廓，别人到时候会赋以血肉。想想这些后来人对当时的自愿缄默有些什么感觉是饶有兴趣的，因为虽则他们还太年幼，无从评价沉默的一代的神秘气氛，这种气氛必定已经对他们心灵的某些幽暗角落产生了一种非记忆力所能及、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影响。在1951年盛夏，五十年代正在起步行进的时候，马克·拉德【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气象员派的领导人。——译者】新泽西州的梅普尔，年方三岁；马里奥·萨维奥【美国争取言论自由运动的一个领导人。——译者】与凯西·布丁【布丁以及后面谈到的威尔克森、奥顿均是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气象派的女成员，1970年他们在威尔克森家里制造炸弹，引起爆炸，奥顿被炸死，其他两人逃走。——译者】在曼哈顿，一个八岁，一个七岁：休伊·牛顿【美国黑豹党的一个领导人。——译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十岁；琳达·埃文斯在衣阿华州的道奇堡，八岁；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在纽约，六岁；戴安娜·奥顿在伊利诺斯州的德怀特，则时年九岁。

　　※※※

　　六十年代早期，沉默的一代已成为历史陈迹。当时韦斯利扬大学的学生在一场篮球赛的休息时突然怀旧起来，不禁歌唱出他们都还记得起的一支支抒情小调。他们唱道：

　　『你和眨眼小丁①，
　　你和眨眼小丁，
　　都会玩得开心，
　　——一起开心！』

　　【①《眨眼小丁》与《豪第·杜第》均为当时很受儿童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译者】

　　然后又唱道：

　　『现在是豪第·杜第的节目时间，
　　现在是豪第·杜第的节目时间，
　　鲍勃·史密斯和豪第
　　向你说声你好！』

　　最后唱道：

　　『米奇老鼠！米奇老鼠！
　　咱们永远高举大旗！

　　米——米——米
　　——愿不久就见到你！
　　奇——奇——奇
　　——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你！
　　老——老——鼠』

　　歌唱的学生们之间有着一种为他们父母所不曾经历过的联系纽带。他们是第一代电视观众的成员，是在宣传联络人员已经开始谈论“形象”、心理学家开始谈论“作用”，以及广告行话里的“公众”一词正在被“大规模观众”所代替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在三十年代，广播里的儿童节目时间只有四十五分钟。在别的空闲时间里，这些年青的欣赏者只能听成年人的节目，如果他们年纪小而又属于那个伟大的中产阶级，也可能听父母朗读那些从他们上一代孩提时就没有改变过的儿童文学作品片断：格林童话里的鹅妈妈，《儿童诗歌园地》、《金银岛》【英国作家史蒂文生著的海上冒险小说。——译者】、《彼得潘》【英国剧作家巴里著的儿童幻想剧。——译者】、《小妇人》【美国女作家阿尔科特著的儿童小说。——译者】、《绿野仙踪》【美国作家鲍姆写的一个儿童幻想故事，后多次改编为电影。广播剧、电视剧。——译者】。在杜鲁门时代的晚期，所有这些开始销声遁迹。这些一度绕着母亲膝盖旁坐着听讲的故事，除了被狄斯奈（如木偶匹诺曹、睡美人）或一个受欢迎的表演者（如潘彼得、绿野的仙人）加工而竟成不朽之作而外，都正在慢慢变得越来越陌生，以致提及这些故事时，除少数不以小孩阅读或聆听这些故事为怪的家庭出身的人，大家都已不知其所以。

　　“眨眼小丁”、“豪第·杜第”、“米奇老鼠”、“幸运的小狗”、“和斯纳凯·帕克在一起的日子”是新宣传工具中没有那么受人反对的幸存者。一般的水平就更为低下。电视节目的出资者对真正好的节目轻易抛弃。根据一本《电视指南》的调查，“魔术小屋”与“我是想象先生”是父母们推荐的节目，但却很快被尼尔森和胡珀列为不受欢迎的级别而砍掉。伯尔·蒂尔斯特朗的可爱的木偶戏“库克拉、弗兰和奥利埃”，寿命要长一点，但到最后，它也被提倡暴力的节目如“电视上尉”，“空中霸王”，“航天候补飞行员”，“半夜上尉”和“超人”等踩在脚下。就是在表演“超人”的演员乔治·里夫斯在加利福尼亚州把他的名牌汽车撞在石墙上，碰破了额头，看见自己的血就昏厥过去以后，那些年青的电视迷还继续幻想“超人”的不可毁灭。

　　约有三分之一为儿童编排的新节目都是鼓吹犯罪和暴力的。生产玩具枪的美国商号从十家增至三百家；双枪手威廉·博伊德【博伊德为美国西部电影演员，以演“牛仔”霍帕隆·卡西德而称著。——译者】具有远见，购买了他那些已经废弃无用的牛仔电影胶片的专利权，成为首先发电视财的一个人，到1950年光靠出售霍帕隆·卡西德服装就收入四千万元。霍帕隆用六杆枪造成的伤亡人数大大增加了电视节目中的总伤亡人数；到1954年，这个总伤亡竟超过了在朝鲜战场的死亡率。在屏幕上，有些谋杀相当恐怖。《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发起一个运动，反对用特写镜头来表现勒死少女，但是在统治电视网的人的心目中，占上风的观点是电视节目还没有“无敌杰克”那么沽满鲜血，而且显象管中的凶残帮助小观众在幻想中发泄掉打斗心，可能还会有点好处。不管怎样，鼓吹暴力的节目受欢迎，小孩要看。因此，在麦迪逊大道附近六十个方形街区，所谓“电视业”的中心里，作出了增加谋杀节目的决议。刚好在离那里只有短短一段坐车路程的一座公离里，有一名叫做李·哈维·奥斯瓦德的十一岁的逃学生正在电视中观看他所能够看到的所有暴力残害表演。

　　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意义以外，这种新宣传工具的一切差不多都是可以有所争议的。这种本身的重要意义显然是深远的。电视的时代比收音机的时代来得更快。收音机发展到高峰的时候，美国人每个月内购买约十六万五千台收音机。但在1948年和1949年里，每月出售的电视机超过了二十万台，这还仅仅是开始。1950年1月1日，在美国共有三百万人拥有电视机。在那个摇曳音乐的年头——出现了麦卡锡和朝鲜战争的年头——在美国家庭里又多安装了七百万台电视机。然而无线电台仍然统治着电波，向四千万台收音机播放节目，但这仅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向推销术（“你的小女孩是否被漏掉……？”）和社会压力低头。在大都会里，这些力量的影响往往还要加上在报上搞的宣传。报纸曾错误地估计无线电广播的感染力，把开设电台特许权轻易让给别人，自己吃了亏。这次，报纸从一开始就参予了。巴尔的摩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以说明高明的商品推销受到报纸宣传灌输的支持，效果何等显著。胡珀在1949年春天的统计表明该市居民中百分之八十二的人收听电台广播，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看电视。随后，《巴尔的摩太阳报》、《太阳晚报》、《星期日太阳报》开始怂勇订户观看它们自己所拥有的WMAR台电视节目。结果，在1950年5月，该市成为第一个晚间电视观众（百分之五十点二）超过广播听众的城市。

　　但是，观众并不那么满意。新奇感一经消失，人们常常发现WMAR台电视广播出来的效果白茫茫的；而且节目也很蹩脚，有时几乎成了一种新式的空中污染。“那些年老无力，身体垮掉的摔角家怎么样啦？”巴尔的摩人在街头互相打听，回答是：“不怎么样，他们还在摔角。”《时代》周刊宣称：“在1950年，电视成为一个重要行业和文化力量”，但在那年的头几个月，演出水平仍然很差。不时亦偶有佳作，如：“达菲的酒铺”，杰克·韦布的“法网”，还有那个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名叫达格玛的象精灵般的女英雄。不过，即使是最好的节目多半也不过是二流的歌舞杂剧，而被称为“电视先生”的一时红人却是米尔顿·伯利，一个装怪样、靠讲笑话哗众取宠的杂剧演员。多数重要的表演者是老的电台广播演员。戈德堡夫妇在两年前已经转去表演电视节目（“不管是谁，都进来吧”；“如果没有人，我就回电话”），但是对多数人来说，从收音机向电视的转移还没有开始。那些想听爱德·默罗的新闻或宾·克劳斯贝的最新民歌的人只能听，不能看；而阿瑟·戈弗雷【美国无线电和电视广播演员。——译者】则继续通过电台广播和四千万群众保持联系，用弗雷德·艾伦所谓的戈弗雷“光脚轻音”去感染他们。

　　电视存在的问题有一部分是技术性的。摄影师还在摸素，安装人员把天线装的不对头，第一批生产的电视机不断失灵，修理人员也不在行。一直到1950年1月，芝加哥的哈利工艺公司才发明了第一个长方形的显象管。这才有可能使用整个显象管的正面，而且节省了百分之五十的机壳体积。但是组织全国性电视仍存在巨大的障碍：地球表面的弯曲。调幅的无线电波是弯曲的，但是调频的和电视的射线却是直的。在电视开创的年代，水平线以外的电视接收机收不到电视台发射的图像，所以节目主持人只限于从当地的有才干的人中去物色。在1948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工程师们七拼八凑，搞了个所谓同温层转播电视的玩意儿，他们把天线放在一架B－29飞机里，让飞机飞到二万五千英尺的高空，围着匹兹堡上空转。这一招来得绝——在二百五十英里周围地区的屏幕都收到信号——但是，需要的是更为实质性的东西。解决办法在于同轴电缆和微波中继。在不到三年之内，一个重要的电缆网埋在地下并开始运转。第一次电视全国联播是在1951年9月4日，由九十四个电视台向四千万观众播送了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的对日和约会议上的讲话。此后，电视网开始与地方台签订合同，从电台向电视的大规模转移这才开始。

　　在转移前夕，《无线电日报》宣布了它1950年的奖赏，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两大巨人还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

　　『电台广播　　　　　　　　　　　　电视
　　年度最佳男演员：杰克·本尼　　　年度最佳男演员：锡德·西泽
　　年度最佳女演员：伊芙·阿登　　　年度最佳女演员：费伊·埃默森
　　最佳戏剧表演：勒克斯广播剧团　　最佳戏剧表演：第一演播室
　　最佳喜剧表演：杰克·本尼　　　　最佳喜剧表演：米尔顿·伯利』

　　在随后五年之内，商人代销经售的电视机平均每年五百万台，而且出售数一直很高，直至百分之八十八的美国家庭——四千万户——拥有电视机，有百分之十三的家庭拥有两台以上，有的还多至六台。和1949年相比，看电视的农场主在十年内增加到二十七倍。早在1950年，有一分研究报告发现，有些初中生一周内平均约在电视前花掉近三十个小时。有些调查报告准确地预言，一般美国青年人到高中毕业时有一万一千个小时花在课室，有一万五千个小时花在看电视；后来一份威斯汀豪斯的研究报告也发现，美国人在荧光屏前所花的工时比他们为了挣工资而花的工时要多。

　　不看电视的人——在五十年代，没有几个自重的知识分子愿意承认家里有电视——对看电视的人感到莫名其妙。诺曼·卡曾斯【《星期六文学评论》主编。——译者】给他的吃惊的读者报告说，“典型的电视晚间文娱节目的公式是放一次毒，一场歌舞杂剧与一场摔角表演。”马克斯·勒纳认为电视是“穷人的奢侈品，因为他们心理上感到有此需要”；而法官们则认为是一种必需品，因而不得为债权人所没收。1954年，让观众边看边吃的电视便餐出现了，使人们不必勉强离开电视去囫囵吞下晚饭；同年，托莱多市管理自来水的专员偶然有一奇怪的发现。他对耗水量在某些三分钟时刻内突然增加感到大惑不解，便不动声色地做了一次小调查，才发现在托莱多全市，电视观众们在电视播放商业广告节目时同时跑去浴室小解，一起抽水冲厕。

　　那时，一般美国家庭一天要看四至五个小时的电视；路易斯·克罗南伯格评论说，汽车曾诱惑人们离开家庭，而电视却使他们回转家庭，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却毁了家庭：

　　『过去母亲和父亲、珍妮和约翰一起坐汽车出外旅行，说说笑笑，交换意见，现在他们并排地、而且常常并肩地坐在一起看上几个小时电视，连目光都很少交换。如果他们交谈，也是气鼓鼓的，为这个或那个节目的好坏而争吵。』

　　他们有些什么东西可以选看呢？有些早期电视网的演出颇为不错。1950年，美国广播公司播送的“时间的步伐”里的“欧洲的十字军”是第一部获得皮博迪奖的记录片。默罗的“现在看吧”在翌年开始，再过一年，由福特基金会的提供的节目，阿利斯泰尔·库克开始把一个半小时的“时代列车”节目在每个星期六下午引进人们的起居室。在别的频道上的节目中，吉米·杜兰特虽然粗俗，倒也诙谐；那个快乐的丹麦人维克托·博吉虽然演技不高，倒还逗人喜爱；富尔顿·希恩主教虽然油腔滑调，还算有些学问。不管根据什么标准判断，全国广播公司电视播送的歌剧都是杰出的。在星期日晚上，全国广播公司的菲尔科丰年剧场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第一播送室从帕迪·查耶夫斯基的《马蒂》开始，实况转播优秀的新剧作家的戏剧。在新闻评论员当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默罗仍然高踞首位，但是观众也可以转动旋钮收听美国广播公司的约翰·查尔斯·戴利或是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卡梅伦·斯韦兹（“现在让我们周游世界，报导新闻摘要”）。戴维·布林克利也在全国广播公司，1955年，切特·亨特利加入，和他一起组成著名新闻广播小组，默罗退休后，成为首屈一指。

　　如果这些节目真是有代表性的，美国生活的特质原会提高。可是美国生活特质却一落千丈。谁应对电视里的淡然无味的沉渣负责？那些有足够兴趣监视电视进展、并有足够洞察力去评价它的人们为此展开了剧烈争论。实在没有人能够负责。空余的钟点之多，绝对找不到足够的人材去加以利用。而守候在电视机旁的观众数量之巨大，也只有陈腔滥调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不少家庭竟然以此为娱乐：

　　『奥齐：哎……哦……噢，亲爱的……你……看到……报纸了吗？
　　哈里特：哎呀，亲爱的，里基可能看到过。
　　奥齐：哦……唤……哎呀，我……。
　　里基（闯进来）：嗨，爸爸。我把报纸给了戴夫，让他给桑利了。（离去）
　　奥齐：噢，唔……哎呀，亲爱的，我……我原要读……报纸呢。①』

　　【①电视节目“奥齐与哈里特”的一个镜头。——译者】

　　年青的、甚至不止是年青的观众看到下面的情景，连气都透不过来：

　　『博伊德：好运气，我们把一帮人都围起来，巴特·斯莱姆把法官的女儿绑架走了。
　　加比·海斯：什么，这帮下流，孬种——霍皮②，来，咱们去把歹徒逮住。』

　　【②指威廉·博伊德主演的“牛仔”戏“霍帕德·卡西德”。——译者】

　　当二百○三个电视台播送下面这个场面时，四百万弯着身子熨衣服和做饭的家庭主妇竟然为之感动：

　　『海伦：噢，保罗！手术动得很成功！
　　保罗；你是说小家伙能活下来，还去当棒球游击手？
　　海伦；对啦！我昨晚为这个祷告得多认真啊！
　　保罗：（温和地）：你的祷告应验了。
　　海伦（停顿良久）：对，保罗，我的祷告——应验啦。』

　　“航天后补驾驶员”象“霍帕隆·卡西德”一样腐，“我喜爱的丈夫”象“奥齐与哈里特”一样空洞，“世界转动的时候”或是“黑夜的边缘”象“海伦·特伦特”一样肤浅。电视节目尤如乌鸦比黑猪，真是彼此一个样。真正的星期天晚上节目竞赛并不在第一演播室和菲尔科丰年剧场之间进行；而是哥伦比亚厂播公司的爱德·沙利文和全国广播公司的史蒂夫·艾伦之间的晚8时的决斗。沙利文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同当时最昂贵的客串明星，年青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签订了合约。普雷斯利以前是孟菲斯市的一名卡车司机，他的最难忘的佳句是，“去哟……寻取……爱情。”为了获得普雷斯利参加沙利文主持的三场表演的权利，哥伦比亚电视公司付了五万元，用这笔钱本来可以购买不少严肃认真的戏剧或记录片。

　　电视的道德标准和好莱坞的一样难以捉摸。普雷斯利的骨盆和费伊·埃默森大开的领口受到欢迎，但是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却把戈弗雷的妙语双关称为“马夫幽默”。诺埃尔·科沃德在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福特明星佳节而编排的“欢快的精灵”里保存了混蛋和该死等骂人字眼，《时代》周刊便评论说，“上星期，观众们听到了电视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猥亵——最渎神的——语言。”电视网的监视人一再找过格劳乔·马克斯【美国的一名喜剧演员，经常主持有奖问答节目。——译者】的麻烦，杰里·莱斯特的滑稽动作（“我是一个豆布包”【里面装有干豆的小布包，人们在游戏中互相投掷以取乐。——译者】）虽然为一些人所不齿，却被监视人默然放过。在某种程度上，审查制度似乎是向谁开刀的问题。在有奖问答节目中，几乎什么样的下流话都容受得了。但是开列反共黑名单的人成立所谓“警社”的组织，并诽谤约翰·亨利·福克、一个象威尔·罗杰斯那样讲些俏皮话的演员，这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赶快把他解雇了。为了恢复原职，福克不得不向法院起诉。经过了六年他才打赢了官司，但是诽谤福克的反共分子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其中就有主持“赢得庄家的全部赌本”节目的克莱顿（巴德）·科利尔。

　　那年2月，特伦代斯的调查使人得悉一些五十年代的美国的群众趣味。最受欢迎的十大节目为：“爱德·沙利文”、“六万四千元的有奖问答”、“佩里·科莫”、“我爱露西”、“腊月新娘”、“发现人才的人”、“以生命打赌”、“雷德·斯克尔顿”、“我拿手的是什么？”、“沃尔特·狄斯奈”。整个来说，这些节目平谈无奇、华而不实，压倒一切的主题是说科打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作为新宣传工具的电视，说明民族性格乃至时代精神。艾伦·塔特认为五十年代的悲剧在于电视这种群众性宣传工其破坏了通过感清交流思想的手段。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则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电视的方镜头一经出现，保护个人生活不受干扰的墙壁随之崩塌。他说，我们已经成为爱偷看别人阴私的民族。

　　但是，在美国所说的话并非都是对着话筒说的，还有千百万句话根本不是说出来的。这些话是印在书刊上和盲人读物上，记录在录音带和新闻纸上，制成唱片和电影胶片，表现在雕塑和油画，甚至建筑上面。象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和六十年代的两性关系一样，交流手段在经历着一场革命。从来没有那么多消息要传送，从来没有这么多传送的方法。其分量是惊人的。从1950年开始，光是平装本书籍出版业每年在杂货店和报摊上，就以二角五分、三角五分和五角（当时的特大本）的价钱销售二亿五千万册以上。这个行业已经付印了八万一千种书，其中包括十七个版本的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布罗根论证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美国的大众趣味在提高。”我们可以随便看看1952年1月的平装本书籍的销售情况：鲁恩·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样板》卖了四十万册，《裸者与死者》【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写的一本小说。——译者】一百二十五万册，《1984年》七十五万册，《名叫欲望的公共汽车》【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译者】五十万册。《奥德赛》的译本加上了抽象派的封面也卖了三十五万册。从加拿大流向美国的宽阔河流上为浮运的木材所塞，都是运往造纸厂制成纸浆，以供美国读者消遣和受到教育，取乐和获得启发，有所激动，也能有所觉醒。长达成千平方英里的纸张送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和《纽约时报》，《评论报》和《花花公子》，《假日杂志》和大学出版社，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书》，和《佩顿区》、《狂热杂志》、《美国学者》，哈罗德·罗宾斯和约翰·克劳·兰塞姆的书籍，以及诺曼·卡曾斯、马克斯·勒纳、艾伦·塔特、路易斯·克罗南伯格等人的著作。

　　※※※

　　电视业的兴起带来电影院票房的大衰退，使全美国有五千家电影院的门罩灯火不明。厄尼·科瓦克斯和“一日皇后”夺去曾为克拉克·加布尔和琴逑·罗杰斯倾倒一时的人的欢心。随着时间消逝，嵌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人行路边的电影明星名字也失去了光泽。那里的广告牌上出现了辛酸的招贴：“购买圣诞邮票，消灭电视”。制片厂要不是有海外收入，早就关门了。现在，这笔收入第一次占了电影业总收入额的百分之五十。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说，“我们将不得不正视现实：由于大众习惯驾车旅行、观看电视，电影业势必要适应较低的营业水平。”在农村的广大地区，电影院只在夏天营业；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可以坐在车内观看的露天电影场从三百五十一所增至七千所。那些设在主要街道上华丽而古老的电影宫诸如派拉蒙、首都、宝石、福克斯、乌戏场等，是经历过大萧条时期仍保持为一枝独秀的大生意，现在也已黯然失色。

　　全国的每周电影观众数字统计表明，约有四千五百万人己不再看电影。宽银幕立体电影的时兴使电影业稍有起色，但很快又复一蹶不振。老板们把厢座关闭。他们解聘了雇员，自己跑去小卖部卖爆玉来花。没有多久，他们只在周末才放电影；最后，很多人素性关门停业。有的电影院变成了滚木球场、超级市场、银行、公寓，甚至教堂；在曼哈顿就更令人啼笑皆非，电影院被改为电视演播室。在大城市居民区和小城市里，那些被废弃而尘封鼠聚的电影院变成火警危楼，很是有碍观瞻。电影院的出口门往往很容易撬开，于是成了流浪汉和情人约会的地点。在银幕上，保罗·牟尼曾为艾尔弗雷德·德赖弗斯进行辩护，【指美国电影“左拉传”。——译者】贾莱·古柏因为不肯泄露骑兵的位置而备受折磨，【指英国电影“孤军血战”。——译者】现在，银幕下面却到处是空的威士忌酒瓶；在电影院里，银幕上查尔斯·博育曾恳求海迪·拉玛和他一起从卡斯巴私奔【指美国电影“真主的乐园”。——译者】，扮演伯纳代特的詹尼弗·琼斯，曾迎接圣母玛利亚降临【指美国电影“修女伯纳代特”。——译者】，现在，座间通道却乱扔着烟头、卫生纸和用过的避孕用具。

　　不过电影仍是一股社会力量。在某些场合，它们象组织团聚一样，也能把社会重新集合到一起。迈克·托德拍摄的“环球旅行八十天”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它出动了二十九名明星、六万八千八百九十四名临时演员和七千九百五十九只动物，包括四只鸵鸟、六只鼬鼠、十五头大象、十七头公牛、五百一十二只猴子、八百匹马、九百五十头毛驴、二千四百四十八头美国野牛，三千八百只羊和一头受惊的母牛。类似的电影还有“火车上的陌生人”，“莫比·狄克”、“正午12点”、“第三者”、“金黄手臂的人”、“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危急的时刻”、“桂河桥”等。在新的明星中，朱迪·霍利戴，柯克·道格拉斯、玛丽琳·门罗、威廉·霍尔登和雪莉·麦克莱恩起码也不比战前的群星差。

　　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票房收入少得多了，但也还有别的因素。外国电影越来越受欢迎。战前，爱看电影的人大都从未看过欧洲电影，只有少数沉闷乏味的英国电影传到美国。阿瑟·兰克【英国的著名电影制片人。——译者】改变了这个局面。美国观众象熟悉美国演员一样熟悉亚历克·吉尼斯、杰克·霍金斯和迈克尔·雷德格雷夫。意大利人送来了安娜·玛格妮亚妮和京娜·洛洛布丽季达，奥地利人送来了玛丽亚和马欣米利安·舍尔，法国人送来了布丽吉特·巴多和伊夫·蒙唐德，日本人送来了三船敏郎，瑞典人送来了整团整团的演员，其表演使人感到巴黎其实并不算世界上最色情的地方。在四十年代末期，好莱坞的压力使这些演员不能在近郊地区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要看他们的电影就必需到大城市去寻找所谓“艺术剧院”。

　　接着，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于1950年2月废除了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必需与地方电影院老板互相约束的法律条款。电影院老板再不用放映未经他们看过就送给他们放映的电影。他们一部又一部地购买故事影片，而且可以向任何人购买。整个美国成了善于经营的欧洲人的开放市场。这项法院裁定产生了深远的结果。好莱坞是在保证每部电影都有机会和公众见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电影院老板要搞到雪莉·邓波儿或罗勃·泰勒主演的影片，就必需购买一定数额的二级影片和试验性影片。结果是连映两部故事片和一些“精选的短片”；不知名的和知名的一起放，碰巧一颗新星就会诞生。现在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在1950年以后，这种临时凑合太冒风险了。电影院老板可以随便拒绝放映无名的影片，使之血本无归。结果是太平洋岸边的大亨们把一切力量投入拍摄超级壮观的电影，如果失败，亏损就以百万计。

　　总之，这对好莱坞来说真是个悲惨的十年。电影业一度在国民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现在逐月衰退。大亨们顽固地拒绝把老电影的宝库开放给电视广播网，又还未能使电视业对使用电影制片场来生产电视片感兴趣，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电影首府好莱坞衰退，几乎沦为人弃鬼聚的城市。

　　电影制片人处在痛苦的过渡阶段。美国的道德规范仍然谴责放映春画，连裸体也不能上银幕。关于并无害处的“宝贝儿”，《时代》周刊说，这“大概是被允许合法放映的最淫秽的美国电影。”制片人继续适应一般化的娱乐标准。使电影专门吸引社会上某一集团的想法，当时还未形成。首获成功的是“通宵摇滚”（1954），但在当时，美国青年对它还是相当漠然的。这部电影取得突破——还有摇滚舞【又译作摇摆舞。——译者】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出现——首先是在英国，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动乱第一次产生了一个白发的青少年社会。1954年9月，电影触发了三千名男阿飞的骚动；十二个英国城镇的地方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禁止放映该电影，并在那些仍然在放映的电影院周围部署了警卫线。阿飞的头发特别引人注目。在美国的青少年仍然剃平头时，阿飞们就留长头发，梳向脑后，这种发式可以追溯到战时洛杉矶。它被称为——当然不能在男女混杂的场合——DA，即Duck's Ass（鸭屁股）。当然，阿飞们还没有把头发散披在肩上；这是以后的事。

　　在过渡以前，电影起着统一社会的作用。由于对不同年龄的人均具有吸引力，而且也不怠慢那个阶级——除了黑人，他们自己也不重视自己——电影加强了家庭的联系，使看电影的人不忘共同遵守的社会准则。大战时拍摄的电影表现了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异教徒和美国少数民族一道工作，使这个多民族融合的集体更加温暖。此外，好莱坞还起着社会上良师益友的作用。影迷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电影明星为行为的榜样。例如，按规定电影中不能表现男女同睡在双人床上，这样，海斯检查处和后来的布林检查处改变了整个睡床行业中的产品样式；又如在电影中不准用即使是最轻微的污秽语言，这就有助于使语言保持当时所谓的纯洁。虽然当时没有为人所重视，在这过渡期以前拍摄的面向一般观众的电影还为全国提供了共同的话题。甚至在七十年代，互相不认识的中年人一提到“费城故事”，“叛舰喋血记”或是提到在三十多年以后仍然被几乎整个一代人怀念和珍惜的上百部电影中的任何一部，他们就能找到共同点，互相拉扯起来。他们的儿女们却缺乏这个；在尼克松执政的早期，没有一部电影能够和美国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

　　当然，这一切并不同艺术相干。按艺术标准来说，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最佳电影几乎比以前任何电影都要高明。这时已经完成了过渡，有可能去探素那些从古老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的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电影已臻成熟。有可能以高度严肃的态度进行电影创作；有才华的导演可以以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运用胶片。但是，有些东西仍然是一去不返了。电影起着分裂作用。幼童们去看周末日场，青少年去看青少年明星为他们拍摄的电影，成年人去看只限于他们才准看的电影。好莱坞过去那种团结的力量不复存在了。

　　社会标准也不同了，相互误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个使人难解的字眼是“不随俗从众”。在五十年代，有些青少年向父母预告，他们已决定不再在社会上随俗从众了。但是，在他们的亚文化群里，他们却绝对地随俗从众。欧文·豪尖锐地提出，“一个穿短袜的少女怎么能承认不喜欢沃恩·门罗呢？”而有些例子确也是无意识的，却很有趣：“参加疲塌的一代！”一本早期的《花花公子》的广告是这样呼唤的。“买一个疲塌一代的领带夹！一件疲塌一代的圆领汗衫！一只疲塌一代的指环！”这种亚文化崇拜在五十年代早期迅速形成。在伴随朝鲜战争而来的繁荣当中，搞这种崇拜的钱更多了，而在1955年，刚刚主演完“没有奋斗目标的叛逆者”就被烧死的詹姆斯·迪安【电影明星，迪安喜欢玩摩托车，1955年翻车被烧死。——译者】成了这种崇拜对象的第一个殉难者。【在美国传闻轶事里，迪安象琪恩·哈罗和玛丽琳·门罗一样重要。几乎到了二十年后，他还会收到影迷来信。除了微型胶卷以外，纽约公共图书馆无法保存迪安的资料。他的祟拜者会来偷走。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图书馆只有一本关于他的书，是法文的，里面所有照片均被剪掉。】

　　社会科学的声誉在提高。人们对所有的宣传工具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它们在干什么、它们的影响、意义、潜力。哈佛大学的戴维·里斯曼和芝加哥的路埃尔·丹尼都在考察它们在塑造人民使之社会化的作用；各种宣传煤介使人们意识到当一个美国人，不管男女或老中青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多伦多大学，马歇尔·麦克卢汉在解释“凭视觉而直线反应的老年一代”和“凭听觉和触觉而多方反应的年青一代”。在巴尔的摩，门肯列举事实说明一种民族语言——“美国标准语”——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区域性语言的衰落。【十年后，有一个最新的、很好的事例说明这种衰落；林登·约翰逊刚刚搬进白宫以后，有一个休斯敦妇女议论说，“有一位没有地方口音的总统多好啊！”】

　　就在这些年月里，广告业从不及一张广告传单大的一小块发展到象马尔巴罗之乡【马尔巴罗原为美国一种香烟的牌子，在广告中，一名牧童以美国西部为背景拿着这种香烟，呼唤人们“到马尔巴罗之乡来”。故泛指美国西部。——译者】那么一大片。1948年美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时，全国约有一百家搞宣传联络的公共关系公司，很多公司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在工商企业里，有公共关系部门的不及五十个。光是在曼哈顿，公共关系公司的数字很快就增长到一千家；这是一种稀有的业务——或是一个无聊乏味的政府机构——都少不了若干油印机和一些急于进行宣传和自吹自擂的态度和蔼的职员。高级的公共关系顾问，在工业里很快就升到副总经理的级别；在华盛顿，则成为总烧私人肋理一级的官负，随着他们的出现，形象常常取代了真理。他们替公司老板写开幕词，用免费搭乘公司飞机的办法来拢络新闻记者，津贴应召女郎的行当等；而随着罗伯特·蒙哥马利【美国演员，后来当了总统顾问。——译者】对艾森豪威尔的辅导，公共关系的技巧更成为政治竞选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同时广告术开始向更微妙的型式发展。在四十年代，它仍然直接了当地诉之于人们的虚荣，情趣、抱负、贪婪、恐惧——利斯特林公司【美国生产漱口剂的一家公司。——译者】的广告：“常当伴嫁娘，不当新嫁娘”，“我是一个九十八磅的弱不禁风的人”，“你最好的朋友也认不出你来”、“我坐到钢琴边，他们就笑起来”。夸张的语句使得最高级形容词也空得平庸无奇，以致梅西公司在《纽约时报》登了一幅宽达六栏的广告来嘲笑广告同业，题为：《不常用的单词和短语——广告作者描写妇女服装用语》，其中有“薄纱：近乎无，且以黑色为佳”，“肉感：凡比石头柔软的东西”，“富有魅力：任何东西加上一小块金属饰物”、“惊人的：有一个小时没有看见过类似的东西”。到进入五十年代中间的时候，麦迪逊大道的雇佣文人被更精明的能说会道的经理人员挤得靠了边。拍卖商在电视上的叫嚷以及对买主选择任意性的忧虑已被代之以：“九重天，向地球呼叫”，“本迪斯启动器把二千万妇女放在驾驶员座位上”，“一杯巴卡迪兰姆酒比一杯脱脂奶的热量还要少”，“户外有多大，钢铁有多大”等。动机广告术研究已达到其全盛时期。一度还有人作惊人之语，谈到某种所谓潜意识广告术——在电视屏幕上，口号一闪而过，使观众眼睛来不及看，但却刻印在观众的潜意识里，而在他们购买东西的关键时刻就又会呈现出来。

　　从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广告员》在战后风靡一时开始，老练的美国人就着迷地注视着麦迪逊大道的所作所为，就象他们一度给埃米尔·库埃和霍华德·斯科特所迷住一样。到了杜鲁门时代的末期，几乎每一个在温内特卡或贝尔埃尔【温内特卡是伊利诺斯州东北都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居民点；贝尔埃尔是马利兰州东北部的一个城镇。——译者】的人都能解释硬推销和软推销【指用诱劝等软办法来推销商品。——译者】的区别；都能解释罗珀、尼尔森和胡珀【这三个人都是搞民意测验的统计家，他们主要是调查电视观众对那些电视节目表示欢迎，为登电视广告提供参考。——译者】的重要性；都知道“让我们把这个送上旗杆顶”和“把它放到火车里，看它会不会在韦斯特波特下车”【这两句话意思相同，均指在商业中设法试探顾客心理和他们对商品的反映。——译者】是什么意思。

　　皮尔兄弟公司大概是搞软推销最受人喜爱的家伙，虽然认真研究现代广告术的人却首推亨利·摩根。他是电台广播全盛时代末期的一个奇人，摩根在广播里几乎什么都做得到。有一次，他以八十二块美元为代价拍卖了他的整个班子。他经常在电视上搞自我访问；他又假定好菜坞的预告片比正在宣扬的正片更激动人心，常用整整半个小时去播放预告片的音带。摩根为一种方便早餐——“劈！拍！砰！”——做广告宣传，自己就戴上耳套来减低那震耳欲聋的响声。激怒了的出资卖广告的老板一个接一个地把摩根解雇。最后他只能从事单调无味、毫无创造性的硬推销，成为夺取消费者金元的无休止的战争中一名被牺牲了的天才。

　　登广告人一年花费一百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点二——操纵社会，为越来越精巧的商品创造越来越大的需求。他们的理论是：商业广台刺激经济发展，因而是为美国方式而战斗。这样，油嘴滑舌的广告员竟得以处于大致相当于柯立芝新世纪【柯立芝当总统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曾一度缓和，出现了经济复苏扣表面繁荣。——译者】中为金融家所保留的崇高位置，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相信它们；连约瑟夫·斯大林也买了两千架发射机来干扰自由世界在电波中的扩张言辞，以免人民受其腐蚀。休育迷不加抗议地接受电视里的假休息时间、假受伤和足球赛最后半场里的“两分钟警告”，他们都知道所有这些无非是播送商业广告的借口。比利·格雷厄姆【美国福音派传教士。——译者】的十字军运动专门花钱调查地下铁里站着的乘客的习惯，好弄清楚这个运动的广告应该放在那些最好的战略位置；连上帝也相信动机广告术的研究。

　　二十年代的景气在1929年垮掉以后，四分之一世纪还没有过去，美国又复展开另一次哄抬价格的抢购活动。有些人把这些年称作敦实的五十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报告说，九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拥有股票，而其他人中则似乎大多数都负债。埃里克·戈德曼写道，有些百货商店广告推行一种计划，参加的顾客终其一生可以拥有一笔赊购款——比如五百块钱——然后在支付一定费用之后，顾客可以从“债务咨询所”领取生活津贴，而把工资交由“债务咨询所”分付债权人。

　　汽车变得又宽、又长、又矮。每年秋天的新型号汽车都装配上更多的废物、更多的铬钢、更长的尾鳍型后档板。卡迪拉克牌价值一万三千零七十四元的黄金国两门四座式轿车在仪器板上还加放了口红、擦手纸的盒子和四只镀金的平底酒杯。在底特律以外，市场为那些什么东西都有的人们提供纯金牙签，威士忌酒味牙膏，高级人士用的男女抹套。《华尔街日报》还发现一种兴旺的邮购生意：出卖著名模特儿真人大小的塑料复制品，毛发、手指甲和脚趾甲都是真的；单身汉买了它们，一起上床睡觉，还有人花上成千块钱为假人购置四季衣服。同时，活着的妇女却梳着染有各种颜色的发式从理发店里走出来，有香槟浅灰、秋天杏黄、火焰银白、肉桂金黄、苹果绿、孔雀蓝和葡萄深褐。在周末，她们的丈夫则去探索安上雷达的鱼竿的效用，这些鱼竿发出电脉冲，找到鱼后会报告它们的方位，在社交聚会上，商人们把聚餐俱乐部发出的长方塑料信用卡给好奇的友人观看。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使用信用卡生活的奇迹就在前头。

　　所有这些都是时代潮流的组成部分。在整个这十年里，在广告牌上和电视屏幕里——以及凡有推销员打开包包兜售商品的地方——到处散发出不雅和粗俗的味道。如果有一个时刻足以概括其他的话，这个时刻出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播送的“纽伦堡审判”的高潮。“纽伦堡审判”是该电视网的《90号剧院》所演出的一出精采戏剧，主题是纳粹德国法律的不公。美国法官克劳德·雷恩斯质问德国律师保罗·卢卡斯。雷恩斯向道：“你怎么能以上帝的名义要我理解把男男女女和小孩都杀绝在——？”他的嘴唇无声地颤动。漏说的词是“煤气炉”，这是因为《90号剧院》的资助者美国煤气协会的坚持而被裁剪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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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劳伦斯·韦尔克【美国乐队指挥。——译者】和苏西·柏克【美国模特儿。——译者】，拉弗连季·贝利亚和艾伯特·施韦策【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牧师和医生，长期在非洲工作。1952年曾获诺贝尔和平奖。——译者】，超级弹和索尔克【索尔克为美国医生和科学家，发现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译者】疫苗，奥韦尔式的失望与鲁瑟【参见第12章“美国人物画像”。——译者】式的希望的时代。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是一位长有顽固的下颚而很少有幽默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坐在白宫里是长有同样顽固的下颚而同样少有幽默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位胜利者。每个国家的居民都十分请楚，大概要动用武力来使另外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屈膝。两者都相信他们国家内部事务的状态已大体固定下来，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多大的变化。两者也都不信任本国的知识分子，又都对自己的下一代感到担心。华盛顿对技术加以青睐，莫斯科也是一样。传播国家赞许的信仰的正统的说教者在美国大为行时，在苏联也是如此。

　　新罕布什尔州坎迪亚的四十一岁的医生赫尔曼·桑德被宣判无罪，他原被控在曼彻斯特犯了一级谋杀罪，因为他用注射空气进静脉的方法，“为减少痛苦而杀害了”阿比·鲍罗托太太，一位患了不治癌症的五十九岁的病人。接着公元1951年而来的是1952年。在阿克伦，警察局长会议哀叹缺乏法律和秩序。1950年人口普查的官员们报告说，美国的新人口中心正好处在伊利诺斯州奥尔尼的外边。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第一个自由联邦，而为八十八岁死去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人们在芝加哥无家可归家畜避风所的幼畜收容院中举行安灵弥撒以示哀悼。

　　希腊出生的四十八岁的船业巨头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后来他和被谋害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遗孀结婚，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译者】，在购买战后剩余船只时，因策划欺骗美国政府受到起诉。多尔·沙里【美国电影制片人，剧作家。——译者】对洛杉矶的哈佛校友俱乐部说，“美国是一个最后大团圆的国家。”在阿肯色、田纳西、密苏里、密西西比、肯塔基和亚拉巴马等州，龙卷风使二百三十六人丧生。纽约的一位社会批评家哀叹美国青年死气沉沉，他宣称，“我是个老一派的人，认为年青人应该探讨新的课题，扔石头、砸偶像，甚至造成一些显而易见的破坏。”他最后说，如果大学生“不以理智的名义去造反，也应该以赶时髦的名义去造反。”

　　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比弗洛吉湖，开始开采铀矿，据报导，这是北美最大的铀矿。新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访问伊利诺州的林肯墓，有人听到他反复地自言自语，“我爱美国人！”纽瓦克机场在两个月内发生了三次坠机的死亡事故后关闭了；但是英国的“德哈维兰彗尾”号却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从伦敦飞到约翰内斯堡，全程六千七百二十四英里，在世界上首创喷气式班机客远业务。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仍然忠于螺旋桨推进的飞机，他乘坐“圣牛”号，用十四小时横渡大西洋，称赞它是“上好的飞机”。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俄国人计划将一种据说可以引起古怪行为的复合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迷幻药搀在美国外交人员的鸡尾酒里，于是，路易斯·拉萨格尼亚医生在1952年把这种药开给几名波士顿的志愿服用者，证实了关于这种药的异常特性的说法。他发现，一个人的性格越不稳定，他对迷幻药就越为敏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威利·萨顿被一个服装售货员发现而被捕，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抢劫银行。他说，“因为那是放钱的地方”。

　　在开罗，由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领导的军官集团废黜了国王法鲁克，宣布埃及为共和国。住在安大略省卡兰德附近的迪翁五胞胎已长到十六岁。康尼·麦克【美国棒球运动员和棒球队经理。——译者】则已活到九十二岁。在奥地利的苏联占领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远征欧陆》被当作“法西斯作品”没收。以阿肯色州众议员伊齐基尔·盖辛斯为首的一个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开始调查猥亵文学，于是装有色情作品的信件和包裹象潮水般涌来。五星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向特克斯·麦克拉里和金克斯·福尔肯伯格承认，只要踏上船，“我老是晕船。”

　　在马里兰州，参加公民投票的人以四对一的比数通过了在州内争议很大的新的奥伯反颠覆法，其中包括定期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条款。在拉斯维加斯，二十二岁的演员小约翰·巴里莫尔在他结婚两周年因为狂乱开车，高声吵闹而被捕。在哈瓦那，富利亨西奥·巴蒂斯塔把卡洛斯·皮罗斯政府撵下台，控制了古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宣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效忠宣誓无效，但却维持州的效忠宣誓。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纽约发布的学校时间安排【当时纽约安排学校每周有一小时空出来，让天主教和犹太教学童到教堂上教义课。——译者】，但却解除了该州对电影“奇迹”的禁令，这就使电影第一次享受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

　　乔·阿唐尼斯因为策划违犯新泽西州赌博法律而被判入狱。密苏里河、密西西比河和红河水涨漫堤，淹死三人，使十万人无家可归，损失估计达到三亿元。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万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事件作调查，宣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对此负责。在一次有两百人死亡的骚乱中，统治玻利维亚的军事集团被推翻；阿根廷政府查封了独立的《新闻报》。南非最高法院宣判把有色选民另列名单的法律无效，但总理丹尼尔·马兰却宣告最高法院非法。在巴黎，阿瑟·科伊斯特勒【匈裔英国作家（1905－）。——译者】完成了《渴望的世纪》的手稿，喝醉了酒，然后象他后来所说的，“受到了我过去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所左右”，揍了一名宪兵。一个印第安纳州的假释委员会假释了戴维·斯蒂芬森，他一度当过该州三K党的大龙头，还是二十年代的一个虐待狂杀人犯。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指数在206与236之间摆动。人口调查局报告，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的空气调节器己经增加两倍。

　　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附近引发了五次原子爆炸，包括一个在半空爆炸的小型原子弹和有五千部队参加的一次原子弹军事演习。美国最高法院对1949年因图谋颠覆政府而受审判罪的十一名共产党领导人维持原判。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禁止共产党参加投票。杜鲁门总统在1951年6月19日签署延长征兵的法令。美国关闭了匈牙利在纽约的领事馆并禁止美国人到匈牙利旅行。

　　1951年10月3日，白宫宣布苏联进行了第二次原子爆炸。10月22日又报导了第三次。在西德，康拉德·阿登纳总理获多数票上台，而且批准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在布拉格，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其他九名被清洗的共产党人以间谍和叛国罪被绞死。美国中止了它对苏联和赤色中国的关税特许。自由欧洲电台在慕尼黑开设了一个发射台向捷克广播反共宣传，而俄国人则限制外国外交人员只能在莫斯科周围二十五英里以内旅行，他们在纽约还迫使联合国秘书长特吕韦·赖伊下台，让位给瑞典的哈马舍尔德。

　　所有这些事件，还有上千桩类似的事件，都是在五十年代早期流逝的岁月中发生的。随着季节的更迭，葱绿的绿叶赶走了白雪，夏日景色宜人，不久又已过去，树叶枯黄，冬天重返。五十年代长驻下来；冷战却加深了。另一次全国性选举临近，政治也更为丑恶。摇曳音乐的一代现在都是三十开外的人，成了牙牙学语儿童的父母，在他们当中产生了烦恼之感，意识到国家陷入了困境。





　　第十九章 向右转

　　反正有什么事情在走下坡路，那是无疑的；如果不是国家的福利，那就是它的道德、它的自尊。自从朝鲜战争开始以来，共产党国家的漫画家就一直把山姆大叔描写为一个冷眼相看的恶意老头儿，从日积月累的报上大字标题来看，他们不无根据。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而且也在私人生活中，位据要职的美国人结果发现竟是窃贼，甚至比窃贼还坏，其人数之多，令人丧气震惊。在联邦政府工作的那些罪犯，他们的罪行似乎特别可恶。那些坏蛋叫做“卖官鬻权的人”和“收回扣的人”，“华盛顿一团糟”是他们造成的。民主党掌握了20年政权之后若要再延续四年，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障碍。

　　那正好合乎共和党人的打算。一切含沙射影的话都导向白宫的门口，到1952年春，甚至可以作这样的推理：不管怎么样，国内大部分的贪污腐化要由政府负责。当然，还没有共和党负责人士表示哈里·杜鲁门的手也不干净，而且事实恰好是，50年代第一个著名的恶棍——电视上第一个明星——却从来没有担任过政府官员。不过，他捐助过民主党竞选经费，是纽约政界的人物，而那些就足够吸引一个正在调查全国范围的罪行的野心勃勃的田纳西州参议员的注意力了。

　　法兰克·科斯特洛，别名弗朗西斯科·卡斯特格利亚，又别名法兰克·塞弗利奥，是当时的一个著名人物，一个有组织的犯罪行业中的一个“组织人”【指完全符合一个大公司组织的标准和要求的无个性的人。——译者】。他只被捕过一次，那是在许久以前，由于凶殴和抢劫。此后，他就由别人动手了。他在自己的行业中步步高升，从低级打手做起，贩卖私酒者，管理老虎机【放在茶馆饭店中的一种赌博机，投入镍币后扳动轮机，偶尔吐出若干镍币。——译者】，开设赌场，最后成为纽约政客的朋友和后台老板。到那时，他就试图掩饰自己过去的经历。他投资不动产和油田，并向新闻记者保证，不管他过去有过什么经历，当时他已是一个正当商人。但他并不是正当商人。他曾经当过幸运儿卢西亚诺的主要助手，当幸运儿被驱逐出境后，科斯特洛就把他的势力接过来，成为第一号大亨。他与黑社会的联系，在全国纵横交错。坦慕尼的卡迈因·德·萨皮奥全靠科斯特洛的栽培，有些人说，纽约市市长威廉·奥德怀尔也是如此。

　　要是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参议院调查有组织犯罪的听证会在40年代末期或者50年代中期到全国去进行调查，只会引起最低限度的注意，因为在前一阶段还没有设立足够的电视台，而在后一阶段由于广播公司的节目已塞满了电视台白天的广播时间。但委员会是在1950年5月召开听证会的。由于没有更好的节目用来播送，外地城市的一些电视台台长就把听证会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性质的东西来广播。当那些调查的参议员们于1951年3月12日在纽约福莱广场法院大干一场时，WPIX电视台摄影记者就准备跟着干。这里的情况稍有不同。在纽约，购有电视机的人特别多，大规模的听众网已经形成。在这里这个广播业的首府那里，转播到各地的设备早已发展起来。

　　科斯特洛的律师想要逃避在电视镜头上出现，他要求不要把摄影机对准当事人。他解释说：“科斯特洛先生不喜欢把他当做大家看热闹的对象。”那些参议员都同意了，但是有一名技师巧妙地建议，他们都把镜头集中在科斯特洛那双手上。结果是一场极好的戏剧：话筒里是紧张的对话、镜头里是紧握着的拳头、手指不安地弹着桌面、手里握着文件和玻璃杯挥舞的手势、抖嗦的双手把一张张的纸撕成碎条。是的，科斯特洛承认，他有“一点现款”放在家里一个“小小的保险箱”内。不，他记不起那笔款的数目有多少。听到参议员查尔斯·托比扬言要搜查他的住宅，那匪徒突然想起他有5万元在家。那笔款是怎样得来的？他轻声含糊地说，他有一些手面大方的朋友。有一个是管理罗斯福赛马场的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朋友，承认每年给科斯特洛1.5万元，连续四年，要他帮忙不要让纽约州赛马委员会因为那里的卖彩票活动而吊销赛马执照。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法律顾问鲁道夫·哈利，问科斯特洛是否真有其事。科斯特洛握着拳头说，一点儿也没有；那是有些误会了，他不过“到处宣传说”，他的朋友是一个“好人”，可不能对不起他。

　　科斯特洛的手开始出汗了。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委屈地问，难道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勤勉的买卖人吗？他感到喉咙疼。拍电视的强烈光线刺激他。他想回家去。凯弗维尔直率地叫他继续回答问题，但科斯特洛摇了摇头，接着：

　　『凯弗维尔：你拒绝进一步作证吗？……
　　科斯特洛：参议员先生，我首先得考虑我的健康情况。如果我作证，我就要说老实话，但是我的脑筋已经不灵了。
　　凯弗维尔：看来你的脑筋还是很灵呢。
　　科斯特洛：尽管我对各位参议员怀着应有的尊敬……我对他们是十分尊敬的，可是我不打算再回答一个问题，我要退场了。』

　　接着，他果真退场而去。结果因蔑视法庭罪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蹲了18个月。看到他的退场的有三千万电视观众。按照电视统计所的统计数字来看，纽约的电视机差不多有70％收看了凯弗维尔举办的听证会。听众之多，比上年秋季世界棒球联赛的观众还要多一倍。

　　在福莱广场停留了八天之后，凯弗维尔委员会便回到华盛顿去。委员会的主席现在成了总统的候选人，三千万个家庭留下了一个清楚的印象，这就是美国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样腐败的事情。爱德·默罗说：“电视演出一直都极吸引人，观众多得惊人——也许由于出现在电视机上的小人都是真人实事。”杨－鲁比肯广告公司总结了总的印象，把广告登在纽约的报纸上，对社会上的罪恶表示遗憾，并问：“我们有什么该做的事情吗？”

　　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教导小孩如何分清是非。大概那件事已经做到了，但当凯弗维尔委员会仍在开会的时候，报纸却提出确凿证据，指控最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大学青年中——有营私舞弊。纽约市立学院篮球队一连好几个冬季曾以全国最优秀的篮球队之一上场参加比赛。现在发现，它的五个正式队员中有三个受贿——每人多达1500元，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赛球时，故意输掉。他们刚被控告，纽约大学、托莱多大学、布雷德利大学和肯塔基大学的篮球队员们也在类似的供状上签了字。

　　运动界的教唆犯，一个名叫萨尔瓦多·索莱佐的监禁了八年，其他人的监禁期限则短一些。把索莱佐当做替罪羊是很方便的事。只要那年秋天运动季节情况令人兴奋，大学名誉的污点会很快地被忘记了。不幸另一件丑闻又在那年8月出现。西点军校宣布有90名学员因考试作弊而被开除。

　　在篮球赛和考试中的作弊是有代表性的。美国当时正处在它的周期性的一次道德败坏的时期，这是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像这种道德败坏的年代中经常遇到的情况那样，人们对于罪恶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虽然他们不肯这样承认。要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问题就需要深深地体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说话很少有直截了当的。报纸上的关于伤风败俗的事情的报道都是用委婉的语言加以掩饰的。典型的例子如：称妓女为“应召女郎”或“接客女郎”，有时亦称她们为“玩乐女郎”。和一个男人睡觉，她们说起来总是“接了客”（“接了约翰以后，你又做些什么？”“我去浴室拿一条毛巾”）。累积起来的影响就是要使最古老的职业听起来很时髦。

　　50年代穿毛裘戴宝石的妓女出外卖淫大大不同于30年代初期那些沿着铁路线拉客人的一角钱一次的“野姑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六只角子【一只角子是折合一角二分五的小辅币。——译者】的“胜利女郎”。应召女郎不再在街头或汽车站拉客，她们的活动地点是高级旅馆房间，要用电话约会，就像医生那样。许多是美女竞选的获胜者和（或者）大学毕业生。有些主修经济学，在法庭上，她们几乎把自己看成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慷慨贡献者。实际上，她们所提供的服务，在商业上确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厂商给外地来的买主提供女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由它们的越来越活跃的广告部门充当拉皮条的角色。在会计方面得想出办法使那笔费用在申报所得税时得以扣除。只有那样以谨慎出名的女人才被吸收来做这种工作。但待遇很高，高达500元一次。一个爱挖苦的鸨母在她的名册上把她们标上“VIP”【VIP原义“特等要人”。——译者】的记号——代表“头等货”。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是对的。非职业妓女引起的麻烦对高级招待人员和行政副总经理来说是危险的。在路灯底下或在人数众多的鸡尾酒会上随便搭上的女人来历不明。她可能是有病的，或者是与你竞争的一家厂商的侦探，或者是一个存心敲诈的丈夫的老婆。一个月后她可能来到你的办公室甚至来到家里，要把偶然邂逅相逢变成长期的姘居。一切现款交易，就排除了那些可能性。玩了就算，不要拖泥带水。声名越大的人，就越有可能去找公开的职业妓女。为大明星扮演牧场雇工的小演员可以找不甘寂寞的女招待，但大明星自己却要找职业妓女。凡是职业上需要经常旅行的头面人物，包括驰名全国的政治家都是这样。当时，选民是不知道有这回事的。并不是他们对位居要职的人有任何幻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只是以为政界人物来盗窃国家财富还忙不过来呢。

　　哈里·沃恩少将是一个个子高大、态度和蔼的密苏里州人，稍有点像赫尔曼·戈林，打扑克是天才。在其他方面他没有显著的才能，也不是特别的精明。作为哈里·杜鲁门的侍从武官，他应该知道他会经常引人注目，但他仍是在役将级军官中最邋里邋遢的一个将官。他在重要场合不是忘记穿上军服的衬衫就是没有系上领带，并且一直在做幕后交易。当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不过是手脚稍许不大干净而已。举例说吧，1945年杜鲁门升任总统职位后，沃恩在他的第一篇演说中，曾对亚历山德里亚的威斯敏斯特长老会的妇女辅助队谈到被占领的德国的黑市价格非常厉害，为了拿出例子来说明，他透露他曾经把自己用55元买来的美国手表以500元的价码卖给一个俄国军官。

　　在白宫，沃恩以喜爱交际、和蔼可亲而出名。他在社交方面的精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他总是乐意光临鸡尾酒会或晚宴。他在那里结交了新朋友以后，第二天早上总是乐意发出一封信或打个电话，使政府机构运转起来更加顺利无阻。要是给恰当的地方干别的一行，这样做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干他那一行，的确是危险的事。

　　给那位将军惹祸的是一个以前在陆军军需军团担任过上校的名叫詹姆斯·亨特的品质卑劣的人。像亨特那一类的人不少，但他却是他们当中一个典型人物，而且也是当时卖官鬻权者的代表。付一笔手续费——在杜鲁门任总统时期是利润的5％——以后，那个能够“牵线说合”的人就可以使困难的交易顺利成交。在亨特的要求下，沃恩对管理机构、五角大楼的采购官员、国务院护照科以及农业部等都施加荒唐的压力。在被占领的欧洲，一个商人带了白宫的介绍信，为一个香水制造商收购了全部香料油。联邦贸易规章为亨特的一个委托人通融了一下，剩余物资处理办法为另一个委托人放宽了一下，公共住房建设计划为第三个委托人调整了一下。为了调整和平时期的经济，稀有的建筑钢材用于加利福尼亚的赛马场，稀有的商业用糖给了软饮料制造商。沃恩自己则做了这些受惠者捐献竞选经费的媒介。最糟糕的是他接受了其中一个受惠者送给他的一件个人礼物，后来闹得人人皆知，那就是价值520元的一个冷藏箱。

　　总统其他三个密苏里老伙伴是：唐纳德·道森，E·默尔·扬和威廉·博伊尔。他们的活动地盘是复兴金融公司。它是由赫伯特·胡佛建立起来支撑面临倒闭的一些厂商的，在40年代初期曾提供资金给国防工业，在战后则设法减轻经济调整的痛苦。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那公司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予以保留，但是那边的业务突然活跃起来。在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领导下的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往那里去看一下，无意中却发现这竟是个藏垢纳污的渊薮。政府的拨款都被用来从事各式各样的投机，包括在拉斯韦加斯和迈阿密开设附赌场的旅馆。有一些案卷找不到了，另外一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公开偏袒的。美国利思福尔达公司向复兴金融公司申请借贷56.5万元资金，三次遭拒，就付给博伊尔8000元“手续费”，后者还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于是，那笔贷款批准了。总统特别助理道森，曾多次为缺乏担保的有政治关系的人向复兴金融公司搞到借款。扬则是复兴金融公司贷款的审查人。十年来他一直从他经手批准申请贷款的厂商那里收取“手续费”来补充他的薪金收入。经他批准一笔15万元的贷款后，为了表示感谢，那家公司送给扬夫人一件礼物，那是一件价值9540元的貂皮大衣。

　　那件礼物可惹了大祸。大多数美国家庭妇女所最心爱的而又做梦也不敢想得到的东西，莫过于貂皮大衣了。现在却有一个妇女得到了，只是因为她的丈夫欺骗了政府。共和党人对这件事火上加油——他们忘掉了自己党的全国主席曾出面为迦太基铁催化剂公司搞到复兴金融公司一笔大贷款，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家公司的总经理——谣言逐步传开了，后来甚至有人认为在政府机构工作每人都有一个冷藏箱放在地下室，他们的妻子身上都有件貂皮大衣。布莱尔·穆迪参议员的妻子把她那件新的毛皮大衣钉上一张发票，上面标明这是染成貂皮的麝鼠皮大衣，价格只有381.25元（包括税款在内）。养貂场协会的哈罗德·里德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说明穿着貂皮大衣的妇女未必都是嫁给骗子的，事实上她们许多都是“有鉴赏力的极受尊敬的人”。

　　哈里·杜鲁门说，富布赖特对复兴金融公司的调查是“愚蠢的”。事实上并不然，富布赖特证明他的调查并不愚蠢。在参议院会议室的弧光灯和扩音设备底下，富布赖特在新闻界的面前摆出了证据，证明坐在总统的右边的道森，实际上却率领一个阴谋集团，假公济私，借以自肥。一件值得注意的物证就是复兴金融公司的董事沃尔特·邓纳姆的工作日志。在那本日志里，都小心地记下由道森和其他人打来的几十次电话，为那些找到了没有德行的政客的门路的声名狼藉、名誉扫地的投机商疏通关节。自蒂波多姆事件【蒂波多姆是美国一个地区。1922年美国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非法私自把蒂波多姆油田出租。后来查出福尔受贿，被判处徒刑一年并罚款10万元。——译者】以来，华盛顿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但杜鲁门仍然装着看不见。扬被大陪审团控告犯了伪证罪，白宫没有发表评论。总统坚定地为博伊尔辩护了三个月之后，博伊尔“因健康原因”被批准辞职。道森像沃恩一样，仍然是总统顾问班子的成员，并在人事问题上有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力。那简直是可恶之极。

　　然而可恶的事情层出不穷。按照当时的组织情况，国内收入局是一个不断诱人犯罪的地方。这个局设64个分局，每一个分局由一名局长负责领导。那些局长，他们的副手和华盛顿总局里的高级官员全部都是按政治关系任命的。这些职位就给了在上次大选中拉票有功的民主党人。财政部长斯奈德是一个老实的密苏里人，他早就预感到要发生丑闻，因此一直在想弄清楚有关受贿的传闻。他甚至要求圣路易斯分局局长詹姆斯·芬尼根辞职，但芬尼根和杜鲁门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赖着不走。

　　到了这时，一切情况都变了。随着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发现了旁证，大陪审团控诉芬尼根。这样，他才退职。但后来又被判定犯有漏报103000元该付所得税的收入的罪行。接着，斯奈德又命旧金山分局局长詹斯·史密斯及其八名下属暂停职务；接着又提出了阴谋欺骗政府的起诉书。波士顿分局局长丹尼斯·德拉尼辞职，被控收受贿赂。布鲁克林分局局长约瑟夫·马赛尔被发现漏报该付所得税的3.2万元收入。他和他的助手莫迪凯·米勒由于拒绝向委员会说明他们额外收入的来源而被开除职务。国内收入局局长、前白宫的一名助理乔治·舍恩曼，以健康状况不良为理由，提出了辞呈。一共有九名民主党员都要入狱，包括马修·康纳利，他曾任杜鲁门总统安排约会的秘书。

　　铁证如山，最后迫使杜鲁门做出反应。总统把司法部税务司司长拉马尔·考德尔撤职后，向国会提出了改组复兴金融公司和国内收入局的计划【肯尼迪总统于1962年赦免了康纳利；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赦免了考德尔。】。以后该局改称国内收入署，它的全部人员将归属文官系统。但是那样做并不足以平息批评政府的人。当时距离下届总统的竞选时间不到一年。“华盛顿一团糟”已经成为竞选运动中一个强有力的争论点。得想出个办法来抢在共和党前面。因此他宣布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来调查联邦政府内部贪污的情况。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足够诚实的民主党人来领导这个委员会。对杜鲁门来说，这绝不是开玩笑。他首先任命托马斯·墨菲，此人是阿尔杰·希斯的起诉人，现在是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墨菲接受了任命之后，却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这对总统的威望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接着，杜鲁门宣布整顿工作由他的司法部长霍华德·麦格拉思来领导。那些批评者说，那比不整顿更坏。因为丑事也涉及他的司法部，同时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就是他把那些受到起诉的人带到政府来工作的。共和党大叫说那不过是粉饰门面。同样叫喊的有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也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投票通过要自己来动手调查麦格拉思和司法部。

　　那场笑剧现在接近了高潮。总统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任命一个开明的共和党的律师纽博尔德·莫里斯为该委员会的主席。莫里斯接二连三地在“与报界见面”的电视节目上透露对司法部一些未经证实的怀疑，拒绝了麦格拉思给他办公的地方，自己在华盛顿商业区一幢办公大楼里设了一个办事处，要求国会授予他签发传票的权力。但他遭到了拒绝，后来自己反而被传唤——要他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作证，因为后者要讯问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对非法出售剩余油船给外国政府扮了什么角色。莫里斯接着得罪了政府中的每一个人，因为他竟向所有美国政府职员，包括内阁全体阁员在内，寄出详细的调查表，命令他们登记自己的资产净值和收入来源。当麦格拉思接到那份调查表时，大发脾气。他错误地以为，莫里斯是他的下属，发给他一份五个大字的通知：“即日起停职。”杜鲁门从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上得悉此事。于是，他也大发脾气——把麦格拉思撤了职。

　　※※※

　　在1952年党代表大会之前最后的几个月中，杜鲁门的地位越来越不牢固。他对那年钢铁罢工的处理是仿效他在六年之前使约翰·刘易斯乖乖就范的巧妙手法的，结果却弄巧成拙。当时钢铁公司拒绝遵守工资调解委员会3月20日的仲裁，即规定对工人增加工资但不增加钢铁价格，杜鲁门便命令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接管那些工厂作为国家的财产来管理。他以为他的紧急应变权力容许他那样做，并且相信最高法院也会同意。但是最高法院却不同意，于6月2日裁定那次接管是非法的。不管怎么样，钢铁工人联合会还是罢工了，为了要使工会的六十万工人以每人增加工资一角六分回去工作，总统得同意每吨钢材的价格增加五元二角——那正是他一直想避免发生的事情。

　　在白宫发生这场丢脸的事的同时，共和党方面越来越不择手段了，这种情况使人震惊。由于太长的时间没有掌权，对选民失去了信心——因为在过去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选民都不选共和党——因而少数党下了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破坏民主党人的威信。它有权也有义务揭露在杜鲁门保护伞掩蔽下的小偷窃贼。攻击政府腐败失职是为国服务，民主制度就应该这样发挥作用的。但是共和党对迪安·艾奇逊和乔治·马歇尔的猛烈得异乎寻常的攻击却是另一回事。这两位与考德尔和芬尼根这一类的骗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他们作为美国在国外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至少也该承认他们是为了崇高目标而工作的正派的人。

　　艾奇逊是一个出身高贵、有教养的人，对待政敌有一种冷淡的甚至傲慢的态度。马歇尔将军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战时英雄，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同两党都没有关系。他作为总统的使者前往中国，就像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登陆一样，是超乎党派政治之上的。在内阁里他避免受到党派方针的影响。他只有一次所采取的立场引起了别人的非议，那是在免了麦克阿瑟职务以后所引起的吵闹中发生的。他当时为了有限战争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毫无疑问，那激怒了在国会中拥护麦克阿瑟的人。但是奥马尔·布雷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亦为那个主张热烈地辩护。此外，在麦克阿瑟没有被召回之前，共和党对马歇尔的对立情绪早已露了端倪。1950年9月，20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宣布反对任命马歇尔为国防部长。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称他为杜鲁门的“爪牙走卒”。乔·马丁称他为“姑息派”，要对毛接管中国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马丁曾有效地领导过一些斗争，否决了为关岛及威克岛设防的立法。他当时曾说过，为那些地方设防可能会挑惹日本的军阀。】。什么东西激发他们那样做？为什么他们要盯住一个曾被称为“现今最伟大的美国人”的杰出的军人不放？

　　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马歇尔是一个超乎政争的民族象征。在争夺权力的无情斗争中，任何一个无可挑剔的人对他们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他当时不站在他们那一边，有一天他就有可能站在反对他们的一边。既然如此，他们就需要先发制人，彻底地损害他的名誉，使他将来发表的任何意见，无人再会相信。这项工作的最后一阶段由麦卡锡来干了。1951年6月14日下午，他开始在参议院作他的最长最出名的演说，控诉马歇尔“阴谋之大，声名之狼藉，使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那样的事情都相形见绌”。

　　自由派共和党人则在努力对杜鲁门政府形成一个明智的、负责任的反对派。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宣称，她不愿意看到她的党靠“诽谤四骑士——恐惧、愚昧、偏执和污蔑”走向胜利。埃米特·约翰·休斯主张不要用“华盛顿的一团糟”这样的话，认为这样说“小气、自以为是、过甚其词”。休斯亦以为对民主党人的爱国精神表示怀疑是危险的。但到1952年年初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元老派已听不进这样的劝告。在那整整的一年中，共和党的辩论家甚至坚持要把对方称为“The Democratic Party【民主党正式名称是The Democratic Party。——译者】”，硬说在字面上是对的，虽然实际上的意义是一种轻蔑。

　　共和党右派发表的演说，把民主党人分为五类：罪犯、卖国贼、懦夫、老是陷入战争的无能之辈以及没有足够魄力来侵入中国加以征服的虚弱者。意见不同的政客一般是相互容忍的，但是这一种口头攻击造成的后果使两党陷入深刻的分裂。

　　共和党的立场受到一般人的欢迎。大多数美国人已开始不赞同杜鲁门来当总统，即使他在总统竞选时到处旅行也不能使他像以前那样获得他们的欢心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所不断抽查民意，他的第一届任期最不得民心在1946年，只有32％的选民拥护他。在1950年整整的一年中，那个数字徘徊在37％与46％之间。以后——在他任职的最后两年中——赞成他的人从来没有超过32％。有时则降低至23％，那就意味着每四个美国人中不到一个才支持他。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他有作为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吸引力。看起来他充其量是一个有胆量的光靠决心来克服自己的无能的人。他就是那样来估计自己的。1952年4月在他的第300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对记者说：“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的一切贡献给国家。有很多很多人——我想在这个国家有100万人——能够把这项工作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既然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就把它做好。我总是引用亚利桑那墓碑城的墓地里那一句墓志铭。它是这样写的：‘杰克·威廉斯长眠于此。他已拼了老命。’”

　　但是，对一个像他那样有信念的民主党人来说，共和党政府上台的前途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除了杜鲁门之外，谁能当民主党的候选人·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名字随处都可听到。他已报名参加所有的预选，他有一批为数甚大的追随者。杜鲁门不为所动。总统是一个操纵党组织的政客，并以此自豪，他不喜欢那些弄污了自己民主党人声誉的改革者。但是大多数其他有资格的候选人不是有这种就是有那种不利条件。艾尔本·巴克利已经72岁，太老了。佐治亚州的拉塞尔是自由派死对头。哈里曼从没有参加过公职竞选。1951年秋，杜鲁门觉得在所有有条件接他班的人中已经找到最好的一个人了。他邀请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前往基韦斯特的总统别墅，向后者建议辞去法官职位来当领导人。文森嗯嗯呃呃地支吾了一阵，表示最高法院不应作为到白宫的敲门砖，但最后同意回去与他的妻子商量一下。他的妻子更不喜欢这个主张，杜鲁门在他的文件中遗憾地记下那位首席法官“坚决谢绝”。接着，总统便转注目于伊利诺伊州。在1948年11月的大选中，那里的州长候选人创造了一次显著的个人胜利，以572067票这个史无前例的优势取胜。杜鲁门自己在伊利诺伊的优势不过是33612票。无疑，靠他自己一个人，他会丢掉该州的。他对一名总统助理戴维·劳埃德说，下次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前来华盛顿访问时别忘了通知他。

　　※※※

　　在同一个月里，一个共和党的州长，新罕布什尔的谢尔曼·亚当斯成为该州争取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委员会的主席。他立刻碰到一个问题。如果要把一位候选人的名字报上去参加即将举行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预选，按照法律他要提供证据，证明他的候选人是共和党的党员。亚当斯寄出一封查询信件给堪萨斯州艾森豪威尔的县城，下面的信就是该县文书穆尔的回信：

　　『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先生从没有在本县参加过投票选举，预选法律是在1928年开始生效的，他从那时起从来没有投过票，自1927年1月14日以来，我一直是本县的文书，据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德怀特一直不在本市，至少他从没有参加过投票，否则我会知道，因为自预选或烙印法在1927年春通过，在1928年预选才生效以来，党员名册一向在此。
　　德怀特的父亲是一个共和党人，在他逝世之前总是投共和党的票，但是那对他的儿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许多人都不跟他们的父亲，这一点我感到遗憾，很多人都相信欠债，看有多少钱可以使用，这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会使这个国家陷于破产境地。
　　我认为他不会有什么政治见解。』

　　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什么政治见解，而且也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明显的指导原则，对当时大部分的重大问题，甚少发表公开见解。四年之内已经是第二次向他提出担任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位，但是建议他担任那职位的人们却不知道如果他担任了那个职位又将会怎样行事。诚然，在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他曾经说过这样保守的话，如“如果美国人所需要就是生活保障的话，他们大可以去蹲监狱”。同时，他还利用了他的威望，争取舆论支持罗斯福和杜鲁门的对外政策，他的成就，包括他当前担任的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职务，是在代表民主党政府的时候所取得的。所有他的同胞都可以放心，他是一个坚强的、正派的、宽洪大量的人，赢得了欧洲政治家的敬重；他表现出来的许许多多平凡的特征，都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喜欢在他们的领袖身上找到的，例如，爱好用方言开玩笑，穿衣服随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短上衣。

　　他原来是一个共和党员，虽然这个问题经过令人苦恼的几个星期才得到解决。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1952年1月6日从法国回来不久，对记者说，如果共和党人提名，将军是愿意接受的，同时他不会否认洛奇的话。但结果他几乎要否认洛奇的话。就在第二天，他在巴黎拒绝向记者说明他的党派关系，只说那位参议员对“我的政治信念的一般趋向以及关于我投共和党的票的记录作了一个准确的报道”。他避免回答接受请求出来竞选的问题。他警告说，为他进行这种活动的人这么做使他很不高兴。尽管“美国公民有权组织起来追求他们共同的信念这一点不成问题”，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们要拥戴的人并不赞同他们的信念。他又说：“我决不会为了要想提名竞选政治职务而要求解除现在这个职务，我将不会参加那些意欲推选我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前进行的活动。”

　　显而易见，他把门关上了。但是，接下来他又把门打开一条缝。如果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自然就会响应担任“超越我目前责任的职务”的号召。对亚当斯和洛奇来说，这一点就已足够了。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为他竞选。在当时那批深信艾森豪威尔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并且他很快就会忘记他要留在巴黎的保证——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哈里·杜鲁门。

　　※※※

　　1月20日，史蒂文森州长在纽约每年一次的市区联盟宴会上发表讲话。他于次日下午4时抵达华盛顿，参加一个调查矿山的会议，但发现大都会俱乐部的房间已经人满。然而在罗杰·史密斯旅馆里，已为他定了一个房间。他在该旅馆办理登记手续时，收到一封从布莱尔宾馆来的信，通知他总统想在那天晚上和他会面。晚上11时15分，史蒂文森回到他的旅馆，感到头晕目眩。他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说：“我是艾德莱，我刚刚遇到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请你立刻到旅馆来谈一谈好吗？”他的朋友到达旅馆时，只见他脱了上衣，穿着衬衫。史蒂文森说：“我刚从布莱尔宾馆回来，总统要我把世界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手中拯救出来。”

　　在杜鲁门的回忆录中，他写到他告诉那位州长：

　　『……我不会再参加总统竞选了，我认为他是最合适担当那个职位的……我告诉他我对总统职位的看法，而它怎样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有权力的、最伟大的职位。我要求他接受这个职位，并告诉他，如果他同意，就可以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他说，不！他显然吃惊得发呆了。』

　　史蒂文森提醒杜鲁门，他已宣布竞选连任州长，而“不应把伊利诺伊州人民所给的最高职务看做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慰奖”了。他对两个小儿子负有责任，因为这两个儿子实际上被爱交际的母亲所遗弃了，过于抛头露面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此外，他还怀疑自己是否已具有条件可以担当总统那个职位。在斯普林菲尔德再任一期州长以后，他可能更有条件一些，但是现在不行。当然，史蒂文森没有表示，对民主党候选人来说，当时这一年是困难的一年，但他一定想到过这一点；不像杜鲁门那样，他是知道最近的丑闻对政府的声誉有多大的损害的。

　　相反的是，艾森豪威尔却曾经这么想过——当他观看该年夏季电视广播中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时——要是他早知道民主党会提名一个像史蒂文森那样有人品的人，他就会留在巴黎不回国了。正如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其他的人一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到了艾德莱·史蒂文森的魅力的感染。从外表看，那位州长是貌不惊人的：他身材矮小，头顶光秃，面露笑容，但他可以说是个政治天才。他人品正直、一心为公的精神是大家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出来的。他的才智和妙语博得了两党的赞赏。没有一个20世纪的政治家，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在内，在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中赢得那样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他讲起话来，能够引起听众对美国的过去和将来的景象有一种抒情的感觉。史蒂文森向往林肯的理想，当他把听众引导到这种理想方面去时，全场肃静无声，对他党内那些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来说，他成为那年的一种宗教信仰。正如12年前的温德尔·威尔基那样，他使他的同胞停下来想一想他所代表的是什么，而八年之后，他曾举得那么高、那么久的那盏明灯又为另外一个年纪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杜鲁门拒绝接受他的撤退。次日早晨，1月22日，在总统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共进早餐之后不久，史蒂文森造访布莱尔宾馆的消息传遍了全国。感到惊愕的州长走到那里都被一群群的记者所包围。他的名字在所有的辛迪加专栏作家写的推测文章上出现，《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他的画像，那篇报道说：“不管谣言背后的真相如何，这一点足够明显的：对民主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而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政治上却是热可炙手，哈里·杜鲁门感到需要一些温暖。”新闻界问到他是不是同意应召出来竞选，史蒂文森感到自己有思想斗争。他问接近他的一些人，一个身体健康并早已参加政治生活的人，怎么能够拒绝美国政治中最大的荣誉和最大的责任？他对记者的回答是尽可能的否定地说，“一个现代的代表大会”不可能“违背一个人一再明白表示的意愿而征召他出来竞选”。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有72年没有发生过了。1月间，史蒂文森认为要那件事情重演是不可想像的。

　　六个星期过后，他就没有那么肯定了。3月4日，他再次和总统会面——根据杜鲁门的回忆录所说，是应他的要求会面的；但根据史蒂文森的文件所述，是应杜鲁门的邀请的。为了避免鼓励总统竞选运动迅速发展，州长改用他的一个助手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的名字飞往华盛顿。在路易斯维尔停机加油时，他的老朋友《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出版者巴里·宾厄姆力劝他让人民“根据他过去为大众服务的记录自己做出判断”。史蒂文森笑着说：“好呀，你真帮不了我什么忙！”他在布莱尔宾馆对杜鲁门重申，在伊利诺伊州重选连任州长是他最大的奢望。但总统也给他帮不了什么忙，后来他写道：“我发现在史蒂文森的身上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全地移交党领导的责任的人了……我确信他会把要求提名候选看成是他的责任。”

　　1952年3月29日，州长参加了由民主党每年举办一次的杰弗逊－杰克逊日聚餐会，当时有5300名民主党人参加，在华盛顿国民警卫队训练场举行。其他客人包括了艾奇逊夫妇，在赴宴途中，艾丽斯·艾奇逊问她的丈夫是否认为总统会在聚餐后发表的讲话中透露他的竞选计划。不可能的，国务卿干脆地回答说；对他来说，宣布他继续参加竞选为时过早，如果他决定不参加，他也不会在这些听众面前宣布，那会使许多人感到失望的。结果却是，艾丽斯·艾奇逊是杜鲁门家人以外第一个人得到消息的。她坐在总统的身旁，当发表演说的时间接近时，他把讲稿的最后一页给她看。在讲稿上，他亲笔写下他决心不参加下一届总统竞选。“在这里只有你，贝丝和我，”他说，“知道这件事。”她感到很不安，想要她的丈夫过来说服他，但他摇摇头。“过后不久”，艾奇逊写道，“他把那件事宣布，使我们大吃一惊。党完全没有作好准备来寻找一个新的领导人，而且可以挑选的人才看来是很少的。”

　　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史蒂文森在当时已改在电视台广播的“与报界见面”节目中出现在拥挤的演播室观众的面前。分量最大的问题集中在他在希斯案件的作证。证词中关键的部分是简短的：

　　『问：你有没有认识其他认识阿尔杰·希斯先生的人？
　　答：有。
　　问：从那些人的说话中，阿尔杰·希斯在正直、忠诚和诚实方面的名声是怎样的？
　　答：可以。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正直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诚实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在代表政府的律师的反诘中，他作了下面的证词：

　　『问：在1935年一年中，直至1938年这段时间内，你有没有到过被告阿尔杰·希斯的家做客？
　　答：没有，我从没有到过希斯先生的家做客。
　　问：在1948年以前，你有没有听说过被告阿尔杰·希斯在1937年和1938年从国务院把机密文件拿出并把那些文件交给没有被批准的人来看及拿到手上？
　　答：没有。
　　问：在1948年以前，你有没有听到被告阿尔杰·希斯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
　　答：没有。』

　　但是，在经过麦卡锡主义横行两年之后，像这么一些平淡无奇的材料却仍然被变成政治诽谤的材料。新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参议员的理查德·尼克松说史蒂文森“曾经给阿尔杰·希斯作人品方面的证人”并“为阿尔杰·希斯辩护”【当尼克松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说时，那位州长在伊利诺伊州之外实际上是无鼎鼎大名的，而在《国会议事录》中，他的名字误拼成“史蒂芬森”。】。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埃弗雷特·德克森在当时采取了同一的论调。（“他会说些什么呢？”史蒂文森问道，“他可会说谎吗？”）而《芝加哥论坛报》的社论评论说，州长本该避免作证的，因为出来作证“就表示他愿意和阿尔杰·希斯站在一起”。

　　现在在《与报界见面》的电视中，史蒂文森说：“我是一个律师，我认为在法庭上诚实地心甘情愿地作证是公民的职责，特别是律师的职责——这是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我想，如果一个从事政治生活的人，在一个刑事案件中，由于太胆怯，惟恐被告最后宣判有罪，而不敢说出他所知道或听到的关于被告的事情，这对盎格鲁－撒克逊派的司法来说，是极其不幸的。这是极端的胆怯。”

　　在回答其他问题的时候，他再说一遍：“我一定参加州长竞选。我希望参加州长竞选。我不谋求其他职位。我没有其他奢望。”劳伦斯·斯皮瓦克问：“州长，演播室听众这么多，有没有给你一点儿感觉，说明国内一些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史蒂文森微笑了。“这实在是太过奖了，”他说，“我想过奖的话伤不了人——那就是说，如果他听了不是飘飘然的话。”

　　他没有说出的话是，卡内基基金会曾投票赞成阿尔杰·希斯为该基金会主席，不同意他在受审期间提出辞职，在那基金会的理事中间，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

　　3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获胜，以44494票胜过塔夫脱的35820票；八天以后，史塔生在明尼苏达州预选以128605票获胜，但艾克紧紧跟在他后面，获得自动投的106946票。由巴黎传来的消息说，从这两次结果已经说服了将军，使他“重新审视”他的“政治态度”。简而言之，他在收拾行李要回国了。

　　凯弗维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代表的拥护，使总统在一个接一个的州里丢脸；但共和党的预选，经过初期对艾森豪威尔突然激发的热情后，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塔夫脱在内布拉斯加州胜过了将军，在威斯康星州胜过了沃伦，而在伊利诺伊州又以超过70万的票打败了史塔生；自动投的票使艾森豪威尔名列第三。4月15日，将军在新泽西州击败了塔夫脱而获胜。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又取得胜利，而杜威州长的支持，保证了他在纽约州代表中得到大量的支持。他在堪萨斯州获得20名代表，但在肯塔基州却只有1名，其他19名则给了塔夫脱。塔夫脱也同样在印第安纳州取得胜利。6月3日，在最后两州预选中，沃伦在加利福尼亚州获胜，而塔夫脱则在南达科州打败了艾克。在全国范围内，塔夫脱的助手们估计在代表大会可获588票——要获提名需604票。

　　4月初，艾森豪威尔宣称，他“意外地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妨碍了他的军事职责，他要求解除他的职务。白宫立刻同意他的要求，任命马修·李奇微将军在巴黎接替他。艾克的竞选运动于6月2日在他的家乡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开始，那里有2万人在瓢泼大雨中站在当地的球场听他讲话。照他的看法，摆在国家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自由乎社会主义乎”。他要求在决定对外政策时参议院能起更大的作用；他也要求减税，改进塔夫脱－哈特利法，在朝鲜实行“体面的停战”。撤消不必要的联邦机构，继续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根除”“颠覆分子”。他反对用管制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反对“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并且，他认为对公民权的保护应留给各个州来负责。

　　从那篇演说看来，塔夫脱没有多少可以挑剔。6月19日，塔夫脱在《答阿比林》的演说中，批评将军误解了塔夫脱－哈特利法，缺少农业的政策，没有指出那些“对丢失中国要负责任的人”的名字以及不愿谴责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处理不当。那些都是吹毛求疵的意见，凡是能够读报的人都知道。有人指出，惟一可以用来分清两个候选人的不同的问题，是对待麦克阿瑟将军问题。塔夫脱答应给麦克阿瑟一个政府的职务，而艾森豪威尔则答应，麦克阿瑟有什么话要说，他都愿意听。

　　※※※

　　7月7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屠宰场附近的国际圆形剧场召开，到场的人包括贝蒂·弗内斯，她是一个36岁的前女演员，曾经在电视的广告节目中以这样的广告词句出现，“如果你买的冰箱是‘威斯汀豪斯’的牌子，你就大可放心了。”贝蒂把冰箱的门打开还没有关上，就使七千万观众入了迷，其中包括一个共和党的代表，他想要把她提名竞选。

　　三家主要的广播公司把30吨的设备和1000多名工人运往圆形剧场。但控制大会的塔夫脱派对这种新的宣传工具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让步。除了同意在讲坛小台架上安装一个提示器（行话叫“傻瓜板”）外，他们拒绝了电视网提出的各种要求。在这周晚些时间，会党里纷传他们都要在电视屏幕中出现，届时便会做出反复的动议，要“对代表团逐个征求意见”，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肯定他家乡的人在电视上见到他。电视观众对此可头痛极了。但是，在开始时，却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当代表西席尔·德密尔告诉记者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时，他所指的是会议的进行，而不是电视播送，因为作为一个电影巨头，他曾发誓要搞垮电视的。

　　既然这个电视剧本是由保守派的人写的，因此其内容就带有一种清楚明了的右派色彩。主旨演说是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来发表。这对这个奇军突起的冷门竞争者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然而，使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的是，他笨拙地把那个机会弄糟了。艾克穿着便服魅力不减。麦克阿瑟只不过是一个带上假发的退职行政巨头。他一谈到上帝——那是他经常谈到的——他的声音就升高一级，使人不舒服，他并且有了一种奇怪的习惯，为了强调他的说话，声音忽高忽低。麦克阿瑟的讲话快要结束时，各代表之间都在嗡嗡讲话，结果使将军的演说都听不到了。那时，他的声音确是逐渐微弱下去。讲话以后，他回纽约的沃尔多夫大饭店去，等待大会的决定。“巴丹”号飞机在拉瓜迪亚机场的跑道上停留了三天，它的马达开动，装满汽油，准备随时把他飞送回去，如果共和党要选他的话。星期五，那架飞机又回了机库。

　　乔·麦卡锡发表的讲话是最受欢迎的。在这里塔夫脱的计划委员会已准确地摸清了听众的情绪。当主席沃尔特·哈拉南宣布，他要向各代表介绍“威斯康星州海军陆战队战士”，一个因致力于“揭露我国政府中的卖国贼”而受到极大损害的人发言时，乐队随即奏起《海军陆战队颂》，会党中有半数的人卷入了一场混乱疯狂的示威。标语牌上写着在他手中受害者的名字：“希斯”、“艾奇逊”、“拉铁摩尔”。乔满脸狞笑。他向麦克阿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人”）致敬以后，就用高度戏剧性的口气开始宣读他的讲稿：“我们今晚是在交战。”他庄严地列举了这场斗争的统计资料——那些“亲共的”民主党人送给克里姆林宫猛兽多少平方英里土地，数以百万计被他们投入苦海的人数，“卑鄙的叛徒”的叛变，今天仍盘踞在“红色迪安的国务院”里的“狡猾的卖国贼”的背信弃义。他说他有文件来证明这一切。大量统计曲线和图表用车推到演讲台上去。那些材料是毫无意义的，那些标度也是难以辨认的，但都没有关系。乔一面把全部都作了解释，一面挥动着教鞭，就像挥动着赶牲口的木杆一样。

　　那才是真正的主旨基调，接着的演出适应了乔的水平。除了电视中威斯汀豪斯的广告节目和候选人的漂亮的妻女——最令人难忘的是沃伦太太和她的姊妹——外，整个情况杀气腾腾。年轻的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大声叫道：“美国人民对我国外交代表的苦苦哀求和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经受够了，他们大谈美国的弱点和美国的恐惧，而不是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勇气。”竞选纲领也是出诸同一块材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起草对外政策部分，严厉地指责民主党在国外每一方面的记录，从罗斯福在1939年没有能够保卫波罗的海的各个共和国直到朝鲜。一名记者提醒他说，在夺取波罗的海时，杜勒斯自己是“美国第一”派，曾经强烈要求罗斯福不要管那些要维持国家主权的“没有意义的、循环不已的斗争”；而且近在刚过去的5月19日，杜勒斯曾在《生活》杂志上写道，杜鲁门下令保卫南朝鲜是“勇敢的、正义的，而且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他现在怎么能够这样说呢？他回答说，如果作为个人来说话，他是不能那样说的。然而，作为政纲起草人，他只是提出共和党反对民主党的论点。他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论点。

　　尽管台上的讲话杀气腾腾，提名的斗争更加激烈。其激烈程度可以由塔夫脱的表亲、竞选运动经理人戴维·英戈尔斯提出的呼吁书看出来。这个呼吁书在那一周散发给各代表，它开始是这样说的：

　　『搞垮杜威！！
　　托姆·杜威是今天美国最残酷无情、最不择手段、最自私自利的政治头子。他为了贯彻他的意志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他的诺言毫无价值，他是共和党内最大的威胁。他曾两次把我们引向失败的道路，而现在又躲在另一个人的后面再次施展同样的诡计。』

　　但是杜威怎样能够这样做呢？木槌还没有敲下，塔夫脱似乎就已经稳操提名的胜券了。星期日那天，即7月6日，共和党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到齐，这位参议员已精神抖擞地走进了设在芝加哥的康拉德·希尔顿旅馆地下室的记者招待会，带着一大束整齐的电报，那是同心协力要把他支持到底的代表发给他的——共计530份。到星期一早上时，塔夫脱已收到了607份那样的保证了——比所需的还多三份。临时主席和常任主席都向他做出保证。在政纲委员会、代表证书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中，支持他的人都占大多数。他的助手甚至已经选好了放送什么音乐，由哪个歌唱者来唱。看来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挡他前进的。

　　艾森豪威尔派惟一的希望在于对代表资格提出怀疑。自南北战争以来，共和党的信仰在南部各州只有得到忠诚的党务工作者基干组织的支持。他们只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共和党总统在白宫任职时当各地的邮政局长，另一个是在四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作为老牌党员，他们当时一致支持提名塔夫脱竞选。

　　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对于他们参加大会的权利提出疑问。第一次席位的争夺在得克萨斯州出现，那是一个典型。参加共和党1950年沃思堡干部会议的投票者只有五人，因此，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亨利·兹韦费尔，决定在他家里举行1952年5月3日的干部会议。使他丧气的是，家里的花园被成百个带着拥护艾克小徽章的生客踏坏了。兹韦费尔以在共和党内没有党龄的民主党人无权选择共和党的提名人为借口，把他们哄了出去。三周以后，在矿泉井举行的全州代表大会上，共和党老牌党员选出了派往芝加哥的代表：塔夫脱派30名，艾森豪威尔派4名，麦克阿瑟派4名。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在另外一个会堂开会，选出33名艾克派代表，5名塔夫脱派代表。这样，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克萨斯州的代表团就有了两个。

　　要对这两个代表团做出选择的共和党官员，自然是塔夫脱派。但是艾森豪威尔派发言人开始揭发所谓“得克萨斯的盗窃”，并要求塔夫脱本人谴责这种伎俩。这位参议员有些激动地回答说，他的一生从没有盗窃过什么东西。他说，南部各州共和党代表团是按照84年来传统的手续，而只有那些心怀盗窃之念的人才会那样说。他说得对，那个问题是伪造的。从南部来的各个艾森豪威尔派代表团并不比塔夫脱派南方人更有代表性，而塔夫脱派至少是终身的共和党员。参议员不幸不是全国感恩戴德的崇拜对象。在五星上将的斗篷庇护下，艾克的竞选运动代理人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现在对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资格也提出了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的领袖也哄来参加他们的斗争了。

　　艾森豪威尔原来是反对到芝加哥去的，他认为那有失尊严。相反，他愿意和他妻子的家人在丹佛度过那一周。7月1日，他和妻子玛咪在拉斐特街750号多德斯夫妇的八个房间的灰砖房子里庆祝他们结婚36周年，他因担任军职，婚后到处漂泊，只有这个地方勉强可以算是一个家。在晚上讨论时，他的支持者终于说服了他必须前往芝加哥。次日早晨，他对记者说，他准备“向全国发出清楚的呼吁，竞选活动要规矩正派”。他要“为保持我们党的清正并能胜任国家的领导”而战斗。在代表证书委员会开展的战斗是一场“明确的是非问题”。他对“幕后密商”、“专断独行的办法”和“阴谋诡计”感到遗憾，并对全国委员会决定暂时让从南方来的亲塔夫脱代表团得到席位感到震惊。他要求“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那已成为他的拥护者战斗口号。洛奇说南方来的塔夫脱派“是我们正直诚实的党的污点”，应予以排除。当时有大量这一类的话，其中一些甚至干脆指责塔夫脱是一个窃贼，这对保守派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20年中，他们一肚子怨气，但这种对民主党人的不满感情比起他们在圆形剧场感到的愤怒来，要差多了。这个代表大会是想要给塔夫脱提名的。除新英格兰人外，如果它的一些成员感到可以自由根据他们的信仰去做的话，那么他们是会鼓掌欢呼来挑选他的，而且愿意连日连夜为他竞选的。甚至纽约代表团都以渴望的眼光注视着他，只有杜威紧紧地把代表团控制着。那些人——他们的电报仍在参议员手中——都一个一个地转向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运动代理人那里去，他们是偷偷摸摸地去的，但又憎恨自己那种行为。星期三晚上，大会激动的情绪达到那一周的高峰。当佐治亚州代表团名单的辩论达到高潮时，满头乱发的德克森代表塔夫脱踏上台去，指着纽约的旗帜叫道：“在你们没有采取这一行动之前，再检查一下你们的内心吧。以前我们曾跟随过你们，而你们却把我们引向了失败的道路。”他指着杜威大声地说：“不要再把我们引向那条路了！”

　　他们呼喊表示赞同，接着就伸出手去拿拥护艾克的小徽章。这都是出于选举胜利的考虑。尽管他们爱塔夫脱，但是他们更爱胜利，他们相信将军，而不是参议员，会带领他们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去。大部分人在寻找一种体面的办法进入艾森豪威尔的阵营去。塔夫脱的人员无意中教了他们一个办法。由于禁止电视摄影和记者进入去采访审查代表证书，结果便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们要想强制通过他们一派的人。“光明正大”的要求已经使人感到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班子的一个领导人、华盛顿州长阿瑟·兰利在大会提出一个动议，引起了摊牌，那个动议要求佐治亚、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三州的代表，在他们的资格没有被全体代表的大多数承认之前，仍继续不给予席位。对此，参议员派的谋士又走错了一步。俄亥俄州众议员克拉伦斯·布朗是塔夫脱班子的一个代理人，他对兰利的决议提出一项修正案。兰利的决议如获通过，会使艾克派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一切东西，虽然塔夫脱派继续控制会议。可是布朗的修正案似乎承认那场竞赛的确是不够光明正大的。他的修正案使人看来好像是一笔交易——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运动代理人就是那么说的。接着而来的唱名表决决定了整个大会的结局。布朗的修正案被击败了，票数是658对548。按照那个差数，共和党的控制权就转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手上。接着是他的提名，星期五中午前几分钟，共和党马拉松式的比赛的第五天，第一次投票结果为：艾森豪威尔595票，塔夫脱580票，沃伦81票，史塔生20票，麦克阿瑟10票。参议员爱德华·赛伊挥动明尼苏达州的旗帜，在一片喧闹中叫喊道：“明尼苏达州想要把它的选票改投艾森豪威尔！”拥护塔夫脱的布里克参议员和拥护沃伦的诺兰参议员于是提议一致通过。艾克获得了胜利，成为当选人。

　　他在布莱克斯通旅馆的套房里从电视机看到一切，当时他和四个兄弟一起站着，神经紧张地抚摸着两个随身带的给他带来幸运的纪念品，一个是救世军硬币，一个是童子军纪念章。明尼苏达州改投以后，赫伯特·布劳内尔过来拥抱他。将军的眼睛含满泪水，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找玛咪到他身边伴他片刻。然后，他便把电话耳机提起，要同塔夫脱通话。这样做正对头了，他，大家都认为在政治上是个外行，却想到了这一点。他问那参议员是否可以登门向他表示敬意。他一路上排开一批一批的人群，前往康拉德·希尔顿酒店塔夫脱的房间。他们两人都感到筋疲力尽，头昏眼花，不知所措。摄影师们请他们微笑，他们如请露出了笑容，尽管塔夫脱明显地处于痛苦之中。他这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对党的忠诚，他没有做出比这更大的牺牲了。虽然他的眼光由于痛苦而发暗，但他还是尽量露出了笑容。他带着沙哑的嗓子说：“我要向艾森豪威尔将军祝贺。我将尽一切可能在竞选运动中使他获选，并在他的任职期中与他合作。”

　　※※※

　　当布劳内尔告诉艾森豪威尔一般都由总统候选人指定竞选伙伴时，他表示惊奇。这是被提名者作为共和党的旗手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他本能地采取陆军参谋部门的做法，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他要求“这样的一个人，他要有特殊才干并有能力识破颠覆势力”，但在布劳内尔征得“党内各领袖的集体智慧”之前，他将不做出他的决定。

　　邀请保守派的人前来会谈为时过早，因此那些召集来的都是艾克的人。他们聚集在康拉德·希尔顿酒店中的一个房间内，那房间立即烟雾腾腾了。根据保罗·霍夫曼的回忆，第一个讨论到的人名是塔夫脱。但这个建议被否定了，他们想要一个较年轻的人，最好是一个西部的人。杜威一直等到所有可能的人选都已考虑过并遭到拒绝之后才说：“那么，我提尼克松作为合理的人选。”那个参议员是符合一切要求的。他39岁，受到保守派的欢迎，搞竞选运动很卖力，从未有人说他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倾向。经过简短的讨论后，对他的推荐每人都表示同意。布劳内尔用电话告知艾森豪威尔，并要求接线员去找尼克松。那位参议员把他的汽车借给了《旧金山纪事报》的厄尔·贝伦斯，自己和墨里·乔蒂纳一起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的。参加那次代表大会的人中，他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决定的。到他打电话给他的在惠蒂尔的嫂子时，她已经知道那消息，她也是在电视中看到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位刚出道的参议员担任副总统候选人是天作之合。他的领袖所缺少的东西，他都具备了。艾森豪威尔是个性格外向的人，搞折中妥协有天才，在社交场合能左右逢源。而尼克松则天性怕羞，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凡事不肯马虎。对于鸡尾酒会，他可受不了。他缺乏幽默感，但诚挚认真，性情孤独，在首都以穿衣服最快出名而感到自豪：八分钟穿好正式礼服，两分半钟穿好普通衣服。他总是把要办的事务清单放在他的口袋里，随身携带。艾克则让别人给他携带那些清单，要不然，要那些人干什么？艾克擅于交际，而尼克松则喜欢沉思。在经济学说和政治品德方面来说，那位将军是墨守成规的正统派，而那位参议员却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宿命派。那个长者的力量在于对无党派的选民具有吸引力，而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那个后辈在正式共和党员中间有人员，他们大部分还都是他的前辈。

　　当然，尼克松有比上述更多的特点。再过20年，他一生的事情都经过详细的分析以后，他的一生的各个方面就会引起他的同胞的兴趣。他在约巴·琳达度过的穷困的童年，埋藏着他巨大的鞭策力的秘密，就是靠这种鞭策力，在一家华盛顿报纸在特写中把他说成为“首都资历最浅的国会议员”之后才五年，他就在芝加哥一举成名。他对细节的观察力，成了阿尔杰·希斯的致命伤，也可以说他自己的行为就是许许多多零星细节构成的典型。他的那种推销部经理的举止，对一般人所谓原则问题的那种不放在心上的态度，他的狼吞虎咽地马马虎虎吃一顿午饭的特别习惯，对精神病医生的厌恶，总喜欢穿一件马甲——数以百计那样的尼克松特点，每一点本身都是无关要紧的，但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案。然而，当他被提升到共和党的全国候选人名单上时，他还不过是一个单方面的政客，他的重要性只在于为艾森豪威尔的吸引力起增色或减色的作用。相信他会增色的，这看来是有理由的。作为一个曾经使希斯伏法的人，尼克松使人敬重。像民主党人所说的那样，把他说成只是一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麦卡锡，并且说他靠牺牲他的对手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赢得了参议员的席位，这是不够的。不错，道格拉斯夫人受到了牺牲，但是伤她最甚的人却是她的民主党同党。头一个称她为共产党候选人的是一个保守派的民主党人，使她预选的胜利付出极大的代价，并且在共和党人还没有选出他们的提名者之前就注定了她的失败。

　　自胡佛当总统以来，尼克松是第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参加全国性公职的竞选，该州的共和党人是很愿意用具体事实来证明他们对他的信任的。有人问他们该怎么样做呢，乔蒂纳和伯纳德·布雷南回答说，最好的证据就是现金。要努力竞选就需要大量现金。接收现金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早在两年之前尼克松和他的工作人员就已建立了一条捐款的渠道。他的朋友和拥护者给他保管一笔1.8万元的应急费用，现在捐款就送到了那里。

　　※※※

　　在共和党人已经离开、民主党人还没有到达的那一周，芝加哥正如飓风的风眼中心那样平静。旅馆业是靠开会吃饭的，芝加哥闹市区各旅馆在这个空挡间歇期中安排了几次小会。在那艾克曾经光临而艾德莱不久又将驾到的旅馆走廊里暂时就被安全驾驶的训练员、人寿保险经纪人、罗尔斯顿·普林纳公司推销员挤满了。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塔夫脱似乎比打败他的将军更不易被人遗忘。俄亥俄州这位参议员前往魁北克省默里湾他父亲的古老避暑别墅去后好几天，他要随老塔夫脱之后进入白宫的那场最后的伟大斗争的场面，仍萦绕在人们的脑际。

　　在1952年那个仲夏，被击败的塔夫脱保守派是否仍会忠于共和党，确实没有把握。麦考密克上校主办的《芝加哥论坛报》把艾森豪威尔描写成为华尔街、欧洲、哈里·杜鲁门和托姆·杜威的候选人。《太阳时报》记者问麦考密克上校，他对共和党人在11月竞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如何看法，他说：“可能性是零。”《论坛报》一篇怨气冲天的社论把纽约州长描写成“今天共和党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同时一名威斯康星州拉辛的读者写信来说，尽管他自1916年以来就一直投共和党人的票，但是“我将不投艾森杜威的票，呸他妈的艾森杜威！”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和党内部的分裂是严重的。

　　显而易见，许多问题要看早被称为第二个“贝蒂·弗内斯节目”的结果而定。自4月16日以来，当史蒂文森州长实际上放弃参加竞选时，民主党的希望就已飘忽不定了。他在前往沃尔多夫旅馆参加筹集经费的宴会的途中，感到在那里出现可能会引起误解，就发表了一个坚决的声明说，鉴于他决定参加伊利诺伊州的重选，“我在今年夏季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公职竞选的提名。”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定了。《纽约时报》评论说，史蒂文森“实际上就是把提名的大门关上了”。

　　要是当初选了别的州开代表大会，他很可能把门仍旧关着的，但是作为州长，他得招待各个代表。那些知道他擅长演说的人相信，他一说话，代表大会就会如醉如狂的。于是拥护他的人就在康拉德·希尔顿旅馆的第15层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拥护史蒂文森任总统委员会。不像其他候选人的前哨基地那样，这个总部没有和他本人联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州长继续尽他一切努力把门关死。在他的请求下，他的朋友们勉强答应不把他提名。7月20日星期日，在开会前一天，他向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的秘密会议提出特别的呼吁，要求该团不要参加征召他出山的活动。在外面的记者，扑在地板上，把耳朵贴近滑动拉门下面的隙缝听到他谈到总统的职位，“我没有梦想过自己是胜任这个工作的——无论在气质上、智力上或体力上都不胜任。因此，我请求你们依从我的愿望，不要把我提名，也不要投我的票，万一我被提名的话。”

　　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成功的候选人说过那样决绝的话。但到了第二天就有两件事情凑合起来和他作对。第一件是艾尔本·巴克利请16名工会领袖吃早餐，争取他们的支持。由于史蒂文森没有答应接受提名，副总统就有理由要求杜鲁门支持他。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上写道，要是当初这些工会领袖支持了他，巴克利本来可以成为民主党的人选的。但是那些工会领袖没有支持他，因此就把他排除出竞选之外。第二件是，不出所料，州长的大会致词激动人心。他说：“我的朋友们，在这里，在伊利诺伊州和中西部的大草原上，我们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可以看得很远……这里没有……思想和抱负的任何障碍。我们不要任何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的精神或心灵不要任何枷锁，不要僵硬不变的思想方式，不要死板的一致。我们要的只是在自由和光明正大的竞赛中获胜的信仰和信念。”

　　他回顾了20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第一次被提名为总统以来的那些年月，动人地谈到自从那时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然后他露出恶作剧的眼光。“但是我们的共和党朋友，”他继续说，“却说这一切全是可怜的失败。几乎有一个星期之久，他们在这里大放厥词，要想找出个办法来，而他们所找到的惟一办法就是说，这一伟大的20年的进步是施政不当、贪污腐化、社会主义、管理失调、挥霍浪费以及更糟的事等等所造成的。他们抓住那个破办法，把它死抱住不放，带到会议厅上来，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闹得不可开交。”真的：“在听到这一系列关于我们施政腐败的没完没了的辱骂以后，第二天早晨邮件还是准时送达，这叫我感到十分惊奇……但是我们民主党人绝不是这里惟一的受害者。他们首先是自相残杀，然后又来对付我们。两次都是使用了同样的词汇，因为这是再方便不过的事。也许靠近屠宰场就是说明这场大屠杀的原因吧。”

　　就在这个当儿，艾森豪威尔在科罗拉多州一家钓鱼的小旅舍里看着电视，有些担忧。但是民主党的代表们却有了勇气。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次日早晨《纽约时报》上写道：“在一天里面，所有混乱交错的潮流似乎都汇集到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这个矮小的人物身上，把他看成是代表大会上一个惟一的、几乎是自然的人选。只有总统采取行动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里一般的看法是，即使总统采取行动，现在也为时已晚了。”

　　星期四接近傍晚时分，印第安纳州长亨利·施里克走上讲台说：“92年前，这个国家从伊利诺伊州的大草原召唤伊利诺伊州最伟大的公民亚伯拉罕·林肯出来。当时林肯也是不愿意的，但有时一个人是不得推却的。我现在把这个我们不允许推却的人提出来，摆在你们的面前，他就是伊利诺伊州的艾德莱·史蒂文森。”

　　15分钟前，当施里克走向讲坛的时候，史蒂文森就已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命运了。他给白宫打电话问过，如果史蒂文森同意被提名，总统是否会感到为难。杜鲁门说：“从1月份以来，我一直想要你说出那句话。为什么会使我为难呢？”

　　在投票进行的时候，史蒂文森坐在北阿斯特街1416号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的父亲家里的二楼卧室里，在一本黄色的划着横线的拍纸簿上起草接受提名的演讲。凯弗维尔在头两次投票中领先。在第三次的投票后，史蒂文森要达到多数尚缺两票半。犹他州突然改投它的12票，于是在7月26日，星期六的早上，那位勉为其难的州长就成为1952年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

　　在他一开始当上候选人的时候就遇到不祥的征兆。管风琴一次又一次无力地奏出那首竞选运动的歌曲“不要让他们把它夺去”，这是一种露骨地要想打动大众贪婪心理的呼吁。接着哈里·杜鲁门就把候选人向代表们作了介绍。四年前总统逆转了劣势，取得了胜利。自此以来，他的政治声望降低了，尽管总统大声地说：“你们已提出了一个胜利者，我要脱掉上衣、大干一场，尽我一切能力帮他获胜。”但是史蒂文森的微笑似乎有些惨淡。对七千万电视观众来说，这个情景使人回忆起杜鲁门最不吸引人的一面——他喜欢搞彭德格斯特式政治【彭德格斯特（1873～1945年），美国民主党政客，操纵密苏里州政治多年，当年杜鲁门属他门下。——译者】。因此，这个新人看上去像个彭德格斯特的门徒。几分钟后，州长又给自己的得胜机会来一个打击。他很少有说话不得体的时候，这时却说了这样的话：“我已祷告过慈父，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在这样可怕的责任面前，一个人是不能由于恐惧、自私或假装谦虚而退缩的。因此，‘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您的意旨成全’。”

　　对于那些虔诚信教的人来说，重复基督在客尼马西【客尼马西位于耶路撒冷东面，耶稣在那里被出卖、逮捕和受苦。参考《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译者】的祈祷就是亵渎神明。艾克关上他的电视机，对他的钓鱼伙伴说：“伙计们，听了那些话以后，我认为他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更大的骗子。”

　　他错过了那篇出众的演说。史蒂文森说，在代表大会的记忆淡忘了之后，留下的将是“在国内受到内争、不和和物质至上这些憔悴可怕的幽灵的作祟，在国外遇到不择手段、不可思议、心怀敌意的强国的历史时刻，把责任承担起来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20世纪是基督降世以来流血最多、动乱最盛的时代，这一时代的考验，远远还没有过去。在未来的岁月里，牺牲、忍耐、谅解和坚定的目标可能是我们的命运。让我们正视它吧——让我们对美国人民讲道理。让我们告诉他们真理，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我们正处在一个做出重大决定的前夕——这个决定可不是轻易能做出的，正如当你被攻击时进行抵抗一样，这是一场长期的、需要耐心的、代价高昂的斗争，只有它才能保证战胜人类主要的敌人——战争、穷困和暴政——战胜对人类尊严的侵犯，这是这三个敌人无论哪一个的最可悲的后果……”

　　“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也比带领人民走入歧途好，”史蒂文森说，“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也比对人民管理不当好。”

　　史蒂文森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亚拉巴马州的约翰·斯帕克曼在讲坛亮相以后，便乘火车前往斯普林菲尔德去了。在那里他决定割断与杜鲁门的关系，塑造自己的形象。他的总部将设在那里，而不在华盛顿，甚至不在纽约。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麦金尼是杜鲁门的人，将由史蒂文森的朋友，一个芝加哥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来代替。

　　在宣布他政治上的独立时，他甚至对一个俄勒冈州的记者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他的一个主要目标将是清洗“华盛顿的污浊”。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时挖苦说：“史蒂文森怎么会希望既能够说服美国的选民维持民主党继续执政，又似乎否认同民主党的有势力分子有关联，我可不知道。”

　　事实上，政治遗产对两个候选人都没有多大意义。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都是个性突出、实实在在的人，因此不能称他们是任何人的配角。尽管如此，在他们大比武前夕，他们各自的特点极不相同。正如约翰·梅森·布朗指出，艾克驰名的笑容的中心是他的嘴巴，而史蒂文森则是他的一双眼睛。将军向人群招手致意时，双臂外伸，而当他说话时，他常常说，“我听说”或“有人告诉我”。州长则往往不是那样，而是说，“我想起”或“有人提醒我”。他的手势不大，两肘总是贴在身边。他担忧国家那种沾沾自满的物质至上态度，它的“精神上的失业状态”。他的那些话本来是会使艾森豪威尔感到为难的。甚至“现状”这个词儿也使他感到困难；如果他在演说要说这话，他总会跟着一句道歉的话，“当然，我可不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候选人。”但物质的繁荣没有使他感到惊慌，他把它看成是一种幸事，并且，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为此而感到自豪。

　　他不像他的对手那样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需要时间来摸索他的竞选活动的自然规律——事实上，需要的时间要那么多，使他的一些助手对他能否把这个规律摸索出来失去了信心。他在结束他的钓鱼旅行时说：“美国今天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走中间那条又直又窄的路。”首先，那句话就不是一句吸引人的话，而他在第二天、第三天一再重复那句话时，记者中间就有人谈论跨过三八线那句老生常谈的话了。理查德·罗维尔在9月6日报道说，他吸引了大批大批的听众，但“来听他恳求听众协助把民主党人赶下台的人却常常不多”。

　　在第一个月中，共和党人几乎惟一可乐观的，是他们报纸的支持。支持史蒂文森的报纸刚好有201家，每日销售量440万。对照之下，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报纸有993家，每日销售量达4010万份。然而，即使在这里，新闻栏由于刊登民主党候选人的谈话，往往破坏了亲艾克的社论。州长非常善于选择时机。艾克一说他将保留一些民主党的纲领，州长就说他将自豪地站在党的大部分成绩上面，“只希望……将军站开一些，多留给他一些地方。”他指责说，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共和党人缺乏新思想，“至于他们的讲台【英语亦即纲领。——译者】，那么，没有人能够站在一大堆滑溜溜的鳝鱼上面的。”9月12日，在结束他的6500英里的西部旅行时，他听到塔夫脱曾把一份保守的声明带到将军的纽约家中，经过两小时的会谈后，艾森豪威尔对每一项的细节都同意了。史蒂文森称此为“莫宁赛德高地的投降”。他说：“塔夫脱失去了提名，但赢得了提名人。”而当苦恼的艾克申明总统的职位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的时候，州长再给他刺一下：“我的对手为我的滑稽骨【肘部尺骨端俗名，神经敏感，一触即麻。——译者】操心，但我则为他的脊梁骨担心。”

　　电视评论员约翰·克罗斯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对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双方来说，现在相当清楚，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是一个从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电视人物。这个人正在树立一个榜样，不但使后来的候选人几乎无法仿效，而且连史蒂文森自己要保持下去也将会相当困难。”在灰心丧气的共和党人看来，这次竞选看来颇像1948年那次的重现，只是领先的是另一个人罢了。竞选运动进行了六个星期以后，亲艾森豪威尔的斯克里普斯——霍德华报系在其系统内全部19家报纸的头一版上刊登了一篇绝望挣扎的社论。那篇社论说，“艾克的竞选情况像一条干涸的小河，”因为他没有“狠狠地出来干”。他说过他不知道马歇尔将军是否犯了错误。“如果艾克不知道的话，”那篇社论继续说，“他最好还是去查明真相。因为那是这个竞选运动中一个重大的争论点之一。问一下今天在朝鲜的任何一个士兵的母亲、父亲或者妻子吧。”那篇社论结束时说：“我们仍始终抱着希望……希望他将狠狠地打。不然的话，还不如承认失败算了。”

　　那就是这次选举中的转折点之一。它把竞选运动的水平导致普遍下降，令人遗憾，但同时也把艾森豪威尔的决心加强起来，使他成为一个更富有战斗性的竞选人，从共和党的立场来看，那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在大约同一时候，史蒂文森的机智风趣开始引起不利的反响。路易斯·克罗南伯格说，在重要的问题上，美国人往往是害怕幽默并且竭力避免幽默的。一些选举人开始说，将军是对的，争取白宫的斗争不是开玩笑的事。另一件在9月出现的使人惊异的事情是大家开始认识到，民主党候选人的才智也许不一定是绝对有利的条件，有些选民可能不信任。美国民族性格历来都是普遍不喜欢知识分子气味的。与希斯的垮台和麦卡锡的得势的同时，政治上使用蔑视知识分子的话的倾向也随之显著增长——“留长头发的”、“做好事的”、“高额头”、“双圆顶”、“软心肠”。现在1952年竞选运动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称呼，成了庸俗市侩的一种口头禅，这种市侩庸俗风气在今后的五年中还要大为流行。

　　想出这个称呼来的人是约翰·艾尔索普，即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兄弟的另一个弟弟，他是一家保险公司总经理，又是康涅狄格州共和党演讲约请办事处负责人。9月中旬，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打电话来问他近况如何，约翰回答说很好；在新英格兰，看来好像是共和党顺利的一年。他反过来问其他各地的情况怎样。斯图尔特说，虽然大部分著名的知识分子支持艾森豪威尔而反对塔夫脱，可是现在有许多人却支持史蒂文森了。约翰思索了一下。照他后来的解释，他当时想：“虽然史蒂文森要打动的，而且有力地打动的，是人们的理智；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男子汉又是大人物，却更加有力得多地打动多得多的人们的感情。”当他的哥哥等他说话时，约翰的心中就出现了一个搞政治的典型知识分子的容貌——一个平滑的、无名氏的、神情傲慢的、椭圆形的脑袋。“是啊，”他说，“所有的鸡蛋脑袋【鸡蛋脑袋（egghead），可意译做书呆子。——译者】都支持史蒂文森，但是鸡蛋脑袋有多少呢？”

　　斯图尔特把它用在他的专栏上。艾尔索普兄弟两人都没有把这个称呼看做是骂人的话，但他们很快就控制不住了。它适应了一种需要，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骂人的话了。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一个反对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就是其中抓住这句话的一个人。还没有了解它的由来，他便写道：“看来是在人民中间自发地产生的。”在他看来，这代表“一个自命有知识的人，他往往是一名教授或是教授的门徒，”对于“任何问题都只知皮毛”，他另外又“有女人气”、“目空一切”、“过分自大”，一个“支持中欧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一个“妄自尊大的人”，是啊，还是“一个软心肠”。布罗姆菲尔德预言，假如史蒂文森当选的话，“鸡蛋脑袋就会回来掌权，我们就会走上糊涂经济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欺诈撞骗和精神混乱的道路上去。”

　　※※※

　　突然之间竞选运动变成一场对阵恶战。两党党徒从主要人物确立的高水平降下来，相互乱骂一气，有时含沙射影，有时夸大其词到了荒谬的程度——所有这些过度行为都是有失体统的，但是历次重大的选举中都不免出现。后来对谁究竟说过什么，也弄得稀里糊涂，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些人中间，甚至对于究竟是谁在竞选，也搞不清楚了。从哈里·杜鲁门的表现来看，好像是他在竞选的样子，而亨利·卢斯看来也同意。总统坐火车前往太平洋海岸的西北部，又经过中西部回来，一路逢站必停，发表竞选演说，花了两周的时间对艾森豪威尔的聪明才智和个性品格提出疑问。《纽约时报》的安东尼·莱维罗说，杜鲁门同将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冲突”，阿瑟·克罗克把那次旅行描写为“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正直的个人品格一次持久的攻击，对于一个处在杜鲁门先生地位的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你可以在《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中看到这方面的全部情况。但是你从那里找不到多少有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事情。《生活》杂志有一期专门刊登总统和将军的图片，却一张也没有史蒂文森州长的。

　　艾克本人对这种情况是没有责任的。总的说来，他的竞选方式如史蒂文森那样是无可指责的，他的演说也是无懈可击的。毫无疑问，他后来希望能够改变其中一些措辞。（9月3日，他在小石城说“幸亏有最高法院，真是谢天谢地。”）其他所说的话都是天真的，最令人难忘的是他谈鸡蛋的演讲，在作这种演讲时他总是拿着一只鸡蛋高高举起，表示愤慨说，政府要向这种小小的自然产品征收上百种不同的税，可是自己又不做任何贡献（正如塔夫脱所指出的，将军不大懂农业政策）。然而，这谈不上是蛊惑人心，甚至连夸大其词也不是。埃米特·约翰·休斯在艾克重要的演说没有发表之前，就用一支蓝铅笔小心地检查一遍，在国内事务上划掉那些诸如“改革运动”之类的词，在对外政策上划掉那些诸如“解放”之类的词。留下的大部分就是艾森豪威尔的正直的愤怒。他提出的事实，可能不一定弄清楚，但像他的听众一样，他知道美国反正有事情不对头，这使他生气。

　　这时群众都站在他一边。“我们喜欢艾克”这个齐声呼叫的口号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号令，不如说是颂扬他的一首赞歌。正如约翰·艾尔索普所注意到的，史蒂文森企图说服人们，但艾森豪威尔则想感动他们。而他正在取得成功。詹姆斯·赖斯顿写道：社会大众“喜欢他对贪污腐化几声怒骂，喜欢他关于美国的一些议论。”后来，马奎斯·蔡尔兹写道，艾克代表了“力量、胜利、坚定的信心。千千万万的人都乐于只凭信任，只凭他的脸孔，只凭他的微笑，只凭他的美国男子气概的形象，只凭他的家庭生活的美德而相信他。”

　　这比卡尔·蒙特为了共和党制定的争取胜利方案——朝鲜、犯罪、共产主义、贪污腐化等四大问题——水平就高得多了。像蒙特那样的人，在共和党内是很多的，艾克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后，就不得不把他们照单全收。他本来可以干脆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来讨好对他们不满的人。但那不是他的作风（再说一句公平的话，这也不是罗斯福对待弗兰克·海格或史蒂文森对待帕特·麦卡伦的作风）。我们知道将军对共和党那些极端保守的人的看法。当詹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讲坛上想要拥抱他时，艾森豪威尔往后退缩。后来他告诉休斯说：“一同那个人接触我就感到肮脏。”10月3日，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拒绝摄影师要求他和乔·麦卡锡两人合拍一张照片，他告诉听众说：“我和麦卡锡参议员的分歧，我们彼此都清楚，我们已讨论过了。”

　　麦卡锡气愤地走开了，尽管那件事不久就忘记了，因为候选人当天在密尔沃基又碰到那个参议员时没有公开同他决裂。当艾克在准备那篇在密尔沃基发表的演讲稿时，情绪高昂，因此对休斯说：“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就在麦卡锡的后院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马歇尔致敬？”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就把向马歇尔致敬的话插入预发给报社的演讲稿内。这时沃尔特·科勒州长在皮奥里亚上了火车。他使亚当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侍从武官威尔顿·“杰里”·珀森斯将军相信，那句致敬的话有可能分裂该州共和党的力量。当他们向艾克提出时，他说：“你们是想要我把有关马歇尔那段话抽出来吗？”亚当斯说：“对了，将军。”艾克说：“那么，就把那一段抽出来吧。几个星期以前我在科罗拉多已把那个问题极为详尽地谈过了。”

　　话虽这样说，他可没有那样详尽地谈过。在科罗拉多赞扬他的老上司并不等于在威斯康星州追击机尾炮手乔·麦卡锡。正如他自己是首先发现的那样，密尔沃基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发扬正气、打击歪风的好地方。然而，他却放弃了这个机会，而且报界又让全国人民知道为什么放弃的原因。将军先而采取大胆立场继又改变主意，这不是第一次。他曾说过他将留在巴黎不走，但接着又要求派人前来接替他的职位，他也说过不愿前往芝加哥，但后来却又去了。在他的从政岁月中，这成了他的一个使人丧气的习惯，给了他的敌手一种软弱的印象，使他的手下人员晕头转向，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害怕麦卡锡——后来他会证明他并不害怕，或者是他自己愿意用下流卑劣的手段来进行竞选。

　　有些民主党人说他是那样的，这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凡是有麦卡锡参加，任何选举都会成为一种肮脏的场合。麦卡锡自己是努力做到这一点的。他对11月竞选结果究竟会有什么影响，无法测定。有人是相信他的，或者认为艾森豪威尔进了白宫能够比史蒂文森更好地对待他，这些人固然投了他的票，但是也有别的人因不满他的手法而投到民主党的阵营中去。选举的结果胜负不定。有四个民主党参议员同他对垒，其中一个是泰丁斯，都被击败了。但是同时，麦卡锡本人得票也不多。艾森豪威尔以979744票对622175票赢得了威斯康星州，麦卡锡则是870444票对731402票，不单比将军的要少，而且使他在获胜的州候选人中间瞠乎其后。

　　但他还是一种力量，他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表演就是企图在电视上给史蒂文森扣上共产党人的帽子。“阿尔杰”，他开始说，一边又在改正他的话时装出假笑，“我是说艾德莱”。没有别的人像麦卡锡在政治上那样彻底堕落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堕落到膝部——或臀部。这大概是因为你要当选的话就非得说民主党人是卖国贼，或者至少共和党人是那样想的。即使在格林贝，艾森豪威尔已经把他自己和乔之间划清了界限的地方，他也感到不得不补充几句：“我想把一个问题说得更为清楚一些，他和我要肃清政府中的那些窝囊无能、贪污腐化，尤其是从事颠覆和不忠于国的人，这个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分歧与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结果完全无关，这些分歧在于使用什么方法罢了。”

　　他的竞选伙伴就更为直率。尼克松一再说，如果民主党人在11月的竞选中获胜将意味着“更多的阿尔杰·希斯，更多的原子间谍，更多的危机”。他仍在鞭打已经锒铛入狱的希斯，他于10月13日在纽约向全国播送的一篇重要电视讲话中，再一次提出民主党候选人当时在审判时作的证词。他宣布俄国人从“希斯和那个集团的其他成员手中”拿到的成百上千份秘密文件，这意味着“美国男儿的生命由于那个间谍集团的活动而遭到危险，因而丧生”。他接着说：“史蒂文森先生就是被告的品格证人，或者，我是否应该说，是阿尔杰·希斯的名声、他的好名声的证人。他作证说，阿尔杰·希斯在诚实方面以及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的……这个证词……是在摆出这些事实以后，是在希斯不得不拨开钱伯斯的嘴巴看看是不是认识他的这场对质以后，是在从那个南瓜里拿出那些文件以后，是在摆出所有这些事实以后做出的……是史蒂文森先生自愿做出的。”

　　民主党的发言人现在指责说，艾森豪威尔朝着11月竞选走着正道，他的竞选伙伴走的却是邪道。事情就是那样，尽管不是出于某人的策划。他们就是不同的两种人。艾克小心谨慎，作为一个将军来说，可说一点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他之所以受人爱戴也在于此。他不愿与史蒂文森对阵就像不愿与麦卡锡对阵一样。对照之下，尼克松却猛冲直撞，手持凶器，好斗成性，假如说他在那年的秋天伤害了一些好人的话，那么也要说句公道话，就是有些民主党人也是带刀伤人的。

　　“尼克松秘密经费！”《纽约邮报》首页大字标题叫道。刊登在第二页的两行通栏标题是：

　　『富翁的秘密经费使尼克松过着
　　和他薪金很不相称的豪华生活
　　利奥·卡切尔报道

　　洛杉矶——今天揭露有一个专门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参议员谋经济利益的“百万富翁俱乐部”……』

　　※※※

　　卡切尔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作家，把大部分的事实搞错了，包括在那笔经费中款项的数额及其合法性。那个银行特别账目不论在字面或精神上都是合乎法律的。从政的人，很少有足够的钱来应付他们的开支。有些人把自己妻子的名字放在政府的工资名单上，或者接受过高的法律手续费，或者在100元一客的宴会上讲话。史蒂文森也设了一笔经费，以便用来津贴那些辞退高薪的工作而为伊利诺伊州服务的人。这笔经费是由其他商人捐献的，正如史蒂文森所说，“不存在不正派影响的问题，因为在捐献者与受益人之间是毫无联系的。”

　　在尼克松的经费中两者也没有任何联系。捐款每笔不超过500元一年，都是交付达纳·史密斯的，他是帕萨迪纳的一个律师，担任经费信托人和经理。在两年期间内，有76名捐献者平均每人捐助了240元；讲话的录音、旅行、邮资以及寄送给以前竞选运动工作人员的圣诞卡共支去了18235元。这些用途全部记得一清二楚。没有一文给过尼克松或其妻子。此外，那笔钱从来就不是“秘密”。银行账户以及史密斯对它的管理，从一开始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某一点上，尼克松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他反共宣传的狂热中，他已成为一个玩弄无关小节的大师。钱伯斯的嘴巴里有什么，或者什么东西放在那个南瓜内，这些都和希斯的名声没有关系。的确，一个间谍的名声越是没有污点，对他越不利，因为这证明他一直在利用别人对他的信任。这就是希斯的卖国行为那么骇人听闻的原因。在那个意义上，史蒂文森的作证由于证明大家对希斯的信任，反而使希斯更显得有罪了。但尼克松反过来来看，他的推理是：希斯是间谍，史蒂文森早就认识他，因此史蒂文森是有嫌疑的。诽谤他的推理则是：有些政客是接受贿赂的，尼克松拿过钱，因此尼克松也是贪污的。《邮报》对他所作的揭发产生的影响，由于他自己在竞选运动中假装神圣而扩大了。他第一次对《邮报》的揭发的反应是完全合乎他的性格的。当尼克松的列车正要离开萨克拉门托时，一名质问者叫着说：“告诉他们那1.6万元是怎么回事！”他一听马上叫道：“停车！停车！”列车停了下来，于是他对人群讲话，但没有把事实说得合情合理，却是一笔糊涂账。他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为美国调查共产党人做的工作。自从我做了这种工作，共产党、左翼分子就用尽方法来污蔑我，甚至在我接受副总统提名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大家知道——我今天头一次透露这件事来——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继续攻击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和坏蛋，他们就要污蔑我……”

　　全国人民不是那么容易被转移目标的。产联已经在指控尼克松被靠资本收益的共和党人收买，“他们一看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值得投资的。”加利福尼亚免税委员会宣布要调查那笔经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寄出一封信给报刊编辑，提醒他们“国会议员如有受贿或贪污”的有关刑法条款，米切尔主席想知道艾森豪威尔在什么时候抛弃他的竞选伙伴。米切尔的推测对于尼克松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在事实还没有全部收集之前，史蒂文森拒绝做出判断。但是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则是另一回事了。假如旗手认为可以对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作不利断语，那么其结果将会造成大乱。将军没有说过他相信那一点，但他也没有称之为荒谬；随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艾克专用列车“展望”号上的沉默越来越使人难熬了。

　　艾克得到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塔夫脱认为那笔经费没有问题。胡佛发表声明说：“假如华盛顿市的每一个人都有像参议员尼克松那样高度的勇气、正直、爱国，我国就会好得多。”阿瑟·萨默菲尔德主席估计了一下，假如艾克改换他的竞选伙伴，共和党要多花多少印刷费，但接着又说，那是不可能的。

　　将军本人犹豫不决。他叫布劳内尔从夏威夷请参议员诺兰回来，作为一个可能接替尼克松的人，另又指示保罗·霍夫曼监督对那笔经费进行彻底调查。遵照霍夫曼的命令，50名律师和会计师开始连续一昼夜的审计。他们发现在各个方面都是光明正大的。这时在艾克专车上的记者要求他发表意见。他正式说，他对尼克松为人诚实是信得过的，并且相信参议员为了洗清自己会把“所有的事实光明正大地摆在人民的面前”。那完全不是副总统候选人所希望他说的话。那些话听起来好像他还得要证明他是清白无辜的人。将军的心中确是那么想。当他同报道他旅行的记者一起喝啤酒的时候，记者们问他：“你是否认为尼克松的问题已经结束了？”他皱起眉来回答说：“一点也不是。”他实在不很了解尼克松，他说，他只和他会过一两次面，他想获得有关那参议员为人诚实的证据——事实、数字、姓名、日期。他反问道：“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像犬齿一样的洁白，对华盛顿的乱七八糟事情要进行肃清又有什么用处呢？”

　　将军的评论传到了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尼克松处。据《先驱论坛报》厄尔·梅佐说，如果那天晚上在那里投了票，“艾森豪威尔在尼克松的工作人员中连一票也得不到。”站在副总统候选人一边的是乔蒂纳和威廉·罗杰斯【罗杰斯于1969～1973年担任尼克松的国务卿。】。“我们接到许多电话，大家都提出了主意，”罗杰斯后来说，“那天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有些把握地肯定这件事情会顺利解决的。”

　　大约在同一时候，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在电台和电视上向人民说清楚。杜威向尼克松建议，要尽快这样做。尼克松同意，但他认为他有权首先对艾森豪威尔谈一次话。他同“展望”号专用列车打了直通电话。说了几句寒暄的话以后，参议员便谈了杜威向他提出的建议。他说：“我一切由你做主。”接着他又说：“我希望你知道，现在或者以后任何时候，你如决定要我退出竞选，你可以肯定，我将立刻遵从你的判断来做。”艾克说他认为不会需要他来做出这个决定的，这样尼克松就火了。他白白地受到了大家的嘲弄，他表示要为党的事业而牺牲自己，当然，旗手是可以帮一些忙的。他于是明白告诉那位五星上将，要么做出决定，要么就让位给别人。

　　两小时后，尼克松接到消息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参众两院竞选委员会保证付出7.5万元，供他在电台上向全国作半小时的解释。共和党的巴顿、巴东、德斯坦、奥斯本广告公司已经和全国广播公司64个电视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4个无线电台，共同无线电网560个电台全部挂上了钩。他们想要知道参议员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很好的空隙时间，那就是在《我爱露西》节目之后。尼克松说：“不可能。”他要回到加利福尼亚去，整理一下他的思想。不过，他可以在第三天晚上准备好。于是就决定他在米尔顿·伯利的节目之后上镜头。在联合航空公司定了下一班飞往洛杉矶的机票后，参议员就准备前往那里的大使旅馆关起门来作准备。

　　在途中，他从面前的坐位抽出一扎联合航空公司的纪念明信片，写下了一些粗略的笔记：

　　『切克尔斯……
　　帕特的料子大衣——
　　林肯提到普通人的话（？）』

　　后来他解释说他曾想起切克尔斯，那是尼克松家里的狗，因为罗斯福在1944年的竞选中曾巧妙地利用过他的狗法拉。在俄勒冈州尤金市，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有一个标语牌上写着“没有貂皮大衣给尼克松”，他想，他的妻子果真没有一件。林肯那句话比较复杂一些。米切尔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当不起参议员，他就不应谋求那个职位。”那是一句愚蠢的话。如果那句话有什么意思的话，那就是只有富人才应该到华盛顿去。林肯不是说过上帝爱普通人，因为他创造了这么多的普通人吗？【事实上林肯说的是“相貌普通的人”。】尼克松对前来机场迎接的人群——为数甚少使人失望——表示了感谢之后，就在大使旅馆内打电话给保罗·史密斯，他在惠蒂尔学院时的历史学老教授，要求他核对林肯的引语。

　　竞选运动出现了怪现象。运动停顿了下来。群众把总统候选人都忘记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上。为了报道说他患了精神崩溃，电视节目也临时打断，后来又为了报道说他的健康情况良好而又打断；关于他打算说些什么话，越来越众说纷纭。甚至连艾森豪威尔也好奇起来。在他的指示下，亚当斯打电话给乔蒂纳，问他到底要说些什么。乔蒂纳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亚当斯说：“哦，得啦，你一定知道的，他不是有稿子吗？”乔蒂纳说他没有。于是亚当斯问：“对报界怎么办呢？”

　　“我们在旅馆为他们装置了一些电视机”，乔蒂纳回答说，“我们也有一些速记记者把讲话一页一页地记录下来。”

　　“我说”，亚当斯说，“我们要知道他打算说些什么。”

　　“谢尔曼”，乔蒂纳说，“如果你想知道他要说些什么，那就跟我一样做。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收看。”

　　事实确是如此。尼克松讲话的大意已准备好，但没有底稿，而且他还没有决定怎样结束那篇讲话。杜威曾向他建议，要求选民写信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那似乎是很好的主意，但他们应该写些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压力与时俱增，而报刊的评论仍对他怀着敌意。洛杉矶《每日新闻》报道：“只要得不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将会被认为是赞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亲信所做出的决定——那就是，只要他们的候选人中有一个受到怀疑，哪怕是一点点的怀疑，贪污问题就不能继续成为竞选运动的争论点。这样，尼克松很可能被要求退出竞选。”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亲信并没有做出那样的决定，尽管将军确实关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有一件事情我是相信的，”将军对亚当斯说，“如果尼克松必须退出，我们就不能获胜。”那天傍晚，惟一吸引艾克的兴趣就是在电视机前面占个坐位。他那天晚上要在克利夫兰大会堂讲话，在讲话前大会堂的经理把他带上三层楼到电视机前面的一个坐位坐下。玛咪和反尼克松经费的《先驱论坛报》发行人威廉·鲁滨逊，和他坐在一起，萨默菲尔德和吉姆·哈格蒂则靠在墙边站着。

　　当时，尼克松正准备离开大使旅馆前往全国广播公司设在好莱坞的卡皮顿剧院演播室。那些摄影师、电机师和控制室的工作人员都已在那里整天演习；每一个人都已作好准备，只有主角一人除外，因为他还没有决定怎样结束他那篇讲话。他正在与乔蒂纳和罗杰斯谈话，讨论着用什么最好的办法使他的听众可以发表对他的意见——写信给他呢，还是写给艾森豪威尔，还是写给全国委员会——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接线员说是长途电话，是一位查普曼先生打来的。“查普曼先生”是杜威的暗号。尼克松叫乔蒂纳对电话说，无法找到参议员来听电话，但那州长仍坚决要求要和他谈。尼克松只好勉强地把话筒拿起来。

　　杜威对他说：“艾森豪威尔的高级顾问刚才开了一个会议，他们叫我告诉你，他们的意见是要你在广播的演说结束时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辞呈。你是知道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的责任是把这个建议转告你。”

　　尼克松吃惊之下，说不出话来。杜威摇了摇听筒，他说：“喂，喂，你听到我的话吗？”

　　尼克松问道：“艾森豪威尔要我怎么办？”杜威也不知道，他没有直接和那位将军谈过话。尼克松说：“他们到现在才把这样的建议转告给我，真有点儿晚了。”

　　杜威坚持问道：“要我怎样告诉他们你怎么办呢？”

　　尼克松气得爆发出来，“就这样告诉他们吧，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要知道的话，那就最好去听广播！并且告诉他们，我也懂得一点儿政治的！”

　　洛杉矶下午6时，在东部是下午9时——距离广播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修脸、淋浴和穿衣以后，尼克松发现杜威的电话使他激动得连发言提纲也记不住，他得拿着提纲讲话。在剧场里，安排节目的负责人把他和帕特带到里面去，问他将要做些什么动作。尼克松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就把电视摄影机对准我吧。”还有三分钟就要上电视镜头的时候，他一度想不讲话了。他对帕特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能够过这一关。”她说他当然能够，这时要另想办法已为时太晚；那时他的名片已经出现在电视上，摄影机转过来对准他。他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晚上，我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也作为一个本人的诚实和正直受到怀疑的人来到你们的面前”。

　　他叙述了那笔经费的目的和使用情况。他说，那笔钱单纯用于竞选的开支。既然他连那笔钱也从未见过，因此，按照联邦法律，没有一点是应该纳税的，或者要申报的。他继续说：“有人会说：‘好吧，参议员，也许你可以捏造这种事实。怎样能使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你拿了一些现金呢？有没有可能你假公济私呢？’因此，现在我要做的——附带说一下，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我就要在此时给这次电视和电台的听众讲我的全部财务历史，我所挣的，我所用的，我所拥有的一点一滴。”

　　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说到现在，他说现在他拥有：

　　『一辆1950年产的奥斯摩比耳牌汽车；
　　他父母所住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的3000元产权；
　　他在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产权；
　　人寿保险额4000元，加上一张当兵保险单；
　　没有股票，没有公债，其他一切都没有。』

　　他所欠的：

　　『加利福尼亚州住房的1万元债务；
　　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债务；
　　华盛顿里格斯国家银行4500元欠款；
　　欠我父母3500元；
　　人寿保险欠款500元。』

　　“好啦，差不多就是这么多了。”他说，“这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也是我们所欠的一切。这不算太多。但帕特和我很满意，因为我们所挣得来的每一角钱，都是我们自己正当挣来的”。

　　到那时，他无疑地已把听众争取过来了。在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同罗斯福所说的被遗忘的人对垒后，共和党终于提名了一个千千万万人能够把他看成自己人的人。尼克松谨慎地以一个普通人姿态出现。尽管在战争年代他曾到过“炸弹飞落”的地方，并且很可能有资格领到一两个星形勋章，可他并没有自称有什么英勇行为。然而，他演说的关键是详细谈了自己的经济收入情况。那毕竟是一次关于金钱的讲话，而把他所有的，曾经有过的每一分钱逐一公开出来，就像他正在讲给听众一件他们所熟悉的事的一样——用了两年的汽车、住房的抵押、为数不多的人寿保险。这里这个人显然知道他要操些什么心来矫正小孩的牙齿，改装锅炉，或者要支付电视机下期的款。他巧妙地说，一个像史蒂文森州长那样“继承了他的父亲一笔财产”的人能够参加总统竞选固然是好，但“一个收入不多的人”能够参加竞选也同样是好的，因为他们都会全部记得林肯所说过的关于普通人的话……

　　民主党人诽谤他固然操之过急，共和党人说要抛弃他也不免过于惊慌，现在，他却洗清了自己。但尼克松是个劲头很大的人，他不愿意到此地步就停止下来。这是他给全国留下一个不能磨灭的印象的机会——要像布赖恩【布赖恩（1860～1925年），美国政界领袖，主张铸制银币自由，曾作著名“金十字架”演说，有助于1896年民主党总统竞选。——译者】所作的金十字架演说和柯立芝对付波士顿警察罢工那样去做——他打算用尽一切办法来利用这个机会。

　　他对听众说：“我还应该说一说——就是帕特没有貂皮大衣。但她却有一件体面的共和党人的料子大衣，而我常常对她说，她无论穿上什么，都是好看的。

　　“还有一件事情，或者也应该告诉你们，因为如果我不说出来，他们也要说我一些闲话。在提名之后，我们确实拿到一件礼物。得克萨斯州有一个人在无线电中听到帕特提到我们两个孩子很喜欢要一只小狗，不管你们信不信，就在我们这次出发作竞选旅行的前一天，从巴尔的摩市的联邦车站送来一个通知说，他们那儿有一件包裹给我们。我们就前去领取。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用柳条篓装着，是他们从得克萨斯州一直运来的——带有黑、白两色斑点。我们六岁的小女儿特丽西娅给它起名叫‘切克尔斯’。你们知道，这些小孩，像所有的小孩一样，喜爱那只小狗。现在我只要说这一点，不管他们说些什么，我们就是要把它留下来。”

　　他说，在全国的联播电视中出现，“赤裸裸地公布你的生活，像我所做的那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国家正处在危急中，而惟一的能够拯救他的国家的人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你会说，为什么我认为国家正处在危急中？我说，看看记录吧。杜鲁门－艾奇逊执政七年，发生了什么事？6亿人民丢给了共产党。”）他正在接近高峰。时钟告诉他，他在时间上落后了。

　　“我了解，你们极想知道我究竟是不是还参加共和党竞选，或者退出。让我这样说：我不相信我应该退出，因为我不是一个临阵逃脱的人。顺便说一句，帕特也不是一个临阵逃脱的人。到底她的名叫做帕特里夏·瑞安，她是圣帕特里克节那天出生的——你们知道爱尔兰人从来不是临阵逃脱的人。”【事实上她于1912年3月16日出生，圣帕特里克节的前一天，洗礼时命名为西尔玛·凯瑟琳·瑞安。帕特是她父亲给她的爱称。她的母亲是德国人。】

　　他继续说，但是决定不是由他来做的。他已决定——就在他讲话的那一时刻——“通过这次电视广播”把整个问题提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考虑。他要请他的听众协助委员会做出决定：“写信、打电报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告诉他们，你们认为我应该留下或者退出，不管他们怎样决定，我一定照办。”

　　一个负责安排节目的人悄悄地走入播音室，拼命做手势向他提示，给他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尼克松看来好像没有看见他。他的眼睛，继续向着电视摄影机讲下去：“……就让我说最后的一句话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要继续这场战斗。我要走遍美国进行竞选，一直到把那些骗子和那些保护他们的人赶出华盛顿为止。诸位，请记着，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伟大的人。诸位，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投艾森豪威尔一票，就是为美国的利益投一票——”

　　讲话结束了。在克利夫兰市，艾森豪威尔转过身来对萨墨菲尔德说：“好啦，阿瑟，你的7.5万元肯定没有白花。”

　　※※※

　　在卡皮顿剧院，尼克松对那个负责安排节目的人说：“我非常抱歉，我的讲话过了时间。我把节目弄糟了，对不起。”他一面向那些电机师致谢，一面把他的讲话笔记稿收拾起来，叠得整整齐齐——接着，一阵狂怒，把那叠东西用力地扔在地板上。乔蒂纳喜洋洋地走进来想向他致贺，但怎么也安慰不了尼克松。“不，这是一次大失败，”他说，“我不能及时结束讲话。”在更衣室里，他转身避开了他的朋友，哇地一声哭起来。

　　后来，他又有一次机会回忆那次事情。在他所写的书《六次危机》里，他将回忆起那些被他的雄辩口才所感动的摄影师眼里的眼泪。在他的回忆中，化妆师对他说，“这一回可把他们镇住了，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精彩的广播的。”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都抢着打电话来祝贺，使播音室的电话总机应接不暇，“电视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那次广播是出乎意外的成功。”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在紧接着演说之后，他老是想着一个念头，那就是在他刚要开始告诉他的听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地址那句最重要的话时，镜头红灯闪烁一下就熄灭了。他的时间卡得不紧使他们没有听到那个地址。而没有通讯地址——他这样推论——他们就无法答复，委员会就根本不会收到函电。当他走近停放在外面的汽车时，一只爱尔兰大猎狗摆动着尾巴跳奔出来。他闷闷不乐地对帕特说：“好吧，我们至少在狗世界里得到了成功。”

　　在大使旅馆，他发现他的广播演说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当他走进门厅时，欢呼声四起。在那里他接到达雷尔·扎纳克【好莱坞著名制片人。——译者】打来的电话，告诉他那次演说是“我见过的最精彩表演”。在一小时内消息传来说，在全国各地的西方联合电报局门口都挤满了不少的人。他的工作人员开始把全国各地反应的消息一点一滴地汇集起来。按照尼尔森调查数字，在全国的电视听众中，有一半人收听了那次广播。加上无线电听众，听众共有六千万人。其中，粗略计算，就有一百万人打过电话，打过电报或寄出信件。从邮局汇来的小额捐款有6万元，几乎足够付那次广播的费用了。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个人胜利。尽管在开始时他不知道他引起的影响有多大，但到夜里他就知道，几乎每一个著名的共和党党员都发给了他赞扬的函电，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里没有传来任何信息。

　　事实上艾克曾致电向他祝贺，但他的来电在雪片一般飞来大批的电报中遗失了，由此而造成的误会，在尼克松和将军的顾问之间的关系中永远留下了伤痕qi書網-奇书。从克利夫兰传到大使旅馆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半小时的广播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不够的，他要一次面谈。这一点，部分是确实的。艾森豪威尔确实感到半小时未免太短。为了面子起见，他觉得他们两人应该在次日傍晚，在惠林私下面谈一下，从此就不再提那笔经费的事了。他原来以为在向尼克松的电视演说表示敬慕的电报中，尼克松早已接到他的建议了。尼克松经过这许多难以忍受的紧张的日子之后，结果竟是这样，未免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失望，这使他大发脾气。“他还有什么可以要求我的？”他大声地说。于是，他把秘书罗斯·玛丽·伍兹叫来，口述了一封电稿，向萨默菲尔德表示辞去副总统候选人，叫他们另请高明。在那封电报没有发出之前，乔蒂纳就把稿子拿去撕毁了。尼克松自己也改变了主意，但他们两人都决定，最好是把前往惠林会面的邀请置之不理。尼克松到蒙大拿州米苏拉搭他的竞选专车继续从事竞选。一封不服从上级的电报送到艾克手上：“星期日到华盛顿，在你以后任何合适时候和你面谈。”

　　在这封电报仍在送发的途中就接到了萨默菲尔德打来的电话。他向乔蒂纳问道：“喂，默里，你们那边事情进行得怎么样？”

　　乔蒂纳答道：“不怎么好。”

　　“不怎么好，你这是什么意思？”

　　“迪克刚发了一封向将军辞职的电报。”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把电稿撕掉了吧？”

　　“是的，我把它撕掉了，但我不敢断定他会不会再写。”

　　“那么，迪克打算飞到惠林去见将军吧？”

　　“不，我们今晚要飞到米苏拉去。”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必须说服他到惠林来。”

　　“阿瑟，我们相信你。如果你能直接从将军那里给我们个人的保证，说迪克在将军的赞同之下留在候选人名单上，我想我就能够说服他。否则，我知道我办不到。”

　　在萨默菲尔德还没有来得及回电话之前，尼克松的一班人就已离开，前往蒙大拿州去。但是，伯特·安德鲁斯从克利夫兰打来的电话在机场找到了尼克松。安德鲁斯提醒他，不能要求艾森豪威尔——一位五星上将和党的领袖，会飞往他那儿和他会面。现在是他该把经费问题忘掉的时候了。新闻界挑剔的人已经把目标转到其他方面去了。《先驱论坛报》评论说：“真相澄清了。”【当时也有些不同意的人。沃尔特·李普曼说那些反应“由于现代电子学的扩大作用，纯粹是暴民法则。”而《剧艺报》则认为，那次电视广播是“一场狡猾的演出……利用了‘不过是个老实人比尔’和‘星期天的女朋友’这一类容易掉眼泪的人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投了票，以107票比31票赞成候选人名单保持原样。为了强调这一点，尼克松在蒙大拿州终于接到艾克发来的电报：“演说极佳……我个人决定将以个人结论为根据。如能立刻飞来见我，将十分感激。明天我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我对你的个人情谊和敬慕都极其深厚，绝未减少。”

　　尼克松在米苏拉经过几次象征性的出现和两小时的小睡以后就飞往西弗吉尼亚州去了。在惠林的机场上，当他仍在机舱内替帕特穿上共和党的料子大衣时，一个单独的人影离开了下面的人群，飞步走上机梯。那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你来这里干什么，将军·你用不着到这里来迎接我们。”艾克把他的手臂伸出来搂着他的竞选伙伴的双肩，说道：“我为什么不来呢？你是我的人呀。”当他们在机场候机室摆好姿势摄影时，尼克松的眼睛开始孕满了眼泪。

　　他现在有大批同情者了。表示良好祝愿的人送给切克尔斯一大批各式各样的狗颈圈、手织狗毯子、一个狗窝以及大量的狗粮，足够一年之用。这只长毛垂耳的小狗已成为全国最闻名的家畜了。甚至那些对那篇演说认为遗憾的人都用它作为标准，判断尼克松后来的演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广告报》说：“这个令人作呕的逐步扩散的邪恶祸害竟变成了一个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接着，发现在他身上有些可以赞扬的地方，《广告报》的社论作者又在那句话中加上一句：“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消除我们以前的想法……这个新尼克松使我们高兴。”

　　※※※

　　艾森豪威尔最重要的两篇竞选演说的第一篇是10月16日的傍晚在底特律市举行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纪念基金会的晚飧会上发表的。他对外交政策的政治家风度的处理赢得了《纽约时报》对他竞选的支持，而该报以前是一直倾向于史蒂文森的。在他10月24日在底特律发表的第二篇演说中，将军许下诺言，说如果他当选，“我将前赴朝鲜。”杜鲁门把他那个诺言称为噱头，史蒂文森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前往白宫”，这使他的随从听了大乐，但艾森豪威尔却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那场战争仍然是美国最使人烦恼的问题。毫无疑问，人们感到，随着全国最伟大的军事英雄赴前线进行访问，以后情况必有变化。“实际上，”后来美联社的杰克·贝尔写道，“那场竞赛就在那天晚上结束了。”

　　但是，双方相互乱骂仍一直继续到竞赛的最后一分钟。到11月第一个周末竟有谣言胡说：史蒂文森是个搞同性关系的人；玛咪是个酒鬼；“艾德莱”是个犹太人的名字；艾克已经死了，但他的随从不肯承认。自从1936年罗斯福与兰登竞选时混战一场以来，这一次竞选运动是最丑恶的了。11月2日那个星期天，一辆贴上史蒂文森特大标签的汽车被挤得从宾夕法尼亚公路掉下沟去，汽车司机被打得昏过去。在密苏里州的乔普林，一个与尼克松参议员没有关系的名叫雷蒙德·尼克松的人接到了三次恐吓电话；新奥尔良市警察局报告发生了11宗殴打案，全部都是政治问题引起的。谢尔曼和雷切尔·亚当斯夫妇在纽约度过选举日。那天傍晚，辛克莱·威克斯询问他们曾到那里去。他们说，在布朗克斯动物园，观看野兽。

　　“这同竞选运动相比，倒可换换口味。”他说。

　　“不，”雷切尔说，“变化不大。”

　　在伊利诺伊州利伯蒂维利，史蒂文森在选举的那一天访问了一所学校，投票站就设在那里。“我想请求你们孩子们，用举手来表明，有多少人想做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像我这样，”他说。差不多全部学童都举起手来。“好啦，差不多全体一致，”他说，“现在我想请问所有的州长，是否他们愿意做你们中的一个小孩。”他举起了自己的手。他情绪高涨，充满信心。他的工作人员每人出五元钱作赌，每人用一张纸条写上对选举人票的猜测。他在自己的纸条上预测会赢得381张选举人票，压倒的优胜。其他的人倒没有那么乐观，尽管没有人会认为他会失败。

　　在前一天早上《纽约时报》头版的大字标题是：据调查结果，选举结果极难确定。那条消息开始说：“既不是共和党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是民主党的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目前可以认为肯定当选。”这句话是总结《纽约时报》记者进行的第七次全面透彻的调查。那些在四年前预测错了的人，现在十分谨慎小心。民意测验所小心翼翼地记下数量极大的举棋不定的投票者，认为这些流动票可以平均分给两个候选人。结果差不多所有的流动票都投给了艾森豪威尔。那些民意测验所没有注意到或者忽视的是，这些中间派的绝大多数都是新登记的选民。以前不想投票的选民如果前来登记投票，一般都是来投抗议票的，那一次也是这样。这是1932年以来第一次大转向，全国转向了共和党。

　　艾森豪威尔以33936234票对27314992票取得了胜利。共和党报纸社论作者把那次胜利解释为全国人民赞同自由企业，预言在总统就职日时钟报午的时候，一个讲究效率的企业家政府会把彭得格斯特式政客全部驱走。《芝加哥论坛报》在检查从新建郊区送回的竞选结果报告时，高兴地笑道，新鲜空气对那些从城市选区迁出的人的判断制造了奇迹。那就无疑会改变他们的政见。新郊区的那些年轻夫妇原来是从倾向于罗斯福和杜鲁门一边的街道出身的，现在却转而支持艾克了。得胜的候选人在长岛的莱维特镇得到66％，在伊利诺伊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得到69.4％的选票。

　　艾德莱·史蒂文森虽败犹荣。在美国历史上，他所得到的选票比任何一个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为多——甚至，除1936年的罗斯福和这次的艾克以外，他也比以往任何获胜的候选人都要多。虽然艾森豪威尔在531选举人票中获得442票来结束那次竞选，但是他的胜利和最后三届共和党总统比较起来，给人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他的多数低于11％。而那三位则是：28％（哈定），30％（柯立芝）和18％（胡佛）。此外，尽管他多得选票600万，但是在国会中他仅勉强得到一个共和党的多数。在新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是十票；而在参议院则仅仅是一票。

　　然而，1952年的选举却像1932年的一样，是一次关键性的选举。民主党仍然是一个较大的党，在登记选民中，比例是5：3，但登记的意义不大；那些坚定的民主党人的数目——共和党人称呼他们为“机械反应的自由主义派”——已经减少了。你是“为那个人，不是为那个党”投一票，已经成为一句时髦的话，好像那些投过罗斯福的票的人不是那样似的。无党派者的登记当时已增加到超过全体选民20％。在美国国会的历史上，控制权牢固地掌握在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联盟手上。那个联盟当初是15年前成立的，当时是为了与罗斯福的法院革新法案进行斗争。它对立法改革所采取的怀疑态度适合了国民新的情绪——保守、自满，尤其是对离经叛道很有警惕。

　　※※※

　　选举日那天晚上，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斯普林菲尔德他的地下室办公室办理州务，从一个手提小收音机收听选举结果的报告。他已写好了两个声明：一个是对获得胜利表示感谢，另一个是承认失败。那晚9时，当布莱尔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满不在乎地问道：“怎么样，比尔，是‘A’还是‘B’？”布莱尔回答：“恐怕是‘B’吧，州长。”“好吧，”史蒂文森说。

　　1时43分，他抵达利兰旅馆的门厅。他一边高兴地向着那些垂头丧气的义务工作人员微笑，一边走向一排话筒的面前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战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在竞选运动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英勇无畏的对手。现在他将把这些品质贡献出来，领导我们度过今后的四年。”在宣读了他那封承认失败的电报后，他的眼光穿过人群看向远处。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全部都感觉到这一点。摇滚舞音乐一代的民主党人，在他们自己党的几届政府下，都已成长起来。现在，随着改革时代的过去，他们看不见前途。同样，他也看不见前途，但是作为他们的领袖，他还想说一句话。停顿一下以后，他说：“当我走到街上时，有人问我有何感受，这使我想起一个同乡经常讲的故事——那位同乡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黑暗处绊了一跤的小孩。他说他年纪已经不小，不能哭了，但又觉得太痛，也笑不出来。”

　　他离开了。千千万万的人发现，至少是当晚，他们不是由于年纪太大而没有泪。在那个灰心丧气的时刻，他们第一次感觉到共和党人20年来所体验过的那种处于在野地位的寂寞荒凉的痛苦——习惯于掌握权力的人一旦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时所感到的沮丧。

　　11月5日星期三那天，在白宫和在利兰旅馆的民主党人起得很晚。但艾森豪威尔将军倒不是那样。他一早起床，飞往奥古斯塔去。那位当选总统把高尔夫球放在对准第一个洞的发球点上时，天色尚早，阳光灿烂。他击出的第一个球飞出差不多有250码，一直落到那条通道。两个身材结实的青年人对他强有力的击球向他致敬，他向在一起的其余的人介绍，这两个人是保卫总统的特工处人员。





　　第二十章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

　　那年晚秋，华盛顿还在等待罗斯福以来第一个初次当选的总统的指示，而全国各地则已赶上时代的步伐，可以说从防空洞转到烤牛架了。在五十年代早期，要实现这种生活变化还是容易的。摇滚舞还未出现。唱片商店还没有给十多岁青少年挤得不可开交，顾客主要还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他们爱好的歌曲是关于爱情的，而不是肉欲的。这些音乐是由马里奥·兰萨、朱利·伦敦、托尼·贝内特这样音色圆润的歌唱家所柔情地演唱的。一位名叫哈里·贝拉方特的海军复员军人，在五十年代早期，每年赚七十五万元。他灌的那套《卡利索普》唱片，打破密纹唱片的出售纪录，卖了一百万套。那些捷足先登的顾客，每月买十万套米奇·米勒的唱片。米勒不但是个歌唱家，而且还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流行音乐部的主任。这就是说，每笔买卖，他都可以赚两笔钱。但是大家那时都感到这些音乐柔和悦耳，舒适称心，谁也没有注意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米勒的同行佩里·科莫星期六晚上在电视上出现时说，让他回去给人家理发来维持生计也没意见，但电视演播室的观众听到以后没感到这有什么好笑。

　　“幸运”牌香烟流行歌曲选的广播节目，已经进行了十七年仍很吃香，每星期六晚上在全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网上演出，替一种当时还认为于健康无碍的商品做广告。1952年第一号流行歌是约翰尼·雷的“哭罢！”1953年代之而起的是珀西·费思的“你的心在哪里？”其他从自动选唱机那里传出来的流行歌曲，还有“葡萄牙的4月”，“在那烟雾山顶”，维拉·林恩的“再见，亲爱的”，露斯玛丽·克芦尼的“来我家罢！”和特克斯·里特的“正午”。“正午”是第一支著名电影的主题歌，它是从贾莱·古柏主演的同名电影那里来的，据说本是“迪米特里·蒂翁金的民歌”，旋律动人，容易上口，艾森豪威尔将军总是忘不了它，把它吹口哨吹了几个月。在各种反映生活的艺术中，都没有什么使人震动或神经紧张的东西，没有引起人们骚乱的东西。这是一个准备时期，一个喘息时期，是伸伸懒腰，休整一番的时期。那些通情达理的民主党人是理解这情况的，艾德莱·史蒂文森说，“我同意这种看法。现在是喘口气的时期，时代的精神是温和节制。”迪安·艾奇逊也劝朋友们“按大自然规律去做，那就是要有一个休耕时期。”

　　在杜鲁门政府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之间的这段过渡时期，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有个名叫莫里·伯恩斯坦的商人兼业余心理学家，准备对一位漂亮动人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弗吉尼亚·泰伊进行催眠，在心灵学史上写上新的一页。在伯恩斯坦对她催眠之前，她不过是科罗拉多州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在他的催眠术控制下，她讲话是一口柔和的爱尔兰土腔，能跳快步舞，自称是个爱尔兰妇人，名为布里迪·墨菲。有人在爱尔兰认真调查，发现确曾有这样一个人。这人是1758年在科克市出生，并葬在那里的。接着发现，弗吉尼亚不但以布里迪身份说话，而且还对十九世纪早期的科克市有渊博的知识，了解它的人民、地理和风俗习惯。《丹佛邮报》登了一系列关于她的文章而后，弗吉尼亚就成了轰动全国的人物。伯恩斯坦写的关于她的书《寻找布里迪·墨菲》翻印了八次，她的以布里迪身份说话录成密纹唱片，卖了三万张，每张五元九角五分。

　　精神分析专家们虽然给她弄得目瞪口呆，但还是说弗吉尼亚很可能是把很多在下意识里的记忆片断积累在一起。果热，《芝加哥美国人报》发现，在弗吉尼亚最易形成深刻印象的儿童时期，有一位娘家姓墨菲的安东尼·科克尔夫人，就住在她家的对面。这位科克尔夫人来自科克市。在这个孩子的请求下，她曾多次向这孩子讲过她在爱尔兰的早年生活和她从妈妈口里听到的故事。

　　电影院的收入还是不高。布里吉特·巴多主演的“上帝创造女人”所引起的轰动，颇能说明五十年代的情况。《时代》惊叹说“布里吉特躺在那里，从头到脚有整个宽银幕那么大，屁股朝天，毫无遮掩，就象电影检查员的吃惊的眼珠一样。”于是他们执行职责，这位法国的著名尤物只能在最大城市的艺术电影院上演，而且还不是常常看得到。普罗维登斯市，沃思堡市，孟菲斯市，和费城完全禁止上映她的电影。在艾森豪威尔竞选取得压倒优势的那个月，电影院经理们以为立体电影会有些新花样。创制立体电影的人说它是继有声电影之后的又一发展。这是按照三元摄影术原理拍摄的。你戴上硬纸镜框的眼镜，那你就象坐一部滑行轨道车到处乱闯，以每小时一百五十英里的速度冲下来，或者看着一支镖枪一直从银幕飞来插向你的喉咙。1952年11月26日，第一部立体电影故事长片《布瓦那魔鬼》在洛杉矶市上演。一周内赚了九万五千美元。有人说要戴眼镜看戏，卖座力最后就会降低，派拉蒙电影公司一个巨头说，“如果你能够让他看到他想看的东西，那他就戴上马桶座圈也愿意的。”接着这种玩意儿不再是新奇了，果然，它就象维他风那样，再没有人过问了。

　　艾克和史蒂文森竞选时，还同时出现两种狂热。一是飞碟，另一种是号码油画。第一次发现飞碟据信是在1947年，那时华盛顿州一个飞行员报告说，他发现有九个状如浅碟的不能确定是什么东西的飞物，在雅基马的印第安人保留区上空移动，时速为每小时一千二百英里。到了艾克当选总统时，被弄得莫明其妙的空军，每个月要分析研究五十宗飞碟事件。到了五十年代末，耗费在研究飞碟上的费用将达五十万元，而这个飞碟还是和从前一样地神秘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