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_1

　　光荣与梦想

　　威廉·曼彻斯特




　　目录

原商务印书馆出版说明

序幕 沟底

第一部 应运而起（1932-1941年）
1 最惨的一年
2 罗斯福！
3 万般激荡
4 罗斯福和民意向背
5 保守派死灰复燃
6 原始恐怖的阴影笼罩下
7 黑夜茫茫，光明在前
8 战争边缘的美国

第二部 牺牲与变化（1941-1950年）
9 反攻
10 国内战线
11 曾是丁香满庭时
12 新日月，新天地
13 开始凋敝的胜利旗帜
14 与哈里相处的日子
15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
16 猜疑的年代
17 陷入深渊

第三部 种下恶根（1951-1960年）
18 分裂之家
19 向右转
20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
21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22 全速而稳健地进行
23 追求幸福
24 嘟——嘟——
25 整顿受挫
26 将军可以休矣

第四部 必得恶果（1961-1968年）
27 美国的一代新人
28 号角又在召唤
29 牢记勿忘
30 手伸得很长
31 伟大的梦——和梦的破灭
32 走投无路
33 毛病百出的一年

第五部 尼克松终于上台（1969-1972年）
34 沉默的多数派的崛起
35 吹毛求疵的头儿脑儿
36 美利坚分裂国
37 自尊丧尽

尾声 余音
致谢　大事年表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威廉·曼彻斯特（1922年生），是美国记者兼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服役，负重伤，获紫心勋章。战后先后在《俄克拉何马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兼任采访记者。1959－1968年间任康涅狄格州韦斯莱扬大竿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67年获哈马舍尔德研究所文学奖金。他既写历史、传记，也写小说。主要著作有：《愤怒的城市》（1953年）、《季风的阴影》（1956年）、《洛克菲勒家史》（1959年）、《肯尼迪总统画像》（1962年）、《肯尼迪总统之死》（1967年）、《克虏伯的军火，1587－1968》（1968年）等。《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一书是作者的最新著作，初版发行于1973年，很快就再版，畅销一时。

　　本书从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一直写到1972年的水门事件，勾画了整整四十年间的美国历史，内容十分丰富。举凡这一时期美国改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历届政府中统治集团的内讧和两党的勾心斗角，经济危机引起的严重社会动乱，以及工人、农场主、退伍军人和黑人的群众斗争，等等，都写得绘形绘色。对近四十年来美国人的精神风貌、社会时尚，各阶层的生活，一直到流行的衣饰发型、音乐电影，美语中的时髦词汇等，都有广泛的评述。书中还插入“美国人物画像”若干篇，是对当代美国某些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剪影。本书充分运用新闻报导的传写手法，根据大量的美国报刊资料和采访材料写成，对了解美国当代政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内幕情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有参考价值。

　　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应运而起》，从1932年在经济大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写起，包括整个“新政”时期，一直写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部：《牺牲与变化》，从1941年珍珠港事变一直写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是美国登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的十年。第三部：《种下恶根》，从1951年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结束的十年时间，这时美国处在新的繁荣之下。第四部：《必得恶果》，包括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的任期，这是越南战争和国内人民运动高涨和社会动乱激化的年代。第五部：《尼克松终于上台》，从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写到水门事件。作者是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来观察近四十年的美国历史的。这五部分的划分，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近四十年美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的一个粗略的分期。这基本上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爬出三十年代初经济大危机的“沟底”以来，如何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登上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宝座，然后又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变故而急剧衰落的历史过程。书中通过大量事实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经济、政冶、军事的矛盾和弱点及其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窘境，以及美国社会的离心离德、精神空虚和浮游无根的丑恶面貌。但作者不可能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别是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反动政策，甚至公然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攻击成“亚洲的灾难”，为美帝发动侵朝战争辩护。对美国的经济危机，一再用所谓消费不足的资产阶级观点来进行解释。对美国垄断财团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是讲得含混不清，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最后，作者流露出对美帝国主义的盛世茉光的怀念和对梦想消失的无限感慨，并为看不到美国今后的出路何在面感到彷徨。在全书结尾处写道：“在干预了国外冲突三分之一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转而内向，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这些话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歌，半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幻想。实际上今天仍然是苏美两霸在争夺世界霸权，美帝也极想重圆逝去的春梦。本书采用史话体裁，结构不谨严，不少地方有过于冗杂和过分渲染低级趣味之处，也都值得引起读者注意。

　　原书所附的材料出处、参考书目过于琐细，均删去。原文中个别黄色下流之处，也略有删节。书后索引也略删减一些，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贡码（印在本书切口一边）。

　　本书从《序幕》至第21章由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从第22章起至全书结束由本社翻译组翻译。





　　序幕 沟底

　　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880年，美国国会决定，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划出一块地区，作为首都所在地，称为哥伦比亚特区也即华盛顿市。以下一般简译作华盛顿市。——译者】活象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似的。自从五月以来，大约有二万五千名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携家带口，身无分文，纷纷在市内的公园，垃圾堆积处，没主的货栈，歇业的铺子，拣个地方住下。他们时而上军操，时而唱战歌，有一回还由一位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兵率领，扛着褪色的布缝的国旗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十万市民默默在两旁看着。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几乎整整三年了，这些退伍军人是来请求政府救济，具体地说，就是要求立即发给“退伍军人补偿金”。【补偿金是对军人在服役期间报酬太低的补偿。——译者】这笔钱是1924年的《重订补偿法》规定要发的，但是得到1945年才到期；假如现在发，他们每人就可以拿到大约五百元【本书所说多少“元”，都是美元。——译者】。这些人，报刊的编辑在标题中叫做“补偿金大军”、“补偿金游行队”，他们自称为“补偿金远征军”。【“补偿金远征军”是有意套用“美国远征军”一词的，表示是从全国各地来要补偿金的退伍军人。——译者】

　　“远征军”里边的人原是希望国会采取措施的，可是希望落空了。于是他们便向胡佛总统呼吁，恳求他接见由他们的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不料总统传下话来，说太忙了，不能见，接着便把自己跟市区隔绝。总统原定要去参议院的，现在改变了计划；白宫的周围加派了警察日夜巡逻；自从停战以来，总统府的大门头一回用铁链锁上了。《纽约每日新闻》报上有一条标题说：“胡佛深锁白宫中”。可是他还不止这样。街上设置了路障；总统府四周一条马路以外就封锁了交通。有一位独臂退伍军人，因为执行纠察任务，想穿过警戒线，结果被痛打一顿，捉将宫里去。

　　回想起来，当年政府这样如临大敌，似乎是由于心慌意乱，穷于应付，这才小题大做的。这些退伍军人手无寸铁，队伍里也不让过激分子参加；尽管明明在挨饿，也没有公开行乞。他们力量薄弱，似乎不能成为什么成胁。《巴尔的摩太阳报》有一位三十四岁的记者，名叫德鲁·皮尔逊，他描写那些退伍军人，说是“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神情木热，满脸愁容”。他们困守多日，越来越难以坚持了。卫生部门有一位检查员认为退伍军人住地的卫生情况“极端糟糕”。他们的临时食品供应大都靠捐助：得梅因市和新泽西州坎登市的支持者用卡车给他们运来了食物；一个同情他们的面包商每天用船运来一百个面包；另一个面包商送来了一千个馅饼；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捐了五百元；他们自己在格里菲思体育场举行拳击比赛，又筹得二千五百元。所有这些来西都是很靠不住的。政府实际上一点忙也没帮过。（华盛顿警察局每天给这些不速之客送了些面包，咖啡、燉菜，一天收费六分，胡佛因之大发雷霆。）到了8月中句，酷暑气温达到了全年的顶点，水源日枯，苦况更甚。

　　那时，英国外交部是把华盛顿市划归“亚热带气候地区”的。各国使节因为华盛顿气温高，湿气重，都讨厌这地方。这里，除了闹市里有少数几家戏院在广告上说有“冷气”外，别的房子都没有空气调节设备。一到夏天，华盛顿到处是凉篷，遮阳走廊，卖冰的手推车，乘凉用的躺椅和地席，而且，用官方游览指南的话来说，这里还是“一个研究昆虫的绝妙处所呢”。“远征军”一无凉篷，二无帘幕，饱尝酷暑之苦。先前他们的先头部队进人市区时，正是鲜花盛开，春色满园时节，而今到了7月，木兰花和杜鹃花都早已凋谢，樱桃树也只剩下秃枝了，连大地似乎也变得冷酷无情。退伍军人们的样子，活象沙漠中的流浪者。闹市的店铺老板们抱怨说：“来了这么多穷小子，生意都受影响了。”说实在的，要说他们对国家有什么威胁，充其量不过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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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远征军”危险，这是无中生有；可是说华盛顿长期以来在国际上默默无闻，一味依赖欧洲，这倒是有根据的。当时在全世界六十五个独立国家中，只有一个是超级大国：英国。那米字旗昂昂然飘扬在地球四分之一的可耕地上——在欧洲、亚洲、非洲，在北美、中美、南美，在澳大利亚、大洋洲、西印度群岛。凡有日照之处，就有英国旗在，这话是不假的。大英帝国统治着四亿八千五百万臣民。人们谈到什么东西很稳固，就说“坚固如直布罗陀，”或者“牢靠如英格兰银行。”当时一英镑兑换美元四元八角六分，所以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界信用最高。那时只有少数几个不甚出名的飞行员和一个撤了职的名叫米切尔的美国将军才梦想要发挥空军的威力：至于一般人重视的还是海军，实际上也没有一条重要国际航道不在伦敦政府的控制之下。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新加坡海峡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国海军部控制。福克兰群岛的英国海军站掌握了麦哲伦海峡，甚至巴拿马运河也是在皇家加勒比海舰队的监视之下。结果是，美国就象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一样，完全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之下。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表示，他们愿以500对1的赔偿率担保美国不受侵犯。《幸福》月刊向读者保证，“不管军舰开得有多快，飞机飞得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永远是可靠的屏障，过去如此，将来亦复如此。”该刊认为，自美国有史以来，英国海军一直称霸海上，将来还要称霸下去。

　　华盛顿政府的想法也是一样：美国没有大国的地位，大国的抱负，大国应有的庞大的机构。夏天，首都沉沉欲睡恰如村野；至于其他季节，更没有人记得它了。论城市的规模，华盛顿在全国居第十四位。纽约是金融中心，国内多数重大问题都得在那里作出决定。每当要求联邦政府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曼哈顿区那些大企业的律师如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亨利·L·史汀生、伊莱休·鲁特之流就都到京城来，给在他们卵翼之下的共和党出谋画策。柯立芝总统通常到吃午餐时就办完了一天的公事。胡佛是第一位在办公桌上安起电话机的总统，因而轰动一时。他还用了五个秘书——以前历届总统谁都没有需要一个以上的秘书的——并有一套复杂的按钮系统来唤他们。

　　现在的国务院大厦所在地雾谷，原是黑人贫民区。五角大楼的所在地则是当时的农业试验站，因而颇具华盛顿郊区的特色。《星期六晚邮报》说过：“就在这个全国立法中心附近，竟有大片土地还在庄稼汉手中呢。”这时政府所用的外事人员，总共还不到两千名。从白宫跨过一条马路，就到了今天大家熟悉的所谓行政大楼，有数不清的栏杆、高阁和圆柱门廊，式样粗俗，外观倒还整洁。在这么个有双重坡度的大屋顶底下，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竟能都在一起办公，岂非怪事。事实上，1929年一场大火烧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以后，胡佛和总统府人员统统都搬进了行政大楼来，同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在一个楼里办公，也没有谁感到拥挤。那时是不讲究排场的。后来总统的军事顾间、社交秘书所在的白宫东翼，当时还没有兴建。特工处还不曾把行政大楼西路封锁起来，这是一条普通街道，平时在离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一箭之地就可以停放汽车。有时有人走访国务卿，国务卿就在大门口相迎。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也在行政大楼的同一层楼上办公。他和他唯一的副宫只隔着一扇木条门。将军有事需人帮忙，只要喊一声“艾森豪威尔少校”，艾克就飞跑过来了。

　　《幸福》月刊有一位作者（亏得没有署真名）写道：麦克阿瑟将军“生性腼腆、对于抛头露面的事，从心里就不乐意。”这是胡说。即使在当时，麦克阿瑟一谈到他自己，也已经用第三人称了，一边讲话，一边挥舞着他那长长的烟嘴。他还在办公桌背后竖着一面十五英尺高的红木框镜子，使自己的形象显得格外高大。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住事时说，只要麦克阿瑟感到有人对他不够尊重，就“发起脾气来，破口大骂人家好耍权术，不懂礼貌，乱出主意，出尔反尔，狂妄自大，违反宪法，神经迟钝，麻木不仁，如今世道真是见鬼，等等。”这也难怪。那时职业军人的日子确是不好过的。从下级军官逐级升到上校，只能靠年资：在三十年代初期，从上尉爬到少校，要整整熬二十二年呢。除了眼看着日历一张一张撕下来之外，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由于闷极无聊，艾森豪威尔几乎想解甲归田；就是在这些年头，他养成了阅读斯特里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惊险小说的习惯，天夭看什么《西部双枪将》、《西部故事》、《惊心动魄的西部》、《牧牛骑士短篇小说集》之类的书。在波托马克河彼岸的迈尔堡，人们还常见小乔治·S·佩顿【佩顿（1885－1945年），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奢名美国将军。——译者】（他从1919年起就是少校了）每到星期三、六下午四点就出来打马球。他骑着自备的马参加赛马，先后赢得了四百条奖带、二百只奖杯。这时他已经以用珍珠镶在左轮手枪柄上而远近闻名了；他还搞越野赛马、猎狐、射鸟练习，还有飞行。但是佩顿少校跟艾森豪威尔少校不一样，他是个有钱人。

　　要想知道四十年前美国人如何眼光短浅，只须约略看看当时的军队编制，就最说明问题了。按当时的兵员计算，美军在世界上居第十六位，居捷克斯洛伐克、士耳其、西班牙、罗马尼亚、波兰等国之后。如果月饷十七元八角五分的大兵全部满员的话，也只有十三万二千零六十九人服现役。若从纸上谈兵，他们未始不能跟南斯拉夫的十三万八千九百三十四名陆军好好较量一番：但是当真两军对垒，准会一败涂地，因为麦克阿瑟手下的大部分官兵不是在做机关工作，就是在毗邻墨西哥的边境上巡逻，或是驻守着美国在海外各处的属地。参谋长手头只留三万部队，比1776年英主乔治派来镇压北美殖民地革命的兵力还少。

　　美国陆军的质量更是坏得惊人。当时军费仅仅约为今天的庞大开支的千分之二点五上下：果然，一分钱，一分货。《幸福》月刊说美军是世界上“装备最差的”军队，对此谁也没有不同意的。在紧急的关头，麦克阿瑟能够投入战场的只有：一千辆坦克（统统是过了时的），一千五百零九架飞机（其中最快的每小时只能飞二百三十四英里），以及唯一的机械化团（当年春天才在诺克斯堡编成，由骑兵开路，战马有防芥子毒气的护腿）。有一位作者报道说，美国军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个气喘喘地咧着大嘴，穿着不合身的军服，歪歪斜斜扛着一杆老掉牙的步枪，在广大无边的国土上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

　　麦克阿瑟是全国唯一的四星将军，下边也没有三星将军。他是参谋长，年俸一万零四百元，在迈尔堡有一座公馆，军队里唯一的一辆高级卧车供他专用。在他的副官看来，参谋长的地位真是高不可攀；那时艾森豪威尔少校的年俸是三千元，由于替参谋长在国会里游说，他经常跑国会山；但他的长官从来不让他借用车子。坐出租汽车的钱也不给，因为当时整个华盛顿官场都还没有零用费这个开支项目呢。艾森豪威尔日后常说当时他要走到门口，填一张申请表，才能领到两张电车代金币，然后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等候从普莱森特山开来的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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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倒是不消久等。华盛顿电车道纵横交错，有近七百辆电车载客运行。除了冬天因为电流短路容易发生故障以外，电车性能良好，交通阻滞的现象还是三十年后才有的。要是开小汽车上班（时速限二十二英里），停放在办公楼前面就可以了，街边几乎总有停车的地方。当时那些汽车都是方方正正的，种类繁多，有“帕卡德”牌，“史蒂倍克”牌，“格雷厄姆”牌，“皮尔士亚罗”牌，“特拉扑兰”牌，“施图茨”牌等等。比之后来的巨型汽车厂，当时的小厂可说只是家庭工业罢了。

　　所有各阶层的人们，包括文职人员在内，星期六上午都照例上班。夏季的时装是：白麻布（“棕榈滩绢”）或棉布衣服，平顶宽带的硬草帽或是巴拿马帽，“软”领衬衣，薄内衣（那时暖气还是新鲜事，不是处处都有，所以薄内衣只能在热天穿）。1932年，首都的五家日报满版都是闹事断闻，却没有一件是黑人闹的。尽管首都居民有百分之二十六是黑人（在全国城市中比率最高），可是他们却一律默然忍着痛苦，这可是奇事。有一个官方导游人员解释说，“黑皮肤的南方小子”只能当用人使唤，干干“粗活”。百货店、电影院，政府机关自助食堂都不许黑人进去。黑种工人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为司法部新楼挖地基都自带午饭，否则就得挨饿；那怕要一杯水喝，也得走上两英里路，过了第七街，才能找到一家小食店肯卖给他们。霍华德大学是一所黑人大学，可是校长先生却是一位白人。胡佛总统派船送“金星母亲”【阵亡将士的母亲。——译者】到法国去，指定黑人的母亲另坐一条次等的船。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广播节目是《阿莫斯和安迪》，每晚尽是演唱种族上污辱人的东西：出场人物是黑人，却由白人扮演，他们学着黑人歌手的土腔，唱得怪声怪气的。

　　黑人住在华盛顿西南区的雾谷和整个乔治镇里。也许由于首都其他地方当时仍然秀丽如画，那些喜欢往日风光的人还没有看中这块地方。那时华盛顿一片青葱，比现在好看得多了；市内有一个居民，就有六棵遮阳树。最富有异国情调的地区是卡洛拉马高地和马萨诸塞大道，很有些富丽的宅邸，不过犹太人谁都知道那是“闲人免进”的地方。那时排斥犹太人风气之盛，不下于排斥黑人。因为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排犹也没有惊动外交界。今天设在马萨诸塞大道的使馆区，当年坐落在第十六街，走几步就到白宫。那时大使们个个穿着条纹裤和燕尾礼服。由于主要商业区有许多地方还是鹅卵石铺的路，所以他们如果想去逛街就得小心翼翼地举步。这时，超级市场只是加利福尼亚州才有，在首都买食品要到食杂商店去，到两洋茶叶公司的红漆门面分销处去，到露天市场去，或者干脆到马路上去。在街上，人们可以听到讨赏钱的手摇风琴师的琴声，守着手推车的小贩的叫卖声，推着带轮石磨、到处向家庭主妇兜揽生意的磨剪子磨刀的吆喝声。闹市区的街头是卖花卖水果的摊摊，五色缤纷。码头附近，有一排排卖牡蛎的，生意十分兴隆。特区市场设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即现在国家档案馆大楼所在地。农产品市场在驰名远近的K街，熙熙攘攘，一片叫卖鲜鱼声，还摆着一架架宰好的野兔。还有一家马具店，门前摆着一匹大木马，跟真马一样大。1932年时，首都还有几千匹拉车干活的马，在K街的鹅卵石路上着实留下不少遗泽，臭气熏天，跟大市场和街角货摊的香味混在一起。不过，不久柏油马路这一伟大事物出现了，这种种气味便都消失了。

　　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华盛顿也是游客如云的。不过他们来首都却不是坐飞机来到国家机场的（到1970年，这机场的来往旅客每天达两万四千名之多）。现在这块人来人住、忙乱不堪的地方，那时还沉睡在波托马克河的水底，空中旅行还是很希罕的。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所以航空公司竟能要求机上所有女招待员都由注册护士【注册护士是护士学校毕业并考试及格的。——译者】充当。客机通常都是三个引擎的“福特”机，入夜或天气恶劣就不飞了。这时还没有横越全国的班机；飞行的平均时速是一百五十五英里。有人经过多次换机，在十八小时内飞越了全国，结果他的照片就登在全国各报上了。虽然当时华盛顿有一个机场，就是位于今天的第十四街桥（当时叫作公路桥）靠近弗吉尼亚州这边的胡佛机场，但是每天只有二百五十位旅客。大多数旅客（每年一千一百万）都是坐火车来的，在联邦车站下车。这时蒸汽机车的黄金时代己经到了末期。二万辆机车喘着气穿过各地乡间（1970年只剩下二百多辆了），悠长而凄厉的汽笛声把全国的青年人搞得心绪不宁。十五岁的约翰·F.肯尼迪【1961－1963年任总统】在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镇的乔特中学里听到了这个声音；教授演讲术的中学老师林登·约翰逊【1963－1969年任总统】在休斯敦市也听到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惠蒂尔市，一位名叫理查德·M.尼克松【1969年起任美国总统，1974年因水门事件辞职】的大学生晚上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不禁心里纳闷：东部地平线外的情景如何？华盛顿市又是什么样子的？

　　来到华盛顿的人们看到些什么呢？首先，他们要看看那火车站。联邦火车站是按照首都古典派建筑规划建立起来的第一座巨型砖石结构，气象宏伟，和国会大厦一道俯瞰全城。国会大厦朝东，外观跟今天差不多：当时有一位建筑师相信市区要朝东发展，所以这样设计。那时总统权力还没有开始扩大，国会是华盛顿的中心游客（补偿金远征军也一样）首先要到国会山瞻仰一番，有的到了国会也就算数了，因为白宫不欢迎游客，首都也没有多少别的名胜好玩。当然，有林肯纪念馆，有华盛顿纪念塔（塔里新设了电梯，不过青年人总想爬爬那八百九十八级楼梯），还有植物园和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一架由西班牙航空工程师胡安设计的旋翼飞机（直升飞机的前身）不久前曾在史密孙博物馆的草坪上安然降落，博物馆因此有好几个月游客很多。喜欢看吊桥的不妨去看看阿林顿纪念桥，这是这年1月才由胡佛总统剪采启用的。此外还有寥寥可数的几所政府办公楼：C街的农业部大楼，第十八街的内政部旧楼，第七街的文官委员会大楼，椭圆广场边上还有宽广无比的商业部大厦，这是二十年代商业部长胡佛【胡佛于1921－1928年住美国商业部长，1929－1933年当总统。】所建的美国商业圣殿，占地八英亩。

　　1932年的华盛顿跟现在显著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建筑，当时都还没有：没有杰婓逊纪念馆，没有海军陆战队纪念堂，也没有最高法院大楼。法官们在国会里办公，一边是参议院，一边是众议院，他们的办公室几乎就在大圆顶下面。无名战士墓和华盛顿大教堂正在兴建，圣母无原罪堂还在筹建阶段。今天的宪法大道，那时还没有，只是由B街扩建的一段路。目前的又长又宽的林荫道还只在设计之中，原地在当年夏天只是华盛顿的一处十字街广场，树木茂密，街道纵横，而且还有不少残存下来的世界大战中的临时建筑夹杂其中，一片乱糟糟的。除了商业部大厦己经落成之外，联邦三角广场上还没盖房子。据《美国地理》月刊说，安德鲁·梅隆部长和里德·斯穆特参议员特别喜欢一项四十亿元的城建规划，他们要把“宾夕法尼亚大道南边”全部盖上“雄伟建筑”，并预告同年9月胡佛总统将为一幢新邮政大楼奠基。但是此时这幢大楼和附近各大楼——劳工部的、州际贸易委员会的、司法部的、国家档案馆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国家艺术陈列馆的——都还没有动工。那时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准人参观，《宪法》和《独立宣言》等文物也没有拿出来展览。这一带一向多半是商店，这时有些仍然是商店，但个别地方正在破土动工，一些楼房产权已归财政部，也已决定要拆除另建了。

　　决定拆除楼房的地段中，最有趣的是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那一片地，即现在的国家艺术陈列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特区网球场的所在地。在那里，1932年7月28日早晨还有一排难着的旧红砖楼房，其中包括几个仓库、一家廉价旅馆，一排卖汽车的样子间，一家中国餐馆和一家殡仪馆。这些房子的墙多半已经拆了，几星期前本该全部拆掉的，但是“补偿金远征军”的一些成员在6月17日晚悄悄地住了进去。特区警察局长是一位退职的陆军准将，名叫佩勒姆·D·格拉福福德。他不愿把退伍军人们赶出栖身之所，尤其看到其中好多人还带着老婆孩子更是不忍。可是，到了仲夏，格拉斯福德却伤脑筋了。国会责备他不该让退伍军人进城；白宫又公开说，胡佛总统已经忍无可忍了。总统决心撵走那些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出动军队也在所不惜。后来他果真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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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扎营地并不是“远征军”的总部，他们的主力在华盛顿东南区，远在安纳科斯夏河彼岸，即第十一街桥的那一头。但是那些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离国会只隔三条街的退伍军人却最惹人注目。他们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把他们赶走不可。政府之所以下得了这个决心，正是反映出全国脑满肠肥的人对食不果腹的人是越来越狠心了。但是跟退伍军人有接触的人们却并没有采取这样不友好的态度。格拉斯福德将军喜欢他们；比利·米切尔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他曾两次荣获勋章）也喜欢他们。德鲁·皮尔逊写道，退伍军人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之，他们没有工作；他们挨饿，全家挨饿，他们要求付给他们钱，别的他们就不知道了。”威尔·罗杰斯说，“在世界历史上有记载的成群结队的饥民当中，这些退伍军人是最守规矩的。”

　　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新闻，尽管是明摆着的事实也可以否认。司法部长威廉·米切尔宣布，“远征军”有“行乞和其他犯罪行为”。副总统查理斯·柯蒂斯还出动过两连海军陆战队；他们奉命戴着钢盔，上着刺刀，乘电车来了；可是格拉斯福德将军指出，副总统无权指挥军队，便命令他们回营房去了。尽管如此，主张政府使用武力的呼声，在首都和全国各地已越来越响了。3月7日，三千名饥饿的男女在密执安州迪尔本市的亨利·福特汽车厂外示威，警察朝他们开枪，打死四人，打伤百人；后来，受份的还被栽上暴动的罪名，套上手铐送医院。《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咆哮如雷地发表意见说：“责任在谁，不难判定。煽动者就是威廉·Z.福斯特【美国共产觉领袖（1881－1961年）。——译者】和其他赤色党徒。”别的报纸这时也怂恿总统快动手。《华盛顿明星晚报》在社论中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竟没有一名特区警察“满怀义愤地狠狠揍那些上街游行的要求发补偿金的家伙。”《纽约时报》也报道，游行请愿的退伍军人“所领的退役金，已七八倍于其它国家所发的，但仍不满足。”其实，除了残废军人外，所有的退伍兵根本没有什么退役金。可是某些聪明人们还发表了更妙的见解呢。陆军准将乔治·莫斯利是艾森豪威尔少校的朋友（艾森豪威尔后来说他是个“才气横溢”、“生气勃勃”，“富于创见”的人）这年夏天也有好些创见，其中之一是建议把“补偿金游行队”和其他的“劣种”统统逮捕起来，送到“夏威夷群岛中人烟稀少、甘蔗都不长的孤岛”，关进集中营，好教“他们自食其果”。他还恶狠狠地补充说：“到了岛上，有的案子即使处理得慢一点，我们也不用担心了。”

　　夜色沉沉，大雾弥漫，可是这并没有使寄居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退伍军人感到忧虑，因为麦克阿瑟早已对他们的一位领袖说过，即便到了不能不赶走他们的时候，他还是打算让他们体面地撤出。他们是服从命令的战士，自然相信四星将军的话。往后，消息传来，说可能已经派出军队来对付他们了，可是他们还觉得那是值得欢迎的消息，因为他们以为，现役军人碰到退伍军人，双方就会拥抱起来的。退伍军人们的住处挂满了褪色的国旗，他们万万想不到，美国军队竟会向美国国旗进攻。7月28日（星期四）早上，他们最为担心的是天气。上午9时，他们便预料这天会非常闷热的。大家悠热神往地谈到那些新式的冷气电影院，那里边映着时新的有声电影：珍妮特·盖纳和查尔斯·法雷尔主演的《第一年》，威廉·鲍威尔和凯·弗朗西斯主演的《盗宝》，杰基·库珀和奇克·塞尔主演的《患难之交》。跟退伍军人们眼前的住处相比，有冷气的地方岂不是诗一般的梦境吗？先前铁路公司把他们免费运来首都，为的是腾出车站的车场；有一张火车提货单上写着，“运往华盛顿市的牲口——退伍军人五十五名”。真的，他们几乎也感到自己不过是牲畜罢了。在他们的住地，那些拆得残缺不全的楼房多半留给妇女和儿童居住，格拉斯福德将军还给他们送来了一些草垫。男人栖身的地方，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是“许许多多的帐篷，烂木板上钉破布，再用包装箱当做柱子支起来。”在他们那里，到处都有亲手钉起的牌子，上面写着“上帝保佑，全家平安”。别以为这些是俏皮话：象他们那样出身的人，是不会拿上帝、家庭、爱国主义（如果谈到爱国问题的话）开玩笑的。

　　他们的出身是美国自耕农：要是当时就用上了“下层中产阶级”这个名称的话，他们也算得是下层中产阶级的成员了。如果派兵横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去打他们，有五个人会首当其冲。退伍军人们的来历，可以拿这五个人为代表。在第一次大战中远征过法国，当过军官的，只有肯塔基州哈伦县的J.A.宾厄姆一人，不过也很难说他是有闲阶级的一分子，因为不久以前他还受雇去破坏罢工，被他搞得很狼狈的有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约翰·多斯帕素斯和本年3月结队前来肯塔基州、抗议侵犯矿工民权的东北部各著名大学的学生，在法国勇敢作战，得过勋章的有来自萨克拉门托市的约翰·奥尔森，还有查尔斯·P·鲁比（1931年人们向总统贺年，鲁比还因得过殊勋十字奖章，被选为第一个贺客呢）。奥克兰市的埃里克·卡尔森在战场中过瓦斯弹的毒，据当时的说法，还得了“弹震症”。威廉·鲁希卡曾在第四十一步兵团当一等兵，他的一生后来成了颇有趣味的话题。以上五人都失了业。鲁希卡当过屠户，一直寄居在芝加哥西南边姐夫家，他的住处是一个全无窗户的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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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难临头，人们却往住看不出。那个闷热的早上十点钟，有两个财政部代表满头大汗地站在人行道上叫退伍军人撤出，这原来是预告要出大事了。退伍军人们不肯走，那两个代表也就跑开了。一个钟头过去了，除了温度无情地升高之外，一切平静如常。接着，十一点过后不久，格拉斯福德将军乘着蓝色摩托车来到。他到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三街的交叉口停了下来，宣布奉命把这个地区的闲人一概赶走。首都警察手里拿着警棍，列队开进来了。

　　事情进展得很慢。起初很少人反抗，临到中午，住在第一幢房子里边的退伍兵被赶走了。但是出事消息已传到驻在安纳科斯夏河边的“远征军”大本营。警察这时才赶紧把第十一街桥吊起，但是太晚了。“远征军”巳经派出援军；他们一到，就向在场的警察扔砖块。格拉斯福德将军本人半边脸被打中了。他摇摇晃晃地后退，一眼看见有个警察竟迷迷糊糊地用手枪指着他，不禁毛骨悚然。他马上跳到一根柱子后面躲了起来，一边听到一个哑嗓子在大声嚎叫：“干掉他！”格拉斯福德走出来，只见一个据他说是已经“半疯狂”的警察正在朝一个退伍军人开枪。退伍军人鲁希卡心脏中了一弹，倒下死了。别的警察也在开枪。不一会，又有三个退伍军人倒下，其中卡尔森受了致命伤。格拉斯福德将军喊道：“不要开枪！”警察们停下火来了。可是，出事的消息已传到白宫。司法部长米切尔下令把退伍军人从政府的所有楼房驱逐出去。胡佛在午餐时知道了警察开枪的事。他一边叫把口头命令写成书面，一边吩咐陆军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出动军队。赫尔利向参谋长作了传达。

　　他们踌躇了好一会儿。参谋长麦克阿瑟将军这时没有穿军服。他的副官艾森豪威尔认为不该穿，一再说：“这是政治事件嘛，政治事件嘛。”副官认为，街头打架，将军犯不上插手。可是将军不同意。他宣布说：“叛乱的苗头出现了，麦克阿瑟决定亲临督战。”【这即上文所说麦克阿瑟爱用第三人称说自己怎么样。这是自高自大的表现。】于是，刚从迈尔堡开过来的士兵都集合在椭圆形广场上，胡佛从椭圆形办公室里远远望着他们。一名勤务兵冲过桥去，替麦克阿瑟将军去拿军衣、袖章、神射手徽章和英吉利斜纹布军裤。将军命令艾森豪威尔也穿上军服。他一边说，“我们要打断‘远征军’的脊梁骨，”一边把幕僚们带进小汽车。车子开到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六街的交叉点（后来这是华盛顿最大的廉价饮料店的所在地），靠人行道停下，又等了一阵子。有人问：“为什么不走啦？”麦克阿瑟回答说：“等坦克。”他打算使用坦克，车里个个人都坐着不动，捏着一把汗，——只有麦克阿瑟除外。这位将军是不会冒汗的，这件奇事头一回被人记下来了。他还是那样地冷静安详，劲头十足，因此比别人在精神上占有极大的优势，这一点使好些人十分反感。

　　这时白宫正在发表公报。胡佛总统宣布，部队将要“对闹事和违抗民政机关命令的人实行镇压”。几分钟后，白宫透露：跟警方冲突的人“纯属共产分子”。记者们看到麦克阿瑟坐在车里，问他打算怎么办。他回答说：“看着我吧，看着我就行了。”记者们没有看他，却看着那浩浩荡荡的大军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开了过来。第三骑兵团由佩顿少校率领，一个个挥舞着军刀，跃马而来。跟着马队行进的是一支机枪分队，接着是第十二步兵团、第十三工兵团和第三十四步兵团的士兵，他们手里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部队后面，有六辆坦克隆隆推进，履带把路上给太阳晒软了的沥青一块块翻了起来。现在是下午4点45分。在麦克阿瑟一生中，这场战斗挑选的时间最不好。十五分钟之前，首都的文职人员都已经下班，一批一批涌进各条街道，足有两万人挤在人行道上，对面就是那些不知所措，毫无组织的退伍军人。骑兵队的指挥官稍不小心，就会有人受份，可是人们都知道，民众安全不安全，佩顿少校不是太关心的。

　　退伍军人们以为这是为他们举行一次阅兵式，不禁喝起彩来。旁观者也在拍手，不过接着他们就第一个发现搞错了。佩顿的骑兵队猝然转身，向人群冲过去。《巴尔的摩太阳报》驻京通讯处主任，老记者J.F.艾萨利写道：“乍看起来，这样突然袭击手无寸铁的围观群众，好象只是几个骑兵自发地干的；但后来看到了，那是骑兵队长们预定的联合行动的一部分。”艾萨利报道说，那些骑兵“事前不出一声”就冲向“数千无辜的人，”；不论是男是女，“都遭到冲击。”有个男人因为不肯离开电报局门前，被两个骑兵用刀背猛打，缩进门里去了。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海勒姆·宾厄姆头戴巴拿马帽，身穿“棕榈滩”绢衣服，整齐得很，可是他因为夹在人群当中，也遭到践踏。

　　“滚开！”骑兵们吆喝着。围观群众们高声回骂：“不要脸！不要脸！”退伍军人们赶忙排成阵势，横断街道。他们的领队在各个聚合点挥动国旗，可是这些旗子正好成了骑兵的第二个目标。他们两边摆开，重新整队，纵马跑过宾夕法尼亚大道，直向那些褪色的国族冲去。退伍军人们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暴怒起来。他们有的向骑兵挑战，要他们下马对打。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兵叫道：“老天爷！要是我们有枪就好啦！”另一些退伍兵责向骑兵们说：“伙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在阿尔贡【在法国近比利时边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和德军曾在此地血战。——译者】苦战，那时你在哪儿？”这时所有的退伍军人都在讥笑怒骂那些骑兵。有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士兵从一名当年远征欧洲的中士班长手中夺过了国旗，还吐一口唾沫，骂他说：“你这臭叫花子！”离麦克阿瑟不远，有一个男人大声叫起来。他说：“从今以后，我看美国国旗再也不值一个钱了。”麦克阿瑟大喝道：“如果那个人敢再开口，就把他逮捕起来！”

　　陆军部长给麦克阿瑟的书面指示明明说：“对于肇事地区所有妇孺”必须“尽量照顾”。但是照参谋长的计划办，怎么能够管什么妇孺不妇孺呢？参谋长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指示，所以早已从亚伯丁武器试脸场和埃奇伍德军工厂调来了三千枚瓦斯弹。而毒气是不管对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幼的。在场的人只有将军手下的部队有防毒面具，此刻正在戴上。警察只好用手帕蒙睑，事先得到预告的店主们也关上了门窗。有些退伍军人看到了对方蒙上面具，心知要发生什么事了，便赶快一个传一个，叫大家准备，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步兵紧随着骑兵冲上，从腰间解下一枚枚催泪弹向前扔去。刹时间，空气染毒，观者四散逃走。一股带甜熟果子味的烟雾笼罩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浓烟所至，退伍军人家属睁不开眼，透不出气来，拿着炊具，带着孩子，从房屋里踉踉跄跄地逃了出来。据美联社报道，“此情此景，就象1918年大战中的无人地带一样”。其实不完全相同。华盛顿是和平时期的国都，一场双方力量悬殊的斗争就在国会旁边进行；在场者多半不是战斗人员，那些记者们由于职业关系，当然不能参战，尽管军事当局不相信他们会守中立。有一位记者跑进汽车加油站外面的电话棚去给报馆挂电话，一个士兵扔了一枚瓦斯弹进去，把他赶出来了。

　　抵抗停止了。军刀砍来，刺刀捅来，那越来越猛的南风又吹来呛人的毒气，吃尽苦头的退伍军人朝着安纳科斯夏河退却了，狼狈异常。老婆抱着婴孩，丈夫提着破箱子，一路走一路还不断受到瓦斯弹的袭击。加林格医院开始涌进了大量伤员。当晚一片喧闹，十分吓人：救护车警笛声、救火车声、快马奔驰声、步兵的沉重脚步声、报童叫卖号外声，还有坦克隆隆声。坦克车开来干什么，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谁都不明白。艾森豪威尔晚年追写道：“就我所记得的来说，驱逐退伍军人，坦克车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不过据他说，退伍军人“走得很慢”，如果坦克要大显威风，本来是办得到的。不管怎样，到了当晚9时，逃难的老兵已经跑过了第十一街桥，同对岸大本营的人会合了。麦克阿瑟的部队已经把退伍军人的其他驻地一律扫清，无论是C街的，马里兰大道的，缅因大道的，码头附近的，还是国会图书馆附近的。8点钟左右，士兵们在一家煤气厂附近架起枪来，露天开饭；等待他们的首长研究下一步怎么搞法。

　　在麦克阿瑟看来，该怎么搞是一清二楚的。他的任务是击溃“远征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过河，不打进退伍军人的藏身之处，把他们的总部夷为平地，任务就不算完成。格拉斯福德将军激烈反对，他说如果夜袭“远征军”，那真是“蠢透了”，请参谋长千万不要这样干。麦克阿瑟坚决不答应，格拉斯福德只好服从上级，走开完事。可是美国总统直接发出的命令却不那么容易对付。胡佛总统是总司令，军队应如何便用，他自有主意，因此部队到了河边便停了下来。为了保证指示能送达麦克阿瑟将军，总统叫把命令复写两份，派莫斯利将军和总参谋部秘书B.赖特上校送去。据艾森豪威尔说，总统“禁止部队过桥进入对岸那面积最大的退伍军人营地”。话说得很清楚，要是别的将军，当然立即服从。可是麦克阿瑟却不然。他认为这是文官干涉军事，十分愤慨。他告诉莫斯利说，他的原定计划不变，别人不得干涉，这叫莫斯利吃了一惊。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强调说，他“太忙了，如果有人自称下达什么命令，别让他打扰我本人和我手下的人。”这是他第一次决心违抗一位总统的命令，但并非最后一次。【后来在侵朝战争中麦克阿瑟又违抗杜鲁门总统的命令。】

　　麦克阿瑟下令在桥头架起重机枪，以防对方反攻，随即率领一个步兵纵队冲过桥去，艾森豪威尔少校也跟在身边。到了对岸，他们两路分兵，对方则一片混乱。安纳科斯夏河边的退伍军人驻地乱七八糟，到处是打包箱、水果箱、鸡舍、粗麻布和柏油纸搭成的窝棚、帐幕、披屋，破旧的旅行车、暗褐色的印第安式圆锥形帐篷，破破烂烂，不堪入目，很难想象有人住得下。但“远征军”只能在这里安下家来。他们黑呼呼地挤在这里祷告上帝，但是所得的却是又一批摧泪瓦斯弹。有的人边喊边跑，有的找地方躲起来；有一大群人，大约五百左右，聚集在营地的尽头，大声嘲笑那进攻他们的部队说：“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种上莱园的退伍军人恳求步兵们不要损害他们的作物，但是一排排绿油油的菜畦还是被踩坏了。据美联社报道，到了10点14分，步兵就用火把点着了营地的所有棚舍，火焰高达五十英尺，延烧到附近的树林，因此来了六队救火人员把它扑灭。总统在白宫的窗口看到东边天空一片火光，派人来了解清况。据艾森豪威尔说，他当时也感到，“情形十分凄惨。不论退伍军人应不应来华盛顿请愿，他们毕竟是少吃缺穿的，觉得自己受尽委屈的。看到他们的住所一下子烧光，人们就更可怜他们了。”

　　不过，象艾森豪威尔少校这样的慈悲心肠，井非人人都有，尤金·金是一个退伍军人的儿子，年仅七岁，他想从自己的窝棚里救出心爱的兔子，可是有个步兵喝道：“滚开，你这个狗崽子！”小孩还来不及走，步兵就一刺刀把他的小腿戳穿。一辆辆的救护车又从两英里外的加林格医院赶来，因为又有一百多人伤亡了。两个婴孩被瓦斯毒死，“远征军”报纸的编辑满怀悲愤，为其中一个拟出了下面这条墓志铭：“伯纳德·迈尔斯长眠于此，他只活了三个月，是胡佛总统下令毒死的。”这个写法未免偏激，但是退伍军人确实是愤激透了。他们眼看着士兵们把汽油浇在自己的窝棚上点火烧起来，同时华盛顿还有一些有钱人驾着游艇在近岸处看热闹。当晚11点15分，他们又目睹骑兵们由小乔治·S.佩顿少校率领，进行最后一次的毁灭性攻击。那些被骑兵用马刀赶走的衣衫褴褛的人们当中，有一个叫做约瑟夫·T.安吉利诺。这人曾于1918年9月26日在法国阿尔贡森林战役中救护战友有功，获有殊勋十字奖章。那被他救出的正是青年军官小乔治·S.佩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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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森豪威尔少校劝参谋长避开新闻记者；他仍然认为这次战斗是政治事件，不是军事性的，应由政界人物去发表意见。麦克阿瑟摇摇头。他本来就喜欢对报界发表谈话，而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看来很清楚，他是很喜欢的，——既然决定过河进攻的是他，他就不能不成为总统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中心人物。午夜后十五分钟，他跟陆军部长赫尔利一起出现在记者们的面前。他的策略是一听就明白的：自己不承担责任，却满口称赞胡佛勇于负责。他说：“要不是总统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动手的话，局面势必非常严重，可能真的发生一场战争。要是拖延一个星期，我看我国政治制度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了。”赫尔利部长补充说：“这是一个大胜利。麦克【“麦克”是麦克阿瑟的昵称。——译者】立了大功，挽回了危局。”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又说：“不过，目下我还不该说谁是这次事件的英雄。”

　　真正的问题是有那么多的人变成了为争取合法权利而牺牲的人。对曾经为祖国而战的人下毒手，这在政治上并非得计。同情“远征军”的人已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向他们捐献耕地。对于军队的残忍做法，亚拉巴马州参议员雨果·布莱克、爱达荷州参议员威廉·博拉、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都非常愤慨。纽约州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致电总统说：“现在经济萧条，工人失业，穷人捱饿，如要维护法律和秩序，给一盘汤比扔一颗催泪弹便宜，发面包比开枪有效。”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已非正式地对人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远征军”尽是些“叛乱分子”，不是退伍军人。又说，“那帮家伙，如果十个当中有一个是退伍军人，那才怪呢。”

　　白宫宣布总统“深夜不眠，披阅不断送来的征讨补偿金远征军的前线军情报告”；诋毁“远征军”成了官方的拿手好戏。后来胡佛私下责备麦克阿瑟将军，说他不听命令，但此刻他只宣布那些远征军“并非退伍军人”，而是“共党分子和作案累累的刑事犯”。到底“远征军”里有多少非退伍军人，各发言人的说法大有出入。麦克阿瑟说是百分之九十，赫尔利说是大约百分之三十三，胡佛写信给美国退伍军人团波士顿分团又说，凭他的“印象”，“其中服过兵役的不到半数”。格拉斯福德将军不服，他认为这种说法不合事实，因而到了10月份就被勒令提前退职了。受过诬蔑，就洗也洗不掉。出事后第二天，有一个特区法院人员向华盛顿大陪审团提起了使人诧异的公诉，他竟说：“据报在犯暴力行为罪的乱民当中，退伍军人寥寥无几，主要是一些共党分子和其他不法之徒。我想你们将会查明下面这个事实，即参与这个事件，恣意破坏法律和秩序的，没有几个人穿过军装。”

　　当时竟没有人想起要到退伍军人管理局那里去查一查档案，未免疏忽，这使历史家对胡佛政府没有好评。“远征军”惨遭催泪弹袭击，反而变成了“破坏法律和秩序的暴徒”。其实在此之前，管理局早己详细调查过他们各人的身分了。据该局统计，这些人百分之九十四曾在陆海军中服役，百分之六十七曾远征国外，而且百分之二十还是残废军人。格拉斯福德将军曾为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仗义执言，上面这些统计证明，无论是他还是退伍军人，都没说过半句假话，但是证据虽然有了，却无补于事。在各报新闻栏里，转载管理局的调查结果的寥寥可数，至于他们的社论，更是多数对此事只字不提。《纽约时报》把退伍军人描绘成“侵犯别人产权的一般罪犯”，又说他们“不听命令”，“闹乱子，几乎酿成暴动”。《波士顿先驱报》公然说：“美国人民……被无赖流氓任意抢劫已经受够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远征军”所作所为，“不论在哪里也不会得到一点儿同情。”《克利夫兰实话报》认为，“在国会园子里安营扎寨”，这是“不值一笑的耸人听闻的行为”。尽管《时代》周刊批评了政府，可是《幸福》月刊还是说，麦克阿瑟知道“只有亮出刺刀和显示不可抗拒的威力才能防止出人命案”，（事实上出了人命案，可是这个刊物只字不提，）这就“巧妙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出事后第二天早上，美国有钱人家一般都感到政府这回已经挫败了蓄意作乱的人们。不过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在“远征军”大吃苦头的那段时间，总统先后接见了重量级摔跤冠军、EUG女大学生联谊会【原文以希脂字母命名，叫做the Eta Upsilon Gamma Sorority。——译者】会员以及中学论文比赛的得奖学生。沃尔特·李普曼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便写道：“胡佛先生并不怕多开会，多发表谈话，为什么他不抽一点时间跟退伍军人谈谈呢？”

　　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市的州长公署里，气氛格外阴沉。罗斯福州长的夫人埃莉诺在看着报纸，据她后来说，“当时心里十分不好受。”罗斯福本人似乎更感到难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当时在他家住过几天，主人曾把他请进卧房。罗斯福当时在卧房里躺着，周围是一堆堆的新闻纸。他一走进去，罗斯福就用双手盖住首都出事的照片，仿佛觉得丢了美国的睑。罗斯福对教授谈起往事，说1920年自己也曾提出胡佛为总统候选人，此刻他感到错了。他生气地说：“现在看来，胡佛这个人一点胆子也没有。也许他从来就没有胆子。为什么他不请退伍军人喝咖啡，吃夹肉面包，倒要放出帕特·赫尔利和道格·麦克阿瑟那帮家伙去对付他们呢？”罗斯福没有把这事看做原则问题，重大政策问题，而把它看做一场人间的灾难，那是他的独特的着法。他告诉特格韦尔说，要是他不是觉得退伍军人和家属们太可怜，他也许会怜悯胡佛总统的。他异常感慨地说：“退伍军人们这会儿可能正在华盛顿市外的路上露宿。他们的情况一定是够惨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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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伍军人的情况的确很惨，但是也没有在路上露宿。因为由民主党人担任的弗吉尼亚州长和马里兰州长都早已设法防止这种事情了。在阿林顿县警察局长霍华德·菲尔兹封锁波托马克河上的各座桥梁之前，大约有两百名退伍军人已经窜入县境。警察局长警告他们，限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弗吉尼亚州，否则波拉德州长便要出动民兵了。马里兰州长里寄给州警察局的命令是：“如他们来本州，要沿着那通往巴尔的摩市的公路干线走，否则不准进来。”统统不让他们进来是不可能的，所以骑摩托车的警察就到州界迎上那些疲乏不堪的退伍军人，押送他们穿过正在沉睡的巴尔的摩市，直到宾夕法尼亚州边界上。在宾夕法尼亚州，少数几个退伍军人在约翰斯通市理想公园里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处，大多数却被该州的警察赶往俄亥俄州边界去了。在那里，又有穿制服的押送队在等候着他们。这样一路过去。有些人看见路边有人同情他们，便讨乞去了。有一家铁道公司开了一列专用车，把要回到大平原各州【北起加拿大边界，南至得克萨斯州的美国西部中央各州。——译者】的人一次运走。为了防止火车中途停站，堪萨斯市的居民领袖们筹集了一千五百元送给他们，好让这列棚车象载着列宁的密封车厢一样继续飞驰。【传说列宁在1917年坐密封车厢由西欧回俄国发动革命。“棚车”是没有窗户的铁棚货车。——译者】这列火车最后停在哪里，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到了秋天，大部分“远征军”已跟1932年流浪全国的大量流民合在一起了。

　　那年约有两百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其中有二十五万以上是在十六至二十一岁之间。《幸福》月刊称他们为大萧条时期的“漂泊无依的人”。各州警察押送退伍军人从这个州的边界到那个州的边界，都依照各县法警警长在大萧条初期早已定下了的规矩来做。由于各地方政府都有大量的人等待救济，所以贫苦的外来人就被指控为流民，解送到邻县边界上去。只有东圣路易等几个城市声誉很好，因为有救世军分站分发救济品，但是多数城市见外来人就赶，名声很坏。加利福尼亚州首先建立了强迫劳动营，随后又在通往该州的各条公路上布满岗哨，阻止穷人入境。在亚特兰大市，衣衫褴褛的外来人被判刑三十天，解往富尔顿县用铁链锁成一串，强迫劳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埃里克·塞瓦赖德才二十岁，就已经成了流浪汉。后来他回忆说：“我们当时说某个城市好不好，就是看那里的市民是否乐善好施，看铁路货车场的警察是否脾气和善。只要有一条路可走，谁都不想到怀俄明州夏延市去。那里的车场，往往不只有警察拿着棍子追，还会有手枪打过来。要是想从夏延市走到另一个车站，路又那么远。”

　　这些漂泊无依的人是什么人呢？基本成员是长期流浪者，他们的“丛林”（露营地）可以让别人暂时栖宿，但是多数还是头一回远走他乡的。其中有两手空空的分成佃农，有因为大旱三年，田庄被扣，只好离乡背井的农场主，还有一大批刚从中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衣裳破烂的青年人，当时叫作“走投无路”的一代。塞瓦赖德本是银行家的儿子，其他青年也有不少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爱到各地跑跑，这本是美国人的传统。美国人喜欢说：“别嫌我们风尘仆仆，”“要发迹就得出门。”“我要到处走走。”“老子逛地方去”。失了业，就一家人挤进一辆旧汽车，乐观地漫无定向地四处找工作；可是到头来，却一贫如洗，浪迹天涯。

　　牛顿·D.贝克当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些人是我们邮局在信封上标着‘地址不详’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谓‘过路人’。这里边有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有大学毕业生，也有从没进过教室的儿童。临产的孕妇，生病的婴孩，还没生过孩子的年轻夫妇，一辈子干一种活、忽然失业的愁眉苦脸的中年汉子——所有这些人天天奔波、流浪。有社会情况不安定的国家，就有这种生活不安定的人，我们常常想起沙漠地区的游牧部落，而今我们也有了大萧条时期的流民了。”他说得很对。在每个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里，都有若干衣冠楚楚的人。预审法庭的法官无法知道，那些犯了流浪罪，带到他们眼前的，是些什么人物。有一个被告承认，他在布鲁克林区空地上睡了四十六天，谁知道他竟是个科罗拉多大学毕业生，还曾先后在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过，当过土木工怪师呢。另一个被告是二十年代最出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住在规定要拆除的危房顶楼上，天天读着自己的旧菜谱，越读越伤心。

　　中产阶级是破落得迅速而令人痛心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水库工地上干粗活的工人当中，有好些先前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还有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个密苏里州某银行的前任行长。在芝加哥市，有两百名妇女在格兰达公园和林肯公园露宿。她们一无窝棚，二无铺盖，什么遮身保暖的东西也没有；到了晚上，就躺在冰凉的地上打颤，直至第二天黎明。在纽约州的巴比伦，长岛警察发现有一个注册护士在一个私人庄园的槭树丛中捱饿：整整两个星期，她都睡在一堆破布和新闻纸当中。在衣阿华州的奥斯卡卢萨市，有一个失业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准备在一个上头扯起帐篷的地洞里度过第二个冬天。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谈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

　　1932这一年，名作家也在赤贫者之列，其中有些留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的记载。约翰·斯坦贝克用猪油加草木灰和盐做成肥皂来洗衣服；他连寄稿件的邮费也付不起，是代理人代付了，可是稿件却没人要。后来他回忆说，那时的流民，一想到害病就不寒而栗。“生病也要有钱才生得起。看牙医我看不起，所以牙齿一颗颗烂掉了。”斯坦贝克当时是在乡间，如在城市住下等客栈那就更糟了。托马斯·沃尔夫常常上纽约市政厅前面的公厕，他看到人们在那里一边争马桶，一边从破外衣的口袋里掏出些面包皮或者粘着臭肉的骨头来啃。他说，那里的流民：

　　『在经济总崩溃中，就象破船烂木，随处漂流。其中有的是诚实而正派的中年人，他们贫穷劳累，满脸皱纹；有的是青年男子（十几岁的不少），满头长发，从不梳洗。他们穿城过镇，到处流浪；或是搭乘铁路上的货车，或是揩油坐私人汽车。这些人都是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美国男性公民，他们走遍了整个美国，冬天到了，才在各大城市集中起来；忍饥受饿，到处碰壁，肚子空空，前途茫茫。心烦意乱，辗转奔波，到处找工作，到处找仅能糊口的面包，可是就是没法找到。这群流离失所的人现在来到纽约，来到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挤成一团，歇一下，暖一下，暂时不再乱闯乱跑。……这种情景是那么丑恶，那么令人作呕，使你感到十分难过，简直无法形容。』

　　多年以后，林登·约翰逊太太还记得，她丈夫在想出法子，让孩子们都“离开货车，正正经经地干工作”的时候，曾经多么得意地狂叫过。青年失业，到处乱跑，流民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在美国儿童福利局和全国旅客服务社的工作人员看来，有时好象全国的青年都在铁道上受折磨，一直到死。1932年，买票坐卧车的旅客只看到一两张卧铺上有人，可是躲在车厢底下和棚车里面的却数不清。平均每天有七百个无票乘车的人经过堪萨斯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告说，在十二个月里，管车人就从货车上赶出了六十八万三千名这样的人。火车开了，还呆在车厢下面，是危险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开会，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密探长米切尔曾到会作证，他说他在本子上记下有三十八万七千三百一十三名失业的人无票乘车，其中三百三十五名因失手伤亡。人家请他讲得详细些：

　　『科斯蒂根参议员：你看到人们在这种条件下旅行，对健康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米切尔先生：在冬天，健康状况……是个严重问题，衣裳单薄、体质很弱的人，天寒地冻还留在车厢外面，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看他们要不得肺炎才怪呢。
　　科斯蒂根参议员：危险很大吧？
　　米切尔先生：是的，先生。』

　　还有别的危险呢。四十年前，男女界线是分明的。姑娘们第一次加入流民队伍，常常女扮男装。但是她们很快就让人看穿了。比方，她们首先就没有男子那种力气和胆子，不能白天躲在涵洞里，等载运农产品的卡车一过，就跳上去抢东西。为了活命，她们只得向同路人出卖肉体。然而，一场交易通常代价只有一角钱。为了这一角钱，她们不但有怀孕的危险——九个月以后也未必能够找到医生——而且最后还可能染上性病。

　　南方各州还有另外的危险。那时不分白人黑人，一起挤上货车。黑人跟白人性交是犯罪的，所以白种妇女如被怀疑做了“黑市买卖”，常常就推说这是强奸。这样一来，她那个顾客就得被打死。事实上，前一年在由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开住亚位巴马州斯科茨博罗的一列敞篷慢车上就发生过这种事，在三十年代，自由派曾为被告仗义执言，使这个案子成为重大案件之一。案子是九个失学的黑人青年被两个犯案累累的南方白种幼织女工指控，说他们恣意非礼，因而被判处死刑。女工当中有一个在作证时满嘴粗话，连报纸也不敢登载。此案经过无数次上诉，最高法院还两度驳回原判，可是还是要到二十年后，关在牢里的最后一个黑人死于癌症了，才算结束。共产党把这一件“斯料茨博罗青年冤狱”公布于世，美国黑人知道了自己人这样无辜受害，愈想愈感到绝望，后来就起而斗争。

　　然而，在1932年，即使你不是黑人，过流浪生活也是要吃尽苦头的。坐牢常常被看作享福。正如密探长米切尔对科斯蒂根参议员所说，在警察声言要逮捕那些流民时，“他们便笑着说：‘正好。这样一来，我们倒有个睡觉和吃饭的地方了。’”为了弄清为什么他们宁愿吃牢房里的饭，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托马斯·迈尼汉特地穿上破农服混进一群青年流民当中去。他发现，要有吃的，就得排队领面包。领面包的地方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教堂，或者是慈善收养院，或者是救世军流民收容所，或者是市办救挤站。准确点说，这应该叫作施汤站，“而且所施的汤一律是——我亲自吃过——清谈如水，既不热，又无味。就给这么一点汤，那怕是隔宿面包也不给，苏打饼干当然更没有了。一碗汤只有一小杯那么多，”而且再也拿不到第二碗了。如果领过一两天，还不准你再来领呢。

　　迈尼汉到处都看到营养不良的症象：肋骨突出，肚皮凹陷，胳臂和腿上皮肤松松地包着骨头，饥容满面，神情焦躁。牛顿·D.贝克问道：“难道我们能让年青一代的健康这样备受催残吗？”可是人家认为他是一个多嘴多舌的政客。等到八年之后，大萧条时期的儿童都长大了，应征服兵役了，他的话才证明是对的。国民健康委员会主任约翰·B.凯利（格雷斯·凯利的父亲）发现，受体格检查的青年男子，有百分之四十不合格，不合格的应征者多半是有牙病。其他疾病最常见的是视力差，其次是心脏和循环系统有病，再其次是臂部腿部出现畸形，或者神经失常。此外还有种种看不见的创伤，那是在流民露营地里得来的。在那里，盗窃犯、吸毒犯和有痼习搞同性恋的（有一个大汉想只花二角五分钱就诱奸年青的塞瓦赖德）给了他们不少伤害。

　　但是亨利·福特【有名的汽车大王（1863－1947年）。】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嘿，到处流浪，这才是教育青年的最好方法呢！他们只要流浪几个月，得到的经验就比在学校里读几年书还要多。”要说胡佛总统不赞成福特的话吧，他可从没吭过一声。凭他的经历，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理由要反驳福特的意见。不过胡佛倒是不忍看到别人受罪的，所以尽管威廉·艾伦·怀特再三劝他去看看穷人怎么排队领面包，怎么拿救济品，他一次也没有去。他坐着轿车出去，在绕过街角时从不回头看看那些卖苹果的失业者。自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以后，胡佛从没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到各州走走，只有1932年秋天才出去走了一趟。只有那一次，他才在黑夜里，从戒备森严的车厢望出去，首次看到自己治下的美国人民成千上万地露宿，遍地营火。露宿的多半是青年男女，据吉恩·史密斯说，他们“白天在公路上乱跑，晚上就在路边过夜。”

　　胡佛曾经考虑过节约白宫的膳食，可是后来认为，总统也节衣缩食，这对美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太不利了。每天傍晚，他打好黑领结走进饭厅——他是最后一个坚持穿上礼服进晚餐的总统——向他那七道菜奋勇进攻。1928年共和党竞选总统时，有个记者曾经为他想出这么个竞选口号：“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每家车房里有两辆车。”这位记者现在已经穷得要命，靠贷款来养活他那三个孩子了，但是胡佛还是认为，如果总统自己一家人也不相信美国会恢复繁荣，那全国人民更将陷于绝望了。

　　总统所吃的东西，往往是不合时令，难于找到的，桌上摆的鲜花也是这样。一个特制的保湿烟盒装着又长又粗的雪茄，那是按特定规格在哈瓦那用手工卷制的，总统每天要抽二十支。胡佛一家进餐时，有好些人在周围侍候着：有一名男管家，有一些仆役（身材都要一样高）。他们笔直地立正，鸦雀无声，主子不出声，他们就不得动一动。每个门口都有海军陆战队派来的值日官，穿着蓝色礼服，威凤凛凛地站在那里。还有些穿着童话世界里的制服的号手，总统每次吃晚饭，那怕只有夫人一人陪席，在入席或是退席时，号手们照例都要吹响那光闪闪的喇叭。胡佛觉得他的太太很了不起。她能流畅地讲五种语言，还是美国女童子军的司令。她的食谱据说是白宫历史上最讲究的。不过胡佛吃饭总是那么狼吞虎咽，他的夫人有时怀疑总统是否会食而不知其味。

　　胡佛执政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全国都觉得他是个不可理解的人了。有一个得克萨斯州人写信给一位到首都请愿的退伍军人，他这样挖苦胡佛说：“胡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放救济品的人，你近在咫尺，肯定不愁没得吃了。”然而，胡佛以前确是那样的人。他拯救过大批比利时饥民的功劳，直至现在，仍是年代悠久的美国人道主义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马克西姆·高尔基写过这样的信给他：“你把三百五十万儿童、五百五十万成年人救活了。”芬兰语新添了“胡佛”这个动词，它的意思是“帮助”。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全国人民越来越恼火，脸色越来越难看，传说也越来越多：有人说胡佛在比利时办救济事业发了大财；有人说连狗都本能地讨厌胡佛；还有人说他是1932年3月把查尔斯·林白的儿子绑架并加以杀害的主谋。用破铁罐、纸板和粗麻布搭起来的棚户叫做“胡佛村”（纽约市曼哈顿区就有两个大胡佛村，一个在河边车路下方，另一个在中央公园的尖顶方碑附近）；“失业的”（原来是个形容词，这些年变成了名词）手里提着的装破烂的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乡下的贫民把破汽车前部锯掉，套上骨瘦如柴的骡子，叫做“胡佛车”（政府想改名为“不景气车”，但没人买帐）。在公园长凳上躺着过夜的人用旧报纸裹身取暖，叫做“胡佛毯子”：衣袋翻过来，一个钱也找不到，叫做“胡佛旗”；野兔被饥饿的农民抓来吃，叫做“胡佛猪”。杂耍演员插科打浑说：“什么？你说生意好起来了吗？你的意思是说胡佛死了吧？”有的还说：胡佛向财政部长梅隆要五分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梅隆回答说：“这里是一角钱，你把两个都挂了吧。”

　　按照二十年代的标准，胡佛本来算得是一个自由派政治家；现在让人这样挖苦，这可真是命运的捉弄。在他精神奕奕地当商业部长的时候，柯立芝总统取笑过他，说他这人是“奇迹创造者，”“了不起的人物。”胡佛规定商营广播由官方管理，无线电波不能由私人垄断，共和党内那些保守派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在宣誓就职那天，胡佛一心要做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他想控制各种工业，为公众谋利益。这种政策，共和党并不太赞成。他的就职演说开头几段刚由记者用电报打到《芝加哥论坛报》社，社长麦考密克上校就拍电给华盛顿分社说：“胡佛这个人不行呀。”胡佛严厉批评过柯立芝总统和梅隆部长决定的低利货款政策，他断言这对经济不利。他继任总统以后，第一步就是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缩信货，以免美国经济遭受太大的打击。

　　可是，到了事情不妙时，就可以看出他毕竟不是那么离经叛道的。原来他的所谓“控制工业”，不过是指由政府加以监管和协调。他说，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创造“一种有助于私人企业健康发展的条件”。他还说，摆脱经济萧条的唯一“正当”做祛是各人自己想办法：美国人民看到“各大厂商、各铁路公司、各公用事业、各商号和各公务人员”那么尽忠竭力，应该振奋起来。但是广大民众从1932年起就看请楚，那些大工厂主和跟他们同恶相济的人都是一伙骗子，所以出现了信用差距，而且这差距还越来越大了。

　　可是对这一点总统装作不知道。他是一个竭力鼓吹后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08－？）。】所谓“传统的聪明办法”的人。他认为金本位制是神圣的，甚至在十八个国家（由英国带头）已废除了金本位制之后，他的看祛还是不变。他相信平衡预算是“必不可少的”，“绝对必需的”，“经济复苏的最基本的因素”，“国家的无上需要”，“一切公私财务获得稳定的基础”。虽然1932年他已经弄得联邦预算出现了四十亿元赤字，他仍然坚持这种意见。到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政府必烦想点办法了，便创立复兴金融公司来支撑那些岌岌可危的银行，并且还同意支出两千五百万元给农民买家畜饲料，不过有个附带条件，那就是拨款十二万元救济饥民的议案，国会必须把它搁置起来。

　　今天看来，这些主张是荒唐可笑的；但当时那些有识之士却把它当作圣经。《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争辩说：“如果联邦政府救济饥民，这就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这将象英国的失业救济法一样，有使工人不想干括的危险。美国总商会会长赛拉斯·斯特明说：“要是国会通过失业救济法的话，国家就一定走下坡路。”人人都知道英国是怎么变得精神萎靡的，因为《美国杂志》已报道过，在英国，那些把小酒店挤满的醉汉，都是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亨利·福特宣称，实行失业保险只会使更多的人失业，人们认为这话完全正确。《幸福》月刊聪明无比的编者说，如果让非经济性因素侵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良好作用就会被破坏，所以工商界人士不要以为自己应对社会负什么责任。沃尔特·李普曼主张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可是连他也坚持说，款项应由各州立法机关筹措，而不应由国会拨给。

　　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所以需要一个为实业界服务的政府。他还进一步指出：“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那里做礼拜。”在共和党执政的二十年代，办实业不只是赚钱的手段，它还成了教育界、出版界、乃至宗教界所崇拜的对象。这一类的虔诚的祟拜者都在读着布鲁斯·巴顿那本关于耶稣基督的畅销书，书名叫《不为人所了解的人》。书中有许多妙论，其中之一是：如果耶稣在世，他也会到广告社去当会计主任。那些自小听过收师说耶稣出身于木工家庭的人，会觉得这种说法是很惊人的。

　　时世越艰难，胡佛对实业界的信心就越足。他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因而在改府极端需要增加岁入的时候却缩减了税源。他任命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G.道斯为复兴金触公司的总经理，道斯就从公司里拿出九千万元借给自己的银行。不过全国性难关还是过不了，总统只得请梅隆出主意。梅隆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自由竞争，对于竞争失败的人不给任何帮助】，所以他回答说：“凡是破了产的，不管它是工会，是股份公司，是农场，是地产公司，一律要清算它的财产。”正如加尔布雷思后来写的那样，看来几乎每个被胡佛请来提意见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传统的聪明办法，提出不少把事情搞得更糟的建议来。”

　　多年以后，理查德·尼克松得出结论说，“胡佛是不幸的，他那个总统做得不得其时。”没有疑向，胡佛是竭尽全力去寻求解决办法的。他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有远见地提出缓收各国战债，甚至削减了自己的薪金。他觉得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他以为，他那所谓“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最后还是会得胜的。

　　总统反复说明，教济穷人必须靠私人捐款和地方政府或州政府自己筹款。当然，在纽约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创设公共福利部之前，哪一个州都不曾有过这么一个部门；不过后来各州都不得不照样做了。但是这时胡佛总统还坚定地说，美国政府决不仅仅为了表示自己在“想办法”，就搞什么不负责任的试验。1932年5月20日，他写信给一位提倡举办公共工程的人说：美国不可能“靠乱花钱得到繁荣”。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了一项二十亿元的救济法案，胡佛把它否决了，并且发表一篇措辞严厉的咨文，称之为“空前未有地滥用国家巨款”的议案。他补充说，“我们的国家不是以分肥自利为基础的，我国成为伟大的国家，也不是靠政治上互相捧场、讨好得来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当局开始发现所谓“外来的煽风点火的人”了。他们说，煽动群众胡作非为的总是些陌生人，决不是那些“值得同情的穷汉”。早在十年之前，胡佛就在他的著作中流露出藐视无知愚民的思想。他在一本名叫《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的小书中这样说：“尤其要当心群众！群众只有情感，没有头脑，不会想法子。群众容易受骗，会任意破坏，乱花乱用，怨天尤人，而且会想入非非，可就是不会建设。”他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群众所发表的那些“破坏性批评”会引起大乱。工人在福特的迪尔伯恩汽车厂外举行过反饥饿游行，退伍军人因索取补偿金闹过事，尤其是肯塔基州哈伦县发生过动乱，所有这些他都归罪于“破坏性批评家”。共和民主两党中的“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们，都把参与肯塔基州事件的大学生作为攻击的靶子。邢些学生被殴打，被监禁，还被县里检察官斥为“少数大言不惭的人，亵渎神明、自命不凡、乱七八糟、离经叛道”。

　　现在回头翻看一下胡佛那些文件，人们有时感到奇怪：这位总统竟把当时的大萧条看作仅仅是公众关系不好所引起的问题。他相信，只要把美国实业界的形象弄得焕然一新，光彩照人，困难局面便会结束了。信仰实业界，这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对“实业界前途缺乏信心”，这是个大罪过。胡佛最初把随着股票市场崩溃而来的不景气看作一种心理现象。他亲自选用了“萧条”这个字眼，因为不象“恐慌”或“危机”那么吓人。1929年12月，他宣称“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过了二个月，他又说最坏的情况将在六十天内结束。5月底，他预言经济将在当年秋天恢复正常。6月，市场急剧崩溃了，但是那时有个代表团前来请他举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他竟还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来晚了六十天。萧条时期已经过去了。”

　　批评家们已经多次驳斥了总统的预言，但1930年12月2日，他在提交国会的咨文里（当时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的局面快要改变，民主党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了大胜，）还硬说：“经济的基本力量没有受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苹果装运公司因苹果过剩，决定五分钱一个，成批赊给失业者们去零卖。第二天，到处都有冷得发抖的小贩叫卖苹果。有人问胡佛这是怎么一回事，胡佛回答说：“很多人丢开本行去卖苹果，因为这更有利可图。”记者们说了些挖苦的话，总统生气了。正如他的秘书西奥多·乔斯林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胡佛此时也象别的总统那样，看得出是七窍生烟，情况不妙了。他已经认为某些批评是“不爱国的言论”。不过，他还不肯认输，考虑着用什么新方法来进行心理战。他对克里斯托弗·莫利说过：“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一首好诗。”1932年春季，他又对鲁迪·瓦利说：“如果你能唱出一支使人们忘记经济萧条的歌，我便送给你一枚奖章。”可是这个奖章瓦利得不到，因为他所唱的歌是：

　　『他们总说这是建立理想国，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干。
　　不论有田要犁还是有枪要扛，
　　我不怕出力流汗，
　　我们建筑一条铁路，
　　日夜加班，让火车快通。
　　如今铁路已经筑好啦，
　　赏一角线可以吧，老兄！』

　　可是并非人人都叫胡佛失望。据总统派出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国家当前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法律和秩序向题”，这是说犯禁酿酒卖酒法【1929年到1933年期间，美国联邦法令禁止酿造、运输、出售酒类。】的歹徒太多是当前主要问题。胡佛说这份报告写得很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发言人又说总统的话说得很对，“所谓大萧条产生了不良后果，无非是大惊小怪，夸大其词。”实业家们被总统的乐观神气带动起来，大家也装成很乐观的样子。不过，由华盛顿至纽约那一段宾夕法尼亚铁路，倒给胡佛政府找了一点麻烦。沿线原来竖着几千个广告牌，这时有一半空了下来，看到这，火车旅客们未免迷惑不解，产生了思想问题。后来有些钦佩胡佛总统的人租下了这些广告牌，统统刷上一条标语：“早些时候经济箫条闹得很凶吧？”雄狮俱乐部国际协会认为这样提问题很对头，先前是很萧条，可是已经事过境迁了，于是就搞一个商业信心周，庆祝一番。

　　总统爱看的连环漫画有个主角，叫小孤儿安妮，她老是叫喊说：“老天爷！谁说生意不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博士是没有说过生意不好的，他安慰本校的师生们说“有勇气就能战胜不景气”。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也没说过生意不好，他说大萧条的“高峰”已经过去了。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欧文·D.扬格也没说生意不好，他公开说，“大萧条的危局”曾经出现过，但已经过去了。商业部长托马斯·拉蒙特也没说生意不好，他报告说，“我国银行一般都是稳固可靠的。”《纽约时报》早在1931年元旦就发表过高论，说先前形势坏透，今后必然好转；这也就是说，人们总会把积攒下来的钱花掉，把“破烂的衣物”更新的。

　　报纸上确实没有多少危言耸听的论调。扬斯敦市市长受到了本地报纸的责备，说他想要救济失业是“自找麻烦”；报纸的编者认为，大萧条时期将很快过去，用不着举办什么救济事业了。1932年7月28日，（正是那天，赴京请愿的退伍军人和家眷们象畜性一样被赶出了首都，）国际新闻社发布了头条新闻：“我国各地的发展情况表明，新的繁荣时期的太阳，正在开始穿过经济灾难的云层，冉冉升起。”国内各报在同一周内也出现了这样一些标题：

　　『实业界脉搏加快
　　全国各地工厂重新开工

　　生意好转
　　新英格兰各纺织厂复苏
　　据报有些城市开足马力大搞生产，
　　失业人员都找到了工作

　　东部各州商业复苏方兴未艾
　　资方感到繁荣指日可望

　　马克·沙利文报告说，工商界镇静乐观
　　经济回升已无障碍

　　近数周来各州储备银行
　　情况十分良好

　　预计九十天内生意好转
　　繁荣好景日见增加柯蒂斯估计前景美好』

　　可是，所有这些报纸偏偏都只字不提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就是：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里，有一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到处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没有工作可做。





　　第一部 应运而起（1932－1941年）

　　第一章 最惨的一年

　　1932年8月，一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的人问英国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为此惊呼大难临头，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这两个历史时期至少有一点看来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有人笼统地归罪于“时势”，这所谓“时势”乃是胡佛的隐讳真相的说法。有人又把大萧条同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混为一谈，往往说，“大萧条以来我还没有进过城”；或者说，“过去我常进城，不过那是大萧条以前的事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他说：“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他们无非想乘机替共产党鼓吹罢了。”对于这种含沙射影的指责，失业队伍里着实有不少人竟也默然忍受。他们采取这种态度，其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基督新教的道德观还很有势力。千百万人陷入绝境，当然不是咎由自取，可是社会工作者们却一再说：失业的人自觉羞愧。1932年2月，有个人被房东撵走，他对《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说：“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固定工作了，有时我真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似的。我怎么搞的，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法照顾啦？”

　　由于教养的关系，这样的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当时所说：“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17年后，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剖析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陷入这种困境时是如何的痛苦：“如果他屡试屡败，前程绝望，一个人就很可能再也没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压力，于是满心内疚，只恨自己无能。”某某人宁可自杀也不靠救济过活，这样的报道当时报纸上登过不少。埃米尔·迪尔凯姆【法国社会学家（1858～1917年）。——译者】早就创造了“利他主义的自杀者”这个术语，说这种人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成为社会的负担。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回顾起来，大萧条似乎是产业革命最后来了一次大动荡，由此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前造成的一个间歇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这样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显然也需要相应提高，这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那时有各种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为产量突增不是什么问题，说什么“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实际上是，有钱的人搞股票投机（有些并非有钱的人也做投机买卖），而掮客则提倡一种可说是群众性的投机，怂恿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顾客乱买东西，靠延期过长的赊账的办法来做买卖。

　　由于经纪人到处放账，股票市场基础不稳，终于垮台。影响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销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万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账了，因为他们不管什么商品都一概赊给无力付款的人。“新世纪”的繁荣时期就此结束，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大恐慌，全国惶惶然不知所措。上次的长期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此以后，美国已经高度工业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乡，已经不可能了。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

　　从股票市场崩溃到1932年（大萧条时期最惨的一年），经济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这个下降趋势又因为采取了某些措施的缘故而更加速了。按老规矩说，这些措施本该使经济复兴的，可是事实恰好相反。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物价是不能降的，于是销售量下降了。销售量一减，只好用解雇工人的办法来降低商品成本。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失业了，哪里有钱去买别的工业部门的产品呢？这样，销售额越下降，被解雇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购买力的全面萎缩，结果是：产业工人穷了下来，连累农民也穷；而农民的穷，又回头加深了产业工人的穷。“谁也没钱买对方的东西，”这是一个俄克拉何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话，这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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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6月，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21,974名老学长的后尘，也在拼命找工作了。那时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而且对他们当中好些人说来，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但这年的亨特学院毕业、年刚20岁的西尔维娅·菲尔德·波特可是个例外。她“当时由于好奇”（这是她后来说的），“想弄清楚为什么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为什么大家纷纷失业”，于是就把主修课由英语改为经济学；毕业之后，凭着自己的伶俐的口才，又在一家投资咨询公司里找到个职位。她一边干活，一边开始系统研究金融界的状况，希望有朝一日在这个问题上写专栏文章。【西尔维娅·波特于1935年开始为《纽约邮报》撰稿。】她发现，当时的美国已经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自从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垮台以来，“南海泡影”这个词，一直被用以形容一种没有前途的企业【“南海泡影”是南海公司的诨名。这家公司是做股票经纪生意的，171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取得南海贸易的专利权。因为有利可图，股票价格飞涨，本来是100镑一股，竟涨至1,000镑一股。后来股票暴跌，希望破灭，所以人们称之为“南海泡影”。——译者】。这个“泡影”确是破灭了，它的股票行市竟跌到了只等于极盛时代的13.5％。不过，后来它还是翻过身来，继续做了80年生意。相形之下，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情况就显得更糟。波特小姐毕业时，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已经跌到1929年前的价格的8％。整个来说，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价格，只等于1929年的11％；投资者的损失达740亿元，相当于世界大战全部战费的三倍。全国有五千多家银行倒闭（与胡佛家乡西布兰奇市毗邻的艾奥瓦城有五家银行，全倒闭了），8.6万家商号暂停营业。美国国民总产值从1,040亿元下降到410亿元（1973年估计为21770亿元）。1932年，有27.3万户人家被房东撵走。工人即使谋得一职，每周平均工资也只有16.21元。

　　不过有些行业却是分外兴隆。出售避孕药物的行业一年赚了2.5亿元（当时的青年后来做了爸爸妈妈，早把这事忘了）。在全国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电影（成人票价二角五分，儿童一角）。吸纸烟的人逐年增加，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有害的。“开耳温奈特”牌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机畅销一时。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很兴旺。阿尔弗雷德·C·富勒组织了一批人挨户推销刷子，成绩很好，仅在严峻的1932年8月一个月里，销售额竟由1.5万元增加到5万元，以后更逐年增加100万元之多。有一个名叫J·保罗·格蒂的天才人物，悄悄把好些廉价油井买了下来；太平洋石油公司共有100万股份，他竟在1932年2月掌握了其中的52万股。各地也有个别幸而得手的生意：例如马萨诸塞州昆西市有一家外观挺特别的餐馆，屋顶漆成鲜橙色，外表模仿殖民时代的建筑风格，这时正濒于破产。赶巧街对过来了一家戏班子（第一台戏是尤金·奥尼尔的九幕剧《奇异的插曲》），每晚8时30分中场休息，观众纷纷到这家餐馆吃饭，于是老板霍华德·约翰逊就渡过了难关。

　　但是以上种种都只是例外而已。重工业的关键美国钢铁公司，当时的开工率只达19.1％。美国机车公司不需要好多钢材了，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机车，可是1932这一整年只卖了一台。汽车制造业也不像往常那样大量买进钢材了，一些大名鼎鼎的汽车公司逐渐消失了，什么施图茨汽车公司、奥伯恩公司、科德公司、爱德华·皮列公司、皮尔斯·阿罗公司、杜森贝克公司、富兰克林公司、杜兰特公司、罗科摩比公司等等，都是如此。有个不自量力的人出了一种“罗克尼”牌廉价汽车，要跟福特公司竞争，结果损失2,100万元，本人自杀了事。1932年1月间，富于创造性的细菌学家阿瑟·G·谢尔曼用手工粗制第一辆木制拖车，在底特律市汽车展览会上展出，轰动一时，但全年只销售了80辆。航空运输业也一落千丈，当时的班机有12个座位，可是据商务部统计，平均每班有七个座位是空着的。除了新发明的有声电影外，所有其他娱乐场所都濒临破产。爵士音乐家埃迪·康登整整四年只灌了四次片子，因为唱片制造业的营业额由每年5000万元跌到了25万元。萨莉·兰德能勉强维持生活，是靠她那些著名的扇子舞。记者问她为什么要搞这样的玩意儿，她回答说：“我不脱裤子，就挣不到钱啊。”

　　因为觉得人穷丢脸，所以大家总是遮遮掩掩，不让邻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瞒得过去。对门人家的底细，谁也识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万人那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渐消瘦，只有彻夜同绝望交战的份儿。当然，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其实邻居手头一样紧，恐怕采取的办法也是一样。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有时，某人一连几个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听说他“有事出门”了。如果这人体贴妻子，他是不会对她透露此行实情的，因为其中的辛酸她万万想不到。

　　这样的“出门”人当然是找工作去的。关于找工作，1932年前后传说的可多了，有些听来离奇，却一点不假。确实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第二天好占个排头。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确实有人出钱买工作做。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确实有5,000人来应聘。华盛顿州确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想人家雇他当救火员（此事第72届国会的劳工问题小组委员会有证词记录在案）。《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俄国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机械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工、电工、售货员、印刷工、化学家、制鞋工、图书管理员、教员、牙科医生，此外还有洗染工、飞行员、殡仪工人各一人。

　　虽然纽约本市已经有100万人失业了，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各州到纽约来找工作，这些异乡人中有少数加入了在曼哈顿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钱的7,000“鞋童”的队伍，又有少数插手走私运煤的勾当（纽约市10％的煤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进来的）；但是大多数只是混迹在市内那82条长龙里领面包度日。如果身边还有一角钱，还可以在充满汗臭和消毒药水气味的小客栈里睡他一宿；如果身无分文，就在街上捡些报纸当做铺盖，到中央公园、地下铁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场去过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做丈夫的这样出去走了一趟之后，钻进空货车或者趴在车底下，又回到家里，不免同妻子合计，看看家底子还能维持多久。于是变卖结婚戒指，抵押家具，凭人寿保险单借钱，或者干脆向亲戚求援。下一步往往是想开个夫妻店。原先装作有钱，这时在街坊眼里可露馅了：院子可能改成小型高尔夫球场；男的可能开个“客厅杂货店”，女人可能给别家太太洗头、卷发、修指甲，每次一元。马萨诸塞州失业纺织工在房间里安上织布机；康湿狄格州有很多人家往铁丝上穿别针，全家起早摸黑，一星期只挣得五块钱。

　　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成功的寥寥可数，因为有钱买东西的人实在太少了，最后只好承认失败。当父亲的跑到市政厅去说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请求列入贫民册。由于统计错漏很多，当日究竟有多少贫民，不得而知，总之，大约有1,500～1,700万人失业，大多数是一人养活全家的。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户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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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松总统任内，美国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2％，因此，40年前美国还有25.1％的人口靠农业或者想靠农业过活，这一点人们现在是很难想像了。这些农村人口没有分享过什么“新世纪”的繁荣；他们的处境全国早已公认为不可忍受，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只不过使他们更惨罢了。1932年，有个记者说他一看到美国农民便想起报纸的星期画刊上那些蒙古农民；饥荒就在眼前了，它的阴影笼罩着美国莽莽大平原。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1558～1603年。——译者】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来没像现在这么低过。一蒲式耳【约合36升。——译者】小麦的售价不到二角五分，一蒲式耳玉米是七分，一蒲式耳燕麦一角，一磅棉花或羊毛五分。糖每磅只值三分，猪、牛肉每磅二分半，200个一箱的苹果，如果个个完好，才卖四角。

　　把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按市价折算，一车燕麦还买不到四元一双的“汤姆·麦坎”牌皮鞋。一车小麦够买这双鞋了，但是每英亩土地要付三元六角的押款利息，又要付一元九角的捐税，农民每收一英亩小麦，就要亏一元五角。以棉田活来说，身体最壮、手脚最快的男工，从早干到黑，整整14个小时，摘300磅棉花，却只能拿到六角钱。用玉米棒子当燃料，比卖玉米买煤烧还合算。肉价惨跌：一只羊送到市场，运费一元一角，售价不足一元。蒙大拿州有个牧场主，赊到了一些子弹，花两个小时把一群牲口全部杀了，扔进山沟，由它烂去，原因是卖牲口的钱还抵不过饲料。他临行时嘟嘟囔囔地对一个记者说：“唉，这也算是对付萧条的一种办法吧！”

　　由于农业品价格惨跌，数以万计的通告出现在住户门柱上和各县的法院门口，宣布这家那家农场债务不清，不准赎回。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农场都被拍卖掉了。共和党的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对胡佛总统说，他应该去看看中西部的情况。怀特写道：“农民们，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经抵押出去，谁都知道农产品既然跌到今天这个价钱，他自己迟早要完蛋的。”农场主破产了，连买捆东西的绳子、修理东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种子都拿不出钱了，这时放贷的银行就取得了农场的产权，一变而为遥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种这块土地的人却沦为佃户。乡下的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烤火；城里的千百万人却买不起那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黄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鸡蛋每两打四角一分）。买不起的原因是失业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还有工作的人，工资也低极了，叫做“饿不死人”的工资。

　　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他们。总统不赞成减工资，也说过话，但是又反对用法律规定每小时工资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国钢铁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减工资时，工人们竟毫无办法。整个劳工运动几乎烟消云散了：劳联会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到220万，只占劳工总数的6％。1932年，曾发生过多起拼死斗争式的罢工，但都以失败告终。许多矿工每月工资只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过磅员的卡压，还得在煤矿公司所开的商店里高价购买生活用品。他们一反抗，资方的武装狗腿子就伙同国民警卫队实行血腥镇压。联合矿工工会势单力薄，只能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别无他法。

　　在林恩和洛维尔这类新英格兰工业城镇里，只有1/3的工人还有工作，忍受着农奴般的待遇。有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里被捕，说是犯了“流浪”罪，送进法院，最后又勒令回到原厂。因为找工作的人太多，雇主便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工资低到每周五元。芝加哥市有人做过调查，据说多数女工每小时工资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1932年，伐木业每小时工资减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业是七分半，砖瓦制造业六分，锯木厂五分。在大萧条时期之前，马萨诸塞州各纺织厂很少要求熟练工人在一天八小时内看管20台织布机的，可是在采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劳动强度制”之后，作家路易斯·阿达米克亲眼见过，竟有些十来岁的女童工要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看管30台宽式织布机。

　　在布鲁克林区的“血汗工厂”里，15岁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挣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时，报酬是二元三角九分。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劳工局长报告说，本州有一百多个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时代》周刊写道：“无法无天的雇主”已经“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领取救济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胡佛总统仍然不肯从国库拨款补助，因此在大萧条临近第四个冬天的时候，整个救济机构已是摇摇欲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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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参议员发表意见说，现在工人每周只有一两天的工资，实在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给工资要看工人的需要？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我是按效率给工资的。至于社会福利之类，本人是作为宗教事务来处理的。”无疑，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尽了责任了。正如《财富》杂志所说，当时的理论也同过去的一样，以为有了私人办的慈善事业和公私合办的福利机关，老弱病贫的人就都得到照顾了。

　　可是实际上行不通。大萧条一方面使要求救济的人数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济金的来源陷于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只占救济金支出总额6％，于是便有三千万人左右要依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了。不幸得很，这副重担子，地方政府却挑不起。自从1930年以来，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约有90％来自房地产税，但是按大萧条时期的币值计算，房地产的估价实在高得荒唐。房东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纳税；房产有没有收益，法律不管，税额不能减。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济过活的，救济金又不包括房租，房产税还是要照缴。于是房东便千方百计要房钱，他们怒从心头起，最初是要把无钱交租的住客统统撵走。纽约市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费城也一样，多家踯躅街头，因而小女孩们竟编出一种新游戏，名曰“撵房客”。

　　但是，赶走住户，空出房子，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只能使有产者更加不得人心，却不能使他们有钱上税。结果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萨姆纳·H·斯利希特教授对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失业的人，几乎都暂缓交租了。”各市区和郊区，欠交房地产税有20％～30％。城市少了这笔收入，便削减公用事业。于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残破不堪，冬天冰雪载途，无人清扫。由于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芝加哥市有两年全无入息，只好向银行借贷。市内那60万失业人口，更弄得它焦头烂额。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又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接受救济是为人所不齿的。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市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领取救济金的人参加选举。这一招在马萨诸塞到俄勒冈等十个州是不需要的，因为这几个州的宪法早已规定选民必备的财产条件。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要病人保证交医疗费才收；有一个孩子需要开刀，转诊医生【这种医生设有私人门诊但没有手术室、住院部，将需动手术的病人转到别的医院治疗。——译者】竟劝外科医生，且等孩子父母答应付1,000元再说。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有两个大夫在当地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分娩，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纳税人协会竟想不准领救济的孩子上学；有些获得公家资助的人家，竟不获准进教堂做礼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最后获准领取救济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据《财富》杂志报道，在某些工业城镇、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里，“所谓救济事业不过徒有其名”。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25％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救济金顶多只够买粮食和燃料。领救济的人家，在股票市场大崩溃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过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身为一家之长，那浑身打扮竟像歌舞杂耍剧中的流浪汉：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头上那顶凉帽是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脚下那双破球鞋贴满橡胶补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两只不一样；除此之外，披上一张老羊皮短袄，既臭且脏。

　　公职人员同领救济的人往往无法区别，因为他们的财源相同。一般地说，地方士绅们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因为那时大家都担心治安问题。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生活比别人来得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来资助施汤站呢。学生每年增加二十多万，学校就得进一步节约开支。教室不够，书桌就摆在走廊里，有炉子的活动房子里，甚至洋铁皮棚子里。音乐课和美术课取消了，教科书是这学期用了给下学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损，字迹模糊，残缺不全。教室越来越挤了，最后，竟连教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到1932年为止，只因教育经费不足，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员，只得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吃派饭”。俄亥俄州德顿市的学校每周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学校有停课十个月以上的。在堪萨斯州，因为小麦一蒲式耳只卖二角五分，所以乡下的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个月薪水，合计280元。艾奥瓦州的教员每月薪金40元，只及华盛顿政府所说的产业工人最低生活费的一半。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员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他们拿保险单借支了112.8万元，并向高利贷商人借了23.2万元，年息是42％。尽管自己挨饥受饿，这些教员竟还从干瘪的腰包里掏出钱来养活1.1万名小学生呢。

　　对教员、救济工作人员和警察来说，穷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过的了。30年代初期，还没有人骂警察为“猪猡”。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坏罢工，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他们同工人一样，也是受剥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车厂血腥镇压“反饥饿游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长就开除了162名警察】。纽约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来就在自己执勤的那些最贫困的市区向穷人分发救济粮，赈款由本市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捐助，占他们的收入的1％。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他们这样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对于那些规规矩矩可是陷于赤贫的人，官方责无旁贷。可是承认这一点的不是上层人物，而是那些在贫民区里工作的最下层公职人员”。

　　不过，目击那些最凄惨的情况的还是教员，因为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惨的人就在教室里。1932年这年最可怕了，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去吃点东西，她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又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们就要这样做啦。”一个名叫莉莲·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人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你看见了没有？”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怨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孩子的权利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牧师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可是胡佛总统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干脆骂总统撒谎，它说：“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不少。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29人饿死，另有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胡佛总统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

　　那年头，富裕的美国人认为把吃剩的施舍给没饭吃的同胞，就算是大发善心了。纽约吉斯科山的麋鹿会【一个美国慈善机关，1876年成立。——译者】和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吩咐仆人，要把残羹剩饭送到穷人手里。《布鲁克林之鹰》报建议设立一个总站，请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残汤剩菜送到那里，让穷人分享。俄克拉何马市有一个名叫约翰·B·尼科乐斯的煤气公司经理草拟了一份计划，呼吁饭馆、市民俱乐部和旅馆的厨师把残羹剩菜装进“容量五加仑的干净铁桶，标明里面有‘肉、豆、马铃薯、面包等等’”。这些铁桶由救世军收集，分饷失业者。与此同时，农民还送来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捐献柴火的偏偏又是农民！）。这位经理给陆军部长赫尔利写信说：“我们预料，有些不值得照顾的人有时会来找点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不怕麻烦，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值得照顾的人才能得到照顾。”赫尔利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力劝政府采纳。但是胡佛属下的紧急就业委员会主任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误解，便把方案否决了。

　　尼科乐斯、《布鲁克林之鹰》报、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会员和麋鹿会会员们似乎从没想到，更富于戏剧性的解决办法已经近在眼前。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这个鲜明对比已经有人在考虑，而且觉得未来事变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了。托马斯·沃尔夫时常站在纽约的公厕里同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们交谈，谈到他再也不忍听下去，便踏着阶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见“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在冬夜寒光中闪闪发亮。伍尔沃思百货大楼就在不到50码开外，再过去不远是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一律是巨石和钢铁筑成的堡垒，屋顶塔尖放射着银色的光辉。人间不平事，莫过于此了：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那边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

　　※※※

　　逆境一来，美国人向来是要寻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尔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对下曼哈顿区的那些财阀攻击开了。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摆布。回想20年代，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曾经是全国有口皆碑的英雄。不过哈佛大学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总统提出过警告（虽然说也没用），他说，有这么一些东西在威胁美国的经济：“耍手段，玩把戏，甜言蜜语，胡吹瞎说，欺蒙哄骗。”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这种高喊大难临头的预言家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所描写的那样，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对待工商业家的态度竟好比他们已经“发现了什么点金石，能把资本主义那种很不稳定的局面一变而为永恒繁荣的局面”。梅隆当年曾经名噪一时，大家说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9～1795年任美国商业部长，提倡保护关税，与金融家拉拢，大得资产阶级的称赞。——译者】以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美国商业》月刊说：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证券市场崩溃三年之后的今天，孩子们却唱起这样的歌来了：

　　『梅隆拉响汽笛，
　　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冲。』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三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不过人们觉得，摩根不了解实情，本来不足为奇。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人物，“已经从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这一年，美国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芝加哥有个人叫做塞缪尔·英萨尔，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他掌管的各种公用事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万雇员为325万顾客服务。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元以上。失业的人们在瓦卡大道低处烧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英萨尔大楼，对一些记者感叹说：“为什么那个老头儿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

　　这个老头儿实在无法帮忙，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难题。他那个由控股公司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国快倒坍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师），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库克县的大陪审团【陪审员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审团。——译者】便对他提起公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却从后门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车南下罗马，接着又飞往雅典。他的律师告诉过他，雅典是安全的，因为希腊跟美国没有签过引渡罪犯的条约。当时这种条约确实没有，但是到了11月初，两国的外交官们就签了这样一个条约。英萨尔急忙男扮女装，租了一条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可是结果却被判无罪，因为当时还没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这时说了一句俏皮话：“控股公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贼赃递给同伙，这就万事大吉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越出法律范围，可是已经到了边缘，跟吃官司只相去毫厘了。”为了寻找犯罪证据，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华尔街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人物。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抛空卖出，事后又撒谎骗人。因为生意不好，纽约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撕毁了跟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协定；他还硬要本银行的记账员们和出纳员们按股票市场崩溃以前的价格（每股原价200元，当时已跌到40元）继续分期付款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同时既不要保证也不收利息，就把股东的240万元借给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做投机买卖。此外，米切尔还把证券亏本卖给家人，事后又买回来，这样来逃避联邦所得税。J·P·摩根也用类似的办法钻空子，1929、1930、1931这三年，他一文所得税也没交过。《芝加哥论坛报》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税，却写了许许多多的长篇社论，敦促读者老实纳税，分文不少。

　　安德鲁·梅隆这时也以财政部长的资格追逼那些拖欠税款的人们，可是对自己却采用另一种标准。遵照梅隆的指示，国内收入署署长为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列举12种逃避联邦税的办法。这条新闻使全国为之震惊。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税收专家去审查梅隆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书。结果发现梅隆竟采用了这位署长的五条建议，其中包括虚报赠款若干宗，亏损若干项，借以偷税漏税。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气愤极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众议院弹劾梅隆部长，罪状是“品质恶劣，行为越轨”。但是对梅隆心怀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公开发表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无异犯上作乱。有个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师）尖锐地指责《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他是“向激进分子提供炮弹”。

　　英萨尔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税同样也是合法的。但是尽管当时的税法漏洞百出，有些人还是不免越轨，陷入法网。“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罗伊格曾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系于1802年由拿破仑创立，借以奖励军政界有功人员。现在勋章分五级，大员勋章是第二级。——译者】，是胡佛总统研究欧洲大萧条情况的顾问，大家都认为他诚实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顿的李和希金森投资公司以这位大王所发的证券为担保，发行几百万元债券，那时经理们竟听从他本人的意见，不去查一查他的账。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支大型手枪，在巴黎市内的豪华公寓里关起门来自杀了。人们在对他作了一番颂扬之后，才发现这位大王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盗窃犯，多次欺诈取财，并曾伪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债券。除其他罪行外，他还从对他深信不疑的投资者那里盗窃了三亿多元。

　　新的惊人消息每周都有。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著名的外交家（1891～？）。——译者】有一个堂兄弟是银行家（或者像《纽约时报》那样，叫他做“银行匪”），叫做约瑟夫·哈里曼。因为知道自己的银行快要破产，他便逃到曼哈顿区的一个疗养院里躲起来。警察追得紧，他便化名逃到长岛的一家小旅店里住下。可是纳索市的警察还是找到了他。哈里曼拿一把刀插进自己的肋部，但自杀未遂。他终于因伪造银行账簿和滥用银行款项坐了两年牢。“美国银行”（在美国历史上，在陷于破产的银行当中，这是最大的）的常务副董事长索尔·辛格也因犯有同样罪行而入狱。不久，煤气电力联合公司的总经理霍华德·霍普森（该公司有188,576个股东）又在华盛顿乘出租汽车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经过审讯，查明他犯了17桩欺诈敛财罪。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对于我们过去的上层人物，谁也信不过了。”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众议员评论一件操纵股票案说：“这些人搞的勾当固然肮脏，但是我相信，凡是合伙搞的股票生意情况都是一样。”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个商界巨头，可是他也说：“人家本以为掌握美国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这种信念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

　　从上面所说的事情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用了那种经营方针，不能不认为是绝大的政治错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贷给各州政府3亿元，以供失业救济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万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里，这仅仅等于道斯贷给自己的中央共和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的总额的1/3。胡佛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复兴金融公司。在接到电话时，波默林的口袋里只有九角八分钱，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职的路上，就有十个叫花子跟他要钱，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怪现象。作为政策措施，设立复兴金融公司是失败的。人们说复兴金融公司是“大企业救济所”，它确是专帮大企业的忙的。

　　批评复兴金融公司就像弹劾梅隆部长一样，使麦克阿瑟将军之流大为反感。他们以为，这样会威胁国家的安全。现在，有钱人真的害怕起饥民来了。有个民主党领袖在1932年春天突然遭到一位旧友的抨击【这是指下文所说的史密斯攻击罗斯福，他们都是民主党人。——译者】，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是在纽约市东区贫民窟出生的，15岁便在富尔顿鱼市场当收款员，后来在坦慕尼俱乐部【纽约市的民主党组织。——译者】活动，青云直上，当上了纽约州长。1928年，史密斯同胡佛竞选总统失败，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继任州长。史密斯后来说：“我离开奥尔巴尼市【纽约州的首府。——译者】以后，因为在州长官邸已经住了六年，一号大道我看不顺眼了，便搬到五号大道【一号大道是穷人住的，五号大道是有钱人住的。——译者】去住，房租每年1万元。”证券市场大崩溃后，史密斯仍然有自己雇用的司机，天天坐着一辆高级轿车在曼哈顿区跑来跑去。他是好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事、金融巨头们的密友、帝国大厦的董事长。他再也不是穷小子了，社会地位高了，因此得意扬扬。

　　谁也没想到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在全国联播节目里突然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热情、洪亮、充满信心的声音。这位州长谴责胡佛政府，说政府专门救济大银行、大企业。他嘲笑那些“肤浅的思想家”，说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帮助农民。他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

　　于是，在杰弗逊纪念日【4月13日。——译者】的宴会上，史密斯暴跳如雷。他涨红着脸，气哑了嗓门，说：“有些竞选总统的演说老手总是说我们出了什么什么毛病，这样的话美国人已经听够了，听厌了。”他还说：“我们现在再也不能让政客们妖言惑众了。谁还要蛊惑人心，煽动美国的劳动群众，弄得这个阶级斗那个阶级，有钱人斗穷人，大家自取灭亡，我就要脱掉衣服跟他拼到底！”

　　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史密斯大发脾气，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罗斯福建议的无非是要为挨饿的穷人想点办法而已。

　　※※※

　　罗斯福竞选总统，总部设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331号一所不大引人注目的办公楼里。竞选运动进行得并不顺利。他自竞选州长大获全胜以来，在民主党内一直领先，但是到党代表大会快要开幕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优势。他最忠实的竞选助理人是61岁的路易斯·麦克亨利·豪，此人当过记者，貌不惊人，小个子。他在回答电话时爱说：“这里说话的是中世纪的土地神。”在纽约州外，许多政界人士都讨厌他。不过，在某些论客看来，罗斯福出来竞选总统，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恭维之处。右派的伯纳德·巴鲁克【美国金融界和政界巨头（1876～1965年）。——译者】说罗斯福“软弱无力”；泽西城的民主党头子弗兰克·黑格预言罗斯福在11月的大选中，“不可能获胜”；支持艾尔·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各报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胡佛。”

　　当时纵观民主共和两党的头面人物，能提出进步的、解决国家困难的建议的惟有罗斯福一人。但是自由派对他的攻击却比别人更凶。海伍德·布龙、埃尔默·戴维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都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说他“绝非有高超见解和过人毅力的人”。《民族》周刊的编辑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在5月11日给罗斯福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美国人向来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领袖出现，使美国制度维持下去的，可是你却使我们感到失望。”翻一翻民主党代表大会前各期的《民族》周刊，人们就会看到如下种种的反罗斯福论调：“让他当总统候选人，事情难望改善。”“他这个候选人没有引起什么真正的热情。”“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人民拥护罗斯福当领袖。”“软弱无力，准备妥协。”“在这样的时刻让罗斯福这样软弱的人继赫伯特·胡佛之后当总统，后果势必十分严重，因为人们误信他是一个开明人物。”《民族》周刊还学着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腔调，这样说：“胡佛用另外一个名字还是胡佛。”

　　按1932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规则，想得到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需要2/3的票数。史密斯很快就成为反罗斯福联盟的领袖，4月底，他跟罗斯福都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预选，而且击败了罗斯福，赢得了本州所有36个代表的支持，投票总数是3：1。5月，约翰·南斯·加纳（他是众议院议长，报阀赫斯特支持的候选人，素有给人乱扣“赤党”帽子的作风）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获胜，得到6万张票，其次是罗斯福，史密斯居第三，票数比罗斯福略少。现在罗斯福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在全国党代表大会获胜，那就是跟各州民主党头子讲条件。6月底，民主党人集中在芝加哥（早两个星期共和党人在这里提名胡佛连任总统，有一个代表想提名柯立芝，被芝加哥警察赶出了会议厅），豪在国会饭店第1502号套间开始为罗斯福拉票。他问前弗吉尼亚州州长哈里·伯德说：“你有什么要求？”伯德说他想当参议员。这位“中世纪土地神”追问：“这就是你的要价吗？”伯德说是的。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但是豪说：“好吧，我们让格拉斯或者斯旺森改任内阁阁员吧。”那时搞政治的人，就是这样打开天窗说亮话的。

　　在芝加哥体育场主席台那里，约翰·麦克法官正在准备发表一篇平淡无奇的演说，提出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事先已经通过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政纲，保证把联邦政府的支出削减25％，平衡预算，维护金本位制，采取自由经济政策，只有一项是中听的，这就是废除禁酒法。这时支持罗斯福的人甚至连一首竞选主题歌也还没有选定。《纽约人行道》这首歌，史密斯已抢先采用了；罗斯福家乡海德公园是一个小镇，并无人行道，本来也用不上这首歌。为了颂扬罗斯福先前在海军部助理部长任内的贡献，豪决定用《起锚》这首歌。当麦克法官走向主席台时，豪的女秘书忽然跑进房间对豪说，《起锚》这首歌绝对不能用，因为有一家香烟公司的广播节目已经用过了。她建议改用证券市场大崩溃那年米高梅公司影片《追赶长虹》里的一首歌。这位小姐在第1502号套间的卧室里跳着走着，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打着响指来凑拍子。豪没奈何，只得表示同意换主题歌，抓起话筒说了一句：“告诉他们演奏《幸福的日子又来到》！”这样就给他们那一代的民主党人定下了党歌。麦克法官讲完了话，游行开始，劣质的管风琴就奏出这样的一首歌的调子：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天空乌云尽扫了！
　　让我们重唱一首欢乐之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这首歌固然起了鼓舞作用，但这还不够。经过三次投票，党代表大会仍然僵持不决。有些支持罗斯福的代表动摇了。根据全州统一投票规则，在密西西比州的党核心会议里，罗斯福只要少一票，就要失去全州的党代表票数。帮罗斯福竞选的人们听了长岛的政界人物吉姆·法利【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32～1940年）。——译者】的话，对加纳说，如果他支持罗斯福，就让他当副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担心，如果支持罗斯福的人分为两派，就会选出一个主张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人为总统候选人。加纳听了赫斯特的劝告，同意跟罗斯福做这一笔交易。加纳从华盛顿打电话通知他的竞选经理人萨姆·雷伯恩，加利福尼亚州代表便转而支持罗斯福。挤满看台的史密斯派看见这种情况，可气坏了。这一派的代表不肯让全党一致支持罗斯福，跑到各处撕毁罗斯福的竞选标语。幽默评论家威尔·罗杰斯说：“哈哈！他们今天可是真正的民主党人了。他们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一会儿携手，一会儿翻脸；他们闹得四分五裂，只好休会大吉。这才合乎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啊！”别的评论家却没有那么客气。海伍德·布龙讽刺罗斯福说：“党代表大会翻来覆去，好像螺纹；罗斯福见缝就钻，好像螺丝。”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写道，民主党人选出的是他们党内最软弱无能的总统候选人。《旧金山纪事报》同意这种看法。胡佛总统第二天早晨跟朋友们踢重皮球锻炼身体，也认为门肯说得对。有人对胡佛说，用不着担心，美国人还是倾向保守的；另一个又说，罗斯福是一个毫无办法的拐子【罗斯福因患过小儿麻痹症，两条腿坏了。——译者】，选民不会选他当总统的。就这样，好些闲言碎语开始流传起来了。

　　罗斯福坐上三引擎的福特机从奥尔巴尼飞往芝加哥，因为天气恶劣，中途停了两次，航程长达九小时。在飞机上，他写好了接受提名的演讲稿。候选人接受提名，从来没有谁的行动这样迅速。但是罗斯福认为，当前是大萧条时期，人们必须采取史无前例的行动。他把腿部的支撑套扣好，站在代表们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民主党应该打破“不合理的传统”。他大声说：“我为你们和我自己在这里表示决心，要为美国人民举办新政。”有些代表认为，“新政”（New Deal）这个名词，是把过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公道政治”（Square Deal）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新自由”（New Freedoms）这两个口号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不过记者们随后发现，罗斯福是喜欢随便借用别人的话的。他用的“被遗忘的人”这个词出自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教授1883年的一篇演说。1932那年，作家斯图尔特·蔡斯【美国经济学，社会学家（1888～？）。——译者】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也恰好就是《新政》。一个词、一个主意、一种计划出自何处，罗斯福是不大管的。他的大政方针已见于他在奥格尔索普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说。他说：“如果我对美国人的心思没有猜错的话，美国人非但需要，而且要求进行大胆的坚持不懈的试验……最紧要的是要有所作为。”他已经开始邀请一些教授来提建议。《纽约时报》詹姆斯·基兰把这些教授叫做brains trust（智囊团），后来所有的人，包括罗斯福自己，都用了这个名词，不过去掉了S这个字母，叫做brain trust。

　　如果所谓天才就是极其善于利用各种人才、各种事物的人，那么，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确可算得是一个。约翰·根室把他比做“万向节、配电盘、变压器”，因为通过他，别人的聪明才智就能够得到发挥。过后不到一年，他就变成一个传奇人物了，可是在他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大家觉得他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50岁，宽肩膀，大个子，两条腿瘫痪了，可是胳臂很长，两只手又大又多毛，满是斑点；他华发稀疏，肚皮略大，两只蓝色的眼睛靠得很近，眼底下老是有些褐色的阴影，嘴边拖着两条长长的皱纹，像是一对括弧。毫无疑问，他所接受的是乡绅式的教养，指导他思想的是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的旧道德观念，这给了他不少精神力量。在美国政界人物中，也许只有他把经济问题看做道德问题。罗斯福的自信心是惊人的（有人说“上帝一定是给他进行过精神分析治疗了，”【这是说去了他的思想障碍，因此他毫无顾虑。——译者】），记忆力也是惊人的。他幼年时代在意大利只见过一回的街道和建筑物，长大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条船在苏格兰附近沉没，不知是由于被鱼雷击中还是触礁。罗斯福说可能是触礁，接着就滔滔不绝背出当地海岸涨潮的高度，礁石在水下多深的地方。他最拿手的一个表演（他是爱表演的）是叫客人在美国草图【有符号标志，没有文字的地图。——译者】上随便画一条线，他便顺序说出这条线上有那几个县。他热心改革，一见撒哈拉大沙漠，就想引水灌溉。在当时那个停滞不前、无所作为的世界上，他早已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人物了。布鲁塞尔的《明天报》上有人给他占星算命说：他有许多特点，其中包括理想主义太强烈，主张改革太急切，以及“眼光十分远大”。还说：1941年以后，他将有遭遇意外的危险。

　　罗斯福再三告诫美国人：“要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讲实际，不能走极端。”这种话，理论家们是听不进去的。哈罗得·拉斯基【英国政治学家（1893～1950年）。——译者】嘲笑他说：罗斯福是“想用一颗药丸来解救一场地震”。李普曼说他太软弱，面面俱到，太想讨好。欧内斯特·林德利报道说：美国人渴望有个救世主，不过罗斯福先生“无论看起来听起来都不像救世主”。约翰·杜威【美国哲学家（1859～1952年）。——译者】说：人们认为提名罗斯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害了自己”。劳工组织那时每况愈下，无论是哪一个总统候选人他们都不支持。

　　人们对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不抱幻想了。威尔·罗杰斯的结论是：“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对所有候选人都投反对票。”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因为有个名叫约翰·“羊腺”·布林克利博士的第三党竞选人而岌岌可危；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的地方检察官厄尔·沃伦在竞选连任时，有五六个莫名其妙的人出来跟他竞争。在民主党内，休伊·朗格是否支持罗斯福还有问题，此人乃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霸，到处随身带着手枪。罗斯福认为他是国内两个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另一个是麦克阿瑟将军）。

　　李普曼说：他看不出，罗斯福与胡佛之间“有什么根本原则上的分歧”，左派人士纷纷离开民主党。路易斯·芒福德表示：“如果我投票的话，我就投共产党的。只有共产主义才一心以拯救文明为己任。”芝加哥大学保罗·道格拉斯教授（他后来是民主党中有声望的人物）那时宣称：如果民主党毁灭了，倒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喜事”。约翰·张伯伦在当年9月里写道：谈到进步思想，“不是指望诺曼·托马斯【美国社会党领袖（1884～1968年）。——译者】，便只能指望威廉·福斯特，尽管这两人谁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支持托马斯的人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斯图尔特·蔡斯、埃尔默·戴维斯、梅里斯·厄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民族》周刊的主笔。维拉德仍然在唱那些左派老调，关于罗斯福，他这样写道：“罗斯福谈到了‘被遗忘的人’，但是这些人究竟被剥夺了什么权利，应该为他们想些什么办法，他并没有认真、明确地加以说明。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领袖才能，也没有迹象证明他能应付当前这个非常局面。”

　　这种说法未免过分，但是TRB【《新共和》周刊的一个专栏作者的笔名。——译者】在《新共和》周刊上写道：“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所采取的是骑墙政策。”《时代》周刊也说：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的形象，是一个精力充沛，心地善良，出身名门，但是缺乏大胆改革的信心的人。”这却没有看错。罗斯福只是在9月23日向旧金山联邦俱乐部作过一次真正有激进意味的演说，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的思想主要还是保守的，他主张维持金本位制，平衡预算，让企业界自由竞争。何况他还必须保持本党的团结。民主党左翼有一个休伊·朗格，右翼就有十个像史密斯和加纳那样的人。史密斯说：“我们应该不再谈什么‘被遗忘了的人’和阶级差别了。”加纳还让人捎话给罗斯福说，如果他“思想”太激进了，有人会“踢我们，踢得我们屁滚尿流”的。罗斯福并没有太激进。他的演说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好些话似乎只反映出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他在匹兹堡市所作的演说更是十分错误。他的智囊团新成员里有一位休·“铁裤汉”·约翰逊将军，是巴鲁克的朋友，又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后来还在墨西哥边境上跟乔治·巴顿是战友。他在儿时爱唱这样一支歌：“别人都是坏家伙，只有休·约翰逊很不错。”目前，他仍然抱着这种态度。依他看来，智囊团里别人都是坏家伙。罗斯福坐火车到各处竞选，智囊团不在身边时，他说服了罗斯福，怂恿他接受了在民主党竞选纲领里写下一条，把联邦预算削减25％。四年以后，罗斯福又听到了这种意见。

　　但是，就听众来说，罗斯福在关税和动力工业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还不如他的风度那么值得注意。他们看到的是一位仪表堂堂的好领袖：狮子般的头昂起来，目光炯炯，烟嘴朝天翘起，海军大氅披在宽大的肩膀上，何等潇洒大方。他的风度极其热情、亲切、尊严；他总是微笑着，开口就是“我的朋友们”。他的演讲虽然没有充分阐明政府的政策，可是话说得很精彩。报刊的编辑们读到罗斯福这样的话，“在我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免不了要嘀咕一声。可是参加投票的人民却觉得罗斯福显然是满怀诚意的，因而深受感动。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话清楚具体，比喻通俗。罗斯福关心人民，这一点人民是感觉到的。参加这次竞选运动，对他自己和美国人民都有教育作用。他在横越大平原西进的路上第一次看清楚美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到了怎样危急的地步。他对一位朋友说：“我细看了几千个美国人的脸孔……他们的神色都像迷路的孩子那样彷徨。”

　　胡佛总统这时回到了白宫，他觉得精神振作起来了。罗斯福的演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文摘》杂志的民意测验预言罗斯福将获胜，这可能帮了罗斯福一点忙；打赌的人认为胡佛会输，赌注为七比一，这也可能提高了罗斯福的声望。但是，最大的意外却来自缅因州。这个州当时还是照例在9月里举行选举，结果选出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和两位民主党众议员。自国内战争以来，这是共和党第一次在缅因州失手。1928年竞选总统，胡佛曾在40个州获胜，如今在缅因州竟败于民主党，这使他大惑不解。他告诉秘书说：“我们必须斗争到底。”他以前说过，竞选运动进行四个月以后，罗斯福一定会失去工商界的信任，而在他的心目中，工商界是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左右选举的结果的。有些企业，例如福特汽车公司，事实上已经通知所有职工说：“为防止时局恶化，争取情况好转，你们一定要选胡佛当总统。”但是工人们显然不听老板的话。除此以外，共和党里还发生了惊人的叛党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竟都跑到对方去了。

　　于是，胡佛穿上短筒皮鞋，戴上硬胶领，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了。他能活着回来，算是走运。他是有心使用卑劣手法的，他曾向一位阁员说：美国人“恨”共和党政府当局，所以要取得胜利，惟一办法是“吓唬他们，让他们担心罗斯福会做坏事”。他在得梅因市谈到自己的关税政策时说：“如果保护关税取消了，成百上千的城镇就会变成一片荒芜，几百万个农庄就要长满野草。”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嘲笑，还推着“胡佛车”四处游行，车上写着这样的标语：“不管胡佛说什么，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这不是瞎吹。”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对听众说，罗斯福说的都是些“胡说八道……错话……空话……假话……破坏别人名誉的话……蠢话……血口喷人的话”，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嘘声。他在克利夫兰市保证，凡是“好”公民，他都要让他有饭吃，可是听众却轰他。在圣保罗市，他提到退伍军人请愿发补偿金被赶走这件事，说：“谢天谢地，我们在华盛顿还有一个好政府，懂得怎么对付乱民。”可是听众怒吼起来。最糟糕的是在底特律市，这是个有25万人需要救济的地方。他一到车站，等着他的人就嘘嘘作声，不断怪叫。骑警挥着警棍驱散了人群，但是在胡佛的轿车驶过时，沿途几万人挥着拳头，高呼“绞死胡佛！”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胡佛是杀害退伍军人的凶手！胡佛把几十亿元白白送给银行家，还开枪打死退伍军人！”后来有个特工人员告诉一位记者说：“从特迪·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特迪（Teddy）是西奥多（Theodore）的昵称。——译者】时代起，我就跟随历任总统到处旅行，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嘘总统的，这样成群结队上街来对总统作蔑视的手势的。这太难看了。”在群众示威时，特工处长斯特林望了一下胡佛，只见他面无人色，几乎说不出话来。他那列火车在情景凄惨的地区开过时，人们把鸡蛋和番茄向火车扔去。胡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打电话请教前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

　　柯立芝回话说他嗓子不舒服，而且，“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他感觉为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那设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市的银行也要倒闭了。最后，他同意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去作一次演说。共和党人以为柯立芝是有号召力的，花园一定会挤满人。但是不然，有2/3以上的座位空着。气急败坏的招待员们跑到街上苦劝过路行人进去听听惟一活着的卸任总统柯立芝演说。会场里共和党的忠实党徒向他热烈地鼓掌两分钟。他拿出手表，暗示这样一鼓，不免浪费了340元的广播费，于是掌声停了下来。有人喊道：“卡尔的作风就是这样的嘛！”【卡尔是对柯立芝的亲密称呼，他的全名是卡尔文·柯立芝。——译者】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度，听众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种听众了。他说：“共和党认为，应该促进工商业。工商业有了收益，普通人民的福利也就跟着上去了。”他等人鼓掌，可是没有反应。他接着说，“我以前当总统的时候——”人们忽然哄然大笑。他晃晃脑袋，迷惑不解。以前演说的时候，可从来没有人这样嘲笑过他啊。他结结巴巴地把稿子念完，一回到家，就说自己已经“油干灯烬”了。15个星期以后，他真的死了。

　　这时执政党确实是在垂死挣扎，不择手段了。农业部长大骂罗斯福，说他是“典型的骗子宣传家”。海军部长预言，如果罗斯福当选，将有1亿人的身家性命难保。胡佛叫嚷说：“同胞们！我国今后100年往哪里走，关键在于是恪守美国传统，还是乱搞什么新花样。”胡佛的胸膛挺不起来了，眼睛周围的皱纹更深了，嘴角的线条更粗了。他在最后一次的广播里预先警告选民们，不要相信“那些乔装打扮，什么都说得到做得到的神仙”。威廉·艾伦·怀特指出，胡佛的声音“乏透了”，胡佛的讲话是“空虚、绝望的哀鸣”。

　　拿胡佛这副模样和罗斯福一比，真是有天渊之别。罗斯福在广播里对听众说：“你们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你们都对我挺好。”“因为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拧成一股绳，把我们从大萧条的泥坑里吊出来。”他豁达宽宏，自信必胜，从来竞选总统的人没有谁像他那样把握十足的。大选那晚，他身穿深蓝色背心，挂着大学生联谊会会员章，闪闪发光，坐在纽约市比尔的摩饭店的民主党总部里，收听民主党不断传来的捷报，直到凌晨零点17分，胡佛承认失败。罗斯福在48州中赢得了42州的选票，只有康涅狄格、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这几个州除外，共得472张选举人票；胡佛这个“被抛弃了的总统”（《时代》周刊这样挖苦他），只得到59张。自林肯以212票对21票击败麦克莱伦以来，两党竞选史上还没有人得过这样大的胜利。不过也有人注意到，诺曼·托马斯得到的公民票数也从上次的267,240张增加到728,860张。为了庆祝胜利，路易斯·豪打开一瓶珍藏20年的雪利酒请大家喝。当晚有三个婴孩在布鲁克林区的贝思·艾尔医院呱呱坠地，都借用了罗斯福的名字，叫做富兰克林·德拉诺·梅布兰，富兰克林·德拉诺·芬克尔斯坦，富兰克林·德拉诺·拉金。

　　罗斯福回到了他市内的住宅东65街49号，他的母亲拥抱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可是罗斯福却好像有点失去了竞选时的信心。上楼之后，他儿子（25岁）把他扶上床，低头吻他，祝他晚安。罗斯福抬头对儿子说：“吉米，你知道我这辈子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失火。可是今天晚上，我好像为了一件别的事担起心来了。”年轻的儿子问他：“爸爸，你担心什么呢？”罗斯福答道：“我担心我干不了总统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他在床上倚枕而坐，看看全国各报的社论，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连《芝加哥论坛报》也说：罗斯福的“个性和主张都是人民所喜欢的。他们觉得他有善意，有诚心”。罗斯福是有这些品质的，但是别人不能以为这是弱点，可以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罗斯福的眼光不敏锐，看不出人家心里暗地在想什么，他是搞不到总统这个职位的。那天早上，他正好需要这种眼光。胡佛发来贺电，他必须回电。起先，他在来电背面批了几个字，说他准备在今后几个月里“与你合作”。但是他停了下来，把这句话勾掉，改写为：“我将尽力达到你我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对国家要有所贡献。”当时，新总统虽选上了，可是要到下一年3月4日才能就职，胡佛有四个月的过渡时期。罗斯福预感到胡佛是想把他缠住，使他摆不脱下台政府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他猜对了。

　　※※※

　　12月5日，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市已经陷于破产，卫生局没有经费，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饥民议论纷纷，想要采取暴力行动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市的60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先把军队派来吧。”

　　有钱人沉不住气了。各公司招工部门人员态度越来越粗暴无礼，银行出纳员们神经紧张，民选的市长县长动不动就出动警察，警察动不动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动嘴不动手的，现在也随身带枪了。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的私雇警卫慌慌张张，开枪打死了四个矿工。纽约市禁止苹果贩子在人行道上摆摊子。新任市长约翰·奥布赖恩还对市民夸口说：“你们的新市长是条硬汉子，赤党队伍休想侵入纽约市。”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联邦广场的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妇女尖声喊叫，男子头破血流。”俄克拉何马市的警察用催泪弹驱散开会的人。有人占据了西雅图市的市政大楼，警察就用救火水龙把他们赶走。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谈到“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说：“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只是要面包。”可是在有产阶级看来，要实行共产主义和要面包有什么区别，无须研究。罗伯特·舍伍德写得对：“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发几阵不祥的闪光，让人们看见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况。”既然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许多城市里的商人们生怕铁路切断，电话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组织起自卫委员会来。不少人囤积蜡烛和罐头食品。好莱坞有个导演随身带着一身旧衣服，准备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装“挤进人群去”。纽约市各大饭店发现，那些平时一到冷天就来市内租房过冬的阔气客人，现在都在乡村别墅里躲着了。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

　　此辈并非神经过敏。从各种事实来看，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尔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耶鲁评论》、《斯克里布纳》杂志、《哈泼斯》月刊、《美国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好些文章，对叛乱是否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诺曼·托马斯后来谈到“由普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个期间的情况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没听到过那么多公开挖苦民主政体和美国制度的话。”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这是当时人们意见很分歧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可是继黑衣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等组织。据说有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作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就动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对国会作证说，纽约某债券掮客出价1.8万元，想收买他为右派工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为了培养出一批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的人而准备牺牲立宪政体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有。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企图收买巴特勒将军的那个债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这是影射罗斯福，他两腿瘫痪。——译者】1932年，纽约州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写信给当选总统罗斯福说：“不论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和共和党其他党员都准备给你。”艾尔·史密斯认为，应该把宪法收起来，“束之高阁”，直至危机过去为止。《浮华世界》周刊（这个杂志有几个副主编，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日后的卢斯夫人）竟发出这样的呼声：“任命一个独裁者吧！”沃尔特·李普曼要求削减国会权力，让总统全权处理国家大事。他说：“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爽性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

　　《纽约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维治村【格林维治村在纽约市下曼哈顿区，是艺术家文学家聚居之处。——译者】的酒会上对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男人说：“哦，这很简单嘛，只要我们小组把发电厂和电台夺过来就行了。”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是城里可能发生暴动。据说陆军部长赫尔利正把他手里为数有限的部队集结在大城市附近地区。但是造反的人总是叫当局防不胜防，暴动偏偏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认为农民是美国人当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党占优势的艾奥瓦州（胡佛总统的家乡），晒得黑黝黝的本地农民就首先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他们终于用武力来反抗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脱牛奶，农民卖给分销商只得两分钱，可是分销商在苏城却卖八分啊！

　　在64岁的艾奥瓦州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们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才能通过。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号公路于是得了个新名，叫做邦克山20号公路。【邦克山是美国波士顿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独立战争时美军在这里打败英军。——译者】有个戴着一角钱一顶的草帽的老头子眼望着《哈泼斯》月刊编辑玛丽·希顿·沃尔斯，这样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说，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也不见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顿人民抗议英国征收重税，把东印度公司进口的342箱茶叶倒进海里，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奏。——译者】

　　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声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译者】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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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

　　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在惠蒂尔学院三年级读书，主修历史，同时在自己家里开的商店里卖新鲜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赶到洛杉矶公共市场去跟菜农讲价钱买进蔬菜。他家里有饭吃（当时美国还有八千万人既不挨饿也不靠救济过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并无怨言。但是，他是大学生，这个身份又跟别人不同；因为当时18～22岁的青年，上大学的不到1/8，上过中学的也只有一半。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规教育仍然限于在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里读书，这样的小学在全国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们能回到1932年去，便会发现典型的中产阶级多半住在城市里；郊外住宅区已经开始形成，但只占18％的人口。那时，一个人带着家小舒舒服服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还是可能的。如果一个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区参观，他首先会发现街道上有好些东西不同于今日：“停车”的交通标志是黄的，邮箱是绿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旧。原来从1929年起，没有几所房子经过粉刷，有些房子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楼就没有完成，34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梁一直仰对着天空。

　　70年代的各种用具、轻巧装置和物质享受，多数还很少见。那时还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气调节装置和自动洗碟机；没有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没有保温玻璃窗、尼龙丝袜、易洗易干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没有自动咖啡锅、配干电池的电动剃刀；没有过滤嘴香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没有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口述录音机、静电印刷复制机；没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体声收音机、黏性胶带；没有家用电冰箱、盒式录音机、彩色的或瞬间印出的胶卷；没有玻璃纤维钓竿、垃圾处理装置、磁带录音机；没有扫雪机、电动手术刀；没有家用吹发暖风筒，没有电动罐头刀，没有公共场所的音乐播送装置。尽管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在《哈泼斯》杂志上曾预言过：“不久我们大概就会有简便廉价的机械装置（目前正在不断改进中），把广播中心台发射的电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机旁边的小银幕上了。”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机，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中产阶级居然也度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整个30年代。简直像拓荒者的生活！

　　大多数美国人在家取暖都是用热空气炉，人工加煤，一天两次。一个冬天，全国大约需要4亿吨煤，由一个浑身黑黝黝的人送来，运煤的卡车开到地下室窗口，煤倒入滑槽，滚进炉子旁边的煤箱里。当时所谓“冰箱”不是电冰箱，而是装冰块的箱子，由一个送冰的人送来。家庭主妇需要多少磅冰，写在厨房窗口的一张卡片上，是100，75，50，或是25磅，一看便知。只有有钱的丈夫才能给太太买一个新式的烤面包电炉，能同时把两面烤焦（这是那一年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商品目录中所谓“特级烤面包炉”）。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包是放在煤气炉、煤炉或者柴炉里烤的。炉子也用来烧热大熨斗，把从洗衣店里刚拿回来的洗净了的衣服熨平；如果家里没有热水龙头，还用炉子烧热水，一大桶一大桶地拿去洗澡。

　　留声机得用手上发条，这叫做“维特罗拉”或者“格拉摩风”，不叫电唱机。家庭主妇开始做那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尘帽；通常只有一种机器可以帮点忙，这就是地毯清洁机。1932年12月，由亚拉巴马州电力公司供电的大小住户，总共只有185部真空吸尘器。大多数农庄的照明都靠煤油灯。在全国农家中，用得上电力的只有10％（在密西西比州只有1％）。90％的农家既没有浴缸，也没有淋浴设备。75％的农家室内没有自来水。50％的农家到井里或小河里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给小孩洗澡。（有好几百万住在城市的家庭只有一块洗衣板，全家都用它，通常是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门外。）虫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个问题。滴滴涕那时还没有，不分农村城市，惟一的防虫设备是喷药器（“亨利，快点拿‘飞立脱’【指喷药枪。——译者】来呀！”）和粘蝇纸。做妈妈的给孩子弄点水果汁也得自己动手，买来“花旗”蜜橘，放进铝制挤汁盘，花上半天工夫一个一个地把果汁挤出来。

　　姑娘们懂得怎样用发夹夹住头发（男孩大约在同样年龄也第一次穿上长裤子）之前，妈妈就对她说清楚，有社会地位的妇女跟没有地位的有哪些差别。有地位的妇女有这些好处：男人给她开门让她走在头里，公共汽车和电车上有人起身让座；她一进电梯，男人就摘下帽子来；卖肉的听她的话，要什么肉就切什么肉；食杂商店听到电话，就送货上门；如果她生小孩，照例卧床十天（全部费用，包括请医生，共25元）。但是另一方面，她得顺从丈夫的意旨，因为在举行婚礼时她已发誓要“爱他，尊敬他，服从他”了。她在众人前一举一动都要规规矩矩。中产阶级的妇女不能在街上抽烟，不能满头都是卷头发的夹子就出去见客；手提包里可以放个带镜子的小粉盒，装些化妆品，可是只能在无人处或者女厕所里才好拿出来用；不能破口骂人，也不能讲下流笑话。（有时候她也很想知道所谓妇女同性爱是什么意思，可是去问谁呢？）广告的撰稿者们想尽办法来吓唬她，弄得她怕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内衣臭，怕坐办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烟味，怕结肠功能衰竭，怕乳房下垂，怕脚癣。裙子要长过小腿肚（如果裙子不过膝，那准是个婊子）。有身份的妇女不戴上扣钟女帽就不能出门，就像丈夫没有戴上前檐下弯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样。她可以用“伊帕纳”牌牙膏（据说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韦斯特医生”牌牙刷，甚至用“坦吉”牌口红，但是指甲油和染发水却不行。理发师那时还不懂得怎样染发，这样的事情体面的妇女们连谈都不敢谈。纽约大学化学专业有个聪明的青年学生，挨家挨户兜售自制的“克莱罗尔”牌染发剂，可是为了混饭吃，竟不能提“染发”，只能说给头发“上上色”。

　　中产人家做母亲的往往还要看护病人。那时病人一病就是好些天，痛苦得很。即使看一下牙科，也得吃一小时的苦。牙医一般使用的麻醉药是普鲁卡因（奴佛卡因是后来才有的），病人坐上手术椅才临时配药，打针打下去又有种种不良的副作用。成千上万的病人医牙还是用钻锥吱吱地来钻的。因为高速钻头还没有发明，所以看一次牙医不能解决多少问题。许多医院的麻醉师使用的是氯仿，其后不久改用乙醚，也不见得比氯仿好多少。当时没有磺胺药，也没有抗生素。患脑膜炎的95％要死亡，肺炎也经常致命。甚至连病毒感染（当时称为“格利普病”【即流行性感冒。——译者】）也算重病号。虽然住院花钱不多，但是没有疾病保险——美国医师协会直到1933年才同意成立蓝十字会【非营利性的保健组织。——译者】，所以多数病人只能待在家里，也就是说，让做母亲的守着。她很少有药物帮助治疗。凭处方出售的药只限少数几种巴比妥酸盐，主要是苯巴比妥。40年后的今天，人们吃药太多了，可是当时药品却销不出去。1932年至1934年间共有3,512家药房倒闭，欠下了5,900多万元的债务。

　　做母亲的比现在辛苦，可是母亲所能起的作用也比现在大。当时父母对儿女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还没有teenage subculture（青少年亚文化群）这回事；《韦氏大词典》给teenage这个词的定义是“用来做栅栏和树篱的灌木”。青年人叫做“小伙子”，小伙子都是忠于家庭的。现在那种令人发愁的到处出现的青少年集团，那时还没出现，所以孩子们很少感觉到朋友和父母之间有什么冲突。没有哪个孩子想到要跟别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中产人家要在星期天下午开车到乡下兜兜风（这是常有的事），孩子们就不参加棒球比赛，不“跳方格”【一种游戏。——译者】，跟父母出游去了。大萧条时期，家庭里的娱乐活动反而增加了。据匹兹堡市调查一百多个白领阶层和专业人员的家庭的结果，大多数家里都有了更多的娱乐活动：打乒乓球、拼板子、下跳棋、客厅游戏、打桥牌，尤其突出的是听广播。

　　收音机往往是起居室里最显眼的一种设备。无论是“阿特沃特·肯特”牌也好，“飞歌”牌也好，“银星”牌也好，“豪华”牌也好，都可能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那种“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机。安排广播节目的人，考虑到家庭的生活情况，所以在白天播送让母亲们听的分段连播节目，晚上播送新闻、滑稽剧和歌舞杂耍，其间穿插一小时的儿童节目。

　　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节，中产阶级的少年几乎个个头戴毛线帽，身穿羊皮衬里的黄褐布上衣和灯心绒灯笼裤，脚穿系带子的高筒靴，靴边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裤和“克兹”牌篮球鞋）。如果他走运的话，还有一部“护林”牌28英寸自行车，配上脚刹和防漏的垫式轮胎。车子闲着时，就用一元五角的挂锁锁住。在那样的年头，他不会不明白钱是多么有用，能买到多少东西。五分钱可以买到一块三色冰砖，一个“霍尔顿”牌的纸杯冰淇淋，一根棍儿糖，或者一长条面包；也可以在市内打一次电话，要一杯咖啡，买一份《星期六晚邮报》、《柯里尔》杂志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钱可以买到一些糖果，一支铅笔，一张明信片，一叠纸，一颗玻璃弹子，甚至可以让你的好朋友说出心里话。

　　如果爸爸给零用钱（譬如说，逢星期天给五分），或者帮人家铲雪、剪草（剪一片地工资两角五分）挣得几个钱的话，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药房【这种街头小药房，兼营冷饮、小吃、香烟、书报之类。——译者】。在那里，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面、金属腿子的桌子旁边，喝一瓶可口可乐。不过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孩子们最喜欢从一个糖果商那里买冰棍吃，这人开着白色卡车，摇着铃，慢慢通过郊区，自称“快活人”。男孩子要是攒下五角钱，可以买到最近一期的《汤姆·斯威夫特》连环画。正如戴维·里斯曼所指出的，儿童文学作品里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这些英雄有奋斗的目标，读者认为自己也同他们一样，因此极力模仿他们……英雄们获得胜利，常常是由于有善于控制自己的美德，譬如说，临危不惧。”意味深长的是，中产家庭最爱读的书是查尔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从纽约飞渡大西洋，到达巴黎，成为当时的英雄人物，30年代时倾向纳粹。——译者】的《我辈》。

　　孩子们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罗·埃尔默·莫尔当时说的，有“内心的制衡”），总想有所作为，虽然大萧条时期情况不好，不可能有太远大的志向。1931年，《文摘》杂志调查了孩子们喜欢的职业：八岁的男孩希望长大以后到西部做牧牛骑士，当飞行员或者做军官；女孩希望当电影明星。到了18岁，男孩便希望当律师，电气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了；女孩想学速记，当秘书。到了青春时期，孩子们逐渐清醒起来了，可是这并不是有趣的事。多萝西·迪克斯这样解释青年的处境：“童年时代那么短，童年以后那一段生命又那么长。做母亲的最多只能让孩子们舒舒服服过几年，以后就得面对现实了。如果她不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坚强的人，却把他们弄得软弱无能，无法对付各种困难，那就要铸成大错。由于父母的错误，孩子们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价。”

　　孩子首先要学的是讲究仪容举止，因为这在将来找工作时大有用处。爸爸告诉他，“坐要坐得笔直”，“这里有一角五分钱，拿去理个发吧。”他心里想买的大概是“轻灵”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机，可是最先到手的却是一套价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哔叽服装，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条灯笼裤、外加一双两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开学日，就穿上这身服装。做母亲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个上士班长在举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阅兵礼之前逐个检查班里的士兵一样（不知怎么，孩子总是忘了带白手绢）。母亲想让孩子给新老师一个好印象，可是孩子却不懂得这个。

　　上学时，孩子带个“杰作”牌纸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画），在上面吃力地抄写作业，所用的是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式字体。课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学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学校里至少有一间课室的墙上有庞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毁。——译者】遗迹蚀刻画或者古罗马恺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说的，这些东西“表明学校的装饰对于儿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课本中有些课文，今天读起来倒挺有意思。少年时代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课本里读过这些话：

　　『法属印度支那的气候和居民的特性都类似暹罗。森林覆盖的山上盛产贵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则遍种稻谷。其他产品有蚕丝、棉花、茶叶和香料，还有绵延的地下煤层。』

　　公民课有个课本这样说：

　　『一个孩子如果不听话，一辈子都要吃亏。小时在家里不听话，长大后就不会遵守国家的法律，虽然他也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国政体的男女青年很快就会发现：在民主国家里，服从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国家一样，都是必要的。』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广泛采用的《美国史》（1930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话：

　　『奴隶：尽管黑人是奴隶，他们在种植园时代通常很快活。他们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喜欢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喜欢鲜艳的颜色，如果头上裹上了一块红色或黄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扬扬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的夸奖，对于仁慈的主人或监工总是忠心耿耿。他总是慢吞吞的，什么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动手。大多数种植园主认识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视奴隶，善待奴隶，奖励奴隶，这样就能博得他们的一片忠诚。』

　　但是脱离现实的作风还不限于此。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识到有个上帝，而上帝又有点像道学先生。当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评论厄尔·卡罗尔的《虚荣》，说是有伤风化。戏剧家卡罗尔也跟小说家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可恶，使《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简直无法容忍。卢斯说：“卡罗尔先生的滑稽对话几近诲淫，在剧坛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尔顿·伯利的表演，乱喊乱闹，粗俗之至。有的观众看见了就脸红，有的却哄堂大笑。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声调，谈论女演员们的屁股，对着扩音器大声说了不少下流话，似乎觉得这样才开心。”伯利特别高兴而《时代》周刊又特别生气的是，合唱队有些女演员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区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夜复一夜》塑造了玛夷·韦斯特和乔治·拉斐特两个人物形象。乔治在同一个朋友谈话时说：“上帝，多么漂亮的‘宝石’啊！”玛夷回答：“亲爱的，上帝与‘它’无关。”当时，所有那些独揽大权的人，包括威尔·霍·海斯，都在观望这种变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创作的音乐《四十二街》中，演唱这首音乐的合唱团的一个女孩说：“恐怕我要‘传播’。”第二位说：“在你左边的第一个‘门’。”前者又说：“不，在我的‘袜子里’。”这样无耻淫荡之事并不是比比皆是。对青少年来说，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话故事中的魔鬼和经常旷工的职员一样，每当新一年的第一天，他们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会故态复萌。在性报道的处理方面，几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脱。每个青春发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会导致性无能，就如俗话所说：“手掌上长出了头发。”

　　姑娘们也操心得很。她们怕在学校里被称为“骚货”、“破鞋”。由于青年人的社会主要是男系中心，她们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很少人请姑娘们去骑自行车兜圈子，跟她们交换钢弹珠或者橡胶糖画片，讨论克利夫兰市的全国航空比赛，玩“插小刀”、“占山头”、“夺大旗”、“抓逃学”（除非她们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顽皮的姑娘）等等游戏。有时，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谈一下，评论伊帕纳民间歌唱团、克利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两洋吉卜赛歌唱团的优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这个国庆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两英寸的天地响和“樱桃炮”把铁罐炸得飞上半空，姑娘们却多半只能在旁边瞧，炮声一响就吓得尖声叫喊。

　　到了夏天，中产人家要是担负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费用（这不算太多），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即使不为别的，只因每年小儿麻痹症流行，也得这样做。小儿麻痹症一来，人们就待在家里，不敢去看电影，不敢参加集会，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门。这样，城里许多中产阶级的儿童就在童子军夏令营或者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逐渐爱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围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懂得了，8月蝈蝈儿叫，再过六个星期就霜冻了。

　　有时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崭新的“雪佛兰”牌汽车（在底特律市的离岸价格是445元）旁边的脚踏板上，开车去“旅行”。所谓旅行是很冒险的，路上确有发生事故的可能。装在双座跑车或者轿车背后的备用轮胎往往要拿下来派用场。30年代的轮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车并不舒服，“路边旅馆”的饮食质量也靠不住。过夜是件麻烦事，因为房间难找。据美国汽车协会说，旅客通常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再花一个星期才能回到家里。看起来好像游览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一号公路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市和波士顿市的中心，到了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桥还在建造中）必须坐渡船过河，而在大萧条年代，缅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间多雪，两旁土又松，车一开快，就会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从东海岸驱车横过全国，惟一道路是沿着30号公路（林肯公路）进入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走。这两条公路都只有双排车道，有好几段只是泥路，没有铺柏油。66号公路爬过落基山脉，急转弯处坡度很陡。

　　如果这些听起来有点像是原始生活，那么我们还要补充几句。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当然，要有钱才行，但不必很多。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点，就能过今天无法得到的舒适生活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比现在安静得多。那时没有超音速喷气机的震耳噪音，没有风动碎石机、强冲力钻岩机、空气压缩机，也没有链锯；没有高保真度收音机、磁带录音机、录音扩放装置；没有125分贝晶体组，也很少铆钉枪。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也不那么多，联邦调查局只有三百多万个手指印；社会保险没有数字代号，全国没有划分邮区，自拨长途电话没有装上，也没有信用卡电脑储存银行。那时上大学相当容易，1932年只有3.5万人考大学。如果你想坐飞机的话，班机很少，但是对旅客们却招待得很殷勤，因为当时劳力过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护士执照的女服务员伺候得特别周到。

　　你完全用不着预先通知旅馆、高级餐馆、理发店或者医院给你留地方。谁也不担心污染问题，因为工厂烟囱根本不冒烟。家庭教师、理发师、女装裁缝、音乐教师，甚至内科医生都会一请就登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绝不随便跑出去喝咖啡。她们不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因为工作超时就提意见。“只要有人在工厂门口排长龙等活干，厂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这是塞缪尔·英萨尔的说法（他是会这样说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条原理说得含蓄些：经济越衰退，活儿就干得越出色。

　　除环境舒适外，用70年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美国不仅不用为国外的危机操心，而且就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外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但是谁有闲工夫去过问它呢？德国举行了总统竞选，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对于他们两人，美国人同样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士亲王跟一个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谈情说爱，不久前她入宫觐见过英王【后来辛普森夫人跟丈夫离婚，和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结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属再嫁人，为英皇室所不许，因此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退位。这件事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种种议论。——译者】，可是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嘛。西贡当时是那么远的地方，只能做好莱坞一部电影的背景，片名《红尘》，由克拉克·加布尔主演，是逃避现实的影片。中东地区比美国中西部地区还要平静。正如《时代》周刊4月4日所报道的：“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是只占居民16.9％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只是十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该地时，曾经给过犹太人代办处一些提出参考意见的权利罢了。”

　　尽管已经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许多日后被认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当时还没有出名。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在书报上出现，只不过因为他是一本反共小册子《在暴风雨中》的作者。（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约翰·多斯帕索斯、鲁滨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斯·M·巴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那些出生年月为众所周知的人——例如乔治·萧伯纳、拉迪亚德·吉卜龄、乔治·M·科汉，以及约翰·高尔斯华绥——人们是把他们当做前辈人物看待的。这在文娱界尤其如此，五个最卖座的电影明星是玛丽·德雷斯勒、珍妮特·盖纳、琼·克劳福德、查尔斯·法雷尔和格里塔·嘉宝。这时艾琳·邓恩刚刚上银幕；克劳黛·考白特（与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电影）也是初出茅庐。琴逑·罗杰斯只不过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团里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年以后才到好莱坞。四岁的雪莉·邓波儿刚在国内的标准银幕（高18英尺，宽24英尺）初露头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单盘胶卷短片，名叫《娃娃戏》。本尼·古德曼和汤米·多尔西同住在一个寓所，在纽约各剧场的乐队里工作，并在推销霍夫曼姜汁啤酒的广播节目里吹单簧管，表演许多新鲜手法。在得克萨斯州博芒特市，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个名叫劳伦斯·韦尔克的旅行乐团团长，问他说：“你不是要找一个喇叭手吗？”队长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韦尔克摇头说：“孩子，你吹得太响了，我们乐队不好用。”

　　回头看来，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奥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气球穿过了同温层，便在飞行日志里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的一切纪录！”那时人们无法知道，再过一些时候，这件事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威廉·毕比博士坐在潜水器里，在百慕大群岛附近海里下沉到2,200英尺，人们觉得他真了不起。他们谁会相信，30年后，海底观察员能够在同样的深度生活整整一个月呢？1932年美国海军举行演习，有一艘航空母舰在瓦胡岛的东北面从几艘担任警戒的驱逐舰旁边溜过去，拂晓时“袭击”珍珠港，“炸沉”了停泊在那里的好些军舰。那时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窥探，可是没有人注意；东京还有关于这次演习中“袭击得手”的长篇官方密报，可是也没有人知道。

　　最可惊的是，报纸读者竟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却无人懂得。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极大穿透力的冲击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破原子核被认为完全是理论性问题。人们觉得，用不带电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办不到的。拉瑟福德勋爵在一个会上说过，那些以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过是“白日做梦”。艾伯特·爱因斯坦那时正从德国逃出，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他也说，要放出原子能，是“异想天开”。铀只有惟一的一个用途值得一提，就是涂在时钟上，使数字夜里发光。钟表原来是用镭涂的，1932年改用铀了，因为新泽西州有个钟表厂发现涂镭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们查出，吸收了镭积聚在骨头里，就必死无疑，因此吓坏了。改用铀做涂料之后，钟表厂的人放心了。铀是那么保险，那么无害！谁都没想到它也会使人丧生，甚至没有想到它会使人得病。





　　第二章 罗斯福！

　　大选结束不久，纽约东65街49号突然来了一帮共产党。当选总统接见了他们，他听到有个人说，“我们要你告诉胡佛总统，联邦政府必须……”罗斯福就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人的话，说：“我不能叫总统干这干那，对联邦政府来说，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说话是算数的。在没有接掌大权以前，他绝不过问政府的事，却只顾坐着文森特·阿斯特【纽约皮毛业和房地产业巨商。——译者】的游艇出去钓鱼。他挑选了一个不甚起眼的内阁班子，不论谁来见他，他似乎总是点头称是。休伊·朗格（此人当时同阿肯色州参议员约瑟夫·鲁滨逊的保守势力正闹得不可开交）在谈到罗斯福时说：“我同他谈话，他说，‘好！好！好！’可是，第二天鲁滨逊找他谈，他还是说，‘好！好！好！’大概他对谁都说‘好！好！好’！”当时美国社会上分崩离析的情况如此吃紧（连罗斯福夫人埃莉诺都怀疑，事到如今，还有谁能“有办法挽救美国”），而罗斯福却一味采取谦恭、含糊、事不关己的态度，未免不负责任。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有所作为，其中心情最迫切的莫过于那位即将离任的胡佛总统了。

　　11月间，胡佛打电报给罗斯福，建议面谈。于是罗斯福便在前往佐治亚州途中过访白宫。两人谈了大半个下午，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早在这次会晤之前，罗斯福就风闻胡佛手下某阁员说过：“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家伙弄进洞里来了，他再也脱身不了啦。”然而使罗斯福无法脱身的洞何尝挖成了呢？胡佛接连好几小时只想拉对方上政府这条快要没顶的船，罗斯福都搪塞回避了。这次访问后，罗斯福更感到自己表态不得了。他回到佐治亚温泉，看看全国各报，就越发感到这个做法有理。胡佛这时已向国会送去了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无非只是老调重弹，说什么要增税啦，欧洲各国应该还战债啦，又说：“我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个人自由的制度。我们美国制度的基础是：让各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都能自由发挥作用。”美国应该“对前途有信心”！

　　但是，美国的耐心已经快耗光了，美国的资金也快耗光了。1933年圣瓦伦丁节【2月14日。——译者】——当晚10点，胡佛正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表临别演说，美国整个银行系统终于开始总崩溃了。当天下午，密执安州州长威廉·A·康斯托克接到紧急电话，请他去底特律市商业区参加银行界会议，这一去就脱不了身了。这时底特律的联合监护信托公司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它一倒，全市银行很可能跟着纷纷倒闭。银行家们要求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银行一律暂停营业。商量到半夜，康斯托克同意了，便坐车到首府兰辛市，宣布全州550家银行一律休业八天，说是“银行放假。”

　　胡佛在华盛顿匆匆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只因心慌意乱，信封上连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都拼错了。这一阵子罗斯福对于种种意外事情，倒习以为常了（一周前有一个失业的泥瓦工向他开枪，结果误中芝加哥市市长舍马克，因伤致命），不过这封信却不免教他分外恼火。他细读来信，不禁大骂胡佛“无耻”。事情正是如此。原来胡佛竟大言不惭地说，举国都在担心，不知新政府要干些什么。他说，他从爱国以及维护“信心”的立场出发，要求罗斯福公开表示：对于现政府的方针政策，他将不作变动。胡佛要干什么，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在给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戴维·A·里德的信里写道：“我知道，如果当选总统果然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他就认可了共和党政府全部主要的施政方针，也就是说，他那些所谓新政，便十亡其九了。”胡佛早对朋友说过，他认为罗斯福是个无能之辈，好对付，现在则更进一步，把他当傻瓜了。可是罗斯福不发表这样的声明，胡佛的看法又变了，他对亨利·史汀生【当时任国务卿。——译者】说，罗斯福是“疯子。”

　　倘若罗斯福当日竟然同胡佛的政策搅在一起，那就确有神经失常之嫌，因为这时已经很清楚，胡佛的政策把整个美国搞破产了。

　　※※※

　　密执安州的金融危机，由于房地产价直线下降，情况的确特别严重，但问题却是全国性的。自从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全国倒闭的银行已超过5,500家；可以想见，群众的心情是多么惶惶不安。他们的对策是囤积黄金、货币。这时银行黄金库存每天要减少2,000万元，储户搞不到黄金就要纸币。结果是：一方面，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财政部又不得不增发纸币。

　　银行挤兑，照例带着自杀意味。加之这次危机发生在通货紧缩已经三年之日，形势就更加复杂了。当时即使是情况最好的银行，手里的抵押品和各种证券，其市价也只落得原来的一个零头。全国18,569家银行，库存现金不过60亿元左右，却要应付410亿元的存款。为了准备现金应付提款，银行不得不出售抵押品和证券，因此损失惨重。

　　密执安州的银行垮台以后，全国各地银行每天的黄金支付总额陡然增加到3,700万元，提款数增加到1.22亿元。各银行门前无不人山人海，争提存款。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有一位少妇，把孩子出租给排队提款的妇女，每次收二角五分，因为抱着孩子排队，能排在前头。从2月20日开始的那一周间（这时国会两院兴高采烈地通过废止禁酒法），巴尔的摩信托公司已经付给储户1,300万元，其中将近半数是在星期五一天之内付出的。当天深夜，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C·里奇宣布全州200家银行休假。第二个州沉下去了。

　　为了响应胡佛总统“保持信心”的号召，有责任感的人都极力故作镇定。《底特律新闻》评曰：“我辈眼前种种经历，过后思量，当必哑然失笑。”《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口气更是轻松：“人生尽多如意事、不如意事，昔日如此，今亦如此。这倒也好，日后大家都添了一些闲谈的资料。”巴尔的摩商会主席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不照常营业。国内收入署这时也发出措辞强硬的通知说，再过半个月又得缴所得税了。

　　海德公园没有出来消除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罗伯特·舍伍德所说，罗斯福知道“好戏还在后头”。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更认识到，胡佛下台下得越难看，自己上台就上得越光彩。如果说他不到桥头不同意过桥（他要过桥也难！）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那么这样做倒也符合美国政界一条老规矩。查尔斯·A·比尔德指出，当年林肯在被迫下决心以前，“也始终没有采取无条件解放黑奴的办法。他明知势在必行，却不急于表态。”话虽这么说，可是罗斯福之挑选威廉·伍丁当财政部长，却不免近于开玩笑。伍丁个子矮小，精灵，是一位铁路设备制造商，此人假发遮秃顶，好说双关语，收藏各式各样的五元金币，闲时爱弹吉他作曲。一周以后，新政府上台，人们就会领教到伍丁是怎样雷厉风行，足智多谋了，但在这之前，他的名声只限于为儿童编过这么一首歌，歌曰：

　　『我们是蓝色小鸟，
　　整天笑笑闹闹；
　　唱个快乐的歌儿，
　　忘掉一切烦恼。』

　　2月26日星期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和阿克伦市各家银行同时宣布，提款不得超过存款的5％。当晚，俄亥俄州的十来个城市也跟着照办。临到星期一——是日也，德国国会被纵火焚毁，日军在风雪中侵入满洲【指我国东北各省。——译者】——宣布限制提取存款的城市已经增加到100个。与辛辛那提市隔河相望的肯塔基州的卡温顿市，也有五家银行实行了同样的限制。星期一晚，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吉福德·平肖签署了一项法案，准许银行自行决定歇业与否。托马斯·拉蒙特让人捎口信给罗斯福说，据摩根看，“情况之紧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情况并非“无以复加”，而是很快就进一步恶化了。3月1日星期三，已经有17个州的州长急急忙忙宣布全州银行休假。平肖州长只因宣布得过于匆促，五天后他赶到首都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时，口袋里竟只有九角五分钱。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奥斯卡·K·艾伦是预支了旅差费，口述全州银行停业的布告交别人发出，然后乘火车上华盛顿的。当选总统罗斯福在星期三坐汽车到了纽约市内第65街自己的住所，同伍丁商谈（据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报道，这时好些有地位的人要求罗斯福马上把政权接过来）。两人直到星期四下午才露面，同乘汽车，由20辆响着喇叭的摩托车前导，风驰电掣地驶过第五大道，然后朝西向哈得孙河渡口驶去。那天早上，纽约下了小雪，市民们默默站在雪地里看车队驶过。在无线电城音乐厅外，立着一块用纸板做的名叫“金刚”的大猩猩，龇牙咧嘴，对人狞笑，原来这是同名的电影在曼哈顿区首次放映。在哈得孙河码头边，静静地停泊着的法兰西轮船公司的“巴黎”号吨位已经有人定下了，要把价值900万元的黄金偷运出境，不过罗斯福一行人却不知情。渡口对岸，一列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的专车升火待发。下午，罗斯福登上专车，在寒雾中向华盛顿隆隆驶去。他在车上时而同伍丁谈银行问题，时而同法利谈宗教问题。

　　※※※

　　罗斯福一行在雨雪交加中到达华盛顿联邦车站。总统临时办公处设在五月花饭店，那里有一大叠电报等着罗斯福来处理：21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银行，不是已经停业就是停业在即；联邦储备银行的数字说明，仅在一周间，黄金库存就减少了2.26亿元；财政部缺钱，弄得联邦政府人员的薪金都发不出去，更不用说偿付3月15日到期的7亿元短期公债了。这边罗斯福行装甫卸，那边伍丁就把他请到一旁，告诉他说，胡佛政府的财政部长奥格登·米尔斯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人尤金·迈耶尔来电话，建议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业。胡佛总统认为还不必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想征求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摇头不语，他这时仍然对谁也不提意见。据天气预报，星期六总统就职之日天晴，但是这会儿气压却还在不断下降。

　　3月3日星期五，《纽约时报》在最后一版登了一幅广告，主题是约翰·多伊和简·多伊【代表美国普通男女的姓名。——译者】夫妇如何称赞鲍厄里储蓄银行“经营有方”。看来广告的用意是想让储户放心。但是办不到啊。正午，中央车站前面排上了长龙。无数纽约市民拥向这家全球首屈一指的私营储蓄银行，要提现款。下午3点，银行大门关上了，可是一大群人还没有拿到钱。这时只见伊利诺伊州州长亨利·霍纳坐在芝加哥市联邦储备银行里，神色紧张，一边捻胡子，一边看统计数字：两星期以来，芝加哥各家银行已经付出了3.5亿元。这场风暴在内地各州肆虐17天之后，此刻转向纽约和芝加哥这两大金融堡垒，猛扑过来了。

　　当天上午，财政部的交通员凯瑟琳·谢伊小姐给赫伯特·胡佛送来一张500元的支票，这是他最后的一笔薪金。胡佛收到支票时，兴致似乎很好，因为根据午前收到的报告，金融恐慌可能正在减退。但是过午以后，就知道这不过是幻想而已。明尼苏达州和堪萨斯州已经垮了，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也快了。照例，新总统就职前夕，卸任总统是要请新总统共进晚餐的，但是胡佛这时精疲力竭，满腹烦恼，实在鼓不起劲来，便只请罗斯福全家在下午4点来出席正式的茶叙。就胡佛而言，他生罗斯福的气不是没有道理的。据他说，美国已经“处于金融恐慌和混乱的边缘”，可是这个局面却完全是由于罗斯福这个纽约佬缺乏信心所造成的。饮茶之际，他提出许多数据，要求罗斯福答应跟他一起采取两党联合行动。罗斯福还是说，他还想等一等。可不是嘛，一到明天，他就是总统了。他把病腿上的支架整了一整，准备告辞。这时他对胡佛说：“总统先生，我知道照例是要回拜的，但是你要是不想回拜，那就别麻烦了。”

　　胡佛从客厅那一边大踏步走来，气势汹汹地站在罗斯福面前，用极其刺耳的声音说道：“罗斯福先生，等到你像我这样在华盛顿待上四年，你就会知道，美国总统是从来不去拜访谁的。”说罢就转身要走出客厅。

　　罗斯福的儿子吉米瞟了父亲一眼，他从没见过罗斯福这样生气的。这时罗斯福夫人不等丈夫开口，霍地站了起来，连忙说：“谈谈很好嘛，不过此刻我们也该走了。”

　　不过，两位总统一交一接，要完全断绝往来是不可能的。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都已濒于崩溃，伊利诺伊州长霍纳和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认为不可能离开本州去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了。回到五月花饭店后，罗斯福同胡佛保持电话联系，直到凌晨一点才由罗斯福建议双方都睡一会儿。两位总统休息了，双方的顾问就乱糟糟地聚在财政部大楼会商，替他们两位做出各种决定。顾问面前摆着联邦储备委员会刚送来的报告，说情况不妙。过去两天，全国银行储户总共提走了5亿元现金。他们认为纽约各银行还不理解目前的灾难有多严重，应该设法保护他们才是。米尔斯和伍丁都认为，必须说服纽约州州长莱曼命令全州银行停业，霍纳州长也必须宣布伊利诺伊全州银行停止付款。凌晨2时，霍纳宣布全州银行休假，莱曼也在4时20分做出了同样决定。清早6时，胡佛接到了报告。他说：“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各州的银行业务有的完全停顿，有的部分停顿。华尔街街头虽然国旗飘扬，庆祝新总统就职，但证券交易所却正式关闭了。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也关了，这是85年来第一遭。曼哈顿第五大道的诺曼·文森特·皮尔牧师正在草拟他第二天上午要讲的布道辞，要求银行家和公司经理跪在上帝面前忏悔罪恶。堪萨斯州的兰登州长大骂企业家是“奸商”。阿瑟·克罗克把当时华盛顿的气氛说成无异“战时的围城”，天空一片灰色。国会东边那40英亩的园林和空地上，黑压压站着十多万群众，等候新总统就职典礼开始。负责指挥阅兵式的是麦克阿瑟，他预料有人会闹事，便在所有要害地点都派军队架上了机枪。邮政部长沃尔特·布朗虽然马上就要卸任了，只因戴着高顶礼帽坐在汽车里直不了腰，特地调来一辆新的高级轿车，由此可见胡佛政府的气派。从许多方面看，就职典礼显得很草率。新任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不耐风寒，临时借了一条围巾。新任财政部长伍丁因为人挤，没法就座，只好同摄影记者高踞在栏杆上。

　　国会山钟鸣正午12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

　　罗斯福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挺着宽阔的胸膛，随着最高法院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宣读誓词。他把手放在家传300年的《圣经》上，翻到《新约·保罗致哥林斯人的第一封信》第13节念道：

　　『即使我说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慈心一片，那也犹如钟鸣钹响，徒有其声而已。
　　即使我预见未来，深通奥秘；即使我信念十足，力能移山；如果没有慈心一片，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走上了讲台。不顾欢声雷动，径从口袋里掏出手抄的讲稿，那是他上星期天在海德公园书房里写的。这里没有一句话因袭别人，纯粹是罗斯福口吻：

　　『首先让我明确地说，我坚决相信，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一种无名的、丧失理智的、毫无道理的畏惧心理。它能把我们搞瘫痪，什么事也办不成，使我们无法由退却转为进攻。』

　　罗斯福洪亮的声音通过广播网响遍了水深火热的美国大地：它传到血汗工厂和凄凉客店，传到“胡佛村”和流浪汉的栖身处，传到佃农们辛苦耕耘的不毛之地，传到在工厂外寒风中打哆嗦的褴褛人群。

　　『我将要求国会授予我一件惟一足以应付目前危机的武器，这就是，让我拥有足以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权。这种授权之大，要如同我们正遭到敌军侵犯时一样。』

　　赫伯特·胡佛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但是，在三层铺的贫民窟里，吃不饱的孩子们抬起头来了，地方法院里一肚子怨气、准备斗争的农民们抬起头来了，缝补破衣服的妇女们抬起头来了。空中好像响起了一阵魔乐。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罗斯福一把火烧了国会，我们也会大声欢呼说，‘好哇，火到底点着啦！’”

　　『美国人民不是束手无策。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已经授权政府采取直接的、强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在政府领导下有纪律，有方向。他们选我出来实现他们的愿望。基于这种精神，我接受他们的委托。』

　　借用沃尔特·惠特曼【美国19世纪著名诗人。——译者】一句诗，新总统真是“声威赫赫地登上了舞台”。阿瑟·克罗克写道：“罗斯福当时神色严峻，连老朋友也感到他变了另一个人。”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思：“我完全给吓倒了。”新的第一夫人认为总统就职典礼进行得“非常非常严肃，不免令人生畏”，“因为富兰克林讲到他必须取得通常只在战时才授予总统的那种大权时，听众竟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不过，当时在华盛顿为《新共和》周刊采访新闻的埃德蒙·威尔逊却嗤之为“一例的哗众取宠，一例的不着边际”。他还写道：“有一点最清楚不过，这就是独裁政治快要出笼了。”这时，知识分子们仍然不了解罗斯福，有些知识分子永远也不了解他。真的，即使最接近他的人，也感到他难以捉摸。他决定竞选总统，事前竟连自己老婆也不告诉，这是很少见的。罗斯福夫人是从路易斯·豪那里才知道这件事的。罗斯福首次执政之初，美国的有识之士是怎样想的，罗斯福夫人下面这段话说得最真切了：“我们有一种盲目走下去的感觉，因为我们置身激流，谁也不知道何处是岸。”但是，总的说来，美国人民并不像她那样感到前途茫茫。他们认为罗斯福这次演说十分成功，周末，有45万人写信祝贺他。

　　当晚，埃莉诺去参加庆祝舞会，罗斯福留在总统府同路易斯·豪研究工作。星期天早餐后，罗斯福自己滚动轮椅经过新建的坡道来到阒无一人的椭圆形办公室，独自四下打量。桌上空空如也，除国旗和国玺外，能拿走的东西胡佛都拿走了。没有便笺，没有铅笔，没有电话，连叫人的按铃也没有。他慢慢认识到，一个人在这里，什么事也干不了。于是他大叫一声，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急忙跑了进来。这件事值得一提，因为罗斯福只有这一回才觉得身为总统却不知怎么办是好。晚上，他动手干起来了。他一边咬着往上翘的烟嘴，一边起草文件，援用那几乎被人忘记了的大战时期定下来的《对敌通商法》，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四天。他要求第73届国会在星期四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将拟好的紧急法案送去讨论。这时全国再也没人搞货币兑换了，可是大家还得想办法生活下去。

　　这是对美国人的首创精神的挑战，而他们果然也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印发各种临时票证，赊销商品，以货易货，凭票取货，凭代用币乘车，使用加拿大和墨西哥货币代替美国货币，如此等等。道氏化学品公司用镁铸成“道氏金属代用币”，定值每枚二角。威斯康星州有一个摔跤家和人订合同，表演一场的报酬是西红柿一罐加土豆200镑。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市有一家报纸发出通告，说广告费可以免收现金，改付农产品就是了。纽约州一位州参议员到首府奥尔巴尼市开会，自带一周吃的东西：12打鸡蛋，半只猪。《纽约每日新闻》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金手套”锦标赛半决赛，卖票花样之多，最是惊人不过：票价是五角，但除五分钱娱乐税必须付现金外，其余可以用任何实物偿付。于是专雇了一个人，为形形色色的来件作价，其中有：香肠、床垫、帽子、鞋子、大衣、鱼类、面条、女睡衣、牛排、电火花插头、方盒式照相机、拼板玩具、厚运动衫、罐头食品、袋装土豆、高尔夫球裤、机工工具、涂脚药膏、《圣经新约》，以及当时青年妇女所谓“伸伸腿”的不用系带的内裤。

　　人们绝大多数都认为，一旦银行休假结束，就要正式宣布使用临时通货，各州、各市政府乃至某些企业都要自己发行地方性代用券了。亚特兰大、里士满、马蒂塔克和诺克斯维尔等城市，这时早已这样做了；纳什维尔市在3月6日开始的那一周结束之前也快要有价值100万元的代用券流通。费城也将发出800万元流通。新泽西州努特利市有一家造纸公司，原先一周只开工三天，这时改为一天三班，24小时给威斯康星州和田纳西州印出六吨重的代用券。然而，一想到各州各市的地方币、各公司的兑换券满天飞的情景，财政部长伍丁就不寒而栗了。3月7日星期二，他在早餐时候告诉雷·莫利【罗斯福智囊团主要成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译者】说，据他看不必使用临时通货。他说：“我们可以用各银行殷实可靠的资产作为储备来发钞票嘛。大家不会害怕的，这不是戏台上用的道具，是货真价实的钞票。”这样做，不会有什么损失。伍丁公开说：“我们已经到了沟底，再坏也坏不过这样了。”

　　伍丁同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在卡尔顿饭店昼夜奋战，星期四这天果然如期完成了草拟法案的工作。国会特别会议开始了，众议员们相继走进会场。这时伍丁就把写完的稿子交给国会的秘书，同时嘟囔着说：“这个法案就用我的名字好了，稿子完了，我也完了。”秘书把稿子在会上高声宣读，可是当时人声嘈杂，众议员里没有几个听得清的。法案不是人手一册，因为没有时间排印。就是秘书手里那一份，有些地方也是最后急急忙忙用铅笔涂改过的。大家一阵叫嚷，就把法案通过了，一共用了38分钟时间。这时罗斯福夫人在楼上旁听席上一边结毛线，一边点票数，活像是慈祥的德法热夫人【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双城记》一书里边的法国革命时期的一个人物。她每天编织，暗地记下她所仇恨的贵族的名字。——译者】。投完了票，众议员们便蜂拥到参议院会议厅，听格拉斯说明他们自己刚才通过的那个法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格拉斯这位小个子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是支持伍丁法案的，不过他也承认其中某些部分确实让他吃惊。根据这项法案，总统和财政部长“已经采取或今后要采取的”任何措施，议会都要一律批准，这种立法措施真是吓人。法案规定，囤积通货的要判刑，有问题的银行要派人去“维持”（受托管理），此外还授权政府以各银行的资产为储备，发行20亿元新钞。晚上8点36分，罗斯福衣衫不整，身旁堆满了从海德公园住宅运来的书籍，图片也来不及开包，就在白宫签署了这项法令。当晚国家印制局添雇了375名新职工。美国政府的印钞机器全部开动了。

　　一连两晚，印制局灯火辉煌，临照着哈得孙河滩。新印模来不及刻，就沿用“1929年印行”字样的旧版。联邦储备银行12个分行行长的签字也来不及去要，便从政府档案里找出旧样本来，派人送到泽西市的美国铸刻工场厂赶制印模。星期六清晨，装满一袋袋新钞票的飞机从华盛顿先后起飞。第一架在午前就把钞票送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那里又立即分送各银行。

　　真正精彩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囤积户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紧紧攒在手心里的黄金和货币放出来。原先此辈不到一周工夫，就已把全国15％的货币藏了起来。国会尽管横下狠心，也无法定出法律，对于那些事先囤积货币的人追加惩罚。于是，政府便改而乞灵于宣传的办法。3月8日星期三，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凡2月1日以后向银行提取过黄金，而到下星期一为限还不退回储存的，银行便公布他们的姓名。这一宣告刚在报纸登出，各家银行的电话交换台就忙得不可开交。银行对来电话的人说，如果有黄金要送回储存，银行就为他们开门办理，还不让记者知道。几小时之内，只见多少床垫为之撕裂，多少铁罐因之出土，多少秘藏宝盒得以重睹天日。各地银行都说门前又排起长龙来了，仿佛上周争先提款的情景一般，不同的是，这回男男女女都带上满载黄金和货币的旅行包、手提箱就是了。看到这种情况，联邦储备委员会大受鼓舞，于是星期五又宣布扩大涉及范围，要各银行上报过去两年内提过存款的人名。网拉得更开了，鱼也更大了。到星期六晚间为止，各州联邦储备银行已经回收了共计3亿元的黄金和黄金兑换券。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7.5亿元的新钞票了。因此，甚至在载运这批新钞票的飞机还没有离开胡佛机场之前，伍丁就批准某些储蓄银行可以让储户每户提取现金十元。商业开始活跃起来了。不出一周，就有13,500家银行（占全国总数3/4）复了业，交易所又重新响起了电锣声。纽约股票价格猛涨15％。道·琼斯【著名的研究和报导股票行情的公司。——译者】的股票行情发报机传出了这样一句话：“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幸福的日子还没有真正回来，不过金融恐慌总算过去了，既没有发生币制混乱，也没有实行银行国有化。下的药无疑是极猛的，通货膨胀一开头，果然无法控制。但是罗斯福当时只能这样做，别无他法。有一位朋友对他说，如果成功，他将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名垂千古；如果失败，他就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罗斯福回答说：“如果我失败，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可是他不甘失败。“新政百日”已经开始了。

　　※※※

　　在这100天当中（从3月9日在欢呼声中制定出《紧急银行法》到6月16日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新总统顶着狂风暴雨前进，一天天显示出他有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精力。到国会议员们精疲力竭，宣告休会那一天，罗斯福已经发表了十次重要演说，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建立了每周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各二次的惯例；宣布了废止金本位制，向国会提出了15篇咨文；指引议员们通过了13个重要法案，其中包括对一切银行存款实行保险，对抵押住宅者发放新贷款，对华尔街金融市场进行改革，拨发40亿元作为联邦救济金，准许公开经营啤酒业，以及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农业调整管理局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等一系列法令。罗斯福也说：“有时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受震惊。”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临时招架的办法而已。罗斯福对身边的新政派说：“挑一个办法试试看嘛。失败了，就另换一个。总之，要搞点什么试试。”他认为自己在大选中之所以取得一面倒的胜利，就是因为人民授权他进行变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最初，他打算先让国会通过伍丁那个“挽救银行”的法令，随后就打发议员们回家休息，由他运用总统大权来办事。要是这样做，举国上下本来也会一致支持的。保守派的《波士顿纪事晚报》就发表过社论说：“目前应由总统独揽大权。这样做势必引起史无前例的复杂问题，但是人民思变之心太切，就是任凭总统一人独断专行，他们也心甘情愿。”参议员布顿·惠勒说，为了罗斯福总统，国会议员们“就是像马戏团的动物那样跳火圈，也干”。至于美国选民们，据查尔斯·米切尔森说，即便有人说罗斯福“长着一副透视眼”，他们也会信以为真的。约翰·根室后来也说：罗斯福当时如果想搞独裁，易如反掌。“我们往往忘记，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的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

　　但是罗斯福还是主张遵循宪法来办事的。他说，他要像他的本家西奥多·罗斯福那样，做一个“热心布道的总统”。群众给白宫的大量来信启发了他，使他觉得不妨在进行立法革命——实际上是一场革命——的同时教育人民，向他们阐明新政的目标。当时还没有“美国新闻处”，也没有“美国之音”。他不需要这些。有他当教师，整个美国就成了一个大课堂。

　　第一堂课是在他上台后第五天开讲的，他把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召集到办公桌周围。他在任职期间，举行过空前频繁的记者招待会（共998次），这是第一炮，这第一炮登时就打响了。威尔·罗杰斯评论说，罗斯福竟能把像银行业务这样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人人理解，连银行家也能懂。后来，查尔斯·比尔德（此人平日并不佩服罗斯福）也写道：罗斯福所讨论的“有关美国生活和美国社会的种种根本问题，比历届总统加在一起还要多。”记者招待会结束时，记者们掌声雷动。就这样，罗斯福一下子把美国的新闻中心从纽约挪到华盛顿来了。美联社把驻华盛顿人员增加了两倍，合众社发出的新闻稿从此有1/4来自华盛顿。各大城市的报纸纷纷派记者到白宫采访，规模较小的报纸也每日采用华盛顿专栏作家的通稿了【一篇稿件分送各报同时刊载。——译者】。后来，连罗斯福夫人也加入了专栏作家的行列。

　　3月12日星期日，罗斯福讲授第二堂课，是直接对全国人民讲的。总统府楼下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头，装上了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扩音器。总统说，他希望这次讲得亲切些，就像坐在自己家里，邻居也坐在他们的起居室里，双方随意交谈那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布彻说：既然如此，那就叫做“炉边谈话”好了，以后就真的作为正式名称叫开了。罗斯福这次谈的是全国银行暂停营业的问题。他那象牙长烟嘴点着香烟，慢慢燃烧。他说：“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过去这几天我们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下一步又打算怎么干。首先，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锁在保险库里了事，而是用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的，譬如买公债，做押款。换句话说，银行让你们的钱发挥作用，好使整个机构转动起来……”

　　不知怎的，罗斯福谈话竟能谈得那么亲切，用人人懂得的词句和比喻，把工业经济的复杂结构讲得一清二楚。他的语言质朴实用，同他在白宫所选用的室内装饰具有同样风格。上届总统的那套阔气排扬，现在是一扫而光了。没有伺候吃饭的底下人了，没有饭前吹号的号手了，军旗敬礼分列式取消了，卫兵换班仪式也取消了，一顿上七道菜的盛宴也简化了。在华盛顿官场里，罗斯福那里的伙食是最不讲究的。他当不起讲究吃喝的人，他没有那份工夫。在总统府作过客的人，不论时间长短，都认为白宫的菜肴单调无味，同宿舍包伙差不多。有一位女客一连三晚吃的是同样的饭后点心：一小片菠萝、两颗樱桃，再在拌得稀稀的奶油里放上一点核桃仁。甚至这样也还算是盛情款待呢。至于总统本人的午餐呢？一角九分一份的肉末煎蛋。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都只是表面文章。他实权在握，再不用摆什么排场了。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得好，罗斯福是“天生当总统的”。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左右自己所处的时代。他在政府里惯唱独角戏，喜欢发号施令。他跟一位来客打趣说：“如果你有可能当总统，你难道不想当一当吗？有谁不想当的呢？”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博士【有名的瑞士心理学家（1875～1961年）。——译者】会见罗斯福后对人说：“毫无疑问，这人浑身是劲。他智力超群，却又难以捉摸，可是说干就干，厉害得很。他花样繁多，别人无法预料。”W·M·基普林格说：他从没见过有哪一位总统“像这个罗斯福这样拥有无上权威”。埃德·弗林说：罗斯福手下的助手和内阁阁员好比听差似的，“事事都是总统自己做主。”阿瑟·克罗克报告说：罗斯福“是老板，是发电机，是钟表的发条”。亨利·摩根索【1934～1945年任财政部长。——译者】写道：罗斯福“任何时候都是统治者”。摩根索好同罗斯福争论，罗斯福也乐意跟他争论，可是只在一定限度之内。过了这个限度，罗斯福就用那满布斑点的大手往桌上一拍，再不说“我认为如何如何”了，而改口说“总统认为如何如何”。争论到此结束，谁胜谁负，自然不消说得。

　　总统的14小时工作日是这样开始的：坐在床上，边吃早餐边浏览外事电报和乱云也似的大堆报纸。他那卧室墙上挂着海船图画，壁炉架上放着家人的照片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新政开头那100天里，他的亲信顾问往往也到床边来商谈，但是起床前这段时间他一般是不见客的。9点过后，刮脸，由男仆欧文·麦克达菲帮他穿好衣服，坐上无臂垫的小轮椅，推到办公室去。10点开始会客。要是那天国会开会，他总有1/4的时间要花在电话上。他跟人谈话，总是称名不道姓。惯戴咖啡色三角女帽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在罗斯福就职后第一周时首都政界还不熟悉她，她也不熟悉华盛顿。一天，她的助手接电话，听到对方说：“我是富兰克【富兰克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的简称。——译者】，我可以同珀金斯小姐讲话吗？”助手转告珀金斯，珀金斯回答说：“富兰克·我不认识什么富兰克。问他是在哪里工作的？”这一问，对方乐了，回答说：“在合众国工作，我是总统啊。”

　　总统随时都愿意接电话，甚至内阁开会时也不例外。跟总统通话那么容易，真叫人吃惊。大约有百把人可以不必向秘书通报事由就能直接请他听电话【30年后最肯接电话的高级官员是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但是能这样直接和他通话的也只有25人】。他的消息来源广泛极了，因此人们往往忘了他是一个跛腿的人。他在内阁会议上常常信口说出什么地方的人说了些什么话，包括他夫人的话。例如他会告诉人家：“内人说，那个地方伤寒病流行。”他上任以后，头一批命令里就有这么一条：凡是因有困难打电话向白宫求助的，一概不准挂断，政府里必须有个人同对方谈谈。这就使他的群众来信在美国总统史上占有最出色的地位。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总统先生：
　　此信只是想告诉您，现在一切都办妥了。您派来的人找到了我们家，我们便同他一道去了银行，银行答应押款可以慢一点还。上次去信，我说家具也给人拿走了，这一点您想必还记得。这些家具，您派来的那人也帮我们弄回来了。像您这样的总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是啊，谁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总统。罗斯福每天收到的群众来信，少则五千，多则八千，十倍于胡佛的。有个众议员把他同耶稣相比。根据在纽约小学生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他最受欢迎，上帝其次，得票远不如他。美国人民确实感到，罗斯福把他们看做自己的朋友。当时总共有41首流行歌曲是歌颂他的。当他系好腿上支架，站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有人真的伸手去摸他那斗篷的边缘来表示敬意。纽约市演出歌剧《真是乐死人》，演员们在谢幕时唱一支歌，竟把歌词原文“让温特格林当总统”改成“罗斯福是总统”，观众听了每次都起立鼓掌。安尼·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写道：“从来没有哪个总统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叫人觉得这样满怀希望。”甚至连皮埃尔·杜邦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高兴起来了。有个金融巨头对约翰·弗林说，他认为自从耶稣去世以后，最伟大的领袖是罗斯福，并深悔自己错投了胡佛的票，请求上帝宽恕。沃尔特·李普曼也修正了原先的估计，他写道：“我们全国人原来对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相信了，不过一周时间，我们现在对政府、对国家又恢复了信心。”

　　罗斯福的魅力把各大学、各机关里的大批聪明有为的青年都吸引到华盛顿来了。首都供应食宿的场所骤然成了生意鼎盛的行业。G街、R街、新罕布什尔大道和第21街一带的褐石住宅统统改成了宿舍，招待新政派里边的单身汉。首都那些墨守成规的人不禁害怕起来。日后有人同小阿瑟·施莱辛格谈起这事，说：“一批讨厌的青年律师在华盛顿住了下来。……他们得意扬扬，闯进办公室，占用桌子，索取文件，忙这忙那，没个完。我始终不明白，这些人来这里干啥，来了之后干了些什么，后来为什么又走了。”

　　这些人有的一来就再也不走了，有的走了又回来干别的。当日汇集在新政旗帜下的人物有迪安·艾奇逊【1949～1953年任国务卿。——译者】，财政部副部长；J·W·富布赖特【后来先后任众议员和参议员。——译者】，司法部的青年律师；休伯特·汉弗莱【后来是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译者】，他放弃了药物学研究，担任救济工作；还有亨利·福勒，他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青年律师。在办事最能干的新人当中，有一位叫林登·约翰逊的，是得克萨斯州众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约翰逊说服了美国政府，让得克萨斯州农民带头铲掉自己所种的一些棉花，来拥护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减少剩余农产品的措施，因而引起社会的注目。

　　新政派中，还有一些二流的知名人士，如萨姆·罗森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铁裤汉”约翰逊、哈罗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急躁鬼”，他暗地倒也喜欢这个诨名，却不知罗斯福背后叫他“唐纳小鸭”【美国当时流行的动画片中的主角——译者】。雷·莫利在华盛顿一家旅馆里租了一套房间，派头十足，是这班人中最有才气的。那些名声不如他的人套用圣诗，这样来挖苦他：

　　『莫利！莫利！莫利！
　　我的上帝！【圣诗原文是“圣哉，圣哉，圣哉，我的上帝！”英语“圣哉”（holy）与“莫利”（moley）谐音。——译者】』

　　农业部的劲头特别大。新到的总顾问杰罗姆·弗兰克罗致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青年律师：瑟蒙德·阿诺德、阿贝·福塔斯、艾德莱·史蒂文森、纳撒尼尔·韦尔、约翰·艾布特、内森·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阿尔杰·希斯。政府其他部门有些人对他们很钦佩，认为日后此辈多数是要飞黄腾达的，尤其是希斯。

　　希斯同普雷斯曼、威特、艾布特和韦尔是共产党一个小组的成员，常在康涅狄格大道一间音乐室里秘密碰头。这几个人对新政府进行了研究，感到颇难捉摸，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认为，莫利是一个狂热的自由派，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却是强烈反对承认俄国的【当时美国还不承认苏联政府为合法政府。——译者】。华莱士认为共产主义制造阶级对立，这种论调跟艾尔·史密斯很相似。但是最使人迷惑不解的还是总统本人。刚就职时，罗斯福主张进行试验，可是依然倾向保守，而且他在新政初期采取的那些措施又得到中间偏右的人大力支持。他挽回银行颓势后的第一招就是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削减退伍军人退役金和政府人员（包括议员）的薪金，这也是费解的。

　　罗斯福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很得保守派的好评。这个队组织贫苦的青少年参加水土保持工作，让大家有活可干。共产党有个发言人说这是“强迫劳动”，劳联领导人威廉·格林更说它大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苏维埃主义”的味道。但是民间资源保护队是罗斯福的得意之作，而且由于陆军的协助，一成立就办得很好。这项工作是由麦克阿瑟负责组织的。乔治·马歇尔当时还是上校，因管理南方各州17个大队卓有成效，名噪一时，因而受到罗斯福的注意。（艾森豪威尔少校却在宾夕法尼亚州碰了钉子，因为他没有考虑政党关系，把重要职务都给了共和党人。）最后总共有250万青年参加这个队，穿上了草绿色制服。他们完成了罗斯福设想的防护林带，南起得克萨斯州，北至加拿大，遍种树木2亿株。

　　4月19日，罗斯福废止了金本位制，这在右派当中可不那么得人心。现在看来，这是由于当时迷信黄金之故。若干世纪以来，欧美各国都死死抱住黄金不放，以为这是西方文化的标志。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金本位制成了强国的特征，银本位制成了落后国家的特征。有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方案叫做“橡皮本位制方案”【“橡皮”在美国俚语指没有价值。——译者】。艾尔·史密斯说，他赞成“金本位”，反对“吹牛本位”。罗斯福的预算署长也说，废止金本位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毁灭”。不过，当美元贬值11.5％之后（同年夏天贬值17％，随后稳定了下来），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就又能同欧洲那些早已走上通货膨胀道路的国家竞争了。这一点，一般人不理解，华尔街那些大老板们却是明白的。查尔斯·G·道斯对废止金本位鼓掌赞成，共和党的领导人也一样。J·P·摩根有一个老搭档叫做罗素·莱芬威尔的，写信给罗斯福说：“你放弃金本位制，挽救了我国免于全面崩溃。”摩根本人也不准人们非议罗斯福，他在一篇罕见的公开声明中说：“据说总统放弃金本位，我表示欢迎……看来很清楚，要扭转大萧条的局势，就要驳斥并战胜那些主张收缩通货的人。”

　　但是不论是什么措施，只要受到华尔街23号【摩根财团所属公司所在地，这里用它来代表垄断资本集团。——译者】的欢迎，就很难说是革命的，甚至连开明也说不上。直到了3月下旬，罗斯福才真正向左转，他要求国会批准《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他在5月12日（也就是上任后第65天）签署了这些法律。《农业调整法》是有鉴于艾奥瓦州的农民暴动而制定的，用减少产量的办法来提高农产品价格。出钱津贴农民，叫他们少种地，这显然和常识背道而驰。华莱士下面这段话代表了当时千百万人的看法：“我希望今后再也不这样搞了。长得好好的庄稼，偏要毁掉，这有违人类的良心。”然而，四个月以后，他却不得不下令把600万头小猪宰掉。他很不得已这样做了，又说这是因为过去柯立芝和胡佛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后果（罗斯福还打趣说，对猪也要实行节制生育）。

　　关于联邦政府办救济会有什么长远影响，当时的争论就更多了。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不客气地说过：“人们不是在‘长远’以后才吃饭的，他们天天都得吃啊。”此人瘦长个子，一头蓬发，说话刻薄，在纽约搞社会福利工作，在对付大萧条的工作中出过力，到新政结束以后还一直同罗斯福保持密切关系。他是从楼梯下边进入政府的。原来最初他没法见到总统，就趁劳工部长弗兰西丝·珀金斯参加纽约一个来宾云集的晚会时，把她拉到楼梯底下一个角落谈话（那时人声嘈杂，只有在楼梯底下谈话才听得清楚）。他向她说明，由联邦政府办救济事业，是当务之急。于是珀金斯小姐把他推荐给罗斯福，罗斯福又把他提出的方案提交国会。方案一提出，共和党人无不大吃一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说：这就是“社会主义那一套”。缅因州参议员卡罗尔·比第大声疾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

　　但是共和党人的上帝既然失灵，就只好听罗斯福的了。5月22日，罗斯福把霍普金斯带到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救济事业从此始，直到1942年结束，期间机构、名称换过几次（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公共工程署），领导人也换过几次（先是霍普金斯，接着是伊克斯，最后又是霍普金斯）。当时霍普金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华盛顿，就是要做到谁也不挨饿。”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嘲笑反对救济的人说：“我到市场去，花两块钱买一只鹦鹉，一天就能教会它叫‘白给！白给！白给’！不过鹦鹉是一辈子也不懂经济问题的”【罗斯福的救济事业是以工代赈，反对派说这是白给，助长懒惰。——译者】。但是，反对救济的人也不示弱，他们攻击救济事业的话，比“白给”要难听得多。北方的血汗工厂老板们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们都恼火极了，因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没有来源了。上层中产阶级批评家以为，领救济金的人都是一些斜靠着铁锹或草耙的懒汉，这些批评家的绝招是把“扳倒搁”（boondoggle）这个意义不明的词儿加以曲解。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名叫罗伯特·马歇尔的手工课教师在纽约市参议会调查会上作证，他说他教过一些失业的人做“扳倒搁”。所谓“扳倒搁”是1925年一个童子军领队发明的，指的是童子军野营中有实用价值的作业，例如用绳子编带子。谁知没有几天，全国报纸的社论就都嘲笑说，办救济就是让人们“扳倒搁”，而且轰动一时，弄得成千成万的读者以为（直到今天还以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的成绩只不过是为了救济失业的人，找点什么事给他们干干而已。

　　其实，两位主管救济的人都是讨厌人们吃闲饭的，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认为只给救济，不给活干，会使人们丧失自尊心。只要听到妇女们说：“我们不再靠救济了，我丈夫在为政府干活，”他就十分高兴。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人们确实是在干活，而且干的是艰苦活。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和公共工程署的资金，先后投入3万个以上的新办工程和事业，诸如请教师，兴水利，设邮局，筑桥梁，办监狱，修机场，打下水道和涵洞，开辟公共游泳池、运动场和儿童游乐场，兴建发电厂和火车站，等等。全国新建公路的10％，新开医院的35％，新建市府大楼、法院大厦和新设医疗设施的65％，新办学校的70％，都是霍普金斯任内那几年搞出来的。这么一来，丹佛市才有了供水系统，俄亥俄州马斯金格姆河流域才有了拦洪工程，得克萨斯州布朗施维尔市才有了港口，基韦斯特市才有了公路和桥梁，接通了市区和大陆上的佛罗里达州。

　　工程兴办署（以及它的前身和后继机构）投资于私人企业力所不及的各种工程，使整个美国的面貌为之一变。建成了哈得孙河下面的林肯隧道，把纽约市和新泽西州连接起来；建成了纽约三镇桥，把曼哈顿和长岛连接起来；把宾夕法尼亚铁路改为电气化。它出钱试制了第一批柴油机。由于有工程兴办署，华盛顿才有了动物园、林阴大道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厦。如果没有工程兴办署所组织的工程队，就没有加利福尼亚州的卡马里洛精神病院，没有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金库，没有旧金山的博览会会场，没有达拉斯市的迪利广场，没有圣路易斯市的花卉馆，也没有哥伦比亚河上的波恩尼维尔水坝和科罗拉多河的博尔德水坝。为了建设博尔德水坝，有近二百名工人丧失了生命。这个水坝连共和党人也非常感兴趣，1946年他们再次控制国会时，就将它改名为胡佛水坝。兴办所有这些工程，总共开支还不到200亿元——只相当于尼克松首届政府五角大楼年度预算的1/4。

　　据《陆海军纪事报》日后的报道，那几年里，由于军事拨款一般极少，许多陆军兵营和海军基地也全靠工程兴办署的工人才免于失修。没有工程兴办署的各项建设工程，美国经济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就不能那样发展。没有田纳西河流域工程（这是罗斯福的百日新政期间的遐想之一），那两颗结束第二次大战的原子弹也就制造不出来。当然，原子弹有其利弊，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下面这个事实：苏联到了50年代中期肯定会掌握核武器的生产技术的。固然，制造原子弹不是兴办田纳西河工程的主要目标，它开始只是沿河建筑一系列水坝，向本流域内的居民供应和出售电力。但是结果是防止了河水侵蚀300万英亩的农田土壤，把整个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九倍，而且原来投入工程的资金已以缴纳联邦税的方式全部偿还。这项建设本是参议员乔治·诺里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但是计划的实现还是靠罗斯福。罗斯福刚到白宫，各事未定，就给诺里斯写信说：“一俟目前这批紧急法案搞完”，就希望他来谈谈有关“田纳西流域的发展计划”。有这样一位总统在，人们自然会感到，无论想做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

　　不过也有做不到的事。银行可以保住，农民可以得救，挨饿的人可以给饭吃，奔腾澎湃的田纳西河可以驯服，但是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工业上有许多问题却不是凭法律可以解决的。罗斯福也曾试过一下，在他的新政措施中，全国复兴总署是费了最大气力来办的。不能认为它彻底失败了，因为它鼓舞了人心，而且由于加强了劳工组织，可以说对经济最后能够复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它虽则没有达到罗斯福原来的期望（显然没有），可是确实使全国有如战时一般，暂时团结起来了。全国复兴总署的历史，有点像一场足球赛，派出的球队虽然十分出色，最后却输了球。休·约翰逊将军一开头就预测将来的结果，他打了个用语杂乱而寓意巧妙的比方：“开头是看烟火，后来是放冷箭。干这件事，好比睡在断头台上跟人打赌，希望万中得一，刀子下不来。”

　　约翰逊是新政派中风头最健的人物，罗斯福选中了它负责主持全国复兴总署工作。这个机构之所以没有取得多少成就，也许是由于他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谁碍他的事，他就骂人，说人家是“血里带着耗子气味”，“国务院里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靠说空话、蠢话、废话吃饭的家伙”，等等。他还把商业部大厦的办公室比做联邦火车站的收小费的厕所，因此开罪了胡佛。不过，全国复兴计划之不易成功，在5月7日罗斯福的第二次炉边谈话中就可以听出来了。当时总统提到要办全国复兴总署，说他要求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政府在各个工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协助下，“有权制止不公道的做法，并强制执行所订立的协议”。

　　罗斯福的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这是正派的企业家人人都可以接受的。问题是，由资方按工业种类订立法规，当然就意味着要停止对托拉斯进行斗争，要恢复资方定价制。劳工方面很不安，于是约翰逊只好听从了铁路员工协会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的劝告，在《全国复兴法》中加上第七条第一款这一历史性的条文【这一项条文的主要内容是：工人有“组织和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不得限制工人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作为受雇条件；雇主应遵守总统批准的有关工资、工时等规定。——译者】，使集体谈判合法化，从而推动了30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大企业家这时已有预感。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对这一条表示了强烈反对。于是罗斯福把赞同和反对的两派代表请到白宫开会，就条文的措辞取得了协议。会议结束时，第七条第一款条文原封未动，这并不是一个吉兆。企业家们和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言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一切自由竞争都应该停止。正如琼斯－拉姆森机械公司当时的经理拉尔夫·弗兰德斯所说，他们“完全相信，要复兴和繁荣，就非限制竞争不可”。

　　“铁裤汉”约翰逊的宣传工作干得很出色，所以1933年过了大半，人家还没注意到隐藏着的棘手问题。一次，亨利·华莱士跟约翰逊谈话，谈到印第安人所崇拜的一种神鸟，约翰逊就以印第安人的表意文字为蓝本，画了一只蓝鹰作为全国复兴总署的标志，在下面写上“人尽其责”这句话。他在对报界谈话时提出了严重警告：“不管个人还是团体，谁要是不尊重这只神鸟，后果自负。”凡是遵守他所制定的法规的企业，可以在厂门店门挂上蓝鹰徽。开汽车上街的消费者则在挡风玻璃贴上这个图案。《时代》周刊每期封面上也印上了蓝鹰徽。有四个女孩在背上刺了蓝鹰花纹。在旧金山垒球场上，八千个儿童排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蓝鹰徽。巴斯比·伯克利也不落后，将《舞台大观》的最后一场改写，让鲁比·基勒、狄克·鲍威尔、琼·布隆代尔和好莱坞全体临时演员排队，先排成美国国旗图案，然后组成罗斯福像，最后排成蓝鹰徽。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兴高采烈，加之约翰逊将军又到全国四处奔走，要各行各业把法规一个个签订了下来，真是煞有介事。

　　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1933年仲夏，在全国复兴总署领导下，已经有一百万雇主签名表示愿意遵守全行业性劳动工资规程，有九百多万工人依照这些规程干活。但是这些雇主绝大部分是小企业主。在纺织、采煤、石油、钢铁、汽车、木材、服装、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和建筑这十个最大的行业中，只有纺织业签订了行规，而且是经过六个星期的尽力劝说以后才签下来的。新政班子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霍普金斯对约翰逊说：“休，你那些法规好讨厌！”不管什么蓝鹰不蓝鹰，煤矿的私雇警察照样向矿工开枪，亨利·福特也不肯“尽”他那一份“责”啊。约翰逊一气之下，把自己那辆福特公司的“林肯”牌车卖掉，另买一辆通用汽车公司的“卡迪拉克”牌。罗斯福下令，所有政府部门只许向那些跟全国复兴总署合作的企业购货。有个记者问约翰逊，如果有人拒绝遵守法规，那会怎样呢？约翰逊抹了抹嘴上的啤酒沫，恶狠狠地说：“当心他们的鼻梁给打扁！”

　　后来“将军”又改变了策略。他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要求所有雇主先表示同意，让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每周最低工资12美元，正式的法规留待以后再订。1933年7月24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里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打起仗来，如果进行夜袭，士兵们都在肩上带上个耀眼的标志，免得误伤自己人。根据这个原则，那些跟我们合作，参加全国复兴运动的人，也要彼此一望而知。”他的意思很清楚：要么“尽你那一份责任”，要么当心挨揍。全国复兴运动这时已经开始有点像教会传播福音了。波士顿市市长詹姆斯·迈克尔·柯里把10万名儿童集合在波士顿广场，带领他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美国的好公民，保证为全国复兴运动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买东西只在蓝鹰商店里买。我一定劝家里人在9月份买东西【当时约翰逊发起了一个叫做“现在就买东西”的运动。——译者】，而且只买美国货。我决心帮助罗斯福总统，让美国重新过上好日子！”

　　在全国范围内，凡是有点公民荣誉感的城市居民都举行了支持复兴运动的游行，并且有许多彩车，有演奏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的乐队。纽约的游行队伍，比所有其他城市的规模更大，有25万人参加，走了十个小时，观众达200万。交响乐团指挥沃尔特·达姆罗希是广播工作者的领队，查尔斯·温宁格是演员的领队，艾尔·乔尔森是电影从业人员的领队。参加游行的还有1,000名理发师，1万名银行家、经纪人和交易所职工，2万成衣工人。检阅台上放了50只信鸽，给罗斯福带去贺信。天黑了，第五大道灯光亮了，但是参加游行的人还不断地从华盛顿广场步伐整齐地走出来，其中有杂货商、珠宝商、当铺老板、屠户、消防队员、警察、图书馆员、药房老板、出版商和酒吧间的招待员等等。全国别的地方同样也可以感觉到这一股热潮。在塔尔萨市，休·约翰逊的77岁老母亲走在游行队伍前面，边走边向人们打招呼说：“大家最好服从全国复兴总署的指挥。我那小子干起来可是雷厉风行的，雷往哪儿打，谁也说不准。”海伍德·布龙报道说：各地参加游行的人都感到有希望，有信心。“人们排起队来，肩并肩地站齐，就产生一种亲密团结的感觉。”忽然之间，约翰逊将军办公室里收到了一批又一批的法规草案，总数竟达200万份。除汽车制造业和采煤业外，所有主要工业部门都支持复兴运动了。跟着，汽车制造业也参加进来了（只有福特公司除外）。最后参加的是采煤业。人们热情洋溢，连胡佛也正式表示赞助了。

　　但是，逆流来了。胡佛改变了主意，认为全国复兴总署那一套是极权主义的做法。工商界攻击它是“偷偷摸摸搞社会主义”，工会领袖们骂它是“工商界的法西斯主义”。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甚至说，NRA（全国复兴总署）这个略语的真实意思是“禁止复兴”（NoRecoveryAllowed）。《哈泼斯》月刊的一位撰稿人到四个州调查了一下，发现有些挂着蓝鹰徽的公司，实际在肆意违反所签订的法规。已签订的700种法规中，有568种规定由企业主们确定价格，这可能是霍普金斯原先的设想。沃尔特·李普曼对全国复兴总署作了这样的评论：“权力过度集中，个人独裁作风，使人觉得美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官僚主义统治，而大起反感。”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年的前半年，好多专栏评论家和企业家原来都曾要求罗斯福实行独裁。那时和现在不同之处，就在于罗斯福已经把美国的局面扭转了。他之所以挨骂，正是因为成绩巨大。他当总统的头四个月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过调整的工业生产指数已由59上升到100。经纪人说这是“罗斯福一手创造出来的市场”。3月份时，好多人有气无力，惊魂不定，不敢反对约翰逊；现在他们腰杆硬了，敢于说话了。《柯里尔》周刊写道：“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很满意。”《文摘》杂志欢呼说：“股票债券大涨价，增值达几百万元。小麦、玉米和其他产品的价格也都回升了，饱受大萧条折磨的农民又多了几百万元的收入。”这个刊物没有提到农业调整管理局，实际上是这个局促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只有《纽约时报》明白指出：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绝大危局，赢得了个人的大胜利。“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罗斯福竟有呼风唤雨的本领。那时不管总统要怎么干，全国都愿听命，甚至求之不得。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勇敢的演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成就，这使他获得了千百万美国人的颂扬，异口同声称之为天赐的时代巨人。”雷·莫利说：是罗斯福挽救了资本主义。

　　人们对总统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也变了。罗斯福每次坐车到国会，路上的人都热烈鼓掌。从前当过胡佛总统四年的警卫的特工人员理查德·杰维斯说：“现在又听到人们向总统鼓掌了，我很开心。”8月，罗斯福轻松愉快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有个大喜讯告诉大家。”原来政府发行年息三点二五厘的5亿元公债（这是1931年9月以来财政部第一次发行的长期公债），认购总数竟超额五倍。要是在一年前，这种事情说了谁也不相信。不管赫斯特系报怎么诋毁罗斯福，这是工商界对新政充满信心的铁证。自1929年以来，这是企业界第一次给期票贴现。干吗不贴现·罗斯福同大萧条的斗争，看来势不可挡。国会听他的话，哈佛大学的宪法学教授托马斯·里德·鲍威尔也公开说：“依我看，如果最高法院根据其脚踏实地的判断，想要支持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以某种方式行使权力，这在宪法学上是有充分根据可以这样做的。”如果鲍威尔教授不懂宪法，还有谁懂呢？那就只有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了。可惜，当时竟没有人想起要去请教他【休斯后来反对新政。——译者】。

　　※※※

　　「美国人物画像：埃莉诺」

　　她父亲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兄弟，母亲是出名的美人。她生于1884年，取名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太伤心了，”谁都这么说。孩子太丑了。

　　凡是客人来访，埃莉诺就咬着手指躲在一边，总要等母亲叫：“进来吧，老奶奶！”这才出来。母亲于是向客人解释：“这孩子真怪，古板极了，我们都叫她老奶奶。”这时埃莉诺真想钻进地里去。

　　她八岁时，母亲害白喉死了；九岁，父亲又因酒精中毒去世，于是就被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教极严，埃莉诺15岁以前从没有跟年龄相仿的人做过朋友。

　　18岁那一年，她开始进入社交界。社交界为之哗然。她身高近六英尺，声音高亢刺耳，门牙外露，什么化妆品也不用。她有时无缘无故吃吃地笑，有时又莫名其妙地凄然泪下。家人说，这孩子准是傻了，所以远亲富兰克林·罗斯福虽然已经向她求婚，但富兰克林的母亲萨拉却竭力反对了三年才同意这门亲事。

　　1905年3月17日结婚，由伯父西奥多主婚。她继承了伯父的异乎常人的精力。谁都在议论，一个女人家这样子，不对头。而她的精力是怎样使用的，大家也不以为然。有人问她，为不为家务烦心·她说：“我每天用在家务上的时间很少超过15分钟。”她的工夫都花在穷人身上去了。因此，1913年她离家外出之际，她那年轻的丈夫爱上了她聘用的一位每天来帮忙一段时间的社会工作秘书露西·默塞尔。

　　1920年，露西同一个有钱的老头拉瑟弗德结了婚。1921年，罗斯福因小儿麻痹症两腿瘫痪。萨拉要儿子放弃社会活动，回海德公园村过残废人的生活。但是医生对埃莉诺说，罗斯福应该重返政界，她可以充当丈夫的得力助手。婆媳两人为此争执不下。埃莉诺自己参加了妇女工会联盟，后来又舍命为民主党工作。她对罗斯福说：“你一定要努力争取当州长。”在家里，本来是萨拉说了算，现在渐渐不行了。萨拉写信给兄弟说：“现在富兰克林只听埃莉诺的了。”

　　罗斯福果然当上了州长，随后又做了总统。

　　在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时，罗斯福特地安排漂亮的露西·默塞尔·拉瑟弗德坐在前排贵宾席上，还让她乘坐专用汽车。

　　就职典礼一结束，埃莉诺就去“补偿金远征军”的第二营地访问。她同那里的退伍军人一道唱歌。事后，这些人议论说：“胡佛派军队来打我们，罗斯福派夫人来看我们。”

　　罗斯福难得到各地旅行，所以这位第一夫人便年行4万英里，发表演说，巡视贫民区，参观幼儿园和青年游乐园，访问劳苦佃农。她一回来，富兰克林就不厌其详地向她打听见闻。他很风趣地给了她一个特工代号：“罗浮”（Rover）【意思是“漫游者”。——译者】。

　　《纽约人》周刊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矿工瞪大了眼睛对另一个矿工说：“我的天哪，过来的不是罗斯福夫人吗？”

　　埃莉诺不在家时，露西就去探望罗斯福。

　　在华盛顿，埃莉诺每周定期在白宫二楼条约厅举行一次女记者招待会。她的专栏文章《我的一天》在135家报纸上同时发表。她为《妇女家庭良友》杂志每期写一页长的问答栏的专稿。她在广播界的地位，仅次于罗斯福本人。“甜心”牌香皂、“席梦思”牌弹簧床垫、“约翰斯·曼维尔”牌建筑材料、“塞尔比”牌皮鞋和“庞德”牌冷霜的厂商出钱请她每周作两次广告，报酬全部捐赠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某次，她在同一时间在白宫举行两个招待会，两处有门相通，她这边跑跑，那边待待，来回招呼客人。

　　罗斯福同露西相会，一般是在乔治城和阿林顿市郊外路上。有一次，总统的专车本来是从华盛顿开到海德公园村去的，但是为了到露西的庄园和她见面，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特地绕道到新泽西州阿拉默奇地方一个很少使用的铁路支线去。

　　这时埃莉诺心里已经明白，她同罗斯福之间非但不可能什么深情，就连比较密切的关系也谈不上。

　　“平静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压抑的痛苦。”这是埃莉诺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

　　在钦佩她的人眼中，她是慈母，贤妻，政界人物，女政治家，新闻记者，同时又是第一夫人，几位一体，而且往往同时一身数任。比起罗斯福来，她更能打破常规，更同情下层的人，在政治立场上总是更左一些。她曾在海德公园村同丘吉尔辩论：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丘吉尔说是英美联盟，埃莉诺说是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满埃莉诺的人（以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为首）说她“爱管闲事”、“空谈改革”、“无病呻吟”。有些漫画家竭力丑化她。有些捉弄她的笑话十分无情，例如：“尽管隔一道篱笆，埃莉诺也能咬到苹果。”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抱怨说，埃莉诺老是麻烦他，“她经常来信，要我邀请一位叫什么苏西·格洛茨小姐的难民来使馆喝茶。”

　　一天，埃莉诺问罗斯福，她自己那么心直口快，是否成了他的包袱（这时她正仗义执言，说美国人民应有参加共产党的权利）。罗斯福笑着回答说：“太太，我们是自由国家嘛！”

　　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的噩耗传来之时，埃莉诺正在华盛顿参加一个妇女界活跃分子的集会。

　　回白宫后，她听说罗斯福弥留之际露西一直在他身边。她哭了一会儿，然后像往常一样，又安静下来了。

　　父母、婆婆、丈夫都刺伤了她的心，于是她便来关心全人类。她继续写专栏稿，先后出版了15本书，改革了民主党的塔马尼俱乐部，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年复一年被美国妇女界选为最受敬仰的妇女，而且据盖洛普【专搞民意测验的。——译者】报道，在全世界各地，她都是最得人心的妇女。

　　74岁那年，埃莉诺写道：“我们必须光复我们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利用一切知识来为全人类服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四年以后，她逝世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致悼词说：“她的光辉给全世界带来了温暖。”联合国大会为她肃立默哀。她跟罗斯福一道安葬在海德公园村的园地里。罗斯福之后的三任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都参加了葬礼，低头默哀。合葬墓前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她自己选定的碑文：“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露西没有来。14年前，她在纽约一家医院里去世了。





　　第三章 万般激荡

　　1934年5月，美国报摊上首次出现一种漫画杂志，叫做《滑稽名画》。可是读者中却没有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这位全国头号警察本来十分爱看滑稽连环画的人，尤其爱着《大侦探迪克·特雷西》和《特工X－9号》，但是那年春天他没有工夫看这些。他手头有好多事情要办：准备把司法部迁住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新建大厦；奉总统之命，监视法西斯组织；研究国会刚通过的防止犯罪行为的新法案；把已裁撤的禁酒局的侦缉人员收编入联邦调查局。凡是能够罗致到的人才，这位局长都要。他告诉公众，“美国的犯罪分子目前十分猖獗”，而公众也只能表示同意。人们本来指望，酒禁撤消之后，美国国民性格中好用暴力的污点可以随之消除，但事与愿违，原来的私酒贩子转而抢劫起银行来了。由于银行家的声誉本已扫地，劫匪在大众心目中反而成为罗宾汉一流的人物。约翰·迪林杰是联邦调查局所谓“头号公敌”，可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一个人却对他十分钦佩。他写道：“迪林杰不抢穷人，专抢那些靠抢穷人发财的人。我拥护迪林杰。”

　　迪林杰犯案累累，十次杀人，四次抢银行，三次越狱，最后同梅尔文·珀维斯所率领的联邦调查局的一批神枪手对打失败，才算完事。由此得出的教训本应人人都懂，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公众对暴行最肯容忍的却是三十年代，这是三十五年以后一个全国性委员会在经历了一个很难说是平静的时代以后才发现的。迪林杰死矣，可是比活着危害性更大。他成了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一些从来没有见过手枪的人也随便谈论什么“杆子”啊，“左蛇”啊，“一枪倒”啊，“风声紧”啊等等。农民的经验证明，采取直接行动是有效的。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主张采取直接行动了，连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也夸奖一群对黑人滥用私刑的暴徒，说是干了“一件好事”。切斯特·古尔德是连环漫画《迪克·特雷西》的作者，因此大概也是符合J.埃德加·胡佛心意的人，可是他也说：“强盗越来越猖獗了，因为一送法院就宣告无罪。我这样想过：为什么没有人见了强盗就开枪，免得送法院呢？”不过，要是可以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大人物触犯了你，不是也可以拔枪打他吗？罗斯福夫人收到的恐吓信就多得惊人，她听从特工人员的劝告，手提袋里不带着一枝“左轮枪”，就不出白宫大门。

　　迪林杰吃了警方的“一枪倒”，是在走出一家放映强盗故事片的戏院的时候。这一点颇有象征意义。那时好莱坞每年摄制五十部强盗故事片，其中有不少给犯罪行为涂上一层浪漫色彩。关于胡佛这人在其他方面的本领，人们意见不一，但是他在宣传方面独具天才，却是无可置疑的。1934年联邦调查局把档案开放，让摄制《特工人员》一片的人员参考。这是一部新型影片，片中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由吸引观众的青年演员詹姆斯·贾克奈扮演。接着胡佛又转向电台。他让梅尔文·珀维斯在弗莱施曼酵母公司的广告节目里露脸，不过结果却是一团糟。珀维斯对着话筒满口粗话，弄得胡佛大惊失色，汤普森广告公司狼狈不堪。可是有个叫做《捕盗神手》的节目却非常受欢迎。在儿童节目里还可以听到迪克·特雷西的声音；几百万孩子给电台寄来了“桂格”牌麦片纸盒盖子，要求换取警探徽章。但是国内有血有肉的大侦探还是胡佛本人。他经常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开列“社会公敌”的名单，追缉不法之徒，例如“美男子”弗洛伊德，“娃娃脸”纳尔逊，巴克“大娘”，“机枪手”凯利，此外还有当时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少年罪犯邦尼·帕克和克莱德·巴罗。

　　※※※

　　那一年5月，造访宾夕法尼亚人道1600号里最杰出的客人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经济学家带着费利克斯·弗兰克富特的介绍信来见总统，建议实行赤字开支。他说，“与这个办法相比，其他办法都算不了什么。”后来罗斯福写道，他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精采的谈话”。实际上谈话却很冷谈。凯恩斯态度矜持，近于傲慢，而罗斯福也还不甚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而走向繁荣。但是他还是让特格韦尔介绍凯恩斯跟政府中一些关健人物见了面。那时尽管新政搞得令人眼花缭乱，可是靠救济过活的美国人仍在一千八百万以上。有些州，例如阿肯色、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州，百分之九十的赈款是由联邦政府拨给的。毫无疑问，罗斯福已经把国家从混乱中救了出来，但是经济萧条依然无法消除。凯恩斯说，只有政府每年出现三亿元赤字，经济才能完全恢复。在他走了以后很久很久，华盛顿人士对他的这个意见还是记忆犹新。

　　这些时，新政困难重重。全国复兴总署尾大不掉，难以维特。约翰逊将军失望之余，只好从酒瓶和女秘书那里寻求安慰。他为他那位秘书的高薪开脱，对报界说她“不仅仅是个速记员”。报界发表了这句话，他又抗议说，“小伙子们，你们的拳头怎么打到裤带下面来了？”这个比喻实在欠妥。两个月前，工商界已经开始反对罗斯福了，因为他提出了管理证券市场的法案。乔治·M.汉弗莱、休厄尔·艾弗里以及汤姆·格德勒带头攻击成立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有一位共和党议员指摘说，有人阴谋“把一切好制度都搞成俄罗斯化”，这个法案就是一例。纽约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查德·惠特尼在国会作证说，他的那个交易所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机构”。他说完后，威尔·罗杰斯就嘲笑说，“华尔街那帮家伙拼命挣扎，想阻挠政府派人到场监督。”他们失败了。到了罗斯福委派约瑟夫·P.肯尼迪（他本人就是个声名狼籍的投机商）当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他们就由失望转为暴怒。总统这么做，是照莫利的意见办的；莫利的论点是交易所有哪些漏洞，肯尼迪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他能把漏洞全部堵起来。但是，华尔街并没有因此而消了气。当惠特尼带领肯尼迪正式视察交易所市场时，四周都是警卫。他冷冷地解释说，要不是这样，有些经纪人会把这位新上任的主席揍一顿的。有些商界巨头说肯尼迪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还没有这样骂罗斯福，不过也快了，因为由于迪安·艾奇逊不肯签署货币贬值的命令，罗斯福已经把他撤职，这是在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之后还有意丢他们的脸啊。艾奇逊已经在考虑，自由同盟快成立了，他是否要作个发起人。

　　一场比这个大得多的风暴已经在天际冒头。关于新政的法令，己经弄出了一千多件官司。1934年时，任何法官都可以下令禁止当地执行联邦法律的。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早就告诉罗斯福，联邦司法人员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是民主党人。这些官司最后都要上诉到最高法院，但也于事无补。最高法院法官平均年龄七十八岁，都是些保守派。历史上每一位倔强的总统几乎都同最高法院冲突，罗斯福是林肯以后最倔强的总统，如果冲突起来，可能把他毁了。

　　不过，有一位阁员倒有个好消息向全国报告。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看了不少柏林来电，宣布说：“德国虐待犹太人的事，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停止了。”

　　※※※

　　同年春季，阿尔杰·希斯跟惠特克·钱伯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一家自助餐馆里初次会面，不过钱伯斯用的不是这个名宇。介绍他们见面的是苏联特务J.彼得斯和美国共产党员哈罗德·韦尔两人。他们仅仅对希斯说，这位是“卡尔”，他在党的工作方面领导你。餐馆跟《华盛顿邮报》只隔几个门，但是即使《邮报》本市新闻编辑部知道了这件事，很可能也不会把它报道出来。那时还没有把共产党人认为是坏蛋。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刚成立了八个星期，主席是马萨诸塞州议员约翰·W.麦科马克，他操心的是美国的右派而不是左派。三年以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才奉总统指示，要监视共产党组织，可是就是那时也只注意他们有无间谍活动而已。

　　美国已经在1933年感恩节正式承认了苏联。俄国新任驻美大使刚刚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在沃尔多夫·阿斯脱里亚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宴会中较年轻的来宾有全国学生联合会前任主席爱德华·R.默罗，他写信给未来的妻子，对美国的经济制度极表愤慨。他说，这个制度“在我们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把我们送进地狱了。”（这次宴会的入场券是每位六元，贵得闻所未闻，默罗十分生气。）1934年5月距离人民阵线成立只有半年，厄尔·白劳德不久就要举起“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的大旗了。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后来称白劳德“比兰登更是个地道的堪萨斯州人。”白劳德还起草了一个失业保险法案，由明尼苏达州众议员伦丁提出。到三十年代末期，白劳德成了十分受人欢迎的人物，甚至被邀和罗伯特·A.塔夫脱同在克利夫兰市竞选会上发表演说，因为塔夫脱想尽可能争取左翼选票。

　　※※※

　　1934年5月14日，主持密苏里州救济事务的哈里·S.杜鲁门报名参加本州民主党预选，争取为参议员候选人。当天一早他给自己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是清晨四时，我就要发表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声明了。像我这样岁数的人一般都想争取的地位，我已经达到了。……我现在要竞选美国参议员了。如果万能的上帝决定要我进入参议院去，我将一如所罗门王那样，祈祷上帝赐我以智慧，便我做好这个工作。』

　　这件事在华盛顿没有引起谁的注意。当日的要人中只有哈里·霍普金斯一人见过杜鲁门，也只见过一面，那是在早一年10月霍普金斯从芝加哥坐车到堪萨斯市的时候，在他专车的客厅里见到的。即使新政派人士当时对他更多一些的了解，也不会重视他的。因为这位候选人甚至连债也还不清。自他开的那家服饰用品店倒闭以后，法院判决他应该偿付八千九百四十四元的债，至今他还一直拖欠着呢！

　　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组织了进步党，厄普顿·辛克莱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获得了惊人的胜利，这才是当时引起华盛顿大吃一惊的两件事。辛克莱得到的票数，比跟他竞选的八位民主党人的总票数还多。不过，对华盛顿多数人来说，这时在政党活动上却松了一口气。过去一年中的风云变幻把他们弄得精疲力竭，因此尽管现在是中期选举前夕，他们都在谈论别的事。赫维·艾伦的小说《命运多舛的安东尼》长达一千二百二十四页，当时最为畅销；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塞斯》，这时已由曼哈顿区一位法官解除禁令，销路跟艾伦那本不相上下。欧内斯特·海明威不用复杂的渔具，就捕获了一条四百六十八磅重的马林鱼；拳击家马克斯·贝尔击败了马克斯·施麦林；格伦·坎宁安创造了四分六秒七的一英里的赛跑纪录；马尔科姆·坎贝尔爵士驾驶他那辆“蓝鸟”跑车，时速二百七十二点一英里，比客机还快。圣路易斯市流行着昏睡病；新英格兰各州的榆树染上了荷兰榆树病。影片《飞往里奥》里两个“穿插节目演员”弗雷德·阿斯泰和琴逑·罗杰斯竞使主角桃乐丝·德里奥和吉恩·雷蒙德黯然失色，使观众拍案叫绝。成年人的广播节目中最出色的滑稽演员是杰克·本尼。前两年他在加拿大苏打水公司、雪佛兰汽车公司和通用轮胎公司三家出资的节目里不曾获得听众的欢迎，现在他为果冻公司广播，终于成功了。儿童们爱收听《孤胆骑警》这个节目，自元旦以来，护音器里不断回响着这位英雄骑着战马“银驹”扬鞭飞驰的声音。

　　总之，现在有点工失谈谈无关重要的事情了，因为象1932年那样的绝望情绪已经消失了。人们觉得好象什么奇迹都会出现。加拿大奥利发·迪翁太太5月28日一胎生下五个婴孩；早一年秋季，华盛顿的“参议员”队还真的参加了全国职业棒球队锦标赛，以后可能再参加。那年春天晴朗宜人，樱花似锦，大多数华盛顿人都在领略这明媚的风光，但是亨利·华莱士却只盼望上帝给美国下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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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担心发生混乱的恐惧消失以后，三十年代中期今人最不偷快的是天气。全国各大盆地的河流——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波托马克河、田纳西河、特拉华河、康涅狄格河、密苏里河、萨斯奎哈纳河、哥伦比亚河、阿勒格尼何、梅里麦克河——先后几乎都曾泛滥成灾，河水在城市的街道上汹涌奔流。1937年，俄亥俄河的一次洪水就冲毁了五十万人的家园，为美国史上最大的水灾。那几年洪水和风暴使三千六百七十八人丧生，冬季都冷极了，可是1936年夏天堪萨斯州人兰登竞选总统的时候，该州的气温竟高达华氏100度，而且历时近六十天。不过罗斯福总统任内头几年，最迫切的问题还是干旱加狂风，即所谓“黑色风暴”。这些风暴使亨利·华莱士日夜担心。在他的农业调整管理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还来不及改变美国的农业面貌以前，狂风己经把中西部各州的表土刮跑了不少。

　　许多年来，研究水土保持的专家们早已提出警告说，一场生态方面的大灾难随时会降临美国大平原区。西经100度以西的所谓矮草地区，每年降雨量还不到二十英寸。早年的探险家已经把密苏里河以西的边区叫做“美国大沙漠”，不过那时这个地方有几百万美洲野牛终年践踏，印第安人又未加耕耘，土层还比较稳定。后来移居此地的人带着“约翰·迪尔”式耕犁来到，把土地开垦了。大萧条时期以前，他们幸而碰上了特大雨量。不过，由于他们放牧过度，耕犁过度，无可逃避的灾难终于迫近。甚至在二十年代，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已经一共有一百个县被人叫做“尘土坑”。到了1934年，据全国资源委员会估计，竟有三千五百万英亩可耕地完全破坏了，另有一亿二千五百万英亩也几乎或完全失去了表土，还有一亿英亩迟早也难免破坏。忽然之间，“尘土坑”的面积扩展到十九个州、七百五十六个县。同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和乌克兰一样，大平原区随时可能发生大饥荒。

　　1933年的停战纪念日【11月11日。——译者】，也就是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九个月里，第一次大风暴从天呼啸而降。当天早晨，南达科他州农田的表层就开始吹跑了。中午，天色黑如夜，人的唾沐里也搀满了沙土。到太阳重新出现时，田野都被沙掩盖了，所有道路、树木，棚舍、篱笆、机器都理没在大沙丘之下。这时狂风已转向得克萨斯州吹去。一层高耸入云的尘幕笼罩着芝加哥的天空，从远在东边的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市也能望见。

　　这还仅仅是个开头。1934、1935整整两年，旱灾连绵不断，而且从达科他州的一些边远城镇如响水、乃俄比、伤膝、花马等地还吹来了怒吼的狂风。当时的农业部次长特格韦尔写道：“1934年雨量极少，造成了严重灾害。”实际上那一年的农村灾难导因于前一年的冬季：由于冬季雪少，土地太硬，吸收不了仅有的一点雨水。土地几乎光秃无草；田里小麦稀疏，特格韦尔说是好象一个老头儿下巴上的短胡子。就在凯恩斯谒见罗斯福，杜鲁门报名会加密苏里州预选的那一个月，1934年的第一次风暴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锅把地区。整整好几县沦为流动的沙漠。家庭妇女拿油布和胶纸把所有的窗台、门框、锁眼都堵上，可是细沙还是渗迸室内，在地板上活象沙滩。

　　得克萨斯州有个小学生说，他所见的风暴象是“滚滚黑烟”。在俄克拉何马市，内森·阿希发现连食物都有沙土味。他写道：尘沙“吹进眼里，钻进衣领；脱下衣服一看，连扣眼里也有斑斑点点的尘土；早上沙子象细雪一般聚集在窗台上，甚至更往里钻；沿着电线它也能渗进屋里；门框边上……也有一层铁锈一般的棕色斑点。”一连三个星期，俄克拉何马市的街灯昼夜不灭。人们都戴着防尘面罩，而且祸不单行，气温到了108度以后好象就再也不会下降了。

　　洛雷纳·希科克奉霍普金斯之命到现场调查情况，从南达科他州休伦市寄出报告如下：

　　『我们大约早上8时30分动身，打算开车到本县北部去访问几家农户。还没走上十英里，就不得不折回了。情况越来越坏。车前一英尺远的地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www奇Qisuu書com网这确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有点象在雾里开车，只是更糟，因为风好象要把车子从路上吹跑似的。我们仿佛是被卷到了一团黑漆漆的云堆里，要把我们抛到地球之外去。』

　　特格韦尔写道：“就全国来说，那次干旱倒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它减少了多得成灾的库存小麦。但是对受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这却是一场特大灾难。”而农业部又无意中加重了人祸。按照农业调整局缩小耕地面积的计划，富裕的农场主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雇工。被撵走的佃农乘着1925年的“道奇”牌、1927年的“拉萨尔”牌和1923年的T型“福特”牌破汽车到处流浪，寻求一块良田。一些小农场主也加入了佃农的队伍，他们所播的“农场出让”的牌子，是“尘土坑”居民大迁徙的开始的标志。埃里克·塞瓦赖德的父亲的麦田被早灾毁了，他老本也吃光了，只好远走他乡。得克萨斯州霍尔县的居民由四万人一下子减到一千以下。最突出的是俄克拉何马州的逃荒灾民“俄克佬”，他们在五年以后就要成为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里面的叫人无法忘记的人物。斯坦贝克这时就要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县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多少只狗（这是霍普金斯所进行的毫无意义的调查之一）正好看到那些逃荒的灾民，因为加利福尼亚是他们的目的地。加利福尼亚这个天府之国在向他们招手。小说里的乔德大娘说：“我想，到了加利福尼亚，情况就会好了！那里四季如春，到处都是水果，人人都住得舒舒服服，有四面围着柑橘树的白色小房子。”事实上，加利福尼亚只会给乔德一家人带来辛苦贫困的生活，那是摘果工人逃不脱的厄运。与此同时，逃荒的俄克佬却毁了厄普顿·辛克莱本来大有希望的州长竞选。

　　那些住在柑橘树丛中白色小房子里的人，看见这批风尘仆仆的贫苦农户蜂拥而来，不禁大吃一惊，因为用小阿瑟·M.施莱辛格的话来说，这些人似乎会带来“一批铤而走险的破产者和穷光棍的乌合之众闹一场社会革命的威胁——一场由隐居僧彼得【隐居僧彼得是1096年领导法国农民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侵的僧侣】一样的人物领导的翻天覆地的可怕大动乱，最后必然是把一切有钱有地位的人都赶出本州。”而把辛克莱表现为隐居僧彼得式的人物的，正是电影界巨头路易斯·B.迈耶。这样就播下了操纵宣传工具的种子，在三十年后产生恶果。

　　辛克莱地位软弱，容易受到攻击。加利福尼亚州以怪人多而著称，而这位五十四岁的作家又是其中最古怪的一个。他在竞选一开始就印行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我若当选为州长怎样消灭贫穷：未来情况的真实描绘》。他建议在全州都建立社会主义公社，大家在一个宽翅蜜蜂的社徽和“我生产，我保卫”的口号下劳动。罗斯福喜欢辛克莱；赞成这位作家的政纲的人有西奥多·德莱塞，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多萝西·坎菲尔德·菲希尔，斯图尔特·蔡斯，莫里斯·厄恩斯特，克拉伦斯·达罗，而且奇怪得很，还有密执安州王家橡树市的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但是诺受·托马斯说这个政纲“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看来都是荒谬的。”洛杉矶那个唱过时老调的福音会女修士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还把辛克莱叫做“赤色魔鬼”。加利福尼亚州的童子军被动员起来反对辛克莱，民主党的正规组织这时也声明与他断绝关系了。

　　共和党候选人弗兰克·梅里亚姆公开表示赞成“汤森计划”，这是1934年1月1日在长滩市提出的，主张凡是六十岁以上的人，政府每人每月给生活费二百元。这样一来，马上有一队队白发苍苍的加利福尼亚人上街游行，支持共和党。他们高唱：

　　『汤森的队伍向前方，
　　雄纠纠好比上战场，
　　汤森的大旗，
　　在前头飘扬。』

　　辛克莱的口号是“消灭加利福尼亚的贫穷”，简称E P I C，可是反对派利用这个简称把它的意思歪曲为“加利福尼亚的空许愿”。《时代》周刊说，洛杉矶市三家大报“乾脆只字不提‘消灭贫穷’和提出这个口号的人的新闻。”米高梅电影公司硬要职工们参加反辛克莱运动，有些明星虽然反抗（其中有贾克奈和琪恩·哈罗），但是大多数人不仅跟着走，而且乖乖地让别人利用自己的演技来伪造新闻纪录片。迈耶是该州共和觉主席，他雇请洛德和托马斯广告公司帮忙，让米高梅公司摄影棚供这家广告公司使用。他们雇用大批临时演负扮成流氓和野鸡的模样，一窝蜂地从铁路货车跳下来，米高梅的摄影师一边把镜头拍下，讲解员一边说，观众现在看到的，是大批俄克佬蜂拥而来的实况。有一个老年女演员打扮成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声称绝不能投辛克菜的票，因为他主张男女乱交。同时又有一些老年男演员戴着假胡子，打着舞台腔，大叫要支持辛充莱，（“他那一套在俄国搞得很好，为什么在这里不能搞？”）。10月间罗斯福还认为辛克莱会得胜，但是米高梅的攻势无法招架。选举结果，共和党人以二十五万票优势，赢得了加利福尼亚，辛克莱竞选失败，只好回到打字机旁另写一本新书，名为《我竞选州长怎样被击败》。【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对这场竞选运动感到兴趣而加以观察的人中有杰里·沃勒斯，他当时支持辛克莱，后来被选进国会；还有惠蒂尔学院1934毕业生理查德·M.尼克松，他后来夺去了沃勒斯在国会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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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所有左派都被击败了。在华盛倾州，激进派集结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旗帜之下（“消灭华盛顿州的贫穷”），选出了一位参议员和州议会的半数议员，还选出了年青的沃伦·马格纳森为金县检察官。拉福莱特兄弟俩在威斯康星州也旗开得胜，分别当选为参议员和州长；威斯康星州在众议院有十个议席，他们的支持者还占了七席。身材魁伟的弗洛伊德·B.奥尔森坐在明尼苏达州议会大楼里，向记者们不客气地说，“一点没错，我是个激进派。你们不妨说，我激进得要命！”此外还有那个作风奇特，无人可以比拟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现在也当上纽约市长了。

　　拉瓜迪亚说，“纽约的生活往往是一天接着一天，沉闷单调，而其实是可以做到生气勃勃，兴奋刺激，奇遇无穷的。”在这位身高只有五英尺二英寸，性好花样百出的市长的领导下，纽约的生活便变成了轻歌剧中的奇遇了。他头戴黑色宽边呢帽，大声发号施令，嗓音刺耳难听，办事乾脆利落，劲头赛过海盗。他宣誓就职之后才一分钟，就下令逮捕著名恶棍“幸运儿”卢西亚诺。他利用本市的建设局、消防队、卫生局的力量来支持罢工的侍役。有一次，洗衣店老板们请市长在工资过低引起的纠纷中保持中立，拉瓜迪亚不动声色，拿起电话就命令自来水厂停止向所有洗衣店供水，以示市政当局对双方不偏不倚。（于是老板们马上解决了纠纷。）他统治曼哈顿区，好象个苏格兰乡绅，警察抓人，他亲目领队；他事前不通知一声，就突如其来主持处理即决案件的夜间刑庭；电台播音，他给儿童朗读连环画故事：消防队救火，他头戴大号钢盔，站在飞驰的救火车后身。拉瓜迪亚的战歌是《谁怕大恶狼？》他好做惊人的事，甚至荒唐可笑的事，因此有时掩盖了他提倡社会主义的实质，但是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主张和取得的成效。

　　当选的激进派跟新政派携手合作，可是死抱住“理论”的左派却保持了距离。《新共和》周刊把马克思主义和罗斯福所做的试验对比一下，断然说“中间道路走不通”。当特格韦尔很得意地说政府厌恶“盲目的理论”时，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报纸那位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却写道，新政派需要的正是理论！热烈赞同韦克斯勒的意见的有I.F.斯通和马克斯·勒纳。赫伯特·马库斯提出“宽容要看对象”这个口号来鼓动新左派之前三十多年，林肯·斯蒂芬斯就早已说过，“关于自由，不要有糊涂观念。……我们自己要有自由，可是不能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自由。”《新群众》杂志的语言更富于马库斯的色彩：“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滥用私刑者和一切利用民主权利来骗取群众支持反动派的人，我们不能给予民主权利。”

　　汤姆·沃尔夫那时才三岁，他后来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谈“激进派时髦”。沃尔夫写这篇东西指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黑豹党，但是这个风气在三十年代中期也很盛行。苏联特务赫蒂·马辛在国务院的社会名流中有不少热心的门徒，其中有一个竟站在林肯纪念碑石阶上用俄语向她高唱《国际歌》，使她又惊又喜。正如巴德·舒尔伯格后来在他的小说《大梦初醒》里边所说，二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连面型都改变了。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式“油头扮面、穿着箭牌衬衫的公子哥儿，眉请目秀，面型好象第二流肖像画那样对称，鼻梁笔直，下巴当中有一道沟，深色头发整整齐齐地在当中分开，向后梳上去，涂上凡士林或者司丹康发蜡，把它弄得服服帖帖”，可是现在已由另一种样子代替了：骨骼粗大，头发篷松，象个斯拉夫人，这是无产阶级的形象。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如果你在某些鸡尾酒会上留神听人家说话，“你会听到一个在极其优裕的环境中受到高贵教养的文艺评论家竟把自己说成是个无产者，坚决无比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在纽约市八十儿号街北头那些幽静雅致住宅区的宴会上，凡是最近访问过东十二号街三十五号共产党总部的人，准会成为所有艺术家最注意的目标。如果他有了几分醉意，放声唱起豪情满怀的歌来，总会有不少同志的声音跟他一起唱：

　　『这样的一天总会到来：
　　USA再加上一个S，
　　变成美利坚苏维埃。
　　土地归农民所有，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
　　我们拿握了大权，
　　U S A变成U S S A。』

　　左派的威胁虽然有声有色，但是有点荒诞不经；右派的威胁刚露苗头，可是潜力可能更大。在1934年中期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批评新政最多的是工商界。本来，在罗斯福当政开头那一百天期间，工商界多数都表示同意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提出的意见，暂时不与政府为难。帕特森在他所办的《纽约每日新闻》里说，“不管罗斯福总统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都要支持他。至少在一年以内，我们不要发表不友好的批评。”现在一年已过，他们回顾一下，觉得不太喜欢罗斯福在就职演说里根据《马太福音》第二十一节第十二段所说的一句话：“在我们这文明世界的圣殿里，银钱兑换商已经离开他们的宝座逃跑了。”第一个公开表示不满的是艾尔·史密斯。在《新展望》杂志1933年12月号的一篇社论里，他嘲笑在实施新政后各种机构的简称泛滥。他说：“看来好象是有位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在玩字母猜谜的游戏。”他接着又说，“有些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别人没有指出民政工程署的计划有危害性呢，答案很简单，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负责官员，在年关将届，市府财政困难，等待救济的时候，当然不会开枪打死那雪中送炭的圣诞老人的。”

　　“他们不开枪才怪！”霍普金斯冷冷地说。“圣诞老人真的要有一件防弹背心才行。”罗斯福本人也写信给一位大使说，“果然不出所料，不可避免的狙击开始了。带头开枪的是银行界和某些垄断工业部门的人，你我两人可以管他们叫作梅隆－米尔斯集团。”国会同意了增加1934年的救济拨款，但是到了双方激烈争辩证券和交易所管理委员会问题的时候，狙击手就更多了。6月8日，总统由于顾虑很多，只好把实行社会保险和征收工资税的议案搁下，想等到冬季再提出。可是搁下这个议案也没用，休战是办不到的。两个月后，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市开会，正式宣战。罗斯福给驻苏大使威廉·C.布利特写信说，“所有大炮都开始轰击了。他们那个组织，己有人叫做‘忍无可忍同志会’”。

　　有时罗斯福确是叫他们忍无可忍。有一回，银行家们在芝加哥市开会，经过整顿后的复兴金融公司负责人杰西·琼斯在会上讲话，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他指出他们过去自己搞的那一套已经失败了；他叫他们别忘了在座的有一半是倒闭过的银行的负责人；他要求他们“这回要放聪明些”，“要跟政府搭伙”。罗斯福跟华尔街决裂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发生在1934年10月24日那一天，当时美国银行协会有四千会员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的宪法大厅集会，请罗斯福到场讲话。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行长杰克逊·E.雷诺兹的开会辞倒确实是充满阿谀奉承的话的。他告诉总统，金融界都抱着“认错和谅解的态度”。他并且真的向总统表示感谢，说新政大力“挽数并且复兴了我们的风雨飘摇的银行体制”。罗斯福的答辞不幸又是他常常发挥的那一套恩迪科特·皮博迪思想。他要求全国一切经济力量，包括工商界、银行界、劳方、资方和政府，大家结成联盟。他得意洋洋地说，“这么一来，这就会是一支顶瓜瓜的全美联队！”他好象不知道不久以前“铁裤汉”约翰逊就是由于组织这么一支全美联队遭到了一系列的惨败。听众鼓掌如仪，但是银行家们觉得雷诺兹当面认错，未免太过了。后来回到饭店，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被出卖了，因为在雷诺兹讲话之前，白宫就坚持要审查他的发言稿，其中有些挖苦的题外话都给删去了，例如他回想起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法学教授的日子，罗斯福当时是他的学生，功课并不太好等等。罗斯福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罗斯福对工商界的攻击，在1934年中期选举的最后阶段，越来越激烈，但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没有意识到。罗斯福在有一次表演得很精彩的炉边谈话中说，“这么多年以来，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却逐渐被管制起来，只为少数特权分子服务，这样的所谓自由，我是不主张恢复的。”同时，他又赞扬“个人主动性有推动力量，合理的私人利润有刺激作用。”共和党人再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对手是无法招架的，于是他们在发表演说时有时措辞就不那么斯文了。威斯康星州有一位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咬牙切齿地说罗斯福是“一个没有拐杖便站不起来的人”。罗斯福知道他们采用这种手法会自食其果，所以相信民主党竞选会得到胜利，不过连他都没想到结果会那么好。11月7日早晨，全国一觉醒来时发现执政党比反对党在国会里优势突增，在众议院比反对党多229席，在参议院多44席。在各州中，共和党仅仅保留了七个州长职位。新当选的那十三位参议员都是民主党人，其中有密苏里州的哈里·s.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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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福在选举前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对全国复兴总署规定价格的做法认为欠妥。约翰逊接着就辞职了。他把手下召集到商务部礼堂开会，流着眼泪用意大利语引述了蝴蝶夫人剖腹自杀之前所说的话。接任的是艾夫里尔·哈里曼。老“铁裤汉”走了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反正到1935年6月，《全国复兴法》就期满失效，而且在它还没有体面地寿终正寝以前，最高法院已经宣布它违反宪法了。法院这样判决只有一点不妙，就是新政的其他法令也会受到影响。取消了蓝鹰徽，从许多方面看来都叫人舒了一口气，（唯一保留下来的办法是买新车时可以拿旧车折价）。但是到这个时候，《全国复兴法》已经由1935年第二个一百天（实际上是一百七十七天）的新法案所代替了。

　　选举结果只能说明是人民授权政府大胆干，所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立即开始考虑第二个一百天的工作。起草新法案的总目标是比较合理地使用国家资源，保障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活，消灭贫民窟，改善居住条件。主要受益者将是劳工和小农。这些计划的轮廓，由罗斯福在1935年I月4日向民主党占绝大多数的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勾画了出来。跟着他和助手们就着手起草法案。这些助手再也不是两年前在首都显赫一时的那些人了。莫利、特格韦尔、艾奇逊、里奇伯格、伯利、道格拉斯和约翰逊都已离职或即将离职。新政的新阶段需要一批不同的人才，在总统所罗致的新人中有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詹姆斯·M.兰迪斯、马林纳·S.埃克尔斯、汤姆·科科伦和本·科恩等等。科恩和科科伦同生一所房子，这房子不久就以“R街小红楼”著称。他们使《幸福》杂志想起了“莎士比亚喜剧里的那些小国家的谋臣策士，他们侍奉公爵，说些尖刻的俏皮话，老是为时局变化而六神不安”。

　　令人不安的事情的确不少，但是都在别处，特别是在自由同盟的华盛顿办事处和其他保守派堡垒那里。大企业家现在决计跟罗斯福来一场恶战，这可以拿《控股公司法》这件事作为很好的例子。这个法律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其中规定，任何控股公司，如不能于五年内证明对公众有什么好处，就要解散，这叫做缓刑五年的“死刑”条款，各阶层都有人反时这一条。最上一层的反对派有温德尔·L.威尔基，当时是公用事业律师，他提出了一个对立方案，授权州政府管理公用事业。低一层的是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据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华盛顿办事处报道，这个集团所雇用的人员，比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还多。最下一层是伪造选民来信的那帮家伙。他们这一场攻势非同小可，几乎把议案扼杀了。各公用事业公司共花了将近二百万元，发了二十五万份电报、五百万封信，要求否决“死刑”条款。参议员杜鲁门一个人就收到三万份这样的函电。他把这些都付诸一炬，对罗斯福始终支持。众议院起初否决了这个条款，后来因为雨果·布莱克所主持的众议院委员会证明，所谓民众来信全属伪造，这才改变了主张。

　　社会保险法案是该届国会上争辩得最激烈的问题。共和党人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如果政府提出的法案得到通过，子女就将不再赡养父母，工人也将因征收工资税而心灰意懒，辞工不干，而且整个说来，采取这样的措施，将会失去“生活情趣”。罗斯福在他以后的余生中一直觉得，他为实行社会保险而努力奋斗，特别值得自豪；回顾起来，社会保险法也许是他在立法方面最大的成就。但是这一仗是好不容易才打胜的。人们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理由来反对它。有人甚至气势汹汹地打断听证会。有一回，弗朗西丝·珀金斯在国会一个委员会里为这个法案作证，有个女人竟跳出来高声叫喊说：“主席先生，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来的，我这里有原书。”

　　在柯立芝和胡佛两位总统任内的经济繁荣，使共和党与大企业联成一体。到了1935年春夏两季，由于共同反对罗斯福，更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四出活动，散布谣言说总统精神错乱，不少人信以为真，到7月份，各地报馆纷纷来电询问驻华盛顿记者，罗斯福是否真的疯了。国会里那寥寥可数的共和党议员，你一咀我一舌，大骂新政派阴谋要“赤化美国”。当罗斯福提议对高薪阶层提高所得税并开征遗产税时，赫斯特报系说这个方案“本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可以叫做“斯大林·迪兰诺·罗斯福”这个“合成人物”所想出来的“杂种”办法。

　　参议院否决了征收遗产税的议案，并削减了高薪阶层的所得税额。但是在那一届国会上，罗斯福的多数提案还是通过了。1935年第二个一百天的成果有：通过了《土壤保持法》，规定设立全国资源委员会；加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了《农村电气化法》，结果使得一百万户农民用上了电；通过了《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在矿业方面代替《全国复兴法》；通过了《瓦格纳－康纳里法》，代替《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一款，并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还设立了全国青年总署，让靠救济为生的家庭中的青年有活干，让穷学生能半工半读。林登·B.约翰逊刚刚跟年青的妻子搬进华盛顿西北区卡洛拉马路1910号一个两间一套的公寓房子，睡的是折床。他被委派为全国青年总署得克萨斯州分署署长。不久他在那里遇到并雇用了一位佃农的儿子，叫做小约翰·B.康纳利，每小时出工资一角七分。（全国青年总署北卡罗来纳州分署署长对理查德·尼克松要慷慨些，他的工资是每小时三角五分。尼克松这时已离开惠蒂尔学院，到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

　　中期选举大胜后，霍普金斯笑逐颜开地对手下工作人员说，“伙计们，这是我们的天下了。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都非做到不可。公共工程计划、社会保险法、工资工时法，不论什么事情都得现在做到，不然就休想做到了。要开动你们的脑筋，搞出一整套办法来让全国人民，不管是上下左右，生活统统都有保障。”虽然有人说霍普金斯用救济款收买选票（共和党人硬说霍普金斯说过，“我们要征税再征税，花钱再花钱，选举再选举。”）可是他是极力坚持工程兴办署超然于党争之上的。尽管如此，那些得到救济的人是不会不感恩戴德的，所以在1935年头几个月中，罗斯福能把工人、南方人、妇女、移居美国的外国人的后裔、各城市的民主党头子以及黑人都联合起来，使民主党变成了全国的多数党。

　　从七十年代的角度看来，罗斯福当时对黑人那么有号召力，可能令人费解。因为黑人不得参加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设工程；农业调整管理局实行了减少农产品的政策，弄得黑人在许多农场里呆不下去；在南方各州执行新政计划的南方民主党人又使他们遭到形式与前不同的歧视。1934年6月联邦住房管理局一成立，就在住房合同里定下了限制黑人的条款。在佐治亚州温泉火车站，“有色人种”另有指定的厕所、候车室甚至行李房。对于禁止私刑的法案，新政派并不热心。1934年路易斯·豪就把一份这样的法案束之高阁，他的批语是：“目前不宜提出，其他防止犯罪的法案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罗斯福占了便宜，主要是与胡佛相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就称胡佛是“纯白种白宫的主人”。（胡佛在总统府居住的四年中从来没有跟两个黑人门房说过话。）共和党人依然口口声声说要保护黑人的经济地位，可是正如乔纳森·丹尼尔斯所说，“黑人要逃脱的正是这种经济地位。”埃莉诺·罗斯福、弗朗西丝·珀金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为黑人仗义执言，起了不少作用：伊克斯取消了内政部大楼饭厅里实行的隔离制度，并吸收罗伯特·韦弗参加政府工作。民间资源保护队和工程兴办署是招雇黑人的，实行社会保险也无黑人白人之分。霍华德大学得到一笔三百万元的政府补助，救济事业为黑人建造了许多学校，有三十万成年黑人靠新政的推广教育紧急计划学会读书识字。也许，这些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东西，但是先前黑人连象征性的东西也得不到呢。

　　无论哪一个总统，如果有人崇拜他，也就有人骂他；有拥护他的集团，也就有反对他的集团。在第二个一百天将满的时候，第一个反罗斯福联盟就出现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有自由同盟，汤森派，威廉·达德利·佩利的反犹银衫党，赫斯特报系，给人乱扣红帽子的伊丽莎白·迪林的追随者，休伊·朗格的“分享财富”运动的参加者，朗格的主要副手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以及查理·E.库格林神父在1934年11月11日成立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要花的钱多半是自由同盟出的。他们的群众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后来往往也就是这些人在五十年代初期支待约瑟夫·R.麦卡锡参议员【后来任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主席。——译者】，在六十年代后期支持乔治·华莱士州长【歧视黑人的反动政客，多次竞选总统失败。——译者】，在七十年代初期支持斯皮罗·阿格纽【尼克松总统任内的副总统，因偷税漏税被迫辞职。——译者】。

　　在新政第二个一百天期间，反罗派取得了两次胜利，都是利用正在得势的孤立主义取得的。虽然总统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不愿手脚受到约束，可是反对派在国会拚命活动，结果还是通过了1935年的《中立法》，规定总统要禁止向交战国出售军火，也不准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的船只，除非出事由自己负责。这个法令立即应用于埃塞俄比亚战争【那时埃赛俄比亚被意大利侵略，但是不能从美国买军火。——译者】。第二件事是驳回了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的要求美国遵守世界法庭判决的请求。在参议院里，朗格取得了海勒姆·约翰逊和博拉的支持；威尔·罗杰斯也跟赫斯特报系以及库格林神父一起参加了全国规模的人民来信运动。这位广播神父大言不惭说，国会拒绝支持世界法庭是他个人的胜利，鉴于那时估计他的听众大约有四千五百万人之多，他这话无人争议。

　　※※※

　　库格林神父建立了一个大帝国，以操纵宣传工具的本领而论，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辉煌成就。他利用了当时人们还不大明白的民族性格的好些方面：美国式的天真烂漫、全国普遍想望寻求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爱参加团体组织的心理、天生喜欢收集外表好看而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脾气。假如这位神父生在三十年后，他一定会成为电视讲话节目里一个非常出色的主持人，或是麦迪逊大道某一家广告行的财务主任【这所谓“财务主任”并不是管帐的，而是拉生意的：略等于“宣传科长”。】，因为他是天生的商品推销员，几乎什么东西，他都能推销出去。可惜他所要推销的偏偏是仇恨。

　　库格林神父当时四十五岁，是一个身材高大、油腔滑调、修饰整洁、目戴眼镜、声如风琴的加拿大人。1926年，底特律市首次听到他那悦耳的嗓音。那时三K党放火烧掉他那坐落在底特律市郊王家橡树的教堂（后来他对三K党倒很客气）。当地的WJR电台经理在震惊之下建议神父在电台上连续讲道，请听众捐款另建新教堂。到1930年底，库格林已搞起了一个广播网，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十七个电台同时厂播他的节目，叫做“小花朵的黄金时刻”，另外还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六时至七时在地方电台穿插一些广播。各地的广大听众不仅能听到这位广播神父的华丽词藻和高谈阔论，而且只要捐一点钱，还可以得到一件神圣纪念品。钱一寄出，就收到一个镀铬的小十字架，上面印有“小花朵广播联谊会“字样，附寄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随函奉上耶稣受难铸像作为纪念。我在广播里已经说过，这个纪念品跟真十字架接触过……
　　基督的虔诚信徒
　　查尔斯·E.库格林
　　再者，如有朋友想要这个纪念品，请来信通知。』

　　库格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了三个月之后，平均每周就收到八万封来信，附寄二万元以下的捐款。如果哪一次广播特别受欢迎，来信甚至超过一百万封，要用一百五十个办事员点钞票，叠零钱。他在1934年收到的邮件，比全国任何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多，那被毁的教堂早已重建起来（雇用的是不参加工会的工人）。教堂高达七层，顶部是一个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岗石建成、在王家橡树全区都能望见，到了晚上，好些辉煌夺目的聚光灯照射在塔面那个巨型耶稣受难浮雕像上，雕像底下只刻着一个字：“慈爱”。教堂四面石墙上刻着各种各样的铭文，有的摘自《圣经》，有的不过选用同业福利会的口号。《时代》周刊说，“这个慈爱耶稣受难塔使底特律市许多居民想起一个贮藏青饲料的筒仓”，它就把设计师叫做“筒仓查理”。库格林恶狠狠地回答说，《时代》周刊把基督受难纪念堂竟说成了‘饲料筒仓’，这是间接地侮辱了基督，饶恕不得。照《时代》周刊的说法，我们这些从十字架上的受难者那里得到精神粮食的旧教徒和新教徒岂非都是些牲畜，只要吃饱了青饲料就十分满足了吗？《时代》周刊登出了这样十分下流的文章有渎神明。”

　　从慈爱受难塔的边上望出去，面容痛苦的耶稣看到的景象真是无奇不有：一个汽车加油站挂的大招牌叫“圣殿超级服务站”、一个“圣殿旅店”、还有一个“小花朵夹肠面包摊”。教堂里还有其他小贩叫卖别的货品：印上筒仓查理照像的明信片、经过库格林“亲自祝福”的耶稣受难铸像、《圣经》反犹小册子、布鲁克林区的《圣训报》、在1934年以后还有一堆堆的由库格林主编的《社会正义》杂志（这个杂志在最畅销时曾在美国两千个教堂同时出售）。前来瞻仰的人都要保持肃静——你可能以为这是因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地方，不是的，这是因为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顶上，那位广播神父正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掌抚摸着一只丹麦种大狗，煞费心思地写他那每周一篇的布道稿。他的任务十分艰巨，这是参观者全都懂得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由于他容易引起争论而不肯再广播他的节目以后，他就自己搞了个广播网，有六十多个电台，经费全由忠实信徒捐赠。他的信徒之多，在基督教历史上是空前的。《幸福》杂志说他“大概是广播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他所吸引的听众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曼珠博士》和埃德·温还多。他每周都收到大量的银币，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白银投机商。在星期天广播节目里，他把白银叫做“基督教徒的金属”。他接受拜谒，俨如教皇；有时他还赏脸接见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当时肯尼迪正在尽力斡旋，看库格林和总统是否有意见一致的地方。

　　这是办不到的。他们俩没有意见相同之处。库格林神父起初支持过罗斯福。他在1932年提出的口号是：“要不选罗斯福就是死路一条。”迟至1934年4月，他还在纽约市希波德罗姆剧院的集会上保证，“我决不会改变我的观点！新政的政纲就是基督的政纲”。提出这个保证未免太轻率了。别的不说，只说一件事吧：他现在拥有五十万盎司的白银，可是总统对白银集团并不打算采取通融的态度。财政部长向报界宣布了白银投机商的名单，其中库格林的私人秘书名列首位，这使这位广播神父觉得十分丢脸。这个难关他本来有办法渡过，因为继伍丁之后当财政部长的亨利·摩根索是犹太人，他可以把新部长说成是“基督教徒的金属”的天生敌人。但是他若不制造新的惊人事件，广播的听众就会减少，所以这位广播神父只好走极端。这样一来，当然不能不与在政治上据中心地位的总统为敌。

　　库格林的力量越增长，这种敌意就越加甚。他所组织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有七百五十万盟员，那些好斗分子还组成了不少打手队，（《社会正义》杂志所谓“小队”），每队三十五人，纷纷上街向犹太人寻衅。他们最爱使用的肇事方法是，碰到已知是犹太人或看来象是犹太人的就向他兜售这本杂志，对方如不肯买，就突然动手揍他。在时报广场的内迪克橙汁分销站前面，他们已多次使用这个方法，因为那里的爱尔兰血统的警察是崇拜这位广播神父的。与此同时，库格林又向罗斯福在劳工运动中的新盟友开火。他攻击美国劳工联合会，建议政府学学意大利和德国的榜样，用命令解决劳资纠纷。雷蒙德·格拉姆·斯温指出，库格林要用的“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是法西斯的方法。”

　　库格林得到了底特律主教迈克尔·加拉格尔的支持，还声称教皇庇护十一世也支持他。不错，教皇说过，“圣教的每一个教士都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教皇的喉舌《罗马观察报》特别指出，教皇所说的社会正义并不是王家橡树那位神父所鼓吹的那种社会正义。波士顿枢机主教威廉·奥康内尔还指摘库格林“向穷人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这时这位广播神父由于势力很大，态度已经开始狂妄起来。他对教会里的上级人物说，他那个杂志是私人办的，他们无权过问。现在任何人冒犯了他，都要吃苦头。拉瓜迪亚批评希特勒，圣殿教堂就发给他“恶意奖”，说是“故意引起国际的不和”。谁要是自由派，他就说这人是共产党。他对信徒们说，美国各工会都是由莫斯科背后操纵的。忠实教徒必须“想基督教徒之所想，做基督教徒之所做，买基督教徒之所买的东西”，并且提防全世界的犹太人。“如果你要说我煽动人家，那就那样说吧。我就是要煽动。可是可以肯定，我们要战斗下去，而且要战胜。”

　　1935年初，库格林发表了他那个全国社会正义同盟的极权主义纲领。纲领的第一点就定下了基调：他要求“良心自由和教育自由”，但不要求言论自由——有了言论自由，他那个“广播同盟”就完蛋了——除非由他来管理国家，而这大概就是他心中的目标。同时他又同罗斯福公开决裂了。新政这时成了“犹太人的政纲”。总统成了“撒慌的人”，“反对上帝的”。有一次他在辛辛那提市演讲，还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是个天主教徒，又是欧洲铁腕人物的崇拜者，可是这话连他听了也觉得太过分了。佩格勒在专栏文章中写道，联邦政府调查颠覆活动的人员对待库格林，早就应该采取对待厄尔·白劳德的办法，不应该畏首畏尾，“生怕他会叫嚷要发动一场什么圣战”。

　　可是迪林夫人并不觉得这话太过分；在这位夫人所列的有势力的共产党人名单中，竟有博拉参议员、蒋介石、埃莉诺·罗斯福、H.L.门肯和圣雄甘地等人。这话也没有使詹姆斯·特鲁不高兴，这位先生是“灭犹棒”（专利证2，026，077）的发明者，那是一根短而圆的棍子，分大小两种，小的供妇女使用。这话也没有使街头鼓吹纳粹主义的乔·麦克威廉斯或极右派知识分子劳伦斯·丹尼斯不高兴。最耐人寻味的是赫斯特报系，他们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赫斯特公开说：“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国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断定，这人不过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诚公民。”自1934年11月起，赫斯特就派了好些记者伪装学生到各大学教室中去，引诱教师们发表一些不落俗套的言论。他说，并没有谁要改变美国的经济制度。要说有，那只有“少数不可救药的不满分子，没有脑筋的大学生和思想混乱的教授而已。”

　　经常阅读和收听煽动性的言论的人既然有好几千万，有的受了影响，闹起事来，是不足为奇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指出，自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严重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在种类上和数量上都多于”世界大战以后的任何一年，而且他们这个纪录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切宪法上的保证早已被取消了。

　　※※※

　　如果说库格林神父是大萧条时期极端派的宣传部长，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格则是大家公认的极端派领袖。广播神父有听众，但是他所宣讲的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盟友汤森博士有一千万追随者，但是他不懂得如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朗格可是本领最高强的政客，他具备了一切条件：有选民，有政纲，而且本能地懂得该在何时夺权和如何夺权。只有他这个政敌使罗斯福真的害怕。

　　关于朗格的传说，已经写进了两本著名的小说里。一本是约翰·多斯帕素斯的《天字第一号》，一本是罗伯特·佩恩·沃伦的《普天之下莫非臣民》。至于他的生平事实，至少也跟小说同样地动人。他是在温教区一间小木头房子里出生的，家乡是贫民区，他跟其他穷小子唯一不同之处是独具天才。他以推销“烤得灵”煎油起家，顾客是那些穿背带工装裤的汉子和穿花布衫裙的女人。这些人到死都信仰他。他只花八个月的工夫就修完了杜伦大学法科三年的课程，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许他执律师业，那时他才二十一岁，这是杜伦大学毕业生中以前或以后谁也没有能达到的成就。后来有一条关于学校教材的法律，下级法院判为不合宪法，他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证明了这条法律是符合宪法的，由此大露头角。他提出他的论点，事前不用请教法律专家，也不用参考什么法律书，只用一页发言大纲，因此获得了首席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赞赏。

　　要是不跟美孚石油公司的律师做了一番幕后交易，朗格是决不能当选为州长的。他有空子就钻，但是他不同于新奥尔良市的那些腐败政客，他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当时这个州由州外的一些大公司全部控制。全州仅有三十英里柏油路，医院不收没钱的病人，各主要河流上都没有桥梁，全州半数小孩上不了学。在任商业部长时，赫伯特·胡佛曾到过这个州，觉得怪有意思。他甚至嘲笑该州奉为至宝的关于伊万杰琳姑娘的传说①。他说，伊万杰琳来历不明，甚至名字叫得对不对也有问题，也许原名是格温多琳【格温多琳是英国传说中的仙女。——译者】。这样恣意讽刺，是不可饶恕的。1928年秋季，朗格才三十五岁，他参加竞选州长，在那些看得目瞪口呆的穷汉和老乡面前进行还击。他站在马丁维尔市棉花包上，在闪烁的火把底下发表了美国政治史上一篇最动人的演说。

　　“就是在这里，伊万杰琳等待她的情人加布里埃尔归来，可是他始终没有来到。朗费罗为此写了一首诗，这棵橡树的所在地因此成了名垂千古的胜地。但是在这里白等的还不止伊万杰琳一个人。你们等着学校开办，好让孩子们念书，这些学校现在在哪里呢？你们出了钱，要修筑公路，这些公路在哪里呢？救死扶伤的医院又在哪里呢？伊万杰琳在失望中流下了不少伤心的眼泪，但是她只不过哭了一辈子。你们可在这个地方，围绕这棵橡树哭了好几代了。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给在这里哭的人把眼泪填干吧。”

　　【①美国诗人朗费罗把这个传说写成了长诗。故事是这样的：伊万杰琳是法国女子，将与铁匠的儿子加布里埃尔结婚。他们原住加拿大，因为英法战争，英国把加拿大的法裔居民送往路易斯安那州，二人因此失散。伊万杰琳到处找加布里埃尔，最后在费城遇见他。那时他已是个身患重病的老人，不久就死了，伊万杰琳因为伤心过度，也随之死去。——译者】

　　他一当选州长，就打破了这些大公司的势力。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头税取消了，新定的营业税开征了，欠债的按政府规定可以延期偿还，贫民免纳普通财产税，教科书免费发给学生，学童由学校派车接送。在三年之内，他就为本州修筑了二千五百英里柏油路，六千英里碎石路。建造了十二座桥粱；特种财产税【这是为修筑下水道等等有利于业主的工程征收的。——译者】减低了百分之二十；在新办的夜校里，有十七万五千成年文盲学习读书写字。在美国南方，他是唯一的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有一次，三K党的头子威胁说要来本州开展反朗格运动。朗格对记者说，“告诉他们这是我的话：不准那个帝国杂种【三K党1867年选出N.B.福雷斯特将军为领导人，号称“帝国法师”，下面有“巨龙”、“巨神”、“巨人”等等大小头目，名称极其古怪。——译者】走进来半步。我说他是狗娘养的，这不是出口伤人，而是说清楚他的出身。”

　　他靠“人人是国王，但是没人戴王冠。”这句口号当选了。不过王冠还是有人戴的，这人就是朗格。《阿莫斯和安迪》这个广播节目所讲的是一个秘密团休，叫做海中神秘骑上，首领叫做王鱼，朗格就以王鱼自称。霍丁·卡特写道，“到了1935年春季，朗格已经成为路易斯安那州的主人了。”象卡特这样在报上批评朗格的人，白天黑夜身边都要带一支手枪。有些人挨打了，有些被绑架，有些被投进了监牢。在朗格当选为参议员的前夕，他那个女秘书的丈夫威胁说要控告他，因为他破坏了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朗格派人把他带上飞机，在本州上空兜来兜去，等到投票完毕才准他降落。所有法官，包括本州最高法院的全体法官在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所有警察，不论是州辖的还是市辖的，都直接听他指挥。一切教员、税务人员、州政府人员、各银行里的人、甚至州长也不例外，都唯他之命是听，最后，那由他掌握的州议会连民主制度也取消了。是谁当选，应当担任什么职务，都由朗格决定，不是由选民。新奥尔良市民表示不满，他便召集民兵，亲自领队进城，俨如古代罗马的恺撒大将军。他说，他跟反对派讲过道理，但是“那个办法行不通，所以我现在使用炸药。谁挡住我的路，我就把他们炸掉。”

　　1935年初，他所操纵的州议会在二十二分钟内高呼赞成、一口气通过了四十四项议案。这时议会里还有几个老实人，其中有一个站起来说：“我不能预见未来，昨天晚上我也没有看见月亮上有什么血迹【传说在恺撒遇刺前夕，月亮上有血迹。——译者】。但是我能看见这个议事大厅的光洁地板上有一摊血。因为，如果你们这样蛮干下去，就会跟那骑着白马的死神一块走。【这是《圣经·启示录》里的故事。——译者】”因为大家轰他，他只好住嘴。就是有人要流血，也不会是朗格，因为他周围都是带着左轮和轻机枪的卫士。他那些忠实党徒们还说，不久就有联邦特工人员来保护朗格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的政敌也很清楚，——朗格的新住址将是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朗格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其地位仅次于罗斯福。他是全国议论最多的政客。他显然准备把活动范围扩大到路易斯安那州之外。他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得克萨斯州的政治斗争，还打算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阿肯色州的乔·鲁宾逊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踢出去。他那种令人厌恶的粗野作风，成了各大城市报纸社论和漫画的题材。在长岛的一次宴会上，他喝醉了酒，踉踉跄跄走进男厕所，看见一个高个子青年人正在那里小便，便叫他“站开让给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鱼。”那个青年不肯让，向来不守规矩的朗格就从后面撒尿，想打青年人两腿当中射过去。尿射不准，青年一拳打肿了他的眼，他只好离开宴会。这不过是一出低级喜剧，但是他在参议院衣帽间里对同事们说下面这些话时就没有人敢笑了。他说，“伙计，不要多久，就有一群暴民拥集到这里，把参议员们一个个吊死。我得考虑考虑，是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让人家吊死呢，还是出去当他们的领袖。”

　　总统写信给驻意大利大使说，美国人“正在害一种很厉害的病，叫做朗格－库格林流感。全国人人都浑身发疼。”这也包括罗斯福本人。同那位广播神父一样，朗格在1932年也支持过罗斯福。（不过王鱼可以当之无愧地这么说：如果没有他的支持，罗斯福当时是得不到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库格林可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可是现在他对整个新政感到生气。他的所得税申报书受到了审查；法利在处理联邦拨款方面不肯照顾他；工程兴办署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分署营私舞弊，又停办了当地工程。但是朗格最不满之处是他自己没有当上急统。他觉得总统应该由他来做才对。他写了一本书，名为《我在白宫的头几天》。（他在书中说，要让罗斯福当海军部长。）有人向他，1936年是否将开展提名朗格竞选总统的运动。他说，“一定会，而且我想我们会囊括全国的选票。”国会山只有几个人不怕他，其中之一是哈里·S.杜鲁门。新当选的参议员照例要主持会议，这个初出茅庐的密苏里人担任这项工作时，朗格发表了一篇十分凶恶的演说，讲完之后，他问杜鲁门有什么看法。杜鲁门尖锐地回答道，“我不得不听你的发言，因为我是会议主席，不能退出会场。”但是在新政将满两年时，象杜鲁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朗格在参议院里公开嘲笑总统，说他是“撒谎者和骗子手。”罗斯福没有办法，只好求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西奥多·比尔博帮忙，此人是南方叫得最响的种族主义者。比尔博把“疯子朗格”大骂了一顿，但是结果是自己的选民纷纷来信抗议。

　　1935年2月5日，在讨论联邦人事安排时，提到了路易斯安那州那个洪水猛兽。全国紧急事态委员会的议事记录记载了这些话：

　　『总统：凡是为朗格或者他那帮子人工作的，不许任用，也不许留用！不能有半点含糊！
　　加纳副总统：不论是谁，全都这样！
　　总统：不论是谁，不论是哪个机构。谁为朗格工作，就不可能在这里工作。
　　赫尔国务卿：纠正得越快越好。
　　总统：你们什么时候要具体指示，就什么时候给你们。』

　　可是这样也没有多大用处。正如霍丁·卡特后来所说，“我们这边唯一有利条件是联邦政府可以给点好处。从争取选票的意义上来说，这主要是由工程兴办署把成千上万的招工名额分配给那些反朗格的组织。可是这也不起多大作用。那些失业的穷鬼们对招工是欢迎不暇的，可是投起票来却不照兴办署的意思，即使选举是规规矩矩进行的，我们也很少有人能当选。”

　　3月5日是罗斯福就职两周年，那时政府正式承认，美国除主观上的畏惧心理外还真有可怕的事。铁裤汉约翰逊现在是纽约州工程兴办署的负责人，他在沃尔多夫－阿斯脱里亚饭店的一次宴会上攻击“路易斯安那州的大煽动家和神父政客组成的”右翼联盟。王鱼和广播神父在广播中予以还击。约翰逊再度开炮，他说，“如果你把希特勒的话和库格林神父的话并列起来，哪句话是谁说的，谁也分不出。包括反犹宣传在内。”新政派大炮这时一齐轰了起来。哈罗德·伊克斯答应记者引用他下面这些话：“朗格参议员的毛病是，他的脑子烂得发了臭。我说这话，是假定这个朗格皇帝还有个脑子。”

　　其实，朗格的脑子比这个老吝啬鬼还要好。他用跟伊克斯同样长的广播时间，向全国提出了“分享财富”计划。私人财产不得超过五百万元。任何人每年收人不得多于一百八十万元，也不应少于二千元。老年人有养老金，退伍军人有补偿金，廉价食品由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剩余农产品拨付。孩子从幼儿园直到大学免费上学。每个家庭应得到六千元房屋津贴，还要给一架收音机、一辆汽车和一部洗衣机。朗格的“分享财富同志会”（不收会费）会员们在路易斯安那州外进行了一次出击，选出了阿肯色州的海蒂·W.卡拉韦夫人填补她亡夫在参议院的空缺。这时全国各地的贫民窟中都听到了朗格那支万人传诵的歌：

　　『人人是国王，人人是国王。
　　你尽可以做到家财百万，
　　可是人家也有自己的财产。
　　有足够的财富供大家分亨。
　　不论是夏日炎炎还是寒冬腊月，
　　不论是冬天还是春天，
　　太平日子永远过不完。
　　左邻右里互相帮忙，
　　人人是国王，人人是国王。』

　　朗格向《朗格真传》的作者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打算取缔民主、共和两党，自己当四任“我国的独裁者”。1935年由春至夏，他的号召力象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十分惊人。《纽约时报》记者特纳·卡特利奇认为政府对他进行反击是犯了错误，因为一反击，“倒使朗格这个小丑变成了政治上的真正威协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秘密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朗格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可能从罗斯福手里夺去四百万张票，有足够的举足轻重的州支持他，使1936年的选举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当总统。【按美国宪法，总统候选人中如无人得过半数票，众议院应在得票最多的五个候选人中选举一人为总统。——译者】吉姆·法利是全国最高明的政治预言家，他在9月间对伊克斯说过，朗格的选票将会超过六百万张。对于第二期的新政，朗格及其同盟者已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提出社会保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朗格所支持的汤森计划推动的，提高高薪阶层税额和提出《控股公司法》，主要也是由于朗格指责罗斯福是有钱人和公用事业公司的俘虏。这些情况，朗格是知道的。7月间，他指责罗斯福“抄袭我十四岁时起草的分享财富的演讲。他今天才变得象我穿童装短裤时那样聪明。”

　　8月下旬，国会快要休会，但是朗格仍在参议院大厅里上窜下跳，嘲弄“富兰克林亲王”、“玉米爵爷”华菜士、“坐牛”约翰逊、“芝加哥麦虱”伊克斯。可是朗格同他那留在巴吞鲁日市的泼辣太太都有好多不祥的预感。一个月前，他说他的敌人阴谋用“一个人、一枝抢，一发子弹”刺杀他，然后由总统下特赦令赦免凶手。8月下旬他又说，在下届会议中，国会就得服从他的命令了，“如果我能回到此地的话。不过我也许回不了。天知道，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说了。”

　　这果然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说。9月8日，他在巴吞鲁日的州议会，催促手下的议员们通过一些法案，有一个人拿着一支枪，躲在议会大厅的大理石圆柱背后，准备射出那一发子弹。这人叫卡尔·奥斯汀·韦斯，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医生。他的岳父是地方法院的法官，同朗格有过争执。为了报复，朗格改划法院辖区，把他排挤出去，还散布流言，说法官的血统可疑。下午9时20分，朗格趾高气扬地走过议会的圆形大厅，韦斯医生走出来，一枪打中了他的腹部。朗格的卫士立即还击，韦斯身中六十一弹，但是他们的领袖已经受了致命伤了。他在昏迷以前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向我开枪。”别人也不明白，以后两天一直议论纷纷。在那两天里，他的遗体穿上黑色燕尾服，系上白领带，停放在大厅里让人瞻仰。向他奉献的鲜花铺满了三英亩地，在议会前面的草坪上，大约有二十五万人来参加领袖的葬礼。杰位尔德·L.K.史密斯牧师在致悼辞时大声说：“他是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他的琴声远出于与他争鸣的鼙鼓之上。他是未完成的交响乐曲。”接着史密斯又说，谋杀是由于报界和参议员比尔博的煽动。比尔博回敬史密斯，说他是“卑鄙龌龊、怯懦恶毒，居心不良，该入地狱的撒谎者。”可是还是人言啧啧。在河口地区，路易斯安那州的穷人们对朗格感恩戴德，他们唱道：

　　『啊！他们说他是个坏蛋，
　　可是他给我们孩子免费上学，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现在他去世了，进了坟墓，
　　可是我们的公路全靠他铺。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三十多年以后，史密斯对伊利诺斯大学的学生说，“不能证明罗斯福总统下令暗杀朗格，但是可以证明那些策划这件事的人都相信杀死朗格会叫总统高兴。”在消息传来时，总统正同库格林神父和约瑟失·P.肯尼迪共进午餐，他吓了一跳。没有哪一个有人性的人会觉得有人这样惨死是件乐事。但是从长远看来，朗格从美国政治舞台上消失，无疑给罗斯福去了个绝大威胁。有那么很少很少的几个人，要是他们活了下来，美国的历史跟现在就会大不相同，朗格是其中之一。

　　罗斯福知道，无论如何，他必须对付从右边来的第三党的挑战。史密斯、库格林和汤森是决心把朗格那支交响乐奏完的。葬礼过后九个月，厂播神父就向他的广大听众——他那些联播电台已增至三十五个——宣布，一个叫做联盟党的新党已经成立了。这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市举行。在会上，库格林把神父的硬领扯下，跟史密斯和汤森手挽手，全场听众不禁起立欢呼。如果听众的本意只是来看看热闹的话，那么他们真的如愿以偿了。库格林的长篇演说痛诋罗斯福。他每说完一句诬蔑总统的话，听众就热狂地喝采。演说的高潮运用了最富戏剧性的煽动群众的手法：库格林的洪亮的声音忽然哑了下来，他摇摇晃晃地离开讲台，一下子倒在卫士的怀抱里，成千上万的听众不禁失惊大叫。他在电台广播时从没有发生过这样情况。但是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个广播电台上的人物了，也不仅仅是个神父了；多年以来，他讲的东西与讲道已丝毫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了。

　　1935年春季，总统那些最亲近的顾向们得出了给论，认为总统对社会大众所起的教育作用减少了。他们把意见告诉了总统，总统却说，“人们每天都在报纸大标题里看到同一个人的名字，每晚都在收音机里听到同一个人的声音，是要感到厌倦的。……由于人性上的弱点，长时间地听到最高音不断重复，个人心理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在这方面，群众的智慧也许比表面看来要深刻。除了政治以外历史还有其他的内容。在前十年的无关重要的小事中可能潜伏着后十年的社会风气，只不过需要适当的培养，经济情况也要有所变化。不过并不是一切小事都是这样的。1935年5月，全国来了一阵子写连锁信【一个人把一封信分寄许多人，这些人又复写分寄别人，并请他们照样复写分寄，这叫做连锁信，本身并无意义。——译者】的狂热，你要在其中寻找什么重要意义那就徒劳无益。另一方面，在恩里科·弗尔米【意大利核子物理学家（1905－1954年），1938年后住在美国，1945年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译者】那个设备简陋的罗马市小实验室里所引起的激动，现在回顾起来，倒是个对其意义认识不足的例子。从弗尔米的妻子劳拉所写的有趣的记述可以看出，弗尔米和他的学生们那样用中子一个又一个地轰击各种原子，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最早一批的分裂铀原子的物理学家，不过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搞出来的也是一种连锁反应。

　　介乎无足轻重的小事和令人咋舌的大事之间，还有许多新奇的事，使1935年成为技术发展上的分水岭，有的比同年国会中的激烈辩论还令人经久难忘。例如，星期日的听众听厌了库格林神父的广播，把收音机指针拨一下，也许会听到二十岁的奥森·韦尔斯在另一个节目里扮演一个叫做“影子”的角色，又名拉蒙特·克兰斯顿：

　　『马戈特：啊，拉蒙特，看呀！那个茶房往厨房走去，不用推门，门就自己开了！
　　影子（不在意地说）：对啊。那是用光电射线把门打开的。
　　马戈特：啊，光电射线是什么东西？
　　影子：看看门的两边吧，马戈特。那地板上有铬制的东西，看见吗？那些东西顶上藏着灯泡，看见吗？两个灯泡之间，有一道光束。人走近门，身体就挡住了射线。光束一断，门就自动打开了。
　　马戈特：妙极了！』

　　在1935年，这确实是巧妙的，可是这只不过是电子工业最早的雏型。到了后来，电子设备就不仅仅代替了看门的，而且代替了好多别的人，例如开电梯的，在滚木球戏场上捡木柱的，在邮局里分信的，在商店里开帐单的，给染织品配色的，给流动的东西点数的，在监牢门口守卫的，在保险公司里计算保险费的，管帐的，分派刊物的，以及做成千种熟练和非熟练性的工作的人。一句话，自动化己经开始了。

　　通讯革命也开始了。由于马歇尔·麦克鲁汉所谓“天下一村”的出现【麦克鲁汉（1911－？）是加拿大作家。他说，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由于电子通讯工具发达，人们彼此联系容易，全世界的人互相了解，好象同住在一个村子里边一样。】，个人的清静给扰乱了，书面的文字被取代了。1935年6月，乔治·盖洛普第一次进行民意测验，那是为杨格和鲁比肯广告公司举办的。约翰·希尔、厄尔·纽瑟姆、卡尔·拜奥尔都办了“对外联络”机构。1935年，由米丽亚姆·霍普金斯主演的《贝基·夏普》开始在商业区一些电影院里放映，这是第一部跟一般正片一样长的彩色片，虽然当时许多电影院还没有放映彩色片的设备。除彩色电影外，还有相关的新发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古格里尔摩·马可尼发现，可以把无线电短波沿着地球表面“扭弯”，这种微波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先用于雷达，接着又用于电视广播。美联社在1935年开办了照片有线传真的服务，《生活》周刊在1936年、《展望》周刊在1937年也相继采用有线传真照片。美国人开始习惯于所谓形象的概念。有了这些，再加上1935年的另外两项新玩艺——辛辛那提市首次举行的夜间棒球赛和罐装啤酒的生产——当时十几岁的青年将来成为中年人后的各种常见的娱乐也就具备了。

　　阿瑟·谢尔曼的拖车制造业在1933年的百日新政期间渡过了难关，很快就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工业。一年之内，在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素塔市就集中了二千辆拖车和住房车。那时人们仍旧觉得美国青年是爱搞机械的，《机械画报》中最引人注意的东西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独立前轮悬置。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是这祥描述这种装置的：“用最简单的话说来，这就是给汽车装上了膝关节。每个前轮都有个软弹簧，各自与底盘相连。要是路面有个墩或者有个坑，各个前轮就独自缩上去或者伸下来，就象膝关节把一条腿提起或者伸直一样，对于另一条腿或全身的平衡都没有影响。结果是受到颠簸的是车轮，不是乘客。”轮子就象膝部那样动，妙不妙！可是就是艾尔弗雷德·斯隆（或者阿瑟·谢尔曼）也不能预见美国人后来会那样开汽车到全国各地跑，也意想不到州际公路网遍布全国的情景。

　　1935年初次听到三十年代新音乐——摇曳音乐。一年前，吹奏单簧管的本尼·古德曼每周薪水只有四十元；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他组织了自己的乐队。他起初运气并不好。8月21日晚，他的乐队在洛杉矶市帕洛玛舞厅演奏合同将近期满，没有人愿意续订合同。乐师同舞客一样，听厌了那些甜蜜温柔的狐步舞曲。古德曼决计降格采用乐队在非正式演出时喜欢用的摇曳的节奏，奏起弗莱彻·亨德森改编的那支曲子来。（亨德森是黑人，白人舞厅经理不让他出场演奏。）突然间，听众听到铜管猛吹，鼓声大响，萨克斯管长鸣，再加上一些火辣辣的独奏者，包括本尼在内，轮流起立，在聚光灯下即兴狂奏，把音乐主题大事渲染。结果全场如感电震，顿时活跃起来。一夜之间，二十五岁的古德曼在娱乐业中就登上了宝座——成了摇曳音乐之王。

　　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这种音乐的。有一位心理学家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摇曳音乐“有危险的催眠性”，因为演奏者“故意把拍子弄得……比人的脉搏还快”，可能“打破过去的传统”。可是三十年代的特点是各种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摇曳音乐。古德曼、阿蒂·肖，格伦·米勒和汤米·多尔西（多尔西即将在费城由尼克松主办的大戏院音乐会第一次登台，演奏《玛丽》，这是令人难忘的表演）在帕洛玛、罗斯兰、萨伏依、好莱坞的巴拉丁、格伦岛等舞厅成了那些身披蒂勒纱、脚穿白麂皮鞋的青年舞客的偶像。可是此外还有儿童们喜爱的摇曳音乐（斯派克·琼斯），中年人喜爱的慢拍子的摇曳音乐（凯·凯泽），老年人喜爱的拍子更慢的摇曳音乐（盖伊·隆巴多、韦恩·金和文森特·洛佩兹），甚至还有知识界的摇曳音乐，这是在卡内基堂演奏的，在那里可以听到微妙复杂的、为听觉最灵敏的人而作的乐曲。那时唱片制造业已经复兴，各种形式的摇曳音乐唱片都可以买到，蓝鸟和德卡牌每张三角五分，哥伦比亚牌每张五角。趣味的多样化，或者象某些人所说，趣味的巴尔干化，是三十年以后的事。

　　当时所有各种表演艺术都存在着这种不分对象的情况。把电影分成X（禁止儿童观看）、R（只准家长陪同观看）、GP（一般观众都可看）三类，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所有影片都必须是人人可看，因为每星期有八千五百万美国人看电影，多数是全家去的。美国家庭着电影，每年平均要花二十五元，按大萧条时期的票价计算，这个数目是惊人的。全国有一万七千家电影院，比银行还多，等于旅馆数的两倍，百货公司数的三倍。每家电影院一年放映一百至四百部片，影院老板没有时间把它们一一审查。幸而当时有海斯检查处，后来又有布林植查处代他审查（不过这对于电影艺术却是不幸的）。天主教道德同盟在1934年开始严密监视好莱坞，影片的镜头里不得有人长时间接吻，不得有通奸行为，不得有裸体婴儿，已婚的男女也必须两床井列，各睡一床。银幕上的语言，用他们当时的话来说，要“绝对纯洁”。有一回，丹尼斯·金唱了一句“去你妈的勃根地酒”，观众大为兴奋，好象有个赤身露体的女人突然跑来。连影片名称都要洗一洗干净。“荡妇”被莫明其妙地改成“贞妇”，“好姑娘也到巴黎去”被改成“好姑娘到巴黎去”。这种审查之所以可能，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的道德标准。正如梅·蕙丝后来所说，“我们唱歌时，连屁股扭一下都不准。”她主演了一部影片，其中有这么一个场面：卡莱·格仑说，“亲爱的，你需要休息——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吧。”她摸摸头发，用舌头舔一下牙齿，问答说：“那算得是休息吗？”布林检查处一时疏忽，让它通过，人们就布置纠察线，禁止看她的影片。《生活》周刊出了一期“婴儿的出生”专刊，竟要打一场官司才能发售。《时代》周刊严厉批评了厄斯金·考德威尔的小说《上帝的小园地》，它说“美国出版界近来有一种倾向：尽可能出版接近违禁的东西”。

　　对电影进行审查，还反映出当时美国人心情恶劣，不想电影描写实况，而想靠看电影来逃避现实。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好莱坞“一角五分廉价拍卖色情和梦想。”其实，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一角钱也买不到多少色情表演，因为那时同现在一样，黄色电影只有少数观众爱看。可是，梦是人人爱做的，所以逃避现实的东西，观众最普遍。美国人不分老少，不分信仰，都爱看“叛舰喋血记”、“马卡小姑娘”、“正月船长”，巴斯比·伯克利歌舞片，以及阿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惊险片。1935年，这些影片开始在美国出现了。

　　看电影在这个时期具有一种特殊的气氛，麦格那银幕上的形象和福克斯声带放出的声音（这时不再用维他风唱片配音）只是造成气氛的因素的一部分。凡是放映机放映出的东西都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一场连映两部正片固然是重要的，星期六分部连映影片和特选短片——例如先来一部特里吞动画片，再加上一部百代公司新闻片，一部西尔马·托德－帕齐·凯利喜剧片，一部菲茨杰拉德的旅行纪录片（“……就这样，我们向风景如画、爱好和平的德国告别了”），这也很重要。还有彩票专场，餐券专场，玩宾戈赌，弗利牌双泡口香糖，彩色包书纸，“宝宝”牌巧克力软糖，脚下踩着一地爆玉米花，在后排座位还有不少人动手动脚偷情。最重要的是，银幕上出现的脸蛋、神态、身段全都在黑暗中引起无限幻想。有了电视以后，电影的神秘气氛就开始消失了，但是在没有消失之前，它的力量极大。戈尔·维达尔借迈拉·布雷肯里奇的嘴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那些已经上学读书可是还没经历第二次大战的青年人，1931至1945年的电影在性格上影晌最大。他的话也许是对的。

　　也许我们应该说，他只说对了一半。除看电影外，三十年代另一种重要的家庭活动是收听广播。同电影一样，广播也处在严格控制之下。全国有九百个广播电台，其中七百个归入四个广播网；全国广播公司（红），全国广播公司（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当时的广播节目，也比今天的电视节目内容纯洁。今天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还有一些转圜的余地，但是在三十年代如果儿童节目的广播员以为人家听不见他的话，说了一句“那些小杂种大概会老老实实地听一会吧”，那他就完了。当时那个闪闪发光的轮状话筒收下的不论什么东西，全家都很注意。全国广播公司（红）所播放的“一个人的家庭”是长期受欢迎的节目之一，这可能有代表性。这个书目是诺曼·罗克韦尔式的典型美国故事，每星期三晚上8时有二千八百万个家庭收听。每次开始广播时，总要这样说：这个节目是“为青年一代的爸爸妈妈和他们那些彷徨徘徊的子女广播的”。

　　对千百万人来说，打开收音机这个动作好象是成规常例一样。听到《明月照山头》不知道是凯特·史密斯，听到《秋收月长明》不知道是鲁斯·埃廷，听到《完美的歌》不知道是艾莫斯和安迪，听到《你我有缘相逢》不知道是鲁迪·瓦利，听到《卡罗来纳之月》不知道是莫顿·唐尼，听到《一想到你》不知道是雷·诺布尔，这样的家庭是少有的，全国最奢名的电话号码是默里山8－9933号，披这个号码，是为了对“鲍威斯少校业余广播”的表演表示意见。在全国听众看来，到了过圣诞节，可是听不到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主演的“圣诞颂歌”是不可想象的。听到“这个西部矿区小镇的姑娘嫁给一个有钱有爵位的英国人，能得到幸福吗”这个问题，大概不会有很多人睡不着，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愚蠢，他们也没发表过意见。由于广播中的情景都留要观众想象，又由于想象出来的东西比无论哪一个二十一英寸电视屏上出现的都丰富多采，所以电视节目无法跟最好的广播节目相比。由埃德加·伯根配音的木佣人查利·麦卡锡表演得那么生动逼真，所以一经介绍，路易斯·B.梅耶，瑞典国王和温斯顿·丘吉尔都不自觉地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

　　广播的吸引力之所以重要，归根到底是由于通过它向着操纵消费社会迈出了第一步。做广告的先驱是美国烟草公司总经理乔治·华盛顿·希尔。正是由于希尔，美国烟草公司是最早出钱收买顾客在广播节目里当证明人的，其中有一个是歌剧演员舒曼·海因克夫人，她根本不抽烟。商品联想是“难兄难弟琼斯和哈瑞”这两个滑稽演员首创的；你听到他们的笑话发笑时也会想起袜子。听到“捕盗神手”就想起“库”牌嗽口香水；听到伯尔根和木偶麦卡锡的声音就想起蔡斯和桑伯思公司的咖啡；听到“流行乐曲选播”后面的一段讨厌的烟草拍卖人的调调就想起“幸运”牌香烟。坚持要加上这一段拍卖商的话的是希尔。有一次，为了说明这样做有效果，他在美国烟草公司董事会的光可鉴人的会议桌上吐了一口痰，然后一边用丝手绢把痰抹掉，一边说，这样做叫人恶心，可是正是因为它叫人恶心，所以你一辈子也忘不了。希尔的另一个新花样是提出LS/MFT（“幸运”牌香烟呱呱叫）这个口号，广播员三番五次地说，“‘幸运’牌香烟呱呱叫，是的，‘幸运’牌香烟呱呱叫！”弄得听众十分讨厌，简直要发疯。1946年9月13日，全国听众听到本地电台的新闻评论员在节目中途插进一条急电说，“女士们，先生们，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是的，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他们大概都感到高兴，不会忘记。

　　“就是抽一车，也不咳一声”（“老金”牌香烟），“不信问车主”（“派克”牌汽车），“起初小声，后来大声”（“大钟”牌闹钟），“污渍不留，不用发愁”（费尔斯石脑油肥皂），“抽支‘幸运’，赛过吃糖，”如此等等的广告，人们认为不过是有点讨厌而已。用乔治·E.默利的话来说，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社会将要“把大企业同广大群众连在一起，相依共存，息息相关”。可是这个观念当时还没有提出。即使提出，也没有多少人能理解。假如当时有人说，后一代的大学生会反对一切面向消费者，也瞧不起过于为生活保障操心，人们一定会困惑不解。代替人工的机械才刚刚开始大量生产，节约劳力的新玩意儿决不会嫌它过多。至于生活保障，那是大萧条时期求之不得的东西，谁都嫌不够。罗斯福总统实行的社会保险很有限（1935年的法案只管工人本人，不管家属），到底行得通行不通，要经过1936年的大选才看出分晓。在美国人心目中，大选越来越显得重要了，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次大选无异是对新政举行一次民意向背的公民投票。





　　第四章 罗斯福和民意向背

　　在美国废止禁酒法【废止了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在三十年代初期，“废止”（Repeal）这个词只指废止禁酒法。】之前，本尼托·墨索里尼公开说过，“美国的事情，两句话就说完了：一是酒禁问题，一是林白事件【指林白的婴儿被绑票并且遭杀害事件。——译者】。”这是极权主义者定下的教条：美国是走私犯和绑匪横行的国家。接着人家问他，美国的外交政策怎么样。他回答说，“美国没有外交政策可言。”这回可惜“领袖”的话倒是近乎事实。罗斯福在首次当选总统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国外的事情。他不准官方提出任何参加国际联盟的主张，而且第一回在国际舞台出现，就把1933年的国际货币和经济会议（这是旨在使金本位国家团结一致的会议）搞垮。在经济学家中，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人为此高兴，他以为管理通货制比金本位制好，所以说罗斯福“做得对极了”。可是总统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受到凯恩斯的理论的影响。他要先把国内事情整理就绪，再去对付海外的威胁。他这是有意识地先处理国内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不顾对国际友好关系有无妨碍。

　　五年之后，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挥舞铁拳，罗斯福就改变做法了。可是世界和平岌岌可危，早已显而易见。在罗斯福竞选第二任总统之前，墨素里尼已经强占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已经战火熊熊；德国已经重整军备，占领来因区，而且尽管赫尔安慰美国人，说德国政府不再迫害犹太人了，犹太人在那里还是活不下去，1935年逃住美国的有八万之多。在东京，好战的少壮派军官加紧促使昭和天皇政府走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有个日本小兵溜过芦沟桥去逛中国窑子，日军司令就硬说中国人把他绑架，发动对北京和天津的进攻。阿米莉亚·埃尔哈特当时是美国最有名的女飞行员，她大概在飞行途中发现了日军在委任统治地马里亚纳群岛构筑工事；至于日军逼她降落，把她杀害，这看来几乎是毫无疑问了。她的惨死当时无人知道，可是各报首页屡次登载过日本人挑衅的新闻，所有这些挑衅行为的目的似乎都是想试探一下美国是否怕战争。

　　果然，美国是怕战争的。国务院也曾向日本提过抗议，并且不着边际地谈过什么“道义上的制裁”。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都表示，他们对“世界舆论”的作用具有信心，好象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种神秘的东西，独裁者们一碰到它就不敢动了。国会通过了几个保持中立的法案和决议，总统颇为勉强地一个个签署了。他之所以感到勉强，是因为不愿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限制，其实总统的外交方针和国会的意见很少出入。罗斯福的新政对外国没打什么主意。美国跟二十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签订了中立协约，在签订协约时，赫尔说得一清二楚：美国最希望的是不受干扰。前任总统胡佛的决定，罗斯福赞成的虽然不多，但是拒绝与英国联名谴责日本侵略满洲却是其中之一。

　　在大萧条时期，这样做基本上是对的，因为国内问题要政府全力以赴。可是1934年的“约翰逊拖欠战债处理法”（禁止贷款给战债未清的国家）和1935年的“皮特曼中立决议”（明白告诉世界各国，美国决不帮助被侵略的国家）可就毫无道理了。这些法案只能使德意两国独裁者横行无忌，却把美国总统的手脚绑住了。因为总统发表过意见，说上述办法有毛病，又说应该支持世界法庭，孤立主义的高级吹鼓手就大为生气。查尔斯·A.比尔德写道：“罗斯福总统相信自己有责任帮助解决欧亚两洲年深月久的争执，所以每逢美国国会和人民要限制他干预外国事务的权力，他都要抗拒。要是欧亚两洲发生大战，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很快就要把美国拖进去。可是结果会如何呢？无论美国战败也好，战胜也好，在和平会议上，美国总要上当吃亏。”

　　事实上，即使美国当时想立即干涉国外事务，也不可能。在罗斯福总统首任期间，美国军事建制继续削减，以致全国兵员还少于福特汽车厂的工人。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美军当时的真正敌人是“经费问题，或者说，经费不足的问题”。1934年总统出巡夏威夷瓦胡岛，驻军司令为他举行军事演习。这场演习本来想搞得宏伟壮观，结果却变成了笑话：军用卡车半数发生故障，十二辆旧坦克（第一次大战遗物）也有七辆在总司令【美国总统是三军总司令。——译者】面前突然抛锚，叫他大吃一惊。据1935年《幸福》月刊的报道，虽然美国步兵决定采用M－1式加仑德半自动步枪，可是总数还不够装备一个团。这个月刊估计，“照现在的采购速度，单是把这种新式步枪装备美国常备军，就大约要三十年。到了那时，这种枪早已过时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美军中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文内说，在现役军人中，竟有一个四十七岁的中尉，一个六十五岁的中士班长。上尉平均是四十三岁。

　　那时好多美国人竟然觉得，军队大可不设。学者们一般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大战，是上了欧洲那些坏家伙的当，普通群众（据盖洛普民意测脸占百分之七十一）这回居然也赞成这些教授的看法了。他们以为美国经济萧条咎在欧洲，因为欧洲人拖欠了美国的战债。在“三个军人”【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反战小说。——译者】、《告别干戈》【海明威的反战小说。——译者】，乃至《胜利的荣誉值几个钱？》【马克斯威尔·安德森的反战小说。——译者】里，知识分子们都竭力主张，为了和平，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要是阿米莉亚·埃尔哈特惨遭日军杀害的事传了出来，当时也无人相信，因为大战时有过关于德军惨杀比利时人的夸大宣传，美国人再也不听这一套了。有个抱理想主义的中学公民科教师对学生说，“我们有的是‘战争部’【美国的陆军部原文为“战争部”（the War Department）。——译者】。孩子们，要是我们也有个‘和平部’，岂不是好？”这句话中学生理查德·H.罗维尔【后曾任《新群众》副主编，《民族》周刊副主编等。——译者】记住了，好几百万别的中学生也记住丁。1934年，主教派教会主教会议决议，“‘和平时期要备战’，这是不值一钱的爱国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教会决不响应。”对于这个决议，教徒们全部赞成。（希特勒也赞成，因为他说，“赞成和平主义的理想的人，到头来必然赞成彻底征服世界的事业。”）这位德国新元首，美国人谁也没注意；甚至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也开展征集二千五百万人签名运动，要说服国会必须制订更多的中立法案。不过对于北达科他州参仪员杰拉尔德·P.纳埃以及不少同事，呼吁倒是用不着的。这位先生是参议院军备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主要助理法律顾问就是阿尔杰·希斯；纳埃是最善于归罪于无辜的人，他竟说，美国参战，是由该死的华尔街银行老板和外国战争贩子一吹一唱造成的。他到全国各地演讲，大声疾呼说，“上次大战，我们的参战目标半点也没达到。我们做到的只是不惜重大的生命牺性，让银行老板不愁收不回债款罢了。”

　　在出身富家，敢于违反传统的大学生中，激进的和平主义蔚然成风。家境比较清贫的同学虽然通常保持沉默，也心里赞成。某次全国民意测验结果，大学生竟有百分之三十九说他们不论什么战争都拒绝参加，有百分之三十三说只有美国被侵略时他们才愿意打仗。在和平主义堡垒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只有百分之八的学生表示愿意无条件打仗。虽然哈佛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市立学院的学生受到威胁阻挠，1935年全国各地仍有十五万以上的学生为参加争取和平的罢课运动而游行示威。随后又有五十万大学生联合宣誓，如国会宣战，他们将拒绝服兵役。他们当时对“现存体制”的看法，和下一代对深恶痛绝的“现有建制”【“现有建制”（the establishment）指美国统冶阶级的核心层。——译者】的看法相去不远。他们反对办强制性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反对侵犯学术自由和学生权利，反对各种法西斯活动；他们要求改革大学管理机构。激进分子参加了产业民主学生联盟【产业民主的意思是关于工人福利问题，要由资方和工人代表共同制订方针。——译者】，这是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前身。他们的经典是《产业民主学生联盟行动纲领：革命学生手册》。喜欢捣乱、使人经久难忘的学生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韦克斯勒，明尼苏达大学的埃里克·塞瓦赖德，斯沃思莫尔学院1932年届毕业生克泣克·克尔等等。

　　这个“运动”（这是大学生自定的名称）的性质各校不同。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说，“我们不喜欢我们看到的那些政界要人：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大学当局，我们觉得他们只为现存体制效劳，并非为真理奋斗。”塞瓦赖德回忆说，“我想，在当时的政治制度的支柱当中，我们最憎恶的是军事机构……我们甚至连‘爱国主义’这个字眼也讨厌起来，因为觉得它已丧失原有的祟高意义，只是沙文主义的同义词罢了。”学生示威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塞瓦赖德参加了示威），最后明尼苏达大学只好把它停办。

　　普林斯顿大学生把军人看成笑骂的对象，并自称为VFW①（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会员。最爱闹事的美国学生联合会在瓦萨女子学院召开全国大会。纽约市立学院院长接见意大利法西斯学生代表团，校内学生纷纷起而反对，嘘声四起。院长骂学生为“小流氓”，第二天他们就都在衣领上别上个徽章，上面写着“我就是小流氓”。有些造反的学生召开会议，院长竟然挥舞雨伞，把他们驱散。这种你硬我也硬的做法不多，可是不是没有。匹兹堡大学使用的方法不那么简单幼稚：大学请麦克阿瑟将军在毕业典礼会上演讲，看见有些学生集体示威反对，就请法院把他们的领导人逮捕罚款。经过上诉，上级法院撤销原判，可是到了次周，所有入学新生都被勒令宣誓遵守美国宪法、宾夕法尼亚州法令和匹兹堡大学规程。大学总务处长向报界解释说，“我们要的是思想纯正的学生。”

　　【①VFW本来是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这里学生借用VFW这个写法，却改为Veterans of Future Wars（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表示决不参加未来战争。——译者】

　　不过，当时大多数大学生如果不是思想纯正，至少也是行为规矩的。那时也跟现时一般，爱造反的学生只居极少数——纽约市立学院只有百分之一，全国大学只有千分之三。这些人举行示威，为工人争权利，为斯科茨博罗市黑人冤狱筹款，在戏院四周劝阻观众看赫斯特报阀的新闻纪录片，一时甚嚣尘上，可是这跟几年以后，另一些大学生生吞金鱼，弄得遍登各报首页，性质相去无几。看见小小的孤立事件就当是普遍现象，这是美国人的通病。三十年代有些大学生举行过马拉松跳舞比赛，留下个照片，1970年有一家全国性广告行把它登出，加上一个俏皮的问题，“你们当年如此，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青年又要说三道四呢？”他们以为三十年代参加马拉松舞会的人是想出凤头，事实恰好相反：他们跳个不休，不辞劳苦，不过是手头太紧，想赢得一笔奖金救救急而已。

　　这些大学生是所谓“走投无路的一代”，多数只想学到一些能赚钱的本领。青年人受大萧条的打击最为沉重，1935年正月，靠救济过活的还有几百万十六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有个大学校长对四年级生说，“今年6月得到学位的十五万大学生，将要走到社会上去，可是人家不要他们。”《幸福》月刊在二十五所大学举行过民意测验，结论是大学生都希望有个安定的长期的工作，借以安身立命。他们在唱一支满腹牢骚的歌：

　　『我为大学唱赞歌，
　　硕士博士街头多，
　　学问越来越高深，
　　肚子也越来越饿！』

　　这是开玩笑，可是意味辛酸。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家长都交不起学费，大学生要熬到毕业，就得苦战四年。上课期间每周做工四十小时，放假期间每周做工八十四小时，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有人在杜肯大学做过调查，不少学生在汽车加油站当服务员，在殡仪馆当助理员，在铁路当火车司炉，在钢厂当杂工，在石厂刻墓碑，有个学生在校内和附近的匹兹堡市竟然干过二十七种不同的工作。在密执安大学，阿瑟·密勒【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著有《推销员之死》等剧本。——译者】做厨房杂工挣饭钱，又为全国青年总署喂小白鼠，每月工资十五元，他就靠这过活。在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买不起教科书，只好从大学图书馆借用。

　　勤工俭学念完大学，从来不是易事，何况经济萧条，生活艰窘，竟能完成学业，可真了不起。对于有志上进的青年，大萧条的煎熬直到珍珠港事件才算完，可是对于不在大学念书的中产阶级成员，就不一样了。罗斯福执政的第三个年头，美国已摆脱最困难的局面，乔纳森·米切尔觉得不妨在《新共和》周刊发表如下言论了：“手上又有点钱，真高兴。……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当然，情况还不太好。……工人还会被解雇，今天一个解雇，明天能有十个排队补缺。可是向来总有失业的人。谁也不能指望我们永远枯坐家里，为别人失业而愁眉不展。”非但如此，这些中产人家除生活费外，还有点余钱给将近成年的孩子们零花。固然，为数有限，搞不起伍德斯托克那样的音乐盛会，可是青年人弄点新鲜名堂，来点古怪花样，是足够的了。

　　在这些新玩艺儿中，第一个是音乐。最好是参加音乐会，亲眼看乐队演奏，可是从现场转播的好音乐，在各校校园也可以听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有个学生乐队，由哈尔·肯普领队；杜克大学有“蓝色魔鬼乐队”，由莱斯·布朗指挥。在不出名的舞厅和酒吧间里，有好些未露头角的艺人演奏，例如阿尔文诺·雷伊（他开风气之先，弹一个电吉他，这是美国人听到的第一个扩音乐器）或者年青的弗兰克·西纳特拉。1933至1937年间，西纳特拉是薪水最微薄的艺人之一。他参加业余音乐竞赛，在各地小电台临时客串，在学生联谊会上为七角钱车费放声高歌。后来他的捧场者很多，音乐会票价很高，可是那时青年人还不能出那么多的钱买票，而且除音乐之外，他们还要搞很多别的名堂：看“大型小蓝书”【青年们的故事读物。——译者】，烫“雪莉·邓波儿式”头发，穿“G人式”内衣【“G人”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简称。——译者】，看耶鲁大学出身的大侦探佛拉什·戈登连环画，买自行车把手狐尾【这是一种装饰，事实上往往是松鼠尾或飘带。——译者】，并且把装橙子的板条箱安上滑冰鞋改为踏板车。

　　这时那些年岁大一点的青年人逐渐搞出了一套二十年代（那时爵士音乐盛行）以后才新兴的青年生活方式。他们有俚语（keen［漂亮］，gas［扯谈］，capacetic［顶呱呱］），有秘密的滑稽语（Confucius say［“孔子曰”］，knock，knock［“吃吃喝喝”］），有显示男子雄伟气概的标志（破汽车），还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胶底白褐双色皮鞋，啤酒会茄克衫（由朋友亲笔签名在上），晴雨两用大衣（弄脏更好）。姑娘们白天的标准服式是双层式的毛衣（有钱的要穿开士米或安哥拉羊毛织品），长达小腿的方格褶裙，短统袜（后来叫做“少女袜”），俄式头巾。男青年要穿便装上衣和长裤；如果不穿双色鞋，可穿粗革厚底鞋（鞋底钉上V字钉，走起来格噔格噔响）：要是有女性密友编织的菱纹毛衣，那就更神气了。到了参加正式舞会（中学每年开一次，大学至少四次），服装就要全部换过。舞会在体育馆开，天花板挂上绉纸花，地板打了蜡，姑娘们身穿薄纱晚礼服，左肩别上兰花或者栀子花，男青年穿上租来的“德西多”【半正式的男子晚礼服，没有燕尾。当时男青年很穷，自己没有这种衣服，只能租来穿。——译者】或者深色便服和白麂皮鞋，一双双翩翩起舞。

　　如果只是慢吞吞地跳“狐步”或者稳稳重重地眺“卡里奥克”，那就不免沉闷，可是乐队一改用轻快的旋律来奏乐，舞步就活泼得多了，到三十年代中期，“吉特巴”已风行全国。“吉特巴”是由“查尔斯顿”、“林底跳”和“得克萨斯汤米”舞（这可以追溯到1913年达克镇杂耍团）一脉相承的，种类繁多，有如体育径赛会，动作也有时相似。在“吉特巴”中，有“查尔斯顿摇摆”、“开货车”、“啄虫子”、“追棒球”、“苏西球”、“绕目摇摆”、“赞美阿拉”、还有“踢骡子”；在跳“踢骡子”时，男女青年按着对方的背部一跃而过。因为迹近淫猥，姑娘们跳得高兴时还露出内裤，陪她们参加舞会的大娘大婶就不那么喜欢这种舞。直至1942年，杜克大学的舞会还不许跳“吉特巴”。

　　对于性爱问题，当时还是讳莫如深，这反映出三十年代动荡不安（无论按什么标准看都是够动荡的），人们唯恐一切老规矩都被一扫而空了。女人怀孕被当成不光采的事，甚至已婚妇女也这样看；出售孕妇专用衣服的广告，说这些是特殊设计，“有保密作用”的服装。凡是与性有关的事，都百般遮掩。最近似色情刊物的是《长统袜大展览》了，可是那里所登的青年妇女照片都是穿着整齐的，只不过跳起舞来裙子扬到膝盖以上五六英寸而已。色情图书作者这时很少有市场。清规森严的社会把他们束缚住，理由与禁止女大学生跳“吉特巴”舞相同。再看另一场合，也有同样情况：汤姆·多尔西刚用摇曳舞旋律奏起《洛曼德湖》来【这是苏格兰民歌，本来旋律很慢，汤姆·多尔西把它加快，这是违反老规矩的。】，电台经理就赶快把线路掐断。经理先生觉得，就是不搞这个，好多人已经太不尊重传统了。许许多多世代相传的老规矩正在失效。最显著的现象是，先前在胡佛总统执政末期还无力造反的工人，这时已上街游行了。劳工队伍走起来声势浩大，使美国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胆颤心惊。可是工人运动勃兴的时代已经到了。许多工会组织起来了；市街战爆发了；矿务公司和工厂门外血染通衢，而且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呢。

　　从许多方面看来，约翰·卢埃林·刘易斯都是个离奇古怪的人物。他胸圆背厚，眉毛浓密，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俨然是个巨人。读莎士比亚戏剧、《圣经》、《伊利亚德》、《奥得赛》、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著作和东方寓言集《五卷书》，这是他的消遣方法。他的父亲是个威尔斯矿工，曾被列入黑名单。他四十岁时被选为联合矿工会的主席，可是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工会人数竟减少了一半。1930年有个矿工小组批评他说，“他非但把我们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弄走，连工会的灵魂也被他搞掉了。”到了三十年代，他就要变成战斗的工会的旗帜，爱他的不少，恨他的也多。可是在1930年，他还是个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和自由企业的拥护者，是拚命反对进步工会各种策略的人。

　　在私人谈话时，刘易斯谈吐风生，娓娓动听，善于为被压迫的工人们出谋画策，争取权利。在公共场合，他好象把传教士、悲剧演员和杂耍丑角三者合为一体。他出语惊人，而且为自吹自擂的习性辩护。他说，“你自己不吹，谁还替你吹？”有一次开工人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听听这来自工人心底的‘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吧！【这是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九段所谈的事：圣保罗做梦，梦见一个人要求他到马其顿去，救救那里的人民。——译者】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前途，我看就取决于这次大会的决议。”他在批评他的对手威廉·格林（劳联的主席）时大声嚷嚷说：“啊哟，格林这小子我还不懂得他吗？他想随大流，畏首畏尾，止步不前，同时又唉声叹气，说什么‘人心不古啊，世风日下啊！’【这里引用的是古代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公元前105－43年）的话。——译者】”他把统一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分裂为两派，还洋洋得意地说：“他们对我下毒手，我对他们也痛痛快快地饱以老拳。”

　　这话是有意逗哏，可是没人笑。自由派认为刘易斯独具远见，反对派可觉得他是个活魔王。在某些人看来，他十分可恶，只有罗斯福能与之相比。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解职后执律师业，有一次代表矿业公司出庭，谈起自己的出身，满得意地说，“青年时代我也参加过联合矿工会啊。”刘易斯愤然起立大声说：“我这个联合矿工会会员看见有个会友投身政界，走南闯北，弄得全国知名，倒也觉得光采。”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可是叫人痛心的是，这位仁兄竟然忘了本，连青年时所参加的工会也背叛了。”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再说，“而且他的卖身价才不过是三十块臭银元呢！”【《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中说，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元出卖了耶稣。】赫尔利朝他猛扑过去，别人只好拦住。路易斯毫不在乎地说：“那么就取消‘三十块臭银元’这几个字吧，可是‘背叛青年时代所参加的工会’，这话半个字也不能改。”

　　话说得太没分寸了，可是也说得够大胆。1969年，美国总统所任命的暴乱行为调查委员会在报告里说，“在全世界工业国家中，美国劳工史上流血事件最多，斗争最残酷。”这是暗指三十年代而言，那时产业工会干组织工作的人有不少被害。各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闹事工人。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搞了一个集中营，专关工人纠察队员。宾夕法尼亚州杜肯镇（典型的媒矿城镇）的煤矿老板一年之内就花了一万七千元买军火，派人住矿工家里扔炸弹，又在山坡上烧十字架【这是恐吓人家的手段。——译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镇（全镇都是公司私有财产），市长对记者说，“世界上要是没有保卫团，”（他明说这是指公司的私家武装人员而言）“就无异于没有音乐了。”当地法院检察官再加上一句，“给我两百个武装好打手，我就把那些狗娘养的工人纠察队统统收拾掉。”在剥削惨重的纺织厂里，有些女工闹罢工，《纺织杂志》就在社论里扬言，“让他们出几百次丧，局面就会平静下来了。”

　　奇怪的是，各工会虽然备受迫害，竟能坚持下来。在罗斯福刚就职时，工会力量十分薄弱，刘易斯那个联合矿工会会员己减至十万人以下。劳联会员减至只占全国工人总数百分之六；交会费的工会公员，每周少了七千；1932年，劳联对资方俯首听命，连举办失业保险也反对起来了。咄咄逼人的企业老板们相信，跟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人斗争就是跟恶魔斗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934年12月，拉福莱特所主持的公民自由委员会查明，有二千五百家以上的公司雇用打手破坏罢工，最大的打手帮会是珀尔·伯哥夫服务社跟平克顿美国侦探代办所这两家。伯哥夫这个流氓头子家财数百万；平克顿一伙是底特律市各汽车厂的宠儿，1933至1936这几年间赚了将近二百万元。这两个帮会都养着一支小小的“常备军”，什么自动手枪呀、瓦斯枪呀、棍棒呀，样样齐全，哪里罢工就开到哪里去。他们都在工人队伍里安插坐探。有个参议员问克莱斯勒公司副总经理赫尔曼·L.韦克勒，为什么要雇用密探，他回答说，“对付工人要有情报，不用密探不行啊。”数以千计的工人简直在枪口下干活；比方匹兹堡煤矿公司就在矿井口架上机枪对着矿工。众议院有个调查委员会问起此事，董事长理查德·B.梅隆回答说，“不这样，矿就休想办下去。”

　　情况如此恶劣，工人们仍然急于组织起来，可见已经横下一条心了。备受恫吓的矿工，曼哈顿区流血流汗的服装工人，底特律市布格里斯厂一小时工资一角的钢铁工人，底特律市商店里一小时工资五分的店员都知道，组织工会是唯一的出路。有些州曾试用立法手段保护工人，但是徒劳无效。宾夕法尼亚厂主强迫童工每周工作九十小时，依法被罚一百元，他们便硬把童工的工资一律每周扣减三角三分，以为补偿。钢铁工人因缺乏安全设备，平均每周衣服让火星烧坏一次。匹兹堡的钢厂宁可每年让二万工人因工伤事故变成残废，也不肯花钱搞必需的设备。出售五分一角杂货的伍尔沃思公司女老板巴巴拉·赫顿小姐漫游欧洲，到处跟贵族攀亲。每小时工资五分或一角的店员们听到这个消息，就一肚子怨气地唱起歌来：

　　『赫顿小姐有的是钱，
　　钱打哪里来人人看见，
　　店员个个做牛做马，
　　——在伍尔沃思公司，
　　小姐剥削无法无天，
　　给了我们几文工资？！』

　　关于《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的制订，大腹便便的威廉·格林（刘易斯嘲笑他，管他叫“坐着不动的威廉”）间接地出过力。《全国复兴法》原来规定，要按行业订立规程，格林和好些工会领导人都为此不安，他们提醒约翰逊，资方可能利用这一条来扼杀工会。约翰逊性情急躁，连忙加上了这一条，以便保证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可是格林没看出这里有什么文章可做。条文其实很笼统；它没有规定雇主要承认工会，只说如雇主愿意，可以跟本公司的工会谈判，而且工人怎么选出谈判代表也没说清楚。可是刘易斯一眼看出，细节可暂且不谈，重要的是这一条很有宣传价值，因为条文其实公开表明了政府的意图。刘易斯认为这个条文的重要性不下于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他派出雄纠到的助手到各矿区去，用宣传车广播，散发传单，这样说：“罗斯福总统要你们参加工会。不参加就是不爱国啦。工会的人就在这里。先别忙交会费，签名参加就行啦！”

　　一经号召，矿工们就那么痛痛快快地响应起来，连刘易斯也不禁惊异。《全国复兴法》本来是为复兴工商业制订的，没想到倒是促进了工会的发展。在罗斯福签署这个法案以后还到不了三周，联合矿工会退会工人就有十三万五千人重新入会，1934年初，会员甚至增至四十万。跟着，西德尼·希尔曼和戴维·杜宾斯基也到纽约市用宣传车广播并散发传单，不到一年，国际女衣工会会员就增至三倍，共有二十万人，后来在1939年还超过了四十万。

　　罗斯福一向对政治苗头很少看不出，可是这回却很晚才注意到这事。他出身富家，并没有跟工会携手合作的思想准备。他把自己看成救世主，愿对被剥削的工人施点恩，可是这跟做工会的盟友是两码事。他想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进安全设备，可并不认为刘易斯的办法最好，甚至不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工会在经济界成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总统就不能象他所希望的那样，超然于劳资冲突之上了。因此头几年他老是犹豫不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海伍德·布朗曾大声疾呼，“工人的头号公敌就是罗斯福！”这是无稽之谈。可是罗斯福确乎觉得，弗朗西丝·帕金斯和弗朗西斯·比德尔【1934－1935年任劳工关系委员会主席。——译者】二人未免太偏袒劳工了，而在为劳工说话的国会议员中，罗斯福又只佩服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一人。瓦格纳力主制订新劳工法，他慢慢地使罗斯福回心转意了。可惜当时局面太不安定，想要从容不迫地讲道理已经来不及了。

　　刘易斯吸收进工会的人越来越多，——格林看在眼里，忧在心里，再三劝他“约翰，慢慢来嘛！”——一场阻碍生产的大罢工也越来越有不可避免之势。资方组织了准备血战街头的队伍，甚至街垒也筑了起来。军火在国内空前畅销。1933年夏季，只在八周之内，肯塔基州那个小小的林奇镇的资方保卫团就买了四十一枝步枪，二十一枝左轮，五百发子弹，一批催泪弹。联邦法院执行官警告他们，谁使用暴力，谁就要吃官司，可是资方说，“本镇是公司私有财产，华盛顿政府无权干涉。”罗伯特和海伦·林德调查组在印第安纳州芒西镇查出，通用汽车公司在那里扩编保卫团，以便把那些被怀疑为工会组织者的人统统关起来。两洋茶叶公司资方下令克利夫兰州各地分店停业几天，却怪店员不上班，工资照扣，弄得他们莫名其妙。老板这样做的用意，是警告店员，如果他们参加工会，就要大吃苦头。1934年刘易斯号召宾夕法尼亚七万矿工全体罢工，三十年代的大工潮从此开始，延及阿勒格尼盆地各处。杜肯镇镇长发表谈话，竟把罢工工人当作是造反的印第安人，要在关口对他们迎头痛击。他说：“我们要守住桥头，这些家伙一来到，我们就把他们的狗头全都砸烂。”

　　1934年罢工案共有一千八百五十六起，多数是为了争取资方承认工会的。这是牺牲惨重的年代，资方的恐怖手段使这一年的劳工史血迹斑斑。在弗立克矿区，公司派出的凶手守在井口，参加工会的矿工一走出来就被枪杀。在威斯康星州的科勒镇（整个镇是资方私产），破坏罢工的暴徒向劳联纠察队开枪，死两人，伤三十五人。刚组织成立的联合汽车工会跟托列多车灯公司谈判，资方气焰嚣张，国民警卫队枪杀了二十七个工人，因罢工而惨遭杀害的，还有旧金山市的若干码头工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若干卡车司机，以及新英格兰和南方各州的纺织工人（多达十五个）。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资方有两个特派代表，其中之一是商人，也被误杀了。埃里克·塞瓦赖德当时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采访罢工消息的记者，他目睹寻仇报复的保卫团事前不出一声，就向赤手空拳的群众连发霰弹枪，打伤六十七人，二人伤重不救。他触目惊心，后来写道：“在一刹那间，我打心眼里明白什么叫法西斯主义了。”刘易斯也感叹说：“美国的工人象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心里有说不尽的悲哀。他们家里的妇女为死者守灵，为生者的前途放声恸哭。”

　　其实，比之古代以色列人，美国工人心中还要更悲哀，哭声也更凄切，因为有那么多人好象竟然白白地牺牲了。托利多市、旧金山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工会总算已得资方承认，可是在大企业中，如钢铁、纺织、汽车、橡胶工厂等等，拒不承认工会的厂主却占了上风。国会决议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马上硬要会员们不去睬它，在一次考验性的争执中，厂商果然违抗委员会的命令，结果仅仅是禁止厂商挂兰鹰徽就算了事。罗斯福政府还是三心二意，举棋不定。1935年11月底，某区级联邦法院判决《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违反宪法。这时瓦格纳参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威廉·P.小康纳里众议员立即提出法案，要设一个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确定工人有权选出某些工会作为代表（选举时由联邦政府派人监选），跟资方集体谈判，并规定什么样的劳动操作规程是不公平合理的。瓦格纳对罗斯福说，除非提高工资，让工人们买得起自己所生产的商品，大萧条的惨状就不会消失，罗斯福给他打动了心，7月5日把这个法案签署了。可是资方态度强硬如故。自由联盟散发了一个由五十八位著名律师签名的声明，说《瓦格纳法》也跟《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一样，是违反宪法的。显而易见，劳工运动距离自己的目标还远着呢。老板们仍然顽抗，1935年又有三十二个正在罢工的和赞成罢工的工人被杀。南达科他、伊利诺斯、内布拉斯加、肯塔基、佐治亚和俄亥俄各州纷纷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罢工。工人运动进展缓慢，在许多工厂里，还有大量工人没参加工会，没得到应有的工资，没获得合理的劳动条件。

　　从格林的行动看来，好象他从没有看过瓦格纳提出的那个法案似的。可是刘易斯是看过了。远在国会专门委员会开会讨论时，他已经把这个法案仔细研究一番，懂得工人可以仰赖政府的庇护，建立起一个新型的全国性工会来。劳联是个旧式的全国性工会，缺点太明显了。它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盟，所属工会都由一些互相猜忌的小头头把持，这些大多数是美洲早期移民的后裔。除矿工和纺织工会外，劳联所有下属工会都按手艺组织起来，其中有什么锅炉制造工会、木工会、机工会、家具工会、冲床操作工会、油漆工会等等。俄亥俄橡胶工厂工人想成立工会，劳联派了个代表去，马上把他们分成十九个工会，因为橡胶制造有十九种技艺。格林觉得，联合汽车工会是个怪物，只能让它暂时存在，将来要分为一百个手艺工会才行。

　　刘易斯那个“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是在1935年10月在大西洋城召开的劳联代表大会上发出的。他要求按产业成立工会。把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按产品性质连成一气。比方钢铁工人共同组织一个工会，建筑工人又联合成立一个工会等等。他坚持说，只有这样，在大企业里举行罢工才有成功的希望。可是这话人家当是耳边风。提案被代表大会否决了。随后大会进行议会式的舌战，把持木工工会的大个子比尔·哈奇逊竟咒刘易斯为“杂种”。这一骂可未免欠考虑，刘易斯当着格林和几千代表的面，挥拳痛打这个恶语伤人的家伙，弄得他鲜血直流，人家只好把他扶下讲台。刘易斯抖抖衣服，点起雪茄，扬长而去，这一走，事实上也就是退出劳联。他写给格林声明遇出劳联的信只有一行字，而且还对新闻界说，“劳联不求进步，眼睛只会向后看。”之后，他就宣布成立一个与劳联对立的工会联合会，叫做产业工会委员会，后来经过改组，称为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

　　拳打哈奇逊也许稍久斯文，可是在数以百万计的非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的心目中，刘易斯更成为了不起的英雄。这些工人备受经济剥削，切盼解放，刘易斯这个器宇轩昂的悲剧演员式人物，这时眼里好象有一把火，把整个劳工运动点燃起来。产联每次开会，都歌声嘹亮。会员按《共和国战歌》【这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流行的反奴隶制度的歌曲，作者是朱利亚·瓦德·豪，1862年在《大西洋》月刊发表。——译者】的调子，齐唱那纪念被暴徒惨杀的乔·希尔的歌：

　　『是我们开辟草原；是我们建立城市，
　　让大老板做买卖；
　　是我们开矿建厂；是我们把几千英里铁路铺起来。
　　如今大功告成，我们倒变成了丧家狗，
　　挨饥忍饿受迫害。
　　可是有了工会我们的腰杆就要硬起来。
　　大家永远一条心！
　　大家永远一条心！
　　大家永远一条心！
　　有了工会我们的腰杆就要硬起来！』

　　※※※

　　如果说，产联是1936年在共产党外的美国左派的代表，那么，新政派有不少人逐渐觉得，在法西斯党外的美国右派的据点，大概就是最高法院那座宏伟的宝殿了。1935年秋审，就在这所新建大厦开庭。大厦与国会在华盛顿东北第二街隔街对峙，正面大理石墙上刻有几个大字：“依法审理，公正平等。”在白宫看来，什么叫做“公正”，最高法院那“九个老头子”（德鲁·皮尔逊和罗伯特·S.艾伦这样描写那九位法官）似乎自有其不可动摇的与众不同的高见。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尘土坑”的农民和刘易斯领导下的煤矿工会，也有同样感想。谁都知道，解释宪法是最高法院的职责。远在三十年前，首席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就说过，“美国政府要照宪法办事，可是什么合乎宪法，什么不符合，这由最高法院法官们决定。”据《时代》周刊说，“难就难在这一点：休斯这人早年也曾发出过自由主义的烈焰，可是如今只有一堆保守主义的热灰了。”在思想保守方面，休斯可以作为当时司法界和律师界的典型。罗斯福所提的法案，是独立战争后最有革命性的创议。对这些新法有裁判杖的下级法院法官们，都是些旧秩序的拥护者。这些在联邦地方法院审理讼案的人，大多数是为共和党效过劳，或者为大公司当过辩护士，由此出名的。他们已经都成为公司股东、受托管理人、名流俱乐部的会员。产业界的巨头都是他们的知心好友，彼此心心相印，都觉得新政派闹得天翻地覆，十分可恶。罗斯福执政还不到三年，各下级联邦法院已有一百多位法官发出大约一千六百个指令，禁止施行新法。除此之外，那些名牌律师还大写其文章，抨击他们所不欢迎的新法，无异于以私人资格作出裁定。自由联盟批驳《瓦格纳法》的声明，可以作为使用这种伎俩的典型例子。全国制造商协会把这个声明印发给会员们，怂恿他们违抗那已由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理由是法案是“违反宪法”的。

　　最高法院法官们地位崇高，理应不为旧时代所束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不少分歧，不过好些人还没有察觉。在穿上黑袍端坐高堂时，他们好象铁板一块，可是一回到各人自己的办公室里，便分为三派了。第一派是威利斯·范·德万特、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乔治·萨瑟兰、皮尔斯·巴特勒，他们向亚当·斯密顶礼膜拜，比胡佛总统有过之无不及；如果有谁胆敢干扰自由经济的基本“定律”，他们就认为简直是犯罪。另一派是休斯和欧文·J.罗伯茨，他们处于中右，投票时一般也采取这种立场，可是因为信念不坚，人家认为他们是左右摇摆。只有第三派本杰明·卡多佐、哈伦·菲斯克·斯通、路易斯·D.布兰代斯这三位完全是二十世纪的新头脑。

　　罗斯福和最高法院的冲突，早在1935年春初已经开始。这时据报又发生了三百八十九宗指控新立法的官司，罗斯福认识到，所谓“违反宪法”是个不能久延不决的问题了，因而在某联邦地方法院判决《全国复兴法》违反宪法时，同意立即上诉最高法院。别的不上诉，偏偏挑上这一宗，未免失算；尽管最高法院九位法官所持理由各异，却都一致认为这个法案无效。五月二十七日，休斯宣读了他们的判决书，新政派管这一天叫做“黑暗的星期一”。其所以“黑暗”，还不是因为当时已成累赘的《全国复兴法》被判无效，而是因为休斯的意见非常激烈。他几乎斥责总统违法乱纪，甚至破例对总统和国会提出警告，说不要以宪法授权管理州际贸易为理由，乱订内容广泛的法规。

　　在整个美国里，最瞧不起保守派法官那种盛气凌人的指令的，莫过于罗斯福了。他自己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辩护士，到星期三他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据理力争。在会上，总统夫人坐在他身边起劲地织毛衣，就象新政开头那一百天那样。总统宣布说，最高法院星期一的裁定非同小可，“自德雷德·斯科特案①以后，大概哪一个裁定都没有它那么重要。”他评论首席检察官休斯的意见书，说休斯认为做买卖基本上是地方性活动，应由各州自行管理；即使这些买卖对全国产生影响，联邦政府如出面干涉，也是违法行为。首席检察官拒不承认四十八州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大集体，因而可以说，他似乎是在暗示，无论发生了多大的全国性经济危机，华盛顿政府也无权过问。总统说，“这样看待州际贸易，是‘马车时代的老黄历’”。休斯警告总统，总统也在对休斯发出警告了。

　　【①斯科特是南方黑奴，但是被带到伊利诺斯州住上了几年，该州没有黑奴制度，因此他向法院起诉，说自己应该是自由人了。但是1856－57年最高法院判决他仍是奴隶，原因是法官中有五个是南方人，他们要维护南方奴隶主的利益。——译者】

　　司法部长卡明斯认为，最高法院跟总统势成水火，难以妥协。他愤愤然说：“总统先生，我告诉你，他们就是存心把我们毁掉啊。”接着又说，“总要想个办法，把最高法院现在那班家伙搞掉。”不过，有个时期罗斯福还比较乐观。直至1935年12月，他还这样写信给伦敦海军会议的美国首席代表：“尽管最高法院多数法官反对我们，赫斯特报系和全国百分之八十五的报纸也唱反调，形势依然良好。”然而一到新年，他的看法就不得不改变了。1936年1月6日，最高法院以六对三票判决《农业调整法》违反宪法。罗伯茨法官代表多数意见，宣布农业是地方性生产事业，要是把它也当是全国性生产事业之一，那就是侵犯各州政府的权利，“中央政府势将乘机对各州都肆意干涉。”这样解释宪法，出人意表，衣阿华州艾姆斯附近的农民深感愤慨。因为同意这个解释的有六个法官，农民就照样扎六个草人处以绞刑。可是保守派法官毫不在乎，又进而废止《证券和交易所法》（六票对三票）。萨瑟兰法官说，谁调查华尔街的交易，谁就是滥用职权，这与“星法院”【这是英国封建式法院，没有陪审制度，滥用非邢，任意判案，1641年才废止。】的非法行为同样难以容忍。跟着《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又被推翻（五票对四票），理由是虽则煤会运销全国各地，采煤仍纯然是地方性企业。这以后，《城市破产法》也被宣布无效（五票对四票），可是论据极其薄弱。如果这样下去，全部新法，包括社会保险法和《瓦格纳法》，都大有宣布作废的危险。《城市破产法》的要求实在有限，只是说地方政府公债可由各州和中央合作加以调整，但是否要这样做，主动权仍在各州。显然，在保守派法官看来，中央政府不论帮助地方解决什么问题，都要作非法行为着待了。

　　最高法院打自创立以来，整整一百四十年中，所宣布废止的法令只不过六十种。现在还不过一年开外，在休斯主持下，最高法院竟一口气把罗斯福的新法取消了十一种之多，在此次秋审中，最高法院最后一次也是最惊人的得意之作，发表于两党召开代表大会的前夕。他们先废止了联邦工资工时法，然后进而审理莫尔海德对提坡尔多的讼案。这里所讨论的是纽约州关于女工最低工资的法律，法官们投票结果是五比四，予以否定。巴特勒代表多数法官撰写意见书，他一口咬定：“关于‘法定手续’的条文已经规定，就个人事务签订合同的权利，是应予保护的自由权。”“在签订雇工合同时，双方一般都已获得平等权利，能够以个人谈判的方式从对方取得最于己有利的条件。”换句话说，曼哈顿区血汗制度的纺织厂里十五岁的女工，在她跟家财百万的厂主订立每周工资二元三角九分的合同的时候，已经充分享受了这一神圣权利。无论华盛顿也好，各州也好，对于这样的神圣权利，都不应侵犯。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这样的法权谁都没有。

　　宣判之夜，就有人在新英格兰各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那些俯瞰纺织厂小镇的高楼大厦里设宴庆祝，可是保守派某些政界要人却不免面面相觑。好事做过了头，显然反而不大妙了。赫伯特·胡佛说：“有些权力各州以为早在手里，应当想个办法还给他们嘛。”有六十家报纸要求国会提出修正案；连兰登州长也表示同意。这一年共和党的竞选政纲笼笼统统地说过，女工童工是要加以保护的，可是没说要采用什么办法，民主党所要求的则是一项“能澄清向题的修正案”。只有总统一声不响。他在考虑对策，可是头一件事是争取重新当选。他对雷·莫利说得好：“这次竞选，争论的中心在于怎么看待我本人。人们不是支持我，就是反对我。”他估计他会获得支持。他也预料最高法院还会再来几个五对四或六对三的否定新法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这倒是正中下怀的事情。正如伊克斯所说，“有了这些裁决，总统就可以振振有辞，越过最高法院，直接向人民申诉了。”

　　※※※

　　1936年，美国的政治生活上还没有那些后来使大选情况完全变样的种种复杂微妙的名堂。没有电子计算机中央控制台，没有主要选区情况分析，科学性的民意测验那时也只具雏型。大选是举行了，可是不到晚上不知投票结果；既然数字没有到手，两党的拥护者就不妨任意猜测并且寻找有利的数据。到了末后，当然一切都了如指掌了，因为政治科学家事后是极其聪明的，可是那年事前能预料罗斯福大获全胜的真是寥寥无几，而且好些人还把他一笔勾销，说此人当了一任总统就要归隐田园呢。

　　他们这种议论，并不能说是强词夺理。罗斯福是那么一位总统，他四年以前许下大愿，说要做到预算平衡，可是结果是国库每年亏空六七十亿元。失业的美国人还有七百万之多：政府苦心设计了一些援救办法，可是却被判违宪，毫无用处。民主党当时虽然执政，过去八十年来大部分时间却在国会里占少数。在好些人心目中，一个民主党人竟能当选总统，这只是机缘凑巧，而且由于党员纷纷背叛，支持总统的已日见其少。在退党的知名人士中，有牛顿·贝克【1916－1921年曾任陆军部长。——译者】、迪安·艾奇逊、约翰·J.拉斯科布【美国资本家，杜邦财阀企业中的重要人物。——译者】；有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史密斯和约翰·W.戴维斯；有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瑟夫·B.伊利，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里奇，佐治亚州州长尤金·D.塔尔梅奇。全国大报多数反对罗斯福。赫斯特报系在头版大登其社论，抨击罗斯福的“苛政”。《芝加哥论坛报》的电话员，在接电话时开头照例这样说：“早安。你如果想美国转危为安，要在……一天内下决心，知道吗？”这个报纸的大标题如“罗斯福在威斯康星州所掌握的选区都是些罪恶的温床”，新闻报道如“兰登州长今晚到洛杉矶市开展运动，争取美国原有政体确保无虞”，都显然希望读者不再支持总统。

　　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是反对罗斯福的，多萝西·汤普森也是。另一个著名政论作者马克·沙利文早在1935年就预言罗斯福第二次竞选要失败；同年查尔斯·A.比尔德也写道，“罗斯福领导群众的魔力确已消失了。”1932年罗斯福的竞选基金，有百分之二十五由银行老板和经纪人捐助，1936年减至百分之四。真的，民主党直至七十年代还引以为苦的经济困难，1936年已经开始了。共和党准备为兰登竞选挥霍九百万元，为罗斯福竞选募集的捐款只略多于此数的一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共和党之所以能大花其钱，是因为上届大选以后，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了。1933年罗斯福继任总统，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可是随后几年的繁荣程度却远远超出任何人的预料。失业人数比1932年减少了一半以上。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发表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1932年是58，1935年上升至101，1936年还将达121（1929年是125），自总统就职以来，各保险公司资产总值增加了三十亿。银行业已渡过难关。国民收入和公司利润增加了一半以上；道·琼斯的产业股票平均指数上升了八成。自股票市场大崩溃后，华尔街第一次感到为通货膨胀担心（虽然通货膨胀会叫股票涨价）。四年以前，有些投资者因为某些证券不值一钱，竟用这些证券给联盟俱乐部屋子的一间房间糊墙，这时却用蒸气把它喷湿，一张张揭下来去兑换现款了。尽管如此，联盟俱乐部的正面还支起一条光管大标语：“1936年大选，应选兰登和诺克斯。爱国至上。”

　　1936年初，兰登和诺克斯这两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声价比后来还要高。据当年仅有的几种测验方法来衡量，罗斯福在年初名望已降至最低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的报道，共和党把罗斯福拉下马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直至7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认为在纽约州和伊利诺斯州败局已成，在明尼苏达，印地安纳、俄亥俄各州也只有一线希望。可是那时总统已亲自出马，把竞选事务抓起来了。早在2月里，他就吩咐农业部长华莱士说，“亨利，7月、8月、9月、10月，直至11月5日，棉花售价不准跌到一角二分以下。你怎么办，我不管。这是你的事。可是价钱最低一角二分。明白吗？”靠稳定棉价来拉选票，跟给公路铺柏油一样，是搞竞选的老办法。罗斯福的理论，新就新在搞大联合。他相信，只要民主党搞大联合，就能把共和党的坚固阵地一举摧毁，而在国会稳占多数席位。不过这里还有个政治条件必不可少，那就是运气。

　　结果运气好得很。他们头一遭时来运转是在1936年1月25目。那一天有两千阔人，男的穿上礼服，女的披起貂皮大衣，到华盛顿五月花饭店举行自由联盟夜宴，开展反对罗斯福连任总统的运动。在美国政党竞选史上，这大概是最豪华的盛会。《纽约时报》说，“美国的豪门巨富，大部分不是亲自光临就是派代表出席。”主要发言人是艾尔·史密斯，当时他正在狠命反对禁用童工的法案。他头戴高顶丝礼帽来到会场，发表了一篇歇斯底里的反新政演说，大声嚎叫说，“罗斯福的新政充满了共产主义俄国的臭味。”那些每年进款高达十万元的听众，个个为之眉飞色舞。皮尔·S.杜邦点头赞叹说，“讲得好极了。”民主党副总统加纳也认为是再好没有；据他说，有了这样一篇演说，民主党再也不用花一个钱，说一句话再度当选就稳有把握，因为那些完全不了解美国人的脾气的大亨已经给民主党帮了大忙了。

　　6月11日，共和党在克利夫兰开代表大会，提名艾尔弗雷德·兰登为总统候选人，以后人们都叫他艾尔弗。他在堪萨斯州当州长政绩不错，竞选政纲也比罗斯福四年前的政纲还要左些。不幸的是，他虽然骨子里是个自由派，那些前后左右的人却把他的主张说得含混糊涂，所以当选希望甚微。共和党主席亨利·P·弗莱彻说，他们所要争取的是建立“格守宪法的政府”。亨利·福特说，“二十年来的大选我都没投过票，这回倒要投一下，因为兰登就活象柯立芝。”仅仅因为这一句话，人家就管兰登叫做“堪萨斯州的柯立芝”，竞选标志也用上了堪萨斯的州徽——向日葵。罗斯福听见了，冷冷地说了几句：向日葵嘛，花是黄的，芯子是黑的，唯一用途是喂鹦鹉，而且还没到11月就枯死了。

　　还有个人给兰登找麻烦，这位仁兄就是第三十一届的前总统胡佛。胡佛跟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由厄尔·沃伦率领）来到克利夫兰参加大会，本党内定谁当候选人，没有告诉过团员，他们毫不知情，所以胡佛悄悄地放出空气，说如果要再提他当候选人，他不妨勉为其难。共和党还不至那么昏头昏脑，至少在6月份不会提他，可是他一来到会场，大家还是鼓掌欢呼十五分钟。胡佛发表了俏皮的演说，他说罗斯福的专爱用字母缩写简称新政策、新机构。字母都快用完了，“不过新俄文有三十四个字母可用呢！”由6月至10月，他一个劲儿地向兰登提建议。这位堪萨斯州的柯立芝虽然避开了他的讨好，可是却逃脱不了由于胡佛支持而吃足苦头。而胡佛也只落得个静听罗斯福的广播演说，罗斯福什么时候停一下，他就向扬声器“呸”的一声。

　　大会休会了。代表们按《哦，苏珊娜》的调子，唱出如下的歌：

　　『字母简称总少不了，有件事情等着看：
　　兰登一进总统府，新政全部要完蛋。
　　艾尔弗这人有一手，国家大事他会办。
　　总统坐镇在白宫，宪法神圣谁敢犯！
　　啊，艾尔弗·兰登，
　　咱的可心人，
　　拯救祖国就靠你，
　　堪萨斯草原的精神！』

　　杜邦是兰登州长的后台，他本来应该给兰登安排得象点样子。这位备受尊敬的州长至少也应该有个庄严一点的节目单，现在这样搞未免太差劲了。在共和党开代表大会那几天，政治新闻记者们以为这一年的滑稽剧已经登峰造极了，没想到库格林神父和同伙又端出个新成立的联盟党向选民推荐，极端主义的一套闹得更加荒唐。联盟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北达科他州众议员威廉·莱姆基。此公怪模怪样，满脸麻子，戴上一只玻璃假眼，用尖而高的嗓音说话。他在大会出现，总是头戴灰布鸭舌帽，身穿宽大无比的衣服，连库格林也觉得很不是味儿。库格林尊称莱姆基为“自由比尔”，【比尔（Bill）是威廉（William）的昵称；bill也可作帐单、支票、议案解。】杰拉尔德·L.史密斯还策划到11月大选时派出十万汤森派青年担任警卫。广播神父夸下海口说，要是他为莱姆基拉不到九百万张选票，以后他就再也不广播了。这似乎是大言不惭，可是在6月里民主共和两党都觉得菜姆基不能小看。“啊，艾尔弗·兰登”这歌没人跟着唱，“自由比尔”这个绰号可传开了。库格林神父觉得“自由比尔”和“自由钟”词句相似，颇为欣赏。可是他后来才想起，自由钟已经有裂缝，【费城独立堂悬挂的自由钟，是有名的历史文物。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时，曾敲响此钟。1835年，这钟发生了裂缝，可是仍然继续使用，一直到1846年才不再用它。——译者】不过要另换个字眼已经来不及了。

　　联盟党开过代表大会，下一周民主党便到费城开他们的代表大会了。他们开着“麦考密克”牌收割机在市内大摇大摆地来回走，好让人家想起胡佛先前所说的话：“罗斯福要是当上总统，所有城市街道都杂草丛生。”他们心情欢畅；除了最高法院使人有些不快之外，四年前他们所希望的都已经一一兑现了。甚至给退伍军人发补偿金的议案，1936年春天国会也通过了。罗斯福曾予以否决，可是那不过是做做样子，不花什么工夫原案就维持住了。不过他们既然是民主党，总得斗一场才象个样子，所以代表大会请黑人牧师领祷，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棉花艾德”史密斯就愤热退席。可是甚至来这么一场小风波也对组织联合阵线有好处。在1936年，只要请个黑人牧师领祷，别的黑人就欣然投民主党的票了。

　　罗斯福已经交代手下对外界说：他是同自由联盟竞选，而不是同兰登竞选。所以，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艾尔本·巴克利在发表基调演说【说明本党政纲的演说。——译者】时，就抢苦华尔街老板们对《农业调整法》如何不满，博得全场起立鼓掌。巴克利说：“朋友们，他们哭眼抹泪，并非因为可怜那些小猪崽，而是因为共和党那些专吃民脂民膏的赢利肥猪已经叫人给宰了。”这样抨击对方，是够厉害的了，可是总统在接受提名发表演说时，还要直斥大企业为“国门之内的敌人”呢。

　　总统这篇演说是6月27日在富兰克林运动场发表的，听众在十万以上。据马奎斯·蔡尔兹的报导，“总统发言只要停一下，听众就马上齐声喝采，在那个闷热的晚上，听来好象是出于一人之口。”不过事情经过并不完全顺利。在总统等候主席请他登上讲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记者罗伯特·特劳特也在对听众介绍会场情况的时候，“总统腿上的支架忽然松了，他跌倒了”，弄得特劳特吓了一跳。总统手里的稿子撒了一地，人们赶快帮他拾起来，他也连忙把稿子叠好，不过每一页都已经又湿又皱，粘上泥巴。这时距离主席致介绍辞只差几分钟了。后来总统谈到这事，这样说：“我这一辈子最狼狈的就是那五分钟。在所有白人当中，最倒霉、最发急的就是我了。”（要是在七十年代，黑人听到他特别提到“白人”，就会拒绝投他的票。）

　　可是他一开始讲，就讲得十分精采。那天晚上他有许多名言，例如“一个仁爱为怀的政府纵使偶然措施失当，也比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府长期啥事不干好得多。”他还说了先知式的话：“世道循环，难以揣测。对于某一时代的人，可谓得天独厚；对于另一时代的人，要求会特别高。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应运而起。”演说完毕后，大会群众随他两度高唱《回想当年》，他坐着敞篷车绕场一周，满面春风，摘下旧呢帽向群众挥动致意，大家都站起来长时间大声欢呼。

　　总统准备不再管竞选事务，直到离大选只有五周才露面。他审时度势，知道一到了那时，选民就要听他的话了。目前他不妨专心处理政务，等待对方犯错误。果然正如所愿，对方犯错误了。夏天还没有过完，联盟党就由于任意妄为，搞垮了自己。杰拉尔德·史密斯对记者公然说，“我要教选民们怎么去恨人”，并且同意把这话登在报上。库格林神父也公开宣布，“我要走法西斯的道路。”不过他也开始对史密斯有了戒心，因为史密斯说过，“休伊·朗格的流血惨死，我念念不忘，”而且还说了一句惊人的话：“汤森博士和我站在铁厂谷【这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孤军困守之处，时间在1777－1778年冬季。——译者】那个历史性拱门下发过誓，非把政府接管过来不可。”可是不用多久汤森博士就什么也接管不了了，因为他己被关进哥伦比亚特区监狱，罪名是藐视国会，拒绝在听证会作证。罗斯福赦免了他，可是随后史密斯又在新奥尔良市进了监牢，因为扰乱治安，出言猥亵。【史密斯这个专搞政治的传教士，本书以后不再提他了。六十年代后期，这位牧师又在洛杉矶市出现，自称“实际上是一千七百多个右派组织的高级顾问和联络员。”】

　　要是兰登州长有点气魄，他还不会全盘皆输，至少能保存一点体面。不幸他给群众的印象是身材矮小，戴上眼镜，语音单调而刺耳，是个并不出色的人。他不会念讲稿，讲稿又写得很糟。他在宾夕法尼亚州作第一次竞选演说，就说了些啥时候也用得上的话。他说：“在美国，我不论到哪里，都看见美国人。”而且，他也跟罗斯福的其他竞选对手一般，觉得对方善于躲闪，打他不中，气得发昏。他在巴尔的摩对听众说，“要是罗斯福连任总统，他准会把批评他的人一个个送上断头台，”听众愕然。弗里茨·库恩所领导的德裔美国人联盟【美国亲纳粹的政治组织。——译者】（后来改名“德裔美国人同盟”）表示支持他，他明里不说，暗地同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诋毁罗斯福为“犹太人抬出的候选人”，他默不作声；他还含沙射影，说罗斯福是“共产党”呢。

　　这次竞选运动首次采用对全国广播争取选票的办法，也首次把总统候选人当是商品向顾客推销。共和党准备好了一百多万元广播费，《波士顿先驱报》记者罗伯特·乔特写信给兰登，建议“共和党进行宣传也采用向顾客推销商品的办法。”不在广播里正正经经地讨论什么问题；而是愚弄群众，不把他们作为说服的对象。赫斯特报系的社论大造谣言，竟说民主觉的竞选全由莫斯科出谋画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D.汉密尔顿也大声疾呼，说罗斯福“两手沾满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鲜血”；【这是说罗斯福在西班牙内战时插手支持共和政府，但是他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译者】有些公司象“约翰逊和约翰逊”公司、“英格索尔·兰德”公司在发薪时还在工资袋里塞进恐吓信，说要是兰登选不上总统，他们就要被解雇。

　　由10月起，其他老板也在发工资时附发一纸条，暗示说社会保险基金今后恐怕只能从工人工资里扣除。“从1937年1月起，罗斯福‘新政’法令将强迫我们把你的工资扣下百分之一上缴政府。……这笔钱也许可以发还，可是要看国会是否同意拨款。……你是否甘冒蒙受损失的风险，请在11月3日大选那天自己决定。”发这样的通知，是共和党竞选手法的一种。因为兰登那些谋士真的以为，给六十五岁的退休工人发津贴，定遭一般工人的强烈反对。在厂播节目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特意雇用一些演员，大惊小怪地说，“你知道吗，政府要给每人都编上一个号码啦！”——其实不编号就没法查明谁该领社会保险津贴——还造谣惑众说，“人人都要打指印啦！”10月20日，各工厂都竖起大幅通告牌，上面写着：“政府判处你们，在你们能继续工作之年，从每周工资中扣减一部分上缴税局。11月3日将举行大选，如不反对岁斯福，你们就得接受这一惩处。”尤有甚者，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汉密尔顿竟亲自广播什么“透露”说，凡是靠工资过活的人，不分男女，政府都要他在脖子上挂上一个印上社会保险号码的钢牌，象块狗牌一样（“看，就象我手里拿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直到这时为止，罗斯福的竞选调子都很温和。据马奎斯·蔡尔兹的报道，“他那样说话，活象一个主教循例四年巡视一次教区，对教徒宣传一下教义，语气非常和善。”可是社会保险法是他的得意之作，共和党一加以诬蔑，他就心头火起了。

　　1936年10月31日晚上，麦迪逊广场花园挤满了听众，罗斯福发表了一篇富有故斗性的演说，真是满脸怒火。他指出他的敌人是那些“垄断性企业，金融垄断组织，投机倒把的奸商，没良心的银行老板……有组织的大财团”。听众一直站着听，一边挥舞牛铃和号角，一边高声欢呼，表示拥护。罗斯福厉声地说：“在美国历史上，这几股势力紧紧抱成一团，反对一个总统候选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大家都恨我，我欢迎嘛！”据《纽约时报》说，当时阵阵欢呼，声如潮涌。罗斯福接着说：“我希望得到的评价是，我首任总统时，那些代表自私自利、权欲的势力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他提高嗓门接着说：“我还希望人家有这样的意见——”这时欢呼声又起，他只好等一下，再往下说“我还希望人家有这样的意见：到我连任总统的时候，这些势力会遇到的是克敌制胜的强手。”这时欢呼声象暴风雨一般，直至他离开会场，还久久不息。

　　※※※

　　那时离会场只隔几条街那么远，就有个名叫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九岁小孩唱着顺口溜：“罗斯福在总统府，坐待连任；兰登在垃极堆，等着扫除。”要是兰登听见这话，是不会同意的。他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汉密尔顿都满以为胜利在握。《文摘》周刊根据对家里有电话和汽车的住户进行的试测投票，预料共和党将获大胜，会在三十二州取胜，得选举人票三百七十张，民主党只在十六州得手，得选举人票一百六十一张。哈佛大学某统计学教授预测，兰登将得选举人票二百四十一张，罗斯福得九十九张，举棋不定的有九十一张。《瓦格纳法》的联名提案人康纳里众议员写信给民主党竞选事务负责人法利说：“看来是兰登将以六十对四十领先”。早在九月里，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就发表文章说，“无论是民众票还是选举人票，共和党今年所得的都将远远超过1932年。……罗斯福再也不能象先前那样在各州占压倒优势了。”这个估计，后来他还说是“保守”的呢。据罗斯福在六月间的推测，他自己将以三百四十对一百九十一张选举人票得胜；在竞选运动结束时，又把这数字改为三百六十对一百七十一。法利对记者说，除缅因州和弗蒙特州外，罗斯福在各州都将势如破竹。可是多数政治评论家都同意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的评语：“负责搞竞选的人，他的预言谁能相信呢？”

　　11月3日晚上，这些评论家发现，有好些家里没电话和汽车的人居然也去投票。结果是罗斯福夺取了美国政治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胜利，比对方多一千一百万票，这也就是说，自1932年大选后，有五百万共和党的追随者已转而拥护民主党了。法利的估计半点不差：只有缅因州和弗蒙特州支持兰登。按选举人票计算，罗斯福和兰登是五百二十三票对八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居民约瑟夫·谢克特过去曾向最高法院起诉，弄得《全国复兴法》被判无效，可是现在连他也投罗斯福的票。同样支持罗斯福的还有谢克特全家十五口人和休伊·朗格的父亲。联盟党候选人莱姆基得票不到一百万，库格林神父只好宣布退出广播界。后来他又改变主意，可是他的话已经再没人听了。《文摘》周刊同样也倒了霉，只好出盘给《时代》周刊。

　　民主党既然在国会两院都占了百分之七十五的席位，以后罗斯福无论提出什么法案似乎都会通过了。共和党的力量已经微不足道，只有十七个参议员，一百零三个众议员。究竟共和党是否能维持下去，还大有疑问。罗斯福这个新世界政治家，越来越为欧洲所注目。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法国国民议会都电贺罗斯福连任总统。《巴黎晚报》说，“往后民主世界有了领袖了”。“领袖”这时开心得很，他在白宫开记者招待会，彼此唇枪舌剑，谈笑风生。他有意逗乐，这样说：“我也知道该到缅因州和弗蒙特州跑一趟，可是法利不让我去嘛！”他把自己先前写下的选举人票数预测拿出，让记者们看。有个人问他，为什么他以为自己只得三百六十张票呢？他的眼珠滴溜溜转一下，回答说，“哦，这就是我出名的保守倾向嘛！”

　　※※※

　　「美国人物画像：股票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

　　此公有许多绰号：“贵族中的贵族”，“白甲骑士”，“华尔街的英雄”。他出身于富贵之家，大可以藐视罗斯福。什么时候有机会，他就让罗斯福过不去。

　　他的祖先是1630年从英国迁来塞勒姆镇【北美历史最长的海港市镇之一，1626年建立。——译者】的。

　　青年时代他当过格罗顿中学的垒球队长，哈佛大学的划船选手，勃塞利安俱乐部的会员。

　　他讨老婆要讨联盟俱乐部前任会长的女儿，找情妇也要找威尔明顿市那个红头发的、常常骑马猎狐的富孀。1916年他开经纪行，马上当了J.P.摩根的股票市场代表（他的兄弟乔治就是摩根的伙友）。

　　惠特尼身材魁伟，以厕身统治阶级自豪。纽约市曼哈顿区东七十三街115号是他的漂亮的住宅，在新泽西州他还有四百九十五英亩地产。在自己的庄园里，他养着十八匹良种马，好些得过奖品的艾尔夏名种牛，而且又当上艾塞克斯猎狐队队长，威风十足。他那两位小姐是社交界新明星，他的夫人是巴特勒舞会主持人。对于慈善事业，他们全家慷慨解囊，是社会上了不起的人物。

　　1929年10月24日有“黑星期四”之称，那一天股票市场开始大崩溃。当时别人惊慌失措，唯独惠特尼镇定如常。他以某财团的代表的身分，挤进那乱纷纷的人群，走到第二号交易台，以每股二百零五元的高价买进一万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这虽然只能暂时把局面安定一下，可是他由此就变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了。

　　做过这笔买卖，他就把第二号台那个牌子拿下来，摆在自己公司的门厅作为陈列品。

　　在纽约股票市场，他当董事长整整当了五年。

　　在费城商会，他发表过“论商业道德”的演说，其中名言很多，到处有人引用。

　　在国会山，人们说他是“听证会上最骄傲自大的证人。”他欣然表示同意。

　　可是这位“白甲骑士”别的问题没有，偏偏有经济问题。股票交易所董事长是个名誉职，没有薪金，但是猎狐队长惠特尼可挥金如土。他开跳舞会，在许多公司当董事，捐款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养名马，养良种牛，猎狐，还跟特拉华州那位出身名门的马杰丽·派尔·蒙哥马利夫人搞上关系，样样都要花钱，于是入不敷出了。

　　禁酒法废止之后，富商约瑟夫·P.肯尼迪取得了进口海格·海格公司的威士忌酒和戈登公司杜松子酒的权利，进一步大发其财。惠特尼看见了，不免垂涎三尺。肯尼迪是个暴发户，同时又是个新政派，惠特尼难道不能比他更强吗？在禁酒期间，惠特尼庄园附近已经有些酒厂造出一种叫做“泽西闪电”【在美国俚语里，“闪电”指威士忌酒。——译者】的苹果酒，赚了不少钱。他看在眼里，以为这种酒有利可图，于是把那些酒厂买过来，成立“烧酒有限公司”，发行了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股股票（这些是不列在交易所正式股票名单上的）。股票价格陡涨，每股竟达四十五元以上，这叫他乐不可支。他认为，这回准能把肯尼迪的那个萨默塞特进口公司挤垮了。

　　没想到忽然间——几乎在一夜之间——他自己倒垮下来了。“泽西闪电”没有销路。为了设法补救，他买进了十万零六千加仑加拿大黑麦酒，价款用烧酒公司股票和保单偿付。可是黑麦酒也没人要。烧酒公司股票每股跌至十三元，抵不过黑麦酒价，对方要求他再交出些抵押品。

　　他把庄园押款押得三十万，再拚命想办法发横财。他搞一个注册专利的气压轴承，又搞金属喷射去锈法。可是这些比“泽西闪电”更无人问津。他逢人借钱还不够，最后只有动手去偷。

　　一个纽约市信用最好的商人，一个有摩根做后台、在布罗德街十五号又有金字招牌商号的老板，盗用大量款项是容易的。他第一次盗用的，是纽约市游艇总会交他保管的十五万零二百元的证券。这已经是犯罪的挪用行为了，可是人不知鬼不觉，纽约大学还把商业科学名誉博士学位赠授给他。（大学授衔时的赞语是：“你在金融界扶摇直上，对全国有重要作用。”）当然，他并无赖债之心，只要烧酒公司股票回升，这笔款他就要全部归还的。

　　可是他那个公司的股票偏偏不断跌价。他想把它稳住在每股九元之数，便到处借债。他的朋友都是些百万富翁，借点钱不难办到嘛。可是借债还不够，他只好又盗用别人的钱：哈佛大学的证券，圣保罗中学的证券，他自己老婆和小婶的托管款项，他都顺手挪用了。碰巧，那时刚设立了交易所津贴基金来救济某些经纪人的遗孀和家属，他又当上了委托管理人，于是又有机会挪用六十六万七千元。

　　后来基金董事会开会——惠特尼因事忙没出席——有个职员竟不加思索地和盘托出：有五十万元没有着落，因为惠特尼拿走了，尚未归还。这时威廉·O.道格拉斯作为政府管理交易所的代表，正在扬言要审查所有经纪人的帐，交易所为了抢先一步，自己马上动手查帐。会计师不看犹可，一看了惠特尼公司的帐本，不禁大吃一惊。

　　这时“泽西闪电”这种滞销货已经成为全国的笑柄。谁要抛售烧酒公司的股票，惠特尼就买进，总共买了十三万九千四百股，每股三元五角。四个月来，他已借了二千七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元的债，其中有五百万元没交抵押品，还有一百万干脆是盗用的。

　　有人把此事告诉J.P.摩根、托马斯·W.拉蒙脱和乔治·惠特尼，他们都默不作声。互相包庇，他们以为这是上流社会的规矩。

　　查尔斯·R.盖伊是股票交易所的继任总经理，他对惠特尼提出质问。然而这位“白甲骑士”虽然丢尽了脸，还要求撤销诉讼。他说，“我到底还是理查·惠特尼嘛！在千百万人看来，我就是股票交易所嘛！”

　　话说得有理。官司一打起来，那些仇恨华尔街财阀的人就会幸灾乐祸，新政派就会乐滋滋，白宫里那个笑口常开的资产阶级叛徒更将洋洋得意了。

　　盖伊考虑了好一会儿，这才把交易所电锣打响，宣布理查德·惠特尼公司因破产歇业，并且向法院起诉。

　　于是，纽约地方法院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就起草了公诉书。

　　惠特尼被逮到圣伊丽莎白警察所，案情是大盗窃犯。鲍厄里区那些穷汉们看见这位大亨来到，一个个肃立一旁。值勤警长对他说：“惠特尼先生，我看见你出了事，很替你难过。希望你能渡过难关。”犯人惠特尼向他道了一声谢，面容冷若冰霜。

　　当天他就交保释放了，可是经过审讯之后，却判决他在星星监狱服五至十年徒刑。他离开公馆，押往监狱，管家向他深深地鞠躬。来到车站的时候，有五千人鹄候相送。当天一整天，还有无数高级轿车来到公馆门口，向惠特尼夫人献花慰问。这位夫人果然也始终对他忠诚不渝。

　　哈佛大学宣布说，“校董会委派的经济系指导委员会委员惠特尼先生辞职了，本校深感遗憾。”

　　在星星监狱，囚犯们一看见惠特尼走来，马上摘下帽子。牢房里每逢打垒球，都请惠特尼参加。在那个时候，伟人是很受尊重的。

　　可是在把交易所第二号台牌子拍卖的时候，代价只有五元，道格拉斯看见了，也只一笑置之而已。





　　第五章 保守派死灰复燃

　　为了正确估计新政派竞选获胜的后果，应该记得，由罗斯福初任总统到珍珠港事件，1937年正好在半中腰，也就是罗斯福战前执政经历的中点。大萧条时期那种生活艰难、节衣缩食的情况，这时已成定型。美国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家，每年赖以维持生活的收入不到五千元。靠救济过活的不计算在内，平均只有一千三百四十八元。凭这点收入，一般要养活两个大人和一两个孩子，住四五间房的公寓或六间房的住宅。房子一般是租的；经过1929至1933年间的大动荡，有私人房屋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已经不多。另一方面，捐税也微不足道。多数人是不交所得悦的。就是当年那些赚钱最多的，如米高梅公司老板路易·B.迈耶，收入一百一十六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元；爱德华·鲍斯少校四十二万七千八百一十七元；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老板托马斯·J.沃森四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十八元；乔治·华盛顿·希尔三十八万零九百七十六元等，他们大部分的钱是花掉还是留下也悉听自便。

　　从1937年5、6月到1938年4月之间，阿尔杰·希斯在纽约西南区三十号街埋头打字，终日不停。他们夫妻两人只有1937年8月跟惠特克·钱伯斯一起休过一次假，开车到新罕布什尔州去看了《屈尊求爱》这出戏。理查德·N.尼克松却是联邦调查局的审查对象。这并非他有什么可疑，而是他想在局里当一名暗探，已经考过试，因而象他给母校法学院院长的信里说的，“局里在调查我的人品。”后来他未被录取，不过，和尼克松同一代的青年倒有不少已是功成名就的。乔·路易斯击败了詹姆斯·布雷多克，一跃而为世界重量级拳王。科罗拉多州的足球中卫拜伦·“飞毛腿”·怀特升充全美联队队员。颇为妖娆的拉娜·特纳在冷饮店里被人发现，从此继去世不久的琪恩·哈罗之后，成为好菜坞的“性弹明星”。玛丽·马丁不久也将登上百老汇的舞台，初唱那首《我爱爹爹》，伴唱的有吉恩·凯利和范·约翰逊等人。总之，这是艺人得意的年头，尤其是芳龄二十五的琴逑·罗杰斯，竟是全国倾倒。家庭妇女羡慕罗杰斯的纤腰，不辞劳苦地争购紧身内衣，当时所谓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橡胶园主因而乐不可支。

　　杜邦公司的化学技师制出了一种名为杜勃林的合成橡胶，可是要到五年后日本占领东印度橡胶园时人们才认识这种新产品的重要性。虽然实验室里惊人的发现层出不穷，例如氨苯□胺，用于治精神分裂症的胰岛素休克疗法，用煤、水、空气制成的叫做“尼龙”的聚酰胺纤维，可是整个社会还并未有所知。大老板们对新产品不敢冒然试制，他们还是二十年代的旧脑筋，以为只要努力推销就能生意兴隆，所以1937年主要是大搞“硬行推销”。在这方面，乔治·华盛顿·希尔依然是花样最新。为了跟他竞争，报上整版的广告宣传“‘骆驼’牌香烟促进内分泌，增加胃液碱性，帮助消化”；一个叫做约翰尼·罗芬提尼的小个子旅店跑堂，受雇在电台天天叫嚷“要‘非利普·莫里斯’牌”香烟，到处震耳欲聋：“老金”牌香烟也不甘落后，自称经过什么“氧气瓶式热量计”测量，香烟里含有若干英国热量单位。

　　不论什么行业，大体都有一批独出心裁的奸商滑贾。约翰·D.洛克菲勒（他是旧式资本主义的象征，在《美国名人录》里傲然自称为“资本家”）1937年死了，这也许有象征意义。企业现在改由经理人员管理，他们都有新的操纵推销之术，并且倚仗尼尔森的“广告成效调查”。他们大吹大擂，说什么“利斯特林牌牙膏能把口腔细菌消灭百分之八十六点七”；说妇女们担心干家务活使得“脸干皮皱手粗”，害上了“星期一忧郁症”；说男人胡子没刮净，“下午五点脸上出现阴影”，丢了饭碗；说“体重九十八磅的瘦小子”无法找女朋友；说男人要是裤子没安上“塔伦”牌拉练，将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等等，等等。（那时男人裤子多数仍然钉扣子。如果漏扣了一个，在有妇女在场时就互说暗语：“一点钟了”。听到这话，安上拉练的处之泰然，其他的毛头小伙子就得偷偷摸一下，看是不是“出现漏洞”了。）

　　1937年，人们的空余时间普遍地多起来了，家庭生活自然受到影响。自从不景气时期采用非全日工作制以来，工业确立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工余之暇，主要的娱乐还是听广播和看电影——这一年观众第一次看到《白雪公主》，并且听到纳尔逊·埃迪和珍妮特·麦克唐纳在《五月花开》里放声对歌——可是时间多了，也就向其他方面发展：业余摄影，集邮，下中国象棋，赌宾戈，打高尔夫球，骑自行车远足，滑雪，滚木球等。而打垒球则风行一时。美国足球协会正在组织进行第四届全国锦标赛，不过职业足球的黄金时代还要等到上电视才能出现。

　　1937年1月20日，罗斯福再次宣誓就职之后演讲说，“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坏，穿得坏，吃得坏”。知识分子那时主要还是批评社会制度问题，转而关心世界危机是后来的事。至于那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的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人，他们是不太会替别人担忧的。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青年人头一回又时兴隐语：女青年们说小伙子“滑”［有趣］；男青年说姑娘“利落”［美妙的］，不过也知道自己会在她手里“吃憋”［受捉弄］。最好的赞语是“对路子”［妙透了］和“吓死人”［好极了］。1937年“吓死人”的流行歌曲，有好几首歌词晦涩，同目前最难懂的“摇摆舞曲”不相上下，例如什么“迷魂阵”，“果料冰淇淋”，“三个小傻瓜”，“姐儿老实哥儿灵”等等。那一年的情况，由此可见一般。

　　※※※

　　这一年，华盛顿的情形也挺奇怪。罗斯福竞选连任获得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政治手腕，民主党在国会里又占了压倒多数，总统要做什么，应该比四年前那开头的一百天更是得心应手。可是不然，他样样不顺心。有时他好象非但不能控制全国，甚至连那应该对他感恩戴德的民主党也控制不住，这尤其出乎他的意料。他所遇到的困难一部分可以说是由于他判断上的错误，虽然这些错误当时还不明显。他当时把击溃兰登看做是人民拥护他的领导，而对于他的领导——同时也是对于人民的意愿——横加阻挠的最大势力是最高法院，这种判断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统先前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最高法院“陈腐”，没有得到好评，以后一年多就再也不公开谈论最高法院的事。可是就是在那个会上，他对于法院禁止规定工资工时的批评，也并没有比胡佛所说的严厉；他不过说，这个禁令造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局面，国会不能过问，各州议会也管不了。可是这时候他却在琢磨着对策。他对法院存有戒心，远在遭受挑战之前：1932年竞选期间他就说过，在股票市场大崩溃时，联邦政府各部门，包括行政、立法，“还有，我不妨加上，最高法院”，都掌握在共和党手里。他显然认为最高法院也是属于党派之争的问题。他的意见也许是对的，可是美国人民，包括国会议员在内，都以为最高法院和宪法是超然于党派政治之上的。可惜罗斯福非但在战略上犯了错误，在战术上还走岔了一着。随后这一场斗争，暴露了约翰·根室所谓罗斯福的“最坏的性格”，这就是“好绕弯子”，“不够坦率”，“近乎弄虚作假”。他使人家觉得他要暗暗地给那“九个老头”来一下；就象约翰·伦道夫评论马丁·范布伦【美国第八届总统（1837－1841年）。】的那样，“悄悄无声地划桨，一下子就到达目的地”。

　　罗斯福暗地划船，有些耳朵尖的人在正月里总统宣誓连任那个雨天就已经有所发觉了。总统后来对朋友说，那时他跟着首席法官休斯宣读誓词，读到“维护美国宪法”这几个字，“真想说‘是的，可那是我所理解的宪法，十分灵活，能应付民主制度中的任何新问题……’”他在宣誓后的演讲中实际上也说出了类似的话，而休斯是听到了的。总统说，美国人民决心向前迈进，“要求民选政府的每个部门都用有效的手段来执行他们的意愿。”那时有个新政派留神休斯的表情，他说“休斯无疑是听懂了的。”

　　两周过后，总统跟首席法官又会面了。那年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答应参加司法部的年宴，出席的人觉得休斯和罗斯福两人都很兴致勃勃。休斯为什么高兴，无人知道；罗斯福的开心可为的是暗地恶作剧，这不久就传开了。原来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翻看旧档案，查出了一条建议，说如有法官已达七十高龄仍未退休，总统应加派一位来加强联邦的司法工作的活力。这个文件是1913年写的，起草人是当时的司法部长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这时此人正是最高法院里拚命反对新政的“四骑士”之一。卡明斯指出，要是对休斯所主持的最高法院也用上这一条，总统就能提任几个自由派法官使反动浪潮逆转，再不会有六对三票、五对四票的裁决了。后来这个著名的（同时也是声名狼藉的）“法院改组”的做法，就是源出于此的。

　　罗斯福听到卡明斯的意见之后就曾说过，“霍默，就是要这一条啊！”之后，他就坐上飞机去里约热内卢开会，把司法部长留下来起草有关的法案。卡明斯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不过在年宴上也觉得尴尬，偷偷地对同事说，“我觉得很象是在暗中捣鬼。”罗斯福也觉得是捣鬼，可是他正因此而感到开心。暗中策划，让人家自作自受，这本是他的爱好。1937年2月4日，他召集内阁部长和民主党国会领袖开会，拿出S.1392号法案来。内务部长伊克斯乐开了，可是向国会提出法案的不是他而是国会领袖，他们几乎都默不作声。会后坐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返回国会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的哈顿·萨姆纳斯突然对别的议员说，“伙计们，这回我可要洗手不干了。”副总统加纳当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没人知道。

　　不出所料，自由联盟又活跃起来，参加反对改组最高法院。他们那边阵容很强，有美国商会，有全国制造商协会，有美国革命女儿会，还有由右翼报纸发行人弗兰克·甘尼特领头的所谓“宪政委员会”。所有这些，都是意想得到的。可是，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自发的抗议浪潮，这其中有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分团，基瓦尼俱乐部会员，也有些妇女团体。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参议院中的独立自由派——博拉、海勒姆·约翰逊、伯顿·惠勒——竟也坚决支持法院一方。罗斯福这回不客气了；他发表炉边谈话，说最高法院越权否决选民们已经同意的改革方案。在五月花饭店举行的民主党百元份餐筹款宴会上，他呼吁党员效忠，支持通过S.1932号法案。惠勒参议员起而反击说，“自由派事业的胜利，决不能靠玩弄骗局，往投票箱塞假选票，也不能靠在法院里添人，把持院务。”参议员爱德华·R.伯克最是不留情，他在纽约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宣布，美国的宪政有“濒于死亡”的危险。

　　自最高法院成立以来，法官们这时破题儿第一遭要破门而出了。首席法官休斯对朋友开玩笑说，“要是什么党要我主持代表大会，我也能主持。”可是他表面轻松，暗地里却憋着一肚子气。后来总统提出意见，说最高法院法宫年纪太老，人又太少，积案累累，无法清理，休斯就下定决心出面反驳。据惠勒参议员回忆，他应休斯电话邀请，去拜访休斯。一进门，休斯就严肃地说，“孩子生下来了”，随即把一封信交给他。惠勒一看，正是自己所盼望的。信里说，法院办案并无延误，法官们谁也没有负担过重，而且即使总统所说属实，多派几个法官也只有延误工作，不会加快。非但如此，法官们还是团结一致的；布兰代斯和范德万特两位都赞成这封信。惠勒告辞时，休斯说：“这件事我希望你广为宣传。”惠勒照办了。第二天，他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读了那信，据他后来追述，“当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连掉下一根别针也听得见。”

　　最高法院的改革，就此半途而废。而有趣的是，那些老顽固的法官居然表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3月29日，最高法院撤消了禁止规定女工童工最低工资的原判（新政派马上把这天叫做“白色的星期一”），跟着又确认《瓦格纳法》有效，而使政府感到极其宽慰的，是宣布社会保险法也有效。后来范德万特法官宣布退休，S.1392号法案也就失去意义。接着总统委任雨果·布菜克补范德万特的缺，新政派在最高法院已占了明显的多数。可是法案涉及到罗斯福的个人威信，所以他拒绝撤回原案，反而加紧利用他的人事控制大权，威逼着民主党参议院领袖乔·鲁宾逊非干不可。结果很惨：7月14日，鲁宾逊心胜病突发，手里还拿着一本《国会会议记录》就一命呜呼。

　　那些平时听话的民主党人，这会儿也起来造反。罗期福挑选了肯塔基州参议员艾尔本·巴克利来接替鲁宾逊的遗缺，他仅以三十八对三十七票一票的多数击败对手密西西比州参议员帕特·哈里森。副总统加纳也策划反对S.1392号法案，他在乘火车送殡时公然对总统说，“你失败了，你的票数不够。”加纳的话说得对，不过这么一造反，就意味着他再也不当罗斯福的竞选伙伴了。司法委员会举行了秘密会议，后来上报参议院反对这法案。接着参议院召开全体会议，以七十对二十票否决此案，而且一时性起，又一次通过已被总统否决了的农村贷款法。罗斯福执政五年来，在立法方面这是头一回在参议院遭受重大挫折。接着就乱了套，他的多数别的重要法案，如规定工资工时案、改组行政机构案、内容广泛的农业计划，创建某些小的地区性水利管理局的法案等，本届国会已无望通过。民主党人竞然违抗总统之命，这在1936年是不可想像的，现在竟已只得忍受却不足为奇了。

　　改组最高法院的法案通不过，长远后果如何，确实难以估计。不过总统眼前的目标算是达到了。对于有关州际贸易的宪法条文，已经在解释上极大地放宽；“九个老头子”年事确实已高，不久相续去世或退休，罗斯福也就另外指派了首席法官和他的八位同僚。但是他所付的代价是极高的，这一点当时新任的青年众议员林登·约翰逊也能作出正确的估计。约翰逊认为，由于罗斯福一时失算，南部的民主党人竟然跟共和党人携手合作起来，以后历任民主党总统，包括约翰逊自己，都为此大吃其苦头。

　　1937年2月4日，就在罗斯福向国会提出改组最高法院法案的前一天，他打长途电话到底特律市给约翰·刘易斯。他也像千千万万的中产阶级美国人一样，一听到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静坐罢工，弄得生产瘫痪，公司每天损失达一百万元，恼火极了。二十世纪历任美国总统，包括罗斯福，都是赞成集体谈判的，但是占据厂房，侵犯产权，谁也不曾认可。罗斯福还告诉刘易斯，美国已开始走向繁荣，这是政府引以自豪的，工人一罢工，繁荣就难保。1934年3月，在劳联正想把汽车工人组织起来的时候，罗斯福就提出过这一点，劳联乖乖地取消，原定要举行的罢工，使得七万五干名会员因此愤而退出劳联或者干脆把会员证撕掉。现在基层会员又要罢工了。总统据说是对他们深抱同情，可是罢工不是时候。刘易斯一百个同意，他本来就觉得汽车工人不听劝告，举行罢工，丢了他的脸。产联把煤矿工会搞起来之后，就把人力财力全都投入钢铁工会的组织工作，没打算在别的工业部门再跟雇主们较量，所以刘易斯不惜摇唇鼓舌，劝说汽车工人们暂时维持生产运转。

　　可是这样还不够。劳工领导人对群众的情绪没有摸准。甚至西德尼·希尔曼这位激进的立陶宛血统的工会领袖也没看出最高法院以九对零票废止《全国复兴法》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只因布兰代斯法官也投票反对而感到丧气。他愤愤不平地说，布兰代斯先前不是力主关闭一切血汗工厂的吗？而今他却为“重开血汗工厂开辟途径”。其实，撤消《复兴法》的结果是为造反开了门。工人们受够了，现在真的是宁可豁出一条性命也不愿忍受下去了，在争论未休之时，一些工人确是这样干了。但是社会上赞成罢工的不多。通用汽车公司颇得一般人的好感，他们那些汽车很受欢迎，而且不知怎的，人们还说老板待工人满不错。其实并非如此。“通用”那二十位经理、协理年薪高达二十万，工人全年所得可还不到一千。在控制工人的密探制度方面，其恶毒也在全国首屈一指。工人一有意见，公司就借故开除；工头们控制着流水装配线的速度，一条条输送带把车架送到跟前，工人就把螺丝钉、胎环、挡板、引擎、车门、轴心什么的装上拧紧，天天如此，片刻难停，而工头们则毫不留情。有个工人一肚子气地对记者说：“说我是赤色分子？我不高兴死命赶上这鬼机器，这就成了赤色分子啦？我下班回家，累得要死，连跟老婆睡觉也没有力气了。”另一个说：“装配线害死人。拚命加快，真要命。”

　　1936年底，联合汽车工会写信给“通用”副总经理威廉·S.努森要求举行会谈，全面谈谈集体谈判问题。努森回答说，有什么问题应该找地方分厂的经理——好象管理各厂的总方针不是由公司上头定下来的。工会领导还在研究怎么办，工人群众就毅然罢工了。静坐罢工本来起源于欧洲，两年前威尔士和匈牙利矿工都曾经静坐井底，不加工资不上来。可是通宵静坐，坚持工人据有保持他那份工作的权利，这是美国工人的有名创举。头一起罢工发生在1936年12月23日，克利夫兰市费希尔车身一厂的工人自发地静坐，输送带虽然送来了车身，他们置之不理。运动迅速发展，恍如热病流传，先是传到密执安州弗林特市费希尔车身二厂，接着又传到了庞蒂亚克、亚特兰大、堪萨斯城、以至底特律市本身，最后十四个州，六十个厂，总共有四十八万四千七百一十一个工人卷了进去。这样的罢工，有人觉得很神奇。比方阿克伦市费尔斯通一厂1月29日清晨2时的罢工就是如此。那时有个轮胎工人原来站在输送带末尾，他向前走了三步，到安全总开关那里，工头眼睁睁望着他，莫名其妙。只见紧眼他这一行动，所有别的工人都住后退一步，动作一致（这是大规模生产养成的）。他把开关一拉，机器全停，顿时无声无息。在一片寂静中，有个工人喊道，“我们办到啦！带子不动啦！老天！我们办到了！”旁边一个工人不禁激动得流泪。

　　工人一静坐罢工，小公司很快就屈服了，可是那些大厂，尤其是“通用”，仍旧不肯让步。相反，他们倒是把机关枪运进了弗林特市。在迪尔本市，亨利·福特有个宠幸是个前海军拳击手，叫做哈里·贝内特，他奉命招募三千打手组成私人武装。在工会方而，临时营地里也堆满了铅头棍棒。在每个工厂里，一批坚强勇敢的青年工人把车间变成堡垒，手持棍棒和煞车部件轮番守卫着防御工事的通道，不值班的工友则打纸牌或者在没有装好的车身底盘旁边打地铺睡觉。公司财产是妥为保护的，可是资方人员不许入内。费希尔车身厂经理部把暖气截断，工人们就穿上轱辘冰鞋、唱歌、跳舞来取暖。食物由联合汽车工会派人通过警察封锁线，定期送来。

　　资方人员那时觉得，静坐罢工简直是滔天大罪。他们认为私人财产跟人的生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也许比生命更甚。经理人员早就怀疑工会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现在更肯定了。要是造反的工人能把守厂门，只凭血肉之躯就叫老板进不去，使得他有厂也无用，那么“通用”干脆把这个国家还给印第安人算了。可是法律顾问们劝老板不要性急，因为工人占领厂房分明是不法行为，为什么不交由司法解决呢？公司听他们的话，法院果然马上下令工人撤出。经理乐开了，可是有些记者揭发说，法官原来是公司的大股东，于是禁令威信扫地。

　　这时刘易斯出场了。他已经知道，要是不出来领导，就再也得不到汽车工人的拥护，于是就走上电台，广播说，“产联坚决支持静坐罢工。”库格林神父骂刘易斯是“共产党的走狗”；西海岸纳粹头子赫尔曼·施温、墨西哥金衫党头子尼古拉斯·罗德里格兹将军表示愿为“通用”资方效劳。所有大小城镇，全国制造商协会都竖起了反劳工的标语牌。威廉·格林竟然也以劳联的名义谴责罢工工人，而罗斯福则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和副总统加纳、劳工部长珀金斯商量，该不该发表一篇关于工潮的声明。

　　加纳开过会之后，觉得罗斯福会公开表态。可是罗斯福保持缄默，这意味着出面干涉的将是密执安州州长弗兰克·墨菲。“通用”的出庭律师再度上诉，判案的是另一位法宫，他不是公司的股东。这回禁令更严，限令工人在2月3日下午3时前撤出，否则判处徒刑并罚款一千五百万元。工人们发誓死守厂门。“通用”已选好战场，就在弗林特市的雪佛兰厂。墨菲州长出动了国民警卫队，整个厂给军队、市警察和手持棍棒铁撬的打手围得水泄不通。夹在工人和军警中间的是从底特律、阿克伦和托莱多远道赶来支持罢工的群众。在收邮件的小门上，罢工工人悬挂标语：“他们休想进来！”

　　墨菲州长准备下令警卫队上刺刀冲进去，但是临时却打电话给刘易斯，怯生生地问他打算怎么办。刘易斯大声回答说，“你要我告诉你吗，州长先生，我本人要到雪佛兰四厂去。我要叫工人坚持到底，不听你的命令，我要走到厂里最大的窗口跟前，打开窗门，脱下外衣，剥掉衬衫，尽出胸膛。你下令开枪，那第一颗子弹就打进我的胸口。我从窗口摔下去时，你会听到你爷爷的声音在你耳边悄声儿地问你：‘弗兰克，你肯定这样做是对的吗？’”

　　墨菲犹豫起来；他爷爷是在爱尔兰的一次起义后被绞死的。而且刘易斯说不免流血，这也不是故弄玄虚。弗林特市已经在流血了。在夜间前哨战中，十四个工人已经受伤，警察已经后撤，工人在对报界描述着一场“赶牛战”【“牛”在美国俚语中指警察。——译者】，这句俏皮话几乎肯定会引起警方的行凶报复。墨菲州长想了想，心烦意懒，把进军令撕掉了，又下令不得拦阻食物进厂。保守派因此怨气冲天，后来指责墨菲州长叫“通用”丧失了斗志。墨菲确是起了作用，还有刘易斯，还有那默不作声的总统都起了作用。可是把“通用”打垮的是联合汽车工会的战术。他们把“通用”搞瘫痪，可是在克莱斯勒、福特、纳什、帕卡德各汽车厂只是来一点象征性的示威。在理论上（这是自由联盟的理论），别的公司应该跟“通用”团结一致对付工人，可是实际上他们瓜分了“通用”的市场。2月7日，“通用”董事会宣布股息减半，大老板皮尔·杜邦损失了约二百五十万元。杜邦由家里传话给经理部说，坚持原则是对的，可是不要脑子发热，更不要叫杜邦在钱上吃亏。于是“通用”屈服了。双方对峙四十四天之后，努森同意谈判。罢工工人听到这个消息，乐得在冰冻的厂院里狂欢，跳起方阵舞来。

　　跟着克莱斯勒公司也让步了。到了夏季，除福特公司坚持到1941年外，各汽车公司都签了合同，承认联合汽车工会，答应按工龄提拔和照顾福利，成立调解委员会，调查提高生产速度的不良后果，规定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加班费给一倍半工资等。工人可以说是全面胜利了。一时，到处举行静坐罢工。新泽西州有个理发店不承认工会，剃头师傅就实行静坐；首都威拉德饭店的厨师坐在灭了火的炉子上；海员坐在甲板躺椅上；伍尔沃斯零售店店员坐在柜台上；餐馆女服务员约集朋友把座位全部占上，只要咖啡。芝加哥的奶妈也坐下来不给孩子喂奶，等待提高奶价；纽约有一家电影院，放映员中途停映，观众气愤，他说，“我的待遇太低嘛！”

　　※※※

　　跟刘易斯领导下的产联相比，威廉·格林的劳联这时如日月之蚀，暗淡无光。就是在底特律市，产业工会也取得很大进展。罗斯福竞选连任，刘易斯曾捐助运动费二十五万元，此事一被发觉，联盟俱乐部那些会员简直不寒而栗。《纽约太阳报》说要提防刘易斯，因为“此人自私自利，不讲情面。”刘易斯似乎到处都有耳目。他打听到副总统加纳反对过他，便暴跳如雷，说“工人要求的不过是一小时二角五分臭钱。而反劳工的祖师爷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专心跟我们作难，打扑克，喝威士忌的老浑蛋加纳。他想一刀子捅进我们工人的扑扑跳动的心脏。我反对加纳，不论是代表工会，还是作为个人，也不论在具体行动上或者抽象理论上，我都反对他。”有人劝他“试探”一下，看能不能同劳联重新统一起来。刘易斯气冲冲说：“试探格林有什么想法吗？我可以保证，他什么思想也没有。”

　　产业界谁都知道，刘易斯的下一个对象就是美国钢铁公司，这一点他也公开承认。他说，“只要我们把那里的工人组织起来，别的公司就会跟着来。盘踞路口的狮子一赶走，躲在周围树丛里的□狗还能不四处窜逃？”产联竟要跟美钢较量一下，想起来就叫人捏一把汗。“通用”虽然大，比美钢还是小巫见大巫。美钢那些经理人员对它不用全称，就叫“公司”。1934年，尽管还处于大萧条期间，公司还赚了三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元。单是副产品一项（包括氨水和水泥等），年产就在二十五万吨以上。公司的厂矿遍布各地，北至加拿大，南至巴西；船只之多赛似美国海军，铁路也有好几千英里。在美国产业界。美钢规模之大首屈一指。可是美钢工人工作条件危险，平均每年工资只有三百六十九元，却要养活一家六口。如果说美国有谁要革命，那就是美钢的普通工人。相形之下，汽车工人要算是富裕的。底特律汽车工人斗争得手，遍登各报，美铜工人也就清楚了。人们注意到，《摩登时代》这部影片在匹兹堡放映时，工人观众看见卓别林那个以滑稽动作模仿工人在工间休息五分钟时的双手——还在赶着机器转动，好一会儿才慢下来，却刚有时间拿起一杯水——谁也没笑。这个戏剧性模仿太逼真了，工人跟着机器转，这种生活非得改变不可。

　　可是怎么改变呢？要取得组织起来的权利，似乎只有付出血的代价。不过事情发展出乎意外。1937年这一年确实还要流血，可是不在美钢。1月9日，星期六，天寒人懒，“通用”工人罢工是第三周，刘易斯来到华盛顿，在五月花饭店跟格菲参议员共进午餐。这时餐厅入口一陈骚动，走进来一个戴眼镜的人。此人非他，就是迈伦·查尔斯·泰勒，气派十足的美钢董事长，“公司”的总负责人。泰勒先向刘易斯二人点头招呼，等到陪太太另找桌子坐好，就缓步过来跟他们攀谈。格菲参议员先走，刘易斯坐到泰勒夫妇桌上，轻松愉快地聊了二十分钟。在五月花饭店历史上，这短短的二十分钟可不寻常，可惜没有新闻记者在场写出报道。第二天刘易斯应邀来到泰勒租下的密间再谈，饭店门厅竟也空无一人。

　　起先他们尽是闲扯，诸如哥特式的挂毯，中古时代的缮本，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之类。泰勒觉得刘易斯谈吐不凡，便提议在他纽约家里秘密商谈，解决美钢资方和产联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钢工组委）的争执。后来在几次会谈中，刘易斯非但是议论风生，还拿出统计数字，证明钢工组委吸收的会员很多，足以使得美钢瘫痪，叫他定单虽多也无法交货。刘易斯指出，“公司”用枪炮和打手对付工人，搞了五十年，现在难道还不该停止厮杀，正式谈判，签订合同吗？泰勒想了想，表示同意。八周之后，他草签了一个合同，答应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工资五元，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假期工资照发，有按工龄提级的权利。跟着他们就向报界宣布。有个工会干部一头撞进菲利普·默里【当时是产联副主席。——译者】的钢工组委办公室，说广播里有美钢跟产联谈判的消息，默里说他疯了，把他撵走。在公司方面，泰勒那些下属也是一样大吃一惊。不过，3月7日签订合同时，美钢总经理本杰明·费尔利斯居然移樽就教，告诉默里说他自己就是矿工的儿子。他说，“以后就叫我本恩好啦。”默里回答说，“对，费尔利斯先生。”

　　这时刘易斯已到达他个人荣耀的顶峰。“通用”和美钢屈服后，其他公司纷纷转了弯子，产联和资方签订合同达三万份，会员发展到三百万。有组织的劳工成了选举中的一股强大力量，追随附和者远远超出了工人聚居的选区。纽约有三十位牧师组织起美国教师工会第一地方分会，得到劳联承认；大学生唱起工会的新会歌来；“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两个词儿也取得了新的含义，前者表示亲工会，后者反工会。产联已经两度大胜，可是盘据路口的狮子虽则赶走，□狗们并没有四处窜逃。这些□狗原指的是那些小钢铁公司（“共和”、“国民”、“内陆”、“伯利恒”、“扬斯敦钢板钢管”等公司），他们都不肯跟产联谈判。共和公司总经理汤姆·M.格德勒是顽固的小钢铁公司的首领，他表示宁可辞去年薪十三万元的职务回老家种土豆，也不能顺从工人的要求。

　　5月26日，刘易斯下令罢工，共有二十七个厂，七万工人。各小钢铁公司的厂警和资方出钱雇用但是穿着地方警察服装的枪手，也增加了七千人。据参议院调查小组事后报告，“仅直接针对此次罢工，资方就开支四百万元以上，购存军火价值十四万一千元。”在厂内的破坏罢工的工贼，吃食都靠邮包和空投供应；地方报纸附和资方，呼吁工人复工。对于告密的好细，格德勒每周付给二十五元，同时却指摘工会领导人“干涉别人私事”。他还说：“关于这班家伙我们所知不多，可是有个不妙的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共产党。”他严禁“外来的煽动者”恐吓“忠城的工人”。他发誓，“决不跟产联这么个不负责任、敲诈勒索、使用暴力的共产组织达成口头或书面协议。除非通过法律明文规定非逼我干，我一定不干。”《瓦格纳法》其实就有明文视定，总统已经签署，最高法院儿天之前也已承认它有效，可是格德勒却有意不提。

　　阵亡将士纪念日【每年5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译者】那天，共和公司南芝加哥钢厂外头发生了暴力行为。当时有几千罢工工人和家属聚集在工厂东面地势平坦、居民稀少的草原上，准备举行抗议游行。自从罢工开始，工人哪怕派去象征性的纠察队，警察便出面干涉，可是这回市长爱德华·凯利倒是正式宣布准许和平示威。那天天气闷热，用冰箱车推来出售的五分一块的冰糕，抢购一空。后来一声令下，工人们排好队伍，扯起一些手写的标语，写着：“共和公司违反《劳工争议法》”“共和公司必须跟工会签订合约！”，“跟产联胜利在一起！”有两个工人高举国旗领队前进。新闻和摄影记者簇拥在队伍两旁，派拉蒙新闻电影公司还派来了摄影队拍新闻纪录片。队伍长蛇似的，拉得老长，穿越田野，高唱“大家永远一条心”那支歌。

　　还没走到钢厂，忽然看见有五百名芝加哥市警察全副武装，拉开了阵势，挡住去路。这是未曾料到的，实际上也直接违反了市长的明令。后来才知道，警察严阵以待，原来是因为“不知谁人”告密，说工人准备冲进大门，占据厂房。换句话说，工人的老婆孩子虽则手无寸铁，竟然下定决心，要把架着三十毫米白朗宁重机枪把着大门的大批职业打手一举击溃。反正警察相信这种事，至少嘴里说是相信的。工人队伍走近，有个警长破口大骂说：“狗娘养的，站住！”

　　队伍放慢了步伐，可是依热朝工厂毅然前进。警察没有再发出什么警告，他们有个小队在离厂约二百五十码处突然冲出，像一把尖刀插进工人家属队伍，把警棍乱戳她们的乳房，其他移察也举起瓦斯枪瞄准或者拔出手枪。那为首高举大旗的工人见状，高喊“别怕！守住了！我们有权利！我们依法有权进行纠察！”可是警察回嘴骂道：“你们有个屁权！”“你们这些赤匪有什么权利！”就在这一刹那间，芝加哥警局发言人所谓的“挑衅行为”发生了：不知谁扔出了几个空汽水瓶，工人们对警察大声嘲骂。警察立即甩出好些瓦斯弹，难闻的催泪瓦斯一时弥漫，笼罩着游行队伍，孩子们吓得乱叫，队伍乱了阵脚，溃乱了。接着，大屠杀就开始了。

　　开头只是稀稀疏疏地打了几枪。到了工人四散逃跑，警察就举枪齐射。一些警察追打个别工人。有个妇女绊倒了，四个警察上前按住，用枪托把她打得鼻塌脸肿。工人被打倒在草地上，或者四处乱爬，口吐鲜血。警宫站在跟前，开枪朝着他们的脊背打。种种惨状，都上了派拉蒙新闻片的镜头。工人被打死十人，打伤九十多人。记者说这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可是汤姆·格德勒却说：“对于暴徒，不能留情。艺术家又是打架行家本文努托·切利尼【意大利雕刻家（1500－1971年），他的《自传》是有名著作，生平曾多次跟人格斗。——译者】不是说过：‘打得性起，拳头就不计轻重了。’有的倒是挨了几棍，可是那是因为他们惹气了人家，拔腿便跑的缘故。几个娘儿们给碰倒了。警察执行着危险艰巨的任务，娘儿们在那里干啥？”

　　派拉蒙的新闻片被禁止放映，借口是怕观众看了会闹事（其实他们早已多年习惯于看强盗打斗片了）。《圣路易邮报》揭发了影片禁映的内幕，可是《芝加哥论坛报》竟说那些徒手游行的人都“蓄意行凶”。麦考密克和赫斯特这两家的报纸都说产联那些人（言外之意是包括他们的老婆孩子）都是共产党。没人受审，尽管在罢工结束前还有八个工人被杀，其中之一是个残废军人，他不过是在罢工期间为产联举行的跳舞会兜售过入场券。罢工结束，资方仍没跟工会签订合约。格德勒手段高强，工人对付不了。

　　可是小罗伯特·M.拉福莱特能对付他。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毅然调查此案，这是三十年代最彻底、最值得纪念的调查工作之一。他所主持的委员会报告说：

　　『所谓引起警方反击的挑衅行为，不过是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从游行队伍后头扔出几件东西。根据调查证明，我们认为警方使用的武力，显热远远超过当时的需要。这样使用武力，若不是警方执行任务十分无能，必是蓄意恫吓罢工工人。』

　　委员会把现场图片放大分发，本案的参与者和目由者的证词也予以公布，于是一向以为罢工的都是可疑分子的普通群众逐步弄清了本案的本末。最初伤亡名单发表时，罗斯福总统引了莎士比亚的话：“双方都该死！”【引自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一场。——译者】这大概是代表中产阶级的意见。刘易斯反驳说：“一个在工会寄过食、借过宿的人，在工人和敌人扭成一团拼死斗争时，竟然冒充公允，各打五十大板，可是不应该！”罗斯福只好解释说，他骂的是双方的极端分子。罗斯福素来是很少自觉失言出面解释的，后来查明出事那天南芝加哥全部极端分子原来都是工会的对头，他便进而站到工会这边来了。社会舆论也跟着站过来，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于是迫使格德勒低头屈服。小钢铁公司的工潮终于获胜，除伯利恒公司负隅顽抗外，各钢铁公司都成立了工会。

　　可是那年产联工人仍然不断有被杀害、被毒打的，劳工部长珀金斯收齐1937年各次工潮汇报之后，说这是二十世纪劳工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年。三十年代工人纠察队和资方的壮烈抗争，这时确是达到了高潮。据劳工部统计，1937年举行了四千七百二十起罢工，百分之八十二结局都是达成有利于工会的协议。到了年底，己约有八百万工人领了会员证。《幸福》月刊在年底发表评论，认为“过去四年半来，美国工潮迭起，几无宁日，真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之一。”

　　1941年，福特和伯利恒这两家公司也为工潮漫侵，参加工会的增至一千万人，到了四十年代后期继增至一千五百万。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刘易斯大失众望，因为他声言要阻碍运媒给军事工业，未免有讹诈总统之嫌。同时产联又发现，内部原来真的有共产党人（李·普雷斯曼有个时期曾任产联法律总顾问），感到尴尬，不得不实行清洗。可是工会原定目标已经达到，再无得而复失之忧；美国工人工作有了保障，地位也提高了，到了经济再度繁荣，他们就也都迁居郊外，挤入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

　　1939年2月27日，最高法院宣布静坐罢工不合法，可是当时谁也未加理睬，因为情况大异往昔，合法不合法似乎不成其为问题。自由派的论调是，要是工人在进行伟大斗争时偶尔越轨，那准是由于资方挑衅。有谁说静坐罢工是集体使用暴力的一种形式，只有受到驳斥或者蔑视。有些事件，例如田纳西州阿尔考镇美国铝公司的工潮血案，又如劳联产联纠察队争夺地盘的纠纷，劳资双方一样使用非法手段，可是有谁要是指出，也难免遭到白眼。

　　可是一个国家要摆脱历史的传统并非易事。成例在先，人们不会忘记。尽管工会的行动乃是顺应当时美国历史的潮流而发展的，先例依然是先例。他们确是顺潮流而动的，恰恰为此，未来的造反派就更加决心起而效尤。美国独立、解放黑奴、征服西部并予以开垦，无不是靠暴力而来，现在工人从工业最底层崛起，还是靠了暴力。工人也许事后忘怀，变得保守，可是自由派再也不能否认，别的受压迫的集团同样也有权造反。这样，尽管出于无知，甚至是出于理想主义，未来的痛苦的种子已从此播下了。

　　1937年夏来，总统觉得应该离开首都，到外边“走马观花”一番。9月里，他那十节调温车厢的列车从联邦车站缓缓开出，向西进发，沿途在事前选好的地点停靠，以便从车后平台发表简短的谈话，对选民谈谈自己的政绩（“你们新办的中学办得不错吧？”），感受他们的衷心爱戴。在爱达荷州博伊西镇，他对听众说，“我跟美国人民一接触，就像安泰【在希腊神话里，安泰是个摔交家。只要脚踏大地（这是他的母亲）就浑身是劲，谁也打不败他。】一样全身又来劲了。”人民的欢迎，似比上次竞选还要热烈，这一点记者注意到了，可还看到了别的问题。总统在停车靠站时请谁上车谈话，有个很有意思的格局。凡是反对改组最高法院的民主党人，如内布拉斯加州参仪员伯克，蒙大拿州参议员惠勒，怀俄明州参议员奥马奥尼，他都故意不请。在怀俄明州卡斯帕镇，总统对群众说，有些政客也高谈什么理想，可是没为实现理想出过一分力，这种人对选民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有人看出这是给那些不听话的民主党人一个警告，可是总统的行动暂且到此为止。他探讨向题，照例是几方面同时并进，既考虑新法案，又在展望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的形势，权衡可供选择的外交政策，注视正在举行的罢工，还在暗地寻思预算问题，因为他首次竞选就许愿说过要平衡预算的。直到此刻，平衡预算还是不可能，可是如有可能，他就想办到。今年似乎是有指望的。年初《时代》周刊就报道过，“上星期，大萧条已成往事，繁荣征兆到处欣然可见”。现在财政部长又不断上报，说国库节余不多，却在逐渐增加。不错，工程兴办署经济专家利昂·亨德森又在担心物价上涨，他送来个顾虑重重的备忘录，担心工商业又要倒闭。罗斯福读过这份备忘录，可是他答应过平衡预算，不想食言。在最高法院问题发生争议时，他对副总统加纳提出过保证说：“1938财政年度务要收支平衡，我已经说过五十遍了。要是你认为有必要，我就再说一遍甚至五十遍也行。”

　　可是平衡预算这个药方，胡佛不能用，罗斯福同样也不能用。股票又暴跌了。总统想说情况“基本上好”，——他真的这样看——可是想起他的前任胡佛也说过这话，就没开口。可是说与不说都一样，到10月19日即“黑星期二”，股票抛售一批接一批冲击着市场，行情报单比市场交易落后二十五分钟，而且新的抛售还源源而来，赶办不及，说明价格还要下降。此后整个冬季，都不时叫人想起1929到1930年的痛苦经历。

　　人们互相埋怨：纽约股票交易所怪证券和交易所委员会，委员会又怪交易所：工商界责怪政府丧失信心，新政派则背地嘀咕，说什么“资本家罢资”。没有疑问，那年发生的罢工，涉及一百九十五万工人，未免在经济上留下创伤。对于总统和整个国家，这一年本已不是什么好光景，如今又来个所谓“衰退”，情景就更加暗谈。这次股票暴跌，其实比1929年股票市场大崩溃后最初几个月还要厉害。到了1938年春，那在1933年以后找到工作的五百万人又陷于失业，全国百分之十四的人口只能靠救济过活。

　　平衡预算的想法，罗斯福不想放弃，可是他跟胡佛不一样，成百万群众的匮乏比曼彻斯特派的经济理论【即古典派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的理论。——译者】更能使得他动心。况且这已经不是1930年，民主党内高谈凯恩斯学说的与日俱增，亨德森和总统的儿子詹姆斯也在其内。罗斯福没读过凯恩斯的著作（同样的知识，如果他跟人谈一下就能得到，他是决不去读书的），1938年2月1日凯恩斯远从英国寄来长信，劝他实行大量的赤字开支，他也并不以为然。（凯恩斯说，“三年前晋谒，承惠予接见，现不揣冒昧，略陈管见如下。”）大量赤字开支是办不到的。有些目标，在学院中看来尽管令人神往，在政治上却是达不到的空想。不过，有限的赤字罗斯福倒是试过，而且行得通。1934、1935这两年，就是凭着这个方法使得局面好转，银根松动，推着股票指数也上升了。白宫的顾问既然推荐凯恩斯的对策，经济衰退又逐月加深，罗斯福只好屈从。4月2日，他由温泉乘火车回华盛顿，途中进午餐时对哈里·惠普金斯和全国青年总署署长安德鲁·威廉斯表示，决定放弃平衡预算的打算。十二天后，他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他计划要求国会拨款三十亿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和兴建房屋。6月间股票市场又重新活跃，八个月后，道·琼斯的股票指数就由99激增至158。虽然好日子还没到来，好一点的日子已经在望了。

　　※※※

　　虽则情况好转，批评总统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叫嚷最厉害的那些人，早已不再认其探讨当前情况，却只管闭起眼睛专事诋毁总统。发表4月份要求拨款的炉边谈话后一周，总统对这些人士嘲弄了一番。他抨击大企业，说他们操纵“别人的钱财、别人的劳动、别人的生活”。果然这帮人唾沫四溅，立即上钩，活象巴甫洛夫那群狗一样。凯恩斯认为这样招惹对方未免孩子气。在2月1日来信中，他已经对总统就资本家的心理状态提出看法。他说，企业家不是张牙舞爪的野兽，“虽说豢养不当，也未经驯服，但他们本性还是属于家畜一类。”

　　凯恩斯这项劝告，罗斯福收到后连信也未回。让这个英国人坚持己见去；罗斯福自己才是熟谙舆论的头号里手，他才不打算向死敌伸出橄榄枝呢！而且不管怎么说，总统同美国企业界的争吵已经势成水火，和解无望了。双方都话说得太多，白眼相向太久，咒骂太凶了，怨毒太深了。

　　威拉德·M.基普林格是那时畅销企业界的每周新闻筒报的编者，他后来说，自1934年3月1日起，富豪们就对政府产生反感了。到了9月，《时代》周刊发现，“企业界对新政私下冷嘲热讽、百般指摘，几乎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可是总统人望太高，还不敢公开攻击他，更不要说诋毁他的家属了。

　　有产阶级这时既已从1933年初的恐慌中脱出身来，他们发现罗斯福所谓“复兴”原来并非要回复“新时代”的繁荣，于是反感更甚。罗斯福要改变局面，可是尽管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学校，来往于上层社会，他要变革的却不会有利于有钱的人，而要造福于受压迫者。企业界一致认为，罗斯福老是谈论什么“被遗忘的人”，这只有助长社会动乱。于是，《美国新闻》由戴维·劳伦斯署名，《纽约先驱论坛报》由马克·沙利文署名、《巴尔的摩太阳报》由弗兰克·K.肯特署名，先后开辟专栏载文抨击新政。《星期六晚邮报》更是专门容纳一批作者，大叫今不如昔。《晚邮报》有个主笔愤愤然写道，“说什么美国企业界领导失算，其实不如说全世界都失算了。”这个刊物还发表文章为雇用童工极力辩护，硬说“对美国孩子进行发家致富的启蒙教育，最好的办法是从小让他千活。”后来卡特·格拉斯也议论新政派说“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曾任美国总统（1801－1809年），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译者】是不会理睬这帮子人的！”由之可见，反对罗斯福，是个阶级路线问题，不是什么党派之争的问题。

　　1936年大选的结果说明，攻击罗斯福产生了反效果。可是攻击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越来越恶毒，并且转入地下，分散到韦斯切斯特县、奥林奇县、格罗斯地角、迈阿密海滩、布鲁克莱恩、隆梅多，在格林威治、谢克海茨，斯科茨代尔、凯尼尔沃思、温内特卡，在华尔街、斯台特街、栗树街、拉萨尔街等游览地、高级住宅区和工商业中心。有些攻击，采取比较轻松的形式，倒也有趣。例如有的说，有个精神病学家死后上天堂，马上被送去给上帝治病，“因为上帝害了自大狂，以为自己是罗斯福。”又有的说，“为什么工程兴办署的工作人员很象所罗门王呢？因为他随意挑选对象，遂即上床睡觉。”彼得·阿诺画了一幅漫画，画着一群衣饰过分华丽的富豪要到“穷奢戏院”，去“喝罗斯福的倒采”，罗斯福看了，批上一个“高”字。

　　可是三十年代后期上层和中上层人士的俱乐部和家庭里流传的反罗斯福的污言秽语，一点也不“高明”。这些人好象深知内幕，彼此相告，说什么，当然啦，华盛顿谁也知道，“那个家伙”从老婆埃莉诺那里染上了淋病。（他老婆又是从一个黑人那里染上的。）“罗斯福染上花柳病，快翘辫子了，所以埃莉诺才跑到全国各地去偷汉子。他一死，老婆就打算把美国交给俄国人，自己则到莫斯科去学那克里姆林宫秘传的房中术。罗斯福的大儿子詹姆斯大概还要留下，他惯于推销保险，敲老实商人的竹杠，吃得肥头大耳。”

　　1950年，约翰·根室写道：“现在人们往往忘了，当时反对罗斯福的流言蜚语反映的阴暗敌对情绪，对他造谣中伤又是多么阴险毒辣。……人们忘了，三十年代后期那些‘上流’乡村俱乐部是一种什么气氛，银行家的午餐会上有些什么骇人听闻的谈论，以及名流贵妇在宴会上怎样嘀嘀咕咕地恶毒诋毁。”当时有的陆军军官，身穿军装，居然拒绝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在那些镶有红木板璧的市内俱乐部里，有些老头子争相诅咒，竟说：“罗斯福不过是另一个斯大林——只是比斯大林更坏。”“我们现在不如住到俄国还好些。”波士顿有个书店甚至通知总统著作的发行人贝内特·塞尔夫说，罗斯福的演讲集，“只有用他自己的皮做封面来装订，本店才能代卖。”

　　除此之外，有些陈词滥调也是常常听到的：“那个人”！“那个家伙”打算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乱花钱来度过大萧条；我们的孙子还要付出代价的；反正领救济的有一半是外国人，少发救济，扩编警察，闹翻天也不怕！刘易斯有白宫后门的钥匙。那个人的笑脸是假的，是整形外科医生安上去的；他一辈子没挣过一分钱，就靠他老娘的收入过活。他反正是个犹太人，祖先是荷兰犹太种，改了姓，还不是个纽约犹太油子！（为了证实末后这段话，还编了详尽的族谱，说罗斯福的老祖宗是什么范·罗森菲尔德上校，其实并无其人。）

　　马奎斯·蔡尔兹在《哈泼斯》月刊1936年5月号发表《他们恨罗斯福》一文，1938年9月14日又在《新共和》周刊发表《他们依然恨罗斯福》。在这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里，他分析了那些仇恨总统的人。第一篇文章指出，“有个砚象，未来的社会史家如果不甚惊奇至少也难理解：美国的上流社会，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今天竟这么疯狂地仇恨罗斯福？”他补充说，“只能用仇恨这个字眼，因为这是深恶痛绝，是满腔怒火，完全不讲道理的。”蔡尔兹以为，“整个美国上层社会多多少少都有所沾染，简直成了一种偏执狂。”

　　尤其使蔡尔兹迷惑不解的是，那些谩骂总统的人，“从1933年3月的最低点后，他们的收入恢复了，银行差额也已补足了。”有的股票价格已经增加一倍，两倍，三倍，“有的还增至十倍。”公司股息还增加了四成有余。而且富户的所得税又还很轻（每年进款一万六千元，不过上税一千元）。罗斯福的捐税，有不少是以加工税、出厂税的形式，转嫁到广大的消费者身上去的。

　　尽管如此，那些富家大户（蔡尔兹管他们叫“百分之二”）还是不把华盛顿政府当做自己的政府。他们争相传诵那个“罗森菲尔德”神话，其实就是逐字引述戈培尔谣言小册子。他们有的竟公然说，宁要希特勒，不要罗斯福。这话虽属无稽，也可见其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1936年6月宣布退休，说罗斯福当总统，他买卖也不愿做。杜邦公司有个副总经理，他的用人都在工程兴办署找到待遇较好的差使，向他辞职，他真气急了。罗斯福谈到伯利恒公司总经理，说：“告诉尤金·格雷斯吧”，“他再也不能一年赚一百万元啦。”罗斯福的话这次居然如实转达，伯利恒公司有个经理听到，竟然心脏病发作。蔡尔兹发现，财东们的怨气也传给中产的白领职员，因为他们对老板仍是不胜钦敬，依旧迷信二十年代那些陈规行话。这些人跟“富人们”（这是他们对那“百分之二”的称呼）不一样，工会于他们无碍，华盛顿夺去财阀巨商的权力也对他们无损，可是他们觉得，不骂罗斯福显不出自己的身分地位。

　　总统挨了骂，心里反应如何，不易揣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大会上，他曾说过欢迎这些人的仇恨，可是他这种人不会因为有谁引起众恶而高兴，更不用说被恨的就是自己本人和家属。据蔡尔兹的报道，“他好象并不在乎”，可是有些记载证明他是在乎的。雷蒙德·莫利有一篇文章说，罗斯福想发表和解性的演说谈谈美国工业界的作用，总先要听听新政派重述大老板们在家里流传的那些传说轶事，然后他就慢慢绷起险来；而那篇演说如果发表，显然也“要变成扎手的大蓟，而不会是什么橄榄技”。总统曾对诺曼·托马斯说，他在挽救资本主义，表示对资本家的批评很是不满。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不动声色地拿出某全国性通讯社分发供各报编辑参考的“内幕新闻”给大家传阅，自己不发表意见。原来这篇“新闻”说的是，总统确实得了梅毒。

　　在罗斯福未死之前，无论他采取多么于人无碍的措施，都从未逃过那“百分之二”和追随他们的人的指摘。1939年他建议提前一周庆祝盛恩节【十一月第四周的星期四，到圣诞节（十二月廿五日）大约还有一个月。——译者】，目的是把采购圣诞节礼物的时间拉长，这对小商人大有好处。谁知道全国竟分裂为两派：有二十五位州长赞成，二十三位反对（反对派包括缅因州州长，他吃了一罐沙丁鱼以示抗议）【美国风俗，感恩节要吃火鸡。州长不吃火鸡，改吃沙丁鱼，表示节也不过了。——译者】，最后只好由国会两院开联席会议解决。就是死后还有人骂他，《小孤女安妮》的作者哈罗德·格雷就是驾他的一个。总统1945年得病身故前不久，格雷的画中人物沃巴克斯老爹说是受不了罗斯福再连任总统的前景，跳楼自杀了。罗斯福死后，格雷又让老爹复活，因为“气候变了”，一个有家产、有教养的人又可能自由呼吸了。

　　沃巴克斯老爹和剧作者这一类人属于多年前西奥多·罗斯福所谓的极端分子。这样仇恨罗斯福的人三十年代后期最多，珍珠港事件后就逐渐减少。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认为，“1934、1935两年间这些人火气越来越旺，直到1938年左右还不见减退，以后似乎略有缓和，可能是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些泄气乏味。”1937年罗斯福屡遭挫折，他们幸灾乐祸，活像阅读笛福的《疫年纪实》【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1660－1731年）的《疫年纪实》描写1664－1665年伦敦鼠疫流行的情况。——译者】一般。1938年经济衰退时间不长，他们未免失望，可是到了秋天目睹罗斯福再次受挫，又不禁兴高采烈。

　　※※※

　　罗斯福的新政，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他创立新法的本领，在初任总统那两个百天已差不多用完，提出而尚未通过的那为数不多的法案，都是跟国内重新抬头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的。国会山进行改革的劲头已经消耗殆尽。到了1936年11月，只有罗斯福那样具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还可以把那庞大而涣散的联合阵线保住，下一次竞选时保持统一，只是靠了战争的临近。这条阵线的薄弱环节在南方，而在最高法院争执中形成的保守集团，则月复一月，力量不断加强。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众议员马丁·戴斯说，认为保守集团即南方集团是不对的，因为“所有来自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议员都支持它”。至于敌视这个集团的人，他说都是“来自大城市，政治上受到外籍人和迁居城市的黑人的操纵的。正是这些势力的代表，在新政上暗中施加了影响。”

　　其实，这种影响从来都有，变了的不是新政，而是议员们本身。有个愤懑不平的新政派说得好，“农民们先前忍饥挨饿，水尽山穷，不亚于城市贫民，总统把这两种人都解救出来，只是农场主们却忘恩负义。”话说得对，可是于事无补。戴斯表现出来的反对城市人的思想是一股新的强大势力，他们对于城市里那些骗子手的思想行动的仇视，本质上是因为自己思想保守。据1938年的民意测验，总统虽则人望未减，他所使用的方法和所掌握的权力却受到质疑。而且，支持他的程度有所改变。据《奉福》月刊调查，选民仍约有百分之六十二支持他，可是原先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九认为美国少他不得，这时减到百分之十七点七，而认为他执政以来仅仅功大于过的则有所增加。自从《文摘》周刊预言大选结果不中之后，人们已不大相信民意测验，可是不久举行的中期竞选证明总统威信确是渐减，议员们阅谈民众来信，也感觉到有此趋势。

　　最后一个新政法案是《公平劳动标准法》，1937年初向国会提出之后，引起了不少风波。法案规定每小时工资最少四角，每周最多工作四十小时，加班工资加半，禁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雇主最初可以每小时只给工资二角五分，八年内逐步达到法定标准。这样的法案，现在看来对老板并不严峻，可是起先为了改组最高法院计划双方激辩，一时无人顾及，后来来自南方工资很低的各州的议员又设法把它搁置下来。罗斯福出巡，觉得人民拥护政府，回来后就召开国会特别会议。众议院对工资工时法案予以否决，再提还是否决。最后在1938年6月末，才获得通过，送往白宫给罗斯福签署。

　　这时罗斯福早已拿定主意，要向国会开刀。参加中期竞选的民主党人，好的要当选，坏的要下台。艾尔本·巴克利跟肯塔基州州长A.B.“快活人”钱德勒竞选议员，钱德勒在预选中呼声很高。罗斯福早在这年春季就给巴克利写过公开支持信，信中写道，“他的对手是休伊·朗格式的危险人物，可是能力不如朗格”。接着他又把约翰·L.刘易斯请来白宫，劝他运用工会的人力附力支持巴克利。最后——这应该是最后一着——他还宣布自己将亲到肯塔基州帮巴克利竞选。不幸当地工程兴办署的负责人太想讨好总统，竟然也出面徇私，为巴克利拉票。这一步走差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予以揭露，证据确凿，无法否认。如此开端，未免不妙。【后来国会在1939年制订《哈奇法》，由此规定，凡不属制订政策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不得插手政治斗争。】

　　1938年6月末，总统发表炉边谈话，全国都从他亲口说的话里知道，各地议员预选，总统决定出面干预。总统提醒选民说，先前第七十五届国会的民主党议员能够当选，都由于在竞选时支持“坚定的自由派”政纲。他追溯一年来在工资工时方面的斗争，指出“铜斑蛇之多，前所未有”。“铜斑蛇”指的是内战时期同情南方奴隶主的北方人，这个名称当然刺耳。总统阐述了自由派的原则，然后说，“作为民主党领袖”，他觉得“自己完全有权就少数个别事情发表意见，这里明摆着的问题是，某些人争取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是本着这些原则呢，还是分明滥用我的名义。”

　　总统说的不过这么几句话。可是报纸主笔们先前大事渲染“改组法院”的说法，很是成功，以致于弄得读者不知这是改革最高法院的一项措施，此时他们又马上说总统的新行动是什么“清党”，谋使人们联想起一年前莫斯科的流血事件。看到某些报纸，人们真的会以为总统手拿镰刀，在全国东跳西窜，如果有什么并无恶意的人偶然壮起胆子对他提一些客气的不同意见，就会被他当场削掉脑壳。

　　可是罗斯福到底有什么打算，确也使人摸不透。吉姆·法利懂得及时引退，他跑到阿拉斯加，唉声叹气地说，“这一回垮啦！”拿政界老例来权衡，总能这样干确乎是要垮的。关于罗斯福这样一位全国性政党的领袖，普遍都认为，在所有入主白宫的政治人物中他是门槛最精的，这时却自寻烦恼。在中期竞选运动中，重要的是当地人望，并不是全国性的政策，而且所争论的也往往是地方性问题。1938年，这类问题之多，叫人眼花缭乱：宾夕法尼亚州有官场舞弊问题，加利福尼亚州有州定退休金计划问题，密执安州有静坐罢工问题，罗德岛州有赛马场丑闻问题，马萨诸塞州有贪赃枉法问题，新泽西州有土豪把持政党问题，各地又都有工潮，而在康涅狄格州吵闹得欢的则是一项革命性倡议，要花一千五百万元筑一条有四条车道的风景公路，通过格林威治、斯坦福德、新坎南、诺沃克、韦斯特波特，费尔菲尔德、特朗布尔等大小市镇。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说得好，“总统亲自出马，到各地为竞选运动抵挡头阵，这可不是维系总统统帅地位的办法。”

　　可是在罗斯福看来，这次竞选运动非同寻常。自从最高法院斗争以来，他就一直计划重新划清两党阵线。保守分子多数是共和党人，让保守分子都到共和党那里去吧。民主党呢，他觉得应该成为自由主义的工具。他准备以全国拥戴的和平时期英雄人物的身分，不惜栖性自己的个人威望，去进行巨大的政治改革。在运动的初期，情况是鼓舞人心的，他的名望丝毫未减。所到各处，欢迎群众之多空前未有。俄亥俄州马里塔镇有个老妇人跪下来，用手掬起总统踩过的尘土。爱达荷州火车必经的一个幽静的湖边，有人亲手垒了一个小平台，树起两面国旗，总统座车走过，他就在国旗中间立正，举手行军礼。

　　“快活人”钱德勒在车站迎候总统，当场受辱。这位先生脸皮很厚，打主意想沾总统的光，人们就差把他从专列后面瞭望车的平台生踢硬拖下来。他被赶下车后，总统当着群众，还着实轻藐地瞪了他一眼，肯塔基州人民由此心里就明白总统属意谁人。总统到得克萨斯州时，对众议员林登·B约翰逊和莫里·马弗里克表示垂青。至于曾经反对改组最高法院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罗斯福则任命他所讨厌的一个本州人为联邦州级法院法官，而且当着他的面在专列后面瞭望车的平台上公开宣布。这么一来，康纳利给气得差不多语无伦次。在俄克拉何马、科罗拉多、内华达、加利福尼亚各州，总统对他所中意的候选人表态较为慎重。内华达州参议员帕特·麦卡伦原为总统所恶，却比钱德勒高明，下死劲挤到了总统的身边。整个说来，总统这次外科手术很是成功，所以在结束旅行，登上“休斯教”号军舰时，春风满面。在重要的竞选中，包括肯塔基州的，总统所支持的候选人都取得胜利。麦卡伦仅仅勉强入选。至于那些无关重要的选举。总统没有用自己的威望表示支持过什么人。

　　这时他准备出马大干一场了。在佐治亚州巴恩斯维尔市，他在车后平台上当众对参议员沃尔特·乔治恶眼相加。最后说他不配留在党内。乔治当即声明：“总统先生，今天你竟利用这一机会来对我的民主思想表示怀疑，挑剔我的政治经历，我深感遗憾。我正式表示接受你的挑战。”罗斯福反而不加思素地回答说，“我们还是保持友谊吧。”在场的其他佐治亚州民主党人战战兢兢，担心这样针锋相对，怎样才能不致于殃及自身？罗斯福坐火车住北走，又把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艾德”·史密斯和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整治一顿。在9月上旬，他花两天工夫抨击泰丁斯，直斥此人“既利用罗斯福的威望，又借助共和党保守派朋友的金钱，两边沾光”来进行竞选。到了纽约州，他痛斥众议员约翰·J.奥康纳，这人的兄弟虽然多年前跟罗斯福合伙开过律师事务所，他本人却利用众议院法规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对新政法案诸多阻难。

　　人民投票的结果是罗所福的灾难和耻辱；唯有这一次，可以说他在选举中惨遭挫败。他想打入政治冷宫的十个人，只有奥康纳一个垮了台，而这还由于跟他竞选的人很有个人魅力，又有拉瓜迪亚，霍普金斯、科科伦和民主党当地头目爱德华·J.弗林为其后盾。所有其他的人，包括泰丁斯、乔治和头脑陈旧的史密斯，都是以绝对优势当选，甚至大获全胜。具有其独特面貌的南方民主党，现在成为一股很大的势力。后来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叹息地评论说：“实际上从1938年以来，有些民主党人二十五年来一直是同共和党投一样的票的……所以我们每逢立法方面有争议，就很难取得实际的多数票。”

　　1937年11月，力保地位的民主党人和恢复青春的共和党人在大选中短兵相接。保守派击败的民主党议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乔治·厄尔，威斯康星州的菲立普·拉福莱特，密执安州的弗兰克·墨菲。【由于工会照顾自己的人，墨菲被派为最高法院法官。】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有俄亥俄州的罗伯特·A.塔夫脱和约翰·布里克，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还有纽约州的托马斯·杜威。杜威曾与莱曼竞选纽约州长，几乎得手，人们已经说他1940年大有荣任总统的可能。虽然国会两院仍由民主觉多数控制，自由派在众议院的力量已经减半（林登·约翰逊当选，可是马弗里克落了选）。总计起来，那两年前似将继辉格党之后寿终正寝的共和党，竟赢得了十二个州长和八十二个众议院席位，并增加了八个参议院的席位，原任参议员的共和党人一个也没有落选。

　　在选举结束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总统，“你会不会碰上两党联合的反对派？”总统说看来不会。提问题的记者说，“我看是会的”，别的记者都笑了。总统故作神秘地评论说：“有些树长得离森林太近了。”

　　确实如此。向自由的领袖挑战的已不在美国，而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彼岸，在德国和日本。早在1935年圣诞节，罗斯福就写信给巴鲁克说，“我为世界大事忧虑，仍远过于国内问题，包括大选问题。”现在经过两次大选，他更是忧虑倍增。美国绝大多数人还是抱孤立主义思想，要唤醒他们提防远隔重洋的威胁是件难事，难到无法形容。可是有一点看来倒是肯定了的：国会山上联合起来反对他，暂时不会发生。要是大敌当前，即使是痛恨罗斯福的人也会马上转而一致对外。这一点蔡尔兹是承认的。他在1936年就写道，“如发生大战，对罗期福的仇恨就会马上消失，正象第一次大战对威尔逊一样。”1938年他又写道，“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能叫恨罗斯福的人态度转变，这当然就是战争。……那些痛诋罗斯福对内政策的人，谈到他的对外政策也不得不表示勉强同意，这不是偶然的。”

　　这个现象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那些批评他的人所赞同的对外政策，此时尚未制订。当时罗斯福还没有什么对外政策。他需要制订，这他是知道的。自从首任总统，他就开始研究对外政策，可是这项研究长期未得要领，后来变得紧迫起来。1938年中期选举十一个月前，即1937年12月的一天，原来安然停泊南京上游长江中的美国炮艇“帕奈”号，被日本帝国的飞机故意炸沉了。





　　第六章 原始恐怖的阴影笼罩下

　　1937年12月12日，跟四年后另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一般，【四年后即1941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译者】正是美国海军休假日。这天，美国炮舰“帕奈”号上的官兵都觉得他们确实该休息一下了。这艘四百五十吨的浅水炮舰，本只是用来保护保护美国商船和侨民免受长江沿岸杂牌股匪的骚扰的，可是过去两天全体人员却整日整夜地忙。原来南京快要落到日本军队手里了，蒋介石的外交部劝市内的美侨撤走，于是星期六全天炮舰不停地把一批批的美国使馆人员、驻外通讯员、摄影记者和商人接上船来。满载的“帕奈”号在日军炮火近距离轰击下，启锚往上流航行。日军炮火迫击，炮舰走了二十七英里，在比较安全的江面挨着三条美孚公司油船泊定。日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者指责说，“帕奈”号是给油船护航，的落得这个下场活该。然而这是无稽之谈。按条约规定，长江是国际航道，挂各通商国旗子的船都有，谁也不给谁护航。

　　不仅如此，“帕奈”号舰长J.J.休斯少校当时之毫无顾虑，更更有其特殊理由在。十二天之前，美国驻日大使已将炮舰停泊地点和大致的任务通知了日本政府。休斯把舰上的星条旗挂得高高的，极其显眼。攻打南京的日军军官自无不知之理。也正由于此，他本人、他的炮舰、美孚油船才不免遭殃。下午一点半，两批机翼上有旭日徽的三菱战斗机飞来向炮舰和油船俯冲投弹、扫射，直至它们一一沉没为止。甚至死里逃生的人坐救生艇往岸边划，也被机枪扫射。结果两名水兵死亡，十一名重伤，一个侨民死亡。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想起当年的“缅因”号的往事【1898年2月15日，美国战斗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被水雷炸沉，美国因此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译者】，以为这回美国要向日本宣战了。

　　可是啥事也没有。东京作了解释和道歉，华盛顿欣然接受。国务院同意，“帕奈”号之受到攻击是一场“误会”。其实不然。据后来在上海设立的法庭的调查，击沉炮舰是由日军负责军官下的命令，证据确凿，其用意极大可能是想试探美国胆量如何。果真这样，日方实在应该很开心的。这时，东京政府告诉格鲁大使说，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已经不再适用了。但是，倘若中国认真关了门，那么，破门而入的最大暴徒岂不正是日本皇军？然而日本侵略者的说法虽有内在矛盾，自己却毫不在乎，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明白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盖洛普曾就“帕奈”号事件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有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赞成把所有美侨，包括传教士和医生，撤出远东。塞谬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一针见血地说：“显而易见，除格鲁先生外，美国人谁也记不得‘缅因’号事件了。”

　　※※※

　　依然记得这个事件的人或许要指出，“缅因”号炸沉地点离美国本土只有九十二英里，“帕奈”号可是在七千英里以外被炸沉的。三十年代不同于七十年代，距离远近关系可大了。事件发生后，美国信使不能随即坐班机回国，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国际班机。过一年半，泛美航空公司才开办最早的定期横越大西洋的客运班机呢。甚至从本国东海岸飞到西海岸，也要一天一夜。至于“中国飞剪”班机，只载邮件，从旧金山飞到马尼拉要五十九小时四十八分钟之久。【固然，1938年夏季霍华德·休斯不用四天工夫就环绕地球飞行了一周，可是他是豁出命来干的，好多人认为这只是为了出风头。】美国人要出国（这种人寥寥无几）就坐远洋轮船。从纽约去罗马，最快的船要十天；加利福尼亚和东京之间，即使船长能干，天气合适，也得十五天。战前横渡大洋可真费事，记住这一点，才能理解美国人在大萧条时期的孤立主义情绪。

　　当然，还有别的问题。对和平主义者来说，再来一场象上回那样又愚蠢又恐怖的战争，是万万不行的。他们认为1918年的欧洲盟国赖债不还，是可鄙的，英国尤其可恶。只有在东海岸和南方，亲英派才多一些。既然讨厌旧大陆，政治上必然有所表现。理查德·H.罗维尔和小阿忽·M.施莱辛格说得好：“五大洋中，美国孤立主义者向来只喜欢太平洋。道理很简单：太平洋不是大西洋。孤立派反对把‘欧洲人的思想’引进美国政治生活，可是他们从来不用反对引进‘亚洲人的思想’，因为几乎谁也没有这样做过。说真的，在特别激烈的孤立主义者当中，几乎可以闻到一种仇视欧洲的味道。”还有，他们对于东部各州那些既有钱又饱受教育的偏爱欧洲的人，更是恨之入骨。

　　1937年，这种仇欧情绪还因耳目不灵而进一步加深了。大萧条弄得美国人只关心自家的事，即使别国出了乱子，他们也根本没有闲工夫来过问。何况每遇国际危机加深，国内总是同时也发生引人注意的事。看看下列的排比，是颇有启发性的：

　　『希特勒实行独裁　　　　　　1933年3月 　　　罗斯福就任总统
　　德国重整军备　　　　　　　1935年3月 　　　新政第二个百天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　　　1935年10月　　　休伊·朗格遇刺身死
　　德国重占来因区入高潮　　　1936年3月 　　　最高法院向新政派挑战进
　　罗马－柏林轴心成立　　　　1936年10月　　　罗斯福竞选连任总统
　　中日战争开始　　　　　　　1937年7月 　　　工潮
　　德国并吞奥地利　　　　　　1938年3月 　　　经济衰退』

　　随着“帕奈”号军舰沉沦水底的人，并没有被遗忘，可是为他们伸冤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总统在事发前两月就察觉了。他出外巡视回京途中，在芝加哥下车，准备为公共工程署新建的外湾桥主持落成典礼，当晚下榻芒德兰枢机主教乔治·威廉家中。主教是公开反对极权主义的第一位宗教领袖，骂过希特勒是“奥地利的裱糊匠，还是个劣等的裱糊匠”。第二天，总统在落成典礼上演说，放了一个试探气球，说：“在世界上横行霸道的瘟疫，现在蔓延开了。每当一场侵害人们健康的瘟疫初起，社会上都会赞成并实行隔离病人，借以保护本区居民的健康，防止疫症蔓延。”他说，爱好和平的国家应该同世界各国一致行动起来才好。这一番有声有色的布道，正是罗斯福的看家本领。他希望美国人注意，他们果然注意了，可是继之而起的却是震耳欲聋的叫嚣反对声。报上的评论，私人的来信，都骂他是战争贩子。把侵略者隔离起来吗？这种口吻太象威尔逊了！有一封来电很典型：“如你‘痛恨’战争，请勿发表此种言论鼓动战争。”总统一下子触到了美国人的神经极端敏感之处了。一夜之间他便被迫转为守势了。后来他暗地告诉一个朋友说，“你一心想领导人们前进，回头一看，跟着的却一个也没有。真可怕啊！”

　　不过有几个人还是跟着他的。芒德兰枢机主教是一个，犹太教长斯蒂芬·S.怀斯是一个，曾任胡佛政府国务卿的亨利·L.史汀生也是一个。总统放出气球被人打落之后，史汀生写道：“罗斯福先生似乎认为，美国人还吞不下太厉害的政治药剂。”总统确实变得小心多了。虽则国际联盟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动，国务院官员却在会议席上心平气和地跟日本外交官讨论远东局势，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什么防疫措施。伊克斯认为，“看总统的神气，多多少少是放弃原定计划了。”

　　其实这是假象。罗斯福的领导工作是复杂多面的，说话确也往往前后不一致。他不是丘吉尔那样，在茫茫黑夜中独自大声疾呼。他得留在比武场上继续奋战，他的才华也正在此。他从不让群众意见跟自己距离太大。可是他没有收回那次关于“防疫”的讲话。相反，他悄悄地仍然沿着原定的路线前进。他在12月21日说：美国要孤立于二十世纪的世界之外，是不可能的；他不能为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他在安大略省金斯顿市【属加拿大。——译者】还许口说，加拿大如遭侵略，美国不能“袖手旁观”。

　　总统反复说明自己如何痛恨战争，甚至称赞起中立法案来，其实他是讨厌它的。自威尔逊以后的历任总统中，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他是第一人；当孤立主义洪流泛滥之际，是他力挽狂谰，扭转历史的。然而，不管总统要在国际上干点什么，都会有人大喊大叫起来。两党的自由派议员，——惠勒、海勒姆·约翰逊、皮特曼、博拉，——联成一气，要“坚守美国堡垒”。博拉认为，外交就是强权政治。《时代》周刊那时是死硬的孤立主义观点，就表示担心“罗斯福过于热衷于搞国际强权政治”，而极口称赞博拉。它有一阵子甚至每一期都给所有国外新闻加上一个总标题：“强权政治”。美国人如果去过西班牙参加反对佛朗哥的战争，要吊销护照；美国商人继续向日本供应它需要的石油、废铁的半数，而当时如果不是这样，日本是无法同中国打仗的；全国防止战争委员会甚至想禁映“帕奈”号被炸沉的新闻片，因为这“不免要惹动美国人大发脾气”。

　　就在那几个月里，戴斯领导下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发现了新政原来是“搞共产主义的”，而对于库格林神父的活动则置之不问。按此人在纽约布朗克斯区一次集会上举手行纳粹式敬礼，叫嚷说，“等到我们把美国犹太人收拾干净，那时他们就会知道，德国当年对付犹太人的办法实在算不了什么，”库格林手下的“十字军”、公民自卫联盟、基督教阵线、美国爱国团、德裔美国人同盟——所有这些组织的活动，戴斯仿佛都视而不见。右派组织吓唬国会，有时竟也获得成功；罗斯福请求拨款巩固关岛防务，众议院不同意，因为怕东京认为美国有意挑衅。此案最后以二百零九票对一百六十八票予以否决，众议员兼广告商布鲁斯·巴顿乐得高声大叫，“关岛，关岛，丢了完事了！”关岛确是丢了；珍珠港事件后一周，日军果然占领了它；1944年8月收复关岛时，海军陆战队付出了伤亡近八千人的代价。

　　1937年4月下旬，国会批准了延长《中立法》的有效期限。《纽约时报》评论说：“国会通过这个名为中立实不中立的法案，大概是国内孤立主义情绪达到顶点的标志了吧？”《时报》是过于乐观了，顶点要等到九个月以后呢：印第安纳州众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一个十分荒唐的法案，说即使国会对外宣战了，也要等到全国公民投票多数赞成才生效。罗斯福总统写信给众议院议长威廉·s.班克黑德说，如果通过这样一个修正案，政府就无法办外交了。可是据头一次民意测验的报告，全国竟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表示赞成；再次测验，赞成的减到百分之六十八，于是，提案退回委员会重作审议。众议院投票结果：二百零九票赞成，一百八十八票反对。幸而赞成人数不足法定需要的三分之二，美国才没有陷入绝境，否则，正如罗斯福对班克黑德说的那样，外国就尽可以对美国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民主国家是随风而逝的散沙”，这是墨索里尼在1937年说的话。有时看来真的象是如此。国务院让中立法绑住了手脚，眼睁睁望着日本一个将军占领广西，向印度支那边界挺进，在谅山跟法军军官握手（四十至七十年代，军火源源输入越南，就是通过这个关口。）孤立主义者神经过敏，象害了妄想狂似的，总统一举一动，他们都认为别有用心。英国国王和王后决定访向美国（为的是对上流社会所说的“辛普森夫人事件”做一些弥补工作），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竟危言耸听，说什么“美国要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啦”；来自波士顿的众议员乔治·霍尔登·廷罕也说，“现在的美国外交政策已被秘密谈判操纵了，很危险。”；议员博拉则提醒总统，在当他同英王、英后谈话间歇之际，不妨顺便问问两位陛下，英国在1914到1918年间欠下美国的二百一十三亿八千五百万元战债，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应该记住反对派的这种本性。由于这种本性，也由于罗斯福深知美国处境危险，所以面临历史上一大难题。此后几个月，他不得不扩大总统的权力，从而创立了一些先例；后来别的总统借此滥用权力，不顾宣战权在国会，此是后话。但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看法是，如果罗斯福当时不这样做，就是背弃了他就职时的誓言，应该受到弹劾。因为，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跟国会中的批评家不同，他们是看到了各驻欧使馆的来电的。他们明知捷克危机迫在眉睫，希特勒野心勃勃，而英法两国政府既无胆量，又无应变的本领。无论伦敦的白厅、巴黎的外交部，都为之栗六不安，唯恐战祸重临。当然，在罗斯福的华盛顿，也不乏失败主义者：上一个财政年度，陆军部的新军备预算只限于增购加仑式步枪一千八百七十枝。也许这只是由于将军们讲究现实，因为钱要得太多，国会是很难批准的。可是总统却看到了另一条出路。他知道，就是最顽固的孤立派，一想到要“坚守美国堡垒”也会赞成美国需要拥有强大的海军的。所以，他便在1938年1月28日前往国会，要求拨付十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

　　他果然如愿以偿，国会通过了《文森海军法》。与此同时，他又派霍普金斯到太平洋沿岸各州进行调查，了解普通飞机厂改为军用机厂要花多少时间。霍普金斯后来说，总统断定美国不免一战，并且“相信有了空军就胜利在握”。1938年总统公开说，美国需要八千架军用飞机，闻者无不吃惊，包括陆海军高级将领。唯一例外是陆军航空兵的阿诺德将军。将军向总统报告，德国大概已有八千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美国可只有一千六百五十名飞行员和几百架过时的飞机，订购的十三架B－17机要到1938年底才能交货。他还尖锐地指出，现代武器由设计到实际投产，时间很长。罗斯福开了绿灯，叫他动手扩建空军。战后阿诺德表示，当时如果不是罗斯福批准所请，1944年诺曼底战役就不能一举击溃德国空军，盟军也不能如期在6月6日登陆。

　　在那些被蝗虫吃光的年代①，美国军备又不充实，因此罗斯福只有劝说人家的份儿。讲道理从来不会有什么国家洗耳恭听的，但总无妨一试。他那一套企图以国际谅解取代侵略行为的做法，早在西班牙和中国向题上失效了。可是他不死心，又写信给英国首相张伯伦，提议召开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来修订条约而不动武，并保证各国所需的原料。张伯伦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自有打算；他答复说：罗斯福的这个会，结果无非把英国的新政策——对德、意、日独裁者给以“某种怪度的安抚”——搞垮就是了。

　　【①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第五章中曾引用圣经上的一个生动的说法，意即被荒废了的年代。丘吉尔意指在这段时期内希特勒已上台，开始重整军备，而英国在这段时期内却还在大谈和平、裁军，无所作为。本书作者也引以为喻。——译者】

　　安抚要安抚到什么地步，张伯伦没说，但是世界各国不久就知道了。1938年春季，德国“元首”叫喊说，住在苏台德区——毗邻德国、壁垒森严的捷克山区——的日耳曼人备受虐待，宣传部长戈培尔还指控捷克私藏苏军飞机，让俄国人在境内筑机场。尽管捷克屡次愤热否认，德国仍然不断叫嚣，而且在他们骂得最凶的时候，捷克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病逝了。在为故总统治丧期间，捷克警察禁止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示威，因而来自这个山区的议员就拒不出席议会，希特勒也马上扬言要用武力解决。一时欧洲陷入了几乎绝望的危机中，美国人因为有收音机，知道得一请二楚。

　　利用广播从欧洲现场报道重大事件，先例不多。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全国广播公司（全广）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哥广）曾把新闻概要从英京向美国播送：英王乔治六世加冕，英国广播公司（英广）也曾用六个广播员宣传大典盛况；1938年初，伦敦和芝加哥曾交换广播内容；同年美国人还第一次听到东西两岸互送的广播节目：艾尔·古德曼乐队在纽约演奏，W.C.菲尔兹乐队在好莱坞演出。定期广播评论的人，例如洛厄尔·托马斯和快嘴子弗洛伊德·吉本斯（每分钟广播二百一十七个词），都不等看报，直接从通讯社电讯条上取材。可是哥广甚至一个固定的驻京访员也没有；什么时候要从华盛顿广播新闻，就由参议员刘易斯·B.施伟伦巴赫临时客串。直到纳粹德国突然入侵奥地利（这发生在捷克危机前六个月），欧洲所有重大事件，美国从没有认真地进行广播报道过。现在全欧鼎沸，于是哥广经理保罗·怀待便从纽约打电话给远在伦敦的威廉·L.夏勒，想组织半小时的广播，综合报道巴黎、罗马、柏林、维也纳、伦敦五处的情况。他问，“你办得到吗？”

　　要说办不到，理由是充分的。爱德·默罗当时在维也纳，远隔伦敦六百英里，而且德军正挺进奥国，重要线路随时有切断的可能。即使他们俩愿意勉为其难，他们还得在五个国家的首都弄一些缺乏广播经验的评论员临时上阵，又要请技术人员，租发射台，编排各地现场广播的时间，一秒钟也不能差。况且，时间也来不及了。纽约办事处要录当天晚上就来个“综合报导”，但那是个星期天，办公室关门，技术员休息，各广播机关值班人员自己不能做主，而且连本国语里那些奥妙古怪的无线电行话他们都不懂，更何况英语呢？在理论上，难关简直无法打破，想打破它是发疯。但是，夏勒说，让他们试试看。

　　他想办法跟默罗通了话。默罗那时正在目击赛斯·英夸特【1938年2月，希特勒为实现其并吞奥地利的阴谋，迫使奥国总理许施尼格任命奥地利纳粹党人赛斯·英夸特为保安部长。——译者】手下那些暴徒在栗树成行的大路上列队前进，边走边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元首！”这两位青年美国记者一步步搭起个架子来：罗马有国际新闻社（国新）记者弗兰克·格瓦西，巴黎有《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埃德加·安塞尔·莫勒，柏林有夏勒的一个报界朋友，伦敦还有一位女议员，她愿意放弃周末休假，在英广电台播送新闻。就这样，各地的播送问题都解决了，只有罗马除外；意大利人却想不出什么办法能把格瓦西的声音从陆路送出来，通过瑞士边境，接上日内瓦的大功率发射台。不过罗马的无线电话能通到伦敦，于是格瓦西就在罗马一个公用电话房口述新闻，夏勒在伦敦复述，转播到纽约。就这样，“世界新闻综合报道”节目算是略具雏形了。这对于将来，对于美国舆论，都有深远的影响。

　　早先在1914年7月，合众通讯社记者卡尔·冯·威甘德曾拍发一份一百二十八个词的电报回国，报道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奥匈帝国送交塞尔维亚政府的最后通牒，报社因此责备他浪费。现在，虽说国内孤立派得势，美国人却想知道大西洋彼岸的情况。1938年春末一切暂呈平静；捷克不肯屈服，希特勒也知难而退，说可以谈判。但是奥国一被并吞，中欧战略形势就大起变化，德国领士扩张，已经从三面威胁捷克了。然而捷克的态度仍然倔强，这未免叫英法为难。这两个国家先前跟捷克都曾订下条约，有贵任支持捷克，这时后侮了。可是整个夏季谈判不断举行，看来不会出什么事。

　　※※※

　　9月12日，希特勒来到纽伦堡，在纳粹党年会上发表演讲。正如《剧艺报》所说，对于这件事，当时美国两大广播公司处理方法不同。全广打算广播实况录音，但是它的方针是“少谈欧洲当时焦急紧张的心理。”哥广可认为这是重大事件，要加以渲染。星期一上午，哥广广播员提醒听众说：“整个文明世界都在捏一把汗，等着听希特勒的演讲。他只要说一句什么话，整个欧洲就有陷于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下午2点15分，一个广播员又插进来说，“我们现在打断伊诺·莱克的节目，改播全世界等待着的希特勒演讲，他快要在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谈德国外交政策了。……我们现在就转到德国纽伦堡。”这个演讲由柏林短波电台转播，字字清楚。第二天《剧艺报》评论说：“希特勒讲来有气魄，有魅力。有个时候广播给人印象深刻极了：希特勒把听讲的数以千计的纳粹党员都煽动起来，大家发狂似地高呼‘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

　　哥广一边转播希特勒的演讲，纽约分台人员库尔特·海曼就一边口译某些段落，驻纽伦堡记者库尔特·冯·福斯特迈耶也帮着译几句。至于全广广播员，《剧艺报》对他可没有好评，说“仿佛是有意贬低这篇演说的重要性”，又没发表什么评论。在哥广发表评论的是一个默默无闻、年已六十的德裔哈佛大学毕业生，名叫汉斯·冯·卡顿伯恩。下午3点36分，希特勒演说刚完，卡顿伯恩就来一篇透彻的分析。他说：“希特勒已经说过话，全世界都听到啦。……演讲里提到了，而且通篇都明确宣布了，所谓‘捷克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压迫’，德国再也不能‘忍受’下去，捷克政府必须跟这些人达成协议，不然德国就要动手逼他们这样做啦。”演说里边的每一个细节，卡顿伯恩都提到了；希特勒透露了一些新消息，例如说齐格菲防线上有十二万德国人昼夜不停地干活，卡顿伯恩也指出了。

　　美国报纸那时还要跟广播电台比比高低，每逢有重要新闻就出特刊。特刊赶印好了，报童就沿街叫卖“号外！号外！看重要新闻！”一时之间，各处都有人叫，德国动员啦！意大利动员啦！捷克动员啦！法国动员啦！英国动员啦！陆军开拔啦！舰队出海啦！飞机移驻有伪装的机场啦！登在报上的张伯伦照片面目模糊，他雨伞不离身，往来奔走于戈德斯贝格、贝希特斯加登和伦敦各地之间。英国儿童带上了小小的防毒面具，被送往乡间；法国人在公园里挖战壕；欧洲随时有变成火海的可能。

　　千百万美国人这时才第一次在收音机听到希特勒的声音，觉得他话里满怀仇恨，不禁失惊。他口中的德语咬牙切齿，象是毒液四溅。精通德语的人——罗斯福就是一个——能直接听懂，其余只靠翻译，尤其是靠哥广那个主要时事分析家卡顿伯恩。据《剧艺报》说，“在广播史上，除英王爱德华八世的退位演说外，卡顿伯恩的分析听者最多，也最感兴趣。”但是他已经上了年纪，干这种工作十分吃力。从星期一起，只在十八天内，他就从纽约哥广大楼十七层第九播音室连续发表了八十五篇无讲稿的广播，什么时候能松一口气，就躺在桌子旁边那张帆布床上打个盹。到了第十九天他才离开大楼，衣衫不整，形容憔悴。因为美国大众这时对德国很有反感，他连名字也改动了一下：原先叫汉斯·冯·卡顿伯恩，这时缩短为H.V.卡顿伯恩。【冯在德语指先代原是贵族。——译者】一时他成了美国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

　　捷克问题摊牌阶段开始了，那个星期一晚上七点三十分，罗伯特·特劳特在哥广接班主持现场汇报：

　　『特劳特：今天晚上，当全世界正在消化希特勒总理在纽伦堡发表的那篇等待已久的演说的时候，我们现在放送伦敦、柏林、布拉格、巴黎这四个地方相继发来的消息……报道新闻的是：本台欧洲办事处主任爱德华·默罗从伦敦播送；美联社记者梅尔文·怀特莱瑟从柏林播送；本台派驻中欧代表威廉·L.夏勒在布拉格播送；《芝加哥每日新闻》社记者约翰·T惠特克在巴黎播送。现在由默罗先生先从英国伦敦对大家讲话……
　　默罗；今天晚上，伦敦乐观气氛不浓……』

　　广播的安排，听来好象十分妥当周到似的；只有报界老手才听得出，哥广访员其实很少。虽然三十岁的默罗和三十四岁的夏勒头衔很长，哥广节目仅仅有他们这两个新闻分析家，而且哥广在整个欧洲也只派出这两个访员。他们在欧洲大陆到处跑，用电话互通消息。汇报节目是由他们七拼八凑起来的，这种搞广播的方法真是异想天开。他们居然获得成功了——而且是大成功——只因欧洲人对时事所知极少。不过，要知道内幕，还需要再过一些时候呢。几个月后，哥广派埃里克·塞瓦赖德到荷兰去加强采访工作，荷兰人听说他竟要向美国播送当天新闻，吃了一惊。早先访员从荷兰向美国广播，只谈本地风光，如郁金香怎么盛开，风磨怎么多之类。欧洲人觉得广播应该只供娱乐——说真的，多数美国人过去一向也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叫新闻界保守派吃惊的是，通过电台来报道欧洲动荡不安的情况，非但不逊于登报，而且越来越觉得行之有效。卡顿伯恩稳坐第九播音室，一边吃夹馅面包，喝黑咖啡，一边就听到默罗和夏勒二人草草建成的通话网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报告准确可靠的消息。因为欧洲各国记者苦于新闻检查，而美国仍有新闻自由，所以9月里发生的危机，美国人比欧洲人所知还多。英国广播公司甚至不许丘吉尔在电台发表讲话，生怕他乘机破坏和平谈判（这一怕是有根据的）。英国有个杂志编者说，读者要是想知道捷克危机的实情，还是去听美国的短波广播吧。

　　不用多久，默罗就几乎跟卡顿伯恩齐名了。9月这个月里，默罗自己广播了三十五次，还组织记者分别从欧洲十八个城市口头报道共一百一十六次。作为驻欧办事处主任，他是第九广播室衔接欧洲的纽带；什么时侯无线电话发生故障或者语音不请，留神细听的美国群众就听到卡顿伯恩压低声音不耐烦地说：“叫默罗回话！叫默罗回话！”危机发生后早先那几天，这种情况不多。入春以来，驻欧记者已经大量增加，哥广安排了一位捷克女电话员，处理上百次电话联系。当时天气晴朗，欧美双方对话清晰可闻，真的能跟驻欧记者们隔着大西洋开“圆桌会议”。广播听众手里拿着哥广应索寄赠的“欧洲危机示意图”，同时就听到默罗或者夏勒跟卡顿伯恩或者特劳特彼此交谈，在图上又能看到法军开往马奇诺防线或者波军调往西里西亚。大致说来这有点象“掷采购地”的游戏。【一种在棋盘上进行的游戏，先掷骰子，赢了就取得某块地产。——译者】

　　到了9月15日，也就是危机发生后第四天，电台忽然出问题了。欧洲各国军队已经进入了阵地，外交官们每时每刻都在争吵，希特勒和张伯伦互相瞪眼，——谁也料不到张伯伦不消多久就瞪不下去了，——偏偏就在这时候天气变了。用短波播送不象用普通电波，极易受大气层的干扰。一天天过去了，可是哥广老是听不到欧洲来话，卡顿伯恩叫默罗回话也杳无声息，于是只好转而靠电讯新闻。忽然间，全广驻欧记者来话清晰可闻，这叫哥广人员吓得一跳。原来全广异想天开，从欧洲播往南非开普敦，经过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转送纽约。这样绕了个大弯，欧洲来话的路线延长了两倍，可是只慢了几秒钟，但字字清楚。哥广接着也依法办理了，不过他们还是觉得直通广播更好。

　　大西洋天气还是十分糟（洋面出了什么事啦？），可是布拉格的局面忽然急转直下。捷克倔强如故，它的伟大盟友英法两国生起气来，要对它不起，以示惩罚了。9月21日清晨2点15分，英法驻捷公使把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从床上叫了起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英法两国要弃盟背约了。虽则有约在先，可是现在他们决不出兵，捷克要么向德国独裁者屈膝投降，要么孤军抗战。那天从早到晚，贝奈斯找阁员开会，找政党领袖商量，向带兵将领征求意见，疲惫不堪，一步一拐。9月21日下午5点左右，贝奈斯政府屈服了。捷克发表公报对全世界说：“我们别无出路，因为孤立无援。”贝奈斯说，“有人卑鄙无耻，把我们出卖了。”

　　欧洲时间下午5点，在纽约和新英格兰各州还只是上午11点。电台技术人员照旧埋怨海上天气不好，商船水手也嘀嘀咕咕，说早一天日落时分天色好象黄铜，很怪。可是没人因此担忧。早报上的天气预报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它说：“今天有雨，气温转凉。”

　　说的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

　　※※※

　　1938年的美国气象局，比之日后设备简陋得多。三十年后那些高级器材，如雷达示波器、喷气式空中观测机、装上电视录象机的天气情报卫星等等，当时一无所有。当时主要的仪器是十六世纪的温度计，十七世纪的水银气压计，中古时代的风标。最急需的是海上情报。陆地前沿气象站可以互通消息，可是海上情况神秘莫测，因此气象人员只能靠商船和班机的自动观测。大萧条时期，政府不会拨款给局里自备高价的飞机出海巡视，所以他们不是自己心里纳闷，就是随便猜测一番。他们老早知道，有朝一日会猜得大错特错的，现在果然出大岔子了。

　　可是倘说气象局无计可施，只有无辜挨骂的份儿，那也不对。说得直率一点，当时的气象局是个十分松懈的组织。有些新技术别人早已掌握，他们还不懂。研究风速和气压的度数，从而估计风暴是否将要来临，这是一切合格的航海人员都要会的，但是好些天气预报老手竟不知道。而且，气象人员既然急需数据，但那天在暴风突至，连电线杆也吹跑了之前，竟不打电话交换一下情报，这也是惊人的。更妙的是，9月21日《纽约时报》居然发表社论，对气象局夸奖一番。他们那平淡无奇的天气预报，就登在当天《纽约时报》第二十七版左下角上。美国史上为害最大的飓风——同时也是1815年9月23日以后第一次袭击长岛和新英格兰各州的飓风——眼看就到，可是预报里竟只字全无。

　　要比较有把握地标出风暴所经之路，是可以做到的。大西洋的飓风（海员们称之为热带旋风）最初只是在空气中来点小骚动，地点是撒哈拉沙漠以西、佛得角群岛以东的无风带，这是个夹在从东北和东南吹来的信风中间的平静地区。赤道旋风初起之际，有一股湿热的圆柱形空气开始上升，较冷的空气窜到它的底下，这个循环运动逐步加速，又因地球由西而东地旋转，这就把气流按反时针方向推向西半球螺旋也似地转动起来。旋风经过海面时间越长，风力就越大。9月16日下午9时30分，巴西货船“阿勒格里特”号的船长已经察觉到了，当时位于波多黎各东北三百五十英里。船长发出无线电报，说来势不妙。

　　那时距离最近的气象站设在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港，他们辨识飓风最有经验。可是风暴在长岛、百慕大群岛和佐治亚州这个三角形海面上，那是美国气象人员觉得最怕打交道的地区。谁都知道那里风云变幻，可是他们这时对眼下所起变化心里无数。他们留神细听有什么遇难船只发出信号没有，可是听不见。要是那里有商船，必然不是漠视公共利益，就是已经沉到水晶宫里去了。可是杰克森维尔气象站虽说情况不明，仍然采取了正确的步骤，在9月18日（星期天）19日（星期一）连续两天发出警报。佛罗里达州居民经验丰富，马上买好蜡烛，堵上窗户。新英格兰各州有好些人外出，也掉头坐上火车回家避风。这会儿风速还赶不上火车，不过回到家中这些人依然逃不过一场大难就是了。

　　星期一晚，飓风转向，不来迈阿密了。杰克森维尔站尽忠职守，发报说风暴“向北迅速移动”，“向东北移动”也不无可能。风眼【这是飓风中心区，平静无风，周围风力才大。——译者】估计在哈特勒斯角南二百七十五英里，即离北卡罗来纳州不远之处。到了哈特勒斯角，风暴消息就应由华盛顿气象局发布，不属于杰克森维尔站的范围了。从这里起，气象人员就糊涂起来了，不，简直可以说是犯罪。为了了解当时情祝，我们应该记得，一个完全形成、时速七十五英里的飓风，它的力量实在不亚于五百个投向长崎的原子弹，带电也超过整个美国半年的用量。平常的飓风己经如此，何况当前的旋风时速超过二百英里呢？到底超过多少，只能猜测，可是星期一哈佛大学兰山天文台虽离旋风涡流九十英里，已经测出经常时速是一百二十一英里，阵风一百八十六英里，而远处风暴中心以西的纽约市，那帝国大厦顶部的风速纪录也有一百二十英里之猛。这一点华盛顿气象局不知道，可是已经收到了丘纳德白星公司班轮“卡林西亚”号船长的报告，说气压是27.85度，那是大西洋沿岸历史上有记录的最低的数据之一。可是局里的人员虽是全国最老练的气象学家，却从预报里删去“飓风”二字。9月21日下午2点，飓风己经把大西洋城那些铺路木板一块块掀了起来，将整所房屋抛过长岛海峡，但是华盛顿还说“热带旋风”已经迅速向海面吹去了呢。

　　纽约和波士顿的气象人员都听信华盛顿上级的话。气象界人人知道当天海上很不平静，可是赤道旋风已有一百二十三年不曾转向内陆，谁能料到此刻居然发生这种怪事呢？旋风打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特拉华、新泽西各州一路吹过去，安居内陆的气象人员看见气压计随风眼的移动降而复升，叹了一口气：“风过去了。”可是他们的仪表警告他们，风暴还远远没完呢。从上午8点半起，飓风的等压线就拉长了，成为好多个椭圆形，全都指向北方。可是预报员口口声声说，“强风方向不定”，仿佛这一天最好是放大风筝。话固热错了，可是由于祸不单行，他们更错上加错。原来飓风快来的时候，月亮刚刚最接近地球，太阳跟月亮一起施加引力，潮水就比平时高过一英尺。恰巧在高潮时分，风也到了。

　　气象人员可没想到这一点；看他们那些日志的措词，分明有个假设：既然迈阿密幸免风灾，就算天下太平了。可是他们只看仪表，却没有看到，正当风暴似乎由哈特勒斯角转向东北的当儿，有个几乎横亘整个北大西洋的异常宽广的稳定高压面把去路挡住了。前头是高压，而内陆又是高压区，旋风伸展不开。于是风力不是逐渐消散，反而愈来愈大，数以倍增。

　　长岛和新英格兰各州四天四夜大雨不停，空气异常闷热。人们耳朵怪不舒服，因为气压越来越低了。在弗蒙特州，人们觉得连空气也有海滨那种气味。飓风最喜欢的是温暖和潮湿，这时就向那长达六百英里的宽广而潮湿的平坦地带一个劲儿冲了过来。就在大风登陆的当儿，有一条可怕的气象学原理又发生作用了，这便是，通常飓风登陆就会减弱，可是由新英格兰海岸直至加拿大，地面一片潮湿，飓风打这儿吹过，会跟在加勒比海面一样凶猛。风一边吹，一边增加速度，弄得风眼移动的速度竟如美国中部的龙卷风一样快，时速达六十英里，当晚就能到蒙特利尔。

　　从纽约下午1点的广播，可以略知那里有些预报员终于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他们说，风暴改变了路线，“可能袭击长岛”。这话说得不错，比新英格兰后来听到的报告更能引起人们警惕，可是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已经来不及了。何况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听到这广播，海岸警备队也没有奉命戒备。由梅角【在新泽西州。——译者】到缅因州这个全世界最富饶的海岸地区，竟毫无防备。有些惊人的事后来才知道，例如：有个长岛居民几天之前向纽约商店函购一个气压计，9月21日早上寄到，打开一看，指针指着29度以下，刻度标明：“有飓风和龙卷风”。他把气压计使劲摇晃，又往墙上磕一下。指针依然不动。他一气之下，把气压计重新包好，开车往邮局寄回原店。就在离家那一会儿，他的房子竟教风刮跑了。

　　事情就是发生得那么迅猛。气压计刚下降到27.95度，顷刻之间风就到了，据住在长岛南边海滨的人说，眼见“一片大雾从海上滚滚而来，又浓又高，象是一道城墙。”“可是，”（这人还补充说）“等到那道城墙来近一点的时候，就看出原来不是雾，是水。”外头狂风阵阵怒吼，屋里门框呜呜作响，到下午2点半，那高似城墙的海水就直扑由巴比伦到帕乔格的海滩。飓风初到，势头猛极了，连阿拉斯加州锡特卡镇的地震仪也标出它的冲力，而那以一百英里以上的时速往北吹去的浪花，竟打上了弗蒙特州蒙比利埃市的住家的窗户，形成一片白茫茫。一见那高达四十英尺的巨涛奔腾而来，有些长岛居民就跳进汽车，往内陆飞跑。在逃命途中被海浪卷走的不知道确数，可是幸而逃出的人后来估计，他们一路开车时速足在五十英里以上。离海面一英里的库格地方，那些绿草如茵的场地翻滚着两英尺高的海浪，有一座别墅（房顶上趴着十个人）整所浮了起来，被冲走了。

　　J.P.摩根有一座价值数百万元的巨厦在格连湾，给吹成一片瓦砾。西汉普敦好些有三十个房间的别墅被水冲走，而且主人无法重建，因为连地也冲跑了。有十七个人在这种楼里的二楼上挤在一块，水深齐胸，接着墙壁就轰然塌下。一百九十英尺的麦凯无线电高塔靠近蒙托克岬，被海涛卷走了。布列奇汉普顿的铁路货车站，一下子就挪到铁路的另一边。六十七吨重的卧车被打得左摇右晃，不少渔船被打成两截，长岛的渔村房屋活象海上船只，随波飘到了康涅狄格州。整条海岸线变了样，而且这分明只是个开头；现在可以看出，有一千三百万居民，从美国境内的纽黑文、哈特福德、斯普林菲尔德、北汉普顿、弗蒙特州直至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都在飓风的进军路上。要是风来早三周，准有六千人死于非命。就是如今这样，在那狂风阵阵，巨浪如山的长岛海峡沿岸一带，那些清晨还是舒服无比的山庄别院，此刻已是墙崩屋塌，尸体翻腾。

　　下午3点40分，在那状似油煎面圈的飓风的前沿把耶鲁大学那些有名老榆树连根拔起的时候，风眼来到了长岛。岛上幸而生存的人以为得救了。太阳出来了，天色蔚蓝，残垣断壁之间和风飘拂。之后，远处又来了一阵咆哮之声，人们知道又遭殃了。其实最坏的时刻还不曾到来，因为力量最大的是风眼后头的阵阵狂飙。这个阶段的奇闻再也不会有人讲了，因为身历其境的人没到黄昏就无一幸免。我们只知道这跟着来的风暴把外层隔水海滩西汉普顿那一段全部冲毁了，把无数沙丘卷走了，把残存房屋大部分扫平了，把梅德斯通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淹没了，把蒙托克公路和长岛纳皮格海滩铁路泡在水里，并且暂时把长岛隔为两半。在风势最猛时，真的有一对夫妇带着两只狗跟一个海岸警卫队员一起凫水过莫里奇斯海湾。上岸之后，那落汤鸡也似的妇女对旁人说，长岛已经沉下去了，他们惊异不置。他们住的那个地区真的几乎沉了下去。西汉普顿原有一百七十九所房子，竟有一百五十二所完全无影无踪，其余也破碎不堪，再也住不得人了。屋里屋外，共有二十九具尸体。

　　事实上，长岛起了防波堤的作用，康涅狄格州沿海一带，东至纽黑文，西至布里奇波特（这两个城市除风灾外还有其他问题），长达七十英里，都靠长岛保护。至于那没有屏障的康州海滨以及蒙托克岬以东的罗德岛州沿岸，海浪就冲得更凶，其中受打击最大的要算是纳拉甘西特湾口的普罗维登斯。有一阵大浪高达一百英尺，从海湾横扫过来，首先把普罗维登斯那些码头统统砸烂，然后落在市政厅附近，把路上行人全部淹死。除此之外，海浪还把路上汽车里的人抛出车外，当时有的正在开车，他们因此反而得救，不至在车里活活淹死。大浪打下来后，市内商业区平地水深十三英尺，警察坐摩托船在林荫道和交易所大街来回巡逻，几千辆汽车头灯在水底发亮，喇叭也因电流短路呜呜直响，那种交通阻塞，乱七八糟的样子恍如梦魇。

　　这时，那怒号狂啸的飓风正在横扫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两州，当天下午到处一片灰暗，好象飓风有意掩盖其凶暴似的。美以美会大学有个石头教堂，它那个尖塔已有一百年历史，也给吹倒了。新伦敦在发生火灾。康涅狄格河猛涨，哈特福德和斯普林菲尔德居民拚命赶堆沙包防洪。有不少人在等机会逃难，——谁也顾不得他们了——其中一个叫凯瑟琳·赫伯恩【电影明星。——译者】，刚从她父母的夏令别墅里淌水溜走，再过一个钟头那所别墅就叫海浪冲跑了。

　　晚上9点，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那里，也象耶鲁大学下午4点那样，风势更猛，急雨飘洒，大家严阵以待。不过到了第二天早上，气象局就高高兴兴地报告，说天气睛朗起来了。可是情况还不能恢复正常。纽黑文铁路局估计有一千二百裸树、七百根电线杆横卧路轨。由纽约经纽黑文到哈特福德的海岸铁路，发现一整列火车失了踪，派人四处寻找。新伦敦铁路上还有一艘长达三百英尺的汽轮横卧在路轨上，不知如何是好。美国航空公司波士顿洛根机场有一架没乘客的飞机给吹跑了，杳无踪迹。康涅狄格州公路全部通不了车。《哈特福德新闻报》认为，9月21日是康州有史以来“灾难最为深重的日子”。它的社评说，“根据不完全的报道，各大小城乡没有一个幸免于难。纽黑文仍然灯火绝灭，破碎不堪；新伦敦市中心已成废墟，烟雾弥漫。”

　　据红十字会报告，飓风过后，有七百人死亡，一千七百五十四人受伤，六万三千人无家可归。罗斯福总统派霍普金斯率领陆军、海岸警卫队、工程兴办署共十万人北上，不久就恢复了电力供应，可是风灾太大，有好些损失再也无法弥补。新英格兰各州树木损失惨重，单是斯普林菲尔德就损失了一万六千株；有人还计算过，被吹倒的树木足够盖二十万所房子。秋季苹果已熟，竟被一扫而光。好些海滨别墅因房屋已破，海滩又冲走了，只好廉价拍卖。当时的工厂只有百分之五投了保险，那些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已经处境困难的工厂，这时有不少只得关门大吉。

　　有个时候，有个异想天开的叫化子竟在波士顿广场上大模大样地来回走，胸前挂着一块牌子：“谁给我二角五分钱，我就听他讲大风暴的故事。”最有趣的故事是，由于风狂雨骤，那高悬纽约白厅大厦顶上的美国国旗竟扯成了一缕缕的。在这国旗几英尺之外，全国气象局纽约区分局就在大厦里办公。

　　※※※

　　那年秋天，长岛和新英格兰居民到国内别处旅行，发觉那些平时消息灵通的人有不少竟不知有风灾这么一回事，不禁惊讶。这一部分是由于风灾影响太大之故。风到后开头那二十四小时，《纽约时报》完全得不到可靠的消息。《波士顿环球报》那些编辑虽则目睹本港有不少货轮船底朝天，可是也只能在星期五，即风过后两天，才发表一篇劫后灾民访问记。同天早上《纽约时报》把若干篇零星报道拼在一起，才知道灾情之重竟超过芝加哥大火、旧金山地震和密西西比河的历次水灾，于是加上横跨八栏的大标题，说发生了大风灾。出奇的是，这些报道没有几个读者看过，看过了也没留下印象；不到一周，此事人们已置之脑后，仅仅是美国史上被人忘记的一个片段了。

　　有大风灾竞然记不得，这是因为美国人全神贯注在捷克问题上。当时的欧洲危机，人人都感觉到了；向整个社会报道新闻竟能有如此结果，这还是第一次。后来1954年陆军部与麦卡锡参议员对质。【麦卡锡诬告陆军部有共产党。——译者】1963年举行肯尼迪总统葬礼等等，都上了电视，可是捷克事件虽然没上电视，只有广播，影响仍然非常之大。听众觉得自己是束手无策的旁观者，明知事变进程会严重影响自己的一生，也只有眼睁睁望着。9月29日慕尼黑条约签订后，哥广说，广播事业“非但已成为传播新闻的媒介，还成为一股社会力量了。”

　　这是事实，可是广播不见得只有好处。听到广播，人们更是怕上加怕。由于希望结局圆满是人之常情，所以事件一结束，对于慕尼黑协定，大家都往好里看。在英国，张伯伦竟成为当代英雄，在美国也是如此。要再过好些时候，人们才看出这个家伙原来是个没骨头的老浑蛋，只因希特勒写下一句不值一文的诺言，就轻轻地把一个坚强果敢的盟国出卖了。丘吉尔一眼看穿了，他说：“英法两国要在两件事情里边挑一件：要么打仗，要么丢脸。他们宁愿丢脸，可是到底还是免不了要打仗的。”罗斯福也是明白的，他写信给驻葡大使说：“欧洲独裁者对我国的威胁越来越近了。”默罗和夏勒也是有眼光的人，他们俩在巴黎会面，一致认为下年麦收之后，难逃一战。卡顿伯恩也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在张伯伦到贝希特斯加登之前他就说过“我觉得这不过是暂时喘息一下。张伯伦此行到底是否能带来和平，大有疑问。”

　　美国人民开始醒悟过来了。据《幸福》月刊在某地的调查，只有百分之十一点六的人以为墓尼黑协定是可取的，却有百分之七十六点二的人相信欧洲大战一起，美国就会参加。这个百分比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幸福》月刊的编者评论说：“这可是新闻啊。一年半前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美国人以为两三年内美国会卷入国外战争，现在竟有三倍那么多的人相信，战争虽然暂时幸免，要是真的打起来，我们是会参加的。……早先我们有一种想法：“感谢上帝，美国两边都有广大无边的海洋！”这种借助海洋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思想，如今已经打破了。

　　总之，捷克危机已把我们从长期的沉睡中惊醒，全国人民都提心吊胆，十分着急，咬指甲，用手指敲起桌面来了。轰炸、侵略、战争，这一切在过去不久的夏季还是不可想象的，而今可凛然在望了。广播把整个美国变成了挤满心神不宁的观众的大戏院，在那里，一个二十三岁的才华出众的导演，仅在慕尼黑条约签订四周之后，就大声喊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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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人员撒谎编人，这已有一段很长的历史，颇有“骗客传奇”的意味，也并非完全不光采。埃德加·爱伦坡【美国小说家（1809－1849年）。——译者】之得名，是因为写了《汉斯·福尔奇遇记》。H.L.门肯【美国记者、评论家兼小品文作家（1880－1956年）。——译者】编了个浴缸发明经过的滑稽故事，逗得全国哈哈大笑，有些百科全书编者竟当是真人真事，收入书中。最成功的是理查德·亚当斯·洛克【美国记者（1800－1871年）。他这个虚构故事使《纽约太阳报》销数激增，连耶鲁大学也上了当，信以为真。——译者】1835年凭空杜撰的月亮新闻。这位记者向《纽约太阳报》那些好奇的读者报道，说有一位“约翰·赫谢尔爵士”用“按新原理设计的大望远镜”，竟望见月亮上头有“蝙蝠人”。以上三位记者虽则说了假话，人家很快就饶恕了他们，因为报纸乃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加拿大作家和电迅交通专家（1911－？）。——译者】所谓“低温宣传工具”，人家看了不会头脑发热，酿成乱子。广播可是“高温”的，而温度达到最高点则在1938年万灵节【十一月一日。万灵节前夜是人们开玩笑、搞化装跳舞等等的时候。——译者】前夕。
　　当时摆弄这高温玩艺儿的是百老汇大街最多才多艺、成就也最大的青年人，名叫奥森·韦尔斯，他既是演员，又是导演，还是负责演出者。韦尔斯年刚二十，就在广播节目《影子》里演过拉蒙特·克兰斯顿这个角色。他上演《恺撒大帝》用现代日常服装，又让黑人以中美洲海地岛为背景演《麦克佩斯》【莎士比亚戏剧《麦克佩斯》是苏格兰历史剧。——译者】而且居然大赚其钱。他原定为工程兴办署演出《摇篮就要摇起来》，可是开演那个晚上，华盛顿由于政治原因临时下令停演。韦尔斯不听政府禁令，率领整个剧团连同大批观众走过好几条街，另找一个空戏院上演，结果竟大获成功。因此之故，哥广认为他是戏剧界的奇才，请他每逢皇期天就在下午8点从第一广播室播送一个钟头的戏。这个节日没有商人出钱主办，是电台自己搞的。哥广这样干，也并非有钱不赚，空做宣传，而是因为这个钟头的广播时间没有主顾，它的对手全广所播送的广告节目《蔡斯和桑伯恩》听众最多，又在同一时间。在全广那里，主持节目的是唐·阿米奇，歌唱的是桃乐赛·拉康，高级讽刺剧则由口技家埃德加·伯根连同红头木偶查理·麦卡锡上演。这个木偶是芝加哥一个酒吧招待员以三十五元钱代价替伯根刻的，蓝本是伯根画的一幅报童速写。它在广播界高踞王座，足有一年半长。由于他机智百出，放言无忌，星期天晚上人人爱听。

　　如果广播有两种不同的节目，有正经戏曲又有伯根和木偶的对白，多数美国人宁愿听伯根的。万灵节前夜那一周，克罗斯利和胡珀这两家听众意见测验所都说，大概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七的人听《蔡斯和桑伯恩》，百分之三点六听韦尔斯的水星剧团节目。（这里有一个隐蔽的因素故意不让广告商知道，怕他们泄气，往后我们就要谈到，可是平时星期天听众的比例确是如此。）当时美国居民有三千二百万户，其中二千七百五十万户有收音机。这样每逢哥广播放柴可夫斯基的小音阶降B调钢琴协奏曲前奏（水星剧团每周开场的主题曲）的时候，韦尔斯不妨设想有一百万人收听。到了十月三十日，人数还要增加呢。

　　9月26日，罗斯福亲自电告希特勒，请他停发最后通牒，以谈判代兵戎，马上召开一个“与目前争议有关各国全部参加的”大型会议。至于开会地点，他说最好在欧洲“一个中立国内”。这个建议没有下文，因为当时准备开的是另一些会，可是同一天韦尔斯却心血来潮。他想，为什么不把H.G.威尔斯【英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和历史家（1866－1946）。——译者】的《宇宙战争》改编为戏剧呢？他的代理人认为这个主意很蠢，负责写剧本的霍华德·科克也觉得办不到。但是韦尔斯硬要这样做。他的个性很强，别人只好顺从，于是科克就去着手把威尔斯的小说改编为韦尔斯的剧本。10月25号，星期二，也就是广播这戏之前五天，科克打电话给水星剧团总编辑约翰·豪斯曼要打退堂鼓，因为科学幻想小说无法改编成广播剧本。剧团女秘书表示同意，她嚷嚷说：“当然你办不到嘛！说什么火星人来到地球，这是梦话！我们才不当这样的大傻瓜呢！”豪斯曼想换上《洛纳·杜恩》【英国小说家R.D.布莱克默（1825－1900年）的历史小说。——译者】，可是韦尔斯认为没有讨论的余地，因此改编威尔斯原著成为集体创作。星期四晚上就要上演了——人人都说，这是一出十分沉闷的戏。

　　忽然间有个人——没人记得是谁了——提了个建议：整出戏都学新闻节目那个样子播出去好不好？不妨弄得十分逼真嘛！连罗斯福的口音也摆进去！这是全能办到的，包括学罗斯福的口音；肯尼思·德尔马（后来弗雷德·艾伦让他演参议员克莱霍恩，因此出名）能模仿他那种庄严的语调嘛。要在戏里演卡尔·菲利普斯（他是哥广第一个广播员）的那个演员把电台收藏的录音翻出来，再三细听这个广播评论员当时是怎么半歇斯底里地描写“兴登堡”号在莱克赫斯特肮空站【美国空军航空站，在新泽西州东部。——译者】爆炸的。演普林斯顿大学那个科学家的是韦尔斯本人。开头先来个天气报告，再放舞曲，而后播送号外新闻。演员们认为这样开头未免拉得太长，可是韦尔斯摇摇头，他说要逼真就非得这样才行呢。

　　这样果然逼真。捷克危机发生时，广播常常忽然打断，听众已习以为常了。每次打断，都插进一些重要新闻，这些新闻后来果然登在报上。真的，人们已经公认，宣布重要新闻最好是用广播了。此外还有种种因素增加广播的真实可靠性。据《幸福》月刊的调查，1936年大选以来，广播评论员比报纸在群众当中还有信用。说真的，有不少人已经不大能分辨什么是事实（新闻），什么是幻想（戏剧）了。韦尔斯广播完了之后，《剧艺报》发表了一篇较为深刻的分析，它说：“尽管再三说明这是一出戏，人们可能还当是真人真事”，因为“每天连播放完后，就有许多听众来信，十分关心地评论戏里的人物和事件，可见他们如何认真地对待广播剧。”

　　而且当时人们对于达官贵人还是十分尊重的，肯尼思·德尔马在戏里演的就是“内政部长”。为丁让纽约和新泽西州的人们听来有真实感，戏里还用了真实的街名，如普拉斯基高架公路、南街、二十三号公路等等。后来普林斯顿大学作了调查，发现还有其他因素：一是当时人们在知识上和情感上都不成熟，二是大萧条时期人人自危，（有个人这样回答调查员：“从我爷爷时起，怪事就不断发生，现在会出什么事，谁知道呢？”）但是起作用更大的是“最近担心欧洲大战爆发的恐慌心理”。

　　韦尔斯本人似乎也曾有点顾虑。剧本开头和结尾都有说明，指出这只是一出戏，哥广还四次打断演员的话，把这个说明再念一遍。假如听众都是由8点听起一直听完，这样做就十分妥当了。可是实际情况不是如此。就在这里，调查听众意见的人不肯说出来的那件小事就起极大的作用了。这件叫出钱搞广告节目的商人很不高兴的事情是，每逢开始介绍商品或有不受欢迎的演员出场的时候，听众就把收音机指针拨到别处去。伯根和麦卡锡的表演谁都爱听，可是在全广的杂耍节目里边，他们的表演不过是一个片段而已。

　　收听水星剧团节目的人数目较少，可是每天必听。那天他们先听到柴可夫斯基主题曲，广播员的导语，当天的天气报告，接着电台就说：“现在我们把大家带到纽约中心区公园广场饭店子午厅，欣赏一下拉蒙·拉奎罗乐队的演奏。”以后就不断发表简报，说卡尔·非利普斯和皮尔逊教授已经动身往新译西州格罗弗斯米尔镇去，路上情况如何，还播放警报声和人群喧闹声作为衬托。这时已是下午8点12分了，在全广电台那里，查理·麦卡锡的头一段的滑稽对白结束了，一个柔和的声音开始向听众介绍“蔡斯和桑伯恩”牌的咖啡，说它的香味如何浓郁。

　　于是大约有六百万听众把收音机指针从全广拨到哥广去。他们听见的是下面这些话：

　　『广播员：……我现在把麦克风移近一点。在这儿。（小停）现在我们相隔不到二十五英尺了。大家听得到吗？哦，皮尔逊教授！
　　皮尔逊；菲利普斯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广播员；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东西为什么里头老是咯吱咯吱地响？
　　皮尔逊：也许是因为它表面冷却的时候，有的地方快，有的地方慢些。
　　广播员：你还认为那是掉在地球上的陨星吗，教授？
　　皮尔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看那个用金属做的外壳，显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球上没见过这祥的东西。不过，通常陨星掉到地上，因为跟地球的大气层磨擦，总是有些窟窿。可是这个东西却是滑溜的，而且是个圆筒。
　　菲利普斯：等一等！怪事发生了！先生们，女士们，这可真怪。这个东西有一头开始脱落了。顶上开始转动，就象个螺丝！一定是金属做的。』

　　广播里人声闹哄哄的，接着那麦克风又传出声音来。

　　『广播员：先生们，女士们，我从没见过这么吓人的东西！……等一等！有个什么人从那顶上的窟窿里爬出来了。是个人，或者……是个什么东西。我看见有两个亮晶晶的圆东西打那个黑窟窿里望出来……那是眼睛吗？也许是脸部吧。也许是……
　　（有人群惊叫的声音）
　　广播员（抽抽搭搭地哭，而且象是呕吐）：老天爷，那黑影里伸出了一条东西，它扭呀扭呀，象是灰色的蛇。又来一条，又来一条啦！大概是触手吧？呐，我看见全身啦。象一个黑熊那么大，浑身闪闪，象一张湿牛皮。可是那张脸啊……我无法形容。我简直不敢看下去。一双眼黑洞洞、亮晶晶的，好比毒蛇那样。嘴是V字形的，嘴唇没有边缘，象在颤抖，唾沐就打那儿滴下来……』

　　广播员暂时控制不住自己，说不出话来，静默了一会儿。听见乐队演奏几小节《月光曲》。另一个广播员接上了，他声音冷静、技术熟练地说：“我们现在播送在场目击怪事的人的报道，怪事发生的地点是新泽西州格罗弗斯米尔镇威尔马斯农场。”再来几小节德彪西的乐曲，跟着那个冷静的广播员又说，“现在我们让大家再听菲利普斯由格罗弗斯来尔镇发出的报道。”据菲利普斯说，当地派了一队警察去检查那个东西，可是还没走到跟前，那里边的火星人就向他们喷射大片火焰。来了一阵警察呼痛声，还有火星人的奇异的尖叫声。有个粮仓爆炸起来，接着麦克风就没声音了。那第二个广播员又接上，他冷静地说，“先生们，女士们，因为发生了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格罗弗斯米尔的广播暂时停止，显然那里的送话机发生了故障。但是一修好了，我们就让大家再听现场广播。”现在战斗激烈起来了。新泽西州的警察队被火星人的火焰喷射器烧成了灰烬。本州驻特伦顿区民兵司令蒙哥马利·史密斯准将代表州长发表公报，说默塞尔和米德尔塞克斯两县，西至普林斯顿，东至詹姆斯堡（都是真实的地名），全部戒严了。可是火星派来的另几艘宇宙飞船又降落地面。皮尔逊死里逃生，说看见入侵地球的火星人使用某种武器，“没有更好的名称，只能叫做热线武器”。

　　现在那第二个广描员的声音也慌里慌张了：

　　『广播员：先生们，女土们，有件严重的事情要宣布。虽然说起来人家也不信，可是根据科学观测和亲眼见证，我们无法不得出结论说，今天晚上在新泽西州农场上降落的那些怪物，就是火星入侵地球的先头部队。』

　　他用惊慌的口气透露坏消息：新泽西州国民警卫队已经被火星人全部消灭了。本州全境和宪夕法尼亚州东部一律戒严。总统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内政部长（口音很象罗斯福，说话也用罗斯福的词句）呼吁全国人民各尽天职，并仰求上帝拯救。陆军航空兵也被火星人消灭了。有个电台工作人员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

　　『工作人员：这是新泽西州纽瓦克市……这是新泽西州纽瓦克市！……请注意！有大量毒气从本州沼泽地区吹来。到了南街啦！戴上防毒面具也没用。居民们要跑到空旷地区去。……有汽车的走七号、二十三号、二十四号公路……避免拥挤的地方。毒气现在到了雷蒙德大道了……』

　　唯一幸存的广播员是雷·柯林斯，他在电台中间休息之前最后来一段广播，那时他站在纽约市的一个房顶上，广播中警钟乱响，告诉全市人民要立即撤走，因为火星人就要来到了。“哈钦森河大道还能通汽车。不要经过大桥到长岛去。……那里太挤了。”听得见同时有不少人在唱圣诗。柯林斯声音哽咽，勉强把下面的新闻念下去：“火星飞来的圆筒已经落在全国各地。一个在布法罗市郊外，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圣路易……”

　　下午8点32分，柯林斯广播快完的时候，来了个紧急电话，请哥广节目监督戴维森·泰勒离开第一播音室控制台出去一下。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发白，愁眉不展。纽约各电台已有百分之六十打断了广播，安慰听众说这不过是一出戏。本市警察已把哥广大楼团团围住，命令所有演员和技术人员在演完了戏时都不许走，有紧急问题要他们答复。泰勒回到控制台时，柯林斯正在描写那些身体高似摩天楼的火星人怎么走上普拉斯基高架公路，准备淌水过赫德森河。再过几秒钟就休息了，泰勒决计还是让柯林斯说完，所以柯林斯就装成中了瓦斯毒，勉强说话的样子说下去：

　　『柯林斯：现在他把那金属做的手举起来了。完啦。烟放出来啦……浓黑的烟，吹到全市各处。街上的人也看到烟啦。他们往东河跑去……好几千人在路上倒下了，象一大群老鼠。烟四面铺开，越来越快。到了时报广场啦。人家想躲开它，可是没用。他们象苍蝇似的一群群倒下啦。现在烟穿过第六大道啦……到第五大道啦……到一百码外啦……只有五十码啦……第四个新闻报告员：2X2L叫CQ台……2X2L叫CQ台……2X2L叫纽约CQ台……广播台没人了吗？一个人也没有了吗……2X2L……』

　　现在到中间休息时候了，哥广一个固定广播员接上，告诉听众说，刚才本台播送的是韦尔斯主持的水星剧团的戏。接着播送这出戏的下半部，稿子措辞审慎，一点也不危言耸听，可是怎么写都没用了。还没到休息时间，已经有几十万人叫着嚷着跑上街去；各州州长再三强调没有宣布戒严，请当地人民不要惊慌；各地礼拜堂也挤满了人，往往是一家老小哭哭啼啼，祈祷上帝在火星人来到之前赦免罪过。据普林斯顿大学的调查，约有一百七十万人相信这个节目是新闻广播，约有一百二十万人恐慌得很，要马上逃难。调查报告说：“有几个钟头真难过。全国东至缅因州，西至加利福尼亚州，都有人以为那些可怕的手持热线枪的火星怪物已经把所有迸行抵抗的美国部队都杀死了，大难临头，世界末日快要到了。”

　　各州电话员都应接不暇。各地广播电台说，市民打来的电话五倍于平时。在纽约市，哥广交换台和警局交换台都忙不过来，河边大道挤满了抽泣的人群，水泄不通。最糟糕的是新泽西州北部，那里据说最早“发现”了火星飞船，所以往往一家老小抱成一团，哭眼抹泪；不少人吓得失魂落魄，在野外乱跑；有汽车的也开出去四下里飞奔，免得闷死烧死。所有火车站汽车站都人山人海，一个个惊慌失措，赶买车票上车，不管开到哪里去。纽约有个妇女打电话到美国南方汽车总站问消息，她气喘吁吁地说：“快点把情况告诉我吧！世界末日到了，我还有好些事没办呢！”

　　事情过后，多萝西·汤普森写道，“这场广播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到了这时，那些役听过节目的无不嗤笑那些吃惊的人，说他们愚昧无知。可是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不管汤普森怎么说，广播剧《星际战争》在技术上总是极大的成就，甚至今天听听录音还叫人毛骨悚然。而且虽说产生恐惧心理跟教育水平低、经济地位低有某种关系，——最易受惊的听众是那些没念完小学，而且靠救济过活已在三年以上的——但是富裕的人也大吃一惊，这就难免人家笑话了。据普林斯顿大学的调查，当时的收听广播的大学毕业生当中竟有百分之二十八，高薪阶层当中竟有百分之三十五都信以为真。在南方某大学，女学生抱头痛哭，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跟爹妈诀别。东北某名牌大学有个四年级生，他刚从瓦萨女子学院访友后开车回校，在路上打开收音机听见广播，竟也相信“普林斯顿真的已成废墟，新泽西州全境也毒气弥漫，大火延烧了。”

　　韦尔斯在第一播音室轻松愉快地跟听众告别，他说：“朋友们，再见啦。明后两天，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教训。……要是门铃响了，开门又不见人，那并不是有什么火星人来到，因为这是万灵节的前夕嘛！”红灯灭了，水星剧团停止广播了。可是第一播音室的门铃倒响了，因为有人在外面等着——这不是火星人，面是纽约的警察，他们要狠狠地教训韦尔斯一顿，叫他忘不了。但是门还没开，韦尔斯和豪斯曼已经又在控制室收到了一个声势汹汹的电话。据豪斯曼后来的追述，“那是中西部某大城市的市长打来的，他大声嚷嚷要韦尔斯听电话。市长先生气得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因为本市街头人群蜂拥、教堂妇孺挤满、打劫行凶，同时并起。要是象韦尔斯所说，广播只不过是开开卑劣的玩笑，那么市长先生本人就要亲到纽约，把作者狠揍一顿才解恨呢！”

　　豪斯曼刚挂上耳机，门就被人从外头推开，整个播音室黑压压的都是穿蓝制服的警察。豪斯曼所谓“恶梦”这时开始了：审问他们两人，说弄得多少人自杀了，交通方面出了多少宗人命案了，“新泽西州还有某个娱乐场所因为人们争先逃命，踩死了不少人。”可是警察当时想不出豪斯曼二人犯了什么法，只能把他们臭骂一顿。之后就宣布释放，让他们去吃那更可怕的苦头：报界的笑骂。豪斯曼觉得报纸似乎是乘机报复，因为在捷克危机的报道工作方面，报纸比哥广的广播落后了一大截。可是记者们说：不对，这场广播节目上了报，并不是因为报界捉弄他们，而是因为本身是了不起的新闻，这话确也不错。第二天报纸有不少刺目的大标题：

　　『电台制造战争，惊动全国
　　电台宣布“火星人进攻地球”
　　全国大惊失色
　　全国大恐慌，有如狂潮突起
　　电台进行慌唐广播，居民纷纷
　　向警局询问真相』

　　豪斯曼苦笑解嘲说，“戏演得满不错哟！”确是演得不错。整整两天，这个节目在报上成为头版新闻，把希特勒也挤走了。不少人忧心忡忡，追听哥广报时信号（“布洛瓦牌手表时间下午9点”），哥广只好每个钟头都安慰他们一下，说“全篇故事以及其中情节都是凭空想出来的。”联邦电讯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广播了这么一个节目，真“令人遗憾”，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广播法规。有好一阵子有人说要向法院控告哥广犯了法，可是不久就没人再提了。那时韦尔斯已一跃而为全国名人，水星剧团也不再仰赖哥广的资助，因为已有商人出巨资请它为“坎贝尔”牌肉汤做广告了。最后白宫还请韦尔斯去参加宴会。总统把他带到一边，悄悄地说：“你知道，奥森，美国最好的演员就是你我两人！”他那副神气象是一本正经，可是韦尔斯不知怎么才好，只能鞠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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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心理不正常本来不易揣度，可是从《星际战争》这个广播剧的影响已经可以看出，美国人是越来越神经紧张了。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全国“都搞得人心慌乱”。《幸福》月刊说人们觉得大劫难逃，却没有说大家都绝望了。虽然人们觉得个人前途渺茫，可是还有那么一种信念，以为三十年代初期美国情况已经坏到无以复加，现在必然向历史性的高峰回升。在这方面广播也起了作用；欧洲局势发展越来越快，危机迭起，不容忽视。在这个时代，美国是生气勃勃的。弗兰克·布鲁克豪塞回顾当时的情况，这样写道：“不能否认，那个时代在许多方面是伤心惨目的，但美国人虽说受害，失望，挨过苦，流过泪，终于转败为胜。全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意气风发。”最后还要提到一点，这就是罗斯福叫人不要晕头转向、满不在乎。他深信这一代的人有其历史使命，只要有他领导，春风满面，从容指挥，最后必然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局面。

　　在夜深炉烬，酒兴方浓之际，一般美国人往往会想起1939年所目击耳闻的种种情景。要是他那时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订户，看见老板罗伯特·R.麦考密克上校不再提倡用简化拼法（如agast[aghast]，staf[staff]，Lether[Leather]，Jaz[jazz]，fantom[phantom]），心里就会舒服一些。罗斯福增加开支的法案受到新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联合反对，《论坛报》编者不禁心花怒放（“反抗施舍！”【原文是个影片名，《施舍号哗变》，旧译《叛舰喋血记》，这里用做双关语。】）；可是某上诉法院判决小学生无须向国旗敬礼，编者却怒不可遏。纽约儿童不懂什么是”人身保护法“，以为是一种病名，编者十分惊诧：塔夫脱刚做参议员，就发表演说要节约政府开支，编者点头称许；棒球名手卢·格里克宣布退休，编者难过；拳王乔·路易打伤了大力士托尼·盖伦托，要缝二十三针，编者敬佩；“波士顿勇士”棒球队抛弃旧名，改为“波士顿蜜蜂”队，编者不乐；新教皇庇护十二世任命保守派弗朗西斯·约瑟夫·斯佩尔曼为大主教，编者又甚是开心。那时有个共产党叛徒叫惠特克·钱伯斯到华盛顿伍德利路阿道夫·伯利家里，密告政府里有人搞颠覆活动，可是伯利置之不理，如果麦考密克有所风闻，必定拚命打听。幸而此事暂时还没有人知道，但过后不久，麦考密克就有机会就这件事大做文章了。

　　联邦调查局局长J.爱德加·胡佛这时也卷进了一场斗争，他的对头不是别人，正是地方法院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杜威认为调查局偷听电话是侵犯个人自由，曼哈顿区也有个高级警官说胡佛不过是“风头迷”，“坐在巡逻车上到处跑的著名戏子”。【“著名戏子”的原文是戴维·比拉斯科（1859？－1931年），他是美国著名演员、剧作家和演出主持者。——译者】胡佛不甘挨驾，回敬了一下：“共产党昨天在纽约开会，竟唆使两个最会写文章的人诬蔑我为百老汇的明星。”他出席美国退伍军人团代表大会，在会上说：“有些知识分子肆无忌禅，蛊惑人心，这不合乎美国传统。应该有人激于义愤，把妖言惑众的人公开揭露出来嘛。”不过，虽然杜威那时已宣布竞选总统，胡佛说这话也许还不是存心在竞选运动中打击他。

　　当时最畅销的歌曲唱片是希尔德加德的《深紫色》。弗朗基·西纳特拉还是每周为了二十五元拉开嗓门拚命唱，可是有一天晚上，哈里·詹姆斯的太太在旅馆收音机里听到他的歌唱，便开大音量，告诉丈夫说，“亲爱的，听听这人唱得多好啊。”哈里也赏识，于是开车到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镇，在一个叫做“村店”的路边小酒店里找到他，跟他签订了灌片的合约。他们灌的第一张唱片叫做《不能半心半意》，只卖了八千张，可是西纳特拉一家从此不愁没饭吃了。《孤胆骑警》，每周由一百四十个电台联播三次，有二千万人收听，……电影演员贝蒂·黛维丝、斯本塞·屈莱塞、弗兰克·卡普拉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艾尔弗雷德·希契科克导演了《名媛失踪》。……博比·布林因为嗓子变了，不能再演童角，十二岁就退休了。

　　在其他方面——或者如电影业所说，在金钱方面——好莱坞到了极盛时代。童星雪莉·邓波儿那时才十岁。最卖座的三个演员是米盖·鲁尼、泰隆·鲍威尔、斯本塞·屈莱塞。在广告里，每一部影片都自称“妙绝”，“惊人”，“迷人”，“哄动一时”。格拉曼在好莱坞大道盖了个中国戏院，水泥地板还没干，看见影界名人就请他在那里踩一下留个脚印。在战前银幕上，明星们演出的都是难以置信，美好非凡的故事。【以下所说都是影片里的情节。——译者】朱迪·加兰说服了骗子手弗兰克·摩根给胆小鬼伯特·拉尔打气；劳伦斯·奥利佛，戴维·尼文和曼尔·奥伯朗三人在《呼啸山庄》的大雾迷濛的沼泽地上你追我赶（高呼“希思克利夫！希思克利夫！”）；【希思克利夫是影片《呼啸山庄》的主人公。——译者】吉恩·奥特里放声歌唱，赞美西部风光如何美好。罗伯特·唐纳特演《万世师表》，看了这部片子，人们觉得大英帝国似将永存不灭。克拉克·加布尔不讲礼貌，竟在克劳黛·考白特①小姐面前脱下衬衣，而且里边不穿汗衫，这叫棉织厂老板吃了一惊（在一周之内，棉织厂股票果然跌了八点二五元）。他后来在影片《飘》里又撒野大骂“他妈的”；这部片子在亚特兰大市初次放映时，竟吓得南方妇女联合会主席晕了过去。更糟糕的是，他还带头反叛查尔斯·劳顿，可是劳顿还口口声声叫他“克里斯琴先生”呢。

　　【①戏剧界这时有个有趣的特点，就是演员改名挽姓，免致人家看出祖先是外国移民。三十年后人们反对这样做，可是在三十年代，著名演员都装成英国血统的。目前这种习惯仍然存在，不过是好是坏，各人看法不同。例如多丽丝·戴原名是多丽丝·卡普尔霍夫、朱迪·加兰原名是弗朗西斯·古姆……（略）】

　　乔治·阿利斯仪表庄严，态度沉着，所以在影片里老是演历史人物。有一位督学说，三十年代的小学生，长大以后恐怕仍然以为历史上的大人物部是阿利斯那个样子的呢。在故事片里，他表现得比格拉德斯通【英国政界人物（1809－1898年），历任首相。——译者】还狡计多端，比达塔尼安和“三剑客”【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年）的小说《三剑客》中的人物。——译者】还足智多谋，比罗思柴尔德弟兄们【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著名犹太人财阀。——译者】还更挥金如土。不过，阿利斯所演的历史片虽是教人开心的，法国革命故事片可教人伤心。在《玛丽皇后》里，瑙玛·希拉不动声色地坐上囚车往断头台去。在《双城记》里，罗纳德·考尔门也坐囚车跟在希拉的后面。到了断头台，他便伸颈就刑。头还没落地，人们已经知道他“所干的是空前未有的好事，会得到空前未有的安息的。”【考尔门在影片里演西德尼·卡顿这个角色，卡顿因为爱露西，冒充她的丈夫代上断头台。本书原文暗用狄更斯《双城记》里的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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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欧美两洲冬季都非常冷，是历史上有名的严冬。西班牙有一百万人死于内战。海因里希·希姆莱禁止美国《时代》周刊在德国发行，周刊出版商亨利·卢斯反而因此非常高兴。希特勒出过主意帮助设计售价三百九十六美元的“大众”牌小轿车，现在已经制成，他站在车前照相。（后来价钱涨了，可是式样未改。）1939这一年，美国同时开了两个世界博览会，要是你有钱的话，两处都可以去看看，有减价游览车可坐。不过虽有便宜可捞，却没有多少人这样做，多数人觉得着一个就够了，而且要看的是纽约的那个。另一个设在旧金山，叫金门博览会，设计是文雅大方的，航空表演惊险异常，采色泛光照明也别出心裁，可惜既没有新巧玩艺和华丽装饰，又没有传统派头和马戏之类的杂耍，而且更重要的是缺了格罗弗·惠伦这样的人。

　　惠伦那时已经五十三岁了，但是每次在社交场所出现，上衣翻领上还是带上一朵栀子花。他是博览会的纽约市官方招待员。如果哪个前来参观的外国达官贵人得不到他亲自招待，献上一个纽约市门匙徽章，就觉得挺不光采（理应有此感觉），象是美国要跟他们断绝外交关系了。这个博览会叫做“明日世界”，是惠伦精心设计的杰作。他希望，无论游客要看什么，都能看到：上自名家艺术，下至裸体跳舞；新奇的如叫做“埃莱克特罗”的会说话、会抽烟的机器人；庄严的如用三百种不同语言译出的《主祷文》，总之应有尽有。博览会闭幕那一年，西德尼·M.谢莱特在《哈泼斯》杂志上写道：“这个博览会十分不统一，不谐调。有好东西，又有坏东西；愚蠢粗俗到了极点，聪明高雅也到了顶峰。”《纽约时报》记者迈耶·伯杰给它起一个名字，叫“疯人园地”。可是这个博览会设想虽然疯狂，布局却有条理，今天看来，它本身所具有的明确目标比其中的庸俗布置更值得注意。纳粹德国没来参加（这是唯一不参加博览会的强国），可是关系不大。总而言之，这个博览会在技术上非常成功，对于战后美国社会的发展影晌很大。

　　博览会里最成功的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未来全景”部分，每天有二万八千人来买票参观。他们一个个坐在扶手椅上，下面有输送带托着，缓缓往前移动十五分钟之久，沿途一边看着诺曼·贝尔·格迪斯所设想的1960年的美国风光，一边听着录音解说辞。格迪斯的对于未来的估计并不是全都准确的。他预料到了1960年，美国人会个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精力充沛，玩儿的时间比干活的还多。（没有提到黑人，他显然以为那时已经没有黑人了）那时美国人对衣服家具之类已不感兴趣，所以博览会里没摆出多少这样的东西，在未来的美国的乡村，公路宽广，纵横交错。汽车都有空气调节，售价却只有二百元。全国各地多数绿树成荫，最舒服的是住在村子里的人，全村只有一家生产单一产品的工厂，粮食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种的。

　　到了那时，发明家和工程师还要用一点原子能，可是主要的动力来源已经是液态空气了。望远镜功率极大，从地球看月亮，比现在清楚三百倍。癌病再也不是不治之症。人们平均寿命延长到七十五岁。房屋轻巧易拆，要是不喜欢，把它拆下丢掉就是了（丢到哪里去可没说）。大多数人都是中学毕业生。每个村子都有个机场，飞机不用就放进地下机库，要用就拿出来，上上下下都利用升降机。办公大楼和公寓大楼，每座高达一千五百英尺，四周有高速公路，能容十四辆车并排行驶。

　　约翰·布鲁克斯指出了格迪斯的设想的显著缺点，这就是他看不出三十年后在国内引起许多麻烦的城市问题。据格迪斯看，将来城市当中将有一条条高速公路穿过，全市分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这样的城市设计是为了汽车进城更快，可是在哪里停车却没有安排。然而这恰好是格迪斯预测未来测得最准的地方，后来的实况正是如此，弄得我们无计可施。布鲁克斯说得好：“格迪斯梦想的天堂已经大致成为事实，但是糟就糟在理想实现之后，倒有点象是地狱了。”

　　※※※

　　1939年6月中旬参观纽约博览会的有不少外宾，其中有一位是说话结结巴巴的英国人，名为乔治六世。此人一身兼任奉天承运的大不列颠、北爱尔兰、以及其他属地的国王，印度帝国的皇帝，英联邦的元首，基督教的保卫者。陪同前来参观的还有英国王后（闺名伊丽莎白·安吉拉·玛格丽特·鲍斯·莱昂）和一大群仪仗人员、秘书人员、随从人员。惠伦一辈子最得意的大概是这一时刻了。他系着宽大的白领带，满脸堆笑，毕恭毕敬地领着英王到各处走了一圈，然后送他们上车直驶海德公园村罗斯福公馆去。

　　罗斯福那天尽地主之谊，亲自开车陪英国贵宾环游全县（汽车是“福特”牌特制产品，煞车用手扳，不用脚踩），请他吃红肠面包，还特意斟上英王要喝的“鲁伯特”牌啤酒。华盛顿有六十万人夹道欢迎；副总统加纳笑哈哈地说，“英国人来了！”凯特·史密斯也应贵宾的邀请，高唱《明月照山头》。没有什么铺张，可是政治意义极其重大。三个月前，希特勒已经夺取了捷克的残存国土，战争迫在眉睫，罗斯福现在想要让全世界知道，除向德国总理府拍发一些空谈原则的电报外，他还能做好些事情呢。他公开说，美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可是现在已经醒过来了，侵略者还是当心一点吧。但是德国元首照样对总统不客气，说罗斯福是“诡计百出的犹太人”，还说“罗斯福大人模样很象黑人”，可见“是个杂种”。

　　德国国会崇拜希特勒，美国国会可联合反对罗斯福，二者截然相反，白宫的人们想起就痛心。罗斯福要求希特勒保证不进攻弱国，据威廉·L.夏勒报道，希特勒果然在国会里严肃地保证，决不进攻美国，弄得“那些大腹便便的议员们放声大笑”。参议员奈伊是孤立派的代言人，他说这是罗斯福自讨没趣。中期选举时，罗斯福种下了恶根，这时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得到恶果：慕尼黑事件曾经震动全国，人们本以为外交委员会要提出取消中立法的，可是结果反而是以十二对十一票反对取消。投反对票的有沃尔特·乔治和盖伊·吉勒特两位参议员，罗斯福早就想叫他们退休的。

　　在当时的知名人物中还有个查尔斯·A.林白，他的广播听众之多，仅次于罗斯福。林白说：“有人说，我们的国境线就在欧洲，这是外国的宣传，千万不要上当。我们东有大西洋，西有太平洋，这还不够了吗？大洋是个大屏障，连现化飞机也难以飞越。”这种意见，他后来更说得振振有辞。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发誓，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决不同意派美军到国外参战。厄尔·白劳德在弗吉尼亚大学夏令政治讲习所演讲，有人问他斯大林会不会跟希特勒结成联盟，据白劳德的回忆，“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比选我当美国商会主席还难以想象”。弗里茨·库恩因伪造文件和盗窃罪判刑，他所领导的德裔美国人同盟叫嚷说，罗斯福由于政治原因把人关起来，库恩是第一个。8月20日希特勒首次要求波兰割让但泽，第二天柏林和莫斯科就联合公布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显然波兰人是陷于绝境了。可是美国军事评论家还老是说波兰怎么道路不修，“泥将军怎么妨碍进军”，好象天气既然不好，第二次大战就不会爆发似的。

　　美国人看问题爱简单化，所以关于外交政策和本国所受的威胁，没有运用理智来好好辩论。英国人的安全全靠捷克在苏台德区设防，张伯伦看不到；美国除海洋外还需要屏障，美国人也看不到。可是罗斯福和赫尔知道，大英帝国再也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安定力量了，因为英国的软弱性已经在慕尼黑暴露无遗。英国舰队固然还安然无恙，可是万一法国沦陷，英国人困守本岛，“地理政治”①的引力中心必然西移。希特勒已经直认不讳，最后目标是征服全世界，德国间谍在阿根廷也已大肆活动。罗斯福知道，为他自己这一代人乞求和平是做得到的，可是代价未免太高。到了下一代，美国就只能孤军作战，危乎殆哉了。林肯说过，有了舆论支持就什么都做得成，没有舆论支持就什么也办不到。如今美国的舆论情况怎样呢？据盖洛普博士的报道，经过调查，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赞成抵制德国：百分之五十七要修订中立法；百分之五十一预料1939年欧战会爆发；百分之五十八以为美国会参加欧战；百分之九十说，一旦美国被侵略，他们就参加抗战；但是只有百分之十说，即使美国不受侵略，他们也愿意打仗。

　　【①又译作“地缘政治学”，这种理论把国家比作为生物有机体，因此为了生长与发展，国家就要求夺取别国的领土，开拓自己的疆界和获得“生存空间”。这是一种为帝国主义扩张侵略提供理论根据的反动学说，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首先出现于欧洲，后成为德日法西斯扩张侵略的理论根据。——译者】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如果这时美国政府要采取类似宣战的行动，人们必将起而反对。罗斯福身为总统，不能不体察民情，审慎行事。这可教他为难了。但是他还有两个重要步骤可以采取：一是向参议院领导人随时汇报情况，二是加强陆军（当年夏季美国陆军兵力还不如波兰）。总统不知道——知道了也无法证实——早在5月里，希特勒已经决心先灭掉波兰，随即进攻英法。不过美国情报人员成绩不差，根据他们那些堆积如山的资料，已经得出了唯一的结论：德军要向邻国进攻了。

　　7月最后一周，总统请国会领导人来到二楼椭圆形办公室。他让国务卿赫尔坐在身旁，自己摆出证据说明希特勒如何野心勃勃；估计战事一起，盟国胜负未卜；他还要求国会修订中立法。希特勒当时已向罗斯福承认，美国唯一可观的力量是“地广人众，富饶无比”。为什么不拿这个唬他一下呢，现行中立法禁止出售军火，不论是卖给侵略国还是被侵略的。要是修订中立法，希特勒也许会收敛一下，和平可以保持。总统对客人说：“我连最后一发子弹都打出去了。现在得装一颗到子弹带里去。”

　　他其实是求助于参议员博拉。只要博拉同意，整个参议院会一致赞成。可是博拉不同意。他说，“今年不会有战争。眼前这种恐慌心理，是人为的，有意制造出来的。”

　　赫尔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只好说：“我请博拉参议员到我的办公室看看电报，好不好？”

　　博拉毫不动心，他说：“我在欧洲有情报来源，这比国务院的更可靠。”随后他又解释说，这所谓情报来源，就是外国报刊，不是别的。

　　赫尔气得几乎流下泪来。加纳副总统点一点人数，看在座的有多少赞成修订中立法。之后，他对罗斯福说，“首长，我们还是承认事实吧。你的票数不够，就是这么一回事。”

　　罗斯福冷静地对国会领袖们说，他巳经把话说完，以后有什么事，责任由他们负，祝各位晚安吧。

　　但是有一件事总统还要考虑，这就是国防情况。五年以来，美国海军这时才在大西洋举行头一次的演习，其借口是让官兵参观纽约博览会、可是就海军力量而言，也只能演习演习而已。1939年海军最教人难忘的事，是弗吉尼亚州朴茨茅斯港外，水深虽只有二百四十英尺，潜艇“鲨鱼”号竟然莫名其妙地在那里沉没了。众议院批准了陆军拨款四亿九千九百八十五万七千九百三十六元，其中有五千万元用于扩大陆军航空队，要把飞机由五千五百架增至六千架。可是博拉参议员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虚张声势，神经过敏。”这回他算是说对了。美国当时的飞机，没有一架可以跟英国的“喷火”式，法国的“纽波特”式或者德国的ME－109式比一比的。甚至那些开始在美国基地出现的新P－40式，也只配备了一些在推进机转动时能同时发射的机抢（这是1918年的旧设计），而且还在试验阶段呢。

　　5月里，总统又表现出知人善任的木领，选任乔抬·C.马歇尔准将为新的总参谋长（安排他宣誓就职的那一天恰巧正是德军入侵波兰之日）。参谋长手下兵员有二十二万七千，可是装备只够七万五千人之用，而且无非是些加仑式步枪，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二十年前制造的机关枪，1918年停战后由欧洲运来的法国七十五厘米口径炮之类。8月里，休·德拉姆中将把第一集团军集结起来，进行演习。他一本正经地向总统报告说，比之应有的战斗力量，第一集团军还缺少二十四万六千兵员，三千零六十三挺机枪，三百四十八门榴弹炮，一百八十门野炮。《时代》周刊评论说，“按欧洲标准，美国陆军只能算是拿着气枪玩的几个小把戏。”迪安·艾奇逊谈到美国怎么缺乏军事准备，也引用了一句老话：“上帝专门保佑三种人：小该，醉鬼，美国人。”J.P.摩根坐船出国到苏格兰去打松鸡，只从他的一句话就看出美国人的目光如何短浅了：“要是欧洲打起仗来，我就只得暂停打鸟了。”

　　9月1日波兰时间5点20分，欧洲果然打起仗来了。有一架德国军用机轰炸普克，那是但泽湾西北岸的渔村和波兰空军基地。上午5点45分，德国军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刚打出第一发炮弹，就命中了韦斯普拉特的波兰军火库。以后细雨纷纷，天色灰白，德国步兵就向波兰挺进。四个钟头以后，即华盛顿时间2点30分，总统床边的电话铃响了。来话的是驻法大使，他说：“总统先生，我是比尔·布利特。”

　　“说吧，比尔。”

　　“总统先生，托尼·比德尔刚从华沙来电话，他说德国已经有几师兵深入波兰境内，战斗激烈。他还说，据报华沙上空已有德国轰炸机。接着电话就断了……”

　　“啊，比尔，战争终于来了。上帝保佑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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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德军的军事进展异常迅速。德国总参谋部原先估计征服波兰要一个月，可是十一天才过，战斗已经基本上结束，没有停止的只是希姆莱新建的那些集中营里的呼号痛哭的声音。9月25日的《时代》周刊对读者介绍了一个新词：“目前这种战争不是占领土地，而是长驱直入，把对方一举歼灭；这叫做‘闪电战’”。收听欧洲短波广播的美国人，早先每半分钟就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乐句，其中有十一个音，那是萧邦的波罗奈舞曲的起句，表示波兰各地虽已沦陷，华沙电台仍然没被占领。但是9月17日凌晨四点，俄军突然从背后攻入波兰，华沙电台跟着就停止广播了。到了它再发出声音时，却是纳粹党播送的《德国至上》的威严曲调。

　　在《民族》周刊里，肯尼思·克劳福德提出了一些无须答复的问题：“罗斯福政府是守中立的吗？肯定不是的。再来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能置身事外吗？实际不可能。”但白宫却不是这样说的。9月3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布说，“我们美国将仍然是个中立国，可是我不能要求美国人人在思想上都保持中立。”在欧战爆发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纽约太阳报》记者菲尔普斯·亚当斯问总统说，“我们能避免参战吗？”过了一会儿，罗斯福才慢吞吞地回答说，“我非但真心诚意地想避免，而且相信能避免。我们政府将尽力这样做。”他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建议美洲国家会议警告各国军舰不得在加拿大以南的西平球地区进行海战，这项建议果然被采纳，警告在巴拿马宣言中提出了。在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总统，美国的领海向欧洲方面延伸，到哪里为止。他不作正面答复，只说，“美国的利益要它延仲到哪里就到哪里。”记者又问：“会不会一直延伸到来因河呢，总统先生？”总统笑了笑，解答说：“我只指海洋而言。”

　　他不止是谈海洋，也真的想到海洋。如果美国和德国对抗，那只能在公海上。轮船“雅典娜”号已被德国潜艇击沉，有些人幸而生还，到了英国，驻英大使肯尼迪的二十二岁的儿子杰克【这就是六十年代初期的肯尼迪总统。——译者】跟他们谈过话。他们对德国的行为表示愤慨，杰克对他们说，“我们仍然是中立国家，中立法依旧有效。”听了这话，没有几个人满意。罗斯福也不满意。现在战争打响了，罗斯福的政策就逐步改变了。根据他那颇为特殊的看法，“中立”的定义现在只是美军不开枪打德国兵罢了。至于帮助盟国利用制海权，这不能说是不中立。所以他禁止“交战国潜艇”（这所谓潜艇自然是德国的）进入美国水域，并且请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准许外国购买军火“现购自运”的问题。罗斯福夫人在专栏文章里边也说：“尽管我们不喜欢这样做，必要时，可能要运用本半球的力量来保卫文明，直至精神力量在各处都大大增强，栽减军备为人们所接受为止。”罗斯福所谓“中立”，其真实意义也就是这样。

　　可是林白不同意这种看法，参议员博拉、范登堡、惠勒也不同意，而且最初大多数报纸的编者也不同意。这样，现购自运在美国就成为战时第一个引起争论的向题了。在这场争论中，林白以新面目出现了。9月10日他发表广播演讲，说：“这不是白种人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的问题，而是上次大战犯下错误因而引起争执的问题，”他的妻子安妮刚写了一本书，叫做《未来的浪潮》，似乎要论证纳粹德国必热会征服全世界。可是林白的岳母却参加了报纸编者威廉·艾伦·怀特所主持的委员会，支持现购自运。时至今日，家庭分化了，信念不同了，言语激烈了。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公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残暴的独裁着一手抢劫和虐杀成千上万的人民，一手又向某些美国人发奖章。这样的奖章，试问有哪个美国人能接受吗？也许亨利·福特和林白上校愿意回答一下吧。”因为两人1938年都由希特勒授过奖。

　　伊克斯的话引起了德国代办的抗议，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严词加以驳斥。忽然之间，论争的中心又不是“中立”的定义应该怎么修改，而是怎么才算是爱国了。罗斯福破例宣布“全国处于有限的紧急状态”。律师和学者们都面面相觑，问什么叫做有限的紧急状态。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只是罗斯福叫人提高警惕的一种手法。这个笼统含糊的宣告，只有电影院的经理们能想出法子表示遵守，这就是每晚戏院收场时奏一次国歌（以后差不多六年之久都这样做）。总统跟孤立派来了一阵舌剑唇枪，结果获得胜利，多数议员投票支持他。参众两院都通过了修正案，准许现购自运，由11月3日起，进口的英国商船便由港务局派人领港。

　　这以后，立法部门暂告风平浪静，可是美国人却注意到了某些事情，或者说注意到某些事情本应发生但是没有发生。不是说欧洲有战事吗？是有战事，可是唯一的叫嚣打仗的声音却来自伦敦的杂耍戏院，那里口带土音的泼辣婆娘在散场时高唱一支难听的歌曲，叫做《我们要把洗好的衣服晾在齐格菲防线上》。海上发生过战事，可是主动权在英国手里。至于西线方面，希特勒的策略是静待时机，坐等法国人的斗志自然而然地消沉下去。法军挶处马奇诺防线之内，天天坐候命令，越来越精神不振。有一位英国将军说，“世界上最强的陆军，面对着二十六个师的敌军，竟然坐着不动，龟缩在钢筋混凝土工事后面。”德国人说这是“静坐战”。范登堡参议员也说，“这所谓战争，不过大约只有二十五个人参加，此外就是宣传。”博拉参议员说这是“有名无实的战争”，这个形容词倒很确切。

　　这样，三十年代在美国虽以饥饿呼号开始，却以闲散厌倦告终。这次欧战不同于上次，没有马恩河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在马恩河流域向法军两次猛攻，都给顶住了。】甚至大规模的边境前哨战也没有。在美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是国际问题将要压倒国内问题，需要尽力解决的时候，可是作为时代的标志的不过是一些小事：由于德苏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格兰维尔·希克斯退出美共了，不过谁也没注意。影星泰隆·鲍威尔和妻子安娜贝拉原在里斯本，现在飞回美国了。留英公费生也奉召回国（拜伦·怀特【1962年起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宫。】因此进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可是后来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很愚蠢，因为欧洲虽双方对峙，却一枪不放，本来是无须逃避的。战事初起，食杂商店卖糖论百磅地卖，罐头一卖就是一箱，面粉一卖就是五十磅。但是没有多久，那些拚命囤积的人，也觉得无所谓，因为粮食并不缺。

　　有好一阵子，喜欢纸上谈兵的人把带色的图钉抢购一空，兰德·麦克纳利公司的各种大型欧洲地图也脱销了。纽约交通局宣布，如有空袭，最好到地下铁道避弹，新泽西州贝荣市的美孚油公司的油船上原有德国水手，公司把他们解雇了，换上美国出生的。某毛毯厂的地毯原先叫“独裁”牌，很受欢迎，此时改为“自由”牌。可是到了厌倦情绪发生之后，大家便追悔先前不该大惊小怪了。圣诞节虽是百货畅销时节，欧洲地图却成了滞销货。据埃尔莫·罗珀的调查，美国有百分之六十七点四的人不愿参战。到了1940年元旦，全国对欧战更不关心，只想看看田纳西州那个锐气十足的小个子球队是否能在玫瑰体育场打败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彪形大汉队。（他们失败了；南加州球队以十四比零获胜，）娱乐场所播放的流行歌曲是《安妮搬家走了》；邦妮·贝克尽管口齿不清，也高唱《啊，约翰尼》，历数她的情侣如何如何的好。伊利诺斯大学有个曾获金匙奖的学生用莴苣包起五只新生小自鼠，一口吞下去。为了看贝蒂·黛维丝主演的《阴暗的胜利》和詹姆士·斯蒂华的《史密斯先生晋京记》，人们在电影院门日遮檐底下排队买票。罗斯福总统给希特勒拍了最后一个电报，劝他罢兵言和，可是所得的答复是“元首”睡着了，不过，他是睡不了多久的。

　　※※※

　　「美国人物画像：诺曼·托马斯」

　　『他是美国的先知，
　　民族的良心，
　　哑子的喉舌，
　　无产者的辩护士，
　　贵族出身的造反派，
　　人人箝口结舌时的大无畏的预言家。』

　　此人六次竞选总统，可是半张选举人票也没有得过。然而他不肯放弃理想，承认绝望，也不肯抛弃美国的原有制度：而且到了末了，他所赢得的并不比竞选得胜的人少——同时又保持着高尚的人格。

　　诺曼·托马斯是热心传道的人，这种精神是世代相传，出自天性的。他的爸爸、爷爷、外公都是长老会牧师。童年时代他在俄玄俄州卖报，派送沃伦·G.哈定主办的《马里恩城明星报》。那时他就独自不断地练习演讲术，直至声情激越，听者神迷，象布赖恩【美国著名政治人物和演说家（1860－1925年）。——译者】、德布斯【美国劳工领袖（1855－1925年）。——译者】、西奥多·罗斯福当年一样。

　　雄辩家的风格他学到了，现在要言之有物才行。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全班他考第一），他环游世界，目击殖民主义的罪恶，满怀义愤。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回纽约后，他在曼哈顿区斯普林街一带贫民窟做社会工作。那里人穷生活苦，使他心酸，便立意要寻找解决方法。沃尔特·罗申布什【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领袖（1861－1918年）。——译者】所办的联合神学院为他提供了一些答案，后来他说：“在纽约市贫民区的生活和工作，逼得我一步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战事一发生，这条路我更走定了。这里有个重要因素，就是良心的驱使。”

　　他所说的战事，发生于1917年。他进行反战宣传，人家扔石头打他。他联同罗杰·N.鲍德温创建美国公民自由社，后来改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918年他写信给吉恩·德布斯，这样说：

　　『我现在填表申请参加社会党。我要提出申请，因为我相信今天的激进派应该大胆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认为必须建立合作社制的国家，废除现存的不公平的经济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区别。』

　　他看不惯：

　　『到处可见的荒谬绝伦的不平等，触目惊心的浪费，漫无节制的剥削，以及纯属人为的贫困。』

　　德布斯1926年去世了，托马斯继任社会党领袖。他这年四十二岁，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重一百八十五磅，一双蓝眼睛常带喜色。他是个温和的说教者，蔼然可亲的清教徒。人类社会的情况，出奇地影响着他的健康。什么时候世界太平昌盛，他就精神奕奕；要是情况变坏，他的健康也差了。可是尽管有病，他从未停止工作。

　　1932年他竞选总统。他明知不会当选，所以预先告诫他那些青年追随者要准备失败。可是他说：“要投票争取希望实现，不要向畏惧心理屈服。你们不赞成的，就不要投票赞成。”

　　他竞选总统的政纲是：举办公共工程和失业保险，立法规定最低工资，兴建低价房屋，拆除贫民窟里不宜居住的房子，规定每周工作五天，禁止童工，举办老人健康保险，反对共产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黑人公民权，实行对老人发给年金。这些建议，当时几乎每一项都被认为是激进的。

　　这个纲领有七十二万八千八百六十个美国公民投票赞成，当时当选为总统的罗斯福也赞成。

　　1936年，托马斯的票数下降到一十八万七千三百四十二票。他明白这是为什么原因：“在关税税则和贸易壁垒、劳工立法和社会立法工作，社会保险制度、……农业政策（如移垦局）等等方面，社会党长期以来早已提出的许多政策，现在民主党都一一采纳了。我们社会党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是高兴的。”

　　不论怎么危险，他看见工人布置纠察线就参加进去，看见有讲台就上去演讲。1935年3月，他在密西西比州伯德桑格镇演讲为黑人分成佃农抱不平。有一群醉醺醺的白种暴徒把他拉下讲台，先打得遍体鳞伤，然后抛出镇界之外。其中一个人说：“黑鬼该怎么对待，用不着你这北方狗杂种来多嘴。”

　　三年后，他又到泽西城演说反对市长弗兰克·黑格（此人竟说“我就是法律”）。黑格禁止开群众大会，并警告托马斯不要去参加。可是托马斯竟然到了。黑格手下那些警察狠狠揍了他一顿，把他赶过赫德森河，不许再进城。过了一个钟头，他又来了。警察又揍他，把他甩在纽约市曼哈顿区人行道上，鲜血直流。这回他到联邦法院去告状，让官发出指令，不许市长和打手干扰大会，于是托马斯便缠着绷带，挺起腰杆，在泽西城里日报广场群众大会上痛斥“黑格主义”。

　　共产党人是恨托马斯的，因为他在苏联举行清党公审期间到过莫斯科之后，竟然公开说：

　　『在相信个人尊严的人看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好是坏，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人人自由，亲密共处的理想。除非你相信某种无政府主义行得通，或者有证据证明确有某个高人一等、群众拥戴的统治阶级，谁都应该自自然然、高高兴兴地服从它，除非这样，否则除了民主制度，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建立理想社会。另一条路能是专制暴政。』

　　托洛获基嘲笑说：“托马斯居然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那是出于误会。”可是托马斯的态度是坚定的：搞社会主义，不能不维持美国的原有制度。他以为新政派应该把钢铁工业收归国有，可是他相信选罗斯福为总统是“拯救了美国，……选成了福利国家，儿乎是发功了一场革命”。

　　在第二次大战中，他坚决反对拘留日裔美国人，也反对罗斯福要求敌方无条件投降。他认为如果纳粹德国战胜，那就是再糟糕没有了，可是他觉得要求民主国家说明和平条件是什么，似乎更合情理。

　　1945年，几乎只有托马斯一个人谴责使用原子弹。他说：“使用原子弹，千百万人对美国的憎恶和仇恨将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深更厉害。这是我们不能不付出的代价。”

　　他最后一次竞选总统是在1948年。他参加竞选，只是因为共产党利用亨利·华菜士。大选后一天，一位有名望的民主党人说：“不该落选的人落选了。”朋友向他：“你是说杜威吗？”回答说，“不，我是说托马斯。”

　　自此以后，托马斯再也不以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发表意见，而只作为一辈子宣传理想的人出来说话了。1960年他己预见地球上的生态危机【如环境污染等等。——译者】和裁军的必要性。他深信美国向别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最后将引起灾难，但是相信实行马歇尔的经济援助计划是明智之举。

　　他一边工作，一边写书，前后写了二十本。他的精力那么充沛，教人难以置信。八十岁后，他害了关节炎，行动不便，可是这个满身病态的老人竟还坐汽车、乘火车遍走全国——为了省钱。只能睡上铺——发表演说反对越南战争。有不少大学生已经发誓，说他那一辈的人，哪一个也不能相信，却挤进会堂去听他发表谴责越南战争的演讲。可是他从不劝他们采取暴力行动。

　　他说：“想生活过得有意义，有个秘诀，就是有正确的信仰，而且有正确的价值准则来衡量这些信仰。不同政见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能使我们念念不忘真理，重新衡量这些价值准则。造反行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美德。如果凡是造反都是好的，那么有些英雄的水平也就是很低的了。”

　　有一回，有个记者向他，他觉得自己一辈子有哪些成就。他的答话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以为，活到我这么大年纪，还觉得自己在坚持或者尽力坚持自己的信仰，这就算有一点成就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想到自己在争取公民权利，改进民族关系这些方面都出过一分力最，也就心安理得了。我还以为，在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的美国公众面前，竟敢不断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也算得是我的一点成就。”』

　　1968年12月，他在睡眠中去世了。约翰逊总统，汉弗莱副总统，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驻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纽约市长约翰·林赛都发表悼词，对他备加赞扬。他坚守了自己的信念，这一点是人人都同意的。

　　可是托马斯答记者问最后还有一句话，他们可没有提到。这句话是，“要说有什么成就，只有上面听说的这么一些。至于一般人所谓成就，我可没有多少。”

　　是没有多少；有之，只是一线永垂不朽的光辉。





　　第七章 黑夜茫茫，光明在前

　　基础物理这门科学，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是没有的。有犹太物理学，那是违法的；有日耳曼物理学，由菩提树下大街六十九号科学、教育、民族文化部负责。但是实际上，直到1938年3月，部里最出色的学者中却有一个叫做莉泽·迈特纳的犹太妇女，她跟奥托·哈恩【德国物理化学家，1939年造成核裂变，1944年得诺贝尔奖金。——译者】、弗里茨·斯特拉斯曼二人合作，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实验室里用中子轰击铀元素，获得了难以置信的结果。对迈特纳博士不适用排犹法律，因为她是维也纳人，不是德国人。

　　可是德奥合并以后，全体奥国人都转为第三帝国的公民了，迈特纳既是非雅利安人【纳粹党认为雅利安人种是所谓“世界上的高等的种簇”，犹太人不在其内】，就被摈于实验室之外，随时可能关进集中营。她那些名望很高的同事去谒见元首，为她求情。他们说，科学与人种无关；物理学只有真伪之别，并无种族之分；正是因为德国有真理指引，所以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学者德国最多——三倍于美国。希特勒大怒，骂他们是“白犹”，把他们撵走。后来果然下令逮捕迈特纳。迈特纳乔装旅客，先越界逃入荷兰，然后跑到瑞典的海滨小镇孔格尔夫，离哥德堡不远。两位大物理学家，哥本哈根的尼尔斯·博尔【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得诺贝尔奖金。——译者】和哈恩当时正在斯德哥尔摩，对她殷勤款待，可是她觉得自己的事业已付东流，个人生活也毁了。

　　事实上，他们三人，还有美国的物理学界同人，都即将踏进科学的伊丽莎白时代【即科学昌明时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第一（1533－1603年）时代，英国的音乐、建筑、文学都大有发展。——译者】。有五六个国家同时有了惊人的发现。意大利的恩里科·弗尔米因为研究中子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哈恩、斯特拉斯曼、博尔，还有剑桥的查德威克【他发现中子，1935年得诺贝尔奖金。——译者】和巴黎的约里奥·居里夫妇【1935年发现人工诱寻的放射线：得诺贝尔奖金。——译者】，他们都已经到达这项研究的临界线，正在努力突破。三十多年前，爱因斯坦就运用相对论抽象地测量了原子能。他说，运动中的物体的质量大于静止的物体，其区别由光速规定。现在已经真的用中子分裂了核子，发现了几种新元素，已经着手关于三种铀同位素的研究，而且写出了化学方程式。可以设想，爱因斯坦的理论因之而可能变为惊人的现实了。不过，核子物理学家并没有指望普通人能理解这些，因为连他们自己也难以相信自己的成就。1938年12月22日，哈恩把关于分裂原子的报告寄到《自然科学》杂志去，那时他总觉得自己大概是搞错了。他说：“论文投邮之后，我又觉得整个事情好象不大可能，如果能把稿子从邮箱里拿回来就好了。”可是博尔一读到这篇报告，就拍拍自己的脑门叫道：“我们怎么一向都没想到这一点呢？”

　　核物理学家们对这一成果既感到极大兴趣，又觉得神奇可畏，如何加以解释也是莫衷一是。爱因斯坦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威廉·L.劳伦斯说，核裂变是不能产生爆炸的。博尔跟一个同行争论，摆出了十条理由说明不能搞出爆炸装置。哈恩也说，“那肯定是违反上帝的意旨的。”可是在大西洋彼岸却有不同的看法。1939年二月二日，利奥·西拉德【美国核子物理学家（1898－1961年），生于匈牙利。——译者】从美国写信给约里奥·居里，这样说：

　　『大约两周前哈恩的论文寄到我国，我们有几个人马上就想研究铀元素分解时是否会放出中子这个向题。很明显，如果放出的中子不止一个，那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在一定的情况下，这就会导致某种炸弹的制造。这种炸弹一般说来已经极其危险，如果落在某些政府手里那就更其危险了。』

　　他没有说明“某些政府”是指的哪些政府，不过人人晓得，而且个个担心。有了这种炸弹，希特勒就能统治世界或者毁灭世界的。

　　由于心中忧惧不宁，欧洲物理学界的重要人物跟迈特纳一样，纷纷西去。弗尔米从法西斯意大利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到了瑞典他就退了回程票径住纽约，上哥伦比亚大学去搞科学研究。年轻的爱德华·特勒【1908生于匈牙利，到美国后参加制造原子弹和氢弹。——译者】到乔治·华盛顿大学。维克托·F.韦斯科普夫到纽约罗彻斯特大学任教，博尔也整装待发，要上普林斯顿大学跟爱因斯坦在一起。他向迈特纳建议，最好跟侄子O.R.弗里希博土暂留哥本哈根，搞完证实他们的理论的实脸再走。1939年1月16日，博尔到达纽约，迈特纳和弗里希的电报已经等在那里了。实验结果是肯定的，而且十分惊人；他们分裂的原子，竟放出二亿伏特的电。倘然能把铀控制利用，在理论上爆炸力会等于TNT（三硝基甲苯）炸药的二千万倍。

　　要是当时普通的人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必将惊异世界上竟有此奇迹，而又出自此辈之手。一般人以为科学家都是些不切实际的怪人，一些一边掇弄着蒸镏器、玻璃瓶、大型电力开关之类的东西，一边吃吃傻笑的佛兰肯斯坦博士式人物【英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1818年所著小说中的人物。这位博士创造了一个怪物，结果反而被怪物害死。】。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组织了一个班子跟这些核物理学家一起工作，就曾经告诫这个班子说，“你们的工作是不好做的，我们花了好多的钱才罗致来这么空前未有的一大批狂人。”科学家们知道人家的看法，可是并不在意。战前的核物理学家随随便便，一切都无所谓；六年之后，蘑菇云一升起，气氛就为之一变。1939年之际，连“物理学家”也不是个常用词，好些美国人都不会念。得过科学博士学位的人在大学工作，年薪不过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元。他们只得接受，因为别无他途。工厂并不需要他们。1937年整整一年，全国只招聘了四个科学研究人员；官办研究机关的经费极少，而且大都拨给了农业部。

　　但是这样也有好处：科学不受任何干扰。科学真的没有国界，科学家彼此之间并不保密。甚至在苏联，1939年A.I.布罗德斯基也能发表论文谈分离铀同位素的问题。他有两位同行还在莫斯科地下铁道换气竖井里进行过裂变试脸。（克里姆林宫后来下令停止实验，理由是没有实用价值。）甚至在国家安全概念进入这个领域时，科学研究者也泰然无所顾虑。他们说的行话，外人谁也不懂。说真的，就是他们的同行当中，也只有几个人知道裂变的这种新的意义。博尔在离开丹麦之前，就想到德军可能入侵这个小国，担心自己珍藏的重水（在重水里，氢的原子量是二，最宜于用以减低中子的运动速度）。可是纳粹党有多少人听说过重水呢？真是寥寥可数，所以问题不难解决：他把重水灌进一个大啤酒瓶，放进家里的冰箱，以后丹麦沦陷五年，重水居然保存得好好的。

　　最讲学术自由的国家大概是美国了。而原子武器竞赛的最初几着正是在美国公开进行的，但公众却漠不关心。迈特纳和弗里希二人的电报是用明码拍发的。科学情报也要用密码发电，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笑话。同样，用以证实他们二人的结果的另一次试验也是因陋就简的：1月25日，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留下地方，请弗尔米来做顾问，再动手安排铀元素试验，装上一个示波器来测定能量，而后按一下电钮，就开始了。结果，指针准确地记录下二亿伏特，同上次试验真是分毫不差。为了讨论这个现象该怎么解释，大家跟着就到百老汇大街和119街路口的哥伦比亚大学普频物理实验室301号讲演厅去。连门也没关，更不用说上锁了。街上行人谁都可以走进去听听核科学界的最新发展——当然科学家的行话，黑板上那些图形、表格、公式，以及信笔写下的片言只语，他要懂得才行。

　　甚至在华盛顿开讨论会也可以自由参加。那年春天，美国物理学会开会，弗尔米和博尔都参加了，博尔还上讲台报告了他们的工作成果。他直截了当地说，用在慢速中子轰击下的一小块铀235装置的炮弹，就能把哥伦比亚特区大部分炸乎。他一边做报告，代表们一边就在大厅里进进出出，给本校打长途电话。有个年轻的美国人叫罗伯特·奥本海默【美国物理学家（1904－1967年），后来任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1943－1945年），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译者】也一边拿个黄色本子拚命涂写着，粗略地计算产生连锁反应的铀临界质量是多少。《纽约时报》某记者当时在场采访，可是他本人以及该报编辑都没有完全掌握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全部意义。不过《时报》还是刊登了有关铀裂变试验成就的一则简讯。第二天早上，路易斯·W.阿尔瓦雷斯博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发，他一读到这段新闻，就从理发椅一跃而起，把理发罩布裹住身体，飞步跑到放射实验室告诉别人。

　　除了该不该搞核爆炸的道义问题之外——甚至当时也已经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了——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答。不久就发现铀非但是稀有元素，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点六是铀238，稳定而不易裂变。要裂变，就得从大量的铀238中分离出铀235，并且把它提纯，提到美国人当时还没见过的高纯度。制造炸弹先要有个设计，这份工作后来交到名叫克劳斯·富克斯【1911年出生于德国，因反对纳粹觉逃往英国，先后在英美两国研究原子能，1950年英国说他是苏联间谍，判处十四年徒刑。】的德国难民手里，他的政治见解颇为耐人寻味。尤其重要的是，从理论物理研究发展到实际装置，所费不赀，私人谁也负担不起。既然所需不下几十亿元，全国又只有总统一人能掌握这么大的物力，也许他们原本也是要去见见罗斯福的。那时反对制造原子弹的道义观念还不强，而科学探讨的好奇心极盛。可是争论也没有意义，因为有个论据早已压倒了一切：科学家们绝对相信，希特勒正在制造原子弹，而且有种种根据证明已经远远走在前面。

　　纳粹党当然明白核裂变这回事，哈恩那篇登在《自然科学》杂志的文章早已告诉他们了。1939年初，两个德国物理学家来到菩提树下大街六十九号，说有可能制造“铀机”。4月，德国六个最出色的原子科学家在柏林开了两次会，同意从事制造并且保守秘密。后来反纳粹的物理学家S.弗吕格博士听到这事的详情，他没有受到保密的约束，认为世界科学界应该知道德国正在干些什么，于是便在《自然科学》杂志1939年7月号发表了关于铀连锁反应的详细报告，然后通俗扼要地告诉了《德国新闻通报》的访员（这是一家保守派报纸，戈培尔当时还没有禁止发行）。结果自然是两份报刊都通过苏黎世传到国外。文内材料很难懂，一般纳粹党员跟普通美国人一样看不明白，所以检查员也就无从扣压。可是在美国的科学家们仍然摸不清底细。他们觉得弗吕格所揭示的不过是冰山的尖顶。而如果尖顶已经那么大，整个世界的麻烦可就严重了。1939年夏季，又听到了一件惊人的事：忽然间，德国未加任何解释，就禁止铀矿从捷克运出，并且下令封锁一切有关铀的新闻。既然向来铀的用途只限于制造陶瓷和用于夜光钟表面盘，禁令的原因就不言自明。菩提树下大街六十九号那些先生们已经动手干起来了。果然，他们确实在干，而且他们既然是德国人，自然要把所干的弄得堂而皇之，于是消息也就又从苏黎世传了出来。这个工程叫做“U工程”，由上级指派铀学会某些会员指导进行，对柏林陆军武器部负责。

　　这个坏消息必须告诉罗斯福，可是怎么告诉他呢？美国境内懂得裂变的核物理学家大多数是新来的外国移民，他们没有掌权的朋友，有的连英语也不大会讲。西拉德和特勒到华盛顿去过，可是遭到了白眼。甚至得过诺贝尔奖金的弗尔米也受到冷遇。陆军部和海军部都忙于采购常规武器，没有工夫来过问新玩艺儿。国务院觉得无须着急。档案里明明说，铀是稀有而用处不大的元素，产地有几处，包括捷克和比利时。欧洲的安静日子不多了，各国军队已在动员，危机一触即发，那些头发象乱草，说话象叫花子、口口声声说要分裂原子的怪人，外事人员哪有工夫去应付他们呢？

　　可是有个乱发蓬蓬的科学家——要说不修边幅，他才是最不修边幅的——人家可不能不睬，这就是艾伯特·爱因斯坦。他是名震一时的人物，只因他头发长，所以“长头发”在美国话里就成为代表科学家的新词。7月间，也就是华盛顿的官僚最后拒绝了弗尔米的建议之后，爱因斯坦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到长岛休假。可是他一接到西拉德和尤金·威格纳的电话，说一定要见他，就答应会面。不过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他们以为，甚至连爱因斯坦也可能见不到总统，还是凭他跟比利时王太后的交情，把坏消息告诉比利时更实际些吧。不过首先要在长岛找到爱因斯坦，这也不易。他们在盛夏冒暑出发，手里只拿着从电话中得来的地址，这个地址听来好象是“帕乔格”，实际上却是“贝康尼克”。就是到了贝康尼克，他们还是心中无数。西拉德说他们应该住回走，到家里想想清楚再说，可是这时忽然有个小孩自愿领他们去找爱因斯坦的住所。

　　爱因斯坦拖着拖鞋出来，请他们进书房。据西拉德说，“铀可能产生连锁反应，这一点连爱因斯坦也没想到。可是我一开始讲，他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马上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必要时情愿“伸出脖子冒个险”。他们劝他写信给王太后向比利时提出警告，——要是果真那样办，整个战争的结局会大不相同，因为下一年春天希特勒就占领了布鲁塞尔。可是他们不懂外交礼仪，因此在告辞回去之后，先弄个副本送国务院，看有没有意见，正本留待两周后再送出。不过几天之内，他们又跟朋友谈起，提出了新的主意。《德国经济学家》前任编者古斯塔大·斯托尔普认识亚历山大·萨克斯，此人是金融家，又是罗斯福的顾问。为什么不直接向白宫提出呢？萨克斯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8月2日西拉德和特勒二人又到长岛去，请爱因斯坦用德语口授给总统的信，由特勒译成英语。信里提到德国禁运铀矿和柏林制造炸弹这两件事。最主要的那一段说明了核子连锁反应可能有的深远意义：“……力量极大的新型炸弹就可以创造出来。这样的炸弹，只要用一只小船载到港口把它爆炸，整个海港连同附近的地区就很可能全部摧毁。”

　　10月11日，萨克斯把信交给罗斯福，亲自念给他听，免得夹在别的文件里搞丢了。可是这样做不得其法。信写得太长，罗斯福听得不耐烦了，最后说，此时政府干预，未免为时过早。萨克斯要求第二天吃早餐时见面再谈，罗斯福点头。萨克斯一整晚睡不着，两次三番从卡尔顿饭店出来，走过两条街到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纹尽脑汁，想用个生动的方式把问题摆出来。于是他便在早餐时对罗斯福谈起一段历史：罗伯特·富尔顿【美国发明家（1765－1815年）。】发明汽船之后，去见拿破仑，拿破仑说他的设计没有实用价值。要是拿破仑采用了他的设计，用汽船运兵打英国，本来是可能获胜的。总统想了一想，便去拿出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酒和两个玻璃杯来。

　　总统把酒斟满，跟萨克斯碰了碰杯，然后说：“亚历斯，你想别让希特勒把我们全都炸死，对吧？”

　　“一点不错。”

　　罗斯福把军事助理埃德温·“老爹”·沃森将军叫来，把爱因斯坦的信连同萨克斯借来的各种证明资料一起交给他。总统说，“老爹这件事需要处理。”

　　就这样，以S－1为代号的秘密战争开始了。只有总统亲自圈定的几个人知道这事，连副总统也不内。这场战争跟在欧亚进行的那另一场战争一样，也有胜利，也有英雄，而且并非都是在实验室里出现的。例如：罗斯福和萨克斯碰杯定计之后七个月，法国的核物理学家就执行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弄得菩提树下大街六十九号那些纳粹科学家无计可施。德国人知道欧洲当时所有重水都在法国人手里——共有一百八十五公斤，装在十二个密封铝瓶里，是1940年3月从挪威的诺斯克·海德罗公司买来的。那时周围已经都是敌军，可是法国科学家在弗烈德雷克·约里奥·居里领导之下，居然把重水藏在里翁监狱的死囚牢里。纳粹党知道重水就在附近一带，四处搜查，然而法国人还是从波尔多港把重水偷运出去，装上了一条英国煤船。德国人审问约里奥·居里，他撒谎骗他们说重水装上了另一条船，他们果然上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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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1月，博拉参议员逝世，三个月后，他所谓“空头战争”也宣告结束，因为德军己经侵入了丹麦和挪威。但是这年最使美国震动的还是希特勒在西线的大举进攻，竟好象奥森·韦尔斯在万灵节前的广播节目，一个劲儿演了七周。纸上谈兵的人每日每时都要移动插在地图上的染色大头针。广播评论员也不断讲解德军装甲兵团怎样深入盟军后方，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怎样炸死大批难民，一望无际的金头发的雅利安青年又怎样高呼“希特勒万岁！”杀进荷兰、比利时，直捣法国，如此等等。可是除了这些穿暗灰军装的纵队猛攻猛打之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清还不清楚。欧洲来电彼此说法不同，外界如在雾中。在这场混乱中，约里奥·居里和皮埃尔·赖伐尔【1942－44年任法国维希政府的实际首脑。战后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这两类不同的人各奔前程。同时另一些人物，一些新的领袖，努力在使斗志消沉的盟军重新集结。保罗·雷诺接替了爱德华·达拉第的总理职位，马西姆·魏刚元帅也继莫里斯·甘默林之后统率三军。在伦敦，张伯伦下野了，丘吉尔继任首相，大西洋彼岸也从此领略起此公的辩才。

　　美国人都已经知道什么叫闪电战了，可是最大的闪电战还是这一次。5月10日德军开始进攻。四天后，荷兰投降了。第十六天，比利时退出战争。次周，英军从敦刻尔克海滩撤退，虽是拚死挣扎，却也算得英勇壮烈。以后就只剩下法国孤军作战了。法军号称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可是在德军奇袭下的第七周，即最后一周，华盛顿的短波收音机不断收到雷诺亲自播送的呼吁，要求罗斯福出面干预，情深辞切，却未起到作用。

　　6月22日，法国投降，巴黎成了德国的了。亨利·非利普·贝当元帅和赖伐尔在休假胜地维希成立了法西斯新政府。【在法国那些部长、议员和文职人员离开巴黎前往维希的时候，爱丽舍田园大街放映的美国影片是《飘泊》和《这个带不走》。】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缺席审判飞往英国的坦克部队司令戴高乐将军，处以死刑。戴高乐不把这些叛徒放在眼里，安坐在伦敦切尔西区的公寓里写下头一批广播稿，向法国人民表示：既然天生同胞，必定生死与共。他当时也跟雷诺一样指望美国援助。抱着同样的希望的还有丘吉尔，不过他是个手腕高明的政客，不愿乞求。他旁敲侧击，说到了适当时候，“新世界就会拿出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不列颠之战开始了。皇家空军对德国空军奋力作战以保持英国的制空权。考文垂市被毁，数以千计的伦敦路人被炸死，这是要给倔强的英国人一个教圳，可是没有发生作用。英国人躲进了防空洞和地下铁道，——四岁的朱莉·安德鲁斯就在这里开始学唱歌的——英国首相则告诉希特勒，英国宁死不屈。他说：“……我们决不气馁，决不认输。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要在天空作战，而且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岛；我们要在海滩作战；我们要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我们要在田野和街巷作战；我们要在山区作战；我们永远不会投降。”

　　现在，新闻广播开始发挥真正的力量了。回想起来，当时“火星人进攻地球”那个广播节目竟象是船舰的试航，好让神经紧张的人定下神来。但是眼下的战争可不是假的。美国人一面收听广播，战争一面就在欧洲进行，他们在情感上难免有所爱憎。支持纳粹党的人没有几个，德国人特别不善于争取人心。他们非但暴行累累，还要公然吹嘘。战争一开始，他们就枪杀人质，美国国内各个种族集团中，几乎都不喜欢德国人。可是这还不是极限。意大利现在是他们的盟友，不久纳粹党对他们也不惜冒犯；接着又是希腊被征服，令人难忘的时刻是：有个德国军官下令，叫一个希腊士兵把蓝白两色的希腊国旗从阿克罗波利斯城上降下来。士兵遵命办理，随即把国旗裹住身体，从城墙上纵身一跳，直下三百英尺，摔在地上，默然死去。

　　听见这种事情，即使不是希腊血统的美国人也会怦然心动。1940年有不少人为英国祈祷，他们并非都是亲英的。在法国投降的前夕，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美国著名诗人（1892－1950年）。】在《纽约时报》写过一首诗：

　　『啊，制造吧，装配吧，送去吧，
　　这样英法才能跟我们一起活下去，
　　否则我们将孤军作战。』

　　现在法国是黑夜茫茫，这年夏季英国也只剩下大约三样东西：皇家空军的勇气，丘吉尔的声音，莎士比亚的一句遗言：“我们英国从来不曾跪倒在征服者的脚下，将来也不会。”美英同文，听到莎翁名句，美国人不禁大兴同仇敌忾之感。1940年夏末，美国作家艾丽斯·杜尔·米勒在英国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诗是最不易为人欣赏的艺术形式），名为《白岩》，三个月内就重印十一次，有人能整首整首地背诵，包括最后那四行诗。作者——还有千百万美国读者——的亲英情绪在这几行里表达得可谓淋漓尽致：

　　『我生来是美国人，
　　英国有不少东西我不喜欢，
　　英国有不少东西我忍过去了。
　　可是倘若世界上这英国灰飞烟灭，
　　我就不想活下去了。』

　　在主张干涉欧战的广大人民看来，英国命运如何，应该举国关心。好多美国人如今才第一次认识到，英国给过美国多少好处，美国和英国如何休戚相关。美国的广播迷——那年夏天有些人竟寸步不离扩音器——听得清清楚楚，穿大皮靴的德军怎么喀嚓喀嚓踏进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法国港口，怎么高唱《我们乘长风直下英伦》。看来似乎是绝望了。这时，英国的“喷火”式和“旋风”式飞机在海峡上空作战告捷，可是美国人还无从知道。9月一个晚上，德国派了一千五百架飞机把四百四十万磅炸弹投向伦敦。伦敦受灾之惨，是1666年大火以来最大的。圣玛利·勒波教堂里无价之宝的玻璃窗被毁；上议院也为一颗炸弹命中；白金汉宫中了五颗。在地下铁道里，小朱莉·安德鲁斯跟别的小孩一起唱着：

　　『现在来了几颗淮烧弹，
　　孩子们正好趁亮上床睡觉。
　　把沙包拿出来，盖住炸弹，把火灭掉。』

　　三万二千多英国孩子撤到美国。按当年的规矩，他们应该有一支歌。法国沦陷时写了《我最后一次见到巴黎》；不列颠之战时有《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现在英国的小客人来了，美国的流行歌曲作家便谱写了一丈余音不尽的曲子，歌词如下：

　　『那一天，姐姐和我还记得，
　　那一天，跟朋友再见，船走人消失。
　　他们留在家，我们舍不得。
　　可是大家都不说这个。』

　　这支歌唱了又唱，弄得酒吧间的一些顾客面对名酒也无心喝下去。他们既不想听到这歌声也不愿谈论这事，可是歌声是逃避不了的。不论到那里，似乎都听见凯特·史密斯在唱《上帝保佑美国》。拍电影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所以还要过好几个月才上映“米尼弗太太”。在这部片子里，沃尔特·皮金坐着小艇到敦刻尔克去营救打败了的英国兵，聊尽薄责。另有一部较早的电影叫“纳粹间谍自供状”，爱德华·G.鲁宾逊在片中扮演联邦调查局的暗探。一个德国间谍这样声势汹汹地恫吓他：“我总有一天要跟你算帐的，侦探先生！”这种片子看了叫人浑身不自在，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啊。历史上每一个重要关头，不是都有人推销纪念品乘机发财吗？可是这场宣传运动也制造了一些不朽的片子，包括“卡萨布兰卡”，有人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影片。同时还有人想出一个百试不爽的手法，以后各种政治远动无不加以利用。

　　这个手法的发明人是一个逃亡英国的比利时人，名叫维克托·德拉维利。他也跟戴高乐一样，天天从英国向本国同胞进行短波广播，叫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去。1940年末的一个晚上，他在广播里建议，用粉笔在各公共场所写上V字，表示坚信盟军最后会胜利，让那些纳粹匪徒心神不宁。自从用十字纪念耶稣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符号比v字更加家喻户晓的了。v这个字母可以简代的词意之多，真是叫人意想不到。在塞尔维亚语里，v字代表“英雄气概”；在捷克语里，代表“胜利”；在荷兰语里，代表“自由”。英国广播公司对欧洲广播，开头就用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起首那四个音符，嘀－嘀－嘀－哒，变为摩尔斯电码，是三短一长，恰好也是v的符号。于是一时间欧洲各沦陷国家里，无论鼓门也好，拉汽笛也好，按汽车喇叭也好，叫服务员也好，都是“滴－滴－滴－哒”。朋友见面，伸出两个手指作v字形互相招呼。餐馆刀叉也摆成v字。不走的时钟都拨到11点5分。有色粉笔写的v字到处都是，连德国军官的专用厕所里也有。戈培尔想掩人耳目，将计就计说V代表德语的Viktoria（胜利），是希特勒完全胜利的意思，可是有谁信他呢，连德国人也不信。后来美国也视为时尚。百货店里有镶人造宝石的V字别针出售；在蒂芬尼商店，你还可以买一个用真钻石镶嵌成的v字别针，标价五千元。

　　※※※

　　挪威的吉斯林【挪威法西斯分子。1940－1945年间德军占领挪威，吉斯林组织傀儡政府。后因犯此项叛国罪被处死刑。】有个小喽罗悦，“别以为只要在饭馆里瞎嚷嚷，就会打胜仗。”这话自然不错，希特勒的帝国已经比拿破仑帝国还大，他本人也跟拿破仑一样，拥有绝对权威。在大陆上，他力量雄厚，能同时四面出击；在海上，他那三百艘潜艇又正在掐住英国的生命线。唯一阻碍他绝对主宰全欧的，只到下英国人的誓死苦战了——除非美国出面干涉。

　　美国人中，这时不是孤立派，就是干涉派。虽然两派人中程度各有不同，可是凡属主张干涉的，都认为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法国投降后，干涉派一时不知所措，只能做一些收效不大的姿态，例如在衣襟上佩V字别针。宾夕法尼亚州珍尼特市有个射击俱乐部，会员们加紧练习打靶，准备收拾纳粹伞兵。华盛顿州柯克兰市有一家咖啡店，菜单上把“汉堡牛排”改称为“自由牛排”。美国退伍军人团主战最力，参议员贝内特·钱普·克拉克和众议员非什到他们那里演说，宣传孤立主义，都给轰下了台。有不少人瞎说什么“美国人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好象大萧条时期美国青年什么也没有经受过，只是躺在床上吃香蕉什锦冰淇淋。甚至爱德华·默罗也从欧洲写信给他父母说，“生活太舒服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我们不久就要付的。”在一切干涉派看来，最大的坏蛋是查尔斯·A.林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原有一条林白大道现在改为爱芬大道了。《纽约时报》说林白是“一个愚昧无知的青年”；自由派的专栏作家管他叫“冯·林白先生”。罗斯福总统对他也不太客气，说他是“铜斑蛇”。林白气不过，便辞去了后备役空军上校之职。

　　认为林白出卖祖国的人多得出奇，这似乎也有道理，因为早先他只身飞渡大西洋，受到人们崇敬，如今却变成个脚下没跟的家伙，未免叫人失望。至少在最初，林白还算不上一个听来刺耳的孤立派。战争开头那个月，他说，“我们不要欺骗自己。要是战时我们介入欧洲的纠纷，在和平后就要脱不了身的。”“这一场战争无非是过去在政治上屡犯错误的必然结果”。1940年纳粹德军前锋突破法国国境，他又说，“我们今天面临战争的危险，不是因为欧洲人要干涉美国，而是因为美国人要干涉欧洲内部的事务。美国的危险来自国内。只要美国内部不吵架，不干涉国外事务，就用不着担心外国入侵。”他认为千涉派正在利用“一切机会把我们推近战争边缘。”

　　这些话原都是公开说的；干涉派受到这类责备，不会生气，甚至大可以引以为荣。可是他自己虽不是亲德派，支持他的人中却不乏此辈，加之他跟报界又有磨擦，所以后来他的言论就越来越过分了。觉得报界仇恨自己的知名人士，过去有，以后还有，倒也不止林白一人。其实，有好几桩事人家对林白本来应该寄予一些同情心的，例如他儿子被绑架遇害，可是新闻界的作法实在令人惊讶。尽管如此，他搞的总是唇枪舌剑——他在纽约群众大会上说，他呼吁“美国人当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掌握报纸、新闻影片、电台”，可是相信孤立主义——不免言多必失。他跟奈伊参议员一起到得梅因市演说，出口不慎，几乎弄得“美国第一”运动【他们主张首先要保卫美国，欧洲事情不必管，这其实是孤立主义，见后。——译者】整个垮台。他竟然要美国犹太人免开尊口——否则对他们不起。他说，犹太人“控制和影响着电影、报刊、广播和政府”，如果美国参战，“他们就罪责难逃”。这一下子，就失去了犹太人的支持，连托马斯·E.杜威也说，林白这篇演说“不可饶恕”。

　　可是所有的孤立派莫不措辞过火。当时最流行的形容词乃是“实际等于”；不论罗斯福下什么命令，他们都说“实际等于宣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基·皮特曼说，英国最好放弃本岛，退到加拿大，这样希特勒就会满意了。甚至让纳粹德国控制大西洋，他觉得亦无不可。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欧内斯特·伦丁主张美国接管英法两国在西半球的全部属地。参议员范登堡以为让盟国现购自运好比“请喝第一口威士忌酒。”前驻英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也说，所谓“英国为民主而战”，全是“废话”。“铁裤汉”约翰逊责备白宫那位老上司，说他是“拿命运进行赌博，而不顾后果”。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直到1941年11月还为“美国第一”集团出力，说，“只有歇斯底里的人，才以为德意日三国中有哪个竟然想对我们作战。”伯顿·K.惠勒在参议院说，罗斯福“新的农业调整计划”是“要把美国四分之一的青年人送进坟墓”。（罗斯福说这是“卑怯的说法”，惠勒后来收回了这话）也许参议院里最有意义的言论是出自罗伯特·A.塔夫脱。他注意到白宫对日本在越南的势力越来越感到不快，便说，“为了印度支那某个连名字也念不上口的地方，叫美国的子弟去送死，美国妇女是不干的。”

　　“别让美国参与战争！”这是达特默斯一千名大学生联名致电总统的内容。他们从童年起深受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老师的教诲，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立场。他们跟大学教师是有分歧的：大学教师看问题跟罗斯福是大致一样；如果还对罗斯福有什么不满，那只是嫌他行动迟缓。有些抱理想主义的学生索性跑到加拿大向英军报名入伍；查尔斯·G.“查克”·博尔特在达特默斯校刊上发表过干涉派论调的社评，班里同学生他的气，于是他参加英军，结果在埃尔·阿拉曼【埃尔·阿拉曼在埃及北部，1942年10－11月，英军第八集团军在此地反击德意联军获胜。——译者】战役失去了一条腿。可是多数学生只想置身欧战之外。1940年6月间耶鲁大学举行毕业典礼，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前来演说，发现了这一点。那些最极端的孤立派以为，希特勒只要占领联合王国，便会心满意足：英国舰队何妨高高兴兴地向西开拔，改归美国指挥就是。洛西恩勋爵想对听众摆摆实际情况，他说孤立是完全办不到的。外界事务是强加到美国身上的，美国也回避不开。美国又富又强，别的国家一定把它作为目标；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什么人，只要他想称霸世界，一见美国非垂涎三尺不可，耶鲁大学那些教师们热烈鼓掌，然而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却默然以对。

　　罗斯福的想法跟洛西恩的路子一致，而且把这种共同点向前推进了一步。白厅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防止任何国家单独控制全欧。正因如此，马尔巴罗和威灵顿才跨过英吉利海映，1914年德皇攻陷比利时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也正因如此，目前英国才对德作战。罗斯福认为，在历史的兴衰反复中，美国在大西洋两岸这一地区中，也必须采取相同的立场。

　　但是罗斯福的处境还另有一层闲难；1940年是大选之年，而美国总统从来没连任两届以上的。竞选第三次连任并不违反宪法，可是两届而止却是难以动摇的传统。他原没有打破传统的打算。他本想到了1941年1月就退休，可是如今觉得这是做不到的了。要是孤立派有人当选，那就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灾难。光是既要援助英国，又要在竞选中获胜，也就不容易他觉得，——赫尔也有同感，——现在想把事情办通唯有一法：不要象先前那样事事都公诸于众。

　　自从欧战一发生，政府办事就有点不那么公开了。新出的绝密的道格拉斯A20型轰炸机试飞，有一架坠毁；美联社报道，受伤的人中有法国空军部的施默德林先生。此事一传，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跳了起来。此外，国务院还按总统指示，跟英国达成协议，规定公海上航行自由只限于英国船只：凡属德国货物，不论是在德国制造还是运往德国的，都可以在海上扣留。这一政策并适用于来往中立国家之间的船只。中立国家抗议，可是白厅说没有办法，要打仗嘛。还有，英国陆军从敦刻尔克撤退之后，不仅狼狈异常，而且装备尽失，于是罗斯福下令，美国新造的军火，凡有多余，一概用快船送往英国。

　　这时，美国的军备在世界上连三等国家也不如。自从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机床制造这门基础工业几乎全部消失。全国最大的铸造厂，只有制造浴缸和汽车骨架的能力；生产只能靠制造电车车轴的机器。德国入侵荷兰那天，赫尔请总统到国会要求每年生产五万架飞机，罗斯福听了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可是硬着头皮去了。由于连孤立派也主张美国堡垒化，国会投票同意拨款。“简直是荒唐”，赫尔曼·戈林听到之后说；可是后来美国每年生产的飞机达到六万架之多。

　　总统三番五次发言，都把轴心国家当作敌人——在意大利看见法国陷入绝境，向法国宣战的时候，总统说：“今天，1940年6月10日，有人手里拿着匕首，在邻国背后戳了一刀。”——他进行竞选当中，把五十艘超龄的美国驱逐舰转让英国，换取租用英国在两半球的海空军基地九十九年的权利。这次交易并不合法，使得美国虽然不是交战国，却成了英国的盟国了。可是潘兴将军【1917－1918年在第一次大战中任驻法美军总司令。——译者】和乔治·菲尔丁·埃利奥特【美国军事分析家和作家。——译者】都表示赞成。《时代》周刊也同意总统，认为自从美国买进路易斯安那地区以来，这是对美国国防意义最重大的事件。连一位孤立派参议员也说，“告诉你，这样的交易谁也不能反对。……罗斯福一揽子作成这两项交易，实在比我们大家都高明。”

　　※※※

　　这一笔交易签订合约之后两天，耶鲁大学有个学法律的学生小R.道格拉斯·斯图尔特（“老人”牌麦片公司第一副总经理的儿子）就创办了一个人数最多、财力最厚、影响最大的反战组织，名为“保卫美国第一委员会”。它的主张是美国人应该准备为保卫美国而战，不是为保卫英国而战。（这其实是要牺杜一个可贵的盟友，不过从未明说。）它的领导人后来是罗伯特·A.伍德将军，他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董事长。

　　不出半年，这个组织就吸收了六万会员。国会山上每一个孤立派都参加了进去。小说家卡思林·诺里斯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宣传人，查尔斯·林白是最受欢迎的演讲人，而伍德、亨利·福特。罗伯特·扬、斯特林·莫顿、小爱德华·赖尔森和莱辛·罗森沃德则是资助人。委员会的宣传费好象用之不竭，有个时候竟在六十家报纸上同时登整版的广告攻击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后来又在另外七十九家报纸上再登一次。由于约瑟夫·P.肯尼迪、艾丽斯·朗沃思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都是会员，委员会也还有些声望。他们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和芝加哥两地屡次开大会，参加的人一听见丘吉尔的名字就嘘声四起，不过这倒教林白不自在起来。

　　为了同他们唱对台，威廉·艾伦·怀特创立了“援助盟邦保卫美国委员会”，全国各地都有分会。（最大力支持这个委员会的是东部沿海各州，这是有重要意义的）援盟保美委员会组织签名支持，寄发小册子，散发传单，同“美国第一”对着干。这个怀特委员会的发言人有约翰.J.麦克洛伊【1947年曾任世界银行行长。】，作家伊丽莎白·卡特·默罗，即林白的岳母，还有罗伯特·舍伍德【美国戏剧家（1896－1955年）。】为首的知识界。除《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外，各大报也都极力支持。

　　这时美国将要头一次在和平时期征兵，这大概是任何在职总统在竞选连任期间提出的争议最多的问题，双方对此显然都深深动了感情。就是乔治·华盛顿，当年也没有说服国会在和平时期批准征兵啊。1940年之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强制性军事训练，不实行的只有加拿大、古巴、少数南美洲国家和美国。千百万美国人仍然想维持老制度；他们认为征兵就等于让他们回到他们早先离开了的欧洲。可是马歇尔将军不能没有兵员；为了建立有效的国防，兵员还要马上征集，6月10日，罗斯福在一篇演说里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保证：“美国的装备和训练，将足以应付一切紧急国防任务”。这里有实际意义的词是“训练”。在众议院提出的有关议案，就叫《选募合格兵员进行训练服役的法案》。

　　产联领袖约翰·L.刘易斯到国会作证，说征兵“具有独裁制度和法西斯主义的味道”。诺曼·托马斯、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1908－1933年任《民族》周刊编辑。——译者】和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牧师都说征兵是不道德的行为（有个传教士预言征兵会让美国青年“染上梅毒，变成奴隶”）。劳联主席威廉·格林的发言意思不明确，他似乎说只有外国军队侵入国境他才能同意征兵。罗斯福夫人最喜爱的组织之一，“美国青年人会”，竟然代表其会员发誓拒绝入伍，这叫她很尴尬。联合神学院的学生按征兵条例是属于当然缓征的，可是也有二十多个学生公然说将不到兵役局登记。莫霍克族印第安人也不肯当兵；他们说决不参战，因为他们从来没得到过美国公民应有的待遇，这倒不无道理。

　　可是反对参战的院外集团运气欠佳。9月，小组委员会讨论征兵法案后，送交众议院，其时正值纳粹飞机狂炸伦敦，造成一片火海的照片遍登各报头版。6月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还说只有半数美国人赞成征兵，法国沦陷后，赞成者便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现在又增至百分之七十一。国会批准征兵一年，凡是二十一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男子都要登记应征。不过一天工夫，美国最大的结婚戒指制造商之一，纽约市J.R.伍德父子公司，生意就增加了两倍半。全国各地掀起了“抢在征募前结婚”的浪潮，以为只要结了婚就可以永远免征了。可是他们低估了对手。原来罗斯福任命了一个陆军军官为兵役局局长，他自从1926年以来就专门研究各种征兵方案，什么漏洞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此人是刘易斯·B.赫尔希。

　　惠勒参仪员曾经嘀嘀咕咕过一阵，说美国青年不会屈服于这种奴役性劳动的法案，一定要起来革命，等等。可是青年并没这样做。相反，到了10月16日那天，已有一千六百多万人登记应征，什么乱子也没有出，而且大家情绪似乎很高。10月29日，陆军部长给第一批征兵抽了签，过后不久成千上千的邮递员就送信上门，信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喜报：
　　你向街坊委员会报名，希组接受军训并在美国陆海军中服役，现经审查中选，特此通知……』

　　入伍人员，也叫“中选人员”——当时不叫“士兵”，以免有失敬之嫌——搬进了新建的松木营房，随后就拿着木抢，带着大硬纸箱（标上“坦克”二字）去进行野外演习。不用多久，大家就都厌偿了。因为美国并未实际参战，而且和他们打交道的是美国和平时期的军事体制，向来都是运转不灵、气氛沉闷的。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无聊的新兵们越觉度日如年。到了夏季，兵营里便出现了粉笔大字Ohio这是“十月过山”的缩略语。所谓“过山”，在军队暗语里是指开小差，“十月过山”的意思是只要等到十月征兵法满期，大家就可以恢复自由了。可是到了十月却走不了了，因为眼看战争就要爆发。然而就在那样的时候，众议院也仅仅以二百零三对二百零二票的接近票数通过延长征兵法一年半。赞成的只多一票，可见罗斯福当时真是如履薄冰啊。

　　希特勒当然希望罗斯福落选。据战后调查，为了1940年的美国大选，德国着实花了不少钱，不过大半是白花了的。经手花钱的是叫做汉斯·汤姆森的德国大使馆随员。这人在《纽约时报》整版整版地大登广告支持两党中的孤立派。据他向德国总理府的报告中自称，共和党政纲强调“美国第一，整军备战，争取和平”是他促成的，并且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在这方面出了铁，可是一点风声也没走漏。”

　　这种说法当然可疑，因为民主党也有类似的政纲保证说，“除非遭受侵犯”，不派美军出国。竞选的关键在于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就连亲英派确实也挑不出更适合的人。以清除积弊闻名的纽约州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已在各地预选中获胜，塔夫脱的竞选总部也十分自信，特意选用ME－1940这个电话号码【意思是1940年舍我其谁？】，可没想到这一次代表大会竟然不受政客的操纵，因为代表们都渴望选出一位能够当选的人。罗斯福在代表大会前夕选任两位共和党人为阁员：亨利·史汀生当陆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当海军部长。这件事情使代表们十分恼火。会场不断高呼：“我们要威尔基！我们要威尔基！”大家相持不下，直到第六次投票，才选出温德尔·L.威尔基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威尔基人品很好，可是竞选功夫欠佳。他老是有些小毛病。竞选演说要大声疾呼，可是他的嗓子受不了。9月间他连续演说两天，嗓子就全哑了。他在伊利诺州罗克艾兰县硬着头皮站上讲台，声音嘶哑地说：“我有心——啊嗨——可是我的嗓子——啊嗨。”后来更加无法听清，竟象是无声电影，只见嘴巴功，听不到声音响。喉科专家叫他不要再说话了，这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可是总统候选人怎么能不说话呢？那嗓子尽管涂油，漱洗，仍然沙哑如故，直到竞选结束之后才恢复常态。

　　共和党里有些老党员不肯选威尔基，因为前不久他还登记为民主党党员。威尔基要求参议员詹姆士·E.沃森支持他，沃森老气横秋，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要是有个婊子悔过自新，想到教堂去，我个人不妨表示欢迎，亲自带她到教堂听讲。可是老天在上，我当然不会当天就请她登台领唱圣诗的。”蓝领老粗对威尔基喝倒采，威尔基太太还挨了鸡蛋。更严重的是，共和党里那些惯于臭骂对方的家伙没有吸取1936年的救训，结果反而害了威尔基。有个费城律师公开说，没有什么人支持罗斯福，只有“一些穷光蛋，一年挣不到一千二百元，却还受之有愧的小子，此外就是罗斯福家里的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反战广播也太粗鲁，弄得听众反而同情起罗斯福来了。他们说：“当你孩子快要死在欧洲战场连声叫妈的时候，可别怪罗斯福派他远征国外，只怪你自己让罗斯福回到白宫！”

　　在这方面，威尔基是无可非议的。战争本来是唯一可以用来攻击罗斯福的问题，可是威尔基为人正直，讲究礼貌，不屑加以利用。相反，他赞成罗斯福把军火送往英国，支持总统在和平时期征兵和用旧军舰进行交易；他批评总统说这笔交易不应该背着国会来做，说得恰如其分。共和党的顽固派说他这个竞选人是个应声虫，这是不公平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他怎能采取别的立场呢！民主党新提名的副总统竞选人亨利·华莱士骂威尔基是纳粹党看中的人，他决不应该受这样的指责。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罗斯福笑容可掬，照常工作，好象根本没有听到过威尔基其人。争取重新提名罗斯福，由哈里·霍普金斯一手策划，他安坐在芝加哥黑石饭店一间漆成棕黄色的房间，隔壁浴室中有一条电话线直通白宫。民主觉内被提名的还有法利、加纳和泰丁斯，这说明自从四年前的代表大会以来，党已经分化。可是这次代表大会明显是受到操纵的。芝加哥市长爱德华·J.凯利在市体育馆地下室安上了一个麦克风，直通会场广播系统。到了关键时刻，就有一个芝加哥市官员对麦克风喊一声，“我们要罗斯福！”于是大会里也跟着喊。这个官员不是别人，正是芝加哥市的下水道监督，共和党人认为，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

　　在罗斯福竞选期问，只有一个时候确有争议，那是选举前五天，地点是波士顿。当地的政界人士劝他重新提出保证，不派美国青年到国外打仗。他告诉他们，这种话他说过好多回，觉得腻烦了。可是最后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说：“既然听众中尽是为人父母的，我借此机会再提出一项保证。这句话我早已说过，不过不妨再说一遍，两遍，三遍：你们的孩子是不会被送出去参加外国的战争的。”

　　萨姆·罗森曼提出异议，因为民主党的政纲并没有这样说。他认为总统应该补充一句，“除非遭受攻击”。罗斯福摇摇头，那样说太露骨了。他回答说，“如果我们受到攻击，当然是要战斗的。人家打我们，就不算外国的战争，对不对？难道他们要我保证，只有再来一次内战，才派兵打仗吗？”约翰·根室后来说，罗斯福这句话“不诚实”。罗伯特·舍伍德曾经主张罗斯福说那段话，但后来也说，一想起“一遍，两遍，三遍”这几个字，心里就有气，直到现在，有些崇敬罗斯福的人听见人家复述那几句话，还很不自在。但是在这以前，罗斯福对美国人民从来都是开诚布公的。他能重返白宫这也是原因之一。

　　选举过后一天，约翰，L.刘易斯发现有人在联合矿工会大楼前面挂上了一幅大标语：“辞职照准”。【刘易斯反对干涉欧战，见前。1940年他还反对罗斯福第二次连任总统。这里的标语表示对刘易斯不满。——译者】按选民票计算，是二千七百万对二千二百万，票数这么接近，是罗斯福从政以来第一次。可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仍然是威尔基所谓“冠军”。大选后两天，这位“冠军”又到了联邦车站，得意洋洋地乘汽车经宾夕法尼亚大道回白宫去，二十万人夹道欢呼，他笑眯眯地摘下旧呢帽致意。喜欢罗斯福的人还是千千万万，反对他的人也来看看。可玩味的是《华尔街日报》把大选结果塞在第六版不重要的地方发表。

　　※※※

　　在开党代表大会之后和开始竞选之前，罗斯福曾抽空去视察过第一集团军的九万四千名官兵。他事先传话，不要为他鸣礼炮，奏军乐，举行阅兵式和迎送仪式——不过陆军是陆军，还是行礼如仪，——他只是想看看他们的装备如何。其时没有多少装备可看。司令官向总统报告说，“我们拿扫帚把当机关枪，排水管当迫击炮。”罗斯福大笑说，大家都在冒风险，彼此一样。

　　可是并非人人一个样，英国人就不是。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之后，罗斯福非但把一切可以调集的东西都一一送去，连还在生产中的P40战斗机也指定拨给英国。这样决定是有道理的：英国越强，美国就越有时间作准备。不过，这虽是明智之举，对美国公众却恐怕无法说清，所以在第三任初期，随着国内外事态越来越紧张，罗斯福的办事也越来越保密。除了向国会要钱的情况外，他倾向于独立行动，指派哈里·霍普金斯一类的特使去伦敦，而不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国会只是在1946年调查珍珠港事件的时候，才知道英国参谋部人员曾经在1941年1月29日飞到华盛顿，一直住到3月27日，跟海陆军参谋长密商。美英两国当时虽然不是盟国，可是正如T.R.费伦巴赫所说，已经是有共同目标的“协作国”了。

　　克莱尔·布思·卢斯【美国政界人物、编辑和作家（1903－？），《时代》和《生活》杂志发行人卢斯曾任众议员和驻意大利大使。——译者】认为对希特勒应该更强硬，因此责备总统进行的是一场“软弱战”。她说，各国领袖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丘吉尔双指作V字，希特勒高举右臂，墨索里尼昂首阔步。有人问她，罗斯福呢，她舔舔手指，伸出去试探凤向。她这比喻很巧妙，也反映了真实情况，不过罗斯福这样做也是绝对必要的。身为总统，不能不了解美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国内不团结，大的战争难以取胜。他可以比群众先走一步乃至两步，可是如果离得太远，就有负他们的期望，也实现不了自己的就职誓言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写道：“既要尽忠为公众服务，又要处处讨公众喜欢，这是不可能的。”

　　民意测验正在成为兴旺的企业，不过测验结果有些是不言而喻的。在思想上，纽约市比全国其他地方更倾向于干涉欧战，可是得克萨斯州倒是更敌视希特勒。得克萨斯亲英派不多，可是爱国主义特强。真正热烈主战的是南方各州（佐治亚州连一次“美国第一”派大会也没开过）。南方各州白种英国血统的基督教徒，对德作战的斗志之旺，超过其他各州五倍——这也许象迪安·艾奇逊所说，因为南方的英雄人物大都是军人，就全国来说，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赞成驱逐舰的交易。祖国沦亡的民族集闭，除斯堪的纳维亚人外，个个对德国人恨之入骨，上层社会也都倾向于干涉；到1940年初夏，美国工商界和知识界领导层有三分之二以上主张增加援英物资，《美国名人录》中男女名流几乎有一半主张国会立即对德宣战。至于扩军备战，这时全国几乎人人（占百分之九十三点六）都赞成了。

　　可是有好些测验数字是无法理解的。1939年秋季有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相信本国会参加欧战，可是法国沦陷以后，战争危险已严重得多，这时持这种意见的反而只有百分之七点七。1940年末，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认为英国在为美国而战，然而赞成美国参战的只有百分之十三。据《幸福》月刊1941年的调查，有百分之六十七的美国人愿意追随罗斯福参加战争，然而反对战争的仍占百分之七十。正如林肯远在1862年所说，“事实上虽然我们已在交战之中，人民却还没有拿定主意。”

　　1940年末，《纽约时报》得出给论，说国家得了“某种精神分裂症”。但有一套数字是有一贯性的，说明了一种趋势。盖洛普提出问题：“你以为美国是应该避免参战呢，还是应该尽力帮助英国，甚至冒参战的风险呢？”回答是：

　　『　　　　　　　　　避免参战　　　　　　帮助英国
　　1940年5月　　　　　　　64　　　　　　　　　36
　　　　 11月　　　　　　　50　　　　　　　　　50
　　　　 12月　　　　　　　40　　　　　　　　　60』

　　对于总统，处于政治光谱两头的极端分子都施加着强大的压力，这其中有国会领袖，有白宫助手们，有内阁阁员，还有总统自己的妻子。他的政策在当时不象现在回顾起来那么清楚：当时凡是能张罗得到的东西，都送到英国；动员美国工业，把国家武装到牙齿；不知不觉，不断驶近在大西洋中活动的德国潜艇，希望一旦发生事故，全国就会凝成一股好勇斗狼的力量。不过他很少考虑到太平洋，而且据人们所知，他也没有看到一次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最有意义的民意测验的结果：在西海岸，美国人对德国不甚关心，可是倒准备随时对日作战。

　　站在1940年末来看，上述罗斯福政策的第一个方面，最为软弱。那时英国正一败涂地，英军在各条战线都败下阵来，英镑也接近于枯竭。罗斯福竞选第二次连任刚结束，跟着得了鼻窦炎，于是乘坐巡详舰“塔斯卡洛萨”号到加勒比海晒太阳，以资休养。他一边休养，一边琢磨英国的问题。一架水上飞机翩然而降，送上一封丘吉尔的亲笔信（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说，丘吉尔一辈子所写的信，这一封也许是最重要的），信里说，英国军用物资十分短缺，却又没钱采购补充；国库存款下降，只合二十亿美元。在世界上，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国家，连希特勒也在美国大选完毕后两天公开说过，“谈到美国的产值，连天文数字也不能充分表示，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不打算出面竞争。”【1940年，慢慢警觉起来的美国生产了六千六百九十九万三千吨钢，而全面开工的德意志帝国才生产了二千八百万吨。】可是丘吉尔觉得，正是在生产方面，非要希特勒出面竞争不可。总统是否能在宪法许可范围内想个办法防止英国继续沉沦，变得“一贫如洗”呢？

　　丘吉尔的信送到时，霍普金斯也在军舰上。他没看见罗斯福马上有什么动心的迹象。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出罗斯福正在大动脑筋。霍普金斯说这可以叫做“加油”，“他经常如此，表面看来似乎逍遥自在”。据丘吉尔回忆录说，霍普金斯后来告诉过他，罗斯福那时独个儿坐在躺椅上，把来信看了又看。足足两天工夫，他象是踌躇不决，沉思默想，不做一声。霍普会斯懂得他的脾气，什么也不问他。“后来有一晚上”（这也是霍普会斯的话），“他忽然拿了出来——一整套计划……没有疑问，他已经想出办法来解决了。”这套计划，这个既能解决丘吉尔的困难、又能教希特勒招架不住的法宝，碰巧叫做众议院第1776号法案【碰巧之处在于1776这个号码，1776年七月四日，英属北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发表《独立宣言》，脱离英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租借法案。

　　12月16日，罗斯福回到了华盛顿。第二天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先说了这么一句：“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也许这一点可能算是一条吧！”接着他就把美国史上最不平凡的新闻之一告诉他们，而且花了四十五分钟来解释他所谓租借的概念。也开头这样说：“设想我的邻居失火，而我家里有一条浇花用的水龙带，要是让邻居拿去接上水龙头，我就可能帮他把火灭掉。我怎么办呢？我不会在救火之前就对他说，‘老兄，这条管子我花了十五元，你得照价付钱。’那么我怎么办呢。我不要十五元，我要他在灭火之后还我水龙带，就是这样。要是火灭了，水龙带还是好好的，没有损坏，那么他就会送还原物，连声道谢。”要是坏了，那就用“实物”偿还就是了。

　　作为论证的方法，这个比喻十分高明，而且象是很有道理。罗斯福要借给英国的并不是什么水龙带，而是坦克、飞机、战舰。这些东西能在战后用“实物”偿还吗？而且，就按照这个比喻来说吧，在租借物资中，水龙带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水龙头以及许多昂贵的自来水设备也都将移交给“邻人”呢。再说，按这个方案，有权决定借什么、几时借，借给谁的，只有总统一人。众议院1776号法案的全称是《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及其他目标的法案》，这将授予罗斯福以其他总统从没要求过的大权。法案规定，“总统认为该国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就可以给它援助了。

　　作为先例，这个措施的影晌至深至远，最后竟深远到了东南亚丛林之中，可是当时人们认为争论所及不过是孤立和干涉两派之间的一场斗争。12月29日（当晚伦敦遭到最严重的一次燃烧弹轰炸）总统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这个法案。他说，这个法案的意图，限于出借、出租和出售军用品。他点出敌人是柏林－罗马－东京三国轴心，同时重新保证避免参战。他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这篇演说非常成功，在各方函电中，赞成者占百分之九十九。多种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七十一的人民同总统意见一致，有百分之五十四主张立即开始租借。

　　可是还不能立即开始，因为国会山的孤立派深知这是他们成败的关键一战【原文是“小碧韩”，这是1876年美国政府军和苏族印第安人血战之地，结果政府军全被消灭。——译者】。汉密尔顿·菲什愤愤然说，1776号法案将使美国国会的权力变得也不比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多。“铁裤汉”约翰逊在国会作证说，租借法案无异于“大发慈悲，要向全世界施舍糖果刀”。奈伊参议员连续发言十二小时；密苏里州参议员克拉克称之为“战争法案”。可是他们已经吓唬不了人了。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法国政治家和作家（1805－1839），著有《美国民主政治》一书（1835），见解精辟，常被引用。】早已说过，“时间的推移，事态的变化，个人的思想行动，有时会无形中影响甚至全然破坏某种舆论，而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这正是孤立主义的遭遇。历史的钟摆已经摆到另一边去了，孤立派势孤力弱。有一群人自称为“反对1776号法案的母亲十字军”，来到弗吉尼亚州含议员卡特·格拉斯的办公室门前静坐示威。格拉斯通知了联邦调查局，然后对记者说：“应该调查一下她们到底是不是母亲。为了我们种族纯洁，我倒是真的希望她们没有孩子。”

　　帮罗斯福拉拢各派议员的人，已经把共和党温和派一个不漏地拉过来了。早先有个问题是干涉派难以回答的，这会华盛顿州参议员霍默·博恩又提出来了：“有什么比打仗更糟糕的事呢？”弗蒙特州参议员沃伦·奥斯汀回答说：“我认为听凭希特勒奴役全世界，比打仗更糟糕，比死人更糟糕。”听者一致鼓拿，博恩只得溜到休息室去，1941年2月11日，威尔基到国会作证支持租借法案，保证了法案的通过。他说，“纵观民主国家的历史，处在目前这样的灾难情况下，必须授予总统以非常的权力。”1941年3月，法案通过了，罗斯福要求国会第一步先拨款九十亿元，于是国内外购买军火的开支便增至二百六十亿元。伦敦到处飘扬着美国国旗。希特勒说，尽管有租借物资，“英国还是要陷落的。”意大利的法西斯报纸威胁说：“罗斯福搞这一手，可能会在太平洋引起一些使英美两国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可是这时有谁还注意这位法西斯“领袖”说些什么呢？

　　※※※

　　现在局势开始急转直下。重工业为军工安装新设备，增雇了三百万工人。各条装配线上都挂上红白蓝三色大幅横标，呼吁：时间紧迫。政府设立了管理军工生产的机构，自从几年前总统跟大企业间吵架以来，第一流的企业管理人员这时才头一遭来到华盛顿工作。民用物资开始供应不足：哈罗德·伊克斯把一百五十艘油船移交英国，国内油船减少了百分之四十，造成了东海岸第一次发生油荒。

　　早在2月间，墨素里尼已经下令关闭了美国驻巴勒莫和那不勒斯两地的领事馆，罗斯福进行报复，也把意大利驻底特律和纽约两地的领事馆关闭，接着又宣布“全面的紧急状态”，冻结了德意两国在美国的资产，扣留了轴心国和一切陷入轴心国手中的国家的船只，包括法国维希政府的“诺曼底”号，“以防破坏。”陆军航空兵指挥部宣布，将为英国训练八千名飞行员。罗斯福把十艘海岸警卫队快艇（这是一些老古董，早先在禁酒法时期用于缉私的）移交英国，并且完全不管事实上红海有战事，宣布埃及是中立国，红海不属于战区，准许美国货轮在红海航行。4月9日，美国和格陵兰签订条约，保证保护格陵兰，免受侵略，而格陵兰则答应美国在该地建立气象站和其他基地，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发表筒短通告，宣告格陵兰岛上的德国气象人员已经“请除”。总统宣称，保卫格陵兰对西半球的安全是必需的。

　　然而西半球到底范围有多大？这是塔夫脱参议员几次三番提出的问题，可是白宫的回答总是含糊其词。不过那年春天国会与总统府之间争论最烈的问题还是护航问题。据盖洛普最初报告，公众的态度几乎一致是否定的。参议院私下举行了一次摸底，四十五位参议员赞成派美国舰只护送货轮到大西洋中途，可是有四十位参议员连这也反对。与此同时，英国海军部提供的令人寒心的船只损失数字表明，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战役中大占上风。要是罗斯福想把租借物资运到英国，他在海面上必烦施展妙计，而且要大胆行动，不怕塔夫脱参议员诸公的反对才行。

　　2、3两月，德国的军舰和潜艇姐成了所谓“狼群”，把二十二艘盟国船只打沉或者俘获（共十一万五千吨）。开放美国船厂修理损坏的英国船当然有帮助，可是还不够，因为大西洋简直快要变成德园人的内海了。总统宣布，由东海岸往东一千英里一线为美国的“安全带”，——记者们说俏皮话，称之为”贞沽带“【欧洲中古时代，丈夫在外出时用此来防止妻子不贞。——译者】——他同时还透露，美国军舰正在同英国舰队“合作”。4月11日，总统致电丘吉尔说，“美国将把‘安全区’延伸到大约西经26度，”请他命令英国海军部将护航日期，计划和目的地“极其秘密地”通知美国海军部队，“以便我们海上巡逻队能把在新界线以西活动的侵略国船只和飞机搜索出来。”正如华伦巴赫所说，“就是在这种政策、这种条件下，——也就是在秘而不宣的军令下，——美国介入了北大西洋的战争。”

　　6月间，赞成派美舰护航的人增至百分之五十二，百分之七十五认为，如果美舰不护航英国就会打败，那就应该护航。可是罗斯福还是闪烁其词。海军都长诺克斯和陆军部长史汀生都已经公开要求护航，可是总统对记者却说自己反对这样做，反对美国出兵海外。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他言行不一之处。沃尔特·李普曼看出他不可信的地方，于是写了一篇措辞尖刻的专栏文章，批评总统对美国人民“花言巧语，转弯抹角，甚至抱轻视和害怕的态度”。可是罗斯福认为要等到全国意见一致了领导工作才好做；同时他又知道，一旦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在公海上受到攻击，全国团结就会加强。他采用的政策，正是为了造成那种不可避免的事件。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4月10日，不过没有什么大不了。那天，有一艘荷兰货轮被鱼雷击中，美国驱逐舰“尼布拉克”号救护落海生员时，通过声音探测器发现德国潜艇，于是放出深水炸弹把它赶走。这是一件小事，连罗斯福也做不出什么文章。可是英国船只每月被击沉的达四十万吨之多，他觉得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正如他对报界所说的，“要是我们坐等德国人来到家门口，那就是自杀”。因此他把西半球的范围再扩大了一点，显然几乎到了北海了。这个新举动是海军作战部长策动的，他在6月17日送了一份备忘录给霍普金斯，建议派海军陆战队第一旅到冰岛接英军的防，淮备“作战”。备忘录批了下来：“行。罗斯福。”

　　7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登陆。总统发表声明，说美国答应冰岛政府的要求派兵进驻，以防有人“利用冰岛作为海空基地，进攻西半球。”这种说法是强词夺理的。按轰炸机航程计算，雷克雅未克距纽约三千九百英里，可是距柏林只有二千八百英里。这不过是“保护”冰岛，不让他国染指罢了。这种强辞夺理的说法，纳粹党用得最多也最有成效，没想到人家也如法炮制，他们难免有气。德国海军想对美国航运发动潜艇战，可是希特勒知道罗斯福正在找寻借口，不上他的当。他下令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必须谨慎小心，避免攻击美舰，不过也说他知道潜艇可能无意中搞错。这种可能，罗斯福也是知道的。美军进驻冰岛，这就是公然把美国军队和舰只都投入大西洋战役。伯恩斯有一篇文章说，“帮助英国以免卷入战争跟参加战争以帮助英国，二者之间有一条界线。如果说罗斯福故意越过这条界线，大概就是在1941年7月间。”

　　这也正是希特勒需要克制自己的时候。两周之前，即6月22日，星期天，他孤注一掷，北起北冰洋，南迄马克兰，在长达二千英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动进攻。此时此刻，他最不愿意的就是再树一个敌人。不过，他猜想发动这次新的侵略，未必使美国人全都不高兴。果然如此。一般美国人大概对双方都没有好感，这在《时代》周刊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评论说，“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极权主义国家象沼泽里的两个半瞎而又抓狂的史前巨兽，现在撕杀起来了。”参议员哈里·杜鲁门说，他希望纳粹党大杀俄国人，俄国人也大杀钠粹党（斯大林为这句话恨了他一辈子）。华盛顿的海陆军将领以为俄国败局已定，建议不要把军用物资送去，可是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不同意。10月1日，美苏两国外交官签署租借议定书，俄国货轮从此冒千难万险，长途跋涉来住于摩尔曼斯克与美国之间。

　　联邦储备委员会大楼匆匆忙忙腾出了十七个房间，霍普金斯、租借物资协调主任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属下人员便在这里办起公来。战争动员改变着华盛椒的面貌。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新大楼秋天落成了，林荫大道上的临时建筑不断兴起，而第一次大战留下的“临时”建筑也仍然在使用。各处都有新人出现，有些日后成名了。在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上，有个海军部青年助理来见总统谈劳工向题，航行日志上记下了这位来客的姓名：“艾德莱·史蒂文森【1948年曾任伊利诺斯州长，1952年曾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陆军在路易斯安那州进行演习，罗伯特·谢罗德告诉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说，“要去见见艾森豪威尔上校，他比别人更能说明情况。”后来照片见报，艾森豪威尔也不禁发笑，原来照片说明把他的姓名写成“D.D.厄尔森冰中校”。艾森豪威尔看了笑道，“至少两个缩写字母没有错。”【艾森豪威尔姓名是Dweight David Eisenhower，报纸排成D.D.Ersenbeing。】

　　霍普金斯这时的权力，在全国只在一人之下＿他的办公室在白官二楼东南角，有一套房间，就在总统家庭住区内。因为丘吉尔欣赏他，尊敬他，——丘吉尔叫他“坚实可靠爵士”——所以伦敦对他很信任。1941年7月下旬，他跟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后花园闲坐，谈到总统盼望“在一处僻静海湾”跟首相见见面。首相欣然应命，他正想亲睹这位主要盟友，而且这一出访也有头等宣传价值。选好的会面地点是世界上最少人到的纽芬兰东南部普拉森夏海湾。【这是加拿大的地方。罗斯福是到加拿大去跟丘吉尔会面的。】8月9日，总统座舰“奥古斯塔”号和护送舰队开进湾里，跟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及其护航舰队联舷而泊。两支舰队船只很多，足够进行一次大海战，大概也正是这样准备的。会谈始终在“奥古斯塔”号上举行，只有星期日那天罗斯福才跨过跳板，到英国战列舰上做过一次礼拜，英美官兵同声高唱圣诗《上帝啊，我们亘古的救星》。唱罢，丘吉尔告诉罗斯福说：“我并不笃信宗教，可是我得感谢上帝，美国政府此时此刻的领袖不是别人，是你。”当下两位领袖连同幕僚会商了三天，一起拍了照，起草了一篇阐述方针的联合声明，称作《大西洋宪章》。

　　罗丘二人回到华盛顿和伦敦之后，就把合拍的照片分发给报界，同时，《大西洋宪章》也以联合公报的形式发表了。公报主张，自由国家的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收复被武力强占的土地，彼此自由贸易，按均等条件取得原料，改善落后国家的状况，解除侵略国的武装，在公海上自由肮行，并享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宪章大致以罗斯福最近提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为基础。——在咨文里他还提到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到9月间，各反轴心国家已有十五个表示支持《宪章》，包括苏联在内（这一点颇有讽刺意味）。奇怪的是，《宪章》只见于公报，作为单独文件，并未成文。有个记者就此问过罗斯福。回答是“……据我所知并无文本。我没有，英国人也没有。能找到的最近似的书面材料，是‘奥古斯塔’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电报员手里的电稿。……可是没有正式文件。”

　　尽管没有正式文件，他们二人却是取得了谅解的，而且还不限于和平以后的战略方针。回到白官以后，总统宣布护航问题已经解决。他是用行政命令加以解决的：美国军舰将在冰岛以西对商船护航，在海上航行途中熄灯备战，而且所护送的货轮虽则假定是美国的，海军作战计划却明白规定，“任何国家的船只”都可以搭伴。

　　再发生事件，很可能就是兵戎相见了，事实上也正是这样。9月4日，德国U652号潜艇艇长在冰岛附近海面发现自己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而且头顶上恰好有一艘驱逐舰。他自然以为，驱逐舰是英国的，而且是要毁掉自己的。他错了。原来深水炸弹是一架英国飞机从空中投下的，那艘驱逐舰却是美国的“格里尔”号。“格里尔”号舰舰长看见有两枚鱼雷射来，水波翻滚，就转舵避开，并发射深水炸弹进行自卫。德国潜艇和“格里尔”号，都没受伤，可是德国是先动手的，事实俱在。罗斯福斥责德国是“海盗行为”，原先下令海军“搜索前进，巡逻海面”，这时改为“搜索前进，遇敌即歼”，换句话说，见德国船就开火。这时美国和纳粹在海上已是不宣而战；对此，据民意测验，美国人三分之二是赞成的。

　　10月17日，冰岛以南四百英里海面德国“狼群”潜艇攻击英国护航队。护航队司令发电求救，五艘美国军舰由下水才一年的第一流驱逐舰“卡尼”号领航，高速赶去救援。“卡尼”号被鱼雷打中船侧，虽则没有下沉，美国人却在报上头一次读到第二次大战的伤亡名单：两人受伤，九人失踪，大概已经丧生。总统宣布，这不是偶发的遭遇战，而是纳粹蓄谋已久的计划，想把美国船只全部逐出公海。总统说，谁先发第一枪，历史已有明白记载，“我们美国人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进入战斗岗位。保家卫国，不容稍懈。”

　　不出两周，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在冰岛附近海面执行护航任务，又驶进了德国潜艇的鱼雷射程之内。这回驱逐舰被打沉，一百名水兵遇难。此事哄动全国报界，伍迪·格思里为此写了一首叙事诗：

　　『他们都是谁，告诉我，他们都是谁？
　　亲爱的“鲁本”号可有你的朋友？』

　　真正的战争狂热，顿时遍及全国，可是国会山上那些孤立派依然不为所动。总统提出意见，说在目前情况下，中立法有些条文已经过时，比如其中规定美国商船除船长自用手枪和捕鲸鱼炮之外，什么武器部不准带。总统认为，应该废止中立法，另定准予美国货轮配备武器，运货到各交战国港口的法规。国会两派为此展开辩论之激烈，不亚于租借法案。政府仅以比早先还要微弱的多数获胜：在参议院多十三票，众议院多十八票。除非事态急转直下，这届国会对宣战法案是通不过的。不过罗斯福也没有拿定主意要宣战。按照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协约，美国如与三国中任何一国进行全面战争，其他两国也将对美宣战。同时，罗斯福觉得，美国羽毛未丰，还难以同时对付日本。

　　罗斯福和顾问们越想越是摸不着头脑。十七个月来，罗斯福想尽办法激惹希特勒，本来设想会使他那条顿脾气大发作的，可是“元首”总是忍住性子，只是略加运用而已。海军上将雷德尔两次请求希特勒批堆反击，因为美国物资源源运到英国，令人担心。他写了一张清单，说美国海军已经二十次无理挑衅，一心想挑动希特勒的感情。可是希特勒却心平气和，反叫他耐心一点，等到击溃俄国，他会“严”惩罗斯福的。罗斯福下了遇敌即击的命令后，雷德尔又提出，请求攻击美舰，否则就把潜艇全部撒出大西洋。希特勒还是摇头。他说，不久“俄国战役即将决战，”那时再放出“狼群”去收拾美国海军不迟。

　　总统本来希望，只要美国不避开冲突的航线，由于冤家路窄，事态必然会发展到公开交战的地步的。可是希特勒果然是审度形势的老手，只见他一忍再忍，委曲求全。在东亚方面，日本人虽则屡次受到挑衅，看样子同样也不肯上当，反而派人来华盛顿谈判。可是谈判拖廷日久，轴心国更加近于席卷全球，罗斯福觉得简直无能为力。据舍伍德后来发表的意见，“罗期福那时已经技穷了。他的锦囊中曾取出过多少妙计，而今竟然一筹莫展。”华盛顿人一般都感到沉闷，舍伍德也有同感，觉得还不如赶在圣诞前夕，到纽约去看看戏剧界有些什么新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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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末，乔思·费勒和路斯·维尔克合办的演出公司宣布，即将在百老汇街上演《海军上将的贤内助》。这是洛厄尔·巴林顿新写的喜剧，曾在市外看过试演的观众说真是风趣横生。戏里主角是一位驻夏威夷海军军官的妻子，她野心勃勃，想凭借华盛顿一位伯父的势力让丈夫升官晋级，剧情很曲折。军界滥用私人，戏里把它揭露了，所以人家说是“对海军开了个善意的玩笑。”原定上演日期是1941年12月10日，地点是百老汇剧院。





　　第八章 战争边缘的美国！

　　1940年春天德国发动闪电战期间，凯特·史密斯不断高歌恳请上帝保佑的那个美国跟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已经有很大变化，但较之70年代初的超级大国的美国还相去很远。在美国参战之前，虽则欧战已经促使它开始兴旺，但并有没有带来真正的繁荣。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就任总统后的第二天早上，《下午报》（七个月前由马歇尔·菲尔德在纽约创办的一家不登广告的报纸）在头版登了一幅衣衫褴褛的失业工人群的照片。这样的惨象，当时在美国还可以看到。当时全国失业人数近900万；在工程兴办署名下以工代赈的人近300万；黑人有30％需要救济。那已经是股票市场大崩溃之后的第11个年头了。千百万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已经完全记不得什么叫经济繁荣。他们的父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则尚未降临，年轻的一代由于需要为生存而挣扎，却早已饱经锻炼，惯于忍穷吃苦了。

　　国家急需大量的兵员，但兵役局的军医却说应征青年约有半数体格不及格，于是罗斯福便在1941年春召开全国营养会议，想弄清楚问题所在。会议的答案是任何福利部门里做过实况调查的人都知道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十年以来的营养不良。据1940年人口普查，全国有半数以上的儿童，其家庭收入每年不到1,500元。1/4的人口仍然务农，而普通农民每年只能挣1,000元。1939年秋天，托莱多市的学校竟因经费不足停课两个月。纽约曼哈顿区不少身无一技之长的人，只好拿从惨遭轰炸的英国城市布里斯托尔运来的残砖断瓦给东河大道铺地基，去挣一年832元的工资。

　　尽管这样，当时从欧洲来的游客还是嘲笑美国的物质文明。当然，今天的欧洲青年就不会说战前的美国人太舒服了。当时虽然农村电气化不断进展，但是3/4的农家仍然用煤油灯照明。就全国来说，七个人才有一部电话机，五个人才有一辆汽车；1/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1/3的家庭没有卫生间。只要念完八年级，一般美国人就不上学了。参议员瓦格纳在华盛顿提出了健康保险法案，但是由于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是大肆活动的结果，提案没有通过。其时，5～15岁的儿童死于风湿性心脏病的最多。

　　全国人口是1.32亿。人口统计学家一致认为不会再有很大增长了。30年代中，职业妇女人数不知不觉地增长了50万，但是，已婚妇女就业的仍然只占17％。家庭主妇还是一面干家务活，一面收听电台播放推销肥皂的伤感的日间广播剧（最受欢迎的是《维克和萨德》）和推销商品的新歌曲节目。一支名叫《奇基他香蕉》的小调，每星期竟播唱2,700次。

　　那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900亿元，道·琼斯的工业股票指数徘徊在150左右。总之，美国的经济依然萧条。《纽约晚报》惟一的经济新闻记者西尔维娅·波特对通货紧缩的情况作过如下的生动描述：单身公寓房客每月房租25元；香肠面包每个五分；电影入场券每张两角；杂志大多每份一角；一顿客饭四角五分；手表修理费一般是一角；1/5瓶的威士忌酒卖一元二角五分；通常和朋友打赌只下五分钱的赌注。

　　工商界依然把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插手，工会不合作，联邦政府开支太大，工人偷懒，以及罗斯福之拒不采纳胡佛的主张，对工资和物价始终不肯进行“合理的调整”等等。但是卡罗琳·伯德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认为30年代的工商界并不真懂生意经，因为他们以为繁荣只靠华尔街的金融家和钢铁之类的所谓基础工业，而忽视了关键问题，即消费者及其所需要的低档商品和各种劳务。她指出，对“鞋子、药品、食物、肥皂、香烟、衣服，以及破汽车也不能不用的汽油等等的需求，是同人口一道增长的；汽车、卡车、汽油、电力、零售商品、洗衣、美容这些行业，总是有生意可做的”。《财富》月刊在战前的几个月里，以惊异的口气指出，有一类工业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一直都很兴旺，这就是那些专门制造一用即扔的东西，如纸餐巾、纸杯、纸碟子、不能退钱的瓶子、月经带、避孕套等等工业。当时男人花在避孕套上的钱，多于理发。

　　有些商品没有放手生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家仿佛觉得，它们对人没什么好处。洗碟子原是妇女的本分，不能让她们一扔了事嘛。服务到汽车上的营业【例如服务到车上的路旁食馆、银行等。——译者】是不对头的，因为这使得干什么事都太方便了。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缺乏远见是其一），有钱人不愿意投资到超级商场、邮资总付计数器、空气调节设备、滑雪场、霓虹灯、半导体收音机、胶合板以及汽车游客旅馆这些方面。分期付款的购货方法，只有有钱人才可以用。小额账单大多数是用现金付款的，银行限制开支票来往账户，办法是要求使用支票的要有比较大的结余额。当时如果竟有银行为储户保守秘密，垫款给他们度假（“先走人，再还钱”），那就会吓坏人的，好比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在大庭广众公开出丑一样。

　　许多到战后使美国改变面貌的新发明，本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有了。当时不但雷达眼看要在工程师手里完成，电视机也是如此。1939年4月30日，全国广播公司在纽约万国博览会试播电视，虽然用的是早期的“杜蒙”牌电视机，屏面很小，但曼哈顿区的人们还是接收到了图像。不过哈佛大学查尔斯·道斯教授认为电视将来不可能盛行，因为“只能在一个半黑的房间里收看，而且机器老是要有人管着。”这时荧光灯已开始使用了。正如尼龙和涤纶问世不久后纺织品就起很大变化，各种塑料很快也将代替钢、铝、锌、镍成为工业原料，制造出大至驾驶盘，小至自来水笔（后来还有圆珠笔）之类的东西。1940年春，伊戈尔·西科尔斯基【伊戈尔·西科尔斯基，美国航空工程师，因研制直升机而闻名。——译者】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机场首次驾驶直升机，有个记者说它是“稀奇古怪、状如纺锤的机器”。某杂志预测，西科尔斯基的直升机在战场上可能有用。

　　美国的汽车当时还没有成为后来某社会评论家所说的“令人顾盼自豪的东西”，但也离此不远了。“俄尔兹”牌车商大事宣传，说装上一个价值57元的“液压离合器”，就可以不用换挡；“林肯·泽菲”牌敞篷车宣传说，装一个奇妙的按钮，一按就可以起落篷顶。但是底特律市那些思想保守的车厂老板对这些新玩意儿却只是耸耸肩，一笑置之，正如战前最后那几个月的出版界瞧不起袖珍书店的出版计划一样。该书店的第一册平装本袖珍读物是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了的地平线》，只能摆在一些日用杂货店卖，每本两角五分。

　　这些新鲜事物，不管哪一项，谁只要能预测到它的发展前途，谁就能发大财。但是新的未必都好，有时缺乏先见之明倒也不是坏事。那时希特勒横行欧洲，华盛顿却在制定计划，要更广泛应用预扣税款的原则，从社会保险费到联邦所得税都在各人进款里先行扣除。1939年9月2日的《纽约时报》在第20页登出消息，说有一位名叫A·H·罗浮的研究人员向国际肿瘤会议作了报告，说把香烟里的焦油涂在小白鼠身上就会引起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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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秋天，人们出远门总是坐火车。上好的新柴油机车效率很高，正是时髦东西。车站上的红帽子搬运工多得很，路基保养得很好，卧车旅客——至少睡下铺的——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乘务员给你擦鞋、拎包，到该起床的时候还会轻轻为客人拉开绿色帘子。如果临走给他五角钱，他会说一声“谢谢你啦，先生”，而且是真心话。当时餐车上吃饭是件乐事：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菜色品种齐全，人人彬彬有礼。

　　人们不坐飞机，可能是因为飞机上吃得不好，机场太远，或者怕不安全。民航机的服务质量的航次安排都在改进，例如泛美航空公司的“杨基”式巨型快速班机从长岛飞里斯本现在只要26.5小时了，但当时多数人并不那样赶忙要坐飞机。自己开汽车出远门也行，只是得吃点苦头。梅里特大路和宾夕法尼亚高速公路刚刚开放，其他公路还只有两股或三股的并行车道，而且沿途城镇都设有防止超速路段，对违反限制的人要罚钱，用来贴补地方警察的工资。路旁客栈不多，名声也不大好。埃德加·胡佛就领导过一个反对这种小客栈的运动。他在《美国杂志》发表文章，把这种客栈（汽车旅客旅馆的前身）说成是“疾病、贿赂、作弊、诈骗、强奸、强迫卖淫、盗窃以及谋杀的新策源地”。他还提醒人们说：住店的正式夫妇所用的褥垫，可能不久前就被“乱搞关系”的人弄脏过。

　　火车经过新居民区时，你看不到有什么廉价商店或者路边食品店的广告牌，因为它们正如通往这些居民区的高速公路一样，是很多年后才有的。那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需要私人汽车。他们上班，上街，上学，都搭公共汽车、电车。从那时起，各地公共汽车路线被陆续取消的，真是多得说不清了，但是市内有轨电车的变化，我们还知道一些。1940年美国有轨电车的路轨长达1.96万英里，到60年代只剩下2,049英里，而且大部分也废置不用了。

　　火车站附近照例至少有一家旅店，维多利亚式的，屋顶是“复折型”的。有周到的服务员，有清洁的床铺，每晚收费一元。服务员随时都有美酒供应，私娼的夜度资是三元，军人收两元。旅馆的餐厅挺安静，也便宜。如果爱热闹，不妨找个小酒家，那里总有自选唱片的唱机，还可以听听酒客谈论当地新闻。那时的俗话有些会使70年代的青年人听起来莫名其妙，如“宴会”叫bash〔狂欢〕；离开一个地方不说split〔分〕，而说scram〔滚〕。爱搞女人的叫wolf〔狼〕。要“狼”滚开，你就对他说getlost〔消失罢〕，dropdead〔死吧〕，dryup〔干掉吧〕，或者blowup〔吹掉吧〕。要是姑娘喜欢这人的话，她会夸他nobby〔有风度〕，cute〔惹人爱〕，nifty〔吸引人〕或者snazzy〔迷人〕。在单独和这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可能觉得他是个sap〔笨蛋〕；可是如果他够精灵的话，那么来一个smooch〔接吻〕，她就什么都顺从了。

　　以上所说的那些旅店、酒家、电影院和娼妓，是到处推销货品的人员消遣解闷之所。如果是探亲访友的，那么他们会到车站接你。要是个男人，出身富裕人家，穿的可能是一套双襟的格子花呢衣服。你的亲友可能住在城市中心，即日后所谓的“内城”【后来一般贫苦人民才住在内城，但当时则是上流人士的住宅区。——译者】。但是有比根山那样的繁华市区，就有布鲁克莱恩比根山【位于波士顿城北的高地；布鲁克莱恩是波士顿城西郊外住宅区。——译者】那样的郊区，这是必然的，你只能到这里为止。因为那时格林威治和温内特卡这样的郊区的生活，和70年代的莱维特镇和帕克·福莱斯特【这些是所谓“计划”郊区，房子千篇一律，没有特色。——译者】大不相同：战前的郊区都是有钱人住的，一般人不能问津。郊区青年都由特设中学培养，再上大学。能在郊区住，就表示社会地位高。郊区不是商业中心的延伸，而是乡下俱乐部的延伸。这里的住家都是约翰·马昆德【美国小说家（1893～1960年），主要描写上层人物。——译者】的小说中人，是约翰·奥哈拉【约翰·奥哈拉，美国小说家，善于逼真而尖刻地描写美国城市生活。——译者】所羡慕，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美国小说家，以技巧细致、描写客观而闻名。——译者】所熟悉的，也就是共和党内那些白人新教徒中的上层中产阶级。为了在海恩尼斯港占一席地，只有像约瑟夫·肯尼迪这样的人才能争到手。天主教徒的他，也不过勉强做到这一点，如果换成犹太人，那就休想了。这里的人，跟他们参加的夏季野营和冬季游弋一样，都爱宣传自家的“膳食有严格的标准”。如果他们的儿子上了大学，也自以为高人一等，成立自己的学生联谊会，不跟旁人家杂处。

　　除非你怕同外界隔绝，否则战前的郊区生活是非常愉快的。那里的老房子宽敞，新房子漂亮。大萧条时期，花一两万元就可以买一座很大的房子了。虽然现代化设计的崭新建筑各处都有了一些，但人们还是喜欢十五六世纪都铎式的或者殖民地时期的式样。当时，剪草砍柴是杂工们的事，做父亲的只管打高尔夫球，母亲只管种花，小伙子和姑娘们星期六晚上就到俱乐部去跳舞。这里没有你争我夺的情况，衣服时兴穿灰色法兰绒。谁要是行为不端，俱乐部就会把他开除。夏天晚上，一家大小团坐在院子里，草坪上摆着各种家具，其中有一张摆动式的沙发椅，老年人坐上去很舒服，不过青年男女却受不了。参加晚会的姑娘谁也不穿蓝斜纹布长裤，那是西部各州放牧的牛仔和干粗活的人才穿的。青少年自有其流行的风尚，但是他们都希望像上一代那样有体面，有地位。看来他们是会一帆风顺的。即使发生战争，人们也还认为出身名门的青年一定会当军官。军队里也是这样看，因此特权阶层之在军界世代相传，产生形形式式的影响，当然是势在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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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美国黑人青年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歧视黑人实际上已成为军界的规矩。1940年，美国陆军里只有两个黑人当上军官，海军一个也没有。黑人士兵通常都集中在“港口”运输大队里，为舰艇装卸军用品，只有三个团肯收黑人当战斗兵。黑人水兵只能在伙房工作，如果运气好的话，就穿起白上衣在餐厅服侍军官，一听吩咐就深深一鞠躬。1942年初，艾森豪威尔搜集了一些材料，都是关于所谓“军队中的黑人问题”的（谁也不认为这同时也是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他觉得确实难搞，但是他到底前进了一步：战地记者报道军队里种族歧视情况的稿件，他不许扣发。有些记者反对这样做，怕国内“捣乱分子”会把新闻加以渲染，可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他反问：美国打这一仗，究竟为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们是无法回答的。但是他们当中如果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就可能指出，那里的州议会早已声明美军作战就是为了“保持白人的优越地位”。世界大战前夕，种族偏见在美国各地农村越来越厉害。犹太人的境遇本来已经够惨的：有名的律师事务所不能插足；进医学院读书有名额限制；好些职业规定“只收基督教徒”，犹太人就没门了；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约翰·兰金有一次还在国会会议厅里大骂某新闻记者是“小犹太鬼”，别的议员竟不吭一声。但是，以程度而言，反犹太主义还远不如反黑人的种族主义那么厉害。参议员西奥多·G.“大人物”·比尔博跟兰金一样，也来自密西西比州。此人颇有几句足以使会议生色的名言，如：“我们南方人必须把种族界线划得更清”；“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白人才有宣讲的权利”；“咱们就是要告诉那些同情黑鬼的北方朋友们，你们见鬼去吧！”

　　密西西比州某地，栅栏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复活节彩蛋游戏，白人儿童上午9时30分举行，黑人儿童下午3时30分举行。”这固然是在南方，但是北方的种族主义也同样猖獗。国会不肯做出禁止对黑人施加私刑的决议。有人说，在某一联邦工赈营里，“黑人妇女住地只是用布幕隔开，就算是屋子。”这是事实，但是自命开明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却说是造谣。在著名的莱因兰德离婚案里，男方在法庭声称不知道妻子是个混血种黑人，妻子只好当众把上半身衣服脱光，证明丈夫早该知道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很爱听《阿莫斯和安迪》这个侮辱黑人的广播节目，但是他却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黑白人种之间的纠纷，有很大部分是由共产党煽动起来的。”芝加哥有一家有名的黑人办的报纸，叫做《保卫者》，曾警告南方黑人读者不要对北方抱什么幻想，因为北方也并不欢迎他们。

　　留在南方又怎么样呢？不但要饱受尤金·“巡捕”·康纳（当时已是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警察头子）之流恶棍的侮辱，而且得在城里靠634元的收入混一年日子，在乡下还只有566元。黑人知道，如果搬到纽约或底特律，收入就会多一倍，因此开始陆续向北方迁移，后来总数竟达100万。但是到了北方，虽有足以糊口的工资，却还是挤在城市黑人贫民窟里。为了解决衣食和读书问题，他们就要受到社会歧视和无数挫折，其代价之高，着实可怕。60年代起而造反的黑人，就是这些年里在北方贫民窟里出生的孩子。

　　早期的黑人著名人物中有许多音乐家，以及像杰西·欧文斯和乔·路易斯这样优秀的运动员。体育专栏作家们说路易斯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职业拳击家（当时他已经九次保持冠军头衔），而本人也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他说：“我比拳时是光明正大的。只有这样，别的黑人孩子将来才能跟我一样有个出头机会。如果我干不规矩的事，就对不起他们了。”在他的崇拜者当中，有一位名叫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在自传中写道：“当年的黑人男孩，刚会走路，就想当褐色轰炸机的接班人。”【马尔科姆·艾克斯是黑豹党领导人。“褐色轰炸机”是乔·路易斯的绰号。——译者】

　　美国最优美的音乐，有些就是在这个年代灌了唱片的。但是白人对黑人音乐家却如此歧视，真是美国的一大耻辱。本尼·古德曼打破了种族界线，让黑人特迪·威尔逊参加自己的乐队，饭店经理却不让他在舞厅同乐队一起演奏。在纽约，艺术精湛的杜克·埃林顿乐队可以在百老汇大街洛氏国家剧院演出，但不能在百乐门和斯特兰德两家剧院上演。至于到各地的巡回演出，情况就更糟了，光是每天找地方吃饭睡觉就受不少气。古德曼有一回带乐队在南方演出，警察竟要扭送黑人领唱莱昂内尔·汉普顿进监狱，幸亏警察局长来了，这人是个爵士音乐迷，汉普顿才得救了。黑人女歌唱家比莉·霍利戴在旅馆出入，不能走前门，只能走后门。底特律某剧院经理觉得比莉皮肤不够黑，不便和黑人一起上台，于是她只好再把肤色弄得更黑。有一次她谈到跟阿蒂·萧乐队到南方演出的经历说：“我每次吃饭、睡觉、上厕所，几乎都要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斗争一番。事情竟然弄到这种地步！”

　　不过他们有时也能出一口气。珀尔·贝利谈过她在芝加哥某中国饭店怎么跟对方顶嘴。她说：“有个中国服务员走过来，他说的话我半句也听不懂，但是最后一句总是‘我不接待’。够了！于是我也用东方人的腔调对他说：‘你以为我到美国是来摘棉花的吧？可是我也听说你们到美国是来洗衣的。老兄，还是接待接待吧。’你猜怎么样呢？他真的接待啦！”莉娜·霍恩在第一批战俘营里也公然傲视白人，做出精彩表演。当时战俘营营长叫德国俘虏都坐在前排，而负责监视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反而坐在后排。莉娜心里冒火，于是走下舞台，慢步通过前座，背朝德国俘虏，面对黑人同胞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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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福总统本想把民权法案的制定工作推迟到战后去办，但有时形势迫人，不能不采取行动。黑人领袖们眼见联邦政府虽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防工厂，但向这些工厂申请就业的黑人总是吃闭门羹。因此，1941年春，卧车服务员兄弟会负责人菲利普·伦道夫就对总统说：政府实际上用公款来支持种族歧视，如果这样干下去，他就要搞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向华盛顿进军了。总统犹豫不决，于是伦道夫就对会员们进行动员，决定7月4日游行。罗斯福怕工人上街会打破全国团结一致的局面，终于在6月25日让步了，公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设立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并规定各厂主、各工会“在国防工业中都要给一切工人提供充分而公平的就业机会，不得因种族、信仰、肤色和民族不同而有所歧视。”命令虽下，却没有认真贯彻。黑人领袖们本来希望颁布一个行之有效的命令，现在感到失望了。然而，这件事到底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自此以后便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黑人工人运动，向历届总统都进行挑战。

　　在政府内部，对美国黑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最为敏感的是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和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二人，他们的共同努力在战前美国民权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时玛丽安·安德森【玛丽安·安德森，美国黑人女低音歌唱家，最初在欧洲演唱出名，1935年回美国后更名噪一时。——译者】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歌唱家，连托斯卡尼尼【托斯卡尼尼，意大利乐队著名指挥，曾于1926～1936年指挥纽约交响乐团，后来又担任美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指挥。——译者】也对她说：“你这样的嗓子，百年才出一个啊。”但她是黑人。她刚打算在宪法大厅举行一次音乐会，却被一个名叫玛丽·约翰逊的机灵促狭的红发女记者打听到了，便想使坏。她知道宪法大厅是美国革命女儿会的产业，于是去拜访主席小亨利·罗伯特夫人，问革命女儿会对这事态度如何。罗伯特夫人断然回答说，我们有权管，这个计划休想实现。从此以后，安德森也罢，别的黑人歌手也罢，都不能在宪法大厅演出。

　　下一步棋该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走了。他认为，想使社会公众注意革命女儿会的种族偏见，有个好办法：让安德森在华盛顿举行一次露天音乐会，不收门票。安德森同意，协进会同人都觉得最好在林肯纪念堂举行。于是伊克斯便出而帮忙，因为未经内政部长的同意是不能在纪念堂举行音乐会的。伊克斯知道了革命女儿会的做法，就给白宫挂电话，这时总统正要动身前往温泉，伊克斯请他稍等，见面谈了再走。罗斯福了解后，就命令伊克斯安排开一次露天音乐会，规模越大越好。

　　这时，罗斯福夫人宣布了退出革命女儿会，并接受怀特的建议亲自和伊克斯连同好些内阁部长、最高法院法官、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男女名流担任发起人，组成一个极其显赫的赞助委员会，促成安德森演出。这么一来，革命女儿会主席先前的所作所为，便为音乐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宣传资料，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在被邀请当发起人的名流当中，有几个借口自己所处的地位不便过问有争议的问题，没有参加，但是绝大多数都来了，包括全体外交使团在内，听众共达7.5万人。从开场的《美国颂歌》到收场的《我的烦恼谁也不知道》，听众听得着迷了，听完之后纷纷离座奔向歌唱家，霎时间全场沸腾，几乎出乱子。怀特看到一个穿着过节服装身材细长的黑人女孩也走到前面，把手伸向安德森小姐，满脸热泪。这人虽则年轻，但从她的手指看来，显然是干粗活的。怀特后来说：“看这个女孩的眼神，就知道她心里是在说：安德森做得到的，我也能做到。”

　　这个不平凡的事件引起了千百万人的注意，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在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人一心只想国家大事，甚至不能认为他们经常在关心什么是非问题。大多数美国人那时都只沉溺于个人问题、身边琐事之中，或者只谈本行，不管别的。甚至在底特律市，虽则工程师们已经在研究意大利菲亚特牌轻坦克有什么弱点，可是最普遍的话题不外还是商品销路。就销路来说，这一年看来将是底特律最好的一年。汽车行已经卖出了五百万辆，各厂经理无不得意忘形，前来联系工作的英国军官看了不禁惊讶不置。亨利·福特起初宁愿工厂关门也不愿意签合同搞军工，接着又坚持不管怎样也不为加拿大造飞机，这就使英国人更加震动了。哈特福德市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负责为“驱逐机”（即现在的战斗机）生产发动机，没法完成。格伦·L·马丁公司签订了一项价值1.31亿元的合同，负责生产1000架B-26轰炸机，但据最后消息，上了装配线的只有20架。

　　在好莱坞，女演员桃·拉摩把她演《丛林艳史》时所穿的纱笼捐给了洛杉矶历史科学艺术博物馆。这个设在洛杉矶的博物馆，只好接受，小报作家卢韦拉·帕森和赫达·霍珀还对拉摩的慷慨行为表示赞扬。但是在市内另一个地方，刚去世的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遗体却停放在一家简陋的殡仪馆里，多萝西·帕克【多萝西·帕克（1893～1967年）美国女诗人，短篇小说家，记者。——译者】在他的跟前站了好一会，悄然叹道：“可怜的小混蛋啊！”这年是名作家相继谢世的一年，菲茨杰拉德、詹姆斯·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弗吉尼亚·伍尔芙【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年），英国女小说家。——译者】四人的死讯在半年之内先后传来。

　　1941年，发行历史长达110年的《波士顿实录晚报》停刊了。这是个不吉之兆：此后便有好些美国报纸陆续停刊，虽然过程很长很慢，却在逐日增多。过了20年，停刊的日报竟占总数1/4。由于《实录晚报》的编辑都是哈佛大学校友，哈佛对该报停刊特别表示惋惜。这是因为当时哈佛同所有处在变革时期的大学一样，新思潮奔腾澎湃，特别需要直言不讳的报纸。1941年，W·H·奥登【W·H·奥登（1907～1975年），是由英国移居美国的诗人。30年代是英国左翼作家的领袖，后于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译者】出版了诗集《不安心的时代》，威廉·巴雷特【威廉·巴雷特（1900～？），作家兼翻译家。——译者】印行了《什么是存在主义》，亨利·卢斯所著的《美国世纪》使非沙文主义者无不为之震惊，而《凯尼恩评论》所登的约翰·皮尔·毕晓普【约翰·皮尔·毕晓普（1892～1944年），美国诗人兼小说家。——译者】的文章则对“艺术”的前途表示乐观。毕晓普认为，欧洲发生危机，正是美国文化发展的大好机会；他欢迎欧洲流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美国，而且认为他们来了就会留下不走。他写道：“艺术在美国有发展前途，因为只有在美国，聪明人才既能进行探索，不受国家的阻挠，又能发表其探索的成果，不受权贵的干扰。”

　　当读者研究毕晓普这篇对美国民主满怀希望的文章之日，正是约瑟夫·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第十区当上了民选的巡回法庭法官之时。此公原先在乡下养鸡，后来半工半读，先后当过汽车加油站雇员、厨房杂工、烤饼师傅、筑路队挖土工，一直到法学院毕业。斯皮罗·阿格纽是巴尔的摩伐木工人互助保险公司的赔偿申请审查员。惠特克·钱伯斯现在长得胖胖的，穿着一身宽大难看的蓝衣服，脸色阴郁，在《时代》周刊当一名三流书评家。阿尔杰·希斯还是住在华盛顿P街3210号，他在国务院官运亨通，如果静电复印机早在3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那么他就不必用打字机偷抄文件，钱伯斯的指控也就无法证实，支持钱伯斯的尼克松能否因此名震全国，继而进入白宫，也就难以逆料了。回想这种种往事，还是挺吓人的。

　　1941年对体育专栏作家来说是个淡年。当然有个斯卑士柯特球队还可以写写：鲍勃·费勒【鲍勃·费勒，美国棒球选手。——译者】投出的球叫对方无法“全垒打”，乔·狄马乔则连续比赛56场都一打就中。但是卢·格里克【卢·格里克，即亨利·路易斯·格里克，外号“铁马”，是美国著名棒球选手。——译者】在六月间去世了；芝加哥大学退出了校际足球赛；战争又弄得戴维斯杯、怀特曼杯和温布尔登国际网球赛一一取消；奥林匹克运动会原定在赫尔辛基举行，也作罢了。体育专栏编辑们报道职业足球赛的消息，但并不热心，因为足球那时还不很吃香。不过足球迷中有一位海军少尉约翰·F·肯尼迪，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那天，华盛顿红人队在该队球场比赛，他还去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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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个天朗气清、金黄可爱的秋天。这阵动人秋色逝去之后，要过好久才到另一个黄叶纷飞的和平时期的秋天，到那时，当年的青年已经失去了青春，有些失去了生命。日后战争结束、远征军坐船回国时，当年的少女已近中年，体态也不那么柳腰纤细了。教人惊奇的是，那时美国女子一般是身高五英尺五英寸（比现在矮），体重可有120磅（比现在重）。也许抚今追昔，已经难以看清当日的景象，但是从装束打扮的变化上无疑也能窥见一斑。那年秋季时兴的是长发垂肩，不然就是剪短了卷起来。女学生把头发披在背后，袅袅婷婷地走过校园，就像年轻的女神一样。正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所说的：“从背后看去，哪一个姑娘都是美人。”

　　大学女生平时穿着长达膝部的袜子，参加舞会时穿裸肩的蝉翼纱晚礼服。如果是史密斯学院【史密斯学院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著名女子学院。——译者】的，平时往往穿毛衣或配套毛衣，带上一串珠链（瓦萨学院【瓦萨学院设于纽约东面阿灵顿镇，也是著名的女子学院，以提倡音乐和体育而闻名。——译者】的喜欢戴三串）。鞋子是阔帮矮跟的。走读的女生往往头扎发带，衣服的腰部裸露一点，但是当众裸体是反常行为，因为这样反而大煞风景。男学生的装束不那么吸引人：上衣翻领偏宽，裤脚偏大，回头看看当年的照片，实在不太像样。白衬衫（1941年时每件售价二元）是当时的标准服。感恩节【每年11月4日。——译者】一过，那些一心惦记着情侣、忙着张罗礼物的人，看到了科蒂公司【化妆品公司】的广告文学，便可能照搬学着说：“我满怀着柯蒂公司香气袭人的遐思，祝你圣诞快乐。”

　　“幸运”牌香烟在电台里播放的广播节目中有现代流行歌曲比赛，《上帝保佑美国》名列第三。上了年纪的人，每当听到希尔德加德唱《多佛的白岩》时，不禁想起上次大战而喉头哽咽。但是跳摇滚舞的青年却自有其爱好。短短的五年内，他们爱听的唱片销数竟增加了100倍。他们争论谁是最好的女歌手（马撒·蒂尔顿，海伦·奥康内尔和马里恩·赫顿三人最受欢迎），一有机会，就去听乐队奏摇滚舞曲。纽约西52街被称为“摇摆音乐街”。只要在“名门”、“玛瑙俱乐部”、“凯利艺人团”等等夜总会里坐一个晚上，著名歌手如康特·巴锡、邦尼·贝里恩和巴德·弗里曼等等的演唱就全都听到了。T·多尔西在纽约饭店大厅演出，古德曼在宾夕法尼亚饭店的曼哈顿大厅。如果你跳舞要跳尽兴，爱出风头，那就不妨带舞伴上百老汇大街罗斯兰舞厅之类去，那里的墙壁全都镶上镜子，天花板满布星状电灯，舞女的装束也特别入时。

　　有人认为青年跳摇滚舞看来虽则天真烂漫，其实有不少鬼名堂。他们说对了。性爱与摇滚舞有关，甚至可以说是摇滚舞的一部分。如果有个姑娘听到某个英俊非凡的伴侣老在唱着“请你给我一些引起我怀念你的东西吧”，她完全懂得他所要求的是什么。林德夫妇【罗伯特·林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夫妇二人都以所作的社会调查著名。——译者】发现，在十个调查对象中，有七个承认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大学生当中这种人无疑较少，但是只是名义上“处女”的百分比确是很高。大多数大学生都不考虑结婚问题。甚至第二次大战过后很久，美国的中产阶级还认为早婚是下层社会的习惯，所以学校中人们为了避孕，就只好求助于后来金赛博士【艾尔弗雷德·金赛是研究性行为的美国生物学家，见后。——译者】所谓“发泄代用品”（避孕套）了。

　　可以预料，对于青年人的这些习惯，老一辈是很不悦的。原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的威廉·基尔帕特里克教授慨叹说，“旧道德的强制力量”已经全部消失了。这位教授早先在课堂上对社会传统准则曾大加抨击，现在一反故态，也不怕难为情。罗马教皇向女教徒们呼吁，不要穿那“不正派的时装”，但这种劝告毫无意义，因为她们平时所穿的服装只露小腿、双手和面部而已。也许他是说游泳衣太难看吧？《纽约时报》确是谈到了游泳衣问题，认为“海滩上男男女女简直一丝不挂”，因而颇不以为然。

　　洛杉矶市郊阿尔汉布拉有一所中学，那里的女生在搬进新大楼的时候发现只有一间大浴室，大家得脱光衣服，集体沐浴。16岁的女生琼·艾夫琳·劳伦斯不肯这样干，她宁肯体操不及格也不愿意在其他女生面前裸体。她父亲是工程师，看见女儿这般非礼勿动，表示百分之百支持。这位女学生向法院起诉，要求向校方发出禁令，理由是：强迫她当众裸体，是不道德的行为，又违反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当众脱衣的法令，还侵犯了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即个人有生活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她的主张获得了大众的支持，甚至青年们的支持。在同级学生中，就有275名联名请愿，要求设置单人淋浴室。

　　洛杉矶的法官感到进退两难。他觉得自己应该乖巧一点才是：学校房子早已盖好，女生不集体淋浴，就只好任脏不洗，所以他没有对该校发出禁令。但纽约州的法院可就不客气了。关于第三世的罗素伯爵（即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讼案，也许最能说明战前人们是怎么拘泥礼俗，70年代对放荡行为又是怎么地轻轻放过的。学术界早就知道罗素是个与众不同的怪人，他那些独特的见解超越于性爱和婚姻之上。而且，他在数学和哲学方面都卓有成就，英美两国作家中他的文章写得最为深入浅出，并曾任教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所以，当他答应到纽约市立学院担任教授和哲学系主任时，学院当然喜出望外。纽约的记者访问他，报道说：这位哲学家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双眼深蓝，鼻子特大，瘪下巴。有一位还写道：“英国上层人士认为罗素是个疯子。”

　　纽约主教派教会的主教威廉·曼宁本人就是个英国人，他认为这位爵爷是个伤风败俗的老头子。他给各报编者写了一封公开信，坦率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先引证了罗素的一些话（“人类只有欲望，并无道德标准可言……只要不生孩子，性关系全然是私人之间的事情，对国家和邻居都毫不相干”），然后提出问题：像罗素这样的人，能摆出来作为青年人的师表吗？纽约市立学院代理院长的回答是：“罗素先生应聘前来是讲授数学和逻辑学，并不讲他个人的伦理观和道德观。”

　　这样，罗素便赢了第一个回合。但是不出所料，这事果然引起了许多方面的愤慨，例如赫斯特报系、爱尔兰老修道会、美国天主教女儿会、路德教徒公会、浸礼会牧师联合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等等就都通过决议，致书报馆，举行群众集会和抗议游行。但是纽约市高等教育局开会讨论的结果，还是支持这位哲学家。于是罗素又赢了第二个回合。

　　要是在今天，事情也许就此结束，姑且假定有什么主教会发动这样的圣战，但这是极不可能的。然而40年代初期为父母的可是要竭尽全力防止孩子们变坏的。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牙医凯先生的太太琼·凯就是这样的一位关心儿女的母亲。她这样想：假如她的小女儿长大之后进纽约市立学院，落到罗素这个恶魔的手里，怎么办？她请教约瑟夫·戈尔茨坦律师，律师替她以纳税人的资格向法院起诉【罗素讲学与她无直接关系，但是学院是市立的，经费是市拨的公款，所以纳税人有权起诉，说是滥用公款。——译者】。他们带了罗素所写的四本书来到纽约州高等法院，向法官约翰·麦克吉汉作证。戈尔茨坦说，这些书是“淫荡的、猥亵的、污秽的、色情的、刺激性欲的、色情狂的、春宫一样的、亵渎神明的、大不敬的、撒谎骗人的、极其不道德的”，也是“思想狭窄的”。

　　麦克吉汉法官是仰仗民主党坦慕尼俱乐部的大力才当上法官的。他一看到这案件，就知道大有文章可做。他读过一些剪下的报章，知道人们对罗素传说纷纷，有的说他在英国主办过裸体新村，有的说他不反对同性爱，有的还说他欣赏猥亵的打油诗。于是这位法官便手不停挥，一口气写了长达17页的火辣辣的判决书。麦克吉汉说：高等教育局聘请罗素讲学，实际上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开了一个“诲淫讲座”。他判断说道：不能以学术自由为名而容许教师胡说学生任意性交是正当的。何况罗素是个外国人，更不应如此放肆。他取消了纽约市立学院的聘约，把这个大逆不道的人打下地狱，结果却是，赶到哈佛大学去当正教授——这一来，哈佛大学当然高兴不过了。

　　罗素最初对这场官司摸不到头脑。当记者把法庭裁决告诉他时，他只是倒抽一口冷气，说：“这对我是一记闷棍，我不知道怎么看，怎么说好。我只想说明，我并不像曼宁主教那样对性的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他委托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替他应付官司。过后不久，他却很不痛快起来。又三年，他回到了英国，从此成为批评美国最厉害的一人。

　　※※※

　　1940年春，帕特·瑞安和迪克·尼克松订婚，6月间婚后在惠蒂尔市租了一套公寓房间住下，楼下是一家汽车保养场。1941年12月6至7日是个周末，这两天尼克松在考虑怎么去向政府申请一份差事。惠蒂尔市西北12英里外有个15岁的女孩名为诺玛·琼·贝克【即玛丽琳·门罗，后来是有名的性感电影明星。——译者】，她在性方面特别早熟，上街看电影的时间比在十年级上课的还多。迪安·艾奇逊从首都加利福尼亚大街一家殡仪馆走出来，他刚刚向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遗体告别。7日上午，艾奇逊在马里兰州他的农场招待客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美国诗人，戏剧家（1892～？）。——译者】夫妇，他们是开车到林子里来帮他收拾砍伐下来的木头的，随后一起共进野餐。罗斯福总统这时坐在椭圆形书房里，身穿一件旧毛衣，一张一张翻看自己收集的邮票。汉密尔顿·菲什【1919～1945年任众议员。——译者】这天恰好53岁，在做生日。参议员哈里·杜鲁门有大批信件要写，他想为密苏里州的小商人们多拉一点军火生意。理查德·惠特尼已经假释四个月了，在朋友家里休养。最近进行军事演习，陆军准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由于担任调度工作，弄得筋疲力尽，正在得克萨斯州萨姆豪斯敦要塞补睡一觉。唐纳德·纳尔逊【1942～1944年任美国军火生产局局长。——译者】原是一位很能干的公司经理，最近才来首都协助政府搞经济动员工作，这个星期天他到一所农场做客，这是内政部长哈洛德·伊克斯和他那位红头发的年轻太太在马里兰州经营的，三人一起吃了午餐。参议员奈伊在去匹兹堡途中，准备参加孤立派的大会。迈伦·泰勒【1939年任罗斯福驻梵蒂冈的私人代表。——译者】在纽约圣母俱乐部参加“领圣体”后的早餐【communion一词，天主教称为“领圣体”，意即分享耶稣的肉和血；新教则称为“守圣餐”。领圣体后的早餐，是天主教的一种例行集会。——译者】；他在发言中赞扬了罗马教皇和罗斯福总统如何努力争取和平。但是三天之前《芝加哥论坛报》却说罗斯福是个战争贩子，而且为证实自己的话，还刊登了一个所谓绝密计划，说罗斯福打算在1943年派500万美军进攻德国（其实为了预防事变，各国参谋部都有这一类的假想作战计划），所以在周末晚会上，司法部的律师们就认真研究应否控诉《论坛报》老板麦考密克上校犯了叛国罪。诺曼·梅勒【美国小说家（1923～？）。——译者】在哈佛大学参加候补队足球赛。爱德华·默罗因为晚上要到总统家里做客，刮胡子刮得特别小心。年已七旬的科德尔·赫尔国务卿正在前往白宫旁边那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家共用的旧大楼，只因有两位日本外交官不知道为什么要求紧急会见，时间已经安排好了。

　　周末的两本畅销书是玛格丽特·利奇的《华盛顿醒醒吧》和玛格丽特·斯蒂恩的《太阳是我的祸根》。

　　星期天各报登了马特森公司开往夏威夷旅游客船的广告。

　　※※※

　　这天清早，珍珠港上空出现了机翼带日本旭日徽的敌机。飞机投弹准极了，把美国舰队炸得落花流水，摧毁了珍珠港基地，炸死了2403名美国人。

　　这场袭击永远也无法解释清楚，因为它是考虑不周的刺激（准确地说是一系列的刺激）引起的丧失理性的报复。造成了这星期天的一场浩劫的长期摩擦，起因大概远在两年前：由于参议员范登堡的敦促，美国国会废止了1911年的日美贸易协定。国务卿赫尔通知东京：以后美日贸易，只能做一天算一天。当时沃尔特·李普曼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走向战争的一步。他写道：“美国这样做，无异向一个强国挑战。”其实还不止此。因为此端一开，后边还有一系列教日本人忐忑不安的外交步骤，弄得他们一方面大丢其脸，一方面又从此得不到那些不可或缺的进口物资，最后，连他们军队的命根子——石油——也断绝进口了。

　　今天来回顾，这一切是一清二楚的，但当时却不那么明显。美国政府天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西洋形势的发展，对太平洋最多不过是偶尔瞟一眼。在总统看来，亚洲问题是个道义问题。日本人是侵略者，当然应该撤兵回国；不过他认为希特勒才是国际和平的主要破坏者，但美国不愿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对于日本，他始终是想谈判解决的，直到12月6日，他还致电日本裕仁天皇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如果电文及时到达，几乎可以肯定，历史的进程就会有所不同了。驻日大使格鲁本来希望华盛顿采取较温和的路线，但是赫尔和国务院的高级顾问们都是强硬派，而且由于国会议员，包括大多数的孤立派，甚至参议员惠勒也在内，都强烈反日，所以赫尔他们的态度是很强硬的。

　　但是，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一陷落，亚洲的战略形势就完全改观了。这三个国家的亚洲殖民地几乎毫无自卫能力，华盛顿觉得有义务代管起来。1940年9月4日，赫尔警告东京不要插手越南。同月下旬，总统宣布，除西半球国家外，美国对一切国家都禁运废铁废钢，只有英国例外。日本受到这个他们称之为“不友好的行动”的刺激，第二天便跟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

　　1941年夏天，局势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7月24日，日军正式占领包括越南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两天后，罗斯福总统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这就是说，日本再也不能从美国买石油了。英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对日本来说，局势是够严重的，但还不是山穷水尽，因为日本的主要石油来源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每年进口180万吨。可是真正的致命打击不久就来临了：荷兰派驻雅加达的殖民地总督冻结了日本的所有资金，并立即取消当时仍然有效的石油合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觉得这是个真正的危机，因为日本陆军的坦克、飞机所用的每桶汽油都是靠进口的。更糟糕的是，日本海军虽则直到目前为止还主张忍让，这时也联同陆军一起要求开战了。民用石油马上实行配给。日本大使野村9月抵达华盛顿，对新闻界垂头丧气地说：“东京全市连一辆出租汽车都没有了。”

　　日本只能支持几个星期，不能再多。圣诞节前，他们还能从私人方面找点门路，因为英美石油公司设在中立国的油库还有一些油。可是耽误一天都不行了。近卫首相把日本政府的要求提交格鲁：如果美国不再武装蒋介石，在太平洋方面也不再建筑新的防御工事，并且帮助天皇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那么日本可以答应不利用印度支那为军事基地，在中国事件“解决”之后就从中国撤兵，并“保证”菲律宾中立。格鲁请华盛顿注意，日本天皇身边有一批亲信，他们比近卫还坏；要是美国让近卫下不了台，有人便会取而代之。赫尔没有理会这个意见，却送来了一份最后通牒作为答复：日本必须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宣布废除三国条约，同各邻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赫尔似乎认为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日本。单看国内政局，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向柏林也发出同样的通牒，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那时全国各地就会纷纷召开“美国第一”派的群众大会，国会也就会弹劾国务卿。但是毕竟是格鲁估计正确：近卫10月16日下台，东方最凶猛的鹰派东条英机继任首相。

　　受到禁运限制的日本人，现在感到再没有讨论的余地，只有诉诸战争了，否则就要从中国撤退，这是不可想像的事。于是他们把手里的武士刀磨了又磨，准备动手。美国情报机关掌握了日本的密电码，对事态的发展无不了如指掌。11月22日，东京致电留在华盛顿商谈的野村和来栖，要他们注意：一周之内，“事情会自然发生”。11月27日，近在华盛顿的来栖和远在东京的山本通话，美国通讯部队把他们的话破译了。他们用的是代号：“君子小姐”指赫尔，“梅子小姐”指罗斯福总统，“婚姻问题”指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山本问道：“今天婚姻问题谈得怎么样？”来栖回来说：“今天谈的跟昨天梅子小姐谈的没有什么不同。”接着来栖问道：“娃娃就要出世了，对吧？”山本非常肯定地说：“是的，娃娃看来马上要出世了。看来好像会是个健壮的男孩呢。”最后，11月29日，又监听了一次谈话。这回有个日本大使馆官员问道：“告诉我，什么时候是零点【即发动战争的时刻。——译者】，不然我就没法办外交了。”东京那边柔声答道：“好吧，那么我就告诉你。零点是珍珠港时间12月8日。”——这就是说，美国时间12月7日。

　　华盛顿这时已经明白，谈判是虚与委蛇，毫无意义，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眼见日本就要进攻了，什么时候进攻美国也知道，只是不晓得进攻哪里，所以就给夏威夷、菲律宾各地的司令官分别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此电的目的是促使你们注意战争即将来临。旨在求得太平洋局势稳定的美日两国谈判业已停止。预料几天之内日本将有侵略行为。你们应作适当的防御部署，为执行WPL－46所规定的任务作好准备。』

　　WPL－46是作战计划。12月6日，夏威夷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将军又收到陆军情报处的一份电报：

　　『美日谈判实际已陷僵局。战争可能即起，预料将有颠覆活动。』

　　肖特断定颠覆活动是指的瓦胡岛上日本侨民的捣乱行为，于是下令把所有飞机都摆在机场中央，一架接一架。这样一来，敌机一到，这些飞机就立时全部被炸毁了。肖特将军和夏威夷海军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少将一致决定不执行WPL－46号作战计划；他们认为，实行长期警戒会把士兵们弄得精疲力竭的。星期六那天官兵们还照例放周末假。太平洋舰队共有94艘军舰，包括八艘战列舰和九艘巡洋舰（这是美国目前能制止日本进一步侵略的惟一力量），可是并没有布置特别警戒。

　　※※※

　　这一切是很费解的。肖特和金梅尔后来作证说，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珍珠港可能遭到袭击。然而历史上很少军事行动是像这次那样早就预料到的。美日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对，双方长期以来都已考虑到袭击珍珠港的问题。1932年美国海军在珍珠港附近举行过几次演习，日本就注意了。日本对这些演习是关心的，因为从1931年起，日本海军学院历届毕业学员照例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袭击珍珠港应该怎么进行？”1941年1月，格鲁大使报请华盛顿注意，日本有偷袭珍珠港的可能（他在日记中写道：“东京纷传，谈判一旦决裂，日本就要倾巢出动，袭击珍珠港。但是我认为我们驻夏威夷的弟兄们是不会睡大觉的吧。”）。秘鲁驻日大使也听到了同样的传说，好心好意通过格鲁转告华盛顿。可是美国的军事机关置若罔闻。哼，穿条子裤的官儿们！秘鲁佬！打仗的事他们懂个啥！

　　但是有些美国人却早看清了未来的局势。1941年7月，海军作战计划科科长里奇蒙·凯利·特纳就指出过，如果日本发动进攻，夏威夷“很可能”是进攻目标，还预言日本将进行空袭。海军部长诺克斯也写过信给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战争将从突袭珍珠港开始。”战事即将爆发，迹象极多。事件发生前四天（即12月3日），美军截获了一份东京密电，打听“珍珠港上空是否有观察气球”。12月5日，驻火奴鲁鲁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向珍珠港美军司令部报告，说当地的日本领事馆已经在烧机密文件。连金梅尔少将本人也警告过所属参谋人员（后来他自己却记不得了）：“日本可能不待宣战就偷袭珍珠港。”

　　当时的实情究竟怎样·四年后，美国胜利了，国会也调查过金梅尔和肖特所造成的惨重损失，可是依然找不着答案。指挥官失职，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人由于种种因素，包括民族沙文主义，从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那些委琐可笑的矮子，戴着厚眼镜，一嘴龅牙，两条罗圈腿！谁都知道美国可能跟日本打仗，却没有人真的信它；一方面认为不可避免，一方面又觉得未免荒唐。8月11日，《时代》周刊还报道说：“美国海军的防御力量……是相当不错的。”11月24日又说，华盛顿官方认为，“美日两方极有可能交战。”到了12月8日，瓦胡岛一片火海之日，正是《时代》周刊赶印出版之时，这个周刊竟还反映美国人如何信心十足，说：“从仰光到檀香山，每个美国士兵都已站到战斗岗位上了。”

　　其实真正站到战斗岗位上的是每个日本士兵，他们的部队已经作好准备，要向马尼拉、香港和马来西亚进攻了。为了各方协同作战，几个月来他们不断草拟计划，进行演习。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外国情报人员没有一点消息，甚至连谣言也不曾听到。然而，到头来，日本佬还是弄巧成拙了。原来他们的外交花招有个重要企图，就是先对美国宣战，然后在美国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轰炸珍珠港。时至70年代的今天，由于25年来历次战争都是不宣而战的，人们觉得日本当时实在不必那么讲究宣战时间，但是1941年之际，大多数强国还是先宣后战的，否则总觉得太不讲信义了。

　　按照东京的原定时间表，日本派去华盛顿的两位使节应该在12月7日上午10时20分打电话给赫尔，要求下午1时会见。东京给驻美大使馆发电，内容共14点，最后部分谈到断绝外交关系，措辞虽则审慎，实质就是宣战。按计划，在赫尔接到日本大使交来文件后20分钟，日本飞机就从航空母舰起飞，满布珍珠港上空。可是这天上午10时20分，野村按照指示和赫尔商定了会谈时间之后，突然发现发生了大问题。原来早一天他离开大使馆时，负责译电的人员还在埋头搞那份很长的电报。现在已是星期六，这些人很早就下班了。现在要再花两三个钟头才能补译完电文，这叫野村大吃一惊，因为已经快上午11点了。他们拼命抢时间，但是已经来不及。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午后12时32分（即夏威夷时间上午7时零2分），瓦胡岛上的一个雷达管理员报告说：发现大队飞机向该岛飞来，即将到达。长官叫他不必担心，因为荧光屏上看到的东西大概是从美洲大陆来的美国飞机。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20分，日本开始袭击珍珠港了。下午1时48分，海军部电讯处处长接到了紧急通知，要他准备接收火奴鲁鲁直通华盛顿的紧急电报。1时50分，电报到了：

　　『NPM1516号

　　发电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分别发送：大西洋美国和盟国海军总司令，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海军作战处长办公厅

　　珍珠港遭受空袭，并非演习。』

　　下午2时零5分，野村、来栖来到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共用的旧大楼，二人一副狼狈相。原来他们查密码，摸索着打字，已经一连忙了三个小时了。电文打字打错了不少，很不像样，但是没有时间重打清了。他们刚进大楼，赫尔的电话铃就响了，是总统打来的。他把刚收到的情况告诉了赫尔：不久前通讯部队破译日军密电所获得的那份情报，现在证实了。总统叫赫尔接见野村和来栖，但是不提珍珠港，只要冷冷地打发他们走便是。

　　下午2时21分，两位日本使节进了赫尔的办公室。野村拿出东京来电译文，表示歉意地说：“我原来奉命在下午1点把这份电文交给你的。”

　　赫尔气得声音都发抖了。他说：“为什么要在下午1点交给我？”

　　“这个我不知道，”野村回答说。【日本使节们究竟事前知道了多少情况，无法确定。人们认为，他们也和赫尔一样，除了进攻目标不知道之外，其他都早已知道了。】

　　赫尔看了电文一眼，气愤愤地说：“我告诉你们，过去九个月来我跟你们会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我担任政府公职已经50年了，我还没见过哪一份外交文件这样鬼话连篇，歪曲事实的。你们这些话这样无耻，不到今天我还意想不到地球上有哪个政府能说得出口。”

　　野村张嘴想说话，可是赫尔不客气地朝门口点头示意，把他打发走。

　　过后不久，美联社分设全国各地的新闻编辑室就同时从自动收录机上收到一则新闻：

　　『急电

　　华盛顿——白宫宣称：日本袭击珍珠港』

　　说也奇怪，只有一家广播公司打断了原定节目，播送了这条战争爆发的消息。共同广播公司的广播员莱恩·斯特林把马球场上的职业足球赛（捷足队对群雄队）的节目停了下来，临时加播战争消息。但是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却继续播送萨米·凯的小夜曲和电台自己安排的音乐演奏，因为原定下午二时半才播送新闻，他们认为不妨让听众再等一下。这时，又有新电讯来了：

　　『新闻简报

　　美联社华盛顿12月7日电：罗斯福总统今天发表声明说，日军对夏威夷珍珠港进行了空袭。
　　日军同时对瓦胡岛上的海军和其他军事机构也进行了空袭。
　　总统的简短声明是由总统府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向记者宣读的。没有马上谈到详细情况。
　　白宫宣读上述声明时，日本使节野村、来栖二人正在国务院。

　　急电

　　华盛顿消息——据报道，日本又向马尼拉陆海军基地进行空袭。』

　　这条急电不确实，日军当天并没有空袭菲律宾。但是第二天他们的零式战斗机飞到菲律宾的时候，发现麦克阿瑟原来也和肖特一样，把飞机密集在克拉克机场中央，便如法炮制一齐炸光。现在各广播网都已把原定节目全部取消，一得到战争消息就播，连谣传的也照播不误。

　　很多美国人等到下午3点原定哥伦比亚公司播送纽约交响乐团演出音乐节目时，才知道日军已经进攻珍珠港，海军少将切斯特·尼米兹也不例外。他打开收音机，刚听到广播员头一句话（“今天日军袭击珍珠港”），就立即离家外出，后来人们才知道，是奉命接替那个倒霉的珍珠港舰队司令金梅尔的。与此同时，萨姆·豪斯敦要塞的电话机铃声大作，闹醒了艾森豪威尔准将。他的夫人只听到他说了几句：“是吗？什么时候？我马上来。”接着匆匆走向门口，边穿衣服，边回头对她说：“我上司令部，不知什么时候回家”。

　　战争爆发的新闻传来后，总不免有些古怪的反应。莱恩·斯特林由于打断了电台关于马球场上足球赛的报导，就收到球迷们的不少电话，一个个怒火冲天，问他球赛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菲尼克斯市也出现同样情况，那里的人纷纷给《亚利桑那共和报》打电话，气愤地问：“芝加哥健儿队对红衣队的纪录，你们知不知道·难道除了战争你们就再也没有其他消息了吗？”丹佛市KFEL电台临时停播了一项宗教节目，就有人打电话来问，电台是否认为报道战争比传播福音更为重要。棕榈泉市有个少女说：“谁都知道战争要爆发，干吗那么忧心忡忡，把好端端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糟蹋了呢？”新泽西市有个上了年纪的人哈哈大笑道：“上次你们广播说什么火星人到了地球，把我们吓一大跳。我早就料到现在又要来这么一手的！”有个记者问参议员奈伊对战争新闻有什么看法。他似乎预感到自己在政界快要变得无声无息了，所以只是嘀咕了一声：“我觉得新闻不那么可靠！”

　　但是参议员惠勒的反应却跟全国人民的情绪一致。他说：“现在没有二话可说，只有狠狠揍日本人，揍得他头破血流。”回想星期六那天，全国还是意见分歧，连罗斯福总统也在上周白宫午餐会上表示，如果日本侵略菲律宾，不知能不能说服国会对日宣战。但是现在全国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可是日本那两个使节居然还在华盛顿像煞有介事地谈判和平，再加上美国人向来又害怕所谓“黄祸”，由于有这么一些因素，这场战争就变成了一场圣战，大家都决心要严厉惩罚那帮阴险狡诈的东方人。

　　※※※

　　海军部长诺克斯用电话向总统报告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罗斯福一听就气得透不过气来，说：“真的吗！？”罗斯福先前的看法和诺克斯一样，以为日本要打就会先打菲律宾。所有美国将领，连马歇尔将军在内，都没有料到日本会派航空母舰进攻夏威夷，因为日本的精锐师团都在印度支那，有随时占领马来亚、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的油田之势，珍珠港距离这条进攻线还很远呢。在军事演习中，珍珠港当然是个合乎逻辑的目标，但是从1941年12月的战略形势来看，它确乎不像。现在他们认清了惨痛的事实：敌人就是要一举把美国的海军打垮，以便取得战争的全盘胜利。美国舰只除已出海的几艘航空母舰外，八艘战列舰，九艘巡洋舰和许多驱逐舰也都被击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罗斯福总统和赫尔通话以后，一动也不动地坐了整整18分钟。他也许是在祈祷，也许是在盘算，或者只是定定神，以便适应新局势。他呆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亲自口述了第一则新闻简报。他很镇定，整个首都也出奇地镇定。不过也有例外。华盛顿开船坞附近种上了好些日本樱桃树，有个爱国心太强的人把其中一棵砍下来了。民防局局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坐在响着警笛的巡逻车上到处巡视，大声叫市民们“镇静！镇静！镇静”（但是同时通过广播器说：“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里就不是危险区！”）。这时候日本大使馆对面聚集了一群人，瞧着烟囱冒浓烟，日本人正在烧外交文件呢。有个妇女说：“我在佐治亚州瓦尔多斯塔市见过私刑杀人，这群人很有那种神气。”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日本大使馆人员拖出来吊死，拉瓜迪亚也镇定下来了，剩下的樱桃树也没有谁去动它。这时总统正在迅速而有效地着手工作。他召开了内阁会议，隔着大西洋和丘吉尔通了电话，向国会领导人汇报了情况，发出了要各国防工厂加强警戒的命令，通知了赫尔将新情况转告南美洲各国政府，而且还同马歇尔将军一起检查了各地陆军的部署。爱德·默罗那时正在红树高尔夫球场打球，一听到战争爆发，以为罗斯福虽则原来约他共进晚餐，现在想必要取消了。但是罗斯福夫人还是打电话给默罗太太说：“反正我们总得吃饭。不管怎样，你们还是来吧。”

　　默罗夫妇来吃饭了，可是总统的椅子是空着的。这时，总统的漂亮的椭圆形书房成了三军总司令部。萨姆纳·韦尔斯站在总统身旁，总统口授明天要发出的公告，办公室门偶尔打开，便听到总统的洪亮的声音：“昨天，1941年12月7日——这是个叫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可耻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突如其来但蓄谋已久的袭击。美国本来是和日本和平相处的，而且由于日本的要求，当时仍与日本政府、日本天皇进行着谈判，希望能维持和平……”

　　默罗觉得自己该走了，但是总统夫人几次离座去问总统，回话还是要默罗留下来。深夜11点，默罗太太先回家了。直到12点半，罗斯福才请默罗一起吃点夹馅面包，喝点啤酒，他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把情况都告诉了默罗，说珍珠港受了多少多少损失，还说政府负责国防的人员，包括他本人、诺克斯、史汀生，当时几乎都不相信消息是真的。他们实在不明白，这么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怎么这样不堪一击，怎么会受了这样严重的损失？他还在发愣，还在生气。

　　“我们的飞机竟摆在地上给人家炸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边说边用拳头打桌子，“摆在地上！”

　　当晚，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有的唱《上帝保佑美国》，大多数只是静静地凝望白宫，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总统府灯光黯淡，北面门廊的大灯没有亮，这种情况人们记得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总统府女管家亨里埃塔·内斯比特正在尺量各处的窗户，准备做遮光的黑帘子。总统府西街已经禁止通行了，因为太靠近总统办公室。工程人员正在白宫的地下室里用粉笔划线，准备从那里开个口子，打一条地道经过行政东街地下直通财政部大楼的旧地下库房。如果首都受到轰炸，这个地方就是全华盛顿最安全的避弹室了。

　　财政部摩根索部长已经下令在白宫周围加派双岗。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共同的那座大楼房顶上站了军队，他们脚下的那个房间就是赫尔不久以前会见两个狼狈不堪的日本使节的地方。士兵们在黑暗中摸索着把高射炮架好了。这座大楼的五楼改成了营房，驻扎了高射炮兵。此刻谁也不认为这些预防措施是小题大作了。

　　大楼楼下，马歇尔将军正从办公室走出去。白宫有个顾问问他，夏威夷方面的消息怎么出入那么大？将军答道：打仗嘛，总会有种种传闻的，有时谁都分不清真假。他还加上一句解释：“我们都在战争的云雾里。”

　　在芝加哥，一大群人围着一个报摊要买《论坛报》号外。有个矮胖女人问过路人，“这是干什么？”回答：“太太，我们在打仗啦！嚷的就是这事。”她说：“啊，原来是这样！跟谁打啊？”一连几天，这事传为笑柄，而且确也足以博得一笑。其实问题提得很好，因为总统的战略向来是把大西洋放在第一位的。当天下午，丘吉尔打电话问罗斯福：“总统先生，日本人来这么一手，究竟实际情形是怎样的？”总统回答说：消息没错，是打起来了。“他们袭击了我们的珍珠港。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但真的这样吗？美国之群情激昂，只是针对日本而发的。珍珠港的罪行总不能归咎纳粹德国嘛。尽管国会议员们激动极了，可是如果要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国会大概还是不会同意的。即使国会同意对德宣战，全国又会意见分歧的，现在的旺盛士气就会落下来的。

　　但是希特勒这时已经开始丧失理智了，这对盟国是一大幸事。由于俄国战局紧张，“元首”再也吃不住了。他越发控制不住自己，动辄发脾气，所作的决定也越来越凭直觉，即他所谓本人性格中“艺术家那一面”。12月8日，他离开东普鲁士狼窟司令部，乘火车匆匆赶回柏林，因为日本援引三国条约，要求德国对美宣战。他本可以不理会东京的要求。早先信誓旦旦，后来自食前言，这种做法在他早已习以为常，而且袭击珍珠港确实可以说是情况不同，德国要是不想介入战争，是满有口实的。按三国条约规定，只有日本本土遭受攻击，德意两国才有相助的义务。如果希特勒置日本于不顾，日本大概也无法报复，因为德国在西，日本在东，各处地球一方，中间隔着个苏联。

　　上面所说的也正是希特勒顾问们所提出的意见。除了里宾特洛甫态度动摇外，“元首”周围的人无不劝他说：树敌已经够多的，不要再加上美国了。可是这时“元首”却偏偏想起以前对日本外相口头提出的保证来。那时他答应过：“一旦日本跟美国打仗，德国一定随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他说：“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三国条约岂非在政治上失效了吗？”但是其他的纳粹头子还是不以为然。他们从12月8日起到11日止，日以继夜地整整进行了四天激辩，东京惶惶不安，苦候结果。最后希特勒终于直说，他的真正动机是进行报复。由于德军在茫茫的俄罗斯草原上受到挫折，希特勒对美国驱逐舰在大西洋方面的所作所为是越来越恼火了。一句话，罗斯福逐步升级的刺激终于弄得“元首”忍无可忍。据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所得的资料，希特勒当时说过，他要正式宣战的主要理由“是因为美国早已攻击我们的船只。对于这场战争，美国早已是个强有力的介入者；美国由于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早已造成了德美交战的局面。”于是他宣布德国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墨索里尼这时早已是希特勒的十足的奴才了，便也跟着对美宣战。一转眼，罗斯福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国会别无他法，星期四当天就对德宣战。迪安·艾奇逊认为希特勒此举“非常愚蠢”。他日后写道：“由于敌人蠢到极点，他们终于帮我们解决了种种困难，解除了重重疑虑，使我国人民团结起来，走上了那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走的漫长而艰苦的道路。”





　　第二部 牺牲与变化（1941－1950年）

　　第九章 反攻

　　“日本鬼子”——麦克阿瑟是这样叫敌人的，别人则叫他们“日本佬”，这是日本人自诩为“大日本”的简称——也许是历史上最为人们估计不足的步兵了。一个日本兵，看上去活像用牛皮纸胡乱卷起来的包裹，又脏又皱，随时有可能散开来。他的绑腿不整，军衣肥大，裤筒宽松，罗圈腿短得可笑。这样一个形象使人产生错觉，而错觉一旦形成就不易消除。即使在珍珠港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还预言说，1943年就可以打垮日本。在美国国内，自动电唱机也聒噪地唱着：“再见了，妈妈！我要出发去横滨了！”“我要去揍一下肮脏的日本小鬼。”随便哪个酒友都能告诉你：美国从1775年以来每战必胜，从来还没有输过。

　　可是日本人呢？他们是从1598年以来就没有输过的啊。那些穿着黄色军服的日本兵，看上去虽然窝囊，打起仗来却绝非等闲。他们都是神枪手，1000码内弹无虚发。他们每人带400发子弹（比美国步兵多一倍），五天的军粮，那就是鱼干和大米。他们绝对不怕死，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为天皇而死是无上光荣的。此外，他们所倚仗的武器装备，也令人生畏。珍珠港之役，他们就已击沉很多美国战列舰。华盛顿很快就知道，不但日本的军舰比美国的航速快，火力强，鱼雷性能好，就连日本空军的质量，美国也无法望其项背。袭击夏威夷时，他们出动了四种飞机：川崎式、三菱零式、中岛B5N1式，三菱G4M1式。每种都比美国当时能够升空的同类飞机强。

　　战争爆发后第四周，陆军部长史汀生便告诫全国说：“我们最后总会战胜日本人的，但不要带着玫瑰色眼镜来看这场战争。有的报道说日本军队……训练差劲，装备低劣。但严酷的事实表明，他们作战有经验，装备又好，他们身体粗壮，性格强悍，训练有素。”从前认为一个年壮力强的美国人可以打垮十个东方人，现在这种神话已被粉碎了。起码华盛顿已经大受震动，认识到美国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局面从未有现在这样严峻。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据称为“情报”机关——却一度认为敌人绝不会空袭珍珠港。理由很多，其中一条据说是：日军当时正在西贡集结，东条不可能同时在几处发动攻势。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云云。

　　这种人所共知的常识却错了。1942年元旦，“大日本”的军队不但从西贡直指南方，而且还在关岛、香港、婆罗洲、威克岛和菲律宾群岛登陆。东条的闪电战比希特勒还厉害。他切断了东京和美国西海岸的通路，控制了一大片海域，其面积竟达全球面积1/10。与此同时，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出动的潜艇，对东条也是莫大的支援。本来战争一开始，盟国就感船舶不足。而雷德尔为了粉碎英美同盟，凡遇飘扬星条旗或米字旗的船只，就击沉不论，以切断海外驻军的给养。1942年初，他似有可能达到目的。住在东海岸的美国人，几乎每晚都可以亲眼看到商船被鱼雷击沉。1月间，在相隔不到几小时之内，纯粹潜艇就在长岛附近击沉英国的油船“科英布拉”号（6768吨）和货船“诺尼斯”号，并在北卡罗来纳州海面附近击沉美国商船“艾伦·杰克逊”号和油船“马来”号。这一年，纳粹潜艇共击沉船舰1160艘，平均一天超过三艘。遇难的船舰中，有驱逐舰“雅各布·琼斯”号，它在新泽西州梅角海面沉没。美国战舰在自己海岸附近被敌人鱼雷击沉，这还是第一次。

　　在这危急存亡的岁月里，盟国屡战屡败，轴心国看来攻无不克。纳粹正在进攻斯大林格勒，重新集结部队，准备对莫斯科作最后猛扑。隆美尔则逼近开罗，开罗的英国外交官已在焚烧文件，看来德国人在印度也有兵临城下之势，和席卷东方的日本友军会师，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东条也和希特勒一样，大有锐不可当之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一瘸一拐地从缅甸逃出来，嘟囔着说：“打得我们够呛，把我们从缅甸赶了出来，真是奇耻大辱！”华盛顿有些战略家认为，打败日本可能要十年。过去认为太平洋大西洋是天然屏障，现在似乎并不是那么不可逾越了。美国人不但在东海岸看到自己的海员遇难，而且炮声在太平洋海岸也历历可闻。日本潜艇曾炮击西雅图。3月上旬，15架从舰上起飞的零式机空袭洛杉矶。虽然在军事上说这些袭击不过是骚扰性的，但对美国人的心理冲击极大。总统觉得有必要安定民心，准备广播一次炉边谈话，并要求报纸上刊登世界地图，使听众能跟上他的谈话。但是罗斯福说什么，日本人也能收听到。于是，当罗斯福用安详的语调指出没有理由悲观失望时，日本人又派一支潜艇分队袭击了圣巴巴腊。这样，在洛杉矶和旧金山都架起高射炮来了。

　　※※※

　　东条在12月7日的总攻势中，除了珍珠港之外，还有一个进攻目标，就是马来亚。华盛顿有少数几位外交官，自命深谙东方人心理，曾大胆推测，认为日本人可能入侵泰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对的。打个比方来说，就像在三年前9月份新英格兰那次历史上最大风暴到来之前，气象人员却预测可能有小雨一样。当时维希政府软弱可欺，山下奉文将军利用这弱点，把印度支那变成了日军集结整顿、准备进攻的基地。接着，他和泰国政府举行密谈。结果，12月7日那天，泰国人佯装抵抗四个小时，便向山下奉文将军投降。现在，他准备第一次大显身手，进攻马来亚了。

　　三支密集的日军纵队，在以越南为基地的机群掩护下，从泰国涌进马来亚半岛，迫使英军节节后退。他们本来没有必要投入这样一支大军的，但他们想牵制英国空军，诱使英国海军上钩。这个策略成功了。英国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果然上钩了：他带领英国最新的主力舰、海军王牌“威尔士亲王”号和重巡洋舰“却敌”号直驶过来。他舰队里惟一的一艘航空母舰搁了浅，使舰队失去了耳目。开战后第三天，三菱式鱼雷轰炸机便把“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击沉。盟国在夏威夷海面，算这两艘舰只战斗力最强，一旦被毁，马来亚自然是在劫难逃了。敌军进展越来越快，种种难以置信的传闻不胫而走，说什么日本的“猴子兵”就像“人猿泰山”那样，能抓住树藤像荡秋千那样从一棵大树荡到另一棵（其实他们不过用自行车而已）。与此同时，温斯顿·丘吉尔得到汇报，说新加坡的大炮都是指向海面的，不能掉头，他不禁惊惶失色。

　　这些天皇的精锐部队势如破竹向南挺进，而本间雅晴中将的正规师团则在12月10日开始在吕宋岛登陆。是日也，菲利普斯葬身海底，而没有设防、毫无准备的关岛也陷入敌手。不足三周，本间的军队就已在九处登陆，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但话未说完，日本人便空袭马尼拉了。美军和菲律宾地方部队接着退到巴丹半岛。罗斯福想把麦克阿瑟救出来，他知道这位将军不好对付，但对他的将才还是很器重，于是命他前往澳大利亚。2月某夜，麦克阿瑟趁黑带着妻儿和家庭女教师登上一艘鱼雷快艇，仓皇出奔。被扔在巴丹半岛的士兵愤愤地唱道：

　　『我们是奋战在巴丹的弃儿：
　　没爹没娘，山姆大叔也不知去向，
　　六亲断绝无依靠，
　　既少大炮又缺枪。
　　没人过问管他娘。』

　　说来痛心，他们抱怨武器缺乏，这是近乎事实的。当时，防御体系已在瓦解中，巴丹半岛上惟一的美国部队是第31步兵团，只剩下636人。他们只好后撤到状似蝌蚪的科雷吉多尔海岛要塞，只有十架老式飞机，几艘鱼雷快艇。最高级的海军司令官汤姆·哈特海军中将过完了圣诞节就在第二天坐上他最大的军舰（潜艇“鲨鱼”号），挂上四星将旗，离开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地堡里的官兵，起先还待在通讯部队的电台周围，但不用多久便走开了，因为广播的新闻实在令人丧气。香港陷落了，护士在大街上被日本兵强奸。威克岛也失守了。在詹姆斯·德弗罗少校指挥下，500名海军陆战队战士英勇地抵抗了两周，打退了敌军一次登陆冲锋，但没有援兵到来。元旦那天，海军中将哈特的潜艇在爪哇浮出水面，来到英国陆军元帅韦维尔的盟国统帅部时，日本鬼子已占领了新加坡，正准备对爪哇和苏门答腊采取行动。韦维尔把作战地图研究一番之后，就飞到印度去了。愤恨的荷兰人责备他把东印度群岛丢下不管，听天由命。

　　命运确是十分悲惨。盟国舰队这时由一名荷兰海军将领指挥，舰长们要通过翻译才能听懂他的命令。17艘盟国军舰，没有空军掩护，出海去阻击日军。它们寡不敌众，毫无希望。盟军最大的舰只不过是两艘巡洋舰。可是，出现在海天之际的日舰，远远望去密密麻麻，仿佛一片佛塔，共有74艘，包括四艘战列舰和五艘航空母舰。这场爪哇大海战历时七小时，荷兰海将麾下的舰只有一半葬身海底，他本人也同归于尽。剩下的也很快被日本飞机收拾一干二净。最后两艘军舰（美舰“休斯敦”号和澳舰“珀思”号）想从巽他海峡逃脱，但海峡已被敌人封锁。3月1日晚，它们终于在战斗中被击沉。被敌舰团团围住的“休斯敦”号，在沉没时依然奋战不已，大炮轰鸣，直至船尾倾斜，舰上号手才挺立其上，吹响了弃船号。

　　远处本土的美国人，对发生在太平洋上的战役，是难于理解的。珍珠港事件，也和阿拉莫之战【阿拉莫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得克萨斯州原为墨西哥一个省份，1835年美国人占领圣安东尼奥市。翌年，墨军围攻该城，守城美军150人全部阵亡。——译者】及“缅因”号事件【美国战舰名。1898年在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哈瓦那港被炸沉。——译者】一样，比它们所触发的那场战争，还要脍炙人口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除了注意西海岸以外，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希特勒身上。另一个原因是不熟悉地理。硫黄岛的官兵，收到国内亲友的“胜利”邮简，发现发信人以为他们还在“南太平洋”作战呢。欧洲战场的地名是大家从小学时代起便熟悉的。可是有谁听过有个雅浦岛呢？依奥利巴瓦岛在哪里呢？什么新不列颠、新喀里多尼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和新赫布里底斯，这些群岛谁能分辨出来呢！

　　可惜美国教师在教学中没有教过这些地名。但也不能责怪他们。在航空时代还未来到之前，像威克岛、中途岛和硫黄岛之类的岛屿，是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直至1941年，只有美孚石油公司或利弗兄弟公司才会对太平洋上的群岛感兴趣。战争爆发时美国海军用的还是早已过时的18世纪的海图。不少海战事实上是由于不知航路深浅而失败的。海军陆战队在进入所罗门群岛时，得一边前进，一边测量。他们在那里打的第一场仗，连地点也弄错了。他们以为那是泰纳鲁河，其后才发现原来是艾卢河。

　　一般人民对太平洋的印象，无非是B级影片的摄制人员所臆造出来：南海诸岛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乐土，棕榈成荫，熏风时来。那里莎迪·汤普森和传教士混在一道【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译者】，土著少女们穿着贴身的沙龙潜到海里采珠，就像著名电影女明星桃乐赛·拉摩演的那样。这种海外奇谈确是引人入胜，当然其中也有一星半点是符合事实的。那些少女们与其说是像桃乐赛·拉摩，不如说像李斯特饮水袋【帆布制的水袋。1947年美国军医比尔·李斯特所创制，故名。——译者】，但是，大多数参加过这场敌人称之为“大东亚战争”的老兵们，还能回忆起那里瑰丽的自然风光：比如说，瓜达尔卡纳尔岛茂密的丛林中白兰遍地，鹦鹉成群；布干维尔岛奥古斯塔皇后湾的火山硝烟时起；塞班岛上的火树红得可爱，等等。

　　可是美国士兵到这儿来并不是要观光，他们是来打一场残酷无比的战争的。丛林美得愈是惊人，战斗就可能愈是凶猛，有些海岛简直是无法待下来的。比如说，有一队工程兵被派赴圣克鲁斯群岛进行勘查，准备开辟临时机场，就都染上了脑膜炎，全部丧生。战斗是在难以想像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给地震震得摇摇晃晃，硫黄岛上火山的气流从山岩里喷出来，咝咝作响。在布干维尔岛，推土机陷在深不可测的海绵状的沼泽里。在佩勒柳岛，在激战最酣的时候，即使是在树阴之下气温亦高达华氏115度。有时候，天气比敌人更凶。格洛斯特角的一天雨量竟达16英寸。莱特湾大海战被一次特大的季候风所打断。一个月以后，一场台风又吹沉了三艘美国驱逐舰。

　　任何战争都有它使人难以忘怀的特殊声色，这场战争也是如此，多年以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像模糊一片的万花筒，或者像随意辑存的一些旧照片，足以勾起沉思，有时还会在人们灵魂深处，引起可怕的回忆，使人感到心有余悸。当年驻守滩头前哨的部队，栖身在活动营房里，周围都是大海，仿佛漂流在动画片般的荒岛上的弃儿，证明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称战争是“自寻烦恼”之说确实不错。还有当年舰船上那单调刺耳的广播，熏人的汗臭，空荡凄凉的兵营食堂；还有那些简易机场跑道，由大块大块孔状金属板铺成，像大型拼图玩具；还有那在榕树林里蓦地爆炸的炮弹，在赤道阳光下闪烁耀目的零式机翼的红膏药；还有因躲避敌人袭击而迂回曲折前进的军舰，使惊惶四散的含磷生物群放出光亮来；还有航空母舰飞行员在出击时争先恐后地在飞行甲板上跑，飞行帽在头上蹦跳，航程图夹在腋下的情景，如此等等。

　　但是，对当过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人说来，使他们终身难忘的回忆，恐怕是一次半夜三更就开始的什么新的作战“行动”。那时的气氛简直紧张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们从运输舰里的硬板床跌跌撞撞地爬下来，便胡乱吃一顿早餐，然后紧张地注视着被他们14英寸口径排炮猛轰的那边海岸，把重得要命的装备扛在本来已经酸痛不堪的背上，沿着货物装卸网，往下爬到那些晃荡不定的小得可怜的希金斯登陆艇上。他们紧张地盯着前面那块朦胧的大地，朝着什么一号红色滩头或二号绿色滩头全速前进，一心希望这次不要给暗礁绊着，变成日军机枪手的目标，同时又揣测着那里的地形不知是怎么样。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这个鬼地方又是一个炙热的鼓风炉，步兵又要受罪，但它也一定和所有其他海岛一样，风光绮丽，美景天成。

　　自然环境这样独特离奇，也造成一些异乎寻常的伤亡。在格洛斯特角战役里，有25名海军陆战队是被倒下的大树压死的；舰艇沉没了，飘浮水面的水兵却被鲨鱼吞噬；在俾斯麦海海战中泅水逃生的日军在新几内亚登了岸，却被猎取头颅的土著剁成好几块。另一部分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竟被自己人煮了吃了。对打败仗的军队来说，热带丛林是残酷无情的，而由于美国海军力量日渐强大，被切断退路的一般都是日军。要是他们身陷重围，就只有吃人或吃草根树皮，在灌木丛中与毒蛇、鳄鱼为伍。即使他们还有退路，逃生希望也微乎其微。藻利海将军指挥的日军撤过新几内亚的胡翁半岛后，还能作战的只剩下1/5。堀井将军率领的日军越过欧文·斯坦利山仓皇逃走时，连他本人也淹死了。

　　要是天皇没有命令，日本人是不准投降的。甚至在裕仁宣布投降以后，有些死硬派仍然躲在洞里，一直坚持到50年代，甚至50年代以后。日本人认为被敌人生俘十分丢脸。有些人随身带着自杀手枪，弹膛里只有一颗子弹。到了战争中期，战败的阴影已经隐隐出现，日本军官往往把士兵集合在一起，按照日军传统，发动一次高喊“万岁”的自杀性冲锋。没有步枪就发棍棒，不能行动的就发手榴弹或地雷，自己炸死。总之，无一可以幸免。塞班岛日军司令因为年迈体衰，不能自杀，就让副官开枪。也是在塞班岛上，年仅五岁的日本小孩围成一圈，互扔手榴弹，同归于尽。

　　日本人本来就对剖腹自杀极其崇敬。但在讲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统帅看来，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有军事上的意义。他们所占领的大洋洲地区，已超过其需要，而且进程又比原计划快了一倍。在这情况下，他们的作战目标便是争取和平谈判。本间将军在1939年就说：“和美国作战，我们准备牺牲一千万人。”佩勒柳岛的日军墓地一块木牌上写着字迹潦草的口号：“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在太平洋筑成一道防线！”他们的宣传一直都是说要彻底战胜美国佬。但是核心人物却较为现实。陆海军将领们的计划是，如果美国对战局取得主动，他们就转而打消耗战。美国人越迫近日本本土，日本军民就会战斗得越顽强。到时东京就组织什么自杀艇、人乘鱼雷和数量极大的神风机群。一旦美军要在日本本土登陆，国民的口号将是：“1亿玉碎！”他们知道麦克阿瑟曾估计，进攻日本本土的第一天，美军的伤亡会高达5万人，接着，战争很可能会延续数年。他们推想，美国人民是不会做出这样巨大牺牲来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因此，他们打算战争末期在东京街头张贴的标语这样写道：“他们（美国人）来得越早越好。”

　　太平洋战况之所以这么惨烈，双方生俘的人之所以这么少，是因为日本鬼子认为，自己投降固然可耻，敌人投降也可耻，因此他们对俘虏毫不客气。在科雷吉多尔战败投降的美军，被迫作了一次“死亡行军”。这就是说，不管是病员或伤员，都被迫行军，真的是走到死了为止。美国海军陆战队袭击马京岛时被俘虏的人全部被日军砍了头。在米尔恩湾，他们丢下的澳大利亚俘虏兵都给捅了刺刀，阴茎割了下来，包皮缝在嘴唇上，在他们头上挂上一个牌子嘲笑说：“死也不让你痛快死！”

　　这种行为马上引起报复。自从法印战争【法印战争（1756～1763），亦称七年战争。主要是英法两国争夺北美大陆之战。法军与印第安人结成同盟，故名。时美国还未独立，但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均曾带领美人参与这一系列战役。——译者】以来，美国军队从来没有现在那样残暴无情。当然，对妇孺还是有所区别，还没有出现像25年后在越南那样杀害平民玷辱军誉的暴行。但在战斗中，就不再有什么休战，不再讲什么侠义风度了。美国海军发动了毫无任何限制的潜艇战。日本鬼子在阿默勒尔蒂群岛上宁可饿死，也不投降，美军就让他们躲在灌木丛里，作为活靶子，让士兵练习射击。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连将军们也和普通步兵一样杀人成性。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对士兵说：“我们必须憎恨敌人，身上每一根纤维都要充满对敌人仇恨。我们要如饥似渴地想打仗，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杀敌。”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下令在图拉吉岛半山里，竖起一幅巨型标语，让过往船只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杀日本鬼子呀，杀日本鬼子！
　　奋勇多杀日本鬼子！
　　你做好本职工作，
　　就是帮助前方多杀黄色狗杂种。』

　　同样，麦克阿瑟也对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将军说：要是他拿不下布纳，就不要活着回来。1943年，美军司令们从间谍提供的情报中侦知日本名将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的行踪，就派出P－38战斗机群侦察出他的座机，把他击毙。

　　山本五十六是个军事天才，堪称东方的纳尔逊。在他一手策划下，日本发动了四面出击的海上攻势，在短短的六个月之内，侵占了大洋洲三千平方英里的陆地面积。可是他不知道他的紫色密码已被美国通讯部队破译了。要是他知道，这场战争就会大不一样。事实上他当时几乎消灭了美国的整个武装力量。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五角大楼曾一再以他所造成的灾难为论据，提出极其惊人的庞大的年度国防预算。

　　山本在爪哇海大海战大获全胜之后，这个所谓旭日东升的国家确是光芒四射，令人目眩。山下奉文中将对新加坡英国珀西瓦尔中将提出：“我只要你答复一下，投不投降？”于是，新加坡在2月17日投降了。它的巨型的维克斯海岸大炮，有14门被运到吉尔伯特群岛中一个珊瑚岛，它的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叫做塔拉瓦。缅甸在新加坡投降后，很快也投降了。1941年3月的第二周，日军沿公路向曼德勒挺进，5月1日攻克，这样就把中国运输线切断了。

　　新加坡是个战略要冲，它的陷落引起很大震动。比不上新加坡那么著名，但实际上则更为重要的是新不列颠岛的澳军前哨拉包尔，它也于1月失守。敌人在那里驻进了10万大军，修建五个机场，把它变为一个固若金汤的要塞，拉包尔就成为新爱尔兰、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等岛屿的前哨基地群的门户。现在澳大利亚已在日本空军航程之内。北海岸的达尔文港，遭到猛烈空袭之后，已不能再使用。新西兰把65岁以下的男人，全部征召入伍，全国的驱逐机进入临战状态——总共只有九架。澳大利亚总理向全国发出警告，敌人时刻都可能入侵。有人建议把这两个英国自治领放弃，新任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不久以前还叫美国海军司令）在华盛顿极力反对。罗斯福电告丘吉尔说：“太平洋局势目前十分严重。”而“东京玫瑰”则嘲弄美国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躲到哪里去了？”

　　现在除了南所罗门群岛、莫尔兹比港（在形如鸟状的新几内亚岛的尾部）以及危在旦夕的科雷吉多尔以外，日本人已经控制中途岛以西、珊瑚海以北的整个太平洋地区。他们原先估计这场闪电战中士兵伤亡率可能达20％。但事实上，他们几乎丝毫没有被碰伤。他们有一支舰队，击沉了盟国五艘战舰、一艘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自己却毫发无损。这时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发出豪言壮语。金命令尼米兹海军上将立即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要他“不惜任何代价”守住中途岛－萨摩亚－斐济－布里斯班一线，尼米兹连军服也未穿上就动身了。但这一切只不过是给自己打气壮胆而已。美国自爪哇海大海战以后，送去前线的力量只是七拼八凑的。太平洋上的美军，真是万难临头，连内部颠覆也出现了。在法属努美阿的美军司令部里，就尽是维希分子的法军上校，把美国舰只和军队调动情况，向敌人通风报信。

　　但在美国国内，因为一些使人兴奋乐观的传说，士气倒是很振奋的：什么一个名叫科林·凯利的飞行员炸沉了日本战舰“春名”号（其实并无此事）；什么美国海军在婆罗洲海岸附近望加锡海峡和日本海军碰上，结果美国海军大捷（其实并非如此）；什么威克岛的海军陆战队曾经广播说：“再派些日本鬼子来吧”（肯定他们没有那样广播）。至于东条和山本，并没有受骗上当，他们满怀信心把1938年便拟好的作战计划重新审查了一遍。下一步就是要占领所罗门群岛中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邻近的图拉吉岛了。果然5月3日，日军轻而易举地拿下这两个岛。5月6日，科雷吉多尔也投降了。在菲律宾演出的这场悲剧就闭幕了。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写道：“科雷吉多尔不用我多言。但从那最后一发回荡的炮响和火红的硝烟中，我仿佛看见那里那些憔悴、瘦弱、枯槁而又无畏的官兵，他们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科雷吉多尔陷落后第二天，日军一支两栖作战部队又开入澳大利亚东面的珊瑚海，企图攻占莫尔兹比港。菲律宾的征服使他们勇气倍增，趾高气扬，患上了后来那位航空母舰司令海军上将原所说的“胜利病”。接着的那场战斗是历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和航空母舰交锋，打得又有点离奇古怪。美国人要保澳大利亚，就必须作殊死战，守住莫尔兹比。他们从剩下的五艘航空母舰中派了两艘来截击敌舰。可是，在敌人眼里，这场仗不过是小插曲而已。山本还要保存实力，准备中途岛大战呢。尽管这样，在这场珊瑚海的战斗中，日本空军还是使美军损失惨重。除了击沉“列克星敦”号以外，还重创了“约克敦”号。美国海军航空兵则炸毁七艘日舰，包括一艘小型航空母舰。——飞行员发来电报说：“敌航舰一艘报销。”但是，总的说来，最多只能说打了个平手。不过莫尔兹比和澳大利亚可以苟安一时了。日舰掉头后撤。“约克敦”号则由1400名机工在珍珠港日夜抢修，不足两周后及时赶上了中途岛之战。

　　这时，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出现了第一场大危机。盟军手中的岛屿快丢完了，日军又拿下了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现在罗斯福也像澳大利亚人一样不得不考虑敌人入侵本土的难以置信的可能性了，美国舰队已受重创，现在日本海军舰只总数达到美国的三倍，信心空前。1942年5月27日是日本大胜俄国海军37周年纪念日。当年的低级军官山本特地选定这个日子，开始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中途岛进军。舰队向大洋驶去，由一支数达65艘的驱逐舰前导和掩护。跟着是22艘重型巡洋舰和11艘战舰，由山本大将的旗舰超级无畏舰“大和”号率领。这支舰队周围，有21艘潜艇，四艘大型快速航空母舰派700架飞机在空中掩护，另由80艘运输舰满载着作战部队。舰队破浪前进，官兵们高唱战歌，神气极了。准备第一批登陆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发啤酒喝。罗斯福在6月2日对麦克阿瑟说：“目前看来，日本舰队似乎是驶向阿留申群岛，或是中途岛、夏威夷。也有可能空袭加利福尼亚南部和西雅图，虽然这可能性不大。”

　　山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样——要使对方对他在哪里下手摸不着头脑。他又派了一支特遣舰队驶向阿拉斯加（这时日本舰只多得这位海军统帅不知怎么用才好）qi書網-奇书，进行佯攻，想诱骗美国人分散兵力。但是这次这位海军大将却弄巧成拙了。他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实际并非如此。他的“紫色密码”早已给美军通讯部队破译了，还被他们加上代号，称为“魔术”。他每发出一次密令，“魔术”就立即被破译，内容马上到了负责组织中途岛防务的尼米兹上将手中。岛上士兵密集，到处布防。当时能调集到的战舰，都已派出巡弋海面。那就是说，有7艘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14艘驱逐舰、12艘潜艇，还有4艘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列克星敦”号【原文如此。——译者】、“企业”号和已经修好的“约克敦”号。

　　战局开始对美国人很不利。日本第一批轰炸机对中途岛进行猛烈轰炸，为数达100架，削弱了岛上的防御能力。当时美国驱逐机为数少得可怜。但是尼米兹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有“魔术”密码不断向他报告敌踪，一是山本对美国舰队的去向却毫无所知。接着，日本航空母舰司令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他把原来在飞行甲板候命的飞机清走，以便空袭中途岛的飞机飞回舰上。可是日机还未飞回，美国飞机就已在上空盘旋，这样就使自己处于毫无防御、措手不及的地位。

　　1942年6月4日那天上午，美国的鱼雷轰炸机首先发动攻击。它们几乎全部被敌人炮火击落。投入战斗的41架飞机中，只有6架幸免于难。没有一个鱼雷命中敌舰。这些鱼雷机陈旧过时，飞行员们就有如日本的神风队员那样，肯定是要牺牲的。他们牺牲时也认为自己是白白牺牲了。但事实上，造成一点致胜的机会的正是他们。日本那几艘航空母舰为了躲避鱼雷，拼命摆动船舵，使舰上飞机都无法起飞。升了空的寥寥可数的零式机，又要低空飞行，截击那些以身殉国的美国飞行员。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由海军少校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率领由“企业”号起飞的两支“无畏”式轰炸机中队飞到了。它们立即以70度角俯冲而下，把三艘日本航空母舰全部炸毁。到了下午，又向另一艘航舰猛扑，把它也击沉。山本这次出击只带了这四艘航空母舰，现在已失却空中掩护，他不能不撤退了。他坐在舰桥上，无精打采地喝着大米粥。

　　八个星期之后，一直受到“东京玫瑰”嘲弄挖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斐济群岛登陆，这是美军在这次大战中第一次反攻的预习。这场战役自始至终，规模很小。由于所有现代化武器都已运往欧洲，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所用的火器，还是1903年的单发的、逐发上膛的春田式步枪。他们的绑腿还是1918年的，他们的勃朗宁机枪和迫击炮，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阿尔贡战役用过、经过涂上润滑油以后保存下来的。

　　如果说这次进攻有什么精彩之处的话，那就是部队的质量。海军陆战队本来就是精锐部队，而这些团队更是陆战队的精锐。1942年8月7日他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涉水登陆，马上就后悔莫及。这个岛一直被称为卡纳尔，一位前英国殖民地官员称它为一个“倒霉发臭的鬼地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要占领这个岛，任何时候也不容易，但在1942年夏季，另有一层难处。日本人打下了爪哇，盟军的奎宁供应就断了，当时这是防治疟疾的惟一特效药。德国化学家在30年代发现了一种名为阿托品的代用药，但美国公司当时还在拼命试制未成。当时军令规定：发烧的士兵要高至（华氏）102度才准离开火线。尽管标准定得这样高，但到了10月份，还是有两千人因患疟疾住进了医院。

　　登陆那天，海军陆战队很走运，没有遇到抵抗。日本人很少，正在那里修建一条3600英尺的简易跑道。他们扔下不管，躲进丛林里去了。但到了第二天晚上，美军就遭殃了。山本还有很多舰艇和熟练的水兵，入夜以后，他从拉包尔派去一支特遣舰队，通过所罗门群岛的狭长的斯洛特海峡驶过来。那里有个萨沃岛，岛上的火山口峰，阻碍着美军视线，掩护了日舰前进。那晚称为萨沃岛海战的美日舰队交锋，在美国海军史上是损失最惨重的一役，或者可以这样说，是任何一国海军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役。有四条珍贵的巡洋舰被击沉，1000名水兵没顶。第二天清早，残余的美国舰队向南撤退，那些运输舰，只卸了一部分，便也跟着撤退走了。海军陆战队的将领说，他的部队被遗弃在岛上，“光着屁股”。他们马上要将每日定粮减半，进行自卫战的弹药只够四天用。但是日本的运输舰源源不断，海军陆战队给它们起了个“东京快车”的名字，它们将日军从拉包尔运至卡纳尔岛的另一端登陆——每晚有900人，有一晚是4500人。

　　海军陆战队靠着从简易长型机场取得供应，在敌人炮兵的轰击下，在密集的步兵攻击下，在那泥泞如酱的小型掩体中，拼命坚持下来。热带的暴雨向他们迎面袭击。不但疟疾，还有痢疾和各种菌藻传染病，纷至沓来，使他们的体力大为削弱。这时，世人似乎慢慢地认识到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意义。美军既已在那里登陆了，把他们撤出来是不可想像的。到了10月中，麦克阿瑟对罗斯福说：“要是我们在所罗门群岛打败了……整个西南太平洋就危乎殆哉了。”罗斯福也给丘吉尔写信说：他祈祷上帝，保佑他们守住滩头阵地。双方都把瓜达尔卡纳尔当做实力的测验。日皇在东京宣称，瓜达尔卡纳尔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也到了最紧张阶段。这个丛林密布的岛屿，也和那两个大战役一样，宛如强有力的磁铁，吸来了多得同它们本身战略重要性不相称的军队，因为双方都倾力以赴，认为这一仗足以决定全局。

　　麦克阿瑟要求增援瓜达尔卡纳尔，话里是带刺的，他发表的公报一向如此。他要求将美国的“全部人力物力”，转到西南太平洋来。这就意味着对英国和俄国的物资装运要全部停下来，将美军载去欧洲的每艘运输舰都转到大洋洲方面来。在他看来，日本人的威胁，就是严重到这样程度的。但是，美国总统肯定不会这样看。他和战区司令官不同，对战争自有其全球观点。这当然要冒风险，但倾全力对付日本，所冒的风险就更大。即使他在那里打了胜仗，如果转过头来只剩下自己去和希特勒孤军作战，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他需要英、俄同盟，就只能采取大西洋第一的战略。德国军队一天没有消灭，就不能说打败了纳粹德国。俄国人不断地在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他和丘吉尔就得马上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或者是类似那样的战场。所罗门群岛的美军处境危殆，他是知道的。他甚至亲自过问，要派援军去瓜达尔卡纳尔。除此之外，就要靠在那里血战的美军和澳军他们自己去对付了。

　　说麦克阿瑟想也能想像出华盛顿的动向，这是不可能的。从外表看来，这个首都仍然一派歌舞升平。汽车耀目，交通拥塞，食品充足，宴会频繁，一如往常。然而，在位居要津的高级官员中，则正倾其全力，对付当务之急。温斯顿·丘吉尔来美国访问，在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这是件头号重要的大事。但更为紧迫的，又似乎是如何把大西洋战役进行下去。第一步是要实行灯火管制。像迈阿密那样的城市，沿海六英里长的霓虹灯，一直照射到海上，把商船都照得一清二楚，给德军潜艇艇长指出了目标。于是，从1942年5月开始，实行半灯火管制（这是战时经济动员署署长吉米·伯恩斯搞的，所以又称为伯恩斯管制），这样，德军潜艇便无隙可乘。再过一年新型雷达、空中监视出现，这时驱逐舰也采用了新战术，于是德国潜艇才不再成为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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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建立一支有1200万人的军队，军费是庞大的。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108，903，047，923元的军事预算，在当时说来，已是史无前例的了。形势迫切需要增加军火生产。波音公司负责生产B－17空中堡垒（后来，负责生产B－29超级空中堡垒），联合公司生产B－24型“解放”式轰炸机，北美公司负责P－51型“野马”式战斗机，沃特公司负责F－4U“海盗”式战斗机。休斯、凯泽、和弗里泽等人的大名家喻户晓。哪个工厂生产成绩好，就由陆军和海军发给优良奖旗，让它在它们车间的房顶上飘扬。福特的柳树场，很快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车间。在发生珍珠港事件那个星期天，这个本是一条宁谧小河缓慢地、蜿蜒曲折地流过那些未经垦耕的地方，现在这里矗立着全世界最大的车间，里面有一条半英里长的装配线。福特计划在这里每小时生产一架30吨重的联合轰炸机。这些飞机出厂很快，根本不用他考虑仓储的问题。这些飞机由驾驶员把它滑行到附近机场，进行试飞后就飞走参加战斗。

　　但是柳树场的合同也和其他事情一样，最后要由华盛顿某个部门做出决定。1942年6月中，有六个能讲英语的德国间谍由潜艇送来，在长岛和佛罗里达登陆。两人自首了，其余的被逮捕了，他们秘密储藏的炸药也被破获。由华盛顿派人来审讯、结果把这六个不肯屈膝的人处以死刑了事。耶鲁大学要用沙包保护爬满常青藤的房墙，这又要由华盛顿某个官员批准。有时各种命令，决定和谈话荒谬可笑。到了初夏时节，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的队员们穿上由洛德·泰勒公司所设计的新制服。于是《妇女服装日报》大做文章，说：“束腰和乳罩现在已成为陆军妇女服务队制服的一部分，这使制造束腰和乳罩的工业增添光彩。”但是布鲁克林的《碑石报》则对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发动了攻击，说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这个概念，是有破坏性的，是有人精心炮制出来，“破坏美国人和基督教反对妇女离开家庭的传统，把消除性别、纵情肉欲、不愿养育的异教女神带回国来，辱没美国妇女的身份。”甚至带有自由派色彩的主教的《公共福利报》，也反对妇女参军。但是许多妇女还是报名参军了。大家都想服役，连原来爱养狗的人也不例外。于是陆军将有点用场的宝贝小狗组织起来，组成K－9部队，给它一个绰号，管它叫“摇尾巴”。《纽约太阳报》小狗栏编辑阿瑟·罗兰还为这个K－9部队写了一首进行曲：

　　『我们来自祖国的狗窝，
　　告别了老家和炉火，
　　我们参加了狗的大军，
　　肩负起民族的命运。』

　　菲利普·怀利大约在这个时候说过，美国人表示感情往往有独特的方式。比如一师部队在阅兵场上排成MOM（妈）字，这种事第二次大战中只有美国兵干得出来。不过鸡毛蒜皮的琐事有利于把关系重大的绝密行动掩护起来，有些机密是要利用一切伪装的。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东北18英里的橡树岭那里，工人们正在平整山麓，安放底脚，准备兴建一些建筑群。那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们搞什么名堂。有人问，这是干什么？工人回答说：“干每小时一元三角五分的话。”从这里再往西两千英里，就是新墨西哥州那个平静的圣菲城，其中有不少带有外国口音的游客走到东宫街109号那座房子。接着，就有船把他们载到35英里以外的一个营地。他们只知道这是Y号工地，后来就是举世闻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城。

　　太平洋海岸的西北部，到处都在兴建高大的联合企业工厂。工人们问老板，他们生产什么，回答是，生产“马匹的前身，要运往华盛顿的”，或者说，“流产的轮子。”【“流产”词近马车，如此答复，意为莫名其妙。——译者】连老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几个科学家，一个什么少将，少数几个由罗斯福总统亲自指定的文职人员，才真正掌握这机密。这个计划要动用的20亿美元，在联邦预算分散在各种项目下，看不出来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到这里来，到处打听情况，要看看纳税人的钱是否用得其所。白宫就叫他别管闲事。

　　这些科学家们知道，他们是在和时间赛跑。根据英国情报人员报告，柏林原来命令挪威的挪尔斯克氢化厂生产3000磅重水，后来又增加到1万磅。同时捷克的铀一直源源不绝地向德国那边运去。1942年10月15日，盟国在挪威空投了一支突击队，把这个氢化厂破坏了一部分。这使盟国有个喘息机会。但是毫无疑问，纳粹又会将工厂重建起来的。

　　这次杜鲁门参议员是白费时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杜鲁门所花的时间却颇有成果。罗斯福实行配给制度和物资管理制度，引起老百姓大为不满，本是早在意料之中。而且官僚主义既然又是那样严重，有些怨言就更无可厚非了。那年春天，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最拗口的一个机构的缩写PWPGSJSISIACWPB（战时生产局钢铁工业咨询委员会钢管、钢索产品、电镀钢承包商小组委员会）。还有一个什么战时生产局工业生产处糕饼工业各色饼干椒盐卷饼小组委员会。12月份的头一周，物价管理局还发出这样一个通知：“凡是真正的圣诞老人，可以不受10月3日总统有关冻结工资的命令的限制。所谓真正的圣诞老人，是指那些穿红袍、挂白胡子、带着适合身份的一望而知的其他衣饰、而又具有慈祥、愉快的性格，能取得孩童们的景仰，执行他的崇高职责，传播圣诞节精神的人。”

　　这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头一次看到的华盛顿。他是一个教友会派教徒，对于是否该去打仗，还没有拿定主意。所以，珍珠港事件后，他就带着帕特到东部，在物价管理局工作，每周薪金61元。他大学毕业时是个自由派，但据他后来说，看到管理配给制度的人怎样工作以后，他变得“比较保守了”。到了8月，他每周工资已经有90元，但据说在看到了“上面那些靠政治关系得到官职的人们在各式各样重床叠架的庞大机构中营私自肥”以后，他就辞职不干，克服了教友会教徒的反战原则，参加了海军。但这点并不说明什么，因为当时他已是征兵对象。他本来是个律师，参军以后，可以当个海军中尉。他被派到南太平洋。那时一位叫做约翰·肯尼迪的海军中尉也在那里，指挥一艘巡逻鱼雷艇。但尼克松和肯尼迪不同，他在战争期间大都不在前线，而在南太平洋作战空运处工作，没完没了地打扑克，学会从来往船只那里把各种美味搞到手，包括烈性威士忌酒。由于他精于此道，他的宿舍就以“尼克松碎牛排小食店”著称。一天，他在布干维尔岛，哈罗德·史塔生乘飞机来了。当时史塔生还是哈尔西参谋部里的人，但尼克松知道他是政治上前途无限的人物，很有可能当选总统，于是便设法赶到舷梯旁去欢迎他。史塔生紧紧和他握手，尼克松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刻，但战后他见到史塔生提到这次见面，史塔生却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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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霍普金斯在白宫二楼他那个和罗斯福的办公室不过是咫尺之遥的套间里，向一位未来总统传达欧洲战场的未来战略方针。后来盛行摇摆音乐一代的年轻人都把这战场叫做ETO。艾森豪威尔当时还藉藉无名。1941年他在路易斯安那州负责一次演习，才在军中博得一点名声。罗斯福在看了有关报告，又和马歇尔将军商谈以后，就认为要指挥这场极其艰巨的联合作战，最恰当的人选就是艾森豪威尔了。

　　这时华盛顿的高级官员都知道，艾森豪威尔中将要走运了，但很少人有反感。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他是理想人物的化身，《星期六晚邮报》封面上画家诺曼·罗克威尔笔下的将军。他为人聪明大方，生气勃勃，忠厚耿直，谦虚谨慎。他爱拿方言开玩笑，将“阿卜杜尔·阿卜卜尔·阿米尔”唱个不停。他在得克萨斯州出生，在美国腹地堪萨斯州的一个小镇长大。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他也喜欢大多数人。在举足轻重的共和党人物中，能让霍普金斯说句好话的不多，他却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在军事问题上，他的提纲挈领的能力，对基本要点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异常突出的；他是忘我地献身于加速战争早日胜利。甚至在健康很坏、医嘱全休时，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工作。”

　　那时已是1942年6月，早该是总统选定欧洲战场司令的时候了。罗斯福曾轻率地答应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可以指望“今年”就会出现第二战场。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曾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爱尔兰——使流行歌曲界有人写了一支比较不幸的战时小曲《美国兵约翰在爱尔兰找到了一朵玫瑰》。现在美军远渡重洋到英国本土来了。他们给送到了各种古里古怪的小地方。英国人对美国大兵就开始啧有怨言了，说美国佬的问题是“军饷太高，性欲太强，离我们太近”。显然，有必要使他们知道未来目的地是哪里。艾森豪威尔在伦敦西区五月市的格罗维斯诺广场——这个广场后来就被命名为艾森豪威尔广场——安顿下来以后，美军和英军都准备出发了。

　　但开去哪里呢？美国人要从英国横渡海峡出击，但英国则主张进攻丘吉尔所说的“欧洲的柔软的下腹部”。事实上，无论在这两处中那一处作战，他们实力都还不够。所以他们达成妥协，选定了法属北非。在时间上同蒙哥马利从埃及发动的进攻配合，就可以将德国人逐出非洲。这次作战代号是“火炬”。

　　说来蹊跷，这次作战竟以美国进攻老盟友法国开始，却不是指向它的死敌德国。在珍珠港事件整整11个月以后，即1942年11月7日的星期六晚上，进攻的军队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海岸附近的800艘舰艇上。要把这样大的船队掩蔽起来是不可能的。柏林和罗马都得到了消息，都在猜测这支船队开向那里，认为不是马耳他就是埃及。到了凌晨3时，这些登陆舰艇将步兵送上法属非洲的陆地时，整个欧洲为之目瞪口呆，而最震惊的莫过于贝当元帅。9万个美国士兵擅自入侵，使他深为恼火。加上罗斯福对法属非洲人民发表短波广播，说“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是帮助你们击退侵略者……永恒的法兰西万岁”！也使他非常难堪。他于是给总统去信说：“今晚获悉你军进犯，我深感震恐与不安。你采取的行动，竟如此残酷无情。”

　　自然，这位美国总司令的心情恰和贝当截然不同。他正在华盛顿以北60英里卡托克廷山的一个隐蔽的别墅香格里拉和霍普金斯等几个朋友度周末。进攻开始时，当地时间还是星期六晚。总统的电话铃响了。格雷斯·塔利去接电话，这是史汀生打来的。罗斯福拿起听筒时，手有点发抖。他听了一下便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祝贺您。伤亡较轻——比你估计的数字低得多。感谢上帝！”他将听筒放好，转过来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们已在北非登陆，开始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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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森豪威尔在直布罗陀指挥这次登陆，他的指挥所是在潮湿的地道深处。11月23日，他将他的总部转移到阿尔及尔这个白色山城。即使只是为了鼓舞士气，他也有必要上陆。美国人开始领教到德军不是徒有虚名的。“火炬”计划虽然使他们措手不及，但他们采取了迅速有效的行动。没有战斗经验的美军还没有前进一步，轴心国家的军队就已经占领了突尼斯，从西西里运来部队和装备加固。美军在冬雨的泥泞中举步维艰地行进，斯图加俯冲轰炸机和克虏伯88型大炮，对着他们，对着他们的坦克和掩护他们的空军猛轰。这样在1943年2月，反攻的德军把美军赶回过了卡塞林隘口。

　　从当时看，隘口一战似乎是盟军遭了殃。但结果相反，遭殃的反而是轴心国。巴顿将军接任了那里的军长，收复了那个隘口，同从阿拉曼一直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赶到这里的蒙哥马利遥相呼应。在非洲的德军是必败无疑了。隆美尔飞去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报告，认为应该把他的部队撤出。因为要免于消灭，这个军团每月就至少要有14万吨的物资供应，但是盟国海军已控制了地中海，德军原来的供应早已微如涓滴，这时又从2.9万吨降为2.3万吨，再降为2000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说隆美尔是个悲观派。他们得意扬扬地说，你看看卡塞林隘口之战罢，雅利安部队碰上那些混血杂种的美军，结果就是那样。他们继续运兵到滩头阵地，使隆美尔大吃一惊。这样，到了5月初，盟军啪地一声关上了陷阱，一网打尽了接近25万德国战俘。如果包括战场上的伤亡数字，轴心国军队在法属非洲总共损失了349206人。美军在这第一场战役中伤亡不过1.85万人而已。

　　巴顿没有在那里待到战役结束，艾森豪威尔已将他派去制定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蒙哥马利与巴顿又一次要在这里配合作战。这场战役代号是“哈斯基”，有法军一个军参加。夏尔·戴高乐尽管受到英美冷遇，一直在后方进行工作，他运用政治策略，靠着纯粹意志力量，控制着解放了的法国人，鼓舞他们参军。后来马克·克拉克将军谈到戴高乐的部队时就说：“从来没有一个战斗组织有它那样英勇的。”到了这时，不管什么盟军，都有点使敌人望而生畏。欧洲在心理上已经起了变化。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丧师33万，现在既已被逐出非洲，德军看来并不是所向无敌的。到1943年夏，能使敌方丧胆的正是盟军了，特别是轴心国里那些半心半意的伙伴如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就更害怕。

　　西西里战役是一场政治战，其目的是要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从这个意义说，这场战役是成功的。它在军事上也是一个胜利。盟军占领了一个由25.2万人的军队把守的贫瘠多山的岛屿，只用了一个月零几天时间。在罗马，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直截了当地对瞠目无言的墨索里尼说，他已不是政府首脑了。“士兵们已无心再战。此时此刻，你大概是意大利最遭人恨的人。”他被逮捕了。在皮亚特罗·巴多利奥元帅领导下的政府开始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秘密谈判。结果是，巴多利奥同意在9月8日广播宣布意大利投降，而盟军当晚就在意大利胫部的萨莱诺登陆。作战计划代号是“雪崩”，目的是生俘措手不及的德军，在整个意大利半岛肃清轴心国部队。

　　这样一个计划，他们怎么会认为可以实现呢？这是无法解释的。要把这样大的机密进行保密，是不可能的。保不住口风的意大利人把全部情况都向德国秘密警察和纳粹情报机关和盘托出。巴多利奥按照原来答应的，在9月8日无条件投降。但这时德军的精锐师团早已源源不绝涌进意大利，把他们以前的盟友解除武装。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被钉死在萨莱诺动弹不得。美军原已知道意大利会投降，满以为这次作战将是轻而易举，因此又生气又混乱。敌人的坦克和大炮把他们圈缩在纵深不足五英里的滩头阵地上。每天晚上，一个能操英语的德国人，用广播器向陷入重围的部队大喊大叫。他看来是好莱坞西部片的爱好者，他用那种口吻叫道：“好吧，老兄。过来投降罢。你们都在我们火力控制之下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四个月。在柏林，为戈培尔进行宣传广播的一个英奸“哈哈勋爵”预言“又将出现一个敦刻尔克”。

　　这场意大利战役的悲剧——毫无战果的战斗，毫无必要的受罪，没完没了的包围战，就是这样开始的。但在意大利东岸，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却进展神速，同占领了塔兰托海军基地的英军空运第一师会师以后，直奔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英军兼程前进，想减轻美军所受的压力。美国空军则对俯瞰萨莱诺的群山进行轰炸。这个滩头阵地挤满了美国炮兵，一直到9月5日，德军终于开始向那不勒斯慢慢后撤。

　　这场意大利战役到底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如果将军们弄不清楚，连长们倒是清楚的。地形与第五集团军为敌。他们花了三个星期，伤亡近一万两千人，最后才抵达那不勒斯。阿平宁山脉仿佛脊梁骨一般直穿意大利全境。既然意大利河流都发源于这山脉，步兵们就得逾越一个又一个的河谷。而每过一谷，又总是山岭耸立，德军就在上面踞濠固守。最著名的是卡西诺山。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卡西诺寺院就在这里，这也是凯塞林将军的古斯塔夫防线的西部据点。敌人在环绕寺院的高地上依山掘壕，使用迫击炮与呼啸弹（这是美国大兵给它起的名字），迫使美国步兵付出大量伤亡。美国坦克又不断被克虏伯88型大炮所摧毁。盟军认为德军将卡西诺寺院用来做观察哨，就用飞机把它夷为瓦砾。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敌人火力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准确无情。

　　使那些步兵更加遭殃的是，艾森豪威尔回英国去，筹划准备横渡英伦海峡向法国的进攻。他把最优秀的将领巴顿、蒙哥马利和奥马尔·布雷德利都带走了。意大利的寒风暴雪，猛袭着那些形如锯齿的山岭。白天泥深齐腰，晚上则冻成坚块。漫画家比尔·莫尔丁认为，那里的泥土简直有如鬼神在作祟一样：“在和平时期，我认为欧洲绝不会这样泥泞。同样，我认为全世界的泥都不会像欧洲的那样深，那样黏，那样湿。它甚至连颜色也不正，不像普通泥土那样。”这场消耗战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尸体用血污的睡袋或军用雨披包起来堆着，用通讯部队的电线像一捆捆柴也似地绑扎着。饿狗会把死人的喉咙咬断。冻疮和战壕足病到处流行。哨兵们在岗哨上冷得浑身发抖。在人们记忆里意大利冬天从未有过这样严寒难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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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陆军部通知各报社和杂志说：不要再将步兵叫做“G.I”了。理由是：“G.I”一词原意是一切统由政府发给，因此对美国士兵来说，那是“有失人格，有辱身份，有损尊严”的。在胜利的气氛中，编辑们与发行人立即同意。这个名称当时似乎荒谬可笑，但从长远来说，倒也有好处：因为正如1918年的步兵称为“炸面团”，越南战争中的步兵称为“老咕哝”，而“G.I”一词，则是专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他就是这个摇摆音乐一代的青年的象征，或者说这一代青年逐渐消失的象征。这些青少年原来是眉清目秀，穿着不称身的卡其军服离了家，回来时年已23岁，都已经变得不爱说话，眼神呆钝，逆来顺受了。在第三号大街的高架电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在上空经过，听到呼呼、呜嘘、飕飕一类啸叫声，或者听到类似帆布撕裂声，就会不知其然的紧张起来。

　　令人悲哀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记得美国大兵当年是什么样子了。电视台情景喜剧中常常出现演员表现的那时部队服役的情况，使儿童们看了以后认为战争是惊险紧张，好玩得很的事。欧洲战场的每个士兵都这样想，将来他们老大育子以后，孩子总有一天会问他：“爸爸，大战时你在干什么？”他从来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并不一定要他回答的。孩子们接着就会发表意见说，毫无疑问，如果当年是霍根的英雄，或者麦克黑尔【这两个是美国电视台连播喜剧的主角。——译者】的海军战士，那就棒极了。或者说得使人最不好受的，“跟着巴顿打仗该是多么好玩呀！”当然也还有其他大兵形象，但同样也不符实际。那些什么美国革命女儿会，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勇士们，都把美国兵说成是脸上刮得光光，头发修剪整齐的忘我英雄。而70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满腹狐疑，难道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年代，人们可以以身穿军服自豪，扛着步枪，开枪杀人还自认有理？

　　这样的年代确是有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年代的人。在欧洲战场的步兵到了1943年的冬天就已成为久经考验的战士，连亚力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也会认为是熟练的步兵。这些步兵不像他们那样耀武扬威（或者说，没有像人们说他们的那样耀武扬威。打过仗的人对这些名将的传说，都不大相信），如果他们有军衔的话，在前线上也不会戴上肩章，因为前线的德国兵（大家称为克劳特）是专以狙击军官为乐的。作战期间美国兵不刮胡子，不理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当花童【Flower children，嬉皮士的别称。——译者】，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剃刀、刮脸膏、镜子、热水，也没有时间。

　　在意大利经历了两个星期的倾盆暴雨，卧伏在满是泥浆的散兵坑内，躲避着敌人的炸弹、坦克、手榴弹、枪弹、火焰喷射器、饵雷、烈性炸药和磷光弹等等，人人看上去就活像一个流浪汉。他的行为举止就常常不怎么文明了。他会在同伴们众目睽睽之下拉屎，也有很多人对他这样做很感兴趣，在那里品评一番。他讲话下流，对未上过前线的人特别无礼（说他们是“后方梯队的杂种”）。这些兵的衣服又湿又霉，一撕即破，有时则臭气逼人。但最重要的是，他精神厌倦。有些人要很多年才从厌倦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有些则始终恢复不了。

　　一切过去以后，将军们相互授了勋、道了喜——这么说听起来有点挖苦，但大兵们是会这样说的，你要是不知道他们这种看穿一切的态度达到什么程度，你是无法理解他们的。这时，有一个军需总队的文职雇员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普通美国士兵每天要背84.3磅。这使他成了战争史上负重最多的步兵。这个数字会使有些人吓了一跳，包括将军们在内。将军们不知道，这是不可原谅的。但当过大兵的，对此却一点不会感到惊奇，他知道他自己等于当了驮兽。进入前线时，他穿上或者带上他的军服、盂型钢盔和盔垫、M－1步枪、匕首、水壶、掘壕工具（铲镐两用的工具）、刺刀、急救包、子弹腰带，其中每个袋都装着步枪弹盘，两条载着备用弹药的跨肩直带，系在腰带上的手榴弹，背包带上挂着背包，背包里面有雨披、百灵风雨引火条、饭盒、香烟、风雨打火机、用笺、家信、各种军用干粮——C类、K类或获得陆海军生产优秀奖旗的海因茨公司出品的罐头火腿旦。此外，他还要分担他那个战斗单位的大型武器装备，例如勃朗宁自动机枪，或机枪脚架，勃朗宁轻机枪或重机枪或其三脚架，或者是60或80毫米迫击炮或其炮座。

　　这些是非带不可的。本来，他还该带防毒面具，但他在离开北非前，就已经把它扔掉。他背上的重量不能再多了。陆军部只想他能更多背一些。这并不是因为有虐待狂，而是认为他需要的东西还不止这些。晚上他该有条毯子，还该有半个顶篷，这样他和另一个士兵的凑在一起，晚上就不怕雨淋了。事实上他最需要的倒是多几双袜子。没有袜子替换，污泥沾脚，久而久之，就会变为战壕足病。脚痛难忍，无法走路，只得爬到营部救急站，医生将鞋子割开，双脚已经肿到橄榄球那么大了。有时就只得截肢。冻伤的有时也有这种情况。战争后期，对一些特别照顾的师团发给了“长统皮靴”，可以保持干燥。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袜子保暖。

　　这些满身泥块，样子古怪的战士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德国大炮。有一次，美国兵周刊《扬基》引用一个下士的话说：“这些大炮不饶人啊！有人说：听见炮弹呼啸你不必再弯下身来，因为已经太晚了。但不管怎样说，我们还是弯下身子。迫击炮弹中标几乎是无声的，但无声也吓人。因为我们得知道炮弹究竟落在那里。”在纳粹的大炮中，最可怕的是克虏伯88型。有时，这种大炮几乎好像是会拐弯似的。当时，美国大兵认为没有东西比这种“寄来邮件”（德军炮弹）再厉害的了。但是对面山头那些戴着铁十字奖章的家伙，不一定会这样看。到了1944年，美国的“寄出邮件”，就有雷达导向火箭，无线电引信炮弹和一种喷火筒喷出来的燃烧剂。这种燃烧剂是由哈佛大学化学家们和美孚石油公司技师们共同研制出来的。它把皂粉和汽油泡制在一起，称为凝固汽油。

　　罗斯福有一次表示很可惜，没有人为这次大战起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这流露了他的真实思想。他本人是想名之为“暴君之战”。他又认为这次大战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蒂佩拉利》和《在那边》这样动人心弦的歌曲，也是非常可惜。这可把底牌露出来了，原来三军统帅们和五星将军们所想的，就是这种思想。要是美军大兵听见的话，可能会起哄反对。在他们看来，给世界大战编个号就够了。如果说，既然把他们称为GIs有失他们人格，以数字为战争编号会使他们的荣誉有所减色，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这样很公道嘛！沃尔特·约翰逊曾指出：尽管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书名为《远征欧陆》，欧洲战场的战争却没有远征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幻灭使后来任何口号、游行都失去了号召力。“经济萧条，创痕犹在，那些在困难期间感到前途茫茫的人，在忧虑之余，又来了这一场战争，更加觉得前途渺渺。青年人追求荣誉的心理已为击败敌人的决心所代替。这个事业的正义性无可怀疑，但是，全国人民是绷着脸孔去进行战斗的。”

　　描写欧洲战场美国大兵的两个最有名的漫画人物却并无滑稽之处，这点倒是很有意思的。战争有时可能荒唐得难以置信，如果说欧洲战场是荒唐可笑的话，威利和乔这两个人物是用一笑置之的态度来看待的。但在多数场合下，他们是情绪忧郁的。画家当时写文章解释说：“我们不需要有人来进行思想灌输，或告诉我们，现在是在打仗。我们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因为我们是亲眼看到的。我们一点都不喜欢战争。但并没有多少士兵开小差，因此，天花乱坠的宣传就未免多余。”

　　尽管这样，说来奇怪，从自愿去打仗这点说，历史上没有那一辈的青年，思想上比他们更有准备。之所以自愿，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件工作非干不可。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战争的：这是一件工作，一件肮脏、令人作呕的工作。但如果你正是少壮之年，脸色红润，营养良好而又神经反应正常的男儿，除了去打仗而外，你又能怎样呢？肯定地说，拒绝去打仗的人是有的。罗伯特·洛厄尔就是一个出于良心驱使拒绝服役的人。他在想像中可以看到空袭时受害者丧肢断腿的情景，他不愿意参与其间。但像他这样看的人不多。即使有，其中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将世界奉送给希特勒。

　　当时协和神学院院长亨利·科芬博士（后来他的侄儿也当了耶鲁大学牧师）说：“神学院不会成为逃避应征者的避难所。”这个说法，在这盛行摇摆音乐的青年一代中，大多数人是同意的，连那些厌恶暴力行为的人在内，也会同意。要是在越南战争时期，他肯定会采取不同的立场。因为这两种战争性质截然不同。在越南的伤亡士兵中，属于贫苦家庭出身的，其比例之大，真是使人吃惊。1972年以前，在校大学生是免役的。到了毕业时，他们又都学会钻征兵法令的种种空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凡是身体健康的都去了。亨利·洛奇中校在非洲沙漠中指挥坦克，威廉·诺兰是在法国的一个少校，汉克·格林伯格这个著名的底特律的职业拳击家是个陆军少尉，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空军军官，沃尔特·温切尔和约翰·福特是海军军官，约翰·休斯敦成了少校，达里尔·扎纳克和弗兰克·卡普拉是中校，杰基·柯根是个滑翔机驾驶员。保罗·道格拉斯年已四十，还是参了军，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当个二等兵。其他自愿参军的有乔·狄马乔、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亨利·洛奇，威廉·诺兰后来都是共和党参议员，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著名电影演员，沃尔特·温切尔是著名广播员，约翰·福特是著名电影导演，约翰·休斯敦是著名电影导演，达里尔·扎纳克是电影制片商，弗兰克·卡普拉是著名电影导演。杰克·柯根原是电影童星。保罗·道格勒斯是参议员。乔·狄马乔是著名棒球运动员，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都是著名电影演员。——译者】

　　1942年1月，乔·路易斯【乔·路易斯，黑人，当年全美拳击冠军。——译者】在拳赛中用了2分55秒6，将巴迪·贝尔击倒。他将其全部收入交给海军抚恤协会的纽约分会后，自己加入陆军服役——尽管有这样使人吃惊的事：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会将血分成“白人血”和“黑人血”，用不同容器分装。假如当时在战斗中也分肤色，富裕和特权阶层留在安全地区的话，乔·路易斯也许会犹豫不定了。但他们没有留在安全地区。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战中，因勇敢而获得嘉奖的就有总统的儿子富兰克林·小罗斯福上尉，当时他是一艘驱逐舰的炮兵军官。格伦·米勒少校随机殉国。阵亡人员中还包括辛克莱·刘易斯之子韦尔斯·刘易斯少尉、纽约的赫伯特·莱曼之子彼得·莱曼少尉【辛克莱·刘易斯是著名作家，赫伯特·莱曼是参议员。——译者】；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之子彼得·索尔顿斯托尔海军陆战队中士、一个外交大使的儿子约瑟夫·小肯尼迪和哈里·霍普金斯的小儿子——十八岁的斯蒂芬·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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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线的小伙子们是在《星条旗报》《扬基》或《时代》周刊和《纽约人》的简报版（小型无广告）看到这些消息的。他们以美国的民主军队自豪，正如他们以美国的工程兵和海军工程队自豪一样，前者能够在一夜之间搭成活动便桥，后者曾在英国工程兵声称无法办到之后，将阿森松岛的群山推平，建了一英里长的长形机场。尽管这样，他们很少吹嘘本国，甚至在自己人中间也没有这样。他们采取了一种坚强的、满不在乎的姿态，把该熬的都熬过去了。他们对前方老是享受不到后方梯队那些享受——电影、鲍勃·霍普【鲍勃·霍普，电影喜剧演员。——译者】的节目、红十字会女郎——有牢骚。但是，如果牢骚发展成为叫苦，他们就会教训叫苦的人。他们就会奚落他说：“找随军牧师去吧”，或者说“讨厌鬼”，或者说“去你的，你以为军队像家里一样吗？”

　　凡是可以供大家一起发牢骚的话题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觉得津津有味。当然，K－9军团就是很好的目标。妇女队队员也是如此。他们告诉我，我告诉你，说这些人都和军官睡觉的。“喂，你知道哈尔西那件事吗？他给一个‘浪头’【“浪头”WAVE是缩略词，指美国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队员。——译者】冲到桥底下了。”（女海军陆战队队员没有缩略词，海军陆战队管叫她们为BAMs——意即大屁股的海军陆战队；女的也不甘示弱，予以还击，叫他们为HAMs，意即屁股毛茸茸的海军陆战队。）但最能引起大家发牢骚或哄堂大笑的，还是国内的广告。他们对报纸的简报版有意见，理由之一就是这些简报没广告，而他们就是想看广告，还特地写信回家要这些东西。麦迪逊大街【麦迪逊大街在纽约，是美国广告业中心。——译者】下一步究竟打算干什么，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先睹为快。

　　但是，如果麦迪逊大街的说法真的可信的话，那他们的所干的事就是为了战争得胜。一则典型的广告写着这样的标题：给母亲们的最好礼物！头两段的广告说明，这礼物是磺胺剂。但看到第三段你就知道，作广告的是个冷气设备公司。原来磺胺剂之所以能合成，是因为冷气设备使科学家们能舒舒服服地工作。这是绝妙的一着。另外一家抢生意的公司也不示弱，声称有一次用鱼雷击沉日本货船，他们也做出一份贡献。因为那艘美国潜水艇的潜望镜是在装上冷气的车间中磨光的，所以“正是这些冷气设备，使这一击才有可能”。

　　另一则广告又说：“化肥可以使战争得胜。”小伙子们都认为，真的那样的话，麦迪逊大道真是干得不错。一个轴承制造商叫大后方的人们不用担心，美国兵能从“公路上安全驶回家”，因为他用的还是军用轴承。食糖用去杀纳粹了。家用药箱没有蓖麻籽是因为送到安齐奥去了。幸运牌香烟的烟叶，也用到战争上去了。老人牌刀片的钢用去造刺刀了。闹钟要保证将军们按时行动。有些广告则说：“要使空战获胜，棉布可以助一臂之力”，“不管那次进攻，电线都是骨干力量”，“在清扫颓垣断壁、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中，重型设备正在发挥作用”。在一幅广告画里，一个士兵卧在吊床上。那个金属机件的制造商说：“他这一摇床绝不会掉下来，因为那个夹钳，比之规定强度还要强30％。”总之，广告文字越是有趣，士兵们越是爱读。但是，有些广告调子，则可以说是缺德的。例如纽约一个坟场有意选择国外发生一场激战之后播送它的广告节目。在大兵们发现这情况以后，这个广告很快也就收档了。另外一个说来难以置信的广告是，建议爸爸妈妈们买眼镜要买一副好牌子的，这样才能认出他们从前线回来的儿子。结果，一大堆愤怒抗议的“胜利”邮简，有如雪片飞来，送到这个广告商的桌上。又有一家飞机公司的广告提出问题说：“谁怕福克伍尔夫大飞机？”陆军航空队某个基地的飞行员给这公司写信说：“我们就怕。”那里每个飞行员都在下面签名，连指挥官也不例外。

　　战争期间最著名的广告，是“四号上铺的小伙子”。它描述一个士兵，躺在卧车的一个卧铺上，回想当年“碎牛肉排和爆玉米花的味道……驾驶一部敞篷赛车的劲儿……还有一条小狗，叫做什么呸呸，或者小斑，或者讨厌鬼比尔”。它接着说：“他喉咙哽咽，说不定泪水盈眶。不过这没关系，小伙子。没人看见你……现在太黑了……”当然，大兵们认为这也是一大堆废话。但至少这广告是做好事（要大家为外出的军人让座），这好比呼吁大家买战时公债，不要上黑市买东西，搜集废铁，或者如果知道部队调动的消息“要守口如瓶”。大兵们对这些宣传都会默然置之，不会有什么反应。但真正使他们感到好笑的还是有些人明目张胆地利用战争谋求私利。例如有的广告说，如果每人每天多嚼几块威力格利口香糖，战时生产就会增加。或者蒙星威亚服装店的妇女紧身内衣广告，画着一名陆军妇女队队员，她说：“别说鼓鼓囊囊的才爱国！”或者在中士牌灭蚤粉的广告画中，一个“老中士”立正报告“发现蚤子，已予消灭”。

　　另一则广告“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则独具一格。在广告画里，一个护士俯身在一个伤兵上。广告商仿佛猜透了那个士兵的心思：“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快步如飞，笑声阵阵的姑娘……你就是我所喜欢的那种讨人喜欢的姑娘……你并不是老是穿着这些沾满泥浆的靴子的。有一次，你穿着崭新、轻快的鞋子，在夏天的草坪上奔跑……”说着说着，那个广告起草者就做起梦来：“是的，她长大了……看见她那沾满泥浆的靴子，就知道了。那些手艺高明的男女工匠……当初给她制了色泽鲜艳的各种便鞋，后来又用他们的手艺为她制成坚韧结实的靴子，使这个护士可以踏进泥浆，穿过雨水……战争爆发了，又是这些鞋匠创制了护士的北极鞋、士兵的北极鞋、丛林靴、飞行靴、在甲板上能防滑的航海靴、北极毡里靴等等……有朝一日，又会有姑娘们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心里像夏天一样的明朗轻快，脚上像彩虹一样五光十色。”当然，这个广告起草人不是要她们穿什么“彩虹”的，所以他说：“穿着玩玩的鞋子又会上市的，记着这个商标罢！……”不知怎的，大家还是把这个商标忘掉了。

　　这个“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的广告之所以很煞风景，那就是它利用了步兵们在心灵深处对爱情生活和战后和平的憧憬这种不轻易向外人道的感情。士兵各有不同，他们的憧憬倒是异常一致的。他们都曾在密布特勒式地雷的田野上一跳一跃地前进，笨拙的样子是自古以来步兵的特点。这样，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来越相似了。威利和乔可能是一对双生子，威利的鼻子大点，乔的鼻子小点，有时连创作者本人也会把他俩弄错了。但是由于他们处境相似，忧患与共。他们对什么是理想的未来，已形成共同看法。这与头条新闻、突破敌阵、钳形攻势等等，都不相干；那是将军们所考虑的战争。另外一种战争，正像约翰·斯坦贝克所说的，是那些“想家的、厌倦的、滑稽可笑的、冲锋陷阵的普通士兵的战争。这些人在钢盔里洗袜子，抱怨吃得不好，向阿拉伯女郎吹口哨，或者说，见到什么女郎都吹口哨。他们硬着头皮把世界上这件最讨厌的勾当勉强熬过去，不失幽默、尊严和勇气。”这是比尔·莫尔丁所描绘的战争，这是厄尼·派尔【美国战时记者。——译者】所报道的战争，这是塞德·萨克【美军《星条旗报》的漫画人物。——译者】所经历的战争。这是那些把《扬基》周刊的蓓蒂·葛莱宝和丽塔·海华丝的封面女郎视同珍宝的人的战争，是邮政局长法兰克·沃克完全无法理解的战争。他竟然认为《老爷》杂志会引起大兵们的色情肉欲，因而下令禁止邮寄。

　　这场战争，使他们渴望温柔和爱情、美人和温暖，渴望有真人来代替封面女郎，渴望有一个真正的家，而不是以军队为家。当时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的贝蒂·弗里登后来回忆说：“妇女也和男人一样追求家室儿女之乐，希望梦想成为令人慰藉的现实。我们都是脆弱的、想家的、寂寞的、心惊肉跳的。”范妮·赫斯特写道：美国女子“正在倒退……向着‘家庭’倒退”。在欧洲，美国大兵们郁郁不乐地哼着从德军防线后面播出的“李莉·玛莲娜”的旋律，那是一首最动人的战时歌曲，对哪一国的兵都具有感染力：

　　『在兵营前，在大门边，
　　点着一支灯，她站在灯前。
　　在那儿，我们再次相见，
　　我们要在灯下站着，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而在国内，姑娘们都在翘首瞻望战后的世界，她们听到的歌是：

　　『我一人走路真孤独
　　因为，说句实话，我感到寂寞。
　　寂寞，对我说来没什么，
　　要是我心里知道，你
　　也是感到寂寞。』

　　或者是：

　　『苹果开花时，
　　我俩相见相亲，
　　相见相亲，
　　你的姓换上了我的姓！
　　五月天，
　　天气晴；
　　太阳亮晶晶，
　　今天好太阳，晒得新娘子好高兴！』

　　可能因为前线与后方之间通信频繁，不管是在欧洲战场或者是太平洋战场的青年男女不但切望同样的未来，连未来生活的细节也往往想法一致。房子要有白色的围篱，离学校不太远，可以走路上学。女的要有一箱子银餐具，而当过大兵的则要有个自己的小室。他们会一起收拾花园。他大概每天要乘车去上班，因为他们住在宁静的郊区里。当然，他们会有孩子的，这些孩子幼时惹人喜爱，上学后聪明伶俐，到了十多岁便出人头地。中学毕业后，他们就会在全国最好的大学读书，这时，他们的父母是会非常非常引为自豪的。





　　第十章 国内战线

　　1942年3月间，据当时流传全国的一则传说，有个女人在公共汽车上大声说：“现在可好啦！我丈夫的工作从来没有那么好的，挣钱比以前多。所以我倒希望战争再打下去。”这时另外一个女人站起来迎面给她一个耳光，气冲冲地说：“这一下是为我死在珍珠港的孩子打的，而这一下”……接着又是啪的一声——“是为我在巴丹的孩子打的。”

　　这个传说看来有点不足为信（哪里会有个母亲有个儿子在瓦胡岛又有一个在吕宋岛呢？）。可是它既然广泛流传，这就说明它反映了战时美国的一些情况。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故争繁荣的确是发财走运的好机会，大萧条时期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但是他们感到问心有愧，不过当然不是惭愧到连钱都不想要了——这样未免要求过高，违反人性，而且对前方作战部队也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惭愧到也想做些有益的事，比如帮助收集废铁，购买战时公债，参加民防队服务，或者偶然遇见一个孤独的士兵，就请他喝怀酒。

　　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大变革。这场战争光从它的规模来说，就必然会使美国大大改观。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纽约每日新闻》真的认为：美国士兵之所以在打仗，就是“为了要回来看球赛，为了要让汽车的油箱装满汽油。”至于美国士兵们，有时却以为他们在打仗是为了亲爱的妈妈和爱吃的苹果馅饼。但历史并不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那么容易地如愿以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历了美国在1941－1945年那样剧烈的变化以后还是依然故我，不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国内战场实际上是各种观念、各种习惯、经济理论、外交政策、两性关系，社会各阶级关系进行较量的战场。不但到处都有美国大兵，到处也有离开家庭当工人的女人。她们再也不会和战前一样了。

　　产生这些变化，有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捉襟见肘，而现在有了大量的游资。1942年，华盛顿每天支出三亿元，这些钱就到了男男女女的钱包里。1945年战争结束，战争总开支估计达二千四百五十亿元。这个数字，比之美国从1789年到1940年各年度预算的总和还要大，而这段期间，美国还应付了五次战争。193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就是说美国人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总值是九百一十亿元。而在1945年，则高达二千一百五十亿元。生产总值这样激增，是史无前例的。失业本来是个顽固的肿瘤，到了1940年还有八百万。现在这个肿瘤消失了。就业人数已从四千五百万增加到六千六百万，其中五百多万是妇女。保罗·布尼安【保罗·布尼安：美国西北伐木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伐木巨人，能用一把斧创造奇迹。——译者】回来了。美国人原来在股票市场崩溃以前固有的自信心又恢复了。1943年公司的利润，就超过1929年。

　　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曾叫嚷说：“美国人已不可救药，他们只能一再依靠吹嘘自己物资丰富。他们大言不惭，说每天差不多生产一千架飞机和坦克，可是要用这些武器的时候，他们又没有了，结果，他们一再挨揍。”这种讲法是没头脑的，甚至是可笑的。美国能派出一支一千二百万人的军队，同时和两个可怕的帝国作战。又能建立一支比敌人和盟国的海军加起来还要大的海军，与此同时，民用开支又比1939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这样一个国家确实是使人感到有些不解的。这种现象使有些评论员们感到困惑。“我们生活轻松，比较舒适，完全有保障”，爱德华·R·歇罗说：“这次战争开始以来，生活水平还能提高的，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整个欧洲都已弄得筋疲力竭，而我们却没有。”埃里克·塞瓦赖德看到美国国内大多数人的生活因为战事反而好了，就告诫人们说：“如果说困难能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那么舒适也会有影响的。”

　　《时代》周刊大肆宣扬说，“美国骤然富起来了——似乎全国各地一下子都富起来。”但是，真正发财的美国人并不多。经营有术的大公司把许多小生意挤垮，这是事实。但是从税收情况看，战争繁荣的真正受惠者是在大萧条时期全无积蓄，或者积蓄很少的小家庭。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有计划安排好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族性。有二十世纪的托克维尔【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著名作家。——译者】之称的D.W.布罗根，向其他欧洲人解释说，他们的新盟国对战争的看法和他们不同。“对美国人说来，战争是一种买卖，不是艺术。他们对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兴趣，只对战争的胜利感兴趣……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公司，股东们都希望它不亏本，而他们的整个历史也证明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

　　甚至从事农业的人在战争景气中也兴旺发达起来，而且有个重要原因。最初，他们对于过去曾使他们倒霉的农产晶过剩存有戒心，不敢放手生产。但到了1942年秋，他们的政府领袖说服了他们，他们必须成为全世界粮食的供应者。于是他们又着手生产粮食，收成比之过去最高产量还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上述的那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大萧条期间，发明家、化学师、工程师和农艺师都已发明了新肥料，高产种子，杀虫药和新的农业机械。这种种科学技术，改变了大地的面貌。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战争迫使大家通力合作：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经理和国家官员都在群策群力，不但对战时各种问题，而且对战后世界的棘手问题也要找到立即见效的解决办法。三十年代没有加以利用的发明创造，现在却对战争作出了贡献。象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副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那样有经营管理天才的青年人就认为，象雷达、预制构件建筑的房屋、冷藏食物、柴油机以及原油的催化分裂蒸馏等等，到了和平年代，必然会使人们生活更为富裕。战时繁荣已为大规模的市场奠定了基础，显然，胜利之后，这种大规模市场还会进一步扩大。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战争期间，肯定地发生了思想上的相互启发，使各方面受到激励。总的说来，美国的科学技术在战争期间发展非常迅速，就有如在温室里培育的植物一样。”

　　这种生产奇迹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它的深远影响在三十年之后，才开始显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力，促进了社会的平等。确定社会地位的传统的标准，已经不再起作用。以前财富、阶级、年龄，种族、性别以及家庭出身等等，现在都己不再是使人本能地发生敬重的因素。从前人们由于“出身”受到尊敬；现在战争带来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谓“人身平等”，把这种传统破坏无遗。星星监狱再也不会把象理查德·惠特尼那样的人视为贵宾。甚至靠事业成就而取得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些曾经对美国解放生产力作出贡献，开辟了科学技术新纪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很快就被人们称之为“书呆子”了。

　　这并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社会大变革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早已在酝酿成熟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禁酒年代、大萧条以及后来的冷战和核弹头威胁的阴影下，所有的政府领袖都无能为力，这种种因素都使一切权威的象征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从国旗到十字架，从白官里的总统到每个家庭的父亲。尽管这样，从珍珠港到日本投降之间的岁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实行全国总动员，人人都一视同仁，阶级界线已经不那么明显。更重要的是，战争把经济力量转移到那些本来是无权无势的人身上。在战争未带来繁荣之前，美国是人找商品的国家。战后出现了所谓消费者社会，商品要找人。下层阶级变得富裕，那是因为四十年代初期所攒的工资。同时，大手大脚花钱被认为是不爱国，而且物资缺乏，政府又采取种种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措施，人们也不想拚命花钱。但是，银行存款不断增多，经济学家也为此担心。到1943年夏，财政部估计美国人在国内已储蓄了约七百亿元的现款、支票帐户存款以及可兑为现款的战时公债。财政部总顾问伦道夫·保罗称之为“活性炸药”。考虑到它后来对美国生活的性质和特征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说法也并不是过甚其词。

　　※※※

　　在战争还未稳操胜券之前，这些考虑让步于当务之急。轴心国还未打败，就去盘算和平时期所面临种种难题，那未免过于冒失，甚至是危险的。1942年政府曾建议由全国资源规划局负责，研究战后问题。可是国会把这个局撤销了。这个建议也被扼杀了。总统很多时候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在1943年12月28日一次记者招待会后，他就曾对逗留未走的一位记者说，他对“新政”这个提法感到腻了。他说十年之前，“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1941年12月7日碰到“一场严重的事故。”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一位矫形外科专家”。

　　社论作家们听了如获至宝。《时代》周刊在题为“新政病逝”一文中写道：“新政，年仅十岁，在长期患病以后，终于病故。死因营养不良和被人废弃。新政在1932年总统竞选运动时出生，出世后四年内身体健康。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点。后患战争休克症，始终无法完全康复。其尊翁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已在上星期宣布新政去世。”但是他真的宣布新政死亡了吗？换个名堂，继续进行改革，这对罗斯福说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正准备向国会提交两项重大法案：一个是美国士兵权利法案，给退伍军人以受教育及其他种种权利，另一个是凡是军人都有投票权利的建议。

　　在这些日子里，他每采取一次行动，对国会都得小心冀冀。国会把他当作一个立宪制的君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新的第七十八届国会中，保守派联盟的势力有所增长。尽管这样，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孤立主义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参议员阿瑟·范登堡长期以来已开始朝着赞成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方向转变，现在他正处在这种历史性转变之中。只有加利福尼亚的海勒姆·约翰逊，坚持美国应该“单干”，但是他和他的主张一样已入垂死之年。1943年秋，约翰逊发表了他最后一篇鼓吹孤立主义的重要演说。然后，在“参议院是否决定同意美国参与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这问题投票，结果是八十五票赞成，五票反对，六人缺席。众议院则已通过一项类似的决议。票数是三百六十票对二十九票。这是由阿肯色州的一位年青众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的。这样在华盛顿举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条件都具备了。这次会议拟订了美国参加联合国的初步草案。参议院以八十九票对二票批准了这个草案。同时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外交官们也在那里斟字酌句，拟订出一个协议，准备建立国际银行和一个世界基金，使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可以稳定币值，进行重建。温德尔·威尔基为他在1943年出版的书似乎取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名宇：《天下一家》。

　　※※※

　　与此同时，各大工厂的装配线日以继夜地转动，为俄国、英国、英联邦、自由法国的军队和美国自己的武装人员提供装备，准备1944年的决战。八五八书房连打字机工厂也制造机关枪；汽车工厂则在制造轰炸机。在康涅狄格州，伊戈·西科尔斯基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直升飞机的装配线。另外一个在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德城的工厂，则在制造六千架以上的“海盗”式战斗机。克莱斯勒汽车厂就为陆军制造了二万五千五百零七辆坦克。

　　由于机器精巧复杂，谁都没有办法预言下一周民用物资又有什么东西脱销。只有专搞囤积居奇的人，既有大批助手，又有无数资金，才能抢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之前预防价格突涨。糖、牛油、酒、肉、香烟——这些东西缺少，还讲得通，因为军队或战争工业都需要。但为什么这个星期有了香烟供应，各家商店反而又没有火柴呢？为什么在汽车胎实行定量配给后，用汽车的人决定改乘自行车，而赶到城里买车时，又发现昨天刚又开始实行自行车定量配售呢，又为什么卷发夹、假发、厨房用具、剪草机、纸张、束腰，茶叶、尿布、铜棺材、烤面包的电烘炉、烤饼铁模、拌蛋器、玩具兵士和玩具电车、芦笋夹、啤酒杯、痰盂、雀笼、照相机、鸡尾酒调制器、爆玉米花器、外来皮货和龙虾叉等等也都用去打仗呢？意见很多，回答却只有一个，而且老是粗声粗气：“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吗？”是呀，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这样讲法仍不太讲得通。主持战争动员局的吉米·贝尔纳斯是知道这点的。这个局还挤在尚在修建中的白宫东侧楼办公，贝尔纳斯的新闻收报机没地方放，只好放在男厕里。当然，在不少情况下，小商品之所以缺少，是因为这些制造商要生产凸轮和嵌齿，为战争服务。象民用游船，烤饼铁模和龙虾叉等在战争期间就再也不制造了。但这不是没有及时抛售积存的商品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象这样大规模的全国动员，必然会有些缺点和错误。对大约一亿二千二百六十万零四千美国人——占全国人口91％——发给配糖证，你总不能希望一点岔子都没有。错误总是有的，有些说来还难以置信。费城的配给办公室，就因为配给燃料忘记了配给自己一份，结果得暂时关门。凡是领略过房荒滋味的人都会听到过洛杉矶的一件谋杀案。当地一个记者名叫奇克·费尔顿到现场采访，亲眼看到被谋杀的人确已死去，便立即朝死者的住处飞奔。“我可以租他的公寓吗？”他气喘喘地对女房东说。她摇摇头说：“我已经租给那边那个警长了。”

　　除了做黑市买卖的人，或者所住地区确是得天独厚的人（比如底特律市的居民，就可以溜过加拿大边境，把繁荣的温莎港的商店满目琳琅的商品一扫而光），对大多数平民来说，就不得不清心寡欲，但是他们也是乐意这样做的。当时有一幅战时公债广告，画着一个垂死的美国兵，下面的标题说：“他献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过是把钱借给国家。”站在这样的广告画下面，还敢嘟囔抱怨，确实是要有胆量的。当然，有些东西缺乏，还是较易忍受的。比如战时生产局从1942年秋起到1944年夏止，很少威士忌酒供应市面。但除了潦倒流浪的酒鬼而外，很少美国人为此感到恐慌。（喝酒成习的人只好凑合喝奥尔德斯卜德那样的代用品，这是从人们扔掉的马铃薯和皮蒸馏出来的。吸烟成瘾的人们则拚命抽着什么佛里特伍德这一类谁都没听过的牌子的香烟）。

　　另一个问题是交通。1942年2月1日，底特律市把最后剩下的一条汽车装配线也转入战时生产，那时宝贵的新汽车的库存还有五十万辆。物价管理局把它全部买下，放在政府仓库里，购买都要申请。谁该优先照顾，都有极其严格规定，比如乡村医生等。到了1944年7月，就只剩下三万辆汽车了。这个数字，和平时期即使是在颇为寒酸的三十年代，也只够汽车推销员三天之用。物价管理局又把每月出售定额再裁减百分之二十二。

　　即使有了汽车，还有汽油短缺问题。一个普通市民，没有担任国防工作，他的汽车挡风屏上就盖上了一个黑色的“A”字，一星期只能买三加仑汽油。这就等于把什么赛车场、郊外小旅店都判处死刑；他们只好关门大吉。城市里无轨电车变得很普通。当然距离不远的话，可以步行解决。但是即使走路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平民每年只配售两双鞋子。埃德加·胡佛报告说，路劫犯的目标中，鞋子列居第三位，仅次于酒和人造纤维。到了战争最后一年，美国的交通工具，真是五花八门，花样很多：什么两轮马车，改装的双人自行车，精巧的贝克电动车，以及噗噗喷汽的斯坦利牌汽车，这种汽车最新的是1925型，即斯坦利公司停业那年制造的。

　　政府机关办事手续繁多，官僚们盛气凌人，人们对此至感不满。在这方面，年青的理查德·尼克松曾正确地分析过当时人们的心情。男人长裤脚没有翻边，上衣没有翻领，他可以不在乎；妇女可以把丝林画在腿上，用画眉铅笔把袜筒线画下来，她们也没有意见；儿童吃不到牛油，牛肉减少，猪肉完全没有，这点他们也习惯了。但物价管理局发的那些代用币和配给票，很多人都弄不清楚，连杂货店老板也莫名其妙。后来连肉类、脂肪和乳酪也列入配给，用分数制度限制购买，他们几乎急得发疯了。使得这种情况特别不能忍受的是，几乎人人都从朋友那里听到传说，在那些舒服的战俘营中，被俘的纳粹分子吃得如何如何好。

　　但是政府有时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把铁路接管过来，给铁路的经理人员们穿上上校军服：这是他使要罢工的火车司机回到火车上去唯一办法。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董事长休厄尔·艾弗里拒绝遵守战时劳动局的一条命令，就由兵士把他从办公室赶走。（于是那个星期就流行这样的笑话：“你见过蒙哥马利·沃德公司新商品目录册的封面么？‘如蒙订货，一概照办！’”）【“订货”和“命令”在英语中是一个词，故有此笑话。——译者】战时人力管理署署长保罗·麦克纳特真的把底特律市六十万名技工，西海岸十一万商船船员，一百五十万名飞机制造业工人全部“冻结”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1942年是战争最困难的一年。轴心国击毁了一千六百六十四艘船只，超过七百七十九万吨。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获当时这样计算，如果他的“狼群”战术潜艇突袭小队每个月平均能击沉七十万吨，英国就要挨饿，他的计算极其准确。他取得多次胜利以后，得意洋洋，就想把全部潜艇派到美国沿海地区去。这样做会改变整个战争进程，后果不堪设想，使人不寒而栗。可是希特勒不让他的海军上将这样做。他当时又灵机一动。他强调说，挪威才是“决定命运的地区”。什么？挪威？邓尼茨简直难以相信。他把地图摊开，说明在美国海岸附近只有十二艘德国潜艇，而在几个星期里，就已击沉船只近五十万吨，其中百分之五十七是油船。但是希特勒把眼睛一翻，转向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就是挪威”，他又重复一遍。于是德国的后备潜艇就往那边驶，盟国的海军将领们正是求之不得呢！

　　当然，那时盟国是不知道这个调动的。大西洋上的威胁还没有消除，德国每个星期都有新潜艇下水，被击沉的舰船吨数继续上升。英国人绷着一副苦脸。美国人叫他们鼓起勇气来。要打赢大西洋战役，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在潜艇生产上超过对方。就在这个时刻，一位六十岁的勇于创新的实业家亨利·凯译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凯泽在建筑波尔德水坝、大库利水坝、波尼维尔水坝、大沙斯塔水坝和奥克兰与旧金山之间的海湾大桥工程中，都曾经是一个关键人物。1942年3月，他刚把加利福尼亚州和奥勒冈州造船厂收购过来，在那里革新技术，用预制构件和装配的方法，大规模生产船只，而质量又不受影响。

　　从一开始起，凯泽在造船工业上的奇迹就使他成为传奇式人物。从安装龙骨到交货的时间原来要两百多天，他一开始就把一艘万吨级自由轮的平均生产时间减为四十天。到了9月份，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十个月，他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一万吨自由轮“约翰·菲奇”号，在安装龙骨后仅仅二十四天便下水了。而那时候，他在大西洋已建造了一百艘轮船。这还只是开始。到了1944年，他每一个星期就有一艘护航航空母舰下水——他和他的同业们可以在十七天内便把整条货船建造出来。1945年的头二百一十二天，他们完成了二百四十七艘这样的货船，一天不只完成一艘。但是这时凯泽早已在瞩目于别的方面了。他在华盛顿提出，如果他能制造自由轮，为什么就不能造运输飞机呢？他立即陷入政府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的重围，他们都说他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但他的一生，干的都是被认为不可能的事。而这一次他又多了一个合伙人霍华德·休斯。凡是凯泽干过的事，休斯几乎都干过，而且还创造过一些世界飞行纪录。1942年末，他们两人达成协议：每人投资一半，获利也是两人对分。

　　凯泽和休斯都是天赋神佑的人才，很快就声誉雀起。但是最好还是把他们当作时代的代表。生产奇迹是由千万个干劲十足的经理人员和几百万工人造成的。他们有些是熟练的老工人，有些则是来自厨房或商店柜台的年青女人。美国的资源和美国的自由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日本天皇的神威，墨索里尼的口才，或阿尔贝特·施佩尔【阿尔贝特·施佩尔，当时纳粹战时生产的负责人。——译者】的组织生产的天才都是不能比拟的。当然，对现在这些在超音速飞机轰鸣声中长大的一代人说来，有些奇迹看来似无惊人之处。比如说，七十年代的空间飞行设计人员，很容易就会把B－17飞行堡垒看成是老古董，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斯佩德”式或“德哈维兰灯蛾”式飞机一样。可是在四十年代初期，B－17就是很大的技术成就，是在那时条件下最好不过的东西。如果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武器已经变为陈旧过时，这也无损于那时在那里辛勤劳动的人们的功绩，他们跟克鲁伯工厂，菲亚特工厂，三菱工厂里同样拼命干的工人们相互竞赛而压倒了他们。

　　要对美国军事生产有个正确的了解，我们就要注意下面的事实：1940年5月10日，当德国军队冲入低地国家和阿登高原【法国东北部、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译者】时，那场历史驰名的闪电战，是在三千零三十四架飞机，二千五百八十辆坦克，一万门大炮以及四千辆卡车的配合掩护下进行的。但在法国崩溃之后五年内，美国却制造出：

　　『军用飞机　　　　　　　　　　　　　　　296，429架
　　坦克（包括自动炮）　　　　　　　　　　102，351辆
　　大炮　　　　　　　　　　　　　　　　　372，431门
　　卡车　　　　　　　　　　　　　　　　　2，455，964辆
　　军舰　　　　　　　　　　　　　　　　　87，620艘
　　货船　　　　　　　　　　　　　　　　　5，425艘
　　飞机炸弹　　　　　　　　　　　　　　　5，822，000吨
　　小武器　　　　　　　　　　　　　　　　20，086，061件
　　小武器弹药　　　　　　　　　　　　　　44，000，000，000发』

　　1943年末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元帅举杯祝酒时说：“为美国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的生产，这场战争就会失败。”在这以前十二年，美国政府还发代币给总司令的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少校坐电车公出。1938年乔治·马歇尔将军还作证说，美国的军队太弱，无力击退入侵的敌人。1941年8月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美国是个软弱的国家，“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完全是由贪婪成性的生意经所形成的。”他应该看一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那位前辈的文件。1919年停战之后，保罗·冯·兴登堡谈及美国的战时生产时，只概括为一句话：“他们了解打仗是怎样一回事。”

　　但是他们却不了解美籍日人，他们对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世”和“二世”【一世、二世为日语，一世即第一代美籍日本人，二世即第一代美籍日本人的子女。——译者】的态度，只能说是我们国家的耻辱。那些爱在知名人士头上贴上标签的人应从这里得到教训，因为这次种族压制并不来自右派，而按照自由派的教条，种族压制总是来自那一方面的。但实际上这次鼓吹和执行种族压制的人，都是那些以没有种族偏见而知名的人——厄尔·沃伦、沃尔特·李普曼、亨利·史汀生、阿贝·福塔斯、米尔顿·艾森豪威尔、雨果·布莱克和约翰·麦克洛伊等。内阁里只有一个部长呼吁要采取同情的态度。那就是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而且他又得到埃德加·胡佛的支持。有一个参议员在参院发言反对，他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受迫害的移民有十二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已归化的公民（其实如果不是因为移民法中有歧视的话，也许全部都已归化了），他们当中许多人还有儿子参了军。对这些移民进行迫害，就是侵犯他们的权利，就是政府推卸责任，就是对美国为之战斗的原则——如果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还有什么意义的话——的抛弃。

　　空袭珍珠港后，迫害就开始了，1942年日本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在美国的白种人中激起了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有些人就是这样辩解的。要是纽伦堡的法官们当初没有作出这样的裁决：战争狂热不得作为辩解的理由，那种说法也许就会有说服力一些。德国人以种族借口惩罚老百姓，美国人也是一样。当然美籍日人还没有被拷打，被毒气杀害，被焚化或用来作残忍的医学实脸。但是美国当局朝着暴行的方向走上了这条黑暗的道路。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判决他们；历史必须判决。

　　为什么西海岸对美籍日人会特别不能容忍，这是极为费解的。在夏威夷，东方人占人口的比例大得多，但军队迅速采取了行动，处理得合情合理。日裔的代表们跟军事情报处和联邦调查局紧密合作，只有少数几个嫌疑分子受到了侦讯。但没有发生种族政视的情况，连这类谣言也没有。可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世”和“二世”只占人口百分之一，却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早晨，就开始出事。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和州检察长厄尔·沃伦，同各县的法警长和各地的检察官一起，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一世，二世都被开除公职，被吊销了律师和医生的开业执照，有些地区什么生意也不让他们做，有些原来以捕鱼为生的被禁止出海。州检察长沃伦满口歪理，说什么美国国内没有出现日裔的破坏活动，正好说明他们是诡计多端，阴险隐蔽。后来当他当了最高法院院长，人们也用同样的推理来对付他。他还向华盛顿汇报说：“本州执法官员的意见，都认为这里土生土长的美籍日人，比之日本侨民更为危险。”

　　政府官员这样掀起了人们对黄祸的仇视，并且经报界进一步煽动以后，这场仇视运动就越演越剧。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个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写道：“我们这儿为什么要对这些日本鬼那么好呢？他们把我们停车的位置占了；邮局排队买邮票他们站在你前头；在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他们占了座位。能让他们去受苦挨饿罢！让他们去碰钉子吧！我个人就恨日本人，一个也不例外。”他主张把全部美籍日裔（不管是婴儿或是年老体弱的）都要逐到内地去，一个不留。他还说：我的意思也不是让他们到内地的好地方去，而是把他们赶在一起，撵到穷山恶水的深处。”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说，加州每个日本人都应管起来，“什么人身保护！到了危险过去以后再说。”专栏作家达蒙·鲁克恩和亨利·麦克利莫都表示赞同这个意见。

　　羊群是跟着牧羊人走的。于是保脸公司就把一世和二世的保险单注销。送牛奶的就拒绝给他们送牛奶，杂货店商人就不卖食物给他们。沃伦把他们的存款都冻结，银行就拒绝兑付他们的支票。在1942年初一段时期内，加利福尼亚的白人对美籍日人愈来愈担心多疑。州政府向美籍日人暗示：他们是不是愿意搬到内地去。接着三个星期里，接受这个暗示的就有八千人，他们处境之困窘，可见一斑。

　　这并不解决问题。这只是将问题往别处转移了一部分。种族主义的病菌继续扩散。内华达州律师协会通过决议，说：“如果日本鬼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市是危险的话，那末他们来到内华达州同样也是危险的。”爱达荷州州长蔡斯·克拉克对新闻界说：“日本鬼生活象老鼠，繁殖象老鼠，所作所为也象老鼠。”阿肯色州州长霍默·艾金斯跟着也宣布“我们州的人民对日本人的风俗或怪癖都不了解。把任何日本人安置在阿肯色州是否明智，我有怀疑。”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特奈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汽车往州内开来，他解释说“堪萨斯州不要日本鬼，不欢迎日本鬼。”

　　这八千人背乡离井，生活愈来愈困苦不堪。在理发店窗子挂的牌子上写着：“日本鬼来刮胡子，发生意外事故概不负责。”饭店橱窗挂的牌子上写着：“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杀无误。”加油站不肯卖汽油给他们。他们弄不到水，甚至公共厕所也不让他们进去。有五个二世到了新泽西州，一个农民把他们雇用了，当地治保委员会就把这个农民的谷仓付诸一炬，还声称要把他的幼儿杀掉。一个二世姑娘在丹佛市找到一个职业，想到教堂做礼拜。谁知牧师亲自在门口挡驾，他说：“你去你们自己的教堂不是更好些吗？”陆军中将约翰·德威特是美国西部防务司令部司令，也是个菲律宾问题的老手，他认为让美籍日人在农村里到处流浪，这办法不管怎样说也是很蠢的。“日本鬼总是日本鬼呀，”他说，“不管他是不是入了美籍，也没有什么两样！”

　　加利福尼亚州催促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罗斯福给这个问题弄得厌烦了，而且他正全神灌注着各个战场的战况，就把这事交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当时陆军部长助理麦克洛伊去处理。他只提出一条，就是要他们尽可能合情合理，合乎人道。史汀生又忙着他自己的作战地图和战局进退，因此便把处理权交给麦克洛伊，后者就成了把美籍日人重新安排定居的重要的积极策划者。按照德威特将军的指示，陆军部外侨处处长卡尔·本德森少校，本来拟好了一个疏散计划。他在旧金山对这个计划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麦克洛伊突然在2月8日打电话给他说：“我们想怎样办就可以怎样办，总统方面是不成问题的。”德威特本来已经签署了本德森的草案，听见这样就立即把计划寄到华盛顿去了。

　　六天之后司法部长比德尔力劝罗斯福采取谨慎态度，他说，“这件事军队方面并没有将决定告诉我！”可是在这当儿他正在和内阁实权人物史汀生斗法，后者觉得一定要支持麦克洛伊和德威特。比德尔在二十年后提及这事时说：“当时史汀生显然并不认为必须大规模疏散。如果史汀生坚决反对，总统本来会接受他的意见。再说，如果……我当时力劝这位部长顶住他的僚属对他施加的压力，结果可能也会不同。但是当时我新进内阁，不愿意对老一辈的政治家坚持我的观点。”

　　那个星期六，又发生一件事。沃尔特·李普曼也参与进来，后来比德尔的僚属们都认为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李普曼在2月14日发表专栏文章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沿岸侦察，想对美国防务进行试探，已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事实。”华盛顿不愿采取“大规模疏散和大规模拘留的政策”，他是理解的。可是“太平洋沿岸已正式划为作战地区，有些地方随时可能成为战场。宪法上没有规定任何人可以在战场上居住和经商的权利。”德威特将军也不可能提出比这更加有力的理由来。内政部副部长福塔斯和战时安置署署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都接到通知要配合做好这件工作。2月19日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划定“军事区”，可以不让“任何人或一切人”进入这些地区。

　　这不是一件值得罗斯福夸耀的事。他大笔一挥，便把一批清白无辜、莫名其妙的人们交给德威特自由摆布，这些人象其他各族大多数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样，比以前的殖民者还更忠诚于他们入籍的国家。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的一世种出来的水果和蔬菜，就占加利福尼亚产量一半以上。按美国的传统标准衡量，他们已奋斗成功。至于二世，还只是十多岁或二十来岁。他们土生土长、在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中教育长大，无论讲活、衣着、行为举止以至跳舞，都和他们的白种同学并无不同之处。

　　按照德威特的解释，总统第9066号行政命令规定自愿迁居于3月27日结束。日裔只有四十八小时来料理家务，结束生意和处置家产。他们到新地区定居，只准携带个人衣物，装在手提箱里。剃刀和酒都要全部充公。私人投资和银行存款都要没收。没有上诉或甚至抗议权利。这样一世就丧失了价值七千万元的农地和设备，三千五百万元的水果和蔬菜，接近五亿元的年度收入。储蓄、股票和债券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3月30日星期一，从黎明开始，德威特的第20号平民迁离战区的命令，就象防疫通知书一样，一张张钉在日裔的各家门上，这次行动有如军事行动那么迅速。对那些初学走路还不会讲话的婴儿，每人发一条标签，等于行李那样处理。不久，卡车队就在门前停下。士兵们就在人行道上喊着：“日本鬼出来！”这个命令叫起来象安·弗兰克在荷兰的人行道上听到的德国士兵叫喊“滚出去，犹太人，滚出去！”一样令人胆战心惊。卡车把他们运到十五个集中区，其中有华盛顿州亚克麦市的一个酿酒厂，加利福尼亚州帕萨丁那市的玫瑰碗体育场，以及在圣·安尼塔市和坦佛兰市的赛马场。住在赛马场的条件最差，一家家就住在马厩里。

　　这些集中区只是临时集中区。这点在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福塔斯的报告中就说得很清楚。犯人们（他们现在的身份就是犯人了）都发了身份证，他们的衣物和人身都要不时受到检查。政府准备着建设十一个巨大的“安置中心”，虽然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件事。由于各州州长们对他们既然不表欢迎，安置中心就只能设置在联邦政府的土地上——那就是国内最贫瘠荒芜的地方。

　　总统本人从没有视察过这些阴冷荒凉的营房，但有一次他称之为“集中营”。情况确是如此。一个六口或七口之家配给的“住房”只有二十英尺宽二十五英尺长。没有一间装上煤气炉或自来水。一排营房共用一个洗衣间、一个食堂、一个厕所和露天的淋浴间，妇女在那里洗澡，哨兵完全看得见的。怕羞，是一世和二世妇女同她们的祖先共有的特点。可是当她们提出这问题时，监视她们的哨兵就说算了甭提了。她们现在不已是美国人了吗？

　　在内华达山脉东部的惨淡凄凉的地带，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荒凉孤寂的欧文斯山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偏僻荒芜的锡斯基尤县的图利湖畔，他们要度过未来的三个年头。在铁丝网的重围内，在瞭望塔上的强光探照灯每晚照射着他们房子的情况下，他们挣扎着，尽力保留一些战前的生活习惯：教养他们的孩子，参加教堂礼拜，举行了一千一百二十次婚礼，五千九百八十一次洗礼和一千八百六十二次葬礼。

　　他们的事业应该是每一个相信自由的人的事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后来称之为“美国历史上大规模侵犯公民权利最严重的一次。”可是当时一般舆论并不这样看。如果联邦政府要听信加利福尼亚人的意见，这些营房也就很可能改为永久的了。别人怎样议论是一回事，那里的种族主义者可不打算让美籍日人获得自由。最高法院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甚至最高法院对维护公民自由也并不热心。1944年12月18日星期一，法院把裁决公布。这样的裁决，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法官道格拉斯对是否合乎宪法的向题，避而不谈。法官布莱克在这个现在研究法律的人都还认为很不好的决定中写道，加利福尼亚一直受到入侵的威胁，军方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反正这些日裔并没有因为种族偏见而被驱逐！（对此，罗伯茨、墨菲和杰克逊提出不同意见）。在两个问题上法院出现了分歧意见。一方面它认为大规摸疏散是正确行使进行战争的权力，另一方面它又裁决说，继续拘留并无不忠嫌疑的美国公民是没有理由的。于是在12月19日，军方又开始把美籍日人运回太平洋沿岸，——但他们受到反日的治保队员们的围殴痛打，共有五十七起。赫斯特系报纸更火上加油，它狂热地报导图利湖营的所谓犯人暴动，以此作为这些被拘留的家庭“不忠于国”的证据。

　　可是图利湖并没有发生过暴动。在整个拘留期间，无论那个营里，都未有过骚乱。美籍日人不管受到怎样虐待，还是那么爱国，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们以使人难以置信的克制精神，接受一种双重的标准。举个例说，请一个白人实习医生作一次检查和小手术要付五百元，而旁边一个有经验的美籍日人医生，做着同样工作，只得到十九元。他们种树，为发展人造橡胶做试验，为陆军招兵画宣传画，明知没有报酬。使哨兵迷惑不解的是，他们每天早晨集合，升起星条旗，行升旗礼，童子军的军鼓军号队（每一个营都有一个）还奏着美国国歌。在多巴兹营，有三千二百五十人报名学习，其中两门课程选读的人最多，就是英语和美国史。每逢星期六晚上，他们就唱“美丽的亚美利加”，在1943年1月28日之后，那些到了服役年龄的人，还做了不少事情，不只是唱唱歌而已。

　　就在这个星期四，史汀生宣布陆军接受二世志愿参军。立刻就有一千二百多人报了名，而到了战争结束，参加军队的日人就有一万七千六百名，在围着铁丝刺网的集中营里举行了效忠宣誓。在意大利，他们在第100步兵团和第442步兵团服役，表现非常出色。没有一个二世开过小差。在意大利战役中，单是第442步兵团，损失就已达到其原有兵员的三倍，但他们获得三千枚紫心奖章，其中有五百枚是橡叶簇紫心奖章，八百一十枚青铜星奖章，三百四十二枚银星奖章，四十七枚殊勋十字奖章和十七枚功勋勋章。部队的英勇事迹传遍欧洲，简直有点传奇色彩。比尔·莫尔丁写道：“就我个人所知，他们忠心耿耿，勤劳勇敢，勇于牺性，军队里没有那些战斗单位能出其右。很多看到海外各种部队作战的同业们也是这样看。他们的人几乎都受奖两次以上，而伤亡率则是惊人的。”

　　和二世并肩作战的人，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勇敢。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战绩传回加利福尼亚，人们对他们的家庭就会好些，一世在战前的财物就会还给他们。但这仅是空想而已。美籍日人的房子，农场和生意都己经被加利福尼亚州的白人占了。而在赫斯特系报纸气焰逼人的支持下，他们大多数都把掠夺所得占为己有。二世穿着军服回国时，发现理发店和饭店都拒绝接待。《旧金山考察家报》放出标题说“放任日裔士兵在海岸乱逛”，于是，一个在欧洲战场失去一条腿的二世竟然又当众挨打。这样做法，即使顽固分子也觉得太过分了，于是公开的暴行才告平息。

　　要是说这个州里人们都仇外成性，那也有失公允。可是很大多数的人都默不作声，视而不见。陆军部对二世遭到的事例开始关心起来，就派那些曾和他们一起服役的白人军官到西海岸去对农民和商人作巡回演讲，宣传他们的英勇事迹。一个瘦长的农民向一个中尉问道：“你们连里有多少个日本鬼给打死了？”中尉回答说：“在我排里一起作战的美籍日人士兵到战争结束时，除两个外，全部牺性了。”这个农民说：“他妈的真可惜，没把那两个也打死。”别人仰望着天花板，有些人看着地上，有些人望着膝盖。总之，没有人说一句话。

　　至于那位约翰·德威特中将，由于西部防务司令都任务紧迫，整个战争年代他都在远远听不到炮声、受不到战斗考验的办公室里度过。但是他这样尽忠报国，倒没有被人忽视。陆军奖给他橡叶双簇殊勋奖章，海军也授给他殊勋奖章，法国授与他荣誉军团勋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兹台克鹰勋章。到了1947年他光荣退休以后，成为日美友好协会的一名热心的会员。西方人的不可思议，他这番表演可谓是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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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港事件以后第三个星期，农业部长克劳德·威卡德漫不经意地给美国人走漏了一个消息。他说，农民要供养军队，将忙得够呛了。老百姓如果喜欢吃新鲜蔬菜可以搞个家庭菜园——他管这叫“胜利菜园”。千千万万的城里人，本来是耙铲不分，只知道“耙”【英语rake，是长柄耙，但口语作放荡不羁的人解。——译者】这个词是指电影演员埃罗尔·弗林那样的人。现在他们见缝插针，那里有空地就把豌豆、胡萝卜、菠菜、西红柿、小萝卜、甜菜、莴苣、包心菜都种上，不管是家里的庭院、还是因为汽油要配给而空出来的停车场、运动场、芝加哥市的阿林顿跑马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动物园、埃利斯岛和阿尔卡特拉兹岛，都种上蔬菜。在农业部和种子公司的指导下，这些胜利菜园的农民们取得的成绩使大家既惊奇，又高兴。1943年美国的新鲜蔬菜有三分之一来自二千万个胜利菜园。

　　美国人对蔬菜并不那么特别爱吃，但这是找些事情做。在战争期间，整个国家好象是个中转站：人们在流动，在相互告别，或者就是在等待，那怕是等待纸手帕和发夹不再缺货。中年人把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钢盔涂成白色，参加民防组织，试放警报，把水箱装满砂，把桶装满水，练习急救，一夜又一夜地站岗，注视有无轴心国飞机的踪影。在政府的发动下，妇女和小孩从事收集橡胶废品、废纸、铝、白铁罐和牙膏管。主妇们把食用油脂节约下来，帮红十字会卷绷带（从珍珠港事件到对日战争胜利，就一共卷了二十五亿卷）。西雅图有个制鞋商，共捐献了六吨胶鞋跟，“棉花爱迪”史密斯有个心爱的痰盂，但是把垫痰盂的胶垫子也献出来了。在波士顿市灯塔山这个富人住宅区，也举行了一个废品收集大会，到会者都穿上晚礼服，捐赠的东西中有一支已有八十年历史的加特林机枪，一驾马车以及莱弗里特·素尔顿斯托尔州长的供练习划船用的健身器。

　　在这长期的等待时期，好莱坞也帮助大家消磨时间。它主要的对象是美国士兵。战争期间，一共拍了九百八十二部影片，复制了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部拷贝送到国外。国内的老百姓也可以看到，电影院每夜都挤满了人。这些年头的流行电影有罗伯特·扬主演的“普尔汉姆先生”，蒙蒂·伍利主演的“赴晚宴的人”，凯瑟琳·赫伯恩、斯本塞·屈莱塞主演的“本年名媛”，维克多·麦丘主演的“我的赛尔”，泰隆·鲍华、琼·芳丹主演的“高于一切”，詹尼弗·琼斯主演的“伯纳戴特之歌”，宾·克劳斯贝、巴里·菲茨杰拉德主演的“我行我素”，弗雷德·麦克默里、巴巴拉·斯坦威克，爱德华·鲁宾逊主演的“双倍赔偿”，琴·拉塞尔主演的“亡命之徒”，贾莱·古柏和英格丽·伯格曼主演的“战地钟声”，和“撒拉托加铁路干线”，雷·密仑主演的“失去的周末”，所有演员都是久享盛名的“卡萨布兰卡”，希契科克导演的“疑云”和“小鹿班比”。象平常一样，电影业有时也会狼狈不堪，有一次当对外宣传员兴高采烈地报导狗演员莱西生了一窝小狗了，但是一个兽医接着就揭露说莱西原来是只雄狗。但电影的质量仍然是高的。这很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知道那时的许多评论员，不但看电影是否优秀，而且还要看电影是否爱国。多萝西·汤普森就对“救生船”这部影片挑剔，因为她以为希契科克把纳粹分子表现得比其他船客更能干，而《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也认为这是“一部奇怪地不讲民主的电影，即使在我们这个开明的社会里，这也是无可原谅的。”希契科克辩解说，他拍的是惊险片，并不是教育片。但他的抗辩并无人理会。甚至象《纽约人》月刊的沃尔科特·吉布斯那样精于此道、不偏不倚的批评家，也说约翰·斯坦贝克所著的《月亮下落》显示出一种“对德国人难以理解的温情”。但观众却没有那么苛求，因为他们来看电影有其他目的。有这么多的人远离家乡，远离家庭，电影比以前更能使他们逃避现实，得到暂时的宁静。

　　在这些岁月里，宣传工具也是一种把多年来远处异乡、远隔重洋的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它使那些寂寞的人有了一点共同的东西，要不然他们就什么安慰也得不到了。当然有些东西听得使人发腻：象战时美国第一个最流行的歌曲《银自色的圣诞》，情调低沉，自怨自艾，而《我将回家过圣诞》就更糟。有些实在是非常讨厌的。例如，当吉米·萨沃唱起《你的面包里没有肉丸》，全国到处都跟着唱时，凡是听觉灵敏的人，几乎都感到受不了。还有《现在没关系了》和《你是我的阳光》这两支歌也是属于这一类。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歌唱家中薪水最高的竟然是纳尔逊·埃迪，这真使人泄气。但是百老汇的前途看来比较光明。象《穿灯笼裤的姑娘》，《我还记得妈妈》，《斑鸠的声音》和《哈维》等开始流行起来。1942年夏天，本来都是时运不济的两个人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开始试验把一个叫《丁香花绿》的老剧本进行改编。这个话剧本只演过六十四场早在1931年停演。《生活》杂志后来说罗猴因子【指由遗传决定的一般存在于红血球中的抗原。可使缺乏这种抗原的人在怀孕或在输血过程中，可能产生溶血的反应。这里指《俄克拉荷马州》一剧是由《丁香花绿》所改编。后者不卖座，改编后反而哄动一时，得普列策奖金。——译者】把一部失败作品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它在1944年3月31日圣詹姆斯剧场开演，到1948年停演，共演出了二千二百四十八场，创造了歌舞剧的新纪录。与此同时，有位二十六岁名叫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家写出了《寻欢作乐》，又是一出愉快的歌舞剧。倒卖戏票的黄牛党都在百老汇大街的小巷里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有十五年没出现了。

　　在国内的美国人看书比以前多了。克罗斯利和胡珀民意测验所说，电台广播仍是美国人娱乐的主要来源，以《费伯·麦吉和莫莉》和《广播市政会议》这两个节目最受欢迎，但广播中收听的人最多的还是新闻广播。在无线电广播方面，象在书店和图书馆里一样，由小说转到非小说的大转变已经开始。五角大楼是世界最大的出版社。光是1945年，它就印发了六千万册以上的军用版本，题材包罗万象。虽然这种双栏版面看起来很不舒服，但读的人还是如饥似渴，并且常常把书寄回家去。新书当中，有：马里恩·哈格罗夫写的《瞧这里，二等兵哈格罗夫》，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少校写的《决定胜负的是空军》，伊尔卡·蔡斯写的《过去未完成》，埃利奥特·保罗写的《我最后一次见到巴黎》，威廉·怀特写的《他们是可以牺性的》，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写的《瓜达卡纳尔岛日记》，约翰·赫西写的《阿达诺之钟》，威尔基写的《天下一家》以及厄尼·派尔写的《这就是你的战争》和《勇敢的人》。还有两本书提出了战后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理查德·赖特写的《黑孩子》和莉莲·史密斯写的《奇异的果实》。它们都畅销，但几乎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

　　销路最广的是杂志。在战争期间，美国流行期刊的销售量几乎都增加了。1944年广告商在期刊上投的广告费比1942年增加了一亿元。正如埃里克·霍普金斯当时所说，在这里也是“非小说的百分比……一直在稳步上升。其理由之一，就是自从1939年以来，事实超过了想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没有严肃的小说了。）妇女杂志特别有意思。对于无数的妇女读者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使人厌烦透顶的四年。在1941年至1945年间，应征的士兵和志愿参军的总数有一千六百万，其中女的只有二十五万。在这期间，军队的规模经常保持一千二百万男人，这是来之一亿三千一百万美国人中最健康的一千二百万人。男女比例这样不平衡，就有大批大批的妇女孤裘独宿。

　　姑娘们同不认识的军人订盲目约会，如果不是表明女方主动进攻，起码也有点冒险性质。她们把化妆品叫做“战争油彩”，也不完全是开玩笑。年纪较大的妇女就老练些。现在没有巴黎的权威的指点，曼哈顿的服装设计师就模仿军装，这多少说明女人们当时向往些什么。一种流行的晚礼服，以金线织成的大机翼为装饰，从臀部一边往上弯，横过胸脯到另一边的肩膀。艾森豪威尔式茄克衫，被模仿来做为女晚服的披肩，或有松紧腰带的女衬衫。仿英国突击队贝蕾帽制成很漂亮的白天戴的帽子。不准备参加陆军妇女服务队的姑娘，也戴上类似服务队员的帽子，但以金属小圆片装饰起来。衣料短缺，但也能做到物尽其用，一种名叫“迪多”的特大儿童衫连裤日间作为便服，晚上则成为睡衣。

　　给在海外作战的丈夫头上戴绿帽子是最得不到谅解的事，但反正她也没有什么机会。正如当时一首流行歌曲所说的：“男人们不是太小，就是太老了”。已婚妇女既然只有独守空帏，很多人就开始改穿长裤。战时国内生活对她们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至于年轻的妻子们往往疑虑重重，深感苦恼。很多婚礼都是在运兵船启航前才举行的，深感孤寂的新娘们很怀疑，这样一时冲动而结成婚姻是否能够白发偕老。性格刚强一些的便借酒消愁。到了1943年，在酗酒的人中，男女比率已经由五比一，一跃而为二比一。其它妇女则埋头阅读爱密丽·波斯特【报纸专栏女作家，专谈社交礼节。——译者】或多萝茜·迪克斯【报纸专栏女作家，专对失恋者提劝告。——译者】的作品，或者想象自己就是奥娜·奥尼尔。纽约的斯托克俱乐部把奥娜选为当年进入社交界的名媛，使她的父亲、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感到非常反感。但是，就广大妇女来说，她们又再从杂志中找寄托，她们特别喜欢战争期间创刊的三种着眼于女性神秘的杂志：斯特里特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小姐》，康德·纳斯特公司出版的《魅力》，以及沃尔特·安南伯格公司出版的《十七岁》。

　　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战时现象：新成长的青少年。大萧条的结柬恢复了大家对及笄少女的兴趣。与此同时，有些中学生们的母亲，白天都在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或波音飞机公司工作，他们回家时就在门口的擦鞋垫底下拿门匙开门进去。现在在外面挣点钱很容易，所以他们不是在家里拿到零用钱，就是自己出外赚点钱。《纽约时报杂志》编辑莱斯特·马克尔开始把“十几岁的”这个词写进文章里去。但全国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十分注意。中学男生一心想服兵役，似乎比较一本正经，不是那么无忧无虑。女孩子比较高兴一些，也活跃一些，因为她们都爱穿短袜子，所以人们管她们叫“短袜少女”。

　　摇曳音乐那一代人的风尚已经过时，或者己经快过时了。白褐双色皮鞋已为平底懒汉鞋所代替，宽松的套头毛线衫已代替了开襟毛线衫，连帽风雪大衣已代替了正反睛雨两用大衣，还跟蓝布斜纹裤一起穿，后者又是一个预兆。有一段时间，流行在蓝布斜纹裤上面穿男人白衬衫，衫尾拖在裤外。对日战争胜利之后，父兄们回来发现他们的衣橱已经空空如也。啤酒茄克衫还是有人穿，但那些上了年纪的原来爱跳吉特巴舞的人几乎都认不出来，因为短袜少女们都在这些茄克衫上绣上了她们男朋友（不论真有还是假想的）的部队的肩章。还有一种流行风尚是戴黑玉石戒指，表示她们的朋友在军队服役。放学以后，短袜少女们聚在一起闲谈（那时还没用上“闲扯”这个词），要是问她们在干什么，她们就会说：“瞎混混罢了”。

　　“约约”玩具、通宵舞会，穿上不配对的鞋袜和条花足球长袜——总之，她们创造流行风尚的能力和三十年代的中产阶级青年一样大，一样无聊。但有一点不同。美国变了，老一辈的美国人，多半只是在旁看着他们，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两代人是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对工会组织的看法。他们都是反时的。看一看工人在战时的成绩，我们就觉得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陆军后勤部长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大家要明白，谁都没有感到供应不足。凡是能运到前线的，不管任何东西，都已给前线士兵运到了。”但是联合煤矿工会要求加班费和额外工资，非常不合时宜，好象蓄意破坏工人的声誉。而詹姆斯·皮特里洛这个音乐家工会的头头，也是一样不识时务。对短袜少女说来，皮特里洛更是可恶。他要求乐队的唱片在电台播送时都要付给版税，这样，他使听众听不到流行乐曲达二十七个月之久。在年青人看来似乎这是存心对他们罢工，其实真正的受害者还是那些有名的摇曳音乐乐队。由于皮特里洛的抵制，由于食物定量配给，由于旅费开支浩大，而且由于大众的兴趣变化了——短袜少女现在喜爱感情缠绵的民歌了——总之，由于这种种原因，这些大乐队解散了，士兵们原来喜爱的摇曳音乐时代，就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

　　父母们笑逐颜开。他们本来一直都喜爱民歌的。他们不但对孩子们能收集废胶和废纸引以为荣，而且对这些青年的新风尚中的很多方面都感到高兴。1944年全国最流行的歌曲是短袜少女喜爱的一支新颖别致的歌，名为“在一颗星上摇摆”。当时大学生中几乎己经没有男的了，所以大学就难得有什么运动选手（只有西点军校是例外，它以布兰查德和戴维斯为中心组织起一个每分钟可以得一分的驰名的球队）。人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中学球队上去，打球规则修改后，篮球开始成为极其吸引观众的项目。爸爸和儿子可以一起去看，正如妈妈和女儿都爱看《魅力》杂志上同一篇文章。青年人对新鲜玩意总是特别感兴趣的，1944年夏天，他们首先采用了阿根廷一个匈牙利难民所发明的用圆珠代替笔尖的笔。这种笔迸口时的商标名叫做“同温层笔”，可是人们干脆只叫它做圆珠笔。成年人觉得不错，也逐渐买来使用了。从政治问题以至写字用具，国内战场上的两代人似乎都是和睦相处。

　　但接着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罪在一个身体虚弱、脸色苍白、打着蝴蝶领结、体重一百三十五磅、两个耳朵一大一小、面有菜色的歌手。他的名字是弗朗西斯·艾伯特·西纳特拉。本书上次提到他时，他还是跟着哈里·詹姆斯乐队后面跑。在他的崇拜者看来，他似乎身体羸弱，天真单纯，而且才有十多岁。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他出生在新泽西州霍博肯市的一个连热水供应都没有的公寓里；父亲是西西里人，一个最轻量级职业拳击家。他是一个倔强的、出言不逊、孤独成性的人，认为自己有象漆皮做的那样肺腔，将来必会成为歌唱明星。提到任何对手，他都会粗暴地说，“我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把那个狗娘养的唱下舞台”。他早已不是中学生了，年已二十多岁。对于这种错觉，他自己的说法是：“我二十五岁，看起来也许只象十九岁。很多孩子都觉得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就象他们隔壁的朋友一样。也许这样他们感到我很亲切。我就想这样。那有啥关系，他们都是好孩子。”

　　西纳特拉的身体不够条件当兵，——他身体有个缺陷，就是他耳鼓穿孔——因此，他就有一个强烈的劲头来补偿这个缺陷。他的真正欲望是想成名发迹。摇曳音乐乐队队员常常善于和那些哼伤感歌曲的歌手捣蛋，一次西纳特拉唱到温情绵绵的时候，巴迪·里奇把鼓敲了又敲，寻西纳特拉的开心，结果却落得被他打得脸青嘴肿。西纳特拉念念不忘要一举成名，就不能老在一个乐队指挥的手下呆下去。他跟了詹姆斯六个月，就转到汤米·多尔西那里去。他对“蠢人们来了”、“日日夜夜”以及“银白色的圣诞节”的唱法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于是他就赔钱取消了与多尔西所订的合同，雇用一个宣传代理人，这样就准备单枪匹马地干起来了。1942年12月30日晚上，当他在纽约派拉蒙戏院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演唱时，突然坐在第十二排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中午没吃午饭昏倒了——或“晕过去”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大吃一惊，站起来尖声大叫。霎时之间，全场都乱作一团，谁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西纳特拉继续唱下去，他这人是绝不会因尖声大叫而停下来的。等到他唱完时，整个戏院都象烧开了的锅似的，人声鼎沸，女孩子们都站在那里尖声怪叫。

　　这种怪叫就象瘟疫一样，一下子传遍开来。他成了有名的“歌喉”，不管“歌喉”在哪里出现，哪里就全场骚动。他每星期收到的信突然增至五千封，全国的弗朗基迷组织了两千个俱乐部。不管他走到街头小铺、饭店、百货商店和在家里，都有人追着他要他签名留念。有人爬上他的屋顶，偷看他的卧室。真的，如果他在泥地里走过，也会有人把泥土挖起来晒干，把他的脚印保存起来留为纪念的。这些人不全是小孩子，也不都是那么和善的。有两次他给顽皮的女孩子们用力拉着他的蝴蝶领结，想夺为己有，几乎把他勒死。一次她们还要把他的衣服撕脱，差不多达到了目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凶神恶煞的女人在华尔道夫饭店把他迫到无路可逃，然后扯开自己的衬衫，硬要他在她的乳罩上签名。到了1944年，他又在派拉蒙戏院演唱三星期时，听众前后有三万个尖声怪叫的青少年。为了控制这个场面，出动了四百二十一名防暴警察，二十个女警察和二十多辆警车。

　　“歌喉”——别名为弗兰克·“晕”纳特拉，又名为“晕厥”大王——发了财，他发财之快，比之美国士兵占领西西里岛所需的时间还少。他已签订了很多合同，每周在“幸运牌”香烟的流行歌曲选播节目中作一次演出，每年在RKO公司拍一部电影，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灌唱片，所得版税收入高得空前。他每年收入超过一百万元。尽管实行战时管制，但他似乎仍然花掉很大部分。他在好莱坞盖了一间粉红色的房子，里面现代化设备应有尽有，有些设备还是前所未闻的。他觉得起来拉窗帘麻烦，他就安装了一个小玩意儿，不用站起来就可以拉，这样就花了七千元。他定制的衣服，华丽而庸俗，尺寸都特别大，从松软的蝴蝶结领结，腰身很高的裤子到鼓鼓的垫肩，无不如此。现在他已经结识到很多朋友，他们围着他团团转，就象贵族们侍奉国王一样。他们以厕身在他的左右为荣，而他却在其他方面使他们更为高兴。他的怪脾气不少，其中之一就是把价值一百五十元的金质打火机随便分送给人，就象鲍斯少校在部队中随便散发火星牌巧克力糖块一样。他的亲密女友也是不断在换。战前他跟童年时代的伴侣南希·巴贝特结了婚。成名以后不久，有人问到他的婚姻问题，他总说：“我最爱我的妻子南希，现在如此，将来永远也是如此。”后来他遇到这类问题，他就不再置答了。往后就有了爱娃·加德纳，再往后又有迈娅·法罗。

　　弗朗基的天才，或者说没有天才，这已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有如佩顿将军打了一个士兵的耳光这件事一样。《时代》周刊说：“西纳特拉的嗓子比得上约斯密蒂谷，已经成了国宝。”可是《时代》周刊的姊妹刊物《生活》杂志却说，“这个使人神魂颠倒的伤感歌手”唱的“歌，每首听起来都是一个样”。因为他只懂得一个韵律：就是固定节奏的二拍二的葬礼进行曲的韵律。《纽约先驱论坛报》则引用一个国会议员的话说：“‘孤胆骑警’和弗朗克·西纳特拉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的主要教唆者。”埃尔莎·马克斯韦尔说“歌喉”是个“乐盲”，并建议他的狂热崇拜者要服用“抗西纳特拉素”。甚至他过去的指挥哈里·詹姆斯也说弗朗基那一套新衣着使得他看起来“象给湿尿布包起来一样。”有人对宾·克劳斯贝说，“象西纳特拉那样的嗓子，一辈子也只能听到一个。”宾回答说：“是的，但为什么偏偏要在我这一辈子呢？”

　　做家长的又生气，又感到莫名其妙。那时的英雄人物，本该是身材魁悟，头戴钢盔、全副武装、冲过浪涛、直捣敌岸的美国兵。而弗朗基呢，用当时的话来说，就象在避孕套里包紧了的样子。从欧洲来的青年难民认为他只是一个讨厌的怪物。一个从德国集中营逃出来的女孩子只有十七岁，就提出一个问题：“难道就没有办法使这些孩子们醒过来么？他们在派位蒙戏院外面浪费掉的时间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呀！比如说，搞点战时工作。”可是，美国青少年们还是一个劲儿地继续尖声怪叫，究竟西纳特拉的魅力在哪里，越来越多人猜测。《新闻周刊》说，“从外表上看，西纳特拉成为女性崇拜的对象，真使人难以理解。”

　　但是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却不认为这样。他们说中古时代就曾有过跳舞狂，他们又提到什么“乳房感觉过敏”，什么“母性想给饥者喂奶的冲动”，什么“群众性情欲得不到满足”，以及“群众性痴醉状态”。有些对弗朗基不客气的批评家，就把上述东西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好象他吸引人的不是声带而是麝香腺。”还有人说：“让我们摆开来谈罢——西纳特拉是留在国内的唯一男子。”看来最后一种说法最近乎事实。女孩子们唱歌时可以大唱她们远在新几内亚丛林里的男朋友，——“他在军队里是第一流士兵，在我心里是第一号情人”——但是身边一个抵得上远处两个。而且，这同当兵不合格的人相好不一样。那就太无情无义了。而这不过是短袜少女们的流行风气而已。

　　假如老一辈的人对这一点不了解，那么被西纳特拉取而代之的士兵倒是了解的。到了战争结束时，西纳特拉已成为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千夫所指的人。这样说法并不太过份。就像短袜少女一样，仇视弗朗基的士兵，也把“歌喉”当作一个象征：对他们说来，他就代表国内能够找到的男人。弗朗基只有一次到意大利作随军巡回演出，那时欧战已经胜利，轴心国的大炮已经封存起来了。他很快便跑掉，嘲笑说军队联合服务组织是完全给起码货组织演出的。《星条报》评论说，“老鼠也会把女人吓晕的”。曾在前线附近为士兵演出过的玛琳·黛德丽说，毕竟“你不能希望欧洲战场象派拉蒙剧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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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个坐在第十二排的女孩子饿晕那件事发生之前五个星期，约翰·麦克洛伊征用了洛斯阿拉莫斯牧场男童学校，供一项特别作战计划之用。罗伯特·奥本海默童年时候曾在那里读书。他现在提出在洛斯阿拉莫斯搞这项计划，是因为它比较偏僻。盟国的其他科学家们都一致认为，要赶在纳粹前头制成原子弹，就必须在一个不受干扰，不受注意的地方进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制成的可能性极为遥远。但现在1942年行将过去，美国科学家们和那些逃到美国避难的科学家们都在拚命赶时间。尽管罗斯福已表支持，但这个原子弹的制造仍然进展不快。艾伦·杜勒斯从瑞土发来报告说，每周都有大批的铀和重水运进德国。德国的原子物理学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美国的科学家还认为他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因为那年秋天，在田纳西州橡树岭附近的荒山里，抓住了两个德国特务。他们怎样到那里，后来情况怎样，这些问题华盛顿还是讳莫如深。但把其他迹象联系起来，物理学家们的噩梦似乎又多了一些根据，他们当时认为将来很可能希特勒有了一个原子弹武库，而盟国却没有。

　　有一点他们已经可以肯定，那就是：这样一种炸弹是可以制出来的。这个假设从一开始就早已成立了，但在实践上还有个问题。在理论上说，把中子导入一个U－235堆，就应该出现链式反应。中子就会分裂U－235的原子，每一个原子又会释放一至三个中子——而这些中子会又分裂更多的原子，如此类推，直至达到所谓临界质量。当然，他们不能在实验室里形成临界质量，因此他们用石墨使中子的活动缓慢下来，以便观察这个过程。但在实践中，他们发觉有些中子并不向计划方向活动，有些则被反应堆“吞掉”了。因此只有当产生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子的数目愈来愈大，才有可能出现链式反应。这个现象叫做K系数，或者说叫做“K大帝”。这只有在下面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100个中子在100个U－235原子中，引起裂变，而产生新一代的中子，有105个中子留下来再引起裂变，那么比率就是105对100，而K系数就是1.05。第三代的系数就是105x1.05之积。如此类推，直至形成临界质量。威廉·劳伦斯说得好：“K系数大于一的时候，原子堆就会发生链式反应，因为增生率将大于死亡率”。反之，如果100中子只产生99个，K系数就是0.99，这个系数就不足。但在早期头几个月的实验中，他们用净化石墨方法，得到的增生率最好也不过是0.870。问题的关键在于铀的纯度问题。当时全世界的纯铀存量，只不过是几克。阿瑟·康普顿博士给威斯汀豪斯公司的研究室主任去电话，问他“你们什么时候可以供应三吨纯铀？”他听到电话的那一头有点张口结舌。可是，这个公司后来的反应，说明美国工业在世界第二次大战期间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很快铀的产量就从每天八盎斯增至每天五百多磅。到了1942年11月，威斯汀豪斯公司已交满三吨了。

　　交货的地点，可能是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那是在芝加哥埃利斯大道，在第56号街与第57号街之间，芝加哥大学的长满常春藤的哥德式的建筑物墙上有个地方凹进去，里边有一道门。过了那道门便是一个很大的软地网球场。自从战争爆发以后这个球场便没有人用过了，它恰好在斯台格运动场西边看台下面。自从大学里没有举行校际足球赛以来，几乎谁都没到这里来过。那年11月，用纯沽无比的物质在那里安装了一个大得空前的反应堆。两家碳精公司和国家标准局合作，制造出中子稳定度特别高的石墨。这个局还有些科学家则和衣阿华州立学院的弗兰克·斯佩丁教授合作，把威斯汀豪斯公司的铀再进一步加工。这个新方法是把铀加工为一块块的东西，称为“斯佩丁氏蛋”。最后，工程师们准备在反应堆中制造一个真空，那就是把它封在一个巨型的方形汽球里，把空气抽出来。这样中子就不会被氮气吸掉。康普顿博士预料，这样K系数就会“大约在1.04和1.05之间”。其他的人则认为可以高达到1.07。

　　成功的可能性这么大，就引起不少新问题。原子分裂以前有人搞过，可是要产生持续下去的链式反应，在历史上还没有人做到过，而且减速技术究竟成效如何，也很难以测定。这位K大帝可能把什么控制、什么阻力都抛在一边，破天而出，使整个芝加哥市，甚至使整个伊利诺州与它同归于尽。为了减少危险，又用七根镉条和三根硼钢棒穿过反应堆，镉和硼都欢喜大量消耗中子，把它们滑进滑出，就可以使这些佛兰肯斯坦式科学家们能够控制他们制造出来的怪物。但是还是没有人能肯定这样做很有把握，因此有两个年青物理学家志愿组成所谓“敢死队”。这两个人要站在脚手架上提着几桶镉溶液，俯视着反应堆。如发现其他控制都失灵，这套装置就要爆炸的话，他们就把这些溶液往反应堆上泼去。

　　增殖的中子一层一层加上去，中子计数管所显示的中子增殖速度随着反应堆的增大而增加，一直到12月1日寒气袭人的半夜里，第十二层加上去了。这个反应堆现在已重达一万二干四百磅，计数管的嗒、的嗒声，迅速加快，毫无疑义。“那时候我们知道”，津恩后来告诉威廉·劳伦斯说，“如果控制捧一拉出来，这玩意儿就会啪的一声爆了。”到了第二天下午3点30分，弗尔米也到场，“敢死队”也各就各位，站在上面，除了留下一根镉条，所有控制棒都拉了出来，然后连最后一根镉条也拉出来一些。计数管的嗒的嗒的响着，气氛异常紧张，使人想起那些补牙的人等待牙医钻牙时的情景。K系数不断增加：0.98，0.99，1.00，然后到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链式反应实验成功了，现在每一代新的中子数量都大于前一代的数量了。理论科学能够做到的事情现在都已做到了。现在链式反应已可不断持续下去。至于怎样把它变为可以携带投掷的炸弹，那就是生产技术的问题了。

　　同一天（12月2日），在三个路口之外，就有人在芝加哥大学埃克特大楼的209号房里讨论这个技术问题。同在一个城市，但两组人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就在那里。保密制度极其严密，这是罗斯福的要求。总统对这个所谓曼哈顿计划，态度是矛盾的，正如他性格中许多方面一样，这是美国民族性的反映。他在本能上信任别人，乐于做到知识公有，希望美国对世界学术宝库作出贡献。可是当他一方面谈四海之内皆兄弟，并且真正认为应该这样，另一方面他也喜欢保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说得好，“罗斯福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既是操纵者，又是说教者，既是王爷，又是军人。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本人的思想和出身，也在于他所处的社会和这个社会的传统。美国人长期以来就有既好说教，又讲现实的传统。”

　　在芝加哥，总统的态度是讲究现实的。软地网球场与埃克特大楼好象远隔重洋一样。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计划的组成部分，要在三十一个月后结合在B29重型轰炸机的弹舱里。格罗弗斯将军召集这些人来，说是检查“芝加哥冶金工程”。他们都是美国工程技术界出类拔萃的人物——重工业的头子，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这位将军要求他们做的事是需要相当盲目信任的。他要求他们生产一种他们既未见过，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途的东西。只有一点向他们说清楚，那就是这一工程对战争极端重要，华盛顿是多少钱也愿意出的。

　　他们接受了任务，从那个月起就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合同中的条款从工业法看来，可说是写得空前含糊的。格罗弗斯答应先预付四亿元；最后开支可能超过二十亿。除此而外，承包的公司就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了。对极少数几个不得不参与一定机密的人，就要求绝对保密，甚至连对自己妻子也不得提及。妻子们要和科学家谈话也很难，因为那些科学家实际上已经与世隔绝。他们家里的人只知道他们的地址：美国陆军邮政信箱1663号。

　　对于那些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物理学家说来，这种保密似乎是多此一举。某些方面似乎确是荒谬可笑。当时受到最严密监视的是罗伯特·奥本海默，监视他的人叫波里斯·帕什，从前是好莱坞一所中学的足球教练，现在超重了，陆军情报处就把他训练为对付“共党渗透”的专家。奥本海默战前对自由派的政治活动曾经捐助了不少钱，而且有两次几乎要和琼·塔特洛克博士结婚。她是旧金山一位精神病医生，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帕什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死盯住奥本海默。1944年奥本海默去电报山，到琼的家里，带她出去，到一家名叫“最佳”的夜总会里喝酒。他告诉她，他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能再来见她了；而且因为工作性质机密，他不能告诉她工作内容，也不能告诉她他在那里。这样他就走了。七个月后，她认为再不能见到他，绝望之余，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帕什在旧金山钉着他们的梢。对他们两人的约会完全理解为另一回事。他认为奥本海默一定是把情报秘密递送给一位共产党了。于是他向上级汇报，说他已摸到线索，知道了奥本海默的花招，要求开除这位物理学家。格罗弗斯回答说，“这办不到。不管你的关于奥本海默先生的情报如何，这次工程绝对少不了他。”

　　要不是由于下面这件令人不安的事，这一切原都可理解为胡闹，可以一笑置之。那就是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的真正的共产党间谍，正在洛斯阿拉莫斯市的周围布下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间谍网。这个组织由一个名叫安纳托里·雅可夫列夫的人控制，他把苏联驻纽约的领事馆作为基地。雅可夫列夫通过哈里·哥尔德活动，后者是费城人，过去是为工业界互探情报的。雅可夫列夫间谍网又有另一条线，经过纽约的朱利叶斯和爱塞尔·罗森堡夫妇通到爱塞尔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格林格拉斯在洛斯阿拉莫斯中心以军人身分工作，他的特殊地位使他几乎可以看到每一张蓝图、草图、或重要文件。而且他很聪明，知道哪些东西对想搞自己原子弹的俄国人最有价值。但是，格林格拉斯还不是雅可夫列夫最得意的人员。他还有一个无价之宝，那就是克劳斯·埃米尔·富克斯。富克斯也象奥本海默、康普顿、和弗尔米一样，是一个天赋很高的原子物理学家，是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本来是个德国人，当纳粹开始搜捕反对者时，他就逃到英国。他恨希特勒，一心协助盟国作战，这点从未有人怀疑过。作为英国的一个归化公民，他已得到官方绝对信任。当时从没有人提出，为什么纳粹要逮捕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呢？当时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一直等到战争结束，这个苏联特务组织已经瓦解，富克斯的朋友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全心全意的共产党员。

　　哈里·哥尔德通常是让别人去从格林格拉斯那里拿情报资料的，但他本人常跟富克斯会面。有一次，他同时见到这两个人。后来人们记得希斯事件是通过一只南瓜，而哥尔德去见戴维·格林格拉斯和他的年轻的怀孕妻子鲁丝这件事，则是通过一个装山莓果子冻的盒子盖。朱利叶斯·罗森堡把果子冻盒的盖子撕为两半，把一半交给他的舅子戴维，并对他说，如果有人拿着那半边盒子盖来，戴维就该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为了科学目的共享情报”。所以哥尔德到格林格拉斯在阿尔伯克基市北高街209号楼上的寓所说了声“朱利叶斯叫我来的”，并拿出他那半边盒子盖时，戴维就欢迎他进去。戴维自动拿出一扎纸，里面就有能拿到手的最珍贵的情报。这些情报确是重要。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间最小的绝密技术室工作，把几张为爆炸原子弹用的扁平透镜模型试验的图解抄了下来。这种透镜，和一般门外汉所理解的透镜完全是两码事。普通的透镜是把光波集中，而这是一种烈性炸药的混合物，它可以把导炸波集中，由此触发原子弹。这份情报到了俄国人手里，就可以使苏联科学家们越过一个实验阶段，不用耗费大量金钱和大量时间。戴维·格林格拉斯把这些草图交到哈里·哥尔德手里，他这么做无形中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打开了他的妻子的眼睛。在这以前，他有点吞吞吐吐地想说服鲁丝，说他们所做的事，不过是使科学情报为大家所共有，为了全人类谋福利。但是，当哥尔德给他一个里面装有五百元现钞的信封时，她如梦大醒。来客一走后，她就大声叫道：“现在我可明白了，你传递情报，而且有人给你钱。这个，……这个还不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由洛斯阿拉莫斯中心通到莫斯科的间谍网，就出现一个薄弱环节。

　　哥尔德没有带钱给克劳斯·富克斯。他上次见面时，答应给他一千五百美元，但富克斯婉言拒绝了。他不是能用钱收买的人。他是根据原则信仰透露原子弹秘密的。富克斯按照原定计划在圣菲市的阿拉米达街停下车来，让哥尔德上车，然后乘着他那破烂的雪佛兰小桥车，带他到乡下兜风。到了他们分手的时候，哥尔德已经有厚厚一叠用打字机打成的笔记。里面谈的是如何把理论上的原子裂变，应用到制造原子弹问题。这当然是高度技术性的东西，不是哥尔德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但是莫斯科高兴异常。雅可夫列夫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告诉哥尔德说，从这两方面得来的情报“特别精采而且非常有价值”。六年之后，原子能委员会的生产部主任看到格林格拉斯的草图复制本时，他就说：“啊呀，这些草图把原子弹的整个设计都表达出来了！”

　　这个间谍网，加上从另外两个间谍莫顿·索贝尔和阿伦·纳恩·梅那里得到的情报资料，究竟帮了苏联多大的忙，我们只能猜测，甚至科学家们也不能肯定。因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俄国人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理论，也有技术专家。他们迟早总会发现K大帝的。所以，格林格拉斯供给他们的材料，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制造原子弹的办法实际只有一个。洛斯阿拉莫斯专家初期讨论时，爱德华·特勒就曾谈过原子弹最基本的结构：把两个半球放在一起接触，使质量达到临界点，就引起爆炸。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堆细节问题：需要多少U－235，两个半球要多大，它们冲击时的速度如何，散射角如何控制，链式反应发射出来的中子量如何控制等等。这些细节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肯定也是很危险的。莉泽·迈特纳【奥地利物理学家】的侄子弗里希博士曾主持这项工作，在一次实险中几乎丧命。还有另外两位物理学家真是牺性了。

　　第一个在实验中牺牲的是哈里·达格尼安。幸好他偶然触发链式反应时只拿着小量的可裂变物质，周围的人得免于难。那次链式反应的过程只不过是一秒钟的几分之一。他立刻就被送进医院去了。他的右手已全被幅射渗透，一小时内便失去了触觉。他的皮肤已被γ射线穿透，内脏损坏，神志昏迷，头发脱落，白血球增多，他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了。这事件发生后，在弗里希的实验室里，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整个区域的人都如坐针毡。特别紧张的是，有一个名叫路易斯·斯洛特金的莽撞的加拿大青年人，想追求“惊险”。斯洛特金真是名副其实地在玩弄宇宙之火（他称之为“揪弄龙尾巴”）。假如他当时真的大错铸成，那就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这件事的经过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知了。洛斯阿拉莫斯中心可能早就疑灭，而广岛和长崎就会得以幸免。历史进程也会大大地改变了。

　　斯洛特金富有冒险精神、热心正义事业。他参加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在不列颠战役中，他又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作战。由于眼睛近视，停止飞行。又因为他受过对口的科学训练，经过辘转曲折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在弗里希的指导下，他找到了专业，但是他的同事们有不少人倒是很希望他最好回去驾驶喷火式飞机。他竟然拾掇着两个起作用的半球，用螺丝旋钻把一根杆子上的一个半球拨向另一个，使他们相互靠近，他在那里细心察着，全神贯注。这样做就象玩俄罗斯式轮盘赌，【指在左轮手枪中装一枚枪弹，其余弹膛空膛，然后随意旋转弹膛，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译者】总有一天或然率会发生作用，而他会来不及把这两个半球及时分开的。这样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天，螺旋钻一下子滑过去，两个半球十分靠近，实验室一下子蓝光一片，使人睁不开眼睛。他赶快把两个半球拉开，链式反应中断，整个地方才幸免于难。但他知道他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了。他和挨近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同事一起被送去医院。途中他对这位朋友说：“你会医好的，但我就毫无希望了。”他在受了九天的罪以后死去。被派去调查这事件，要弄清楚从这件意外中可以汲取什么经验教训的人，是克劳斯·富克斯。

　　大多数其他物理学家对保密措施，都有很多意见——尼尔斯·博尔对“尼古拉斯·巴特勒”这个代号总不习惯，老是记不起来。但是富克斯，知道问题的内幕，所以很少说些什么。也可以说，富克斯只知道一半内幕。德国人在干什么仍然是一个谜。希特勒不时提到秘密武器。早在1944年他就放出了三种：喷气飞机，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和V－1飞弹，这就是第一批嗡嗡弹。总之，从祖国那里得到的情报，没有一件能否定美国科学界原来的假设。他们的推断是：希特勒也许已经有了原子弹，或者是快要制成。他也许已有一批原子弹，作为他的最后防线部署起来。这个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今天要把这个德国元首当时所造成的恐怖、仇恨、害怕的情绪再现出来，是不可能了。但是，没有一点这类感觉，要我们了解为什么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搞原子弹，也是很难的。

　　这个问题在华盛顿和伦敦的最高领导层中讨论过（虽然没有在莫斯科讨论过，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估计很正确，斯大林是不会把苏联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与别人分享的）。在1943年秋天，盟国组成了一个特别情报组织，代号为“阿尔索斯”，即希腊文的“小丛林”，它准备随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它的成员穿的服装和士兵一样，只是佩带的徽章上有一个白色的希腊字母α，还有一条红色叉状闪电的线，以资识别。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收集资料，确定德国在研究原子武器方面进展到什么程度。这些情报资料，要由这个组织的一位高级科学家当场翻译和评定。这位科学家是荷兰的桑缪尔古茨米特博士，他是一位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他的业余癖好是研究在犯罪调查方面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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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1月7日星期四，美国总统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他的第十次国情咨文。他说：“轴心国家知道，他们要在1942年打赢这场战争，否则就会一败涂地。但敌人1942年没有打赢，这点不用我告诉你们了。”星期六深夜，首都已经是一片寂静。这时有一小队高级轿车从白宫南面的门廊悄悄地开走，开到第十五街时向右转，然后在国家刻印局附近一条很少人用的火车支线停下来。总统的专车在那里等着。跟着总统走进他的专用车厢“费迪南德·麦哲伦”号的，还有哈里·霍浦金斯，罗斯·麦金泰尔医生，和一批肩章领章金光闪闪的陆海军将领。有一架泛美公司“飞剪”号飞机在迈阿密市等着，把总统一行载往大西洋那边，飞到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去和温斯顿·丘吉尔会见。

　　这一年盟国最高级会议频繁举行。在卡萨布兰卡，这位最高统帅估量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对轴心国家提出了引起争议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接着，他又在魁北克（又是同丘吉尔）、华盛顿（同丘吉尔和联合军事参谋长们）、开罗（同丘古尔和蒋介石）、夏威夷（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德黑兰（同丘吉尔和斯大林），然后回到开罗（又再同丘吉尔）会谈。在这一年里，领导权已由英国首相转移到美国总统手中。这点两个人都心中有数。领导权易手同个人能力无关。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比英国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所以在未来的大战中美国的将军们，特别是艾森豪威尔，将指挥盟国的联合部队。

　　罗斯福作为最高统帅来说，并不是无可责难的。事实上在他一生中没有什么事能够不受责难。斯大林认为，罗斯福坚持要敌人无条件投降，只能迫使德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战争拖长。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他这种看法。在太平洋战场上，总统给麦克阿瑟权力可能太大，而太平洋战争主要是海战，要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来打赢。但并没有人怀疑，罗斯福从1943年起就是盟国陆海军司令。早在1942年11月，罗斯福的一个特别助理威廉·哈西特就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总统越来越成了这场全球战争的中心人物，提出创议，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当然，所有责任都落在他身上。”路易斯·约翰逊从新德里拍出电报说：“在这里，罗斯福的名字具有魔力。”大多数职业军人都钦佩他的领袖才能。艾森豪威尔写道：“罗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措施，我是永远不会赞同的。但是他是战时国家统帅，我完全是从他这个身份认识他的，——而且从这个身份来看，我觉得他是完全满足了大家对他的期望。”史汀生则说：“陆军从来没有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统帅。”乔治·费尔丁·埃利奥特写道：罗斯福深谙全面的、全球的战略，这使他成为“最伟大的战时总统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伤亡，相对来说，比之其它任何国家要轻，但是总统在1944年海军节时却可以这样说，1943年美国武装部队曾经在敌人的滩头阵地前参加过二十七次登陆战，而且“这二十七次登陆战每次都取得巨大胜利。”

　　从外表看，他确不象一个军事天才。他每次访问部队，老是穿着他的绒布衬衫，戴着旧帽子，还有那漫不经心地打起来的蝴蝶领结。看上去，他倒更象一个衣着随便、精神饱满的老爷爷，要去度周末钓鳟鱼的样子。但话得说回来，他所统率的军队，本来也是很随便的。美国不是欧洲国家，它和欧洲国家不同，而这个国家最好的代表就是这个住在白官的美国人了。戴维·利连撒尔律师可以这么写罗斯福的“脸孔是世界上最英俊的战斗的脸孔”，艾森豪威尔将军可能对总统熟知地形、掌握和记得一个乡野的所有特点的天赋感到五体投地；然而，对于美国士兵和水兵来说，他的最大天赋还是他对人热情关怀，以一个卷起袖子实干的美国的卷起袖子实干的总统的面貌出现于世界舞台之上。乔纳森·丹尼尔斯写道：“在他那个时代里，没有谁能象他那样，在美国人惊惧之时，能唤起美国人的内在信心。由于他深信美国人的自尊感，所以他要求或者期望美国人拿出勇气来的时候从来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最能说明罗斯福的风格，说明他体贴民情的是，有一次他视察夏威夷陆军医院。他到夏威夷本来是要跟海陆空军高级将领谈话，制定计划，发动巨大攻势，迫使日本屈膝投降。但在他离开夏威夷之前，他要人用轮车推着他穿过病房，去看看那些被截除上肢或下肢的伤员。他向他们微笑，挥手致意。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他的出现就代替了他要说的一切的话。坐在这轮车上的是一个两腿早已完全瘫痪的人。他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他也有过这种心情。然而他克服了过来，当上了总统，他们没有理由感到灰心丧气，以为不再能实现战前所抱的理想。

　　罗斯福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了，这也表现在他的外表上。驻白官的新闻记者都深信，他不想在1944年再竞选总统了。总统本人也写信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说：“我的心灵深处，总是对我呼唤：要我回到哈德逊河的老家去。”但是也有各种各样的压力要他继续任职。他和任何美国总统一样，在考虑将来历史如何对他评价。他对战后美国有个蓝图：他要支待联合国组织，如威尔逊总统当年要支持国际联盟一样。此外，还有那些人民来信。有一个人在信中说：“罗斯福总统，当前世界忧患重重，请不要把我们撇下不管。现在我们正需要你。我从心里相信，上帝将你放在世上这个地方，就是要你做我们的北斗星。”还有许多请愿书。其中有一份有六千多炼钢工人在上面签名：“我们知道你很劳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让你退职。”从第三帝国那面，也传来了道格拉斯·钱德勒的声音。这个家伙原来是赫斯特报系的人，后来做了美奸，为柏林电合广播，化名为保罗·利维尔。他说：“把那个人从一度是白色的白宫里赶出去！”

　　罗斯福是一个老练政客，决不会为这些呼声所动，哪怕是略有所动。他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温德尔·威尔基。他们俩人看法相同，暗中也互相钦佩。总统把桑姆·罗森曼叫到办公室来，要他去见威尔基。罗斯福说：“我们应当有两个党——一个自由派，一个保守派。但从现在情况看来，两个党党内都有异见派。”他认为在大选后两党都应重新组合，并要罗森曼试探一下威尔基的意见。威尔基对罗森曼说：“你告诉总统，我准备为此目的而全力以赴。”如果是在1940年，他们可能会想出某些办法来的（虽然现在很难想象有什么办法），但现在又过了四年了。威尔基刚在威土康星州共和党预选中失利，落在杜威，麦克阿瑟和史塔森之后。他也精疲力竭了。他对共和党元老派很生气，对这种选举方法不再存有幻想。他也病了，发了三次心脏病后，于10月8日逝世。

　　共和党自从1916年出了个休斯以后，到现在为止，最引人注目的总统候选人就是威尔基。他的逝世使共和觉中反威尔基的元老派乘机报复。他们欢喜用“天下一家派”来嘲笑威尔基。自从珍珠港事件以后就消声匿迹的极右派的代言人，在1944年又重新露面。象劳伦斯·邓尼斯、伊丽莎白·迪林夫人，和约瑟夫·麦克威廉斯这些人，提到罗斯福时，就称之为“犹太国王”。众议员费什的秘书被判犯有作伪证罪，因为他作证说，某些众议员直至1941年11月还未曾使用过议员的免费邮寄权利来邮寄纳粹宣传品。如《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每日新闻》、埃利诺·帕顿森办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等报纸以及赫斯特报系都不肯保守军事秘密。有一个《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实际上已把美国破译日本“紫色密码”的情报透露出来，但日本人没有注意到他的报导。总统认为司法部应当对这些报纸采取严厉措施。事实上政府也的确遇到过一桩严重的煽动事件，但司法部长比德尔认为，在大选年头把一些保守派的报刊出版人监禁，对争取选民不利，所以他对罗斯福敷衍了事。但这问题仍然使总统忱心忡忡。孤立主义者在一些报社和国会里，仍然地位牢固。胜利以后，他们仍可能煽动国内人民，凑够一股力量，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看来这种威胁对总统作出再次竞选的决定，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前一星期，总统写信给汉尼根说：

　　『“假如人民命令我继续担任这项职务，进行这场战争，我就象一个在火线不能离开岗位的士兵一样无权退下来。
　　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想再竞选。到明年春天，我就做了十二年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了……
　　我现在作为一个模范的军人，勉为其难地重申，我将接受并担任现在这个职务，如果我们大家的总司令，即拥有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要求我这样做的话。”』

　　7月20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会，提名罗斯福为该党总统候选人，这时罗斯福却在加利福尼亚州，坐在矗立的悬崖上，视察一场两栖作战演习，有一万名海军陆战队从希金斯艇上用铰链放下船头板在海岸登陆。在他看来，政客们在搞走过场的老一套时，他在忙着办公。然而，每四年举行一次的民主党大会，从来都不可能是走过场的老一套。对于提请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对于党纲，大家没有异议。但对于副总统人选问题，他们都吵嚷不休。在这个问题上，总统也许是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或者他还拿不定主意。总之从当时迹象看来，他是举棋不定。他认为亨利·华菜士当副总统没有当好，没有尽到责任，不必要地触犯了国会的领导人。但罗斯福又不想把他抛开。华莱士本人则认为他仍然是候选人，而他这样想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罗斯福在给大会主席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说：“我喜欢他，我尊敬他，他是我的好友。因此，如果我是大会代表的话，我个人会投票再提名他。”

　　但是威廉·道格拉斯和艾尔本·巴克利也同样认为，罗斯福已属意于他们，吉米·贝尔纳斯也认为已得到总统的支持。哈里·杜鲁门也同样肯定地认为贝尔纳斯可能性较大，已经同意提名他。但罗斯福既然没有表态，全国委员会就想物色一位对总统最没有什么不利影响的人。他们最后决定提名杜鲁门。他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在国会里他一直支持政府所提出的法案。他来自中西部边沿的一个州，他领导过一个委员会调查过军事工作。这是个艰巨任务，他的领导手腕颇为熟练得体。总统本人不认识他，几乎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汉尼根提到杜鲁门时，罗斯福喃喃作声说：“哦，对……对，……我不是任命他主持那个军事调查委员会的么？”当然，罗斯福并没有任命过杜鲁门，可是汉尼根提出的理由，在政治上是有道理的。于是罗斯福同意了，就提杜鲁门罢。

　　这位密苏里州参议员听到这个消息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说“我的天哪！”他甚至没有考虑过竞选。后来他在电话中亲耳听到罗斯福对他说，他这才相信——他用一贯的口吻对他的朋友说：“他妈的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呢？”——于是他就去找贝尔纳斯进行政治交易。尽管如此，大会还是投了两次票才通过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然后罗斯福从圣地亚哥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广播演说接受提名，而美国人就互相打听究竟杜鲁门是何许人。《纽约时报》称他为“第二次密苏里妥协”。詹姆斯·哈格蒂则把这件事说成是“政界头子的胜利”。他的对手，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约翰·布里克则说：“杜鲁门——这个名字我没有记错吧？”他搔搔头，又喃喃说，“我总记不住这个名字。”《时代》周刊在7月31日那一期里，用老三老四的口吻把罗斯福这位竞选伙伴称之为“密苏里州来的、头发灰白，个子矮小的后辈参议员。”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是个有才智和勇气的人，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如当选，会成为一位很能千的总统。但民主党取得的成就太大。美国已再度繁荣起来，人民提到共和党就想起胡佛；美国武装部队天天打胜仗，而罗斯福本人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经验的政治家。他有一次对《纽约时报》说：“没有比好好地斗一场更使我高兴的事了”。随着年月的推移，他更欢喜斗了。他心目中的斗法就是把他的竞选对手放在一边，而专心致志地进攻共和党的元老派。这种战术使他击败胡佛，兰登和威尔基；而且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他又使用一种更为致命的新武器——对对方恣意嘲弄。他挑选出共和党一个对政府议案总是作梗的三人集团，即乔·马丁，布鲁斯·巴顿和汉密尔顿·菲什，来作为对象，为他就任以来的成就进行辩护说，除了“马丁……巴顿……和菲什”而外，人人都同意。到了他第三次谈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时，听众早跟上了念这三个人名字的节奏，就跟他一起叫：“马丁……巴顿……和菲什。”这样搞使听众很开心，并且在政治策略上也很有效。除此之外，他更抓住共和党传播的一个小道消息，说他在阿留申群岛时忘了把他的狗斯科蒂带走，后来又派了一艘驱逐舰去把狗接回来。他用讥讽的口吻，对卡车司机工会（并通过无线电对全国广播）说：“这些共和党领导人攻击我、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不够。不，他们还不满足，现在还要把我的小狗法拉也带进来。……我认为我有理由感到愤懑，对诽谤我的小狗提出抗议。”

　　这使杜威感到很生气。罗斯福的讽刺腔调己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从那时起，有人说，竞选就成了“罗斯福的狗和杜威的羊”之间的竞选了。罗斯福的竞选运动，似乎一次比一次激烈，好象是由一部无形的但是恶意的发动机推动似的。这一次竞选运动越来越不留情面。至于共和党，它的一个攻击目标是西德尼·希尔曼。他是产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组织工人投罗斯福的票。于是就有人传出消息说，当提名杜鲁门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时，罗斯福曾经说：“去征求西德尼的同意。”于是，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那出现这样的标语：“去征求西德尼的同意。”“西德尼·希尔曼和厄尔·白劳德的共产党员都已登记了，你登记了么？”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杜威一再提到共产主义的问题。要是在十年以后提出来，这样的指控就会使政客们胆战心惊。但那时是1944年，俄国还是一个受欢迎的反希特勒的同盟国，这种指控当时能收什么效果，很值得怀疑。

　　刘易斯·赫尔希当时还是征兵局长，而且已晋升少将。有一次他公开说，让士兵继续留在军队里，和让他们退伍又成立一个机构来管理他们，两者花钱差不了多少。这使共和党人走了运。赫尔希将军的名字，本书以后还要谈到。后来几任总统的政府都因为他闯的祸而闹得狼狈不堪。但是这一次罗斯福立即制止了他。罗斯福命令史汀生封上他的嘴巴，公开阐明政府计划是要迅速复员。但不管怎样，一个将军失言是不足以把杜威送进白宫的。对小狗法拉或西德尼·希尔曼的攻击，也是如此。杜威所需要的是有一个可以展开争论的问题。而罗斯福却憋死了他。

　　在芝加哥军人操场上，总统坐在他的汽车里发表演说。当时坐在圆形看台上的听众有十万人，站在外面的又有十万人。总统说，这次竞选，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可说是最奇怪的一次。共和党人一方面骂民主党无能，一方面又赞扬它所通过的法案。他们一方面说“唠叨的，疲惫的老家伙”把军队建设成为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支陆海军，这一切都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又说“因此，现在该是变的时候了！”罗斯福说：“他们实际上是说：‘那些无能的、疲惫的老怪物真的为世界持久和平开始莫定了基础。如果你们选举我们，这种情况我们一点也不会改变的。但是，’他们又悄悄地低声说：‘我们会做得甚至连杰拉尔德·纳埃或杰拉尔德·史密斯也不会不支持我们——我们会使任何相信孤立主义的竞选资助者都支持我们。是的，我们甚至做到连《芝加哥论坛报》都满意！’”

　　但是罗斯福的对手们有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那就是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如果当初对这问题进行了认真辩论，并把所有诊断材料在选民面前都摆出来，那么结果就可能不同了。但当时这是不可能的。谁都不知道总统健康的真正状况，甚至连总统本人和总统的医生们都不知道。而且如果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必然招致手段卑劣的指责。然而那些狂热反罗斯福的报章却不顾一切，全力攻击。那年10月《纽约太阳报》在第一版社论中这样开头：“我们用不着有所忌讳，……不许公开谈论总统有可能由他的副总统接任的，不是宪法规定，而是惯例如此。我们历史上有六个总统是在任内死去的。”《纽约每日新闻》每次出版，都一成不变地提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已是六十二岁，而托马斯·杜威却只有四十二岁。《时代》周刊说：“六十二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已是一个老人了。”

　　白宫答复由麦金太尔医生提出来，因此他对此负有重大责任。他也象大多数总统私人医生一样，领有海军中将的军衔，是一个有资望的眼、耳、鼻、喉科医生。在治疗罗斯福的窦炎方面，他是个药到病除的神医。麦金太尔医生对报界公布罗斯福的状况如下：

　　『“……体重略轻，比他的平常重量少八、九磅。坦率地说，我希望他会增重几磅。在他去魁北克之前就没有游泳。但他就要恢复。他游泳很有耐力，可以得到很好锻练。水的浮力使他的腿能够活动，所以他在游泳上的收效，是其它运动所得不到的。他的器官毫无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担任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担负起来，精力惊人。在大选期间，有种种传说，说他健康很差，其理由不言而喻。但这都不确。”』

　　这位医生以为这一番解说，应当使人满意。但罗斯福却不满意。他也许因为患有麻痹症，所以对关于他健康的谣传特别敏感，于是决定亲自经受一次体力考验来证明他的医生所说属实。第一个机会在纽约出现。他的车队要走四小时，途经五十英里，由布鲁克林区的埃比茨棒球场穿过昆斯区到布朗克斯区，然后到哈莱姆区经过曼哈顿中心，穿过百老汇大街，直到巴特利公园。那天正下着雨——倾盆秋雨下个没停，寒气袭人，没有遮挡的话，任何人都会衣服湿透，狼狈不堪。这样乘车淋雨，简直就是发疯。然而罗斯福却不肯结束这次旅怪，甚至缩短也不同意。途中他只是停下来两次，擦擦身，迅速换了衣服，一次是在布鲁克林区海岸警卫队车库，一次是在他夫人在华盛顿广场的公寓。其余时候他都是站着——面带微笑，挥动着他的软呢帽，但样子十分狼狈。

　　埃莉诺坐在随行的特工人员的车上，焦急万分。她乘的车是有顶的。她认为罗斯福的帕卡德牌座车有活动帆布顶篷，起码他该叫人拉起来遮雨。坐在罗斯福前面的摺坐的是拉瓜迪亚和瓦格纳也已衣服尽湿，为他担心。雨下得愈来愈猛，把罗斯福的黑色海军斗篷淋得闪闪发光。总统的头发被大雨淋得贴在头上，比起四年前显得就更疏更白了。他戴着夹鼻眼镜，几乎完全看不见东西。但几十万个美国人却打着雨伞或者顶着湿透了的报纸，打着哆嗦，想亲眼看看他那闻名全国的微笑，而罗斯福也决定让他们看到，哪怕他本人一路上要咬紧牙关。六天以后，他又在费城乘着敞篷车，冒着冰冷大雨，游行几个钟头。事后，那些白宫新闻记者团都说他似乎活力充沛，精力旺盛，连那些憎恨罗斯福的报纸记者们也不例外。

　　11月7日那天，他又照样和埃莉诺在海德公园村的投票站上露面，他对站里的官员们说，他的职业是“种树”，让他们认真验明了投票证251号，然后第一次给带到投票机前。可是他不会操纵这个机器。在喃喃自语，东摸西摸了一番以后，幕帷后面传出来他那与众不同的声音：“该死的机器，怎么不灵啦？”于是就有人隔着幕帷告诉他怎样使用那个机器，他就解决了他在选举那天碰到的唯一困难。因为即使不算不在国内投票的军人选票（而他们都是非常拥护罗斯福的），那天他已经获得了百分之五十四的选票。按选举人团的票数计算，他和杜威的票数对比是432对99。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康涅狄格州的麦克马洪也叨着他的光进了参议院，而海伦·盖海根·道格拉斯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也进入这届的众议院。汉姆·菲什和吉罗德·纳埃在选举中都被击败。而且尽管约翰·刘易斯在各个矿区支持杜威，民主党还是囊括了这些选区。罗斯福高兴异常。他在竞选活动中曾一再对投票人说，这次总统选举也是对美国应否参加联合国的公民投票。这个到死一直使伍德罗·威尔逊不安的幽灵，现在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