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

《文武北洋》作者：李洁
　　
　　北洋时代可能并非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步入选票时代的艰难废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笨拙尝试……作者多年来潜心于寻访北洋人物的故址、遗迹、收集、爬梳北洋史料，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历史”，以崭新的视角、生动的笔触，呈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人物风采……
　　
　　关于《文武北洋》
　　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增订版序
　　我也没想到，《文武北洋》会一直有人读。我是一个喜欢寻找真实历史境况的旅人。只因怕那些荒冢一样颜色的“真相”被时代的残砖碎瓦所埋没，所以，我大着胆子走进一条条被废弃的巷子里，推开那里面的每一扇虚掩着的旧日宅门，定睛搜看阴影里的一切——“真相”往往还斜悬在结满蛛网的褐色的壁上。我怀着敬畏之心描摹我所发现的东西，尽管我努力画下的也许还不是真相，但至少比人云亦云的某些所谓的定论更接近本质。我的行囊里没有来路不明的海外孤本，我的导游图全部是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我把国家利益当成评判历史巨子和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我的直觉每每在史料与遗址的场景切换中得以印证。我行，我记；我思，我写。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每过一段时间，便有了讲述的欲望。2004年1月版的《文武北洋》，就是一次话题比较集中的讲述。尽管我的“北洋观”得到了一些有独立思想的朋友们的认可，但散落在各章节里的不少谬误每每让我暗自汗颜。书出当年，两次加印，仍不能抹去很多遗憾。2005年夏天，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将我书中的赳赳武夫与彬彬文士拆分成《文武北洋·枭雄篇》与《文武北洋·风流篇》，分两本出版，使我有机会将原书稿审视和订正了一遍。我加进了若干新读到的史料，删掉了有些不尽合理的表述，改正了一些看得出来的失误。原以为修订即减肥，却不料，一通必要的营养滋补后，我的“北洋人物”非但没瘦身，反倒比原来更“硕壮”一些了。因总在行色匆匆地找寻，更因本人功底的浅薄和才气的不足，我的文字总是丢三落四，即使此番重新拾掇了一通，也还会有种种露怯处。但是，我敢说，我呈现给读者朋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真情的脉动。我会一直这么找下去。是兴致，更是责任。
　　李洁2006年4月11日于青岛凯旋山庄
　　
　　序言
　　
　　敲完本书最末一行文字的时候，2003年的最后一阵秋风已经远去。不知道我的这些文字是否也能搭上时令的班车，把一股稍带肃杀之气的“真”带往远方，让喜欢历史的读者朋友们能临风抖擞一下。
　　我不喜欢温吞而平庸的天气。在因袭的云絮下活得太久，会不知道云外的阳光的真相是七彩的。所以，我幻想自己的这些文字能如冷空气一样，吹开凝固了很久的传统的云团，让人冷静片刻，再回望一下斑斓的历史。
　　五年前，我写那本《百年独语》时，也是这样想的。
　　在那本“独语”书中，我用自己的话，讲述了晚清、民国、共和国的几位历史人物和事件。可能与人们听惯的说法相异，故有朋友笑言：你这是对百年历史的“毒”语。我只笑笑，并不解释，继续于本职工作之余，寻访百年来一些巨子的遗迹，并以他们的遗迹为平台，“独语”我对近代史的一己之见。
　　这本书里，我集中记录了我对民国初期，亦即“反动的北洋军阀时代”的寻找与发现。站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五位武人和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四位文人的故址上，我瞻前顾后了一番，忍不住又“独语”起来。
　　鼓励我用自己的话表述历史的，是本书主人公之一陈独秀先生。他老人家至死不说假话。他说：“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
　　于是，我就想对大家说：北洋时代可能并非一个完全“反动”的无序的时代，也可能并非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思想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第一次走上选票时代的艰难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中的笨拙尝试。“武”只是那个时代的表象，而“文”才是那个时代的追求。所谓好人、坏人，所谓正确、谬误，还是请读者自己去评判吧。
　　我还想说的是：我对所有试图推动中国文明进程的先人，都怀有一份敬意。
　　最后，我要感谢这些年来陪我慢慢走过历史遗址的各位旅伴，当然，更要感谢在漫长人生旅途中所有扶助过我的人。
　　李洁
　　2003年初冬于青岛浮山之麓山海楼
　　
　　漳洹犹觉浅——袁世凯遗址畅想
　　
　　安阳老早就想去河南安阳一游，因为每从地图上看到那个地方，就觉得有两处古迹在幽幽地诱着我，一曰举世闻名的殷墟，一曰并不广为人知的袁林。
　　殷墟，就是殷之废墟。殷代也就是商代，从一个叫盘庚的君主把国都从原来的“奄”往西迁到了“殷”之后，“商”才结束了不断搬迁的历史，余下的二百七十三年里，就再也没挪过地方，所以，“商”又被叫作“殷”。在中国史册上，“盘庚迁殷”是个重要的历史词条。“奄”，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而“殷”，即如今的安阳，一个楔入河北、山东两省之间的河南省最北端的地方，这座曾经比曲阜阔多了的一代名都，如今却只能靠城边的小屯村的“殷墟”而名噪世界。
　　悠悠三千多年过去了，“殷”当时是怎样的繁华，今天的人是无从想象了，倒是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之前，有位叫王懿荣的山东福山籍京官破译了一些刻在牛肩胛骨和龟背上的奇形怪状的符号，并命之为“甲骨文”之后，那些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大堆甲骨才不是被贱卖了的“中药材”，而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殷墟也因之成了整个世界研究人类进化的一处驿站。
　　作为一个识字的炎黄子孙，当然想去安阳看看殷墟。
　　但是，盘庚的时代离我们太远！而且，那些弯弯勾勾的早期文字，也实在不好读！这个担忧，到了安阳后立时就得到了印证——尽管新修的殷墟博物馆是一流的馆，内藏文物是超一流的文物，但毕竟太古、太雅、太玄！俯在一方方玻璃柜上看半天，也看不出什么门道。隔现实太远的东西让人看不懂。
　　倒是袁世凯，这位葬于此地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却因相隔时间不远而显得既好读又耐看。所以，我们从殷墟博物馆出来，问清了去袁世凯墓地的路，便驶过洹河大桥，沿河向东驶去。
　　当地人指点：往东二里地，就是洹上村，“袁林”就在那里。
　　正午的阳光把我们的车影飘飘忽忽地映在河水里，车影像是移动的磁头，而洹河则像历史纪录片一样，慢慢为我们播放了安阳数千年的沧桑变迁。
　　洹河，即安阳河，春秋战国时期，此水甚是了得——“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汉书上即有这样的记载。那时“天下”小，洹河就是中央。洹河与附近的漳河、卫河一样，虽不及南边的黄河之长大、之长、之深、之浓，但也像血管一样，滋养着一辈辈的豫北人。在海洋文明远未到达的时代，安阳一直是个不可小觑的中原重镇，除作了二百多年的“商”之都城之外，前后还有大小六个朝代在此设国都或畿辅。春秋战国时这里是“邺”，不信邪的西门豹把那些装神弄鬼的人统统扔进河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那位西门先生可真叫智慧，愣是把那些自欺欺人的巫婆、神汉一个又一个地派到水里去请“河伯”出来！淹死几个可怜虫后，这一带再也没人敢传播邪教了。秦军攻克这里后，此地改称安阳；晋代时置彰德军，金代始改彰德府，明、清两代依旧制，所以，这块地处冀、鲁、晋、皖四省交界的豫北之地，成了“四省通衢，九州岛咽喉”。至清末，京汉铁路修经此地后，安阳变得益发重要，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与阅兵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五至初七（1906年10月22日至24日）举行的“彰德秋操”，让朝中那些不谙时事的王公大臣们第一次见识了本土的袁世凯所带出来的新建陆军（“新军”）的军威。袁世凯因这场重要的“秋操”而一跃成为令朝廷内外都刮目相看的实力派人物。
　　你看，说安阳，道安阳，安阳本是大地方嘛！
　　这是1999年的10月3日，我和几位同事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长假的号令，借了朋友单位一辆老式的日产面包车，从青岛一路西进，越济南，过聊城，风尘仆仆赶到了河南安阳。
　　想象中的安阳，是个不错的地方：远有太行耸立，近有洹河环绕，虽非游人云集的名山大川，但中原固有的苍凉之历史美、淳朴之田园美，还是很可一赏的。
　　有袁世凯的诗为证：曾来此地作劳人，满目林泉气势新。
　　墙外太行横若障，门前洹水喜为邻。
　　风烟万里苍茫绕，波浪千层激荡频。
　　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蚤浣帝京尘。老袁虽一介武人，终生戎装，但毕竟是落榜秀才，早年甚至曾在乡里组织过群众文学社团呢！所以，他能以诗言志。尽管他写诗的水平远不如其领军和为政那么令人瞠目，但总比后来同为军人出身的民国最高统治者们胜出一筹，从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一直数到晚辈的蒋介石、李宗仁，一路数下来，都不及老袁有文采呢！上面引用的那首律诗，就是袁世凯被朝廷赶回安阳后写下的。
　　从文与从政是两副脑筋，能逐鹿中原却不一定能留下佳句。中国之人君，文武双全者寥寥无几。汉高帝刘邦只喊了一嗓子“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后，就再也没词儿了；汉朝的冤家曹操倒是个赋诗高手，但他不是名义上的国君；南唐的后主李煜算得上是“诗人皇帝”，然惜为亡国之君；清乾隆皇帝倒绝对是君主里的写诗冠军，可他老人家到处乱题的“诗海战术”却并没让后人把他划归诗人的行列，因为他留下的上万首诗实在太平庸！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虽不在人君之列，但像他那样能于残酷的阶级厮杀中吟着优雅诗文、推敲豪放意境时不忘路线斗争的人，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扯远了，再说安阳。眼前的安阳，却全不似老袁诗中那么引人入胜。
　　面前的洹河，流动着的是说不上什么颜色来的浊波，而沿河途中的民居，也多在风尘中蓬头垢面，怎么也想象不出“满目林泉气势新”的诗意来。所以，你也就想象不出这样一个至今还比较穷的小地方，怎么平地就冒出个不可一世的大总统来。此时，已是过晌，一车人都饿了。见洹河岸边的柳枝像帘一样遮着前边的路，一时望不透，我们便在出城的路边上停下车。这儿，是城乡结合部，街头饭店生意正火。下车逐家看过后，才觉得这一溜设在人行道上的小饭店实在太脏！
　　我见马路对面河畔上一家有几磴台阶的新馆舍，一体的新瓷瓦贴面，加上蓝玻璃的铝合金门窗，显得很有品位，便一个人先去那儿打探。拾级而上，推开弹簧门，正面是一张人造皮的长沙发，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那里吃盒饭。见里面过于清静，且无别的顾客，我便问他：“这里有饭吗？”那人把脸一沉：“这是茅房！”我连称对不起，同时注意到了他左右两边的内屋的玻璃门上，的确贴着“收费厕所”的字儿和标准卫生间男女人形的剪影。该公厕管理得够水平，一点儿异味儿也没有，难怪人在其间就餐如坐春风。
　　回来后，我把奇遇告诉了同伴们，众人咸为“殷”之厕所大大高档于饭店的文明现象而啧啧称奇。喊我们坐下的饭店老板娘却不以为然，她边麻利地用一块看不出颜色的抹布转圈儿擦着油腻腻的圆桌，一边撇嘴说：“花那么多钱盖个没人去的茅房，瞎弄！都在旮旯里尿，谁去花那个钱！”
　　想不到，袁氏老家之旅，就是这样别开生面地开始了。袁林再前行时，天开始飘起若有若无的雨。
　　真怪，我去觅时代巨子的遗踪的时候，老天爷总是要朝我头上撒点雨丝，似乎为了让我的思古之幽情更富有诗意。真的，无论是在福州看林则徐和严复的故
　　居，还是在天津和平区找那连片的民国名流的旧居；也不管是在重庆高攀红岩村，还是徜徉在上海淮海中路上历览风云人物的花园洋房；更不必说一次次在古都北京的寻找。记忆差不多总是和雨——而且多是小雨——连在一起。
　　前行没多远，就见到了路边的“袁林”标志牌。
　　官员人等在此下车。
　　中国帝王及其后之坟谓之“陵”。可袁世凯的墓为何不叫“陵”而叫“林”？虽说他短暂的“洪宪皇帝”名分因不合游戏规则而被历史取消了资格，但他毕竟是在任上死的民国大总统，这可是两千多年以来第一位用选票统计出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死于他之后的那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的墓不就叫“中山陵”吗？此地不叫“袁陵”而偏称“袁林”，莫非因为眼前这一片茂密的林子？袁世凯是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那天一命归西的。尽管总统府的医官称，大总统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但人们更愿称其为“忧惧而死”，因为自从上一年秋从他执意要做“中华帝国”的皇帝始，就得罪了天下人——南方讨袁军兴，北方众叛亲离，甚至连他一手拉扯起来的北洋部将们也纷纷反对之。四面楚歌的老袁，又惊、又恨、又怕，恰疾病猝发，而他偏偏又不信西医，不准洋大夫在自己身上动剪子动刀，结果从发病至咽气，只有短短的几天。都知道他生来身强力壮，饭量超常人一倍，更因终生习武，腰不弓背不塌，实不应一病致死啊！袁氏生于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卒时五十七岁。
　　是金子一样光灿灿而又沉甸甸的皇帝梦魇生生把他压死了。
　　他死了，倒是废物利用，自此，安阳有了一个比殷墟更招揽人的景点。虽说游客并不太多且要专程赶来，但总能为安阳带来些旅游收入。
　　上世纪50年代初，当家作主未久的毛泽东来河南视察时，也曾来此一游。隔着黄土，共和国首任主席看望民国首任总统，“俱往矣”的豪情一定又陡然而生。只是，博古通今的毛主席也有像普通游人一样的疑惑，他问陪同的中共安阳地委负责人：袁世凯的老家是项城，他为什么不回项城下葬呢？是啊，袁世凯为什么不让后人把他送回老家安身呢？弥留之际，儿子们听他嗫嚅了一句：“扶柩回籍，葬吾洹上……”为什么偏偏是安阳的洹上村而不是项城老家？他的原籍究竟怎样让这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伤透了心？项城是河南的一个县，不在豫北，而在安阳以南数百里的豫东地区，与安徽省搭界。我在河南地图上找了半天，才把这个因为老袁的发迹才屡被史书提起的豫东小县“打捞”出来。真的，若不是袁世凯，外省人很难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
　　古时中国人爱把某人的原籍当成其别称，至清代，此风尤甚，如叫左宗棠为左湘阴，李鸿章为李合肥，张之洞为张南皮，康有为是康南海，如此，袁世凯也就叫袁项城了。不光朝中的衮衮诸公这样叫他，连皇帝也如此称他：有人记录过，光绪皇帝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里，百无聊赖时，就“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天天在纸上写着袁世凯的名字以泄心头大恨。
　　“项城”不回项城的原因，毛泽东不知道，河南的干部们也语焉不详。
　　倒是袁世凯的后人知道得很清楚，袁的三女儿袁静雪（袁叔桢，字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道出前因后果：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
　　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坟正穴，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原来如此。袁世凯并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亲，亦即生父
　　之妾，死后便没有资格进入袁家祖茔正穴。别看你已是官至正二品的总督大人，而且还是全国八大总督排名第一的直隶总督，但正妻所生（所谓“嫡出”）的大哥还很坚持原则，愣是不尿你呢！
　　袁世凯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愤然迁籍，从此一去不回。
　　如此看来，这个人还有点儿骨气。
　　但就是这样一个烈性子的人，回到官场后，为了自己的仕途，竟会表现出婢女一般的驯顺！同僚们背后讥笑过：老袁不惜屈尊与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们交往，常给他们袖里塞钱不说，甚至见了大总管李莲英时还单腿下跪！这破了规矩的大礼虽让人们笑冷了齿，但却挺管用。
　　有人记下了这样一段逸事——
　　某日，慈禧太后召袁世凯上殿。袁正有一事想禀报，但又怕太后心情不好不敢提及，便提前问计于李莲英。李公公说：看“老佛爷”脸色行事呗！但“老佛爷”乃“天颜”，跪在地上的人哪敢仰面观“天”？于是，李又授意：你老哥伏在地上汇报工作时，不就在我脚下嘛，只看我的双脚可也——双脚分立则暗示主子心情不错，有话快说；双脚合起则示意太后已面呈不快之色，请免开尊口。老袁唯唯诺诺。
　　你看，匍匐在领导脚下、阉人跟前的袁世凯哪有什么骨气！专制体制下的官场，实在是销蚀脾气、摧残个性的泥淖。
　　喏，又扯远了，话题还回到安阳吧——老袁因兄弟之阋而迁居安阳，安阳却因老袁在此而声威显扬。一进景点的门，就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古陵里所特有的一些建筑，如照壁，如神道，如玉带桥。只是，袁墓的规模比隆然于华夏大地上的那些帝后陵寝小多了。毕竟不是封建时期了。
　　比比漫长的封建时代，北洋时代终究算是进步一截子了。历史的长河如同袁林门前的这条洹河，总在或疾或缓地向前流淌着。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经历过“文革”洪水洗劫后的袁林。神道两边的石像已经不是那么规矩了，虽然也有石柱、石马、石狮、石虎，但到底不若从未被破坏过的明清皇陵那般井然有序；而且，多数石像是被重新修补过的。“文革”的灾害又哪是水泥所能弥合的！
　　有意思的是民国式的翁仲——文官均是高冠博带的古士打扮，而武官则全是过膝军装、圆筒高帽，外加一绺鸡毛帚的北洋军官模样。逝去了的时代一下子通过这五对有些滑稽的石像再现于世。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守陵者个个都是五短身材，且都身长腿短耸肩无脖——是洋设计师独具匠心地要表现一种艺术上的古朴美呢，还是有意将矮胖的墓主人的尊容显形于阳间？
　　吾乃凡人，见当地的孩子们正在一尊武官雕像上攀附嬉戏，便也动了童心，爬上须弥座，扮着鬼脸与那位拄军刀而立的北洋将军大人合影一张。和成了偶像的大人物比肩而立时，才发现，我们并不比他们矮。
　　神道之北是锁起门来的碑楼，楼内循例有巨大的托起的碑石，碑文为故人的老友徐世昌所题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既无谥号，便不似皇帝们的碑文那么复杂（像那个窝窝囊囊的光绪皇帝的谥号，即长得让人读不下去的“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若不断句而念，非把人憋死不可）。碑楼的外墙涂着厚厚的朱砂色涂料，但依稀能读出斑驳的“毛主席语录”，这边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边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最高指示”已有好多年不背了，现在竟在这里让我来重温。
　　碑楼后有殿堂一座，应是供奉墓主人的所谓享殿，虽雕梁画栋蛮精致，但其间空空荡荡。袁林自建成后，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特别是经历过“文革”洪涛的冲决，岂能不空荡？
　　出一旁的圆门，绕过殿堂，刚拐过来，便被那座与中国帝陵截然不同的墓台震了一下——
　　高大而宽绰的石台上，赫然入目的先是两扇铁栏门，门虽残败且已锈得不可袁林里的翁仲，穿着、身材一如其墓主。开关，但铁骨犹坚，其造型也精美，实为中华大地所罕见；而绕墓台一圈儿的护栏，大都只剩一垛垛矮柱分散孤立，不过从仅余的粗铁链来看，那时的冶炼、翻砂技术还是十分高明的。宝顶（坟丘）很大，据书上称有一丈二尺高，五丈二尺圆。大则大矣，但比之小山一样的帝陵却又小得多。墓室周遭都是钢筋混凝土砌成的匝墙，若是特意来破坏，也够费劲的。
　　果然，安阳市博物馆的朱爱芹馆长告诉我说：“文革”时，当地的“红卫兵”当然来掘过袁墓，但因没有炸药，全凭镐刨锤砸，所以，“造反”很不彻底，忙了一阵子只好撤走了。
　　呜呼！幸亏安阳是远离大城市的地方，“红小将”们“革命意志”又不甚坚决，所以，中国近代头号大坏蛋居然极为侥幸地保留了全尸，“阴魂”未散！
　　墓圹上方是一周探出头来的青石块，正面一方石块上镌着这样几个字：中华民国五年八月兴修
　　超二年六月望告成也就是说，袁林是袁世凯死后的两个月里开始施工的，耗时两年才完工。
　　查史料，袁林的设计师为死者本人生前聘请的一位德国人。能请洋人为自己的陵寝绘制蓝图，这起码表明了八十多年前的那个矮胖的河南老头儿思想并不如后人想象得那么保守。这可是中华大地上第一座由外国人设计的君主陵园。
　　按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规矩，袁世凯的儿子们并没等墓地全部完工后才将亡父下葬（那样的话，老袁岂不要遗臭两年？），而是早在当年的八月二十四日就先将那个阴沉木的大棺材送进了墓室中。
　　到底是老外设计的建筑，墓丘正面上竟探出了一尊十分逼真的石狮头像——这难免让人想起欧洲那些老房子门口上方的装饰性动物雕塑。设计师真的把这里当成了死者的家。
　　不过，说来也真是和狮子有点缘——袁世凯呆过的地方，门口无不有石狮庇
　　佑。至少我见过的就有这几处：天安门城下有两尊石狮，民国二年（1913年）10月10日，他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仪式就是在天安门身后的太和殿前举行的，然后，他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他的北洋大军；铁狮子胡同的前清海军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他从天安门下来后就去了那里办公——最早的总统府就设在那个大院里；天安门西侧的西苑（即中南海）门前也有两尊石狮，逊清王室把那里让给民国政府后，老袁就把总统府从铁狮子胡同搬了过去，并把南海南岸的宝月楼破墙改为“新华门”，把该门西侧的那条街改叫“府右街”（意为总统府右边的大街），使这些“袁氏之名”一直叫到了现在。然而，张牙舞爪的东方神话里的狮子却没能保佑他，所以，灵魂出窍的他被用专列运抵安阳，又被八十人的“皇杠”抬到这里后，便又有了这尊“真”的狮子相伴。
　　石狮上方，墓草萋萋。
　　对了，袁林还真是一片蔚然的林子。陵园里外，到处都是松、柏、槐等半粗的树。最初的袁林，因经费紧张，树稀难成林，是袁家自费移种来很多树，才使这黄土地上有了一方绿洲。这是袁静雪告诉我们的。老袁有十个妻妾，三十二个子女，四十九个孙子孙女，若一个儿孙种上十棵树，那就是八百多棵树啊！单从绿化工程上来讲，还真是多子多荫。
　　但袁墓称“林”，不是因为树多，而是另有故事。这是我在袁林里的小摊儿上买到的一本小册子上读到的。
　　此书说，“袁林”是后来也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命名的。老袁入土后，袁的长子袁克定理所当然地请“世伯”徐世昌题写“袁陵”二字。
　　徐世昌乃出生于附近的卫辉县书香世家的布衣寒士，早年在豫北、豫东各县以当私塾老师和县政府文书为业，偶然游历袁家花园时，与慕名已久的袁世凯相识，两人“纵谈古今成败、中西奇异”后，遂结金兰之好（徐大袁四岁）。徐当时就认定：“他日治天下者，必斯人！”后来，正是仗义疏财的袁世凯出资供他去北京赶考，他才一步登天，成为帝都里的翰林，在袁世凯发迹后又一直与袁共事，并成为袁的头号心腹。徐世昌精明过人，袁克定曾以“水晶狐狸”名之，并
　　1918年6月，袁世凯的墓园竣工。树是其遗属出资种植的。这是当时拍摄的照片。得到官场认同，其为人可窥一斑。徐世昌告诫老侄：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称帝未成，且已自行取消“洪宪”年号，故用“袁陵”不妥。袁克定争辩说，亡父大敛时即身着皇帝的冕服嘛！但老徐明白，一来因老袁死时正值初夏，其粗胖的尸身暴胀得没合适寿衣可穿了，不得已才罩上了称帝时做的冕服；二来老袁着帝制服饰入殓是藏在棺内的事，但若堂堂正正把其未做完的皇帝梦摆在阳间炫耀，却万万不敢。所以徐世昌又引经据典：“《说文解字》中，陵与林可相互借用，避陵之嫌，却有陵之实，就称袁公林，如何？”做不成新皇帝的跛足袁大公子还能“如何”？只得允之。
　　安阳城外洹水之上，遂有了这空前壮观的偌大墓葬——除了袁林本身这近一百四十亩地外，袁家还买断周围泱泱上千亩地为祭田。
　　当年民国政府为先大总统发殡时，只批了五十万银元建墓。对这样一座宏大的陵园来说，这笔钱根本不够。是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和负责工程的河南巡按使（省长）田文烈等一班袁之北洋旧部又共同集资了二十多万元，“萃袍泽三十
　　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田向政府报告语），才得以将袁林建成。
　　我见过不少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君主之墓，袁墓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墓讲袁林由德国人设计，后半部墓葬区是开放型的，一目了然。的是封闭——大门紧关，高墙屏障，外头人无论如何是看不到里面的；而洋式的则是开放型的，铁栏门和铁链栏杆不是为挡视线的。
　　袁墓为洋式，一目了然。
　　虽说袁世凯生前即请风水先生在此选定了位置，不过，没等破土动工，他就一命呜呼了，他和所有的人都没料到，故土会提前召他回来长眠。因是洋工程师所绘的蓝图，但又要表现出中国君主的气派，所以，中西合璧的袁林的前后部分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前半部祭奠区是传统中国皇家式的，后半部墓葬区是典型西洋国王式的。
　　老袁不正是这么一个半土半洋的矛盾统一体吗？皇帝梦说袁世凯，怎么也抛不开“好人”、“坏人”这个古老的命题。袁氏这一生，真是越活越是坏人。细读他的一生，其实至少有半生是未失大格的。人们在评价历史舞台上的“角儿”时，往往依据他谢幕前的扮相而认定其一生的角色——只要末场扮了回大白脸，这骂名就算是留下了，且辈辈沿袭，谁也不改口。
　　当初，袁世凯是怎样动了称帝的念头的？一个以“缔造民国元勋”而自诩的国家第一把手，普天之下莫非子民了，何苦再讨天下人的嫌，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后世？以我今人之想，一生精明的老袁此举实在不值。
　　今人已经看不出八十多年前的“大总统”和“大皇帝”之间有什么不同了。
　　其实，二者之间决不仅仅是名分上的不同。
　　从封建专制到共和国体，从“真龙天子”到“民国公仆”，从向来一人专权变成议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这一切，对昨天还是大清国臣工的衮衮诸公来说，尤其对袁世凯这个前朝的首席军机大臣来说，是多么的不适应啊！不能指望习惯于跪地咚咚磕头的人们会适应比肩而坐投票表决国是，须知，西式黑呢高帽罩着的是刚刚剪掉辫子的脑袋。现在的人们，若不静下心来，恐想象不出当年的天大的不同。
　　对袁氏何以称帝，袁的亲属及亲信都说，主要是吃亏于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与所有的专制国度的君主一样，袁世凯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儿子。但就在其长子极力鼓动他当“中华帝国”皇帝的最热闹的时候，他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绝境。
　　事情败露于偶然。
　　就在袁世凯屁颠儿屁颠儿地忙碌着登基的时候，全家女人们也都跟着乐呵呵地订制娘娘和公主服饰的时候，未来的三公主袁静雪瞅着丫环买回来的五香酥蚕豆傻了眼——老袁家法很严，自家的女人，无论大小妻妾还是哪房女儿，一概不准抛头露面，所以，袁静雪想吃蚕豆，只能令下人上街去买。袁静雪无意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与自家的《顺天时报》完全不一样！外边的报纸上多是反对父亲称帝的报道，而自家的“舆论导向”却全是拥戴老爸当皇帝的消息！三小姐懵了，当晚例见父亲时，就把包蚕豆的报纸递了上去。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一张销量较大的报纸，老袁公余之暇总爱读它，以为这就是民心所向。原来，老袁这段时间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为他单独印制的假报！联想到这一阵子老有“请愿团”（甚至妓女们也组成一团）到“公府”（总统府）门前“劝进”，各地总有电报请他改做皇帝，老袁恍然大悟：都是
　　他妈的大儿子捣的鬼！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凯召来袁克定，越说越气，甚至亲自动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肖之子，边挞边痛骂其“欺父误国”。
　　迟至此时，袁世凯才明白：他将国体改为帝制，并非“天下归心”。
　　也有人说，他是上了“筹安会”的当。湘籍才子杨度和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等拥护帝制的“六君子”组成的这个劝进组织，一心忙着把老袁往御座上推。他们欺上瞒下，大造气氛，终于使得整日呆在深宫里的老袁头脑发热，“勉顺舆情”，放着牢固而舒适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宣布要改坐满人让出来的又硬又冷的御座。他成了新朝“中华帝国”的皇帝，那班人不就是开国元勋了吗？
　　斗胆称帝，天怒人怨，老袁自此人心丧尽！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在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版的《八十三天皇帝梦》一书中，袁的第七子袁克齐详细回忆了袁的弥留之际：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看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袁后悔了。
　　徐世昌应召从隐居的卫辉赶来，见到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在病榻上命悬一线，不禁老泪纵横。当着袁克定、段祺瑞等人的面，徐世昌轻声问袁世凯：“总统有什么交代的？”老袁费尽最后一点气力，吐出了两个字：“约法。”这就是袁氏的政治遗言。
　　他死了以后，总统府发布了“先大总统遗令”：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就在他尸骨未寒时，人们打开了他生前写就继任者名字的“金匮石室”——这套由上一任指定传位于某某人的方式，还在沿用清室的老办法，但中华民国的约法上就是这么规定的，只不过候选名单不止一人，而是三个，即大总统可以指定三个人为其继任者。所以，老袁是在依法办事。
　　看来，至少在最后的时刻，这个辜负过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总算尊重并维护了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张纸上并没有传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
　　老袁总算还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但袁世凯至死没弄明白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称帝”大蠢事，实在怨不得筹安会的“那几个人”，要怨，只能怨你自己：在宦海沉浮几十载了，难道不知道别人支的梯子不能贸然爬？是你自己灵魂深处爆发皇帝梦了，想尽享个人崇拜了，想独裁天下事了，才扭扭捏捏半推半就地往回头路上跨了一步。这一步，就让自己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想想就知道了，对袁世凯这样一个满脑子封建意识且个性极强的人来说，他怎么会喜欢上七嘴八舌的政治局面？一次次不得不面对政客们的相互攻讦与掣肘，他实在腻了！
　　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人表示过这种茫然：总统、总理、总长（部长），都是“总”，到底谁说了算？
　　他手下一位要员曾更精辟地大发牢骚：“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这话太中听了！
　　皇帝时代，哪个文人敢公开辱骂“当今圣上”？可改成民国了，报纸上竟总拿他堂堂大总统“说事儿”，公开点名指责不说，甚至有报纸公然刊登了一组题
　　为《老猿百态》的漫画，其中一幅，画着一只猴子举起写有“专制”两字的大刀横跨于北京城头，题曰“刀大杀人多”。猿即袁，如此放肆地攻击国家最高领导人，实是“恶毒”之极！
　　让你言论自由，也不让你这么自由啊！
　　满口河南乡音、一直习惯用衣袖擦鼻涕的庄户老汉一样淳朴的袁大总统，终于战胜不了自己的中国农民的天大愿望——自主天下事。内心一直涌动着这种蠢念，旁人再一扶一推，他的下水也就势在必然了。
　　看看他晚年的足迹，一步步都是往独裁的道上走的：先是把主要的反对党国民党生生取缔，再是胡萝卜加大棒地控制国会，让那些自以为是的各界名流们要么拿钱说好话，要么干脆滚回家；后来，连内阁也觉着碍事了，便把国务院取消，降为总统府里的政事堂，内阁总理成为国务卿，各部悉成为“公府”里的办事处；最后，索性是把总统任期延长到十年一届，且可以连任——那时，他已是五十开外的花白胡子老头儿，再干几届，不就等于终身制了嘛！
　　本还有能力为中国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上首任民选大总统，就因一个皇帝梦，终于走到真正孤家寡人的绝境。
　　袁世凯因称帝而成为全民族的罪人。部将蔡锷潜回云南首举义旗誓师“讨贼”，西南各省立时群起响应；而京城的政客们也无不怨恨他，因为帝制一恢复，人们推翻满清的半生努力全废了。就连他身边的人也一个个与他翻了脸：副总统黎元洪杜门谢客，面对他派去的说客一言不发；被从青岛租界里拉来当国务卿的老友徐世昌也以不吱声来表示内心的不满；他一手拉扯起来的北洋军首领、陆军总长段祺瑞更是急脾气一个，当面即拉长了脸，并干脆自我“下课”——怎么召也不来见了；而派到南方去镇压西南地方武装的另一位大将冯国璋不光按兵不动，反倒联络各军首领们来了个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通电！
　　他四面楚歌，他万般无奈，他穷途末路。他只好在宣布实行帝制仅八十三天之后——民国十五年（1916年）3月22日，即通电全国：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
　　为时晚矣！各路人马不依不饶，非要袁世凯退出大总统位子来不可！皇帝没当成，总统竟也保不住了，这一下，袁世凯绝望了！此时，死对他和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在此之前还算是英雄的袁世凯，由是成了“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乱世奸雄”。这些头衔人们让他一直戴到现在，而且，还将继续戴下去，诚所谓“骨朽人间骂未销”。
　　历朝中国多少雄杰，为圆一个皇帝梦，成了令后世冷齿的跳梁小丑！
　　侧身西望长咨嗟：皇帝梦，做不得！高丽朝代兴衰，过客毁誉，一部中国近代史真够人细细观赏、品味的。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他崭露头角的朝鲜生涯，还是在平定“拳匪”内乱的督抚任上，尤其在胁迫清皇退位的关键时刻，他都表现出了一个汉族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与勇气。这种机敏与勇气导致的后果，也可以称作“功劳”吧？
　　先说老袁早年。
　　那时，老袁还是小袁，不爱念书爱骑马，所以也就考取不了功名。第二度乡试失败后，他既羞且愤地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付之一炬，慨然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随后，他便带着几十个家乡的弟兄们跑到了山东的登州府，投奔过继父亲的好友、“庆军”统领吴长庆当兵去了。
　　吴长庆显然未意识到袁世凯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还以为不过是乡里的一个落榜秀才跑来找碗饭吃呢！因而，弃笔从戎的袁世凯开始时并未受到重用。
　　空有一腔抱负的袁世凯，某天对人大发牢骚，而且，正是这一番抱怨，改变了袁氏的一生。他如许喟叹：
　　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越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把守海防重镇，亟需人才，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这话说得真够慷慨激昂的。这一番表白传到吴统领的耳朵里，他能不惊喜吗？于是，未久，袁世凯就开始受到重用，成了吴将军麾下的营务处帮办，之后，又随吴的庆军一道去驻军朝鲜了。
　　那时的朝鲜，与越南、蒙古等周边小国一样，是中国的藩属国。
　　在朝鲜，袁世凯凭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成为吴长庆所倚重的主要佐将。那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却表现出了卓尔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的处世手段。
　　抄两个有关袁世凯在朝鲜的故事可为佐证。
　　第一个故事：某清军军官因凌辱朝鲜人而违犯军规，袁世凯欲照章将其处以极刑。他刚入朝时，曾下令一次斩首七个清军兵勇，因为这些人在“属邦”掳掠百姓有辱我中华国誉。吴长庆知小袁治军严厉且执法如山，便亲至袁的住处说情。吴将军怕小袁不给面子，就坐着不走。袁请吴公翻阅案上的图书，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回来后，却向长官叩头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出去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愧为领军人物，非但不责怪部下不给自己面子，反而大笑赞曰：“执法当如此！”过后，吴大人常告诫在营中当兵的亲戚们：可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胡来，即使我能饶恕你们，袁某也不会饶恕你们！
　　这样一位铁腕带出的军队，能不纪律严明？敢不奋勇阵前？日后回中国，袁世凯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练兵，只四年就带出了一支海内第一劲旅“新建陆军”，靠的正是这股子六亲不认、执法如山的狠劲儿。第二个故事：彼时朝鲜政局动荡，偏偏李鸿章为防辽东半岛遭日本人染指，命吴长庆率三营人马回国驻防，余下三营清军由吴兆有、袁世凯和张光前三人统领。高丽人内部已有“亲清派”与“亲日派”之分。日本人正在那里拼命培植反清势力，觊觎取中国而代之，故亲日派正在磨刀霍霍，风传将于近日发动政变，推翻亲清的现政权。值此危急关头，朝鲜邮电总局落成，三位中国驻军最高长官接到参加典礼的邀请。不言而喻，此为鸿门宴。去则性命难保，不去则有失宗主国之国格，真是进退两难（不知这一次是不是韩国人利用宴席搞政变的发轫之作，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好几位韩国总统是在吃饭时被部下刺杀从而使江山易主的）。那二位胆怯，称去不得也。但袁世凯不惧，他怀揣手枪，提前一小时即突现筵席，令对方措手不及。酒席刚开始不久，他又突然起身告辞，并手牵政变头目朴泳孝一路谈笑出了大门。阴谋者的阴谋终于落空。两天后，图谋不轨者仍不死心，又宴请了中国驻朝商务与税务官员和各国公使（偏偏日本公使未受邀请，可见东道主用心之险恶）。席间，果然有人持刀而入，并有武装叛乱分子冲入王宫！袁世凯闻讯，未待请示中央政府，便亲率二百清兵前往弹压。岂料，朝鲜军人已直接出面保护宫中的政变分子，双方对峙起来，情势万分危急！好一个袁世凯，亲率二百清兵全力攻入宫中，一举救出被围困的国王李熙。
　　袁世凯在日本的传奇情节，若编成戏文传唱下来，岂不妙哉？只可惜主角晚年不保，“卖国贼”的腐恶名声早就熏臭了其整个人生，谁还会记得其早年的壮举？
　　袁世凯凭其超人的胆识和能力维护了该国的国政，受到国王的信赖与多数大臣的拥戴，该国的内政外交，一时悉尊袁意。为了维持政局稳定，他还为王室编练了一支“镇抚军”。是年，袁氏仅二十五岁。
　　小袁在两次政变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令老领导吴长庆欣慰不已，他曾向分管朝鲜事务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袁氏请功：（袁氏）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朝廷果然授予袁世凯五品同知衔，并赏顶戴花翎。一直耻于没有功名的袁世凯，终于凭自己的实力，实现了为国效力的理想，并获得多少读书人奋斗多年而不可得的地位。
　　但一个袁世凯岂能挽住既倒之狂澜？后来，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虚弱的中国政府不得不让日本分享了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是毋庸置疑的，他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评价无法不让朝廷动心，于是，在李大人的荐举下，袁世凯再回朝鲜半岛，当了中央政府驻守朝鲜的最高官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鲜亲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除了他一连娶的两房高丽姨太太尚能为之稍解忧烦外，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萎缩。后来，亲日的高丽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门口！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属国？苦挨了一些日子，袁世凯终于接到了朝廷命令，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1894年7月17日）那天，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权力的全权代表，心情无比忧愤地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黯然启程返国。
　　随之，日军占领了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声明：“自兹脱离中国，独立自主……”
　　嗣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樽俎折冲，使这个并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成为十八世纪黄昏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谓“小站练兵”是袁氏崭露头角的舞台，殊不知，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视野的根本原因。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从朝鲜回来的事。
　　甲午战争期间，有感于军力衰败，朝廷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以“西法”编练新军。广西按察使胡正奉命驻天津督粮台，便受命在距天津城外七十里的小站编练一支定武军。按察使乃文职官员，并不懂军事。所以，一年下来，精锐之师并未练成，“胡司令”又转业回“地方”，当芦津铁路督办去了。
　　再说袁世凯。这位郁闷的少壮派军官回到国内后，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朝廷将其外放到了浙江温州，委他为“温处道”的道员，亦即俗称的“道台大人”。道员为正四品，而袁在朝鲜时就已经是三品高干了，虽说让袁去东海沿海重镇的地方官衙当一把手，有巩固海防上的考虑，但对正急于起用军事强人来一振国运的清廷来说，这样的人事安排显然失当。
　　一边是小站练兵的成果并不理想，一边是有“知兵”之誉的袁某将被闲置在瓯江边上。几位重量级的封疆大吏，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向了年富力强的袁世凯身上。
　　且读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朝廷密上的荐贤书中的一段话：际此时局艰危，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伏愿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长，及其年力正强，得以功名自奋，庶立尺寸之效。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荐举理由更是直截了当：（袁世凯）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若使该员专意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时局！朝廷终于收回成命，令袁世凯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听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光绪皇帝还召见了这个声誉鹊起的少壮派军官，并命督办军务处的五位大臣安排袁起草一份新建陆军的详尽方案。好一个袁世凯，深思熟虑
　　后，将一整套全新的建军思想和可行性报告呈送五大臣。其方案马上得到了荣禄领衔的军务处的赞同，五大臣随后上疏光绪：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救亡心切的光绪皇帝登时降旨批准。
　　从此，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管了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多人，又新募得二千五百余人，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请德国军事顾问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训练起了这支国内最现代化的军队。后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创建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练兵数载，终使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卓然出世，“北洋”这个后来独霸中央政权十余载的政治军事集团也就此走上历史舞台，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不仅狠抓军事训练，而且也做“思想政治工作”，他把宣讲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任务交给了仁兄徐世昌，自己则编写通俗易懂的《劝兵歌》，让士兵们边唱边领悟“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歌曰：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六要敬重朝廷官，越份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你瞧，袁世凯早年写诗的爱好还真派上了用场！
　　唱着他的歌儿的那些北洋官兵们，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门，走出了直隶，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也因而成为袁氏的绝对资本。三十多岁的袁世凯就是凭着这支军队，由北洋军首领而山东巡抚，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练兵处大臣，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权倾一时，位极人臣。
　　小站成了袁世凯走向权力中心的一个大站。
　　人们总说袁氏靠出卖、靠投机、靠行贿而飞黄腾达，恐有失公允。“乱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个人。史学家笔下的曹操是这样的人，近代的袁世凯难道不也算是一个吗？我曾分别去过朝鲜半岛上的那两个国家。
　　因历史原因，那两个同民族的国家一直同我中华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朝鲜和韩国的纪念馆里，我都从二战前后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大片汉字。“汉城”之名想必也与我们有关吧？前些年，我所供职的《青岛晚报》体育部张仁荣主任去汉城采访，途中因搭错车而与团队失散。他处变不惊，用汉字写明要去的地方在车厢里四处展示。果然有位年长的韩人识得汉字，遂帮忙联系了有关方面，顺利地将我同事送回组织的怀抱。就在我敲着这些文字的时候，韩国总统金泳三号召国人学汉语的新闻正在电视上播出。金总统倡导学汉语，是因为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他的高丽同胞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汉城和济州岛，好多餐馆的玻璃窗上贴着的不再只是韩文、日文和英文，横平竖直的“欢迎光临”、“生猛海鲜”等方块字也扬眉吐气地标在了那儿。异乡频繁遭遇汉字是中国走向繁荣的佐证。
　　最大的汉字，是在汉城游览的最后一站见到的，“景福宫”三个大大的汉字就高悬在重檐之下、宫门之上。
　　景福宫是李氏朝鲜的王宫，也是韩国之游的重要驿站。此宫是中国式宫殿的“缩号版”，无论从占地规模还是从建造工艺，都远不会让我等中华儿女景仰。中
　　晚清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袁世凯
　　国人曾经沧海难为水，看罢长安北京不说宫，所以我对女导游呶呶而谈的景福宫兴趣不大，倒是老在四处打量，这儿是不是当年袁世凯攻打过的那座王宫？这些显得挺粗糙的朱门、红墙上，是否还有清军与日军激战时的弹洞？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老袁在这里耗了偌长的时光，这对他性格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倘若当年他在此街头战死或遭日本人的处决，我们会不会在读伤心百年史的文字里，发现一个叫袁世凯的民族英雄？即使他侥幸不死而身陷敌狱多少年，我们会不会以“近代苏武”或“清代文天祥”一类的桂冠来追念他？周公惶恐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想到这些深不可测的话题，我便记起那首唐诗。
　　是啊，假若袁世凯在称帝之前身亡，今人对其究竟如何评价，真的很难说哩！法华寺这些年，每去北京时，我总想去抽空找找法华寺，也就是谭嗣同深夜来找袁世凯密谈的那座古庙。
　　袁世凯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剧中的大白脸，这座京城名刹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舞台。
　　从被指责出卖了光绪皇帝与维新变法志士，到弹压“义和拳”、“红灯照”等民间排外运动；从恃武力逼清帝退位，到施诡计使自己留在北京当国家元首；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到悍然宣布取消共和国体恢复帝制，近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与袁世凯有关。这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戊戌年的背叛行径——人们说，不是他在“变法”关键时刻的卑鄙出卖，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全面政治改革就会一举成功，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就不会遭黜反倒会在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辅佐下力挽汪澜，让中国走进新时代。果若如此，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的差距也就不会拉得太大。
　　这桩历史公案太刺激！
　　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奉令晋京，破格受到光绪皇上的两次召见并被加授兵部侍郎衔（约等同于从一个精锐师师长一跃升为国防部副部长！）。回到旅居的法华寺里后，浩荡皇恩正灌得他深更半夜畅想之际，忽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且不待门人通知，就闯进内宅！看名片方知，此人乃军机处的章京（秘书）谭嗣同。
　　然后，两人闭门密谈。一个是不顾一切要拯救被困于深宫中的明君、并决心以暴力强行推进改良大业的热血党人，一个是手握精兵、且身为维新圈儿里的“强学会”会员的壮年将领；两人一文一武，均是受“圣上”信任的汉人精英，岁数相差也不大（时谭三十二岁，袁三十九岁），故应能谈得来。
　　不期，古庙夜谈之后仅两天，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返回宫中宣布亲政，而主持新政仅百天的光绪皇帝却戚然被囚——“戊戌变法”惨败。
　　两位夤夜密谈者，一个和其他五位维新同志头滚菜市口刑场，成了千古凛然的烈士；一个则在民间的骂声中不断被拔擢，直至位极人臣的第一汉官。两位密谈者的结局真是相去天渊！我尽管自忖对北京有些熟了，但对谭袁密晤过的法华寺究竟在何处却一无所知。读到的相关书中，说起发生在那座古寺中的密谈，已十分翔实，但说起其具体方位，均语焉不详。
　　某次去潘家园“淘”旧书，满载而归途中，车经天坛路，蓦然见到路牌上有“法华寺”的地名。但箭头指处，是一座大棚化的农贸市场。
　　停车暂借问，或恐有遗存？一位老人遥指楼群里，慨叹：有座古庙来着，早没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遂对法华寺不存念想，只道是该寺已在火柴盒式的居民楼群中与世长辞矣。
　　然而，就在全然无意间，我结识了北京市东城区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李志诚先
　　生，他的一番话让我顿感柳暗花明。老李点拨道：你要看的法华寺不在南边，就在我们东城，可能老北京的法华寺不止一处。
　　他不光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还马上安排属下李继宝专程陪我前往其“势力范围”内的法华寺旧址探看。于是，原以为早已辞世了的古刹，瞬间复活了。
　　对了，不能不交代的是，这一次，老天爷还是没忘朝我头上洒点阴雨，而且，这回已经是酸雨了——滴在身上和车窗玻璃上的，都是泥黄色的点子。大自然虽宽大无边，但偶尔也会朝无休止地折腾他老人家的某个地区的人类来点小惩戒什么的。
　　文管所的司机轻车熟路，一会儿就把车开到了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向东稍拐，便转到了华侨大厦的停车场。
　　正疑惑，小李已领我从停车场后门出去，走进一条小巷。
　　“到了，就是这个大杂院儿。”他停在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门儿口。
　　我留心了一下破门框上的小红门牌：多福巷44号中国的寺庙都是坐北朝南，法华寺应不例外。只是，眼前的一排排毫无套路的老房子挤在一块儿，分不出个东西南北来了。往院里走走，我才明白，我们是从最北边进入了原先的法华寺——我走历史的后门了。
　　从后往前看，满目伤心景。
　　早没了大雄宝殿和东西配殿，只通往东边院落的廊门上方有些失了色的画梁。一户挤一户的陋室把个京都名刹塞得满满当当。从昔日神们住的殿堂飞檐往上看，北面的华侨大厦岌岌乎压在头顶。
　　小李三拐两拐就把我领到了大杂院儿的最南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细巷里。躲过身旁一辆辆自行车和头顶一件件晾着的衣衫的羁绊，他驻足一方巨石前，指点：这是整个庙里留下的唯一文物了。
　　法华寺旧址。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在此居住，谭嗣同曾来此夜访袁世凯，上演改变历史走向的一幕。
　　侧看不知何物，近前方知是碑，且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仲秋吉日”所立的龙首大碑。
　　碑已前倾，似有一臂之力即能推倒。石趺半埋土里，正是沦落风尘状。旁有废弃的大缸、破桶、煤池相伴。
　　正辨识碑文，碑后褪了色的木门吱呀开启，一位妇人探出头来问：干吗的？小李申明：文物检查。妇人乃退回宅中。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法华寺已经破败至如此模样了！东华门外二里许，豹房巷有古刹法华禅林，明正统间，内监刘通舍宅创建……我艰难地摸识着碑文，约略明白了法华寺的身世。
　　豹房巷即如今的报房胡同，应该是法华寺正门所在的那条小街。不知是早年民间在此发现过野豹，还是皇家当年在这一带养过这种敏捷的“大猫”？
　　该庙是太监业最为发达的明代时，一位叫刘通的出宫太监舍弃自家住宅而建的寺庙。不知这位刘公公是什么“鸟儿”，是毕生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积了点钱，全部用来修缮的大善人呢？还是本来就是坏蛋，不过是用横财敷衍老天爷一把而已？从明正统年间算起，此庙已有五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国朝二百余年间中间迭有废兴……”已经漫漶了的刻字隐约透露出其身世的磨难。
　　法华寺最富神秘色彩的，当然不是它当年是如何如碑文所称的“规模宏敞”和“焕然增丽”，而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1898年9月18日）深夜的那次引人遐想的密晤。清代时，前来京城汇报工作的各地官员们没有宾馆或内部招待所可居，要么在京城有自己的住宅，要么就得借寺庙栖身，尤其是离皇宫近些的禅林，更成为住客率较高的宾舍。这王府井一带，距紫禁城东大门东华门很近，所以此地的寺庙也就成了不少大人物的落脚地。隔这儿不远的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贤良寺，就是当年李鸿章李大人最后的住处。一向谨慎有余的老袁奉诏来京后，赶紧在这王府井东边的法华寺里住下。
　　其实，若论此庙接待过的要人的级别，只是武卫右军头领的袁世凯还不上数，早在他来此下榻的几十年前，就很有几位亲王、大臣屈尊假此设巡防处——因为咸丰爷已经被蛮横的英法联军打得跑到热河“避暑”去了，留下的弟兄们不愿在别处接待前来谈判的可恶的洋大人，便选择了规模“为东城诸刹之冠”的“敕建法华禅林”与敌酋会谈。有人考证说，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都里与老外进行交涉，此前，他们都像乾隆爷一样的德行，以为夷人们来华只为想做我泱泱中华的藩属，他们的通商要求不过是为了纳贡的借口。这会儿，羞汗涔涔的清朝王公们终于在这座古庙里知道了“番夷”不是吃素的，模模糊糊明白了后世的邓小平先生总结出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如此说来，我面前的这幢石碑的额题“万代流芳”四个大字就该改改了，实为“万代铭耻”之地。
　　与东洋人打了无数次交道的袁世凯，理应也曾立于这座碑前怅然而叹过吧。
　　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猜测：正在忙于推行新政的年轻“圣上”为何会对我这般厚爱？初一在颐和园里接见了一次，紧接着第二天又要召见！为什么？皇上为什么给并无显功的自己突然授予兵部右侍郎之高位？金口玉牙说的那句“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是什么意思？皇上的话让人诚惶诚恐，不知正对他疑虑重重的顶头上司荣禄大人会怎样看他！官场无人不知，文渊阁大学士荣大人乃慈禧太后最信赖的满族皇戚，以当朝第一要臣之位被下派到了直隶总督任上，不就是为了确保京城的安全嘛！直隶总督，名列全国诸总督之首，直接拱卫京畿，位置何等要紧！他袁世凯的新军不才是荣禄麾下的一小部分？据传荣大人和大批朝臣们对光绪爷在康、梁等人鼓动下的“变法”并不“感冒”，而一直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老佛爷”也越来越为儿皇帝的一味胡闹感到头痛。时局相当微妙，他袁世凯不能不惊悚。
　　的确，当时宫廷内新旧两派的斗争已到关键时刻，两种风言搅得人心惶惶：一是说皇上已默许维新党人采取非常措施，即“围园劫后”（包围颐和园劫持在那里安度晚年的慈禧太后），并诛杀老臣；一是说下个月太后将与皇上一道去天津阅兵，届时在荣禄营中宣布废黜光绪另立新帝。无论怎么说，皇上地位岌岌乎！
　　袁世凯有所不知的是，正是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光绪皇帝才公开召见了袁世凯，并赐以重恩。皇上和维新党领袖都希冀，在紧要关头，让手握精兵、思想进步的袁世凯挺身前来保卫改良大业。这几天，可怜的皇帝已经看到了危机的迫近，他一面托人带出密诏，令康有为速逃往上海“以图将来”，一面接连召见袁世凯委以高位，期待袁能做自己和新政的坚矛与厚盾。这一切，袁世凯哪里知道？
　　就在这样的时刻，公认的皇上身边的红人谭嗣同神色异常地出现了！关于谭、袁二位的夤夜密谈，世上一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维新党首领康有为和大将梁启超的流传甚广的追记，一是袁自己于民国时期发表的《戊戌日记》。人们宁肯相信康梁说，也决不愿听信袁的时过境迁的辩白。
　　康、梁不仅是一代改良领袖，还是一代文化巨擘，他们的文字自然极富魅力。
　　试看康有为对这一天的记载（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注）：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字暾谷，时与谭嗣同同任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康写道：此时，几位党人赶来）筹划救上（皇上）之策。袁（袁世凯）幕府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字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敢死队）数百，扶上（皇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梁启超的文字则更是绘声绘色，像亲历一样生动：初三日夕，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将把皇帝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然，固有所闻（老袁不掩饰自己已经知情）。”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太后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董福祥，掌‘甘军’）、聂（聂士成，掌‘武毅军’）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答。
　　君乃曰：“荣禄固操（曹操）莽（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矣！”
　　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因相与言救上（皇上）之条理甚详。
　　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
　　乃丁宁（叮咛）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单从这两段文字上看，手握精兵的袁世凯真是大义凛然的伟丈夫——你们党人拿我袁某当什么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圣明君主，不光是你们的事，我也会随你们之后拼死去做的！杀荣禄算什么？还不就像杀条狗一样简单？但是，要有前提，即必须是皇上到我的营中来当面命令我。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都相信，袁世凯是新派人士，他不光曾捐给维新组织强学会五千银元，而且还在风云突变之际派幕僚徐世昌专门到康的住处表明其政治态度，所以，他们势在必然地选择了袁。
　　那么，当事人袁世凯是怎么记述是夜秘谈的呢？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发表在上海《申报》上的袁氏《戊戌日记》里，是这样写的：（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为给皇上写奏折在思考），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看门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袁自称）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渠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
　　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讲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但都因荣禄阻碍，所以袁虽“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却升迁甚慢的大有挑拨意味的话，之后，话锋一转，出示了一纸“如名片式”的救驾方案：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太后），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到皇帝那儿）请旨办理！“魂飞天外”的袁世凯又受到了谭嗣同的生死胁迫，若换了个庸人，真也该活活被吓死！好在老袁在朝鲜时就经历过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考验，所以，他虚与委蛇——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
　　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见袁推托，谭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来是非常可疑的“圣上”的“朱谕”抄件，并“再三催促”，“几至声色俱厉”，甚至有意无意地显示出腰间藏有凶器！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传统的说法是说袁世凯骗取了冒险赶来求援的谭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车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火速晋京面见慈禧太后。于是，戊戌政变发生，光绪皇帝惨遭囚禁，维新党人横尸街口，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猝死于血泊中。
　　不过，看老袁的记录，却是另一种说法，即他不承认自己背叛了维新党人，相反，他一开始就反对他们的过激谋划。他坚持认为，是这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分子离间了太后与皇帝的关系，激化了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一旦事发，必然“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所以，他理应向上司反映实情以求“诛锄误君误国之徒”。
　　静下心来读读袁氏的表白，其实有他的道理。尽管他的过于详细的记录与过于流畅的行文让人怀疑其事后的作伪，但对一个正受宠于朝廷的正统的军人，一个精明过人、深谙宫内权势消长的政治新秀，在狂风大作乱云骤起的紧要关头，他只能做出这样的抉择。用他的话说，他是不忍坐视疆域被瓜分；而身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乱弑太后诛上司？而且，即便他的“为国避祸”的动机是事后的贴金之说，那他也异常清楚贸然用兵的结果——那天晚上，他当面告诉过谭先生：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宋庆，掌“毅军”）、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皇上）已先危！平心而论，他说的是实情。
　　且不说袁氏当时的实力（“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拥有政治与军事资本的前辈汉臣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又何尝在位极人臣之际有过发动政变的“邪念”？封建传统文化教化出的人臣只能选择“正统”。
　　近年，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引人入胜。有人考证出，围攻颐和园谋害慈禧太后一说并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谣言，而确有其事。而且，慈禧回宫与袁的举报并无直接关系，她是从别的渠道知道了迫在眉睫的阴谋的，所以，她匆匆赶回皇宫，指着儿皇帝的鼻子痛骂：“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听小人的话想害我？”见光绪嗫嚅着欲辩白，她气不打一处来，竟一口唾沫啐过去：“痴儿，今日没有我，明天还能有你吗？”若光绪不知有此等阴谋，他何以面对母后的责骂哑口无言？
　　尽管老袁费了些口舌，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人们从来不屑于听一个出卖正义的叛徒的申辩。想想囚禁多年的可怜的光绪皇帝，想想身首异处的谭嗣同他们，何人不起怨袁情？
　　所以，法华寺里的仅存的古碑，与其说是数百年古刹的唯一见证，倒不如说是袁世凯的耻辱柱。
　　从法华寺里走出去的袁氏，自兹背负起了骂名。洹上问洹河水从袁林前静静地淌过。这条河并不深，也不清，但挺长。
　　清光绪三十四年底（1909年初），袁世凯被朝廷赶回到这里时，正好五十岁。
　　宦游三十载，且年已半百，因功高震主被黜，囫囵着身子回籍，换个人来说，这结局也算不错了。但对袁项城来说，却极难忍受。
　　伫立洹河边，他愤然赋诗发问：漳洹犹觉浅，
　　何处问江村？只有瑟瑟林涛在为他叹息。没人给他回答。
　　尽管他把从一位天津大盐商手里买下的这个洹上村改造成了自己的乐园，尽管这座深宫大院里有足够多的房子（每个妻妾及子女有一个院落），他还是不甘心在此颐养天年。他让下人们把他手写的“养寿园”横匾高悬于村门外，并把自己垂钓的照片送往上海的报馆刊发，那都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只想老死泉林决不重出江湖的宣言。读到这些信息，朝廷也许就不会死盯着自己了。
　　他是从摄政的醇亲王载沣的杀机下逃出来的。他惊魂未定地跑回老家，只是为了避杀身之祸。避祸的人只能随遇而安。人们每每说起袁氏退回洹上村是“窥测方向，以图东山再起”，这实在太抬举他了，似乎他未卜先知。
　　其时的背景恕我再唠叨一遍。
　　没有生育能力的载（光绪帝）病死后，气息奄奄的慈禧太后便指定醇亲王载沣（载之弟）的三岁的长子溥仪继位，载沣摄政。不出一天，慈禧老太太也一命呜呼。皇帝与太后仅隔一天相继过世，自然使皇室内外弥漫起种种可怕的猜测。有人说是垂危的“老佛爷”或袁世凯通过大太监李莲英毒死了先皇帝，因为他们怕光绪爷掌握实权后要报戊戌年间的深仇大恨；更有人传言：隆裕皇后在整理光绪爷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诛杀袁世凯”的先帝遗墨！所以，载沣一上台就欲斫袁颅以祭亡兄。幸有军机大臣庆亲王反问奕一句：“杀袁世凯不难，不过若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载沣才冷静下来。加上另一位军机大臣张之洞
　　洹上村内“养寿园”从旁说项，袁才侥幸活了下来，被责令“回籍养疴”。
　　说他有“足疾”并非毫无由来，因为袁世凯的确曾崴过脚且一直没好利落。那是上一年他过五十大寿（古人过虚岁），因场面过大收礼太多而被某御史奏了一本，慈禧太后召见他时大加训斥，以致他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他给正妻于夫人的家书如此写道。现在，人家二十七岁的摄政王就拿他的这个无关紧要的毛病“说事儿”了。
　　摄政王以宣统皇帝名义颁谕旨：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不是朝廷不用你，是你连路都走不成了，才让你回家“歇菜”吧——官场上的文字游戏玩儿得真让人哭笑不得！
　　回到这洹水河边的老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朝廷赐死或谋害（在封建时代，下野的显宦又被追杀的事例多得就像这洹河岸上的树），哪还有什么韬晦之闲心？至于后来，国内形势骤变，各方不得不将目光盯上了蜗居此地的袁世凯，正所谓天下归心，舍袁其谁了，他才重抖精神，频繁会客，密设的电报房也越来越热地嘀哒着他的不满和计谋。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是啊，袁世凯到底不是蛤蟆精（当时满京城都传说其父在他出生时梦见过一只硕大的癞蛤蟆），只能看懂眼前却看不透未来。他哪知道有朝一日命运之神又起用了他，而且，一举升天。就像是一条被晾在旱地里过久的苍龙，正在奄奄等死时，却极为意外地遇上了一场瓢泼大雨。
　　这场豪雨就是南方的革命党人于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动的武装起义。
　　武昌首义，南方各省响应，一时间，风雨飘摇。满洲的八旗、绿营兵勇们早已毫无战斗力，而精锐的北洋军却全掌握在袁的旧部手里。气数将尽的清朝廷迫不得已，只得厚着老脸请出被轰回老家的袁世凯。
　　那些年轻的爱新觉罗亲王们先是让袁世凯出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哪知，从来不开玩笑的河南老头儿竟然大大地幽默了一把——他给朝廷复奏，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啊哈！我不是“步履维艰”吗？你们怎么忘了！载沣等人无奈，只好先把整个国家的军权都让给了他，最后，干脆连自家的王朝也让给了他。
　　对一条复苏了的龙来说，漳洹实在太浅了啊！今我来思，也在洹河岸上问：我是否把这条蓄纳了沿岸太多的脏水的大河看得太浅？
　　老袁在世时，没有人小觑他。试想，在那个风云际会龙争虎斗群雄竞起的纷乱时代，一个屡屡失意于科考的落魄举子，一个默默奉献于军营的下级官员，能力争上游，赢得时代的认可，并成为收拾江山第一人，何其不易！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垂死时，是这样向皇上推荐自己的继任者的：“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右者”——须知，那个翘着白胡子的合肥老头儿可不是会轻易看得上别人的。
　　湖北武昌的兵变爆发后，清政府知道，唯有“回籍养疴”两年多的袁世凯方能剿灭革命党人。而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外国势力也把眼光盯到了安阳，东交民巷里传出的消息更干脆：“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均表示愿意看到袁氏出来掌权。”
　　奇怪的是，最先“闹革命”的湖北革命军政府，竟然也把袁当成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选。军政府首领黎元洪甚至许诺：只要你袁大哥回到革命路线上来，未来的国家一把手就是你的啦！
　　有黎致袁信为证：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其他的革命党人也致电洹上村，称只要袁“回旗北上，犁扫虏廷，”则“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
　　更让今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孙中山在接到袁的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大喜过望，竟然对袁说出如此“刺耳”的颂语来：文（孙自称）以菲材，辱膺国民推戴，受任以来，拮据张惶，力不副愿。……幸得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文（孙自称）徒何功？过蒙奖誉，曷胜愧汗。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
　　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望之至。把他捧得多高！
　　而革命党人说话算话，在此后的民国首任大总统选举中，代表全国十七个省的十七位议员们，所有的票上都写着一个名字：袁世凯。要知道，这是连孙中山也未曾享过的一致首肯——先前选举临时大总统时，禀性各异的各省议员们就只让“国父”得了十六票（另一票得主为黄兴）。所以，民国元年（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在大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当即致电远在北京的袁世凯：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革命党人对未曾谋面的袁世凯客气得很呐！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与黄兴两位革命党首领应袁世凯之邀，先后抵达北京与之共商国是，这是近代中国三巨头的第一次相见。多次密谈后，孙中山的感慨是：“今日之中国，唯有交项城治理。”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这和前清李鸿章的遗言“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什么两样？
　　后人多称孙中山不做民国首任大总统是出于革命家的博大胸襟与谦让精神，而实际上，孙氏当时确没把握坐稳江山，不然，他哪会如此轻率地牺牲自己浴血奋斗多年争来的胜果，而让一个前清的备受争议的人物去独享！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这是“国父”当时的说法，虽内蕴激励袁氏的含意，但又何尝不是中山先生政治观点的坦白！既然中华民国的开国领袖都这样讲了，你能说这漳洹水既浅薄又粗俗吗？看来，满天下传闻是老袁曾出卖了谭嗣同，捎带着也出卖了“旷代之圣王”光绪皇帝，但他的声誉在当时并未受太大的损失；而且，尽管他悍然称帝得罪了天下人，但以他的侧面头像为标志的民国货币——银元（俗称“袁大头”）却一直使用到他死后的好多年。中国人不光在货币流通上需要他。
　　北洋军阀集团只是在这个首领死了之后，才分化了——安徽籍的段祺瑞的皖系，直隶籍的曹锟、冯国璋、吴佩孚的直系，奉天省（今辽宁）籍的张作霖的奉系，相继成为袁世凯身后的北京政权的统治势力。
　　极为巧合的是，各系独霸北京政府的时间竟和袁世凯秉政的时间完全一样，各领风骚整四年——
　　袁氏：1912年4月～1916年6月。
　　皖系：1916年6月～1920年7月。
　　直系：1920年7月～1924年10月。
　　奉系：1924年11月～1928年6月。
　　袁世凯之后，他的军阀小兄弟们明争暗斗为的是权力，轮流执政凭的是武力。他们脾气不同政见不同手段不同，但自始至终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即他们谁也不能不高举着袁世凯的旗帜。尽管他们也知道老袁晚年犯糊涂得罪了天下人，但其统御天下的思想和手段却是继任者们离不了的宝贵遗产。他们自愧弗如，他们一脉相承。
　　只有多变的冯玉祥对先大总统不客气：爱写丘八诗的二流军阀冯玉祥，通过背叛而跻身为一流巨头，在其独揽河南省军政大权之后，就下令将占地足足有二百多亩的洹上村的“袁氏逆产”用作安阳高级中学。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又将该校改称河南省第二高级中学。又过了十多年，共产党与国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接受外国驻华使节祝贺并与他们合影。民党的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河南安阳一带乃“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的必争之地，战火无情，把这个中西合璧的豪华建筑群炸成一地残砖碎瓦！
　　洹上村没了，只有瑟缩于洹河上的袁林孤零零地留在中原大地上，任流年慢慢剥蚀，几近被世界遗忘。袁氏一生，骂名累累，而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我一直跟着人们骂，但从未自己解读过当时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读到当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干脆说吧，即“卖国贼”并非无缘无故而“卖”；而且，我还新知道一点，就是人们所辈辈指责的“二十一条”并没悉数签订。
　　援引曹氏的话，可知一二：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关于当时的背景不可不交代：
　　民国三年（1914年），德与英、法在欧洲交火，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与英国人连手出兵山东，向青岛的德军宣战。德国无暇东顾，日本如愿战胜。但日本人却在我的家乡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赖着不走。袁命人与日本人交涉从山东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个极不平等的《觉书》（外交文件），有五号（项）共二十一条款，故时称“二十一条”。无耻的日本人瞅准了时机：英、法、德、意、奥、比和美国这些有实力的世界强国正忙于在遥远的欧洲大战，一时谁也顾不上东方，而虚弱的中国自身又定然打不过日本，所以，他们乘虚而入。
　　曹汝霖时任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因参加此项条约的谈判而一生都被“亲日派”和“卖国贼”的恶谥死死压着，“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该“贼”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他生前在美国发表的《我与廿一条》是这样记述的：（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文书，却要当面交给驻在国总统，且敢令其“速令裁决施行”，可见日本人对我国之蔑视。对这等如此无礼之倭国使节，袁世凯早就在朝鲜见过，所以，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曹自称）四人到府（总统府）。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日本人提出的“觉书”到底都有哪些条件呢？曹氏云：揣日本所提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都。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难怪袁世凯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批注：荒唐荒唐！
　　实堪痛恨！遵照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长与日本公使等举行谈判，从冬谈到春，前后三十多次会议，谈判殊为艰难。曹氏的回忆文章中屡屡出现这类记载：“彼此辩论很久，直至散会，没有解决”，“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争到舌敝唇焦”，“遂于不欢中散会”，等等。
　　然而，从来弱国无外交。至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后通牒，要中方必须于两日内接受除第五项条款之外的其余几条，“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已经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战争迫在眉睫！
　　高压之下，袁世凯召集副总统以下的政府要人开会。老袁问段祺瑞：“中日交战，有无把握？”性情刚烈的段将军，此番却只能实事求是地禀报：“三日即亡。”其余各位皆默不作声。外交总长陆徵祥迟到，因为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NewellJordan）方才找他，要他务必传话给袁大总统，以他在中国四十年、与袁三十年的交情，特来劝中国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陆总长说，这位当年掩护过康有为成功逃离京城的英国老外交官甚至声泪俱下，要中国忍气吞声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凯流泪了，他只能衔恨宣布：（日本人）现在即已撤回（第五项）。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朱尔典）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这番痛切的表示，让我看到了一个比较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袁世凯。
　　老袁能不大感耻辱？从青年时代驻守朝鲜，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国，他一直在日
　　本人的欺凌之下生存。没有一个丈夫愿如此苟活，况且是一个大国的最高领导人！
　　果然，批准签约后，袁氏亲书两道密谕，要各省文武长官勿忘签约的五月九日为国耻日，密谕号召“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申儆人民，忍辱负重”。他还授人写就《中日交涉失败史》印行五万册，秘存于正处于日本人占据的山东境内的一所监狱里。有人说，当时，大总统曾咬牙切齿地说：终有一天我们翻身，会将此书公开发行！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即最应该对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凯，哪有什么卖国之动机？若要亲日卖国，早在山高皇帝远的驻朝时期即可大卖特卖，何苦等成为一国之君后再倒手？他死前写下的最后一纸，竟是自题的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他认为，自己死了，日本就会少了一个大敌。你看，他给自己的定位与后人对他的定位实在差得太远。
　　不过，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发牢骚也没用，他和他的部下曹汝霖等参与过谈判的外交官们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没人愿意听他们的唠叨，沾在他们花白胡子上的那几滴可怜的老泪早就让世人的唾沫给淹没了。书读多了真是麻烦！就如走在草深林茂的山上，突遇多条小径一般，一时不知哪条才是正道，倒不如一直走在前人踩实的大路上，只管跟着走到底就是了。读书多了，就不再愿老是遵从别人踏过的路前行，有时难免想冒一点险另辟蹊径，哪怕是条死路，但独自发现尽头的不同别处的风景又有何不可？书读多了，思想之脚就往往不老实。
　　说到袁世凯吧，就不再跟着别人一味地骂他从小坏到老从头坏到脚。依我不愚之见，袁世凯该骂的，还不是他在戊戌变法时的无耻叛卖或曰挺身举报（这是对一件事情的两种表述方式，下同），也不是他对山东境内的义和拳运动的无情镇压或曰果断平暴，更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资万贯、生活腐化、儿子不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当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大总统。至于众口铄金的袁氏主谋刺杀宋教仁案，近年已经被不止一位近代史专家所置疑，他们考证的结果是：袁与宋案并无直接关系，恰恰相反，他非常赏识国民党头号实干家、内阁农林总长宋教仁先生的才干，是手下人“为君分忧”自作主张操办了这一蠢事，就如同七十年后轰动美国的“江南命案”与台湾岛上的小蒋并无关系一样。
　　他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历史罪人的是，他当上国家元首之后，因一己私欲而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他用收买与武力的交叉手段扼制着襁褓中的民主制度，取消党派、解散国会、钳制言论，终至悍然恢复帝制，从而使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之旅一上路就崎岖艰履，阴谋政治却大行其道。始作俑者，罪责难逃！离开袁林时，正遇几位壮汉在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的指挥下，往西廊房里挪一尊半人多高的石菩萨像。粗绳网住不知哪朝哪代的新出土的这尊文物，但它却永远神情恬和，任你把它挪到哪里。它似乎知道已身不由己。
　　抬头看檐下，才知这排廊房是“安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跟进去一看，除了甲骨文之外的历代文物还真不少呢！
　　靠墙一溜全是神像，刚刚请进来的菩萨将被塞进其中的一个空档里。
　　肌肉结实的农民们在不大的空间，随着一人喊着：“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奇特的号子，左右扭着，生生把这尊沉重的昔日神像挪到了想安置的地方。
　　屋里展示最多的当然是袁大总统的史料。
　　有一幅很眼熟的照片被放大了挂在墙上，是落魄的袁世凯与其兄在船上戴蓑垂钓的写真。这是最典型的一幅表明自己无意于政治的闲云野鹤照。
　　照片下面有袁的题诗二首，其一曰：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这也许是袁诗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若出自别人笔下，或可为传诵至今的近代佳句，可惜竟是袁氏所赋！
　　然而，不是胸负兵甲、蔑视王侯的大丈夫，又焉能写下这般铿锵作响的律诗？
　　在“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号子声中，咂摸着这首诗，我不知这尊早被定位了的北洋时代第一石像，是否会如同那位无奈的菩萨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再被后人挪动位置。
　　一时竟忘了身置何时。
　　2000年9月5日
　　2005年7月3日
　　
　　市井有谁知国士
　　
　　一杨度，字子，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青岛还是津门，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救任教北大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自己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等烈士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房子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作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旧居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两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是杨度居住的地方，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百多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中年居民告诉我：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以前的大房子，但现在都拆了。看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与太平桥大街西侧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隔路相峙。丰盛胡同里，有两个“国”字级的单位，而这两个单位，或许与这位奇人有某种关联。一是中国法学会，一是国家档案局。杨度乃清末民初的大法学家，他不仅是清朝《钦定宪法大纲》的诠释者，更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而在新旧交替时代，他活跃于政治舞台二十余载，其思想与作为又理应留给后人厚厚的档案吧？可是，偌大的都市，却没给他一席之地。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二十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天因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还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的高晨陪我去看“周公馆”。从幽静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见一方里弄口的墙上嵌着一块小小的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恩来先生，确乎与杨度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杨度在上海的旧居（摄于2000年1月）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是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二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封。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的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代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才得以产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杨度这八句诗，说的是他的家世和他二十七岁以前的经历：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祖父杨礼堂乃曾国藩手下一员部将，后战死疆场。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杨礼堂征战南北，后荫袭其官职，最后官至总兵。总兵乃正二品的武官，位在提督之下，是镇守一方的将军。所以说，杨氏乃军人世家。但尚武的门风到杨瑞生这儿竟画上句号了！因为他的三个弟弟，老二、老三因病早逝，老四杨懿生（也就是杨度之父）虽说天资颇高喜舞文弄墨，但却身体羸弱，而且，还好杯中物，平时除了饮酒吟诗外，再无养家糊口之力，杨家全靠大家长杨瑞生一人维持。杨将军先为四弟捐了个候补县官，后又荐到曾国荃手下去当了一阵子文书。但不争气的杨懿生却因饮酒过多而致吐血，不得不抱病返乡，后竟一命归天，撇下年轻的寡妻李仕和杨度兄妹三人。你看，明明是个没有出息的病秧子和酒鬼，但写进家谱里的杨懿生，却成了令人敬仰的伟丈夫，比其兄瑞生也差不到哪里去：“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家伙，是文武双全的天才，而且还是同乡的曾国藩大人的有名的幕僚啊！由此可见，当世人的盖棺论定历来就不太可信。在伯父的拉扯下长大的杨度，十八岁那年，离湘去北京游学，并一举考中举人。两年后他在京参加了会试，会考期间，他曾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朝廷拒绝与甲午战争中的敌国日本议和。落第后，他返回湘潭，师从一代名儒王运（民国元年被袁世凯大总统聘为国史馆馆长），边学武功边读书。七载寒窗，他从恩师苦读经史，也时常跟老师和正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的梁启超辩论学问。这个恃才傲物的湘乡才子，倒也真的诠释了“吾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的格言。然而，斯人的志向不在成为王运一样的当代大儒，而是要做寻求“今日夷务应付之方”的
　　救亡志士。二十七岁那年早春，他终于不满足在书斋里坐而论道，毅然离开恩师和故土，只身赴日本探求救国之路。在日本，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当年秋返国，在上海创办《游学译编》，从此开始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同，与今日之“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清末，国难不已，满族统治者已经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慈禧太后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绕开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抚、学政，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考试。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有关省领导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见当时满族官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人们：皇权时代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经济特科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候选郎中”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此后话也。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的政敌、当过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数日后，他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杨度等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经济特科考试的人员，多系新党！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也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涛两次电奏朝廷，指名道姓地举报梁士诒与杨度与上海的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的，长诗被同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刊》上。此“歌”后来传回中国，大行其道，尤其诗中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曾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在“东洋”，专心从事“经济”的杨度，受到正寓居日本的孙中山的青睐，孙亲往杨的住处，与他探讨挽救中国之良策，某日因谈话时间太长而不得不留宿杨宅，两人相谈至天明才抵足而眠。日后，他把湘籍知己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孙、黄合作之后，革命党才迅速壮大。留日期间，他还与另一位湖南老乡章士钊结下了终生的友情。后来，章氏不仅照顾了他的晚年，而且还在他辞世三十多年之后继续关照他的遗属。此外，他还与革命党干将胡汉民、汪精卫同窗求知。当然，“吾爱吾师（或吾友、吾同乡、吾同学），我尤爱真理”的老毛病又犯了，自负的他，时常与这些可以“对上牙”的人辩论救国方略。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就颇不以为然，认为孙氏革命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已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雄辩的孙先生纵有“孙大
　　炮”之绰号，也无法将其说服。杨度的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很快就赢得了中国留学生的膺服，湖南二百余学子投票选举同乡会会长，杨度得票八十二张，仅比公认的革命党首领黄兴少五张。日后，他又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馆干事长（相当于会长），可见人气之旺。因悉心研究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6年1月21日），随五位考察各国宪政大臣出访的湖南老乡熊希龄找到他，请他代五大臣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杨度遂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超众文采一并倾于纸上，写下《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纲领性文章。“答卷”上交后，得到了五大臣的赞赏，其精华悉收入“考察报告”中。对杨度来说，这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以致连住在养心殿里的那位老妇人也暗暗饶恕了他——慈禧太后同意光绪皇帝于是年七月十三（9月1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两年后，又接受了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联名保荐，传谕：
　　候选郎中杨度着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初名“考察政治馆”，由军务处的王大臣管理，至宣统年，竟由总理大臣亲兼一把手。所以说，此机构虽为新设，且是以编译和制订新法为主要工作的务虚部门，但级别很高，算是正部级编制呐！在内忧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满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而杨度也应运而生，成为近代中华倡言宪政第一人。为筹建宪政党，他曾与熊希龄赶往神户，与梁启超“熟商三日夜”，由他本人出任宪政党干事长。所谓立宪，亦可谓政党政治。无多党，何来竞争？无竞争，何谈监督？无监督，何能不腐败？因内部人事纠纷，宪政党没能搭建起来，他又一鼓作气创建了“宪政讲习所”，后改称“宪政公会”，他任常务委员长，明确提出以“设立民选议院”为中心目标。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杨度回到湖南为伯父杨瑞生奔丧，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湘省士民入京开展国会请愿运动，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今天，距这篇“宪政倡议书”问世近百年之后，我认真读着杨氏的激扬的文字，犹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标点与段落由笔者所加）：
　　……国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国家之强弱，恒与人民之义务心为比例，断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尚可立宪者也。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几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即其当兵、纳税，亦纯出于强力之压迫，并不知人民对于国家之职务应如是也。东西各国，人思自救，举国一心，其忠君爱国之忱，我国人民实多逊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独不然者？即纯以民选议院之有无为之关键也！盖有民选议院，则国家对于人民，既付以参政之权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负其责，而彼此无复隔膜，且利害与共，意志自通，关系既深，观念自切。……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否则，政府独裁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国家成为孤立，君主视若路人，虽日言“立宪”亦安有济乎？
　　多么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蒙课本！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个三十三岁的“执不同政见者”指着鼻子数落了一
　　通，并具体地教导了一顿，清王朝却并没恼羞成怒，反倒将这厮直接调入朝廷，让他专管宪政的普及和实施了！国运式微，当国者首先着急啊！然而，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的“反对党”干将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到处传播他那套宪政理论。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袁世凯，曾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僚们的相关质询。现在看来，这显然是足智多谋的袁氏为杨度摆下的一个挺不错的讲坛，要让朝中那班守旧的王公大臣们明白，“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至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真是掷地有声，响遏行云！近百年前，杨度即有如许之见解，并有如许之勇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杨度的政治设计方案是，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里的极少数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诺诺地称“皇上圣明”来决定国运。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形。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国民会议”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时代，此“会”成了朝野人士的一个心病，无论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位于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不倦地奔走，结果直到“北洋”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会”也没能降生。虽然杨度的政治理想一直未得实现，但他的才干却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民国三年（1914年），杨度着西式礼服留影。是年袁世凯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并亲授勋四位。
　　换地的人的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中山、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邀请孙、黄二位相继入京晤面，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专程从青岛赶往北京参与巨头之会。这样一位天赋很高且资望很好的政治家，却因笃信君主立宪而成了袁世凯称帝的头号帮凶。民国四年（1915年），他和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位颇有清誉的名士成立了“劝进”（劝袁氏当皇帝）的“筹安会”（时称“六君子”），他具体领导了帝制运动，由此得到袁大总统亲赐的“旷代逸才”匾额。是年12月13日，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翌年初，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刚好四十岁的杨度竟然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日后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子爵”还是“二等”；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追授了个“三等男”。杨度坚信自己会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甚至差人在法兰西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只会舞文弄墨的杨度竟如此煊赫，能不遭人忌恨？况且，他干的本来就是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蠢事。于是，当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当家作主后，杨度和“筹安会六君子”立即成了新总统下令缉拿的“帝制祸首”——先总统是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死的，继任总统的通缉令是7月14日发布的。也就是说，杨度从九天之上摔入狗屎堆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若不是他犹豫之后终于遁往津门避难，没准其生命就中止于四十一岁那年了，因为有人动议开除他的国籍，更多的人则提议诛杨度以谢共和！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些日子里，他不得不躲在青岛和天津两地的洋租界里，除了研究佛经，就是研墨临池——汉隶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活儿。后来每到潦倒时，他总能用自己的不菲的润笔费维持生计。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副大臣们，便纷纷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那时青岛的洋居民多而本土渔民少，而海边的房价兴许又太便宜，但凡北京跑来的遗老们都能买得起一幢依山面海形态各异的洋房。清末曾被袁世凯延揽入阁当学部副大臣的杨度，在众多“寓公”里，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煞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国洋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只砖片瓦！他被解除通缉后，尽管曾出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甚至当过军阀张宗昌的总参议，但其名声之恶一直为人们所不齿。后来，南京政府成立，国民党对先总理的这位朋友并不领情，这个落魄的北洋名士，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惨兮兮地称“此后生涯正无住着，意在赴沪鬻文”。后来，他真的跑到上海滩住下，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最后，竟正是为杜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但是，有谁能相信，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这个委身于流氓头子门下的过气人物，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而他加入中共时，正是转入地下的中共被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谜底是这样揭露给世人的——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这篇《难忘的记忆》，除了让人们加深了对已故总理的缅怀之外，还意外地让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杨度的子女们泪流满面，更让天下知杨度其人者目瞪口呆——这个注定遗臭万年的人物，竟是亿万人敬爱的周恩来先生亲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呜呼！“！”
　　三杨度的这声长叹实在太长了！幽幽穿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深巷，隐隐传至我的耳中，依然叩痛耳鼓，震悸人心！怀才不遇，被世所弃，这是古往今来“国士”的天大不幸！但遗憾的是，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杨度写过这样一句表达自己心境的诗，却未识这首诗的全部。直至前几天，我翻阅书架上的存书，无意读到了有关杨度的文字，方窥知这首完整的七律。诗曰：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江湖容汝作诗人。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诗写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名为“和济南韩虔谷”。那时的他，即将卸任张宗昌将军府中的“总参议”，心境黯然。他依附于军阀，并非卖身投靠，而是自有其动机。他曾致信友人，披露心迹：度虽有救国之心，然手无斧柯，政权、兵权皆不我属，则亦无可奈何。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执掌政权的军人，让自己手有“斧柯”，实现自己的“救国之心”。然而，他也忒大胆了！利用那几位智谋不足的大老粗对自己的信任，他竟然鼓动曹锟除掉吴佩孚，鼓动张宗昌投靠国民党！就在他把奉军的大将张宗昌（时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山东军务督办兼省长）哄得有些迷糊之际，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学良奉父命赶到济南。“少帅”已经知道傻大黑粗的张宗昌身边的“杨总参”的居心叵测，所以，放出狠话：“请杨子少出主意，当心脑袋！”图未穷而匕首见，杨度只得借故请辞。临别泉城前，他写下了这首黯然神伤的律诗。他借表扬一位济南韩氏的同时，发泄了自己的郁闷：虽胸有千军万马，志在运筹帷幄，但庸俗的市井只容他不咸不淡地做个诗人而已！
　　诗言志，杨度言志的水平是很高的。容我突发奇想：若天假大寿于斯人，则许多中老年人烂熟的《毛主席诗词》里是否会多出一首《和杨子先生》也未可知。众所周知，毛泽东也是个喜欢唱酬的诗人，而且，是个不忘年轻时代的有情人，对困窘的青年时代曾帮助过他的湖南故人，他总会想办法报答的，有“我失骄杨君失柳”的缠绵佳句和对前岳母家人的频繁问候为证，有每年偿还章士钊先生两千元钱直至章氏西逝为证，有越级重用恩师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和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为证。说起来，杨度也有恩于毛泽东。话说当年，年轻的湖南学生领袖毛润之（毛泽东，字润之）第一次到北京，投奔的是已成北大伦理教授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字怀中，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青年时代即为湘省维新运动骨干人物，后留学日本、英国，民国初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湖南的几所师范学校，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和蔡和森是他和徐特立、王季范等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弟子。民国七年（1918年）秋，四十七岁的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携眷北上，任北大文科哲学系教授。杨先生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里租了一个小四合院，门外悬“板仓杨寓”木牌──杨教授乃长沙板仓乡人。毛就被安置在杨宅狭小的门房处栖身，毛与恩师之女杨开慧之恋即始于此时。时杨度为湘籍旅京士绅之首领，自然与杨昌济多有过往。民国九年（1920年）年初，杨昌济病逝于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杨度前往豆腐池胡同吊唁，有感于逝者生前清贫，曾著文吁请各界人士对死者遗属“慨加赙助”。我查阅过杨度领衔的这封“募款倡议书”，在按资历与声望排名的二十九个发起者中，前面是出任过政府总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等名流，而第二十八名，即不为人知的“毛泽东”。恩师过世的那段日子里，默默无闻的毛泽东与盛名赫赫的前辈杨度定然见过，且会与杨开慧一样，对“杨世伯”的恩德铭刻在心。所以，我假设开国之初的毛泽东会与杨度有一番唱酬，并非毫无由来。杨度无论其资望还是诗才，总比给毛写颂诗的柳亚子、郭沫若、周世钊他们高吧？不信？有遗联为凭：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挽袁世凯（民国五年6月）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挽恩师王运（民国五年10月）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挽黄兴（民国五年11月）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挽蔡锷（民国五年11月）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挽孙中山（民国十四年3月）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挽梁启超（民国十八年2月）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挽自己（民国二十年9月）这些挽联，不仅是传诵一时的名联，亦堪称近代经典对联。杨度只寥寥数言便能把故友（或自己）的一生写得既明明白白，又颇富余韵。真乃一代骚人也！饶有意味的是，被他凭吊并称颂的亡者，多是与他“政见分驰”的人。尤其那位蔡锷，本是他推荐给袁世凯后才受到重用的，按说对他应有知遇之恩。然而，蔡氏潜往云南起兵反对帝制之前，曾领衔致电袁大总统，请求“将发起筹安会之杨度”等十三人“立即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明正典刑”是封建时期的法律术语，即今人所谓的“依法判处死刑”。对蔡上将的“恩将仇报”，杨度毫不介意，更未为将军之死而庆幸，其雅量可窥一斑。民国初期，每有骇俗之举的杨度，无疑是一面鼓舞热血青年救国之斗志的旗帜。与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同窗的萧子升回忆过，上中专时的毛泽东，“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所以在未来的岳丈家得见久仰的杨子，当是毛的一大快事。但杨度似乎不记得当年住在“板仓杨寓”门洞里的那个杨昌济的未来女婿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他在出任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的要职（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时，就曾对萧子升打听过毛润之，他知道萧与毛为同窗好友。他问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甚至还问及，毛的相貌是否丑陋！然后，杨度谆谆告诫萧子升：因你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且广为人知，所以，须要小心。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娶杨开慧为妻，拿着在北京募到的一大笔钱正在家乡到处发动疾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呢！杨不会赞同过激的“暴民运动”，他似乎更多地是在关注已故的老友杨昌济的女儿的命运。有趣的是，萧子升竟然总结出了杨、毛两人的共同点：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只是，杨度的成功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他拥戴的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中华帝国”的君主即一命呜呼，他也因之毁了清名；而毛泽东却把“中华民国”的当政者们赶到了大陆东南角上的几个小岛子上，让中国变得谁也不敢小觑起来。杨度没活到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指点江山的1949年金秋，早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这位终日诵经的居士即“坐化”于上海滩的寓所中。但若天假长寿于斯人，他还会自觉为毛泽东的高参，因为，这是他所终生追求的“帝道”。
　　四杨度所说的“帝道”，即帝王之学，亦即辅助别人成为帝王之学。有帝王便有帝道，依附成帝成王者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帝的康有为不就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学”精神的即应该数这位杨子了，他很把自己当成当代的苏秦、张仪。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杨度与老袁的身世差不多，也不是读书世家出身，也是因父辈当了军官他们才有机会念书。1907年，正是老袁和张之洞两位朝廷中最有分量的汉臣保荐他，称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才使他一跃成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帝与慈禧太后隔天病逝，老袁那颗肉乎乎的脑袋马上就被摄政的光绪之弟载沣盯上了。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光绪皇帝）。有人考证出，幸亏杨度因参与草拟诏书，提前泄了密，才使老袁通过张之洞与庆亲王奕劝阻了摄政王载沣，“项城”项上那顶圆颅才得以保住。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风雨惨淡地欲登南下的火车。无人肯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胖子送行了。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呢！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气弥漫处，却有两位官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其中一位，即杨子。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杨度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真是患难见真情。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但专管起草法令的中央政府的司局级干部杨度，却数次前往安阳看望老袁。武昌首义之后的那几天，杨度恰好在老袁家中，正是他和袁之长子袁克定一起建议袁延缓动身南下，袁才等到了更高的位置。袁氏重出江湖后，先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继为大清帝国第一重臣（内阁总理大臣），后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大总统。醉心于“帝道”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民国既立，但天下犹乱，杨度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英、德和日本国的现实看出救国门道，认定只有“君宪”才能救中国，所以，便带头精心为老袁打造新的御座。别无他，只为成就自己的“帝道”也。杨度的“劝进”一开始便广遭天下人责骂，尤其可恼的是，他居然真的做成了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只不过这些各省的“国民代表”，都是拥戴老袁登基的人，此“会”与他数年前倡开的“国民会议”根本不是一码事！如此一来，袁氏当皇帝，算是“顺应民心”了。好在天下人的汹汹讨伐声很快就惊醒中南海里的黄粱梦，只八十三天，袁“天子”即讪讪地宣布取消帝制。难逃其咎的杨度，何去何从，一时惹人注目。就在此时，《京津太晤士报》发表了杨氏访谈记，这位国人皆曰可杀的怪杰，安坐丰盛胡同的家中，侃侃而谈：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着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此时，袁世凯已病入膏肓的消息开始在政坛流传，作为帝制运动的头号干将，杨度的结局自可想见。社会上已有杨度已逃窜出京欲经天津远渡美国的消息。针对这一传闻，杨度的回答是：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真有点敢作敢当的大丈夫的气概！以杨度之睿智，何以认定“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的死理？原来，他自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那篇堪称经典的《君宪救国论》中，他说：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质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国成立以来的混乱的政治局面。如欲强国富国，只能拥戴一个英明的君主和制订一部完备的宪法（君宪）。至于为何帝制中止，杨度认为，这并非“君宪”经卷出了问题，而是君主把这部经念走样了──他赴“公府”吊唁袁世凯时送上的那幅广为传诵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正因他确信自己的“君宪”主张才是挽救中国之命运的唯一路径，所以，对别人的抉择，他统统不屑一顾。早年在日本时，孙中山请杨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杨自称）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面对名气很大的革命党领袖，青年杨度的口气更大──既然政见不同，那就各走各的道，别互相妨碍！民国肇始，黄兴步孙中山后尘，亦抵京城与袁世凯会面。其间，黄兴力邀杨度加入生机勃勃的国民党，但杨又以政见有异恕不同党的冷面谢绝之！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失败了的国士却不肯变更自己的信念。中国的政治家，趋炎附势翻云覆雨者太多！难能可贵的，是信守政治贞操并一直为之清苦奋斗的人。到此时，他还坚信他的“杨度理论”：日本不就是君宪制嘛！德国、英国不也是皇帝领导下的责任内阁制嘛！他们能靠此富强起来而为什么我中华就不能效仿之？这“杨度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恐一时说不清楚，但这种舍我其谁肯为国家负责的“国士”精神，却实堪令人钦敬。就在报纸刊发了“杨度宣言”一个月之后，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诅咒声中命归黄泉。第二天，不肯认输的“旷代逸才”即赶赴中南海吊唁，并留下了那幅令人击节称赏的挽联，从“百世而后，再平是狱”的墨迹上，人们看出了他的固执。不过，杨氏的“君宪”主张，决不是复辟旧的王朝，这一点，“辫帅”张勋和那位过气儿的政治家康有为都想错了。当时，“辫帅”把黎大总统召他进京“调处国是”颟顸地当成了复辟大清王朝的天赐良机，而因鼓吹君主立宪遭通缉的杨度，无疑是他同一战壕的战友。张勋也在青岛有寓所，一幢位于天主教堂附近的至今保存还算完好的德式楼房。不知他与杨度是否在青岛见过面，但他对杨度的同情是世人皆知的——就在举国通缉杨度时，他却自徐州通电北京，为杨打抱不平曰：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惶惶然的杨度读到这通绝无仅有的说情电文后，没准儿会一股暖流涌心间。然而，当杨度读到张勋的最新一纸通电后，却不惜“恩将仇报”——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张勋等发出拥戴逊清宣统皇帝复辟的通电，紫禁城里遂加演了一出时间很短的历史闹剧。杨度7月3日就毫不客气地给张勋、康有为发出电报：……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乃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知复古，用人则惟取守旧，腐朽秽滥，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即为两公计，亦不宜一意孤行，贻误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大是大非面前他是立场坚定不顾友情的。特立独行者总有自己的做人原则。
　　五民国七年（1918年）3月，北洋政府颁发赦免令，所有“洪宪帝制祸首”和“宣统复辟罪犯”一律特赦。在洋人地皮上做了一年又八个月的寓公之后，4月26日，杨度终于可以公开回到北京了。四天之后，他去中南海晋谒了冯国璋，当面向这位接任了黎元洪的军人代总统表示了感激之情。之后的一年里，声名狼藉的他，过得很不顺心。且读民国八年（1919年）夏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度（杨度自称）年来息影一庐，久不与闻政治，间或经营商业，颇与市井为俦。特以兵祸连年，百业俱废，因之亦多亏损，政商两界皆成畏途。平居多暇，还读我书，懒于著书，聊以遣日而已。
　　这一年来，他天天闷在家中，参悟佛经、悬腕写字。他甚至跟着从湖南老家来北京闯荡的齐璜学起了绘画。齐璜后自号“白石山人”、“白石老人”，故世称“齐白石”。齐氏早年在湘潭乡间为木匠，后广学书画，并曾入王运门下学诗，故与杨氏算同门弟子。不过杨度的美术天赋似乎不咋样，现今的人们没听说过谁手里有杨度的丹青。倒是一方方传下来杨度之印章让方家看得佩服，原来这正是他的学长兼老师齐白石为他篆刻的——齐大师对自己的刀功颇为自负，曾自号“三百石富翁”。此题外话也。女儿杨云慧回忆过：“父亲曾写了六句话，经装裱以后悬挂在自己的卧室里，以表明心迹。”这六句杨氏自白是：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做医生，遍医众疾。
　　客人们真的看不出，这个天天谈佛说经的居士究竟是想“出世”还是想“入世”！是哟，你想让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物总是憋在家中，岂不误人又误国？于是，一位南方来客的叩门声，又将杨度从玄妙的佛学世界拉回到纷乱的现实社会中。来人乃刘成禺，清末民初的一位政治人物，杨度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朋友，民国成立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后因参加反袁活动而亡命南方，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他被任命为总统府宣传局主任。这位不速之客带来了孙中山的紧急呼救。彼时的南方割据政权，祸起萧墙，执掌军事的陈炯明将军与大元帅孙中山反目且炮轰了元帅府！实力不济的中山先生唯恐近在湖南的北洋军队奉命与陈炯明联手，故急遣密使来京找到杨度，请杨尽力设法说服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万勿让驻军湘省的北军骁将吴佩孚与陈炯明合作。此为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事。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方无人问津，南方却委以重任，杨度久已熄灭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又被孙中山的求援点燃！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立即忙碌起来，除鼓动在“曹营”当幕僚的好友夏寿田去游说直系大将王承斌、熊秉崎外，他还亲自跑到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去游说憨厚的曹大帅。曹锟虽无文化，但崇尚有文化的人，当初杨度遇赦回京贫困潦倒时，他曾特意派人赠其两千元银元以度难关。不知是杨度的政治设计太天衣无缝，还是那位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过于迷糊，前去扫荡南军的吴佩孚果真奉命按兵不动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因此躲过鬼门关。甘心效力国民党，当然也是为了践约——当年在日本时不就对孙中山说过嘛：你若成功，我就放弃原来的主张，全力帮你！所以，脱险跑到上海的孙中山曾额手称幸说：“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孙中山的信赖，使杨度又看到实现“帝道”的机缘了！他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不怕寂寞要做职业佛学家和书法家，现在，却另有新的奋斗目标了。他索性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主动提出要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自然乐不可支，但国民党内却有人怀疑杨的入党动机是否纯洁。总理连忙通电党内干部，亲为解释：这会儿杨度是铁了心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希望你们不要拿他往年不屑于加入本党的事来怀疑他（“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不过，这事儿曹锟哪里知道？他相信杨度是“自己人”，甚至还将其委任为自己的政治顾问呢！然而，随着直系政府的倒台，杨度又成了政坛失业者。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天，不知张作霖手下的大将张宗昌动了什么心思，将赋闲在家的杨度聘为了本军总参赞，后随着张宗昌权势的增大，他又成了张任总司令的直鲁联军总参议，仆仆奔走于京、津、济之间。北洋时代后期，“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杨度，利用自己身为政府高级幕僚之便，不断游走于各系军阀巨头之间。“义威上将军”张宗昌对“杨总参”的话似乎言听计从，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6日张宗昌派兵抓走著名报人林白水后，一时间说客盈门，但统统遭了张的白眼，只有杨度出面求赦，老张才转出了黑眼珠，打电话给行刑队：枪下留人。只是半小时前行刑队已经把林白水绑赴天桥刑场了，杨度的愿望才落了空。周旋在军阀巨头之间的杨度，倒真有点像日后打入威虎山的杨子荣，二杨都是只身闯入虎穴，靠离间敌人来赢得己方的胜利。但远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滩上，杨度对中共的贡献不知比林海雪原中一个侦察排长要大多少倍呢！只是，为什么没有一出戏文来唱这位卓尔不凡的红色超级间谍呢？戏台子上的小杨，终于等来了时机，与解放军小分队的战友们共同歼灭了以座山雕为首的所有土匪；而北洋时代的老杨却无法歼灭座山雕的前辈同行张作霖——众所周知，张大帅早年也是匪首。因为候在京城外的不是解放军的大部队，而是蒋介石统辖的北伐军。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按说，杨度可以公开身份转入“地上”了，可他并没被民国新贵们礼遇——也许蒋中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本党已故总理生前亲自“发展”过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愿让已经乱七八糟的本党与口碑更差的杨度搅在一起。反正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后，有功之臣杨度反倒被冷落。最后，只能给名声比他还不好的杜月笙当起“秘书”。天晓得，就在这个时期，他又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情报人员!变乎？不变乎？你这个政治江湖上的独行侠！
　　六杨度是中共一分子，这事实不惟入党批准人周恩来惦记着，其介绍人和直接联系人潘汉年当然更清楚，只不过，当年的中共“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小K”（潘在三十年代的绰号）解放后几乎一直呆在监狱里，成为莫须有的“内奸”，沉冤二十七年里性命朝夕难保，哪还顾得上替一个过世并过时的坏人鸣冤？另一位与之有过秘密工作关系的中共高干夏衍，也是解放后党内残酷斗争中的亲历者与幸存者，何敢主动供认与臭名昭著的杨度相识？只是到了风雨初霁的“文革”结束后，干瘦干瘦的夏衍才敢公开回忆故人——尽管他忆的是五年前死去的潘汉年，但也捎带着提到了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夏衍怀念刚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汉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到了杨度：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笔者注）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笔者注），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指当时的法属殖民地越南在中国法租界内的警察——笔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夏衍的确该大吃一惊，他万万想不到，当年的帝制祸首、军阀政府的座上客，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党同志！呒得了哇！
　　夏衍说的建国中路上的这座建筑，就是差点与我擦肩而过的“杨度故居”。前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号，现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时分，我在弄堂口驻足，从建国中路公交车站等车的“阿拉”们身后，绕过一个正在起劲叫卖着平板车上的橘子的游贩，径直走进弄堂。
　　这大概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民国时代的新式花园里弄房：住宅不再是临街的石库门房，不再以高墙自绝于闹市，而是以一条挺宽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统一模式的红砖楼，而这些红楼又都是不大的宅门和不高的围墙，不同的只是各家门前种植的一点花草各显缤纷。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样是住宅，开放式的洋楼与闭塞着的四合院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精神内涵却十分不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与“京派”之争，其输赢其实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筑取向上即显现出来了。弄堂内的第三排小楼，是13号，东、北两面墙上各挂一面牌子——东面乃楼门一侧，挂着一方木牌：建中居委会；北墙上嵌一小块石牌，让我顿感释然：1929年—1931年杨度曾在此居住住过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杂乱的电线与晾衣绳把我的视线割扯得乱七八糟！更为有意思的是，二、三楼的每个窗台上几乎都悬着长长短短的拖把。若时光倒退七十年，这些窗口外的“装饰”也许就是房主人报警的信号，但现在，却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证。我走进楼里。黑洞洞的楼内深不可测，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楼梯，身边是几堆蒙尘的杂物。在把旧时豪门糟践得一塌糊涂方面，“海派”与“京派”是一派的。左侧有一虚掩着的门，很厚很大的那种老式木门。叩门。里面传出难得和蔼的邀请：请进。从黑暗中一下子被请到阳光灿烂的屋里，眼睛与心理都难免有所不适。屋里只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卢湾区计划生育一户一卡登记册》。问清我的来访动机后，她十分热情地介绍了该楼的情况：现有四家人住在二楼和三楼上，一楼只这间居委会的办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扰的，而且这么多年，解放前的东西早都没有了。倒是这间——她有些自得地环顾了一圈儿——你看，这门窗、上海杨度旧居内景。望着窄窄的楼梯，仿佛又见杨度当年匆匆来去的身影……（摄于2000年1月）地板、壁炉，都是原来的，从来没动过的。果然，当年的杨度先生的会客厅保存完好，别致的椭圆形窗户，华贵的天花板饰线，坚实的木板，漂亮的靛蓝色瓷砖，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革”时的毛泽东标准半身瓷像和墙上挂着的那几面“二级居委会”、“卢湾区先进单位”等锦旗和标牌，我怕真要陷进七十年前了。那个壁炉是蛮好看的——居委会干部直夸。是的，西墙里的那个被蓝瓷砖嵌着的壁炉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凉。
　　这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多少年了。这儿是杨度的最后住所。这本是杜月笙的一处闲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慷慨的杜氏就赠给了其律师章士钊先生介绍来的名士杨度居住。现在大陆人们知道的杜月笙，是个“大流氓”。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头子，更是帮助过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四一二”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生了冲突，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借口平息工人内讧而悍然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杜月笙一直因此案而对共产党心有余悸，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虽有中共地下党捎话让他呆在上海滩等待“解放”，他却毫不犹豫地去了香港，当寓公至死。你看，这样一个坏人，在杨度的笔下，反倒是“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的“古之游侠”！不排除杨度收人钱财黑白颠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传主或有宋江遗风的一面。杜氏虽始终身在民间，但也有政治头脑，而且门下罗致各方名士。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民间抗敌团体的领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会号召力。杜月笙除为杨度提供了这套阔绰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五百薪金供其花销。杨度就是靠这笔钱再加上点卖字画的润笔费过活的——北洋时代他当国民政府参政员，也不过每月五百元钱补贴。不过，北洋时代他是中枢要员，现在是私人秘书。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居然沦落到不得不吃嗟来之食的地步了！杨度像被逐出宫的老女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找了个乡间土财主为妾。但当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人员的杨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秘密工作时，你就不觉得他屈尊为杜氏“门人”有什么不合适了。而且杨度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一定还像从前一样从容不迫地活着。他不需要自己于天黑时拉上亭子间的窗帘儿开始秘发电报，他也不会像别的同志那样经常虎口夺食一般地偷走敌人的绝密文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浓茶，吐烟圈，搓麻将——名士们的私生活每每是现在人所不能理解的。早年杨度就曾不惜花两千银元买回一个雏妓为妾，后因遭人非议，便舍己为人，将此女转赠他人。杨度有杜月笙这棵黑道上的大树荫护，杜月笙有蒋介石这座中国最坚实的靠山倚恃，所以，呆在这间屋里做地下工作的中共“特科”人员杨度，只在与故交新朋的聊天时猎取无价的情报（如沙里淘金），然后，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报转给潘汉年、陈赓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领导人一夕数惊地不断转移的时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员暗举短枪与国民党特工殊死厮杀的时候，杨度一直在自己习惯的优裕生活氛围中，玩儿，并工作着。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们讲杨度究竟给共产党提供过什么重要情报。随着陈赓、康生、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一个个主持或参与过当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继过世，晚年的杨度对中共的真正奉献已经无从知晓。现在想来，一个过时的北洋老人，一个困在青帮“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绝无机会接触权力中枢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里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场上捞银子，也无利用价值了，那么，精明的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仅排名于总书记向忠发之后）同意臭名昭著的杨度加入本党，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周恩来一定看重的是杨度的名士身份，因为只有这种身份，才适合出面掩护和搭救被捕的本党同志！是的，从来没改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杨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这里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一处可靠的避风塘，“特科”成员前来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同志还曾匿身其宅，令吁吁赶来的安南巡捕悻悻而归。现在已经破落了的这栋民宅小楼，真该辟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馆”啊！
　　七当杨度的棺椁下葬于上海虹桥的万国公墓中的某个墓圹中后，人们便慢慢地遗忘了他。若不是临终之前的周恩来终于道破这个心事，杨度到现在怕也是个可憎复可笑的历史小丑呐！1995年暮春，在闹中取静的上海万国公墓里，在杨度的墓旁的一块树荫里，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比邻排列的，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和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一望便知，这些墓都是“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建的。绿草毯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岗岩石碑植成历史的树林，抚着这片坚硬而方正的树林走下去，我会觉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开窍。我老爱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远在北京万安公墓里的另一座墓——杨度的朋友李大钊的墓。
　　那是杨度五十三岁那年发生在京城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李大钊先生被政府军警逮捕并被处以绞刑。没有证据表明杨度像李大钊一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没找到这个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中国士人对新诞生的苏联政权的赞扬的遗篇。在他眼中，无论是李大钊，还是上一年遇害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都和自己差不多，是当代纵横家，是靠笔杆子和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一定坚信“英特那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歌词），但他尊重朋友的选择。北洋时代，士人们似乎都如此相处，即：相同社会地位的都是朋友，而朋友是不问信仰不计利害甚至也不讲私德的。朋友可以笔战，但从不影响私交。他与黄兴，即为一例，故他挽黄兴才会有“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的佳句。你看，陈独秀爱逛窑子，李大钊乃模范丈夫，但两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运动，胡适公开反驳之，但照样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像周作人那样为日本老婆而翻脸不认老兄的例子，也许绝无仅有吧！前面已经说了，北洋时代后期的杨度已经是国民党安在北京政坛上的一个内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尽管也时有吵闹，但在苏联人的撮合下，那时正在度蜜月，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杨度都不可能不为李大钊的被捕而着急。所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便变得格外忙碌了。那一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宴。熊即跑到日本找他代写宪政文章的那位湖南老乡，民国初年曾任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后退出政坛专心于香山致力于慈善事业。席间，杨度无意间问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神情有些自得。杨乃追问：此话怎讲？汪遂凑近杨，耳语：张大帅（张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说完之后，汪再三嘱咐：此事须要保密！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即躲在苏联人那里，惊闻此讯，迅疾托辞离席。回家后，他偏偏又遇上来客。急匆匆打发走客人后，他一边前往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胡公鄂那里去报信，一边派大儿子杨公庶去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两“钊”的关系更密切。那时的国民党，还不是后来那个专门追杀共产党人的专制的党，他们与共产党，依然是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同一战壕战友。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人多已南下，京城里公认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兼了北方国民党的领导之责，其时，正与两党同志寄身于苏联使馆里。按说，杨度报警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下午军警闯入使馆，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时间潜出外逃啊！然而，李大钊等多位“党人”并没马上逃逸，原因是人们并不相信张作霖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外交使团冲突，使馆从来就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啊！从“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东交民巷呢！人们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结果，只有四个“党人”迅速离开使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如焚，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时间表：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警。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大钊先生等六十余人被俘。4月9日，以张作霖所聘政治讨论会委员身份出席会议，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避免军法审判以减轻罪名）。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4月28日，李大钊等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决后，他“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成语到了北洋时期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门下的杨度，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度开始大谈佛经，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熟悉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中国互济会”是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进了耸人听闻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即：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样的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老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地下党”的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流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待在北京。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的姨太太徐粲楞）说事儿呢——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几天以后，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顿了家中弟妹们的生活，又为我向学校里请了一星期事假，便带着我坐上火车去青岛了。……我家在青岛的房子，确是很破旧了，卖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钱。由于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托人联系好，所以卖屋的手续办得很顺利。……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苏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把钱一起汇给了父亲。我问她：“这么多前拿去干什么？给什么人？”她回答说：“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有两个故事为凭。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正在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杨度晚年在上海与家人合影。中排坐者，右为其妻黄华，左为其妾徐粲楞，后排左三为杨云慧，当时已嫁为人妇。
　　左翼作家、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战时首都）重庆的最高领导，“国统区”里的主流文艺人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遗墨。这次接见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和少数几个人心里清楚。还有一事：“文革”时，杨度的老妻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的“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扫弄堂（一定是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在北京闻讯，立即去父亲的好友章士钊伯伯处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杨云慧第一次听章世伯说，父亲确是中共党员，这是毛主席亲口告诉他的，但为什么一直不公开，老人却不得而知。章士钊急忙将杨度遗孀的悲惨处境转告了周总理。不久，他回信说周总理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叫杨云慧和母亲放心。事后，杨云慧长舒一口气，写道：“果然，我家从此平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只是，被党内外许多人意味深长地称为“周”总理的恩来先生，为何独在杨度之事上未能“周全”？何苦一直挨到危在旦夕时方亲口告诉外界？这里面的真实原因，恐为千古之谜矣!
　　八民国初年，有许多让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杨度则是一道最解不开的谜：我真想不出，这个从少年时即壮志坚信君主立宪的顽固政客，怎么就在晚年加入了中共？我曾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让杨度对旧势力彻底绝望并觉悟，自兹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一员。我把这个“发现”写了出来，被《人物》编辑部的朋友张伟涛拿去发表后，有幸被一位上海小女子自署其名，全文发表在湖北省委的《党史天地》上，而发行量很大的上海《报刊文摘》和北京的《作家文摘》，又将此稿挺大篇幅地摘发了一通，弄得我啼笑皆非。其实，对杨度晚年转变原因的推断是十分牵强的，只是按现时的政治标准对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杨度这样一个举国闻名的政坛独行侠，一个只相信自己的“旷代逸才”，怎么会因一位比自己年轻的朋友的被难而彻底改变信念呢？他从来没有变，是的，他从来没有改变志向，也从来没有改变性格。志在救国，性如游侠；追求光明，向往刺激，这就是杨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世人睽睽怪事之所在。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决心不惜以全体罢课回国为代价，来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新规定，独他这个中国留学生总会馆干事长却主张和平交涉反对全体回国，他因此而触犯众怒并差一点被人刺杀。民国初年，国人都骂杨度为袁氏帮凶，但他却说：“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就是嘛！我这是救国啊，还在乎别人怎么说？后来，他主动投奔孙中山门下，领受秘密工作，仆仆奔走于各军阀豪门之间；再后来，他摇身变为中共地下党员，甘冒杀身之祸从事情报工作，直至谢世，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一以贯之的追求的结果罢了——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一词以蔽之：帝道也。纵横捭阖，救难助危，独树一帜，乐善好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杨度，只是在做古之纵横家或游侠所能做的事罢了。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杨度失去了接触权力中枢的机会，便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价值。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杨度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了，在帮助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他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我想，这或许是杨度之谜的答案。
　　九如果再去上海，我还想进万国公墓一谒，除了再看看“文革”后修复了的民国“国母”及其父母的归宿外，更想再到杨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绿地前呆一会儿。他的墓碑有两方，一方是立着的，一方是卧着的。立着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岗岩碑，碑文为：湘潭杨子先生之墓夏寿田题夏氏乃杨度的湖南同乡兼同学再兼“洪宪帝制”的同党，两人私交甚密。夏的从政史比杨度还久远：慈禧太后当政时即应诏赴京做官，袁世凯时代出任过上海万国公墓里的杨度墓“公府内史”，后因“筹安会”与杨度一道被新政府通缉，直系当家时他出仕曹锟幕府，杨度得以成为曹大帅的政治顾问，保荐人即这位夏寿田。由夏氏题写杨度墓碑，最合适不过。只是碑身太新，恐为依照“文革”前的原碑克隆的。卧碑是当代居士、书法家赵朴初生前所题，仅四个字：杨度之墓这显然为重建后的一幢新碑。倒是碑前的墓石上刻着的那通死者平生介绍的文字有了称谓，第一句即是：杨度同志原名承瓒，字子，湖南湘潭人……
　　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
　　2005年7月28日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
　　
　　第一次到安庆，只想看一个地方——陈独秀墓。我是念着唾骂故人的书开始识字的一代人。从小读到大，“陈独秀”一直是个臭烘烘的名字，尤其“文革”中林彪事发后，我们初一的政治课程就是天天学“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作业就是按时间顺序批判十次“反动路线头子”，排名绝对分先后。所以，陈独秀总是头一名被十几岁的天真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历史罪人，之后，是他的学生辈的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以及共和国成立后的高岗与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后的那些“左倾”、“右倾”代表和各个历史时期“反党集团”头子，陈独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又是分裂党的“托陈取消派”首领，而且，还是“拿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间谍”！等长达远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难过后，我才一点点觉悟：那是对故人的怎样的不公平啊！随着弥漫了几十年的极“左”妖氛的不断消逝，被魔鬼化的陈独秀开始渐复人形，但远没恢复其神采奕奕之真相。与长时间的轰轰烈烈的唾骂相比，为其洗冤的动作实在太慢也太小。只是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有关注释修订一下（删除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语，改为“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就算是对中共最大的历史沉冤的平反？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权威（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中，他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托陈取消派”，还要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失败而承担责任——让人读来，只能觉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反被党所开除只能是咎由自取。于是，无论是每年纪念五四运动，还是庆祝中共华诞，他总是不被缅怀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红楼处的路口上出现了一面金属雕塑墙。这个曾被毛泽东追授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人总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摆得极不正常——蚀刻的墙面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面有几个头像，最上方是鲁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给了李大钊、毛泽东，而陈独秀只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体量最小，只比瞿秋白往上一点，不要说比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打工者毛泽东，甚至连他主编过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封面的大小也不如！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运动纪念碑”，因未能真实反映历史人物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曾招致史学界的一些批评。背后的四层楼即这几位碑上人物待过的北大红楼。（摄于2003年7月）真不明白，提供油污的斯大林早已受到历史的清算，联共（布）党内的冤案也莫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悉数被平反（当然包括株连人数最多的托洛茨基一案），可偏偏我们中国的这位屈死的灵魂还未被赦免。冲洗掉强加在这个人身上的污浊怎么会这么难！正因此，我特别想到陈独秀墓上献一束花。
　　尽管陈独秀一生漂泊，四海为家，直至病逝他乡，但他还是让自己魂归故土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在这位杰出的思想者停止思想五年之后，其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自四川江津县的原墓穴中迁出，雇船顺长江而下，漂泊几天几夜后，回到故里安庆，与亡母高晓岚葬在了一起。让人深感庆幸的是，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岁月，尤其是经历过“文革”滔天浊浪的冲决，这座名人之墓竟然保存下来了！我去过北京的“红楼”和箭杆胡同，箭杆胡同九号（现为20号）是陈独秀任教北大时的故居，也是他的《新青年》编辑部，隐于紫禁城东的一片灰色的胡同里，已经破旧不堪。看过的先哲的故址越多，就越想谒访其归宿，而且，这种心情越来越迫切。2001年6月24日，我终于抽空随回乡省亲的朋友范学军去了趟安庆。小范下海前是安庆市博物馆里一位考古专业本科生，曾借调到“陈独秀史料陈列馆”帮助工作，对一代乡贤自然敬重有加。在烟尘弥漫的长江边上的一家饭店里，他为我请来两位当地官员，一位是他的前领导、安庆市博物馆的馆长姚中亮先生，一位是安庆市文物局的副局长陈长璞女士——后者的身世远比其官方职位更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她正是陈独秀的嫡孙女。已是中年的陈长璞是个性格直率、谈吐爽快的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她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的祖父。也许唯一不像的是身高——陈女士约1.65米的个头儿，在安徽女人里算是高个子，而她的卓立于20世纪芸芸众生之上的祖父，则只有1.63米的身高，难怪有人背地里非常北京箭杆胡同20号这座老屋，系陈独秀任北大教授时的租居地，也是北迁的《新青年》编辑部。（摄于2003年7月）不尊敬地称之为“矮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诞生了陈独秀这样一个风一样迅疾雷一样凌厉的人物呢？史料告诉我们，陈家一直是清代安庆府怀宁县里的世家。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陈独秀曾在自传中说自己出生于“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小户人家”，但考据家称那只是相对于“大户人家”而言的自谦之辞，切勿当真。至陈独秀的叔父中举做了官且越做越大，后来竟在东北当上正四品的道员后，陈家才让安庆的绅士们瞧得起——“道”乃清代设于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级政府机构，当时整个安徽省也不过三个道，即：安庐滁和道、皖南道、皖北道。陈家在当地的地位之尊，自可想见。陈独秀两岁时即丧父，后来成了这位没有儿子的道台（道员的俗称）大人的嗣子，所以自幼无冻馁之虞。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严的白胡子底下开始漫长的求知生涯的。许多有关传记中都引用了陈氏自传里的那段文字，称老头儿极威严，哪家孩儿哭，大人只要说声“白胡子爹爹来了！”那哭声立马会止住。偏偏这位封建大家长特别看中天资聪颖的陈独秀，恨不得让他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全读完，背书背不出，就动手打。于是，陈独秀的童蒙时代就充满着痛苦。人们总爱援引的是传主的这样一段话：爷爷经常被“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
　　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这位白胡子老头儿实在有远见，他用戒尺把生来就倔强的孙儿打出了终生宁折不弯的性格，打成了无论前清还是民国统治者都深为畏惧的“凶恶强盗”，更是把传统儒家文化砸得乱七八糟的一个“江洋大盗”！果真是“家门不幸”，因其一直是颠覆政府的革命党首领，致使安庆城里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先后两度抄家，至日本侵略军占领安庆后，陈家已彻底衰败。但这位大家长未曾料到的是，他的孙儿长大成人后，居然成为超时代的思想家，不独生前已名满华夏令万众景仰，而且死后六十多年，愈发显现出其思想与人格的光辉！他留给中国知识阶级的精神财富，又哪是区区三个天井的“陈家大房子”所能容下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七岁的陈独秀莫名其妙地考取了秀才——他自己说过，那完全是一通乱写蒙住了糊涂的考官大人。次年，在家庭的安排下，陈独秀与清军安庆营统领的闺秀高晓岚完婚，新郎十八岁，新娘比他还大三岁。门当户对的婚姻使这对结发夫妻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并得三儿两女——长子陈延年、长女王莹、次子陈乔年、次女某（早殇）、三子陈松年。然而，等幼儿松年睁开懵然的双眼时，父亲已离乡与姨妈高君曼同居去也。高君曼与高晓岚同父异母，比姐小九岁，姐妹同嫁一人的荒唐婚姻自然使安庆陈家大失颜面。后陈独秀把延年与乔年接走，但小哥儿俩在后妈那儿过得并不舒心，爸爸对他们也颇不慈爱。长大成人后，延年与乔年都成了社会的叛逆，这与他们苦难成长史也许不无关系吧！不幸的是，他们的生命都在不到三十岁时夭折—国民政府的法庭先后把他俩和许许多多风华正茂的中共党人送入了墓穴里。失了夫君，又一连送别了两个儿子，高晓岚悲痛欲绝！单从女人来说，这位恪守妇道的传统媳妇真是不幸！不少陈独秀传记中写到她与陈独秀关系不睦，且很吝啬。有例为证：陈独秀外出，欲索妻子十两金镯为游资，妻“坚决不肯”。人们说，这是因为受传统教育太深的高氏与夫君思想相差太远所致。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且太有“为尊者讳”的嫌疑——漫道男女之情外人向来说不清，单以陈独秀纵情追求新鲜事物的性情，再温顺的妻子也会生怨。后来，关在南京第一监狱中的陈独秀曾亲口向同案的难友濮清泉承认过：建党之前，他“确曾放荡不羁”。所以，当时的高夫人就坚决不肯献出自己的金镯，别无它，只因不愿夫君离去而已。结发夫妻同居十余年，宁无感情？不然，松年就不会在他们结婚十多年后来到人世。然而，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陈独秀还是顺长江水东去了。他与受过现代教育的小姨子高君曼在外地结为良伴，并有了一双儿女。有了新夫人，身心都很阳刚的陈独秀还是不满足，还曾忙里偷闲去当时京城里的红灯区嫖娼呢！于是，高君曼也开始与他吵闹。高言简意赅地骂丈夫为“无耻之徒”，而陈夫子则十分机敏地反讥新妻为“资本主义”（只想垄断私产之意？）。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两人关系也未恢复昔日的融洽，后来高君曼不得不带着两个子女去了南京（那里有陈独秀购置的一处房子），由陈的皖籍好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每月寄去三十元生活费，再将此钱从陈的版税里扣除。铁石心肠的陈独秀甚至没给前后两位高夫人送终，高家姐妹先后在南京与安庆谢世时，他都没到场，都是亲友帮助料理的后事。甚至，他连一首怀旧的韵句也不肯留下，尽管他留给后人不少非常有功底的旧体诗。高君曼走了，潜伏在上海滩的中共总书记究竟住在了哪里就谁也不知道了，有一段时间，他失踪了！党内人包括他的秘书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连其长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来党中央汇报工作，也见不上当总书记的老爹一面。大家悲痛欲绝，都以为领袖已惨遭反动军阀的暗算。万不料，就在延年已经登船离去时，捂得严严实实的总书记却出现了，原来他因病住院了，是一位年轻女子服侍他的。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深得陈独秀信任的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郑超麟才意外地获知，那位女子叫施芝英，是一位有地位有身份的医生，那段时间，曾与陈秘密同居。但郑超麟不知道的是，这位施医生是何时出现的，是高君曼出走之前还是之后？她与陈同居了多长时间？为什么最后嫁了别人？这一切，已成千古之谜矣！在有了神秘的施女士之后，某次郑超麟去陈独秀的秘密住处时，还曾闯见领导屋里有过舞女模样的人。陈独秀难耐寂寞又一证也。被中共开除后的陈独秀，依然呆在上海。尽管已年过半百，居然又把后楼邻居的一个年仅二十出头的小女子潘兰珍发展为生活伴侣。见过潘氏的人称，潘很摩登，是“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的时尚女性。陈独秀面对比自己小二十九岁的小潘，倒是坚持组织原则，一直没告诉人家自己的真实姓名与身份。直到某次两人吵架，小潘一气之下跑回了浦东娘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了被捕的共党魁首照片时，才惊悉，原来夫君即那个久被国民政府通缉的大名鼎鼎的共党领袖陈独秀！
　　你说，像陈独秀这样的大思想家，这样不肯为世俗改变自己的奇人，和哪个女人能有长久的共同语言？莫道“旧派女人”高晓岚最终被弃，就是在京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高君曼不也一样吗？之后的那个连大字也识不几个的女儿一样的潘兰珍呢？陈与潘的结合曾令他的“托派”同志大惑不解，“为何此女愿嫁老倌，更惊叹陈猎艳技术之高明”（濮清泉语）。罢罢！莫以俗念论英雄，燕雀安知鸿鹄心？陈独秀乃时代之超人，旷古之狂才，哪里是传统道德观念所能旌表的良人！因入狱服刑，陈独秀不得不结束了对异性的追求史，上海英美烟厂女工潘兰珍成了这位总是骇世惊俗的人的爱情终结者。潘从来没有妻子的名份（陈独秀对最亲近的人也只称潘为“女友”），而且，长年不识郎君真面目。按说，被骗久也，幽怨深矣！况且家里被抄，私物尽失，何不借机离去？可这位时髦少妇，偏偏忠贞感人，不顾陈的劝阻，频繁赶往南京探监，后干脆从上海搬到南京租一处陋室住下，以便每天白天进狱中照料陈独秀——对外就称她是陈的“学生”。陈先生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而受狱方优待的陈独秀也真叫本色，尽管身陷牢狱，且年近六旬，竟激情难耐地与潘氏在囚室里做起爱！不幸的是，这种极为罕见的狱中“春景”被负有监视之责的看守窥见。监狱长闻报后，左右为难，只得把陈的同乡晚辈、同案犯濮清泉提来，大发牢骚：“陈先生近来忘了他是在坐监，把我们这里当作旅馆了。此事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末了，这位先前崇拜过陈独秀，“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的“党国”牢头大为感慨：“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而陈独秀听到濮的相劝后，竟“毫无赧颜”，反问道：“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喏！这就是陈独秀，一个我行我素决不肯委曲自己的伟丈夫！除那位若隐若现的施小姐之外，人们已知的陈独秀的三位女伴，均与他共同生活了十余年，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却也一个比一个短命——潘兰珍二十二岁与陈同居，三十四岁为陈送终，后与“国军”一名下级军官结婚不久又守寡，四十一岁时因患子宫癌谢世。高君曼二十五岁时与陈结合，不到四十岁时成为弃妇，四十五岁那年因肺病辞别人间。受苦最长的高晓岚活得也最长：她二十一岁成为陈家的人，三十五岁那年夫君一去不回，至五十四岁寂然辞世，守空房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生前，这位将门之女自己在安庆城外的叶家冲购置了茔地，咽气前，嘱咐身边唯一的儿子松年说：我与你父，生不同林，死要同穴，待他百年之后，务必与我合葬一起。在第二个儿子被政府处决的两年之后，她撒手人寰。于冥冥阴间等了十七年，亡夫的游魂才被小儿带回故土。历史将感谢陈松年，因为正是这个陈家唯一没投身政治的人平安地活了下来，把父亲的形骸带回了故土，把动荡而诡谲的历史风云埋在了长江边的城外，也把解析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完整答案埋在了这长江岸边的青山下——只要挖开它，仔细看透了，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走了怎样大的一段冤枉路啊！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有亲历者回忆过，上世纪30年代初，二十岁的松年在国民政府的南京“模范监狱”里初见陌生而苍老的老父时，禁不住哭了。孰料第一次见到幺儿的陈独秀把眼一瞪，来了句：“没出息！”仅此一句，即可窥知陈独秀性情之刚烈。那位坐了一辈子监的郑超麟也回忆过，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总书记。原以为阔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激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谈起了工作。对亲生子女没表现出应有的慈爱，但对他的年轻的同志，如赵世炎、郑超麟等自欧洲回国的晚辈，却表现出了由衷的父爱。不知陈独秀“内外颠倒”的亲情，是否与他对两任前妻的嫌弃有关。人生有情泪沾衣，硬汉也有恸哭时。同样在监狱，同样为儿子，他也爆发过山洪般的忆念，只不过，那时，长子与次子已经先他而为共产主义殉命。后来关在共
　　产党狱中的“托派”骨干濮清泉在交代材料里写过，当初，“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的大墙里——
　　陈独秀对这件事，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他出狱后，国民党方面有意聘他出任国防参议会议员甚至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他非但不识抬举，反倒切齿回答：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有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想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你看，他还是有骨肉之情的。
　　“有出息”的儿子已经先父母而去，留下了“没出息”的儿子照料起他的晚年。因抗战猝发，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南京，国民政府提前释放了陈独秀，而迎接他出狱的，便是松年与潘兰珍。松年陪父亲先到武昌居住，后又去了四川江津，在安徽流亡学校江津九中找了份工作，与父隔江而居。1942年5月25日上午，也许是个日照江花红胜火的时辰，陈独秀却如深秋之落叶，摇摇欲坠，他艰难地喘息着把松年与潘氏等人召到病榻前，分别作了遗嘱。他告诉松年，日后将其棺带回故乡。两天后，斯人长逝矣！然而，直到五年之后，陈松年才得以将亡父与亡母的遗愿一并完成。
　　陈独秀归葬家乡两年后，江山易主，他始创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把宿敌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他的学生毛泽东在世界东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沧海桑田，万象更新，但陈独秀后人的生活却一如旧时代。因生计窘迫，在安庆窑厂工作的陈松年甚至不得不将父亲在北京的一处房子卖了。“叛徒”、“汉奸”、“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遗属的日子可想而知。然而，到了1953年春天，情况突然有了变化——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三十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过三十多元啊！年复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陈松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这笔钱究竟是给陈独秀的儿子的呢，还是给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遗属的？他们当然更不知道，这风雨无阻的关照竟然来自最高层！那年早春二月，春风满面的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登舰迎接主席下地。“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曾多次乘船经安庆往返上海与武昌，却从没在此登岸。这一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坐定安庆城，见傅大章等拿出厚厚的本本和各种文字材料要汇报工作，他大手一摆：今天不用你们汇报工作，随便谈谈。随即，毛便打听：陈独秀家在安庆什么地方？傅大吃一惊，没想到主席竟然会问起本地一向讳莫如深的人来，便谨慎禀报：在独秀山下。毛一怔：安庆有个独秀山？傅实话实说：独秀山是怀宁县内的一座小山，离这里有三四十里地。毛再问：是独秀山以陈独秀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得名？傅答：原来就有独秀山——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毛颔首，释然。俄尔，问起陈的家人情况，当得知陈松年一家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颇不以为然，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最高领袖一言九鼎，陈松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补助。毛泽东与陈独秀缘份极深。早在西北的窑洞里时，毛泽东就对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言：青年时代与陈独秀的结识“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他还说起早年在长沙读书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对陈独秀的崇拜竟让这位湖南学生领袖在自己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喊出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的口号！成为职业革命家后，毛泽东更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昌等地与“老先生”有过亲密接触—当初，中共重要干部大都二三十岁，他们背后称四十来岁的领袖为“老先生”甚至“老头子”，有人在党的会议上记录陈讲话时，干脆只写一个“老”字。且看毛泽东与陈独秀同在一地时的概况—在北京时，陈乃堂堂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系主任）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杂志的主编，毛是该校图书馆里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助理员；在上海时，陈是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即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长，毛为中共中央秘书，直接在陈的领导下工作；在广州时，陈是国共合作时的共方首脑，毛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过该党中宣部代理部长的高级干部。苏联人在中国大力推行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以国民党统一了中国而共产党差一点被赶尽杀绝而告结束。斯大林恼羞成怒，乃让曾在莫斯科喝过洋奶的青年干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陈独秀。彼时毛泽东只是中央委员，尚不具备竞争领袖的资格，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很不了解这个湖南山沟里走出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所以，在清算陈独秀“错误”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尽管几乎中外的传记都称毛泽东在那次重要的换班子会议上作过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长篇发言，且有会议记录为凭，但偏偏当时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会议的郑超麟不这样认为——郑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弥足珍贵的《怀旧集》里另有一说。郑文道：1927年8月7日上午，主要是十几位与会者听瞿秋白念了由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之后，几个人发言……
　　最后，毛泽东从床沿上站起来发言，他只说了几句，我忘记了说的甚主编《新青年》时的陈独秀么，但罗亦农制止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今天的会已经开得太久了，要快点散会。于是毛泽东坐下来。八七会议就此结束了。
　　郑超麟老人特别补充道：有一种传说，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八七会议，在会议上长篇大论批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最后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传说与历史事实有多大的出入！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辞去总书记职务了。
　　至于那份明明有毛泽东发言纪录的“八七会议记录”，郑超麟认为，那不过是在场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让人补记以向“国际”交差的材料罢了。郑说，那个年代，会后补记的事并不稀罕。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们的具体过节，但其刚强的个性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他又与下台的总书记何其相似乃尔！随着陈独秀的被迫辞职，茫然登上黄鹤楼的毛泽东，无比悲凉地吟着自己的心境：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谁说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萨蛮》，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强烈控诉”？或者，是对大批牺牲的革命烈士的缅怀？不，分明是作者面对党内骤变的形势的一种极大的困惑，是对被赶下台的“老先生”的深沉的凭吊——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酹，就是把酒泼在地上缅怀故去者的一种古之习俗。民国十六年（1927）春在武昌的毛泽东，面对即将被轰下台去的政治导师，能不“酹滔滔”欤？是的，在“倒陈”的那段时间里，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不会人云亦云，他也许猜得出，陈独秀的出局恐怕是斯大林在找替罪羊罢了。性情耿直的“老头子”的观点有什么错？“中国的事只有靠中国人来办！”——“老先生”痛彻肺腑的喟叹理应一直回响在毛泽东的心壁。只不过，一直被共产国际当面领导并监督着的陈独秀成了斯大林错误决策的牺牲品，而毛泽东则利用长征途中与“远方”失却联络的一段宝贵的时间，成功把中国共产党引上了胜利之途，让苏联人不得不接受毛泽东领导中共的现实。
　　毛泽东在遥远的大西北悄然执掌中共之时，正是陈独秀被国民政府提前释放之际。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5日落入敌手的陈独秀之所以没像后来的中共领袖向忠发、瞿秋白那样一被逮捕便被蒋介石下令就地处决，除因他乃五四时期大名鼎鼎的知识界领袖外，还因他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他不过是另类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即中国托派）的总书记。该“共党”只有理论，并无军队，全国各地总共也不过百人，并且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所以对“党国”的危害远不及已在江西苏区的那个中共。“托派”者，托洛茨基一派也。陈独秀因接受了斯大林在党内的头号政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而被苏联人指责为“托陈取消派”的中国头子。所以，本以为终将“共匪”首脑一网打尽的国民党白白欢喜了一场。加上昔日朋友蔡元培、胡适等民国要人的吁请，陈独秀非但没被戕杀，倒是按司法程序受了审。次年4月14日上午9：30，他和彭述之、濮清泉等十名同案被告被押至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厅，那位谁都得让其三分的老友章士钊大律师自告奋勇前来为被告辩护。陈与章是在日本结交的好友，但自从离开北大后，两人即没了交往，相反的，他还曾十分无礼地公开著文骂章是“放屁狗”、“狗放屁”、“放狗屁”。章先生不计前嫌，毅然接受委托，一时颇受国人称颂。检察官朱隽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起公诉。之后，彭述之等九被告暂退审室，首审陈独秀。审判长胡善例行公事地问完姓名、年岁、籍贯后，开始从头问起：
　　问：以前做何事？答：在教育界做事。问：在何处？答：在北京。问：在北京何校？答：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问也简明，答也简明。
　　问：退职后往何处？答：到上海。问：做何事？答：未做事。……问：共党活动，是否受莫斯科指挥？答：是。……问：当时共党之活动，第三国际态度如何？是否满意？答：无所谓满意不满意。问：共党书记是否总秘书长？答：是。问：何时被开除？答：记不清，大约在民国十七年、十八年。问：为何被开除？答：因意见不同。问：被开除后做何事？答：未做事。问：共产党分几派？答：分托洛茨基派与史他林（即斯大林）两派。……
　　这边“胡问”，步步紧逼；那边“陈述”，直言不讳。一问一答，如同一部传奇，章节越来越引人入胜。
　　问：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最终目的如何？答：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问：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否因政策不同？答：是。……问：被捕十人中，有几人认得？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
　　陈独秀真乃幽默大师，估计说完这句话，“胡问”的法官怕也忍俊不禁了。但人家正在扮演正义的化身，遂压抑住笑意，貌似生气地发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这下可正中下怀！陈独秀遂慷慨陈词：
　　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
　　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时，前来观赏陈独秀精彩表演的观众爆满——“旁听席上，已无地可容”。看客盈门，陈先生格外来劲，这一次，他对强加在头上的“危害民国”罪名，抗辩得最有道理：
　　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例如满清政府，曾自认朝廷即国家，北洋政府亦自认代表国家，但是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民国，那末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肃穆的法庭上终于爆响了会心的笑声！人们差一点要为这位被告的抗辩喝彩了！害得胡审判长连忙制止，场面才没失控。法院审了三天，陈独秀的精彩答辩也让旁听者大叫过瘾了三天，而辩护律师章士钊的辩护词亦十分精彩。两位老友的辩护词竟成了经典的法律教材！而最幽默的是，陈独秀竟然不仅要求法庭宣告自己无罪，而且还要求赔偿自己“在押期间之经济上、健康上的损失”！不过，南京政府不比北京政府，“司法独立”已经成了一党专政时期的蒙人幌子。因此，陈独秀还是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经上诉后改为八年。曾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秘见托洛茨基的彭述之，与他同刑期，其他同案犯各领刑五年和两年六个月不等。但只服了一半的刑期，陈独秀即获得自由。那一天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27日。“八一三”后，上海已为日军占领，南京政府迁都在即。外寇当前，国共已二度合作，中共方面提出的合作条件之一，即释放一切政治犯。陈独秀乃全国最大的政治犯，虽已被中共开除，但当然也在释放之列。于共产党来说，此翁乃本党创建人之一、早期唯一的领袖，还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核心人物的思想导师，况且坚持反对国民党政权，故敦其回归党内，于公于私，都更为有利。所以，陈出狱后，中共元老董必武马上衔命登门造访。于国民党来说，此人乃一代文坛盟主、独自于国共之外的思想巨子，是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而且只是一位精神领袖，不是暴力斗争的鼓吹者，故出狱后可供奉高位以招揽人心。然而，要把陈独秀释放，政府总得给自己台阶下呀！于是，狱方便奉令通知陈写个悔过书。不料，这位性情不改的囚徒闻后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陈独秀说这句话后的数日，日军飞机果真夜袭南京，大肆轰炸，仅狱中就挨了八颗炸弹！不悔也罢，反正要放人——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因为陈独秀从被捕至眼下，已经被囚近五年矣，将其刑期减为三年，就等于无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1937年春在南京第一监狱中留影，仍是一副”龙性岂易驯“（陈诗）的轩昂气宇。照片旁的字为他亲笔所题。
　　条件放人。非常时期，当局“依法”办事的速度也突然非常地快了——国民政府当天就发出指令：“呈悉。应予照准。”第二天，“国府明令”即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出。第三天，陈独秀这个令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深感恐惧的思想巨兽便从笼中踱了出来。到底是斗士，陈独秀出狱后的头一件事，就给《申报》写了一纸声明：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三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铜头钢牙，决不言败，还是那个铮铮硬汉陈独秀！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是必然的。他从切身经历和旧友被屠戮的残酷现实中，认清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他非常自然地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同庚，都生于1879年，但两人素不相识。最早，陈独秀是从一批自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年轻中共干部那儿知道了托氏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断，而这些论断与他自己的痛苦思索结果极为相似，即：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半个世纪后方被证实为正确的陈独秀思想，在当时却被冠以“取消革命”的恶谥大受批判，陈独秀由此成为与托洛茨基齐名的“托陈取消派”首领。因“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态度，中共理应比国民党更为痛恨托派的中国领导人。但毛泽东在党内有了发言权后，中共对“老先生”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陈独秀提前出狱后，中共领袖们欲将本党创始人接至延安养起来，但前提条件是陈必须公开声明悔过。陈独秀哪是为了苟活而说违心话的人？他当场就回绝了代表中共前来看望的董必武。董亦为选举陈为中共首任领袖的十三名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陈慨然曰：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遵命。
　　所以，此事只得作罢。但毛泽东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从天而降后，他仍想着陈独秀呢——“神仙”乃毛泽东对被苏联飞机送来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的称呼，尚未被“远方”正式认可的毛泽东对王明的出现正心怀忐忑，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把目光转向了天外来客，所以，王明一时也就真把自己当成了斯大林派回来的中共当家人。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成了毛泽东忍让王明的一次非常会议。时任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记下了他叛逃国民党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共高层会议的情景：
　　……他（毛泽东——笔者注，下同）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只好遵照实行。……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我们曾在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斯大林的这条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员们谁还能说什么呢？张国焘继续写道：
　　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出冤案，就这样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炮制出来了。我从有关史料中，查到了参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十一位与会者名单：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项英和此会议后不久即叛逃国民党的张国焘。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势的小个子王明，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左右了会议的方向和与会其他人的良知。是啊，这个比陈独秀更矮小的皖南同乡忘了自己正是喝着《新青年》的奶长大的晚辈，同为陈氏的前辈陈独秀在上海滩创建中共的时候，他陈绍禹（王明的本名）还不过是刚考上安徽一所农校的中专生呢！正是陈独秀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在武昌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以后，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这个毫无人性的政治狂人当初被斯大林指派为中共一把手，谁能说陈独秀的脑壳不会像日后的托洛茨基一样在家里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确表示过对陈独秀人身安全的担忧，他给人写信时说过：“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算他。”但有谁知陈独秀最终被共产党放弃，竟源自毛泽东的担忧！王明的张牙舞爪只是表象，而毛泽东的疑虑才是实质——二十年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怒斥彭德怀的大会讲话中，话题忽然拐了个弯，拐到了陈独秀那儿：
　　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即托洛茨基派的国际组织——笔者注）。
　　读懂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37年12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之后，成为一把手的毛泽东反倒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对陈独秀都更加不宽容！彼时，王明已领衔中共代表团去和国民党谈判去了，另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地位也随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复设“总书记”，所以张闻天实际上不再是一把手，毛泽东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现在，人们总爱引用毛泽东在延安说过的那番有关陈独秀的话，如“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一讲他的功劳。”似乎毛早已为陈讲过公道话。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讲此话之前，毛泽东凡公开提到陈独秀，都是措辞严厉的指责，如陈独秀“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是“右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反对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是完全应该的”。至新中国成立后，对斯人的评说更为苛刻了，除“毛选”注释中保留了对陈的诬陷外，毛还数次在党内大会和接见外宾时提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至林彪事发，毛将历次党内斗争梳理成十次，陈独秀首当其冲，遂成为“顶风还臭八万里”（“文革”“大批判”常用语）的头号大坏蛋。其实，毛泽东哪里不知道陈独秀是冤枉的？而且，他还明白“老先生”已成为王明一伙搞政治迫害的坑人陷阱！且看早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秋毛泽东写的一通笔记：
　　（王明）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那一年秋天，真乃秋后算账的时机——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了，毛泽东可以无所顾忌地向王明进行清算了。他把上一年的笔记修改后拿给了两位新当选的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与任弼时看，以求得高层间的支持。刘与任都是陈独秀任总书记时的中共重要干部。在这之后，中共党内开展了对党内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书记”王明的凌厉批判。此时，陈独秀过世已经半年，远在江津九泉之下的他，是永远不会知道毛润之氏正在巧妙而又坚决地与“老子党”在斗法了。毛泽东对政治启蒙老师的感情的确复杂而微妙。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上记载的上面那通在党的大会上的“最高指示”，难道没有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惋惜之意吗？主政中共之后的毛泽东，为何也跟着他所不屑的“莫斯科派”责难陈独秀？他的这种态度的变化曾让我大感困惑。起初总以为这是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国党的领袖为了讨好斯大林的权宜之计，后来我才想明白，这应该源自一个重说党史的久远谋划——我从小就熟记并且还登台表演过的“峥嵘岁月史”，即：毛主席亲手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以，1952年头一回到安庆的毛泽东就没到他当年的思想导师陈独秀的墓上去看一看，尽管他的一句话让陈的后人受到了绵绵赏赐。莫非政治家没有柔肠？难道大人物不讲私情？否！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心坚如铁的毛泽东还曾极为罕见地在济南“哭坟”，死者虽仅仅是个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有文章回忆道，那天，毛泽东让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专程陪自己去了南郊的四里山，他手抚黄祖炎烈士的石碑，不仅喃喃而语：“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而且还“深鞠一躬”，甚至“泪水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下”。谁能令主席如此动情？原来，死者曾在瑞金与延安时代两度做过他的秘书。看来，一代雄主也有伤心时，只是泪向谁弹而已。
　　毛泽东尽管博学，却也是在登上安庆的土地上之后才知道陈独秀名字的来由，可见，陈独秀不被人了解的地方实在太多！陈独秀的谱名叫陈庆同，官名陈乾生，字众甫。早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撰写著名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时，还署名“陈乾生众甫”，后来广为人知的“仲甫”即由“众甫”衍变而来。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流亡日本的他在章士钊主持的《甲寅》上发表文章时，第一次使用了“独秀”这个名字。从此，“陈独秀”这个大名成了国内思想文化界的第一威名。一峰独秀，这是多么浓的乡情，又是何等骇俗的魄力啊！新解密的苏联有关文献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共领袖陈独秀一点错都没有！哪一出失误不是斯大林和他在中国的代表造成的？何曾“右倾”？何曾“投降”？什么时候被“吓破了胆”？为什么要“分裂党”？还有，在苏联红军大举入侵我中华境内、杀死我一万多东北边防军的“中东路事件”中，陈独秀反对提“保卫苏联”的口号有什么不对？呜呼！倒霉的陈独秀，蒙尘的独秀峰！孜孜于陈独秀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宝林先生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细细地数过：
　　1923－1927年，苏联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无数决议、指示未统计在内——唐注）。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方针，北伐战略的制订；到小的如何时结束省港大罢工，何时发动上海工人暴动，如何向中国派遣在苏留学的中国学生，甚至什么时候找蒋介石谈话，应该找谁一起去谈，谈时要注意什么，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中国党和领袖就这样被无微不至地训导着。更可悲的是，这些有自己头脑的中国精英们，竟连执行苏联人大小决策的主动权也没有！唐宝林继续写道：
　　这些决定通过两个渠道在中国执行：一是直接命令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等，在中国直接执行；二是由共产国际把这些决定做成共产国际决议或批示、命令、训令等，让共产国际在华代表直接执行，或由他们布置给中共中央并监督其执行。同时，中共中央还要受驻华大使及鲍罗廷顾问的领导和监督。
　　夫复何言！陈独秀还有什么自主权？中国共产党还算什么中国人的党？陈独秀冤呐！
　　既来安庆，当然想看看当年安庆城里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那是那位“道台”大人修建的大宅院，也是陈独秀在清末民初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但陈长璞女士悲愤地说：“本来还一直存在，只是被当成仓库和住宅而已。可是，都到了1984年，还是被拆除了！”现在，陈长璞女士居住的楼房对面，倒有一座旧衙门楼，残瓦危柱，一任颓败，正门外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池州军分区”的木牌，两侧各有四个毛泽东手写体的大字：这边是“提高警惕”，那边是“保卫祖国”。“那是明代的安徽布政使司的谯楼，清朝还当官衙用呢。”学考古的小范向我介绍道，“不过一直不属于地方管，所以也谈不上保护和维修。”“安庆市的古建筑原来很多，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姚中亮自嘲地笑道，“我们博物馆和隔壁的迎江寺可都是古建筑，但人家庙里的香火盛得很，所以修得蛮像样子。我们博物馆没钱修，馆里的不少办公桌还用五六十年代的呢！”陈长璞一声叹息：“我们‘文革’期间‘破四旧’破得太彻底了，‘文革’之后又拆了不少不该拆的古建筑，所以，安庆的历史遗存太少，向国家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就总也批不下来……”历代的长江名府，清朝的安徽省会，堂堂的安庆居然不算“历史文化名城”！震惊之余，我非常冒昧地想起了一句成语——自作自受。然而，当车子驶往北关的陈独秀墓时，我却分明看到闹市区正在新建大片的仿古建筑。一边是大肆拆除历史建筑，一边却在伪造古房大兴土木，路牌上的“旧城改造工程”看得直让人眼冒金星！咳！长江边上的安庆，正如同黄海边上的青岛——德国建筑一条街（广西路）拆得差不多了，再拆日本建筑群（辽宁路、聊城路一带），现在又盯上了民国建筑一条街（中山路），一任复一任，文物尽沉沦！然后，再花一大笔钱在原址上盖一些一点特色也没有的全国统一模样的新楼房！想想这种极功利的“开发”与“建设”，真让人欲哭无泪！其实也不独安庆与青岛，北京的平安大街不也如此吗？放眼看去，全国哪里看不到这样一道让人揪心的街景呢？陈独秀墓，会不会也被“改造”得让人揪心呢？陈长璞淡淡一笑，说：看过你就知道了。
　　北出安庆市区没多远，就有一方路标指向西行的公路：“陈独秀墓”。路已失修，载重卡车、手扶拖拉机来来往往，卷起滚滚浮尘。路两边多是些小型企业，院墙上无一例外地描画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广告，其中“独秀武校”和“秀峰房地产公司”的大字格外让我注目。哦，那座独秀峰已经近了，聪明的安庆人已经开始知道借用先人的名人效应了。只是，太嚣张的尘土和太无序的厂房遮了我的望眼，我对完整独秀峰的仰望的想法过于天真，眼前的独秀峰是一联支离破碎的市井组画：落满浮土的绿树，裸出褐石的山坡，杂乱无章的民居，浓烟汹涌的企业……原先我以为独秀峰该如漓江两岸的那些绿绿的峰一样雄奇而青翠呢！作者与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女士在陈独秀墓前。（摄于2003年6月）
　　路愈发坎坷，载重车卷起的尘也愈发嚣张。经过一座风尘滚滚的水泥厂后，眼前才稍晴。山也渐显其青，田也渐显其绿。拐过一片水杉林后，见到一座旧院。司机把车停进了院里。院内是一座二层小楼，楼栏上横着一条红色的布幅：陈独秀生平陈列馆我顾不上参观陈列馆，急急地往杉林那边走去——因为我已经从翠翠的枝叶间看到了一座簇新的墓丘。走过一片水塘，一座两层墓台上的半圆形大墓出现在眼前。墓前，高高的黑石碑上镌着一行涂着金粉的大字：陈独秀先生之墓宽阔整洁的石砌墓道，气势不凡的高大墓台，传统工艺的雕石栏杆，气度森严的松杉林带，使这座新墓确实很庄严也很豪华了。然而，我竟感到了隐隐的失望！瞅一眼身边神色凝重的陈女士，我只嗫嚅了一句：不像啊……哪知，一旁的陈长璞也点起了头：“是啊，我们不满意。”一袭黑衣裙的陈长璞离我远远的，似不忍走上高大的墓台，“新墓修好后，我反倒不愿来了，真的，今天不是为陪你，我是不会来的。”直言不讳，真乃独秀先生之后也！真的，真是不像我心中的陈墓，倒像民国时代的哪位军政界显要的陵寝——像我看过的长沙岳麓山中的黄兴、蔡锷的墓？抑或，像南京钟山里的廖仲恺、谭延他们的墓？唯独不像一个毕生鼓吹民主与科学的大思想家、一个倡导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文学家、一个主持过最先进的政党的大政治家的归宿。我很快就与陈独秀的后人有了相同的遗憾：墓应该保持原貌，以昭示陈独秀先生的平民意识和历史沧桑感;现在这座高达四米的大冢与阔达九百平方米的两层墓台，与毕生追求民主的故人的身世不符。而且，集古代书法大家欧阳询的字镌刻的碑文也让人略感硌眼——称“陈独秀先生”准确吗？按现时中国的政治习惯，“先生”只用于称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或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陈独秀青年时即投身革命生涯，在同盟会时即被叫成“同志”，之后，他手创了中国共产党，且至死也没放弃追求真理的政治活动，称“同志”何尝不可？面对一代先哲的亡灵，面对先哲的襟怀坦荡的后人，我一时无语。便俯身在脚下的野草地里觅得几株无名的黄花，集成束，恭敬趋至墓前，双手捧至碑座上，然后，为这座新碑轻拭浮尘。正值“七一”期间，没有官方的大花篮，却有一簇开败了的鲜花置于碑座下，一页白纸粘在黑黝黝的大理石碑座上，上面并不讲究的毛笔字写得人心发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饮水思源瞻仰我党创立人陈独秀先生陵墓“这些年来，总有人自愿地来墓上献花，也写这类字，我们也不知道都是谁。”陈长璞有些感动地说。这时，一队小学生熙熙攘攘地列队而来。当地的老师们无疑把这里当成了未挂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长璞说，只在爷爷生日或忌日时，安庆市政协和陈独秀研究会的会员们在墓地举行纪念活动。看来，性急的安庆人已在民间为自家产生的世纪伟人平反了。从陈长璞的讲述和有关资料中，我知道了这座不寻常的坟茔的变迁。
　　陈独秀墓前，摆放着人们自发敬献的鲜花……
　　此地为安庆北郊十里乡叶家冲，现名林业村。我看到的附近的那座二层小楼，原先是林场办公室，1995年被安庆市政府租下，辟为陈独秀史料陈列馆和陈墓管理办公室。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陈松年将父母合葬后，并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陈独秀的大名，而是用了陈独秀最早的名与字：先考陈公乾生字仲甫之墓子松鹤年泣立延年与乔年，早已与父亲相逢于九泉之下，所以他俩的名字打上了黑框；鹤年乃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之子，解放前去了香港。守在墓前的，只有松年一家。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里，松年每年尚能前来扫墓，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陈家人几乎再未至此。令我颇感意外的是，陈松年一家在那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并未遭受过分的折磨！比比陈长璞那位姑姑的九死一生，陈松年一家像是受了神灵的护佑。陈长璞的那位姑姑叫陈子美，是祖父与姨祖母高君曼同居后第二年所生的女儿，也是鹤年的姐姐。“文革”期间，陈子美因系陈独秀之小女儿而备受凌辱甚至毒打，1970年前后失踪。世人咸谓斯人已自尽矣，有的陈独秀传记中还注明“陈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然而，谁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环球时报》上，竟刊发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对陈子美老人的专访，原来，陈子美尚在人间，且在美国，时正面临生存危机！该文披露，当年，陈子美实在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竟以五十八岁的老妪之躯泅海偷渡，而维系其性命的，只有绑在身上的五六只酱油桶！苍天保佑，她居然成功地抵达香港。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国，未等见其弟（鹤年），陈子美便又经千辛万苦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这个苦命的女人，把两个儿子接到了美国，岂料1991年她因病住院回家后，却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拿走，从此只好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因积欠房租一万四千美元而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若不在规定的期限内缴足欠款，八十八岁的她就只能流落街头！老人只筹得两千美元，但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当地报纸披露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陷入困境的消息后，纽约市政当局已应其本人要求提请法院延期审理此案，并资助了五千美元，但仍欠七千美元。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闻此讯后，一边发动会员捐款，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后得上级通知：“中华海外联谊会”已将九千美元汇给了陈子美老人。一个月后，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访问美国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派出两位领事携鲜花前往老人的住处探望，并表示：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老人遂于次日在住处召见记者，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总领事馆致谢。陈独秀之女的困境遂暂告解除。这段真实的故事，是两位一直研究陈独秀的专家唐宝林先生和李银德先生提供给我的。
　　知道了“庶女”陈子美的悲剧，就愈发想了解“嫡子”松年一家“文革”时保全之底蕴。问陈长璞：举国动荡，安徽尤甚，你们一家，凭甚幸免于难？她竟答：我们也不知道。我遂妄自揣测：很可能是伟大领袖当年的那句话还在发挥余热，要么是他老人家干脆给安徽方面打过招呼而你们依然不知道罢了！陈长璞听得犹豫了，俄尔，笑笑，说：也可能。
　　1979年10月9日，是陈独秀百年诞辰之日。这一年，安徽省文联某人要看陈独秀墓，松年奉命陪同。令松年先生吃惊的是，那一片坟堆几乎已沦为平地，碑已全不知了去向！是啊，长年无人祭扫的墓丘，怎抵得了春风秋雨的剥蚀？幸好找到当年抬棺的一位老农，才在老农的指点下于树林丛中找到原墓的位置。殓陈独秀的是朋友赠的楠木棺，重得很，当年雇了八个壮汉才抬得动，所以老农记得起来。为不再找错，陈松年特意在身边的一株杉树上留下了明显的刻痕。
　　然而，下次再来，那株大树却已随整个杉林被砍伐！陈松年真真慌了，索性斗胆给安庆有关部门写信，要求重修陈独秀墓。那时，举国一心，“拨乱反正”，他们很快得到了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钱由官方出。尽管只有区区二百元人民币，只够清理荒芜培土立碑重垒一座如百姓冢茔无异的坟头，但这毕竟是共产党政权对生于斯葬于斯的陈独秀的正在转变中的态度啊！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从“乾生、仲甫”，到“仲甫、独秀”，苍天在一日日转晴，公理在一年年复苏。到了1981年5月，如先祖一样直率的陈长璞为爷爷的“历史遗留问题”径直上书中共中央。此信有幸被复出权力中枢的邓小平读到，极富政治智慧的邓公，未对陈独秀作任何新的评价，只就坟墓一节作出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得邓小平批示，安庆市财政再拨款二万元，第二次修墓——比第一次多了一百倍。这一次，土丘加大，直径三米，周身砌上水泥，但坟顶却未封，依任黄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盖棺而论未定。地面铺上石板，墓周新加石栏，碑也推倒重立，高达两米的碑上只极简略地镌着安徽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五个字，既不能称“同志”也不该叫“先生”，子嗣们的名字也不再出现在碑上。竣工后，陈独秀墓成为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家人意犹未尽，又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恢复陈独秀的中共党籍。后来担任过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此事：1984年初……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独秀的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评价陈独秀一生活动的文章，澄清过去的历史是非，使这个党的重要历史人物得以恢复其本来面目。
　　郑文还提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看过送审稿后，亲自召集了胡乔木、胡绳和郑惠等人开会：耀邦同志在会上反复强调对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非常慎重。……过去很长时期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中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
　　不知为什么，党的总书记亲自组织和审定的这篇《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于一年后才发表，而且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由于学术性载体本身的有限影响，文章中的那些对陈独秀的空前公允的评价，如“陈独秀一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等，自然也就没能成为一种让全社会听得到的主流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眼瞅着为陈独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遥了，却不知为何，又杳无音信了。悠悠十余载，君问归期未有期！反倒是正当中共高层讨论是否该为本党的首任总书记恢复名誉的这一年里，陈独秀在安庆的故居被拆除了。性情如其祖父的陈长璞等坚信冰雪终将消融，她们一代，她们的下一代，还在安徽省安庆市长江岸边的陈氏故居旧址。老房子已荡然无存，现为安庆市自来水公司机关大院。一块石牌标明此地为“陈延年、陈乔年烈士故居旧址”，只字未提其父陈独秀。（摄于2004年4月）致信中南海，要求还陈独秀一个清白。这位文物局的副局长没有向我详说上书中央的过程，更没谈及安庆地方官员对陈独秀的态度，但我还是从别处知道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安庆政闻”——199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督查局的两位正局级官员来到安庆，专项督办李铁映、曾庆红关于陈独秀故居及墓地修复批示的落实情况，并当着安庆市委书记等人的面说过这样一些措辞严厉的话：“198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过，已不是非常时期，陈独秀故居为什么要拆除？”“对陈独秀墓的维修保护，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麻木不仁了，不能一年是这个样子，两年是这个样子，五年还是这个样子”；“李铁映、曾庆红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的批办件，不是一般的批办件，而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市委、市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由于中南海的督促，安庆的“陈独秀工程”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1999年5月，亦即中央督查大员离去半年之后，安庆市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国家级的“陈独秀墓规划设计专家论证会”，通过了安庆市规划设计院的设计方案，即未来的陈独秀墓将成安庆市的市级公园，以陈墓为核心，周围将建起入口广场、徽式牌楼门、陈列馆、纪念广场、塑像、独秀亭、咏诗亭、六字轩、延年与乔年纪念亭和碑廊等，占地面积将达到十一公顷；参拜者若从安庆城里来，再不必重复我来时经过的那条颠簸不堪的土路，一条宽二十米的高等级公路将从环城路直通过来，路名就叫“独秀路”！现在我所看到的，只是一期工程，由国家文物局拨出专项资金，安庆市政府给予配套资金，总投资高达一百二十万元！国家文物局向来只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把只是省级文物的陈墓列为“九五”全国重点文物维修项目之一，算是为陈独秀破例矣！未来的蓝图确实鼓舞人心，只是什么时候，压在故人棺木上的那些腐土烂叶才能被彻底清除，把一颗久被压抑的灵魂释放到朗朗天日下，化作一尊超凡脱俗的雕像，让世人景仰？我瞅着预留的塑像位置犯起杞人之忧：那尊像什么时候才能被允许立起？它的材料是花岗岩的，还是青铜的？它的风格是写实的，还是写意的？它的体量是普通人一样亲切，还是山一样伟岸？……
　　离开墓地，我们回到了陈独秀史料陈列馆。一个借用的林场办公室，当然就简陋得不成样子，上下两层楼房，分设五个展厅，收展陈独秀生平的资料、图片、著作、手稿、文物一百五十二件，陈长璞一家为此奉献多多。在二楼一间布置成陈独秀生前起居室的展室里，我看到了那帧刘海粟老人的奉安庆陈独秀墓旁的陈列馆，遗物多为其后人所捐。（摄于2003年6月）献——陈独秀写给画家的书法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我知道这幅遗墨的来历：当年，刘海粟自国外回来，慕名进狱探访陈独秀，并求其墨。狱中人挥毫写下心志，令画师大为激动！而今，我也实在忍不住激动，趁别无参观者，央求陈长璞恩准我进入栏杆之内留影志念。陈笑允。我遂进入独秀先生的“房间”，坐在先哲坐过的旧椅子上，让小范把我叠印在这帧气势若虹的遗墨下。但愿今生有此联醍醐灌顶。安庆的陈独秀故居不知是否会重建，但故人在上海滩的一处完整的住宅却一直没辟为纪念馆。早在来安庆谒陈独秀墓之前的两年，我即探寻过那幢弄堂里的房子。那是2000年1月7日上午，一场连绵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东找去，寻找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渔阳里二号”。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确该归咎于一辈复一辈过于拥挤的生存空间：一条极破败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个居委会；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老人正哄着孙儿在陶然地看电视。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里长大的青年女人，出污泥而不染，虽住处陈旧，但衣着与精神头儿都十分光鲜，一汇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闺秀春游探芳一般。南昌路100弄内没有擎着花伞走出的光鲜小女子。冷雨把许多人堵在了家中。无人可问，我只得自己凭感觉看门牌摸进去：1号？不对！2号？有点像。我收了伞，钻进了黑黝黝的窄小门洞内，昏天黑地地喊了一声：有人在家吗？旁边传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话。我赶紧自报家门：我，外地的一个记者，来找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眼前亮了，一个壮实与朴实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开了门，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这里，请进吧。我找到了！我竟然一个人找到了陈独秀故居！
　　民国四年（1915年）6月，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来到了上海。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客居上海。头一次，十二年前，这个从日本回乡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乱党”，因举办了一系列煽动推翻清政府的演说而被安徽巡抚聂缉规指名通缉，他只好逃往上海躲了一段时间。次年，潜回安徽芜湖创办了影响极大的《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又来上海，这次是参与“暗杀团”活动。试验炸药时，事泄，多人被捕，他侥幸逃逸。但他自此放弃了这种针对某个人的极端行动，认为这不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运动。第三次抵沪，和十年前一样，还是来避难。尽管已是民国了，尽管他曾任中华民国地方政府的实权人物，但因参与了公开反对当朝大总统的“讨袁”行动而受到新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省长）倪嗣冲的追捕（通缉令上，他名列第一），这位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顾问不得不亡命于十里洋场。那一年，他靠给报章写文章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过得极苦。后来，他曾以“独秀山民”笔名在章士钊办的《甲寅》上发表文章，言及沪上生活之惨状：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
　　一年后，陈独秀又告别了高君曼与刚一岁的儿子鹤年，只身去了日本。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赴日，这次的东瀛之行，使他与李大钊等一批发愤改造中国的年轻革命者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也使这位激情万丈的思想家与革命家充足了电。他不再安于躲在异国的榻榻米上靠在别人主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来指导人民的思想，他要到争取民主的最前线亲自上阵拼杀！最后一次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给自己定好了“岗位责任制”，即：办一份挽救中国人灵魂的刊物。他的动机十分明确：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他有过办杂志的成功经验：晚清时，他在家乡办过影响极大的《安徽俗话报》，三千份的发行量成为国内白话报刊之最；在日本时，他帮助章士钊编辑过《甲寅》，与李大钊等的相识，即源自该刊上的文字之交。民国初年，论写论编，陈独秀都无愧为国内一流人才；论思想之深刻，更是无人比拟。所以，壮志雄心的陈独秀借群益书社之壳，于当年的9月15日出版发行了划时代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里的二十七篇文章，他一个人就撰写了十三篇！后因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周报《上海青年》找上门来，称有混名之嫌，陈独秀遂自民国五年（1916年）9月1日推出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把刊名改为了《新青年》。众所周知，《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从此，陈独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唤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睡梦的晨钟，成了召集队伍向旧传统旧文化进攻的传令书——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精英的那一代人，哪个不曾被陈独秀的声音感动得热血沸腾并因此而投身于自己认定的政治目标？两年后，陈独秀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学任教，除了带去了高君曼及一双儿女外，还带去了自己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蔡先生胸宽如海，陈独秀如鱼得水，他的刊物在京得到李大钊、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新文化运动干将的参与后，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号角和整个世纪的旗帜。在北京的日子里，这位风风火火的“总司令”，讲学，撰稿，交友，演讲，甚至撒传单，像旋风一样掀起了中国近代的一场思想大启蒙运动。现在，谁都得承认：没有陈独秀所领导的那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现代中国的大批杰出政治、军事、文化人才的涌现。所以毛泽东也承认，没有五四运动，也就不会有日后中国共产党的问世。呜呼！漫漫中国历史上，有几位在野的思想家的号令，能令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感佩如此响应如此奋起并因此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民国八年（1919年）6月至9月，陈独秀第一次入狱。北洋政府迫于空前强大的社会压力，只得释放了这位知识界的精神领袖。翌年2月，在新一轮牢狱之灾降临之前，李大钊掩护他乘骡车逃离京城，然后南下上海。一如两年前北上，这次，他又把《新青年》带回了其发祥地。他成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的新主人。本来这里是柏文蔚在沪的寓所。辛亥革命后，柏氏出任安徽都督时，聘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差一点让陈独秀丢了命的皖省讨袁行动，也正是这位柏先生主持的。陈与柏之情谊很有点像后来的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对毛泽东所言，是“同志加兄弟”。一峰独秀，万山景仰。陈独秀已为中国思想知识界的精神圣哲，而《新青年》则成为所有进步青年心中的圣经。圣哲的故居，圣经的诞生地，能不竭诚拜谒吗？眼前这位房东大哥姓赵，五十三岁，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在上海美术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一张旧沙发占了半壁江山，那边是一张窄窄的双人床，他的儿子正在卧床而眠，被我这不速之客扰起，只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个用角铁搭起的吊铺。这难免使人想到了过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间。当然，这不是亭子间，亭子间在楼上。房东大哥说：陈独秀原来住在楼上，亭子间就是他的客房，楼下的这间屋子，是陈独秀当年的会客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室。说着，他把手指向了墙上。墙上，嵌着一块白色大理石标牌，牌上有一段涂着金粉的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毛泽东同志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
　　居然没一个字提到陈独秀！也许，就是嵌这标牌的地方，当时陈独秀挂了一块小黑板，他在上面很不客气地写着一行字：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不知这个“限时令”对革命同志是否适用。民国九年（1920年）春天住进这里的陈独秀，把他的家当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更当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办公室。一位神秘的俄罗斯男子，就曾在一位满口山东平度口音的大个子中国人的陪同下，频繁造访此宅，十五分钟对于主客谈的重大话题来说，显然太短太短！这位“老毛子”叫“吴廷康”（即维经斯基，亦译威金斯基），但“吴先生”的来历只有陈独秀本人知道，甚至连在北京写信介绍他来沪的李大钊也不知道，忠厚的大钊先生只以为这是俄籍同事介绍来的一位海参崴记者呢！其实维经斯基是一位苏共特使，那位陪同者是位华裔苏共党员、早年从山东平度闯海参崴的华侨领袖杨明斋。他们来华的目的十分明确，即考察中国各种激进的政治团体的实力，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新解密的史料证明，当初，比之手无寸铁只会讲书办刊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苏共决策层更势利地看好了拥有南方割据政权和国内第一大党的孙文博士。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打算让国民党的“教父”孙中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只因孙氏不为所用，他们才转而选择了“南陈北李”这些势力尚小的但却理想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维经斯基的多次造访，完善了陈独秀的建党思路。民国九年（1920）8月某日，陈独秀与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李达和施存统在此宅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他们共同起草了党纲，并推举陈独秀为本党总书记。当今世界第一大政党，就是这样在上海的陈独秀的家中成立的。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在此宅内成立起来。必须说明的是，无论“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称），还是“C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每次开会，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在场。关于中共的建党日期和地点，其实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张国焘和张申府都在回忆文章里写过。张国焘说，是年8月底，他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把与陈的谈话经过告诉了李大钊，“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张申府则写过，那一年的9月中旬，他去上海接罗素，“就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这比人们习惯的建党日期1921年7月，早了差不多一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陈独秀与李大钊频繁联系，并分头致信天津、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这才有了一年之后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库门房子里的召开。后来，随着陈独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之后，人们耳熟能详的是：19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与会的湖南省代表毛泽东成了中共创始人，而前一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只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组”或“中共上海发起组”。如今，中共党史专家已经把中共“一大”的准确日期考察清楚了，即并非1921年7月1日，而是该年的7月23日至31日；但权威教科书还是没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创立的问题说清楚。显然，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说成了建党日，并不确切，恰如人们不能把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认定为该党的成立日一样，因为国民党早在十二年前的1912年即已宣告成立。因陈独秀而笼罩在中共党史上空的迷雾实在太浓！
　　民国九年（1920年）的陈独秀头上没有迷雾，这位导师像阳光一样暖热了许多热血青年的心，他在此不断接见前来求教者，这其中，就有在北京时见过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泽东，当得知毛润之欲回湖南兴办文化书店却囊中羞涩后，陈独秀甚至亲自为其在亚东图书馆作保三百大洋！后来，在大西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曾感慨过：就是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一次长谈之后，他才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啊，对这些如饥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们来说，十五分钟的时间怎么能够？建党之后的陈独秀，成了职业革命家，他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了本党的机关刊。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广州复刊时，主编已是瞿秋白，刊物内容也不再是为全社会所追捧的综合性杂志，而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陈独秀时代的《新青年》不复存在，但由此刊哺养大的一代“新青年”却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新青年》不朽！当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国共产党党刊《共产党》都是陈独秀在家编辑的。这么狭小的院落，如此局促的房间，哪里是编辑部？我想上楼看看。房东大哥点头：可以，楼上挤着三家人，不过，都不在家。楼梯昏暗如旧社会，我只好借我的佳能EOS-5的闪光灯照耀一下攀登的方向。木梯咚咚，略带回音。想到当年陈独秀与一班革命党人匆匆上下时的情景，心里就隐隐发热。楼上只两个门，但全挂着铁锁，遮着窗帘的玻璃窗让我什么也没看见。一间大屋，应该是陈独秀当年与高君曼的卧室；另外小间，则是亭子间无疑，陈独秀把它当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志来沪，就曾在此暂住。
　　民国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楼上午睡，忽听天井里一阵嘈杂，他趿鞋下楼探看，却见刚才被高君曼拉着打牌的杨明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庆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围住，于是，他和所有在场者，以及积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战利品。因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先生花了大价钱聘得著名的洋律师并暗箱操作过，两天后陈独秀被放回家中，巨额罚款也是那位马林提供的。一年后的8月5日中午时分，巡捕再次闯进此宅逮捕了陈独秀。这一次，他在法国人的监狱里呆了十几天，也是法租界迫于社会舆论判罚大洋四百元后释放了他。对了，陈独秀还有一次在石库门房子里被捉拿，只不过那是被“自己人”误捉，虚惊一场。那是“五卅”运动期间，陈总书记带中共秘书处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着的石库门房子里，这一老一少的行动难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内一会儿，突然房外有人拍门山响，一开门，却被一伙人扑翻在地并缚将起来。陈、任二人自不敢报家门，那伙人遂以抓到两个奸细的兴奋心情将其押解至上海总工会，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领袖出面接收的。那位青年工运领袖一见老“奸细”，稍一怔，连忙当众厉声审问。待二人招供并非坏人后，便马上下令将二人释放。出门后的陈总书记一定和任作民相视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抓他们的乃发动起来了的警觉过分了的工人纠察队的弟兄们，而“审问”并释放他们的，乃本党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同志。因党的最高领导的身份不便暴露，机敏的刘少奇只得不动声色地将戏演了下来。此事绝少人知道，若不是郑超麟偶从一位地下交通员处闻知，此次“被捕”真要绝版矣！
　　从楼上回到楼下，再看嵌进人家私宅里的那块皇皇石牌，觉得格外别扭。镶在屋内，要给谁看？真难为了这位宽厚的大哥一家人，怎么会同意文物部门把应该嵌在大门外或大街上的标牌安进了狭小的居室里！是有感于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还是希冀这块来头极大的金牌如镇宅之“泰山石敢当”一样保佑一家人平安？这位十分好客的“阿拉”说，现在好多人打听到了这里，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也来拍过好多次，都说这里应该开辟为纪念馆。“我们住户是很愿意倒出来的了！”大哥还说，这房子的大门外，是有标牌的，你进的是后门，所以没看到。从石库门出来，见墙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标志牌：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此牌之上，还有块小小的黑大理石铭牌，只两行字：陈独秀曾在此居住还是没说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共的正宗发祥地，也是共青团的发祥地；还远不能与其历史地位相符，即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之不远处，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外国语社旧址，更有参观者川流不息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这些极重要的二十世纪遗宅，除最后一个已为“全国重点”并重修得像豪宅一样之外，其他几处都被单位或居民占用。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厌其大；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长高。砌的是钱，垫的却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们会想起南昌路100弄里的这幢石库门房子，把这小院里的极少几户人家动员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净心焚香，祈其魂兮归来！
　　走出弄堂，大街上凄雨依然。匆匆驶过的电车溅起肮脏的积水，竟让我想起久居上海滩的那位美国人鲍威尔描述过的二十年代时的上海街景：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汇聚到中国，帮助推动革命，附带着享用第三国际从俄国农夫和全世界工人阶级那里收集来的可观资金。那些政治权术家，在他们的祖国行动时，只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车，但来到中国后很快发现，崭新的美国汽车是他们在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国在上海的汽车代理商因此大赚了一票。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曾到上海一行，他对这种大肆挥霍的风气予以劝阻，在一次欢迎他的盛大宴会上，除了黑面包和白开水之外，他什么也没吃。他说，这都是俄国农民为了支援中国革命，忍饥挨饿积攒起来的钱，一分一厘来之不易。但是白劳德到达上海太迟了，一些俄国顾问专制、独裁的做法，已经招致许多国民党人的不满，双方关系日渐疏远。我曾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情形请教过白劳德，他愤慨地指责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着轿车，到处兜风，出席宴会，而俄国和中国的农夫、工人却正在饿着肚子！”想起这位大记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是否出席了那个欢迎美国共产党领袖的宴会？他们是否会像那位白劳德先生一样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感到愤懑？说到底，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为中国如此耗费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吗？被推上政党领袖位置上的陈独秀，生活在怎样一个被异化了的空间里啊！这个人不怕苦。在日本办《甲寅》杂志时，他“足不出户”，“头面不洗”，衣服更无暇更换。某晨，主编章士钊见陈的贴身衣裳上“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时，不禁惊问：“仲甫，是何物耶？”他却慢慢地看了看，平静地答曰：“虱子。”回到国内办那份著名的《安徽俗话报》时，要寄宿别人家。人家说：这里每天只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他却平淡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这个人不畏死。在安徽时因当面痛斥大兵而被缚紧，拟就地枪决。他竟毫不在乎地说：“要枪决，就快点罢！”在他最后一次被捕时，在从上海押解南京的夜行列车上，同案人无不难以成寐，独他一人在酣然大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样的人何事不成？这个人不图名。三十二岁那年都做到省府的秘书长了（怎么也算个副省级了吧？），却自动请辞甘作“讨袁”幕僚，失败后更跑到上海滩当起了普通编辑。这个人不计利。本来家产不薄，在北大当教授待遇也极高（月薪三百大洋），但却为了理想情愿南下作了职业革命家。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一位英国左翼领袖来沪与陈独秀会晤，问他是否真的像中外所传的那样“家拥巨资”？他指着隔壁房间的党内外文件说：“吾之财产，全在乎此！”既不索名，也不求利，这样的人能不超脱？然而，陈独秀没有成功，也没有超脱，相反，至死他都非常痛苦，都在不断地否定昨天，以致成了胡适所说的“终身的反对派”。是的，他毕生都在执拗地追求真理，因而也就终身都在反对那些似是而非的伪真理。这就是他的“怕”，这也就是他的“图”：怕用了人家的钱就无法按自己的思路去寻找真理；图中国共产党能独立自主地完成民族的解放事业。既有大怕，又有大图，他能不失败？当局者迷。即使大智慧如陈独秀者，当时仍不能看透苏联人的心思，因为他不得不靠苏联人提供的充裕资金开展工作。本来他坚决反对让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本来他拒绝本党靠苏联人的活动经费生存，本来他不肯同意与国民党合作更不支持“北伐”（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蒋介石借北伐残害了中共，并成了统一全国的新军阀）。但是，因成了没有社会职业的职业地下工作者，因是靠共产国际的代表用重金把他从狱中活动出来的，因要服从“世界革命”大局的需要，他只得屈从，成为靠卢布润滑的一架高速旋转在中国政局上的机器——资料显示，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撤至江西苏区前，绝大部分党的经费都是共产国际的特使们秘密带来的！且听陈总书记在中共“三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的这句话：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不妨再读一份中共中央1925年3月20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我们对共产国际有两个要求：一、尽量多派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同志回国工作。二、为我们追加资助以下事宜的款项：1.《向导》200元2.小册子和传单200元3.在地方巡视的中央视察代表（2人）240元4.天津党组织150元5.郑州党组织70元6.安源党组织30元7.长沙党组织30元8.汉口党组织60元9.上海党组织60元10.山东党组织60元11.河南宣传专员（2人）60元12.……（以下略）共计1400元把预算增加到这个数字是必要的，请核准。我们希望从4月起，连同以前批准的预算，你们每月按时给我们寄来共计3650元（中国元）。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美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一条基本原理，叫“存在决定意识”。的确如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被卢布“决定”着。
　　民国十六年（1927年）暮春，陈独秀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当时党内指责他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大革命失败，而原因竟是——因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
　　真是天大的玩笑！事实已经证明：恰恰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了“远方”的“英明领导”，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且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罪状”和七十年后人们才了解的事实真相——传统的说法是：陈独秀主动放弃了中共对大革命的领导权（有指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中共党员辞职的文件为凭）；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反对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中共军委书记）、毛泽东（中共农委书记）的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的主张，反倒采取了“妥协政策”（有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为证）；他反对军事北伐；他放弃统一战线，屡次提出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他批评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甚至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还反对中共掌握武装。因此，大革命失败了，党的一把手罪责难逃！实际上，联共（布）中央压根儿没看上只有不足百名知识分子的中共，他们先去拉拢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吴佩孚，失败后又去联络占据华南一隅的孙中山，他们派给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比国民党人更不屑于与陈独秀们打交道。你要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们就指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起草的“九二八”指示）；你想让更多的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就批评你要“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鲍罗廷语）；你要愤然退出已经拿自己不当东西的国民党，他们的特使就专程从大老远的莫斯科赶至上海当面制止，后来干脆把共产国际远东局搬到了上海，以便当面管束你！你不是没提出反击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定，更不可能不想拥有自己的武装，但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一方面决议“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一方面却决定给广州的国民党“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九千支、机枪一百挺、手榴弹一万枚、一些掷弹炮、飞机六架和无烟火药等；给冯玉祥和岳维峻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五万支……”，从政治到经济，你都一无所有，所以，你徒唤奈何！等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指示”从鲍罗廷、罗易等洋人那儿传达过来后，你还有能力去让农民“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吗？还来得及“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吗？还有权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吗？所以，你，陈独秀，只能成为替罪羊，被罩上一顶昏天黑地的“右倾”大帽子，至今也不能摘除。
　　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但苏联人仍不放心他留在中国，于是，就召他去莫斯科“从事理论研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和回国自由，但陈独秀却“英明”地拒绝了。直觉告诉他，此去蓬山无归路。事后发生的一连串人间惨剧也真的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为掩饰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过失，不光抹掉了一个陈独秀，过后还把苏共党内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一百六十多位高级干部残酷处决！这其中，就有许多陈独秀所熟悉的人，如鲍罗廷（驻国民党总政治顾问）、布勃诺夫（苏共中央书记兼政治局中国使团团长、曾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加伦（国民革命军总军事顾问）、季山嘉（军事顾问团团长）、加拉罕（苏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米夫（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罗明那兹（共产国际特使、八七会议的实际主持者）等，那位名噪一时的苏联政府特使越飞是被迫自杀的。而最早引苏共密使进入中国的我的山东平度老乡、苏共党员杨明斋，曾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国共合作，想不到也在所谓的“肃反”中一并被杀害！当年拥护或反对斯大林中国政策的人，全都成了冤死鬼！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说得非常公道：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
　　但即使陈独秀被骂成了“取消派”，这位斗士还是不肯取消战斗。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5日，亦即他被淘汰出局近一周年的日子里，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要求接受托派的主张，改变由斯大林制定的中共“六大”政治路线。说来令人赧颜：上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竟是在苏联首都召开的，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全被接到莫斯科听训。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二十一位人士中，位于中央的不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等，也不是会后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工人代表向忠发，而是威严无比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同志和他当时的亲密战友、苏共负责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同志。苏联人直接上台了。斯大林无比庄重地告诉中共：尽管大革命被陈独秀葬送了，但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领袖头上神圣的光环照晕了人们的眼神儿，显而易见的矛盾说法竟成为“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然而，陈独秀非但“死不改悔”，反倒主动挑战，要党改变由英明的斯大林同志亲自制定的路线，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毅然决然地开除了这位前任总书记及若干追随者的党籍，行动之迅捷，甚至连“远方”也感到有些突兀。其实，在被自己手创的政党开除之前，已经有托派同志彭述之的妻子、早期中共党员陈碧兰向陈独秀透露了这一消息。陈碧兰在回忆录中写道：
　　独秀听了我的叙述，怔了一下，然后用很简单的话语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回答我说：“假如我们被党开除，并不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而是由于党的堕落，它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布尔塞维克的组织传统。这是党的错误，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倔强的陈独秀没有屈服，没有惊慌，更没有像日后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那样违心地反复认罪。他坚信自己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然而，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几个能知道陈独秀的悲剧正是联共党内斗争在中国的延续呢？旁观者清啊！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顶头上司鲍威尔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外国人知道中共的背后，存在着俄国人的影响，但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斗争，不过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所作的生死斗争的一部分。在被自己手创的党剔除后的第二十五天，无所顾忌的陈独秀发表了披肝沥胆的《告全党同志书》，痛陈斯大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和党内的宗派主义等种种错误。五天之后，陈独秀又领衔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聚会，将党名改为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继续向国民党政权和斯大林主义同时进行战斗。彼时，“地下”的陈独秀怎么也想不到，也在同一时间里，中共中央也在西南的遵义城里的一幢黔省军阀的弃楼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权力再分配的极要紧的会议上，被苏联人指派担当中共领袖的那几个从莫斯科回国的后生们，连同牛皮烘烘的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已经被毛泽东联络张闻天、王稼祥等轰下台来，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走上了陈独秀所向往的独立自主的道路。连苏联人都不知道中共核心层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故，更遑论隐蔽于上海滩的陈独秀！两年后出狱的陈独秀，本来有可能与中共再续前缘，他所熟悉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博古、叶剑英都曾奉命与之长谈过，但最终他还是孤傲地留在了大后方，直至被混小子王明领头诬为民族罪人——“托匪”。其实，中共根本不想知道，出狱后的“托匪匪首”已经与中国托派决裂，他的思想牢笼已经彻底打破，他不再对斯大林个人进行深刻批判，而是对产生斯大林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反思，甚至连他曾引为同志的托洛茨基和一直敬仰的导师列宁，也不再迷信。这位顶着光亮头颅的中国人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
　　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时斯大林译为史大林、史太林——引者注），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他甚至连早年追随的导师列宁也提出尖锐的指责：
　　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
　　对自己的正在受难的俄罗斯“同党”托洛茨基，他的责问更是不客气了：
　　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无产阶级独裁”）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有《离骚》。困厄中的陈独秀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没有放弃他对真理的追求！他极为深刻地说出：列宁、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的苏共领袖们所奉行的“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布朗基主义”，他要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与马恩之不同”！骄傲地称“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的陈独秀，留给了中国一份怎样宝贵的政治遗产啊！故人虽乘黄鹤去，但纵观中国的曲折发展史，哪一步没在印证着这位先哲的伟大与超然？大哉！这位“终身的反对派”！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大预言家！这位在世界思想史都将留有英名的东方探索者！
　　站在陈独秀墓前，我忽然想起死者的一位故友，想起他的那位故友，身后被冠上的那一大串灿烂的头衔，称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他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逐一套试，毛泽东追授给鲁迅的每一顶桂冠，也许让陈独秀那颗大脑袋戴上更为合适。长期以来，党史上“扬李贬陈”，新文化运动上“拔鲁抑陈”。被捧上天的是别人，被踩入地底下的总是陈独秀！这是对历史真实的多大的歪曲啊！不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岂不知天堂里的李大钊、鲁迅也会为深陷地狱里的故友的遭际而感到悲哀！
　　怀着对黄土里的亡灵的深深的敬意，我们离开了林业村。车过依旧蒙着浓尘的独秀峰时，我突然走了神儿。我记起美国的那座刻着四位总统头像的名山。是呀，我们中国的独秀峰，不也是一座雕塑山？一座理应比大洋彼岸的那座山
　　更为传神的人像山？让你不得不仰望的巅顶，自然是他的有棱有角的头颅；扎根于长江之畔沃土中的整个山体，就是其伟岸的身躯。向阳的峭壁是天然的丰碑，就刻上他在狱中爱给求墨者题写的另一副对联吧：
　　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
　　至于落款，就用他曾喜欢用的一个笔名吧——Ｄ.Ｓ，因为这既是“独秀”两个字的英语缩写字母，也是他所崇尚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标识！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民主；赛因斯（Science），科学。总有一天，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习惯这两个由陈独秀先生率先舶来的西方词汇。
　　2003年5月29日
　　2005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