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
军统· 忆军统特种政训班 赵芳． 1941年春，皖南事变前夕，军统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训练班（以下简称特政班），地址在磁器口洗布塘。离此不远的童家桥四号，就是军统局所属中共问题研究所。对面山上是巢丝厂，军统局在巢丝厂设有办事处，由编译科长刘思舜兼任处长。军统局在那里，还设立了两个训练班，一个叫短训班，是抽调从外界吸收参加组织未经戴笠培养的在职干部，受训一个月毕业后，重返原岗位。另一个叫爆破班，这些人专和炸药打交道，加以深造后，派出去充当行动工作骨干。我们特政班和他们不同，不是一般的训练班，它是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反共气焰高涨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产物，专肆对待“异党”活动。 受训学员六十余名，其中少部分是抽调在渝工作的，多数是由息训班调来的优秀学员。我是从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一品场检查所调来的。受训期限，定为三个月。班主任戴笠，副主任由中共问题研究所所长张国焘兼任。正、副队长是带息训班学生来渝受训的两个队长担任。教职员除了办公室主任、会计、事务是局本部派去担任的以外，其余的主要教官，均系中共问题研究所的干部充任。如负责教导兼教官的黄逸公，就是该所秘书。金钊夫（又名项乃光）和朱德祟是该所研究员。另外的教官有：局本部训练处长郑锡麟，政治科长叶翔之，中共科长郭子明，他们每星期来上课两小时。 该班对学员管理比较松懈，不像其他训练班那样要求严格认真。学员们在课余之暇，还可以出外散步，不必请假后才能上街。 该班对于教育方面：每日早晨，出早操半至一小时，上下午七个小时全用于政治学习。黄逸公讲组织和宜传，金钊夫讲政治，朱德崇讲军事，讲的都是他们的经验总结，但是，我却觉得他们就像教数、理、化的中学教员那样，光讲些定理、定律，内容空泛，缺乏吸引力，听着不感兴趣。郑锡麟上课，以训话的态度，教育部下的方式，摆起处长的架子。郭子明讲的是他的经历和国共两党相互斗争问题，他曾告诉我们：政府当局已经决定，以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八路军、新四军为“匪军”或“奸军”。叶翔之讲政治理论，条理清晰，尚能畅所欲言，颇感受听。张国焘名声显赫，1938年春在西安曾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当时展惊中外，学员们都久慕其名。我也抱着好奇心，得以瞻仰这位不凡的历史人物。果然，他就是比其他教官高出一等，首次上课先点名，和同学们见面认识，显示出自己是班领导，兼而含有学者的风度，以给人好感。他讲的题目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评判》，论证深刻，讲解透彻，简洁易懂，听来津津有味。他每讲一节，先看一下提纲，随即侃侃而谈，并将重点写在黑板上。例如讲到统一战线实质问题时，他着重指出：其实质就是中共企图保存实力，扩充实力，使抗战的胜利变成中共的胜利。他在讲到统一战线的目的时，从各方引证，不外乎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是毛泽东在耍毒辣的政治阴谋，用“反革命”两面手法，来束缚中央当局（指国民党当局）的手脚，是在搞政治欺骗，向国内外大造舆论，借以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共所说的统一团结是假，分裂斗争是真，他们是“反革命”武装占领地盘，最终目的，是赤化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张国焘对毛泽东怀恨在心。他尽量地贬低毛泽东的身价。他说，毛泽东烟瘾很大，身体瘦弱得很，肺病已进人第三期，繁重的工作已支持不了。他承认马克思是历史伟人。他说：“马克思的学说，是一门科学，可以供学术来研究。”然而他又说，马克思的理论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不能付诸实行。又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低，还没有发展到俄国那样的程度。中国没有大资本家，也没有垄断资产阶级，只能实行三民主义。他讲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骂共产党人缺乏人性，渗无人道，六亲不认，光要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看成为天经地义的无价之宝，是人类历史上的‘’害群之马”。还诬蔑共产党利用人的劣根性，投其所好，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制造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是赤色恐怖政策，使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阶级敌人，永远不能翻身。他还把俄国十月革命后，赤俄如何残酷对待白俄的例子讲给我们听，振振有辞。 以上所述，仅仅是大概的内容，我至今还有些印象。可惜当时未做笔记，许多具体内容现在已记不清楚了。张国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题目讲完后，正遇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他以参政员的身份去出席会议，以后就再没到班里来过。 是年“四一”大会（每年举行的纪念军统成立的大会）闭幕后，特政班宣布结束。戴笠指示：该班受训学员，除各单位要人非派不可者外，下余学员一律派兵工署稽查处工作。戴笠一贯对人事控制很严，我记得当时学员的分配情况是：崔毓斌、徐丰派到局本部人事处工作；李培基、程际征、郭哲留在中共问题研究所工作；李茂森派到军委会西安办公厅调查科（即军统晋陕区）工作；我和王学思、路守城、秦天均、原景辉、于文轩、徐继楚、雷心仪等十人，派到西北特侦站工作。这个班没有举行开学和毕业典礼，我想，可能是因为它是特种政治与特殊使命的缘故吧！ 1941年4月下旬，第一期特政班毕业的同学们，各自抱着不同的心情，分道扬镶走上了新的岗位。1942 年第二期毕业后，该班就停办了。 军统重庆训练班 贺光国 军统重庆训练班，简称渝训班，公开名义是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是军统专门训练特务规模较大的一个训练班。设在重庆磁器口巢丝厂。 抗战开始，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陷，军统随着国民党政府逃到四川重庆，为了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贯政策，极力扩大反共反人民的特务组织，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办起了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因力量分散，既浪费经费，又浪费人力物力，军统局训练处遂决定呈请在重庆成立一个综合性的包括各种特务专业的大型训练班，这样既能节省开支，又能减少人力物力的消耗，此举获得戴笠的批准，故此成立了重庆训练班。 重庆训练班的组织如下: 主任一副主任一教育长：秘书室，教育组，政训组，总务组，总队部 主任戴笠兼。副主任陶一珊（担负全班的实际责任），他是江苏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曾任过军统临澄、黔阳等训练班总队长、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长，抗战胜利后，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教育长冯国征，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总队长冯国征兼。总队附周文星，浙江江山人，黄埔军校八期毕业，是戴笠的小同乡，与毛人凤有亲戚关系，以后任交通警察总队长、交通警察第一旅旅长。1942 年11月，我曾任重庆训练班南洋班（系）队长；1944年5月，又任该班电训班（系）队长、大队长，兹将个人回忆重庆习11 练班的有关情况概述如下： 重庆训练班是仿照大专院校的形式建立的训练班，下面分系。但当时一般仍按习惯称呼，原来是什么班，仍叫什么班。 一、高级干部人员训练班，简称高干班，又称高干系。该班学员是参加军统多年的干部，调来集训，加强思想教育，对行动进行一次考察，促使更加忠心耿耿地来为军统工作。受训人员只有百余人，队长、区队长是从学员中选出资历老的充当。受习11六个月。1975年3月特赦战犯中的刘茂欣（现在湖南长沙市政协）、饶钦廉（现在广东梅县政协）等都是在这个训练班集训过的。作者曾先后任军统重庆训练班南洋班（系）队长．电训班（系）队长、大队长。 二、南洋人员训练班，简称南洋班，又称南洋系。该班学生是中央军校南宁四分校和昆明五分校十七期学生总队的一部分华侨学生。这些华侨青年鉴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义愤填膺，毅然决然从国外回到祖国参加抗战，投笔从戎，人伍国民党的中央军校，学习军事，以求达到报效祖国，驱除日寇的志愿。在中央军校快毕业之时，军统即以军事委员会南洋人员训练班的名义，在中央军校毕业生中选拔100名成绩较优者调来重庆，说是受训一年即派到南洋各地工作。这些华侨青年系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越南、泰国、缅甸等地，有的会讲英语，有的会讲法语或日语，当时他们在重庆训练班受训，与国外通讯时，为了保守秘密，曾叫国外的家人回信时，即写中国四川重庆巢丝厂贺光国先生收转，因当时我在该班当队长。当时军统重庆训练班每天都要接到从国外寄来由贺光国先生收转的几封信。因此班里的人员，一碰到我都说：“你人还没有出国，你的大名早就出国了”。该班的区队长有：敖龙章，江苏人，中央军校十四期毕业；余寰，江苏人，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傅相荣，四川人，中央军校十四期毕业。该班驻在杨家山右边的山坡上一栋平房里。 该班所授课程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国际形势、特工常识、情报学、密码通信、行动术、爆破、擒拿术等。教官记得起名字的有：爆破教官刘绍复，东北人。有次上爆破课，领导实习雷管引线点火，他没有向学生交代清楚就进行实习，结果点燃引线，没有及时投出去就爆炸了，虽然没有致命，但雷管碎片炸得他手掌鲜血直流，医治了一个月才好。国际形势教官张资平，曾是香港某大学的教授，很会讲话，深得学生的欢迎，原先他与南京注精卫有勾结，南京汪伪政府派他为驻德国“大使”，被军统逮捕软禁重庆巢丝厂，戴笠要他给训练班学生讲国际形势课。行动术教官是沈醉兼任的，当时沈任军统局总务处长，是个老军统。擒拿术教官是李克炼，当时他是军统擒拿术训练班教官，他来上课，还跟来一个副手，两人互擒示范。副主任陶一珊也来讲过话，要学生遵守纪律，不要乱跑，不要到河沟里光着屁股洗澡（歌乐山到杨家山下面有一条小河沟），因为这个范围内有外宾往来，给外宾看到了印象不好。班里给各个队上配有两个挑水夫，可以在室内洗澡（这些华侨学生欢喜洗澡）。同时还讲到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当时赴美国访间，很受美国总统罗斯福欢迎，厚礼接待的情祝等等。 三、交通巡查总队，简称交巡总队，该总队人员是从东南沦陷区回到重庆的，没有士兵，都是少尉以上的官佐，共两百多人，调到重庆训练班来加强思想教育。他们来了主要是搞劳动，修筑杨公桥至杨家山的公路及武灵关的操场。该队多是北方人，身高体壮，挖石挑土劳力很强。各班学生也参加修筑公路、操场，劳力远不及他们，总队长姓杨名字忘记，该总队驻在杨家山对面山坡下的平房里。 当时高干班、南洋班、交巡总队，都在重庆训练班班本部食堂吃饭。但食堂不大，只能坐两百多人，故分两批就餐。早晨吃大米稀饭每桌八人，有油炸花生米、四川榨菜二小碟。中午、下午吃大米干饭，有辣椒一碟，豆腐焘白菜、或是豆腐烧萝卜四碗。星期六改善伙食，每桌增加红烧猪肉油豆腐一大碗。 四、查缉干部人员训练班，简称查干班，又称查干系。当时戴笠兼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为了发展自己势力，培养自已的缉私干部，故办此班。该班学生四百多人，三分之二是军统局人员介绍的，及由下级缉私人员调训的。三分之一是军统局训练处派员从中央军校南宁分校和昆明分校十七期学生总队，挑选300名成绩较好者来重庆军令部谍报参谋班受训的学生中，抽调100名到查干班的。他们受训完毕，即分发到缉私署和各省的缉私处工作。该班设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大队长周文星。第一二中队队长忘其姓名；第三中队队长姓史，名字也忘记了，他是浙江人，中央军校十期毕业。这个班驻在杨家山左背后的陈家院子。 五、电讯人员训练班，简称电训班，又称电训系。该班在1942年是驻在杨公桥上面的山坡上几栋平房里。因房屋不够居住，把该班迁到秦江县杜市乡，驻在杜市乡的穆公馆、何家湾、务兹堂等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于抗战初期逃到四川时，开始就驻在这里。当时戴笠是中央训练团的警卫组长．中央训练团迁离杜市乡后，留下来的房屋，一律都由戴盗接管。 穆公馆，原是四川一个小军阀穆流洲的公馆。房屋范围占地约八百多平方米。建筑中西结合，里面有花园，种有各种奇花异草。电讯训练班班本部、大队部以及第三队、女生区队都驻在这里。何家湾，是前清一个姓杨的湖南巡抚，四川人，他家的一栋大房子，第二队驻在这里。务兹堂，即是这个杨巡抚的一栋住屋，建筑宏伟，栋梁都是朱漆加画，如同宫殿一样，当时杨巡抚的孙子尚住在这里，他仍是占有几百亩土地的地主，同时他又是杜市乡乡长，是当地有钱有势有权的土皇帝，对老百姓压迫剥削，无恶不作，强迫抽税、抽粮、抽丁，交不出的，即绳绑索捆，坐牢吊打，害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流落他乡。电训班驻在杜市乡，便如同太上皇一样，向乡公所要烧某、铺草、木料、肉鱼等，只给半价或是三分之二的价；交得慢一点，就不客气。杨乡长对我表面上还好，有时请我到他家吃饭，饭后聊夭，他说：“我祖父时，家道非常兴旺，前厅的左边是粮库；右边是钱库。看家护院的就有百多个枪兵，奴脾丫环成群，有轿有马，出门周围60里不要走人家的地，前呼后拥，威风得很。当时祖父为了防范大股土匪抢劫，还在背后山上筑有纵横万多米的石寨子，都是用麻石砌成丈余高的石墙，俨然一个小城堡，迄今石寨子还留在那里。自我祖父死后，经我父辈到我们这一辈，家道慢慢的败下来了，远不如从前了。我大儿子是学海军的，不幸早死了。二儿子抽大烟．没有出息。三儿子人老实，不中用… … ” 电训班虽属重庆训练班的一个单位，但因距离较远，对内外联系不方便，因而另设有班本部的组织，设有副主任一人，负责全班业务。副主任下面仍设有秘书、教育组、政训组、总务组、大队部及第一、二、三队，女生区队。当时副主任是王正铎，浙扛人，交通大学毕业。秘书王小鸥，湖南湘潭人，湖南国文专科学校毕业。教育组长袁志山。政训组长颜伟青，浙江人，黄埔军校六期政治科毕业。总务组长包经虹，湖南湘乡人，从小就干军统的交通员。大队长陈子新，浙江人，黄埔军校八期交通科毕业的。第一队队长贺光国，湖南宁乡人，中央军校十四期毕业。第二队队长高国禧，福建人，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第三队队长李家驹，四川人，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毕业。女生区队队长钟毅，湖南湘乡人，军统息训班毕业。区队长董京山，山东人，中央军校军官总队毕业。刘冠华，湖北人，战时干部训练团毕业。江国栋，广东人，中央军校十七期毕业。李家球，广东人，中央军校十七期毕业。 该班所授课程，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精神讲话、国际形势、收发报、译电、密码通信、机务、特工常识、情报学、国术、制式教练、射击、陆军礼节、内务规则等。学生进班后，先是三个月入伍训练．多是军事教程。以后多是通讯技术教练。期末举行一次军事旅行，上午8时出发，下午5时回班。预先选择目的地，机关用公函联系，距离十五里路的五福场，这场上有个华侨中学，学生多是海外归国华侨青年，满怀爱国热情，本想回到祖国参加抗战或前往陕北进抗日军政大学的，因被国民党军警在中途挡回，才集合起来成立这个华侨学校，当时有四五百人之多。我们到这里，因先有公函联络，故对我们很欢迎，除接待参观学校外，还举行了友谊联欢和篮球比赛。中午，我们在此地吃中饭，特务长带了炊事班早就准备好了。下午，参观水坝．嵇水流经此场，依据地形建有一个大水坝蓄水灌溉，坝上流水很急如同爆布。我们来回观看，然后绕道回班。在受训学生外出这一天内，班本部的政训组长率领组员、指导员等，即到学生教室、寝室检查每个学生的书籍、笔记、信件、被盖、服装、箱子、提包等，看有无“异党活动”。对学生持极不信任的心理，怀疑有共党分子打人进来，因而暗中采取监视搜查的态度。 为了使学生多受一点通信技术的训练，班本部呈请戴笠批准在中美合作所请来两个美国通信技术教官来班上课。美国教官未来之前，总务组就给粉刷房子，购买沙发和办公桌，床铺被盖，茶具餐具等，还从杜市街上雇了一个厨师专门为他们做饭菜。可说对亲老子也没有这样恭敬。两个美国人还带一个翻译来了。副主任、教育组长成天就是陪着他们。杜市乡里老百姓看到来了两个外国人，也感到很稀奇，小孩子跟着看。当时杜市乡．是初一、十五赶集，届时人山人海，土产堆集，贸易兴隆。正逢赶集之日，翻译带着他俩也去逛逛。本地少数穷苦人以蛆柑（外面如同好广柑，内部生蛆）冒称好广柑，看了外国人来了．挤近身边求卖。美国教官看了金黄色的广柑，买了就大吃特吃，蛆也就向脸上乱爬。他俩一面吃，一面高兴的举起大拇指："OK!OK!”。周围的人看了．哈哈大笑：'‘活宝！活宝！”一时传遍整个集市。他们住了一个星期，上了六堂课，临走时也说：" OK ! OK ! " 电训班学生来源，有的是军统局人员介绍的，绝大部分是用军事委员会电讯人员训练班的名义招考来的普通大学生，中学生也有。学生到班得知是军统特务训练班，马上有不辞而别的。有的被抓回迫令认错，保证不再逃跑，便可随班受训。如果坚不认错，一定要走，即予以禁闭，一关就是几个月。如仍不愿意接受训练的也就算了，因为他还没有正式入训，悄悄地让他出去，还给他理发、洗澡、换衣服等，警告他在外面不要乱讲，否则仍抓回坐禁闭。像这样的事情，每次招考来的新生，总有一两起发生。学员受训一年毕业后，由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分发到军统秘密站组或者公开的电台上工作。 训练期间内，男女学生谈恋爱的事，时有发生。队长与女生谈恋爱也有，甚至发生关系肚子大起来的也有。如第三队有个姓罗的男生与一个姓熊的女生恋爱，最后发生了关系．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斑里没有办法，要维持纪律，只得把女生开除了。这个女生不愿意走，大骂处理不公正，说“为什么只开除女生。”听说这个女生的情人罗某还是有情人，后来找到这个女生，终于结婚了" 另外一个姓艾的区队长与当地一个姓杨的寡妇谈恋爱，被班里督察打小报告到局本部督察室，结果将这个区队长调到重庆关在望龙门看守所一年多，才放出来。抗战时期，戴笠规定军统人员不准结婚，违者予以惩罚。但事实上官大的，可以逍遥法外，恋爱结婚有的是，戴笠根本不吭气；他自己更是玩弄女性的大流氓，又有谁敢管他？而官小的，只要有点违纪事情，便动辄得咎。这是什么革命家庭！（戴笠称军统局是"革命家庭"）完全是鬼话。 学生将近毕业的时候，要举行参加军统组织的仪式，而且搞得很神秘。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预先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布置一个长方桌，桌上燃着两支大红蜡烛、三支香，放有填有学生名字的宣誓书，墙壁上挂着蒋介石的像，进房间外面道路上，站着几个持枪上刺刀的警卫，如临大敌。故意制造一种阴森可怖的气氛，使学生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由队长领着一个班、一个班地进人宣誓房间，站成横队，面向蒋介石像，长桌石边站着副主任，左边站着政训组长监香，面孔非常严肃。学生向蒋介石像行三鞠躬，各人拿一张宣誓书大家一齐宣读誓词：“余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严厉之处分。谨此宣誓。宣誓人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宣誓完了，在自己名字下盖上手印．然后再向蒋介石像三鞠躬退出。队长再带一班人进去，如法炮制。从此这些学生永远受军统特务的控制。电训班危害老百姓的事情是许许多多的。列举几件如下： （一）杜市乡出产广柑，遍山遍野都是广柑树，到秋后成熟时，金黄色的果实垂满树枝。学生多去偷吃，就是被老百姓发觉，也不理会照摘不误，不但吃，还要摘些去送人。 （二）队上伙食，由学生轮流当采买，轮到那个当采买都想表现一下，每天领到的伙食费，全部都买上猪肉，而不买蔬菜。蔬菜是到老百姓莱地里任意采摘，因而伙食办得不错。当队长的，只要伙食好，学生吃得满意，明知是没有付钱的莱，都是开一个眼睛闭一个眼睛地不啃气。老百姓怨声载道，找上门来叫苦告状。队长当面说得好，说对危害老百姓的事情要办，要处罚学生。但事实上从来没有处罚过一个学生。 （三）距离队部十几里路的五福场，有条秦江．水流很急。每逢春秋雨季，下游的大鲤鱼、大草鱼等都游到这里来，跳水板子。当地一些渔民装上鱼网来接捕这些飞跃的大鱼。有一次一条二十来斤的鲤鱼跳人网内，学生强行拿走，渔民不肯，双方争执，以致动起武来，有一个学生回来向我报告事态，我怕学生吃亏，赶快派去两名警卫持枪前往镇压。渔民看了敌不过，只得忍气吞声，眼看着一条大鱼，白白地拿走了，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有枪杆子。我当时就充当了特务学生危害老百姓的有力后盾。（四）在收割稻子后，老百姓在水田里养了一些鱼，学生也是随便的将人家田里的鱼捉走。老百姓怎样叫喊，也没有办法。 （五）一年一度的春节，班本部、队部，都要扎灯扎彩，演戏聚餐，欢乐一番．热闹几天。扎灯扎彩，需要很多竹子、杉树、杉枝叶等材料，都是无代价地从老百姓山上砍来的。班本部、三个队部扎灯扎彩，砍的竹子杉树是很多的。我记得有一个姓熊的老百姓家背后山的竹山，全部给砍光了。扎灯扎彩政训组提出要比赛，那一队扎得最好，式样丰富多彩，要嘉奖，要发给奖旗。评比结果，我这个队获得第一。在授奖大会上，获得嘉奖和授给一面“优胜纪念”的锦旗。其实我这种受奖，是建筑在杜市乡老百姓的损失与痛苦身上的。 （六）队上学生的衣服被盖是包给附近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洗的。有个学生拿了一床绸面的棉被去洗，被人偷去了。学生将情况报告我，我即叫侍务长追究赔偿。这个寡妇一时赔不起，竟将其抓来关押，强迫要赔。结果她只好将喂的一只肥猪卖掉来赔偿学生的被子。事后了解，其实是队上的号兵偷了。因这个寡妇有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号兵企图调戏，人家不愿意，他怀恨在心，趁他母女不在家，即偷去了这床被子，加害于他们。我事后知道这回事，但不吭气，昧着良心包庇，今天回忆往事，内心受到谴责。 （七）第一队驻地的左边还有一所较大的房子，也是中央训练团住过的，由戴笠接收下来。当时有一个北平私立志成中学校，从北平逃来四川，校长吴宝成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是军统分子。因这种关系，得到戴笠的批准，住进了这所房子。当时队上的学生看了这个学校有不少的女生，就时常跑到这个学校去打球踢球。即使是学校上体育课时，仍霸占操场不走。他们当然不乐意，以致双方学生发生冲突，打了起来。我派警卫前往弹压，向天鸣枪恐吓才停止殴斗。后将他们带头的一个学生抓来关押，经该校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亲自来说情，才予以放回。从此以后，电训班学生任何时候去打球，他们再也不敢干涉了。只得忍气吞声地说：“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算了。 抗战胜利，电训班结束，离开杜市乡时，全乡的老百姓打拱作揖，谢天谢地的，一片欢呼声，说是送走了“瘟神”，他们形容电训班在杜市乡像万恶的‘瘟神”。说明老百姓痛恨之深。 六、外事人员训练班，简称外事班，又称外事系。专门训练从事外事工作的特务，学生是用军事委员会外事人员训练班名义从通晓外文的大学生中招考而来的，少数是军统局人员介绍的。人数五六十人。1941年从胡宗南办的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十六期学生总队挑选200名学生来重庆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受训，其中有12名学生是大学毕业的，外文比较好，也送到外事班受训了。抗日胜利后，山东济南二绥区外事处处长（忘其姓名）即是外事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该班驻在南洋班右背后的山坡上。 七、暑期训练班，简称暑训班。这个班的学生是军统派在各个大专院校的职业特务学生以及由军统给津贴读书的特务子弟所组成的，在各大专院校放暑假时期成立起来。因为这些职业特务学生，都是伪装进步姿态棍人各校的进步组织中去从事特务活动，军统局担心这些学生受到真正进步思想的影响．政治信仰发生动摇，所以利用署假时间加强思想教育，并考核一下他们的行动。差不多每天戴笠都要抽出时间到该班去看看或给他们讲讲话，或给他们放放留声机唱片，或带他们到重庆附近风景区走走。该班驻在南洋班右背后山坡上。 八、勤杂兵训练班，当时军统局所有勤杂兵夫，都是雇用的，也有是介绍来的。他们既不是军统特务基干，又没有受过什么特务训练，怕他们有非法行为和泄漏机密事情，故成立了这个训练班施加训练。当时这个队有百多人口他们驻在南洋珍左劝的山坡上一栋平房里。 九、警犬训养场，养有十来条普狗．要训练这些狗能侦察搜索大烟、武器、银元、钞票等物品，以达到破案的目的。同时还训练跳圈打滚。1941年庆祝四一大会（即庆祝军统特务组织成立十周年）时，还带到重庆局本部表演，侦察搜索大烟、武器等物品，最后表演跳圈。大家赞赏这些狗驯养得不错。 十、立人小学校，是军统的一个子弟学校，是当时重庆地区办得较好的一个完全小学。校址在重庆训练班本部对面的山上一栋一层的楼房。1941年戴笠去东南视察时带回重庆一百多名难童，也被送到立人小学上学，从小培养他们，取名少年模范队。戴笠曾在一次纪念周上训话说：德国、意大利有少年模范队的组织，用来维持社会秩序，我们缥丝厂也可以仿效。因此这个少年模范队每天派出几组（每组六人）在巢丝厂这个范围进行巡查，如有服装不整齐、不遵守这个范围规定的人员，不管是谁，他们都有权纠察。因此大家都有几分怕他们。一见他们来了，有的忙于检查自己的服装仪容，有的就绕道回避，怕惹他们。 当时戴笠正与胡蝶（电影明星）打得火热，秘密同居，住在松林坡的公馆里。戴笠也把胡蝶与其丈夫所生的小女孩送到立人小学读书，每天都要换一套鲜艳的时装，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大家都喜欢逗她玩，问她的爸爸是谁？她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戴笠爸爸。 杨家由的背后是钟家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所在地。该所主任由戴笠兼，副主任是美国海军方面的特务头子梅乐斯，当时该所有美国人三四百名，还办了一个中美特种警察训练班，简称中美班，学生有800名，教官都是美国人，所授课程都是美式的，即是为军统培养美式特务，每天早晚升降国旗，也要升降美国国旗，升降美国国旗时，要叫美国口令。学生着美式制服和大皮鞋，腰佩美式手枪，学着美国人的派头，讲话时肩膀一耸，两手一摊，见人就叫OK ！几乎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重庆训练班全体集合的活动： 各班（系）有各自的训练内容，每周都是按着各自的课程进度表进行作息。但每天须得集合各班（系）官佐学生在杨家山操场升旗降旗。每天早晨举行升旗礼，由副主任陶一珊主持。仪式是升旗典礼开始、全体肃立、唱党歌（国歌）、奏乐、升旗、升旗毕。再由副主任讲话，然后各自带回。下午．下了第三堂课，举行降旗礼，仪式是降旗典礼开始、全体肃立、唱党歌（国歌）、奏乐、降旗、降旗典礼毕。再看副主任有什么事要传达，传达后，就各自带回。 每星期日上午举行纪念周，集合各班（系）官佐学生在杨家山礼堂，由戴笠主持，仪式是纪念周开始、全体肃立、唱党歌（国歌）、向总理遗像、领袖肖像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向总理遗像静默三分钟、主任讲话。戴笠接着讲话，内容多是吹嘘军统是“革命”的，自己是忠于“领袖”的，训导学生要尽忠职守，艰苦奋斗… … 有一次，戴在纪念周上训话说：我们巢丝厂有两个勤杂兵，天天种菜不停，我每次回杨家山，总是看到他们在山坡上辛勤劳动，这很好。今年年终奖金，我准备奖给他们两个，以此来鼓励大家要勤奋工作。又有一次，举行纪念周，他领着中央大学一位历史系教授介绍给大家（忘其姓名），在仪式后，请这位教授讲话，题目是“文章学”，教大家怎样写文章。以后出了几道题，交各班（系）官佐学生写文章，将写得好的文章，出了一期墙报，贴在杨家山礼堂外面右边的墙壁上，以此来鼓励大家读书写文章。在纪念周仪式中，主任训话完了之后，还要恭读党员守则、军人读训，要唱班歌（局歌），然后散会，各自带回。 1943年春节早晨，副主任陶一珊率领教育长、总队长和各班（系）的大队长、队长、立人小学校长、工程处长等，前往杨家山公馆给戴笠拜年。当时戴笠不在，是给蒋介石拜年去了，因为他每年给蒋介石拜年是最早的一个，以示对主子的忠诚。陶一珊将预先准备用红纸写好的各班（系）为首的名单交给公馆的副官请转呈主任，之后，我们才回来。上午，集合各班（系）官佐学生在杨家山礼堂举行团拜，由副主任陶一珊主待，戴笠参加了，团拜完了各自带回。中午，举行聚餐，每桌四莱一火锅，有酒。晚上，举行春节晚会，演京戏《苏三起解》、《鸿弯禧》。戴笠偕胡蝶以及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参谋长贝乐利都前来参加晚会。在晚会上，戴笠偕胡蝶坐在一块，两人指手画脚，有说有笑。而梅乐斯、贝乐利两个外国人却因为看不懂，坐在一块默默无声，打起磕睡来了。 每周星期六上午，重庆训练班还要开班务会议。各班（系）为首的大队长、队长、立人小学校长、工程处长等都得参加。由副主任陶一珊主持会议，会议内容：各班（系）汇报工作情况，副主任归纳，再由大家讨论需要解决的问题；讨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再请示上面。上面有什么新的指示和规定，也即时在会上传达，会议一般开半天，讨论问题较多时延长开一天。 巢丝厂这个地区，是戴笠强占老百姓的田园房屋山林，竟达纵横三四十里的范围，包括杨公桥、杨家山、陈家院子、钟家山、松林坡、武灵关等，甚至原先从磁器口到歌乐山的一条道路也从这里划出绕道。这里成为特区，除了中美合作所人员、军统人员进出外，外人一概不准人内： 戴笠不但是个凶狠残暴的刽子手，而且野心很大，他把巢丝厂改名为造士厂，说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有了人才事情就好办了。他又把巢丝厂改名为造时厂，他说：今天是英雄造时势的时代，这里就是造英雄的地方。 国民政府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 贺光国 文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徐州“刹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审稿意见：一、此稿系笔者亲身所历的第一手材料．写得尚全面具体，属于可采用的一篇。二、此文讹错存疑之处，我已注明。三、此文中提到临澄、黔阳等各训练斑，并提到当年教官中有沈醉专员，有请详核的必要。 董益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原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审稿意见：同意文强第一、二两项意见。第三项据我了解，原稿基本上是正确的。 国民政府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简称“谍参班，')，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训练军事情报人员的场所，训练了一大批效忠蒋介石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军事特务，分派去各部队，控制全国军队情况，起着所谓“领袖耳目”的作用。我曾在这个训练班担任队长多年，仅就个人所知的一些情况，记叙如下。 一、谍参班的沿革 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我国，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政府节节向后方转移败退，当时军统局也跟随着经武汉退到湖南。1938年初，军统局在湖南临澄成立了特务训练班（简称“临训班”）是年冬，因战局转移，“临训班”迁黔阳，改称“黔阳训练班”，毕业证书上全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对外称“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班主任由戴笠兼。在这个班里成立了一个参谋系，系主任是吴琅。参谋系学生两百余人，均系大学生和高中生。当时，蒋介石搞的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因而，反共急先锋的军统局随之扩大，需要大批干部补充，该系学生就提前分派了一部尚余百多人，于1939年年底由系主任吴琅率领，调来四川重庆继续训练。这时，军统局局本部早已迁到四川重庆罗家湾。参谋系到达重庆后，名称改为“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驻在重庆张家花园钟南中学校址。在湖南黔阳训练班参谋系提前分配的一百余名学生算是“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的第一期学生；由吴琅率领的一百余名学生到达重庆后，与从四川成都军校16期二总队挑选来的100名学生合并在一起受训，算是“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的第二期学生；以后各期都是从中央军校本校和各分校的各期毕业生中挑选成绩优秀的来受训，仍名为“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这是戴笠呈请蒋介石批准的，因为军统局不能把谍报参谋直接分派到全国各个军队里去任职，只有通过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名义，才能把名为“谍报参谋”，实为军统特务派到全国各个部队去搞特务括动，搜集情报，以达到监视控制整个国民党部队的目的。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区队长、队长。 二、谍参班的编制和人员 （一）谍参班的编制如下： 主任，副主任 秘书室 教育组 政训组 书记、司书收发室 组员 教官室 油印室 《 情报参谋》 月刊社组员 中队指导员 副官 会计室 仓库 警卫队 司号长 教育副官 中队一区队一班 大队部 《 二）谍参班主要官员： 主任由军统局局长戴笠兼，戴笠又名雨农，浙江江山县人，中央军校六期骑科肄业后，当上了蒋介石的副官，得到蒋的宠信，官授陆军中将，可谓是显赫一时的人物。他基本上是挂名，负实际责任的是副主任。 第一、二期副主任昊琅又名王良，浙江温州人。陆军大学毕业，曾任军参谋长、青年军教导团长、重庆第二新兵训练处处长。大陆解放前夕逃台，见报载曾担任过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参赞。秘书王小鸥，湖南湘潭县人。湖南国文专修学校毕业，以后任保密局第四处科长，大陆解放时逃台。教育组长陈旭东，辽宁铁岭县人，东北讲武堂毕业，曾在东北军部队任过参谋处长①。前任政训组长（忘其名）调走后，军统局又派局本部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兼任政训组长。刘是湖北人，黄埔军校毕业，以后任湖北省党政总队队长，并在谍参班第二期调毕业学生20名，同他一起到差工作。后因刘在湖北反共反人民很卖力，得到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赏识①。他在湖北恩施三斗坪一带（属六战区管辖），专门干着反共的勾当，迫害人民，当时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对他非常愤恨，称他为吃人的’‘巴山虎”。后在大陆解放时逃台。总务组长成希超，湖南人，中央军校毕业，后任别动军总司令部总务处长，抗日胜利后，任保密局总务处副处长，后又升任处长。大队长系吴琅兼任。第一队队长（忘其名）。第二队队长林廷极，四川人，中央军校十期毕业，后任四川省师管区某团团长。区队长林卓，浙江温州人，中央军校十一期毕业，后任四川垫江县稽查所所长。大陆快解放时，任江（苏）浙（江〕救国自卫军司令部参谋长，因危害地方，作恶多端，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范定远，浙江人．中央军校十一期毕业，后任五十四军副参谋长，大陆解放时逃台。贺光国，湖南宁乡县人，中央军校十四期毕业，后任军事委员会电讯监察人员训练班队长、大队长。龙楚生，湖南新化县人，中央军校十四期毕业，后任湖北省党政总队督察，大陆解放时逃台。 [①陈旭东是日本士官学校抱兵科毕业，充任过东北炮兵团长，炮兵训练班主任，是张学良的亲信，任过情报科长，没有任过东北军的参谋处长。― 文强] 第三期副主任龚梦涛，湖南长沙县人，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军令部二厅第六处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改任五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处长。教育组长卓献书，江苏人．留学意大利陆军大学毕业。卓的面貌身材行动与日本人一模一样，当时军统局怀疑他是日本间谍，把他逮捕起来，后查不出什么证据，又看他是意大利法西斯陆军大学毕业的，为了对学生灌输法西斯思想，戴笠就把他派到谍参班任教育组长。他平日工作非常卖力，对学生教育搞得不错，以后提升为副主任，并派出去任滇缅挺进总队司令。政训组长赵冠先，四川人，中央军校六期毕业，曾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政工大队大队长，以后转任重庆市国民兵团团长。大队长由赵冠先兼任。第一队队长黄藩初，湖北黄陂县人，中央军校六期毕业，以后任军统局湖北站站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剿总”第二处处长。第二队队长徐良，湖南人，中央军校六期毕业，曾任某师工兵营长，以后任交通警察总局专员。 第四、五期副主任卓献书。教育组长易伟，湖南长沙县人，陆军大学毕业，以后任别动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政训组长李登云，湖南人，中央军校四期毕业，以后任财政部缉私署政治部主任。大队长劳建白，湖南长沙县人，中央军校六期毕业。在中央军校受训时与戴笠同队，同坐一张桌子听课。性情倔强暴躁，当时军统局局本部的人称之为“劳大炮”，以后任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第一队队长徐良，第二队队长范定远。区队长张义，湖南武冈县人，中央军校十四期毕业，以后任国防部参谋，大陆解放时逃台。张明凯，江苏人，中央军校十二期毕业，后考人陆军大学受训，毕业后任国防部参谋，也于大陆解放时逃台。边法舆，河北人，中央军校十四期毕业，后任军令部二厅驻北平潜伏组组长，大陆解放前夕逃台。屈国基，河南人，中央军校十四期毕业，以后任交通警察总队大队长。 第六、七期副主任李伯颜，广东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以后改任广东省政府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教育组长唐孝友，广东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毕业，曾任兵要地理教官。大队长金树荣，江西莲花县人，中央军校五期毕业，后任军统局东南训练班副主任。第六期学生队队长张义。第七期学生队队长贺光国。张、贺于1943年春调成都中央军校十四、十五、十六期甲级生补训总队受训，为该三期甲级生，是抗日战争初期招考进去的学生，受训一年毕业，即派到前线补充。到抗战中期．战争局面比较稳定，军训部和中央军校又组织这几期甲级生到成都中央军校继续受训，完成中央军校养成教育，达到升陆军大学深造的学历，就这样又继续苦练了一年半，大家仅获得一个“橡皮章印”，即是在我们原先毕业证书上加盖一个橡皮图章，内容大意为：“补训期满，完成了养成教育，此证。” 第八期副主任吴健群，广东人，陆军大学毕业，曾任南宁四分校学生总队总队长。教育组长刘某某。大队长为徐良，高参队队长由教育组长兼任。 [① 刘培初任绥靖总队长是郑介民向蒋经国推荐的．陈诚对刘后来并不信任。― 文强] 三、谍参班的学生来源 谍参班的学生由军统局训练处负责招考，派专员到中央军校本校和各分校，从各期各总队应届毕业生中挑选成绩优秀者前来重庆受训。这是戴笠呈请蒋介石批准的。受训时间为六个月，从一期办到八期；其中还办了一期高级谍报参谋训练队（简称‘高参队，)．约一百余人，是中央军校六期到十二期的现任军官，招来受训后，分派至全国各个部队任情报科长或情报处长。从此，部队的情报科长和情报处长，都由军统局控制核派，任何部队长也不能私自委任或保荐，就是保荐上来也不会获得批准，因此，各部队长很有意见，深感不满。如山东济南二绥区司令部第二处（即情报处）处长陶富业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俘遗缺，司令官王耀武几次保荐司令部高参卿云灿继任，均未获批准，致使王耀武和卿云灿都很不满。以后，军统局派大特务杨遇春前去接任二处处长。杨是中共红军时期的师长，叛变革命后投靠蒋介石的。 第一期学生是从普通大学生和高中生招考来的，其中一部分是东北大学的学生，该期学生共一百余人。 第二期学生一部分是普通大学生和高中生，另一部分约一百名是从成都中央军校十六期二总队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该期学生共二百余人。第二期于1940年2月间开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亲临主持典礼并讲了话，军令部次长熊斌，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副厅长郑介民，国际情报研究所所长王凡生，军统局局长戴笠等都参加了典礼。典礼后，举行聚餐。聚餐的菜肴很丰富，学生席上都是整鸡、红烧猪肉和红烧牛肉等，还有大曲酒。 第三期学生是从成都中央军校十六期三总队毕业生中和南宁第四分校十六期毕业生中各挑选出100 名．共有学生200人。该期有两个朝鲜人：一个姓金，一个姓崔，在南宁第四分校十六期毕业，由大韩民国驻重庆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请求蒋介石批准送该班受训的，毕业后仍回朝鲜。第三期于1941年1 月毕业，亦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亲临主持，场面也很大，有两支军乐队，对成绩优秀者即前一、二、三名颁发了奖品，奖品是每人派克钢笔一支；典礼后按例举行了聚餐。 第四期学生是从西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十六期毕业生中和武冈第二分校十六期毕业生中各挑选出100名，该期学生共200人。去西安第七分校挑选学生时，是军统局训练处专员单光辉和谍参班大队长赵冠先二人乘飞机先走，随后队长范定远、指导员刘民锋、区队长贺光国、张义、特务长和勤务兵等人乘车到达西安，住西安花园饭店。一个月后，我们从西安第七分校十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200名。在等待接收的一个月内．我们没有事情可做，只有每天进馆子吃吃喝喝，到西安各处逛逛，而单光辉、赵冠先两人还要镖女人。1941年4月间，我们率领200名学生，由西安乘火车到宝鸡，驻宝鸡东关小学内，当时有人打小报告说"学生中有冒名顶替的，此人有瘩痢头"云云。因此，我们对学生又进行了一次甄别，即在小学校的操场上集合全体学生，站成横队，距离约十五步的地方摆一长方桌，中间坐着赵冠先，右边坐着范定远，左边坐着刘民锋，好像三堂会审，气氛很严肃，学生不知是发生什么事情，个个表情非常紧张。首先由赵冠先在学生名册上点名，每点一人出列．在十五步的地方面向三人以正步走到十步的地方，立正脱帽行鞠躬礼〔我们可察看是否有嫩痢头），并对照详历名册，询问是哪里人，哪个中学校毕业的，看他是否答得对头，然后叫他戴帽退回原位。依次如法炮制，结果没有发现什么瘫痢头，也没有发现回答错了的，无事找事，结果空忙了一上午。在宝鸡休息三天，赵冠先仍回西安去了，我们雇了四辆双马拉的大车，装上行李，学生则轻装徒步行军跟上，沿川陕公路南下，越过秦岭，到达四川广元，又休息三天，改乘嘉陵江的民船四艘，沿江继续南下，在5月初到达重庆。到重庆后，分出100名学生到爆破训练班受训，当时重庆正遭日机轰炸，谍参班的房屋大部分被炸毁，但副主任卓献书号召全班学生要与阵地共存亡，计划继续在废墟上建筑营房。总务组长成希超很不同意这个“日本矮子”的蛮千，将情况报告戴笠，戴亲自来班视察，指示卓献书赶快搬家。1941 年6月，谍参班迁到重庆南岸大兴场，驻大兴场茂材小学继续训练，一直办到八期，又迁回重庆万寿宫。 谍参班迁到重庆南岸大兴场茂材小学以后，房屋不够用，因此，又占住第五十兵工厂职工宿舍六栋，作为大队部和学生宿舍。这些房子都需要维修，同时，课桌、凳子、床铺都缺少，正好茂材小学校长是个资本家，他堆集在江边的木材不少，都是直径一米、长度十五六米的杉木，卓献书就很不客气的叫维修工人搬这些木料大修房屋，做桌凳床铺等家具，那个小学校长看了非常愤恨，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江对岸即是第五十兵工厂的厂址，厂里很多机器设在山洞里，空袭时能照常生产。这个厂是抗日初期从广东省迁来的，能制造机关枪迫击炮。当时制造出来的枪炮，都要经过试射。试射时是从江的北岸向江南山坡发射，山坡上设有靶场，船只和行人就在射击的抛物线下照常行走，习以为常，毫不害怕。但在1942年秋天，第五十兵工厂储藏在南岸山洞里的火药突然着火爆炸，一时整座山头都炸得天翻地被，飞沙走石，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遮蔽着整个天空。当时，我们以为是日本飞机搞空袭，赶快紧急集合投人抗击，事后才知道是第五十兵工厂火药库爆炸，周围几十里内的房屋被毁，人员、牲畜等被飞石打死打伤的不知有多少，谍参班就有两个学生被飞石砸死。我们的房屋被砸得稀巴烂，我的床铺中央也落下一块二十多斤重的石头，幸好我没有睡在床上，才幸免一死，同伴们都说我“命大”。事情发生后，蒋介石亲临现场视察．对这次爆炸事故非常重视，这说明了损失的军火数量是相当大的。 谍参班由重庆迁到大兴场后，戴笠为了保卫蒋介石的安全，给该班一个“保卫领袖”的特殊任务，并发给该班学生重机枪4挺，中正式步枪200支。当时重庆被日机不断轰炸，蒋介石躲在黄山，大兴场正在黄山脚下，距离只有十几华里，戴笠怕日本飞机在黄山投下空降部队，危及蒋介石安全，故分配了此任务，但事后这批武器摆在学生寝室里始终没有动用过。 黄山到大兴场有一条小溪，沿溪有一条公路，经常修缮，整理得很好，沿途景色宜人，风光美好、蒋介石偕宋美龄与一个女秘书，常在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到这条公路上散步。散步时有两辆小汽车，蒋介石等坐一辆，随从警卫坐一辆，车至半途，蒋介石等下车步行，警卫也立即下车散布在四周，禁止行人通过。在大兴场的小溪上有一座石桥，蒋介石等散步到此，还要在石桥上坐一会，才乘车回去。有时，谍参班的学生晚饭后在石桥下小溪里洗衣服，蒋问是哪一部门的？学生回答，是谍参班学生，蒋竟感到很安然的样子。谍参班副主任怕学生进入蒋介石散步区惹起事故，叫我们当队长的轮流在石桥边巡视，不准学生到这条公路上去，我是目睹到上述情况的。 第四期学生有一部分是从设在湖南武冈的中央军校第二分校（简称武冈分校）挑选来的。当时，武冈二分校主任是李明颧先生。1941年秋天，李先生因公从湖南到重庆，在百忙中还特地专程来大兴场谍参班看望他的学生，学生们见了自己久别重逢的主任，都欢喜得跳起来，个个都紧握主任的手，聆听教益。李先生还对全班官生讲了话，这也说明了李先生对学生是非常关怀爱护的。 第五期学生是从昆明中央军校第五分校十六期毕业生中挑选来的，该期学生共100名。 第六期学生是从成都中央军校十七期毕业生中挑选来的，该期学生共100名。 第七期学生是从鲁豫皖军事于部训练班（简称“鲁干班”）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共100名，是军统局训练处派专员赴安徽阜阳鲁干班挑好后带回重庆，谍参班派队长贺光国、区队长、特务长等前往重庆接收的。当时，学生行李较多，雇了一艘民船，沿长江运到大兴场，学生则徒步行军，沿偷白公路经过黄山到达大兴场。 第八期学生是从南宁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十七期毕业生中和昆明第五分校十七期毕业生中各挑选出200 名，到重庆后，又从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越南等回国参加抗日而投考四分校和五分校受训的华侨学生中抽调100名到“南洋人员训练班”受训，毕业后再派回南洋各地工作。又另外抽调100名到“查缉人员干部训练班”受训，毕业后派往全国各省缉私处工作。当时有些学生不愿意离开谍参班，说“我们是到‘参训班’来受训的，不愿到别的训练班去”，政训组找这些学生个别谈话，以所谓“特工纪律”相威胁，搞得学生恐惧害怕，再也不敢吭声了。 谍参班共训练了学生一千五百多人，加上“高参队”的学员一百余人，总共训练了一千六百多人。1947年5月，我到山东济南二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参加反人民战争时，当时该处一、二、三科的参谋人员，三分之二都是谍参班毕业的；在二绥靖区所辖的部队里，情报参谋大多数也是谍参班毕业的。到1 948年，据我了解，谋参班的学生干列情报处长的有高凌汉、陆志等，干到团长、副参谋长的有翁羽、冼伟智等，当上政工处长的有苏国英、张铁石等。1975年3月，蒙新中国特赦的293名战犯中，有10人回台湾被阻滞在香港，遭台湾特务诱逼，死于香港富都酒店的张铁石，即是谍参班第二期毕业的，他是辽宁铁岭县人，东北大学学生。 四、谍参班所授课程 谍参班的课程，分参谋、特务、精神教育三个部分叙述如下。 （一）参谋课程 计有战术、参谋业务、谍报业务、后勤业务、军制、兵器、兵要地理等。以上课程聘请陆军大学一流的教官来班洪课，酬劳很高，按钟点计算，伙食住宿的条件亦非常优厚。因此，陆军大学的教官都很乐意来班讲课。 每期学生快毕业的时候，要举行一次“现地战术作业”，又称“参谋演习”，由副主任亲自率领，聘请四位陆军大学教官指导，军统局还派员监督。每次演习时间15天至20天，进行一次师规模的攻击、防御、追击、退却、遭遇战等现地战术作业。途中，教官到某一个山头或者到某条河流就停了下来，打开地图对照现地提出方案，说明情况，学生们就按照下达的指示各自作业，指挥部署处理方案，绘出要图作出计划，最后到宿营地交出作业，教官随即改卷，作出讲评，每天如此。沿途每到一县城，就在县立中学宿营；到小市镇，就在中心小学宿营。学生作业之余，还与当地球队比赛篮球，遇到名胜古迹，也顺便参观一番。野外演习，学生们兴趣盎然。 抗战前期，苏联援助我国抗日．斯大林派遣以崔可夫中将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驻在重庆。当时．戴笠呈请蒋介石批准，请苏联几位顾间来班讲过几次课，授课的内容主要是谍报业务。顾问讲课由翻译翻成中国话，学生聆听并作笔记，下课休息时，学生争着请顾问签名题词，留作纪念。顾问每次从重庆来大兴场就是一天，班里厨房还得准备一顿丰盛的俄国餐。班里有个朝鲜教官李浩然会做俄国大菜，每次都是请他到厨房指导撇饭菜。吃饭的时候，顾问们很高兴。每次顾问来，班里副主任都是指派我负责迎送，接待陪同。顾问见了我很客气，见面握手，上车时用手示意请我先卜。但他们谈吐和一举一动都很谨慎稳重，如皮包始终随身带着，而且一般也不多游活，并没有像后来的美国顾问那样随便，见了人就叫“晦”、“0k ”、“顶好”，苏联顾间没有这些作风。 （二）特务课程 计有情报学、国际情报、敌情研究、密码学、行动、爆破、擒拿术等，由军统局派处长、科长、专家等来班讲课。如第一处（即军事情报处〕处长鲍志鸿讲“军事情报”，第八处（即总务处）处长沈醉讲“行动”，是专门搞逮捕、绑架、暗杀等。留学德意①的冯文尧讲“情报学”，专门讲解侦探、情况判断、审讯、潜伏、搜集情报等。朝鲜人李浩然讲“敌情研究”；爆破专家刘绍复讲“爆破”，是专门搞定时炸弹和各种地雷水雷的。擒拿术训练班教官李克炼教“擒拿术”，是利用骨节擒人的一种武术，在教练时，李克炼和他的助教示范，一面讲解，一面教动作，然后叫学生一个一个的上来与李或他的助教交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练习。擒拿术不需要用很大力气，而是利用骨节反面一擒就剧痛得受不了，使被擒者完全失去反抗之力。国际情报所所长王瓦生讲“国际情报”，王曾任过国民政府驻日本大使馆参赞，有“日本通”之称，他上课时自带秘书记录讲话。 第二、三期学生快毕业的时候，要举行一次行动实习，即布置每个学生都要到军统局本部各处室办公室盗窃一份文件，盗不到的或者被拿获了的说明学习不到家，考试分数就不及格。他们利用在局本部办公的同学亲属或朋友的关系进到办公室会见，见机行事，顺手牵羊。有时局本部人员也得到消息，晓得他们来是要上这一课，早存戒备之心，但往往仍被学员们搞调虎离山之计，将文件盗走。临毕业时还组织他们到重庆稽查处、特检处重庆邮电检查所、水陆交通统一监察处朝天门检查所、珊瑚坝航空检查所等地参观，听取处长、所长介绍工作情况，继而到现场参观学习，使学生能全面熟悉特务方面的业务。如当时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就是集合了在重庆所有稽查所长到处里与学生们见面，陶还详细介绍了稽查处工作情况。 第四期学生快毕业的时候，还组织到第五十兵工厂参观。 （三）精神教育课程 戴笠很重视精神教育，班里“精神讲话”课，不同于一般课程，而是全班集合聆听，戴笠亲自出马现身说法，吹嘘军统局是最革命的组织，吹嘘自己是怎样忠于蒋介石的，标榜自己要做一个无名英雄等，策动学生来为他卖命，供他驱使。戴笠来时有两个便衣警卫跟着，还自带白开水，这说明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做贼心虚，很怕人暗算。二、三期学生在重庆张家花园训练时，戴每周来班讲一次话；自四期学生迁到重庆南岸大兴场后，就很少来班讲话了。“国际形势”由张资平讲，张是南京汪精卫那里的汉奸，汪伪政权派他为驻德国大使，途经香港时被军统局扣留，关在重庆磁器口，专为军统局办的特务训练班讲“国际形势”。张很会讲话．深得学生欢迎。“总理遗教”以三民主义为号召，宣扬“中国只有大贫小贫，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领袖言行”大讲蒋介石的言行，宣扬法西斯。“特约讲话”请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等担任，对学生灌输法西斯思想，如第二期学生快分派的时候，新到职的副主任龚梦涛还亲自率领学生到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听杨宣诚讲话，讲话内容大意是“搜集情报，大的方面要注意，小的方面也不可忽视，连敌人的一个小小火柴盒也有情报价值，如上次从前线检回来一个小火柴盒，经我们研究判断，就搞清楚了敌人一个师团的番号… … ” 每天早操前要举行升国旗仪式，下午下课后要举行降旗仪式，全班官生都要参加，首先唱班歌，随即吹号将国旗升起或降下，有时要待副主任讲话后才解散。班歌是军统局临渔训练班和1941年谍参班教官蒋镇南创作的。蒋曾对我们说：“我对音乐很喜爱很欣赏，在德国、意大利读书的时候，只要哪里举行音乐会，我都喜欢去听去欣赏。因此，汲取所听到的一些歌曲的精华，就创作了这首歌曲。后来，送到音乐大师处去请教，请求给予删改，他们都称赞这个歌曲创作得很好，唱起来非常雄壮”等等。他回国后，在军统局临遭训练班任教时，即把这个歌曲呈出作为该班班歌。戴笠对这个歌很重视，在1941年初曾亲自主持集合军统局全体内外勤人员和谍参班全体官生都来练唱这个砍，一直唱到基本上熟练为止，并宣布规定，这个歌就作为军统局局歌。每次逢纪念周都要唱，井指定专人指挥领唱；在各训练班升降国旗时也要唱。歌词如下：我们是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握着现阶段的动脉，走在时代的前面，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民族和主权，负起民族复兴的贵任，贯彻三民主义的实现。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牺牲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前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救国的责任，落在我们的两肩。 五、参加军统局纪念周和“四一”大会 每个星期一上午，谍参班全体官生都要到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参加纪念周，戴笠亲自主持，仪式中照例要唱局歌，恭读“总理遗嘱”、“党员守则’、‘，军人读训”,戴笠对这几个文件都能一口气地快如流水似的读完；接着做工作报告。他能讲会吹，能抓住听众心理，听众虽憋着小便也要听他讲完。戴笠在没有做工作报告前，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看看参加纪念周的人数登记表，这是总值日官根据各单位带队官报告的人数，统计好放在讲台上的，如果某个单位没有到，或者迟到，或者人数少，那就要挨一顿臭骂。第二个动作，就是把讲台上的花瓶移动一下。每个纪念周，讲台上都要摆一只很精美的花瓶，插上最新鲜的鲜花。如果没有花瓶，或者插的花不新鲜，他就不高兴，总务处长也准得挨一顿骂。1940年春天，有一次纪念周，花瓶内插的鲜花稍为差一点，总务科长（l940年尚未改处）郭斌就挨了一顿臭骂，戴并且说：“刚开的鲜花显示出朝气蓬勃，我们是最革命者，应该像盛开的鲜花一样。” 1940年4月间，有一次纪念周，他读完“总理遗嘱”，转过身来，看到下面队伍里，有交头接耳的．东张西望的，他就大发雷霆，说是“会场秩序太差了，不严肃，不遵守纪律，这是在破坏庄严的纪念周……”越骂越气，他就掏出小左轮手枪向讲桌上一摔，说道：“再这样不守纪律，我就要枪毙几个。”接着，又说道：“你们的不好，是我的过错，是我领导得不好，我对不起领袖”，马上在蒋介石肖像前双膝跪下，下面站着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和各处处长以及全局的内外勤大小特务两千多人，鸦雀无声，立正站着听取训斥，约十分钟后，他站起来了，气也消了，又继续做报告。他就是这样的法西斯作风。从此以后，军统局做纪念周，会场秩序井然，队列整齐，也没有迟到早退现象。 1940年夏夭．有一次纪念周，戴笠报告西安事变经过，吹嘘他是如何前往营救蒋介石的，夸耀他此行的功绩和对蒋介石的忠勇。戴说，在南京坐了宋美龄、宋子文的飞机去西安，到了西安首先见了张总司令（指张学良先生）。张总司令当时穿的是长袍，外罩一件毛领貂皮大衣，脚穿毡鞋，张总司令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玩笑开大了，我准备送委员长回南京……”戴笠接着用斥责的口气说：“有关国家民族存亡的这么大的事情，他竟作为开玩笑……”戴还说：“去看望领袖，要经过警卫检查，这是我早料到的事，我就带着两支手枪，一到（对方）警卫的岗位，首先交出我携带的手枪一支，警卫看我主动交出了随身所带的手枪，也就不再阻拦，我就进去了。当时领袖睡着，见我来了，面露喜色，我就说：‘我身上带有手枪。’意思是指我的人马已打入进来了。领袖回答：‘好好！’马上坐起来了……”他吹嘘自己好像是赵子龙在长坂坡救阿斗，浑身是胆。 1940年冬天的一次纪念周上，戴笠报告他在香港被扣留的经过。戴说：“我在香港下飞机时即被英国人扣留。在尚未被扣之前，我发现情况不妙，赶快将我提的箱子（内有手枪和文件）与副官调换了，副官提的箱子里是我带的衣服和洗面用具。英国人把我押到汽车里，不知开往何处，我心里也感到不安，但看到当时在香港机场接我的郭斌同志，乘了一辆摩托车，始终紧跟在这部汽车的前后，心中就踏实了许多。汽车开到英国人的警务处，把我关在一个单人房间里…英国人检查我的箱子，没有发现什么违禁物品，就要放我走，我很生气，不肯走。我提出非有我们中国领袖蒋委员长的手令，否则，决不离此！英国人没有办法，只好通过了外交手续进行联系，等到我亲自接了领袖的手令，我才出来。”他就是这样吹嘘自己的。 1941年初，有一次纪念周，戴笠在报告中说：“今年元旦给领袖拜年，我去得最早，在签名簿上，我是第一名，以后才有何总长（指何应钦）、戴院长〔指戴传贤）、于院长（指于右任）、孙院长（指孙科）等人慢慢来到? 一”标榜自己对蒋介石最忠最孝。 每年4月1日，军统局要举行“四一”大会。这一天举行庆祝活动，在重庆的内外勤大小特务都要参加；外地各省的，除在当地举行庆祝外，还要由主要负责人或派代表前去重庆参加。1943年春天，我在成都中央军校甲级生补训总队受训时，就参加过由四川省政府调查室、四川省情报站、成都行营情报处联合举行的庆祝“四一”大会，所有在成都的大小特务都参加了。庆祝大会对外采取保密方式，当时是借用了成都中央军校左侧的文殊院里的佛堂召开的，外人根本不知道。每年的“四一大会，谋参班全体官生都参加。这天上午举行公祭，先将大礼堂布置成“一色白”灵堂，即所谓“白礼堂”，把过去历年因公因病死亡的和误杀的特务照片都展列出来，每一张照片下面注明死者姓名、年龄、籍贯和死去的情况，并将其挂在上、左、右三面的墙壁上，正中挂着“碧血千秋”、“浩气长存，，两幅横额，两边则挂着“继续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等对联，中间摆设着香烛贡果，这是安慰死者亡灵，也是在欺骗活人。上午公祭完毕后，立即改变布置，为“一色红”，即所谓’‘红礼堂”，正中上面挂着横额― 庆祝“四一”大会。到下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 1940年“四一”大会，蒋介石亲临公祭，在这天上午8点钟，内外勤大小特务集合在灵堂前面。戴笠来了，看了下灵堂和队伍后，即说：“我去接领袖，你们稍等一下”。不到20分钟，戴笠陪着蒋介石来了，背后还有贺耀组①。进灵堂要上阶梯．戴笠扶着蒋介石上去，举行了公祭后出来。蒋介石站在讲台上向大家讲了很短的几句话，大意是：”同志们在戴副局长的领导下工作很有成绩，今后还须继续努力……”讲完话，戴又扶着他下阶梯，走到带有红花的“烈属”面前，与年老的“烈属”握手问好，表示慰问；此后，在我们的队列面前走过，边走边看，一面发出“唔唔“的声音，表示问好。最后，戴又扶他坐上汽车走了。中午，举行聚餐，菜是戴笠亲自点的，红烧猪肉和油豆腐、红烧牛肉、辣椒酸菜炒肉丁以及蔬莱等。开餐前，戴笠叫大家站起来举杯，第一杯酒，敬祝领袖身体健康，第二杯酒敬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当举起第三杯酒时，总值日官领头高呼：“敬祝戴先生身体健康！”然后用餐。下午开庆祝会，贺耀组亲临参加并讲话，大意是赞扬军统局功绩，赞扬戴副局长领导有方，我们似乎也沾上了光彩。当时，贺耀组是挂名的局长。晚上，举行文娱晚会，节目由军统局内外勤特务和训练班的学生自编自演，有京剧、话剧、歌咏、舞蹈、杂耍等，演到晚10点钟才散会。军统局大小特务对戴笠抱有好感，感到在军统局工作是“金饭碗”，背后都称呼戴为“老板”或者"戴老板”。① 即贺贵严，当时是侍从室主任。 六、毕业宣誓和分派工作 （一）在学生快要毕业的时候，就要每个学生参加军统组织 谍参班第二期、第三期学生，是在重庆张家花园受训的，当这两期学生快毕业的时候，由队长按班次带到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参加由人事科科长李肖白主持的加人军统宣誓仪式。以后，谍参班迁到重庆南岸大兴场茂材小学，因离军统局局本部远了，就改在自己的班部里举行。举行宣誓仪式时，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方桌上点着三根香，燃着两支大红蜡烛逐，墙壁上挂着蒋介石像，副主任主持，政训组长监哲，由队长每次带一班人（10人）到这个房间内站成横队，向蒋介石像脱帽行三鞠躬礼，然后右手拿着誓词，举起左手，照誓词宜读一遍，宣读完了，在誓词上盖上手印，再向蒋介石像三鞠躬．然后退出。接着，另带一班人进去，如法炮制，这样，就正式认定参加了军统组织，以后，谁也不准脱离，要永远服从特务头子戴笠的统驭和使用。誓词内容如下： 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宣誓人盖章，监誓人盖章中华民国xx年xx月xX日 没有进过军统局特务功！练班的人员，参加军统，要办理以下手续：第一，经介绍人介绍；第二，军统局人事室约定日期谈话；第三，接到通知（经过谈话，合乎要求，认为可以到军统局工作），你即可去某部门到差。第四，去某部门到差任职后，须写自传一篇．填就内外勤工作人员调查表两份，缴最近相片六张。我于1940年2月进人军统，是由谋参班副主任吴琅介绍，经过人事科①副科长龚仙舫在重庆枣子岚址“漱庐”接见并谈话的。总之，必须履行以上手续才能参加军统局。谈话的内容，与内外勤工作人员调查表的内容差不多。兹将内外勤工作人员调查表的格式大意记述如下：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内外勒工作人员调查表 年月日 姓名别号性别年龄 化名籍贯 通讯处 现在永久 学历 经历 特长有何著作嗜好 参加过什么党派社团组织宗教信仰 社会关系 工作路线 家庭成员情况（包括姓名、年龄、职业等） 家庭及本人财产与收支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每月收入与最低支出等） 汁目前时局的看法和感想 介绍人与介绍人关系 初次审查意见复核意见最后决定 [① 点香烛宣誓的仪式是否一律都如此？存疑。― 文强] （二）学生分派工作 学生分派工作时每人发给密码本两本：一本是与军统局联络用的；另一本是与军令部二厅联络的。每人还发给一本军事委员会发电令。发电令内容大意： 军亭委员会命令 兹有本部参谋 需要在 ‘电报局拍发电报，希给予照发拭毛甘 中华民国 蒋中正月 ，此令。填发 上面盖有军事委员会长方大印和蒋中正的签名。这是一张普天飞的圣旨，在任何地方的电报局，任何地方的电台上，都可以向军统局和军令部二厅拍发情报。因密码是密码专家编制出来的，电报内容不易泄漏。另规定所发密码本不得遗失，做到人在密码在，遗失了就要枪毙。由于谍报参谋随时能将情况上报，因此，一个小小的上尉谍报参谋，所在单位的师长、军长、司令等都得对其客气三分，甚至要用金钱拉拢他；即使内心厌恶，也不敢得罪，只好敬而远之。 学生分派前往部队到差，在抗日时期，沿途有时交通不便，即可冒称军事委员会的高级参谋，可以前往县政府要轿或马伏。二、三期学生毕业时，给每个部队派去两个谍报参谋，年纪大的假装高级参谋，年纪小的假装高级参谋的随从，“随从”就拿着要求派轿、马佚的信到县政府直接找县长。军统局人员平日通信都暴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函”的信封信纸，学生也可以拿用。学生中有会刻私章的，私章都刻得很大，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封信纸，又盖上大私章，派头很大。县长看了信，连称“是是！”一切均得照办。 ①当时科长是李肖白，1941年以前称人事科，1941年起改称为人事室。李肖白调升特检处处长后，人事室主任是龚仙舫。1943年又改为人事处。 七、监视教官学生 教官讲课的内容和学生在受训时间的一切言行都要受到监视，这是该班政训组布置的。具体做法是，队上的指导员在学生中物色到平日表现较“好”一点的对象，就秘密约他个别谈话，布置“任务”，叫他们监视其他同学平时的言行甚至对教官在上课时讲些什么，都得用口头或者书面向指导员或政训组秘密报告，即所谓打“小报告”。如二期学生唐某某向外人谈及在班受训的情况，有人一个“小报告”打上去，即将这个学生以“泄漏机密”的罪名关了一年多牢。 在期末举行现地战术作业演习时，学生需要到野外演习，约有半个月时间不能回班，这期间，留在班里的政训组长就率领各队指导员进到学生寝室、课堂搜查，将每个学生的书籍、笔记、信札、衣服、被褥、提包、箱子等物都彻底的检查一遍，察看有没有“异党活动”的晴况。这说明对所有学生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第二期毕业学生刘明泉，湖北人，结业后分派到湖北宜昌附近的某师任上尉谍报参谋。当时，宜昌正发生战争，刘被阻未能及时报到，他折返重庆，想等候战争结束再去报到。戴笠知道后，正好杀一傲百，立即将他关押起来，以违抗命令罪，予以枪毙了。以后刘的哥哥，几次来谍参班询问他弟弟的情况，我将这一情况转报到政训组，政训组长告诉我：“以后再来问时，就回答不晓得。”无故杀害人家子弟，连死讯也不让人家知道。 不仅对外面来班讲课的教官和受训的学生要进行监视，连全班官佐兵伏也不放心。军统局督察室暗地指派班里的某些人员为“班督察”，监视全班官佐兵扶的思想言行。思想稍有问题或行动稍有越轨，一个“小报告”打上去，轻则申斥，重则禁闭甚至枪毙。如住在班里的一个教官杨君一，湖南人，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六期毕业的，因讲政治课要收集国内外形势资料，就订了各种报纸，内有《新华日报》。正因为这份报纸，就说他思想有问题，倾向共产党，随即逮捕关押起来了。他老婆几次到重庆找毛人凤啼哭求情，要求释放，也未得到批准，只给了几百元钞票，将她遣送到原籍湖南，以后，就再也听不到杨的消息了。因此，大家互相之间，除特殊知己者外，都是见面不多讲话，怕惹祸不得了，呈现一片特务恐怖的局面。 事情也恰恰相反，越监视严密反而越会出问题，就在1942年，谍参班发生一起偷盗案。会计室会计陈又新，刚从重庆军统局经理处领回全班学生一个月的薪晌，即被全部盗走。侦察了几天没有着落．破不了案，军统局指示必须限期破案，并派了几个特务来协助侦察，却头绪全无。后来，还是会计室的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勤务兵，在大兴场肉店买肉时，看到店里找钱，有十元一张的票子，引起了他的注意，记住这张票子的号码，回班向陈会计报告。陈查自己领的票子的号码，果然包括这个号码在内。因此，找到了线索，马上追查下去，查出是班里一位副官干的，向上报告，随即将他逮捕审讯。他说：“是在晚饭后，天黑的时候，穿着雨衣，人家看不清楚，就跑到会计室，看看无人，于是将门锁扭断进去，再撬开放票子的箱子（没有保险柜），就将全部票子拿走了。”破案后，票子基本上追回，这个副官也就立即枪毙了。为此，戴笠很欢喜那个小勤务兵，予以接见，并发给奖金，还在纪念周会上叫他上台，介绍给全体特务见面，大为赞扬地说：“我们这个机关就是与众不同，连年纪小小的同志，都能侦察破案。”戴说话的神气，显示很了不起的样子。 以上是我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的概略回忆，完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的。但事隔三十多年，自己记忆力又差，许多事实找不到当事人核对补充，错漏恐所难免，恳切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军统谍报参谋的内幕 姚奠基 谍报参谋又称情报参谋，原属于国民党军部队编制中各级司令部参谋处二科（或二处）的成员，担任部队对敌的情报业务工作；但自抗日战争后期，军统通过军令部大量派出由它主办的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各期毕业学员到各部队去充任谍报参谋，二科（或二处）的业务逐渐由军统势力所控制，谍报参谋不但担任公开的对敌情报业务的侦察、搜集、整理、判断、俘虏审讯、防谍等工作；还有它担任的秘密任务，如负责考察部队中有无“赤化"嫌疑分子，各高级部队长有无反对蒋介石的思想及言论，以及一些读职的非法行为等等，直接报告军统局。因此课报参谋是军统伸人部队中的一只魔爪，也是军统全部特务活动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部队中成为一个独特的系统。 一、军令部谍报参谋班 记得我在谍报参谋班第七期受训的时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经常来对我们进行“精神讲话”，他总爱吹嘘他的起家史。他说：“我在黄埔军校前后时期，就是靠时常了解到一些同学的思想情况及一些部队的情况，经常向校长（指蒋介石）报告，而得到校长的赏识才有今天的。”言下之意，就是要我们以他为榜样。虽然那时的部队还没有谍报参谋这个职务，但戴笠那时所做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显然正是谍报参谋的性质和任务。 戴笠为了协助蒋介石更好地掌握蒋军嫡系部队，并对地方性的杂牌部队进行拉拢、分化、监视、控制、并吞，在抗战初期，就在原来训练特务的临渲训练班内设置参谋系，对外称军令部谍报参谋班，后因战线西移，便把该班迁去重庆，从第三期起，才正式成立军令部谍报参谋班。它有自己的编制和经费，班主任由戴笠兼任，做过副主任的前后有吴石、李伯颜、昊敬群等人，唐孝友担任历届的教务组长，劳剑白在第六、七期任大队长，李肖民、李铁军等任队长。前后办了九期，毕业人数共约一千五百人，其中以第七期人数较多，有四个中队约五百人。学员的来源：一、二期是从其原来的特训班中挑选来的，三期以后都是在军校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各期毕业生中考选招来的。第九期的学员，全部是从军官总队中的中、上校级队员考选来的。 谍报参谋班既是军统办的，又为什么打着军令部的招牌呢？揭开来说这是一个大骗局。（一）在招取学员方面，自从第三期起，就在军校各期应届毕业生中考选，如果用军统的名义是招不到学员的，他们用军令部的名义，就会使人家搞不清楚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容易把它与陆军大学的西南参谋班、或西北参谋班混淆起来。同时他们对那些刚从军校毕业初出茅庐的小子，许以六个月毕业后就给以上尉参谋任用的诱人的升官捷径来号召，使他们更易于上钩（在六期以后，由于部队反对，只能以中尉任用，学习时间改为十个月）；对那些面临排挤又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不得意的中、上校级军官总队的队员们，更是俄狗抢骨头一样地重新找到了靠山。（二）在为学员延聘师资方面，由于这些学员将来都是部队的参谋人员，就要具备有参谋业务的一切知识和工作能力，因此就要聘请一些有军事素养的教学人员（如陆军大学的教官）来教这些学员，用军统名义这是办不到的，而用军令部的名义，不但衔头大而且来得正，虽然是聘请但也带有一些命令的意味，使被聘的教官们不便推却，但日子一久，就自然地与军统打上交道了。军统的这一着，不但训练出了为他们卖命的人来，而且也就可以从中收罗一些教授和军事学家，得到一箭双雕的收获。在长远的效果来说就更大了，谍报参谋在将来的工作上，都会时常得到这些老师们给他们的帮助和提携，使得谍报参谋的工作更顺利。〔三）在派遣谍报参谋的职权上，军统是没有这个权力的，而军令部就有这个权，是作为最高军令来汇遣的，所以虽然以后各军、师长们都明知谍报参谋是与军统有联系的，但碍于军令，也只好接受了（事实上也曾经有过一些部队表示不欢迎的）。 谍报参谋班的训练内容分为军事、政治、谍报业务三大类：军事占全课程的百分之五十，以楼（日）军研究及团、支队、师战术作业为主，而辅以陆海、空军及机械化、炮、工各兵种战术、后勤业务等课程，并经常进行野外战术作业及幕僚业务演习。政治课占全课程百分之二十，以所谓“精神讲话”、“名人讲话”，及国际形势讲话为主，并讲授“总理遗教”、“总裁言行”等课。谍报业务课程占全课程百分之三十，以军队谋报业务教令及密码学为主，要求各学员能独立翻译各种密电码本，故时间较多。另外授以侦察术、行动术、化装术、爆破术等基本常识。从这个训练内容来看，军统是希望把这些谍报参谋，训练成为一个对他们坚贞不拔、具有相当的参谋业务能力、而且有一定的特技知识的外围工作人员。 (作者当时系军统局所主办的军令部课报参谋训练班第七期学员。) 在谋报参谋班的训练课程中，没有共军情报及共占区研究之类的课程，这是因为：第一，抗战时期国共表面上是合作的，尽管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但在所谓陪都的重庆，它还是要保持它的假民主来欺骗人民的，因此不便公开设课来讲授怎样对付共产党，只能采取造谣、污蔑的办法，通过“精神讲话”和“名人（反共专家或中共叛徒）讲话”来灌输毒索，对共产党进行造谣污蔑。第二，谍报参谋班是一个公开的组织，绝大部分师资人员是聘请外面人员担任的，它不像军统所办的各种训练班是秘密的，师资均由内部人员担任，授课内容是保密的，外人不得而知，因此谍报参谋班不便公开设有对共产党研究的课程。第三，实际上军统对于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差，它没有多少资料可以拿来充当教材，只能找一些中共叛徒如张国煮之流来讲一两次就算了。 教员来源方面：担任军事课程的教员，除了“侨军研究”课程由军令部二厅的一个主管科科长钮先铭任教、空军战术课程由空军的重庆广阳坝站长周飞熊任教外，其余均聘请陆军大学的教官来兼教。政治课程的“精神讲话”由簸笠亲来进行讲授；“名人讲话”则请中共叛徒张国蠢等来讲话，国际研究所所长王瓦生也来上过课；“总理遗教”及“总裁言行”都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些高级党棍来讲课。谍报技术和特务行动技术课程，由军统的高级特务鲍志鸿、沈醉等兼任。胡宗南及陆军大学校教育长徐培根等较有地位的人物，也经常由戴笠亲自出马请来给学员作军事上的演讲。总之，从教员的素质来说，是力求找第一流的学者和教官，军统在这方面是不惜下重本钱的 谍报参谋班原是从临澄特别训练班中的一个参谋系发展起来的，白第三期起虽然独立了，但在管理上是与重庆特别训练班时分时合的。如第六期、第九期都设在重庆市内万寿宫，而第七、八两期却搬人重庆训练班，作为该班的一个系。在教务上及经费上仍保持独立，对外仍称军令部谍报参谋班。在军统的惯例来看只有训练特务的临擅、息烽、兰州、重庆等特别训练班毕业的学员才算正统人员，而谍报参谋班、查缉人员训练班等学员都称不得正统。因此各训练班合在一起的时候，上述那些军统特训班是“老大哥”班，以他们为主，其余各班都要从属于那些班，学员与学员之间待遇也不相同。1942 年夏，谍报参谋班第七期合在重庆特训班内，当时重庆特训班最为兴盛，除其本班有三、四期在学学员外，归它管辖的还有外语训练班、财政部查缉人员训练班、特别警卫训练班、暑期训练班及谍报参谋班。重庆特训班设在磁器口附近的杨家山（以后整个地区为中美合作所所占用）。该班班主任为戴笠，副主任陶一珊，罗杏芳为总队长，后陶调走，由罗继任副主任，所归管辖的各班仍保留原来的副主任。重庆特训班那时学员约有八百多人．各班学员待遇是不同的，以外语班、暑训班为最优厚，谍报参谋班及查缉人员训练班最差，伙食及津贴费前者高于后者两倍以上，学员与学员之间存在着“正统”对“非正统”的歧视。记得有一次参谋班七期的一个学员，受到暑期训练班学员掩葬讽刺为“满身臭汗”的侮辱，引起了该期一、二队同学们的激愤，就在当晚晚点名之后，全部两百余人自发地到暑期班宿舍附近故意寻衅，结果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群殴。署期班只有六十多个学员，都是各大学中的文化特务分子，是利用暑期召来集训的而带有休假的意味，大多是文弱书生，还有三分之一是女学员，因此在这些训练有家的军人面前，他们只有挨打的份，而且参谋班的学员事先研究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给对方饱以老拳之后便迅速收兵，马上熄灯睡觉，装着没有这回事的样子。当副主任李伯颇知道这事时已经晚了，他既害怕自己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又担心戴笠会对学员下毒手。第二天一清早，戴笠便把谍报参谋班的全体学员集合起来训话，大家以为这一下闯了大祸了，但特务头子的手段到底是狡猾的，他只是讲了一大篇“仁义道德”的话，说什么我们都是校长（指蒋介石）的学生，我是老大哥，你们是小弟弟，小弟弟有事情可以随时找哥哥谈，你们应该保持黄埔的精神和名誉……以示笼络，最后还同学员们一起唱黄埔军校的校歌来结束这次谈话，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谍报参谋的性质是部队特工工作，它不但对敌人工作，而且对内部也进行工作，作为各级司令部参谋处第二科（处）的参谋的公开业务，就是对敌情侦察、搜集、研究、整理、判断、审讯俘虏、防敌谍活动及有关保密工作；而它的对内部工作，亦即它的秘密任务，就是掌握部队情况（包括思想情况及装备战斗力等具体情况），对团长以上高级军官是否忠于蒋介石，部队里有否“异党分子”活动等等，都应随时密报军统局。这个秘密任务是每一个毕业学员在被派遣时严格规定的，每人发有密码本两本．在戴笠未死之前，对未能完成任务或躲避联系的人员是采取严厉纪律处分的，但自戴笠死后，军统改为保密局，编制缩小了，而郑介民又与毛人凤有矛盾，对谍报参谋也就变成只由“国防部”土厅来掌握，管理上就松得多，对谍报参谋的秘密任务方面无形中就等于取消了。另一方面，谍报参谋们一派到部队去，大多各奔前程，与部队合流，也有很多调到连长、营长等带兵的位置上。因此谍报参谋的实际作用无形之中就消失了。但由于他们对参谋业务受过相当的训练，业务能力较强，作为一个参谋，在各级司令部参谋处第二科的业务中，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二、谍报参谋的纵横关系 （一）与军统及军令部（后为国防部）二厅的关系 谍报参谋的派遣是用军令部的命令派遣的，谍报参谋班的学员毕业时，由军统造具名册交由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派遣工作，并由该处召见被派遣人发给密电码二本及密写药物，并规定其联络办法、代号、化名等等。看起来很像军统根本没有参与其事，其实不然。因该处的全部人员都是军统派去的，它的业务只听军统指挥，军令部二厅是不能过间的，就等于军统局没一个处在二厅一样，专门公开负责谍报参谋及联络参谋的人事管理、派遣、调动、联系等工作，军统通过这个处来掌握谍报参谋，谍报参谋对军统的报告、联系也是通过这个处的。他们以为这样便可以欺骗人，便可以把课报参谋与军统的关系隐蔽起来，其实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又能骗得了谁呢？ 军令部（国防部）二厅是不向谍报参谋发指示的，他们不发生直接关系，只是一般的层层汇报的上下级业务关系，但谍报参谋对认为有价值的敌军文件，是可以直接寄报二厅的。 （二）二处、二科谍报参谋彼此间的关系 抗日战争后期及解放战争整个时期，国民党军各级部队司令部参谋处（二处）都派有谍报参谋，有些还担任处长、科长等职务，谍报参谋彼此之间的联系没有明文规定，但按照惯例是以军为单位的，军的谍报参谋有指导师的谍报参谋的责任，军统公开文件也往往是寄到军的谍报参谋那里，而由军谋报参谋分发给各师谍报参谋，但师的谍报参谋对军统交给他本人的特别任务，是不能让军的谍报参谋知道的，故师与师、军与师、军与军、军与兵团之间的谍报参谋在秘密任务上是不作横向联系的。而他们在公开业务上却是一天通几次电话，互相交换情报，也经常见面，彼此拉得很紧的，逐渐就成为二处或二科里的实力派，况且他们又大多兼任各军、师的谍报队长，军统只要掌握了各级谍报参谋，就等于渔翁撒网一样直接地掌握了各部队的二处或二科的全部工作。 三、“孪生兄弟”联络参谋 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初期，各军、整编师、兵团，及方面军等司令部都派有联络参谋组，这些联络参谋的成员都是军统人员，也一样的是用军令部的命令派驻各部队的。它不属于各部队编制，因此各军、师长对他们的业务和行动是不能约束和限制的。联络参谋组共约四至五人，自己带有电台一部，直接与军令部（国防部）二厅三处发生关系，各军、师长感到对他们制肘很大，但也只好客客气气敬而远之。这些联络参谋到底搞些什么呢？他们只是对于部队的情况发生兴趣，对接收敌伪财物发生兴趣，对收编土匪、汉奸队伍发生兴趣，他们甚至公开干涉地方民政，迫害进步人士．态意扣押群众，弄到地方反映甚坏，各部队长也就趁机落井下石，提出撤销意见，因而这种随军联络参谋也就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撤销了。据我所知，也有一些联络参谋组，名义上虽撤销了，实际却奉了军统的命令就地改为秘密情报组（站）的，如七十一军的联络参谋组，就是就地改为辽北情报组（站），原来该联络参谋组的组长杜长城就变成辽北情报组（站）组长了。 军统利用天主教从事特务活动的真相 李俊才 我是1938 年9 月从军统湖南临澄训练班受特务训练后被派在汉口实习特务活动的，同年10 月10 日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么下简称华北督导团）在汉口天主教堂成立时，我就被戴笠派入该团。以后一直随团辗转于华北中条山、太行山等地区从事特务活动．迄至1941 年9月始调离该团。谨将我在团内三年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个人亲身参与过的活动揭露如下： 一、雷鸣远和华北督导团的组成 早在清末期间就在中国直隶省传道的天主教神甫雷鸣远，出生在比利时的一个贵族家庭里，以后家世日衰，雷就在天主教内充当神职，随即被派来中国传教，最初在天津教堂当神甫，并加入了中国籍，曾在夭津创办了《 益世报》 。当时《 益世报》 曾揭露过清廷一些黑暗腐败和丧权辱国的勾当。 后来，雷鸣远在河北省安国县天主堂当神甫时，开办了修道院，名为“耀汉小兄弟会“，雷自任会长，开始广泛吸收当地教徒作为该会成员。并严格规定：入会者终身不嫁娶，一生为天主服务，男会员称为修士，女会员称为修女，不论男女人会后，均不再称呼原有姓名，而由雷赐予教会中的“圣名”，修士称呼为“某某兄弟，修女称呼为某某姊妹。该会通常有善男信女两百余人，至于人会后一切生活衣着等，均由雷无偿供给。会员必须身着会服，其式样为灰布长衫，腰束皮带，腰上挂着带有十字架的念珠一申，长衫外披带一块黑色毛布，肩后连着一个风帽。凡人会历史较长者，在黑毛布的胸前绣有红色十字，历史较短者为绿十字，会员通常称雷为神甫，有时也称呼家长或父亲。雷在安国县曾晌置有大片耕地和果园，由会员种植，一般情况下能做到全体会员生括上的自给自足。雷鸣远还在冀南各县扩大宗教宣传．亲自带领会员骑自行车到各县农村宜道，因而当地农民人教者日益增多，据说至抗日战争初期，冀南一带农民在雷处受洗礼入教者约达三十万人。 1936年绥远部分中国守军在全国人民爱国抗日的热切要求下，奋起抗击侵华日军的挑衅，百灵庙战役时，各地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慰劳团前往支援守军，当时雷鸣远亲率会员百余名组成担架队前往百灵庙一带参与抗日活动，开始引起舆论界的注意。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迫近安国县境，雷曾率领会员百余名再度组成担架队救护伤病抗日官兵，第兰军十二师唐淮源部〔云南部队）溃退至娘子关一带，雷率队在唐部搞救护工作。在唐部溃退时，有时雷本人也亲自抬运伤兵，颇得该师官兵好感，并由唐淮源委派雷当了第十二师卫生连的中校连长，雷即将带领的百余名修士编入该连。此后，雷并在十二师官兵中广泛吸收教徒，博得“十二师之父”的称号。1938年夏，十二师在山西夏县曹家庄驻防时，雷被蒋介石电召去武汉，抵武汉后住在汉口天主堂内，经常在教堂做弥撒（即礼拜仪式）时向教徒宣传华北浴血抗战的事迹，并应邀在公共场所讲述华北抗日形势。 作者系军统特务，曾任天主教华北战地怪导民众服务团中队长大队附。 在蒋介石召见雷时，雷表示，他本人在河北省已有30万教徒的群众基础，如果前往华北将这些教徒组织起来，对于国民政府在华北坚持抗日战争定将会大有帮助。于是蒋即要雷组织一个宗教性质的团体去华北进行活动，支持中国政府抗战。雷受命后，即由随雷同去汉口的修士“益兄弟”〔后改名刘益之，雷死后不久脱离兄弟会，日事投降后在天津办《 益世报》 ，解放前夕去新加坡办《 益世报》 ），草拟出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的组织条例及活动范围。经雷送交蒋批准后，决定该团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军政部按月支付经费，并任命雷鸣远为该团中将主任。雷遂即在汉口天主堂内积极筹备建团工作，同时电请其旧友张荫梧（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派得力助手前往汉口协助，不久张派其旧属李仲三赴汉口，经雷保荐李充当该团少将副主任。 雷在汉口筹备成立华北督导团时，蒋介石即责成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与雷密切联系协助，企图利用这一宗教性质的团体，来掩护军统在华北进行的特务活动。戴笠为了执行其主子的使命，对雷敬若上宾，当即派一辆小汽车给雷，便于其各方奔走联系。虽然雷手下有一批修士，但对筹组该团的业务难以全部担当，必然要从各方面搜罗干部，同时雷也是为了在国民党的达官显要人物中拉拢关系取得支持，乃在国民党各派系内广泛交结，如和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拉上关系，被孔任命兼充行政院华北服济委员会委员；另外，又请中统和复兴社头子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骤、康泽等帮助代为介绍干部。同年10月10日，该团在汉口初具雏形成立时，其成员中即有了国民党各特务派系的人员混入。 戴笠派遣一个秘密性的军统华北流动组混人团内．全组共13人，其中10人均系刚从军统湖南临澄训练班受训毕业派去武汉实习的华北籍特务，计有李芳、柴文达、王孝先、王庭秀、袁毓涛、周庚戍、赵鲁牟、朱澄之、孙景礼和我（李俊才）。另外，军统电讯特务周兰友、张德忱则携带五瓦特工机一部，以公开名义作为该团与国民党中央的通讯联系，实际上是属于华北流动组的秘密电台。戴笠并派原为中统分子后投人军统的李街充当组长。当该组最初组成时，由军统当时在汉口的人事负责人李肖白交待该组到团的任务：（一）绝对保密军统身份，日后到达华北专门搜集共产党和日军方面的情报；（二）对团内人员进行秘密监视，特别对团内以雷鸣远为首的天主教徒的政治态度随时注意；（三）注意调查蒋军在华北战地的作战情况，以及部队长的生活作风等；（四）广泛搜集山西阎锡山部及其他杂牌部队对中央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后李肖白将李篙等十一人（电台周、张两人未去），集合在汉口日租界三崎街军统局本部，向雷鸣远一一作了介绍，对雷特别说明：这十余人系由戴笠的友人间接介绍来的，以释雷的疑窦。当雷离去后，李肖白最后交待．以后如对雷鸣远或团内任何人交谈时，各人必须伪造历史，诡称纯系失学失业青年，与戴笠毫无直接关系。 此外，朱家弊系混人该团的特务有郭鸿群一人；康泽系特务有万一、马某某、易炳谦等五人也混人团内。 二、北上途中 1938年10月10日，华北督导团在汉口宣告成立后，原拟沿平汉线北上，从河南北渡黄河进人中条山，后因平汉线中断，武汉开始告急，雷鸣远决定乘船绕道重庆北上，10月15日由雷率领乘“宁绍轮”抵湖北宜昌，当时全团人员共约三十余人。在赴宜昌途中，雷在船上集合该团人员正式宣布李篙．郭鸿群分任正副书记长，雷的修士“益兄弟”为秘书。“立珊兄弟”经办总务，其余一律称为团员，所有人员一律暂支月薪20元（团内的军统分子另由军统每月秘密补助每人25元），沿途旅费、食宿等均由雷供给。抵宜昌后，所有人员均随雷住在天主教堂，候船人川。这时华北流动组在组长李篙指示下开始秘密对该团副主任李仲三，以及朱家黔介绍来的郭鸿群二人了解其来历（康泽系特务万一等已在船上公开了身份）。当时李篙利用随同其妻童某某（名字不记，颇具姿色，有“汉口交际花”之称）逃难人川的某女友，主动勾搭李仲三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同时派组员每日秘密跟踪，或投其所好藉机靠近，侦察李仲三在宜昌的个人生活言行，从这里得悉李与雷过去并不相识，系由张荫梧介绍去的，李曾留学希特勒统洽下的德国，攻读军事体育，准备将来到华北后专为雷搞武装部队。另外，该组特务运用靠拢手段，对郭鸿群的底细进行了解，郭自称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派．以此判断出该郭可能有中统身份。由于国民党特务各派系间的利害冲突，乃对郭平日言行格外注意。该团抵宜昌后，国民党已弃守武汉，宜昌市面亦呈显不安气氛。雷鸣远即派团内人员在街头讲演，宜扬天主教徒爱国不甘后人，已奉蒋委员长命令去华北战地参加抗日工作，希望各界人士热情支援。 在宜昌小住一周后．继续沿江西行。当进人四川万县换船时，暂住在万县城内天主教堂。雷仍按照在宜昌的活动安排，每日派人作街头讲演．每晚雷并主动去各影剧院向观众作讲演，宣传天主教徒富有为他人牺牲的精神，在民族存亡的关头，甘愿献出生命，愿各界人士踊跃参加抗日挽救危亡，并宣扬其本人热爱中国的精神，不仅遗弃了祖国加入了中国籍，并愿终身为中国的富强而贡献一切。当时由于后方群众爱国情绪高昂，每当雷讲演毕，均博得观众的热烈鼓掌。在万县待船期间，并受到万县公园某饭庄经理对全团人员的一次宴请。离万县时，该县天主教堂曾派四名修士加入该团，后被雷吸收为”耀汉小兄弟会“会员。 督导团在万县逗留二周后，于l1月中旬到达重庆，全团人员住在重庆市鸡街天主教堂。当时国民政府各部院的重要部门人员亦陆续撤逃至重庆，军统局本部也有部分人员已到达重庆，由于军统华北流动组组长李眷阴谋将副主任李仲三挤走，自己取而代之，因而在途中不断向雷鸣远告密李仲三的私人淫荡生活，反而说是李调戏其妻的女友，同时并在研究全团旅途中的琐事时，因与李仲三意见不合，竟然公开吵嚷。到重庆后，李篙竟对雷鸣远提出，他与李仲三之间已水火不容，自恃系戴笠派出的高级人员，非要李仲三离团不可；否则他即离团。这一情况被军统得知，惟恐闹下去暴露了军统派在团内的秘密组织，同时也认为雷鸣远不会辞退李仲三，因此将李嵩调离，当时李嵩的公开借口是将来战地生活过苦，又不放心将妻留在后方而向雷辞职。此后华北流动组即由重庆军统负责人指派该组组员李芳、柴文达二人暂时共同负责。 在重庆停留期间，雷鸣远也不断去各影剧院讲演，并向各方奔走募集资金和武器。当时行政院华北贩济委员会拨出30万元法币交雷带往华北放贩，以表示中央对华北民众之关切；此外，雷由军政部洽领得20 发木壳手枪20 支，同时积极交涉交通工具准备继续北上。 这时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已撤逃到重庆，经雷鸣远邀请，于斌曾在鸡街天主堂对该团人员讲话一次，其主要内容是助勉全团人员应效法天主舍己为人的精神，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并赞扬雷鸣远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堪称天主教内的一颗“明星”，要大家忠心耿耿服从雷的领导，到华北去发动民众开展教亡活动；天主教的教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最终目的基本相同，现在天主教徒要走向抗日最前线，希望大家尽力协助天主教完成这一伟大夙愿。讲话毕，并在教堂和大家一起聚餐。当该团离重庆前夕，于斌介绍教徒何其杰（湖北人，中央军校十一期毕业）到团，准备到华北协助雷搞武装工作。 从汉口出发到重庆期间，仅在万县吸收有四名成员加人该团，当时急需充实基层成员名额，于是雷鸣远和李仲三携带30万元贩款，先乘飞机去成都，准备公开招考团员。经李仲三主持，在成都张贴招收广告，以赴华北抗日作号召，吸引男女青年报考，此次招收约两百余名（其中有二十余名女青年）。在这批成员中，一般有中学程度，其中有极少数进步青年，绝大部分是流亡学生。此时雷鸣远已直飞西安，李仲三率领招收的团员，由成都行营派大卡车数辆送往西安。至12月初，全团人员陆续集中西安，团部设在早慈巷省立一中旧址，当时三民主义青年团西安流亡青年招待所亦设于此。 三、团部正式成立 1938年12月上旬．督导团集中西安后，雷鸣远正式确定了全团的内外组织：团部分设书记、政训、事业、总务共四个处，另组成第一二两个工作大外，作为该团执行工作的外勤直属机构。雷鸣远委派郭鸿群任书记处长，主持策划全团各部门的业务，处内设秘书一二人，及文书、通讯两个科，由军统派入该团的电台台长周兰友任通讯科长，报务员张德忱任科员，孙景礼以科员名义担任译电员；康泽系特务万一（四川人）任政训处长．主持宜传、组训的计划与指导，下设组训、宜传两个科，由雷的修士“益兄弟”任组训科长，军统分子李芳任政治指导员，由常任侠（江苏人）任宣传科长．军统分子柴文达任政治指导员；修士“义禄兄弟”任事业处长．主持医药、卫生、教济、放阪等业务，下设卫生、救济两个科，由修士“多默兄弟”任救济科长．“某某兄弟”任卫生科长；修士“立珊兄弟”任总务处长，下设会计、总务两个科，及一个警卫队，一个驮骡队，全队人员均系修士及教徒，当时该处曾在陕西省周至县天主教堂招收教徒二三十人充当团部各部门的勤杂兵夫；何其杰任第一工作大队长，由何保荐其军校同学某某任大队附，某某任大队政治指导员，大队下设两个中队，由康泽系分子易炳谦任第一中队长，不久另调第二工作大队，由何介绍战干一团毕业生王忆管接任，我任第二中队长．周庚戍、袁貌涛、王孝先、王庭秀等分别在一、二中队任区队长；副主任李仲兰兼第二工作大队长，康泽系分子某某任大队附。 该团确定组织人事后，积极筹备进人华北，为了加强控制两个工作大队队员的思想和使川籍队员能够适应华北战地生活，雷鸣远决定暂在西安对一、二工作大队队员进行一次短期训练。当时太行山地区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革命力量日渐壮大，李仲三为了急于和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勾结，早日聚集反共顽固势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雷鸣远的同意，首先率领第二工作大队，经晋东南进人当时河北省府所在地邯郸、沙河一带。于是在西安仅留下第一工作大队开始训练。其训练课程主要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民众组训”、“宜传工作”、“情报工作”等；同时有简单军事课程．及操场制式教练。每日早晚升降旗时由雷鸣远作精神讲话，雷为了扩大夭主教的影响，规定全团人员每晨必须参加其主持的弥撒礼拜仪式。雷每日还由政训处宣传科长常任侠陪同．拜会西安方面的党政首脑。同年12月下旬，西安’‘抗敌后援会”曾在全市发动抗日宣传周运动，雷派第一工作大队配合运动作街头宣传工作，期间该大队每日派队员一二十人乘大卡车到街头作化装讲演。1939年元旦，该大队曾在南院门某影剧院公演一次话剧《黑龙会》；元月上旬全团离西安前，曾与三民主义青年团西安流亡青年招待所举行联欢会一次。全团人员并应邀参加过西安抗敌后援会主办的一次茶点招待会。 在西安期间，该团又公开吸收过一批团员，其中有三青团分子，及一部分天主教徒，均编人第一工作大队。其间，团部政训处长万一和副主任李仲三为了争夺女团员事，争风吃醋，发生激烈矛盾，一天万一在李仲三的门前鸣放手枪，要和李拼命，雷对此大为不满，遂令万辞职，并委派组训科长“益兄弟”代理处长。 1939年元月中旬．雷鸣远率领全团人员离西安东去的当天，第一工作大队长何其杰因病请假离团，雷即派“维道兄弟”任大队长。 四、中条山区 全团经陇海路东去河南泥池；由该县白狼渡北渡黄河进人中条山，直奔山西夏县曹家庄第十二师师部驻地。该师指定督导团团部驻在附近五华里的大寺坪村，雷鸣远原打算尽快前去太行山建立根据地，这时第二工作大队因交通困难，尚滞留山西晋城，雷即改变计划，命第一工作大队在中条山区开展组训民众及宜传工作，先建立落脚点，于是协同十二师政治部分头向垣曲、夏县、闻喜等县政府联系，先从组训民众着手。当时附近各县的山区村庄红枪会的组织盛极一时，雷认为这些地方群众组织很可利用，而各地红枪会多被地方土豪劣绅所把持，如能加以控制，尚能在山区莫定督导团的活动基础。遂由督导团政训处扣定训练计划，首先训练闻喜县山区的红枪会会员，当即选定在闻喜县核桃坝村开办红枪会训练班，派第一工作大队队附丁某（这时大队长“维道兄弟”另调工作，由"鲁道兄弟"任大队长），率领第二中队前往核桃坝村筹设训练，约3月间，该班正式成立。山区附近各村的红枪会员陆续到班，共约近百人，其中成分多系富农、中农分子，只有少数贫雇农，一般能粗识文字，年龄在十七八岁至四十余岁．但在入班初期均有被征兵入伍的顾虑。在讲陈期间，班内开支由团部事业费项下开支，但会员必须自带口粮、被服。班内组织分为大队部、教务组两部门，由大队附丁某兼大队长，我兼大队附，大队部下分三个中队，由第二中队的区队长袁毓涛、王庭秀、韩维棋兼中队长，侮一中队下分三个区队．抽调第二中队队员担任区队长，教务组由团部政训处政治指导员李芳兼组长，教官均在第二中队队员中选调担任。训练内容主要讲授“三民主义”、‘’领袖言行”、“情报工作”、“宣传工作”等，同时辅以军事训练，从徒手教练至持枪教练（当时曾向十二师借去步枪十余支），另有小组讨论会，早晚升降旗时作精神讲话。当时规定训练时间为四周，在结业前进行一次步枪实弹射击。结业时雷鸣远曾到班讲话一次，并授给每人一份结业证明书，受训者离班前，教务组长李芳曾发动组织“同学会”，并指示学员返家后，随时互相联系，多方搜集对国民党不满的言论及日军方面的情况，直接以书面递送团部政训处。为便于传递情报，指示学员返村后，由各村红枪会与村公所切实执行传递“鸡毛信，，制度。此项训练班，前后共办三期，第二期约六七十人，第三期约四五十人，至5 月间该班结束。与此同时，团部派第一工作大队长“鲁道兄弟，，率第一中队赴桓曲县朱家庄筹办民众组训工作，先后在朱家庄及桓曲皋乐镇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及商民训练班，训练内容与以上相同，训练期别、人数等具体情况不了解。当时事业处曾派修女“乐嘉妹妹”等去朱家庄配合工作，在附近各村携带简单药物施医施药，进行巡回医疗活动。其间“鲁道兄弟”不断陪同“乐嘉妹妹”外出活动，后竟发生爱情关系，搞得十分火热，有时深夜仍在村外散步谈情。当时在该队人员中流传说：“和尚带家．凡人光棍”（规定团内人员不准带眷属），后竟传为笑柄。 在核桃坝训练班结束后，团部政训处宣传科长常任侠请长假离去，由组训科长“益兄弟”接任，另调第一工作大队附丁某任组训科长，派该处政治指导员军统分子柴文达任大队附兼第一中队长（原中队长王忆置病死）。这时团部洽商得夏县县敢府同意，决定在该县山区四交村成立红枪会训练班，派我前往主持训练，我到四交村后．与县长刘裕民（牺盟会人员）接洽后即正式开办训练，当时刘县长派牺盟会人员甘玉梅（女）任该班教官，该班仅办一期，训练情况同前，结业时团部派李芳前去主持，同样颁发结业证书，组织同学会交由组训科直接联系。此外，并发出一笔贩款，发放一次象征性的娠济。同时，将从西安调去的一批医药，由事业处派医官在各村镇送医送药。事业处长“义禄兄弟”即乘机以视察发放贬为名，到处宜传天主教，企图广泛吸收教徒。 全团进人中条山后，为了向纵深发展工作，雷鸣远将洪洞县天主堂神甫李之仁召至团部，要李成立洪洞区工作队，并派李任队长。李返洪洞后，以该县某村天主教堂为掩护，在当地教徒中吸收十余人正式成立工作队。听说该队曾在洪润杀害过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乡村干部数人，具体情况不了解。以后又听说该队曾与阎锡山派在当地的特务发生尖锐矛盾，有数名队员被阎部人员杀死，因之该队一直进行隐蔽活动，该队当时与团部的联系，均派专人往来传送文件。 这时中条山区的牺盟会发动群众抗日的进步活动，深受广大农民的热烈支持，并在部分地区已掌握地方政权。督导团原第一工作大队长“维道兄弟”，伙同大队政洽指导员张某，在第一工作大队中抽调曾受过军事训练的队员十余人成立特务大队，由“维道兄弟”和张某分任正副大队长。该大队成立以后，即设在闻喜县青山附近十余华里的一小村，每日派遣队员化装农民，暗带手枪，到附近各村搜集情报，并进行狙击暗杀活动，以后多数队员曾在活动地区公开勒索抢劫，因影响甚坏．遂于同年夏撤销。 1939年春．督导团副主任兼第二工作大队长李仲三从太行山到团部，据李说：第二工作大队已东移至河北省沙河一带，并在张荫梧的支持下，组成一支名为十字军的武装部队，由李自任总指挥，并从大队中挑选一批受过军事训练的队员派充十字军的各级千部，唯人员武器均缺少，要求团部予以补充。雷即派一批修士随李去冀南一带发动教徒参军，一面派修士到陕西周至县天主教堂，通过该堂神甫招收一批教徒以充实十字军成员。另外，十二师师长唐淮源拨给雷鸣远12支步枪，及一批手榴弹、子弹，由李仲三运往十字军。听说这支部队以后陆续纠合约七八百人，曾配合反共头子张荫梧的河北省民军在冀南地区不断袭击八路军及地方人民武装。 当时中条山区因交通困难，后方报刊邮递甚感不便，团部为了加强宣传工作，除第一工作大队增设一个宣传队外，还派专人到西安购得石印机一部，计划编印新闻报纸，最初定名为（华北战地通讯》 ，后改称《华北导报》，由宣传科长‘益兄弟”主编，每三日出四开小报百余份，主要新闻来源，均系团部电台抄收中央社的电讯稿，同时刊登该团的一般工作动态，每期出刊后，多分发至驻扎在中条山区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行政机构，一部分交由第一工作大队张贴在较大乡镇。此外，还印制大量带有漫画的标语，交由宜传队在巡回演出时到处张贴；同时编印大量小学课本，发交工作队在较大乡镇成立中山小学多所，专对学龄儿童灌输天主教的宗教思想。 戴笠派入该团的军统华北流动组，这时仍由李芳、柴文达共同负责。该组成员在西安被雷鸣远委派了公开职务后，一般都在团部各部门内得到高低不同的负责职位，在全组人员共同密谋下．决定尔后必须通过各种方式靠近雷鸣远及其修士，才能进一步渗入团内各部门，争取掌握更重要的部门。因此由李芳对雷鸣远上书建议，说明团部从四川到西安期间招收了不少人员，难免混入“异党”（指中共）分子，应该建立一种督察制度，一面对全团工柞执行情况进行督导，一面对教外人员予以考察。后经雷批准，在团部增设一个督察室，并派李芳充当主任，李在受命后，首先对川籍团员的来往信件进行秘密检查，以后发现当时在团部《华北导报》任编辑的冯诗之有进步嫌疑，于是李芳向雷告密，将冯逮捕送第十二师政治部处理（解放后报载冯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此事竟得到雷在团部集会上的表扬。以后军统分子为在雷处取得宠信，除李芳和报务员张德忱外，其余均陆续向雷请求加人天主教，曾由雷亲自主持人教的洗礼仪式，并踢予教徒圣名，如当时给我赐名为“方济格”（意思是：苦难圣人）。至同年夏，戴笠派李敦宗到团，秘密接充军统局华北流动组组长，同时要求雷鸣远派李敦宗担任政训处长，李敦宗向军统请求给华北流动组人员配发武器，不久军统即发下意大利造强力式手枪20 支，子弹4000发，李除发给该组成员每人一支外，余交团部总务处保管备用。随之，军统又派刘瑛到团工作，被李敦宗秘密编人华北流动组．并振刘在政训处担任科员。 1939年夏，有大部分川籍及南方籍人员，由于不适应华北战地生活，陆续请长假离团，因而第一工作大队缺额过多，几至影响整个工作。为了积极补充成员，雷鸣远委托间南祀水县天主堂神甫李某某（名字忘记，河北省人，大胖子）在当地公开招考一批青年教徒，约六十人。团部要李神甫对该批团员施以短期训练后再送人团，并派军统分子王孝先前往河南协助李筹设团员训练班，以后选定混池县城北五华里的一个村子开设训练班，定名为驻河南混池团员训练班，由雷鸣远兼主任，李神甫以副主任名义实际主持，王孝先担任教务组长，其余职员多由李神甫介绍，但均为教徒，如大队长杜某某（名字忘记，河南人，保定军校一期毕业，因吸毒，落魄赋闲，训练班结束后离开）,教官任佩泽等，该团训练情况和1938年12月在西安训练团员时大致相同，训练期限为三个月，结业时团部颁发有结业证明书。结业后团部派我去混池伙同王孝先将团员带领回团，临时编成组训、宣传两个实习队，由王孝先和我分任队长，继续进行实习训练。 1939年夏秋之间，日军扫荡中条山，团部被迫从夏县大寺坪村撤逃至平陆县窑泉村，距黄河白狼渡口20华里。第一工作大队也无法继续在山区进行活动，这时正值张荫梧电召雷鸣远率团东去河北省冀南一带活动，雷决定由其本人先去冀南对当地情况作一了解，并与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筹划该团的活动地区。其间，雷自山东沦陷区调去一名曹神甫（名字忘记，山东人，近视眼），派为随团神甫，代替雷主持团内教务。在雷临行时，又指派书记处长郭鸿群（可能为中统分子）代理团务，井将军统分子袁毓涛和教徒团员邸鸣霖、张本初等十余人调去随雷同往冀南。至同年初冬，雷来电说：当地情况复杂，将来难以开展工作；而中条山地区又被日军盘踞，活动地区逐渐缩小，因此全团必须东移，可将团部暂设山西晋城，再候机东进。这时团部积极筹备东移，除派第一工作大队长“鲁道兄弟”率领全队先行外，为了不放弃中条山的工作据点，决定成立中条山区工作队（全队共十五六人），派军统分子柴文达任队长，刘瑛任政治指导员，同时发表我升充大队附兼第一中队长。该团在中条山地区的组训工作告一段落后，第一工作大队曾在山区交通要道设立有若千督导处，并备有大量宣传书刊及若干处茶水招待站，专对过往军民进行宜传、招待；此外，在较大乡镇办有若干所中山小学，以上工作均移交中条山区工作队接办。约12月初，团部出发东进，组训、宜传两个实习队由李敦宗指挥沿途进行实习训练，每到宿营地，即进行地方调查、访间、张贴标语传单、集合村民讲演等。12月中旬抵晋城后，团部设在西关西马匠村、政训处设在南关。 五、东移晋城 这时晋城一带的局势，正处在混乱状态，因为正在12月间阎锡山的孙楚部勾结蒋军第四十七军李家任部在晋东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不久，原由“牺盟会”领导的晋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被迫撤离，由孙楚部另派了县长。当时督导团为配合蒋、阎军巩固地方政权，将组训、宣传两个实习队编人第一工作大队，指派全大队先在县城进行社会调查，企图彻底清除留在县城的进步分子，同时由政训处宣传科长曲某（河南人）亲率团员多人将原由与八路军合作的“决死队”、“牺盟会”在城关通衙要道墙壁上刷制的大型漫画标语一律涂去，另制各种国民党那一套的漫画标语及蒋介石的画像。并由《华北导报》社编印同类标语传单在城关大量张贴。1940年元旦，团部并配合县政府、四十七军政治部、阎锡山的“精建会”等，在县城南关广场举行群众庆祝大会，强迫附近各村乡民荷刀持矛前往参加，并提出声讨“叛军”（指“决死队”）口号，以打击人民革命抗日武装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派第一工作大认宜传队（队长高俊民）．在城内东街城煌庙公演话剧兰天，进行反共宣传。 督导团在晋城准备继续东进期间，由于书记处长郭鸿群在处理团务方面经常勾结总务处长“立珊兄弟”、事业处长“义禄兄弟”独断专行，以致引起政训处长李敦宗的不满，李为此逐渐对团务很少过问，当时有军统局西北区长治组派驻晋城通讯员吉发玉以国民党晋城县党部委员为掩护在晋城活动，李打算支持吉在当地建立较巩固的特务活动据点，乃指使吉在县城设立一个商业性机构为掩护，阴谋从事特务活动。不久，吉在城内南大街租得一所楼房铺面，正式组成“中国文化服务社”，以经营文具用品及各种百货为掩护。当该社成立初期，因资金缺乏，李即曦使军统华北流动组全体成员向该社投资，吉并扬言如有大量资金，可派人去日占区贩购日货到晋城出售，定能获取厚利，各成员有投资2O元至百元者不等，此后该社即成为吉在晋城活动的公开接头处所。1940年春夏日军进犯晋城时，社内货物大部损失，吉发玉被李敦宗调到督导团团部政训处任职。 1940年2月间，雷鸣远派军统分子袁毓涛及团员二三人自冀南一带到晋城团部联系，一面转达冀南当地的情势，一面提取一笔活动费再折返雷处，积极筹备全团东去的落足点。袁在晋城逗留期间，我们常在一起交谈，谈到他随雷东去的一些情况，袁说，他们从1939年在中条山出发后，沿途经过的天主教堂，雷都带他们去过，同时每到一个教堂总要停留几天，雷常借在教堂做弥撒的机会，宣扬蒋介石已交给其发动华北30万教徒参加抗战的任务，希望在华北地区的中外神职人员及教徒大力支持。 雷鸣远等进人太行山区后，得悉当地属于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部防区，遂即直奔邢台、沙河之间的河北省政府所在地，雷与省主席鹿钟麟洽商团部东移问题时．鹿表示当地情况日渐恶化，国共双方军队时有摩擦冲突，一二九师辖区已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如果全团东来活动，较为困难；同时“十字军”（华北督导团所属的武装部队）和张荫梧的“河北省民军”已在武安、涉县一带不断与八路军发生过冲突。但雷仍不肯放弃原意，要动员他过去在冀南一带掌握的所谓30万教徒，能够盘据一方，壮大势力。于是奔驰于附近各县教堂进行活动．虽经一二九师有关方面劝阻，雷不听从。后被该师政治部的人员接去耐心开导十余日．雷在当时日夜惶恐异常。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刘伯承部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仍然持着极大的克制容忍态度，将雷护送出太行山杭日根据地。到同年夏初，雷鸣远经豫北林县径去洛阳，后因生黄疽病，由戴笠派专机接至重庆，不久即病死于歌乐山中央医院。 约在1940年春节前后，传说当时驻在高平县一带的“决死队”有进驻晋城模样，督导团大为惊恐。这时团部处在东进不决，又不便主动转移的境地，因而焦虑不安，于是团务会议决定由总务处长“立珊兄弟”用雷鸣远的名义致函高平县果子沟村天主教堂神甫（姓名已忘）协助探听情况，同时命令我在第一工作大队第一中队挑选四名教徒团员，持函前往该村以教堂为掩护，侦察实际情况。这四名团员到果子沟村活动不久，即被驻在附近垣上的“决死队”发觉，劝告他们迅即离去，但该等凭藉神甫在本村教徒的“威信”，坚不撤走，后被村内村民在深夜殴打一顿，次日四名团员被打得鼻青脸肿逃返晋城队部。因该等未完成任务，我又通令他们仍去果子沟继续侦查，过三五日后，团部派我亲去果子沟督伤该等进行侦查，并与本村教堂神甫密谋派遗可靠教徒协助侦察。老实说，当时我虽勉强接受任务，但内心十分恐惧，我在受命后的次日硬着头皮随带“立珊兄弟”的介绍信和勤务一名前往，当夜住宿教堂，向本堂神甫探听得悉：高平县的政权仍被阎锡山控制，仅在果子沟村近二十华里的垣上驻有“决死队”近两千人，对其部队长姓名和武器装备等均不了解；同时也役有发觉该部拟向晋城方面移动的态势，但不断见有该部政工人员在附近各村进行调查、宣传活动，而且深受地方群众的欢迎。我即对该神甫说：“请神甫在做弥撒时，从教徒中秘密了解一下，因为雷神甫已东去，团部还未决定立即东移，一旦晋城局势有所变化，关系到全团人员的安全，为了维护我们天主教仅有的这个杭日组织，请神甫大力支持，一”该神甫即向我表示责无旁贷，理所应办，但认为派去的四个工作人员如继续留在本村活动已无作用，今后得到情况当即函告“立珊兄弟”。谈毕我决定撤回派去的四人，并指示该等准备在兰五日内返回团部。人睡前，我一再询问神甫此地是否安全，会不会发生意外？他表示说：不会有多大问题，因为“决死队”人员从来没有进过教堂，不过你今天来时带有马匹、手枪，自会引起村民的注意，还是留心一下好。我听了这话后，确实提心吊胆，整夜握紧手枪和衣而睡，并要勤务去喂马时，随时注意教堂周围的动静，结果一夜平安，虚惊一场。我在次日拂晓离村返团；过两三天后派去的四人亦返晋城队部。上述情况我除面告“立珊兄弟”、郭鸿群等外，同时写了一份情报送交李敦宗电报军统局。这以后，团部仍然听候雷鸣远的指示，在晋城待命东移。而当时前往河北省境，必须经过豫北地区的交通线，但所有公路已被日军严密封锁，团部为了具体了解沿途情况和在豫北林县蒋军第四十军庞炳勋部驻地建立东进前哨据点，决定派我率第一中队先行东去林县，并就近与雷鸣远取得联系。我在受命后李敦宗曾对我作过如下指示：（一）随即搜集沿途日伪军情报；（二）已电军统局转令沁阳组护送你队通过日军封锁的公路（该组设在沁阳县某镇，镇名已忘）;（三）到林县后应和军统派去新五军孙殿英部的随军组及军统派驻林县的平汉铁路北段爆破总队密取联系，并请四＋军政治部主任（姓名已忘，和李敦宗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予以协助；（四）已报请军统局给你队拨派电台，电台未到前暂时通过军邮局函寄文件；（五）到林县后，首先把当地各方面的关系搞好，然后运用组训工作初步扎下社会基础。我接受以上指示后，3月间带着团员和以雷鸣远的名义写给庞炳勋的介绍信，和三个月的经费及李敦宗致上述有关方面的介绍信，率领我部书记张善甫和队员张守宽等二十余人出发，途经沁阳县某镇时，由军统驻沁阳县组长宋玉江买通当地汉奸部队护送通过封锁线。抵林县后，将队部设在县城南30华里的合涧镇，我即分别与庞部和驻在合润附近五华里某村的第三专署取得联系。首先得到庞炳勋的批准，同意我队可在该部购置军粮；同时受到第三专署专员张宾生的邀请，按期出席每周在专署召集的地方党政军联席会报。这时我一面派队员在镇内刷制大型墙壁标语，以散布华北督导团的影响，一面派队员对全镇进行调查访间，深人了解全镇情况。此后得到三专署的同意和三青团豫北分团筹备处主任韩冰如及四十军政治部的支持，曾在合涧镇举办商民训练班。当时我的打算是：由于全镇住户中各种小商号几达百分之六七十，而合涧镇在当地是一个较大集市，平日附近几十里以外的小商贩及购货村民大多聚集该市，进行各种交易，为了有效地维护全慎秩序及防止八路军人员进人镇内活动，必须对各商号店员予严密控制。当商民训练斑开始筹办时，由三专署派人在镇上找到班址，强迫各商号分批抽调店员报到受训。我即指派张善甫实际主持训练。开班时，四十军政治部曾派一二人来担任教官，训练内容与前面所述核桃坝训练班基本相同，每日上课两小时，每期规定为两周。在开始与结束时，我曾去洪活两次，其主要内容是要各店员坚决拥护“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战争，同时严防八路军“破坏抗日”的活动，如发现有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应即时报告并随时借机探听有关八路军方面的情况，随时向我队部密报。此外，并对共产党进行各种恶毒诬蔑，煽动对人路军的仇恨情绪与恐俱心理，并附带讲授一般盘查行人的特务伎俩等。在第二期开始训练后，各商号店员因营业繁忙，未能按时到班听课，每次仅有零零散散十数人，前后共训练五六十人，总计不到一个月即告结束。我曾指使张善甫将受训者以“同学会”名义组织起来，分为若干小组，随时与队部联系。此后因为四十军官兵向各商号压价购物，以及我队队员借故向商号敲诈，引起店员的不满，虽有“同学会”组织，而各商号店员对我队采取应付态度。此外，我为了毒害镇内学龄儿童，曾指使张善甫借商民训练班的地址开办“中山小学”（半日制），课本笔墨等由队部供给，其间除教儿童识字外，并对幼小纯洁的心灵注入“信仰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等毒素、同时强迫人学儿童学唱国民党党歌。同年7月，第三专署和四十军政治部主持，在镇上举行七七纪念大会时，我指使张善甫率领店员同学会及中山小学学生前往会场张贴标语、传单等进行反共宜传。其间，我曾派队员满玉堂等去县城筹办“暑期小学教员训练班”，但因日机不断去城关轰炸，同时小学教员不愿自带伙食，终未开班。 同年夏初，雷鸣远从一二九师防地被逐出后，不久带病逃至林县，被庞炳勋接待至军部暂时休养。雷到军部的次日将我找去，以极度消沉的口气说：“冀南情况更加恶化，鹿钟麟、张荫梧等也要撤离，团部东移更谈不上，此次日军攻陷晋城前，团部已折返中条山，原先打算完全落空，加之我（雷）在八路军里已‘折磨’成疾，蒋委员长交给的任务将要落在你们的肩上”。谈毕紧紧拉着我的手说：“孩子！（雷常对年轻教徒这样称呼）不要忘了给我报仇雪耻啊！现在内优重于外患，这样怎能打走日本．复兴中国呢！但愿天主踢给你们聪明智慧，将来为教会能作出大的贡献。于今我准备去洛阳疗养一个时期，至于林县方面的工作是否继续下去，俟我和团部研究后再作决定.....”当我和雷告别时，他让我跪下，把右手按在我头上，作了“降福”祈祷。过一两日后雷迁去洛阳。约在7月末，团部派区队长时克仁到林县召我队去豫北济源县勋掌村（第一工作大队驻地）准备整训，据时克仁说：雷到洛阳后．病倩恶化，已由中央派专机接去重庆送入中央医院….团部自撤出晋城后，仍返山西平陆窑泉村，当得到雷的严重病情后，团内人员均有不安情绪，“立珊兄弟”等几个主要修士已赶去重庆，团部交由郭鸿群、李敦宗共同负责。我即分向各有关方面辞行后率队去济源。抵大队部后见“鲁道兄弟”戴有黑纱，表情极为沮丧，才知雷鸣远已在重庆病死。“鲁道兄弟”对我说：你辛苦了几个月，可以去洛阳玩几天。这时，我也急需到团部见李敦宗，过一两日后我绕道洛阳，从混池北渡黄河，到了团部。 六、折返中条山 1940年8月间，我回到团部后，团内死气沉沉，大小修士和一些教徒职员如丧考批，茫然若失。我会见李敦宗时，李的神气反而洋洋自得，流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其间李和我作过一次长谈，主要内容是：团部从晋城撤离后，全团一度呈现混乱状态，为了恢复工作，另在山西阳城成立阳城区工作队（设在该县山区邵源村），由王孝先任队长、吉发玉任政治指导员，该队已被我们（指军统华北流动组）掌握。至于前电军统局本部增派电台一事，因为人、机缺乏而无法派来，并准由团部自行建台，后经周兰友函召其旧同事（姓名己忘，无军统身份，曾在某部队当过无线电排长）到团筹建，现已配属在阳城工作队使用，今后我们又多了一个情报据点。在“立珊兄弟”去重庆前，团务会议决定我（李）和郭鸿群共同负责，郭近来的态度已不像雷鸣远未死前那样靠拢修士们了。不过他是党方（指中统）派来的，而且还想在团内吸收成员，发展组织，（这是根据书记处张科长、科员郑浩若在平日对郭十分靠近的情况，和曾发现过郑给郭偷译电报而认定的），如果不把郭撵走，将来很可能对我们掣肘。现在重庆又给我们派来了四名刚从兰训班毕业的学生（即李郁唐、岐诚信、孙贵祖、梁嘉乐）, 我已安插在政训处，并交待他们随时暗中监视郭和张、郑等的活动。将来必要时可暗示他们主动离团，否则将会得到不测的遭遇。等到郭走后，还怕修士们不服服贴贴地由我们摆布么？当然重庆方面是不会让这个团搞垮的，将来的负责人也一定会选一个有地位的教徒来担任，但目前要从雷的修士当中选这样一个人还不容易，因为这些人当中还没有一个较有声望的，不过从现象上看，雷死后团内的修士们经常在“立珊兄弟”处聚集．将来立珊很可能继承雷主持耀汉小兄弟会。但听说‘，义禄兄弟”要从中争夺继承权，尽量施小惠争取修士们，可是义禄在会里的资历远比不上立珊；同时，“瞥道兄弟”也倒向立珊，所以他们在推选人去重庆料理雷的后事时，即决定立珊前往。当立珊临走时，特别对我说：虽然决定团务由你和郭共同主持，但他一再嘱告我多负一些责任，同时还要我给老板（军统人员在背后常这样称呼戴笠）写一封介绍信，准备亲自去请示机宜。上述种种情况，义禄在表面上不说，但内心里很不满．因此近来的表现十分消沉。另外听说修士们当中，私下对义禄的议论很不好，据说义禄过去曾在英商烟草公司当过高级职员，善于投机倒把，搞到不少钱，由于淫荡成性，得了严重花柳病，终于失去了生殖机能，以后即混人会里当了修士，虽然他的资历很浅，但凭借能说会道，社会经验丰富，常在雷鸣远处说小话，所以博得雷的信任，此后在会里经营了部分财务工作。他虽然当了修士．生活上贪求享受的恶习仍不减当年，平日和修士们在一起闲谈，经常炫榷过去在烟草公司如何如何，因此修士们自然对义禄的印象不好。这些虽然是他们内部的情况．但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地们内部有了裂痕，我们更有机会渗人团内的各个部门，逐渐夺取较重要的领导职位。现在更重要的是首先必须逼走郭鸿群；同时要对所有修士力表同情，争取他们对我们的好感。到必要时．我们可以用非正式的态度表示我们是戴笠派来的，这样会使他们对我们另眼看待。因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都知道这个团成立后大老板（军统人员在背后常这样称呼蒋介石）就要雷鸣远和戴老板密切联系，现在团部实际上已经受到军统的掌握。其次，我们要夺取第一、二两个工作大队的领导权，事实上第二工作大队的大部分成员已调至“十字军”工作，看目前情况，副主任兼“十字军，总指挥及第二工作大队长李仲三，自雷死后迄未返团，将来很可能归顺于张荫梧，我准备最近召开团务会议，干脆建议取消“十字军。及第二工作大队的番号，编余人员如有愿回团者，一律予以集中整训，否则即予遣散，为了直接控制第一工作大队，再建议将该大队整训后改编为三个工作队，连同洪洞区和中条山区及阳城区的三个队共分编为六个工作队，派“鲁道兄弟”担任队长，这样也许顺便能把鲁道排斥走，至于洪洞区工作队目前还可维持原建制，因为李之仁神甫原先是雷鸣远邀来的，同时他和修士们的关系并不深，如果不把李留下，这个团的天主教外衣，也就被剥去了，这当然也不合当初大老板成立这个团的本意了。此外对团内的修士和占据重要职位的教徒，仍旧保持其原职，其中如有向我们靠拢的分子，还可以适当提高其职位，或保送到训练班去受训，将来也就成为我们的成员了。以上关于整训和改编的措施，必须要在新主任到团前完成，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推断将来会来什么人！当时我对李的这段话极表赞同。 七、调整过渡时期 1940年8月中旬．“立珊兄弟”自重庆回团，李仲三也从河北来团，为了慰勉全团人员，曾举行了’‘追悼雷鸣远大会”，立珊在会上除详细介绍了雷鸣远的生平事迹外，并着重说明蒋介石对全团的关心，已责成子斌主教在教徒中物色适当人选继承雷鸣远主持团务，在新主任未到前．经戴笠指定由他和李敦宗暂时共同负责。最后助勉大家本着雷鸣远的精神竭尽全力完成本团宗旨，更应体会“蒋委员长”对本团的关怀，希望全团人员效忠于党国，以达抗战建国的使命，会后聚餐一次以示悼念。 此后不久，团部举行团务会议，李敦宗提出上述调整改编方案，当即迢到郭鸿群的反对，理由是：先主任去世不久，即改变原有组织形式，似对雷的未竟事业相背谬，当初组织细则已向中央备案，如若中途变革，应该事前有所请示，因此不能搜自改革体制?一李反驳说：组织形式应服务于工作需要，为了加强今后的工作，必须深人敌后建立若干据点，这样不仅指挥灵便，更能发挥点线工作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原有组织形式并非中央事先规定，而是在初期草拟工作计划的试办，况且在工作逐渐开展期间，由于实际需要陆续增设了几个部门，这难道违背了团旨么？今后为了更好地完成先主任的遗志应在工作上有所建树，这样才能继承雷神甫的伟大精神。经过一番舌辩后，李仲三表示“十字军”早已溃不成军，长期以来仰赖于张荫梧的支持，团部又无此项经费，因此无法继续维持；同时雷神甫死后，在教徒中已失去号召力，不如将现有人枪拨归张部。第二工作大队也形同虚设，因为冀南地区的民众工作，根本无法开展，我同意调整方案，并愿辞去本兼各职。此时“立珊兄弟”也同意李敦宗的提案，最后一致通过，会后不久“立珊兄弟”升任神甫（从此改名曹立珊）继之被全体修士选举为会长，曹为了去西安及时安封脍务，处理霄鸣远遗办事项，即商得李敦宗同意，由李以代主任名义负责团务，郭鸿群深感势孤力薄，加之军统分子捏造事实公开对郭非难，甚至扬言准备在深夜把郭拉到山沟用石头砸死，于是郭被迫辞职到重庆去了。继之“义禄兄弟”见立珊当了会长，提出出会要求，不久脱去会服，听说到宝鸡经商去了。“替道兄弟”以协助立珊整理会务为借口，从大队部逗去西安再未返团。 李敦宗代行主任职务后，弃兼任书记处长，遂即提升军统分子李芳为政训处长，并命令李芳率领军统分子李郁唐、岐诚信前往济源勋掌村筹设团员整训班，筹备就绪后李敦宗自任班主任，派李芳为副主任，由李芳驻班实际主持。班本部分设大队部及教务、总务两个组，派我为大队长，岐诚信为大队附，李郁唐为政治指导员，军统分子袁毓涛为教务组长，周庚戍为总务组长，第一工作大队所属的两个中队及一个宣传队共五十余人调人该班受训，训练内容以情报训练为主，课程有情报工作、侦查术、通讯工作、行动工作，及公文程式等；政治课程有总理遗教、力行哲学等。训练期间实行军事管理，每周举行一次小组讨论会，早晚有升降旗仪式，由李芳、袁硫涛、李郁唐和魏轮流作精神讲话，除灌愉拥蒋思想外，并强调情报工作在本团今后工作中的重要性，训练月余后即告结束。不久，接到团部发布的日日命令．内容大致是“嫩销第一工作大队番号，改编为三个工作队，（定名为四、五、六工作队），原洪洞区工作队改称第一工作队，由李之仁神甫任队长；中条山区工作队改称第二工作队，由刘瑛任队长、孙费祖任政治指导员；阳城区工作队改称第三工作队，由王孝先任队长、任发玉任政治指导员；派李俊才任第四工作队长，岐诚信为政治指导员；派袁毓涛任第五工作队长、张某（名字已忘，东北人，无军统身份，原任政训处政治指导员，临时调在整训班担任公文程式教官）为政治指导员；派周庚戍任第六工作队长，李郁唐为政抬指导员。以上各队队员一律改称督导员，团部书记处长一职，由政训处长李芳代理；该处科员孙景礼调任主任办公室秘书，仍担任译电工作；调原中条山区工作队队长柴文达任政训处宜传科长；政训处科员梁嘉乐；调任主任办公室秘书，担任总收发；事业处救济科科员王庭秀（军统分子）升该科科长。 李芳当即根据上述命令召集我和袁毓涛、周庚戍等商量后，将整训班结业学员根据团部确定的工作队编制，分别编入第四、五、六工作队，计每队的编制名撅为督导员15人，队部有书记官、军需官、副官各一人，另有勤务、伙夫、马夫各一名。各队人员正式确定后，我率第四工作队移驻济源县城南十华里的南碾耳村。第五工作队移驻距该村五华里的杜村。第六工作队移驻县城内，这时各队等待团部命令划定工作区域，并预作开展工作的各项准备. 八、李广和接任 1940 年冬初，团部通告新主任李广和到团视事，副主任一职由李教宗代理，现正草拟1941 年度本团工作计划，准备在1941年元旦前在团部举行扩大工作会议，各工作队应事先准备提案，各队长应于12 月中旬到团部。 李广和是山西襄垣县人，其家早年就信奉天主教，祖上是大地主兼大商贾，其胞兄李德和曾在山西为阎锡山搞盐务多年，李曾留学比利时，能操不熟练的法国语，听说返国后曾任过阎锡山的私人秘书或顾问。1939年被戴笠派至北平搞地工，据李自称，当时戴笠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军事特派员的名义。在北平活动期间，因暗带手枪进行暗杀工作，被日本宪兵逮捕，受过不少酷刑，其间并未暴露过军统身份，不久逃出北平去重庆，被戴笠派充军统局设计委员。1940 年雷鸣远病死后，蒋介石要于斌主教推荐继任人时，经于斌和戴笠两人出面向蒋介石保举李继雷充当主任。当时孔祥熙还派李兼行政院华北娠济委员会委员，李到团时带去同乡秘书周正、商树屏两人，另由于斌派吕若瑟等两人为李的副官，从此，华北督导团已由军统利用天主教的性质改变为军统完全控制的一个外围组织。 1940年12月中旬，我到团部参加扩大工作会议期间，李广和设宴招待过一次全团军统分子，他首先代表戴笠向大家慰间，同时说到大家应在团内起积极的领导作用，并着重说明戴笠指示今后工作必须向敌后发展，希望大家坚持忠于组织的毅力，全力以赴完成组织交付的使命。接着询间到各人的生活状况，最后李表示，为了鼓励大家加强工作，准备报请军统准予每人晋升一级，同时准备将全团人员的职务确定军阶示正规化。同月下旬，开始正式举行科、队长以上人员参加的扩大工作会议，主要议程为讨论1941 年度全团工作计划草案，经过三天的会议，通过了计划草案，并由《 华北导报》 社印制成册分发全团各部门具体执行。其主要内容大致是：仍分宣传、组训、救济卫生事业等三大部类；唯组训一项较为突出，特别是在训练后的各种组织工作较为详尽，如对受训者在结业后按实际需要分别地区编组成若干青年服务队，各队成员一律享受该团外围人员的待遇（即按月酌发若干津贴），各队均以搜集情报为主要任务，成绩优良者可吸收为本团正式人员。在上述三大部类中，除救济卫生事业外，余均由各工作队具体执行。此外，并确定了各工作队的活动区域，第一工作队仍在洪洞。第二工作队仍在中条山区，以平陆为中心包括闻喜、夏县、垣曲等县。第三工作队仍在阳城，包括沁水等县。第四工作队以豫北林县为中心，包括安阳、淇县等地区。第五工作队以孟县为中心。第六工作队以沁阳县为中心。各队配属特工电台一部。为了加强队的领导，将政治指导员一律改称为副队长。 1941年元旦后，李广和在送别各队长的宴会上说，他决定去山西克难坡见阎锡山，磋商本团将来去第二战区辖区开展工作，已得阎欢迎前去的复电，准备即日动身。此后，各队长返队积极筹划执行新计划。我在元月初回队部传达会议情况后，开始准备移驻林县，但因配属电台及团部决定预发三个月的经费迟迟未送到队，而且去林县的交通线被日军封锁较过去更严密，这时我妻刚从原籍逃出到队，我内心上确实不愿再冒险去林县，但为了忠实执行组织决定，以及创建所谓个人事业，仍然抱着侥幸的愿望决定前去。当时曾函告李敦宗，说明我队前往工作地区的困难，同时催促电台及经费早日到队，李复信除对我多方鼓励外，并将第三工作队副队长吉发玉和我队副队长岐诚信对调（吉是和我在1938年同人军统临澄训练班受训的同学，私人关系较融洽，他比我大几岁，社会阅历比较丰富）。1941 年3月间，吉调我队不久，团部送来预发全队三个月的经费，据李敦宗函告，重庆方面迟未派电台到团，要我先率队出发，俊电台到团后，通直送往，井随函发给密电码一本。4月间，我队整装出发，当行抵沁阳附近，得悉日军已攻陷林县，大有扫荡太行山区的模样，我队即暂留该县某村观察情况。不数日，闻炮声隆隆，近在眉睫，我决定率队暂返济源，行至中途得悉日军已从东面向济源县城进攻。这时我计划先撤至阳城邵源第三工作队驻地暂时落足，并向团部报告情况，但又获悉，此次日军是有计划地对中条山和太行山区进行扫荡，阳城方面的蒋军已溃退，日军已到达邵源，通往团部的去路已被割断。我在此三面临敌的情况下，决定南渡黄河，再从混池北渡直奔团部。于是跟随渍退部队，从济源县西南方关阳渡渡过黄河，沿陇海线西去绳池。这时见有团部的个别人员逃至绳池，并说团部已被日军冲散，书记处长李芳、总务处长“立珊兄弟”等重要人员已被俘虏。这时绳池又谣传日军有南渡态势，日机又每日不断轰炸渡口及县城，我认为留驻绳池并不安全，同时关于团部溃散的情况应及时电告重庆，故决定率队到西安，向军统局晋陕区联系转电重庆方面。到西安后，得悉李广和已从克难坡见过阎锡山回到西安，当时住在通济坊金城别墅，在我去见李说明团部情况后，李甚为震惊，除对我慰勉．并发给300元生活补充费外，并说李敦宗不日可由重庆返西安（因3月间李敦宗去重庆参加军统局每年一度召开的“四一大会”即军统局成立的纪念会）。该会拟商讨下一年度全局的工作计划，俊李到西安后再作善后处理。还说：这次去见阎长官很有收获，阎不仅欢迎我团前往开辟活动据点，同时还要协助我们发展武装，等副主任回来再作具体研究。这时已到5月初，过一二日后，李敦宗谎慌忙忙的去旅馆找我（我队驻在西木头市的某旅馆），一见面带着半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守土有责，谁让你擅自撤退？老板会要杀头的！这话使我很受刺激，我说，我只应有一支手枪的守土之责，何况这支手枪已在济源山区被该县自卫队抢去了，现在十几万大军都已溃退下来，要杀头，大家的头都该杀！遂即我将李芳、“立珊兄弟”等被俘情形告诉李，他说已见到李广和略知一二，当即约我同去李广和处研究收拾本团的残局。经我们三人研究后，决定先在陇海线选一地点成立华北督导团流散官兵收容所，并派我负责筹划。这时第二工作队副队长孙贵祖正去李广和处，经孙建议，将收容所设在孙的原籍华县车站，过一二日后，孙引导我队到了华县，在该县车站附近某小村设所，我即派队上督导员持收容本团官兵的布告，张贴在陇海线各车站，月余后共收容官兵约五六十人，其间陆续逃回的军统分子有电台台长张德忱（前台长周兰友已于1941年初被军统调走），第二工作队长刘瑛、第三工作队正副队长王孝先、岐诚信、第五工作队长袁毓涛、第六工作队长周庚戍（副队长李郁唐亦于1941 初被军统调走），政训处宜传科长柴文达、办公室秘书梁嘉乐；另有译电秘书孙景礼被日军击毙，事业处科长王庭秀渡黄河时淹死，此外还有团部秘书周正、文书科长高树屏等己先后逃回。 7 月初，李广和、李教宗决定在河南泥他恢复团部，令我率领收容的官兵前往筹设团址。 九、李敦宗代理 约7月下旬，李广和接到阎锡山电召，再次去克难坡，行前交由李敦宗负责筹备恢复团部。李将团部移设在城北15华里的礼庄，将团部各处番号取消，另发表王孝先任总务科长、柴文达任宜传科长兼任组训科长、张德忱任电台台长、周正任主任秘书、梁嘉乐任秘书兼任译电及主管印鉴、高树屏仍任文书科长；原事业处缩小为医务所，另将返团的二十余名勤杂人员编为一个警工队，担任团部警卫；各工作队仅恢复第二工作队，仍由刘瑛任队长，另派原政训处科员吴殿宾任副队长，队部设在县城北芜二华里的某村；第四工作队和第六工作队驻城西五华里的某村，仍由我和周庚戍分任队长。这时其他各队仍未逃回，当时各队的任务是专门派人守候车站收容本团官兵，不久李敦宗去西安（因李家住西安），行前交由周正负责维持团务。李走后团部人员终日无事，极度苦闷，以后周正带头大肆聚赌，继之各工作队几成为赌场。 约8月间，闻李广和会见阎锡山后，还去日占区太原及北平等地，代表阎锡山与日军勾结进行投敌活动，此事引起团内军统分子的惊异，立即公推柴文达去西安转告李敦宗。李即电询重庆军统局本部，探听是否戴笠对李广和有秘密任务，据电复戴也不明真相。干是李嘱告柴速返混池，随时注意李广和带到团部的秘书周正、高树屏两人的行动，柴返团后首先控制了总收发室，准备秘密检查周、高的往来信件，以后发现李广和自日占区寄给周正、高树屏的一信．内容是阎锡山交待他有“特殊任务，, ，恐短期内不能返团，如任务完成即可返团，并嘱告周、高等多方面照料团务。此信由柴文达送到西安李敦宗处，李即指使柴从速返团将周、高秘密逮捕押解西安交军统局晋陕区关押。柴返团后借以李敦宗名义，召周、高、柴等同去西安接受重要任务，将两人诱至西安逮捕。李将全部情况电告戴笠，不久李敦宗回到团部，为了逐渐恢复工作，指示第二工作队派人偷渡黄河，搜集有关日军情报，该队当即派遣督导员柴青山等，化装难民乘牛皮筏北渡，侦察日军在黄河北岸的军事部署，一次曾活捉一名日军哨兵送团。这时我认为全团工作一时难以恢复，一则日常无聊苦闷，再则会影响个人前程，于是暗自打算请求军统局另调工作。但又慑于军统控制特务的纪律，不敢公开提出，遂即一面写信给当时在军统局晋映区人事股任职的同乡同学薛仁安．请其待机调我离团，另派工作。一面在军统分子中发牢骚说：干了三年还是一个队长，没功劳也有苦劳，李教宗太对我不起了！这话后被李敦宗得悉，一天李把我找到团部说：你队副队长吉发玉调团工作一年多来表现还好，应该提升一下，这几年来你总在外边奔跑，也该在生活上安定一些，同时你又带着家眷，将来也不便行动，现在决定将你留在团部任组训科长，由吉发玉升任你队队长，你看如何？我说：我非常同愈吉升任队长，但看目前情况，全团工作还不能顺利开展，长久下去会辜负了老板对我的培植，如有机会最好调我去后方工作，家属也可安定一些。李说：我打算向郑州一带发展工作，你来团部后我们再作研究。当时我为了应付李，于是到团部接了组训科长。这时约在9月初，我到团部后又继续发牢骚说：当队长时．还能从经费中搞点油水，当了科长只能凭月薪过活，我一个人倒没啥，带着家眷自然要困难多了。约一周后，李敦宗接到军统局的电报说：准备在重庆成立高级干部人员训练班〔简称高干班》，令李在团内军统分子中挑选两人前往受训，李与我等交换意见时，本打算要我与袁枕涛前去，但考虑到我有家属拖累，最后决定由第六工作队长周庚戍和袁去。这时，李可能又听到我去团部后的牢猫话，李对我说：周庚戍去后没适当人选，你暂时去周队当队长吧！我说：绝对听从安排。这时我的心情是急待薛仁安在西安方面给我进行另调工作的活动。约在9月中下旬，重庆军统局给李教宗去电说：“李俊才另有任用，着李即日前往西安晋陕区报到”。记得在中秋节后没几天，我就带着家眷到了西安，至此我在该团整整呆了三年的时间。 十、离团后的见闻 我到西安后．被军统局晋陕区派任山西离石组组长，行前区长王鸿骏对我说，你到山西后，首先应注意了解阎锡山方面的动向，同时探听李广和的去向和活动怕况。启程前为了行动方便，我将妻刘华淑送人军统晋陕区西安译电人员训练班受训（从此她当了军统译电员）。我到宜川后，即去军统派在阎锡山二战区的督导组长徐光英处，一面打探去克难坡的路线，一面了解阎锡山方面的动态。据徐说：他们也听到阎锡山已派人和日军进行勾结的传说，但一直得不到内情真相，希望我能通过阎锡山的内部关系作一具体了解（因我胞兄李崇才，又名李志轩，是阎锡山“同志会”的高干，当时他正在克难坡任阎部突击团团长）；至于李广和去山西后至今不知去向，重庆方面一再来电询问，我很难答复．希望也顺便探听一下李的情况。次日，徐派该组秘书窦子驹陪我去克难坡，当晚住在我兄李崇才处，夜间我对他说明回山西建立离石组的任务后，他说，离石地带情况复杂，根本无法搞秘密活动，而且阎锡山对军统秘密派到山西活动的人员，十分戒备，一旦走露消息，可能遭到不测。当我提到山西的政治动向和李广和到山西的情况时，他十分紧张地说：现在千万不要谈这些问题，以免招惹是非，你先去陨县家中等我，将来再谈。次日派人送我去湿县。12月上旬，我兄到家后，和我详谈过两个深夜，关于阎锡山的政治态度，他谈过这样一段话：现在阎在山西，仅有五个完整的县，而且地处山区十分贫瘩，人口较少、百姓生活极度贫困，如仅靠’‘中央”供给粮晌，山西的政治局面势难维持，这是阎在山西不能继续存在的客观条件；此外，一且日军大举进犯扫荡，山西政权就会全部崩演，不过日本方面为了对付山西境内的八路军，认为阎的实力还能起些作用，因此向二战区进犯的可能性较小，而且阎也看到日本方面的这些意图，而日伪山西省长苏体仁早在阎、日双方之间，建立了桥梁关系。同时在临汾方面，也派有联络人员，现在又派赵承缓、任孝义专门和日方谈判。还有李广和作为阎的密使去北平方面活动，听说李过去和汪精卫曾有私人关系，现在李又担任着中央的要职，这样不仅能通过李和汪精卫斡旋有关华北局势问题，同时也能避免中央对山西政治态度的怀疑，将来如果谈判成功，日本方面会让阎锡山主持华北五省。假设你对此有兴趣，干脆回来咱们在一块干好啦！关于李广和此次去日占区的情况，我从我哥那里只听到这一点。同年12月间，我从湿县返西安途中，见阎锡山二战区在后方的大批眷属络绎不绝东渡黄河，月末到西安后，将上述情况向晋陕区作了书面报告。1942年元旦后，我被军统改派为山西河津组长，行前仍交我附带探听李广和的悄况。我到河津不久，被日军俘虏，迄至同年7月始逃返西安。这时李广和刚从北平回到西安，我俩见面后，李劈头向我说：听说你去山西是为了晴杀我，不过我认为你决不会这样干的，我这次去沦陷区专为代表阎长官，向日本方面献策，嫉使日本早日发动太平洋战争，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有助于日本称猫世界的野心，其实会使日本增加沉重负担，这样对我们抗战的前途非常有利，因为这事是阎长官对抗日战争的英明远见，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所以我事前井未向戴先生说明。现在我问心无愧，也对得起蒋委员长。过了几天戴笠电晋陕区派人将李送往重庆，李到重庆后即被戴笠软禁在红土山。直到1 946 年3 月戴摔死后，才被毛人凤解除软禁口 1939年夏，戴笠派李敦宗到团后，李一再在军统分子中表示，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该团，必须在团内教徒中暗地选择骨干分子作为我们准备吸收的对象，然后再从各方面对这些人靠近，必要时予以适当提拔；同时运用私下交谈的方式，了解其志愿，并鼓励他们为了个人前途，必须倒向“中央”，依附一定的政治靠山，才能有所发展。在他们有此动念时，即提出保送去后方受训，这样我们将来在团内的秘密工作才能逐渐发展。当时我在李的授意下，即挑选了我队区队长韩维棋为对象，以后在我煽动下，于1939年秋，韩和其未婚妻李萍（李初在我队当团员，后调团部医务所当护士），被李敦宗保送去军统兰州训练班受训；以后，事业处科员孙逸贤，在军统分子王庭秀的教唆下也去受训。1 94 ( ）年夏雷呜远死后，在李敦宗代理团务整调整人事时，将军统报务员张德忱在总务处选定的对象陈镇华（陈时在处内任科员）先提升为会计科长，同时将李芳在政训处选择的对象任佩泽（时任科员）提升为组训科长，两人于1941年初均被送人军统兰训班受训。同年夏，由刘瑛在本队选定书记官田某某（名字忘记），周庚戍在本队选定督导员张鹏飞，均被李敦宗保送人重庆军统会计人员训练班受训；此外，尚有宜传队队长高俊民也被送入兰训班受训。1942年秋，我在军委会交监处西安分处任职时，曾有该团督导员禹绍章、夏云汉、孟广元、宋瑞钟等十多人来会见我，据他们说是被副主任李敦宗保送到兰训班去受训的。以上被吸收的这些人当中，我只听说孙逸贤在受训毕后仍调回团内，被派为第一工作队长。 1942年夏，我在西安听说李广和被戴笠软禁重庆后，戴笠即请求蒋介石另派督导团主任，这时蒋介石正在指使戴笠和美国海军方面筹设中美合作机构，同年秋，蒋介石派河南新乡教区美籍天主教米干主教接任团主任。决定派米干去当督导团主任的内幕我并不清楚，但据我估计此事和“中美合作”是有瓜葛的，因为以后听说，米干和中美合作所设在河南临汝的中美第三训练班内的美军教官曾有密切勾结，但具体真相不明。 米干到团后，团部编制缩小，这时李芳已自日占区逃回，被军统指派为团部少将书记长，下辖情报、组训两个科，及会计、电台等部门；另成立一个晋南工作团，由吉发玉任主任，当时吉率领十余人去山西陵川县北关活动，并配有电台一部，据军统分子王明江说，1943年2一3月间，蒋军第二十七军刘进部在陵川晋东南联立中学逮捕一批进步学生和进步人士，吉发玉曾参与审讯和杀害。1944年5月日军进犯洛阳时，该团移住陕西华阴庙，军统将副主任李教宗调走另派许先登接任，这时王明江任第一战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情报科长。亦住华阴庙附近，仅知该团书记长仍为李芳，情报科长为吉发玉，组训科长为周庚戍。吉曾对王谈过，当时米干在山西洪洞、曲沃、长治、江县、临汾等县的天主教堂神甫中有其单独布置的倩报据点，活动经费由米干直接供给。以上各地教堂神甫派到团内的联络人员均直接和米于会见，据说联络员在渔关渡河时，把情报藏在普菜篓内，米干收到情报后亲自带至西安交给美国驻华大便馆派驻西安的武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华北督导团随之结束，团内非军统人员大部被送人蒋军军官总队准备复员，其中有部分雷鸣远生前的修士转移至北平，投人美国雷震远神甫主持的公教青年报国团（设北平东城区通兹府小草场一号）。当时军统曾资助该团大批活动费，并责成军统局华北办事处长马汉三大力协助指导，另派军统训练班毕业的特务陈镇华（曾任华北督导团会计科长）任该团副主任。1946年该团曾在缓远、察哈尔两省以当地天主教区为中心设立分团，委派各地教堂神甫刺探解放区的各种情报。此后又在山东设立分团，派陈镇华前往主持，关于该团的内幕真相我就不了解了。 抗战期间军统和英国的一次情报合作 李汉元 1943年5月，蒋介石命令军统局派人到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找秘书安献今，商讨两国情报合作事宜。军统局派我（时任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督察长，该处处长由军统局头子戴笠兼任）兼办此事。军统局对我的指示是：“此事是奉命办事，势在必行。你的任务是了解并商讨与英国的合作条件。”我到了英国大使馆，由该馆一等秘书安献今接待。 安献今是代表英国战时内阁经济作战部在印度的组织和我商讨中英情报合作事宜的。其内容是在印度训练情报人员，然后派到东南亚日军占领区的后方，进行“第五纵队，，式的间谍活动，包括破坏日占区的铁路、公路、码头、船坞等交通设施，焚毁日军的军用仓库和军用物资，散布不利于日军的消息，搜集日军情报，等等。安献今建议先就工作地区、人员训练、工作指挥、情报分配、经济供应等问题进行郁寸、然后拟出协定草案，经双方同意正式签订协定后，即时生效。 接着，安献今就提出了英方的具体建议： 一、工作地区暂定为缅甸、安（越）南、泰国，必要时再商定增加其他地区。二、人员由中国派以上有关地区有文化的青年华侨到印度，在英国经济作战部专设的训练学校受训，然后待命出发。 三、训练计划由英国经济作战部在印度的组织拟定，但必须取得中国代表的同意。四、所获得的日军情报，分交中英双方共同使用。 五、经费（包括人员的生活费、训练器材费、活动费、人员伤亡的恤金等等）由英方提供。 六、中国至少派代表二人和翻译若千人参与此项工作：一名代表驻英国经济作战部在印度的组织；另一名代表则驻人员受训的地方，以便随时商议和修订各项计划，并协助执行。 经过商讨和修改，我和安献今拟定了协定草案。1943年秋，协定草案文本经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签字，派我到印度，又经英国经济作战部在印度组织的少将主任麦根基签字，成为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协定。 1943年9月，军统局派出赴缅甸的工作人员七十余人，翻译一人，其中多数是由，缅甸回国的有文化的华侨青年，因人数不足，也掺进了一些不是华侨的人。八个报务员全都不是华侨。所有派出人员用的都是化名。军统局指派我和潘孚硕为该局的正、副代表，但对英方则在名义上说成是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的代表。 （作者1942年曾任缅甸国防局顾问、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兼任专员,1943年任由戴笠兼任处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哥督察长、军统局指派的与英国进行情报合作的正代表。) 我和潘孚硕先后带领派出人员飞抵印度的加尔各答。拟派赴缅甸的工作人员，先在加尔各答经过体格检查，接看开始接受初步训练：练习跟踪、摆脱跟踪和潜伏等活动。三星期后，转往英国经济作战部在孟买附近的普那专设的训练学校，接受进一步的训练。该校对外是保密的，学校周围都设有禁区。校长是英国上校克拉克（C.clark)，四十多名教练员都是英国人。校内分设派往不同地区的训练班，各班之间实行隔离，互不来往。 对这批赴缅工作人员的训练课目有：射击（手枪、步枪、机枪）、爆破（使用T.N.T炸药或士制炸药）、拳术、劈剑、游泳、划船、汽车驾驶、空降、森林生活（把受训人员送进森林，每人只发给三天的口粮，要求他们在森林中自行设法维持两个星期的生活，到时才派人接他们出来）。对报务员则侧重训练他们的收发报和修理收发报机的技能。对缅语生疏的人，还要给他们实习缅语。训练时间共六个月，训练结束后，就等候分别派遣。 中、英双方原定这批去缅甸的工作人员由陆、海、空三路分批进人缅甸，因当时日军已封锁了人缅的海路港口．陆路交通也被日军截断，故而只剩下空降这准一的一条路线。英国经济作战部在印度的组织就宜布赴缅工作人员将全部空降人缅，但遭到我赴缅人员的拒绝。他们指出，英方曾将他们训练的泰国工作人员空降去曼谷，结果着陆后全被当地的老百姓打死了，因此他们决不愿做无谓的牺牲。我作为中方的正代表，根据当时的形势，虽然同意空降，却说服不了这批赴缅的工作人员。我只好向军统局请示，军统局也不同意空降，所以这批赴缅工作人员的出发日期就被推迟了。直到1944 年6 月中旬，军统局才撤销了拒绝空降的决定，命令赴缅工作人员按照英方的部署空降人缅。 第一名空降人缅的是李义（化名），化装成缅甸人，掩带手枪一支、伪造的日军在缅甸发的通行证一张、鸦片烟数十两、缅甸妇女喜欢戴的银项链和玉首饰多件（可以变卖换钱），以及若干可在前英国殖民地通用的硬卢比。他在缅甸安全降落后，为迎接后降的人员做好了准备，后降的人员才陆续全部降入缅甸境内。 这批空降的赴缅工作人员，全靠得到旅缅爱国华侨的掩护，向南部推进，在缅甸的日军占领区后方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敌后情报工作。日军投降后，他们中除了因降落伞发生故障而在空降时牺牲的张胜、陈永全（均为化名）之外，全部都胜利地返回到重庆。1947年夏，英国外交部曾发专函给南京外交部．宜布英国政府给中方赴缅工作人员每人颁发一枚英勇奖章；并对牺牲的张胜、陈水全二人表示悼唁，给他们的家属另发给了抚恤金。 另外，在1943年底，军统局还应英国经济作战部的要求，派出了一批赴安（越）南的工作人员，共约四十来人，其中除四名报务员外，都是从安（越）南回国的有文化的青年爱国华侨。对这批人员的训练和工作计划，都是由英国经济作战部的越南组拟定，经中国代表同意，然后由越南组执行的。为此，军统局又增派陈恭展为第二副代表专门负贵此事。 越南组本是法国流亡政府的一个组织，它参加了英国经济作战部的工作，成为该部在印度组织的一个单位，专搞在越南日军占领区后方的情报活动。越南组的教练人员，全部由从越南逃出的法国军人组成，组长是法军上校德朗格（Oelon即），其训练课目和内容大致上和派赴缅工作人员的相同，只是没有空降和森林生活训练，而另增补越语训练课。这些工作人员进人越南的路线，都是先返回云南昆明，由越南组派去昆明的军官和中方副代表潘孚硕指挥他们，分成个人或小组活动，在不同的时间进人越北地区，而后再向南方推进。但这批工作人员进入越北的时间已在1945年的夏天，他们的工作尚未全面开展，而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因此，他们在不久后就陆续返回重庆了。 对泰国派遗工作人员的事，因为此前英国经济作战部曾在曼谷上空空降过一批由该部训练的泰国籍工作人员，他们在着陆后即被当地老百姓打死了，所以英力凄求中国暂缓往泰国派人，军统局就没有派人去泰国工作。 抗战期间的中美特务合作 鲍志鸿 1941年9月至1942年4月，中国与英国之间有过一次不公开的短暂的特务情报技术合作，后因双方发生意见分歧而中止。此后不久，又开始了中美之间的特务合作，直至1946 年初告一段落。 一、中美特务合作的前奏 1941 年12 月7 日凌晨，日本海、空军未经宣战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一举击毁击伤美军主力舰十余艘、飞机两百余架，美军伤亡三千四百余人，美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次日，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本侵略军进攻东南亚，先后侵占了菲律宾、新加坡等战略要地。这个时候，美国就迫切需要有关日本侵略军动向和计划的军事情报。当时，蒋介石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最遭败绩，处境十分困难，也需要进一步加强联美亲美活动，中美特务情报合作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据我当时所了解的情况，在珍珠港事件的前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化，蒋介石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和作相应的策略调整； 1940年冬，驻扎在贵阳的以孙立人为首的财政部税替总团改编为全新美式配备的陆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由孙立人任师长。孙立人，江苏南通人，北平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州立军官学校进修并毕业。他与当时的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是校友。孙是宋子文的亲信，系财政部税替团留美军官集团的领导人。 1941年夏，外交部情报司长朱世明被派往华盛顿任陆军武官，军统第二处国际科长谢仪征做随员同往，配合开展特务活动。朱世明，湖南长沙人，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留美学工程技术。他曾任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军事交通技术学校教育长、浙江保安处处长，不久，去美国堪萨斯州参谋大学深造，回国后任军委会特检处处长、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1年秋，军统局以军令部上校联络参谋名义，派主之到菲律宾麦克阿瑟总部搞特务活动。王之，湖南湘乡人，北京清华学堂及美国西点联邦军官学校毕业。曾任财政部税警团营、团长，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新军校筹备主任等职。他是由朱世明介绍参加军统的。 (作者当时系军统局第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 国民党政府早于1932年曾训练一批特务情报人员，以助理武官名义，派往各国做间谍活动。军统特务萧勃，在助理武官训练班毕业后，于1934年就派往美国，长期在那里从事特情活动。抗日战争爆发，萧勃受戴笠的指示，开始向美国海陆军官作试探性的游说，谈论共同对日作战以及相互提供和交换有关日军军事情报间题。萧勃先向美国陆军方面进行游说，看看风向如何，谁知美国陆军是以马歇尔为中心的美国步兵学校派系掌权，他们不满蒋介石与史迪威①闹摩擦，对萧勃的中美特务合作创议摇摇头或耸耸肩，表示冷淡轻视，认为无此需要。 马歇尔任美国参谋总长之前，曾任美国步兵学校教育长、校长十多年．他与史迪威、魏德迈是步校的同事，而且都做过美国驻华武官。美国除西点联邦陆军军官学校之外，还有许多州立军官学校、私立军官学校和文科大学军事训练毕业的学生，他们都有预备军官的资格。这些预备军官和现役的正式军官，在晋升之前，按规定都要进步校初级斑或高级班受训毕业。因此当时美国的陆军军官，基本上都是马歇尔的学生，形成以马歇尔为首的美国步兵学校的派系。 萧勃的活动遭到美国陆军的拒绝后，大失所望．但又怕失去戴笠的信任，只好硬着头皮向海军方面去探风向。有人建议他去找海军副参谋长（姓名忘记）试谈中美特务合作事宜，重点是搞对日军事情报交换，这位副参谋长同意了他的建议，并要他去找海军特务梅乐斯，再由梅乐斯去向海军部长金氏汇报，估计会成功。果然一拍即合，于是中美特务合作就这样开始搞起来了。 二、重庆中美特务合作会谈 1942年8月某天，毛人凤告诉我：“老板打来电话，叫我们中午到曾家岩公馆吃饭。”届时，毛人凤同我到曾家岩戴公馆签到，至客厅，见到郑介民、唐纵、英文秘书黄天迈，还有美海军特务梅乐斯中校、海格少校均在坐。戴笠介绍梅乐斯与我们见面，彼此握手。戴笠说：“梅乐斯先生新近从华盛顿来到重庆，代表美国商谈中美情报合作事宜。今天为远客洗尘，休息几天后，再具体讨论合作范围和办法。”吃完饭，梅乐斯和海格辞去。戴笠送客回来，感慨地说：“中英情报合作，给周道三搞坏了，这次中美合作我白己出马，一定要把这件事搞好。”我问戴笠：'’中美合作．军统拿哪些东西与之合作，哪些不与合作，先要定一个范围，下次才好与梅乐斯具体商谈。”戴笠说：“可以把军统所有东西毫无保留地拿出去同他们合作。” 梅乐斯，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1941 年刚到重庆时，军衔是海军中校．1943 年秋，升海军上校；1945 年，又升为海军准将。后贬职回国，1947 年，任上校巡洋舰长，驻上海。 没过几天，毛人凤约我和杜透一同去缥丝厂杨家山戴公馆，讨论中美特务合作间题。我们到达戴笠公馆时，梅乐斯、海格、郑介民、唐纵、魏大铭、龚仙舫、黄天迈均已先到，在客厅等着。休息片刻，戴笠开始渊活。他说：“梅乐斯代表美国政府来到这里洽谈中美情报合作事宜，包括如何交换日本军事情报，还要讨论合作的范围… … ”戴笠边讲，黄天迈边做翻译，龚仙舫做记录。 ①史迪威，美陆军中将。1942年来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后因主张联共抗日及批评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政策，同蒋发生尖锐矛盾。 当时议定的名称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此外，还讨论了人事组织、情报、作战、训练和后勤等问题。 关于组织分工，梅乐斯提出，可分为人事与组织、情报、作战与训练、补给后勤等四大部门，认为这是美国最流行的组织形式，连美国商业机构也采用这种组织分工方法。此乃仿照欧战中最新使用的参谋业务区分法，与过去参谋处只管作战和情报不同。 当我在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学习时，已介绍过德军陆海空军参谋部的一元化的分工方法，他们把组织机构分为人事与组织、情报、作战与训练和后勤补给四个部门。我认为美国是在学德军的建制。 这次会谈，从上午9时进行到12时还未结束，吃过午饭，又继续下去。初秋下午，客厅因西向受晒，酷热异常，于是搬到外面花园凉棚下，一直谈到下午4时方才结束。这次讨论了中美所的组织、名称、人事、日本海陆空军军事情报的搜集、作战、武装特务训练、爆破、行动、电信、侦测、破译、特务替察训练、战后特务协作、缉捕、器材补给、交通运输、经理、卫生、气象及气象训练、军事情报训练、特务训练名额的规定以及美国派联络军官随军统特务武装部队作战等等，各项具体细节都涉及到了。 为了慰劳我们，这天午餐特别丰盛，饮的是加年陈的法国名牌三星白兰地酒，抽的是英国三炮台香烟，还备有西湖龙井茶，都是重庆稀见的东西。最名贵的还是碗、筷、碟。筷子是象牙的，碗、碟是清康熙年间监制的宫庭用具，一套江西景德镇御窑烧制的淡绿色的磁器，梢美绝伦。主菜是梅乐斯最喜爱吃的清炖白鳝和银耳汤，一切都是中菜西吃。饭后喝咖啡，吃四川广柑。梅乐斯端着满满一杯白兰地酒，边喝边称赞说：“这样好的陈年白兰地酒，在美国也很难喝到。即使有机会喝，也只能在饭前或饭后尝一小杯助消化而已。”戴笠生活的豪华、奢侈，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天，戴笠颁发手令：“人凤转介民、乃建、仙舫、大铭、志鸿、亚坪诸兄，根据昨天交谈内容，速拟中美情报合作计划报核。”毛人凤用电话约请手令中提到的人速至罗家湾秘书室开会，共同商谈起草中美所协定的事。郑介民、唐纵、毛人风均推托说，他们没有功夫，要我们四人先负责起草。大家互相推让，最后推定我负责起草，再经大家审议，然后送戴笠核定。限一星期完稿。因此，我就暂时摆脱了军统局那边的工作，一切托杜遴负责代理。在罗家湾总务处楼上的寝室里．我不眠不休，集中精神，日夜赶写，用了三天三夜的功夫，才完成《 中美所特种技术合作协定》 草案初稿。 《 协定》 草案体现和反映了我的亲美反动思想，例如规定：情报班学员．每班不超过2O名．战后要继续与美国交换治安情报，协捕“国际盗匪”，战后美国应协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建设人才，等等。至于以日本军事情报换取美国武器装备，以便战后用以对付共产党，在我草拟《协定》时，思想上确是活动过的，但没有明确写进去。我认为这可以在打败日本侵略军以后再提。我又认为“中美所”应积极扩大军统特务武装，争取达到10万人，增强特警训练，巩固蒋政权的城市治安，使共产党不能任意活动。只要有美国做为靠山，共产党是不会成功的。 草案拟就后，毛人凤打电话约郑介民、唐纵等到罗家湾秘书室会审，作了文字上的一些修改补充后，再由毛人凤送呈戴笠审核。戴笠和梅乐斯交换意见后，即令秘书室签呈蒋介石核准。中美所《协定》报蒋介石时，毛人凤将（协定》变成了条文形式，去掉了方针、要领、部署、军事作战计划等内容。此《协定》经蒋介石批准后，交给英文秘书王友竹译成英文；又经黄天迈、马佩衡作校订，最后戴笠召见军统特务、外交部主任参事许念曾来罗家湾再作审核。因天气酷热，戴笠为许念曾挥扇。许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句逐条斟酌校正英文翻译，最后由戴笠同梅乐斯交换意见定稿。（协定》中英文稿拟成后，打印装订成册。于1942年11月，由梅乐斯携往华盛顿请示。国民政府方面，由宋子文为代表，美方由海军部长金氏为代表，经双方签字而生效。 三、《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 草案的主要内容 我记得《 协定》 草案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条： （一）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迅速歼灭日军，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任务为交换日军海陆空军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部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迅速歼灭日寇。 中美所合作时间，从协定签字生效之日起，至扰战结束之日止。 （二）“中美所”定名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设立在重庆附近。中美所设正副主任各一人，下设参谋长、副参谋长各一人，承主任之命，执掌全所业务。再下设．人事、情报、作战与训练、补给运输、电信（包括气象、侦侧、破译）、心理作战、政训（督察）、总务、经理、卫生、行动各组；另设秘书、编译两室。主任由中方派充，副主任由美方派充。各组正组长均由中方派充，副组长则由美方派充。参谋长、副参谋长、室主任均由中方派充。各组的成员，由中美两国共同派充。 （三）中美两国交换日军海陆空军情报和对日作战参考资料，搜集中国沿海与大陆气象情报，在日军占领区战略要点建立情报网，搜集日军情报。军统局搜集日军的情报．送中美所情报组译成英文后，送美方用密码经由交通部国际无线电台拍发美国。中美所设军事情报班、气象清报班，由美国派员负责技术训练，然后派往日军占领区各战略要点，建立情报网和气象网。搜集日军情报和气象情报训练班的学员，每班不得超过20 人。 （四）作战与训练。为加强对日军占领区的游击战，破坏其交通、仓库、矿山，以别动军、忠义救国军为基干．由美国派员负责技术训练，供给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在日军后方展开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并计划接应和援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人员及装备，暂定10 万人，从纵队至区队，由美国派联络军官随军行动，共同作战。在重庆、南岳、广德等地开测好｝练班，训练游击部队。 （五）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在距离战区前线20 至30 公里的必要地点，设立气象站，建立气象网。于陕坝、兰州、西安、洛阳、老河口、恩施、长沙、衡阳、上饶，建匝、桂林、南宁、韶关等地，设气象站。观侧和通信．人员，由中方派充；气象器材由美国供给。 （六〕 为瓦解日军战斗意志，助长其失败心理，鼓舞我军抗战必胜信念，需搞心理作战，并加强对游击队的政训教育。 〔七）补给运输和通信。中美所的武器弹药、爆破器材、运抽、通信、卫生医疗设备，由美国供应。所供应的物资，从美国运到昆明的运输由美方负责；由昆明经贵阳转运至各地区的运输，由中方负责。在昆明、贵阳设转运所，建立仓库，负责物资储存和转运。 （八）中美所编译人员，由中方负责聘用，美方不得自行雇用。 （九）中美所所需之医药、卫生器材，由美国供应；医药人员由中美两方共同派充。 （十）中美所双方人员的薪晌、服装、旅费，由双方自行负责解决。中美所美方人员之住食，由中方供应。 （十一）为加强抗战，巩固后方城市治安，以及战后中美两国交换治安情报，协捕国际盗匪，由美国协助开办特种警察训练班，供给训练器材，派遣教员，开设指纹、验枪、照相、刑事侦察等训练课程。 （十二）战后为中国建设需要，由美国协助中国训练工业、科学建设人才。（十三）本协定自双方签字后生效。 此外，中美所配有汽车队，负责运插；成立照相室和印刷所，负责冲印照片和印刷参考资料。 四、中美所的组织和人事 中美所的地址，选择在距重庆50公里的巢丝厂。那里山峦起伏，西面是歌乐山，东面是嘉陵江。这荒野的地方，有广大的平野，足可用于建筑房屋，包括礼堂、办公室、宿舍、教室和操场等，既能防空又利保密，交通便利，容易管理。因此戴笠决定在巢丝厂原址建所，令军统总务处收购附近的土地，并强迫居民迁移。 中美所的人事安排，回忆记述如下： 主任：戴笠 副主任：梅乐斯 参谋长：郑介民李崇诗 副参谋长：杜边陶一珊 人事组长：姜腊洛 情报组长：陆遂初 副组长：林金苏 作战与训练组长：徐志道（别动军司令） 副组长：易炜（别动军参谋处长） 电信组长：杨艇裔 交通处长：黄荣华 总务组长：郭斌 行动组长：周之声 心理作战组长：谢力公王一心（王安之） 气象组长：海格 副组长：陈浚 政训组长（督察）：吴利君 建设组长：沈静康 副组长：侯贞祥 经理组长：刘君实 医药卫生组长：戴夏民 秘书室主任：潘其武 编译室主任：刘镇芳 副主任：潘景翔 华盛顿联络员：萧勃 昆明办事处主任：李家杰 贵阳办事处主任：黄家持 汽车队长：张秉午 其他方面情况说明：侦测和破译工作，包括在电信组之内。气象组，因军统未开展气象情报，组长由美方海格担任。电信、气象、侦测、破泽的人选均由军统第四处魏大铭提名，戴笠决定。其余各组室的人选，由人事室龚仙舫征求各主管部门意见提名，然后报请戴笠决定。 交通运输组以后改称为处，由戴笠从广西聘请来的黄荣华任处长。黄在广西曾任建设科长、公路局长、建设厅长。黄荣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过美国军队，曾到过法国作战。广西开始训练空军时，由美国聘他任职。他在中美所任交通处长时，兼任军统掌握的财政部货运局运输处处长。日本政府投降后，黄回广西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广西救济分署署长。 五、中美所的经费 中美所《协定》在华盛顿签字生效。所需经费分别造预算，美国方面，由美国特务去造；军统方面，由中美所经理组造预算，送军政部核准。但是屡次遭到陈诚批驳，到戴笠死了，也没有搞清楚原因。中美所的经费，因没有核准；在缀丝厂大兴土木建筑许多西式楼房；大批美国特务来重庆，开西餐馆，都要的是钱，只好先娜用军统的经费，后又将军统掌握的机关经费娜用，挪掘俱穷，无法继续下去。戴笠提出搞生产自救，要大家想办法。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和司法室主任毛惕园建议，强迫渣滓洞军统看守所关押的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在渣滓洞挖煤，供中美所的用煤，但是杯水车薪，还是不能解决间题。 戴笠于1943年冬电华盛顿，要中美所联络员萧勃回重庆。萧回到重庆，住在曾家岩戴笠公馆。狱笠提出，“经费问题没法解决，找你回来同梅乐斯商量，想一个办法，又因《协定》规定，无法启齿。”梅乐斯要萧勃告诉戴笠，中美所美国特务的伙食，不用中国出钱，就是别动军以外成立的游击部队经费，美国亦可以负担。1943年夏，梅乐斯在杨家山戴笠公馆会报时，提出伪造汪伪储备券问题。我说，在重庆观音岩设的印刷场日夜赶印法币，还来不及印足数，无余力担任伪造汪伪储备券的任务；再说，造纸厂也没有这种技术和造纸能力。此事讨论了很久，最后戴笠要军统特务从沦陷区收集汪伪储备券，交梅乐斯送美国仿印。后由沦陷区送回重庆新的汪伪储备券角票及一元、五元、十元多种，由潘其武汇交梅乐斯。 1944年，据从北平到重庆的军统特务谈，沦陷区已发现十元的假汪伪储备券，真侧反难分辨。1945 年冬，任军统武汉办事处主任、湖北站长、原兼货运局湖北货运副处长的田灌夫告诉我，军统局来电令，将未用完的汪伪储备券截角作废，并问怎样办，我说照电办了事。以后我了解到，中美所使用假汪伪储备券的范围很广。军统掌握的财政部货运局在沦陷区各省设有货运处，在河南设有裕中庄，使用假注伪储备券，大量套购日货和沦陷区人民的物资。军统在沦陷区的组织，和军统有关的军令部在沦陷区的特务组织，都用这种假钞作经费。 1944年夏，在杨家山戴笠公馆会报时梅乐斯谈，美国获悉日本国内物资缺乏，尤以治疟疾的金鸡纳霜奇缺。美国在太平洋各地，提高价格抢购金鸡纳霜。建议中国有关方面大量购储，使日本在热带作战的部队患疟疾无药治疗。会后，由毛人凤转告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邓葆光与货运局协商办理。 伪造汪伪储备券，在沦陷区使用，收购日货和沦陷区物资，不但用决了中美所的经费困难，还教会了军统特务伪造解放区人民币，套购抢购解放区的物资，给革命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估计的。 六、中美所的特务训练 中美所于1943年元月正式办公，由秘书室主任领导，参谋长、副参谋长未曾到职视事。在这以前，主要是搞基建、挑选受训人选和在各战区筹备切l 练武装特务的训练场所等工作。 中美所的特务训练主要为武装特务训练，训练特务警察，兼及气象情报和密码侦破、破译等。 特务警察训练班设在重庆巢丝厂。戴笠为主任，乐干为副主任，李汉元为教务组长。训练时间为一年，每期受训人数为520名。课程有指纹、验枪、照相、化验、骑术、汽车驾驶、无线电联络、军犬、军鸽、射击、擒拿等七十余种。由美国特务庄士敦为首的教官训练，共训练两期。杭战胜利后，以此为基础，在北平、天津、上海成立特警训练班，大规模地训练特务警察。重庆特警训练班的一整套训练器材，相当于美国一个州的特．训练器材，由美国空运至重庆，供军统训练特务之用。 1943年“双十节”，戴笠为炫忽中美所特警训练的成绩，在集丝厂举行检阅，蒋介石亲临检阅。当时参加检阅的队伍有骑巡队、两轮机器脚踏车和无线电话联络表演。蒋介石向中美特务发表讲话，由皮宗敢翻译，鼓励中美特务要加紧幼I 练，积极学习，巩固城市治安。 各地的特务武装训练，从西北陕坝至广西南宁，共设立了16个训练斑，主体放在西北、西南和东南，就地轮训军统特务武装，包括别动军的各纵队和忠义救国军各纵队。受训时间约为三个月。训练课目有：卡宾枪、汤姆森冲锋枪、火箭筒〔曲射、直射）、150重机枪的使用射击和擒拿术。训练完毕，即换发美国武器。在陕坝训练的，主要是由军统特务高荣掌握的游击队和抽调傅作义部队的一部分所组成的大青游击队。在贵州息烽训练的，是由汤恩伯集团军警卫团改编的别动军纵队。这些训练班的主任，均由戴笠亲自担任，而由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美国特务负责技术指导。陕坝为第四训练班，高荣任副主任；西安牛东、河南临汝训练班，副主任为杨蔚、文强；安徽临泉训练班，副主任为周麟祥；湖南南岳、益阳、宁乡、酉阳、芷江以及广西南宁等地训练班，副主任为陶一珊；广东蕉岭训练班，副主任为汤毅生；福建建威、华安训练班，由李崇诗任副主任；安徽雄村训练斑，副主任为郭履洲；贵州息烽训练班，副主任为徐亮。 重庆巢丝厂设有军事情报班和气象情报班，播其武和陈浚兼任副主任。各特务武装训练班，附设情报和气象训练班，结业后，派往沦陷区建立情报网和气象站，收集情报。 武装特务训练完毕，按人发给美式武器；戴笠前往点名训话，以加深恃务对他的封建依附关系。 为加强军统武装特务力量，除训练别动军各纵队和忠义救国军纵队外，还收编湘西土匪陈时虎部为别动军纵队，还有改编的汤恩伯警卫团，高荣掌握的游击纵队，以及抽调傅作义的部分队伍组成的大青游击队。此外，还有新成立的中美行动总队，与已计划在洞庭湖成立的水上破坏纵队三个、都阳湖水上破坏纵队、长江水上爆破纵队三个，与伞兵纵队，组成庞杂的军统特务武装体系。后因日军投降，改变计划。抗战胜利后，军统武装特务改编为交通普察，如交警第十八纵队的水上炮艇，就属于原中美所拟成立的水上爆破纵队。 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校长与学生的封建依附关系起家，劫夺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屠杀共产党，树立独裁法西斯统治，组成他的军事和特务系统。戴笠仿效蒋介石的做法，在军统特务中，是以黄埔同学和军统特务训练班为纽带，建立和巩固了他的特务系统。军统所有的训练班，都是以他为主任的，中美所的训练班也毫不例外，都是由他兼任主任。他任军统局局长十余年，对蒋介石一直称校长，自称学生，从来没有用过其他称呼。他一方面迎合蒋介石的心愿，而自己也喜欢这一套，叫军统特务称他为主任，自称学生。这是军统特务的传统作风和特点之一。 七、中美所的情报交换 中美所交换的情报，主要是由军统局军事处军事科搜集整编的日本陆海空军的情报，气象侦译情报由电信组直接送交中美所美方特务手中，不必再通过情报组转递。关于日本海陆空军悄报，从1943 年建所之时起，逐日由军统军事处将所收集的日军情报抄送给中美所情报组，直送美方特务。 1943年，美国援华空军需要选定轰炸目标，包括日军驻地、仓库、机场位置和水陆运输目标等，所以在军事科下面单独设立一个股，专门编辑沦陷区轰炸目标。中美所联络组派员至军事科专门抄录军事情报，供美军参考。关于已侦知的日军指挥组织系统，师、旅驻防地点，以及在中国战场的活动．均随时抄送中美所。关于日本海军的情报，军事科长王唯一想留一手，不肯抄送中美所。我因祟美思想深，遂将日本海陆空军情报，毫无保留地供给了美方。其中就我所能记忆起来的，有对美日海军决战起关键性作用的日本海军作战计划，与军统配合侦测破译，收效甚巨，直接影响到日本海军的全部被歼灭。 1943年春，军统上悔区在上海从台湾籍日海军译电员那里，探悉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海军作战计划。美国海空军为寻求与日军主力决战，打通进攻日本本土的道路，一般总是由珍珠港基地出发，经过菲律宾向日本进攻。在菲律宾群岛附近，有三条航线，即菲北航线、菲中航线和菲南航线，其中以走菲中航线可能性最大。因此日本海军最高指挥官山本五十六在菲中航线附近岛屿秘密赶筑了一批可供重轰炸机起降的机场，以便诱使美舰深入，突击而歼之。为此，在赶筑机场时，山本曾多次乘飞机亲往督察。中美所军统特务在侦破此情报后，急电告知美方，使美方先作准备。1943 年4 月18 日，美空军在所罗门群岛上空，出其不意，一举将山本击毙。日本痛失统帅，部署全被打乱，因此放弃了这个原定的计划。1 944 年10 月美军在菲律宾登陆，日军节节溃退。 1944年冬，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准备向日本海军发起总攻击，此时军统又侦悉日本海军的对应措施：日本海军将主力舰队隐蔽在台湾海峡北面，待美国海军主力发起进攻时，即可从侧面出其不意向美国海军袭击。当时美国第七舰队的作战计划是把海军分为两个战斗舰队，主力在东，从菲律宾向日本本土北进寻求与日海军主力决战。中美所获此情报，急电第七舰队，第七舰队因而改变作战计划，集中优势兵力，改向台湾以北隐蔽的日海军主力进攻，结果使日本海军几乎全部覆灭。 从中美所成立起至日本投降，只有军统提供给美方有关日本的军事情报，从未见过美方物日本军事情报提供给军统。日本为诱使蒋政权投降，先后将吴开先、方先觉派回重庆，搞“和平运动”。1944 年冬，重庆那边和谈妥协的空气浓厚，军统驻美武官萧勃，从华盛顿发来十万火急电报，半夜里把我和国际科长岑士麟叫醒紧急处理。电报内容大致如下：华盛顿获得中国方面有关情报，日本特务在中国很活跃，有个百本特务向李宗仁试探和平，而李宗仁未表示意见，他要看白崇禧的态度。这个特务又去白崇禧处谈论和平，白称可以商谈。当时，我立即将此重要情报报告了蒋介石。 1946年，我在华盛顿见着萧勃，问他发那十万火急电报的事。他说：“当时华盛顿得着很多蒋政权要妥协议和的情报，美国怕蒋政权投降日本，于是，叫我去看这些情报内容，并要我发急电至重庆。我遂将看过的情报摘了一段报告重庆。”这是我所知道的在美蒋特务合作过程中，美方给军统唯一的一份情报。 中美所设有印刷所和照相冲洗室，为印制已收集到的日军情报参考资料而设。在日军占领区，从空中摄影获得的有关日军飞机场和在中国沿海港口要地的照片，先由中美所照相冲洗室制成照片，然后交印刷所制图，供中美两国共同作战之用。美国特务以中美所设备人员不足为借口，往往将底片运往美国冲洗制图。以后美军并未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所谓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需要，纯系借日。真正的目的在于收集中国沿海地形资料，盗窃我国防机密，以备日后之用。 八、中美所的通讯 中美所的气象情报由军统特务掌握。美国特务对美国通讯，规定由交通部国际无线电台拍发。1943 年冬，在杨家山戴笠公馆开中美所会报，梅乐斯提出军统第一处供给的日军情报，从交通部无线电台拍发美国，手续繁多，迟误时机，情报失去时效，要求改善。我当即报告戴笠，第一处摘报，先完成本身任务，而后抄送中美所，以人手不足，有延误时间之处。由重庆罗家湾送中美所一小时，传递所占时间不多，若不能赶上班次，就延误半天，或一夜的时间。交通部电台的能力不了解，请由第四处与国际电台商议，提前拍发。《协定》规定中美所电报，要经国际电台拍发，密码收双倍电报费，以官价折合美金，国民政府可发点小财。美国提出这一问题，戴笠决定总务处增加传递班次，第一处人手不够，中美所情报组派联络组至第一处抄录。最后美国特务提出要在澡丝厂建立专用无线电台，与美国直接通报；还要求至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和伊犁建立气象站，搜集气象情报。我说：“这是违反协定，必须报告蒋委员长批准，才可实行。”戴笠以军统第一处国际科主稿报告蒋介石。这个报告，蒋介石用红铅笔批示，在重庆蟆丝厂设无线电台，与美国通报“照准”。至于美国派特务至新疆开设气象站一事，“新疆形势动荡，暂缓设立。” 九、中美所的运输 中美所的物资一般由昆明运至重庆和各战区。军统集中掌握了从各机关调集的一部分卡车，由黄荣华负责指挥调度。从美国至印度的空运，一般没有大的问题。从印度至昆明的空运，当时由美国陆军掌握，对中美所的物资运输多方刁难阻碍，使戴笠和梅乐斯愁眉苦脸，叫苦不已。后来梅乐斯专程去美国，请求海军部批准，专派三架运输机，参加印度至昆明空运，专运中美所的物资。从1943 年起，由印度运昆明的物资，日夜不停的来回运输，以每机五吨计算，每日约十五吨，每月约五百吨，两年半的累计运输量，估计有六万吨左右。滇缅公路打通后，改从仰光进口。从昆明发往贵阳、重庆、西安等地的运输任务，除原曲牢统掌握的车队担任外，再由美国运来的卡车、吉普车约五百辆，加人国内各战区的运输。 日本投降后，中美所合作即告结束，美国特务分批离华回美国。积存在印度和缅甸仰光的军用物资，美国用运输舰装运到上海，交军统储用。运了多少只有总务方面才知道一个大概。据说，光是医疗器械，就相当子三个军医院的设备。1946年，军统在上海搞了一个中美医院①，就是一个军医院的设备。还有两个军医院的设备，军统在重庆缘丝厂和南京开办了两个‘，四一”医院。移交的武器弹药，至少可武装十万特务。不久，蒋介石政权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批军用物资就被用作内战了。 十、关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判断 1944年秋，戴笠在东南视察和收编湘西土匪陈时虎后回到重庆，同我商量如何配合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向侵华日军发起最后攻击间题。戴笠认为军统所掌握的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既要支援和配合美军登陆，又要阻止共产党游击队与美军接触。据戴笠分析，美军在沿海登陆可能选择的地点和主攻目标如下： 华南方面为黄埔、马尾、厦门等地；其攻占目标是广州、福州。 华东方面为镇海、杭州湾金山卫；攻占目标是上海、杭州。 华北方面为连云港、青岛、塘沽；攻占目标是徐州、济南、夭津。 东北方面为秦皇岛、营口、旅顺、大连；攻占目标是沈阳。 关于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的配合，以应援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阻扰日军北逃和防止共产党军与美军接触为主要任务。别动军各纵队，仍应坚持在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沿线；忠义救国军和在福建的中美所行动总队，则以对上海、杭州、福州的应援为主。 当时日军企图打通中国大陆联络线，向湖南芷江进攻，威胁重庆，使东南亚日军的部队能通过这条线路北遁。此时，戴笠发表李祟诗为中美所的参谋长，在东南指挥忠义救国军、中美所行动总队，以便拦截。日军投降时，戴笠内定李崇诗为别动军东南地区总指挥，指挥忠义救国军向上海挺进；陶一珊为华中地区总指挥，指挥广西、湖南别动军各纵队向武汉挺进；杨蔚为华北别动军总指挥，指挥湖北、河南的别动军向北平挺进。可是杨蔚并没有遵照戴笠的指示办事，仅向郑州、徐州挺进。这是军统武装特务抢占大城市，劫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罪行。 1946年，蒋介石为了掩人耳目，欺骗全国人民，将军统武装特务改编为交通部交通普察部队。改编后的特务武装，以吉章简为交警局长，马志超、徐志道和吴志勋为副局长。下辖18个交警纵队，以汤毅生、何际元、鲍步超、张国梁、王春晖、杨遇春、张绩武、周文兴、周挽澜、郭履洲、廖宗泽、彭自强、吉猛、唐家驹、朱赓扬、吴锡照、徐肇明、潘佑强等为纵队长。在全国各主要交通线和各战区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十一、中美特务的继续合作 抗日战争结束，中美所形式上结束了，实际上不是如此，从以下的事实，可知概略。 1945年，日本投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占领我国领土青岛，在那里登陆。戴笠代表蒋介石飞青岛，欢迎美国海军上将柯克，军统在青岛设办事处，派梁若节为少将主任，与美军勾结。 柯克从青岛飞重庆，由蒋介石、戴笠陪同至中美所，检阅中美所特警班第二期学员的特务训练。 1946年春，军统别动军、忠义救国军改编为交通部交通警察，由美国海军用登陆艇运输舰由上海运往秦皇岛和青岛登陆，以维护交通为名，实际是进攻解放军。在秦皇岛登陆的有两个交警纵队，在青岛登陆的有三个纵队，这五个纵队，表面上是徒手，而武器弹药都装箱放在舰艇的仓内，部队运到后，开箱取枪，向人民解放牢进攻。同时美国空军又将集结在郑州的交替三个纵队空运济南，与青岛登陆的交警配合，进攻解放区。 1945年冬，中美所美国特务以美金20万元，作为军统高级特务赴美国考察学习经费。由军统特务戴笠的英文秘书李博高经与美国特务签订办法，由戴笠派郑锡麟、董益三、黄加持、李人仕、易珍、童宗山、刘镇芳、林金苏、焦金堂、尚望、乔家才、潘景翔、聂琼、徐文琪、符春荣、周关铝、鲍志鸿、王唯一等40 人于1946 年春、秋分两批赴美考察学习。 1946年3月，美国海军特务海军少校和一个上尉，由南京飞汉口，侦察建立气象站地址．准备在汉口建立气象站，据王业鸿谈，这就是战后军统与美国海军签订的气象合作协定。以范围缩小，仅限于在兰州、陕坝、上侮、广州四处建立气象站，收集气象情报，供给美国海军。 从1943年起至1949年解放时止，军统特务逐年、逐月、逐日将中国大陆的气象资料作为情报内容无条件地供给美国军方，使美方轻而易举地掌握了我国的气象规律，这也是军统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种罪行。 中美合作第一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 罗孝先 1943年春，戴笠到安徽广德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视察，目的是处理该军的人事纠纷，主要是总指挥周伟龙和副总指挥阮清源两派间的人事纠纷。处理完后，又偕同安徽省特工站站长蔡慎初去安徽歇县择定雄村曾氏宗祠为训练班班址，又把驻在浙江淳安的第七纵队指挥郭履洲调到雄村负责筹备训练班。戴笠并率领由重庆带来的军统局总务人员张东生等人，住在该村曾家花园主持筹备事宜。 这年5月间，戴笠调忠义救国军军事人员张国梁、马鹏飞、陈镇湘、文琪、冯球等，政工人员罗孝先、吴志慎等，特工人员李长善、蒋慈翼等来班工作。这批军事人员是周伟龙于1942年冬季向驻在苏浙皖边区的集团军总司令陶广要来的，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湖南人，准备在忠义救国军成立一个军官训练团，让他们做军事教育干部。后来戴笠察觉了周伟龙借成立军官训练团为名，行扩充个人势力之实，就把他们调来雄村，不许该军成立军官训练团。这些政工人员也是周伟龙找来的，在周伟龙和阮清源两人利害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都调任参议闲职。戴笠为了缓和派系之争，也把他们调来工作。又由重庆中美合作所派来美国军事教官马斯德等十余人，并由军统局派来译员周关锡、军事助教李秉虔等十余人到班。还由安徽特工站、邮电检查所、水陆交通检查处、缉私处、浙江淳安第七纵队等处调来一些人员。另外还由郭履洲的私人朋友关系介绍少数人员来班工作。司书和勤杂人员大部分是由雄村当地曾姓介绍的。 第一期受训学员，一部分从驻在浙江淳安第七纵队调来一百余人，由该纵队大队长徐一帆率领到班。另一部分从苏浙皖边区的沦陷地区用骗诱的方法招收流亡青年约五六十人（这批青年于开学后，发觉受了骗，非常愤恨，陆续开小差逃离，只剩下上海青年韩鸿良一人）。当时总队部尚未成立，受训学员不多，暂由徐一帆兼任队官，给予大队长名义。 筹备工作初步就绪后，定班名为中美合作第一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据闻以后陆续在全国未沦陷地区成立同样性质的训练班有好几个，如浙江的瑞安班，福建的建阳、泉州班，广东的梅县班等），又以地为名，简称雄村训练班。其用意在于避人耳目。 5月间正式开学。戴笠亲自主待开学典礼，并讲话。主要意思是：“为着增强抗战力量，和美国合作训练东南地区隶属于军统局的部队，训练完毕后，装备由美国供给新式快发武器，等待反攻时机到来，就好夺取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又说一些“拥护领袖，效忠领袖，发扬清白家风，，等等的话。美国主任教官马斯德也讲了话，大意是吹嘘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和中国合作的诚意，以及训练装备这些部队后在抗日战争战斗力量上的加强等等。当天又举行了军官和学员大会餐，有四样菜。戴笠也亲自参加，戴笠和马斯德讲话，都由主任译员周关锡担任翻译。当晚又备了丰盛的西餐招待美国教官，并邀请班里各部门主管人员作陪。 （作者时任中美合作所第一特训班主任办公室秘书兼政治教官。） 这个训练班设班主任一人，由戴笠兼任遥领。郭履洲、娄剑如任副主任（1945年春季，浙江瑞安训练班副主任娄剑如和郭履洲对调职务），驻班负实际责任。任教育长的有佘万选、汪浩然、黄天存等。主任办公室有秘书罗孝先、荣锋、施元炎，书记胡良甫、杨心斋，内收发俞志远和文书等。译电室附设于主任办公室，直接受副主任指挥、监督，为保持机密，其他任何人不得过问译电业务，译电员郭正肃是郭履洲的嫡堂弟弟。副主任之下设有：教育组，组长马鹏飞；政训组，组长吴志慎，组员韩鸿良、苏宣生；兼任政治教官罗孝先、黄含枢等；总务组，组长张东生、晏子风，组员黄勉仁、吴本应等；会计课，课长李型昌，课员吴景辉等；无线电台，台长张德仁。无线电台是个机密重地，不是戴笠所办的特工训练班出身的学生不能随便进去，别的人不愿也不敢与这个部门发生什么联系。美国教官室，设主任教官一人，第一任为马斯德（主任教官以后更换了好几个），教官若干个（教官人数不定额，时来时往，时多时少，由十余人至二十余人），军事助教李秉虔、冯玉田等若干。郭履洲规定，除译员和军事助教外，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与美国教官接触。美国教官室还附设气象侦察台一座，只搞了几个月，据闻因汽油接济不上就停止工作了。翻译室主任周关锡，译员陈德铭等若干人（人数时多时少，经常约十人左右）。译员懂军事的，兼任军事助教；军事助教懂英文的兼任翻译。因此，军事助教既附设于美国教官室；一又列名于翻译室。特工教官室为隐蔽“特工”二字，免于刺耳碍目，简称教官室，主任教宫李善长、黄炳炎、张昌骥，教官曾掉、荣锋、周苏生、蒋慈翼、黄含枢等。还有一个特务连，是由忠义救国军借调来班担任瞥卫的，连长陈汉卿。这是班本部的组织和人事概况。 班本部之下，设总队部。担任带领学员和军事训练的责任。总队长张国梁，他拥有一批由陶广部队一同介绍到忠义救国军、后来又一同调来该班工作的军事干部．因而产生借势夺取副主任职位的野心，与郭履洲发生尖锐的矛盾。军统局把他调离后，郭履洲为了集中权力，便于指挥，不再设专职总队长，改由受训原建制部队高级队官兼任，先后有汪浩然、黄天存（汪、黄二人曾任忠义救国军团长、纵队指挥等职，留班兼任总队长，专任教育长等职）、张葆深、朱炳奎等。副总队长陈镇湘，陈病死后，此职未派人继任。总队之下，设中队，中队长文琪、冯球、陈广卿、秦兴汉等。受训学员人数多的时候，中队长人选不够，即由受训学员原建制队官兼任。中队之下设区队。中队有政治指导员陶黄、周苏生等。因缺乏政治工作人员，有的中队由中队长兼任政治指导员。 这个训练班隶属于中美合作所，从往来公文的关系上看，也直接隶属于军统局。经费由军统局直接发给。偶因经费没有按时汇到，可就近向屯溪中国银行分行借贷。 训练内容，以使用美国供给的步兵快发短武器为主，如汤姆生、卡宾、大号二号左轮等短枪。这种训练又主要是打靶。每逢晴天，在雄村的新安江两岸和附近小山头上进行射击训练，枪声不绝。有一个短时期训练过火箭炮．后因此炮使用不灵活，就停止训练了。还有爆破训练，轰隆巨声，响展河岳，但占用时数很少。这些训练约共占总时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进行训练时，译员担任翻译，军事助教作做助手，美国教官口讲指划，或亲自打靶，传授射击技术。 特工训练由中国特工教官担任，有通讯、情报、化装、擒拿等课目。讲授内容极为秘密，没有印发讲义，也没有教本。特工教官只挟着一本练习簿子上课，讲授内容就写在这本簿子里。这本簿子决不示人，有人询问特工课目内容，也避而不答。据郭履洲谈话中透露，受训学员中官少兵多，一般文化程度极低，文盲占绝大多数，训练内容非常简单。这种训练约占总时数百分之十。 军事训练，由总队部队官担任，训练基本动作和劈刺等课目。这种训练约占总时数百分三十到二十。 政治训练中的政治教育，由兼任政治教官担任。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等课目，讲授内容非常简单肤浅。政治训育有精神讲话和小组讨论，由政训组长、组员、政治指导员或队官担任。 由于筹备工作没有完全就绪，匆匆忙忙地开学，第一期受训人数较少，约一百余人。只训练一个月就结业装备武器，由原建制队官徐一帆率领回第七纵队。第二、三两期训练时间为三个月。后来因为需要受训和装备的人数相当多，班里房屋不够，无法容纳更多的学员，但又急于要装备更多的武器，扩充特务势力，就缩短每期训练时间，从第四期起改为两个月，最后又改为一个月。从第二期起，主要是训练和装备忠义救国军的部队。又由于部队轮翻调到后方受训和装备，时间上来不及，移防接防也感到不便，到以后几期，受训部队结业装备回队后，又有一部分重复两次或三次来班受训和装备的，连低级的参谋、副官、军需等也送来受训，为的是更快更多地拿到一些武器。这些武器的使用技术很简单，受训的人员装备回队后，即可向未经受训的人员转为传授。郭履洲为了增强个人的特务武装势力，命令班里的部分中下级官佐和勤杂人员也挂名受训装备了武器。这些武器后来大部分被郭履洲假借名义收缴归他个人所有了。据郭履洲透露，中美合作合同上规定部队必须经过美国军事人员训练，才能够装备武器。 这个训练班先后共训练装备三十期，约共五千人左右。每期开学结业都举行典礼和聚长会，由副主任主持．如戴笠来班，则由他主持。二、三两期举行结业典礼时受训学员并举行宣哲，人人手执誓词一份，由郭履洲领着宣读。誓词是由郭履洲拟定的，大意是：“拥护领袖，服从戴先生，发场清白家风，保持勇敢精神，不临阵退缩，不泄露机密，如违背哲言，愿受最严厉制裁。”宜读誓词后，学员在誓词上加盖指模（姓名在事先写好的）。郭履洲原来当场宣告要把誓何邮寄军统局呈报备案，但事实上井没有寄呈，只交由内收发俞志远保管。 受训的学员生活非常苦，粮食被层层克扣，副主任家里不购买食米，完全由班里供给．队官偷米向民间出卖，学员每餐吃不饱。睡觉冬天盖稻草，学员普遍患疥疮和疟疾．又不给予医治和药物。春天脱棉衣时才发下棉衣，就扯掉棉花当夹衣，夏天拆掉里布做单衣，侮人仅此一套，无衣换洗，大集会时，臭气燕人，令人掩鼻作呕。这种受训，部队宁愿在前方生活，不愿在后方受训。 戴笠每次来班，都要举行丰盛的宴会招待美国教官，态度非常恭敬。郭履洲每期也要在家大宴美国教官，邀请斑里各部门主管人员作陪。 班里的工作人员，凡是特工训练班出身的，如特工教官、军事助教、译员、电务和主要的会计、总务等人员，自命为戴笑的学生和军统局的关系，自视为天之骄子，跋启悠肆，横行无忌，不把其他工作人员放在眼里。其他工作人员对于他们也敬鬼神而远之，或者虚与敷衍，佯为亲善。就是副主任也得对他们客气几分。有一次朝会时，一个军事教助迟到，郭履洲当场轻声地稍予斥责几句，该人就从腰间掏出手枪，向郭作射击姿势，准备开枪，被同事们迅即拦阻，把枪夺下，嘴得郭面孔变色，全身发抖。散会后，费尽许多周折，才在名义上给予禁闭一周的处分，事实上他却在曾家花园大吃大喝睡大觉，享了几天清福。一部分译员和军事助教还嫌处分大重，以全体辞职离班回重庆相要挟恫吓。郭履洲经过了几天的慎重考虑，才敢向军统局报告，并以管教部属不严自请处分。 班里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填报军事委员会陆军官佐履历表，凡是特工训练班出身的，另外还要填写工作人员调查表，内容大致是：姓名、化名、年龄、籍贯、出身、职务、参加工作时间等项目。有一次此项调查表附在公文稿内送交内收发俞志远秘密抄写文稿时，被人发现，秘密就变成了公开的消息传播出去，引起教育组组长马鹏飞、政训组组长吴志慎以及总队部队官的不满，认为干了这么久还分彼此，仍是局外人：郭履洲得到这个消息赶忙把此项调查表发给一部分表示不满态度的人员填写（没有发给我填写）,公开送交主任办公室察送给他。隔了几天，郭履洲对我说：“这是关系问题，工作还是一样，待遇也相同，填写与否，于大处无关，不过必须这样应付一下，免得闹人事纠纷，大家好相处共事。实际上有了某种关系，倒是受了许多拘束，反而不能自由自在了。”我体会到这是军统局组织关系上的秘密，不敢深间究竟，只得唯唯诺诺了事。在票报军统局的全班工作人员中，凡属特工训练班出身的，在备注栏内加注“局派”二字，其他人员则无此项字样注明。这个名册由书记杨心斋直接向郭履洲请示填报。我在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工作时，曾经传闻工作人员中有“基本”与“运用”之别，“局派”和“非局派”之分。这种传闻也传到了这个训练班。军统特务这种组织关系究竟怎样，我在这个特务系统的部队和这个训练班一共干了四年的长时期，始终没有弄明白，至今还是一个谜。 这个训练班是个公开的训练机关，对外接洽和行文都用本名，有的时候对外行文还由戴笠署名，并加盖私章，借此提高威势，吓唬别人。到这里来的与军统局没有关系的人士很少，现在尚能记忆起来的有掀县某姓县长，陶广集团军师长王育三，还有屯溪中国银行分行行长施培清携带眷属们到这里两次游览风景．他是以债权者的身份被邀请来做贵宾的。 到这里来的一般都是军统局的大小特务。1945年春季，郭履洲和浙江瑞安训练副主任娄剑如对调职务。在郭已离班、娄尚未到职的这一段时期内（大约两个多月），班本部由教育长汪浩然代负责，总队部由黄天存负责。军统局认为这里没有可靠人员主持，放心不下，先后派军统局秘书郑修园、中美合作所参谋长兼东南办事处主任李祟诗、浙江特工站站长毛万里等来班视察。据闻他们在班里曾向特工训练班出身的工作人员详细调查工作和人事情况。李崇诗并召集班内中上级官佐讲话一次，吹嘘中美合作的力量和军统局在东南地区的特务武装势力，又秘密分别向晏子风、罗孝先调查郭履洲在班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嘱咐对新来的副主任娄剑如应该以同乡关系尽力协助。事后传闻李崇诗有在军统局范围内另树一个湖南派势力的企图。郑修园住在班里约一周，适逢4月1日，他主持举行“四一”纪念大会庆祝军统局成立纪念日，又合并举行追悼忠义救国军阵亡将士大会。毛万里在班里住了一天就走了。 除训练工作之外，我所知道的，1944年春季．还做了一件所谓对敌破坏工作。事前非常机密，郭履洲布置何卓权（第七纵队前大队长，郭的亲信部属，曾在浙江转移阵地时，因抢劫掳掠被人控告，撤职查办，军统局把他发交该班，由郭履洲管教，郭派他做这个工作，希望立功赎罪，以图开脱）带领学员和军事助教、译员等二十余人、美国教官数人，配备快发短武器和炸药等，到浙西举行军事演习，来往约十日。归来后据何卓权对我说；“这是进行敌后突击破坏，把杭州杭江铁桥炸歪了一个桥墩，要办庆功宴，庆祝胜利。”事后又据译电员郭正肃对我说：“到浙西举行军事演习是假的，掩护秘密的，班里接到军统局的特密亲译电报，命令派人到杭州破坏杭江铁桥阻止日寇向西南进军，事前的前方侦察和后方准备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究竟是否达到目的，还是疑问，可能是假报军功邀赏的。” 戴笠先后共来班三次。第一次在1943年3月间，住的时间较长，一直住到5月间第一期开学后约一周才离去。他在班里除筹备建班和主持开学典礼外，朝会时曾对工作人员讲过一次话，大意是：怎样做人做事，发扬清白家风，树立廉洁、正直风气．消灭妨碍抗日战争的部队（诬蔑新四军为妨碍抗战的部队）等等谎言谰语。又在一次学员和官佐大集会讲话中，大骂郭履洲，说他在浙江转移阵地时，纵兵殃民败坏军风纪，罪恶招天要枪毙他。吓得郭履洲赶快走出队伍行列，肃立于讲坛之下，全身颤抖。事后据戴笠的学生说，这是他一贯玩弄的把戏，一方面故意表示爱国爱民，军纪严明；另一方面显出自己的权威，扫掉手下特务头子在机关里的威信，不敢专横揽权，使大权集中于他一人。第二次在1944年夏天，偕同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以及军统局特务头子龚仙舫、何芝园、蔡慎初、张性白等来班。这一次带来人员最多，浩浩荡荡，警卫森严，班里凡是特工训练班出身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化装成小商贩，在从歇县城到雄村的沿路上提篮设摊，贩卖零食，借以保卫。在开学典礼上，梅乐斯讲得很简单，大致和以前马斯德讲的相同，戴笠讲的仍是以前所讲的一套欺骗麻醉人们的鬼话。据传说，戴笠离班后，为了搜括、掠夺物资，以及和汉奸周佛海派来的代表相勾结，曾到浙西沦陷区边缘去过一次，被日军发觉，几乎被俘。第三次在1945年8月初。先由打前站的特务头子从重庆带来一批客人，据闻其中有上海工贼陆京士和青帮流氓头子杜月笙的几个大徒弟，任务是准备深入上海做工运，并秘密将武器运进上海，装备工人，侍机反攻。他们住了几天，拿了少数武器和几张班里的旅行护照就走了。戴笠到班几天之后，日本宜布无条件投降，戴笠就连夜赶忙把班里的官佐和学员混合编成临时部队（我当时因患肺出血，卧末养病，关于编队详细情况不清楚）由他和娄剑如等人率领，以快行军迅速通过浙西．进入杭州，转进上海。这个训练班就从此结束。 中美合作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 袁中行 抗战期间军统特务在各地所办的中美训练班，一般都以训练班所在地地名称之，比如福建建匝是第九训练班，但通常叫建欧训练班；河南临汝是第三训练班，通常呼为临汝训练班；其他还有临泉训练班、陕坝训练班、南岳训练班、雄村训练班等。其他训练班情况，我不知道，我在河南临汝“第三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担任过队长和教官，现将我回忆所及，叙述如下： 河南临汝第三中美训练班成立于1943牵夏，班址设在临汝县以北距城十来里的风穴寺内。该寺是河南比较大的寺庙，又居于篙山南麓，其北为陇海铁路，其东为平汉铁路，具有战略地位，据当时军统局讲：系训练地下武装，派赴各沦陷区工作．以便反攻时之用，但其真正用意，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该班筹备开办人是军统北方区长文强（号念观）,1943年秋，才正式开班。其组织是：戴笠兼班主任，副主任文强〔实际负责者），下设教育长．政训、教务、总务三个组，一个总队。总队下设三个学员队，一个学生队。每队人数是120人。教育长是张树勋（山西人〕，总队长萧骥（湖南人），总务组长黄翠柏，教务组长姜中赓（浙江江山人），政训组长刘克敌（四川永川人），第一队长李志（湖南人），第二队长袁世泽（即袁中行），第三队长据元明〔浙江江山人），学生队长由总队附周万孚（四川仁寿人）兼。此外还有一个总教官室，全部是美国人，共有四十多名，分别担任近距离火器的使用、侦察术、爆破术、特种战术的教练。总教官是道少校（名字记不起》，每队有一个主任教官，第二队的主任教官名叫卜尔逊.华生。其他队的记不清了。其余的美国特务就担任上述各种课程的教授。 该班在临汝共训练三期，每期三个月。学员来源，由当时军统所指挥的别动军第五纵队廖宗泽部、别动军第六纵队孙树伦部、豫南爆破总队岳烛远部，以及晋东南站乔家才等部派来受训的。 所授课程：政治课，主要是蒋介石言论、军统历史、时事等。 军事课：游击战术、军制学、军事管理、特种战术（近距离战斗、街市、河川、森林等战术）。 技术课：侦察术、爆破术、人相学等。 训练使用的武器，主要是VD轻重机枪、卡宾枪、可耳提、球型手榴弹。爆破所使的炸药，有丙种化合物硝酸淀粉、梯恩梯等。还有附属物：八号雷管、引火素、导爆索。 1944年秋，日军进攻中牟，即所谓的“中原战役”，汤恩伯部节节败退，一退千里，中美训练班也呆不下去了。于是随大部队撤退逃跑。在撤退中，美蒋特务的狼狈相，真够呛了。河南老百姓也遭了殃。因怕日本人的机械化部队陆空并进，准备夜间撤退，但运输工具没有，而美国人一再提出要最先撤走。于是班的负责人就派人到各村庄强征牛车、马车，牲口等。拉到一辆牛车．美国教官就争先恐后抢着登车，闹得乌烟瘴气。为了争车，把一个五十多岁名叫可拉斯的美国教官推下车跌伤了腿，他大叫：“我是参加过欧战的，你们这样心狠哟！" 这次撤退的路线，沿着小道，从临汝经鲁山、镇平、内乡、南阳、西坪直达荆紫关，然后进人秦岭，经商南到商州，就停下来了，驻入商州县的一所小学校里。在那里，把四期学员训练毕业，又移到西安以南的牛东堡。所以又叫该班为牛东训练班。这时该班又扩大了，人事也有变动。班主任仍是戴笠兼，副主任是杨蔚（河南人，原任第一战区直属四十七师师长），文强被调任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的调查室主任，教育长仍是张树勋，总队长先是吴仲离，后是李秀民，增设了秘书室、干教队，副总队长高云桥，周万孚兼干教队队长，第一队队长仍是李志，二队队长先是袁世泽，后是李鸿勋，第三队队长仍为据元明，秘书黄翠柏．教务组长刘宗锉，政训组长刘克敌，总务组长姜中赓，警卫队长吴仲伦。训练班迁到牛东后，只办了三期，1945年初就结束了。该班总共训练了约四千名武装特务，经训练过后的武装特务，仍回原属部队，并由美国配发给武器装备。 这些武装特务，到解放战争期间，统统改为“交通警察总队，。 这个班由于设在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战略要地，所以戴笠、梅乐斯都很重视。戴笠曾两次亲来视察，第一次是1943 年底到临汝该班视察。戴笠有一套反动伎俩笼络人心。他对其部属，不管职位高低，都是信不过的。记得他那次到班上，首先是集合全班，表示慰劳，讲一通反动的道理，然后就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头天讲了话，听听负责人的汇报；第二天就设宴招待全体官生士兵；第三天又设宴招待尉级干部．只准四人一席，他也人席作陪，但不吃东西，只是问这间那，他一方面了解人席者的思想、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就问高一级人员的思想工作情况，宴别，每人发给一定数量的慰劳金；第四天又设宴招待中校以上级别的干部，而且一人一庸，席设在小房内，他也人席作陪，仍不吃东西，除了了解被请者的情况外，着重了解班上几个负责头头的情况，谈完后仍发给比下级干部要多得多的慰劳金。他这一手法很有效，记得他那次来，总队附周万孚便向他检举了教育长张树勋、总队长吴仲离思想有间题、行为不正等，也谈了文强副主任的一些坏话。戴笠很赏识他．不多久，就调升为宝鸡警备司令部少将稽查处长。而吴仲离则撤消职务，由李秀民接替。 此外，班里美国特务的几件丑行，也附带叙述一下： 一、1943年秋，戴笠决定在河南临汝筹办中美特种技术第三班后，就在重庆沙磁区中美合作所组织了中下级干部三十多人，翻译十余人，美国教官四十余人．由杨清植为指挥，分乘三十多辆卡车，由重庆出发沿川陕公路向陕西前进。到宝鸡后，过了“双十节”，即改乘一列专车，沿陇海铁路向目的地河南洛阳进发。殊料火车出渔关到达陕州时，始知黄河对岸驻有日本军队，用大炮封锁了陕州到洛阳的铁路线，火车不能通过，只有等到天黑改乘汽车，穿越山间公路过去。汽车沿着山间公路前进时，由于天黑方向不明，加之路径不熟，村庄里又无人可问，于是汽车乱闯，不知怎的汽车开进黄河滩上了。忽听得人吼马啸地有一群人向河这岸跑来，大家都认为日本人来袭击来了。于是负责指挥的杨清植马上作出部署，首先由两个千部和翻译把美国人带到几里外的村里躲避，以策安全，因怕把美国人打死，获罪于所谓“盟邦”，脱不了手。然后命令中国官兵就沿黄河堤岸散开，作还击姿势。对岸的人声马声，越来越近，我们喝问干什么的？不准前进；对岸答话，我们是老百姓，是“给皇军送粮的”，这边喝令只准一人过来办交涉，对方派了四五十岁的一个中年汉子过来，问明果然是日本兵强迫老百姓送粮的骡马牲口。一场虚惊，算是没事了，马上收点队伍，继续前进，但四十几个美国人，只回来十几个，马卜派人四处寻找，有的跑了十多里地躲在窑洞里，有的躲在包谷秆的堆子里，有的躲在坟地里。清点了半天，还差一个，结果他躲在老乡的毛坑里，一身都打湿了，当发现喊他起来时，他还哆嗦地问，日本人打过来没有？当时我们深感美国人打仗不行，胆小如鼠，还未弄清是否日军，就把他们吓成这个样子。 二、当时名为中美技术合作，实际美国仍把中国当成殖民地对待。该班在临汝训练时，美国特务简直是太上皇，待遇是实行他们美国的薪资待遇，由中国支付，他们一个士兵的薪资，比我们中国的将领还高几倍，所食用的营养品，如鸡、肉类、蛋、酒等，都要从洛阳甚至西安专车给他们运来，还要专门给他们请来厨师、面包师，稍一不如意，就大发雷霆。我们的负责人班副主任，找总教官室负责人洽谈问题，有时竟被他们推出门外，文强就曾受过他们的欺侮。 三、美国教官们一听到日本人，就吓得要命，可是对中国人，就随便侮辱。本来过去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农村的老百姓，当然穿得槛楼，河南是久灾之区，穷苦更甚。美国恃务到农村，看见衣衫破烂的，不管老弱妇孺，就大肆拍照，寄回美国谊染中国如何落后。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有一次一个美国特务，带着翻译到风穴寺附近的廖沟村子里，叫一个包小脚的老大娘，把裹脚解开，让他们照尖尖的小脚．老大娘不肯，我们的干部闻讯，认为欺侮我们中国人太甚，有辱我们的国格，马上跑去，群起指责其侮辱中国人，破坏两国邦交的丑恶行径，并责令他们陪礼，才算了事。 中美合作所陕坝训练班和重庆刑警训练班 刘人奎 美国用中美所的名义为军统局办了两种性质相同，而内容不同的训练班：一个是特种技术训练班，它是从各部队、主要是戴笠自己的部队，抽调官兵去接受训练的；另一个是刑事警察训练班（也叫特种警察训练班），它是把军统局原办的训练班中毕了业的，或正在进行训练的（如兰州训练班、息烽训练班等）学生中抽调，并以抽调部分为主，另外招收一些失业、失学，具有相当于高中程度的社会青年补充，而纠合起来集训的。前者十个班，六个月一期（实训只四个月）．到抗日胜利前夕，有的班办到六期，少的办到两期，估计训练的人数约四万到四万五千人。后者只成立了一个班，即重庆刑事警察训练班（简称刑警班），一年一期，这个班实际只办了一期，即第一期，毕业的学生六百余人。第二期原计划训练学生1200人，但学生尚未调集或招齐前，日军投降，中美所结束，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特务，忙于为戴笠策划接收日本在华特务机关以及汪伪特务的财产、人员、档案，特别是日伪搜集的有关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资料。同时帮助戴笠部署情报网，加强特种部队的作战能力。这些特务全部离开了原地转到北平、天津、上海、青岛等各大城市去活动。由于上述原因，所以重庆“刑警班”的第二期，由我接乐干担任副主任，原第一期所使用的教材、工具以及一切设备，都原封未动的保存在班内，同时还有经过特别训练出来的少数助教；对小部分的课程（如警犬、指纹等），仍按原来的教育方式、方法进行讲授。 一、陕坝第四特种技术训练班 编制：中美双方各有编制。中方是班主任、副主任 教育长下设秘书室、翻译室、教务组、政训组、会计组、总务组、学员大队部。美方的是班领队、副领队、主任教官，下设教官室、通讯组、气象组、电机组、保管组、医务室等。美国特务有私用电台、气象、照相等等设备，因为他们不仅是在训练中国特务，同时每个人都在进行特务情报活动。中国的编制，只是适用于美方的需要，对教育无权过问，虽然也有教务组，但照例只是翻印已排完的课程、进度、作息时间等，唯一大权是课前课后，清查上下课的人数。 主要负责人姓名：中方班主任戴笠（军统办的各种训练班都是他自兼主任）。第一期副主任高荣、教育长饶铁珊；第二期副主任乔家才、教育长刘人奎（沈醉写的文章中说是黄康永原不错，黄已到陕，后来戴、毛知我在陕人生地不熟，对我说是傅作义那里需要一个带兵的军人去，乃叫我去）。美方的第一期负责人不详。第二期领队为赫拉得、副领队为乌列罗。美方在这班内人数最多时为32人、最少时12 人。 ＊作者曾任陕坝训练斑教育长、重庆刑事普察训练班副主任。 美方排定的主要课程：武器装卸和使用法、射击法、小部队战术、擒拿法、通讯联络、侦察情报、行动术、劈刺术、爆破术、心理作战术，这是美方在陕坝班所授，并被称为十大课程的。 上列这些课程．后看起来没有什么特殊，适合一般部队的搜索连或侦察队，而除擒拿、爆破、心理、行动四门课程外，其余的六门，在旧式的步兵操典上都有记载，且为旧式部队的连队教练时所必修。但是，美方传授这些课程的所谓“特种技术”内容，都不是根据一般的步兵操典所记载．而是根据美国情报局制订的特务训练手册记载而进行训练的。那个手册，属于绝密文件，外人甚至他们内部的一般人都不能看到，据说美国训练万能情报员，也是用此手册。上面列的几门课程，只不过是军事特务部队和人员的起码要求，更重要的课程并没有排上。 美方施教的方式方法：美国训练国民党的特种部队，用的是什么教材、教具？如何施教？讲些什么内容？一开始我即很好奇地注意这些问题。但是中方的行政管理，尤其是高级人员，是不允许旁听的。低级的人员去，当面赶你走；高级的去则采取停止上课或不讲正课的办法对付。我起初不了解这一点，总觉得美方讲的为什么与排定的课程牛头不对马嘴，后来我才知道中美双方签订合同时，口头上有这么一个“中方行政负责人员不得进行监视”的额外协定。 由于上述原因，我只好从旁观察和打听美特如何教？教些什么？美方所用的教材，完全取之于美国情报局制订的训练特务手册，教具也就是美国制造的那些真枪实弹，间或用图片、模型与沙盘进行教育。施教的方式方法，主要是口授、示范。此外课堂和野外演习同时并重，几乎每讲一节课，都要演习一次，演习时，有时是单项，有时则联合多项。演习计划，由美方制定，在实施中，除未使用真刀实弹相对，致人于死外，别的残暴手段都可以使用出来，好像真的是如临大敌。演习开始前，由美方把原来作息的编制拆散，另按人数分成若卜班组，然后由美国教员分头率领，散开到五华里周围的四面八方潜伏起来。对于学员，并不告知演习的计划内容，只告诉项目和给予任务。在给学生以任务的时候，往往只说：“某方向有土匪（从未提到有日寇）若干”，或令其前去侦察情况，或令其冲击，或令其捕捉、杀害等。有时说：“某个方向有土匪（也从不提到有共产党）若干”，意图对我进行偷击、破坏，或竟说意图不明，要求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并伺机予以反击等。之后，美国教员便三三两两，寻找一个较高、便于隙望的地点，手持望远镜，同时铺上毛毯，打开酒瓶和罐头食物，开怀畅饮起来。这样的演习，假扮敌我的双方相遇时，必然是进行肉搏，事实上双方常互相打得脸肿鼻青，鲜血横流。但是美方教员看到这样肉搏时，则竭力喝彩，捧腹大笑，对于行凶愈狠的，愈受其表扬，反之则受指责，甚至罚站罚跪。 根据“特种技术课程”排定所教的‘，技术”内容，是武器装卸、使用、射击、劈刺、爆破。这些课程，一般部队的步兵或士兵都知道的，美方的教法，也没有什么特殊。其他几门，除“心理战术”外，一般的侦察兵也都懂些。从“技术”上讲，没有什么特别。 美方施教的内容豫射击、武器装卸等这类课程，没有一提的必要，这里只谈些具有特殊性的，也就是国民党特种部队所惯于使用，而又从美特那里学来的东西。 （一） 小部队战术 是指班、排1连、营运用的战术。其所以教这门课，据美特领队赫拉得于1945年3月，在中美第四班第二期的开学典礼会上讲：“你国虽然被日本占领去了大片河山，但间题不大，麻烦的是你国土匪太多，随处都有，他们也霸占了大片土地，而这些土匪又是善于游击战争的，因此必须想法对付。”美特所讲的“小部队战术”，就是为反对中国革命人民的游击战争。美特的小部队战术，到底是什么战术？我曾给它归纳为三沙字，就是“扰、冲、杀”。除此三字之外，找不出真正近乎战术的原理。美方教员教小部队使用火力强，杀伤力大，但射程不太远的轻武器（如汤姆森、卡尔宾、小型火箭筒等），反对使用重武器。他所教之以班排为主，进行声东击西、偷袭奇击，以扰乱敌人并利用时机予以歼灭性的打击；他们还教之胡乱放枪，名之曰“扰乱射击”，目的在于惊慑并从而发现敌人，抓住敌人。美特也教连、营为主，进行猛冲、突击的战术，但这里规定要在三种情况下采取：一是在较近距离，我已发现敌人主力，而敌人尚未发现我，因而未作任何战斗准备；二是距离较远，但敌的情况我已完全侦察掌握时，要利用时机，出敌不意地轻装出发，务求迅速和果敢的进行突击、猛冲，要求获得全胜，否则予以严重杀伤，打了就跑；三是与第一种情况相反的情况，要求遇此情况，即是一个班也要果敢地进行战斗，但须灵活运用战术。在战斗进行中或战局胜利结束后，则要果断地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美长林人为蒋介石早已实行的对付先前苏区和当时解放区的’‘三光”做得不够彻底。所以美特要求受训的人员回到部队后，在运用“小部队战术”的同时，要把“三光”放在首要的地位。美特的战略思想和他们的逻辑是：“烧光，使敌人无处安身，得不到给食、杀光，割断了敌人耳目，并使之得不到兵源补充，解除了后患；尤其是杀光俘虏，还可以减轻经济上的负担”。至于对于妇女先奸后杀以及全面抢光，据美特说，那时鼓舞士气的最好办法。 （二）通讯联络与侦察情报 这两门课程是密切联系的，因为侦察的目的，在于要求了解对方的情况，而在侦察中不但侦察员间要保持联络，而且与派遣部队也要保持很好的联络，始能及时将所得报告于指挥部，这就需要有妥善的通讯联络办法。中美第四班是分队上课的，美方教官的分工，也是一个人担任一个队，把这两门功课结合起来讲授的。他们讲这两门课程，像讲“战术”一样，理论空话多，具体的东西少．他们说连以下的小部队行动，本身就具有双重任务，一是战斗，二是侦察，在战斗中进行侦察，在侦察中要进行战斗。我记得有个学生告诉我，在上课时他反间了教员一句：“何必还要通讯联络呢？”所得到的回答是：“猪，你听，不准讲话！”他们认为小部队行动，总是接近敌人，而不是距离很远，因此他们说通讯联络，在方法上也可以减少许多的内容（如密写通讯、电讯联络等）。他们还认为中国老式步兵操典上所载的那些内容．都已过时，因此他们教的侦察工作，着重点是如何混过敌人的占领区及其内部，如何化装潜伏。在通讯联络方面，着重点是手式、暗语和暗号联络二美方教员还一再强调指出，侦察情报与通讯联络，只限于特种部队间派遣、收集和运用，对于陆军，没有供给情报和与之联络的必要。 （三）擒拿术和行动术 这是组、班小部队行动和担任侦察情报工作时所必须掌握的技术，这门课程是配合“小部队战术”和“侦察情报”工作而排定的。擒拿，就是教之和对方徒手对打时，用此巧妙的方法战胜对方，或进行逮捕．或便于自己脱逃。行动，就是和对方刀枪相见，或者刺杀对方首要时，如何避免敌方的刀枪．减少自己的危险，同时使自己的武器发挥效用，使对方无法逃避，而致之于死地，达到暗杀的目的。 （四）心理战术 这门课实际就是教学员如何进行挑拨离间，如何造谣，如何麻痹对方等等。其意图就是使对方官兵之间，官与官或兵与兵之间，彼此不信任，彼此摩擦，对前途悲观失望，对战争深怀恐惧，军心涣散，丧失斗志等等，以利自己的行动，而达成自已的目的。 二、重庆刑事粉察训练班 编制：该班共办两期。第一期（1944年8月一1945年8月），美方总教官为怀特，有教官室．美方有六十余人，由怀特领导并负全责进行训练。其详细的编制情况不清楚。中方班本部的编制及负责人：主任戴笠自兼，副主任乐干，教育长兼大队长李翰廷，下设四组和一个学员大队，有学生六百余人。四个组是：教务组，政训组，总务组，财务组。第二期（1946年）副主任刘人奎，教育长李翰廷、总教官刘绍甫，下设三室四组和一个总队部。三室是：秘书室―主任沈骥、教官室―主任刘绍甫（兼）、实验室―主任缺。四个组是：教务组：组长先为江淮光、后为曾念凯；政训组：组长先为刘某，后为王某（均忘名）；总务组：组长高砚辰；财务组：组长石瑞麟。此外学员总队，有学生一千二百余人，总队长李翰廷（兼），副总队长曹铁身。总队辖三个大队，各大队长均曾数次变动，最后担任第一大队长的是杨元森、第二大队长高传邮、第三大队长张耀庚。 实验室原由美方直接管理，作为教育实习的单位，它的下面设有指纹、照相、检验、通讯、电气、侦察（包括学习对测谎侦察机的操纵使用）、理化等七八个组。 课程安排：1945年秋后，美特先后离开重庆，该班第二期原决定停办，但二期的学生在1945年冬向班部报到的（由兰州等训练班调来的）已达三分之二，学生闹着开学，形成不办不行，于是改变决定，再办一期。由于中美所结束，决定将原中美所刑事警察训练班的名称，改为中央警官学校特警班。但是学生报到的越来越多，不但闹着要开学．而且闹着要保持先前名义，要按原来第一期的课程上课，连戴笠自己想改为海军陆战队干部学校（迁上海），学生也不同意。他们闹的方法，文武全来，文的是派代表向戴笠请求、递报告；武的是不服从班、队指挥，打骂巡查总队（派在缀丝厂担任警戒的）的官兵和缴他们的枪械，曾一度为巡查总队的枪兵包围学生宿舍和教室，预备大打出手。此外学生闹的方法是，无端到外边去生事，欺压市民，大打戏院等。对于学生的这些行为，戴笠是不闻不问，甚至暗中支持如果有人说他的学生不好，轻则挨骂，重则禁闭，因为他认为只有这些无法无天的学生，才能去完成他交付的任务二戴笠刘他训练班的学生，也学会如蒋对待军校学生一样，那就是先放纵，后收买，再重用。老子的学生第一，只要学生服从我个人就行，谁也不敢对学生说个不字。所以学生提出的要求终于照办。于是学生高呼口号：“主任万岁！" ，戴笠闻之，自然快意，但苦了军统内部的训练科长李修凯（第一期由美方负责，第二期由训练科负责），因为没有美方充任教官，师资不能解决，仍然不能开学，学生继续闹。1946 年1 月，我去接任该班副主任时，问题尚未解决，直到2 月中旬，课程安排，取得学生的同意，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即原来由美方担任的课程．改由美方教官的助教担任。完全没有办法讲授的课程（如理化等），改用军统原训练特务的一些课程。戴笠对学生说：“这样排定课程，才算是名副其实的中美合作”。其课程有： 警察学（内分政治、军事、经济、刑事、司法、保安等警察）、法律学、侦察学、指纹学、爆破术、犯罪学〔对犯罪的心理研究）、警犬、警鸽、照相术、驾驶术、检验（对犯人遗留物与痕迹的检查化验）、行动术（拘捕与行刺）、射击术等十余门课程。有的课程，如侦察学还包括了追踪、化装、测谎侦察机的使用等课程。课程的内容：警犬、警鸽：警鸽用于通讯联络，警犬既用于通讯联络，又用于侦察，而且主要是侦察。美方教员对警犬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听说第一期有个学生，因被犬咬时回敬了犬一棍子，教员定要那学生向犬下跪赔礼，或让其反咬一口，虽因引起部分学生起而反对，未如愿以偿，但结果那当事学生还是受了禁闭处分。 美国教员对警犬这门课是很重视的。班内有警犬四十余头，是从美国运来的狼犬。那些警犬各有名字，并被分为几类：有侦察犬、搜索犬、警戒犬等。这些警犬都经过了相当时期的训练，熟悉某一训练人的动作，叫它做什么就会做什么。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如何驯服警犬，使之听从自己指挥，先由教员对学生做出示范，这里主要的是教学生理解和熟悉犬性，加以驯服，利用警犬去帮助自己解决与完成疑难任务。对侦察犬，主要是利用警犬的嗅觉，训练其能根据罪犯在现场上的遗留物或痕迹上的特殊气味，去追踪罪犯的躲藏场所以及犯人掩埋、收藏的罪证。对搜索犬，主要是利用其灵感和嗅觉，训练其能在无线索的荒郊、丛林、桥梁、涵洞等处所，能发现犯人、罪证或埋藏的爆炸物等。侦察犬与搜索犬，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对警戒犬，则是利用其凶恶本性，更训练其能发挥本性去担任看守警戒，这就是教替犬如何去咬伤人、咬成残废乃至咬死。教警犬时，必须穿上如潜水员一样的特制衣裤。否则必被警犬咬伤。 侦察学：主要是如何察言辨色，如何机警地对付敌手，如何仔细地观察现场，尤其是在犯罪现场已经破坏的情况下，如何善于发现细微的痕迹，认真识别，从而找出线索，进行追踪、侦察。在侦察过程中强调的是如何进行化装，做到装啥像啥，不为别人所识破，以便达到目的，完成任务。此外是着重对测谎侦察机的掌握使用。据说这是美国特务认为判定犯人所供是否真假的灵丹妙药，是无法非议的。这部机器的构造、大小形状，都很像医院做心电图使用的那套机器，用法也类似。美方教员把这部侦察机器，说得神乎其神。 检验：主要是检查、化验犯人在犯罪现场遗留下来的所有物件和痕迹以及属于犯人所有、所持，而犯人否认的罪证等等。这门课不但教学生如何进行检验，如何进行化验，同时教毒药的名称、性能、配法、用法，总之是教以如何可以使人中毒后，出现麻木、痴呆、瘫痪乃至死亡等各种现象。这门课在该班的第一期是结合理化课上的，并且是作为专科．像学警犬一样受到限制。第二期因无人担任理化课，理化室的一切设备不能利用，因此只简单地讲了一些检查化验的方式方法。 照相、电气：第二期设有“电气学”这门课。由于照相和电气有专供特务作为侦察和警戒使用的设备，故结合简单地讲一讲。照相是为窃取情报、偷摄地形、人物以及机要文件等。电气主要是审讯犯人时使用电刑，此外也教如何安装使用电气传声，偷听讲话或录下音来；如何安装使用电铃、电网以作警戒；如何使用电动照相以留真影，以及如何进行无线电的通讯、通话等. 行动术、射击术：对人进行逮捕，进行暗杀。这里所教的射击是为对付开枪拒捕、或追捕脱逃的人犯、或欲暗杀的对象而安排进行的，其要求不但是百发百中，而且是要击中要害，致人于死地。’‘行动”与“擒拿”在教法和用途上，有些类似，所不同的只是：“擒拿”还能勉强说成带有防御性，而“行动”则完全是传授特务如何残暴地对人进行伤害乃至致人于死地的所谓的“技术“。 重庆刑警班第二期，虽然排定了许多课程，但都没有上完，特别是戴笠坠机横死后，军统局随蒋介石迁都南京，训练科马虎应付，学生则因无人撑腰，不敢闹事，所以缺课的时间占去了二分之一。后来是不了了之，提前于1946 年10 月宣布毕业，学生则交由内政部警察总署分发各省警察部门工作。 军统刺杀王亚樵经过 麦朝枢 《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二辑发表了沈醉所撰写的《 我所知道的戴笠》 一文，其中提到在上海活动的安徽帮帮会首领王亚樵，说：“这个人有一群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专干绑票暗杀的工作。以后一些反蒋的进步人士和李济深、陈铭枢等便利用他这一组织进行暗杀蒋介石的活动。…其中规模最大、布置周密的是1935年11月间在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开会时，于中央党部内谋刺蒋介石未成而击伤汪梢卫的事件，也是由王亚樵受了反蒋人士的委托而干出的。… … 戴〔笠）感到此人不除，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受到威胁，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大患。一直到抗战期间，他才通过特务陈质平和王亚樵的小老婆金石心勾结为内应，派人在广西梧州将王暗杀掉。”这一段的记述，和我在王亚樵方面所了解的情况，虽然有很小的出人，大致是符合的。1931 年的春天，国民党内部因为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产生了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的反蒋运动，我被派在上海担任联系工会的工作，因工作的关系，和王亚樵开始相识，一直到抗战时期，不断有所接触。他告诉过我很多的事情，因而我对他这一时期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王亚樵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活动，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反袁运动的期间，被派在上海担任暗杀反动军阀官僚的工作，当时袁世凯所派出镇压上海反袁势力的淞沪镇守使郑汝成，就是被王亚樵在上海八渡桥枪杀的。他信仰无政府主义，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中一些分子，特别关系密切。蒋介石在上海当流氓的时候，和王亚樵是合作的；自从蒋介石推倒了许崇智、放逐胡汉民，夺取了军政大权以后，王亚樵就反对蒋介石，以至于和蒋势不两立。所有国民党内部历次的反蒋运动，王亚樵没有一次不参加，进行布置暗杀蒋介石的工作。王亚樵也从中得到经济上大量的接济。经常接济他的经济需要的，据我所知是西山会议派的许祟智、何世祯，以及胡汉民、孙科等。上海的码头工人，以安徽籍的为最多，这是王亚樵帮会组织的群众基础；这个’‘安徽帮”力量庞大，跟以杜月笙、张啸林为首的青帮，严老九、常玉清为首的红（洪）帮，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在1932年陈铭枢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时候，派安徽人李国杰充当招商局总办；招商局各轮船上的茶房，向来是青帮分子包办和专利的，李国杰一律撤换而代以王亚樵所领导的安徽帮分子。当时青帮内部异常激愤，集合代表向杜月笙请求和安徽帮一斗。杜月笙说：“他们人多力量大，而且生活穷苦，人人都肯拼死，我们人少力量薄，生活比他们优裕，大家不肯拼死，如何斗得过？请大家忍气让他们一时好了！”从这可以看出王亚樵在上海秘密社会中的实力。所以能造成这种实力，王亚樵也有他的一套办法，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王亚樵个人的生活，比较艰苦朴素，和青红帮的头子骄暂淫逸大大不同；他对群众生活的接济，异常周到。王亚樵曾经对我说过，他每逢收到一笔较大的现款以后，全部兑换成一元钱的零票，用一大皮箱装好，放在床下，对于来向他请求接济的人，问明那个人的需要以后，他就酌量向床下箱里取出相应数目的钞票给那个人，他手下的人都对他表示满意。因此，王亚樵能够得到党徒们的死命相随。孙凤鸣在最后一次准备暗杀蒋介石的时候，就先行吞服了毒药，以必死之心，行必死之事，这样顽强的决心，实在是少见的。其他的例子还有不少，这里不多举了。 （作者曾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 陈铭枢和王亚樵是在1931年以前相识的，不过关系还不密切。在陈铭枢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以后，派李国杰充当招商局总办，把轮船上的茶房统统安插了安徽帮会的分子以后，使得王亚樵的组织，圆满地解决了经济问题，他对陈铭枢是异常感激的。1932 年春天，汪精卫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在国民党一次中常会上，提出了整理全国邮务总工会、海员总工会、码头总工会一案。当时CC系的首领陈立夫，认为这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争夺社会团体的开端，决定给以猛烈的回击，首先下命令邮务工会举行总罢工，以向汪精卫示威。罢工的借口，是反对交通部次长陈孚木所提出的邮政加价。当时王亚樵派他的学生洪东夷找我商量，叫我通知陈孚木早作准备。我立即通知陈孚木的助手朱力一到我环龙路寓所商量。我先分析了邮务工会当时内部的情况：领导邮务总工会的三个人，朱学范、傅德威和陆京士，也即是代表三个派别的力量；朱学范、傅德威的立场是反蒋的，对汪也没有好感；只有陆京士是CC的重要分子而坚决拥蒋的。对付的办法是清出和朱、傅有关系的人切实把他们拉开，孤立了陆京士，使邮务工人罢工发动不起来。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如果无效，再由王亚樵出面用暴力威吓陆京士，强行制止。这是最后的办法。朱力一把我的话告诉陈孚木，陈不加重视，没有积极进行活动，邮务工人的罢工终于爆发了。我得到这一消息，马上托人星友赶到南京报告陈铭枢，请陈迅速到上海晤见王亚樵，商量消弧邮务工人罢工的最有效办法。陈在翌日到上海，会见了王亚樵，商量的结果是：由王亚樵出面召集上海各工会的代表余华龙等几十个人，告诉他们不要支持邮务工人举行罢工，否则以基力对待；各工会代表慑于王亚樵的威力，一致坚决表示不支持邮务工人罢工，邮务工人罢工得不到响应，势成孤立。王亚樵然后叫人通知陆京士来见他，他当面厉声问陆京士：“你不知道陈真如（铭枢）是我的好朋友吗？为什么你在陈真如当交通部长的时候，指使邮务工会罢工？”并问陆京士：“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诸你告诉我！”陆京士当时吓得面无人色，全身发抖，连声说：“九哥，我不敢！我不敢！”王亚樵说：“你不敢是怎么办？”陆京士说：“我马上取消罢工。”王亚礁就是这样把上海邮务工人的罢工硬压下去的。后来，由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陈公博到上海假作调停结束此案，这不过是表面的文章。 从此以后，陈铭枢和王亚樵的关系，又进了一步。陈铭枢那时在上海威海卫路布置了一所俱乐部，作为王亚樵和朋友们消遣的地方，陈铭枢每次由南京到上海，都在俱乐部和王亚礁见面。1933年福建事变的时候，王亚樵也到了福州。1934年1月，福建起义失败，王亚樵到了香港，不久便回上海。那时蒋介石已经完全了解1930年在上海北火车站行刺宋子文而误中唐胶庐一案，是王亚樵干的，故对王亚憔必欲密缉归案置之死地。王亚樵也深深知道，叫人转告蒋介石说：“我们两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请你出尽法宝，让我们来较量一下吧！”他在1934年回到上海，就进行布置暗杀蒋介石的工作。那时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集团。他叫华克之在南京开办晨光通讯社以作掩护，而执行暗杀蒋介石任务的孙凤鸣是挂名为晨光通讯社的外勤记者。准备在1934年冬天国民党第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开会公渴中山陵的时候，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进渴陵队伍，挤到蒋介石身旁，争取在有利时间，把他枪杀。计划已定，到渴陵那一天，因为没有黑牌汽车，不能进入陵园，后来黑牌车设法租到了，孙风鸣进入中山陵园后，已经挤到蒋介石的身旁，看准了开枪的时机，刚想动手，孙凤鸣忽然右手发抖，提不起枪，蒋介石得以安然无事，完成了渴陵典礼就乘车走了。孙凤鸣耻恨万分，王亚樵大为震怒。当孙凤鸣到了上海向王亚樵报告失败的情况以后，王亚樵厉声对孙凤鸣说：“不中用的东西，你死吧！我现在有两条路指给你走：第一，你自今以后．不要再干别的工作，留在我这里倒痰盂，洗马桶，客来站在下面，听候使唤，递茶奉烟；第二，就是接受更严格的训练，到明年再干一次。这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第三条路没有了。”孙凤呜坚决表示愿意走第二条路，拚个死命也一定要杀死蒋介石，以雪终身的耻恨。王亚樵就把孙凤鸣交给华克之再施行严格的训练。到了1935 年11 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的时候，孙凤鸣事先回到南京活动，选择11月1日在六中全会举行开幕式后，于集体摄影的一刹那间把蒋介石枪杀，预先把手枪安装在摄影机内，假作摄影进行动手。临行之前，孙凤鸣把鸦片烟泡九颗放到烈酒中一饮而尽，藉此以壮胆提神，而且在行刺以后，毒发身死以绝灭口供，意志异常坚决。孙凤鸣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开幕式差不多完毕，会后在二门前摄影，他全神贯注，等候蒋介石的到来，准备动手；左等右等，蒋介石没有出来，而吞下的九颗鸦片烟泡的毒性，已经发作，假使这时再不行动，就是自己牺牲了生命，还是前功尽弃，不得已而求其次，于是瞄准注精卫开了两枪，汪固然已经受伤，孙凤鸣也晕倒在地，不久身死。事后，晨光通讯社的关系人华克之、张裕华、贺坡光等均已逃避，但张裕华和贺坡光，先后在上海和丹阳被浦，而余立奎和胡大海逃往香港，也由于英帝国主义的协助把两人逮捕引渡，关在南京牢里。 王亚樵那时到了香港，余立奎留在香港的姘头上海长三堂子宛君的生活，由王亚樵负责照顾。后来王亚樵觉得香港还是危险，他就迁住广西梧州，宛君经常由香港到梧州向王讨取生活费。1936年广西“六一”运动的时候，王亚樵到南宁参加。我到南宁时，适值宛君也到南宁；离开南宁到梧州的时候，我和王亚樵同船，宛君也在内。到梧州后，王留在梧州，宛君转船到香港，也和我同船。因此，我对于王亚樵和宛君的关系，相当熟悉。蒋介石统一西南以后，王亚樵觉得住在梧州市内，还是危险，振到梧州对河南岸的僻远地方，行动转向隐蔽。1937年八一三以后，我跟随李济深到南京参加抗战，退汉口后，我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设计委员。1938年8月，我被派到第四战区政治部工作，回到广州。当时据广东缉私处一个科长告诉我王亚樵被暗杀的经过是这样的：军统的特务追踪王亚樵，久未发觉，后来由一个特务分子千方设法，在香港妍上了宛君，然后胁迫宛君说出王亚樵在梧州对河南岸的住址，即以宛君作为内线，派人进行暗杀。当时广西在名义上虽是统属于蒋介石，但特务要在广西境内横行是不容许的。所以进行暗杀王亚樵的布置，是在振出负责的凶手以后，由广东缉私局长李国荃派遣缉私舰一艘，运送凶手和宛君。舰到梧州江口外停泊，他们于晚间转乘小艇，渡到梧州西江南岸登陆，由宛君带路到达王亚樵的寓所。凶手先行潜伏门外隐蔽的地方，宛君见到王亚樵，王准备了酒饭招待。吃饭时王坐主位，背向门外，王带有醉意，正在举杯饮酒，宛君开门，凶手跃人，迅把锋利的短刀，从背刺中主的心脏，马上气绝身亡。那个地方的邻居，隔得很远．所以事后，凶手和宛君得以从容逃脱，雇乘小艇，转回缉私舰，开返广州。我觉得这个科长所说的经过情形是符合事实的。 方振武和王季文被杀害真相 刘熙众 关于方振武的死，似乎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人说方是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时失踪的，可能是被日军杀害了；有人说是在香港投海自杀的；也有人说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暗害。但都是些推测之词，没有什么根据。关于王季文的死，更是很少有人知道真相。我与方、王两人都是朋友，而且对于他们的死，都知道得很清楚，这虽然算不得什么重大事件，但是对于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行，也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我和方振武早就认识。1926年秋，冯玉样的国民军从南口（今北京市昌平县西部）撤退，方是第五军军长。我那时在王镇淮的第九军军部工作．我们一道西撤，从此就熟识了。以后我代表韩复集奔走反蒋，更不断地和他见面。1938年．韩被蒋介石杀害，我因替冯玉祥拉拢韩的那部分队伍，蒋伯诚密报蒋介石，蒋下令通缉我，我即携家逃亡香港。我在香港遇到了老友王季文，他住在九龙丹桂村十号。王说．丹桂村是广西一个有钱的旧军官出资建造的，广西省简称桂，故名丹桂村，许多桂系的人都住在那里。王季文在那里有个小农场，环境还不错，让我也到那里住。我去后住在丹桂村二号。住下以后，我也出了点资金，自己养鸡养鸭，一可以掩护身份，二可以补助生活。这时，方振武的一家也住在香港．多年老友，时相过从。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次日英美对日本宜战，我们时常研究将来转移到哪里为好。方说：“我是个抗日者，决不能留在香港。我总想到内地去参加抗日。”在国民党人员撤离香港的时候，他几度想走，因得不到机票，均未走成，迫至日军攻占香港，他越发着急了。 某天晚上，方突然带着全家，即夫人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连保姆一共六口来到我处，慌慌张张地说：‘旧本人搜查国民党人员很急，我是个抗日的，绝对不能在此再住下去了，打算把家眷寄托在你这里，我一个人到内地去。”当时我寻思了一会，提醒他说：“老蒋总是对你不怀好意，你到内地去，能找到出路吗？况且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一个人走路是不是安全？l ．他很坚决地说：“英美已跟日本干起来了，老蒋还能不跟着英美走？再加上全国舆论的压力，他想同日本议和也办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他说得也有道理，蒋介石对抗日将领一时还不敢怎么样。至于路上，虽然也有困难和危险，但总比留在这里安全得多了。我当时怕他多心，怀疑我不愿收留他的家眷，也认为他住在香港，谁也不敢保证他的安全，所以不好再多讲。我说：' ‘好吧！你一定要走，大嫂和侄儿们住在我这里没有问题，我储存的粮食还很多，请你放心。”第二天，我替他找了个带路的向导，研究好出走的路线，在一个傍晚，他化装成农民模样．带了点简单行李，我便送他登程了。 带路的是小农场的一个农民，几天以后，据他回来说：“在走到中山县境过河的时候，即遇到中国的部队，听说是什么忠义救国军，某先生①说出真名实姓，我才知道他就是方振武将军。经一个小官员问话之后，又请示了他的上司，就把方将军送赴后方去了。方将军叫我回来，告诉家里的人放心好了。”我当时一听，心里就知道不好。忠义救国军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直接控制的部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当时不敢对方夫人明说，等了几天，接连派人去探听，前两次均未得到消息，最后一次，回来的人说：“经多方设法打听，才探听到军统特务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将方将军秘密杀害了。”但这个噩耗怎能对方夫人说呢？只能编造谎言劝慰她，叫她耐心静候方到达内地的消息。从此以后，就杳无音信了。 由于多次派人探听方的消息，不免走漏了风声。当地土匪知道了我们是国民党方面有头面又有钱财的人物，因此就在一天夜间，一群土匪闯人丹桂村，挨家挨户抢掠之外还要绑票。土匪进人我家，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农场伙计。他们见我身材矮小，穿着平常，室内陈设简陋，不像个有钱的人，就将我推在一边，只是抢走了一些东西。匪徒们虽未将我绑架，却把方的小儿子和他的女儿绑架去了。方家的保姆很义气，说那个男孩子是她的儿子，拉住不放，竟一同跟去了。接着土匪又到王季文家，王先生躲藏在阳台上，被匪徒搜出，见他是个大胖子，认定是个大老板，不容分说，连打带骂地将他架走了。 我于是又忙着营救他们，几次派人前往说票，每次去人，都带上108块钱，作为见面礼，意思是恭维他们是梁山好汉，讲义气的人。最后，我找到一位熟悉朋友张伯宽，他在广东多年，什么人都认识，在香港也吃得开，由他出面，花了些钱，才把王季文和方的女儿以及保姆赎回来。方的那个儿子在被绑架时受了惊恐而得病，因得不到及时医治，竟死于匪窟之中。这个抢劫案，最初我们很怀疑是军统特务们指使当地匪徒干的，但未得到确实证据，后来被绑架的人回来了，就没有再追查下去。 不久，日本人要占用丹桂村的房子，我们被迫搬迁至香港本岛，各自租房．不再聚居在一起了。 方振武身后有四子一女，老大解放后在天津某银行工作，不幸病故；老二在香港时，死于癌症；老四死于匪难；只剩下唯一的老三，是在外国学医的，听说以后仍回香港开业行医；他女儿听说在上侮工作。方夫人是否还健在，不得而知了。 再谈谈王季文。王在桂系中资格很老，据说李宗仁非常信任他，而白崇禧却对他不好。多年来，他总是挂着个参议、顾问的头衔，代表李宗仁在外奔走联络反蒋。我就是在他奔走反蒋时同他熟识的。他在香港，对地方情况很熟悉．我有事常找他商量。他自遭绑架之后，不想在香港再住下去了。我也劝过他：“你这个年岁，又在这个年头，还跑什么！”他没有听，终于带着他那位田夫人前往澳门，在那里与前天津市长萧振派取得联系。萧在重庆开了个大同银行，邀他去桂林，担任该行桂林分行经理。桂林即将沦陷时，又去了重庆。没想到到了重庆不久，他和田夫人均被戴笠的特务抓去，关押在某公馆，失去了人身自由。后来王病了，并不是什么大病，监守人说陪他去治病，几夭不见回来。田夫人苦苦追问，才回答说因医治无效，病重身死。这分明是骗人的鬼话。田夫人哭闹不休，追问王病死的情况，监守人支吾其词，说王病重时打了一针未抢救过来。其实还不是一支什么毒药针打死的！问尸首在哪里，说已经埋葬了畜又问他们葬在何处，说在某处。田夫入按照所说的地方．前去寻找，只见那里全是一片片青青的新插秧田，并未找到埋人的所在。田夫人在重庆，感到处在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下，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仍回到香港居住。她对我们哭诉王季文被无辜杀害又死不见尸的悲惨情况时，闻者莫不为之一掬同清之泪。 我在香港时期，也是终日处在敌人铁蹄之下，深虑朝不保夕，但由于方、王两友血的教训，始终不敢作迁回内地的打算，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安然地回到祖国的首都― 北京。 军统局所属的监狱 郑锡麟 军统特务的组织机关在1946年以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特务统治，不得不改头换面，国防部保密局．企图蒙馄欺骗全国人民。 军统特务的任务是替蒋介石诛除异己，所以在它的全部活动中，不仅是情报与行动业务并重，而且行动工作是大大地超过了情报工作。因为要珠除异己，所以经常要监视、逮捕大批的不利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所谓异己分子，包括革命民主党派人士和其他爱国反蒋分子。因为军统特务根本就是一个非法组织．它所干的一切勾当都是见不得人的．它所进行的监视是鬼鬼祟祟的，它的逮捕行动乃是绑架式的秘密进行的，对于所逮捕的人，不便也不敢通过政府的检察与司法程序把他们关押在普通的法院系统的看守所和监狱，因此它便自已设置非法的秘密的特务监狱、看守所和禁闭室来关押它所逮捕的人。 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和以CC头子陈立夫担任局长的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第二处；它和中统特务系统（即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处所改组的中央调查统计局），系两个特务系统，也即是构成一般相提并论的所谓“两统，。在抗日战争之前，蒋介石曾把这两个一方属于cC系党部的，一方属于黄埔系复兴社的特务娜构合并成为统一的隶属那时的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而以CC头子陈立夫担任局长，并以党部的调查处作为该局的第一处，以复兴社的特务处作为第二处，以两方面．人员混合为第三处，这和1938年在武汉成立的军统局招牌虽是一样，内容却是不同。为了区别于现在一般概念所指的戴笠军统特务，所以把抗战前的那个军统局，加上一个“前”字，称为“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而戴笠系统的特务监狱早从1932年开始，即在南京先后设有三个看守所，到1937年8 月，军统特务头子狱笠唯恐私设监狱会遭受攻击，乃呈请蒋介石，将三个看守所合并成为“军政部军法处南京军人监狱”，简称“新监”。同年9月底、因上海抗战吃紧，该监由南京迁往汉口。于1938年1 月，又由武汉迁往湖南益阳县离城五里的王家大屋。以后又搬到贵州的息烽县城，于1939年又搬到距息烽县城十余里的羊朗坝猫洞地方，逐渐建立起规模最大的所谓“息烽监狱”,这算是军统所有监狱中唯一用“监狱”名称的监狱，其他监狱一般都称为“看守所”或“禁闭室” [本文由胡辣（曾任复兴社特务处情报科军事股长）、郑吉树（曾任息烽监狱工作人员）、李铁夫（军统特务，曾在息烽监狱关押过并在狱中任给养股长）、陈凯（曾任渣滓洞看守所普卫肠务）、易喃夫‘军统特务，曾在自公馆看守所关押过）、张百醉（军统特务）、李宗煊〔曾任保密局徐州站中校组长）、余用明（曾任北平，备司令部枪查处第二科少校总务股长〕、王明安（军统特务）、李德纷〔军统特务，曾任别动队中校副队长）、汤位东（军统特务）、郑锡麟（曾任军统局重庆乡下办事处主任、局本部训练处长）等人，按各人所知分篇撰文．而由郑锡鹅统稿整理而成。] 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除息烽监狱外，在重庆还有设在磁器口缥丝厂地方的“渣滓洞看守所”和’‘白公馆看守所”，设在重庆市内望龙门的“望龙门看守所”，以及军统局所属的地方特务机构如“区”和“站”所设的看守所，和军统所控制的各公开机关如稽查处、调查室乃至破坏队等等机构，都设有看守所或禁闭室，在各大城市西安、兰州、成都、汉口、长沙、贵阳、昆明、佳林等处都有军统的监狱。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1946年至194名年的三年反人民战争时期，息蜂监狱后因贵州濒临解放，匆忙疏散，将重要“人犯”解到重庆关押，该监狱便基本结束；原设在重庆市内望龙门的看守所，亦因军统局局本部迁回南京，该看守所的管理机构军统局的特务部队（原名特务队后改特五团、交通巡察总队第一支队等名称）调动后，亦行结束；其他均无甚变化。抗战胜利后，军统又在一些大城市如北平、青岛等地设立了许多特务监狱。 一、抗日战争以前南京的监狱 [本节根据曾在复兴社特务处（同时也是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第二处）担任过情报科军事股股长胡辣提供的情况编写。] （一）最初的三个看守所 1932年特务处成立后，即先后在南京城内和城外设立三个看守所，没有正式名称，而以甲地、乙地、丙地为代称以保守秘密。所谓甲地即是设在城内张府园地方，以安徽中学教职员宿舍名义对外作掩护的看守所；所谓乙地，即是设在羊皮巷靠近并借以掩护的军事委员会附近的看守所；所谓丙地，即是设在水西门外上清河地方与陆海空军军人监狱同一地点的看守所。 这三个看守所，共设主任一人，由何子正担任。各看守所设所长一人，张府园看守所所长由何子正兼，羊皮巷看守所所长为侯子川，上清河看守所所长张梦吾。所长以下设事务员一人．管理经理业务及伙食，警卫九至十五人，其中张府园警卫九人，羊皮巷誉卫十二人，上清河髻卫十五人，传达兵二人，炊事兵二至三人，羊皮巷看守所并附设女监，有女炊事兵一人，另外还有一个由浙江省警官学校特训班专业训练的理发员，负责三个着守所的理发工作。 这三个看守所监禁的对象多数是复兴社和军统内部分子及共产党革命进步人士，另外还有少数国民党统治集团各派系的反蒋人员。当时复兴社以“复兴中国革命”为标榜，厉行“廉洁．．与“遵守纪律”，所以凡有被认为对“我们的唯一领袖”（指复兴社总头子蒋介石）不忠实的，或思想有问题的，或贪污腐化及在职务上犯错误的社员及千部，一经该社监事会裁定，便由特务处执行禁闭处分，至于在特务处工作的分子，更是在戴笠喜怒之下，以特务的”铁的纪律”为根据，便可随着关禁。如军统特务发起 人之一的王天木，奉派驻张学良处当联络参谋，负有监视张学良的思想言论行动，特别是对蒋介石态度的秘密使命，王将有关张学良的情报报予戴笠转呈蒋介石。当1935年春蒋会见张时，蒋据以告诉张，叫张不要三心二意。张表白说对蒋别无二意，都是特务工作人员的造谣挑拔。那时蒋正在搞拉拢张学良实现统一的夙梦。为了对张表示信任，便叫戴笠把王关禁起来。又如原来是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所领导的）的吴其珊，在特务处工作，吴与处内同事开玩笑说了“我是改组派派来的”这样一句话，便被其他特务打了小报告，戴笠就把他关起来，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释放，关了11年，已关成神经病了。又如贪污不法有名的军统分子许忠武，就曾经12次被关押过。其他被关押过的复兴社和特务处分子，就不胜列举了。关于被关禁的共产党员，戴笠一般都是想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使他们投降叛变．替军统做瓦解共产党的工作，或者利用他们的工作技术经验来训练特务分子。对坚贞不屈的革命人员则予以长期监禁，或加似杀害。如用迷魂帕（即用麻醉药粉撒在手帕上，将手帕向人拍晃，使人因呼吸了麻醉药而昏迷）逮捕的江西共产党员王利生，用盯梢跟踪追捕的在武汉做地下工作的湖南共产党员陆遂初、余乐醒，湖北共产党员李果湛，福建共产党员严灵风等人，都是逮捕关禁了一个时期之后，便收用在该处情报科工作，或在南京洪公祠特训班与杭州浙江省警官学校特训班担任情报业务行动术等特工课程的教官。这只是略举几个人为例，其他还有很多像这样的革命叛变分子。至于杀害了的，因为都是秘密执行的，就不知道有几多了。 这三个看守所的监房，都以忠、孝、仁、爱等字编成斋号。如羊皮巷看守所，一直到改为军人监狱止，都是编为忠斋和孝斋两个斋。被逮捕的人押解到看守所后经过全身及行李的细密检查，将所谓违禁品如裤带、指甲刀、铅笔、钢笔、针及一切金属制品，全都扣留保管，只准带随身衣服、盖被、鞋袜、洗脸用具和一些书籍。每个“犯人”都编成号码代名，规定不准称呼姓名，也不叫犯人，而叫“修养人”。初进来的新犯，一律住在新犯监房，十多个人住一个房间，睡的是统铺，食宿、尿便都在室内，房门日夜加锁，只在开饭时开放15分钟。在新犯监房住一个月左右，看遵守监规怎样，如无牢骚不满，井视案情及其他原因，决定今后的待遇，或是住优待监或是住普通监。优待监是四个人一间。房间有桌椅板凳等设备。除新犯监房外，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小时的散步时间，在散步时间中，也可以打乒乓球。所内设有澡堂，每月洗澡一次。伙食每月六元，有荤素菜。 各看守所对军统内部分子和外部人员，在生活待遇上没有区别，只是关押的性质和作用不同。对内部分子的关押是处分，其作用在使其悔过、改过，特别是对戴笠的服从，树立戴笠领导军统的权威。所以军统内部有这样的说法，认为坐禁闭是老板（军统分子的内部称呼，叫戴笠为老板，叫蒋介石为大老板）请吃大莱，吃了大菜，灭了自己的粱傲不驯，出来之后，便有调好工作的希望；对外部人员硬是监禁，目的在屈服其意志，动摇其立场，破坏其政治党派的组织。 （二）南京军人监狱― 新监 1937 年8 月，复兴衬特务干事（即处长）戴笠恐怕（那时戴笠在特务方面才初露头角，胆子还比较小）私设监狱会遭受攻击，乃呈请蒋介石，将原来的三个看守所合并成为军政部军法处南京军人监狱，简称新监。 新监的组织略有变更，主任仍为何子正，下设文书组，组长一人，文书、司书各一人；警卫组，组长、副组长各一人，组长为侯子川，副组长为张梦吾，警卫四十八人，系由原来的三个看守所的警卫合并，并增加了十名；总务组组长一人，为杨九金，会计一人，组员五人，传达兵六人，炊事兵八人；医务所所长一人，司药、看护各一人，传达兵一人。 新监的监犯和管理待遇都大致和原来的三个看守所相同。成立不久，因抗战形势的逆转，而辗转迁设于贵州息烽，虽仍沿用新监之名，而一般人都习称为“息烽监狱”了。 在1937年9月，南京政府准备撤退，军统的监狱亦准备迁移，在迁移之前，干了一次清监行动。军统特务队派行动员唐荣坤、陈芝良、戴荣等到新监提出六个“犯人”（姓名不详）在南京监狱形场执行枪杀，这六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所谓清监，即是一方面把案情重大，不能诱降非杀不可的人清洗掉，再方面把一些情节较轻，特别是内部分子，予以释放，以减少转移押运的麻烦，在迁驻湖南益阳县的时候，于1938年4月间，该监警卫组奉命曾派警卫组员戴剑秋提取“人犯”一名（姓名及案均不详）在该监所在地的王家大屋后山下枪杀，因未中要害经警卫组长冯定候检查发现未死，补击两枪才死了。到了9月间，该监又准备由益阳迁往息烽，因交通困难，请示处理监犯．军统又派行动员七名前来益阳处决二十七名“人犯。在行动员未到之前，该监主任何子正还假装把那二十七人提出点名，说是准备行李到长沙去，间清案情即可释放的释放、派工作的派工作，并备有面点款待。及行动员到达时，乃突然将二十七人集合一室加上脚镣手铐，分作四批枪杀。第一批七名，在王家大屋后面山上，已挖好了坑，在坑旁枪杀后，即将尸首丢进坑中；第二、三批也各为七名，第四批六名，一如前法枪杀后丢进坑中。 二、重庆地区的监狱 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地区，即设立有望龙门、白公馆、渣滓洞等看守所及另外的一些特殊禁闭室，到1946年，望龙门看守所和特殊禁闭室便结束了，只有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继续关押并在蒋介石反人民内战中更多的关押着革命民主人士。 （一）渣滓洞粉守所 〔本节根据曹由军统武装特务交通巡察总队第一支伙派往法滓洞看守所担任势卫勤务的陈凯提供的情况编写。〕 渣滓洞看守所的地点在重庆市郊区磁器口镇的东北角约一华里的歌乐山脚下。这地方是在军统局因避空袭而将局本部一部分单位和人员疏散到磁器口镇所属的五灵观街附近的巢丝厂旧址而设的乡下办事处的范围内。该所单独成为禁区．除在该所工作的人员和因公来所的人外，任何不得进人。 该所作为军统局（后为保密局）的附属机构之一的独立单位，在业务上则归局本部的司法科（后改司法室）管辖。设所长一人，上校级，在长时期内系由侯子川担任。侯是河北省大兴县人，脸上有麻子，一般人都叫他做侯麻子。副所长为钟某，名字不详。息烽监狱结束后，一部分“人犯，，搬来涪滓洞后曾有一个时期，由原息烽监狱的主任周养浩负责管理该所。周是浙江省江山人，系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小同乡、亲信干部之一，他在息烽监狱，以手段毒辣著称。解放前由杨某负责。 该所的组织，在所长、副所长下设六个室：即司法室，有法官一人，书记一人，专管审讯案情和保管案卷档案；书记室，有书记和司书各一人，办理收发、保管、撰拟、缮写文件；总务室，有事务员三人，办理事务、缮食等工作；会计室，有会计一人，办理经济事务；医务室，有医官一人，司药二人，办理医疗业务；图书室，有管理员一人，主管“犯人”阅读业务。另有勤务兵、伙夫等杂兵若千人。对监房的管理看守设有看守长及女看守长各一人，男女看守员若干人。这些看守人员，是在所内直接看管“犯人”的。另有武装警卫，是由军统的武装部队，即最初的特务队，后改为特五团，再后改为交通巡察总队第一支队派来担任外围警戒勤务。 该所对“犯人”的管理方式：对关押“人犯”，通称之为“修养人”。“犯人”与“犯人”之间互称“同学”。其所以互称同学，因为一般人把军统的几个主要监狱和看守所当成学校，把设在重庆市内的望龙门的看守所叫做“小学”，因为关押在那里的人，是暂时性的，属侦讯阶段。案情轻的可能短期内就“毕业”释放，案情重的便分别“升学”到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或息烽监狱。几是关禁在渣滓洞或白公馆看守所的案情都较重大或者已经定案须较长时期关押的．因此把这两个看守所叫做“中学”。至于案情更重大或者已经定案须更长时期和无期限关押的，或者情形复杂无法定案的便再“升学”到息烽监狱，因此，把该监狱叫做“大学”。对不同的‘犯人”给以不同的待遇，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全自由”，是给予在押的军统特务的高级分子或者个别的特殊人物的待遇，只要有看守员或武装替卫跟随监视，就可外出“禁区”行走和上市街购买东西及饮食游玩。一种是“半自由”，是给予一些案情比较轻的军统特务分子或少数的特殊人物的待遇，可以凭该所所发给的出人证而出人看守所的大门．在警戒范围内活动。另一种是“全不自由”，是对一般“犯人”的监狱待遇，除放风时间，一律关在监房内，而在不自由的这些人中，又有不同的对待，如对共产党人员，就特别严格和苛刻，监房的门都是上了锁的，窗子也有时开有时不开，在房内不准讲话，不许东张西望等等规定，甚至连图书室的书籍也不准共产党人借阅。所有在押“人犯”都编成号码不呼姓名，不许通信，不准外人接见，同犯有相识者也不准打招呼和交谈。在生活方面，也有分别不同的待遇，对军统特务高级分子，单设有小锅和炊具等，只要自己有钱，就可以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吃，并可以要求选吃大米和面粉，对个别特殊人物生活待遇就特别好，如该所关有由河南到南京找蒋介石的自称为蒋介石的哥哥的那个人，带有妻子和女儿，他一家单独居住一个房间，只要他需要什么，就供给什么，不受限制口另一种是普通待遇，早晨稀饭、咸莱，中午和晚上是千饭和一小盆有盐无油的连汤带水的青菜，喝开水只在开饭时间发给。而对共产党人特别苛刻，十来个人的房间只给一小饭桶（重庆当地用竹片做的小饭桶）还不满的饭，菜也是随便给一点，开水也少，不管够不够．给多少就喝多少，所以经常都在挨饥受饿。衣服一般都是穿自己带来的，如果自己实在没有，才发给一点经多少人穿过不知多少次的又破又烂又肮脏的衣服。睡觉没有床，都是地铺，只铺一点稻草，每人发一条破毯子过严寒的冬天。有时连脸都洗不上，一年到头更谈不到洗澡，头发要好几十天才理一次。夏天很多人挤住在一个房间里，又是朝西的房子，门窗都关上，室内还放有一个大马桶，其卫生条件的恶劣真是不堪想象。关于放风的规定，每日两次，第一次在早上，先可以到大门口的池塘内洗脸，回来就在院内自由活动，第二次是在下午晚饭后，这是对一般“犯人”的放风活动，但对共产党人，待遇又不同了，只准在楼上的走廊来回走动一下，时间也很短。调用“犯人，，在所内工作，如有一个管图书的，一个医官，一个女护士，都是“犯人”担任的，对这些调出监房工作的人，待遇比一般优待些，他们可以在从起床后到睡觉前都不在监房内，可以在工作的范围内活动，茶水也方便些。但这种调用的机会，对共产党人也是不给予的。 该所关押的对象，大概是三类人：军统分子，即所谓违法或失职的人员；汉奸分子；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总共大约有百余人。 关于审判：军统的监狱乃是无法无天的．真像地狱般的黑牢，它根本连反动政府那样的法律根据也没有，既然可以滥行逮捕，无辜关押，甚至任意屠杀，本来是用不着什么审讯和判决的司法程序。只是为了对不得不要释放的人须有一个罪名交代和自圆其说的话头，所以才需要用审讯的形式来录取口供，来做成关押时间长短的根据，或者是对一些关系比较重大的“人犯”，已准备处死的，仅在手续上须经蒋介石批准的，才需要口供定案，做成呈报的公文书和案卷。最恶毒的是对待共产党人，审讯的目的是为了逼供革命的组织活动的材料，以便进一步破坏和更多地逮捕关押杀害共产党人。对共产党人判决与否关系就不大了。因为对共产党，军统有它的一定之规，就是基本上是处死或永远关押，除了经威胁利诱而变节的人以外，所以判不判都是一样，只要达到逼供的目的就完成审讯的任务了。凡是关押在该所的“人犯”，基本上是经过了原逮捕机关（包括由局本部的行动队所直接逮捕的军统所属各地方秘密机构所逮捕的，军统所控制的各公开机关所逮捕的）或看守所的审讯取得一定的口供确定了案情，而随带着原始档案、层层上送，到达了军统局局本部的司法科，再交给该所收押。司法科或者根据呈报机关的档案就决定判刑，或者须再进行审讯才定案，该所的司法室就担任着这样的再审任务，有时对特别重视的案犯，还由局本部的司法科指派法官到所进行审讯。 关于该所执行在押“犯人”的处死情形，一般都是司法室通知武装特务，即特务队（后改特五团，再后为交通巡察总队的第一支队）的行动队（即专门担任逮捕枪决的行动人员）派行动员负责执行，有时是由司法科通知该所，再由该所通知驻所的武装警卫人员和该所的看守人共同执行的。 该所处死的“人犯”大多数是对共产党人的杀害。仅据曾在该所担任武装警卫的陈凯所亲身参加，即有几件杀害共产党人的血腥事实，从这些事实中，也可看出该所处死“人犯”的一些情形。例如，1945 年3月某天晚上约12点前后，所长侯子川叫看守长杨某提出一个约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姓名不知道），叫看守长和武装普卫的负责人陈凯等同去执行。地点在该所大门外的东南角约半华里的竹篱笆附近，执行方式是先对那个青年说，送他到别处去，走到马路上即坐汽车等语，就这样边说边走，由陈凯在后面用手枪便把那个青年杀害了，后来由看守长将尸体掩埋。又如，1945年5月某日下午，所长侯子川对看守长（杨某）和陈凯说，有一个共产党今夜要处死，由看守长和武装警卫负责执行，这次的执行经过是：在那天下午，先将那个年约四五十岁的共产党人（姓名不知道）提到该所大门外的警卫室，并骗他说在这里等车。由于上次杀害那个青年学生是在夜深人静时，鸣响枪声，惊动了所内的犯人，引起大家的不安，所以这次侯子川便叫看守长和陈凯二人，先去找一个较远的偏僻地方。陈等在该所北面几里路的一个瓷厂的南面选定了一个地点。到了深夜，又骗那个共产党人说车子不来了，我们走罢。于是向着所选定的方向走，在行走途中，出其不意地将他的口蒙着，塞进棉花，用绳子捆绑起来，由看守员架着他走到达预定地点时，由陈凯开枪杀害。再如，1945年5月某日，该所放风时，看守的卫兵认为有一个共产党人（姓名不知道）不听话．加以干涉，那个共产党人和卫兵争论起来，卫兵生了气，把那个共产党人打伤，当时负责武装警卫的陈凯经过那里，看见这种情形，便对看守长提出要求，要加重处罚那个共产党人，结果看守长将那个共产党人加上手铐，另关在一个房间，这也是该所无故虐待共产党人的一种经常情形。该所对待“犯人”，完全是非人的待遇，如夏天天气很热，还是把门窗关上，又加上锁，室内空气不好，异常闷热．有人只得在窗门缝隙之处取一点风凉。有时在室内互相谈了话，或者离开自己铺位，如果被值班的看守员或武装警卫发觉，就要横加干涉和辱骂，甚至开门进去拳打脚踢，这也是该所虐待‘，犯人”的经常情形。 另据曾于1946年至1947年在白公馆关押过的军统分子胡辣所了解，当1946年息烽监狱结束时，有一部分”犯人”迁并于渣滓洞，其中有共产党人车趣先、罗世文二人，因坚贞不屈，军统以惨无人道的残酷手段，用汽油活活烧死在该所附近的红墙脚下。 （二）白公馆看守所 ［本节根据曾在1941 年春夏间被关钾在白会馆看守所的军统分子易喃夫所提供的情况整理编写。】 白公馆看守所的地址，也是在磁器口巢丝厂地方军统局的乡下办事处范围内，位于办事处（即缀丝厂原地所改建的办公房屋）右后方约一华里的歌乐山山腰里。因该房的主人为已死的前四川军队的师长白驹（道成）的乡间别墅公馆，故一般人称之为白公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自l939年开始经管军统局的乡下巢穴后，即将白公馆圈在军统特务的魔窟之内，而把该处作为看守所之一。该所比渣滓洞看守所还建立在先，后来因为关押的人一天天多起来，才扩充了渣滓洞的。该处也和清滓洞一样，非经许可，任何人都不许进人。 该所所长亦为侯子川，解放前为杨某负责，组织情形和上述渣滓洞看守所相同，在渣滓洞看守所成立后，两所即为同一组织的两处监房，而以清滓洞为主，所部设在渣滓洞，派遣必要的看守人员和事务人员分驻于白公馆。 该所关押的对象最初是失职、违法乱纪的军统分子占多数，陆续也关押了一些革命进步人士，如易啸夫在押时，便曾看见关有一个四川省古宋县的共产党人。 另据曾于1946年至1947年被关禁在白公馆看守所的军统分子胡辣所了解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息烽监狱结束时，军统局除清洗后释放了一些人外，案情比较严重的“犯人．．都转到该看守所来。如内蒙古王子奇巫章，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杨虎城的随从周继明、张醒民，张学良的副官李有为等。还有新关进来的共产党员、西北大学教授汪某及其夫人，民主人士科学家竺可祯的同族竺某。还有前东北军军长黄显声，及共产党员山东人韩子栋等。还有，在陆军大学同学中发起小组织企图巴结陈诚以达升官目的王风起为首的在国防部副官处任科长的曹泽衡，在国防部三厅二处任副处长的胡翔，在宪兵学校任职的陈祖山，在机械化学校任职的傅岳，在第五军任职的梅舍章等人，因王凤起不满所担任的远征军司令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职务，竟自跑到滇西楚雄县去打游击，委振司令，招兵买马为军统所侦知，加以逮捕。有关牵连的曹泽衡、胡翔、陈辊山、傅岳、梅舍章等也被逮捕，初关禁在渣滓洞看守所，后亦转移到白公馆，1947年奉蒋介石手谕释放。 该所对“犯人”的管理方式，也和上述渣滓洞的情形相同。在文娱活动方面，可以下棋（有的人便将棋子当牌赌输赢）、可以借阅一些旧书看，遇普报时押人防空洞。 该所关押的人如认为还须长时期者，有的就转到息烽监狱，有时原关在息烽监狱的，或者准备处理，或者军统局本部为了直接搞案情也有转押于该所的。如被开释，则须找保人，填写保证书，不得泄漏所内秘密。如曾关在军统局重庆市内的另一看守所―望龙门看守所的易啸夫，及一个名叫萧昌明的，定案之后，便转押于该所，后来易啸夫即在该所开释了，而萧昌明和共产党员金腿却又由该所转到息烽监狱。 （三）望龙门行守所 【本节根据曾于1941 年夏间被关钾在望龙门看守所的军统分子易啸天所提供的情况整理编写。】 望龙门看守所设在重庆市内望龙门地区的西湖会馆内。该处系军统局直属的武装特务，即最初的特务大队，后改特五团，再后改为交通巡察总队第一支队的队本部的范围内。其所以设在该处，是因为逮捕或押解“人犯”都是由该武装特务的行动队所执行的，把这个看守所设在该处，即便于由该行动队负责看守。 该所和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看守所，系直属于军统局局本部司法科的，本身没有另外的组织，即由怜务队的行动队长兼任所长，除事务人员外，所有看守和警卫勤务，即分别由行动队员和特务队员担任。也没有专设法官，由军统局司法科临时派人到所审讯案件。 该所关押的对象，也是失职违法乱纪的军统分子和革命进步人士、汉奸及其他人员。关押在该所的人，大都是在侦讯期间尚未判定刑期的，或者是案情很轻关押时间不长的。 望龙门看守所的生活和管理：被送到该所的“人犯”先登记姓名火年龄、籍贯、职业、送来机关等，并检查登记所带行李，然后视不同对象分别关于两种房间：一种是所谓优待室，房门不锁，可以自由出外散步，可以看报、下棋，每棍有一样荤菜。另一种是普通监房，则门上有锁，每日开门一二次即所谓”放风，’。房间内关有十余人，其中有一个后来改关在白公馆看守所的萧昌明，系军统局所控制的特检处主办的通信训练班学生，四川古宋人，因在古宋县小学读书时参加过读书会的进步学生组织而被关的。所有关押在该所的“犯人”，遇警报时，均用手铐押人防空洞。所有被关押的人，平时不准通信与会见家属。 （四）特殊禁闭室 〔 本节由陈凯、郑锡麟提供的材抖编写整理。〕 在重庆郊区磁器口巢丝厂的军统局的乡下办事处范围内，还有几处特殊的禁闭室，如有一处关押的是张治平、马佩衡等人，有一处关的是叶挺将军，有一处关的是廖承志先生。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曾经对办事处主任郑锡麟说过：这些人都是有作用的，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地位关系，不便把他们关在一般的监狱和看守所，二则把他们隔离开来，不容易泄漏他们被关押的所在，以免发生意外，再则把他们分别加以优待，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为我们所用。如张治平、冯佩衡，他们的学间很好，可以利用来在我们的各训练班担任教官。特别是叶挺和寥承志二人，是很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物，我们要设法使他们归）顶’‘领袖”（指蒋介石），对解决共产党间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个张治平是德国海通社的记者，和汪伪政府有关系。军统局是以汉奸和间谍的原由把他逮捕的，他对国际政治颇有研究，戴笠不但利用他在当时所办的谍报参谋训练班、外事人员训练班、通信人员训练班，中美特警班等训练班担任国际政治的课程，并且是有意留他这一着棋子，以便用来做为与汪伪合流的线索。马佩衡是上海英文大陆报的编辑，和敌伪有关系，也是因汉奸和间谍的原由而被捕关押的。他的英文程度很好，戴笠一方面利用他在英语班（军统为了培养一批派到中美合作所做女招待员的女学员而开办的）、外语班（军统为了培养大量派到中美合作所做翻译的人员而开办的）等训练班担任英文教员，另一方面也是留着勾通敌伪关系之用。他们名为禁闭，其实相当自由的，他们所住的地方是独立的几间平房，好像宿舍的样子，完全没有看守所的管理方式，他们不但可以任意在办事处范围内行动和与军统人员接触，并且只要涌讨办事处的许可，便可以外出到磁器口镇上乃至到重庆城内活动。他们的伙食是由办事处供给与军统职员一样的饭莱，每餐送去。他们还可用炉子自己制作饭菜，并有零用津贴，上课还有钟点费，有时还给似门衣料等物。张治平于1946年释放，并由军统局派往香港工作。马佩衡于1946年以随员身份跟戴笠一道在北平、青岛等地，最后同戴笠一起在由青岛飞南京时在南京附近坠机而死，像他们所住的这种特殊禁闭室差不多是等于没有关押。 至于关押叶挺将军和廖承志先生的特殊禁闭室，情形就两样了。他们也是分别住在几间独立的房屋里，却是关门闭房，划为禁区，除特别派遗的看守人员警卫和担任供给膳食用品等事务人员外，非经戴笠指示，任何人都不得前往接近，就连有管辖之责的办事处主任也只知道有这样的禁闭室，而不知道其内容。叶挺将军和赓承志先生并没有如戴笠的愿望，他们以共产党人坚贞不移的志节，凉然生活于军统所布置的外铁窗而内“优待”的阴谋诡计之中，1946年，由于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蒋介石为了伪装和平，不得不将两先生释放。 关于关押廖承志先生的特殊禁闭室，据当时担任武装警卫的军统分子陈凯所了解一部分情形如下。 廖承志先生被监禁处的地点在重庆市郊区磁器口镇的西北角约有两华里之处，本地人称为红炉厂，是磁器口通入歌乐山的大路旁边的一个小村镇，禁闭室设在红炉厂不远的东边山坡上的一幢房子内。房子原是空着的，1945年春夏天，军统武装特务交通巡察总队第一支队上校副支队长唐鉴前对陈凯说：“你派兵出去把这所房子打扫干净，上面准备把张学良、廖承志等人押到这里来住。另外由局本部派几个人来看守。我们派一个分队，还有一个宪兵排，大约就是这么多人担任看守、警卫和管理他们。”这就是关押廖承志先生的特殊禁闭室。张学良没有来，只是廖先生由贵州转到这里的。该禁闭室的负责人，据陈凯从由交通巡察总队第一支队便衣警卫组调来的王义方说，一共有三个人，王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两个是局本部派来的（姓名不详），这三个人是负责看守的，另外配属交通巡察总队第一支队的一个分队，还有临近的中美特警班的武装警卫，担任外围警戒，这些武装在勤务上都归这三个人指挥。 该禁闭室虽然和渣滓洞、白公馆两看守所同在缴丝厂军统局的乡下办事处范围内，和白公馆也比较近，但它不隶属于该看守所，而是直接由军统局司法科负责的，并且是由戴笠亲自掌握的。 该禁闭室没有组织形式，只是由三个负责人在工作上有一些分工而已。 该禁闭室对廖先生的管理方式，所谓特殊，据说是采取特别“宽厚”和“自由”的管理。所谓“宽厚”就是在物质待遇上特别从优，如服装是按季节和需要定做，伙食是每长荤素都有，并注意适合胃口，用品是需要什么就购买什么，所有费用不加限制，用了实报实销。并有棋类等文娱设备，也有图书供其阅读，不过尽是一些反动书报。尤其险恶的是，特别设有一些赌具，并由三个负责看守的人，硬要陪同玩牌，说是消遣，实则是借以腐蚀廖先生的精神意志（但根本腐蚀不了）。所谓“自由”就是在房子的后院可以自由活动，不受时间的限制，也可以随便休息和睡觉。三个负责人经常借题与廖先生谈话，企图在淡话中获得向上面汇报的材料。 在关押期中，蒋介石曾有一次召见过廖先生。据说是蒋介石要廖先生背叛革命，投向蒋介石，内容情形不知道。 三、贵州地区的监狱 （一）息烽监狱 ［本节根据诊经在该监狱工作的郑吉材及关禁过的军统分于李铁夫、胡辣等所提供的一些情况整理编写。〕 息烽监狱是军统局唯一以“监狱”二字为名称的特务监狱，也是军统各地监狱和看守所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监狱。它的沿革是，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于1937年8月将特务处原来先后设立的南京张府园看守所、羊皮巷看守所、上清河看守所等三个看守所合并成为军政部军法处南京军人监狱（这是军统特务惯用的假借名义的招牌）简称“新监，，因上海战事吃紧，由南京迁往汉口，后又由汉口迁往湖南益阳，再由益阳迁到贵州省息烽县。 息烽监狱仍沿用“新监“之名，于1938年9月迁到息烽。原来设在息烽县城内的中心小学。1939年10 月，戴笠决定将军统原来办在湖南黔阳县的训练班迁设息烽，所以便将新监搬到离息烽县城十余里的羊朗坝地方的猫洞。直到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又合并到重庆磁器口的白公馆和渣滓洞看守所。 息烽监狱的地点，是在川黔公路上的羊朗坝地方将一个居民村改建的，村的面积约两平方公里，把老百姓迁走后，就村内各院落编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八个斋．每斋至少有六个监房到二三十个不等，每幢房子和每个房间均加上木栅、铁门，构成监狱形式。 息烽监狱的组织，初期设主任一人，下设文书组，组长一人，组员数人；总务组，组长一人，组员数人；警卫组，组长一人，警卫员四十余人。主任何子正，以虐待“犯人”过甚，戴笠恐怕他引起事故，乃派军统局局本部的司法行动处（即第三处）科长周养浩（又名周文豪）前来管理。周即拟订该监的革新组织及管理计划，并经先后增改，均呈报戴笠批准实施。 息烽监狱在周养桔继任主任后，它的组织是：主任一人，第一组即文书组，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第二组即警卫组，组长一人，警卫员若干人；第三组即总务组，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下设事务股和给养股，股长各一人，股员若干人；第四组，即生产组，组长一人，下设生产股和会计股，股长各一人，股员若干人；教务所，所长、副所长各一人，下设训育股、文体股和编材股，股长各一人，股员若干．人；医务所，所长一人，下设内外科医生数人，司药室，司药数人；合作商店；在生产组的生产股之下设有缝纫部、木工部、草鞋部、铅印部、洗衣部、肥皂部、瓦工部、园艺部、苗圃部等生产单位。这些组织单位的成员除周养浩主任兼第一组组长，第二组组长冯定候系军统局派来的，警卫员系军统的武装和便衣特务人员外，只有少数的局派专职人员，其余大多数都是在“修养人”中调用的，全部工作人员约八十余人，其中正式有薪晌的职员仅十余人，其余七十余人，只领少数津贴费。 息烽监狱关押的对象计有军统内部的失职违法犯纪的分子；共产党革命人士；其他政治党派人士；汉奸及其亲属戚友。综合全部人数经常在二百余人至三百余．人之间。兹就1946年以前的一些点滴了解路述于下，以见该监狱关押内容之一斑。 1．共产党员数十人，内中有东北军军长黄显声、内蒙古王子奇巫章。奇巫章是以专员名义到重庆与政府联络，被特务盯梢逮捕的。还有一个是原军统局收发室收发员张蔚林，他因为在1941 年夏有一天夜未归宿，次日上班办公时间又迟到，违犯了军统内勤人员未经准假不准外宿，上班办公不准迟到的规定．而又不向主官说明原因或写侮过书，反而因恐慌，想跑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后来据说还是八路军办事处要他回去，他才回去的。他的这些行动已被军统特务背后盯梢。身份既已暴露无法解脱，在军统的司法人员严词盘洁和威胁之下，他便供出军统电台中的同党八人，并供说他的妹妹张醉萍也是共产党配属他的工作人员，原不是姓张等等。戴笠对此事大为展怒，将全案有关人员概行扣押收监。有成都方面的共产党重要干部车报先（军委）罗世文（省委），山东方面的共产党员韩之栋等人。 2．进步人士数十人，内中就有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和他的妻、子（绰号小萝卜头），杨的随从阎继明、张醒民及张学良的副官李有为（有为是化名，原名不详）等，都是因西安事变，而蒋介石把他们关进监狱的（西安事变的领导人张学良关押在息烽临县的修文和开阳县，杨虎城关押在息烽县境内的玄天观）。 3.汉奸及其家属如大汉奸周佛海的母亲、妹子和妹夫余业，余业的父母等一家人虽然是关押在该监内，但却是另盖的房子，自成一院。生活待遇都与犯人不同；另一家胡某，也是将其妻儿子女全家迁来羊朗坝另盖房子，自住一院。这两家每月供给生活费80 至100 元，并送他们的子女进学校，过年过节，另给开支，有治装费添制服装。军统这样优待汉奸家属，是为了沟通与汪伪合流的内线。在当时，则对周佛海要求他掩护军统派在南京、上海一带的情报人员；对胡某要求他每月供给汪伪组织及日军情报。还有周佛海的岳丈杨自容和杨的老婆、儿子等全家都关在忠斋。 4．其他政治党派人员，内中有吕国治与郭尚贤，吕系三十六军团司令，郭系香港医生，经郭介绍后投敌，企图骗取日本香港特务机构向日军司令部取得大批钱财和枪械，事先并征得戴笠同意，已领得大批款项正在协商枪械空投地点，戴笠突然想到如在南雄空投，若日军空降部队乘机降落，占领了南雄，间题很大，责任难负，所以便将吕国治、郭尚贤二人以蒋介石召见为词，诱捕到息烽监狱。被关押的还有：致公党领导人之一的陈其尤，1939 年被逮捕后也曾关在该监，后于1940 年11 月释放了；托派分子文先甫和王某（王的名字不详，他自吹系国际共产主义者）及王的老婆，也是关押在监的；吴佩孚时代的旅长许某、参谋长张木阶他们于1938 年9 月汉口快沦陷时．尚在大开筵宴祝寿，戴笠认为这批人容易被日敌利用，故将他们逮捕人狱。还有受刘芦隐指使刺杀湖北省主席杨永泰的有关人员周纯和赵祥龙。还有经济学专家马寅初先生，因讲演和写文章指责四大家族特别是孔样熙的卖国财政政策，而于19 们年蒋介石命令军统将其秘密逮捕，也送在羊朗坝关押。因为马先生是有名望的学者，不便怠慢，乃将他安置在附近山中的独立民房内，也就是特殊的禁闭室，并登报捏造说马是到各地调查经济事宜，以掩饰社会的耳目，但又不敢长期关押，故于次年送到衡阳，又登报说是调查完毕归来，才释放了的。 5．军统内部分子，内中大都是贪污不法的，由于狗咬狗分脏不均等原因，而被关禁的，但也只是一些中下层分子。真正大贪污不法的，则仍然逍遥法外，有些是因为违犯了战时不准结婚的“家法（军统指特务纪律为家法）而被关禁的，但像毛人风那样的代理主任秘书（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名义上是郑介民而实际上是由戴笠的亲信毛人凤负责的）和女特务向影心由娇居而结婚却没有受到所谓家法的处罚。这些被关押的军统分子不但随时有释放的机会，而且在关押中大都调用在监内工作或者指定在监房内担任侦查和监视其他“犯人”的秘密任务。 息烽监狱的管理方式在何子正任主任的时期，即1939年到1941年所采取的是恐怖镇压手段，如三天两头进行轮流画像或拍照，三天两头在隔房鸣枪或殴打喊叫或枪杀陪死等方式相威吓，使在监人终日精神不安，有生不如死之感。每天规定上下午各散步犯分钟，由警卫组任意决定，一星期轮不到一次散步，散步时十多个人排成横列低头慢行，如有左顾右盼或仰天视望被警卫看见，即认为有逃跑企图，立即取渭敬步。有病的人要求晒太阳，经医官批准后，交警卫组执行。太阳好的时候可以坐在竹子编的篱笆围成长五公尺、宽兰公尺的长方形的栅栏内晒晒。“犯人”之间不仅不能争吵，连讲话声音都很少，如有互相争吵打架，不间是非屈直，按照情节轻重，责打手心，重者打屁股，再重者打屁股后加镣铐一月以上到半年。如1939年9月间．有一个大陆报记者（姓名记不起）的犯人借阅一本书，将书内的照相弄破了。被警卫发觉立即拖出去打军棍一顿，再加镣铐。因此刺激过度，而患神经病，有一次警卫开牢门，未经许可他就出去，警卫认为他有逃跑企图．报告军统局，军统局司法科即派行动员前来把他执行枪决。 息烽监狱对被杀害了的“犯人”的家眷更使用一种卑劣的迫害手段．强迫被害人家属特别有财产的必须改嫁军统特务分子，使其不能脱离军统关系，以免对军统不满而揭发军统的秘密和监狱的黑暗。有一个被害人（案情及姓名均不了解）的妻子杨秀英即系强迫其改嫁与警卫张鸿图的，使得一班警卫人员产生一种恶念，希望多杀有钱财的有眷属的人，便有机会成家立业，发财致富。 在周养浩任主任的时期，即1941年到1946年，息烽监狱的管理方式有些改变，即在形式上采取“生产，’与“教育”并重的形式，其实所谓生产，乃是利用并压榨被关押人的劳动力来替军统生产物资，是周养浩个人营私舞弊、贪污敛财的法门。所谓“教育”乃是企图麻醉软化、分化收卖革命进步人士的阴谋手段。在表面上实行了所谓在监修养人的生活正常化，即早晨有早操．日间进厂（即生产部）工作，或上讲堂，另外还有打篮球、演戏等活动。因此，周养浩及一班军统分子乃至戴笠，都把监狱比喻为“学校”，而且认为息烽监狱的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管理最好，所以称为“大学”。 关于息烽监狱的生产计划和实施的经过情形，据说是当周养浩到监未久修养人何路通（是否真姓名不详）想以劳动生产代替坐牢，便要求制造肥皂作为试验，逐步扩展到印剧，用不到两万元的纸张，经印制成各种用品后，便变成五六万元。因此引起周养浩设厂生产，自给自足，要做到不向军统局领用经费的计划，并请准军统局拨给基金20万元做资本，正式设厂开工。于是，木工部首先建造监房、厂房双间，即周佛海家属的独院住宅、胡某家属的住宅、马寅初先生的特殊禁室，以及床铺木器用具等。以后，又继续建造大礼堂、图书室、阅览室、饭厅、厨房、洗澡堂等等。在工厂方面，印刷部中又配属成立有雕刻部，肥皂部配属洗衣，苗圃配属园艺等等。由于工厂劳作活动比坐牢好，除年老的或情形特殊的修养人不做工外，大部分修养人都参加了。生产的成品除成本开支外，也给予参加生产的人以津贴，每人每月所得津贴数角到十元不等，其中以木工津贴为最多。除按生产成品计算的一般津贴外，还有一种补助津贴，即按各人的阶级职务、身份、经济条件和关押时间的长短，分别给予由五角到三十元的不同津贴，领这种补充律贴的大都是军统分子，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寄钱回家。另外，还有一种特别津贴，是军统局指示规定数目，不得短少，如因年老体弱或有病的经医官证明，会同誉卫组签请主任批准后，按月发给五角至十元的特别费。又该监为了装点文教工作，办有一个《养正周刊》，凡在该刊上写文章登载了的也发给稿费。这些津贴和稿费等的开发都是从各种生产收益中拨出来的。 由于该监的生产经营，周养浩就利用购买原料等，暗自囤积各种原料机器，获利达黄金四百余两，如一部印刷机买进是八万余元，卖出就可得两百余万元，自己要用又再去买回。又如一辆十轮卡车，买进是四十余万元，卖出可得两百余万元。周养浩用这样的剥削手法．便敛成巨富。而他还以经营生产改善了“犯人”的生活待遇而博得一部分“犯人”的好感，同时由于该监不但减少了向军统局领取经费，并且还能把一车一车的肥皂、印刷成品等物资，运往重庆供军统局作特务活动之用，因而也博得了戴笠的欢心。 在周养浩负责管理下的息烽监狱对犯人的所谓生活改善，除以压榨被关押人的劳动收益中提出一部分外，随着当时国统区的经济萧条法币贬值物价高涨的情势，该监便利用军统所控制的息烽县政权多方向息烽地方人民进行掠夺。如在主食方面便多报人数以息烽训练班的名义向县仓库多领以弥补，好在息烽县长乃是军统分子，当时听其任意浮领。在副食品方面原来每月六元可以吃得相当好，到了物价飞涨时时候，虽然增加到十元还不能维持，该监为了执行军统局不得降低监犯给养的指示，一定要维持每天三彼米饭油盐蔬菜不缺，每月要打四次牙祭每次每人四两猪肉等规定，为了得到猪肉，周养浩在息烽县长的支持下派给养员张明宪率领武装特务硬在开阳县通往贵阳的道路上拦路抢购猪只，弄得猪贩为之裹足。又派给养股长李铁夫带领武装警卫到开阳县白马洞抢购，强迫该区区长出猪十只，区长拒绝交出，即抓到监狱看管。 周养浩不但利用职权贪污敛财，还凭着牢头的淫威强奸了一些女监犯。每当夜深人静，周养浩常以谈话为名，提取女犯施展勾引手段，曾将陆某某奸污。不久又弃旧换新，调莫某某为工作修养人，依照前法勾引成奸，直到珠胎暗结，硬要医生郭尚贤（修养人调用的）用药打胎，事后仍将莫关回监房。女犯周大全年节演戏时扮演平贵别窑中的王宝驯相当成功，扮相亦好。周养浩又看中了，结果是先奸污而后纳为小老婆。 息烽监狱在1946年迁并重庆磁器口渣滓洞和白公馆两看守所之前，前后不知道曾经杀害过多少人。只l944年11月间因日寇进逼贵州的都匀，贵阳紧急，军统局准备将该监迁移，按照军统局每次迁监的惯例，都要来一下清监的屠杀，那次周养浩向军统局请示处理的，计有张蔚林、张露萍、安文远和张蔚林供出来的军统电台人员八人（姓名不详），都是共产党员，军统认为他们既是打进军统内部来工作的，在关押期间也没有能使他们叛变投降，所以已无再留着他们的必要；还有根据息烽训练班副主任徐亮（即徐为彬）所报告的该班学生宣撅等，一共十二人，均经军统局局本部指示，一律予以枪决。于是周养浩命警卫组将张蔚林等十二人在息烽训练班范围内快活林地方的仓库内集体枪杀。 （二） 关押张学良的特殊禁闭室 〔 本节根据1943 年代表戴笠前往看视张学良的军统局训练处长郑锡麟所提供的情况整理编写。】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之所以把军统的一个最主要的大监狱设置于息烽，是因为军统局利用蒋介石的中央军向西南撤退的同时，所谓中央势力把地方势力排挤了的机会，戴笠便乘机在贵州建立五处军统特务的根据地，1938年后先后向中央派的贵州省政府主席要求．委派军统分子为息烽、修文、开阳三县的县长，取得统治三县地方的权力。所以才把由南京搬来的新监、训练中心的特训班、无线电中的总台和制造所，以及武器修械所等军统局初期的一些重要机构，都设置安顿在息烽县城及其近郊的羊朗坝底寨等处。并且把1936年发动双十二事件的反蒋爱国领导人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分别秘密禁闭在贵州军统特区的息烽县和修文、开阳县境。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反将张学良扣押交由军统局负责看管。将张学良禁闭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奉俗奚口。又特别派了一名号称为军统谋士说客的赵龙文陪伴了一些日子。据戴笠说，这是要赵去安慰张学良，并说明“委员长，，要关他的道理，使张不会生怨恨之心。到了抗日战事发生后，蒋介石又叫戴笠把张学良迁禁到贵州，先关在修文县的乡间，中间因张患病曾一度送到贵阳医治．又改禁在开阳乡下。当日寇向大西南进犯，贵州吃紧时，军统曾计划把张学良迁到重庆磁器口军统局的乡下办事处范围内的特殊禁闭室，旋即因形势缓和而作罢。 关押张学良的特殊禁闭室位于息烽县城与开阳县城之间距息烽县城约有五六十里的地方。那次郑锡麟早晨从息烽训练班到该地时已近黄昏。途经许多崇山峻岭，路．见许多衣不蔽体的穷苦老百姓。在将近该地二三里的隘路上，有一幢小营房驻有宪兵一排多人，担任着把守该地四周的要道隘口，快到该地约半里路的进口处，便是军统的武装警卫的岗哨。该地共有主房两所，一所是两层的楼房并有一些附属房子，作为看守人员的住房和厨房等。另一所系自成院落的平房便是张学良的被关押所在。该地系以某地方的院子为基础，加以修建并添造了大部分的新房子。所有房子都粉刷得相当整洁。在作为禁闭室的小院与楼房之间有一小小的简单的网球场，作为禁闭室的小院有不太高的普通围墙，内有一列长三间的平房和几间配房，分别作为起居室、书房、卧房、盆洗室、厨房、佣人房等。 这个禁闭室有负责人一人，但没有什么所长、主任或看守长之类的组织名称，一般叫负责人为队长，负责看管张学良的，从1936年在南京扣押张学良的时候起，戴笠便派定了他的忠实爪牙刘乙光担任。另设有文书、会计、事务、医务等人员数人，另有武装特务四五十人。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和武装替卫基本上以不更换为原则，特别是负责人刘乙光就始终没有调过。这刘乙光系浙江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曾在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所办的特切｝班（这是军统的最初的一个特务训练班）受过训。他那次对郑锡麟说，我这算是什么工作呀，简直就是陪他（指张学良）坐禁闭［我几次间老板（军统分子称呼戴笠的）请求调动，他说张学良对我的印象不错，常表示不愿我调走，因此就把我老坑在这里，又不知道他（指张）的问题要到什么时候才解决，现在屈指一算已七八个年头了。你看我的头发己变白了，这苦差事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得出头呀？戴笠为了安刘乙光之心便用不时升级的办法来奖励他，所以一些军统分子曾当做笑话来说，说刘乙光看管张学良，倒把他自己从少校看到少将了呀。 这个禁闭室据说要特别做成不像是关押什么人的监狱和看守所的样子，所以除了在远处设有宪兵岗哨，进口处有替卫，外面房屋所在的地方都不设有形的武装警卫，只是派了便衣警卫人员在作为禁闭室的小院门前走动走动。 张学良的居所像是一个小家庭的样子。在那里，除他本人外还有陪伴他的赵四小姐（这个赵四小姐与张同居多年，始终没正式结婚，也就始终没有夫人和太太的名份和称呼）及他们所生的孩子，另外配给有男女佣人及厨子各一人。他们自己开小锅伙食，费用没有一定的限制，可以实报实销。他们可以在院子内外散步，每逢赶集之期还可以由刘乙光或其他便衣警卫人员陪同，到附近的集镇赶集购买东西。除伙食费用、佣人开支等实报实销的经费外，还不时以戴笠的名义送给一些特别费用和需用品。张学良每日除在室内看书、休息之外，刘乙光还随时去陪他谈天、下棋等消遣，特别是陪他打生平最喜爱的网球。 关于郑锡麟那次和张学良的一些接触情形，略述如下：在到达该地的当天晚上，由刘乙光陪同去看了张学良，交给他戴笠送他的美国橘子、巧克力搪、衣料等物品。郑锡麟在1936年任西北“剿韭，，总司令部政训处的主任秘书时，先后在武汉和西安（那时张系鄂豫皖三省和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副司令，蒋介石是总司令，一般尊敬称呼张为“副司令”）曾多次见面，所以这次相见之下说起来是认识的。张首先问起西安事变前的西北政训处长曾扩情的情形：“听说扩情也被关禁起来了，现在情形怎样？”郑答：“他现在兰州担任朱绍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政治部主任。”张说：“扩情人很忠厚，是个好人，他在西安向南京广播也是出于爱护蒋先生的意思，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件的。”郑对此只好漫应之说：“他为人确是不错。”郑向张表达了戴笠对他的问候，并假传蒋介石对他的关怀。张很感慨地说：“雨农（戴笠的字号）对我不错．我的事全仗着他呢。我希望抗日胜利，蒋先生能把中国统一起来，国共合作了，我能够出去做一个老百姓也好。”郑说：“现在为了抗日，委员长有不得已的苦衷，才把副司令委屈在这里，我相信抗战很快就会胜利，副司令不但很快就会恢复自由，委员长还是要借重副司令来共同担当国家大事的。”谈话至此因时间已晚遂约定明日再谈而暂时告别。张约郑明天到他那里吃午饭再畅谈。第二天郑单独按时而去，张同赵四小姐一道和郑见面。接着张便滔滔不绝地谈开了。首先他指着赵说：“这些年来全亏四妹陪我，你看我固然老得多了，而她也确实为我憔悴了许多。”再后他便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的政治思想说：”我从报纸上看见抗日的形势还不大好，国共双方也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前途尚难乐观。我总认为蒋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想把国家搞好，只是他没有好好的用真正的人才，被一些小人所包围．便容不得天下的人才，弄得各党各派离心离德，国事就愈不堪问了！我常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两句话确实是替蒋先生耽心，蒋先生想把国事弄好，但他的左右却误了国事。”言下有不胜啼嘘叹借的情态。郑当时赶快替蒋介石辩解说：“委员长实在太辛苦，一个人哪里顾得到国家的许多事情。别人做的坏事，责任都在他一人身上，其实他是痛恨坏人的，只要他老人家知道了坏人他一定严办，知道了的坏事也一定改正，只是苦于什么事他都能知道吗。”说到这里，郑更顺势替军统戴笠吹嘘说：“所以戴先生所领导的工作就是要做委员长的耳目，把调查所得的情报都报告委员长，对坏人坏事固然要惩办，对好人好事也有所表扬。所以委员长很需要我们的工作。”接着郑说：“委员长谋国的苦心应该为国人所谅解。国家大事哪里能尽如人意，如果其他的人来负责．未必就没有错误，间题在于各方面应以国事为重，多多原凉，不可各走极端，国事才有前途。”郑说至此张更有点激动起来，便说：“我是了解蒋先生的，所以我才决然毅然地力排众议把蒋先生从西安送回南京，就是希望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救国，哪知竟不为当时在南京的当权人物所谅，而向蒋先生进谗言，把我扣留起来。唉！事到而今有什么话好说呢。我也知道扣留我并非蒋先生本意，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又说：“蒋先生把我交给雨农照管，这就可见蒋先生对我的好意。雨农对我很好，这几年他对我很不错，我今后的一切都全仗他呀！”以后又谈到生活方面的问题。郑看见屋内书架上的线装书不少，便问道：“副司令喜欢看古书吗？这些年看了不少的书哆。”张说：“没有事嘛，每天除了和四妹谈谈，或者打打球，散散步，就只好看书逍遣了。这里新的书报不大有，还是我带着的几部古书，看看倒不生向题。我近来眼睛越来越老花了，小号铅字排印的书不大看得清楚，只好看木刻版的古书，比较不费力。”说到这里他转了话题：“我想拜托你回去转达雨农，请他替我买一部木刻本字大一点的《明史》。我最喜欢读《明史》，因为我觉得明朝末年的情形很和现在的国事差不多口”话到此，他又发挥其‘君非亡国之君’的论调继续说：' ‘明崇祯也算是一个有为之君，只因他误用小人，把国事弄得不可收拾终至亡国亡身，实在可为太息。看了明末的史实，可为现在当政的借鉴，所以请你设法购来这部书。”郑当时也觉得有同感，答应他一定办到。再后郑问起他生活方面的情形说：“这次戴先生只给副司令带来一些食物用品，没有带钱来，要我问问副司令需不需要钱和别的东西。”张答：“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刘乙光招呼得很周到，雨农前回送来的钱除了我们添置了一点东西之外，还赏给一些与随身的普卫，因为他们终年跟着我也是够辛苦的，所以给他们一点钱买买鞋、袜和香烟抽抽。”说到这里，他又有些轻松起来，而又带着感溉的意味说：“我活了半世的人，以前确不知道生活的艰难，而今却不同了，譬如说吸香烟从前是不管什么烟抽不到半节便随便扔了，而今么就要把烟头都吸完并且觉得很有味道呢。又譬如穿鞋子现在穿的是布鞋子，我常常对四妹说，我走路都是捡土中走，竭力避开踏着石头，怕布底容易磨成洞，这就是才知物力之艰难。”接着他又郑重地对郑说：“现在快过年了，也需要一些钱开销，我写一封信，请你转达雨农，要他替我转交与宋子文，请他把我存在银行里的外汇提出一二千元，兑换成法币给我寄来。我所有的外汇存款都是子文替我保管着的，等我出去之后，与他再结算，或者等凤至（即张的夫人于凤至，那时住在美国）回国与他算账也是一样。”这些郑都一一答应了。到吃饭的时候只有张、赵和郑三人，有七八个菜相当丰盛，张并向郑要好地说：“四妹知道你是四川人，亲自下厨房做了一样有辣椒的莱请你多吃点．不用客气。”第三天早晨，郑同刘乙光去向张辞别，张又指着刘乙光向郑说：“乙光在这里，我们相处得很好，诸你告诉雨农不要把他调走了，等将来我们一道出去罢。户郑说：“乙光是不会调走的，一来戴先生很相信他，二来戴先生也要合副司令的惫味。”分别之后，刘送郑走到外围警戒线，刘边走边向郑说：”希望你能向老板说把我的工作调动一下，在这里实在像坐牢一样。”郑说：“话我可以说，但我看调动是很难的啊。” （三）关押杨虎城的特殊禁闭盆 ［本节据首于1943 年代表戴笠前拄看视杨虎城的军统训练局处长郑拐麟所提供的情况整理编写。】 军统头子戴笠和对张学良一样，也把1936年与张学良一道发动双十二事件的反蒋爱国领导人之一的杨虎城，秘密禁闭在贵州军统特区的息烽县境内的深山中。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走蒋介石，由于杨虎城那时还在他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西安绥靖公署，没有到南京上被扣押的当，但也被迫以赴国外考察的名义解除了兵权。但蒋介石还是不放心这只老虎在国外活动，所以又以回国共赴抗日的话诱骗其回国而加以扣押，也交由军统局负责看管。 戴笠对待杨虎城和对待张学良又有所不同，因为戴笠和张学良感情很好，据说是曾经结拜过的，又因为张和蒋介石、宋子文等的关系也不同，认为张或有可能重为蒋介石所用，所以对张的待遇确是要特别优厚些。对杨虎城则无感情可言，早有长期关禁的意思，或者在必要时加以杀害。事实也就是这样。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和息烽监狱结束的同时，就将杨虎城由息烽的特殊禁闭室迁到重庆磁器口军统局的乡下办事处范围内的特殊禁闭室，并于蒋介石在西南作垂死峥扎的最后崩溃之前，于疯狂屠杀中将杨及其家小杀害。 关押杨虎城的特殊禁闭室，位于息烽县城东北方约二十余里的地方，利用该地的一个玄天观寺庙略加改修，即作为一处特殊的禁闭室。玄天观座落在接近山顶的岩壁上，在山上的峭壁隘路上依山傍岩，有几处零星的小庙，在小庙里驻有一排多的宪兵，担任该禁闭室的外围警戒，到了观门前，便有军统的武装守卫庙后的高地，也设有岗哨，整个替卫戒备的情形，比关押张学良的那个禁闭室显得森严得多。观内的正殿及其他配房，分别作为看守负责人的办公室及警卫人员的宿舍等。在正殿旁边架筑于岩石之间的阁楼式的偏殿，便是杨虎城的关押所在。 这个禁闭室的负责人，一般也叫做队长。负责人从开始到末了一直是龚国彦。设有文书、会计、事务、医务等人员数人，另有武装警卫四五十人。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和武装警卫基本上也是不更换的。负责人龚国彦，浙江宁海人，系浙江省警官学校第三期学生，并在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受过训，戴笠很满意他年轻而沉着，能耐心地担任这样的清苦工作，常常鼓励他，像骗小孩子似的许他再干些时候便调动工作调剂调剂，但却始终没有调动。 这个禁闭室的规模设备都不及张学良那里，对杨虎诚也不装点非禁闭的形式，守卫就是守卫，看守就是看守，杨所住的那些房屋，都装有木姗栏的。室外活动，也有一定的时间，不是可以随意出人，更说不上到附近地方去赶集之类，生活待遇也是按照规定开支，伙食虽然也是有荤有素，但是由大厨房做好送去的，没有自己的小厨房。整个生活显得单调和严肃。 郑锡麟那次去，也只是看看而已，并没有给他带什么东西。据龚国彦告诉郑，说杨平时的情绪是很忧郁的，有时很不耐烦，发脾气，很难和他讲话。因为郑要当天返回息烽训练班，所以便关照龚国彦（龚也是郑的学生）安排一长比较丰富的午饭，以便和杨在吃饭中见面谈谈，作为请他吃饭的样子。饭桌便摆在那个偏殿的神完前，杨喜欢喝酒，便特地备办了几斤绍兴酒。虽然杨是一家五口人，有他的妻子和儿女同住，但吃饭时却只有他和郑两人。郑和杨也是在西安在请客宴会中见过几次面的，但那次见面时，他却说记不起了。经郑说明在西安新城大楼在他家吃饭的情形，才引起了他对郑的一点兴趣，再加上喝了几杯酒，他的话便说开了。他说；“委员长把我和汉娜（张学良的号）误会了，我们对委员长确实是好意，因为如果不团结抗日，人心不服，天下大乱，日本人打进来便要相致亡国之祸，所以我们才实行兵谏。如果说是以下犯上，我是一个军人，把我关起来，我也没有话说。”他说得很气愤而激动，郑只好言不由衷地支吾说：“杨主任（杨原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故郑仍以旧官衔称呼）的心委员长是明白的，所以原先只叫你暂时把兵权交出来，队伍还是由你的老部下孙蔚如带着，让你出国考察去休息休息，回家还是可以再带你的队伍。因为你回国之后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为了服军心才不得不委屈你暂时在这里休息，说不定什么时候委员长会请你出去带兵的。”杨摇摇头说：“我带兵打仗半辈子了。早已有些厌倦，不想再带兵了，好在现在抗日已成事实，我们的意见已达到了，放不放我，我都无所谓。”郑劝慰说；“不要灰心，我们喝酒，今天我们要痛快的吃，痛快的谈。”杨乘兴地说：“好，我们喝个痛快，老实告诉你说，我自从到这里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畅快过，话也没有今天说得这样多，假使有那些说错了的话，请不要见怪呀。”郑说：“哪里哪里，戴先生就是担心你不愉快，所以特地派我来看看你，陪你谈谈，虽然时间很短，希望杨主任无话不说，说个痛快才好。就是我去了之后，有什么话尽可向龚队长说，他能办到的总可办到，办不到的也可请示上面。”杨更兴奋地说：“好，我们慢慢地谈吧，我一直存在两桩心事，今天趁这个机会向你说出来，请你转达戴先生，替我解决一下。”郑问道：“什么事呢？”杨说：‘第一件就是我的老婆的问题。自从住到这里来之后，她经常和我吵闹，骂我不听她的话把委员长放走了，而今落得关在这里过这样的苦日子。又骂我不应该把兵交出去，丢掉了保护自己的枪杆子，只好受人摆布了。又骂我回国之后不应该去找委员长，自己送去被扣留。她人是愈来愈发神经了，每天总是借事生端和我吵闹，闹得我十分不安宁，有时还要寻死觅活，同我打拼命。我实在怕在危楼绝壁之上，万一失足掉下去便性命都难保了。对这桩事我实在恐怖得很，所以我希望你转达戴先生，赶快替我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把她送到医院去治好神经病，或者把她分开另住一个地方，免得我同她在一块过这提心吊胆的生活。”郑赶忙安慰说：“你的意思我一定报告戴先生。尊夫人有病，顶好是医治；如果她是思想上想不通，可以开导开导她。关于你们生活上的安宁与安全，我叫龚队长多多注念好了。”郑之所以指出杨的老婆的思想间题，因为据了解，她系共产党员，杨之发动西安事件，一部分原因就是她做杨的工作，所以在那次谈话中，郑便有意要杨漏出当时的一些内幕情形。接着杨又说出第二桩心事，他说：“还有一桩事就是我的两个比较大一点的儿女，他们也是同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押，他们已到读书的年龄，此地既无读书的机会，又要受他们的神经病妈妈的不良影响，我实在怕耽误了他们，我希望戴先生能给他们想个办法，或者是送他们到外面学校去读书，或者专聘一个教员到这里来教教他们，这就是莫大的恩德了。”谈话至此，酒饭也吃得差不多了。末了，杨再三叮泞说：“只要我的这两桩心事解决了，我个人就是长久住下去也没什么。”郑也重复地说：“请放心，两桩事我都一定报告戴先生解决，我相信杨主任也不会长久住在这里的。”至此便告别了。即于是日下午龚国彦陪同郑一道回到息烽训练班。在路上龚也一再要求郑说谧“请郑先生替我向戴先生说说话，把我的工作调动了吧，在这里于这种工作，实在没出息，孤陋寡闻，住久了不知道要落伍成什么样子。”郑答：“戴先生不是答应过你调动吗，迟早调动是不成间题的。” 四、南京的看守所 （一）南京看守所 ［本节根据军统分子张首龄从南京看守所负责人张炎所了解的情况整理编写。］ 南京看守所有前后两个，一个是陆军总司令部南京看守所，一个是保密局南京看守听，实际上都是军统的特务监狱。 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进驻南京，军统在总部所设立的特务机构调查处（处长李士人）在南京城内宁海路五号成立看守所，其名称为陆军总司令部南京看守所，所长系何应钦所派的非军统分子，不负实际责任，副所长是军统黔阳训练班的学生南京人张炎，负该看守所的实际责任。 该所关押的对象在当时主要是在南京地区所逮捕的文官荐任以上、武官少校以上的汪伪汉奸。因为那时蒋介石是把处理汉奸的特权交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所以在全国各地区军统都在大事逮捕汉奸，如大汉奸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等都曾关押在该看守所。据该看守所副所长张炎说，那些大汉奸都是有钱的，每天都有人送来许多食物用品，大炮台香烟、白兰地葡萄酒以及各种堆头等等全被一班看守特务所没收，大家分而享用了。 到1946年夏天，被关押的汉奸大都审讯处理，有的执行了死刑，有的判处徒刑，并分别移交南京老虎桥监狱（如周佛海）及苏州模范监狱（如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等》执行监禁，该看守所便告结束。另由军统在宁海路19号成立了直属于保密局的南京看守所。根据军统分子李宗煊从曾经被关押在保密局南京看守所的叛变分子朱敦浩所述的一些情形如下。 该看守所设在南京城内宁海路，故又名宁海路看守所。该所建筑系三层洋楼，每层有二十余个房间，并有地下室一层．所有监房办公室、职员宿舍等都在这一幢楼房内。 该所所长仍由前陆军总司令部南京看守所的副所长张炎担任。武装警卫系由交替总局的直属大队＜这个直属大队即军统局一向直属的特务队）派遣的部队担任。 该所关押的对象最初还有一部分汪伪汉奸分子；大部分是趁接收而贪污失职的军统分子；另一部分是在内战时所滥施逮捕的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1948年秋该所共约关押有一百余人，其中有苏联人二人，日本人一人。 该所的生活和管理情形每天放风三次，到院内散步五分钟即收封。在监房内不准随意躺卧或站起来，只可以不离座位做点动作活动活动。没有床铺，睡在地板上铺一层稻草垫子，毛毯一条，上面铺白布被单，夜间每人盖一条毛毯。私人行李不准带人监房。监房分为通铺和单房两种，通铺即若干人合住在一个大栅隔成的大房间，单间即一个人住在一个长约两米多宽约两米的格子里。关在通铺房间的不带刑具，关在单间的大都带有刑具。早晨起床放风后，洗脸刷牙，回房后即开早饭，每人小菜一碗，米饭自盛，饭后供给开水一捅，大约一刻钟即收桶。午晚两餐的莱比较多一点，有时中午，可以吃到小黄鱼、豆腐或少许猪肉、鸡蛋。外国人则另发面包，菜多一点以示优待。所用餐具是关进监房时发给的，有竹筷一双，铝制饭碗两个。盆洗用具也是发给的，有毛巾一块，（系一块毛巾剪成两块）、肥皂一块、牙刷一把、牙粉一盒，用完用坏再领，出监时全部缴还。每月理发一次，衣服穿自己的，实在没有时可以发给，系士兵服装加以洗染的，束腰带和任何绳索都没收，夏天发白布裤两套，冬天棉衣一套，春秋天衣一套，夏天发草鞋两双，布鞋一双，冬天发线袜两双，布鞋一双，出所时全部缴还。有病由保密局的医务所派人前来诊治，病重者隔离。被关押人经许可后，可以接见亲友，接见地点在该所门房内。接见前先叫被关押人整齐服装，洗脸刮胡子而后接见，接见时有看守人员在旁监视。遇有送去的衣物等，不能自行接受，有的只酌量发给被关押人一部分，有很多东西，如烟酒茶点等食物都被看守人员没收享用。衣服也是由该所代收给予收条，并不发给被关押人，要到出所时才发还。通信须经许可，但即使是准许写好了信，而寄发不寄发和如何寄法写信人也无法知道。 该所对被关押人，经常有保密局司法处派的法官前去审讯，审讯的地点在该所楼下的一个房间，审讯时通常是一个法官、一个记录和两个看守员，时间没有一定；有时还有该所的工作人员或保密局派来的人找人个别谈话，谈话内容一般是从生活到案情，以及家庭状况等．也有谈到所内情形的。 《 二）南京特种招侍所 ［本节根据曾经在南京特种招待所被关禁的军统分子李宗谊所了解的情况整理编写。］ 保密局为了关押一些没有犯罪情由而又有些不放心的微妙原因的军统内部分子，和有些特殊情形的政治人物，避免监狱看守所的形式，而特设的名为招侍所、其实是看守所的这样一个特种招待所。 这个特种招待所设在南京明故宫飞机场四维里一号，该房屋是向南京居民租来的，两层楼房，钢筋水泥建筑楼上下共约三十余个房间。 该所关押的对象，一种是曾经在革命阵营工作．因被军统所逮浦而变节，但又发觉其忠实程度不够却又不到加以杀害程度的、或者是有这样嫌疑的，如保密局徐州站中校组长李用文（即李宗煊），即因此而关押；另一种是从其他监狱看守所提出来，准备分派工作但又还需要考察一个时期的，或是新逮捕的进步人士，认为可以利用但又暂时不敢用，需要监视考核的，如1947年所逮捕的云南省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长某某等，连同他们的眷属就是关押在这个招待所的，还给予他们薪金．只是不能穿军服。 该所组织比较简单，只有所长一人（上慰）服务员二人，便衣看守三四人，勤工二人，炊事兵公．人。所长姓高，系山东省膝县人，其妻浙江省奉化人，系息烽训练班学生。 该所的生活和管理。每日三餐按照保密局职员伙食供给，不准饮酒。早晨起床后可以看书看报，但不准出大门；在院内可以散步，可以休息，每天由局本部派人谈一次话，或用汽车伴送到局本部谈话，被关押人之间未经许可不准接谈，更不准互间姓名、经历、籍贯等。规定不许对外通信．但特殊也可通信，须经检查代发。一般不得接见外人，但特殊者也可接见。家属可以接见，接见地点是该所楼下会客室，有勒工在旁侍应实系监视。被关押人相互只能称老张老王，不许直呼姓名．有的人甚至在人所时即规定为“老王”或“老张”，把本姓也改换了。 五、上海看守所 [本节根据曾于1946年冬到1948年夏在上海看守所担任武装警卫工作的军统分子陈凯所提供的情况整理编写。] 上海看守所的地点是在上海南市车站路190号即原来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的旧址。上海看守所虽是设在上海，但直接受南京保密局局本部管辖。该所对外只含含糊糊地说成是国防部的或者国防部二厅的，借以掩饰保密局的秘密。该所设上校所长一人由浙江省江山人毛继和担任；中校副所长一人，规定由军法官兼。设司法室，中校军法官一人，少校（或上尉）书记一人；书记室上尉书记官一人，中尉（或少尉）司书一人；庶务室上、中、少尉事务员三人；医务室少校医官一人，上尉（或中尉）司药一人．会计室上尉会计一人；少校看守长一人，上士到少校看守员若干人，一般称为看守队。另有一登记室（即收发室），系在看守员中指派一二人办理；图书室，有时开放，有时不开放；开放时系由该所工作人员的女眷属管理。另外还有若干勤务、传达、炊事等杂兵及雇用的女仆都归庶务室管理。守卫该所的武装替卫系由交警总局驻上海的部队派遣的，如交警第十八总队三大队、八中队二分队，担任外围普戒勤务，受该所指挥。 该所关押的对象各个时期不同：1945年抗战胜利后起到1946年某月止（月份记不清楚）完全监禁汉奸。1946年某月起到1948年春完全监禁保密局所属内部各部的违法或失职分子。1948年春到7月即材料提供人陈凯离开时，因上海已成立了特种邢庭，该所所长毛继和兼任了上海特刑庭的重要职务，特刑庭经常将个别或少数的共产党人寄押在该所，寄押的人数有多有少，寄押的日期，有长有短，有时送来一个两个，也有三五个也有十个八个，那时总共有二十人左右，时间有一二天的，也有三五天的或十天八天的和半个月的。那时寄押的“人犯”中，只有一个女性。这些“人犯”来去都是由特刑庭用汽车接送的，各人都带上手铐，其姓名和案情不了解。 该所在管理方面为了加强戒备，将大门、二门及监房的门窗都修理加固，并在围墙上设置电网，开凿枪眼，岗位都设双人哨，大门、二门经常关闭。特别开了一个秘密后门，说是因为关有共产党，怕有人冲进来抢走“人犯”，以便在必要时将他们从后门转移他处。这个后门是从该所后院的汽车间，开向外面的一家洗染店出入。 该所对“犯人“的生活待遇，每天早上开饭前和晚饭后各放风一次。早餐稀饭，午晚两餐干饭，一点青莱汤。不供给服装。对待共产党特别苛刻，都关在楼下小房间，每间一人，门窗关闭绝对不与其他”人犯”接触。 该所在上海快要解放之前的一个时期，军统特务在蒋介石亲到上海指挥顽抗并示指保密局地下局长毛人风（那时保密局已由南京切出一部分由李宗仁’‘代总统”委派的局长徐志道带到广州，一部分仍由原局长毛人凤带到上海，在南阳路原军统经济特务机构的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地方保存地下保密局）疯狂镇压和屠杀，只在南市看守年一地就曾杀害了无数的共产党员及进步民主人士，有一部分被害的人就在该所的围墙下枪杀，并即掩埋在墙脚下。如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一黄炎培的儿子黄鼓武就是其中惨死的一个。解放后还在该地挖出许多具尸首，可见该所惨绝人寰的罪恶。 六、常州看守所 〔本节根据曾被常州看守所所长姜连绪相邀担任该所主任军法官而未去的军统分子李宗煊所提供的．氛滴情况整理编写。」 保密局于1948年9月，配合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京沪杭地区的垂死挣扎，为了加强镇压，特于京沪杭铁路线上的常州建立产个看守所，企图大规膜逮捕关押革命民主人士。常州看守所设在常州某纱厂内。该所组织有上校所长、副所长各一人，上、中、少校军法官各一人，上尉书记官一人，少校会计一人，中尉总务副官一人，少校军医主任一人，上尉军医二人，中尉司药一人，看守员若干人。该所的武装警卫，由驻常州的交警总队派出一个中队担任。 该所所长姜连绪，浙江江山人，曾在江山当过小学教师，军统恃务头子戴笠是他的学生。他本人系浙江省法政学校出身，当过律师，抗日战争时期因军统关系曾任安徽广德县县长兼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军法处长。19 铭年3 月在南京保密局所主办的特种法官训练班受训毕业后即分派成立常州看守所。 该所关押对象据姜连绪说多系京沪杭一带“不稳分子”和“赤色分子”。在1948年9月前后的那个时期已关押有两百余人。按照该所的规模可以关押上千人。 七、北平的看守所 军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即以北平为镇压华北人民的中心，分别设立了保密局直属的华北审讯组的看守所和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看守所两个特务监狱。 （一》 北平看守所 〔 本节根据曹于1947 年12月至1948年8月被关押在北平看守所的军统分于张百龄和1946年至1948 年期间在北平稽查处工作的余用明（当时叫余民》 所提供的情况整理编写。〕 北平看守所的公开名义是北平行辕第二处看守所，实际上是保密局直辖的华北审讯组看守所。该所的地址在北平北城炮局胡同即日本侵略军监狱的旧址。该所的管辖机关为保密局的华北审讯组，少将组长为毛惕园，看守所上校所长一人，先后由侯子川、丁义之担任，还有用化名严正的，不知是否即侯、丁二人或者还有另外的一个人。副所长一人，姓名不详，法官、办事员、助理员、看守员等若干人，另有一排武装警卫队。 该所关押的对象除少数的所谓失职的军统分子外，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嫌疑人员，都是从保定、天津、北平等地区抓捕来的。其中还有一个苏联人。 该所的管理对军统分子与非军统分子是分别对待的，如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关在该所丁字形监房的最里面的一段房间，整天都将门窗关锁着，连一般的放风散步都没有，对祖释孩童都不许啼哭出声，伙食每天只有两羲稀汤喝。至于对军统分子，每个房间不超过六人，白天开着房间，可以串号聊天，伙食每餐有窝窝头，并可代买东西，亲友还可以送菜和包子、馒头等。对那个苏联人每餐有一个馒头一个鸡蛋一碗粥，说是对外国人的特别优待。 该所对被关抖的共产党员及嫌疑人的审讯特别频繁和恐怖、有时还进行由保密局北平站、北平特别姑、北平行辕第二处、北平稽查处等公密特务机关派员组成的特别法庭会同审讯，多半在深夜举行，常在夜间听到按号码点名叫出革命进步人士受审，有的是一去就不回来了，绝大多数被严邢拷打得不能行走，而由看守人拖着回来，使得同监“人犯”见到听到，真是触目惊心恐怖不安。审讯时除使用各种毁伤身体的残酷刑具外，还有美国制造和供给的所谓‘测谎器，，来逼供，关于审讯的阴毒作用．据审讯组长毛惕园说过，要把所关押的共产党人哄骗出组织活动的材料然后再去侦察逮拈和破坏。对追逼不出线索的人，则是长期关押不放。至于对军统分子的审讯，却只是由法官以谈话方式取一份审讯笔录就行了。对军统分子关押的作用，该所那个化名为严正的所长向关押的军统分子张百龄说过一番话，道出了对军统“自己人，，关押的意义。严正说：“看守所实际上是团体（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照复兴社的传统，把军统组织称为“团休”，所以一般军统分子都沿用之）的修配所，每一个同志（军统分子相互的称呼）违犯了团体的纪律，等于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出了毛病，若不修理好，机器就要发生故障，而不能正常运转。”并同张百龄：“对看守所有什么意见。”张提出生活应尽量设法改善，以安守法（军统叫关押自己人为守法）者之心，才能谈得上提高在未来工作中的效果，并应增设图书，置备有关修养及工作技术方面的书籍以供阅读，比成天无事闲聊好得多。 该所关押的人犯中最初曾关押过一些汉奸，如大汉奸齐燮元在解去南京枪毙之前就是关在该所的，在后来大批关押进步人士的时候其中就有余心清先生、1947年秋在承德逮捕的地下电合工作人员某某及其妻子等，其余的很多人都不知其姓名情况。另外，关押的那位苏联人，只听见他时常在唱国际歌。据张百龄于1947年八九月间在承德所说有一位苏联人在古北口被北平行辕逮捕了，不知该所所关的是否就是那个人。 该所在这一时期因关押的人日益增多，又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名义成立了一个青训大队，把该所被关押的人中认为案悄没有问题的一律移交给青训大队去施以所谓感化教育，实际上还是关押不放。这些人中，大多数是逮捕来的解放军战士和民兵干部。该青训大队成立时便有六百多人，该大队的大队长先是由北平带查处处长倪超凡兼，以后由曾任军统特务队长和戴笠随身警卫的罗日明担任。该大队部的地点是在北平北城后海的摄政王府，再后到l948年春天，反统动治反人民的恐怖镇压更加疯狂，军统华北审讯组抓捕的和华北各地区的特务机关送来的革命民主人士更加增多，又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名义另成立一个青训大队，大队长由审讯组长毛惕园兼．地址即设在华北审讯组的一部分房屋。 （二）北平抽查处．守所 『仁本节根据曹在北平誉备司令娜稍查处担任第二科少校总务股长的军统分子余用明（当时叫余民）所提供北平甜查处肴守所的情况整理编写。〕 北平稽查处看守所系军统的公开特务机关北平著备总司令部稽查处所设立的特务监狱，地址在北平东华门大街原日本正金银行的房子。该看守所归北平稽查处第三科（即司法科）管辖，该科科长先后由丁义之王树栅、刘大章等人担任。该所设上尉所长一人，勤务兵一人组织简单，所有事务工作系由该稽查处的总务科办理。该所关押的对象有的是一般案件的犯人，大部分还是革命进步人士和认为与革命人士有关的嫌疑人。该所对被关押人的生活和管理是很虐待的。监房是几间黑暗房屋，地下垫着的是破烂芦席，没有床被，犯人只穿着随身衣服，不管严冬寒冷一年四季都是一样。每天只给两餐窝窝头、一点咸菜、四小碗开水。只在开饭时，把“犯人”放出在大院中吃，说就算是放风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了。放出大院吃饭时不准互相说话，如说话被看见，就要挨耳光。在监房里也不准互相说话和活动。门窗日夜都关锁着，外面有武装警卫监视，屋顶上也有警亭监视，被关押的人一律不准家属接见和送衣物。如有疾病，一般是不管的．只有发生急病或者因受酷刑而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才给予诊治。 该所对被关押人的严刑审讯逼供诱招更是极尽残酷。使用各种刑具如重镣铐、老虎凳、吊绳木棍等无所不有。如该稽查处的少校司法股长章宏骆审讯北平市电车公司的职工三人，就是在深夜12时用吊绳拷打逼供的；又如1948年该处所辖的丰台稽查所破坏了丰台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一个人，拷同逼供要他说出地下党组织及活动情形就使用香火烧烤他的身体，致使受刑人整天昏迷不醒。 该所被关押人经侦讯定案后，一般案件转送北平警备总司令部处理，对共产党员及嫌疑人的案件则转送保密局华北审讯组看守所继续侦讯和长期关押。 八、西北看守所 ［本节根据曾于1943 年九十月间关钾在西湘看守所的军统分子王明安所提供的情况整理编写。」 西北看守所设在西安城内的火神庙巷，关押在里面的人称该所为西安拘留所。该所组织有正、副所长各一人及法官、书记、文书、会计、事务员等若干人，只有一个警卫队约十余人。该所所长为丁敏之，副所长为赵春安。 该看守所关押的对象，有三部分，大部分是军统分子，那时（即1943年）约有百余人，其中有五六个女的。分住两个大院共十多个房间。大的关十余人，小的关六七人。白天开放，可在院内或别的房间去玩，可以看书、看报、拉胡琴、唱戏、下棋，有时还可以打排球，晚上才关进房间，这部分人都没有带刑具。另外两部分是汉奸和革命人士，也有百余人，都是关在一个黑院子内，有的人还带上脚镣。汉奸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曾关押在那里，但他是比较特殊优待的，可以随时出来同被关押的军统分子一起打排球。 该所看守所内有一个地下室，据说是执行的场所，凡是要处决的人都是在该处用绳子绞死的。如1944 年有一个军统谎报参谋训练班的学生王锡馨说他是共产党，就在那里被绞死的。 该看守所于1945年6月曾发生过一次劫狱的事件，关押在该所的十多个军统河南站的行动队队员，由他们的队长某某率领，夺取警卫的枪打死打伤五六人，越狱逃走到解放区去了。听说后来，那个队长当了解放军的旅长。 九、洛阳看守所 〔 本节根据曾于l 抖3 年被关钾在洛阳看守所的军统分子王明安所提供的情况整理编写。〕 洛阳看守所系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的名义设立的，也即是军统河南站的看守所，或者又叫做禁闭室。该所的地址在洛阳城北一小街。1943年调查室主任为张严佛（即张毅夫），负责看管该所的调查室特务队长为师友达。 关押在该所的共有十多个人，都是军统分子或军统的运用人员，其中有一个女的，该所只有三个监房两间关男的一间关女的。每天早上8点钟开封，可以在院内玩，晚上电灯亮时关回房去。每餐吃模，可以尽吃饱，豆芽汤或青菜白菜叶汤，案情重的带上脚镣有六七斤重。 有时该所也关押革命进步人士，但很快就转送西安了。 十、平汉路北段破坏总队部禁闭室 ［本节根据曾于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被关禁在平汉路北段破坏总队部禁闭室的军统分子王明安所提供的情况整理编写。］ 平汉路北段破坏总队部禁闭室设在该总队所在地的豫北林县的临淇镇。1942年关押的人中有三个军统分子、两个朝鲜人、一个日本军曹、还有汉奸分子等。 这个禁闭室对被关禁的人也是很残酷的，如那两个被关押的朝鲜人，一个会做饭，白天派到厨房去工作，一个派去做打扫清洁工作。那个做清洁的，只有二十多岁，有一天夺了一支步枪，跑到总队部去找总队长陈仙洲，被抓起来先吊在树上用扁担毒打，后来又拖到外面去，人还没有死，毫无人性的特务竟用刀剖开他的肚子挖出心肝来吃了。 十一、武汉看守所 【本节根据曹担任武汉看守所武装誉卫的那个分队所宋属的别动军第二纵队第四支队中校副支队长军统分子李德卑所提供的一点价况整理编写。】 军统于1945年日冠投降后，即在汉口市旧日租界成立有一个武汉看守所，专门关押汪伪汉奸和违法失职的军统分子，如汪伪武汉瞥备司令叶蓬、别动军第二纵队上校副指挥刘志英，都曾关押在该看守所。先后有两个所长，第一个因贪污而被撒职，该所的武装警卫原先是由军统武汉行动总队唐新所部派去的，因为与所长贪污有关系调走，后由别动军第二纵队派了一个分队去接替。 十二、青岛看守所 ［本节根据曾于1946年8月间，随同交警总局副局长兼山东省办事处主任马志超到青岛设办事处的军统分予汤位东所提供的情况整理编写。〕 1946年8月间在青岛市金口三路设有军统的秘密监狱一所，只知道该所是由青岛市警察局王志超所管辖。 通观军统特务监狱都有以下的一些特点：一是关押军统分子并不是真正的禁闭处分，简直就是休息，因为一般被关押的军统分子，大都照他们的原职原薪，或者打点折扣，仍然发给生活费，作为照顾家属之用。并且在关押期间大都是享受特别优待、照常吃喝玩。开释之后．不但分派工作，有的还升了官。这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控制军统分子的手段，也是军统分子把特务工作看成打不破的铁饭碗的根据。也就助长了军统分子敢于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家风”（戴笠把军统的特务风气叫作家风），把禁闭看成无所谓不当成一回事。二是关押汉奸也不是真正的关押，而是一方面借关押来作为向汉好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段，另一方面把关押的汉奸作为蒋日伪合流的线索关系（关于蒋日伪合流的阴谋计划，不论是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结束后反人民内战时期，军统特务都是起主要勾结拉拢作用的）。三是关押一般的政治派系人物，乃是替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执行排除异已打击反动派内部之间的敌对分子。四是唯有关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才是真正残酷的镇压。从军统特务的发展趋势看，它是为了关押越来越逮捕得多的革命进步人士而设立越来越多的监狱的。到1946年以后，配合着军统特务的任务已是完全以反共为目标、因而它的监狱单是以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嫌疑人为对象，并且到了愈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发生危机和接近最后崩溃的时候，便对共产党人施行愈来愈残酷和规模愈大的屠杀。在各监狱中不但对共产党人的生活管理特别虐待，审讯特别惨毒，不仅在平时经常的杀害和各次的清监屠杀，而在上海解放前由上海替察局长毛森所执行的大屠杀，在重庆解放前由军统西南区区长、即西南长官公署的第二处处长徐远举所执行的大屠杀和在成都解放前由四川省特委会负责人徐中齐所执行的大屠杀，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屠杀，甚至枪杀都来不及了．像重庆磁器口渣滓洞着守所那样，竟用煤油浇灌监房，放火烧杀，不但对受害人毁尸灭迹，而且连罪恶的监狱本身也企图毁灭掉。 军统息烽集中营内幕 周养浩 一、军统南京监狱迁息烽经过 1933年4月1日，蒋介石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内部，以戴笠为首的“特务处”成立之后，随即向军政部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借南京中华路羊皮巷房屋为看守所，江东门外军人模范监狱的“南监”为监狱。1935年．因关押人数日增，原有监所房屋容纳不下，戴笠呈报蒋介石批准，在江东门外军政部军人模范监狱附近，自建有抽水马桶等设备的新式监狱一座．取名为“新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不久，南京告急，国民政府决定先迁武汉，因而军统南京“新监”集合羊皮巷看守所及其他几个囚禁场所的“人犯”，除释放和屠杀处理外，总共一百五十人左右，由南京迁至湖南益阳。1939年春，又因战事关系由湖南迁至贵州息烽。初则在息烽城内占据县立小学校舍为监狱地址。同年冬，军统黔阳训练班迁来息烽，小学校舍全部让给训练班，监狱乃迁至离息烽县城西南方六公里，黔渝公路边，地名阳朗坝的刘家大寨，又名猫洞。到息烽后“新监”改名为“息监”。直至l946年7月，该监宣告撤销，余下73 名人犯迁并重庆看守所，军统原有“新监”、“息监”乃彻底结束。 二、息监的布防及其对民众的危害 军统南京新监迁到息烽的同时，军统监禁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迁到息烽城北六公里处，地名玄天洞；军统监禁张学良将军的特务队迁到息烽邻县修文城外，地名阳明洞。因此，除各单位本身配备的武装和便衣警卫外，军统局特呈请军委会指派该会特务第一团①驻扎在息烽，专门担任息烽县境内外的镇防，由宪兵司令部命令驻贵阳的宪兵团分派宪兵各一排，驻在张、杨二将军监禁地点，担任附近外围警戒；息监由军统局调派补充，成立一个便衣和武装混合的警卫队，武装警卫担任监外周围警戒，便衣替卫担任监内看守和执行押解、验收及屠杀等事项。1941年冬，息监警卫队撤销，军统局旅巡察总队一个中队驻息监，并兼任军统息训班、息烽底寨电台及制造所的警卫事宜，队长为丁宝良。息监警卫队撤销后，仅留下便衣瞥卫约三十人担任原有任务。巡察中队以后改组为“交警中队”，队长由广西人廖雄接任。解放前夕，廖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行动组组长，我当时任保防处处长。 （银作者当时系任息烽监狱负责人。① 团长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的砌南人张止戈。） 1941年3月以前我还未接任时，息监的内外警卫布置是采取武装和便衣棍合制。那时的“犯人”一天到晚全关在监房里，便衣警卫站在木栅边走动观察，武装警卫全副武装在离监房几十步及转弯拐角和交通要道布岗警戒，大围墙外倒没有普卫。自我接手负责后，作风改变，武装警卫不再隶属于监狱，仅由我指挥，因此种种原因，武装警卫只限在大围墙外周围巡逻警戒，并在大围墙外的转弯拐角及重要路口设置岗位监视；便衣警卫只带短枪穿中山装便服轮班棍在“犯人”中间．暗中监视，如非紧急情形，不准直接干涉。如发现事故，立即报告第二组，即警卫管理组派员处理。担任外围的武装警卫，除服从息监负责人调派指挥外，并服从该监第二组组长及该组负责警卫的人员指挥和临时必要的调动。 军统监狱迁到息烽后，对附近居民及过往车辆、客商的危害不胜枚举，实为一般居民和商人、司机等所忿恨畏避。第一，从军统监狱本身说，该监迁到息烽后，就要占领公私房地。另外．监狱中的一批特务眷属也要占据居民的住宅，虽名义上也多少给些房租，但实际上都是不愿出的。特别是迁到乡下阳朗坝刘家大寨后赶走了刘家，虽也给了一点搬家费，但实际上等于无条件的占用，因而迫使刘家一族人离开世代居住的“猫洞”．散居于附近各村庄。第二，军统监狱迁到息烽后，突然增加三百多人，每日必需的蔬菜，包括猪、鸡等，当然只得就地购买。而在息烽这种地方，没有这样大批的蔬菜可供应，因此定要强买，而且价钱也决不会公平合理。经常有自遵义一带运往贵阳出售的猪鸡及其他蔬菜，不论肩挑贸易或大批车运，经过息烽时就被拦阻强购。这些情况自1941年下半年起有所改变，因为息监自己开始种菜养鸡、鸭、猪等。第三，每年砍山烧木炭不给分文．特别是自我接手后，扩建监房、大礼堂、办公室、饭厅、中山堂、消费合作社、厨房、职工寝室……大小十余所，所费木料甚巨，全系砍自附近居民山上．没付过半分钱，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还有对黔偷公路过往车辆强行拦车搭客等行为，为这条线路上的司机所切齿忿恨。总之，特务所在之地，所到之处，危害人民，为非作歹。我到监后，对上述事件虽也曾经惩办过几次警卫人员和比较高级的股长、队长，有的是调差，有的关押起来，而实际上我却比他们更凶恶。如有一次砍山烧木炭，附近有个村庄居民反对阻挠，我便亲自带着几十名警卫人员拿起美制的卡宾枪和汤姆生冲锋枪骑马前往该村庄示威。该村庄居民闻风逃上山去，并立即打电话报告，由县长、军统特务陈国祯出面劝解，事情才告寝息。又有一次，有个曾当过旅长的贵州兴义人，是何应钦的同乡，从遵义一带买到骑马和驮马数十匹，路过息烽，我得到这个情根，立即派特务前往交涉，要他照原价分给我五六匹，并由我选择最好的马。他起先当然不答应，经特务告以利害后，这个马老板也没办法了．被我派去的人选择来五匹。事后这人到贵阳，虽向贵阳市市长何缉生（何应钦的胞弟）控诉。何知系军统机构所为，便劝其息事宁人。还有占领附近农民的田地．而上税上粮还是由农民自己负担。迄至1943年，县长陈国祯才提出这个间题，和我商量说：”你们种菜的日地，老百姓说由他们土税上粮已好几年，可否暂时免去税粮，待归还时再恢复。”我听到这话才答应说：“当然可以的，你派田粮处的人来登记一下就是了。”以后才逐丘逐片登记暂免了纳税。 三、我与军统局戴笠、毛人凤的接触 1941年3月，我被派到息监去是以清理积案①名义，实际上是我不愿在军统局内部工作，毛人凤和我商量时，说：“息监负责人何缉生（化名何子正）担任这项工作已多年了，他三番五次申请调换，都没有适当的人接替，所以搁下来。你是学法律的，办司法案件又这么多年了，这项职务也许你有兴趣。你不要小看它，这是一个责任很重大，事情很复杂的独立单位哩。你先去清理’四一’案件，实地看一看，如果愿意干，打个电报告诉我，我替你签上去一定可以获准的。”我离开重庆去息监时，戴笠已到浙江老家去了，局里的事由郑介民任主任秘书，毛人凤负实际责任。我到息监十几天后，就把这个情况和盘托出直接告诉了何缉生。何喜出望外，便要我答应下来，由他打电报去报告毛人凤，并趁机去重庆参加“四一”大会②。因为我心里基本上愿意干这项勾当才谈出来，经何这么一劝，直然就答应了。所以从3月18日起何子正去重庆参加大会，我就奉令留监代理了。4月14日，何回息监后一天也没耽搁，就押解马寅初去浙江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息监负责人一职就算正式落在我的肩上了，我就这样踏上了这条罪恶的道路，当时并没有得到戴笠或毛人凤等任何指示。1942年春间，戴笠路过息烽，曾到监狱来视察。巡视“犯人”监房时，远远看见各房内务很整齐清洁，主要的是各人垫褥都很厚而且白净一致，他对这个现象表示不满，他的话综括起来是：“犯人坐牢是要他吃些苦头，怕坐牢才会想出去，想出去才会‘改过归正’。像你这样对待他们，比一般学校里的学生还舒服，还谈得上什么苦，当然也就不想出去了，在这里还可以避免扫本飞机的轰炸……”当我陪他走完了全监之后，他在我办公室里指示我几句话，大意是说：“你是学法律的，对待这里的‘犯人’不能以一般法律眼光来看待。你政治方面缺乏经验，要从实际上多下功夫。这里的人个个都是很狡猾的，你要特别当心上当。你不要看轻这个单位，对整个工作来说发挥作用是很大的，不够信任的人就不能担任这项工作。你不要怕这些人关多年了负担不起，用不了我好多钱．就把一个人等于活埋在这里了……”当时我听了他这两段话有些不服气，认为他办法不好，曾和他辫了几句，他没有理睬我说的话，过了一会儿就离去了。第二次是1944年冬，贵州吃紧，独山事变，戴笠去贵阳，路过息烽，寓“特训珑．，时，接到重庆军统局拍来的急电报告，西安看守所犯人牛子龙等越狱脱逃，抢走枪枝，击毙替卫。戴笠派他的汽车到息监将我接去，怒冲冲地拿出这个电报给我看，间我：“张蔚林、张喀苹等这一批人是否带脚镣严密监禁的？”我答：“脚镣早已除了，因为要他们参加生产，而且都很好。”他眼睛朝我盯了一下说：“你看到西安看守所所长丁敏之的事件吗？小心你自己的脑袋丢掉！好吧，我就要去贵阳，你搭我的车子回去吧。”由于这件事，个把月后张蔚林等五人便被杀害了。第三次大概是1945年春初，戴到息烽来“迎接”张学良将军移禁到贵州桐梓县去。当时戴寓于离息监仅三公里处的快活林仓库内，经我报告请他来监视察他才来的。他来视察时，主要的还是接见汉奸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他只从大门到办公室沿途观察一下大礼堂、饭厅、明心湖的曲折桥、喷水池、图书室及篮球场等处。他说：“你这里不像一个监狱，这简直是抗战时期的世外桃源。”他看到大厨房后养着几十头猪，几百只鸡、鸭，并且周围种起很多蔬菜，同时又看到几个工场里犯人在搞生产。他称赞这些搞得好，比局本部的农场、合作社搞得好。我说明自1942年起息监已向局报告自给自足了。他说：“粮服也自给自足吗广我说：“粮服还是照领的，只是职工薪饱，犯人伙食费及其他一切费用。’他没再说什么。由我办公室走出去时，碰见刘王光。刘原是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的秘书长、驻渝办事处处长，与戴勾搭后，表现出骑墙派，为戴所忌，予以秘密监禁。刘欲向戴报告，戴拒绝，继续走并间我：“他现在干什么砂我回答说：“在教务所担任教育股股长。”戴说：“这人奸滑得很，你要注意莫上他的当！" 说完这些话他就离开息监了。 （① 就是签办每年“四一”赦释案件。② 军统成立纪念会，每年举行。） 1943年，我曾去重庆参加“四一”大会及工作会议，但没有和我有关联的事情。毛人凤通知我，可以提早回息烽去，免得出事。我就离开重庆回息烽了。1946年3月，我又到重庆参加“四一“大会，因为戴笠坠机身死的消息继后查明属实，3月底．毛人凤就叫我回息监，根本没有参加大会．也没有谈过什么。只是毛人凤要我先回去时，我曾向毛提出说：“息监关着个名叫黄显声的人，他并没犯什么大不了的事，几年来对我很有帮助，担任总务组组长、生产组组长，他并且说以后愿意帮我私人做工作，但不参加军统。这人我很了解他，可否请你设法把他释放了。”毛说：“这件案子是总裁亲自交下来的，不能单凭他在监内表现好就签诸开释他，这样做是会碰钉子的。他表现得好，我们优待他一些就是了。”我听到这番话也再没说什么就辞退出来了。 四、囚犯人数、性质及革命人士在狱中表现 1939年，军统南京新监迁到贵州息烽之初，在押人犯除在湖南桃花坪被集体屠杀37名外，到息烽时约有两百名。1940年，由重庆及其他各地军统集中营合井来的连原有的“犯人”共将近三百名。同年3月所谓“赦释”一批约三十人，零星枪杀了几个，夏间因痢疾大发，一个月左右死去二十余人。1941年3月18日我接手负贵时，在押男女“犯人”总共约有二百三十名。从此后每年均有收、释，多则五十名左右，少则三十名左右，平均人数在二百四十名左右。1945年3月“赦释”一批后，来者不多，在押人数减少到二百一十名左右。据统计自1941年至1946年息监撤销时止，平均人数以230名为标准，其中计有共产党员，包括军统局第四处及电讯总台参加者在内占百分之四；进步人士，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无派及进步将领在内占百分之五；其他党派，包括民社党、青年党、第三党、托派等在内占百分之二；汉奸犯及汉好嫌疑犯占百分之十二；日、俄、瑞士、捷等国外籍间谍嫌疑犯占百分之八；反蒋及其他类似嫌疑犯占百分之三；军统特务所谓违犯纪律分子占百分之六十六，这个统计数字每年大致如此。特别是革命人士，每年虽都有捕、释，但送至息监囚禁或由息监释放者不一定年年都有，因为未到息监前，一般就解决了，如叛变的很短期间就释放了，坚强的绝大多数未至息监就被杀害了。送息监囚禁的往往有特别原因。 革命人士，包括进步人士在狱中的表现，一般说来都没有失掉立场，坚持革命意志。我在息监负责五年半，只有一个民革人士四川人孙壶东，释放出去暗中与军统联系，背叛了立场。解放后孙充当川西人民政府委员，我见报后即予揭发，随后即未再见。此外，如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处长罗世文，当我要利诱他出任监内机构职务时，他毫不考虑地说：“要我帮忙搞些事务性工作是可以的，如想我以后参加国民党是绝对做不到的...”，因此他没有出任任何职务。他虽然也写过好多篇文章，刊载于《复活月刊》和（养正周报》上，都是些关于劳动方面及做人方面的大道理。这两份刊物是监内自办的，每期送几十份到军统局，发给军统其他地方看守所犯人看，绝大部分是给本监人看的。又如中共四川省委、成都中苏协会理事长车耀先和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等人，车出任图书室管理员，宋任教务所第一股训诲股长，工作表现虽均甚努力，但从未改变立场，背叛组织。相反，他们都趁机宣传并介绍查禁封存的进步书刊给犯人阅读。这些情况，当时曾有犯人①揭发，经我“纠正”。至于马寅初，扣押在息烽时间不久。1941年他初到息烽时，在息监附近另租屋囚禁了半个月，天天闹情绪。曾当面向前息监负责人何缉生严词抗议说：“我不同于张学良，他可以打网球、钓鱼过日，我是需要给我书看，并给我天天爬一次山才过得下去……”当我接手时，马曾对我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我有个女儿是我从小带大的，比她母亲还亲昵，我很记挂她，你可替我设法通个音讯吗？再一点要求，就是给我到附近村庄走走。”我都答应了他，为了使他情绪好，免生意外问题，与女儿通讯事我即打密电向军统局呈报，第二天我便陪他到附近村庄去走。那里离我们住处只有三华里的一个小地方，有家姓叶的是大族，他的二儿子名叫叶纪元，是当时的贵州省财政厅长，据马说，是他北大的学生。我陪他到叶家去玩，说明来历，叶家很优待。其余地方只是走马观花地转转。4月初，马告诉我他的60岁生日，我曾吩咐大师傅备办了一桌酒席，由几个高级一点特务陪他喝酒，还写了一幅中堂送给他。因此，他一直和我相处得很好。我每隔一两天到其住处去看他，大概马得到看管他的警卫特务通知，穿起长衫，整其衣冠．走出大门在山边迎接我。马住处名“对门寨”，在一个只有单独几座瓦房的小山上，站在门口可以看到约两百米远的黔渝公路上往来车辆。我辞别时，他必送我出大门数十步路才告别。马寅初每日的生活是早上冷水澡后爬山运动，下午热水澡后自由活动。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完全是经济学方面的，即使是他学生著的书他也看，他说于他还是有好处的。马看书很认真，还做笔记。4月14日何缉生由重庆参加“四一”大会后回息烽，带来军统局发给我的两件命令，一件是委派我接任息监工作，另一件就是将马寅初交给何缉生押解去浙江。据何口头对我说：“有人替马向老头子（指蒋介石）讲话，已允许释放他了，但须解往浙江，通过第三战区顾长官（顾祝同）说通，意即马再不公开反孔宋后才释放他。”因顾和马私交很好，马到浙江后，不久即获释返回重庆。大约是7 ? 8 月间，我接到马写给我的一封信才知道的。 ① 指违规的军统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分子。 五、以监养监，剥削犯人办法种种 1941年3月我到息监后，亲眼看到在押“犯人”除大部分特务外，个个体弱几乎不能行走，晒不到太阳，脸色惨白。因不能与家人亲友通信，仅靠每日三餐的清水淡莱饭，营养确实大成问题。因此我决心大施改革．首先加筑大围墙，加强外围武装警卫，内部组织起来，每一院落改名为“斋”，指派正副斋长。每一监房取名为“室”，指派正副室长。全部房间铺位调整，配搭起来，并订立“连坐法”以收互相监督之效。至于生产方面，首先是大批种菜，养猪、鸡、鸭等。其次，创设木印部，印制信纸、信封，向特训班、县政府及贵阳警察局、省政府各处接洽生意；以后自购铅印机和铅字成立铅印部。草作部，打草鞋为主，以特训班学生为主要顾主。木作部，制桌、椅、木沙发等。鞋作部，专门由女犯人做布鞋，主要是供应本监。缝纫部，接受内外制新衣，由香港购来两部新式缝纫机。还搞过制肥皂、织毛巾等，因成本高，原料来路不易，短时间就停止了。我搞这些生产，曾召集在押的犯人中比较有‘声望”、有学问及有经验的多次商量过，他们回监房后通过讨论，表示都愿这样搞，并且有信心搞好。这在当时很可以理解，他们的目的是：可以活动，于身体大有好处；多少可以分得一些所谓“赏与金”，自己买点猪肉或鸡鸭蛋等补助营养；学会一门技术．将来也可以赚饭吃。开办后，规定计件取酬，除开支外，生产者抽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为“赏与金”。这样算下来铅印部工作与草作部工作所得“赏与金”不至相差很大。最多的每月可得“赏与金”四十元①左右，最少是打草鞋也可得十数元。写文章投稿心复活月刊》和《养正周报》，也论质和量发给报酬，每篇稿约一至三元之间。参加监狱内组织工作者，如黄显声任生产组组长．月给津贴四五十元，第三党分子文光甫任教务所所长，月给津贴四十元左右，编辑股长李超民、训诲股长宋绮云、图书管理员车耀先，汉奸嫩疑、任生产组股长的汪芝援等，月津贴三十元左右。用这些办法利诱他们参加生产，参加职员工作。有一个犯人郑金鼎．据说原是新四军的战士，因关闭在黑暗潮湿的监房内几年不见太阳，眼睛瞎了已半年多，通过打草鞋理草搓麻绳等辅助劳动和晒太阳后，仅仅三四个月时间忽然眼睛能看见东西了，不久就恢复如前。我利用这些情况叫他们大事宣传，所以他们都甘于受我利诱剥削。1942年春起我便向军统局呈报，自动提出除粮服继续按人数具领外，所有息监经常费、特别费、川旅费等等一概实行自给自足。此情况到1946 年7 月息监撤销、我回到南京时止。 六、精神酷刑和解放前夕大屠杀 在息监前任负责人何缉生时期，曾采取过“赔斩，，和“拉假苦报杀人”等残酷的办法。所以在何负责时期，这个监狱的囚禁人员从南京一直到息烽，都是处于极恐怖的情况下过日子的。所谓“陪斩”，就是他故意错提了人，大家明知提出去的人是要杀的，他却开玩笑似地多提几个，在紧要关头才说提错了，你回监房去吧。如湖南集体屠杀一批人时，其中有几个没有杀，这就是“陪斩”。又如有两次集体屠杀时，何事先安排好以拉替报为号．一则全部警卫出动警戒，二则防备犯人暴动。何这样做，据说是合乎戴笠的要求，使犯人因怕坐牢不敢“犯法”，而且便于管教，知道利害…他这个作风不仅对待革命人士，同样对待军统高级老特务。在那里坐过牢的，如王新衡、许忠五、梁翰芬等人也曾尝过这种精神酷刑，成为惊弓之鸟。特别是许忠五，1940年何向他宜告释放回重庆．他却一直在发抖，两脚酸软，站立不住，请求准他写封遗书给老婆。这些残酷的恶作剧，何搞得很多，我听到的也不少。1941年3月我接手后，当年就枪杀一位进步工人。这人姓冷，原在上海某工厂当工人，被军统诱骗到息烽底寨军统“无线电器具制造所”当技工。这地方偏僻，搞的又是特务勾当，他不愿意千下去，就被关起来。何到重庆向戴笠报告这姓冷的把蒋介石的像片压在褥子下面睡，极“反动”等等，因而戴就电令我将他杀害。我为避免全监人惊恐，减少被害人痛苦，采取移解名义，行至田野间或山谷里，用手枪从后脑射击。以后杀了几个，甚至杀张蔚林等五人时，也是采取这种方式的。杀张蔚林、张露苹（女）等五人，是在贵阳紧张之后。因为张等五人在四如年春被逮捕时，就已判定死刑并经蒋批准在案。戴笠原先指示暂缓执行。后来因为西安看守所越狱事件发生，又看到我对张等开除脚镣参加生产，在大围墙内由这幢房子跑那幢房子感到危险，竟下此命令杀害的。至于解放前夕大屠杀，是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二看守所的罪行。我固然与这次滔天罪行分不开，虽当时没有直接参加，至于事情的经过还是了解的。当然比我更清楚的是徐远举，他是直接主持人。 （① 折合现在人民币。） 七、成立训诲室，并利用犯人提供资料 军统各监（狱）所（看守所）原来没有什么“训诲室”。1939年四川成都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负责人文光甫被军统逮捕后，文叛变立场愿为军统效劳。戴笠以他曾当过大学教授，中国文学较有根底，年龄也较大，就派他在重庆白公馆看守所担任所谓对犯人训诲工作，设立训诲室由他负责，但他还是犯人身份，属于试用性质。搞了半年多，戴认为他还能起一些作用，但又恐怕他靠不住，仍以犯人身份解到息监，组织训诲室由他继续负责搞“训诲”。1939年至1940年我在军统局司法科时就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我到息监负责时，就扩大训诲室编制，并改换名称为“教务所”，避免刺耳。该所以文光甫为所长，内设训诲、教育、编辑、健乐四个股，以第一、第二……名之，附设一个图书室。第一股股长宋绮云，第二股股长刘巫光，第三股股长李超民，第四股股长周纯①，图书室管理员车耀先。在犯人方面组织什么读书会、演讲会、辩论会、同乐会、军事操编制等等。每股三五个职员，几乎全部都是犯人，军统分子占三分之一弱。 ① 原康泽的人，因刺杀杨永泰案嫌疑被拘禁未释。 八、息监结束和大批释放犯人内幕 1945年9月杭日战争胜利。1946年3月，恶贯满盈的戴笠，于南京附近坠机毙命。当时国共协商会议曾提出取消特务机构，全国舆论对特务深恶痛绝，由此种种原因，蒋介石为应付局面，决定缩小特务机构，大批裁汰特务分子，息监在押犯人中占多数的特务、汉奸、外籍间谍嫌疑犯，以及其他反蒋嫌疑分子等，因而获得无条件的释放，并听其自由行动，自谋职业。所以，第一批三十余名是3 月底“赦释”的，第二批、第三批就是根据上述原因释放了，但还没有彻底这样办。例如，有几个自俄籍间谍嫌疑犯，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上海、汉口来的，有的是军舰舰长，有的是白军将军；还有如反蒋嫌疑犯．昊佩孚的参议、陕西人王子中，以及文光甫、刘王光等人．经并人重庆看守所后才陆续获得释放。有的如罗世文、车耀先、尚承文等被杀害了。1946 年7 月，由息监解到重庆看守所时共剩下73 名。8 、9 两个月又陆续放了三四十名，这是我9 月底在南京时听说的。有好多以后放出去的人，在南京、重庆我曾碰见过，同时也听到他们谈起过。息监结束和大批释放人犯的内幕，据我所知就是这样的。 军统狱中见闻 白仑 1941年秋，在四川省白沙镇西边约一公里处，有所学校，名叫“教育部特设白沙大学先修班”。 这个大学先修班．分理工、文法和医农三个科。每个科又按学生人学考试的成绩，分为若干班。该校学习期限只一年，毕业成绩优良者，可按学生们的志愿，直接保送大学。抗战时期，到处都有失学的青年。有的找到了临时职业，暂时可以安身；而大多数的学生．却在过着痛苦的流亡生活，他们是多么渴望着进学校继续学习呀！但只要你能考进大学先修班，毕业时成绩又不错，上大学就不成问题了。大学先修班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从沦陷区流亡到大后方的青年．这些学生都享受贷（学）金待遇，饭勉强可吃饱，睡就睡在大茅草屋里，生活十分苦。但这算不了什么，在流亡的时候，什么罪没受过？现在有饭吃，有书念，而且还能上大学，这简直是到了天堂啊！所以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努力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的大片国土都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1937年，我初中毕了业，发哲不做亡国奴，愤然逃出了所谓的满洲国，来到了北平。由于日寇对东北实行新闻封锁，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我一概无知，以为到了北平就可做一名自由的中国人了。谁知七七事变后，华北一带也早已变色，日寇已经占领了我半壁河山。在北平，我好不容易地读完了三年高中，1941 年春，我同几个育英中学的学生离开了北平，奔向大后方。 我们通过了封锁线，三天后走到了洛阳郊外，我们一到洛阳，就听说战局吃紧，日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中条山虽在黄河北岸，洛阳却也人心惶惶了。后来我们这些学生跟老百姓一起，撤离了洛阳，逃到洛阳纵南的伊川，在农村过了四个月的流亡生活，又经过二十多天的奔波，坐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从洛阳到了陕西的宝鸡；再搭乘汽车翻越秦岭来到四川成都。 后来，我又颠沛流离地从成都到了重庆，这时，才知道大学考期早已错过了。无奈，才考进大学先修班。我非常珍惜这一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因此在学习上我特别努力，又因为中学时期基础打得好，因而当时在理工科三班，我的成绩最佳。半年后，就把我调到理工一班了，这个班是理工科的尖子班。 我进大学先修班不久，发现很多同学在大后方都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手头虽然不算富裕，无论怎么说，总还有点经济来源。像我这样经济来源完全断绝的学生，是极少数。但这不要紧，左右尽是些好同学、好同乡和好朋友。我身上的衣服，脚上的草鞋等，都是他们帮助的。大家天真无邪，和睦相处．有乐同享，有难互帮。虽然当时生活十分艰苦，但大家的精神却很愉快。 抗战时期，许多大学都迁移到大后方。我的志愿是上昆明的西南联大，学习航空方面的专业。当时我想：上大学也是享受贷（学）金，生活再苦，我也受得住。比如现在上大学先修班，这不也过来了吗！但是将来上大学学理工，和目前上大学先修班可不一样。学工的，总要制图吧！那末制图仪器和制图纸怎么解决？必要的书籍又哪有钱买呢？再说，从北平一路辗转来到重庆，身边带的钱早已用完了，由重庆至昆明这笔汽车费也拿不起呀……每想到这些，我就闷闷不乐，常常发愁。而且越到快毕业时，这个经济间题就越加突出。同学们看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就给我出主意：“找个临时职业，积攒点钱，再上大学。”还有的说：“像你这样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的学生，在后方多着呢！要想上学，就得先找工作，别无办法”……同学们谈的这些情况，我也听说过。先工作一年后，上一年学，然后再工作，再上学，结果有人六七年才大学毕业。我感到这样上学，时间拖得太长了。想来想去，啥办法也没有，逼得我只能打算去千临时工。但上哪儿去找工作呢？在大后方我举目无亲，没有社会关系是找不到职业的。我也曾托过几个同学，但是全无结果。眼看就要毕业了，怎么办呢？ 1942年5月的一天，见重庆《大公报》登了一条招生广告。标题用了特大宇体，登在两版之间的空隙处。大标题是‘外交部外语人员训练班第二期招生广告”。下边有几行小字，内容大意是：报考资格，大学专修英语的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历者；训练期满后，分发国内外任翻译；训练期间的膳宿费等全免；以及报考日期，地点在重庆市万寿宫。这是多么吸引人的消息啊！ 很多同学劝我去报考，但我顾虑重重。首先我不是大学毕业生，就是报同等学历，找的英语水平也不够。再说，我一个钱也没有，就是想考也毫无办法。 在同学们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下，我的心活了。心想：“万一被录取，干他一年翻译．多攒点钱，上大学就不发愁了。”而且同学们又都慷慨资助，路费和住处都能解决，为啥不鼓起勇气试一下呢？我终于决定了。 误入陷阱 重庆的万寿宫很好找，出了打钢街的南口，再横过一条马路，有一条通向江边的大巷子，进了巷子往下走不多远，在左侧就是万寿宫。我报了名，次日上午就要考试了。我又返回打铜街，去找孙钟英。他电是原先东北中学的流亡学生，现在一家银行当出纳员，是由先修班的李科同学给我介绍的，让我到重庆后暂时到他那里借宿安身。打铜街尽是高楼大厦，在路东有座大楼，这就是孙钟英工作的某某银行。我进去上了楼，在二楼的出纳处，找到了孙钟英。他身着酉装，留着分头，满口东北话，对同乡很热情。他下了班，带我到饭馆吃顿便饭，然后把我领向他的住处。在打铜街北口路西，有条巷子，拐了几道弯，走进一个简陋的院落，他在二楼租了一间旧房子。屋里简单极了，地板上铺张大席子，这就当床了，被子也未叠，鞋袜等扔了一地。我想：这可能就是典型的光棍儿生活吧！孙对我说：' ‘这屋连门锁都没有，可从来未丢过东西！”因为我俩是同乡，山南海北的聊得很晚才睡觉。 翌日清晨，白茫茫的大雾吞没了整个山城。想到今天要考试，心情格外紧张。在白茫茫的迷雾中，我摸索着向万寿宫走去。 在万寿宫，先是笔试。出了一道英文题目，要求用英语作篇文章。题目的大意是：评日寇侵占金华的意义。我一看，就愣住了。我倒是知道在浙江省有个金华，它可能是最近沦陷的吧？我只知金华出火腿，全国驰名，其他一概不知。什么都不了解，怎能写评论文章呢！不过用英文作文，却难不倒我。想起从前在北平上高中的时候，我订过一份英文报纸。为了学习英语，每夜都睡得很晚，把一本四用英汉字典都翻破了。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我从报上积累了一些有关战争方面的生字及词汇。我在考场上琢磨了很久，才动笔胡诌了一大篇。论文字，我想不会有啥大错，还说得过去。但文章的内容，那就很不切题了，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呀！缴了卷，我很不安。第二堂，考英语会话。那位主考先生见我发音准确，对话还流利，和我交谈一会儿就结束了。我觉得这回考得不错，心里才愉快些。最后是个别谈话。主持人有四十多岁，身体肥胖，一脸横肉，带副眼镜，叼着个大烟斗。他面部毫无表情，冷冰冰地对我上下打量一番，问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在哪儿上学及为何要投考等等，这个人边问边记。在桌子中央．立着一块长条小木板，他在写什么？全被木板挡住了。我心里在想：这个家伙怎么鬼鬼祟祟的呢？你爱记啥就记啥，何必用板子档着呢？这个家伙不光明正大，真不知道他怀着什么鬼胎。最后他向我一摆手，说：“回去吧！我们是个别通知。不录取，也就不发通知了”。根据他的冷漠态度和最后向我说的那句话，我感到没啥希望了。再看看其他考生．不是西装革履，就是油头粉面；年岁比我都大，恐怕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在社会上工作过的。又想到，像我这个年仅20岁，又未上过大学，而且衣服槛楼，甭说皮鞋了，我穿的草鞋都是破的。这个主持口试的家伙看了我这副穷酸相，肯定不会录取的，我低着头，向孙钟英的住处走去，我越想越丧气。第二天一早，找乘轮船返回了学校。 十多天过去了，如石沉大海，音信皆无。我真感到对不起大家给我的资助，心中很是内疚，见着同学，脸有些发烧。那时候已是6月下旬，很快就要举行毕业考试了。既然未考上外语人员训练班，也就安下心，全力以赴，迎接考试。又过了几天，突然一位同学递给我一封信。见信封上有万寿宫地址，我的心咄咧乱跳，急忙拆开来看：“你已被录取，请携带简单行李，速来班报到。地址：重庆市万寿宫”。我一蹦多高，欢喜若狂，喊着：“考上了！考上了！”很多同学抢着看信，并向我祝贺，为我高兴。同学们间我，什么时候走？我一想明天是星期日，可呆一天，决定后天报到去。 “呀！正好后天开始毕业考试。何不考完了再走，可以取得上大学的学籍呢！”同班的王启祯同学好心地劝我。 “我不在乎学籍！考大学算个啥，啥时想上，就啥时考”。我非常自信地说。“再说，外语班又叫我赶快去报到，不能耽误。” “我看你别去了，将来恐怕上不了学啦！”李科一本正经地说。 他说这话是啥意思呢？为什么将来上不了学呢？按理说，我应该问问他，上不了学的原因何在？但当时我的心早已飞向“外语班”了，我啥话也听不进了。次日，王启祯、郝亦非、田楚明．李科等五六个同学，在白沙镇上一家小饭铺，叫了几个菜，为我饯行话别。大家同窗一年多，对我帮助都很大，而明天就要分手了，真是难舍难离呀！ 小船在大江中，乘风破浪，顺水疾驶。过了江津，不觉之间已到了重庆。怎么今天有几个便衣在检查旅客呢？而且岸上还有许多士兵，我心中有些不快。到了检查我的时候，我把那封录取通知书，递给了一个怒气冲冲的便衣。他打开一看，立刻换了一张笑脸，不但没有检查，还主动地告诉我去万寿宫的路线。啊，今天真是一帆风顺！ 我高高兴兴地来到万寿宫。大门口有个宪兵站岗，这是新设的，考试的时候没有。再看大门口两边，还是光秃秃的灰砖墙。心想：“堂堂的外交部办的训练班，连个牌子也不挂！”大门里头，有个大影壁，上面有国民党党徽。它的后面是个院子，也是篮球场。院子南面是一堵墙，东头是一座宫殿式的二层旧楼房，北面是带走廊的旧式二层楼房，与东边宫殿式小楼相接；在走廊下边，有个很长的木头楼梯。我沿着楼禅走到北边楼上。这座北楼的北边，有个带木栏杆的四方小天井，天井的北边是礼堂，南边是宿舍，西边是‘外语班”干事的办公室。东边一角直通楼下，就是我考“外语班”时的那间大教室。我在干事室交了录取通知信，填了一张履历表．领了一套军装。那个干事对我说：“学员还未到齐，眼下不能开课。在礼堂里天天有名人讲演，你们可以去听！"又说：“平时不许外出，走吧！”这个人冷冰冰的，毫无热情，我心里很不舒服。 宿舍里摆满了双层床，屋里不见一个人。我找到了自己的床位，是上铺；往下铺一看，有一个人正在床上睡觉呢。我轻轻地换上军装，在卜衣的胸前有个符号，白布、红边、黑字，上行印着“外交部外语人员训练班“，下行是学员的姓名。我扎上了皮带，戴上了帽子，又往前走了两步，感觉怪别扭的，非常不白然。 “打哪儿来？”我听见有人小声说话，回头一看，啊，原来是我下铺那个睡觉的。“我从白沙来，大学先修班的。” “听你的口音，好像是东北人？” “锦州的！" “啊，咱们是老乡！我是山海关人。”这时门外响起脚步声，他立刻警觉起来，小声对我说：“在这里，千万要少说话！”然后他又倒下，合上眼睛，而且还打起呼噜。这是为什么？只见此人身材皮削，个头很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恐怕有3o 岁了，他符号上的名字叫杨大实。 翌日上午，我怀着好奇心，到礼堂听名人讲演。见台上站着一个穿白色西服的，长得肥头大耳．肚皮鼓鼓的，头发梳得程亮，还戴着一副大墨镜。这个人讲话派头十足，南方口音很重，偶尔还夹着几句英语。讲的内容是：国府的外交政策。这个人怎么有点面熟呢？啊，原来他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一孙科。我又向前看看听众，怎么有这许多人？从哪儿来的呢？整个小礼堂的座位都坐满了，有六十多人。只见前边那些人的穿戴，同“外语班”的学员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其中有些是女的。而且从他们的长像、神态看上去，比“外语班”的学员年岁要大得多，也老练得多，好像是国民党的一帮大员。原来他们是“外交部外交人员训练班”的学员。听说他们已经受训半年多了．马上要结业，故在毕业的前夕，请些国内外名人讲演。而“外语班”的学员是旁听，都坐在后头。“外交班”的那些学员，是从讲台的左侧一个小门进来的。他们就住在“外语班”的北隔壁。这就是说，万寿宫不仅有“外语班”，而且还有一个“外交部外交人员训练班”呢！ 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蒋廷献也来讲过一次话，谈的是有关美国的一些事。 我到“外语班”的第四天，星期四，是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讲演。他穿着一身米色丝光卡叽军服，短袖衬衣，打着领带，裤线笔挺，皮鞋惶亮。讲起话来鼻音很重，是个典型的美国佬。黑板上挂着一张图，印有各种类型的船只、飞机和卡车。在每种运拾工具下面，标有其运输能力的数字。这个武官一面用小棍儿指着图，一面讲着。他说的太快，许多地方使人听不懂。不一会儿，大家就腻味了。我见“外语班”的学员有的溜号了，我也从后面榴了出去。 星期五，又有名人讲演，听说这天的名人叫陈果夫。以前上学的时候，好像有人提起过他，此人是干什么的呢？我得好好瞧瞧。礼堂里早已座无虚席，我只好和一些人站在后边。突然一声喊：“立正！"“外交班”的学员都站了起来。不一会儿，进来一个干搏老头。他身穿一件灰色绸料长衫，脚蹬一双黑色礼服呢布鞋。虽然已年过花甲，但双目却炯炯有神。一个笑面虎似的人物在前边引路，老头后面还跟着个穿便服的人。那老头迈着方步，面带笑容，缓缓地登上了讲台。“坐下”一声口令，学员们都坐下了。那老头掏出一块白手帕，擦了擦脸．又向台下巡视一番。“哼”了一下，压压痰，然后开始讲演了。“诸位―，今天讲的题目是，蒋委员长―”这时只听台下一阵畴啪乱响，原来是“外交班”的学员纷纷起来“立正”呀。有些学员由于肚子过大，行动迟缓，把桌椅挤动得吱吱作响。那老头看看下面安静下来，才吐出“的童年”三个字，总算把“蒋委员长的童年”这个题目说全了，这时学员才坐下来。谁知他们的屁股刚一挨椅子，那老头又说道：”我们的蒋委员长―“照样，台下又是一片混乱。我一下子捂住了嘴，差点笑出声来。心想：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两句话还未说完，就把学员们折腾到如此地步，不知是谁立下的这个臭规矩！后来那个老头再不说‘，蒋委员长”四个字了，而改用“委座”代替，这样一来，演说才顺利地进行下去了。只见那老头指手划脚，摇头晃脑，越讲越起劲，真是滔滔不绝。我听着听着感到老头说话怎么不着边呢？比如，他说蒋介石一生下来就孝顺父母，五岁时就能背诵全部四书五经，一这怎么可能呢？我看这老头是卖狗皮膏药的！我想榴号，但馏不成，因为今天礼堂门口有宪兵站岗。 夜深了，人们早已进人梦乡。我倒在床上翻来崔去，怎么也睡不着。来“外语班”已经四五天了，总感到这里的生活太憋得慌，叫入喘不过气来。现在报到的学员已有扔人了。每天大家吃住在一起，听讲也在一块，但为什么彼此很少来往，互相又很少交谈呢？我反复琢磨老乡杨大实对我的嘱咐一－千万要少说话！为什么要少说话呢？我很不理解，曾几次想间问杨大实，但都未找到合适的机会。我是多么留恋学生时代的生活啊！但那种天真无邪的生活，毕竟是过去的事了。若不是为了积攒点钱，暂时忍受一年，将来再上大学，目前这种精神上痛苦的生活，我是一天也忍受不了的。 次日是星期六，整天无事，又不许上街。很多学员在屋里睡大觉，也有的倒在床上看书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真是死一般的寂静。在厕所里，我碰到了杨大实。我正要和他说话，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说：“你看到咱班的课程表了吗？" “没有，在哪儿？“ “在咱班教室里。前几天就贴出来了，快去看看！” 他小声地对我说。我本想问问他：为什么要少说话和其他一些不明白的问题，但一听说“外语班”的课程表，我来不及问他，便兴冲冲地向教室奔去。 一张小课程表，贴在教室黑板的旁边。那是“外语班”第一周的课程。每天上午都有课，除星期二是“情报学”和星期六是“外交礼节“外，其他四天都是”英语会话”。但每天下午课很少，一周才有两节“军训”，其他时间都是空着。我正在看课程表时，突然觉得有人在背后拍我一下。回头一看，原来就是刚才在厕所碰见的杨大实。我颇为惊喜，正要开口，他却抢先小声间道：“你这么年轻，怎不上学呢？为何跑到这里来了？" ”唉，没有钱狈！打算干一年翻译，积攒点钱再上大学。”我感到他问得有些突然。杨大实紧紧地盯着我，他一边听，一边在轻轻地摇着头。 “你知道这个训练班的性质吗？“ “不是外交部办的吗？训练翻译。” “你上当了！哪里是外交部，是‘军统‘，办的。”他看出我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就直截了当地泄露了机密。 “军统？什么是军统？”我迷惑不解。 "‘军统’，就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杨大实轻轻地说。“你刚来，还不要紧。等将来毕业了，要宜誓参加特务组织的，到那时候就悔之晚矣！不给他们干，就得坐牢．甚至枪毙，一辈子也离不开呀！" 我一听，吓呆了，糊里糊涂地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是陷阱啊！ “不行，我请假去l ”我又气又恨，拔腿就要走。 “站住，他们会马上把你扣起来的！”杨大实一把拦住了我。 “那? 一” “只有趁星期日外出之机，才能…”杨大实说到此一努嘴，我领会了他的意思。“走之前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能露出半点马脚。逃出之后，要格外当心。万一出了事，你可不能连累我啊！”说完后，他扭头就走了。 杨大实泄露了”外语班”的秘密，对我的刺激太深了。可恨的国民党呵，为什么要欺骗人呢？打着外交部的招牌，暗地里却千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太卑鄙无耻了！我到后方一年多，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深有所感，但怎能料到它竟会向人们设下陷阱呢？回想起那些流亡的日子：挨过敌人的轰炸，目睹过同胞的苦难。这些悲惨的经历．激励着我立下宏伟的志愿：一定要学好航空专业，建设强大空军，消灭日本狗强盗，打回东北老家去。但是现在，这个理想完全破灭了，好像一把刀子戳穿我的心。又一想，还留恋什么理想和抱负呢！现在到了性命枚关的时刻了：是甘心沦为人民的败类，还是宁死也要做个自由人呢？若不是杨大实的揭露，肯定我要在“外语班”混下去，到后来虽然会醒悟，但是却侮之晚矣。我将变成什么人？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杨大实对我的暗示，使我还能在万寿宫的迷雾中看到一线希望。虽然担风险，但纵然是赴汤蹈火，我也得勇猛地冲出去。对，明天就是星期日，逃出去！ 盼了一夜，终于天亮了。这一夜，我在填密地考虑逃跑计划。首先是逃向何处？在大后方，我一无亲，二无故，哪儿也没有藏身之处。又想到白沙大学先修班的同学，此时他们已毕业了，必定是四面八方，各奔前程，一个也不知道下落。我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打铜街某某银行的孙钟英。报考“外语班”时曾在他家住过两宿，深知他直率热情。逃出后，先躲在他家，藏几天是没问题的。以后又该怎办？真是天晓得（还是先解决燃眉之急吧！还有什么要策划的呢？有两样东西得设法带出去：一件黄色魔皮央克和一本高等数学作业。那夹克既能防寒又能挡雨，过去流亡时少不了它，今后的苦日子也离不开它。那本数学作业是我在先修班里一年多的心血，一行行整洁清晰的数字，解答了一道道数学难题，考试前只要复习一遍，就能攻破数学考试难关。这是我最宝贵的财产，将来用得着，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掉。对这两样东西怎样带出去，我都做了仔细安排。啊，大家开始起床了。吃过早饭，我就要采取行动。 院子里几声哨响，喊着：“集合！”一阵脚步声，我也跟着其他学员跑了出去。集合完毕，一个教官讲道：“我们今天到外边去参加总理纪念周。”这时我一愣，感到糟啦！那个教官接着说：“要走着去，在行进中，队伍要整齐，精神要饱满。”然后他把队伍带了出去。谁知一出大门口，一声“立定”，队伍又停了下来。不一会儿，从‘，外语班”的北隔壁，又走出一支队伍，有男有女，约六十余人。啊，这是“外交班”的，原来他们就住在这儿！“外交班”在前，我们跟在其后，两路纵队，九十多人，大家默默地在街上行进着。这个突然的行动，打乱了我的逃跑计划。现在只能窥探时机．见机行事了。一边走着，我一边察看路线。过了打铜街，左侧有条巷子，进去拐两个弯，就是孙钟英的住处，我暗暗牢记下来。只要时机一到，即可潜逃到这里。天气闷热，汗流涣背。“外交班”尽是些大胖子、大肚皮，他们哪里走过这么远的路，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了。 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大门口也是没有牌子，只见四个大兵在站岗。院子较为宽敞，两边有些平房，好像是力公室。正面有座平顶小礼堂，我们悄悄地顺序进去，在左侧停了下来。礼堂里十分拥挤，台下站满了穿着各式服装、各种打扮的特务，真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男女刽子手。在台口的边上，有个身着军装、斜挂五色彩带的上校军官，活像一根棍子．直挺挺地立正站着，这是纪念周的执行官。台上有张铺着白布的讲桌，桌上有一瓶什么饮料和一个玻璃杯，还有一台电扇在呜呜地转动着。我们迟到了，纪念周早已开始了。当我们一进礼堂，就听到台上有人大叫：“枪毙！我非枪毙他！”这个讲话的人是谁呢？只见他身穿灰色中山服，长得不肥不瘦．中等个儿，两腮发青，目光逼人，耀武扬威，杀气腾腾，俨然是个草营人命的暴君！他指手划脚地大讲“铁的纪律。”礼堂屋顶很低，又是满屋子人，天气很热，活像个大蒸笼。人人汗流侠背，口干舌燥。许多人拿出扇子，呼啦呼啦地扇起来。只听得“啪”的一声，训话人用力一击桌子，合下人为之一怔。台上怒吼着：“听着，把扇子统统放下！”这时台下‘’喇”的一声，把扇子都扔在地板上了。吓得小特务们面面相翻，好似耗子见猫，魂都飞了。那个训话人又讲了一阵“绝对服从”、“服从命令是革命军人的天职”等等，纪念周就结束了。我暗暗地想，这个切｝话人，必定是个大头目，他是谁呢？后来才听说：做纪念周的地点，在重庆市罗家湾军统局的局本部，训话人是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 谁知，参加纪念周是排队而去，结队而归。回到万寿官，又宣布明天开课，今天不放假。无奈，只好等一个星期再逃了。 在极端惶恐不安的情况下，过了六天，真是度日如年。“外语班”只有一间大教室。后来才发现，在教室的后边一侧，还有一间牢房，实际是“外语班”的禁闭室，这更增加了我的恐惧。教英语会话的，是个穿西服的矮胖子，给每个学员发了一份讲义，都是些军事、外交方面的英语单词和语汇，以它为依据，教员和每个学员作会话练习。教’‘情报学”的那个特务，是个身穿长衫的老头，他只上了一课，讲的是“核心与外围”，即情报工作的组织情况。他只从理论上谈，好像是搞外交工作的一般常识。' l 外交礼节”课未上，因教员缺席。上过两节“军训”，练习立正、稍息、转弯和敬礼等。这六天的课，总算熬过去了。终于到了星期日，我心如火燎，生怕再有突变。直到上午9点多，才下了放假的命令，学员们一窝蜂似地涌出了大门。 炽热的太阳烘烤着大地，一股烫人的气流在燕腾。我肥大的布军服里面，是一件皮夹克，夹克里面又是数学作业本。这套行装怎受得了！刚一离开“外语班”的大门，就已汗流涣背；再加上心情格外紧张，更是火上浇油；热得我头昏目眩。到了打铜街，我混在行人中间，以防特务跟踪。等到钻进巷子，我才加快脚步，咬着牙，终于坚持逃到了孙钟英的住处。屋里怎么无人呢？啊，可能是孙钟英出去了。这时楼梯“咚咚”作响，有人跑上楼来了，吓我一跳。“是不是特务追来了？”我正要躲藏，人已经进屋了。不是别人，原来是大学先修班的同学李科。离开先修班后，他住在沙坪坝重庆大学。这天是星期日，他进城找孙钟英玩来啦！ ”我开小差了！”我告诉他。 “啊？快换衣服！”他好像下命令一样。 我立刻把衣服脱个精光，换上两件孙钟英的旧衣服。李科和我把脱下的衣服拧了一下，没想到流出许多汗水！他又把军装包好。说：“走！" “上哪儿去？" “沙坪坝！" 抗战时期的沙坪坝，是个文化区。除原有的重庆大学外，又迁来了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还有中大附中和南开中学等一些中等学校。这儿只有一条小街，有几家小书店、小饭馆、茶馆和杂货铺等。暑假期间，沙坪坝的学生就更多了，到处都是学生，考学校的、找职业的或刚来到大后方的，都集中于此，堪称是学生的天下。重庆大学的男生宿舍，是个‘凹”型的两层灰砖楼。楼上楼下，屋里屋外，走廊过道，到处都住满了“打游击”的学生：李科同学由大学先修班保送上重庆大学，所以他就搬进重庆大学，住在二楼正中央的一间宿舍里。由于李科的关系，我也就在这儿躲惫起来。开始时，我替惕性很高，白天不出屋，晚间天黑了，才出去吃点什么。一晃过了一个多月，也未出什么事，于是我渐渐麻痹了。特别是因为我对特务的本质认识不清，只知他们打人骂人，捕人杀人，欺压百姓而已。另外就是生活所迫，我总得吃饭，但手里又没钱，逼得我不得不到各大学的饭厅“打游击”，所以，白天我也露面了。后来在沙坪坝我又报考过大学，也托同学们找职业，做了两手准备。至于从“外语班”开小差的事，我已不甚惦记它了。 初入魔窟 一天，我正在重庆大学饭厅吃午饭，李科同学突然到饭厅找我。他说：“有人找你！”我看他的脸发红，精神很紧张。 “干什么的？" “是个穿西服的，在宿舍等着呢！" 我立刻警惕起来。心想：我认识的人都是穷学生，哪有穿得起西服的！是不是… … 感到有点不对头。 “你不是托人找工作来的么？" 李科一提到工作，我的怀疑立即消失，想必是工作找着了。我心里很高兴，最后吃口饭，夹口菜，放下筷子，嘴里一边嚼着，一边飞快的往宿舍跑。上楼一看，坏了，在我的临时木板床上坐着个大胖子。他穿着崭新的灰色西服，但脑袋却是个光亮的大秃飘。这种形象，以前在伪满见过。无论怎样乔装打份，也掩盖不住他那副豺狼面孔。当时我却很沉着，意识到是跑不掉的，只能见机行事。于是我向前走了几步，站在那人的跟前。他早已盯住我，并站起来，假惺惺地说；“老兄是齐白仑先生吗！”我一听是四川口音，心就更凉了。我只好点了下头。“老兄的工作找到了，我们厂的经理想见见你，他在街上茶馆里正恭候老兄呢，请！" 一个杀人的刽子手，硬要装作文质彬彬的样子，结结巴巴吐出几个文明词，那不是不打自招吗？ “好，您请坐，我到屋里换换衣服，咱就走！”我灵机一动，向他说。那个家伙果真坐下了：我一脚跨进对面屋门，这是李科住的那间宿舍。我对这个大楼非常熟悉。此屋的一角，有楼梯直通楼下。我沿着楼梯飞奔楼下，顺着左侧楼道跑出宿舍大楼。楼外是一片小树林，林间有条羊肠小道，我拿出赛跑的劲头，冲出两百多米。这时我猛一回头，坏了，那个坏蛋追上来了。他大声喊道：“站住―站住― 开枪啦!” 我想：不能再跑了，既然已被盯上，是不易逃脱的，于是我停了下来。只见那个胖家伙，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呼呼地喘，满脸汗珠直往下流。这时，他那刽子手的凶相完全暴嗯出来，将手枪紧紧对着我的胸口，说：“大学生啥，要客气点哟！" “别来这一套！”我怒目而视。 “走！" “走就走!" 这个家伙叫我在前边走，他握着手枪跟在后头。我们离开小树林，沿着稻田埂走到了沙坪坝。他揣起手枪，拦截一辆公共汽车，把我押往重庆去了。要把我送到哪儿去呢？是不是再把我送回‘，外语班”，押在禁闭室里呢？还是押到别的地方呢？… … 下了公共汽车，那个特务把我带到一个地方。门旁边的大牌子是“重庆市石灰市稽查处”几个大字。走过大门，上了一座木板破楼梯，把我带进一间小屋。屋里有张木板床和一张方桌子。在床上，倒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带我的那个特务向他使个眼色，就进里边一个套间去了。那条大汉坐了起来，不停地扇着一把大蒲扇，两只老鼠眼睛在监视着我。在桌子上有着张《大公报》，上面有篇纪念“九一八”的社论。我才突然想到这一夭是“九一八”呀！万没想到在这个悲惨的日子被捕。从“外语班，，逃跑，到今天被捕，差不多快三个月了，还是未能逃出虎口啊！这时套间里传出一阵卡嚓声，是特务在退手枪的子弹呢。“这个小娃子挺滑，差点没溜了！’那个胖特务一边退着子弹，一边对什么人说。不一会儿，那个胖特务从套间出来，又把我带到楼下，转了几个弯，把我押进一个小屋。那小屋里的特务们搜走了我的裤腰带，打开屋里旁边一扇铁门，吼着：“进去！" 我双手提着裤子，一步跨了进去。一股又热又臭的气浪，直向我扑来，熏得我头晕目眩。我睁眼一看．眼前像个大鸟笼，在许多木柱中间，尽是些污垢面孔。他们一看见我，便叫了起来：“啥子，又来了一个！"“快进来吃！”这里有个木栅栏门，不上锁的，我垂头丧气走了进去。谁知刚进牢房，“噢嗯”一下，我的后背就挨了一拳，打得我一征！我正要回头讲理，囚徒们一阵哈哈大笑，弄得我莫名其妙，反抗的劲儿也没了。原来打我的那个人，是’‘笼头，，。在这个牢房里，两边各有两张双人床，中间地上铺着破席，床上地上都是人。在这15平方米的小屋里，竟押着三十多个犯人。后来知道，这里关的大部分是凶杀、强奸、诈骗、盗窃等罪犯，其他案情较少。有个犯人，是冯玉样将军的年轻副官，安徽人，是个知识分子，他可能是政治犯。听说那个“笼头”，就是个杀人犯，坐牢的时间最长。牢房尽里头，有半人高的大木桶，上边横着一块长条木板。犯人大便时蹲在上面，屎汤俄出好远。新进来的犯人，都得挨着那个大马桶睡。屋小人多，没有窗户，不能通风，还有个大粪桶，在重庆“秋老虎”的炎热天，散发着腥臭气味！没想到我住了几天之后，竟什么气味也嗅不出了，原来这里的嗅觉已失去作用了。 没有失掉过自由的人，一旦被关进监狱，他才会感到自由是多么珍责润！在那些日子里，我充满幻想，感到很快会放我的，很快会恢复自由的。夜里我常常做梦，不是梦见沙坪坝，就是梦见先修班．和同学们一起过着愉快的生活。每当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倒在黑暗潮湿的牢笼里，是何等痛苦啊！在白天，我看到刚刚被上过刑的犯人，有的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满身鲜血淋淋；有的被吊了很长时间，胳膊脱了曰。他们躺在破席上，痛苦地呻吟着。会不会对我用刑呢？我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那位冯将军的年轻副官睡在床上，他见我每天睡在潮湿的地上，可能是对我同情吧，他把我叫到床上来，两人挤在一块儿睡，我很感激他。我俩慢慢熟了，无话不谈口有一天，他小声的问我的案情，我简单地说了并请他分析。他起码比我大五六岁，不像我那样幼稚。他说：“可能会把你放了，也可能把你关在别处。”又说：“审间时可是关键。可千万不能说因了解军统的性质而逃跑，那样罪过可就大了... ”我反复琢磨；人家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为了过好审问这一关，我也做了不少准备。 在这间牢里关了七八天，我终于被提出去审同了。一个特务押着我，拐弯抹角地走进一间屋子。屋子正中悬着一条粗绳子，下面有条大长板凳，旁边还有些打人的木板条，墙上挂着些铁器和鞭子等。一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豁出去了。哪知在这间屋子没让我停留，而是穿堂而过。又来到一间屋子，好像是办公室。我原来以为审问犯人的法官，一定是威风凛凛，哪知这个法官，却像个普通人，间话很和气，消除了我的恐惧。他叫我坐在他的对面，问到我的姓名、年龄、籍贯等等，并在一张十行格纸上．一一用毛笔记了下来。后来又间道： “你为什么要潜逃？" “我想上大学，已经考了西南联大。” “那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请假？" “怕上级不准。” 此后，他一直追问我，知道不知道“外语班”的性质？我知道，这是间题的关键。若知其性质而逃跑，就是政治思想问题，那就严重了。所以我一口咬定，是“外交部办的训练班，将来当翻译。”他又反复地追问了好几次，我都做了同样的回答。然后他又问道： “你都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一直住在沙坪坝，准备考大学。” “你逃跑的时候．拿什么东西了？" “就是一身军服，别的啥都没拿。” 他叫我写个便条，好派人去取。我写明"沙坪坝重庆大学男生宿舍，找李科同学，即可拿到。”审问到此结束，我还向法官提出诸求："大学快发榜了，我马上就要人学。请法官快把我放了吧！不然今年大学白考了，又得耽搁一年！”只见那法官微微一笑，看了我一眼，然后轻轻地一挥手。一个特务把我带出去，押回牢房。 我反复琢磨这次审问的情况，越想越高兴。特别是我把自己了解“外语班”的特务性质终于巧妙地隐瞒过去了。还有那位法官最后的一笑，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呀！没间题．很快就能放我了！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突然外面喊我的名字，把我乐坏了，马上就要自由了！谁知不是开释而是解送。幻想破灭了，我垂头丧气。一个年轻的小特务，腰间挂着小手抢，押着我在大街上走着。我问他：”把我送哪儿去？”他回答说：“比这儿好！那个地方吃的好，还有报看，走吧！”我心里想：是不是还要送进监狱去呢？或是把我送到什么别的地方呢？又感到大街上的气味难闻，这是每天闻惯了腥奥味，再呼吸新鲜空气，也觉得不习惯了。那个小特务押着我，左拐右拐地走了很久，最后进人一条巷子。沿着石板台阶，一步步向下走。没走多远，见左侧有个灰砖小门。门里是涂着国民党党徽的影壁，门外有两个国民党大兵站岗，肩上扛着带盒子的驳壳枪。我被带进去，穿过一个长条院子，进人一间屋子。特务们办完简单手续，一个家伙带我出了屋，走下一个很陡的木楼梯，下边是一个小院，把我关在一间屋子里。这是什么地方？这就是“军统”的秘密监狱―望龙门看守所，犯人们把它叫做“小学”。 这里的犯人虽然不算很多，但却异常复杂。这是因为，有些犯人是犯了法的军统特务，把他们混杂在其他犯人当中；有的犯人守口如瓶，对他的案情无法知道；而有的犯人什么都说，从其言谈话语中，可了解到不少军统内部情况。这个军统特务组织，好像看不见的一张大黑网，笼罩在老百姓的头上，特务们的黑手，伸向各个角落。回想我去“外语班”报到那天，为什么在码头上未受检查，这个“谜”现在解开了。原来码头上的检查人员都是军统的人员，他们当然知道“外语班”的底细，那还用检查！我又反复回忆我被捕的经过：在大学先修班时，那个李科同学为什么先支持我报考，而后又不叫我去“外语班”报到呢？我从“外语班”逃出后，他急忙把我带到沙坪坝隐藏起来，但他从未问过一句关于“外语班”的事和为什么要逃等情况，我认为这不合乎常理。被捕那天，又是李科跑到重大饭厅通知我的，为何当时他的面孔那样紧张呢？还有逮捕我的那个特务，一见面就提起我找职业的事，特务们怎会知道的呢？是特务从邮电通信中检查出来的还是李科把我出卖了呢?一我认为李科这个人必有问题。因为在大后方的各个角落里，都隐藏着罪恶的黑手啊！ 一天，我们正在院里放风，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一愣：“在监狱里怎会有人认识我呢？”我一回头，只见我们牢房隔壁上着锁的那间牢房里，有个面容憔悴的犯人，正向我招手呢！乍一看．一点也不认识。细一看，有些面熟，不知在哪儿见过似的。我末敢同他接触，扭过头就走开了。谁知这一切，被旁边一个犯人看见了。事后，这个犯人偷偷问我： “你也是‘外语班’的吧？“ “啊，在那儿呆过一个多星期口”我看隐瞒不住，就直说了。 “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呢？” “我干不了翻译，出去考大学了！" “啊，是开小差的！”他停顿了一下，继续问道：“那你一定认识隔壁那个人了！? " “我在‘外语班’呆的时间很短，一个人也不认识。我看他有点面熟，叫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向我介绍隔壁那个犯人的案情。他说，那个犯人也是“外语班”的学员。快结业时，他们练习打靶。他哪儿放过枪呢！那一天听说要去打靶，他心里就紧张口射击的时候．他一扭头，闭上眼，用力扣板机，谁知这时枪口转了向，“呼”的一声，正好打中一个学员，立刻毙命了，他也吓得瘫在地上。特务们立刻把他抓了起来，在这儿关押日子不少了。他最后说：“我看他性命难保...你不要紧，只要没有政治背景，就不会枪毙的。坐上几年牢，放出去也得给他们干。想摆脱．是不可能的。 ”要坐几年牢？那怎么可能呢！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打着外交部的招牌，对社会进行大欺骗。我因为没有社会经验，又不明真相而上了当。难道说骗人者无罪，而受骗者反而有罪吗？我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立志要从事航空救国的流亡学生，难道说你们要剥夺我爱国的权利，硬逼着我去干欺压百姓的狗特务吗？这决做不到。我想，同我谈话的那个犯人是干什么的呢？他的话可信吗？看他平时的表现，很少讲话，也很正派。但知人知面不知心哪！我连他是什么人都不知，又怎能知其心呢！无论他是何许人，但起码他比我了解得多，可能是个知情者吧！如果他说的是实情，我的前途就全完了。又一想，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哪有那么严重。在稽查处受审时，那个法官不是还对我微笑过么？我想，稽查处未放我，在这儿关些日子也得放！此地犯人都说：在望龙门坐牢，都不会久，两三个月就差不多了：“小学”么，关的日子不会太长的。 果真，在望龙门看守所关了二十多天。一天清晨，一个特务把我从牢房里提了出来，带到横上办公室，就是二十多天前曾经来过的那间屋子。特务们把腰带还给了我。当时我的心咙咙乱跳，特别紧张。是放我还是送我去别的监狱？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刻了。我接过皮带，把它重新扎上。一个特务对我说：“坐在那儿，等一会儿。”还要干什么呢？我在一张平板床的边上坐下。不一会儿，又从此楼下带上来两个犯人，照样还给了他们的腰带。我琢磨着：大概是一块儿放罢！这时忽然走进三个人，个个膀大腰圆，屁股后头鼓鼓的，里边揣着手枪。我一看，情况不妙。结果是一个便衣特务，押着一个犯人，离开了望龙门看守所。这回我可是全完了。 这天大雾弥慢，能见度极低，便衣紧紧地贴着犯人，在大街上急促地走着。又要把我押到何处？是不是要送往“白公馆”去（在望龙门看守所时，有人谈过“白公馆”。说它是什么“中学”；又说那儿常毙人。这所监狱究竟在哪儿呢？不一会儿．走过了打铜街，虽然雾大看不见两边高楼，但孙钟英上斑的那所楼房，我还能辨认，可能他还未上班呢！谁知今日又从你的门口经过，恐怕今后再也见不着你了，我的老乡！又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一个码头，即临江门码头。上了船，我真想投江自杀，但特务们都狡滑得很，把我们押进一间小舱里，哪有机会投江呢！可能是因为雾大，等了许久才开船。那小火轮沿着嘉陵江逆流而上，走了大半天才靠岸。啊，这是到了沙坪坝了。我有许多同学住在抄坪坝，你们现在正干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你们的老同学，现正在解送的途中啊！船离开了沙坪坝后，不一会又靠岸了，我知道，这是到了磁器口。被捕前，我和同学们来过这儿。这时已近中午，雾也散了。上了岸，走进磁器口小街，在一家小饭馆吃过午饭，然后继续西行。不一会儿，来到了大山脚下。这座大山，在沙坪坝和磁器口的西面。峰峦益起，巍峨险峻，只在山峰顶部长了些树，而山峰下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陡峭山坡，光秃秃的，啥都没有，这座大山名叫歌乐山。在半山腰有幢灰色房子，沙坪坝的学生们，只要向西北方向远眺，就可望见这所建筑，它孤零零地，只在房后的山上长些树。被捕前，沙坪坝的同学们还议论过它呢！有人说，那儿是一座庙吧。也有人说，可能是墓地。现在，一个犯人的后头，跟着一个特务，开始上山了‘走着走着，我发现怎么朝那所灰房子的方向走呢？又走了一会儿，离它更近了。大门上方有“香山别墅”四个大字，清楚可见。啊，它既不是庙，也不是墓。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只能看见一个大屋顶，想必是哪个大官儿的别墅吧！谁知，这就是军统局的“白公馆”秘密监狱呀！ 我们进了大门，立刻感到阴森恐怖。有个小院子，正面是一座四周带廊子的二层主楼，楼后是悬崖峭壁。左边是高高的围墙，墙头上是铁丝网。院子右侧是个简易的二层小楼，它的北面紧连着一间小平房（后来才知道，这间小平房是女牢）。我们走过“白公馆”的小院，上了楼前的高台阶，来到主楼房廊下，在一条大长凳上坐下。一个便衣到那个简易楼层里去了〔这就是“白公馆”监狱的办公室）。此时我发现，我们的对面是个铁窗，里面都是人头，这是犯人们在“欢迎”我们呢！不一会儿，从办公室走出一个穿黄色中山装的家伙。他腰上扎着皮带，挂着一支手枪，个子较高，一脸大麻子。他走路急促，说话指手画脚，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后来有人告诉我此人叫侯子川．绰号侯麻子，他就是“白公馆”的看守所所长。他向我们三个犯人瞪了一眼。我被关进主楼一层西南角的一间牢房里了。 这间牢房约有十六平方米大。南面、西面各有一扇带铁栏杆的窗户。屋门也加上了铁条，整天锁着。门后头有个带木盖的瓦罐，是供犯人大小便用的，屋里押着七八个犯人，岁数都较大。他们面色灰白，胡须很长，可见关押时间都很长了。我被关进那天，屋里是死一般的静，没有人说话。有的犯人面带怒容，有的在沉思，也有的倒在地板上，望着天花板发呆……这是为什么？我不理解。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南面窗外有个过路的人，是个穿土布制服的大个子，长像很凶，眼睛发红。这时不知哪个犯人小声说道：“你看!”那大个子已从南面窗前走过，拐了弯，向北走去，正好还要经过我们屋的西面窗户。好几个犯人把视线从南窗移向西窗，怒视着窗外。大个子走过去了，一个犯人说：“他的眼睛还带着血丝呢！”这个大个子是什么人？为何眼里有血丝呢？我正在纳闷，那大个子又从原路回来了。这次我才发现：他的腰间扎着一条挂满子弹的皮带，皮带上面有支左轮手枪。后来才知道：在“白公馆”主楼后头有个厕所，那大个子是去厕所的。他是山东人，“白公馆”的有名的“行动员”。在我进来的头一天，我们屋有个姓段的犯人，被提出去枪毙了。刽子手就是那个大个子，他叫李殿臣。 通过牢房南面铁窗，“白公馆”的院墙、大门和小院，都看得很清楚。在大门两边的院墙上，刷有白色大标语“发扬清白家风”几个大字。向西南方向望去，可看到过路行人的上半身，并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回音。原来，从磁器口至歌乐山，有条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它正好从’‘白公馆”的右上方经过，距“白公馆”约有几十米远。居高临下，可一目了然。但是，那些过路的老百姓啊，有谁知道这幢建筑却是臭名昭著的“白公馆”监狱呀！从那大门的上方远眺，正好看到沙坪坝重庆大学的文法科大楼的楼尖。我有多少同学在那里读书呵，而我却身陷图圈。 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糙米就咸菜，勉强糊口。忽听门外有动静：急促的脚步声、脚镣声、带手铐声…犯人们立刻警觉起来。须臾，又听到“当当当”！犯人们非常热悉，那是在给带死镣的人卸脚镣呢。这是哪个犯人？是楼上的还是楼下的？将要发生什么事？我们屋里有几个犯人紧张地拥向房门，把耳朵紧贴在门上；有的扒着铁窗使劲扭头向东看，但角度不对，啥也看不着。 “同志们，再见啦！再－见一啦?一”一阵宏亮的声音高喊着，它震荡着整个“白公馆”。犯人们一个个都呆住了。喊声听不见了，那是呼喊的人出了“白公馆”的后门。 “呼！砰！”山谷回音，传来了两下沉闷的枪声！ 这位殉难的同胞是哪一位？他以前是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他那宏亮的告别声，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他喊的是同志，是向同志诀别。他这种视死如归、大义某然的英勇行为，对我们还活着的人，是多大的激励和鼓舞啊！ 夜里，每间牢房窗外都要挂着一盏小油灯，用以监视犯人。那油灯的火苗很小，只能照亮窗外一小块地方，昏暗的光线根本照不到屋里来。所以警卫看不见屋里犯人，而犯人却能看清窗外的警卫。这盏小油灯，天一黑就照例挂起，好像已变成监狱的老规矩了。前半夜，灯苗大些，警卫的模样还能辨清；一到后半夜，火苗越来越小，好像一颗黄豆粒，然后再由黄色变为绿色，又像一只小萤火虫。阴森森的，鬼火一样，真有些恐怖。难怪犯人把它叫做“照尸灯”。我常常借助这盏小油灯，窥探窗外动静。在上半夜，岗哨在窗外还来回的走动，但是一到后半夜，就很少看见他们了，不知岗哨躲到什么地方，很可能偷着睡觉去了。我时常在想：逃跑行不行呢？经过多次观察，我觉得虽然院墙高，又有警卫看守，但“白公馆”院子这道关还比较好过。越狱最难的一道关是如何脱离牢房了。只要弄断窗户上一根铁条，你就可以爬出去，难就难在屋里犯人心不齐呀！在望龙门看守所时，就感到犯人中有奸细。就说我们牢房里的犯人：表面上大家啥都说，但他们心里是怎想的，你知道吗？挨我睡觉的那个犯人，背后人们说他是个朝鲜和尚（是从缅甸前线抓来的两名和尚其中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朝鲜人，说他俩是间谍，用飞机从昆明送到重庆的）。那个日本和尚关在我们牢房的北隔壁，听说被带上重脚镣。我们屋这个“和尚”长得瘦小枯干，头顶上有个戒疤。他根本否认是什么朝鲜和尚，只说是安徽人，也的确是安徽口音。但关于自己的案情却一字不露。他平时不爱吭声，但一说起话来，脸必带笑容，根据这些表现，你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这里还有一个犯人，是个江西老表，这个人最爱讲话了，他从来不掩盖自己是军统局搞总务的特务身份。他说："‘白公馆’北边有个‘渣滓洞’，也关了不少犯人。”又说：“毛秘书（人凤）也在‘白公馆’关过半年多”……他整天的哇啦哇啦，说个没完，好像要把军统的秘密全揭出来才过瘾呢！听了这些话，你能相信吗？在这种极复杂的情况下，只要你流露出一点想越狱的念头，那小报告很快就会飞到侯麻子那里。在“白公馆，，想逃跑，是很难做到的呀！ 计决装疯 我被关进“白公馆”已经两个多月了。坐牢的初期．老留恋着外边，时常梦见同学，有许多幻想。那时候真是食不下咽，度日如年。而今经历了“白公馆”的残酷现实，我终于抛掉了一切幻想。是啊，我还没有死呢！只要不被枪毙，就一定要自由地出去！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是绝密的想法，不能叫任何人知道，因为犯人中间有奸细呀！所以，我整天愁眉苦脸，不言不语，绞尽脑汁，暗地策划着。有些犯人对我深表同情，最初他们常劝我，但时间一长，他们看我痛不欲生的样子越来越重，慢慢地也就不理睬了。我终日苦思苦想，也找不出个好办法。有一天，我见两个犯人在小声地议论我：“我看这个孩子，照这样下去，非疯不可！"“魏也感到近来他有些不正常！"“疯？”这倒是一个提醒。客观上别人反映我已经有些不正常，但我还一点没意识到呢。若装疯行不行呢？又一想，这是什么地方！那要有多大的勇气并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对这个问题我考虑好久。但耳闻目睹，使我深深感到：除了装疯，别无他法。若是“疯”了，就变成一个“废物”，特务们也就无法利用了！枪毙或长期关押，由他们的便，反正我的“疯，病永远好不了啦。最后，我终于拿定主意，采取装疯手段，同特务斗到 底。但怎样才能装得像又不露马脚呢？还需要细致地安排考虑呀！ 一天深夜，窗外的小油灯已经变成了小黄豆粒，差不多是后半夜了。众犯人正在呼呼奸睡，这时我还在酝酿装疯计划呢！有时闭着眼睛想，有时看看那盏昏暗的油灯。突然见几道白光在窗外闪了几下，分明那是有人打手电呢。接着就是急促的脚步声、上下楼梯的“瞪瞪”声，还有人在喊叫”快”，这可能是侯麻子在下命令呢！犯人们都被惊醒了，很多人感到外面动静异常，有的“嘱，，一下子坐起来竖着耳朵听，有人扒着窗户向外看，院里一片漆黑，好像一个人也役有。只听见动静，看不见人影，更加引起人们的惊恐不安。过了一会儿，“哗啦”一声，牢门被打开了。只见“白公馆”的走廊下，闪耀着手电光柱，全副武装的警卫，个个奔跑忙碌着。我一想：“坏了，今夜特务们要采取重大行动”。我们都被押出牢房，看守所长侯麻子，腰间别着把手枪，正在怒气冲冲地监视着特务们对犯人采取行动。每两个犯人铐在一块，给我带铐的那个特务，正是犯人常议论那个叫李殿臣的大个子行动员，都知道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和我铐在一起的，正是挨我睡觉的那个“朝鲜和尚”。我的左手和他的右手铐在一块。这是一副沉甸甸的土手铐，用一把锁把铐子锁上。土手铐可不比洋手铐，不但重而且铁圈也粗大。谁知这个“和尚”的手腕特细，手掌又小，我们在一间牢里关了几个月，谁也未注意他这个特点。在黑暗中，他用力一缩，手就脱了手铐，然后又把手重新伸进手铐里。他的这一动作，使我马上意识到，他要趁机逃跑。两个人铐在一块，因互相牵制，谁也跑不了。这个’‘和尚”比我年纪大，约三十开外，他的斗争经验，比我这个幼稚青年要多得多，虽然我不了解他的身份，但在越狱这点上，我俩个倒是想到一块了。所以刚才他脱铐的事，虽然出乎我的意料．我却不但不吭声，反而提醒了我：今夜凶多吉少，一定要“打靶"（枪毙人）。我也下了决心，你逃，我也逃，你要往东，我就朝西，宁肯在逃跑时被乱枪打死，也总比等着挨枪子好，豁出去啦!而且这夜空又是一片漆黑，对逃跑极为有利。行动开始了，凶狠的敌人押着一对对犯人，并没有向院子的大门走去，而是沿着“白公馆”的主楼拐个弯，向“白公馆”的后门走去。犯人们被囚在“白公馆”，都是从大门押进来的，对于“白公馆"的后门，谁都没有走过，只知是在主楼后边，犯人们都非常关注它。大门进，大门出，说明你在“白公馆”没有挨枪毙；若是进大门，出后门，那你可就完了（那时候“白公馆，．枪毙人，都是走后门的）。这个后门恰似鬼门关，门里是活人的世界，门外就是阴曹地府啊！我们绕过“白公馆”主楼的拐角，没走几步，前边就是这个恐怖的后门。这个后门，就是把“白公馆”的围墙东北角开个小门，在门里头，又盖了半间简易门房。当我们经过门房时，看见一个女人，围着一条破被子，披头散发地在一张小床上坐着呢！啊，原来是倒马桶的那个姑娘。每天她到我们牢房倒马桶时，我都注意她愁眉苦脸，一定是一肚子委屈呀!没想到把她囚在这半间门房里。出了小后门，眼前一片漆黑，往前一迈步，才知道是坡，而且旁边有人还拉一把，仔细一看，两边全是警卫，排成两道人墙，把犯人夹在中间。这时逃跑是不可能的，那个和尚没有动静，我也只好跟着向上爬，和尚不行动，我也动不了，只有见机行事了。哪知道只走了十多米，我们就被押进山洞里了。洞里就更黑了，不时有手电光柱，向犯人射来射去，照得犯人们眼睛都睁不开。借着闪亮，偶尔可看到便衣，紧握手枪，在洞里不停的走动着。一会儿，押进来几个，一会儿，又押进来几个。在洞里等了半天，怎么未听见枪响？是要一对对的“打靶”，还是要在洞里集体屠杀呢？如果是前者，我还有一线希望，如果是后者，也只好如此了结一生，真是死不螟目！又过了一会儿，行动开始了。最先从洞里提出来的，是我们屋的犯人。这时我感到手铐有些额抖，原来那个和尚可能是因为紧张过度而‘’筛糠”了。我们被押出洞口，两旁依旧是两排士兵，特务从原路又把犯人押回牢房。这是怎么回事？有的犯人说："是不是防空警报？”也有的说：“可能是特务行动演习吧？”究竟为什么？真是天晓得！我觉得挨枪毙的滋味也不过如此吧！当子弹射到身上时，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而恐惧、痛苦、绝望等等的感觉，也只不过就在未开枪之前那几分钟吧！这次出“白公馆，的后门，我并未感到紧张，脑子好像空白似的，只想趁机逃跑，其他一切全然忘了。不是有人说这是特务演习吗？好，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演习，一次考验，见了世面，增添了斗争的勇气。 我继续思考着装疯计划。想起小时候在东北农村的情景：我家房后住着个姓齐的，一家爷儿三个全是疯子，我们这些儿童常同疯子逗着玩。我回忆起疯子的特点：一是他们的眼睛总是发直；二是他们有时明白，有时糊涂；三是在某种刺激下，往往神经大发作一次，然后又恢复原态。我把这些疯子的特点，都作为装疯的参考和依据。我又想：特务们会不会找大夫给我检查呢？不可能的。当时后方连治普通病的大夫、医院都很少，上哪儿找医治神经病的大夫呢？干是我准备来一次神经病大发作，在“白公馆”挂上号，叫特务们知道我是个“疯子”。 又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准备成熟了，连发“疯”时的一切动作等，都做了仔细安排，而打算从夜里开始发”疯”，则是因为白天发“疯”，怕容易被人看出破绽。这时犯人们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最近要往贵州息烽集中营解送犯人了，我想不如马上采取行动。若把我也送往贵州，问题就更不易解决了。于是我决定在农历腊月二十二日(1943年初）深夜开始发“疯”。但那“白公馆”之夜，阴森恐怖，像人间地狱，我又怎敢在这种严峻的环境里发“疯"呢？我思想矛盾极了，斗争了一夜，也未敢行动。那铁窗外面的小油灯快灭了，天也快明了。我痛很自己是个软骨头，在关健时刻缺乏勇气，决定明夜（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必须行动，否则我这一生就完蛋了。第二天深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一声吼叫，跑到屋子对角，骑在一个老犯人身上，使尽全身力气大叫着：“跟我回家―！跟我回家－一！”屋里犯人突然被惊醒，一时吓得呆住了，不知所措。这时看守所长侯麻子，在他屋里高声叫道：“他奶奶的，怎么啦？"替卫人员忙报告说：“有个小孩子疯了！”侯麻子命令着：“按住―，快把他按住！"当时有几把手电射向屋内，犯人们把我从那个老犯人身上拉开，拖回原处，并使劲地按着我。这时我呼咏带喘地慢慢平静下来，耳朵偷听犯人们的反映： "可把我吓坏了！”被我骑在身上的那个老头说。 “果然未出所料！" “年纪很轻，怪可怜的！" 我这一“疯”，震动了整个“白公馆”，由此，从特务到犯人，都知道我是个“神经病”。 转移息烽 在我装疯之前，就听犯人们在议论：不久要往息烽解送犯人了。这个消息是从哪儿传来的呢？犯人们早已同外界隔绝，怎会得到这样的消息呢？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一条可能的渠道：在侯麻子办公室的楼下，即所谓的优待房间里，关着三个犯人：其中一个犯人有四十多岁，穿一身黄色呢料中山装，个子不高，从其外表上看，好像是个国民党的政客，但他真正是干什么的？却谁也不知道；另一个犯人，是一个奇怪的郑老头（后来才听说，他就是特地从河南跑到重庆来认蒋介石为‘，胞弟”的农民郑发，因有冒充“皇亲”之嫌，被拘押软禁在此）；最后一个犯人，也有三十开外，长得个头很高，身上的穿戴有些洋味儿，特别是他那副眼镜：没有边，没有腿，只是光光的两片圆玻璃片，卡在他的高鼻梁上。从外表上看，这个犯人好像到过外国或留过学的。这三个被优待的犯人，前两个犯人从来不到主楼后面的厕所去，只是这个戴玻璃片的犯人，每天总要到楼后面厕所去两三次，每次经过我们南面窗户，他从来不向窗内看一眼，这可能是防备岗哨监视吧！但当他走过房角，经过我们西面窗户时，可就不同了。这里是个夹道，没有岗哨，于是他时常在窗外停留片刻。向窗里望一望，有时摆摆手，甚至还要同犯人小声地说几句。这个犯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他同我们屋里的谁熟悉呢？也看不出来，好像每个犯人他都认识。我估计：转解犯人的消息，很可能是通过他传来的。在我“疯”后的一个星期，正是1943 年春节前一天的深夜里，特务们转移犯人的行动开始了。 几道雪亮的手电筒光柱一齐射向牢内，把犯人们的眼睛照得啥都看不见了。只听得窗外有许多人在急促地走动着，偶而还听到手枪子弹上膛的清脆响声。从梦中被惊醒的犯人，个个都坐了起来，注视着外面的动静。唯独我依然倒在那儿，闭着眼睛在盘算着：特务们想干啥？是不是又要出后门，搞假枪毙？还是出前门上息烽？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要做好思想准备。突然，门开了，门外的特务在吼叫：“听着，谁都不许动。叫谁，谁出来！”当时我们屋内有11个犯人，连我这不‘疯子”在内，共被叫出去五个：一个“朝鲜和尚”、一个姓石的、一个爱唱京戏的小胡子，还有一个就是我装疯时骑在他身上的那个老头。特务把我们押到“白公馆”的小院子里，在黑暗中，模模糊糊地可看到小院的四周，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握着子弹上了膛的驳壳枪。恐怕“白公馆”的每间牢房，都有犯人被押送到小院子里。“白公馆”的小院子本来就不大，我感到黑乎乎的都是人，而且还有两副滑杆摆在院中间，不知是做什么的。那边大概是看守所所长侯麻子吧，站在高处指手画脚地指挥着，他不时的命令：“快！……他奶奶的！”按照特务的老规矩，还是每两个人带一副手铐，犯人曾把这讽刺为“两相好”。我离那个“朝鲜和尚”较近，为了能同他铐在一起，我偷偷地向他移动了一下，因为只有我才晓得“和尚”手小的秘密，可是当特务走到我跟前时，却没有铐我，而把“和尚”同别人铐在一起了。这个意外使我暗暗吃惊，为什么不铐我呢？特务又要耍啥花招呢？这时，另外一个特务押着一个犯人，走到我跟前站住了。在黑暗中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女犯人，她个头不高，身材很苗条，长像很俊，啊，想起来了，她叫刘美美。在我“疯”前约一个月的样子，我们屋里送进来一个汽车司机，他年岁不大，长了一脸大麻子，他说他是司机，给刘美美小姐开小汽车的。听说他们是从香港被抓来的，当然他也是不谈自己案情的，只说刘美美是香港的交际花。当时的女牢房，在侯麻子办公室的北壁，是一间小平房，它的牢门是个木栅栏，而且正好同我们牢房的门相对着。每当送饭或倒马桶时．我们的牢门总要开一会儿，趁此时，两个牢房的犯人总要互相张望一番。那个麻子司机就向我们介绍了：“最漂亮的那个姑娘，就是我们的刘小姐。”当时女牢里押着四五个犯人，我们都认识刘美美，其他几个虽然面熟，但不知姓名。 “白公馆”的大门打开了，一对对犯人排着长队，依次走出了大门。这时一个特务叫刘美美上了滑杆，另一个高个子的特务，紧紧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上另外一副滑杆。滑杆这种交通工具，在四川我倒是常见的，在乡下多半是地主绅士们坐，在城里也都是当官和有钱的人坐，像我这个穷学生就从来未坐过。万万未想到，在“白公馆”这座魔窟里我却坐上了滑杆！是侯麻子大发善心吗？当然不是，我认为他是怕我发神经，路上出事。这滑杆走起来，上下颤动，倒满舒服，难怪有钱人坐它；但是拾滑杆的人，可真是辛苦啊！今天这两副滑杆是雇来的，还是特务自己抬的呢？因为在夜间，抬滑杆的人容貌看不清，所以不能肯定。如果是雇来的老百姓，那他们会知道“白公馆”的秘密了吧？在我的前面，是刘美美。在她的前面是一对对犯人。这一大队囚徒，沿着从磁器口通向歌乐山的石板小路，在黑暗中缓缓地下山了。远处有几盏昏暗的灯光，那可能是沙坪坝呀。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这正是特务选择深夜行动的原因吧！大约走了半小时，我们来到歌乐山脚下的一条公路上，队伍停住了，我也下了滑杆。那刘美美娇滴滴的样子，下滑杆几乎摔倒。 这条公路不宽，是南北走向。在公路上停着四辆大卡车，看来是早己准备好了的。有三辆卡车带着帆布篷子，卡车的周围有大兵放哨。这时，那些便衣特务又开始忙了：把一对对犯人押上卡车，然后又给每对犯人带上一副脚镣，再把这些脚铸锁在车上一条几十斤重的大铁链上，而这根大铁链是固定在车上的。这样一来，犯人们被手铐、脚镣和那根大铁链连成为一个整体了。真是生死在一块，谁也跑不掉的。我当然也在这个集体中，同我铐在一起的那个犯人，我不认识。每辆囚车上，有两名便衣特务，坐在车尾，看押犯人。与众不同的是，两个特务一边一个，正好把我夹在中间。其中的一个特务，就是叫我上滑杆的那个大个子．看起来他是有责在身，专门’‘照顾，，我这个“疯子”的。每辆卡车装有十多个犯人，共装了三大卡车。我在第三辆，后边还有一辆，那是武装大兵坐的。他们把一挺轻机枪，支在驾驶室的顶上，枪口正对着犯人，这些大兵都虎视耽耽望着前方。一声哨响，这一列囚车隆隆的向南开动了。 这是重庆近郊公路，还算平坦。汽车开得很决，路两边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卡吱”一声，车停住了。不一会儿，在汽车的前方，传来了骂声、打人声...后来才知道，汽车已到江边，等着轮渡过江。特务们正在江边打骂船工，命令船工动作要快。可怜的船工遇到这帮匪徒，谁敢反抗？用轮渡载着大汽车，要一辆一辆的横跨长江，全靠人力，摆渡到对岸，也真不易呀！何况不时还要挨特务的皮鞭呢！当渡船到了江心，我向北一望，见那山城之夜，万家灯火，好像无数只眼睛，在为囚徒们送行呢飞轮渡耽误了很长时间，当汽车发动起来，继续上路时，东方的天空已经露出了鱼肚白。一个犯人小声的念叨着：“这是九龙坡呀！" 天一亮，汽车的速度更加快了。“笛笛，，的喇叭吼叫声，惊动了路上的行人。他们紧紧站在路边，两眼都直瞪瞪地望着汽车。这几辆囚车在他们身旁一闪而过，卷起来的黄土，好像一条土龙。每当经过村镇，老远的就开始鸣喇叭，汽车毫不减速。老百姓养的小鸡，常在公路上寻食，那飞快的大汽车．吓得小鸡“呱呱”乱飞，四处逃命。有一次，我看到路上一滩血，旁边是一堆鸡毛，一个老太太坐在地上嚎陶大哭，旁边几个老百姓，冲着汽车破口大骂。一定是前面的汽车辗死了人家的鸡。可是我们车上特务，手握左轮枪，却向着那骂人的老百姓摇晃着：“他妈的！" 恐怕已过了中午，犯人们的肚子早已饿了，但是汽车还是照样疾驰着。车可以不吃饭，有油就能跑，但是人到时候不吃东西怎行呢？最奇怪的是我旁边的那两个特务，坐在那儿眯着眼，握着枪，一动不动，好像这些家伙都是木头做的，不吃不喝。犯人们都急切盼着快点停车，吃点东西再走。在野外时还好过些，最怕过集镇，一看到路旁饭馆摆着吃的，肚子就更饿了。犯人们不见停车．只好合上眼睛，以睡解俄了。突然．大个子特务一看手表：“都两点多了”，有点吃惊。“我的肚子也饿了”另一个特务说。“这差事真倒霉，陪着他们还得挨饿，，大个子发牢骚了。“唉！没法子！”另一个特务直摇头。这些犯人由于长期坐牢．身子早已虚弱极了。坐着这样快的卡车，又碰上山路，车子左右老拐弯，这么一摇晃不要紧，很多犯人身体支持不住了。开始头昏，后来恶心，终于晕车了。“哇！”一个犯人吐了，喷了对面犯人一身。车上人一见喷出的食物，又闻着腥味，“哇―哇―……”有七八个犯人早己控制不住也都吐了起来，你喷我一身，我吐你一身，也只好互相原谅吧，因为大家的手脚都不能自由行动。可是那两个特务可受不住啦，发脾气骂人也不管用，只好掏出手帕，紧紧捂着鼻子，使劲往车外伸脑袋。一阵呕吐之后，犯人们都聋拉着头，昏沉沉的啥都顾不上了。 太阳落山了，天色渐渐黑了起来。这一串囚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一个较大的城镇，我一看两边商店的招牌，才知道这是贵州的重镇―桐梓。又看到在路边上，有的老百姓在烧纸、破头，原来这是除夕之夜呀！谁会想到今年除夕竟会在囚车上过的，我不由得一阵心酸，几乎掉下泪来。想起那东北老家的爹娘，还在臼寇的铁蹄下呻岭着，而你们的儿子，今天却变成一个囚徒，发配贵州！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前边的道路再艰险，我也要把疯装到底，用身体和智慧跟特务们拼啦！ 因为桐梓是个大镇，街上的行人较多，这时的汽车不得不减速了。终于在一家二层楼的大旅馆前停下了。车上的犯人又饿又累，但车子一停，个个又都精神了，睁着眼睛向车外看；只见最后那辆卡车上的大兵，拿着枪，跳下车，跑步来到旅馆门前，大门口只留下两个人把门，其余的大兵都闯进去了。过了一会儿，有好多住店的旅客，被赶了出来。他们手里提着、抱着各种衣物，只好另找旅店了。一个特务走出门外，对着楼上的窗户指手画脚地在说些什么，一个老板模样的胖老头紧跟其后，直点头弯腰的。这时街上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把我们三辆囚车团团围住。特务们在卡车上，把犯人的脚镣一一卸了下来，但不卸手铐。然后叫犯人一对对从车上往下跳，那些犯人在车上已被折磨了一天和一夜，有的腿脚和胳膊早已麻木或失去知觉。当他们一对一对往下跳时，很多人跳下一挨地，就起不来了；也有的犯人，简直是从车上滚下来的。再说那些围观看热闹的人，开始时哈哈大笑，后来也不笑了．可能是感到这些犯人太可怜了。而且我还听到他们在议论：“穿黄衣服的是逃兵”、“长大胡子的是共产党”...我们被带进旅馆的一层中间，屋子很大，好像是个大厅。接着就依次开始上楼，在楼梯的下边和上边，都有岗哨。我进了卧室后，才被解除手铐。有的犯人急于上厕所，的有往床上一歪，就合上了眼。夭已黑了下来，楼里的电灯全亮了。过了很久，犯人们又被带到楼下。只见大厅里摆了好几个大圆桌，桌上放着许多盘菜，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分明是“打牙祭”么！ 从“白公馆”乘滑杆，在车上被铐镣，一路上我都表现顺从，没有任何反抗。如果总是这样老实，哪还是‘疯子，，吗？不行，我得搞点小动作，给特务和犯人留下点印象。犯人们一个个的围着饭桌相继人坐。万没想到，那大个子特务突然拉着我的手说：“老弟，咱俩坐在这儿吃！”把我拉到旁边一张桌子上。可能是为了哄我，他夹一块肉，放在一碗饭里，叫我吃。我心想：这个家伙还满“客气，，的，不行，我得耍耍你。我用手抓起了肉，使劲地往地上一摔。这突然反常的动作，特务为之一愣，我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说：“肉里有毒，你想把我毒死啊！”随手从桌面上抢过一盘素菜，放在自己跟前，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特务们才明白过来，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各桌的犯人．也都抬着头，惊奇地望着我。饭后，我们又被押回各屋。犯人们往床上一仰，呼呼地都睡着了。 由于长时间的折腾，犯人们早已疲劳不堪了。所以个个都睡得很沉，睡得很香。我们不知睡了多久，好像刚刚睡着似的，突然又被特务们给喊醒了。带上“两相好”的手铐，再上汽车。同来时一样，照样带镣、上链。汽车的发动机轰鸣一阵，在漆黑的下半夜，这大串囚车又起早上路了。走了许久，天才大亮，见大山连绵不断，地势越走越险，那公路好像一条长长的带子．弯弯曲曲地由山下铺到山上。囚车沿着这条长带子，死劲地向上爬，拼命地吼叫着。费了很长的功夫，居然爬上了山项。过了山顶，汽车好像要休息了，再也听不见一点声音，其实是司机关了油门，向下滑行了。左拐右拐，这一晃荡不要紧，有的犯人又开始呕吐了，把昨夜吃的那点好东西．全都倒出来了。犯人们大都低着头，好像是睡着了。什么呕吐、气味? 一都没人理睬了。这囚车一个劲儿地疾驰着。 不知是哪个犯人，小声念叨：“可能到息峰了！”我抬头一看，车子已进了一个市镇，店铺的招牌，果真有息烽两字。心想：真的到了。这时车上所有的犯人都不睡了，都好像很精神，睁大睛睛向车外望。在重庆“白公馆”时，犯人们老议论息烽集中营，今天居然到了息烽，我要仔仔细细地看看这座大魔窟，看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我猜其他犯人，恐怕也有这个想法吧．不然为什么都目不转睛地向外望呢！息烽是个小县城．市镇不大，不一会儿，汽车就由城内穿过去了。我万未想到：车子在息烽并没停。看样子，集中营不在息烽镇上了，那么在哪儿呢？我依然继续向外观察着。 这一串囚车穿过了一个破烂的小村镇后，离开了川黔公路向左拐了弯，又走了两三百米远，汽车的喇叭突然一声尖啸，到了贵州息烽集中营。 进了“大学” 那汽车“吱的一声，在息烽集中营的大院里停住了。这儿就是犯人们常常提起的“大学”呀！也是军统在后方的一座最大的秘密监狱。 一路上押着犯人们的那些大兵，首先跳下车。他们解开皮带，歪戴帽子，吸着香烟，东倒西歪地走了。这帮家伙在路上何等威风，现在显了原形...群乌合之众。 囚车上的便衣特务，把犯人的手铐、脚镣都卸下来后，也蹦下车，伸伸腰，长出一口气，好像是在说：“这差事可真他妈的不是人干的”。他们叫犯人们原地等着，自己也走了个干净。憔！对我们这些犯人多放心，一个看守都没有。其实，进了“大学”的门，在光天化日之下是逃不脱的。特务们走了之后，我们都睁大眼睛，东张西望，不停地侦察这座奇特的大集中营。 这座大集中营是在山洼洼里。北面和东面，有一座大山；南面山沟里，有一片稻田；西南有座孤零零的小山，约一百米高。别的山上都是光秃秃的，唯独这座小山长满了松树。在山顶上好像还有个亭子，在树丛中只露出个小茅草尖顶。西面是一大片开阔地。远处群山起伏。那川黔公路正好从监狱西边经过，自北向南，婉蜓起伏于峰峦之中。 这座大集中营的四周，有围墙围着。这墙是从西边大门开始，沿着山势，向北越来越高，直到东面山上，围墙最高了。在那最高点，围墙上还涂着白色大标语：“发扬清白家风”（和“白公馆”院墙上的标语一样）。在东边山上绕个大圈子后，开始向西渐渐下坡了，直至西南方小孤山的脚下后．再往北走，直至西边集中营的大门。这一大圈围墙，呈椭圆形：东西较长，南北稍窄。东边最高，北边次之，西边较平坦。那墙是用石头砌的，外面徐上泥巴。墙不算高，最多两米。在这个大椭圆的中间，有一道土墙纵横南北，正好将院子分成东西两大部分，我看到在东半部山坡上有许多房子。囚车是在西半部中间停下的，这是一条通向集中营门口的土马路。马路南边有一个小湖，北边有一长条操场。在操场北面山坡上有许多房子。在围墙的东南方，墙上有几座岗楼。你若不留心观察的话，恐怕还看不出这是一座大集中营呢！ 我们正在四下张望着，从北边山坡上的房子里，出来三个人，他们沿着下坡小路，向犯人走来。其中一个人，年岁较大，有三四十岁，他手里拿着个大本子；另外两个人，都较年轻，穿着便服，腰上带着手枪。我猜想：那个年岁较大者，可能负点什么责任；那两个带枪的，大概就是这个集中营里的便衣特务。这三个人走到我们跟前，毫无表情地看了看。那个拿本子的人，大声叫道：“现在开始编号，每人编一个号码，以后彼此要叫号码，不许称名道姓。”然后他打开本子，先念姓名，后念号码。这样，我们都被编成号码。别人的号码，我不去瞥他，只记住我的号码，是“541”。在编号的过程中，一个便衣把女犯人刘美美带走了。他们先向大门的方向走，然后往北，走过操场，上了一个小台阶后，又往西走几步，进了一个灰房子。这所房子正在监狱大门口的里边，它是东西走向，一联四间，每间有一个很小的窗户。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集中营的女牢房―义斋。后来，我们这些男犯人也被特务带走了。我们拐了一道弯，来到了集中营的东半部。眼前是一大片砖瓦房，房前还有个长条大院，我们都被带进去了。 万万未想到，院子里有许多犯人，他们是在迎接我们呢！这些人都长满了胡子，有的胡子都白了，更不必说头发了。很多人上身都穿着一件旧蓝布棉背心，腰上还扎着一条绳子．更显得弯腰驼背了。牢房中的岁月，把人摧残得都变成老头了，但是他们的眼睛，却是炯炯有神。这些犯人，神通广大，消息灵敏，他们早就知道重庆要来犯人了。所以这几天，他们常在院子里向外看。当我们的囚车一进集中营，他们就都跑到院子里，在焦急地等待着我们呢！ 息烽的犯人，都是老犯人，有的人从国民政府在南京或武汉时就被关押，最新的犯人也都坐了一年以上了。长期与外界隔绝，他们是多么想知道点外面情况啊！在“白公馆”时，只听说此地长期监禁，监狱很大，其他啥都不知道了。因此，我们这些人一到息烽，就观察这座监狱的地形、环境。尤其是对集中营内部情况，更需要搞清楚。特别是对我这个装疯的人来说，对所处的环境和周围人员的情况，了解得越多、越具体越好，否则不利于“疯”，甚至还会带来危险哪！但是我这个“病”人，不便于同人交谈。对不明白的人和事，更不能主动提问。因此，我刚到这个新环境，困难就更多了。无奈，只有利用耳朵，听人家的议论，从中了解事情了。那天特务带着我们走在前，院里的老犯人紧跟在后。进了牢房，特务把我们三十多人，分别分配到五个牢房里。特务一走，每间牢房里都小声的谈起来了，谈得有声有色，好似故友重逢一样，热烈极了。 这个大集中营，把关押犯人的牢房分成八个单位。每个单位分别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命名为斋，每个斋又有若干间牢房或者还有个小院，各斋都是个独立小单位。例如我们刚到那天．特务把刘美美押到大门口里那座房子，就是专门关押女犯人的牢房，叫义斋，它没有院子，这是在西半部的唯一牢房，因为其他牢房都在集中营的东半部。又比如，我们现在住的这所牢房，是南北长条的六间大瓦房，名为爱斋。这所牢房看来是旧式的房子，顶上有亭子间，住着便衣特务，便于监视犯人。爱斋西面窗户全部被封死，窗外有一米高的大台阶，它的下面就是那南北的长条大院。院子的北端是集中营的医务所，内科大夫姓郭，穿西装，是个犯人；外科大夫姓膝，山东人，听说过去曾给张学良将军看过病，不知是真是假。大院的南端是信斋，只有两间牢房。西边那间牢房总锁着，是集中营里的重牢房，即在集中营又犯了所谓法的或纪律的人，有的被带上脚镣，都关在这里，那房间不大，经常押着六七个犯人。在信斋与爱斋的拐角处，有一间牢房，这是集中营里的病号室，内有四张床位。大院的西边是一道墙，墙的北头是爱斋大院的院门。爱斋牢房的东面没有墙，而是木头杆子做的大栅栏，从外面看，活像是大鸟笼。我们坐在房里，透过栅栏，可望到集中营东半部的山坡。在爱斋的正东山坡上，有所较大的院子，叫孝斋。里边房间很多，关押的犯人也多。这个斋的犯人每天干苦工，打草鞋。在孝斋的东北山坡上，又有个和孝斋很相似的院子，但规模要小些，门口不设岗哨，这是忠斋，也就是息烽集中营里的优待牢房。这个斋房间较少，每间房里住的人也少，一般是一二人或两三人。这里关押的都是重要犯人，如有名的共产党人和知名的爱国人士等。 当时的息烽集中营，实行所谓的民主管理。白天不锁牢门，只天黑上锁。犯人们白天可到院子里散步或晒晒太阳，在本斋之内较为自由。这当然不是特务发什么慈悲，而是集中营当局的一种策略。过了几天之后，犯人们之间的谈话渐渐少了。这是因为想问的，问过了，想说的，也说过了。彼此之间对于外边情况及监狱情况，介绍得差不多了。现在到了互相了解的时候了：究竟对方是干什么的？何时、为何被捕？这就难了，谁愿说真话呢？谁又敢说实话呢？当然一般问题或与政治无关的问题，还能谈谈，而一遇重要问题、实质问题，彼此就很知趣、很自然的不问了。这种当面谈话就逐渐转为背后了解。久而久之，每个犯人的情况，我也能略知一二。当然有些情况是背后传来传去的，极不可靠，只能做为参考。在此期间，爱斋有个青年人，大高个子，住在我屋的隔壁。他时常到我屋来，跟犯人谈这谈那，从中我才知道他是四川重庆大学的学生。说话满口四川话，没问题是四川人了。我暗中发现：在他同别人谈话时，他常注视着我，好像要同我说话而又有些为难似的。这时我想：我这个’‘神经病”，一定早被人介绍出去了，不然为什么没有人同我谈话呢？而这位大个青年为啥有那种表情呢？果然有一天，他看我屋里没其他人，突然走到我跟前，很和气地对我说：”咱们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陈，是重大学生。我在第一期外语班呆过。学到后来才发现，是训练情报的。我不想干，去请假，结果把我扣起来了，说我有问题。去年把我送到此地。我来之后，他们才把我们的校长马寅初放了，他在这儿被押了八个月……”他见我两眼发直，对他说的话似听非听，可能认为我的反映不很正常，话谈不下去，这位姓陈的摇摇头，看我几眼后，就扭头走了。我初到爱斋那阶段，这位陈某是唯一同我接触而说了许多话的人。从他的口中，我才知道：马寅初先生原来也在这儿坐牢啊！我被捕前，在重庆大学住的时候，就听许多同学谈论马寅初先生的爱国行为。马寅初在沙坪坝曾向几千名学生讲话，痛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揭露四大家族的垄断贪婪。马老的讲话，激动了千万颗爱国青年的心。学生们掌声雷动，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可是讲话过后，马寅初就失踪了，下落不明，生死不知。万未想到，国民党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题，把学生们最尊敬的马寅初教授秘囚于息烽集中营啊！ 有时候我也到院子里转一转。尤其是站在爱斋西面窗下的高台阶上．视线透过那片开阔地，往西方的远处一望，可看到远处山峦间的长途汽车队。川黔公路与滇摘公路相连，抗日时期，它是唯一的一条通往国外的交通要道。那时候，我常常看到一辆辆望不到头尾的长蛇般的汽车队，在远处公路上蠕动着，可见当时运输是多么紧张繁忙啊！这些宝贵的物资，究竟有多少真正用于打日本鬼子呢？恐怕是很少。我知道，在前方老蒋的军队是从来不打日本军的，他们是专门打中国人的，一心一意要消灭共产党的。被捕前，我看到重庆商店里、货摊上，摆着许多美国货、舶来品，这些东西不都是从滇缅公路运进来的吗？试问，那时候谁有这么大的权势能做这样大的生意呢？这正像马寅初教授揭露的那样。四大家族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他们利用抗战之机．大发国难横财呀！而真心抗战的，一心想救国的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等，反而被杀头、被关押，这是什么世道啊！ 有一天，我沿看爱斋西边窗下的高台阶，信步往南走，快走到头的时候，我顺便朝西看看。见西边有个小院，它同信斋的牢房和爱斋的大院相联。这个小院的南、北各有一道房子，每道房子又有间牢房。院子东间是一面与爱斋大院相邻的墙，西头有个小门楼。在门楼的里边墙上，挂着一副木板对联。左边墙上的对联是：“改邪说以归正”;右边墙上的对联是：“省吾身以励行。”我的心为之一怔。再看看那里的犯人，约有三四十人。有的在牢房里躺着，有的在院子里晒太阳。他们的穿着同我们没啥两样，从年岁看大都是三十左右的年纪。他们是干什么的呢？为啥他们的门上挂有对联？我感到这里大有文章，就仔细地琢磨这副对联的含义，呀，这是劝降的，肯定那个小院里的犯人都是共产党！也真奇怪，别的斋里也关有共产党人，为什么没有对联，而唯独这个小院这样特别呢？后来听一个老犯人小声地向别人介绍说：‘他们都是新四军，是共产党。把他们单独关在一起，便于管理。就是要犯人干什么苦工，这些人也是单独干，从来不许他们同外人接触。听说他们都是新四军的军官，又都特别坚强，在监狱里还有活动...”原来是这样，难怪特务给他们挂对联，是要让他们叛变投降的。看起来这些军人都是硬骨头，没有一个向敌人屈膝的。我在被描前，也听说过一点关于皖南事变的传闻。说是国民党背信弃义，突然向新四军进攻，俘虏了大批新四军...皖南事变到现在也已有两年多了，怎么只剩下这点人了呢？其他人是被杀害还是逃跑了呢？ 一天吃过午饭后，爱斋大院来了许多别斋的犯人，他们是来看病的，因为医务所就在大院的北端。医务所的西屋是个大房子，东屋是间小房子。在西屋大房子墙上开个小窗口，那个穿西服的老犯人郭大夫，坐在屋里，隔着窗口给犯人看病。既不试体温表，也不摸脉，只是问几句话，就开个小药方，让病人到隔壁拿药。看外科的在东边小屋．病号多是生疮长疥的。有一次，一个病号的胳膊上长个大疮，肿得好像个大馒头。外科大夫滕医生不在，一个小大夫（也是犯人）拿起手术刀，对着大脓包，上去就是一刀，脓喷出老远，又流出来不少血，把那个病号疼得直叫，浑身乱哆嗦。真正有病的是少数，大部分是以看病为名，到爱斋看看难友，聊聊天，通通情况。也有的是藉看病出来转转，散散心。 有一个老俄国人，个子不高，身体很壮，长着一脸大白胡子，有一尺多长，从面部下垂到腰间，好像京戏里的老生。也不知道他看的什么病，手里拿着一个小白纸药包，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眼睛四下张望，好像是在找谁。爱斋有个犯人想跟他学俄语：“对不起，怎么说？" “斯巴秀夫”。 “投关系呢？" “密斯呆”。 那个学俄语的犯人，于是不停的练习着：“斯巴秀夫―密斯呆”。他满有信心的说：‘一天学两句，一个月就是五六十句，一年就能讲俄文了。”这儿的确是个学习外语的好环境，坐牢的人，啥事没有，和外国人住在一起，整夭学吧，特别是学习口语，条件太好了。若想学文字，却有一定困难，因为书、笔、纸等全没有。据说这些外国人都是在武汉时期抓来的，一共有八个，说他们是给共产党当间谍的白俄。当时已经死了几个，我只看到四个，这个大胡子是我看到的第一个俄国人。 在息烽集中营里，还关着两个日本人。一老一小，说都是从前线抓来的。这次来看病的日本人，是那个年轻的。当时的抗日战争正处在低潮，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小日本猖狂极了。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吧，犯人对这个小日本很特别，大家把他围住了，问他：“你们为什么要侵略我们中国？" “你信佛吗？ “你们杀害中国老百姓太多了，这笔血债你们一定要还的！" “如果把你放回去，他们会杀你吗？” 大家问啥的都有。这个小鬼子好像听懂了点，但是中国话还说不好，日语夹着汉语，不知说些啥，而且老点头说：”哈依！哈依！”在中国人的指问下，看来有些心虚，有点恐惧，所以他不住的点头、鞠躬啊。这些外国人当时都关在仁斋，平时见不到，只在看病时才能接触。 又有一次，特务押着许多犯人，排着长队来看病，队伍的排头是个小孩，约一米高．穿着一件成人的大棉袄，简直都决聋拉地了。哪儿来的小孩呢？难道说这样小的儿童也成了囚犯？小孩的脸蛋上不知长了什么，医务所在他脸上两边擦点红药水，这可逗人乐了，活像个小木偶。他在院子里咄喘跳跳，有说有笑，活泼极了，好像他根本不知道啥叫监狱。但犯人们都叫他小汉奸。据说是敌机轰炸重庆时，这小孩子在公园里打信号弹，因而被抓获。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懂得什么！就是真的打了信号弹，那也是受人指使，被人欺骗，他哪有罪呢！真正的汉奸在幕后，逍遥法外，而年幼无知的儿童却坐了牢。这帮特务在老百姓面前凶极了，连个儿童都不放过，但对于敌人则束手无策，怕得要死，是一群十足的大草包！ 看病的还有一个小青年，他个头较高，脸儿白白的。他从外科出来后，就立在院子旁边，好像和谁都不愿来往，只是呆呆地注视着院子里的犯人。爱斋有个犯人对一个新犯人说：“你看那个小青年，从歌乐山下来迷了路，误人中美合作所，被扣后一直关押着。”后来我又听到一些这小青年的情况：这个小青年的名字我早已忘记了。他是山东国立六中的学生，抗战时期的六中，迁在四川绵阳县，这个小青年是到重庆沙坪坝考学校的，他从歌乐山沿着下山小路去沙坪坝，在这条小路的北边是丘使地带．零零散散的有些建筑，这就是臭名远扬的中美合作所。在路边上也没有任何标记，像“不准人内”“禁止通行，，等等，所以很容易走错路。当地老百姓对情况熟悉，不会走错，就是走错了，进了中美合作所的范围，岗哨一看是老百姓，盘间盘间，就给哄出去。但是像这个青年学生进去就不同了，穿着打扮，说话口音等，都会引起岗哨的怀疑。要是再同岗哨解释几句，讲讲道理，或者态度上再生硬点，那就不好办了。这些特务为了请功，以表忠心，就把这个小青年抓起来了．给戴上一顶“共党嫌疑犯”的帽子，长期关押起来了。 我刚到息烽集中营时，即1943年春天，监狱正忙着要盖大礼堂。一个月后，我站在爱斋窗前的高台阶上，向西一看：在集中营大门里边，靠南一点．有些犯人正在搭房架子呢。从大礼堂的骨架可知道，这座建筑还不小呢！南北长约三十多米，东西宽有十多米。这个大礼堂纯粹是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听犯人讲，光是大礼堂的房架就干了一个多月。有时候单独一个斋的犯人干几天，然后又轮换别的斋干，也有时从各斋抽些犯人合着干。但是，关押新四军的那个斋的犯人，总是自己单独干。爱斋犯人较杂：有老有少，案情也不简单，共产党、民主人士、新闻记者等等，啥人都有。每次爱斋出工的人都不多，听出工回来的犯人讲：你们这些新来的犯人还未出过工呢，要不了多久，你们也得干活啊！ 未过几天，果真轮到我们出工了。我早已做了精神准备，还是跟着干活去，一切要见机行事。第一天是搬稻草，要从集中营大门口，一捆捆地运到大礼堂旁边。大家干了大半天，堆成个大草堆。因为坐牢太久的缘故，突然一干活，累得不得了。第二天一起床，腰酸腿疼胳膊累。我暗暗地想：得找个办法，不能总这样下去，否则，人家会说你没有神经病了。第二天，我照样跟着犯人干活去。我发现：昨天堆成的大草堆，有一个角倒了，全都倒向大礼堂的屋里。这天的活，是从下边往礼堂上边扔草。下边一些人往上扔，上边一些人接着，然后再由一些人往顶上搬，准备为礼堂盖屋顶。我看好了地势，拿定了主意。好像猴子爬杆一样，我也上了房，然后沿着一根斜杆，爬到了大礼堂的最高处。当时屋顶上有三个犯人，他们是先上来的，准备接稻草盖房顶，其中一个犯人说：“你看大门口那边，站着一个人，好像是集中营头子周养浩！”我往他指的方向一望，在大门口里边站着一个大个子，穿着灰色棉制服，倒背着手，正看犯人干活呢！因为距离较远，他的面部看不太清。给我的初步印象是，这个大特务的身材高大，脸上的肉很多，看样子很凶的。然后，我立了起来，举着双手，仰望天空。自言自语地说：“真高啊！" “要当心，别站起来！”旁边的犯人说。 我的脚一滑，一个倒栽葱，摔了下去 “掉下人啦！" “不好啦！" “快来人哪！" 在屋顶上那三个犯人，大声吼着。其实下边有一堆很厚的稻草，刚一接触稻草时，感觉有点晕，一下就过去了。两三丈高么，不可能不震荡一下，但立刻就清醒过来了。再说那些在下边干活的犯人，一听上边有人在呼喊救人，有些人立即跑来救人。他们一边找人，一边说：“在哪儿呢？' ’我听到后，只是合上眼，但不吭声。他们终于在草堆里把我翻出来，我当时咧着嘴，好像很疼的样子。众犯人说： “怎能叫他上高！" “这多危险，要是下边没草，早完了！" “这人不能干活，他有毛病“。 大家看我摔得还不要紧，这才放心。也不知道是谁的命令，叫两个犯人把我搀了回来。医务所的膝医生还给我检查一下．摸摸这，摸摸那儿，说：“不要紧，再观察观察！”这下子我在爱斋可出了名― 从大礼堂顶上摔下一个小青年，没死没伤，听说他神经有点毛病。从此以后，他们再不叫我出工了。半个月后．特务把我调到孝斋了。 孝斋，就在爱斋东边的山坡上，相距有百多米远。这个斋有两大排东西方向的房子，每排又有若干间牢房。在两排房子之间，有个南北约十米，东西约四十多米的长条大院。院子的东头，是间没有门窗的大房子，里边放些稻草和一些捶草的工具。院子的西头有个小院门，它正对着爱斋，这儿有警卫站岗。每间牢房有十来个犯人，很拥挤。这儿共有一百多犯人，看来孝斋是集中营里犯人最多的了。犯人都是有劳动力的青壮年，强令他们终年累月的打草鞋，为监狱搞生产，这笔不小的收人，恐怕都进了特务的腰包了吧。凡初来此斋的犯人，先给一段练习时间，学好后，每天要按定额交出合格的草鞋。完不成定额者，要受处分二打草鞋的头头是个犯人，有三十多岁，此人鼻子发红，他叫我先练习搓草绳，学会之后再练习打草鞋。我心想：“一个疯子怎能打草鞋呢？决不能给他干！”但又不能公开违抗，只好假装服从。过去我搓过麻绳，但未搓过草绳。我一看犯人搓草绳的两手动作，我就明白了。实际上搓法都是一个样的，只不过从前没干过，手的动作没人家那样熟练协调罢了。但是我绝不能老老实实地给他们干。按要求，应该把绳搓成像筷子那么粗，还要均匀结实。但我故意把绳子搓成像香肠似的，粗的地方比手指还粗，细的地方几乎要断，实在不像样。犯人们一看，逗得他们哈哈大笑．最初看的人不多，后来犯人们传来传去，每当我一搓绳子，渐渐的就有一大群人，好奇的围观着，说笑着，其实这些人是拿我开心解闷罢了。特务看我太笨，不会干活，又惹得犯人围观，影响生产，于是，他们于脆不叫我打草鞋了。我心想：“好极了”，达到了目的。 孝斋每间牢房都很小，住上十来个人，到了夜间，简直就是人挨人了。白天院子里又到处是人，显得乱哄哄的。这些犯人比较年轻，可能又缺乏文化，常常嘴里带胜字，十分野蛮，真不知道这些人从前是干什么的。有一个红脸外国人（可能是匈牙利人）,是个老犯人，中国话说得不错。他一见着我，就用英语同我会话，这是为什么呢？后来他同别人谈话，我才知道：这个外国人听别人讲，说我是大学生。我们屋住着个姓丁的犯人．小个子，有些文化．他就不相信我真有神经病，说我装的。总之，孝斋这个地方特别拥挤，人多眼杂，七嘴八舌，说啥的都有．这对我装病很是不利的。我在想：要是把我调到病号室该多好！那儿只有几个病号，住的是单铺，我的眼睛可以偷着休息（那时我装疯的主要特点，是始终坚持两眼发直，久而久之，常引起神经痛）。但是在孝斋就做不到，每天前后左右，好像有无数只眼睛在看着我，我的眼睛得不到休息。若稍不留意，就会露出破绽来。我又不能主动提出调换牢房，怎么呢？考虑来考虑去，只有发神经，闹它一场．特务就会考虑调换的，何况我又不能打草鞋，住在孝斋无用啊！于是我在寻“发疯”的目标，做好发作时的准备。 挨着我睡觉的左边，有这样一个犯人，三十多岁，是个大老粗。吃饭时，每次分给他的莱，总说少，常常为此和别人吵架；睡觉他又嫌挤，时常左右乱推，动作粗野，所以他的人缘很坏，是个很不得人心的家伙。我认为像这种人，是我发疯时的最好目标了。下一步，就是寻找发作的时机了。有几次，他说我的病永远不会好啦．而且对我还骂骂咧咧的。但是我都不能发作，因为是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好装，也不好收场。一天晚饭后，犯人们都回了屋，特务锁上门，天渐渐黑起来，大家都上床倒下了。这个家伙刚钻进被窝，就破口大骂：“老子他妈的，累了一天了，到晚上觉都睡不好。今晚上谁再挤我，我x他祖宗……”“人多屋子小，互相照顾点嘛！”一个犯人耐心的向他解释。“照顾？这年头谁照顾谁呀！龟儿子，我叫你挤！”这个家伙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手推脚蹬，一下子把我从床上推到地上。其实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就等待他先动手后我好后发制人呢。此时我看时机已到，啊― 的一声吼叫，一个箭步上了床，骑在他的身上，掐住他的脖子，又是连声大叫“跟我回家―跟我回家― ”，这个家伙想叫，叫不出，想还手打我，又动不了，把他憋得直发抖。特务听见动静，立刻跑来，“怎么啦！”大声吼叫着。这时屋里的犯人全坐起来，向那个坏家伙开炮了： “他天天欺侮这个孩子！" “刚才他说屋大挤，骂这骂那，一脚把神经病瑞到床下！" “受了刺激，这孩子才犯了病！" “犯病，全是他气的l " “这人太不讲理了！" “某某某，出来！”特务听了众人报告后，大怒。 那个家伙乖乖地出了牢房，吓得他直打哆嗦。 “把手伸出来！”特务命令着。 他哪敢不伸手，刚一伸出来，“啪”的一声，一大板子打在他的手心上。这个家伙原来是个胆小鬼，急忙跪在地上，作揖求饶。那个特务挥起板子，向他光着的上身，啪啪地打了下去。“长官，饶了我吧，以后不欺侮人了… … ”这个家伙叫苦连天，显了原形。 第二天，刚一起床，特务就把我从孝斋调出了。 殴打苦卫 我刚一到贵州，就常听人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这话说得太对了，这儿抬头就是山，哪有一块平平坦坦的地方呢？像北方那样一望无边的大平原，在贵州是找不到的，这儿都是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山呐！再说那鬼天气，就更气人了。一年四季老下雨。雨倒不大，但老是浙沥浙沥地似下非下，没完没了，那可真烦死人。 一连下了十来天的雨，今天一早，火红的大太阳嗯面了，夭空乌云四散，好不容易放晴了。你看那爱斋的犯人多高兴，都从阴暗的牢房里跑出来，见见光明，晒晒太阳：只要身体不垮，什么灾难都能顶过去。虽然这些犯人不说什么，但从其面部表情可体会出：他们的决心很大，毅力坚强。他们是敢于斗争而又善于斗争的。从这些人的身上，我极取了多少力量啊！ 院子里的地还很湿，下不去脚。所以犯人们都站在爱斋窗外的高台阶上，向天空、向远方四处瞪望着。这些人不知在说引么，有的还指手画脚的。有个老头拿着小板凳，顺着医务所的墙根走，因为那儿雨琳不着，地面较干。那个老头在墙根下找个地方，坐下了。这个地方可不错。面向着太阳，背靠着墙，他还戴着大墨镜，晒得可舒服了。有人说这老头当过大学教授，也有人说他是个大律师，总之，这个老头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是共产党还是民主人士？谁也不知道。这个老头很古怪，平时很少讲话，总爱一个人活动。但他为人正直，有人缘，威信高。这个老头爱好京戏，但只是小声哼哼，从来不高声演唱。犯人给他送个绰号，叫老戏迷。至于他姓啥叫啥，谁也不知道，甚至他的号码也快被人忘记了！ 自从那天特务从爱斋把我调出后，我本是希望把我调到病号室，但他们并未把我送到病号室，而是送到病号室的西隔壁一间牢房里，这就是信斋。这斋只有两间牢房，西隔壁就是那间重牢房，我们这两间牢房正好是在爱斋大院的南头。再说我住的那间牢房，就我一个人，太好了，想怎样休息就怎样休息，对我装疯特别有利。屋里较暗，院子很亮，特别是晴天，在屋子里向北边大院一看，院里的人、高台阶上的人，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提到的那个老戏迷，坐的地方正同我遥遥相对，他看不清我，而我却能看见他。你看他晒着晒着轻轻地摇晃着脑袋，用手有节奏地拍起大腿来了。不用问，那一定是晒舒服了，哼起京戏来了。我真想出去，也见见阳光，晒晒太阳。但院子大湿了，出不去。 这儿一下雨，天气就很凉，可是天一晴，又变得很热，那火热的大太阳晒了一上午，地表面也就干了。所以下午，院子里的人更多了，大家都趁机活动活动筋骨，锻炼锻炼身体，十多天未出屋了，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当然我尽量保持同正常人不一样的神态，也无人理我（这是我最希望的）。爱斋大院有个小院门，在大院的西北角，这个院门非常简陋，门的北边是医务所的房子，南边是院墙，其实是个矮小的栅栏门，这扇破门有时开着，有时关着。其实开关都一个样，门又无锁，这只是个形式。而门里边的警卫，才是监狱的眼睛，腰中别着手枪，贼眉鼠眼地东张西望。有时也装出一副笑脸，同犯人说上几句话；有时板起面孔，‘一言不发。这些警卫人员常常更换，有的警卫犯人认识或较熟悉，有的不认识，是新来的。今天这个警卫我就不认识，可能是新调换来的。他直挺挺地站在门里边，倒背着手，在注视着院里的犯人。此时，在小院门那儿有三个犯人，正扒着门框，一动不动的向外好像看什么。在看什么呢？看得这样人迷？好奇心驱使着我，信步走了过去，顺便也向外隙望着。啊，原来是在看两个女人呢。她俩都很年轻，只是穿戴不好，有点像犯人的衣服，但这丝毫掩盖不住她们漂亮的脸蛋和婀娜的身姿。 “那个梳小辫的姑娘，大概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一个犯人小声地念叨着。“西南联大的学生？怎会到这儿来了份” “听说是这个姑娘和一个特务搞恋爱．上当受骗了，后来特务出了事，被关起来，这个女的也受了牵连。你看她多年轻，可惜美丽的青春竟在牢里过了！" “那她现在是犯人，还是工作人员呢？" “还不是犯人，给点工作，稍自由一点！" “真够可怜的呀！" 我正一旁听得人神时，突然飞来一只大手，紧紧地抓着我的后脖领，猛的一下，把我揪了回来。可能那个警卫见我两眼直瞪瞪，以为我要逃跑罢？我趁势一转身、突然一下把警卫紧紧地楼在怀里，用力往前一推。哪知道地表一层的土虽是晒干了，但底下还是湿的，这湿泥起了润滑作用，那警卫双脚一滑，“叭”的一声，来个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当然我俩是一块摔倒的，不过我是抱着他，而且是压在他身上的。我立刻从他身底下抽出双手，腿一屈，骑在他的身上。对准他的脑部，“喷哑”就是两大拳，我还边打边叫着：“杀呀！杀呀！”那个警卫万万也未想到，他会遭犯人打！当他脑子转过弯来后，就想拔出手枪向我射击。正好枪被压在他的身下，他拼命地挣扎着，其右手使劲往腰下伸，但两个人的重量压着手枪，他的手既伸不进去，当然想拔枪也不可能了。说时迟．那时快，“嗵嗵”又是几拳打了下去。站在大门口那三个犯人一回头，见我大打著卫，立刻向我扑来，他们首先把我从替卫身上拉开，然后又扶起警卫．这时院子里的犯人全都跑了过来。再说那个哼哼京戏的老戏迷，平时很少说话，对于我这个“神经病”根本就不理睬，只是偶尔用眼睛盯我一下而已。你看他，把黑眼镜一摘，一个箭步跑了过来，扒开人群，挤到警卫跟前，他慢声慢语地向警卫解释着： “这个孩子有病，你一拉他，受了刺激，神经发作了。他怎敢打您呢？对有病的人，应该原谅啊！" 这个老戏迷一带头，其他的犯人七嘴八舌地，全都说话了，纷纷替我辩解，为我讲情。那个替卫怎么也未想到，今天会被犯人摔倒，而且又挨了一顿揍。这件事又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犯人的眼皮底下丢了脸，把警卫气得两眼溜圆，面色铁青，紧握着枪把，欲拔枪射击，但为时已晚（若在搏斗中，他拔出枪来向我射击，还可算作是自卫行动）。犯人都在解释，为“疯子”辩护，把警卫气得直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咬着牙，扭头就走，上教务所报告去了。望着他的背影，我才发现警卫的后身沾满了黑泥。 那警卫一走，犯人们可紧张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大家开始议论起来：“枪毙他吧，他是疯子．这太不公道；不毙吧，他犯了监规，特务丢了脸。这可怎么办？" “这些家伙还讲什么公道？要讲公道，咱们就不会坐牢了！" “我看不要紧！”那个不爱讲话的老戏迷发了言。“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这是真事，是在南京监狱里发生的。1936年，军统在上海逮捕一名新闻记者，硬说他是共产党，其实他只是一位主张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因不堪忍受精神折磨和长期监禁的痛苦，于是他艇而走险。在一次检查牢房时，他突然向一个特务扑上去，两手狠狠地抓住恃务的裤档。他本想揪住对方的攀丸，把特务捏死。谁知因为这是冬天，特务的裤子较厚，结果未揪住翠丸，只是抓住了厚厚的裤子，他死死的捏住不放手。旁边的特务用枪把朝他头上猛的一击，一下子打晕了，这才松开了手。被揪的特务只受点轻伤，但这突然的袭击，可把那个特务吓坏了。当即给那个年轻记者带上脚镣，没过儿天，就惨遭杀害了。”稍停顿一下，他继续说道：“今天发生的事，和刚才讲的性质不一样，我看不会把疯子怎样。监狱头子周养浩，近来不是口口声声讲‘民主’吗！虽然是假的，但表面上也得维持，若把这孩子毙了，那可是他们自己戮穿自己呀！”老戏迷这番话，讲得颇有道理。犯人们听他这一说，好像心里有了底。这时犯人于大个儿，笑嘻嘻地拉着我的手，像哄小孩似的，把我送回牢房。 我回到牢里，神经还是很紧张，要应付一切意外，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向北边院里一望，还是有许多人，有的在议论什么，有的在叫。老犯人103号，往着一根木棍，靠在拐角处，好像一只老鼠，在窥探院子里发生的一切。今天发生的事，我也感到很突然。怎么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竟把警卫人员给揍了呢？在狱里打警卫人员意味着什么？事已到此，豁出去了，是死是活，你们决定吧l 反正我是“疯子”，要装到底，干到底。 不大一会儿，院子里的人都向院子的门口张望，看什么呢？犯人挡着我的视线，看不见。这时，犯人们都向我的牢房走来，有的在小跑。从人群中露出两个高个子，他们都穿便衣，腰间带着左轮手枪，其中一个还倒背着手。我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集中营里的行动员，犯人们对这两个家伙都很熟。不用问，这是上边派下来的，要对疯子采取行动了。这个场面可真热闹：爱斋的高台阶上，站了一大排人，台阶下边院子里，也挤满了人。这些人的面孔都十分严肃，气氛很紧张。他们是在观看，特务如何处置这个“神经病”，是拉出去枪毙，还是…我早已做好了精神准备，一个箭步迈出牢房，向前跑了几步，双手插着腰，眼睛瞪得榴圆，一动不动地怒视这两个刽子手。这两个家伙本来走得很快，当他们看到我那副形象时，倒把他俩吓住了，站在那儿犹豫不前。这两个人站在院心，离我有两丈多远，他俩互相看了一眼，皱下眉头，好像是在说：“怎么办呢？”他俩又向人群里张望，似乎在找什么人，噢！我明白了，他们是在找犯人于大个儿，看来还要演出一场戏呢！ 现在得首先介绍一下于大个儿。他是爱斋的犯人，身材高大，脸儿很黑，长着一口白牙齿，从其长相看来，他一定是北方人。在犯人中他很活跃，好出头露面，所以犯人都叫他于大个儿或叫他于建平。自从我从孝斋调到信斋后，这个于大个儿就开始接近我。他自我介绍说：“我是东北沟帮子的，咱们是老乡！”我想起了沟帮子烧鸡出名，那儿离我的老家锦州很近，当然是老乡了。但他的口音却不像东北人，他一说话，总是嗓门很高，声音很粗，倒是有点像天津人。总之，他讲的是北方普通话，肯定是北方人了。当时我对集中营里的任何人都警锡着，特别是对那些常接近我的人，更要特别留心观察他们的行动。有一次，这个于大个儿向另一个犯人说：”这可不是吹牛，我懂得疯子心理学。像那个小神经病的爱憎我都了解，对这种病人不能硬来，要根据他的心理活动．事儿就好办了”。又说：“你们不知道，这个神经病最喜欢吃肉和大蒜，最恨的是他爸爸了。谁要是当他面提起他爸爸，他就要来劲，就要发神经……”听后，我暗自欢喜，成功了七因为于大个儿说的这一套，都是我在平时向他有意流露出来的，看来这个人倒很善于归纳分析呀！坐牢的人都缺乏营养，谁不喜欢吃肉呢！犯人常闹传染病，吃口大蒜不是能预防吗！为什么恨我爸爸呢？因为他从小培养我念书、上大学，因此，我才被捕坐牢。这是为了使特务们不怀疑我在思想上、政治上有啥间题。当然这些都是借于大个儿的嘴，宣传出去大造舆论的。万未想到，这种宜传很见效果，比如，我常常不洗睑、不理发，身上特脏，因而腿上常生疮，脓包鼓得很大，非常疼痛，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破口流脓。虽然医务室就在院子北头，但我一个人从来不去看，而于大个儿若叫我看病，我就满口答应，别人谁都不行。这样一来，于大个儿就更加喜出望外，他深信，他把疯子的心理摸透了。我利用他办了许多事，而他每次为我办点事，他就格外高兴，笑嘻嘻地露口白牙，逢人就说．见人就讲，时间一长，不但爱斋大院的犯人都知道，就是特务们也都知道了。对于一个装疯者来说，是多么需要像于大个这样一个人呐，既能为我办事．又能为我宜传。至于他是干什么的？政治背景如何？我一点也不了解。集中营里的老犯人，大都有件蓝布棉背心，天一凉就把它套在外面，这是监狱给的。但提绷肠于大个儿从未穿过。天凉时，他老披一件黄色呢大衣，颇有军宫风度。倒底他是干啥的？谁也不知道。还有，这位于大个儿是为了出风头呢？还是出自好心帮助我呢？人心隔肚皮，谁看得出来呢！ 只听得“哗啦”一声，那个倒背着手的特务亮出一副脚镣，差不多有三斤来重，这算最轻的了。这个特务不像刚才那样紧张而又没办法的样子，他来回摇荡着脚镣，好像很轻松。另一个特务找到了于大个儿，又向拿脚镣的特务招招手，两个特务带着于大个儿，向院门走去，他们边走边谈，不知道说些什么。再说爱斋那些围观的犯人们，好像都松了一口气。有的露出了笑容，有些人又开始议论了： “庆幸这个孩子，今天算捡了一条命！" “看来老戏迷说的对！" “是啊，他们不会轻易撕下那条‘民主’面纱的呀！" 那个扬言懂得疯子心理学，并以疯子最服从他为荣的于建平，从院门口转回来了。我心想：这场戏要开始了。只见那于大个儿手里拿着两头大蒜，在我眼前一晃，说道：“到台阶那儿去吃。”他把我带上了爱斋的大台阶，坐在爱斋的门槛上，我乐滋滋的吃了起来。与此同时，于大个儿迅速从口袋里掏出脚镣，很快地给我带上了。他还说，“这算什么，谁未带过这玩意儿！”又说：“上边说了，过几天就给你摘掉。”还有两个犯人找来了一堆破布条，他们好心地把镣上铁圈缠好，并把铁圈用细绳吊在腿上。然后于大个儿把我扶起来，一边劝我，一边安慰我，一直把我送回牢房。 夜深了，我还是睡不着。那副脚镣虽然较轻，但倒在床上翻身，却很别扭，好像两只脚被捆在床上似的。而且脚镣中间的链条没有缠布，一接触皮肉凉极了，这就更加刺激我不能人睡。想起白天发生的事，太冒险了！以前每次发神经，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且还要做好充分准备才发作。但今天的发作，既无目的，又无准备，在众犯人面前把警卫给打了，这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甭说打警卫要处以重刑，就是在搏斗中，警卫若是把枪拔出来，我也早没命了。今天发生的事，当时未感到怎样，但事后想来，太危险了，越想越觉得今天是捡了一条命！这时我才发觉，我装疯已经八个多月T ，开始时是装，而到现在已有几分是真的了，特别是在突然受刺激右沪况下（例如那个带卫突然一揪我），我就会丧失理智，不能控制白己。一想到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难过极了。但为了自由，就是真的疯了，我也得同特务们斗下去，决不能倒退，倒退是死路一条，一辈子全完了！再看看今天爱斋犯人们的表现，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些犯人对我都熟悉，知道我有神经病，除于大个儿等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不理我，也有的犯人平时对谁都很少讲话，当然对我就更不用说了。我万万未想到：今天出事时，“嗯啦”一下子犯人都跑过来，把我从警卫身上拉开，并争着向警卫做解释，你说几句，我说几句，气得警卫脸色都变了，闹得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灰溜溜地跑掉了。你看，犯人们是多么齐心哪！今天我最佩服的是那个老戏迷，平时他一言不语，而在关键时刻就勇敢地站出来，既向警卫做解释，又能客观地向犯人们分析情况。他把特务们假民主的幌子，一下子就给揭穿了！看来这个老者很不简单，不是一般人，我只能是愉偷地敬仰他。再比如那个于大个儿，如果没有他与我合作．我这个演员将同谁演戏呢？如果没有他，我肯定要吃苦头了。因为集中营既已决定带镣处分，那两个特务就不敢不执行。我是乖乖地叫他们戴镣呢还是发疯反抗呢？恐怕怎祥做都不合适。若老老实实地叫特务戴镣，那围观的犯人会怎样想呢？如果我反抗带镣，势必要受到特务们的武力反击，结果还是要给我带上的。但是经过“演戏”，所起的效果就大不一样了。首先是“疯子”已带上脚镣，他们完成了任务，对他们的主子可以交差了；其次是我借吃大蒜之机，下了台阶了。你再看那于大个儿，得意洋洋，自以为干得很漂亮，这就更加扩大宣传了，对我装疯特别有利。至于大个儿究竟是何许人也？我无法搞清楚，就不去管他了。但只要能同我合作，对这一点，我得要感谢他呀！从集中营对件事的处理上，也可看出问题的，犯人在监狱殴打警卫，本来要处以极刑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办，仅仅给予带镣处罚。在息烽集中营里，带脚镣是最轻的处分了，何况没有带重镣呢。在集中营里受处分的犯人，一般都关在信斋，即我住那间牢房的西隔壁。这间牢房有点像关老虎的大木笼，整天整夜的锁着。我自从带上脚镣后，没有调动房间，依然是我一个人住一屋，白天不锁门，出人随便。从以上这些情况看，特务对待我和别的犯人是不一样的。若不是因为我有“病”，这帮特务恐怕早把我干掉了。又一想，我有“疯病”，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误打了你们的警卫的。按理说，就不该给我带脚僚，既达不到处分的目的，反而会加重我的“病情”呀！但是他们是一群刽子手，谁管你疯不疯，先带上脚镣再说。在众犯人面前挨了打，那还了得，最起码也要充充胖子吧！总之，我认为监狱当局对我的“病”，是信以为真的，否则不会这样便宜我的。因而我又暗自高兴，但这次太冒险了，以后必须严禁。 有一天，于大个儿笑嘻嘻地来到我屋，他拿着一把钥匙，给我开了脚镣的锁，连连地说：“没事啦，完了！”于大个儿提着脚镣走了。我一计算日期，正好带了15 天脚镣。 于大个儿走后，进来两个人，他们是爱斋的。一个年轻的，心直口快，是个痛快人；另一个年长些，有三十多岁，好像是位饱经风霜的长辈。后来才知道，听说我开了镣，人家是专门来看我的。一进屋，那个年轻的就竖起大拇指说： “真是好样的，居然把特务揍了！" , ’哼，你知道什么．差点没送了命！" “犯了病，还要送命，为什么？l ，那年轻人很不服气地间道。 ”老弟，你不知道，哪有那么简单！ " “快告诉我，怎么回事？我绝对保密！”年轻人恳求地说。 那位年长者看看窗外，谈了由于“疯子”殴打警卫而引起的风波，我感到十分吃惊。下边就是他谈的主要内容，我追忆如下： 据可靠消息得知：那天警卫挨了揍，丢了脸，在愤怒之下，他急急忙忙地跑到教务所，向上级报告说：“爱斋有个犯人，从院门外逃，被我抓了回来。这个犯人不但想越狱，而且还动手打人。”又说：“旁边有一群犯人，他们不但不制止，反而千方百计地祖护逃犯。请七级按照监规，必须加以严惩……”上级问他是哪个犯人逃跑，多少号码？这个誓卫瞪着两眼，一概不知。他只说这犯人年岁不大，眼睛直直的，犯人说他有神经病。那个上级一听就明白了，马上下令：先把神经病带上镣子，急速调查，必须严惩。 前几天，有两个便衣老在爱斋出出进进，找犯人谈话，了解当时情况。疯子打警卫，本来是很简单的：疯子站在门里向外看，被警卫一把揪回，由于地滑，两人都摔倒了，疯子打了警卫几拳，这是真的，神经病嘛！后来旁边的犯人把疯子拉开了。这时犯人越集越多。老戏迷钻进人群，首先向警卫做了解释，别的犯人也都说话了。警卫未发一言．怒气冲冲地走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简单。但是在调查过程中，事情却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越闹越大。说什么，那天打警卫的，不仅是疯子一个人。说是疯子先逃跑，后被警卫抓回，这时，以疯子为首，还有三个人，大家一齐把警卫打倒在地。“疯子”打了瞥卫，这是犯人都亲眼看见的。现在上边正在追查：是哪三个犯人帮助疯子打替卫来的？事情竟闹大了，你说多奇怪呀！据我们分析：这里一定有坏人，打了小报告，陷害好人。 住在爱斋的犯人，大多数都是老犯人。在一块常年相处，互相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虽然彼此之间的政治背景以及案情等等，都不清楚，这是没办法的；但谁为人处世怎样？谁的脾气性格如何？大家心中还是有数的。像新来的这批犯人，由于环境还不熟悉，人事上还没有拉上关系，犯人之间的矛盾还未突出。所以在这批新犯人中，打小报告的机会较少（起码在现阶段是这样）。除新犯人外，剩下来的就是老犯人了。在这些人当中，谁好打小报告、当密探、做特务的耳目呢？大家一猜，都心照不宣地想到了一个犯人―103。这个家伙可真够上恶贯满盈了，是个死心塌地的走狗。前几年爱斋发生的许多事，都是他报告的。例如，前儿年一个姓孟的犯人被带镣；去年特务对爱斋的大搜查等等，都是这个103 干的。所以，犯人一提到他，都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除掉才好。这次犯人对103 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前几天，有几个犯人曾看到他和便衣交头接耳；而且据可靠消息得知，这回打小报告的就是103 。 当时，我还是个年幼无知的青年，当然是个很有正义感的青年。但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还不足；对什么是“组织”的概念，更是一无所知，所以当这个犯人一提起“据可靠消息”我感到很奇怪，但又不能问。这个犯人又一再这样提起，我更加感到神秘。心想：犯人们真是神通广大，看来在监狱的上下必有自己的人，否则这些“可靠消息”是得不到的呀！根据一年多坐牢的经验，我认为这一定是共产党在活动，因为这些人的斗争方法最巧妙了，而且也最英勇，对我的鼓励也最大。 特务首先在爱斋放个风，说一个神经病，还有三个犯人，在院门口把替卫打倒在地，听说要严办...，二犯人们私下议论开了：疯子因病打了人，这不奇怪。怎么还有三个犯人也动手了呢？犯人对此抱怀疑态度。那天是有三个人在门里往外望：第一个人，外号叫田麻子，有25岁。细高个儿，一脸大麻子。他为人诚实，谁都愿意接近他。他整天笑嘻嘻，好像不知道是在坐牢。他的案情大家都知道，是军统的一个小勤务兵，他的长官不知丢了什么东西，硬说是他偷了，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关起来；一关就是三年多了，真够冤的，第二个人，是一个中年人，他很有学问，他的腰有病，直不起腰‘来．走路很慢；第三个，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姓孟，犯人都叫他孟老头，这个孟老头非常老实，不爱讲话。那天疯子就是站在这三个人的后边，往外看来的。当警卫把疯子揪回去时，这三个人根本不知道，当’‘哄随”一声，二人摔倒在地时，这三个人才回头一看，见疯子正在挥拳打警卫，于是田麻子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用力把疯子从警卫身上拉了下来，同时另外两个人，也慢慢地把誓卫肤了起来。是这三个人帮助解了围，怎能反而说他们打了警卫呢？那田麻子整天笑嘻嘻的，甭说打人，连骂人都没骂过；至于那个有腰病的，他哪里还有力气打人呢？还有，谁会相信都五十多岁了的孟老头，还有力气打人呢？但是那103却说这三个人敢打警卫，这不是故意颠倒黑白，恶意陷害好人吗！所以，那几天爱斋犯人议论纷纷，像开了锅一样，有几个青年人，气得磨拳擦掌，要把103揪出来，先把他打个半死，出出气再说。什么带脚镣，关重牢房．什么都不怕！也有几个犯人，在酝酿搞绝食斗争，想用这个手段打击103，以揭露监狱搞的假民主，控诉这些法西斯罪行……经过考虑，有斗争经验的犯人，认为这些办法都不利。想把103打个半死，这简直是蛮干，明明咱们有理、一打就变为无理了。绝食，目前也不合适，因为爱斋的犯人多，还有新犯人，人心不齐。若不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在敌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势必要失败的。根据当前息烽集中营的情况，搞合法斗争，是最好的办法了！监狱头子周养浩，不是老好讲“民主”么！那好，你讲“民主”，我也讲民主。我们根据事实讲道理，我们有理，站住了脚，我们就什么都不怕！除非周养浩撕下假面具，明目张胆地挥起屠刀；否则他就得认输。最近一两年来，周养浩拚命地装饰自己，打扮成“民主人士”的样子，好像他就是犯人们的救世主了，不是么．在集中营里大搞生产，说是要改善犯人生活，又动员知名犯人，参加监狱管理，好像权力都不要了；又把大礼堂当成“民主会场”，每个犯人都可参加。你们看看，这个周养浩多会打扮呐！ 好，我们就来个顺水推舟，要求在大礼堂公审打警卫一事。我们早已想好，又做了充分准备。我们应当感谢那位老戏迷，此人有勇有谋，泰山压下来都不会眨眼的（当时我在想，这个老人一定是位共产党）。他已写好了控诉书，听说他还要在全体犯人大会上演讲呢！听说他提出几条理由，充足极了。大意如下： 一、疯子是站在田麻子等三个人身后，向外张望，他没有逃跑，说疯子逃跑，纯属捏造。 二、疯子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误打了警卫。处分病人，给疯子带上脚镣，是不公平的，也不人道，更谈不上民主！ 三、是田麻子等三个人，把疯子从替卫身上拉开的，他们不但没有打警卫，反而解了围。说他们打警卫者，是血口喷人，别有用心。 四、以上三点，人证物证，事实俱在，现在我们控诉103 ，你为什么要颠倒黑白，陷害好人。 我们早已向教务所打了报告，请求召开公审大会。犯人都憋足了劲，非把103 干倒不可。但是等了好几天，也未见动铮。 不知为什么．今天突然把疯子的脚镣卸掉了。恐怕快开公审大会了吧？ 斗死恶狗 "103，拿着你的东西，走！”一个特务大声地命令着。“啊？要我上哪儿去？”他突然一愣，不知是咋回事。“到地方就知道了，快走！”特务瞪他一眼。 无奈，103把一条破被子卷已卷巴，用左胳膊一夹，右手拄着那根木棍子，慢吞吞地走出了爱斋，特务在身后押着他。预先知道消息的犯人，早就等在院子里；晚知道的也都先后跑出来看热闹。你看那103，年岁也不算很大，最多说也就是五十多岁。但他的小腿瘦得真像两根麻杆，聋拉着头，一点血色都没有。在平时，他总爱拄着棍子，靠着墙，一对三角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在打啥坏主意呢！谁看见他都躲得远远的。今天可不同了，几十双愤怒的眼睛，一齐射向这条恶狗，103显了原形。他半低着头，内心十分恐惧，不敢正面看人，想赶快溜掉，但他又走不快。到信斋门口时，那个特务打开了牢门，把门一推，吼道：“进去！”然后又把牢门锁好，那个特务大摇大摆地走了。这个阴险狡滑，心毒手狠的坏蛋，被关进了重牢房。 这间重牢房，就在我屋的西隔壁。同我住这间牢房一样，南北两面没有墙，而是一根根大木头杆子，活像个大鸟笼。唯一的区别是：我这间牢房同爱斋的一样．只是夜间上锁，早晨开开。这间重牢房的门，却是整天整夜的锁着。据我所知，这是集中营里唯一的一间重牢房。啥时候设立的？不清楚。当时，重牢里关着六七个犯人。他们犯了什么法？何时关进来的？我都不清楚。被关者有的带镣，有的不带。至于关多长时间，就更难说了。有的被关了几个月；也有的已经一年多了。这次怎么把103 押送到这儿来了呢？若是一般犯人，犯了点所谓的“法”，关在这里，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反正是整天锁着，不叫出去唤，在哪儿不是坐牢呢！但是，这回特务竟把“小报告专家”请了来．那可真不容易呀！这位“专家．，在犯人里，可算是称得上一霸了。这许多年来，你知道他打了多少小报告？害了多少人？可算是周养浩一条忠实的走狗了！ 这回为什么把103抛了出来呢？原来是这样的：监狱头子周养浩听了下面的报告和犯人的激昂情绪预感情况不妙。因为疯子没有逃跑，其他犯人也未打警卫，小报告情况不属实。那周养浩本是学法律的，他一考虑，这个公审大会不能开，开此大会对他很不利。于是，他把开大会的要求压下去了。并把打假报告的103关在重牢房里，以平息犯人的愤怒情绪。由此看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对周养浩施加压力，逼得他不得不弃卒保车呀！这股力量是哪儿来的呢？这是来自爱斋犯人们的团结、合法和有理，所以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周养浩抛出103加以惩办，好像很顺乎民意，决心把监狱的“民主管理，，搞好似的，其实，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周养浩唱了几年“民主”高调，而其身后却隐藏着像103 这样的恶犬，这不是自作自受，不打自招吗！ 通过这场斗争，我开了心窍，自己的眼睛更亮了。感到我装疯，决不是孤军奋战。有多少有正义感的、有学问的和那些平时见我连理都不理的人，却在这关键时刻冲上前，据理力争。就像爱斋那个老戏迷，是多么有勇有谋啊！虽然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但这里肯定会有的，否则不会干得这样心齐，这样蘸亮！若不是这些难友的支援帮助，我是一定要吃大亏的呀！千万要记住这次的经验教训啊！ 自从我调到信斋，同隔壁那几个犯人总没说过话或打过什么交道。说也奇怪，我把警卫打了以后，重牢房里的犯人，对我的态度好像发生了变化。不然他们为什么一见着我就面带笑容呢？而且常常将手伸出木杆子，和我老远就招手呢？于是，这些天我同隔壁的关系好像混熟了点，不像以前那样，谁也不理谁了。 再说那103刚一进屋，“咕咚”一声，特务把牢门一关，上了锁，走了。我站在外边，隔着大木杆子，好像在看”西洋景”一样。那103一手夹着被子，一手拄着棍子，两只三角眼睛在四下看，好像在说：被子放在哪儿佗我睡在哪儿？那屋也是木板联铺，已经住了七个人，床上满满的，没有空位置了。 “老兄，走错门啦吧，怎么到这儿来了？”一个小伙子冷冷地问道。 “在爱斋呆腻了，到咱们这儿换换样！”另一个插了一嘴。 “别瞎说了，人家是到这儿搞调查的！”一个年长的犯人讽刺着。 “各位老兄，都怪小弟这都是误会… … ”那103 慢声慢语，忍气吞声地说。 那103想坐下，没有凳子；想上床，又没有床位。他抱着被子，站在屋当间，又遭到犯人们一顿讽刺，他哪受过这个，要是在从前，早就火冒三丈，恨不得把你吞了，可是今天变成了过街的耗子，谁都敢对他来几句。别看他装成一副可怜相，这家伙心可毒啦，谁说啥，他都一一刻在心上，有朝一日，就会像疯狗一样，向你反扑过来，把你咬个半死。 “请各位老兄帮帮忙，给小弟一个空位吧！" 103 看谁都不理他，哭丧昔脸，再次请求着。 屋里七个犯人，都往北稍挤一下，在床铺的南头，就露出一个空位置给103，他的床边的地上．就是个大马桶，虽然有盖，臭气还是很熏人。103只好把破被子往床上一扔，爬上床．仰着身，盖上被，双眼一合，好像就睡着了，屋里的人，再没有人理他了。 这间重牢房每夭吃饭是这样的：一日三餐，有专人送饭。早上是一桶稀饭，外加一点咸菜；中、晚两餐都是一桶饭和半桶菜。所谓的菜，就是一点青菜汤，而且量很少。因此，每餐的莱都得分着吃，而饭的量不少，就不必分了，大家随便吃。那天晚上，犯人分菜时，增加了一份，给103 。但他依然倒在床上，双目紧闭，也不起来吃饭。有的犯人看他一眼，好像是在说：吃饭了。但大多数犯人，看都不看他一眼，心想：爱吃不吃，不吃活该！次日早饭，103 也未吃，屋里的犯人也未甚在意。因为有些犯人早上就不爱吃饭，或者干脆就不吃，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但是到了这天中午，分菜的犯人把103头天未吃的剩菜倒了，重新给他盛一碗新的，又给他放在床沿上。“吃饭了”，那分菜的犯人向别人喊了一声，其实是喊给103听的。犯人们想：饿了一天多，这回准要起来吃饭了。谁知那103听见有人喊了一声，他只是翻了一下身，两眼还是闭合着，连睁开看一下都未有。这时屋里几个犯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开始琢磨了：咋回事呢？这夭晚饭，103也未吃。到第三天的早上和中午，103依然颗粒未进。这时屋里的犯人才向特务作了报告。不一会儿，来了一个便衣特务，打开了牢门，走到103 铺前，他用手绢捂着葬子，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 “他从哪天开始不吃饭的？“ ”那天被关进来，就不吃饭了。”一个犯人说。 “今天是第三天了。”另一个犯人说。 “啊！”那个特务点点头，然后用手推了103一下，高叫着“103！103!“...103既不睁眼．也不开口。那个特务上下打量他一下，然后扭身走了。 我们这两间牢房中间不是土墙，而是旧式的厚木板墙，隔音不好，那屋大声说话，我这屋就能听着了。我刚调到这间牢房时，曾对这个木板墙做过仔细检查，想查看一下，有无窟窿和空隙，我好看看重牢里的人物，对周围环境做些了解。第一遍，未查出有洞眼；过了几天我又查看一次，终于发现了个小眼，同小米粒一般大，太小了。谁知我用手指一摸，可把我乐坏了，原来有一小块同木墙颜色一样的纸片在遮盖着一个小洞，用手指轻轻地一掀，那小洞就露来了。透过小洞可以看清重牢房大半个房间，看完后，再用那片纸照样一挡，是很难被别人发现的。这块小纸片掩盖得多么巧妙，这个小洞又是怎么来的呢，经我细心地观察，这很可能是不知何年何月被犯人想尽办法抠出来的呀！以前想看看隔壁屋，就得到院子里从正面往里看，自从发现这个小洞后，我要想看看重牢房，就不必出屋了。除了夜间，啥时候想看都可看，但我是特别小心的，不能叫别人发现，特别是不能叫特务知道。 透过小洞，可清楚地看到103 。在他的床边，放着一碗莱汤，上边落着黑乎乎的一堆苍蝇。那103活像一具死尸，紧闭双眼，一动不动地倒在床上。同屋的犯人，谁都不理他，好像屋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存在。这样，到了第四天，只见他面色苍白，好像白纸糊的，他那微弱的一点呼吸，看样子也快停止了。院子里的犯人们议论着：“绝食的人若不喝水，身体再好也熬不过一个星期。” “像他这样的身子骨，多说四五天就得见阎王！" “留着这条狗有啥用，早就该死！" 这几天夜里，我翻来覆去想这个问题―103为什么要绝食呢？而且他一滴水都不喝，似乎很坚决。是不是因为被关在重牢里，在众人面前出了丑呢？不会的，这种人根本就不要脸，还知道什么是丑呢！是不是因为觉得太冤枉呢？也不是，害人没得逞，自己砸了自己，那怪谁呢！是不是以为自己一直忠心耿耿，为周养浩卖命效劳，而今却卖力不讨好，于是绝食抗议呢？我想这更不可能，因为走狗都是最怕死的，岂能以死反抗主子呢！这103 到底为何绝食，我怎么也想不通。 那天《103绝食第四天）早饭刚过，爱斋大院进来两个人，向重牢房走来。后边那个便衣我认识．就是昨天看103的那个特务；前边那个人不熟，年岁也较大些，好像负点责任似的。在这两人身后，跟着几个犯人，这是着热闹的。两人进了重牢房，后边那个便衣用手一指说道： “那边就是103”。 “怎么样”？前边那个便衣小声同道。 “还可以，103 - ! ”后边那个便衣怕103 听不见，帮着喊两声，一声比一声大。 那103的慢慢地把眼睛张开条小缝，好像看了看池面前那两个便衣，然后又把睁开的小缝合上了。这时，两个特务你一言，我一语，向103做工作，大意是：有何请求，可向上级报告，在监狱里不能绝食，绝食是犯法的。用绝食手段反抗上级，是不能允许的。你是老犯人，应该放聪明点……但那103 没有丝毫反映。那个年岁较大的特务说：“给他点水口”另一个特务端着半碗水，上了床，掰开103 的嘴，一点一点的往下灌。这水呀，可真是世界上最宝贵的灵丹妙药，几分钟后，103的眼睛徐徐睁开，好像死人复活了。 “刚才的话，你听见没有？”年轻的便衣问道。 只见那103 的脑袋，稍微动了一下，可能要点头，表示听着了。 “我最后还要说几句。”那个年长的特务严肃地说道：”如果你能复食，将来有一天出去，还可以继续为党国效劳；你若是绝食到底，死了，你的名字也就一笔勾销了！"最后说道：“想活，你就得吃饭；想死，你就绝食吧！”说完后，向那个特务递个眼神，两人拔腿就走；刚要迈步出门，只听得那103 在小声呻吟着：“长官―长官―我不想―死，不想―死―”两个便衣特务一听103说话了，便转过身来，站在那儿观察了一会儿，两人冷冷地一笑，露出得意的样子。吩咐道：“今天不要给他饭吃，多喂点水。明天可吃点米汤、稀饭。” 103开始复食了，不大功夫，爱斋的犯人都知道了。对他的绝食和复食，我一直想不通。带着这个问题。我到院里转悠转悠，听听犯人们的议论： “不吃不喝，熬了四天，也够他受的。” “听说他以前就绝过食。老手啦，有经验。” “我还以为他真的要绝食了呢！" “哪有那回事！" “他是周养浩养的一条狗，哪有狗咬主人的！" “绝食是给犯人看的．好像要和周养浩干到底，其实这都是骗人的。戏演完了，也该收场了！" “周养浩很能导戏．还有两下子！" 经过三天的恢复，103能够自己坐起来了，而且能够端着饭碗喝稀饭了。正在此时，来了一个小特务，把103从重牢里调出来了。这件事引起一部分犯人的震惊。而那、些有识之士，却早已预料到了。在犯人们要求召开大会，愤怒声讨103时，周养浩被迫把他抛了出来，以平息犯人们的情绪。现在103既绝过食，又复了食，就没有必要再关他了。你看这位周某人，对他的耳目是多么关心啊！其实，那103 刚一进重牢房，就已经被优待了，为什么不给他带脚镣呢？ 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小特务把103带出重牢房，一转身，进了我的屋，把103调到我的屋来了。我屋的床也是木板联铺。那小特务叫我睡在紧靠南头，挨着马桶，臭气熏人；而叫103睡在北头，挨着外面．空气新鲜。我俩．人相隔两米远，中间空着。当天夜里，到了后半夜，那l03翻来覆去睡不着，两手不停的抓痒。第二天夜里，他又是一夜未眠，抓了一夜痒，而且还直哼哼。我心想：什么毛病？自己不睡，还影响别人！这间房子我一个人住多好，偏偏把这个该死的坏蛋调来，真倒霉！他整整熬了两夜，早已筋疲力尽。到天快亮时，他才睡了一会儿。当他醒来时，很吃力地坐了起来，慢慢地打开被子，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啊，原来他是在抓虱子呢！坐牢的人都长虱子，只不过有多有少，大小不同罢了。自从我装疯后，终年不洗，满身污垢，因而生了许多虱子。我又没法消灭它们，任其自然生长，所以虱子越来越多，而且个头也越来越大。那虱子的背部由白变黑，又由黑变红，足足有高粱米粒大，夜问用手一摸，就能在黑暗中捉着几个。也真奇怪，不知我是麻木了或是习惯了，自己却不觉得怎样咬，夜里能睡得很好。可是那虱子咬起别人来就不客气了，咬起来可凶了！原来那103捉的虱子，正是我身上的虱子。个头特大，有些吓人，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虱子，哪来的呢？啊，他终于明白了，一定是这个神经病身上的。于是那103一边捉虱子，一边破口大骂：“你还是大学生呢，早就该枪毙！…你坐牢了，你祖宗缺八辈德……”这个坏蛋，他每捉着一个，就狠狠地骂上我几句。开始捉的时候，他还把虱子挤死，可能因为虱子个大，血多，而且挤死它也费事吧？后来他也不挤了，干脆往地上乱扔。别看他那样虚弱，但骂起人来，倒是蛮狠的。这一切我都看到眼里，心想：真是名不虚传呐，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坏蛋。也不是我咬你，是虱子咬的，你就这样咬牙切齿，大发雷霆，恨不得一口要把我吃了！可我是个“神经病”，别的犯人都对我特好，可怜我，帮助我，在紧要关头为我说话。而你这个家伙，甭说人道主义了，连一点人味儿都没有！不行，我得整整你。采取什么办法呢？我开始考虑起来。 夜深人静，是我最自由的时候了。我的眼睛可以白由的转来转去，不必装呆充傻，大黑天的，谁也看不着我。这时候，我的思想最活跃了。想想当天发生过什么事，自己做得如何。明天应该做些什么… …怎样除掉103这条恶狗呢？而且要干得极端隐蔽才行。是不是等到后半夜，用双手掐住他的脖子，最多十分钟，他就得断气。但若被查夜的特务看到了怎么办？若死后检查出是被人掐死的，又该怎么办？我考虑来考虑去，感到此法不妥。这可比不了打警卫，万一出点纸漏，我可就完了。后来想到103 白天往地下扔虱子：你既然能往地下扔，我就不能往你身上扔吗？这启发了我，对！用虱子天天咬他，叫他睡不着觉，叫他不得恢复，来个疲劳轰炸，你能受得住吗？谁叫你绝食来着，你休想恢复身体，老子拖也把你拖死！而且这办法万无一失，既检验不出来，又发现不了。主意已定，就这么干！到了后半夜，我已睡醒。见房外的油灯已变得像一颖小黄豆粒了，屋里漆黑一片。于是我开始在被窝里摸虱子，摸着后我就用力向103那边扔过去。因为那些虱子个头大，有一定重量，故能扔出老远。一把、两把、三把、，一向103扔上几十把。直等到虱子把他咬得翻滚，抓痒抓得破了皮，我才停止扔。“103，明天夜里再见！”我翻个身，合上眼，币巨决就进人梦乡。让那些虱子勇敢地同103仍战斗吧！ 一阵狠毒的咒骂声把我惊醒了，睁眼一看，太阳都出来了。今天是少有的好天气，火红的大太阳照耀着潮湿的大地，爱斋的许多犯人都到院子里晒太阳了。那103坐在床上，翻弄着他那条破被子，边捉边骂。我心想：昨夜的“战果”一定不错吧！谁知道那虱子是怕光的，一到白天，都钻到被子里去了，被子越破，越好藏身。那103上午捉．下午继续捉，可是捉得不多，也没捉干净，累得他歪在被子上就睡着了。可是那虱子不仅被子上有，他身上穿的衣服里也有。他刚刚睡着，不一会儿，他的身子直摇动，又把他咬醒了。捉吧，天已渐黑，看不见了。无奈，对我又是一阵痛骂。我一点也不生气。心想：好吧，后半夜见！头半夜我得睡好觉啊！ 夜里，我翻了个身。在朦胧中我听见好像有人在说话。睁开眼睛一看，果真有个人站在牢房外边，隔着木头杆子，低着头，正在听那103小声说呢！说些什么？听不清。一瞬间，那个听话的人敏捷地走了。不用间，这是一个巡夜的特务，看其背影并不陌生，究竟是哪个？看不出来。但我敢肯定，这是103在偷偷地打小报告呢！这个坏蛋身体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还在害人呢！由此，我对他的“绝食”更加怀疑了，这是不是特务搞的苦肉计呢了于是我想到重牢里的犯人情况，那里共有七个犯人，关于他们的具体情况，我一概不知。在前天发生这样一件事：我们信斋南面，隔着十来米，就是集中营的围墙，它只有一人多高，而且在这段墙上又没有岗楼。我在牢里透过木头杆子，就可清清楚楚地看到集中营外面一大片长得绿油油的稻田，有时候还可看到当地老百姓。他们都是苗族，头上裹着黑布，短上衣，蓝裙子，打着绑腿光着脚。在田埂上自由自在地走着，多么使人向往啊！这时，突然走过来一个人，他个头较高，块头也很大，圆圆的大脸，胖得油乎乎的。此人怎这样面熟呢？噢，想起来了，他就是集中营头子周养浩。半年多前犯人在集中营盖大礼堂时，曾看见过他。这个周养浩正好走到重牢房南面，站住了。然后转身向南面隙望，还用手比划几下，不知同旁边人说什么。突然，有人大声喊道：“报告！报告―!”这是从隔壁重牢房里喊出的。一听声音，我就知道是那大个子犯人喊的。这个人个头较高，身体稍胖，是北方人，哪省人说不上来。当时他有三十多岁，只要一同他接触，你就会感到他是个很有学间的人，显得非常机智勇敢，非一般人可比，我当然认为这个人也很了不起的，很可能也是共产党员吧？犯人都叫他老宋，至于叫啥名字，不知道。今天他为什么向周养浩喊报告呢？要报告什么呢？心中必有许多不平之事要申诉。可是那周养浩连头都不回，转身走了。看来这是周养浩故意不理他。这件事虽小，但对我的印象极深。我甚至怀疑那103打谁的小报告？是不是陷害这位宋某人呢？越想越觉得这里有鬼，越想越气。不行，非除掉这条恶狗不可。我又开始摸虱子，往103身上扔。当我听到103开始使劲地抓痒时，我才开始睡觉。就这样我一连战斗了三个夜晚。那103白天忙于捉虱子，不能睡；夜里想睡又不能睡，虱子咬了三天三夜不睡觉，对一个健康人也受不了。何况103是个老犯人，早已衰弱不堪，已经拄着棍了，再加上四天的绝食消耗，体质就更受损害了。前．几天，他还能捉虱子，还能有气无力地骂我。可是现在，那103已经气息奄奄了，虱子咬得再凶，也无力量捉了；看他那样子还是想骂人，但是力不从心了。他倒在床上，绝食的惨象又出现了，只不过有时睁睁眼，哼哼几声，有时叫着：“水―水～一”渴死你这个王八蛋，我才不递给你呢！我心想：这回可快死了。万未想到虱子有这大本领呢！前几天，爱斋的犯人早就看他捉虱子，捉着又不弄死，老往地下扔，对他特别反感，大家议论纷纷。不知怎的，特务们也知道了。那天进来一个特务，见103合着眼，直大喘气。 " 103 ！103 ! ”特务大声地叫着。 " ? ' ’那103 慢慢睁开了眼，好像要说什么。 “怎么啦？为什么又不吃饭？" “虱子，神经病的虱子咬死人啦！快― 快救救我… … ”103 好像见到了亲人，他在诉苦，求援… … “哈哈? 一”那个特务一咧嘴，冷笑一声，摇摇头，好像是在说：原来是为这个...然后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那特务捧着一把白石灰．在床中间的铺板上，撤上一条直直的白线。并说：‘好啦，这回虱子爬不过来啦！”那个特务拍打一下手上的白灰，走了。 到了夜里，我反复琢磨着这件事。特务们相信虱子怕石灰，所以才撤上一道石灰，虱子就过不来了。他们这一着很厉害，什么虫子都怕石灰的，当然虱子见到石灰就不敢向前爬了。可是这些坏蛋怎会知道：这些虱子会“飞”，不是爬过去的，都是“飞”过去的呀！我暗自高兴，感到这着很成功，这些家伙又上当了啊！但今后怎么办呢？是继续扔，还是不扔？如果继续扔，说明虱子不怕石灰，但这是不可能的，不科学的。那末虱子倒底是怎么过去的呢？这样必定会使人产生怀疑的。若今后不扔了，那可太便宜103了。若虱子继续咬他，他就活不了多久；若没有虱子咬，肯定他还会活下去的。现在103 正处在半死不活的十字路口上，这该怎么办呢？我一夜未睡着，反复考虑如何除掉他，但没有想出好办法来。这一夜，我停止了扔虱子，我要观察观察情况，再决定下一步。 自从那天特务撒了石灰，我又停止了扔虱子，我观察了两天，看到一些情况。那103看到床板上撒了一道白石灰，不由得脸上显出点得意的样子，好像是在说：持务对我真好，给我想办法，真得感谢他……那103挣扎地坐了起来，翻开被子，捉了一会儿虱子。可能是心理作用吧？他感到虱子真的少了些。第二天再捉，虱子又少了些，“真见效，这办法好”。103自言自语着。由于虱子突然减少，咬他也就不那样厉害了，所以103每天多少还能睡点觉，也能稍微吃一点东西了，因此，他的身体又开始好转。我心想：特务的一把石灰，竟救活了一条狗，以后这条狗还要咬人的。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我一不作二不休，要趁热打铁，可不能叫103再恢复过来。从此，我每天夜里仍坚持扔上两三把，绝不多扔。那103发现虱子比从前少多了，他认为这是石灰的作用。但这虱子总是捉不净，而且在他身上已经开始繁殖起来，这些初生的小东西咬人更难受。那103浑身发痒，一夜一夜的挠，身上一道道红印，一片片发青。但是他就是不断气，真气人！这时我才感到，要弄死一个人，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决心采取“长期抗战”的办法，同103 斗下去。 又过了一个星期，那103由于虱子咬得睡不好觉，因而每天也就吃不好饭。他身上的肋骨一根一根的高高凸起，两只三角眼睛深深地凹了进去，活像一具都俄。你说奇怪不，他就是不断气。虽说这样长期坚持下去，总能把他拖垮的。但准能知道他还能活多久呢？有人说：坏人长寿。我看那倒不一定，像103，我看他长不了，恨不得他马上咽气才大快人心呢！除了每天坚持扔两把虱子，还得想点别的办法，来加速他的死亡。回想起自上次打警卫以来，差不多也有两个多月没“发疯”了。若时常“发疯”我也受不了，太受刺激。但侮隔一定阶段，我必须发作一次，刺激一下特务们的神经，震动一下监狱，于是我又开始酝酿起来。 上边说过，在我隔壁重牢里押着七个犯人。除了那个喊“报告”的老宋以外，其余六个犯人都比较年轻，有一个犯人，年岁有二十五六岁，他身体特别壮，胳膊粗粗的．好像一个举重运动员。不知是因为他的性格关系还是因为别的，他总好拿“疯子”开心解闷。比如，他老爱逗我，向我笑笑，做做鬼脸，或者把胳膊伸出来想抓我...于是，我就选定了，这个爱逗我的犯人就作为我“发疯”的目标了。当然，只不过是以这个人做为我“发神经”的起因而已，而真正的目标还是103。一天上午，天气很好，许多犯人都在大院子里溜哒、晒太阳。我也出去了，故意在重牢房前走来走去。那年轻的犯人看见“疯子”在外边，他开始又逗我了，笑嘻嘻地招唤我了我一走到他跟前，“叶”的一口痰，隔着木头杆子正吐在我的脸上，正好借此机会我‘发神经”了。在重牢房的外面，有一堆碎砖头和土块，我拾起来就往屋里打，“叭、叭……”那砖头、土块打在木头杆子上，崩的很碎，屋里屋外都是碎块。把屋里的犯人吓坏了，他们迅速的躲到屋的南头，而且大声喊叫“疯子打人了―"“快来人呐―"（我拿着砖头土块，都是斜着往屋里打的，这样它必然是都打在大木头杆子上。如果从正面顺着木杆子往屋里打，势必有的砖头土块会从木头杆子的空隙打人屋里，那就要伤人了。虽然斜着打，但有些砖头土块的碎片还会掉进屋里，倒影反吓人的，却没有危险。这都是我预先设计好了的。）院里的犯人抬头一看，见我正在向重牢里飞砖头呢！不好，众犯人都向我跑来．要阻拦我，想把我拉开。这时，我也不扔了。扭身跑进关押我的屋里，那103正在床上倒着呢！拿件破衣服蒙着头，可能是怕外面吵，想睡觉吧？他那一对麻杆似的小细腿，正露在外面，和死人腿一样，没有一点血色。好啦，我抄起他的一条腿，用力一拉。未想到他身子太轻，我又用力过猛，“噢随”一声，把他从床上拉到地上。然后，好像拉死狗一样，一直从牢房里拉到院心。在从床匕掉到地上和过门槛的过程中，可能他的头部受到了震荡，这时他紧合双眼，可能昏迷过去了。再说那些院里的犯人，见我把103拖了出来，他们不但不阻止，反而拍手大笑，说：“今天算开了眼啦！"“疯子没给他一砖头，还真便宜他了……”这时特务也赶来了，见玉03 紧闭双眼，一动不动，用手摸摸，还有气，没有死。特务叫了几声，也不答应。有的特务直摇头，好像在说：“这回完了。”最后，特务们把他抬到病号室。这个病号是在爱斋的尽南头，和我们信斋是连着的，只不过中间有个小夹道，南口有个小门，但老堵着，平时不用。这样，我这屋又剩下我一个人了，真高兴！可是那103呢？经过这些天虱子的折磨，又经我的摔拉，这回他的小命会不会完蛋了呢？ " 103 死了！103 死了！”一个年轻的犯人一边喊着，一边跑着，向爱斋的难友报告好消息去了！ 后来得知，那103被抬到病号室后，一直昏迷不醒。便衣特务曾看望过他两次：第一次是第二天上午。在特务的呼叫声中，103居然睁开了眼睛，但是无力说话，特务喂他点水喝。第二次是在第三天的晚饭后，特务叫了几声，但毫无反应。用手一摸脑袋．才知道早已断气了，也不知道是啥时候死的。特务把病号室的牢门一锁，就走了。大约在后半夜，一个特务带来两个人，先把被堵着的小夹道门打开，这两个人用草席把103 一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死尸从小夹道抬走了。 副官忆述 自从103死后，整个爱斋里的犯人们好像卸掉了枷锁。从此以后，爱斋的犯人时常到我屋来玩。有的是好意看看我，有的是来愉着吸几口烟，也有的是交谈些秘密… … 他们深知我送个“疯子? 非常好，绝不危害他们。在隔壁重牢房里的犯人，对外面既看不见．又听不清，而我房北边就是爱斋的长条大院，有什么动静，在屋里首先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这间牢房变成了犯人们一个小小的庇护所。 西安事变时，我正在伪满读初中，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一天上午，学校的坡上贴出两张伪满报纸．其中一张印有两张大照片，上面一张，是身穿军服的张学良将军，骑着一匹高大军马；下面一张，是国民党军队正在向西安进军路上，在城门洞的上方还有“撞关，，二字。这两张照片对我的印象特深。至于那报上说些啥，却一点都不记得了。在日伪的封锁下～划门也不可能得到真实消息，何况那时候我还是个很不懂事的孩子。后来初中毕业了，跑进关里，在流亡的过程中，多次听到有关西安事变的一些情况，才知道老蒋背信弃义，把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押起来了。至于押在什么地方？是死是活？那可谁也不知道了。也可能因为我是东北人，对张学良的情况尤为关心，特别怀念。 常到屋来看我的．有位姓李的爱斋犯人，他长得瘦瘦的，中等个儿，当时也就是二十六七岁。初次见面时，他一开口，我立刻感到很亲切，因为他说的满口家乡话，带有很浓的辽、沈口音，真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感，只不过我不能表露出来罢了！爱斋的犯人都叫他李副官。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张学良将军的副官，跟随张将军多年了。虽然我未见过张学良，在息烽集中营里却遇到了他的副官，颇感荣幸。当时我是多么想打听打听张学良的情况啊，但是我这个“疯子”怎能主动地提问题呢？毫无办法，只有多留心这件事吧！ 当时在爱斋还有个犯人，也是东北老乡。可惜他的姓名及号码，我全然忘记了。此人是大高个儿，身体很壮，约有三十岁。他的下一排牙龄镶有颗金牙。犯人背后说他是一名飞行员，从新疆捕来的；也有人说，他是一名共产党人。这位犯人来集中营可能不久，对集中营里很多事他都不知道，常向犯人间这问那。我与他不熟，虽然也是东北老乡，但没有接触过。一天他拉着李副官进了我的屋，两人往床铅一坐．他要求李副官谈谈张学良的情况。但李副官不甚愿讲，在其一再要求下，李副官才谈了点。因为我早就想了解这方面情况，一听李副官谈起张学良，我特别高兴，仔细地听他谈话。现将李副官谈话的主要内容追忆如下： 李副官说，我追随张将军多年了。这些年来，朝夕相处，虽然我是他的副官，但早已结下生死之交了。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吧，不便多谈了。 “怎么把你关在这儿了呢？你和张学良怎么分手了呢？" 李副官一听到这些，马上陷人痛苦的回忆中： 在未来贵州之前，张学良一直被软禁着。那时生活上还不算太困难，只是不自由罢了。当时我们觉得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认为过段时间，这种生活就可结束。那时候，张将军还充满信心，每天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念念不忘抗日救国。但时局总是逆转，常常使他痛心疾首。他是多么渴望赶快出去，奔赴战场，收复失地．打回东北老家去，尽到一个军人的光荣职责啊！但是老蒋不答应，不但不给他自由，反而迢迢千里，把我们解送到云贵高原，押在一个最“安全”的小山沟里。啥时候才能出去，杳无音信，这可变成一个真正的囚犯了。张将军过去对蒋总抱有幻想：认为过去的事都是为了国家，想来老蒋总能理解的罢？谁知张将军的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了。他的心情非常优郁，脾气也愈加暴躁。我们旁边这些人看到这种情况，真是难过极了。担心他的身体，常此下去怎么得了！刚来贵州不久他就病了，经大夫诊断，患了阑尾炎。山沟里投有条件做手术，于是把将军秘密送往贵阳就医，赵四小姐陪伴照料，在贵阳疗养了～个时期。恢复后，又被押送回来。见他手术顺利，恢复也较快，我们才放下心。 为了减轻张将军的痛苦，使其精神有所寄托，我们想了许多办法，如养了许多花、繁殖一缸金鱼，又开辟一条小溪来钓鱼，又养了一只狗，开始时张将军对这些均不甚感兴趣，他时常一人在屋里闷坐，很少讲话。有时赵四小姐陪他到外面散散步，活动活动，总比关在屋里要好得多。好天气时．我们时常坐在小溪边钓鱼，张将军也时常坐在一旁观赏，慢慢地他对此感兴趣了，他就自己动手钓。后来，只要夭气一放晴，他就和赵四小姐出去钓鱼，钓到的鱼叫随侍的仆人一做，吃起来另有一番风味。我喂养的那条狗，也很懂事，张将军一出去，它就紧紧跟在后，形影不离。钓鱼时，它就卧在将军和赵四小姐中间。他们常用手抚摸着或拍拍它，你看它摇着尾巴晃着头，高兴扭了。狗好像也通人性，它从来不接近那帮特务，他们有时也叫它，感到这条狗很好玩，但它只是用眼睛看一下，然后迅速走开，真是连狗也不理这帮特务。 一天上午，天空中云彩不多，太阳时隐时现。像这样天气，在贵州也是不多的呀！这时张将军同四小姐正在屋中闲谈呢。他们打算今天出去钓鱼。突然，天气骤变，说话之间降雨了。两人在屋里正向天空隙望着，下的又是绵绵细雨，这种雨常常一下就是几天几夜，一会半会儿是停不了的。这种鬼天气实在使人烦闷哪！未下雨时．那条狗往院子外边去了，天突然下雨，那条狗想急速回家，拚命地往回跑。将军的住宅，四周有高高的院墙围着，院门不大，有特务在门口站岗。这个特务见将军的狗由远处跑来，他故意上了台阶，挡在门中间。那狗看见门中间有人，挡住它，进不去，把那狗急得在门口来回乱转，向着院内汪汪乱叫，好像是在求援似的。当时将军和四小姐本来在屋里正晾望天气，忽听狗叫，一看院门，他们全然明白了。张将军对这些小特务，平时连看都不看，理都不理，而今天这家伙竟敢堵着院门，不叫我的狗进来，就有些生气。“躲开！躲开！躲开”张将军大声叫喊着，一声比一声高，连喊三声。但是那个小特务不但没有躲开，连头都没有回，依然一丝不动地站在那儿。是他未听见吗？当然不是。相距只有三丈多远，互相说话都听得见，何况是大声喊呢！你想想看，从前张学良指挥千军万马，如今连一个小卒子都不听他了。这种侮碌他受得了吗？眼看张学良的脸变得煞白，两眼瞪得溜圆，直挺挺地站在桌前一动不动，他“啪”的一声把桌子击得乱动。‘汉卿，, ，四小姐好像安慰似的叫了一声。正在火头上的张学良根本就未听见。他立刻提笔，给蒋介石写了几个字：“快快枪毙我，别叫我零受罪！”然后把它交给了特务长，转给老蒋。未过多久，那个特务长可能受了上级责骂，他亲自向张将军赔礼道歉，并转告说：”蒋委员长很关心您，希望您安心休息。下边人不知好歹，惹您生气。今后可任意斥责之。”从此以后，张学良把左右的小特务们一律称做“王八蛋！“。而这帮小特务们都很乖，一听见张学良叫他们“王八蛋”三个字，他们立刻向张学良点头弯腰，连忙答应’‘是”。 接着，李副官又谈了他自己的不幸遭遇： 那个特务长（名字早已忘了），就是关押张将军的特务负责人，这个人对我们表面上相处得还不错，有时候他还能说几句心里话。但他是受军统指派负责看管张学良的，重责在身，他自然不敢违背上级，这一点我们也理解的。陪同张学良的除四小姐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佣人，都是从东北带出来的。此外就是我，做了张学良的多年副官。有一个时期，我天天发牢骚：“我只是张学良的底下人，伺奉人的，关我干啥！… … 不行，我得回老家去！… … 开始时，张学良不同意我离开他，后来，他和四小姐两人都同意了。然后我又找特务长请假，他也不同意，说张将军离不开你呀！可是过了些日子，这个特务长又同意了（看来这个特务长一定向上级做了请示的）。一天上午，我向张将军挥泪告别，离开了住所，顺着一条大路徒步前行。忽听后面有汽车叫声，转身一看，原来是张学良曾坐过的那辆汽车，它在我跟前停住了．那个特务长下了车，笑容满面地对我说：“路远，不好走，将军叫我用车送送你。好，请上车！" 这盛情的一送，就把我送到息烽集中营来了！ 病室见闻 突然，在一天的下午．我这间牢房调来两个犯人，就是在“白公馆”押过的那两个和尚。那个朝鲜和尚我较熟，因为在一块住过；另一个日本和尚，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朝鲜和尚睡在紧北头，空气新鲜，叫那个日本和尚睡在紧南头，终日闻着马捅的臭味，叫我睡在中间，既能呼吸新鲜空气，也能闻着臭味儿。再说那个日本和尚，个头不高，眉清目秀，头顶有戒疤，穿着一双大绒的和尚鞋。这个人整天疯疯癫瘫，似装非装，令人不解。他的文化很高，犯人不认识的字，都向他请教。他自称是湖北两阳人，据湖北的犯人说，他讲的是真正的污阳话。那个朝鲜和尚整天管教这个日本和尚，甚至骂他，但他总是逆来顺受，绝对服从。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真是一对神秘人物！ 每天饭来了，都是这个朝鲜和尚给分菜。他每次分给我的菜，都比日本和尚多，为什么呢？后来我才发现：他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有时爱斋犯人端着饭碗，在牢房外边向屋里看的）。在息烽集中营，每隔几个月，就发给犯人一块肥皂。那些好心的犯人都把它放在我的小包里。夜间睡觉，我就用小包当枕头。我从来也不洗东西，所以肥皂积攒有五六块了。一天夜里，我发现有人推我的头，然后打开我的小包，偷了肥皂，我还装着睡觉，不去理他。未出一个月，我的肥皂被偷得精光，这些就是那个朝鲜和尚干的。 自从这两个神秘人物调到我屋以后，爱斋的犯人再没有人来了。这个小小的庇护所已经结束了。还好，一个月后（1943年秋）我被调到了东隔壁的病号室。 这个病号室的北面是土墙，跟爱斋联着。其他三面都是大木头杆子，活像个动物园的大笼子。这里却有个好处，空气新鲜。但夜里，特别是冬夜，也真够冷的了。这屋有个老犯人，叫108 ，犯人背后都叫他老汉奸，我对此人印象较深。他个头不高，胖得像一只猪，眉毛有一寸多长，由于缺乏营养，脸上的皮都聋拉下来了。他穿一件缎子长袍，虽然很旧了，但缎子上的大团花，依然闪闪发亮。就从他这副打扮，可知此人很不简单。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沈炽昌，在国民政府里任过要职，在南京时期被抑。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过军事，和老蒋同过学…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爱怎么吹就怎么吹吧。当时病号室里，还有另外两个人，听他俩说话的口音，便会知道，那是一对河南人。他们是一老一小，老的约有四十岁，好像是个农民，老实极了；那个小的．也有二十四五岁，也不爱讲话。这一对河南人，都得了风湿病，腿都坏了，走路要拄着棍子，非常艰难。病号室里的床不是联铺，是单人木板床，他们叫我睡在东南角，东、南两面都是木杆子，这儿有个好处，看过路人方便，因为凡去忠斋、孝斋的人，都要从我的房前经过。可能是因为我打警卫出了名，屋里三个犯人表面上对我都很客气，尤其那年轻的河南人，每天给我打饭端菜，但他很少和我讲话。那个老河南，有时面带同情的样子看着我，但总是不理我。那个108老汉奸，白天总爱倒在床上，后背垫的老高，好像坐沙发似的。他有时闭目养神，有时则纤声大作。但是精神一上来，就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从过去到现在，从狱里到狱外，山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聊。他一讲话，那两个河南人就洗耳恭听。有时候，那个年轻人还插几句嘴，但是那老河南只是听着，总不吱声。我则东张西望，或凝视窗外，但我的耳朵可没有闲着，却在仔仔细细地听。那个108老汉奸．要是谈些无聊的事，我就当做消愁解闷；当谈到比较重要的事，我都一一暗记在心里，因为他是个最老的犯人，经得多，见得广，除了那些低级庸俗的无聊话以外，有些情况还是很值得参考的。例如，关于这座监狱的历史及重要犯人，他都谈过，而且不止一次地谈。现回忆如下： 首先是关于这座集中营的历史。在抗日战争中，南京陷落前，军统特务把上海、南京一带关押的一部份重要犯人，向后方转移。后来又把武汉一部分犯人合并起来，继续转移，最后转移到湖南的益阳。到武汉撤退时，又从益阳转到现在的贵州息烽。108说，每次大转移前都要杀掉一批犯人。例如，从益阳那次最后转移，在头天夜里，一群特务紧握手枪，站在牢房门口，呼叫犯人名字，他们一个牢房挨着一个牢房的往外提人，牢房里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声音。108说：“可把我吓坏了，从那以后，好多天我都唾不好觉。”在益阳那次是用机枪屠杀的，人死得最多，暴尸野外，野狗把眼睛都吃红了。我们刚转移到这里时，这儿是个荒凉的穷山沟，现在的医务室和爱斋，是原来当地老百姓的房子。那时候杨虎城将军的一家，就住在现在的医务所这憧房子。当时这所监狱不大，犯人不多，只是个看守所而已。1939年，军统头子戴笠曾来此视察过一次。后来把杨虎城一家迁走了，迁到离这儿八里多路一个山洞里了，听说杨虎城的老婆疯了。现在集中营里管服装的那个犯人，就是杨虎城的副官，叫阎副官，听说是河北人。后来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在国统区内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从各地押送到重庆的重要犯人，愈来愈多，重庆的“白公馆”和“值滓洞”两处监狱都装满了。除一部份犯人在重庆被杀害外，剩下的犯人则分批转移到息烽。一年大约要送来一两批，于是这儿的犯人也增多了，息烽集中营也随之不断扩大。除了医务所和爱斋的老房子外，其余的房子都是后盖的。今年（1943年）春天，犯人不是还盖了一座大礼堂么！现在的息烽监狱已有五六百犯人了，真成了个大集中营啊！1941年春，来了新的监狱长，就是现在的周养浩。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戴笠的心腹，又是军统的少将。戴笠把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放在这里，可想而知，这所息烽集中营是何等的重要了！ 这座病号牢房，正处在爱斋南头拐角的位置，来往行人都要从病号室旁经过。那108老汉奸卧在床上，可清清楚楚看到外面行人。凡是他对某人有些了解的，不管有人听否，他总要议论一番。例如，有个中年人偶尔从这儿经过，此人个子不高，瘦皮的，长脸蛋，眼睛不大，好像有点毛病。这个中年人约有四十多岁，不知是因为受刑的类系，还是因为风湿疾病，他的一条腿瘸了，拄着一个木棍，走起路来很慢，看样子很吃力。108一看到他，就念道着：车耀先过来了！并介绍说，车耀先是一个大共产（车耀先为何被捕？被捕前是干什么的？他都未说，我想他是不知道的〕，他住在忠斋，那个牢里关的都是重要犯人。从病号室向东北山坡上望，就可看到忠斋了。据说这个车耀先在监狱里管理报纸。他不常从这儿经过，可能是身体不好吧，哪还有精力上班呢！ 还有一个犯人，经常在这儿经过。此人是中等个儿，身体魁梧，胖胖的大圆脸，长着一对很精神的大眼睛，这个人走起路来很威风，颇有军人风度。108介绍说，他就是黄显声，早先是东北某军的军长，当过张学良的副官室主任，这个人很能干的．是个人才呀！据说周养浩很器重他。108又说：张学良被押在开阳，离这儿有加里路，爱斋那个李副官，就是张学良的副官。还有医务所姓膝的外科大夫，过去也给张学良看过病. 有个叫文光普的老犯人，中等个儿，驼背，戴副大近视眼镜，说话是四川口音。108说他也是大共产党，据说曾当过邓演达的秘书。但此人当时在集中营的教务所工作（教务所是集中营管理犯人的机构）。偶尔他也到牢房里来办事，好像他有很大权势，有些犯人很怕他。当时我想，一个共产党怎会给敌人办事呢？这个谜我始终解不开。 我在病号室里住了一个时期之后，那个108老汉奸开始向我使坏了。我刚来时，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每餐为我打饭、分菜，慢慢的好像已经成了习惯了。有一天，这个108老汉奸愤怒地说：“今天谁都不许给他打饭，看他吃不吃！”那个小河南本想给我打饭，一听108的话，好像是下了命令，他看了108 一眼，把饭碗往床上一放，也就不给我打饭了。我心想：“你们不给我打饭，老子就不吃。饿上几天也没关系，就是要较这股劲。”我学起那死鬼103，往床上一倒，两眼一合，真的不吃不喝了。一连俄了我两天，到第三天早晨，那个小河南受不住了。对108说：“把‘神经病’饿死，你得负责任！是你叫不给他打饭吃的。”又对老河南说：“你要做证明，你是第三者。”那108老汉奸一听，那还得了，谁敢负这个责任！他急忙从床上下来，摆着两只手，慌忙地说：“不不不……我是开玩笑呢！你……你还当真了。快给他盛饭。”说着，那108盛一碗稀饭，送到我跟前。并笑嘻嘻地说：”吃吧，吃吧！”我坐了起来，接过饭碗．把这碗稀饭慢慢地喝下去了。这场风波方算结束。 因为我吃饭时常打破碗，所以监狱给我做个小木碗。这小碗虽然看来不大，但他的碗口同碗底，上下丁边粗，因此，盛起饭来要比普通碗大得多。有一天，那小河南正要给我盛饭，“今天我给他盛”，那108说完就夺过木碗。他盛一勺，压一下，再盛，再压，给我盛得满满一大碗，沉甸甸的，足有一两斤重。我鼓起勇气，终于把它吃得干干净净。“真是好样的！”那108伸出大拇指说。我以为就算完了，谁知到吃晚饭时．那108老汉奸又给我盛了冒尖的一大碗。这中午饭已经把我撑得够呛了，到了晚上很本一点都不饿，这一大碗饭我怎能吃得下呢？装疯么，也只好忍受着。我一口口的往下咽。那知道后来，一口饭刚用力咽下去，一喘气，又从食道反上来了。后来，我再也抑制不住了，冲着108，哇的一声，吐了他个满脸满身。这吐出的饭有新饭也有旧饭，那股胆味儿可难闻了。那108老汉奸忙着用手巾擦脸，想骂又不敢（当时我握紧双拳，瞪着他），不骂吧，又受不了气，真是哑巴吃黄连呐！那两个河南人在一旁看热闹，乐得前仰后合！ 这几天夜里，常听见我屋北隔壁有人在哼哼。这是哪个犯人的声音？是不是得了病？到了白天，我走出了病号牢，从隔壁牢房的小洞往里一望，看见一个面孔很熟的小老头，好像在哪儿见过。再看他的打扮，上边穿件黑色中式马褂，一条银色怀表链，挂在胸前扣子上。一看到这些，马上我就回忆起来了。在‘’白公馆”时．我同他关在一个牢房里。我第一次“发病”时，就是骑在这个小老头身上的，未想到他也被送到息烽来了。不一会儿，这个老头从床上痛苦地慢慢爬起来，扶着床边下了地，解开裤子坐在大马桶上。两手往床边上一趴，头枕在胳膊上，他一动不动地蹲在那儿，得的是什么病呢？就在这天夜里，老头哼哼了一夜。第二天，老汉奸108议论开了，才知道隔壁那老头得的是痢疾。在息烽集中营，每年秋后都闹这种传染病。只要一得上，就很难保命，因为当时集中营里没有治这种病的药。这天夜里，老头又大声哼哼了一阵，以后慢慢就听不到声音了。次日早晨，老头还在马桶上坐着呢，不知何时他早已断气了。特务照例把牢门一锁，死尸在马桶上坐了一天。到天黑了，各牢房都上了锁后．特务才把病牢旁的小夹道门打开，把那个老头用草席裹着，从病号牢旁抬走了。 想起在“白公馆”装疯时，我感到这个小老头非常老实，所以装疯时才骑在他身上。现在他死了，既不知名姓，也不知案情。他若是个坏家伙，死了活该；如果他是个共产党或者民主人士，这是多么令人怀念悲痛啊！ 我又听到108议论说，这种传染病非常厉害，得了这种病，到后来肠子全烂掉了，所以拉血拉脓，活活把人疼死！我要是得了这种病该怎么办呢？装！一直装到死！疼死也不喊叫，你看看死的那个小老头，多有骨气，一声也投叫啊！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坐在床上，往牢外燎望。如果没有月亮或是阴天．外面是漆黑一片，几步之外啥都看不见；若是皓月当空，外面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集中营的围墙，正在信斋、和斋和病牢的南边，距离非常近，只有十来米，墙也不高，而且在这一带围墙上又没有岗楼，只是在围墙的东边，约六七十米处，在墙上才有座岗楼。在岗楼的下面，是许多露出地面的岩石，还有几棵小树，正好把岗楼遮住。找们这段围墙外面，东边是座大山，西边是座小山，正好在两山之间露出一块稻田地。有时候可看到小黑点在田梗上移动。那一定是老百姓在走路呢！据我长期观察的结果是，前半夜，有两次特务从这儿经过，后半夜只过一次。很明显，他们是查夜的和换岗哨的。这些人走路的声音从老远就能听见，因为夜里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 望着牢外，思东想西，啥念头都出现过。有一个想法，到今天我都认为是个谜，这就是和斋被押的新四军为什么不越狱逃跑呢？病牢、信斋、和斋这三个斋的牢房结构都是一样，在每间牢房的南北两面都是木结构，即大木头杆子。木头杆子之间距离约有一个巴拳，正好头伸不过去（因为人头若能过去，身子也就能通过的）。木杆子都是松木的，看来很结实．但上下接头的地方就细了，是容易弄断的，只要弄断一根，全屋人都可逃出去的。往前跨越几步，就可翻墙而过，尤其是在没有月亮的夜黑天，越狱是一定能成功的。这些人可不是老百姓，他们是军人，是新四军，又都是军官，他们身经百战，枪林弹雨，什么困难未遇到过，什么苦未吃过，眼前这座牢房、围墙算得了什么；真是如履平地一样的容易。别看那些特务白天耀武扬威，到了夜间却都找个地方睡大觉去了，等到特务们发现新四军都跑了的时候，恐怕新四军早己在百里外的大山中了！而且我早就听人说过，这些人（指新四军）在狱里还有活动，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采取越狱行动呢？只要你是共产党，一旦被关进这里，你就休想活着出去。除非你改了“邪说”，归了’‘正”，从狗洞子里爬出去。否则只能是坐以待毙呀！这真是个谜。 一天晚上，犯人们突然被通知，说明天上午监狱长周养浩要查斋。这个监狱头子为何突然要查斋呢？要看什么呢？又是怎样查法呢？这一切我都未经过，不知道。后来我想到，周养浩会不会察看病牢呢？如果他真的要来，是叫他看见我这个“神经病”好呢，还是不叫他看见为妙呢？经过再三琢磨，觉得还是叫他看见我为好。叫他亲眼观察一下“神经病”，给他留下个深刻印象，这对我将来的自由可能是有利的。如果回避他，也许连这个集中营里有个“神经病”他都不知道，那又对我有啥好处呢？于是我决定见他，一定叫他见识见识我这个“神经病”。但如果周养浩不来病牢呢，那就见不到了，那又怎么办呢？后来，我决定不在屋里等他，而要走出去，到病号牢的外面，这样周养浩就是不来病号室，他也能看到我的。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地方，就是病号牢外的小夹道，这儿是每次往外抬死人必经之处，也是从爱斋到病号室或者去信斋要拐弯的地方。这儿阴暗潮湿，蚊虫乱飞。那周养浩进不进病号牢，也都得从这儿经过的。我做好了一切精神准备。老早的我就坐在那儿恭候集中营头子光临了。 我的眼睛不断地盯着爱斋院子的大门。过了一会儿，我看到院门的岗哨，突然向门外立正敬札。我想，大概是来了。只见先进来一个大个子，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脸蛋子油乎乎的，我认得，这个人就是周养浩。他进门后，四下张望一下，然后带着一帮人马，向爱斋大院中心走来。紧贴着周养浩的有两个人：一个带着金丝边眼镜，有三十多岁，看样子不像是犯人，另一个，就是那驼背的犯人文光普，他也是个带眼镜的大近视眼，这两个人好像周养浩的左膀右臂，紧紧地尾随身后。再后边有几个年轻人，那一定是普卫人员了。走在最后边的是车耀先，我看他一摘一拐的，走起路来非常吃力。这个周养浩装成很“民主”的样子，大摇大摆地由北向南走来。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进爱斋，而是直接向院子南头走来。当他们快到病号牢时，那车推先才刚刚走到院当心。当周养浩刚上了台阶，正要迈步进病牢时，猛然一扭头，见到阴暗角落里坐着一个人，他满脸污秽．头发很长，瞪着一副发直的大眼睛，正在死死地盯着他呢！那周养浩一看，楞了一下，忙间道：“这是什么人？”听他的口音带着很重的江浙口音。“就是那个神经病！"文光普忙回答着。那周养浩很严肃地在那儿看我一会儿，我则针锋相对，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他进病牢里去了。我未听见他说什么话．可能只是马马虎虎地看看病号，这帮人就全出去了。可是那车翅先还未走到病号室呢。他看周养浩已走出了病牢房，这时车趣先也不住前走了，扭过身去，又慢慢地追赶他们去了。 这就是所谓的查斋。究竟是为什么呢？后来我在一张油印刊物上看到一篇叫什么“民主管理”的文章。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周养浩搞的所谓“民主管理”，自己装成很“民主”的样子，对犯人实行内紧外松的控制，欺骗犯人，难怪那车粗先总是走在最后，无非是摆个样子走走形式而已。而那文光普为什么那样积极呢？我很不理解。我想那位周养浩通过这次视察，对我这个“神经病”总该有个深刻的印象了吧！ 一天上午9点多钟，忽听牢外有人跑步声。我站起来一看，啊，好长一个队伍，正从教斋的小院子门往外走呢。这都是孝斋打草鞋的犯人，有些人腰间还扎着草绳呢。这些人衣服都很破旧，每个犯人都挟着个小木凳子。一看便知．他们今天不是出去劳动，而是到大礼堂开会的。开的什么会？不得而知。孝斋的犯人最多了，能有一百多人。有几个犯人还认识我，路过病号牢时还向我招招手呢！其中有一个外国人（可能是匈牙利人）还向我喊声“Hello”呢！孝斋的大队伍过去之后，不一会儿，仁斋的犯人也出来了。一共有二十来人，没有排队，由便衣特务押着走过去了。这时爱斋大院里也吹响哨声，犯人们在站队集合。队伍也不小，有四五十人呢！病号牢里的和重牢房的犯人，以及某些外国人都不叫参加大会。 以前曾开过几次大会，听说是解决犯人间的纠纷，打官司的会。输者要带脚镣或押在重牢里。实际上是特务以法官自居，貌似“民主“，利用犯人间的矛盾，达到以犯人制犯人的目的。这也是周养浩的“民主管理”的一种手段吧！今天不知开的什么会，反正会后总能听着点信息的。 各斋的犯人大都参加会去了，所以这时各个院子都特别安静。有时候从西院大礼堂传出讲话声，但太远听不清楚。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从大札堂传出“叭……叭”声。这声音很大、很脆而且很有节奏。“你听，大礼堂在打人呢！”那个108老汉奸耳朵特灵，他一听就知道在打人。“叭……叭··…”不紧不慢的一下一下地在打着，但是听不见挨打者的惨叫声。“挨打时，若是爹妈乱叫、求饶，打到一定时候就算了；要是挨打时一声不叫，一声不哼，非打个半死不能住手，因为这说明你不服，所以要狠狠的打！”你看这个老汉奸108啥都知道，说得多轻松。我心想，要是打你，裤子还未扒下来，你就会下跪求饶，叩头作揖了生大礼堂的打人声；像刀子一样在刺我的心，不知道哪个犯人在受刑。他一声不哼，可真是个硬骨头，好样的，这就是无声的控诉！过了一会儿，打人声听不到了。 有两个爱斋的犯人跑进病号牢里，他们说：“过来啦！”这两个人扶着南面木头杆子，在仔细地往外看，我也焦急地在等着。不一会儿，见一对大汉各提着一只胳膊，另一对大汉各抓住一条腿，这四个人像捕获一条猎物一样，吃力地提着一下人，正从病号牢外经过，拐了个弯，向仁斋走去。你看那受刑过的屁股，肿得比篮球还大，血肉横飞，而且还在流血呢，一滴一滴撒了一路。受邢者紧闭双眼，面部朝天，聋拉着脑袋，看样子已经不省人事，早已昏厥过去了。此人个头不算高，也就是中等个儿，一头黑发，说明较年轻。因为我跟他不同斋，所以不熟。 后来听犯人说过他受刑的事，当时曾说过他的姓名，可惜我早已忘记了。他为何挨打呢？说他给义斋某女犯人写情书，被特务发现了，犯了狱规，才受处分……这可信么？我越想越感到这不可能，怎会出现这样离奇的事呢？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里，生死都顾不上，怎会确闲心谈恋爱呢？何况关押女犯人的义斋离受刑者所押的仁斋距离还很远呢，这情书又是如何传递过去的呢？还有，受刑那个青年坚定不屈，是条硬汉子．说这种人在狱中谈恋爱，那真是太荒唐了。根据以上情况，我敢肯定这决不是什么情书，很可能是特务们力图掩饰的一场政治迫害！ 集中营里的犯人，好像都不爱计算日期的。今天是几月几日，星期几呢？谁都不甚理会，也不知道。但犯人们是以过年过节来衡量光阴的。例如，端午节一过，很快就到中秋节了，又过了几个月，一年的元旦和春节就在眼前了。我深深感到：对犯人来说，简直可以说，光阴太短促了。过去一听说某某人坐了好几年牢，真是不敢想像，那么长的时间，该是如何度过呢？现在才认识到光阴似箭的含意了！我自己也常常想这些问题。去年的除夕，是在囚车上过的；今天的除夕，是在集中营病号牢里过的，也就是说，我来息烽正好一年了。明年的除夕，还会在这儿过么？谁也不知道啊！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经历的事可太多了，看到了多少未看过的事，听到了多少未听过的“新闻”。就连我这个“疯子”，不是也创造了几条名扬全狱的’‘新闻”吗（冒险打替卫，险些送了命；还有那条恶狗103，不也是被我除掉的吗）？总之，此时我发现，我越来越坚强，啥都不怕，即使再关上几年，我也还年轻，只要身体不垮，我捌吉最终定会胜利的！ 在病号牢房外南面，紧靠着围墙，长着一裸大树，它有两楼粗，十多丈高。顶部树枝很多，但树叶却很少，可能因为是冬天的缘故吧！这是什么树呢？可借我叫不上它的名字。这棵树虽然长在监狱里边，但它的粗大枝杆却伸到监狱外边老远，好像这棵树也不愿长在狱里，它在拼命地向狱外伸展哪！一夭早晨，晴空万里，火红的大太阳冉冉升起。像这样的好天气，在贵州是不多的呀！突然，“唉呀，你们快来看！”那老汉奸108从床上坐起，用手指着外面的大树说道。我一抬头，果不然，一只只洁自的大鸟落了一树。恰似北方的鹅毛大雪，落满了一树，好看极了。那些鸟长得又高又大，足有两尺多长。一只、两只、三只·一究竟有多少，是数不清的。这是什么鸟？从哪儿飞来的呢？那个老汉奸108兴奋地说道：”从哪里飞来这许多仙鹤呀！这可是大吉大利，今天必有大喜事！”他一边说着，一边手舞足蹈起来，而且还不停地向着仙鹤作揖……也真凑巧，正当此时，我听爱斋大院有人喊："541、541、541开释了！"“谁是541?“，没人答应。我的心突然一跳，这是真的在喊我吗？是真的要放我吗？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又平静下来。心想：特务们不知又要搞什么鬼花招呢！于是我立刻倒在床上，双目紧闭，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按我事先早已准备好的计划进行口“谁是541呢？"108老汉奸自言自语道。“这个神经病是541吧！?”原来我的编号正是541，因为我‘疯”了，犯人们都叫我“疯子”或“神经病”，渐渐地我的号码就被犯人忘记了。那个108老汉奸，不知怎么的忽然回忆起541就是我这个“疯子”，于是他大声向院子喊道：“喂，喂，541在这儿哪！”一个便衣特务手里拿张开释条子，笑嘻嘻地来到了病号牢。老汉奸用手一指我，那个特务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你开释了，这回可好了，走吧！”我面无表情，依然倒在床上。我深知军统这帮特务厉害簇限；他们若想继续关你，那你无论如何也出不去；如果这帮家伙想放你，那你多呆一天也不行。既然特务已经决定放我（先不管是真还是假），当然我就得非走不可。问题是我将怎样出去，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嘛。爱斋犯人一听说“小神经病”开释了，很多犯人都拥进病号牢里，门外边还站了一大群人看热闹。这个说：“还不赶快走，你自由了！”那个说：“走哇，快起来！”大家七嘴八舌，说啥的都有。那个便衣说：“这可是真疯子呀！” 我就是真的不走，他也拿我毫无办法。“快找于大个去吧！”人群里不知谁说的，那个便衣听说后就出去了。众犯人在屋里继续谈论着，有的说，出去要先理理发；也有的说，得先洗洗澡，换换衣服...那个老汉奸108说：“我说今天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吧，多灵！”又说：“要把我放了多好，可惜放了个疯子，真他妈倒霉！"“放你？”一个犯人讽刺地说“好啦，你就等着吧！”这时于大个儿端了一碗面条和一头大蒜，走到我床前说：“老乡分吃！”我当然接过面条和大蒜，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没有几口就吃光了，而且伸出舌头舔着碗那于大个儿张着大嘴，露出一口大白牙，哈哈大笑道：“你还想吃，就跟我走，那边有的是！”当然，见了台阶我得赶快下。那个便衣在前面走，我拿着吃面条的大碗和于大个跟在后，出了病号牢，来到了爱斋大院。我们身后跟着一大群犯人，院子里也有许多人。啊，这是给我送行吧！ 出了爱斋大院，经过一道破土墙，来到了集中营的西院。他们把我带进一个长条房子里，屋里有个小柜台和几张饭桌子，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集中营里的小合作社。我又吃了一碗面条，于大个儿也跟着吃了一碗，看样子今天于大个儿很满意。特务又将我俩带出来，又过了土墙，于大个儿进了爱斋大院，他回去了。特务指着医务所一间房子说：“你就先住在这儿吧，吃饭有人送，好好的！”那个特务也走了。 我走进那间小屋，见只有一张单人床，其他啥都没有。既没有屋门，窗户上也没有纸。这倒好，空气新鲜。 我一个人痴痴地站在门口，在琢磨刚才演的那场戏。这时远处走过来一个人，很面熟。啊，是黄显声。他到我跟前问寒问暖，亲切极了。我虽不说话，却在心想，人狱以来还未碰到过这样好的人，一听他说话，就知道我们都是东北老乡，因此感觉就更加亲热了。最奇怪的是：别人都以“神经病”看待我，而黄显声却从未把我看成是个“疯子”。他叫我吃好点，锻炼好身体。下边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但却突然打住了话，扭头走了。 狱里狱外 是真的放我？还是假放我？如果是真的，我该怎样对付他们？若是假的，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一年多以来，血腹的事实，使我看清了这些特务们的豺狼心肠和狡滑嘴脸。这些家伙什么事都做得出，对犯人进行种种欺骗，例如，假开释就是他们用过的一种手段。有时把人从监狱放出来，而特务却暗中监视盯梢；也有的犯人刚刚迈出监狱大门，立即被特务架走，惨遭杀害。所以，我不得不防备这些刽子手。 真也罢，假也罢，反正我还没有自由，也就是说，这个“疯”我还得继续装下去。在牢里，左右都是犯人，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我装得成功。现在脱离了牢房，要生活在集中营的西半部。一年前刚来到集中营时，虽曾在这儿呆过几个小时，但时间太短，所以对西半部很不熟。另外，接触的人也不同了，大部分是特务、警卫、工作的犯人，还有从当地雇来的厨司等老百姓等。这些人将怎样看我这个”疯子”呢？总之，下一步就要同这新环境里的新人打交道了。我一时还没有啥好主意，只能见机行事了。 我住在集中营里的医务所。这是一幢老式大房子，连堂屋共有大小四间屋子，挨着爱斋大院、郭医生住的那间房子最大。北边有两小间，一间当做药房，另一间给我住。我和郭医生之间是个大堂屋。我那间屋子是有窗无纸，有框无门。床上垫着很厚的一层稻草。睡觉时全靠我身上这件旧棉袄了。在病号牢里，床上还有条破烂棉絮．而现在铺的盖的全无，每天夜里要冻醒多次，好在早已习惯了。想当初杨虎城将军一家，就住在这个大房子里，真令人不胜感慨，万分怀念呐！而今听说他们一家当了山老虎，住在山洞里，那该多么阴暗、潮湿啊！ 再谈谈我每天吃饭的情况。一日三餐，都有人送来。从医务所往西望，中间是一道破墙，过了墙有个人工小湖，湖的西边是大礼堂，在这座大礼堂的南边一点，有三间无窗、无门、无墙，只有房顶的房子，这就是集中营的大厨房。从当地雇了几个老百姓当厨工。这些人每天忙个不停，除了供给四五百犯人的饮食外，还要为集中营里的特务们做好吃的：犯人们的菜，是连一个油花都看不见的苦菜汤，而特务们的伙食就大不一样了，顿顿是荤菜。集中营里做苦工的犯人，每年创造大量财富，都叫这些特务挥霍享受了。每到快吃饭的时候，我常常站在医务室的门口，望着两边冒烟的厨房。不一会儿，送饭的来了。他是个只有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光着脚，没有裤子，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件大人穿的旧棉袄，穿在他的身上好像一件棉袍了。这个小孩长得很好看，可惜他的脸和手太脏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小手好像乌龟的爪子。这个小孩端着一个小木盒，里头装两勺米饭，饭上是红烧肉或狮子头之类的荤菜，亲自送到我手里。我一边吃着，一边端详着他。有时候我们也说几句话，但是我听不懂当地山里话。可能他看我的眼睛老发直，不爱问我话；也可能他听说我是“疯子”的缘故。过了几天，他送来的饭，上面的肉越来越少了，这是为啥呢？后来我才看到，那小孩在送饭的路上，边走边吃，等到我这儿时，饭上边的肉早已被他抓光了。难怪这孩子的手上老是油乎乎的，还不停的往他衣服上擦呢！这小孩刚开始偷肉时，可能怕别人看见，所以在半路上只抓了几块吃。后来他可能发现，有肉无肉都一样，我都照样吃，而且我从来未说过他一句，这样一来，他的胆子可就大了。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把饭上一块排骨也给抓走了。我在吃饭，他在旁边啃骨头。其实肉虽被他吃了，剩下的饭也是很香的，因为有点油汤，拌着饭，也很不错嘛！我一点也不怪这个小孩，相反，我却很同情他。你看他穷得一身精光，若是没有那件棉上衣，真不知道他会如何过冬呢？贵州的老百姓太苦了，有人说，当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没有裤子穿，我想这话可能是真的呀！ 一天上午，我早已睡醒，但没有下地，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在那儿想事。突然闯进来一个大个子，当他转过身来时，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此人就是周养浩，他为何跑到我屋来呢？这次又同上回他到病牢视察时一样，他看着我，我瞪着他，两双眼睛交了一阵锋。他什么也未说，转身出去了。我听到他在医务所外边吩咐说：“给这个神经病拿条被子来！”我忙下地隔窗一看，那个大个子周养浩往北走了，可能是去医务所，管理被服的阎副官往南去了。没过多大功夫，阎副官楼着一堆被褥进了我的屋。他本想将被子放在床上，但一看床太乱了，好像一个狗窝，他叫我替他抱着被，他先把床上的草整理一下，垫好铺平，然后从我手里拿走一条很厚的褥子，铺在床上，用手按一按，又拍打几下。最后，把我抱着的大厚被子接过去，在床上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他把褥子重新卷起，把稻草又整理一次，把一头垫高了，又把褥子重新铺好。这时我才明白他的目的:垫高的一头可当枕头。“这回可不冷了，好好睡吧！”那阎副官微笑着对我说，看了我一眼，然后出去了。我望着他那粗壮的背影，真是说不出的感激他呀！ 那周养浩只叫他给我拿条被子，未说别的。但这位阎副官不但拿来被子，而且还拿来一条厚褥子。这被子和褥子都是灰色土布的，又都是新的，这位阎副官好像我妈妈一样，为我理草铺床，整理被褥，一我一阵心酸，热泪盈眶。这位阎副官是中等个头，长得很结实，有点像庄稼人。一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北方人（听犯人说，他是河北彰德府人，不知确否？）他对我这个“神经病”是怎么想的呢？我不知道。但他却给我带来温暖，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至于那个人面兽心的周养浩，却不知又要搞什么鬼点子呢？ 夜里，我把身上的衣服脱个精光，往被窝里一钻，呀，又柔软，又温暖，好像倒在浴池里一样，太舒服了。几年来也未尝到这种滋味。特别是坐牢以来，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总是穿着一套衣服滚来滚去。贵州的冬夜是很冷的，虽然没有北方的寒风，但温度却是很低的，每夜都要冻醒多次，冻醒了，翻翻身再睡，就这样一夜要折腾多次。可这一晚上，我却一次也没有醒过。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了。昨夜睡得太舒服了，好像第一次才尝到睡觉的甜头，而且还出了一身大汗，把干净的被褥都弄湿了。我刚刚穿好衣服．突然进来一个人，心想：这不是黄显声吗！你怎么到我屋里来了呢？那黄显声进屋后，先摸摸被子、褥子，又掀起褥子看看下面的铺垫。然后说：“睡得好罢，不冷吧？”看他那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我真想同他嵘谈。但我还是控制住自己，未敢多说，只是点头。他又说：“我叫黄显声，咱们是老乡，以后有什么困难找我。”好像在我屋里他不便久留，说完，他就匆匆走了。黄显声以为我不认识他．其实在病牢时．我早就听人不止一次地介绍过他了。自那以后，我时常在集中营的西院碰着他，每次相遇，他都主动地和我说上几句话：“吃饭了没有？' ' “到外面转转未有？”看来说的是些平常话，但从他的面部表情和朴实的语言中，我深深感觉到，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和同情。有时我不说话或不便多说话，但他总是对我亲亲热热的，把我看成是他的小同乡，就像长辈对晚辈那样爱护。我当时在集中营里是个有名的“神经病”，但他从来未把我当成是神经病，总是以诚相待。当时我常在想：在这深山里的魔窟中，也许只有这位黄显声，能洞悉我这小“疯子”的秘密吧？ 这个小医务所的外科，在内科的东隔壁，有一间小房。负责外科的就是那个姓滕的犯人，他是山东人，此人最不爱说话了。在他手下还有三个犯人，帮忙做些简单的护理工作。如配药、包药、搓棉花球等。其中有一个小青年，叫胡杰，集中营里的犯人和特务都认识池，因为他常到狱里狱外送药。听犯人淡过这小青年的身世，自幼他父母双亡，每天靠行乞度日，后来一个国民党军官收留了他，当了个小勤务兵。这个小孩原籍是湖南人，既老实又聪明，他的上司非常喜欢他，业余时教他读书写字。谁知道这位军官是共产党员，不幸在湖南被捕，特务对这个小勤务兵也不放过，同他的上司一块被关进监狱。后来，这位上司被特务杀害了。留下这个小青年就在狱里搞勤务，后来调到医务所。他住在医务所里，我每天同小胡杰见面，渐渐地也就熟了。有一天，他叫我跟他到外边去玩。这点我早有准备：一方面，可了解外边情况，另一面，也可试试监狱对我外出的态度。所以，我欣然同意了。 胡杰拉着我的手，一步步地向集中营的大门走去。马路的左侧不远，就是那座草顶的大礼堂；快到集中营大门口的右边，隔着一长条操场，就是关押女犯人的义斋。我俩转眼之间来到了集中营的大门口，有两个武装大兵在站岗。我想出门一定要有啥手续，不料胡杰没有理他们，岗兵也未问我们，就这样我迈出了息烽集中营的鬼门关，多么奇怪呀！ 我俩再往西走了两三百米远，就到了南北走向的川黔公路了。这条公路的西北面有个小市镇，叫阳朗坝，川黔公路正从这个小镇的中间穿过，路的两旁都是些茅屋土房，有些做小生意的，有些是住家户。小镇不大，最多有五六十户吧。在这个小镇的东头路南，有个一间房子的小商店，胡杰带我进去坐了一会儿，见墙上挂着一堆草鞋，货架上摆着些肥皂，屋里有张旧桌子和两条长板凳，此外啥都没有了。店老板有三十多岁，有些面熟，他同胡杰说了几句话，我俩就出来了。后来听胡杰说，这个店老板原来也是犯人，最近被开释了，集中营叫他经营这个小店铺，出卖集中营生产的草鞋、肥皂等。据我分析，每天犯人打那么多草鞋，造那许多肥皂，光靠这个小店铺一天能卖多少呢？我认为卖东西是幌子，实则是集中营的一小据点，让店老板监视过路行人和来往车辆。恐怕小胡杰还未识破这个小商店的秘密吧！ 我俩离开这间小店铺后，顺着川黔公路往南走。这段公路本是砂土路面，但经过汽车的滚压，路面变得又平又硬。公路的两旁都是丘陵，远处是高山。这里同北方不一样，虽然刚打过春．天还是很冷，但山里的树木却是绿色的，地上的小草有些发暗。我俩走了两三里路，来到了右边一片林子旁边。胡杰说：“走，咱们看看烧炭的去！”他带着我，钻进了小树林。这片林子一眼望不着边，树不太高，叶子较大，有点像北方的核桃树，但是我叫不上名来。一进人林子感到心情舒畅，这儿的空气太新鲜了。我俩走过一个小山包，见前面有几个人，正在用斧头砍树，还有几个人在背着一捆捆的树干，最后我们来到了烧炭的窑上。说它是窑，还不如说在小山坡上打个洞，洞的上方再开个小眼好冒烟。我们去的时候没有烧炭，人们正在往窑里搬运树干呢。从砍树、运输到烧炭，大约有二三十人。这些人穿得破极了，脑袋上扎块黑布，披着一件破长衫，很多人都没有裤子穿。这长衫可解决大间题了，全靠它遮盖屁股和下身呢。不用问，这些人就是当地的穷苦老百姓。我也看到另外七八个人，他们穿得也很破旧，但上衣、裤子、鞋子样样都有，显然这几个人的穿戴，比那些老百姓要像样得多了。这几个人是哪来的呢？只要你瞧瞧他们穿的棉背心，就可知道他们的身份了，原来他们都是集中营里的犯人，他们整天在这儿带着老百姓烧炭，这也是集中营里的一项生产。那些特务们的住屋和办公窒里，整天烧着大炭火盆，虽然是冬天，屋里也温暖如春。这些木炭除了供特务们享受外，均用汽车拉到贵阳去卖，木炭、草鞋、肥皂等等，这些都是犯人的血汗呐！ 过了些日子，小胡杰又带我出去一次，这回是上北山后头玩。他带我出了集中营大门口，立刻向右拐，紧紧挨着集中营围墙，有条登山小路，这是个大山坡，我俩一步一步地上了山。那墙里边就是女牢义斋，它的东边一片瓦房，就是管理监狱的教务所。居高临下，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到了山脊，才和围墙分手。那围墙在山脊上向东去了，而我们则向北下山了。脚下的山路很不好走，这儿的大山全是石头，清山黑乎乎的，一棵树都不长。我们走了一会儿，见远处大山之间夹着一条绿色彩带。啊，好看极了！原来是个大山口。我俩急速向那奔去，穿过了山口，简直是到了世外挑园了。小山谷间都是绿油油的树，山根还有一条小溪和两间茅屋。那小溪清辙见底，几条小鱼儿自由自在地游动着。小屋里有个大水磨，旁边住着人家。只看见一个苗族老太太，她笑嘻嘻地向我们说了几句话，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那小胡杰还能懂，看样子他们还认识，这说明胡杰过去来过，恐怕不止一次了。胡杰在小溪里洗洗脚，又洗洗脸。他叫我也洗洗，我就是不下水，弄得他毫无办法。我们在那儿玩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由原路往回走。过了山口，小胡杰不住地向北张望，脚步也越来越放慢了。他在看什么呢？北边啥都没有。后来在集中营的北山脚下，他停住了，他两眼直直地在望着前方。这时我才发现：在前边大山凹里有一片小土包包，若不格外注意，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这些小土包也就只有两尺高，上边长满了小草，跟旁边的地皮一个颜色。原来这就是集中营的坟地。有一大片小坟，起码也有一百多个。那小胡杰看着看着就流泪了，但是没有哭出声，眼泪疙瘩吧嗒吧嗒往下直掉。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心想，这是为什么呢？为了弄个明白，我变着法问他。小胡杰擦擦眼泪才说：他的长官前年在这儿被特务杀害了，就埋在这里。至于哪个坟里葬的是他的上司呢？至今他都不知道……啊，原来是这样，小胡杰在凭吊这位牺牲的共产党员呢！因为他至今也不知道哪个坟是他长官的坟，所以他更加悲痛不已。对这位烈士的牺牲，对胡杰的遭遇，我特别同情，但我是个“疯子”，可千万不便表露出来呀！过去在“白公馆”时期就听犯人谈过：要枪毙人都在“白公馆”，只有长期监禁的才送息烽，好像一被送到息烽监狱，就能保住了命一样，这真是天大的谎言。像胡杰的上司，不就是在息烽被害的吗？还有，山坡上那么多的坟，除了病死的外，被杀害的也不少啊）这是军统杀人的铁证。 我俩低着头，默默地往回走着，快到集中营大门口时，那小胡杰立刻换了一副面孔，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说笑笑，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医务所。我俩刚要进屋，正好碰见内科的郭医生。他仔仔细细地观察一下我的眼睛，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也好像讲给胡杰听的）:“这怎么行呢！在美国治疗神经病，首先要有个好环境，吃好、喝好，还要有女郎陪伴着，叫病人身心得到安慰，才能见效呢！咱们这儿（摇摇头）唉，……怎么行呢！”他说完，迈着方步，慢慢地走开了，而且还在不住地摇着头。 从郭医生的话里，我感到：是不是特务叫他治我的“病”呢？比如，把我从牢里提出来，叫我一个人住在医务所，这是不是为了换换环境呢？又比如，叫小胡杰常带我到集中营外边玩，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治疗方法呢？…今天郭医生说在监狱这种环境怎能治好神经病呢！我觉得这位郭医生说得对，说得好，我这种“病”就是好不了啦，看你们把我怎么办吧！ 集中营的西南角有座小山，监狱的围墙正好在它的山脚下经过。这座小山约有五六十米高，呈圆锥形。附近的大山很少长树，而这座小山却是黑洞洞、绿油油的，长满了两人多高的小柏树。山顶上好像有个亭子，在山下只能望到它的茅草顶。集中营中的犯人抬头就能看到这座小孤山，一天说不上要望它多少遍。当时我曾想：要是能上去该多好，可以看到集中营的全貌了！ 一天，小胡杰背着个药箱，要到外边送药去。我也想眼着他出去．泣时胡杰面带难色，他犹豫了一会儿，后来还是带我出去了。出了大门，他才对我说：“今天上山送药去，恐怕不会叫你上去的。这样吧，上山时你背着药箱．大兵要问，我也有话说。”我心中暗暗欢喜，未想到今天能实现登高的愿望了。我俩来到了山脚下，他把药箱给我背上，我俩沿着上山小路，一步步地向上攀登。这山上都是小柏树，长得很密，太阳光也被遮住了。走了一会儿，只听见上边有人说话，但是看不见人。不一会儿，前边有人大声喊“谁！"“是我，给你们送药的！”胡杰大声答道。胡杰在前，我在后，又向上走了一会儿，才看见个大兵在站岗。不知胡杰同大兵说了些什么，这时我也赶到了。这儿的树已经稀少了，山顶上也已露出了红土。过去在山下看到上边是个亭子，这时一看，原来是个小炮楼。走进去一看，有五六个大兵正倒在铺上睡大觉呢！旁边一个大兵，可能是班长，叫醒了两个病号，原来都是腿上生大疮，肿得好像个大馒头，不能走动。胡杰在给他们挤脓、上药．把他俩疼得直咧嘴喊叫。这时，我就留意观察这儿的情况，屋顶是稻草搭的圆顶，墙是泥土抹的，有一米多高，它与屋顶之间全是空的。在东面墙上架着两挺轻机枪，枪口正对着集中营。胡杰看完那两个病号，又给那个班长一包硫磺药膏，这是治疥疮的，山上潮湿，大兵们都长疥。我俩站起来，顺便往山下望一望，那集中营虽然很大，但从高往下看，真是尽收眼底。看来这儿是制高点，特务在此设立岗楼，整个集中营都在机枪射程之内了。在白天它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若是在夜间，特别是在没有月亮或阴天的漆黑之夜，这个岗楼就会变成瞎子了，你还能射击谁呢？我俩在下山的归途中，我又想起了那和斋的新四军，为什么不在夜间越狱呢？ 我住的那间房子东隔壁，常常传出磨东西的声音，有时还有人在谈话，但听不清楚。后来，我站在床上隔墙张望，才发现在房顶的下边有一道一寸多宽的缝隙，通过这条缝，可看到那边小屋里的一切：墙上架子上有许多药瓶，有一张桌子，旁边站着两个犯人，一个在小罐里磨药．一个在包小包。那个磨药的就是从前在孝斋打草鞋的外国人，过去常同我用英语讲话；那个包药包的，是很瘦的小个子。我正在那儿看得出神时，胡杰进来了，他是来取药棉的。他眼睛特别尖，一眼就看到了我。他一句话也未说，只用手招呼我，意思是叫我过去玩。 屋外下着檬檬细雨，虽然已到了早春．可这里天气无常，外边还是很冷的。我一迈进外科室时．感到一股暖流扑面而来，因为在地上有个大炭火盆，那炭棒烧得红红的，把小屋熏得非常暖和。屋里有一张桌子，上面铺了一条洗旧了的白桌布。小胡杰叫我坐下，烤烤火，天太冷了。胡杰正坐在桌子对面，搓小棉球，而且每个小球都插根小棍。他在熟练地做着，我在一旁仔细地端详着他。你看小胡杰长得五官端正，脸蛋儿白白的，对人又非常和气，是个多好的小伙子啊！这个在监狱里长大的孩子，太可怜了！一无家，二无亲，将来怎么办呢？难道要在这儿混一辈子吗？突然间，一对大泪珠儿，叭嗒下子掉到桌子上。呀！小胡杰怎么哭了？只见泪水，不闻哭声．多么伤心呐！是不是又想起他的上司？还是有别的悲愤之事隐藏在他的心头？ “到外面走走好吗？”他擦了擦眼，把棉花球也收拾好了，突然对我说。我因天下雨、又冷，不想出去，只摇格头。 小胡杰看我一眼，他转身出去了！ 我一个人也回到了自己屋里，站在窗前发楞。小胡杰今天为何突然哭了呢？而且又那样伤心呢？ 突然，一个人慌慌张张地由外面向医务室跑来，他大声喊着：“不好啦，胡杰叫车压了！”这时郭医生、滕医生等忙跑出来急问： ”怎么啦？" “胡杰在镇上被汽车压了！" “压哪儿啦？要紧不？" “我未看见，他们叫我跑回来送信。” “准备抢救，快走！" 有人抬着担架，有人背着药箱子，滕医生和郭医生等几个人，刚刚离开医务所。正要往大门口奔去。这时，从外面来了一个人说道： “没救了，完了！”又向他们摇摇手，意思是回去吧，用不着了。 众人一听，停了脚步，呆住了。 “约十儿分钟以前，胡杰在镇上东头小铺门前站着。从西边来一辆卡车，汽车的后轮子正好压在胡杰的头上，辗得粉碎，地上一大片血… … ” 须臾，从教务所跑出几个便衣，急速向大门口跑去，听说这几个人抓压死人的那辆卡车去了。 胡杰的死讯，很快传到各斋。胡杰整天同病号、犯人打交道，他很有人缘，故犯人一听说他被汽车压死了，都非常惊讶、悲痛。特别是爱斋的犯人，因和医务所同院，他们每天都和胡杰见面，也都了解他的不幸身世．未想到竟会落个这样的结局，大家都为之哀痛异常。一大群人站在爱斋院门口，一边向西望着，一边议论着： “汽车都是前枯辘压人，怎么后钻辘把人压了呢？" “是车祸？是自杀？还是他杀？" “疯子跟着上街未有？“ “不知道！" “是不是疯子把胡杰推倒了，叫车压的？" 爱斋的小院门紧挨着医务所，我站在医务所窗前，离犯人们只有两步远，但是他们看不到我，我在偷听犯人们的谈话、反映。 我感到犯人们谈得有些道理。若是车祸，一般都是前轮压人的，现在是前轮未压着，而后轮把人压了，这说明前轮已经过去了，人才倒地，而被后轮压死的。会不会是自杀呢？我感到这很有可能。胡杰上街之前，在医务所里为何哭得那样伤心？这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可是我并不了解内情啊！死前，他在医务所搓棉球时，我是那样的看他，观察他的脸，考虑到他的前程问题。如果相信迷信，这好像都是先兆吧？可以肯定，不是他杀。因为我这个“疯子”并未跟他一起出去，别人也不会推他。总之，小胡杰之死，就永远是个谜了。 突然，在集中营大门口外来了一堆人，走到大门口才看清楚了，原来是四个老百姓，抬着一口小棺材，后边跟着几个扛锄拿铣的。他们在大门口外停了片刻，一个便衣领着这帮人，沿着集中营的围墙外边，向北上山了。这条路我非常熟悉，这不就是前些日子胡杰和我两个走过的那条路吗？我立刻想到那片坟地，曾几何时胡杰还在痛哭他的上司呢？谁会想到，未隔儿天，他自己也被送到此地，同他的上司共眠于荒山野外。老天哪，你还有眼睛吗？你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世道啊！ 当天下午，便衣特务们先后从去贵阳的方向抓来四辆大卡车，都被扣在集中营的大院。究竟是怎样审问的？是哪辆车压的？我们全不知道。这些汽车整整扣了两天，都放走了。可怜的小胡杰，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永远地消失了！ 胡杰死后，我再也不到集中营外边去了。主要是怕发生意外。在狱里，人家都知道我有“神经病”。可是在外面人家就不知道了。若搞出点什么事，恐怕不利于我装疯。自从离开牢房，大致巳经一个月了。在此期间，通过许多迹象来看。监狱当局打算放我似乎是真的，不是假的。但为何不叫我走，而叫我住在医务所呢？据我分析，可能是特务叫我养病，他们以为我这“病”，改变了环境就会好的。若养好了，再叫我走，就好让我给他们卖命。这些又坏又蠢的家伙们，未免想得太如意了。想来想去，我还得折腾，叫他们感到我是一块废物就好了。 集中营的西院，中间有条笔直的东西走向的马路，它把这西院正好分成两半，路南有合作社、食堂、大礼堂，还有个人工小湖，湖上有座小木桥，桥的南头岸上有两间小茅屋，这就是车耀先看管的小破图书馆、马路北面，有个同马路平行的长条操场，在这个长条操场的北边，就是山坡了，地势越来越高，管理集中营的特务们都在这儿办公，像教务所等单位都在这个山坡上，那儿有一片瓦房。我整天在这个西半部里游游荡荡，转来转去，在寻找适当机会闹事，决不能叫特务们安心。 一天，我在大礼堂外边闲走着，望着那高高的大草房顶和紧闭着的大草门，不禁使我想起一年前，为了装疯曾从大房顶掉下来的事，又想起去年冬天特务们在这儿毒打犯人的事，这算是什么礼堂！纯粹是审问犯人、处罚犯人的刑场。我正在一边走着，一边琢磨着这些事，忽听礼堂里边有人说话，感到有些奇怪。它的窗口，平时在里边都是用草帘子堵着，看不见里边。但是今天在靠近舞台那头，有一个窗口是开着的。我走过去往里一望，里边黑洞洞的，只是舞台这头才较亮。我看见在小舞台上有两个女人，旁边还坐着个男的，同我背着脸。此人正在比比划划地小声说什么，所不清。这是在于什么呢？我看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他们是在排戏呢！是哪些人在排戏？排的什么戏？排完后要演给谁看？这一连串的问题我都无法搞清楚。但那两个演员是女的，我估计可能是犯人。早就听犯人谈过周养浩的一些丑闻．说他常以谈话为名，把女犯人提到他屋里去，进行强奸。这个人面兽心的老色鬼，说不定利用排戏之机，又要搞什么鬼名堂呢！每天给我送饭的那个小孩，和我相处已经一个多月了，时间一长，他对我这个“疯子”也熟悉了。开始送饭时，他对我有些怕，后来他看我这个“疯子”不打人，而且剩下的饭还给他吃，他渐渐对我很友好，就是他说的方言我听不懂。记得刚给我送饭时，他脸色焦黄，骨瘦如柴，现在可变样了。小脸蛋也鼓起来了，红黑红黑的，胳膊和小腿也好像长了些肉。当初他是在送饭的路上偷着抓着吃，后来我发现送来的饭和莱自己都吃不了，每次我先吃，他蹲在地上盯着我，我就把剩下的菜和饭给他吃。这个小家伙吃起来可快啦，简直是狼吞虎咽。看他的样子，这个小杂工每天连饭都吃不饱，若不是趁给我送饭的机会，他偷偷地揩点油，他上哪儿吃肉去。这小孩身体的变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一定要把身体养好，才能坚持长期装疯，要是中途真的病倒了，岂不是半途而废了吗！而要身体好，首先得吃的好，于是我选择了集中营的大厨房作为发“疯”的目标。 有一天，我从大礼堂的南头经过，眼前就是集中营的大厨房，它只有房顶而无墙壁，用几根木柱支撑着屋顶，里边有个煮饭的大方锅台和一个很长的台子，台子上有好多个炉眼，喷出红色的火苗。我从厨房旁边一过，正好看到给我送饭的那个小孩，他正在忙着烧火呢，有四个厨工正忙着烧莱。在旁边台子上摆着一大盆红烧狮子头，阵阵香味钻进了我的鼻孔。我瞪着两眼，露出很馋的样子。那烧火的小孩不敢开口，只偷着用手比划，意思是叫我吃，我毫不客气，上前一把，就抓起两个大狮子头．那老厨工正欲阻止，可是我已经咬了一大口了。我又举起拳头，示意你若不让我吃！我就打你！那小孩忙着站起来，向老师傅说了几句话，可能是介绍我是“疯子”吧？这时，那个老师傅立刻换了一副笑脸，而且又递给我两个狮子头。那些厨工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看我这副样子先就惧怕三分，何况又不是吃他们的，何必惹怒疯子呢！自那以后，厨房的老师傅都认识我了。每当我走近厨房，他们老远就向我打招呼，并总是笑脸相迎。有一次，在厨房碰着个便衣，他早就认识我，就抓了一把肉干给我吃，这时老师傅们都看在眼里。从那以后，老师傅们就主动地叫我吃这吃那。但我还是始终坚持只吃两种东西：一是吃大蒜，为了防病；二是吃肉类，为了健身。这样，我一连吃了半个多月，果真见效。身上长了许多肉，脸蛋也圆乎乎的。只要能永远保持健康，什么困难我也不怕呀！ 在大院里，有时看到两个女的，她俩长得都很年轻，她们是干什么的？是特务？还是犯人？其中的一个，梳着小辫，既朴素又漂亮，好像是个学生。啊！我想起来了，去年在爱斋打警卫之前，我同犯人们往外看那个女的，恐怕就是她―西南联大的学生。另一个女人，有点轻浮，还有些妖气。她俩现在是什么身份？真是无法搞清楚。但她俩时常出人义斋，从这一点可以肯定也是犯人，是不是已经被开释了呢？还是在集中营内兼任什么工作呢？不了解。这俩人在院子里有说有笑，但一走到我跟前，立刻停止了说笑，并用四只眼睛好奇地盯着我，走过之后，他俩又小声地说笑起来，这样的情况碰到了好几次。可能她们认为我很老实吧，渐渐地对我不那么紧张了，而且有几次似乎想要同我说话，但又未能张口。我心想：哪天得吓唬她们一下，好，你们等着吧！ 有一次，我正在人工湖的小桥北头坐着，我看见那两个女人又从大院经过。她们一扭头，看见我在那儿坐着呢！于是她俩放慢了脚步，不知说些什么。然后拐个小弯．直向桥头走来。这次她们走到我跟前，站住了。 “喂，你家在那儿？”一个间道。 “你是哪个学校的尹另一个问。 她俩一边问我，又好像是在逗我，她们笑嘻嘻地看着我。我一直盯着她们，然后突然跳起来，猛不丁地拉着那梳小辫子的手，高声说：“走哇，跟我回老家去? 一”她们没有丝毫精神准备，万万未想到我会有这样的举动，可把她们吓坏了。当时跑掉了一个，另一个也用力挣脱我的手，狼狈地跑了。我还追了一阵子吓唬她们。眼望着她俩都先后跑进义斋了。从此之后，这两个女人再也不靠近我了；有时，只好绕道而过。 “嘀嘀...嘀嘀...”一阵汽车鸣叫声，我从屋里跑出来一看，一辆较新的道奇牌大卡车，已开到西院的东头停住了。这时，从驾驶室内跳下两个便衣，其中一个大个子有些面熟，仔细一看，想起来了，他是“白公馆”有名的刽子手，叫李殿臣，看到他，我想这辆卡车一定是由重庆来的：这时，教务所也出来两个人，把李殿臣他们两人迎了进去。此时，汽车司机也下车了，伸伸腰，点上一支烟，狠狠地吸了起来。他的脑袋不停地四下张望着。我估计他可能是初次来这儿，不然他怎么那样好奇呢！ 这辆汽车的到来，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军统四一“纪念日”。在”白公馆”和息烽集中营，都听老犯人们谈过：每年“四一”，这两个监狱都要释放一些人。为什么呢？因为四月一日是军统成立的纪念日。究竟要放哪些人呢？犯人们未有细谈过。据我看可能放这两类人：一类是犯了纪律被关押的军统自己人；另一类是屈服投降了的共产党叛徒。像车耀先、黄显声这样坚强的革命志士是再也不会被释放的。被放的这些人，一旦走出监狱，势必就得干特务为反动派卖命。像马寅初教授那样既不屈服又能获得真正自由的人，恐怕是特务们慑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才不得不放的，那是极其稀罕的例外。 我坐在人工湖桥头土．沉默地观察着这辆汽车来后，监狱里会有些什么变化。不一会，我看见小老头车耀先，拄着拐棍，一腐一拐地向人工湖走来。犯人们都说他是个大共产党，今天我要亲眼看看他，了解一下。当他走到我跟前时，突然站住了，很仔细地瞧了瞧我：“还很年轻嘛！”他带着很重的四川口音，自言自语道。又看了我，然后一手扶着桥栏杆，一手拄着拐棍儿．顺着小桥往南走了。桥的南头有两间小破茅屋，他在那里管理报纸。车耀先的腿早已被打坏了，我看他的眼睛也不好，视力不佳呀！从外表看，这是个文质彬彬很和气的老人，怎么不小心被特务抓住了呢！ 第二天早上．我在屋里隔着役有窗纸的窗户，观看院里那辆大卡车。因为司机早把车子发动起来了，声音很大。过了约五分钟，马达忽然熄灭了，那司机点着一支烟，在那儿大口地吸着。不一会儿，从教务所那边走出十几个人。我仔细一看，这不是犯人吗？有的已经换了衣服，有的虽然未换，但那件大棉背心都已脱掉了。有的犯人我认识，有的不熟悉。这些人是什么时候被从牢房提出的呢？可能是一大早吧！这些人来到了大卡车前，都停住了。有个犯人向司机要了一支烟，贪婪地吸了起来，他刚吸了几口，就被另一个犯人抢了过去，刚吸一口，又上来一只升把烟抢跑了。虽然这些人被释放了，可是他们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笑容，这意味着什么呢？ 不一会儿，李殿臣等两个便衣也来了，大家上了车，引擎也发动了。刚要开车，从教务所跑出一个便衣，大声喊道： “不要开车，还有一个人！" 谁会想到，这个人就是我。特务要把这个“神经病”也运往重庆，想干什么呢？ 坚持到底 “嘀...”的一声响，汽车徐徐开动了。 我手扶着车栏杆，紧站在驾驶室后头。为了我的“安全”，左右各立着一个人，正好把我夹在中间，我直瞪瞪地望着前方，我的思绪伴随着车轮，在激烈地翻滚着。是什么滋味呢？我说不出来。在息烽一年零三个多月的犯人生活，今天算是告一段落。车上这些人是“自由”了，他们到达重庆后，可以担任“特种职亚”。而我呢，站在一旁的便衣‘正好说明问题，对我来说还是解送，是重返“白公馆”，还是送往他处？真是天晓得，随你们便罢。好，再见，息烽这座大魔窟！ 这辆道奇牌的美国大卡车，有九成新，爬坡不费劲，跑起路来飞快，没多大功夫就到了息烽县城。这个地方虽然很破烂，却很不简单，因为军统在此处有个据点：息烽办事处，息烽监狱的头子周养浩，就兼任这个办事处的主任。早在“白公馆”时我就听说过，这儿还有个特务训练班，简称“息训班”。息烽是个县，地方不大，我们的汽车很快就穿过去了，谁知道那些特务机关隐藏在什么地方？又过了一会儿，汽车开始上山了，迁回盘旋于大山间。突然，前方出现了一条看不到底的大山涧，汽车缓缓地向下滑行着，走了一会儿，啊，看见了，原来大山涧底下有条大河，这就是有名的乌江啊！ 在乌江上有座公路大铁桥，横跨东西两山之间，离江面有百十多米高，可真够险的了。这是重要的咽喉通道，桥的两头都有国民党的大兵守卫着，来往行人、车辆等，都要经过检查的。我们这辆卡车，却丝毫没有减速，飞快地向桥头驶去，桥头上的大兵，早已举旗示意减速停车，但我们的司机，好像未看见一样，依然急速向前冲去。快到桥头时，车子才慢慢地减了速度，看桥的大兵们以为要停车，所以他们都躲在一旁，等候车停下来好检查。哪知那司机一踏油门，汽车“唆”的一下子上了桥。这下子可大出守兵们的意料之外，于是这些大兵们又急又气，高骂道： “龟儿子．．… ，“ “老子枪毙你！" “快停车― " “截住它― " 那个大桥约有百十多米长，飞奔的汽车马上就要到桥头了。你看那桥对面的大兵，端着长枪，守住了桥头，一个个气势汹汹，看样子非把汽车拦住不可。我们的司机也不示弱，加大油门，拉着长笛，一声吼叫，到了桥头。大兵们见势不妙，急速闪开，“嘎”一声，那大卡车正好擦身而过，把大兵们的脸都吓白了。他们站在那儿发愣。也许在想：这辆卡车上坐着什么人？太厉害了，差点未把我们弟兄压死……当这些大兵头脑清醒过来时，我们的大汽车已经爬上了高坡。这些大兵们就地卧侧，子弹推上了膛，正要向我们射击时，汽车已拐了弯，有座小山包包正好挡住了山下大兵们的视线。可是走了几分钟，我们又从山后露出来了。一阵枪声，子弹从我们头上“噢峻”而过，山下的大兵向我们射击了。站在我右边那个便衣骂道：”他奶奶的！”拔出左轮手枪，冲着山下大兵，“哨挡档档档诌”，一连打了六发。这时山下不再打枪了，车上也不打了。惊险的一幕过去了，汽车飞快地奔驰着。 天色将晚，汽车到了桐梓。也是在一家二层楼房的旅馆前停了车。这是不是一年多以前，我们被押送息烽时住过的那个地方呢？有点相似，但不能确定。这回同上次可大不相同了，下车时没有人群“欢迎”，出人旅店是自由行动。尤其是吃饭，都是个人自己吃，烟、酒、肉全有。哪儿来的钱呢？不知道，很可能是他们领了路费了吧？唯独我不自由，吃饭有人陪着，就是那个随李殿臣同来息烽的便衣，他要了不少菜，对我还算客气的，他喝了不少酒，饭后，他醉熏熏地拉着我说：“走，跟我睡觉去！”这个便衣东倒西歪地进了卧室，他也不脱衣服，往床上一仰，就“呼呼”地睡着了。他腰间拐着那支左轮手枪，随着他的呼吸，在一上一下有节奏地颤抖着！ 第二天继续上路，汽车隆隆地响着，它在吃力地爬着一座大山。车上的人说，过了这座山，就是四川界了。当汽车翻过山顶，朝北一望，呀，简直是到了世外桃园一样。那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大海洋，一个接连一个的绿色小山丘，正好像那大海里的波浪。层层的梯田，长着绿油油的稻秧；一片片金黄色，那是可爱的油菜花；在农舍的屋旁，开着红艳艳的桃花和那洁白的梨花…当时在贵州，天还很冷，大地好像还在沉睡着呢1 而这四川，早已是桃花盛开，春满人间了。 快到南温泉时，这辆道奇牌大卡车抛锚了。那司机脱下了上衣，在车底下垫块帆布，钻到车下修理去了。修了一个多小时，也未修好，我们这些乘客都成了“山老虎”了。后来，一个便衣带着司机，在公路上截住一辆汽车，他们搭车进城想办法去了。我们一直等到深夜，才开来一辆卡车，拖着我们慢慢前进。车过了长扛，已经半夜了。在市郊一个什么地方过了一夜。到了天明，来了两个人，把我们全领走了。一直带到重庆市里，跑了许多路，到过好几个地方（门口都无牌子，不知是些什么秘密单位）。越走人越少，后来竟穿过了打铜街，来到了原“外语班”的地址。不过未进’‘外语班”的门，而进人了原“外交班”的大门。进了大门一看，中间有个四四方方的小院子，四周都是两层小楼。便衣带我们上了楼，进了一个大屋，叫我们在里面等着。叫我们等谁呢？等着干什么呢？均不知道。我往屋里一看，是个空屋子，地面上铺的都是稻草，看样子是个宿舍的样子。这时屋子里只有五六个人了，大家谁也不说话．好像彼此都不认识似的。这时我往窗外看，见走廊上有人走来走去，我看到一个人非常面熟，他身穿军装，很年轻，匆匆地走过去了。啊，此人不是我的老同学，叫左豹章吗？为何在此地遇到他了呢？一晃六七年未见面了，谁会想到他竟参加了军统呢？没多久，押送我们的便衣又把我们带走了。这时只剩下三个人了．其中一个是位湖南人，另一个不熟，也记不清了。出了巷子，路过了打铜街，又跑了一会路，最后离开了大街，钻进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子，在巷子里头有个二层小楼，我们三个人终算到地方不走了。 经过几天的了解，我才搞清楚了：这儿是军统的一个小招待所。有个小院墙，楼的西边有个小院子，再往西有个破门和一个厕所。门外头有个深沟，它很长，一直通向长江。小楼的底层有个门，这就是出人招待所的正门，没人站岗，出人随便。在这个小楼的斜对过，还有个机关，它的门边有个小木牌，上写“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可惜，这条巷子的名称忘记了。这个招待所的位置，大约在市中心吧？ 这个招待所有一名所长和几个炊事员，其他就是住所人员了，当时有二十多人，还有四五个女的。招待所长有三十来岁，穿一身中山服，面色白白的，溯刮眨和气，一听其口音，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他有个老婆也在招待所里住，不知是哪个女的。这个所长有时候到我们屋里坐坐，同住所的人聊聊天。从其举止谈话来看，好像他很有礼貌，有些文化似的。 我住在楼下，屋里有六张双人床，但住的人不多，曾先后住过五个人。有一个穿西装的，三十多岁。他说是从上海调回来的，这个人在招待所已经住很久了。他会篆刻，白天无事，他就坐在桌前刻各种样式的图章。这时我才发现：他的左手缺一中指。这个人很少讲话，好像很老实。还有一个是湖南矮子，戴副金丝边眼镜，也有三十多岁。他有个老婆，在别的地方住，因不能在一同居住，牢骚满腹。所以，每个星期都带着他的老婆，到澡堂洗盆汤。紧挨着我床边的，住着一个参谋，中等个儿，长得白白的，非常年轻，多说着也就是二十六七岁。他有个老婆，也在招待所住，怀里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这位参谋姓刘，同屋的都叫他刘参谋，他是“参训班”毕业的（在狱中曾听说：“参训班”是军统专门训练在军队内部搞情报工作的）。这一对夫妇都是东北人，听说我因坐牢得了“神经病”，似乎很表同情。有时候，这位刘参谋还同我说几句话，他的老婆对我也不错。后来，我们屋里又来了一位青年人。他身穿黄咔叽布美式军装．头戴大沿军帽，叼着香烟，斜岔着腰，真是洋气十足。他说自己是从印度加尔各答回来的，说话时讲的是江浙一带口音的普通话。他一张口，总是汉语加英语，例如：常说G.I（美军）如何如何；（英、印第三代混血儿）如何漂亮等等。这个人整天谈美军在印度的风流韵事，污言秽语，不堪人耳。当时在招待所里还住着一个女客人，擦胭抹粉，妖里妖气的，她每次去厕所，总是手指夹着支香烟，打我们屋门口经过。我们屋里那位洋气十足的青年，总站在门口，紧盯着她。也真快，没有几天功夫，两人居然交上朋友了，而且这两位常常是夜不归宿，到外边“开房间”去了。最可耻的是这位洋青年回来后，把昨夜的事都一五一十地倒出来，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洋流氓！后来，我们屋又住进一个人，三十多岁，山东人，他不好讲话。他有个小脚老婆也住在招待所。这五个人，每天都要相见，怎么相处呢？首先，这儿不是监狱，这些家伙都是军统特务，咱可惹不起。除了那位刘参谋有时候同我说几句话外，其余的人都不愿理我，当然我更不可能主动地去接触他们。这个招待所，每日两棍，按时开饭．爱吃不吃，无人过问，这可真自由啊！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在招待所里装疯多有不便，不如到外面去闹好。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出去了。 有时候，我坐在招待所外边高台阶上，观察这条小巷子里的来往行人。当然住在招待所的人也包括在内，他们时常好奇似的望我几眼：有时候，我走出巷子，到大街上看热闹。坐在马路边上，或站在墙下看广告、撕广告。也有的时候，在马路上追一段汽车，锻炼身体。我总在二三百米的范围内活动，从来不远走。常常是在外面一呆就是一天，到快吃晚饭时才回来，所以常常是一天只吃一顿晚饭。这样一来，时间一长，必然会有反映。一天上午，我还未起床呢，那个招待所所长，到我屋里同别人闲谈，其中也谈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是从监狱放出来的，受刺激啦，疯了，”又说：“他天天到外边乱跑，若跑丢了，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我倒在床上，暗暗地听他们谈话。当我听到这位所长怕担责任时，我心中不胜欢喜。看来在外面并未白折腾，产生了效果。好，你既然怕担责任，我在外边就更要大闹了，叫你这位所长坐立不安，看看你会把我怎么办？反正你无权再把我送回监狱吧！ 有一天在大街上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她擦着粉，描着眉，烫着黑发，涂着口红，身穿一件漂亮的花旗袍，夹着一个亮晶晶的黑皮包，穿着高跟鞋，走路一扭一扭的、妖艳极了，惹得过路人都在盯着她。这个女入怎这么面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啊，想起来了，是在息烽集中营里，而且我们还打过交道呢！大约在两三个月前，在息烽大院不是常碰见两个女人吗，有一次，不是叫我拉住一个吓唬了她们一阵吗！马路上这个女的，正是当初被我拉过那个呀！她是何时被放的？她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吗？听说这个女学生因同特务搞恋爱，上了当，受了编，她的身世也够不幸的了。现在怎样了？我不知道。但是你瞧瞧她那套打扮，看看她的神态，肯定是完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大学生，经过监狱的关押后，竟沦为一个女特务，真是悲剧． 刚到了5月间，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我到这个招待所已经两个多月了。一天晚饭后，那位刘太太抱着小孩，到我屋来了，她同刘参谋两人正在聊天。那位刘参谋突然问我：“在后方，你有亲戚、朋友吗？你好好想想……要是有人收留你，招待所可以把你放走！”我联想起那个招待所所长怕担责任和刘参谋今天的问话，这里一定有联系的。一定是刘参谋知道了所长关于处理我的想法，或者是他亲自听到的，也说不定是所长当面告诉他的，否则刘参谋怎会知道这样具体而又肯定呢？其实我早已做了思想准备的。我被捕时，各大学尚未发榜，所以，我对所认识的同学的去向，一个也不知道。当初在大学先修班读书时，有个叫赫承凯的同学，也是东北同乡，他家在重庆市沙坪坝住，家中只有父母二位老人。他父亲叫赫占庭，在沙坪坝氧气制造所（国民党空军系统）工作，其母是家庭妇女。我被捕前，常去他家玩，二位老人对我也很好。这是我当时唯一的社会关系，而且几年之内也不会变迁的。我拐弯抹角的把这个社会关系告诉了刘参谋，而且还谎称赫占庭是我的亲戚等等。 “你快告诉所长去吧！”刘太太说。 “你就安心等着吧！别出去乱跑，小合汽车碰着！”刘参谋安慰地对我说。看来，这对夫妇心眼还不错，也可能是同乡关系吧！刘参谋劝我别上街，怕出事，这很明显是招待所所长的主意呀！不出去闹行吗？我不但出去，而且要变本加厉地闹下去。 一天上午，我正准备出去，这时我们屋里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此人是来找我屋里那个戴金丝边眼镜的湖南人的，看样子他二人很熟，一见面互相就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我倒在床上，闭着眼睛，装着睡觉，偷听他们说些什么。那个客人说，他们现在忙死了，原因是正在通缉一个犯人，说他是从‘，白公馆”逃跑的．说着说着掏出一张小照片，“瞧，就是他！”又说：“老板（指戴笠）都急了，要在限期内必须抓回！"“此人是干什么的呢？“湖南人问道。“不知道，上边催得可紧了，我好几天都役睡觉了！好，我走了，还得到别处去查！"“好，再见！”客人说完，站起来走了。那个湖南人也跟着出去了。 这个犯人也太神通广大了，居然能从“白公馆”逃走，真有点使人不敢相信。若想从“白公馆”逃走，起码要过两道难关：第一道，铁窗铁门，怎样离开牢房；第二道，院墙很高，上边又有铁丝网，如何翻越过去呢？除非是里应外合，有组织的干。看起来此人很不简单，只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越狱的。这件事发生在1943 年五六月间。 自从同屋的刘参谋夫妇同我谈过话后，已经又过了十多天了，怎么一点消息都听不到呢？是刘参谋未向所长说我的事，还是办理此事要经过调查呢？就是调查，我也不怕。因为赫某人就在氧气制造所工作，他的家就在沙坪坝。看起来还得闹，非叫招洛所长背上包袱，压得他沉沉的，才会见效呢！所以，我又在酝酿一场戏，好叫这位所长开开眼。 那天早晨一起床，我就溜出去了，但未走远，坐在招待所大门口旁的石阶上。住招待所的特务们，都是夜猫子，夜里不睡觉，早上不起床。我坐在大门口，主要是监视招待所所长，他要是出去了，不是看不成“戏”了吗！那条小巷子，常有做小生意的经过，他们到大街上去做买卖，特别是在早晨，有个卖担担面的，每夭要打这儿经过，这就是我要等待的目标。今夭不知为啥，左等右等不见他来，可能是因为大雾的关系吧。不一会儿，远处影影绰绰的好像有个挑担子的，走近一看，是个卖青菜的老百姓。后来又过来个挎筐卖香烟的小孩。又等了很久，卖担担面的那人终于露了面，我喊了几声，他才慢慢地挑了过来，把担子撂到招待所的大门口。我要了一碗面，那人看样子岁数不算很大，最多也就四十上下。可能是因为刚一出门就碰上生意吧，池面带笑容，为我抓了一碗面，放了几样佐料，就递给了我。我一边吃，那人一边看着。他可能在想：吃面为何不用筷子而用手抓着吃呢？他的眼睛为啥老是直瞪瞪的...我还未吃完，他就开始向我要钱了。我连理都未理他，照样吃着面。那人琢磨着：这是昨回事呢？面吃完了，我还用舌头舔着碗，他感到更加稀奇了。我要再吃一碗，这时他可不千了，得先付了钱才给面。我就向他要面，你不给面我就不给钱。于是我俩争执起来，越吵越凶，骂声越来越大。四川人吵架是光动嘴不动手的，而且越吵距离越近，两人甚至跷起脚来，口对口的骂，互相把唾沫星子都喷到对方脸上，但是绝不动手的。谁知今天同他吵架的是个北方人，未吵几句就要先动手的。我“啪”的一声给他个大嘴巴（为了装疯我实在对不起他），这一打可不得了啦，他扭头向后跑出老远的，再不敢靠近我了。他一只手护着脸，大声吼着：“下江人打死人了！下江人打死人了，！…他吃面不给钱，还打死人了，一龟儿子哟，你先人板板……”招待所大门口前，人越聚越多。过路行人、住所的，都来看热闹呀。你一言，我一语，大家议论开了。不知何时招待所所长也出来了。他走到卖面的人跟前，给他几个钱，然后把那人哄走了。然后他笑嘻嘻地对大家说：“没什么，都回去吧！”只见那位所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这天下午，招待所所长，面带笑容地进了我的屋。“走，跟我到办公室去！”他拉着我的手，边走边说。 迈了几个台阶，就进了他的小办公室。他拉着我的右手，在拇指上按点红印色，桌上有个事先写好的便条，往上按个手印。旁边还有几张钞票，他把那钱一下子就放在我的衣袋里。 “好了，到沙坪坝找你亲戚去吧！" 那位所长把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表面上是送我，实际上是向外推。到了大门口外，还在向我挥着手：”走吧！走吧！" 从1942年6月掉进陷阱，直到1944年6月才获得了自由。这是用装疯手段拼出来的。 在此期间，我上了“小学”（望龙门看守所）、中学（“白公馆”监狱）和“大学”（息烽集中营）。我学到了什么呢？感到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彻底看清了蒋家王朝的法西斯本质。 在军统特务组织中的一段经历 陈盛智 我从1941年接触到军统特务分子，进而参加其组织，先后担任了军统局香港情报员、东南特警训练班教官、经济研究室研究员、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专员、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外事处长等职。兹将我所知道的军统特务的一些罪恶活动写下，作为文史资料，以供参考。 一、参加一场所谓对日斗争 最初，我认识了军统分子张圣才，参加一场在他导演下的所谓对日斗争。1941年复在香港，有一天张对我说：“日本领事馆现在到处搜集中央（国民政府）的情报，可以送一些假东西给它，搞它一家伙，破坏它的间谍活动。”找表示同意。他说你会日本话，可以扮演一个角色。我问：“什么角色？“．他说：“报务员的角色。” 张叫我假冒为国民党在港秘密电台的报务员，而假装将秘密电台的电报偷出去卖给日本鬼子，“电报，，则由张编造。张并告诉我作为一个报务员应有的常识。第二天，张给我介绍一个广东女子叫邓太太，说她和驻港日本领事馆三等秘书某某（姓名忘记了）认识。 之后，张翻翻当天香港各报，看看有什么“中央要人，l 行踪的消息，便捏造了“孙科某日飞港拟召开某银行董事会议”等等电文六七条，由我抄正，送交邓太太转给日本特务。这样，每星期送一次，邓太太从日方按月拿到’‘报酬费，，港币120 元，款由邓太太和我平分，张没有要。事经两个多月，日本特务对这些假情报似乎没有怀疑，但有一天，邓太太来对张说：‘旧本人希望见一见报务员，说要当面谈一谈。”张对我说：“是你出场的时候了。日本鬼子要和你见面你就去。地点邓太太知道。”他补充说：“日本间谍都是狡猾的家伙，你沉着应付就是。这是一场敌我的外交斗争呀！”并告诉我应付的办法。 邓太太和日特约好时间之后，我随她到了湾仔轩尼诗道某号一家日本商店楼上。到了二楼，有女佣接待。我脱鞋踏上那改装了的日本席坐式客厅。女佣端来炒黄豆和太阳牌啤酒两瓶。一会儿，那个日特“三等秘书”从三楼下来。邓太大给我介绍之后，告辞先走。 （作者曾任军统局东南特带训练班教官、国民政府财政部货运管理局专员、第七战区长官司令 部外事处长等职。） 这个日本鬼子年满四十，身高体瘦，带着眼镜。入坐后，一面打开啤酒盖，一面开口间道：“听说陈先生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住多少时候？”我答：“住了四五年。”“东京地方不错吧？" “唔。不错。” 寒暄之后，日特便转人正题，问道： “你们中央在香港设有秘密电台吗？' ' “多得很。各单位有各单位的，各自通讯。” “你是在哪个电台工作的？" “国民党中央的。” “在电台上做什么工作？" “收发报。” “你们电台的波长是多少？" “波长7 叹如千周。” “什么时间收发报的？" “一般早上4 点半到5 点。” “电台的地点在哪里？" “地点嘛，不便说。这对香港政府来说是保密的。而且，随时可以转移。”“用的是密码？" “当然是密码。” “你送来的材料是怎样得来的？“ “是韶译后愉偷地多抄一份送来的。”接着我间道，”贵处认为有参考的价值吗？" , ’唔，唔。那么，密码本也可以弄一份来吗？" “这个，”我假装地想了一下，“密码本拿出来，这可不太好办呀。” “诸想想办法，只要章来一看，再送回去。怎么样？" “这个，让我考虑考虑看。” “那么，拜托你了。情形怎么样，就请告诉邓太太吧。” 我喝了一杯啤酒．告辞回来。 回来后我将情况告诉了张，说：‘旧本鬼子对假货色并无怀疑。相反地却野心勃勃要密码。有了密码，可以自己收听，一劳永逸，真是好打算。” 张说："密码还不容易？普通电码加上一些数字便成密码。至于收听，可以利用一个电合拍发，让它收听收听，搞它个头晕脑涨。费用还要由它来出。＂ 不过，张因忙于其他事情，久久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日特看我们没有消息，叫邓太太来说：“情报，，他们不要了。这场所谓对敌斗争就此宣告结束。不久，张也匆匆离港去菲律宾。 当时国民党特务和汉奸、日寇既有斗争又多合流。其所作所为全以蒋介石集团的利益为依归。我当初被运用参加这场“斗争”，不过是在张圣才的特务活动中，充当一个配角而已。 二、为军统搜集日军情报 我曾从张处认识国民党香港海员党部委员李逸仙。李，福州人，他又给我介绍另一个福州人王永祯。王是军统在港一个情报组的负责人。听说当时军统香港站站长叫李肖白，湖南人。 l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燃起了太平洋战争的战火，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广州的日本侵略军乘势入浸九龙，进攻香港。在香港极为混乱的情况下，有以洪门致公党爱国华侨司徒美堂为首组织的华侨抗日后援会，支持英国抗日，维持社会治安。这个“后援会”设在跑马地摩里层山道一所大楼里。李、王两人介绍我参加该会工作，工作人员每日可领报酬港币两元、三餐免费。我在该会见过当年七十多岁、满口台山话的司徒美堂。但实际掌握会务、指挥工作的是一个身穿汉服、胸挂念珠的中年人，听说是青红帮会、复兴社中人。我被派到跑马地山腰防空洞做维持秩序的工作。香港战争不过28天，英军就投降了。听说英国少爷兵在作战时是坐在沙发椅上，一面狂饮威士忌，一面乱开机关枪的，日军从背后上来，还不知道。“后援会”在沦陷前几天，人员走光，无形解散了。在战乱时间，九龙曾发生过大抢劫案，土匪武装用大卡车挨户洗劫富户，听说这次劫案就是“后援会”青红帮、军统中人干的。 1942年初，日军占领香港之后，我便在皇后大道中新亚制药厂当翻译员。军统特务王永祯前来找我说：“香港虽然沦陷，但国民政府继续抗日。”要我帮助他搜集敌占领军的情况。为了抗日，我就暗中活动，混进过日军“香九总督府“，抄来各部门日伪大小官员的名单；到各日军驻地暗记其名称、番号；调查日军组训印度兵情况（英印投降队伍改编的）；了解工厂、银行、物资、粮食各方面受到日军管制的情况以及汉奸活动等等，将探得的情形写在小纸条上交给王派来的一个联络员、福建龙暮人邓某（忘其名》 带去。邓某总将小字条放在装满烟叶的烟斗内，以防被日军抓去时，好吸掉它。 到了四五月间，王说：拜日军已侵人广州湾（即今湛江市），有进攻广西省模样。香港的工作已失去作用，决定转移到广州湾。”我因在香港过日子太危险了，9月间搭“白银丸”到广州湾找王。于是专门做了军统的情报员。当时广州湾虽是法国租界地，但已完全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下。我为做好这“敌后工作”，便设法混入汉奸报《广州湾日报》当记者。《广州湾日报》是台湾籍汉奸办的，经理姓陈。我以该报记者身份作掩护，进出于日军部队和宪兵队，从而探得日军准备进攻广西省的一些情况，并曾以采访“战地新闻”为由，到过寸金桥以北敌军阵地侦察，看到日军在祖国的田野上挖掘战壕，那是一个个半人深的掩护井，上头架着机枪，指向遂溪，正准备向内地进攻。我看到广州湾码头新运到数百桶军用汽油，也都点数一番，及时地暗中报告给王永祯（王住在赤坎）。王通过秘密电台，将情报报给重庆军统局。 记得在报告日军汽油存放情报的第三天，有一架美国战斗机飞来低空盘旋扫射。那天天气晴朗，我正从法国洋楼墙边走过，有一排子弹乱射到墙头上，那弹壳有红黄蓝多色，长四五寸，据说是包括燃烧弹在内的。可惜飞机像应付差事似的，没有打中油捅．就匆匆飞回去了。自此而后，广州湾再没有听到国民党政府抗日的一点动静。 1943年3月间，我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日本宪兵队派人监视我，汉奸报陈经理（此人1946年在台湾《新生报》工作）也对我说“凡事要小心”的话。有一天，我在赤坎遇到了多年的朋友李万居，他郑重其事地叫我赶快离开广州湾，他说日本宪兵队对我很注意，说不定什么时候将我逮捕。李是台湾人，法国留学生，1939一1940年，我在香港《战时日本》月刊出版社工作时，他是该刊写稿人之一，常有见面。（《战时日本》是抗战杂志，主编宋斐如。宋于1947年在台湾二二八事变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李万居后来是台湾省参议会副议长、《新生报》社长。）这时李是重庆‘国际间题研究所”梅录站负责人，也在广州湾搜集日军情报。我听到李这一说，感到性命饮关，告于王，希望即速回内地。 王说“要请示上级批准”，并命交照片两张存案。过了几天，王发给我一笔到曲江（今韶关）的路费，一封向曲江“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处”报到的介绍信。此外还给予一笔300斤大米折算的“奖金”，但王从中扣去三分之一。我在李派人帮助之下，避过日军哨塔，坐小船偷渡出海，到达梅录，经桂林赴曲江，向该“货运处”军统机关报了到。但在大后方沿途所见，一片纷乱，看到国民党政府并无坚决抗战的决心和措施，想到自己出生人死搜集敌军情报，未必有助于抗战，甚至只能做为国民党军队步步后撤的参考，不免心灰意冷。报到之后、也就回福建老家去了。 三、担任了特务训练班的教官 我在泉州闲住几个月，忽然接到当地军统站送来一封信，内称派我为”东南特苦训练斑”上校政治教官。信是八行笺，毛笔字写的，发信人是一个什么化名，井无军统局字样。当时我对训练班内容不甚了解，但看有上校官职，也就前去”上任”。原来军统东南特替训练班是培植反共特务的场所，设在离福建建贩县三十多里一个镇上的朱熹祠堂内。听说这一年军统与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成立所谓“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军统原有几个特务训练班都因为获得美国的支援正在大肆扩充。我到东南班时，看到正在扩建宿舍，开辟操场，整顿环境。 班主任是军统头子戴笠，他平时不在班。在班负责的是副主任金树云。金钩鼻梁、红葬头，年纪不到四十，态度十分傲慢。上台讲话时，一句话分数节，颇有蒋介石作风，听说是黄埔军校出身的。10 月间，他因乱搞女人被调走，继任者是年近六十的王孔安，听说是复兴社的老特务。教务组长叫陈楚之，浙江．人，四十多岁，听说是留学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年底陈被调去重庆，担任军统局反共科科长。政训组长是广东人名钦廉（姓什么记不清了）。大队长林超。总务组长何人记不得，但有一出身于息烽训练班的永春县人郑剑云，是总务组热心工作的人。计班中教职员有二三十人。此外还有美特教官两人，翻译员一人，担任“手枪射击”的课程。 该班训练半年为一期。在1943年下半年这期，特务学员有二百多人，听说都是由军统地方机关保送的，年龄一般二十多岁。班分情报、电讯两个部分。课程有侦察、跟踪、拘浦、枪法、爆破、拳术、化装、指纹、密码、电讯收发、秘密通讯、军训．以及所谓“精神讲话”和“总理遗教”等。一方面从技术上教授情报、通讯和杀人害命的伎俩，一方面从政治思想上灌输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主义。 “精神讲话”是由副主任金树云担任的。我曾听过他讲的内容。归纳起来，其反动言论有如下几点：一是所谓“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二是“中国伟大人物第一是蒋委员长，第二就是戴老板。”三是“抗日必先反共，攘外必先安内。”四是“军统是蒋委员会长的核心和耳目。”叫大家要死心塌地为之卖命。 因为我来路不同，我对金树云时常所讲的反共论调，听来很不顺耳。我是担任“总理遗教”一课的，有一次我在课堂上面对六七十个特务学员，却大讲社会发展史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说：“三民主义明明白白地讲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毕的实行”等等．不觉对特务训练班的“宗旨”，唱起反调。事后，有个惠安县人特务学员，大概出于同乡关系，偷愉地告诉我，要我谨懊一点，免遭意外。 军统实行法西斯制度，下级对上级都得绝对服从。训练班学员有犯规者随时遭禁闭、罚跪、罚晒太阳；情节严重者送进“大学”：不知释放年月的集中营；私逃者按逃兵论，以军法论处。有个女学员因为认为上当，欲逃不能，精神痛苦，终至发疯。听说有一所“大学”就设在训练班附近，关了不少军统中的“自己人”，放不放全凭戴笠一人的高兴。又听说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是“满洲国皇帝”的什么亲戚，又是宋美龄的同学，因替戴笠搞大批走私有问题，被秘密逮捕，从上海送到这所“大学”里来的。训练班曾派了两个女学员去当服侍员。她们说这个女人脾气很大，大骂戴笠无良心，并曾用刀片割破血管自杀未遂云云。我又听总务组郑剑云说，在息烽训练班曾抓了一个无事的老人，活活放在硫酸池里烧死，做溶解尸休、毁尸灭迹的试验。我从海外回来，听到看到军统如此作恶，很感到意外。 多数特务学员在法西斯思想灌输之下，或认为军统是铁饭碗、打不破；或认为当蒋介石的保镖，升官快；或认为靠山大，可以为所欲为，因之许多人养成一身蛮气、胆大妄为。训练班附近的乡民，经常受到这些大小特务的欺压和骚扰。特务学员往往到老百姓家里随便取碗搬凳不还，买东西不给钱，打人骂人，调戏妇女，班里则强占农田土地开辟操场，乱砍树木当柴烧，用炸药炸死农民的塘鱼近千斤，供全班大聚长之外，还腌作咸鱼，等等罪行，时常发生。 1943年下半年这期训练班结业时，戴笠和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曾亲自到班训话、点名、分发毕业学员工作。当时在福建军统所属特务机关不少，如省政府调查室、市县情报组、邮电检查所、交通检查站、各级政府“特种秘书”等等，都派去新的，还挑选一些送到“中美合作所”重庆训练班“深造”。戴笠是浙江江山人，说话带浙江土音，在结业大会上对全体学员讲话中，有一句发音特别使我至今记得的话，叫什么reu-919191（人饥己饥），从这词句上，可看出戴笠这大特务头子的欺编手法。我因为不愿意再在特务训练班干下去，便请求调动到重庆。 四、军统局经济研究室的工作 重庆军统局原设有“经济科”，专搞经济情报的勾当，后来改科为室，叫“经济研究室”，设在枣子岚逆漱庐局东部内、靠近中二路一所平屋内。主任邓葆光，湖北人，是日本留学的；副主任秦丰川，东北人，是德国留学的；研究员有张继勋等六七人，张是苏联中山大学出身的。此外有三四个办事员。我于1943 年底离开建匝来重庆，1944 年一整年就在这经济特务机关任“研究员”。 这个特务单位进行着两个方面反共反人民的工作。一方面是研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解放区、游击区实行经济封锁的策略；一方面是调查蒋管区、日伪区的经济行情，以利蒋介石反共顽固派之操纵金融，掠夺物资。我曾看到一本由西安军统情报站寄来的，对延安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的报告书，其中还附有手画的地图。这本报告足足一寸厚，叙述如何进行水陆交通的封锁，如何限制旅客进出以及严禁生活必需品的运人。邓葆光认为此报告写得好，签请戴笠给予奖赏。 该室平时经常的工作是编制所谓《全国经济行情月报》。该月报的表格方式列举各大中城市每旬黄金、美钞、大米、面粉、油料、大豆、棉纱、阴丹士林标准布匹等等的价格。这些行情物价是根据军统各地方情报站三四天一次发来的密码电报整理统计的。“月报”只抄整两份，一份是送军委会办公厅给蒋介石看，一份则送局本部给戴笠看。 军统局还在重庆等城市联系有关机关组织所谓物价检查队以及经济警察，经常借口奸商操纵物价，没收商人的货物或加以罚款。经济研究室又随时将行情供给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参考，由该局进行及时的抢购。 戴笠很看重经济情报工作，有一次特地宴请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和各研究员。餐间，戴批评有人说经济研究室是吃闲饭的话不对，说讲这话的都是一些粗人，不懂政治云云，用以拉拢这班知识分子。并说蒋介石对“行情月报”百忙之中也要详阅云云。经济特务工作为官僚资产阶级垄断经济服务，他们当然重视。抗战胜利后，邓葆光到上海接收了日本东方经济研究所，秦丰川到北平成立经济研究分所，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经济特务机关的扩大。 军统局内举行纪念周，我曾参加过。记得有一次戴笠在台上讲话，提到一个什么内部反戴的人时，大摆魔王姿态，破口大骂，喊关叫杀，说“他要爬到我头上来拉屎，这还了得”云云。内部头子之间矛盾重重，上下之间则互相监视，谁也不敢乱说话；可是在外边，却反而可以听到揭发内部秘密的事。有一次，有个东南训练班出身的小特务对我说：“昨天晚上戴老板把一个女职员叫去睡觉了。”当时我想戴老板是漂客，而军统的女职员不过是妓女。 经济研究室订有多种报纸，也订有中共的《新华日报》。不消说这是供作反共的参考资料。不过在我看来，却认为共产党说的有理，国民党不行，于是有时就在办公室里当众发表我的看法，却没有料到被办事员打了小报告，说我“替共产党作辩护，有问题。”这是张继勋暗中告诉我的，叫我小心一点。张麻子是从苏联回国后便被军统抓来的，平时表现是满腹牢骚。我知道有小报告的事，很怕发生横祸，就想办法去压制小特务。军统局督察室主任连谋是福建惠安县人，于是我去和他认同乡，假意亲密，并请他到经济研究室来坐一下，让小特务们看到我是“有靠山的”，后来总算平安无事。 在重庆一年间，我越来越看清军统是千夫所指的罪恶机关，很想离开它。可是我填报了三代祖宗，恐怕逃跑了，家人会被杀害，于是我打算从秘密部门转到公开部门。 五、参加东南视察时的见闻 在重庆林森路的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是军统系统的公开机关之一。该局有个督察室主任吴负（此人现在台湾）是泉州人，我与他有同乡关系。我买好他，调过去弄到个该局专员的衔头。1945 年初，军统局派遣两个视察团，一个到西北，一个到东南，视察团是由军统系统军事、情报、货运、中美合作所各部分派人组成的。我以货运局专员资格乘机活动参加了东南视察团，以便利用机会回福建老家看看。 东南视察团团长郑修元是军统老牌特务，面无血色，鹰钩鼻梁，矮个子，听说曾暗杀过不少人。团员有军统局第一处第一科科长王唯一，是管特务武装部队的；有中美合作所翻译官周某；有管情报的，以及随行秘书和我等六七人。从重庆出发飞昆明，经芷江飞帐州。在昆明，有当地军统站负责人宴请，我在国际饭店认识了电影明星胡蝶的丈夫，福建莆田人陈振声。陈是运动员出身，体格很壮，也是军统特务，听说他干航空走私，大发横财。视察团到福建长汀，在一个气象台办事处停留。气象台是军统通过“中美合作”在美特帮助下设立的。负责人是一个广东人邝某，原是香港的足球健将，因不明国内政治内幕，抱着一片抗日爱国热诚而被军统特务机关吸收进来的。他每天放气球，记录风速、风向，为美国空军服务。视察团还到了永安、建阳、淳安、屯澳、宁国等处。 到永安时，我乘机请假回泉州。郑修元说泉州货运站曾从海上捞起不少敌人的物资没有上缴，有中饱贪污之行为，要我顺便查明真相以便处理。原来是，日军从南洋群岛劫运许多物资回日本的船只被美舰击沉，物资满海漂流，有些被风吹到崇武沿海一带的，被当地渔民捞了去，货运站的军统特务人员硬从渔民手中抢过来，大家分脏了；现在上级眼红要查办。这正是小鱼吃虾米，大鱼要来吃小鱼。 在泉州我见过一个干“行动”的军统特务叫王朝基，他在莆田一带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和老百姓。他为了对我这“军统上级”显示他反共的“功绩”，曾经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的是一个被他杀下了的人头．说是共产党的人头。我立刻问他：“共产党那么多，你杀得完吗恻他竟说：“我吃的就是这口饭呀。”（这个刽子手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泉州的时候，还开枪抵抗，终于被击毙了。） 视察团到建阳时便到东南办事处去，该处属于军统局，也属于中美合作所，辖下有上海情报站，站长庄心田，厦门人；福州站，站长王调勋，福州人，同时是福建省政府调查室主任；以及漳州站等。到时，郑修元直接与该处主任李崇诗会谈，内容不明。 后来又到浙江淳安。淳安有皖浙赣货运管理处．这个处拥有仓库和汽车队，因地处沦陷区不远，是军统从日伪沦陷区抢购套购物资和走私的机关。听说军统局曾在美国仿印巨额伪“联钞，，和汪伪汉奸政权的伪钞：“储备券”在日占区使用，高价收购棉纱、布匹、五金等运来大后方。 在屯溪雄村，有一支军统直辖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约数千人。由于“中美合作”关系，改成为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全部获得了美特的军事装备。视察团到达时，一箱箱美制机枪、卡宾枪、炸药和携带式无线电话机等正防续运到。队部内有数排新盖的平屋，住着不少的美特教官。空地上还架设很多天线，可见有不少电台。屯溪这地方接近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军部，附近仍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这支特务部队不时袭击和牵制抗日的新四军。视察团到达时，曾举行首脑者秘密会议，我没有参加，但看到军事科长王唯一大忙特忙。有人对我说，部队中有人携械跑到共产党游击队那边去了，特务头子们正为此事在互相指责。 视察团到雄村不久，正逢军统局成立纪念日：“四一”。这一天．凡军统各单位都要集会大聚餐，同时对所谓“死难烈士”举行公祭。这天雄村特务部队也举行聚餐并大宴视察团。在队部后面荒山上有军统的“公墓”。这天我看到一种可笑的场面：祭灵桌上摆满三牲酒席，点香烛，烧纸钱。听说所谓“烈士”包括三种人，一是”因公”而死者，二是内部处死者，三是普通病死者。这一天，各特务头子还军装整齐地照相留念。 随后，视察团前往安徽宁国。听说宁国是最“前线”，郑修元去作武装反共的布置，我没有去，活动情况不明。到6月间，“视察”完毕，一行人又回到长汀，仍住气象台站内，候飞机回重庆。气象台站设有电台，郑日夜整理视察报告向军统局拍发。 在这半年视察行程中，军统各地方特务单位无不把视察团看作“钦差大臣”，宴会几无虚日。而空手出来的郑修元接受各处大小特务明里送暗里塞，进贡和贿路的呢绒绸缎、古董漆器等，竟装满12 个皮箱之多。不消说，这不过是地方特务从贪污、掠夺中拿出一点点来奉敬上司的，而全部的负担都落在劳动人民身上。军统口头上也说严处贪污犯，实际只对那些小人物而言，有因小小贪污而遭到戴笠枪杀者，但对上级则是例外，特别是戴笠自身，更是一个罪恶滔天的大强盗、大杀人犯。 正当视察团在长汀候机返渝的时候，戴笠和美国海军情报署特务头子梅乐斯，还有翻译官刘镇芳等等一行数十人忽然由重庆专机飞来长汀，临时住在离厦门大学不远的一所白墙围住的二层楼的公馆里。听说美蒋两个特务头子此次前来是为美国海军将在中国沿海攻击日本舰只，急需在东南沿海设立水文站、气象台、电台，并将加强东南各省的特务工作，准备一面赶走日本侵略军，一面消灭共产党，以利建立美蒋统治的天下。第二天，他们都急急乘专车开赴建阳，准备在东南办事处召开军统首脑会议。 这时，我忽然接到以蒋中正名义发的“军事委员会渝字某号”的一纸命令，派我担任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外事处处长。因为我不想为军统再干下去了，这下可正中下怀，当天就去见戴笠。但是据说冒昧提出辞职不干的话，裁笠生了气可不是好玩的。我拿了那张“委任状”直上公馆二楼大厅，看见戴笠和带着金丝边眼镜的梅乐斯两人正坐在太师椅上谈些什么，旁边站着翻译官刘镇芳。我说：”上级派我担任外事处长，我感到很突然，我不齿外语，不善外交，怎么干得了？我请求改派别人...” 戴笠好像莫名其妙，对刘镇芳说：“这是怎么摘的？”又自言自语：“不过，命令一时不好改。” 刘说：“那就考虑考虑再说吧。” 问题没有解决，他们又急于到建阳，第二天我随车前往。建阳军统东南办事处内，以美蒋两个特务头子“位临“，忙得不可开交．正在准备召开东南特务头子会议，许多地方军统头子都已奉命来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径自去见戴笠。戴说：“给你多派一个翻译去就是。”事情就被他一句话规定了。派了一个叫徐吴斌的给我当翻译。戴以为我提辞职是在耍花头．叫手下送给我几万元所谓特别费。这可见军统常用的手段，不是威迫，就是利诱。 六、外事特务的任务和劫收 1945年军统局决定设立16个外事特务机构，分别安插在各个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各绥靖公署内。这是配合美蒋合作，为迎接美国军事人员来华而设立的。这外事特务机关统称“外事处”。在《外事处工作例》中规定要“有礼貌地欢迎和接待来华盟国人员，并给予方便。”又由军统特务亲信带来口信说．同时要注意盟军中有无左倾分子，防止他们与中共及其游击队接触。 外事处组织编制，设处长一人，秘书、翻译、办事员、勤务员等16一20人。主要人员由军统直接委派，经费由军统局负担。大约6月底，蒋介石曾召见这16个外事处长，到了12个，我在长汀没有去。我向戴笠当面提出辞职不行之后，便到广东蕉岭去见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当余汉谋为我“设宴洗尘”时，我说：“外事处的任务是联络，招待盟军，听说盟军来粤人员多在兴宁、梅县，是否将处设在兴宁，以利工作？”余表示没有意见。其实，粤系军阀对军统特务也是”敬而远之”的，况且这“外事处”人事、经费完全独立，只不过在名义上作为战区司令部的一个处而已。 当时美英参加反对德日意战争，是中、苏的盟国，蒋介石欢迎盟军来华，公开说是支持中国抗日．实际是在联美反共。1945年7月，我将七战区外事处设在兴宁一家旅馆里，了解到当地美特人员和“英国战地服务团”共有数十人之多。不过，为时不久，已到8月15日，日本宜布投降了。外事处便随“前进指挥所”，由揭阳进．入汕头市。 正当全国人民欢呼八年抗战胜利之时．料不到进人光复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一开始便热衷于劫收，竞相大发“胜利财”，而“闽粤梭边区剿匪司令部”在进人市区的第一宗事便是枪杀了两个无辜的年轻力壮的汉子，说他们是“共匪”。汕头海关人员则马上和香港进行走私活动。日本强盗被送进俘虏营，出现的却是本国强盗，使人民从高兴立刻转人愤恨。 军统特务更是为所欲为，有一支最先进人市区的特务武装队伍，在一个梅县人地头蛇的指挥之下．大肆劫夺。我所领导的外事处虽非受降或办理接收工作机关，亦肆意猫占民房，搬走日本小学的许多敌产占为己有。其他外事处的秘书、办事员，有的强夺日本俘虏的私人财物，有的受贿放走汉奸出境，犯下许多罪行。 到1946年2月，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奉命裁撤了，外事处才随着办理结束，遣散人员。我已学得军统特务一套手法，便拿出不义之财的一小部分作为“特别费”送给被遣散的军统的和非军统的人员。另一方面又用吃空额、报假账把军统局所发的全部机关经费报梢掉，捞了一把之后，溜出汕头。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军统局内部派系公开分裂，争权夺利，发生内证，我这帮凶，才在无形中和他们断绝关系。 军统暗杀史量才等民主人士的绝密档案 鲍志鸿 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后来，军统特务们就把每年的4月1日当作其特务组织的“生日”举行纪念活动。 我于1941年进军统局，出任第一处处长，主管对日军事情报。l942年3月初．突然接到由局本部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转来一项密件，原来是：军统局头子戴笠为纪念当时即将到来的“组织，，成立十周年纪念，准备开庆功大会，着处长以上高级人员组成筹备委员会，拟议对全局人员论功行赏。戴笠的亲笔手令上写道： 毛主任秘书人风井即转第一处鲍处长志鸿、第二处严处长立峰、第三处徐处长业道、第四处魏处长大铭、人事处龚主任仙舫： 溯自本局成立，十戴于兹。幸赖领袖英明，指挥若定；全体将士矢忠矢勇，贯彻领袖主张，其中壮烈成仁者．永垂青史。本局同仁忠奋耿耿，义烈可风，卓著励劳者不可胜数。尤其使本局历尽艰危，起死回生之有功人员较多。兹值大庆（指十周年纪念）届迩，寿毛主任秘书赞各处长、主任迅即组成筹备委员会，核实有功人员报请从优给奖，以励来兹。此令。 欺笠手启3月x日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筹备委员会成立开第一次会议时，毛．人凤因接戴笠电话不能按时赶到，其他处长、主任都已到达会场。首先由人事处主任龚仙舫夹着一大包卷宗走进会场，虽然主持会场负责人毛人凤未到，却都要大家重点查看档案，以便讨论发言时，做到心中有数。 龚仙舫便把手中大捆档案解开，分发与会人员，叫大家抓紧时间，尽可能熟悉重点档案。因此我便有机会接触有关民主人士史量才被刺的全部案卷。我也顺便浏览了一下有关民主人士杨铨（杏佛）遇刺以及汪精卫当行政院长时亲日派外交次长唐有壬遇刺等的案卷。不料为时仅一小时许，毛人凤便匆匆跑进会场。他赶进来将人事室主任龚仙舫叫出去耳语一番，龚回来后，马上把原发大家看的案卷统统收回，另外换了一大宗拿进来。掉换的是军统局如柯派人刺杀汉奸张敬尧的案件，以及当时军统如何发现日本军阀对华挑畔，炮制的所谓日本驻南京领事宫本（一说为藏本）“失踪，、“遇害”，以及如何破获的经过详情的案卷等。从此，那些有关民主人士被害的案卷就再也看不着了。 史量才是上海《申报》的负责人，自加年代后期，以迄30年代初，他不仅在上海新闻界、工商界很有地位，特别有影响，而且一贯支持以鲁迅等人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并且公开参加宋庆龄他们倡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因此，蒋介石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兼以史量才容许《申报》副刊《自由谈》大量刊登鲁迅和许多进步作家的文章，更使老蒋十分恼怒。但《申报》影响很大，又不能轻易地勒令其停刊。于是蒋介石就决定对史量才下毒手，并交戴笠执行。当时史量才也预感到上海的“火药”味，他在杭州西湖置有私人别墅，于是决定暂时由沪去杭“避风”。戴笠一伙对史量才岂肯轻易放过，于是派陈质平（陈系上海某大学毕业，海南岛人；另说非陈而为徐建业）紧跟盯梢，由陈质平买通史量才家中女佣，提供史家情报。那位女佣将史量才的汽车牌号，以及何时动身由杭返沪的日期、具体时间、停车地点等都暗地告知了特务。就在这次暗杀行动实施以前，史量才本可以获得免遭惨死的机会，那就是杜月笙曾经向蒋介石建议，对史量才这样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来说，杀掉他不如起用他为好，可以化千戈为玉帛，可以化敌为友；如果在上海干掉了史量才，对国内国外影响都不好；如果用之，反可得些臂助，要蒋介石权衡利害得失。蒋介石经过仔细盘算，便采纳了杜月笙的建议。蒋介石把不杀史的新决定通知戴笠，戴便在刺史的头一天晚上去电告知在杭州指挥对史“行动”的警校教务主任赵龙文（军统在杭州的负责人）。不巧糟糕的是赵龙文此人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每天只是上午看看公文，下午他要休息，概不办公。因此戴根据”最高”旨意令伤赵龙文暂停对史量才“行动”的电令，被积压在赵龙文的译电室里，不能送呈赵批阅。结果，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们就按原令“行动”，翌日，史量才在由杭返沪途中被刺身亡。特务们刺史后乘预先准备好的汽车扬长而去。车牌伪造是廖宗泽的主意。赵龙文经过此番服昊，丢官罢职，只得灰溜溜地回到胡宗南那儿去了。戴笠通过此一教训，以后对军统中上层领导中体弱多病的人，大都从领导职位上调离了，怕的是贻误“戎机“。 （作者当时任军统局第一（军事）处处长。） 这儿顺便一提办理史案“有功”人员之一的陈质平的有关情况。我进军统局后，得悉陈质平已提升为军统驻滇缅路办事处主任。当时“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正在滇缅路搞大量物资进口，大发其国难财。陈质平也是从中大捞油水．为戴笠献上许多象牙雕刻工艺品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质平又被派任为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以这一合法身份，掩护其为军统加尔各答分站负责人的真实身份。从此陈质平又与蒋纬国搭上关系。抗日胜利后，又被提升为驻菲律宾大使。解放战争后期，孙立人在台湾拥有实力，有意拒绝蒋介石去台，这时军统局已改为保密局．由毛人凤当头头，便派陈质平去台湾作说客，以免蒋介石被拒而不能去台。 综上所述，陈质平在军统内由史量才血案而“发迹伙可算得是军统中红得发紫的人物之一。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阀对中国采取蚕食鲸吞政策，即所谓“北进”、“南进”，咄咄逼人。古北口局部抗日事件爆发，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同声讨伐。日本军阀竟想利用当时驻守北平的一位杂牌队伍的师长。当时何应钦坐镇北平，实则屈意逢迎日‘本人；郑介民当时是军统驻北平的负责人。 当时查清住在六国饭店里的张敬尧，原是湖南督军，妄想在日本人卵冀之下，在华北方面取代何应钦的地位。因此军统便对张敬尧以“除奸”为名，将其结果了。刺张敬尧的那名军统人员，以后在蒋介石的“总统府”里成为“近卫军式”的贴身卫士之一名叫白四维；另一人叫黄洒清。 日本军阀一贯以挑畔手段作为侵略中国的藉口。1932年，日本军阀乘着九一八事件和淞沪一二八事件之后，扬言要在24小时之内灭亡全中国。妄想制造挑衅事件，一举攻占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迫使中国接受城下之盟。于是炮制了一个‘宫本失踪事件‘。 宫本乃是当时日本驻南京的领事。日本军阀硬是要他自杀，以便大造舆论，反诬什么中国人打死日本外交官，为其军事侵略行动制造藉口。因此早就命令其海军兵舰脱卸炮衣，炮位瞄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等各要害部门，如箭在弦，战祸迫在眉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事有凑巧，那位并不具有所谓“武士道”精神的宫本，并未按照日本军部的指挥棒行事。但是又为了避免对天皇不尽忠的罪名，万般无奈，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宫本只有从日本领事馆悄然出走，以冀暂避风声。宫本一出走，日本外务省、陆军省等又是“抗议”，又是“通谍”，硬说宫本已经被害身死，如何如何。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南京市政府及军、宪、警、特各方面闹得如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 却说宫本独自一人出门，爬上中山陵后面树木草丛中，身上一文莫名，俄了两天一夜，饥肠辘辘，实在难忍，便不得已而溜下山，揪下身穿西服衬衣上的一对袖口金钮扣，下得山来，到小店铺里央求换点东西充饥。这个小店的店主看他衣着口音不像普通人，特别是神色憔悴，而且拿出金钮扣来换东西吃．更肯定他不是普通人。经过一番盘问，他便自己承认是日本驻南京领事宫本。接着宫本深有感慨地供认：“中日两国人民完全不应该大动干戈，互相仇杀”,”我奉命去死，我实在不应该去死。我一人死了．必将导致中日两国成千上万人民的大悲剧。我的良心驱便我不要那样去做...” 根据事后军统南京站站长赵世瑞说，那位报案的小店店主，就是他当南京站长时为修筑和替卫中山陵而设置的一个点上的特务。他只说那位“店主”是河南人，但不堪透露他的姓名。 军统十周年庆功会上，为什么将先发给大家看以便审议报功案件中有关史量才等民主人士遇害等档案，中途又突然收回，而更换为“张敬尧案，，和“宫本失踪事件案’等的档案呢？ 答案就是：虽然这些都是史实，但后者是冠冕堂皇的抗日的行动，而前者则是暗杀爱国人士的见不得太阳的卑郧阴谋。军统的头头们如此煞费苦心地欲盖弥彰，真是他们“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的写照。 “藏本事件”真相 钟铭攀 从1930年起，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利用首都警察厅司法科南京白下路一号拘留所关押所谓“政治犯”。由于‘，政治犯”人数增加太快，拘留所实在容纳不下，因此把右侧中正路西边两幢民房扩大进来，成了南京珠宝廊监狱，但名义上仍是拘留所。 1932年4月l日，中华复兴社的特务处正式成立。首都警察厅督察处特务组是归这个特务处指挥的。特务组组长为赵世瑞；另一名特务头子陈独真担任了替察厅的督察长。我当时在该厅特务警察大队第三中队当分队长，负责拘留所及监狱外围的警卫任务。 1933年8月，首都警察厅长吴愚豫召见赵世瑞，严令面谕：必须迅速侦破“藏本失踪”一案，限期破获，不得有误！ 事情的经过是：日本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一说为“宫本”）自从到南京鼓楼日本总领事馆报到以来，素与总领事重光葵不和。因为藏本的妻子貌美，被重光葵拼上，谋长期霸占其妻，就把藏本视为眼中钉。藏本在总领事面前动辄得咎，精神受到刺激过重，被迫而逃亡。 藏本逃走后，南京形势突告紧张。日本政府的“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潍”)送到了国民政府：”限在24小时内护送藏本安全回到总领事馆去亩若逾限，日本帝国的军队就要采取行动了。”随着“哀的美敦书”的送达，下关江面突然增加日本军舰十多艘，舰炮一门门对准南京的雨花台炮台、狮子山炮台和下关街区。日本的航空母舰开进上海黄浦江面，舰载飞机准备随时起飞轰炸南京；日本领事馆也迁驻至停泊在长江的日本军舰上。南京局势紧张，岌岌可危，朝不保夕！蒋介石在惊慌之下，对首都带察厅特务组的无能，非常展怒。在南京的党、政、军、替、宪以及有关的民众团体到处张贴布告，侦骑四出．雷厉风行地侦查藏本下落，但仍杳无消息。蒋介石责成外交部长王宠惠再三要求日本驻中国大使展缓期限，除此以外，别无良策。蒋如坐针毡，日夜在官邸大发脾气，动辄打骂侍从人员。昊思豫多次痛斥特务组赵世瑞、陈独真等这二十几个大小特务，也无济于事。他心里焦急万分，只能坐待厄运来临，大家同归于尽罢了！ 正当那一发千钧、大祸临头的瞬间，事情总算有了转机。原来那个日本副领事藏本逃出日领事馆后，直奔钟山，无人知晓。他隐匿在栖霞洞中，怕有狼出没，于是椒石垒起一道矮墙，聊当门板防狼。藏本隐匿洞里几天后，饥渴难忍。他白天不敢出来觅食，只能喝点泉水，仅解口渴，而肚饥难熬。他精疲力竭，不得已跳姗而出，在中山园周围觅食。因言语不通，又不能向居民沿街乞食，实在饥饿难挨，遂至孝陵卫街上某家酒饭馆比手势要了一两个菜和两三碗米饭，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结账时，藏本摘下衬衣袖子上的金钮扣交给店家抵账。交了金扣以后，藏本就慌慌张张走出饭馆，仓惶北去。当时酒饭馆里顾客拥挤，老板及伙计们无暇向付金扣子的人计较，姑且收下金扣子。藏本在酒饭馆用手势以代口，未发一言，因而不知道他就是藏本。 （作者当时系南京誉察厅特务普察大队第三中队分队长。） 藏本去后约两小时，一个宪兵班长到该馆午餐。时已过午，客人较少，他有意逗引茶房聊天，谈到连日追查藏本的事，现在紧要关头，还不见踪影，叹着气，连叫“苦恼”。茶房听罢，半晌不语，若有所思。班长怪而见问，茶房就把付金扣子的人当时出人该馆和饱餐后慌张北去情形详叙了一遍。这时，宪兵司令部张稽查也在另一桌吃饭，班长急忙过去与之商量。又碰到几个侦查藏本的军警和特务，大家都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同出酒饭馆，循着饭馆伙计指点的藏本北去的方向，分头侦查。 陵园的居民看到当局布告和听到传闻，都知道藏本失踪、国民党政府限期查找藏本下落这件事。这一天，见到陵园来的军警越来越多，引起他们注意。当时有人说，近日来瞥见一个陌生人在陵园和栖霞洞附近行走．他们恍然大悟，认为这个陌生的人可能就是藏本。于是，告知卫戍司令部一个王姓的稽查。王稽查急奔栖霞洞搜索。良久，发现栖靛洞附近有一个小洞，洞门有新用乱石砌成的一道矮墙，于是紧扑山洞，向里冲去。他右手持枪，左手拿棍，进洞内低头窥探，果然发现洞中有人。但因洞内黑暗，未敢贸然行动。这时，又来了两三个军警，不约而同地奔到洞口。有人用手电探照，看到半躺在洞内的就是藏本。王稽查到此，如获至宝，急用日语喊话，很有礼貌地请藏本回馆。藏本犹豫片时，洞外来人更多，把洞口团团围住，水泄不通。藏本无奈，只得颓丧地狼狈出洞。此时，特务组骨干陈独真也获知消息，急奔栖霞洞的藏本匿身处，挤人人丛，用日语殷勤劝告藏本回城。他再三保证：“中国人保证你平安无事。”赵世瑞也在栖霞洞路口等候，他早准备好一辆中型汽车请藏本上车。于是，藏本被赵世瑞、陈独真几个特工头子扶进了汽车．顺利直达保太街首都普察厅。王稽查也陪同至警察厅。赵世瑞扶藏本步入厅长会客室时，吴思豫早接到赵世瑞电话在室静候。藏本一进门，吴思豫兴奋得发狂，急扑向藏本拥抱，并紧握住了他的手，良久不知放下。赵世瑞和王槽查与藏本约略谈了寻找他的经过。藏本满眶眼泪，优愁而悲愤地说出了他与总领事不睦的事，以及天皇赐他切腹，因不愿切腹，不得已出走的缘由。他说，原想任凭陵园恶狼把自己吃掉算了，但后来思想上又存有侥幸，才垒石挡住洞口，躲藏五天，一直没有遇到一只狼。他边谈边哭、一再表示不愿回总领事馆，直至日本总领事派了一个参赞来接，才无可奈何地与吴思豫、谷正伦、赵世瑞和王稽查等等一一握手告别。藏本泪痕未干，匆匆登车回总领事馆。事后听说，藏本于次日被押赴东京。天皇以藏本在南京的行动，特别是在南京警察厅的那一席话，大失日本的国体，震怒异常，遂派一位大臣监督藏本切腹毙命。 自从藏本离开栖霞洞，南京市一番紧急危险气氛，遂告烟消云散。藏本离开南京的同时，下关江面的日本军舰也开走了。至此，国民政府如释重负，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同时向蒋介石自请处分，结果，吴思豫免职。 当时，我从该厅特务警察第三中队调第一中队，轮值该厅警卫勤务。“藏本事件”的始末，都系目睹亲闻口 胡蝶与杨惠敏纠葛的内幕 陈兰森 王仁德 1937年，中国电影制片厂①在武汉拍摄了一部电影（八百壮士》，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这部影片记述的是：蒋介石在人民压力下，虽然接受抗日，但仍然是采取消极态度，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借虹桥机场事件无理挑畔，继以武力向淞沪进犯，激起了上海爱国军民的怒火，奋起抗战。这就是抗日史上的八一三事件。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上海很快为日军占领，担负守卫上海闸北四行仓库的八十八师五二三团官兵八百余人，坚守阵地，拒不撤退，在副团长、代理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全体官兵视死如归，英勇抵抗，浴血苦战，悲壮激烈，获得国际上的注视。这部影片正是在“保卫大武汉”的高潮中出现的，影片反映了当时蒋介石对抗日的消极态度，另一面描写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激情、并着重记述了在四行仓库孤军坚守时，上海各界民众为了表示支援，由一个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各界，泅渡过苏州河向800壮士献旗致敬，大大鼓励了士气。这是当时最早的一部直接反映抗日战争的故事片，由著名演员陈波儿、袁牧之分别饰杨惠敏和谢团长。 成了英雄传奇人物的杨惠敏，自然为人所共知了，当时她是上海童子军第一团成员② ，年仅18岁。 30年代，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前，我们国家的电影事业都是商办的，效仿西方把演员称为“明星”，并选举“电影皇帝”和“皇后”等一套东西来号召观众，当时被誉为“电影皇后”的是胡蝶，八一三前在上海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胭脂泪》 为影迷所喜爱，比较卖座，后来嫁给一个商人潘有声。 胡蝶是“电影皇后”，杨惠敏是‘献旗英雄”，都是当时风云一时的名人了，现在却成了我们写的这一篇历史公案的两位主角人物！ 【作者陈兰森当时为《 南京晚报》 （重庆版）的外勤记者；王仁德是因违纪而被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的军统特务。 ① 193 名年在武汉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办了一个中国电形制片厂，简称’‘中制”，由复兴社分子郑用之任厂长，阳翰笙任编导委员会主委，这个厂当时受政治部三厅指导．此时三厅厅长为郭沫若，编、导及演员大都是进步的。 ② 1937 年前，还没有’‘三青团气只有“童子军”，规定小学、中学生都要参加童子军，其中也有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这是向英国学来的。】 一’ 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后、大部分积极抗日的文艺工作者向武汉撤退，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战役；从上海转移至香港的也不少，胡蝶夫妇就到了香港当了寓公。上海童子军负责淞沪难民撤退和救济方面的工作，一部分向武汉撤退，一部分去香港，杨惠敏是分配去香港的。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接着日军攻占香港，英国军队不堪一击，大部分港澳同胞向内地转移，此时上海童子军第一团也仍然担任护送难民的任务，富有的胡蝶夫妇深感衣物行李笨重，就委托杨惠敏代为设法运至重庆，这样胡蝶夫妇轻装逃难，辗转平安地到达了重庆，那时重庆是抗日的陪都。 胡蝶夫妇到了重庆后，还按照当时十里洋场旧上海那个码头的老“规矩”①，潘有声偕胡蝶前往拜见从香港逃至重庆的上海大亨杜月笙。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大流氓头子，操纵上海的黑势力，当时资产阶级各式各样的头面人物到了上海，都要照“规矩”拜见这个“地头蛇“，否则你在上海是得不到安宁的。称他为“大亨”，显然是尊敬的称呼，即大老板的意思。蒋介石在1927年叛变革命时，还利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这一伙流氓帮派人物当反共先锋，因反共有功，还给这几个大流氓头子封为“少将参议”之类的官衔。以后军统头子戴笠在上海开展活动时，杜全力支持．当时军统上海站就设在“杜公馆”；杜公开组织恒社，杜是当然社长，副社长就是戴笠在上海的军统站长王新衡，所以在上海有“杜戴一家”的口语．也是由此而来。 八一三事变时，戴笠把各地青洪帮头子转移到重庆，加土四川以重庆为主的袍哥头头组织一个“人民抗口动员委员会”②，以戴笠为总书记，杜是常务委员。在重庆，杜与戴关系仍然密切，在位置上却有些变化了，过去在上海是杜支持戴，在重庆则是戴支持杜了。此时戴乘抗日之机会大肆膨胀他的特工力量，自称为“中国希姆莱”，飞扬跋雇，骄横一时。杜月笙自然也受到戴的知恩之报，在重庆成为“上海帮”的大亨，扩大了他的恒社组织，副社长王新衡此时也上升为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管党政的）处长，权势重了。因此恒社这个青帮组织在重庆是压倒其他青帮力量的。 胡蝶拜见了杜月笙后，杜就对胡在重庆的活动表示支持。有一个从上海逃来重庆叫张万里的人，在政治上他属于“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系统，在青帮中他是依靠杜月笙的，是重庆《 时事新报》 （由上海迁渝）的总经理（等于社长），在报馆印刷工人中也采用青帮组织作为控制手段来管理。此次张受杜之意，为胡蝶各方张罗，还出面开记者招待会，声称与重庆新闻界“引见“，以后又以胡蝶发言人姿态，宣称胡将加人中央电影摄影场①重上银幕等等。当时，”中电”有许多胡的老同业，如金焰（与胡同时被誉为“电影皇帝“）、高占非、魏鹤龄、顾而已、白杨等；胡蝶也确实应邀进了“中电”。我记得当时“中制”厂长郑用之认为胡蝶进了“中电”，为什么不进“中制”呢，以此归罪于黎莉莉② 。 【①“规矩”指解放前的上海是流氓控制的社会，跑码头、走江湖、卖艺的人一定要“拜见”当地的流氓头子，才站得住脚。 ②戴笠把旧社会各地各式各样的青洪帮、哥老会、袍哥等帮会组织联合起来，组织一个由军统领导的“人民抗日动员委员会”，作为他的“群众力量，, ，如上海的王晓籁、杜月笙，天津的张树声，湖南的杜心五，武汉的杨青山，河南的张防，重庆的田得胜、石孝先、唐绍武，以及向松坡，程壮等．是集旧社会恶霸之大成，戴笠为总书记，其他头头为常委．次一点的为委员，总部设重庆仁字袍哥大头子唐绍武公馆。以后除掉“抗日”二字，简称”人动会”。】 二‘ 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在重庆逍遥自在的胡蝶收到杨惠敏从湖南途中的来信，告其托运的行李衣服在广东东江全部被劫．胡蝶一盘算，全部损失价值达几十条黄金，其中有些衣物比较名贵，在当时物资缺乏的重庆是无法购得到的。因损失很大，十分心痛，于是哭诉于杜老板，眼泪长流，咽不成声；杜安慰胡说：' ‘好了吧！不要再难过了．找戴老板③ 替你解决… … ” 军统“老板”戴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不仅在政治上极为反动和残忍，其道德败坏、灵魂堕落更达无耻之极，是个不折不扣的衣冠禽兽。在多次军统纪念周④大会上，一再宜布："（军统特务）不准结婚，违者论处；”并声称：“我戴某也不能例外。”的确，军统中的中下级特务因结婚而被关押监狱者时有所闻，而戴笠本人死了老婆后没有“正式”再娶也属事实；但是，所有军统训练班的女生，只要他看得上的，人皆可妻，“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为此受害者何其多？这一情况在《戴笠其人》一书中作者沈醉已揭露了不少。据当时在上海与戴笠同时打烂仗的黄埔军校六期学生、军统老特务许忠五说：“在上海时戴对胡燥早就垂涎三尺，只是戴当时对胡还高攀不上……”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的“戴老板，，已非昔日上海时代的戴笠了，加上胡蝶上门求助，戴笠岂肯轻轻放过呢？自然热忱接待，满口承诺，保证破案，由于胡碟咬定为杨惠敏见财起意，盗卖了她的名贵衣物行李，戴笠不间青红皂白，为了讨好于胡，也显示其权力，立即下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⑤，前往湖南株洲，会同该地军统机构，把杨惠敏及她的情夫赵乐天一并押解重庆。 捕杨解渝这是戴笠的第一步棋，进一步他对胡蝶说：“这件事闹大了。你也知道杨惠敏也不是简单人物，后台很硬，重庆还有上海童子军第一团，正在找戴传贤①查问，考虑到你（胡蝶）的安全，还是到我别墅里来避避风头，以防意外……”当然，住在戴笠别墅如同到了“保险柜”，万无一失，这样胡蝶便甘心情愿地中了圈套，搬至缥丝厂军统大本营内松林坡上的“戴公馆”。进人这个地方本来就要通过三道警卫，胡蝶来了以后，又增设了一个门卫，除了戴笠本人外，只有两三亲信人员可以出人，其他的人自然是诸神回避，非请莫人了！ 【①1938年蒋介石逃至重庆，以重庆为陪都后，在重庆只有两个官办电影摄制厂，一个为前面说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另一个由国民党中宣部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 ②黎莉莉与胡裸同时，稍晚一点，为后起之秀。她丈夫是罗静予．1938一1945年在重庆“中制“任副厂长，黎任“中制”头牌演员，郑用之要黎拉胡蝶进“中制”，由于黎不愿让“头牌”，故而胡打算进“中电”。 ③峨老板，这一词是“尊称”，他与杜月笙互称“老板”。在军统内部称戴为“老板”，称蒋介石则为“大老板”。 ④国民党规定它的党政军机关，每星期一要开一次“总理（孙中山）纪念周”实际是一个“精神讲话”或“工作报告”之类的仪式，军统也照例举行，大半是由戴笠”训话”或由各部门作“工作”、“形势”报告的。 ⑤ 稽查处属各地国民党地方卫戍挤备司令部．直接由军统领导，是公开执行逮捅的机构。】 从此以后，胡蝶在社会上的一切活动都没有了，也没有能去“中电”拍电影，话剧舞台上也没有胡的踪影，她已成为戴笠金丝笼中的宠儿，成了大骗子、大流氓戴笠满足兽欲的“享受品“。 对这一可耻的勾当，戴笠一再下令”保密”，那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杨惠敏被捕解至重庆时，本文作者之一的陈兰森在重庆（南京晚报》（抗日时期由南京迁重庆出版）当外勤记者，因为陈也是上海童子军一团的成员，故从一团团部获知杨突然被捕，就写了一条新闻：《胡蝶衣物被劫杨惠敏因嫌被捕》，这条新闻从新闻作眼来说是有价值的，当时第四版（即本市新闻版）由社长张友鹤亲任编辑，他认为这一条消息是可以吸引读者增加销路的，于是又叫采访主任李鲁子一方面查对，一方面又加以充实，因此又从参与前往逮捕杨的一个稽查处侦察大队的队长处了解，确证杨是被关在重庆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内。这条消息就刊登在第四版头一条，由此报纸的销路自然很好，读者争相购卖，陈坐在心心咖啡厅观察，几乎是人手一张。十分可惜的是、这份原报如今在重庆查不到了。 间隔了一日，一个早晨有五六个背短枪的，有的着西服、有的着中山服的不速之客，来到《南京晚报》，找发行人张友鹤。解放前每家报纸不管官办、民办，在报头下的显着地位都要刊明“发行人某某某”，这是法定的负责人，出了事就找发行人是问，一般发行人就是报利社长或总经理（如上述张万里即《时事新报》发行人）。他们找到了张友鹤后，就质问这条消息从何而来，态度严厉地声称这是“泄露军事机密”，指名要报社交出写稿人来。抗日时期的口号之一是“军事第一”，泄露军机该当何罪是可以想见的，当报馆的发行人都有一套应付“事故”的本领，文绘绮的张友鹤表示负责查询后再作答复，作了缓兵之策。 张立马就找到陈兰森与李鲁子商量对策，陈与李鲁子找到稽查处、瞥察局几个可靠的熟人反复研究，找到了一个对付方法，把消息来源说成是“读者投书”，于是马上伪制了一封“读者投书”，配上一个寄给报社编辑有邮戳时间的信壳，以此答复了“不速之客”。陈、李还不放心，又找稽查处侦察大队附向主办科打招呼，又找该处“党政情报组”组长萧志坚，告诉他这条新闻来源确属“读者投书”，利用他作为情报上报，一场虚惊就此平平安安过去了。 以后，戴笠就把杨惠敏提押缎丝广渣滓洞看守所，正好与胡蝶住的别墅遥遥相对，一个被“保护”在洞子的山顶上，一个关押在山脚下洞子里，虽然仅有咫尺之隔，却是天壤之别，一个升天堂，一个下地狱，共同的是失去人间上最宝贵的东西：自由。《南京晚报》再也不敢登载”续闻“了，其他报纸也未见有此方消息，从此两个风云一时的人物销声匿迹，为山城的人们所遗忘。 【①戴传贤即戴季陶，蒋介石“智囊”之一，反共阴谋家，为国民党常委，“考试院”院长，是国民党童子军创办人之一。】 戴笠的这个别墅是在一个山顶上，爬上很高的石阶，密集的松林围绕着一栋西欧式平房建筑，风景如画，内部设备既洋又全。戴笠死后，他的继承人为了纪念他，把这个别墅改为“戴公祠”，解放后成为军统特务罪行展览馆。胡蝶当时住在这里，深居简出，一切行动要经戴笠的同意，所谓’‘简出”，也只是不得超过军统这个大本营的范围，她曾随戴出席过有外宾的宴会，据一个参加者的回忆，在一次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欢送美特的舞会上，胡蝶身着长黑缎旗袍，并在麦克风前高歌一曲，唱的是《 夜来香》。她出入这样一场豪华的宴会俨然似戴笠夫人，不过一般人当面还是称呼：“胡女士”或“胡蝶夫人”（因抗战前日本有部电影叫《 蝴蝶夫人》 ）而已。 可能有人要问：胡蝶的丈夫潘有声怎么样了呢？戴笠是上海滩耍流氓出身的，当然有一套无耻卑恶的伎俩，特权在手，他就可以任意摆布某一些人的。抗日时期，蒋介石一人身兼几十职，戴笠步其后尘，其兼职之多，也十分之惊人，除了担任军统局副局长之外，还有缉私署长、特检处长、水陆检查处长、中训团警务组长、中美合作所主任、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实际主持办事的）、中国警察学会理事长、人民动员委会总书记、还有多种多样的特务训练班的班主任之类，名目繁多，其中还有一个是兼职国民政府财政部货运局局长，这个局的业务是要向日、汪汉奸区域套运物资，当时军统内部大量印刷汉奸汪精卫政权的“储备券”①货运局就以这些假的’‘储备券”从沦陷区换取大后方要的物资，也有的是以物易物的。当时重庆物资奇缺，如西药（尤其是奎宁，一种治疟疾的特效药）、棉纱、布匹、五金、电料、化工原料等。这个局组织规模还不小，潘有声是个商场熟手，在重庆无事可干，戴笠就来一个调虎离山之计，给了潘一个“货运局专员”的头衔，要他专事跑滇缅边界、湖北的三斗坪、安徽河南之间的界首…都是与日、汪占领区接壤的地方，做物资收运工作。这样自然得长时间在外面奔跑了，这既是当’‘官”又是经商，在抗日时期是众所周知的“肥缺”（即有油水的差事），可以大发一笔’‘国难财”的。潘得了这一肥差，对胡蝶被戴笠所霸占一事，也就眼开眼闭甘心当乌龟了。因此有人对潘意味深长地说：“老播，你是走妻运了”。 尽管戴笠凶狠残暴，仍然堵塞不住他部下的嘴巴，军统上、中层老练一点的特务，都懂得做官之道，闭紧嘴巴装聋作哑，但是在年轻的下级特务中，尤其是当时军统东南训练班（即在上海附近及江、浙、闽一带招收的）和“中美班”（大部分为沿海地区招收）的学生包括已毕业的特务，对于关押杨惠敏一事是愤愤不平的。如是在军统厕所内出现打油诗：”羊羔下狱，蝶藏金屋，何罪之有，请问青天？!”据说此事被军统督察室①知道了，那时督察室主任是廖华平，廖也不好报告戴笠，只有派人悄悄地涂掉；但涂了不久，又出现了：“人间不平事，没有今日多”。另一角是：“小羊何罪？指看金屋”等等。不平则鸣的‘，厕所文学”在旧社会遍处可见，军统内部也不例外。这里指的“金屋”除了是引用“金屋藏娇”这一句成语外，还有一个意思是公开指向戴笠的公馆，因戴笠主要化名叫“金水”，在文件中常有“金先生指示”的用语。“羊羔”和“小羊”当然是指年轻的杨惠敏了。 【① “储备券”是汪精卫当了汉奸在南京发行的伪钞。】 军统的监狱和看守所，是不受国民党政府法律约束的，它本身是秘密监狱，与司法机关概不接触，国民党政府内部也叫它为“非法机构”。这些监狱、看守所对外的招牌也是稀奇古怪的。在军统局内部统一由司法室管理指挥，对于这些集中营大致分成三个等级，在特务的语言则称为：“进小学”或“进中学”、“进大学”，这种称呼含意很深，除了是为保密的代名词外，还有两种意思，即反映了被押的人员问题的轻重，又刻划这三种性质关押的时间，小学旧制六年，中学又加六年共为十二年，大学当然更长了，甚至很难“毕业”，进了“大学”就意味很难出来了！ 小、中、大学的分法是，一般看守所为“小学”、重庆白公馆、渣滓洞两看守所为“中学“；贵州息烽监狱则是“大学”了。杨惠敏原关在重庆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后来秘密转升至“中学”：渣滓洞看守所了。从松林坡上胡蝶所在的“金屋”，低头俯视可以看见山脚下煤炭窟前一块不大的平坝，一排排矮屋，这就是”中学”一级的秘密集中营，杨惠敏就关在这里。关押在这里的犯人，还不能互称犯人，美其名日：“休养人”，这里的“休养人，，基本上又分成两种，一为“政治犯”，包括革命的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国民党内反蒋人士等等；另一种为军统内部各种违纪人员，后一种还互称“休养同志”,“同志”这一词在军统特务口中就是指军统内部同事之意，相互介绍为“同志”，那么就都是军统自己人员了！所以“休养同志”，就是违纪关押的军统人员。杨惠敏关押在此，既不属于前一种，又不属于后一类，情况显然是特殊的。 军统人员因违纪而被关押是不少的，有的是属于工作上疏忽，如对重要跟踪对象脱梢、暴霉身份、虚报情况或伪造情报、违法捕人、关人、利用职务打架斗殴、贪污舞弊、招摇撞骗等。最多的是违纪结婚，因为当时军统规定一般人员都不准结婚，许多人就只好秘密同居，一经发现就关起来。当时本文另一作者王仁德由于暴露身份，领头斗殴被关进了“中学”清滓洞看守所，因为王是军统人员加上案情轻，进去就受到优待，很快就当上了监内的“火头军”，管“休养人”的伙食，加上王很胖，大家都喊王：“王大伙”，。王虽然比较自由一点．但无事还是不能去女监的，也不能随便与女犯们交谈，那时女监只关有三个“休养人”．一个叫“九头鸟”，说是“汉奸”嫌疑；一个是陈济棠反蒋集团的重要关系人，大家喊她“祝小姐”；另外一个就是杨惠敏。杨在监中沉默寡言，常仰天长叹，悲愤不已，由于含冤不白，二十多点岁的少女显得十分憔悴。 男女两监分管较严，平常是无法碰头的，在男监中王和杨惠敏的情人赵乐天住在一处，一方面王对杨惠敏这件事好奇，希望弄一个明白；第二、赵与王都是苏州人，旧社会人不亲土亲；第三、赵也是“同志”，赵原在上海光华大学毕业，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香港没有靠山，经人介绍参加军统港澳区任通讯员①因此王与赵较能互相信任，可以无话不谈的，曾经多次谈到杨惠敏的同题，赵说：“珍珠港事件后，日寇向香港进攻，我们〔指赵与杨）本来可以向南洋逃走，由于杨爱国心切，不愿离开抗日工作岗位，上海童子军第一团团部迁至重庆了，她坚持来重庆，在香港被日寇占领后，许多同胞纷纷逃至内地，只顾性命，许多行李都甩掉了，此时杨担任护送难胞的任务，在深圳胡蝶遇见杨惠敏，再三要求帮忙运送她的行李，胡蝶行李特别多，我对此事本来就反对，小杨年轻，过于天真，却不了情面，接受了胡的委托。当时由于英军仓皇撤退，以至深圳、广九路一带，兵慌马乱，秩序很坏，在广东我们又是外乡人，很多事情办起来感到困难，加上沿途散兵游勇很多，兵就是匪，匪就是兵，还有当地强人，我们撤退到东江一带，很多人的行李被劫，岂止胡蝶一人！？一个少女手无寸铁，就是专门来看管胡蝶的行李也保不了险，而杨惠敏奔跑于广九之间抢救难胞，那有暇去盗卖她的行李？胡蝶早已安全到达重庆，她有什么根据一口咬定是杨惠敏盗劫她的行李呢？更奇怪是‘老板’（指戴笠）如此轻信胡蝶。我就对法官说过，我是港区情报人员，我以这个身份来担保杨惠敏是无辜的。更气人是为什么逮捕我呢？我违犯了那一条团体（指军统）纪律？”谈到这些地方赵乐天总是义愤填房地说：“什么‘同志’不‘同志’，法官硬要逼得我承认是勾结杨惠敏盗卖，我只有乱说，但是法官又说与杨惠敏所供不符，以后就这样不问、不放，休养至今，真是岂有此理。” 【① 瞥察室是军统局设的专门监视内部特务的机构，凡违纪人员均由它来办。】 赵一直盼望冤案总有一天“水落石出”，重获自由，其实王知道，越是冤案越不容易“毕业”。自由在这个地方是不容易重获的，除非天垮下来。赵乐天在狱中也关了多年了，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从现实一点出发，他只希望多上几次“教海课”②，军统各个集中营都设有“教诲”机构，在“休养同志”中挑几人来负责，当时在渣滓洞看守所是把违纪的军统高干萧漫留来担任“教海老师”，由所长安排，由萧来上课，讲的是“蒋介石言行”这一套东西，上课是全体男女休养员都要来参加的，参加听课的人，只能听，不许“交头接耳”。这是赵、杨这一对受冤的情人唯一可以见面的机会，虽然不能言语，但以眼睛表达关怀之情，也是一个极大的精神安慰；显然赵乐天盼望多上几次课，这种心情就可以理解的了！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天地里，渣滓洞上面松林坡上的’‘金屋”，这是罪恶的深渊，华丽的建筑物正掩盖着荒淫无耻，名噪一时的影后逃不出杀人魔王的黑爪，任其蹂确和摆布，被损害和侮辱，一场莫须有的“劫案”使两个风云人物遭受着灾难。 四’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了，监狱中敏感的人传出要“大赦”，这种想法是因为军统局每年4 月l 日成立纪念日，要“赦”一批内部违纪分子，眼下是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自然就会出现一个’‘大赦”了。可是1946年元旦过了，还是没有消息，不过从许多迹象看来，监狱管理方面态度要和蔼一点了。 【① 军统通讯员是情报员之一种，但不属专任人员。 ② 认教海课”是军统局各个集中营内一种对“犯人”进行法西斯教育的机构。】 这时赵乐天一心一意要王仁德设法找一个借口，能与杨惠敏有个谈话机会。没有机会就制造机会，春节将至，根据部分休养人的要求，王就向所长蒲其伟提出：“大家希望开一个庆祝胜利、欢度春节的同乐晚会。”出于意料之外，蒲其伟竟一口承诺，当即叫王和赵乐天负责，晚会以唱京戏为主，少不了女角，于是就大胆推荐杨惠敏，其实杨是不会唱京戏的，王想也不要紧，临时教她一下也还是可以的，反正有的是时间，由所长亲自把她“请，，出来，先吊嗓子，糟糕！她是哑嗓子，管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能让这一对受冤屈的情人有倾吐的机会这才是主要的，他俩一触及谈到杨的间题，杨说：“我几次想自杀，这太侮辱人了吧！弥天的冤枉，到现在还弄不清，究竟啥原因呢？如此冤狱，死不闭目。”说得赵乐天和王都流下眼泪，说完了还得吊嗓子，学几句唱白准备晚会节目，杨的哑嗓子吊起来十分难听，所长夫人听得不耐烦出来干预，这一下打燃火了，杨惠敏竟不顾一切拉开嗓子与所长夫人大吵大骂，狠狠地发泄了她在监中几年来的怨气，就像高山的漂布样倾泻得那么痛快。 这就是杨惠敏大闹集中营的故事。 由于当时的形势，狱中的晚会还是顺利演出了。赵乐天的《 法门寺》 ，王仁德与杨惠敏是《 打渔杀家》，王饰萧恩，杨饰佳英，决定这个戏是因为桂英在这出戏中唱词少，道白也不多，容易一学就拿出来了，这是“良乡板栗，现炒现卖”，反正这样的“休养人同乐晚会”是渣滓洞集中营破天荒第一次，在那徉条件下，自然获得掌声不少。 同乐晚会以后，休养人都在议论杨惠敏又一次英雄行为，冲撞所长夫人，大闹看守所，在人人称快的同时，也为杨的“后患可虑”而担心。坐了这么多年牢的人，看到的事不少了，前不久，有一个叫陈昌熙的”休养人“，是违纪的军统特务，通知他“转移”，结果就被“密裁”（即秘密杀害制裁）了。正在大家为杨的后患提心吊胆的时候，在春节过了没有好久之后，果然通知杨、赵二人准备“转移”，来了几个行动员，态度蛮横，盛气凌人，顿时全体休养人都感不妙；赵、杨二人不约而同拒绝转移，声称：“我们不走，就死在洞子里（指值滓洞死比被密裁好）...”几个行动员不由分说，七手八脚把赵、杨二人双手上铐，载上吉普车嘟嘟而去！休养人中不少人流泪，均认为凶多吉少。 1946年军统局在重庆开了“四一”(4月l日）成立纪念大会，果然进行了一次“大赦”。所谓“大赦”，也只是把大部分违纪的军统分子和一部分“罪行”较轻、认为问题不大的人进行了释放，真正在押的革命人士和反蒋的爱国人士依然关押，并严加管理。王仁德在被“赦”的范围，从“中学”毕业出来了！正在办理离监手续时，接到杨惠敏从她的家乡寄来的信，信上说：她和赵乐天二人被转移到南京后，就开释了。杨在信中十分伤感地说，赵乐天释放后，去上海了，他昧着良心把她遗弃了。杨意敏在信中咒诅那个社会，无比的愤怒，旧社会给她的是残忍和无情。王不禁想到《 八百壮士》 这部电影中，著名演员陈波儿饰的杨惠敏，爱国英勇，大无畏的精神，激励了全国军民抗日的热情。这样一个有功于抗日有功于人民的人，而得到是被迫害、被摧残、被凌辱的下场，读信人无不为之泪下。 陈兰森在《南京晚报》写杨惠敏被捕新闻时，还未参加军统，不久以后，陈也被人介绍参加了军统。1946年，一个原在军统局局本部司法室任股长的人，调在一起工作，陈向他了解杨惠敏一案时，他告诉陈，他是主办此案者之一，并说：“杨案在1943年底就弄清楚了，而且作出了结论。胡蝶的行李被劫是事实，但非杨惠敏所为，司法室签呈上报无罪释放，结果迟迟不见批示，这件案子是戴笠亲交的，非他亲批不可，直到他死以前都无批示，情况后来我们〔指司法室）也清楚了，如果放了杨惠敏，胡操就要飞，戴笠这一见不得天的丑事，因杨、胡进入社会后就必然会宣扬开了，因此唯一的办法是把杨惠敏无限期的‘休养’起来，胡蝶相应的‘保护’在‘金丝笼中”，。因此杨惠敏和赵乐夭虽时时盼望重获自由，但从当时这个司法室股长看来，这个希望是非常渺小的。 是“噩耗传来”还是“喜讯天降”呢？1946年3月18日，由军统局“三巨头”即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联合签署宣布了戴笠坠机身亡，看来在军统上、中级特务中大都表示沉痛！但在下级人员中，大部分则是从内．自里感到高兴，却不敢露之于形。戴笠是3月17日摔死的，这样在’‘四一”大赦时，司法室才第二次提出对杨、赵的释放，由于戴笠的亲信毛人凤（他一直是具体负责军统内部工作的）认为如果在重庆释放杨惠敏，对戴笠死后“哀荣”大有影响，才安排“转移”到南京，并具结保密（即不得泄露集中营的任何情况）手续后才放其回原籍。杨惠敏就这样含含糊糊出狱了，是有罪还是无罪，也就不了了之了！ 戴笠摔死，粉身碎骨，恶贯满盈，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不仅杨惠敏因此得以重见天日，胡蝶也跳出了无形的牢笼，再获自由，凌空飞翔，偕她的丈夫潘有声回到了上海，再重上影坛，又拍了《某夫人》等几部电影。 上海解放前胡蝶夫妻二人逃至香港，以开”胡蝶牌”搪瓷厂为业，在印年代听说潘有声因癌症不治病故，胡蝶则仍流落香港，颇为潦倒。 1945 年春天的寒流 陈文荣 1945年的春天，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重庆，是抗日的陪都，在这个春天里，正是重庆民主与反民主势力斗争最激烈的季节。就在这个短短的季节里出现了不少事件，由于我当时都涉及其中或负责调查了解，仅将我知的历史真相护述如后，供近代史工作者参考之用。 骆宾基等两作家被捕 1945年l月17日，在下川东哪都县发生了一桩公然践踏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逮捕事件，此事传到重庆后．重庆文化界为之哗然。 东北青年作家骆宾基（本名骆普君）、丰村（本名冯维典）,1945年以前均在娜都县适存女中任教，是很受同学欢迎的老师。他们有积极抗日和不满蒋介石投降主义的言论，遭到该县稽查所特务的监视，并报至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稽查处当时在行政上是属国民政府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当时总司令是刘峙）领导的，在业务上（包括人事）则由军统掌握，也就是军统控制的机构；从军统领导线而言，又是受渝特区指挥的，由于军统局本部也在重庆，军统局直接的逮捅活动也交由它办理。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日时期的规定，逮捕是由各地卫戍或警备司令部发给“传讯通知”（即逮捕证），而由稽查处执行逮捕任务的，这些逮捕证均掌握在稽查处手中。所以那时一发生逮捕和失踪事件，当然就被认为是稽查处所干的，而实际上在稽查处逮捕行动背后的决定人，主要为军统局本部和渝特区，稽查处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行动机构而已。 稽查处的“情报”（包括调查案件）是呈交渝特区的，对骆宾基等二人的情况报至渝特区后，是批交对骆等二人“严加注意”。娜都稽查所的特务对骆等二人进行监视，于l月17日晨突然发现“监视对象不知去向”，稽查员追踪后发现骆等乘船西上重庆，唯恐脱梢（如脱梢，在军统纪律中要受很重处分的），怕受处分，就将其二人在船上拘捕至重庆。这种做法在县里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的，特务把二人押解至重庆石灰市稽查处，诡称“因其逃跑故予逮捕”。但适逢蒋介石在《 元旦文告》 中有不少“保障人权”的表面堂皇的词句，骆、丰二人被捕消息从娜都传至重庆后，重庆文化界就立即掀起哗然大波，社会舆论义愤不平。连国民党内部的文化人士也感到这件事“不体面”，弄得刚就任的稽查处长罗国熙难以应付，束手无策。 【作者又名陈兰荪，时任军统渝特区党政情报小组组长。】 当时在重庆的“全国文协”立即召开会议，商讨营救会员骆宾基等二人。这个“文协”．是在抗日时期不分政治立场、文艺流派，在共同抗日的大旗下的一个联合组织，国民党方面的冯玉祥、邵力子也是该协会理事，CC系方面的文化人也有人参加。在理事中有不少进步的知名作家，老舍先生当时以总务部主任的身份实际主持会务。在抗日时期的陪都，文化界的力量主要是属于进步方面的，“全国文协”也是如此，这一次营救活动，进行得非常及时也十分有力量，全国文协这次推选的营救工作人员有：冯乃超、孙伏园、李辰冬、姚蓬子、华林等人。这里除冯乃超代表进步方面外，其余的几位多少与国民党有些瓜葛，孙伏园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日报》编副刊《平明》，国民党是利用他的老招牌，他虽倾向国民党，但又同情文艺界；李辰冬是cc文人，但在这种场合他也就只能扮装支持这个活动；姚蓬子、华林当时是以中间姿态出现，左右逢源的人物，但是在当时民主潮流和舆论压力下，这些人也只得勉力随之奔走营救，分别向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国民参政会交涉要求。稽查处方面因为无理公开捕人站不住脚，戴笠装着不出面，要渝特区的区长叶翔之追查和全权处理。叶翔之在处理此事时，要我搜集文化界对此事的反映，并邀约我一道去找稽查处副处长杨蜀农商量处理办法。结果决定： 一、释放二人。利用外面的营救活动，顺势推舟，由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名义出面宣布释放骆等二人，并以“系地方不满和校方矛盾造成这次逮捕”为名，掩盖这次逮捕的非法性。 二、条件是：既然此事是由于地方和校方不满造成的误会，在二人获释后要求文化界等各方面不再发生枝节，同时卫戍总部保证骆等二人安全，今后不再发生类似问题。三、对哪都县稽查所因无逮捕令而捕人予以申斥，同时通令各县，没有逮捕令时不得再非法捕人。 这个决定由稽查处长罗国熙会同卫戍总部政治处处长赵可夫出面，把骆等二人送交文协营救方面。如此解决了这一难于处理的逮捕案件，得到搁平。 骆等二人以后则在重庆文艺界活动。 胡世合事件 关于重庆发生的“胡世合事件”，当时在中共南方局工作过的人后来曾写过这一历史资料；在重庆还有人把它搬上舞台。前者我没有读过那个资料：对于后者我看过“剧情介绍”，其中说到“胡世合是预谋击毙的”，又说“凶手田凯受到蒋介石奖彰”等，为此把我了解此一事件真相及背后的一些情况作为资料写在后面。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1945年1月19日，与骆宾基等二人被释放的时间是衔接的。下面先写一下几个有关的机构和背景情况，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了。一、关于“侦缉大队”。在1936年军统还是“复兴社特务处，，阶段，当时重庆还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势力，特务处在重庆只能地下活动，设了一个秘密的“重庆组”；后来蒋介石在重庆加强了他的统治．设立重庆行辕，其中有一个“第三课”，在名义上由戴笠任课长，成为川康军统领导机构。由于“重庆组”的策划，首先吃掉了由刘湘长期掌握的警察局侦缉队，并扩大为侦缉大队，由军统派蒲凤鸣当大队长。抗日时期侦缉大队全部在军统控制下，成为军统重庆组一个行动机构，同时又担任对重庆组的掩护。由于侦缉大队主要任务是针对盗窃偷扒等刑事犯罪的缉捕工作，在军统控制后，只是对大队长、大队附及所属各股、室的主要职务派军统人员充任，而外勤队队长还是依赖原有旧人员，通过送去军统短训班受训等办法，再逐步把这几个队长吸收为军统，其中第一分队（即市中区队）队长何玉昆本来就是较场口一带的流氓头头、重庆袍哥组织孝义社的五爷，管事后升为掌旗三爷，是重庆的地头蛇．对付扒窃案他是有一套办法的，主要是他也有一批弟兄伙就是在市中区一带掌红吃黑的，几乎是“侦缉队员既是袍哥又是扒窃犯的幕后人”，所以军统不得不利用这点，继续让何当队长，并吸收何为“通讯员”（指军统渝特区的通讯情报员），成为军统组织的人员。 何玉昆在重庆较场口的主要兄弟伙为“九妖十八怪”：就是九个梅老么的人（老么：袍哥中最矮的一级，一般叫小老么），跳得高，飞得起，吃得开，就是所谓的精悍；十八个名字中叫“凯”的人，为田凯、黄凯、赵凯（当地方言凯与怪谐音），这些叫凯的地头蛇，在较场口一带逞强称霸，无恶不作，坏事与怪事（捣乱的事）做得不少，故当地人形象地说这是较场口的“九妖十八怪”，谐其音为“九么十八凯”。 这批小地头蛇横行无忌，主要是由子他们的拜兄（向他磕了头的，在袍哥中叫拜兄，也就是直接的兄长）何玉昆是“硬货”，是“公事人”（在重庆指特务为“硬货”和”公事人”)，何玉昆所以对盗窃案件能“破案神速”，也是依靠这些小地头蛇。以后，侦缉大队扩大，大量发展编外人员和外围人员，这就是在当时所称的：“二排”、“三排”编外人员，是在侦缉大队编制以外，但又承认他们是‘，队员”，一个队员的工资（当时叫薪津）由两人分得，就是十个编制内的人，用二十个人，队上有名字，但会未工资单上没有他们的名字，这样的人叫做“二排”。这些“二排”队员所运用的人员叫“三排”，承认他们的关系，但不能叫队员。据说，还有“四排”、“五排”，就是再外围所运用的人员，这些人既然没有工资可得，而甘心情愿“跑排佗，自然就靠侦缉队这块牌子在外招摇撞骗，抓拿骗吃了！他们多半是在漂、烟、赌的场合吃点钱，有时过年过节，还要送何队长一点礼品，这也就是何玉昆当时自鸣得意的“侦察网”。 “九妖十八怪，，都是替何玉昆跑排的，二排、三排、四排不等，这些人既非正式替察人员，也未受过任何训练，他们只懂‘，袍哥规矩”，而没有“警察纪律”可言。 二、关于重庆电力公司。抗日时期重庆改建为陪都后，各省人员大批来到重庆，全市人口从六七十万人骤增至一百二十万人以上，尤其是内迁工厂增多，电力负荷不起。军警机关则公开偷电，民间和商户也如法炮制，一时窃电之风极盛，当时反动政府也无对策，虽然搞了一个有军警参加的电力公司窃电取缔组，也只能对居民窃电加以取缔，此外则采取停装新表、分区停电、禁止理发吹风等限制措施，用电间题十分紧张，成为市民最感头痛之事。 当时重庆电力公司是地方军阀以私人名义（如刘航深等）投资合办的，在国民政府进入重庆之后，由经济部给予支持。但因主要是在发电能量上达到极度，供不应求，间题一直无法彻底解决。 电力公司有一个产业工会，这是抗日时期国民党与三青团争夺徽烈的一个黄色工会，结果由国民党（即Cc）所掌握，工会理事长陈铁夫参加了中统，并成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委员，是臭名昭著的工贼（1949年以国民党“立法委员”身份逃台）。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并在电力公司内设区党部，除了由陈铁夫负责外，还有他的助手杨秀臻，杨也是产业工会常务理事，负责组织工作，在电力公司是第二号工贼。 三、关于中韩餐厅。其全称是中韩文化协会餐厅部，故而简称为中韩餐厅，是当时重庆较大餐厅之一。 国民党统治期间对于戏院、餐厅的捐税名目繁多，于是就出现了以什么同学会、文化协会的名义开办的附设餐厅，形成一种“官商合力”的形式，就可免掉一部分税。当时市面上“禁酒”，但是在这种形式的餐斤里就可以例外，检查人员不予于涉。因为这种’‘协会”的头头，总是“庞然大物，, ，小鬼自然敬而远之。如当时突然出现的“中美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以及最早的“中法比瑞同学会”、“留俄同学会”等等，这些协会的理事长都是如陈立夫、王宠惠、孔样熙这样的“大人物”，检查人员自然得罪不起的。 旧社会的商人只要有利可图，总会设法钻营的，在中美、中英、中苏...都有了“文化协会”之后，发现那时还有一个“大韩民国”的流亡政府设在重庆（1940年由朝鲜杭日人士金九宣称在重庆苍坪街设立“大韩民国流亡政府”，以金九为主席），重庆商人吴汉治认为有利可图，在其极力推动之下就成立了一个‘中韩文化协会”，由吴在协会之下开设了“餐厅部，’。这个协会的理事长是孙科，当然是“大头”了（孙科那时是国民政府五院之一的立法院院长）。餐厅设在“大韩民国政府”所在的一条街上，重庆这个地方当时成为陪都，机关林立，系统复杂，各式各样的军警机构多如牛毛，仅特务就有许多系统；以帮会来说，更是集全国（白区）之大成，青帮、洪帮、袍哥……有外来的，有本地的，因此经营公共场所如戏院、茶旅馆、餐厅，规模略为大一点的都设有交际经理、交际主任或交际，专门应付那些有各种特殊身份和‘来头”的人。中韩餐厅就聘用了’‘九么十八凯”之一的田凯为交际经理，田是何玉昆赏识的弟兄伙，早期在重庆卫戍司令总部下的第一区警备部谍报股跑过‘，二排”（当时是刘湘系统的李根固任第一区警备部司令，有谍报股组织，有“土特”之称，换了黄埔二期蒋介石嫡系的余锦源任分区司令后，就没有谍报股这一名称了）。后来由何玉昆介绍到侦缉大队跑“三排”，又提升为编外人员的队员，背一支手枪串街走巷，招摇过市，提劲打靶。中韩餐厅成立时，何玉昆介绍田凯去当交际经理，正因为田是编外人员，所以可以去商号当这一职务（正式国民党官员当然不能兼任商号职务）。聘用田凯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公事人”当交际经理，其目的是维护中韩餐厅的利益，应付那些特殊人物及大爷、恶霸之流以及税务官员，一些小捣乱者也自然就不敢上门了，这是交际一职的任务。当发生争执，打官司时，这些也是该他出面去料理了。其实做交际的常规在于“遇事搁平检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达到和气生财的要求就行了。田凯因有枪、有背景、后台，对上阿诀奉承，对可欺者则加以高压，比别人当交际来得更凶恶一些。 当年2月间，重庆电力公司大梁子变压器因用户用电过度，以致烧坏，邹容路（即苍坪街）中韩餐厅的用电本由这个变压器供给，因而无电供给，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可以用别的照明代替。但由于田凯自持‘公事人”，对手下人说：“偷这边的线”.该厅“这一边”是指着都邮街（现解放碑区）的变压器，田凯指使手下人窃用“这边”的电，因此增加了都邮街这个变压器的额外负荷，使这一区的照明受到了影响，电力公司就设在都邮街，很快就查觉了，并于2月19日晨派工人前往取缔，当时发生过纠纷，由警察二分局派出所调解，责成餐厅禁止窃电。殊知当晚该餐厅照样窃这个变压器区的电，公司于次晨又派技工前往执行取缔，该餐厅经理吴汉治不听劝告，并派人去把田凯喊来。田来后，吴汉治就对电力公司派来的工人进行侮骂。田也声称：“谁敢剪我的电线，找田胖子是不认人的。”电力工人胡世合挺身而出说：“我就是要剪“！田一句，胡一语，言语升级气氛紧张，胡世合执行任务理直气壮坚决剪电，田见高压无效，乃拔枪向胡开枪，胡当即受伤倒地．急送宽仁医院（现重医二院）不治毙命，工人不服，群情激愤之下把该餐厅有所捣毁。此时正遇对门一川戏院开会完毕，路过的重庆市警察局保警人员，由于认识经理吴汉治，竟不问青红皂白驱逐工人，助暴为虐，使事件更为激化和复杂化。 凶手田凯雄事后立即逃跑。电力公司资方也十分气愤，由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向各报刊登向社会呼吁的广告，中韩餐厅部经理吴汉治也聘请律师，以电力公司工人“捣毁餐厅引起事件”（吴汉治为了嫁祸于人，还派人把餐厅故意再加捣毁）．企图推卸罪责也大登广告。电力公司产业工会理事长、该公司的国民党区党部负责人陈铁夫．产业工会常理、国民党区党部常委杨秀臻以该工会会员、该区党部党员胡世合在执行任务中遭枪杀，召开记者招待会，报告事件经过及真相，要求舆论主持正义。开始国民党市党部是支持陈铁夫此一活动的，陈铁夫、杨秀臻都是cC的中统分子，以此来打击警察局（实际是矛头针对军统，中统军统当时是同行相嫉、矛盾很深的）。这一事件引起了电力公司（厂）全体上下职工的愤感，市民群众对有枪者任意杀人更是债愤不平，与电力公司称为“兄弟厂，．的自来水公司产业工会首先出来支援这一呼吁活动，舆论的正义之声都是同声指责杀人凶手，当时陈铁夫提出要求是：' ‘严办凶手，优抚遗族”。还只是从刑事案件出发的。 各厂矿的工人声援，力量越来越大，不仅市中区，连南岸、江北许多厂的工会、工人团体，以及工人都送来挽联和花圈、慰问信表示支援，两三天之内从电力公司门口，一直到精神堡垒（现解放碑）弯过马路到中韩餐厅部，排成百公尺长的“挽联长廊”,这些挽联内容已经超过了陈铁夫原来要求的口经，而是一批讨伐反民主势力的檄文，成了争取民主，保障人权，控诉特务的“舆论战场．，其矛头对准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下面仅摘几联为例： 这是什么世界人当狗屠？ 且看如此社会狗把人吃！ 仗势力幕徒行凶！我看你横行几时？ 特务横行柯处去？民主自由几时来？ 偏向不法人家“执行任务”, 这是有枪阶级“保障人权”。 这些挽联的特点是．一去陈旧的八股腔．都是通俗易懂，感情丰富、斗争性强的“工人文学”，因此看的人越来越多，发挥了反对法西斯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巨大社会效果。因此使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军警特务机关感到震动，军统渝特区渝市组全体出动，搜集这一次来势汹涌、方兴未艾的‘’反政府运动”的情报。军统的报告火速到达了蒋介石的侍从室，报称：“市民的反政府活动是国民党市党部挑起来的，现在为共产党所利用……”CC头头陈立夫为此受到蒋介石的责问，就立即找方治（CC骨干、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要他收手，可是为时已晚，这时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重庆市长贺耀组也接到侍从室指示，要他全力制止这一群众反政府运动。贺找到戴笠问怎么办？戴笠明白贺的意思，就说：”依法办理，杀人赔命，是我的人照样办。”贺说：“听说凶手逃跑。”戴说：“我下令追捕。”贺说：“好！这件事请戴局长负责。” 凶手田凯（又名田世兴），他在侦缉队虽只是跑“二排”，但他真正的后台是在袍哥方面。当时重庆袍哥分仁、义、礼、智、信五堂、所谓五堂，义字袍哥力量还超过仁字，仁字叫“一杆旗”，义字就叫“二杆旗”，主要组织为’‘孝义社”，总舵把子是冯什竹。何玉昆是冯的兄弟伙，所以田凯也是冯的这杆旗的，何玉昆知道事情不妙，求助冯什竹设法营救，旧社会袍哥把江湖义气看作高于一切法律，因此冯就找唐毅（市警察局长）要求他：“高抬贵手，田凯是义孝社的兄弟伙。”抗日时期，蒋介石也下令“禁烟”（毒品），不许抽大烟，烟鬼们只有偷偷地吸，而冯什竹是离不开烟盘的人，自己公开吸烟还不说，唐毅实际也是个“半烟鬼”，烟瘾一来就至冯处抽两口，所以冯什竹吸鸦片烟被称为“特许。”原因如此，唐毅在烟盘子上就答应设法开脱田凯的死罪。 当时重庆《新民报》有一个记者叫陈畴甫，他实际是军统庐训班学生，因此又在唐毅身边当’‘新闻秘书”，唐利用陈以透露内幕的方式传出：唐局长表示，田凯杀人是“自卫走火，过失杀人”等等。这样引起群众更大的不满，后来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都正式宣布唐毅的这一提法，进步势力方面的舆论为之沸腾。但唐毅只是一个市警察局长，这件事情既由贺耀组全力处理，当然决策之权在于贺了。贺当时在蒋介石手下还是实力分子，当市长以前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并挂名为军统局局长，戴笠对他不得不尊重。这件事贺首先已与戴作了商量，得到戴依法办理的表态，那时在陪都负责治安大权的是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刚刚换的是王绩绪，王是四川地方军阀，参加复兴社效忠蒋介石，正想来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立一下威风。贺耀组的决策是：“以人头平民愤，反政府的运动自然迎刃而解。”王绩绪完全同意。 田凯闯了这一件祸事，引发了这么大一场反政府和控诉特务基行的群众运动，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在蒋介石统治下，特务横行积年累月的罪行激起的一个群众抗议怒潮。军统内部上、中、下的特务对社会上这种控诉和抗议也深感恐惧，自然迁怒于田凯，纷纷表示要杀田凯以消心中之不满（田凯既非军统成员，又非正式侦缉队员）。这些都成为枪毙田凯的各种因素，更重要的是“民忿不能平”，群众是不会罢休的。在当时只有“袍哥”这一方面想营救田凯、唐毅受冯什竹的要求，除了发表“自卫走火”的言论外，他在营救方面也无能为力了。贺耀组是他的顶头上司，戴笠是他业务主管，王绩绪本来就是唐的老上级，从治安这一线来说．唐是受王指挥的。现在这件事由贺与戴、王联合处理．唐也只有“俯首听命”了！ 重要的是还是要抓捕田凯归案卜田凯在何处呢？这个情报是我向渝特区报的。因而这件事又与渝特区攀上了关系．田凯在侦缉队的领导人是何玉昆，何是渝特区渝组通讯员，化名为苏青，一度由我担任与他的联系，戴笠打电话叫渝区特区区长叶翔之追捕田凯，所以这个责任就落到渝特区了。 田凯开枪肇事后．在棍乱之时，向中央公园即现人民公园方向逃逸，转走小路由神仙口到下半城太平门与望龙门之间的一家茶馆歇气。这家茶馆是侦缉队组长袁英的组部，田此时托人向何玉昆请示怎么办？何派人告田：“胡世合已经不救，速赴南岸找何大嫂。”何玉昆当时有两个老婆，大老婆是公开露面的，也是“女袍哥”，住在南岸上龙门，这样田凯就躲在何玉昆南岸的家中。 叶翔之决定找何玉昆要人，派督察李克昌来找我，由我把何找到渝组组部，我告诉何：“上级指示要田凯归案，不然弄到你头上也麻烦了。”督察李克昌说：“叶先生（叶翔之）指示，没有找到田凯之前，你〔指何）的行动暂时受到限制。”军统的督察是主持内部特务纪律的，何玉昆见势不对，立即打电话把他贴心队员张一之叫来，按照我们商量好了的办法，由张一之执行，令田凯归案。张一之为湖北沙市人，原为宪兵，后离开宪兵队投人何玉昆的袍哥组织，并为何重视介绍参加侦缉队（后升组长），张住在南岸何玉昆家。张来后何对张交待说：“告诉田凯，他的事问题不大了，唐局长已公开声称是自卫走火，过失杀人。现在自首，这样就可以重刑轻判。冯大爷（冯什竹）保证在判徒刑后最多一两年可以出狱...”这件事是在上午11时商定的，张一之和我们一起吃了饭以后，立即出动，至下午3 时就引田凯到侦缉队“自首”。戴笠立即下令当时的侦缉大队长李连福将田凯当天送押稽查处。 次日，贺耀组通过国民党中央杜向报界发表谈话："‘中韩文化协会餐厅部的命案，应分行政、法律两方面处理，行政方面已将中韩文化协会餐厅部予以封闭，对于治安人员是否有纵容帮凶情事，正派员彻查中，一俊调查明白自当依法惩处。对于死者胡世合，由市党、政机关会同电力公司及工会从优安葬．死者家属优予抚恤。法律方面现政府正厉行法治，凶手田凯因有类似军人的身份，已于日前押解卫戍总部交军法审讯，在没有判案前，任何人都不能过问，至于外传凶手田凯是过失杀人、自卫走火等情．在审讯机关未讯明判决以前，当属臆测，自非定案，应静候法庭判决’”。 这一段谈话，引起各方的重视和议论，舆论界表示“注意动向”，对贺的正式发言认为有“苗头”。唐毅最为敏感其中针对他的发言加以否定，同时还有一个十分重的语气是：“凶手有类似军人身份“，田凯是一个额外侦缉队员，最多属于“警察”，系文官系统，本应依法交法院办理，为什么说成’‘类似军人身份”而交“军法处理，，呢？唐知道：这样一来田凯必判死刑无疑，就立即告诉冯什竹说：“我没有办法了，如果你还想挽救，只有找戴雨农了！”冯就急忙派人找戴。军统局在重庆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人民动员委员会”，把青帮、洪帮、袍哥的头子们集于一体，戴笠自任．急书记，冯什竹是常委之一。平时冯来说人情，戴笠一般是要卖账的，但是这次不行，他与贺耀组已经决定了，他不能反复，就叫“人动会”的秘书长（专门应付帮会头子）金玉波对付，金到了冯处，在冯的烟盘子上一开头就讲“孔明挥泪斩马谈”的故事，并进一步说：“共产党利用群众对这件事的不满来反对我们了，比失掉十个街亭还重要，田凯充其量只是一个侦缉队员，比不上马诬吧！”又说：“在贺市长面前戴老板也不好进言。“ “贺市长说，不杀田凯是抵挡不住这个风潮的。”冯什竹听了后只得哑口无言。 决策已定，由军法判处也只是一个“合法手续”。这次听说是“五堂会审”，主审是卫戍总部军法处长，还有稽查处长，军统司法室派了一个人，贺市长派了一个参事，卫戍总部政治部也派人参加。经过两堂审讯即宣判“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所以在贺市长25日发言见报后，26日就在菜园坝刑场执行枪决了。 各报刊出《杀人偿命，大快人心》等新闻和短评，各报记者均赴刑场观刑，认定田凯不误。因当时有传说：可能要拿监狱中的死囚来替换田凯，这并非凭空猜侧，如果贺耀组不采取军法处置，要照唐毅、冯什竹的设想交“法院审理”，田凯是死不了的。 所以这次枪决田凯，主要是贺耀组排除各种干扰，坚决军法从事。从当时“市长”这个职责，还是起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起了平息这次浩浩荡荡的群众控诉运动的重大作用的。接着贺耀组又亲自处理后事，如动员把胡世合灵枢从热闹市中区的中心点移至偏僻的长安寺，又在长安寺开追悼会，送挽联，给抚恤，亲自主祭（由电力公司负责人浦心雅陪祭），并叫国民党市党部派人协助陈铁夫、杨秀臻对职工进行“疏导”，动员大批警察、宪兵及便衣出动警卫。公祭原定三天，后来劝说改为两天，前后来参加公祭者达八万人次，挽联之多为山城空前壮举，出丧之时队伍很长，场面很大．显示了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统治和特务横行的憎恨和愤怒，有人形容是“长安寺前如潮水一般”。这是争取民主、争取保障人权的一个大的示威，送丧出殡队伍最前的巨幅横嶂是“义之所在”，参加这个行列的有自来水公司产业工会、民生机器厂产业工会、承装电机厂产业工会、水泥厂工会，以及“劳协”会员和自动前来参加的各界群众，成都工会代表也赶来参加。 民主力量的壮大，使反动派感到极大的恐俱，也迫使反动派改变手法来对付汕涌澎湃的民主运动，就在这个时期，加强了国民党党、团、军、普、宪和中、军统的合作，成立了“会报组织”，加强了反民主的镇压势力，但是这并不能挽救反动派的命运。 费巩教授的失踪 胡世合事件还在尾声，陪都又出现了一件使社会震惊的事件，贵州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到重庆不久，搭船去北赔复旦大学讲学．在干厮门码头突告失踪，不知去向。这给人们一个首先的印象就是认为：“特务又一横行，失踪就是秘密逮摘”。军统本是专门负责搞行动的，对此却也感到十分诧异。 笔者看到1980年有份杂志写到这一件失踪事件的历史情况；对于这个失踪案件，现以我所知的情况提供研究。 在抗日时期，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统（全衔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军统（全衔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虽然性质相同，但在细的方面仍然有些分工，军事方面当然是由军统负责，但不排除中统在军事文化方面的介人，而逮浦行动权，则完全为军统所掌握，这是引起中统不满的。中统虽然没有合法逮捕权．但搞秘密逮捕，军统虽然过间也无办法。文化教育系统是划归中统负责的，中宣部、教育部都是cc（中统也属CC）的天下，同时军统也没有这样的人才，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军统无法接近，不能接近，自然无法工作。但在反共情报．对日情报方面，则是大家都做，无界限可分。 根据实际情况，军统在文教两界，尤其是大学教授方面括动的情报是微乎其微的，至于学生和青年方面，当时是由三青团为主，CC ― 中统为次，军统与三青团二而一配合活动。 费巩教授从遵义到重庆，军统并没有加以重视，在2月22日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者有332人，主要为教授、学者、文艺界的作家和进步演员比较多，费巩的名字以笔划为序，列在导演贺孟斧之下，演员项望之上，从军统情报工作的眼光来看，费巩在这个签名上的份量并不大，是不会造成什么后果的。 3月5日费巩突告失踪，军统的确慌了手脚，不知所措。渝特区区长打电话要稽查处迅速破案，由副处长杨蜀农亲自主办，立即把唯一的关系人邵全声逮捕，费巩教授在夏船候船时，本由他的学生邵全声陪同去北暗，当时去北赔轮船一早开船，他们去得很早，邵去交存行李后回到原来地方时，费巩教授已失踪了。所以稽查处认为邵是唯一知情人和线索人。 通宵达旦进行审讯邵全声，没有得到任何线索，舆论纷纭，有的认为是：特务机关逮浦，有的又认为是因《进言》签名而遭特务迫害……军统破案心切，渝特区区长叶翔之与稽查处长罗国熙亲白审讯邵全声，仍然没有结果，因此进行分析作出判断：由于某种私人原因造成邵对费的谋害，推费下水；或因费在天未亮的情况下失足落水造成失踪。如果是这样是容易真相大白的。 重庆以下有一个地方叫唐家沱，由于是一个回旋水沱区，从积累的经验证明，凡落人江中淹死，尸首到了唐家沱两三天之内回旋不去，打捞尸首是有很大把握的，当时民生轮船公司还设有一个“打捞服务部”，因此由稽查处水检所主持打捞。但是希望像江水中的泡沫一样，全部落空。 叶翔之又重行提出他的两个判断： 一个是费巩为中共地下党潜移延安。 一个是中统秘密行动，现在事情闹大了，他们来个不承认。 经过了一些调查研究，排除了第一个可能，而对第二个可能的怀疑却增加了！戴笠与叶翔之（他当时的公开职务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调查科长，并为当时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会报秘书处负责人）以他们个人身份先后向宪兵、中统询间和了解。宪兵特高机关及中统都说没有作此一案。 邵全声关在重庆石灰市稽查处，还是不断“提审”，都没有新的进展。宪兵、中统都不承认，军统认为自己没有千，这一个事件无法向舆论和社会交待。 为了缓和舆论，由国民党中央社发出了一条消息："【中央社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失踪，颇为社会人士所关怀，本月24日本市某报曾载有费氏被害之传说，记者因此走访本市治安机关负责人，探询真相，承告，费教授于3月5日清晨由林森路305号赴千厮门码头，候轮前往北暗复旦大学忽告失踪，吾人自获悉费氏失踪之消息后，因关系陪都治安，职责所在，即饰分头严密侦查，并传讯与本案有关之嫌疑人犯，以期破案，现尚在侦察中。” 这个消息稿由罗国熙与卫戍总部政治处处长赵可夫商量定稿后，由赵交中央社发表。所云尚在侦察中，仍然是十分渺茫。此时在重庆的二十多位留美教授联名致函在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呼吁要他出面营救费巩，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主任美特梅乐斯接到魏德迈的电话后，与戴笠商量（戴为中美合作所主任）。戴的智囊认为：“他们找美国人，正替我们解围，就请美国派侦探来调查好了！”这就由梅乐斯设法从美国调来所谓著名侦探克拉赫到重庆专办此案。正在这个时候，有一封“无名氏”的信，寄至军委会办公厅，说’‘费巩教授因看破红尘，有出家为僧的打算……”办公厅交给了军统，军统也就趁机交给克拉赫，于是决定根据这一线索寻找，戴笠不派中美合作所的总务处长，而派在重庆当过“侦缉大队长”、当时是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陪同美特，翻山越水，穿云人雾，畅游巫山十二峰，以后又去贵州等地，这当然是走走过场，为军统作了一块遮羞布。 这封信很有蹊跷，叶翔之的分析是中统所为，在美特畅游巫山十二峰时，军统并没有放弃侦查这一件“未了案”，并得到一些有关材料。其中是： 一、费巩在浙江大学任教时，有很多进步活动，中统对他十分注意，监视很严。 二、费巩在浙大担任训导长，更使CC：中统不满，当时大专院校和中学的训导长和训导主任一职，历来是国民党cc和三青团所把持的，非国民党员是不可能担任的，而无此政治背景的费巩却以训导长来对抗CC 的活动，在浙大这个矛盾很厉害，也是引起CC ：中统深为不满的。 三、费巩在重庆时，陈立夫（当时教育部长，Cc 和中统的实际负责入）想收卖费而遭拒绝。 叶翔之要我针对这一情况，向中统方面调查，即认定费的失踪为中统所为。 我利用我与中统分子、陈立夫的副官长蔡良弼的关系，得知中统确有非法密浦的事情。当时中统及教育部都设在川东师范（此校当时迁郊区，即现在的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被捕的人关在“防空洞”内。（附带说明一下，在以后直到1946年初，听说中统把密关的“犯人”都谋害了）。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对这个十分怀疑的事，也只能继续调查，没有实证是拿陈立夫和中统没有办法的。 这个疑案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都没有弄清楚，等日本投降后，这个疑案就成为可以不过间的事了。以后形势更变了，在1946年，旧政协召开时，中共方面虽提出释放“政治犯“，其中提到费巩（据说就在这时中统就将费“密裁”)，此时军统忙着“复员”搞“劫收”，另一方面对民主力量的迫害又十分猖厥，也就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了。因此对费巩失踪的一事也置之不理。而邵全声关在重庆稽查处看守所直到1947年下半年才释放。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西南公安部布置我们写（西南地区国民党制造的事件》罪行材料，参加这个集体撰写材料的有：黄逸公（保密局业务处副处长）、徐远举（军统在抗日时期的局本部行动处副处长、解放前夕西南特区区长）、周养浩〔抗日时期军统息烽监狱主任，以后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重庆卫总保防处副处长）、沈醉（抗日时期重庆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军统局本部总务处长，解放前夕为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廖宗泽｛国民政府兵工署警务处长、军统川康区区长、西南特区代区长）、邓培新（军统局本部文书科收发股长、以后为重庆警察局刑警处情报股副股长）以及我等七人。除了我们每个人都参与撰写外，还征集了一些外来材料，是以重庆为主，以西南区为范围。 在我们写到抗日时期重庆〔陪都）出现费巩失踪事件时，有四五份有关材料，其中以我与沈醉写的材料比较长，沈醉就是他那绘声绘色，津津而谈他与美特克拉赫过巫山穿十二峰的一段为美特作导游的事情，我写就是上述一段情况。我们写的都是“稽查处审问邵全声的清况”，没有费巩究竟如何失踪的材料，经过反复研冤，把这一材料作为“悬案”摆在最后研究。 等到最后来研究时，仍然是‘，悬案”，我们着重讨论“中统这个可能性”。此时有一个一直在军统贵州站当情报编审、书记后升为副站长（主管情报业务）的钱鼻霖从贵州押至重庆，我们知道后，要他替我们详细写一份关子《 费巩在贵州时，中、军统如何对其监视》 的材料，这份材料大致内容如下： 一、军统在浙大主要有’‘学运通讯员”，大部分力量针对进步学生的活动。 二、贵州站对费巩活动也有情报，主要是费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如倡议搞“民主墙报”和保护进步学生。 三、CC ― 中统在浙大内与费巩矛盾很大，并派人监视费巩。 四、费巩从贵州遵义来重庆，军统得到情报是中统贵州处派了一个调查员某某某（钱当时写了名字，我现在记不起），跟随去重庆。 五、其他（我记不得了）。 我与钱素不来往，更不认识，当时也没有见面，而他的材料与我提供的材料是吻合的，情况大致相似。 这就加重了对中统是’‘费巩失踪”案主要凶手的怀疑。在这份集体材料中，我们也只是写当时没有弄个“水落石出”，从军统侦察的材料，虽认定为“中统”所千，但又不便拆穿，只有不了了之。因此成为历史悬案了！ 去年我读到（人物》杂志1950年第二期，其中有篇文章清楚提到了费巩为稽查处逮浦审讯，以后又押于渣滓洞监狱被害等等。 我很重视这一史料，希望能弄清这件历史事件。后来当时在重庆稽查处实际搞内勤业务的樊敏书写信告诉我：“稽查处没有逮浦费巩，只逮捕了邵全声，由于费巩一案未能破获，一直把邵关了好几年，在1947年转法院开释。” 另外，我又写信问1945年一1946年，因违纪关押在渣滓洞的军统特务王仁德，他不仅是被押人犯，而且由于他情节不重，又为军统成员，一进渣滓洞看守所后，就叫他当“所内事务长”，主管”犯人”伙食，因而他在所内人人认得他，他也认得所有人。关于有否费巩此人或类似费巩情况者，他十分清楚说：”没有费巩和类似费巩样的人物。”（被押人之间是可以暗下互通姓名的。） 在1950一1956年我们写集体材料时，也写出不少“绝密”（指过去军统作为绝密的）的材料，以及没有公开过的谋杀案，如屠杀罗世文、车耀先两位革命烈士，戴笠如何下令，凶手如何杀害后又毁尸灭迹；还有如何屠杀杨虎城将军等等，这都是军统的严重罪行。在1945年一1946年，比较熟悉渣滓洞情况的周养浩、沈醉、徐远举、黄逸公、邓培新都未闻费关在渣滓洞监狱。 本来，中统也好、军统也好，反正是国民党特务对费巩进行了谋害。但是我想为了更准确一些，写了以上情况供历史研究工作者作为参考之用。 文工会撤销事件 1938年在保卫武汉声中，从东北三省、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撤退到武汉的进步和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在郭沫若先生领导下，成为一支雄壮的抗日救亡的文化工作大军，激励了全中国人民抗日的热潮。 那个时候，由于国共合作，蒋介石设了一个抗日的军事统帅机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任委员长、冯玉祥为副委员长，下设有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担任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主持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 掌握国民党文化、宣传大权的CC派既自惭形秽，又因“文化的领域尽为共产党人”而为之恐惧，遂与本来有矛盾的国民党复兴社的黄埔文人加紧勾结密谋夺取第三厅的领导权，由复兴社分子贺衷寒、刘健群拟了一个方案，经过蒋介石的同意，付诸实施。 蒋介石的特务组织．一为陈果夫、练立夫的Cc；另一为黄埔嫡系的复兴社。它们在蒋介石手下既相互矛盾（内部争权夺利）、又相互支持（反共反人民）。在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迫取缔复兴社，但在实际上只是化整为零，改头换面而已。其一部分，是让康泽〔康原在复兴社担任过书记，一直是常务理事）把别动总队作为基础，改成“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以蒋为团长，汪精卫为副团长，陈诚为书记长，康泽担任组织处处长。另一部分专门从事军中政治工作的复兴社分子，以贺衷寒为首（贺与康在复兴社地位相似），当时主要控制从军委会政治部至各战区、各军、师、团的政工机构。军委会以贺衷寒为秘书长（实际负责），而三青团的组织处长康泽又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民众组训）的厅长。原复兴社的特务处，这时就独立了出来，成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这三个系统联系自然十分紧密。其共同特点是趁“解散”之名，大肆膨胀。 贺衷寒、刘健群夺取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计划是利用蒋介石的“总部”撤退到重庆时，以调整机构为借口，并趁政治部长换马时（陈诚当时在国民党身兼要职过多，如湖北省主席、两个战区的司令官、又是兰青团书记长、又是政治部长，由于内部矛盾，有人提出要“陈诚专事指挥战事”，因此由张治中接替三青团书记长和政治部长）,以“加强军中文化”为由，把民间文化工作分开，增设文化工作委员会，、该会与三厅平行，把郭沫若领导的原三厅人员全部调至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工会），剩下的第三厅则全由复兴社分子所掌握。 张治中正式上任政治部长后，文工会宣布成立，并进一步以“避开日本飞机轰炸疏散乡间”为由，把这一批保卫大武汉的抗日救亡文化功臣，全部遣离重庆，送到巴县的赖家桥，要他们“从此休养，过田园生活”。这就是张治中后来在他回忆录中说的，给这一批进步文化人设一个“租界”，而进步文化人则说：“这是高级集中营”。总之，这是隔离城市、困在乡村，划地为牢，希望进步文化工作者就此休息了！ 文工会主任委员是郭沫若先生、副主任委员两人，其中一人由CC推荐原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的谢仁钊（广东人，解放前任“立法委员”，逃台）来担任，另一个副主任委员由郭老推荐，即由阳翰笙担任并兼秘书长。委员中很多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如茅盾、老舍、洪深、田汉、张志让、杜国库、胡风、孙伏园、沈志远、冯乃超、李侠公等人。 国民党所搞的“租界政策”就是“隔离政策”，防止爱国文化人士传播进步思想。不仅在地域上隔离．还在经济上制造困境，文工会委员虽然有的是“少将”、“上校”级衔，但当时物价飞涨，币制贬值，政府给的“薪津”（工资）赶不上飞涨的物价．养不活老婆和小孩，文工会的委员们不像国民党的官吏几乎无官不贪，只靠几个“薪津”过着半死不活的日子。这就是当时说的：“教授越教越瘦，作家自作枷锁”，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从赖家桥进城到重庆的开销，自然很困难，为了进城到重庆，也有因而落人特务陷阱的，如属于文工会人员的一位画家汪子美，在重庆市中区安居下来了，他住在一个名叫王思忠的特务家中，与特务合作办了一张画报叫《漫画列车》，这个画报公开刊出：“发行人：王思忠；主编人：汪子美”．发行人就是负责人．王当时是重庆市替察局侦缉大队的行动组长，这张画报在重庆出了十多期。直到以后汪子美在举行（幻想曲》画展前一段时间，才摆脱了王思忠的控制。这样的事尽管很少，属于个别现象，但也是只有在当时国民党“租界政策”下才会出现的情况。 经过一个困难阶段．郭沫若在城内市中区天官府街办事处展开了活动，加上阳翰笙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处于主委编导的地位，在电影戏剧界保持了一些力量。当时国民党官方电影场（厂）一为国民党中央电影摄影场（中电）；一为军委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这两个制片厂以及中电剧团（属中央电影摄影场）、中万剧团（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中青剧社（三青团中央青年剧社）等影剧团体在各种不同情况下，都掌握在文工会这一个系统的进步文化工作人员手中，国民党没有这样的人才，连国民党在四川江安办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生一毕业也都投入了进步方面，这些事国民党虽然想了一些办法，也没有使这种情况改变。这种斗争在当时也是非常复杂、激烈的。张治中在当部长后，还搞了一个“戏剧指导委员会”，想把进步人士与反动分子拉在一起纳人他的轨道，但毫不起作用，形同虚设。 国民党办了一个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以下简文运会），是专门对抗文工会的，该会由国民党中宜部副部长（后升部长）张道藩任主任委员，与CC文化刽子手潘公展主待的国民党另一文化特务机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简称中审会）互相勾结，采用了各种方法对付文工会，作了不少坏事，但却没有能削弱文工会的进步力量。 于是就由陈立夫亲自出面，发动反动文人写剧本，先后以教育部名义，褒奖反动教授陈锉写的《 野玫瑰》三部曲，后又以文运会、中审会名义，将所谓的‘，优秀剧本奖”之类，授予三青团中央宣传处科长、反动作家鲁觉五写的《黄金万两》、胡绍轩（文运会委员，反动作家）写的《否极泰来》，以及＜万世师表》、《陆文龙》、《草木皆兵》等作品。这些剧作除（野玫瑰》曾一度上演过，还有《陆文龙》属于京戏，为当时的夏声京戏团演出的剧本外，其他这些戏，连国民党官方剧团也没有演出过。当时重庆文艺界由于纸张、印刷困难，稿费低，出版界很沉寂，拍电影又无胶片，因此只有话剧盛行一时。话剧是一个综合艺术的产品，有剧本作家，有美术（舞台设计、化装）、音乐以及导演、演员和其他舞台前后台工作者集体参与创作，当时重庆文艺工作的主要成绩就表现在话剧方面，连老舍先生也改行写话剧，郭沫若先生更是写了不少历史剧，如《屈原》、《孔雀胆》、《南冠草》 等，都发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由于整个重庆的话剧运动掌握在进步力量手中，反动剧本很难突破这个阵线，更引起了国民党Cc 方面对文工会的不满。 1945年2月22日，重庆出现了要求民主自由，反对蒋介石集团专制独裁统治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 ，其签名人数之多为空前未有，国民党当时十分恼火这种签名运动，重庆外国记者多，一有签名运动马上就向他们国家发电了，签名人一多，就意味着反蒋力量大，蒋介石要争取外授就困难了。 根据中统、军统的情报，这个《进言》的签名运动，是中共发动的，由郭沫若亲自向各方征集签名。从签名者来看，有著名教授学者，有文艺界知名人士，而在重庆的大部分演员及戏剧工作者，都与文工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文工会人员中的进步人士则全部在《进言》上签了名。这就成了国民党特务蓄谋已久对文工会进行迫害的借口。陈立夫在一个半公开场所对人说：“政治部养起的人来反对我们，还要淮翻我们的政府。” CC方面原来打算将国民党的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改隶为政府系统的行政机构，并趁机把文工会这个机构也包括进会，以此来撤销文工会。这个打算一度酝酿但没能定案。CC与复兴社头脑又作出统一步骤，属于政治部的中国电影制厂厂长郑用之，曾受命排挤文工会在厂内的力量，由于该厂是在郭沫若及阳翰笙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建立的，所以郑用之办“中制”和“中万”的策略是：“行政掌握在复兴社手中，艺术借重文工会。”后来因引起CC的反感，复兴社的贺衷寒、康泽、曾扩情、戴笠决定撤销郑用之的厂长职务，换了一个某战区的政治主任吴树勋，在打算撤销“文工会”时，又认为吴树勋在排挤文工会人物方面斗争性太弱，于脆由戴笠推荐原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的获劲军来当厂长。这样，虽然挤跑了文工会的力量，但“中制”从此也就陷人瘫痪状态。 进步文化界的《进言》发表之后，从CC的口气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要求侍从室下令张治中对文工会予以撤销。 在撤销文工会前半个月，中统实验区指示搜集进步文化界及文工会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材料，甚为紧张和频繁，专事负责文工会情报刺探工作的是渝组副组长陈卓新和他的老婆姜罗漪（原在文工会当过职员）。 1945年时，军委会政治部主要由副部长黄少谷当家，原负责实际工作的秘书长贺衷寒已调国民政府社会部当劳动局局长，黄是从该部第三厅厅长上升为副部长的。此时的第三厅厅长是李俊龙，李同时又兼三青团中央宣传处处长。这次对文工会撤销的措施是由黄少谷、李俊龙等安排筹划的，军统是派局本部第二处处长王新衡参加的，所以在此一行动之先，军统加紧调查活动是对CC 方面相配合的。 1945年3月31日，由张治中在中央社发表谈话，宣布：一、政治部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9月份改组之际，即确定紧缩之原则，以充实基层人员，裁并骄枝及不急要之单位，经济使用人力碑发挥工作效能，四年以来，均遵循此项原则，贯彻实施。二、军委会政治部本身，曾经四度调整，即每年有一次调整，以前三次，机构虽无多大变动，但员额则迭次均极力裁减，至本年1月份起实施之新编制，机构大加调整。又，本部所属文化工作委员会，因业务性质与本部第三厅相同，遵照军委会通令：“凡机关性质相同者应予裁并”之规定，已令其裁并。 因此从1945年4月1日起，就结束了在抗日救亡文化宣传上，有着卓著功勋的文工会这一机构。此消息公布后，重庆各界中外人士都表示惊异和关切．郭沫若当时住在天官府街文工会城内办事处，连日前往拜访慰问者络绎不绝。 张治中的发言是前后矛盾的，在此次发言中他声称：改组之际，即确定紧缩原则；而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他接任部长时，却正是他自己决定另设文工会而把三厅交给了复兴社分子。当时设文工会说是因为“加强军中文化与一般抗日文化工作加以分工”才增设的。这次却又说是文工会与三厅“业务性质相同”。同时照军委会通令是“裁并”，而对文工会却是裁而不并。 4月1日郭沫若先生在中苏文化协会召开了一个纪念文工会成立七周年的盛大宴会，这个时间是从武汉郭任第三厅厅长算起的（1938年4月一l945年3月31日）。这次参加的人很多，有王若飞、沈钩儒、章乃器、柳亚子、陶行知、剪伯赞、马宗融，以及不少国际友人。沈钧儒发言后，郭沫若在讲话中有：“始于今日终于今日，花瓶摔掉，还我面目。”并说：“我们被解散，我们更自由了！”柳亚子当场作诗一首，其中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句。陶行知发言中提议：“耍郭先生办一个民主研究社”。这个会济济一堂，热情洋溢，盛况空前，各报竞载这一条新闻，有的登载很洋细。 中统局局长徐恩曾，也是代表国民党方面的中苏文化协会的理事之一，这次由他亲白率领中统实验区特务几十人到会，意欲捣乱。军统情报得知中统准备闹事，要破坏会场，所以也派人前往注意事态的发展。当时中苏文化协会门口有一家“文风书局”，表面上是以“进步出版商”姿态出现的，实际是军统设在那里监视中苏文化协会内的进步活动的。所以军统派我在这个书店里静观事态发展。后来得知这个会有苏联大使馆人员和其他外国（英、美）驻渝记者参加，考虑到国际影响，徐恩曾中途令其手下停止捣乱行动。不然的话，1946年1月份的沧白堂、较场口事件就会提前在这里出现了！ 文工会撤销以后，进步文化人都集中于“中艺”（中华剧艺社，由应云卫出面负责）与“中术”（中国艺术剧社，由金山出面负责）。因此重庆文化工作还是牢牢地掌握在进步阵营方面。 CC文化特务和复兴社的政工特务们，还不甘心。进一步就妄图抢占舞台，于是重庆立即出现大批剧团，如国光剧社、东方剧团、新生剧社、凯歌剧社、大同剧社、新范剧社、胜利剧社等等，这些剧团连负责人加演职员总共只有两三个人，并不演戏，而是专门抢租剧院。当时重庆的剧院除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抗建堂”以外皆为商办，特务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中艺”、“中术”不易租到剧场。这是抗日时期重庆进步话剧活动最为困难的阶段，阿毛阿狗也可以当上了剧社社长，阿毛阿狗也可以办戏剧训练班，许多进步的演员在白色恐怖威胁下卜纷纷暂时离开了重庆，这就是1945年春天，寒流袭击着重庆的舞台。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机构办事效率很低，这是闻名于中外的，但是办这件事却出乎常规以外地快，文工会撤销以后，赖家桥的会址限期交出，更快的是把重庆市中区天官府街文工会驻城办事处的房屋，在很短时间内通知由军需署派兵强力接收。这种作法就不言而喻地说明，恃务们就是要从各方面迫使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无立足之地。 文工会的撤销，是国民党顽固派反民主的又一政治罪恶的表演，它使重庆这个荒淫无耻的“大后方”仅有的几个庄严的工作的据点，又受到了致命打击。 不久后，郭沫若先生与丁西林教授应邀访苏联，等到他们再回重庆这个陪都时，却看到在中共的领导下，经过一番重新布局后．拨开了层层乌云，入民进一步团结起来，民主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进步文化工作者仍然坚持了阵地，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争夺《 新蜀报》 的真相 4月份，正在因文工会被解散事件而招致各方激愤不满的时候，重庆新闻界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纠纷，当时各报曾对此事多次刊出广告和新闻报导，这就是关于重庆著名的（新蜀报》 内部争夺的事件。下面是此事开始时的第一个广告： 新蜀报报务委员会启事： 启者，据本报社长鲜英来函称：“本人年事衰老，对杜务不愿继续负责”等语，特于4 月10 日召开社员临时紧急大会，社长人选未决定前，暂组报务委员会，并推王白与、杨丙初、张骏三人为常务委员负责维持社务。 以上是第一个广告，在4 月15 日《 大公报》 刊出。不两日，各报又出现另一个广告，也是启事，原文摘要如下： 鲜英启事： … … 不胜骇异之至，查新蜀报创办二十余年以来，本人即负责至今，从无不愿继续负贵之表示，亦无函请给任何人表示不愿继续负贵，最近整理报务，对内部人本，酌加整理，以求创新，不料竟（有人）以报务委员会之名，企图阻碍本人进行整理，除本人继续负贵，并向主管机关呈报外，惟恐外界不明真相特此申明。 接着4月22日，又托委律师沈钧儒、沙千里、崔国翰、林元亨代表新蜀报社社长鲜英紧急启事： 从民国十年与二三知已共同创办本报，惨淡苦力支持二十余年，……近因整顿内部将经理张骏免职，不料张抗不移交，且于本月18日率领幕徒强行盘踞各部，并夺占印刷厂，驱逐负责人，妄称“报委会”? ，一陪都为国府所在地，军警林立，自不容彼等如此横行? 一特此紧急启事。 另一个为新蜀报董事会紧要启事： 本社已撤职经理部之经理张骏，近将提取中央信托局抵押借款之新闻纸，出售化龙桥本社印刷厂厂房，以及其他对内外一切行动，概不生效，特此声明。 这个对《 新蜀报》 之争夺，并不是单纯“财产”或“社务”纠纷，也不是孤立的”内部争夺问题”。实际是一起政治迫害事件，是继撤销文工会后，反民主势力又一次摧残民主力量工作据点的阴谋。仅将我知道的内幕情况肪述如后： 重庆《新蜀报》最早是由地方军政人员在进步力量帮助下创办的，如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就主持过该报，抗日初期共产党人漆鲁鱼等不仅以此作为宜传抗日的工具，而且成了领导重庆进步群众组织的“指挥部”，长期以来由周钦岳（民主人士，80年代初，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任社长，1942年在国民党压力下辞社长职，以后由董事鲜英兼社长，鲜英任社长后萧规曹随，人事各方面一律照旧，本人较少过问社务，这张报纸也一直以中立姿态出现，在副刊方面由老舍、胡风主持，比较进步。 中国民主同盟正式展开活动后，张澜任主席并亲临重庆领导盟务，原任川军师长赋闲在家而担任《新蜀报》社长的鲜英与张栩有旧交，也参加民盟担任中央委员兼重庆市委主任委员。由于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民主同盟正需要一张机关报作为喉舌，如果从新起炉灶，在1944年至抗日胜利前后，是不可能领得日报登记证的，因此就考虑将（新蜀报》逐步改变成为盟报，而这完全是可能的，在蒋介石1945年发表《元旦文告》后，民盟更感到有这个急迫的需要．中统、军统得悉这个情况后，立即决定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采取紧急行动，阻挠《新蜀报》成为民盟盟报的计划。 1945年时的《新蜀报》经理是张骏，又叫雍良马，他在抗战时期以前是四川地方曹察，后来由于兴趣考入新蜀报社印刷厂当学徒．当了印刷工人后，由于其苦学勤读，居然能够担任校对工作了，继而又上升当了外勤记者，再一跃为采访主任，青云直上继之而担任了经理兼采访主任．一脚踏在编辑部，一脚站在经理部实际掌握社务，鲜英任社长后因不常理社务，更使张骏独揽大权了。从学徒到主持社务的经理，张骏也确有一套手腕，他处事圆滑老练，八面玲珑，四处搁平，在印刷厂他又以结拜金兰之交扩大自己的势力，进而组织袍哥，把印刷工人及广告、发行两课职工都收成他“兄弟伙”，在编辑部竖立偶像，以经济为手段进行幕后操纵，这样一来，张骏就从有一番事业心，而变成具有把（新蜀报》 占为已有的个人野心了。 张骏在政治上，采取左右平衡，不踩深水的原则，如《新蜀报》既已找进步文化人办了一个文艺副刊，他又找一个反动文人另又办了一个杂文副刊。国民党市党部要拉他参加中统，张骏说：“我是国民党员，保证忠实党组织，参不参加中统，我都为国民党效劳”，以此理由谢绝；而他的老朋友李樵逸任军统渝特区谕市组长时，邀张参加军统，张又说：“老朋友，我一定够交情为你工作，我不当警察就是不喜欢有纪律约束，所以我不能参加组织（指军统，当时外面的人都风闻军统纪律很严）。”这样，张既为中统提供情报，又为军统情报工作效劳，但身份却既非中统又非军统，更能左右逢源，“两边吃糖”。张骏表面在政治上左右平衡，实际上暗中却为中统、军统服务，他意欲何为呢？其目的就是要以《 新蜀报》为资本爬上政治舞台，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 从当时看，他全心经营《新蜀报》，中统、军统方面对他的“个人活动”也都予以支持。当国民党市党部得到CC领导方面的指示，防止《新蜀报》落人民盟之手，并将此意图告知张骏时，张骏立即答复说：“鲜特生（鲜英）正在派西充帮的人来挤我。”因1944年鲜英查觉张骏政治上复杂，正在考虑“对内部入事，酌加整理，以求创新”,张骏敏感地预测到自己在《新蜀报》的地位恐难以保住，他自认为《新蜀报》他基础好，于是要来一个先下手为强了，市党部、中统当然是全力支持他的。张骏又找到了李樵逸与我，第一天张骏说：他为军统物色了一个人．叫谢自强，当时在《 商务日报》 当记者，因谢的姐姐谢晓祖为中共地下党人，现因病在谢自强处休养，经常有中共地下党来慰问，他提出介绍谢白强参加军统，就可以利用谢的姐姐关系打入中共地下党里面去。这一个线索受到了军统渝特区区长叶翔之的极为重视，立即发表格叫谢自强参加军统，根据规定要两个军统人员介绍，在谢参加的表格中，介绍人为李樵逸和我，而真正的介绍人应该是张骏。 接着张骏对我们提出（新蜀报》这个间题，我们对张说：为公为私，都全力支持他从鲜英手中夺得（新蜀报》。这都是4月10日左右的事。张骏当时把重庆市党部对他提出的保证告诉了军统：“全力支持张本人，保证张在报社内的地位和利益。条件是作为一个国民党员在言论上服从党的需要。”张的这种做法，也是希望军统以同样的条件，保证他在报社的地位和利益，我们当时是完全同意的。 张骏在报社拼凑，由印刷厂、广告部、发行部、编辑部、主笔室十几个．人，成立一个“社务委员会”，然后再以总主笔王白与、总编辑杨丙初、经理兼采访主任张驶为常委。 杨丙初一般人认为他是好好先生（如《重庆文史资料》上有一篇资料就如此认为），他很穷是事实，在外不大活动，但由于稽查处党政情报组组长荣志坚跟他是朋友，每个月送津贴给杨，杨就把得来有关资料作为情报送给萧志坚，这个关系是保密的，外人均不知道，这一点成为他与张骏合作的主要条件；其次，张对杨很恭敬，张是经理，杨在每月工资以外的需要，张都尽其力供给，因此杨对张在《 新蜀报》 的所作所为当然完全采取支持与合作的态度。 王白与，在政治上有一定活动，并在川康地方军政人员中十分活跃，他有不满蒋介石的倾向，当时在《新蜀报》任总主笔，本来与鲜英私交还可以，为什么要参加张骏这一夺权组织呢？他在《新蜀报》也无甚实权，本来与张骏并不绝对一致；而张骏要夺（新蜀报》的权，非要有王白与这样一个较有声望的人来对付《新蜀报》的董事会。张骏就向王表了态：事情搁平后，这个社长“非王师莫属”（张等称王白与为老师）。王白与遂慨然支持张骏了。所以这个“社委会”就宣告出笼，从鲜英手中劫夺大权。 王白与还另有他的打算，在1945年春，民主呼声很高，王白与和另外一个叫王国源的人正在筹组一个“中国农民自由党”，王国薄是四川大军阀王绩绪（当时重庆卫戍总司令）的本家，当过王继绪的代表，为蒋介石物色到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当时又在四川教育学院农业经济系当教授，他俩商定，由王国源任这个“农自党”的秘书长，王白与担任宣传部长，如果王白与能出任《新蜀报》社长，尽管实际权力不能完全控制在他手中，但从“名望”上来看，这也将十分有利于“农自党”。据军统掌握的情报，“农自党”在草拟“党章”及政见中，充分代表了川康地方势力及地主阶级中的改良分子的愿望，显示了既倾向国民党，又不同于国民党的子党姿态，因此冀望（新蜀报》能成为“农自党”一个有关机构。以后事实证明，“农自党，，的许多文件如《 党章》 之类，都是由（新蜀报》 免费印刷的。 所以劫夺《新蜀报》首先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完成一件扼杀民主力量的上交任务；第二个方面是张骏的个人野心膨胀，想把《新蜀报》占为己有，作为其政治本钱；第三方面是王白与要为“农自党”的利益考虑，也必需争取当《新蜀报》社长（以后这一点是落实了的，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王白与因民革组织暴露而被捕时，都是《 新蜀报》 的社长）。 张骏等三人的“杜委会”捏造了一份鲜英来信后，即采取步骤准备把“西充帮”（指鲜的同乡人）的人解雇。第二天见到鲜英紧急启事后，张骏要求国民党市党部转请卫戍总部派武装协助“保护”新蜀报社，对鲜的同乡采取强硬手段勒令退出报社。当时《新蜀报》各部门均掌握在张手中．如编采部全为杨丙初、张骏的亲信，经理部广告主任、发行主任、会计、出纳都是张骏的可靠骨干。印刷厂职工都是他的“兄弟伙”，印刷厂的厂长是杨绍轩，杨本是三青团劳工分团队长、重庆印剧业黄色工会的理事长，又是张骏的主要打手，印刷厂早为杨所把持了。当时剩下来只有七星岚一个印刷车间，基本上在鲜英西充同乡手中，在鲜英开始打算整顿《新蜀报》时，曾派了一个同乡、民盟人员李康（本来当记者，后改任工务主任）到报社去，我记得李康就在七星岗这个车间负责，所以对这个车间张骏要采取“武装劫收”，时间是4月18日。头天张骏来找李樵逸，要李支持，李请示后决定由重庆警察局侦缉大队派一个组前往协助，在劫收的当天上午8时，李樵逸叫我去看一看现场情况，我走近这个车间时，见有四五个卫戍部特务团的武装人员，背着长枪或手持卡宾枪在这个车间门口，我进去时张骏正在指手画脚，李康则在那里无能为力了，有的人在那里办接交手续，约十分钟后我认为这个劫收很顺利，就回去了。 《新蜀报》的劫收工作也只有这个印刷车间，其他部门早己为张骏把待控制，以后如把抵押于银行的财产全部归他自由处理，鲜英再登报申明也已毫不起作用了；告到法院拖了很久审了一堂．也就再无下文了。银行与法院都是国民党的，自然就为国民党服务，张骏自然就全部篡夺了《新蜀报》，使（新蜀报）转而为国民党服务。在次年国民党CC发动的较场口殴打郭沫若、李公朴等民主人士的惨案以及“二.二二”反共大游行的反动事件中，《新蜀报》以其夜刊颠倒黑白，血口喷人为特务行凶充当舆论打手。鲜英是《新蜀报》创办人、董事会负责人，又是社长，鲜参加民盟后，《新蜀报》自然成为民主喉舌，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料，却在中统与军统的合谋与支持下，就这样轻易地被张骏这个野心家一下子就篡夺去了。1945年春天，反民主势力有如一股寒流，解散文工会后又一起争夺《 新蜀报》 事件，正是反映了当时的那种政治气侯。 炮制“中共非常委员会”事件 1945年的蒋介石《元旦文告》发表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制造的反民主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猖狂的向争取民主的人民进攻，公开的，秘密的，手段狡猾，花样繁多，其中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极尽其攻击和诬蔑之能事的，是从3月初开始在重庆市秘密发行一种署名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宣言》，攻击中国共产党，诬蔑十八集团军和人民抗日部队，诽谤革命圣地延安，语言荒谬，不合逻辑，矛盾百出实不值一驳。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西安劳动营的中共叛徒张涤非，在重庆的托派头子叶青，都曾搬弄过这一套卑鄙的伎俩。只是这一次花样翻新，乘在《元旦文告》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纷纷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以“中共非委会”这个名称鱼目混珠，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狂吠鼓噪。 这个所谓的“非常委员会”，根本就没有这个组织，也没有这件事，这是中共叛徒张国煮为了迎合他的主子需要，闭门造车，在他办公桌上杜撰出来的（编者按：据其他较可靠的史料酬兑，此事系原中共南方局宜传委员郭乾辉于1942年叛变充当中统特务后所伪造出来的）。张国熹自绝于人民，叛背革命后，无耻地落水当了军统特务，任军统“特种问题研究所“所长，顾名思义是专门研究如何反共的，这个所的人除了由张国煮物色了几个物以类聚的中共叛徒外，军统还派了一个上校特务黄逸公充当这个所的秘书，其任务是专门制造谣言破坏革命，并配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搞国际反共宣传。 这个“非委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炮制出来的。这本来作用不大，但也危害不小，其阴险恶毒是在散发方法方面。据我所知道这个散发工作是由军统渝特区派人通过这样几个渠道进行的： 一、当时重庆有一个“派报工会”，理事长邓发清，是三宵团培养出来的工贼，又是军统分子，所谓派报，就是担任市内各种报纸的推销和零售工作，把全市街头卖报的报童组织起来，由他统一管理。军统就利用这一点，把‘非委会”的反动传单插在报内卖了出去，使买报的人同时收到一份反动传单。 通过这一个方法送出的传单，有一次就是500 份，由渝组组长叫勤务班长张海云送交邓发清发出的。 二、当时负责邮局检查信件的是军统局的另一个机构，叫特检处。在重庆设有特检处重庆邮检所，由于属于重庆地区，也受渝特区领导，这个“非委会”宣言每天由愉特区派人送至邮检所几百份，在一个星期内每天都是如此，先是本市市郊，后是长枉下游各县，再为上游各县以及公路线，分区分县寄发，它寄发的方法是用一根很薄的竹片，将传单插进向外地邮寄的报纸、杂志和包裹里，连寄至外地的《 新华日报》 里也擂进了这个传单。 这是当时的传递及散发方法，开始是用油印，并向各报馆、各机关直接邮寄，也塞在邮局的包裹内；后来为了扩大影响，又进行铅印。油印、铅印均在军统内部．军统内部当时有个“四一印刷所”，是专门担负印刷秘密文件的。 军统渝特区当时是担任《中共非常委员会宣言》的传单散发和传递任务，伎俩是卑鄙的。这是当时军统的一种“心理作战”，就是反共宣传手段，事实本身根本没有“非常委员会”这个组织。 后记 在这几件事中，都涉及我当时所在的机构―军统渝特区，也就是“首都特区”、军统在重庆陪都地方的指挥机构，它负责重庆卫戍区的军统公开和秘密的领导工作，在重庆市区内设有“渝市组”，这个组历史较长（在蒋介石势力人川时的第一个秘密组织），加上重庆在抗日时为陪都所在地，所以组织规模较大，组下面分：党政情报小组、军事情报小组、经济情报小组、社会情报小组和社运小组。我在1945年担任党政情报小组组长，因此这些政治性的事件与我当时的反动职务是紧密联系的。 渝特区是秘密单位，军统所属的公开机关受它领导，又掩护它的活动，渝市组、党政情报小组都是要求保密、不能暴露的。在抗日初期它还作一部分对汉奸的侦查案，在1942年皖南事变后，它的大部分力量就专门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以及民主力量（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活动）了。 1944年、1945年戴笠为了要大力加强对中共的情报活动，挑选了一个长期搞对付中共活动的军统局第二处（主管情报）的副处长叶翔之来担任渝特区区长，以便于他统－指挥。所以以上这几件事件都由戴笠和叶翔之1 也们在幕后施法，我当时直接受他们领导，我在这些事件中充当了他们的帮凶。 军统特务破坏中共成都市委组织经过 李文孚 1941年秋，我任国民党军统四川省特委会秘书，一次在翻阅被押人士廖浩然的案卷时，发现里面夹有一封信，是由自贡市某某社毛念生（女）寄给廖的。毛念生和毛的妻子刘道生，我知道都是共产党员。在1940年9月以后，我曾派特务去侦查过他们的行动，据回报说：毛、刘两人早已迁移，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我发现了这个线索，认为毛念生在自贡，刘道生一定也在那里，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马上向主任秘书廖宗泽报告这个新的发现。 廖宗泽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当即由军统川康区电台〔时廖任军统川康区长兼成都行辕调查课长）发了一个电报给军统自贡组长兼警察局长张怒潮，告诉他共产党刘道生、毛念生两人，现在自贡市某某社工作，希即派员侦查缉捕。张接电后，就派人到某某社去调查，确有这两个人，当即秘密把刘道生、毛念生两人逮捕了。由张怒潮专车押解到成都行辕调查课。 刘道生、毛念生解到成都行辕调查课后，廖宗泽打电话通知我和审讯组长杨荫池到调查课去。廖对我们说：刘道生、毛念生都弄来了，现在谢股长寝室内，请你们去和他俩谈一谈。杨荫池与毛念生在大革命时期．曾一起在自贡市参加过共产党，并一同工作多时，两人私交很好。1938年夏，我和杨荫池曾到成都市藩库街毛的家中去拜访过她一次。这次当我们和刘道生、毛念生见面时．仍然以老朋友关系相待，丝毫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拘束，刘要抽纸烟，因为我和杨都不吸烟，我就到廖宗泽那里拿了几支烟来给他抽。当时的谈话，只问问他们近几年来的生活怎么样？有几个小孩子等等一般应酬话，其他有关政治方面的话什么也未谈。跟着就把他们带到西胜街口少城小学校内的四川省特委会看守所关押。并吩咐管理员王人杰对刘、毛两人要特别优待。 刘道生、毛念生在看守所内行动很自由，他们平时都在管理员室内聊天，刘道生嗜好烟酒，王人杰就拿烟给他抽，又常常买些酒和菜来请他喝酒。毛念生当时还带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孩，我们又从家中拿了一些小人衣服和尿布等给她换洗，完全从私人感情上去打动他们。 几天之后，杨荫池才对刘道生采用随便谈话的方式进行审讯，刘的表示很干脆，他说：我在初被捕的时候，抱必死之心，央合什么也不谈，到成都后第一个就看到你们这些老朋友，我还有什么话说呢，因而打消了必死的念头。不过我是去年（1940年）春荒事件后就离开了成都，到现在已一年多了。很多情况我已经不了解，在自贡市时，中共负责人王志明就住在我的家里，我被捕后，他可能离开自贡，现在什么地方已无从知道。至于成都方面，我虽然也认得个别的党员，但他们现在是否还在成都呢？姑且说出来，你们去试找一下看看。 【作者当时任军统局四川省特委会秘书。】 四川省特委会根据刘道生提供的线索，派外勤特务到科甲巷一个刻字铺内逮捕了曾字水，又到东门外望江楼附近逮描了余成德。曾、余两人，都是印刷工人，与刘道生是熟人。当他们被逮捕到特委会看守所后，杨荫池就叫刘道生去和他们谈话，进行诱骗，结果曾、余两人，很快也表示愿意背叛革命，并交出了他们所知道的王大富、王杰、徐志翔、王龙云等多人的线索。 王龙云被捕后，起初还很顽强，什么也不肯说，经过军法官刑讯逼供和刘道生的诱骗之后，他才承认了是区委的负责人。并说出领导他的是一个外省人，只知道叫老吴，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王和他定期在西玉龙街口西园茶社见面，报告和指示工作。四川省特委会按照王龙云所供的时间，派外勤特务乘小汽车带着主到西玉龙街茶社去等候。王一人独坐在里面的一张桌子吃茶，特务们另坐附近一张桌子吃茶监视，汽车就停放在羊市街口。等了不久，与王约定见面的那个市委领导人果然来了，他见王一人坐在那里，就走上前去与王同一桌子坐下，特务们看到王龙云的暗示后，就走上前去，把他们两人铐起，叫不许声张，押着走出了茶社，穿过街心，推上汽车，绕了几个圈子之后，才开回西胜街口看守所。 中共成都市委负责人被逮捕后，由审讯组长杨荫池亲自审讯，这时才知道他的姓名叫尹仁宗，上海人，在成都市帘官公所街杨氏姊妹英文补习学校读书。起初，他什么也不说，用酷刑通供，仍然不说．我们看到用硬的方法不行，于是又改用软的方法，进行诱骗。叫管理员王人杰把他从看守所带到外面秘书室来，由我和杨荫他及情报组长马玉霖三人和他谈话。因为他一天未吃饭，我叫人去买了些点心来请他吃。我们用叛徒的身份，对他现身说法，诱骗他只要表示愿意叛变，并交出组织关系，不但保证生命安全，而且还负责分派工作。经过我们呵哄吓诈和威逼利诱之后，尹仁宗动摇了，交出了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员名单和另一市委负责人的关系。 当时另一市委负责人老张和他平时的联系，是每星期二、五两日午后，在提督西街清真牛肉饭馆内碰头。尹仁宗被捕后．在审讯过程中错过了星期二碰头的时间，等到星期五的下午，四川省特委会派特务押着尹仁宗开了一部小汽车到提督西街去守候。尹独坐一桌吃饭，跟去的特务坐在进门的一桌吃饭监视，汽车停放在顺城街转拐处。等了许久，那一位市委负责人没有来，这次的行动扑了一个空。 尹仁宗交出的共产党员名单中，有部分是航空委员会机械厂的工人，由廖宗泽通知航委会政抬部主任简朴（军统特务），由简派人到少城支矶石公园机械厂去执行逮捕。政治部派去的特务，在一天早晨去机械厂，当时工人还没有上班，特务按照名单，先把住在厂内的共产党员费曹、桂志皓等人逮捕了，其余住在厂外的，听到捕人的消息，就从家里溜走了，因此没有受到危害。 刘道生表示叛变之后，特委会首先释放了毛念生，在市委负责人尹仁宗被捕之后．又释放了刘道生，并派充该会外勤特务。 尹仁宗叛变后，情报组长马玉霖对我说：想把尹要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去工作，我同廖宗泽商谈，廖不同意，决定暂时把尹仁宗介派到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去工作，尹到侦缉队后，曾对我说：每一天除了看电影看戏之外，什么事也没有，感到无聊。隔不了几天，警察局侦缉队长向友楠打电话告诉我，尹仁宗不请假逃走了，从此就不知道尹的下落。 这一次被逮捕的共产党员，都在叛变以后陆续释放了。刘道生充任了外勤特务以后，经常与这些人联系，在刘的指使下，只要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马上就告诉刘道生，如电报局工人刘安州在省特委会大肆逮捕地下党员的时候，离开了成都，隔了一个时间，他认为平静无事了，又悄悄跑回家来，刘道生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去把刘安州逮捕了。还有些人，没有经过逮捕的形式，由刘道生找他们谈话之后．叫每个人写一份自首书，填一份同党线索表和具一份保结，交由刘拿到四川省特委会去备案，如印刷工人蒲文修、邱学树、沈德彰等，就是这样背叛了共产党的。 共产党在成都印刷工人中的组织，由于我和刘道生的关系，差不多全部破坏了，当时有所谓刘道生事件之说，把成都弄成一个白色恐怖的黑暗地区，都是在我的主持和督促下，由刘道生利用一批叛徒搞出来的，这是我危害革命最严重的罪行，抚今思昔，真使我无地自容。 抗战时期的成都经济检查大队 熊淖云 姜梦弼． 【文强审稿意见：就这篇材料所迷情况来看，条理分明．史事确实，其中所列主要人事，绝大多数都是很熟悉的，具有史料价值。】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为了支应庞大的军费开支，蒋介石一面滋发钞票，造成法币急剧贬值；一面将田赋改征实物，厉行征借，弄得后方物价如脱绷之马，迅猛上涨，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国民政府腐朽无能，无法解决通货膨胀。为了维护其统治“威信”，采取打击囤积居奇、公布非常时期取缔囤积居奇的办法，并于1940年12月，密令特务机关以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名义成立经济检查队（简称经检队），妄想以特务暴力，镇压物价涨风，提出的口号是：“检举贪污，缉拿奸商，打击囤积居奇，稳定物价。”1942年5月，蒋介石假借抗战名义，成立国家总动员会议，将经检队改隶于国家总动员会议，并扩大其职能。 经检队从成立到解体，前后四年余，号称破获案件三百余起，其实却大多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循情作弊，枉法邀功。经济危机仍日益加剧，百元大钞、万元本票纷纷出笼，物价扶摇直上，民困愈深。到1944年底，米价已涨到每双市石一万二三千元。骄横跋危的经检队．只好于1945 年堰旗息鼓，悄悄收兵。现将经检队成立始末及所见所闻；作如下回忆。 一、经检队的组织概况 国民党特务组织有三个体系，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中统局）、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 成立经济检查队后，便将特务组织打人经济领域。经济领域是个“肥缺”，三帮特务竞相角逐。蒋介石为了安抚他们，就将经济检查队组成“三合一”的特务机构，即同时成立三个经济检查队，让三个特务机构互相牵制，又各有一块势力范围，以保持平衡。 因为特务声名狼藉，于是在成立经济检查队时，改头换面，以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的名义成立，称为“行政院经济会议经济检查队”，扮作行政院派出的一个单位。1942年5月l日，蒋介石手谕将经济检查队这个特务组织改隶国家总动员会议。在战时国家总动员法的庇护下，经检队更是气焰嚣张．为所欲为了。 【作者当时系成都经济栓查队第一直属分队队长。】 （一）内部组织分工 经检队的组织，由军统、中统、三青团组成，又同时在重庆、成都、自贡成立三个队。重庆经检队由三青团负责，军统、中统为辅。成都经检队由军统负责，中统、三青团为辅。自贡经检队由中统负责，三青团、军统为辅。三个队不相隶属，均直接向中央负责。 各队管辖的地区为：重庆队负责重庆市及下川东一带；成都队负责成都市以及北至广元，东至内江，南至乐山、雅安一带；自贡队负责自贡市及川中地区和川南一部分。其中以成都队辖区最广。 各队的特务都是在经检队兼职，本身另有反共防谍的特殊使命。规定凡不属于经济检查队的情报．一律按各特务组织系统汇报，队部不得过问或干预。因此经检队的特务成员中，也有一些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成都经检队的组织，设三个支队，军统、中统、三青团各控制－个支队。第一支队由中统人员组成，第二支队由三青团人员组成，第三支队由军统人员组成。侮个支队下设10 至巧个分队，每个分队的队员，规定ro 至15 人。各支队所属的分队，都是按各个特务组织的系统组成。如第三支队是军统控制，它的分队即是邮电检查所、航空检查所、四川省会警察局、水陆交通检查所、行辕特务队、川陕路稽查所等等，每一单位就是一个分队。 初期，成都经检队队部设队长一人，副队长二人、千事数人，分别执掌秘书、督察、人事、情报、总务等各项职权。除副队长外，这些人员基本上都是由行辕调查科① 的职员兼任。另设两个直属分队，不属支队管辖，负责执行复查、查抄、封存、逮浦人犯的任务，其他支队、分队只负搜集情报之责，无上列各项权力。 1943年1月，成都经检队奉命扩大改组为大队，设大队长、副大队长、秘书室、督察室、第一科（总务）、第二科（情报）、第三科（司法），两个直属分队合并改为执行队，下分一、二两分队，其他支队、分队不变。 规定队部对外公开，支队部保密．所有支队、分队的人事组织、办公地点、工作情况等一律不得公开，人员一律化名。 （二）人．变动情况 重庆经济检查队队长：陈介生（三青团） 自贡经济检查队队长：齐耀荣（中统） 成都经济检查队队长：廖宗泽（行辕调查课课长）副队长：孙云峰（中统四川调统室副主任）副队长：李世荣（三青团组织处处长）一支队队长：徐光裕 队附：刘国辉 二支队队长：杜均衡 队附：谢镜吾 三支队队长：何兴亮 队附：梁若洁 第一直属分队长：熊悼云 第二直属分队长：刘崇朴 干事；江朝隆李文孚蒋述法谢清和1943 年扩大为成都经济检查队大队 第一任大队长：徐昭骏〔 行辕调查课课长） 副大队长：孙云峰（中统四川调统室副主任）副大队长：黎光明（三青团组织处处长） 一科科长：周震东 二科科长：陈金铭 三科科长：谢清和 秘书主任：王蒲臣 督察主任：唐友德 执行队队长：（未委派） 队附：熊淖云昊兆麟 一分队队长：沈涤 二分队队长：冯良玉 第二任大队长：徐远举（行辕调查课副课长兼缉私处副处长）副大队长：邵平（中统四川调统室主任） 副大队长：黎光明（三青团组织处处长） 秘书主任：张九臂 执行队队长：奄立恒 （三）队员的组成 按原定编制，全队约四十个分队，每个分队队员10至15名，共有队员五六百人。大多数属于外围组织，不是真正的特务。 规定由支队长控制用人权，分队长任用队员，须经支队长许可。直属分队例外，可以直接任用队员。 规定支队以下，都用化名。实际队员人数可能少也可能多。用人权既已下放，队部不再过问，每月按所报名册发给薪晌，由支队长及直属分队长领回发放。因此吃空缺、中饱贪污成为普遍现象。 队员的选用，完全以搜集情报方便和工作需要决定，于是通过各种关系自行发展，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发任何证件，纯系一群乌合之众。队员不经差遣，不得进人队部。 队员只负责供给情报，多系挂名兼差，品类复杂。其中有侦缉员、谍查、警察、新闻记者、副官、科秘人员、地痞、袍哥、行业经纪、油、米、布贩子、流氓学生… … 包罗万象．真是一锅大杂烩。 在队员里随时注意选拔那些立场坚决、愿意效“忠”者，一经发现，选送各种训练班，期满后即成为正式特务。所以经检队又是输送特务的一条管道。 二、成都经检队成立的经过 成都经检队成立时非常诡秘，暗中活动达半年之久，才公诸于世。 1940年12月某日，军统川康区长兼行辕调查课长张毅夫①召集一次重要会议，到会的有中统四川调统室主任何培荣、副主任孙云峰、三青团四川分团干事长王元晖、行辕调查课副课长廖宗泽、调查课人事股长江朝隆、情报股长周震东等。会议由张毅夫主持．他首先宣布：“奉内政部张厉生部长密令：奉委座手谕，在成都成立经济检查队，打击囤积居奇，稳定物价，缉拿奸究，安定后方，任务重大，必须保密，责成军统局川康区长担任队长负主要责任，四川调统室和三青团四川分团负责协助，立即秘密迅速成立，具体组织和任务另文规定。”张毅夫念完后说：“张部长的命令，我们应当立即照办，不能延误。我看，我们这边就叫宗泽负责，你们意见怎样办广何培荣见张毅夫盛气凌人，不愿俯就队长，而叫他的助手廖宗泽来担任，亦借势顺水推舟地说：“我这边就由孙云峰参加工作。”王元晖见状也说：“我们分团部组织处长李世荣，公出未回，立电促返蓉参加经检队工作。”张毅夫说：“那就这样决定吧。今晚就算成立了。宗泽立即加紧筹备，但要秘密行事，不得走漏风声。”后又商定办公地址暂设在成都东胜街23号。 张毅夫虽没有负队长的名义，但重大事件廖宗泽都不敢擅专，要向张毅夫请示。经检队内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负责人，统称干事，由张毅夫指定调查课人员兼任。中统和三青团除了两个头头有副队长的名义外，队部没有他们的席位，都由调查课包干，经检队队部成了军统的天下。 旋奉部令指示打击囤积居奇的范围为：非商人囤积物品者；商人超越范围，大量囤积物品者；代他人大量囤积物资者；进行非法黑市交易，操纵市价者。 为了奖励告密，命令规定：凡检举案件，因而破获者，按缴获实物，奖给30%,以资鼓励。这样各支队、分队为了猎取重赏，暗中大肆发展队员，深人各行各业，不动声色，悄悄搜集了大批情报。 1941年6月经检队奉令名义上正式隶属于行政院经济会议，对外公开，以便于执行任务。成都经检队当即将队部迁移到本市将军街62号二十四军旅长李则民住宅内办公．对外宣告成立。并于l941年7月由成都《新新新闻报》于以报道：“政府对于经济管制，正严厉执行，行政院所属之经济检查队，虽属首创，然目前已活跃于市场之内，闻该项组织，目前为成、渝、自贡三地，使检查员能散布于每一阶层，每一角落，监视一切违反战时经济政策者，均予以膺惩，故将来经检队发生之威力当亦不小云。” 【① 调查课长是公开身份，川康区长是秘密身份。】 三、三个队长的“表演” 成都经检队自1940年12月秘密成立之日起，到1945年初解体，前后四年多，先后委派了三任队长，每个队长任内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廖宗泽上任三把火 廖宗泽是老牌军统特务，为人老练稳重，深知道四川政情复杂，地方势力根深蒂固．要同地方势力斗，困难是相当大的。于是就请张毅夫替他撑腰，以军统川康区长①的身份，联络川康将领及地方绅省，稳住上层。他还利用中统在各县县党部的据点建立情报点，又命令各支队分队尽量发展，通过哥老会等帮会组织及社会关系，深人到市场，以“奖金”为钓饵，诱引市场的一些经纪人、斗户、称手及市井无赖作为外围。这样，经济领域中的情报网星罗棋布，市场动态了如指掌．短短数月，掌握了不少材料，立即上报。 1941年10月中央指示到达，并经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张群同京后，廖宗泽决定先从邻近各县重点大户开刀，造成声势，才好邀功。于是调兵遭将驰赴各县，查仓库、封堆栈、逮捕人犯，一时封条满天飞，接连查封了食米数万石、菜油数万斤、菜籽数万石、布正数万正、棉花数十万斤，先后逮捕了二十余人，在成都市区也查封了一些中、小户，把川西坝子闹得风声鹤峡，草木皆兵，豪商巨贾，谈虎色变，御用报纸，纷纷出来写文章、发消息，声嘶力竭的捧场。俗语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廖宗泽冤这几手，显示了经检队的威力。这把火当时确把一些囤户烧怕了。 不久．聚兴诚银行、川康银行首先带头登报声明，大意谓银行经营仓栈业务，法有明文规定，是合法的。仓栈堆存的货物，是粮户粮商的委托，经过省、县政府机关批准的。实际上地主收的租，都是自己保存，没有人送到银行仓库保管，此纯系托词。紧接着新都县银行、郭县福川银号、川盐银行等纷纷以同一腔调，登报申明。这就表明四川地方财阀在酝酿新的斗争。 廖宗泽十分老练，看见形势复杂，感到如不在法律上找到立脚点，后果将会严重。他立即采取措施，一面在队部开办一个讲习班，抽调各支队分队的骨干分子参加，并请成都行辕军法处长刘寿朋及四川大学法律教授某某等来队轮流主讲，便各队骨干分子能掌握法律，便于行使职权。一面聘请成都名律师裘千昌、高坟，范溥等，担任经济检查队的法律顾问，拉开架势，准备打一场官司。 成都经检队此时威风十足，正在火头之上，四川财阀力图白保，纷纷都在想办法走门路。于是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经理周潜川，通过省府秘书长李伯申之弟、视察员李新泉，邀请熊悼云秘密见面，交换意见。周潜川首先表示，决不替任何人说情。只要求凡查抄本市银行、商号、仓栈的案件，在查抄之前一天或半天，通个消息就行了。如能允诺，他负责按月长期致送酬金x万元，钱由省银行直拨进账，了无痕迹。查抄消息，请熊直接通知李新泉，绝对保守秘密。熊悼云当时认为此非询情枉法．料无大碍．愿意向廖宗泽进言。 【③ 以后序宗泽作区长。】 过后，熊将此情向廖转达，廖亦为重金所动，但他平素谨慎，经过整整三天的考虑后，老谋深算地向熊淖云说：“周潜川是李伯申的表侄，张群主川之初，他卖过不少的力，因此当上省行经理，李伯中是张群的秘书长，肯定周潜川受到张群宠信。张群对军统早有憎厌之心，如果做成圈套，引我们上钩，一朝失算，身家难保，不得不防。另外周潜川为入贪婪无厌，如果借此向各商家需索过多，终会败露。因此决不能办，希望你谅解，打消此念。”熊悼云经廖一说，也觉惊然，就推谢了。 在查抄的案件中，有几件大案与新都吴绍章，郸县陈仲虞、叶柳溪等有关。这几人来头不小，靠山很大，他们包围了省主席张群，要求放人。张群穷于应付，行镶军法处就不敢进行审判。当时成都市商会领衔发出通电，略称：“抗战以来，凡有血气之伦，无不拥护抗战，乃有不齿之徒，挟大量游资及刮削的血汗，操纵粮食，以致物价上涨数十百倍。近闻经济检查队，破获许多大案，方庆幸间，突闻彼辈包围首长之企图，骇人听闻。谨电输诚…云云。”商会发出支持政府的通电，就是要求依法严办。这样张群的处境就更困难，既不敢放，又不敢办，最后采纳廖宗泽的建议，将这几案移送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 廖宗泽对主子确也忠诚，一年左右查抄的案件竟达两百件左右。当然这里面有按照规定打击范围依法办的，也有许多是不该查封而查封了，枉法邀功的。因此受害者不少。同时只查封不处理，不能平息民忿。所以他也处理一些小案．做做样子．走走过场。例如1942年4月，他会同市府、商会、警备部、物价调整会等单位，组织了一个拍卖囤货委员会，设五个拍卖场．做得非常慎重，实际只拍卖了一二万捆木柴，七八百正布而已。至于大案，一件也没有处理。 重庆的蒋介石收到廖宗泽接二连三的“捷报”，特别高兴，马上下令调升他为四川省缉私处处长。廖见升官的目的已经达到，赶紧上任当处长去了。 （二）徐昭骏知难而退 徐昭骏原来是军统局西康工作组长兼重庆行营驻康联络员，在西康工作甚久．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有了私交，引起局本部猜疑，将其调出西康到成都行辕任调查课课长兼经检队长，明是升迁，实则失宠，所以一到任上便陷于内外交困的处境。军统局内部派系严重，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其中有“江山系”、“湖南系”、“广东系”等等。军统局长戴笠是浙江江山人，故“江山系”势力最大，骄横跋雇，不可一世。徐素不见容于“江山系”，到成都后，号令不行，处处掣肘，这是“内困”。而张群对于军统，早有术满，上任之初，就枪决一名军统特务阎天泽。调查课名义上是行辕一个科室，实际自成体系，一切行动，直接受军统局局本部领导，行辕不能驾驭。自经检队成立，只图邀功，一味不择手段，闹了不少乱子，敲诈勒索，时有所闻。张群受到四川实力派的包围及社会人士的责难，如果再闹下去，他的主席宝座就会受到影响。但他又受到蒋介石的宠信，所以对经检队采取“拖眼皮”的态度。徐昭骏既得不到张群的支持，自己和四川军政两界又无特殊因缘，故打不开局面，这是“外困”。 徐昭骏经周震东等人打气，还是想有点作为：他采纳建议，将经检队扩大为大队，成立三科两室。不料就连内部改组，都遭到“江山系”反对，经过三个月的反复协商，才算搁平，于1943 年1 月才正式挂上’‘经济检查大队”的招牌。 此时军统局长戴笠因公由渝赴西北布置反共防务，道经成都，顺便听取汇报工作，获悉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经检队队员马祥（伯祥），敲诈崇宁县商民银元数百元，受害人提出检举；第二件是邮电检查所一名军统人员，因病亡故，尸骨无力掩埋，川康区长徐昭骏未予丧葬补助，竟指示火化安埋。戴笠对这两件事，异常震怒，除马案令彻查究办外，还对徐昭骏严加训斥。徐受斥责后，颇觉意懒心灰。 不久，经检队在成都外东查封了川康银行仓库所存阴丹士林蓝布共2900匹。此货系成都“来货”商家，春照路福泰和、新利，东大街蔡某、吴某等四家商号所存。消息传出，一般布商认为正当商人利益役有保障，第二天绸布市场布正无市，形成罢市，以示抗议。同业公会及商会向市府、省府提出异议，要求保障正当商人利益。此案经张群亲自千预，决定将所扣布匹“全部发还”。徐昭骏讨了没趣，无力抗争。所以他只好引退．于1943年3月调到局本部去了。 徐昭骏走后，由戴笠表弟江山系主任秘书王蒲臣代理大队长，但他毕竟资望不够，难以服众，于是又换新人。 （三）徐远举两面三刀 缉私处副处长徐远举经委振兼任经检大队大队长。徐是湖北人。他非常狡猾，好弄权术，对于寥宗泽的成功、徐昭骏的失利，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刚接事，就有一套布置。首先是拉拢地方，将董家山政治集团首领吴景伯的女婿张九霄调来担任主任秘书，又精心选择一位能在川康将领中通声气、起作用的“通关钥匙“：丁次鹤，结成吃、喝、漂、赌的密友，借此和地方实力派挂上钩。他用尽心机，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张群对他的信任。他很懂做官秘诀，所以坐得四平八稳。他的一些手法是： 1 ．见风转舵 上任不久，他就想步廖宗泽后尘，邀功见宠，但他奸滑，采取先摆阵势，再看风向。1943年某月，他通知大队部荐任职以上的特务官员开会，宣布有秘密任务，查办一批重要案件，一人负责一个地区，随带助手一人。执行任务时，通知当地军警及党政机关协助。临行时每人发给一封秘密命令，不准私自开拆，到达指定地点必须接到队部电报，才准开拆，照命令采取行动，如果私自开拆，以泄密罪严惩。 这些荐任官儿们，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究竟是什么任务，如坠五里雾中。命令只有绝对服从，于是各人收拾行装，到队部各领了一封“锦囊妙计”，分头驰赴绵阳、三台、广元、雅安、内江、乐山、南充等地去了。现将荐任督察周展东赴三台查办经过，简介如下。 周震东抵三台后，即拜会渔蓬师管区司令、老牌军统李弊骏，税警团团长、杨虎的儿子杨安国，三台县县长吴业样等人，说明来此任务，尚在待命中，他们都表示尽力协助。一连等了二十多天，才接到电报，周震东为了慎重起见，立即将密件带到师管区司令部请李司令通知杨安国团长、吴业祥县长、县党部主任委员（姓名忘记）等到场。到齐之后，周震东取出密件，当众剪口启封，展视密令：“据报三台丝厂非法囤积生丝x千包，立即查封。”周震东再将电报译出．只有四字：‘终止查封”。当时弄得哭笑不得。李司令说：“三台丝厂是县府主管，请吴县长说明一下。”吴县长很感慨地说：“三台丝厂，创办有年，有几百工人，县府奉省府建设厅指示，应予扶持的。几千担生丝，是丝厂的原料．这还是以前的数字，现在只有一千多担了。如果查封，马上无法生产，工厂关门，这几百工人怎么办？”周震东感到有些尴尬，就说：“队部已电令终止查封，就不必再说了。”昊县长说：“为了弄清真相，还是请周督察到厂查看。”周越东说：“不必了，只是今天启封密件，系诸位眼见，还望证明一下，以便回队复命。”当即取了证明，返蓉销差。其他派赴各地人员，同样奉到终止查封的电令。此次行动就这样虎头蛇尾告一结束。 过后闻悉，医此次打击面太广，张群认为会危及四川地方实力派许多人的利益，将引起更大的不满，于他本人很不利，因而非常生气，手令“终止查封”。徐远举见状，马上见风转舵，将派出人员，全部撤回，表现得恭顺听命。以后张群为母亲祝寿，徐远举前三个月就派专人准备隆重寿礼，吹吹拍拍，大献殷勤。 2 ．自买自卖 1943年某月，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囤积有大批棉花，经人密报检举，情报科将密报送呈徐远举。他阅后，明知防空司令邓锡侯、副司令陈离，经检队是惹不起的，因此表面上表示非常震怒，大声责骂：“防空部包庇囤积，非查办不可。”妙的是并不下令查封，但是每天上班，必定照样大骂一通，弄得队内科秘人员，都去劝他阴消算了，不要惹火烧身。他偏不依，硬说要报请行辕查办．于是大家都觉得徐大队长是硬汉子，不畏强梁，深深佩服。拖了一周，他才下令会同宪兵前往查抄。查抄时，防空部内只奋二百斤烂棉花，于是就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结。 这件案子实在耐人寻味，防空部设在支矶石街，经检队在将军街，相隔不过数百步，为何拖上一周才去查封？军统保密极为严格．不准泄漏，违则严究，而徐远举竟高声大咬大叫，不仅队内所有人员全都听见，甚至邻舍也有所闻，为何如此声张？他是有意打草惊蛇，故惫放出风声，使其有所准备，既查抄了，又不得罪地方，两面取光。 3 ，明擒暗放 据报，本市望平街四川公路局仓库内囤积布正。接到密报，徐远举立派执行队附熊悼云，率领宪兵．专车前去查抄。果然发现囤有布正数千正，又发现有大批毛呢①。仓库保管员谢德成见事已败露，趁查点时，仓惶逃逸。公路局长牛锡光原系二十八军参谋长，与绥靖主任邓锡侯关系特别密切，而绥署特务团团部就在望平街口不远。熊悼云恐生变故，立即派人观察动静，据报特务团士兵已作好准备，有一触即发之势。熊原是二十八军旧部：，见形势紧张，赶忙叫电话找牛锡光局长，说明奉令查办情况，诸牛局长指示处理办法。这样一来，牛锡光反而不好说什么，就说：”既是奉令办事，就公事公办嘛，查封后再说。”牛锡光并且答应，他立即通知特务团，免生误会。这样才避免了一次冲突。查封时，熊暗将各种布正数字抄记下来，当晚即亲自送交牛锡光并商量办法。牛锡光一面以公路局名义造具名册，说明布正是发给全川公路局职工之用，仓库职员谢德成有盗卖之嫌，现在逃，已通缉究办二一面由丁次鹤疏通徐远举，并邀约陪客，用小轿车将徐远举接到灌县灵岩，牛氏夫妇盛筵款待，使徐痛痛快快玩了两天，尽兴而回。后来．这桩案子，徐远举就“公事公办“，全部启封发还了。 [① 后悉毛呢系华孚银行寄存。] 四、几个大案的真相 成都经济检查队经办了数百余起案件，现将其中几个重大案件的真相作一简介。 （一）新都吴绍章一案 吴绍章，绰号吴花椒面，新都县人。任新都县银行经理、川康银行新都办事处主任，又经四川粮政局长刘航垛大力保荐，聘为四川第一民食供应处顾问。他以往是靠聚赌抽头为生．抗战时又靠搞粮食投机发了“国难财”，成为金融界巨子和粮政大员。新都人民恨之入骨，称他“米虫”、“米大王”。 吴绍章在经济上政治上主要依靠四川著名财阀刘航深，还有其他财团，如邓华民的通惠银行、潘昌酞的重庆银行等等，所以他掌握了庞大资金，垄断了粮食市场。在社会上哥老会势力方面，有名的广汉县大舵把子侯少煊，是他有力的支柱之一。他又和谢德戮师长的郎舅万培高结成儿女亲家。利用这些势力，敢于大肆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操纵市场，囤积居奇，无所不为。他的墨条仓飞，变成巨颧粮食证券，遍及新都、温江、成都等地各粮食市场，其魔力之大，可谓空前。 经检队选中吴绍章来打响第一枪。1941年11月15日，直属第二分队（即楷查处）及宪兵一排，专车驰赴新都，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查封三河场聚兴诚银行第一、二两座仓库，和毗河泥巴佗川康银行及新都县银行、川埔银行仓库和堆栈等，共计查封油莱籽两万多双石．食米三千多双石，并当场将主犯吴绍章逮捕，押回成都。 队长廖宗泽考虑到吴绍章神通广大，来头不小，不敢关押在行辕，秘密押到东马栩街宪兵第二团团部关押。消息传来，忙坏了邓系、潘系及金融界各方要人，省参议员侯少煊特从广汉赶来见邓锡侯，要他命令稽查处立即放人。邓锡侯只好答应。后来查明人未关押在稽查处，系关押在行辕，于是又分头去见张群．要求保释。张群受了包围，幸好人未关在行辕，才勉强对付过去，否则当时是要放人的。 这些财阀们为了保护经济利益，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以便开脱罪责。他们授意各银行登报申明，粮食是粮户（地主）、粮商储存，并非囤积居奇。在地方势力的压力下，行辕军法处对于此案及郸县一案，都不敢进行审判。勉强拖了一个月。秘密地将两案人犯解送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 当时物价继续上涨，经检队只是查封，却不处理，无异是贴上封条，替囤积者保险，让物价一涨再涨，囤积者反而在封条庇护下赚钱，因此奥论哗然，要求惩办处理。 蒋介石为了安抚人心，决定“借人头，平物价，息民债！”于1942年10月底由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宜判，判处吴绍章死刑。囤积的米和菜籽交由地方政府分别情况，以没收、平价出售、发还三种不同方式处理。这就大大地给地方财团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他们各显神通捷足先登。强有力的后台老板是不会受大的损失的。 （二）郭县陈仲魔、叶柳溪一案 陈仲虞是川浦银行郭县分行主任，乃财阀刘航深的得力亲信。叶柳溪是福川银号郭县分号主任，四川军界宿香陈国栋（益廷）将军的嫡亲外侄。福川银号由陈国栋开设。两家都有臂膀，资金也很雄厚。尤其是陈国栋．乃郭县望族，更具有地方力量。 叶、陈两人，臭味相投，勾结起来，在郭县大做粮食生意。他们利用两家行庄的雄厚资金，在陈益廷、刘航珠的授意下，囤积食米一万五六千石、油菜籽六七千石，在娜县市场兴风作浪，谋取暴利。 当成都经检队在新都泥巴沱查封吴绍章的囤粮后，立即采取“闪电战”方式迅即转道郸县，趁其不备，将娜县福川银号仓库、川埔银行仓库全部查封，将主犯陈仲虞、叶柳溪逮捕，不敢停留，速将二人押送成都，经廖宗泽队长指示，仍秘密押至宪二团关押。 陈国栋虽是郎县人，却一直在成都作“离公”，当时四川的军政要人都是后辈，他就凭资格老、名望大成为成都社会上层的头面人物。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暴跳如雷。叶柳澳是他外侄，有特别亲密的关系，查封福川银号就是查封他的财产，怎能容得，盛怒之下，认为这是军统对他的敲诈，坚决要绥署、行辕把人放出来，闹得张群、邓锡侯几天几夜不得安宁。 经检队长廖宗泽见事情越闹越大，不可收拾，但特务毕竟有特务的手段，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就施展出一手绝招。 当天晚上，动员全队人员，盗用群众名义，赶写大批标语传单，大意是“打倒军阀陈益廷，陈国栋是囤积粮食的大奸商……”，漏夜派出大批特务到玉泉街，将陈益廷公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整整一条街把标语贴满。第二天陈益廷发觉，以为是群众起来反对他了，吓出一身冷汗，整整两天，不敢出街，这样才把陈将军的火头按下去了。 以后，叶柳溪和陈仲虞同吴绍章一起，被转移到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1942年10月同时宣判．叶柳溪已病死狱中，陈仲虞判处无期徒刑。陈益廷闻悉，痛哭一场，立即部署，准备反攻。 陈益廷派出他的大小管事到郸县，用金钱收买一些群众，重新填发大批三石、二石十石、八石的仓单，严阵以待，准备索米。 叶、陈案宣判后，处理查封粮食，当由行辕军法处派军法官苏克嘉、余怀清，经检队派直属分队长熊悼云会同省府人员到娜县，由县府主持召开群众大会。行辕军法处及省府人员在会上先后讲话，临到经检队的熊悼云来讲查封处理办法时，台下群众，马上起哄，秩序大乱。许多群众，手执仓单，哭哭啼啼，大叫着向经检队要米，一齐拥上台来，要抓熊淖云及台上的官员口当场维持秩序的保安团中队长，看见形势紧张，赶忙派兵掩护熊悼云等人走出后门，护送到县府休息，随后即专车返回成都。 有关查封粮食处理的问题，就交由郭县县府负贵，大部分发还，少数平价，只投收了一小部分，此案就此结束。 （三）乐山布案 乐山为川南重镇，商业繁荣。县城首富杨姓，清光绪八年（1882年）就开设德星隆号，经营绸缎布正，洋广杂货，因子孙众多，民国二年（1913年）增设德星和号，民国十四年（1925年）又设立德康号，民国十八年（1929年）又增开新德星隆号，抗战以后，又成立兴利号。杨家多财善贾，共开了五个商号，成为乐山商界巨子，但为富不仁，遭人忌恨。当经检队在成都全面展开工作时，有人密告乐山杨姓囤积大量物资。经检队立即派第三支队长、行辕调查课情报股长何兴亮驰赴乐山，会同县长易民苏、县党部书记长林紫阳及当地军警，将杨姓所开设的五个商号连同有牵连的永庆、同康、叶荣森等几家商号统统查封，查获布正一万五千多正、棉花八万斤、洋纱数十包等项物资，总值数千万元，并当场将主要负责人杨晴开、杨集成逮捕送县府军法室讯办。 这是有名的“德字号布案”，轰动了乐山全城，一般正当商人，目睹经检队的淫威，人人自危，乐山商场顿时呈现一片棍乱现象。 商号查封之后，根据法令规定交由地方政府处理。这一块肥肉，地方官吏如何肯放，遂你争我夺，巧立名目，成立布案委员会，将此物资掌握在手中，造成以后的布案大贪污案。杨姓数十年经营，一朝化为乌有，人民未得到好处，却养肥了一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追本寻源，经检队是始作俑者。 （四）遂宁棉花果 遂宁是川棉主要产区，棉花市场很大，因此银行仓库林立，当地一些土豪劣绅和银行勾结，大搞投机。军统特务在遂宁设有情报组，当经检队成立时，将遂宁情报组长蒋述法调队部任干事。1941年11 月成都经检队的工作全面铺开，军统遂宁情报组交来大量情报，12月队部派蒋述法前往查办。 蒋述法一到遂宁，轻车熟路，会同地方军警，毫不费力地查封了几个银行仓库： 1 ．四川省银行遂宁分行仓库 查封：油菜籽737 石菜油1 万斤白糖3790 斤土布14 万正棉花1429 万斤阴丹士林布350匹 2 ．重庆银行遂宁分行仓库 查封：棉花23 万斤土布9000匹 3 ．美丰银行遂宁分行仓库 查封：棉花1 . 5 万斤 4 ．涪泰银号租用的裕生仓库 查封：棉花12 万斤棉纱290包 其中以棉花数字最大，约近五十万斤。当即将省行遂宁分行经理郑器野，重庆银行分行经理刘超群，裕生仓库经理万宗伯、黄昌烈等四人押回成都，解送行辕法办。 （五）经检队队员马样、林毅敲诈勒索案 经检队队员马样（真名马伯样），系《新中国日报》记者、中统情报员。林毅（真名林泽长），系成都协进社袍哥。二人均系熊悼云介绍到经检队的，都在直属一分队工作。 两人和崇宁县民刘本湘勾结，伪造经检队关防，潜赴崇宁，由刘本湘制造空气．扬言彼等系奉命到县城查封堆栈，并以所持封条及公文为证，以此威吓商民。刘本湘又将当地袍哥蒋大爷，请出来做和事佬，劝商民拿出银元数百元行贿，并备酒席招待。此事由刘本湘一手包办，马、林二人分了银元200元后当即离去。事后，受害商民向成都行辕检举，行辕将此案批交熊悼云查办。熊根据所提供的相貌特征等线索，调查证实为马、林二人，引线刘本湘则已外逃。熊碍于是自己的队员，面子上很不光彩，就把这件案子压了起来。 不料军统局长戴笠因公过蓉，大队长徐昭骏将此事向其汇报了。戴笠勃然大怒，限期破案，并追查介绍人和保人。熊素知戴笠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非常惊恐，一面立将马、林二人逮浦，一面恳请成都协进社总舵把子陈俊珊亲自出马到祟宁．再三邀请崇宁蒋大爷出庭作证，以便审判。为了维护军统“声誉”，树立“廉洁”招牌，硬说马、林二人是冒充经检队队员伪造关防敲诈勒索。经行辕军法处宣判，判处冒充经检队队员诈骗犯马伯祥死刑，林泽长无期徒刑，根本不提二人的化名。 当时一般市民群众对他们这种卑鄙行为，深为不满，有这样辛辣的批评：“本是臭姨子，硬要立牌坊。窃钩人伏法，窃国封侯王。" 五、经检队草率收场 蒋介石成立经检队时，以为利用特务，可以控制战时经济，平定物价。结果生产遭到破坏，工商业凋敝，法币泛滥成灾，物价飞涨不止。为了说明间题，特将1937年7月至1944年12月间，主要物品米、布价格．列表如下： 根据上表，从抗战开始到经检队秘密成立，历时三年半，米价上涨10倍，布价上涨接近17倍。又从经检队公开成立到l 卯讨年12 月，又历时三年半，米价上涨23倍，布价上涨180 倍。 几年来蒋介石绞尽脑汁，使了不少花招，如取缔囤积，查封仓库，物价调整，厉行限价，金融管制，经济作战等等，手下特务，毒辣凶狠，不择手段，但仍无法遏阻物价涨风。实践证明，他这一套法西斯暴政已彻底破产，于是1945年初就悄悄把经检队这块臭招牌收了起来。 军统特务草营人命一例 陈达 1942年春，我在江西泰和（当时江西省会所在地）任军统江西站副站长，站长王立生（江西万安人）。其时，军统局在浙江金华设有“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为毛万里（毛人凤的兄弟）。1942年3月间，王立生奉毛万里电召赴金华开会，站务交我代理。正在此时，江西站主任译电员阂祖欣（江西新建人，是王立生的亲戚）送给我一大叠电报，其中有一份是戴笠用其化名“余清波"的来电，电文大意为：“据报，该站景德镇组副组长于安民与组长丁学伦意见不合，于安民唆使报务员王洪德停发电报，影响工作。为严肃纪律，经呈奉委座批准，将于安民、王洪德两人立即秘密执行枪决，希即遵照执行，各发埋葬费xx元，安家费，义元，并拍具生前死后照片及执行时间地点一并报局核备。”（埋葬费、安家费的数字记不清了。） 我看了这份电报后，大吃一惊，于安民、王洪德两人在一个月以前经军统局调泰和“守法”（军统内部称“守法同志"，即被关押反省的军统分子）。但是，由于大家都是熟人，而且没有料到问题会严重到这个地步，因此，所谓关押“守法”，实际上每天可以到处游荡，不受拘束。接到戴笠来电后，我当即找站部书记邹武侯（江西南昌人）、股长蔡模（江西余江人）和特务队长喻杰（湖南衡阳人）等商量，一致认为既然“戴先生”（军统分子对戴笠的称呼）呈经委座（蒋介石）批准立即执行枪决，而且指示发给埋葬费、安家费等，事情已无可挽救了，只有遵令执行。我还考虑到：这份电报不是我亲译的，如果泄露了消息，于、王两人一定会逃跑的，那时，我这个代理站长就吃不消了。于是我就在那份电报上批了：“交特务队长喻杰立即执行。”将电报面交喻杰，并指示可在泰和东门外的山地执行。 喻杰回到特务队后，时间已是下午3时左右了。于、王两人不在特务队，喻杰立即向我报告。我责令喻杰派人四处寻找，务必找到。约在下午5时许，才在泰和街上一家酒馆找到了于、王两人。当由喻杰率特务队员八人把于、王带到泰和东门外一个偏僻的山坡秘密杀害。事后据喻杰报告：把他两人带到山坡后，即拍了于、王两人的生前照片，于安民间：照像做什么？当即把“戴先生”的电报向他两人宣读，于、王两人面色立即苍白，但又同声说：“论我们的问题是不犯死罪的，我们同组长丁学伦意见不合是事实，但并没有因此停发电报，有两天没有发报，是因发报机有毛病，修好后即照常工作，并未影响工作。现在戴先生硬要枪毙我们，我们为了绝对服从委座和戴先生的命令，我们虽然冤屈，亦甘愿接受。”王洪德还说：“我存有救国储蓄券数百元，请交给组织上（指军统）。”喻杰的特务队于当日下午6时左右将于、王两人秘密枪毙，并买了棺材就地掩埋了。当晚，我叫站部书记邹武侯拟稿将执行时间、地点等情况电复了戴笠。 [作者当时任军统局江西站副站长。] 没料到第二天清早，又接到戴笠的来电云：“昨电收达，于安民、王洪德如尚未执行枪决，希免予执行可也。”我感到“戴先生”如此出尔反尔，真是拿人命开玩笑。当即电复戴笠，说于、王两人已于昨日下午遵前令秘密处死了。 过了半年之后，我见到了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处长魏大铭，魏对我说：“发出枪毙于安民、王洪德的电报后，四处的同志很有意见。我曾向戴先生要求，念其王洪德年轻无知（王当时只20岁）是受于安民的唆使，请改处徒刑、免处死刑。戴先生那天高兴，听了我的要求后点了一下头。我立即用戴先生名义发了第二个电报。”我说：“枪毙于安民、王洪德，不是由戴先生呈经委座批准了的吗？”魏说：“戴先生送委座的签呈，字面上都有‘可否请核示’一句，而委座对戴先生送去‘可否请核示’的签呈，照例是用铅笔批个‘可’字。委座对戴先生是言听计从的嘛。”魏又说："本来戴先生只准了免处王洪德死刑，而电稿会人事处时，人事处长郑修元因同于安民是亲戚，在电稿判行后，偷偷加上了于安民的名字，想把于安民一并免予处死。但没有料到你们的行动真快，全都被你们执行了。”我说：“我们当时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如不立即执行，万一于、王逃走了，我负责不起。谁知道第二天又有免处死刑的电报呢。” 事情过去36年了，从这一事例中可以使人们看到：一、军统特务内部，对他们自己所谓的“同志”尚且如此草营人命，何况对革命人士和劳动人民；二、军统特务分子中，像于安民、王洪德等对蒋介石、戴笠等头目的绝对服从、绝对忠顺，达到了至死不悟的程度，这种人，又何止是于、王两人；三、军统组织向以“纪律严明”自诩，可是，就在它的军统局本部里，在它的高级分子中，彻私舞弊者也大有人在，像郑修元竟敢在戴笠的电报中偷偷的加上免处于安民死刑，就是一例。 抗战期间军统局南京区及其电台的活动 潘光祥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前，戴笠选定了他认为最可靠最忠诚的部下钱新民，留下来担任军统局南京区区长，以便在南京沦陷之后潜伏下来开展敌后工作。钱新民是黄埔四期毕业生，他曾在首都警察厅担任过重要职务。由于在南京认识钱新民的人较多，无法公开露面，因此他在南京未伦陷之前，就带老婆黄氏和岳母等，以下乡逃难为名，来到江北六合乡下住下来。当时跟他到六合的有交通毛兰田夫妇、译电员杨国栋、会计杨某某、汽车司机杨宝森等人；另外，还有航空情报第八分会会长温酿、报务员刘正凡（女）。当时留守在城里的人，由副区长尚振声负责，还有秘书谭兆宁、行动队长张志强、情报组长李云声、会计安广如、译电员杜雪帆、航空第二十六分会会长张云飞、军统电台报务员周光球（女）、周英杰（女），还有许多外勤人员。在南京刚刚沦陷时，两位女报务员在亲戚的掩护下，进人了难民区暂时隐蔽起来。到1938年3月，城里秩序逐渐恢复正常，钱新民就派交通站站长刘汉臣在六合瓜埠镇开设五洋杂货店为掩护，开始与南京城里的组织联络；同时命令城里的军统电台开始架设，以便恢复通讯。由于技术问题，这两位女报务员未能架设成功，乃派航空第二十六分会会长张云飞前往架设，并以夫妻名义与周光球在一起工作。电台架设成功以后，就与汉口航空委员会气象情报总台联络，报告气象情报和替军统局南京区收发电报。关于南京区的电报，是由该区译电员翻译好送交电台报发的。当时我刚刚毕业于武汉特训班（这个班是电训班，正式名称是：“训练总监部军训电讯干部训练班”．该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魏大铭，教育长是董益三），暂时在汉口航空总台当报务员。因为我是南京人，便于掩护，乃派我到南京区工作。1938年5月，我从汉口出发到达淮阴时，南京区区长钱新民来接我了。他把我带到六合八百桥镇暂住下来，不久就派我到六合王子庙镇乡下建立航空第八十八分台。同时又将城里的女报务员周英杰调到我台当报务员，后来我们就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工作。为了加强南京城里的工作，把航空第八分台调进城里改为军统南京区城里电台。当时我台除与汉口航空总台联络外，还与城里电台通报，为南京区收发各种情报电报。我台虽然是属于航空委员会电台所管辖，但必须受军统南京区的支配，不得单独搜集有关日本海空军情报。但汉口航空总台台长陈一白，多次要我台搜集有关日本海空军的情报，为此，我曾多次口头向钱新民报告这一情况。因此，以后该区就陆续供给我台关于日本飞机场的情况和日本海军活动情况，为此曾受到汉口航空总台的嘉奖。那时我们和该区交通毛兰田夫妇住在一起，钱新民等另住别处。我们是不去钱的住处的，而钱新民常来电台。1939年1月，因为电台发报机发生故障暂时停止工作，当时将过春节，我们就搬到八百桥镇，与司机杨宝森夫妇、情报员潘某某夫妇暂时住在一起。那时候区长钱新民到后方开会去了，副区长尚振声、译电员杜雪帆从城里来到六合区部负责工作。1939年3月，把原在瓜埠镇开设的五洋杂货店搬到东沟镇上，还是由刘汉臣负责交通站事务。我和周英杰也从八百桥来到东沟镇重新架设电台，恢复了与重庆军统局总台和南京城里的温酿电台的通讯。城里工作则由谭秘书、张队长负责。不久钱新民从后方开会回到六合，加强了区部工作和发展了一些外围组织，并设立一个苏北军事特派员，由钱新民兼任特派员；还成立了一个忠义救国军苏北直属大队，由原南京区张大队长兼任。那时区部又从东沟镇迁到八百桥乡下，电台也和他们驻一起卜称钱新民为大哥，称尚振声为二哥，杜雪帆叫老三，我叫老四，以免老百姓怀疑。当时国共磨擦日趋激烈．国民党驻苏北的部队加紧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监视，企图伺机消灭之。1939年9月，南京区城里组织遭到江伪特工破坏，负责人谭秘书、译电员杨国栋、电台人员张云飞、温酿均被捕，不久即投靠了汪恃，分别做了汪特专员、科长等伪职。从此，军统局指示该区，对于一些所谓不可靠分子可以就地处决。钱新民有了这个权力以后，对于不眼从他命令的部下，就可以借机把他杀掉。司机杨宝森、刽卜杨某某就是触怒了钱新民而被他秘密杀掉的。同时对城里的叛变投敌分子也采取了措施，准备把他们暗杀掉。不久，从后方调来一个女特务（姓名不知），化装成女学生，设法和杨国栋接近，以谈恋爱为名进行勾引，终于在新婚之夜把杨国栋、谭秘书杀死。那个女特务完成任务后，曾来到六合八百桥区部，不久又回后方去了。 【作者当时系军统局南京区秘密电台报务员、该区驻上海办事处电台台长。】 1940年，苏北国民党部队秉承蒋介石的意图掀起了反共高潮，对苏北新四军部队进行突然袭击，企图消灭人民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军队却以恶人先告状的手法向蒋介石报告，说苏北共产党部队不打日军专打国军，并强占据点扩充实力。在一次“磨擦”战斗中，南京区的直属武装大队被新四军打得全军覆没，张大队长不久就被钱新民暗杀了。从此，苏北南京区区部人员乃陆续向上海转移，钱新民先到上海设立办事处。电台是最后撤离苏北六合的，1940年7月抵达上海后就与副区长尚振声、译电员杜雪帆、通讯员张浩光住在一起（上海法租界高思路255号）。钱新民另住别处，我从未去过，但钱新民常来高思路处理工作。不久，南京城里的组织已经恢复重新建立起来，由顾某某负责，顾的公开身份是汪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电台范星照夫妇和他住在一起（原明瓦廊86号）。那时我担任南京区上海办事处电台台长，除与重庆军统局总台通报外，还与南京城里范星照电台通报。 自从丁默村不兼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后，由李士群接任主任之职。他大肆搜罗中统特务马啸天、苏诚德，军统特务万里浪、傅胜蓝，给他们担任了局长、处长等职务，注特组织逐步壮大，势力范围也越来越广，致使国民党中统、军统潜伏组织受到威胁。1940年12月，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终于被汪特捕获了：记得那天晚上，副区长尚振声匆匆回来，马上叫译电员杜雪帆把所有机密文件全部烧掉，又叫电台做好转移准备。谁料不一会，钱新民已带着不少汪伪特务上楼来了，把我们全部捉去。钱新民和我乘坐一辆汽车，尚振声、杜雪帆则另乘一辆汽车，钱新民和我所乘的汽车直接开进了汪伪特工总部，当天晚上我和钱新民就睡在万里浪家中。那天晚上，万里浪把他们拟好的电报交给我，要我用他们预备好的一部电台，将这份电报直接发给军统局总台收。后来，钱新民和我睡在一起，他轻声对我说：“我已派人到后方去见戴老板去了”；又说：“不人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将来打人汪特内部也可做反间工作”等语。第二天，把我一人送到愚园路某地汪特行动大队部看管起来，才知道副区长尚振声、情报组长李云声、译电员杜雪帆，昨天已送到此地看管起来了。我在那里虽不能外出，但在里面还是可以自由走动。一月后，因我父亲病故了，就把我先行释放，回南京家中奔丧去了。钱新民还寄来100元钱，给我治丧。不久，南京区驻沪人员全部被释放，钱新民担任江伪特工总部机妥处副处长，其他人均派到汪伪特工部门工作。我是分派到汪特电讯处南京总台当领班；1941年7月，调到苏州李士群办公室电台当台长，办公室设在李士群家中。 那时汪特电讯处正在闹分裂，一派是以晋辉为代表的上海派，其主要人员有秘书沈锡宝、密电室主任沈寿桐、总台长阮行舟、报务长谢熙、机务长黄国璋、科长周异、谢乃先、严经如、股长窦勋、朱笑平、周巨中、杨志光等人；一派是以余介为代表的军统派，其主要人员有侦测总台总台长万德浩、报务长黄樵、主任杨家英、张云飞、科长温酿、股长周光球、汤友梅、林植等人，同时晋辉又派他的心腹谢熙担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总台台长，各地分支行也设有分支电台，以满足周佛海的需要。 我去苏州李士群家中当台长时，军统南京区情报组长李云声曾来电台，他对我讲，钱新民已派安少如到后方去请示戴笠去了，等他回来将有新的任务。当时李士群是汪伪政府的红人，他老婆是陈璧君的干女儿，李士群除担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外，还担任江苏省省长、警政部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掌握瞥政特大权。有一次李士群在他的家里召开局、处长以上干部会议，钱新民曾来苏州开会，他到电台对我讲‘安少如已从后方回来了，戴老板已批准安少如担任上海直属站站长”，嘱我伺机联络。同年10月，汪精卫来苏州视察工作，李士群在他的家里大摆宴会，宴请汪精卫，局、处长以上干部均参加那次宴会。为了安全，那天电台白天停止通报一天。钱新民也参加那次宴会，但没有来电台看我。不久，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澎被汪特捕获，钱新民的反间工作也被李士群察觉，上海支属站被破坏，站长安少如被捕；南京区区长钱新民、酗区长尚振声再度被捕人狱。1942年2月，钱新民、尚振声被汪伪特工总部批准枪毙。我因与钱新民虽有牵连，但还没有参与反间活动，故而仅把我调离苏州，回到南京总台降级使用。 1943年10月，汪特头子李士群被日本特务机关毒死后，注伪特工总部乃大改组，先成立伪军委会政治部，黄自强当部长，下设政治保卫局，万里浪、胡均鹤担任正、副局长，后又改为政治保卫部，陈公博任总监，周学昌、万里浪任副总监，胡均鹤任秘书长。下设政治保卫局一、二局，一局局长是万里浪，二局局长是胡均鹤。 自从1943年以后，军统特务与汪伪特务已经打成一片，相互勾结，互相利用，不像过去那样相互暗杀了。其实蒋介石老早就与汪精卫、陈公博有勾搭了．戴笠与周佛海、任援道、丁默村、罗君强等也有联系。蒋汪合流已成公开的秘密，橱l 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曲线救国”、“共同反共”。 同时，军统局也派出大批专员、督察来沦陷区活动，与过去的军统特务接头。周搞就是军统派来的特务，他利用周佛海的关系，在伪中央储备银行挂了一个专员的名义，干他军统南京直属站站长的工作。在我担任汪特电讯处总台报务长的时懊，重庆军统电讯处以神仙洞一百号的名义，常和我通信。我曾把汪特各地电台人员姓名、波长、呼号等密码报告重庆电讯处。在汪伪时代，南京有两个无线电学校，为汪伪政府培训电讯人才：一个是南洋无线电学校（在韩家巷），校长由汪伪军委会总台少将总台长张亦璞兼；一个是新华无线电学校（在王府园），校长由温酿兼（以前校长是余介，白被军统暗杀死掉后，乃由温酿当校长）。这两个无线电学校毕业的学生，大多数派到江伪军委会电台和汪特电台当报务员；同时，还为军统派来的特务打掩护。军统派来的特务就和温酿勾搭上了，在新华无线电学校内设立南京独立电台，台长是温酿。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和叶文昭等接收大员马上就赶到南京，在新华无线电学校设立办事处，马上把汪特电台、汪伪军委会电台全部接收。晋辉、张亦璞积极为劫收大员效劳，使这些接收大员大发胜利财。我们曾去见魏大铭，他对我们讲：“你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嘉奖了我们几句。可是，后来还是把我们送到上海、南京军统看守所去了。关在南京看守所的人，大多数是过去军统人员，一小部分不是军统人员，后来这些人就送往法院处理了，如晋辉、张亦璞、周异、阮行殉等人以后都送到法院判决了。1946年8月31日，军统局军法处把这里的“叛徒”一次就枪毙了一百多人，其中有万里浪、张云飞、周巨中、林植等人，仅有10人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如王丙然（扬州站一组长）判无期徒刑，陈恭澎判有期徒邢12年，我判有期徒刑巧年，并把我们10人送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可是陈恭澎吃了一年多的官司后就被释放，继续为军统卖命去了。至于军统南京区的人员温酿、安少如、李云声等，虽暂时逍遥法外，但在解放后这些人终究逃不脱人民对他们的审判。 我在军统上海区的经历与见闻 王安之 一、军统局上海区组织概况 军统上海区，是军统特务工作外勤单位五大区之一。所谓五大区，即上海、南京、香港、华北、武汉五个区，成立较早，范围较大。其他如西北区、东南区、渝特区等次之。 军统上海区的工作．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2年4月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成立起，到1941年10月上海区垮台止；第二阶段从1941年11月重建上海工作成立上海实验区起，以后扩充为华东区，直到L945年8月杭战结束为止。 1939年6月，我从重庆经香港到上海，担任军统上海区肋理书记。当时上海区区本部很秘密地设在上海法租界爱棠路爱棠新村一所三楼洋房内。区长是四川人赵理君，书记郑修元，督察毛万里。 照军统特务单位的职权范围，区长指挥全区工作，书记帮助区长办理一般性例行公事；督察处超然地位，对全区工作负有督导与监察责任，很关重要。上海区督察毛万里，既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浙江江山同乡，又是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的胞弟，是戴笠和毛人凤的亲信人物，所以由他担任上海区督察，要他督导与监察上海区的全盘工作。 抗战以前，上海区全区外勤只有二百多人。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一开始，戴笠就利用抗战时机发展实力。他首先与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进一步勾结，将杜月笙手下2加名最凶恶的流氓恶霸，编为军统上海区的第二行动队。他又进一步勾结美、英、法等国在华势力，将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最囚恶的中西包探，编为军统上海区的第一情报组。同时，他用“忠义救国军”名义，在上海招收所谓无名英雄，使许多爱国志士和知识青年，受他欺骗，投入军统的青浦训练班受训。结果，戴笠在训练班抽选一批最优秀的人和在上海社会关系最多的人，编人军统上海区的情报组和行动队，使他们留在上海，担任情报或行动工作。因此，在抗战爆发以后，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就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上海区在区本部之下设有情报、行动、电台、交通站、联络处等十多个秘密部门。外勤特务单位扩充到八个情报组、八个行动队。每组、每队的组、队员人数，有的一百多人至两百人，有的四五十人、六七十人不等。另外，还有军统局特派在上海的直属通讯员。 【作者时任军统上海区助理书记、书记。】 特务工作的内容，主要是情报工作和行动工作（就是上海区指挥各个行动队，经常进行各种暗杀和破坏工作）。直属通讯员是反动派或汉奸方面较有地位的人，由戴笠派在上海活动，直接与戴笠发生关系，上海区只是负责就近联络而已。 二、争夺区长发生内哄 1938年冬，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上海区长周伟龙（字道三，湖南人）住在法租界，经常去跳舞场跳舞，被日本特务机关知道，因而日本特务机关会同法国巡捕房将他逮捕。当时戴笠在重庆，接到周伟龙被捕消息，立刻报告蒋介石，照会法国政府，通知上海法捕房，不准日本方面引渡周伟龙（周伟龙后由法捕房以“驱逐出境，，名义放回重庆）。同时，戴笠亲电上海区第一行动队长赵理君，叫他暂行代理上海区长。 1939年春，自称军统元老的王天木，要求去上海沦陷区工作。戴笠答应了，但没有确定他的工作名义，意思是等他到上海沦陷区立足以后再说。王天木一到上海，与上海区接上联络，他不但以军统元老自居，而且自称是上海区长。可是代理区长赵理君不肯移交，只说过去是接到戴笠的命令代理，现在必须接到戴笠的命令才能移交。这样一个要接，一个不放。而且上海、重庆之间唯一的通讯机构无线电台，也在赵理君控制之下，王天木就没法和重庆联络。 1939年4月，戴笠由重庆到香港，用无线电通知在上海的赵理君、王天木，都到香港去嵘话。赵理君接电后，便将通知王天木的电报扣压了，只是自己从上海赶到香港，见了戴笠，一番哭诉。戴笠当场表示，由赵理君实任上海区长，将王天木调回重庆。这样一来，赵、王之间，内哄更烈，一个要他走，一个偏不走，为了争夺上海区长，好像两犬夺骨，各不相让。 王天木气愤之下，写信给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汪精卫的汉奸特务机关头子李士群，要求与李士群合作，破坏军统上海区。李士群接信，不胜欢迎之至．便报告汪精卫和日本特务机关，然后与王夭木秘密合作。可是军统上海区在汉奸特务方面也安排有内线，所以王天木与李士群一发生关系，军统上海区就得到消息，赵理君当即将王天木勾结汉奸特务的情形报告了戴笠。戴笠即令赵理君将王天木暗杀〔 所谓“制裁”）。这样，局面更紧张了。 这时，王天木不但恨赵理君，并且恨戴笠，恨军统局，因此，他决计要将军统上海区完全搞垮，要将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人一网打尽。于是他千方百计，暗地里勾结了上海区的人事股长陈明楚（字第容，湖南人），因为王天木初到上海时，首先就是陈明楚和他联络的。陈明楚认为王天木在军统的资格比赵理君老得多，到上海担任区长是可能的，并且军统局又没有规定王天木别的名义。陈明楚在这种投机拍马的思想支配下，与王天木一拍即合，答应跟王天木走，做王天木潜伏在军统上海区的内线，将上海区内部倩况随时报告王天木。赵理君、郑修元以及督察毛万里，对于暗伏在心脏内部的陈明楚这样一个内奸，事前竟没有能发觉。 1939年7月14日上午9时，我在爱棠新村区本部三楼整理文件．忽从窗口看见离区部百米左右，在一个可疑的人，隐蔽在爱棠路旁的法国梧桐树之下。他头戴巴拿马式草帽掩没了额角，目戴黑色眼镜，上身穿黑绸子短褂，下穿白绸裤，足上穿一双镂花皮鞋，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拿黑纸扇，不时在法国梧桐树下徘徊打转，时刻注意我们这里的情况，以及楼下进出的人。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侦探，便派情报编审王世英、刘源深从后门溜出去，绕到麦尼尼路转角，对这个侦探进行跟踪，看他到哪里去？直到上午11点半，这个侦探坐人力车走了，王世英、刘源深急忙也坐上人力车跟踪，一直跟到极司非尔路，看他走进76号去了。这天中午12点半，赵理君、郑修元和我，都在区本部午餐，王世英、刘源深气喘喘地走进来报告跟踪情况。赵理君一听，立刻决定通知区本部和所属单位人员，一律离开机关，自找亲戚朋友等关系，“避风”三天；并由郑修元规定各人临时联络办法。所以这天晚上，王天木、陈明楚领着汉奸李士群，会同日本特务机关以及法捕房侦探，破坏军统上海区14个机关，却没有捉到一个人。陈明楚那天晚上就带了一皮箱人事公文，投人汉奸方面去了。 这一事件发生后，赵理君、郑修元、毛万里都不能再在上海立足，戴笠即将赵、郑、毛三人调回重庆，另派北方人陈恭澎为上梅区长，我任书记。同时亲电上海区，不惜任何牺牲，对于王天木、陈明楚，必须“制裁”。 1939年8月，陈恭澎从香港到上海，接任军统上悔区长，兼第一行动队长。经过两个月活动，他居然同王天木的心腹吴安之接上了关系。吴安之也是北方人，与王天木是结拜弟兄，被王天木引为心腹。上述事件发生后，王天木、陈明楚正式进入极司非尔路76号当汉奸，吴安之也被王天木带进76号去。但是，吴安之以为当汉奸不是办法，心中闷闷不乐。当时，陈恭澎手下的行动员，多数是北方人，有的与吴安之认识，彼此既是同乡，过去又都是军统，因这些关系互相接近，又逐渐谈出心事口陈恭澎得到报告，便与吴安之见了面，先用金钱引诱，然后劝以“大义灭亲”，暗杀王天木，重回军统，吴安之答应了。 10月间的一天晚上，吴安之知道王天木、陈明楚以及军统的“忠义救国军”原教导团长何行健，都要去沪西一家跳舞场跳舞（何行健也是投人汉奸方面的人，戴笠下令“制裁，，在案），便迅速报告了陈恭澎。陈恭澎立即送给昊安之一笔钱，另附一张纸条，上面写“大义灭亲”四个字。当晚，吴安之跟着王天木来到跳舞场，王天木还当吴安之是自己的心腹之人，所以一直带在身边，作为亲信卫队。在晚上11点光景，王天木、陈明楚、何行健一同走出舞厅，吴安之跟在后面，掏出手枪，第一枪打死了陈明楚，第二枪打死了何行健，第三枪正要打王天木，他忽然想起和王天木是结拜弟兄，因此他一枪打出去，没有对准王天木，而对准了另外一个不相识的人，竟然把这个不相识的人一枪打死了。 李士群得到陈明楚被杀消息，立刻报告汉奸头子汪精卫，并在日本宪兵保护下开了追悼会。汪精卫在陈明楚挽额上亲题“精神不死”四个大字。 王天木从此不敢再在上海立足，便改名换姓逃往天津，从此不再露面。 三、陈恭浦任区长时的上海区 陈翁朔（字一新，何北人，黄埔四期生）从香港到上海，接任上海区长后，他首先规定三个化名：一是上海区对重庆军统局所用的化名为“燕骥”，一是上海区对外勤单位所用的化名为，’申驰”，一是他自己的化名为“康”。同时．他将上海区区本部划分成几个部分分开工作，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外勤单位，仍照原来规定，分作八个情报组、八个行动队。1939年7月至1940年6月，区本部和外勤单位负责人的简况列表如下： （一）区本部 上海区区长：陈恭澎（别号：一新。籍贯：河北。主管：指挥全区工作） 书记：王一心（别号：安之。籍贯：江苏。主管：办理一般文件） 人事股助理书记：桂涤非（籍贯：江西。主管：调派人员） 情报股助理书记：郑海良（籍贯：浙江。主管：审核情报） 行动股：陈恭澎（兼） 译电股助理书记：王绍谦（籍贯：浙江。主管：翻译电报） 会计股会计：陈作华（籍贯：浙江。主管：领发经费） 交通站站长：萧杰英（女）（籍贯：湖南。主管：传递文件） 附记： 1．情报股有编审二人，从事编审情报：译电股有译电员三人，翻译来去电报；交通站有外交通员五人，传递外勤单位来去文件，另有内交通员四人，传递区本部单位文件，由各单位负责人眷属担任。 2．电台由军统局第四处直接指挥，与上海区不发生直接关系，往来电报由交通员送达交通站衔接传递。 （二）外勤单位 第一情报组组长朱啸谷（籍贯：湖北。50人。工作类别：情报）。 第二情报组组长昊尚武（籍贯：湖南。40人。工作类别：情报）。 第三情报组组长刘建（籍贯：湖南。40人。工作类别：情报）。 第四情报组组长张春芳（女）（籍贯：江苏。50人。工作类别：情报）。 第五情报组组长吴某某（籍贯：江苏。40人。工作类别：情报）。 第六情报组组长李笑梅（籍贯：浙江。12人。工作类别：情报）。 第七情报组组长朱岑楼（籍贯：江苏。30人。工作类别：情报）。 第八情报组组长毕高奎（籍贯：江苏。12人。工作类别：情报）。 第一行动队队长陈恭谢（兼）（籍贯：河北。60人。工作类别：行动）。 第二行动队队长赵圣（籍贯：山东200人。工作类别：情报行动）。 第三行动队队长相强伟（籍贯：浙江。60人。工作类别：行动）。 第四行动队队长唐亚东（籍贯：浙江。40人。工作类别：行动）。 第五行动队队长陈默（籍贯：江苏。50人。工作类别：行动）。 第六行动队队长王岳（籍贯：江苏。50人。工作类别：行动）。 第七行动队队长过永华（籍贯：江苏。50人。工作类别：行动）。 第八行动队队长（已忘） 附记: 1．第一情报组成员，多数是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的中西包探。 第二、第三情报组成员，多数是上海流氓地痞。 第四情报组成员，多数是江海关员工。 第五情报组成员，多数在汉奸方面做事。 第六情报组成员，多数是浙江赚县人，在上海汪伪法院和律师界做事。 第七情报组成员，多数是苏北人，上海码头工人。 第八情报组成员，是军统临澄训练班和黔阳训练班毕业的学生。 2 ．第一行动队成员，是陈恭澎的基本行动员．多数是华北和东北人。 第二行动队成员，多数是帮会头子杜月笙的徒弟。 第三行动队成员，多数是浙江嫌县人。 第四行动队成员，多数是浙扛绍兴人。 第石行动队成员，多数是上海流氓。 第六行动队成员，多数是江苏江阴和宜兴人。 第七行动队成员，多数是无锡帮会中人。 第八行动队情况已记忆不清。 陈恭澎除规定上述化名和区本部组织以及外勤单位名称外；不久又规定，凡是行动工作的来去电报和下达命令等等，都由他亲自处理。 戴笠因上海区在1938年冬到1939年7月，曾先后遇到周伟龙被捕和王天木叛变的两次风波，他以为今后的上海区难以持久，所以他又直接派人在上海另行建立了两个单位，一是上海第二区（亦称上海预备区），一是上海直属站。这两个单位，都由重庆军统局的局本部直接指挥，不同原来的上海区发生关系。这两个单位的一般情况如下； 上海第二区。区长姜绍漠（浙江江山人，戴笠同乡，日本留学生），副区长陈祖康（福建人，留法学生）。全区内外勤一部分是浙江江山人一部分是福建人，都是姜绍漠、陈祖康在上海以私人关系吸收的同乡。在工作上只做清报工作，不做行动工作，因为它主要的任务是保护组织安全，在原来的上海区一旦破坏以后，可以立刻接替上海区工作，使军统在上海的工作不致中断。所以这个区的一切配备，如电台、译电、交通等等，都很完全，与原来的上海区大同小异。可是这个单位，始终没有成绩表现，后来上海区垮台了，它也没有能接替工作。 上海直属站。站长廖公肋（浙江青田人，黄埔四期生），这个单位是1940年春天建立的，工作内容包括情报和行动。工作人员除少数由军统调派外，大多数是廖公肋在上海就地吸收的，内外勤共一百多人。这个单位的性质与上海第二区不同，戴笠希望启公助在上海大干一阵，尤其在行动工作方面寄以重望。所以站部一成立，即发给他武器弹药。可是这个单位，也没有表现成绩，不久，廖公劲就在上海被捕了。 军统上海区情报工作的内容，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几类，其中以军事情报为主。上海区根据情报组每天所报的消息，编录情报二十至三十条，约三千字左右，于当晚交译电股译成密码后，送交无线电台拍发重庆总台，抄送军统局译电室，译成文字后送情报处办理。 上海区的行动工作分暗杀、破坏等几种。行动的对象，一部分是军统局指定的，命令上海区执行；一部分是上海区报告军统局批准后执行的。军统局下达的行动命令，大都是戴笠亲自批发的，所以在电报中有“亲电”字样。陈恭澎任上海区长时，有关行动工作的事件都由他亲自处理。军统局对于上海区的行动工作曾有两项规定：一是用现金奖励办法，凡是军统局指定暗杀或批准暗杀的人，行动员完成暗杀任务之后，经军统局查明属实，即发给奖金。奖金数目，在抗战前半期分1000、2000、3000至1 0000元不等。奖金多寡看案情轻重大小而定。行动员在上海沦陷区用枪械作为公开行动的手段时，在完成任务之后，为便于行动员的安全脱身，允许随时抛弃所持的枪械。 上海区的重要暗杀行动，有暗杀已经投敌做了汉奸头子的傅筱庵、汪精卫（未成）、张啸林等案，当时在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唐绍仪、傅筱庵二案，是我调到上海区以前发生的，已有他人写过不少资料，这里就不提了。下面记述一下陈恭甜在上海谋杀汪精卫未成和暗杀张啸林的情况。 陈恭澎曾奉戴盆之命，于1938年冬带了一帮特务杀手去河内暗杀汪精卫，不料杀错了曾仲鸣，即忙报告戴笠，自请处分，并愿负罪立功卜率部往香港，追踪杀汪。戴笠答应了，并安慰他说：曾仲鸣也是该杀的人。于是陈恭澎带领原班人马行动员，从河内赶香港。可是一到香港，汪精卫又被日本方面接到上海去了，准备在上海过一时期，再到南京组织傀儡政府。陈恭澎再从香港报告戴笠，请求去上海，表示不达目的不罢休。那时已是1939年夏天，正是王天木、赵理君在上海争夺区长内哄剧烈的时候，因此戴笠一方面将赵理君调回重庆，一方面发表陈恭澎为上海区长。所以从军统内部的情况说，陈恭圈担任上海区长不是偶然的，而是负有暗杀汪精卫的任务的。 1939年11日，陈恭澎在上海得到军统特务谢力公的一个关系，知道谢有一个姓陈的广东同乡，在上海跟汪精卫当事务员：当时汪精卫在上海想开一个临时性的各界代表大会．在大会中通过一项议案．拥护汪回南京主持“国民政府”。那个陈事务员就在上海愚园路布置代表大会会场。上海区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报告戴笠，戴笠即派谢力公从重庆到上梅，将这个陈事务员的关系介绍与上海区相机行事。陈事务员表示，他可以作内线，只是行动方面不能负责。于是陈恭澎选派两个行动员交与陈事务员，作为临时雇用的两个杂役，一个安排在愚园路布置会场，一个安搁浓厨房当杂役。 陈恭澎预料，开大会那天，汪精卫一定会亲自到场，所以他决定：第一步先由伪装杂役的两个行动员运进两个手榴弹，第二步运进一瓶无色毒药水，第三步运进两支手枪。他计划开会那天，汪精卫到场讲话完毕以后，退出会场时，先由行动员甩出两个手榴弹，便汪精卫的卫士们秩序混乱，然后行动员用手枪对准汪精卫射击。如果讲话以后，汪精卫不退出会场，而留在那里吃饭，那么在开饭时，这两个行动员就相机在酒菜中加人无色药水，使汪精卫等吃了中毒昏迷，然后再甩出手榴弹，并用手枪射击。行动员在行动以后，决定从屋面越过另一所房屋，到愚园路后面安全跃下，在那里另派行动员接候。一切布置都已妥当，不料在开会前一天下午，事情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是：有一个不是军统行动员冒充的杂役，在会场后面洗澡间的浴缸下，忽然发现一个纸包，他好奇心一动，便将纸包取出来，解开一看，只见纸包里是两顺手榴弹，他大叫起来，使得整幢房子里的人都知道了。很快有人报告汪精卫手下的褚民谊，褚民谊亲自到现场查看，并查究手榴弹的来源。他立刻报告了汪精卫，并通知各代表，将会期和开会地点都变更了。陈事务员和两个行动员见势不妙，便一起逃跑。 这是汪精卫又一次临危脱险，也就是军统局暗杀汪精卫又一次失败。陈恭澎在河内、在上海先后两次负责暗杀汪精卫都没有成功；结果在1941年10月，他自己在上海却被注精卫手下的极司非尔路76号特工总部逮捕了。陈恭澎随即投降做了汉奸，在上海担任汪伪特务的国际情报组组长。虽然他暗中仍派人与戴笠联络，说是想在汉奸方面乘机做一些“反间工作”，戴笠也将计就计，虚予周旋；但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戴笠清算旧账，仍将陈恭澎扣押起来，移庭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公开判刑12年。 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帮会首领，主要有三个人。一是黄金荣，一是杜月笙，一是张啸林。这三人的徒子徒孙成千上万，在租界上形成另一种所谓特殊势力。后来黄金荣年老不间事，杜月笙、张啸林二人在上海成特角之势。抗战开始后，杜月笙跟蒋介石远走重庆，对上海已是鞭长莫及；只有张啸林留在上海，他逐渐逐渐地和日本方面接近起来二1939年，他的徒弟钱乘龙（又叫钱成龙）担任了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密探，专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探听蒋介石方面的特务人员，尤其注意军统特务和杜月笙徒弟方面的活动。军统上海区将钱乘龙的情形报告重庆戴笠，戴笠密令上梅区即予“制裁”。上海区根据命令，即于1940年春，不很费事地派遣行动员在沪西一家跳舞场门前将钱乘龙暗杀。 钱乘龙被暗杀的时间，在晚上11点多钟。那晚张啸林正在住宅楼上和几个朋友打牌，忽然间一个徒弟气喘喘地走上去报告他说；钱乘龙被人两记手枪打死在跳舞场门前了。张啸林一听，便在桌面上抓起一把麻将牌，往楼板上一摔说：“他妈的，又是重庆〔 指蒋介石）搞的，老子非干不可！" 张啸林的话说完不久，很快就有人报告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澎。因为张啸林认为最可靠而留在身边的徒弟却暗中与军统特务发生了关系。所以张啸林的一举一动，早在军统上海区秘密控制之中。陈恭澎得到报告，即将张啸林的情形报告了戴笠。几天后，戴笠又密令上海区“制裁”张啸林。上海区运用原来的内线，又是不很费事地将张啸林暗杀了。事后，据军统内部消息，戴笠杀张啸林不仅得到蒋介石准许，而且也得到的杜月笙同意。因为杜月笙、张啸林之间，表面上合作，实际上利害冲突很多，矛盾很深，上海租界区，原本是藏污纳垢之所，帝国主义方面，每年运至上海的毒品鸦片、海洛英之类数目惊人，大部分由杜、张等转运内地，毒害全国，彼等则从中取利。自从杜月笙离上海后，这种黑暗利益几为张啸林独占．冲突遂愈加尖锐。所以杜虽以“本人不在上海”，推说此事与己无关；其实，张啸林的死，并不是真正为抗日关系，而与是杜、张之间的利害冲突密切有关的。 四、吴赓恕和俞文质事件 吴赓恕，又名昊耿恕、吴更书，湖南人，黄埔三期生，军统特务。1939年冬在上海被汉奸特务李士群枪决。其经过的情形是这样的： 当时有一个性路的军统特务，安徽人，他报告戴笠说，他本人过去与李士群共过患难，成为知己。现在知道李士群在上海充当汉奸特务头子，他愿意去上海，表面上投奔李士群，暗地里与军统联络，作为暗杀李士群的内线。戴笠以为这一路线很重要，即派吴赓恕跟姓路的从重庆一同去上海。 到上海之后，吴赓恕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亲戚家中，姓路的约定了联络办法，即去公共租界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拜访李士群。李士群果然接见了他，并很客气的将姓路的接到家中，设筵款待。不料三杯酒后，李士群态度一变，从衣袋中掏出一件预先伪造的情报，故意给姓路的看，说是根据重庆方面的报告，知道戴笠派姓路的到上海是进行反间工作的；当场，李士群逼着姓路的表示态度，否则就要不客气了。姓路的便将经过情形全部说出，并将吴赓恕的住址和联络办法也交待得清清楚楚。于是，李士群一面将姓路的扣留在家中，一面亲自报告日本特务机关。日本特务机关认为事情很重要，决定逮捕吴赓恕。只是按照手续需会同法租界巡捕房一起办理，但又恐同过去逮描周伟龙一样，反而被法捕房释放。所以这次决定不照会法捕房，而是用绑票的方式，将吴赓恕从法租界里直接绑走。 日本特务机关正在派人的时候．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澎很快就接到内线的报告。知道特务机关要去亚尔培路捉人了，但不知道门牌号数和对象的姓名。因此，陈恭澎打电话通知我，说：“现在有人请客，你邀请亚尔培路的朋友赶快出来吧！”我一听就知道日伪特务机关要去亚尔培路捉人了，陈恭澎的意思要我通知那里的军统分子赶快离开。我一面答应，一面挂上电话，立刻会同人事股查对地址。结果，查明亚尔培路一带，没有上海区所属军统特务的住家，至于临时活动的地址，那就不清楚也无从通知了。约过十五分钟，陈恭澎又来电话问：“亚尔培路的朋友出来了没有？”我回答他上面的情形：过了一个多钟头，陈恭澎来到区本部说：“李士群带领日本特务，刚才在亚尔培路将吴赓恕绑走了，他们没有会同法捕房，是直接用绑票方式将吴赓恕绑走的。陈恭澎接着又说：“吴赓怒怎么到上海来的？来到上海又怎么不同我们（指上海区）联络？要是有联络，那就不会被绑。” 陈恭澎说完，便起草电稿，将此事经过，报告戴笠。当天晚上．戴笠来了急电，说：“不惜任何牺牲，营救吴赓恕。” 第二天一早，陈恭澎在区本部商量，准备调动大批行动员，冲进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临时看守所，将吴赓忽抢救出来。可是事情还未商量完，忽然接到消息，知道吴赓恕在拂晓时已被李士群绑出枪毙了，因为他被捕之后，大骂李士群，李士群报告日本特务机关同意，就把他立即枪毙。陈恭谢无可如何，只得再将经过情形电告戴笠。当天，上海区连接戴笠两电说：”吴赓怒遇害事，必须报复。” 当时军统上海区以为日本特务在租界上随便绑架确是很大威胁．便决定两项办法：1．通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说明日伪特务如在租界上随便绑人，那么军统对于租界上的日本人就即予袭击；2 ．命令行动员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以及公共租界的南京路、福州路一带，只要遇到身穿军服的日本军人或是身穿和服的日本侨民都即予袭击。这样一来，第一天就打死了好几个日本人。日本方面向租界当局提出交涉，租界当局即要求上海区派代表谈判。于是上海区派第一情报组长朱啸谷为代表，谈判结果，日本方面保证以后在租界上不再随便绑架，逮浦政洽犯一定会同租界巡捕房办理；军统方面则同意在租界上不再袭击日本人：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但是，戴笠仍然不肯罢休，他知道李士群是浙江遂昌县人，便令军统浙江站查抄李士群的老家（当时遂昌是未沦陷区），并将李士群的父亲（六十多岁的老农民）扣押在金华秘密看守所，后来病死于看守所中。 李士群在上海，知道浙江老家已被查抄，父亲已被扣押，便写信与戴笠，要求停止互相残杀，否则你杀我也杀，杀来杀去彼此都没有好处。戴笠在重庆，看了此信，即用钢刀将信截成两段，然后加上信封从重庆发到香港办事处，郑重其事的转到上海区，退还了极司非尔路76 号李士群，表示断然拒绝。 从吴赓恕一案看，戴笠似乎对部下是很关怀的；但从对俞文质夫妇的制裁一事来看，却充分暴露了军统制裁“叛徒”的残酷毒辣手段。 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在抗战前半期，报告戴笠批准，派遣无线电报务员俞文质夫妇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配属上海区，与重庆通报。1939年冬，俞夫妇两人被汉奸逮捕，关人极司非尔路76号。不久，俞文质夫妇假投降，准备放出后逃回重庆。果然表示投降后，汪伪方面就将他们释放了，并且派他夫妇两人去青岛汪伪电台工作。俞文质夫妇一面答应去青岛，一面却在上海找到另一个军统电台的报务员，说明他们被捕和假投降的经过，要求这个报务员报告重庆，准许他夫妇逃回后方。过了几天，这个报务员答复俞文质，说是重庆（指军统局）指示，叫他夫妇两人先去青岛汪伪电台工作，随后利用汪伪电台和重庆通报，再作决定。最后，这个报务员约定日期和地点，谋喻文质夫妇晚餐，表示饯别之意。俞文质夫妇当然信以为真，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不料军统局第四处和戴笠却通过这个报务员，命令上海区“制裁”俞文质夫妇。上海区指定行二队负责执行。行二队派出三个行动员，会同报务员作了布置：报务员预先已在沪西曹家渡附近，租赁了一幢房屋，内中家具等一切齐全。照已经约定的日期，由报务员在这所房子里作为请客的主人。三个行动员，其中一人伪装勤工，负责茶水香烟等杂役；其余两人伪装厨工，在厨房中临时管理酒菜。为避免响声惊动邻居，所以不用枪弹，只用绳子和刺刀，作为行动工具。那天晚上，俞文质夫妇高高兴兴地前去赴宴。那知一杯酒后，那个报务员先从后门溜走了，端菜的勤工，忽然用小麻绳捆住俞文质喉颈，摔倒了俞文质，厨房里又冲出两个伪装的厨工，用刺刀对准俞文质乱截很快就将俞文质戳死了。正在戳死俞文质的时候，俞文质老婆跪下去叩头求拜念佛，希望能得到宽恕，免去一死，可是行动员不顾一切，同样将她残酷地杀死了。 事后，行动员一起从后门逃走，门窗是关闭的，尸首也没有掩埋。过了好几天，邻居闻得尸体腐烂的臭味，报告巡捕．打开门窗一看，才发现尸体，但又查不出根由细底，只好作为无头案埋葬了。 这就是军统特务机关干的所谓制裁“叛徒”的残酷毒辣暗无天日的手段。 这里举出的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五、上海区的垮台前夜 军统上海区，在1941年10月全部垮台，区长陈恭澎和区本部几十名特务，一起被汉奸逮捕。但在垮台之前，上海区的组织早已零星破坏，残缺不全，1941年10月，不过是上演了总崩溃的最后一幕。上海区垮台前夜，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情报方面。上海区的第月胃报组，绝大部分组员是戴笠收买的法租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中西包探，以及这些包探的徒子徒孙、流氓恶霸、地痞等等，即戴笠所说的这些都是毒蛇。原来这些毒蛇，是见钱眼开、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无恶不作的东西，1940年春汪精卫的傀儡政府一成立，上海方面的汉奸特务，就更加活跃起来，而租界巡捕房的包探，和他们的徒子徒孙等等，本来是军统的情报员，他们暗中却与汉好特务勾结，他们将汉奸方面的消息，作为情报报告军统，同时又将军统方面的消息，作为情报报告汉奸，实际上是脚踏两头船，看哪一方面的风头高，就倒向哪边。到1940年下半年，军统上海区的第一情报组，就好比一筐烂桔子那样一天天烂下去，烂到不可收拾，大多数组员都倒向了汉奸特务方面。组长朱啸谷因不能在上海立足，便从上海溜到浙江金华，再从金华前往安徽广德，投奔军统武装特务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由周伟龙安排他担任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 此外，上海区的第二情报组和第三情报组，一部分组员也同样勾结汉奸，另一部分组员被捕，到1940年下半年．也已破坏得残缺不堪。第六情报组一部分组员，于1940年下半年，被极司非尔路76号江伪特务机关逮摘后投降，李士群派他们到浙江金华做反间工作，后来被军统浙江站破获“制裁”。第七情报组原是虚而不实，所做的情报根本不可靠，加上日伪特务势力的威胁，情报员无形星散，组长朱岑楼，于1940年下半年逃往浙江金华，后来投人军统浙西行动队。这就是情报组方面的一些情形。 （二）行动方面。上海区的第二行动队，共有队员200人，绝大部分是帮会头子杜月笙的徒子徒孙，在上海各阶层和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关系，所以平时有情报、有行动，是情报与行动两相配合起来的。区长陈恭澎，称这一个行动队’‘智勇兼备”。可是汉奸方面采用以毒攻毒办法，也利用帮会关系，侦查到行二队的线索，1941年上半年，队长赵圣就被汪伪特务方面逮捕了。李士群知道他是杜月笙的人，便提出一个条件，只要杜月笙担保以后在上海停止行动工作，不再杀人，便可将赵圣释放。结果，杜月笙在重庆得到消息，在与戴笠商量后，接受李士群提出的条件，以后在上海停止行动工作．不再杀人。于是李士群即将赵圣放回重庆。行二队的工作，就此被迫停止。 行动第三队长相强伟被汪伪特务逼得不能在上海立足，于1940年下半年逃回浙江。第六行动队长王岳和队员25人被捕后，由汪伪特务会同日本宪兵队，在上海南市火车站附近将他们一起枪决。第七行动队的过永华和另一个行动员林之江，自动投人汪伪方面，后来过永华在江伪的南京“首都警察厅”做事，林之江担任了汪伪特务的南通特派员。这是行动队方面的一些情况。 （三）其他方面。军统局派在上海的会计员白正用（南通人），于1939年夏天卷款投人汪伪方面。这事发生后，戴笠以为会计员知道的关系很多，事关重要，于是派他的小舅子毛宗亮到上海，担任上海总会计。另派一个江山人姓陈的为上海区会计员，可是这个姓陈的于1939年冬也被汉奸逮捕，影响到毛宗亮不能在上海立足，即于1945年5月撤回重庆。 另外，陈恭谢手下一个亲信特务（名已忘）于1940年春在上海法租界贝当路被汪伪特务绑架，正要拉上汽车的时候，这个特务大喊“绑票、绑票”！立刻被法国巡捕挡住，捉进法捕房，事后汪伪方面要求引渡，说他是河内暗杀曾仲鸣的凶手。结果法国政府将他移解河内归案办理，判处终身劳役。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军统上海区此时已一天天烂下去，烂到1941年10月，就不可收拾，整个垮台了。 上海统一委员会及其策反委员会的活动 文强 沈忠毅 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正在紧锣密鼓地筹组南京汪伪汉奸政权之际，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面，于1939年12月，在浙江金华召集过一次五省特务头目的聚会“北山会议”（又称东南五省会议）。这次会议把正准备傀儡登场的汪伪汉奸政权和驰骋江南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看成是两颗眼中钉，自称日“夹攻中的奋斗一”，非要把这两颗“钉子”拔掉不可。 北山会议期间，文强是忠义救国军的代表，又是被指定的五省大会的秘书长。在会上，大特务赵龙文、周伟龙等认为，京沪杭三角地带我们必须牢牢的控制住，既不容日汪所占据，也不能让新四军渗透利用茅山山脉作抗日根据地。为了对付此“夹攻中”的任务，首先就要利用上海租界作掩护，然后才能使国民党方面的党、政、军、团、特、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立住脚，使其有用武之地，以应付非常局面。否则四分五裂，力量分散，即使不亡于日汪也会亡于共产党之手。议来议去，戴笠便提出了建立一个“上海统一委员会”（以下简称统委会）的主意，实行所谓一元化的领导，蒋介石对戴笠的建议自然是没有不批准之理。 1940年夏，文强在忠义救国军任政治部主任，忽然接到戴笠自香港转来一电，大意是说：“为布置东南统一行动到港，公推（杜）月笙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一如苏浙行动委员会推举其为主任委员的运用相同；吴开先代表上海市党部、吴绍澎代表上海市三青团、杜月笙代表上海市工商各界、蒋伯诚代表与军委会之联系，本人（戴笠自称）代表军统．已在港成立。经校长（指蒋介石）指定的五人委员会，实际上能到沪者只有吴、吴、蒋三人，请兄代表本人驻沪出席统委会议。对两昊可若即若离，对月笙驻沪代表徐彩承可多多接近。本局任务另有规定再告，望于接电后，遴调可靠人员为助，克日前往上海报到……”文强接电后，仅仅知道五人委员会的一些情况，究竟军统对内对外不知将作何规定？于是又去电请示。三天后复电到来，指示要”文强取道上饶赴第三战区长官部晋褐顾祝同长官请示机宜。”同时又在这通来电中，规定“文强为对内对外代表军统的联络负责人，在统委会之下，成立对付日江进行收集情报和策动反正的机构，任命文强主持这一策反机构的少（中）将主任委员，委员名单及工作计划另拟呈核。经费可向统委会具领，不足之数，由局拨发。策委会工作开展后，注意甲、乙两种情况之上报是要”等语。（军统局的所谓‘甲、乙两种清况之上报”，是指的对待战区长官部、统委会等上级机关，只能以公开的一套上报，而有关内部组织人事，以及极关重要的机密情报等，则只专报戴笠，也就是报蒋介石了。）文强自得到复电指示后，暂将忠救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交给秘书罗静芳代行，于6 月中旬离开了广德。 【作者曾分别任上海统一委员会的策反委员会主任、参谋长。】 文强深知军统局特务机关与外间的合作关系，向来是表里不一致的，里面的一套是真，外面的一套是假：这时的第三战区长官部已由皖南之电溪迁移到翰东之上饶，当文强见到顾祝同时，顾首先向文强说：“雨农已自渝来电，知道你要来。上海策反委员会的成立，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既是在战区管辖范围之内，也是统委会的中心任务，与本战区情报部门有密切联系配合的必要”。文强对顾以“老师，’尊称，并表明一切听从指挥，按戴笠来电的指示，死死守住表里两套的原则，装作对顾唯唯听命的样子，顾自然是很高兴的。顾对上海统委会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说：“上海市区在本战区管辖之内，又是在江苏省省区之内，上海有租界地可利用，只要租界不失，戏是好唱的。江苏省仅仅在江北尚保有一小块不毛之地，江南山地无多，现保留在国军之手的地带，又有新四军的盘踞渗透，被它闹得三边（指苏南、皖南、浙西连接地带）不安。正在准备大动手术来割掉这颗疗疮（暗指发动“皖南事变”对新四军下毒手），此事我已与雨农详为筹谋过，今日且不多谈。你今后代表雨农驻上海，以后多与长官部通情报，凡能搜集到的日汪情报，希望系统的寄我一份，如有紧急情报，则从约定的密电中告知。现任松江专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平祖仁，是我向江苏省府指派的，代表长官部与统委会联系。另外委派王文甫为少将军事专员，到沪的任务是收集日汪和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希望多多予以协助，而且交代是雨农推荐的，与你（文强）是黄埔四期的同学关系。另外本部高参室主任卢旭中将，是我的老友，足智多谋，希望见面多多谈谈今后的联系配合工作… … ” 卢旭是顾祝同身边的阴谋家，在长官部的顾祝同亲信辈中，称卢为“卢毒”，是个自以为跑红而不得好评的人。文强尚未到高参室，卢即先到了文在忠义救国军驻上饶办事处的住处。他说：“是奉长官命来看老哥，在广德有周伟龙代总指挥通消息，在上饶有郭履洲总队长通消息，今将在上海又有文兄通消息，真是消息灵通通四海，不愁奸逆不倒台……”他谈得哈哈大笑，对文如见故人，反而使文有话而不欲多谈。于是卢又滔滔不绝的谈到什么：“东南肘腋之祸非日非汪，而是新四军之不能听命，正如八路军在西北、华北不能听命一样。墨公（顾作同字墨三）肝食宵衣，日以为虑”。又说什么：“日汪尚可拉通关系化敌为友，新四军则绝无拉通为友的可能，江酉十年剿共的经验是如此，委座、墨公悬为座右，亦谆谆以教部属和门生，文兄看法如何？”文答复说：“高论言之有理，长官割疗开刀之策，想系卢公所献，分属军人小卒，一切听命而行。此次去沪任务，重在对日汪收集情报及进行瓦解之策动活动，尔后希望多从这方面赐教”。文强寥寥数语，满想结束谈话，不料卢认为文的答复有点官样文章，微有不悦之色。他最后与文强约好密电本乃告辞而去。第二天文到高参室去回拜，卢不在室，乃留下一纸条，告以候到沪以后从电报中聆教。 文强一行，由上饶折返浙西，取道金华、婿云、丽水、温州之线到上海。在温州为了办理出海手续，停留了两周。经东亚旅社老板介绍，决定乘意大利商轮，乔装商人打扮，将多本密电码本拆散，藏在一对芦花枕头里，以为可万无一失地前往上海了。不料登轮开航出海，刚到温州洋面时，忽然出现一艘日本炮舰，拦截检查。结果，将船长（意大利人）扣押，电台没收．连同商轮也被押送到镇海，停泊海中，不许靠岸。如此羁押一月，日日都有日军官兵登轮搜查，船上淡水已断，商轮上满载出口的生牛皮，被暑气蒸发恶臭，且长了黑壳虫，满船爬行飞舞，与文强随行的副官、译电员等，在惊恐万状中均惶惶不安。文强本欲将两只藏有密本的枕头抛人海中免祸，既恐到沪无密本可用，又恐枕头为日寇所得，反而弄巧成拙，几费筹思，乃下决心与枕头共存亡，并将枕头从译电员手里取作为自用之物。为日军任翻译的华籍人员，多少还有些同情于无辜旅客，从他们口中知道，商轮并非意大利的，轮船上悬挂的意籍旗帜是假的，船长也是白俄冒充的，轮船是中国商人的。不料由于有白俄作船长，日本人反怀疑与赤俄（苏联）有关，因此予以扣押抄查……旅客们明缭了被扣的原因后，才敢推举代表向日方交涉．向日人和翻译送礼行贿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才将这只被扣的商轮连同旅客货物转押到舟山群岛，改乘日轮，将旅客们送到上海。文强一行饱受虚惊，一个多月的失踪，引起了多少人们的猜疑。 8月初旬，文强等人辗转到达上海时，首先要办的事是以军统组织的代表身份，对外与有关各方建立合作关系。当时，上海统委会的主任委员杜月笙尚在香港，CC派的三号人物吴开先代理统委会主任委员。此人望之不似人君模样，军统人员对他是嗤之以鼻的，何况吴这个不孚人望的人，究竟藏在租界的什么地方，文强也懒得去打听。好在早有戴笠密令的指示，找吴不如先找杜的代理人徐彩示。徐在上侮号称为杜的“外交部长”，果然在黄金交易所找到了徐，此人风度翩翩，儒雅可亲，学识丰富，很像一位大学教授，不愧为大流氓集团中难得的人物。他对文说：“吴开老办党多年，上海人是久仰的。今日上海情况复杂万分，极难应付，听说上海党部大批开老的部属，一闻汪伪登台，他们就带着市党部的档案名册去献礼求官，谅先生早有所闻。杜先生不能亲到上海，命我代为照料，当然尽力而为，戴先生与杜先生的交情，我是深知的，以后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不要客气。”弦外之音，他对昊的份量是秤得准的，也是抱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的。文闻其言，对吴未加可否，只是要徐转达于吴，说文某已来沪报到了。接着徐又间文道：“我听说戴先生派到上海的单位很多，天天都在暗杀汉奸日寇，敌伪谈虎色变，是令人称快的，也是令人生畏的。请注意安全为重。最好是能有一个头，免得群龙无首。我听到开老说，文先生是代表雨农先生的，那末，有头了，我以后也就有所仰仗了。”文答复说：“希望对军统方面的，事无巨细，请都来找我。戴杜精诚合作无间，八一三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合作，戴先生推举月老为主任委员，这次统委会扩大的合作，又是戴先味律议最高当局任命月老为主任委员，这是众望所孚，开老不过副其名，真正打开局面，还得仰仗于先生哩”！这次的谈话彼此间是真诚坦白的，文在沪一年多，始终与之保持良好的关系。恰巧这年的隆冬，沪特区行动队长蒋安华策划绑票，受害者是杜月笙的门徒．徐究不知是日汪特务所为，还是渝特所为，对此案摸不到头绪，文即一揽子承担下来，说无论是那方干的，都要查个水落石出。果然很快破案，命沪特区区长陈恭澎出面向徐赔礼道歉，严办部属，陈又央求文强千万不要报给戴老板知道。这一褪在徐的面前打响了，以后也就无往不利，加深了戴杜之间臭味相投的勾结。 吴开先听说文强到了上海，便口头通知到浦东大楼开会，口头通知的大亨是著名的米蛀虫万墨林，此人既是杜家的杂务总管，也是吴开先在租界上赖以打通关系的帮会总管。开会的那天晚间，文强带着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长萧焕文和萧的儿子萧张权一道去的。到会的有蒋伯诚、冯有真、陆鸿勋、万墨林，和其他的男女青年数人，看来是业务会议的性质。五人委员会的人物到场的，只有吴、蒋两人，冯有真是中央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社长，陆鸿勋是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留美同学，万墨林是杜月笙方面的代表，但徐彩垂不到，万当然说不上是第一号的代表。吴开先对戴笠一向是敬鬼神而远之，对文强当然不会例外。文强则守口如瓶，不吐真言，对上饶之行则言之甚详。吴将话题转到军统打杀日汪的所谓“铁血爱国英雄主义，”大为吹嘘了一番。最后他一本正经的宣布了文强早从戴笠密电中知道的几项事：例如五人委员会的名单、杜指定的对外代表是徐彩垂、联络交通总管是万墨林，等等。他又说到对日汪的情报搜集和策反工作，说：“我是外行，就完全依靠雨农先生的运筹帷握，更重要是靠文兄拿出办法来。统委会每月办公费只有两万元，准备以四分之一交文兄开支。以后联系见面都不容易，请与墨林大哥约订’等语：这次开会，事实上是专门为了对文强一个人的见面会。散会时，万墨林悄悄的告文强：以后的联系和送文件十请送到我开设的八仙桥米店找某某某副经理就行。这次会，是文强报到后的第一次会，也是最后一次会，因为未过八个月，昊开先、万墨林都被捕而投降汪伪了。在这八个月的过程中，文拟过一份敷衍场面的“情报策反计划书”和“京沪杭三角地带有关日伪军的驻地兵力调查表”。而真的一套则逸报军统局。吴以“卓见茸筹”四字的批示，按月拨付五千元经费，但连续了不到四个月就中断了。文强也没有去查问过原因，因军统局按月另有经费汇来，或由杜月笙自港拨付，这些情况，吴自然是讳莫如深的。 当年策反委员会真正一套的内容是如此安排的： 一、策委会的组织和主要人事 主任委员少（中）将文强 委员（不定级）蒋群（名君养，江西人，日本留学生，民国元年曾充任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的秘书，是相当有名的政客）; 委员（不定级）高汉声（湖北人，民初国会议员，又是有名的洪帮大爷，清高自赏．贫病交加，颇有骨气的书生本色）; 委员（不定级）唐蟒（湖南浏阳人，日本留学生，1926 年北伐军中最早的高级政工人员，是南京汪伪政府中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湖南省政府主席）; 委员（少将）罗子实（江西人，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历任黄埔军校各期的教官、队长，充任过忠义救国军参谋处长、代参谋长，汪伪政府的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参谋长等）; 委员（少将）龚春浦（湖南湘阴人．充任过北洋军闷时期的盐务统领，与国内洪帮头头人物有交情，也极为熟悉江伪内情）、 委员（少将）胡醉天（浙江台州人，保定军校二期毕业，历任黄埔军校各期军事教官、忠义救国军总参议等职）; 委员（不定级）罗宝〔 号效植，湖南邵阳人，黄埔第六期毕业，一直在上海过白相人的生活，熟悉帮会内情，也熟悉汪伪某些内情，与戴笠是黄埔第六期的同学关系）; - 委员（少将）萧焕文（湖南湘乡人，警官出身，当年充任忠义救国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 二、委员会之下设办公室，组织人事安排如下： 少将主任委员文强，驻会办公； 少将参谋长沈忠毅（江苏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在国民党充任政工干部多年）; 上校秘书袁耿光（湖南宁乡人，新闻记者出身，充任忠义救国军《 革心日报》 总编辑）; 上校参谋组长沈忠毅（兼）; 上校宣导组长左券（湖南邵阳人，复旦大学毕业，历任忠义救国军支队政vlI 室主任、总部政治部科长等职）; 上校总务组长傅荣（湖南宁乡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充任军统局各特警班政治教官、政训组长等职）; 少校会计员马仁湛（江苏省人，军统会计训练班毕业，充任过忠义救国军军需处会计员多年）; 上尉电台台长某某某L 忘记姓名）; 中尉副官李锡年； 少尉交通顾名芳； 少尉交通萧淑英； 少尉交通张含英； 少尉译电员程秀华；陈萍；傅霞英。 三、派出的外勤策反专员姓名、驻地： 少将专员罗子实，以委员兼任，先驻南京，以后驻武汉； 少将专员胡醉天，么委员兼任，驻杭州； 上校专员楼亦静，驻无锡； 上校专员张辛慈，驻苏州； 无级专员朱亚雄，驻南京； 无级专员邱仰山．驻浦东。 四、策反计划和活动的三点说明： （一）当年拟汀的策反计划，是针对汪伪汉奸头目及其在日军卵翼下的皇协军（即“和平救国军，' ）部队为主要策动瓦解的对象。当年军统局对待这一工作，是采取多途分头进行的。只许发生纵的关系，避免发生横的关系。拟订计划实施，是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作中心，而且不忘“夹攻中的奋斗”这一原则，把新四军列为与日汪同等重要的假想敌。从力量对比和消长来说，只要能多拉过来一分日汪的力量加人到重庆方面来，便等于抑制了新四军的力量。到了1944 年以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非洲、欧洲战场的胜利结束，在远东的中国战场起了大变化，不论日寇如何凶暴顽强，总归已是强弩之末了。文强等人在拟订计划时，即殷切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事实上，对日汪拉与打的两手，已经开始重拉而不重打了。除了汪精卫没有被拉动之外，连陈公博、周佛海等巨奸都已被浏导倒向蒋介石的一边。在抗日战争快将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早已形成了蒋日汪合流，夹击中共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局面。 （二）策委会的工作重心，从一开始就注意京沪杭三角地带，大致是一年后，策反的对象多如牛毛，于是就发展到遍地铺开一把抓。例如在苏北的李长江部队、杨仲华部队，原来就是蒋介石方面的地方部队，投汪后而又策动了过来；西北军系统的刘郁芳、孙良诚等部，驻在开封、苏鲁豫边区，也策动过来了；还有驻武汉的叶蓬部队、驻广州的招桂章部队，甚至还有“满洲国”的王家善等等部队，也都策动过来了。蒋介石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大有由曲而直线发展的趋势。照戴笠的说法，这叫做“一通百通，千通万通，无所不通了”。 （三）拉与打的两手同时进行，这是蒋介石对日汪作斗争的基本手段，军统局是坚决地执行这一政策的。自从上海沦陷后，被军统特务打手所组织的大小行动队先后暗杀的汉奸，连同日军人员在内，共计约四百余人之多。这一数字是根据军统向蒋介石请领奖金的名单计算出来的，军统一种内部刊物《清白家风》上曾登载过。军统局对待投敌的特务唆罗，同样是采取暗杀的手段，戴笠的口语叫做“杀鸡傲猴”。据文强所知道的有：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长何行健投汪伪后，被暗杀于上海百乐门舞厅门口；军统广州站站长李式曾投汪伪后，被暗杀于澳门中央酒店门口。后来投汪伪的越来越多，杀不胜杀，这些人便成为蒋日汪合流的媒介。上海策委会只专管策反和情报的搜集；打的任务在上海归陈恭澎负总责，长江三角地带其他地区，则由各地行动队去干。忠义救国军所组织的行动队、行动大队、行动总队，以及由郭履洲负责的便衣混成总队等等，也是配合打的行动的。 吴开先被捕前不久，发生了平祖仁和军统南京站站长钱新民的被捕事件，外间议论纷纷，既怀疑是平祖仁被捕后的连锁作用，也怀疑到是钱新民被捕后的牵连，统委会和策委会的人员，都感到人人自危。嫌疑特别重的是平祖仁，他在淞江专区以当行政督察专员为掩护，实际上是为第三战区长官部搜集情报为主要任务。平的为人作风非常活跃，对国民党所属党、政、军、团、特以及工商各界，他都要去钻一钻。所以大家一听到平失踪的消息，便都认为平是一个靠不住的人，等到昊开先、万墨林一被捕，“十九不离平”的谣传更是不径而走。说来平的被浦，几乎无法查明究竟是日本特务机关干的呢，抑或是汪伪特务机关干的？截至文强于1941年12月离开上海为止，也不曾查得明白。至于外间怀疑到是因钱新民被捕而引起的连锁作用，这完全是无根据的猜想。因为钱与统委会从来不发生组织和人事上的关系，这一猜疑不久就被橙清了。 究竟吴等被捕的原因何在呢？根据军统潜伏在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密报查明，是吴开先的亲信沈守良干的。沈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上海尚未沦陷时，只要出人过上海市党部的大门的，就可看到经常担任门卫的便是沈守良，此人八面玲珑，确实是颇为机灵的白相人，被昊视为亲信。吴代理统委会主任后，只想到亲信当门卫可靠，却没有想到充当过门卫的这个年轻人，早已目标暴露，成为日汪特务的猎获物。吴本人嗜赌如命，每天16圈麻将，如同段棋瑞嗜恋棋一样，不可一日无此君，而且吴似乎是对沈特别怜爱照顾，每天抽水抽头，总是多分一些给沈。本来沈一向谨守岗位，很少外鹜，但一到手边上活动款子多了，便学着油头粉面，经常出人于茶楼酒馆、跳舞场中，"76号”的汪伪特务对他盯梢已久。文强曾暗示吴应注意防范，特别要求亲信人行为检点，吴拍着胸膛说：“吴某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令人听了啼笑皆非。统委会本来就是一座空架子，万一吴被捕，这空架子也就拆了台。文强当年最担心的是八仙桥米店，策委会的人员与统委会的联络，曾经与万墨林打过不少的交道，唯恐万墨林的被捕而受株连。于是就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特别是有意无意的警告吴、万两人，万一被捕，决不能供出军统方面的人来，否则：“请注意傅筱庵、张啸林的下场”（傅是汪伪上海市长，张啸林是准备降日的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的大流氓头子，都被军统暗杀）。不知是威胁性的警告起了作用，还是由于万墨林保存了一些江湖义气，从整个的策委会的关系来说，是没有受到吴、万被捕任何影响的。万曾间接托人带口信给文强说：“要千个放心，万个放心！”看来，他说的是真话。 吴开先被捕后，文强从潜伏人员的密报中得知，是由原中统局的两个特务头子丁默村、罗君强陪着吴到南京去见汪精卫的。驻南京的日本特务头子影佐，把这看成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对外宣称是重庆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开先的投降，引得南京大小汉奸，弹冠相庆。以后日任以招莺引凤之策，将吴释放回渝，目的在诱降蒋介石，企图进行中日停战的和平谈判，只因时机过晚，日本败局已定，使昊无所成就而已。有关这方面的内幕，吴绍澎先生所写的《纪上海统一委员会》一文中已有详述，这里就不再多言了。 “屋漏何堪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这两句话，正是上海统委会、策委会以及军统在上海组织机构总垮台的写照。 统委会因吴、万被捕而垮台是可以想见的事；吴开先投敌前后，祸不单行，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组织这只破船，又处在风雨飘摇中，几乎被日汪特务机关一网打尽：南京区长钱新民在南京路被汪伪特务丁燮林绑架而去；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澎，因人事股长桂某某的投敌拥汪，交出了组织和名册，在陈指挥下的两个行动大队，凡名册上有名的，一个不漏地被汪伪特工描获，区里面的工作人员，当然也成了瓮中之鳖，沪特区共被捕的有一百余人。陈恭澎平日自称硬汉，他是前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投敌拥汪后．特别自平津区的岗位上南调的，谁料到他一被捕，还没有见到汪精卫的面，就先见到了军统一批已经投敌拥汪的大特务，如傅胜蓝、钱新民、廖公助等，这些家伙对陈大摆老资格，在他们的威胁利诱下，陈竟无耻的说出；“对汪先生和平救国反共早有深体神会，蒋先生、汪先生都是为了救国大计，识时务者为俊杰，两先生的救国主张，当然是汪先生英明”等等一派胡言乱语。陈投敌拥汪不久，为了争宠．企图爬到更高的汉奸官位，他向汪建议，要在京沪杭三角地带成立对付新四军的“清乡整肃委员会”，由日、汪合力来有计划的“清剿”，只有使新四军无立足之地，三角地带才能确保，才能高枕无优。陈还在1941年10月前后，编写出版了一本名《蓝衣社内幕》的小册子来揭军统的老底，由于他对“复兴社”的内幕真正知道的不多，无法写清楚，但对军统局组织内幕的暴露却是写得很彻底的。 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萧焕文，全家老少幼共计七口，全部被捕。他有三个女儿名淑英、玉英、杰英；两个儿子，名复权、张权（张权在策委会作交通，早于半年前就失踪了）；另有一名是大女儿淑英的儿子．再加上女儿的一个娇头，所以说是老少七口全家被捕。萧氏一家，除了办忠救军的事外，他的三个女儿和儿子、外孙都是军统沪特区的交通员，其中以杰英为总交通，全家的收人是很可观的。更连票得宽的，是萧杰英对军统潜伏在上海的许多特务的住地原先并不全知，特别是电台人员，几乎是绝密的不让人知道住地，但无论怎样绝密，总瞒不了她这个总交通的联络来往，所以她一被捕降敌后，军统沪特区的人员就被一网打尽。萧氏一家既为日注立了这样的大功，因而也就受到了特殊的宠遇，获得了一笔优握的奖金；汪伪特工还要萧焕文想尽心计来诱捕文强等人网。此计不成，他就自请带着大女儿椒英到广德忠义救国军总部去策动该军代总指挥周伟龙归顺汪伪，许以军政部长的高官。不料被我们的潜伏人员密报泄漏了“天机”，待萧到达广德总部时，重庆早有来电．立即将其父女两人扣押解渝，一直关押到戴笠坠机死后，才释放出来。萧出狱后，还暗中大骂文强不讲乡谊，便他父女坐牢四五年，深悔不该去广德钓“大鱼”云云。这是后来军统军法处长沈维翰告知于文强的。 军统在上海苟延残喘的漏网单位，打的一套全部崩溃；拉的一套，尚存在的是以文强为首的策委会。另外有一个由军统局派出的名日“中央会计室”的小组织，这个室只有男女两人，男的称“娘舅”，名郑肇武，浙江江山人，原是戴笠家里的长工，粗识文字，经多年培养，一直管金柜；女的自称为“外甥女”，湖南邵阳人，是军统局临遭特警班的高材生，名蒋志云（后逃台湾任”国大代表”)，她以在上海法学院念书作掩护，担任出纳，跑银行取款，为军统所属各单位送经费，他们的住址只奉命批准让文强一人知道，地址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某号。据蒋志云告知，这座三层楼的西式房子，特别幽静，是戴笠抗战前在上海金屋藏娇的香窝。上海沦陷后风去楼空，才利用作了军统的“中央会计室”。郑肇武从来没有暴露过目标，在上海还蹲得住，蒋志云东藏西躲，在沪特区总垮台后，侥幸远逃到香港，在戴笠的眼中，是受到另眼相看的。 1941年秋，军统在上海的组织被日汪一网打尽，只留下策委会这一组织幸存，戴笠深感情势严重，从重庆发电报给文强，限令立即通报全体工作人员，说什么：“委座得报仁棣及全体爱国志士，坚贞卫国，出死人生，党国柱石，民族精英．前赴后继，杀敌致果，以竟全力。特电嘉慰，望一日一电，报以平安……戴笠转奉某电”等字样。文强明知是假传“圣旨”，在当日危急情况下，为了稳定人心，也只得以假乱真，向部下们作了传达，并立刻代表大家写了呈复电稿拍发：“转奉某电谨悉，此间情势紧急，深蒙鞭勉，万一不幸，为国牺牲，义无反顾”等语。文强将戴笠假传“圣旨”的来电，强令工作人员读熟背诵，悬为座右。还亲自用楷书，抄写文天祥（正气歌》多份，分送给工作人员，规定不许去娱乐场所，宁可在室内以麻将牌为戏、不计输燕等等约束的办法。这里特别要提到一位可敬的爱国宁波保姆，她是雇佣而来的，机关上的人都称她作陈妈。1941年秋，会计员马仁湛，公余好学，请准人上海法学院半工半读，不料被汪伪龙号的特务发觉，将其逮捕，并闯人静安寺路统一里某号机关查抄，目的在搜捕文强、沈忠毅诸领导人，适逢文已转移，沈夫妇外出，正当彼等闯人查抄时，陈妈沉着应付，眼明手快地将机关人员薪晌名册抛人已被特务查抄过的门帘半悬的夹缝中，使查抄者一无所获。否则这本账薄落人日汪特务之手，将不知会酿成如何的灾难？陈妈平日只知同居者是重庆来的客商．并不知有其他内情，如此出于爱国仇敌的义行，是应该称颂不忘的。 同年11月下旬，也就是在文强发出“一日一电报告平安”的复电后不到一周，又接到戴笠的来电，指示文强“于接电后，取道到金华或香港来偷报到，并发表文为湖南缉私处处长，以慰责劳：遗缺由文保荐忠贞资深同志接替。”文强遂即复电保荐原策委会参谋长沈忠毅升充主任委员。这时因统委会早已垮了台，沈接替后，便成了只向局本部的单线领导的关系。 文强在沪乔装商人，搭荷兰商轮芝丹沙尼号于12月3日抵港。原计划搭5日飞偷班机，在港的军统特务骨干王新衡、连谋等坚留迟一班飞机再走，殊不知正遇到了珍珠港事变的发生，日军对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同时下手，战火横飞，太平洋战争揭开了序幕。文强因此困居港九，欲行不得，期将匝月。一直延到12月底，英国驻港总督郭洪量打着白旗向日军投降后，文才混在难民中，与连谋等一行逃到长洲岛，以后经澳门，石岐、三埠、高要、梧州、柳州、桂林等地，为时近两月，才算飞抵重庆向军统局报到。 说起珍珠港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日军部署囊括太平洋的战争，早在事变前的两个月，文强在上海搜集的日方情报中，就已发现了蛛丝马迹。例如于1941年11月上旬，搜集的一份有关日军动态的情报资料中，探悉到如下大意的语句：‘旧对东亚圣战胜负决之于英美而非渝宁（指蒋汪），将以必死木机一举歼米（即美，日人对美鄙视之称谓），以珍、马、星、港为讨伐之的。”当年文强审核这一情报时，几乎全然不解其意，且深责日文翻译者，文理不通，自作聪明，望文思义，全不可解。后来，经过一番研究分析，肯定日本将有异动，而且判断到异动将发生在太平洋地区，而非中国境内；遂将此情报报送给在重庆的戴笠。后来文强抵渝报到时，戴笠提到此事，十分感慨地说：“收集情报资料难，分析判断更难，你自沪报来的有关珍珠港事变的情报，找们半信半疑，老头子则认为是谣传，不足为信。我们通知英美方面，更嗤之以鼻，绝不相信。事后，他们又认为我们的情报确实，认为日本人用木制自杀飞机向美国太平洋舰队作同归于尽的偷袭，连偷袭的目标都暴露出来了，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文强笑着说：“做事后诸葛亮容易，要做事先诸葛亮难，我在沪得到这样天书似的情报，不得不报，诚没有想到会有如此痛定思痛的教训在。” 文强在辗转返偷途中，已料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上海租界必将落人日军之手，赖以作掩护的铁栅，将不起作用，沈忠毅接替文强以后环境就更危殆了。文强到渝与毛人凤见面后，毛即惋惜地说：“上海本局的工作，真正被一网打尽了，阁下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策反委员会的工作，也全部垮了，沈忠毅被76号的特务诱捕下狱了。假如老兄不走，也许还能多支持一些时日，但是76号的大小特务，来自忠义救国军的为多，他们守在租界上的十字路口，宣称一定要在双十节前将文某抓到，戴老板是不能不考虑到阁下的安全的。” 文强接着又问沈究竟是如何被捕的．株连的范围广不广？毛接着又说：“问题出在沪特区电台上，陈恭澎投敌拥汪后，电台也被76号所搜查并利用上了。他们被迫与中央联络台呼唤，请求发给经费，以便继续效忠工作，决不贰心，并约定要沈忠毅于某日某时，手持雨伞一把，立于南京路某处相候，以便与电台人员恢复组织关系……我们过于相信受过训练的报务人员，不疑有他，才指定要沈按约定的联络办法前往相晤，沈就是如此而落人敌手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沈被释放出狱，经查明，沈虽受尽非刑烤打，在狱中被折磨了五年，却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经受了一次生死关头的考验。 军统和汪伪特务同流合污二三事 郑重为 抗日战争期间，蒋日伪、军统与汉奸伪军之所以能合流，是因为在国内和国际上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德意日法西斯轴心所结成的反共同盟，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和所谓“中日亲善合作”的大前提也是共同反共。前提既已一致，抗日的形式已不存在了，国内和国际的反动派，把问题仍然还原为反共的共同目标上，所以蒋日伪、幸统与汉奸伪军便能合流了。兹仅举以下二三事例，可以概见军统特务· 曲线救国”共同反共的罪恶活动。 一、军统与汪伪特务合流的“一条卧龙” 军统特务发起人十人团之一的王天木和干行动工作第二号打手的陈恭瀚，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并相继投了敌，和汪伪的特工部长李士群搞在一起，都在汪伪的上海特工总部工作。王天木还担任了伪江苏省无锡区的行政督察专员，甚为李士群所看重，随同王一道投敌的军统分子路鹏，也在汪伪特工总部担任专员职务。据抗日胜利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督察长和普备大队长的路鹅对该处处长郑重为说，李士群很得意他和王天木的合作，李曾自称他本人和王天木、路鹏三人在一起，胜过一个诸葛亮，而号称为“一条卧龙”。李称王为龙头、自己为龙体、路为龙尾巴。这一条龙正是形象地代表了那时蒋伪特务合流的事实。这一条龙所干的勾当，当然不是蒋对汪、汪对蒋和军统对汪伪特、汪伪特对军统的特务斗争，而是上海极司非尔路的汪伪特工总部与重庆罗家湾的军统局之间的暗通声气，而是这一条龙共同策划对付沪宁沿线和上海地区的中共地下工作和新四军的军事活动。王天木还为江伪恃工总部拟订所谓“强化治安纲要”，以及主持无锡的”清乡专署”和进行”高度清乡”，其目的就是企图消灭新四军的军事政治力量和抗日民主政权。其次就是共同掠夺人民，征款派粮，搜劫物资，并勾结日寇特务机关贩运吗啡、海洛因、鸦片烟等毒品，获取暴利。 这一条“龙”在李士群被日本特务机关在苏州毒死后，龙体解了体，而“龙头”主和“龙尾巴”路，却在日本投降后，又以因‘’曲线救国”而投降敌伪做“地下工作”反共有功的理由恢复了军统关系（如提供新四军江南抗日游击纵队管文蔚、任天石等部的军事活动情报，以及江南地区共产党的情况），并以大量赃款孝敬戴笠。和王天木同样情形，也是投降敌伪之后又恢复了军统关系的陈恭澎，在投敌后曾写了一本《蓝衣社内幕》，对军统特务和戴笠有所揭发，书上署名是陈恭澎所写，而陈后来却供说实际出自王天木之手，因而王陈两人均被关押，戴笠死后才被释放，但均未得重用。据说在解放之后，王天木在香港投靠了美国特务机关，这个曾经是蒋日伪特务合流的“龙头”，变成了美蒋特务的合流的代表。至于“龙尾巴”路鹏，在投敌又恢复军统关系之后，由王天木交给他大部赃款替王行贿说情，因而贿通了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等，得以签振为上海稽查处督察长，于解放时逃往台湾。 【作者在抗战胜利后曾任淞沪替备司令部稽查处蒯处长、代理处长。】 二、天上飞下来，地下钻出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耀武扬威大肆劫收的国民党特务人员，大都是并没有真正抗过日，而是由重庆后方从天上飞下来的；而一班在沦陷时期无恶不作的汉奸分子，则从地下钻出来，不仅逍遥法外，并且变成了天上飞下来的特务分子发劫收财的助手，成了反共的“自家人”。如曾经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罗静芳，在敌伪时期，担任过浙东宁波市汪特的政治保卫局主任，专门对付四明山地区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日本投降后，他就从地下钻出来，找着他的广东同乡（也是留苏叛徒）即时从天上飞下来担任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首任处长的军统分子程一鸣，以他所搜集的有关浙东共产党的情报和大批赃款作为贡献。所以程就包庇了他，并向戴笠请示罗的工作。戴笠竟向程说“地下工作同志，只要有对付共产党的成绩一律可用，即使原来是南京方面（不言汪伪而称南京方面）的，也同样可用。反对共产党的路同一条，都可以走！”于是程就派罗担任该稽查处的水上稽查所所长。 这个地下钻出来的罗静芳，在成为军统“同志”之后，便全力进行反共的罪恶活动，1946年6月军统分子陶一珊，继程一鸣担任上海稽查处长，认为罗静芳对共产党斗争有办法，调他担任特侦组组长，负责侦查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并加以镇压迫害。1947年8月间，罗静芳曾配合中统特务上海办事处逮捕了由浙东到上海的宋某等五入，使用老虎凳严刑逼供，硬说宋在抗战时做过奉化县的民主县长，是新四军三五支队的干部。当时该处代理处长郑重为，到该组办公室亲自讯问被绑在老虎凳上的宋某，宋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也没有当过奉化县的民主县长，郑在浙东工作过，回忆中也没有宋当民主县长的印象，因而向罗提出疑问。而罗坚持他的情报没有错，并说中统方面的情报也是相同的。郑为此事，并曾挂长途电话询问在奉化打过游击的宁波警察局督察长郭青白，郭也说不知宋某这个人。但罗还是咬定说，宋某有很多化名，肯定是共产党的奉化县长，并说不狠狠地揍他是不肯承认的。于是就对宋等施用电刑、烧毛（用火烧腋毛和阴毛）等酷刑逼供达一星期，弄得宋等已奄奄一息，罗才因害怕负责，签请将宋等移送中统上海办事处审讯，做个借刀杀人之计。罗对所谓政治犯使用的另一种阴险毒辣手段是，说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手段，凡是被逮捕过的人，即使坚不承认而被释放回去，也不能再为共产党所信任的；并说是“亲身的经历，自己是过来人”等等的鬼话，企图骗诱对方。 1947年，罗静芳曾要求上海港务整理委员会查缉警卫组组长郑重为（稽查处副处长兼）派该组港务督导员，协助他赴从苏联海参威到上海的斯康梭斯号轮船监视该轮乘客和海员的行动。郑即派巡回督导员孔祥溶随他前去。罗穿着西服，佩带港委会的证章与港务督导员、海关人员等混在一起，他们到斯摩棱斯号，发现了当时搭该轮回国的进步作家茅盾夫妇，赶忙跟踪，在码头附近偷拍了茅盾以及欢迎者照片，专案写了报告给稽查处转报保密局，诬指茅盾是苏联代言人，与中共有关系。他并指派特侦组副组长（也是革命叛徒和工贼）李达文对茅盾盯梢。同时罗还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将他平时收集的苏联报刊书籍和上海出版的一些进步刊物，冒充系在斯摩棱斯号上查获的，这样来污蔑苏联轮船载运大批赤色宣传品，经他查获，也报请稽查处转报保密局邀功。当稽查处副处长郑重为指出罗报告所附的书刊，有些是上海出版的，何以说是苏联运来的。罗更狡辩地说，有许多书刊在苏联出版，都伪装是在上海印行，是苏联和共产党迷惑人的手法。从以上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一从地下钻出来的汉奸和天上飞下来的特务合流而成为一路人的罗静芳，在反共的罪恶活动方面，是多么凶狠、阴险、毒辣、卑鄙啊。（本文系从作者《 军统特务的罪恶活动》 一文中摘录的片断，约写于60年代） 军统特务武装在苏浙皖边区的罪恶活动 任献廷 一、第三战区便衣混成队 便衣混成队是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在第三战区的武装特务组织之一，于1941年夏在江西上饶成立。其主要成员均属军统骨干分子；其余一部分人，是假借长官部编练处名义，向战区所辖各个部队抽调中下级军官及士兵加以短期特务训练组成的，另一部分人是该部训练结束进入沦陷区后，由各部队自行补充的，其成员多系地痞流氓散兵游勇股匪等。该部初编成时有杭州总队、上海总队、厦门总队、南京总队、宁波总队，各总队下设若干队、组多少不等二以后又编组若干直辖队归长官部便衣混成队督导组直接指挥。这个组的负责人是军统分子郭履洲。 便衣混成队在训练期间，除训练化装、情报、行动、爆破、游击战术外，在行动训练中偏重盔窃术的训练，特在上海、天津等处搜罗了老惯盔数人作教官。在集训期满时曾举行过一次实习，当时郭履洲指示各队在江西上饶地区进行盗窃演习，部队、机关、商店、居民家均属偷盗目标，规定以盗窃物品多少、有无被物主发现或被捕捉而定成绩，并规定所盗财物一律登记，事后归还原主。据郭履洲在演习总结时的报告说明，这一次演习由于各部队没有遵照规定将盗窃物品登记归还，在当地商民中造成很坏影响。另据曾参加这一演习的特务说，在当时所盗来的东西能吃的都吃了，能用的则各自留用，登记送缴的很少。该部多数官兵自学会了盗窃术以后，每到一处即对商民进行盗窃“实习”，若被物主发觉，即用开玩笑作为掩盖，若无人发觉，则公开拿回自用。 杭州总队总队长刘人奎，队长朱炳奎、何卓权等特务骨干，自进人杭州地区后，除利用部队补给为名，组织大量走私外，各自均施展自己的特长，向商民进行敲诈。1942年冬，杭州总队集中浙江淳安港口镇，在一次聚赌场合中．有人向刘人奎开玩笑说，你的“输赖燕要”的老皇历，不要重翻，这里不是沦陷区。刘回答说：“见孙不打伤天理”，此一时，彼一时，你若是孙，当然要用老办法对付你。接着又继续说明藉请客进行敲诈的情况说：“物了不散场，大胆蛮干．不赢不散．他若赢了馏走．用点小手段，包教他登门赔礼送还，部队没有经费只好自己想办法。你们给人家戴‘红帽子’要钱最笨不过，我不这样干，用一点礼貌弄点酒菜，请当地有钱的士绅商民吃吃玩玩，叫他们捐几个钱，并不亏待他，总比用戴‘帽子’要钱好得多。他若真的不识相，’汉奸’、‘新四军’的帽子随他选，这就是我解决经费困难的办法。”据说刘人奎自杭州总队进入沦陷区期间，用上述手段曾敲诈财物合银元五千余元。 【作者曾任军统特务武装忠义教国军第三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 朱炳奎是便衣棍成队杭州总队的一个队长，1942年，在杭州、诸暨、萧山、富阳等地区，他利用当地人民惧怕日军在扫荡时悠意杀人放火的暴行心理．有意的制造恐怖，以遂其进行敲诈勒索的阴谋。朱每到一地，即选定较富的村镇为目标，令士兵在村镇周围，挖战壕、打枪眼．吉言要同敌伪军在这里作战，并虚伪地警告当地人民及时准备，在必要时暂避。当地人民最怕在村庄附近打仗这一着，为了求得暂时的安定，不得不筹集重礼向朱请求不要在他们村镇附近构筑工事同敌伪军作战。朱视礼品的多寡以决定去留，如他认为满意，即移驻他村，再如法泡制进行敲诈，朱名之为’‘卖人情”。如当地人民置朱的阴谋于不理，朱即暗派亲信，向附近的敌伪军报信说，某村驻有游击队若干，请其速派队前往“扫荡”，朱又名之为‘”闯祸”；当诱敌真的前来时，朱却令部队打几枪后就溜走，这时敌人便认为该村真的窝藏有游击队，对村民及房舍进行烧杀。1942年冬，该部集中于浙江淳安港口镇时，朱同便衣混成队督导组组长郭履洲、上海总队长鲍步超等谈论如何克服解决经费困难时，自行介绍了上述敲诈的经过。并得意地说，在沦陷区只要有人枪，即不愁经济困难，曾提到他的部队使用“卖人情”与“闯祸”的办法，在萧山、富阳等地，得到了商民很多“慰劳”品，部队需用的副食品及御寒冬衣，都是当地群众“自动”捐献的。当时郭履洲等对朱大加夸奖，连说：”有办法，有办法！" 何卓权也是便衣混成队杭州总队的队长之一，1942年在杭州以北塘南塘北及余杭山区活动。何系浙江诸暨人，出身是帮会流氓．生性蛮横狠毒，在杭州地区以“抗日游击“为名，专门想摆弄钱。他手下的唆罗百余人，流动于余杭及杭州塘南塘北各村落，所有主副食，均强迫当地人民供应，并规定每保每月供给猪肉若干、白米若干，稍不如意，即行殴打。该部为了避免遭日军围歼，常夜间数易住址，每到一村，即迫令村民代为放哨，并威胁说，若日军突来，当追究放哨人的责任。他在上述地区遍设税卡，勒收过境税；并唆使亲信，策动当地有钱人拜何卓权为师，结为帮会关系。据说何在杭州地区收有帮会门徒千余人；何妻阿香，亦收有男女帮会门徒五六百人。何卓权夫妇两人，每年藉“做寿”为名，暗示亲信发起为师父母“祝寿”运动。并以祝礼的多少，作为对待门徒亲疏的标准。据何的亲信昊鹏飞对我说，何仅“做寿”收礼一项，每年敲诈所得，不下白银五六千两。1942年冬，何部集中浙江淳安港口附近之汪家村后，与汪姓房东因住房发生争执，何竟迫令房东全家男女近十口，聚居偏房两间，并用竹篱将院子分为大小两院，因小院与大门不通，房东不得不另开便门出人。何部住人江家村后，捉鸡打狗，砍树拔菜，强借棉被，乱拿稻草，全村大受其苦；并在村前设立盘查哨，检查由遂安往返港口镇的水运船只，以刁难手段进行敲诈。许多经常通过汪家村的商旅，不得不事先购备礼品，在通过何部驻地时，登岸拜见何卓权，请求予以便利。 赵璧是便衣混成队的一个队长。1942年7～8月间，在浙江浦江山区活动时，敲诈勒索，抢劫商旅，作案累累。由于赵对上奉迎不周，对下分赃不均，受告被扣，在浙江淳安林佑埠别动军第二纵队指挥部对赵审讯时，间及谋财害命一案，赵亲口供称，有贩运黄卡其布20余匹的走私商三人，夜晚通过他的住地，遂将他三人扣留，本想将布没收，将人放走，又恐走漏消息，财物不能独得，遂将三人于当夜活埋了。当追问被害者姓名籍贯时，赵答在对商人杀害前役有问过。 二、别动军第七纵队 别动军第七纵队，是于1943年春，在浙江淳安县港口镇，由原三战区便衣混成队改编的二初编为四个支队，不久缩编为三个支队。同年夏，大部官兵受中美合作所安徽雄村训练班轮训及装备。纵队指挥初为郭履洲，不久由副指挥鲍步超接替。鲍系浙江遂安县人，自充任别动军第七纵队指挥后，即组织走私集团，准备大规模走私。曾抽派该部副官主任徐志远，专管土特产收购运输工作。并以纵队指挥部参议名义，聘请港口镇商会理事长陈以模、太和中药店经理石清和参与走私集团。为了掩护走私物资运输，曾派队进人敌后，以“对敌游击”为名，先后派了两个大队，分别到杭州以北地区及诸暨、浦江山区活动。鲍步超利用这一渠道，白1943年春至1944年夏，以部队补给名义，由富春江水运杭州资敌物资达五十余船，回运食盐约三十余船，获利甚巨。同时鲍命令所派赴沦陷区部队所需的主副食及冬季便装，均由各部队自行设法，因而进一步助长了各特务武装部队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崔季岩原充便衣混成队上海总队队长，系鲍步超的心腹，后编充别动军七纵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长，崔部被派进人杭州以北地区后，除所需军粮菜柴全部强迫当地人民供给外．并将部队分区驻扎、控制水陆交通要点，设卡收税。曾令诙大队大队附李林甫率一个队驻塘南地区，派第五队队长宋宝堂率一个队驻瓶窑地区区。1943年冬，又勒迫所控制地区居民，挨户出款，征集所谓”寒衣捐”，搜括所得不下万余元，后因分赃不均，大队附李林甫率一个队在塘南脱离崔的掌握自由行动。第五队队长宋宝堂也率亲信多人投敌，当了汉奸。另有崔自带的士兵七人，带木壳枪七支，当了土匪。崔季岩感到众叛亲离，乃于1944年春节前，只身逃回后方港口。哗变官兵后经多方诱骗始归队，崔本人及李林甫等祸首，由于及时向鲍步超送礼，只受到口头申斥了事。徐益光又名君友，浙江诸暨人，系青帮头子之一，在杭州、余杭、富阳、萧山、诸暨、绍兴、浦江地区收有帮会门徒数千人。徐先曾充伪军八十六军侦探队长。1942年．投靠别动军第七纵队，被派充该部第二支队第三大队长，所带官兵百余人，多系门徒和诸暨同乡。纵队指挥鲍步超，为了进行反共及走私活动，于1944年春，派徐益光部进人诸暨、浦江山区活动，据该大队大队附孙斌对我说，该大队到达上述地区后．由徐本人及多数官兵（均系当地人），曾对当地共产党组织及成员，进行逮捕破坏，当时在浦江曾逮捕了十多名共产党员，其中多数人均缴巨款后卖放，仅一名闻系共产党重要人员，被送到纵队指挥部关押。徐部在诸暨、浦江地区，除进行反共罪恶活动外，曾向当地居民强征主副食，强素“寒衣捐”，人民受害甚大。 王震号雨辰，浙江嫌县人，系浙江著名带匪之一。曾充日军胜杭州特务机关里石部队汉奸，1943年为别动军第七纵队指挥鲍步超策反。鲍委王为该部政工室主任，发给木壳枪六支、白朗宁手枪一支，表面上是令王到杭州地区进行所谓策反，实际是利用王进行绑架抢劫勾当。王于1943年冬到了浙江新登后，即勾结其旧匪伙伴七人，在杭州余杭地区进行绑架抢劫。由于王为人狠毒刻薄，过去曾多次将同伙暗杀灭迹，因而其徒众六人，在随其进行数次罪恶活动后，竟携械投敌当了汉奸。玉被迫携眷返港口．与鲍步超见面后，鲍大骂王无用，令其赔偿枪支。后由王妻出面以色相向鲍纠缠，王又成为鲍家上宾（工于1951 年在卜海被镇压）。 三、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所辖行动支队，于1937年上海沦陷前成立，其主要骨干，除军统分子及其在上海的行动队组外，并有杜月笙私人所掌握的帮会组织成员。据说当时系以反共除奸为藉口向蒋介石请准的。初成立时，有短枪500支，在上海沦陷期间，又收编了一批上海地区的地方自卫团队共千余人。在上海沦陷后，全部逃往苏浙皖边区广德、宁国、孝丰地区，当时国民党军队由京沪杭地区大溃退，给该部创造了扩充发展的好机会，不到一年便收容了股匪、溃军、游勇等三千余人，其中有成连成营收编的，如六十三师的两个营，由副团长何金山率领全部受编（不久何金山因军统分子对该部官兵不信任，监视过严，又率部哗变，当了汉奸）。1938年冬，这个委员会所辖的各行动支队，在皖南屯溪编为忠义救国军第一、二纵队，共六个团，以后又收容了一批兵痞流氓，增编了第三纵队，共三个支队。1944年，别动军第七纵队全部并人该军、与原三纵队共编成新第三纵队，仍为三个支队；同时又策反了汪伪手枪警卫旅的谢相昆团，编为新一团。该军到1945年日军投降后赴苏州集中时为止，共辖三个纵队，共六个步兵团，三个特种支队，三个直属营，约一万两千余人。以上所述是该军自称的所谓“正规部队”马志超部，还有所谓“地下部队”阮清源部、刘方雄部，这两股究竟有多少部队，干了多少罪恶勾当，其他人很难知其详，由于这两股武装特务部队，名义上挂忠教军的招牌，实际不归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指挥，因而马经常发牢骚说，我负责的只有十个团、三个营，其他我不知道，也不负责。 阮清源是军统重要骨干分子之一，曾充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兼代总指挥数年，1943年调去重庆，1944年又重返三战区，依据特务头子戴笠的指示，使用忠义救国军的番号组织地下军。由于阮原籍浙江嵘县，系浙东帮会首要分子之一，并在忠救军任职期间与京沪杭地区的帮会组织，及汉奸伪军游杂部队般匪早有勾结，因而阮到三战区不久，便啸聚了大批匪徒，据闻在归本投降前夕，编有支队二十余个，汪伪军丁锡山部、汪伪浙江省长丁默村的地方团队，均为阮部的主力。当时京护杭地区有民谣说：“遍地有‘定平’，土匪满天飞（定平是忠救军的代号，臂章印有“定平”二字）。”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当日，阮部即首先闯人上海市区，进行劫收及抢劫。据说阮部在上海，仅小轿车一项，劫收即达百辆之多。其他房产财物金银，为数甚巨。由于赃款上缴不多，被戴笠镣禁上海提篮桥监狱。其党羽多作鸟兽散，残留部分，于1946年3月编入交警部队。 刘方雄，浙江江山人，戴笠的小同乡兼姻亲。在充忠救国军调查室主任期间，除利用亲信在该军内部遍布特务网，监视异己分子外，在京沪杭广大地区，组设许多行动情报队、组，在进行反共活动的同时，进行绑架勒索勾当。江苏省第三区行署专员于道生，是该区内忠救军调查室所派各情报行动队、组的总负责人，据于道生的一个会计于自善对我说，于道生在1943年，利用专员权势及特务行动组织，在辖区内遍布税卡，强征暴敛．将全区有钱商民列成黑名单，分期分批进行敲诈。其稚诈手段是．暗派亲信先与有钱商民来往，随后即将亲信假予逮捕，根据捏造的假供辞．说自己是新四军或汉奸．曾与某人有关系，以此为由进行公开捕人，勒索所得赃款，一半上缴刘方雄，其余由于道生处理。于自吹说：在1943年，经他手一次即送缴刘方雄黄金50两。 金阿三，又名金家让，系太湖地区著名帮会头子及惯匪之一，有匪徒百余人。抗战期间，盘踞太湖东、西山，后被刘方雄收编。金自参加特务组织后，如虎添翼，公开绑架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太湖沿岸商民，恨之人骨。1945年冬，我任忠救军第三纵队第三支队长驻江苏吴江县时，曾向居民问及金的作恶情形时，当地居民先是摇头叹气不语，后说“金司令把我们整苦了”。抗战胜利后，金部在苏州集中，当时有许多人向忠义救国军总部告金的各种罪行。由于该军各重要头目都受到金的贿赂，金并未受到任何处分。金部在苏州集中时，曾缴给忠救军总部汽轮多艘、卡车数辆，戴笠胞弟戴云龙，闻讯赶到苏州，要去汽轮两艘，开设了一个轮船公司。当时听人说，金阿三当太湖王，弄的钱大部交给了刘方雄。 1945年7月，戴竺到忠救军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在会上首先大骂鲍步超说：“你有两个老婆，管不了，天天闹架，乱搞钱供自己挥霍。张惠茅就和你不一样，你也会搞钱，但他给组织贡献很大，在抗战期间，我们大部需用的通信器材，都是他供给的，在经费方面，也有贡献。”当时我体会到，刘方雄的特务组织，其所以敢于公开绑架勒索，敲诈抢劫，是得到戴笠默许的。戴生指示各部队严密防范新四军兵运人员的打入活动，指出姚健起义事件是该军的“耻辱”，并大骂该军没有尽到责任，要求今后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等等。 忠义救国军名为抗日救国，实际是勾结敌伪共同反共。该军自成立直到抗战胜利，始终盘踞在苏浙皖边区的昌化、于潜、孝丰、广德、宁国等地区，收编股匪流氓散兵游勇，扩充实力，派遣所谓行动和情报队、组，对该区内新四军及当地共产党地方组织，进行暗杀刺探情报勾当。并不时利用机会，向新四军部队进行袭击和围攻。如1941年春，该军第一纵队，曾在广德、黄岭地区，数次袭击新四军部队。1945年6月，该军又利用新四军王必成，粟裕部队在浙江孝丰、于潜、天目山地区集结之机，集中全力进行围攻，给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造成重大损失。即在日本投降后，该军仍令各纵队分股在上述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搜捕新四军在该地区的后方留守人员。 该军为了积蓄力量进行反共，1942年秋，驻杭州日军沿浙赣铁路线及富春江沿线，向西窜犯时，三战区长官部曾命令忠救军就近派部队伏击沿富春江西进之敌，该军竟以另有任务，拒不受命。当时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曾为此大为不满，并提出替告说，忠救军如再违反命令，就停发给它的补给，但始终不起作用。有一次该军总指挥马志超同三纵队指挥鲍步超谈论该军主要任务时，曾谈到与三战区长官部的要求有矛盾的情况，当时我也在场，马说：“我们的部队是负有特殊任务的，是经过特殊组织训练的，它不同于一般国军，打光了补充容易，我们的一切行动，是遵照戴先生的指示，顾长官不体谅我们的苦衷及特殊任务，任参谋人员乱派任务，我们碍于执行，就说我们违抗命令，要停发补给，真叫人为难。今后有机会，我必须向顾长官说明。”他又愤慨的说：“其他人员对我们不满由他去，这批家伙要给他点颜色看，以后向他们要补给，按编制人数要，看他敢停发？”同时又得意地说：“我们做戴先生的部下．就有这点好处，任何人都对我们无办法，吃亏的事，我们不干，只要我们有力量，在阻止共军发展方面，做出成绩，任何事情都不怕。”从上述马志超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该军“抗日救国”的真面目。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驻杭州日军向西窜犯时，打到了忠救军的驻地附近，该军也不进行认真的还击，竟将主力仓惶后撤，避而不战。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45年8月中旬，杭州日军沿临安、富阳、新登之线向西进犯，企图席卷浙西各县，防守该线的国民党陶广部队，及七十九师部队，与日军接触不久，即行溃退。日军遂乘机向西急进，其中一股约千余人，由新登县山径直趋分水、昌化之线，当晚窜抵昌化之麻车埠。当时忠救军总部驻麻车埠以西30华里的河桥镇，主力均集结附近地区．准备迎接戴笠前来校阅视察。在日军侵人麻车埠的当晚，戴笠在河桥忠救军总部开干部会议，在会议进行期间，戴笠的心腹毛森仓惶闯人会场，向戴笠耳语，戴听后表现慌张，一面宣布日军窜人麻车埠的情况，一面令第三纵队第二支队长朱炳奎，速率所部到麻车埠以西地区设伏，阻止日军西进；同时又令马志超速选派一个连备用，最后宣布会议停止，令与会干部回原部队，戴笠自己却在当晚溜走了。按当时的情况，忠救军的各部头目如稍具有民族感，稍有一点抗日气味，就应该在陶广部及七十九师被日军击溃后，即使不作增援措施，也应该作应战准备，在日军打到麻车埠时，更应该利用已集结的优势兵力及地形，向来犯之敌迎击，在敌人分股流窜兵力分散的情况下，给予重大打击是绝有可能的。但这批特务头目已丧尽天良，只知如何保存实力，以备与共产党作对，而日军虽打到面前，却仍然避免应战。在戴笠溜走的次晨，忠救军总部即向河桥西北山村方园铺逃走。并将一、二两纵队集结于总部附近，保护总部的安全。为了欺骗众人耳目，仅令第三纵队在昌化、分水之线，相机袭击敌人。当时我是该纵队的第三支队长，根据上级保存实力的意图，进行游而不击的勾当，第一、二支队，也是如法炮制，这就是忠救军在八年抗战中，仅有的一次抗日表现。 1946年2月，戴笠在苏州青年会堂对忠救军骨干训话时，说该军在八年抗战中做了不少工作，建立了不少“功绩“，蒋委员长对你们的努力很满意，希望今后继续努力。并诬蔑共产党“破坏和谈，不守信义”，内战势所难免，要求各特务骨干，对今后进一步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作好准备。训话后，举行了大会餐。在会餐时，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特务军官数人参加。当时这些军统特务骨于们对美国主子敬酒敬莱，显尽了卑躬奉迎的丑态。但仍没获得美特的欢心，有一个美国海军少尉，认为酒没吃够，要求再添酒同人碰杯，经戴笠示意在座众人，不要再向这个美特劝酒后，这个美国流氓，便以借笔写字为由。拿去了同桌特务钢笔五六支，戴笠也示意不要追回，同时该美特又将桌上银制餐具十多件，装在自己袋内，在餐后，苏州味雅酒楼人员，要求设法追回美特拿去的酒器时，戴笠却耍流氓手段，向味雅酒楼工作人员说：“你这味雅呀，真不知好坏，美国人有一个特别习惯，对那家酒菜表示满意，就拿几件餐具作表扬纪念，有很多大餐馆饭店，想送几件给他们还办不到，你们得到这样光彩，想退回，你想想味雅酒楼这块招牌经几件餐具，就能传名美国，这是多大的光彩！”味雅酒楼工作人员，只好连声称是，不再要求追回了。 1946年二三月间，白崇禧偕同张雪中到苏州，进行发动反共内战的阴谋活动，曾在苏州贵宾招待所召集忠义救国军团以上骨干讲话。为了掩盖其反共阴谋，首先胡说什么政府如何关心全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所遭受的损失及痛苦，尤其是我们的全国将士，遭受牺牲痛苦更大，但是我们的牺牲痛苦，没有白费，它换来了胜利，这是全国军民艰苦抗战的成绩。继而说政府为了恢复战争创伤，已拟定了建设计划等等骗人的鬼话。接着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诬蔑，说八路军、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如何利用机会扩充实力，不打敌人，准备内战，夺取政权；政府为了和平建设，已邀请共产党负责人，来重庆进行和谈，但是共产党决心捣乱，无理要挟，我看和谈成功的希望很小，因为共产党的字典上，没有‘妥协’二字。大家想想，共产党凭什么要同我们平分天下？大家允许满足它的要求吗？政府也不会任共产党无理取闹，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抗战胜利了，国共和谈了，可以好好的休息安静了，说不定大家还要进行短时间的艰苦奋斗。希望作好战斗准备，以防万一……与会各特务骨干，事后对所属部队官兵，都传达了白崇禧的讲话，紧接着忠救军改编为交警部队，参加了祸国殃民的反共内战。 四、浙江省货物运输管理处 浙江货物运输管理处（简称货管处），是军统公开的特务组织之一，成立于1943年春，处址设在浙江淳安县城。其主要勾当是，与敌伪交换物资，处长张性白，副处长陈庆尚，处以下在各地均设有土特产收购站，以所谓官价向人民强购各种禁运资敌物资，如大米、食油及工业用油麻类、生胶等，由富春江水运富阳，与日军公开交换物资，自1943年，至抗战胜利，所运资敌物资，据说达两千吨之多。军统局在重庆复制了汪伪储备券一至五元的纸币若干，有两卡车运交浙江货管处，该处又分交各收购站，及该处的一些特务人员，以较高的价格，向沦陷区农民套购土产。据说这种伪钞，大部使用于浙西浙东沦陷区及临近地区，后经敌伪发觉，许多持有较多这种伪钞的人，遭到敌伪的拘捕，因而破产者极众。该处业务组长赵义民，系张性白任七十九师师长时的一个团长，与张上下勾结，进行大量私人走私，后被检举，与张同遭扣押，闻走私获利达黄金千两之多。该处其他人员，也都利用机会进行了大量走私勾当。 五、浙江省缉私处 缉私处是军统另‘个公开特务组织，各省均有设立。浙江缉私处长是特务头子第三战区便衣混成队编练处长郭履洲兼任的。该处成立于1941年，处址设在永康倪宅，全省各县均有查缉所，重点是富春江及曹娥江沿线。仅富春江水运一线，查缉所就有近十个。这些查缉所，名为缉私，实际是走私放私。如桐庐查缉所长曹渔舟、建德查缉所长张超，在充所长期间；勾结私商进行走私、不到半年各得赃款近黄金百两。建德查缉哨长廖邦规，也因走私放私发了财，由于廖是我在七十九师的旧属，彻寸我说，你当这一穷教官干啥，活动一个查缉所长．干三个月，保你州生吃不完。并因而谈到曹渔舟、张超等的走私放私情形，说对私商要狠，强制他承认干股，获利平分，亏本不管；对上级要明，明了上级意图，舍得送大礼，同时对上级左右人；也要送人情。这样就能多干几天，并不会出乱子。上述情况，就是缉私处的真抵后该缉私处这一肥缺为宜铁吾夺去，戴笠曾为此大为不满。 陕晋地区的军统特务组织和活动 王明江 一、军统局直属西北特侦站 军统局直属西北特侦站，成立于1939 年秋。最先名西北特联站，到1943年元月改称西北特侦站，1 944年元月撤销，为军统局直接领导的对付共产党的一个专门情报特务机构，也是军统局最秘密的一个情报单位。 （一》 建站目的 军统局为了破坏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搜集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重要情报，以便随时采取对策，乃于1939年秋在陕西省汉中县成立了军统局直属西北特联站，由中共叛徒程慕颐（又名程益）任站长，配合胡宗南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为了指挥方便，于1940年由汉中移至西安市北院门81号。同年又在安徽省广德县建立了该站直属东南分站，专门针对新四军活动地区搜集情报，配合军统局直接领导之忠义救国军，对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瓦解破坏活动。 《 二）活动地区 西北特侦站以破坏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为主要任务。它的活动地区为：陕甘宁、晋冀鲁豫、鄂豫皖、苏鲁豫、晋察冀等边区。遍布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北等九省的广大地区，而主要则活动于陕甘宁边区。东南分站则在苏浙皖三省活动。 （三）组织演变 程慕颐阶段（1939～1942年冬）：在程慕颐领导的西北特联站时期，站部以下在陕西设有延安组、环县组、庆阳组、平凉组、韩城组、宜川组、榆林组、绥德组，山西有五台组、山东有定陶组，河南有许昌组，湖北有黄安组、潇川组，安徽有毫州组。东南分站之下辖有丽水组、广德组、太湖组、盐城组等。 王之定阶段（1943年～1944年元月撤销）：在王之定领导阶段，将原西北特联站改为西北特侦站，东南分站划归军统局直接领导。原来之延安组已在1942年秋被破获，以后再未建立起来。其他五台组、定陶组、毫州组派出后根本没有再取得联系。同时又将榆林组亦撤销了。另外由王之定新建立了： 1 内线组，代替原来延安组的任务； 2 长乡组（山西省长冶县、武乡县合称），以搜集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情报为主要任务； 3 . 保兴组（山西省保德县、兴县合称），以搜集中共晋绥边区情报为主要任务； 4. 河南商丘组，以搜集苏鲁豫边区情报为主要任务； 5 ．石家庄组，以搜集晋察冀边区情报为主要任务； 6 .陕西省府谷组，以搜集晋绥边区及陕甘宁边区情报为主要任务； 7.建立了陕北榆林、河南省修武县和安徽省界首等三个交通联络站：并在西安市二王巷五号设立招待所。又将韩城组、宜川组合并改组成宜延组；另行筹建立耀县组。 【作者曾任军统局西北特侦站副站长、军统局直属晋南站书记、西北区晋站书记。】 站部编制，在程、王两阶段上基本上没有大的变更，都是在站长以下设有书记、督察、编审、译电、会计、交通员、事务员，连同勤工伙夫20人（1943年以后增设副站长一人）。组的编制，均叫特侦小组，一般以三人至五人为原则，但亦有根据具体情况达到十人左右的。此外尚有由站长单线领导的通讯员组，组与组员之间，在组织上严禁发生横的关系，均是由组长派交通员分别联系的。 （四）飞人事情况 1．人员来源：该站组织成员是由军统局直接分派由该局兰州特训班毕业的方永刚、毋梦级、陈楠云、樊培初、杨克方，以及湖南临渲特训班之路守篇、李生俊等十余人为领导骨干。其次，则将该站在汉中设立之汉中特训班前后训练十余期毕业人员共两百多人．作为西北特联站在西北地区之基层组织成员：另在浙江省之丽水县设有丽水特训班，训练约百余人，作为东南分站之基层组织成员。估计全部约三百余人。就地因有社会关系而被吸收的个别人员约占总人数十分之一。 2．人事演变：由于程慕颐派出的各组人员多失掉联系，程将失去联系人员的工作费用私吞，并扣压在职人员生活费达三四个月之久；会计周至刚又携款潜逃等诸种原因，经该站内部人员向军统局局长戴笠告密后。1942年夏戴笠到西安时，将程慕颐撤职调至重庆予以软禁；即派当时任军统局晋陕区中共股股长的王之定代理站长职务。1943年元月，王之定任正式站长后，将原名西北特联站改为西北特侦站。携款潜逃的会计周至刚在河南捕获后，关在西安市太阳庙门至善巷军统局西北特种拘留所。程慕颐在重庆因牵连本案关系，特在军统局司法室活动，为了灭绝程曾与周共谋拐款之口供，由军统局司法室下令西北特拘所所长丁敏之，于1943年秋，在该所内用绳将周至刚勒死后，程在重庆才恢复了自由。 延安组组长张林清指挥的组员有赵秀、章成、李受吾等十余人，均于1941年至1942年内先后在延安被破获。因此该站的延安组工作，实际上已陷于停顿状态。其中章成、李受吾被中共逮捕经教育释放回西安后，程慕颐认为他二人有“反间”嫌疑，均扣押在西北特拘所，不断进行审讯，直到1943年冬才被释放。 军统局为急于重建延安组织，曾经限令王之定半年内建成。王之定先将韩城组撤销和宜川组合并改称宜延组，将电台由韩城移往宜川，限令向延安推进。另外派薛邦才为内线组组长，配有马立海、张原泽等五人，限令进入延安地区活动。另外又筹建了粗县组，派方永刚为组长，配备了陈德君、冯国华等五人作为准备向延安推进的后备组织. 王之定为了加强对陕北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侦察活动，将榆林组撤销改为榆林交通联络站，原组长李源任站长。另建立了府谷组及山西保（德）兴（县）组，由李源负责派人联系。又因为程慕颐建立之山西五台组久失联系，派张佑民到石家庄建立了石家庄组。并派郝庆云（山西武乡县人）为山西长（治）乡（武乡）组组长，配电台一部，先驻河南省修武县，相机向山西长治推进，去侦察晋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等各项情报。在修武县建立了修武交通联络站，由长乡组台报务员高居堂（修武人）兼任站长，负责与石家庄组保持联系；并设法与久失联系之山东省定陶组、荷泽组取得联系。又为便于联络失联之毫州组、新建之商丘组和许昌组，特在安徽省之界首成立了界首联络站。 该站于1944年元月撤销。站部人员和晋陕区境内的各组均移交给了军统局晋陕区。河南地区的则移交给了军统局华北区区长张严佛领导。在甘肃地区的则移交给第八战区兰州调查室。东南分站自1943 年起归军统局直接领导后，何时撤销就不明了。此外，程慕颐还将汉中特训班毕业学员派在天津、北平等地潜伏在铁路和工厂活动。 西北特侦站主要成员附名单于后： 站长程慕颐（后逃台湾）、王之定 副站长王明江 书记路守蔑 督察李生俊、方永刚 编审郝建业、周庆国、刘恕堂 会计周至刚、赵长金、李丛就 译电丑吉宜、高居堂 事务曹忠信、安邦基 交通路生、靖月聋、王之相 专员郝杰三 延安组组长张林清，组员十余人。 韩城组组长方永刚、程南云，组员五人。 愉林组组长李源，组员十余人。 绥德组组长冯友仁，组员七人。 府谷组组长曹子章，组员九人。 宜延组组长玛集义，组员十三人。 保兴组组长杨星甫，组员三人。 耀县组组长方永刚，组员四人。 内线组组长薛邦才，组员五人。 庆阳组组长王绍文，组员六人。 环县组组长石玉礼，组员五人。 平凉组组长赵志达，组员五人。 宜川组（1943年秋与韩城组合并为宜延组）组长冯集义，组员四人。石家庄组组长张佑民，组员约五人。 长乡组组长郝庆云，组员三人。 黄安组组长梁俊，组员五人。 满川组组长原最辉，组员四人。 毫州组组长樊培初。 商丘组组长方水刚。 五台组组长杨克方，组员二人。 站部招待所负责人安邦基。招待所专门负责招待该站待命分配作人员，及有关该站各组交通联络与过往人员的食宿事宜。 此外，在程慕颐阶段尚在重庆设有联络处，有二人专门负责与军统局局本部交涉通讯器材与侮月薪金经费事项。到王之定阶段重庆联络处即行撤销，两个工作人员就近由军统局核派另地工作。 站部人员均在陕西省会警察局内以化名上的户口，每人每月发面粉一袋，也是由警察局领取的。这是按军统局的“以公开掩护秘密，，的方式办理的。 （五）活动情况 l.派遣方法：为了不发生横的关系，程慕颐都是亲自和被派出的人员谈话．指示到达地点、工作任务、情报密写方法、本人化名与站部的化名、通讯方法，以及化装掩护身份等办法。然后一个一个的分别派出。即使编在同一个侦察小组，也不使互相知道。因此除组长知道本组有多少组员外，其他组员是不知道的。以免一个人遭到破获后，牵连全组。 2．派遣打人：利用各个人的不同社会关系，分别向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机构派遣人员进行潜伏活动。如利用延安抗大招生的机会，即派李国栋、吴人清打人抗大受训。毕业后调回站部，然后根据他俩人在延安了解的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作出搜集情报计划。并让李、吴两人担任该站汉中特训班和丽水特训班的教官，来训练派往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基层组织特务分子。 1940年派某某某打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某某某打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某某某潜伏在延安饭馆，某某某打入延安专署出任科长，都是以合法身份掩护特务活动。 1941年利用与邓宝珊将军有亲戚关系之汉中特训班学生赵某，经邓介绍，打人延安防空监视哨所公开活动（秘密身份是延安组组员）。 又如该站汉中特训班学生陈某，与当时延安地区专员习仲勋有亲戚关系．就派陈为该站驻耀县的直属通讯员，以便利用亲戚关系刺探情报。 1942年，绥德组长冯友仁化装商人通过延安搜集情报。为了从国民党第二战区阎锡山方面获得有关中共方面情报，1941年，派韩城组组员赵彦士打人阎锡山部宪兵队当兵；派刘绍河打人阎锡山的战区长官政治部工作；派方永刚为耀县中学教员，调查该校进步学生活动情况。 他如l944年，军统局曾直接由重庆派遣任过西北特联站横川组组长的原景辉，随同中外记者考察团，以新闻记者身份到延安进行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 3．掩护职业：为了长期潜伏活动，该站规定每人派出时发给化装费法币20元至50元．组的住地可以开设掩护商店等。如韩城组在韩城城内设有三民水笔修理店和杏花村旅社。绥德组则买有毛驴两头，派组员、交通员化装为赶牲口的，到延安驮运货物，将所得情报，藏人驮鞍之内带出，然后由组报站。掩护奖金由军统局发给，数目由法币500元到l000元不等。此外，程慕颐派往延安组的人，则有的化装为木匠、石匠．有的化装为肩挑小商小贩，在农村进行流动活动。演川组则以贩卖食盐小商等方式去刺探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驻地情况。在环县组和庆阳组则多以当地小学教员身份或国民党县政府职员、保长等身份作为掩护的。该站的规定是只要能长期存在，忠于组织（指军统局），即使一年半载没有情报或联系不上，都没有多大关系，只要能不暴露出原来身份，就达到长期潜伏目的。 4．搜集情报主要内容：该站不搜集日伪汉奸等方面的情报。而是专门搜集关于中共的党务、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各项重要情报。其主要要求内容是： 有关中共中央所属各部会的组织、人事，党的重大号召，一切重要方针政策、具体措施的指示，开会决议，《解放日报》重要言论，延安整风动态，有关整风材料，以及各个边区党委会．各省省委会、地委会、直到县委级以上的组织人事活动情况，都是调查对象。尤其是中共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活动或调动情形，认为是内部矛盾，特别在整风阶段，最为重视。 政治方面则注意调查各个边区政府，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人事、施政方针政策，各个边区所辖行署、专署的地区划分，专署所辖各县名称、驻地，人事上由县长以上到边区政府主席的姓名；以及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统一战线的情况，特别重视各级抗日政府会议的召开，最后决议案文件的搜集。如将各组或由军统局西安邮检所扣留之延安《解放日报》、各边区政府出版之丈新华日报》 等有关重要会议的文件，有的将原报直接寄重庆军统局，有的摘录重要内容报告军统局。同时还侦察国内外进出延安的进步人士，以便军统局派人监视这些人的行动。对全国各地进人延安学习的青年，也是重要侦察对象之一。 在军事上，则搜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属部队的团以上的编制番号、主官姓名、兵种、兵力、武器、驻地、训练调动情况。其中特别重视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将军所部一二O师之三五八旅、三五九旅的主力部队，和驻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之新编各独立旅、暂编旅等陕甘宁军区所辖各旅、团的调动、训练、补充等各项情报之搜集（如每个军分区的正规军与地方团队的实际情况）。其他对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将军所部一二九师和新编十几个旅．驻太行、太岳、冀南各军区所属之各军分区的情况。其他搜集情报的对象还有：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部所在的那豫皖军区；山东的一一五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所部等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武装的番号、装备、人数，发展情况，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屡次作战的经过等等，都是指定搜集军事情报的重要内容。为了配合国民党胡宗南等部队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行动，对陕甘宁边区的民兵组织、训练、驻地、装备等情报亦在侦察之列。 在经济方面，则注愈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大生产运动、南泥海开荒、边区食盐的生产运销、工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情况。特别注意边区哪些生活必需品最缺少（如布正等），以便禁止由国民党区域输人到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根据地，来配合军事L 的封锁政策。 在文化教育方面，则重视延安地区之抗大、鲁艺、中央党校、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即野阪参三）主办之被俘日军官兵的工农学校、军官学校等各院校的学生来源、人数、教学内容、招生日期、考试课目等的情报。以便遇有条件设法派人打人学校，潜伏活动。 总之中共的方方面面都是侦察对象。 5 情报来源与处理： 该站的情报来源大部分来自各组的侦察报告，一部分则摘录自中共中央或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报刊杂志，及本站的秘密监察与军统局晋陕区秘密督察每周一次的秘密会议上．互相交换有关中共方面的各项情报。该站站部没有电台，发给军统局的电报都是交由军统局西安支台代发的。所属各组有的配备有电台，如环县组、庆阳组、韩城组、长乡组，在陕北地区的榆林组、府谷组等则系借用晋陕区陕北站电台代发的；也有用有线电报拍发的。其余则用密写方法联系或派交通员传递等方式。所得情报重要而有时间性的，直接电报重庆军统局；次要而有参考价值的，则每月汇编两次，邮寄军统局。该站所属之东南分站的情报则直接电报军统局，不经西安站部转报手续。 6 .其他活动事项： ( l ）秘密督察会议 军统局晋陕区秘密督察于书绅与西北特侦察站秘密督察方永刚，按军统局规定每周要举行一次秘密督察会议，互相交换双方所得有关中共方面的各项情报。站长王之定则利用他是晋陕区中共股股长的身份，与陕西省政府调查室主任李希纯、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萧绍文、西安市警察局局长某某某．以及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三青团陕西省支团部、在陕西的中统负责人李犹龙等举行特种联席会报。交换各方面所得的中共方面情报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来往人员的调查等事项，会上并决定工作指示与方法，分由参加各单位去执行。然后将执行情况，在以后会报会议上再交谈，这是一个经常性的反共反人民的会报机构。 ( 2 ）参加特联汇报： 军统局在西安设有邮检所，专门检查共产党方面寄发各地的书报刊物，一经查出，除留给军统局在西安公、秘单位各一份外，其余全部烧毁。西北特侦站收到如延安出版之、《解放日报》等刊物后，除正副站长和编审情报人员可以阅读外，不准其他任何人观看。有时从报上摘录要点，转报军统局，有时则将原报寄去。这也是西北特侦站公开情报的主要来源之一。 军统局直属西北特侦站，从l939年成立到1944年元月撤销，前后达五年之久。这个特务机构，不仅对外保密，而且在军统局内部也是保密的单位。它确实做过不少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千方百计用尽各种卑邵毒辣手段。但由于抗日根据地人民觉悟的提高，特侦站派出的潜伏组织和人员，有的被逮浦法办了，有的失去联系，有的不敢深人根据地，或者无法深人根据地．所得悄报，不能达到军统局的要求‘同时经费困难．靠付息借债过日子。加以内部矛盾，互相攻击，因此最后终于被撤销。这个机构虽然取消了却把原班人马分别移交给了军统局其他单位，仍然继续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二、军统局直属晋东南站 （一）组织 军统局为了配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于1940年12月4日在山西省陵川县设立了该局直属晋东南站。站部先驻该县东坪上村，后移住神南底村，其活动地区原定为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由石家庄至郑州以西，及太岳区以东，后因冀鲁豫行动队成立，又扩大到河南省开封、兰封、考城附近。 军统局因该站初建．没有基础，遂决定把原属豫站（即河南站）之沁阳组、邢台组两个情报单位临时拨归该站指挥。这两个组均配备有电台，直接与站部电台联系。直到1941年秋，又归还豫站建制。 站部组织在正副站长、书记以下设有收发、编审、译电、事务、交通员等共十人，另有勤工、伙夫四人，电台台长及报务员二人。 站部建立之时，即在陵川城内东大街十号设立一个秘密接头处。 1941年2月军统局又将原属该局晋陕区直属长治情报组，拨归该站指挥（配有电台）。同时该站又在长治县建立了长治行动组。同年7月，从军统局兰州特种训练班第四期毕业学员中，调来车祥生等十人，又建立了高平、晋城、修武三个行动组。另外筹建的新乡行动组，在负责人徐铁民被中统分子打了黑枪之后未能建成。 1941年冬，该站利用投降日军之军统分子侯如墉（即侯子固）部伪军驻在石家庄附近的关系，建立了正太破坏队。1942年春，又利用国民党辉县县长戴日暄在河南省封丘、兰封、考城一带的恶霸势力，建立了冀鲁豫行动队。上述两个行动队都配备有电台，直到1943年9月，均拨归军统局驻洛阳华北办事处指挥。以上即晋东南站前后建立拨归指挥之三个情报组、四个行动组、两个行动队的情况。除情报组专门负责搜集情报外，行动组、队亦均兼负搜集情报之责. 该站主要任务是搜集中共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及边区政府的各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各项政策等情报。如八路军团以上的部队活动，电报军统局和第二十七军军部，军统局再摘要报告蒋介石，二十七军则转报给第一战区长官部；团以下的活动情报不报军统局，直接报二十七军，然后由军部通知所属各师采取对策；而各师则又命令所属团、营、连就地配合地方反动武装，统一行动。因之当时在表面上看去，国共双方在军事上并未发生重大冲突，实际上则国民党经常在设法破坏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政权与抗日地方武装。如军统特务乔家才向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建议，成立国民党控制的潞城、平顺县政府与地方武装．并派军统分子聂士庆、张鸿惠等任长治、晋城等县县长，都是在积极配合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攻反共高潮。 其次，是搜集日军和阎锡山方面的情报。军统对那些非蒋介石嫡系的地方部队也搜集其活动情报。当时驻太行山地区的国民党军四十军庞炳勋、新五军孙殿英、九十军刘欺等部，虽然各保自身实力，但相互间都互有联系，以便必要时共同对付抗日的八路军。每逢日军扫荡，则望风而逃；日军退走，则又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要求原驻“防地”。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的部队，为了团结抗日，始终予以忍让。 （二）人事 站长乔家才、副站长孙觉民，书记王明江、站台台长吴光亚。乔家才由军统局派去晋东南站时，军统局给其派有该局临澄训练班的王之健、黔阳训练班的姬婚之，以及兰州训练班的陶豫鹏、王风翔等十人，作为该站核心组织骨干。乔家才则以蒋军第二十七军少将高级参谋兼该军参谋处副处长的公开职务，掩护该站秘密活动。乔家才、孔觉民于1942年12月底，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署陕西省缉私处处长、科长后，站长由王和众接任，副站长由张秉任接任。1943年2月，王明江调走后，书记职务由车祥生接任。由于王和众当时未到职，暂由张秉任代理站长职务；1943年5月张秉钮被日军俘虏后，由车祥生代理站长。1944年l月．王和众去职，由车祥生正式接任站长，直到同年底该站撤销为止。 电台台长吴光亚由建站开始到1942年底离开，后由张湘接充台长．至1943年5月之后，因电料中断，停止工作。以后将这部电台转移至河北省井径县正太破坏队队部，直至日军投降后又开始使用。 长治情报组长先为郭河清，后为王金声，文书贾秀升，全组有通讯员吉发玉等八人，电台报务员为柴雨声。最先驻长治城内，以后驻过该县西火镇北董村及陵川城内等地。 长治行动组组长田唆，有行动员杨恒昌等十人，均配备有手枪。各行动员均以长治县政府替察局巡官、分局长为公开掩护职业，配合地方团队警察活动。 高平行动组组长车祥生，化名李惠民，全组有七入。晋城行动组组长王守雯，全组有八人。修武行动组组长王子英，全组有六人。上述三组行动员当时均以县政府警察局工作人员身份作为掩护．每人每月发生活费20元。正太破坏队队长侯如墉，副队长任福如负实际责任，技术指导员任泽生，共有队员20人。冀鲁豫行动队长戴日暄，副队长杨庆明，电台报务员徐延汉，全队共有队员30名。以上各行动组、队均领有爆破器材、黄色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黄磷手榴弹、纵火伞以及部分手枪、手榴弹。 沁阳情报组组长宋玉江，宋被副组长张精麟暗杀后，由张继任，以后张精州又被宋玉江之勤工暗杀。全组有六七人，电台报务员为杨望衰，驻沁阳县宋玉江家。 邢台情报组组长魏辛城，副组长王普霖，电台报务员牛旭东，全组共有七人，驻邢台县魏辛城家。 陵川城内接头处，先由王之健负责．后由廉芳育负责。廉兼任陵川县政府情报股股长为公开掩护职业。主要业务是招待军统局过往陵川的人员分子，各组送来情报后，转送站部，并及发展外围组织，搜集本县情报等。 此外尚有站直属通讯员张鸿惠、姬镇魁、徐文乔、宋为森、张公渡等。总计全站正式军统分子达到一百四十余人。外围运用关系亦有百人之多。为当时军统局庞大特务组织机构之一。 （三）活动情况 1 ．乔家才阶段 站长乔家才利用兼任胡宗南部第二十七军少将高级参谋与该军军部参谋处副处长的公开职务，掩护该站人员秘密活动。从1940年12月到1942年底，在其任内的主要活动有： （1）二十七军军部原有谍报队之组织，共一百余人，每月经费在法币万元以上。乔家才兼任参谋处副处长之后，向军长范汉杰建议将该队撤销，所有该军需要的情报，由晋东南站负责供给，军部每月只津贴该站法币2000元。同时又请军统局派朱怡辉为该军参谋处第二科（情报科）科长，又派随其到站的纪震汉，为参二科少校科员。并配合军统局早已用军令部名义派在该军所属之四十五师、四十六师、预备第八师之谍报参谋尤士骏、邓匡亚、王明安等军统分子，形成掌握和控制该军全部情报业务的局面。军统局发给各师谍报参谋每人有密码本，又指定该站负责代发他们的电报（军统局每月津贴谍报参谋法币20元，亦是由该站代造预算领发）。此外，乔家才还利用黄埔军校前后同学关系，以及和预备第八师师长黄祖董的复兴社‘，同志”关系，并与三青团的宋为霖、胡茂钦结成“统一战线”，在各方面互相吹捧，造成在范汉杰面前说话有力的形势，因之当时乔家才有’‘乔阁老”之称。 (2)1942年夏，长治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对晋东南的太行由实行“扫荡”时，二十七军除留预备第八师，防备八路军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石志本部队外，其余四十五师、四十六师均转移到白晋路以西高平、沁水地区，后被敌冲散。乔家才因始终在范汉杰左右”保驾”有功，更得到范的信任。战事结束后，因蒋参谋长被俘，乔代理了参谋长。于是顺便向范建议，为了保证二十七军今后补给供应，将现任几县县长应予撤换，都换成军统分子接任：张鸿惠任晋城县长、聂士庆任长治县长、田峻任长子县长、李泉任屯留县长、姬镇魁任高平县长．又将胡茂钦保荐任晋东南联立中学校长（唯一例外的是，范汉杰为应付中统方面，任命中统分子马成吸为壶关县长。）从此军统特务分子，利用国民党地方政权关系，大肆发展地方反动武装，配合长治、高平、晋城三个行动组，直接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袭击八路军的地方武装，捕杀地方工作人员与民兵。对被指人员有的活埋，有的枪杀，多数则是以”暗通八路”之名，将人逮捕后，背绑双手，绳端拴一巨石，拉到枯煤窑井口，令面背枯井，然后用足在小腹一踢，推人井内坠死。详细数字虽无法统计，但估计至少在五百人以上，其中以张鸿惠在晋城县杀害的最多。解放后除李泉在临汾病死，田峻逃台湾外，余已遭到人民政府法办。 (3)1941年冬，该站为了加强行动工作，特在神南底村举办了短期行动人员训练班。每期半个月，共训练过两期，轮流调训各行动组、队行动员五十余人。训毕仍返原队、组工作。训练内容为精神讲话、三民主义、情报学、侦察法、摘拿术、化装、密写、爆破技术、短枪使用法等。毕业时举行打靶、爆破、纵火、降伞等实地演习，并举行忠于军统特务组织的集体宜誓。 ( 4 ）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侦察“暗八路”的活动和吸收青年将来参加军统特务组织．该站于1 941 年春，特请军统局批准成立“抗日除好委员会”，由乔家才任主任委员，孔觉民、王之健、吴光亚、王明江任委员。拟有组织章程，内容规定凡是该站正式军统分子，均为基本会员，但每人亦均得举行宣誓仪式。在誓词单上有监誓人、介绍人和人会本人的签名盖章。誓词内容为：“余誓以至诚信仰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绝对保守本会秘密，服从命令，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谨以宣誓“。凡军统基本会员，每人应介绍非军统分子三人至五人参加该会。经两个军统分子介绍．举行宣誓仪式后，即为该会会员。其在组织上凡是该站所属情报组、行动组（或队）所在地区，均设立分会（团）。为了保守秘密，相互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各地名称亦并不统一。如在高平名“抗日除奸团”、长治为“杀敌除奸团”、陵川为“忠义救国团”等等。其中发展最多为陵川地区，由王之健领导，将三青团的宋为霖、胡茂钦，陵川县警察局长毛健钧，晋东南联立中学训育员孟蔚莫等，以及学生申天锐等十余人都介绍参加了这一组织，发展到五十余人；全站整个组织发展到一百余人。当时对联立中学中的进步学生实行监视侦察起了“积极”作用。因之到1943年四五月间，由军统分子吉发玉（公开职务是华北督导团晋南工作队队长）、廉芳青等黔同二十七军军长刘进、逮捕杀害了联中学生某某某等三人，都是早已准备下手杀害的对象。其他有的吸收为军统正式分子保送到兰州受特务训练，如孟某某、申天锐等；有的则变为各组的义务情报员，对扩大情报来源监视“暗八路”活动，都起过不少的反动作用。另外，乔家才利用它是当时由二十七军组织之设计委员会（由国民党、三青团、军部分派代表组成）委员的身份向范汉杰（该会主任委员）建议：在各县设立税卡，为设计委员会征收各种税款，对征收人员则由乔家才负责专门设班训练。范采纳乔的意见，在训练期间乔派廉芳青为该训练班爵授搜集情报方法．包括侦察”暗八路”活动的情报方法，并规定将所得情报交由廉芳青负责收转乔家才。 情报来源除各情报组、行动组（队）、各师谍报参谋外围组织外。尚有在长冶城内日寇占领区的第四师范校长张公渡、小学教员张祟仁，长治、高平、晋城、陵川各县政府的情报股。被长治日寇俘虏之裴西园、于书绅两个军统分子、则利用担任了日寇长治宪兵队便衣队班长的职务，从日伪方面搜集到有关八路军太行、太岳两军区的情报，暗报该站，且为数较多。该站还指示裴、于两人要尽量利用“合法身份”，在配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尽量协助日军予以破坏。如发现长治城内有“暗八路”地下活动时，要用借刀杀人办法，报告日军宪兵队予以捕杀，执行勾结日军进行反共的阴谋计划。 1942年12月，乔家才调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署陕西省缉私处处长之后，召集聂士庆、田峻开会．对以后工作布置作了如下决定： 考虑到太行山的形势日益“恶劣”，决定必要时，长治、长子、屯留各县地方武装和人员可全部投降日军，不使一枪一弹落人／又路军之手；并保存实力，配合日伪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等待“中央军”反攻时，以“地下军”名义出现配合的所谓“曲线救国”的计划。为此．乔家才于1943年1月离开时，给田峻留下盖有军事委员会关防的空白纸10张，准备将来以“地下军”名义出现时，填写“委任状”使用。又发给盖有军事委员会关防的空白发电纸20张，以便必要时直接向军事委员会拍发有线电报使用。这个计划经该站电报军统局后获得批准（原电稿是我拟的）。 到1943年5月，日军“扫荡”太行山时，由于孙殿英、庞炳勋的投敌，二十七军刘进部队的崩溃（刘进本人从高平县化装民夫逃至黄河北岸，所部渡河者不足两干人），乔家才所谓的“必要时机”已到，聂士庆、田峻、李泉等军统分子即按预定计划，率领长治、长子、屯留三县的文武官员和士兵一千五百余人，携带武器，整队进人长治城内，投降了日军。当时受到日伪上党道尹赵维藩的“热烈欢迎”。接着把队伍改编成日伪上党道尹公署的警备队。聂士庆到太原担任日伪山西省急进建设团副团长；田峻先任该道尹公署视察，后到太原受日伪县长训练。其余文杂人员及长治行动组组员，均安排在日伪组织内，执行配合日伪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还在八路军解放长治县城时，负隅东北城角，顽强抵抗，终被全部歼灭。伪上党道道尹赵维藩于日军投降后，军统局用蒋介石名义委为“晋东南先遣军司令”，把委任状交给田峻转发。但因阎锡山部队在长治、屯留一带被八路军全部歼灭（上党战役）, 连委任状也没送到就完蛋了。 1941年冬，军统局直属华北特联站站长黄逸公、副站长朱春荣，由重庆到河南林县活动时，路过山西省陵川县时，与晋东南站取得联系。这两个中共叛徒是专门做“策反”共产党员和瓦解八路军工作的，曾经瓦解过磁武独立营，并派人到太岳区进行过破坏活动。朱春荣与乔家才还阴谋计划过瓦解八路军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石志本部队。晋东南站对黄、朱等的活动，在经费上不断予以支持。黄、朱亦曾将所得有关中共方面的情报，与该站互相交换过。 乔家才和当时军统局驻在临汾的晋陕区晋南站站长王和众、驻在吉县之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服务督导团（被军统特务利用、控制的天主教团体）副主任李广和，均用电台互相联系，交换情报。李广和并在阎锡山部给乔家才活动了个中将高参名义．叫乔在晋东南为阎做点情报工作。乔收到阎锡山的委任状后，连同李广和的来信，原件均交了戴笠，表示他对戴笠的忠诚。以后李广和（亦系军统分子）认为是打了他的“小报告”，双方关系就冷淡了。 乔家才认为军统分子进人日伪占领区的人数很多，当时每五元法币才换日伪华北联银券一元，遂于1 941年冬向军统局建议，仿印日伪华北联银券，可作为华北各地进人日伪区单位的经费之用。这样既可减少军统局的经费开支，又可向敌占区抢购物资，物资出卖后，仍可作为经费，对弥补当时军统局经费不足亏空，有很大作用；同时搜集了各种伪联银券的样品寄交军统局。以后军统局大量仿印的日伪华北联银券（通过中美合作所的关系由美国印的），有十元、一元两种票面，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停止使用。这一计划大大便利了军统的特务活动和搜括民财的罪行。 1942年夏，该站保送了常逢太、毛健钧等十人到兰州军统特训班受训，为军统特务以后在山西进行反革命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在军统局内部为扩大乔家才的势力打下了基础。 2 ．车祥生阶段 乔家才于1943 年元月离开晋东南站前，因刘进接替范汉杰担任了第二十七军军长，乔在刘进面前的身价一落千丈。当时表面上乔虽仍兼任高参和参谋处副处长，仍然供给情报，但乔、刘之间已貌合神离，因之去办公时间减少了，情报数量、质量均在下降，并开始在国民党、三青团及军统分子内部散布不满刘进的空气。 因继任站长王和众久未到职，由副站长张秉钮代理站长职务。刘进对这些军统分子根本看不起，又想建立自己的势力，双方矛盾日益加深．张秉任连想见刘进一次面都不容易的。但在反共反人民方面还是一致的，于是才有与军统分子共同逮捕杀害联立中学学生惨案的发生。孙殿英、庞炳勋投敌后，二十七军溃退黄河以南，当时军统分子除聂士庆、田峻投敌外，高平的姬镇魁、晋城的张鸿惠则配合晋东南站高平、晋城两行动组的行动员，成立了“五县自治委员会”，乘混乱机会，一方面大肆修杀“暗八路’民兵和有“暗通八路”嫌疑的群众，同时尽量搜刮民财，设法向洛阳、西安转移。 经过1943年5月日军“扫荡”太行山后，晋东南站已基本上瓦解。副站长张秉任被俘后病死，其余廉芳青等一部分人员逃回洛阳、西安。梁续曾等一部分人员留在当地协助姬镇魁潜伏活动。张酒云则到武乡县投降伪军段炳昌部掩护活动。站部移住高平县，由车祥生负全部责任。 1943年9月，晋东南站划归军统局洛阳华北办事处后，站长王和众曾到高平县视察，因看到形势不好，即经石家庄敌占区返回洛阳辞职他调，由车祥生接任为正式站长，将高平、晋城两行动组改为情报组；正太破坏队、冀鲁豫行动队，因车样生指挥不动，联系困难，均归华北办事处直接指挥。后因电料中断，该站情报改由交通员传递，站台则利用投降日军之田峻的人员，转移到河北省井隆县正太破坏队保存。到1944年5月日军进犯洛阳，车祥生也逃回西安，同年8月该站撤销。 三、军统局西北区晋站 西北区晋站成立于1944年10月，1946年2月底撤销。活动地区规定为山西全省，是军统局在山西省的秘密特务组织机构之一。 军统局在抗战前已在山西省太原建有山西站（亦名太原站）。站长薄佑麟于1938年调任军统局北平区区长后，由李希绍接充，到1939年冬，该站被太原日寇破坏，杀掉23人之后，即停止活动。中间虽经军统局晋陕区（即西北区之前身）一再设法恢复活动，均未成功。如曾派李春台回太原重建该站，但李害怕到日军占领区去，领到经费之后，在西安吸食鸦片，大漂大赌，经发觉后，以违抗命令被秘密处死。继派吕仕伦去，亦未到达太原。1942年2月军统局又派该局直属晋东南站书记王明江到太原建站，王到太原后亦因无法立足而告失败。直到944年冬，晋陕区改组为西北区，由文强任区长后，才派田唆去建立了晋站。 该站于1944年冬成立后，因无法通过阎锡山第二战区盘踞的晋西地区，站部先驻在陕西省韩城县城东三里之孝义村，站长聂士庆当时在太原任日伪山西省急进建设团副团长，副站长田峻派交通员李子全到太原与聂士庆密取联系，同时又经李仲琳与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从中斡旋，准许通过第二战区防地后，田峻于1945年2月才率领部分人员推进到山西省孝义县，直到日寇受降后，于8月31日进入太原，在韩城留守的人，于9月l日亦赶到太原。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在以前是怕军统特务搞他的鬼，而不许军统在山西境内活动的。如抗战前通缉军统分子乔家才，抗战期间在山西临汾暗杀了军统局晋陕区临汾组的电台报务员吴渊等两人，迫使晋陕区的晋南站人员几乎全部撤退到陕西省宜川县，均不敢在晋南地区活动。为什么1945年初，在阎锡山盘踞的晋西地区却能让军统分子通过活动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李仲琳，当时住在晋西的吉县，与阎锡山的梁化之关系较好，梁化之利用李仲琳搞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山西省支团的各种活动的情报，因之这个国民党党棍又兼中统特务分子的李仲琳在阎锡山面前得到信任。 李仲琳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生，与乔家才是黄浦军校的同期同学，西北区区长文强也是黄浦军校毕业生，经乔家才与文强研究后，两人联名给李仲琳去信，请他在梁化之面前疏通关系，由梁向阎锡山说明，保证军统分子进人第二战区辖境内，不搞阎锡山方面的情报，并能将得到的中共方面有关情报，以及日伪方面的一些情报，提供阎锡山做参考，还说明阎锡山如果需要戴笠帮忙之处，他们两人可以转呈戴笠予以帮助；现在只希望能允许军统分子田唆率领一部分人员携带电台和通讯器材，通过吉县向孝义和太原推进。结果得到梁化之的允许，田峻等人才于1945年2月由韩城经吉县推进到孝义县。事后文强为报答李仲琳斡旋之功，每月给李津贴法币3000元（一次先兑去10万元）,并委李仲琳为西北区直属通讯员。从此军统方面又利用李仲琳的关系，搞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三青团山西支团部、中统在山西的组织人事和阎锡山方面的情报了。 （一）组织与人事 晋站成立时，站长为聂士庆。聂是1943年5月任山西省长治县县长时，按军统局的预谋计划，在日军’‘扫荡”太行山时投降长治日军的，投降后到太原任日伪山西省急进建设团副团长之职（正团长是汉奸省长王城兼任的）。这次派其充任站长，是想利用聂的汉奸公开职务，掩护晋站人员的秘密活动，因之实际负责晋站工作的是副站长田峻。到1945年初，因阎锡山已准许军统分子在第二战区境内活动，田睦即升任站长，聂士庆则改为站部直属通讯员。 晋站成立时，军统局西北区将该区原来直属之山西省汾阳组、长治组、阳泉组拨归晋站指挥。同时，由该站派霍来庭为太原组组长，刘子春为临汾组组长．分别筹建太原、临汾两组，到1945年12月又派裴西园建立了大同组，全站到撤销时共辖六个组。站部有直通讯员江隆、张豫和、温怀光、聂士庆等人。 汾阳组在抗战开始时已由山西站建立．日军占领汾阳后，移至孝义县境内括动．1940年后即失掉联系。1944年冬，该站派裴西园为组长重新恢复活动，其任务是搜集八路军吕梁军区和日军的情报；日军投降后，迁回汾阳城内，专门搜集八路军晋绥军区、晋绥边区政府各项情报，特别重视吕梁军分区的八路军部队活动的悄报．以便由晋站转报阎锡山采取措施，进行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破坏活动。至1946年2月底晋站撤销时，移交给了第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指挥。同年10月国防部保密局太原站成立后，又拨归该站指挥，直到1949年太原解放而崩溃。在此期间，该组在组长李大鸿的领导下，曾搜集了陕甘宁边区及晋绥边区的许多重要情报（其中如刘少奇在延安撤退时，带领中共中央许多高级干部和眷属通过晋西同蒲铁路，向晋东南转移时的情报，就是首．先由汾阳组报告的），得到保密局的表扬。 长治组建立于1937年10月，原属军统局北方区（后改称晋陕区、西北区）直属情报组1941年至1944 年10月，一度归军统局直属晋东南站指挥；后拨归军统局西北区直接领导；晋站成立后，划归晋站指挥。1945年初，田峻即派交通员李子全到长治与组长郭河清秘密取得联系，但因没有电料和报务员，电台没有恢复联络。日本投降后，晋站派刘良为报务员，将组部移往沁县城内。1943年投降于日伪军段炳昌部（驻山西省武乡县）之张酒云，被八路军太行一军分区俘虏后，混人一军分区医院充当缮写，日本投降后，张利用医院刻腊版的腊纸，伪刻了一张路条，逃回沁县家乡，充当了长治组的文书，从此长治组又恢复了特务活动。这个组始终是搜集八路军一二九师、十八集团军驻辽县〔即左权县）总部，以及太行、太岳两军区所属各军分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重要情报的一个秘密单位。沁县被解放后，移驻太谷县，晋站结束时，移交给了第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指挥。1946年10月“国防部”保密局晋南站成立后，拨归该站指挥，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彻底消灭。 阳泉组是1944年10月由军统局直属晋东南站之正太破坏队改组的，在日本投降之前驻在河北省井隆县汉奸商会会长兼警备队联队长马祖德家中。组长任泽生是原正太破坏队的技术指导员，电台报务员张英是由西北区派去的，日本投降后移驻山西省阳泉镇。该组负责搜集八路军驻在正太路两侧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的部队番号、团长以上主官姓名、配备武器、人数、驻地、训练、调动等一切情报。日本投降后，组长任泽生私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太行政组”的关防，招摇勒索，并因勒索未遂，杀死该组某人的亲戚两人；又因内部分赃不均，互相暗斗，于1946年l月，晋站将任泽生撤职禁闭，另派史泽言为组长。这时晋站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八路军的晋冀军区和太行军区的各项军事、政治情报，并协助军统局掌握的正太路警务处收编伪军，改为该处的护路警察。1946年2月底，晋站移交给第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指挥，同年10月，国防部保密局太原站成立后，拨归该站领导，直到1949 年4 月太原解放而被彻底消灭。 早在1932年，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已在太原建立了直属组，当时组员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如靳易夫、乔家才、薄佑麟、张鸿惠等。到1935年扩大为山西站之后，下面还辖有太原组；至1939年冬前后，随同山西站被太原日军破坏后，再未恢复组织。1944年冬，晋站成立后，才派瞿来庭为太原组组长，重新建立。但组部在日本投降之前，仍驻在孝义县，只与该组副组长赵琪（1943年军统局直接派回太原的）保持联系。1945年春，该组电台装在轿车之内，由介休向太原密运，途经榆次时，被日军查出搜去，未能运人太原。这部电台到日本投降后，经该站直属通讯员江隆（日伪冀宁道道尹，留日学生）向日军交涉，又原件要回。太原组在晋站撤销之前，主要是为逮捕汉奸做调查准备工作；并从日伪档案中搜集有关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情报资料。该组于1946年3月1日起，归第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指挥；同年10月，拨归国防部保密局太原站领导，由公开又变为秘密情报单位。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被彻底消灭。 临汾组是1937年由军统局北方区建立的直属情报组，1940年晋峡区的晋南站成立后，拨归该站指挥，到1942年因阎锡山的另一特务头子杨贞吉派人暗杀临汾组电台报务员吴渊等二人后，军统分子不敢在晋南活动，大都逃往陕西省宜川县之后，晋南站撤销，临汾组留下少数人失去联系，实际上已停止活动。到晋站成立后，才派刘子春为组长，苗君实为电台报务员，恢复临汾组的组织，但在日本投降之前，组部驻在洪洞县境，并未进人临汾境内；日本投降后，该组移人临汾城内，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八路军在太岳军区和晋西南境内的各项情报，以便配合胡宗南与阎锡山部队的反共反人民的军事部署。1945年冬，因组长刘子春染有吸食鸦片嗜好，不能完成交付的任务，被撤职淘汰，另派李泉为组长。1946年2月晋站撤销时，亦移交给第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的公开单位指挥；同年10月，国防部保密局晋南站成立后，撤销临汾组，改组成该站的洪洞组。 扬贞吉派人暗杀吴渊等二人事件发生后，军统局曾函阎锡山请查明真相。据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杨贞吉被捕在斗争大会上供称：当时是以吴渊等二人系“被共产党暗杀，凶手在逃无法捕获，的谎言嫁祸于共产党的手法答复军统局的。 大同组是193年由军统局晋陕区派张存仁前往建立的直属情报组，设在大同城内，以开设自行车修理商店为掩护。因受1939年冬日军破坏山西站、北平区的牵连影响，于1940年上半年张存仁被捕并被杀害后，全组即行瓦解。1945年冬，晋站为了搜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及绥远地区的各项军事情报；配合阎锡山驻大同部队和傅作义驻绥远部队的军事部署，调该站汾阳组组长裴西园，配备电台一部到大同重新建立了组织，为1946年10月国防部保密局建立晋北站（亦称大同站）打下了基础。晋北站成立后下面仍有大同组，到1949年大同解放时而告消灭。 （二）活动情况 1．赵瑞本来是军统局的直属通讯员，曾任阎锡山部骑兵军的团长，1942年投降日军后，任日伪山西剿共军第一师师长，1943年秋，军统局直接派其弟赵琪由重庆回到太原与赵瑞取得联系。因此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军统局就以蒋介石名义委赵瑞为山西省“先遣军司令”，委任状由晋站站长田峻转发，并密告赵瑞收编太原附近的日伪’‘皇协军”及各县警备队集结太原，听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整编。当时赵瑞将日伪山西剿共军第二师师长杨城所部及由各县撤到太原附近的伪军集结约有三四万人。同时，阎锡山怕八路军抢先占了太原，于日本投降后，先派早与日军有联系之赵承缓赶回太原，与日军商量迎接阎锡山回太原事宜外，阎本人亦在日军护送下于8 月31 日由吉县回到太原老巢。 阎锡山返太原后，在日军支持下，先把伪军分别整编补充进他的队伍，同时李仲琳则将军统局委赵瑞为山西省“先遣军司令”的事，向阎告密，阎即召见赵瑞，告以“你把伪军收编了，还是在我第二战区境内，还得归我指挥，我给蒋委员长打个电报，你的队伍，得由我改编。你是我的旧部，为了共同打八路军，对付共产党，还是我给你编一部分队伍好了”。赵瑞将此情况电告军统局请示后，军统局指示，为了今后与阎锡山共同剿共，及军统分子今后在山西活动方便计，就撤销了对赵瑞的这个委任令。但阎锡山对赵瑞还是放心不下，用逐渐缩编的手段，先给以新编第四军长名义，然后将其部队分批抽补人阎自己的队伍，进一步取消赵的军长名义，缩编为第八纵队，只留下三千多人。直到太原解放前夕，赵瑞率领残部五百余人起义二在赵瑞任军长之后，阎锡山的许多高级干部提出意见说：“赵瑞背叛了第二战区，充当了汉奸，现在又当上军长了，我们抗战八年不如当了汉奸呢”。阎对大家答复说：“存在就是真理，我为了我们的今后的存在而用赵瑞，大家明白了吧”。 军统局虽把密电本直接发给赵瑞（赵瑞对军统局的化名是宋太初），但他的电报还是由晋站电台代为转发的。赵和晋站站长田峻是沁县同乡，因之晋站也就交付赵瑞为军统做事的任务。例如利用赵瑞与日军第一军团司令部的中佐参谋x泽的关系，将日本投降时移交阎锡山的各种武器、弹药、汽车、汽油、马匹、黄金、大烟土以及其他各种物资通讯器材等数字的原底稿，均拿到晋站站部重写一份转报军统局。 晋站利用赵瑞能参加阎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的关系，将阎锡山部队的人数、装备情况，都能及时报告给蒋介石。阎锡山为了扩编军队，向蒋介石要求25万人的军晌，蒋介石说，你不是现在只有巧万人么？阎锡山发觉这个确实数字是军统分子向蒋介石报告的，于是他于1945年冬带着他的特务头子梁化之到重庆时，就找到军统局局长戴笠，请他在“委座”面前多予帮助，终于得到按20万人发给军炯。因戴笠在此事上帮了阎锡山的忙，阎锡山感到对他有利，才答应了军统局可以在第二战区长官部成立调查室。另一方面．赵瑞又将从阎锡山方面得到的有关八路军的情报，供给了晋站。这是当时该站主要情报来源之一。 2．军统局在委任赵瑞为山西省“先遣军司令”的同时，还委任日伪上党道道尹赵维藩为山西省晋东南“先遣军司令”，原计划要与八路军争夺晋东南地区，但因晋站转送的委任状尚未到达，而阎锡山派往晋东南的史泽波、彭毓斌等部三万余人已被八路军一二九师全部消灭（即上党战役），晋东南地区已全部解放，这个阴谋活动未得实现。 3．站部直属通讯员聂士庆指挥的原日伪山西省急进建设团，亦有三干多人的武装，军统局原计划要聂配合赵瑞"先遣军”的行动，但聂士庆是军统分子的身份，亦被李仲琳向阎锡山告密了。当阎召见聂士庆时，并未露此痕迹，而是从聂过去是阎委任的长治县长的旧关系谈起，并给以新编第十二师师长的名义，以稳定其心，然后用今天抽走300人，明天拨走500人的办法将聂部全部搞垮，而取消其番号。聂怕阎以后借故再收拾他，经乔家才介绍，于1946年3月间到了北平，在北平市政府民政局担任秘书（局长是军统分子马汉三），后调任北平市警察局刑替队大队长，解放后聂被镇压。 4．站部直属通讯员温怀光，曾任阎锡山的骑兵军军长，日本投降后，任太原以北的北区作战指挥官；八路军解放沁县时，温指挥阎锡山部抗拒解放。他的军统特务身份，截至1949年太原解放始终没有暴露。晋站当时利用温的公开身份，除将他指挥部队中得来的八路军情报和阎锡山开军事作战会议时研究八路军布署的情况供给晋站外．对阎锡山军事方面的情报亦不断供给晋站。太原解放时温怀光被捕，1953年在太原市被镇压。 5 ．处理汉奸的内幕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军统局在山西省成立了“山西地区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阎锡山挂名兼任，实际负责的是副主任乔家才。乔由重庆到太原时，除带有法官胡金波和军统局重庆高教班毕业的行动员陈震、章燕辉等十人作为基础外，另调晋站站长田峻为调查组长，副站长王礼南为保管组组长，书记王明江为秘书，太原组组长霍来庭担任看守所所长；其余译电、收发、事务以及各组组员，均是从晋站站部及太原组临时调用的。乔将调查的汉奸名册送交阎锡山批准逮捕时，阎说其中除蔡雄飞、苏体仁（叛阎后充当日伪“皇协军”司令），由阎亲自处理外，其他的人逮捕与否他概不过问，交军统局一手惩办。 汉奸谢芳声，东北人，任日伪长治县县长时，沾满人民鲜血，但在逮捕前夕，因与田峻私交甚好，给了田畦两条黄金，被田峻事先通知坐上火车逃往北平了。 汉奸江隆，先任日伪高平县县长，因反共反人民有功，升为日伪冀宁道道尹，因与田峻是旧山西大学同学，田峻在晋站成立后就报请军统局将江隆列为该站直属通讯员，实际上江隆并不知道（军统发给江隆的每月津贴田峻都中饱了自己），到逮捕汉奸时，虽暂时逮捕（田峻再三向乔家才要求不予逮捕），实际是做样子而已。乔家才就对汉奸王骥、冯司直（日伪山西省省长）装模装样地说：“江隆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也要逮捕。”但逮捕后，给予单人房间．概未审讯过，不久即派人偷偷地送往北平予以释放。田峻在其中又发了一笔横财。 山西省大同县，在日伪时期，是属于所谓”蒙疆政府”管辖的，乔家才派梁贻亭前往处理该地区的汉奸．梁在大同处理汉奸过程中，听说勒索了黄金在三百两以上，事后到天津开了一个商店。 由于军统局规定“凡是充当过日伪军的军事人员，一律不予逮捕”、“充当日伪县长的，除个别重要人员以外，亦一律不予逮浦”的法令，因之在逮捕的一百多人中，毒品贩几占一半，这些人只要贿赂上一点，也就大都被释放，结果在1946年4月底移交法院时，只剩下三十多人，其中只有部分人是充当过日伪特务的小汉奸，这就是所谓国民党处理汉奸的一套把戏。而大汉奸王骥直到解放后才重新逮捕予以镇压。 在军统局山西地区处理汉奸委员会审讯日伪省长王骥、冯司直的过程中，他俩都说：“我们是奉阎司令长官命令担任伪省长的，今天怎能按汉奸办法处理我们呢？那不是阎司令长官也成了汉奸，这样就首先应该逮捕阎司令长官。”军统局亦知道其中的秘密勾当，因之审讯人也不再深加追究，只以“你们是想推卸罪责而胡说八道”等搪塞之语来应付了之。 苏体仁是日军占领太原后，奉阎锡山之命担任日伪山西省第一任省长的（第二任是冯司直，第三任是王骥）。苏是留日学生，他是阎锡山与日寇勾结的中间人，等于阎锡山派在太原日占区的代表。日本投降前，苏在北平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伪职，日本投降后，逃回太原，山西逮捕汉奸名册内第一名就是苏体仁，名册送交阎锡山批准时，阎亲对乔家才说：“苏体仁你们交我来处理，你们要觉得难办，我可以给委员长打个电报，由我负责管押，不叫你们为难，，。因此始终没有逮捕这个大汉奸。接着阎锡山安排苏体仁住在他太原市坝陵桥的公馆，以避风头。但阎锡山内部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当时向阎提出惩办苏体仁的意见，阎在某次高干会议上答复大家说：“我每天说‘存在就是真理’，苏体仁对第二战区的存在，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不能按汉奸处理，我的答复你们满意了吧！”从此在阎的内部没人再敢提此问题了。而阎锡山与日军勾结，苏体仁受他命令做了多少卖国罪行，他是心中有数的，因之在太原未解放前，就把苏体仁首先送往日本。名义上是要苏到日本为他照料财产，实际上是怕太原解放，苏体仁被捕受审，暴露阎的叛国罪行。 （三）内部矛盾 日本投降后．军统特务分子在山西活动是公开的了，但与阎锡山特务系统梁化之的特务人员，仍在暗斗。乔家才到太原处理山西地区汉奸时，带的陈震等十个保镖的，不时发现梁化之派人对他们钉梢，有一天陈震等三人干脆把钉他们梢的两个人逮捕起来，秘密予以审讯。结果那两人承认他们是梁化之派的，叫他们监视阎锡山的军政人员有哪些与军统分子秘密来往。乔家才怕引出麻烦，对那俩个人说：“你们还来钉我的梢．你看我是个干什么的，你们这些技术差得太远了，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来我驻地周围找麻烦了。” 梁化之派人在太原市邮政总局每日要检查信件，晋站向军统局书面汇报有关阎锡山方面的情报，为了免受检查，初则派交通员王振山坐火车到石家庄投邮，继则在邮局吸收了邮务员张述为通讯员，把信件每日交张述装人邮政公文袋内带走。 有一次阎锡山叫李仲琳转告晋站站长田峻说：“我知道军统人员在搞我的鬼，不过你告诉他们，小的事情我不在乎，大事我给蒋委员长打个电报，委员长还是听我的，不听他们的，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商量办理，有什么困难，我负责解决，少找些麻烦比较好。”但是军统分子直到太原解放阎锡山总崩溃之前夕，并未停止对阎锡山方面情报的搜集。这在反动统治集团内部是永远不可克服的矛盾。 山西的军统分子，分乔家才、侯定邦、李希纯三个派系，其中以乔派力量最大，侯定邦次之，李希纯又次之。乔家才派以黄埔系高级特务如王和众、张鸿惠等为基础，另外则以军统局临渲特训班和兰州特训班以及他在晋东南站站长任内培养出来的田吹、王明江等人为基本骨干，占军统分子在山西境内活动特务的主要部分。侯定邦历任军统局北方区、晋映区、西北区秘书职务，他利用同乡及职权关系，也培养出薛仁安、王士廉、吕仕伦等一部分人，主要活动于晋南地区。李希纯本属乔家才派，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1月任军统局掌握的公开机构正太路替务处处长，同年3月，又兼任第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副主任代理主任，他就把于1941年任晋南站站长时手下的如张俊美、杜培桐、郑鹤天等人，都调任了科长级职务，另外培养自己势力。三派之中，以乔派与侯派的暗斗较为激烈。 军统局局长戴笠与阎锡山在重庆商妥在第二战区长官部成立调查室并撤销晋站之后，侯定邦立即向军统局活动该调查室主任之职；并以西北区视察工作的名义．亲到太原向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活动，希望得到阎锡山的同意。就在此时，晋站站长田峻给军统局连发三次以上电报，说山西同志坚决要求乔家才回太原担任第二战区调查室主任，如派侯定邦回来，人事不宜，对工作不好进行；一面又叫李仲琳通过梁化之向阎锡山说明真实情况，请阎给戴笠去电，要求同意乔家才回山西主持工作：结果阎锡山同意乔家才回来，侯定邦看见没有希望，才转返西安担任了军统局掌握的陕西省政府调查室主任。因此在晋站撤销后，第二战区长官部的调查室主任名义上为乔家才，实际上乔在北平担任军统局北平高等警官训练班副主任（主任戴笠兼），并未到职而由刚主任李希纯代理其职。 在乔派胜利，侯派失败这一暗斗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乔派与李派的暗斗。李希纯以正太路警务处长兼第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副主任代理主任拿得实权之后，首先打击田峻（田原任调查室秘书被更换为胡金波）。田峻则到处散布说：“日军在时，李希纯躲在后方，今天老子们打下天下了，你回来坐官”。几次想派他的警卫郭长有要打李希纯的黑枪，经王明江再三劝阻，田峻就跑到北平找文强去了。接着李希纯就打击临训班系的裴西园、贾履厚、岳玉珍（女），结果这三个人也跑到北平找河北省政府警务处处长杨庆植去了。王明江当时任调查情报科科长，看到快轮到自己头上了，适值国防部保密局成立，遂乘机活动到晋南去了。在这场暗斗中，是李派胜利乔派失败了。 当1946年8月国防部保密局决定在山西成立太原、晋南、晋北三个站时，乔家才保荐王明江为晋南站站长，李希纯保荐张俊美为太原站站长，晋北站长则由保密局直接派遣，等于“三家分晋”。1947年田峻在乔家才支待下向李希纯派实行反攻，把张俊美打下台来，由田峻取而代之，最后还是乔派取得优势。这就说明乔家才派在山西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中占了主要地位。 这里顺便提一下，乔家才本来是想回到山西，在山西省政府内取得委员和厅长职务的。所以他在1946年1月到太原处理汉奸时，就再三嘱咐赵瑞（阎锡山的北方军官学校毕业）要想法联络北方军官学校毕业的同学，又嘱咐李仲琳联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及三青团山西支团的一部分人，以及黄埔毕业同学等，意在夺取山西统治权时有群众基础；另外还叫李希纯多发展外围组织，这和他以后在北平向保密局闹独立、搞小集团的野心是一致的。 程慕颐与西北特侦站 赵长金 西北特侦站，是军统局所管辖下的秘密单位之一，它的站长是程慕颐。该站任务是：负责侦查、搜集有关中共各个方面的情报材料，采用单钱和密写联系。它是戴笠专为对付中共活动的一个独立的绝密机关。现就我所知的有关情况如实介绍如下。 程慕颐，浙江人，戴笠学生，曾在杭州警官学校特警班受训毕业。据程的亲信、西北特侦站助理秘书朱国材告诉我：抗战初期，他在军统局淞沪区担任大组长，上海沦陷后，擅离职守，私自带领全组人员，逃到浙江。为了逃避戴笠对他的惩罚，到处搜集新四军和江南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有关情报。一时，竟取得戴笠的赏识，对他的活动给于大力支持，定名为特侦组，直属军统局所领导，程慕颐受宠若惊．一步登天。1938 年卜戴笠调他到汉中，扩大、加强组织，成立西北特侦站，下设东南分站和西安、许昌等组。并派姚凯儒、王栋等潜人抗大活动。未几姚、王即暴露了身份，擅自潜逃。与此同时，在汉中十八里铺设立汉训班，班主任由程慕颐兼，教务主任李国栋，教官朱国材等，学员由外勤人员介绍。经程慕颐亲手训练后，再给分配工作，因它是程慕颐自行筹办的一所训练班，质量太差，故于1941年春被砍掉。 l941年5月，我从军统所办的政训班毕业后，被军统局分配到特侦站工作。5月底抵达汉中。与我同批派到该站工作的路守缄等十位同学都已先后到达，住在汉台巷二号招待所。当时站长程慕颐赴浙江省亲未归，该站工作由秘书林继之代理负责。程慕颐左右的亲信者，把我们视为圈外人，唯恐我们了解他们圈内之奥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拟将我们推出去了事。由李国栋（原汉训班教务主任）和该站人事课王课长到所主持，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法，以组员的名义，一连三天，派走了三个同学。在第四天派路守缄往环县组工作时，被路同学毅然拒绝了。次日，林继之亲自会同李国栋等，再三解释，并称这是程主任（他们都称程慕颐为主任）指示的。路的意见是：候程站长回来解决，现在哪里也不去；闹成了僵局。我们也将情况联名向上级报告了。七个人一直坚持到程慕颐回来。 同年8月，程慕颐经重庆回到汉中，到招待所见了我们，他的态度就不像他的助手们那样简单草率、武断跋雇了。一见便知他是戴笠型的、颇有魄力、比较精干的领导干部。处理问题，开门见山，直接了当。他先拿出上级给他发来的一通电报，念给我们听，接着谈他在渝时，“老板”（戴笠）和局本部给他布置的任务，马上就要将站部搬往西安，把外勤人员派出去，积极开展工作。最后征求每人意见，结合工作需要，派王学思为山东即墨通讯员，路守缄为陇东环县组副组长，原景辉为豫东祀县副组长，秦天均为陕南城固组（西北联大所在地）副组长，徐继楚到东南特侦站工作；我和于文轩留站部工作。 【作者时任军统西北特侦站助理编审、编审。】 特侦站从汉中迁移西安后，临时办公地址设在北苑门136号，我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参预了同中共政治斗争的行列，担任助理编审。整装待命的外勤人员，已由人事课长集中在一起了，他们都是兴致很高，大有“不可一世，，之感，由助理秘书朱国材率领他们往陕甘宁各组点安排工作。 该特侦站的组织形式是：设站长一人，程慕颐，化名程一；下设秘书、助理秘书各一，林继之、朱国材充任；主管人事一人；编审、助理编审、文书三人，由朱沐光、赵长金、于文轩担任（1942年春，朱沐光调任东南特侦站诸暨组长后，我接编审）；会计、出纳各一人，译电和缮写若干人；交通一人、炊事员一人；还设有设计委员会，由有关人员兼任委员，每周开会一次，研究工作事宜。另外，在北苑138号设有外收发（即接头处），在安居巷25号设有招待所，由周制刚、雷士品分头负责。外勤方面，在陕甘宁边区设有宜川组（即绥德组）、洛川组（即延安组）、环县组；在陕南设有城固组；在太行山区设有陵川组，组长张翼（化名张门东）；在豫东设有祀县组，组长方永纲；在大别山设有演川组，组长毋梦蛟（化名毋建业）；还在榆林、洛阳、哪师、即墨等地设有通讯员，史儒相为哪师通讯员．王学恩为即墨通讯员。该站的化名叫钱小森，上下级全以单线联系，通讯采用密写方式。工作上，各人对不当自己管的业务，很少过间。1941年10月，站部由北苑门迁到宏府街二王巷一所非常僻静的住宅院子，对面是莲湖公园，西隔壁是晋陕区的招待所。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附近百姓都只知道这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场所．但究竟是搞什么的，他们是不了解的。该站所有工作人员，除了我们这批十个人和从兰训班一期调来的杜长城、扬世英、王宗仁、毋梦蛟、方永纲，都是军统局分派来的以外，其余的不是程的乡亲故旧，即是程的汉训班学生。程慕颐仿效戴笠的作风，对他学生的态度，开口就是“妈勒x"，先击你一掌，然后再给你一块糖吃，威恩兼施。所以，他的学生都对他畏而敬之，把他崇拜成戴笠之下唯一的人物。 该站是军统局设在大江以北广大地域的、专门负责搜集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情报的指挥所。其任务直接关系到蒋介石的政权统治间题。可是，工作究竟开展得怎样呢？除了站部内勤的少数几个人以外，恐怕谁也不清楚。所有外勤人员报来的情报，不仅稀稀落落，而且都是道听途说的一些陈旧消息，毫无价值。其原因是由于程慕颐急于求成，邀功心切，不择良芬地收罗些斗大字不识三升的无知青年，经过汉训班短期训练，派出去滥竿充数。他们多数是住在家中，为了每月领取薪金．不得不隔些时应付一下差事。这样的情报来源，使我们几个做编审的愁得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于延安《解放日报》，或边区其他报纸（这些报纸是从西安邮电检查所要来的），摘录些可供呈报的材料，还要谎说是据某组某同志所报，借以欺骗上级。这是我亲自做过的不可告人的一段丑事，迄今还感汗颜。对于这样差劲的工作业绩．程慕颐虽然费尽心机，挖空了脑汁，还是一筹莫展。在一次设计会上，他感到外勤工作施展不开，搞不来成绩，一语道破了他对于工作完不成任务的苦恼，他说：“我要是当个普察局长，也比这强！”可能他认为：“老板”曾表扬过他，自己也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为什么对于这项工作却苦无办法呢？1941年冬，林彪从苏联回国，在往延安途中，经过西安，住了几天。程慕颐不甘人后，亲自出马，会同晋陕区的关中站和陕西省会警察局的侦缉大队，对林彪的行踪监视了几天。将他每天的出人时间、路线和地点记录下来，看成了重要的情报，每天用电报向上级报告。林彪所去的地方，计有东华门胡宗南的公馆、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崇廉路蒋鼎文的公馆、军委会西安办公厅、西安誓备司令部、后宰门的第四处（该处处长谷正鼎是中统特务头子）和陕西省政府等。这些地方都是国民党在西安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假若是知道林彪去的目的．并知其情节和内容，则这类情报还有些价值，值得上报；否则，岂不是平常区区小事，何必大惊小怪呢？ 1942年阳历年元旦前夕，大年三十那天早晨，我刚起床，程慕颐派人去家叫我，到站部才知道，重庆汇来的三个月经费，约七万元，被外收发周制刚从中国银行提出来，悉数携款潜逃了。周犯临走还给站部寄了一封信，其中大意是：局本部汇来款，暂借一时，我去东洋打日本鬼子了，回来归还，再会。程慕颐看见此信，如雷轰顶，大吃一惊，立即出动全站人员，四处秘密寻查周犯。上午我在玉祥门守候半天，下午往宝鸡挂长途，请检查所注意旅客行踪，协助捉拿周犯。祸不单行的是，恰巧戴笠这天从兰州飞抵西安，知悉此事后，把程慕颐狠狠地骂了一顿，说是破不了案就要杀他的头。程连惊带吓，如大病临身。元旦下午，派我赴洛阳追捕周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周犯逮捕归案。我在洛阳住了半月，又电报通知我到许昌找周犯行踪，直到月底才返回西安。后来，他赴渝参加“四一”大会临行时，还再三嘱咐要我帮忙，平息这场不幸风波，务使周犯归案。 戴笠在陕为了缉拿周犯和加强整顿特侦站组织起见，给该站增设了一名副站长，派晋陕区中共股股长王之定兼任。程慕颐赴渝后，王之定到站视事，代理站长，主持工作。5月初，一天下午，程慕颐由重庆发来一通电报，内容云：顷接浙江大邻情报，周犯化名周子祥，在南阳某旅社．往家中汇款创刃元。根据线索，派我带雷士品及时赴南阳缉捕周犯。临行时王之定告我，如果到南阳不遇周犯，让雷士品回来，叫我到演川和祀县两组视察工作。 我和雷士品一行，经洛阳乘汽车到叶县，雇了一辆平车，抵南阳是下午3时许。找了一家旅馆，休息片刻，即按照指定地点，找到那家旅社，见了一位账房先生。我问：“周子祥先生在这里住吗？他给我们电报叫到这里来见他。我俩从界首到此地，周先生和我是朋友。”那位账房先生毫不犹像地回答说：“我在街上碰见了他，他刚从郑州来，下汽车回家去了。”我当即决定，刻不容缓，趁热打铁，马上行动。就要求他说：“我们有要紧事情，需要见他，怕找不到他家，想请老兄带我们去好吗？”他说：“都是朋友，自然要陪你们去的。”在街上我同他边走边谈，得知周犯结婚不到一个月，家中连他共四口人，岳父岳母年纪大了，那女人是招赘养老的。我考虑，此去如果周犯在家，我俩就将他扭出来交给警察，如果不在家，更好办了。 周住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到他家已是上灯的时间了。院子里只住一户人家，房子狭矮简陋。我问他的妻子：“周参议在家吗”？她回答：“他回来没一会就上街了。”我当即对雷士品打招呼，一起走出屋外，对雷说：“现在我们就给他们实讲，周是土匪，我们是来捉拿他的，把他们家的．人封锁起来，不准外出通风报信。你就在这里等，我们找检查所和查缉所同志来帮助逮捕他。你将大门上好，他回来叫门，让他家里的人去开，你躲在门后边，他一进门，你就从背后楼住他，如果他身上有枪，就拼命将他的枪卸掉，将他扭到街上，交给警察，带到警察局处理。他敌不过你的。”雷很有把握地说：“就照这样办，只要他回来，跑不了他！”回到屋里，我向周家的人说：“你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是土匪！名叫周制刚，我们是奉长官部命令来捉拿他的。你们不要害怕，天大的事，与你们无关。但是在他没回来前，不准出去，如果放他跑了，那就难怪我们不客气了！" 我到检查所见了所长张某，说明来意，他吱吱唔唔说，人一时不好集中，叫我去警备司令部要求协助，我随即到查缉所，周绍文所长非常慷慨，当即叫到十几个人，荷枪实弹，随我出发。到周犯家，见他还未回来，就把持步枪的同志留下两名帮助雷士品在家守候，其余的人在外围埋伏。我和带手枪的同志则到戏院、澡堂、饭店等公共场所寻找。当晚12点钟，周犯回家一进门，就被雷士品活捉了。解回西安，关押在五岳庙看守所，经王之定和丁敏之所长审问后，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处以极刑。 周制刚携款潜逃案发生后，戴笠对程慕颐虽然十分脑火，但是，对于特侦站仍是寄予希望。据王之定说：“老板”指示他协助站长，大胆负责，工作人员，宁缺毋滥。王之定任职伊始，感到十分孤立．站部内勤同志，除我和于文轩外，尽是程慕颐培养考验过的忠实信徒．都对他消极怠工，阳奉阴违。他为了打开局面，对我贴得很紧，自从我破获周犯归来，更加重视，进一步希望我能供给他有关材料。但是，我心中有数，若是站在私人观点上看问题，程慕颐对我并不坏，因我负担重，家庭生活困难，他在经济上月月对我有所照顾，在工作上亦颇重用。在我出差洛、许一个月时间里，程曾派陈琳（朱国材的妻子）到我家慰问，询问有无要求，生活有无困难，可谓对我关怀备至。可是，从全局组织着想，程慕颐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的确存在有问题。我认为：他虽具有强烈的贵任感，对工作对同志也有负责精神，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处理问题机著果断，领导工作以身作则，没有休息，没有礼拜，每天晚上还上两个小时夜班，像这些作风，是值得学习的；但是他不去深人实际，只是坐在办公室指挥工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任用私人，培养私人势力，我却不赞成他。因此，我就如实地恰如其分地将特侦站与程慕颐的全部情况反映给上级了。据闻，程慕颐就为此犯了错误，被关禁闭，不久，被撤悄了站长职务。 记得，戴笠在军统局一次纪念周训话中说过：“我对干部也相信；也不相信，你们搞什么我都清楚。”他就是得力于“小报告”的威力，使每个同志的精神上或多或少地都存有恐」眼心理，把人弄得晕头转向，有的坐了禁闭，甚至于掉了脑袋，还不知为了什么。程慕颐垮台了，王之定登上了站长宝座，我也离开了特侦站。 回想，我在特侦站一年又一个多月，对于编审一职，深感枯燥乏味，苦无兴趣，尤其是对外勤报来的情报，因无法处理而大伤脑筋，就要求上级另调工作，王之定顺水推舟，同意我的请求，落个空头人情。以后，军统局就派我到晋东南特联站去工作．在西安待命（当时站长朱德崇在重庆尚未出发）。 西北特联站成立始末 赵长金 西北特联站成立于1943年一二月间。建立伊始，站长黄逸公，工作同志只有程际徽、郭哲、于文轩和我四个人。站部设在西安尚仁路大金台旅社北隔壁的一所院子里。随后，晋陕区（即军委会西安办公厅调查科）派有几个同志，西北劳动营介绍来几个共产党嫌疑分子，还吸收有两位‘运用同志”，全站官兵共计二十余人。门房住有城防司令部派来的武装警卫一班．负责警卫。 特联站的掩护名义是，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第一处第五科。不久，该厅撤销后，特联站组织原封未动，改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部第一处第五科，黄逸公任少将科长，化名黄自达。因特联站即第五科，黄逸公身兼二职，既是站长，又是科长，实际是一码事。 按照组织系统，该站直接听命于重庆军统局中共问题研究所内附设的’‘策反”工作指挥部领导，所谓第五科，乃是借用公开名义，便于开展工作而已。副长官部按黄逸公虚造的编制名额（近七十名，其中多数是假名），每人每月资助一袋面粉，除此以外，对于人事、经费等项，一概不管，对所干的工作，亦不加过问。不过，在事情遇着困难或者工作上需要帮助时，由黄逸公亲自向胡宗南要求，胡即运用他所掌握的权力，予以适当解决。该站的上级领导权，美其名是“策反”工作指挥部张国燕在指挥，实际上决定权，仍属军统局。 该站关于人事的布置分内、外勤两部分。站部：郭哲担任助理书记，协助站长处理上传下达文件；我任总务股长，于文轩任会计，张毅任译电员，许斌和黄家珍充任文书。此外，雇用有两个勤务兵，一名伙夫，一名车夫。外勤：分设有平凉组、洛川组、宜川组三个联络据点。平凉组组长岳奎五，组员许角今、张某某（名字忘了）、汪小泉。除汪小泉外，都是晋陕区派来的同志。洛川组组长王子俊，湖北人，曾在红军内当过团长，投靠国民党后，在西北劳动营充当上校军事教官；组员原景辉（原在西北特侦站工作，因盗窃赚疑被关禁闭，释放后，黄逸公将他调来），还有两人，一个是王子俊从劳动营带来的，另一个是冉某（河北省人）。宜川组代理组长程际徽，组员戴克明等几个人，都是劳动营介绍来的共产党嫌疑分子。黄逸公的西北特联站就是这样七拼八凑组织起来的。 戴笠处心积虑地要与中国人民为敌，他的宗旨是为了什么呢？归纳成一句话：“要策中共的反！" （妄图使共产党员背叛中共组织，脱离革命队伍，投人到国民党这方面来，军统称为“策反”工作。）戴笠施行的策略又是怎样的呢？他的意图无非是利用中共问题研究所张国煮以下几个中共叛徒（如黄逸公之流）原在中共里的关系和影响，想方设法挖掘中共墙脚，使用最卑鄙的收买、利诱和封官许愿的伎俩，以分化中共组织。这是戴笠惯用的“反间”工作之一、他们的“革命任务”！但实际上，军统局是决不会从人力和财力上全力支待他们的。黄逸公很有自知之明，他在迫不急待地见到了胡宗南，受命组织第五科后，就名正言顺地在西安到处活动，向军统以外的反共头头杨尔英、李经济、梁干乔等人摇旗呐喊，每星期去劳动营上两个小时政治课，自吹自擂，说他是戴老板指派到西北地域，专对中共方面作政治斗争的。从舆论上抬高自己，自封为超出一般的一位堂堂“钦命大臣”。 【本作者时任军统西北特联站总务股长。】 西北特联站建成以后，同年5月间，黄的太太从重庆到西安。不久，由西京招待所搬到站部居住，雇用两个保姆．一个领孩子，一个侍奉太太。保姆与勤务暗里勾勾搭搭，眉来眼去。搅得办公地方，既不像机关，又不像公馆，公私不分，男女混杂。黄逸公沉醉于酒色之中，把肩负的中心任务“策反”工作置诸脑后。从此，该特联站一落千丈。工作同志熬天棍日，思想情绪一天天低沉下去。 该站在此种情况下，日复一日，每况愈下。黄逸公从现实生活中逐渐感觉到：重庆经费不能及时汇来，一拖两三个月；外勤工作开展不起来，经常受到上级指责；日常开支，幸有长官部拨给的几十袋面粉结余补助，否则，就得靠拉借债维持；眼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黄遂于同年冬季，呈准赴渝述职，站部工作由郭哲代拆代行。就在黄逸公赴渝述职的两个月期间，接连发生了两起案件： 其一是洛川组原景辉揭发王子俊假借西安长官部少将高参名义，在洛川招摇撞骗，敲诈勒索一案。郭哲接到报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在座的有许角今、于文轩、张毅等，分析了王的犯罪因果，都认为：第一，未赴洛川前，黄逸公为了抬高王的身价，好做工作起见，曾向胡宗南签呈委个少将参议头衔，派往洛川兼任组长，胡未批准；第二，他从劳动营出来，就抱有升官发财思想；第三，自恃资格老，和黄站长是朋友，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第四，夜郎自大，品质恶劣等等因素，足以使他走上犯罪道路。郭哲没调查落实，就采取了断然措施。用黄逸公的口气，打电报将他骗到西安。王子俊一见，愕然失色，拒不接受审讯。郭哲沉着、严肃、正言厉色地告诉他：此案奉局本部命令，把你撤职查办，别无话说！随派警卫持枪押送到军统西安看守所禁闭起来！ 黄逸公返站后，将郭哲批评了几句，说事情傲得太誉莽。向上级呈报此案时，以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搪塞了事。不久，重庆复电，给王子俊开除组织处分。 其二是宜川组发生了一幕罕见的血案。一天下午，郭哲忽然找我说：宜川组出间题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现在情况还不清楚，刚才侯秘书叫我去才知道，程际徽和戴克明被当地驻军逮捕了。消息来源是从晋陕区宜川情报组打来的电报。现在急需去人了解情况，事情暂时还不好向外泄漏。他的意见，我不亲自去，别无适当人可派。行前我见了侯定邦，他把手边的一通电报给我看，果然不错。他带我去见军统局晋绥区区长王鸿钧。王见我去，给六十六军军长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我说：你去一趟很好，一定要将案情调查清楚，把逃散的组员找回来，指定一位暂时负责人，好好地安慰他们，安心工作。我只得慨然称是。 在赴宜川途中，因汽车抛锚，恰巧和程际微相遇。 时在傍晚，见有一排武装押解两名犯人，也到这个小山村投宿，好奇心促使我上前一看，没料想正是六十六军派的武装解送程际微和戴克明也到这里了。程际微本来满面愁容，见到我后顿感喜出望外，把我介绍给那位排长（是七分校毕业的学生，到部队不久的青年军官）。我同他握手后，寒暄了几句，也不好多间什么，他们住在另一户人家。半夜时，那位排长来叫我说：程叫你去说几句话。我不好拒绝，就穿上衣服跟他去了。程际微一见我，泣不成声，哭得像泪人一样，把以往那副自负才高的骄傲气焰一扫而光。当时，我念及两度同学（兰训班、政训班）和同志的情谊，只有安慰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位排长见我俩不便淡话，于是就回避了。 他响着眼泪语无伦次地告诉我：此案完全怪自己没有考虑周到，错认了人，以致一错再错！这位排长很够朋友，他愿意救我，也是我命不该死！今天咱俩能在这里见面，亦是天助人愿。现在我做成了一份讯间时的口供笔录，你先看看，还有什么意见？非这样，不能减轻我的罪过！我接过一看，乃是一份他审讯两个共产党员招认了做侦查工作的口供单。我避开了这个间题，应付了他几句，说你尽管放心，要保重身体，不必过于悲观。候黄科长回来，我向他谈谈，设法挽救。我明早还要上路，今天太晚了，到西安我去长官部看你，困难一定解决。 程际徽与我见面时，他将该案发生的本来原委告诉了我，全部过程是这样的： 一天，戴克咀向他报告：说从边区来了两个行踪可疑的人，赶有一群羊，住在店里，调查结果，很像是给共产党做工作的。他误信为真，就叫戴克明带人把这两个．人抓到组里来了。经过个别审讯，始终没有口供，但又感到不好释放。戴克明又及时向他建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按共产党员秘密干掉算了，一百多只羊全部没收。事后如有人问，就说是奉上级命令处理的。程就决定，当夜12点后，将这两个来历不明的人，拉到城西郊活埋了。他还谈到：宜川组的局面，全靠戴克明来搞，经费不能按时寄来，开支没办法，组员生活困难，一他光考虑了这一方面，却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是犯法的行为呀！现在已有口难辩了。最后，他还追悔莫及的说：他的失败，完全是受了戴克明的影响。 到宜川我曾分别访问过经手承办此案的六十六军参谋长和专员公署专员，以及与该案有关的店家、首先发现尸体者和检举揭发的几个群众，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认为：案情属于图财害命，弄虚作假，擅自杀人，犯罪手段恶劣，怨声载道，不加处理，不足以平民愤！与此同时，我还征询了军统局派往宜川的情报组和陕西邮电检查所的检查员等同行的意见，他们亦均认为：草营人命，难能逃脱罪责！戴克明死有余辜，而对程际徽因领导无方招致犯罪，则深感惋惜！ 我来到宜川前，经过黄龙山，在路上一家饭铺休息，即听到人们议论戴克明，说他是西安长官部派住宜川的了不起的谍报队长，不要说一般老百姓害怕，甚至各机关也得买账，方圆百里没有不知道戴克明者。其奥名远扬，多行不义，展惊宜川。戴克明就靠着军统特务（实际是一名运用人员）兼西安长官部谍报队长名义，弄虚作假，打开了宜川组的局面。曾先后招来了几个从边区逃出来的蜕化变质流氓分子，投入到特联站宜川组来。程际徽认识简单，不辨真伪，信以为真，看成是“策反”工作的成绩，把黄逸公也蒙在鼓里！ 根据调查情况，我据实作出了书面报告。黄逸公在呈报此案时，于内疚之余，感觉无法下笔，把我叫到跟前．竟说我报的材料写得过分老实；同时又说我未加注个人意见，缺乏负责精神！当时，我只好沉默不言，难道办事不凭客观事实，而单靠主观想象吗？按照他的说法，岂不互相矛盾？ 事后据闻，该案经副长官部军法处裁判戴克明死刑，立即执行；程际徽被判无期徒刑。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大赦犯人，程才被释放出来。 特联站从1943年仲春至暮冬，前后不及一年时间，其外勤单位，就垮了三分之二。至于平凉组，虽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工作始终拓展不开，形成了空头衙门。组长岳奎五，性情刚烈，因与人斗殴，犯了错误，被关禁闭，释放后思想消极，态度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兼任平凉中学教员，以教书为业，不理平凉组的工作；却常派许角今、汪小泉和张某轮流到西安坐催经费，维持生活。结果使黄逸公― 这位在军统颇著声望的老牌“反共”专家，一筹莫展，把特联站弄成奄奄一息。 1944年4月间，戴笠到陕视察工作，召集在西安的内外勤人员训话，他大发脾气，把黄逸公骂得不敢抬头。在大会上宜布：严禁赌博，尤其领导干部赌博者，当场枪毙无赦）（军统派在陕西工作的王鸿钧、萧漫留、黄逸公等领导干部均漂赌成风。）并决定重新调整陕西的工作部署：晋陕区区长王鸿钧调走，派胡国振担任该区区长；撤销西北特联站和西北特侦站两个单位，并人晋陕区统一指挥（当时晋陕区公开名义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部统计处）。黄逸公仍任统计处第五科少将科长，郭哲、许角今、原景辉、许斌随他到统计处工作；我被调到陕西省会替察局，于文轩派到宝鸡水陆交通检查所．张毅、黄家珍派送兰训班受训，其他人员亦均有安排，但具体工作不详。有名无实的军统西北特联站至此遂宣告结束。 我的军统特务生涯 曲云章 一. 1943年秋，军统河南省调查室（主任岳烛远）随河南省政府迁移到鲁山县城南郊，曾由调查室科长张洁尘（河南密县人）拟稿，准备成立“锄奸工作队”、“肃奸工作队”之类的组织；而调查室主任岳烛远批示说，这些名称对外太露骨了，应该挂上河南省政府这个牌子，这样，粮炯来源和开展工作都方便，因此才改为河南省党政军工作队，在河南省演川北城西街正式成立。 该队队长是岳烛远兼的，副队长王寿山（他是中统河南省调查室派来打人军统内部的，不久岳烛远就把他拿掉了），继任副队长祝佩生（河南固始县人，中国大学毕业，当时任河南省九专区演川联立师范学校校长兼这个副队长）。工作队的总干事是张洁尘〔 对工作队负实际责任）。 队部之下设有组训组，组长曲云章（当时我是以河南省九专区做川联立师范学校中校军事教官兼任的），组员孙子通，还有一个组员名字忘了。 情报组组长由张洁尘兼，有一个时间是组训组长兼代的，组员刘桂春（女，岳烛远的弟媳）、还有一个记不起名字。 行动组组长童冠儒（安徽省人，当时是军统河南省调查室派驻河南省第九专区的专员兼任的），组员高世青（安徽省人，当时是军统派驻河南省潇川县邮局的邮电检查所主任兼的），还有一个组员名字忘了。 总务组组长王月村（河南省密县人），两个组员都忘了名字。 警卫班班长和警士四名均忘其名。 电台台长张绍华（军统电训班毕业的）。 工作队下面设有三个分队。 一分队队长彭世祯（罗山党政军总队结束后他又来此任分队长），副队长李万芳（罗山县人），分队有十个队员。这个分队活动在罗山、光山边界地区一带。二分队队长陶继远（河南汝南县人，是由军统豫站站长兼任的，住河南正阳县）,副队长陶侃（陶继远的弟弟），队员十人。这个分队活动在汝南、正阳一带地区。 三分队队长王雨生（河南省息县人，中央训练团团干班毕业，是由河南省演川县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主任兼任的，后逃台湾），副队长（忘了名字了），队员十人。这个分队活动在演川、息县、固始、商城等地区。 【作者历任河南省党政军工作队组训组组长，河南省八、九专区知识宵年从军总队总队长．交警三总队二中队长。】 1943年底，工作队成立时，在河南省满川县北城西街路北原演川县地产管理处旧址（也就是以后工作队队部）召开了工作队全体人员参加的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岳烛远亲自到演川参加主持，他的讲话今天回忆能记到的大意是：首先向大家讲讲这个队的成立，是我们室（指调查室）呈请局里〔指军统局）批准的，先是定名为“锄奸工作队”，又改为“肃奸工作队，”以后认为不合适，对外太明显是露骨地对付共产党的；同时我们是在河南境内工作，粮晌、装备都需要河南省政府支持，因而，我们得到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的同意，定名为河南省党政军工作队二所以关于人事保荐任命和粮响上报请发等，都要经河南省政府批的。而当时河南省政府也明确这是个利用挂名的军统机构，乐得“有求必应”给我们送个人情，所以这在我们军统来说是个半公开的单位。这个队成立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明确：大别山脉横在湖北、河南两省的边界上，共产党就利用了这个山脉的有利地形，扩张势力．在平汉铁路以东就是大别山脉东段北麓那一边土地上，就是河南省一般叫的“南五处”演（潇川）、光（光山）、固（固始）、息（息县）、商（商城）进行活动。日本人曾多次从信阳出发企图扫荡这一带，所以这个地方是三方争夺之地。在这个地区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又是很困难的。我们队在这一地区工作，就必须联络地方势力，协同所在地的军、普、宪的力量，把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网、地方武装彻底摧毁．并将他们盘踞的地方锄清。这就是要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具体说目前我们跟踪情报或其他措施都要注意新四军五师陈少敏部、周志坚部、黄霖部，以及共产党所久已盘踞的大山老林的根据地的动态。以便借杉隧行诱降，为策反创造条件。要胆大心细地派人到他们老据点的地方摸摸情况。今后我们队所得到的情报有时间性的、有价值的，要军队和地方团队协助的，应分发两份，给河南省政府机要室和省调查室，他们就会分别轻重缓急处理了。有的人想在我的工作队窃取偷送情报，这是坚决不许可的，是违犯我们局的纪律的，到那时可不要怪我岳烛远无情，先向大家打个招呼。你要是暗中打我的小报告，我要知道了，小心你的脑袋。（当时他讲这一段话，很明显是对cc派来的副队长王寿山说的，只是没指主的名。）谁想钻我的空子、挖我的墙角，那就走着瞧吧！（从岳这次讲后不久王寿山就辞职不干了 。） 另外岳烛远还讲了对演川地区各学校青年学生的工作。他说学校青年是共产党与我们争夺的对象，要不跟着我们走，要不就跟着他们走，特别是对九区联师、满川高中这两个学校要特别注意。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曲云章在九区联师任军训教官，彭大功在横川高中任军训教官兼我们工作队的顾间，以后工作队对学校如何控制，叫他们去想办法千去（彭大功与岳烛远在河南大学毕业的大儿子是拜把子兄弟，因此是岳的干儿子）。最后，记得岳说，我不在这里时一切由总干事张洁尘代拆代行，全权负责（这一下子又把副队长王寿山摆到一边去了，他就更不好待下去了）。 这个工作会议后，就开始正式工作了。我原是河南省洛阳师范学校中校军训教官，1943年10月底，去河南省鲁山县军管区活动调职事，先找到河南省三民主义青年团支团部书记周南（他是我在西安特训总队工作时的同事，后逃台湾，曾任“立法委员”),当时他说：“你来得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跟着他干，对你，对我们朋友们，都有好处。此人是军统调查室主任岳烛远”。周南又向我讲，你跟着岳烛远干，同时也得兼着“支团”的工作。以后就由河南省三民主义青年团支团部主任王汝洋（南阳人，字采芹，军校四期毕业，后逃台湾，任“立法委员”）发表我为河南省三民主义青年团支团部战地服务工作队副队长（这个队的队长李渠，字更夫，河南孟津县人，军委会战一团一期毕业的我的同学）。从我任这个副队长以后，在河南省党政军工作队工作期间，就把工作队所得到的情报同时转发给三青团支团部，以作为他们的成绩（这在当时岳烛远也是许可的）。 我是1943年10月随工作队总干事到演川县北城筹建工作队的。成立时，我又兼河南省演川九区联立师范学校中校军事主任教官，1944年三四月间，我经军统“运用”工作几个月后，就正式参加了军统组织（曾填有“军统局内外工作人员调查表，，五张、像片五张）。从此以后，我就不能如过去那样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做法了。正如当时的介绍人张洁尘对我说的军统局的规矩：“活的进来，死的出去”,“只有听局里调遣支配的自由，没有个人自由”,“铁饭碗，只要不犯纪律，是不会失业的。”军统局戴老板的家规很严：违犯纪律的轻的送去上“小学”～较重的上“中学”～很重的上“大学”（也就是禁闭、禁足、看押、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但是如果犯了纪律，外边人确实没有告发，光内部知道，也可以“家丑不可外扬”只予警告而不判刑的。这就是我参加军统开始的“约法三章。” 河南省党政军工作队的组训工作，也就是对当时演川各学校的控制（防止、消灭共产党在各学校发展其势力）。 我是兼演川九区联师军事主任教官而控制这个学校的。这个学校的军统人员只有两个，即我和校长祝佩生。两个人为了控制学校，曾组织了学生中的联师学校情报网，这不是军统的正式组织，而只是军统人员为了进行特务活动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该校有男女生共12个班，每班暗中选定五个人，并给每人定有化名，以利对各班学生动态的小报告。 演川联师还成立有三青团联师区队，校长祝佩生兼三青团区队长，我兼三青团区队附。在该校发展了学生中的三青团员，增加了大批控制学生的耳目（一年间就发展团员八十多名）。 该校学生黄炳炎等五人因参加过革命组织“民先队”，所以工作队就设法‘传讯”（变相逮捕审讯），迫其自首，放回学校后，“留校查看”，以便打击学生中进步势力。 我们并和满川县邮电检查所联系，对学校学生和老师的信件进行暗中检查。以此查访进步势力发展的情况和线索。 彭大功是满川高中的中校军训教官，根据他交给工作队行动组组长童冠儒、高世青的情报，逮捕了演川高中学生杜某某（名忘了）等五人，都强迫其办了“自首”。彭大功也是以兼学校三民主义青年团区队附的身份发展团员来控制学校的。 还有横川淮南中学校训育主任马干轩（名字记不准）、训育员某某某和六七名学生．以“破坏校规损毁校誉”为罪名，受到工作队的“传讯”，后来有的趁迫写了“自首书”，有的写了“认错书“,“悔过书”。 工作队当时对共幸党的情报工作主要是：大别山东段解放区的情况、大别山北麓一带革命部队〔主要是周志坚和黄霖两部）的动态，以及豫南演、光、固、息、商等五县的白区地方活动（包括部队、政党的情况，以及社会、经济等情况）。工作队自从成立开始工作到结束共八个月时间。记得光是对共产党的情报就有两百多份、白区的情报100多份。曾经“传讯”、“审押”、“送监”等案件共五十多起，这当然是工作队行动工作的“业绩”。 我自己兼任河南省三青团支团部的战地服务队副队长，因此，每月也得提出较重要的清报送给三青团支团部书记周南处，回忆也有二三十份之多。 在这八个月之中，工作队下面三个分队所进行的活动，除重要情报呈队部汇集外，对于“行动”工作，除主要案件送队部外．各分队可以自行处理的也不少 二. 1944年8月中旬，河南省党政军工作队结束后，所有军统的干部，大部分西调（其中大部分调别动军，少部分调回河南省军统调查室工作）。当时过平汉路日军封锁线西去的，大都暂停在潇川。这时正好遇到国民党当局搞“知识青年从军”的动员招集训练工作，河南省就成立了八、九两专区知识青年从军总队。河南省九区专员张振江平时与我关系较好，他保荐批委我出任该知识青年从军总队（以下简称“从军总队” ) 上校总队长。 这个总队是临时性的组织，其任务就是把学生招来经过短时训练，送过平汉铁路以西，到河南南阳，再转交下一站送赴四川省万县交给青年军总部。所以人事都由我选任呈报（大都是调兼任的）。总队部设秘书兼书记官孙子通（原工作队组训组组员），副总队长是1945年元月由河南省豫南行署主任张转委任的上校杜某某（名字忘了），他只任职几天，过了平汉路西他就走了。副官王启福，替卫排是由九区专署保安总队（保安团）派来的。 总队以下，设有三个大队：一大队是九专区几个县的学生组成的，大队长是我兼的，副大队长雷光宇（原党政军工作总队的军统工作人员）；二大队（内有两个中队是九专区各县的，有两个中队是汝南八专区各县的学生组成的）大队长彭大功，副大队长李万芳（原是工作队一分队分队附）；三大队是一个安徽省大队，它是为了突击过路随我总队建制的，人事组织都是在安徽省安置好，带来归我总队指挥的。另外，为了突击过路，确保全总队一千五百多名学生安全越过平汉路面，豫南行署主任兼豫南挺进军司令张牲特别派遣五十五军一个加强营归我指挥，待完成任务后，再归回原建制。我又去广西老七军刘访师借调了一个营，完全是广西兵。 在八、九两个专区，每个县要国民兵团团附任各大队的中队长，在带交参军学生的同时，要带地方武装一个班，作为中队的自卫力量，并携轻机枪一挺。 各中队的三个区队长是从学生中年龄大一点的人选任之，班长也是由学生推任之。一个班16人，一个区队三个班，一个中队三个区队，相当于当时国民党一个步兵连的编制。大队是一个营的编制。全总队学生共一千五百多人。加上地方团队和两个护送营的兵力，共三千二百多人。 从军总队的招生条件是：高中、初中、初师、高师、大学等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年，以及已有工作的青壮年人，只收男的不收女的。服役三年，复员后愿继续上学的回原先的学校升学，要工作的回原职给原薪。应召后发给安家费200元至400元为限，并发给制装费，一律规定草黄色军棉衣，限于1944年11月20日到满川北城九区联立师范学校报到。 从军总队成立后，待各县学生报到完编，即进行短期训练，时间两周至三周，训练内容：一周的制式教练，要求队列整齐，学会一个连队的队列基本动作；一周或两周的野外教练，主要是卧倒、甸旬前进、急行军、与敌遭遇受袭击时的队列动作（散开、集合、前进等）。 除室外操练外，也有课堂教育，主要是讲“军队纪律”、“行军规则”、“防空常识”、“精神讲话”（什么“抗战必胜”、“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等等）。 在这个训练期间也是演川三青团分团部拉拢发展三青团员的机会，当时发展的具体人数记不准了。 1945年元旦以后，从军总队由演川出发，一千五百多学生都集中到达了新蔡县。这时豫南行署主任兼豫南挺进军总指挥张转就驻在新蔡县，总队就集合全体学生请张较训话，无非是要求大家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祝大家顺利到达目的地。 1945年过了春节后，有一天下午我命令各大队和两个步兵营作好行军准备，并召集了营长、大队长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拟定次日下午出发，晚10时前赶到平汉铁路驻马店北边东五里许停止待命。我对营长、大队长们布置，今晚11时准备急行军突过铁路，全部都厉行灯火管制，不能大声咳嗽和说话，骡马要用嚼子靠紧不能有叫声，过铁路两侧的壕沟要留心人、马的安全。当晚11点过铁路，学生大队快过完时，被日本鬼子在铁路旁的瞪望哨发觉了，我命令学生队伍决速通过铁路，并令后卫营抢占铁路两侧制高点，以重机枪压住了闻警赶来的日军轻快巡道车的火力。双方战斗没有半个小时，我就命令后卫营后撤了，总算有惊无险，率领全体人员平安地越过了平汉铁路，全队无一伤亡。 总队一路通过新四军五师黄霖部所在的泌阳县仪峰镇，和国民党统治的泌阳县城、唐河县城，经历了不少波折，总算安全地到达南阳，由河南省六专区专员和青年从军南阳办事处主任马乘风亲自前往南阳县东白河渡口迎接。我把全总队学生的花名册交给马乘风，再由他负责把学生送往四川万县，我这个总队长的任务就到此结束了。此后，在河南省八、九两区知识青年从军总队的军统西调人员，则一律从南阳转道到湖北老河口马家岗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六纵队指挥部报到，成为别动军前身的一部分。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把由军统掌握的全国共七个别动军纵队和忠义救国军的“地下军”，以及宣告结束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人员，还有收编的汉奸部队统统编入交通警察总队（全国共有18个总队），这些武装分布全国铁路沿线以及水运、公路要站，并有部分作为海关、港口、空运站等地的检查哨，以此来控制全国整个交通的命脉，加强国民党的统治。 原别动军一纵队和六纵队于1946年2月底奉命开往河南新郑县，改编成立交通警察总局交警总队第三总队（简称交警三总队）。当时参加改编的大部分成员，对改编降低了职级地位都心怀不满，因而都是牢骚满腹。还有许多下级队员们，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战．大多数人还没有结婚，已婚的则已多年没回家，因此不少人想借改编之机请假回家探亲，但大部分人的请假均不准，因而士气下降、军纪难以维持，从早到晚总有人乱放空枪，以此来发泄他们内心的苦闷和怨气。 1946年3月间，全国正在改编交警总队时，戴笠坐飞机失事身亡，记得当时交警三总队全部在新郑县集合，传达这一消息并向死去的戴笠致哀。这一群中小特务武装骨干．都是靠戴笠起家吃饭的，这一下子真是晴天霹雳无依无靠了，因此当时全场都痛哭失声，但又各有各的心事。从这时起该总队的纪律就更越来越不好维持了，请短假的走后不归者有之，请了假而久假不归者也有之，请长假不准而私逃者也有之，还有赌风、酒风这时也特盛，以此来发泄对部队没有前途的怨气。 这个刚成立的交警三总队的总队长是李恺荣（湖南人）。 原别动军六纵队被改编成了交警三总队的一大队，大队长周铭勋（原六纵队一支队长），副大队长宋俊辉（原六纵一支队一大队长），一中队长傅章元（原六纵二支队副支队长），二中队长陈刀车吐（原六纵一支队二大队长）．三中队长曲云章（原六纵一支队副支队长），四中队长萧劲良（原六纵二支队一大队长）；中队附（副中队长）一般都是原别动军六纵的各支队副大队长改编任职的。交警三总队别的大队也是这样改编的，全总队编成后即进行国民党陆军操典教练，特别是抓紧对美式自动武器的射击教练。因全总队的成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分散过多，散漫成性，如今突然来个较正规的军事训练是有些吃不消的，所以经常怨言百出，牢骚满腹，也有些人就乘机逃跑了。 全总队正在加紧训练的时候，大约是在河南地方麦收季节（农历四月），忽然在一个夜晚由总队火急命令一大队全部出发，限明天上午8 时前到达密县城，到时拦截河南“叛军”孔从周部。 队伍到达密县城是由密县县长高万青接待的（高过去是军统局主办的豫南党政军工作总队的大队长）。高县长对我们说：“叛军孔从周部已于昨日拂晓从县西十里许过境，兵力大约有千余人，企图是南逃要与新四军陈少敏部下黄霖、周志坚部会合，”我们得到这样的确切情报后，认为拦截的机会已过，部队就在密县停止待命并将沿途行军所抓到孔从周部的掉队的、逃跑的人员共官兵二三十人都交给密县县政府，由该县县长点名对号接收，以后的处理统由该县自行裁决，我就不得而知了。 整个大队返防后，仍驻新郑县十里铺继续整训。在1946年6月初，有一天忽接上级命令要交警三总队即刻出发开往江苏徐州，所有马匹笨重行李即时处理，部队全部轻装开拔，因此，将宫马私马～律买掉，有些被服也变价卖去。部队乘上陇海路火车到达徐州后，全部住在飞机场附近的街道。 交警三总队驻徐州后一连接到了六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将现番号改称为国防部独立第十师三旅，总队长改任旅长，大队长为团长，中队改为营，分队改为连，对外职称公开叫旅、团、营、连长，上下级行文也按此改。 第二道命令是迅速将交通警察大沿帽子上的竹圈子拿掉，把交警服上的扣子一律换掉，原警服的下装是宽裤脚，不打绑腿的．今后不论官兵一律改为打绑腿。这些准备工作要求三天改完，由总队部派人检查。 第三道命令是：一周内将所有随军家属一律安置在徐州，能送回家乡或亲友处则更好，不准违命叫家属随军。 第四道命令是：部队即日起限期一周准备好五天的干粮，以便随身典带，不得有误。 第五道命令是：武器弹药的标准，规定汤姆生机枪一支配备5加发子弹，“油底”机枪一支配备400发，卡宾枪一支配备250发，六一式轻机枪一挺配弹药20公斤，六一式重机枪一挺配备弹药不得超过30 公斤，其他所有携带的武器弹药都有份量的规定，并有总队管军械的人员赴各大队检查。 第六道命令是：总队于1946年6月某日召开全总队中队长（营长）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交警总局的命令，以上六个命令是部队到达徐州后一周内接连不断地下达的。对于部队的去向，虽然是十分保密的，但大队长（团长）以上的军官却仍是有所风声的。如大队长周铭勋先对我说：“老弟，你要把老婆安置好，多留儿个钱，这次开拔时间恐怕要很长呢！恐怕还要打仗。你可不能向外讲，这消息最容易引起部队逃亡；应注意保密。” 记得总队召集中队长以上开会是在一天下午，开始时总队长李恺荣说，今天召集大家开会，主要是传达命令：我局奉委座手令，自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不断抢夺胜利果实，扩大武装，步步向我军挑衅，破坏两党和谈，蓄意挑起内战，我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采取措施，先以轻装部队擂人各地共军占领区，拔掉据点，消灭共产党的地方武装，以便配合正规部队纵深扫荡……因此，命令你部在徐州机场乘飞机空运山东潍县纸坊机场，降落时应组织好部队下机，出飞机场就准备战斗……并命令你部明晨6 时齐集飞机场，听训后立即登机出发。 总队长传达命令后，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困难？还有哪些要求？总队前此提出的要求大家做到了没有？其他人都没有讲话，只有一大队长先讲：“家属的安家问题，希望给每个干部多发些钱。以安他们的心。”接着还有两个大队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结果上面却事无下文了。这使中下级军官们都很伤心，如果男人在战场上一死，那就是妻离子散，无人过问了。 1946年6月上旬，某日，天还没亮，全总队官兵的家属老小，都在飞机场周围的铁丝网外边，眼睁睁的望着自己的亲人们，全体集合在飞机场的草坪地上，飞机一排排的在跑道上准备起飞，忽听到“立正”的号音响了，在一个台子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总队长李恺荣，一个是交通警察总局长吉章简，他当时讲话的大意是：诬蔑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抢占地盘，挑起内战，要求总队官兵空运山东后，“像一把刀子插向共产党的心脏，，彻底拔掉共军的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我们都是“戴公”（戴笠）的部下、学生，一定要做忠于党国、忠于领袖的英雄好汉...接着吉章简又另外召集了全总队中队长以上的军官简单讲话，内容大意是：部队去到山东后，要特别注意多打突击、埋伏、偷袭战，少打正面战、包围战，以达到损失少、收获大的战果，要明白这次你们去山东是配合山东王耀武部作战的，可不能参加他们的正规战，要根据我们部队的特殊性能，去接受作战任务……要给共产党一个下马威…… 你们一下飞机恐怕就要战斗，应先有准备，打他个措手不及，祝你们胜利…… 运送总队的是100架美制军用运输飞机．每架装32人，从上午8时一批接一批起飞，飞行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就先后在山东潍县纸坊飞机场降落了。找们大队是全总队的先头部队，最先降落开路前进。这时有地面守卫飞机场的部队一个旅三个团的兵力，当时由该旅参谋长接待我们，并介绍了前进路上的敌情，因此在行军途中是有战斗准备的。部队离开飞机场西讹大约十里许，这里是一片平原，地里长的玉米绿油油的，大约有一米来高，正好成了中共军队掩护打伏击战的“青纱帐”。我正在担心这样行军防不胜防，一场突击性的遭遇战就开始了。当派出的搜素侦察部队走到一条交岔的＋字路口时，中共的地方武装突然用排子枪猛烈射击，我交警部队当场死伤十余人。一大队长周铭勋命令一中队傅章元部迅速对中共地方武装进行包围。正当这时，中共地方武装发觉我们这支部队不是国民党的一般正规部队，而是专打突击战的轻快部队，久战必吃亏，所以马上就往后撤．但正碰上傅章元部机枪的攻击战斗开始，中共地方部队只有大约一个连的兵力，武器火力又差，结果受到很大损失，伤亡过半。前进部队打扫了战场后继续前进，到达目的地：山东潍县县城。这个县城分东西两个城区，到达后．总队部驻西城，我们一大队先驻西城，后又移驻东城作守备。部队刚住定两天，就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潍县东城有一条街，有几十家妓院，我队的警士和等长们都去妓院燎娟，碰上了山东省保安旅旅长张天佐部的一个连长（事后说是跟张天佐的替卫排长）也在妓院漂妓．双方为争夺一个妓女打起来了。因为这个排长在当地人熟，碰上查妓院的地方纠查队也帮助他打，将我部的一名警长扣下，警士逃回，这事恰碰上我是值日官，问明警士情节经过，认为部队才到，如不给当地部队一个下马威，他们是不知我们厉害的，遂派出一个分队，由分队长杨杰带领，命令他将人夺回，不能打枪，不能伤人，打了人不能留痕迹，不能叫对方抓到证据。结果他们都是穿便衣暗带匕首刀子，竟然把这位警长夺回，暗中把那位保安旅的排长千掉了，并伤了保安旅的几个士兵。回来后由分队长杨杰向我如实汇报，我认为事情有点闹大了，我就立即向大队长周铭勋如实作了报告。他回话说：“不要怕，对方抓着证据没有？”我答没有。他接说：“那好办，顶着干！不承认是我们干的，明白吗？千万不能说出打人者的名字。同时，你可以在全大队集合时讲讲我们为替士们敢负责，但也不希望今后再出类似的事，强调纪律，不请假不准外出，穿军服武装不准入妓院……” 潍县东西城墙上都有兰道电网，城外还有两道，每晚供应3000度电；并设有探照灯，晚上可照明2000米。这些设备都是日本鬼子遗留下来的，今天却成了国民党部队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我部移驻东城防守后，一天早上有一个警长在城墙上洗脸，这时还没关电闸门．他向城墙的电网上泼洗脸水，结果顺水触电人烧焦而死；同一时间还有个警士早起站在城垛上对着电网小便，电顺尿水而上把他抛出两丈多远摔死了。这两人都白白地做了反动派挑起内战的牺牲品。 1946年7月初，有一天中队附牛怀祥从东城往西城过桥，到两城中间河滩上自由买卖的小集市上看看，发现一个道士身穿道袍背着道铲，年龄大约有四十多岁，怀疑他是共产党的“探子”，把这个道士带回，苦打逼供结果并没发现什么，随签送他到总队部。听说以后此人因没有人担保，并有“可疑情况”，交潍县警备司令部枪决了。 1946年7月中旬，总队奉命从潍县往西打通陇海路，先从潍县到益都县城桥头堡，沿铁路两侧三公里内要清除障碍，查清村庄人口，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确保安全畅通无阻。部队从潍县出发，大队分开中队，中队分开分队，节节开拔一队跟一队扫清路旁障碍，经过半月之久到达益都县城。全大队进驻陇海路益都桥头堡，以防共军破坏铁路桥，我们这个大队就在这个大桥的左右侧修筑了工事，日夜巡逻。在7月下旬没有月光的一天晚上，约下1点的时候，我查岗巡哨，忽然发觉河对岸有东西移动，哨兵报告说是发现共军炸桥活动。我命令继续监视，注意进展，能捉活的更好，不行就彻底消灭。到深夜两点时，枪声响了，打了有十几分钟时间就停止了，查看结果河滩下遗尸两具，流血不少。 这个部队是轻装，每次行动只带三天干粮，所以一驻下就要向老百姓强行征粮，有时干脆就抢粮，住在这个地方，我们每天总要派人出外搞粮食，大都是玉米和黄豆，经常骚扰当地老百姓。 1946年8月初，部队开往山东长山县城。这个县城里经过战争破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有几家卖小吃的和一家卖纸烟的杂货店，城中居民州反少了，逃亡的县长也跟着我们部队进城当光杆的县太爷。三总一大队就驻在这个据点，该县城的周围各条交通路上都是中共地方武装和民兵们埋下的士地雷，各村庄都设有潦望哨，民兵们到处出动，老百姓很少，都只留下些老太婆、老头子，青壮年男女和小孩都已转移到了较安全的地区去，这叫”坚壁清野”，是解放区的人民用来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进剿”的。 一大队驻防长山县，吃的粮饱还得到周村去运，周村离长山县25里路，沿路都有地雷，每次运粮都得派一个分队的兵力掩护前进。有一次运粮队碰上土雷，炸死炸伤十余人，又有一次碰上了民兵们的埋伏，打伤打死了六七人。这样一来，运粮队出发总是胆颤心惊．派这种差就像送他们上望死城一样可怕。 8月上旬，全大队奉命出击桓台县城，企图打掉共产党的人民政府机构和消灭击溃该县的地方武装县大队。下午赶到桓台城外，准备黎明进攻，谁知到了县城扑了个空，在该县西四五里一个寨上却遇该地区人民武装打响了，交警一大队全体官兵都在寨外的玉米地里卧倒，寨上的中共地方武装四面用机枪向我队扫射，从上午8时开始，不到半小时我大队就死伤了二三十人。这是中共地方武装为了掩护该县撤退而进行的阻击战，待完成任务他们就撤退了。 当天全大队继续西进寻找该县中共地方武装有无力量，没有走上十里路，沿路上到处打冷枪，吓得全大队官兵个个都战战兢兢，四面八方随时都有飞弹飞过身旁，子弹没眼，不知会打到谁的身上呢？ 途中由设在邹平县的总队部电令：“部队迅速开往张店听命。”第二天全大队赶到张店住下，当晚总队部电令：“张店北大约十余里的王庄，系共产党的粮库．有守军一个连的兵力，希望你们大队设法攻下，借机消灭之，但主要的是把库存的粮运走归我们用。” 一大队长周铭勋命令我为指挥，率两个中队加上一个小炮分队，半夜出发，次日拂晓进攻，迅速结束战斗，夺下仓库。 我率队在张店驻地，夜12时吃饭，下1点出发。先派有侦查分队，当部队行军距王庄还有三里许时，天还没亮，部队停了下来。这时侦查分队报告．王庄周围有土墙，共军武装大约有两百余人，仓库存粮和物资大都存放在农民家中，听说没有独建的仓库房，这个土寨有北门常开，一路上没有惊动敌人...我当时召集了中队长、中队附、小炮分队长、一位联络参谋、一位大队副官，在一个大路旁玉米地坎上研究如何打法。决定一是由二中队长陈万利率一个中队、一个小炮分队，从该村正面进攻先打响；二是该寨北门方面不能响枪，没有进攻的征候，好让敌人跑掉，目的是夺粮，我带一个中队等敌人出寨半里或再远一点打它个埋伏，再借机追击，以使部队争得主动；三是副官和联络参谋率警卫班迅速找运输工具把粮食和物资运走勿误。刚布置好了，正要起身时，只听得“叭、叭”两枪，飞弹过来把正在我身边的联络参谋脑袋打开了花，当场死去。当时我们认为敌人已发觉，就命令部队快速前进。 进攻的结果，正面从天亮打到上午9点左右时，共军退了，再听不到枪声，陈万利中队已占领该庄，正清理仓库运走物资。而我带一个中队去庄北大约一里许准备打埋伏时，却发现共军已化整为零不见了，扑了个空。 这次武装抢粮大概抢得一万斤左右粮食，还有一些纸烟、油糖和衣服鞋子及少数被服，这些都由交警一大队的官兵分用了。 不久，在张店暂驻的交警一大队忽又奉总队部令：“火速开往邹平县西北二十里许李庄解围… … 我军一六六师被共军包围在李庄，令你大队前往解围并设法沟通李庄一六六师，使其内外联系，冲围接应，进行情况随时电报总部。” 一大队接命令后，采取了急行军前进，第二天下午达到邹平县城外休息吃饭。这时大队长周铭勋召集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商议如何打法。他提出，这个解围仗不能死打，只要能把一六六师引出来逃掉就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不要在这种仗里伤亡人，目前主要的是摸清敌人包围纵深最薄的地方、兵力较差的方面，来个火力集中突进。待一六六师部和被围的部队从内外出时，我们可以即分成两路左边右边扫射，使敌人无力还击……当时大家完全同意，愿遵照进行。他又命各队把六一式轻机枪集中使用，共36挺，供先头部队开路。晚9时出发，大约行军有七八里路，先头部队的枪打响了，打了有二十几分钟，停止战斗继续前进。结果发现是中共地方民兵巡逻武装四五十人，接触后他们一看是我们这种部队，就撤走了，据报死有十余人。 部队前进中大队派的侦察分队长傅克威回报，李庄周围共军有三个团的兵力，李庄一六六师师部有兵力一个团和师直属一个营，已被包围两天了，离李庄周围八里左右就不能前进了．沿路都是共军巡逻部队，只有李庄东北角一里多宽的正面共军部署兵力较少，纵深不厚。但这面有较高一些的土寨墙，里边的人出来不便进去也不便...大队决定就从这里进攻到寨墙，联系叫一六六师突围，先头部队从晚12时打上，边打边前进，大约有一个小时左右，打到李庄东北寨下。这时内边已明确是我们交普的解围部队来增援了，内部已突出寨外，顺我们方向外跑，沿路上听到也有不少地方遭到共军断路埋伏截击。待一六六师逃掉后，交警一大队断后。天亮后据侦察分队报告，共军全部退走，李庄周围已无敌踪。 交警一大队当天下午又奉总队命；“开回驻防长山县待命，在去长山县路途中要随时扫荡共产党地方武装，拔掉他们的据点。到长山县后再报驻地情况。” 队伍在去长山县的途中，所到之处抢粮捉鸡杀猪，搞得沿途村庄的老百姓十室皆空。经过的村庄，大多数都有中共民兵的除望哨，有的在树上，有的在高房子上，各村庄上的壮年男女都跑光了，剩下都是老弱。沿途“扫荡”打死打伤的民兵记不起人数，这和当年日本鬼子外出“扫荡”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天上午，一大队走到桓台县境经过一个寨子，在这个寨子南面一个蛮大的坟地上休息，全大队人员分散在坟地的周围，猛不防寨上的机枪响了，当场就打倒了七八个人，这时大队长周铭勋随即命令各中队三面包围，一面留口，引寨里的“中共部队”外出，命一个中队打追击以免困兽必斗、死伤过大，两下打了两个多小时，南面寨墙已被我们突破了，登上城寨俘虏多人，这时才发现是国民党的地方保安旅一个团，双方误杀死伤大约有五十余人。 大队又经过桓台县城抢点粮食和吃的东西，就向长山县出发了，在那时解放区做生意的人还是不少的，在这段路上大队部警卫组抓到五六个商人，搜去了他们身上带的钱，以后又放了，其中的两个商人碰上我哭诉，哀求发还他们钱，据说共拿走七八十万元，我哪里会去管这种‘，闲事”呢？ 长山县没有城墙，四周围都是用树枝栽桩的木栅城，外有铁丝网三道，木栅外东西南北有四个外碉堡，堡的四周都是木栅铁丝网，中共武装如无炮兵，想用步兵攻城是不大容易的，就是强攻也会伤亡太重。虽然白天平安无事，但一到晚上，从10点钟就开始了，不是这个碉堡的枪响了，就是木栅外的那个碉堡打起来了，一晚上如过年似的鞭炮齐鸣，乱个不停，弹药和人的精力都白白地消耗了，真是使人不能睡觉，精神大受威胁，官兵们洗澡、理发、领粮晌要去25里外的周村，去一次就像人鬼门关似的提心吊胆，不死不伤也得受惊吓。侦察员不时报告，沿路土地雷埋得越来越多了，路两侧，打埋伏的民兵们也不时出现，这个饭真是不易吃呀！ 忽然听说．大队长周铭勋调交警十一总队任少将总队长，不久就要去苏州到差，但正式命令暂时还没发表。有一天晚上，周请我喝酒，吃完饭后，他对我一个人说：“局里已有人电告我调十一总队长，还得过一个时间才能走。我想我离开了之后，你是不好走的，你在这里是受委屈，不如你先请长假我批转上报，总队长面前我去讲。你能离开，我再去苏州到差，到时丙保你为大队长，有机会就当我的副职。”我听了以后当然高兴，我是早就不愿干这天天提着脑袋混的差使了，抗战胜利了，没升官还要降职，真他妈的不合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我就请假离开了交警一大队。 接我的队长叫牛怀祥，我交待职务后，带了书记官孙子通（河南陕川人）离开了长山县。9月底、10 月初从周村乘火车到济南，住在四维路一家旅馆里，等飞机去南京。在等飞机这段时间里，有人来济南传来了交警三总队大部在邹平县被歼灭的消息，听说城内的官兵及快速自动武器、弹药全部被俘，总队长李恺荣身负重伤被警士救回．因失地有责被军事法庭判了15年徒邢；所有溃逃的官警则暂时收容到驻长山县的一大队去听命。所以，除了残有的一大队外，三总队这支由军统掌握的特务武装就基本上完蛋了。 1946年10月，我同孙子通乘飞机离开济南到达徐州，把我带的交警一大队家属安置费一家一家送去安置好。随即返河南郑州找我的家属。在郑州停留不久的时间，忽接周铭勋的电报：“我接交警十一总队总队长之职已到差多日，保你任我总队一大队长已批准，希将我存放郑州的三轮卡卖掉以作你的路费，并把家属带来，限期两周到职勿误！“，我经再三考虑，下决心不再去为大官们卖命了，就回电周铭勋借词不到差赴任，而在河南郑州杂街路北柳家楼上住闲起来。我家隔壁住的是原别动军六纵队指挥官岳烛远，当时他的名义是“国防部”保密局策反专员，也是等于住闲的差使。有一天他通知我说，保密局有个规定，凡是原军统局下来的人员以及交警总队下来的人员，一律到汉口办事处报到。我既决定不去苏州了，就告诉岳我去汉口报到。 我去汉口报到后，当时汉口办事处发给我原别动军六纵队一支队上校代支队长的证明书（这是岳烛远给我证明的），随即由办事处介绍去蔡甸镇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军官七总队报到注册编队领薪。 军统骨干李崇诗在广东的特务活动 任建冰 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军统（复兴社特务处〕在华南的特务活动是以香港为中心的。自1936年陈济棠垮合以后，军统的恶势力在广东全面发展，与香港、澳门、广州湾息息相通，形成华南一个严密的特务网。1937年至1939年，是其重点布置加强特务统治的重要阶段。执行这一罪恶任务反动作用最大、流毒最深的李崇诗，是其中的主角，也就是戴笠在广东最得力的帮凶。李崇诗，化名李剑萍，绰号“油炸冰淇淋”，湖南平江人，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原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军队党务特派员。1936年冬，军队党部撤销，由复兴社头子哪涕介绍，为戴笠所吸收成为军统的高级骨干，与李肖白、李人仕在军统局号称“湖南三李”，李崇诗是“三李”的领头。他历充广东省财政厅秘书、广州特别市社会军事训练总队部副总队长、广东西江八属总指挥部政治部少将主任兼教育团团长、交通部西南运输处昆明办事处主任、财政部广东缉私处处长兼货运管理处处长、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中美合作所参谋长、国防部第二厅办公厅主任、广东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广东地方团队总指挥等职。本文叙述的是李祟诗在华南进行特务活动的始末。 1937年，军统对广东的人事作了一定的安排，派吴日昌为广东站站长，负责指挥秘密活动；派张君篙为广东省财政厅水陆缉私处处长兼税警总团长，掌握华南的特务武装；派邢森洲以广州市党部特派员名义负责联络粤籍特务分子，并以港澳南洋华侨为对象发展特务组织。戴笠为加强华南的特务布置，巩固他的特务统治，于是年夏派李崇诗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宋子良的掩护下，以宋的秘书名义同飞广东，潜人公开的地方政权机关，运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加强缉私机构的建立，扩大税警总团的特务武装，清理广东地方的财产，巩固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通过宋的关系完成以上的阴谋，是李崇诗所负的使命。宋子良任财政厅长不到三个月，即因病离职，财政厅长由广东省政府委员、广州特别市市长曾养甫兼，李仍以戴笠关系蝉联财政厅秘书职务。我是同年10月上旬由李崇诗碱召赴广州，担任广州市社训总队中校秘书，参加他所领导的罪恶活动的。李崇诗到粤之初，情况比较隔膜，加之环境复杂，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倾轧亦极尖锐，要打开局面是有重重阻碍的。政学系、CC系、中统、复兴社、孙（科）太子系，以及广东地方封建势力，都在华南发展，又多是军统的对头，要突破这些障碍．不是简单的间题。曾养甫的骨干以CC分子为多，李祟诗军统的身份瞒不了他们，要想在曾的前面取得宠信，实非易事；cc分子也不会让他染指。李崇诗分析当时广东的局势，抓住了曾养甫企图夺取广东全省统治政权的心理．他计上心头，以效忠于曾的姿态，首先搜集一些有利于曾的情报，有时则制造一些不利于曾的情报句曾汇报，这当然摘澎五合曾的需要，遂对李很重视。如说：政学系企图排除异己，在华南要造成清一色的局面。这与曾有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有意给曾以刺激，制造矛盾，是另有用心的。广东省主席黄慕松死后，吴铁城继任，政学系摆出的阵容，与李向曾提供的情报也相吻合，足以引起曾的注意。又如说：中央在广东的力量，如复兴社、黄埔学生、军统组织、cc、中统、孙太子系，都反对政学系在广东的统治，并有拥曾的表示，这对统治欲望极为浓厚的曾养甫，是给他一副麻醉剂，使曾的劲头更大了。以上的材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主要来源是由军统广东站长吴日昌供给，其间再加点穿插夸张，则由李的同伙华翔之、任建冰编纂，使曾不能不相信。 【作者曾任广州市社胡l 总队中校秘书。】 第二步是李为曾主谋划策怎样对付政学系？怎样取得广东地方整个政权？拟具一个方案，大致内容是： 一、将中央在广东各种派系的力量（政学系在外）设法拉拢，成立一个合作的政治集团．以“建设新广东”作幌子，以“积极推行中央政令”相号召，由曾养甫统一领导。 二、培养干部、罗致人才、建立基层力量。 三、扩大税警总团的编制，掌握武装。 四、利用CC在中央的上层分子，与蒋介石最亲近的特务头子戴笠等，搞通上面的关系，作有力的支持。 五、由曾发布整理广东财政的政见与措施，如清理省有财产、加强金融机构、增加税收、遏止私风等，利用报纸宣传，扩大政治影响。 六、搜集政学系在粤贪污违法的情报，通过军统、中统组织，向蒋介石汇报，搞垮吴铁城在粤的统治权。 曾养甫对李的方案极为嘉许，因此召集他的亲信余俊贤、湛小岑、刘石心等商量，要他们与李共同研究怎样进行。并当面指示，请李祟诗多负责任，从此李成为曾的左右手，湛小岑却变成李的尾巴了。÷ 李为实现他的阴谋，与湛小岑等分别进行拉拢联络工作。对黄埔学生集团、复兴社、军统分子，李是早有联系的；Cc、中统、孙太子系，则由湛小岑、余俊贤等去勾通关系，把各种派系势力结合起来，在曾养甫领导之下，成立一个“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由叶翔之草拟了简单的纲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建设新广东…… 防止异党活动，肃清赤化思想…… ”这一反动组织的成员有： 李崇诗：黄埔学生、军统分子； 湛小岑：CC 分子、广州市党部书记长； 余俊贤：cC 分子、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 吴日昌：军统广东站站长； 张君禽：军统分子、广东缉私处长兼税警总团团长； 昊乃惠：黄埔学生、军统分子、广东省保安副司令； 林桓：黄埔学生、复兴社分子、广东省国民军训处处长； 刘石心：CC 分子、广州特别市社会局局长； 邢森洲：军统分子、广州特别市党部特派员； 钟天心：孙太子系、广州特别市党部委员； 蔡动军：复兴社头子。 这一反动组织的形成，是李崇诗利用曾养甫来实现他打开军统局面的预定计划，可以在曾的掩护下，避免引起各方面强烈的反感。以后他功｝练特务、扩充武装，都是以拥曾为名逐步实施，外间很少知其内幕。从李崇诗向戴笠提出的《开展广东工作意见》中，可以看出他的用心：“……广东情况复杂，中央在广东的力量分散，甚至互相倾轧，只图发展各个集团的势力，给予异党活动以可乘之机。他们采取分化偏动的手段，加深内部的矛盾；我们的工作，非常孤立。为求工作的顺利，必须先控制地方的封建势力，尤其是黑社会的帮会分子，尽量收买．他们都是当地土著，深人下层，共产党的工作，也是建立在工农群众的基础上面。这样可以加强我们的耳目，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央在广东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把基础打稳，不要各自为政，那我们的工作就可以减少阻力。曾养甫在广东能起一定的领导作用，有政治地位，他又有夺取广东地方政权的野心，正是我们利用的机会。在他的掩护下，贯彻我们发展广东的工作，是最好的机会。不过首先要使cc分子不从中捣乱和破坏，才能行得通。曾的周围以及他的骨干，大都是Cc身份，不笼络他们，阻碍必多。我已向曾建议，把中央在广东各种力量团结起来，以建设新广东为名，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由曾养甫领导，由曾养甫发号施令。我们只要能左右曾，我们的一切工作．便可以通过曾来实现，亦可以随时推动曾巩固在广东的统治。假如能继吴铁城而代之，那我们的工作更可以全面开展。对曾的运用，我是绝对有把握的，，一，，军统罪恶组织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也是众矢之的，CC、中统、宪兵、政学系、桂系、陈诚系统、孙太子系…… 没有那一个派系集团不厌恶它，连复兴社都和它分了家，各搞一套。而李崇诗在广东却能把它们冶为一炉，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的整体，当然深得戴笠的赏识，极力自上而下到处为曾打气，使李在曾前，更能言听计从而为所欲为了。 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总队部，它的性质是一个为补充兵源训练壮丁的临时性机构，隶属于广州市政府范围，并不是特务机关。李崇诗乘机将它控制，作为收容特务、发展特务、训练特务的大本营，目标小而伸缩性大，名义堂皇、经费充裕，条件好．能掩饰人民的视听。1937 年秋．由李崇诗一手筹备成立，曾养甫兼充总队长，张君篙、李崇诗分充副总队长，由李负实际责任。我以总队部秘书职务，拟订编制预算及训练方案。李假借代曾培养骨干、建树政治力量为名，于训练壮丁之外，并召集青年壮丁在营训练，为发展反动武装打下基础，并招收男女青年成立政治大队，施行法西斯特务训练，培植爪牙。曾为要实现统治广东的迷梦，对李推心置腹、言听计从，将社训全权交由李负责。曾对李说：‘你放胆做，多花钱是没有问题的”。曾是一个好大喜功、沽名钓誉的典型人物，李的计划，均获得曾的同意，逐步实施。 总队部以下成立各区队，主要人事均由李崇诗布里，除一部分安排军统特务或运用分子以外，并用曾养甫名义，在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特别训练班调来毕业学生100人分担各区队教官。直至1938年10月广州沦于日寇，社训总队瓦解，在这一年中，李所起的罪恶作用，我是其中策划者与执行者之一。 社训总队为李崇诗控制后，成为他发展特务的根据地，收容了军统的运用分子做他的骨干。总队以任建冰为总队部秘书，周济为第一科科长，何峨芳为第二科科长，彭福如为第三科科长，彭武为总视察，单光炜为总教官，李维屏、汤化平、甘自励、曾惠贻、曾雄、姚虎臣等为区队主任教官。 总队的训练计划是： 一、成立在营模范团。在总队部下面成立在营模范团，由各区队征召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适龄壮丁人营受训，以六个月为一期，每期受训人数为1200人。为以后扩充广东税警总团特务武装创造条件；并用曾养甫名义，请求第四战区长官部拨发步枪500支，于1938年l月开始人营。以刘伯英为团长，蔡慕云为团附，舒海鸿为参谋主任，何峨芳兼第一营营长，李剑样为第二营营长，彭福如为第三营营长，以叶翔之、郑鹤影先后为政训室主任，吕建中为政训室干事。 二、成立政治大队。以培养社训干部为名，招考有大学毕业同等程度的男女青年120人成立政治大队。训练期间为一年，进行法西斯教育，训练特务。于1939年1月开始，派甘自励为大队长，由总教官单光炜、政训主官叶翔之等进行思想考查，对思想不稳分子加以清洗。 三、成立妇女大队。以广州社训总队名义，招收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的青年妇女120人成立妇女大队，实行特务训练。训练期间为一年，派曾在浙江警官学校毕业的军统女特务阮秉坤为队长。自1938年l月开始训练；同年8月，军统广州站站长吴日昌在该队挑选了曾碧梧等数人到广州站工作，闻分别派往香港、澳门以及广州市搞地下活动。 四、成立少年连。在社训总队下面成立一个少年连，招收12岁以上、16岁以下，有小学毕业程度的儿童120人参加受训。调妇女队队员雷凯联为连长，副连长、排长都是由妇女队调用，于1938年夏开始训练。 以上各训练单位，都是以广州市市长兼社训总队队长的名义登报招考，诱骗男女青年学生及儿童，以训练社训干部作幌子，实施李崇诗训练特务的阴谋计划。在曾养甫面前则强调为他培养基层骨干，曾亦信而不疑。 社训总队成立时，其中骨干大都是军统的运用分子。李为便于掌握．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两个小集团：一是以中央军校本校毕业同学为核心的小组织，由何峨芳负责；一是由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特训班调来的教官，用同学会名义成立一个小集团，由符蔚树负责，将他们团结起来，作为军统的外围力量，派任建冰负责联络拉拢和思想考核工作。每一个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李祟诗代表曾养甫向他们讲话一次；各区主任教官，每半个月到总队部汇报一次；三个月举行一次考勤，按照各人的表现，分别升级加薪，能起领导作用的，秘密发给特别津贴，用小恩小惠博得他们的欢心，逐步吸收为基本特务。 1938年10月．日军向广州进攻，广州迅即沦陷，市政府撤销，社训总队无法存在。李崇诗的训练计划没有完成，又不愿功亏一赘，遂将在营模范团、政治大队、妇女大队、少年连全部撤退至西江广宁，他极力怂恿曾养甫以广东省政府西江行署主任职位．建立一支武装，把税警总团作为基本力量，成立西江八属总指挥部。曾为李所推动，于1938年11月，在广宁组织西江八属总指挥部，他是广东财政特派员兼财政厅厅长，指择部的经费先由省库调拨。李将在营模范团改编为教育团，自任团长，归曾养甫指挥；又在总指挥部成立政治部，由李崇诗任该部少将主任，湛小岑、刘石心分任少将副主任，并将政工大队撤退西江的社训队人员及政治队、妇女队成员都以政工人员安插；只有少年连于广州撤退时，大部都遣散回家，到广宁时已所剩无几，分派在教育团充当勤杂。所谓模范团遂成为正规的反动武装，装备由曾养甫补充齐全，广东人民对曾这种虚靡公格的一意孤行，激起极大的公愤，纷纷向中央政府提出控告，蒋介石以民意难违，只得令曾将总指挥部撤销，将他调去重庆，曾养甫统治广东的迷梦，至此已告幻灭。李崇诗亦随之赴韶关，将教育团合并于税警总团，扩编为四个总队一个大队，加强了武装特务力量；政治大队及妇女队队员，一部分分派税警总团充任政工人员，完成军统所付与发展特务的任务。广东人民清查省库，曾养甫的亏空达120万元之巨，大部是被用于发展特务武装，而李祟诗就是这一阴谋的策划者。经各方面的揭发，曾无法向人民交代，后由戴笠在蒋介石面前为曾开脱，由蒋糊里棚涂一笔钩销，这一案件就不了了之。 曾养甫垮台以后，李祟诗所发展的特务对象，以及所培养、训练的武装特务，一部分补充在税警总团，扩大反动武装的编制，为巩固广东特务统治打下了基础，由张君篙负责领导、另一部分于1939年l 月由李祟诗率领赴韶关，作了统一的安排，分布在各公开机关活动，由军统广东站站长吴日昌领导。原广州市社训总队由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特训班学员调来的社训｝千部，则以曾养甫名义介绍给广东省政府新任财厅厅长顾朔群，在广东省银行及税收机关工作。为图保持这一反动集团的组织，李祟诗要符蔚树负责领导，随时取得联系，顾翔群为要培养私人势力，采取笼络收买的手法，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变为他的亲信爪牙，无形脱离了李崇诗的掌握，只有符蔚树本人仍为军统所运用。符充当广东省银行琼崖办事处主任，掩护军统在海南岛设置秘密电台，窃取琼崖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政治情报，对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这是李祟诗造成的恶果。 李祟诗从西江转到韶关以后，曾养甫已赴重庆，所谓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亦无形解体。李的特务活动，又转向军事方面深人开展，企图对闽粤边区及东江一带的人民革命武装进行破坏性的打击。广东系第四战区范围，不打通这一关系，将会受到各种阻碍。他遂在戴笠的支持下，控制了第四战区游击训练班，名义上由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任班主任，李崇诗则以副主任名义负实际责任，使他又有训练特务的机会。将原来广州市社训总队部于部全部收容，集中训练三个月后，均以四战区的命令，派刘伯英、蔡慕云赴梅县、惠阳，姚虎臣赴增城，汤化平赴四邑，龙剑魄赴粤桂边区，组织反动游击武装；或以联络参谋名义，进行特务活动。在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亦布置军统特务上下配合、互为呼应。介绍杜达任参谋处上校作战科长，舒绍鸿为少校参谋，单光炜为战区政治部上校政工大队长，布置原广州市社训总队训练的政治队、妇女队员作为基干。李所吸收和培养的特务，深人到全省各个角落，使军统特务活动在广东地区全面展开。在这方面李崇诗所起的罪恶作用最大，一直到广东全境解放，他所散播的毒害，才在大陆上逐步肃清，除一部分未能逃脱人民的法网外，其余均随李逃香港、澳门、台湾继续与人民为敌。 李崇诗在广东为时两年多，发展的武装特务，有扩编的税警总团训练的特务，以及从广州市社训总队开始到四战区游击训练班，前后不下数百人，完成了军统所交付给他的任务。后因广东大部分地区为日军所侵占，华南的工作重点乃以香港为中心。李遂于1939年夏调充军统香港区区长，其四战区游击训练班副主任之职由军统广东站站长吴日昌接充。李在香港工作的建立，仍依靠原社训队出身的分子作为基本力量。他所运用的交通人员，就是社训队少年连的儿童。他负责的香港区（即西南区）负责指挥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区的军统特务活动，对东江粤闽边区、海南岛、桂粤边区的人民革命武装，采取严密的监视，指使特务武装勾结当地反动部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封锁破坏，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李崇诗在广东的罪恶活动，因有他一定的社会基础，培养了部分反动力量，造成他特务统治的有利条件。1942年，李调充广东缉私处处长兼货运管理处长；1948年任广东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1949年任广东地方团队总指挥，纠集他在广东发展和培养的特务骨干，组织了庞大的反动武装，以何峨芳为副总指挥。广州解放前，李部集结在珠江三角洲中山一带，对人民解放军顽抗。同年秋，溃窜斗门，被解放军围歼、余部复盘踞在珠江口外上下川岛，至1950年始告肃清。李、何均逃亡香港，部分特务亦随逃港澳。同年秋，李充任台湾’‘国防部”大陆作战处香港督导组组长，指挥对大陆的阴谋破坏活动，一面派遣特务潜人内地，一面指使逃亡港澳的特务组织行动队，利用机帆船，以澳门附近海面作根据地实行海上劫掠，破坏海上交通，搜抢商人货物、造成一时的骚乱。对大陆的潜伏活动，亦无孔不人。同年秋，广州河南汽油库爆炸案的发生，就是李崇诗的主谋。1951年，李奉蒋经国电召赴台湾，接受了蒋所委派的远东国际情报处（总处设在曼谷）香港分机构领导的任务，于5月回香港组织成立。以何峨芳为他的主要助手，结束了大陆作战处督导组的业务。原来的基干如唐秋帆、李汉民、甘自励、黄义和、曾惠贻、汤化平等，仍是他的护灵鬼卒，但这时的李已到了黔驴技穷的时候了。 军统组织在崩溃的末期，表现最反动、最顽固，对革命危害最大的军统骨干，大都是李崇诗在广东培养出来的，兹列举最典型的首恶分子，以证实李崇诗所起的罪恶作用： 叶翔之：“保密局”第二处处长，是反共最毒蛛的主凶。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赵耀斌的被捕、台湾起义运动的破坏、吴石被杀害，台湾1951年中共地下组织的被摧毁、逮捕革命人士几百人，都是叶的密谋所造成的。1951年，他仍任蒋经国的情报处长。 舒绍鸿：1951年任台湾基隆港口检查处处长，是杀害昊石案中的帮凶。 姚虎臣：台湾防守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是台湾“二二六事件，，的主凶。 何峨芳：广东地方团队副总指挥，广州解放前对解放军顽抗，解放后任台湾“保密局”华南行动总队长，继续在香港进行特务破坏活动。 钟贡勋：解放前任保密局南京站长、交警总局主任秘书。郑鹤影：军统广东站站长，解放后任台湾“保密局”菲律宾站站长。 军统在越南的组织和活动概况 吴乃应 一、军统在越南的组织和任务 （一）河内、西贡两！口组的组织和任务 1938年戴笠分派许念僧、谷兆芬以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和西贡副领事为掩护，分任军统驻河内和西贡直属组组长。 1 ．该两组的人事组织 (l）河内直属组组长许念僧；内勤方炳西，组员林全苏、项再兴、钱冠生、播恒样（钱、潘二人在海防，此外还有组员若千人．姓名不了解），电台主报张亚民。 (2）西贡直属组组长谷兆芬；组员陈字经、陈树、张学廉（此外还有组员若干人，姓名不了解），电台主报为张亚民的未婚妻（姓名已忘记）: 2 ．河内，西贡两组的任务 ( l ）以抗日为晚子，扩大蒋介石的政治影响，欺骗越南印万华侨支持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 ( 2 ）搜集日军情报，以维护四大家族在中国西南各省的反动统治。 ( 3 ）侦察驻越法军的动向，以维护越桂、越滇的国际交通线。 ( 4 ）以抗日反法为幌子，诱骗越南各党派接受其控制．进行反共活动。 （二） 海外部越南办事处的成立和任务 1939年夏（一说为1940年9月），军统特务邢森洲奉派为国民党海外部越南办事处主任，该处是军统控制的机构。 1 ．该处的任务 统一指导蒋系在越南的党务、团务、特务、侨务，扩大蒋介石的政治影响，欺骗越南印万华侨，支持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其余三项任务与河内、西贡两直属组的第二、三、四项任务相同。 2 ．该处的人事组织 主任邢森洲；秘书陈国声。下设北寮站、南高站。北寮站站长王清（即王业鸿下同），书记陆炳棠；南高站站长苏民，书记邓铁锋。基层组织为组，计： ( l ）河内中华中学组：组长陈延福，组员李忠、白如雪（还有组员若干人，姓名不了解）。 ( 2 ）河内组：组长许合民，组员钟贻章（还有组员若千人，姓名不了解）。 ( 3 ）海防第一组：组长叶时菩，组员不详。 ( 4 ）海防第二组：组长罗传琳，组员黄湖海（还有组员若干人，姓名不详）。 ( 5 ）现港组：组长陈明德，组员不详。 ( 6 ）高平行动组：组长曾守望，文书张原野，组员不详。 以上各组分别归两个站指挥。 【作者曾任军统越北站中校站长、西贡站上校副站长。】 （三）军统海防直属组的成立和任务 1 ．人事组织 1939年9月间，日军在海防登陆，进占越北，威胁滇、桂，军统乃成立海防直属组，派李成球为组长，由渝派江锦波为文书，组员李兆良，电台主报陈一新。 2 ．该组织的任务 ( 1 ）侦察敌军在海防出人口； ( 2 ）侦察河（内）海（防）线、河（内）老《 街）线、河桂线的敌军动向； ( 3 ）派李成球参加海防伪组织，侦察越北敌军动向。 （四）东兴情报所（全称为军委会办公斤民众忱报搜集处东兴情报搜集所）的组织和任务 东兴情报所于1940年4月在广东防城东兴成立。同年9月，日军进占越北，吴乃应奉处长杨继荣令，推进越北，布置海防、河内两组工作。同年n 月，两组成立。 1 ．该所及海防、河内两组人事组织 中校主任吴乃应；上尉助理员吴有实，驻越文书钟萍（女）。下设河内、海防两组。 ( l ）河内组组长洪司蚕。交通洪志吟，组员林兆梅、许夏初、陈德保。 ( 2 ）海防组组长吴其梅；交通刘震，组员陈玉芳、黄玉辉。 2 ．该两组的任务 除与海防直属组第一、第二项任务相同外；还有一点，就是以抗日为幌子，以升官为钓饵，诱骗进步青年参加特务组织，为蒋帮效命。我以东兴情报所中校主任名义人越，指挥侮防、河内两组工作。 （五）越南华侨千部训练所的成立和人事组织 国民党海外部越南办事处主任邢森洲，为了训练干部及对华侨青年施行法西斯教育，乃令吴乃应创办华侨训练所，由驻越各单位及该处单位保送学员受训。 1 ．该所人事组织 所长吴乃应，副所长王清，军事教官主任曾守望，军事教官许合民、黄浚英，政治教官主任陈茂功，政治教官黄元祥、罗传琳，总务沈佩俊，庶务林兴廉，会计吴有实，交际邓从光、朱光望，交通黄任龙，爆破教官易永学。开学和结束时间，1941年3月开学，6月结束，只办一期。地点：广东防城东兴茅波村小学。课程：精神讲话、总理遗教、总款言行、公文程式、越南史地、民众运动、译电方法、爆破。 2 学员来源 〔l）由吴乃应及其部属介绍的，有高卓之、刘学勤、李桂英、陈山、黄成、陈冰玉、欧阳羡、潘寒鸦、张光明、钟贻章、方汉炽李士良、李忠、康健、梁励图、严雪琼、李谙梦张原野。 （2 ）由海外部越南办事处及军统驻越各单位介绍的学员，姓名已忘记。 （3 ）由曾守望从广西带来学员十余人，姓名已忘记。 （4 ）由王清就地吸收的学员，姓名己忘记。共约八十人。 3 学员去向 ( l ）大部分派该处任内勤； （ 2 ）一小部分送军统息烽特训班及田东越干班继续受训： 〔 3 ）李忠、康健调别动军第三纵队工作。 （六）军统越桂边站的组织和任务 该站于1940年成立；1941年元月原属东兴情报所指挥的河内、海防两组拨归该站指挥。 1 . 1941 年该站的人事组织 站长方炳西（后任谢代生），副站长陈卓峰，书记杨宗惟，文书兼译电梁淳、谢世奇，会计李观宇。兹将该站越境各单位分述如下： (l）高平组。组长颜忍夫，文书黄玄，交通颜志超、陆炳坤，组员容静山（尚有组员两名，姓名已忘记），电台主报黄铁英。 (2）谅山组。组长黄金时，文书黄金时之妻（姓名已忘记）．交通陆文卿，电台主报罗云山，组员梁秩祥、彭锉生、彭锉生之胞兄（名已忘记）。 (3）河内组。组长吴乃应，文书钟萍，交通洪志吟，组员洪司蚕、林兆梅、许复初、植锡勤、植锡谦、李炳祥、郭沫发。 (4）海防组。组长龙震光，交通刘震，电台主报吕挽澜，组员陈玉芳、黄玉辉、卢鼎信、卢泽、钟庭和罗传琳。 2 ．该站当时的任务 { l ）与海防直属组第一、二项任务相同； ( 2 ）侦察法越军的动向、法军与日军的关系； ( 3 ）以抗日为幌子，以升官为钓饵，诱骗进步华侨青年参加特务为国民党政府效命； ( 4 ）以抗日反法为幌子，欺骗越南各党派接受其控制进行反共。 同年10月，由于越桂边站站长谢代生、副站长陈卓峰不能人越工作，指挥不便，乃提升吴乃应为副站长，负责联络指导该站越境四组工作。吴乃应调升副站长后，遗缺调海防组组员罗传琳接充。河内组也增加一些人：副组长吴有实，组员陈斐然、扬继昌。 （七）军统越北站的组织和任务 为便于指挥越北工作，1942年3月，军统成立越北站，将原属于越桂边站的高平、谅山、海防、河内四组拨归越北站指挥，并将原属粤南组指挥的东兴小组扩建为芒街组，拨归越北站指挥。 l ，人事组织 站长吴乃应（中校），书记钟萍，助书兼会计吴有实，文书刘震，交通林兴廉、钟秀，电台主报陈维新（后任吴民光）。 (1）河内组。组长罗传琳，副组长陈斐然．文书黄玉辉，交通陈树泰，组员李炳样、杨建昌、植锡勤、植锡谦、郭侏发。 (2）海防组。组长卢鼎倍，电台主报吕挽澜，组员钟庭和、卢泽、黄普真，另一人为海防华人街生活商店老板，姓名已忘记。 (3）谅山组。组长梁铁祥，副组长兼文书黄富业，组员彭锉生及彭的胞兄（名已忘记），交通梁永徉，电台主报罗云山。 (4）高平组。组长黎朝光，副组长容兆鳞，电台主报杨铁英，组员容静山，（还有组员二人姓名已忘记），交通颜光超、陆炳坤。 (5）芒街组。组长陈召武，组员邓伯奇、吴仕奇、吴成芝、徐国魂、韩仕英、陈伟、黄干、沈佩俊。 2 ．该站的任务 ( 1 ）以抗日为幌子，以升官为钓饵，诱骗进步华侨青年参加特务从革命力量瓦解革命力量。 ( 2 ）以抗日为幌子，扩大蒋介石的政治影响，维持四大家族在中国西南各省的反动统治。 ( 3 ）搜集日军在越北的分布和动向，维护四大家族在中国西南各省的反动统治。 ( 4 ）侦察法越军的动向和法日关系等。 （八）军统周南宁办事处的组织和任务 军统为统一对越南特务的指挥，将军统越桂边站龙州办事处（河内、海防两个直属组被日军破坏后．成立龙州办事处办理后事）、越北站合并组成军统南宁办事处。该处任务除了统一军统在越南各单位组织的指挥，和统一军事与特务的组织，配合盟军反攻外；其余任务与越北、越桂边站相同。 1 ．该处人事组织 主任徐光英（少将，别动军第三纵队指挥官兼）；副主任陈卓峰上校，代理秘书梁君怡（1944年10月离职．由徐光英手令吴乃应兼代，至1945年4月后因局本部不批准而免兼），书记杨宗惟，总务组长袁积昌，文书黄玄，收发陆思纯〔后任黄富业）,庶务徐萍波（前任徐宝华），会计主任李观宇，会计甘创基；情报组组长吴乃应，组员钟萍（管人事考核）、郑伟俊（管人事布置）、陈桐（编辑日军情报）、关济余〔编审法军情报）、昊有实（编审各党派情报）、谢应光（编审一般情报）、陈以扩（编审一般情报）、曾一帆（编审一般情报）、李炳祥（越文翻译）、孙公炎（编审走私情报）;司法行动组组长陈骥（前任陈卓峰），组员卢磊、陈扮；警卫组组长卢鼎信，组员唐光祖、林明亮、丁承益、闪贤中、班旭明；译电员黄少兰、李梦萍、钟矫。该处下设三个联络机构： ( l ）东兴联络组。组长陈天民，文书黄玉辉，联络员陈山，李凤鳞、李诗风。 ( 2 ）龙州联络组。组长李成球，文书陆文卿。 ( 3 ）靖西联络组。组长王之五，文书黄锐超，邮检员陈子宽，交通（姓名已忘记）。 2 ．该处下设13 个情报组、一个直属通讯员 (l）芒街组。组长陈召武，组员邓伯奇、吴仕华、吴成芝、徐国魂、黄轩、沈佩发、陈伟、韩仕英。 (2）海防第一组。组长钟庭华，电台主报罗云山（原海防台吕挽澜与谅山台罗云山对调），组员卢泽、黄普其、海防生活商店老板（姓名已忘记）。 (3）海防第二组。组长兼电台主报韩容畴，该组未建成故无组员。 (4）河内第一组。组长罗传琳，文书黄玉辉，交通陈树恭，组员杨建昌、植锡勤、植锡谦、李炳祥、郭诛发。 (5）河内第二组。组长林行健，组员有林行健的兄弟等二人，电台主报陈泰来。 (6）谅山第一组。组长梁秩祥，副组长兼文书黄富业，组员彭栓生及彭之胞兄〔 名已忘记）。 (7）凉山第二组。组长叶秩芳，组员人数姓名已忘记。 (8〕高平第一组。组长梁朝光，副组长容兆麟，文书梁淳，交通颜志超、陆炳坤，组员容静山（还有组员二人姓名已忘记）。 ( 9 ）高平第二组。组长王国宽，组员不详。 ( 10 ）高平第三组。组长张挺芳，组员卢仲明。 ( 11 ）西贡组。组长林桐茂，组员林明慧。 ( 12 ）金边组。组长黄天赐，文书朱运发。 ( 13 ）顺化组。组长陈桐，文书陈桐之妻（姓名已忘记）。 归化直属通讯员：叶能德。 （九）军统河内、西贡两站的成立和撤销 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军统局为了恢复越南组织（当时军统在越组织大多已被日军破坏），乃成立军统越南站〔 后改为河内站），派王之五为站长，陈天民为副站长。 1 ．河内站的任务 ( l ）恢复军统在越南各单位的组织； ( 2 ）准备处理越北汉奸。 ( 3 ）监视各民主党派的活动； ( 4 ）破坏越南抗日反法的民族统一阵线。 2 ．该站的人事组织 站长王之五，副站长陈天民，书记梁淳，电台督察许建国，译电黄玉辉。下设六个组。 ( l ）河内组。组长罗传琳，文书邓富烈，电台主报高卓之，报务员谭玉蝉，组员不详。 (2）海防组。组长王振亚，副组长李炳样，文书陈机，组员韩仕英、卢择，尚有组员数人，姓名不详。 ( 3 ）顺化组。组长张恩泽，副组长陈桐，文书陈桐之妻，组员姓名不详。 ( 4 ）芽庄组。组长叶能德，副组长刘统谨，电台主报曾焕其。 (5）西贡组。组长叶联程，副组长黄永健，文书张学谦，电台主报钟广岐，组员林桐茂、杨海天、林明慧，还有组员两名姓名已忘记．交通陈锦波。 〔6）金边组。组长黄天赐，副组长郭敦升，文书朱运发，电台主报韩佩光。西贡鼓于1945年11月成立，把原属越南站改为河内站，并将其所属的西贡、芽庄、金边三组拨归西贡站指挥。 1 ．西贡站的任务 ( l ）准备处理南越汉奸； ( 2 ）监视越南民主共和国各民主党派的活动； ( 3 ）监视中国各民主党派在越南的活动。 2 ．该站的组织 站长尹风藻（国民政府驻西贡总领事兼），副站长陈天民（后任吴乃应），督察邓铁峰，书记黄联程，电台主报钟广岐。该站下设情报组三个。 (l）西贡组。组长黄联程（兼），副组长黄永健，文书谭惠珍（黄联程之妻），组员林桐茂、林明慧，还有两名组员姓名已忘记，交通陈锦波。 (2）芽庄组。组长叶能德，副组长刘统谨，电台主报黄焕其。 (3）金边组。组长黄天赐，副组长陈敦升，文书朱运发，电台主报韩佩光。该站成立后，即进行所谓肃奸工作，但因南越非国民党军接管区，而是英、法军受降区，要逮捕汉奸，必须征得英、法当局同意。英、法坚持互惠条件，即我国在南越逮捕汉奸．英、法也可在中国地区逮摘英、法奸。军统的本质本来是包庇汉奸，这样一来，军统籍口外交交涉麻烦，在南越的肃奸工作便不了了之。军统河内和西贡两站，于1945年8月改由国防部二厅指挥，同年12月结束。自站长以下，除金边组长黄天赐及电台人员留用外，一律就地遣散。另由国防部二厅派韩健夫（以副领事名义为掩护，但不在外交部支薪而在国防部支薪）和王之五分任二厅驻西贡和驻河内词查员。从此以后，公开勾结法帝，进行反共的罪恶活动。韩健夫于1948年东北解放后，害怕人民清算，逃往法国留学。二厅另派庄世鸿接充韩健夫的遗缺。庄世鸿是上海盛南大学生学生，在暨南时已参加军统特务，据说当时李达教授在暨南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曾被庄等军统分子破坏侮辱，李达教授被殴打，手部重伤。抗战时期，庄被派往新加坡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新加坡，据说庄被困在槟榔屿岛上，曾以打家劫舍为生，日本投降后回国，国防部二厅又派庄为越南西贡调查员，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二、军统在越南的罪恶活动片断 （一）从革命阵营内部瓦解革命力． 军统越北站站长吴乃应是一个中共叛徒，他于1937年l月背叛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出任首都宪兵司令部政训处文书，又于同年8月投人复兴社特务处译电训练班接受特务训练，毕业后，于同年10月奉派军统两广督察室任译电员。1938年11月，吴调军统北海组长；其后，吴乃应又相继主持军统钦防组、东兴情报所、华侨干部训练所、军统越桂边区站、军统越北站，先后以抗战为幌子，以升宫为钓饵，诱骗越盟党员吴其梅、程敏德，中共党员剂镇东、钟恒骤、黄福元、黄元祥等六人，及在中共、越盟的政治影响下的革命群众高卓之、陈山、刘学勤、黄富业、李炳样、陈伟、张光明、刘震、邓从光、龙震江、陈延福、罗传琳、刘德余、黄仕龙、洛兆伦、曾熊、李桂英、陈玉芳、黄玉辉、钟贻章、陈冰玉、欧阳羡、李忠、李仕良、潘寒鸦、梁励图、严雪琼、黄诚、陈机、朱光璧等三十余人，参加了特务组织，绞杀他们的灵魂，使他们由革命变为反革命，忠心耿耻为军统服务，真是杀人不见血的罪恶活动。例如邓从光、刘震东原为吴其梅居留地下居小学半义务教员，在吴其梅政治影响下思想进步，吴乃应通过吴其梅的关系，吸收其参加军统，后来又保送息烽特训班及中美特警班受训，毕业后，刘震东奉派广州市警察局成为反共‘’十八罗汉”之一；邓从光毕业后，仍回边区活动，保大伪组织成立后，他出任海宁省督学。他们就是这样由革命骨干变为反革命骨千，给中越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二）军统分子在抗日帆子下勾结日军充当汉奸 吴乃应主持下的军统钦防组、越北站、南宁办事处情报组，勾结日军危害人民的军统特务计有： 曾伟，军统钦防组组员，广东钦县金鸡塘日伪维持会会长，当地沦陷期间，强迫民夫替敌军装卸军用品，战后在军统庇护下逍遥法外。 李少云，原为驻越日军的经济汉奸，为敌人购运物资，支持侵略战争。被吴乃应吸收为越北站芒街组组员，后为第四战区东兴军警督察处诱捕，当李被捕时，吴乃应曾力保拟派越工作，终以军统未批准任用而被枪决。 叶跃芳，军统南宁办事处谅山第二组组长．勾结驻中越边区宁明敌军，供给敌军我军分布情况的情报，凭藉日军和军统特务势力走私漏税，大发国难财。 黎朝光，军统越北站高平组组长，经常供给日军以我军情报，出卖祖国，换取日军物资，终为群众所告发，军统南宁办事处于1944年不得不将之逮捕，同年11月，日军进占南宁，该处竟将之释放，不了了之。军统南宁办事处司法行动组组长陈卓峰曾经办其案（陈对黎勾结日军情况了解较详）. 陈召武，军统南宁办事处芒街组组长，陈原任芒街小学校长，1944年冬，芒街沦陷后，陈出任伪维持会会长，为虎作怅，欺压人民。 汪振亚，军统南宁办事处宾阳组组长，1944年10月，日军侵占宾阳后，率领该组组员数名出任维待会工作，对当地民众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群众恨之人骨。1945年5月，日军从宾阳撤退时，他们也撤退至百色．军统南宁办事处竟优以招待。其中有个姓马的军统汉奸来不及逃走，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可见群众痛恨他们到了极点。张挺芳、卢仲明，原为勾结驻高平日军的汉奸，军统南宁办事处靖西联络组组长王之五，在该处情报组组长昊乃应的指示下，吸收他俩为通讯员，该两奸以双重身份横行无忌，战后军统毫无追究、予以包庇。 此外，尚有军统分子两名（姓名忘记）在敌侵占南宁、龙州时，藉口“反间”工作，出任维持会汉奸，欺压人民，为群众所告发，南宁国民党警备司令及南宁专署不得不将之逮捕，后均为军统南宁办事处予以保释。 （三）杀害抗日育年 华侨青年钟贻章原为纯洁青年，受吴乃应欺骗，参加军统越南干部训练所受训后回到河内，不满日本侵略，激于义愤，自己出资在河内秘密创办训练班，招集华侨青年数十人施行训练，准备抗日，事为国民党海外部越南办事处河内组长许合民闻悉，乃诬钟为招摇撞骗、暴露身份，向该处主任邢森洲、北寮站长王清告密，邢、王两人据报后，乃密令行动组组长曾守望诱捕钟贻章加以杀害。 （四）军统对越南国民党的控制及劫持保大 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主席为了团结越南各党派，扩大抗日反法统一阵线，极力争取越南国民党领袖阮海臣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副主席、武鸣卿为外交部长、严继组为外交部副部长，可是他们秘密与军统勾搭，破坏统一阵线，军统于1946年3月，在越南国民党里成立军统小组，设有电台，派许合民为组长，军统还派阮亢为阮海臣私人秘书进行破坏活动。 原越南傀儡皇帝保大在日本投降、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曾说：“宁为独立国的自由公民，不愿为殖民地的皇帝”，宜布退位，接受胡志明主席之聘出任越声民主共和国顾问，且已离开顺化到河内就任新职。军统特务越南站站长王之五和越南国民党领袖严继祖依靠别动军第三纵队势力，用绑票手段劫持保大到鑫林飞机场，乘飞机经昆明赴重庆，军统派许合民招待，企图扶植保大粉墨登场，以使从中操纵。戴笠坠机身死后，军统内部争权夺利，自顾不暇，乏人策划，对保大控制较为放松，保大与阮亢、许合民于1949年在西贡重新粉墨登场，出任越南国君，与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对抗。许合民被任为侍卫长，这都是军统罪恶活动的结果. 直至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协议签订后，美国乘机夺取法国在越南的统治地位，并扶植吴庭艳代替保大，保大才逃离越南到巴黎做寓公去了。 （五）汉奸摇身一变而为”肃奸大员“ 军统越桂边区站高平组组长颜忍夫，普因投敌嫌疑被该站诱捕．旋又释放人越，公然出任经济大汉奸，利用日军势力购运物资资敌，大发国难财。日本投降后．军统越南站站长王之五奉派为第一方面军肃奸专员，王接任后却委颐忍夫为南奸专署逆产处理委员会副主任。又陈召武在芒街沦陷时，曾出任芒街维持会会长，王之五也派他为第一方面军肃奸专署情报组长。使大汉奸摇身一变而为“肃奸大员”。 （六）萧奸大员的敲诈勒索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令军统分子负责处理汉奸，军统越南站站长王之五被派为第一方面军肃奸专员，李成球、卢鼎信为第一方面军肃奸专署顺化办事处正副主任。他们利用职权，敲诈有汉奸嫌疑的华侨，曾做汉奸而有证据者，其财产物资均被没收，没收的财产，肃好大员又占为己有，中饱私囊。被撤的汉奸，在军统势力威胁之下，不敢告发。王之五他们身为公务员，其月薪仅够维持家人生活，但自任肃奸大员后，王之五创办河内《太平洋日报》、旅馆、侨联书店、侨联商店。李成球、卢鼎信经营海防大亚酒店。卢鼎信还派人到香港经商。韩真光卸职后在西贡跳舞、住酒店、逛妓院，花天酒地数月，这些钱都是敲诈勒索得来的。有人向军统头子毛人凤告发，王之五乃派亲信携巨款重礼向毛人凤贿赂。王清也受贿港币一万元，王受贿后，均加以包庇，不了了之。但华侨对这些劫收大员恨之人骨，国民党军撤离越南后，华侨曾围殴李成球之弟李兆良致重伤。 （七）利用肃奸阴谋陷害民主人士和包庇汉奸 军统西贡站成立后，处理南越汉奸为该站任务之一，1946年11月当站部讨论决定应逮捕的汉奸时，站长尹凤藻便乘机借肃奸陷害民主人士王贯一先生。王先生乃西贡堤岸南侨中学校长，一贯坚持抗日民主教育，素为学生所拥护，为侨胞所敬仰。尹凤藻竟诬蔑王为汉好，企图藉“汉奸”之名加以陷害，把王先生列为应逮捕的劝名汉奸之一。终因越南肃奸不成，尹的阴谋无法得逞。相反的，翁典南乃一著名汉奸，为日本的买办，罪恶昭彰，但尹风藻因接受了翁之贿赂，却加以包庇。当时副站长吴乃应适赴南京办理该站的结束事宜，12月回来后，据书记黄联程的报告，对这些情况很了解，但并不提出异议，而歌认尹的意见。 （八）军统特务奉行屈辱的外交政策，侨村被焚，侨胞协受．杀和奸污1945年～1946年，中国政府驻西贡总领事是军统特务西贡站站长尹凤藻兼任，尹对华侨的态度是非常蛮横粗暴的。1946年农历除夕，堤岸六义路贫侨区的贫侨们正在准备年饭的时候，忽然有人纵火焚屋，妇女孩子哭声震天，数百栋茅屋付之－炬，财产损失不知其数。大家异口同声追问谁在纵火焚屋？很快有人回答：这是法国人藉口华侨窝藏越南人民军纵火焚屋。于是有人嚷着：“我们要求领事护侨”。有人答：“领事老爷们见到法国人都要叩头，护个屁！”灾后，侨胞们露宿街间，不但吃不到年夜饭，从此以后，还要携妻带子沿门求乞。第二天是春节，领事老爷们以及华侨买办阶级大摆筵席吃团年饭，可是难侨们却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的景象。 1947年7月，永隆省泳廉市救济分会为了护侨，建筑华侨集中区：如闻警报就逃到集中区躲避法国飞机，并已将此事通知法方，法方也答应保护集中区华侨的安全。哪知有一天法方竟背信弃义地向华侨集中区投落炸弹，炸毁集中区的茅屋，在茅屋里的男女老幼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共计炸死72人，伤百余人。总领事闻讯后．即派副领事许鼎、副领事国防部二厅驻西贡调查员韩健夫和秘书吴乃应乘车前往灾区慰问灾胞。我们到达灾区的时候，难侨们痛哭流涕，控诉法军的暴行，72具死尸埋葬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坟墓；伤者抬到永隆省医院治疗，受伤的侨胞有的被炸掉一只手，有的被炸掉一条腿，有的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如此惨状不能不令人目睹心酸，莫不愤激万分！可是我们回到法军指挥所的时候，法军官备酒招待我们，这些外交老爷，他们竟和法军官举杯互相祝贺。泳廉惨案发生后，总领事照例照会法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连同华侨遭受损害调查表送去了事，不敢向法国提出抗议，不敢发动华侨罢市、罢工、罢课，抗议法国军人屠杀华侨的罪行。72条生命，百余受伤而残废的华侨，便断送在军统特务奉行屈辱外交的政策下，而屈辱投降政策更招致法方对华侨无止境的残酷迫害。 总领事面对这样惨无人道的惨案所采取的屈辱退让态度，引起旅越华侨极大的愤怒，为了缓和侨胞的反抗斗争，在法方批准下，成立南折华侨救济总会，欺骗侨商献捐救济金，“羊毛出在羊身上”，办理所谓的救济工作，被杀、被焚、被奸淫的侨胞得到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救济。救济总会规定：死者给200元，被焚房屋的难侨大人每人100元、小童50元，这样来欺骗侨胞，而达到缓和侨胞的不满与反抗，分裂中越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大团结的可耻目的。 1947年4月，总领事组织“救济代表团”赴中析解放区办理所谓救济华侨工作．由国防部二厅特务韩健夫、主事洪根松、秘书吴乃应、中央社记者康某（已忘其名）组成。我们由西贡乘飞机到规港，规港华侨设宴招待我们和法军区司令。法军区司令表示愿派军队保护我们到解放区去，并郑重声明，在法军区保护我们的安全。可是第二天早上，那位司令官由舰港到顺化中途被越南人民军袭击，中弹身死，他所作的保证顿化泡影。次日，我们到达会安，会安是中折的名城，是法军最接近解放区的据点。法军占领会安才不过数天，我们乘汽车到会安，先到中华会馆，发现一位稼给华侨的越南籍妇女，盖着毯子躺在客厅。华侨小学教员首先向我们控诉，这个妇女昨夜和他的丈夫睡自家屋里，彼法军破门而人，在她的丈夫面前强奸他，她被奸污后，不敢呆在屋里，而到会馆来躲避。我们在侨胞们纷纷请求下，不得不向法军司令官提一提。我们说：有一位侨妇被法军强奸了，是吗？那位司令官只是耸一耸肩，摊开两手，表示没有办法。我们不敢提出严惩凶手，保证以后不得发生同样的暴行。被梅辱摧残的侨妇，得不到伸冤雪恨。 1945年至1949年期间，南越华侨在法国统治下，法国殖民军以“勾结越盟，为罪名，纵火烧侨村日有所闻，计房屋被焚毁，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难侨共达三万人。他们财产被掠夺，妻女被强奸，甚至被杀身死，比比皆是。南越侨胞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他们都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海外华侨真是海外孤儿。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军统特务为法军纵火焚屋的罪行辩护。1945年有一天，在堤岸抗日烈士公墓附近贫侨区，忽然有人放火烧侨村，百余栋侨屋付之一炬。事后，我以总领事馆名义跑到灾区视察，那时被焚的侨屋尚在焚烧不熄，救济总会总干事及工作人员正在那里登载受难人数，忽然有一位侨胞跑来向我控诉法军纵火焚屋的罪行。他说：“我亲眼看见一个鬼佬（指法国人）穿着白制服，头带钢盔，在那里点火烧屋，消防队闻火警开车来救火，那个鬼佬却制止消防队救火，并诬蔑说是越南人民军纵火。哪里有什么人民军呢？真是含血喷人。”我当即跑回总领事馆，将那位侨胞的控诉报告咏领事，尹凤藻听了之后大发雷霆，说准敢证明是法国人纵火焚屋？！言下含有威胁的口气，大有谁敢证明是法国人纵火焚屋，就有杀身之祸的味道！那时我明知道是法国宪兵纵火焚屋，却只好诬蔑是越南人民军干的。这样做，既可恐吓华侨不敢与越南人民军联合抗法，又可引起华侨对人民军的不满，而破坏中越人民的战斗团结。这是法军一箭双雕的阴谋诡计。可是我经不起尹凤藻的威胁，默不作声，不敢支持那位华侨对法帝的控诉。这样一来，尹凤藻为法帝罪行辩护的目的便达到了。 （九）军统特务为法国的殖民政策服务 我们“救济代表团”到达会安后，该处侨胞已随越南人民军撤退至解放区，该市已成为死城（该市十分之九是华侨），法军占领了会安城正苦于无法恢复常态，不仅无法恢复殖民地的统治，连法军的给养都成了问题。我们初到时，买不到蔬菜、肉鱼，只吃一些从法军占领区带来的罐头鱼。法军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来了，少数买办华商请求我们向法军交涉，准予华侨从解放区迁回，恢复营业。我们认为那几个买办华侨是代表整个侨界的利益，于是向法方交涉，提出华侨迁回的要求。这一正中下怀的要求，法方自然马上答应，并表示越快越好。我们马上派一位华侨到解放区：三岐去，向越南民主政府交涉，并通知说“救济代表团”要到解放区来，还交待那位华侨做一些诱骗华侨迁回的工作。越南民主政府的居住自由迁移自由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虽然明知华侨迁回对敌人有利，却依然尊重华侨的意志（实际上这不是华侨的意志而是军统特务的意志）。第三日，第一批华侨就迁回来了，以后每日都有大批人回来，不过数日，全市华侨都回来了，营业逐渐恢复，死城逐渐变成熙熙攘攘的繁华市场了，蔬菜鱼肉．应有尽有，供应法帝军队的需要，法军不再愁买不到东西了。这都是军统特务执行它的主子：法国的殖民政策的结果。 （十）军统特务以“中立”的作晚子，分裂中越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大团结我们“救济代表团”到越南中忻解放区去办理所谓救济工作的时候，曾发表吴乃应、洪根松拟稿的《告华侨书》，首先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接着说战争给华侨带来无穷的灾难，但没有说明战争的根源是法国强加于越南人民身上的侵略战争；却谎说称之为“法越战争”，并说华侨是中立国国民，应该坚持中立和平政策，避免卷人法越战争的漩涡，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害……企图分裂中越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大团结。我们由会安乘船，一夜到达解放区―唐义省三岐的时候，越南民主政府派会安市长来迎接我们，他看到《告华侨书》后就问：“你们叫华侨中立，可是法帝不许华侨中立，如之奈何？”又说：“法军一来，对华侨跟越南人民一样屠杀焚烧，奸淫掳掠。”接着有一位华侨指着断垣残壁的废墟说：“这是我们华侨商店被法机炸毁的。”我们只好默默无言。那夭晚上，由唐义省长设宴招待我们，宴中省长说：“华侨跟我们相处很好，很守法，只有少数人走私漏税，我们对他们采取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的政策，效果极好。”第二天，我们召集华侨开会，宣传“中立”政策，我们说：法军如来，华侨救济支会应该派出华侨代表与法军联络护侨。有一位华侨出来说：“法军一来到，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甚至杀人放火，谁敢与那些野兽接洽？”于是引起我回忆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芹宜省救济支会，有一位当小学教员的华侨妇女，年约二十五六岁，从她那黝黑色沉着的面孔，可见她是一个坚强沉毅的妇女，她穿着阴丹士林的旗袍，她听了我骗人的演说后，跑到我面前间：”我们妇女可否充当护侨代表？”我答“行“，。并问他：“你是哪里人？”他答：“在附近侨村小学当教员。”我当即发给一张护侨代表证。她接过后，兴奋的说：“今后有为华侨服务的机会了。”后来我回西贡，一个月后，接到芹直华侨救济支会报告，那位女护侨代表当法军到侨村“扫荡”时，她挺身而出，与法军交涉保护华侨，哪知那两个法军，竟欲对她强奸，把她的旗袍撕得稀烂，她挣扎着用口咬着法军，用手打着法军，结果为法军开枪打死后，仍用手紧紧抓着内裤不放。后来她的丈夫到西贡找我，我照例发给救济金200元。他拒绝接受说：“一条命只值创刃元，比狗还便宜。”我向他解释说，这是救济金，要不要由你。他坚决拒绝不要，拂袖而去。当我忆起这位女侨胞因拒绝强奸而被杀身死的时候，就不敢再叫三岐华侨出面与法军交涉护侨了。我说：“你们愿干就干，不愿干就算了。”我们原定计划到三岐后，继续到归仁、绥和欺骗华侨保守“中立”．可是看到三岐华侨觉悟程度这样高，就不敢进行徒劳无功的罪恶活动了。 （＋一） 军统特务勾结法方封闭华侨的进步报纸 1946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李肖成先生在堤岸所创办的（越南报》，是一家坚持正义立场的进步报纸，经常发表苏联塔斯社的电讯和揭露蒋介石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内战的新闻，对华侨起了极大的教育作用，被西贡国民党反动派及总领事视为眼中钉。尹凤藻与国民党西堤直属支部常委郑满霖合谋，勾结法方将它封闭。那时，副站长吴乃应刚由南京回来，马上以《越南报》被封闭一事向国防部二厅报功。 1948至1949年，郑明先生在堤岸所创办的《南亚报》，也是坚持正义立场的进步报纸，经常刊发国内解放战争的捷报，对越南华侨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该报销数达万余份之多，而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中正报》，每天只有500份，反动派也视《南亚报》为眼中钉。我利用与郑明的友好关系．假仁假义劝他，对总领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不要正面揭发，以免报馆被封，我说“肥佬〔指领事）对贵报揭发他的黑幕很愤怒，说要通知法国人封闭贵报，贵报对肥佬最好不要揭发，只揭发国民党郑满霖、陆亢这些人，事不关己，他就不会去勾结法国人迫害贵报了。”这显然是我对郑明先生进行威胁的罪恶活动。但郑先生依然坚待正义立场，不断揭发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同年夏，尹凤藻终于勾结法方把《 南亚报》 封闭了。 （十二）军统站长企圈诱奸汉奸典子 尹凤藻是留法学生，充满腐朽堕落的思想，以玩弄别人的妻子为乐事。他列了一个法国女子，还从天津接来一个女人饼居。堤岸有一个汉奸陈清江是谷米公会主席，在日本侵占西贡期间，勾结日军，替日军购运粮食，日本投降后，他畏罪自杀身死．遗下妻子。尹凤藻利用总领事身份，前往慰问谷米公会主席家属，发现陈妻颇有几分姿色，于是引起他的欲念，乃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与她接近，企图诱奸。事为总领事馆主事洪根松发觉（洪是尹的死党），乃向尹忠告，如诱好汉奸妻子，为华侨所闻，身败名裂，哪能在西贡立足？使他不得不打消诱奸念头。这是洪根松告诉我的。 （＋三）军统特务竞向法方争宠 军统分子陈国声乃国民党海外部越南办事处秘书，在日军占领西贡期间，曾被日军拘捕，后因怕死投敌。陈奸投敌后，带敌搜捕军统分子彭艺民及其妻陈月芝等人，敌人遂恢复其自由。日本投降后，军统加以诱捕，拟解重庆讯办。与陈国声同时被捕的有吴多谦，乃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谍报队队长，该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闻吴多谦被军统拘捕，乃借口吴是四战区人员，要军统将昊及其同案移交四战区办理。军统本质是包庇汉奸的，四战区的要求正中其下怀，乃将昊、陈两奸移交张发奎，张接受后，即将之释放。昊、陈释放后，昊到香港，改业经商；陈却跑到西贡，通过法国密探李佳（原为军统分子）的关系，出任法方密探，负责侦察华侨的反帝活动，义安中学校长陈其昌遭拘捕后被驱逐出境，这都是陈国声向法方密告的结果。另有一个潮州籍的汉奸场海天，原为日军救护大队长，尹凤藻吸收杨为通讯员。西贡站结束后，该奸也随之遣散。国防部二厅调查员庄世鸿接任韩健夫之职后，又运用杨海天为情报员，庄接到杨的法军情报后，将该件送给法军侦探长，表示对法帝之忠实，另一方面借刀杀人，企图利用法帝之手来杀杨。那知杨报告住的有关法军情报都是捏造的，法探长看这些情报后一笑置之。由此可见军统特务之间的关系，是争权夺利竞向主子争宠的矛盾。陈国声、杨海天在法军面前也是互相攻击竞向主子争宠。 (十四）军统南宁办事处在“联合抗日”的棍子下支持法军镇压越南革命 1943年，军统南宁办事处成立之后不久，中美合作所即派法军代表团到达南宁建立联络机构，为越南法越军联络。在此之前，法军事代表团团长戴舒奇夫已派古德锐中校驻龙州为法越军联络。中美合作所法军事代表团是在美国扶植下成立，并受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吉罗派支持的。而戴舒奇夫是戴高乐派，是英国支持的。美国支持下的法军事代表团团长梅利亚中校和英帝支持下的古德锐中校是矛盾的。梅利亚中校率领所属人员十余人，越南人数名，中国翻译两名到南宁后，军统就支持梅利亚而不支持古德锐了，古德锐不得不撤退重庆。梅利亚到南宁后，即分派其人员在军统南宁办事处支持下，分赴龙州、靖西建立联络机构，驻龙州法领事席士和驻上思麻疯医院院长李玛若神父均为出人越南的联络人员。李玛若以神父为外衣，实际上出人越南进行特务活动，每周驻越法军官都有情报供给法军代表团（情报内容我所发现的均为日军情报）。 1943年有一天，法军事代表团到龙州水口对面的越境东溪、七溪一带，与法军驻越总司令莫登秘密会晤，表面上共商抗日部署，实际上据越盟党员昊其梅说：越盟虽向莫登提出停止法越战争，建立法越抗日统一阵线，共同抗日，却为莫登所拒绝，继续镇压越南革命，而法军代表团与莫登会商显然是有关镇压越南革命问题，而代表团是必然支持莫登的做法的。军统南宁办事处在政治上、在联络上、在生活供应上支持法军代表团，也就是支持莫登镇压越南革命。与法军代表团联络是由军统南宁办事处主任徐光英负责的。法国的越南总督德古、总司令莫登拥有法越军五万人，虽高唱抗日口号．但没有实际行动。1945年3月9日，日军在一夜之间，以设宴招待为名，将莫登、德古，以及法军高级将领予以扣留，并将法越军五万人解除武装，结束了法帝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日本投降后，法国回来争夺越南殖民地的统冶地位，终为越南人民所粉碎，而被迫签订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定。 军统特务与法国驻越南的殖民军队早有勾结，1943年夏，军统南宁办事处秘书梁君怡曾在桂南酒店设宴招待法军事代表团．并叫歌妓十余人陪宴，别动军第三纵队副指挥官邓匡元、军统南宁办事处行动司法组组长陈卓峰、情报组组长吴乃应，都参加了这荒淫无耻的媚外宴会。 （十五｝军统特务勾结法军收容、“慰问”溃逃越南的蒋军 1949年夏，李宗仁为了收容准备撤退越南的残兵败将，曾派前广西防汛督办、广西省政府顾问吴助之人越，和尹凤藻勾结法军，收容准备撤退越南的蒋军。尹凤藻当即由西贡飞河内与法方共商收容办法： （一）以越北孟良为收容地点； （二）粮食由法方供给，国民党政府按时价付款； （三）为避免人民解放军追击，国民党军队到越后，即予解除武装。 同年12月间，为人民解放军追击的国民党军黄杰兵团及桂系部队谭何易、姚槐两军长所率领残部三万余人溃退越南谅山后，即集中孟良，官兵一律解除武装，不准自由行动。只有黄杰一人，由法军招待住孟良附近的宫门，其余官兵，法方每人发给罐头鱼一听，每听吃十天。法方要雇用华侨汽车到海防运载蔬菜来供应．均为华侨所拒绝。形式上国民党军人虽然集中不得自由外出，但法军戒备极松，有家属和亲戚在越的国民党军官兵都逃出来。军统特务、国防部二厅驻河内调查员王之五，欺骗华侨捐献“慰劳金”给残军败将，均遭华侨拒绝，没有捐出分文。起初法军恐人民解放军乘机追击溃兵，援助越南人民解放越南，法军总司令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军队如果撤退到越南，法军将按照国际惯例予以集中解除武装，等候人民解放军前来接收。可是法军背信弃义，据说后来由美国出面交涉，将溃退越南的国民党军送交台湾。 军统掌握的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 王业鸿 从1940年9月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成立，迄1946年3月办事处结束的将近六年间，我从秘书、科长、站长、副主任到代理主任，始终没有离开过，参加了它的全部活动兹分述其活动内慕如下： 一、成立的目的、原因和任务 （一）目的 吴铁城由于1938年冬在广东省主席任内，日军从广东省淡水登陆，仅仅旬日，就将广州放弃逃到曲江，致使广州沦陷，因而受到各方攻击下台。但由于他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并一度为蒋介石在北戴河活动张学良易帜拥蒋，曾为蒋介石当过高级特务，因此，尽管受到全国舆论攻击蒋介石还是包庇他。从1939年起乃在重庆改充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反。吴铁城为子埃复己失势力，企图利用海外部部长地位，在海外建立个人势力，因为他是广东中山人，是美国华侨，他企图掌握国民党海外党部，控制华侨团体作为政治资本。 （二）原因 1940年夏，吴铁城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曾亲自出马，籍词宣慰华侨为名，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视察，企图藉这个机会拉拢华侨，树立个人势力：谁知当他对华侨讲话时，台下有人纷纷质问，为什么国民党满口说抗日，而广州市只是旬日就沦陷？这使他当时非常尴尬。此行不仅没有达到预计的日的，而且使他感觉到所谓“个人威信”更加扫地在他失意回来后，还是想方设法企图弥补这一损失。由于他原是以特务手法而取得蒋介石信任的，因此，他还是在特务手法上用功夫，一方面加强国民党港澳总支部力量，以港澳总支部为他在南洋渗透特务组织的前进基地；另一方面，他看到越南当时的情况，可以利用作为他南进的第二基地。当时国民政府正利用滇越铁路为接受外援的交通线，因而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在海防设有分处，各部门在河内、海防也都设有转运站，各部门派在河内，海防活动的人员，彼此不相统属，情形相当混乱。吴铁城掌握这个情况后，乃向蒋介石建议，在河内需要设立一个机构，统一指导各部门工作，克服混乱状态，使步调一致。同时他还藉词说：“日本人准备南进，第一步是越南，而越南与滇、桂、粤三省毗邻，更需要早做情报部署。因此，该机构一方面除负责统一指导各单位所派在越北活动的人员的工作外；另一方面还应该负搜集情报和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工作”。这是吴铁城当时要成立这一个机构的理由。而他真正需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原因，则是准备成立一个机构，搞一笔经费，利用郑介民为他向南洋建立个人势力的核心，缘郑介民进黄埔军校之前，在他的警卫师讲武堂当过学兵，一向以师礼事他，关系密切。郑介民当时虽然是军统局秘书长，但由于与戴笠并不协调，明升为代副局长，却不负实际责任，在军委会第二厅也是副厅长，挂了三个副差，并不得志，乃进陆军大学读书。因此，吴铁城乃想利用他另组织一个恃务系统，受吴指挥而对蒋介石效劳。这个机构名称是“军事委员会越南统一指导机构”，每月经费越币五万元。吴铁城是想利用这个机构，利用郑介民的特务伎俩，而达到他切实掌握华侨团体的目的。 【又名王清，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副主任、代主任，国防部保密局少将专员。】 （三）军事委员会越南统一指导机构的任务和性质 在1940年8月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颁发给郑介民的指令中有明白规定，大意是：1.为了加强国民党的力量，扩大国民党在越南的组织，将原西贡总支部改组，新成立十个直属支部；2 ．部署情报网；3 ．以不影响中法外交，发展国民外交，设法利用越南各“革命”党派，于必要时帮助国民党军队进人越南；4．发动华侨，拥护抗战。吴铁城本意是通过这个机构，利用特务组织，控制越南华侨，利用越南反革命政党，作为国民党政府统治越南人民的工具。这个机构后来改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表面上看好像只是党务组织，实质是特务机构。 二、军统怎样掌握这个机构 郑介民接受该指令后，从陆大回重庆，再三考虑的结果．认为这四条任务中，一方面既要利用越南’‘革命”党，一方面又不能影响中法外交，这根本是不能做好的、出力不讨好的事。同时他又想，这个机构是外勤机构．不能经常接近蒋介石，又要与戴笠公开分家，那还会吃戴笠的亏，因此决心不干。我当时听到郑介民摧备不干，就对他说：“你不干，可以设法让给邢森洲干（邢森洲当时正因为在曼谷为军统建立曼谷站被变披汝政府逮捕后驱逐出境回重庆，经蒋介石召见慰勉，哲住我家）。因为铁老这条路线不能放弃，而且这个机构又可以树立我们在南洋方面的力量。”郑介民点头说：“我去向铁老这样说试试看，说最近老头子（指蒋介石）已派我新任务，不便去越南，老头子问我，邢森洲刚从泰国回来，可否代理我，要我来同昊部长商量。这样我以老头子口气欺骗他，因为铁老最会看风使舵，他也认识邢森州，可能会成功。”郑介民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摆脱自己而保荐邢森洲代理了统一指导机构主任的职务。邢森洲对戴笠不比郑介民那样，他虽然是军统高级骨干，曾当过特务处的督察主任、香港站站长、国民党广川市党部特派员，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和复兴社核心力行社分子，但究竟不是黄埔学生，不能直接见蒋介石，还是要受蛾笠控制的。但他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卖老资格，野心也很大，现在有机会勾搭吴铁城，就希望通过吴铁城以提高自己地位。因此．对戴笠和吴铁城采取两面玲珑手段。戴笠看穿了他这一套后，于1942年3月下旬，我从越南回重庆，代表办事处参加军统所谓四·一大会，会后，戴笠曾经请我吃饭，指示工作，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对他说来比邢森洲是会更忠实的。因此，戴笠对我说：“我准备将邢森洲调回国，你看谁可以代替他？我的意思是将办事处交由你掌握，不过你年纪尚轻，最好能找一个老资格的人作为挡箭牌，自己好在后面掌握。”我当时保荐了苏民、王昌裕、古国铣等，他都不同意，就说：“就是你干好了！”我马上说：“我是代表邢森洲回来述职的，今天要我接他，人家会误会我是挖他的墙脚。”戴笠就斩钉截铁地说：“你干好了，我向秘书长说好（当时吴铁城已升为国民党秘书长）,经费我想办法。”因为当时政府没有越币外汇，经费已成问题，倘以黑市购买越币，那么需要的法币数目很大。后来我到越桂边区水口镇后，戴笠打电报给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代理馆务的朱垣章，将总领馆代西南运输处保存的越币二十几万元交给我掌握，准备作为办事处经费和接济军统在越南内部各单位的经费，虽然因为我到边区后．由于办事处正被日本宪兵查捕，很多单位瓦解，而邢森洲又逃往永津，我与邢森洲的关系也很深（我进军统是他介绍的），他既不愿意将办事处让给我，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我就有顾虑，我写信同他商量，并请郑介民写信给他，要他回国，他还是不愿意，他转而写信给我，要我暂在边境成立越北站，设法恢复各单位工作。因此，我就没有正式接充办事处主任，但实际上从1942年5月以后，办事处关于越南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是掌握在我手中。就是邢森洲后来发展到泰国方面，也是由我找来的线索，由我建议成立的。我在办事处将近六年，从开始迄结束，从秘书、科长、站长、副主任到代主任，基本上是执行军统指示，有什么情况，基本上也是先报戴笠后报海外部。而邢森洲虽然想走吴铁城路线．但又不敢违背戴笠的命令，他的两面玲珑态度被戴笠看穿了，想换他又不成，戴笠就以电台来控制他，办法是：因为海外部没有总台，办事处所使用的秘密电台都由军统派遣，办事处打给海外部的电报，经常积压几天，这样办事处报给海夕嘟的情报经常失了时效。吴铁城看穿了戴笠这个阴谋后，自己又没有办法克服，乐得做一个空人情，就在蒋介石面前表示，以后办事处得来的情报，由军统负责统一汇报，他不再报了，以免重复。之后，只是在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和侨团的运用方面，还是要受吴铁城的指挥，至于各政党的运用，戴笠和吴铁城两方面都要过问。这样，军统局通过人事和电台，就将整个办事处基本上都控制了。 三、各个时期的演变情况 军事委员会越南统一指导机构是1941年9月13日由代主任邢森洲在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宣布成立的。副主任许念僧、孙甄陶两人，许当时是驻河内总领事。该机构名义上是属于军委会，而实际是由吴铁城以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地位掌握，它对国民党在越南的各单位内部是公开的，但对法国殖民主义政府还是采取秘密方式。由于9月13日成立后，工作尚未展开，20日日军就在海防登陆，驻河内总领馆迁西贡，西南运输处海防分处亦结束迁昆明，其他各部门、各转运单位，亦纷纷结束，事实上再不存在统一指导的必要了。因此，该机构亦于10月初迁南定，跟着就迁西贡。由于吴铁城成立该机构不仅仅是为了统一指导，而是另有企图，因此，该机构于1940年11月正式改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并由邢森洲正式接充主任，副主任许念僧离职，改由尹凤藻接充，尹凤藻当时是驻西贡领事馆领事。 （一） 西贡时期（1940年11月至1941年7月） 1 ．组织和人事 办事处的内部组织是根据统一指导机构的编制，内勤方面在主任、副主任之下设党务、情报、训练、侨务四个科，秘书、会计两个室，并设专员若干人，协助主任工作；科以下看情况决定凸秘书室设译电、交通、保管、总务四个股，并由军统配发秘密电台三座。党务、侨务、训练三个科的科长和会计室主任，由吴铁城直接派遣谭永昌、黎立柔、陈文平、黄祖耀等分任，并另派李朴生为专员，陈毅强为秘书。戴笠在这个时期虽然派遣军统特务苏民、王清、梁佳华等12人，只有苏民当情报科长，王清当秘书．梁仕华当专员，其他如邓铁锋、陈明德、曾守望、许合民、邢镜明等只是当股长和组长。其余人员如专员古国铣、陈明萃，股长叶伯泉等，是由邢森洲就近吸收，报准昊铁城录用。这个时期办事处的实权基本上是抓在吴铁城系统人员手中。尤其黄祖耀是吴铁城最亲信人员，当会计主任，连邢森洲活动费的开支还要受监督的。 2 ．中心工作 这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扩大国民党组织，部署情报网，训练一批基层骨干，控制华侨。针对这个任务： (l）党务方面。邢森洲派李朴生、孙甄陶、尹凤藻、谭永昌、陈毅强等负责，将原受陈果夫系统分子林泽臣、林卓钧、李某、邓伟贤等所把持的国民党西贡总支部改组，邢森洲、李桥生的手段是利用华侨的地域观念，并以领事馆施加压力。因为林泽巨、林卓钧是CC 骨干，他们是潮州人，而李某是海南岛人，邓伟贤是东莞入，陈肇基是福建人，邢森洲吸收李某、邓伟贤、陈荣基等为办事处工作，孤立潮州帮势力，这样乃将林泽臣压下去，被CC派把持已久的西贡总支部才转变为吴铁城系统分子所掌握。后来，吴铁城又培植陈肇基（又名陈国础）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使他直接掌握西贡总支部这个范围的国民党组织。西贡总支部改组后，新成立金哑、茶荣、龙川、美荻、金边、广义、河内、海防等十个直属支部。 (2）关于情报网的部署。先后由邢森洲、苏民成立西贡第一、二两个组，金边、河内、海防第一、二组，视港、芽庄、归仁、寮京、宜安、永津、高平、东芝、老街以及河内青运等16 个组。由陈魁功、王之五分任西贡第一、二组组长，叶畴蓄充海防组组长，叶剑影、潘先万分充规港组正、副组长，陈顺和、符谷斌分充金边组正、副组长，许合民充河内组组长，符松充寮京组组长，叶能祥充归仁组组长，吴样毅充宜安组组长，曾守望、张树铭分充高平组正、副组长，何宗月、何宗甫分充东芝行动组正、副组长，孙拯华、郑天佐分充老街组正、副组长，陈延福充河内青运组组长，詹梦云充永津组组长，昊乃应兼海防第二组组长。 〔3）训练方面。由于工作展开，需要一大批下级骨干，又由于越南是法国殖民地，华侨必须有身份证（即人头税证件），从国内派去的人过多，在当地不容易立足活动，因此，必须从当地吸收大部分人员。但当地华侨根本不懂得当特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40年冬，邢森洲就以“童子军干部训练班”名义招收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在西贡设班训练，目的是藉童子军组织扩大国民党在侨团中的影响。这个班的毕业生是准备派到各直属支部担任党务工作的。这个班由陈文平为班主任．林鹭英、张永平分充正、副队长，由李朴生、谭永昌等分兼教官。其次．是为了解决各情报组的基千成员，1940年冬，邢森洲又派周建东在越、粤边境东兴镇茅坡乡筹建东兴训练所。1941年1月，邢森洲派王清负责训练，曾守望、黄俊英分充正、副队长，陆炳堂、罗傅林、易永学等当教官，集训人员由各党部负责人和各组组长保送，以及边境烟匪三十人共将近一百人，施加特务训练，期限是六个月，训练内容是：”三民主义”、“领袖言行录”、特务工作常识、军事训练等科目。毕业后，陆续派回越南分充各组为基干组员。办事处的译电和交通联络工作，都是这一批人担任，只有少数人，因为在越南身份暴露，送军统息烽特训班再受训。 这个时期办事处共有人员两百余人，除由吴铁城直接派遣七人，军统直接派遣玲人外，其余都是当地吸收者。邢森洲怎样在很短期间欺编这样多华侨为国民党当特务呢？这就必须先将这批人的成份说清楚。这批人主要是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型是买办阶级，如陈明萃、吴祥毅、播先万、陈娥功、古国铣，他们有些是东方汇理银行买办，有些是留法学生，具有典型的祟法洋奴思想；第二类型是崇拜法帝的商人，如陈顺和、叶能祥、陈肇基、邓伟贤、叶伯泉等；第三类型是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学生和从国内到越南当小学教员的知识青年，如符松、陈延福、冯树芳等；第四类型是边境走私商和烟匪。当时我们是以抗战名义号召，因为1940年法国已沦陷于德国，第一、二类型的人正在傍徨，他们对蒋介石又存有幻想，我们对他们说，参加办事处工作，是做蒋介石最忠实的耳目，最能得蒋介石信任，将来“国军”进越南时，他们能保持其地位，这正．合乎他们的要求。第三类型的青年学生，本来是有国家民族观念的，我们欺骗他们说，参加办事处工作，是直接与日本宪兵斗争，是最光荣的任务。由于他们出身富裕家庭，对蒋介石有相当好感，因此，要他们为蒋介石当特务，他们是会慷概接受的。至于第四类型的人，他们根本是亡命之徒，在边境为非作歹．参加办事处工作，能得到国民党的保护，那他们更可明目张胆地为所欲为了，他们当然乐从。 （二）宜安时期（1941年8月到1942年4月） 1 ．组织和人事 日军1941年春俊占西贡后，办事处在西贡根本就不能公开活动，吴铁城直接派遣的人员如李朴生、孙甄陶等六人逃香港，只留陈毅强一人跟尹凤藻在西贡藉领事馆掩护，继续办理党务，剩下只是军统所派遣的特务和由当地吸收的人员。因此，邢森洲就将办事处内部组织紧缩，取消科，只是在主任、副主任之下设立南高、北寮两个指挥站和会计室，由邢森洲带领秘书陈国声，电台台长叶勉之，．译电方汉炽、林栋，出纳许诚意，以及交通杨超、刘学勤、吴利民等人员，在宜安义鸿庄前楼设立办事处处本部。义鸿庄是吴祥毅自有经营的庄口。吴是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利用他的地位作为掩护。邢森洲在宜安只是同两个指挥站和西贡领事馆联络，各组组长均不能直接与他见面或联系。南高站设在西贡，站长苏民，书记邓铁锋，指挥西贡第一、二组，金边组、茶荣组、金欧组、金兰组、水津（即老挝万象）组；北寮站设在南定，以南福隆商号为掩护，站长主清、副站长兼书记陆炳堂，另在规港设分站，由陈明德充分站长、北寮站共指挥河内、海防、老街、寮京、帆港、归仁、芽庄、高平、东芝，以及河内青运、海防第二组等十个组。会计室在归仁利用陈明萃〔归仁东方汇理银行买办）作掩护，保存账目单据，会计主任黄祖耀回国后，邢森洲另保荐郑介民侄女婿吴清禧接任。这个时期办事处内勤人员虽然减少，但外勤组织却最庞大，因为东兴训练所学生都已毕业，多数都派回分充各组为组员，总人数还是200余人，所不同者，吴铁城直接派遣人员纷纷回国，而办事处大权已掌握在军统特务手中。 2 .中心工作 这个时期日本宪兵势力已达到各大市镇，所谓党务、侨务工作，已不能公开活动，主要工作只是情报工作。一方面搜集驻越南的日军动态，另一方面调查越南各党派的活动，于必要时利用。同时亦注意法国殖民军的情况。关于搜集日军情报，敝得很表面，只是海防组和西贡组利用码头职工，注意日军登陆入越人数，以及散布各地的日军数目，这些情况只是在日军行动后才晓得，事前毫不所知。海防组是利用该组副组长云雨田充海防某公司买办，经常出入关口，云雨田就在关口利用越籍职工，注意日军从码头登陆的人数和番号；又派员参加邓友亚的汉奸组织，从汉奸口中探听日军动态。这样得来的情报是很表面的，工作始终没有深人。关于调查越南各党派方面的工作，是由黄锦文等调查越南国民党情况，詹梦云等调查高台教情况，冯树芳在中沂以小学教员身份，伪装进步与中沂劳动党领导人来往，了解劳动党情况。1942年春，中析劳动党被法国破坏，冯树芳亦被描，他在河内大监狱向法帝提供关于中析劳动党情况，法帝乃将冯树芳送回中国。1943年，我又派他在高平当组长，利用古国铣、陈明萃、潘先万等了解法国殖民军动态，因为古国铣利用他与高平军区司令是同学的关系，经常住高平了解法军动态。 日军侵占越南后，国民党将越南划归第四战区范围，海外部指定办事处要与第四战区密切配合，为配合第四战区在越、桂、粤边境和将来在越南的行动，办事处准备在越、桂、粤边区组织武装，因此，乃将这个任务交由高平和东芒两个行动组负贵。但当时办事处没有组织武装的名义，俏公开组织起来，会与第四战区张发奎、桂系黄旭初等发生误会，引起正面冲突。因此，只能以行动组名义，第一步吸收边境流氓、地痞、走私商小头目为骨干，当行动组组员，必要时，得第四战区许可时，才能扩大组织，以行动组组员为核心，作为扩大组织的基干，利用他们的全部力量。高平行动组第一步吸收越、桂边区走私商和烟匪头目叶灿芳、后松洲、谭统南、赓汉春等为小组长，再由他们介绍汤伟、赵光、王文、谭诚等十几人为组员，送往东兴训练所受训。东芒行动组，是企图利用十万大山的抗日人民武装，何宗月、何宗甫都是十万大山山趁人，何宗月原在越南法国殖民军里当过上尉队长，被开除回茅坡乡住，与沈鸿夫先生认识，何宗甫是东兴大地主，是陈济棠旧部，与边境烟匪有联系。再由他们介绍沈挺、许形、何君、何炎明等十几人为组员，并在东兴训练所受训。这两批人是高平、东芒两个行动组的基本组员，曾由军统局发给连发自来德和左轮手枪各十支为基本武器。 办事处当时与重庆的联络，主要是利用无线电。军统发给办事处三部电合分设在宜、西贡和永津。宜安台归邢森洲用，西贡台归南高站苏民用，永津台归水津组詹梦云用，北寮站则利用军统河内直属组电台。宜安台台长叶勉之，西贡台台长彭益民，永津台台长黄又合。办事处与站、站与组的联系专派交通人员负责。 （三）改寮边境江城时期（1943年冬至l945年8月） 1942年4月19日，由于军统河内直属组组长项再兴投敌，波累到南定北寮站站本部被破坏，交通联络员黄昌华、吴力平等被捕，日本宪兵又从他们口中得到办事处设在宜安，就到宜安搜描邢森洲。因此，邢森洲由一位中年越籍妇女掩护逃出宜安，乘车到永津。不久，邢森洲秘书陈国声又被诱捕投敌，南高站站本部也被破坏，各组多数失了联络，苏民逃回中国。邢森洲指派王清为越北站站爸，暂在边境设站部，负责联络在越南内部尚未瓦解的单位，井收容由越南逃回国境的工作人员，设法恢复情报工作。邢森洲则在永津指挥永津和寮京两个组，永津原设有电台，邢森洲始终能与重庆保持联络。究因永津偏僻在一角，工作无从开展．越南工作只靠越北站，而且邢森洲逃永津后，再没有领到经费，无法再继续工作，乃于1943年l月由永津经滇南回国。吴铁城于邢森洲回国时，准备将办事处取消，但由于王清、陈毅强在东兴利用东兴华侨招待所这个机构，与“自由泰”领导人之一乃沙颗杜拉叻的关系，介绍给邢森洲，向吴铁城建议国民党与“自由泰“合作。因此，吴铁城乃加派邢森洲为国民党泰国党务特派员，将办事处扩大组织，增加经费为每月八万元印币。这样，邢森洲乃于1943年冬在滇寮边境江城县设立办事处。 1 ．组织和人事 内勤方面：在主任、副主任、主任秘书之下，设秘书若千人，党务、情报、宣传三个科，机要（包括人事）、译电、庶务、电讯四个股，专员、会计、督察三个室，并成立一个行动大队。在外勤方面：成立越北、永津两个站，永津站统属永津、寮京、曼谷三个组；越北站统属海防、高平、芒街三个组。又因为江城交通不便，与后方联络需要专人负责，而且与“自由泰”分子配合工作．“自由泰”在重庆设有联络站，因此，办事处在昆明又设个联络站，昆明联络站的组织依据江城办事处的组织。办事处与军统和海外部来往公事，都是由昆明站负贵，实际上邢森洲还是在昆明的时间多，为了与中央秘书处、海外部和军统局的来往公事不致中途遗失，采取由航检处专人携带办法，并派郑鸿儒在重庆负与军统、海外部和秘书处收发文件的责任。 这个时期的人事如下：主任邢森洲．副主任王之五、林卓钧，主任秘书曾由苏民、王清分任，秘书邢超明、王融，党务科科长张永平，情报科科长易永学，宣传科科长黄有据，副科长李锡九；并由林超云、吕用俊、张峰、林振、李冠堂等分充股长，会计主任吴清禧，督察主任兼行动大队大队长黄敬之，专员黄强、何炳、许登文、古国铣、张以文、黄民魂、播派江。越北站站长王清、朱垣章前后分任．副站长陈毅强、陈明德；海防组组长黄锦文、副组长云雨田，高平组组长冯树芳，芒街组组长何宗月、副组长何宗甫、庞坤，永津站站长詹梦云，永津组组长邢镜明，寮京组组长符松，曼谷组组长葬开；昆明联络站站长由潘流江、楼兆元、苏民、王清前后分任。 2 .中心工作 这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是，越北站负责搜集越南日军情况，配合第四战区靖西指挥所工作。永津站负责与“自由泰”和越南高台教联系，通过他们搜集日军情况。昆明联络站负责培植越南国民党和在昆明的“自由法”分子联系，彼此交换关于越南的情况。交通联络，江城、永津、曼谷均设有电台，越北站是由王清利用军统当地各单位的电台，有时亦利用普通电台发军电。这个时期主要的活动是勾结“白由泰”组织边区武装和毒化青年的工作。 (l）与”自由泰”的勾结。1942年以后，日军控制了整个南洋，而两广华侨回国多数是利用海防到芒街这条交通线，因为它每天有两艘以上的小轮船对开。芒街与东芒又有一座国际桥连接。这样，在这个时期，东兴已成为国民党所统辖的地区与南洋交通的要道。越北站站本部当时设在东兴，同时国民政府侨委会在东兴亦设有“归国华侨招待所”，出人国境的华侨，必须在华侨招待所办理手续，才能放行。当时东兴华侨招待所所长是邓伟贤，在西贡时期已受邢森洲运用。王清利用这个关系利用东兴华侨招待所作为越北站的交通联络地方。派由芽庄逃回国的副组长林秀之当招待所的办事员．林秀之利用华侨办理手续时，询何南洋方面的情况，做为越北站悄报来源之一。同时，林秀之也负责考察出人国境华侨的实际悄况。 1943年5月，有一位自称是从泰国回国的华侨张某．自报是潮州人，带妻女各一回国，请求发回国证，准备去重庆，经林秀之与他谈话，发觉他的语言不像中国人，遭得潮州话太少，又不懂其他地方语言，他只能说简单语句，同时看他的举止也不像一般华侨，怀疑他有可能是间谋，乃报告越北站，王清派陈毅强（化名方立之）找他谈话，陈毅强故意以英语间他，他亦以英语回答，陈毅强乃坦率地向他指明，他不是一般华侨，而是泰国人，是想到中国来做间谍的。因此，他就将他的身份和意图向陈毅强说明，他说：他名叫乃沙颗杜拉叻，是泰政府经济部专员，这次是奉泰政府之命到河内与法国殖民当局商讨泰、越交换作战物资，因为他反对变披坟与日本勾结，反对战争，他们在泰国已有了组织，他想到中国来找盟国给他们帮助。陈毅强表示可以帮助他。他又说，希望能到重庆，设法与泰国驻美大使变堪伦联系，设法提取泰政府存在美国银行的款项为他们的组织作经费。陈毅强回来告诉我，我乃向邢森洲建议．要邢森洲在柳州等候他，陪同他到重庆。这样，我就派陈毅强护送他到柳州，交由邢森洲招待他，并与他商谈合作。这时他才告诉邢森洲，他是“自由泰”分子，是奉命到中国来找关系．设法与盟国联系，推倒变披坟政府。这样，邢森洲就陪同他到重庆见戴笠和吴铁城。戴笠认为籍“自由泰”的关系，可以顺利在泰国发展军统特务工作，吴铁城认为藉“自由泰”的影响，可以提高自己地位，便于操纵泰国华侨，在峨笠和吴铁城双方说来都认为邢森洲这一工作很有意义，都向蒋介石建议国民党与“自由泰”合作，得蒋介石批准，并决定由邢森洲负贵。之后，吴铁城载陪同乃沙顺杜拉叻晋见蒋介石。蒋当面表示，国民党将尽大力帮助“自由泰”，希望他与邢森洲紧密联系。之后，戴笠、吴铁城与乃沙颗杜拉叻商妥，中国支援他到美国去找弈堪伦，便利“自由泰”与其他盟国的联系，而“自由泰”尽量供给关于泰国方面的日军情报心这样，邢森洲就在曼谷成立一个组，由军统派一部秘密电台，组长是军统南洋班毕业生郭开。 1944年冬，“自由泰”为了答谢国民党对他们的支援，组织一个代表团访问重庆，事后．留副团长乌隆驻重庆，名义上是与国民党紧密联系．事实上是与美、英驻重庆使团联系，通过美国使团，使他与盔堪伦联系。因为太平洋战争后，泰国驻美大使馆已封闭，变堪伦经过乃沙颗杜拉叻到美国后，又变为“自由泰”同美国真正联系的负责人。“自由泰”与美国发生关系，可以说是由于邢森洲、王清的协助才达到目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奕披坟政权垮台，“自由泰”执政，其领袖变巴立为摄政，赛堪伦为国务总理，邢森洲利用这个关系提高自己地位，乃以“宣慰使”名义到泰国去，向华侨作反共宣传，在华侨团体中建立国民党的“威望”，布置乃侄邢超明充曼谷中华中学校校长；派办事处专员黄有联、军统特务邢镜明，在总商会起领导作用；部署军统特务黄民魂等掌握国民党曼谷总支部，加强军统特务在泰国的活动，而破坏共产党在华侨社团中的活动。邢森洲在泰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是与“自由泰”谈判中泰建立邦交，正将谈妥时，他满怀信心地认为自己可以当上第一任驻泰大使，谁知当时外交部长王世杰是政学系分子，把握这个机会，就派其亲信李铁铮为“宜慰使”，到泰国正式和泰政府谈判建交。这样，王世杰就保举李铁铮当第一任驻泰大使，邢森洲大失所望。由于中泰正式互建大使馆，郑介民利用他兼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的关系，派军统大特务卓献书充大使馆武官，利用武官署的关系，大规模部署军统特务网。泰国第一任驻中国大使就是乃沙颗杜拉叻。 (2）组织边区土匪。办事处越北站为了配合第四战区靖西指挥所工作，准备国民党军队进越南时当响导，邢森洲、王清第一步在高平和芒街成立两个行动组，以烟匪、走私商为基干，利用这批人熟悉边区情况，由俞作柏介绍第八十四军副官处长曾守望为高平行动组组长，曾守望利用他在龙州对讯怪办公署当过草连芳的副官，曾代表军连芳与边区烟匪头目接触的熟悉关系．就介绍曾充岳墟对汛委员的张树铭为副组长，再介绍曾当陆荣连部的营长。以当时在边区经营走私贩毒的头目叶稚芳、烟匪序汉春、革命叛徒谭统南、烟匪兼走私商詹松洲四人为小组长。这批人在越、桂边境都能掌握大部分流氓地痞。1942年8月，又由张树铭介绍陈富南、刘伯辉两人参加，而陈富南、刘伯辉又是受日本宪兵指挥在边境组织土匪的。这样，办事处准备在边境所组织的土匪，也就是日本人在边区所组织的土匪，这批人在中国地界得到办事处的保护，在越南得到日本人的保护。日本宪兵又支持陈富南承包高平全省的赌博公司，收购桐油，他们为非作歹更是明目张胆，对中越边境人民危害很大。同时，陈富南又由赌博公司的收人提供黄金劝两，送给王清为毒害华侨青年而在南宁创办私立华侨中学校。 1941年秋，河内华侨青年李仕良，被欺骗到东兴训练所受训，毕业后派回河内组当交通联络。李因不愿意当特务，有怠工表示。邢森洲根据河内组长的报告，乃将李仕良交由高平行动组引到边境新兴墟软禁四年，迄1945年9月始释放。又有河内中华中学学生钟贻章，原是被吴乃应以抗日名义欺骗他到东兴训练所受训的，毕业后派回河内组当组员，由于他坚持要抗日，在河内自己拿出钱来邀集十几位同学，组织抗日工作队，被河内组组长许合民（军统直接派遣特务、军统课报班毕业）密报他有“共产党嫌疑”，我乃建议交由高平行动组枪决，于是1941年冬，邢森洲乃命令许合民对钟贻章说：“你要抗日，你的工作队需要枪弹，已请准政府发你手枪十支，子弹千发，你到高平找曾守望队长领取。“同时，邢森洲又密令曾守望，俏钟贻章到商平时，乃引带他到边境就地枪决。这样，当钟贻章到高平时，曾守望就欺骗他跟詹松洲到边区领取枪弹，钟贻章到边境后，就由詹松洲指使高平组员赵光开枪将钟贻章枪毙。 陈富南在边区代日本人组织的土匪，日本宪兵队曾派一名少尉军官在高平监督，我为了表现办事处是“抗日”的机构，不能同日本宪兵队共同组织一个土匪队伍，1944年冬，当日本人企图打通由南洋到中国天陆的交通线时，乃秘密命令当时高平组长冯树芳故意扩大报告说：日本人准备从越南高平、谅山攻击广西，将这些情报报告第四战区靖西指挥所主任陈宝仓。我当时为了配合指挥工作，曾派副站长陈明德驻靖西指挥高平组工作，又在高平放空气说，日本人将使用边区土匪为扰乱靖西的先锋。使这些消息由指挥所的谍报员报告陈宝仓。这样陈宝仓正在着急，正式请兵之际．王清又令冯树芳重赏刘伯辉（边区惯匪），于1945年1月上旬藉词请日军监督官到边境指挥队伍，由刘伯辉将该监督官击毙。陈富南、古国铣、刘伯辉、詹松洲等就将他们的哄罗集中在边境。这样，我就将这批人交由陈宝仓处理了，结束了我与日本宪兵队共同组织的土匪队伍的勾当。 其次是东芒行动组，原是企图以何宗月、何宗甫破坏十万大山沈鸿夫先生所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企图利用这些人为国民党服务。曾由何宗月几次活动，没有结果，最后乃对十万大山工作放弃，我就对张发奎说：“沈鸿夫已受共产党领导。”建议四战区对十万大山抗日人民武装施加压力。后来张发奎交由他的第二科科长潘奋南负责，另在东兴成立一个机构，名称是“四战区东兴军政怪察专员办公处，”由播奋南当处长。东芒行动组才结束了这项工作。后来我又授怠何宗月写越南国民党分子武金城合作，将他们的力量协助武金城在越、粤边境组织越南国民党第三军。l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武金城就利用第三军占领越南海宁省，与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对抗，武金城是受阮海臣、武洪卿指挥的。 (3）毒化青年。日本人控制整个南洋后，泰、越华侨青年回国读书者多利用海防、芒街交通线的便利，经芒街过东兴转南宁。到南宁后才乘车到内地。1943年我在南宁时，听说很多回国华侨青年学生，到南宁后，因为考不进公立学校（华侨学生一般程度是比较差些），被吸收参加进步团体；我想，将来这些人于战后再回原居留地，会影响其他华侨的思想．会阻碍国民党在南洋方面的发展，因此我乃将这些份况报告海外部，并建议国民政府侨委会在南宁开办一所华侨中学，收容由南洋回国读书的华侨学生。后经海外部答复：侨委会原计划设立的华侨中学已经满倾，在南宁再不能设立了。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达到毒化青年的目的，我就将这个慈．见写信给由越南回国的侨领如陶笛庭、陈荤基、王之五等，以及负责对越南工作的潘奋南、朱垣章、徐光英等人，共同发起在南宁创办一所私立华侨中学，经费来像名义上是寡娟，实际上是公开敲诈，在边境向走私商蔽诈．尤其是栩奋南以督察专员处长地位，以茶会方式向各商人劝捐，这是侨中经费最大的来源，1944年夏，共筹集黄金约四百两，我就派王融负责开办，并报准海外部和军统局，在南宁东郊芭蕉园新建校舍，正式开办私立南宁华侨中学校。我以王业鸿的名字当校长，以王清的名字当副董事长，董事长是邢森洲〔是我借用他的名字，他对该校的事从来没有过问过，只是我要他捐乃两黄金），名誉蓝事长张发奎，其他蓝李都是由我聘请，董事会从来没有开过会。一切都是由我个人负资决定。 1944年秋，开始招收高、初中各两个班，收容一批由泰、越回国的华侨青年，加予毒化教育后，这些学生于毕业后再回原居留地，那自然就会为国民党服务了。从1944年秋迄1949年冬，共招收高中学生18班，初中学生20班，这些学生于抗战胜利后，则基本上都是广西籍的学生了。华侨中学虽然不是什么特训班，而是普通中学，但我为了毒化青年，乃聘请思想最顽固的人如王融、吴大同、陈子杨等分任校务主任、训育主任和事务主任。又先后请军统特务如张纪勋、卓峰、林犹英、郑涛等为教师，经常灌输反动特务思想，这样，侨中学生思想自然就相当落后了。我尚认为不够，还在学校里设立四个军事教官，对学生采取半军事管理，切实防止进步思想的传播，监视学生活动。如1947年夏．全国学生发起大规模的“三反”（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南宁各校学生都积极行动，只有侨中学生毫无表示，服服贴贴地听学校的欺骗，照常上课。但是如果反动政府有什么号召，那就热烈响应，而参加反动大会则队伍整齐。如1949年曾被广西省教育厅长黄朴心在南宁全体师生集会时，当众表扬侨中是“后起之秀”, 这就说明它是如何为国民党服务了。 （四）河内时期（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 1 ，组织和人事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届代表大会，邢森洲、王清、陈毅强等到重庆参加大会．为邢森洲活动竟选票中委，后来获得候补监察委员。这样，邢森洲的升官企图如愿如偿。六月大会结束后，他乃决定他本人到江城负责．王清以主任秘书兼昆明联络站站长，在后方为他活动，越北站由王清于1945年l月交由朱垣章代理，实际由陈明德负责。因此，从这个时候起，办事处的工作无形中操在王清手中。不久，王清又升为副主任兼主任秘书。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邢森洲率领江城办事处人员迁河内，王清亦将昆明站人员陆续进河内，这样，该年9月，办事处就在河内大佛寺附近某号成立。 由于第一方面军负责劫收越北，国民党的行政院各部为了利益均沽，在第一方面军总部设有顾问团，王清为了提高邢森洲在侨团中的声誉，加强国民党在侨团中的“威信”，使办事处起更大的作用，乃到重庆向吴铁城建议派邢森洲兼行政院顾间。邢森洲于抗战胜利后，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行政院顾问资格，在河内和海防，以至从寮京到河内，沿途各市镇都是以国民党政府中央大员“宜慰使”姿态，向华侨实行欺编，以加元美金票的比价，兑换华侨越币。尤其是在河内和海防召开隆重大会，向华侨宜传反共言论。 办事处迁河内后，站、组均取消，一切工作均由办事处直接领导，因为这个时期的工作中心是： ( l ）恢复西贡总支部，河内、海防、金边、广义等直属支部，并在各地建立区党部； ( 2 ｝组织华侨团体（即中华会馆）; ( 3 ）支持越南国民党夺取越南政权； (4）建立宜传机构。办事处的组织和人事是根据这个任务而部署的。其组织人事如下：主任邢森洲，副主任王清、陈毅强。主任秘书王清兼，秘书王融，专员林卓钧、苏民、黄锦文、何炳、张以文、陈明德、冯树芳、古国铣、黄海平等，在主任秘书领导下，分设党务、情报、宜传三个科，人事、电讯、交通、总务等四个股，分由张永平、易永学、黄有据充科长；李冠堂、李广星、林振等分充股长，会计室设在昆明，仍由吴清禧负责。 由于邢森洲当时尚兼泰国党务特派员，因此，办事处人员迁河内后，他就将原有人员如黄民魂、许登文、邢超明、詹梦云等拨归泰国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于1945年lO月中旬，由邢森洲率领到曼谷成立办事处，越南办事处工作由王清负责。 2 ．主要活动 第一，恢复党务工作：为了恢复整个越南党务工作．分由陈毅强、林卓钧负责恢复西贡总支部和金边直属支部；张以文、冯树芳负责恢复河内直属支部；黄锦文、黄海平、王雨亭负责恢复海防直属支部；陈明德、叶剑影负责恢复广义直属支部。并由他们以办事处专员名义指挥原设有情报组、情报员的地方，如规港、顺化、归仁、芽庄、宜安、南定、清化、老街、芒街等处，由过去的组长或组员负责成立区党部，或区分部。这个恢复和建立党务工作，均于1946年2月先后完成。 第二，建立宣传机构：为了向越南华侨进行欺骗，扩大国民党的影响，乃捏造事实，将人民八年抗战说成是国民党的功劳，是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对日作战的胜利，藉以诱迷华侨对蒋介石的信仰。越北站曾于1944年夏创办《刚峰导报》，在国内印刷后，设法秘密运进海防和高平等地散发。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王清企图在海防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反动宣传机构，刊载中央社的消息及社论，对华侨灌输反共思想，宜传共产党“破坏和平”，而为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服务。但办事处又没有这笔经费，王清乃派冯树芳、张以文、颜忍夫等向河内、海防商人派股，每股5加元；其次是要颜忍夫将他经管的汉奸财产借给《刚峰》使用。王清为（刚峰日报》社社长，又以王清泉名字（王业鸿的别字》 为董事长，派何炳为经理，派黄有据为总编辑。方汉栋、李锡九、易永学为编辑，请梁平川为主笔。办事处结束后，过去跟王清在越南活动的特务如李广星、王文宣等都派在（刚蜂日报》社里，只有排字工人才是新从湛江请来的。为了使《刚峰日报》起最大的反动作用，王清又聘请军统局助理秘书袁寄滨当特约通讯员，专门捏造事实报道反共消息。1949年尚请曾充军统局主任秘书的张纪勋为特约记者。另一方面，王清又故意伪装进步门面．又请西南联大教授陈序经写文章。王清为了使《刚峰日报》达到普逍毒化的作用，又命越南中、北沂各党部负贵人切实向各地华侨强迫推销，固定订户。使《刚峰日报》发行数字逐日稳定下来。由于《刚峰日报》在越南为国民党对华侨起了欺骗宜传作用，从1947年1月起，梅外部每月发奖金300美元，虽然只是发了一年，但这些奖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法国殖民当局的海防政府，每月发平价白报纸十吨，使（刚峰日报）的基础更巩固起来。1949年大陆解放后，虽然王清己被捕改造，（刚峰日报》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而是更变本加厉，由于易永学是军统黔阳特训班毕业与军统关系很深，因此，《刚峰日报》后来又变为合湾国民党反动派拿来作为对大陆派遣特务的前进据点。《刚峰日报》直到1954年海防解放后才结束。 第三，统一组织华侨：为了便利操纵华侨团体，王清与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攀馆代理馆务朱垣章合作，在海防、河内筹组中华会馆，王清派黄锦文、符致棋等参加海防中华会馆的理事会，派冯树芳、张以文、颜忍夫参加河内中华会馆的理事会，切实操纵这两个华侨团体。对其他各埠的华侨组织，王清责成各地国民党支部负贵人从中策划当地有“资望”的侨领领导筹组，白己在幕后掌握。这一组织是将过去地域的组织如粤东会馆、福建会馆等这种旧封建式的分帮组织打破，而以中华会馆这种统一形式将当地侨团统一起来，便利于掌握利用。如1946年12月法军在海防、河内对胡志明主席所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进行袭击时，破坏了华侨财产，国民党特务颜忍夫、何炳就利用河内海防中华会馆名义发快邮代电，诬蔑胡主席，并“代表”华侨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交涉赔偿。 第四，培植越南国民党武洪卿等人破坏越南人民革命：很据1941年和1942年调查的结果，当时越南政党有：劳动党、国民党、大越党和高台教等组织。劳动党受第三国际领导，根本不会给我们利用；大越党已跟日本宪兵队有关系；只有国民党和高台教尚可资利用。办事处正想办法利用越南国民党，而武洪卿原来是越南流氓，曾参加越南国民党，在滇、越边境当土匪，被法国注意，后来在越南再不能立足，乃带妻子到贵阳开缝衣店。邢森洲于1943年夏经贵阳时，由严继祖（越南海宁省新安土生华侨，专在重庆、柳州做政治偏客）介绍认识，认为可以利用其掌握越南国民党。乃从1943年6月起，资助他一笔款为活动费．使他控制越南国民党昆明支部。因为滇越路的关系，越南职工在昆明者很多，武洪卿有了活动费，有中国特务支持，很快就将张佩公的势力打垮，而控制了昆明支部。之后．他就以昆明支部为基础，在滇越边境重新联系土匪，使他在越南国民党里掌握了实权，自封为越南国民党书记长，这样，他的胃口就更大了。1944年冬，邢森洲为进一步提高武洪卿个人地位，加强越南国民党在蒋介石那里的好印象，乃授惫武洪卿组织一个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访间重庆，以潘针为团长，团员是严继祖，武洪卿等七八人，由邢森洲引见戴笠和吴铁城，最后由吴铁城引见蒋介石，邢森洲陪同前往。蒋介石对潘针等说的大意是：越南已由盟国划归中国战区，希望越南国民党事前做好准备，当中国军队进人越南时，发动越南人民协助国军打日本人，借中国军队将日军驱逐出越南，中国将支持越南国民党执政，一之后，戴笠的军统局就派一个工作组配合武洪卿在滇越边境活动，组织武装。军统局并发电台一座供武洪卿使用。当时他最主要的工作还是搜集朱家璧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武装的活动情况，供给军统。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胡志明主席在河内组织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武洪卿利用他在滇越边境所组织的土匪，收容十几名日本军士为顾问，扩充武装。军统局河内站站长王之五又奉军统局命令，在河内以别动军第三纵队两个大队由黄意观率领进河内，为武洪卿作后盾，支持他在河内的非法活动，破坏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武洪卿企图以绑票手段使临时政府瘫痪。绑架政府部长陈豹等四人，故意在河内造成混乱状态，使胡志明主席没有办法维护秩序。后来萧文先生乃遨请胡主席、阮海臣、武洪卿三人在萧文家会谈，胡主席当时很诚意地要他们合作，共同抗法，并分配给越南国民党三个部长职位，条件是要武洪卿释放被绑票的四位部长，并保证以后不再有同样事情发生。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谈，当武洪卿坚持争取要胡主席将军政部长交由他充任时，我就劝他接受胡主席意见，会后我对他说：劳动党抓了政权，哪能将军权交给你呢！这不是妄想吗？你应该接受三个部长（即内政部、外交部和建设部）职位，利用这些机构培植千部、搞钱，扩充自己力量，有了实力．有了枪杆子，再将他们推倒也不迟；而且法国正企图卷土重来，由劳动党正面去与法国冲突．自己可以在后面扩充势力，现在是最好的扩军机会。利用国军在越北，设法吸收一些老兵、班长，作为你们扩充部队的下级干部。这些老兵到你们那里来都升了官．打出天下来，他们更可以升大官，他们会为你们努力的，因为这是两利。以后，武洪卿就是依照我的意见布置工作的．在国民党军中吸收了一批逃兵来扩充力量。当法国准备卷土重来时，胡主席乃派其外交部长阮祥三〔武洪卿介绍者）为团长，组织一个代表团，准备同法政府会谈，而阮样三领到代表团旅费100万越币后，就逃之夭夭，一方面破坏会谈，一方面拿这些款作为扩军费用。当时越南国民党指挥的武装，号称有五个军，武洪卿自称为总司令，这五个军是：驻龙州和谅山边境的土匪头目黄飞虎当第一军军长；桂系军老团长陈镇为第二军军长；驻海宁省的武金城第三军；驻谅山的农国龙第四军；武洪卿所组织的武装为第五军。但实际上农国龙、黄飞虎、陈镇等只听阮海臣的命令，并不受武洪卿领导。阮海臣和武洪卿表面上合作，实际矛盾很大．阮海臣是卖老资格，以越南革命同盟会主席地位，自封为越南国民党领袖；而武洪卿抓了昆明支部为基础，又得潘针等在河内的组织拥护，自封为书记长，并另找一个年老者为傀佣，排斥阮海臣在国民党之外，不承认阮海臣为党魁。但阮得张发奎等人支持，又以同盟会主席为招牌，得到桂系一部分失意军官的拥护．在边境组织有力量。戴笠考虑的结果为了能彻底破坏越南民主共和国，倘只靠阮海臣、武洪卿等头目的号召力，尚感不够，乃电令武洪卿设法将退位的越南国王保大（当时保大退位后已充胡主席的高等顾问）绑票解重庆，等待机会利用保大组织政府与胡主席对抗。1946年3月上旬，武洪卿就利用保大每天都要打绒球的机会，将保大秘密绑架交由军统河内站王之五，派许合民护送到重庆。3月17日戴笠乘飞机失事毙命，保大乃由郑介民交由吴铁城安排，后来因为蒋介石集中力量打内战，又希望利用法国解决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越南革命力量，因此，乃与法国签订协定，承认法国重新恢复统治北越。但那样就不能再在边境组织什么越南政府了，否则就会影响中法外交。这样对保大的处理就成了难题，最后，还是交给法国利用，保大于1949年正式在越南大叻重新组织政府，重新为法帝当傀儡与越南人民为敌。 军统特务在越南的活动纪实 王业鸿 1940年9月，我由军统局调军委会越南统一指导机构当秘书，该机构主任是郑介民，因为郑另有任务．改由军统特务邢森洲充任。1941年正月，该机构改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我改充训练科科长，该年8月调充北寮站站长，1945年升为该办事处副主任．迄1946年4月，该办事处结束才离开越南，回南京军统局当少将秘书。在越南六年，关于军统特务在越南的活动，基本上我都参与。兹提供材料如下： 一、在越南部晋庞大的特务网 （一）河内直属组的成立：军统头目戴笠借口搜集法军在中国边境的活动情况，乃于1936年利用国民政府在河内设立总领事馆为掩护，派遣曾在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杭州特训班受训的特务学生方炳西在总领馆当秘书，在河内进行特务活动。1937年冬，又由方炳西介绍当时的总领事许念僧与戴笠见面，因此，戴笠授意许念僧协助方炳西组织特务处河内直属组，名义上以方炳西为组长，实际是由许念僧负责部署。从这个时候起，军统特务在越南方面由方炳西一个人扩大为一个组，下设组员八九人，如乐炳翰、林金苏、李成球、项再兴等就是第一批组员；其余尚有越南人和法国人，并配有电台一座，台长是张亚民。 （二）西贡直属组的成立：1938年冬，戴笠派谷兆芬到西贡组织军统（这个时候，特务处已扩大为军统局）西贡直属组。谷兆芬公开名义是中国政府驻西贡领事馆副领事。当时西贡领事尹凤藻也同许念僧一样协助谷兆芬；因为尹凤藻早在天津租界工作时，已与戴笠有联系。西贡直属组第一批组员是陈天民、王之五、张学谦等。也配有秘密电台一座，台长是张亚民之妾（杭州特训班女生）。 （三）越桂边区站的成立：1940年6月，戴笠派杨继荣组织越桂边区站，由陈卓峰当站长，不久就调方炳西接充。越桂边区站站本部设在广西蜻西县城，而先后在高平、谅山、河内、海防设立秘密组，由颜忍夫、黄金时、吴乃应、罗傅林分充组长，每组均配有秘密电台。1942年以后，又在芒街加设一个组，由陈绍武当组长。 （四）海防反何组的成立：1940年9月起，戴笠又将原河内直属组人事调整，方炳西调越桂边区站当站长（陈卓峰改为副站长），河内直属组由林金苏当组长，扩大组织。另由李成球在海防成立反间组，反间组也是直接属军统局指挥的。各组均配有秘密电台。这个时期，河内直属组组员是陈泰康、张恩泽、张锹清、袁积昌等；海防组组员是李兆良、莫金钟等，电台台长是吕换澜。河内‘海防各直属组均没有横的关系，与边区站的组织也没有横的关系，这是军统特务的双重布置。 【作者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副主任。】 （五）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的成立：1940年9月国民政府军委会越南统一指导机构在河内成立。1941年正月，该机构迁西贡改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名义上虽然是属于海外部吴铁城的系统．但实际上戴笠通过人事和电台来控制办事处，使办事处变为军统外围机构。如办事处主任邢森洲、情报科长苏民、秘书王清（王业鸿的化名），以及主要骨干曾守望、邓铁锋、陈明德、易永学、许合民、邢镜明等，都是军统老特务。尤其是1941年5月以后，吴铁城派遣的人员如副主任孙甄陶，科长陈文平、黎立柔、谭永昌，会计黄祖耀等均逃归重庆后，办事处大权就掌握在邢森洲、苏民、王清三个人手中，变为军统的外围机构了。办事处组织庞大，从1941年起，在办事处之下设南高和北寮两个站，分别指挥西贡第一、二两个组，以及金边组、芽庄组、归仁组、规港组、顺化组、宜安组、永津组、寮京组、河内组、河内青运组、海防组、东芒组、老街组、高平组等，同时为了充实各组力量，并在东兴茅坡乡开办一所训练班，该班虽然只办六个月，但训练了特务学生杨超、张峰、林振、播正仁、李伟杰、沈立南等近百人，补充在各组为骨干。当时整个办事处约有特务二百余人。兹将当时各单位负责特务分述如下：南高站站长苏民兼，副站长陈国声，书记邓铁锋；西贡第一组组长叶熙春，第二组组长陈思功；金边组组长陈顺和；芽庄组组长刘乙光；北寮站站长王清兼，副站长陆炳堂、陈明德；归仁组组长叶能祥；规港组组长叶剑影、副组长潘先万；顺化组组长郑鸿儒；宜安组组长昊祥义；永津组组长詹梦云。寮京组组长特松；河内组组长许合民；河内青运组组长陈延福；海防组组长叶时曹；东芝组组长何宗月；老街组组长孙拯华、高平组组长曾守望；东兴铆｝练所所长周建东。这批人完全掌握在邢森洲、王清两人手中。戴笠又规定办事处的电台必须经过军统局总台转报，一切来往电报均须由军统局转，这样办事处一切行动都须听从戴笠的命令。军统派在办事处的电台只有三座，一座设在宜安，台长叶勉之；一座设在西贡，后迁金边，台长彭益民；一座设在永泽，台长黄又合。其余各组连北寮站（后改越北站）在内，均须借用军统当地站、组电台。办事处除以上各组外，尚利用越南各地华侨的国民党组织为特务服务，搜集情报。 （六）田东越干班的成立：1941年6月，戴笠又派杨继荣、邓匡元在广西田东县设立越南干部训练班，吸收越南华侨青年和越南青年等如韩真光、韩培光、林鸣葵等约三百余人，加予特务训练，毕业后又派回越南内地和越桂边境活动，一部分是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名义派遣，一部分是交由越南国民党头子阮海臣运用。越干班由杨继荣、邓国元分充正副主任，杨秉福当队长．胡辣当秘书。该班于12月迁柳州大桥，迄1942年才结束。 〔七）从1941年迄1943年，戴笠曾命令军统特务邢森洲、林金苏、吴乃应等保送华侨育年学生陈家北、梁明、郑涛、关务忠、谭惠珍、陈韶娜等四十余人到军统息烽特训班受训，毕业后，这批人主要都是派回越南。 军统局从以上七个方面在越南共部署了特务七百余人。 二、扶植越南国民党势力 1942年4月，军统十周年四一大会后．戴笠接受杜逢、林金苏和我三个人的建议卜利用越南国民党流亡在中国的头目阮海臣、武洪卿、严继祖等为军统服务。其办法：一是派特务充任阮海臣的干部，利用阮海臣当越南革命同盟会主席的地位、控制整个越南的组织；二是由邢森洲支持武洪卿、严继祖在越南内地扩大越南国民党的组织。其具体的做法如下： （一）派阮亢为阮海臣秘书，派别动军第三纵队大队附钟秀毅与阮海臣侄女结婚，做为阮海臣的心腹。再由越干班派出一百名越籍学生，交由阮海臣以越南革命同盟会名义派回越南活动，这批人是越南国民党阮海臣在越南的基础，同时军统又派邓匡元秘密与他们联系。 （二）邢森洲以越南办事处经费，资助武洪卿在越南扩大越南国民党组织。1944年冬，为了进一步利用越南国民党，邢森洲又授意武洪卿组织以潘针为首的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访间重庆，由吴铁城、戴笠引进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对潘针表示：中国国民党将大力支持越南国民党夺取政权，统治越南人民。只是要越南国民党能在抗战时期协助中国军队．做向导，将日本军队赶出越南。之后，戴笠就派一个工作组配合武洪卿在滇越边境活动，一方面搜集情报，一方面组织武装力量。 （三）1944年冬，戴笠命令别动军第三纵队指挥官徐光英，在芒街组织南洋大队，派当地亲法分子、恶霸地主顾伯琪为大队长（原军统芒街组组员，是芒街华侨帮长）;以南洋队为基础，协助武金城组织越南国民党第三军。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越南劳动党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领导越南人民在河内组织越南人民共和国政府，胡志明为主席，阮海臣为副主席，而武金城则占领海宁省，要抉越南政府，要胡主席辞职，让给阮海臣当主席。不久，又由南洋大队配合武金城的第三军进兵广安省，与越南人民军作战，企图夺取广安省地盘，威胁海防。又由军统南宁办事处派出两个行动大队，分由叶耀芳、曾武两人率领进驻谅山，协助阮海臣，在谅山以过去由越干班毕业的学生交由他派遣在越桂边境活动的特务为基础，组织第五军，由农国龙当军长．占领谅山、高平两省，威胁河内。这些反动武装，在占领区设关卡收重税，准备扩充势力。 （四）军统河内站站长王之五，以别动军和行动大队在河内的武装力量为基础，培植武洪卿在河内成立行动队。这批行动队，专门破坏越南人民共和国政府．它采取最卑鄙的绑票手段，对待共和国政府各部门首脑人物，如陈豹部长等四人，都被他们秘密绑票，他们企图利用绑票手段来瘫痪越南人民政权。 （五）1945年l0月，军统桂林办事处主任曾坚到河内，曾代阮海臣在河内的国民党集团内部进行活动，使支持阮海巨夺取越南政权的意见求得一致。之后，又持阮海臣致蒋介石函件要求中国国民党以武装力量压迫胡志明主席，支持阮组织政府。虽然当时国民党正因为与法国进行会谈，企图利用法国殖民军消灭越南人民力量，而默认法国重新统治越南人民，致没有结果。但军统特务在这方面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以破坏越南人民共和国政府。例如正当中国国民党内部张发奎、萧文等根据胡志明主席已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说胡志明主席放弃共产主义运动，同意胡主席组织政府，卢汉也同胡主席政府合作；但吴铁城则极力反对。正当内部意见不一致时，我则利用代理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主任的地位，将办事处五年来所调查的越南各党派资料，整理成六大册，送呈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并根据各党派的力量对比，向吴铁城建议：为了滇桂边境的安定，国民党中央必须援助越南国民党，联合大越党、高台教等组织联合政府，必须利用在越的国民党武装压制越南劳动党的活动。 三、协助法国，里新统治越南 （一）蒋法特务合流，开展特务活动。1942年军统局就与“自由法国”代表团合作，在越南进行特务活动。例如法代表团团员古德锐中校到越南活动，军统局就在龙州设立一个办事处配合其工作，由林金苏当主任。古德锐从水日秘密潜进越南境内，亦是由林金苏和我协助的。古德锐在越南工作开展后，戴高乐又于1943年派一个代表团到南宁来，由梅利亚当团长，而军统局亦在南宁设有办事处，由徐光英兼主任，徐光英是配合梅利亚工作，同时也是掩护梅利亚工作的。梅利亚在龙州靖西设有工作组，徐光英亦在龙州靖西设有联络组，由李成球、王之五分充组长：1943年10月，徐光英曾以视察部队为名，秘密到南关与古德锐和当时法殖民军司令莫登见面。l945年春，在越日军准备消灭法殖民军时，莫登能率领大部法军向滇边撤退，这完全靠军统特务的掩护。这批殖民军于日本投降后，又得英国蒙巴顿将军的掩护重回南越。同时，1945年9月王之五被派为军统河内站站长后，以前与王之五、李成球联络的“自由法国”特务分子，得王之五的掩护，在河内进行间谍活动，搜集越南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情报，做为1946年夏法军卷土重来北越的先导。 （二）绑架保大。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由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越南人民军解放顺化，当时越南皇帝保大在公民大会上宜布说，他认为当一个自由的越南公民，比当傀偏皇帝还光荣，他正式宜布废除皇帝称号，做一个普通公民。接着颁发诏书，公告全越人民废除帝制。这样，就得到了越南人民的谅解。胡主席乃用他为共和国的高等顾问，协助越南人民共和国政府工作。19 肠年3 月上旬，戴笠命令王之五指挥武洪卿、严继祖在河内将保大秘密绑架，交由军统特务许合民护送乘飞机到重庆。戴笠原是准备以特务武装支持保大，重新傲皇帝，企图通过保大，统治越南人民，但不久，狱笠乘飞机失事毙命，同时中法亦订立新协定，中国默认法国对越南的统治权。因此，军统局又将保大交由法国。1949年法国乃正式利用保大在西贡组织南越傀佣政府，成为法国统治越南人民的工具。 军统局庇护日本战犯迁正信 王业鸿 在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不只消极抗战，而且是与日本特务勾结，实行其积极反共的阴谋，下面这一个事例，很明显地说明这个问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原由吴铁城、陈庆云所领导的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由滇越边境迁往河内，我当时是该办事处副主任；而主任是邢森洲，因为他兼国民党泰国党务特派员，就于1945年10月中旬，从河内到曼谷去办事。越南办事处由我负责，因为他和我都是军统老特务，因此，当时办事处实际上还是代表戴笠的军统特务机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南太平洋派遣军参谋长让正信，由于在马来西亚一带残酷虐待战俘，唯恐英国盟军蒙巴顿将军惩办，乃于日本宣布投降时秘密由新加坡潜逃到曼谷，在曼谷与军统特务郭开联系，由郭开掩护他躲藏起来。该年11月邢森洲到曼谷后，由郭开引迁正信去见邢森洲，迁正信对邢森洲说，他与蒋介石有联系，要求邢森洲送他到重庆见蒋介石。因为曼谷还是蒙巴但将军的辖区，久留恐发生意外，希望早日离开受谷。因此，邢森洲乃派专车由军统特务黄又合护送到河内来，交由我招待和处理。我曾与他谈话（他能勉强说一些中国普通话），据他说，他于1938年至1940年在南京当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烟俊六的科长，负责谋报工作。他是代表烟俊六与蒋介石联系的，中国方面是由戴笠派在南京的代表周镐负责与他联络。蒋介石有电报致烟俊六是经过周镐交给他转的。他曾代表烟俊六到浙江奉化埋葬蒋介石原配毛氏，并祭扫蒋母坟墓。他要求我将这事电告戴笠，并要求到重庆见戴笠和蒋介石，陈述他在南京时期的工作。对于中日今后的合作，他还有意见对蒋介石面陈。我当时就叫他写一封亲笔信给戴笠。之后，我将他的信寄重庆军统局，就于1946年3月12日由军统局来电要我将迁正信派妥人护送到重庆。我翌日仍派黄又合护送由河内乘飞机经昆明转重庆。因为当时戴笠不在重庆，乃由毛人凤引他晋见蒋介石，经与蒋介石谈话后．决定安擂他与冈村宁次同住，协助冈村宁次为蒋介石策划反共反苏工作。我后来从郑介民方面了解，迁正信曾代国防部主持编写中苏边境兵要地理。1949年当南京将解放的前夕，迁正信已跟冈村宁次回日本。据1950年报载，迁正信在日本招寡法西斯军人志愿援助台湾蒋介石集团，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 【作者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翻主任。】 军统特务策反汉奸德王和李守信 周觉民 沈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曾任国民党军统局、国防部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及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等职，1949年12月随卢汉将军在云南起义）审稿意见：这篇材料基本上是可靠的，据我和！益三的回忆，胜利前夕，张果为确实介绍一个人见过我笠（见陈诚的事不了解）。裁派他回北平，并叫黄益三（全国政协文史资并研究委员会专员，曾任国民党军统局第四处少将处长、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处卡等职）派迁一部电台（报务员姓名已记不起）。不过，具体活动情况我们都不清趁。而作者到界首所见到的叶襄（号雨辰）和刘玉珠，当时确在界首担任获络，文内显著错误处均已附纸改正。 1945年，我在北平沦陷区护国寺街开设中华笔庄。6月20日早上，家中来了两位老朋友，一个是从前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第十二路总指挥汤玉麟部骑兵第三旅旅长李芳廷，另一个是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交际处处长王野人。李芳廷家住北平西单，平时经常见面；王野人自张家口别后从未见过面。而那天早展，他们突然一起来到我家，料想其中必有缘故。我即间：“你我自从张家口别后，这些年来听不到你野人兄的消息，你到哪里去了？现在你的生活境况究竟怎样？”王野人回答说，他自1933年8月8 日跟随冯玉祥离职去山东泰山，是年11月，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冯玉样即派余心清和他为代表赴闽参加李济深那里的工作，联合反蒋。不久，李济深失败，人民革命政府撤销，他由前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政治训练班经济学老师张果为介绍，到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那里求职，在福建做过几任县长。及至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直至迁都重庆，他亦眼随张果为赴渝。不久前，张果为就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副局长，即推荐他任重庆中央银行的交际主任。我又往下问他：“你这次来到北平，住在哪里？有何打算砂王野人回答说：“现住芳廷兄家里，此番来京不但有事相商，还想请你出来，我们三人再合作一次好不好？”因为我们三人从前在抗日同盟军时，曾合作搞过一次策反汤玉麟事件，至今记忆犹新．可以禅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弟兄。王野人谈到这里，又进一步地对我说，他这一次带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机密任务，真心诚意寻求我的合作，如蒙赞同，三人再一次共同携起手来，把这台戏唱好。只因我家开着个笔庄，进出的人很多，在这里说话不方便，于是，我提议不如改于第二天早上9时前后到李芳廷那里，再作详谈为妥。 【作者当时在北平开设笔庄，系曾参与王野人对华北日伪首领的策硬邃簇人员之一】 21日早上，我按时到达李芳廷家。王野人即对我说，他这次潜伏来北平，是奉蒋介石和戴笠命令，委任他为冀晋热察少将专员①，主要目的是策反蒙疆德王②和李守信；另外还要策反北平绥靖第二集团军的架乐山和其他部队。因为李守信是李芳廷的同乡兼同学，又是总角之交，并且都是汤玉麟旧部，现在李芳廷是李守信的顾问，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和他也一直有交往。至于架乐山，是王野人在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政治训练班同学，彼此间的交情也是很不错的。正因为他有以上这些杜会关系，所以军委会才派他来华北负此重任。这时，我又问他：“既然如此，你此次来平，是否带有证据？”他听我这样说．即从腰带中取出一个三寸宽六寸长的小白绸条子交给我看，果然是一个机密的委令，上面印着“中央军事委员会③口字口号令：兹委任王野人为华北冀晋热察少将专员，此令。”下款是委员长蒋中正。我看了这个委令后即对他说：“你既开诚相见，不当我是外人，我当然绝对尽心尽力，务使我们再次合作成功。”这时，李芳廷也说：“觉民既表了态，事不宜迟，我们即可研究订出一个简略的计划，以便立即开始工作。”王野人补充说；“合作是好的，但不知你们还有哪些意见和要求，是否需要一个名义，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据情请示上报。”我即对他说：“名义之类目前尚不需要，我们以友谊为重，大家同心协力，他日一旦事业成功，不难名利双收。”当时，李芳廷也说了一些客气话，接着就转人正题，他提出还是快想个办法吧。经过三人研究，初步确定如下的分工和做法： 一、王野人是中央派来的负责人，他应坐镇北平，以便应付一切。 二、李芳廷因与蒙疆方面有直接关系，所以由李芳廷完全负责与张家口的一切往来联系任务。 三，在王野人的电台尚未送到北平之前，周觉民暂时担任平渝之间来往的一切联系和传达任务。 四、一切费用暂时由各人垫付，将来由中央补发。 根据我们三人商定的结果，王野人进一步问道：“我们开始进行工作，应当从何着手方为得当？“我即发表意见说：“野人兄主要任务是集中于蒙疆方面，其次是在北平绥靖军方面。芳廷兄可拿着野人兄的证件先到张家口试探对方意向，然后再作定夺。如果李守信接受中央要求，则往后的事不难办理；如其不然，只好再作其他打算。”王野人接着说道：“我在重庆出发前，陈诚和戴笠本来打算写个密信交我带来北平，但恐沿途极端危险，遇到日本鬼子也许还能混过去，要是遇上八路军那就成为问题了。因此，在出发时，戴笠口授机宜，必须遵循他的指示办。”他转达戴笠的意见如下： 一、必须早日与华北蒙疆领导人员和北平绥靖军领导人员取得联系，希望他们保存现有实力，在必要时听候中央改编； 二、由于德、意已经投降，中日战局急转直下，万一日军撤守，所有平绥、平汉两条重要铁路，必须责成他们军事负责人员加强掌握，无论如何不能被共产党破坏或控制； 三、凡属蒙疆和平汉一带地区的游杂部队，应即扩大收编，决不能让共产党八路军招降过去，并希各部队派负责军事的人员二至三人去重庆受训。 王野人一边说，一边即将以上的话笔录下来，交给李芳廷，并说：“这就是我此番来北平的任务。你见子忠（李守信号）以后，即将这一密件交给他看，听他如何答复。无论成功与否，三天后，你必须返回北平，因为我还要与架乐山接洽，这就是所谓‘双管齐下’。我们在这里听候你的佳音了。” 24日早晨，李芳廷由北平出发赴张家口。 28日，李芳廷赶回北平．高兴地对我们说，这次到张家口正是机会。根据德王和子忠对他说，在几年前，中央军委会曾派龙家齐等到绥远暗中联系过几次。只因当时日军气势甚旺，无从着手进行。后来听到欧战结束，他们正趋向穷途末路，日军家属更是惊惶不安，有一些日人商店业已歇业回国。尤其是四周的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现在子忠的几万部队不断退缩到铁路沿线，日本军也逐渐开始后撤，而且日军疑心太大，因此，把子忠的队伍从绥远到张家口割成三段，万一发现新的变故，一时很难集中起来，所以，这些日子德王和子忠坐卧不安。这次听到野人带来这一重要消息，使他们惊喜若狂，感激不尽。现在他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是： 一、巫盼中央派来一位军事要人潜伏北平，便于暗中领导指挥； 二、现在前方巫盼中央派来几个报务员和拨给两部电台，以便与中央和内蒙各个地方直接取得联系； 三、将来万一日军撤走，希望中央即派大军增援以防八路军主力部队包围进攻； 四、野人兄既已带来中央的指示，绝对服从命令，并决定于最近期内派员到渝受训； 五、以上数点，即请王野人兄急电中央，代为请示。 李芳廷说后，王野人就接说道，此次由重庆出发时，戴笠曾给他发了一部电台，并派了一个报务员与他同行，只因沿途风险太大，电台携带不便，因此他没有将这部电台带来。现在已刻不容缓，只好请觉民兄亲赴重庆一行。并当即商定于7 月4 日，周觉民由平动身，绕道皖北界首，前往重庆。6 月29 日，李芳廷对我们说，他有一个知心朋友刘惠民，现住（报？）本胡同苦水井1 号。刘是玉田县商人，现在听说觉民兄要去重庆，想把他的侄子刘逸安和他的表弟李春托付与觉民兄，大家结伴一起去重庆。刘逸安系三青团员，李春的胞兄李和是重庆三青团的干部。刘惠民这个人是个爱国分子，亦喜欢交朋友，我们如愿意和刘认识，他即可介绍。王野人当即表态说：“人多力量大，既然是芳廷兄朋友，大家见面谈谈亦未尝不可。”因此，我们即去刘惠民家。交谈之后．彼此一见如故，刘惠民极愿同我们在一起，并把他的住宅借给我们作为临时秘密办公处所。30日早晨，我们三人即改在刘惠民家聚会，商定我等同去重庆的行期为7月4日由北平动身。当天晚上，王野人约我和李芳廷一同赴西四牌楼南同和居聚餐，同席的有王野人旧日学友奕乐山。饭后，王野人即领我们到西四区北沟沿大觉胡同29号架乐山家中秘密商议。当时，奈乐山对我说：“昨听王野人兄同我谈到，老兄于两日内去重庆，因此邀请你来，有件事情拜托于你。因为野人兄不是外人，他是我从前东北讲武堂的学友。十余年来，我们虽然未曾一同共事，但是，我们的思想感情还是一致的。尤其是这次野人来到北平，更使我感到兴奋和抱有希望。”他又说，“由于最近国际风云幻变，我心里亦不知何去何从。现蒙野人兄的关照．把我的处境介绍给中央政府，今天我虽身处沦陷区域，但灵魂还是寄托于重庆中枢的怀抱，所以愿将自己的想法以及对现时环境的看法向各位坦陈己见。” 【① 沈醉注：可能是军统局冀晋察热特区少将专员。 ②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一1966），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人，蒙古族。1908年承袭苏尼特部右冀旗札萨克多罗栓棱郡王，简称德王。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侵略者，组织伪政权，策动分裂祖国的‘蒙古自治运动”。后任伪蒙古军政府总裁、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伪蒙疆联合自怡政府主席。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蒙旗先遣军总司令”。l949年8月成立”蒙古自治政府“自任副主席、主席。同年12月，逃入蒙古人民共和国。1950年被引渡回国。1963年被特赦。 ③沈醉注：当时军统局所发给汉奸的委任令．一般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从来不用“中央”两字。委任令大致是：兹委任x xx 为本会减，x （地区职级），不会像这样无头无脑的用一个这祥名称。】 据栗所说，他现任日伪华北绥靖军第二集团司令。他的驻防地区是在薄州定兴一带。他的队伍南面与友军第五集团军联防；在北面与友军王风刚部取得联系；他和绥靖军的几个集团领导人员，如齐靖宇等等，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年来，他们都是走曲线救国、反共大同盟的道路。近几年来，他们经常与共产党军队作拼死的战斗，今后惟有拥护中央、响应“安内攘外”的政策，才有出路。今后惟盼中央即派军事要员前来指挥领导。这次野人带来的几个中央密令，他是绝对服从到底的。接着．架乐山又说：“有一个早年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政治训练班讲授经济学的教官张果为，与我感情甚好，他在重庆担任战时货物运输局长，希望你到重庆时，代我向他致意问候。还有一封递呈中央的密件．烦你仔细带去，面交张果为转呈中央，则感激不尽了。” 7月2日，我们三人仍于刘家聚会。当天早上，王野人即对我说：“你这次赴重庆必须告诉你几件应注意的事，现在我的化名叫“王刚”，另外又叫“王儒林”，这两个名字必须记牢，不然，你沿途是行不通的。再有两个重要伺题，你也必须牢记：一、路程方向，应由北平到徐州，由徐州到归德，由归德到毫州再至界首。二、到界首后即到三民街裕中庄联络站，拿着我的两个化名字条去找该号经理叶雨震①，说明来意，并将你带去的一切密件交给他看后，再请他给你介绍到临泉第十战区去找何柱国，托他们用飞机直接把你护送到重庆。万一没有飞机，则请他给你开一路条，由界首到洛河，由洛河再转洛阳，由洛阳到西安。你到西安后，即拿着路条到天主堂街3号去见文强，请他给你买飞机票去重庆。到重庆后，可直接去曾家岩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②，你拿着“王刚”字条去见局长张果为，将带去的一切密件交给他，他自然会领你去见陈诚和戴笠的。事情办完后，必须于两个星期内返回北平，实为至要！另外，你对张果为说．请他把我所要的报务员和电台，赶快送来北平，以备应用。中央交给你带回的一切密件，必须慎密带好，以防沿途检查。万一中途遇上八路军，必须将一切密件毁掉，否则你的性命难保！你现在立即去照一张一寸照片，以便托人到公安局给你领一份通行证。路费不必多带，到了安徽毫州，还得调换法币；万一路遇八路军，就说去界首做买卖好了。” 【① 沈醉注二经理为军统特务叶展，号雨辰，不是叶雨震。 ② 沈醉注：财政部货运局不是在曾家岩而在重庆海关巷l号。】 7月4日下午7时，我和刘逸安、李春兰人一同登车离开北平，沿途并无耽搁，即于7月12日下午4时左右到达界首，住于中华旅社。 13日早上9时前后，我即按王野人所说的办法，去三民街裕中庄联络站找着叶震，说明一切。他告诉我说：“近半月来，重庆没有飞机来临泉，如取道西安，因为洛阳和南泽两条路线都被日军封锁，交通中断，现在由沦陷区去重庆的家属人员全滞留此间。如果你的任务十分紧要，可以将你的密件交给我马上由电台拍发电报，将情报转达重庆。要不然，你就要在此多住一些时间了。”我听了叶震这番话后，即将带来的密件请他急转中央，听候指示。 是月19日，同来的刘逸安和李春，因为路途不通，并且连日大雨，惟恐黄河泛滥，他们二人即返回北平，而我仍住中华旅馆听候消息。 26日中午，裕中庄叶震派人来旅馆叫我前去谈话。到后才知道是重庆派来的负责人员刘玉珠要会见我。经由叶震介绍，刘玉珠即对我详细交代：“你这次由北平携来的一切密件，中央领袖已经看见了，所有德王和李守信以及亲乐山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央根据情况会逐步办到的。只是远东的情况比较复杂，尤其是中日战争行将结束，将来有个难于解决的事，就是中苏和中共问题，因为苏联大军逐步进人我国边境，明是一致对付日军，实际上暗助中共，预备夺取我国政权。因此，现在华北所有沦陷区的部队，尤其是蒙疆队伍和北平绥靖军队伍，需要他们团结起来，万一中日事件有个新的转折，务必要他们忠贞报国，坚守原有阵地，在中央大军未开到之前，无论处于何等困难环境，都不能为中共所诱惑，更不应为中共所吸收。以上这些重要事情，需要你们大家负起责来，共同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另外李芳廷和你需要中央给你们各人一个建军的名义，不久，中央将派负责军事的要员到北平，届时可当面发给你们委令。现在，王野人所要的报务员和电台，已经到达此地，可以叫报务员和你一同返回北平。至于你们现在的一切费用，因为途中不便携带，以后就近在北平给你拨发。” 27日中午，刘玉珠又找我到裕中庄谈话。当时，他即把王野人要的报务员马崇笃介绍给我，说：“你几时动身，他即可和你们一道前往。”我对刘玉珠说，我准于30日由界首动身。他又叮嘱我：“后天中午，你还得来我处见见面。” 29日，我又按时到达裕中庄，刘玉珠却告诉我说，现在马崇笃因有别的要事不能和我一同走了。当时，他拿出一块肥皂交给我说：“内中是一个重要的密令，请你随身仔细带着，当面交给王野人。万一路上遇着八路军，你必须将它毁掉，千万记住！”另外，他又交给我黄金二两，作为路费，叫我到毫州后换取日伪联币。 30日，我由界首动身，8月6日到达北平。当日夜晚，即通知王野人和李芳廷仍到刘惠民家聚会。当时，我即将这块肥皂当面交给王野人，同时，又将往还一切经过向他细说了一番。王野人问我，他的报务员和电台来了没有？我回答说，刘玉珠恐怕是为了细心起见，所以没有让马崇笃与我同行，大概日内总可到达北平了。 7日早上，我们又到刘惠民家中会面。我把携回的通行证托人向公安局缴销。我当时问王野人，肥皂里面的密件是些什么东西？他告诉我说，是军委给李子忠和栾乐山的几个紧急指令。昨天夜里，栾乐山的那份已当面交给他了；李子忠的这份，据李芳廷说，可以交给子忠的儿子李锦藩，准于今天夜车送达张家口。 8日晚上，我们共同在刘惠民家里偷听《美国之音》广播，不意收到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整个城市几乎毁灭的消息；同时又听到苏联出兵东北。当时，王野人即说，这几天内，大局将有紧急变化．我们大家必须密切注视当前局势的发展。 10日晚，我们又在广播中听到日本天皇裕仁准备无条件投降的宣言。这时，我们大家都关心着张家口的一切情况。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当天早上，我和王野人路过天安门，忽然发现墙上贴着中国共产党平津卫戍司令郭天民署名的小型布告。王野人显得很惊慌的样子对我说、“恐怕几天之内，八路军一定会在北平暴动。万一成为事实，你同芳廷速到张家口去，我即到琢州看看情况发展再说。” 17日夜里7时左右，王野人从刘惠民家打来电话，要我速到刘家。到了那里，只见芳廷也在。客厅里坐着二人，李芳廷马上给我介绍说，戴军帽的高个子是德王侍从武官长乌云飞，另外一个人是蒙疆内政部长陶克陶。当时。王野人即对我说，他们二位是奉德王和李司令官命令来的．因为现在蒙疆日军已从前线完全撤退，苏联队伍和八路军业已占领张北一带，大有进袭张家口之势，所以他们二位由张家口奉令来平，要我们急电中央报告一切，函盼中央即时制止八路军的进扰活动。当时，王野人和我立即答复他们说：“这样的紧急情况，我们当然要立即呈报中央，希望二位回去告诉德王主席和李司令官，请放心好了。” 18日晚，德王又派秘书陈绍武为代表来平告诉我们：“现奉德王命令，请诸位即转电中央，要求准予内蒙高度自治。”待陈绍武走后，王野人焦急地对我们说，现时他的报务员虽来了，但电台尚未安装好，究竟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这时李芳廷插话说：“今上午得到的一个可靠消息，东华门何其巩家中已改成为军委会的驻平办事处，何其巩担任驻平办事处处长。我们这两个重要电报明早何不送到何其巩处代为拍发！”当时，我即将电稿拟好，19日早晨，我和李芳廷一同去何家，对何其巩说明来意。何其巩即回答我们说，他的电台也是叫不通。当日中午，工野人又领我们去本市鼓楼烟袋斜街六号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家中的后楼上面。王野人把他的报务员马崇笃叫来问道：“呼号叫通了没有尹马崇笃回答说：“没有。”这时，我和李芳廷只得又回到刘家。不一会功夫，王野人高兴地回来对我们说，电报业已打通了。我们间他：“在哪里打通的？”他回答说：“在北平伪财政部长汪时景的家里打通的。” 2O日早上，我和野人正在刘惠民家闲扯，李芳廷走来对我们说，张家口开来了一班列车，大部都是蒙遥军政人员家属，随后还有一班列车行将进站，车上有一连宪兵护送，据说车里装的尽是德王和子忠的大量烟土，将陆续存放于银行仓库。另外，又听说张家口外围已听到八路军的枪声了。 20日晚上7时左右．我到李芳廷家去，见着李守信的总参议乌古亭．他刚从张家口到北平。据说八路军已将张家口团团围住，朝夕之间即将爆发战争，尚不知中央对于这个严重情况如伺处理。 23日晚上7时前后．李守信又派来少将高参崔某到刘惠民家。据崔某说．他是德王和李守信的代表，急需我们去电军委会向蒋介石请示。因为当天早上张家口已遭苏军飞机轰炸，民间房屋多处起火，现时蒙疆军队拟暂时撤守宜化，将主力结集于下花园新保安，誓与八路军生死一拼，亚盼中央立即派大军增援，否则孤军作战．难以保全了。另外，还希望中央即派专机一架来平，将德王和李守信二人送到重庆，向蒋介石当面请示一切。这个电报由我拟就后，交给王野人拍发。 26日下午4时前后，李守信忽然来到刘惠民家，当晚，李芳廷设宴为他洗尘。当时李守信对我们说，据确实消息，目前包围平张一线之八路军已有十余万之多，其中担任指挥的多半都是苏军将领，将来这一战局非同小可。“自己惭愧是一个无用的军人，惟有服从蒋委员长命令，虽粉身碎骨亦不惜也。”李守信最后说道。 9月5日，已来北平的德王和李守信邀李芳廷、王野人、刘惠民和我等四人于本市什锦花园10号李守信的家里参加宴请。只见德王还留着一条发辫。他对我们说，现在他的军队正在宣化一带与八路军开始战斗了，尚不知中央军队几时才能开到华北，如不赶快大举增援，平津真是危险得很。同时，李守信又对我们说，目前他留在绥远的两个师已被傅作义改编为新编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暂由他的参谋长宝贵廷代理. 9月11日，国民政府突然发表委李守信为中央第十路军总司令的命令。9月16日，重庆派来专机一架，由胡宗南驻平办事处派员护送德王以及李守信、乌古亭等飞往重庆。这时，德王和李守信等这些汉奸即与国民党中央直接挂上了钩，我与王野人等的这一策反工作就此也算告一段落。 军统在湖北利用汉奸反共的内幕 熊武淇 1945年6月11日，我曾充任军统局湖北站策反组（又名监利组、军统局特别21组）上校组长，在湖北江双地区一带执行勾结和利用汉奸部队（以下统称伪军）反共的活动；又在1945年11月一1946年7月。先后充任军统局汉口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又名肃奸委员会，简称为“汉委会”下同〕情报编审、总务两组的上校组长，亲身参与执行包庇和利用汉奸反共的政策。 一、军统湖北站策反组勾结、利用伪军反共的始末 蒋介石为了假借抗战名义积极反共，原在湖北江汉地区的天门、沔阳、监利、潜江、江陵一带湖沼地区，部署有陆军一二八师王劲哉部，及第六战区江北游击纵队金亦吾部。l943年春，主、金等部在日军进攻时相继溃散投敌之后，在江汉地区，蒋介石便失去了假借抗战名义直接控制反共的武装力量。同时期，英勇抗日的新四军第五师，在江汉地区由于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却有了迅速的发展。不仅日伪在华中的心脏武汉三镇受到包围，而且在襄（阳）南湖沼地区和洞庭湖区，也有了新四军襄南支队和洞庭支队的积极活动。这种形势的发展，使蒋介石深感不安，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很快就派遣特务任威组织成立了一个军统局鄂中军事联络站去到江汉地区活动，企图迅速勾诱那里的伪军投降蒋介石，以补充蒋介石在江汉地区失去的反共力量。任威经过年余的活动，没有达到预期迅速的成效，该站因此遭到撤销。1945年，蒋介石反共心切，借口准备向日军实行“反攻”，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预备派遣一部分军队渡过长江，占据江汉地区，配合军统特务勾结那里的伪军共同反共。为了这个需要，戴笠指使军统局湖北站长田灌夫迅速在湖北方面物色妥人，组织成立一个策反组，专门勾结江北监利、污阳伪军．预先建立几个渡江点，掩护第六战区蒋军渡江，以便假借“反攻”执行反共的任务。 1945年4月，我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调到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候派新职。5月下旬，途遇军统局湖北站站长田灌夫。因为我与他同是革命叛徒，曾同在湖书反省院坐牢，后又在中央军校军官高等教育班第九期同学，私交很好；他又知道我与江北监利、污阳一带活动的伪军第五师师长古鼎新过去在蒋军一二人师同过事，与伪军保安旅长王承丝是监利县的小同乡，而伪军团长沈家常、张威等，1940年我曾经收编他们投降一二八师，都与我有些关系。于是坚决要我“帮忙”，担任军统策反组长，负责前述的反动任务。并许我使用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室少将策反专员的名义进行活动，保证事成之后，由戴笠向军委会保我充任伪军投诚部队的副主官（副军长或副师长）。实际掌握控制该部；还答应给我经费和人事方面的便利。我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今作者曾任军统湖北站策反组上校组长、军统局汉口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情报编审和总务组上校组长。】 1945年6月初，军统局湖北站站长田灌夫在恩施转达军统局给我的电令，正式令我组织成立军统局湖北站策反组，但规定该组同时须受军统局湖北站和军统局本部的双重领导，凡有关策动伪军的活动及结果，必须分报军统局本部和军统局湖北站，由军统局本部决定给予接受策反的伪军名义，由军统局湖北站联系指示关于建立渡江点配合第六战区国民党军队渡江的工作。为了便于我勾结伪军反共的活动，军统局还给我指示可以运用以下的一切策反手段：（一）允许由我报请军统局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愿意接受收编的伪军以蒋军同级的番号（原为伪军的军或师、旅、团的番号，给予国民党军队的军或师、旅、团或其他同等级的番号）．给接受收编的伪军各级头目以国民党军同级的职衔（原为伪军军长或师、旅、团长的，给予军长或师、旅、团长的职衔或其他同等级的职衔）。并发给我100 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用证明书，上面盖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关防和“委员长蒋中正”的签名章，允许我在军事委员会正式给予受编的伪军部队长的任职令以前，由我先行填发各受编伪军部队长的军用证明书一份，以资证明。（二）除了上述手段之外，如果还必须使用金钱收买的，允许由我根据实际需要，发给伪军以军统专门伪造的“中央储备银行”的伪钞，然后向军统局报备。（三）如果需要利用伪军的各种人事关系帮助我进行勾结拉拢时，允许由我运用报备。还令军统局湖北站发给我“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室”（是军统局湖北站的掩护机构名称）的空白工作证20份，由我视需要填发给运用特务．或填发给伪军头目，以便进行活动。（四）为了达到勾结伪军配合反共的目的，还准许我运用其他一切认为可行的手段。同时，军统局湖北站长田灌夫为了扩大勾结江南伪军和武汉外围伪军配合反共的范围，还派了一个湖南华容籍的特务何某某（名字回忆不起了，军校学生，家住华容县城附近，是个大地主），以军统局湖北站策反组副组长的职称，直接由湖北站指挥他，运用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室策反专员的公开名义，派往湖南华容，专门担任勾结华容的伪军章振华等部，一面在长江南岸塔市释至砖桥、广兴洲一带掩护我在江北监利建立渡江点的活动，一面防止新四军洞庭支队在洞庭湖两岸和华容桃花山一带的发展。还派了一个湖北汉川（或汉阳）籍的特务曹葆华以军统局湖北站策反组少校组员的实职，直接由湖北站指挥他运用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室上校策反专员的公开名义，派往汉川、汉阳一带专门担任勾结伪军“皇卫军”第十四军邹平凡部师长王维哲、李太平等部，在武汉外围配合反共。军统局湖北站策反组的其余特务，则由我自行选用和直接指挥活动。 我接受军统局和军统局湖北站前述的各项指示规定之后，随即在湖北恩施长沙田军统局湖北站领取了军统局寄给军统局湖北站转发给我的军事委员会军用证明书和密电本，以及军统局湖北站发给的密电本和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室的工作证、经费、武器，又在三斗坪办事处领取了军统局伪造的“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备券十箱。还先后在恩施、巴东、石首等地找了湖北监利籍的邓桂城充任策反组的书记，熊方汉充任策反组的文书，薛行臣、裴春华等充任策反组员；还从军统局原鄂中军事联络站待命的特务中，调了何天相、龚有旭、章申富等分充策反组的组员和通讯员。还找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干事余维国等充任运用人员，正式组织成立了军统局湖北站策反组，于1945年，月初前往湖北石首甘家场，开始以前述的各种手段对监、污一带的伪军展开了勾结反共的活动。为了便于各组员的活动，一律准予使用“联络参谋”的名义。 1945年7月，我利用我与伪军保安旅长王承堑同乡的关系写信给王，许给该部以军事委员会独立旅或游击纵队的番号，给王以军事委员会独立旅旅长或游击纵队司令的职衔。同时，利用我1940年曾收编沈家常、张威等部伪军投降国军一二八师的关系，分别写信给伪军团长沈家常、张威，大队长高昌标等，许给各该部以军事委员会独立旅一、二、三团的番号，或军事委员会游击纵队一、二、三支队的番号，给沈、张、高等人以团长或支队司令的职衔，分别对王、沈、张、高等进行勾结拉拢。还利用湖北省政府会计处科长刘宗向、股长徐先运等与王承望亲戚朋友的关系，以及利用运用特务余维国与沈家常是连襟的亲戚关系，分别写信给王、沈等人，从旁勾结拉拢他们接受由我进行的策反。结果取得了他们的同意，番号、职衔由我从利多的方面考虑报请给委。在军统局还未正式发表王、沈、张、高等部番号和职衔之前，由我根据军统局给我的权限先行权宜给王承堑以军事委员会游击纵队司令的职称，给沈家常、张威、高昌标等以一、二、三支队司令的职称，各填发了一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用证明书．以资证明。同时，还各发给一份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室的工作证，使其得到特务身份的掩护和活动的便利。随即，我就指使王承望、高昌标部一方面沿监利车湾、尺八口等处长江渡口预备船只建立渡江点，准备掩护第六战区国民党军渡江，一面在监利沿洪湖南岸一带地区，严密戒备和搜集洪湖方面共产党、人民抗日游击部队活动的情况，防止洪湖方面的共产党和抗日游击武装向监利发展。指使沈家常部在监利毛家口、张成部在污阳通海口一带戒备和搜集新四军襄南支队及共产党的活动情况，防止共产党和新四军襄南支队在各该地的抗日活动。这些信件，均由我派策反组通讯员龚有旭、章中富，文书熊文汉等以联络参谋的名义负责分别送达。 同时，还以我与伪军“皇卫军”第五师师长古鼎新1940年曾在蒋军一二八师同事的关系，亲笔写信给古，许给该部以蒋军一个师的番号，给古以蒋军师长的职衔，并派组员何天相以联络参谋的名义持函前往监利杨林山，勾结拉扰古接受收编，配合反共。同时，指使古鼎新在监利朱河―杨林山―螺山一带沿洪湖东南岸严密戒备和搜集洪湖共产党及人民抗日游击部队的活动情况：同一时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也派有特务管子芳在与该部勾结拉拢收编。经过几度周旋，古鼎新对两方面都作了允诺。我为了给他证明，也照例先行权宜以军事委员会独立师师长的名义给古填发了一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用证明书，该师各团，因为意见尚未取得一致，为了保持“秘密”，没有填发。 1945年8月巧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军统局为了要继续利用这些伪军部队反共和协助蒋介石抢夺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电令我转电发表了王承望部伪军为军事委员会监利先遣军第一纵队，发表高昌标、张威、沈家常等部为该纵队的一、二、三支队，并发表王、高、张、沈等分别为纵队和支队司令。发表古鼎新部伪军为军事委员会江北先遣军第五师，发表古为该师师长。同时，军统局电令我转给各该部一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的通令，令各该部“在原地驻防，维持治安”，与日军共同防止共产党和人民抗日部队接收人民抗日胜利果实。为了积极反共，我还一面族使流亡还乡的监利县长李云、三民主义青年团监利分团部于事长夏云卿等，迅速在抗日期间有过共产党和人民抗日游击部队活动的“收复地区”?－洪湖滨湖地带和新沟等地，积极采取所谓“清抚政策”和“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的手段，大力配合被收编的伪军展开“清乡招抚”活动，恢复和建立反动保甲组织与三青团的组织，勒令取消共产党所领导建立的抗日群众组织如农会、基干队等，广泛展开拥蒋反共的宣传，欺骗诱惑抗日人民办理“异党登记”手续“自新”，破坏人民革命的组织基础，巩固地方反动政权；一面指使我所勾结收编的伪军王承堑、高昌标、古鼎新等部，积极与监利县长李云和三青团干事长夏云卿等密切配合，在上述地区展开“清乡招抚，，活动。而与此同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亦派该部特务管子芳送给伪军第五师师长古鼎新一个训令，发表该部为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师，派古为该师师长，亦令该部驻在原防地与日军共同维持地方治安，阻止共军接收。而湖北省政府，亦通过流亡还乡的监利县长李云转电王承堑和高昌标等部伪军，要将该部收编为监利保安团队，借以“维持地方治安、恢复社会秩序”。这种互相争夺勾结拉扰收编伪军部队配合反共的情况，以至弄到伪军的头目们应接不暇、莫衷一是的程度。 就是这样，这些民族敌人～伪军的武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 军统特务由于通过我对于以上伪军头目的勾结拉拢和指使他们反共的结果，造成了以下一些具体的罪恶。如1945年8月末，伪军沈家常部在监利毛家口顽固抗拒新四军襄南支队的接收，激战了一昼夜，最后虽被新四军襄南支队所消灭，但使人民抗日武装的指战员受到了伤亡百余人的损失。同时，伪军张威部，亦在污阳通海口武装顽抗新四军襄南支队的接收，最后虽被击喷缴械，但亦使人民抗日武装部队的指欲员受到了部分的伤亡（确数不详悉）。而伪军王承蟹、高昌标、古鼎新部，则在监利朱河、杨林山、螺山一带洪湖滨湖地区，进行了严密的普戒活动，会同驻在监利县城、尺八口、朱河、白螺等地的日军，阻止了共产党和新四军襄南支队在监利各该地区接收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阻止了共产党在这些地区的组织发展，便这些地区的重要敌伪军事物资和财产，其中包括停在白螺飞机场的日本飞机，和储备在白螺飞机场与杨林山飞机场的日本空军物资等，完全被国民党劫收一空，充实了国民党尔后反共的力量。使洪湖东南沿岸的监利人民革命抗日的群众组织，遭到破坏。许多革命人民被迫“自新”脱离革命。使整个监、两人民，处在蒋、敌、伪合流的反动统治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同时，我还到监利亲自督促王承璧、高昌标等汉奸部队，在监利尺八口―广兴洲等渡口预备了船只建立了渡江点，掩护了第六战区王敬久集团军渡过了长江，赶往武汉控制市区．阻止共产党和新四军第五师进人武汉接收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使武汉三镇大批重要的敌伪物资和财产，均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后武汉行营）所劫收，充实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力量。此外，军统局湖北站还直接指使策反组的副组长何某某，在湖南华容方面勾结了华容的伪军章振华等部，在华容桃花山及洞庭湖西地区阻止了共产党和人民抗日游击部队的活动。日本投降后，还指使该伪军部队阻止了新四军第五师洞庭支队在华容的接收。还在长江南岸华容沿江地区，掩护了第六战区国民党军王敬久等部渡江，赶往武汉劫收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而在武汉外围方面，军统局湖北站还指使了策反组组员曾葆华勾结伪军“皇卫军”第十四军军长邹平凡及其所属师长王维哲、李太平，刘某某等部，在日本投降前，会同日军抗拒共产党和新四军第五师在武汉外围汉川、汉阳等县的组织发展和抗日活动；在日军投降后蒋军还未赶到武汉劫收以前，会同汉阳、汉川、应城的日军，阻止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第五师等进人武汉和近郊各县城接收人民抗日胜利果实。 日本投降前后，军统特务虽然不择一切手段，勾结拉拢收编了这些伪军部队．并且在蒋家嫡系“国军”还未直接控制这些地方之前，无所不用其极地指使和利用这些伪军部队积极反共，但除了给予这些伪军的番号名义、发给汉奸头目少量已经贬值到差不多没有使用价值和日本投降后根本不能使用了的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备券之外，对于这些被收编的伪军在日本投降以后的粮饱负担，完全直接加诸驻地人民。仅在1945年9~11月，通过我指使汉奸古鼎新、王承奎等，会同监利县长李云强迫监利人民滩派了五十万斤以上的米粮，供给伪军使用。许多人民由于这种残酷的压榨以至饥寒交迫，成为饿呼。而这些伪军部队，原来倚仗日寇的势力，对于地方人民，本来就是奸掳烧杀，为所欲为的。日寇投降之后，又一变成为"蒋委员长”的“国军”，当然更加威风神气，肆无忌惮。对于人民的奸淫掳掠，更是有增无减。当时监、污两县人民，对于汉奸古鼎新部就有这样的一首歌谣：“天见古，日月不明；地见古，草木不生；人见古，有死无生..."可见他们的作恶到了什么程度！而人民遭受的灾难如何深重！至于伪军邹平凡、李太平、王维哲等部，对于汉阳、汉川等地人民的危害，丝毫也不亚于古鼎新部。但是，蒋介石和军统特务，只顾利用这些伪军反共，对于人民水深火热的灾难，对于伪军部队滔天的罪行，根本不闻不问。这些沦陷地区的人民无不深恶痛绝地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殊！”事实就是如此。 由于这些伪军部队，在日寇投降前后配合反共有“功”，军统局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原来是想根据蒋介石的意志，把这些伪军变为“国军”之后，长期保存下去，用来继续反共。迟至1945 年10 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还想以陕西同乡的关系鹿护帮助古鼎新，将该部改编为一个正规师。对于邹平凡部也想改编为蒋军新十四军。军统局湖北站长田灌夫还预定派我去充任邹部的副军长，派曾葆华充任邹部的参谋长，以便军统掌握控制该部继续反共。田灌夫当时还派伪军团长张威持函前往监利，邀我赶往武汉面商此事。卒因古鼎新、邹平凡、王承望等部危害地方人民太深，激起了人民的公愤，群起控告，社会舆论，也为之哗然。在人民的这种压力之「，军统局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以及后来的武汉行营，才不得不先后于1945年底和1946年初，分别将古鼎新部集中监利白螺，将邹平凡部集中汉阳缴械解散。该部士兵大部补充了“国军”，枪炮仍然作为了蒋介石反共的武器。而古鼎新、邹平凡、李太平、王维哲等人，则完全受到包庇，逍遥自在。对于王承塑、高昌标等部伪军部队，则由湖北省政府和监利县政府以“该部官兵武器，原为监利县地方团队的官兵武器，应归还监利维持地方 治安”的理由，请求改编成了监利县政府的几个“保安大队”，继续在监利反共和镇压人民。当时．还委任王承敏充任监利县政府东南办事处主任，高昌标充任保安大队长的职务。直到1946年监利县长易人，他们才相继去职。 二、汉口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包庇利用汉奸反共的内幕 抗日期间，汉奸甘心叛国附寇，为虎作怅，并且倚仗民族敌人日军的势力，奸淫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全国人民，尤其是沦陷区域的人民，无不恨之入骨，直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日本投降之后，全国人民，尤其是沦陷地区直接受害的人民，莫不殷望严惩汉好，以快人心。湖北和武汉市的人民也完全一样。抗日期间，蒋介石尽管是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至勾结敌伪配合反共，破坏抗日，但这是秘密进行的；表面上，他还是公开打着“抗战”的招牌，冒充“抗战的唯一领袖”，借以欺骗全国人民；抗日胜利之后，对于汉奸国贼．又不能完全公开包庇，而不得不装腔作势的’‘惩办”一下，借以掩盖他的本来面目，迷惑人民。但抗日期间，勾结敌伪反共，是蒋介石亲自指使他的特务机关进行的，而且这些汉奸反共有“功”，今后还要继续利用他们反共，当然不能真的予以惩办，只能借惩办之名，以行包庇之实。如果把惩办汉奸的检察起诉工作，交给人民或国民党政权的公开检察机构去办，不但会全部泄露他指使特务勾结敌伪反共的秘密．而且也难于达到惩办其名、包庇其实的愿望。尤其重要的，是在此后继续掌握利用汉奸反共的工作，还须他的特务机构进行，以资熟手。而这，更非一般公开检察机构所能达到。正是为了既要保守蒋介石指使特务勾结汉奸反共的秘密，又要达到假借惩办汉奸之名，实际做到广泛地包庇纵容汉奸，以便继续利用汉奸反共的可耻目的，所以，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后，决定把所谓“惩办”汉奸的任务，交给了军统特务担任。 军统局接受蒋介石这个为了包庇、利用汉奸继续反共的“惩办汉奸”任务之后，1945年九十月间，便开始在收复的各重要省市，着手筹备成立所谓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1945年10月，军统局派该局武汉办事处少将主任鲍志鸿兼任军统局汉口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指定湖北省和武汉市军统各机构的头子如军统局湖北站站长田灌夫、军统局武汉特别站站长黄藩初、军统局湘鄂赣边区区长唐新，汉口市警察局局长任建鹏、湖北省水上警察局局长张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后为武汉行营）外事处处长姚悟千、军委会特检处武汉邮电检查所所长李光亚、军委会特检处武汉航空检查所所长胡文熙等为该会委员。1945年12月，军统局本部又调了一个周念行为该会委员兼主任秘书；1946年1月又指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交通处中将处长、杨继荣为该会委员。由鲍志鸿负责筹备，指定委员田灌夫兼任该会主任秘书（后改由周念行充任〕，并从军统局本部及军统局湖北站等机构调派胡庆桓为该会上校秘书兼调查组组长、熊武琪为情报编审组上校组长、宋岳为执行组上校组长、毛继和为审讯组上校组长、马南伯为总务组中校组长、周起浚为看守所上校所长、马南伯兼看守所副所长，彭泽生、王志坚等为该会行动队正副队长；还指派了几个兼有汉奸和军统特务身份的张春蕙、熊秉谦等充任该会汉口调查组一、二组组长，朱云浓充任武昌调查组组长，指派军统局湖北总站汉阳组和汉阳特侦组组长陈尚达、胡宗瑞等兼任汉阳调查组组长，军统局直属鄂东组组长王子法兼任鄂东调查组组长。此外，还从军统各机构调派了中、下级特务分子近百人分充该会内外勤各组组员和行动队员等，于同年11月初筹备就绪，正式组织成立该会，选定汉口博爱路一号旧俄领事馆房屋为该会办公地址，开始活动。 在正式组织成立该会的当天，主任委员鲍志鸿在汉口北京街一号楼上军统局武汉办事处的会议室召集该会内勤组长以上人员开了一个成立会（是第一次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内勤组长列席会议）。在这次会上，主要由鲍志鸿根据军统局的指示，传达说明该会“惩办”汉奸的任务，只是负责“处理政治特务、汉奸和经济汉奸，”宣布该会”处理汉奸案件的三项原则”: （一）军事汉奸不捕办；（二）凡与军统局有联系（也包括与国民党其他特务机构有勾结关系的）的汉奸不捕办；（三）荐任以下的汉奸不浦办。并以这些原则作为该会“处理汉奸案件”的依据，责成各单位遵照。还有一个极机密的“总原则”，当时没有在会议上公开宣布，而是由该会主任委员鲍志鸿亲自秘密掌握，个别秘密交代该会审讯组长毛继和、执行组长宋岳、以及1946年1月继任军统局湖北总站站长的黄藩初等负责执行。这个“总原则”的大意就是：“凡是有反共工作线索和作用的汉奸均不捕办，并一律交由军统局湖北总站负责秘密运用其进行反共工作。已浦的汉奸，如在侦讯过程中发觉其有反共工作线索和作用的，不起诉，并予释放运用。”这些原则，清楚地表明了该会假借“惩办”汉奸、包庇纵容与利用汉奸反共的反动实质。 在这次会议上，该会主任委员鲍志鸿，除了指示“惩办”汉奸的原则之外，还概略说明了该会处理汉奸工作进行的大体程序：首先，由调查组分配所属各个外勤调查组分别调查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汉奸姓名、级职、关系（包括被调查的汉奸与军统和国民党其他特务机构的勾结关系、及汉奸的内部关系等）、罪恶、财产、住址、行踪、面貌特征等报由该会情报编审组分别登记，并根据该会处理汉奸案件的三项原则进行审查，签拟是否逮捕的意见，送给主任秘书复核，最后送由主任委员鲍志鸿核定是否捕办。核定后，再交回情报编审组登记，核定“不捕办”的就此了案，核定“捕办“的，由情报编审组注记后抄具名单、住址、行踪、特征等通知该会执行组；由执行组再从主任委员手中临时领取‘，逮擂证”，然后派遣行动队进行逮描。捕获后，一面送看守所看管，一面通知审讯组进行侦讯。侦讯后，由审讯组根据该会处理汉奸的总原则以及三项原则，拟具起诉或不起诉的理由，最后呈经主任委员鲍志鸿核定“起诉”或“不起诉”的处理决定。核定不起诉的，予以释放或交军统局湖北总站运用；核定“起诉”的，送交湖北高等法院根据起诉理由和事实判刑。该会的活动，一直是按照这个程序进行的。这个程序表明：亲自秘密掌握军统局处理汉奸案件总原则的主任委员鲍志鸿，牢固地把住了最后核定是否捕办，核定后是否发给逮捕证逮捕、逮捕后是否予以起诉或运用等三个重要关口，严密控制掌握对于某些汉奸是否应予包庇纵容、对于某些有反共工作线索和作用的汉奸应免予惩处以便运用反共的绝对决定权，而完全保证军统局假借惩办汉奸之名，达到广泛包庇与利用汉奸继续反共的目的的完全实现。 在该会正式组织成立之前，由于武汉人民痛恨汉奸，群起控诉检举和要求惩办，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一方面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对汉奸表示“惩办”，一方面也乐得借此发一笔“惩办汉奸”财，以饱私囊。首先在1945年10月间在武汉逮捕了一批汉奸，共约两百余人。军统局汉口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成立之后，第一步工作，便是派遣田灌夫和我负责接收武汉誓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的这批汉奸和人民控诉检举的汉奸名册〔有一部分是日军投降移交的名册）。这些已捕的汉奸，除汪伪湖北省长何佩蓉和汉口市长石星川等，在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移交军统局汉口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之前，已经转送湖北高等法院，后来判处了死刑之外，其余完全移交给军统局汉口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接收了。其中包括有罪不容诛的汪伪政治保卫局武汉分局局长张孟青等重要汉奸多人。但经过军统局汉口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审评组侦讯的结果，没有判处一个死刑。除张孟青而外，甚至没有判处长期徒刑的。而且其中有汪伪政治保卫局武汉分局的一个科长，科长以下的特务数人，以及日本宪兵队的女汉奸柯金凤等，均被假借与军统“有联系”的关系和“官在荐任以下”的理由，获得了免予起诉释放。还有一个重要汉奸王雨卿，在“没有显著证据”的掩饰之下，由该会主任委员鲍志鸿决定免予起诉，交给了军统局湖北总站’‘运用”。至于该会接收的汉奸名册和该会各个调查组调查所得的汉奸名册，我记得共有三本，合计一千余人。当然，这只是一部分，而远非全部。但军统局汉口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对于这一部分册上有名的汉奸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从该会1945年11月正式成立到1946年7月结束，通过该会八个月的调查，与根据该会处理汉奸案件的总原则和三项原则，再次进行“审查”、“核定”的结果，没有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逮描，只是先后零零星星的逮捕了四五十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汉奸，均在该会处理汉奸案件的原则下，实际受到了包庇纵容而免予捕办。以全部的重要军事汉奸来说，除了汪伪武汉缓靖公署上将主任叶蓬，因为他与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均有旧仇，被指定逮捕押解南京枪毙而外，其余如汪伪“皇卫军”第十四军军长邹平凡，某某军长张启演、师长李太平、王维哲、古鼎新等，完全受到军统局处理汉奸案件的一、二两项原则的包庇纵容，没有逮捕惩办一人。以经济汉奸来说，龚藻堂、萧达山等人，是在武汉专为日军强力垄断收购重要军事物资的头等重要经济汉奸，当时称为“棉花大王”。胜利后，武汉人民，控诉检举他们的罪证多至百件以上。该会情报编审组虽曾再三根据控诉检举的罪证等件签请捕办，主任委员鲍志鸿却只在签呈上批个“阅”字，均不核定是否捕办。而当时受贿为龚藻堂、萧达山等函电来往活动说情要求免予惩办的国民党要人，有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联勤总部武汉军运指挥部中将指挥官林逸圣等多人。这些来往活动的说情函电，都经军委会特检处武汉邮电检查所检获拍有原件照片，而军统局汉口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本身，除了主任委员不肯核定是否捕办之外，还有委员黄藩初在背后为龚等说情庇护。该会情报组因为没有分到赃金，心怀不服，乃检举龚等罪证以及军委会特检处武汉邮电检查所检获拍摄的上述照片，和鲍、黄等包庇龚等的情况等，越级遥向南京军统局本部呈准了“逮捕惩办”，但鲍志鸿仍然只在军统局本部核准逮捕的指令上批个“阅”字，不肯发给逮捕证执行逮浦。还有一个罪大恶极的重要汉奸一一日军‘，武汉槽运团”团长姚春阶，为了帮助日军运输军用物资，侵犯祖国华中各省，曾倚仗日军势力，压迫武汉和湖北的广大船民无偿地供敌奴役。许多船民，弄得无以为生，只得弃船逃走。因此，有的船被没收锯断，有的被逮捕监禁并加以“共匪”罪名杀害。抗战胜利后，船民群起控诉，希望能予惩办，为民报仇。该会情报编审组再三签谙拥办，但由于姚春阶将汉口北京街一号日军“武汉潜运团”办公处的一栋洋房送给了军统局武汉办事处作为了办公楼（是否还有其他条件，我不详悉），该会主任委员鲍志鸿也始终没有批准捕办，而只在签呈上批个“阅”字。（以后听说姚春阶还是日军投降时部署在武汉的地下特务，准备再次侵华时驱用的。）像这样的大、小事例，举不胜举。还有更甚于此者，如汪伪中央政治保卫局武汉分局副局长兼科长张春蕙，武汉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宪佐队长朱云浓等，均在武汉为虎作怅，罪恶多端，论罪论法，死有余辜。该会不但没有捕办，而且由主任委员鲍志鸿分别派为该会汉口第一调查组组长及武昌调查组组长。该会结束后，张任军统局湖北总站及保密局湖北站汉一组副组长，朱任湖北省会警察局刑事大队长及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武昌分处的主任，成为了在武汉反共的重要军统特务。军事汉奸柳彪，曾任汉奸部队团长、师长等职，也由于我的包庇和向主任委员鲍志鸿的介绍，派充了该会汉阳调查组的组员（当时化名为柳景云）。该会结束后，继续由军统的公开军事特务机构―武汉行辕第二处掌握运用，派为武汉行辕反共的游击支队司令，后又充任“华中剿总”反共的独立支队司令，在监利、两阳一带地区从事反共的游击活动，直至大陆解放，仍逃香港继续从事反共勾当。而前述受到军统勾结包庇的军事汉奸如王维哲、季太平等，以后均在江汉地区从事反共的游击活动，直至解放前夕，王逃九龙，继续反共，李在长沙才被人民政府逮捕归案予以镇压。而受到军统局湖北站策反组勾结包庇的汉奸团长张威、李平超等，解放战争时期，也一直在监、河、洪湖地区从事反共的游击活动．直到解放前夕，张始被人民政府捕获镇压，李在污阳专区被迫投降人民。至于邹平凡、张启磺、古鼎新等伪军头子．1946年以后，因为我和他们没有联系，不知他们是否还被继续利用反共。 至于汉奸财产，分作两个部分处理。凡是属于汉奸特务机构（如汪伪中央政治保卫局武汉分局等）及所属决定捕办的特务汉奸的财产，由军统局汉口汉委会主任委员鲍志鸿先后派遣该会委员唐新和组长熊武琪等负责劫收，充作了湖北军统特务机构的财产和反共活动的经费。一般汉奸的财产，则由军统局汉口汉委会进行调查登记之后，由该会主任委员鲍志鸿将调查登记清册送交武汉行营领导的敌伪财产清理委员会予以没收处理，充作了蒋介石集团的“公产”和反共反人民的经费。 军统在湖北“处理汉奸案件”的一幕丑剧就是如此而已。 军统苏北工作站 茶岱峰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就把汪伪政府的那些汉奸部队，都纷纷的发表为“先遣军司令”，或“新编某某军总司令”，来抗拒人民革命武装，继续为害地方。伪苏北绥靖主任兼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就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二天，就接到蒋介石发表他为先遣军司令的电报，过了没有多久，蒋介石又发表孙为新编第二路军总司令，命令他固守苏北的防务，继续抗击共产党。汉奸孙良诚为了报答蒋介石的大思，在特务头子戴笠飞到上海的时候，就派我充当他的代表，拿了他的亲笔信，到上海去见戴笠（这时我任新二路军总司令部少将政治部主任）。我在上海杜美路72号和戴笠见面之后，毛森就把我叫到他的办事处里（我在抗战期间，任军统上海情报员的时候，曾受毛森的领导，后来我奉派到了南京，他撤退到金华之后，彼此就失了联系，抗战胜利后，我正渴望着与军统恢复关系，继续往上爬），间了我关于苏北的一些情况，和我个人近年来的经历后，他就叫我在苏北再替他做些工作。这对我当时来说，真是喜出望外，这样我就可以由一个汉奸，一变而成为“地下工作者，，了。我当时就向他要个名义，毛森问我：“你想要个什么名义？，浅当时无从说起，不知道要个什么名义才好，就说请你看着办吧。毛森就顺手拿了一张信纸，用毛笔当场写了一个派令给我，上面写着：“兹派茶岱峰同志为苏北工作站站长，此令。”下面署名毛森，盖了他的一个图章（这时毛森的公开职务是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告诉我晚上9点钟，在国际饭店清找吃饭。这天晚上，在国际饭店见面的时候，除了毛森以外，还有一个军统特务朱岑楼，他是在抗战时期常和我秘密联系的熟人；另外还有毛森新派的一个苏北工作站副站长陶然和一个译电员、一个报务员，他们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毛森当时布置给我的任务是：一、把苏北共产党、新四军的活动情况及时向他报告；二、把孙良诚部队里的情况和团级以上干部的出身、政治背景，和驻地等情况报告他；三、尽快的把苏北的情报网组织起来，以新二路军政治部为基础，在部队驻地组织情报小组，搜集共产党、新四军的各种情报。他当时配给我一部美国制的小型电台．叫我们马上回到扬州，进行秘密活动，每天用电报和他联系，不准我向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报情报，或作其他联系。就这样，我和副站长陶然，还有一个译电员和一个报务员，带了一部电台，到了扬州。大约是在1945年9月间，军统苏北工作站，就在扬州城内一家民房里秘密成立了（后来又搬到扬州城内花园巷一号，仍然是秘密进行搜集情报工作，对外不作任何联系）。 【作者曾任国民党新二路军总司令部少将政治部主任、一O七军政工处少将处长、军统局苏北工作站站长。】 毛森最初对于苏北工作站的组织和发展，是抱了很大的希望的，他指示我们以新二路军政工人员为基干，在该军所到的地方，都组织情报小组。他并以第三方面军第二处的情况向我介绍说：“我的第二处由原来的十多个人，现已发展到几百人，因为我做的有成绩，随便用多少经费，汤先生（指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都给我批，到处都有我的人，部队办不到的事，我可以办到。只要你们有办法去破坏共产党，用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但是由于我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才只身到孙良诚的部队里当政治部主任的，在部队里没有人事基础，同时各军、师的政治部．都是有名无实，都是由部队长指定他的私人或被刷下来的老部下带兵官，来担任个空名义，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和活动，因此我也无法运用这个政工组织来发展晴报网；只是依靠苏北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主任高耀武在扬州利用的那一批党棍流氓，成立了三个情报小组：扬州第一情报小组，组长是汪伪时期伪国民党扬州县党部委员戴鹏，是高耀武的旧属。他运用了十多个油头粉面的小流氓，进行造谣破坏。扬州第二情报小组，组长也是汪伪时期扬州县党部里的一个职员，他的名字名叫王优，听说他曾干过中统特务，也是高耀武给我介绍的。他善与日军勾结，得到一些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的活动情报，后来被毛森监禁起来了。泰州情报小组，组长卢沽梅，是高耀武的饼妇，她名义上是泰州睛报小组组长，实际她未离开过扬州。她自己也从未做过泰川地区的情报工作，不过她却运用了她们乡下来的一些小商贩，替她打听一些新四军在农村里活动的情况（她原来是乡下人，在城里彩衣街开了一个五洋商店，所以有不少的乡间小商贩，都在她店里歇脚、购货，无意中就被她利用了）。另外，苏北工作站还派了泰州的一个情报员熊某和高邮的一个情报员孙某，叫他们在各地区成立情报小组，可是他们始终都没有组织起来。当时我为了报领经费和夸大自己的组织和力量，曾向毛森虚报了仪征、盐城、六合等十多个情报小组，这些小组都是虚设的，并没有真正的组织，这是苏北工作站外勤组织情况。苏北工作站的内部组织：设有站长一人，由新二路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秦岱峰充任，副站长一人，是由毛森亲自派定的他的学生陶然充任，译电员和报务员各一人，也都是由毛森直接委派的特训班新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个会计兼事务，是我用的一个小同乡，名叫王吉祥。苏北工作站的组织系统是由毛森直接领导的，人事、经费都由他负责，不与其他单位或个人发生任何关系。 苏北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共产党、新四军在苏北各方面的情报，向毛森报告，另外就是监视和分化孙良诚的部队，企图把该部归并于汤恩伯，严防其投靠人民。当时苏北工作站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 一、苏北工作站从1945 年9 月间在扬州成立，到1946 年1 月初我离开扬州时，共约四个月的时间内，向毛森共约报了四百多份情报，其中有关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地方武装在各个战役中的战斗情况，及装备、活动地区等情况，这主要是由新二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供给的材料。另外是关于共产党、新四军和入民地方部叭，在扬泰地区的各种革命活动，和各学校、团体中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这主要是靠各情报小组的搜集。再是由苏北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主任高耀武，向我提供了不少的关于孙良诚部队中团长以上千部的出身经历和政治思想、实力装备等情况。这些情报，都是由美制的小型特务电台发出的，并根据毛森的指示，借新二路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权力，组织纠察队，加强对水陆码头来往客人的检查，企图封锁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 二、1945年秋．新四军准备解放盐城时，苏北工作站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毛森，当时毛森就指示我调查盐城飞机场的情况，准备叫孙良诚乘飞机到盐城，给官兵们打气，企图坚决顽抗到底。但是新四军很快就解放了伍佑（地名），包围了盐城，飞机已经无法在盐城机场降落了，这时我就报告毛森，请他转请中央派飞机前往盐城助战，轰炸新四军部队，这样就可大大鼓励军队的士气，盐城可以“固守无虞”。毛森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就电请南京中央，两次派机轰炸盐城，据军长赵云祥被新四军俘虏获释后返回扬州时，当面告诉我说：当中央派机前往盐城轰炸时，盐城郊区的村庄，都遭到轰炸，新四军攻城的工事，多被炸毁，军民伤亡约有三百余名，但由于新四军英勇无敌，盐城还是很快就被解放了。 三、盐城解放之后，苏北工作站就得到情报，新四军将继续解放高邮。这时我除把这个情报报告毛森之外，就和苏北工作站副站长陶然商议如何加强高邮的防御，以图坚决顽抗，我们商议的结果，除了我当即建议孙良诚加派军统特务任经武为驻高邮的四十二师副师长之外〔任原是盐城县长，盐城解放时他被俘，受到新四军的宽大，他就星夜逃回扬州，是个坚决反人民的家伙）；我还亲自乘小火轮到高邮，与四十二师师长王合民研究坚决顽抗到底的办法，并布置特务孙某在高邮成立情报小组，暗中监视师长王合民的作战情况，及时报告苏北工作站。我当时并在师长王合民的陪同下，视察了高邮城防工事，认为是可以顽抗的。 四、当高邮城还未被新四军包围之前，王合民的部队在高邮城附近查获新四军的侦察员一名，他承认是由盐城新四军派来的，我就指示特务孙某将他杀害。 五、1945年秋，当新四军解放高邮的前夕，苏北工作站得到这个情报之后，副站长陶然就和我计划派扬州第一情报小组长戴鹏，前往高邮，以新二路军总司令部参议的名义，会同师长王合民、高邮县长郭世茂，指挥业已放下武器的日军炮兵的一部分（他们业已无条件投降缴械，在高邮城内集中），重新把他们武装起来，协助王部在高邮城内炮击攻城的新四军，顽抗一昼夜。据戴鹏被俘获释后逃回扬州时向我报告说，由于他们勾结日军炮兵协助顽抗新四军解放高邮，而给新四军造成的伤亡，约在五百名以上。这是勾结敌寇重新拿起武器来屠杀自己同胞的滔天罪行。 六、1945年8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初，伪苏北绥靖主任兼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就怯于他投敌当汉奸，在抗战胜利之后，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正当他一筹莫展，张惶失措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发来一个电报，发表他为“先遣军总司令”,叫他固守苏北，听候中央处理。孙良诚接到这个电报，当然是喜出望外，自己当了汉奸，不但没有受到国法的惩办，反而发表他当总司令，这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的事。同时他也很誓惕这是蒋介石利用他一时，来当看门狗；将来用不着了，中央军过来了，就会收拾他。因此他就在泰州召集了一个高级军事秘密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他的两个军长赵云祥、王清瀚，伪政务厅厅长谢卿云，伪参谋长谷大江等），商议他们的出路问题。据后来传闻，当时他们有三种意见：一是拉走队伍占山为王；一是投降共产党；一是听候中央命令，见机行事。孙良诚当时是徘徊不定，不知道那头的炕热。会后没有多久〔大约是9月初），蒋介石又给孙良诚发来一个电报，任命孙良诚为“新编第二路军总司令”，可是这仍然不能安定孙良诚的心，使他全心全意的来效忠蒋介石。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戴笠到了上海。我就拿了孙良诚的亲笔信，代表他到上海去见戴笠。一面向戴报告苏北防务和地方情况，一面代表孙良诚表示竭诚拥护中央，效忠蒋介石，来看看戴笠对孙良诚的态度究竟如何，蒋介石是否真正要他。我到了上海杜美路72号杜家花园去见戴笠的时候，首先代表孙良诚向戴笠表示过去走错了路，希望他特别关照、原谅，在委员长面前多加美言，并大言不惭地说，可以巩固扬泰地区的防务，保卫南京的安全，企求获得戴笠的欢心。当时戴笠就对我说：“只要孙总司令打共产党，保住苏北地方的安全，我就可以替他向中央说话，洗刷他过去那一段历史，负责他今后的名义和编制，只要孙总司令能真诚的忠于党，忠于中央，而有实际表现，我可以完全负责重新装备他的部队，充实他的力量。”最后，叫他的秘书拿了一本戴、孙之间专用的密电本，亲手交给我说．叫孙良诚今后和他直接联系，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告诉他，他可以负责帮助解决等等。我回到扬州之后，见了孙良诚，就把戴笠这一番话，夸大其词的告诉了孙良诚，并强调说：“只要咱们反共，戴笠就可完全对咱负责。”当时孙良诚对我表示：“咱们只有走这条路，只要他们不见外，咱们还有什么话说。”因而孙良诚的反共决心和效忠蒋介石的念头，就更加坚定了，他除了命令他的部下，加强扬泰地区的防务外，还命令盐城赵云祥那个军，要储备可供半年用的物资，固守盐城，等候国民党军。可是新四军部队很快的把盐城一带的赵云祥军全部消灭了，军长赵云祥当场被俘。约在盐城解放两星期后，新四军把赵云样从盐城送回扬州，以影响、争取孙良诚部反正，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和副站长陶然计议，如何监视赵云祥与孙良诚部高级干部的接近，并电告毛森转报南京陆军总部，速把赵云祥调往南京，以防日久之后孙良诚会受到他的影响，而不积极反共。此外，我并建议孙良诚待赵云祥回到扬州之后，叫赵秘密住在政务厅厅长谢卿云的家里，不准他和部队上的高级干部见面。孙按照我的建议，让赵云祥在扬州住了没有几天，就把他送到南京去了。所以在新四军解放高娜的时候，孙良诚部仍然还是坚决顽抗，一心一意的效忠蒋介石。这都是与我在苏北工作站时的罪恶活动分不开的。 苏北工作站的建立，主要是因人而设的临时设置。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被毛森领导过，在上海做侦察日军的军事情报工作，是毛的旧部。抗战胜利后，我已在扬州孙良诚的部队里担任少将政治部主任，毛森就利用我这种现成的关系作掩护，想在苏北发展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势力，并企图以汤恩伯的实力，把孙良诚的部队吞并掉。所以就在毛森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军统苏北工作站的组织，一切经费、人事、电台等，都是由毛森直接发给我的。苏北工作站的情报，也都是直接报给毛森，并没有和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联系过。1946年1月间，孙良诚部离开扬州开往安徽滁县的时候，我曾请示毛森，我个人是留在扬姆继续搞苏北站的活动，还是跟了孙良诚的部队开往滁县？当时毛森就告诉我，叫我跟了孙良诚的部队出发，他的部队开到哪里，就叫我跟到哪里；苏北工作站的事情，由副站长陶然在扬州负责。从此我就跟了孙良诚的部队开往滁县、明光一带，再也没有回到扬州，问过苏北工作站的事情。后来据苏北工作站泰州情报小组长卢洁梅告诉我说，自我离开杨州之后，苏北工作站就等于停顿了，大家千得都不起劲，陶然是个搞内勤的，对外边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也没有路子，所以在1946 年3 月间，毛森就把陶然等调回上海，苏北工作站就撤销了。 军统在华北东北活动情况 宗化民 一、日军迫近长城沿线时期 1933年春，冯玉祥将军与吉鸿昌将军、方振武等在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宣化、张北、赤城、延庆、独石口等地发动组织抗日同盟军，由冯玉样将军任总指挥，反坑日本侵略。蒋介石对冯将军的抗日非但不支援，反加迫害。当时南昌行营调查科派来一人，此人名叫王雨人，他在张家口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员。学校的师生说：王雨人是黄埔系复兴社的人，后来冯将军总部的纠察队包围了师范学校找王雨人。王雨人早闻风潜逃了，这个王雨人就是军统局（那时叫南昌调查科）最早到张家口活动的人。 第二年庐山集训，张家口师范学校校长兼充察哈尔省国民党特派员之一的张季春来到庐山。蒋介石召见张季春谈话，当时在座的有刘健群、戴笠。戴笠曾嘱托张季春对他的工作帮忙，加以掩护。1934 年抗日同盟军瓦解失败，冯将军被宋哲元护送去山东泰安“休养”，吉鸿昌将军被扣押进了天津监狱。宋哲元当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又统帅他的二十九军四个师。当时国民党负责华北军事的是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日军迫近长城沿线时，宋哲元、关麟微、杜幸明、黄杰等部队曾在各重要道口关卡抵抗过。以后对日军的侵略，南京束手无策。何应钦与日酋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著名的丧权辱国条约“何梅协定，，。长城沿线成了中立区，国民党不能在平、津、冀、热、察开展党务活动。张季春本是教育界人士，他以师范学校校长之名为国民党做地下工作。察省当局以本省小学师资过剩，把张、宣二师范合并，学生曾有护校运动。1935年在该校招收土木工程职业班，这年夏军统分子马汉三及许先登来到张家口。张季春对他们待如上宾，聘请许先登担任土木工程职业斑的公民教员以作掩护进行活动。当时马汉三负责察绥的军统工作，是组长（或站长）；许先登是书记。电台就架设在塞北中学校长张国柱的院里，由张国柱病妻作掩护。马汉三又经张季春的父亲张万善介绍，跟察哈尔省会瞥察局的督察长杨金声相识，杨金声参加了马汉三的工作。 二、日军侵占华北初期平津、平绥沿线的情况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张季春一家人逃往北平居住。杨金声留在张垣，参加了日伪组织，充任了“蒙疆政府”之察南政厅财政厅长的汉奸职务。军统局委派他任察哈尔站站长。当时在杨手下干秘密工作的有一个叫张胖子的充伪保安科长，即站部的书记，该站还有胡林影、马骥良、马士良、魏宝善等人。 【作者曾任军统局平律督察、承德站站长。】 1937年至1939年军统在平津、平绥路的组织，有北平区区长马汉三、副区长张季春、书记周世光所辖各组站：张家口有察哈尔站；北平组长冯贤年（又名冯兰亭）在前门一带开设眼镜店作掩护；特高组长播文彬，组员梁燕伯、前门西珠市口小学校长赵雨田等；组长杨俊臣，北平警察局侦缉队的多年队长，组员：罗振东、刘海，活动于北平前门铁路上；王祥和（长辛店警察分局巡官）、秦星衍（交通员）；组长雷鸣远（比利时人）天主教徒，活动于南堂北堂一带，组员王桂三、张文相、张云良；直属通讯员白莲函活动于商界；平津学生抗日除奸团：陈肇基、麻克敌、应绳厚、宗化民、朱慧林（女）、白鸿珍〔女）等；天津华界组组长米丰（又名米乐天）、大同组组长赵文蔚又名赵涵忱（活动于大同市区）；绥远站长史私以后调往宁夏，由站员陈绎如代理，陈绎如暴露逃往五原，改调北平副区长张季春充绥远站长，当时绥远一带的通讯员有和林县充伪县长的萧兆庚及崔公睿、充季守信伪军参谋，那木尔（又名李剑华）充伪蒙军参谋，史宜亭萨县人，包头联络员卢浚又名卢子英，在包头开设诊疗所打针买药作掩护；在傅作义部队地区之随军组长李远超，组员李春贤（又名李禾亭）。1939 年抗日除奸团团员麻克敌因在北平皇城根刺死日本联队长某大佐被日军逮擂杀害。1940年日军大“扫荡”大批逮浦抗日分子，抗日除奸团的学生大多逃往后方，进人军官学校学习口北平区书记周世光被日军捕获杀死，报务员徐宗达被捕遭杀害，北平一带的播文彬、梁燕伯、赵雨田、杨俊臣、罗振东、刘海、王样和、秦星衍、张文相等被日军逮捕。比利时雷鸣远逃往山西，白莲函逃往山西，张家口之杨金声因给日军担任“财政厅长”而又反日，日军在忿怒之下将杨金声挖眼割鼻后枪杀：天律组长米丰被日军逮捕杀死，绥远站长张季春及崔公睿、萧兆庚、魏宝善、马骥良、那木尔，北平的王桂三等相继被日军逮捕，在此同时与军统有联系而委托拍发电报之cC系辅仁大学教务长英千里、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教授董洗凡也被日军逮捕，燕京大学的教务长司徒雷登〔美国人）也被日军逮捕。当时日军侵华之大头月冈村宁次曾扬言：把蒋介石的反满抗日分子一网打尽。被日军杀死的麻克敌、杨金声‘周世光、徐宗达及被扣押监狱的张季春等，均登载日本之报纸及北平、张家口之日伪报纸宜传，这时平、津、张、绥军统组织全部消灭。 三、1941 年间重新建立的沦陷区组织 1941年春马汉三去重庆见军统局局长戴笠①，报告沦陷区组织在华北完全被日军破获。其时在南京、上海活动的王天木、陈恭澎等亦先后被日军逮捕。马汉三表示他有特征斜眼，已不能再去平、津，希望军校警校毕业学生去沦陷区，由他在五原陕坝联络接渡。1941年戴笠去兰州主持中央警官学校兰州特训班学生毕业典礼．与学生个别谈话，嘱望平、津到兰的16个大学生回到天津作抗日工作。当时罗敬魏、张云祯，梁金培等表示不愿去，戴笠很不偷决，戴笠问宗化民、耿耀武、杨祖福三个年轻人，宗化民说：国家到此地步，半个中国被日本侵占了，既然校长（指蒋介石）、戴先生领导我们抗日，我一定去沦陷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都行。戴笠和宗化民握手说：“好样的，张季春先生生死不明，你到北平、张家口以后先把张季春的消息派人到五原或西安转告给我，下去和李处长（李肖白）谈去的安排。”当时去沦陷区平、津的有宗化民、耿耀武，去南京、上海的有汪芸凡、杨祖福，但互不联系。李肖白说：宗同志去平绥线，你可和五原办事处马汉三联系，并由他安排行程。宗化民说：“去平津，谁领导我？”李肖白说：“你就是领导，你在平、津能有很好的社会关系。”我说：“又为什么找马汉三呢？”李肖白说：“老板〔指戴笠）的安排，沦陷区来的人多数不满意马汉三，说马汉三牺牲别人，流氓习气，他不能再去平、津了，牺牲不了你。要团结，不要自高自大。”宗化民说：”我为抗日而来，为抗日而去……服从命令，听指挥。”当时五原办事处的处长马汉三、书记许先登、总务科长钟可思、情报科长王匡一、人事股长孙昭、文书高文城、孙海、阎雅贤，行动员杜长城、王希田，译电杨福全，编审贾耿夫、李效愚，巴盟组长孙庚南，副组长王效武，组员王镇三、韩志忠、韩振家在内蒙古一带活动。五原随军组组长李元超，副组长陈光裕，组员安希平（女），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张印堂，顶红湾组组长袁必英，固阳组组长冯贤年，绥西联络站长史宜亭，交通赶大车的王庆徐，文书崔若峙，联络员吴国。当时编制去沦陷区的第一组组长宗化民流动于平、津、张家口；第二组组长姜兴周；派往大同的有高志轩、张家训；派往归绥的有武毓美；派往包头的有张月鸣、李润田；派往张家口的有王振民。当时马汉三为了与宗化民和好，求得傅作义给以第八战区傅长官部少校课长的名义。宗化民到北平后担任市立女三中教员，安排房凌云为交通员，王作相为通讯员。陈靖波为通讯员，报务员曲重高安排到后门电料行内。不久五原的马汉三调兰州，五原负责人先为许先登后调西安，由史乱接了五原办事处处长。后方的人知道宗化民在北平站住脚步，又派翟绥萍、董兴周先后到北平。当时五原办事处第一组组长宗化民，组员王作相、翟绥萍，报务员曲重高，交通员房凌云，试用辅仁大学的石峻山、冀北高中的马青天。其时北京大学已南迁昆明，日伪又以旧址办北京大学。当时伪北京大学校长钱稻荪，法学院长方宗鳌经方的儿子方纪生（前充晨报编辑）介绍，及其母日本人方政英等与宗化民见面，私立的中国大学经济系学生贺守中．法律系学生张雄，北大法学院的李大中都给宗化民跑腿干抗日工作。 【①据《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记载．1940年钱大钧任军统局局长，1942年林蔚任军统局局长。另据《 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 载，戴笠1938 年开任军统局副局长，负资实际工作。】 约在1943年，军统高级干部第一战区少将高参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到洛阳领导工作，当时派徐宗尧到新乡，徐与皇协军的李福和、李英有关系，确定徐宗尧为组长吸收曲福泉充通讯员在北平工作。又吸收刘清溪、吕蜜青、朱云峰充通讯员开展工作。文强又派军校毕业学生李柏宇为察哈尔组组长，吸收唐仲三、王新民为组员并在琢鹿县窑子头架设电台，报务员为赵成汉。 四、胜利前夕又遭日军破获 1945年3月间，因为第一组报务员曲重高生活作风的问题，暴露了身份，被日军一四二O部队藤井宪兵队先将曲重高逮捕。曲重高被捕后供出宗化民、王作相、翟绥萍、董兴周、姜兴周、房凌云等，王作相、翟绥萍逃走，房凌云去陕坝，被逮捕进了日军监狱地牢内的有宗化民（宗化民被抄了家，家里东西书籍都被日军抢走）、姜兴周、袁必英、董兴周。日军施以酷邢，宗化民、姜兴周受伤最重．宗化民没有供出其他人员，被日军打得遍体鳞伤。当时宗还不到兰十岁，姜兴周已年过五十，受不了酷刑，被日军打死在地牢内。其他曲重高、潘炯心等人日军未加重刑。1945年八一五日军投降后，宗化民出了监狱，伤势很重在医院养伤，不久从张家口日本监狱出狱的张季春到北平与宗见了面，从天上飞来的马汉三又做了北平行营督察处处长、军统华北办事处处长。马汉三对张、宗表示慰问，张季春对宗化民说：“冤家路窄，马汉三这小子又来了，我们坐监他做官……”张季春看到宗化民的伤势哭了。宗化民说：“老师，我们都活了够本，我们抗日不是为做官，尽到中国公民责任，死而无怨。”当时军统核定军衔，马汉三给张季春报了上校，给宗化民报了中校，张、宗很不满意，为了生活吃饭忍受了。 戴笠来北平也去探望张季春、宗化民，加以安慰。戴笠派他的人事处长龚仙舫去宗化民家送了些钱．看宗化民的老婆小孩正吃着玉米面窝头拌菠菜，报告了戴笠，戴笠去骂马汉三：“从日本监狱出来的人伤还没好，一家大小吃窝头，你们花天酒地...怎么搞的？”戴笠约张季春一同乘专机去南京，张当时因为家里有病人没去，戴笠南去，飞机失事，戴笠和他的部下龚仙舫等一帮人都死去。 五、关于军统华北办事处 李宗仁充北平行营主任以后给马汉三以北平行营督察处长的名份，编制是：少将处长马汉三；少将副处长陈轶珍，后改为陈楚云；秘书主任刘玉珠，后改为庄心田；人事科中校科长张广思，副科长高玉振，科员焦日升，情报科中校科长李培基，上尉科员王伯淳，少校科员部宝善，少尉科员钟世宏；总务科中校科长李春贤（又名李禾亭），少校科员赵雨田，上尉科员魏宝善，少尉科员杨立英（女）；电信科上校科长赵容德兼华北电信督察；文书组中校文书组长高文城、打字员王木兰（王念珍，女），中校支台长刘振融，报务员朱屏藩（中校），少校报务员裘启文、上尉报务员张淑斌；北平站站长上校李效愚；中校书记王前。下属各组属处领导不属站计：上校组长曲福乐、中校组长张世玉、中校组长袁必英、上校组长汪洪涛、上尉组长王养正、密云组长中校王鉴如、少校副组长金大鹏（活动于平古路），朝阳组长上校龙超，活动于热河朝阳一带，少将直属通讯员刘清溪、少将直属通讯员郑恩普、少校通讯员朱子清（兼充前门车站行李运输副站长，会计科中校科长杨化勇、少校科员韩界民，中尉出纳毕婷（女）。局本部在北平的高级直属通讯员、交通部八区公路局局长葛兴有其各公路线部下活动于华北。龚春圃活动于北平。 六、保密局北平站之活动 1946年l0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军统局改称保密局。北平站确定为甲种站，活动于北平市及北平郊区各县，最初的站长上校李效愚，副站长王前；第二任站长少将马汉三，副站长少将陈楚云，中校书记张希屏；第三任军简二阶站长黄天迈；第四任中将站长文强（历时较短不过一两月）；第五任少将站长乔家才，上校副站长孔觉民；第六任少将站长王蒲臣，中校副站长宋元和，办公室主任上校章治平；第七任少将站长徐宗尧，中校副站长吴宗汉（因在北平和平解放之际昊宗汉未到职潜逃）。下属各组：第一组中校组长袁必英侦防工作，上尉文书周冬雪，通讯员周寿轩。第二组长张国珍学运工作。第三沮少校组长谷正文，通讯员鲁玉英（中校）侦察共产党之活动。第四组组长中校任佩泽，搞外事往来。第五组中校组长张世玉搞道会门在家里。第六组组长杨福全活动于北平市内。第七组（密云组）组长少校王鉴如，副组长金大鹏，活动于密云县一带古北口等地。第八组上校组长江洪涛，搞帮会社会活动。朝阳组上校组长龙超活动于热河东部朝阳、阜新、北票一带。 七、保密局保定站 该站活动于保定及平汉铁路沿线。初任上校站长孔觉民，中校副站长吴宗汉。因孔觉民在1946年末贪污军粮，被副站长吴宗汉控告免职，改派鲁亚夫充上校站长，站员上尉王涛（主管人事），站员少校徐冲主管情报，下属五个组，译电张琴、白鸿珍。 八、保密局天津站 该站活动于天津市区及郊区。1946年站长为少将陈仙舟，副站长中校刘维第，次年改调为少将站长吴景中，副站长仍为刘维第。1948年解放战争时．吴景中与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少将严家浩、少将经济专员白莲函，以押解李广和为名，一同由天津逃南京。李广和充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因贪污被警备司令陈长捷扣押。毛人凤向陈长捷要出李广和自己处理。这四个少将特务南逃后，严家浩被蒋介石枪毙（以离职潜逃论罪），吴景中也以离职潜逃被关禁闭．白莲函、李广和无事。天津站所属各组约计六个，初有唐山组中校组长宋长洞，以后撤销改充站部法官。靖海组中校组长张佩芝，市区内有学运、社会各组，人事站员上尉蒋金将，情报站员中校唐敬修，少校心战专员兼编审徐冲，交通员少尉张成栋，管卷（宗〕 上尉胡润泉，总务少校吴仲容。 九、保密局唐山站 成立于1948年春．中校站长张雄藩，中校副站长刘宜禾，书记孙昭。活动于唐山及近郊。 ＋、保密局察哈尔站 上校站长赵文蔚（又名赵涵臣），中校副站长高文城，赵文蔚兼充察哈尔省政府调查室主任，高文城兼充秘书，少校站员吴士鸿，上尉站员贺守中；张家口组长傅烬亭（中校）；新保安上尉组长赵晋铺，心战专员兼编审少校朱文涛（一名朱镜泉），译电谭丽华（女）、王木兰（女）。该站先在北平流亡，1947年回张家口。 十一、保密局东北区（东北督导室） 中将区长（或主任）文强，少将副区长陈旭东，后任少将副主任罗湖云．上佼秘书陈绎如，中校科长徐哲甫，少校科员王绳祖，视察室主任上校许政，副主任中校孙海，会计室主任李颜，会计中尉赵颂生．少尉出纳王惠中。 文强又兼任东北行署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之中将督察处长。东北区下属四个站：即南满站，活动于沈阳市近郊，少将站长腾勉，中校副站长王益才、北满站活动于长春市及近郊，少将站长王力，中校副站长袁士举；兴安站拟活动于黑龙江大小兴安岭，但早已解放不能到实地，兴安站上校站长冯贤年（又名冯兰亭），少将副站长崔公睿（又名崔圣符），少校站员周云鼎（又名周伯宣）、少校站员王振民、少校站员陈立蟠、上尉站员郑宝杰，交通员赵某；还有个热河站。 十二、热河站之建立 约在1946年9月间，郑介民结束了军调部的工作，专任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的局长，但住家仍在北平干面胡同。10月1日郑介民派他的副官安景斌到我家说：宗先生，郑先生今晚7时请您在家吃便饭，商量事情，您的伤病痊好了吗？出院多时了？”我说．“全好了．谢谢你。你回去报告郑先生，我一定去。”下午7时去到郑家，郑的夫人说：你为了国家吃了日本人的苦头，可算逃出命来了，真是个爱国青年，今天没预备什么菜，只是我们广东的风味，你们谈吧。郑的夫人去后院了，郑介民说：病好了，就干点工作，南京他们决定要你去热河帮助龙超建立热河站，拍你不去要我和你谈谈。龙超名誉太坏，在朝阳、阜新一带搞得一塌胡涂，他与热何主席刘多荃有点同乡关系，把他的组扩大为站，他当站长你当副站长兼书记，你和日本人苦战有很多经验，以你的艰苦品德感化他。你先去沈阳和文念观（即文强）同志见面，由他领导你们，以后就直属南京局本部，也不要不理马汉三。龙超就是马汉三介绍的，我给第一兵团孙渡及十三军石觉写两封信介绍你们。化民我希望你去。我说：报告郑先生我服从命令一定去。只是家庭负担重。郑介民说：先不要带家属去，北平即拨给你眷属粮，马汉三那里现在存粮四五十万斤。说着郑介民写了一个便条“每月拨宗化民同志家属用粮一百斤，按月拨借法币伍万元由热站扣除。”又说热河地区沦陷比平津更早，处理事情不要生硬，说完我与郑和他的夫人同吃了晚餐。第二天安景斌送来郑介民给石觉、孙渡的信，我拿着郑介民的手条找马汉三，马汉三说：粮食和钱随时可以领去，我们时时联系，不要因为由东北督导室领导就不和我来往，过些时还要给你们介派些人去。我到沈阳后在陈泽如屋里见到了龙超，两人一同去见文强。文强当时有病，由副主任罗湖云代见谈些“工作问题”，罗湖云交给我编制表乙种站五个组，龙超有不少人等待安排工作，我们到了朝阳见到第一兵团司令孙渡，孙渡马上发表龙超为少将高参，到热河省会承德又见了刘多荃及十三军军长石觉，不久开始建立各组及站部人员之配备，一切由龙超决定，我写稿，由文书常英琦缮写 热河站的编制人员（乙种站） 上校站长龙超，中校副站长兼书记宗化民，上尉助书王芸生，少校助书李庚森．中尉文书常英琦（又名常守文），译电赵力民、孙朴忠均为中尉，交通员杨清祯少尉，中尉会计侯观富，电台报务员少校裘启，上尉吴百琴（女，裘吴系夫妻），站属通讯员骑兵第三军少将参谋长刘继广，中校通讯员范传才，少校通讯员牛梦元。朝阳组少校组长卢重光，少校副组长刘大川，通讯员朝阳县警察局长李松延，活动于朝阳、北票、阜新，中尉通讯员天主教张文相，交通员高精一。凌源组组长少校王鉴如（马汉三介派）活动于凌源、平泉，中尉副组长贾迪生，赤峰组少校组长金道兴，潜逃后改由金大鹏充任，通讯员韩凯恒、于归，活动于赤峰。开鲁组少校组长文多潜逃不辞而别，由副组长戴文会负责（戴为上尉）．通讯员上尉李尔航（“国大代表“）。此组以后随骑三军在开鲁、通辽一带活动。尚有一组未建成。当时这个站有七套密本，电台通南京、北平及各组，还可通沈阳。龙超不愿与沈阳联系，而与北平联系。同年12月间，骑三军参谋长刘继广到承德，他表示希望我挂上校参谋之职，有机会帮他们训练队伍。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十三军长石觉宴请承德的黄埔毕业同学，龙超拒不出席，我与许政、马正诚赴宴。龙超说我不是你们黄埔、“蓝埔”．不去。宴会后隔了两天许政拿了石觉委派我充第二绥靖区的少将高参委任令，我应允担任。 十三、长春策反专员办事处 上校专员康亚夫（又名康健东），办公室主任车诚，活动于长春一带。 十四、保密局热察特别站 少将站长李英，上校副站长康亚夫，通讯员有李文伯（中校）、徐从武（少将）、关一飞（少将）等五六个人，拟在察、热活动。 十五、河北省境的三个策反组 （一）冀中策反组：少将组长刘清溪．书记上尉毛长福，拟活动于保定周围，因无办法，经督察宗化民建议撤销，刘清溪充北平站少将通讯员。 （二）石家庄策反组：少将组长高金兰（高树勋的侄子），内有两个校级、两个尉级组员，以后高金兰在北平和平解放时拒不投降后逃走。 （三）冀东策反组：少将组长郑恩普，旧北洋军阀之国会议员，活动于唐山一带，以北平抗日蒙难同志会作掩护，理事会不同意，解放前夕盗卖蒙难同志会房产瓦房二十多间携款潜逃。其内部组织有少将组长郑恩普，少校书记詹方泉，中尉译电何家敬，上尉文书梅长龄，交通李振家。 我参加军统北方区策反组的活动 任鸿献 国民党在抗战期间，一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并授意其高级将领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等投降日伪，转而共同反共。军统特务为忠实执行国民党的反共计划，更明目张胆与日伪配合进行活动，如派李芳春（河南省人）为日伪第一方面军庞炳勋部的联络参谋，在开封活动；先后派邢延续〔河北省人）、邓全奎为日伪军孙殿英部联络参谋，在新乡活动，并建立了宋崇英（河北省人）小组和电台；派韩继汉（江苏省人）为日伪第二方面军张岚峰部的随军组组长，并设置电台，在河南商邱地区活动，组织“忠义救国军”，在皖南参加围攻新四军。l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些日伪部队，又都一变而为“国军”，作为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锋。在此期间，我曾参加了军统北方区”策反组”的活动。 1944年11月，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又名念观）派军统分子袁佐唐（又名阁臣，沈阳市人，曾任张作霖部旅长）为“策反组”少将组长，赵功民（回族，河南省人）为电台台长，冯保航（东北人，会日语，系袁佐唐的亲信）为文书（也称秘书），我为组员，利用洛阳奸商张国正〔又名张子帅，洛阳人）的格阳住处为掩护，前往河南沦陷区，进行所谓“策反伪军”的活动。其主要对象，为驻许昌的日伪“豫、鄂、川、陕四省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李雨霖。因李亦为东北人，曾与袁佐唐同事，容易建立关系。当这个“策反组”安排定妥以后，约于1994年12月初，文强在西安建国路仁爱巷14号他的住宅，邀请袁佐唐，张国正和我吃饭。当面交代任务说：“你们这次去，最好尽快能将他们拉过来，建立好关系，打开河南方面的广阔工作面，以便在洛阳、郑州建立据点，进而策动他们配合日本军队，尽可能的消灭当地共匪组织和游击队，以绝后患。同时要设法建立经济机构，以我们所印的伪钞（即日伪储币和联币）套购物资。但使用伪钞，要秘密慎重，勿使敌方识破。如果顺利．随后即大量运送。此外，你们可到开封、新乡与庞炳勋、孙殿英联络，促使他们从侧面煽动日本军队，尽量扫荡共匪的游击队，我们绝对保证他们的前途...”文强另外还特别单独对我说：“派你去，是因为我们对袁佐唐还不大放心，你要在侧方监视他们的行动，督促他们工作，有什么情况，随时电报…… ”等语。 袁佐唐过去在洛阳，虽曾有些社会关系，但日军侵占洛阳后，情况有所变化。所以这次进入沦陷区是靠张国正的掩护。张国正曾任过伪第十五军刘茂恩部参议，走私贩毒．大发横财，与袁佐唐早有勾结，洛阳沦陷时，两人同逃西安。此次参加这个“策反组”，又获得发财良机。张遂串通他那一伙走私贩毒的同乡四十余人，带着大量的黄金、白银和水银等，在第一战区长官部护照的掩护下，由灵宝貌略镇通过封锁线，又经过卢氏从洛宁进人沦陷区。由张国正与日伪暂编第四军某支队司令时春亭申通，顺利通过敌伪封锁线，进人洛宁活动。这一伙随同“策反组”前去沦陷区走私贩毒的奸商，都对张国正有多少不等的贿赂，张又与袁佐唐分赃。 【作者曾任军统局北方区策反组组员。】 “策反组”一行人员，在日伪暂编第四军支队司令时春亭的安排迎接下，即住于洛宁东寨村时春亭的家里。在这里又与日伪暂编第四军另一支队司令王捷三密会，并授意王、时抓紧时机，扩充军队，鼓动日军，肃清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中央方面保证他们的前途。我们所带去的伪钞，经时春亭试用，也很顺利。遂将情况电报文强。另一方面，电报军统局本部，为时春亭、王捷三两人的表现行动备了案。为此，时、王两部对豫西的革命力量李桂五的活动，不断地打击，逼迫．着实执行了军统交付给他们反共反人民的任务。 在时春亭和王捷三的保护之下，”策反组”又进人洛阳。洛阳是张国正的家乡，所以一切安全及活动，都靠张国正负责、安排、掩护。可是为时不久．日本宪兵对我们查捕甚急。我因不能继续活动，遂于1945年2月单独返回西安。我回西安后，曾亲眼看到，军统北方区将伪钞装人木箱，贴上第一战区长官部封条，用卡车密运河南沦陷区。 张国正进人洛阳后，先与“新民会”汉奸组织取得联系，进而与日军建立了关系。就在洛阳北街开设商行，大肆为日军制贩毒品，套购物资，他与袁佐唐都发了财。至于袁佐唐对策反的对象李雨霖，如何勾结活动，因我己离开洛阳，情况全不了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军统局汉奸处理委员会洛阳分会，将张国正拘捕关押。听说军统分子曾逼迫张国正拿出很多钱。我于1946年3月由四川绵阳回西安料理家事，听到张国正被拘捕关押的消息，给洛阳处理汉奸分会负责人李芳写信，说明“策反组”当时利用张国正的关系，张国正才被释放，未予任何处分。 军统在北平逮捕汉奸的内幕 李俊才 1945年10月间，军统头子戴笠奉蒋介石命令由军统局主持在国民党进占的各大城市成立处理汉奸的机构。同月中旬，重庆军统局本部电令西安西北看守所所长毛惕园〔毛原在局本部任司法室副主任）前往北平，筹设肃奸机构，毛受命后即率该所中校法官朱洽阳飞重庆绕道上海通往北平，路经重庆时并将局本部司法室书记官胡金波一起带往北平。毛抵平后，当即伙同军统华北办事处长马汉三（该处公开掩护名义是北平行营督察处）和军统掌握机构―第十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张家锉商议筹备工作。首先由军统华北办事处主持，指令军统在北平沦陷期间的所谓地工人员，和部分从日军监狱出狱的军统分子，将日伪各机关的汉奸姓名、伪职和具体罪行汇编成册，经马汉三等甄别后正式列为”在册汉奸名册”。11月，戴笠飞北平布置华北特务活动时，将原册送交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审查；同时积极筹组肃奸机构。约11月下旬，即在东城区北池子34号正式成立北平肃奸委员会。戴为了取得地方行政机构之协助，即聘请北平市长熊斌担任该会主任委员，戴自任副主任委员；并派其随从秘书程克祥为秘书主任，驻会实际负责。后又增派秘书赵友泉，会内分设调查、行动、司法、总务、保管、督察六个组，及一个看守所，各组成员系由军统在北平的公开和秘密机关中的人员兼任，也有极少数专职人员。调查组由华北办事处处长马汉三兼组长，其任务是调查汉奸姓名、伪职、财产等，编列汉奸名册，此项工作由该处情报组兼办。行动组由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齐庆斌兼组长（l946年2月由新任处长倪超凡兼），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祝维平兼副组长，其任务是按照“在册汉奸名册坤执行逮捕押解等．而对未捕到的漏网汉奸，则派人到其家中进行监视、守候。以上两项活动，由稽查处督察室会同第二科（行动、司法）派遣侦查队和警察局侦缉大队配合进行。司法组由毛惕园兼组长（毛当时的身份是军统派驻华北主任法官），组址初设北新桥炮局胡同17号东院（原日本军人监狱）,1946年元月移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1号，组员（亦称法官）均系专职人员，最初有朱洽阳、胡金波、张祟功和我共四人（张担任收发），后雇用一名书记官焦文飞（无军统身份）,12月上、下旬朱、胡分调天津、太原肃奸机构，军统局本部自重庆派廖人钊、杜某某（名字已忘，福建人）飞北平递补；1946年元月，继派丁义质为组员，不久杜调天津，张崇功去东北，由焦海宴接替张的职务；2月上旬我调北平稽查处．由华北办事处派聂士庆递补；3月间，丁亦调稽查处。该组任务是预审到案汉奸，拟办“汉奸起诉书“。总务组由第十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张家锉兼组长，张曾派该室总务科长张筱普兼办杂务，后改派陈仲仑驻会实际负责。保管组由华北办事处总务组长李禾亭兼组长，其任务是在执行逮捕时，随同行动人员查封汉奸财产和对没收的汉奸财产负责保管。督察组由军统派驻华北总督察王蒲臣兼组长，组员（亦称督察）有宋元和、孙华、谢光铭等，专对各组工作进行监督。看守所由军统北平看守所所长侯子川兼办，当时军统北平看守所设在炮局胡同17号东院，侯在该所另辟监室专门收押汉奸；另由华北办事处选派刚从重庆调到北平的中美合作所特警班毕业的特务熊扬武、宋魁斋、周春华等十余人组成警卫队，由熊任队长，专门担任看守。 【作者曾任军统北平肃奸委员会司法组组员。】 首批“在册汉好名册，，经李宗仁审查指示后，戴笠决定在1945年12月4日晚开始逮捕，并决定由马汉三以北平行营督察处处长身份事先给在册汉奸发出‘’请帖”，采取宴会方式进行诱捕。同时，马汉三向一些汉奸大头子王克敏、王荫泰、王揖唐等分别通知：接奉蒋委员长命令，邀请有关入士共商华北大计，现己发出请帖，务请雇时赴宴商谈。到4日晚，绝大多数汉奸按时前往，在宴会刚开始不久，行动组事先布置的行动人员一拥进人宴会厅，宣布奉命逮捕汉奸。当即按册点名，逐一加带手铐，分批押解看守所，当晚逮捕到案者将近百人。 次日，戴笠下令司法组长毛惕园务必在12 月末初步预审完毕，准备在1946 年元旦前夕蒋介石到平后当面报告情况。在开始审讯前，毛对全组人员讲解一次（惩治汉奸暂行条例》，同时指示审讯注意要点。关于条例中的具体条文，我不记得，仅记得其中有“不问职位，只间罪行”的一条。毛特别强调反复说明，意思是不论任何汉奸，过去在日伪机关中担任的伪职有多么高，并不按其伪职的高低处理，只要没有严重具沐罪行，即可不予追究。仅从这项条文中即可看出国民党反动派“惩办”汉奸的实质；何况所订的“罪行”标准，是从维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为依据的。毛讲述“审讯注意要点”的大意是：在审讯时，应采取谈话方式，态度上要表示和蔼，更不能说任何侮辱性的话，应该尊重对方人格，对他们的生活情况必须尽量照顾，必要时也可按他们的要求给以烟茶招待。总之要有一种亲善的态度。在开始谈话前，先从生活上问寒问暖，关怀他们的饮食起居，然后说明蒋委员长惩办汉奸的决定完全是出于无奈，日本投降后，委员长一本宽大为怀，既往不究的“德政”，不仅对沦陷区的百姓关怀备至，而且认为你们这些人过去在政治上也有一定地位，对国家也有过贡献，同时你们在日本统治下一面为了个人生活所迫，一面也为了维护沦陷区百姓的生存，不得不冒险犯难维持地方而出面，甚至在日军铁蹄的统治下遭受了八年的侮辱歧视，而委员长对此深表同情。但后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共产党，对你们的苦衷丝毫不能谅解，所以在日本投降后一再要求中央严惩汉奸，在全国造成了一种舆论，因此委员长在无可奈何下才不得不作出这种决定。当今共产党仍在破坏中央统．的军令政令，到处发展实力，割据地盘，使委员长今后的建国方针受到一定的阻碍．希望你们能体念领袖苦心，今后能对建国大业有所贡献，一定会得到委员长的从轻处理，况且你们在日本投降后，已经在继续维持地方治安方面作出了一些贡献。同时抗战八年，民穷财困，希望你们能向中央政府主动交出在任伪职期间所得到的财产．也可将功折罪……。最后，毛特别说明，上述要点是戴笠亲口对他的指示，要大家切实遵行。此后我和其他法官均按此执行。 鼎鼎大名的老牌汉奸王克敏，在设宴逮捕的当晚，王逆居然带病赴宴自投罗网。入狱后在某一个星期日上午，戴笠藉催要预审案卷为由，亲去看守所一次。当他走进司法组的办公室时，我正在预审一个汉奸。戴问我：毛惕园哪里去了？我答：一早就出去，可能到办事处去了。戴笠让我领他去看看王克敏，我领他到了王住的监室门口，戴从窗口朝里面望了一望，这时王正睡在床上，戴扭头就走。过两三日后，王的家庭医士陆观仁带着一名女护士来所，专门服侍王，有时夜间亦住宿所内。以后毛为了便于陆每日出入看守所，竟聘陆担任了该所的名誉医师。另一个华北老牌汉奸王揖唐，因年老多病未去赴宴，当宣读名册逮捕时，即派人到王家监视，不久王逆被送人医院。当毛惕园到王处取预审口供时，该逆一言不发，急得毛束手无策。一次毛回来对我说：“我不知说了多少好话，他还是闭目不睬，现在只得把他的伪职写出列为案卷...”此外还有两名汉奸，一个是华北日伪宪兵司令黄南鹏，一个是华北日伪财政总署督办汪时碌，听说这两个汉奸，在日本投降后通过军统在北平的“地工”周济仁的关系到重庆走了一遍，虽然也列入首批“在册汉奸名册“，但在设宴诱捕前，经过马汉三的暗示未去赴宴，后经戴笠特许，在各自家中软禁。一次我随毛到汪家取预审口供时，汪家大肆设宴招待，我也饱了一次“口福”。1946年元旦期间，蒋介石到北平时，某日上午毛锡园交给我一个蒋介石的“手令”．上写“张恺准予保释”（张曾任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厂长，日伪时期曾在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某署督办）。张案是分给我承办的，次日张被随蒋介石到北平的人员用小轿车接走。这些具体事例，都暴露了蒋介石以所谓“惩办”汉奸为名，却在暗中包庇汉奸的罪恶勾当。1945年12月下旬，毛惕园对我说：你马上准备一册重要汉奸收案簿，办事处日内要送来一批重要汉奸交我组审讯．这批案子完全是共产党人，老板（指戴笠）指示，对这批人要用“重要汉奸”的名称收案，如果走漏了消息，让外界人知道肃奸委员会还审办共产党的案子，那就不好办了。而且《双十协定》里规定还要释放政治犯，一旦泄露秘密，有失中央的威信。现在指定你主办这件事，所有案卷和收案簿，均由你专门保管。这件事除看守所长侯子川知道外．别人都不了解，以后你不必再经办汉奸案子。过一二日后，办事处继续送来十余人，在我记忆中有：中共北平地工刘宗镇、白裔夫妇，秦立平，中共河北省某县委千部刘庆山，老共产党员么沟，北京大学学生张家铮、史惠春（女）等四人．中国大学学生程大均，清华大学研究生林讽（福建人），沦陷时期为苏联在北平搜集日军惰报的报务员李承熙兄弟两人，及一名日本军人（姓名记不得，系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曾在日本军队中从事过进步活动）．以上十多人均经我审讯过。约12月末的一天，办事处处长马汉三曾去看守所，让我陪他审讯过北大、中大的六位学生。到1946年2月上旬我调去北平稽查处时，上述案件均移交聂士庆接办，以后我听说刘宗镇、白裔夫妇被移送第十一战区青年转业训练班（即集中营）管训；北大、中大六位学生被“军调部”中共代表要出；林讽由大学教授（我隐约间记得是张怀）保出；李承熙兄弟两人保释；日本某军人解送第十一战区日本战犯拘留所；么询被诱胁叛变，被毛惕园派在北平行辕青训队当了教官。其余各案不了解。 军统当时在北平经办“肃奸”，大小特务均贪污不法，上下争利，看守所中更是暗无天日。一次我审讯汉奸洪维国时（曾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日伪北平石景山俐铁厂经理），洪对我说：他在被捕前，曾托人送给戴笠一所房子（即当时戴在北平的“公馆”，地址在什锦花园11号），内中用具及陈设，都是他选置的名贵品；另外．还送给戴笠一套《四库全书》，书箱内夹带有十万美金，希望我对他的案子多加帮忙。同时叮嘱我对美金一事要严守秘密。此事我在当时因为慑于军统在特务内部的严密统治，丝毫不敢透露。戴等当时每在军统特务的集会上讲话时，都一再强调“继承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的“军统家训”，每当我听到这些陈辞滥调时，内心里就想到了十万美金的事，认为“清白”只不过是要别人清白罢了，并不适用于老板自己。对下面的小特务们，就不同了．北平稽查处的一名小特务，被派在某漏网汉奸家中“蹲坑”（即监视），其间该特务和汉奸的小老婆搞上男女关系，井接受了汉奸小老婆贿送的一套西服、一双皮鞋，此事经人向戴笠告密以后，该特务被押解送北平普备司令部公开枪毙。至于肃委会其他各组的大量贪污事实，真是五花八门各有千秋，如调查组在调查汉奸和制造“在册仅奸名册”期间，接受汉奸家属馈赠的金条，以及敲诈勒索的事实骇人听闻。首要者莫过于兼组长的马汉三，他在当时有“黄金万两，，之称。至于行动组在执行逮捕时受贿卖放，保管组在查封保管汉奸财产时，隐匿财产，抽梁换柱，强占漂亮房子、小汽车等，更是层出不穷；而督察组人员，则是从被发现有贪污行为的特务身上敲诈油水。我所在的司法组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是因为该组投有处理汉奸的权限，只有预审办理起诉的职权，所以只好勾通看守所，从在押汉奸身上打主意，组长毛惕园就勾通所长侯子川，请求戴笠批准在押汉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用品等，此后，侯子川即乘机从中刁难，向汉奸家属大肆敲诈勒索。当时毛对我们说：大家日夜过于辛苦，必须注意身体，现在侯所长决定由看守所无偿供给我们的伙食，并专备富有营养的饭菜。从此我们每日三餐俱是山珍海味，夜里还特备有高级夜点。一次毛惕园拿着一只手表对我说：我买来一个很好的手表，价钱还很便宜，送你戴吧，你没个表也很不方便。又一次他给了我两瓶虎骨酒．并说：你最爱吃酒，这种酒很滋补，你拿去喝吧！不久毛、侯又进一步勾结，以使利在押汉奸随时购买食物及日用品为名．决定在看守所成立’‘消费合作社”，迫令在押汉奸写信向家中要钱作为开办“合作社，，的资金，汉奸们自然推测到其用意何在，不数日间，汉奸家属纷纷来所探见，并带来大批现金，均由侯所长收账，不久侯找了一个他的内亲担任合作社经理，正式开始营业，专门经营高级食物、用品，售价竟高达市面数倍。以后听说毛、侯将大批资金提出，在外边放了高利贷，并兼做投机倒把生意，仅一两个月就盘剥厚利甚丰，均由毛、侯两人私分；而其他人因吃上山珍海味，也不便启齿了。1946年元旦前后，毛、侯的眷属相继由重庆飞北平后，侯在炮局监狱对面花了几条金子购置民房一所，毛妻到平不久就戴上了金手镯、金项链等。当时所内关押了一名“饭店游妓”杨某某，因被在押的中共县级干部刘庆山雇用，掩护其在北平活动而涉嫌被捕，她和日敌女间谍川岛芳子（即金壁辉）关在同一监室，其间杨女遭受该筋警卫人员轮奸多次，该女在特务的淫威下终日啼哭，饮食俱废。一次川岛芳子在提讯时讽刺地说：深夜监室里有“鬼”，闹得人夜里很怕。这个血债累累的老牌侵华女间谍“金司令”（沦陷期间日敌曾委派川岛芳子组织过日伪军，故有此称呼），在当时却受到军统的优厚待遇，不仅戴笠的女秘书吴梅魂亲去监室探望过，而且川岛在押期间，因有吸毒老瘾，特准每日注射吗啡针数次，可见国民党是多么的丧心病狂地视敌如友！ 1946年元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北平成立平津地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由北平市长熊斌兼主任委员。熊曾派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兼该会调查处处长，马派军统特务罗敬吉任副处长代其负责，会内大部成员均系办事处派去的军统分子。当时毛惕园被熊委派兼该会审讯组组长，同时委派肃委会司法组组员均兼审讯组组员。当时我亦身受其“惠”，每月两面领薪，至1946年2月上旬我调离司法组后，才免去兼职。同年6月北平肃奸委员会将在押汉奸移解北平高等法院检察处“提起公诉”时，汉奸（日伪时期依附日军大肆制贩毒品的）陈坤元、陈其言、张庆余等八名，因在“惩治汉奸条例”中无明文规定，不便处理，经军统向行营主任李宗仁主持的最高“党政军会报，，提出，后由李宗仁决定，迫令该八名汉奸共“献出”法币八亿元（当时约折合一千两黄金）即可销案，并将该款拨充“会报经费”：当全部汉奸移送完毕后，该会遂告结束。 华北群奸落网侧记 张炳如 1945年8月14日上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上班的伪官员都纷纷向大礼堂拥进，说是“委员长”召集紧急会议，我也随着走了进去。大家看到政委会顾问日本人岩松也站在出席人员行列的前面，都感到惊讶。过了一会”委员长”王荫泰匆匆地由房门走来，开门见山地指着情报局长管冀贤对大家说：“今天凌晨管局长送来一份情报，说中、日两国己实现和平，我当时还不信，今天早上8点派岩松顾间到大使馆去探问，大使馆表示对这情报不否认。情报是证实了，我希望同仁仍安守个人岗位，因为还有事情要做，一切责任由我个人来负，我已准备把老母亲送到亲戚家住，等中央来人接收清楚之后，即向中央请罪。”数百名伪官员听王的讲话都凛然一惊，惶惶不安。 9月中旬，国民政府派李宗仁为北平行营主任。李在接收了华北日伪政权机构以后，即指挥军统局特务逮捕华北高级汉奸。日本投降时在北平担任或曾担任特任伪职的有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王荫泰，政府最高顾向曹汝霖，委员兼总务所长官苏体仁，治安部长齐燮元，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漠，财务总署督办江时深，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治安总署督办杜锡钧，政委会委员兼北京市长许修直；担任简任职而职位重要的有内办总署长吴欧；政委会总务所次长祝书元，北平物资分配局长汤铸新．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等。 10月6日，军统局局长戴笠在西城兵马司汪时琅家中备下了酒席，要在宴会席上逮捕这些巨奸，以免打草惊蛇。那天除了王揖唐、董康住在医院，祝书元因为办理政委会交代立了“功”，李宗仁临时从名单中抽出，昊欧逃避西郊，汤铸新因汽车发生障碍以外，都参加了宴会。 那天戴笠备的酒席虽很丰盛，但这些巨奸见到院内军替布置森严，都感到宴无好宴。大家草草的吃完了以后，戴笠拿出一张名单，向“来宾”们宜布了他们的名字说：“现在诸位都是被捕的人犯，政府准备把你们送往炮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并告诉王克敏：“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传。”王说：“这场祸事都是我惹出来的，我应当负主要责任，还是一起去吧。”戴说：你愿去很好。接着又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鹅一同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戴说完了以后就指挥军警用汽车把这些汉奸送往监狱。 王克敏在此事变以前，蛰居香港，在过着他的海外寓公生活中，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华北沦陷区日本军部派少将喜多诚与他接洽建立华北政权，王克敏接到喜多由上海拍出欢迎他北上的电报后，认为“兹事体大”，致电国民政府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在复电中说："x电悉，已陈奉委座面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特达”二王遂到上海与喜多同机来平。王被羁押不久，即病死狱中。 【作者曾在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 曹汝霖的儿子曹模那时在天津开滦煤矿工作，听到他父亲被捕消息，即托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于10月7日蒋介石来北京时候向蒋保释曹汝霖。蒋说他核定的逮捕华北特任官名单未列曹的名字，即时派戴笠送曹回家，并嘱戴代表他向曹表示歉意。第二天蒋又派戴笠代表向曹慰问。蒋之所以对曹这样优异是因为在日军侵人华北后．蒋曾派人送曹一件亲笔信，嘱曹不要离开华北，作为他将来投降日本的时候，预先架好的一座桥梁。曹被释不久，即迁往天津，转道上海，以后就不明下落。 苏体仁在日本侵入太原后，即以阎锡山的代理人资格出任伪山西省长，阎派有代表常川驻在伪太原省政府内，苏任伪政委会总务所长官时仍与阎保持紧密联系。日本投降后，苏由北平匆匆逃往太原，阎锡山为他印制了大量的保单，发给各市、县当局，转交民众签名向国民政府具保苏体仁，但因苏的罪行昭彰，终于受到法律的制裁。 伪内务总署署长吴匝于日本投降后，即化名张云逸在北京西郊成子村开设一座煤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资本家以图隐避，后来被他黄化门住宅的旧房主侦知，向法院指名检举，由高等法院按照处理汉奸条例，处以徒刑。 汤铸新在戴笠请客那天，因汽车发生障碍，未遭受逮捕，仓惶逃往上海，因为他是民社党的北平市主委，经过他的主子民社党中央主席张君动乞求蒋介石从名单中把他的名字给撤出。 1946年春季，军统局把羁押在炮局监狱的特任职汉奸王荫泰、齐燮元、周作人、王漠、汪时摄、陈曾拭、杜锡钧、许修直等空运南京，交法院审理。齐燮元被判处死刑，在雨花台执行枪决；伪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则由河北高等法院审理。 住在中央医院患病的王揖唐经过河北高等法院审理判处死刑，王几度以病势沉重，不能充分申辩为借口，申请复判来争取时间，企图遇到大赦，保全性命。南京最高法院两次复判，都以王的罪行严重驳回申请，于1948年8月在北京姚家井监狱执行枪决。当法院推事向他宣布执行，还有无话说的时候，王揖唐仍装聋装病，不作正面回答，最后连呼“总统开恩”，出尽了汉奸的丑相。 住在德国医院的董康因为法院认为他是“法界名宿“，受到关照，不断地根据他久病未愈的申请，给予缓期传讯的裁定，在1947 年病死医院。 军统特务在北平逮捕汉奸的见闻 邵青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北平负责逮捕汉奸的机关。军统局北平办事处由马汉三主持。马汉三是在1945年10月初到达北平的，最初住在北京饭店，尔后，他们的办公地点是在南池子段库路西的一所敌伪房产里。 由于我在1945年习月底，代表伪华北绥靖军，飞往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伪军情况时，就是通过马和毛人凤办理的，所以当马到达北平后，我的父亲冷家骥（当时是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剿共，，委员会委员）就叫我去联系见面。先到北京饭店看过马一次，马又到我家来回看了一次。尔后马在东城煤渣胡同东口路西，占据了一所住宅后，我父亲就经常自己到他家里去了。据我父亲说：除了请他帮助解脱汉奸的罪名外，马还请我父亲替他做一些投机倒把的勾当，当然这是马变相地要一些钱而已，听我父亲的言谈、曾有几次总是给马想办法弄到了一些美钞或黄金，这都是通过他们俩人亲自交接的。仅在我父亲被扣押的前一天，还交给我一张一百几十万元的支票，叫我送到马的家里去，说这是一点点零头数目。 在马汉三到达北平后，伪华北绥靖总署督办门致中，也曾请他吃过饭。据我的记忆中，门还把他的大儿子（当时是一个大学生），在席间介绍给马的（我当时是伪华北绥靖总署的军务处长，请客时我也在座的）。后来，在门的谈话中，曾谈到他的儿子已经直接参加了军统局的特务组织。除此之外，门致中还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是连襟〔也就是他们的妻子是姐妹）。孙到达北平后，最初就住在门的家里。所以，在逮捕汉奸时，根本没有碰他，门致中也就在1946年6月把伪军总部办理移交解散的手续后不久，1 叫，年初就到香港去作“寓公”了。 1945年11月底，有一天晚上，我父亲把我跟二弟兆栋叫到他的房里说道：最近马汉三已经关照了他，不得不在法律形式上，把一些日伪高级人员加以逮捕。不过关于他自己的问题，马会照顾到的，并希望他早作准备等语，并嘱咐我等今后，还要不断地到马家里探询，年节的时候，不要忘记送点礼物。实际上我父亲早在与马接触过程中，已经把家中的一切能够搬运转出去的东西，都转交出去了，家中仅余下一些笨重的家具而已。 随后不久，在1945年12月初，我就接到以王荫泰、汪时爆署名的请帖，在兵马司一号汪家聚餐。据我的记忆中，当时军统局拘押在汪家中的有：王荫泰（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汪时碌〔伪华北财务总署督办）、张燕卿〔伪新民会会长）、杜锡钧（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冷家骥（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剿共”委员会委员）、黄南鹏（伪华北宪兵司令）等人。至于尔后还有其他一些汉奸，都分别押在陆军监狱和其他监狱中。 【作者曾任日伪华北绥靖公署军务处处长；其父冷家骥曾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剿共”委员会委员。】 在伪军中，仅仅是把现职参谋长王斌逮捕。伪军中不是现职的少数高级军官，也有被逮捕的，其中有前任伪军宪兵司令邵文凯、前任总署宣导局长张晋三，以及前任的集团军司令或个别团长等。这些人员仅在伪军总部挂一名部附名义，每月按时领固定薪金而已。至于还在部队中任职的绝大部分，都被国民党军队分别地暂时编人了他们的指挥部队．并没有作为汉奸去处理的。 在汪家拘押的汉奸们，经过军统局的审问，一直到1946年底，基本上告一段落。我的父亲是他们把他送到伪法院，判处了两年半徒刑。王荫泰的情况不得而知。汪时澡是被国民党当局押往南京，据传说，已被宋子文作为他们继续搜括人民血汗的助手了。杜锡钧是在1946年底或是1947年初，就被保释出来，据说这是他的二儿子杜敬蔽的关系。杜敬哉是军统特务，日本投降后，他到北平参加了军调部工作，主要是搞特务工作。张燕卿则是被他的侄儿张家佳设法保释出来。张家锉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调查统计室的少将主任，也是军统特务头子。黄南鹏是送往陆军监狱，也判刑两年半。 我父亲和黄南鹏，都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前（1948名年11月左右），被释放出来的，黄在解放后，还在北平住了一段时间，听我父亲说，他还企图联合我父亲搞一些商业活动，结果未能协商成功，他在1949年上半年就迁往香港。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日本的国际特务川岛芳子，早经军统特务逮捕起来。当时我父亲转押到第一监狱时，就听说川岛早就押在那里。但是关于对她的审间，始终没有公布过，虽然在1947年下半年或是1948年上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宜布已经在第一监狱内执行枪决了，并在报纸上登出了执刑后的照片。据监狱的人员谈，执行的那天早上，记者们虽然得到了通知，但是执刑时，并不准任何人进入现场，只是在执刑完毕时，才允许记者进人现场摄影，据报纸上的相片看来，就产生了人们的莫大疑团。因为川岛自从出现到社会上以来，始终是穿着男装的，特别是头发也剪成男人的发型，可是死者不但是女装人物，而且是电烫的头发，在扣押的将近两年中，根本不可能烫发，至于她不穿女装也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当时对这个间题的猜疑是各式各样的。 军统特务控制下的北平户政 宋北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的官员从重庆飞往北平。北平市警察局复员后，首任局长是曾经做过多年首都警察厅总监的陈悼；副局长则是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头子祝维平。 北平市的户政工作，是在祝维平控制下搞的。祝维平原出身于北洋政府内务部高等巡警学堂，江西人，当时年约五十多岁，性情粗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抗战前，曾当过北平市外二区警察分局的局长，对北平市情况是不陌生的。 主管户政业务的北平市警察局户政科的科长茅复山，是个复兴社的老牌特务，和祝维平是前后同学。户政科设有两股，技正郭德昌，股长叶德浩、董某某，也都是祝维平的同学。 户政科是接收日伪的北平市警务局警务科户籍股而扩编成科的。下级干部还有不少是日伪时期的旧人。 户政科建成后，首项任务就是查封敌伪产业。全市20个等察分局的户政组，在总局户政科领导下，把日伪人员的公私产业全部进行查封，交给敌伪产业处理局。在这项工作中，祝维平、茅复山等人，都各自搞了好几处房子。就连各分局的户政组局员、巡官、办事员等，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收获”。 第二件任务就是施行全市性的户口大检查。这项工作先后做过两次，都是副局长祝维平亲自主持的。 每一分局设立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有由局员或督察员任组长，并配合宪兵一人，带领警士数人组织而成。按照军统局交下的黑名单，在夜间出动检查。受检查的对象，是认为‘，形迹可疑”的进步人士。在这两次户口大检查中，有不少的进步人士被逮捕。也有的人家没有检查出什么来，就没有逮浦人。被逮捕的全都解送北平审讯所了。 第三项任务是办理国民身份证。 在敌伪时期，沦陷区就发过居住证（也叫良民证）。办法公布后，百姓大哗。因为市瞥察局规定，除每人都必须在“国民身份证”上贴照片外，还得按指纹口根据民族习惯，按指纹是犯了罪的人才按，好好的市民凭什么按指纹啊？报纸上对这件事也提出质间，市参议会的议员们在会上也大发议论。 这时市普察局局长已经换了宪兵出身的汤永咸．他在市参议会一再敦促下，不得不带着户政科长茅复山出席了市参议会。 【作者曾任北平市替察局俗察、民政局户政科第三股股长。】 在会上．由茅复山替代汤永咸解答参议员们的质问。他最初还理直气壮地说，“既贴照片又按指纹的这个办法，是根据中央颁布的户政法规执行的。汤局长无权变更中央的规定，请大家原谅。” 当时场内便响起“通！通！”之声。有参议员间他们中央的户政法规在哪里？汤永咸一见来头不妙，识事务者为俊杰，便找个台阶说，“我们回去拿法规，下午再来。”说罢，便和茅复山溜之乎也了。下午他也没有再去。第二天的报纸上，便登出了这条新闻。标题是“茅科长不是皇上”，对按指纹的事，还是大为责难。汤永咸、祝维平一见这情况，感到众怒难犯，便找来了茅复山、郭德昌等人商议对策，好来应付这个局面。 还算他们有点聪明，决定出办法来，凡是国民身份证贴像片，就免按指纹；不愿贴像片的，可以以指纹代替。新办法颁布以后，这个浪潮才压下去。 当时的北平市人口是一百多万人，侮人照一份像片，照像业同业公会勾结了茅复山提高了照像费，自然茅复山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发国民身份证非常紊乱，好多人根本不领，也有好多人，一个人冒领两三份，弄得乌烟瘴气。 1947年2月l日，北平市又新设立了一个民政局，民政局的业务包括了民政、户政和兵役。因此市警察局的户政科就移到市民政局里去了。 民政局的首任局长，是个名叫马汉三的军统特务头子。他是大兴县人。当时年仅四十多岁。复员后，由于他是军统最高首领戴笠的得意门徒，便以军统局华北负责人的身份来到北平，做过一阵子逮捕汉奸的工作。 为了掩护马的特务活动，马又兼任了新建立的市民政局长。这是他对外公开的头衔。 户政科从此脱离了祝维平这个军统特务头子的控制；可又转人到马汉三手里了。市民政局把原市警察局的户政科，又加以扩编了。虽然撤销技正这一职，但又设了一员专员，原来两个股，一股仍留在市警察局，专管特种户口（军统特务所指的”政治可疑户”）改隶行政科，称为户籍股外，民政局的户政科则设立了三个股：一是调查股，一是登记股，另一是统计股。此外还设有一个卡片室，专管国民身份证。 户政人员还是原班人马，“科长”当然还是茅复山，原来的技正郭德昌改任了专员兼第一股股长；第二股股长还是叶德浩，第三股股长是原市警察局的督察宋世济。卡片室主任是科员袁永钧（女）。这些骨干份子，清一色都是内政部警察官高等学校正科毕业的学生。科员、办事员、书记则都是市警察局的旧留用人员。卡片室的人，都是新录用的女职员。 户政科转到民政局后，便失了下属分支机构，因为替察分局的户政组和各分驻所、派出所的户籍警都不能再受市民政局的户政科支使了。于是只好在市民政局所属的各区公所和各保办公处建立户政机构。全市加个区，有几百个保，必须增添六七百户政专职人员，一时哪里找这么多人员呢？于是北平市户政人员训练班便应运而生了。 为了造就一批户政专职人员，马汉三煞费苦心地想出来这么个办法。利用他和另一特务头子楼兆元的私人关系，这班便附设在中央警官学校北平特种警察训练班（以下简称特警班）里。不但借用了特警班的房舍，而且把特警班学员吃剩下的军米接收过来了，还利用了特警班的部分人员兼任了职务。 这个班的训练期仅三个札拜，主要课程就是户口调查、户口统计、户口登记三项。主任是市长何思源兼任，副主任是马汉三和楼兆元。总教官是茅复山，副总教官是郭德昌，主任指导员是宋世济。一共六百多名学生，分六个队，每队设队长一人，指导员一人。各科教官则全是户政科的股长以上人员。 六百多名学员，是招考来的。招收初中毕业的失学失业青年，经过三个星期的速成训练，这批人便都被分配到各区、保担任区助理员和保户籍员。而各区的户政股长则用的是特警班的甲班毕业生。助理员和保户籍员也有一少部分是特警班乙班毕业生。 就这样把全市各区、保的户政机构建立起来了。特种户口的管理，仍保留在市警察局里，因此，市警察局各分局、所的户政机构也不能撤销，弄了个叠床架屋，双层户政机构。老百姓因此也倒了霉，搬一回家不但要报民政局的保办公处，还得报警察局的派出所，少报了哪一方面，也犯漏报户口的罪。弄得人啼笑皆非，怨声载道。 这时的市民政局的户政，主要目标是协助兵役科来控制户口，以便于抓壮丁、派兵役。当然，在那时候有钱有势的及龄男子仍然是可以不服兵役的。被控制的是一般贫苦的青壮年。 户政科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抚恤烈属。但往往一件抗日烈属请求抚恤的公文，由市局转呈市府，再转到南京内政部，几经调查、审核，批准后，再一层层转下来，等到遗属领到抚恤金时，已经过了大半年。那时的物价一天三涨，领到钱的时候，要贬值到多少倍。笔者亲眼看到一位抗日烈士遗属老太太，当她拿到抚恤金时，流着眼泪说，“我儿子的一条命，就值一个烧饼呀！”使闻者鼻酸。 市民政局建立还不久，户政科所在地的中南海延庆楼便失火了，全部付之一炬，国民身份证也全部付诸丙丁了。于是又来了一次重发国民身份证，又是老百姓倒霉。至于延庆楼为什么失火呢？其原因传说不一。官方公布的是说因电线年久失修而走火的；有人却说是共产党地下人员放的火；又有人说是马汉三为了讨好解放军而自己有意放的火（其时马汉三的原籍大兴县已解放）。至于谁是谁非到如今恐怕还是疑案。 解放前夕，北平被解放军围城时，有不少国民党官员，为了准备逃跑，纷纷找户政科另领一份改变了职业的假国民身份证。这时候户政科又大忙了一阵，发了不少假国民身份证。 解放军进城后，茅复山作了移交。 特务骨干祝维平在北平的丑行 宋北风． 特务头子祝维平是江西人，早年出身于北京北新桥高等巡警学堂（即后来的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最后改称中央警官学校）正科。北京未沦陷前，曾当过北平市警察局的外二区分局局长。沦陷以后，在重庆鬼混了八年，成为军统特务大头子戴笠的干将。 1946年春天，他回到了北平。依靠军统的有力后台，当上了北平市警察局的副局长。自从祝当上了副局长以后，北平市警察局便形成了三大派系。一是以正局长陈掉为首的首都警察厅派（因为陈悼过去当过首都警察厅总监）；一派是警校派；另一派便是军统派了。这三派中，祝维平乃是身兼后两派的首领。因为他既是警校毕业学员，又是军统特务头子，有双重身份的原故。 陈掉带来的人不多，除去总务科、人事科、秘书室的单位主官外，只有内二分局的分局长裘振蒙是首都普察厅派。最有优势的是替校派．全市20个分局（内城七个、外城五个、郊区八个），除去内二区、外四区两个分局外，其他18个分局都是属于警校派的。就连督察处处长陈涛和三个督察长、五个股长、侦缉队总队长李连福、消防队长、行政科长、户政科长、政训科长、车警队长、保安队长、警察教练所教育长等等，无一不是祝维平的替校派的人。军统派的人数虽不多，但颇有权威，大部分军统派的人，都在为祝维平特设的副局长办公室办公。外四分局的分局长也是军统派。自然，警校派的人物，也有双重身份的人（如侦缉总队长李连福就是）。 由于两大派都操纵在祝维平手里，正局长陈绰便大为失利，虽然还不至于等于虚设，但也大权旁落了。除副局长办公室搞些什么，陈掉当然无权过问外，就连局内一般业务，大半都是副局长说了算数。甚至发出去的公文，副局长画过行，就可以缮出、用印通直发出去了。 每州匕平市的户口大检查，都是祝维平掌握着黑名单，按单上的名字搜描“人犯”。祝维平还亲自“挂帅”，带领一群手下大肆搜捕。遭害的人都送到炮局北平审讯所（军统直属机构）去了。 祝维平曾支使警校派的户政科长茅复山、政训科宣传股长俞家训和督察员宋世济，办了一份《市民日报》 。 《市民日报》是1946年9月1日出版的。在出版前就占据了东单小土地庙一所敌伪产业的楼房，并且预先印制了“订报收据”十万份，分发给各分局，叫各个局长交到派出所，由派出所的警士，到各商铺挨门挨户的“推销”，还预收报费三个月。大大敲了商民一笔竹杠，闹得怨声载道。 【作者曾任北平市替察局任察．民政局户政科第三股股长。】 当时的市参议会向市警察局提出了严厉的质问。《 新民报》 也大肆抨击这件吸吮民脂民膏的勾当。 这时警察局下不了台，只好以“事前失察，现已令伤所属查禁”来敷衍了事。可是这时《市民日报》已经订出来了一万两千多份，预先收了相当多数目的报费，这个报就拿这笔钱白手起家的开办起来了。祝自兼了董事长，每月还拿30万元的车马费。 占据房屋是祝维平的拿手好戏。除他住的西城府右街石板房二条的一所民房，是他强占的以外，他的一个年仅18岁的姓唐的姨太太的娘家，还依仗他的权势，也强占了西四羊市大街4s号一所民房。还鼓动另一特务头子马汉三，逮捕房主李泰馨（曾在沦陷时期当过师范大学文学院长），可是李泰馨早已逃出北平城了。 军统特务楼兆元在平津的活动 宋北风 楼兆元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贵州飞来北平的。他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得意门徒。时年三十多岁，他出身于浙江省髻官学校，留学德国，是在柏林高等誉官学校毕业后归国的。 楼兆元到北平后，就住在宣武门内绒线胡同貂号（即今日之四川饭店）周作民的一所大房子里。不久在西安门内大街（原香山慈幼院）挂起‘，中央警官学校北平特种警察训练班”（简称“特薯班”）的牌子。 这个北平特警班名义上的主任是戴笠，而副主任就是楼兆元。招了甲、乙两班学员。甲班招收的是大学毕业生，乙班招收的是高中毕业生。一共是一千多名。训练时间是一年。 特警班”设有总务、训导、教育三处和一个大队部。这个班名义上是属于中央警官学校，实质上中央警察学校丝毫也不过问他们的事。顶头上司就是军统局及其后任国防部保密局。戴笠死了之后，又由兰州来了一个姓戴的中将，继任了主任。这位戴某人是个牌位，除去领于薪之外，什么事也不管，大权仍由楼兆元一个人把持着。 楼兆元利用他老婆的名义，还办了一个“中国广播无线电台”。这电台搞些什么名堂，那就不问可知了。楼兆元的哥哥在天津还办了一个中国无线电机厂，表面上是制造无线电器材，骨子里也是个情报特务机关。他们这一家子的人，都是效忠蒋介石的。 一年后，甲、乙两班学员毕业了。一部分人分配到各警察局的刑事瞥官队和侦缉队里去了，还有一部人分配不出去，没有地方要，楼兆元大大丢了面子。正好这时北平市民政局刚刚成立，局长马汉三和他是“同道”。他便把这些分配不出去的毕业学员交给了马汉三，要他想想办法安置这些没有出路的人。 市民政局正要建立户政机构。便呈准了市政府，先设立北平市户政人员训练班来训练办理户政的人员。这个班就设在了原特警班的班址里。主任是北平市长何思源，副主任是楼兆元、马汉三。总教官是市民政局户政科长茅复山，指导主任是市民政局专员宋世济。学员六百多人，大部分是特警班甲、乙两班的毕业学员，一小部分是招考来的。课程不过是些什么“户口调查”、“户口登记”、“户口统计”，等等。经费是市政府发给的．而这些人吃的粮食是特警班剩下来的“军米”。 训练期间只有四个星期。结业后，特警班甲班毕业的都当了各区派出所的户政股长；乙班毕业的和招考来的都当了户政助理员和各保的户籍员。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北平市的户政机构，展开了户政特务活动。 【作者曾任北平市普察局督察、民政局户政科第三股股长。】 特警班只办了这一期，由于毕业人员出路困难，分配不出去．就停办了。后来楼兆元调到天津市，当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长，原来特警班的那些部下，也都跟他去了天津。 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组织相当庞大，天津东南西北四个区设立四个稽查所，每个稽查所下面设立两个稽查分所。每个分所所管辖的地面．就等于两个警察分局所管辖的区域。另外还设有码头检查组、娱乐场所检查组、交通稽查队等等外围组织。 在稽查处长位上楼兆元不知干了多少杀人放火的勾当。他腰缠累累地发了大财‘在北平、天津两地购置了不少房子，房契都是写的杨白梅的名字。临下台的时候，他带了老婆和80箱“条子“乘轮船去上海，在途中就被蒋介石派的人逮捕了．连他的老婆也戴上了手铐，一同捉走了。这是什么原故呢？据官方对外发布，说是他”贪污“。真实原因是在选举“国大代表”的时候，他是北平市的“代表候选人”。蒋介石亲自内定的当选人是英千里和许惠东，而楼兆元被内定为“候补代表”。可是这一次楼兆元胆大妄为地没听他主子的话，竟在选举期间大肆活动，争取一定要当选上正式的“国大代表”。对此楼兆元有极大的有利条件，因为办理选举工作的是各区、保的户政人员，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他的学生。这些捧臭脚的弟子们，在他的支使和收买下，大大替他卖了力气。每个选举所都在这些人控制中，造假选票、拉选民等等手段都做得”到家”。因此，三天选期过后，在市政府一开票，楼兆元得的选票竟大大超过许惠东和英千里占了第一位，自然他是当选了，而英干里便退居了“候补代表”。这就大大触怒了蒋介石。 事后他也曾有过后悔的表示，他说，这样得罪了老头子（指蒋介石）是有点冒险的。可是当他以北平市“国大代表”的身份参加“国大会议”时，因为受了李宗仁的大量“条子”的收买，他又利令智昏地没有按照主子蒋介石的指示，没有投孙科当“副总统”的票，而是投了李宗仁的票。这就难免他的“主子”蒋介石大发雷霆要砍他脑袋了。 蒋介石在气忿之下，杀了不少“国大代表”，如马汉三也是其中的一个。而楼兆元就在去上海的旅途中被捕了。由于蒋介石是藉口楼兆元’‘贪污”，不能不把杨白梅等人也一并缉捕了。他那些重要专员都押在军统局的北平审讯所里，没有多少天就又被释放了。楼兆元夫妇被捕不多久．全国大陆就解放了，他可能是被带到台湾的孤岛上去了。( 1962 年） 军统在东北地区的组织 关梦龄 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东北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派遣大批特务赴各沦陷区从事接收工作；并于l945年11月间，亲到北平主持逮捕汉奸的工作。同时．往华北及东北布置公开与秘密的机构，命令积极开展活动。12月，派文强为军统局东北区长、陈旭东为副区长。1946年1月，文强率领秘书陈绎如，由北平飞抵辽宁锦州，立刻着手成立东北区。之后，军统特务源源不断地从关内派到锦州。来到东北的特务，均由文强分别派遣工作，并且在各地成立公开与秘密机构，工作对象完全指向共产党及解放区。 1946年2月，文强成立南满及北满两个站，南满站设在沈阳，北满站设在长春。这两个站负责对当地公开机构的领导，对秘密机构的指挥；同时在东北行营内成立督察处，并在东龙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也成立督察处。用公开机关来掩护秘密人员的活动，这是军统局的规定：即所谓“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就是说各当地的站可以领导当地的公开机关，例如沈阳站可以领导沈阳替备司令部督察处，而督察处则用公开身份来掩护沈阳站的秘密人员。 文强充东北区区长兼沈阳站站长、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又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蟹察处处长，一身数职，成为东北的军统特务头子。 1946年6月，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局东北区改为保密局东北工作督导室，仍由文强负责；南满站改为沈阳站，北满站改为长春站，其他机构没有什么变动。 文强自从1946年1月到锦州，开始成立军统局东北区，直到1947年8月离职，在沈阳一年半时间，罪恶很多。总的说，军统特务在东北的一切活动由他负总责。他未到东北之前，东北的特务较少，只有哈尔滨、大连、锦州、瓦房店、沈阳等地派有潜伏组，一共仅有几十个人，只限于秘密活动，不能公开暴露身份。到1946年1月文强来到东北后，在东北各重要的地点都建立了公密机构；特别向解放区大肆派遣特务进行活动，如往松北的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及北安等地，均派有秘密组织。军统局的特务由于对东北人民疯狂的镇压，反共有功，1946年5月，蒋介石到沈阳时，曾亲自接见东北区副区长陈旭东予以嘉奖，并获奖金12万元。 1947年8月，陈诚二次来到沈阳，这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己撤销，杜幸明已离开东北，陈诚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兼东北行辕主任。陈到沈阳后，对文强颇为不满。本来，陈对军统有反感是有历史根源的，他与戴笠不睦亦有年矣。戴笠死后，陈诚对军统还是不满，加上文强在沈阳贪污营私，开银号、开商店、做买卖，捞了不少钱。这些事实为人所共知，被陈诚的特务侦知，陈诚打算扣押文强，文强一看风头不好，就赶忙上了飞机溜到北平，就这样离开了东北。他走后，东北工作督导室主任由陈先洲接充，陈先洲的反动资历不如文强，所以他不能兼任其他公密职务。东北行辕二处处长由郑兆一接充；沈阳站站长由褚大光接充。 【作者曾任军统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谍报组长、长春市替备司令部奋案处上校警察长。】 1948年2月，陈先洲调到河北保定充任警察局局长，东北工作督导室主任由褚大光接充，一直干到1948年10月沈阳解放的前夕。 东北区的内部人事是与沈阳站馄在一起的，一班人马干两个机构的事。东北区的秘书是陈绎如上校，总务科长陈维善中校，人事科长徐哲甫中校（以后由孙海接充），情报科长秦希文中校，会计李炎中校。文强在职时，这些人既办东北区的事，也办沈阳站的事；文强离职后，东北工作督导室与沈阳站分开，各自独立办公。 东北区的工作任务，等于是保密局设在沈阳的办事处，它代表保密局来处理一些业务。重要的呈报南京保密局指示，一般的业务和人事可以自己决定。不过有时情况特殊．文强在东北区时东耽地区的人事，除了保密局直接委派的以外，其余的文强可以决定，因为他年资深，站长是他派的，不会不服从。可是文强走了之后，陈先洲、褚大光两人先后充东北区负责人的阶段，对东北工作大致可以领导，但有一些人事调动，各站逸自呈报南京保密局，只给东北督导室来电报备案而已。军统特务很重视年资，如果区长的年资浅．站长的年资深，这个站长就不一定对区长很服从，这样的事例多得很。 按照军统局的规定，不论是军统局的直属单位，或者军统局派驻别省的机构派到本省来的，凡是到了这个地方，就要接受这个地方秘密站的领导，或者区的领导。比如，辽宁省督察处警务处这个机关，不是属于军统的，由于该处处长钟继兴是军统的老特务，这个机关也就成了军统的一个外围机关啦。又如鞍山钢铁厂箱卫枪查组，不是东北区所属单位，可是他被派到东北，就要服从东北区的领导。所以东北区的领导单位很多，凡是军统派到东北的公密单位，它都可以领导。下面把军统局在东北的以及东北区所属的机构，包括外围机构的概况简述于下： （一）沈阳地区 1 ．沈阳站 1946年2月由文强着手成立，开始叫南满站，总管南满站的特务工作。1947年春，保密局将之改为沈阳站，直到1948年10月底。1946年2月到1947年8月，文强以东北区长兼这个站的站长。文强走后，先由褚大光接充沈阳站长，1948年2月，褚大光调充东北工作督导室主任，遗缺由滕勉接充。沈阳站自从1946年2月成立到1948年10月底垮台，先后换了三个站长. 沈阳站的主要工作是潜伏活动，布置了许多秘密组，如营口组、大连组（组长王达金，他是1945年八一五光复前派来的）、瓦房店组（组长宋祟英，也是八一五以前陈旭东派来的）、锦州组（组长梁青山），在沈阳市内有沈阳组，组长姓韩；另外，还有辽阳、抚顺等秘密组，以及国际组等，有的一直到沈阳解放才垮台。 原来的南满站，还指挥承德及朝阳组，那时承德没有设站，后来在承德设立了站，也归东北区指挥。安东没有站，只有安东组，后来安东解放了，才在安东设站。南满站改为沈阳站，指挥的范围就小啦，沈阳站的工作主要是搜集解放区的情报，一切都是秘密活动，当时搜集了许多解放区的军事及政经情报。 1948年的沈阳站，因为解放区逐渐的扩大，国民党军都龟缩在沈阳附近，早先派出去的潜伏组，在解放区活动困难，多数逃回沈阳，无能为力了。 2 .兴安站 站长冯贤年，号兰亭，热河凌源人，军统的老特务，1946年在津浦铁路局普务处充段长，1947年l月调充兴安站长。他在2月到南京保密局接头，办了一切手续，领了经费和四部电台，率领一些基本特务，如唐全保、郑宝洁、胡凌影等，随他一块到了北平。他家在北平住，又找了一些特务，在1947年4月由北平先到热河，计划由热河承德转沈阳。到了承德之后，成立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承德分会，吸收了一些土豪劣绅参加了分会。因交通梗阻，从承德不能去沈阳，冯又率领这一批人回到北平，又从北平改道赴沈阳。到沈阳是5月下旬，住沈阳市和平区衡阳街49号，与我住在一个楼里，这里是军统特务的宿舍。这时南京保密局催他进人兴安省，兴安早已解放，路途大远，无法前往，他逗留在沈阳，带着一二十个特务，没有工作，交不了差。他与我研究。我对他建议，先推进到辽北省四平市，再作道理，长期在沈阳呆下去，南京保密局不许可。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在1947年7月，带着人从沈阳到了四平，在四平开始工作，派了一些人到长春，并且还计划成立几个组，潜人解放区，用商人身份作掩护。在四平搞了七八个月，到1948年2月四平解放，他化装成乞丐，只身从四平逃回沈阳，住沈阳南五马路，那时我已到长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述说从四平逃回沈阳的狼狈情形。 冯贤年回到沈阳以后，兴安站还存在着，南京保密局照常给他发经费。1948年6月，兴安站撤销，他被调到北平充北平站的副站长。兴安站从成立到撤销有一年半时间，没有什么工作，更谈不到“成绩”。南京保密局对他是不满意的；北平解放后，冯贤年在北平被捕处死。 3 ．东北行营督察处 1945年12月，文强到锦州后，就成立东北行营督察处。这个机构的全衔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督察处”。 行营督察处成立三四个月后，就改为东北行营第二处；1946年7月，又改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第二处。虽然名称改了这么多次数，反正还是军统特务的机关。 1947年8月文强离职，继任处长郑兆一也是军统的老特务，他一直干到1948年10月沈阳解放前夕，逃跑到广东去了。 行营第二处或者行辕第二处，名目上虽然有些差别，但对特务们来说，都是一样。军统局东北区在东北的活动，完全用第二处的公开机关作掩护。第二处有两个关防，一个关防放在行辕二处参谋室，另一个自己刻的，放在东北区（沈阳市和平区义光街三段17号）。东北区的特务开差假证、填一切证明，都用二处关防，这就是军统特务所谓的“公开掩护秘密“。因此，在当时东北区、第二处和沈阳站三个机关的人员是分不清的。 第二处的工作以军事情报为主，是东北行营主任的耳目。行营主任依赖二处的情报指挥战事，也可以说，第二处是东北国民党唯一的军事情报机关。第二处内设参谋室（即机要室），综管机要文电、印信、收发等；另有第一科，综管情报；第二科，综管策反和政治犯的审讯及管训等；第喇综管人事签派、建立工作、总务、会计等。除了这些内勤组以外，还在锦州、抚顺、辽阳、沈阳、长春及铁岭等地均设有谋报组，收集各地解放军的情报。 1947年8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撤销，该部第二处的一两百谍报人员都拨到行辕二处。后来在1947 年9月15日，行辕二处成立了九个谍报组；1948年夏，第二处处长郑兆一在沈阳开始布置解放后的潜伏工作，又找来许多特务，成立了十多个潜伏组，派到辽宁各个重要地点，如锦州铁岭、四平、开原及鞍山等地。 二处除了这些谍报组之外，在1947年还有各军的随军督察组，各军师的参二科，也都归二处指挥，这些参二科长，如果不是军统派的，就不接受二处的领导。 二处开始没有副处长，到1947年8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撤销，该部第二处处长张树勋（军统分子）无事可做，就调充了行辕二处的副处长，给郑兆一当副手。后来陈诚藉“贪污”之名，将张树勋撤押，一直到1948年陈诚离沈阳后，张树勋才被释放。军统的一个少将副处长，被别人押起来，这还是第一次。 4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 1946年4月，文强从锦州到沈阳，除已成立东北行营督察处之外，又成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由文强兼。当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内还有第二处，处长是吴宝云，虽然他做情报工作，但他不是军统特务，是陆大毕业的军人。督察处成立了几个月就奉命撤销，文强就把军统特务张树勋派到吴宝云的第二处充副处长，吴宝云负责军事情报，张树勋负责特务工作。张树勋设一个副处长办公室，专门办理军统的业务．他的这些公事，不是报杜幸明，而是专报文强。 1947年7月，吴宝云调充师长，第二处处长由张树勋接充，直到月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撤销为止。 这个第二处，成立过情报训练班，训练了一些谍报人员。每期三个月，训练了两期毕业的学生派到第二处情报大队工作。这个情报大队的上校大队长是鲁昌文，副大队长龙士骏（军统分子）。据我所知，训练有两百多个谍报人员，这些青年多数是伪满的“国高”毕业生。 5 一沈阳带备司令部督寮处 1946年4月，东北区副区长陈旭东派特务荆有章到沈阳，面见杜伞明。由杜幸明委荆有章为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少将处长，荆干了几个月后，文强就把他撤了职，另外派了一个姓沈的继充该处处长，直到1947年7月该处被撤销。 督察处在沈阳担任维持军风纪及治安的工作，该处设有几个稽查所，副处长常惠卿，督察长丁正夫，总务科长陆维国等。1947年夏，因为警备司令部撤销，该处也随之撤销，另外成立沈阳防守司令部。到1947年9月，又在防守司令部内成立督察处， 由特务崔志光充处长。直到1948年10月沈阳解放，崔志光在1948年10月逃到北平，1949年北平解放，他被捕．1950年在沈阳被处死。 6 营口警备司令部督察处 1946 年成立的，对这个处的人事我不清楚，只知道有这么一个机关。 7 东北行营策反委员会 这是1946年由文强成立的，因为据说在北满长白山还有日本关东军10万人没有退走，预备把这10万日本关东军招抚过来；同时，还要到解放区里去策反人民武装。根据这个计划，文强给行营主任上了一个报告，建议成立策反委员会，由于策反工作要用大名义，所以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熊式辉兼，副主任委员由文强兼，下面设立几个策反小组，派到长春工作。 这个策反委员会到1947年自动消失，什么也没有搞到，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遗留的日本关东军，这些谣言都是一些“军事拆白”造出来的. 8 ．东北经济委员会经济检查室 这个机构是陈旭东派刘惠民成立的．担任东北的经济检查工作。该室主任刘惠民、副主任毕琪．也是陈旭东派的。这个机构工作职权很大，凡是从关外向关内运经济物资，如五金材料、大豆、粮食，在起运之前，都要由经济室发给许可证，没有许可证铁路不给车皮。因此这个机关贪污受贿的机会非常多，刘惠民就发了财，他搞了不少钱，只给陈旭东行贿，却没给文强行贿。1947年6月，文强说刘惠民贪污，把刘押了起来。后来文强派滕勉接充经济检查室主任，没有几个月，东北经济委员会改组，这个经检室就撤销了。 9 ．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沈阳分会 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成立于上海，由老特务徐亮负责，把这机构作为军统特务的外围机构，利用帮会关系组织起来，搞实业做买卖。在竟选“国大代表”时期．这个组织被各地方派系势力利用，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以陈立夫为首的CC系反对这个特务组织：1948年，蒋介石根据CC的反映，下了一个命令把这个组织取消了。 沈阳分会是1946年秋成立的，由陈旭东担任分会总干事．名义上说是沈阳分会，其实各县都有这个组织，有许多人加人，摊子铺张得很大。一些人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性质、什么目的，只知道是“中央”的机关，特务机关就有很多人参加，至于沈阳分会有多少会员，陈旭东本人也说不出来。陈旭东在沈阳利用这个组织，进行投机倒把，招摇撞骗，搞了一些钱。1947年冬他去南京，这个分会就停止活动，接着就被取消了。 1 0 ．绥靖第二大队 这是1947年冬军统在国防部系统成立的特务组织。绥靖总队长刘培初是军统老特务，绥靖总队的工作偏重于行动。在总队之下共有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在华北，第二大队在东北，第三大队在上海。 第二大队设在沈阳，大队长陈振山少将，副大队长杨予，他们都是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毕业的。他们到沈阳后，即积极开展工作，在大队部下面成立中队及谍报组，派人到解放区进行爆破、暗杀及搜集情报等活动。各中队配有武器、电台等。这个大队成立日子虽然不长，对人民的危害却很大，1948年东北解放后，陈振山及杨予均被浦，在1950 年于沈阳被镇压。 11 ．沈阳市民政局 1947年5月，沈阳市长董文琦另调他职，由金镇接充沈阳市长。金镇原在炮兵学校当过教育长，军统特务张建中在炮兵学校当过教官，有这么个关系，金镇一到差，就委张建中为沈阳市政府民政局局长。金镇所以派张为民政局局长，是为了应付军统，怕军统的人捣他的乱，因此民政局才被军统特务弄到了手．于是军统就派了不少特务到民政局系统去，还控制了几个区长，比如和平区是沈旧最大的区，由特务丁文恺接充区长。军统利用民政局这个机关，在沈阳市各区进行活动，搜集了一些政治及经济情报。1948年夏，张建中离职，由王家驹接充，王不是特务。 12 ．沈阳市政府政工大队 这个政工大队是1948年成立的，由特务赵泰恺充任政工大队长，担任在沈阳市内查粮、调查囤积居奇等工作：政工大队里面多数是军统的特务，这个政工大队，一直到沈阳解放才垮台。 13 .辽宁省警务处 该处并不属于军统，因为该处处长钟继兴是军统局的老牌特务，因之这个机关与军统就有了关系，并且在业务上与军统也有联系。1946年文强在沈阳主持东北区工作时，每礼拜召开军统各单位负责人工作汇报时，钟继兴照例参加，有一些工作要与军统联系。该处有一个科长赵士英（女），她就是特务基干。1947年秋，军统又把黄萃柏派到该处充警务科科长，综管辽宁省警察人事。这样，有一些特务就通过黄萃柏的签派，派到各县做警察干部，逐渐的把各县的警察局长也拿了过来。 14 ．沈阳航空检查所 1948年2月，沈阳与北平之间的航空往返非常频素．航空交通必须控制，所以军统在沈阳设立了航空检查所。这个检查所归东北“剿总”二处指择，中校所长国致中。该所检查航空旅客，审查旅客登记表，目的是防止共产党地工人员的活动，这个检查所一直工作到沈阳解放。 15 ．东北特别组 这是军统局派到东北工作的直属组。上校组长吕思想是东北人，抗战时期他在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后来该所所长王瓦生病死了，他投靠到军统，被派充东北特别组长。他这个组主要任务是对共产党进行文化斗争的工作。他也到过长春，这个人很徽说话，沉默寡言，举止很谨慎，不容易暴露身份。 16 ．锦州警寮局 1945年12月，国民党到了锦州以后，军统先把锦州警察局拿过来，因为东北行营设在锦州，为保护最高指挥部，锦州警察局由军统派梁青山充局长。梁是人一五光复之前，由军统派到东北做潜伏工作的。梁青山在锦州干了一年．军统又派周昌嗣接充局长。到1947年6月，文强又把他弟弟文子瞻派到锦州，接替周昌俐，一直干到1948年以后，我不知道又换了什么人。 锦州警察局里军统特务占多数，特别是1947年2月，北平特警班毕业的一批学员，有30人派到锦州警察局，所以这个局的主要工作为军统特务所把持。 17 ．本溪警察局 1948年春，国民党军溃退到本溪，军统派人把这个市的警察局接收过来，这是辽宁省替务处警务科科长黄萃柏决定的。什么人去充任局长，我不知道。这个警察局是比较小的机构，大家都不很重视。 18 ．鞍山钢铁厂警卫誊查组 军统局在抗战时期，在兵工署内设有警卫稽查处，处长由廖宗泽充任。在各兵工厂派有警卫稽查组，担任各兵工厂的警卫工作，如工厂安全、镇压工人罢工、防止破坏等。抗战胜利后，这个组织仍然没有取消，所以在鞍山钢铁厂也派了一个警卫稽查组织担任警卫工作，这个组长的姓名我忘记了。 19 .营口警察局 1946年由军统把这个机构拿过来，但是由哪个特务去充局长我不知道。 20 ．南满电务支台 军统局的第四处也就是电务处，专门管理电务工作的，特务电台及电务人员都由第四处训练与派遣。军统局内共有四个无线电总台，总台下面有支台，支台下面有许多分台。1945年总台往东北派来两个支台，南、北满各一个支台。一个支台管多少分台不一定，有的多．有的少。一个电台就是一个分台，分台有一个分台长和一个报务员；有的只有一个分台长役有报务员。 南满支台设在沈阳，下面指挥各分台，上面与南京保密局的电务总台联系。南满支台的人较多，业务也比较忙，支台的人事我不知道。 21 ．营口水上譬察局 1946年，军统把这个机关拿过来，由文强派人充局长。到1947年这个机构撤销。 22 · 派在中长路沈阳等铁路局的专员 原来计划在各铁路局设立特务组，所以文强先派一些专员到各铁路局打前站。后来直到文强离开东北，也没有成立组。1947年派李石泉在沈阳铁路局充专员，派常惠卿到中长路理事会充专员，关于这类情形，都是两相情愿的。比如，中长铁路局理事会理事长陈延炯，愿意军统局给他派人到那里工作卜这是为了怕特务打他的小报告，找他的麻烦，如果在他那里有了政治问题，他可以说：“找这里有军统的人，他们知道。”这是表示自己没有问题，不怕特务来。在军统局方面，能利用别人的机关、别人的钱．来做自己的工作，那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说，这是两相情愿。 23 ．沈阳《正义报》社 这是1946年4月由沈阳站国际组组长宋振中办的报社，由陈旭东担任名义社长，实际负责任是宋振中。这个报社设在大西区，印刷机器是从各工厂弄来的。这个报社既是特务的掩护机构，又是特务的喉舌。1947年宋振中调走后，由东北区秘书陈绎如兼管该报社一切，1947年底该报停刊。 24 ．沈阳站国际组 组长宋振中，浙江人，文强的心腹，在沈阳利用《正义报》社、沈阳振兴公司等作掩护，进行投机倒把和特务活动。据说宋振中是俞济时的人，宋在沈阳大肆招摇，弄了不少钱，给文强不少钱，1947年离开沈阳。 （二）安东地区 1 ．安东站 该站是在1946年冬成立的，站长由特务滕勉充任，他是安东附近的人，大概是全州人。这个站在安东没有多少人，站部以下还有几个组，我都不知道。1947年5月安东解放，滕勉逃回沈阳，过了几天，文强把他调充东北经济委员会经检室主任。 2 安东警备司令部督察处 1946年秋，国民党军五十二军进占安东之后，成立了安东警备司令部。军统就在这个警备司令部内设立督察处，由文强派了一个特务（叫什么名字我忘记）充督察处处长，又派赵泰凯为中校督察主任，张锡德为少校督察。该处成立之后没有几个月，安东就解放了，他们从安东逃回沈阳，昙花一现，烟消云散。 3 安东水上警寮局 1947年文强派特务基干云鲁深到安东充任水上警察局局长，他原在沈阳市警察局充副局长，调到安东没有几个月就逃回来。 4 ．安东市替察局 这个警察局局长是谁我没注意，只知道这个机关由军统特务掌握，因为时间太短，人们都不注意。1947年10月在沈阳，这个流亡警察局局长由赵泰凯接充。我间他：“安东已经失落，你干这个流亡局长有什么意思？”他说：“我是混一个资历。” 5 ．安东省薯务处警察教练所 该所在1947年成立，所长赵育泰，是军统分子，但不是基本干部。抗战时期他在陕西省安康县充警察局局长，是在那时加人的军统。他是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1947年到安东充警察教练所所长，专门担任训练警察干部，就是训练下级警宫。1947年6月安东解放，他逃回沈阳，1948年春离开沈阳，他是济南人，他的老婆当时在陕西安康住。 （三）承德地区 1．承德站 1947年成立，在这以前承德没有站，仅有朝阳和承德两个组，王匡一充承德组长，龙超充朝阳组长，后来由文强给成立承德站（也叫热河站），站长龙超。到1948年龙超去建立特务武装，辞去站长，于是这个站长，就由承德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处长许政兼。该站副站长开始是宗化民。这个站是乙种站，编制小，承德的地方也偏僻，没有什么工作可傲．这个地方也是特务们所不注意的地方。 2 ．承德警备司令部督察处 这个处是1946年成立的，上校处长许政，这个处是归华北特务机柳匕平站领导的，以后又归东北区领导。处内有两室两科，即督察室与秘书室，第一科（情报审讯）、第二科（总务、人事、会计），组织规模比较小，业务也不多。许政原来在兰州特务训练班当过人相教官，专会相面，他非常迷信，见人就看相，很无聊。许政一直干到承德快要解放的时候他逃到北平去了。 3 ．十三军随军督察组 1945年军统局往各军派有随军督察组，十三军这个组，由范传才充组长。1947年范传才离开这个组，去热河搞建军活动，没有成功，又回沈阳。于是十三军的随军督察组就撤销。 4 ．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承德分会 1947年5月由兴安站站长冯贤年在承德成立。承德新建分会吸收了一些会员，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因为时间太短，冯贤年又转回北平去沈阳。这个机构的性质与沈阳分会一样．但没有沈阳分会那样活跃。 （四）吉林地区 1 ．吉林警务处 1947年6月，军统局把吉林警务处拿过来，派夏松充处长。他到差两三个月，这个处即被取消。因为吉林省各县都已解放，各县不能施政，各县警察局长一个也派不出去，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所以吉林替务处就奉令取消。警察工作由民政厅各科负责，夏松就离开了吉林。在夏松充警务处长时，该处用的人员以当地伪警官以及前任处长留下来的职员居多。他的前任处长是黄炳寰、谷炳仑。 2 ．吉林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第二科 吉林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也就是参谋处，所以保安处二科就是参二科。上校科长丁文会，1947年3月到差，丁文会是军统受过训练的特务，他到差之后，搜集了许多关于中共周保中将军部队的情报，呈给东北行辕二处。1948年3月9日吉林解放，他逃到长春，吉林保安司令部又在长春成立，他仍任参二科科长。1948年7月，他化装经过解放区逃到沈阳，沈阳解放时被描，据说将他解到吉林后被镇压。 3 ．长春站吉林组 该组是长春站派到吉林的秘密机构，名为吉林组，组长李友镰，利用吉林省政府参议名义进行活动。在吉林搜集解放区的一切情报，同时也搜集反动派内部的各种情报。他派了一些特务，通过吉林省民政厅厅长尚传道，派到各县县政府当秘书或其他职员，进行特务活动，搜集情报后呈报长春站。一直到1948年3月9日吉林解放，该组撤退回长春。李友流1948年4月在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充秘书，1948年长春解放后，他在长春被播，1950年被镇压。 4 ．六十军随军督察组 组长国致中是军统特务基干，1946年派他到六十军充随军督察组组长，随军工作。这个组有十个人，担任军事情报的搜集，直接归行辕二处指挥。1947年8月，他从吉林飞回沈阳，就没有再去沈阳，不久这个组撤销．他的组员阎祟德、杨海亭、杨均等人，1948年从吉林去长春。国致中1948年在沈阳充航空检查所中校所长. 5 ．六十军参二科 该军参二科上校科长黎家树，是军统局参谋训练班毕业的特务，1945年派在六十军军部参谋处第二科充科长。他在这个部队没有什么特务活动，1948年3月退到长春后，方与长春站的一些特务取得联系。1948年8月六十军要起义之前，先把他调走了，调到哪个师我不知道。 （五）长春地区 l 长春站 1946年5月成立，开始叫北满站，到1947年改为长春站。第一任站长王力，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的．他是老特务，文强的同乡。王力1945年在陕西汉中充陕南站站长，并兼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后由文强将他调到长春成立北满站。他率领副站长袁世举一块由沈阳来长春把站本部成立起来，紧接着就往北满解放区布置潜伏组。当时建立起来的有哈一组、哈二组、牡丹江第一组、牡丹江第二组，齐齐哈尔组、佳木斯组、北安组等。这些组的成员，有的是军统派到各该地的，也有吸收当地人作潜伏的。比如哈尔滨第一组，就是吸收哈尔滨报话局内的一个报务员充组长，给长春站搜集情报。潜伏组都配有无线电台。哈尔滨潜伏组一直工作到1948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的早上，还从哈尔滨往长春发报呢。长春站除了往松北解放区派了许多组之外，还有吉林组在长春市内，还有长一、长二、长三等秘密组在市内搜集各种情报，不仅共产党的情报，就是反动派内部的情报也搜集。1947年2月，长二组组长邹瑞亭在长春市珠江路开设三星舞厅，作为解放后的潜伏据点，1947年冬这个舞厅歇业，邹瑞亭因工作不力被开除。 长春站的编制是甲种站，人员多，因为长春靠近松北解放区，工作任务艰巨，所以是甲种站的编制。编制内有少将站长、上中校副站长、中少校站员、上中校书记、中少校各组组长、特务队等，共有七十多人。为了工作便利，在站本部成立秘书、人事、会计等室，另有情报及总务等组。除了按编制任用了一些基千特务之外，又额外任用了一些事务人员及勤务兵、司机、伙夫等。站本部的经费均有预算，由保密局按月兑来，粮、服由长春后勤部第十六支部逐月发给。 长春站的工作范围，凡是长春以北的工作都归长春站领导，除了直接指挥长春站的各组之外，对军统局派在长春的一些公开单位，也可以领导，并且对一些到长春的军统机关予以工作上的援助。比如一个军统的组到长春找不到房子，找不到适当掩护身份等，当地站必须给予协助，使之开展工作。长春站的工作就是搜集情报，派人行动策反、建军。具体的说，搜集解放区及反动派内部的一切情报，派人进行“策反”人民武装，成立特务部队，袭击解放区，印制假人民币带到解放区行使，扰乱金融等等，这些工作长春站都一一派人实施。 1947年6月，保密局命令将徐州站长项乃光调到长春站充站长，王力另有任用。这是为加强长春站的工作才调项乃光来的。项是共产党的叛徒，在军统局一惯从事反共活动。在抗战时期，他先充任特侦站站长，就是专门对共产党开展破坏工作的。他的反动能力比王力强，所以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把他调来，放在北满第一线长春。项乃光在1947年6月底到沈阳，7月到长春。到差以后，加强了特务活动，先派直属通讯员（保密局直属派驻长春的少将通讯员）张复在长春以北建立特务武装，招收一些土匪及还乡团成立起一个支队，项乃光还派了一部电台，配属这个队伍。到1948年春，该支队归并入“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项乃光又在长春增设国际组，搜集苏联方面的情报，并由国际组在长春市内监视一些白俄的活动。国际组组长崔毓深是哈尔滨工大毕业的、俄文相当好，当过俄文翻译。 1948年1月，由项乃光与袁晓轩（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商议，把东北特技组呈请撤销．另成立“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搞了两三万人的武装特务与人民军队对抗，这都是项乃光的决定。 长春站在北满是军统局的代表机关，它领导军统局在长春的公开与秘密机构进行活动，侮星期六项乃光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举行工作会报，研究人事与工作等，使军统各单位工作步调一致，集中力量反对革命力量，并且反对不同意军统的人。 1948年9月长春尚未解放前，项乃光和几个主要特务，为了准备逃跑，派人到解放区搞了一些路条，在市内化装商人，照了相片，起了户口，准备长春解放时掩护逃跑之用。1948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的晚上，项乃光率领一些特务，和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等二三百人，一齐从长春向外突围（有我在内），没有突围出去。后来，项化了装．利用早已准备的路条，逃到北平，从北平乘飞机到南京转逃台湾。 2 ．长春警察局 从1945年12月到1948年10月长春解放为止，长春警察局先后换了四个局长：张炯、许赓扬、乐干、袁家佩。l945年12月，先派张炯充长春警察局长，张炯是中警系李士珍的人，不是军统的，1946年4月14日长春第一次解放，张炯被俘。1946年5月23日长春又被国民党军进占，6月派许赓扬为局长，这是熊式辉派的，许是军人，没有千过警察工作，对警察业务是个外行，军统局派桂询充任副局长，桂询是军统的基干，警察局一切事务实际上由桂询负责，许赓扬只担个名。1946年11月许赓扬被派去任第五区保安司令，长春警察局局长由军统老特务乐干接充，又调李贺民充副局长。到1948年2月，乐干调到警察总署任第六处处长，长春警察局局长由袁家佩充任。袁是长春警官六分校的主任，因六分校停办，他托人活动接了长春警察局。他接事之后，副局长仍然是李贺民，在长春警察局的人，军统局没有更动，各分局局长也没有大调动，一句话长春警察局的人事，仍被军统控制。副局长李贺民受保密局之命，以长春警察局为单位，成立一个“公八组”，直属保密局．李贺民是组长，“公八组”就是公开第八组，是从别的公开机关顺次序排下来的，这样便于保密局对公开机关的控制。长春解放后，李贺民等主要特务均被浦，有的被镇压。 3 ．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 1947年该部参谋处第二科少将科长李济才，是军统派去的。该科的任务是搜集长春市的一切情报，以及侦捕共产党地工人员，并与督察处等机构取得联系配合，进行活动。每星期六参加长春站召集的各单位负责人工作会报。该科在长春逮捕了从哈尔滨到长春的一些中共地工人员，并且扣获了不少货物，在1948年由警备司令部公开拍卖，李济才分得了一批奖金。李曾对我说：“都是被安震东（警备部少将参谋长，也是军统分子）贪污啦，卖了那么多的钱，才给我这么几个，杀人赚不了两手血。”1948年1月，李自己活动到新七军五十六师充中校副官主任。长春解放后，他逃到吉林. 接替李济才的参二科科长是吴颂扬，是新七军的一个下级军官升充的。他到差之后，工作更卖力，他虽不是军统特务，但危害革命的活动却比特务还疯狂。他在参乙科设了一个通讯组，有十几个组员，担任情报及逮捕等活动，抓了不少人，都解到督察处。他主要的活动有： 第一，印刷假人民币。1948年3月，参二科抓了一个造假票子的案件。造假票子的人犯被押到警备部之后，吴颂扬就请示该部参谋长安震东，计划利用捕来的人犯，制造解放区的假人民币，得到安震东的同意。于是他造了不少假人民币，派人到解放区去使用，扰乱破坏解放区的金融。 第二，共产党地工人员邹本祯及董玉清等人，是参二科搞到的原始情报进而捕获的，解送到督察处后被杀害。 第三，1948年3月参二科参加了长春市的户口大检查；同年4月24日又参加了对长春大学的大逮捕。逮捕前，在长春大学里派人搜集学生黑名单的活动，参二科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参加，弄到了黑名单，才开始逮捕。这一次抓了一百来个学生，有名的“四二四”事件就是这件罪恶。 参二科的人，在解放后多数被捕，但吴颂扬却逃跑了。 4 ．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 东北特技组组长袁晓轩，是共产党的叛徒，早年是东北讲武堂第二期毕业的东北的老军人，他参加了共产党之后，随朱德做过许多工作，据说给朱德当过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他叛变之后，投人了军统特务机关，军统对中共叛徒的任用原则是：“可以重赏，不可以重用”，于是袁在军统里只能当训练班的教官，没有重要工作叫他负责。1946年戴笠死后，毛人凤才派他为东北的特技组少将组长。1948年特技组撤销，袁晓轩是黑龙江人，在东北的老军人中还有一些名声，他与长春站站长项乃光商议，就成立起“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他任少将总队长，总队部设在长春市胜利大街48号。总队部设参谋、副官、军法、及刽十等室，还有特务队等编制。总队的任务就是成立队伍打八路．队伍越多越好。当时有许多的各县还乡团、土匪游杂部队聚集在长春市郊，都是从解放区逃出的反共分子，他们到了长春近郊无处投奔，袁晓轩就派人将他们收拢起来。这些人听说表晓轩是“中央”的官，是特务机关的人，可以直接给蒋委员长去电报，队伍成立起来可以正式编为中央军，发给美式武器。于是就有许多人带着枪、马投向袁晓轩。袁晓轩就编了十多个支队，共有两三力人，驻在长春近郊。手下有这么多的人马，当时“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这个番号在长春是很出风头的。袁晓轩把队伍成立起来后，给南京保密局去电呈报，毛人风指示项乃光尽力协助，又派了一个军事联络组，配属袁晓轩工作，这样一来规模就闹得更大了。1948年3月．袁晓轩把队伍整理了一下，决定出击，从米沙子、小贺隆等地向解放区进犯，当即就被人民军队给打了回来，吃了一个大败仗。袁晓轩对此一筹莫展，经过几个月后，队伍作鸟兽散，原来有两三万人，到夏天只有五六百人，到9月间，总队部办公室内没有人，办公室门前没有卫兵站岗，一切都垮了。袁晓轩本人在长春解放的当天晚上．与我们一齐突围未果，他到外县潜伏起来，1950年被捕。 5 绥靖第二大队第二中队 绥靖第二大队第二中队是沈阳第二大队的建制单位，是实际工作的机构。第二中队少校中队长杨光，伪满军校毕业，1947年经人介绍到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受训，当时第二大队长陈振山也在那受训，他们是同学。毕业后，陈振山被派为绥靖第二大队长，陈振山就调杨光为第二中队长，这是杨光的来历。1947年冬，杨光回到长春．即筹备成立第二中队连招带介绍有一百多人，把中队成立起来，开始工作。他们带来一些武器，又在地方上搞了一些武器，这样，这个特务武装就活动起来。1948年3月他们这个中队在长春市郊与解放军打起来，打得很激烈，杨光的大腿被击伤，队伍退到市内，这一下子可吃了大亏。他在医院养伤，由谍报十七组组长代理第二中队长职务。 第二中队的化名为9379部队，在长春市的军风纪最坏，经常勒索以至于公开抢劫老乡。有一些老乡到督察处来控告他们，督察处曾多次著告二中队，副队长金羽翎他们却置若阁闻，最后由督察处把金羽翎逮捕，解到警备司令部枪毙。这个中队以行动为主，1948年秋，就垮台没有人啦。在长春市内他们什么工作也没有做，只是危害老乡，杨光在长春解放后被捕，据说被镇压了。 6 绥靖第二大队谋报十七组 该组少校组长张政，哈尔滨人，也是励志训练班毕业的，与杨光一块回到长春的。到长春之后，他很能招摇，首先到各有关机关去拜客，接着就在中央银行四楼开了一个大型舞会，这种作法比一般特务都招摇。这个谍报组设在长春市，也往解放区派人，去搜集解放区的情报。张政在长春化装大学生，不断的出去活动，侦察中共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的活动。他招摇的很厉害，敲诈的事不断发生，杨光因负伤在医院养病，由他代理第二中队长，这时他一身两职，行为更坏，随便捕人。在当时他这样干是不许可的，督察处对他劝告儿次，他不改，后来长春站给沈阳第二大队去了一个电报，说明他的一切，第二大队同意把他押在督察处．9月间被押起来，一直到1948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的早上，才把他放出来。当时只放了他一个，其余在押犯48人一律被特务杀害。 张政搜集了许多解放区的情报报给沈阳第二大队。1948年6月，他搜集了一份情报送给了长春特秘处，他报称：“有商人王子良系共产党贸易局的干部，往返哈尔滨与长春之间贩运货物，藉机搜集我方情报。这次到长春又买了许多布正、棉线、血料子（熟皮子用的药料）等，现即准备离长春赴共区。”特秘处接到他这个报告，没有仔细研究，就把王子良及同行的五六人一起逮捕，并没收一切货物。经过审讯，并无“奸匪”事实，决定释放这些嫌疑人。就在当时，王子良却病死在督察处看守所。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王子良欠张政的朋友孙范五的钱，孙范五向王子良索款，王子良拖延不还，孙范五对张政说此事请张帮忙，张政就造了一个假情报，把王子良逮捕，结果病死在看守所。类似这样无中生有、蓄意陷害的事情，张政做过的哪止这一件呢！他在1954年被捕。 7 ．北满电务支台 这个支台1946年夏在长春建立。中校支台长张席森，是军统电训班毕业的基干．河南人，电务技术较好。这个支台有两部75瓦大型电台，还有15瓦的小型收发报机七八部。支台下有分台，器材不少，北满的分台，都归这个支台指挥。韭满的电务人员调派及经费领发，均由张席森负责。在长春的军统机构，如长春站、长春警察局、督察处等，往南京、沈阳等地发报，均由这个支台发出，所以这个支台的任务很艰巨。支台的人事和经费均由保密局第四处直接处理，不受其他站、处的限制，特务机关的电务人员别有系统，与一般特务不同，属于技术性的特务。 1948年北满支台感到业务忙，报务员白天晚上都要上台收发报，现有报务人员不敷分配，张席森请求第四处往长春派人，但无人可派。张席森就决定在长春就地招考学生，训练报务员，呈经南京批准，他就在长春招考了一二十个学生，由他负责训练报务技术，又增加了一些政治科目，训练了三个月，就能开始收发报，这样充实了报务人员。长春解放前，张席森与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计议，必要时把支台的大小电台，一律埋在地下。因为支台就在督察处院内，长春解放的那天早上，张席森就把大小型电台五六部埋在事先勘查好了的地点，即督察处的东南角。我在1948年10月26日自首后，就先检举了这件事。张席森1950年在沈阳被捕，听说已被镇压；北满的电务人员如高洁、汪敦涵等均被捕，经改造教育已获释放。 8 ．挑南组 这是保密局直接派遣的组，组长彭如阜，率领了几个组员，先进人了挑南，后来由于这个地方解放，不能潜伏，彭如阜撤到长春。1948年这个组取梢，他找我给他买的飞机票，带着老婆离开长春。这个组是潜伏组，单纯收集情报；另外，还派它联络一些蒙古的反动分子。 9 ．东北特技组 该组是1947年2月由毛人凤决定成立的。当时派袁晓轩充这个组的少将组长，因为袁晓轩是东北的旧军人，在东北的人事关系很多，所以毛人凤命令他回东北进行策反工作，工作对象是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东北特技组的任务是：策反、情报、行动。袁晓轩从保密局要了一些基本特务（即使他不要，也必须给他派一些基千人员，以便监视他），领了经费、电台器材及美式武器等，从南京出发，先到沈阳。在沈阳停留了一个短时期，转到四平，计划在四平工作。后来认为四平有战事．就推进到长春，东北特技组就设在长春。袁晓轩到长春之后，先往吉林派人搜集情报；与此同时在长春把“新建协会，，成立起来，接着，住解放区派人，搜集张学思及吕正操等人的情况，以便取得联系进行策反，这种计划当然是落空了。1947年秋，袁晓轩自己到吉林，带领一些特务，布置了一些特务活动后，又回到长春。他这个组的美式左轮手枪不少，还有黄色炸药，预备用于爆炸解放区建筑物的，但没有用上。在长春，衰与一些特务骨干整天在一起．跟我就很熟，大家交换情报，研究反人民的一切活动，每星期六参加长春站的工作会报，他是军统特务的主要分子，在长春成为反动派的活跃人物之一。 我与他常在一块吃喝缥赌，无话不谈，他是中共叛徒，顽固地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他到长春又转到吉林，曾派人去解放区去策反张学思等人，这些罪恶企图．早被人民政府所知悉，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周保中，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启发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担保不究既往，只要能将功折罪，向人民低头，可以保证一切，希望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尚未为晚，何去何从，请三思之。他接到这封信后，与项乃光研究了一番，除了给保密局呈报外，并且给周保中写了一封回信＜过去在共产党里，他们都认识，是同志），大意是：华函奉悉，仁兄对我的关切感激非常。审慎思之，我不能回去。如果你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你为军长，不成问题。如不愿带兵，可以充一省主席。顽固地拒绝了周保中善意的劝说。 由于工作没有成绩，1948年l月，保密局将这个组撤销，一切人员、武器完全移交给长春站，袁就另起炉灶，开始成立“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的反动武装。 10.东北行辕二处第三组 该组是二处派到长春的秘密组，组长方学儒。这个组有一部15瓦电台，设在长春市同志街万草胡同303号，专门搜集军事情报，呈报给二处。方学儒不是军统的基干，只是外围分子，但他的工作很积极，受到二处的好评。1948年8月，东北“剿总”二处处长郑兆一，从沈阳给我来了一个电报，说方学儒在长春已暴露了身份，不能再做解放后的潜伏活动，请我在长春另给物色一个适当人选充组长。我当时介绍一个叫徐克成的特务，可以做潜伏组长。郑兆一回电同意，并请我协助徐克成布置潜伏，并发给了徐克成半年的经费，又用飞机给空投下干电池及密电本等。长春一解放，徐克成就抱着电台向长春市公安局自首了。方学儒在长春解放后，逃到吉林，1951年镇反时，他被逮捕镇压。 11．东北行辕二处第四组 这个组是新一军随军督察组改的，1947年7月，新一军随军督察组撤销，保密局把这个随军组改为二处第四组，仍在长春工作，专做军事情报。派中校组长吴殷强负责，该组设在长春市光耀路。昊殷强做潜伏工作比较合适，他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外人看不出来。l948年4月，二处把第四组合并到第三组，由方学儒充组长，吴殷强把第四组的一切器材、文卷都移交给了方学儒，他则被调到长春站充第三秘密组长。长春解放前，他布置了一个粮袜铺，作为潜伏的掩护。解放后，我把他检举了，他被捕后，1949年夏在长春市公安局看守所内病死。 12 ．东北行营策反第一、第二组 文强在沈阳成立了“策反委员会”，计划派人到长白山去策反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残余军队；在可能时，还准备策反人民军队。在沈阳成立了两个策反组，即策反第一、第二两组。这两个组被派到长春之后，因我不在长春，一切活动都不清楚，只知道这两个组的工作没有成果，在1947年间烟消云散。 13 ．东北行辕日韩组 上校组长张锐，专门做日本及朝鲜两方面的工作，在日韩人中，吸收一些人做特务，另一方面，防止这些人参加共产党。同时，对日侨韩侨的遣送工作，也要予以协助监视。张锐曾留学日本，日韩工作搞得很熟悉。1947年秋，这个组结束。 14 ．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长春分会 长春分会是袁晓轩负责在长春成立的。1947年春他从南京向东北出发之前，中国新建协会总干事、老特务徐亮就找他布置了工作，指示如何在地方上进行活动等。袁晓轩是青帮的“老头子”，到长春后，利用青帮关系，成立起来这个分会，吸收了许多会员，又聘请了一些理事，把长春的一些地方人物，绅士、资本家、土豪、特务、党棍等，都吸收了进来，成了个臭名昭著的坏人集团。 1947年春天，分会成立的时候，参加的有七八百人，袁晓轩主持一切。分会的宗旨，虽然标榜是“建设新社会事业”，但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军统特务办的机关，将来可以仗靠它做投机例把生意，所以连资本家李墨林等都参加了。长春分会利用青帮关系，拉拢了许多帮会分子，不少人利用这个组织，到处敲诈勒素。1948年这个组织被取消。 15 ，保密局军事联络组 该组是保密局的直属组，上校组长刘精一，是伪满军官，留学过日本，1945年光复后．托人活动投靠了军统。军统派他到长春，叫他利用日特搜集日本人民中的情报，以及策反日本军队等工作。他到长春之后，吸收了一些日本特务给他做组员，搜集日本残余人员的情报。l947年冬，他被督察处羁押，说他有“通匪”事实，用飞机将他解送南京保密局。这个军事联络组就被取消了。 16 ，第七兵团谍报组 1947年9月，陈诚在沈阳调整了东北的国民党军部队建制，成立了第六、第七、第八和第九四个兵团，每个兵团成立三个谍报组，统一东北军事情报工作。这件工作，由行辕二处签派了九个谍报组长，配属到各兵团去（第九兵团在锦州，未派谍报组）。我当时被派到第七兵团（陈明仁兵团），这个兵团在长春，我不想去长春，但是不许可，没有办法，在1947年11月24日才从沈阳飞长春。12月在长春将组成立起来，开始工作。陈明仁是第七兵团司令，因他与陈诚不睦，逗留南京没有来东北，第七兵团虽然成立，只由副司令陈泰运负责．过了几个月，七兵团就被撤销了。谍报组成立之后，搜集了一些北满军事情报，还搜集到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的一些机要文件300页．一并呈给二处。谍报组在长春与长春站、警察局等各机构负责人均有联系，并且参加长春站的工作会报。1948年1月兵团撤销，这个组拨归新七军，我被调到督察处。 1 7 ．新－军随军督察组 1946年军统给新一军派了这个随军组。第一任上校组长张国卿，同年6月中旬，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成立，张国卿被派到督察处充副处长，该组组长由安震东接充。1947年7月，普备司令部督察处处长崔志光因贪污调职，遗缺由安展东升充。这时，保密局将新一军督察组撤出来，改成行辕二处第四组，在长春作潜伏活动，由吴殷强充中校组长，这是新一军督察组的沿革。安震东到督察处时，将该组组员李柏、孙家树、陈实等人带到督察处工作。 18 ．六十军五十二师参二科 五十二师原来是由一个交警总队及一个团的杂牌部队改编的，在1947年秋天改编之后，保密局把王彬派到五十二师充参二科少校科长。王彬在师部参二科担任情报编审等工作，仅限于军事情报，因为他不能派人到解放区，拿到的情报没有多大价值．他下面指挥一个谍报队有三十人左右。1948年8月，王彬从长春溜走。 19 ．长春市政府政工大队 1948年吉林省政府有一个政工大队，在3月退到长春之后，长春市政府有一个政工大队；于是就把以上两个政工大队合编在一起改成“长春市政府政工大队”。长春市市长尚传道派马绍周充这政工大队长，马是军统基干，因此这个机构，就为保密局特务所控制。政工大队担任市内调查粮食囤积居奇这些工作，都与督察处有联系，与长春市警察局也有横的联系，如果不是马绍周当政工大队长，工作开展就困难，马绍周一直干到长春解放后才逃走。 20．长春替备司令部督察处 该处是保密局在长春哟一个公开机构。长春的督察处，老百姓说它等于“日本的宪兵队”，由此可知督察处的罪恶是多么令人愤恨。由于我在该处充任督察长，有许多罪恶活动是我亲身参加指挥的．所以对该处的材料知道比较详细，这里扼要地写一些主到背况。 该处1946年6月中旬在长春成立，第一任处长崔志光，副处长张国卿，处内设督察、秘书及侦审三个室。另有第一（情报）、第二（总务）两个科及一些外勤单位，如巡查队，检查所等。督察长专负外勤工作的指挥，秘书主任专负机要文电、印信保管及收发等全部内勤工作。全处编制官兵共五十多名，但用了许多额外人员，增加到一百多人，本来特务机关的人，从来是没有编制标准的，有的机关虽然有编制，也不遵守。自从军统局成立的那一天起，直到戴笠死去，军统局究竟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大概数是有的，但不准确，任何一个站、组都可以用额外人员，这是老规矩沿袭下来的。 督察处名目上属于长春警备司令部，但是不听警备司令部的约束。长春警备司令由新七军军长李鸿兼，他把军统特务安震东从督察处长的职位上，调到替备司令部充参谋长，替李鸿处理一切事务，警备部司令的公事都由安震东决定，这样一来，安震东开始自己兼督察处处长，指挥督察处就不成间题啦。 可是在1946年夏廖耀湘以新六军军长兼长春警备司令的时候，当时廖耀湘对军统局这一套还不大清楚，他下手谕给督察处派人，并且派的是中校科长级，当时督察处处长崔志光就不听廖的分派，给顶了回去。廖耀湘以后知道了军统局的人事情况，也就不再干预督察处的事啦。 该处的工作任务是维持长春的军风纪，管理一般邢事案件，这是该处分内的工作。可是实际上它却什么都管，不但管军队的风军纪，一般的窃盗案也管，连市内妓院、旅馆、各娱乐场所的巡查，对影院、戏院闹事者的弹压，卡哨的检查，电信的检查，商人的囤积抬高物价，债务纠纷等等，样样都管。把警察局和法院的工作越姐代疙地都包办了下来，使这些机关都不满意，当然，对政治案件更要管，而且把这件工作列为中心工作。 督察处办理案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案件，一类是刊事案件，对于这两类案件，在特务们看来，办理政治案件可以升官，办理刑事案件可以发财，所以对这两类案件都抓住不放，同时进行。 第一任处长崔志光，从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因为贪污太多，特务机关把他调走。第二任处长安震东l948年3月调到警备部充参谋长。第三任处长张国卿从1948年3月到10月长春解放。我到督察处是1948年2月到9月，督察处的人员主要是军统的基干，但也有不少人员是私人介绍来的。督察处开始成立的时候，从内地调不来人，只好在当地吸收一些人来参加工作，有一些人干俐良好，就没有调动，这些人没有参加军统，虽然在督察处工作，但他们只是外围基干，特务们开会，不叫他们知道。外面的人不明真相，认为督察处的人都是军统特务，那也不符事实，不过在工作上不论谁做，都是特务勾当，对人民革命的危害是一样的。 从1946年到1947年7月，督察处逮捕的政治案件，经过审讯，如果确是共产党地工人员，就解送到沈阳，交行辕二处处理。如果嫌疑不大的，就在长春取保开释，这时长春督察处没有杀过人。1947年夏天以后，长春到沈阳的火车不通了．这一时期逮捕的政治犯，就无法起解到沈阳，少数比较重要的政治人犯用飞机从长春向沈阳起解，这样的事我知道只有两次。1948年4月以后，长春的大房身飞机场被解放军的炮兵控制，不能起落飞机，向沈阳用飞机起解政治犯已不可能。这些捕来的政治犯既不起解．就向这些政治犯进行劝降，叫他们投降，但他们又不肯。即不能解走，又不肯投降，也不能释放，最后只有秘密处死。所以在1948年4月以后，督察处就开始秘密杀人。 在北满，长春督察处是处理政治犯的唯一机关，无论宪兵或警察等机构，捕获的政治案件，都要送到督察处最后结案。 督察处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手段毒辣，灭绝人性，不要说对人民革命事业，就是对待国民党内部的相互矛盾，也剔反残酷的，比如： 1946年底，督察处在长春火车站设了一个车站检查所．派了一个少校督察充所长，这是崔志光的决定。没有几天，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派来一个少将高级参谋，到长春也成立一个车站检查所，这位高参充所长，与督察处的检查对门，唱了对台戏。一个车站有两个检查所，旅客下了火车，要受两遍检查，对旅客是额外的骚扰和负担。在执行业务中，两个检查所的人发生矛盾，保安司令部的检查所所长是少将级，认为：“我是杜长官派来的“；督察处的所长，认为长春督察处应该在长春执行检查业务，“我们是特务机关，全国的水陆航空检查，都要由我们来干，别人没有权干。”两方互不相让，各不示弱，这时崔志光先去找了这位高参谈了一下，但这个高参趾高气扬，不理不睬，对于特务，他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在车站上把督察处的人员给打啦。这一下子引起了崔志光的狠心，他先派人把这个高参的生活行为调查了一下，知道这个高参好跳舞、好女色，崔志光就找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女人某某小姐，布置她如何如何，几天之后，在这个高参常到的舞厅里就出现了这位小姐，经过介绍，高参认识了这位小姐，经过跳舞，由陌生而熟识，并且发生了关系。在他们的闲谈中，模模糊糊地谈到了一些解放区的事情，这位小姐还说要到解放区去等等的话．这位高参对这些话随便答应没有在意。一个夜里，怪察处突然把这个小姐密捕到处，在审讯时她说：“我是从哈尔滨来到长春升学的，在舞厅里认识一个高参，他说我在长春读书不好，叫我仍回哈尔滨，在解放区读书好。他还答应给我写了封介绍信，给我拿路费，叫我快快离开长春，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一个同学，事情就暴露啦。”根据这个口供，督察处给行辕二处上了一个报告，转呈行营主任熊式辉指示，熊式辉一看，这是“奸匪”案件，马上批示逮捕。这样，崔志光就派了一些特务，公开的从车站检查所把这位高参逮捕，先从大街上押到督察处，等于示众；审问之后再向沈阳起解。这样，保安司令部在长春的检查所就算垮台。这种栽脏诬害的毒辣手段，就是特务们惯用的伎俩，所以不但人民恨特务，连国民党内部有一些人也怕特务、恨特务。 再说一个特务在外招摇未遂陷害商民的例子。 1948年4月，督察处侦审室中校主任（等于司法科科长）陈牧，在一个下午，自己到大马路重庆饭店吃便饭。这个饭店在长春是一个比较大的饭店，经理庄某认识不少军政界的人，交际也很活跃，警备司令部的一些处长他也认识，只是对督察处的人没有注意。这一天，陈牧在这里吃便饭．饭馆没有什么殷勤招待，做的菜不好吃，价钱还很贵，陈牧耍了脾气。这时．茶房把庄经理找上楼，庄经理一看是个中校，也不认识他是督察处的主任，在劝说中态度也不好，两人争吵起来，陈牧一气回到督察处，就马上把政治人犯案卷拿出来，一找找到一个案子，是未定案，正在侦察审讯中。陈就把这个案子的一个政治人犯提出来审讯问他：“你认识重庆饭店庄经理吗？“ “不认识”。 “你从共占区到长春见过庄经理多少次？庄经理给你搜集过多少份新七军的情报？” 就这样一直审讯下去，不承认就用刑，打得人犯神志不清，也只好顺口答腔。有了这个口供．陈牧马上派人把庄经理抓来，抓来之后，先来一顿打，什么也不问，打完押起来，第二天上班对我说：“昨天夜里审讯，审讯出重庆饭店庄经理与这个案子有嫌疑，因为时间大仓促，没有报告您，就把他逮捕了，现在我补个报告。”（按督察处规定，捕人要由处长或督察长批。不批，不能捕人．陈牧这么一说，没理也成了有理）。把庄某押起来之后，非刑逼供，最后庄某托了许多人情，有许多人来找我，才把庄某释放，如不托人求情，也可以把他当成“奸匪”一块处死。庄某被释放之后对人说：“这回我才知道督察处的厉害，真是九死一生！" 督察处在审讯用邢方面，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刑”,“金”就是过电，“木“就是压杠子，“水”就是灌凉水，“火”就是用蜡烛烤脚心（是从美特那里学来的）,“土”就是罚跪。除了这五刑之外，还有各种非刑拷打，任意侮辱的暴行，比如1948年l月看守所所长齐国安就胁奸了一个女政治犯李某某，每天到监房去蹂颐，被我发觉，将齐国安调职。再如1948年5月，陈牧审讯长春女大学生杜某某时，利用势力，予以强奸后才把杜某某释放。在1949年10月17日在长春斗争陈牧的大会上，就有“强奸女犯”这么一条罪恶。类似以上这两件事，在特务机关里是并不稀奇的。 督察处自成立到垮台，逮捕的政治案件大概有五六百件；我到差后逮捕的就有一二百件。每个案子有一个人的，也有一二十人的。案情简单的，如1948年7月逮擂的李振华，从他腰里搜出两三百张印好了的东北民主联军的传单，搜出之后，他供认不讳，承认是给八路军带进市内的传单，把他送到警备司令部，审讯一次就被判处死刑，出了一张布告枪毙啦。牵扯人多的案件，如l948年4月逮捕的经济大药房案件，案内人犯有一二十人，有关嫌疑人十多个，有两处药房被查封，涉及到商人、军人、中共地工人员，这一案件就比较复杂。 逮捕的这些案件，原始情报的来源有的是从叛徒手中得来的，也有是因为中共地工人员行动不小心被特务侦察出来的，也有是特务利用解放区潜伏关系提供的情报在长春破案的，也有是中共地工人员没有正式掩护，因暴露而被逮捕的。 从1948年4月开始．督察处看守所押了许多政治犯，也有1947年秋天已捕来的，虽已结案，但由于火车飞机均不能起解政治犯到沈阳而尚未处理的。对在押政治犯如何处理的问题，由督察处处长张国卿与长春站站长项乃光研究，结果决定把这些政治犯全都秘密处死。于是给南京保密局去了一个电报请示，回电照准，唯指示要先呈报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批文执行，并将办理情形呈报备核等，以后就根据这个电报杀了一二百人。督察处是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的主要成员之一，特秘处由郑洞国主持，督察处的杀人公事，都放在特秘处的公事一块，送到郑洞国那里作最后决定。杀人名单经郑洞国签批核准后，我在督察处亲自指挥特务，在夜间把政治犯用卡车拉到长春市南岭，秘密用日本战刀砍断喉咙，再挖坑埋掉。在南岭共杀了三批，在长春市清华路杀了一批，共杀了四十多人。 在长春解放的当天早上，督察处处长张国卿与主任秘书印匡时、侦察主任翟王命、督察主任陈寿岚等把在押人犯49人，除绥靖第二大队谍报组少校组长张政因贪污押在督察处看守所予以释放外，其余48人，内中还有两名小特务，因不守纪律也押在督察处看守所，这次不问案由一律枪杀，连自己的“同志”也不能幸免。所杀的48人，没有一个所谓“政治犯”，都是些打架斗殴的、囤积的普通商民，还有一个买卖银元的小商人，头一天批准取保开释，到街上找保经理不在，叫明天去盖图章，只差一天，也给杀啦。这些人根本没有什么严重情节，却都被一齐杀死，这时张国卿已红了眼，乱杀一阵，认为反正自己也不能幸免，杀一个是一个，根本谈不到分别案情。这种蛮干的做法，在国民党作垂死挣扎的时候是毫不为奇的。 二、在长春的其他特务机构 （一）中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 中统过去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调查统计局．所以简称“中统”,1946年以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国民党特务，要求取消特务机关，在这种压力下蒋介石把中统局改称为“党员通讯局”，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掩人耳目而已。 中统在北满的机构只有两个，一个是中统局长春区，另一个是松北工作队。 长春区区长张思明，山西人，秘书刘芸峰，总务科长张伯桥．情报科长刘香久。在市内按警察局四个分局的划分，成立四个分区，每区设有一个分区主任（我知道李芳春是四分区主任，张逸民是第三分区主任），分区内有内外勤人员。中统局不作军事情报，只作政治经济等情报，在文化教育界他们占有阵地，与共产党进行斗争。中统长春区就是这样在北满活动，他们没有武力，在长春市抓人要找督察处派人协助，他们没有看守所，抓的人也要寄押在督察处，他们离不了督察处．因此军统与中统是狼狈为奸的。他们也往解放区派人，但在解放区没有电台，他们在长春市内的活动，利用帮会的时候多，做学校的“学运工作”比较有办法。长春解放后，中统长春区区长张思明逃走．其他的特务多数被捕，漏网的很少。 松北工作队。队长于春富，副队长陈一鸣，他们与我都认识。他们这个队．专门派人到松北工作，经常有人往返哈尔滨与长春之间，利用商人身份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他们到松北去一定要从长春带一些布正，电料或西药．这些东西，都是长春禁出卡哨的，他们每次都找我，我通知卡哨哨长放他们出去。有一次，陈一鸣领了两个他的工作人员来见我，并问我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从哈尔滨往这带。我说不需要什么。我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他们说到哈尔滨有贸易局的人给他们掩护，而在长春则由他们掩护贸易局的人。我一听，感到有问题．以后一调查他们的人，在解放区给两面做工作，既给中统搞情报，也把长春的情况告诉给解放区。长春解放后，于春富逃跑，陈一鸣被捕。 （二)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 这个机构是郑洞国根据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秘书处的规定，在长春成立的。 1948年4月，郑洞国召集在长春的各有关机关成立特秘处，参加这个机构的有：保密局长春站站长项乃光、中统局长春区区长张思明、长春替察局副局长李贺民、吉林省国民党部书记长岳希文、吉林省政府参事王中兴、第一兵团司令部军法处处长韶惠林、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国防部二厅长春站长少将站长史柞炎、长春普备司令部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这些人都是委员，郑洞国为主任委员。 特秘处成立之后，派王中兴为主任秘书，李友镰（军统）充秘书，崔席珍（吉林党棍）充助理秘书．下设调查、行动、审讯、管训及总务五个组。由中统局长春区的总务科科长张伯桥充调查组长（即情报组长），督察处中校督察主任陈寿岚为行动组长，派督察处侦讯室中校主任陈牧为审讯组组长，派保密局长春站国际组组长崔统深为管训组组长，国防部二厅长春站上校参谋张鸿业为总务组长。各组的组员由各组长从原机关调人工作。以后特秘处的工作完全由保密局与中统两个特务机关负责，比如说调查组由中统负责，行动（即侦察与逮捕、处死）由督察处负责，审讯由督察处负责，管训由军统负责，只有一个总务组由国防部二厅长春站负责。特秘处的主要工作是调查、行动与审讯，这就是说，督察处是特秘处的骨干，特秘处的行动组就是督察处的督察室，特秘处的审讯组．就是督察处的侦审室，所谓特秘处就是长春各特务机关的大本营，在内实际工作的就是保密局〔军统）与中统，人称为“长春两统”。 特秘处是没有办公地点的，王中兴是吉林省政府参事，他自己和两个秘书在省政府四楼办公，各组都在督察处办公。抓人由借察处督察室来抓，抓来之后，交给审讯组，就是督察处的侦审室看守所押起来。王中兴每天都要到督察处，去找张国卿和我，离开我们他不能办事。比如，有了情报要派人侦察，就得要督察室派人，督察室中校主任陈寿岚要派人，就要请示我，有重要的案子，我与张国卿还要研究。侦察如此．抓人也如此，审讯组组长陈牧对案件签具之后，一定要呈给督察处的主任秘书印匡时，再呈给张国卿，同意后，再由陈牧以审讯组长的名义呈给特秘处主任秘书王中兴，王中兴核示后，转呈给郑洞国。总而言之，督察处在特秘处里起主要作用，督察处与特秘处是一而二、二而一。当时在长春的人，都知道督察处，却不知道还有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秘处。 督察处自己办的案子，如要处死的，郑洞国都是批“如拟”签一个“洞”字。督察处与特秘处呈请处死的有四五十人，郑洞国皆批准，批准后，由我率领特务把这些被害人分批杀害。特秘处的人员，都是军统与中统的骨干分子，罪恶都是很大的。解放后，张国卿、王中兴、张思明等人逃走，其他多数特务被浦，少数被宽大，多数被镇压。 （三）国防部第二厅长容站 国防部第二厅，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大本营的唯一军事情报机关．二厅派在各地的站、组很多，完全担任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1947年，二厅派在东北的有两个站、两个组：南满站由王景轩任站长，以交警第二总局专员为掩护；长春站的史柞炎利用国防部少将高级参谋的身份进行活动；两个组一个是二九九组，少将组长郭树仁；另一个是龚震宇组，也是少将级：到1948年郭树仁这个组撤销，龚震宇组归长春站史柞炎指挥。 长春站的编制很大，少将站长下面有七八个组，有七八部电台，器材也不少，一切都很完备。这个站设在长春市建国胡同，专门搜集解放区的军事情报，呈报给国防部二厅。他们在解放区也有潜伏组。 史柞炎与我很熟悉，他往解放区派人，一定携带一些不准外运的货物，出卡哨时，事先要找我通知卡哨放行。他们到解放区的人往来不断，既搞情报也搞副业。长春解放的前夜，六十军起义，该军防地戒严，不准通行，史柞炎坐车通过六十军防区，哨兵阻拦，汽车未停．哨兵开枪，把他左肩击伤。当时送到长春市医院治疗，第二天长春解放，他在医院被捕。 （四）国防部新闻局长春通讯处 这个通讯处是新闻局设在长春的，该处主任杜欣，1948年与我接过头，他搞一些新闻局的通讯工作，附带作情报。长春解放后他逃到吉林，我在吉林遇见他，把他检举了。 （五）宪兵司令部特高组 这是个秘密组，是宪兵司令部的特务机构。设在长春的特高组组长周士宽，宪兵上尉，担任搜集军队一切军风纪的情报，主要是对内的，检查反动派军队的素质，及官兵是否遵守纪律等。当然对解放军的情报也搜集，不过这不是主要工作。特高组设在长春市北平大路，有一些组员都穿便衣的，解放前他把组员都调到沈阳，在长春的只有周士宽与一个译电员，长春解放后，被浦镇压. 抗战胜利后我在东北的特务活动 陈旭东 一、历史渊源 九一八事变时．我是东北军的现职军官，在“不抵抗”的命令下，弃职离队，丢掉国土，抛家失业地跑到北平，投奔张学良将军。他任我为无具体工作的服务官，在他私邸里出来进去，当当“眼差”而已，什么事也没有。他当时是父仇国耻集于一身，却又深染毒品嗜好，一时精神兴奋，一时沉迷欲死。我给他写了一篇报父愧雪国耻的谏信和一本建议书；因之，他对我有个‘，天性很忠厚，学得也不错”的评语。1932年编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北平分会的时候，他就把我派任为谍报科长。这样，我就开始了对东北布置谍报网的具体行动，向伪满各地区的机关、部队派人，做潜伏活动或搜集情报，也就是走上了职业特务的第一步。 张学良于1934年由欧洲归来，在武昌担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的时候，正是我在他出国期间辞职无事可干的当儿，他就调我到武昌总部担任调查科长，为他搞特务组织。从这之后，我就成为张学良属下的特务头子。1936年西安事变后，我又正式投到军统组织系统里，成了戴笠属下的一个特务。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直是在军统特务系统下也就是在戴笠的属下工作。为了抗日的大前提，我和戴笠有共同一致的地方；但在对张学良的关系上，我俩又是矛盾的，也就是戴笠总想通过我，利用张学良的关系为他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而我总想通过戴使蒋、张能缓和矛盾、相得益彰，使张东山再起。因此我虽是戴的属下，他对我却总是有戒心的；我虽是给戴做事，却总是为张学良的前途用劲。因此，戴对我是既利用又限制的，我对戴是既服从又阴违的。1939年戴利用我持张学良亲笔信到上海去为戴拉拢汉奸鲍文描；1944年又利用我担任军统界首特别站站长，专门负责对敌伪做情报工作，特别是联络与旧东北军有历史关系的汉奸组织和武装部队，即所谓“策反”工作。当时我的工作对象散布在沦陷地区，从华北、东北到华中，我都派出特务工作人员，一方面联络，一方面做情报；同时也进行所谓敌后爱国秘密组织“行动委员会”、“行动同志会”的活动。突出的是1945年l月间，买通了日本茂川特务机关的内部人员，把日本军部对南阳、老河口一带的攻击计划全部取到手，由我电转重庆。因而使第五战区的作战有了适应的准备，经过作战证明，所取得的情报完全是真实的。戴笠受到军事委员会的特奖后，曾给我以“先做后报”的亲笔函和电报，这是我与戴笠在抗日工作上的一致性发展到了最高峰。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了对东北的特务布置，从1944年2月到界首起，迄至我于l946年2月进人锦州止，前后两年期间，我对东北的特务布置主要有以下这些组：哈尔滨张羽组、长春蔡宁组、沈阳陈冲组、大连王达权组、锦州梁青山组，沈阳荆有章、张建中、刘惠民等组，每组有组员五人至十人不等。每个组员发展运用的人员也不少，还有个别派遣的人员，也有军统局本部直接派赴东北工作指令归我指挥的，如梁青山和郝逸梅等。在这同时期，军统局本部还有直接派到东北的特务：哈尔滨张伯生组、瓦房店宋崇英组和毛乃昌等。以上除军统局直接派遣者外，都是我主动派遣，事后报到军统局本部备案的。 [作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军统局东北区副区长、国防部保密局少将设计委员。] 1945年8月15日，我在界首从无线电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立刻高兴地向界首市街张贴号外消息，放鞭炮庆祝，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英明领袖”,既能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想必能宽宏大量地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配给军队，派他去担任接收东北的重任。我在张被扣的年代里，对张的旧属，不分地位高低，不分党政军的界限，都尽量保持着联系，幻想着张学良将来一定能东山再起，我为他准备着政治组织的点和线，这次抗战胜利，是我心愿得偿的好机会。尤其我在界首工作了一年多，对东北情况比较知道些，对伪满的长春军官学校毕业出身的伪军官和伪满警察组织，都做过调查和保持有相当的人事关系；至于对张学良旧属和讲武堂毕业留在伪满的汉奸们，也曾进行过联络，高级的汉奸如张景惠、于芷山等还持有张学良给他们写的亲笔信，越想越认为“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定得偿宿愿。又想张如能出来担任接收东北的重任，我即可随张左右，又可以替军统担任特务工作，耍起两面派的手法，一定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越想越得意，盲目地乐观起来。 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由无线电听到蒋介石对迎接抗战胜利的部署，也听到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的声明，在思想上认为共产党专门会“捣乱”，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提高到四强之一，应如何统一对外，拥护蒋介石为唯一领袖，好容易多年抗战才得到胜利，又闹兄弟内争，真是太出人意料之外了。这样一来，张学良的恢复自由也一定受到影响，内心里十分不安。果然，重庆发表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杜幸明为保安司令长官，我就像冷水浇头一样，大失所望。 我的如意算盘幻灭了，只得再求其次吧。在界首，我把伪满警察的材料汇转重庆，并迎合戴笠的意图，建议把接收东北警察的机构一元化，好作为军统特务完全控制的外围机构。我企望最好能当上这一元化的负责人。在这之后，听说戴笠向在重庆的东北老三省的幽灵政府推荐我和军统东北籍将级特务吴寄、吴安之等三人，分任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替务处长；并电令我克日北上，一切事可“先做后报”。我由界首北上时期，途中经过了两个多月，在济南停留了一个多月，一方面由于铁路交通中断，一方面看到接收如同劫收，我所联络过的汉奸，我不能负责保证他们不趁火打劫地接收，像喝凉水一样早晚是病，在接收惩奸之后，也势所必然地要来个惩办劫收的大张法网。这样就使我畏缩不前，思想上消极起来。在济南就开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并且在济南印刷出版了《科学精神对中国哲学图表解》第一版。戴笠对我不满，几次电催为什么不迅速北上，我都以交通工具困难的理由作答复。 1945年11月间，我在天津与戴笠相会。我把派遣到东北的特务布置向他汇报后，他一声不响，既不说好，也不说坏，既不说你干，也不说你别干。我就意识到，我所有派遣的特务都是与军统无关系而是与我有私人关系的，因此，戴笠就不能不有戒心。也就是说，抗日的一致性业已结束，“先做后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抗日胜利后的目标就转到共产党方面了，张学良的左倾历史、西安事变的教训，戴笠是身受过、领教过的，所以不论我怎样向他表示忠诚，并表示希望蒋、张相得益彰的看法，他都是不相信的，从此以后，戴笠对我的态度是既利用又限制的办法，也就是“拉完磨杀驴”而淘汰、而消灭的办法。于是戴笠决定调文强去东北主持东北的军统特务工作，派我为文强的助手，并成批的由后方调军统特务成员数百人去东北。戴笠集合部分主要的人在一起讲了一次话，我也在场，他沉着脸说：“东北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你们特别要小心你们的骨头！”使我感觉到这不是单纯的促其部下提高替惕，而另外有一种威胁的味道。那就是对我说：“你不愿意干也不行，想干就得老实地干，如果有什么别的意图，你就要小心你的骨头，那就毫不客气！你应想想你弟弟是怎样失踪的？”此外，戴与我一直没有谈过话，对我置之不理。他如何向文强交待的，我一点也摸不清。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了军统东北区副区长的特务工作的。给文强当副手，是我所不愿的。公开担任什么职务，尤其是副职，更是我不愿的。我就与文强商量说：“我给你当秘密的助手，把外围社团组织的工作交给我来搞，保证对你尽量配合，但我不愿担任公开的职务。”文强口头上答应了，我也信以为真了。因此，我在北平先给文强拉拢东北地方的人事关系，在准备去东北的时候，戴笠由重庆拍电来，指派我亲自随护宋美龄到长春作宣慰工作。我思想上不愿意：第一，我在长春的布置没有把握；第二，我也不敢当宋美龄的保镖工作，没有应手当差的技能。但是有电令，也不能不应付。当宋美龄飞抵北平后，我就派我属下特务刘惠民到宋美龄处请示。宋派侍从官告刘说：“她到长春由苏联军方照顾．你们不必随往，去了反而引起苏方的不谅解。”刘惠民回来一说，我就据情向戴复命。因此，戴也对我不满，事后听说他对别人说我“见宋美龄都派人去，好大的架子。”文强先我到东北，我仍逗留在天津，情绪不高，想在天津度过1946年的春节和灯节。戴笠一再来电催我，我才于灯节后由天津出发乘火车到锦州，时间约在l946年2月下旬左右。 二、军统东北区的活动 1946年2月间，我到锦州后，我派在东北的各组特务，把当时的东北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报，从哈尔滨和沈阳等地像雪片似的飞来。我当时情绪不高，不愿详细地看，都送给了文强去看。文强对这些情报，特别是有关苏联军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占先进人东北的情报感到满意。在他眼中看，南满沈阳的陈冲组和北满哈尔滨的张羽组的成绩是突出的。文强特意向我表示满意，我当时也感到对文强的配合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而在锦州当地的梁青山组，由梁公开担任锦州市警察局局长，恰好锦州市长韩德身也是九一八前东北军炮兵教导队的连长，是我的部下，我动员随我归家整理家务的汲汉东在锦州筹备锦州市的新建协会，把军统的一个秘密小组，用市替察局和新建协会两个公开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外围作掩护，再加上市长的配合，形成了军统特务在东北的一个桥头堡。 我到锦州后不久，戴笠又到北平，来电叫文强前去。文强临行前，秘密向熊式辉签请任我为东北行辕督察处副处长，我竟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行辕命令要发表前，我到行辕参谋长董英斌处才听说此事。我问董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不知道呢？董说：这是文强上的签呈。我当时气得无话可说，回到东北区我即向主任秘书陈绎如说：“拍电给文强，要他撤回这个签呈，我不接受这个任命。为什么有约在前，不商量就强我所难呢？”回到家里，我的助手张建中就劝我说：“不可太倔，也不好把内部摩擦向行辕方面暴露。既有约在前，你越是不说什么，文越觉有愧，弄僵了倒不好。”这样，我才不急于硬顶。命令发表后，我就去上班办公，文强由北平飞回锦州那天，我特意到飞机场去接他．在见面握手时我说：“命令已经发表，我遵命上班办公，希望以六个月为期，到时不要再难为我才好！”文强当即表示歉意，在当时我能这样的克制，不弄成僵局、不走极端，是张建中劝导我的效果。 文强被戴笠叫到北平去后，由我为军统东北区扩张的组织关系主要的有： （一）东北行翰督察处的督察队 东北行辕的编制上督察处只是个行政机构，没有执行具体特务活动的组织。在熊式辉没到锦州之前，先由参谋长董英斌负责。董觉得锦州城防空虚，万一有八路军的游击部队迁回过来，锦州和行辕的安全就很危险。行辕是个高级司令部，卫队还役编建起来，董就与我商量说．你们督察处能否有部分人给行辕作个直接的耳目？我说人是有的，只要行辕能给编制预算就行。董就叫我用一个连的卫队编制预算编建一个督察队，属于督察处下边。这样我就拟定了一个督察队的组织，派刘惠民为队长，按一个连的预算，实际只编制几十人的队，队员都是尉官阶级。这个队由锦州成立以后，随行辕到沈阳，专门对共产党进行侦察逮捕的行动工作。 （二）往军调三人小组派遗特务 当时在东北成立军调三人小组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四个组。国民党方面派赵毅、王天任、王照塑、郑明新等四人分任组长；由军统东北区派上校级特务徐角今、张熊棋、董承烈孙海等四人分别参加各组，以组员名义进行特务活动，搜集军调三人小组国共双方人员活动的情报；并指定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荆有章，要在军调三人小组共产党代表所住的旅馆里事先派特务当茶房，负责搜集共产党代表的活动情况。 （三）派特务到监察处 熊式辉指定东北政务委员会组织一个监察机构，由政务委员冯庸担任监察处长，在监察处内设立一个纠查队，由军统东北区派员担任这个队的组成人员。当时选派特务段克文为纠查队长，魏宪金为秘书，一些特务为队员。段克文率领派往监察处去的一批特务向冯庸报到，冯在与段谈了一次话之后，就感到段有些不稳妥，打电话向我说：“你们派来的段队长谈话有些毛凌，请你考虑，可否另选一位怎样？“我考虑后答说：“段克文是一位东北同乡，是组织上派的，比较年轻，请你多加教导才好。否则，经你一谈就打退票，你对同乡未免有些那个，请你试试看再说吧。”结果，段在监察处干了不久，就因占用一所漂亮的敌产洋房经人告发，被免职了。随我来东北的军统将级特务刘晓云，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曾随冯庸当过参谋长，就经冯任命为监察处的监察主任，也就是该处的幕僚长，代冯主持一切监察处的业务。因此随我来东北的特务转到冯的属下的人很多．重要的有原长春组长蔡宁、大连组长王达权、参加军调三人小组的徐角今等。 （四）控制沈阳市替察局的活动 文强在我没到沈阳之前，已经向辽宁省主席徐筒提出，推荐随他而来的将级特务杨清植担任沈市警察局长。徐咸考虑了很久没有决定，我到锦州后，文强向我说：”想推荐杨清植担任沈阳警察局长，徐主席迄未决定，你与徐是东北同乡，去活动一下怎样？”我就于一个早晨到徐寓所去，徐说：“现在各方都向我推荐沈阳警察局长的人选，一时还不能作出决定。”我以同乡的口气向徐说：“警察系统一向是由军统特务控制，来配合特务工作的，军统势在必得。推荐人是一种形式，为了将来的配合，为什么不主动地发表，免得人情落空呢？”徐仍坚持他的意见，我亦不能强求。事实上，辽宁省的普务处长钟继兴也是军统特务，不过这次钟能任警务处长是走朱家骤的路线来的，钟对军统虽不敢抗阻，却多少有些小算盘，有人说他想要兼任局长，所以钟不为文强作内应，反而作了障碍。文强在这形势下就走了极端，请杜孝明以保安司令长官的名义，派中将高参林英担任沈阳警察局长，由杨清植任副局长，军统特务随之而成批的派在各分局任局长，占据了重要的工作岗位，徐篇却弄得几方面都失了人情。 （五）大批军统特务的派遗 这是个很困难的事，从重庆军统局本部方面成批调特务到东北区报到，就意味着东北有很多的优缺在预备着呢！阶级、地位、外捞，都是特务们追求的目标，以至东北区报到候差的人数以百计。当时文强的主管人事科长徐哲甫还没到差，不得不由随我而来的管人事的军统特务毕骥来主办其事。对阶级高的、资格老的．一时也推销不出去；一般的特务则按设置特务的地区派出，或按部队的军、师随军组织派出；最后的将级特务张树勋是文强由北平来信，叫我向郑洞国引见，请郑任张为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副处长口因当时杜幸明去北平医院诊病，由郑代理职务。我记得东北籍老资格特务滕勉很久也没派到职务，随我而来的原界首站书记邓伯玉则拒不接受任何派遣，这两个人对文强都是心怀不满的。 （六）李兆鹅摘军的被暗杀 1946年2月我到锦州后，听说军统局直接派往哈尔滨的特务组长张伯生于抗战胜利后公开活动．暴露了军统的身份，在南、北满一带普遍发展特务组织，吸收些伪满的汉奸为他做特务活动。他的副组长是林少春，组员有王玉山、阎钟璋、李直等。文强到锦州后，调张伯生到锦来汇报情况，张由哈起程之后就失踪了。文强等了些时不见张的到来，正没消息的当儿，有个青年〔姓名不记得）到锦州向文强报告说：“张伯生被林少春等陷害了。”文又调林等来锦，林抵锦后被文强关押起来，在审讯中林少春说：“我如果要陷害张伯生．又怎会去暗杀李兆麟呢？”这样才知林少春是暗杀李兆麟将军的主谋者。据说，杀害李兆麟将军的经过是由特务阎钟璋把李兆麟将军骗到水道街医院的后屋，用毒剂和酒把李毒倒，由阎用刀刺杀致死的。在杀害后，他们全组参加活动的人分别先后逃到锦州向文强报到的。内中有个女人叫宗慧敏，是住在李兆麟寓所后院的，也参加了暗杀活动，一同逃到锦州。这个女人在东北区干过工作，后来与特务袁世举结了婚。所以我一直认为，杀害李兆麟将军不是文强指令的。 1946年3月19日，我在锦州得到重庆军统局无线电消息说，戴笠3月17日在南京飞机撞山被焚身死。这消息如霹雳一般震惊了所有的军统大小特务们，但我在思想上却是幸灾乐祸的，从内心里感到如释重负一样。这个威胁我个人生命的大刽子手可算死了，使我缓了一口气。但在外表上我仍装出沉痛的样子，马上在锦州举行公祭，并亲自主祭、亲读祭文，引导着数百特务痛哭流涕。以后文强回来，谈到戴笠之死时他说：“老板（指戴）在北平几夜没睡，脸发黄色，主要原因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给校长（指蒋介石）上了个打击老板的建议，主张军统特务应由戴笠个人领导变为25人的集体领导，经校长批准。老板找我到北平和他研究对策，给校长发了个长文的电报，历述多年来李士珍处处与他掣肘的事实，与他一忍再忍的情形。他心中急，在青岛不能听空军人员的劝阻，在恶劣的气候中强令起飞，是他神经紧张支配的。”我从文强这段谈话中，认识到蒋介石对戴笠也是存在戒心的，否则他不会批准李士珍的建议。 1946年5月初．我由锦州进驻沈阳，适值文强去南京，军统东北区由我负责。事有逢巧，就在这个当儿，蒋介石突然派黄仁霖率部分侍从官到沈阳，为蒋做设营工作，说蒋就要到沈阳来，指令找我与黄研究蒋到沈阳后的安全警卫事宜。我在思想上就紧张起来了，认为这可不能出错，有错我可担不起。忙召集所有军统特务的基本成员，决定不论阶级高低，为了保护“领袖”的安全，一律化装担任警卫，分组潜伏在蒋的住所（沈阳南市区三经路的北头，原日本领事馆）周围附近街道的住宅中；另组织蒋路经沿途上的活动组，并对到达地点作了事先布置。总共动员了百人左右，指令由沈阳普备司令部督察处长荆有章负责指挥，并由荆与侍卫长俞济时保持妥密的联系，对蒋介石每天出动的目的地点和沿途路线，均事先规划好。蒋介石到沈阳后，除到机关场所或召开会议接见部属外，也游览了沈阳的各处名胜，如北陵、东陵、皇宫等地，在游览时还故示平易近人与群众们招呼；但在人群中早已布满了伪装群众的特务，佩带有规定的暗号。蒋看到群众与他接近，既想表现他对东北民众的关切，又恐惧人民对他有不满、憎恶的表示；当他发现了有佩暗号的特务在身旁“护驾”，他就觉得有恃而无恐了。这样的假惺惺的态度和局促不安的心情，由他的假笑脸中都十足地表现出来了。因此，他对军统特务的保镖组织感到满意，在要离开沈阳的前一天，特别找我去谈了一次话，探询军统在解放区内部的情报布置。我举哈尔滨张羽组的电台畅通，和每天向他呈阅的情报的例子，使他感到特别高兴。在我辞出时，他还跟送了我几步，连声说：“还要努力，还要努力。”另外还发了东北流通券12 万元的奖金，给全体参加警卫工作的特务们。大小特务们也高兴地决定，这批奖金不分，全数到金店去制造金质纪念戒指，上镑有纪念字样，发给每人一只。蒋介石回南京后，对军统局的负责人也夸奖了我．军统局还特意打电报来，叫我把与蒋会面的详情告诉他们。 张嘉傲是接收东北的大员，与熊式辉是一文一武的配合，担任东北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统辖着东北一切经济部门接收管理的大权。我跟张是素不相识的，在蒋介石接见我时，他在客厅里候着，互通姓名因而相识。回头来，他就找我，要求派特务协助他抓捕黄金贩子，使他感到方便得力。接着他就在经济委员会内组织经济检查室，并在各交通重镇上设立检查的分支机构，形成公开的经济特务组织，把随我来东北的军统特务刘惠民、毕骥任为经检室的正副主任，把大批的特务派在各经济机关里。我所组织的振兴企业公司，也得到这个检查机构的特别配合，干了不少走私运货投机漏税的行为。张嘉戮还支持我的活动资金，他亲自向沈阳的农民、中国两银行经理指示，对我给予贷款的支持. 1946年5月间，军统东北地区成立一个技术室，由随我来的特务毕骥担任该室的主任。他把接收有关无线电的器材搜集了很多。技术室的主要任务是在搞无线电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对共产党方面无线通信的侦察、收听、翻译密码等研究工作。正当毕琪搞得很起劲的当儿，文强忽然派王世泰等三人去接办，并指定王世泰负责接任毕骥的职务。在王与毕交接的过程中，两人闹了冲突，毕骥粗暴地耍脾气，用自己的手击玻璃，把手弄得皮破血流，于是毕骥揪着王世泰到文强和我的办公室来理论。我对个中情况不明，一言未发；文强当即表示支持王世泰而斥责了毕骥，并把毕关了禁闭。毕走后文强向我说：“你在场就对毕骥给以教训，我就不会关他了。”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但思想上却不以为然，认为他关毕骥不是对我的面子问题，而是对王世泰表示支持，为王撑腰，免得其他人再对王歧视、排斥。 我对王世泰等三人的来路不大清楚，只是听文强说王等三人是由热河方面转来自首的共产党，经他把三人带到重庆军统局，有了些秘密的贡献，又由他带回东北交东北区任用．专门对共产党进行秘密工作的。王世泰到技术室后表面上也曾拟过很厚一本工作计划，当着我面给文强看，而我没看。只记得王是山东人，大脑和小脑特别突出，中间有凹形，在东北俗话来说是“南北头”；另一位是东北老乡，穿着一套上校阶级的制服，比较年轻。我只会过他们一两次，还有一位我没见过。王世泰到技术室不久就不干了，在沈阳市挂起自由职业的律师招牌。事前我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奇怪的是我在沈阳各报上发现用文强和陈旭东的名义介绍王世泰律师的广告，我才知道，由两个特务头子登报介绍，不论律师业务的多少，起码可在沈阳市打个保险票，社会上对王不会怀疑口王在这以后也去我家访过，并请我给他写一幅字画，他恭维我的字，我却是认为他想用字画做护身符。我就选了一段表示淡泊的古诗词，给他写了一幅字画，意在告诉他，我不是热衷什么的，你不要在我身上费心思、少给我添麻烦。因为在这时候我耳里已经听到有闲话了，说他乘我驱逐宋振中和文强撤压刘惠民的时候，在文强面前有些挑拨离间的活动。 1946年五六月间．熊式辉任命许赓扬为长春市警察局局长。因许是东北讲武堂六期同学，由我写信介绍军统特务桂殉去担任副局长，井把军统特务成员若干．人带到长春警察局的各个分支机构里。许任警察局长是过渡性的，他是纯正的军官，熊式辉明告诉他说，暂任警察局长职，有机会再调部队。许果于不久之后即转到部队担任师长去了，以后长春市的警察局长由军统特务乐于接任. 1946年5月，我到沈阳后，张学俊（张学良的六弟）就随我而来，到沈阳把他母亲的私产西式洋楼若干座尽数收回经营。张学铭也到沈阳活动，经常向张三舍堂财产清理委员会去取金钱来用。蒋介石到沈阳时，我曾代张学铭拟信稿上书给蒋介石，表示感激蒋对他胞兄张学良的安全和他自己前途的照顾。原因是：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曾接受戴笠的建议，长期监禁张学良不利于众口．就把在外国逗留的张学铭召回国，授以独立场面的机关地位，由戴笠配以人事组织，是一举数得之策，既表现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照顾，也使戴笠有个傀儡可利用，同时还为戴扩张新的机构和势力范围。当时张学铭已经回到香港，适值太平洋战事爆发，在蒋介石派成批飞机去香港迎接国民党要员时，张学铭也在被迎接的名单之内，因张学铭在香港的住址不明确，没有找到他，致他陷敌而当了汉奸。我知道这个情况，就代张学铭写感恩悔罪之信，打中了蒋介石之心，马上召见了张学铭；并指示杜幸明给张学铭以职务。在张学铭会见杜之后，杜嘱张拟意见书，也是我为他拟了意见稿。因此，杜幸明发表张学铭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总参议，专负组织所谓地下军的活动。在我来说指导思想是：“共产党能用张学思，为什么国民党不能用张学铭呢？”因此积极为张学铭来谋取当官，张学铭也确实在东北各地大肆招摇，拉起号称几十万地下军的土匪武装，干下了许多罪恶活动。 1946年的六七月间，中共代表李敏然（即李立三）几次到沈阳，与杜幸明接洽交换双方被俘人员的事情。据我听说，只要李敏然到沈阳，杜幸明一定专找文强来作招待，个中详情我一点也不知道。依我估计，文强是共产党叛徒，又是湖南人，现职又是军统特务头子，杜幸明依靠文强来打这个折冲是理由充足的。何况这次的走马换将，不是为了真正交换两军阵前被俘的将校，而只是单单地以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交换进步作家金人。听说这还是“太子”蒋经国为了营救他的好友赵君迈，千方百计安排的交换活动。双方谈妥，经蒋介石指令杜幸明遵约释放作家金人的前夕，文强特在一天晚上，邀我共到沈阳小南门里监狱去访问金人。管理人员把我和文强引到监狱里的一间办公室，然后就把金人找来，彼此互相介绍一下，投有深谈。文强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过，我也不知个中情形，这次他说：“金人在几天后，就要释放，不过在放他之前，最好叫他先表示态度，意思是表明反共的态度，最好是有文章发表。现约好明天由监狱派员陪同金人到你家去访你，希你劝金人自动的有所表示，你可保证他很快的就得到释放。”我只好答应照办，但对能否完成这个任务思想上毫无把握，叫我这样，我就这样办吧！次日．我等候金人由一位管理员陪同到我家来，我接待之余就谈起请金人表示态度的话，被金人爽朗地拒绝了。我与金人谈后，就到保安司令部向杜幸明汇报了这个结果，杜不得不遵约准时释放了金人，文强的这个阴谋没有得逞；中共也遵约释放了赵君迈。我听在哈尔滨的东北老乡高崇民说：“他们为什么只要换回长春市长赵君迈，而不换回长春防守司令陈家珍呢？”一句话，揭穿了国民党各派系间和各个人之间都是不一致的。至于杜幸明、文强为什么特意找我来担任这个不称职的活动，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的。 在东北地区的军统特务组织的最高级机构是东北区，以文强为区长、陈旭东为副区长。它的掩护机构是东北行辕督察处，以文强、陈旭东分兼处长和副处长。 东北行辕督察处的组织，在处长、副处长之下，有主任秘书陈绎如，第一科长陈维善，第二科长董承烈，第三科长徐哲甫，督察队长刘惠民。 军统东北区是秘密的组织，对外不公开行文，直属于军统局本部。在区本部区长、副区长之下有主任秘书、总务、情报、人事、督察、技术、司法、看守、电台、译电等部门，比督察处公开组织的成员多。这个区实际上也就是沈阳站的组织，因为沈阳站长是文强，所以东北行辕督察处、东北区、沈阳站是三位一体的，具体的特务工作都在沈阳站的机构里。我只是督察处、东北区的助手，高高在上，而不能参与沈阳站的业务：而站又直接对军统局负责，所以东北区只是一个指导地位，而在人事部署上文强个人有决定性的权力。这是因人而异的，东北区的权威是相当大的，在军统内部对文强有所谓“东北虎”之称。兹把他在东北区系统下的公开与秘密机构记述如下： 文强任东北行辕督察处长，熊式辉是上级；他又兼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督察处长，杜幸明是上级。而以行辕督察处公开指挥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春稽查处、安东稽查处、承德稽查处、东北敌伪物质检查组、各兵团司令部谍报组、各军司令部谍报科、各师司令部的谍报参谋，还有各兵团的随军组、各军的随军组、各师的随军组。只要有部队到东北，军统就派出随军组，一方面对各部队的军风纪做调查，一方面做统一的情报工作。 在秘密特务组织上，文强以自任沈阳站长为基础机构，以东北区的名义指挥在东北的长春站、兴安站、承德站、安东站。沈阳站所属的单位有：以宋振中为组长的国际组，以主持沈阳《正义报》和南京电影院为掩护，以《正义报》推销名义，在各地派有特务活动；以张瑞为组长的日韩组，在日侨俘管理处以公开的职务作掩护，还组织了“东方文化协会”，对日本侨俘和朝鲜人进行组织和情报工作；以陈冲为组长的沈阳独立组，是我由界首站派来的，在最初被文强利用了一个阶段，后来大批军统特务布置好，就被文强开除了；以荆有章为组长的沈阳组，也是我由界首站派来的，由荆公开担任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作掩护，为沈阳站做实际的具体的特务行动，以后也被文强撤换了；以张建中为组长的沈阳组，也是我由界首站派来的，张以沈阳市民政局长为掩护，专为配合我搞“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组织工作的，同时也为文强做情报工作；以杨清植为组长的沈阳组，杨公开担任沈阳市警察局副局长，布置特务在各分局长的职位上控制沈阳警察来为军统特务配合工作，杨清植走后改派云路现为誓察局副局长；以钟继兴为组长的沈阳组，钟公开担任辽宁省警务处的处长，还派有女特务赵世英，担任该处的科长，为军统特务配合工作；以陈旭东为组长的沈阳组，有刘惠民、毕骇等军统特务为组员，公开组织社会团体“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在辽宁省各县市建立分支机构组织，为军统特务发展外围组织，并进行情报工作；以段克文为组长的沈阳组，段公开担任东北政务委员会监察处纠查队队长，还派魏宪金为队秘书，但为时不久，段被冯庸撤职，魏被冯庸关押，这个组就被取消了；以刘惠民为组长的沈阳组，刘公开担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经济检查室主任，在各交通要点布置分支机构，名为检查有关经济部门的不法行为，实为掩护特务的不法行为，并为军统做情报工作．以夏松为组长的沈阳组，夏公开担任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警务组组长，负责接收东北全境铁路警察工作，以后被蒋介石亲信俞济时所派任的交警第二总局长冯圣法所代替，夏松转任吉林警务处处长。此外，由文强指令在沈阳搞的所谓经济部门有：东北振兴企业公司，由陈旭东任董事长，负责代筹资金，派宋振中任总经理；豫丰长银号，派蒋膏生为总经理；沈阳印刷厂，派郝逸梅为经理，该厂设在沈阳国际路，是接收伪满六色套版的印刷机器，内有很多绘画家大部分是日本人，文强就利用这个厂的敌伪物质和技术，为蒋介石印制了《六十寿辰纪念册》，谋取大批的金钱；还有沈阳大旅社，也是文强派特务搞的。以上这些，只是我所知或听说的，不能尽述“东北虎”的全貌。至于文强在沈阳搞了多少钱，我也不清楚，只听说他和杜幸明勾结，把沈阳、长春敌伪物资中的黄金搞了不少。有人控告到陈诚处，陈诚把张树勋关押起来，就是因此事而起的。就文强个人的生活来说，他住在前东北军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的洋房住宅里，用了些伪满时期的年轻人当警卫。这些年轻人，在日本侵略军长期压迫下，对所有因抗战胜利而来接收的人，都看成是活神仙一样。文强曾流露过这样的话：“东北的年轻人真逊训。”他家里经常举行宴会，也经常开跳舞会，他本人乱搞日本女人，也闹过花柳病，这些都是我就表面上所看到、听到的，不能写尽文强的本质。至于沈阳站在各县市的特务组织，有独立组，有独立工作的成员，只就我所知的有：以梁青山为组长的锦州组，梁公开担任锦川市警察局长为掩护；以杜长城为组长的四平组，在四平战役时受到表扬的；还有瓦房店的宋崇英组。直接派出的通讯员也不少，我只知由我介绍派在铁岭的王蕙，王以担任铁岭私立银冈中学校长为掩护。东北区所指导的站单位，除文强自兼沈阳站已如上述外，其次就是长春站，站长王力是文强派遣的。所属的组有由我派遣的以张羽为组长的哈尔滨组；军统直接派遣的以张伯生为组长的哈尔滨组；文强派遣的李友廉吉林组；军统局直接派遣的袁晓轩组；东北区派出的有桂殉组、崔志光组；还有长春站布置的几个组。除长春站外，以后建立起来的还有兴安站、承德站、安东站等。其组织和负责人等，我均不知。 1946年6月间，军统沈阳站国际组组长宋振中，拟了一份印制解放区通用钞票的计划书。当时文强不在，经主任秘书陈绎如签注照办的意见后，我批了个“如拟”字样，还亲自到宋振中家里去视察印刷机器、版样等。为了保密，命督察队长刘惠民加岗保护，并由我募集的东北振兴企业公司资金项下，借给印制假钞经费东北流通券200万元。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好解放区通行的红色百元票面的很钞。我于7月底辞去督察处副处长和东北区副区长公、秘两个职务后，已不到机关办公，没有参加这些假钞的行使活动，只听说由文强、张树勋、宋振中等三人秘密计划行使，印刷的总数额我不清楚。他们以一部分假钞按六折发给特务使用，即以百元作为60元发作特务费，一部分派特务向解放区去套购物资。宋振中本人曾亲自到长春和吉林一带去布置这个活动，给解放区经济以很大损害，也给人民革命事业以很大损失。 在文化方面的活动，前面已经提到我在抗战胜利后路经济南停留两个月左右，曾出版了一册《科学精神对中国哲学图表解》，1945年11月到天津后，我又重版印了5000册，向各方面去散发。1946年我到锦州去辽宁省干部训练团作公开讲演；到沈阳仍到省训团去讲演过。并在沈阳南市区设立个“哲学讲演会”，我每周讲一次，任何人都可去听。这些活动都是为了扩张自己在东北家乡人们中间的影响，为自己造成政治资本创造条件。我也确实从讲演的联系中吸收了一些青年参加我的特务活动。除此之外，我还在锦州瓦解和镇压过学生运动：一次是由长春、哈尔滨远道而来的请愿学生，他们乘火车到了锦州，由当时保安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骥给以镇压式的安置，即“集体招待”。我担任了说服这批学生的责任，通过伪满将官王定善的关系，把部分学生代表集合到我家里去，事先由王家善代我作了宣传，使学生代表们很驯服地接受了我的劝导：“不要闹事情。”在这以后，熊式辉已进驻锦州，锦市学生掀起了抗议游行运动，熊式辉得到消息马上找我去，要我设法镇压。我就命令锦州特务组长梁青山，用公开与秘密的两种方式，即派警察公开监视，派特务秘密去活动，以不闹事为原则，尽可能让学生们游行时注意不许喊出反对熊式辉的口号，我好向熊复命。结果就是这样办的，熊式辉频以电话来间消息，我都以他所希望的那样答复了他，使他感到满意。 文强在沈阳曾有对共产党“策反委员会”的组织，我既没被邀参加，也弄不清都是那些人是他组织策反委员会的成员。所以这个策反委员会的组织计划和具体活动情形，我都不清楚，也没听说他们有什么策反成果。但这不等于我对共产党的“策反”工作没有过思想活动。不过文强既没邀我．我也就不愿向他暴露我的思想准备。事实上我一向对东北籍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消息随时注意，早在1 只5 年抗战胜利前，任军统界首特别站站长时，我从刘树群口中听说：”张学思已经周恩来特别介绍成为共产党员；张廷枢到延安受过训，现在天津；周鲸文参加了民盟，现也由香港到内地来活动。”1945 年抗战胜利后，我到天津，听说张学思挺进东北，当了辽宁省主席，解方、贾陶等东北军的老人都同他一道出关工作。他在路经河北省时，特在北平北郊小汤山约他二哥张学铭去谈了一回话；他的八弟由天津跑关外投奔艳去了。我也曾为了掩护、包庇前天津市伪警察局长阎嘉琦，向戴笠说阎有两个女婿，一个是解方，一个是贾陶，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千部，不浦阎，将来可以作“策反，，工作。后戴笠堕机身死，这话我没向文强说过。1946年，我到沈阳之后，陆续听说，旧东北军将领吕正操、万毅和政治活动家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以及共产党员栗又文、刘澜波、于毅夫等都在东北解放区。我在东北解放区有这些历史关系，文强组织策反委员会却不邀我参与，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也不与我提一提关于这方面的事呢？为什么策动作家金人却又专找我去呢？这些疑问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在我的内心里，虽然有这些关系，但如果不是张学良来东北的话，事实上我也不敢有所作为。我当时还以为张学良真能来东北，对这些人的策动就有可能性。否则，只以我个人的关系，那是根本行不通的。何况我参加军统特务是他们早已尽知的，所以文强不邀我参加策反委员会，我又感到正适合我意，免得相形见细。 三、军统外围组织的活动 1947年7月底，东北行辕督察处取消，文强改任东北行辕第二处处长。我就请辞，文强没话可说，同意了我的辞职，他还征求我的意见，要向熊式辉代我请个高参或参议的名义，我也婉谢。这样，我算完全脱离了军统局东北区副区长和东北行放公开的职务，没有了正式公务员的身份，而变成一个社会活动者。事实上，仍然是军统特务外围组织的实际负责者，以”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沈阳分会”理事长和书记长的名义，从事社会活动。我当时的思想是，利用这个军统外围组织，在东北各省、各县发展特务外围组织，既配合了文强的工作，又使我发展了在东北家乡地方上的个人关系；既为我个人打下政治资本，又幻想着为张学良的万一出山作个准备。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但是最要紧的根本间题是钱，没有钱什么也办不到，因此，就不能不想方设法来找经济出路。所以我承担了文强指定的经济机构东北振兴企业公司的筹备任务。 1946年7月底，东北行辕督察处解组．该处原占沈阳中山路太原路口的一座红色办公大楼，经文强的同意，交给我作为振兴公司的办公大楼。在空无所有的情况下，我首先把’‘东北振兴企业公司”的大招牌挂了出去。内部的设备，也形式为先地富丽堂皇地装满起来，清一色的西式陈设，使人进到里边，有莫测高深的感觉。事实上，这个公司是毫无基础的，我就利用这样的空架子开始募集资金。主要的对象就放在伪满时期沈阳地方的大资产阶级的身上。利用我军统特务的身份，打出同情东北家乡老一辈、少一辈的幌子，放出掩护、包庇汉奸的空气。当时沈阳志诚银行董事长陈楚材自告奋勇，主动地、无条件地愿供应振兴公司的奠基需要。文强指派特务宋振中担任总经理．我就介绍宋与陈直接洽办。在开始筹备的初期，陈楚材交给宋振中的资金数额约为当时的东北流通券五六百万元。经陈楚材的拉拢，沈阳烟草公司董事长陈正和、大地主吴著超等，也提供了部分资金，大约每人都在百万元左右。我通过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傲的支持，在沈阳各银行得到了贷款，也得到陈楚材联合地方银行、银号的支持，还请陈楚材介绍志诚银行经理常馥生担任振兴公司的副总经理。就在这个当儿，宋振中坚决拒绝常馥生出任副总经理，硬要用他的助手李秉森担任副总经理。我不同意，同时我已经发觉他把已集到手的资金搞个人的活动，就毅然决然地撤了宋振中的职务，而派我的助手张建中担任总经理、常馥生担任副总经理。文强为此对我有些不满，我的理由是，你们在东北是一时的，怎样乱干都没关系，腰包满了，抬腿就走，而我是家乡人，在地方上不能不做长远的打算，宋振中的干法是绝对不能许可的。文强无奈，虽在人事上与我闹些磨擦，但大体上彼此总算过得去，振兴公司对文强经济上的需要，也做过无条件地供应，但主要的是供应新建协会的一切需要，和我个．人生活上活动上的需要。张建中于了不久，我把他推荐为沈阳市民政局长，总经理又改派刘惠民担任，一直到解放为止。这个公司后来怎样结束的我不清楚，听说刘在解放前，向上海、天津大批运出鞍钢的钢管五金，也曾包陈纳德航空队的飞机进行往东北运送物资等投机活动。 军统特务扩张势力范围是无孔不入的，过去注重对警察机构的控制．抗战胜利后，逐渐向民政方面发展。具体的事例有：南京市民政局由特务汪祖华担任局长；上海市民政局由特务王新衡担任局长；北京市民政局由马汉三担任局长。1947年沈阳改为特别市，中央发表任命原炮兵学校教育长金镇担任市长，原沈阳市长董文琦不肯下台，就策动沈阳市部分人拒绝金镇来沈，这样就形成与辽宁省主席徐涤的对立，因金任市长是徐、金合作的．也有辽宁人反对吉林人的暗流。我认为有机可乘，以新建协会绅奢组为骨于，在沈阳发动地方士绅，联名拍电欢迎金镇，并在各报纸登载这个消息，使金镇、徐俄受到支持，对我都表好感。文强在这时向我说：“你趁机去担任民政局长，为我们扩张组织关系怎样？”我说：“我当民政局长不如张建中去，因我与金镇是留日同学，又是东北炮兵老同事，不如张建中是他的老部下，在他较为合适。，，文强说这也好，只要把民政局拿到手，对我们是有利的。因此，在金镇到沈阳后，我首先在我家设宴欢迎他，在座的是以东北炮兵头子邹作华和炮兵同学、同事为主体，张建中也在座。在席间我当面说：“军统局指令我给你当民政局长，配合你的工作，我看倒不如张建中去合适，你看我俩谁去好？”金当时很为难地说：“民政局长在南京已决定由李峰担任，他几天后就来到任，那怎好改变呢？”我说：“为你打算，重要的是得到地方的欢迎和我们的配合，李峰到来可以干别的事。”金在这样情形下考虑了很久才说：“那么就请张建中即刻帮我接任吧！”这样大家都很高兴。我嘱张建中要向文强请示，他派多少特务，你要尽先安置；然后再就我们的地方关系用人。文强对这个事感到满意，我也得到民政局的大力配合，使新建协会发展得很快。 新建协会是全国性的组织，早在抗战时期，戴笠在重庆组织所谓“人民动员委员会”，由特务头子徐亮负责主持，所有委员是以在重庆的青洪帮头子们为主体的。戴的主要企图，一方面把青洪帮头子拉拢在他的左右，加以监视控制，一方面也加以利用，特别是以青洪帮关系在敌后做特务活动。抗战胜利后，戴笠把这个组织扩大为新建协会，设总会于上海，在各省和海外华侨所在地设分会，各县、市设区会，与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形成鼎足而三的反动集团组织。在国民党当时的法律上，它是经由社会部批准立案的一个社会团体；事实上是军统特务的外围组织。我从追随张学良搞特务组织以来，一直醉心于搞所谓组织活动，抗战胜利后一心要在东北家乡搞集团组织。在天津看到军统搞新建协会的组织简章，视为唯一合我心愿的事情，只要军统支持我在东北来搞就行。所以在天津准备到东北之前，我就取得文强的同意，要用这个工作来与他配合，不论在锦州、沈阳，我一出山海关就到处拉拢，蓄意要搞这个组织。在筹备初期是以全东北地区为发展组织的范围的，名义是新建协会东北分会，凡我派遣到东北各地的特务，都以搞这组织为主要任务，在这组织发展的基础上来进行特务工作，发展范围业已北达长春和哈尔滨了。后来，因为总会给我派来个副书记长王景聋，他向总会告密说：“陈旭东在东北疯狂地搞新建协会，想造成地方势力，好拥护张学良...”军统局本部和总会才变更组织范围，把我局限在沈阳附近地区，在长春以北地区另设长春分会，派特务袁晓轩去负责主持。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47年夏，沈阳分会才开成立大会，在各县、市、区会代表参加下，选出沈阳分会的理监事，名单我已记忆不清，主要理、监事有：李友兰、刘慕忱、彭相亭、张星南、陈楚材、吴著超、王振东、赵雨时、刘惠民、张建中、陈旭东等，由陈旭东、刘惠民分任正副书记长，在书记长之下，有主任秘书，由军统特务毕骥担任；其他有总务组长李文超、组织组长伶泉有、宜传组长昊视石、社运组长李极栋、事业组长解宠天等。在沈阳分会之下，属有本市各区会和县、市的区会，沈阳市所有的区政府都设有区会，全市会员约有两三千人，各县、市的区会，以锦州市区会成立最早．会员达一千多人，由汲汉东任书记长；其他有辽阳区会，由高某任书记长；铁岭区会，由胡靳凡任书记长；新民区会由耿继周任书记长；鞍山区会由张铁夫任书记长；海城区会由周乃忠任书记长；复县区会由停国珍任书记长；锦州区会由贾某任书记长；兴城区会由崔某任书记长；绥中区会由张某任书记长：四平区会由贾维录任书记长；其他东丰、西丰、西安、抚顺、凤城、安东、营口、北镇、开原等县，也都有人在筹备中。总计沈阳分会的会员在六七干人以上，据上海总会的统计，沈阳分会在全国是发展最快的一个。 在组织新建肋会的过程中，沈阳分会还成立了一个短期训练班．召集各区会社运组的负责人到沈阳分会，给以为期三个星期的训练，由文强和我经常上所谓”精神讲话”课；其他训练课目是有关协会工作的业务知识，重要的是推广秘密组织要领、调查业务和秘密通讯等技术，就是一种准备做特务的训练。因新建协会的总会、分会都设有军统特务的秘密站或秘密组，各县、区会的社运组就形成秘密特务工作的系统，也就是准特务组织。 沈阳分会在各县区会的活动，都是普遍地损害人民利益和妨碍人民革命事业的。我记忆的显著事例有：沈阳逮捕共产党地工人员的案件，共产党派地工人员刘怀正等参加了沈阳分会的训练班，为主任秘书毕骥所发觉，就用些威迫利诱的手法，使刘怀正出卖了共产党在沈阳地工人员的组织名单和住址、行动等的秘密线索，由毕骥报告了文强，派特务进行侦察跟踪，在一个动员令下，把地工人员李铁锋等十余人尽数逮捕，关押在沈阳站看守所里了。还有四平区会书记长贾维录，当四平战役的时候，配合着沈阳站所属的四平组组长杜长城，发动四平群众支持国民党部队的作战，并搞些宣传慰劳等，曾受到当地军政当局的表扬奖励。还有锦州区会书记长极汉东，利用新建切会的组织，在锦州造纸厂吸收了很多的工人参加这个反动组织，在进步工人领导工厂搞工运时，汲汉东指挥反动组织为厂方撑腰，闹成很大的工运风潮。 因为我与张学良的历史关系，我要搞组织，就容易招人向这方面去怀疑，在我思想上更怕这样的推敲．所以我不能不提高警惕，怕在我左右挂上进步的色彩。因此，我在人事的安排上就尽量向军统方面去靠拢，组织新建协会是在文强的支持下来进行的，只要我在人事和经济上尽量配合，既不与他坐地分肥，反而向他供应人事安排的位置和钱，就保证无事。首先我在人事安排上，特别是我左右的人，不能叫军统局不放心，所以我始终把戴笠的学生毕骥放在我的左右，一切通过他的手，也就是让他可以经常向军统局和上海总会去打“小报告，，。因此在沈阳分会副书记长王景聋密告我有拥张的企图时，毕骥就代我辩护，而直接与王景营开火，把王排斥出去了。其次，是我办新建协会的宜传工作，不论是刊物、文章、声明或广播稿，都要出于赵雨时的手笔（九一八事变前，赵雨时在沈阳为张学良主持过《东三省民报》和（新民晚报），在东北家乡谁都知道他的大名。九一八后他在北平和西安都为张学良主办报纸，尤其在西安事变前，他是张左右第一个顽固分子，天天在报上用“良心话”专栏骂左倾进步分子如义和团，被张学良关押起来。西安事变后他在重庆，既为陈布雷写《中央日报》社论，也为于斌写《益世报》社论。他到沈阳后无人理他，弄得很潦倒。我把他家接到振兴公司大楼里住，支应他一切需要，最后还为他活动主持《和平时报》〕。我为什么对他这样好呢？当然，思想上的反动性是一致的，但更是为了利用他给我当保护色。另外．我多年的助手张建中，他虽是东北军的炮兵军官，既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部下，但他背着我参加了国家主义派的青年党，想把东北军策反过去，被张学良关起来，经我保释，就跟我当特务。在西安事变之前，专对共产党进行破坏，逮捕了几十位共产党的地工人员。张学良转向进步后，怕他走漏消息，又把他关押起来。用这样的反共分子给我当助手，就可免去别人对我的怀疑，何况军统给我的任务，多半都是由他代我来干的。这三个人事关系，我当时都认为是寻求保护色适应环境的得意之作，也映了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的本质。 1947年11月间，我在铁岭家乡竟选“国大代表”的时候，军统派在铁岭的谍报组长播祖荣到我家说：“咱们这工作，不知道是怎做的？沈阳市教育局长陈彦云，早就有左倾活动，既已侦察好了，反而叫他逃跑了。沈阳军统东北督导室主任陈仙洲正在准备逮捕陈彦云时，消息被泄露了．为陈所知觉．陈早已准备好了通过防线的证明书，就由沈阳奔法库，在过了国民党军防线后，八路军就用大鼓大号把陈迎到法库去了．你说气人不气人！”我在沈阳时也听张建中向我谈过，陈仙洲曾叫他注意陈彦云的行动，不料还是让陈彦云安然脱险了。 新建协会是个全国性的组织，在辽宁已有组织的各县市，与国民党、三青团形成党、团、会鼎足而三的局面。在个别地方，它的声势还比较地大，因为组织对象已不限于青洪两帮，而是扩展到各个阶层角落，成了一个大杂会。在其他各省，它也有些招党、团嫉妒的情势，尤其1947年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国民大会”代表竞选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影响或打乱国民党控制选举的计划，听说在南京经国民党11个省主席联名，向蒋介石指控新建协会在全国范围内的招摇情形，蒋介石才下了一道手令，即刻停止新建协会的组织活动。军统局分电各省军统组织赶快结束。我当时正在铁岭原籍竞选活动，就把这项命令向各分支机构传达下去，并登报公布遵令解散。就在这个当儿，陈诚下令给宪兵逮捕刘惠民，即新建协会沈阳分会副书记长兼东北振兴企业公司的总经理。我在铁岭得悉后，写信给行滚参谋长董英斌，托他代为解释；同时，我也接到军统东北督导室主任陈仙洲的秘密通知说：“陈诚要逮捕你”的消息。我不间真假，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免得吃眼前亏，于1947年12月5日，秘密地离开了东北。 在我没离开东北之前，还有些具体的组织活动，分述于下： 东方文化协会。这个组织是由东北行辕侨俘管理处处长齐堂升主持的，文强沈阳站属下的日韩组组长张瑞掩护在日侨俘管理处里边，张瑞既参加了这个组织活动，也就把这作为一项工作向文强报了成绩，并要文强支持。齐堂升是与我有历史关系的东北军炮兵同学、同事，也来找我给以支持，甚至指定要新建协会成员去参加东方文化物会，以壮大齐的势力。这样，我和文强都支持了这个协会，但人事关系来路不一样，扣算不一样，张瑞有事找文强不找我，齐堂升有事找我不找文强。文强想利用张瑞掌握些日侨的关系，为向日本扩张特务线索作准备，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1948年文强偕张瑞到南京向特务头子毛人凤活动，组织在商震的驻日军事代表团内的特务组，就是利用东方文化协会的组织作为根据的。结果蒋介石没有批准。而我因为齐要求支持和鼓吹，打算在日侨中拉拢些关系，为振兴公司将来经营对日贸易作准备，经齐介绍，我曾与日本富田中将和一些资本家们有过彼此宴会互访的活动。在东方文化协会开成立大会时，我和文强都当选为该会理事。 沈阳《正义报》。1946年，军统东北区到沈阳之后，文强秘令沈阳站直属国际组组长宋振中劫收些敌伪物资中的有关印刷设备，准备成立军统特务主持的报纸。在准备就绪后，文强指令我以东北人的身份担任《正义报》社长。我当时欣然接受，并亲笔写了“正义报’三个大字的匾额。文强邀了些在沈阳与他有关的特务头子们组成董事会，文强自任董事长，宋振中任总经理，我只当个名义上的社长，但把我的亲笔签名的戳记交给宋振中去使用。宋用“陈旭东”三个字的戳记发给属下特务身份证，到各地去招摇撞骗，我感到不好，这样他会把我的“名誉”搞坏了，而坏到什么程度我丝毫没有把握。我就向文强建议说：“宋振中办报是个外行，我也是个不懂的，最好请赵雨时来主持，以地方老办报的声望，保证能得到欢迎。”文强不同意，恰巧《正义报》连篇登了些张作霖父子俩的故事稿件，我认为这是有意给我难堪，遂毅然向文强提出辞职，决心不兼任这个傀儡社长。文强离开沈阳后，把《正义报》 交给陈绎如负责主持．这份报纸是怎样结束的我都不清楚。 东北民众动员委员会。1947年春间，熊式辉感到东北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国民党虽然不断地由关内增援兵力和组织地方保安部队，却仍然居于劣势，于是熊就唱出“以水养鱼”的高调为自己解嘲。他召集了所谓东北地方人士，包括党、政、军、特、土豪劣绅等，我也在其内，号召组织民众自己武装，各省、各县普遍设立“民众自卫队”。惫思是以群众为水，正规部队为鱼，用民众自卫队来配合正规军作战，以对付解放军。我当时正在搞新建协会，遇到有这样的机会，创良想混水摸鱼。熊式辉只是相信冯庸，把组织的责任就交给冯了。冯邀我帮助活动，因而经常在冯处开会筹备，很快就召开’‘东北民众动员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委员达一二百人之多，在委员大会上选出冯庸为主任执行委员，王化一为副主任执行委员，下边设有军事部、总务部、财务部、督导部，我任督导部主任，拟定在各市、县组织民众自卫队。冯庸为了充实干部，还成立一个训练班，受训的干部大部分是冯庸的学生。又由民众动员委员会派我担任沈阳市动委会的主任执行委员，首先在沈阳发动起来。我在沈阳市政府大礼堂召开过一次动员大会，出席的有沈阳市各区的代表一百多人，大家在会上纷纷责难熊式辉、杜幸明，也把我当为熊式辉的代表一样地加以攻击。我觉得风头不对，为自己解脱一番后就散会了。冯庸立刻找我说：' ‘有人说你在群众大会上带头反对熊主任和杜长宫是怎回事？' ’我说．“不是我带头攻击熊、杜，而是我替熊、杜挨了攻击。”我间冯这话是谁说的？他说是张蔚九（即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我就立即明白了，因为张蔚九与共产党的地工人员有联系。由此就联想起，在东北民众动员委员会筹备的初期，熊式辉有意请张作相任这个会长．他不肯出任，冯庸鼓动我去劝驾，他也不肯，这都是张蔚九在幕后导演的。我自觉是很机警地辞去了沈阳市动委会的主任执行委员，免得出头椽子先烂。以后我只配合王化一向沈市民众募过一次捐，从寡捐的不易我感觉到这是熊式辉在耍手腕。我想混水摸鱼不成反而弄了两手泥。当年7月，陈诚接替了熊式辉，这个会也就烟消云散了。 1947年夏天，东北籍CC派头子之－的王德溥与军统分子王化一，在沈阳发起团体组织。王德溥在南京，沈阳的组织筹备事就由王化一主持，我被邀为筹备人这一，曾在王化一家里开过筹备会．出席的除我与王化一是军统分子之外，有陈再厉、王书鼎、李年等。陈、王、李是东北同乡公认的王德溥派系的主要成员，我只知陈再厉有进步色彩，但不知王、李是共产党员。在一次会后，从王化一家里出来，李年与我同车回家，在车上李向我说：“你在中山路的办公大楼，可否给我借用几间办公室？”我顺口答：“可以的”。这说明我只知他是王德溥的背景，不知他是共产党，才顺口答应的．在当时只是一句空话，李以后也没去。9月间军统北平站派将级特务楼兆元乘飞机抵沈，密向军统东北督导室主任陈仙洲通报，由北平站破获共产党的线索，在沈阳警备司令部任政工处长的王书鼎和科长李年是共产党，连夜通过陈诚的许可，就把王、李两人逮捕了。当时我不知一点消息，次日，陈诚对军统特务表示好感，召请在沈的军统特务谈话，我也在被邀之列。陈诚对破案事件表示称赞，我才知道这段经过。我思想上感到算是万幸，假使李年真的借了我的房间，干起地下工作来，那我可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听说王书鼎在被捕之后自杀未遂，所以王德溥、王化一所搞的政治集团组织，我认为是共产党地工搞的掩护组织。这个组织的名义、组织的纲领都已拟就，只因我记忆不好忘得干于净净。王、李等在沈阳被捕后，关在军统沈阳站的看守所里。我于1947年离开沈阳，1948年1月问我住南京中央饭店的时候，随我在沈阳当秘书的军统特务毕骥，穿着上校制服到中央饭店去投宿。我问他，你怎么来的？他说：“我是押送王书鼎、李年等来的。他们一共男女带小孩十．几个人，由沈阳乘专机到北平，又由北平飞南京，沿途用装甲汽车护送，案件相当严重，现在押在南京宁海路军统局看守所。”以后，我又听军统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后曾任台湾的情报局局长）到中央饭店好玩地说：”你的那．几个东北同乡的共产党，什么口供也不说，对不起给他们用些刑、受点洋罪吧！”从那以后，我没听过有关他们的消息。I948年春节时，我与文强同到王德溥南京住所去贺节，王德溥对我和文强说：“你们军统是有办法．王、李随我很多年，我竟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其实，陈再厉也是共产党，只是掩护得好，陈几次随王工作，西安事变前是王德溥把他安置在东北军一一一师当政训处长的，经童英斌介绍到我主办的《部队通讯》社当主编。我因为张学良向左转的急，怕他是王德溥的亲信，有泄露机密的危险，就婉辞他。结果西安事变爆发，他居然代赵雨时为张学良主编《西京民报》，还进而支持董英斌．把何柱国的参谋长位置拿到董的手里，使董为当时的进步力量给予很大的支持。王书鼎、李年被捕，而陈再厉仍然在沈阳，掩护在董英斌的左右，照常的工作下去。 1947年．张学铭住在和平区北五马路时，我在他家与他大姐张冠英谈话。她说：“现在中央秘密派人来，叫我写信给老四（指张学思），你看我应该怎样办？”我说；“为了副司令（指张学良）的安全，你不能不写，送到送不到、老四接受不接受，与你无关。”对话很简单，她是那样说的，我是这样答的，以后她再也没向我提过这段话，我也没向她追问过这件事。但是我在思想上认为，张冠英在西安也曾与进步力量很接近，具体表现在她与卢广绩接近，卢已参加了民盟。卢回东北特别到文强处打招呼，文强当我面公开地说：“卢没有间题。”卢在沈阳参加进步活动很踊跃，张冠英住在沈阳大西关张三舍堂财产清理委员会，卢经常去。我也经常到该处开会，因我是该会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是莫德惠在坑战胜利时得蒋介石许可，到贵州桐梓访张学良时张亲手开的名单，请张作相为主委，莫德惠、万福麟、刘哲、王澎翰、彭相亭、高纪毅、鲁穆庭、朱光沐等为委员；事实上只是张作相、彭相亭和我经常在沈阳，每会都出席。主要是由张作相给张学良来主持家务，免得他们兄弟姊妹间闹争执。有一次卢广绩持着一张黑名单说：“陈诚怀疑这些人与共产党有关系。”我看名单上有陈和新（这是我的原名）．我就感到卢为共产党的地工活动。所以我认为张冠英对我谈的话，也是共产党的地工活动，用给“老四”写信的话，来测验我的态度，既看我对张学良的态度，又看我对张学思是否有活动，由此又可以判断我对军统的态度。1948年卢在南京开完”国大”会临回东北前向我辞行时说：“旭东！你好自保重吧！汉卿先生总算有你这样一个人在为他而听候着。”这话说到我心里去啦，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都感有体知己”之感。 我在沈阳的时候，明知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做得很活跃，但我不敢接触，怕双方都找我的麻烦。如王书鼎、李年的活动，他俩如果不被破获，我是不知道的。但对共产党员陈再厉掩护在董英斌的关系下〔董在东北行辕任参谋长）、王育才（王以哲的侄儿，在武昌曾经被我逮捕过的）掩护在中央银行里（当时沈阳中央银行经理是韩立如）、张蔚九（张作相的儿子曾在延安受过训）公开担任东北行辕中将高参、卢广绩（民盟成员）担任沈阳工商会副会长，另外还有经我新建协会揭露被文强逮捕的李铁铮等十余人，以及志诚银行总经理巩天民和一位姓张的经理（名字我记不清只知道他是张惠长的儿子，曾留学到欧洲）等人的身份还是有些知道的。以后巩和张也为军统沈阳站所逮捕过。除了卢广绩的黑名单和张冠英谈写信给张学思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具体事例： 1947年的秋天，在沈阳东北籍的一般官僚们中间传说有42弟兄结盟的组织。据说是以当时任松江省主席兼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关吉玉为首，包括东北各省的幽灵政府的省主席、厅处长、省府委员之流，一共是42个人，以拜把兄弟的形式，你说我好，我说你好，结果是大家都好，互相吹嘘，互相拉拢，互相包庇，以达到共同的升官发财为目的，把持东北各级行政机构，巩固地位。话传出来后，军统东北督导室主任陈仙洲特地跑到我家探询真相．我确实不知道，没有具体的根据。陈仙洲他们如何向蒋介石报告的，我也不清楚。过了些时，蒋介石居然把关吉玉调走了，到南京当了行政院的粮食部长我就感到这也是共产党地工人员干的离间之计。 1947年秋天，部分吉林人如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松江省财政厅长田雨时等，接到转来部分辽宁人的密控信。在辽宁人的具名里有我的名字，田雨时就去找我质间（因为我与田雨时比较有交情，他才去间我）。我当即表白说：“我攻击你们吉林老乡干什么？我根本不想当主席、当厅长，我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风马牛不柑及的事，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但我思想上终究认为，田雨时能谅解我，韩俊杰和别人就未必能谅解，彼此间就免不了隔阂，我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解释，信不信在他们。我心里明白，认为这也是共产党地工人员干的。 冯庸在接收东北时．只是一个空洞的东北政务委员职务，但熊式辉很信任他，陈诚也支持他，几次向蒋介石推荐冯庸当辽宁省主席，均被蒋介石拒绝了。但冯庸以兼任监察处长的势力，把失去多年的财产土地房屋等收回另卖，搞了很多的钱。他受熊式辉驱使主持民众动员的活动也很踊跃。有一天他向我发牢骚说：“不知道什么人和我过不去，写信说我这样那样的，岂有此理！”我也认为这是共产党地工人员干的。 1947年夏，陈诚接任东北行辕主任之后，文强即离开了东北。张树勋被关押起来．陈诚从南京带来个军统特务郑兆一，接任东北行辕第二处有关军事情报的业务，与军统秘密单位互少联系，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与郑本是在军统的旧相识，他到沈阳我与他只有很少的会晤，也不深谈什么。陈诚为调查军统特务的招摇情形，特调南京国防部监察局长彭位云率领调查人员和军法人员到沈阳彻查，搞了多少天，也找我谈了几次，意在查出具体证据。彭位云调查告一段落，离沈回南京，我感到心里投底，不如在陈诚处拉拉关系，恰巧匹十九军军长王铁汉率部队到沈，我与王是老同学，也知王与陈诚的关系很靠拢，就与王谈起求陈对我的新建协会和振兴公司予以谅解，使我好继续呆下去。经王与楚溪春商量好，由楚陪我去见陈。楚确实陪我去了陈寓所两次，把我留在楼下客厅，楚上楼面陈，陈都托病请改日再来。我也就知难而退，我想与陈诚勾搭的事遂告失败。 1946年，我回到沈阳之后，就开始拉拢铁岭留沈同乡。他们开会欢迎我，我对他们也尽力之所及加以照顾。这样，铁岭家乡方面，就有所谓士绅到沈阳来访我，其中有个阮师曾，是铁岭教育界的人，跟我是前后街的邻居，阮到沈阳对我说：“我们铁岭银冈学会是有很久的历史的，拟推你为董事长，好把学会整顿起来。”我听了之后，觉得正合我的心意，在老家搞个教育组织，拉拢一些教育界的人事关系，是难得的机会、现成的炉灶，我何乐而不为，当即慨允。并商议进一步由学会主办一个私立中学。阮师曾回铁岭后，此举受到全体会员的赞成，我先担任了银冈学会的董事长。在1947年春，由我捐出东北流通券200万元，作为学校的开办费，就把学校筹备起来，命名为铁岭私立银冈中学，由我任董事长，经我聘王蕙田为校长，并计议由我出名向社会募集基金，我的思想是在家乡建立政治基础。学校于当年秋季就开始招生上课，冬季，我为竞选“国大代表”，回到铁岭，曾到学校给学生们讲过一次话。王慈田校长为了支待我的竞选，竟不顾学生的学业，动员学生回家，帮我进行竞选活动。我当时就感到，办学是名利双收的事。 我对参加“国大代表”的竞选，是经过王化一的动员的。最初我只晓得铁岭同乡李鸿达向我说，他要在铁岭报名参加竞选，我表示赞成和支持，我当时一点竞选的意思也没有。以后王化一向我说：“你为什么不在铁岭参加竞选？”我说：”我没有这个打算。”他说：“你应该参加，因为你在铁岭有相当的条件，可以与齐世英争一下．”我说：“我怎能与齐争，他是国民党CC派，在党中央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国民党怎能提我的名？”他说：“你不知内情，现在党内对齐一致反对，只要你参加，保证提你不提齐。”我仍没动心，以后王德溥又催促我，并对我要求在竞选“立法委员”时，叫我支持他而打击齐。而铁岭同乡彭济群则劝我不要与齐为难，免得铁岭小同乡们伤感情。最后，王化一干脆地说：“你陈旭东为了给汉卿先生出口气，也得参加这次竞选！”这句话促动了我的决心，并由辽宁省党部委员马感忱向我保证，省党部向中央提名时，一定提我不提齐。我就是这样参加竞选的。结果竟这样兑现了。齐世英在提名公布后，立即来信向我表示欢迎，并殷切希望我在“立法委员”竞选中大力支持他。因此，我颇有得意之感，对齐也不愿为难过甚。因我与齐在同乡私人感情上还没什么破裂过。我觉得回铁岭竟选是没有间题的．铁岭报名竞选的人除齐外，还有些我不知名的人，我也没把他们放在眼中，对部分所谓士绅周旋得也不够，他们就暗中破坏我的竞选活动，而支持教育界的康然曾，并联合了铁岭县政府民政科的部分人，有的人还控制了部分乡村的票，在观望形势。直到竞选已经开始的前夕，我才感到有这样的危机，为了不丢面子，势在必得，就不能不施展卑鄙手段，一方面向县长罗楚书提出警告，吓得他坐着吉普车到各乡去纠正，严格要求民政科和乡保长等非投我的票不可；一方面散布谣言说康然曾有“共产党嫌疑”。这都是丧心害理的行为，迫得康然曾到我家表示放弃竞选才止。王化南是铁岭士绅，把他家乡的票控制着缓投，直到看出势头，他才到我家来，表示真正的支持我，派人往区里通知投我的票；在此之前，他是口头上支持，暗地里破坏的。经过这样的周折，我这个“国大代表”竟选才告成功，吓得我捏了一把汗，几乎在老家要栽大斤斗。在揭晓选举结果后，正听到陈诚要捕我的消息．我就赶快消声匿迹地离开了铁岭。 在1947年春季，看到熊式辉、杜幸明被解放军压迫得穷以应付的时候，我就与文强说：“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把主耍力量拿到东北来，派数万干部在广范围内占面不占城市之点，又充分地利用了地方历史关系，如张学思、吕正操、万毅、解方、贾陶等将领，和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陈先舟、刘谰波、于毅夫、栗又文等政治活动家，都为解放军作了有力的支柱，既得东北地方群众的拥护，也尽量网罗伪满时期的军官和部队口我们把张学良关押着，与共产党的做法正相反，如果建议释张来东北掌军政，保证能力挽颓势。”话是我向文强说的，文强就真的把这个建议报达南京军统局，此事当然没被采纳，也没有回答，文弦也没向我说过其中的经过。过了很久，有人向我说：“你和文强向南京建议释张的电报没有结果，有人说你到现在还不忘张学良。”我才知道文强确实发过这个电报，他的电报内容是怎么说的，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与文谈后，一直未再提起过这件事。那么我为什么对张学良这样不忘情呢？一方面固然是历史关系，我有感思图报的意识；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我有一套自以为是的“哲学理论”，认为东北只能由东北人来统治的错误看法。 军统特务在常州制造的血腥屠杀 李宗青． 解放战争开始，第一绥靖区指挥几个军向苏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一般在作战中，敌对双方是互有俘获的。在苏北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也俘虏了一些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另外，军统第二处的特务，配合作战，在苏北各地大肆活动，逮捕了不少革命志士。这些俘虏和逮捕的人员，前前后后由苏北解送到常州司令部，交军法处和第二处处理。原来第一绥靖区的司令官是汤恩伯，1946年初才由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接任。当时，苏北战争失败已成定局、李默庵除接收了一个失败的局面以外，就是接收了将近两百个没有处理的“犯人”，交给他从三十二集团军带去的特务营看押。特务营营长李宗青、副营长陈敬存，下辖四个连，第一连连长黄震中，配备手枪一排，冲锋枪一排，轻机枪一排，担任常州城市的治安维持，巡查街道．弹压戏院，以及高级长官出差等护卫的任务；第二连连长张乐偕，侦察连连长刘建章，这两个连均为步兵连编制，轮流担任司令部各处的警卫，担任卫兵勤务；机枪连连长郑古彝，附重机枪六挺．步兵一个排，到常州以后，看押“犯人”的责任就交给了这个连。营部及第一连驻常州天宁寺，第二连及侦察连轮换驻天宁寺或司令部卫兵室。天宁寺很大，机枪连本来可以驻得下。由于看押“犯人，，的特殊任务，责任重大，驻天宁寺，一来和尚太多杂沓不便，二来房屋过大警戒不容易，所以这个连单独驻在常州西南隅的一所独立庙宇内。这所庙宇，四围有几丈高的围墙，进门一个过堂，过堂的左右两边各是一排五、六间房子．原来是和尚的住室、经房、斋堂等。和尚赶走以后，机枪连连部及各排士兵就住在这些房内。从过堂往前走，是一个大院坪，上面及左右两边是一个品字形的三个大厅，菩萨就供在这三个大厅上。过去的清静地，现在成了大牢房。近两百个“犯人”就分别关押在这些大牢房内。厅口都用粗木料做了坚固的栅栏。每间牢房关有六七十人，拥挤不堪。大厅后面，是一个菜园，厨房及杂屋都在那里。进门的过堂上，架有两挺重机关枪．都作了实弹射击的准备，围墙四周内外都设有武装带戒，防守严密，一天到晚如临大敌。 第一绥靖区指挥的苏北战争失败以后，在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下，要求对遗留没有处理的“犯人”积极进行处理。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处理“犯人”的机关，一个是军法处，一个是第二处。军法处处理“犯人”的程序，一般由军法官进行公开审问，然后根据案情轻重宜判，判刑的有判决书，如果判处死刑，还要公布罪状。第二处就完全不一样，根本没有什么程序不程序，由特务任意秘密拷问，结果如何，既不公开，外人就很少知道了。军法处和第二处处理“犯人”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着显然不同的区别，但是，实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指导方针，则是殊途而同归。遭到进攻解放区第一次失败以后，一面和谈，一面备战，还一面指使特务加紧对革命志士的暗害活动。这时，第一绥靖区的军法处和第二处，显得特别忙碌。军法处对战场的俘虏进行公开的审问处理；第二处对逮捕来的革命志士加紧迫害。这些战俘和革命志士都由特务营看押，他们被审间和迫害时，首先就得向特务营提人。军法处要提人时，先填送特务营一张提单，上面填有被提人姓名、年龄、籍贯、审间性质和审问时间等。特务营接到提单后，由书记查对登记后，送营长或副营长批示，即交机枪连派兵将人提出押送军法处。那时天天有这样的提单，侮一张提单一提就是三四个人不等。经过军法处审问以后，有的没有即时作出处理，仍然需要还押的，就由军法处电话通知特务营，仍由机枪连派兵前往押解回来看押，有的经过几次审问作出了处理也是交特务营去执行的。那时，军法处对战俘的处理，尽管在和谈期间，一个无罪释放的也没有，而宣判死刑的也没有一个，一律都是送到无锡国防部的专训总队受训。由恃务营派兵送到那里，回来把收条交给军法处完事。专训总队实际上是军统特务手下的一个集中营，送到那里，等于是向特务转了一下手而已。第二处要提人时，则是另外一套办法，虽然也有提单，但都是振他们的特务军官亲自送来，向特务营知会一声，由他们到机枪连提去。一般提去的．人退回还押的很少，提去以后特务营就交了差，他们如何处理也就很少过问。 【作者当时任第一绥靖司令部特务营营长】 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是由原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和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两部分合成的，参谋长和八大处处长的人选，有的是汤恩伯留下来的人，有的是李默庵带过来的。参谋长李天佑，听说是美国陆军大学留学生，第二处处长毛森，军统局有名的特务头子之一，都是汤恩伯留下来的。其他都是李默庵带过来新任命的。我这个特务营全部是从三十二集团军过来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改为第一绥靖区，由徐州开驻常州时，我因为在徐州参加留美军官考试初试录取后，正在南京参加复试，没有随部行动。待我复试投有考取回到常州，部队驻防已经将近两个月了，一切都上了正轨。我回到常州不几天，李默庵为了他的私人企业活动，两次派我出差到福建，在营的时候不多，参谋长的照面一次也没有打过。第二处处长毛森，更不用说了。他那时来回于上海南京，指挥淞沪一带的特务活动，很少到常州来过，我和他也从未谋过一面，他的处务由一个姓张的科长〔忘其名）代行，我仗着哥哥当司令官，徽得与他打交道，也从不认识。我从福建回到常州，一天到晚，不是打牌，就是看戏。上午到营部看看公事，下午就搞我的那一套去了。 有一天上午，我正准备到营部去转一转，副杳长从营部打电话到我家里来说：“第二处张科长打电话来，叫你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放下电话，我考虑了一番。我想我与他们，除代似门看押几个“犯人＂以外，平时无论公私，索无来往，找我去干什么呢？第二处的人是专门搞情报的特务，见官大三级，向来我们对他们处处存着戒心，畏俱三分，突然找我去，难道我们营里出了什么事故，被他们抓着了么？心里狐疑不定。我诚惶诚恐地到了第二处，有人把我引到张科长的房里，相见很是客气，他招呼我坐下以后，又是端茶，又是递烟。寒暄应酬过后，他很郑重地对我说：“奉参谋长面谕．现在有一个极端秘密的任务交给你营去执行，我特地请你来商童一下。”我连忙间他是什么任务。他把椅子嫩到我面前，弯下身来凑近我，低声地对我说：“现在上面决定要处决二十几个共产党。”他边说我的心里边在活动：要枪毙人。特务营可以派兵执行，出几张罪状不就完事，这并不是什么极端秘密的任务。他向我说明了原因，交代了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老实说，我当特务营营长以来还没有执行过杀人的命令，乍一听他指使我将要执行屠杀革命志士，尽管那时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也不免感到一阵胆寒。他说：“这些共产党，顽固到底，给他们活路叫他们自首不肯，硬要往死路上钻，现在上面判处他们死刑。但是，又不能公开地杀他们，因为周恩来正在南京和我们进行和谈，如果公开枪毙，让他们知道了，会遗给他们口实，他们以此作为借口来要挟．影响和谈，这个责任谁也负不了，所以只能秘密地杀。”接着向我交代秘密屠杀的方法。他说：“你回去以后，马上派人选好儿处隐秘的地点，挖几个大坑，预计每个坑可以掩埋七八个人。挖好坑以后，你再到我这里来，我同你一道亲自去检查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变动，你在第一、二侦察连各抽一个排，由连长率领，黄昏以后在各连集合待命。每连准备绳子七至八条，刺刀要配备齐全。黄昏前，我派人持提单到你营部来，你派副官一同前往机枪连将人提到营部。一下提出二十几个人，可能引起骚动，可以对他们说是搭火车送到无锡专训总队去。到半夜十二点钟左右，等我再派人验明以后，即交各连解出去，每三个士兵对付一个，距离拉远一点，等走到挖好的坑前，把绳子往他头上一套，两边两个兵用力将他勒死，如果打屁或拉出屎来，才是真死了，没有这种情形，背后跟的这个兵，再捅他一刺刀。动作一定要迅速。各连按人数执行完毕以后，等我的人检验，你也可以派人去检查一下，然后即行掩埋。他还嘱咐我：“千万注意不准走漏风声，不准放枪，掩埋后不准留有痕迹，地面要修正得和周围一样。”最后他还严肃地告诉我：“参谋长说的，如果事机不密，出了事情，完全由你负责。”我回到营部，把到第二处接受的这个屠杀任务和副营长陈敬存说了，他听了也咋舌不止。我们商量了一下，就把各连长找来开会。由我转达了第二处的交代，并叫他们回连后分头选定地点挖坑，并作好一切准备。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各连分别告诉我说地点选定好，坑已经挖好了。我就到第二处约张科长一同去实地检查。坐他的摩托车到处走了一通，见第一连选定在天宁寺后的树林内，挖了一个很大的圆坑，第二连及侦察连分别选定在北郊包谷地边的荒草地中，他们挖的都是长方形的大坑。三个连选定的地点都比较隐蔽。张科长看了以后，没有说什么，当然是认为可以了。看完以后，还同他坐车到机枪连“犯人”拘押的地方察看了一番，他没有什么挑剔。回来的路上，他又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做得机密。我回到营部，又向副营长交代了一声，因他没有家眷，就住在营部，要他负责指挥，执行完毕以后，情况怎样，打电话到我家里告诉我。回到家里，和我爱人谈起这件事，女人的心里很软，听得毛骨惊然，非常害怕。对我说：“这样太惨了，你千万不要亲自去！”我说：“我已经交代陈敬存了．我还去干什么。”深夜两点钟左右，副营长的电话来了，我一跃而起，抓住电话就向情形怎样，他告诉我说：“已经执行完毕，第二处派来的人去检验了，鞠副官也一同去看了，掩埋以后，都填上了草皮，血迹用水冲洗了，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他们都认为没有问题。”这时，我才放下了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 第二天九十点钟左右，张科长亲自打电话来，叫我马上到第二处去一趋。为第二处的事，昨晚一晚没有好睡，这时我才起床．怎么他们又来找我了，难道又是什么新的屠杀任务来了？这次我可没有第一次到第二处去那么惊慌。等我走到第二处．一进张科长的房间，我见情状不那么对头，他身也没有起，也不叫我坐，更不用说倒茶递烟了，我正感到奇怪．他劈头一句：“你们怎么搞的？”说完把当天的《常州日报》向我一丢“你去看吧！”我捡来一看，第一版上一条刺眼的标题立刻映人了我的眼际：“天宁寺后发生集团谋杀案”。我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往下一字不遗地细看内容。内容大意是：昨天深夜，有人经过天宁寺后，附近的狗时远时近的咬个不停，在狗咬声中夹杂着断断续续的惨叫声，夜深人静，听了尤使人心寒。惨叫声过后，不时传来一片人语声、脚步声。今晨有人前往窥探，一个很大的圆洞上面新填了泥土，许多零乱的脚印，地上有隐显的血迹。树上有刀砍的痕迹。显系发生了一件集团谋杀案。这明明是昨夜的事情败露了，真出了事情。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不知如何对付，心里在不住地埋怨着下面，做事太不牢靠了。张科长见我看完报纸闷声不响，就说：“好吧，现在事情已经弄出来了，我们先到现场去看看再说吧！”我只得顺从地随他坐上摩托车，向天宁寺后边驶去。他吩咐车子老远就停了下来。走下车来，若无其事地慢慢向出事地点踱过去。边走边说：“你要装作是来游山玩水的样子，不要使人看出破绽来。”这样走近一看，确如报上所说的那样，洞面上是新填的土，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上面虽然撒了一层青草，与旁边地面很不协调。脚印、血迹、刀痕等，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低声地骂了一句：“怎么搞的，真他妈的饭桶〔”我带着几分畏惧的口吻说：”恐怕是他们夜晚看不见，所以没有搞好。”他没有再说什么，叫我仍同他坐车回第二处。路上我一直在考虑，出了这样大的事，后果将会怎样呢？会不会要办人呢？很快就回到了第二处，投有落坐，他就冲着我说：“李营长，你们做事太不负责任了。我对你交代得那么清楚，结果还是出了事。现在报上一公布，南京方面还会有不知道的，追究起来，责任是你负还是我负？你看怎么办？”我真是做了一场亏心事，还能辩驳出个什么道理呢！心里非常矛盾，看情势，责任完全推到我的头上了。怪起罪来，撤职事小，杀个把营长，以平舆论，以见信干和谈，特务是做得出来的。我害怕极了，不禁联想到我的哥哥李默庵，他是司令官，虽然平时对这班特务礼让三分，但是，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尽管是特务干的勾当，他一定是点了头的，追根溯源，他要负主谋的责任，是否能够荫庇他出了差错的弟弟呢？他见我惊慌失措，哑口无言，接着对我说：”好吧，我们现在同到参谋长那里去，请示参谋长看怎么办吧？”我一听要到参谋长那里去，简直是魂飞天外了。这位参谋长我一面都没见过，脾性不知道。不管怎样，反正是会先把我扣押起来再说的。我又转念一想，他知不知道我是司令官的老弟呢？会不会看司令官的情面而从轻发落呢？硬着头皮到了参谋长那里，是好是歹，听天由命吧。张科长把事情前后经过向参谋长报告了一通，说来说去是特务营执行不慎，责任完全归李营长承担。找正等着参谋长发脾气、打官腔、叫人把我送去关起来，参谋长开口了，首先对张科长说：“你到报馆给他们说一声，没有这样的事，并告诉他们，以后这类捕风捉影的消息不要登。”说完，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回去也和你们那些连长说一声，以此次事情为戒，以后执行任务时一定要谨慎一些。”参谋长的处理，太出我意料之外了。走出他的办公室，我一路寻思，不知道他是把这件事看得役有什么了不起呢？还是看了司令官的面子？他轻轻两句话处理完了，并且烟消云散，我的一场虚惊，得告平息。 保密局初期的组织和人事简况 王业鸿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失事毙命，郑介民接长军统局后，调我当局本部秘书，并将军统改组。为配合国民党所谓还都运动，从5月份起在南京马合街22号设局本部，各部门人员陆续由重庆到南京，而重庆部分改为重庆办事处。重庆办事处是办理结束工作，南京是开始新建立工作。从6月起，名称改为国防部保密局，9月底改组完毕，局本部亦于9月底由马合街迁新街口明瓦廊新建的局本部。保密局在南京初期的组织和人事如下： 一、组织 局长副局长之下设秘书室和七个处，一个委员会，四个组以及督察室等部门。秘书室是幕僚机构，各处公事都要经过秘书室，设主任秘书一人，秘书两人，助理秘书二人，管印一人，总收发一人，收发二人。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专员一人。处之下设科．科设科长一人，科之下设股，股设股长一人，股员若干人。第一处（即情报处）设党政、军事、经济三个科。第二处（即行动处）设行动、心理作战两个科。第三处（即人事处）设行政、考锉、布置三个科。第四处（即电讯处）设考核、业务、工务三个科和一个总台。第五处（即经理处）设出纳、审核、综计三个科。第六处＜即司法处）设审讯、检察两个科。第七处（即总务处）设保管、庶务两个科。汽车队、特务队和电话队，亦归总务处管。南京、重庆、息烽、西安等处看守所总归司法处管。督察室设主任一人，督察若干人。设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委员若千人。机要组设组长一人，组之下分股。文书组设组长一人，组之下分股。技术研究组设组长一人，下分照相、爆破两个股。特种问题研究组设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特种间题研究，就是利用叛徒研究共产党内部情况）。局长中将级，副局长是少（中）将级。主任秘书少将级，秘书少将级，助理秘书上校级。处长少将级，副处长上校（少将）级。科长上（中）校级。股长少（中）校级。组长少将（上校）级。总台长是上校级。汽车队长中校级。医务所当时正在准备，该年冬才成立，重庆四一医院解散，由军统拨全部器械医药交由戴夏民在浙江祷州建立雨农医院，表示纪念戴笠（戴笠字雨农）。 【作者当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少将专员。】 站是保密局这个时期外勤的最高组织。过去如南京、上海、北平、沈阳等办事处一律取消，在这个时期一律改称为站。全国各省市均设有站，站之下设组，站设站长一人，副站长或书记一人，站员若干人，电台台长一人。组设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组则看情况，决定是否设立电台。站长少将（土校）级。组长少（中）校级。全国设有：南京站、上海站、上海国际情报站（也称上海特别站）、徐州站、浙江站、江西站、安徽站、湖北站、湖南站、重庆站、成都站、西昌站、云南站、贵州站、广西站、越桂边区站（设在南宁）、广东站、海南岛站、香港站、福建站、山东站、青岛站、河南站、西安站、兰州站、新疆站、归绥站、察哈尔站、北平站、拉萨站、天津站、河北站（设在保定）、山西站、台湾站、沈阳站、长春站等36个站。 二、人事 局长郑介民，代局长唐纵，副局长毛人凤，主任秘书潘其武、张纪勋前后分任。秘书王清、郑修元，助理秘书袁寄滨、毛钟新。管印柴昌俊，总收发郑尔玺。机要组组长姜毅英（女），文书组组长周石甫、毛敬秋前后分任。技术组组长刘绍复，照相股股长王文钊。特种间题研究组组长徐梦秋，副组长王方。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副处长周建国、梁若节前后分任。由昊思俭、汪剑英、张治分充科长。第二处处长郑修元（兼）、叶翔之前后分任，副处长黄乙恭。心理作战科科长李健华，行动科科长牛树坤。第兰处处长李肖白、郑修元（兼）前后分任，副处长李修凯。行政科科长邱春华，考锉科科长徐风，布置科科长李葆初。第四处处长杨震裔，副处长寿维新。考核科科长夏晓华，业务科科长李秀兴，工务科科长严行威。南京总台长李仲英。第五处处长郭旭，副处长裘方，综计科科长赵重庆，审核科科长胡礼，出纳科科长李育启。第六处处长沈维寒，副处长李希成，检察科科长郭先纯。第七处处长沈醉，副处长成希超，保管科科长邓毅夫，庶务科科长罗连胜。汽车队队长孙超，医务所所长黄少忠。督察室主任廖化平，督察王甫臣、李广和等。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启瑞，委员俞作柏、张国燕、唐生明、胡靖安、王固磐等。重庆办事处主任张严佛。 南京站站长叶翔之、钟贡勋前后分任。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副站长刘方雄，书记王方兰。上海国际情报站站长郑庭显。徐州站站长项遒光。浙江站站长章微寒。江西站站长王迈夫。安徽站站长唐玉坤。湖北站站长黄落初。湖南站站长黄康永。云南站站长王巍。贵州站站长黄家齐、刘中影前后分任。广西站站长钟可庄、苏业光前后分任。越桂边区站站长何祟校。广东站站长何义芳。香港站站长谢力公、副站长杨化波、郑英有。海南岛站站长胭兴忠。福建站站长王调勋。山东站站长许先登。青岛站站长梁若节。河南站站长刘暨。西安站站长王鸿骏，副站长侯定邦。兰州站站长张纪勋。新疆站站长佘万选。归绥站站长彭宗善。察哈尔站站长赵文蔚。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天津站站长昊景中。河北站站长孔觉民。山西站站长王和众。沈阳站站长文强。长春站站长王树人（又名王力）。拉萨站站长谭兴沛。台湾站站长林顶立。重庆站站长严齐。至于国外站组，由于这个时期郑介民兼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乃一律拨归第二厅接管，连同原军统局本部海外区管人事的人员也拨给第二厅。如河内站站长王之五、西贡站站长尹凤藻，改为第二厅谍报组组长。曼谷站则拨归第二厅驻泰武官卓献书指挥，其他如缅甸、新加坡、印度、菲律宾等站也就陆续结束。 中央警校警政班六期受训记 曲云章 1946年以后，革命力量发展很快，国统区一天天的缩小，军统（保密局）内线工作室、站、组步步撤回组织，特务武装18个交通警察总队被人民军队击演瓦解的有9个。军统嫡系省市县警察局越来越少，铁路警卫线也日趋短少，各交通检查处所不断撤销，中层以下的特务多无安息之地，失业闲居不务正业，流落各地。“树倒糊易散”,当时特务们多有同感。恰在这时毛人风上台，国防部保密局就在汉口、西安、重庆、苏州设立四个“收容办事处”（也是军统局办理结束办事处）随发出给各地通令：“我局前各省市调查室站组、以及别动军、忠义救国军、行动队、各党政总队、破坏队，自改交警总队后编余人员，现交警总队流落未归队人员和各省市警察局稽查所、缉私处所检查哨所、娜电检查等人员，因工作失去联系，或请假在家，统持前主官证明到指定地点报到集结听命。”各地办事处将已报到人员函送该地“军官总队”暂为收编。并转命“前军统局人员一律不准退役和转业候命行动”。自1946年12月到1947年8月湖北蔡甸第七军官总队就集结军统人员五百多人（当时我也到这个总队报到），听说陕西西安军官总队和重庆、苏州四个军官总队先后收容集结军统特务有近四千余人（大多都是中下层特务，级别是上校到准尉）。 1947年7月又奉命“这批人员准报名报考中央带官学校警政班六期和警官班三期，各处考不取的人员统集结到苏州交通警察总局员警训练班受训，以作交等人事调整补充准备，并候派其他职务。”我当时是考取了警政班六期，9月1日开学（全班都是军统特务共140人，少将级的十余人，其余大都是上校级，中校级是很少数）。考取警官班的人学时共五百多人，编为四个中队（都是军统下层特务，少校级少数，上中尉多数，少尉少数）。这时又通令保密局转国防部令前军统局转替人员一律保留军级，不办退役转业手续．以后随时需用随时调配。这样一来对失魂落魄的特务们又来了一剂”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在各军官总队集结的军统人员，除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外，大部人员都有“交通总局”吉章简命令收走，不断补充交通警察总队。部分介绍到各绥靖区成立的绥靖总队。 在警官学校受训情况：警政班指导员是崔新庚，其他警官斑各中队都派有指导员。以“警察学社”、“警察联谊社”为拉拢学员成为“警察正统派系”的组织，经常有指导员所谓“选优引见”教育长李士珍个别谈话，目的是转替察后应打消对军统组织的依靠，能成为”警察正统”（正统就是凡是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班系毕业学生任职的）,对他有信仰，他借机可以独霸中国警察的领导地位（他是同唐纵争夺警察的领导权）。有一次我得指导员崔新庚的引见与李士珍有一段对话：李问：“戴局长死后你想些什么？”我答：“戴先生死后，群龙无首，工作紊乱，人员生活没有保障，失去靠山，虽说有人负责，总不如以前了，我所接触的同事，多想往外边活动，寻找合适的职位。”李又问：“你对这次来警官学校有什么感想？”我又答：“来学校学了不少警察知识和技术，我幸运有机会来求新的学问，很高兴的。”李问：“你愿不愿意终身作警察，效忠党国？”我答：“办好警察是维持社会秩序、安定地方的保障，这种工作很重要，我当然愿长期干下去。”李最后很得意的“训示”:“你很好。崔指导员常夸奖你，真不愧是我校的好学生，要想长千警察事业，就必须有个可靠的系统，比如我校‘警察学社’、‘警察联谊社’就是毕业后校友的联系网。这对将来工作的联系，人事的介绍，都大有好处。我这里你可以时常约同学们来谈谈，有什么需要我办的事，我绝对尽力援助，你知道我的学生遍全国，那里都可以代为帮忙的，你们这一班毕业，成绩好的，还不是省、市局长、副局长，只要一出缺，是到不了别人手的。” 【作者当时为中央警官学校，政班六期学员。】 “警政班”指导员第一批发表，叫我填写加人“警察学社”。当时与同班受训的朋友李文俊（湖南人，军校四期军统局前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过副指挥官）、陈国璋、杨世魁商量“局里规定不许可私人加人任何组织，拉拢私人成立组织，不遵规定要以违犯家规纪律处罪的，还是去局里请示些好。”当时推李文俊去保密局报告。他回来传达毛人凤所说：“警察学杜、警察联谊社凡是在苦官学校受训的一般都要加人的，我们在这里叫他们代训的是可以加入的。‘各事其主’，大家不要忘记就行了。”还说我们是很规矩的，对局很忠实应加奖……。李自己还说：“反正吃他们饭暂受他们管，加人还不是一张纸，出门就作废。” 不久有警察总署总务科长徐梁（西康省人，军校六期调等政班六期受训的同学）在一个星期天约我和陈国璋（湖北省故城县人，军校特训班）到他家玩，曾告诉我们：“署长授意叫我在这次警政班受训同学中选择优等的，交知心朋友，并得介绍作私人引见他，以后可以重用，但以甚么作联系呢？要以咱局里前所办的‘中国普察学术研究会’（简称‘誓察学会’）作联系。这样做不要公开讲，我们分头拉些自己可靠的朋友。署长还要来一次集会谈话，确定了入要造一份详历表，附上照片，你们同意的话就这样做。另外要填加人警察学会表一份。”他这样一讲，我俩是喜出望外，哪有“饿鱼不上钩阴之理呢？同声的答复：“署长是我们局里老前辈，能提拔我们应当感激不尽，何况我们以后都是千警察的，在他的指挥下哪能不听从的。” 1948年元月填表一份，详细履历一张，这次一起填的共有18位：李文俊、蒋英（湖南人，军校四期）、叶剑秋（湖南人，军校六期）、马雄飞（河南人，军校六期）、张守仁（河南许昌人，军校四期，当时任警察总署简任专员调训的）、李隆树（湖南人，当时任警政班副队长）、陈国璋，杨世魁（山东人，军统洛训班毕业）、夏晓华（江苏人，当时是军统局电台联台台长调训的）和我，其他几人忘了名字。 记得在一个星期天，由徐梁早约定好了到普察总署二楼办公室集合。当时每人发一份“警察学会”的章程，以及联络通讯办法各一份。在座的有特务头子唐纵。每人都自我介绍，唐纵讲话，大意是：你们都是这次受训同学中成绩最好的，为我局争光，不愧是家长多年的教训，以后你们都转业警察了，我们在一起日子就多了，不说客气话你们确是局中工作干练的老人，对我也得多多指教。今天请大家是因为大家快毕业分发工作，是特为各位送行。同时为了加强以后的联系，见个面都熟悉熟悉。我想大家都明白的，国家的局势，“奸匪”占全国的地盘不少，我们要有信心，绝对有把握收复失地，警察制度今后更要加强，警察武装非扩大不可。最近我兼新成立的“保安局”局长，需用你们的地方很多，“有材不愁使”，学了是要用的。还有一点大家要清楚，戴先生死后．局里转外职人员调回去的机会不多了，局里范围只那么大，警察这一门还不是咱们掌握，一切还不是听咱说的。诸位的警察文官阶级，是以武套文，绝对不吃亏。我已交待办人事的依大家交的详细履历报核，我可从宽签转。你们分发各省后，在没实缺前可在省保安司令部拿军炯实薪，如有实缺，优先保用，有缺时可先私人与我来信以便内定发表。不能好缺流到外人之手，“近水楼台先得月”，大家可以放心前往，唐纵绝对“言而有信”。大家今后的联络一般的请求报告通讯可密直寄署里联络专员室，会替大家办的，紧要的信件可寄我亲收，有需要的话，可与我的密电台约定密码来联络，各位与我的关系可以“心照不宣”，不必外露，来日方长。现将我的“小照”每人送一张，以作纪念。大家毕业我应该送点礼物祝贺。想想没什么买，只有交总务科筹备送给一点路费表表心意，“礼轻情意重”请各位笑纳（以后有总务科长徐梁用红纸包好30元每人赠送一份）。 特务们为了笼络人心，警政班在将毕业时又开展烧香拜把子，智有李文俊为首的私自串连拉拢有廿余人烧香盖头结为“金兰”，又刺破中指，混血酒中同饮为盟，并以戴笠的像放在中央大家齐集像前举手宣哲，其誓言：“要忠于党国，忠于领袖，以安家长在天之灵，绝不出卖兄弟，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之气永远长存……。”当时李文俊排为大哥，夏晓华最小（老未之称）。李曾在宜誓后以大哥（老大）身份说话：“局里是提倡我们‘义拜结盟’的，应有义气侠胆共成大业，绝不能背信弃义毁坏盟约。我们这次举行后，也可自己在警官班来受训的部下中同样作，以成为我们利用的实力。这事对外要秘密，不要引起对我们不利，最好我们这次的人与部下不发生横的关系．大家干局里工作多年是会明白的。”最后并有季文俊提出请示局里派汽车送我们去祭戴先生墓以表忠心（对外就说是我们警政班毕业代表去的）。1948年2月初备有祭礼前往中山陵南边山下特务头子戴笠墓前行特务们的孝礼。李文俊把“金兰，，名单与共同的誓词在墓前烧掉以表”忠心告戴先生于泉下”。 这里还要说的，在警政班六期受训期间，“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前，”保密局”曾秘密召集警政班部份同学季文俊、夏晓华、翟国基（他是任局中校参谋调训的）等十余人开会，指出“这次大会怕出乱子，要把我局人员在南京的精干老手选出一批．有对外人事关系的，好为我局对外职务的人跑选立法委员的票数，另一批要化装，以工作人员身份打入大会各部门，作内线情报工作。再一批化装到大会场，对反对我们的跟踪，必要时威胁，暗中警告．叫他不能扰乱会场，有碍选举通过法案。当时分几路指挥不得乱阵。警政班由李文俊指挥，任跑票任务等。我当时没参加、这是李告诉我的，并叫绝对保守秘密。在这次‘国大代表”开会时，又听到参加这次暗中活动，保密局一共出动二百余人，曾阻止请愿学生代表和会场发表反对言论的．当场用“通吼吹哨”等流氓手段捣乱。并对出会场回到住所的代表，特务们以大粪浇头，门窗锁禁，使其误过时间不能参加。甚而写条子说“小心你的脑袋，如再反对会要脑袋搬家”来威吓，可以说用尽了特务们的种种手法。 1948年3月1日为警政班六期毕业，中央瞥官学校举行结业典礼。蒋介石的一段讲话大意还记得：“警政班六期全体同学们，你们辛苦了。半年完成了这一段学业，将走到你们分发的工作岗位上，希望大家要发扬母校的精神，快要毕业的替官班同学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学好本领，像你们老大哥一样，愉快地走出校门，我可以告诉大家不要相信谣言，我们与‘共匪’作战处处是敌弱我强的，有小的失利，也是军家难免的，不久的将来‘共匪’在全国各处一定消灭，找向大家保证，‘共匪’不消灭，蒋某自别其头以见国人。最后希望大家要为党国尽忠，为民效命，才不愧为我的好学生……。” 1948年3月初在警政班六期毕业快要离开学校时，保密局曾通知警政斑全体受训的人员，以及警政班三期没毕业的人员各中队代表到局参加扩大会议，并设宴为毕业同学送行祝贺。当时派有专人送发“保密局内勤工作人员出入证”，以保密。 那天上午8时应邀的人员先后验证，不准携带武器，进局办公大楼，招待休息。8时半开会，到会的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周伟龙、吉章简、徐智道、马志超、杨蔚（从河南开封才到）以及保密局的各处处长，这一次可以说是特务头子们大集会，有的我想不起名字了。首先是毛人风讲话，大意是：今天是我局盛大的一次会议，多年来因工作关系不容易聚齐，谁都久闻大名，难得一会。这次真是“群英会”,都得自我介绍认识，各省来的与这次警政班毕业分发各省去的更得熟悉，亲热亲热以后好工作。他这样一说后特务头子们一一自我介绍后，转替人员都自我介绍。毛人凤就接着说，今天主要是欢送大会，我局人事工作会议也在今天开幕，我得向大家噜嗦几句：一、警政班毕业同学是我局第一批参加中央替官学校警政班的，对外你们是六期也是我局警政班一期，警官班三期，也是我局警官班一期，这是一件大喜事，应隆重的祝贺大家。二、姑娘大了总是要嫁人的，你们今天是回娘家。娘家人照例是要在他们出嫁姑娘的面前述说几句知心话，交待些应做的事。今天全家人都在这里，个个应该多说几句的。三、你们都是家长城先生教养提拔起来的，对党国是做了不少的事，对本局也争光不小，我相信大家还会继承这种丰功伟绩的，决不会为本局失脸的。四、离开了家是不能忘掉，要时常回来的。就是不能回来，也要寄些礼物表心。那就是不论你干什么官位，是不能丢我局本行的业务。还是受家中管教的。如在外边做坏了事，是坏官不坏级的，人家不要你，咱自己要，娘家是不会说自己姑娘坏的。你们的薪级早晚是铁打的，任何人是拔不掉根的，树梢摇动根不动，你们可以放心前去。五、你们过去是常和“共匪”打交道的，他们是我们死对头，我们不杀他们，他们捉着我们没活的，大家要记着一句话‘宁错杀一千，不放走一人”。要斩草除根，要明白“一将成功万骨枯”、”不毒不丈夫”，大家要宣誓力行。六、本局为了你们前途着想，都保荐了请国防部以我局呈报的军阶公令发表，等于任职任官一样，不管干什么行，军龄是要算的．警察是文官级，要以武套文，只高不低。可是要记着人事调遣本局是有权的，任何人不能轻视抗命的。要知道家规纪律还是有用的，不要以为戴先生死了．可以目无家规了。七、今天宜布本局的命令，大家到达分配的职位后，最好一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两个月，要作一次报告，主要的是“共韭”活动的重要情况，以及我们军队、地方等社会动态。各位从今天起都为局里“直属通讯员”，到各省去要与所在地的“调查室”联络。要是半年没报告也没有申述理由，是要受本局处分的，超过一年者，不论是谁要以军法从事，今天是有言在先。八、大家快要离开了，我局无什么好礼可送，每人送路费50万元，今天午餐为大家送行，并祝大家马到成功。最后，你们去各地需要局内写介绍信和今天在座的哪一个写私人关系信的，只要提出都可以照办的。由局转发的文件，今天都发给大家。 当时保密局转发的文件有： 一、保密局直属通讯员的通知（附通讯要点指示），这是“机密件”。二、前军统人员转业不退军阶的国防部准许证明（附军阶核定表）。 三、保密局通知各省“调查室”对分发转警人员工作安置暗中协助，并准通讯使用“电台”发报与本局联络的规定，对所属站、组也得遵照通令。 四、“警察总署”通令各省警务处对这批转警人员尽先录用保荐，不得为难。 五、军阶转文阶核准对照表（各转警人员如有实职保荐统以此为标准）。 六、国防部令各省保安司令部在这次转警人员没有实派警察职位前．统按现军级实数发晌不得扣减。 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的讲话大意：一、你们这次转警是加强了我局替察界的新生力量，我们是一家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权是不会外移的。今后大家有什么事，需用我帮助的．只要是我职权所能办到的，绝对使大家满愈的。二、大家要明白警察在我们中国的重要性一一社会的秩序的维持，地方保甲的巩固都赖于它。“警察是老百姓的保姆，”“警察是安定地方的柱石”，今后只扩大不会缩小的，大家发展的前途就在此。三、现在是正式“警保”合一，已成立了“保安局”各省“警务处”改为“警保处”, 警察保安要统一指挥，以扩大警察保安的武装。你们都是军人，又是警察，取得合法资格的人员，不先用咱们还用谁呢？四、我们的人事对外任职的本局有权内定，像大家军阶都是上校以上的话，警察职位起码是局长以上，当然应经本局内定，私人调派是不行的。大家不能忘本。五、大家分发到各省去，因战事关系以及人事的安排，不是马上就派定的，候一个时间，诸大家不能发急。但对地方人事可先下手联络，铺好底子，“人活地灵”能有保荐再加委为上计。 在会后休息时，详细看了“人事处”的“卡片室”，这就是特务大本营的“生死薄”。当时是戴笠死后在南京重新整理的。内边情况是： 一、前军统所办的各种训练班按先后毕业登记。分姓名、性别、别号、化名、年龄、籍贯、通讯地址、婚事、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受训地点、时间、毕业时间、分派单位、职位调动、升降惩奖、备考、照片（二寸半身脱帽）诸栏。这就是军统所谓“子弟核心”。戴笠的徒子徒孙，局内外“吃得开”的人。记得的训练班有“息训班”、“渝训班”、“兰训班”、“查干班“、“洛训班”、“临训班”、“特警班”、“电训班”、“谋参班”、“爆破班”以及各地“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号称“十万子弟兵”就是指这些训练班出来的学员们而言。 二、军统吸收外界人员参加组织加派工作的登记。分姓名、年龄、别号、化名、籍贯、通讯地址、学历、经历、曾加入过什么组织、社会的关系、何人介绍参加本局的、现任职位（局内局外职位）、在本局的职位、升降奖惩、备考、照片诸栏。这就是“半路出家的”多半是军阶少校以上，文阶荐任以上的外职人员。军统认为有必要而被拉人的，以后就受军统管辖不能自由去留了。当时这类的人讲：“半路收来的义子，没有亲生的儿子吃香”。 “半路出家的人员”。每年都有局里所谓“选优保训”军统办的“高干班”来受训一年，“洗礼”，每期人员都是不多的。戴笠亲自主待“传授特拔”，当时有人这样讲“儿子虽多，女婿不多，一个女婿半个人也得分一分家产，当点小家呢。”意思就是说受了“高干班”的洗礼有了金字招牌，徒子徒孙们再不敢任意打你小报告捣你蛋了，也担起过失了，升官发财有了依据（戴先生的高足）。 三、军统外围人员的登记。分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曾用的化名、工作单位、本局关系人、为本局做了哪些工作（时间长短）诸栏。这些登记都是外围运用主要人员，与军统有关系而没参加组织的主要人员。这就是特务们运用作恶的替死鬼，他们虽不是军统圈内人，行凶作恶拿他们作实验品，当时说“人活地灵”，特务们就是利用这些人来显法术的。 四、军统人员转业任外职的人员登记。这是任军职警察和地方行政等职务主管姓名单位表。这就是军统对外实力的扩展，掩护特务内线活动的保障。当时有人这样说' ’天地不生根，行行有咱们的人”。 午餐的“三杯酒”，毛人凤同这些特务头子们同声说：“一杯酒为总统健康而干杯。二杯酒为已死的戴先生以安在天之灵而干杯。三杯酒为忠于本局的死去的英雄好汉而干杯。最后大家同饮团圆酒一杯，祝大家身体健康，一路平安，工作顺利。”这是特务们在南京最后一次死亡酒会。 这日下午就开始与警政班毕业同学个别谈话，与各省来开人事工作会议的个别交谈。我没有叫去个别谈话，只私人访谈了河南警保处长杨蔚，谈到河南全省情况一“整个形势不好，开封郑州快是孤城，军事上再不扩展一下，这两地早晚很难保存。回去暂时是没什么可做的，以后有机会再说”（因为杨蔚和我们在别动军同住过，早认识才谈这些实在话，当时听了很丧气，心中是去也好，不去也好的矛盾）。个别谈话一直继续到第二日。事后听到李文俊告诉我：个别谈话内容还不是给大家讲的，又追述一下，另外有的是局里当面内定职位，注意今后工作，我局巳准备派我到上海任一个分局的局长。人事会议都是对各省市“室站组人员的新调配”，重要是“万一战争，我们失利，局里如何退一步移调人员应付突变”，这是极秘密的，详情不要讲了。 保密局在北平破坏地下秘密电台的经过 王业鸿 我是1946年7月调保密局当秘书兼郑介民的私人秘书，为该局少将专员。保密局特务破坏北平地下秘密电台这个案子相当复杂，我只是听主办人叶翔之对我说起过，并在汇报时听叶翔之作过概括性的报告，因此，我所叙述的资料只是一个梗概而已。 一、发现北平地下秘密电台 1947年夏．北平地下秘密电台被保密局特务发现，是由于当时保密局特务利用雷达技术侦察秘密电台位置的结果。缘抗日战争后，美国援助蒋介石大批飞机大炮，发动内战，同时美国特务也帮助军统柳！练一批掌握雷达技术的特务（约二十余人），如丁尔滨、黄又合、林郁民、赵容德等。又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美特利用中美合作所的关系，在兰州、陕坝等地设有电台布置雷达网。日本投降后，这些电台本应撤销，但又由于军统特务建议签订“中美气象合作协定”，给予美国特务在兰州、陕坝、上海和广州四处设立电台，布置雷达网，以“气象测候站”名义为掩护。因此，美国又供给军统一批无线电侦察台的设备，使军统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西安等地建立无线电侦察台。他们利用当地军事机构如行营、行辕、战区司令部或绥靖公署等的第二处，设立电检科。电检科主要工作是：一方面指挥侦察台收抄当地秘密电台所收发的电码，提供特技室研译，作为情报的来源；另一方面是侦探秘密电台的位置地点，作为破坏革命地下组织的资料。他们测定的办法是由面缩到线，再由线缩到点，利用各线的交点，决定电台的所在地。然后派特务到假定地点实行就地侦察。 赵容德是军统杭州特训班第五期无线电队毕业的，历充军统电讯处（即第四处）人事股长、科长等职，1946年调北平当北平行营电检科科长，曾受美国特务的雷达训练。他所掌握的侦察台，发现在北平鼓楼锣鼓巷方面有秘密电台，经他再三用线点的交错办法，测定在豆腐胡同某号（胡同名我记不大清楚，大约是豆腐胡同），设有秘密电台。赵容德报告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黄天迈，黄就派特务化装对该处实行监视，并秘密侦察，同时又利用警察局调查户籍为掩护，到该住室视察，发现该室确有电台。他们调查该室主人是北平市政府赵科长（名字我忘记），女主人是陈琏女士，系陈布雷的女儿。因为陈布雷是蒋介石的幕僚长（陈的名义虽然是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但实际工作是蒋的幕僚长）。黄天迈一方面将情况报告保密局，一方面仍对该室严密监视，盯梢来往人等，注意与赵科长有联系的人。我当时是保密局办公室少将专员，又是郑介民的私人秘书，认为秘密电台能利用陈琏为掩护，那指挥这个电台的机构和人员当然是相当重要的。因此．我乃向郑介民建议，派保密局第二处（即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亲到北平处理，授权他先做后报，避免来往电报耽误时机。郑介民、毛人凤接受我这个意见，决定派叶翔之到北平，会同北平军统（保密局）高级特务共同办理，由叶翔之负全案的总责。 【作者当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少将专员。】 二、破坏革命组织的经过 1947年7月下旬，叶翔之到北平后，召集保密局北平各单位负责人，如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马汉三、北平警察局副局长祝维平、北平特警班副主任楼兆元（当时已准备派天津当稽查处处长）、北平稽查处处长倪超凡、北平行营第二处处长张家拴，以及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黄天迈、督察王甫臣等，共同开会研讨破坏行动的具体办法。并以上述人员组织一个临时委员会，指挥逮捕审讯工作。9月24日晚上，他们首先将陈琏住宅围捕，搜出秘密电台、密码本和各种宣传品。又从秘密文件和密码本中查出一系列线索，知道保定绥靖公署第一处处长谢士炎是指挥者之一，绥署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余心清亦与革命组织有关。叶翔之乃命倪超凡、张西平等将谢士炎、余心清，以及绥署第一处其他四个参谋逮捕。在他们逮捕谢士炎先生的过程中，得知谢士炎与沈阳防守司令部新闻处代处长王书靠、东北行辕新闻处科长李年等有联系，叶翔之派楼兆元到沈阳指挥陈仙洲（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褚大光（保密局沈阳站站长），将王书湘先生夫妇，李年、巩天民等逮捕解往北平。在破坏东北革命组织中，又获得西安的地下组织的线索，叶翔之又率领张西平飞西安，指挥保密局西安站站长侯定邦，将西安方面的革命组织―西安交通联络站奇园茶社破坏，逮捕奇园茶社经理梅永和，同时又逮捕西安共产党负责人之一赵耀斌及其家属，以及胡宗南部机要科科长等。又从赵耀斌处得到共产党在兰州方面的地下工作负责人尹家明住址，叶翔之又派侯定邦到兰州将尹家明及其家属逮浦。同时，叶翔之尚得知胡宗南部参谋处长与革命组织有联系，但在叶翔之要行动之前该处长已躲避。胡宗南恐因此使蒋介石对他失去信任，要叶翔之不要将这事扩大（胡宗南与戴笠是结拜兄弟，军统特务一向对胡尊重）。这次由于破坏北平统一战线组织秘密电台，而连果到保定、沈阳、西安、兰州等地的革命组织。这次逮捕的革命．人士（包括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计约一百余人。其中共产党员如梅永和、赵翻斌、尹家明、王书烈诸等，民主党派人士如谢士炎、余心清、巩天民、陈行、陈琏等，不管是共产党员抑是民主人士，都是参加革命工作多年，对革命事业有过相当贡献的人。 三、对被捕革命人士的处理 保密局将这次被浦的革命人士中认为重要者解南京，其余关押在北平和西安军统特务监狱里。这批人，除陈琏于1947年冬解南京后，由郑介民向蒋介石请准，交由陈布雷管教外，梅永和、谢士炎，以及保定绥署第一处四个参谋均被残杀。赵翅斌、尹家明则于1948年解南京后，经毛人凤派叶翔之、张严佛屡次威迫利诱，已接受毛人凤（当时保密局局长已由毛接任）派令，充保密局设计委员（赵耀斌是少将职，尹家明是上校职）。其余人员则由保密局司法处处长李希成分别办理．有些判刑，有些释放。 四、这个案件对革命的危害性 国民党对革命人民，除在前线利用美国援助的飞机大炮毒气弹残杀革命战士外，在后方也利用美式特务装备，对付革命人士，对付有民族观念的善良人民。这个案件当时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性，以国防部估计．等于使用十万大军在第一线作战所获得的歼灭战战果。因此，国防部发给郑介民二等宝鼎勋章，发给叶翔之四等宝鼎勋章，赵容德晋升为少将官职，黄天迈调升为保密局办公室主任，侯定邦调升为保密局行动处副处长。 保密局破坏北平中共地下电台经过 李世荣 1947年冬破坏北平中共地下电台的北平警备司令部电监科科长赵容德，和我是军统第四处（电讯）的老同事。当时知道他因破获此案曾受蒋介石嘉奖的情况。破此案时，我在南京保密局无线电通讯总台管理室工作，对此轰动一时，成为当时内部谈论中心的案件，我亦屡有所听闻，作为历史见证人，现将所知破获此案的前后点滴史实，提供历史学家参考。 戴笠死后，保密局自1946年正式宣布军统局结束，同时自改组成立之日起，就将原军统的一整套电讯监控机构全部承袭下来。首任局长郑介民和继任局长毛人凤，都像他们的前任戴笠一样地重视电监工作。而且为了贯彻执行蒋介石在反共反人民内战中亲自制订对付共产党的“八大情报战”（情报战、心理战、保密战、防奸防谍战、反间战、反反间战、密码战、策反战），更加重视这一电监机构，并扩大、发展组织，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或督察处密设电监科侦测台，来进行对中共城市地下无线电台的侦测工作，以“粉碎”当时共产党开展第二战场的“阴谋”计划（即开展蒋管区地下组织计划）。 当时的北平，是华北“剿总”所在地，又是文化古都．是国共双方必争之地，保密局就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设一电监科。 1947年冬破获此案的电监科长赵容德，是秃顶、癫痢头，人们叫他赵癫痢。他是杭州中央警官学校电训班毕业的，长期在军统第四处工作．曾担任电讯督察要职多年，解放前逃台湾。就在1947年他当电监科长时，根据特务人员探悉密报，共产党地下电台设在北平蒋介石的亲信幕僚长陈布雷的女儿家里，由她作掩护。因为她父亲的关系，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时，赵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密令该科内外紧密配合，协同动作，采取分区停电侦测的方法（即：根据当时发现可疑电台呼号、跟踪侦测其方位，用吉普车载运着侦测机，由报务员守听呼叫号、在行到某地区时令发电厂停电，此时如可疑电台呼叫讯号也突然随即停止呼叫，即证明可疑电台就在此地区内，否则就在别的地区，再用同样方法侧则其方位，以缩小区域范围）。经再三认真侦测，确认位置符合外勤人员所侦察密报的地点，就在陈布雷的女儿家里无错，于是就趁该电台正发报之际，内外紧密配合好，及时冲入室内拿获发报机，当场破获，把人机一并逮捕带走，到该科进行审讯。同时急电报告南京保密局本部报功，当时保密局得此“好消息”，如获至宝，立即转报蒋介石请功。蒋介石在高兴之余，除夸奖外，并作紧急指示：不惜花任何代价，一定要千方百计审讯出共产党在北平的整个地下组织，务必扩大线索范围，一网打尽。 经过审讯，线素范围扩大到河北、陕西、甘肃三省，有些中共的地工人员还是国民党军政机关内部的中、下级军官或职员，株连人数听说有百余人。最初牵连关系的，除北平外，在保定河北省政府、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内部就清查出几个处长都与中共有密切联系；同时从这些线索中又查知西安、兰州地区也有中共地下组织和地下电台。蒋介石立即叫派专机、派得力于将，星夜赶往该地区破案。毛人风当即派保密局本部第二处处长叶翔之（毛死后继任局长）率大批特务同往上述各地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人员及电台，将逮捕的重要中共人员解送南京处理。 【作者当时系国防部保密局无线电通讯总台瞥理室工作人员。】 蒋介石对此案的破获十分高兴，除发给奖金一万元给“有功”人员外，还特别奖给叶翔之和赵容德各一枚宝鼎勋章。蒋介石还亲自召见赵容德，并升官一级，把赵由上校晋升为少将官衔，以示格外嘉勉。 这一重大案件，还在保密局内部、国防部二厅和有关特务机关进行广泛表彭宣扬说：“共产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可怕，只要我们的保防工作做好了，不怕共产党怎样会掩护，我们终归都会发觉破获而取得最后胜利的”：鼓励大家要效法他们时刻注意加强保密防谍工作，并发现共产党地下组织破坏消灭之。 当时国防部情报学校还把这一案件作为保密防谍课的典型教材、得意的生动案件，加以扩散宜传，要我们毕业后回到部队也这样干，不愁消灭不了共产党，等等。1947年10月，我在锦西对九十三军十八师全体官佐讲保密防谍课时，和对该师政工人员训练班讲保密防谋课时，也把这一案件作为最现实的括教材向他们散布，为反动派吹嘘特工了不起，任凭共产党如何巧妙会掩护，还是能被我们破获的，不怕共产党厉害，只要大家随时注意保密防谍工作，就可以战胜共产党。我们所以吃败仗，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情报不灵，保密防谍工作不行...。为国民党虚张声势，妄图借此宣传，挽救败局，结果是枉费心机，挽救不了国民党政府覆灭的命运。 在保密局平津督察任内见闻 宗化民． 马汉三本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办事处处长，1946年军统局改组，改为隶属国防部，更名为保密局。蒋介石说：“雨农（戴笠的别号）死去，我直接领导你们。”由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兼任局长，毛人风充副局长。保密局编制中，在北平设一站，站长初为李效愚。因为马汉三为人反动透顶，在北平有一定的反动势力，故毛人凤把李效愚换走，改由马汉三充站长。马汉三因为他个人没有军校、警校的学历，干军职没什么奔头，就一心想做一个文官，由郑介民给他活动，当上了北平特别市的民政局长。当时的北平特别市市长何思源及秘书长邓继禹根本不知这个任命，等到马汉三公开出来筹办民政局时，何思源却不敢反对。1948年“国大”代表选举时，马汉三以民政局长身份兼充北平“国大”选举事务所主任，负责接待华北一带“国大代表”，及安排去南京的飞机座位。蒋介石认为他自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拿到“总统”的宝座，又暗中指示马汉三为孙科拉“副总统”的选票。因为马汉三从日本投降后担任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办事处的处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给他的公职是行营的督察处处长，马与李宗仁关系十分密切，对李宗仁毕恭毕敬。在北平接待华北、东北各省的“国大代表“时，本身也是“国大代表，．的马汉三违抗蒋介石的意图，秘密拉拢其他代表，要他们投李宗仁的票，不投孙科的票。这批‘，国大代表”们到南京后，马汉三秘密引见他们去拜会李的夫人郭德洁，郭代替李宗仁向代表们请客送札。乔家才是山西的“国大代表”，他也拚命给李宗仁拉票。选举以前，程潜弃了权，原先打算选程潜的票都选了李宗仁。选举开票的结果，只有蒋介石选居正“总统”一票，其余全部的票都选蒋中正为“总统气‘副总统”的选票却是李宗仁以全票的四分之三而当选了，蒋介石所属意的孙科却只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因而落选了。孙科很懊丧，“立法院长”也不干了。蒋介石很生气，追问办理正副“总统”选举的负责人洪兰友，洪兰友报告蒋介石：“北方的票都选了李宗仁，程潜弃权后，程的关系人都选了李宗仁，所以哲生先生〔孙科别号哲生）的票只占四分之一。”蒋介石认为是马汉三从中捣鬼，对马汉三恨之人骨，命令毛人凤想方设法找马汉三的罪状。 【作者当时国民党国防部任保密局平津督察。】 1948年春，马汉三及其后任站长乔家才为了反对毛人凤，合谋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织“建国力行社”，表面说是不满毛人凤，自谋“革命”；实际上是既反蒋介石又反共产党，拥护李宗仁当权。蒋介石最怕国民党内再有小党小派反对他。从“大选”后，毛人凤派局本部的第四处处李希成来平津调查马汉三、刘玉珠的贪污实况。行辕二处处长张家锉早得悉马汉三、乔家才秘密组织小团体反对毛人凤，实质是反蒋拥护李宗仁，就密报李希成；李希成即速报告毛人风，毛人凤又立即报告蒋介石。约在1948年的8月初，毛人凤亲自赶到北平，第二天派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倪超凡带兵与督察长童荣功分别逮捕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三人，扣押在北新桥炮局胡同的军人看守所。隔一日，毛人凤在平津铁路局警务处警察训练所的楼上礼堂（地址在东城府学胡同），召集保密局在北平站的全体人员和华北特别站的全体人员、行将结束之行辕二处全体人员、北平特别市警察局的公职人员、平津路局警务处及邻近各警务段所的警察官吏、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及各所全体人员、“剿总”二处全体人员在一起开会。与会者警察方面有巡官以上到处长、局长，军职人员从少尉以上到少将，共约三百多人。当时我已免去保密局保定地区督察职，改充平津督察，前任平津督察王蒲经早晨就派交通员朱世林给我送信，10时以前一定到府学胡同开会。毛人凤讲话要点是：“各位同志都很辛苦了，我代表大总统向大家慰问。不过今天到会的人不多，我估计可以集合一千多人，现在不过两三百人。关于扣押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三人的事大家都已知道了，这三个人贪污有据，组织上有纪律，一定要处理的，各位同志中如有跟随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共同搞贪污做生意的，一概不予追究，希望你们安心工作、不要惊慌。”又说：“孔觉民同志到没有（实际孔觉民、李效愚二人已被看管）？孔觉民同志做得很好，我来北平的前一天，他就把‘建国力行社’这个小组织五十多人的名单烧掉了，不然这个名单落在我手里，你们一定害怕，我现在宣布，这五十多人不论是谁，发起人是谁？一概不追究，在场的如有‘建国力行社’小团体的人，你们是受骗了，不要害伯，我决不处罚你们。希望大家以后不准闹小团体、小组织，拥护这个、反对那个。我们要以大总统的意志为奋斗目标！”毛．人凤以后又去了天津、沈阳，然后返回南京。不久，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由军法处押解南京。约在同年10月，电台播送中央社消息：“北平特别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国防部保密局上校刘玉珠，大肆贪污，发国难财据查属实，经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业经呈请总统批准，立即执行。国防部保密局少将乔家才贪污有据供认不讳，判处无期徒刑，交南京军人监狱关押。”同年11月间，孔觉民被罚派西康工作戴罪图功，李效愚被释放。我与李效愚交处甚好，专程到北池子他家里看他，致以慰问。李效愚说：“好朋友永远是好朋友，你敢来看我洲我说：“毛头讲话说过，‘建国力行社’的事不予追究，效愚你不就是因为这个社受了委曲吗？”李效愚的老婆说：“家里的东西没受损失，我们的生活很好，只是南京把效愚的兵役科长免了...”我间李效愚这个“建国力行社，，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多少人？李说：和毛人凤说的一样，已有五十多人，主要是反对毛人凤，也打算拥护李宗仁。发起人是马汉三、乔家才，拉进刘玉珠是要他拿钱，因为刘玉珠他发了大财有钱。我是马汉三指定要参加的；孔觉民是乔家才要他参加并指定他兼秘书的。现在大概回忆一下当年李效愚告诉我的参加“建国力行社”的成员名单是： 理事长马汉三、副理事长乔家才、秘书孔觉民 社员：马汉三、乔家才、孔觉民、李效愚、唐棣、张西屏、刘玉珠、聂世庆、李培基、曲福乐、胡金波、刘辑武李春贤等五十多人。 台湾省有个著名大汉奸杨隆盛．现在年龄约在七十岁以上。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杨隆盛以其个人万贯家财，曾捐助日本侵略者飞机一架轰炸祖国。杨隆盛为人寡廉鲜耻，毫无民族气节，竟认贼作父，甘充汉奸。日本投降后，1947年杨隆盛曾潜人平津一带，由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前任驻平津督察王蒲经、副督察宋元和（又名宋铭周）包庇安置秘密住所居住。1948年夏，保密局北平站长乔家才因被毛人凤扣押，北平站长改由王蒲经充任，副站长由宋元和充任，平津督察改调河北省保定地区督察宗化民充任。6月间，宗化民视察天津时，正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王鲁桥屋里，忽然宋元和也来到，王鲁桥说：“新上司、旧上司都来到我这个斗室会面（按稽查处的督察长是南京保密局的当然秘密督察，由局派之平津督察联系，必要时平津督察可指派督察长工作，协助检举贪污及不法事件）。”我问宋元和说：“老宋！工作忙吧！”他说：“王先生〔指王蒲经）不常去站上，我一天也离不开，实在忙，一个多月没来天津了，有点事办完今晚夜车回北平。老宗有什么指示吗？”我说：“不要客气了。”宋元和走后，王鲁桥说：“他是送杨隆盛上船先去上海再回台湾的。，，我说：“是不是台湾的那个给日寇捐献飞机的大汉奸尹王鲁桥说：“是的，我们塘沽稽查所昨天就来电话．李处长（李广和）说：‘既然有宋元和护送，我们就不能随便逮捕杨隆盛。’今天两个处长都不在，是不是我给老宗写个报告？”我说；“我完全清楚，不必写了。”我回到罗斯福路297号办公室，写了个电报向南京报告此事，由天津分台郭维双发出去。但久未得南京处理信息，约一月以后，南京督察室的一个朋友汤亚东来信告：“兄电即日由廖（督察室最高负责人廖华平）签报老板（即毛人凤），闻已夹人皮包无下文。”由此我判明，王蒲经、毛人凤都是浙江江山军统老贼窝的人，他们是互相有意包庇大汉奸杨隆盛。 特务骨干乔家才在北平抢劫民财 宗化民 乔家才又名乔华塘，山西省交城县人，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员，跟随戴笠多年。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他曾去过已沦陷的日占区北平、天津、察绥等地一次，以后就不敢去了。他经常鞭策别人“抗日”，但自己则既不敢上前方，又不敢深人沦陷区。军校、警校和“中美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在他领导下牺牲断送性命的很多。日本投降后，他于1945年末曾任北平特警班少将主任，1946年曾到美国参观访问，1947年回国后．约在同年秋，任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乔家才经常对下属人员说：“如何对待共产党呢？你不杀人，人家要杀你的头里”他手下利用两个共产党的叛徒，一个叫鲁瑛（又名鲁凤翔），一个叫谷正文，乔家才经常根据鲁瑛、谷正文提供的线索，逮捕解放区派到北平干革命工作的人。1948年夏，乔家才因为伙同马汉三反对毛人凤，搞小组织建国力行社，被判处无期徒刑。 1948年春，我担任国防部保密局驻河北省的督察，专做特务组织内部的检举贪污及考勤工作。我在北平与一些朋友合办了一个中华民报社，我被选为理事会的负责人，因为报社开销大而资金不足，经常亏损，我常往来子北平保定间，处理报馆的事。一天，报社的经理科长刘瑞明到我家来谈起：“有个山西人郑善夫喜欢搞实业，想和您见见面，帮我们办报或者搞别的企业”。我说，多认识一个朋友也很好，我最近要去保定……明天来吧。郑善夫和我见过几次面，我在保定期间，他经常打电话间我是否回北平？一定要到我家或报馆谈谈。约在四月初，郑善夫到我家间我：“宗先生，听说您是军人的检察官，专管检举贪污，您是捉妖擒魔的人……”我笑了，我说：“我没本事，哪能捉妖摘魔？”郑善夫说：“你们国防部的人在前门外皮毛行大吃大抢，民愤真大，您管不管？”我说：“什么事？郑大哥详细谈谈吧！”他说：“有两个皮毛商人，从河北省南部带来猪鬃和现款都被国防部的人没收了，还抢去不少东西。”我说：“你能找来证据吗？”郑善夫说：“我就去找，明天您在家等我。”第二天上午，郑善夫带着北平前门外十家皮毛商店：德记、瑞记等商店的十家盖有荷叶章的证明说：“朱国华、庞裕棋两人是老实商人，庞裕棋被军警便衣逮捕后扣押宣武门外方壶庵，朱国华藏躲没有下落，被没收猪鬃兰千斤、法币三亿元，还抢去三钱重的赤金戒指一只，瑞士手表一只，自行车一辆：便衣、警察十几人在几家皮毛行每天要好烟好酒，一天三餐非吃好的不行，并打骂徒工，半月来我们皮毛店生意受到影响，快要停业了，恭请秉公处理。”我看证明后，先给普察局机要室主任杜世卿打电话，问他这案情况，他说“不清楚”。又给刑警队大队附宋全英打电话间此事，宋全英的电话说：“是北平站搞的，乔家才利用他在北平特警班的学生乱搞乱抢还打人，抢了不少钱，还有货物，现在方壶庵还押着一个人，这是违犯警察法规的。”乔家才听到我了解这个猪鬃案后，第二天下午派他的组长谷正文、站员胡金波求见我，我规定下午5点钟在弓弦胡同见面。我随即打电话找来郑善夫．并带着十家皮毛商店的证明。谷正文说“宗先生，猪鬃案子是乔先生的经济案件，抗战胜利别人都有了钱，你看刘玉珠多有钱，乔先生什么都没有，希望你援助他，不要阻止他，这是共产党案子。他好，不是你也好，乔先生不会亏待你的！”胡金彼说：“这几天这个案子有人于涉，下边不敢办了，不敢进商店门，宗先生你说该怎么办？“我说：“你说老乔没钱，他住的什锦花园多好，每夭吃山西的可口食品。我家小孩们吃窝头，如果日本人把我杀了，怕窝头也吃不成，一”我把十家商号证明给他们看，并介绍郑善夫说：“这一位就是拿来十家铺保的郑先生。”郑善夫穿的长袍、戴的瓜皮帽，很土气。谷正文就恐吓他说：”你为什么干涉我们的工作？你和共产党有勾结！”郑善夫说：“我不管你国民党、共产党，谁敲诈勒索，欺压商人，我要去监察院控告他，我要去国防部揭发他。宗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供给他这份材料。”郑善夫一生气就走了，我送出他门外。乔家才来电话，胡金波先听，以后又叫我接电话，我当然以礼相待，我说：“乔先生，老前辈好吗？“乔说：“对猪鬃案希望你帮忙，不要拆我的台。”我说：“大贪污案民愤太大，怎么是我拆你的台？这案子轰动了北平城，社会上的舆论太坏了，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处理吧……”乔家才在电话里生气地说：“我爷爷包庇共产党也不行...”我说：“我祖宗贪污也不行！你去前门外访问一下，你们臭名远扬。”我说完就把听筒放下，谷正文、胡金波两人说：“能和解不能？”我说：“能！很简单，把三亿现款和猪编还给人家；抢走人家的金戒子、手表、自行车也完全退还！”谷正文苦丧着脸说：“猪鬃已卖了，这样大的案子动员了不少人，花钱太多，东西和钱都不多了。乔先生既然是您的老前辈，您应当协助他，这是共产党案子！”我问谷正文：“你们逮捕了多少人？”他说：”别的嫌疑人都放了，现在还扣押着庞裕棋一个人，另一共产党叫朱国华没下落……”我说：“你们去什锦花园告诉乔先生，你们想把我拉进去，是枉费心机。我什么都不怕，日本人没把我整死，你们算老几？你们人多，我比你们人更多，我没犯法，你们犯法了…… ” 【作者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驻河北省督察。】 郑善夫离开弓弦胡同后，一个人去我家等我。我回家后，郑善夫说：“他们一口咬定朱国华、庞裕棋是共产党。假若真是共产党，怎么办洲我说：“庞裕棋受苦刑是不免的，现在朱国华在那里？我想把他送走，找他先见一面。”郑善夫说：“你想逮捕朱国华？“我说，”你今晚去前门一带打听朱国华的下落，井了解庞裕棋的情况...”他走后，我以代电把猪鬃案全部情况，并将十家皮毛店证明一井寄南京国防部保密局．并以我个人干涉了乔家才的案子，行政请求上级处分我。第二天，郑善夫到我家先说：“朱国华来了，在安居里拐弯等着，怎么办？”我出门看见朱国华身材高大，着长袍，我告郑善夫：“你先到我家等着，我把老朱送到个安全地方，最多20分钟。”郑善夫有点诧异，拢边走边问朱国华对北平熟悉不熟悉，并要他不要害怕，明天一定送你出城，有没有居住证？朱国华拿出居住证，上有朱的像片。我说出远门一定要有个证明方便些。我把朱国华送到东厂胡同西口皇城根23号“抗日蒙难同志会”后院小客厅里，告诉老工友茶水招待，并对工友说：“这是我的朋友。”我回家后，郑善夫说：“今早商店的小徒弟给庞裕棋送饭，他被打的动不了了，头上有血，眼也肿了，不想吃东西。因为饭菜很好，看管庞裕棋的一个警察就抢去把饭菜都吃了。庞裕棋低声告小徒弟，说是大眼睛、山西口音的一个官打我，要我承认是共产党，要我说姓宗的军官怎样勾结你们。庞裕祺不认识你，当然说不出。”我给朱国华找了一套士兵服装，与郑善夫一同去“抗日蒙难同志会”，领朱国华从沙滩经北池子、南池子西行进和平门，到虎坊桥给朱国华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我找来统一检查组的人嘱咐他们不要登记店簿，好好照应这位客人。朱国华身上带有零用钱，自己花费房租饭费。第二天我和郑善夫从广安门送走了朱国华。 1948年夏末一天黄昏时候，郑善夫到我家来，发抖地说：“宗先生呀，胡同里布满军警宪兵，连你安居里小口也站有岗哨，是不是监视你？他们挡着我盘问干什么的？我说去安居里找朋友，他们放我进来时还望了一会”。我间郑善夫怕吗？他不说话。我说：“等一会再告诉你，这几天前门对猪鬃案有什么传说？”郑说：“前门外嚷嚷一个共产党跑了，一个被送监狱了。庞裕棋前天送炮局监狱，不准外面给他送饭了。”这时，忽然“蒙难同志会”的文书小梅来找我说：“太平胡同不是住的陈（诚）总长吗？十六军一个姓张的团长带着一排兵要求借住会里的房，在厨房做饭。郑理事长住西城家里，没电话；因此来请示您，允许不允许借给他们住？那个团长还说认识您啦。”我说：“陈诚在东北战败跑回来，在北平住不长的，他要回南京去，就让他们住吧……”小梅走后，郑善夫也放心了。陈诚住宅在太平胡同，出进必经东厂胡同，就在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对门。汽车间住了兵是保护陈诚的：“国大“开完了以后，乔家才与马汉三因共同搞小组织，被扣押解往南京，乔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时，蒋家天下已在动摇，各个战场都打败仗，东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逃来平津，平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又逃南京、上海转往台湾，南京的院部准备撤退，听说督察的大头头廖华平老头已到台湾布置住所，因此对我上报的文件没有人批复。 1949年的2月初，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约在2月的初旬，庞裕棋、朱国华两人同来我家看我，表示因我营救过他们向我致谢。庞裕棋坐监一直到了北平解放；朱国华见过面，我还认识。我说找不见你们，我应向你们慰问。老庞吃了不少苦头吧！你们来看我，多谢！多谢！朱国华说：“我俩都是共产党员。”庞裕棋说：“我不识字，就一个心眼，怎样打，我也不承认是共产党来北平做地下工作的。”朱国华说：“老宗在平津没民愤。如果现在生活上有困难，我们向上级反映。”我说：“没困难，我们已与共产党的领导人刘仁先生取得联系。我领导过的人、我的部下、同事、同学，我劝他们投降，拥护傅作义将军起义。我们决不捣乱、不破坏。我已向共产党的机构老爷庙18号办了自首登记手续。昨天又找到了军管会先头进城的公安人员办投降手续。我过去错了，但我决不逃走，听候共产党、解放军对我的处理。” 保密局济南情报站的罪恶活动 杨青楷 保密局于1946年10月间，在山东省城成立济南情报站，负责辖区内的情报布置和情报搜集工作。该站辖区为滕县以北，益都以西，及鲁西、鲁北整个地区。站部先设在济南商埠六大马路小纬六路西明里；1947年五六月间，移设六大马路纬一路口。站长杨青楷、副站长王立中；1947年7月以后，站长为许先登，副站长为黄对埠。站以下布置有情报组，即济南组，组长张是中；济宁组，组长刘绍琴；泰安组，组长刘乐善；张店组，组长赵崇德；惠民组，组长贾景周；德州组，组长宋业勤；聊城组，组长亢宝全；临清组，组长张敬堂，共八个组。各组均配有电台一部，报务员一人，负责电讯联络。当时的八个组，除济南、济宁两个组在国统区，其余六个组均在解放区。在解放区的各组搜集情报的内容为：一、解放军部队的军事动态；二、解放区军事设施及军事训练情况；三、解放区的政治组织和人事情况；四、解放区的经济情报，如各种经济措施及工商管理的情况；社会情报，如斗争的情况；五、搜集解放区报纸杂志、布告、小册子等有关参考资料。在国统区的情报组搜集情报的内容为：一、该地区如济南、济宁外围的解放军军事动态；二、国民党军队的防御情形；三、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的作战情况；四、所谓防奸情报的搜集；五、各军政机关的贪污不法及军风纪的调查。六、该地区的经济情况，如通货膨胀情况调查；七、社会情报搜集，如工厂、学校、娱乐场所、市场等发生的重要情况。 该站所搜集的比较突出的情报如： 一、1946年元月，解放军第一次进攻竞州（没有解放）的时候．该站搜集了有关解放军对充州作战的布署情况及作战情况，报告给南京后，第二天就派来飞机两架，轰炸充州西关和旧关，以配合前线部队负隅顽抗。 二、同时，驻充州的八十四师，粮食弹药困难，也是该站报告了这种情况后，徐州“剿总，，才每天派数架飞机，空运粮食弹药补给。 三、1946年二兰月间，当蒋介石进行假和平谈判时期，军统曾令各情报机构搜集解放区的征兵和斗争情报，该站即搜集了充州、曲阜地区对地主恶霸反动分子斗争的各种情报，与“闻香队”、“窃听队”的情报和污蔑八路军强迫征兵的情报，以供和谈时作为攻击共产党的材料。 四、1946年冬该站济南组的情报员刘学魁等三人，在济南商埠七八马路发现章邱一位八路军的干部，便一面跟踪，一面以电话报告站部，即转知山东省政府调查室派人逮捕，当该八路军干部行至城里瑞蛾祥取款时，即遭逮捕。事后山东省政府认为情报有功，特发给调查室奖金，并分给济南组以资鼓励。 五、1947年春，解放军由鲁南经蒲台、道旭黄河渡口开往滨县、惠民一带地区整训．该站将这种情形报告保密局，国民党空军即派飞机前往道旭、滨县、惠民等地轰炸，仅在道旭黄河渡口，解放军被炸死、炸伤百余人。 【作者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济南情报站站长。】 保密局在济南活动的片断 贺光国．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调在湖南的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由王耀武统率迅速地开进山东争夺胜利果实。1946年1月，四方面军到达山东后，即改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任王耀武为该区司令官，驻防济南，指挥全区军政事宜。随之，军统特务亦先后涌人山东，积极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当时我在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任参谋（同科级）,1947年曾兼代该处第二科科长，1948年7月处长杨遇春奉调南京交通警察第三旅旅长，我即负责与南京国防部第二厅和保密局（前身即军统局）’隋报的联络，一直到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时止。现就我个人回比．将保密局特务在济南活动的片断情况写在下面： 一、谍报组分布山东各地 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建立后，随即派遣了12个谍报组，分布山东各地：济南谍报组、淄博谍报组、潍县谍报组、青岛谍报组、莱阳谍报组、烟台课报组、惠民谋报组、德州谍报组、聊城谍报组、济宁谍报组、临沂谍报组、菏泽谍报组。统归绥靖区二处指挥。谍报组设中（少）校组长．上尉飞中尉、少尉、准尉谍报员〔又称组员），上士、中士、下士谍报士，共约二十人至三十人组成。其主要任务，即是搜集解放军的情况，每天用电话、电报、无线电话向绥靖区二处报告。绥靖区二处综合各谍报组所汇报的情况，进行研究判断．将解放军活动情况绘成要图，缮写书面报告，附上要图，呈报绥靖区、南京国防部和保密局。 到1947年，在山东的解放军势力日渐壮大，解放区也日益扩大，国民党反动派在山东控制的地方就不多了，仅有济南、青岛、临沂三个据点了。就济南来讲，仅有东面王舍人庄，西面到长清，南面到泰安，北面到齐河，因而绥靖区的谍报组只得缩编为七个组，即王舍人庄谍报组、长清谍报组、齐河谍报组、泰安谍报组、历城谍报组和济南内城谍报组、济南外城谍报组。驻济南内外城两个谍报组，主要任务是侦捕共产党地下组织人员及监视共产党嫌疑和进步人士。他们不经过任何手续可以任意逮浦拘留审讯。如济南商埠居民熊笑三，平日看不惯国民党反动派危害人民的行为，偶尔说了几句不满现状的话，济南谍报组就将他逮捕，说他是共产党，经审讯用刑逼供，而熊某始终不说什么，没有证据，只得以随传随到方式具保释放了。又一次，谋报组带来两个二十五六岁的妇女和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说他三人是“共产党密探”，是来侦察济南城防工事的，经审讯不承认是共产党密探，只得交济南青年训导总队受训（其实是关押）。又一次，把长清县同乡会的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抓来，说他有“共产党嫌疑”，经审讯也无口供，只得由该同乡会具保保释。像这样无故危害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只因事隔三十多年（本文写于1981年），现在记不起当时实际具体情况了。 【作者曾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参谋、代理科长。】 1948年9月叮日夜，接获谍报组送来关于济南西守备区指挥官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辖三个旅）起义及其部队动态的情报，随即呈报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与南京国防部和保密局。王耀武得此情报，非常惊慌。随之绥靖区各处室的人员也惊慌起来，如二处科长李资衰，东北人，是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毕业的，他就慌张得打哆嗦，口念“阿弥陀佛”。王耀武立即秘密地召集所属军长、师长、绥靖区处长以上的将领在四里山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计划缩短阵地，改变部署。当时会议中，七十三军军长曹振铎等主张突围，但王耀武考虑突围不适合蒋介石的意图，最后决定坚守济南城，急电南京统帅部、徐州“剿匪”总部求援。当夜绥靖区各处室移进城内山东省政府内，继续办公指挥战斗。二处驻在省政府内地政局。 二、突击检查户口和街道行人 为了防范共产党进人济南活动，以保卫济南安全而进行突击检查。 第一次，在1947年冬，突击检查外城户口，由济南市防奸处处长、军统大特务曹强总负责（曹强在济南解放时与七十三军军长曹振铎一起逃出济南转逃台湾了）。由济南驻军、警察、宪兵、特务，派出一定的人数参加检查．并划分外城东、西、南、北四个检查区，绥靖区二处一、二科的全体参谋及驻济南的两个谍报组，约一百多人负责普利门外二大马路沿线的居民户，从晚9时开始，一直检查到下半夜1点。 第二次，是在1948年春，突击检查内城，也是由济南市防奸处处长曹强总负责。由济南驻军、警察、宪兵、恃务，各派出一定的人数参加检查。城内划分东、西、南、北四个检查区。绥靖区二处仍出动一、二科全体参谋及驻济南市的两个谍报组。晚9时开始，一直检查到下半夜1点止。两次检查凡是无身份证的都一律逮捕，在室内翻箱倒柜尽情检查，全市共检查出所谓“嫌疑犯”六百余人，全部送济南青年训导总队关押，经过几天的审讯，交保释放过半，嫌疑重的继续关押迫害。 同一个时期，在白天对街道行人进行突击检查。这也是由济南市防奸处主持，济南驻军警察、宪兵、特务参加.在上午或下午在一条街上突然宣布戒严，所有街道行人一律停止，在原地不准动。即由布置在街道上的军、警、宪、特依次进行每人身体和所携带物品的检查，认为“可疑的人”，或者无身份证的，一律逮捕。这样的在街道上进行突击检查有六次之多，共逮浦嫌疑份子约三百多人，全部送济南青训总队关押起来，有人担保的就可以具保释放；无人担保的就继续关押下去。突击检查被关押的无辜市民，待到济南解放前，还有两百多人概由济南青年训导总队副总长范贯三，队长贺少晨、罗长基等率领送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青年训导总队继续关押迫害。以后情况如何，就不清楚了。 三、实行邮电检查 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没有通讯自由。邮电检查所即是控制人民通信的特务机构。在济南也不例外，设立了邮电检查所。所长姓陆，名字记不起了，是军统派的，属绥靖区二处指挥。其检查办法是：邮电管理局每天收到的电报和信件，先由检查所特务拆封抽查，认为“无间题”的交邮电局寄送．认为“有问题”的，立即扣留加以究追。如果是解放区寄来的信件，必须按照收信地址，严密侦查收信人的情况，有的收信人最后被拘押拷问，予以残酷的迫害。当时邮电检查所每天将检查的情况，填表向绥靖区二处汇报，检查出来认为“有间题”的信件电报书刊等，都上缴二处加以追究。例如1947年春，解放区章丘县的一个农民给他住在济南的亲人写了一封信，由商埠瑞映祥转交，便认为他是“通匪”的证据。把该店老板逮捕审讯，并在报纸上公布，表示对该店的惩办，以做效尤。以后由商会具保释放，并罚款法币两亿元才算了事。像这样遭受不白之冤的商店和住户，还有几起，一时也回忆不起来了。至于各地寄来的书籍报刊，只要不是国民党机关发行的，几乎全部扣留。如上海出版的《新闻天地》 刊物每到济南都全部扣留了。因为这个刊物时常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上层人物如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等人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内幕。又如《国风》、《译丛》，都是要被扣留的。我喜欢看这些新闻，陆所长回绥靖区，总是带几本给我。这种反动的邮电检查，不但人民受到严重的迫害．而且对各地文化交流，也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四、成立防谍小组 为了确保济南安全。严防共产党地下组织“搞破坏”，曾在济南全市各个单位成立防谍小组。在1948年2月间，绥靖区发函致全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等单位，邀请各单位负责人出席在济南市文化会堂召开的“防谍会议”。这次会议，由绥靖区二处处长杨遇春（又名柳青，江西省瑞金县人，是江西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模范二师师长，以后叛变革命，投向蒋介石，变成了军统大特务）主持，当时绥靖区二处科长李资农、兼代科长贺光国、参谋李润情等人参加了会议。杨遇春首先讲话，大意是：为了确保济南安全，必须严防共产党人员潜人到我们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中来，搞捣乱破坏，造谣惑众，搞窃取情报等活动。只要我们处处设防，人人监视，共产党人员就无孔可钻了。因此今天邀请诸位同志来开会，目的就是要在全市各个部门中成立防谍小组。如何组织呢？会议另发《防谍须知》和《防谍组织法》，请大家参照执行，组织专人负责，来执行防谍防奸任务，确保各单位的安全，进而确保整个济南的安全。诸位如还有好的意见，敬请发表，大家研究讨论...接着发言的有齐鲁大学校长胡克明，他表示：坚决拥护政府这个措施，我们回去即着手成立防谍小组，来贯彻防奸防谍任务，大家动手，确保济南。这个反动的防谍组织成立后，各单位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士，无形中就受到监视，有的甚至被逮捕送济南青年训导总队关押。 五、在青年训导总队部设立审讯室 为了弄清楚整个青年训导总队关押几百人的所谓“共产党嫌疑”问题，借以搜集各种情报材料，寻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就在该总队内设立一个审讯室，绥靖区二处每天振少校参谋魏克平（山东人，军令部谍报参谋班第四期毕业）、上尉参谋储斌（山东寿光人，军令部谍报参谋班第七期毕业）去审讯。方法是麻痹诱惑为主，兼以威胁恫吓怀柔。对革命意志坚决不向国民党反动派屈服的人，则用重刑吊打、坐老虎凳、电刑等残酷手段逼供。从审讯中曾找到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即交济南谍叛组组长社汇东（山东人，军统爆破人员训练班毕业）率领组员前往逮捕，但共产党地下人员已闻风逃跑了，杜汇东扑了一个空，受到处长杨遇春的一阵申斥。经过审讯，认为“共产党嫌疑”严重的，即转解济南监狱长期关押；对革命立场坚定，拒不招供，坚决对坑到底的，即秘密予以杀害。处长杨遇春对这些审讯参谋说：“宁肯杀错一千，也不肯放走一个共产党！”有一次，由于审讯中找到的线索，在城内破获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电台一部。当时我正患病住院，详细情况不清楚。 六、在爱国军官招待所设立谈话室 爱国军官招待所，是绥靖区政工处主办的，专门接待在各个战役中被共产党俘虏的、在解放区经过学习释放回来的国民党部队里的军官和政府机关官员。因为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几个月教育，怕他们散布进步影响，故将他们与部队及政府机关隔绝，以免引起不良影响，动摇军心民心。实际是以“爱国军官招待所”的美名变相地把他们囚禁起来，进行所谓政治教育，毒化其思想。认为没有问题的仍可重用；如果认为思想“赤化”了，那就长期囚禁，不予再用。绥靖区二处，为了搜集各种情报材料，派遣参谋前去找他们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并且要他们各写一份材料，包括战役中解放军的情况、解放区的情况，以及被俘后集中学习的情况等。写得多的，材料“有价值”的，用提前恢复官职为诱饵，因此这些军官和官员们都能乐意接受写述，想争取得到国民党的重新信任。但事实上，在爱国军官招待所长期住下的占多数，因为国统区日益缩小，无适当工作可派。他们由于长期得不到工作，就牢骚不满，在招待所里闹事，例如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的爱国军官招待所，收容了一批被俘释放回来的人员，很久得不到恢复职务，就大闹招待所，发生过由一个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曾在十八军任过上校团长的姜湘岭为首，率领队伍到“剿匪”总部请愿，要求重新派遣工作的事件。姜湘岭，湖南宝庆人，徐州解放后．他第二次被俘，和我同在山东战俘管训处学习，此事是他对我说的。 七、向解放区派遗潜伏小组 为了搜集解放军和解放区的情况，曾由绥靖区二处派遣解放区潜伏小组。潜伏小蛆设组长一人，电务员一人，配备美国制造的特工小电台一部（长20公分，宽10公分，高6公分，携带方便），化装商人、教员、传教的牧师，混进解放区刺探军情。化装商人的，电台就藏在贩运的颜料桶内；化装教员的，电台就藏在书箱的夹底里；化装牧师的，电台就藏在圣经内，圣经一般都是很大很厚一本，在圣经书内挖个洞．将电台藏在里面，混进解放区。电台一般藏放在郊区，人棍进城内，利用晚上出来发报。如1947年夏，派了一个潜伏小组去禹城，组长和报务员都是禹城本地人，人地熟悉，社会关系也多，容易潜伏。组长姓李，名字忘记了，报务员牛玄德，是军统电信人员训练班毕业的。他俩化装贩卖颜料的商人，贩运了20桶颜料去解放区，电台就藏在颜料桶内，混进了禹城，搜集当地党、政、军、经济等清报。1947年冬，被解放区人民发觉，把组长李某某抓了起来，人民对他很痛恨，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赶出了商城。他回到济南后，住了一个时期的医院，而报务员牛玄德因尚未暴露，未曾被查获，但处在人民群众的监视中，寸步难移，不久也只好逃回济南了。以后也就投有继续派遣潜伏组去解放区了。只是督促驻各地的谍报组，利用一些逃亡地主、富农分子．潜人解放区刺探军事政治情况。 八、诱叛共产党的军政人员 为了阴谋瓦解共产党、瓦解解放军，故而进行策反破坏活动。如1948年春，齐河谍报组执行这个任务时，策反了齐河地方武装部队的一个姓李的参谋，李参谋携带驳壳枪一支以及老婆、孩子（孩子仅四岁）来到济南。绥靖区二处处长杨遇春接见了他，对他‘弃暗投明”表示赞扬和欢迎，并发了服装和奖金。同时还策反一个齐河地方政府的科长，姓名记不清楚了。这个被诱叛的李参谋，绥靖区要他在绥靖区纪念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内容是绥靖区预为起草的），大肆诬蔑解放区“共产共妻，抽丁抢粮，老百姓没有吃没有穿，日子难过，盼望中央军早日去解放”．等等。还要李参谋在济南广播电台对解放区和解放军广播说：投向中央的共产党人员，受到非常优待等等不实之词。1948年5月，这个李参谋和另一个科长被用飞机押送南京国防部二厅。以后，又把被俘的一个两广纵队司令员用飞机押送南京国防部二厅。这个司令员是广东人，中等身材瘦个子，年龄三十多岁，姓名记不清楚。 九、对解放区搞宣传破坏造谣惑众 为了扰乱解放区的人心军心，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诬蔑诽谤共产党，造谣惑众。如1947年夏，绥靖区二处就编写材料，捏造事实，诬蔑解放军二野与三野部队发生矛盾，刘伯承与陈毅不和“打起来了”；又说：“中央军攻克了延安，毛泽东阵亡、朱德负重伤，危在旦夕”。表示欢迎投向蒋管区的共产党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保证给予优厚待遇，愿回家的发给旅费，愿意工作的给予适当安排，等等。这样的谣言谎话编写捏造了几百条，印成数十万份传单，用飞机载运解放区撤发，企图扰乱解放区人心军心。 十、破坏解放区金融 为了破坏解放区的金融，绥靖区二处伪造大批“乳海币”（当时在山东解放区流通的一种钞票，称为北海币），交谍报组带到解放区散发，抢购物资，扰乱解放区金融。1948年8月，蒋介石改革币制，妄图挽救他在财政上的危机，发行了金圆券，并用四架运输机，满载作废的法币，由南京飞送济南交王耀武，叫他立即在解放区的边缘或者派部队突人解放区，用这批作废的法币抢购粮食等物资。王耀武除督促各部队执行外，绥靖区各谍报组，更是穷凶极恶地持这种作废的法币在解放区大肆掠夺物资。谍报组窜到那里，就吃到哪里，吃了还要抢些东西走。记得我曾介绍一个军校同学张某某（山东省禹城县人）到谍报组担任副组长，不到半年，他就’‘阔气”起来了，他送黄河鲤鱼给我，一次就十七八斤、二十来斤的。在山东当时能吃到黄河鲤鱼，是很了不起的事。 十一、对解放区禁运物资 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以禁运物资封锁解放区以达到扼杀解放区经济的罪恶目的。规定禁运的物资如五金、电料、交通器材、药品、颜料，以及文具纸张等，都不准向解放区贩运或进行交易。各地谍报组在当地交通要道设有检查哨，检查出来一律没收。1947年7月，齐河谍报组就扣留了一批物资，计铅丝20捆（每捆100斤）、颜料30桶（每桶50斤）。王舍人庄谍报组没收了潍县天主教堂教士（一个德国老太太）由济南带回潍县去的西药四大箱。检查哨不仅没收禁运物资，连骑自行车到解放区的，自行车也予以没收。每夭没收物资的案件大大小小总有一两起。因此被没收物资的人，每天都有到绥靖区来喊冤的，要求退还原物。但绥靖区置之不理，甚至扣上“通匪”的帽子，将人也逮捕起来。 ＋二、济南特务头子的联席会报 当时在济南的大特务，有山东省政府调查室主任许先登、济南站站长杨明新、济南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杨遇春、济南市警察局局长刘钦礼、山东省警保处处长刘子卿、济南铁路局警务处处长贺叔昭、济南市防奸处长曹强、国防部驻济南侦察台（又名电讯侦察台）台长黄叔敏等。他们每月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内容是，首先由济南站站长报告该省一般情况及保密局有关工作的指示。然后由各单位负责人轮流报告自己单位中一月来的工作情况，并互相交流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如对有关对付共产党及镇压进步人士问题的共同研究，有关情报的交换，有关共产党地下组织线索的共同研究等等，进行研究讨论；会议完毕，还得向保密局汇报。济南大特务们都统率一班中小特务在积极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获得什么线索，多半交由绥靖区谍报组侦察逮摘。曾经破获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电台一部，破获过共产党的地下武工队，并将武工队队长抓获．经过审讯严刑，始终没有口供，最后将其杀害了。还有几起案件，谍报组去逮捕时，都扑了空。 十三、济南解放前夕进行大逮捕 龟缩在济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头目王耀武不甘心死亡，妄图作最后挣扎，提出“肃清内奸保卫济南”的口号。1948年9月解放军逼近济南时，绥靖区二处写了两份黑名册，约两百多人，交由驻济南的两个谍报组按名册执行逮捕。黑名单上的人、都是思想进步的和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士，如曾经逮捕过已具保释放的熊笑三等，还有教员、学生、工人、职员、居民等，怕他们与外面的解放军通气，搞里应外合，在城内搞“破坏”，故一律进行逮捕。在9月间的这几天，夜以继日地进行逮捕，被捕者统统被关进了济南监狱。真是搞得全城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直到济南解放，这些人士才从监狱出来，重见天日。 十四、特务头子毛人凤来济南视察 鉴于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解放军日益壮大，有席卷全国之势。反动头目们感到在南京再也坐不稳了，只好亲临各地来给哄哆们打打气，妄想苟延残局。1948年春，南京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曾来济南视察工作，在济南住了三天，会见了王摧武，王设盛宴招待了他，并召集了济南的大特务开了座谈会，召见了在济南的保密局机关所属站、处、局、室、台等科级以上的人员。如绥靖区二处的科长、组长、少校以上的参谋，按名册一一点名，并对大家讲了话，大意是鼓励大家努力工作，勇敢作战，只要保住江山，大家前途都有希望云云。最后集合了济南所有大小特务在济南铁路局大礼堂听他讲话，讲话的大意是．当前主要敌人是共产党，这比过去同日本人作战要困难得多。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勇敢作战。保住了江山，党国有希望，大家有希望。否则，不仅危及党国，而且个人也死无葬身之地。最后希望大家多研究一些办法，多想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很好的担负起这一项直接与共产党战斗的任务。你们都是跟戴局长多年的老部下．都是最革命的，最能忠于党国的人，山东的工作，由你们去领导执行，我很放心。我相信一定能够不辜负领袖（指蒋介石）的期望，能做出伟大的成绩。你们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负责替你们解决，使你们能一心一意去工作，去战斗云云。 保密局特务策反郝鹏举部的经过 李宗煊， 军统的徐州情报站，在1947年初，曾进行了策反郝鹏举的阴谋活动，其前前后后的情形如下。 郝鹏举是一个唯利是图、政治投机的典型人物。他出身于冯玉样所部的西北军，经玛保送到苏联基辅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在冯部梁冠英的二十五路军担任幕僚工作，爬到参谋长的职务。因狂漂滥赌，生活腐化，在艰苦朴素成风的西北军立不住脚而离开了二十五路军。抗战开始，郝曾到西安胡宗南部充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少将总队长（有说系西安战干四团的总队长），又因贪污和乱搞女人被胡发觉，郝乃弃职逃到豫西原籍。因为胡宗南对郝下了通缉令，郝就到南京投奔了汪精卫。当时正是汪收罗嚼锣建立汪伪“和平军”的时候，于是郝就大投汪之机，甚至拜汪的老婆陈璧君为干妈。那时日军在晋南战役中俘获了国民党军第十五军的团长张奇（又名张大可）等中上级军官，关押在北京日本侵略军的法务部内，张等因豫西同乡关系写信给郝鹏举请求设法。郝乃向陈璧君献计，向日方保出这批军官以作建立伪军的干部。张奇等被保释到南京后．郝便设法取得一个军的番号组织部队，成为汪伪“和平军”的一个军长。1944年汪伪政府把原设的淮海特别区改建为淮海省，任郝腆举为省长。这时郝鹏举扩编了几个军，约有十万之众，所控制的范围是东自东海、西至商邱、南至淮河、北至山东和河北交界的冀鲁豫。1944年日军打通平汉路，郝曾提出“推广和平区，驱逐汤恩伯”的口号。在日本投降前，郝鉴于形势不佳，曾计划与张岚峰、吴化文等部退据洪泽湖，建立“中国xx联军“，以观大局的变化。不久因日本投降大势已明，于是郝即投靠蒋介石，受编为第六路纵队。这时郝感觉军权既小而徐州一带地盘又交了出去，又眼看手下的伪专员、县长、厅长等一个个以汉奸罪银挡人狱，任凭宰割，无能为力，而自己的纵队又不能与正规国军相比，被人瞧不起，心中着实的不安和不满。怡巧在那时蒋介石要他担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的防务，郝部有一个师长名叫包廷宾，在守备徐州以南三堡地区时，被人民解放军袭击，由于蒋军歧视不予增援，以致该部被歼，包廷宾亦被生俘，在被俘之后，包廷宾受到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教育，有了悔悟，短期内就放他回徐州。包和郝的关系很深，便把自己亲身经历一一告诉郝鹏举。这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思的七弟忽来徐州，住在原来刘的旧部、当时任郝部师长的张奇家中，引起郝的疑心，认为刘茂恩要来拉垮他的部队。同时蒋介石又一再电催郝离开徐州，令他率部驻防徐州以东海州至山东滨海地区。郝在一肚子闷气之下，率部东拔，经费困难到了极点，官兵仅维持到不饿死的程度，而携带眷属的则无办法。郝部官兵在汪伪淮海省时代过惯优裕生活，一旦窘困，怨声四起，遂使郝增加了离心倾向。郝离徐州后，总部设在新安镇，因不断和解放区人士接触，所部的官兵都见到和听到解放区的一切情形。因此，郝在情势所趋之下，被迫投向了人民。所部受到人民解放军的照顾，虽在解放区经济困难．物质条件缺乏的情况之下，仍设法解决了郝部的生活问题，补充粮服，发放薪响，安置眷属，安排伤病老弱。但是郝鹏举并不是真心诚意的投降人民而是留了一手。他原本在东海所设的办事处，表面上是撤销了，暗中却留下了一些人员，以便和国民党军方面联系。 【作者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徐州情报姑中校检查官。】 于是又发生了徐州绥靖公署和军统特务对郝鹏举进行策反的一幕。在郝鹏举投向人民之后，国民党军中上层曾有两种意见，一是参谋总长陈诚，认为去掉了一股并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汉奸部队，无关大局，任其存在反而是个累赘；另一是徐州绥靖主任薛岳，认为郝部虽没有战斗力，但如落在共产党手里，将会变成一支有力的队伍，而且该部久据淮海，熟悉地理人事，如能争取回来，在该地区对付共产党，也能起一定的作用。因为薛岳系徐州方面的军事负责人，所以后来就实行了他的主张。最初由徐州绥署派了一个姓李的少将高参前往临沂一带策反郝部，李曾向冯治安间过策反之计，但去了之后没有下落。该绥署的第二处．以保密局特务负有策反工作任务的关系，将李某去后无下落的情形签报薛岳时，薛批：”策不反，不策反”，这是1946年底的事。这时与第二处配合进行特务活动的是保密局徐州站，它根据情报线索和保密局的指示，却进行了策反郝部的活动。该站站长项酒光系中共叛徒，一向专门负责对共产党组织特别是从革命内部侦察线索进行破坏。如他曾担任过军统的特侦站或特别联络站的站长，都是专为破坏共产党而设立的机构。该徐州站的海州组组长张亦东亦系由项诱化的叛徒，他发现了在海州有郝部的办事处留有负责的人员，将这个情形报告给项酒光，并计划将那批人加以逮捕。项指示张：“不可逮捕，只可暗中监视，记载下他们的活动情况，准备在必要时利用他们。”同时项又给南京保密局去电报说：“郝鹏举并非真心投共，只不过是为了讨价还价，故作姿态，从他在海州留有人员，就是布置的后路．有意和我方联系，所以策反仍能进行。前次绥署派人策反失败，是条件不足。如能充实条件，策反仍能进行。”到了1947年3月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特务何岳，持他的亲笔信到徐州面交项酒光。第二天项就同何岳乘飞机到海州住了一个星期，又由海州到南京，再回徐州。到了五六月间，海州突然给徐州来了一个电报，说：“郝部策反成功，并俘有解放军高级人士朱子清将军”。项遒光为了庆功，还举行一次全站内勤人员的会餐，并电南京表功。殊知第三天海州又来电说：“郝部在南来开拔时，为该部特务营营长某某所劫持，将郝及总部大部人员和代表策反的何岳，一并扣押，投人了解放区。其余部队由毕书文率领，已抵陇海铁路沿线。”这就是郝鹏举政治投机．反复成性的始末。 关于保密局派何岳为代表对郝鹏举的策反活动，其经过情形据参与其事的张亦东向徐州站中校检查官李宗煊所述，何岳的父亲在河南开封经营西药业，抗战前与郝相交很深，以后何岳长大参加了革命，在新四军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何岳被俘，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受了特务威胁利诱而叛变了革命，被送到军统在福建建甄所办的东南训练班受训，毕业后在军统局和后来的南京保密局担任内勤工作，当毛人风接到项酒光关于策反郝鹏举的报告时，因为知道何的父亲和郝的关系，就问何与郝的关系如何？何答，还可以，所以才派他携带机密信件到徐州。会同项酒光到海州进行活动。何到海州后，先找郝留在海州的人员联络，而后进人解放区见到郝鹏举，自称是侄辈，拿出蒋介石的信，信上答应郝的条件：一、给一个集团军的番号；二、部队只有补充绝不编散；三、与国军一视同仁的补给武器弹药，发放薪晌服装。何岳并表示自己以前也是在革命阵营干过，被俘后投靠“中央”的。这时郝鹏举果如项酒光的所料，所希望的条件都已达到，就答应了再反人民，重投反动派。可是当郝宣布哪队向南开拔时，他的特务营长，便把他和祠岳等扣押起来，投向解放区。这才使这个反复无常的郝鹏举走到了他的末路。 保密局特务在进行了这次策反郝鹏举的活动之后，蒋介石政府还给项酒光、张亦东，及已被人民俘虏的何岳均授予云魔宝鼎等勋章，并加给何岳以少将衔，藉以奖励有功。 保密局特务在豫东的阴谋活动 韩继汉 1946年7月间，我在河南省商邱县博爱一街门牌20号居住，任日伪军第三方面军联络专员（该军在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收编改称为第三路军）。我是从1942年11月间由重庆军统局派来河南的，表面是策反组长、实际是日伪第三方面军张岚峰部的联络专员（这是张岚峰秘密派代表牛朗初到重庆军统局，要求派我来该部的）。l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军统局电令改派我任第三路军随军组长；1946年6月随军组撤销，组长停职待命，我专任第三路军张岚峰部参议，企图待机活动军职。 一、岳烛远谈保密局将拟定的策反办法 前军统局洛阳行营调查科长岳烛远，被保密局派在河南省任策反专员，到豫东布置策反活动。据他说，军统局改名保密局后，各处、科无人负责，因此呈现混乱情况，候人事稍定可能将拟定策反奖励办法．宣布通知各地所属单位负责人向共区军民中寻觅线索，对共军和游击队进行策反。规定对于共军和游击队团、营、连长和队长等有策反归来者，不光连晋二级任用，还要给以物质和金钱奖励等等。又说过去李元龙在河南鲁山打死军统河南省站长崔方平．被管押西安行营调查科特种看守所，又打死看守人员夺了几支枪，同在押一些进步人士逃去延安，被共产党任用，已振在正太路工作，上月有线索带信到郑州，我想用这一线索将李元龙策反回来，可能对打击共产党起一部分作用。我间岳．李元龙对你的信仰如何？岳说．过去元龙对我虽不能说言听计从，却还有些相信。又说商邱西关有一位退职军人赵本厚，你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岳说．此人活动力很强，还有些声望．对于黄泛区各县游击队和共军可能有策反办法去做；我来找他谈谈，看他活动的路线如何；还想找局里派在商邱的情报组长赵荫侠先谈一些问题。 二、物色特务 我派副官王志道去请赵荫侠，当赵刚到与岳烛远见面后，岳就邀赵同去西关外访赵本厚。赵荫侠说，关于黄泛区情报一点得不着，基本无人来往这个地区。当时我看赵荫侠是想乘机利用赵本厚去解放区向游击队、解放军策反，便中了解黄泛区居民生活情况和游击队活动等情。岳、赵二人去西关外访赵本厚时，我向邻居李晓岑了解赵本厚的情况，李说，赵本厚是世居商邱西关的大流氓，很会说话，以造谣欺骗为能事，他有个混名，人称他“官迷”，年五十七八岁，又称他“赵军长，, ，但何年月任军职谁也不知道，确实是商邱一带的混混。在岳、赵二人走后不到一点钟，岳就回来说，赵本厚不在家，已留信邀他去郑州会面，想趁这趟快车赶回郑州。我本想留他住一两天，他却连午饭也未吃，就要到车站去候车回去了。 【作者曾任军统局驻国民党军第三路军随军组长。】 三、拓城解放后特务去鹿邑活动 1946年8月间．河南省拓城县被共产党解放后、国民党的县长吴吉青（军统特务）、县保安大队附侯亚南（军统特务）等来商邱，我向吴、侯二人说，你们不注意地方治安的问题，城里有骑兵一个营、县保安大队一个营、第三路军还有一个营，多人看守军械库，也可抽调一部应用，在这个小县城里有一个团的兵力，可以说人强马壮，武器虽然不能说精良，也不能说不好，共军进出城区如入无人之境，未有一声枪响，未有一声炮声，共军进出城只有四个小时、你们是干什么的？县长吴吉青说：在未解放前几天，也看出一些情况，在县政府门前突然发现一个摆地摊算卦的，我很怀疑，正要派人侦查时又在南门里也发现有一个摊算卦的，虽然看见可疑，派人去侦查，但多不得力，说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或说确实是跑江湖之流等，反促使他们在一块又吃又喝，胡说几句就走了。我心想，这些人如何能同共产党人斗法，绝不是共产党人的对手；听说在解放军进城时，就是在县府门前摆卦摊的带着解放军冲进县府前院，将县保安大队士兵的枪支弹药缴去的；由南门里算卦的带着解放军缴了看守库房士兵的枪支，又将库存枪支弹药取走，才放火烧了库房；并到第三路军司令张岚峰家内，及其军长王新民家内搜查，将张岚峰的叔父逮捕后，即予以镇压在其家门前，又将张的两个女儿和王军长的儿子男女三个均十三四岁的小孩带走；当日又将三个小孩送回拓城。我说为什么带走又送回来？这种情况这种事情怎不进一步侦查？为了追查这种事情，多花费一些代价，得到一些有关材料是有价值的。县长吴吉青说，为了此事我费很大的精力，才不能不来同你谈，你在第三路军也有一段时间，可能也知道一些内情，张岚峰和共军游击队指挥魏风楼原先是在孙连仲部的老同事、老朋友．他们双方不断有人来往商洽，今后该部调动移防，你不要随军出发到外边去，以免发生事故。现在张已接受共军游击队指挥部代表的意见：（一）该部整理人员、枪支、弹药待机将队伍带过黄河北岸临时指定驻扎地区；（二）张仍任原职扩编三个军训练；（三）关于千部必须分期抽调训练；（四）确保其所属安全；（五）关于该部公私财物自行处理，有关各机构人员不得过问等。我说这些材料同我所知道的张岚峰的表现有些不同。当拓城解放的下午4时，其妻张致兰由南京到商邱，张岚峰赶来迎接其妻张致兰，约我与商邱行政专员朱秀亭二人到他公馆去看他时，张致兰的眼泪还未擦干，张岚峰握着我的手说：“愧生兄请放心，我总能对得起你！”〔我认为张的表现，决心有不投解放军的样子）。张致兰说：“家庭都被你谈这想那弄散啦，还谈什么？”就在当时，有拓城的电话到张公馆，张接话后就说：三个孩子都将被送回家，我马上就要回拓城去安排一下。据此情况我认为张虽然有与共军暗中具体洽商的行径，但可能另有花样，你应将此具体情形报局里，定有处理（我暗将张与共军暗中治商等情况抢先电报保密局，并拟有为防止增强共军的实力吃掉该部的办法）。县长吴吉青又说，当地居民对于张、王二家谣言很多，这些居民群众拥进张、王二家，将其新盖楼房全部拆毁，虽有几个共军向群众解说，也阻挡不住，仍将两家所有家具尽皆打坏，并在叫喊声中倡议要放火烧尽残余房屋杂物，有人喊说，不能放火，以免波及别家房屋，这些是人民群众的公愤情绪。 当时人民游击队和共产党的大部队已撤退到黄泛区河西岸，有一小部撤退到鹿邑县境试量集。赵本厚接受岳烛远的使命，对解放军和游击队进行策反活动，由商邱赶到试量集，得当地居民朱姓指引，会见一个姓陈的分队长，在一起玩了两天，谈到一些队内缺枪支弹药补充，又无薪铜，不能补分队人数的情况。赵本厚不敢冒然提出策反活动，又经多次闲谈．才引上有关策反的话题，但陈分队长均避而不谈，该队遂即开往灵台庙。赵本厚回到商邱向情报组长赵荫侠说，初次会见游击队陈队长，因交情不够，不便立时提出策反的事。赵荫侠又使阴谋，一面指使赵本厚说，你再带一两箱白宫牌纸烟去，以卖纸烟为名，可以赠送一些纸烟给共军人员，要加紧联络一些队员进一步拉拢商洽策反。另一面，赵荫侠暗中电告省调查室，说游击队陈德茂部在鹿邑县和灵台庙一带活动，由省调室转保密局拟请派兵’‘剿捕”。这是赵荫侠阴谋用军事力量压迫，使该队就范，便利洽商策反。这是赵荫侠向我说的阴谋策划真相。赵本厚打电话给岳烛远，请求发活动费，后岳派专人送两封信到商邱，给赵荫侠、韩继汉各一封，寻问赵本厚请发活动费和策反等情。我因由徐州刚回商邱，对赵在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不清楚，我去第三路军司令部参谋处问处长李文（李经常派有二十余个情报员在毫县、太康、鹿邑、永城和各大集镇搜集情报）．李文抽一个卷宗给我看说：“游击队攻人拓城县后，大部撤退河西岸。”我看了这些情报，其中有报告说：鹿邑县北边境灵台庙有（国民党的）毫县保安队陈德茂部驻扎一个中队，计三十余人。未曾看见一件情报说有共军游击队活动等情，就立时函复岳烛远，大意说，关于赵本厚在各地活动的情况未了解。以后知悉，岳拨法币20万元给赵，而赵在商邱豫鲁纸烟广购白宫牌纸烟两箱带去鹿邑，掩护其特务活动。 四、太康解放后特务县长被镇压 1947年5月间，河南省太康县被人民游击队解放，而县长孙敬轩（军统局特务）同其小老婆由城墙洞爬出，向县城东落荒而逃时，被民兵捕获，他自称是太康县城的商人，民兵追问商号名称、街道，孙的小老婆以金首饰向民兵行贿，请求释放。适逢游击队赶到跟前，民兵将捕获男女二人又贿物求释等情报告，人民游击队人员立时断定不是普通小商贩，而是个大商贩或当官的，要是小商小贩，不可能有此金首饰物品佩带，即将男女二人带进城内，刚押进城门，县民均认识，说是本县的县太爷孙敬轩和县长的妖精小太太。又经县民向人民游击队控诉说，县长孙敬轩到任以后，对于县民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对于商店巧立名目种种剥削，如户口捐、门牌捐、土地附加税、营业捐、店铺捐、所得税；全城居民和商民不分男女老幼，每月均须出灯抽费等等层出不穷的剥削手段，人证、物证均在，经县民多次向人民游击队要求召开县民大会，立即公审，就在该县府门前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后当场即将其镇压，其尸体由其小老婆带回原籍商邱。因太康县解放、县长被镇压的传说纷纭，在豫负有阴谋策反的大特务岳烛远急电催促特务赵本厚加速进行策反活动。 五、一场假策反骗局的破产 赵本厚假借河南省东部一带著名军人张舫的名义，说张指使使其次子张广钧由陕西省西安来商邱、毫州一带组织军队，向毫州恶绅姜某（益成纸烟厂老板）要求说：县保安队要准备遣散的一百多人，不论老弱暂缓遣散，俊张广钧不日到此收编。赵又亲自指使保安队的班、排、队长均作策反活动，依其活动人多少来定职级和物质奖励，能有对解放军和游击队策反过来一个连者，依营长职级任用或连升二级，还有物质奖。并说现在已决定本月底张广钧由西安到此地点编，你们能策动多少人，都要看你们的努力，回来报告策动情况才能确定日期和地点。据当时的报告，被策动的“共军”营、连、队带过来人数计统计有一团多人，均携带武器过来。就依此向保密局报请派员点编，却并未报出被策动的解放军是属哪个师、哪个旅和哪个团，现在何地区、属何兵种、何番号。赵本厚就依其班、排飞队长们的报告列人统计有一团多人，报告要求定期1947年8月30日上午10时在河南省商邱县朱集车站道南飞机场将被策动的人员带到应点。 岳烛远依赵本厚所报情况，不察真情竟然电呈保密局，请求派员于1947年8月3O日到河南省商邱县朱集车站道南飞机场，就集结被策反过来的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计一团又一连予以点编。保密局复电指示，如期派本局第二处副处长王乙恭会同第六绥靖区司令部参谋处派员就地点验编队，并指示已电六绥区负责提供给养服装和发放奖金。按规定功绩分别列表职级加委任用。 岳烛远和保密局副处长王乙恭及第六绥靖区司令部人员会同赵本厚、张广钧等，将朱集车站道南清云路十几家商店指定为驻扎军队之房屋，并准备一些米面、油、盐、菜等食物，但至8月30日中午，没有一个到点的队伍，至晚8时仅有六十多个老弱农民到点，均无枪弹；次日午前，又继续到来应点八十余名，均系赤手空拳，无一支枪，看其表面情况，这些来人均是种田地的劳动农民。 保密局副处长王乙恭向点编人员说，既不能如期点编，改为9月2日上午点编，不论到点人数多少．不论是何种样人，决定点编后随即编队。我们当时即分组在各队找官兵个别谈话，尤其对于列人名册的排、连、营长，对他们在谈话中详细问明其所在解放军的部队、番号、活动地区、主官姓名、住地军民关系、住地的居民生活情况，等等，把这些问题全部详细记录，备作参考。 在集合点编时，刚站队就出现了人靠人、很多人并肩挤在一团的现象，许多人都并肩不愿隔开。还有每一个排长就有副官、勤务兵等六七个；每一个连长就有副官、勤杂兵一二十个；每一个营长更有副营长、连长七八个，副官、勤务兵等二三十人；就是连挂名任团长的张广钧、赵本厚也有副官、勤务二三十人在行列中，前呼后拥的跟着，可说除了官以外根本没有什么列兵。 列队点编由团长、副团长负责，分别指定住处，由指定人员临时分队造册，并在各分队按名册个别谈话，限于9月4日中午造好名册，准备个别谈话。凡改及有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游击队内部情况的，均予详细记录以备参考。但在分队后，次日早晨就有驻在企华粮栈的三十余名士兵在吵闹声中说：什么是策反？什么游击队？他们当官的都是拿一个幌子，都是一些骗子，都是一些兵贩子，我们绝不受欺骗，我们被他们卖掉，还要送了性命，决不受骗局。就在吵闹中三十余名士兵自行离开了。当时岳烛远和赵本厚、张广钧等分别到各商行店，向驻扎被点编的营、连长催促赶造名册，说不经点编谈话，职级不能确定，不能核定职务，对于出力策反人员不能按规定奖励办法拨给物质奖励和加委任用。 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王乙恭按点编名册找来一个排长谈话，而这个排长原是国民党毫州县保安队的中队长，也就是经常驻在鹿邑县边境汲水集等地被毫州县政府决定遣散的中队长。他虽然知道点滴关于游击队活动一些情况，但不知游击队内情，在谈话的追查询问中，不能不说出他是毫州县政府决定要遣散的保安队中队长，是受赵本厚的指使，听说张广钧团长将要到此组军，要他们策反游击队和解放军，能策动回来越多越好，因他在县内是中队长，一般亲友都要跟出来混饭吃，又加家乡靠近黄泛区，年景收获很不好，十家就有八家没有饭吃，跟出来混吃喝过几个月也好。如要他策反游击队和解放军，他基本不认识也不知道，在没有被遣散前，毫州县保安大队陈大队长经常指示严防游击队的活动和解放军在县境内的活动等情形。点编人员分三个组分别同受编的一些官兵个别谈话后，其结果都是同样。所谓士兵多是在其家乡招来的亲戚朋友，这一百多人经过个别谈话，并没有发现一个人民解放军的线索。当时保密局副处长王乙鑫说：“对于已经点验的一百多人如何处理，只有请示局本部办理。”保密局复电指示：被点编全部人员拨给第六绥靖区司令周岩处理，并由保密局电令王乙恭急电转岳烛远，指示现有要事洽商请其冠日来京面洽。岳烛远接电后，即到南京，刚进保密局大门，就被警卫扣押送马台街看守所监狱关押。一场伪造的特务“策反”解放军的大骗局终以彻底败露而收场。 ( 1964 年） 陇海铁路警务处的特务活动 徐晋元 我从1947年初在徐州任陇海铁路警务处连杨警务段长，并兼任警务处情报组第一情报小组长（1947年7月间，警务处长程一鸣，在西安警务处内开始建立一个情报组、在徐州连杨警务段内建立起属于该处情报组的第一情报小组），到1948年8月间，调到郑州任陇海铁路警务处刘孝警务段长，并兼任警务处情报组第二情报小组长，直到同年11月初郑州解放为止。 一、誉务处的特殊地位 从1946年起，国民党政府把全国各铁路管理局｛东北铁路局除外）所属的警务处改隶于由原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扩大军统特务势力范围而建立起来的交警总局掌管指挥之下。从此，陇海铁路警务处同其他各铁路警务处一样，已处于一个特殊化的地位。这就是，一方面它同路局还保持着铁路组织系统中的一个单位的隶属关系；另一方面，它的整个内部组织、人事，以及警务工作的实权已完全转移到交普总局之手，即军统和后来的保密局特务之手。因而铁路警务工作自然也就变成了军统（保密局）特务工作的一部分了。 二、大量安置军统特务分子 陇海铁路警务处从1946年起划归交警总局统一指挥，由该局握有该处人事权后，自处长、副处长以下，处内各室、课主管人员，均由交警总局大部调换，改派军统特务分子充任。当时处长是蒋国赢，他虽不是军统特务分子，但却是蒋介石的侄儿，正是军统所需求仰仗的“皇亲国戚”；副处长杨碧湘、督察室主任邓文友、警务课长杨某、司法课长章某，均系军统特务分子。至于该处所属的各警务段、各警察大队等单位，以及段、队所属的各级主管人员，当时还只是少数人被调换为军统特务分子，大部分人还是保留了该处原有老人的工作职位。这是因为一时还来不及把所有的铁路警务老人都排挤出去，才采取了这样一个安定人心的欺骗做法。 1947年初，警务处所属的各警务段警察大队等单位，又按照交警总局拟定的新编制，进行一次整编，又藉此机会对段、队主管人员．大部分刷去了非特务人员而代之以保密局特务分子。我就是在这样晴况下，由保密局介绍到交警总局转派到徐州任陇海铁路警务处连（连云港车站）杨（杨集车站）警务段段长的。 【作者曾任国民党交警总局陇海铁路誉务处连杨警务段段长兼第一情报小组长。】 1947年5月间，原军统特务分子程一鸣到陇海铁路任警务处长。由于他曾在1941～1942年这一段时间在兰州军统所办的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担任过训练特务的情报学教官和该班的教务组长等职务，为军统训练出大批的特务，这些特务大多数都是西北地区甘肃、陕西、山西等省的人，程一鸣一到西安警务处，为了要把该处所属段、队各级组织主管，以及一般工作人员统统改变为清一色的原军统特务分子，就开始在西安大量纠集原在兰州军统特训班由他亲手训练出来的军统特务分子，也就是他视为心腹的最反动的学生．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一些并无什么过失的非军统系统的各级人员硬撤换掉，而把这类原军统特务分子填塞进去。记得在1947年秋间，程在西安警务处召开一次警务会议，我从徐州到西安参加会议后，他曾单独地对我说：“今天我们应尽量安置我们自己的人（原军统特务分子），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当时我表示完全同意。 我从西安回到徐州连杨警务段后，还不到一个月，程一鸣就把该段的第三分段长刘屏岳撤职了，而代之以由他在兰州军统特训班训练出来的特务分子王献玉；接着，在半年之内，该段的第二分段长靳福升、第一分段长杨悦恺，也先后被撤职而以原军统特务分子章向阳、李恩藻〔也是在军统兰训班受过特务训练的）代替了他们；又将各分段所属的各警察分驻所（每个分段下辖一至六个警察分驻所，每个警察分驻所，设有所长、巡官各一人）的所长、巡官中，除当时约有十分之二的人由交警总局办有一个员警训练班，经过抽调受训已成为交警系统中的人员未有更换外，其余人员在一年以内．被他撤换掉的已达半数以上，而且这些全是用军统兰训班受过训练的特务，也都是所谓他的学生来填补的。 我于1948年秋间在郑州任刘（刘堤圈车站）孝（孝义车站）警务段长，该段的三个分段长，如第四分段长虞智仁（是军统外围人员）、第五分段长张利民（是程一鸣的广东同乡）、第六分段长方树生（是军统兰训班受过训练的特务分子），都是在程一鸣手里把别人拔掉，把他们安插进来的。其余各分段所属各警察分驻所的所长、巡官等人员被他撤换掉的情况，均和连杨警务段大致相同。不仅如此，当时，警务处所属的四个警务段、一个独立分段、一个连云港护港替察所、一个陇海铁路管理局护局警察所和第一、第二两个警察大队，所有各级人员，约近兰分之二的都被程一鸣更换为原军统特务分子了。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迎合保密局和交警总局特务头子们的需要和欢喜，而且也是为了有利于巩固他个人的反动地位。 三、建立特务的情报组织和工作 程一鸣在西安警务处，从1947年7月间开始，建立起一个特务工作的情报组织，它的组织情况，由警务处长程一鸣兼任情报组长，该处督察室主任邓文友兼任副组长，在陇海铁路沿线该处所属的各警务段、警察大队等单位，分设情报小组。以徐州连杨警务段为例来说，当时在该段建立起第一情报小组，由我（当时我任连杨警务段长）兼任第一情报小组长．由警务处派驻该段的督察彭有壬、李显权先后兼任副小组长，并负责情报编审工作，规定该段所属的第一、二、三分段长，以及每个分段所属的分驻在铁路沿线各车站的警察分驻所长和巡官，均兼为第一情报小组的情报员。 在情报工作方面，当时根据西安警务处情报组的指示，在陇海铁路东段沿线地区，正当国民党军向人民解放军发动疯狂进攻之际，主要是搜集解放军以及铁路两侧地区地方人民游击武装一切军事活动的情报；其次，是关于铁路附近地区物产流通和粮食等当时不断上涨的物价等情况的经济情况，但这不过是一个陪衬，实际上是以搜集人民解放军方面的军事情报为主要任务。第一情报小组在开始建立一段时间里，由于被派兼任小组情报员的连杨警务段所有驻站各警察分所长和巡官，其中大多数人都还不是原军统特务分子，对这种特务情报工作还很陌生，又因为并不给与什么情报费用，对他们说来，这是一个份外的负担，大家对此并不热心，因而从他们手里取得的情报材料为数很少。程一鸣对此大为不满，曾一再严令申斥，并用警务处的命令作出以下的硬性规定：（一）每个驻在各车站的所长、巡官，要尽力之所及搜集解放军方面军事活动的各种情报，愈多愈好，但每人每月至少不得在十份以下；（二）把情报工作列为对侮个分段长和所长、巡官年终“考绩”的重要条件之一，以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进行。在我的不断督促下（如我在徐州连杨替务段，每两周就召开一次有各分段长参加的段务会议，几乎每一次都要在会议上提到，要他们切实遵照警务处长程一鸣的指示，去认真督促所属驻站警察分所长等，应以全力做好情报工作，做出表现），第一情报小组从铁路沿线各驻站警察分所那里取得关于解放军方面的情报日益增多（如1948年春夏间，在鲁西南单县、城武等地区阻击国民党军疯狂进攻的两广纵队等人民部队，以及在豫东、太康、夏邑等地区由魏风楼将军率领的人民地方武装对国民党军进行游击的军事活动的情报材料），均经小组汇编转报到警务处情报组。为了要把小组情报做得更多更好，我在徐州并同徐州“剿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原军统特务分子何缉生以私人关系接洽，彼此交换情报的办法，由我派定第一情报小组副小组长李显权，经常去到该处由何指定的情报科，交换彼此认为比较重要的关于解放军方面的军事情报。记得其中有认为很重要的由该处交给的一份关于解放军鲁南军分区兵力配备表的情报资料，并转到替务处情报组了。 在这些情报传递方面，当时按照西安替务处清报组规定，凡是铁路沿线各驻站分段和分所报出的情报材料，均利用铁路客、货车交通之便，随时随车送到徐州连杨普务段第一情报小组，不得延迟。凡由第一情报小组汇转西安警务处情报组的情报材料，对重要的情报，均用密码电报交由路局徐州电务段的电台，尽先发报；对一般情报，则用航空挂号邮寄或密封托由路局快车带到西安警务处情报组。1948年9至11月初，即到郑州解放为止，我在郑州任警务处刘孝段长，兼任警务处悄报组第二情报小组长，所有情报工作规定办法均同徐州第一情报小组一样。当然，除了我所在的两个段之外，在陇海铁路全线，各警务段等单位组织情报小组，积极搜集解放军方面各种军事活动情报的情况，也都是完全按照程一鸣的布置行事的， 四、一次全路的警务会议 警务处长程一鸣要求该处所属的各段、队武装员警加强配合国民党军向解放军发动进攻，维护国民党军利用铁路运输的工作，曾在1947年秋间，在西安警务处召开了一次有连杨、刘孝、黑零、新宝四个警务段、一个宝天独立分段、第一和第二两个警察大队、连云港护港警察所，和铁路管理局护局警察所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全路警务会议。这时，我任连杨警务段长，也从徐州到西安出席了这次会议。程一鸣主持了这次会议，首先作了以下的指示：第一，我们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在铁路全线特别是在郑州以东铁路线保护住国民党军向共军发动进攻的军事运输，竭力防止共军方面对车站和铁路电话线等设备的破坏；第二，要督促各驻站武装员警，当此国民党军向共军大举进攻时期．要不怕困难和危险，加强对铁路线的守护，“尽忠职守，报效国家“；第三，切实提出和解决关于增强各段、队守护力量，完成上述任务的有规普施。我当时就是本着程－鸣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就连杨警务段为了增强守护站、路，保护国民党军利用铁路运输的警务力量，提出了两项提案：（一）提议按照该段原有员警名额570人，每人应有步枪一支，现还缺少步枪150支应予补充，并将原有步枪中已经报废损坏不堪使用的1印支，应予换发，共需补充和换发新的七九步枪250支，每枪配发同式子弹50发，共12500 发，以增加警务实力案；（二）提议警务处所办的警察教练所，对该段每期调训警长的名额，由原来限定六名改为今后每期增加到巧至18人（以全段辖有玲个警察分所，每个分所能摊调警长一人受训为宜），以利增强训练，提高替长服务能力案。这两个提案均经会议通过，付诸实施。参加这次会议的各段、队，亦大多提出以充实反共反人民的武装力量、补充枪弹等武器这类要求的提案并予通过实施。 五、连杨段的护路、护线活动 警务处为了积极配合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军，曾一再严令所属各带务段，督促铁路沿线驻站武装员警加紧守护铁路线，以防止解放军方面的破坏。如有铁路、电话线受到破坏，要立刻掩护路局工（电）务段的员工进行抢修，恢复通车，以利国民党军的运输。处长程一鸣、副处长杨碧湘并为此先后亲赴各警务段当面指示督促，不遗余力。我在徐州任连杨警务段长，就是按照程一鸣的指示，从1947至1948年秋间，规定各分段、分驻所在铁路各车站的警察分所，为了切实做到防止解放军方面对铁路和铁路电话线等的破坏，以达到保护国民党军利用铁路运输的任务，采取了下述的办法，即：（一）规定各驻站警察分所每夜派出武装警长巡查铁路和铁路电话线，到达与邻站衔接（规定为站与站中间地点）会哨的地位，以期防护周密；（二）在发现铁路或铁路电话线有破坏情况时，即飞速先向路局徐州办事处报告，以便其迅令工（电）务段派人进行抢修，恢复通车，不得延误报告时间；（三〕令各驻站警察分所，在各车站旅客中如查有携带少数的旧铜线者，即认为是破坏割断铁路电话线的嫌犯，加以抓捕，送至警务段究办（关于这点，是完全出于我自已的意见，因当时在该段内铁路电话线每隔几天就有一次被剪断，有时还把剪断的电话铜线全扯走了，致使电话中断，行车受阻。这自然首先受到路局徐州办事处长青德馨的责问和不满，当然，他也是首先受到军运指挥部驻路人员的指责和不满，这是使我最感到头痛、最恨不过的）。为求得避免以后电话线遭受破坏，遂令驻站各警察分所，在车站上注意检查隐藏带有铁路电话铜线的人，加以抓捕“法办”，以期收到杀一做百之效。由此造成在矿山、杨楼、大许家、新安镇等车站警察分所，从各车站抓捕到在携带物品中夹带有几斤到十几斤不等的旧铜线的贫苦旅客加以抓描，送至替务段，由我派检事员彭瑞春审讯并加以“私通共军”的罪名，移解到徐州警备司令部“依法”严惩。这样加害人民的事件，记得前后共有十多起。更重要的是，在该段第三分段徐州以西的杨楼、黄口车站间，在1945年春夏间，国民党军正利用陇海铁路运送兵力，向鲁西南、豫东地区进攻解放军，解放军方面为了阻滞蒋军的进攻，曾先后两次对铁路施以局部破坏．我当时均立即从徐州赶到杨楼、黄口车站间破坏地点，督促驻站武装员警，并会同警务处驻在徐州的第二警察大队派出的两个中队，在现地保护路局徐州工务段员工，加紧进行日夜抢修，迅速恢复通车，致使国民党军能够继续利用铁路运输，进攻解放军。 在军统西安电讯工作队、中央和西安电检科的经历 张成信 西安工作队，是直属军统局本部的一个电讯特务机构，对外称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工作队”，是受军统特种技术室侦测总台领导的外勤单位。 人事、组织沿革：该队原住西安市北马道巷公字一号，1948年迁往大湘字庙街一号。该队设队长、副队长各一人，我任队长期间，副队长是薛文坛（已逃台）。下设研究股，股长郑士英（已逃台，负责研译密码）；侦收股，股长陈鉴藩（负责侦听抄收密码）；机务室，负责人何敦志、王景秀（专管电机修理安装）；办公室负责人王明新（承办人事、译电、财经等杂务）；通讯台负责人袁晰（已逃台，负责上下级与平行单位间的电报拍发）。 该队成立于1942年冬。 1942一1944年队长王怀仁（是胡宗南的小同乡）。 1945一1947年9月队长张成信。 1947一1948年3月队长李纶生（山东人）。 1948年4月至1949年12月队长杨谦（天津人，已逃台）。 业务概况：该队从成立至抗战胜利前，是针对日本外交系统与东京的往来密电，苏北、河南方面的伪政权、伪军（如孙良诚、庞炳勋……）的密电，以及以延安为中心，所属陕甘宁边区的往来电报的侦译工作。日本投降后，重点是对付陕北的中共电台，并架设特制的定向天线。 当时该队的人力配备方面，并不十分强，目的是侧重于侦收。因重庆对东北、陕北距离较远．在截听上存在有一定的困难，在西安抄收的电报，当天付邮寄渝，1946年改寄南京。西安工作队限于水平只能研译陕甘宁边区往来的贸易密电，供胡宗南作封锁边区的参考，对军政电报，从未破译过。 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及停战协定后，内战序幕揭开，从1946年6月，就取消工作队的名义，不再遮遮掩掩，直接更名为国防部第四侦收支台，一方面充实力量，把原军委会第二通讯所，从陕坝调来西安，合并编人，加强侦收阵容，并开始架设FINCH测向机，进行试测，因系单线侧向，无法核证，以后从南京运去各种型号不同的电机，作为大规模内战服务的准备。 1947年春，胡宗南率部进攻陕北前夕，特务头子魏大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从南京赶来西安，由我陪同与胡的参谋长盛文（国辉）会商配合陕北战役间题，魏向盛表示，打算以西安侦收台为基点．在西安架设大型DAB机．在宜川、灵宝各架中型FINCH机，随军配备小型（手提式）DAG机，以使其远近互相交测校正；并希望绥署供给陕北方面的情细军用地图若干份。盛文当时答应，在交通工具、警卫及有关需用物资方面，尽量给以大力支持；并介绍我们去“青年训导总队”（俘虏集中营）了解被俘人员中有无电信技术人才。 【作者曾任军统局特种技术室西安电讯工作队队长、西安绥靖公署电信监察科科长。】 我们在青训队查出被俘人员中，有原中原军区报务员姚仕录（后改名王文海）、译电员胡英（女，姚妻），以及在战斗中掉队而投降的红军长征干部、原中原军区通讯科长文彬（后改名甄新）、译电员黄萍（女，文妻，后改名罗玲），还有报务员李宾玉、余忠贤等人，提解延安侦收台管押使用。 文彬投降后，把中共军委二局的电讯设备、组织系统，以书面列表形式全盘托出，魏大铭对此颇为重视，叫我对文彬采取给予半自由状态的大胆使用。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魏又把文彬用飞机送往延安，进一步利用他侦听中共的陕北电台，不料文彬因到延安后行动较自由，乘机逃回解放区。事后，国防部二厅即拍发大量假情电报迷惑中共，以引起中共对文的不信任。 魏大铭到西安后，叫我抽调技术优良的业务骨干和报务人员去延安成立分队（台），我建议派杨谦（潜）去负责，他表示同意。 延安分队成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成立清涧测向台（台长姚荡远，在清润战役中，该台全部人机被俘），配备DAG机；在二十九军建立测向台（台长楼坚城）。这样西安、宜川、灵宝、清涧、延安，及前线随军台，根据其所在地位．通过两个台以上的测证，构成交岔点，就能判明中共军用电台所在地，从而判明该部共军指挥机构的所在地。 在陕北战役中，利用电台测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每天将测向结果，由延安分台与西安支台整理送交第二处（特殊情况用电话通知），结合地面情报汇送参谋处、作战处利用。我于1947年9月就被免职，调赴南京，接替人是李纶生，因杨谦〔潜）在延安搞得有“成绩”，李纶生任职不到半年，发表调徐州，由杨谦接任西安支台长一直到成都解放，逃亡到台湾去了。我被发表调动后，于同年12月底，才去南京报到，原因是我在西安绥署兼授译电人员训练班（班址在南门外大兴善寺）的课程（电讯防谍），还没有结束，一时不能离开。 我于1947年12月27日，从西安去南京见到魏大铭后，他说你回来了很好，现在快要过年了，你暂时休息几天。本来是发表你担任技术专员的，现在我准备叫你接受一项新的工作，等到过年以后再说吧。新年过后，魏对我说：“过去在重庆的时候，我曾问过张国煮关于中共方面整个电讯工作的情况，他告诉我，对于电讯工作，他是门外汉，一窍不通，他只知道在军委二局有这样的机构，据说是由王某负责。我想利用投诚和被俘的中共电讯人员，把他们集中在一起，配上咱们的报务员、研究员．共同来搜侦中共中央的通讯网。这么多年以来，咱们到底没有把他们中央系统的通讯组织弄明白。我打算成立一个机构叫‘奸匪电务研究组，（下称电务组），由你负责，我已下了手令，你可同人事科（科长陆亚植）业务科（科长张洛民）联系，筹备建立这一组织。”我当时向他歉辞，我说我的能力差，技术水平低，不能胜任。他说你不要考虑太多，你不过是负责先把这个架子搭起来，以后准备把北平的赵容德（本名刘醒吾）调回来，担任这个工作。这样，我才接受了这一任务。 从1948年l月起，开始筹建电务组，经与人事科联系，由南京电监科、技术室分别调来龚诱、黄一坤等人作班底，从保密局监狱调出被俘的北平中共地下电台负责人李政宣夫妇（还有一个小孩，时年才九岁，名立德）、孟良玉夫妇。西安监狱在押的西安台报务员李玉甫，不知因何故没有调来。同时电令西安侦收台，把被俘的原中原军区报务员李赛玉、余忠贤以及在山东战场被俘的何云飞、在华东地区被俘的译电员彭震威和报务员一人（名字记不起了）也都调来。同时电令各战区、各“剿总”如果俘获有上述人员，统统解送来京，这样东拼西凑，一共有十几个人，集中在小营工作。 电务组的班子初步形成后，从总台调拨机器又费了很多周折，一直到3月底才开始工作。这时魏大铭对我说，对中共方面的人员，要持谨慎态度，按照戴先生（即戴笠）过去指示的原则是“尊而不敬，用而要防，。小营办公的地方，是两层楼房，楼下原是过去拘留日本战犯特制的小房间，对李政宣夫妇、孟良玉夫妇．都是允许他们同居，分别管押看守，但不能单独自由活动。 1948年4月，由魏大铭主持召开全国电监会议，与会人员有：技术室主任秘书金戈、业务科长张洛民、南京卫戍司令部电监科长萧茂如、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查绥之、北平行辕赵容德、广州警备司令部林郁民、武汉行营徐国华、西安缓署丁祥峨、重庆警备司令部徐国华、天津替备司令部沈燕笙、台北警备司令部林正澎、二厅电务组张成信等十余人。会议内容除汇报工作、交流经验外，主要是说明过去没有中央电监机构，不能发生横的协作，所以决定设置中央电监科统一作全盘的指导，加强相互间的联系。电监科以成立的电务组作基础，调赵容德担任科长，在赵没有结束北平工作之前，仍由张成信继续代理。会议三天，结束时由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在鸡鹅巷设宴招待与会人员，并即席训话，大意是：目前时局紧张，中共方面必然要在大后方“颠理捣乱“，这些活动有赖于电台的联系，望大家返回工作岗位后努力侦破... 魏大铭知道我当时与林国人（原为中美合作所侦译组上校组长，已逃台）在玄武湖住宿，他对我说，你最好搬来小营同中共方面人员食宿在一起，不要疏于防范，如果他们从南京逃出去，那就闹出大笑话来，咱们都不好作交代。可是3月份以后，我的老婆孩子也去南京了，我就在湖南路安家住下，只是在小营临时设了个床位，每天同被俘利用的中共人员生活工作在一起。可是李政宣等因仍在半自由状态下，精神不舒杨，架机工作了很长时间，没有发现一个中共电台的新呼号，更谈不上对中共中央通讯网的侦获。魏大铭又提出市区电台多，干扰大，让我携带电机与李政宣等去城南郊区的一户农民家里，守听了两三天，仍是毫无结果。总的来说，电务组是没有做出任何成绩的，只不过是给各地电监科起了个桥梁作用，把他们所发现的可疑信号，相互通报，做到彼此了解一些情况而已。 对被俘的中共人员像李赛玉、余忠贤，已同我在西安相处过一段时间，彼此有些了解．我给他们了较大的自由，有时可以同龚诱等保密局调来的人员一起外出看电影、逛街。彭展威要求回家探亲（我记得他是无锡人），我汇报魏大铭批准，大概是允许了他三天假，他是按时回来了。何云飞从山东某地解来时，全身患恶性脓疮，经过长时间的治疗，还没有完全根除，无法值机收听。这时，我自知是在为人作嫁衣裳，只得稀里糊涂混几天算了。果然，5月间赵容德从北平回来，把电务组换汤不换药的改称中央电信监察科，解除了我的职务，仍以“技术专员”名义，协助工作。我与姓赵的在重庆时就有点隔阂，这时无官一身轻，也乐得每天只是去办公室走走，看报、说笑、谈天、抽烟，消磨时间。当我从西安去南京时，仅仅带了一个文书叫袁兴肇，安插在电务组里，赵容德到任后，就将袁排挤了出来；以后，我又把这人介绍到黄百韬兵团技术连去了。魏大铭见到电监科这种不伦不类半死不活的情况，在同年9月叫我去徐州“剿总”了解被俘中共人员中有无无线电通讯人员。我去后没有发现一个，只有有线电话兵和架线人员，因我们的工作上不需用．就没有要，我在徐州呆了十几天，迟迟未回，结果由魏大铭电催返京，接任西安电监科的工作，如比我在南京的情况告一段落。 电信监察科是直属国防部二厅（1946年前属军统局）的一个外勤电讯单位，它为了便于行使职权，都是披上合法的外衣。拿1948年来说，全国共有十个电监科、组，配属在国民党统治区各重要城市的最高军事或治安机关，如南京卫戍司令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武汉行营...它的人事业务并不受当地机关的管辖。 西安电监科的人事、组织、沿革变迁：西安科于1943年成立于洛阳，后因日军向河南进攻才转迁至西安的。 1943年科长王钟岳。 1944年科长戴梁（别名西江）。 1944年底至1948年7月科长丁样峨。 1948年8月至9月代理科长宿绍林。 1948年10月至1949年12月底科长张成信。 该科设科长一人、主任科员一人、下设办公室（承办人事、译电、肘经，及往来公文拟稿、缮写等一般杂务），本身除杂勤人员外，警卫由城防部队担任。该科原配属洛阳某机关，迁西安后配属警备司令部，以后又配属在第一战区长官部，从1946年起配属西安绥靖公署，住西安甜水井大有巷11号。 业务概况：电监科的工作，是随着形势的推移而变化的，我在任期闻做了以下的工作：搜侦中共地下电台、管制无线电发射器材、千扰中共方面的广播、拆除民用收音机短波部分、设置交通检查。现分别叙述如下： 搜侦中共地下电台：我是1948年10月19日到西安接任的，在我未去前，代理科长宿绍林和侦测组长张炳杰就已侦侧出西木头市街发现可疑呼号，并叫我审查他们已经侦测很久的详细纪录。为了慎重起见，又连续在其附近架机监听，判证该街42号有架设中共地下电台的可能。他们积极促使我进行搜擂，我也为了想“立功”．大概是在我接任半个月后，就与绥署二处处长刘庆曾、省会苦察局局长萧绍文商讨如何搜浦的间题。他们表示协助支持，最后与萧局长决定，以后半夜检查户口为名，在西木头市附近戒严，进行搜捕。 11月初的某天晚上，以西安电监科人员为主，会同绥二处、誉察局，直往西木头市街春和德油漆店，叫门而入，该店只有店老板刘增福和学徒一人，翻箱倒柜，四处搜查，只发现矿石收音机一副，屋外带天线和零星附件，还有灯头，磁夹板之类。经我们研究，认为可能是地下电台，但被他们事先发现了我们的侦测，或者有“内奸”走漏了消息而事前转移了。乃决定把刘增福带走，关押在太阳庙门监狱。第二天清晨仍派人去该店附近监视，发现有《秦风工商联合报》的工人〔名字遗忘）曾去过该店，不知怎么问了一下，认为没有“嫌疑”就放了。 刘增福被逮捕后，被戴上脚镣，由我与宿绍林、张炳杰、卢望植等人连续审讯了几夜，没有半点口供。从刘本身看来，是一个朴实的手工业工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镣押十多天后，我决定由其街坊邻居联名具保，释放出狱。 管制发射器材：当时西安经营无线电的电料行有华华、公丰、远东、华强等大约将近十家。根据国民党国防部颁布的单行法令所谓“电监法规”规定，凡经营无线电发射器材用的真空管，A、B电池，及有关用于发射的零件，由用户填表申请电监科审核批准后，方可持证前往购买，否则无证出售的，以通敌论处。其目的是防止中共的地下电台添置补充或装修电机。相应地，对西安市及郊区，大约将近百余座电台，无论军用、政府机关、工商团体、银行钱庄，凡设有电台的单位，都必须向电监科登记，其呼号、波长、通报时间、地点，如中途调整变更，必须当即申报。其目的是核对电监科收听到的电讯与登记是否相符，如发现未登记的呼号，就跟踪搜侦，以判别是否为中共地下电台，或其他可疑方面的电台。 干扰陕北广播及拆除民用收音机的短波部分：随着战局的发展．一般市民都想通过广播知道中共的政策，将来到底怎么样。绥署秘书长赵龙文授意二处处长刘庆曾研究对策，大约在12月初的一天，刘庆曾把我找去商量，决定利用陕西广播电台台长（韩镇华）架设强力干扰，并拆除市民收音机的短波部分，达到破坏中共方面宣传的目的。但实际上试行干扰压不住对方的音量，搞了不到半个月，就自行结束了。拆除短波也是走了个过场，只把个别没面子的市民拆了几户。因这时东北已全部解放，所谓“徐州大会战"（即淮海战役）也是节节失利，张家口被解放军攻克，华北告急，西北战场更是形势急转直下，我们已察觉到大势不好，对工作只是尽量敷衍应付．暗中做逃命准备。1949年初，我就把第一批人机由主任科员郭敦华率领撤迁至汉中；同年3月，我从西安回汉中家乡安排一番，匆匆返回，继续撤退，5 月玲日晚，我与传达班长孙秉乾最后告别了西安。 5月加日西安解放，我们到汉中先住东大街莲湖镇公所，后迁人汉中联中，东迁西搬，人心慌慌，汉中地区狭小．也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汉中仅有一家胜利电料行，是我的同学刘汉勋开设的，他主要是替人搞电机修理，没有什么可管制的；只是在原褒城河东店交检站，我派梁天骥去担任检查员，目的是检查从仅中、四川方面向西北去的车辆，有无无线电器材，以防运往解放区，结果一无所获。 1949年6月份起，又从汉中继续南迁，先派人去绵阳联系住房，紧接着如法炮制，分三批去四川。在第二批车运中，报务员王彦芳于广元附近翻车身死，家属天天来同我吵吵闹闹，使我更是焦头烂额，加之全国解放形势急转直下，有少数人要求请假，不愿随科去川，内优外困，难以应付。最后乃决定不愿走者，听其自便，愿走的人员于1949年底安全撤抵绵阳。到绵阳不久，即由我设法从汉中监狱中营救出来的原西北公安厅派来的中共地下同志卢望植取得联系．后来在成翻奄护布置起义，应付国民觉方面飞逃台湾的指示，摆脱胡宗南总部及特务的控制监视，截扣了国防部第四支台飞台的电机，终于投奔向革命阵营，并得到了公安厅的授奖表彰。 保密局晋南站组织人事活动概况 王明江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宣布撤销，改编成公开与秘密两个系统。在组织原则上，是公开掩护秘密，秘密领导公开。其公开部门为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即情报厅）、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三个特务组织单位，秘密单位即保密局，名义上隶属国防部第二厅，实际上直属于蒋介石。与第二厅是平行联系配合的关系，不过保密局是很想暗中控制二厅。其余酱察总署、交通替察总局亦属保密局领导。这是由于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第三次国内战争的新的形势，要用公开的与秘密的相结合，武装的与非武装的相结合的两手来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新的部署。保密局于1946年成立时，全国共有甲、乙两种组织的43个情报站（甲种站站部分情报编审、人事、会计、译电等股，乙种站不设股，也就是甲种站范围较大，乙种站范围较小）。其中在山酉境内有三个站，即晋北站（亦名大同站设于大同）、晋中站（亦名太原站设于太原）、晋南站〔亦名临汾站设于临汾）。这三个站都是乙种站，直接属保密局领导。站与站不发生横的关系。 晋南站成立于1946年10月1日，到1945年5月17日临汾解放，站部由临汾移往山西介休县，同年8月保密局下令撤销，该站所属之洪洞组、长治组移交给太原站；河津组、闻喜组、永济组、虞乡组、运城组则移交给保密局直属豫西特别组组长车样生领导。其余的组，有的在临汾解放时即撤销，有的组在站撤销时随同撤销。 一、组织与人事 晋南站成立时，保密局命令将原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所属之运城组、长治组、临汾组三个单位拨归晋南站指挥，作为该站的基础，其中临汾组因站部在临汾，站部可设置直属通讯员就近搜集情报而奉命撤销、改组成洪洞组。以后该站先后又建立了晋城组、大宁组、河津组（保密局指定先建立的单位）。1948年初保密局又命令该站在晋南重要据点建立复线再复线的长期潜伏小组，人数为三至五人。每一个重要据点，尤其估计到可能“陷落”的据点要布置两个以上潜伏小组，绝对禁止发生横的关系，准备一个被破坏后，还有一个存在活动。直到临汾解放前夕，该站又筹建过永济、虞乡、闻喜、阳城、曲沃，各小组、沁源独立组台组，临汾第一、第二两个潜伏组，企图通过各种活动方式，对解放区搜集重要情报，进行破坏活动。各组建立经过情况如下： [作者当时任保密局晋南站站长。] （一）站部 站部驻临汾城内南大街15号，站的化名先用王定南，后用王树勋，站设正副站长书记各一人为领导核心。书记兼任保密局晋南站秘密督察，直接受保密局督察室领导，对该站全部人员进行考核，保密局指示直接寄交书记，书记可以不通过正副站长直接汇报该站情况。另设人事、编审各一人，会计、文书各两人，交通员一人，勤工伙夫三人。直属通讯员若干人，直接与保密局连系，不与其他单位发生横的关系。但临汾城是胡宗南部与阎锡山部混住地区，为了掩护站部人员的安全．一部分人借用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临汾谍报组的公开名义作为掩护，另一部分人则借用了太原绥靖公署驻临汾谍报组名义掩护。这样在清查户自时，阎锡山方面的人清查，则说太原缨署第二处的工作人员，胡宗南部来清查时，则以西安绥署第二处工作人员以对。以取得隐藏真正身份潜伏活动的条件。站长王明江于1948年5月17日临汾解放时被捕后，由副站长贾秀升代理站长，到同年8月该站撤销后，贾秀升逃往台湾，书记李泉，临汾解放被俘后病死临汾。本来保密局指示该站于临汾被解放时，站部人员要随军突围，一方面为保存力量，另方面可以不暴露秘密潜伏组织人员，但这个计划迄未得逞。副站长贾秀升是因该站派其出席南京保密局庆祝’‘四一大会”（军统局于4月1日成立，每年开会一次）后回到太原，因交通关系未返临汾而漏网，其余站部人员全部落网。到临汾解放前夕，全站官兵共72名，至此已消灭三分之二以上。 (二）洪洞组 洪洞组前身为临汾组，在人事上除将原任组长李泉调任站书记，另派张遒云为组长，电台报务员由苗君实换为李若旺外，该组原来的人均未更动。到1947年秋，因张酒云与副组长张绍房闹意见，将张调充站部编审情报，由该组秦子英任组长，直到1948年5月临汾解放前二十余天秦子英被俘为止，全组先后共有10人。同年8月该站撤销时，将洪洞组移交给太原站指挥，太原站又派张吉庆为组长移住山西省安泽县境内潜伏活动，l949年太原解放，该组被破获。 （三）运城组 运城组由原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拨归晋南站指挥后，由保密局直接派樊文选为组长。全组八人。至1947年12月30日运城解放时，樊文选和组台报务员魏中元同时被浦，已基本上瓦解。以后该站又派薛永兴为组长，企图恢复原来组织，实际上薛永兴以后未到达运城，恢复计划未能实现。该站于1948年8月撤销时，移交给保密局直属豫西特别组组长车祥生领导，在西安解放时撤销。 （四）长治组 长治组原属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驻山西省太谷县口拨归晋南站指挥后，保密局命令向长治解放区推进。该站即令组长郭士宾由太谷向浮由转移，然后相机向长治推进。在由太谷向浮山转移过程中，路过洪洞时，电台被解放区民兵缴获，为此将郭士宾撤职，报务员王镇南予以记过处分。以后副组长李育太曾一度带少数人到过浮山．但在浮山解放时，又逃回临汾。该站看到由浮山推进无望，又令由临汾转移到介休县，由保密局直接派武和轩为组长。1948年秋晋中战役时，介休解放，逃至太原。同年8月该站撤销时，移交给保密局太原站，太原站又派韩秋和为组长（武和轩逃台湾），直到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人员全部就擒而彻底消灭。 （五）大宁组 大宁组是保密局指定晋南站于1946年11月新建单位。组长王腾蛟。他们利用国民党大宁县党部工作人员作掩护，全组五人。在1947年大宁、吉县解放时，逃回临汾，驻刘村。在逃回时，因被解放军追击很紧，临时将电台埋在山区，过了十余天才派该组交通员王建旭（“旭”，原稿作“粗”疑为“旭“之误―编者）取回。后王腾蛟被捕电台交出。唯该组译电员边国靖、交通员王建旭以后逃至渲关，归保密局豫西特别组领导，1948年8月该站结束时，组亦撤销。该组在大宁期间主要搜集过吕梁军区人民解放军的各种隋报在一百件以上。 （六） 河律组 河津组是晋南站于1946年8月间新建单位。组长王子明是原任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的运城组长。组台报务员杜发新是保密局直接派去的，全组七人。在河津解放时，由于王子明“擅离职守”逃往韩城．该站电请保密局将其撤职，调到西安予以禁闭。报务员杜发新被俘，电台交出，基本瓦解。以后保密局虽再直接派人恢复，亦未见效，晋南站撤销时亦随同撤销。 （七）晋城组 晋城组是晋南站于1946年11月间在曲沃县的新建单位。原计划随同胡宗南部队经过翼城、阳城向晋城推进，但在1947年夏曲沃解放时，组长郭河清被俘，组台报务员苗君实被俘后化装民佚逃回临汾。电台事后由郭河清交给政府。晋南站又派常逢太为该组组长．住于临汾城南之尧庙附近，1948年3月尧庙解放后，全组撤至城内予以撤销，改组成临汾第一潜伏组。 （八）永济组 1947年12月底运城解放后，晋南站为在晋南南部解放区建立潜伏特务组织，在永济县建立了三人小组，由保密局直接派前军统局兰州特训班第四期毕业的永济人李致和为组长，组部住于渔关。1948年名月晋南站撤销时．移交给保密局直属豫西特别组领导，到西安解放时瓦解。 （九）虞乡组 大宁解放时，大宁组副组长赵铁令逃往西安后，晋南站令其建立虞乡潜伏小组（三至五人），赵亦住在渡关，实际上未到达奥乡。晋南站撤销时，亦移文保密局直属豫西特别组领导，以后随同该组瓦解。 （十）闻喜组 晋南站为弥补运城组被解放后的空隙，于1948年初除建立永济组外，又在闻喜建立了三人潜伏小组。由保密局直接派兰州特训班四期毕业生杨百敏为组长，同年8月晋南站结束时．移交给保密局直属豫西特别组，组部虽住撞关，但尚派交通员王建旭（组长车样生）到闻喜活动时，该组亦在车样生组瓦解时而瓦解。 （十一）阳城组 保密局于1948年4月1日开“军统局成立纪念大会“（每年4月1日开一次）时，决定要在晋南解放区尽量设法建立潜伏小组。指示晋南站要在一个重要据点建立两个以上潜伏小组，即复线再复线的布置，人数三至五人。可在当地物色能长期潜伏的人，先布置，后报告，经费不加限制，给站长以很大活动权限。该站即利用当时与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驻临汾谍报组组长王筑黔有工作关系的苗长青，计划布置阳城组。经该谍报组内勤侯佩恩介绍（侯与苗是晋城县同乡，苗当时在解放区晋城县城市工作队工作，苗曾是军统局直属晋东南站晋城行动组行动员，那时王明江任该站书记，旧有相识）。1948年4月中旬，临汾城周本来已无几个据点，但苗与侯仍有联系。当由侯佩恩将苗长青叫到临汾城内与王明江见了面，面谈决定派苗长青为阳城组潜伏组长，其余组员由苗自行物色决定后报站备案，并发给法币300万元。但自苗去之后，再未取得联系，临汾已告解放。实际上这个组没有筹建成功。 （十二）曲沃组 1948年5月初，晋南站决定建立曲沃潜伏小组。预备将前晋城组于曲沃解放时埋藏的电台取出，作为该组潜伏电台（因当时该站尚不知这部电台已由郭河清被俘后交给政府）。也是由侯佩恩介绍将原在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驻临汾谍报组任内勤的王瑞卿派为曲沃潜伏组组长。这是因为王瑞卿与苗长青以后可以互相联系，晋南站通过侯佩恩又可与他们两人取得联系。但王瑞卿于临汾出发之日当天即行被捕，实际上这个计划也未得逞。 （十三）沁源独立组台组 沁源独立组的建立计划，是由原任洪洞组报务员李若旺提出后，经晋南站报请保密局核准的。李若旺是山西省屯留县人，其弟李某当时在解放区沁源县工作。李若旺想利用这种关系自己任组长，又兼任电台报务员（在保密局称为独立组台组），介绍其弟等人为通讯员，将电台秘密运人沁源解放区长期潜伏。1948年4月中旬季若旺由临汾出发北行至洪洞县万安镇时被捕，实际上此站并未建成。 （十四）临汾第一潜伏组 晋南站于1948年4月中旬鉴于该站晋城组在当时已无存在必要，遂建议保密局将该组撤销改建为临汾第一潜伏组。组长仍是前晋城组长常逢太，报务员仍为梁福元。原计划是常逢太利用其长治老乡在临汾城开设商店关系，伪装成该商店的商人。作为掩护。梁福元则利用新结婚的爱人关系，住在岳母家中，并把电台也藏在他的住处作为掩护。当时由站部按保密局规定，全组每人发给半年生活费，及半年粮食及若干活动费，半年之后再行设法补给，准备长期潜伏。到同年5月17日临汾解放时，常逢太利用久已准备好的（私刻的）解放区某村的路条，化装为支前民工逃往太原去了。梁福元当日被捕，交出电台。 （＋五）临汾第二潜伏组 按照保密局在重要据点作复线再复线的布置指示，晋南站于临汾城1948年4月下旬又作了第二潜伏组的布置。将该站直属通讯员高险岗派为组长。高脸岗在临汾城东大街开设新生命大药房已经多年，自任经理。本身又是西医，可以公开掩护潜伏下去。电台报务员人选上，更是煞费苦心，恐怕用军统系统的报务人员，互相认识，不易“保密”，难以潜伏。特由站台台长苗君实介绍吸收阎锡山电务系统的第六十六师电台报务员李温，由苗君实亲自秘密训练李温与保密局总台联系的讯号、方法等，井预先与南京保密局总台试通过几次。李温带有家眷，在临汾住过多年，可以按失业身份摆个小摊作为掩护。但临汾解放之日，高险岗、李温同时被捕，交出电台，该组潜伏人员全部落网。 临汾解放，王明江被俘后，代理站长贾秀升向保密局告密说：站部译电员张文海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潜伏组长高阶岗被俘后“泄露机密”。乘张文海、高涉岗以后到西安工作之际，保密局下令将张文海、高阶岗在西安逮捕后送往南京。 根据张文海偷写晋南站密码，引洪洞解放区工作人员到站部私看电台，以及长治组电台在洪桐被民兵缴获，李若旺、王瑞卿等出发之日即被逮捕的情况，王明江是早已发觉了张文海的疑点，为张引人看电台还亲自打过他。王明江对张文海的原来计兔，是以后有机会把他介绍到某特务训练班受训去，使离开晋南站。但在临汾解放前几天曾派人跟综他的行动，解放前夕又想把他杀掉，以保秘密潜伏的各组计划。但由于张文海是张书榜的侄儿，他到晋南站是张书榜介绍的，张书榜与王明江私交很好，认为杀掉”朋友”的侄子总觉得对不起人，在这样情况下．张文海当时没有遭到毒手。 二、电台系统活动情况 晋南站电台在组织系统上，即人事经费上是属保密局电讯处领导，在业务上则归保密局电讯总台指挥，与晋南站是配属工作的性质。该站前后共领到电台13部，除站台之外，有的组配有电台，有的组没有，但原则上规定是每组都要配备电台的，只因客观条件不许可没有布置好而已。晋南站站台同时受保密局太原支台直接领导。晋南站对站电人事、经费、业务是不予过问的。 （一）破坏中共洪洞县地下组级 1947年秋，晋南站所属洪洞组组长张酒云向该站报告中共洪洞县地下工作人员段和衡在洪洞城内活动之后，该站按保密局规定秘密单位为避免慕露身份不得亲自逮捕的决定，将此情况转告了当时国民党西安绥署第二处驻临汾谋报组组长王筑黔。王筑黯组当时在洪洞县亦派有谍报参谋张安顺，经过张遒云与张安顺接头并证明所报情况属实后，王筑黔亲自带领该组驻临汾谍报参谋杨秀仁，并向胡宗南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要汽车一辆，由临汾前往洪洞。在胡宗南部第三十旅旅长尹滚洲派兵协助下，将段和衡等四人逮捕，用汽车拉回临汾城内押于鼓楼之下。经过王筑璐、杨秀仁及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参谋处第二科参谋（军统分子）等审讯五六次之后，予以定案：除段和衡外，其余三人取保释放。在审讯过程中，曾用两根竹笔杆，夹住被审人的中指．并备有竹签准备钉指甲心。还有皮鞭、麻绳等刑具。当我看到段和衡由鼓楼内拉出上汽车时，腿上带有20 斤重的足镣，因受刑过重已寸步难行。 王筑黔将审讯结果电报国民党西安绥署海二处后，该处决定押送西安，继续审讯。乃由王筑黔亲自坐上飞机将段和衡押往西安。以后王筑黯返回临汾后，我间对段和衡怎样处理？王筑黔说：“那还不是枪毙了。“ （二）情报受奖 晋南站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晋南、晋东南地区解放军各项军事情报，以及中共党和各级政府的政策、法令、经济等情报，其中又以军事情报为主。对于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及第八纵队司令员陈赓、吕梁军区周士第司令员等所属部队的编制、人员武器、驻地以及调动补充各项情报，经常在侦察之中。其中较重要的是1948年3月间该站所属之洪洞组侦察到太岳军区各首长在浮山县开军事会议，准备进攻临汾。这项情报由晋南站电报保密局，保密局又报告国民党国防部。事后临汾战役发生，证明属实。保密局奖给该组奖金法币10万元。此项情报来源是洪洞组组员利用私人关系所获得的。 （三）互相交换情报 按保密局规定，秘密单位是不能与公开单位发生横的关系的，但在公秘双方负责人的相识接触中，就互相探询所得有关解放区的情报。其中晋南站与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驻临汾谍报组组长王筑邓、太原绥靖公署第二处驻临汾谍报组组长李可祯，由于平时互相了解各自身份．于是就规定每周互相交换情报一次。站长王明江与太原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吴毅安也相识，玉应昊的要求，也就不断把晋南站所得到的解放军军事情报电告吴毅安，吴则转报了阎锡山。这样就起了公开与秘密配合的效果，共同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 另外，该站还派其书记李泉，出席临汾“党政军团（三青团）会（阎锡山同志会）特联会报”、一方面供给亥站所得情报，另方面又听取了其他单位所得情报，这也是配合反共的又一种活动方式。 《 四）掩护方式 为了怕暴露秘密和特务身份，特务是千方百计的隐藏他们的本来面目示加使用的秘密电码，除由保密局编印专用本外，每半年即更换一次，规定译电时把收电和发电人的姓名不许列在电报首尾，而要夹在龟文中间、双方还都使用化名，似免被时方收折后译出，泄露机密。 洪洞组电台报务员李若旺是个天主教徒，他就利用教会关系在洪洞县天主教办的小学校充当教员来掩护其身份。 该站副站长贾秀升要派长治组组员李士英由临汾到长治给其家中送信，并把他的儿子贾彪引出来，就利用私刻的太岳军区政治部的图记开上路条。顺便李士英还搜集到长治县属南北石槽村、关村，城内工厂的设备情报。 洪洞组组员杨尔清、张吉庆等人一面利用他们是天主教徒的关系，另一面又偷刻洪洞县属某村的长戳图记开路条，不时出入洪洞县解放区内。搜集太岳区新华日报和其他刊物等情报。 大宁组是利用国民党大宁县党部工作人员身份活动，站部要派人到胡宗南部队控制区活动，则开胡宗南部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的路条等都是要以不同身份出现而进行活动。 （五）派遗内线 1948年元月由晋南站副站长贾秀升介绍其同学雷振声与王明江认识见面后，雷振声即提出他计划让他的弟弟雷长有到晋南站长治组当通讯员，然后派雷长有到太岳军区司令部以探亲为名，搜集解放区的各项情报。王明江认为是个很好的办法，遂报保密局核准。2月间即派雷长有由临汾去太岳军区中心地点阳城。雷走以后，因3月上旬临汾城即被围攻，不久临汾东关解放，雷无法再回临汾，遂转到介休与该站副站长贾秀升取得联系（贾从南京出席纪念军统局成立‘’四一”大会后，回到介休），将听得情报由贾直接电报保密局。其中主要内容，据贾秀升电告王明江：太岳军区王司令员已由阳城出发到曲沃县，准备进攻临汾，时间约两个月。保密局得到贾秀升报告后，直接电示贾秀升，一面对雷长有搜得倩报予以表扬外，一面又令雷长有马上出发再去阳城县继续侦察。故4月下旬雷长有就又从介休县出发了。以后情况怎样，因王明江于5 月价日临汾解放时被捕不得而知。 该站长治组派遣通讯员李士义化装小商小贩，由临汾去高平县时担上棉花、粗布，由高平县返临汾时带上麻纸等物，用伪造的解放区路证，进行搜集解放区情报，也来回活动过两三次。 洪洞组的秦子英则利用私人关系，除搜集解放区情报之外，还能将太岳区新华日报不断送交站部看完之后，又原封交还解放区洪桐县某人。原因是这个人怕机关追查报纸不在，自己要负责，就与秦子英订下看完后归还的协议。每月报费由晋南站支付。 （六）其他悄况 当冯玉祥将军由美国动身要返回祖国时，保密局即电令晋南站说：“冯玉祥这次回国是要到解放区的，希将冯的以后行动随时电告。” 当胡宗南部侵占延安后，保密局对毛泽东究竟在什么地方始终没有弄清楚，曾电令晋南站立即查明电报。在指示电文中曾说：“据报毛泽东已逃到晋西北地区，共匪中共高级人员也已渡过黄河向东逃窜，希将毛泽东的确实下落查明，火速电报”等语。当时晋南站对毛泽东的确实地点无法查明。但对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高级干部和家属儿童等由晋西通过同蒲路向东移动的情报，则根据该姑驻介休县之长治组的情报予以答复了。不过当时并没提出刘少奇的姓名，只说明确实有一千多人通过同蒲路的情况而已。一直到以后毛泽东转移到石家庄附近．蒋介石还是没有找到毛泽东的确实住地（临汾解放前还令查过）。 蒋介石为了了解解放军的战术，曾由保密局电令晋南站想尽一切办法，搜集刘伯承将军所著（合同战术》 一书。经该站通知各组不惜用多少钱来收买这本书后，始终也没买到。 利用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临汾地区向解放区发“救济物资”的机会，国民党临汾县党部有人参加的条件，也间接搜集浮山县、安泽县的情报。又利用该站直属通讯员张联奎是沁源人，他的老乡逃亡地主逃到临汾时，搜集沁源县境内情报，利用太岳区新华日报上登载的党校或其他学校招生广告等资料去判断学校地址、人数、班次等。( 1964年10月） 西南公路局警卫稽查组 潘澄清 军统特务组织所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在贵州比较重要的单位，计有贵州省情报处（该处由原贵州省视察室和贵州省保安司令部训练科两个公开特务机关合并改组而成；1949年又改称贵阳市稽查处）、贵阳市警察局、西南公路局警卫稽查组等。我于l944年一1946年上半年在公路局警卫稽查组这个公开特务机关担任过上尉稽查员，实际做督导股股员的内勤工作。兹将有关西南公路局警卫稽查组的情况，写出见闻如后： 一、警卫稽查组的沿革 该组在1943年前原称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西南检察分处，1944一1945年上半年间改称为全国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以下简称统检处）派驻西南公路局警卫稽查组，1945年下半年一1946年上半年又改称为交通巡察处（以下简称交巡处〕派驻西南公路局警卫稽查组。抗日战争胜利后，据说因为该处在各地作恶太多，外受社会舆论的正义谴责，内受国民党系狗咬狗的攻击，于是被迫撤销了交巡处．该组并随着西南公路局缩编为第十运输处而改称为第十运输处警务科，直至l949年贵州解放时止。但无论如何改组易名，都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服务的公开性质的特务机关。 该组受双重领导，即在人事组织上为运输统制局或统检处和交巡处所掌管和决定，在业务和经费上为西南公路局指挥和发给；而在军统特务组织关系方面，除了该组的本身是军统所控制的运输统制局或统检处和交巡处一脉之下的公开特务机关，一切特务活动随时通向局、处负责外。该组还是军统贵州站”公组”之一，在特务业务上，兼受贵州站直接指挥，有向该站供给有关贵州地方性质的情报和协助完成特务工作的责任。因此，与其说它是受双重领导，不如说是受三重领导，既是公开反动机关，又是军统特务单位。 【作者曾任军统局西南公路局警卫稽查组上尉稽查员、军统局贵州站编审。】 二、主要业务及人事组织概况 西南公路局辖管筑渝、筑柳、筑湘三段公路全线，该组就在这个辖线内执行其公开与秘密的双重业务活动。在公开业务上，主要是控制公路，保证运输安全，押运军公物资，执行交通章则，强制商车接受路局管理和调配等等；在特务活动上，搜集各类情报，执行特务机关（如贵州站、交巡处等）所交查交办事项。由于它所负的业务范围很广，既有公开，又有秘密，因此在人事组织上也颇为庞大，按该组在1944一1946年初期间，除由交巡处直接配属有一个交警大队不计外，全组共有职员七八十人，其中大部分系军统特务基干，部分系运用分子，而以督察室为核心。少将组长颜齐，上校副组长张汉三（改第十运输处警务科后张当科长），下设两课一室，室设主任，课设课长，课室之下各辖两股，第一课有文书、事务两股，掌管印鉴、文书、经费和杂务等项；第二课有司法、押运两股，“依法“判处一切所谓违章违法案件，派遣人员押运路局交运的各类物资。督察室，上校督察主任刘秋影，另有中、少校督察和中、少校稽查各五人，上、中、少尉稽查员十余人，分为外勤与内勤两部分，内勤有督导、借查两股，以中校督察员陈江萍为督导股长，潘瞪清、贾培枯为股员，负责对该室人员的考勤和工作派遣调配，在沿线各重要车站分别派驻督察稽查人员，并视需要临时派出视察车到沿线视寮交通运输情况．以及承办一部分所谓违章违法案件，作出初步处理意见等等。又以中校糟查员鲁方正（后由吴明文接充）为稽查股长，负责策划搜集情报和编审倩报，或报交巡处，或送贵州站，以及调查处理路局文办的各项案件，如查到有所谓逃避军公运愉不听调配者、有所谓盗买盗卖军公物资者、有所谓违犯交通规章私搭“黄鱼”（指搭客）或私带货物者，都由该股拟具初步意见，再移交二课援”法”裁判，重则呈报“役收充公”，拘禁人员，轻则吊销驾驶执照，非法解雇工人，或科以罚金，受害者不少。 三、罪恶活动 该组特务既仗公开机关的反动招牌，又恃特务的秘密身份，横行霸道，作恶多端，危害爱国人士，鱼肉无辜商民，兹仅就亲为与所知，举例说明如后： （一）配合贵州站危害革命人士吴峰。1946年夏，军统贵州站长刘秋形（原系该组督察室主任）接到贵阳邮电检查所密报，以泪深浙江大学留守人员吴峰，有“重大共产党员嫌疑，，他将于日内复员经筑（贵阳）返浙等悄报之后，即派我（我当时由替卫稽查组已调贵州站当编审）策动该组派出任楷人员，命令三桥检查所设法侦查截捕，该组先后派出了督稽人员何尧鑫、丁宝良、包业宏等执行，结果将吴峰逮捕送到贵州省政府视察室刑讯迫供，最后报经贵州保安司令杨森批准，将昊峰惨杀于贵阳马家坡。（二）鱼肉商民，贪赃枉法。举凡敲诈勒索之举，无人不干，外勤得外勤干，内勤得内勤干，或内外勤联合来干。在使用手段上，亦极尽卑那恶毒之能事，例如当稽查员黎均棠将商．人刘九、季鸿军等合资购买美军卡车一辆的情况报告到督导股后，我即签拟将车扣办，当经组长颜齐批核如拟。在我承办本案中，采用了极端卑鄙的手段，初时在办文中加重语气，务以一棍打死将车役收充公而后快，随后又施展两面手法，虚与商人周旋，伪称愿意帮助尽力挽救，设法免受没收，为商人写呈文，实则为自己向商人勒索开辟道路，过了些时日，便向刘、李二商共勒索了法币八万元，最后该车仍被判处没收充公，弄到商家车财两空，无辜蒙受双重损失。另外，还借办案机会先后向车主关延芳，邓飞雄等诈索了法币共十四万元，其中有四万元分赃给司法股长王海，这是我亲手干过的罪恶行为。至于其他督稽人员，利用所谓查案与执行业务之便，直接欺压、勒索商民之事更多，如刘智明、丁宝良、杨志庆、包业宏等不过是中、少校级而已，若仅靠正薪收入，难养五六口人之家，可是这些特务们，手中都有金条、现洋，吃好穿好，刘智明还养上了洋狗，买进了洋房，这种豪华生活，完全是建筑在商民的痛苦身上的，他们四人，有“四大金刚”之称，包业宏曾这样狠毒地说过：‘车商老板是在我们的刺刀上过生活的，要他怎样就得怎样。”除一般性的勒索受贿之外，根据当时特务们相互传告，他们四人，常以“请客”为名，诈财勒索，往往约集一些车商到家吃饭，强要商人参加赌局，不仅大肆抽头，更恶毒的是施展其赌骗伎俩“抬轿”（他们四人平时会一套赌编伎俩），硬把商人财富抢夺到手，不达目的，不许商人离开赌场，比之愉打赢要的横蛮手段尤有过之，商人明知骗局，亦不敢拒，否则以后在运输业务上会被故意加罪，吃更大的亏，只得送点“赌礼”，博取特务们的欢心。这是特务们敲诈勒索别开生面的恶毒手段。 保密局在贵州的特务机关 潘澄清 保密局设在贵川的特务机关，类型繁多，名目不一，有的是保密局运用的，有的是保密局直属的。其运用机关计有贵州缉私处、贵州电监科、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贵阳三桥及图云关两个检查所、特检处责州邮电检查所、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派驻西南公路局警卫稽查组（后改称交通巡察处派驻第十运输处警务科）贵阳市警察局、贵州公路局视察室、贵州督保处、贵阳市政府社会科（即市政小组）、贵州省保安司令部训练科及贵州省政府视察室。l947年起该科并人视察室，旋又以该室为基础扩大为贵州省情报处，此外尚有不少保密局特务骨干，当上了贵州省的行政官吏，例如陈世贡历充贵州铜仁专员公署专员，邓匡元、金剑英等先后担任过息烽、泥潭等县县长，邓忠溥、王文威、李志山、李焕然、陈慕刚等分别曾充当过安顺、镇远、息烽、威宁、江口等县的警察局长。这些保密局特务所掌管的行政单位当然也就变成了保密局的运用机关。属于保密局直属机关，则有息烽特别训练班、息烽底寨无线电总台、息烽阳朗坝监狱、息烽潮水技击训练班（专门训练特务行动技术仅有三四十人）、息烽快活林及贵阳械弹仓库、息烽玄天洞及开阳两个特务队（专为监禁杨虎城、张学良将军而设）、责阳侦防组（仅成立两三个月撤销）、贵阳办事处、贵州站及配属该站的无线电支台等等。（这仅是就我所知可能还不止这些），为数之多，骇人听闻，充分反映了国民党统治贵州时期，完全成为特务的世界。 【作者当时任保密局贵州站少校副站长。】 上述的特务机关中，具体任务各有不同，但反共反人民的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贵州站（包括配属的无线电支台）是保密局设在贵州的特务核心组织，是汇集贵州地区各类情报的总枢纽。它在贵州各重要地区如毕节、遵义、铜仁（1947年后撤销）、镇远、独山、兴仁（后改设在兴义）、贵阳等处都设有秘密组，1947年下半年起又在贵阳市成立了工学运组．组设正副组长及通讯员、运用通讯员或试用通讯员，分布于组辖各县市，搜集当地情报。又对各组所辖管不到而又认为重要地区则由站长设直属通讯员，组成一个核心特务通讯网。并为急要情报传递迅速和秘密起见，站设无线电支台，组设分台，并在1946年6月以前，站部还设有特务队，作为担任警卫和行动之用。同时在以“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当时站长身兼数职，即兼贵州省保安司令部训练科长又兼贵州省政府视察室主任，特别是“科站合并办公”时期，站便成了既是保密局的核心组织，又是地方军政当局的特务单位，科室之中除设大批内勤人员外（当时科设科长、督察科员、办事员等二十余人，室设主任、秘书及三个课》，并以科的名义签请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加委，派出联络参谋常驻各专员公署；以室的名义签请贵州省政府加委派出视察员或调查员常驻各县，从事特务活动。此外还有贵阳市警察局、贵州公路局视察室，西南公路局警卫稽查组〔后改为警务科）贵阳市政小组（即贵阳市政府社会科）、贵阳邮电检查所等单位都列为贵州站“公组”。站有指挥运用各该单位之权，各该单位有的站供给情报和协助达成特务业务上所需要的责任。这时一切有关贵州省的情报，都以站长所兼的公职名义呈报贵州省主席杨森核办。自1946年秋后，根据保密局所谓“以秘密对付秘密”（即认为共产党采取地下活动，应以地下活动达到发现共产党）的指示，转人了秘密活动，于是实行了科站分开办公，并为了统一训练科和视察室的领导，旋又将科并人视察室，总称为贵州省政府视察室。至1947年夏又以该室作为基本班底，大肆扩充人事组织，成立贵州省情报处，这时在主要职权和人事上都有所变动。为了达到’‘绝对守秘”的要求，起用了尚未抛头露面的特务，即所谓中层干部担任贵州秘密站的领导工作，以钱荞林、潘澄清分任正副站长，并规定不得兼任任何公职或参加公开活动。为了加强运用机构的领导，又以老牌特务周养浩、陈星初分任贵州情报处正副处长，自此以后贵州站所搜集到有关贵州省内的情报，不像以前那样利用站长所兼的公职身份呈向贵州省军政当局签报。一律在报保密局的同时公送该处处理。这就不仅同样收到效果，而且该处更可以直接使用它的职权，立即进行迫害革命人士。例如1947年秋贵州站〕学运组长刘若愚查报“以贵阳中华北路帅某（名字已忘）家中购藏大批军用物资，有不轨企图”等情密报到站之后，该站一面转报保密局，一面分报贵州情报处，该处便立即派出武装特务并叫站派出原报人刘若愚到现场协同围搜。结果查获七九步枪约八十支及其他军用物品。因帅某不在家，便滥捕其家属男女数人，扣押审讯。由于周养浩依仗了毛人凤和杨森的“器重”，在他登台之后，便以领导贵州军统有关单位自居，专权邀功，目空一切，对以钱界林为首的贵州站更看不上眼。自l 947年下半年以后，经常由周养浩召开军统在贵阳市各单位负责人到该处作工作汇报，对贵州站所供给的情报，又从不将处理情形复站，在这种情况下，处站主管之间，便产生了一定的矛盾，钱界林曾对我说过：“周养浩武断专权，不把站放在眼内”,并因为急于向局“报功”，屡推该处将帅某私藏军火一案的处理情况见复而该处不予理睬时，曾向保密局一度“告状”，在这时以后，当该处召开工作汇报时钱亦避不到会，而派我常常代表参加，以示不满。但批蟀撼大树的结果，周养浩反于1946年3月兼任了贵州站站长，钱被降为副站长，这就无形中变成了公开领导秘密的局面。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特务与军政当局是如何结连在一起的。它在同一的反动目标下，联合起来疯狂镇压革命、屠杀人民，只要发觉爱国志士和善良人民有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不顺眼的，便加以有“奸伪可疑”或系“奸伪分子”的帽子，予以迫害。例如1946年五六月，贵州站长刘秋影接到贵阳邮电检查所密报抄附有泪潭浙江大学留守人员吴峰写给其浙江母校同事的信件，其中内容大致是说“将于日内乘复员校车返浙，将来可以共同加强斗争”。而特工们便认为“斗争，，二字是共产党专用语词，吴蜂有重大共产党嫌疑。刘秋影便立即策动军统在贵阳的公秘机构，务必逮捕杀害革命人士吴峰。刘即决定：以控制公路交通的特务机构如西南公路局警卫稽查组及三桥检查所为负责截铺单位，三桥所担任侦查，警稽组担任绑架，当三桥所查车人员发现浙扛大学校车经过，应立即通知警稽组所派来人员上前绑架。其绑架方法以伪称贵阳方面有吴峰友人要找吴峰商谈要事为借口（用意是掩饰旁人耳目），连推带拉地硬将他（指吴峰）弄下车后，即解送视察室讯办。其事实经过大致这样的：第一天刘秋影派我到警卫稽查组（我初由警稽组调站当站员）。特务每日前往三桥轮值守捕，并照刘的决定传达该组照办，这时警稽组派出何尧鑫（何是稽查员平日与我私交很好，均是刘的得意学生）去三桥守捕，我当时认为如果破获共产党案件，乃是个人一大成绩，何也希望我同往三桥谋划一切，于是我和何尧鑫一同到了三桥，并将刘秋影的意图告诉了三桥检查所，我和何守候了一天没有结果，以后就由警稽组派人守捕了。过了几天，何尧鑫来站向刘秋影报告“多日派人守候仍无结果”，刘为了节省时间和人力并收实效起见，乃叫我和何尧鑫到贵阳电报局打长途电话给媚潭县长金剑英〔原系贵州站上校副站长）要他确查浙江大学校车启程来筑时间立即电复。我和何立即前往打通了电话，转达了刘的意图，约一周间，何尧鑫告知已由该组警察包业宏、丁宝良等将吴峰扣解贵州省政府视察室，这时我高兴地说：“那好咯！没有给他漏掉。”为时不久，刘秋影调何尧鑫到视察室当科员，并由何承审案件及编审情报工作。在这以后何尧盆曾先后两次和我说过有关吴烈士惨案的事，第一次是说：‘吴峰已承认是共产党了，他起初不肯承认，随后经过用刑，拿针刺他的指头，他痛得难受才承认的。”我听后，问何：“他再没有供认别的事吗？"何答：“役有！经过再三逼供他始终不说了，或者胡说一通，经查过又不是事实．所以主任（指刘秋影）已写好案稿交保安司令部司法科办了。”第二次（约在1947年夏）何又对我说：“昨天晚上保安司令部已将吴峰捆绑并以棉花闭其口用车解往马家坡杀掉了（马家坡在贵阳大西门外），因顾虑晚间用枪杀有声音不好，所以是先挖好了坑，要他跪在坑口，便用刺刀刺杀的，连刺带推人坑后填埋。在执行时尚有冯刚等都一起杀掉了。”冯刚乃是贵阳总工会书记．在1946年秋冬之间，与贵阳民众教育馆某进步职员同时被贵州省保安司令部逮捕的，这两位革命者生前痛恨旧社会、谴责杨森横征暴效、劳民伤财、骄奢淫逸，例如谴责他不作有利国计民生的事，而为了祷足其妾氏打球兴趣，利用体育收入，中饱私燕，而大肆兴建体育场所，又以奴隶方式征工修路等。特务认为冯刚等“不满现实，攻击当局施政．言论偏激．有奸伪嫌疑’。当时贵州站不断得到贵阳组长汪汉的情报，这时我已当上站书记．曾不下十次编核过这种情报，一面转报保密局，一面以刘秋影兼训练科长的名义签报杨森核办。就在贵州站这样积极策动之下．冯刚等惨遭杀害。 开封六二大逮捕事件 刘茂欣赵象彬 一、“党团政治退出学校”的真相 1947年2月左右，保密局河南省政府调查室（以下简称“省调室”）和河南省党政军特种联席汇报秘书处（以下简称“省联秘处”)，先后接到南京国防部保密局和国民党中央特种汇报处的密令和指示，要各地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学生运动的继续发生，“查明为首者，严惩毋怠”。中统河南省调查统计室（以下简称“中统省调室”)也同时接到了中统局关于“对共产党人员，执行密裁”的命令。接着，省联秘处根据上述指示，召集开封党团军政替特各机关负责人开会作出决定：各单位立即采取各种手段，派人深人学校，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侦察活动，搜集情报和黑名单，随时具报。约3月初，南京保密局第二处（侦防行动策反处）少将副处长黄逸公到徐州、开封、郑州、新乡等地视察工作，进一步加强镇压学生运动的侦防布置，指示保密局开封站（以下简称“开封站”）站长王善庆，立即成立一个“开封工学运组”，派杨震中担任组长；指示省统室主任刘暨和副主任刘茂欣尽量运用各种公开名义，广泛开展河南大学的学运侦防活动，并给予开封站工学运组各种掩护的方便。事后，刘茂欣问刘暨：“去年党团政治退出学校，今年公开活动，是否会引起学生的反对？”刘暨说：“毛人凤曾亲自对此作过指示：去年提党团政治退出学校．不是叫我们真正退出来，而是更要我们从各方面加强对学校的布置，而且今年和去年闹和谈时的情况不同了，更不怕他们反对。我们的秘密侦察，需要公开名义掩护，这是为了不让共产党发现我们，等他们抛头露面，我们抓住了证据，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因为刘茂欣在南京参加过“中国知行学社”．此后军统便在开封筹组分社，并利用这个名义开始了活动。经过河南大学外文系女生陈国珍的中间活动，刘茂欣直接间接地先后与河大学生五十人左右见了面，有儿个人还在刘的主持下宜过誓，填过表，给过津贴，布置了侦查任务，并且让李立特、薛厚煦两个人当了“河大通讯小组”的负责人。该小组的任务是：联络同学，搜集情报和黑名单；运用校本部传达室一个人，监视“书信栏”，注意收取进步书报和可疑信件的同学．注惫在墙报“民主栏”张贴文章的内容及作者姓名；竟选河大学生自治会主席；间接掌握“河大青年通讯小组”和“青年联谊会”。其他学校的活动，另有他人负责。 【刘茂欣当时任保密局河南省政府调查室副主任；赵象彬当时任中统开封市区主任。】 中统河南省调室，则指派中统特务张超然、张治堂混人河大；王文化、田本发等混人开封师范：王正谦、王正显等混人开高· 一伪装念书，实则发展特务，搜集情报和黑名单。 南京国防部预干局则直接派了几十名青年军学生，在开封师范组织秘密的“青年通讯小组”和公开的“青年联谊会”。 国民党宣布的所谓“党团政治退出学校，特务退出学校”，就是这样一幕骗剧。 二、对五四游行活动的侦察 1947年5月4日左右．开封各校学生联合举行纪念五四的游行示威。游行示威之前，省联秘处发出紧急通知，要开封各党团军政警特机关加紧布置，严密监视，避免正面冲突，防止学生发生暴动，防止罢工罢市；派人化装“群众”，混人游行队伍中，进行侦查，对带头喊口号贴标语，聚众讲演，和领队游行的学生，予以特别监视，查明姓名学校，以备进一步侦查；在重要街头，配备人员起码控制一部电话，负责联络；对传单标语、相机予以撕毁。 保密局省调室主任兼稽查处长刘暨，于当日清晨，坐镇东华门7号调查室，让刘茂欣掌握室内电话，负责各方联络传达命令。这天，化装学生的刑警队便衣人员，被学生发觉了，有的叫喊：“注意奸细破坏游行！”有的则喊“打...。因为有刑警队的联络哨掩护这些便衣人员，他们才骑车绕道逃走，避免了一场冲突。此外，有的特务汇报：“中国时报社里的人和游行的人互相呼应口号，鼓掌迎送”；有的汇报：“游行队伍行至南关邮政局门前，邮政局里面跑出不少人，为游行队伍鼓掌叫好”……都编人了情报汇编。 中统省调室派开封市区主任赵象彬，领导市区专任特务张超然、郭朝东等随游行队伍，暗中进行监视．侦查游行示威学生领导人的性名。同时，赵象彬还亲自指示、安排各校的中统特务学生、特约通讯员和外围党网刺探内部情况，搜集黑名单。当时中统省调室内外勤人员，除少数留室办公外，几乎全部派了出去。 事后，省联秘处召开了一次检查会议。刘暨会后传达说：“会议认为，活动符合布置要求，没有出乱子，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警务处立即交给在校的内线，了解了其姓名。会议传达了中央特种汇报处下发的一份指示，叫进一步侦查，扩大可疑线索，用各种方法劝勉学生安心求学，勿听共产党的欺骗。” 为时不久，各单位特务都送来一份黑名单，除名字重复者外，共约三十人左右，每个名字下面都注有可疑情况。由业务科编审分报了保密局和省联秘处。与我们进行这些特务活动的同时，各学校的广大同学，展开了反破坏学潮的正义斗争。河大校本部和农学院于5月28日举行了反破坏分子的斗争会，愤怒地斗争审判了破坏学潮的坏分子和殴打行凶的特务学生。有的特务学生躲藏到国民党省党部里面，被同学们抓回去进行了斗争。中统特务学生张超然等，当时吓得不敢回学校了。一些经常奔走官府衙门的特务学生，一时间也有些敛迹。 三、“六二”大逮捕前的密谋 五四游行之后，反动当局即积极地准备进行大逮捕。当时为这件事，曾连续开会密谋，策划布置。首先是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召集在开封的各党团军政警特务机关负责人开会，会上宣布：“对共产党在开封的活动，要作一次普遍的侦查，准备在不长的时间内，进行一次大逮捕，这是中央的指示，大家要讨论一下逮捕前的各种准备工作。首先要抓紧搜集在开封各方面活动的共产党人的名单，特别是主使闹学潮的领导人，赶快报到联秘处来，以便统筹规划进行审查。”接下去他让省府秘书长马凌甫代表他继续主持会议。当时特务秘书何兆琦汇报搜集黑名单的情况说：“两个调统室、警务处和三青团等单位报来的名单，还不到一百人，除去重复的顶多五六十人。”当时有人问：“有的只是怀疑而无证据，是否也要报来？”马凌甫望望警务处长杨蔚，杨蔚说：“只要有一点嫌疑，就可以报来，不一定要证据。”随后讨论到河南大学和开封新闻界方面的知名人士，如河大教授王毅斋、裕文甫，《中国时报》社社长郭海长等人的情况。刘茂欣说：“郭海长的父亲郭仲院是这里的监察使，如无证据就将郭海长列人逮捕名单，是否合适？”杨蔚说：“郭海长是共产党人，《中国时报》是他们的机关报，这种可能性很大，有必要逮捕他，并检查他的报馆。”接下去马凌甫宣布：“主席已经指定警务处处长杨蔚负责策划指挥。因此，以后的事情就由杨蔚主持了。”杨蔚先是限定5月底以前一律报齐黑名单；其次是确定关押审讯被捕人的地点；接下去是说服各单位互相合作，不要闹隔阂，不要自相攻许．抵消力量；并告诉大家最近中央还有专人李x农来省，足见中央非常重视这次所采取的措施。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学潮的真正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准。约在5月27日至28日，杨蔚又召集一次会，指示大家：“为了配合逮捕，必须事先布置好内线，严密监视，防止脱逃，准备逮捕时有人指引。“ 5月29日至6月1日，又先后举行过三次落实具体行动的会议，决定各党团军政替特机关，各派骨干三至五人，刑警队全体出动，警务处内外勤主要负责人，如李芳春、于华亭等，都参加领导，开封省会替察局及开封市几个分局参加警戒十行动卡车由省府和保安部拨派．武装士兵由城防部队和省保部拨派，按照行动地区和学校，分编若干行动小组，行动组长、副组长和组员人选由警务处计划分配，关押地点为省训团，由警务处派刑替队和警察局特务看管，并负责组织有关各单位参加审讯。 四、逮捕审讯及处理经过 关于6月2日大逮浦（即“六二事件”》及逮捕后的审讯，中统省调室开封市区主任赵象彬是亲自参加的。那天7时左右，国民党士兵、警察、宪兵和便衣特务共约百余人，汽车十多辆，一齐集合到开封行宫角警务处的院内。于华亭宣布了各地各区各学校的临时行动工作小组编组名单。每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二至三人，组员若干人，率武装士兵一班（河大校本部及农学院为一排），其他便衣警察特务各四五人。每组各派卡车一辆或二辆，介绍函一件，逮捕黑名单一份。共分东西南北关五个重点区，每区派一个行动小组，另外河南大学狡本部、南关农学院、北仓女中及各中学、新闻报界各设一个小组。逮捕时先包围学校，禁止通行，将全校师生围困在教室或宿舍内，点名逮捕。在河大共逮捕了学生张四德，朱伯福、郭福清、黄德文等五十余人，南关邮政局逮捕了职员詹润声等四玉人，新闻界逮捕了中国时报社长郭海长．编辑赵慧深，力行日报总编辑王曼洛，工商日报记者李军泅，新闻杂志社记者李赛夫等多人，合计共逮捕了约百余人。关押的地方拥挤不堪，地下潮湿，空气污浊。新闻界被捕的进步人士郭海长、王曼洛等数人，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久即行释放。对其余人员，关押十天左右，就开始非法审讯。由于杜会舆论指责的压力很大，接着又被迫释放了毫无证据的学生五十人左右。但是，释放时胁迫他们找保具结，并填写申请书、悔过书等手续。在进行上述活动的同时，杨蔚曾召集各审讯小组全体人员再次指示说：“必须注意侦讯学校共产党策动学潮的负责人，要找出线索，扩大逮捕。”经过三天审讯后，没有任何参加共产党的证据和口供的，陆续分批交保释放。这时只剩下河大进步学生张四德等十余人。又经于华亭、赵象彬等人，多次采用威胁、利诱、拷打、逼供和昼夜不停的疲劳审讯，认为张四德等是学潮带头人，王某某等承认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以后在学校与党没有了联系，遂由替务处转解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监狱关押，由保安司令部与联秘处、警务处进行复审，终因共产党活动的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六二事件”至此结束，但是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及爱国进步学生的阴谋迫害并没有停止。紧接着省联秘处开会．认为“六二事件”中搜集的名单不但数量不够，而且面也不广，材料也不充分，所以没有发现共产党组织和学潮的真正幕后策动者。今后还需要继续加强“保密防谍”工作。接着在开封各机关、团体、学校、新闻界、工商界、文艺界以及各种社会群众组织中，普遍设立了‘保防小组”。对已经发现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进行监视。同时进行全面侦查，审查所属各单位全体成员的政治面貌、家庭和社会关系等，造具审查名册，签具意见，认为可疑者，一律列人嫌疑名册，以备逮捕之用。当时杨蔚自告奋勇，争着要审查新闻界的名册，他说：“我非要把这里边的共产党负责人找出来不可．”尽管反动派如此疯狂，学生运动却并没有被压制下去。 ( 1962 年9 月27 日） 长春督察处对革命人士的血腥屠杀 关梦龄． 一、督察处与特秘处 （一）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 督察处是保密局设在长春的一个公开机关，利用长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进行活动，名义上属于普备司令部，但该处的人事、业务与经费等都由保密局直接指挥处理。 督察处在长春嚣张跋息，一切特殊。有人说：“督察处是小警备司令部”。该处与警备司令部分驻两处，各自为政。一切民刑案件均能受理，所谓“凡事皆管，违法全查。”督察处的官兵有的穿军服，有的穿便衣，有的化装长春大学的学生，有的赶马车，蹬三轮，也有的做买卖，既有商人，又有军官。长春的老百姓说：“督察处的人都是军不军、民不民”．一点也不过分。在组织上处内有督察、秘书、侦审三室，情报、总务及电务三科；在外面设有七个检查哨，四个巡查队，车站检查所，邮检组，航检组，电报检查以及电话监听等，除了受理一般案件外，主要是侦捕政治案件、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及迫害进步人士等。 我是军统局（保密局前身）的基干分子，曾受过两次训练的职业特务，长期以来，从事特务活动。1948年2月，我被调到该处任上校督察长。 【作者当时任保密局军事联络组上校组长、长春替备司部怪察处上校奋察长。】 （二）长春特秘处 1948年4月，成立了“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简称特秘处），这是个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联合机关。这个组织由东北“期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负责成立，参加的机关有保密局长春站、长春普备司令部督察处、长春替察、中统局长春区、宪兵第六营、吉林省政府、吉林省国民党部、国防部二厅长春站、第一兵团等。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是“特秘处”的委员，主任委员由郑洞国自兼，处内设主任秘书一人，由吉林省政府参事王中兴兼．他是郑洞国的心腹，是郑洞国的“戴笠’, ，业务由王中兴负实责，下设秘书及助理秘书各一人，秘书由前军统吉林组上校组长李友该充任，助理秘书由吉林省国民觉部派党棍崔席珍充任。下设调查、行动、审讯、管训及总务五个组。调查组组长（即情报组）由中统局长春区总务科长张伯桥兼，行动组组长由督察处中校督察主任陈寿岚兼，审讯组组长由督察处侦审室中校主任陈牧兼，副组长由中统局松北工作队副队长陈一鸣兼，管训组组长由保密局长春站国际组组长崔毓垛兼，总务组组长由国防部二厅长春站上校参谋张鸿业兼，各组的组员都由各组长自己负责选派，数目不定。比如行动组的组员都是督察处外勤督察兼。 特秘处的工作是专门办理政治案件，即是专门捕杀革命人士的特务机构，内中以保密局特务负主要责任，尤其是保密局特务兼任该处的行动与审讯两个组长。该处的一切逮捕审讯以及处死，皆由督察处办，特别在签具处理意见也由督察处执笔，所以督察处控制了特秘处的实权。特秘处与督察处一起办公，特秘处的犯人也押在督察处的看守所。这两个处棍淆不清，因此，在长春的人们只知有督察处，不知有“特秘处”。 1948年4月成立特秘处的时候，保密局特务有长春站站长项酒光，副站长袁士举，督察处处长张国卿，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少将总队长袁晓轩和找在一起研究过对待特秘处的间题，袁士举的意思：“郑洞国成立特秘处．我们派几个不重要的人去应付一下，我们还是搞我们的，少跟他搞。”安震东不同意这个办法，他的意见是我们派一些能干的人参加进去，把特秘处控制住，我们又多一个机构，他这个意见，大家同意。接着项酒光说：“特秘处的工作，我们不能放弃，一定要抓过来，郑桂庭（郑洞国的号）在长春是光杆司令，毫无办法，我们不参加特秘处是国家的损失，我们派几个有办法的同志去兼任工作，有了这个机构，可以直接往南京局本部呈报工作。我们在长春利用郑洞国的名义来办事，处死人的时候叫他批，他不批还不行，向他要经费，要汽油，有了意外是郑洞国批的，由他负责，我们何乐而不为？他要出头千，我们拥护他，至于他派的亲信王中兴，王过去搞过三青团，很容易把他‘俘虏’过来，剩下的其他派系的特务，他们没有武力，逮捕案件不能不靠咱们．张思明从来都是唯我们的马首是瞻，因此，特秘处就是我们的一个运用单位。”商定之后督察处就把特秘处控制过来。特秘处的工作都要由督察处来决定。王中兴天天都得到督察处来找我和张国卿研究案件的进行，一切工作均由督察处出头来干，特秘处与督察处是二合一，是一而二，都是杀人的机关。 二、督察处特务捕人、刑讯手段种种 自从1946年6月25日督察处成立的那天起，我们就把共产党当成势不两立的死敌，对革命事业竭尽破坏之能事。1947年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之后，督察处秉承保密局历次指示，在长春加紧对人民的迫害，因此，仅从1947年到1943年10月长春解放为止，该处就捕获了七八百名“政治犯”。有的解往沈阳及关内各地，长期监禁。有的侥幸被释放，还有一些在长春被杀害。 督察处对这些政治犯的破获，有时利用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反动分子的检举；社会上各种线索，主要是依靠特务搜集的情报。在抓人的时候，有时用公开方式，有时用欺骗的方式，比如1948年3月逮捕长春大学医学院女生张连舜时，特务化装成邮差，看到张连舜在院中洗衣服就喊：“张小姐，信！”张连舜一到门外就被捕了，谁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又如1945年5月在长春捕一个姓赵的政治犯，不能到他家中去抓，也不能到他工作的机关去抓，就派人在马路上对他跟踪，看见他从对面走来。正巧在他对方有一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过来，一不留神，把他碰了，骑车子的人责备他不让路，他说骑车不该撞人，正在指责吵架时，那边来了一个替察．把他们两人都带走，就这样，他被捕了，这就是“肇生事端捕人。” 1948年春节除夕密捕一个女的叫庞静，利用除夕把她及有关人员一齐抓来一个也没有漏掉的。在旧社会过年过节之时，都要回家过团圆年。在这一天，捕人是比较可靠的，我一向主张在节日抓人，至于被捕人的家属如何难过，从不考虑。 还有架人，把要逮捕的人跟踪好，侦察已经成熟，决定逮捕的时候，为了保守秘密，当被捕人从大马路进入小巷的时候，在拐弯的刹那间突然从小胡同出来三个人，把他两支胳臂往后一背，嘴里塞进棉花，用毛巾把眼睛一蒙，架上汽车。汽车在市内转几圈拉到看守所，被捕的人一进屋，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家人也不晓得他到哪去了。1948年4月初，密捕吉林省一个高中学生，就是用这种方法在督察处后胡同捕的：由于距离督察处太近，蒙上眼睛装进汽车在马路上转了半个多钟头才拉到督察处。 捕人的方法多种多样，我指挥捕人时，多数是采取密描，因为公开捕人，不能秘密杀害，问题又多，密捕是特务惯用的手段。 把人捕来之后，就要从被捕人的口中得到预想的口供，以便找到扩大线索。所以，对被描来的人，一般的都是立刻运用各种手段，威胁利诱，套取口供，如果不能供出特务们所预想的东西，接着就要刑讯。比如1948年5月初，有一天捕来一个女的叫于佩芬，据报说她参与了中长路局政治部在长春的地工小组。对她进行审讯，她没有口供．怎样对她诱说，她始终只字不谈，后来给她用电刑，负责审讯她的特务曹树勋对我说：“于佩芬受刑不过，小便失禁，尿都尿到地板上，精神错乱，信口招供，无法继续审讯。”于是只好暂停审讯，改用别种手段。 1948年4月底，由我亲自指挥逮描了一批有政治犯嫌疑的人，内有曹惠群（朝鲜族）及他老婆赵铭志（汉族）等十多人，把他们捕来之后，打算从他们身上得到共产党在长春秘密活动的材料。在多次审讯之后，他们什么也没有供出来。于是先给曹惠群压杠子，叫赵铭志跪砖头，仍没有口供。接着给赵铭志过电，强迫叫曹惠群承认是八路军的地工组长等。曹不承认，就给他用火刑，采用美国特务的办法用洋烛烤脚心，曹惠群痛苦非常，这时赵铭志在旁边看着，心如刀搅，她自己在受刑，又看到自己丈夫也在受邢，就对曹说：“惠群呵，他们叫我们承认什么．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折磨别说他们不能释放我们，就是将来放了，我们也成了残废。”许多残酷的刑法，有的人被折磨得四肢受伤，精神失常，但是对于立场坚定、有骨气的铁汉子，这些刑法也会失去它的作用。1948年6月，督察处逮捕了一个叫关昌信的，他是人民政府的地工人员，被派到长春“吉林师管区”作兵运的，不幸在6月被反动分子检举，由督察处把他抓来，在审讯他的时候，他什么也不承认，我叫侦审室主任陈牧劝他投降，我们保证他的生命安全，还可以给他工作，这个案子由陈牧亲自审讯，对关昌信多次的诱说：“我们这个机关，你是知道的，雁过拔毛，没有侥幸出去的，你的一切活动，我们都了如指掌，你现在的情况是九死一生，非常危险，希望你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你把你这小组的名单供出来，对于你有好处，你的一切我都可以负责。你要识相一些，好汉不吃眼前亏，闹得不好你要立着进来，躺着出去，何去何从，不要自误。” 类似这样的话，反复地劝说，用了许多的诱饵，关昌信都无动于衷，看看无济于事．软的不行，给他来硬的，先给他灌凉水，没有口供，接着打皮鞭子，还是没有口供，压四个人的杠子，用电刑等，刑具都用遍了，关昌信忠贞不屈，什么秘密也不吐露，把陈牧气得直跺脚，暴跳如雷，感到在这样的铁汉子面前束手无策。 最后，关昌信被折磨得周身伤痕，走路都感到艰难，但他在特务面前始终毫无惧色，任凭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收到效果。陈牧外号叫“陈扒皮”，他对审讯是最有办法，无论什么样的案子．别的人审不出来，只要到他手就能讯得水落石出，可是对关昌信这个人，也感到棘手，所以他说：“像关昌信这样的人，我真少见，软不吃，硬不吃，实在没有办法．受毒大深。” 督察处在审讯时用的刑，人们称为“五刑”，即金（过电），木（压杠子），水（灌凉水），火（烧脚心），土（跪砖头）其他如打棍子，上大褂，抽鞭子等很多，对被捕的人所进行的一些侮辱的行为那是数不胜数的，许多担任审讯的特务对“人犯”开口即骂，举手就打的事情，也是家常便饭，为所欲为。 在审讯中完全采用逼供方式，督察处有时在办理一件案子，主观上就认定了一种情况，把人犯捕来之后，按照这种认定去审讯，对方不承认就用刑，强迫被捕的人承认自已所不知道的事情。比如1948 年2月中旬，即旧历除夕，督察处密浦了一个女的叫庞静，原情报说她是哈尔滨解放区派到长春的地工人员，企图在春节前后于长春暴动，因此在除夕将她逮捕，捕来之后，一定迫使她承认是人民政府派来的地工组长，还说她下面有五个组员等等。不按照这样供，就给她用刑。可是她承认之后，又什么都不知道，把她的“组员”都抓来，又对不上号，供词支离，最后无法结案，一点“八路”的事实也没有，只好不了了之，把她释放，这是最侥幸的例子。再如，长春大学学生王恩平等两人被抓来之后，硬说他们是民盟成员，一逼供，一刑讯他们糊里糊涂地承认了，结果被活埋。 许多案件最后结案的方式，十分阴险毒辣。把政治犯捕来之后，先酒供，逼供不能达到目的，接着就用刑，用利也不行，就由特务参照原始情报及套察处长的主观认定，事先作好一个审讯笔录。比如1948年5月，对地工人员邹本祯的审讯就是这样作的。审讯前先拟好笔录，笔录前面照例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和住址等，后边是一问一答的审讯： 问；你是共军城工部派到长春来的吗？ 答：我是城工部派到长春的。 问：你在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 答：我没有参加共产党，我给共产党工作。 问：你到长春给共产党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答：担任搜集长春政经方面的情报。 问：共搜集了多少情报？怎样带走的？ 答：一共搜集了九件情报，有长春市政府的工作情报、长春的根食数目及其他物价等，这些情报都由一个朋友带到九合县车站上一个小铺转的。问：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答；叫于希林。 问：于希林到哪去啦？ 答：他到解放区去啦。 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答：不知道。 问：他在长春住在什么地方？ 答：住在我家。 问：与你同时工作的还有谁？ 答：只我一个人。 笔录作好之后，由司书抄在讯部间笔录纸上，把邹本祯从看守所提来，按照这个笔录一问，前面的姓名、年龄等项那是承认的，到后来就不承认啦，不承认就用刑，乱打一阵，把邹本祯打的不省人事，失去知觉，这时就强拉邹的手往讯局笔录纸上按指纹，按在邹的名字下面，就这样结案。陈牧曾说：“我们这个机关审讯的案子，签出去给郑洞国也好，给卫立煌也好，只准同意，不准不同意。我们是第一个审讯机关，也是最后一个审讯机关。我们既经定了案，难道说还有别的机关能进行复审吗？还能把政治犯往别的机关起解吗？不会的。” 三、经济大药房案件 我在督察处办了不少案件，比如1948年4月办的“经济大药房”案件就是突出的一例。 1948年2月，中统局长春区运用了一个通讯员叫李寿田的，他是长春警察局第二分局的离职人员，因为没有工作就托中统特务张逸民给他介绍参加了中统，成为中统的外围人员。他做通讯员之后，被中统派到解放区（吉林九台等地）去搜集情报。他化装商人往来于长春九台之间，进行特务活动。这样活动了一些时候，在解放区认识了一些革命人士，由于革命人士的启发，他进步了，于是他就参加了人民政府在长春的地工活动。表面上是中统特务，实质是利用中统掩护地工的活动。经过一个多月，他的活动被中统特务发现，认为可疑。从李寿田搜集的情报上，日常行动中，以及社会关系方面都认为他有解放军地下人员嫌疑，特别是他很注意长春的军事布置，他从解放区搞来的情报前后矛盾，从一些可疑的事实中又派人对他深人的侦察，没有几夭就侦察出他有“通敌事实”，因而中统就把他关起来。 李寿田被关押起来之后，中统局长春区区长张思明亲自对李寿田审讯，威胁他如果不把实在情况说出来，就秘密处死。又利诱他说，如果把解放军的地工小组的人员都供出来，这是戴罪图功，可以不受处分，并且还能受到奖励。张思明用了许多手段来对付李寿田，李寿田是新参加特务，又是外围，他哪里知道特务的内幕，在这种情况下，他贪生怕死，出卖了地工组织，供出了一些地工人员的活动秘密，他对张思明说：“长春市黑水路经济大药房是共产党在长春活动的潜伏据点，凡是从解放区到长春的一些地工人员都到经济大药房那里联系，药房经理叫于经五，还有吉林师管区司令部军法主任李 真凡是地工的负责人，李真凡不断从长春给解放区搜集情报。” 张思明就把这些情况送给特秘处，该处主任秘书王中兴星夜报告了郑洞国。郑指示：妥为侦察，一网打尽。王中兴立刻通知张思明把李寿田送到督察处侦审室，也就是送到了特秘处的审讯组。送到督察处后，王中兴把全部案情对张国卿说了一遍，最后说：“李寿田所供的，不会完全，还要对李追讯，扩大线索，以便侦捕。”并说这件案子已呈报郑洞国，郑很重视这个案子，所以要慎重办理，不使一人漏网等等。 接着王中兴、张国卿和我对这个案子进行了研究，王中兴对侦察及逮捕等工作是个外行，所以他主张马上审讯李寿田，从李寿田的嘴里要东西，叫他供出同案的人犯，接着就作逮捕准备。张国卿听了王中兴的这些话，看了看我，我说：“经济大药房既是他们在长春活动的据点，人就不会少，潜伏在长春的人与经济大药房有联系的人一定很多，没有经过详密侦察就抓人，那是打草惊蛇，得不偿失。”张国卿接着说：“这个案子很重要，我们要仔细布置一下，计划好再行动。”“好，咱们好好布置一下，请你们多派一些人参加，请国卿兄决定吧。”我心中好笑，王中兴本来是个光杆秘书．能有什么办法，不过利用督察处才成立特秘处，只是利用我们的人力与物力来办案件，他向郑洞国去请功。他说：“请你们多派一些人参加。”这都是废话，我想了一下接着说：“现在不能对李寿田进行硬性审讯，尤其不能用邢，要优待他，给他一些面子，叫他给想办法，把这个案件当成他自己的事办，那就好了，对他客气一些他就能献策，破获全案。”“对，这个办法很好。”王中兴再三点头。“同时先派人把李真凡跟上，把于经五监视住，别叫他跑掉，从这些人身上再扩大侦察线索，这个案子最少有一二十人可捕。”我这样武断地说。“在侦察时，派一些精干的外勤人员，布置这个工作要细致妥当，想办法，能不能派人打进经济大药房内或师管区里面去？”张国卿这样的询问我。我没有一定的办法，没有答复他。王中兴最后说：“派人出去工作，用钱可以支，车子不够我给派。” 王中兴走了之后，张国卿与我又把陈寿岚也找来。我们三个人又把全案从头到尾又研究了一下，判断李真凡是这个地工小组的负责人，于经五受李真凡的领导，经济大药房是活动的据点。我们侦察的主要对像就是经济大药房。先派四个人把经济大药房经理于经五监视住，凡是与经济大药房和于经五关系较密切的人一律跟上梢。不能跟的先记上，回头另派人。对李真凡的侦察，主要别叫他跑掉，派一个与师管区有关系的督察以私人关系打进师管区去当传令兵，秘密监视李真凡。命令第一科叫报话局监听员对经济大药房及李真凡的电话往意监听。又通知各卡哨哨长注意出卡哨的人，如果侦察人员到卡哨请求协助逮捕时，在卡峭检查时要藉词扣留，这是防备被侦察的对象出卡哨。 第二天侦察开始，先对经济大药房侦察以及对李真凡的跟踪。在当日的跟踪日记上说，从经济大药房的线索，发现有一些可疑的人，也分别加以跟踪。过了两天，又对李寿田进行诱供，他供出几个人的名字，是他的地工伙伴，如刘文成、冷执中等．这些人的名字与跟踪日记上的名字相符，于是加强了对刘文成、冷执中等人的侦察。侦察了几天，担任侦察的特务回来对我说：“刘文成这些人，过去都是干过伪满警察的，他们对跟踪等一些侦察常识都知道，为避免暴露身份，在侦察时采用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办法才好。”我想了一下对他说：“一般人的跟踪都习惯在后面跟，被跟的人一看他身后有尾巴，就知道不妙，企图脱梢，这个工作就不好搞啦。所以发生这些毛病是因为跟踪的人技术不够，不多换衣服，化装不好，不常换班，不能相机应变，才被人发现。如果在大街跟踪不从后面跟，在前面跟，那就好多了，也使人出乎意料，比如被跟的人坐一部三轮车，你也坐一部三轮车，你在前面三轮车上，利用看书的机会，把小镜子拿在手里，往后一照，后面三轮车的行动你就可以知道，如果他在后面拐了弯，你再从后面撵上去，这样，被跟的人注意后面，不注意前面，这个办法，可以采用。跟踪人员的衣服要常换，如果看到几次正脸，就暴露了身份。”他又间我在公共汽车上怎么监视，我说：“在公共汽车上跟踪，对被跟的人进行监视的时候，不要用眼睛老盯着对方，盯的次数一多，四只眼睛碰到一处，对方就会警觉，接着就要脱梢，所以，在公共汽车上的跟梢，可用报纸作掩护，拿一张报纸往脸前一举，报纸中间锥一个小洞，从报纸的小洞监视对方，一般是不会被发觉的。”接着我叫侦察刘文成的特务郭子襄在刘文成的住处附近多准备两辆三轮车，与刘接触的人也要注意，必要时也要跟梢。 在侦察中，对每天的侦察报告及眼踪日记，张国卿与我都详细核阅，予以具体指示。有一夭我看到一个特务化装成三轮车夫，他把三轮车放下，到纸烟摊上买一盒美国纸烟。回处之后，我将他找来予以申斥，三轮车夫吸美国纸烟，不合身份，容易暴露。从李寿田的口供中，知道李真凡不断派人往解放区送情报卜送情报的人叫什么名字李寿田已经供了出来，不过我现在忘记了。这个送情报的人也不断到经济大药房，因此，我们又把这个送情报的人跟上。这个案子虽然已侦察出许多事实，但在李真凡身上还未找到证据。如果把李真凡捕来他一字不谈，既无口供，又无证据，也是不好办，结案困难。因而主要是搜集有力证据．现在既发现了送情报的线索，就要从送情报人的身上打主意。 经过一番布置，4月初旬的一个下午，在长春南大桥卡哨外逮捕了一个人，从这个人身上搜出李真凡给九台县政府李秘书的一个纸条。当时由特务把这个人送到督察处。到督察处后由侦审人员进行审问，对他一吓唬，他就说了实话：“我身上的这个纸条是吉林师管区军法主任李真凡写的，叫我送到解放区九台去。”又问他送了几次，他说共送了三次，有了这个证据，就可以开始逮捕了。 综合本案侦察情况．经济大药房是地工的联络据点，于经五以经理身份掩护地工活动。刘文成、冷执中等是地工小组的成员。另外还有一些关系人仍在继续侦察中。李真凡是地工小组的负责人，直接与九台县政府李秘书联系，不断派人从长春往九台县送情报等，现在侦察工作已告一段落，于是由督察处把这些情况提出来告诉王中兴，他又把保密局长春站站长项酒光、中统局长春区区长张思明都找到督察处和张国卿一块研究了一下逮捕的间题。张国卿认为侦察成熟应立即逮捕，大家都同意，不过要向郑洞国报告一下。在讨论如何逮捕的时候把我也找去，王中兴看了我一下说：“李真凡是现职军法主任，看怎样逮浦合适？”项酒光接着说：“可以通知师管区司令李离春，叫他给送来，不成问题。”（李离春与军统有关系，与项遒光是好朋友。）“先通知叫他把李真凡给送来，跑不掉，我们早就派人把他跟上啦。”我这样说。张国卿也很有把握的说不会有问题。张思明谈了一些逮捕于经五时应注意各节，他说：“我派10个人参加行动，归你们指挥，我们的人对经济大药房的情况比较熟悉一些。” 最后决定第二天早上开始行动，由我负责指挥，名义上是特秘处行动组办，实际是督察处来办。在王中兴、张思明、项遒光都走了之后，我又与张国卿研究了一些如何逮捕的事项，布置了一下。张国卿拿起电话机给吉林师管区李寓春打了一个电话，张国卿在电话中说：“雄飞兄吗？（李寓春的号叫雄飞），你老兄的军法主任李真凡有点嫌疑，需要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有些问题还要对质一下，是你派人给我们送来呢？还是我们派人去，……”李寓春满口答应说：“我派人给你们送去，不用派人来，决无问题厂为了顾全他的面子，并保持机密起见，我们同意叫他给我们送来，我又指示跟踪李真凡的特务贾英明说：“李真凡企图潜逃，要特别注意，有情况随时报告。”在逮捕之前，又叫侦察人员把经济大药房的房址绘了图。前后门，左右邻，地下室，晾台等又侦察了一番。我与陈寿岚又细致的按照这个图把人又重派了一下，前后门怎样把守，屋内进去几个人，对天棚、地板、夹坯墙、双层柜等都要详细搜查，特别注意有无电台。这些工作与中统的人分工合作。在逮捕经济大药房经理于经五时，对刘文成、冷执中等人也同时逮捕，我再三告诉陈寿岚，本案极为重要，不可疏忽。决定明早6时行动，我在处内守电话，现场由陈寿岚负责。 第二天早上，还不到8点钟，我刚进办公室，陈寿岚匆忙进来，告诉我：“于经五逮到了”，又说：”在门外呢，把他带进来，你看看。”他说完这句话．转身出去就把于经五引进来，于经五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长得很魁伟．红脸，穿着一件伪满的绿呢军服，我问了问他姓名、年龄、籍贯等。他说是山东人。我对他说：“你这个事没有什么重要，你是被人利用了。山东人都是慷概义气的人，最容易吃亏。你只要把事实说了出来，一个买卖人，没有关系。我们不会难为你，不要害怕。”我说完了这几句话，陈寿岚派人把他送到看守所押了起来。接着陈寿岚说：“早上6时，我带领九个人与中统局的人一齐到经济大药房去进行逮捕，前后门都由我们的人把守，我带着四个人进屋，先把于经五逮捕，接着开始搜查有字迹的文件等。在我们搜查的时候，中统的人把于经五存的许多贵重药品如盘尼西林、链霉素，沙发、代金等一齐拿走。我一看，他们不是来办案子，是利用机会来发财的。我看他们拿走了不少东西，我也叫咱们的人也拿，拿了几正呢子料，中统的人真扯烂污。” 此外还从经济大药房搜查出鸦片烟120两，还有一些文件账薄及可疑的东西等一并带到督察处作为审讯的参考，最后我问陈寿岚：“逮捕之后，派人在那用坑（即派人在那守捕可疑人）了没有？”他说已经派了两个特工在那蹲坑。 与逮捕经济大药房有关人员的同时，在车站附近把刘文成、冷执中等人也一块逮捕，共抓了七八个人。当天有的人到经济大药房那去认为可疑的，被在礴坑的特务逮捕了五六个，这么一抓就抓了十多个人。下午两点钟，李寓春派他的副官主任何发瑞把李真凡送到督察处，这时本案主要人犯均已逮齐。王中兴、项酒光、张思明等均主张立刻审讯，以便扩大线索继续逮捕。这个意见是一致的，大家又同息对李真凡进行收买利用，先不用刑，认为从李真凡的身上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对我们好处很多。夜间，督察处侦审室全体人员一齐进行审讯，把于经五当作案内的主犯审讯。一开始，没有几句话，就给他用刑。把军用电话机的线头绑在他的手指上，这边一摇电话机手柄，于即周身预抖，面色发白，这就是“过电”。过完电继续审讯，追问案内的同案犯。他供出了一些，但特务们还认为所供的不实在，百般刁难，不肯放松一点。于是，把他放在一个大木板凳上，这个板凳一头高一头低，把他身体仰面放倒在凳子上，头部放在凳子这一头，用绳子把他身子和手都绑在大凳子上．嘴上放一张黄裱纸，用一个铁壶装满水，一滴一滴的往鼻子里倒，水通过黄裱纸进到腔子里，痛苦非常，这就是当时的“灌凉水”。于经五把所认识的人都供了出来。从他的口供及账簿上发现，在宝山商场大楼里有一个青年药房是经济大药房的分号，于是又把青年药房也查封，把可疑的人逮捕。 经过两夭两夜的审讯，案情已经大白，只是李真凡什么也没有供出来，王中兴把这些情况随时都面报给郑洞国。 第三天夜里，侦审室主任陈牧因为昼夜不能休息也病了，由上尉法官刘一之（杀害李兆麟将军的关系人）对李真凡进行审讯。由于不用刑，李真凡不说实话，使刘一之无法审讯，所以，他上楼向我报告：“今晚从八点钟对李真凡进行审讯，处长指示不准用对，我用了许多好话劝他，他消极抵抗，什么也不说，一概不承认，怎么进行请您决定一下。”我想了一会，叫他把李真凡的全卷拿来我看一下，我对刘一之说：“等一会我去审讯他，你先回去仍去对他劝说。” 我把李真凡的全卷打开．从原始情报到侦察报告上写着：“李真凡吉林永吉人，上海暨旦母大学政经系毕业。抗战时期于十二军孙桐查部队政治部充秘书，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东北在吉林铁路局充秘书兼该局农林科科长。在1947年与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相识，因李真凡的同学周雪堂（教育部督导组主任）是李寓春的表兄，由周雪堂的介绍，李真凡到李寓春那儿充中校军法主任，于是李真凡就离开了吉林铁路局。李真凡在抗战时期参加了共产党。八一五胜利后回到东北，又与东北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在长春作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以长春市经济大药房作为掩护据点，曾多次给解放区购运物资并搜集长春的军政情报。1948年3月他借回原籍接家眷为由，从长春到九台去与共产党组织接洽工作。从解放区回到长春时带来一些鸦片烟土，此行往返二十多夭，在长春与李寓春的关系较好，开始他住在李离春的家中…… ” 这些材料本来早就看过，这回又翻了一下，对审讯他也有参考作用。我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我就下楼到地下室（审讯都在地下室）。一进屋．一个穿着黄军服，美式夹克的中年人，佩着中校肩章，黄脸很瘦，态度很沉稳的坐在屋中心的一把摘子上。我一望即知是李真凡。虽然过去没有见过，但对他的体态相貌早就知道。我就坐到审讯法官的位置上，我看了李真凡一眼，他也看了看我，他感到陌生。我对刘一之说：“叫他们（指司书及勤务兵等）出去吧。”屋内只留下刘一之和我，我问李真凡： ‘你叫什么名字？" “李真凡。” “抗战时期在哪个部队？" “孙桐置的部队，傲政工。” “我在抗战时期也是搞政工的，1 942 年以前我在傅作义的部队做政工，你那时的政 治部下面有几科？…… ” 【原文如此，疑为暨南大学或展旦大学之误― 编者。】 为了先打破这个严肃的空气，我随便与他谈．没有目的的谈。接着谈到东北同乡，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活动，最后谈到李寓春与周雪堂的关系等。他与我谈话时还有许多戒心，谈了一个小时，我到便所去。出屋时，对刘一之示意，我出了门，刘一之就把我大肆吹嘘了一番，告诉他说：“督察长就能决定你的问题。他的脾气非常好，他经手释放了许多政治犯。”找从外面回来，接着对李真凡说：‘咱们都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我就进了关，在关内流浪了十多年，胜利后，才回到东北。咳！大好河山，满目疮痰，不胜慨叹。国共两党又不协作，互相残杀，太不应该。” 他摇了摇头，冷笑了一笑，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又说：“咱们不管国共两党有什么仇恨。咱们是东北同乡，没有见面之仇，我对你也没有什么歹意，我没有计划一见面就把你杀掉，我杀了你对我也没有好处；不杀你，我这个职务也不会被撤。但得一步地，何须不为人？我是有‘婆婆’的人，有的事情我在奉命之下，不能不办。你这件事情，‘婆婆’都没叫我杀你，我这个作‘媳妇’的一定要杀你，那样就不会办事。今天，我想帮你的忙，也希望你能帮我的忙，彼此帮忙，这就好办啦。你帮我的忙有充分的把握，我帮你的忙，在给上级签具处理意见时，我可以保证你一切安全．‘笔下超生’这句话你是懂得的。在我们这里的人犯，一经我们审讯完毕，签具了意见，就再也没有别的机关来复审。我们如果说你是共产党，没有任何人敢来否认．我们说你不是共产党，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理由来证明。在审讯中的事情，轻者可以四两，重者可以千斤，也可以叫你没事，也能叫你没气。你是军法主任，不是外行，有许多办法心照不宣。” 他轻描淡写地说：“我们的军法与你们的不一样”。 我说：“在我们的机关里，有许多是从共产党那方面投到我们这来的，大家知道的有张国森。就说近的吧，在长春的袁晓轩与项酒光过去在共产党，不也是高级干部吗，后来到我们这来，还不是负一方面的责任，不也很好吗！有人对我们这个机关感到可怕．实在没有什么可怕的。今晚，我与你随便谈谈，不也很轻松吧，不和朋友一样吗？今天，我不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也不问你给解放区送过多少情报。“ “我既不是共产党，又没有给解放区送过情报。”他答复得很快。我问刘一之：“那份情报呢？”刘一之找出一个黄纸条，递给了我，上面是用铅笔写的：“一、特别口令可以找到。二、军用电话尚不能偷听。三、血料子与毛线（血料子是熟皮子用的药料）最近不好买，买好再送去。四、六十军五十二师第三团仍驻南关。五、飞机场已不能起落飞机，据说新七军将出击，收复大房身机场，以便起落飞机...” 我把这个情报，拿到手上，举起来对他说：“这是你亲笔写的，是一个条子也好，是情报也好，叫什么名词没有关系，事情早就明白了，用不着再多说。不过我希望知道你们一些在长春的行动，除了你负责之外，还有谁？”“我不负责任，别人我不知道。”“到现在为止，对你的身份，军法主任我们还是予以尊重，尤其有李司令的关系。我们对你当朋友看待．请你多加考虑。如果能够作一个朋友，进而作一个同事，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中长铁路局政治部的高虹小组，我们已经晓得了，你们一共派到长春是四个组，那两个组呢？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不清楚。”他摇头，并且很倔强。“好．就谈到这吧，请你多加考虑一下。”我又对刘一之说：“对李主任要优待，是自己人。”在我要离开这屋子时，又对李真凡说：“你有什么事．可以对刘法官讲，找我谈也可以。” 次日上班，我对张国卿说了一下审讯李真凡的情况。我们一致主张还是劝他悔悟，从他身上一定要找到东西。又告诉刘一之继续对李真凡诱说，如果实在不行，再“先礼而后兵”。反正他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我们能把他感化过来，对我们的工作大有好处。 在审讯与侦察的配合下，从李真凡的线索上又发现了沈德斌、李景泰、马维元、刘勤轩和杨义章等人也和本案有关，于是将上面这些人密捕，同时又发现军民联谊社旅馆的经理周某与于经五有关系，也派人进行侦察。 这个案子经过几天的审讯，案情已经清楚，对李真凡的劝说，没有收到效果。据说李真凡的态度很固执，虽然他不吵不闹始终婉言的拒绝：“我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不是共产党”等等，久供不离原词，感到对他诱说有困难。 第五天的晚上，窗外落着小雨，我在处内没有出去，特秘处的秘书李友滚（保密局特务）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我在司令官（郑洞国）的官邸，司令官叫把经济大药房的全卷都拿来，要亲白看看，并且派主办这个案子的法官送去。”“这个案子是刘一之主审的，叫他去吧，处里的车都出去了，我的车坏啦。”他在电话中停了一会接着说：“司令宫说啦，派他的坐车去接。” 放下电话，不一会，郑洞国的那部咖啡色的轿车开到督察处，我叫刘一之携带全卷去到郑洞国的住处。晚上11点，刘一之从郑洞国那回来，对我说：“我到官邸之后，就到司令官的办公室，李秘书也在那，由他给我介绍。我把全卷呈给司令官，他叫我坐下，他很细心的把案卷打开，从第一页的原始情报的搜集看起，侦察报告、跟踪日记、逮捕经过、审讯笔录……以及各种线索材料都依次的看了一遍。在看的中间还不时提出一些疑问，我逐项的回答。他看完了之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日记本．对我说：他们（指于经五）在中国银行还有存款，看看这些存款都是往哪汇兑的？在大经路有一个粮栈与他们有关系，再侦察侦察。司令官对这件案子非常注意，我出了司令官的办公室，李秘书送我到门口，他说这个案子我们办得很好，司令官很满意。” 我听完了刘一之的这些话，对他说：“你把这些情况，明天上班时再向处长报告一下。你先回去休息，中国银行的存款与大经路的侧多明天我派人去侦察。” 又过了几天，王中兴与张国卿又研究了一下对李真凡的审讯办法。虽然多次对他劝说，叫他悔过自新，但他无动于衷。对他威胁：“如果坚持立场，消极抵抗，就处极刑。”他还是那样不声不响，最后，指示刘一之对李真凡刑讯。于是给他用了许多刑：压杠子把他压昏了，大腿压伤了；用木棒打他，扫得不省人事，还是没有口供。他仅承认给解放区写过一个纸条子，连“情报”都不承认。因为他亲笔写的，无法推诱，别的一概不知。刑用得很多，后来他遏体鳞伤，再无法用刑，再用刑就有生命的危险。因此，只好缓一缓再说。根据现有的人证物证，对本案的签判已不成问题，已经构成”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的第一条、第二条的死罪。 5月中旬，本案人犯均已逮齐，多次复审案情已定，不过对李寿田的处理，还需要研究，张思明的意见把李寿田留下来，给他工作，可是张国卿说：“这样的人，今日东、明日西，靠不住，留下来在我们这样的机关工作也是麻烦，斩草除根算了吧。”王中兴也同意张国卿的意见。 5月底，由陈牧签具这个案子，把李寿田、李真凡、于经五、刘文成、冷执中及送信的人及其他几个人（我忘了名字）一律签具处死刑。其余的如刘勤轩、杨义章、沈德斌、李景泰及马维元等人．因为他们托人向陈牧婉说，主要是因为嫌疑不大，均准保释。 督察处经办的政治案件，被杀害的有几十件，比如在1947年10月逮捕的“东北通讯社”案件是一个进步的组织。为了“盗取”长春城防工事要图被督察处逮捕了一二十人，最后有六七个人被杀害。另外．中长路政治部派在长春的高虹小组于1948年4月也被督察处破获，杀害了六个革命人士。其他如何绍禹、康福绵、董郁青、邹本祯、李铁夫、钱志球、李福田、金器之、张去病、刘赓武、韩护、于佩芬等人均在1 948 年被逮捕杀害。所有这些案件处理的经过大致与经济大药房相似。 四、第一次屠杀 1948年2月底，督察处派在长春大学的“学运组”组长郝铮报称：“长春大学国文系学生王恩学是民盟，并且最近拟去解放区”等。于是命令郝铮详细侦察具报。过了几天经过复查，情况与前一样，张国卿就直接指示郝铮并两个督察在黑夜去到“长大”的学生宿舍把王思学及另一个姓韩的学生一并密捕到处。捕来之后，经过非刑拷间，督察处侦审室主任席云鹏认定王恩学等两人确系民盟，并有“通匪”的事实，于是由督察处呈请南京保密局拟将王恩学等两人秘密处死。回电照准，并指示呈请当地最高军事机关批准。督察处给警备司令部写了一个报告，由参谋长安震东（保密局特务）签个“拟如拟”呈给兼警备司令李鸿，李鸿在公事上批“如拟”。至于王恩学等是怎样的活动？是否是民盟？怎样“通匪勺我都不知道，在审讯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看见给他用刑，因为他见过我一次，他一见到我就哭着说：“我什么也不知道，硬叫我承认是民盟，真没有办法。”当时我对审讯他的特务席云鹏说：“不要给他用刑，他自己会说出来的。” 我顺口说完了这句话就走了，以后我再也没问这件事，到了4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张国卿对我说：“咱们决定密裁王恩学等两人的公事南京回电批准，给警备司令部呈的报告也批回来，马上就要行动，你来布置一下，不用枪毙，派几个有行动经验的同志参加行动，越秘密越好。”我想了一下：“我看用毒药把他们毒死算啦。”“那不行，毒死、之后，还得埋，吃了毒药肚子一疼，如果叫唤起来，别的犯人知道就不秘密了。”“这么办吧，活埋。”我沉吟了一会这样的说。“埋在哪里呢？现在天气还冷，地未开冻，挖坑也不好挖呀。”“在后院破大楼里挖一个坑。”张国卿又问我：“行吗？那个地方距眷属宿舍那么近，被眷属们知道不妥当。”“没有关系，在晚上行动，眷属不会知道。” 最后，就这样决定。我叫副督察长何其钊、少校督察员张锡德、曲九峰及陈实等四个人先在后院破大楼里秘密把坑挖好，挖一人深，能立着两个人就行，并且嘱咐他们绝对秘密。 第二天他们把坑挖好，我布置在当天下午行动。我告诉了张国卿，他说到晚上他也来。 这一天晚上，有个国防部陈组长（视察组中将组长）到长春视察，长春有几个首脑要欢迎他，借我的住宅举行一个舞会，求我给邀一些舞伴。另外还有一个空军的孙队长从沈阳到长春，也到我这来玩。因此，我就找了许多日本女人、中国女人，许多所谓小姐、太太到我这来跳舞。男女客人有六七十，灯光辉煌，热闹非常，到八点半钟，督察处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时间到了请我到处。我这才想起来今晚还有行动。所以我对客人说：“我有一点事，到处里看一下，马上回来。”说完我连大衣都没有穿，就赶回督察处。这时，张国卿和何其钊等四个人早已到齐，张国卿对何其钊四个人说：“今晚上，我们要秘密执行两个人，由督察长指挥，要迅速、秘密。”我对他们又布置了一番，指示如何行动等。接着就叫看守所所长石玉璞先把王恩学提来，由我对王恩学的姓名、年龄籍贯及职业等简单的问了一下，问完之后，我对王恩学说：“你这个案子，我们侦审完毕，没有什么，现在我们决定把你移送到第一兵团军法处去，到那之后，再问一下，办个手续，找个保就释放，你能找到保吗？"“我能找到保，谢谢督察长。”“白天送你，又怕长春大学的同学看见，又要起哄，所以晚上送，比较方便。好，这就走吧！"“两个督察把他两手后绑，用黑布把两眼蒙上，嘴里塞进棉花，一边一个督察，架着他的胳膊往后院破大楼里去。王恩学走后，又提第二个学生，他姓韩，21岁，辽宁本溪县人。我一看这个学生，很年轻呀，我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就哭了，他说：“我与王恩学没有关系．他干的什么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抓他的时候，因为我在他的屋子，把我也抓了来，我才冤枉呢。”他长得很俊秀，大大的眼睛，挺聪明，我怎么不知州也这个名字，怎么抓的，什么时候抓的，我回忆不起来了。我心中怀疑起来，他是“民盟”？但这时只能执行，别的谈不到，我一狠心，把对王恩学说的话对他又重复了一遍。我一示意，把他同样架到后院大破楼里，我立刻跟了去，这时王恩学已被打了一大木棒，扔人坑内，这个姓韩的学生到了坑边，张国卿手中拿一根大木棒，朝这个学生后脑门猛然的击去，这个学生应声而倒，站在旁边的督察立刻把这个学生头冲下脚朝上扔进坑内，急忙用土埋了起来，埋了一会，坑里’‘哎呀”一声传了出来。这声音很凄惨，我叫取水取土，又埋了一阵才没有了声音，把现场清理了一下，我们就回到办公室，我告诉何其钊：“明天早上，你去破大楼里看看现场。”我心中暗想，怎么糊里糊涂地把这个姓韩的学生活埋了，又一想：“哪一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我匆忙的坐上车回到我的住处，一进屋男女客人舞兴正浓，他们问我到哪去了，我很轻松地说：“一个朋友明天到沈阳，今天到我这辞行，简单的谈了几句话，应酬了一下。” 我神色自若，陪着客人跳起舞来，对于活埋人的事，早就忘啦。认为死两个人无所谓。 五、第二次屠杀 1948年6月1日下午，张国卿对我说：“我们决定秘密执行的人，郑先生（郑洞国）都批下来啦。”他一面说一面递给我几本很厚的卷宗。我伸手接过来，翻开一看，都是过去所看过的东西，从原始情报一直到逮捕，最后到审讯，重要的间题我都知道。我一面看公事，一面数人数，一个两个三个……我问张国卿：“怎么14个？"”对啦，14个。集中一块好办，零零星星麻烦，你研究一下，一半天就行动怎么样？““这么多人，不能活埋，枪毙吧，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执行，回头我与陈寿岚再商量商量。” 张国卿说越快越好，叫我赶快办。于是我回到我的屋子把陈寿岚找来，将这件行动工作对他说了一番，他说：”我看自由大路的南边．往长春大学去的那个荒地，就很僻静，原来是一个小学校，胜利之后，房子都倒塌啦，一片瓦砾，没有人去的地方．就在那执行比较合适，你看怎样？"“那个地方是哪个部队的防区？"“新七军六十一师邓士富的部队。”“也可以，你先到附近看看地形，周围有无老百姓？有汽车路没有？如果很僻静，再带几个人去挖一个大坑，在明天之前把大坑挖好，后天晚上行动。” 陈寿岚就按照我的指示在6月2日下午，一切都准备就绪。我对张国卿说了一下，与他又研究了一番，决定在第二天晚上8时开始行动。到了第二天（6月3日）午后，指定了12个专作行动的外勤特务（督察人员），叫他们在当日晚上8点钟，在处内集合待命．并派人向陆军第五十四后方医院借了一辆有棚的救护车，告诉晚上8点钟开来。另外，需要的一些东西，由总务科科长陈哲准备。 张国卿与我在晚上8点准时到处，把事先留下的特务集合起来。我叫张国卿给他们说一说，他叫我说，我对他们简单的说：“今晚上有行动工作，这次密裁14个人，都是政治犯，大家要注意：第一不准泄露机密。第二要机苦迅速，动作敏捷，不论在现场作警戒或是在现场执行的人，都要小心。行动之后，要清理现场，不要留下丝毫痕迹。我与处长都在现场指挥，好！现在已8 点半，开始行动。” 督察人员按照指派的工作，各就各位。先由四个督察到侦审室，由该室主任陈牧按名单从看守所把人提出来。验明姓名、年龄、籍贯及职业等之后，核对无讹，交由两个特务，把人带到另一间屋子。由另两个特务先将被害人的两手用绳子或铁丝绑起来，再用黑布把眼睛蒙上，然后往嘴里塞棉花，再用布把嘴捆上，以免棉花吐出来。这些办好之后，再由两个特务把人架上汽车．点完数目，派四个特务坐在这部车里，其他特务也都上了别的汽车．我与张国卿跟在后面一同开往南岭。 汽车开到地点之后，先由陈寿岚带着两个特务侦察了一下附近情况。我到大坑边看了一下，就按照原来的决定派刘一之、曹树勋、梁月、石永坚四个特务担任现场警卫，李庆升、李贺民、邢士林、贾英明四个人，担任执行枪杀，张锡德、郭子变两人担任看守人犯，陈牧与陈寿岚担任监刑，我与张国卿在场指挥。布置好了之后，我命令把车上的人一齐架下来，站在距大坑有五六米的地方，先架过一个，架到大坑边，叫他跪下，后边“砰”的一枪，用电简一照，人倒血流，已被打死，扔人大坑。第二个、第三个……这样的枪响，被站在旁边的人犯听到，他们知道这是枪毙。所以有一个高个子，他猛然的抬腿就跑，往后跑，虽然脚上没带脚镣，但两手绑在后面，却跑不快，他一跑，特务就追，没跑多远，就被追上抓回来，马上给他一枪，扔人大坑。14个人被打死之后，陈寿岚用手电筒向大坑里照了照，数了一数，数目一共是博个人，一个也不少。接着特务们用铁锹把大坑填平埋好，现场清理完毕。一齐上车回来。 在汽车上我对张国卿说：“今晚工作未布置好，不应当叫人犯一齐下车。以后．再不叫人犯下车，执行一个，再叫第二个下车。” “对啦，一齐下车，他听着枪声，知道要被枪毙，跑也是死，不跑也是死，为什么不撞个侥幸，以后，可不能大意。” 到了督察处之后，我把救护车的司机叫来，给他500万（合六七块银元）对他说：“今天你很辛苦，今晚上的事，回去不准对任柯人讲，这是中央的机密，如果泄漏出去，对你不利。”“我知道啦，请您放心．找绝不会讲。” 这一次被杀害的有：袁学群、张雷、傅春雨、郭尔清、冯新生、钱志球、刘赓武、白殿生、于振生、贾思禹、于佩芬（女）、李耀卿（女）等。提起李耀卿，特务的罪行更可恨。1947年冬，李耀卿在督察处被押期间，看守所所长齐国安利用职权，将李强奸，在特务的淫威之下，她受了许多侮辱．最后又遭到杀害。 六、第三次屠杀 督察处不断地逮捕了许多“政治犯”。6月中旬有一批政治犯由督察处侦审完毕，依据《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签处死刑，呈到郑洞国那里。公事批回来后，张国卿把公事拿给我看．呈清处死的有：李真凡、于经五、刘文成、冷执中、李寿田、曹惠群、赵铭志〔女）、王群英、张去病等12人，在这个签呈上，郑洞国批的“如拟”，下边签了一个“洞”字。张国卿说：“这批怎么制裁？你研究研究。”“这次不能用枪毙啦，枪毙不秘密。”我考虑了一下，这样的答复张国卿，他又反问我：“那怎么办尹“用刀砍。”“谁会砍人？"“邢士林他们都会砍人，一刀一个，没问题口”“好，就这样，你去布置吧，明天晚上我如果不能去，请你带着他们搞吧。” 我答应之后，出了他的办公室，我同陈寿岚商量这次行动，用刀杀的办法，他说：“听说南京局本部有无声手枪，咱们常作行动，不可以请领一些应用吗？"“可以请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的行动还要用刀杀，时不容缓。”“用日本战刀可以吗？"“不管用什么刀，只要能杀死就行。”“明天晚上，我想把林志青（上尉督察员、军统局兰州特训班四期毕业的特务）加上，他对行动工作很有经验。”“可以，其余的人就不必更动啦。” 我想到这次被处死的人第一名就是李真凡，我对李真凡的被处死感到应该．是他自找，我用许多好言相劝，叫他回头是岸，他始终执迷不悟，皮肉受苦还送了性命，一切咎由自取，这不能怪我，怪他自己。 当天，陈寿岚带着人又在南岭挖了一个大坑，第二天下午一切就准备好了，张国卿给了我一亿元说：“把这些钱给他们行动的人，他们工作很辛苦，作零用吧。”我把钱接过来，回头直接发给李贺民、邢士林、贾英明、李庆升四个人侮人2500万元，含每人30块银圆的样子，我告诉这是处长的搞赏。 这一次，役有再向陆军第五十四后方医院借救护车，是派人向后勤部汽车队借的车。因为汽车队王队长是陈寿岚的河南同乡，王队长在电话中对我说：“晚上由我自己开车，准时开到督察处。” 晚上8点半，一切人员都到齐，张国卿也来啦，如上次同样把人犯从看守所提出来验明正身，由督察人员把人绑起来，蒙眼、堵嘴等。这时，我与张国卿在院子里聊天，谈他老婆在北平的情形，因为我从来尽可能避免看这些要死的人面貌，看了之后在脑子里有一个印象，杀了之后，死人的相貌会浮现在我眼前。比如活埋王恩学等两人，活埋之前是我对他们问的话，把他们活埋之后，一想起来，他们的面貌就出现在面前。尤其在夜间梦见这些人，精神更不舒服。所以．在绑人的时候，我不看这些要死的人。我躲在院子里由陈寿岚与陈牧他们指挥办，我与张国卿正在谈天之时，一个督察跑来向我报告：“报告督察长，有一个人犯，不叫堵嘴，在地上乱滚乱叫。”我还没有说话，张国卿就感到不耐烦，对那个督察说，“把他弄到后院．先行动吧。” 我立刻到了后院。见到在侦审室的窗户后面小松树下面，躺着一个人．在地上乱滚，我叫把手电筒照了一下，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秃头，眼睛蒙着黑布，用山东口音喊：“我没有罪，我冤枉，" 我想不起他是哪个案子的，什么时候捕来的？怎么回事？夭天捕人，把人捕多了，只是在公事上签字，案情与犯人的名字有时看完就忘，现在对这个山东小孩又想不起来啦。“这个小子，真讨厌，不叫堵嘴，一个劲地叫。”陈寿岚对我这样说。我给他使一个眼色，他马上指挥特务用铁丝把小孩的脖子缠住，一边一个人，两手拉着铁丝的两头，用脚踩着小孩的脑袋，猛的一拉，小孩没有声音，勒了一会，小孩的肚子鼓了起来，一个督察用脚在小肚子上用劲一瑞，小孩放了一个屁，就没有呼吸了。陈寿岚说：“死啦。”“抬上车，别的人犯都上车了没有？"“都上了车，一切都好啦。”“好，开车！”我下命令之后，我与张国卿也上了车，几部大小汽车一齐开往南岭，到了南岭之后，我与张国卿、陈寿岚先下车，勘查了一下现场，由陈寿岚布置了一番。张国卿带着张锡德、林志青两个特务看守大汽车的“人犯”，我在现场指挥。陈寿岚负责指挥刽子手杀人。行动开始，由张锡德、林志青两人把“人犯”从汽车上架到大坑边交给刽子手贾英明与李庆隆，由贾英明、李庆睦把被害人放倒，头部放在坑沿上，两脚朝外，仰面朝天，两个人用脚踩着被害人的腰部，这时，邢士林手执日本战刀往被害人的脖子上砍去，其实也不是砍，是割喉咙，鲜血猛然的淌了出来，邢士林往后一撤，踩硬的两个刽子手把被害人两腿抬起来扔进大坑，一个一个依次这样杀去，杀到曹惠群与赵铭志（女）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夫妇，先杀曹惠群．后杀赵铭志，把赵杀完，要往大坑里扔进的时候，邢士林轻松地说：“叫你们小俩口并骨吧。”“在工作中哪来的那么多废话．说这些话有什么用？”陈寿岚这样的申斥他。11个人被杀完，那个小孩在普察处已被勒死，也扔进大坑，陈寿岚用手电筒向大坑里照了一下，数了数人头，共12个，这时坑里有打“喷嚏”的声音，我问陈寿岚：“怎么还有没死的？"“可能是喉咙没有割断，或者没完全割断，不死也不要紧，用土一埋，也会死的。”张国卿在旁边催促赶快清理现场，陈寿岚指挥刽子手们用土埋坑，五六十人一会就把坑填好，坑沿上血迹太多，又清理了多时．才消灭了痕迹，我绕大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同张国卿率领特务回来，上车前照例对陈寿岚说一句：“明早派一个人到这侦察一下。” 夜里临睡前，感到很疲乏，杀了12个人，忙了一个晚上，不断的杀人，成为例行公事，我想了一会，杀人是不是还有更简捷的办法，减少许多麻烦。被勒死的小孩，秃头，山东口音”一又出现在我眼前。 七、第四次屠杀 L948年6月以后，长春被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国民党军队龟缩在市内，不敢到市外活动。市郊一二里的地方都有解放军部队驻守。解放军为了保全长春的建筑，减少人民的损失，对长春只围不打，给反动派一个回头是岸立功自赎的机会，但是反动派虽在这山穷水尽的情况下，还是妄图作最后的挣扎，企图顽守长春或到必要时突围到沈阳，没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 当时长春最困难的就是没有粮食，老百姓的粮食均被军警宪特搜刮干净，老百姓没有吃的，吃米糠、酒糟、袖子、豆饼、树叶，最后连树叶也没有了，卖人肉、吃人肉的事情也发生了。在大街小巷每天都有饿死的人。 尽管国民党败局已定，我们这一些特务却认为反动派不会失败，仍然死心效忠蒋介石，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始终抱着“一不作，二不休，既要千就干到底。”放一个也嫌多，杀一千个也嫌少的作法，杀了一批又一批，越杀越疯狂。 7月11日下午，我与张国卿研究侦察扬日新政治案件，这时王中兴来了，把他的公事包打开拿出一厚本卷宗，他说：“那八个人的公事批回来啦，你们办吧。”把卷递给张国卿。 张国卿把卷接过来看了看，我向都有谁？他说：“有高博儒、李国栋、董郁青、邹本祯、李福田等。”王中兴坐下参加与我们谈了一会关于侦察汤日新的事，不一会他就走了，我往窗外看了看。’‘这两天．连朔天，老下雨，不能行动。”“那只好等一等啦，这一次，人不多，我看换一个地方执行，别老在南岭，你看好不好？" ”好呵，我叫他们找一个别的地方，先决定在13日行动。” 我遂把这些计划告诉了陈寿岚，叫他去斟酌办理。12日上班时，陈对我说：“我找到一个好地方在清华路的右侧有个大坡，大坡下边有个洼地，在那挖一个坑，四周没有老百姓，我看很合适。”我站了起来，看了看长春市区图，考虑了一下说：“行呀，我去向处长报告一下，你去准备吧。”刽子手邢士林知道又要行动，他非常有兴趣地找我：“您的那把日本战刀很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叫它见见血，见血的刀挂在屋里避邪。”“在我的卧室呢。去拿吧。” 原定在13日行动，因为天阴落雨，又延长到15日行动。到了15日，雨过天晴，路上还有些泥泞，陈寿岚说可以行动了。我与张国卿说了一下，在当日夜里就把这八个人用汽车拉到清华路。张国卿没有去，由我自己指挥。汽车停在马路旁，把被害人从汽车上一个一个架到大坡下的大坑边，我跟着他们踏着泥泞指挥行动。一个一个的杀完之后．已夜里11点了，回督察处的路上，我对陈寿岚说：“现在杀人的手续比过去简单了．在戴先生（戴笠）活着的时候，他派你制裁人，杀完之后要照片、把照片给他看了才相信，才能发给赏金，就像咱们这样干，他不会相信。”“在沦陷区怎么办呵？" “没有照片，有报纸呵。”“戴先生如果活到今天，我看他会乱杀起来，什么也顾不得啦。”“对啦，人杀多啦，手续也要简化，但凭下级一报，他如果不相信我们，这工作还怎么搞呵？" 第二天，邢士林把日本战刀送回来，对我说：“您这把战刀是日本贵族用的，质量好，这把刀才馋呢，杀了八个人，刀上没有血。” 八、第五次屠杀 6月以后，先后又逮捕了一些政治犯。经过严刑拷问，于7月初匆促结案，决定处死有10人。内有人民政府地工人员何绍禹、康福绵、李铁夫、金器之等。公事在7月下旬由郑洞国处批回来，张国卿认为时局紧张，对“政治犯”的处理要快，不能迟缓，所以，我立刻找陈寿岚对他说：“上一次在清华路执行的那八个人，费了许多事。那个地方上下坡太麻烦，没有地方停放汽车，汽车停在马路上容易暴露目标。这一次还是在南岭执行，比较安全。” 由于多次杀人，已经有了一些”经验”。这次又布置杀人，一切都是援例办理，照章行事。杀人的这天晚上，从督察处把人犯装上汽车开往南岭，车行到自由大路被新七军的哨兵拦住，四个哨兵在汽车灯前站住，举枪喊：“站住！”我们的汽车都停下，哨兵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是督察处的，你们是六十一师的吗？”“是六十一师的。”“方才我们已经给你们邓师长打了电话，你们师部没有通知你们吗？" “没有。”“我们去办案子，车上坐的我们督察长、开车。” 汽车开了之后，我问陈寿岚：“这个地方归哪一个巡查队？"“归第二巡查队。’“以后再有行动，事先通知第二巡查队长王增胜，在这派人普卫，减少麻烦。” 汽车到了南岭之后，一切动作很快，不到一点钟，把人杀死埋完，在回处的途中我问陈寿岚：“咱们这么杀人，是否有人知道？"“绝对秘密，没有人知道，谁也不敢泄漏机密。”“历次行动，大家感到怎样？。“同志们认为一个月最少要行动两次，开始杀人，有些紧张，杀人多了，也不感到紧张了。李贺民说哪一个屠户铺不杀猪？督察处不抓人，不杀人就没有事干啦。对于杀人，视为家常便饭，怎样去杀，杀多少人，也不在乎，杀完了人感到痛快。” 九、第六次屠杀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长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认为济南解放，华北危急，东北不保，如热锅上的蚂蚁。 在10月初的一天，我到张国卿的住处，遇着陈牧（他已接升为督察长，我词充保密局军事联络组组长）也在那里，我与他们谈起了这些日子的战况，一致认为凶多吉少，我说：”战事越来越不利，济南解放，华北危在旦夕，东北也靠不住啦。长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坟墓，天上不来飞机，地上没有火车，跑不了，降不了，九死一生。”陈牧接着说：“过去咱们抓人家，将来解放军一来不也照样的抓咱们杀咱们吗？现在只有听天由命，既不能跑，又不能降，真是山穷水尽。”“宁可自杀，也不能叫解放军抓去被杀。”张国卿这样气愤地说。“该抓的还是抓，该杀的还是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我接着这样说。 过了几天，督察处把在押的政治犯都处理完毕，有的杀，有的放，数目不多，以后在看守所被押的都是刑事犯，没有政治犯。 10月16日夜，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该军官兵起义，国民党在长春的反动统治宣告垮台。10月17日的早上张国卿知道六十军起义，他匆忙赶到督察处，把陈牧、陈寿岚、印匡时〔上校秘书）找在一起，开了一个会，研究如何行动，张国卿说：“六十军已经叛变啦，剩下的新七军因为李军长（李鸿）尚在病中发高烧，负责无人，由这个军单独守长春已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必须决定我们自己的办法，能潜伏的就潜伏，不能潜伏的先到沈阳后到北平集合，对于在押人犯，如何的处理呢？”陈牧抢着说：“杀呀，已经杀了哪么多啦，还是杀，一个也不留。”“都是一些什么案子？”印匡时明知故间。“不管什么案子一起杀。”张国卿就这样决定了，与其说是开会，倒不如说下命令。“内中在押人犯49个人，有3个是同志（保密局特务）。”陈寿岚这样的提醒着。张国卿沉思了一下．补充决定：“把绥靖第二大队谍报组长张政一个人开释，其余的48 人一律执行，以免泄漏看守所的机密。” 陈牧派人把侦审主任翟玉盒找来之后，对他说：“现在决定把在押人犯除张政一人开释外，其余48人一律处死，你与看守所长石玉璞先准备一下，立刻拿人犯名册到看守所。”翟玉翁向张国卿报告：“报告处长，这48个人，都是刑事犯，还有昨天批准取保释放的，因为昨天未找到保，没有放，今天就该放啦。”“不管谁一律杀。”张国卿有些不耐烦，吼了起来，接着陈牧与陈寿岚一块到了督察室把现有的督察人员都集合起来，也来不及详细布置，只说把看守所的人犯一齐处死，立刻行动，就奔往看守所。行动开始，翟玉盒在看守所门口拿着人犯名册，叫一个名字，看守所长石玉璞就叫看守的把犯人提来，转交给早就站在看守所门口的两个替察之后，用铁丝把两手后绑，架到后院土山的下坡，事先布置好的刽子手，走到人犯身后，举枪“砰”一声，被害人应声倒地，张国卿在旁边亲自监斩，一个一个都这样的枪毙，有一点多钟，才把这48个人执行完毕，最后由陈牧与陈寿岚指挥特务们把被害的尸首埋在土山下面，地上的鲜血很多，匆促地清扫了一下，就算完事。 保密局热河站的建立和覆灭 宗化民 我于1946年12月至1947年5月担任国防部保密局热河站中校书记及中校副站长，并伙同特务头子龙超建立热河特务情报站．兹将我在热河五个多月所知道的军统公密特务活动情况写出，以存史实。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亦改名为保密局，名义上隶属国防部（但当时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不了原军统特务），实际仍由蒋介石掌握，这个特务机关自从戴笠坠机死后，由郑介民、毛人风二人负责。郑、毛继承戴笠反动衣钵．以原热河特务组织“脆弱”，缺乏中心领导，未能‘’展开工作”，除原有之公开承德督察处由文强直接掌握外，决定扩大热河秘密特务组织成立热河站，直接由南京保密局领导。文强对该站侧面负督导之责。当时原东北朝阳组长龙超协同李守信搞骑兵武装充“热河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司令”，其部危害热东居民，闹得怨声载道，不得已于秋季辞去了支队司令职务，专门从事特务工作。龙超在东北特务头子文强、华北特务头子马汉三之极力吹嘘保荐之下，郑介民、毛人凤决定于1946年11月派龙超为热河站站长。并由北平调宗化民充站部书记，处理内勤业务，协同龙超建立特务情报站。根据毛人凤给龙超电报命令：“一、兹确定兄站为乙种情报站，该站当前任务建立赤峰、开鲁、凌源、东蒙一带恃务组织，井合并原东北区朝阳组、承德组拨热站指挥，一所有内外勤人员，均以吸收当地有工作路线者为原则．单位负责人内外勤人员可斟酌情况，由北平、沈阳调派。二、目前主要工作范围，以搜集热河地区（包括东蒙）、冀东、辽西、察东等地区共产党军政、经济、情报以及苏联在我边疆活动情况。三、热站工作以秘密为原则，内外勤工作人员必有适当掩护职业，不得暴露身份。除单位负责人外，其他工作人员一律不得与军政机关接头往来。”根据南京保密局命令，这个特务站以秘密方式活动，企图建立热河省特务情报网，搜集共产党情报反共反革命，危害人民。 【作者当时任保密局热河站副站长。】 一、热河站编制 （一）站部 站长：少将（或上校）；书记：上校（或中校），后改为副站长；助书三人，后改为站员：少校（或上尉）。情报编审一人，人事书记一人，总务一人。心战专员：少校。电台报务或机务二人：（少校一人，上尉一人）。译电员二人：中＜少）尉。助理会计一人：尉级。司书一人：尉级。收发一人：尉级。交通员一人：尉级。直属通讯员（即情报员）：少将一人；校级三人；尉级三人。运用员若干人。勤工伙夫四人。 （二）朝阳组（甲种组） 组长：中校（或少校、上尉）。文书：少校（或上尉、中尉）。译电员：中尉（少尉）。电台报务员：上（中）尉、少尉。交通员：少尉。通讯员：校级三人，尉级四人。运用员若干人。勤工伙夫二人。 ｛三）凌源组（甲种组）编制同朝阳组。 （四）开鲁组（甲种组）编制同朝阳组。 （五）赤峰组（甲种组）编制同朝阳组。 （六）承德组（乙种组） 旧组撤销，新组未建立。组长：中校（或少校、或上尉）。文书：少校（或上尉）。译电员：中（少）尉。电台报务员：中（少）尉。交通员：少尉。通讯员：校级二人；尉级二人。运用员若干人。勤工伙夫二人。 （七）乌丹组（乙种组）编制同承德组，未建立。 二、热河站人事、活动及变迁 （一）1946年11月龙超结束其军统东北区朝阳组长职务，改充热河站长。先在朝阳积极阴谋策划布置保密局热河站，同年12月该站书记宗化民到职协同龙超建站。首先调派公职之军统分子朝阳著察局局长李松延为站部直属通讯员，搜集朝阳一带情报，派在阜新之热河人民自卫军参谋长刘继广为少将直属通讯员，搜集阜新一带情报。派热河省教育厅主任秘书陶立滨为直属通讯员搜集承德一带情报。调派原朝阳组秘书王芸生为站部上尉助书，办理人事经记兼总务。派李庚森为少校助书，办理情报编审。派侯数富为中尉会什，派赵力民，张权忠为中尉译电员，派常守文为中尉收发兼司书，派杨清祯为少尉交通员。站部电台未到前，暂由朝阳组台暨接收前承德组台与北平登沈阳支台联系转往南京总台电报，即展开特务活动。 （二）由长春调卢重光充朝阳组少校组长，派刘大川为少校文书，卢承业为少尉译电员，高精一为少尉通讯员，张文相为上尉通讯员，昊尚儒为上尉电台报务员。卢重光继龙超之后在朝阳充特务活动，卢重光以朝阳县政府视察之名义作掩护。 （三）1947年1月站部迁往承德葛家胡同二号小红楼内办公，并经省府主席刘多荃给以热河省视察室作掩护。该站对外以省府职员宿舍为名，加派李毓英为上尉情报编审，调裘启文为站部电台少校报务员兼机务，昊百琴（裘之妻）为上尉报务员。南京保密局由北平转到密码本六套，该站与南京总台、北平、沈阳支台及朝阳等各组开始电台通讯。 （四）布置文多为开鲁组长，并准文多以热河人民自卫军新闻处长作掩护。戴文会为开鲁组上尉文书，李尔航为上尉通讯员，白鹏飞为少尉电台报务员。文多全组开始前往开鲁活动，李尔航在林东林西一带活动。 （五）布置金道丰为赤峰组中校组长，金大鹏为少校组员兼通讯员，韩凯恒为上尉通讯员，于归为上尉通讯员，焦焕章为中尉通讯员，迅速携带电台前往赤峰一带活动。 （六）布置王槛如为凌源组中校组长，贾迪生为上尉文书，王世元为少尉电台报务员，张德明为少尉译电员。阐端亭在平泉开设客栈兼代车马大店。龙超利用阔的社会关系想尽办法吸收阐为通讯员，搜集平泉一带情报，在凌源平泉一带展开活动。 （七）1947年2月布置张德馨为驻围场上尉通讯员，调于归为驻隆化通讯员，汪宅相驻滦平通讯员，即在围场、隆化、滦平展开活动。 （八）1947年4月下旬保密局令该站站部及各组编制改变。龙超晋升为少将站长；取消站部书记，宗化民改充中校副站长。助书改称站员，各组文书一律改称副组长。同年5月宗化民辞去副站长职调往北平、南京保密局，派张百龄为少校副站长。同年10月龙超辞去站长职务，到察北一带搞反动武装。保密局派承德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许政兼充站长仍为上校级。 1948年春免去张百龄的副站长．改由山西人吕某充副站长。 三、热河站情报来源及活动 热河站情报来源，除由赤峰、朝阳、开鲁、卓新、凌源各组搜集共产党解放军情报外，所有搜集承穗周边解放军情报都由热河保安司令部新闻处供给。热东情报，多由朝阳警察局长李松延由其所属分局分所搜集供给，这是该站主要情报来源。 热河站成立至1947年5月间活动： 曾搜集共产党在1946年冬在热河贝子府成立东蒙自治政府，由云泽任主席。 搜集李运昌将军四寸半身相片一张，寄往南京保密局。 搜集蒙古女司令员乌兰将军率解放军骑兵五百余，全副武装在朝阳北票一带活动情况。 搜集赤峰北部乌丹一带有共产党皮毛毛织工厂一所，缝制大批皮衣，生产毛衣裤袜子、手套等装备解放军军用情况。 搜集凌源以南新龙山谷耳崖一所解放军修械厂，生产步枪子弹详情。搜编各组调查解放军热河军区程子华司令员率武装部队10万人在热河林东、林西，开鲁、经棚、赤峰、朝阳、阜新、建平、隆化、围场等地活动情况。 搜集解放军冀东军区李运昌司令员率军队5万人，在冀东及凌源一带活动情况。 调查阜新周边经常有解放军全副武装一千余人活动的情况。 调查热河蒙古地区翁牛特左旗、翁牛特右旗、克尔沁左旗、克尔沁右旗，有解放军蒙古骑兵部队两千多名。 4月间搜集解放军由冀察地区集中独石口、丰宁、大搁去隆化、围场计全副武装五万人，有包围进攻承德趋势。并搜集热河各县解放军及民兵动态情报等两百多件，电报南京保密局及沈阳文强、北平马汉三。 朝阳特务卢重光报告：共产党女工作员两百多人化装女佣工及旅店、饭庄茶房工人，潜人沈阳、锦州、长春等东北大都市做“地下工作”，专件报告军统局东北区长文强建议公开机构严密防御侦察逮捕。 将保密局心战科分发反动传单，诬蔑“共产党流血斗争扫地出门之惨酷”，并诽谤解放区粮食不足，人民吃不饱之“穷苦情形”两份两百多张，在朝阳、赤峰、凌源、阜新、承德散发。转南京保密局令：站组及直属通讯员规定，搜集情报密电，苏联情报密称“甲情”，共产党解放军情报密称“乙情”。 热河站勾结热河土豪劣绅为防止解放军进攻承德，电报南京蒋介石及沈阳熊式辉、杜聿明挽留十三军久驻承德等活动。 1947年2月底“热河人民自卫军”李守信部被解放军击垮，开鲁解放，保密局热河站所属之开鲁组被摧毁，组长文多弃职潜逃，其他内外勤特务另调他组。同年5月赤峰解放，保密局热河站所属之赤峰组被摧毁，组长金道丰弃职潜逃，代理组长金大鹅弃职逃回承德，被扣押北平炮局子胡同保密局北平看守所，其他特务调回站部。 1948年春朝阳解放时，朝阳替察局长李松延及保密局热河朝阳组长卢重光均被解放军俘虏，朝阳特务组织已大部摧毁。同年夏季王芸生改充朝阳组长仅在锦州义县附近活动。 1948年冬季十三军石觉部被解放军击垮，热河省全部解放。保密局热河站及所属朝阳组、阜新组、隆化组等全部摧毁。承德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华北“剿总”二处热河组等特务机构亦全部摧毁。 ( 1963年8月31日） 八二O 大逮捕中的保密局成都站 饶琳． 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在国统区各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秘密逮捕，造成了罪名昭彰的八二0事件。这个罪恶阴谋，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当时，我在保密局成都站任情报编审，记得约在7月底或8月初，成都站接到保密局的一份密令，附了一个名单，上面的人都注明了地址，要成都站查证这些人的住址和确实下落，经我签办，转令各外勤人员查报后呈复保密局，不久以后就发生了八二O事件。成都站在这次事件中所提出的黑名单，就是我根据平日所搜集到的和保密局交查的人当中有确实下落的而开列出来的。 在八二O大逮捕阴谋进行的同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曾发了一个电报（似为“庚午亲电”给成都站，大意说，各地民主运动的高涨，都是共产党所策动领导，限期在一月内要破获共产党案四件，辞惫严厉。这个电报由我签办，转令各外勤特务，要他们加紧侦查。不久，就先后收到有关这类的情报，我为了要急于完成毛人凤的命令，就签请对有关人员予以秘密逮捕，希望从审讯中能够扩大线索，达到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目的。现就其中的两件叙述于后： 一、成都站直属通讯员徐伯英（化名铁铮），利用四川大学毕业学生的身份，在成都新闻界和文化教育界进行搜集情报的特务活动。他与成都《新民报》编辑赵肃和赵的妻子李成渔熟识，他向成都站密报李成渔是成都青年会海星歌咏团团员，海星歌咏团是共产党领导的团体，赵肃夫妻有共产党嫌疑，我指示他继续侦查。后来他在赵的住处发现有油印的中共“三大文献”（内有《土地法大纲》，其余已记不起）一本，就以该项文件作为证据，于1948年8月间向成都站报告，当时，我认为有了证据，就签请逮捕，经保密局指示于八二O大逮捕时，由成都站派特务把赵肃夫妻秘密逮捕，经站部司法专员罗慧开审讯，在威胁利诱之下，李成渔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又迫使她叛变，供出上级领导人游笑苹（女）和游到成都所住过的地方。罗悬开又率领特务押着李成渔去逮捕游笑苹，在罗慧开等到状元街李用章（国民党军师长，当时已在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家中去搜浦时，游不在那里，时李家住有两个青年人凌志远弟兄，是李家的亲戚，特务们认为凌氏弟兄有共产党嫌疑，就把他们逮捕了。 李成渔同时供出海星歌咏团团员郑深（又名郑乾往）是同党，成都站到郑家逮捕时，郑已藏匿，遂通过成都替备司令部格查处处长周迅予找到郑的岳父，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兼四川省参议员的李白英要他交出郑深，李把他的女婿诱骗了出来“投案”，郑后来在“悔过”之后由李白英保释。 【作者当时任国防部保密局成都站情报编审。】 成都站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达到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阴谋，就把李成渔释放，把她交给站部直属通讯员周生才领导，要她出去后替保密局做情报工作。对于赵肃和凌志远弟兄，成都站在他们身上逼不出什么东西来，十月间保密局指示由罗慧开以国防部司法专员名义，向成都特种刑摹法庭提起所谓“公诉”，把他们移送特刑庭去办理了。李成渔被释放后，不久即秘密迁居他处，逃脱了特务的控制，始终没有给保密局提供过一件情报。 二、在这期间之后不久，徐伯英又密报四川大学学生王泽沛（培）、张铁铮、黄沙文等四人在学校暗中领导历次学生爱国运动，有共产党嫌疑，并说王泽沛的哥哥在青神家乡就是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员（徐伯英与王是青神同乡）。当时四川大学是民主运动的中心，特务机关虽然断定有共产党从中领导，但一直无法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认为要找到共产党的线索，只有从这些认为有嫌疑的人下手，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原则，就签报保密局把四人秘密逮捕。但在罗慧开审讯之后，结果并没有达到特务们的目的，最后也同样把他们移送给特刑庭办理了。 ( 1963 年） 解放前夕保密局天津站的瓦解 李俊才． 1932年起，复兴社特务处即在天津设有据点，1935年“军统局”成立后，扩大特务组织为天津区，约1939年天津区被日军破获后，于次年改为“复线布置”成立了两个天津站，不久两个天津站先后瓦解，另又加派过独立潜伏台，迄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台撤梢，重新建立天津特别站，同年冬该站撤销，另成立天津站，迄至1948年12月下旬站长昊录中搜自离职飞南京去后，保密局派我兼代站长（当时我任天津稽查处副处长、代理处长）,l949年元月15日天津解放时，该站终被人民革命力量彻底消灭，我被人民解放军俘获，谨就天津解放前夕保密局天津站垂死挣扎的内幕种种，分述于后。 【作者当时任天津稽查处副处长，代理处长．保密局天津站代站长。】 一、召开“紧急应变会议” 1948年12月上旬，当人民解放军分别隔围天津、唐山时，保密局特务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特别在同年12月唐山解放，平津铁路中断后，特务们更加惶恐不安。但仍抱着幻想，总认为苦撑下去还会有一线希望，或许会’‘因祸得福”藉机巩固个人地位，继续再向上爬。当时革命胜利已近在眉睫，而保密局在津特务仍然妄图苟延残喘，继续与人民为敌。12月13日下午6时许，保密局天津站长吴景中电话通知在津的公开和秘密机构负责人即刻前往站部（天津旧十区林森路297号）举行紧急会议，当时我是以稽查处副处长代理处长的身份率领本处督察长王鲁翘同去参加（处长李广和已于11月下旬被警备司令陈长捷奉总统府令扣押），是晚陆续到会的人有：市警察局正副局长李汉元、齐庆斌和该局督察处长王清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严家浩、保密局三有企业公司华北办事处正副主任白莲承、林翰章、津浦铁路警务处天津警务段长郑善明、平津铁路警务处天津警务段长贾金南、天津县警察局长陈仲仑、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华北办事处替卫稽查组长侯化钧、招商局天津替察队长毛洪明、保密局本部第六（司法）处长李希成（李是12月12日经毛人凤从南京派去天津提解李广和的）。吴景中主持开会时，临时推定齐庆斌担任记录。吴首先说明形势紧迫，必须立即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在南京方面的指示未到之前，应该研究必要时的对策。因为保密局在天津人员几年来绝大多数由于工作关系已公开暴露了特务身份，而且人员众多，势难全部潜伏，因此，必须作有计划的撤离，如果一旦情况突变，陆海交通势必中断，到时只能跟随大军进行突围。为了应付这种非常局面，提出下列方案讨论决定：（一）由严家浩随时供给战况情报，并密切注意警备司令部的动向和战防部队的转移，以使在必要时所有公密机构人员随部队突围撤走。（二）各公密机构人员按其所有武器之条件一律配发枪支并随时准备轻装集体行动。（三）路途给养由白莲巫、林翰章事先妥为充分准备。（四）尽先打发眷属乘船南下，免于在突围时受拖累。（五）派专人在事前雇妥大批渔船，必要时先乘小船去塘沽，再从海上去青岛。（六）成立突围撤离指挥部，由吴景中、严家浩共同负责。上述各项，与会者均表示赞同，并决定将记录整理交李希成顺便带往南京，交毛人凤作最后决定，14日夜李希成搭乘最后一艘开往上海的“无培轮”南返；从巧日起解放军封锁了海河，至此海运亦告中断。此后各机关负责人均在本部门积极作撤离准备，但一直未见毛人凤的指示到津。 二、“鸟兽散”的混乱局面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吴景中竟然在12月18日秘密率同天津站人事股长蒋锵搭乘押解李广和去南京的飞机不辞而去（12月18日毛人凤派保密局技术总队长杜长城从南京乘飞机到津持“总统府”的命令提解李去南京），直到吴的汽车司机自机场返站部后，该站人员始得悉吴已不辞而走。于是部站情报股长唐敬修，站员郑承愈等带头将站部金柜打开，由唐独自抢去案款黄金四五十两，其他人员将全部经费一抢而光。唐等并造谣说：解放军已攻人市区，这时全站内勤人员一哄而散，自行寻找藏匿处所。当日午后l时许．我始得知吴已逃走及站部溃散的情况，当时我认为吴既没有得到毛人凤的撤退使命，竟敢撤离职守，必然事前与李希成有所密谋。但又估计吴可能已接到撤退电报怕公开宜布后飞机座位有限，难以分配，不如抢先搭机南去后电告在津人员撤离。因当时津郊张贵庄飞机场已不保，眼看飞机着陆已成问题。这时我的心情开始不安，立即去陈长捷处探听津郊战况，并顺便将吴景中离津情况面告于陈。据陈当时表示，战局尚未恶化，竟有人抢先逃离，如果大家都这样擅自行动．局面该如何维持！警备司令部人员必须坚守岗位集体行动，否则以临阵脱逃论处。现在北平傅总司令方面已有妥善计划，以侯总部移津后，天津当保无虞，万一战况失利，随大军自海上南撤也不晚。你应将这一情况向你处人员说明，切勿惊慌失措，必须各守岗位，维持地方治安。次日听说站部有极少数年龄较轻、在津无亲友的人员已被齐庆斌收容后安置在其私宅。于是，我认为按我在原军统组织的资历当然比不上齐庆斌、李汉元、严家浩等，照理他们应该主动处理天津站的善后，不过我是毛人凤派在天津的“秘密督察“，如果对此不闻不间，将来责任枚关，因而打算将昊离津情况迅速告知毛人凤。约在20日左右的一天上午，陈长捷找我去，对我说：参谋长严家浩已搭乘航空公司人员撤离的飞机不辞而走，行前给陈留下一信，说明去南京另谋他职，并表示未及面辞而致歉意。同时，将其自用小汽车一辆．望远镜一副托人代为送陈以作纪念。接着陈又气愤地说：此人在津三年，恶行多端，白我来津后就有意撤换，但因严是你们保密局的人，所以一向对他保留情面，殊不知当前情势紧张，人心惶惶，但他居然擅离职守，显系有意动摇军心，我已急电南京将严扣押解回天津予以严惩，以正军法。我也不要他那些奥东西，这简直是对找的莫大污辱。最后并要我将严逃走情况电告毛人风。当晚六七时许稽查处第一科副科长吕士伦对我说：“听说天津站电台台长郭维双已雇妥渔船携带电台、报务员等准备从海河去塘沽转乘轮船南逃。如让郭走掉，今后和南京方面的联系即会完全中断，这对你很不利。最好马上派人将郭劝回，对其慰勉一番，要他架设电台继续和南京通报〔该站电台，历来就架设在稽查处官兵消费合作社楼上，对外以稽查处为掩护），你应以“十万火急”电报将吴景中、严家浩等离津情况速告毛人风，同时请示我处应在何时撤离。吕的这番话，正合我的心意。我立即派本处军需室主任胡鸿章率领副官燕振等，前往海河码头将郭等连同电台一并接回到处。我即对郭表示，今后电台人员的生活由我全部负责，当即叫胡军需主任付给郭l000元金圆券。是夜我拟一电报给毛人凤，主要内容是报告吴、严离津情况和陈长捷在严走后的表示，以及阻留天津站电台、站部抢劫黄金等情况。最后请求本处在何时撤离，交通工具等问题。但由于我和毛没有直接通电的密码本，我又不愿交给电台译发，这时胡鸿章（军需主任）对我说：李广和与毛使用的“封”字密码本，现仍在李的私人秘书韩显宗处保管，可交韩代为拟发，想不到这份电报发出后，我就成了保密局天津站收拾残局的主持者！ 三、我是怎样收拾残局的 拿我在原军统的资历来说，特别是按我在保密局内部的人事关系而论，我确实没料想到会成为保密局天津站的最末一任站长。以资历来说，我不过是1938年军统临训班毕业的一个中级特务，站长总得应有“少将”级职，而且以当时天津市替察局正副局长李汉元、齐庆斌而论，他们不仅是军统的老特务，并且和已死的戴笠以及军统内部重要人物有私人关系，同时他们在津任职有两三年的历史，任何人都会了解，旧社会里有一句话“朝里有人好做官”。事实证明，正如李广和被扣后，我还企求真除（由代理实授本职）正处长，但军统还要派夏松来津接任处长（终因交通阻隔夏未到津），因之，我并没料到会被特务主子毛人凤“宠信”到这般程度，虽然毛在同年8月到津视察时对我那样“器重”．但我总认为不过是毛对我的一种笼络手段，培植其私人党羽而已。因为一则我过去和毛从未见过面，再则我也役对他进过贡，高官厚禄的职位自然轮不到我头上来。 约在12月23一24日突然接到毛人风要我亲译的一封“限即刻到”的特急密电。电文仍用李广和的“封”字密码，这封电报足足有两三千字，而我当时确实没有亲自翻译的耐心，当即将李广和的私人秘书韩显宗找去在我的办公室内代译，并再三叮嘱不论其中有任何内容，绝不能透露丝毫。同时找立即下达“手令”，派韩任“稽查处”中校人事秘书（因原任秘书华世英于12月14日请假护送其妻南去，临行时，并表示不愿再北返）。经韩译出电报的主要内容大致是：某某电悉（指我的去电），吴景中弃职逃走，罪该万死，现已扣押，定予严惩。派你自电到日起兼代站长，希即从速恢复站部继续加强工作。吴景中曾在津布置有四个潜伏组，并详附各组台人员姓名，住址如下（此处从略），希你亲自化装与各组台分别秘密取得联系，根据具休情况，予以加强布置，督伤各组台迅即和本局开始通报。如有任何困难，必须予以解决并希电告，大难临头应龟勉从事。弟毛人凤。当我仔细看完电报后，心情上有些激动，首先在内心里暗自喜欢，认为干了十年总算爬上来了。但是，当前天津局势日益紧迫，这个站长究竟能代多久？不论将来如何，我总算成了保密局的一名高级人员了。同时想到毛为啥不派李汉元或齐庆斌兼任？是否对他们不相信？或许是毛怕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愿干，而失了毛的权威？也许是李广和到南京后在毛处给我进了“善言”？总之在沾沾自喜中夹杂着多种猜测。经过十几分钟的思考后，决定将稽查处一科副科长吕士伦找来研究一番，应该怎样应付当前的迫切处境。这里需要先说明吕和我的关系：吕和我是山西同乡，又是中学和大学的先后同学。虽然过去不相识，但从1938年同人军统临训班受训时，私人相处十分融洽，他又比我大十几岁，对我很加照顾。我总以“老学长”待他，凡事认为他见识广，经验丰富，并在班内有过口盟的封建结拜关系，平常对吕以“二哥”称呼。因之，我到天津稽查处任副处长后，吕不仅是我家中的食客，同时也是我的谋士。我把来电给吕看后，他首先说：”老弟！应向你道喜啊！”我说：“不知是凶是吉？”他说：“不管怎么说，只能说是老弟官运亨通”!从此咱们兄弟也能在天津独霸一方了乡老弟，加油干一下吧，只要能够撑持过目前暂时的局面，你的前途未可限量啊！”我说：“只要二哥全力支持．咱们就千下去，反正不干也不行｝”经我俩密谋后，决定采取如下措施：第一，首先将毛人凤电令我兼代站长事速告陈长捷．一方面抬高我的身价，或许由此陈会考虑提升我接任处长；另方面也要陈了解我已成为军统在津的负责人，而不仅仅是他手下的一名副处长了。第二，分别密函军统在津各机构已奉毛人凤令，由我兼代天津站站长，并将站部暂设在稽查处内。第三，速将站部驻站法官宋长铜找来，计议恢复站部事（因宋是军统临训班同学）。第四，由吕士伦代表我化装前去与各潜伏组台人员联系，约定时间到津市旧德国租界温州道五弓我私宅见面，接受加强潜伏布置任务。第五，由我出面速电毛人凤保荐吕士伦兼任天津站副站长，代我实际负责。次日我去陈长捷处说明来意后，陈说："这样很好，但你应将主要梢力放在稽查处，看情况毛人风派的新任处长X松已不可能来了，所以你还要继续实际负责。最好找一个得力助手代你主持天津站。这时我为了谋得正处长的职位，乃满口答应说：“我完全遵从司令的指示，请求司令今后对我随时指导”。当天，宋长洞来处，经我和宋、吕三人商议后，决定派宋联系站部在津．人员，并规定具体日期，在旧一区林森路34号集合，听候宣布毛人凤派我兼代站长的电令，大约过一两日的一个上午，宋长洞对我说：已联系到二十余人均集合在指定地点，我即由宋陪同前往。当我宣布命令后，该等喜形于色，纷纷表示今后有所依归了。同时我对该等表示，一俊站部正式恢复，所有人员的生活和安全我完全负责；但应各自坚守岗位，共度难关。将来天津一旦解围，我们就结成了患难与共的关系，希望大家安心工作。讲话毕，我遂即指使站部庶务股长吴仲庆、主任会计李培杰，立即与“稽查处”军需主任胡鸿章接头，在处内办公大楼筹设站部办公处所，并指示李培杰即日电南京保密局火速电汇全站三个月的经费，防备交通中断后无法接济，同时规定凡站部无眷属人员准在处内食堂搭伙，伙食费暂由处内供给，另外指定站部情报股站员李国庆、人事股站员陈时济，分别代理该股股长。惟文书股长张成信拒绝报到，我令宋长洞去张家胁迫其到站部办公。并指使李培杰、李国庆、陈时济等设法探听情报股长唐敬修、站员郑承愈的下落，诱召该等来站自首，交出抢去的黄金公费等，则不再迫究。一两天后，唐、郑果然先后到站，并交出部分黄金约45两、金圆券二三千元，我即背弃诺言，将唐、郑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并电毛人凤予以惩处。这以后站部开始逐渐恢复，但据李培杰等说：站部除密电本及会计账簿外，所有情报、人事等案卷，均在12月14一15日夜间由吴景中、蒋锵二人亲自悉数焚毁。我即分令各股重新建立案卷收发制度。同时召开一次站务会报对各股作如下指示：由情报股代股长李国庆经常和稽查处一科密取联系，随时向警备司令部参谋处探听津郊战况汇编成情报逐日电报南京；另由人事股代股长陈时济商同李国庆对全站各外勤情报组分别联系。根据各组具体情况，进行一次人事整顿后继续恢复搜集情况活动；宣布由吕士伦兼副站长，代我全权处理站务，派宋长洞兼任驻站督察（原督察宗巫风在12月上旬临时请假去北平未返）帮同吕督导全站工作。根据全站现有人员一律颁发1949年元月份薪响，以安定生活，另指定助理会计兼出纳朱玲（女）帮同译电员翁华锢〔女）加强译电工作．并规定当日电报必须当日译发，不得积压。最后严格规定站部各股负责人及译电员等搬至站部住宿不得搜离，以备南京方面派来接运撤退的飞机时一齐撤离。约12月末据李国庆、陈时济报告：该站原有五个外勤情报组，经过分别联系后，其情况如下：第一组（社会情报组）正副组长朱佑衡、王兰夫妇已于12月中旬包乘飞机南逃，组内情报无法了解。第二组（军事情报组）组长邢仁甫（中共叛徒）原在杨柳青以河北省第三行政专署保安副司令为掩护，该组亦设在保安司令部，因专员兼保安司令朱占魁于11月间投向解放区，邢组已撤回天津暂设邢家，全组处于停顿状态，邢并表示即日来处和我面谈一切。第三组（工运组）组长周士甫。第四组〔学运组）组长张源清，均于12月18日搭乘飞机南逃，已选定各该组骨干分子代理组长（姓名已忘）并指示该等积极搜集有关工运及学运情报。第五组（政治情报组）由副组长葛奎壁代理组长，该组专门搜集有关中共情报，惟该组文书某人〔姓名已忘）与葛私人矛盾较深，因之葛很消极。据李国庆说：葛原系中共叛徒，该组成员中多系叛徒，自解放军围城后，多消极怠工。即日我令李将葛找至稽查处，除将该组文书调任站部收发外，责成葛积极搜集情报，并准葛将该组成员中工作不力者送处关押。次日邢仁甫来见我，据邢说：他接到河北省主席楚澳春的电报，要他即日飞平，接受特殊任务（我未询问内情），并希望我准他辞去组长，代为购买机票前往北平。当时我认为该组已不起作用，答应邢辞职，对该组未加整理。与此同时接到毛人凤来电指示：准吕士伦兼副站长，并电汇站部三个月的经费乃万元金圆券，对于天津站何时撤退一事只字未提。这时我已感觉到毛要我继续撑持下去。当时我为了弥补个人亏空，从25万元中提出功万元交给同乡商人孔逢源代为搞黄金黑市买卖，仅数日间获利黄金十两。1949年元旦我集合槽查处全体人员聚餐时，将站部人员也召去赴宴。我曾在宴会上作过一次煽动性的讲话，鼓励大家积极工作，会后并摄有“元旦合影”。站部虽已恢复，但从12月末开始，市内每日受到近郊解放军的炮轰，市区不断发出‘’警报“，实行临时戒严。因之，各外勤情报组的活动受到一定影响；站部日常工作仅汇编一些当日近郊战况电报南京。 在我兼代站长后，还遇到了不少麻烦。虽然我当时在特务人员中，一无名声，二又不孚众望，但当时流窜在津的外地特务，在穷途来路的情况下，只得向我投奔，至少也能解决吃住问题。因之，自从东北解放后，陆续逃亡到天津的特务，虽然保密局已通令该等一律集中北平，并指定当时逃亡在北平的保密局东北督导室主任褚大光负责收容，但自12月12日平津铁路中断后，陆续逃至天津的仍有四五十人被阻滞留，当这批特务沿途狼狈逃窜抵津后，食宿大成问题。听到我兼代站长后，每日三三两两来稽查处找我，要求解决生话问题。因我无法支付齿仕费用，乃电告毛人凤请示解决办法.不久毛复电指示：令我暂作收容，从站部经费中挪用一笔特别费，酌予借发生活费若于，同时令我向李汉元协商，由市警察局暂垫借面粉几十袋，另设一个招待所予以安置食宿。1949年元月上旬，我叫副站长吕士伦通知这批特务集合在稽查处大礼堂听我讲话。在我讲话前曾按照报到的名册点名一次，并宣布么旧一区林森路34号作为“临时招待所”，每人预借200元金圆券作为生活补助费。这时在场者有人向我提出安排工作问题，以及何时才能撤离等。我诀以必须向南京方面请示后才能具体答复。最后为了安定他们在逃窜时惊魂不定的情绪，即将陈长捷一向公开自吹自擂固守天津的战术所谓“地雷战”传播一番，并扬言如果度过“难关”后，再行解决工作问题，如若局势一旦恶化，即可率领大家随部队突围，总之希望切勿闹事，静待形势的发展。以后听说这些特务搬人“招待所”者廖廖无几，多数各自寻觅藏身处所，以求个人安全。 四、加强潜伏布置 经吕士伦代表我和各潜伏组联系后，我在12月末和1949年元月初，分别与各潜伏组负责人见面，首先和我见面的是第二潜伏组长胡润泉，地点是在温州道五号我家中。据胡自称：他原在站部担任收发，于本年八九月间被站长吴景中指派为天津市第二潜伏组长，从此即开始筹备潜伏，潜伏方式以普通居民为掩护，主要任务是在天津解放后．专门在河东区一带刺探情报，但从接受潜伏任务后，直至吴景中离天津前，从未受到进一步的布置，除和本组潜伏台报务员张经纶见过几面外，有关潜伏经费以及和南京保密局本部的联系等问题，迄今尚未解决，本组成员亦尚未开始物色。当我在和胡谈话时，见其酒气熏熏，面红耳赤，语无伦次。找甚为不满，认为吴景中选择这样的潜伏人员根本不合条件。我当即以严厉的口气对胡说：现在我奉令对你进行加强布置，解决一切问题．但潜伏人员绝对不应有任何嗜好，喝酒固然是个人生活细节，但酒醉后不易控制理智，容易暴露秘密，今后必须在私生活上注意，这样对工作和你个人的安全都有利。接着我将毛人凤来电中所规定该组与南京保密局本部直接联系的化名，以及尔后保密局派人到天津与胡组接头人的化名、特征、衣着、暗语、暗号等等一一详加指示，胡并作了记录。最后谈到潜伏经费问题时，胡提出要求一次预发半年以上的生活费和一笔活动费。我答应侠电请毛人凤核定数目后即可转发。在胡离去时我再三叮嘱胡，切勿和组台报务员互通潜伏处所，以免将来互受牵连；同时在每次会见时，必须约定下次不同的会面地点。次日我在稽查处会见了该组电台报务员张经纶，张当时约二十余岁，还有些稚气，但在举止上已染有军统电讯特务的目中无人的骄气（一般军统电讯人员，由于组织系统和业务上的独立性，处处表现超然特殊，见之令人作呕），据当时在场的站部电台台长郭维双向我介绍说：张原在站台一度任过报务员，是吴景中令他挑选的潜伏报务员。我问张计划用何种掩护方式？张说：他有一个表兄（未提姓名）在天津开设电料 行，经售电讯器材和收音机。计划以此电料行为掩护，并准备将电台秘密架设在该行。但在架设技术方面尚未作出充分考虑，现今只领到两瓦半电台一部，希望早日发给足够半年以上需用的电池，并要求预发半年生活费和一笔架台特别费。我即面告郭维双发给张半年所需的A、B电池，同时指定郭迅速帮同秘密架台，并规定与南京保密局通报之称号、波长、时间、双方化名、密码更换办法等。至于潜伏经费，侯电请毛人凤核定数目后，当即照发。此后我在家中会见了第三潜伏组长丁护。丁有些书生气派，态度较持重。据丁自称：曾在东北锦州军警联合督察处任过职，锦州解放前来天津，被吴景中布置担任潜伏组长，他有一个亲戚（未说姓名）在天津海河北一带开设煤球铺，计划以此为掩护。另外还有一个亲戚在天津邮局任职，将来可由其掩护和刺探各种情报。接着我对丁作了同第二潜伏组的布置和指示。此后我在稽查处和该组报务员张孝莲见面。据郭维双介绍说：张在北平天行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受过军统电讯训练，曾在天津站电台实习过一段时期，已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当时张向我报告他的潜伏计划：他家在天津经营一个棉布庄，准备在该商号的存货库房修一个夹璧墙，作为秘密架台处所，但得郭台长亲往进行技术指导。最后我对张作了同对第二潜伏组台的布置和指示。再次日第一潜伏组长王抱华到我家会见时，正逢我准备去旧十区张庄大桥元兴池澡堂洗澡，我顺便将王带至澡堂。据王自称：他曾在天津站担任过内勤，后又调在该站某外勤组任组长（或副组长〕，1948年9月间被吴景中秘密指派为第一潜伏组长，任务是专门搜集天津海河码头及车站一带的情报，计划以普通居民为掩护，因其本人家属在津市居住多年，尚未暴露过特务身份，他已吸收了一个潜伏组员某某某（名字记不清，是天津红帮大头子姜般若之子）。最后我对王作了同上述各潜伏组一样的布置和指示。同一天我在郭维双处会见了该组报务员辛国梁（或名辛守农，记忆不确），据郭介绍说：辛曾在站部当过较短时期的报务员，以后介绍给吴最中被指派为第一潜伏组报务员，当时我看到辛的举止还机智；虽然年龄还不过二十几岁，但有些社会经验，在同我谈话中，有阿谈奉承的旧习气。当时辛说：他还没有选定秘密架台的地址，虽然家属居住天津，但环境复杂很难保守秘密。现正准备和郭台长研究建台问题。我对辛亦作了同其他各组报务员的布置和指示。第四潜伏组的情况是这样的：据吕士伦对我说：他按照电报指示的地点去联络该组长何某某（名字我一时想不起），但何居住在天津西郊，该地带近来已成战场，居民逃走一空，故无法前往联系。据毛人风的电报中说，何组在吴景中布置时，一直未选定报务员，要我和郭维双商量，由郭在该站报务员中物色适当人选。经我和郭研究后决定，由郭选一个较老练的报务员，并兼代该组组长。以后郭介绍站部电台报务员陈攀敏担任此职。我在郭处与陈会见时，见陈年近三十岁，身体很痰弱，操一口浙江话。从态度上看，很像一个军统特务老手，但我担心陈的条件难以适应地方环境，因为一个南方籍的中年单身汉，自然会引起怀疑。但据陈说：他有一个浙江同乡友人（未说姓名）曾在天津旧十区小白楼开设水果鲜货店多年，计划以此为掩护。随后我指使吕士伦将加强布置情况拟以详细电报，仍交韩显宗翻译后，当面交给郭维双以特急电发给毛人凤。经过一二日后，毛复电指示：由站部情报股长唐敬修交出的案款黄金内拨给每潜伏组各五两，每组电台各发两万元金圆券，作为半年内的潜伏经费．所需电料由郭维双从站部电台储存的器材中配发各台半年用的电他。并指示由郭切实负贵指导各组台从速秘密架设后即刻开始通报。核准由陈肇敏任第四潜伏组长兼报务员。我接电后，立即通知吕士伦、郭维双分别通知各组长和报务员，再次与我会见。由我亲自如数发给潜伏经费，并叮嘱该等有计划的节省使用。此外并指使郭维双迅即妥为帮同各组台架设电台，配发电料，争取早日和南京通报。1949年元月10日左右，郭对我说：各台均已架妥．已开始和南京通报，情况良好。最后郭说：按照组织规定，凡担任参与潜伏的人员，必须在布置毕撤离当地，以免将来一旦发生意外，互受牵连。因之，他必须辞去站部电台台长，准备暂在天津躲藏，一侯解放后潜逃。至于台长遗缺，建议由当时撤退在津的唐山站电台台长孙折接任，我当即和郭联名电请毛人风核示，以后毛复电核准，由孙接替。 在我进行上述加强布置时，老实说当时我认为这四个潜伏组的具体人选并不合潜伏条件的要求，自然将来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为按军统组织布置潜伏特务的常规，潜伏人员必须在当地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要丝毫没有暴露过个人的特务身份，甚至在当地得有悠久的一般自由职业，并能在经费接济不及时的情况下，尚能独立生活继续活动。同时潜伏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社会阅历，狡猾的手段，随机应变的伎俩；所谓要有：机智、沉着、勇敢、善谋、毅力等等特点。但以上四个组台所选定的人员，基本上均不符合这种要求。但是为了求表现，企图巩固个人的反动地位，曾有过一个另行布置潜伏的计划。我和吕士伦说明我的意图后，吕士伦表示同意，并由吕提出计划．拟由军统分子贾履厚等建一个潜伏组，因贾系山西平途县人，1938年和我同人军统临训班受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军统晋陕区太原直属组书记（组长吕士伦）。当时因太原难以立足，贾即长期住在天津其族叔开设的某商号。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任河北省香河县警察局长；1948年离职住在天津其族叔家赋闲。一天吕将贾找去说明此意后，贾表示同意。我当即要贾作出潜伏计划，但贾提出须有20两黄金的筹建费，我认为贾的要求过高，当然不会得到毛人凤的同意，同时我还打算将站部所余案款黄金作为我日后潜逃的费用。因之，此项计划未成。以上四个潜伏组和电台在1949年元月15日天津解放我被俘后，已全部如实交代。 五、在津各机构的全面瓦解 解放前保密局设在天津的重要机构，仅就个人了解的计有：三有企业公司华北办事处（该处辖有天津国华公司、泰东公司．均以一般民营商业面目出现）、中美无线电器材制造厂（摘有天津中国广播电台）、天津经济通讯社、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华北办事处瞥卫稽查组、保密局华北经济作战组驻天津办事处、津浦铁路替务处天津警务段、平津铁路誉务处天津苦务段、保密局天津策反组、保密局唐山站、招商局警卫稽查组天津警察队、以及和军统有关的国防部二厅天津侨防组、华北‘’剿总”二处驻天津第十四通讯组、华北“姗总”二处派驻天津邮检组、天津警备司令部电讯监察科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在天津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均开始逐渐瓦解或结束。惟独被保密局掌握的地方性机构，如天津市警察局、天津县警察局、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仍在继续苟延残局。因为市警察局在建制上属于市政府的公开行政机构，不能自作主张拭自撤走，同时直属该局的保安警察总队已在天津被围后被陈长捷编人城防部队归陈直接指挥。而局长李汉元虽然已将眷属送往香港，但其本人一再表示不打算离开天津，并到处扬言个人在天津多年尚无显著恶迹，如果共产党来了，也不会和他过不去；还可得到津市的知名社会士绅对他予以袒护。究竟李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别人难以揣测。天津县警察局局长陈仲老在未受到省政府的指示前，自然不能按其个人意图行事。故我在1949年元月10日前后和陈会面时，陈向我表示决定在解放后化装潜逃，并作了具体准备。至于稽查处在未得到毛人凤的指示前，必须听从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指挥，特别是1948年12月下旬陈发表我升任处长时，在事前并未征求毛人凤的同意，仅在发布命令后陈给了我一个电报，要我发给毛予以备案。因之，我虽然连电向毛人凤请求何时撤离，但表面仍表示要绝对听从陈的指挥，实际上当时稽查处也处于苟延挣扎的残局。我当时的内心矛盾重重：一方面总想逃走，但另一方面，还在幻想撑持过这个“难关”后，就能巩固个人既得的地位，如果擅自逃走，还有兼代站长的拖累，将来也会得到和吴景中同样的命运。于是硬着头皮抱着听命于天，不过我已打定了主意，在解放后化装潜逃。如假造了“解放证”，又向陈仲客处要来天津县的空白“国民身份证”以及积极准备便服、路费和临时躲藏的地点等。 现将当时保密局在津各机构的瓦解情况概述如下： （一）三有企业公司华北办事处 该处是保密局于1947年设在夭津旧十区营口道泰东公司！日址的经济机构之一，对外以泰东公司为掩护。1948年l0月东北辽沈解放后，该公司总经理军统大特务戴颂仪从南京到津指挥该办事处正副主任白莲巫、林翰章开始办理结束。并将存放物资积极南运；迄至十二月中旬，仍有部分待运物资，堆积海河码头。白莲巫曾托我向招商局天津分局说清准予优先起运，但因北来轮船较少，客运拥挤，这批物资直至天津解放尚未启运。12月下旬天津飞机场被警备司令部控制后，白、林二人一再央我向该部代为请领“出境许可证”，此后白、林始购得机票乘飞机去青岛转南京。事后我听白的汽车司机刘桐轩说：“办事处库房仍存有部分遗留物资如棉布、汽车轮胎等等，白、林走后已由职工分赃。白的小汽车，由刘私人保管，所有职工已散伙。 （二）中奖无线电器材制造厂 这个厂是日本投降后，军统在津接收的日寇某电讯器材厂，当初军统通过该厂修配各种无线电机，配备给军统在华北地区的特务机构使用，以后逐渐制造各神电器用具和材料，如电扇、收音机等公开出售，同时在天津旧一区罗斯福路开设中国广播电台，一面进行反动宜传，一面兼营商业广告。1949 年冬该厂曾和华北“勒总’天津修械所勾结，专门修制各种枪械。同年12月该厂厂长楼兆绵和中国广播电台台长（或称经理）阮一诚（女）夫妇南逃后，由楼的妻弟某代为负责，并准备将机器南迁；后被厂内工人阻止。天津解放后已由政府接管，楼的妻弟被捕获。 （三）天津经济通讯社 该社是日本投降后，军统设在天津的经济情报机构，由秦丰川负责主持。l949年元月上旬，天津解放前夕，该社临时负责人刘子威（刘可能系该社秘书）将社内无线电台一部送至稽查处交我代为保管。据刘表示准备将全社职工遣散，其本人计划在解放后潜逃。 （四）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华北办事处势卫枪查组 该组专门担任北平（今北京）、天津“美援”物资仓库的看管，由保密局特务侯化钧任组长，组址设在天津某地（街名记不清）。1948年12月14日夜侯乘元培轮南逃时，曾托我代为关照该组人员的生活。侯离天津后，全组人员各自逃散无形瓦解。 （五）保密局华北经济作战组天津办事处 该组是1948年春南京保密局本部派上校专员桂询到北平秘密设立的一个专对解放区进行经济破坏的特务机构，并在北平（地址不了解）秘密设有印刷厂，大量印制解放区的各种假钞票，通过种种手段带至解放区边沿地区使用。同年秋该组在天津设立销售假钞的秘密据点，桂询曾勾结我代其在天津市旧十区大沽路45号租得商铺楼房一所，桂即以商栈为掩护设立天津办事处，以后桂经常往来平津间运送大量假钞。同年12月上旬，桂从北平携带其父和妻子乘轮船南去，由副组长徐之乔负责：1949年元月上旬，天津解放前夕，徐将该办事处存放的一批假钞送至稽查处托我代为保管，徐本人表示准备在解放后潜逃。 （六） 津浦铁路局，务处天津奋务段 该段设在天津市北车站，由保密局特务分子郑善明任段长。1948年9月下旬济南解放后，仅只唐官屯至天津通车。其瓦解情况参看平津铁路天津警务段。 （七｝平滩区铁路局，务处天滩，务段 1948年12月12日平津铁路中断后，该段亦成停顿状态。该段段长贾金南于12月15日派督查股长陈名铁将妻女护送乘船去上海，后因段上经费无法接济．难以维待残局，因该段有美械装备的数百名武装路警被警备司令陈长捷看中，陈于1949年元旦前后曾函电南京交警总局准将该段及津浦路天律警务段和唐山警务段撤在天律之路替部队统一合编为一支担任城防的“交警总队”，并由陈振警备司令部参谋处李广荫兼该总队长。元月14日上午该总队指定地点集合点名正式改编时，解放军开始总攻，市内受到猛烈炮轰，故未能点编，次日天津市即告解放，大部分人员均被俘获。 （八）保密局天津策反组 该组前身是保密局华北军政督察组由天津稽查处长李广和任组长，李未调天津前该组在北平活动。1948年5月李调任天津稽查处长时仍兼任组长．以后该组亦逐渐移至天津活动。因该组人员在天津勾结财政部天津金融管理局专门查禁黄金黑市，故敲诈勒索之手段层出不穷，引起舆论不满。同年8月毛人凤到津视察时，将该组改称为“策反组”，仍由李广和兼组长，此后李运用一批地痞流氓阴谋筹组反动武装，听说已发表了几个”大队”的番号。同年11月李因纵容下属不法，被人向南京“总统府”控告。“总统府”电令陈长捷将李扣押，至此该组无形瓦解。12月18日李被押解南京时该组秘书王慕海随李同去。1949年元月12一13日南京保密局本部电令我将该组骨干分子房厉冲调至天津站酌予安插，我即派房任该站外勤第五组组长，过一日后天津解放．房被逮捕。 （九）保密局唐山站 1948年该站在唐山成立，同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时逃窜到天津。经该站正副站长张雄藩、刘宜禾商得我同意后，于12月下旬（或1949年元月上旬）将站部暂设在津市旧十区林森路297号原天津站站址（这时天津站已移至稽查处办公）当时该站已成为逃亡性质，1949年元月11日（或12日）我去该站和正副站长接洽电台台长孙沂调天津站任电台台长时，见张、刘等正在狂饮白干酒，张雄藩对我说：“老兄来的正好．喝一杯解解愁吧！”我说：“愁中浇酒愁更愁。”天津解放时张、刘均被描获。 （十）招商局警卫稽查组天津水上警察队 1948年12月16日津沪间海轮停驶后，该队队长毛洪明（毛人凤之族弟）终日惶恐，焦虑异常，打算逃走．曾一度和天津站电台台长郭维双等合谋自天津雇渔船从海河去塘沽南逃，但因海河不久亦被阻隔无法成行。天津解放前夕，毛通过天津站直属通讯员吕一民的关系和平津铁路天津警务段段长贾金南一同躲藏在中共天津城工部负贵人某某某的掩护处所张树德（解放后张在“民革”天津市委）家中，解放后毛、贾均被政府逮捕。 （十一）华北“剿总”二处天津第十四通讯组 该组成员绝大多数系保密局特务分子，组长白浦宣于解放前夕积极进行全组潜伏布置，解放后，该组经政府破获，白被逮捕。 （十二）国防部二厅天津侨防组 该组是1946年国防部二厅在天津布里的一个秘密机构，专门利用一批白俄分子和国际间谍分子搜集反苏情报。组长席墨僧以山西阎锡山在天津某经济机构的职员名义为掩护。解放前夕打发其妻先去四川，其本人亦准备逃走，后因交通中断滞留天津。解放后席被政府逮捕。 （＋三）华北“剿总”二处天津邮检组 该组约在1948年春夏间派去天津，为便于活动将组部设在稚查处办公大楼。1948年12月上旬组长陈颧去北平后，由副组长刘香亭代理组长。其间该组曾在邮局查扣得林彪将军写给陈长捷的一封劝说投降信，同时查扣一封天津民主人士李烛尘等三十余人联名向蒋介石告发陈长捷的信。该信主要内容是指责陈不应在市区修筑碉堡，破坏市容及建筑等。这两封信送稽查处后，均经我送至陈处。当时我的意图是：一面观察陈对林将军劝说信的态度；一面并建议陈对李烛尘等进行迫害。1949年元月上旬，因市区每日受到炮轰，邮局业务停顿、该组人员均聚居稽查处苟延残局，解放时副组长刘香亭等均在稽查处和我一同被俘。 （十四）天津警备司令部电讯监察科 该科在组织系统上受国防部二厅领导，组内成员绝大多数系保密局电讯特务。主要任务是专门控制电讯器材之售运和破坏革命电台。1948年12月中旬该科科长郑之宜奉二厅电令撤退。 最后我必须举出的一件事实，戳穿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和谈”阴谋。1949年元月10日左右我接到毛人凤的一封“十万火急”密电，内容大意是：据悉近年来华北的和平气氛浓厚，令我速与李汉元、齐庆斌等密谋适当镇压措施，希切实执行具报。当我看完电报后，感到有些没头没脑，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上已发表了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出了求和文告，并提出所谓“和平谈判”的几项条件，为什么还要切实镇压？元月12一13日的一个下午，我持毛的密电去市警察局找李、齐等，李看过原电后，对我冷笑了一声说：“事已到此，还搞这套把戏干啥？”齐庆斌接着说：“发个电报请毛先生亲自来吧！咱们没这本事！”这时我将话题转移到探听李、齐究竟作何打算，齐说：“现在已成了瓮中之鳌，只得听天由命了！”接着我对李汉元半开玩笑地说：“请你给我准备一套替察衣服到必要时我计划混在警察里躲一下，然后再逃跑。”李说：“这样不妥p 巴｝我现在还自顾不暇哩！”少坐片刻我即离去。 1949年元月14日上午9时许，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市区发起总攻击，顿时市内炮声隆隆，枪查处附近不断落有炮弹，这时我吓作一团，躲在楼下暖气锅炉房内。约午后二三时许，我令天津站情报股代股长李国庆、人事股代股长陈时济将站部恢复后十多天内的文件统统焚毁，并将站部所存密电本一并焚毁。不久传闻天津西营门已有部分解放军突人，这时李、陈二人向我请求说，他们己预选找好藏身处所，要求我派汽车送他们逃走。我即派站部汽车司机倪某某送他们离去。次日上午解放军已包围市中心区，我指使韩显宗将“封”字密码本焚毁，同时我把个人保存的加强潜伏布置的来往电报原件和底稿悉数焚毁，约当日中午我在稽查处被解放军俘虏，至此天津站全部被没。( 1962 年9 月） 北平解放前夕保密局特务活动片断 康建东 我从1948年6月至8月任保密局热（河）察（暗尔）站上校副站长，驻在北平。8月2日保密局将该站撤销后，调我任保密局保定站的编审。我当时不愿去保定，遂就在北平赋闲，一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在此期间，我与保密局北平站（以下简称北平站）的特务头子来往比较多，因此，对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保密局特务的活动有所了解，现将我所知道的情况回忆如下。 解放大军包围天津时，北平方面已经人心惶恐，谣言四起，街谈巷语，相传“北平要死守，等待援军”；有的“国大代表”声言；“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请愿，请美国直接援助傅作义气又有人说：“傅作义的代表已经出城和解放军联系，’。北平被包围的时候，华北“剿总”派河北省主席楚溪春为执法总监，以加强防范，当时执法队的警车和执法队在北平的街道上到处可见，保密局特务也乘机进行破坏。北平市大小单位则开始了暗中清理和焚烧各种档案。有一次李英（原热察站站长，该站撤销后曾调李英回南京，但他不愿去，因而保密局派他为少将直属通讯员，也在北平）到河北省政府去见保安司令陈光斗时，见到省政府院内正在焚烧各种档案和有关文件。国民党公教．人员见面时都说：“时局越发紧张了”。 【作者曾任保密局热察站副站长。】 由于各地相继解放，特务人员纷纷溜到北平，据北平站副站长宋某（名己忘）说，榴到北平的特务有冀、晋、鲁、热、察、绥等省站和东北督导室及各地铁路局的、警务处的省、市站、组和公、密的特务，均因各地相继解放没有站脚活动的地方而逃到北平来了。据当时北平站秘书兼人事科长刘辑五和人事科副科长张玉振说，溜到北平的特务加上平津的特务约有两三千人左右。有一次我在李英家听徐宗尧（冀、热、辽边区站站长）说：“对这两三千名特务，北平站已做了计划，经王蒲忱（北平站站长）、宋某（北平站副站长）、杨清植（北平市替察局长）、刘辑五、张玉振等研究（徐宗尧也参加了研究），将这些特务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武装的特务游击总队，各发卡宾枪一支，并已报南京保密局批示。”还说：“北平站方面研究，打算找一个能打仗的做为领导，经王蒲忱、宋某、杨清植、刘辑五我们公推李英担任这个总队长。”因为李英是铁杆汉奸，又是反共积极分子，李英自己在平时就说过：“剩我一个人，我也是反共的”。为什么又要把这些特务武装起来呢？据北平站副站长宋某说：“组成武装特务以后，如北平守不住，拟随傅作义部向青岛方面撤退，准备沿路打游击。” 我听李英说起过，华北“剿总”第二处处长史乱曾经对王蒲忱说过，1948年9月间济南解放了，10月底东北解放，傅作义部已困守孤城，平、津已变成最前方，孤立无援。这时蒋介石给傅作义的权位极高，傅表示坚守平、津，并计划依靠“美援”保住津、沽，死守海口，最后以青岛为后路，尚图挽救淮海危局。当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住在北平的“国大代表，又喊“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请愿”，呼吁“要以军火直接援助傅作义部”。平、津二市的党、团和一部分“立法委员’表示对傅信任，蒋介石也亲自到北平布置，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徐永昌（曾任军令部长）等也不断到北平来，傅作义也到南京去了一趟，都是为了商讨如伺坚守平‘津，死守海口，以求有后退之路。蒋介石又给傅以华东全权，策应淮海战局，企图侥幸挽救淮海会战危局。这就是组织武装特务的背景。 北平站向南京报请组织武装特务游击总队的事，不久就得到了南京保密局的批准。准许每人发给卡宾枪一支，随傅作义部必要时向青岛撤退。当时北平站副站长宋某说：“这回可好啦，撤退前，保密局能派飞机送枪支来，这就有了打游击的本钱，否则北平解放了，这些人就会叫共产党杀光”。以后由于傅作义决定和平谈到，计划未实现。 不久天津很快就解放了。陈长捷（傅作义部原六十一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司令官）被俘，给傅作义一个沉重打击。在北平方面，自1948年12月13日被解放军包围以后，城门紧闭，驻有重兵。华北“剿总”并派有高参一名协助指挥。各城门不准随便出人，只有特务人员和军队情报人员（化装成老百姓）持有证件者方准许出人，以搜集城外解放军的情报。这时城内各种说法很多，有的说“傅作义在琢州守过城，是内战中守城名将”；有的说：“傅作义直接接受‘美援’，美国一定能派飞机援助。”当时有钱的人准备南逃，进步一点的人则说：“天快亮了”、“华北战局比作怀孕，小孩在娘胎里已快到降生的时候了。”国民党的公教人员也到处打听消息，听到的消息却一个比一个坏。北平的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矛盾又很大，据说，当时在北平的三十四集团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李文领导的中央军（凡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叫中央军）十六军、五十二军、五十四军等部和傅作义是明和暗不和。傅作义的基本部队三十五军在沫水附近与解放军作战最激烈的时候，李文指挥的十六军袁朴部、九十四军郑挺锋部等不积极援助，以致三十五军形成孤军作战，最后在沫源、易县一带被解放军歼灭了。此外，傅作义的暂三军、暂四军也先后在平绥线上打完了，暂三军军长安春山部所补充起来的地方保安团队的战斗力也很差，同时北平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北平是很难守住了。 此时原来有些省、市站组的特务把当地的情况和逃到北平的经过纷纷向南京汇报和要求安插。北平站的特务搜集来的情报也随时向南京汇报。南京回来的电报、指示都是模棱两可的，如“北平站自行处理”等不肯定的答复。当时北平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已”到小孩快降生的时候了”。可是军统特务们还是执迷不悟，仍然要作垂死挣扎。当时保密局直属通讯员李英（原热察站站长）由军统老特务徐宗尧介绍认识了冯兰田（在军统干过站长和傅作义部处长），冯兰田又将李英介绍给河北省主席楚溪春和保安司令陈光斗，由楚、陈发表李英为河北省独立第一支队司令，并派人送来“派令”一件、“关防”一颗，限令即日开始活动，召集旧部。此事的原委是，在和谈以前，傅作义决定坚守平、津的时候，曾命令河北省主席楚溪春和保安司令陈光斗，急编河北省保安团队，凡是楚的命令能达到的县境里，就命令县长和国民兵团（县级武装部门，县长兼司令，另设专职副司令）编组保安团．每一个县按当时情况可以编一个团或两个团，甚至到三个团，越多越好，由保安司令部发给枪械，稍加训练即可改编为正规团，作为傅作义总部扩编军队的第一步。冯兰田并告诉李英说：“要多放出去几个’名义，到冀、热边区放几个游击师也没关系，如果人枪集合多了，在楚主席面前和陈光斗司令处有我冯兰田给你负责，在南京保密局方面我也设法从旁给你吹嘘。华北“剿总”方面我请史乱（华北“剿总”第二处处长）随时协助。”因此，发表李英为河北省独立第一支队司令后．李英就急忙召集旧部，并请我协助，而且答应召集成功后给我个副职，所以我也就为李英奔走。李英写了一封信，由我带去与北平市西郊十七区区长、保密局特务曲福乐联络，由曲福乐在该管区内就地筹措给养。曲福乐慷慨应允，并说大力协肋。李英打算拿这北平酉郊的大西沟、小西沟做发展游击区的根据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李英小时候曾在这两条沟住过，因此对这个地区很熟悉。当时已经联络的有：旧东北军骑兵第五师徐团长答应召集旧部；还有一个姓张的说能联络地方武装；热河省滦平县有一个大乡长叫解筱珊答应可以成立一个营；同时，热河省参议会北平办事处、热河省旅平同乡会等均表示支持李英，愿为李英向各方联络，而我则是多方卖力气的为李英奔走、接洽、联络，一直到北平和谈前，李英的“派令”和“关防”被陈光斗派人要回去、取消了“名义”才停止了活动。 北平特务站方面还曾经用恐怖手段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我知道的有这样一件事：原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北平市市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何思源，在北平和谈时表示愿意出城欢迎解放军入城。这件事被北平特务站知道以后，就给何思薄先生住房里放置了一个定时炸弹，炸死了何思源先生最喜爱的一个女儿。 除此之外，北平特务站又忙于将暴露身份的特务撤走，吸收新的特务人员，重新布置北平特务潜伏组和潜伏台，并规定组与组不发生横的关系，只和南京直接通报、联络。这些潜伏组非常秘密，除北平站站长和主管人事的特务知道以外，别的特务很难知道，因为新吸收的特务都不到站联络，都是由站长和人事科通知在什么地方会见和谈话，主要是怕别人认识他们的面孔。这些潜伏特务的待遇是很高的，听说有的给半年特务经费，按家庭人口每人给两袋白面，有的则领到一年或两年的特务经费。我知道的潜伏组有：北平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张处长（军统特务，不知名）布置的一个机关潜伏组，上校组长是王学桐（河北省大名人）、另一个是北平特务站布登的，在北平市东城区，潜伏组负贵人曾聚仁，在东单以开设纸烟摊作潜伏，侦察解放军的情报。北平和平解放空气浓厚后，北平特务站站长王帝忱和副站长宋某准备南逃，打算推选一位有领导能力、能布置潜伏组的大特务，负责领导北平特务站的工作。选来选去，保荐一个曾干过华北站长、保定警察局长、冀、热、辽边区站站长的徐宗尧接任，并负责河北、热河、辽宁边区的特务活动。 1949年l月22日上午，在华北总部由傅作义召集华北特务头子讲话，当时参加的有北平特务站站长王清忱、冀、热、辽边区站站长徐宗尧、中统北平区主任李郁才、北平市普察局长杨清植（军统特务），以及华北总部第二处处长史徽等。傅作义讲话的内容主要是宜布与解放军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并说在1949年1月22日以前的反动罪恶活动他可负责．可以得到共产党的宽大处理，从1月22日以后的特务活动由自己负责。王蒲忱、徐宗尧等回来后即向大小特务传达了傅作义的讲话内容。然后王蒲忱、徐宗尧等即将北平和谈情况向南京汇报，同时并电请将北平特务站保荐由徐宗尧接替。主蒲忱即偕副站长宋某、秘书刘辑五、警察局长杨清植、中统北平区主任李郁才等于24 日乘最后一班飞机南逃。 徐宗尧接任北平特务站站长后，打算一显身手。在接任后即忙于布置潜伏，拉拢青帮头子魏大可（青帮大字辈）、张世五（青帮通字辈），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活动，想找进步力量，和共产党地工人员联络，以求解放后得到宽大处理。这是徐宗尧的如意算盘。可是接任不到几天，北平和平解放了，徐宗尧看到解放军四野的布告，指定反动党、政、军、团、警、宪、特等向指定地点登记。徐宗尧出于无奈，只得投降，遂在东板房家中，集体登记；而李英则在地安门里米粮库18号集体登记。 （君章正整理．1964年） 1949年衢州大血案纪实 陈达． 这里所记述的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在衢州所造成的反共大血案，只不过是国民党特务屠杀成千上万革命人士无数惨案之一而已。但从这个大血案，已可概见蒋介石御用的反共匕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最凶恶的死敌― 特务，特别是毛森等特务头子对革命人士的无比残忍和狠毒了。 l948年间，毛森一度在蒋介石的”总统府”军务局充情报科少将科长掌握军务局的特务情报活动。使他有机会和蒋介石的外甥、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勾搭了起来。从此，毛森内凭军统背景，外有汤恩伯、俞济时等的支持，1948年至上海解放，官运十分亨通。曾任浙江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署二处处长。后当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兼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处长。逃出上海后，据说曾充厦门警备司令等职。按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规定：各绥署二处处长，必须军官学校的学生才能担任。当时．全国只有毛森一人能例外，得到国防部二厅的特准。他不但能以陆军学校的学历兼充绥署二处处长．而且还通过汤恩伯的关系，介派了一批特务，曾掌握第一、第二、第七、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和首都组织总部的二处等情报单位。浙江、江苏、京沪杭等地的特务机关、警察机关、地方保安团队等特务分子和某些部队的谍报参谋和政工处等，不少和他有工作联系、部分的人是他设法介派在那里工作的。他已形成了特务中一个派系。该系的特务们．脑子里甚至只知有毛森而置毛人凤于不顾。直接间接受毛森领导的特务约有两千人左右。 1949年4月，毛森系特务掌握的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和该署撤销后的第九编练司令部二处三科两个机构在衢州残酷杀害了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林维雁、江文焕、杨欣渡等14人。这14位革命烈士中，林维雁、江文焕等6人是中共衢州地下工作人员为一案；中共皖南武工队程队长为一案。民盟人士杨欣渡为一案；浙江大学进步学生六人为一案。这14位烈士是1949年4月初间的一个深夜同时被害的，在被害之前，他们都遭受过特务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对待。我曾先后充任衢州绥署二处二课课长和九编练司令部二处三科科长，是这些血案主要罪犯之一。现将这项滔天罪行纪实如下： 【作者当时任衢州绥靖公署二处二课课长、第九编练司令部第二处第三科上校科长。】 一、破坏中共衢州地下组织案 （一）从信件检查中发现线索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在表面上裁撤了全国各地的邮电检查机构．可是名撤而实未撤，在全国各个重要城市的高级军政机关的所在地仍然秘密布置有特务分子检查邮电。用检查邮电作为侦查发现进步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浙江衢州绥靖公署所在地衢州城，早在该署于1946年成立时，就由该署二处（情报处）布置特务长驻衢州邮电局秘密检查往来邮电。 1948年秋间．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以下简称二处）派驻衢州邮电局检查邮电的保密局特务刘峰检查到衢州师范学校（经查核，系衙县县中）教员林维雁（女）从祷州寄给浙江龙游她妹妹林维凤的一封信件，信中写有不满蒋政权，说蒋政权快要崩溃，要她妹妹认清形势，投人解放运动等内容（大意如此）。当时，发现这样明显进步的信件，那简直是认为抓到了共产党活动的确证。因此，林维雁的身份，从这封信的线索，就被军统特务所发现、所认定。之后，衙州的保密局特务，便死死地盯住了林维雁不肯放手了。 类似这种有进步活动的邮件，经保密局特务检查到了之后，惯常所采用的手段是：偷偷地把收发信件的人名、地址和信的内容抄下来，原信仍然封好放行，目的是为了不让通信人发现，希望从继续通信中获得更多的材料。刘峰当时对林维雁的信件，就是采取了上述手段的。他把信的内容和收发信人的姓名、住址抄送二处侦办，原信仍然放行了。此后对林维雁的来往邮电列为必须检查的对象之一。 获得这个线索后，二处代理处长黄炳炎（二处处长系毛森兼任，因毛森当时又担任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在杭州时间多，二处处长职务，经指定由二处副处长黄炳炎代理）和该处二课课长陈达等均极为重视。阴谋从这一线索能找出衢州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来。黄炳炎曾在林维雁第一封信的抄件上批示：1 ．着刘峰继续检查林之一切邮电；2 ．着衢州情报组长王震派出专人严密侦查监视随时具报。 （二）侦变阶段的特务活动和毛森的训话 刘蜂、王展遵照二处指示分头对林维雁展开了特务侦查活动。在邮检方面，刘峰于1949年2月止，先后共检查到林的来往邮电二十多件．其中又获得有林维雁不满国民党统治，劝告她的亲友等要识时务等进步言论。据我记忆所及，林和她妹妹林维风通讯最多。在衢州情报组方面，王震除指派了该组外勤恃务楼理公专门负责监视林的一切言行活动，并采用特务一贯使用的手段―内线侦察的手段，由楼理公通过本地人关系，在衢州师范（县中）学校内部布置运用了一名内线特务，利用朝夕和林维雁相处一起的机会．严密监视着林的一言一行。这个内线特务不断举报过林的”言论偏激”、“思想左倾“和“有重大共产党嫌疑”等抽象的情报，但并未举出具体的事实证据。1949年2月间，毛森来到衢州，召集二处全体特务（我也在内）作了一次训话。地点在摘州文庙二处职员宿舍的厅堂里，毛森的训话大意是：“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出乎意料之外，我们失败了，现在中央为了松一口气．争取一些时间，重整旗鼓以待国际局势变化，正和共产党接洽和谈中。当然，和谈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大家不要为和谈所迷惑。为了确保江南的治安，不让共产党在我们后方捣乱，对一切有共产党嫌疑的分子，不管他是谁，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是：要抓得快，抓得多，杀得快，杀得多。共产党怎样厉害，我毛森是不怕的。共产党除非不落在我毛森手里，落在我毛森手里，这怪他自己倒霉。我希望你们做我的同事的也要有这种勇气和决心。”〔毛森说这番话的时候，声色俱厉，咬牙切齿，凶相毕露）。还说到：“我们的前途，仍然是乐观的。长江以南还有大半个中国，人力物力比匪战区（指解放区）多得多，在地理条件上，目前有长江天堑可凭．我们还有美国朋友的帮助，共产党要想得到全中国的江山，他是在做梦”等语。 毛森离衢州的当天，黄炳炎和我即作出了立即逮捕林维雁的决定。但是，我们当时考虑到：如果派人去学校捕人．必然会引起该校师生的抗议，可能会闹出学潮来，难以收拾，甚至不利于当时的假和谈；再则，顾虑到与林有关的共产党人会闻风逃走。因此，决定不在学校内逮捕，找机会在校外用绑票方式将她逮捕架走。交俩州组长王震查明林可能离校时间、地点等以便布置密捕。 （三）遗捕林维雁，株连江文焕 1949年2月下旬（经查核，应为1月23日），得王展报告说：“获自衢州师范（县中）学校内线消息，林维雁已向该校校长请事假两天，准备明日上午出城下乡，下乡何事不明。”黄炳炎即指示王震：1 ．决定翌日乘林下乡的机会，跟踪至乡下，行抵中途，将林密捕绑走；2．因为系采用绑票方式，为了避免衢州其他军宪警机关的误会，可先与衢州宪兵队取得联系；3．密捕到了之后，即送衢州监狱关押。以上三项，概交王展负责执行。 第二天上午，王度率领特务楼理公及衢州宪兵队便衣特务二名（衢州宪兵队便衣特务是王展事先接洽请派的）执行逮捕任务。事后据王展报告：林维雁一出校门，我们就盯住了她，见她和一个男子一道逸向樟树潭方向出城，我们在他们后面紧紧地跟踪监视，出城约两华里地方，路上行人渐少了，我们打算上前动手，可是那个男的还是和她并肩在走，看来他二人是同往乡下目的地的。因怀疑这个男的也是共产党，同时又想到：即使这个男的不是共产党，如果逮捕林维雁，不逮捕这个男的，那个男的必然要泄露林的消息，无法保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了“紧急措施”，将那个男的〔事后了解是江文焕）和林维雁一并绑走密捕了。（经查核，林、江二人被捕的地点是在衡州城西安门外船埠头的航船上；作者回忆有误。） 对江文焕，二处过去并未发现和掌握他的革命活动材料。二处在事前也没有决定要逮捕他。他之逮捕，就是王展在密捕林维雁时所谓采取“紧急措施”而临时决定的。由此可见，特务捕人，是完全不必事先经过任何人批准的，包括它的特务上级在内。可是，在事后，黄炳炎、陈达等对王展这个“紧急措施”表示“嘉许”，称赞王展“办事能干”、“做得对”。 （四）审讯和扩大逮捕经过 林维雁、江文焕被捕后，由王展先关押在衢县刑侦队牢房（拘留所），后转送衢州监狱关押。 当天下午，我即派了参谋周凌九、陈诗馥、蔡皑吾等对林、江等进行了审讯。周凌九等都是军统特务，对审讯迫害革命人士，都有一套很恶毒的特务伎俩的。事后据周凌九说：“开始的时候，林维雁不肯承认是共产党，也不承认有什么同党。后来，把她写出的一些信件内容念给她听，还把她在学校的某些左倾言论指出后，她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她不少材料了，随后又对她进行了一些开导，可是，她仍不肯承认。经过用绳子反绑双手吊在屋梁上约一二十分钟后，并向她出示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她才开始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衢州支部负责人...”（据查核，同时被捕的江文焕．是中共闽浙赣边区领导下的衢州一个地下党支部的书记，林维雁为副书记，二人被捕后，特务们从江文焕随身所带的一只网篮里．在上面掩盖着一些小孩衣服、尿布底下搜查出中共的党内文件、传单．及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书里夹有未及销毁的该支部全体支部委员的名单。因此江、林二人的身份在未经审讯之前，即已暴露无遗；并由此株连及其他四名支部委员亦随即被捕，最后一起遇害。） 黄炳炎和我着重研究了林维雁的口供材料。又派周凌九、陈诗馥、蔡皑吾等再次去衢州监狱审讯了林维雁、江文焕。第二次审讯目的是要了解林等在衢州活动情况以及领导人是谁等。周凌九这次审讯林、江等的时间有四五小时之久。因审讯时间久．黄炳炎和我见周凌九等很疲劳，就叫他们去好好休息，没有问他们审讯过程中情况。只在口供笔录上见到林说：打算买一台无线电台，好和上级联系。还说到：当那天开会时，他们派了一个入在外警戒，因见有一个警察人内，即连忙停止了开会，会议没有结果。还说到：上级领导人叫什么真名不知道，是用的化名，住在江山。联络方法是：有事时，上级派人来衢州找她，她不知上级详细地点，等等。 二处特务当时注意的中心问题是阴谋进一步破坏林维雁的上级组织。这也是特务破坏革命组织一条规律，即：“破坏支部问县委，破坏县委问地委。”于是根据林所说的线索（那怕是不具体的线索情况），用衢州绥靖公署名义打了电报命令江山县政府派出干员严密侦查，随时将侦查的情况报告衢州。但没有得到具体线索时，解放军即神速渡过了长江，解放了全浙江。 随后，我又提审了林维雁。因林已由周凌九等对她使用过严刑拷打，于是改用花言巧语哄骗她。二处副处长黄炳炎也赶来了衢州监狱，于是我便让位给黄炳炎审讯，并对林欺骗说：“这是我们的司令（指着黄炳炎），只要你能把全部情况说出来，我们司令能担保你的生命和工作，马上可以把你交保释放。”黄炳炎和我这次审讯林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更具体了解她上级组织情况，便于扩大破坏。林维雁当时已疲弱不堪，精神萎靡。黄炳炎满睑假笑地说：“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中国人嘛，自家人嘛，大家只要推心置腹地谈问题，事情是可以马上解决的。林女士到这里来以后，生活条件差了，委屈了吧，好在你的问题马上可似解决，恢复自由、恢复工作，在这里委屈的时间不会长的。自新之后，好好做一个国民党党员。不过，我们对你所谈的贵上级领导关系等，还感到有点不够明白，究竟是谁？住什么地方？非请林女士详细谈一谈不可。”说到这里时，黄炳炎故意向蔡皑吾瞄了一眼，说：“某参谋（不是叫蔡参谋，随便叫了一个别的姓，他是故意不让林知道蔡的真姓的。）今天不要像前些天那样对待林女士了，你们几十种刑，用过哪几种了？”蔡皑吾说：“那还早啦！"（据我了解：当时衡州特务经常所用刑具是：用绳反绑两手，吊在屋梁上；用绳系一只手指和一只脚指，悬吊在屋梁上；用长板凳一条，双脚平放板凳上，用绳绑住，然后用竹杠子向下压或向上抬；用木棒乱打；用电话机的千电通向人身；用香火薰鼻孔等等毒刑）黄炳炎对蔡皑吾说的这几句话的目的是想用恐吓口吻叫林说出情况来。林维雁很沉着地说：“上级领导人是用的化名，只知道是江山方面的人，住在江山什么地方，怎么会让我知道呢？”黄炳炎又追问林的领导人的体貌特征和平时联络方法等，林只是重复了过去所谈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情况。黄炳炎见得不到什么新的情况了，便说：“能不能马上交保释放，要看你愿不愿真的自首、白新，好好想一想吧，想通了，再我你谈。”最后还假惺惺地同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林答：“饭吃不饱，被盖不暖，有几个星期，没有洗澡换衣了，毛巾牙刷也没有。”黄说：“这个容易解决，我叫监狱负责人替你解决就是。”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过问在押革命人士的生活问题。说替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只是一句鬼话而已。经过一段牛马不如的生活折磨以后，最终还要给予残酷地杀害。 在国民党一般监狱里，在押“人犯”，接见家人和通讯是可以的。可是，在特务机关里，任何人一经特务逮描，便音讯杳无，接见、通讯都没有可能。回忆当时另有这样一个情况：在林维雁、江文焕被捕后不久，有一天，我到衢州城内一个军统特务程兆凯家中去玩，遇见了江文焕的妻子也在程家，她和程家有亲戚关系，程兆凯的母亲程老太太向我介绍认识江文焕先生的妻子。江文焕的妻子想通过程老太太向二处特务说说人情（她那时已知江文焕被二处特务逮浦），因程老太太认识我．也认识黄炳炎等，希望能够说情交保释放，或者接见一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江文焕的妻子抱着一个不满三岁的男孩，涕泣纵横地恳求说：“江文焕有病，把他关起来，身体怎么受得了？衣服被子都没有带，怎么能过呀！孩子天天念着爸爸，文焕也十分疼爱这个孩子，请求陈课长能准许我送点衣服给文焕，让孩子去看一看爸爸。”江文焕的妻子一面说，一面哭，抱在怀里的小孩，也失声大哭起来了。程老太太也对我央求地说：“请陈课长想想办法，向黄处长说一说，把文焕保了出来，文焕不会做坏事的。或者让他家眷送点东西给文焕。”她们这些合理的请求，全部为我所拒绝。不但没有允许江文焕夫妇父子见一见面，最后还丧心病狂地将江文焕先生残酷杀害了。 回处后，我还把程兆凯的母亲和江文焕夫妇有亲戚关系的事情告诉了黄炳炎。黄炳炎说：“还得注意程老太太不要受江文焕老婆利用，江文焕老婆是不是共产党？还很难说。” 二、中共皖南武工队程队长案 （一）诱扳的恶毒阴谋 1948年秋．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所属皖南情报组组长高尚志指挥该组特务在皖南地方逮捕了中共皖南武装工作队队长程某一人，逮捕经过情况不了解。 1948年冬，我到衡州绥署二处任二课课长时，程队长已由皖南解到衢州二处关押。但是，程队长没有被关押在监狱里，而是经二处代处长黄炳炎的安排布置，把他软禁在二处职员宿舍里的一间小房间里（地点在衢州文庙内），派了一名姓邝的特务以所谓警卫程队长的安全为名，专门监视看管程队长，起居行动，形影不离。形式上看，程队长当时好像很‘，自由”似的，睡在二处职员宿舍里，和二处特务一起吃饭，每天还可到衢州街上走一走，每月还能领用零用钱十元八元不等。 国民党特务，特别是毛森等，为什么这样“优待”一位共产党的干部呢？后来据我了解，其中的阴谋诡计是这样的： 当1948年秋，二处院南情报组长高尚志从皖南押解程队长到衢州时，在中途，高尚志这个老特务就开始对程队长进行诱叛的蛊惑宣传，要程背叛革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再派回皖南去搞策反破坏活动。据黄炳炎先后对我说：“高尚志建议把程利用起来，有条件能为我们做工作，可以派去皖南策反瓦解某些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组织。”并说：“经过和程谈话以后，认为有可能性。不过，我们不能上共产党的当呀！必须好好考察，感化他一个时期。同时，已指示高尚志设法在皖南把程的老婆孩子诱捕到植州来，这样，一则可以使程安心为我们工作；再则，可以把他的全家大小留在衢州，作为派程去皖南工作的人质。并已动员程某写信给他老婆，最好能自动来衙州。预计等他的家眷到衢州后，再把程交给高尚志掌握放在皖南地区搞策反。以三个月为期，如有成绩可以考虑进一步利用他，否则，到那时再说吧（意思是：程去皖南三月如无成绩表现，就将对他不利）。不过，当前第一个条件是看他老婆孩子能否来衙州，全家大小来了，程去皖南，才有可能，将来派去皖南后，我们必须先向他说清楚明白：要是对不起我们的话，休怪我们对不起他全家大小。”又说：“目前，我们还得对他进行思想考查，进行感化教育，我已给他一些三民主义和《中国之命运》等书刊，要他看一看，变换变换脑筋再说。”还说：“报纸不能给他看，战事消息，对我们不利，怕他还对共产党存希望。”等等。 原来，二处特务对程队长的“优待”，是怀着更为反动更为恶毒的阴谋的。 监视程队长的邝某，二处曾规定他逐日汇报监视所得情况，这种监视暗害活动也是极其狡猾的。邝某每日向二处汇报程队长的言行动态等情况的方法是：用两本同样颜色同样大小的日记本子，逐日记下程队长当天的一切情况：程谈了一些什么话？心情态度怎样？到了那些地方等等，无一不记，翌日秘密地转交主办程案的参谋陈诗馥，两本小日记本轮换，邝向陈交一本．陈退回邝的另一本。这样做的阴谋是：既可随时记录了解程的日常情况，又不致使程发觉邝的日记本便是情况汇报本。从现象上看来，邝的日记本天天都在身上。 在邝的日记本上，曾有这样一件认为“可疑”的事情。据邝记：程上街时，有时似乎是故意走近街旁的报纸牌子（张贴报纸的牌子），眼睛偷视报纸消息。黄炳炎和我便引起了很大的怀疑。黄炳炎说：”这是程有意了解战事消息，心怀共产党，他的思想还大成间题呀。”我说：“如果让他知道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找们打败了，要他去皖南工作，恐怕有问题了。”黄说：“从形势上来看，他去皖南的可能性太少了，再等一等看，看他家眷能否来。“ 另据高尚志的报告：程的家眷，因在皖南解放区，诱捕困难，程给他家里的信，虽已投去，但尚无赴衢之意。程去皖南工作的计划，恐不可能了。 以上这些情况，都捉使二处特务改变准备利用程队长的阴谋转而采取杀害的手段。 （二）放弃诱叛，决定施加杀容 1949年3月间，程队长的家眷仍未来衢州，内战的形势对国民竟越来越不利．而衢州绥署奉国防部命令撤销。黄炳炎接毛森指示赶办二处结束工作。黄炳炎当即作出了放弃诱叛阴谋采取直接杀害的罪恶新决定。就在他指示办理二处结束工作清理积案之时，命令监视程队长的特务邝某在二处宿舍里突然将程镣铐起来送往衡州监狱关押。准备执行杀害。 后来，我听陈诗馥从姓邝的特务那里得来的情况：当邝某执行镣铐程队长送往监狱时，程队长要求见黄炳炎（程住二处宿舍数月，知黄是二处负责人），可是，黄炳炎拒绝和程见面了，由过去假惺惺的笑面虎突然变为张牙舞爪的怒面虎了！ 三、民盟人士杨欣渡案 1948年夏间，衢州绥署二处所属的皖南情报组组长高尚志会同当地县政府在接近解放区地方捕到从上海奔赴皖南解放区的民盟人士进步医生杨欣渡一人。逮捕经过，我不了解。但据悉：杨解衢州，系由沿途的县政府挨次递解到衢州的。一路走走停停，历时甚久，约1948 年9 月间才解抵衢州。 1948年冬，我到衢州任绥署二处二课课长时，杨已关押在二处。二处本身虽无专设的监狱，但随时可以寄押“人犯”的处所却很多。如衢州监狱、衢县县政府看守所、衡县警察局刑畜队看守所等，杨欣渡当时被寄押在衢县县政府看守所内。 据主办杨案的参谋陈诗馥告诉我说：杨解到衢州后，已经审讯过，据初步得到的口供材料，他已供认系民盟人员，原在上海市做西医，因皖南解放区需要医生，经皖南共产党组织和上海民盟组织联系，派他去皖南做医务工作，不料在中途被捕。当时，衡州二处黄炳炎和我对杨案甚为重视。并怀有下列恶毒阴谋：（一）杨系民盟上海组织的成员，必然能了解上海民盟的地下组织情况，企图通过对杨的审讯达到扩大破坏上海民盟组织的罪恶目的；（二）认为杨欣渡系从皖南方面由各县县政府属递解到衢州的，沿途系公开押解，接触人多，很可能为共产党或民盟的人所知道了．因而想像共产党或民盟有可能派人来衢州打听或营救他，阴谋从中再逮捕营救者。二处特务当时关押“人犯”地点，一般是关押在衢州监狱里。可是，却把衡欣渡关押在衢县县政府看守所，其中是有特务阴谋诡计的，即有意识地使共产党或民盟能从各县县政府递解的线索，从衡县县政府找到杨欣渡，好在探望杨欣渡或者营救杨欣渡的时候逮捕探望者或营救者。后来，尚未发现有人来衢州探望营救杨欣渡的，这一阴谋才未得逞。 据我了解：杨欣渡在衢州受审讯的初期，曾经特务多次刑讯，遭受特务的吊打（用绳反绑两手，吊在屋梁上，再用棒子鞭打）、“踩杠子”（双脚平放长凳上，用绳绑住，然后用一根竹杠横放在腿上，两头用人踩着）、“吊半道猪”〔用麻绳系住左手或右手大指，左脚或右脚大指，悬吊在屋梁上）等毒刑，加之，从皖南押解至衢州，沿途饱经辗转递解的折磨，杨是中等身材，这时体重不过七人十斤了。特务们恐用刑过多，杨会马上死去，无从获得扩大的材料。同时，为了监视有无外人来右州营救他和他是否对外通讯等，黄炳炎和我密商结果，另施了一条阴谋诡计：采用了化装同监侦察的手段。指派特务上尉参谋易剑秋化装为被捕的共产党人，囚首垢脸，衣衫拉撰、混人杨欣渡同一监房内关押。指示易剑秋的任务是：（一）以进步姿态设法使杨发生好感，试探侦察杨的思想活动，并相机了解杨的组织关系等，希望能得到刑讯中所得不到的东西；（二）注意有无外人来找杨欣渡，杨欣渡有否对外通讯等（这一点，本可交肠县看守所去做，但是，军统特务为了工作保密，故直接指派特务进行）。易剑秋打人杨欣渡的监房，同监侦察约一个多月，衢县看守所的职员等均不知易是二处特务，杨欣渡是否已窥破不得而知。易剑秋向二处汇报侦查情况的方法是：由二处参谋陈诗馥一周或一旬去看守所“提审”易剑秋一次，在“提审”时向陈汇报情况。侦察结果，易剑秋除得到所谓杨的“思想顽固”、“中毒太深”等空洞无物的情况外，其他一无所获，二处特务头子们很失望。 化装同监侦察的特务活动扑空之后，二处特务要从杨身上得到扩大破坏的材料的阴谋打算并未终止。特别是有关上海民盟组织的材料，特务们是认为必须得到才会罢休的。黄炳炎和我于是又层出不穷地施展了另一种更为残酷的手段―疲劳审讯。组织了四班特务分子，每班特务职员三人，一任主审，一任陪审，一任记录，还配备武装特务若干人，每班预计审讯6小时，四班从小时，阴谋要搞整个一昼夜的轮番疲劳审讯。审讯的主题：了解上海市民盟组织．人事情况。企图使杨欣渡在极度疲劳下，说出真实情况来。并议定：拼小时内，不停地向杨发问，要杨答复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许杨打吨，只给他喝一点稀粥，如拒不答供时，则采用吊打和踩杠子等刑。据了解：进行这种惨无人道的罪恶审讯中，在七八小时后，杨欣渡的精神疲劳，己经达于极点。他感到支持不住了，曾晕厥过。经特务用冷水泼在他的头部才复醒过来。接着又进行疲劳审讯，约在十小时左右，杨实在忍受不了了，才胡乱说出了上海某些人士的姓名；但是，他说：这些人的住址、详细门牌号数记不清楚了，只知其街道名称和室内陈设悄况等。特务们以为虽无门牌号数，约摸也可找到这些人。这样，才算是初步满足了要求，停止了审讯。由黄炳炎将这张示意图寄往上海毛森侦办追究。但后来未见毛森回信，不知后果如何。杨欣渡被特务们挖空心思使用毒刑索取了口供材料后，特务们是否就此罢手了呢？没有。毒刑迫供于前，残酷杀害随后。 四、浙江大学进步学生六人案 （一）捕讯活动中的传闻 这六位进步学生是1948年冬在杭州逮捕的。据黄炳炎于1949年2月间告诉我说：“毛先生（毛森）在杭州亲自主持破获了浙江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共产党活动案一件，逮捕了四五十人，经过审讯，绝大部分是被利用的无知群众，已予交保释放，只有六人，认为是重要分子。这个案子已经侦讯完毕，浙江省主席陈仪对毛森先生办这一案认为‘办得很好’，已传令嘉奖，毛先生意见，要把这六个重要分子送衢州处理。”在杭州逮捕审讯了，为什么还要送衢州处理泥？这是毛森向汤恩伯邀功取宠的又一表现。毛森当时系浙江省警保处长兼衢州绥署二处处长，这一案已得到浙江省主席陈仪的嘉奖，他仍不满足，因此，还要送到衡州汤恩伯面前又表一功。毛森懂得：捕杀革命人士，是他升官发财的政治资本。浦杀的越多．就意味着他的官也就升得越快。所以，他是从不肯放松任何一个报案邀功的机会的。 1949年2月间，毛森派人从杭州方面将这六位进步学生押解到衢州。当即寄押在衢州监狱内。据派去验收的参谋周凌九说：“这六个人都是青年学生，其中还有女的一人。” （二）黄炳炎一句话，青年学生人命六条 浙大的六位青年学生解到衢州后，二处特务既从未提审过，也没有翻阅本案文卷。他们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民盟人士？有过哪些活动？是怎样在杭州被捕和审讯的？虽然案子已经移到衢州，可是，衢州主管这一案的课长陈达和参谋周凌九等，谁也答复不出来。只是凭信黄炳炎这样一句话：“这六个学生是在杭州经过毛先生审讯过的，认为是重要分子。”就成了杀害他们的唯一根据。 五、林维雁等14位烈士被残酷杀害经过 在一般情况下：对待被捕的革命人士，有两种不同的处置：一种是对至死坚待革命立场，不在敌前屈服动摇的（这部分人是占多数的），将采取杀害的手段；一种是用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迫使被害人暴露身份、暴露组织有所谓“自新”表现者，或可幸免杀戮．至少暂时不予杀戮。可是，军统特务对被捕的革命人士，有它不同于一般情况的凶恶特点，那就是：对被捕的任何一个革命人士，坚持革命立场，无动摇表示者必杀；屈服于威胁利诱，“屈打成招”被骗取口供之后，同样必杀。总之，一切革命人士，不幸落人毛森等的魔掌中，要想幸免于一死，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以上四个案的林维雁等14人，遭受军统毛森等无所不用其极的阴谋残害，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了种种折磨痛苦，特务们还没有就此罢手，最后所施加于革命人士身上的是更为残忍血腥的屠杀。 1949年3月间，衢州绥署奉国防部命令撤销，毛森随汤恩伯调去上海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并兼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处长。黄炳炎奉毛森指示：调他去上海工作，并嘱速即办理二处结束工作。黄奉毛的指示后，曾下了一个“条谕”，大意为：“所有积案，限日内清理。凡属已供认系共产党之在押人犯，概行签报上海（指上海毛森、汤恩伯）批准，一律处死。签呈和全卷，交本人带上海，人犯暂押衢州，交陈科长（陈达）负责，候令执行可也。” 当时二处的所谓“积案”，即林维雁、江文焕等循州地工人员6人一案。皖南武工队程队长一案，民盟人士杨欣渡一案，浙江大学进步学生6人一案，共14人，在所谓二处办理结束，清理积案之时，根据黄炳炎的“条谕”、由参谋周凌九、蔡皑吾等起稿，经我核稿，黄炳炎核定，用二处处长毛森名义签请汤恩伯批准全部杀光。签呈上的杀害”理由”是：“在押共产党人犯林维雁等14人，业经侦讯完毕，据供认曾参加共产党活动，捣乱我后方治安。该犯等思想顽固，中共产党之毒甚深，拟请批准一律处死，以利截乱”等。签呈由黄炳炎带去上泽，形式上用毛森名义向汤恩伯签呈．实际决定杀害的权柄在 毛森。后来虽然由毛森送经汤恩伯批了一个“可”字，其实，这种签呈，与其说是汤恩伯的批准文，毋宁说是毛森向汤的“报功表”。军统特务杀害革命人士，还需要一个公开的军事将领批准吗？毛森一点头，反共的大血案，便造成了！汤恩伯对毛森这类签呈，照例是有求必应，照例划一个“可”字。 衢州绥署撤销后，接着在衢州成立了第九编练司令部。我奉毛森、黄炳炎指示：留在衢州担任第九编练司令部二处三科科长（即情报科科长），原二处主办的林维雁等14位革命人士，仍关押在衢州监狱，由九编二处三科接办。1949年4月初间，黄炳炎把经过汤恩伯批示有“可”字的签呈寄到了衢州，令我负责执行杀害。我忠实执行了这个杀人的指示，充当了衢州大血案的凶恶的刽子手。由于我考虑到三科的人手不多，执行杀害大批的革命人士有困难，于是我向第九编练司令官张雪中写了一个签呈，大意为：“林维雁等共匪分子14人，业经前衢州绥署二处处长毛森签请汤总司令批准处死，现林维雁等寄押在衢州监狱里，请转伤本部特务营派员执行。”张雪中见到已经汤恩伯批准了（张雪中也系汤恩伯所属将领之一），就在我的签呈上批了：“交特务营营长杨英派员执行。” 我把张的批示面交杨英，并嘱咐他说：“要做得很秘密才行啦，要选振精干人员在深夜执行，不能打枪，以免惊动老百姓，地点最好在衢州城郊三四里的地方。”杨英说：“这个我有经验，你放心好了。”〔听说杨曾在河南等地暗杀过共产党人。）杨又问我什么时候干？我答复他：“就在今晚好了。”并另指派了参谋蔡皑吾和衙州组长王震二人担任监督杀害工作。 傍晚，据蔡皑吾报告我：“杨英已派了一班士兵去城外三华里地方挖好了一个泥坑，晚上就在那里干掉这些共产党。”我说：“行啦，要极端秘密为是。”经我作出了这些血腥的指示后，当天晚上（1949 年4月初间的一个深夜）12时左右，蔡皑吾、王震等偕同特务营派出的一个连长率领了一批武装士兵往衙州监狱提出了林维雁等14位革命人士押往衢州城外预先挖好泥坑的地方，将他们残酷杀害了！ 第二天早晨，据蔡皑吾、王震向我报告说：“昨晚11时左右，在衢州监狱提林维雁等之时，给他们每人用绳子反绑起来，为了安定他们，骗他们说，是转解到别的地方去，要他们不要惊慌，路上好好走，到了目的地，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这里好。他们信以为真，一路走得很好，行至预定地点．两个士兵挟着一个‘犯人’推倒在挖好了的泥坑内。因发现泥坑挖得不够深，活埋恐有间题，临时商请那个带班的连长命令士兵们用刺刀对这些‘犯人’的头部胸部猛刺，刺死后再用泥土掩埋。”王展说：“实际蒯刀也未必刺死了，开枪又恐惊动附近老百姓，忙用泥土压盖，我想活埋也要埋掉这些人的。” 我听说坑挖得不深，刺杀又未必刺死，恐其有意外，怀着唯恐杀人不死的罪恶心情，又叫王震赶快去杀人地点检查一遍。约一小时左右后，王展骑自行车回来向我报告：“埋得很好，没有发现有什么痕迹，保险他们活不了。”我才放心。我即时叫蔡皑吾拟了一个电报稿子报南京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转上海毛森、黄炳炎，向他们汇报已遵令将程某等14人于城日深夜在衢州城郊约三华里地方秘密处死了。 至此，衢州军统特务机关在押的14位革命人士，全部被我残酷杀害，无一幸免。这是正当蒋介石政权全面覆灭前夕国民党特务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交警总队特务武装在上海被歼亲历记 吴舜法 1949年4月21日，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南京、苏州、昆山、杭州、嘉兴、松江相继解放，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成了一座孤城。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令汤恩伯指挥京沪杭地区所有国民党的军队，齐集上海进行防守。这时在上海市区内，集结有原属军统―保密局系统控制的特务武装交警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共六个总队，约一万五六千人，担任上海市区的守备。5月19日，汤恩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将其直属亲信部队第七十五军吴仲直部调到浦东高桥和吴淞，准备乘海轮逃跑，而将这个军在上海市西南郊区所担负的全部防守任务，都移交给交警部队接替。这样，留在上海的所有交警部队一万五六千人，就不可避免的要成为上海解放的牺牲品。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老奸巨滑，见势不妙，就金蝉脱壳，借口有要事坐飞机到福州，叫副局长郭履洲当替死鬼，留在上海大西路，替他指挥这支部队。当时我是交警第一旅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上校副旅长娄宗育因病住进医院，少将旅长周文新与我同驻在徐家汇前的曹家花园，统率有交替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等四个总队，并配属有炮兵团的一个连，担负着沿黄浦江上海中学至槽河径镇一线的防守。从，月19日接防与七宝镇的解放军对峙以后，我们每晚都向七宝方向进行炮击。22日夜晚战斗最为激烈，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完全是应前方部队的要求以炮火支援，给他们壮胆。23日夜晚，我们还动用了总预备队的兵力，向槽河径镇进行反扑，妄图恢复原来阵地，顽固地坚持下去。25日中午，汤恩伯总部已将主力部署停当准备撤离上海，乘船逃跑，他却放出烟幕：一面大肆宣传前方大捷，欺骗群众，安定人心，强令市区内的家家户户，都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悬挂出来，以示庆祝；一面密令我们紧缩防务，将所有交替后撤到徐家汇市区固守。下午3时，旅长周文新和我，正在楼上与各交警总队长研究撤退到徐家汇的防务部署，旅部副官主任许剑样进来报告：我们后方一侧，已发现有解放军袭击的零星枪声。旅长周文新面如上色，魂不附体，就匆忙下楼，叫驾驶小吉普车的司机，单独带他开进市区。据说：他在上海市内浴室洗澡以后，换上便服，就此脱逃。我不得已率领旅司令部人员，按预定计划后撤至徐家汇。晚上8时，又奉命再撤退至苏州河北岸。交替各个总队，连夜撤至苏州河北岸后，就不听调遣了。他们纷纷向吴淞撤退，妄想也能乘船跑掉。谁知吴淞已经解放，国民党残余部队惊恐万状，狼奔泵突，己成釜底游鱼，26日，迫不得已再折回苏州河北岸，凭借沿河的高大建筑仓库、堆栈，负隅顽抗，经过一夜的垂死挣扎，终于无望，纷纷投降，作鸟兽散……。27日早晨．上海市全部获得解放。集中在上海的六个交警总队全部被歼，从此，由特务头子戴笠所搞起来的中国法西斯特务武装，除零星漏网者外．就全部完蛋了。 [作者当时任国民政府交警第一旅上校参谋长。] 保密局在新疆的罪行 钟铭． 1949年六七月间，保密局迪化站站长饶铁珊，侦知新疆有个“民主青年革新派”的进步组织，在迪化的成员有二十多人，并与苏联领事馆有关系。苏联领事已准备支持他们武器、经费和扩大组织，准备将来在迪化进行大暴动等情报。于是饶铁珊与新缓省警察局军统骨千、用局长名义作掩护的刘汉东密商：要他协助迪化站特务侦察“民主青年革新派”的组织人事与全部情况，进行破坏。 刘汉东在同年7月底，接到驻迪化市苏联领事馆的通牌大意如下：近有一个叫什么“民主青年革新派，，的机构，向本领事馆来信，奉托本领事．给他买手枪一批，要在20支以上，每支至少配子弹200发，如蒙允许，他们就派人缴款，领枪等情。查该机构，本领事馆素不了解，超过外交手续，贸然密托本领事买枪械，恐危害当地的治安，因将原信转达贵国治安机关查明处理。刘汉东接到这个通碟．结合迪化站所侦知的情况后，当即叫该局督察长何续五密派于员特务，四处刺探，必须破获。 同年s月初，刘汉东发觉警察局有外事警察某行动诡秘。刘汉东对其非常怀疑，多方考验这一外警。该外警形色仓惶，心神不定，坐卧不安，时进时出，显露紧张状态。刘汉东因而加派外替同班的普长，监视他的言行。刘汉东趁该人外出时，检查他的东西，在其上衣口袋里，搜出一本袖珍日记，内有“民主青年革新派，，的组织成员14人的姓名、服务机关、现任职务等内容。名单中有新疆省警察局外事警察某某，中央军校新疆第九分校骑兵队分队长某某，西大桥新疆日报社印刷所印刷工人某某，南裸苏联领事馆中国司机某某，新疆总司令部东大横第三处少校参谋祝亚夫等。刘汉东获得这本袖珍日记后，立即软禁这个外事警察，并千方百计和甜言蜜语，让此人供出“民主青年革新派”在迪化还有一部分成员的姓名住处。该外警说：“这一组织的成员14人，他已详记于本子上，此外，委实不知。，，该外警最后说：“这个组织的重要文件表册，一概归南裸苏联领事馆汽车房中国司机青年某，保管在苏联领事馆内……”刘汉东与迪化站站长饶铁珊决定，将这14人逮擂，以破坏这个进步组织。 1949年8月上旬某日拂晓，新疆省警察局派出武装警士三十多名，由份察长何续五率领，会同迪化站饶铁珊派出的特务十多人，以及城防一七九旅罗恕人部的一个排，配合军警特务分组往”民主青年革新派”抖个成员的住址、服务机关，逮捕了这14个青年，苏联领事馆汽车司机（中国人）是在他家中从被窝里叫出来带走的。 这14个青年，当由刘汉东、饶铁珊率领军警特务押送到新脸总部军法处看守所关押起来。当天早上，新疆总部第二处处长钟铭奉参谋长陶晋初的命令，即派第二科长方永刚率少校参谋一人，前往军法处参加审讯。 [作者当时任保密局新疆总部第二处处长。] 这次审讯，由总部军法处第二科、二处二科军统局迪化站、新疆省警察局四个军警特务机构，组织会审。审讯前，推定军法处长刘锡宠为审判长。刘锡宠开始“审讯”，司机讲了“民主青年革新派”的成员，还有新疆总部警通连排长某某等七人，至干这个组织的表册文件，近来因听到外间风声紧张，都被他焚毁了，现在委实没有保存任何文件。只凭记忆，讲出这七个人的姓名，职务机关。该司机又说：“这个组织是在前两月开始在迪化创立，除迪化本市以外，绝无分组，也绝无一个成员。本想扩大到全疆，不料时局动荡，人心惶惶，一般青年多随他们的家长，准备避难，因此，除我们21个基本成员以外，没有别人。” 刘锡宠获得司机所说的情况，旋即商定参加会审的军警特务，带领军警特务武装十多人，悉数将另七人逮捕关押军法处看守所，但与原14人隔离拘禁。后来我听参加会审的方科长汇报；先后逮捕的民主青年革新派成员21人，供词很简单，大致与汽车司机所供相同。被捕的21人中有本部少校参谋祝亚夫，关在看守所内暴跳不止，如同疯人一样，不听劝止。半天内祝亚夫的牙齿，突患牙疮，叫痛不止，不进饮食。据医生诊断，明天如果不痛，没有危险；否则痛过两三天，细菌钻人满口牙齿，就成了‘走马牙”的恶症，将有生命危险。 祝亚夫原是新疆总部第三处的少校参谋。祝被捕患病后，虽经祝妻的哀求，要求丈失在外治“走马牙”，但不但无人同情，反在祝妻面前大骂祝亚夫“反革命"不可救药。 祝亚夫的牙疮，正是俗称走马牙急症，细菌布满了口腔牙床，他的生命危在旦夕，祝妻不忍坐视夫死，还不断哀求军法处长，转请陶总司令，特准她保释其丈夫在外急救。刘锡宠把这事推到军统局迪化站。而陶峙岳、陶晋初都说过，他们管不了这个案子。当饶铁珊、刘汉东听说祝亚夫的牙疮急症性命垂危，祝妻哀求保释情况后，立即电话告诉刘锡宠，决不准祝妻保释，可由祝妻请牙医到看守所怡疗。刘锡宠从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复以这案子，是经过镜、刘两人的破获，我是奉命参加逮捕和“审讯”，就无权独允祝亚夫保释就医。祝亚夫不到五天，终因牙疮病，死在看守所里。 “民主青年革新派”21个青年人，都富有革命的精神，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压迫，组织力量与反动派作斗争，的确是一批充满了良心血性的爱国青年，奈当时无人挽救，都被关押于看守所，几遭特务摧残致死。幸新疆解放，挽救了这批青年。除了祝亚夫一人栖牲外，其余20人是在1949年9月24日新疆解放的前夕，由陶峙岳命令军法处处长刘锡宠把这20人全部开释，立即撤销本案。至此，这批爱国青年，方得拨云见日，得到自由。 ( 1962 年） 保密局河南工作总队概况 毋梦级 1949年夏，大陆已将全部解放，仅剩下西南重庆一隅，尚有极少数国民党残部仍在作最后垂死挣扎，企图在美国支援下幻想死灰复燃。当时，蒋介石令保密局积极向大陆各地组织武装特务，配合残部与解放军在山林地带作游击战争。 1949年8月间，保密局决定成立“河南工作总队”及“随军调查室”两机构，派赴重庆与河南绥靖军第一路王凌云部及与河南绥靖军第二路赵子立部接洽，并指派侯亚南为河南工作总队长，张冠儒为随军调查室主任，即日飞渝分别组织武装特务部队，进行活动。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重庆很快解放。该部自1949年9月间在未组成时，即被全部消灭。兹将该部始末情况叙述于次： 1949年7月26日在台北士林保密局内，毛人凤召见了侯亚南、张冠儒、王金海和我四个人谈话。一开始毛人凤即说：“你们过去曾经作过不少的工作，为本局增添了不少成绩。现在有一个重要任务要派你们到大陆上去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的，现在要征求你们的意见如何，愿否前去，有无困难。”当时大家都表示说：“听从局长分配，到那里去都行，一定能够完成任务。”毛人凤接着说：“这次我们退守台湾，是有计划的。在军事上，是以退为进，美国仍在积极支持我们，不久我们还要反攻。现在广东、云南、四川等省，仍有我们不少的部队，正在与敌人周旋，我们并在山岳地带建立了不少游击根据地，军事上有充分的准备。”又说：“我们对共产党的战略是以军事对军事，以政治对政治，双管齐下，缺一不可。在目前是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以分散牵制敌人兵力，然后再各个击破。河南大别山区我们拟组织人民反共自卫军，装备都是现代化新武器，都是用空投运输，你们回去，将来都可以取得联系。”毛又说：“你们回到重庆以后，首要任务是要组织武装部队，向王凌云、赵子立等部接洽，配合作战，更重要的是监视他们投降共产党。至于名义方面，我局拟决定成立“随军调查室”，由张冠儒担任主任，“河南工作总队”由侯亚南担任总队长，王金海、毋梦级二人担任副总队长，其他人员随后再派。至于到绥靖军后，他们另给什么番号到时再作定夺（即掩护名义）。至于武器弹药，到重庆后可发给你们一些。到我去时再说吧。”毛人凤还说：第一是广收人员，扩充部队为主，如对已失散的同志干部及同乡亲友等，可尽量收容，组织起来，但初期成立时，切忌打仗，以免损失力量，对失掉联系的同志，要给予他们以适当的工作报局核备。第二部队组成后，可积极向河南方面推进，并设法与大别山区我们的部队取得联系（当时大别山人民反共自卫军总司令是杨蔚），并相机组织地方武 装，要以军事开拓政治，以政治指导军事，扩充地盘，奠定基础，今后要实现党政军一元化。 【作者当时任保密局河南工作站副队长。】 临行前，毛人凤在其家中设宴饯行时说：“对共产党只有用硬办法，你们逮浦共产党人就可以处理，报局备查。如行之公文那就必须按照公文手续处理，麻烦多了。关于你们的阶级，这次都可照原级晋升一级，薪傣可先发三个月。关于你们的眷属在台的生活费用，由局里负责，你们可以安心工作，不要顾虑。”接着毛又说：“我不久即去重庆，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到时再行解决。” 约1949年8月初间，我们由保密局代购飞机票，从台北乘美国陈纳德空运第十三队飞机至香港稍停，即经汕头飞住广州降落。在此时忽然该空运队传达说：“云南龙云起义，飞机要开赴云南担任空运物资，须停留几日再走。”因此我们就住在旅馆内。住了五六天，在停留期间，保密局又由台湾派来王学忠和张永禄二人来广州，他们都是行动人员，来工作队担任特务队的工作的，不久我们六人一同乘飞机到达了重庆。 我们抵渝后，首先到西南特区徐远举处报到，并报告来的任务及途中停留的情况，又请求他再补发薪津及拨发电台。徐当面允许每人再发一个半月的薪津，并即拨发电台及报务人员、密电本。 其次是我们和王凌云见了面。据王说：“我目前有部队五六千人，现正在扩充中，我欢迎你们来帮忙。”王凌云系河南伊阳县人，与张冠儒是小同乡，较亲近，但对我们三人态度疏远。王凌云表示成立一随军调查室，叫我们都到室里工作，不拟成立河南工作总队。他是怕我们成立了部队，分散了他的力量。我们三人都不同意，决定离开王部去赵子立处工作。我们即向保密局西南办事处写了个报告，请求改派工作。至于张冠儒的工作，听说王凌云给他一个保防处长的名义，随王活动。约在11月间，该部逃至四川云雾山中，被解放军全部消灭，张冠擂本人亦被活捉。 1949年8月20日前后，毛人凤由台湾飞至重庆，在罗家湾（原军统局旧办公地）徐远举聚餐时召见了我们，我们报告了与王凌云接洽情况，并请求改派工作。当时毛允许我们到赵子立部工作，仍须组织河南工作总队，另指示要与张冠儒互相联系，毛并说：“岳烛远在赵部任高参，关于工作问题，可由岳烛远从中办理；需要人员与武器，可由西南特区办理，掩护名义可由赵子立发表。工作队的基本人员，准将豫南站（当时住在重庆）的突击队改并，作为基础，其余人员除招收外，不足时由赵子立补充。”随后岳烛远介绍我们见了赵子立，商量的结果，赵允许发表“河南绥靖第十一纵队”的番号，并任命侯亚南为纵队司令，王金海与毋梦缓为副司令。名义发表之后．岳烛远奉毛人凤之命在重庆大梁子三道胡同召开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商讨调整工作的措施二当时到会的有二十余人，另有去大别山区的友队司令周振业、余应祥二人列席参加，这次决议的是把像南突击队改组为河南工作总队，把河南省政府调查室一部分人员调到张冠儒处工作。 河南工作总队人事组织情况：豫南站突击队改并为河南工作总队，并按照河南缓靖第十一纵队的编制成立三个支队，每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大队下分三个中队。原突击队长王子英任第一支队长、副队长邱铁夫任副支队长。原晋冀鲁豫边区特支组长张翅武任第二支队长，副组长郭鑫任副支队长代理支队长（因当时张扭武不在重庆，去汉中纠集残部未回）。第三支队长系由赵子立派一张某担任，该支队士兵亦系由赵子立拨来一百名拼凑成立的。特务队长王学忠、副队长张永禄，纵队设司令一人，由侯亚南担任，副司令二人，由王金海、毋梦级担任。另设有秘书室、参谋室、译电室、副官处、军械处、军需处等部门，但以人不敷用仅有虚名，未有专人负责，多系临时调用。电台系由西南特区拨发手摇机一部，并派一李某（系湖南人）担任报务员。该电报机发生毛病，多次试验未通报。李某又因生活艰苦，不愿随军工作，部队开至巫山后，李即行潜逃。至于该队武器，除原由突击队带来长短步枪、自动步枪、卡宾枪、汤姆生枪、左轮枪以及轻机枪等计共约有六七十支．另有黄色炸药两箱，其余又由西南特区拨发长短枪三四十支。该队为着便与西南特区联系起见，又在重庆大梁子街居巷志诚中药行内设一办事处，并指派王寿符负责联系。该纵队成员，除各部门负责人由保密局特务担任外，其余队员多系由王学英招收河南沁阳一带同乡、亲友及流氓地痞分子。第三支队队员，均由赵子立部拨来士兵，都非保密局特务。 1949年10月初，河南绥靖十一纵队，即随同赵子立部开赴奉节整训。当时赵部仅有残兵五六千人，武器少、徒手多，都系河南地方团队改编的，因此须在奉节加以整训，并招收游勇，藉以充实二开至奉节不久．时局日见吃紧，解放军围攻重庆。赵子立即计划开至巫山，拟派人去成都方面与胡宗南接洽，企图向西康逃窜。在离奉节前适有重庆民生公司起义船只一艘，经奉节开赴汉口，赵子立即通令各部队沿途截击，但该船带有武器，且走且打，终于安全脱险了。 我们开到巫山后．闻成都早已解放，不能前去，这时岳烛远见形势不好，即返回万县照料眷属。岳临行前曾对我们说：“你们可随赵子立一同行动，不要离开。听说赵计划把部队将要开至豫鄂交界摩天岭山里打游击，届时你们可以相机向河南方面推进，并设法将跟你们去的人民反共自卫军的支队司令周振业与余应样二人，送到大别山去，以便联系。”后来赵子立去摩天岭的计划，因解放军大军云集，无路可走，赵在弹尽浪绝进退维谷之际，态度有些动摇，即拟派人与解放军接头，准备起义，不久赵即把部队开至恩阳河一带驻防相机行动。 我们在恩阳河时听说赵子立既不能西去成都，又不能返回河南．颇感失望，当时周振业、余应祥二人即化装商人，离开我们潜回河南。以后他们是否到达目的地大别山，不得而知。 我们在恩阳河停留时，适有兵工署警卫稽查总队在队长廖宗泽《原军统分子》亦带着其警卫部队驻在那里，我们为着拉紧赵子立，当由侯亚南介绍与廖宗泽见面，当时廖带的枪支很多，廖宗择又送给了赵子立六O 炮四门、轻机枪约二十余挺，步枪五十余支，并双方表示今后我们要亲密合作。 赵子立看形势不好，在木门召集会议，商讨如何应付目前紧急措施，据说有人主张在川东一带打游击，有人主张起义，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侯亚南回队说起赵子立要起义的消息，我们听到后异常惊恐。当时我极力主张不投降，离开赵子立部单独行动，当时多数人都同意我这个意见，表示要抗拒到底。因此我就跑到廖宗泽部，向廖说明赵子立起义的动机和准备，廖说：“恐怕赵起义后要缴我们的枪支，来打我们，我们合在一起，以保安全，离开此地好了。”我回队后，即向大家说明廖的主张，大家都觉得随序行动比较稳妥，惟有侯亚南不同意，并说：和赵子立是很好的朋友，又是小同乡，我不便离开他，你们走也好，我是要随赵子立一同行动，我藉此好来监视他。此外，尚有王学忠和张永禄二人，也表示要随侯亚南一同去，其余王金海、王子英、郭鑫等人都坚决表示说：“我们把部队带走，同廖司令一起，走到哪里是哪里，叫他们随赵走好了。”这时大家又推我继任总队长职务，负责队内一切事务及大家的安全。当天夜里下着小雨，我就带着队伍和眷属等，星夜追赶廖部。其中只有第三支队，原系赵子立的100名士兵就乘此机逃回赵部了。我们约向西南行约二里许，途中适遇到赵子立的三一O师九二八团蒋心纯部在乡间驻防．当时他问我们去哪里，情况如何？我把赵子立要起义的情况和我们的行动叙说一遍，蒋心纯因为和赵子立平时有意见，不愿和赵合作，他当时即表示要随我们去找廖宗泽想办法，我表示欢迎。我说：一切不成问题，我可负责介绍，并请廖司令可以补充武器弹药及薪晌。就这样我们带着队伍一同向西南隅方向逃窜．行约有四五十里和廖会合了。廖宗泽当时看见蒋心纯部前来投靠，甚表欢迎，遂即给他补充了些枪支弹药，又发给士兵每人硬币草鞋费三元，次日我就沿途设防，并各方派人侦探解故军的情况。 约在1949年11月下旬，我们部队行至三桥附近，前有沙河拦阻，船少人多，慌乱一团，争先过渡。等到天亮，始过彼岸。正在饥饿疲困时，忽闻山内枪声四起，情势紧迫。这时廖即令蒋心纯担任左翼警戒，我们担任右翼替戒，廖宗泽带一部队伍先行。约半小时后，枪声逐渐逼近，大家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这时天色已晚，我们抓了当地群众二人带路，在山丛里乱摸一夜，及至拂晓，始知走到解放军范围，一个约叫三阳地方，像是一个集镇，满街贴着标语，“欢迎起义”,“放下武器，回家生产”,“优待俘虏”等等，这时我们又听说廖宗泽已被俘虏，但下落不明。继之我们又听山里枪声四起，不明真相，惶恐不安。我和蒋心纯都说：“完了，完了，只有死路一条，咋办呢……。”正在这时，解放军忽然派一代表，和我接头，问我是否愿过来，我当时答说：“我和大家商量一下，再说吧！”我回队后，征求王金海、王子英的意见，王等表示说：多数人表示不安，要缴械投降，或回家。我看大势已去，不能解围，自己又不愿投降．进退两难。这时王金海看我势窘，即密告我说：叫他们投降好了，随他们的便，我俩个乘夜逃跑好了，这总比自投罗网叫共产党杀了好。我们就这样下定决心，向陕西方向潜逃吧，到家看看再说。我同意他的意见，就在吃过晚饭后，部队都在缴械投降时，我和王金海及王鸣昆〔我的随从副官）三人到招待站弄了三个路条，冒名司书、伙夫乘夜向成都方向遁逃了。至此河南工作总队即告全部消灭。该部的以后情况，均不知道。我们三人从1949年12月初离开部队，先逃至成都，登记后又转逃宝鸡、西安。王金海回河南祀水县家中，王鸣昆回河南禹县家中，我因顽抗到底，终于被活捉了。( 1962年12月） 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郭旭． 一、屠杀革命者和起义、异己人士 （一）杀害革命人士简炳炎的经过 简炳炎烈士是中共派赴广东负责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于1949年六七月间被国防部第二厅逮捕，经参谋总长顾祝同交到国防部军法局讯办。同年8月间，我兼任国防部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处长时，毛人凤派该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到香港布置行动工作。叶经过广州时，军法局局长徐业道邀请叶和我到他家吃便饭。饭后，徐对我说：”顾总长（指顾祝同）交下第二厅逮捕的共产党派到广东策动国军起义的代表简炳炎一名，经军法局几次审讯，简只承认是共产党党员，其他的口供都没有。翔之，你对中共间题有些研究，可否请你带到台湾保密局代为讯办，将来或者可以从简的身上获得中共在广东的地下组织。”叶答应了，请徐将简送到保密局广州办事处转送台湾。当时，我因办事处没有看守所，因此对徐说；我那里没有看守所，可否仍寄押于军法局，候送往台湾时，再来提解？徐说：可以，我们还耍办一个公文手续。过了两天，军法局备文将简案移到办事处，简则仍留押于该局看守所。 同年9月间，办事处准备好飞机票拟将简送往台湾保密局，因简绝食生病不能行走，没有成行。 我没有见过简，我的副手（办事处副处长）袁寄滨和简谈过一次话。据袁告诉我说：“简什么都不说，只说道，‘我是共产党员，是毛主席的代表，只有人民法庭有资格审问我，你们这些反动派有什么资格来审讯我，要杀就杀吧！"，我当时以简是送往台湾讯办的人，不是我们办事处的案犯，要袁不要去向简，只劝简吃点东西，等他能走动时就送往台湾。 到9月底广州紧张时．徐业道打电话找我到他家商谈，对我说：“简炳炎因绝食生病不能送往台湾，而且在看守所自寻短见，现在时局紧张，军法局即将迁住重庆，不如把简搞掉算了”。我说：“简是顾总长交下来的．应该请示顾才对。”徐同意。经他报告顾祝同批准，到时局紧张时，“即将简予以处决。”我当即报告台湾保密局。到同年10月13日，广州解放前夕，毛人凤派叶翔之再到广州指导广州办事处处理案件时，指示将简炳炎予以秘密制裁。我即交袁寄滨办理。袁于当日下午偕同行动员陈庆前往看守所．会同看守所所长祝巫成，将简炳炎秘密杀害了。 【作者当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处长。】 （二）杀害准备起义的海军总部广州基地补给站站长 1949年8月间，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由台湾到广州时，国防部保密局广州办事处据广东站报告，获悉海军总部广州基地补给站张站长（忘其名）准备偕该站士兵二十余人起义，投靠共产党；并查悉张贪污汽油价款港币五万元。经报告台湾保密局，指示“就近通知桂总司令”。我在到天河机场迎接蒋介石时，遇桂也在那里，我即将此事当面告桂。桂返广州基地司令部后，即将张站长扣押，命海军总部第四署署长刘庆生（是我的同班同学）通知我，我即通知广东站站长郑星搓派人将张提解到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寄押。经办事处副处长袁寄滨审讯，张承认找线索起义并贪污汽油价款。袁和我商量，想利用张的线索破坏中共在广州的地下组织。经伤广东站根据张说的线索获得一姓邓的自称可以找到共产党的路线，每人需交手续费港币100元。当由广东站派人化装海军士兵带款前往约定的西郊茶馆，会同广州市警察局刑警小队队员将邓逮捕，并将准备起义的海军士兵21人一并扣押，都寄押于军法局看守所。经审讯结果，才知道邓某是为骗款而伪称可与中共联系的，海军士兵都承认因生活所迫想找出路。 我将办理经过情形，报告台湾保密局。 到同年10月13日广州解放前夕．毛人风派叶翔之到广州指导广州办事处处理案件时，指示将张秘密制裁，邓某及海军士兵22人予以释放。我交由袁寄滨分别办理。袁于当日下午偕同行动员陈庆前往看守所将张秘密杀害，而将邓某及海军士兵22 人交广州市警察局刑警小队释放了。 （三）杀容投向人民的特务分子李德断 特务分子李德新，原任国防部保密局湖北站电台报务员。武汉解放时，李留在汉口投靠人民，1949 年6月间，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给他的任务，由汉口到湖南长沙为人民工作，在长沙遇到毛人凤派到湖南布置潜伏反动组织的保密局布置组副组长毛钟新。李对毛钟新说，武汉解放时，被共军逮捕，共军要他为它工作，他答应了。共军将他释放，并和他约定通电波长符号和时间，他趁共军监视疏忽时逃出汉口来到长沙。毛钟新将李的情况电告毛人凤。 同年7月间，毛人凤派毛钟新兼任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副处长，命毛将李带到广州，叫李设置电台和解放军方面通电，企图利用李做获取解放军方面情报的工作。李设台后，确已和汉口方面通报。不久，毛人凤派保密局第四处（电讯处）处长杨正裔和李接洽，发觉李仍在为解放军工作。杨回台湾后，保密局电令广州办事处将李扣押，经袁寄滨审讯多次，李承认是受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派遣到长沙、广东工作的，但无其他口供. 广州解放前夕，毛人凤派叶翔之由台湾到广州指导办事处处理案件时，指示将李德新予以制裁。我即交袁寄滨办理，袁于10月13日下午偕同行动员陈庆前往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将李秘密杀害了。 （四）杀害投靠李宗仁的特务分子吴润荪 特务分子昊润荪，原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稽查大队大队长，于上海解放时逃往香港。在香港他和“立法委员”周孝伯跟着李宗仁的亲信程思远（”立法委员”）搞第三党，拥护李宗仁。保密局获悉后，报告蒋介石，蒋以吴系原军统分子背叛他而去投靠李宗仁（沈醉先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的《国防部保密局内幕》一文中将吴润荪说成为因投靠人民被杀），极为震怒，面责毛人凤对部下控制不严，并指示速将吴润荪扣押讯办。 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以吴等在香港，不便逮捕，于1949年9月间，派与昊私交较好的原军统分子程义宽（程又是蒋经国的亲信）由台湾到广州，并令广州办事处协助程诱捕吴等。 程义宽到广州找我时，我要副处长袁寄滨和他商谈，决定由程赴香港诱吴、周到广州。程到香港后，诱吴、周到了广州，住在新华酒店，由我借请吴、周吃饭为名，将他们扣押，寄押于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并报告台湾保密局。 同年10月13日，广州解放前夕，毛人风派叶翔之到广州指导办事处处理案件时，指示将吴、周两人秘密制裁。我当即交袁寄滨办理，袁于是日下午偕同行动员陈庆前往看守所将吴、周两人秘密枪毙了。 二、破坏天河机场，炸毁海珠桥 1949年10月初，蒋介石令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于广州撤退时，将广州的飞机场、海珠桥等大建筑物和空军存在广州的物资三千多吨，悉予破坏，以免资“敌”（指人民解放军），并令国防部保密局在破坏技术上予以协助。 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由台湾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技术总队（这个总队名义上隶属于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实际上是归“国防部，．保密局领导的）副总队长胡凌影，率技术队员20余人到广州，向保密局广州办事处报到。当由我招待他们的食宿，并介绍胡凌影和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副参谋长李祟诗接洽，由李引见李及兰，李及兰指示胡每天到该部与参谋处接头。 据胡凌影告诉我说：“李及兰负责指挥破坏，曾由李召集了空军总部广州地区司令部负责人、卫戍总部参谋长谭毓农、副参谋长李崇诗和我（指胡）及其他有关人员，在卫戍总部开了一次会，决定破坏对象为：海珠桥、白云和天河两飞机场及空军在广州东山的仓库，另广州市水电厂因在市中心相机破坏；此外还有空军在天河机场仓库的物资，因空军方面不主张破坏，由它赶运台湾；我们（指技术总队）只负责破坏技术之责；所需黄色炸药七百多吨由卫戍总部负责供应和运输；掩护破坏的部队由卫戍总部派一个连分别担任；何时开始破坏，听从李及兰总司令的指示。” 到10月13日上午，胡凌影来办事处向我报告说：“李总司令率广州卫戍总部所属广州近郊地方团队三千余人，已于今晨离开广州前往中山县第八区，准备在那一带打游击，令我（胡自称）于今日下午7 时开始执行破坏。你和办事处人员最好于7时以前上我乘来的‘飞鹰’渔船撤退。这个渔船泊在广州河南码头，过时因海珠桥被破坏就不能通行了。我和技术队员于最后破坏天河机场后乘飞机飞返台湾。” 是日下午6时半左右，我率领广州办事处职员和保密局特别警卫组广州分组人员（这个分组是在广州担任蒋介石的便衣警卫的，归广州办事处指挥），及保密局广东站的内勤人员和部分眷属共一百七十余人，乘’飞鹰’渔船离开广州前往澳门转逃台湾。当渔船停泊在珠江口海关时，听到轰轰的爆炸声，我和袁寄滨站在船头观望，看到广州东山方面的天空都红透了，隆隆的声音，不绝于耳，直到半夜才不听到了。 我逃到台湾后．听到胡凌影说：“广州撤退时，海珠桥完全炸毁了，只剩了几个桥墩，连爱群酒店都震得有些倾斜了；白云、天河两个飞机场及东山空军仓库的物资―都是军械弹药，都破坏了；天河机场空军仓库的物资，空军方面没有来得及运走，都没有破坏；水电厂因为该厂工人护广抵抗，同时，该厂在市区，来往的人太多了，致没有能够破坏，我率技术队员于当晚11时左右，最后破坏天河机场后，乘飞机回到台湾。飞机起飞后，在广州市上空还巡视了一周。” 随后听到毛人凤说：“广州撤退时，李及兰对空军方面存放在广州的物资三千多吨，没有破坏负有责任，总裁（指蒋介石）大发脾气，痛骂李及兰无能，没有听他的话，致那些物资都被共产党得去了。李把责任推到广州空军地区司令部。总裁又把王叔铭（当时王任“空军总司令”）训斥了一顿。我们的技术总队好在只负责执行破坏，没有负责主持这件事情，不然，我也会要挨一顿骂。” ( 1962 年） 保密局布置潜伏组织和活动情况 谢梅村 一、毛人凤亲赴徐州部署潜伏 1948年11月6日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为争取时间布置潜伏组织，从南京赶到徐州，在中山路保密局鲁苏豫皖边区特技站站部召集所属省级单位的负责人指示工作。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徐州站长陈楚之，苏鲁豫皖边区特技站长陈亦东，鲁南站长某某某，郑州站长杨蔚（又名杨庭芳）、副站长孙伟亭、督察谢梅村及直属通讯员王蔚轩等。毛人凤于开会时说：这次我来这里，首先是因为大家在前方都不畏艰险地辛苦工作，特为代表领袖（蒋介石）来慰劳你们的。其次是最近的局势发展，一天天的严重了，为了抓紧时间，提前把徐州、苏北、鲁南、豫东各地的潜伏组织布置完妥，以便徐州万一被共产党占据以后，我们仍然能够在敌占区内开展潜伏活动。所以我计划在徐州设一个保密局办事处，请庭芳（杨蔚）兄担任处长，代表我在这里负责，就近解决各站在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傅能迅速地完成布置潜伏组织的任务。毛人凤作了简短的讲话后，杨蔚因他自1946年到1948年10月郑州解放期间，历充河南省政府警务处长、调查统计室主任及保密局开封站长和郑州站长等职，在开封杀害过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学生，因而在人民解放军进军郑汁时，已成惊弓之鸟，急于逃往南京，惟恐被人民解放军捕获，治以应得之罪。因而他当面就向毛人凤建议：“现在我们已经把很多军队调集在徐州周围，并且离南京不远；交通方面有飞机、火车都很方便，增援部队也比较容易。保守徐州，不会有多大问题，因而各站在工作中如发生间题，尽可以到南京局里去解决。所以我认为这里目前并没有设立办事处的必要，如为防备万一，可以先把办事处设在蚌谭，看局势发展情况‘再决定可否迁到徐州。至于各站布置潜伏组织的工作，各站长可以多指派几个同志专门负责，多方物色确能继续潜伏的人员，在最短期内，把各潜伏组织的掩护机构、身份证件布置完善。对所有负责潜伏同志，都要尽量避免和各站部的工作同志接触，以免暴露身份，影响潜伏。在潜伏经费方面，请局里提前发给，以免延时误事，只要潜伏的人事经费能够顺利的解决，就没有什么重要的问题了。”毛人凤当即采纳了他的意见，至于保密局办事处设在徐州或蚌埠，也由杨斟酌情况自行选择。杨蔚又向毛人凤建议：将郑州站及豫南特别组同时撤销，另设豫东特别站于徐州。派原郑州站直属通讯员王蔚轩任站长，负责领导豫东地区开封、兰考、商邱、菏泽等潜伏组，继续增设新的潜伏单位。为便于解放后能作到长期潜伏，特别站部的组织人事，本短小精千的原则尽量缩减，并对站部所有成员，均发给化装费用及经营商业的掩护资金，以便以商人身份，出人于徐州市区。同时，并设豫南站于信阳，与河南省政府调查统计室合并组成一个机构，派原调查室副主任秦舞基（又名秦坚舟）任站长兼室主任。以集中人力物力，争取在信阳解放以前，将陇海铁路洛阳至郑州，及平汉铁路郑州至信阳间原有的潜伏组台，予以加强，并尽量增设新的潜伏单位，以扩大潜伏活动的地区。当时杨并认为我在郑州站充任督察时期，尚能和他合作共事，且我籍隶哪城，又曾在信阳读书，对豫南地区较为熟悉，乃向毛人凤推荐派我任豫南站副站长兼调查室副主任，以上建议，均经毛人凤采纳，并即付诸实施。 【作者当时任保密局豫南站副站长兼调查室副主任。】 二、豫南站布置潜伏情况 （一）保密局指示的工作孟点 1948年11月中旬，我由南京往信阳豫南站部时，保密局布置组第二科长任鸿传(1949年夏至12月间先后在重庆及成都任保密局西南办事处布置潜伏专员）曾当面指示我说：关于豫南站的任务和工作重点，我们已和秦站长谈过了，你到信阳再转告他，对于原郑州站和豫南特别组在各地所布置的潜伏组和独立潜伏台，尚未实现潜伏任务的，要迅予改组，加强秘密，督促他们进人工作地区（解放区内），切实开展潜伏活动。更要抓紧时间，首先把大别山区的商城、演川等地的潜伏组和电台布置完成，这对你们豫南站来说，是特别需要的一项工作，必须在信阳解放以前，完成这个任务。其次对于平汉铁路沿线的潜伏组织，也要先作重点布置，你赶快到信阳，帮助秦站长先把布置潜伏的计划报来，千万不能再拖延时间，如需要经费和报务人员，只要来电报，局里一定尽量先给你们调拨，决不会耽误你们进行部署。希望你们不负毛局长的委托，及时完成工作任务。 （二）威胁利诱双管齐下 我于12月间到信阳小南门里刘家胡同10号琢南站部后，即将任鸿传所指示的工作重点，向站长秦舞基作了交代。秦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照着局里的指示办的，布置潜伏计划已经报到局里了。同时，我已让副站长兼督察杜压生到驻马店去，督促叶县、许昌、漂河、项城、周日等潜伏组长．限期进人工作地区。等杜回来，看看情况，我们再商量是否需要改组，以实现潜伏任务。关于大别山区的潜伏组织，商城潜伏组还没有电台和报务员。我也一面电请保密局选派一个商城籍的报务员来信阳，但能派回商城原籍作长期潜伏，一面令组长王德林迅将密设电台的地址物色妥当，等局里派来报务员好立即前往潜伏。同时，我以为王德林既非商城人，又曾兼任商城县普察局的巡官，能否潜伏已成间题。因而我已另托商城县党部书记长周月笙在信阳替我们找一位能回商城潜伏的本籍人充任组长，以便能和局里派来的报务员一同回商城去。对于演川的潜伏组，我已给演川组长程本初去电，让他负责保荐一位确能于解放后在演川潜伏的人员充当组长，所需的商业掩护资金及潜伏经费，已经给他送去了一部分．大概不久即可布置就绪。另外我还托警保处人事科长金少吾在这里找了一位老军人某某某说能回豫鄂交界宣化店当潜伏组长，我已让他到宣化店一带去找架设潜伏电台的地点了。等他回来即可决定。同时，由于豫南特别组布置的确山潜伏组长王子仁，已暴露了特务身份，我准备将王调充业务科员，改派郭庆文为组长，加派汤希圣为报务员，并将确山组址由确山城内移设于驻马店车站，改名为驻马店潜伏组，为保持其特务身份，完成潜伏任务，在未解放前不准该组成员作任何不利于潜伏的活动，因而我已另派项云党为驻马店直属通讯员。专负解放前搜集情报的任务。此外，在信阳车站，已由朋友介绍一位西药房的经理充当潜伏组长，准备把电台设在西药房内部．现下正在和他商量，还没有决定，另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还准备在桐柏山区建立一个潜伏组，我也正在托朋友在那里物色潜伏人员，目前还没有答复，至于对其他地区的潜伏组织，我想杜压生回来咱们再详细作计议。 杜钰生自驻马店返站后，据他说：已指示滞留在驻马店的几个潜伏组长，限他们于一星期内，一律设法进人工作地区，按照各组的计划，实现潜伏任务。否则，即以临阵畏缩不前，违犯军法纪律，将其撤职扣押，另外改组。这样，虽不能保证每个潜伏组都能如期进人解放区内，但在军法纪律的威胁之下，总会有一两个组长能按其潜伏计划完成任务的。同时，保密局为加速豫南站完成布置潜伏组织的任务，又加派前郑州站郑州组长计中英为豫南站站员，负责布置郑州、许昌两地潜伏组织的工作。 当时，我们认为在各地解放后的医生、先生（教师）和学生，都得到共产党的特别照顾，优先安置他们的生活和职业，就把这种情况叫做“三生有幸”，因而尽量在这三种职业中，物色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的组织活动的分子，只要有人保证其确能担任潜伏工作，即不惜金钱、地位．予以收买，希望以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办法，及时完成保密局所交予的布置潜伏的任务。但迄至1949年3月该站逃往武汉时为止，虽经站长秦舞基以违抗命令不进入工作地区的罪名，先后将周口潜伏组长王开田、报务员李进武和项城潜伏组长王醒宇予以扣押，并千方百计地拜托亲友用黄金白银收买指伏人员，除了在演川物色了个西医魏深充当组长，在演川北城开设一个诊疗所，作为潜伏组台的掩护机构，另令李近武以立功赎罪的骗术，派晚信阳独立潜伏台台长．和改组的驻马店潜伏组外，其他如许昌、叶县、深河各潜伏组长，均未因威胁而进人解放区内。至于宜化店，信阳和桐柏山区等地的潜伏组织，或因对方所要求的条件过苛（如要求到宜化店潜伏的报务员必须年在四十岁以上，而且须能下田栽秧、喂牛、耕地），或因找不到合适的潜伏人员，以致虽有金钱收买亦未布置就绪。 （三）毛钟新在武汉“唱离调” 1949年3月底，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副处长毛钟新到武汉督促湖北站和豫南站布置潜伏的工作，并负责解决布置潜伏中的困难问题。闻曾发给豫南站黄金三十余两，令站长秦舞基在武汉积极设法物色适当人员，将该站所辖地区的潜伏组织布置完善，派回河南解放区内实行潜伏活动。为消除该站成员对于疏散及欠薪的不满情绪，毛钟新曾就武昌城内长湖南村豫南站的临时站部，召集全体成员进行讲话，他说：他到武汉，首先是代表局长毛人凤对大家在这艰苦的岁月中，在前方所表现的坚强奋斗的精神，特来慰劳。接着又说：由于几年来的内战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局里的经费不能按时领发，以致给大家在生活上带来许多困难，但是我们应当体会到领袖（蒋介石）培植我们的苦心，和戴老板（前军统局长戴笠）生前艰苦奋斗的精神，生活愈是艰苦，我们更应该表现出对领袖忠诚的意志，要绝对相信领袖有办法扭转局势，战胜共产党的军事进攻，收复已失去的地区。所以我们应咬紧牙关，度过这段暂时困难。再说大家看看共产党人，他们的困难不知比我们还大多少倍，生活比我们艰苦得多，他们能过，我们为什么不能过？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应该表现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才对得起领袖，才对得起戴老板在天之灵，何况大家现在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在街上摆个小摊．贩卖些日用东西，或者在邮局旁边摆张桌子替人家写书信……只要自己想办法，都能解决生活问题，度过这段暂时的难关，为了战胜共产党人，为了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局里目前所领到的经费，必须首先用到布置潜伏组织方面，决不能移作别用。我想大家能体会到这点，就不会再有什么怨言了。散会后，除了秦舞基外，所有听他训括的人，都咕咕峨峨连讥带骂地说：“他妈的！说的倒好听，光叫咱们咬紧牙关，度过这段艰苦的岁月，咋不说他自己穿的什么衣服，住的什么旅馆，吃的什么饭呢？“ （四）大别山区潜伏的布置 在毛钟新交给豫南站布置潜伏的黄金之后，不几天，豫南站副站长兼督察杜理生又从滞留在上海的保密局布置组领回黄金四十余两。因有黄金为诱饵，在武汉又积极展开了对河南潜伏组织的布置工作，除了因解放而确定不能进人工作地区实行潜伏的许昌、叶县、漂河、项城、周口等组，予以撤销或另行改组外，又加强了驻马店和演川潜伏组及信阳独立潜伏台的组织人事，增发了半年的潜伏经费，伸令其安心作长期潜伏，另派前郑州站郑州潜伏第一组组长古逸岑为深河潜伏组长，利用其族兄（充当组员）在像河的私营汽车公司作为组台地址，并调驻马店潜伏组报务员汤希圣充该组报务员，而最重要的是关于大别山区潜伏组的布置，虽经保密局于1949年元月即派商城籍报务员熊文炎到豫南站等待派回商城潜伏，但因该县潜伏组长王德林曾任警察局巡官不能潜伏，又未找到潜伏组台地址。而国民党商城县党部书记长周月笙在信阳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潜伏人员，以致到5月10日尚未布置就绪，而该潜伏组又系保密局指定的重点工作，无论如何必须完成的任务，且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迫近武汉，情势不能再缓，经该站长秦舞基与熊文炎一再商议，始决定由熊化装商贩，将电台密藏在货物内运回商城，充当珠南站独立潜伏台台长，并计划以货物变卖价款，充作开设磨坊的资本，以卖面的职业掩护特务身份，作长期潜伏。此外，秦并利用尚在鄂东北地区与解放军顽抗的地方游杂部队到武汉领取弹药的负责人的关系，另组设一个大别山区军事流动组。派李景彦为组长，高馨堂为电台报务员。并由秦亲直动手，将电台密焊在煤油捅内，妄图蒙蔽检查，运人活动地区。但因双方对黄金折合银币及每月是否照发薪晌等问题纠缠不清，直到5月15日秦等于逃往衡阳时，始在武昌车站将该组布置完成。这样，总算豫南站把大别山区的潜伏布置起来了。 （五）郑州潜伏组的布置和任务 由于郑州系平汉、陇海两铁路的交通中心，河南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要地，保密局自1948年10月经郑州站在该地布置的三个潜伏组，解放后即被破获．故急于重建，以恢复潜伏活动。因而于豫南站建立之初，又加派计中英为站员，专负布置郑州和许昌的潜伏任务，但迄至1949年3月豫南站由信阳逃迁武汉时，计除在信阳曾建议派刘学彭充许昌潜伏组长未被秦舞基采纳外，亦未提出适当的人选，因而秦于逃至武汉后，即利用商人利欲薰心的本质，屡以黄金、白银诱惑其关系（沁阳）同乡中药商人某某某充任郑州潜伏组长，以其在郑州市的中药材行作为掩护组台的地址，派报务员牛自信（或许伟民）化装为该药材行的伙计，随同前往潜伏，并由秦亲自将电台焊人铁盒内，装入中药包中，准备于武汉解放后运往郑州，以实现潜伏计划。5月9日又由我保介前河北省冀南行署秘书主任王铁生（又名王铁健）充任该潜伏组上校开封通讯员，经秦舞基和王约定和郑州潜伏组的秘密联系办法后，并指示王回到开封如何建立掩护职业，并搜集人民解放军的番号、装备和动态，以及人民政府政治、经济、设施和人心向背的情报。同时，并令王利用过去和会道门头子们的关系，把他们组织起来，发动武装暴动，以残杀农村干部，破坏铁路交通．并扩大反共宣传，以煽惑人心，扰乱社会秩序。如孺要番号名义，可届时自行规定，于报保密局备案后，尽纽印发委状，广为吸收反共分子，参加活动以便壮大声势，配合国民党军队反攻的军事行动。为实现上述任务，必须在开封市区有适当掩护身份，以利于出人城乡，作长期潜伏。秦并告诉王说，如能在开封找到密设电台的地址，可随时由组报站，增设电台报务人员，扩建为开封潜伏组，并改派王为组长，以扩大潜伏活动。 （六）编组突击队的前前后后 保密局郑州站于l948年10月在郑州和开封所布置的五个潜伏组，先后被人民政府所破获，但保密局不甘心失败，反而更加疯狂地令豫南站积极布且潜伏组织，并于1949年元月派王浩为豫南站行动组长，发给驳壳手枪及美式左轮等短小武器，吸收亡命之徒，化装商人，潜往郑汁两地．暗杀高级干部，烧毁娱乐场所，以进行报复。并准豫南站长秦舞基的请求，在该站组设一个突击队，派王子英为队长，邱铁夫为副队长，将在解放区不能潜伏逃往信阳的军统分子予以收容，充当队员，组成情报与行动相结合的特务武装，企图向解放区进行突然袭击，以达其屠杀农村干部及无辜群众及抢劫人民财物牲畜之目的。同时，秦舞基为解决该队的给养及服装问题，便于和地方团队相互配合，又以特务身份，要挟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张哲，委秦为该保安司令部独立突击中队长的名义，而乃以王子英负责率领，共有队员六十人左右。该队于1949年2月间曾开往驻马店车站，向附近各村进行多次偷袭，将农民的财物性畜抢劫一空，就地变卖，借以分配。至同年3 月该地解放前夕，始狼狈逃往武汉。 该队在武汉期间，站长秦舞基因武汉非该站辖区，无法开展活动，但为扩大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井企图乘武汉混乱之际，抢劫商民财物，乃又征得武汉守备司令誉道源的同意，将该队编人守备司令部谋报队为一个排，由王子英充排长，以汉口药王庙为基地，在武汉市区展开特务活动。于1949年5 月中旬随鲁部造逃岳阳后，至6月初又逃往衡阳随站部行动，同年7月在站长秦舞基率领下，经桂林、贵阳，逃往重庆。 同年8月毛人凤到重庆后，令豫南站将该队拨归该局河南工作总队，改编为第一支队，由王子英充支队长，企图进人河南境内残杀革命人民。但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打破了蒋介石企图调集残部在四川负隅顽抗的迷梦，该总队逃至四川北部恩阳河一带被解放军歼灭。 （七）编小编制随军活动 1949年5月15日豫南站长秦舞基在武昌车站将大别山区军事流动组布置完成后，率该站站台长刘华民及会计李云高等逃往湖南衡阳后，因该站在信阳和武汉所布置的潜伏组台，迄未和站台取得通报联系，乃根据副站长兼督察杜压生的意见，先由杜率站台长刘华民及替卫组员靳相合约于20日携电台乘船经长沙、宜昌，前往四川万县，转往巫山一带，以便遇机随同军队进入河南境内与各潜伏组台取得联系。当时秦认为该站在信阳、武汉两地，先后将河南省黄河以南的郑州、开封、派河、驻马店、信阳以及大别山区演川、新蔡、商城等主要地区的潜伏组织，已完成了布置任务，为向保密局广州办事处汇报情况，领取经费，并请示今后的工作任务，因而在杜汪生离开衡阳后，于6月10日左右即偕突击队长王子英前往广州。据秦于同月25日返回衡阳宣布，根据广州办事处副处长毛钟新的指示，令该站将不愿离开眷属，随队到川鄂豫边区作流动活动的人员，一律付资（校级发银币27元、尉级25元）琉散，令自谋职业，以缩小站部编制，便于随军活动（后闻并将豫南站改名为河南潜伏联络站）。我因拥有妻儿，亦被疏散。至此，该站除站长兼保密局策反专员及河南省政府调查室主任秦舞基外，仅有副站长兼督察及调查室副主任杜压生、站台长刘华民、报务员张松年、人事兼会计李云高、编审兼文书王寿符、总务员李甫、勤工冯明顺、靳国顺，普卫员赵松林、靳相合等四五人和行动组长王浩，组员吴中立、马步（福）堂、杨顺卿，以及突击队成员三十余人，至7月初即由秦率领由衡阳经广西、贵州，逃往四川重庆。 （八）且庆的滞留与挣扎 秦舞基原计划以豫南站突击队的成员作为基干，到四川后收编一些散兵游勇，扩编为正式的武装部队．自兼领导职位，以达其升官发财之目的，不料到重庆不久，诙队即被编人保密局河南工作总队。秦对此已深感不快。同时，他又计划由杜压生率领部分工作人员经陕西安康进入豫西，他本人率该队大部成员，经湖北襄樊地区进人像西南，分作两路开展活动。但所翻经费川资，保密局西南办事处布皿潜伏专员任鸿传以秦在布置潜伏组织的开支中，侵吞黄金颇多，乃借口豫南站所布置的潜伏组台，多未和保密局的总台取得联系，真假莫明，不仅对秦所拟的计划经费不予发给，反令秦负资赔偿该站所支潜伏经费，意图进行敲诈，与秦分肥。而秦向来视钱如命，对任既不馈猎金条，又不送礼请客．乃在重庆市大子居巷一家冰棍厂内暂设站部，停下来等待经费。秦并不因以上计划一再受挫而有所收敛，相反，他为对军统组织表现忠诚，作最后挣扎，仍千方百计地设法和所属各潜伏组台取得联系，因而于1949年10月间仍让副站长杜压生和站台长刘华民等携带电台由重庆到陕西汉中一带，妄图接近河南省境，与各潜状组台采取联系。但此时胡宗南所部在陕已节节溃败，致杜等在汉中滞留月余，被迫返回重庆。追至11月下旬重庆解放前一两天，秦便向保密局西南办事处领得银元券三千余元，乃尽款 包租一辆载重汽车，率该站全部成员眷属逃往成都。 （九）毛人凤对称南站的最后措施 1949年12月间，毛人凤由台湾到成都，对保密局组织作最后部署时，令秦舞基将豫南站结束，对该站所有成员及逃在成都的河南保密局分子，凡能利用社会关系自行选定地区愿作长期潜伏活动的，即发给掩护资金及潜伏生活费用，密往工作地区，实行潜伏；如无潜伏条件而愿返回河南，煽惑群众，发动武装暴乱，进行游击战斗的，每人发给短枪一支，路费银币百元（后因钱少枪缺，每人发银币五六十元，步枪一支）令自行联合，结成小组，乘机偷越陕西，窜问河南境内，就近与潜伏组台取得联系，尽量胁迫民众，扩大武装组织，攻占城镇，以壮大声势。如能占领一定地区，该局即派飞机，空投弹药，予以接济。妄图借此最后挣扎，以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因此，保密局豫南站于全国解放前夕，虽告结束，但保密局组织在河南的潜伏阴谋活动，并未全部消灭。 三、互相对调，保守秘密 自1948年下半年保密局在国民党军队由重点防御转入总崩喷的形势下，为争取时间，布置潜伏组织，曾一再令所属各地组织单位，积极物色人员，参加保密局组织，担任潜伏工作，先后在各地布置了不少的潜伏组台。但此等潜伏分子，感到情势日非，又多未受过特务专业的训练，以致解放后，即一时未被破获，亦多做贼心虚，不敢有所活动，甚或弃职逃往国统区内，以所领潜伏经费，度流亡生活，不能及时向保密局提供有关军事政治情报。因而该局根据过去布置潜伏的教训，除一面令所属负责布置潜伏的单位，对所保介的潜伏人员必须认真负责，严加考核，如当地解放后不能实现潜伏任务，原保介人需负责赔偿潜伏经费，以提高潜伏组织的效果。一方选择久经考验，一贯忠于特务组织，愿为蒋介石作“无名英雄”的特务骨干分子，令其利用各个地区的社会关系，予以互相对调，并在新地区内，事先改名换姓，建立一定的掩护职业，以保守秘密，而利于长期潜伏。据我所知有： （一）南京浴伏组的大车行 1948年冬至1949年春，保密局以南京系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必须竭尽全力将潜伏组织布里完妥，碑能于解放后，立即与台湾取得联系，提供情报。因而除令所属南京市区的公密单位负责人尽力物色适当人员布置潜伏组织外，并由该局布置组亲自负责，以原开封站直属通讯员兼开封国光通讯社社长朱宏毅（又名朱民）虽在开封地区已寨露保密局身份，但在南京原籍尚无人了解其为保密局分子，乃令朱更改姓名，化装为运输业商人．发给购买汽马车及牲畜的资金，在南京下关开设大车行一处，作为潜伏组台的掩护机构，并派朱为组长，另调在开封与朱有密切关系的、豫南站收发员王开方，于1949年3月底由武汉赶往南京，化装为该行伙计，担任南京潜伏组的文书或译电工作。他们在解放前已展开了运物活动。保密局认为这样的安排，已十分稚妥，万无一失。但没料到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鬼蛾伎俩，都逃不出人民的法网，终于为政府所破获归案。 《 二）桂林潜伏组的西药房和诊疗所 保密局以原陆军总司令郑州指挥部第二处中校参谋霍茹华，于1948年春因在像北安阳负责所谓策反工作，暴露了特务身份，但霍逃至广西桂林市后，不仅没有人知道他是保密局特务，就是他逃到桂林的同事朋友，也不知其负有潜伏任务。1949年4月间，根据霍的潜伏计划，发给他银币六百元作为资本，和他的河北同乡西医大夫等在桂林市中正西路路南美丽川鞋馆对面开设一家福康（或寿康）西药房，并附设诊疗所，作为掩护职业，担任桂林潜伏组长。另由霍保介原三青团大名分团书记王某某及其侄霍某某分任该组文书及组员等职，至同年六月即筹设就绪，开张营业，于7月中旬又加派原郑州指挥部第二处第四谍报组（即安阳组）报务员聂进文，由广州携妻儿及电台前往桂林，充该潜伏组报务员，计划将电台密设在药房楼上，聂与其妻均化装为诊疗所护士，住在药房内部，以利秘密工作。并令该组所有成员，于桂林解放前均不负搜集情报的任务，以免暴露身份，影响长期潜伏。8月间又经霍在该市环城南路五号租赁一间用竹板架设的小门面房，向保密局领得一笔资金，以贩卖油盐酱醋及纸烟杂货为业，并保介其侄儿负责经营，作为该潜伏组收转情报文件和接头联络的处所，以加强该西药房的秘密。 同年9月上旬，霍茹华将桂林潜伏组布置完成后，曾对我说：保密局布置组最近派专人来桂林视察时，对我这个组的布置，认为非常完善，曾数次嘉勉，并说过去保密局因广西省是桂系首领李宗仁、白祟禧的巢穴，一向不允许保密局组织开展活动，因而桂林站虽负有布里潜伏的责任，但迄今尚未将南宁、柳州等地的潜伏组台布置就绪，局里对此颇为焦急，现在我打算乘这个机会，向保密局提出个广西省的潜伏计划，将桂林潜伏组扩建为广西潜伏站，负责把南宁和柳州等重要城市的潜伏组布置起来，以扩大潜伏括动。但又顾虑自己在保密局组织的年资不够，而且局里又没有朋友支持，同时，又不好意思自请充任站长，因而我拟推荐前陆军总司令郑州指挥部第二处副处长范哲明担任站长，我当副站长负布置潜伏的实际责任，这个计划很可能批准，你如能住在广西，不再往四川逃的话，拟请你帮忙，负责一个潜伏组的单位，不知你意下如何……？当时我想，我和他虽同是中校阶级，但在原军统组织中，我当过十多年的组长，资历比他深，他既不推荐我当站长，反而让我当他的部下，于心不甘，故向他推辞说：如果不是在广西，帮忙是不成问题的，但我听同院的人说，广西人对外省的人排斥簇滩厉害，桂林虽比较好一点，可是历次战争中，也有好多经商的外省人，被抢劫杀害。因而我已经和同乡们商量好，在几天里就要经柳州、贵旧，逃往重庆去，要是在贵州或四川，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拒绝你的好意。 我离桂林后，保密局是否批准了霍的潜伏计划，以及瞿布置的情况如何，已不了解，仅知该桂林楷伏组的成员，直至1953年间始经政府破获归案。 （三）徐州潜伏组 1948年11月保密局豫东特别站在徐州建立后，站长王蔚轩一面派人前往旅东地区视察原郑州站所布置的商邱、兰考、开封及鲁西南荷泽等潜伏组的活动情况，一面就地物色能返回豫东解放区内作潜伏活动的分子以增设潜伏单位，至同月中旬，兰考潜伏组长孙兆鹤，因兰封、考城两县解放，找不到密设组台的地址，乃偕电台报务员岳邦敏等逃至徐州，同时，又经前郑州站会计股长祝英达介绍军统分子李华，在徐州具有相当社会关系，特务身份尚未暴露，充徐川潜伏组长。而报务员岳邦敏的胞兄又在徐州民生路设有帽铺，可资利用为密设电台的地址，因而王蔚轩即令岳与李合作，组成该站徐州潜伏组，准备于解放后展开活动。 至1951年3月，经河南省公安厅发觉后，因岳化装商贩外出摆设小摊，未得及时捕获，逃回河南温县原籍，直至1953年始将岳及其所埋藏的电台一并破获。 （四）专员任鸿传在贵阳的潜伏布里 1949年10月20日左右，保密局西南办事处布置潜伏专员任鸿传，亲到贵阳，负责布置贵州省的潜伏组织。任对此项工作．极端保守秘密。据当时保密局贵阳站站台长陆品侯谈：任对贵阳站所保介的潜伏组长，于个别谈话后，认为其潜伏计划及掩护职业，均属稳妥可靠。保证于解放后确能实现潜伏任务者，即由任亲于派遣。对于随潜伏组长之报务员，亦系就贵阳站所属各组报务员，经任详加考核，认为确实一贯忠减而且技术优异者，即互调地区，改任潜伏工作。但事先绝不告诉其本．入将调往何处。所以他对我们的朋友王永棋（当时充贵阳站遵义组报务员，贵州省桐梓县人）只知道已决定改派为潜伏组报务员，但调往何地并不了解。因此，对于贵州省的潜伏组台，除任鸿传外，任何人也不了解其全部布置情况。 （五）国防部第二斤布置潜伏组织的片断情况 l ，河南许漯流动组 1948年夏，蒋介石将国防部第二厅长郑介民调充国防部次长，改派侯腾充任厅长后，侯虽非军统分子，但该厅的人事业务仍多掌握在军统分子的手中，因而保密局仍可利用军统组织的关系，支配该厅的工作，以扩大军统组织的活动。例如1949年6月间，当该厅负责布置潜伏组织的特务分子，在湖南衡阳和原河南郑州带察局刑普队员姬泉胜相遇后，该负责人认为姬在河南许昌、漂河一带的特务身份尚未幕露，如化装商人，往返许漂两地以经商作掩护，仍可担任潜伏任务，乃即派姬充任该厅直属许深潜伏组长，发给经商资金及潜伏经费，令其携眷经武汉返回许镶地区，俊将密设电台的地址筹设就绪，再派电台报务人员，以加强厅组间的通讯联系。但由于姬在哪城原籍曾充五沟营镇长，作恶多端，久为人民所痛恨，因而于潜回许深地区不久，即经人民检举，捕获归案。 2 ．陕西汉中潜伏组 1949年11月下旬重庆解放前夕，在“国防部”第二厅积极布置潜伏组织的情况下，根据前河南省会（开封市）警察局刑警队长窦之驹的潜伏计划，认为窦在陕西地区的特务身份尚无人了解，且在汉中有相当的社会关系，可资利用掩护潜伏，改派窦为汉中潜伏组长，另派前河南课河替察局分局长林书忍为组员，并令窦等立即离开重庆，争取于汉中解放前，到达工作地区，建立掩护职业，以实现其长期潜伏的计划，窦于1950 年被人民政府捕获归案。 四、建立特务部队，进行游击活动 （一）组织大别山区反共自卫军 1949年8月，保密局以大别山区尚有特务分子率部分地方团队，凭借深山峻岭与人民解放军继续顽抗，乃与国防部协商，派保密局前郑州站长杨蔚为大别山区人民反共自卫军总司令（或称指挥官）以便统一指挥，发展为特务武装部队。杨于领得名义及经费后，以飞机不能在山区降落，乃在广州暂设指挥机构，搜罗逃在广州的特务分子，分派职洛、发给薪饱旅费，派回河南，组织武装暴乱，进行游击战争，妄图借此杀害民众，扰乱社会秩序，以牵制人民解放军的兵力，配合蒋军负隅顽抗，作最后挣扎。计当时派回河南的特务分子有：河南特派员蒋寿川、豫鄂边区军事流动组长计中英，以及游击支队司令周建业、余应祥等十余人。而在杨积极部署之际，事为曾任日伪军师长张其煌等所得悉，认为张和残留在大别山区地方团队头子，多系过去日伪期间的部属朋友关系，较杨密切，且杨不进入活动地区，不能发挥指挥与号召的力量，乃联名向国防部呈控，迫杨进人大别山区，亲自指挥。否则，请将杨免职，派张继任。以实现统一指挥，扩大游击战争之目的。杨在各方攻击和国防部迫令之下，乃任职不久即行辞职，逃往台湾。 （二）在衡阳组织交警总队 1949年6月武汉和南昌相继解放后，所有湖北、江西及其他各省的保密局分子，多逃至湖南省境，而保密局又无适当的工作可资派遗，乃在衡阳设立收容地点，增设一个交替总队（番号为交通部交通曹察总局交通警察第*总队）派唐光辉为总队长，祝英达为会计．令所有逃亡在衡阳等地的保密局分子，均到该总队报到，按其阶级地位，分派充大、中队长及队员等职。于组成后，准备在湘西山岳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开展游击战争。该队9月伺开抵芷江，进行整编训练。10月中旬一个凌展，人民解放军突然进抵芷江，由于唐根据所获倩报，认为解放军距离尚远，五七天内还不致逼近芷江，尚在做防守阵地的工辜，而且该队的队员又系收容各省的特务分子，多无作战经验，对此突然袭击，都惶恐不安，以致枪声一起，即四散奔窜，各自逃生。至此，保密局妄想在湘西山岳地区与人民解放军作长期游击战争所组成的特务武装部队，几分钟内，即如冰消瓦解，化为乌有。 据悉该总队会计祝英达，当时一闻枪声，即忙起床，而该总队部内，已杳无人踪，又不知总队长唐光辉的去向，乃单身逃往贵阳，到唐家中找唐的下落，但到10月下旬贵阳即将解放的时候，仍未得到唐的消息，生死不明。 ( 1962年12月） 毛人凤的两次成都之行 饶琳 毛人凤到成都，前后两次。第一次在1948年10月上旬，是他当上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高位、官运亨通的得意时期；第二次在1949年12月上旬。这期间．我在保密局成都站任中校情报编审站员、副站长，对毛人凤两次来成都的活动情况，仅就记忆所及，追记如下： 第一次来成都 1947年2月间，毛人凤当上了保密局局长。不久，他由南京出来到各地视察保密局工作，1948年10月上旬来到了成都。听说他是来视察工作的，对他的行踪对外要严守秘密。事后熟悉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人凤此行，视察只是一个方面，这是他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为了配合蒋介石内战的失利．如何使保密局工作能够适应蒋介石的“应变”计划。另一个方面，则是为了安抚部下，收买人心，树立个人威信，巩固他已得到手的局长宝座。 毛人风原来担任过县政府秘书之类职务，因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是江山同乡关系，投人到军统。开始当一个普通的秘书，逐渐取得戴笠的信任。当时，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很少到军统局办公，戴笠就派毛人凤代理主任秘书职务，从此他就参与了军统局的机要，渐露头角，军统内部都以“毛先生”尊称他，他也成了军统内部派系之一的江山派的实力人物。 据了解毛人凤的人说，他工于心计，貌似平易温和，实则心胸狭窄阴险，手段毒辣凶狠。1946年3月，戴笠坠机死后，毛就野心勃勃，凯俄军统局长的位置，但比他资格老的人很多，如郑介民（军统广东派头头）、唐纵（军统局帮办，湖南派，任内政部普察总署署长）、周伟龙（任交警总局局长）．都互相争夺。他们勾心斗角的结果，局长落到了郑介民之手，毛只当上了副局长。郑、毛之间又暗中互相争权，各自培植私人力量。抗战胜利后，军委会改成了国防部，军统局改为保密局，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不能全力抓军统工作，而毛人风则因熟悉军统业务，蒋介石多找他询间，他对蒋介石表示恭顺忠心，取得蒋的赏识，于是就破格提拔他为保密局局长。 毛人凤当了局长后，自知资历不够（早年毛为了取得资历，曾打报告给戴笠，请求到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未被批准），很难服人，就极力排除异己，把保密局造成自己的一统天下。他把郑介民、唐纵挤出保密局，借故把周伟龙关押起来，先打掉有资格争夺局长的对手。当时，保密局北方区区长马汉三和任北平站长的乔家才，不听毛的指挥，毛就以贪污的罪名把两人扣押到南京处死①，借此剪除异己。但是．军统内部历来暗中分为几派，最有力量的是江山派、广东派、湖南派。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又各成一个小团体，如临训、黔训、息训、兰训等等。这些人不仅分据军统局局本部各个部门的重要位置，而且担任着各区、站、组的负责人．戴笠在时还能够加以驾驭，毛人凤当局长后感到必须笼络这些人拥护自己。因此他就以视察为名，到各地显示自己局长的声成，树立威信，使各区、站、组完全控制在他的手中，对他绝对服从。 【作者当时任保密局成都站副站长。】 1948年10月上旬，成都站接到毛人凤拍来的电报，说他将于某天乘飞机到成都，要站长吕尚功到机场去接他，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大约在五六日的某天，吕尚功坐着汽车到凤凰山飞机场去，把汽车停在飞机场外面，到附近的赖家店喝茶等候，飞机到了他还不知道，等他去机场时，毛人凤已经被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周迅予接进城去了。 毛人风来成都的消息，只通知了吕尚功．为何周迅予知道了呢？原来毛人刚卜天从武汉起飞，事前武汉航空公司把乘客名单通知成都方面，当时成都负责航空检查的稽查处督察英棱，看见乘客表上有毛人风的名字，报告了周迅予，周又通知了警察局长刘崇朴，他们没有告诉吕尚功，就到机场把毛人凤接走了。 吕、周、刘三人虽是黄埔同学和连襟关系（三人妻子是沪县陈姓堂姊妹），但彼此之间互相瞧不起。吕尚功任稽查处第二科（情报科）科长、副处长，是周、刘的部属（刘是周的前任稽查处长），吕任成都站长后，按照保密局组织原则，秘密领导公开，在特务工作方面，周迅予、刘祟朴就要受吕尚功的指挥。吕为人浮夸轻桃，本为刘、周轻视．现在凌驾他们头上，心更不满。平日在工作上都是敷衍应付，各搞各的。这次，周、刘有意不理吕而去接毛人风，讨好于毛，招致毛对吕的不好印象，毛回南京后就下令把吕的站长撤掉。这件事可以看出保密局内部的勾心斗角的情形，也是毛人凤借此树立威望，凭个人好恶就撤换对他不听话的站长。 吕尚功没有接到毛人凤，赶忙回到城内，把毛人凤接到西二道街30号（或32号）他的公馆里居住，这里和成都站相隔不远（站部在同街场号），毛人凤只带有副官、译电员两三人。除成都站派总务站员邓伯高督率公差兵照料外，稽查处和普察局各派有军警特务来担任警卫。 两三天后，毛人凤来到成都站视察，站部事先召集内外勤特务在楼上一间房间里等候他的到来。毛人凤由吕尚功和副站长陈子骏陪同进来，毛人凤坐在一张长办公桌的上方，吕、陈二人坐在两旁，大家围坐桌子周围。参加的人计有：中校督察刘德文、中校主任会计向方全、少校会计李昌冰、中校总务站员邓伯高、中校司法专员罗忿开、少校助理罗克勤、中校直属通讯员王炯光、周生才、少校直属通讯员周炯华、少尉直属通讯员冷怀嗓、我和上尉编审站员尹富基，以及译电、收发、缮写、交通邓泽骥、胡孝富、丁焕章、李少华、庚锡伍等约二十人。 毛人凤坐下后，拿出烟盒，取出一支点燃抽起来，把烟盒放在桌上说：“大家随便油”，表示出一种平易近人、温和可亲的态度，但没有人去拿。毛人凤询问成都站的工作情况，要大家报告。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工作，我也把情报工作说了一些，但都是日常一般的情况，没有突出的东西。只有吕尚功报告说，成都站打算把广元组改建为搭伏组时，毛人凤当即指示说：“共产党不是容易对付的，光一个广元潜伏组是不行的．必须多布置几个。”随即叫拿来四川省地图．放在桌上，我看见他在地图上指划着说，“这里昭、广、剑方面应该布置，这里通、南、巴方面应该布置，两处先选择一处布置也可以。”随后，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整个会见大约两个小时结束。关于布置潜伏事，毛人风回南京后，吕尚功已决定于12月初亲自到川北去布置，殊不知11月中旬吕被撤职，后任杨超群以四川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副处长出去视察的名义，到川北去布置潜伏组。 一天，毛人风召集在成都的军统中级以上骨千分子及各期特警班毕业学生在西二道街他的住处聚餐、照像。在聚餐前，他作了训话，谈到他当了局长后，如何整顿纪律，关抑交替总局长周伟龙和处决马汉三、乔家才（应为刘玉珠―编者）的事情，要大家今后听他的话，使大家知道他是继承戴笠的“老板”地位的保密局唯一头头，不敢稍有异心。这天参加的人有吕尚功、周迅予、刘崇朴、杨超群、唐友德（重庆绥署第二处成都谍报组组长）、曾有忠、刘又新、李倡民（以上三人是省警局分局长，特替班毕业）和稽查处的督察主任张尚饪、科长申明德、张芸樵、督察英棱等，成都站的刘德文、罗慧开、向方全、李昌冰等特替班毕业生也都参加了。我当时是成都站中校编审站员，不知何故没有得到通知参加。 毛人凤到成都，虽说对外保密，实际上成都军政要人来拜会他的人不少，如省主席王陵基、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中央军校教育长吴允周、省水上警察局长方超、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等都来看过他。吴允周为了拉拢保密局，曾邀请毛人风于10月10日国庆节那天到北较场中央军校给员生讲话。由于毛、吴的交往，保密局和军校拉上了关系。后来到了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杨超群组织“反共救国军”（或“反共自卫军” ）时，从中央军校领到了一批枪弹，就是毛人凤此行所起的作用。 毛人凤到成都后拜会了省主席王陇基，王也到西二道街回拜了毛。王陵基和保密局关系较好，成都站早就经常给王送情报。毛人风来，王对他更表示亲近，毛亦借此拉紧王。一天，王来西二道街，约毛同坐汽车去“四川省党军政于部训练班”讲话。这个班是重庆绥署和省政府共同商定办的．调集全川各县的国民党书记长、警察局长、特委会秘书受训半月，作为反共的骨干。成都班办在皇城内、所以又称“皇城训练班”，由省特委会徐中齐负责；重庆班由重庆绥署政训处长张元良负责。王凌基要毛人风去讲话，是给训练班这些人打气的。（当时刘德文住在西二道街30号，看见王陇基来约毛走．事后刘告诉我的）。 毛人凤在成都住了十来天，于10月中旬回南京，在途经重庆时，他下令成立了“保密局西南特区”，以重庆绥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兼任区长。这个区，先只是川、滇、黔三个省站把情报分送给它，后来就直接领导这三省的保密局特务工作了。 第二次来蓉 1949年，保密局逃迁台湾。为了配合蒋介石建立西南反共基地，毛人凤随蒋介石于9月间由台飞渝，召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处长廖宗泽等密谋策划”应变”计划，抗拒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大进军。11月毛人风又随蒋介石由台飞渝，21日毛人风在嘉陵新村召集徐远举等成立破厂办事处，拟定炸毁重庆各大工厂的行动计划。其时解放大军进逼重庆市郊，蒋介石被迫由偷撤退，27日晚，在毛人凤指使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公馆、渣滓润大屠杀血案。29日，保密局武装特务炸毁了重庆各兵工厂和发电厂①。30日蒋介石由渝飞成都，毛人凤、徐远举也率西南特区和第二处特务随后仓惶逃来成都。 11月30日下午，成都站还在办公，徐远举带着一批人气急败坏地走了进来，见我们还安样地坐着，大发雷霆，怒斥道：“你们不知死活，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办什么公？给我收检起来。”大家一听说，都忙乱起来，腾房间，烧文件，乱个不停。 这时才知道毛人凤也逃来成都，住在东门街39号周迅予家中。毛人凤到成都后，12月1日在娘娘庙街38号（这是重庆第二处成都谍报组组址和成都站对外联络地点）成立了“保密局成都临时办事处”，派徐远举任处长，成希超任副处长，来处理应变的善后工作。 成都临时办事处，下面设情报（兼侦防）、人事、总务三个组。情报组长先是赵秀莹，后是留天元，人事组长龙学渊，总务组长安国华，都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科长。原成都站的总务站员邓伯高调任总务组员，主任会计向方全、会计李昌冰任总务组员，我被派任情报组组员。另外．毛人凤带来的保密局经理处（处长杯旭）住橱子街成都站，也配合临时办事处工作。 当时，各地保密局特务都逃到了成都，办事处负贵处理这些人，一律发给遭散费（听说是大洋30元），有的遗散回家，有的介绍到省水替局曾晴初那里去“打游击“有的北方人就介绍到河南某缓靖区司令王凌云那里去，有的派到西昌去（毛人凤曾派刘德文到西昌建立电台，收拾房子，准备随蒋介石逃到那里作最后挣扎）。这些人的介派信都是用徐远举的名义油印好的。 另一方面，办事处派遣了几个“随军谋报组”，携带电台，分别到川东、川南的部队里去，打探解放军进军情况，报告毛人风转报蒋介石。上面说的情报组长赵秀莹就是派到川南去的一个“随军谍报组，组长。这些谍报组派出去后，12月9日（或10日）毛人凤、徐远举就逃走了，办事处垮台，也就没人管了。 约在12月五六日的一天夜晚，毛人凤在娘娘庙街38号召集何龙庆〔交警旅长、省警局长）、曾晴初（省水警局长）、周迅予、杨超群等开吸急应变会议，决定成立六路“反共教国军”纵队，由何龙庆、曾晴初、周迅予、罗国熙（七区专员）、杨超群、刘祟朴六人分任司令。 【① 实际悄况是由于工人护厂组级严密，兵工厂只炸了几个．发电厂未炸掉。】 早在9月间，毛人凤在重庆召开了一次应变会议，决定在全川成立四个“游击区”，即上川南、下川南、川西、川北四个区，分别由曾晴初、罗国熙、周迅予、廖宗泽（二处副处长杨元森副之）四人负责。 毛人凤在重庆逃走之前，制造了“中美合作所”的大屠杀血案，逃到成都后，更发泄其垂死的疯狂兽性，案承蒋介石的意旨，要在逃离成都前，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来个大屠杀。他授意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稽查处长周迅予把两处关押的上述人员一个不留地杀害。徐中齐指示秘书罗慧开（蓉站介派到省特委会的）造好了在押人的名单交给徐中齐，大约在五六日的一天晚上，徐中齐拿着名单到娘娘庙街来见毛人凤，那时，毛正在开会，出来把徐约在一间房间里，徐把名单交给毛，毛看了一下，提起笔来在名单上写了“‘律处决，，四字，交给徐中齐后说：“王陵基是省主席，还是送给他看好些。”徐把名单送给王，王看见毛已经批了，表示同意。这样，在毛人凤屠刀之下，32位革命烈士就在12月，日深夜被集体杀害于新西门外十二桥。 ( 1979年4月） 保密局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见闻 刘德文． 一、”三一七大会”和“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l947年，继郑介民之后，毛人凤当上了局长。1949年2月，毛人凤通知西南特区，要在重庆举行“三一七大会，（原军统头子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坠机毙命，此后，军统局的继承者保密局遂于每年此日开会纪念这个特务头子），会后召开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要兼任西南特区区长的徐远举负责筹备这两个会议。这时蒋介石已经“引退”了．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上了台，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向江南挺进，国民党的统治，覆灭在即。特务们更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毛人凤要来重庆召集两个会议，对在西南地区的群特来说，似乎泛起了一点希望，好似即将沉没的溺水者，最后一次浮现水面一样。因此，都盼望着3月17日这一天的到来。徐远举更是张牙舞爪．十分得意。为了这两个会议，他临时设了两个组：一是秘书组，由笔者负责；一是总务组，由骆君敏负责。秘书组首先准备了两个文件，一是祭文一篇，一是对联一副，因为按历来“四一大会”（军统成立纪念日大会）的惯例，都是要这～套的，祭文和对联由秘书组成员余伯勋拟制。另外，在重庆的特务报纸《新华时报》决定在3月17日这天出一版专刊，作为对戴笠的纪念，头版第一篇文章由徐远举署名，他叫二处的秘书陶淑渊代写，却认为写得没有感情，要我重写，我写了一篇吹捧戴笠的东西，以徐远举的名义，在“专刊”的头版头条刊载了。 “三一七大会”和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的会址在重庆磁器口原军统老巢的大礼堂，毛人凤即住在大礼堂侧的屋子里。与会的代表则住燃丝厂旧址。这一大片地区，是抗战时期戴笠强占来建成的魔窟，也是中美合作所所在的地方，特务们在这里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的。而今毛人凤又要到这里来召开会议，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罪恶活动，又将从这里开始了。不过，当时的特务们对于所谓西南西耽地区工作会议的真正目的是一无所知的。 3月16日，参加会议的特务代表和工作人员都已经住进磁器口的原军统老窝了。俗话说的诸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待毛人凤到来，就可如期开会了。但是，从上午望到黄昏，并没有出现毛人凤的身影，17日一18日，群特们只是眼巴巴的干着急，直到19日的傍晚，这个特务头子才穿着一件丝棉长袍出现在大礼堂的后侧门外，特务代表们不免拍手欢迎一下，以为他会带着一点什么好消息来呢，至少会是开得成了。 【作者时任保密局西南特区秘书。】 3月20日上午，在原军统的礼堂内，举行了大会。这样，”三一七大会”就变成了“三二O大会“，它既不像往年的“四一大会”，要设灵堂、挂横标、贴对联，也不像完全为了纪念戴笠，它只能是保密局特务机构的最后一次集会，丧钟已经敲响，援灭就在眼前了。参加这次大会的人，除了各地的代表、西南特区全体内勤以及在渝的公开特务机构的部分人员，还有个别流散在重庆的保密局特务、交警大队的士兵，勉强凑了大半个礼堂，毛人风站在台上作冗长的讲括，调子是低沉的，全场的气氛格外沉闷，路已经走到尽头了。毛人凤向特务们讲了当前的形势，大意是蒋介石“引退”后，时局越来越艰难，要特务们继承戴笠遗志，继续跟着蒋介石，为”总裁”尽忠，共济艰危。毛人凤的目的，是向特务们打打气，好继续为他卖命。特务们原来的一点希望破灭了，剩下的，只能是疑惧的心情，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毛人凤讲完话，有人要致答辞，换句话说．就是要对特务头子表表态。有人推举沈醉，因为他曾得戴笠的信用，沈醉赶快推托并提出请王孔安作代表。王孔安是一个老牌特务，祖籍陕西咸阳，却生长在四川，原在成都读书，大学毕业后又曾在成都教过英文，后来投考了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同狱笠一起从事特务活动，成为军统的“十人团”中的一个，当时他是以甘肃保安司令部普务处长的身份，作为西北地区的代表到重庆来参加会议的。他讲的内容，不过是要在毛人凤的领导下，继承戴笠未竟事业，效忠蒋介石那一套在当时也是不动听的陈词滥调。听者大家都心怀鬼胎，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会对这些话感到兴趣的。好在走完这些过场以后，闹腾了两个月的”三一七大会“，便告收场了。散会以后，并没有照例举行会餐，一散了事。后来毛人凤率领一部分特务到歌乐山脚下的“公墓”去扫了墓。这里埋着一些已死的原军统特务的遗骸，他在那里念了一篇祭文，向着土堆堆行了鞠躬，过场又算走完了。所谓“三二O大会”，如是而已。但这并不是毛人凤的真正目的，他的着眼点是地区工作会议。 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是3月21日下午开始的。参加的人除毛人凤外，有： 徐远举：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周养浩：保密局重庆公产保管组组长兼西南特区副区长 吕世银：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第一科科长 何龙庆：交警独立旅旅长 罗国熙：原重庆瞥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颇齐：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曾晴初：成渝铁路局警务处处长 陈善周：重庆市警察局局长 李济中：重庆市等察局副局长 陈粟冬：五区公路局警卫枪查组组长 周迅予：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刘崇朴：成都市警察局局长 刘鉴先：保密局成都站副站长（后到） 董士立：保密局康定站站长 谈荣章；保密局西昌直属组组长兼西昌普备司令部稽查处长 沈醉：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田动云：云南两路誓务处处长 佘万选：保密局贵阳站站长 陈世贤：贵州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王鸿骏：保密局西安站站长 胡子萍：西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北区区长 王孔安：甘肃保安司令部警务处处长 马呈祥：保密局河西站站长 以上是以代表身份参加会议的人员，笔者是秘书组组长，也泰列此会；毛人凤并指定徐远举为秘书长。小小的一个会议，人数不过二三十人，而设一个秘书长，这种以官衔来自慰的空虚之感，正是特务头子末日将到的心理反映。此外，还有几个秘书组的成员如余伯勋等，是以工作人员身份列席的。所谓的开幕式上，主要是毛人凤作长篇的讲话，说明举行这次会议的意图，大意是说蒋介石“引退”后，由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主政，作为特务机构的国防部保密局，必将受到宰割，因此，他毛人凤也不当保密局长了，表示要与“总裁”同进退，所以把保密局的编制人员减少，只留极少数的人，由徐志道以局长的名义，应付李宗仁，预备听任李宗仁任意宰割。至于原保密局即军统的那一套特务系统，则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即不在政府机构内，而以在野的一种团体或组织的形式继续为蒋介石效力。蒋介石“引退”了，不以“总统”的身份，而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野继续控制局势。他毛人凤为了对”总裁”表示忠心，亦不以局长的身份而以在野的身份，继续指挥保密局的一切活动。这就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用什么名义和形式继续保持保密局的力量，以摆脱李宗仁的控制，这是一个组织问题；（二）既然不在国防部的编制以内了，则特务经费从何而来，这是一个经费问题；（三）组织形式变了，今后工作以什么方式进行，这就是工作间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毛人凤说，已向蒋介石谈过了，在南京时，和一部分同志商蚤过，提出几个名称，现在请到会的西南、西北的代表讨论和建议．我带回去研究后，向“总裁”请示决定后，再通知大家。 关于第二个问题，毛人凤说，经费间题，蒋介石在“引退”临行之前，批了一大笔特别费，作为今后活动之用；同时将保密局所存财物如大量的汽车等等，开设商业性的机构，如江南汽车运输公司及其他企业，将经营所得，作为今后的特务经费。要大家再提出其他办法，以筹措经费。 关于第三个问题，毛人凤谈得不多，只强调要加强侦防悄报。所谓侦防情报，实际是指搜集共产党的情报的专用术语。 从毛入凤当时谈话的语气和所强调的内容来看，其着重点主要是一、二两个间题，至于第三个问题，不过附带提及罢了。于是决定将与会的代表分成三个组进行讨论，即组织组、经济组、工作组。分组的人数我已不能全部记忆了，只记得曾晴初、罗国熙、田动云等参加的是第一组；吕世馄、颜齐等参加的是第二组；其余的，忘了。分组以后，第一天的会便算结束。 至此，毛人凤算是露了底，原来所谓的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实际上只是一个应变会议而已，即应李宗仁“代总统”之变。可以看出，特务们是多么地做贼心虚啊！特务们的所行所为，本是见不得人的，因为李宗仁的上台，特务头子要与蒋介石同进退，而蒋介石竟千方百计地要卵翼一个特务组织，甚至不糟将人民的钱，大量地私自批给这个罪恶组织，这就表明，保密局完全是蒋介石私人腰包的东西，再清楚不过了。同时也说明，蒋介石的“引退”，完全是假的，一方面要利用李宗仁来当替罪羊，一方面又暗中牵制李宗仁，继续指使他的亲信操纵一切。换句话说，就是要李宗仁替他度过危局，然后再企图卷土重来。蒋介石的这个阴谋，当时是尽人皆知的，这里不过是再一次的暴露罢了；至于他指示毛人风搞的这一套，局外人是不怎么知情的。 3月22日和23日上午，是分组讨论。关于组织形式问题，有人主张搞成一个在野的党派性质的东西，以便形成一股力量。也有人提出，可以仿照当年中介于复兴社与力行社之间的两个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的办法，即用“革命青年同志会”的名义。也有主张千脆用反共救国一类名义的。最后决定援用“革命育年同志会”的名义，这便是第一组讨论的结果。关于经费间题，讨论来讨论去，除了主张就保密局所有财力大搞生意，如开设公司、银行等，将所赚的钱作为待务经费外，还主张把现有的钱拨大笔给各地作为经营的资本，把所获的利益，作为地方特务组织的经费。此外还有人提出在各地的特务分子凡有公开职业的，要把所得的收人，缴一部分给组织，并动员每一个人都谋求公职，这样就不再需要按月另发经费了。至于第三组的人，说来说去也只有加强侦防情报一类的旧话，想不出什么新的花招。 23日下午，毛人凤把三个组的人集中到一起来进行所谓的大会。他听了各组的讨论结果后说，他将把这些办法带回去，综合在南京讨论的结果，拟定出最后的名称和办法，报告蒋介石，待批准后再通知执行。于是进行了三天的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便告结束了，与会的人这才完全明白．所谓地区工作会议者，只是为应付李宗仁的上台而采取的应变措施而已。因为明知李宗仁上台后，这个特务组织，必不为李所容，因而搞一套脱离政府机构羁绊的手法，谋求保存其特务系统的实力，不但要继续与人民为敌，、而且也要对付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到此，蒋介石妄图保存实力以争取时间的用心，已是基对无遗了。果然，没有过多久，蒋介石便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公开出来干政了。毛．人凤呢，更是以特务头子的身份，公开指挥特务活动，再也不是在野之身了。以后也再不提到另搞什么组织、筹集经费一类的鬼话，因为他和蒋介石一样，都已恢复了丑恶的原形。 23日的晚上，毛人凤为了掩饰他内心的空虚和恐俱，还搞了一次晚会，请来了重庆有名的厉家班，在原军统的礼堂唱了一场京戏。毛人凤和与会的人，都各以不同的心情坐在那里看戏。毛人凤本来是一只老孤狸，向以工于心计著称，这时虽能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却掩盖不了内心的慌乱与空虚。徐远举和我坐在一起，那有心思看戏，都觉得闹了一天星斗的会议，就这样收场，空空润洞，真有些难为情，于是幸出纸笔，在座位上商童着草拟了各不满一纸的三个文件，叫傲《组织纲顿》、《经济纲领》和《地区工作纲领》 ，散戏后交与毛人凤，他这个秘书长和我这个秘书组长，算是交了差。经毛 人凤批阅后，他带了一份回去，西南、西北地区的秘密组织的代表，各抄发一份。这便是这次工作会议的“成果“了。其实．关于《工作纲领》一项，除了毛人凤“加强侦防情报”一句话外，并没有具体的内容，这个文件怎样写呢，不得已只好把西南特区新草拟的”应变日划”的要点凑了进去，才算有了一点内容。只是后来抄给西北的胡子萍、王鸿骏时，略去了具体计划，而抄给西南地区各站时，则加上该地区的具体计划，这样，他们就只知道自己地区的那一部分，而不了解全部的计划。应该说明的是，西南特区的”应变计划”并不是为这次工作会议而草拟的，但后来这个汁划却在这次会后得到了毛人凤的认可，并成为行动。 总的说来．三个所谓“纲领”文件，只有最后一个，即所谓《工作纲领），后来是起过罪恶作用的，而在当时实际上并不是毛人凤的着重点。他所着重的，是李宗仁代“总统”后，如何保存或者说如何为蒋介石保存保密局这股特务残余势力。但是，《组织纲领》也好，《经济纲领》也好，以后毛人凤再也没有片言只字道及，因为蒋介石再也不管什么“引退”不“引退”，已经公开以“总裁”身份出来操纵一切，把李宗仁搁在一边了：毛人风是要与蒋介石同进退的，蒋既重新出面，他自然也要露出原形，而把假戏真做，向其争权的所谓“新保密局”局长徐志道恨之人骨了。 二、会后点滴 到了3月23日晚上厉家班的京剧演毕，所谓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便告结束了。次日起，各地的代表也就该走了。但是没有钱，自然行不得也。原来自从蒋介石“引退”，保密局忙于“应变”，又要准备向上海逃窜，向台北逃审，顾不得各地的特务组织，好久不曾寄发经费了。而毛人风3月19日来重庆时，也是阮囊羞涩；不得已只好派沈醉于3月25日飞到上海去勉强凑了两亿元金圆券携回重庆，除了发给各地特务头头作为路费和补一部分所欠经费外，还剩下五千万元，是作为西南地区的潜伏经费用的，至此，坦尬的局面，才算是应付过去了。 到了3月末，毛人凤从磁器口中美所的礼堂转到市内神仙洞街96号楼上住下去，这是周养浩的私房屋。周为了想使西南特区完全归他掌握，和徐远举交涉，先把西南特区从老街搬到那里去“办公，，。又恃与毛人凤是小同乡兼亲戚，让毛住在那里，表示关系的特殊。毛人风住到神仙洞后，为了打发各地的代表离开重庆，除了发路费或补发部分经费外，还用他的名义，给云贵陕甘的当地军政头目写信，如给兰州的郭寄娇、西安的胡宗南等，要各省的特务头头拿去渴见，以求得到维护，不致被排斥。自然这些笔呈差事，便落到笔者的头上．我只好“南公钧鉴”、“娇公钧鉴”地写些请求关照的函件。代表们渐渐地散了，我则为处理一些善后事情，忙了好几天。此时，毛人凤显拜琳清闲的样子，只去访间过一次杨森，他们过去是有些勾结的，周养浩想趁机对杨森巴结一番，便给毛人凤打个报告，要把保密局保存在中美所内的枪支送一部分给杨森，理由是结好于杨。但没有取得同意，周为之快快者良久。大约在4月10日左右，毛人凤才离开了重庆，由上海而逃到台湾去了。待到9月间他再到重庆时，早已时过境迁，现出了其本来的狰狞面目，再也不提什么组织问题、经济问题，而是只抓工作向题，应变问题来了。这回是要应解放之变，而不是为了对付李宗仁了，因为反动派的末日已经到了。 三、关于《工作纲领》 前面提到3月23日晚上徐远举和我凑成的三个文件之一的《工作纲领》，因为没有具体的东西，便把西南特区新草拟的“应变计划草案”的要点装了进去。这个“应变计划草案”是2月末3月初间由我和吕世馄、谈荣章、杜今生（原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秘书）共同商讨后由我执笔写成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潜伏布置；（二）游击布置。 潜伏布置是在所辖地区内选择重要城镇设置潜伏组，并配备潜伏电台，平时不作活动．只需觅妥掩护职业，待解放后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向台湾通报；大城市则作双重布里。并规定重庆和川东地区布置六个组，由西南特区第一科布置；成都和川西地区布置六个组，由保密局蓉站负责；西康布置两个组，由康定站负责，后来变康定站为潜伏站；云南全省布置十二个潜伏组，由昆明站自行决定地点布盆；贵州则由贵阳站在贵阳等地布里六个组。保密局特务在西南地区的潜伏布里，后来虽然有些变动，但大体上是参照这个计划进行的。 至于游击计划，按照毛人凤写给徐远举的亲笔信，主要是从事民众组训和联络地方武力的活动，目的是待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来时上山打游击，以保存实力。因此在“应变计划”中，主要部署三个方面的活动：（一）建立游击根据地；（二）进行民众组训活动．（三）派人分赴各地联络地方武力包括袍哥股匪势力。总的是待解放军到来时，以特务武装为主．联合地方武力进行顽抗。这个计划草案毛人凤在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后批了“照此施行“，所以后来在四川各地犯下的罪行，迫源祸始，都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关于游击根据地，选定以下川南的沪州及古宋、兴文一带为第一线，必要时退到宜宾地区为第二线，再以西昌地区为第三线。因为西昌可向云南方向逃窜，甚至可以逃人缅甸等国境线外。这是特务头子们当时的一个梦想，为了实现这个幻梦，由徐远举向王彼基交涉，以特务骨干罗国熙为沪州专员，以张树良、常宜中、孔学凡为古蔺、古宋、兴文县长，派了一些特务到这些地区去，于是就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了。民众组训方面，王陵基同惫给十个县的民众组训指导员编制名额，徐远举也提了名，但除了陶仲平在长寿外，其他人一个也没去。联络地方武力的问题，徐远举指定了一些人到各地去活动，都说能联络多少人枪，实际都是靠不住的。时间到了10月间，风声一天天紧了，由赓宗泽在西南特区主持开了一次游击会议，在四川确定四个游击区：下川南区，由罗国熙负责，以沪州的保安部队及田动云的交替十二纵队为主：上川南区，由曾晴初负责，以水警局武装为主；川西区，由周迅予负责，以稽查处、替察武装为主；川北区即华莹山区，由廖宗泽、杨元森共同负责，以重庆的特务武装和兵工替务处的武力为主。后来毛人凤、徐远举逃到成都后，又把原来的四个游击区改为六路纵队，加上了成都的刘祟朴和杨超群。周迅予更打了个“川康反共救国军”的招牌，拖了部分残特，向马尔康方向窜去了。这些所谓打游击的残特武装，虽然很快为人民解放军所粉碎，但有的企图顽抗，有的搞暴乱，对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失。这些罪恶的出现，虽在解放前后，而其祸源，当在3月下旬在重庆召开的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 四、关于新保密局 蒋介石和毛人凤为了保住保密局不被李宗仁宰割，编造了一个很小的保密局的人员编制，去应付李宗仁，由原副局长徐志道为局长，这便是所谓的新保密局。毛人风的用心是：他和大批保密局分子以及保密局财物，不在国防部管辖之下，李宗仁和他的国防部长白崇禧便奈何他不得。而徐志道虽有局长身份，却要听他的指挥。他没有料到，徐志道并不识趣，认为他既是保密局局长，自然要行使起局长的职权，不愿再接受毛人凤的约束。这样，毛人凤自然对徐志道以及徐志道下面的骨于恨之入骨，以“叛逆”视之。这就是毛人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以蒋介石拨给的大笔特别费和保密局原有的财物为基础，想搞一个不属于政府机构的什么团体或党派之类性质的组织，继续为蒋介石效命的原因，也是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召开的原因。如果没有毛人凤与徐志道的矛盾，也就不会产生另找掩护名义的想法，自然就不会另搞什么组织，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也就不可能召开了。关于所谓新保密局，是导致这次会议的直接原因，由此也可着出特务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丑恶本质了。 （1984 年） 重庆渣滓洞大屠杀案真相 徐远举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蒋介石为进行垂死挣扎，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之时，慌忙从台湾赶到重庆，一面布置以胡宗南、宋希嫌所统率的百万军队进行军事顽抗，一面准备在溃逃前进行大屠杀、大破坏。我是执行蒋介石这种反动政策的罪魁祸首，现谨将重庆渣滓洞大屠杀的真相忆述于后。 1949年8月间，蒋介石偕蒋经国、陶希圣、黄少谷、俞济时、毛人凤等，由台湾到重庆，除进行军事和政治部署外，并指示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风，对囚禁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人士进行杀害。当时，我在重庆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负责领导保密局在西南地区的特务机关。毛人凤一到重庆，即找我谈话，地点是在漱庐何龙庆家中。毛人凤劈头就说：“奉总裁的指示，将杨虎城在重庆杀掉，陈仪在台湾交付军法会审．以后张学良也要干掉。你把过去所逮捕的共产党员．择其重要的先杀一批。”毛接着说”，你们过去的工作做得不好。为什么将民主同盟的人和傅作义的家眷都放掉了呢？”我答复说：“这是西南长官公署张长官（张群）的意思。”毛人凤即说，他准备去看张长官，将总裁的指示告诉他。又说，陈公洽（陈仪）的间题，总裁非常演恨，曾狠狠地说过：“陈公洽我有什么对不起他？他从浙军投降过来，是如何地重用他，他今天来背叛我呀！”毛人凤传达了蒋介石的话以后，讥讽地说：“这都是他们政学系的人呀！国家到了这个局面，就送在他们南北二张（指张群，张治中）的手上了。”毛人凤随即布置屠杀的任务：派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赴贵阳提解杨虎城将军及其家属；同时指示西南特区清理积案，派国防部军法局高级法官毛惕园，帮同西南特区进行审核，拟定名单。 杨虎城将军于9月6日由贵阳提解到重庆。在未解到以前．毛人风同我早就准备了行刑的刽子手。在西南特区行动组和白公馆看守所，选调了过去杀人的老手熊祥、王少山、杨进兴等六个刽子手负贵执行。毛人凤和我在中美所大礼堂找这些刽子手谈过一次话，给他们布里任务，并叫他们宜督，绝对不准泄露秘密。为保密起见，毛人凤叫他们杀的时候，不要用枪杀，用斧子和刀砍死，以免有枪声，杀了以后要毁尸灭迹。我们选定中美合作所松林坡峨笠原来的住所为执行的地点，杨虎城一到重庆，立即执行。又派杨进兴去重庆南岸离海棠澳四公里半的地方去接车。9月6日，杨将军及其男女公子各一人，杨之秘书宋绮云夫妇盛其子宋振中等共六人，被一并杀害于中美所松林坡。执行完毕后，毛人凤对刽子手分别给予奖金，以资奖励，这是保密局对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一贯的奖励办法。这也是中美所进行大屠杀之始。 【作者当时系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渣滓洞大屠杀，是1949年11月27日集体执行的。这是一次震骇中外、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是国民党政府临崩溃前疯狂的杀戮。“渣滓洞大屠杀”，包括渣滓洞、白公馆、新世界三部分。渣滓洞看守所是属于西南长官公署领导的．主要囚禁《挺进报》事件的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白公馆看守所是属于保密局领导的，主要囚禁被迫害多年的政治犯，如东北军将领黄显声等。新世界看守所是属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领导的，多系重庆稽查处和丙种会报于临解放时所逮捕的革命人士。因这三个看守所被害的革命人士，都是于11月27日在中美合作所被集体屠杀的，以渣滓洞杀害共产党员最多，故后来称之为重庆“渣滓洞大屠杀”，又名“中美合作所大屠杀”。 渣滓洞大屠杀，分为先后两次。第一次屠杀，在1949年10月底，是毛人凤在重庆核定的杀害名单。公开杀害的10人，秘密杀害的32人，计有王朴、徐孝文、蒲华辅、陈然、刘国志、成善谋、邓兴哪等，内中都是中共地下党工委、地委、县军委、学委等负责人或成员。公开杀害的，由西南长官公署命令重庆警备司令部在重庆大坪公开执行枪决。秘密杀害的，由西南特区会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派行动科科长龙学渊，率领行动组和普卫组刽子手漆玉麟、熊祥、李磊等十余人，在中美所岚址执行屠杀的。当时，西南特区并奉台湾的指示，将被害的革命人士拍成照片，送往台湾核备。第二次屠杀在11月27日，其时重庆已面临解放，解放军已迫近重庆南岸南温泉附近。毛人凤下令，将渣滓洞、白公馆、新世界三个看守所所囚禁的革命人士全部杀害。在几天前，毛人凤即命令西南特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自公馆看守所、重庆稽查处，将所囚禁的革命人士名单列册送核。27日，毛人凤将屠杀名单分别交给我及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重庆稽查处处长周养浩等按单执行，共计杀害共产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黄显声、李承林、韩子重、黎又霖、周均时、王白兴、周从化等一百六七十人，共分三处执行：渣滓洞看守所被杀害的约一百余人，由我派西南特区行动科科长龙学渊、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课长雷天元，率领刽子手熊祥、王少山、徐贵林等二十余人，会同赞卫部队执行屠杀。原准备勒死，因时间仓促，刽子手们即用美制汤姆生机枪扫射。屠杀后为毁尸灭迹．又派西南特区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携带汽油驰往中美所，将渡滓洞着守所予以焚段。白公馆看守所计杀害黄显声等32人，内中有少数违犯纪律的军统特务，被一并杀害，系由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守长杨进兴执行的。新世界的居杀，共杀害三十余人，由城内解至中美合作所松林坡屠杀，系由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处长周养浩派行动组组长序雄、特务邓培新等前往执行的。另有少数革命人士，囚禁于重庆城中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临时看守所，由西南特区行动总队执行杀害。这是蒋介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有参加屠杀的保密局特务，除部分逃往台淘外，其余均未逃脱历史的惩罚。 ( 1962 年） 重庆磁器口大屠杀现场见闻 程济美 1949年冬，重庆解放前夕，轰动全国的磁器口大屠杀案，就发生在被称为“杀人工厂”的中美合作所内。 磁器口地处歌乐山麓，嘉陵江下游的右岸，今属重庆市沙坪地区。清代时为瓷器集散口岸，故名。伉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大、中学校和工厂相继迁人，逐渐兴隆。重庆丝绸厂（亦称“巢丝厂”）设此。1939年，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局迁此办公；1942年，中美合作所也在附近建立。自从中美合作所决定在此建所以后，禁地更为扩大，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农民，被限令在半日内离境，把他们赶出这幽静的山谷，从此歌乐山下周围四五十里，被围墙、碉堡、电网、岗哨、警卫森严地包围起来了。解放前，这个神秘地方，除特务人员可以自由出人外，其他任何人是不能攫人禁地的，也不容许别人随便接近它，否则就有遭到逮捕和枪杀的危险。据说，在抗战时，有国立六中的四个流亡学生，没有搭车，徒步进城，误人了这个神秘的山谷，立刻被捕。军统特务伯泄姆这个山谷的机密，一直将他们关押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屠杀了。从这一件事可以了解到禁地的神秘性和军统特务的残暴行为。 1949年春，武汉临近解放。我同姨姐夫朱恺携眷去了重庆。当时除客观原因外，在主观上还认为有国民党政权的存在，还有一线的希望。抵重庆后，到处在缩编裁员，知道国民党残余势力大势已去，无法挽回，虽有人给我介绍工作，也不愿意再去工作，遂暂居重庆；朱恺闲居壁山。9月中旬，朱来我处商讨如何解决生活等问题。19日晚，“保千事，，带领几个特务人室，以查户口为名，将朱强行带走，并说：“保长要他去谈话，一会儿就可转来厂当时，我还认为可能是朱没有按规定及时报户口出了问题，直到深夜12时朱还未返家，知道遇到了意外．遂去保长家打听消息。而保长说：“没有找朱恺谈话这回事呀1 ”我大吃一惊，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次日到处打听消息，都无结果。直到11 月中旬，由重庆稽查处释放回来的陈某来我家告诉说，他与朱恺关押在一起，他是用120元现大洋赎出来的。他要我赶快弄些现洋去赎朱恺出来，否则可能会有危险。那时我一方面愁于全家人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认为朱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总会被放出来的。这种幼稚的主观愿望，终于在无情的现实中成了泡影。说明我对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黑暗社会，是缺乏认识的。 11月27日，重庆接近解放，全市一片棍乱，街上商店关门闭户，国民党残余势力忙于抱头鼠窜，到处抢掠。我按陈某的指点找到位于新世界饭店的稽查处打听朱恺消息，说已解往合川去了。当时认为“解走”显然是一个推托之词，可能没有解走，人还在该处。可是到处是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搞破坏的爆炸声，深深地震动了我的心弦，尤其是二O兵工厂的破坏最为厉害。我的住宅与兵工厂隔嘉陵江相对．相距仅几百公尺，震得房门洞开，摇摇欲坠，我担心全家的生命都没有保障。28日起，全市成了真空，但枪炮声还是不绝于耳。市民们一方面组织自卫队护厂护店和修理旧时的防空洞，以防国民党残余势力演逃时的破坏及派遣飞机轰炸市内重要设施；另一方面组织广大群众准备欢迎解放大军进城。30日晚，人民解放军在全市人民的欢呼声中威武雄壮地开进了山城，从此，西南最大城市重庆得到了解放。 【作者系被害人朱恺的亲戚，也是朱恺遗体的认领和埋葬者。】 12月1日上午，我去设在国民党重庆党部原址的军管会公告失踪人员登记处探询朱恺的消息。进门后，一位同志告诉我：“朱恺于11月27日晚在磁器口大屠杀中被杀害了，你明日去收尸吧。今晚7时你先去新世界饭店开会。”得悉这个不幸消息之后，我心如刀割，悲愤万分！那晚7时我去新世界饭店，由一位原系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郭同志向到会人员作报告，他详尽地介绍了磁器口大屠杀的情况。他说：“我那时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稽查处的指导员，在屠杀前，我曾多方营救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实无办法。屠杀这批32位同志时，卡车在前，我乘坐吉普车在后，刚抵歌乐山下，枪声已然响起，我实无可奈何。明天，你们同我去辨认尸体。”次日清早，我去磁器口，到达杨公桥时．附近居民纷纷说：“前几天晚上，机枪不断地响着，天晓得死了多少人啊！"我一进人中美合作所大门，就看见到处都遭破坏，沿途还有两个被害者的尸体。那时，数不清的人在寻我自己的亲人，我一直沿着马路上山，至特务头子戴笠公馆门口，一路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道旁和树梢，尽是烈士们的遗物。后来在马路上边的大尸坑中，方才寻着朱恺的遗体。该坑共埋了32具被害者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有，纵横交错置于坑里．均未掩盖。我目睹惨状，心胆俱碎，双泪直下，心中久久无法平静。这是国民党特务屠杀人民的铁证。相距几百公尺处，系白公馆，见到有的同志被打死在粪坑里。越过马路．是有名的渣滓洞集中营，在那里有几百个革命志士惨遭杀害，特务们还纵火连同烈士尸体和房屋一起焚毁，真是渗无人道！过了马路转弯处，有一所小房子，屋内停放着几十具棺木。据左右人谈起，杨虎城将军和黄显声将军的遗休都在里面。我因忙于处理朱恺后事，没有详细打听下去。直至夕阳西下，寒风凄凉，行人渐稀，我才将朱恺遗体于刑场下面的泥土中草草埋葬完毕。 ( 1963 年） 由长篇小说《 红岩》 引起的回忆 林茂 1975年12月，我在安徽合肥获宽释后，在学习、参观过程中．一位同志向我看过《红岩》没有，我说没看过。他说：《红岩》这部小说是罗广斌著的，其内容是反映重庆渣滓洞大屠杀前后，国民党特务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又如何英勇顽强进行斗争等情况的。于是引起我对有关《 红岩》 作者罗广斌情况的一些回忆。 1948年6月，我奉国防部二厅令，由重庆行辕二处调任陆军第十训练处第二组组长（即情报处长，十训处即十五兵团前身。）司令部驻重庆山洞（乡镇名），司令官是罗广文，参谋长赵秀昆。司令部设六组一室：一、二、三、四组、补给组、政工组和机要室。一组长刘牧虎（原罗部副官处长），二组长林茂（后任十五兵团别动总队长兼情报处长），三组长贾应华（后任十五兵团参谋长），四组长邓乘俘（前任安康县长），补给组长汤国城（后任二四一师师长），政工组长谷若虚（后任十五兵团政工处长），机要秘书方勉耕（后任营山县长）。1948年秋，天气还很热时，我们几个组长和秘书习惯在晚饭后到山洞、陵园之间的公路上散步，有时还在路旁一棵黄梅树下的茶馆聊天。一天，在散步中．机要秘书方勉耕对我说：“罗广文司令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罗广斌，被重庆行辕二处逮浦了，不知关押在何处，你自该处调来，可否向二处处长说悄，将罗广斌释放？如办到了，那就给罗司令官帮了大忙。”我当时也想借此机会博得罗广文的信任，立答道：“试试看吧。”过一些时，政工组长谷若虚和四组长邓乘禅又先后在茶馆闲谈中对我提起罗广斌事，请我为罗司令官向二处处长徐远举说悄释放罗广斌。我答：“让我先向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谈谈，诸杨相机向徐说悄。因徐远举是黄埔军校七期学生，湖北人。杨元森是黄埔军校五期学生，也是湖北人，而且是徐在军校时的区队长。他俩原系师友，又属同乡、同僚，关系至为密切。而我与杨的关系则是喝过血酒的‘把兄弟’。”所以我对杨说了此事后，杨对我的嘱托就积极去办。不久，杨元森即对我说：他已向徐远举谈了释放罗广斌间题，徐答应相机尽力而为。1949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间，我和杨元森、徐远举等跳舞后到徐远举家里打牌，趁饮宴之机，我直接对徐远举说：“罗广斌事，罗司令官很关切，望早为设法解决。”徐答道：“请罗司令官放心，我自会相机行事！”然而从此以后，我与罗广文常驻大竹，军务摘忙，无暇顾此，亦很少与徐、杨两人见面。 【作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别动总队长兼情报处长。】 1949年11月25日，十五兵团司令部驻茶江，罗广文亲率一O八军和一一O军的一个师，在南川白马山一线与解放军激战．午后因七二三团团长崔北川突然于阵地起义，致全线崩溃。于是以营为单位撤退，各自渡江。兵团部则于25日晚星夜撤至重庆南温泉仙女洞。27日，我们正侦察地形，准备布阵再作抵抗，殊不知午后突遭解放军侦察部队袭击，兵团部仓皇撤至重庆海桌溪。因数百辆军车阻渡，兵团部只好暂驻车站。我为了迅速了解部队败退情况和罗司令官在何处，急忙带两个替卫员以木船渡江至重庆行辕二处，想利用该处通信设备寻找部队和罗司令官。我到该处时，只见警卫组约有一班人守卫着。上楼，只见副处长杨元森一人坐守电话机旁。我与杨寒暄中，始知二处特务已全部逃走．文件已经焚毁。夜深了，杨元森叫警卫员买些酒莱，饮酒话别，我则忙于发、收电报。大约半夜时，二处处长徐远举匆匆上楼，一见我即惊异地间：“你们的仗是怎么打的啊？“我说：“胜败乃兵家之常，哪有常胜将军呢？”徐又问：“罗司令官在哪里？”我说：“我还正在找他呢！”接着，徐远举转问杨元森：“乡下的事怎么样了？”（按“乡下”是指中美合作所和渣滓洞监狱等范围）。杨答：“我正在催办”。徐说：“乡下的任务一定要在明晨7时前完成，完成后，你就可离开重庆。”徐、杨交谈一阵后，徐又转对我说：“今晚请你办三件事。第一，我把罗广斌交给你，请你一定把他交给罗司令官；第二，乡下有300支手枪，‘可而提’200支，左轮100支，子弹3万发，已决定交给你部使用，限明晨拂晓前到童家桥取，否则另交别部了；第三，（已忆不起）。”我当即回答：“我正忙于寻找部队和罗司令官，无法把罗广斌交给罗广文。”经我一再说明难办原因后．徐才说：“那我就自办好了，但其余二事，一定要按时去办，否则我不负责。”我答应尽力去办后，徐又和杨谈几句就匆匆离去。28日3时许，我和杨元森正饮酒谈论时局中，一O八军参谋长张元宪忽然与我联络上了，他要求我从速通知山洞的留守司令部，在28日8时前派一中型吉普到广阳坝接罗司令官。我着急地三番五次地打电话，正与留守司令部接上电话时．杨元森急告我，他将取道川东北转成都。我们依依握别后，我亦于8时许赶回海棠溪兵团部。 1950年4月，起义后的十五兵团，奉令东调浙江杭州、余杭等地区。我当时任兵团的政工处长兼一O 八军军官队队长。部队到重庆暂住沙磁区等待轮船东下，我乘隙到重庆市中心一游。适重庆军管会枪毙清滓洞大屠杀的刽子手徐贵林（绰号猫头炭）后，罪状还贴在市中心精神堡垒的竖碑上面。一看内容．大吃一惊，猛然省悟到1949年11月27日晚徐远举到二处向杨元森说的“乡下任务”，就是指的渣滓洞大屠杀罪行。徐远举与杨元森正是这滔天罪行的元凶。而罗广斌能幸免于难，诚可谓万幸矣！在1980年，我还多次听人说，罗广斌是在“文革”中，难忍“叛徒”罪名而跳楼自杀的。罗君枉矣，我总不免常为之怅怅然！ 至于1949年11月27日晚，徐远举说他将自办“把罗广斌交给罗广文”一事究竞如何，当时和今天我都还无由知道，殊感到遗憾。 ( 1986 年） 毛人凤派特务谋害我的前因后果 邓葆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当时南京政府派在日本的工作人员拉我回南京，搞研究日本问题的工作。我在日本四年，专心研究日本经济，主观认为只要能找出日本的经济弱点，就能打败日本。幼稚而天真的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盲目跟着跑回南京，参加了复兴社特务处。一进门就发现，无一个研究日本的人，无一份日本报刊杂志，更无一点为抗战而研究日本的气氛。有两个被捕而投降的中共党员悄悄地对我说，这是专干暗杀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只能活的进来，死的出去；这时我才知受骗，痛恨自己政治上的幼稚无知。既然误人陷阱，怎么办呢？逃跑吗？没有勇气；只有一心研究日本经济安念自已，决心不做危害人民的坏事。 1938年，我在汉口，时常与潘怡如和张国恩先生来往，他们是黄安同乡，又是我父亲的好友，时常给我教育和帮助，使我进一步认识共产党的伟大。不久张国恩先生领我到日本租界八路军办事处看望董老（必武）和郑位三先生，张对我说：“你好好地干抗日工作吧。”我参加军统12年，始终记住这句话。因此，我所负责的军统经济研究工作，只谈抗战，不谈反共。抗战胜利后到上海，组织东方经济研究所，只谈建国，不谈“欲乱气这说明我开始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 人们很清楚，蒋介石组织复兴社，设立特务处，以刽子手戴笠为处长，真正目标是对付共产党，镇压革命人民。我误人军统而变成经济研究室的当权者，在特务机关看来，一非黄埔军校出身，二非警校毕业，三非军统训练班学生，四与军统的头子们非亲非友，五无帮无派，又无人事关系，凭什么你能掌握军统经济部门的实权呢？特务机关里，是拿杀害多少共产党来比赛邀功的，你呢？ 这可说就是后来保密局的毛入凤、潘其武、叶翔之等人，决定要杀我的一个原因。 抗战胜利后，戴笠利用蒋介石手令，踢开法院夺得处理全国汉奸的法权，便于包庇大批汉奸（有不少汉奸是军统分子），抢夺汉奸财产。戴笠派我到敌产局，利用我的合法地位，抢冷汉好财产，因我只抢到2900两黄金交给军统，军统嫌少，对我很不满意。戴笠死后，我建议敌产局邀请法院派人参加逆产审查工作，更引起他们不满，认为这是特务机关的特权，法院算啥呢？军统上海站几次要我扩大逆产清查权，妄想把魔爪伸向每个公司企业，查找中共地下党线索，表示上海站愿派人帮助我，我谎称局长不同意而拒绝了。1947年春，上海站为打击我，利用他们派到大夏大学的特务学生，向上级报告说，我的副组长陈乃昌是“共产党”。因陈与我共事几年，思想上给我不少启发，工作上特别在对法院与敌产局各部的联系方面，给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不但不存心害他，反有意为他开脱。在不做坏事，不陷害人的想法下，我取得局长刘攻芸的帮助，把陈乃昌硬保了下来，当时我做得很机密，军统和上海站都不知道。1949年4月，我挣脱军统樊笼，逃到香港后，潘其武侦悉我的行踪，一面向各地打电报骗我回大陆，一面发出一个对我的内部通缉令，这可说明国民党特务要谋杀我的又一个原因。 【作者曾长期担任军统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抗战胜利后，我赤手空拳到上海，认定经济研究工作，是建设国家必不可少的部门，并得到周作民与中央银行的帮助，利用接收权力，组织东方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通讯社、东方经济图书馆三大民间形式的学术研究机关，接受财政部、经济部、中央银行委托，不拿国家的钱，照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工作。为逃避特务机关控制，照民间事业的社团方式，经费自筹、人事独立，东方所成立理事会，图书馆成立童事会，抵希特务机关抢夺，使毛人凤意欲抢夺对“东方”的控制权时，有所顾虑。毛人凤曾几次以补助“东方”经费为名，企图控制“东方”，经我谢绝后，由经理处长郭旭出面，介绍一个我比较要好的朋友周浩良，以中美所结束后（周原任中美所经理组副组长）无法安排适当工作为理由，使我明知这是他们挤进“东方”的办法，便于控制“东方”,却不得不接受。因周为人比较正派，思想比较开明，特务作风较少，不久，我就派周到通运行任副经理，使毛人凤抓“东方”经济权的打算落空。1947年，毛人风上台任保密局局长，各地特务头头，均亲到南京送礼道贺。上海到南京，近在咫尺，我却不理这一套，故当时毛的参谋潘其武说：“保密局长换了人，只有邓葆光不知道。”这年，由“东方”的理事长兼图书馆董事长杜月笙出钱，把图书馆的大花园洋房买了下来。播其武造谣说：“北平最富的是马汉三，上海最大的资本家是邓葆光。”这些恶毒的宣传，表示了他的醉翁之意。 1948年，毛人凤欲进一步抢夺“东方”，他成立了三友公司，接管“东方”的主要财源通运行、上海印刷厂、东方书店三个主要的经济单位；但“东方”同人，硬顶住特务机关卡脖子的压力，满怀信心继续干。毛人凤为图进一步抢“东方”，开始找我的毛病，进行陷害。因我派有左倾思想的华侨梁秉才为中经社泰国分社长，在当地开设大地书店，出售进步书籍，毛就诬蔑梁为“共产党”，接连三次指令我调梁回南京．梁一回到上海，就被稽查处扣押，夜晚我到稽查处看梁，才知道是为了出售进步书籍的事。梁到南京硬顶住，没有什么口供，结果平安无事，1949年初，我保他出来，送回泰国。毛人凤以梁为缺口企图进而陷害我的阴谋又落空了。 1948年秋，蒋介石用金圆券骗局抢夺上海民间存金，毛人凤为配合这一行动，多次命我把逆产中的大量金银珠宝运往香港、把逆产组管理几十个工厂的物资抢运台湾，把“东方”的全部图书运往台湾，我满口答应，就是拖延不办。结果逆产组的全部财产，都保留了下来。“东方”的珍贵图书，我挑选110 箱，约七万册善本，偷运香港，不运台湾。最后毛人凤见大势已去，一再逼我抢运，警告我说：“你如无力抢运，可派稽查处和警局帮你抢运。”在这种逼我千强盗的压力下，我决心利用敌产局缩编裁员的办法，离开敌产局，4月7日我断然砍断与保密局的组织关系逃往香港，与上海中共地下党保持联系，约好何时需要，何时即可回来。当我走后，播其武拍案大叫：“邓葆光逃跑了．再不会回来了！”立即派赵任甫接收“东方”图书，诡称命我回沪搬运图书，指令“东方”人员打电到香港、台北、广州各地找我。实际上，我一到香港，立即住进医院隐蔽起来，直到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我才回家。 毛人风、潘其武曾派沈介人到“东方”监视我的活动；但“东方”人员，心向着我，在他们的掩护下，沈介人对我的行踪一无所知。我到香港后，他仍不知我的行踪，拚命打电报瞎找。我走后，毛人凤发现逆产组的大量珠宝与实物，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上海。毛人风派毛森到逆产组查问，妄想通过逆产组几个特务下手抢夺，但为时已晚．他们已无能为力了。“东方”的七万册图书运往何处，他们亦无从知道。后来发现我把图书运往香港，又密令香港“东方”负责人吴棋方进行抢夺。我知悉后，立即委托朋友，秘密转移到永安仓库，又使毛人凤抢书阴谋落空。 上海解放后，曾经被军统上海站告密，被我保护下来的副组长陈乃昌站出来当上海房管处处长，而且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曾由保密局报蒋介石下令密查缉捕，由于我得到刘攻芸的支持．硬保下来的。播其武火上加油，认定我当年在重庆时，力保“中共地下党员”秦丰川当经济研究室主任，就是共产党行为，而且秦在北平解放时，在傅作义左右，大力鼓吹和谈，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后来播其武又知我在上海监狱保释过中共地下党员梁子藩。这一系列事实，加在一道研究，他们遂认为我是打进国民党特务机关心脏的”中共党员”。然而这都是推测猜想，仍未找到实证。故自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特务机关仍多方注惫我在香港的行动。直到1949年12月朱熙源发现我乘太古公司长沙轮从香港到天津，才确定我靠拢人民政府。1950年5月我从香港去日本，他们指令代表团的陈贻凯、二厅特务任之监视我在日本的活动，暗中阻止我同“东方”派在东京的负责人新田高博（东芝电器公司董事）取得联系。这时毛人凤密令“东方”香港负责人吴棋方到台湾，了解我的活动情况，指令吴负责监视我的行动，吴回港作了一系列布置.8月底，我讨厌香港的奴化教育，深信共产党能教育好下一代，商定由太太亲自送两个大儿子到北京读书，这事又被特务发现了。9月3日，毛人凤指派“东方“会计组长周浩良到香港看我，诡称黄天迈、张家耸约我去台湾玩玩。我拒绝后，他们密令香港行动组长毛钟新派8 名行动员，组织暗杀小组，负责监视行动，相机暗杀。 1950年9月12日早8点，我独自出门到皇后大道东，找太极拳名家杨振铭老师学习太极拳，走到湾仔轩尼诗道红棉酒家门口，四名特务从左右两方，用菜刀猛砍我的头部两个太阳穴，我的头部、面部及右手共被砍九刀，我扭住一个凶犯，跑到对面太平汽车行门口，终于不支倒在地上。附近巡警赶来，见一个血肉模糊的血．人倒在地下，从我身上找到名片写着宝丰行经理邓景行，住告士打道228号，电话27923。巡警立即招呼救护车将我送往香港政府的圣玛利亚医院，一面电话通知宝丰行。我太太立即带着大批亲友，赶到医院。外科主任王医师说，伤势严重，颅骨砍碎，能见脑膜。我太太问他，伤势这样重，还有希望吗？王医生说很危险，只有干分之一的希望，但要大量的血和钱才能进一步抢救。我太太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请全力抢救，要血有血，要钱有钱。王医师才下令开始抢救。当时在场的亲友，立即自动输血2500cc。次日许多亲友见报，立即到医院主动送血，又输l000cc，前后经过十天十夜抢救，才把我垂危的生命，从特务的屠刀下抢夺回来。抢救的十天十夜，我太太一步未离开，一分钟也没休息，几次昏倒，勉强站起来，用冷水洗洗脸，再坐在床边看护。有人以伪善姿态，策动我太太将我搬去小房间治疗，她说还是4O人的大房间好（安全）；后来把我的病床由房门口撮到里面靠墙，更比较安全了。三天后，我头部伤口发生感染，头肿得像气球。我太太急了，找护士，她们看不起住三等病房的中国人，根本不理睬。找值班医师．也不理睬。她闯进院长房间，以流利的英语质间院长，说明医院不负责任，看不起三等病房的病人，要和院长讲理。院长不得已，领着主治医师同到病房，作紧急处理。从这次起，护士背后骂她”凶女人”．一切护理与生活，不得不照她的意见办。我整整昏迷十天，等于死了十天。第十一天，才有头痛、头昏的感觉。从鼻孔取出喂流汁的橡皮管时，感到很难过。从这时起，从口中喂牛奶和果汁。因右脸神经被砍断，不能说话，嘴和眼部形成右高左低的歪斜，大小便不能控制。直到25日，王主治医师正式和我太太握手道贺说，已经脱险，再等几天可转神经科治疗。 转神经科病房后，一位阴阳怪气的医师说，颅骨被砍碎，有碎骨片压着脑膜，如不取出，将来会发羊癫风，这时我的头脑才比较清醒。我太太慢慢告诉被杀与抢救的经过。又说哪些人热心输了血；哪些人怀着刺探目的要来医院探望，全被拒绝了。由于香港蓄局与移民局，有不少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身居要职，为非作歹，在此期间曾两次抄受害人的家，把宝丰行的文件、账册、我的大宗照片全部拿走，美其名日：“调查线索”。由于这些事实，使我提高警惕。医生动员开刀脑部，取出碎骨，我们坚决拒绝。港替局讥定我运港的图书，是招致暗杀的原因，威胁我太太缴出存单与库存地点，我太太严词拒绝。这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使特务阴谋利用港替局抢夺图书的企图全部落空。 1950年9月12日，我遇害的当天，《星岛晚报》作了详细的报道。次日香港各大报都有报道，纽约的《华侨报》、《上海报》，都作了转载。事后据各方面朋友说，毛钟新的监视小组，早在吴棋方回港后组成，先在我家西侧房子的楼梯下一可睡二三人的角落，化装叫化子日夜呆在那里，监视我的行动。9月12日暗杀时有八名行动员，分前后两小组。前面四人干完后，立即撤回台鸿；后面策应的四人未露面。总负责的特务毛钟新，后来在香港被捕，但港警署只知毛钟新的名字，而毛用的是化名，对不上号，无法处理，押送回台湾了事。毛钟新回台后虚报被港替罚款两万港元，私吞腰包。 事隔31年，今天回想起来记忆犹新。谁也不能设想我还活在人间，还能执笔写这篇回忆。当前祖国统一大业势在必行，对台湾特务机关人员来讲，还是明大义，早觉醒，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为好。 ( 1981 年） 戴笠早年佚闻二则 张盛吉 一、戴笠的出身 毛显明是戴笠的小舅子，又是他小学时期的同学。中学毕业后，长期在家乡任小学教员，后来到戴笠手下办军需业务。 一次，我与毛显明谈戴笠的出身．他一开口就说，戴笠在老家时，裸赌逍遥，无所不为，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我（毛）家不知吃他多少亏，上了他多少当。 戴笠毕业于江山县立小学，后来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当时校长是马叙伦先生。他在那里读了一个学期，成绩还不错，第二学期开学时，他不去学校报到，与流氓聚赌，结果把一期学膳费输光，学校因他长期不来报到人学，把他开除学籍。所以戴笠的最高学历，是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肄业半年。 这样一来，戴笠没有其他前途好走，只有回老家。他回到家乡后，感到无事可做，做生意缺少资本，既不能教书，也不愿种田。那时正是张载扬统治浙江，当兵是好汉的后路，戴笠在百无聊赖中，选择了好汉当兵的道路，到杭州投身周凤岐的部队当兵。戴笠的个子不小，脑子比较灵敏，一年、两年、三年，由一个二等兵，当上副班长、班长、司务长，他这条后路果真走得不错。司务长的任务，是管理全连官兵的薪晌和办理伙食。一连官兵每月薪炯有四五万元，但是时有时无，有时要两三个月才发一次。有一次，连里一下领两个月薪晌，总数达七八万元之多，戴笠卷起这七八万元，由杭州逃到江山老家。不到两年，就把这笔不义之财花光，这时年龄已近三十，今后千什么呢？他听说设在广州的黄埔军校要招生，那里许多浙江人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很快就当上了军官，于是他硬着头皮向毛显明要了点钱，还东扯西拉摘了点钱，凑成去广州的旅费。投考的结果，狱笠编入黄埔六期骑兵科。骑兵科马匹不多，学生受骑马术训练时间也不多，戴笠骑马术不高明，并非偶然。 据胡靖安说：“戴笠在骑兵科莱替不驯，常与同学吵闹，竟至动手打人，经教育长方鼎英决定，以不遵守校规为名，开除学籍。” 戴笠一生中，学文被开除；学武又被开除；当司务长，则卷款潜逃。就国民觉衡量好人坏人的标准来说，也不能称为好学生，好干部，而应称为害群之马。 [本文原魔为《局外人谈戴盆其人），作者张盛吉浙江江山人，曾任军统浙江站译电员，原稿五千多字，这里仅摘录部分内容。其所言．如裁笠被黄埔军校开除，当小学教师，及开除后到上海寄食张冠夫家等，均与他人所说不同。] 二、戴笠是怎样投靠蒋介石的 胡靖安是黄埔军校六期人伍生队政治部主任，戴笠同他是师生关系。 戴笠在黄埔军校被开除后，回到老家教书当了一年小学教员，因为性格粗野，不受家长和学生的欢迎，学校不再聘他任教。戴笠苦闷极了．决心再离开家乡，去上海谋事。他到上海后，住在表弟张冠夫家里。十里洋场的上海，米珠薪贵，张冠夫家境并不那么好，住十夭半月还可以，一住三四个月，张冠夫也感到受不了，他家里的人也常为此冷语相讥。戴笠何尝不感到做食客的难过，但无其他办法，只好厚着脸皮呆下去。后来他探听到胡靖安住在上海法租界。一日，去胡靖安家，老师前，老师后，甜言蜜语，并请胡靖安为他介绍工作，干什么都可以，有住有吃就行。胡靖安笑笑未置可否。自此，戴笠经常去胡靖安家，亲如家人，走进门就洗地板，抹凳儿，还为之带小孩上街买菜，样样家务事都干。后来，千脆搬到胡靖安家住下。 1928年，蒋介石下野，东渡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胡靖安曾随同去东京。蒋指令胡靖安持密函回上海，迅速与驻徐州的军长卫立煌联系．由卫立煌策动驻大江南北的军师长通电拥蒋，欢迎蒋介石回南京复职。当时在南京的白祟禧、何应钦野心很大，反对蒋介石回南京复职，他们也熟知胡靖安是忠蒋的。胡靖安到上海后，只能潜居法租界，不敢外出，恐遭杀身之祸。胡靖安想出一条妙计，派素无名望的戴笠持蒋介石的密函去徐州见卫立煌。戴笠一去就马到功成，卫立煌立即发表通电拥护蒋介石回南京复职。驻大江南北的军事首脑通电响应。因此，蒋介石得以顺利返回南京，重掌军政大权。胡靖安将戴笠这功绩向蒋介石详细汇报。这是戴笠投靠蒋介石的第一阶梯。 蒋介石回南京后，胡靖安去徐州，与卫立煌商量，在他军部给戴笠一个上尉副官名，戴笠的薪炯也由卫的军部负担，但工作则不要过问。戴笠在卫立煌军部停留期间，为胡靖安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大约在1930年前后，他到南京蒋介石的侍从室，取得正式情报参谋职务。 戴笠的起家 王业鸿 早在1934年我就加人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该年冬，我在戴笠亲自主办的复兴社杭州特训班第五期受训；1935年毕业后，留在该班当教育副官兼教官；迄1940年迭在湖南、重庆军统所办的各训练班当教宫，其中1938 年3 月至4 月又在汉口戴笠身边甲室当过军事般员；19 菊年，我曾充军统局秘书，但那时戴笠已死。这里我所写的资料，只是我亲身了解的关于他的起家时期的那一部分。 一、流氓出身．赌徒作风 戴笠字雨农，化名江汉清，1897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一个富农家庭（原开竹木行），父亲早亡，由母亲养大。他从小不务正业，嗜赌，18岁时与毛氏结婚后，掌管家务，因赌钱将经营竹木行的资本输光，流浪上海街头，参加青帮当流氓。1926年曾考进黄埔军校第六期，因为不能吃苦，中途开小差，又回上海当流氓。1928年，曾在胡宗南部当中尉副官，由于他会吹拍，又具有狡诈阴险毒辣的伎俩，与胡宗南意气相投，为胡所见重，乃彼此结拜为兄弟。不久，就由胡宗南向蒋介石保荐做谍报工作，当一名通讯员。1929年，正当阎（锡山），冯（玉祥）反蒋失败之际，唐生智推备反蒋，当时在唐管区驻深河一带当宪兵营长的周伟龙，探悉唐的反蒋计划，戴笠又以结拜兄弟的手段与周结拜为兄弟，周伟龙将唐的反蒋计划供给他，并陪他逃南京报告蒋介石。因此，蒋事前有了准备，唐生智一发动战争，很快就被蒋介石打败。这样，戴笠对蒋介石确保其独裁政权说来是立了一大功。之后，蒋介石就给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校参谋名义，实际是做间谍活动，每月发他薪津300元。从此，’戴笠就由黑社会的普通流氓，一跃而为报效于蒋介石的政治流氓，开始其特务活动。 [作者又名王清，海南岛文昌县人，杭州特训班五期毕业，曾任国防都保密局少将] 戴笠从小不务正业，当赌徒，因此他的作风还是带有赌徒的性格。当他主观上认为可为时，就采取孤注一掷的手段。例如，1931年，石友三在浦口举起反蒋旗帆时，蒋介石的巢穴南京正受着大威胁。当时蒋介石需要利用刘镇华的杂牌军袭击石友三的后方，需要一个适当的人章款携带蒋的亲笔信前往活动，因为到刘镇华防地去，走直路必须经过石友三的防地，倘绕弯路则时间不许可，正在这个时候，戴笠自告奋勇带款祷信前往，及时安全到达目的地。由于刘镇华及时出击，石友三很快垮台，南京转危为安。又例如，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时，过几天，蒋鼎文从西安飞回南京，传达张、杨两将军的主张，据郑介民说：宋子文、宋美龄准备飞西安与张学良办交涉，而何应钦和复兴社头目贺衷寒、邓文仪等都表示反对，戴笠则表示，他愿随同一起前往西安“护驾”，理由是：当蒋介石授意在东北军集团里发展复兴社组织时，由贺衷寒、戴笠、黎天才、陈旭东等组织“四维学社”，他曾利用这个关系，在张学良身边布置特务，已经吸收张学良的机要组长黎天才参加特务处工作，秘密监视张学良。同时，当张将军在上海养病时，蒋介石曾派他负责保护，因此，他与张将军的私人感情也很好。特务处南京新街口明瓦廊洪公祠对面办公室的地皮、房屋也正是张将军赠送的。因此，他到西安去个人的安全没有问题。这样，何应钦才答应他陪同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去。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他们这批人去西安是凶多吉少。蒋鼎文的妻子当飞机快要起飞时，还在机场大哭，劝阻乃夫勿去西安。而戴笠是蒋介石的刽子手，却胆敢冒险前往，确实是孤注一掷的行为。根据他临走时对他亲信特务们说：“有领袖就有我，没有领袖就没有我”的说法，他是准备去同蒋介石共存亡的。后来，我曾好奇地问过郑介民：“戴先生为什么胆敢到西安去？他说，他在张学良身边布置有人。为什么张学良要将老头子扣留时，他们事前没有报告呢？靠这批人能有把握吗？"郑介民冷笑说：“雨农这个家伙是很聪明的，他晓得，老头子倘牺牲了，那团体就要追究他的责任。为什么事前没有情报？而且陈立夫等还会说，本来张学良与老头子感情很好，就是因为他从中捣鬼，才有这次事情发生。邓文仪又以团体书记长的地位，在老头子被扣留后，已将团休组织最机密的部分即力行社的成员名单报告何部长，表示拥护何部长，而何部长则反对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去，又准备下令给空军到西安轰炸。这明明是不喜欢老头子回来。老头子出不来，何部长就掌权了。那团体就要严办他，戴笠晓得不去西安还是免不了杀头，不如到西安去，死了获得与领袖共存亡的美名，徜得成功回来．那他就可以借此捞一笔政治资本."他以后能扶摇直上，获得蒋介石倍加宠信，这一赌注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戴笠懂得要在政治舞台上活动，需要政治资本，特务处初成立时，一般特务都是军校毕业生，他期数低，又中途退了学，不容易指挥别人，所以从1933年起，他乃集中精力办特训班，培植自己的千部，以学生为他的政治赌本。由杭州特训班起，一直到他死，总共办了一百多个特训班，如青浦训练班、松江训练班、临渔特训班、黔阳特训班、息烽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重庆外事班、外语班、南洋班、谍报班、姆破班、电讯级、借察班、邮检班等；在他与梅乐斯合作后，在中美合作所之下，又设立南岳、建阪、临汝、陕坝等特训班。之后，军统整个机构，差不多都是被特训班毕业生把持着。戴笠高兴人家叫他做戴老板，但倘是特训班学生叫他做主任时，那他更是高兴。例如1937年八一三抗战时，他曾派余乐醒负资组织破坏日军“出云”号主力舰的计划，他曾在蒋介石面前夸过口，由蒋介石手令兵工署发一批炸药给他使用，他也花了不少钱，由王一心招收了七八十名水鬼（就是专门潜水偷夏船仓库物资的小偷，能在水中潜行二十几分钟），准备从黄浦江潜行水中，将炸药携带到兵舰附近安装，实行睡破。该破坏组织由丁继曾、章微寒负责，章任队长，一切都已准备停妥，但由于上海的中国军队大债败，这批人于大军溃退时逃散，计划失败。戴笠大怒，准备将了、章二人枪毙。1938年正月，我刚由上海率领青浦特训班学生逃到九江，我去看他时，因为我同丁、章二人是同学，他愤怒地对我说，他准备枪毙丁、章二人，我为了拯救丁、章．乃对他说：“报告主任，继曾、微寒是你学生，他俩年纪都轻，都没有经验，在大军演退慌乱的时候，就是有打仗经验的老军官，都可能慌乱，而要求这两个没有经脸的年轻人应付这种场面、能沉着镇定是不容易的，他俩是你的学生．你应当了解他俩能否胜任，明知不能胜任而又派他俩去做，做不了就枪毙，会使很多同学误会的。请主任考虑。”当时他并没有答复我的话，就转而谈了青浦学生的思想情况问题。但后来丁、章二．人只关了两个星期就释放了。戴笠很少参加婚礼应酬，由于我是他学生，1936年我在南京举行结婚典礼时，他却亲自来主持、当证婚人，并陪吃酒，至散席方走。除在行礼时训词外，在恻酉时，他以家长的姿态，表示很高兴地对我夫妇训词，并谈他过去结婚的经过，说他18岁结婚时，尚由母亲强制剃头、换新衣．一切都由母亲操持，关于他的家庭情况，就是这个时候对我说的。 二、怎样取得蒋介石的宠信 戴笠原是上海流氓，擅于招摇敲诈，有了总司令部的参谋名义做招牌，更助长了他的敲诈手段，他利用敲诈得来的金钱供给他做特务活动。他领了蒋介石300块钱，不是自己一个人用，而是先后再雇用几个人帮他，成了一组的工作。这样，蒋介石利用黄埔学生如蔡劲军、郑介民等做这门勾当时所用的钱多，而成绩却不如他。他就在蒋介石的脑袋里建立了“少用钱多做事”的好印象。戴笠这一作风，一直到死前，都是用这一套欺骗的办法。他从来没有做了失败的事而向蒋介石伸手拿过钱。戴笠经常为了实现蒋介石某种阴谋，事前派遣特务进行工作，一切费用都是他向各方面敲诈得来的款垫用，等待事情做好，达到蒋介石的目的后，他才向蒋报销。例如1936年，他派邢森洲在香港策动陈济棠空军投蒋时，一切费用都是他事前从各方借来的款垫用，等到陈家兴率领陈济棠空军一队从广东飞扛西后，导致了陈济棠内部分裂，余汉谋、李汉魂也就相继反陈拥蒋，迫使陈济棠垮台（另说此事系郑介民策划的）。戴笠才开始向蒋介石报销，领得奖金10万元。这使他在蒋介石的脑袋里建立起这样的印象：“戴笠没做过失败的事，或者是很少失败的。”这是他取得蒋介石宠信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投靠蒋介石的初期，尽管戴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他在蒋介石的黄埔学生系统中是个“私生子”（第六期没有毕业），期数低，在蒋介石身边的人已被一般高期学生把持，他很少有机会接近蒋，他费了很大的劲得到对蒋政权有价值的消息，往往被蒋介石身边的人冒用，埋没了他的成绩。因此，他决定自己亲自送情报给蒋介石，但又恐怕被侍卫人员拒绝传达；于是，他采用经常在蒋介石官邸门外守候的办法，等待蒋介石出门乘汽车时闯近报告亲交。据他说，这一办法是最好的。因为蒋介石可以在汽车上利用空闲时间马上看到内容，以后别人再冒用就已失了效用。关于以上各点．是他经常在杭州特训班对受训特务学生讲话时，引为他的“光荣奋斗史”而白鸣得意的。这是他初步取得蒋介石信任的手段。 戴笠在1929年至1932年4月以前的三年期间，对维护蒋的统治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抵抗，调东北军进关打内战，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国民党内部也起了内江，蒋介石被迫下台。这个时期，戴笠利用其上海黑社会如与杜月笙、刘志陆、杨虎等的关系，利用青帮力量，在上海组织行动队，分别由赵理君、蒲凤鸣、罗国熙等充队长，对国民党内部反蒋头目如西山会议派分子施加恐吓，使他们不敢明显支持两广反蒋势力，对蒋介石很快复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蒋介石于内32年授意黄埔学生组织复兴社时，戴笠就一跃为“十三太保”之一，而与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哪梯、康泽、郑介民、播佑强、周复、胡宗南、桂永清、黄珍吾等并列。1932年4月l日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戴笠就是复兴社总社干事会干事兼特务处处长。后来蒋介石将CC系的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和复兴社系统的“特务处”合并，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当局长，戴笠充第二处处长。1938年秋，蒋介石扩大特务组织，将原军统局第一处扩大为一个局，拨归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另组织一个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而将戴笠所领导的第二处扩大为局，继承军统名称。因此特务处就是军统的前身。帮助戴笠起家的那九个特务，就是军统特务的创始人，连戴笠本人称为“十人团”，也称“十兄弟”。那九人是：唐纵（替察总署署长）、徐亮（“新建会”书记长）、胡天秋（军委会检葬赴组长）、马策（军令部第二．厅第二处处长）、周伟龙（交通警察总局局长）、郑锡麟（军统训练处处长）、胡国振（新疆省警保处处长）、王天木（汪精卫特工总部苏州办事处主任）和黄雍（中正学校校长）。 戴笠为了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为了便利与蒋接近，在特务处成立之后不久，首先成立一个警卫组。由黎铁汉为组长，罗义为副组长，组员有张玉麟、张人佑等，派在蒋介石官邸工作。最初是便衣跟随蒋的汽车担任警卫，1935年以后，又再成立一个组，叫做特别警卫组，由朱金华、梁绍洲前后分任组长，组员近百人，派在南京、重庆各交通要道、蒋介石每天经常经过的地方，都固定有便衣特务联系宪兵和警察，负警戒责任。如蒋介石要到外地视察，黎铁汉均于事前派人跟待从室人员到达该地布置警卫，并与当地军统特务联系。戴笠对维护蒋介石的安全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他这样做，初期还受到蒋介石侍从室人员的歧视，他派的这批人还受到蒋介石侍卫长的排斥。但由于戴笠派在蒋介石身边当警卫的特务，都是军校和警校毕业后，而又受过特务训练的，这批人相当狡诈和机普，对蒋介石又相当忠实。1936年以后，这批人就逐渐变为蒋介石的内层警卫人员。因为这部分人虽然是在侍从室工作，却仍受戴笠指挥考核，他们经常将侍从室的情况报告给戴笠。当戴笠需要去看蒋介石时，他首先到侍从室找黎铁汉谈话，了解蒋介石当天的心情。因此，戴笠对蒋介石的喜怒情况就掌握得清清楚楚。戴笠利用这一点，经常根据蒋的喜怒行事，他晓得蒋在某个时期高兴谁，不高兴谁，对蒋高兴的人，他就设法拉拢；对蒋不高兴的人，他则找材料打击，或者根据情况提出威胁，使其屈服而受他利用。例如当傅作义正得蒋介石信任时，傅到重庆，戴笠就经常到傅的住所看傅，接洽合作，他接受傅作义的亲信秦丰川当军统局经济研究室主任，而他又介绍高荣、史澎等给傅使用，表示彼此合作。又如1943年，正当蒋介石对孔祥熙有不满表现时，他就搜集孔祥熙最亲信的、专代宋蔼龄做生意的林世良的贪污罪证，报请蒋介石枪毙。又如，军统特务一向以桂系为其工作对象，但当蒋介石对李宗仁、白祟禧实行拉拢时，他就接受白崇禧介绍的曾充广西省建设厅厅长的黄荣华为中美合作所运输处处长、曾充白崇瘩副官的陈寿钧为货运局专员，代白崇禧之妻马佩璋做生意。蒋介石对汤思伯的反共反人民的行动正在嘉赏时，他就与汤合作，派毛森当汤恩伯的刽子手，协助汤恩伯在南京、上海大肆镇压人民。蒋坚忍本来是蒋介石空军集团里一位红员，目空一切，对军统也不大买账；与两广空军人员如丁纪徐、陶佐德相处不好，对蒋介石的小舅子毛邦初也有意见，遭到蒋介石的申斥，为警卫人员听到，告诉了戴笠之后，戴笠就派专人搜集蒋坚忍的劣迹证据。据郑介民说，戴笠还派人到蒋坚忍家乡搜集材料，证明蒋坚忍本来不是姓蒋，而姓宋，为了欺驹蒋介石，讨好蒋介石，乃改姓换名的。经戴笠这一报，蒋介石就将蒋坚忍免职，对他疏远了。之后，蒋坚忍被追投靠戴笠的拜把大哥胡宗南，降为胡部的一名小卒，当陕西省大荔行政督察专员，受胡驱使。而他原先担任的空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就由戴笠保荐军统特务简朴充任。又如军需署署长陈良，是蒋介石手下最宠信的人物，掌军需大权，戴笠找到陈良的小老婆有某种嫌疑的凭证，乃威胁陈良允许军统透支。就是说，他需要用钱时，随时可以向军需署透支。他对陈诚、陈立夫也是用这一手法。这样，使戴笠在蒋介石面前成为宠儿，建立起个人无上的权威。 三、忠实的普犬，杀人的刽子手 蒋介石组织复兴社是准备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他不只是对进步人士实行镇压，就是对国民党内部也是采取恐怖政策，企图达到个人独裁的目的，特务处就是执行蒋介石这一任务的工具。因此，戴笠的特务工作，一方面搜集反蒋集团情报供蒋作决策，按戴笠的话说：“特务处就是领袖耳目”；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是保护蒋介石的安全，逮捕和暗杀一切反蒋人士，按戴笠的话说：”特务处就是领袖的忠实猎狗。”他还经常说，我这条狗，领袖要我咬哪个，我就咬哪个。一切行动都是秉承”领袖”意旨，仰体“领袖”苦心，绝没有个人私情。他不与任何人应酬，不与任何人敷衍，只求得“领袖”的欢心，得“领袖“的宠信，什么都会去干。我记得郑介民说过，1939年春，因为军统特务福建站站长张超于1938年冬在福建同陈仪捣蛋．被陈仪借词将张超枪毙。戴笠为了维持他的威信．要求蒋介石严办陈仪，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借重陈仪与日本人办交涉，不答应戴笠的要求。戴笠在蒋介石面前跪下乞求，被蒋介石踢了两脚，并骂他无耻。戴笠狼狈回家后，子翌日就飞香港，故意表示撤娇，局务由郑介民代理。戴笠在香港住了数月，蒋介石也不理睬他，但他并不消极，还是仰体蒋的意旨，在香港派特务与日本特务勾结，双方合作得很好。后来蒋介石要郑介民派人与日本特务勾结时．郑介民因为这些事务不好办，乃向蒋请示，要戴笠回重庆商讨办理，戴笠接到郑介民电报说蒋要他回重庆，他觉得有了面子，就马上回来，当郑介民将蒋的意图告诉他，他马上就向蒋介石报告，说这些事他在香港都已办妥，这样，蒋介石对他就更加宠爱了。 戴笠本是亡命之徒，得到了一定权力以后，就会更加狂妄起来，他懂得军队和警察是镇压人民的工具，他晓得自己不是正式军人，在军队方面没有发展余地，为了发展他的特务势力，他着手抓警察权。1933年春，戴笠向蒋介石建议，派他为浙江省，官学校政治特派员，他勾结了当时警校校长王固磐，并保荐赵龙文为普校教务主任。同年秋，戴笠为了进一步控制浙江省普官学校，乃设法保荐王固磐为厦门市长兼警察局长，而保赵龙文晋升为校长，之后，浙江省警察学校就变为特务处的外围运用机构了。在特派员办公室之掩护下，1933年春，特务就在警校侧街雄镇楼开办特训班，戴笠为了将特务和警察相结合，培植更多的普犬和刽子手，乃利用政治特派员地位，吸引警校毕业生再受特务训练。特训班第一、二期学生，大多数都是舍校毕业生，夺取警官学校办特训班，是戴笠建立其特务基础最重要的一着，我是特训班第五期学生，毕业后又留在该班当教育副官兼教官，代他再训练特务。 特训班是根据特务处的任务而训练三种特务人员．当警犬和刽子手：一种是负责搜集情报工作，一种是负责警卫、逮捕和暗杀工作，一种是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因此，特训班分为三个班，甲训班是情报人员，乙训班是行动人员，丙训班是交通机关掩护人员。甲训班由1933年春迄1936年春，共办六期，训练特务约一百八十人。乙训班共办三期，训练行动特务两百余人，包括专门开汽车的特务25人。丙训班由1933年春迄1937年秋共办八期，训练特务两百余人。还训练12名女特务，以理发为掩护，负交通联络的责任。杭州特训班学生是戴笠军统特务的骨干，如毛森、萧勃、史醚、叶霞翟、袁寄滨、王云荪、姜毅英等都是负一方面重责的特务。如王禄翘、贾金南、黄四钦等都是凶恶的行动人员，都是乙训班毕业生。如赵容德、林郁民、黄又合、丁尔滨等是有名的掌握雷达技术的无线电特务，都是杭州电讯班毕业生。其中赵容德就是1947年保密局破坏北平统一战线秘密电台案的元凶。这案是由赵容德以雷达侦察台侦察出秘密电台的地址，报告保密局北平站黄天迈派特务秘密监视，得到各种线索后，由保密局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亲到北平指挥破坏行动，致由这案波累到保定、沈阳、西安、兰州等地的革命组织，逮捕革命人士一百余人，使革命事业损失很大。 戴笠是怎样使一个纯沽青年变为鬼鬼祟祟、凶恶毒辣的特务的呢？戴笠训练学生的方法，对精神和技能是两方面并重的。在精神训练方面：除政治教官外，每队设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各一人，负责讲解蒋介石言行，将蒋介石描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说蒋介石是人民领袖。将戴笠描绘为一个神秘的人物，说成具有三头六臂的本领。讲解东周列国侠客传记，强调为知己而牺牲生命，当无名英雄的光荣，说特务工作是领袖耳目，是最革命、最光荣的工作，也是终身工作，最得领袖宠爱，是铁饭碗...以这样的灌输转变青年思想。关于技能方面．以高薪收容革命叛徒和白俄，讲授关于如何搜集消息，如何传递消息、如何伪装白己、如何打击对方、如何进行暗杀和破坏。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训练内容是：精神讲话、领袖言行、政党活动、情报学、侦察法、化装法、秘密通讯、密码学、骗人术、毒药使用法、爆破、审讯、照相、伪造、相人术、外国语（日语、英语）、擒拿法、驾驶（开汽车）、射击等，以上是甲训班的训练课程。乙训班训练内容，精神训练部分是一样的，技能方面则注重爆破、化装、衡拿术、驾驶和射击，讲授一般特务常识，设有外国语、政党活动和情报学。丙训班只是讲授一般特务常识，如化装、秘密通讯、密码学等。同时又以格柏乌、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等这类书籍作为辅助参考书。甲训班每期训练期间，一、二、三、四期是四个月，五、六两期是半年，在训练时期，除伙食服装等由训练班负责外，每月尚津贴40元。乙训班一、二两期是四个月，第三期是一年半。丙训班每期是半年。乙、丙两班每月只津贴12元。训练班负责人：戴笠是主任；中共叛徒余乐醒是副主任，负责讲授秘密通讯和行动课目，包括毒药使用，爆破和化装，另一中共叛徒谢力公讲授情报学、骗人术和密码学（但在一、二、三期这门功课是由中共叛徒叶道信和白俄布尔林负责讲授的）；梁翰芬讲侦查法（梁是戴笠以高薪由法国聘回，但在1937年冬发觉梁是法国密探，就被扣押在息烽，后来又在息烽特训班讲课，但不准与家人见面和外人通讯）；政党活动是由叶道信、李世璋、汪祖华前后讲授；审讯由余铎、管容德两人讲授。伪造和摘拿法由朝鲜浪人金民杰讲授；相人术由杭州总商会秘书朱惠清讲授；日语由霍淑英讲授；英语由余少豪讲授。甲训班队队长由江雄风、廖宗泽先后担任．江寥也都是中共叛徒；乙训班队长由刘乙光、杨清植前后担任；丙训班由苏民、萧坚白前后充队长；罗杏芳、董益三前后担任指导员。1936年以后，戴笠主办的特训班，其组织也因为他的势力范围扩大，需要干部更多而扩大了。1938年春，戴笠派余乐醒、谢力公、汪祖华在湖南临遭筹备特训班，这一个班是继承杭州特训班的系统，临澄特训班的规模比杭州班大得多，学生约一千人，依情报、行动分为两个大队和一个女生队，戴笠非常注意这期学生的训练，把他认为有特务经验的人都派到该班讲授功课，如中共叛徒李果湛、廖化平、程一鸣、陆遂初等，老特务陈旭东、王化一、刘绍复（都是东北军来的老特务）等，其余尚有一半是杭州特训班老人和警官学校的老教官，我当时也在该班当通讯与密码教官。特训班有看相算命这门功课，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但持务们确实是很注意这门功课的。他们一方面是利用这一技术于必要时作为掩护身份以进行侦察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们确实也是很相信这一套的。戴笠也是一样，例如第五期女生叶霞翟．本来只是中等人才，并不怎么漂亮，不过身体健壮洁白，由于缠过脚，走起路来，还是‘，改组派”的模样，但经朱惠清看相，说叶霞翟有“一品夫人”的相格，身价就提高，初时戴笠留为己用，1937年才敬送给拜把大哥胡宗南，再由胡送往美国留学，回国后，曾在金陵大学当教授、当特务，迄1947年才正式与胡结婚。 戴笠为巩固特训班学生的思想行动，每期受训学生于毕业之前，必须经过宣誓手续。在受训期间，不准与亲属朋友通信，毕业后，也绝不准将自己身份告诉别人，如有违背者，就以泄漏秘密论，起码也得受处分关禁闭几年。我记得第五期学生丁继曾、卓清宝、章微寒，因为他们是警校第三期毕业生，在杭州有不少熟人，在受训时，外出同熟人点了头，经同学密报，王孔安就集合全队学生训话，宣布丁、卓、章三人犯了“大错误”，马上关禁闭，约两个星期才放出来，还说是特别“宽大”了。原因是他们正在接受秘密训练，不能原谅。据我晓得，关于这种事例，每期都要故意找一点事情，特别夸大，惩办几个人，借以教育大家，使特务们晓得特务纪律的严厉。这也是情神训练的一种手法。戴笠训练特务确实很认真的，他们不是同反动派一般教育机关那样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说了就做。例如讲爆破，制造各种模型炸弹，每个人都要动手亲自做。为了实习爆破，曾炸死过两个学生周世安和安某某（朝鲜人）。他们讲毒药，每期都利用一批狗拿来做试验，试验各种药性。逮捕、审讯、用刑等都是利用浙江省会警察局侦缉队，对犯．人使用各种刑具逼供，实地教育特务学生，因为教官管容德就是警察局侦缉队队长。跟踪也是实地的干。在训练班里成天都是练习各种手枪射击和驾驶汽车等技术，他们所学习和所研究者，都是如何达到暗杀和破坏的目的。这样，戴笠就成了蒋介石手下第一号暗杀进步人士和蒋的政敌的大刽子手。如史量才先生在沪杭公路中途被暗杀，是戴笠指挥徐建业和杭州特训班学生王禄翘等所干的勾当。杨杏佛先生在上海被暗杀，是戴笠指挥赵理君所干的勾当。蒋介石的政敌张敬尧在天津被暗杀，是戴笠指挥陈恭谢、白世雄、吴安之所干的。唐绍仪在上海被暗杀，是戴笠指挥谢志磐、王兴国三人所干的勾当。戴笠是依靠上海黑社会帮派起家的，而当时尚有一位闻名的暗杀专家王亚樵，王亚樵曾经指挥孙凤鸣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枪击过汪精卫，他一向受反蒋的人运用，因此，王亚樵的存在对蒋介石的安全是一大威胁。l936年当王亚樵斗不过戴笠而逃亡到广西投靠桂系李、白时，戴笠又指挥陈质平、岑家掉跟踪到广西，将王暗杀的。戴笠能杀王亚樵，决定性的人物是陈质平，陈质平这个名字很多人都是熟悉的，他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印度加尔各答的总领事，1946年调驻菲律宾公使，后来是台湾驻伊拉克“大使”，卡塞姆接收政权后．才被驱逐出境，后来又调约旦当“大使”。蒋介石是杀人魔王，而蒋帮的“外交官”也是暗杀专家，戴笠暗杀史量才先生就是由于陈质平勾引了余仁生的第五姨太太，通过余仁生的五姨太太，介绍女佣给史量才夫人，史先生的行动就是由该女佣当内线供给的消息。陈质平是勾引女人的能手，l947年他由菲律宾回南京时，同我谈他在菲律宾同季里诺（非律宾总统）搞得很好，原因是季里诺女儿与他感情很好。陈质平是东南大学的毕业生，海南岛文昌县人．他曾在胡宗南部当英文秘书，后来由胡介绍给戴笠驭用，但他与胡宗南和戴笠是拜把兄弟，胡是老大，他是老四，陈质平深得胡、戴信任，起初是与他有勾引女人的本领有关。戴笠、胡宗南在上海搞女人，都是他拉的皮条。因此，这位“外交家”也可以说是“内交家”。 四、反共的毒辣手段，血腥的罪行 蒋介石是靠反共起家的，作为蒋的大刽子手的戴笠也是一样。戴笠对待共产党的手段是根据他的赌徒哲学逻辑，他说：拿赢来的一个钱作为本钱，这个钱就可能成为一本万利，这个钱就有一万个钱的价值。他说：“消灭共产党员，倘只靠杀不赦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杀也是手段之一，没有杀，不会使共产党人恐惧畏缩，但更重要的是‘恩’威并济，应当采取关杀与利禄并用的手段。”因此，他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是尽量利用叛徒作为破坏共产党组织的工具。他一开始接受蒋介石的特务工作后，所谓“十人团”成员的胡天秋、黄雍，就是中共的叛徒。以后在他身边的大部分高级干部也是中共叛徒。如当特务处书记长的傅胜兰、梁千乔、张师、李果湛、张严佛等；在杭州特识！班负训练责任的余乐醒、谢力公、江雄风、廖宗泽、叶道信等；当特务处督察长的廖化平、郭秀华、刘培初等；在各省当站长的吴酒宪、龚少侠、史铭、柯建安、张炎元、王新衡、严灵凤、贺元等，都是有名的革命叛徒。戴笠利用这批革命叛徒去吸引革命阵曹中的投机动摇分子，使他们背叛革命，这样，特务处里中下层的特务分子是革命叛徒成份者就更多了。例如1935年，当戴笠利用中共叛徒的线索在上海破坏共产国际华尔登所领导的交通联络站时，陆遂初、陈远等被捕，戴笠就用谢力公去引诱陆遂初叛变革命，陆遂初看见谢力公当过陈独秀的秘书，尚且能得戴笠重用，那他自己倘叛变革命，当然也会得戴笠重用，不久，陆遂初就变节了．又供出乃弟陆独步，这样，使整个交通联络站都受到破坏。之后．陆遂初就充当特务处国际股的副股长，抗战时期又当中美合作所组长的要职，1946年还被送去美国“深造”。又如利用中共大叛徒张国浪、徐梦秋．在军统局里成立特种问题研究所，专门为军统策划破坏中共组织。这一套手法，按戴笠的话说是“以毒攻毒”。戴笠为收买革命叛徒的欢心，规定凡是干同样职位的人，革命叛徒所领的薪津要比一般人高，如余乐醒在特训班当副主任，每月领薪律300元，而赵龙文当警校校长却只领200元。戴笠除用利禄办法外，同时也用关和杀的残忍手段镇压革命力量，例如1934年吉鸿昌将军被捕和遭残杀，是他指挥陈恭澎所干的勾当；1937年他指挥张严佛、石仁宠在重庆活埋过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1938年在西安暗杀著名共产党人宣侠父烈士，是他指挥叛徒徐一觉所千的勾当；1938年在成都，他指挥张严佛逮捕共产党四川省委罗世文、车耀先，并活埋优秀共产党员多人；1941年他指挥忠义救国军参加皖南事件残杀新四军将士，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被俘后，是由他负责监禁的；中共要人廖承志先生也是由他负责监禁的。 五、一手拿钱．一手象枪 戴笠用人一手拿钞系，一手拿手枪，经常以发特别费收买部下代他卖命，特别费的数目相当大，比两三个月的薪津还多。但只要是有人在背后发牢骚或触犯了他的尊严，他对部下动辄就关禁闭，倘若是想背叛他，那他就会采取秘密制裁的手段。就是经常拿特别费的人，一旦不如他意，也免不了坐禁闭室。但是由禁闭室出来的人，一定又会升官一级。他这一手段，不管是对高级干部或中下级干部都是一样。这一手段，对卑鄙贪婪的特务来说，是能收到相当大效果的。例如成希超在特务处初成立时就当他的副官，而在他死前共被戴笠关禁闭九次，每一次出狱都是升官一级，再继续为他卖命。汪祖华是浙江警校政训处书记长，因为发牢骚，就被关禁闭。李式曾当广东站站长，企图离开军统，就在澳门被暗杀。军统局设立了十几个看守所．其主要对象就是镇压革命人民，但军统特务被关在里面的人也占约三分之一。戴笠一手拿枪、一手拿钞票的手段，按他经常向特务们训话时的说法是这样的：“你们企图利用我而做官，天下没有这样便宜的事。你进来了，就必须受我管。帮会有帮规，（特务）团体有团体纪律，人的骨头是贱的，管得严些，就会驯驯服服，若放松些就会飞起来了。但在我这里，你们是飞不出去的。” 戴笠吸收高级干部扩充特务势力的办法，经常是利用向蒋介石保荐官位为鱼饵的手段，他利用具有老资格的人，向蒋保荐，夺取公开机构，扩充特务势力范围，安插身份已公开的特务。例如他吸收王固磐为军统特务，就是首先看到王在警察界具有老资格这个条件，先向蒋介石保荐王固磐当厦门市长兼警察局长，后来又保王当南京警察厅厅长，这样，王所控制的机构也就被他安播了大批特务进去。如南京警察厅的行政科长徐亮、督察处长李国俊、警察大队长杨清植、特务组组长赵世瑞，都是军统特务。当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时．整个南京警察厅所属的警察就成立为一个总队，由戴笠派任建鹏为总队长；之后，王固磐也就变为军统特务，当了军统的设计委员。又如，他准备与康泽争夺别动军控制权时，他在上海利用八一三抗战组织别动军，就保荐曾充广西省主席的俞作柏为总指挥（该军后来改名为忠义救国军），这样，使康泽在蒋介石面前夺不了忠义救国军的掌握权。因为蒋介石一向是将别动军这个任务交给康泽的，戴笠利用俞作柏，只是为了对付康泽的盾牌；但基础巩固后，他就另派周伟龙代替俞作柏，调俞当军统设计委员拿干薪了。戴笠曾经把这样的手段面授过我，1942年4月，我在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当北寮站站长，曾代表该办事处主任邢森洲回重庆参加“四一”大会，因为邢森洲一方面敷衍他，一方面又走吴铁城路线，他为了切实掌握该办事处，乃叫我保荐一位资格老而他又能控制的人当主任，他就可将邢森洲调回国。我当时没有想到适当的人，他就说，那你自己干也好，不过年纪轻些，有一个资格老的人做挡箭牌，自已在后面掌握比较好些。戴笠利用这批高级特务，初时是相当客气的，例如当他和这些人写信时，自称总是称“晚戴笠”，表示自己是后辈；但一不如意时，他还是会大发雷霆把对方臭骂一顿，即使是高级干部仍然是同一般特务一样，逃不脱他的魔掌。 六、严峻的“家长”，无耻的色魔 戴笠在军统特务集团里，以“家长”自居，采取封建统制手段对待手下的特务们。他为了巩固他的统治，除了一手拿钱、一手拿枪的方法外，在精神方面也用尽了心思，每年召开“四一”纪念会，利用蒋介石的招牌，对军统特务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他就是企图借此作为笼络、团结军统内部的手段。 4月1日是特务处成立的日子，从1940年4月l日起，戴笠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召开军统特务成立八周年纪念会，由蒋介石亲自到会主持公祭为他卖了命的特务，并慰劳所谓死难“烈士，，家属。慰劳方式是：由蒋介石对死者家属点头招呼，三言两语的询问生活隋况，表示关心抚慰．并发恤金。公祭后，蒋介石离开会场，再由戴笠作长篇大论的工作报告，大肆吹嘘其本人的功绩，大骂一部分卖命不力的特务头目，也鼓励慰勉一些对他卖过力的特务。发奖金多少是根据年资深浅，而不是根据职位高低。有特别功劳者，又再另发特别费。参加开会的人，除军统局内部全体人员和各外勤单位（各省站、直属组和外围机构如缉私处、税警团等）派代表参加外，各死难者家属也出席，坐在台前左边，便利蒋介石招呼间好。纪念会过后，当晚开晚会，也招待眷属参加。第二天起开工作会议，分地区组成几个组研究工作，研究结果，以书面向戴笠提出建议。各外勤站、组代表在重庆开会期间，食宿由军统局统一招待。招待所设在望龙门22号。各代表于返回原工作单位之前，戴笠以请吃饭的方式分别谈话，指示工作、决定问题；并发特别费给以鼓励和慰勉。我是1940年纪念会的招待员，我当时看到戴笠亲自布置会场，他指挥写这样的对联挂于札台上：“秉承领袖意旨，发扬清白家风”;“仰体领袖苦衷，继承革命传统。”戴笠就是借这样的话来表达他对“领袖”的忠诚，获得蒋介石的宠爱。另一方面，他借机会正式宣布军统团体就是一个大家庭，他是“家长”，使特务们都要对他忠实，当他的奴才，受他管制，就是受了打骂，也不应埋怨，因为他是“家长”。 1942年4月1日是军统成立十周年大会，规模比1940年更大，参加的人更多，在重庆受训的特训班学生都全体参加。当时我是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的代表，这次住在漱庐招待所，漱庐设备讲究，专门安排招待沦陷区和海外回来的特务，以示特殊，有鼓励慰勉之意。外勤单位对这一次大会都要备有各种礼品，如献书、献剑或献各种珍贵物品等，这样，他可以借这样的献赠捞回一笔。从1940年4月1日起，迄1945年4月l日止，每逢4月l日都要开大会，不仅是在重庆．在军统各地办事处亦要分别召开纪念会。因此，“四一，，就变为军统待务的一个大节日，在这一天，戴笠对特务们会有一种“恩赐”，如发奖金和释放一批彼他关闭的人，因此有些人是希望这一天能看到自己的亲人获释．有些人是希望领到奖金。 戴笠最喜欢玩女人，不管是部下、学生或部下的眷属，他都是想方设法奸污。有些是用权势，有些是用金钱物质引诱。我记得在重庆期间．他经常下条子给军统局女职员到他家谈话，一去就是一整天，同他谈过话的女职员（绝大多数都是特训班毕业的女生）每人都有一套漂亮睡衣和礼物带回来，有的还会有手表。情报员向心影，原是桂永清的娇头，戴笠从桂永清手上接过来，1938年冬又送给毛人风为妻。情报员赵爱兰原是四川某军阀的姨太太．他设法勾引为拼头，由于赵要求与她结婚（赵爱兰1937年在上海就同他私饼）被拒绝．但他仍然不肯放弃私妍的特权，赵不满，乃勾引他最得力的部下无线电处处长魏大铭，与魏结了婚，当时戴笠认为魏大铭这一举动是触犯了他的尊严，未经他同意，竟敢夺他所爱，他为此曾病倒两个星期（据谢力公说，当谢力公去探他病时，他曾在床上大骂魏大铭）。不久，他就借词魏大铭贪污，将魏关禁闭。外事班女生余淑衡（素恒），毕业后，当他英文秘书，被他奸淫后生了一个男孩，就将她盖往美国留学，不许回国。有名的东北军阀吴俊隆的儿子吴泰勋的妻子很漂亮．他为了调戏吴妻，故意用吴为副官，吴妻经他奸淫后，他还向别人说：昊妻尚漂亮，但床上缺乏兴趣。这样卑鄙无耻的话也说得出口。他手下最得意的处长何芝园是他江山同乡，何妻毛同文也被他调戏奸淫了。如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不胜枚举。但他又不喜欢他的学生和部属结婚，他的理由是结婚后有家庭负累，不愿卖命。坑战时期，军统特务因为秘密结婚被检举而坐牢者就有几十人。 戴笠经常训诫特务，要“秉承领袖意旨．发扬清白家风”，但是他自己的实际行动却表明，军统内部的清况，确实是男盗女姐。 戴笠的两段自白 陈达 1938年，我在军统湖南临澄训练斑受训。那年冬天，戴笠到“临训班”主持毕业典礼，在对毕业学生的训话中，有两段“精彩”的自白，因为我虽然久闻其名．却是第一次见到戴笠的面，所以特别聚精会神地聆听他的讲话，对那两段自白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文字可能略有出人，但意思是不会错的）。现在追述于下，从中可见其奴才嘴脸和反动本质。 自白之一是括不知耻地以做蒋介石的走狗而自鸣得意：“我是笃信三民主义的。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必须忠实于实现三民主义的领袖―蒋委员长（讲到这里他肃然立正，全场人员也都立即起立“致敬”）。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方面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很高，领袖（指蒋．下同）感到压力很大。日本帝国主义想要灭亡中国，固然是一个严重的外患；但是共匪势力日趋猖撅，不更是心腹之患吗？领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完全对的。只有内部安定了，才谈得上抗击外国侵略者。否则，祸起萧墙，那才真是国亡有日了。我对领袖是绝对忠诚的，西安事变时，许多平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的人，到那时都不敢与领袖共生死了，我是在南京写好遗嘱去西安见领袖的。领袖曾感动地对我说：‘你才是我最忠实的学生’。现在有许多人骂我是蒋委员长的走狗。我可以奉告这些人．不错，我就是蒋委员长的走狗！我就是要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以领袖的行动为行动。中国要强盛，离不开领袖的英明领导。只有蒋委员长才是中国唯一的救星。跟这样的领袖做走狗，不是最大的光荣吗？谁要是反对领袖，我是一定要同他拚命的！我希望我们的同志．都能以充当领袖的耳目、灵魂为无尚光荣。忠于领袖，就是忠于中华民族；忠于领袖，国家才有前途，个人也才有前途……” 【作者曾任军统局江西站副站长、江西省保安司令部调查室副主任。】 自白之二是吹嘘自己如何关心、爱护部属，以要求部属对他效死卖命：“我对我的同志《指其部下）是负责到底的。凡属参加我们团体（军统组织的自称）工作的，不论职务大小，我从来都是以‘同志如手足’相待的。同志们的荣辱也就是我的荣辱，我们大家是共命运的。最近团体中发生了一桩很不幸的事件：福建站长张超同志为了防制共产党的武装活动，将福建一些地区的民枪组织起来，事先是报经我同意的。但福建省主席陈仪竟然既不请示委员长，又不征询我的意见，和福建保安处长某某（当时戴笠是点了他名字的，但作者忘记了）遭自给张超同志加上‘图谋不轨’等罪名将其处决。我接到福建发来的电报，心里很难过，晚上睡不好，立即到领袖那里当面报告了这件事，要求领袖给陈仪撤职处分，并枪毙那个保安处长。领袖对我说：‘保安处长可以交军法审判，但陈仪目前还不能因此事而撤他的职，以免牵动大局。’我再三要求领袖惩办陈仪，为我们的同志报仇，但领袖仍不批准。我急得只好跪在领袖面前不起来，领袖骂我：‘你太无耻了！’我回答说：‘我如果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下跪，那才是无耻的，今天我是要求领袖给为工作而牺牲的我们的同志报仇下跪的。我们的同志为了工作而遭到不应有的牺牲，校长不给我们作主，那今后的工作我就无法再千下去了。’领袖听了以后，马上就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说：‘雨农，你不要太感情用事了，你要知道，我对同志们是一向爱护的。不过，张超同志的间题，我如果立即惩处陈仪，可能对大的政治环境不利。要从大局着想嘛！怎么可以感情冲动呢？’可我还是跪在领袖面前不肯起来，后来他叫夫人（宋美龄）把我扶起来，并让夫人陪我坐汽车送我回去。在车上我还是要求夫人转请领袖惩办陈仪，她就多方安慰我说：‘你对委员长忠心耿耿．工作负责，委员长和我都是知道的。委员长没有马上答应惩办陈仪，当然有他的难处，你要谅解他。将来如何解决这个间题，可以商量处理，不能操之过急。’回到局里后，我写了一个辞呈，向领袖表示我不能再担负这个责任了。我的同志牺牲了，我却不能为他们作主报仇，我良心上过不去。我当然明知领袖是不会准我辞职的，目的就是要促请领袖答应惩办陈仪。后来，领袖找我去，很恳切地对我说：‘这件事，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你这种为同志负责的精神很好。我同样是为同志的牺牲而难过的。不过，你应该了解我，我们面临抗日和反共两大政治任务，不能为这件事牵涉太大。福建保安处长可以交军法审判，但陈仪暂时还不能撤职。至于张超同志的家属可以从优抚恤。’夫人在一旁也一再安慰我，要我体念领袖的苦衷，我很受感动。现在福建的保安处长已由军法总监部扣押起来了，张超同志的家属也已特别从优抚恤了。陈仪虽然暂时没有动他，将来总会有机会和他算账的……" ( 1982 年） 戴笠毛人凤的十四亲信 郑蕴侠 【作者曾任中统局本部专员。】 说起军统前身复兴社及其特务处的骨干和军统头子戴笠的亲信，人们通常都会提到“十三太保”和“十人团”，但这些人并非清一色的戴笠浙江同乡．而且其中有些人和戴笠还多少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所以他们并非个个都是戴的亲信。据我所知，戴春榜、毛森等14人才是道地的戴笠及其继承人毛人凤系统的正牌货。局外人称为“十四亲信”，内部则叫“江山子弟兵”。因这14人对戴、毛二人唯命是听、对蒋介石绝对服从，“十三太保“、“十人团”的成员与他们相比就逊色得多了。 这十四亲信中“戴系”的是：戴春榜，浙江江山县人，字云林，是戴笠胞弟．少年时在同族戴三和南货店当学徒，出师后在万信顺货栈当伙计，戴笠得势后才保他进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当了两年甘肃省景泰县县长，很刮了点钱。戴笠命他回家乡经营祠堂和修建乌山塘别里，后任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谋、军统局少将专员，解放前逃台未成，便潜逃到江西广丰县隐藏，1949年被捕获枪决。 戴藏宜，戴笠之子，谱名善武，上海大同大学肄业，当过小学校长，1940年加人军统，曾奉戴笠命杀害共产党员华春荣。1944年当选为江山县参议员，兼县银行董事长，军统局少将专员、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议、江山雨农中学校长。戴笠坠机身死之后，他调任京沪杭铁路警务处处长，1950年被捕，1951年枪决。 戴夏民，戴笠堂弟，留学日本九州帝大医科，回国后任南京鼓楼医院主治医师，后任军统局四一医院少将院长，1952年被判刑，1957年提前释放，1973年病死。张冠夫，浙江江山县人，是戴笠表妹王秋莲的丈夫。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曾长期接济戴笠，戴笠得势后追随戴笠左右，是戴笠联络站成员，一般人以“军统元老’称之。上海八一三抗战以后，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交通通讯组长，后升任军统局五处（管经济）少将处长，解放前逃台北。 属于“毛系”的是： 毛森，浙江江山县人，原名善森，1932年人浙江警官学校二期，毕业后加人军统改名毛森，曾任福建省会警察局长，后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总队长、军统杭州站站长、上海特别站站长。抗日时期在杭州搞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脱险归来后很受戴笠宠信，升任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部指挥官，专为美军提供日军作战情报，曾获美国政府勋章。抗战胜利后，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衡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上海市警察局长，解放前夕任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去台北后与蒋经国发生矛盾，离台去香港，晚年定居美国。 毛万里，浙江江山县人，毛人风的胞弟，1932年加人复兴社特务处，抗日期间任军统局北平区区长、上海区区长，在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后任东南办事处主任，兼第三战区执法队队长，抗战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归国后任军统局浙江站站长、浙赣铁路局奢务处处长，逃台北后任内湖训练班主任兼任中美联合办公室主任，死于台北。 毛钟书，浙江江山县人，其母蓝莲梅系戴笠母亲蓝月喜的侄女。参加军统后，一直在戴笠左右，任军统局秘书，后奉命去长沙监视程潜行动，破坏起义；逃台北后任保密局香港区区长，后升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三副局长。他既是毛人凤的本家，又与戴笠是亲戚，是个具有双重关系的人物。 姜绍谨，浙江江山县人，字次烈，北京大学毕业．1922年经国民党议员冯自由介绍加人国民党，任北京特别市党部筹备委员，后任执委兼组织部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议、浙江省防军政治部主任，“清党”时共产党员姜东白被捕，姜绍澳劝他投降不成，就押赴上海龙华枪决。他后任浙江丽水行署行政督察专员、教育部总务司长、司法院简任秘书，1938年加入军统，历任渝特区少将区长、江山雨农中学校长、军统局设计委员，1949年逃去台北，任“立法委员”、中美文化经济合作协会理事，1981年病死于台北。 姜毅英，女，浙江江山县人，1932年考人浙江省警官学校，毕业后被戴笠挑选在军统局专门从事收发报和译电训练，后任厦门特别电务员，因侦知日寇即将南进的重要情报，升为少将，成为军统局内唯一的女将军。历任局本部四处电台台长，其夫叶文熙亦系军统头目，后来离婚；去台北后兼任雨农小学校长。 王蒲臣，浙江江山县人，与戴笠是小学时同学，曾先后任江山、武义县教育局长，加人军统后曾为戴笠办理机要，后任南昌和贵阳办事处主任，1940年入成都军分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任局本部外事秘书、重庆中美合作所全能情报人员训练斑少将副主任，以后调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1 男9 年逃去台北。 刘方雄，浙江江山县人，1935年加人军统，任香港站秘书、站长，后调任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全国解放后，以长城皮件公司总经理身份为掩护，复任香港站站长。 吴海龙，浙江江山县人，1938年任军统局鹰潭办事处少将主任、浙梭铁路局警务处处长，兼浙江站站长，1950年潜回江山被逮捕枪决。 向芝园，浙江江山县人，东南大学毕业，原在国民吻付铁道部任职，加人军统局后，历任局本翻机要室主任、二处股长、科长、处长，1945年任成都行辕调查科少将科长，在江山县当选为“国大代表”；随保密局逃台后．任国防部情报局设针委员兼宪政研究会委员。 周念行，浙江江山县人，是戴笠小学时同班同学，1915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归国后参加北伐，曾任湖北黄陂县县长。1934年收编湘西陈渠珍部，到庐山见蒋介石，由戴笠介绍加入军统，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秘书，后任保密局少将秘书，现居美国。 ( 1989 年） 特务头目郑介民 王业鸿 【作者系蒋介石集团国防部保密局少将专员，曾长期担任过郑介民的秘书。】 我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是由郑介民介绍的。1936年郑介民当谋报班主任时，我是少校教育副官；1938年郑介民当中苏情报合作所副所长时，由他调我充该所中校科员；1940年9月当他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越南统一指导机构主任时，他调我当秘书，支上校薪；1946年郑介民接任军统局局长时，又调我当少将秘书兼他私人秘书。我在军统集团里是属于他的心腹骨干。 郑介民是军统特务创始人之一，是戴笠的得力助手；戴笠死后，又继戴笠为军统头目。在国民党反动集团里官至国防部次长，是蒋介石勾结美国特务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兹将我所了解的关于郑介民的资料提供如下。 一、为求官进黄埔军校 郑介民化名郑杰夫，1898年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曾在广东省立第六师范肄业，1922年停学，到新加坡某杂货店当账房先生。1924年回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没有录取，进吴铁城所主办的警卫师讲武堂当学兵，不久，由吴铁城保送黄埔军校第二期，1925年毕业，曾派在第四军陈铭枢部当见习官。 郑介民在黄埔受训时期，曾参加第二次东征陈炯明的战争。他看到在战场上当排、连长的人很容易战亡，但没有被打死的就能升官，他既想当大官，但又伯死。他当过管账先生，性得投机取巧的手法，因为当时中国革命接受苏联的援助，革命正在飞速进展，他想走蒋介石的遭路，蒋介石因为到过莫斯科考察，回来就当黄埔军校校长，他想，能到莫斯科镀金．那就有投机革命的资本，好在国民党集团里爬得快，最低限度也可以逃脱当排、连长级衔直接打仗的危险。因此，他与同族叔父郑兰庭商讨，郑兰庭是在香港专门放高利贷给予轮船水手发财致富的奸商，长于算盘，因此，就在郑介民身上投了一笔资本．负担郑介民留俄的全部费用（后来郑兰庭的长子廷荣，就是由郑介民保荐，在香港当恃务官，领了十几年的外汇）。1926年，郑介民到莫斯科进孙逸仙大学读书，表面上是深造革命理论和学习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实践，实际上他是以反革命立场，研究破坏革命的特务手段，作为后来当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大刽子手的资本。 二、当特务官运亨通 1927年，郑介民由莫斯科回国，打着留俄学生的招牌，在第十军陈铭枢部当了师的政治部主任。不久，被蒋介石调充北伐军总司令部做碟报工作。初派在刘镇华部当联络参谋，归机要科科长陈立夫指挥。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分裂时，郑介民驻汉口，暗中与桂系旅长杨腾辉勾结，结拜为兄弟，策动俞作柏率领李明瑞、杨腾辉两部在武汉倒桂拥蒋。李、杨是桂系在武汉的嫡系队伍，因此，桂系在平汉路上的势力就垮台，使桂系在平津的力量陷于解体，季宗仁、白崇禧只得从天津和上海逃往香港转越南。这一下对于蒋介石以后能在国民党集团里坐下“领袖”宝座起了很大的作用。李、白垮台后，蒋介石派俞作柏率领李明瑞、杨腾辉部队回师广西．夺取桂系老集，委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郑介民也跟到广西，当上省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这个时候郑介民只有30岁，从郑介民在黄埔二期毕业，前后只有四年，就由见习官一跃当了厅长，可谓官运亨通。这一段得意投机，他曾对我说过，黄埔学生30岁就当厅长，他是头一个。这是他经常沾沾自喜的历史，也是为他以后能在蒋介石王朝里当特务大头目打下了牢固基础。 三、反人民组织复兴杜 郑介民满以为他与杨腾辉结拜兄弟，是实力派，可以通过杨腾辉掌握俞作柏，为蒋介石在广西建立牢固统治。哪晓得反动派都是只讲个人利害关系的，杨腾辉比郑介民更狡猾，1929年冬，杨腾辉又秘密接受李、白的命令，实行反蒋，郑介民不仅事前不晓得，而且差点被杨腾辉将他捕拿在李、白面前献功。广西亲蒋的俞作柏政权垮台，郑介民逃回南京，受到蒋介石的申斥，被降职留用。但蒋介石已看出郑介民具有当特务的条件，只是因年轻尚缺乏权术、经验。因此，蒋介石留用他在身边当中校侍从副官，就近传授权术衣钵。同时，又经常派他到广东搜集粤军情况，勾搭广东侮军司令陈策掣肘陈济棠。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屈服退让的政策，而对共产党则集中全力“围荆”江西红军的凶恶面目全部暴礴出来，全国学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学生均涌向南京请愿，国民党反动政权面临总危机。蒋介石原来因东北沦陷受攻击下台，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又卷土回来，夺取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大权。为了加强他在国民党集团里的控制权，为了巩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维护地主和买办阶级的利益，要对中国人民采取法西斯统治的政策，只靠当时四分五裂的国民党组织是不能胜任的。同时，他想当国民党领袖，就必须在国民党里另行组织小团体，因此，命令黄埔学生组织法西斯团体一～复兴社，郑介民就是筹备人之一，即所谓“十三太保”之一。1932年4月1日，复兴社成立，郑介民充复兴社总社干事会干事，兼特务处副处长（处长戴笠）。复兴社成立后，郑介民就被派为华南特派员，率领邢森洲、龚少侠（黄埔一期生、中共叛徒）、吴酒宪（黄埔一期生、中共叛徒）、陈质平（1946年充南京政府驻菲律宾公使）、岑家掉等到香港，组织复兴社华南特派员办公室，以邢森洲为书记，负责建立两广组织。郑介民当时的任务是：一方面以香港为根据地，对两广进行特务破坏，搜集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人的动态情报，发展复兴社组织；另一方面，又代表蒋介石与英帝殖民当局协商共同反共工作。最后决定由陈质平与香港警政司联系，彼此交换关于共产党的活动情报。广东省方面的复兴社组织，由符素珍、黄尚、王子敬等在广州组织广东分社干事会，我就是这个时候在广州参加复兴社核心组织“青年革命同志会”，并当上小组长的。广西方面，郑介民吸收俞作柏、黄家植参加，起初在香港成立一个特别组，由黄家植当组长；1935年由谢代生到南宁组织南宁组，当组长；1936年扩充为站，当站长，陈卓峰、颜忍夫、黄金时等为组员。郑介民部署了这些特务组织，在蒋介石对付国民党内部矛盾来说，是起了不少的作用。例如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反蒋时．郑介民就到香港指挥这些组织，首先在广东策动陈济棠的空军，在陈振兴的率领下，将陈济棠的空军一个队由广东飞江西投蒋，这样，使陈济棠内部分裂，李汉魂、余汉谋就相继通电反陈拥蒋，因此，陈济棠就垮了台。李宗仁、白崇禧最后也就被迫投蒋，受蒋介石指挥。这样，使蒋介石在旧中国就当起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总代表了。因此，郑介民在蒋家王朝里又立了一大功。 四、拜祖师出国考察 蒋介石组织复兴社，对中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是在墨索里尼对盒大利工人阶级进行法西斯统治之后，当时墨索里尼已是法西斯祖师，他的黑衫党镇压工人运动，屠杀进步力量的伎俩已是世界闻名，蒋介石从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对革命人士进行大规模屠杀，但革命力量还是天天在壮大加强。因此，他怀疑自己的土办法尚不够毒辣，还需要再学洋办法，希望从墨索里尼那里学习一些经验。因此，1934年春，蒋介石就派复兴社骨干郑介民、李士珍、李国俊三人到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家，以考察誉政为名，学习意大利黑衫党的伎俩，学习德国希姆莱的反共手法，学习奥地利的警察行政。他们回国后，就结合德、意、奥的特务伎俩，将特务警察统一指挥，在南京开办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仍是蒋介石兼），创设政治警察这一门功课，内容是：如何伪装进步，馄进进步团体，在内部起瓦解作用；同时，又准备在实行大镇压时提供黑名单等具体毒辣的伎俩。 1934年冬，郑介民回国后，又被派为复兴社华北特派员，驻北平。公开名义是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高参。他的主要任务是：瓦解当时张家口（后来迁张北县）抗日联军。他一面派特务伪装进步打进联军内部，起分裂作用；一方面又以恐怖手段暗杀一切反蒋人士。当时何应钦破坏抗日联军，主要就是靠郑介民所干的勾当.1935年春，吉鸿昌将军因为抗日联军失败后秘密到天津，被租界巡捕逮浦，就是郑介民指挥特务陈恭浦等所干的勾当。不久，吉鸿昌将军被引渡到北平遇害，完全是郑介民的罪恶活动。当时郑介民还在北平和天津指挥陈恭澎、白世雄、马汉三、张丙午、吴安之等特务将亲日反蒋的张敬尧等暗杀。这是郑介民在欧洲接受祖师衣钵归来后第一次小试牛刀。 五、训练特务加强搜集红军情报 1935年冬，北平军分会撤销，郑介民被派在参谋本部第二厅当第五处处长，负责部署国内军事情报，即搜集红军情报。蒋介石“围剿”红军，大部分兵力是利用各省封建头目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等，为了进一步控制这些杂牌部队．乃于1936年3月派郑介民筹办谍报参谋训练班。这个班调训部队现任谍报参谋，经过三个月的特务训练后，再派回原部队工作。这个班是由余乐醒和我协助他筹备起来的，原设在南京明瓦廊洪公祠，第二期以后迁中华路慧园街六号。训练内容是：情报学、侦查法、兵要地理‘苏联研究、日本研究、秘密通讯、密码学、化装、爆破、兵器学、空中照相、照相等课程。情报学由白俄布尔林担任；侦查法由中共叛徒陆遂初担任；兵要地理由游风池担任；旧本研究由杨宣诚担任；化装和爆破由中共叛徒余乐醒担任；兵器学由俞大维担任；空中照相由赵泉担任；照相由王文钊担任；我担任秘密通讯和密码学。训练办法是理论结合实践，如空中侦察一课，于讲课完毕．就由航委会派教练飞机两架，给受训学生分别乘坐在空中观察地形，再对照空中所照的相片。关于兵器学课程，讲完后，参观兵工署试验各种兵器性能和威力等。余乐醒则拿大批狗试验毒药性能。这批受训学生，毕业后，由余乐醒、文强和我介绍给复兴社特务处，吸收为通讯员，回部队后，就直接与特务处联系。经常将其主要情况，主管官思想生活行动等情况，报告特务处转报蒋介石，做为蒋介石掌握杂牌军的工具。又通过这批特务，在他们回部队后，将其在班学得的伎俩集训士兵，加强杂牌军搜集红军情报工作。这个班共办三期，共训练180人，占当时国民党全部军、师机构的半数。后来因为八一兰抗战才结束。同时，在这个时期，我又利用这个班的机会，搜集过去特务处杭州特训班的教材，又利用程一鸣（留俄学生、中共叛徒）搜集顾顺章在Cc方面所口述的特务教材等，供给郑介民编写《谋报参谋业务》一书，该书已由参谋本部交由军用图书社出版，做为军事谍报人员的手本。由于这本书，郑介民还获得一枚军人著作的勋章。 六、争宠信与戴笠暗斗 郑介民在蒋介石王朝里的起家是在戴笠之前；特务处成立之后，在华南、华北的特务工作的创立和发展都是由他指挥建立起来的，尤其是破坏抗日联军暗杀蒋介石的政敌，都是由他策划指挥的，对蒋家王朝立下了犬马功劳。同时，戴笠是黄埔六期学生，他是二期生，又到过莫斯科，又亲受墨索里尼“祖师”的指点，对于破坏共产党的一套手法，阻碍进步活动的“魔术”，并不落后于戴笠，却长期受戴笠指挥，白然心中不服。1937年1月，当蒋介石派他代理复兴社书记长时，他的野心更加抬头，郑介民曾利用复兴社书记长的职位，向蒋介石建议，将特务处仍依照原成立时的建制归复兴社总社干事会控制，避免在“领袖”之下再形成个人专权，并说戴笠利用一切（机会）直接（接近）“领袖”，处处强调特务处情形特殊，造成个人独断，这样下去，会造成他个人妄干，甚至蒙蔽“领袖”的行为。这事被戴笠知道，自然对郑不满；而戴笠则利用其在西安事变时曾经偕同宋子文、宋美龄到过西安，所谓与“领袖”共患难的这一经历，对蒋介石建议，借词郑介民因兼职太多，请免去其特务处副处长职务，遗缺由胡宗南保荐赵龙文接充。蒋介石觉得戴笠和郑介民这两个特务头目都有其一定的用处，同时也有意使其彼此相互掣肘（例如1938年，蒋介石命戴笠部署谢志磐在上海将其政敌唐绍仪暗杀，当谢志磐正由上海得意详洋回重庆领功的时候，住在仁爱医院养病，蒋介石又授意郑介民命令黎铁汉指挥警卫组组员，以“误会”方式将谢志磐杀死灭口；正当戴笠大骂郑介民，准备严办黎铁汉的时候，蒋介石却下令嘉奖黎铁汉，戴笠才不敢再提此事了）。蒋介石决定：特务处虽在名义上归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切重要情报仍是直接给他本人，而对调查统计局和复兴社，只可将有关情报分报参考，郑介民仍兼特务处副处长。这分明是戴笠的胜利，郑介民还是要受戴笠指挥。郑介民这次的失败，使他牢记在蒋介石面前浙江人这个条件的重要性。在戴笠来说，他要排斥郑介民离开军统也是不可能的。之后，戴笠、郑介民表面上都是表示彼此合作，但戴笠对于与郑介民亲近的小头目，则经常借辞打击。因为特务处初成立时，黄埔军校毕业生是骨干，这批人多数对郑介民比较接近，因此，戴笠要改变这种情况，扩展自己手下的特务，就大办其特训班，培植特训班学生为特务处的骨干，特训班的事情，不让郑介民过问，尽可能不给郑介民与学生讲话的机会。从1935年迄1940年，戴笠在杭州、青浦、临澄、重庆所办的各种特训班，我都参加了。我原是戴笠的学生，但我又是由郑介民吸收参加军统的，我还与郑妻柯漱芳结拜为姐弟，因此，我就是郑介民耳目。关于特训班一切情况，都由我报告给郑介民，受训学生由我联系，因此，1946年郑介民接任军统局局长后，就调我当军统局秘书，代他与这批骨干联系。 1938年郑介民将复兴社书记长交给康泽后，1939年春，戴笠又保荐其结拜兄弟马策接郑介民的军令部第二厅的处长，使郑介民在这个时期虽一身兼三副职即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军统局代理副局长、中苏情报合作所副所长，却终归得听命于戴笠，作为戴笠的助手，这是郑介民与戴笠争去斗法的后果。 七、为争夺军事特务头目进陆大镀金 郑介民与戴笠争宠失败后，认为干秘密特务争不过戴笠，乃企图利用军统特务势力的支持，争夺军令部第二厅厅长这个宝座。但又因军令部高级军官都是经过陆军大学洗礼，国民党军事幕僚集团是属于陆大系统的，郑介民只是靠黄埔军校的招牌，靠在莫斯科镀金的资本，在这个集团里是吃不开的。因此，郑介民乃于1939年冬进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但在1940年9月将毕业时，陆大本科学生反对将官班归陆大系统，彼此争执，陆大本身不能解决，郑介民被将官班同学推举为代表，由遵义到重庆向何应钦力争。由于反对方面的态度相当坚决，而何应钦又不愿得罪这批本科班的将军们，使他们对自己失了信仰，乃收买郑介民，内定郑介民毕业后马上升官。因为郑介民于1935年在北平曾代何应钦瓦解抗日联军，对何应钦是立过“大功”的，郑介民在黄埔系统里还算是走何应钦路线的。因此，何应钦要郑介民对将官班同学传达如下的话：“你们将官班同学，都是将军，都是党国高级将领，是陆大也罢，不是陆大也罢，都是校长的骨干。他们本科生还要再干几年才能达到你们今天的地位，有些还不一定有你们今天的地位，何必同他们争，他们说你们不是陆大，但他们还是要受你们指挥呢！”郑介民个人已达到升官目的后，他再以这类笼络言词对将官班学生解释，一场争陆大的风波就此平息了。而郑介民也就于19 如年10 月在陆大毕业后，就晋升为中将副厅长。 八、代表蒋介石与英帝勾结 1932年夏，当复兴社成立时，郑介民曾代表蒋介石到香港与英国殖民当局协商共同反共工作，当时是由陈质平当翻译，最后决定由陈质平与香港警政司联系；同时又因为郑介民曾在新加坡当过账房先生，对当地华侨情况熟悉，由于他是反共的专业特务，因此，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之前，他就到香港与英国联络．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就被派到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魏菲尔总部当中将联络官。他在新加坡利用华侨抗日情绪，组织战争服务队，帮助英军作战，这批服务队，当英军撤退时，组织武装继续与日军斗争。后来他派其心腹特务岑家掉当军统新加坡站站长，与这批人联系。不料1942年冬岑家悼投靠日本宪兵，出卖了这批服务队人员，牺牲很大。而郑介民后来却说出了“这批人已受共产党领导．给日本人屠杀了也好，以免在华侨社团中起作用”这种没良心的话。 1942年春，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魏菲尔总部退到印度，郑介民也跟着退到印度。同年4月，郑被调回重庆，参加军统成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就向蒋介石建议中英情报合作，后来由军统和中统与英国驻印度远东军总部谍报处合作．军统和中统曾经欺骗一批中国青年保送到印度受英国特务训练，当英国间谍。从1943年起，英国驻远东军总部谍报处派一个工作组在昆明，1944年春，该工作组又派金文伦少校在南宁成立工作组，名义上称为英国驻南宁工作联络部，我曾与金文伦联系，受金文伦指挥的特务如符致棋、王禄超等都是由我掩护他们出人国境，便利于他们的工作。因此说，郑介民就是中英情报合作的创始人。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曾发给郑介民一枚勋章。当郑接受该勋章时，我曾对他说，以后你将这勋章挂起来，到香港和新加坡，英国警察都要向你敬礼。他微笑地对我说：中国人能穿起军服，挂起勋章在英属领地上走动的人数并不多，1942年我在新加坡，穿起军服挂起中将领章，与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并肩在街上走动，我就感觉很有威风。他说，这是他平生最光荣的一页。 九、运用特务手法夺取第二厅宝座 军令部第二厅（抗战结束后改为国防部第二厅）军事特务的总机构，是蒋介石镇压人民的三大特务机构（军统、中统、第二厅）之一，1939年，杨宣诚接徐培根之后当厅长，杨是日本海军（也有人说是日本肮海学校）毕业的，中、英、日三国文字都很流利，又长期在日本当武官，是当时所谓的‘旧本通”之一。他又有何应钦做靠山，也曾跟蒋介石参加过开罗会议，为蒋介石所器重，杨宜诚的厅长宝座是相当牢固的。郑介民在杨宜诚当厅长时就当副厅长，当了几年副差感觉无聊。他在军统方面斗不过戴笠卜杨宣诚虽然学问比他好，但既不是浙江人，又不是黄埔学生，同时杨是何应钦系统的人员，同陈诚系统人员是不相容的，郑介民把握这些情况，尽管陆大学生不承认将官班属于陆大系统，但他却将自己伪装是陆大成员，与陆大系统的风头人物接近。他首先与陆大毕业生、属于陈诚系统的处长侯腾勾结，拉拢侯腾，与军统分子两个处长魏大铭和杜逮联合起来，再联合郑冰如等，一方面以消极抵抗态度对待杨宣诚，一方面又在军令部长徐永昌面前大肆攻击杨，又故意制造杨与徐之间的矛盾。徐永昌本是陆大系统的头目之一，是典型的官僚，最会看风驶舵，他知道郑介民是军统特务，一向接近蒋介石，他也需要郑介民在蒋介石面前说他好话，因此，1944年冬，徐永昌就向蒋介石建议将杨宣诚调开，升郑介民为第二厅厅长。这样，使郑介民进陆大的愿望就已达到，同时，也为军统特务控制第二厅开辟了一条大道。为了酬报侯腾，同时也是为了应付陈诚，郑介民就签请升侯腾为副厅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郑介民对何应钦和陈诚采取了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手法，因此，他也就扶摇直上，与戴笠处在相等的地位。 ＋、走美国路线一跃为国民党红人 郑介民当了第二厅厅长后，已掌握了一个特务大单位，在军事方面有何应钦、陈诚的支持，在国民党内部有吴铁城（当时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撑腰，就企图摆脱戴笠的羁束，另树一帜。一方面拉拢陆大系统，一方面巴结宋子文、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支持他。同时，他又看到，要想爬得更高，必须有美国支持，只依靠英国已吃不开。他想，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戴笠与梅乐斯勾结，势力一天天在扩大，他本人虽然是兼中美所参谋长，但戴笠不让他多过问中美所的事情（郑介民当了戴笠十几年的副差，从来不过间人事和经济的事情）。1945年春，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充中国战区参谋长后，郑介民利用第二厅厅长地位，参加魏德迈每周三、六两天所主持的军事情况汇报机会．玩弄其强记善说的本领，以第二厅和军统局所搜集的军事、经济、政治情报，都向魏德迈汇报，博得魏德迈的好感和赏识。由子魏德迈多次在蒋介石面前称赞，蒋介石认为郑介民是符合美蒋合作反共反苏的忠实千将，因此，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乃圈定郑介民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戴笠只圈为候补委员）。从这个时候起，郑介民已直接搭上美国五角大楼的关系，充当美帝侵略中国人民的鹰犬。抗战结束后，蒋介石玩弄假和平阴谋时期，因为他反共坚决．蒋介石派他兼军调处三人小组的国民党代表；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机失事毙命，蒋介石又派他兼任军统局局长。之后，郑介民一身兼蒋介石三大特务机构的两个特务机构的头目，同时．还兼军调处三人小组的国民党代表，一跃而为国民党的“红人”，这是与美国老板的支持分不开的。据郑介民自己对我说过，1946年3月，戴笠在北平乘飞机之前，曾对他这样说：”以后团体（指军统）请你老兄多负责任。”这就是说，戴笠在他死前，已知道自己在美国老板面前已比不上郑介民。因为戴笠在美国的后台是梅乐斯准将，而郑介民的后台是魏德迈中将，而且梅乐斯因为与魏德迈闹意见，已被魏德迈扣押解回美国去了。又据郑介民说，当蒋介石派他当军调处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时，他曾对蒋介石说，军统一向负责反共，他长期当军统的副局长，现当调解代表恐不大适合，最好是另派一位色彩不大明显的人去敷衍应付。蒋介石说，与共产党打交道，就是要军统人员，别人不成，他们容易动摇容易上当，还是你去好。 ＋一、重新部署特务阵营担任反共先锋 （一）制造反共论点 郑介民为了执行蒋介石假和平谈判而准备大规模打内战的政策，他以军调处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身份乘飞机到北平，在他下飞机时，当记者请他发表感想时，他说：“我这次从重庆坐飞机来，希望下次能坐火车回南京去。”是他故意在舆论面前造成津浦路交通停顿是由于共产党’‘破坏”的坏印象。同时，他又调用军统特务当三人小组各地区的小组长。这批特务不是为了和解，而是故意制造纠纷，作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借口。 郑介民在北平当国民党代表的这个时期，还创造其特务外交谬论，在北平向各大学校学生演讲，诱导落后的青年学生，产生反共反苏情绪。郑介民以“军事家”姿态，以”我国外交政策”为题，诱导反共反苏舆论。他的谬论分为三大段，大意如下：首先说国与国之间只讲利害，没有什么道义感情。为了彼此互相利用，有时需要结盟，交结与国。在世界上已形成为两个敌对阵营后，在外交上最好是争取真正中立，不参加那一个阵营，这样就可以利用外交手段从中取利，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土耳其就是如此，这是上策。其次，是在形成两个敌对阵营的过程中，倘不能做到真正的中立，那就应该参加可能战胜的那个阵营，这样就可以获得战胜国的资格，取得因战争而损失的财产，这是中策。他说，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是参加战胜国方面，才不致亡国。他将日本投降归功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而歪曲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年抗战期间在敌后浴血奋斗，拖住了日军主力的功劳，否定了由苏联出兵解决日本百万关东军的战果。他说，倘是参加战败国方面，那就有亡国的危险．那就是外交上的下策。最后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正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由于中国内部不统一，不能采取真正中立，得不到上策，那就应该考虑中策，接着，他以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来分析美苏两方面所具备的条件，来决定哪一方面的强弱。他弓｝证一系列事实，说苏联只是社会组织方面比美国强外，其他关于生产能力、钢铁数量、资源与国力等都是美国强，美国有原子弹，苏联没有。因此，他的结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必胜，中国为了免当亡国奴，必须参加美国集团，但共产党是主张亲苏的，是引导中国走亡国的道路。这是郑介民以“和解使者”身份，制造反共反苏、打内战舆论的手法。 （二）血新部署特务阵营 由于军统特务在抗战时期所做不能见人的事太多，军统这个名字不仅是人民深恶痛绝，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一般人对军统的印象也是太坏，而蒋介石在这个时期又企图以假民主的姿态来欺骗一些中间分子，因此，不能不假惺惺地表示要取消特务机构（中统、军统），但骨子里为了反共，还是要扩大特务组织的。郑介民一方面是军调部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是以“和平使者”身份出现；而另一方面又是军统局局长，他想，扛起军统这个招牌来破坏和平，未免太过明显。同时这与蒋介石的假民主手法也不相称，因此，郑介民为了执行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政策，乃以伪装的手法改组军统特务机构，重新部署特务力量，为蒋介石担任反共先锋。 郑介民改组军统的计划如下： 1.首先建议蒋介石将原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警察总署，在各省省政府新成立警保处，警察总署有指挥全国各省、市警察局和警保处之权，这样，利用警察总署，除控制全国警察外，尚企图通过警保处进一步控制各省的保安部队。 2．加强曾在戴笠手里于1946年3月1日在交通部新成立的交通警察总局，控制全国铁路交通，在维护交通的借口下，成立武装特务，将原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税警总团，以及汪伪汉奸周佛海的税警总团，组成交警总队十八个总队共七万余人。 3，另成立一个局，名义不公开，这个局是骨干、是核心，继承军统局过去的任务，负责秘密行动。这个局应该隶属于哪一部，由蒋介石自己决定，名称曾拟议有“中央情报局”、“统计局”和“保密局“等名称，最后，由蒋介石圈定保密局这个名字。至于隶属间题，确实费尽蒋介石的脑筋。他初时是不准备公开的。因此，他准备置于主席官邸里的一个机构，但直属主席者已有军务局和政务局．不能再公开设保密局，否则经费如何开销呢，蒋介石初时准备由“主席特别费”项下开支，但当时（1946年6 月）,“主席特别费”只有三亿元左右，而保密局一个局的经费就至少要在三亿元以上，全部特别费尚不够它的开支，何况还有其他开支呢。因此，蒋介石迫不得已，最后才决定隶属于国防部。这只是挂一个名字，拿经费而已，不管是国防部长抑是参谋总长．实际上都管不到，一切直接由蒋介石指挥。保密局这个名字的印信，是1946年10月1日才开始启用的，郑介民将各机构部署停妥后，就开始调整人事，他保举唐纵为警察总署署长，哪裕坤为副署长，在警察总署安插一部分身份已暴露的特务．并通过奢察总署控制国民党大部分警察及一部分保安队；保荐吉章简为交通舍察总局局长，徐志道、马志超为副局长，通过交通警察总局控制全国各铁路管理局的警务处，控制各路的路警，并借口护路，加强交通警察总队的集训和装备，在苏州开办员警训练班，以杨群为教育长；以杨蔚、杨遇春、李恺荣、聂宗焕、张绩武、汤毅生、熊剑东、王乐波、古肇英、吉猛、王春辉、姜镇中、鲍步超、徐肇明、李慎言、郭履洲等人分充18个交警总队长。郑介民本人，一方面充第二厅厅长，一方面又兼保密局局长，另保荐毛人风为保密局副局长，侯腾、张炎元为第二厅副厅长。因为第二厅一向是陆大系统把持的，郑介民就利用侯腾为助手来对付，张炎元是军统老特务，侯腾是陈诚系统的骨千，但侯腾对郑介民是拥护的。通过第二厅，控制全国各军事机构的第二处或第二科。保密局完全是继承军统过去的工作，全国各省、市设站，站下设组，站、组均配有秘密电台，并控制各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作为公开逮捕镇压工作的机构。 郑介民除利用以上四大机构外，尚利用复员军官转业的机会，又派一部分身份已暴露的特务，投进各复员军官转业总队和训练班，转到普通的机关里去。同时，又利用年资比较深的特务如邢森洲、连谋、刘启瑞等参加监察院和立法院。又派徐亮、曾坚、张甫邦等以“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名义，勾结青洪帮，利用黑势力，作为破坏工人运动的工具，为特务服务。郑介民很懂得特务的社会基础是流氓、地痞、恶霸、都市里的青洪帮黑势力，因此，在1932年他当特务处副处长时．就曾经蒋介石批准，由复兴社开支1000元，供他到上海拜张啸林为”老头子”，参加帮会。 郑介民为了使各特务机构紧密的配合，使公开特务和秘密特务严密的联系．使其步伐一致，他规定：以秘密站、组掌握公开单位，以秘密站、组负责的特务为中心，各地特务组织，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会报，主席以当地资历最高的特务负责，但仍以站、组长提出的问题为讨论中心，各单位负责人必须围绕站、组需要解决的间题提出办法。而在南京，则规定保密局、第二厅、交警总局和警察总署这四个大特务机构的头子即唐纵、娜裕坤、吉章简、徐志道、马志超、侯腾、张炎元和毛人凤等于每星期五12时在保密局招待所（淮海路某号），以聚餐方式座谈．商讨四方面的工作联系和交换情况，由保密局办公室主任当记录，决定事项由保密局办公室分别通知有关机构照办。 （三）勾结美国担任反共先锋 在戴笠的军统局时期，尚用一小部分力量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的政敌异己；而在郑介民的保密局时期，则是集中全力对付共产党。因此，郑介民担任蒋介石的反共先锋比起戴笠来还要凶恶。如在和谈时期，就指挥东北特务阎惠民在哈尔滨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暗杀。1946年12月．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他就下令给张严佛在重庆将戴笠下令关押的共产党四川省委罗世文、车耀先残杀；接着又指挥全国特务警察在蒋管区血腥镇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迫害进步人士，破坏革命组织。如1947年春，指挥杨清植在保定逮捕与解放军联系、准备起义的保定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指挥丁维曾从上海跟踪共产党江苏省委人员到南京执行逮捕等。同时，又指挥吉章简督导交通警察，维护国统区交通线，便利国民党军补给，并指挥交警总队在东北和胶济路前线与解放军直接作战。他还保举其胞弟郑挺锋、族弟郑庭岌分充第九十四军和四十军军长，参加华北和东北战役。郑介民除了逮捕、残杀的手段以外，还用诱叛的恶毒手段，破坏革命势力，如1947年派黄乙恭协助保密局河南站站长刘暨，派员策动中共魏凤楼叛变革命。又命令天津站站长昊景中，派特务孙某．到共产党冀东军区李运昌处进行策反。孙某与李将军的参谋长联系，虽然因为李将军的意志坚定没有达到目的，但郑介民是用尽了心机，企图在这方面有所表现的。郑介民又派中共叛徒项酒光领导一个策反站，在徐州一带活动，项酒光曾于工948年一度策动吴化文部脱离革命阵营，并将共产党派在吴部的军事代表朱克定逮捕解到南京，由保密局枪杀。 郑介民一方面在国内周密地部署特务网，另一方面又加紧勾结美国，派军调部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联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黄天迈是利用他夫妇俩都是司徒雷登学生的关系，作为郑介民与司徒雷登的联系人，郑介民将保密局所搜集有关共产党的情报，通过黄天迈供给司徒雷登。之后，郑介民所指挥的特务机构，无形中就为美国服务。同时，郑介民又派潘其武、杨震裔、王业鸿三人起草向蒋介石建议，与美国签订气象合作协定，在“中美气象测候站”的掩护下，允许美国在兰州、陕坝、上海和广州四处设立电台，建立雷达网，条件是美国代军统训练加名掌握雷达技术的特务，并由美国供给设备。因此，保密局于1946年以后，在北平、上海、南京、汉口、西安、广州、重庆等地均设有无线电侦察台。侦察台的作用是： 1 ．收抄秘密电台的密码，交给特技室研译，做为情报的来源； 2．侦察秘密电台的位置。由于侦查台作用，一方面在战区可以断定对方重要指挥机构的位置，如电台有转移，那就说明指挥机构已经转移，这样可以判断情报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在城市里可以利用线的交错测定法，测定秘密电台的地址。1947年秋，保密局特务赵容德，利用侦察台雷达技术，在北平侦察北平爱国民主力量秘密电台的地址，发觉这个电台是利用陈布雷女儿陈琏为掩护，乃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亲到北平，指挥保密局在北平各单位的头目如马汉三、黄天迈等，共同研讨破坏的具体措施，从破坏这个秘密电台的过程中，波及到北平、保定、沈阳、西安和兰州等地的革命组织，逮捕了谢士炎、王书鼎、余心清、丁行、巩天民、梅永和、赵耀斌、尹家明等进步人士约一百余人。榭士炎、梅永和等被枪杀，赵耀斌、尹家明被威迫叛变。这次的破坏行动，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以国防部估计，等于使用十万大军的大兵团在前线作战所获得的歼灭战果。因此，郑介民除获得蒋介石颁发的宝鼎二等勋章一枚外，又于1947年底晋升为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当了次长后，仍然继续指导上述特务机构。1948年，保密局湖北站站长俞克剑、副站长刘非，在汉口破坏共产党武汉中心工作委员会及军运组，逮捕重要负责人潘竞欧、张彬、罗纳、张弩、顾兴等人，又由于张彬、罗纳而波累到整个上海华东方面的其他组织，也被破坏，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很大，其中张彬、张弩被杀害。 1947年秋，解放区日益扩大，郑介民又组织两个绥靖大队，分由赵世瑞、陈恭澎当大队长。绥靖大队的任务是：“以训练有素的特务，装备优良武器，潜进新解放区，破坏地方政权，扰乱解放军后方，“以徐州为前进基地。 郑介民当了国防部次长后，除继续领导特务机构外，还指导一批日本战犯（战俘），编制前日军所搜集的苏联边境的兵要地理，准备于必要时配合美国对苏联的作战计划。在这个时候，郑介民与司徒雷登勾结得更加紧密，他已具备蒋介石与美国双重特务的身份了。1949年冬大陆将全部解放时，蒋介石正准备逃到台湾去，郑介民曾代表蒋介石到美国乞援；1950年，美蒋在台湾成立所谓“中美联络参谋部”，美方派柯克上将为部长，台湾派郑介民为副部长。 十二、军统内部的矛盾 军统特务在执行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镇压人民、破坏革命的行动方面是一致的，但由于特务们贪婪成性，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争权夺利，其内部的矛盾是很厉害的。军统内部分为浙江、湖南和广东三大派，分别由毛人凤、唐纵和郑介民三头子控制领导．由于戴笠是局长，浙江派是当权派，但其基本人数并不多右湖南派人数最多；广东派人数少，力量也弱。戴笠在世时，使用了个人的权威，一手拿钱一手拿枪的办法，尚能维持下去。戴笠死后，内部就有瓦解趋势，唐纵得陈布雷支持，企图独树一帜；毛人风则向俞济时靠拢，企图使军统受军务局控制。郑介民接长军统后，广东派虽然是当权派，但基础薄弱，而且郑介民当时尚兼第二厅厅长和军调部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常驻北平。毛人凤虽是副局长，但当郑介民不在南京时，局长职务却是交由唐纵代理，这是郑介民有意利用唐纵来掣肘毛人风，使湖南派和浙江派互相对消，便利自己控制。最初，军统局主任秘书是潘其武，潘是毛人凤的得力助手。人事处处长李肖白，是湖南派头目之一受唐纵领导，因为争权利，李肖白利用人事处处长职权，尽量保荐其亲近千部当肥缺。而潘其武则利用主任秘书地位，又要安插与毛人凤接近的干部。因为当时军队正在复员，军统要利用复员安插一批特务担任公职，这样潘、李的冲突就相当厉害。因此，潘其武经常将人事处的公事积压起来，在这个时候，军统内部的情况是相当混乱的。 在特务处时期，军统特务尚以黄埔学生为骨干，但由于戴笠大办特训班，因此，到了抗战末期，特训班学生已成了军统的基干。又由于郑介民曾经与戴笠暗斗，他在黄埔军校中的期数高，已得黄埔军校学生的拥护，戴笠主办的各特训班的学生，就不让郑介民接近，这批人与郑素无因缘，但这批人于戴笠死后，绝大多数都拥护毛人风，郑介民本来就不高兴这批人．但为了执行蒋介石反共政策，当国民党的反共先锋，又不能不利用这批人。我原是戴笠在杭州主办的特训班甲训班毕业，后来又留在该班当教育副官兼教官，从1935年起迄1940年止，戴笠在杭州、青浦、临澄、重庆所办的各特训班，我都参加过，我与这批人都有联系，对军统各方面主要人事亦尚熟悉，因此，郑介民一接任局长就调我当秘书，参加领导核心。他给我的任务是：一是了解内部情况，联系下级干部。二是监督经理处账目和总务处的物资。因为1946年郑介民经常驻北平，1947年回南京后又在第二厅办公．保密局的公事是送他家于夜晚批阅的，只是开会报和举行纪念周时才到保密局来；同时，他为了集中精力策划反共业务．对人事、经济方面，不得不放松了。他对保密局的人事是：除内部科长以上，外勤站长以上须由他决定外，科、站长以下的人事由毛人凤决定。但他对毛人凤又不放心，因为毛人凤妻向心影勒索周佛海妻杨淑慧180条黄金，分了一半给俞济时妻，没有分给郑妻柯漱芳，柯漱芳分不到这批黄金，心中怀恨向心影，经常攻击毛人风，说毛人风是大乌龟，因此迫使毛人凤趋向俞济时。这样，关于军统内部人事、经济在郑介民不暇顾及的情况下，我就是在这方面帮他的忙，使他专心致志地策划反共工作。1946年8月．前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主任韩汉英告诉我，他从毛庆样方面听到，毛人凤和侯腾在蒋介石面前互相攻击，我唯恐毛人凤与侯腾不合作，会影响第二厅与军统的合作，乃写信给郑介民，建议他赶快回南京。郑介民接我的信后就回南京，一方面从中调解，一方面规定保密局、第二厅、警察总署和交通警察总局四大特务机构于每星期五12时在淮海路保密局招待所以聚餐方式进行磋商工作，彼此紧密联系。同时又因李肖白与潘其武冲突过于厉害，影响了工作的进展，我又向郑介民建议，人事处长最好是在其他省籍的特务中挑选与湖南派和浙江派都能接近的人充任。这样既缓和这两派的冲突，同时又可以将人事权确实掌握起来。因此，郑介民就将播其武、李肖白两人都调开，另派江西籍老特务郑修元当人事处处长，调张纪勋为主任秘书，不久就更换为黄天迈。同时，我又力劝柯漱芳不要再攻击向‘合影，这样使军统内部人事冲突渐趋和缓。 由于戴笠在抗战时期，曾利用货运局与缉私署走私，与日伪交换物资，又利用中美合作所的关系，博得美国大批物资，单是医药和器械两项，在上海栈房、仓库就寄存整整两大仓库．全新的十轮大卡车就有500辆，再加上胜利后利用“肃奸”名义劫收大批财物，这个时期，军统局在各地的物资确实无法统计。郑介民乃命沈醉负责到各地清点和集中。我认为这批物资可以补助特务活动经费，注意督促总务处认真清点、登记，列成清册，当郑介民晋升为国防部次长时，准备交卸保密局局长，我又督促总务处将清册抄成三份，于郑介民正式交卸时，将保密局所有物资财产都列册交国防部一份存案，另一份送蒋介石，保密局自存一份。这样．以后经管财产的人员再也不能随便贪污进私囊．从而保存特务机构的财物实力。 当郑介民将保密局交卸于毛人凤时．因为毛的资历浅，很多高级特务心中不服，有涣散趋势。我和刘培初等提出：“团体（指军统团体）由郑先生领导，局务由毛先生负责”这样的口号，号召特务们团结一致，维持军统特务的传统。但在这个时候，由于俞济时、蒋经国乘郑介民升次长离开保密局之际，企图进一步控制保密局，乃怂恿毛人凤联合周伟龙等人联名向蒋介石控告郑介民“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是蒋介石特别追究的，就是郑妻柯漱芳利用郑介民50岁生日，大摆酒席做寿，接受京、沪富商重礼，而柯漱芳这样做是受毛人凤怂恿的，酒席费是由毛人凤交由总务处在办公费项下开支的，而郑介民当时并不在南京。在毛人凤向蒋介石控告的次日，沈醉（一向是毛人凤心腹）又将这个消息告诉我，我马上转告郑介民，郑介民向俞济时探问，毛人风乃怀疑是沈醉泄漏的秘密，首先就给沈醉一个难堪。原总务处管理科科长邓毅夫，是沈醉心腹，是沈妻贾燕萍在临澄特训班的同学，邓毅夫偷将保密局物资如钢丝、五金等约两三吨运出准备卖给商人，被副处长成希超发觉，密报毛人凤，毛人凤乃将邓扣押。我为了报答沈醉将毛控启郑介民的秘密告诉我，企图拉沈醉成为郑的心腹，乃要郑妻柯漱芳出面，打电话给毛人风，请他对邓毅夫从宽处理。这样，使毛人凤对沈醉更加不满．有意杀邓毅夫给沈醉一个警告。几天后，毛人凤就报准蒋介石将邓毅夫枪毙。毛人风在蒋介石面前表示，他决心肃清贪污，而事实是他报复沈醉。接着他就把总务处改组将处缩小为组，升任成希超为组长，调沈醉当保密局云南站站长。郑介民对付毛人凤的手段是，布置一个副局长掣肘毛人凤，最初是企图利用陶一珊。陶一珊在京沪一带拥有一定的黑势力，可以对付毛人凤手下的毛森和王兆槐；同时，陶一珊又当过临遭特训班总队长，与特训班学生有联系。这样，郑就向蒋介石保荐陶一姗为保密局副局长，本已得蒋介石批准，俞济时将此事告诉了毛人风，毛人凤就将陶一珊在上海绑架荣德生案的勒索情况，以及陶一珊在上海代柯漱芳建造一幢洋房等事向蒋介石控告。因此，蒋介石又命令郑介民查办陶一珊。郑介民乃将蒋的手令交给我，我拿蒋的手令到上海与陶一珊商量，由陶一珊自己找律师代为起稿答复。我就将陶一珊自己拟好的稿件以郑介民名义答复蒋介石。这样，蒋介石只答允不惩办陶一珊，但不能升他为副局长。后来，郑介民才另保徐志道为副局长。徐志道在保密局与毛人风并不合作，毛人风懂得郑介民有意布置一个副局长与他为难，对刘培初和我所发出的“团体由郑先生领导，局务由毛先生负责”的口号是反对的。他在一次保密局的局务会议中这样说：“……我认为，谁要领导谁就要负责，谁负责谁就应该领导，世界上绝没有不负责的领导。”毛人凤表面上对郑介民虽然还是恭恭敬敬，但暗地里秘密地大搞反对郑介民的活动，最先是向郑介民的心腹吉章简开刀，向蒋介石控告吉章简贪污，将吉免职候查，交通警察总局局长由周伟龙接任。周伟龙是俞济时授意联合毛人凤控告郑介民的，实际周伟龙是不愿意受毛人凤领导的。以后，毛人凤更是一不作二不休，又将拥郑的在华北负责的如马汉三、乔家才、楼兆元等，借马、乔、楼等贪污，报告蒋介石，将马汉三枪毙，乔家才、楼兆元等判徒刑。 十三、郑介民的性格与作风 郑介民在进军校之前，曾在新加坡商场混过两三年，他崇拜英美生活方式，也懂得大公司如何运用小公司的手法和大老板如何剥削工人店员的巧妙伎俩；并懂得伪装老实是欺骗人的最有效办法。因此，他的作风是以伪装忠诚老实姿态，掩盖其阴险毒辣的手段。他是典型的貌似虔诚、心怀奸诈的大刽子手。他能克制、能忍耐，使怒不形于色，从不当众大骂部下。他与戴笠共事十几年，不管戴笠如何专横刻薄，虽然他暗中亦曾与戴笠斗争过，但他总是能克制、会敷衍，表面上与戴笠还是相处很好的。他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向上爬，标榜廉洁，以不过问经理财政骗取蒋介石的信任。他以特务手段夺取第二厅厅长的职位，而对杨宣诚表面表示谦让，只是暗中授意侯腾出面反对。他接任军统局局长时，军统财产最多，他在蒋介石面前表示，财政经理独立，他仍用戴笠原用人马管理，他只是负责监督，表示自己绝不企图染指财产意图。但他却怂恿乃妻柯漱芳向经管财产的人敲诈，连柯漱芳吃珍珠粉的钱也要向总务处副处长成希超报销。柯漱芳通过马汉三在平津勒索一批劫收财，只是珍珠就有几百颗；又通过陶一珊在上海勒索，代她新建一座大洋房。南京天目路22号住宅，名义上是租用20年，实在是白下路实业银行（前陈公博经营的银行）送给柯漱芳的礼物，以求包庇该银行继续存在。郑介民的第二套手法是以退为进的办法。如蒋介石派他当军统局局长时，他认为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都会来争夺这一肥缺，因为他当时已是一身兼数职，他们以后都会在蒋介石面前攻击他，因此，他就故意先保举贺、邓、康等，说他们的能力都比他强，由于他的退让，蒋介石更坚决要他千。郑介民运用这一手法是针对蒋介石多疑的性格，而收到相当大的成效。同时，为了把握蒋介石的喜怒行事，军统派在蒋介石身边当警卫组长的黎铁汉是他同期同学．又是海南岛同乡，是他的心腹。通过黎铁汉，他了解蒋介石的喜怒情况，因此他都是在蒋介石高兴时去见蒋介石，贡献意见，很少碰蒋介石的钉子。郑介民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时，他经常使用拜把子的手法。如他为了利用刘镇华旧部，他与刘茂恩结拜为兄弟；为了瓦解桂系，与杨腾辉结拜为兄弟。他的权术伎俩，确实是在当了蒋介石侍从副官后发展得非常迅速，蒋介石的那一套衣钵，他是全部继承下来的。总之，郑介民是一个表面老实而手段最狡猾的典型特务。戴笠不止一次的在对军统高级特务讲话时曾这样说过：“介民兄所指挥的各案件（指暗杀案件），每次都是成功的；我所指挥的各案件，有时还会失败。”郑介民的恶毒手段连戴笠也要让他三分。的确，军统所干各大案件如暗杀张敬尧、破坏抗日联军、杀害吉鸿昌将军、暗杀王亚樵（专门从事暗杀的反蒋职业杀手）、策反陈济棠空军，都是郑介民亲自指挥特务们所干的勾当。 郑介民经常爱穿笔挺的军装，挂起满胸勋标，他很少穿便服，这既是他的个性，也是由子柯漱芳不愿意他常穿便服（据柯漱芳的见解，穿便服容易在外面搞男女关系）。他嗜好喝咖啡，喜欢看滑稽电影，或卡通片，喜欢打麻将。他最拿手以老实面孔说谎话，他爱开人家玩笑，尤其是喜欢开容易引起别人夫妇间误会冲突的玩笑。他的性格是想从别人冲突中寻找快乐。他怕柯漱芳，但他却经常怂恿柯漱芳最疼爱的儿子与柯漱芳吵闹。当他的儿子与乃妻吵闹时，他就在旁哈哈大笑。他的儿子污辱其他客人时，他不但没有责备其子女，而是从旁取乐，哈哈大笑。以旧社会的观点说，他的子女是最没有家教的人，其实也是十足学了他的榜样。连他的弟弟郑挺锋亦是这样说的。 郑介民好说话，爱发谬论，好谈世界大势。倘使你想接近他，那你就必须伪装喜欢倾听他大发谬论，当他的忠实听众，这样保管他对你会有好感。 郑介民不喜欢应酬，平时除打小麻将外，很多时间在看书，他爱读历史书籍，注意研究历代王朝的统治权术。他又结合在苏联以反革命立场学习破坏革命的手段，以及在德、意经法西斯‘，祖师”指点过的法宝，中西合璧。他对法西斯统治以及破坏革命，有他奸险毒辣的一套，这一套他经常好吹牛，亦经常在他主持军统局纪念周时向大小特务们兜售，很得特务们的欢迎。他这一套也经常在蒋介石面前表现，他之所以能当蒋介石与英国远东军的联络官，以及与美国五角大楼勾结的代表，就是蒋介石认为他具有“军人外交”的才能。 十四、家族成员情况 郑介民原有四兄弟，他居长，上有大姐一人，二弟早亡，三弟挺锋，四弟患痛病，跟挺锋同住。他的原配韩氏在家乡，没有生育，助乃母耕种，挺锋读中学时是靠韩氏耕种收人来弥补的。1928年，郑介民在汉口又另与柯漱芳结婚，对韩氏已不理睬，但挺锋对乃嫂却相当敬爱。柯漱芳生有素心、冰心、美心等五女，心平、心本等三男，这是郑介民的真正家属成员。郑介民从1924年进黄埔军校后，毕业不久就爬至省府委员和厅长的高位，后又当上特务头目，一些与他只是同小祠堂的兄弟都自称是郑介民的亲兄弟，如郑重民、郑庭岌、郑庭蛟、郑庭荣；又如郑良佐、郑鹤影、郑英有、郑心融、郑心寅、郑有义、郑公弼等，都说是郑介民的亲侄儿；而郑拔群则说是他的亲叔父。他1门的确都是借郑介民的势力向上爬，沾了郑介民当特务头目的光。郑家小祠堂的情况，也反映了旧宗法社会的关系，这批人虽然不完全是军统分子，却完全是复兴社的特务。有些人跟过贺衷寒，有些人跟过康泽，而大部分人则跟戴笠。在国民党掌权时期，郑家族人们经常以郑家出了三中将而自豪（一次长、两军长），实际上满门都是特务，都是吸人民的血而长大的。兹分别大略介绍如下： （一）柯漱芳，湖北省大冶县人。在汉日长大、小学毕业。1928年与郑介民结婚，由于她与郑介民结婚不久，郑介民就升为省府委员、厅长，认为她有助夫相；又由于郑介民企图以伪装廉洁欺骗蒋介石，乃故意将经济权交给柯漱芳掌握，怂恿乃妻利用他当特务头目的势力向各方敲诈，造成祠漱芳以后对他的控制，使郑介民唯命是从。她能左右郑介民的社交，谁得罪了她，谁就不可能再与郑介民来往；谁得她高兴，就可与郑介民亲近。我能与郑介民特别亲密，生活在一起，亦是由于柯漱芳的关系。我最了解她的个性，因此，我就会对付她，连郑介民被她纠缠不清时，也要我代他排解。有一次．因 为一件小事情，郑介民说了她两句，激起她大发脾气，与郑介民吵起来。本来这次是柯漱芳太没有道理，郑介民一下不愿服输，但由于一向都是柯漱芳一大声，郑介民总是笑眯眯地说．句便宜话：“九头鸟，你厉害就是了。”这样之后，就要遵照柯漱芳的意见行事。这次郑介民却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惹起柯漱芳大怒，又骂又哭，拉住郑介民不给他去办公，让他在家呆着。这样大吵了一个钟头，愈闹愈凶，郑介民不胜其烦，乃叫副官打电话给我，叫我马上到他家去．说是有事商量。我一到他家，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今天不准备去办公．想将过去人家赠送（实在是敲诈来的）的字画整理整理，要我帮他忙。但我已看到了这种情况，我想，他是要我劝解柯漱芳，又不便开口。因此，我既不向柯漱芳说话，也不马上帮他整理字画，而是由我直接下命令给柯漱芳的近身佣妇九姑，叫九姑上三楼在菩萨像面前烧点香烛，说太太要拜菩萨（柯漱芳每早都要拜菩萨祈祷保佑她夫妇子女平安），这样，我就拉柯漱芳上三楼拜菩萨去了。柯漱芳一到菩萨像面前，就跪下即头、念经、祈祷菩萨保佑她的丈夫。我在旁听了五分钟后，看见柯漱芳的气已渐平，就下楼向郑介民说，我还有公事待办，字画候星期天再整理吧！他马上答应我说：“好”。第二天柯漱芳到我家，当我问她昨天为什么搞得那样时，她笑笑地说：“我介哥说你这个小鬼很聪明。”柯漱芳本来是一个典型泼辣妇女，经郑介民这样的怂恿，造成她在郑介民集团里是一个最有权威的女人，在整个军统特务集团里也是最厉害的毒辣妇女，连戴笠也要让她三分。如1941年在重庆．军统大特务赵世瑞当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是军统第一个抓到的公开杀人的机构。赵世瑞是戴笠最得力的杀人凶手，但由于赵世瑞另外在外面找到一个拼头，为赵妻晓得，赵妻本来亦是拨辣女人，与柯漱芳意气相投。赵妻虽泼辣，尚害怕赵的淫威，因此，请求柯漱芳援助。柯漱芳为了杀鸡给猴子看，表示她的威风。乃邀请几位强悍妇女由赵世瑞妻引导，在赵世瑞妍头住宅附近守候，当赵世瑞刚从拼头家出来时。柯漱芳就指挥强悍妇女帮赵妻向赵世瑞乱打。同时赵妻又大声臭骂，将赵衣服撕破。这样一打一骂，“稽查处处长被娘子军辱打”的新闻传遍重庆全市，事情传到军统局．郑介民初时尚哈哈大笑，后来听说率领娘子军的头目是柯漱芳，一下子面如土色，默不作声。戴笠在旁也没有任何表示，只是打电话叫赵世瑞到军统局来，大骂了一顿，并将赵撤差。这样，柯漱芳的威风在军统集团里更是闻名了。 1948年春，毛人凤与郑介民之间的冲突，也是由柯漱芳引起的。缘于1946年春，戴笠尚没有死之前，毛人凤代戴笠看家，大汉奸周佛海妻杨淑慧，曾送给毛人凤妻向心影黄金180条，清求向心影代她活动，使周佛海判无罪释放。不久，戴笠乘飞机失事毙命，向心影乃将一半黄金送给俞济时妻，即利用俞济时和毛人凤两人合力营救周佛海，将郑介民踢开。柯漱芳捞不到一点，心中痛恨向心影，乃到处骂向心影，说向心影和播其武私通，骂毛人凤是大乌龟，因此，引起毛人凤的大为不满。毛人凤乃于郑介民辞去保密局局长后，将柯漱芳于1947年8月借郑介民50岁做生日名义向京沪大商人敲诈的劣迹向蒋介石控告，蒋介石曾当面追究郑介民。而郑介民则推辞做生日时他在上海办案不在南京，是他妻所干的，候他回家查明白才能答复。后来由我找两个管家张坤和九姑，将祝寿时各方所送的小礼品登记在红纸上，交由郑介民拿往向蒋介石解释，说做生日是柯漱芳和毛人凤两人主持的，酒席费由毛人凤在保密局里开支，最后蒋介石才说：“以后女人家的事亦要管管”，才算了事。这亦说明蒋介石也已看出郑介民的那一套虚伪手法了。 柯漱芳对郑介民的控制只是一面，而她之能这样做，使郑介民全部忍受，当然还有她的另一面，因为她对郑介民的特务活动帮助是很大的。柯漱芳虽然只是小学毕业、文字不通顺，却善于交际。对郑的部属和同僚，她会拉拢；对同乡，她会敷衍。她千方百卞以量法使郑的同学、同僚、同乡、部属对郑都有好感。她是汉口人，为了侍奉郑母、应付同乡，她学会说海南岛话。她经常对一时失意的人表同情，会说虚伪的表同情话。她对郑的上司如吴铁城、何应钦等人的妻子，很会奉承。她经常向她们宣扬郑介民的私生括好，没有脾气，忠诚老实，好读书，说郑是“书呆子”，掩盖郑介民的阴险毒辣。有意使一般人对郑造成是老实人的好印象，使这些人都对郑很信任。又如，在抗战时期，为了拉拢四川部队，柯漱芳就与徐恩平妻来往，彼此以亲家称呼（徐妻没有生育，无儿女亲家之实），表示亲热。这样，使徐恩平与郑介民密切联系。柯漱芳还与沈佩莲、陈逸云等来往，代郑介民扩大其特务面于妇女界，因为沈、陈都是国民党有名的妇运恶棍。 柯漱芳最仇恨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她与郑介民是一致的。郑挺锋妻林梦醒，原是共产党员潘先甲之妻，由于潘被扣押，郑挺锋乃强占她为妻。林梦醒与郑挺锋结婚后，生活腐化，已经变节，但柯漱芳仍不原谅她，还是经常骂林梦醒是“共产婆”。因此，她与郑挺锋夫妇感情是不好的。 （二）郑挺锋，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复兴社分子，曾在康泽的别动军当过大队长。1935年在中央军校教导纵队当团长；抗战末期当第五十师师长，胜利后调五十四军副军长；1947年升为第九十四军中将军长，在石家庄周围残杀大批人民。1949年正月北平解放前夕，逃往南京；1949年冬在海南岛充刘安琪兵团副司令；1950 年海南岛解放前夕，逃往台湾，继续与人民为敌到底。 郑挺锋个性傲慢粗暴，经常以打抱不平自居，喜欢别人恭维他是“海刚峰”（海瑞），实际他只是恃势凌人。在反动集团里表面上他一向是带兵的，没有报郑介民的工作发生关系．但实际他是借乃兄势力起家，恃兄弟势力凌人。他跟康泽当大队长，是由于康泽想借他与郑介民拉关系。他在教导纵队当团长，因为纵队长桂永清宴请德国顾问，桂永清副官在他的座位上忘记摆碗筷．他大发脾气，当着外宾的面前给桂永清副官两个巴掌，气愤愤地不辞而退出会场，将行李搬出教导纵队，桂永清也奈何他不得，还不是看郑介民的面上！1945年当他充五十师师长，驻防贵州兴义时，他要表示他不怕权贵，就将何应钦的弟弟何辑五的亲人、地方大恶霸扣押枪毙，被何应钦将他澈差审何。最后还是郑介民出面奔走，请吴鼎昌（当时贵州省主席）出面，由昊承认郑挺锋杀人是经过以电话（因为没有公文）请示，经过他批准者，这样才得开脱。郑挺锋经过这反何行动后，大得陈诚器重，以后就变为陈诚的骨干分子了。实际郑挺锋杀何辑五的亲人，并不是他为民除害，而是他愤恨何应钦屡次都不升他的宫。郑挺锋后累升至军长、兵团副司令的高官，虽然一方面是得郑介民从旁出力，但他的积极反共，在战场上的残忍手段，也是起了重要的作用。郑挺锋虽然是得郑介民的力量而向上爬，但他仍然很自负，认为他自己有一套、会打仗。在家庭问题上，他对郑介民夫妇是有成见的，因为郑介民过分的听柯漱芳的话，对原配韩氏完全不理，而韩氏对他读中学是有帮助的，他一向都敬重韩氏。1946年韩氏在家病故，郑介民毫无表示，郑挺锋却要为韩氏立一个碑．写信给郑介民，问指定以哪个孩子的名字立碑，郑介民未经柯漱芳同意不敢答复；挺锋再写信说：“你倘不愿意将你的孩子出名，那我将以我的大儿子出名立碑。”郑介民将这封信交给柯漱芳，柯漱芳不直接答复，乃叫我妻代她写信，勉强以第三个儿子名字立碑。郑挺锋认为郑介民是大哥，是一家之长，这样做太不成话了。 （三）郑心平，是郑介民的大儿子，个性横蛮，在南京教会学校读中学，1949年由司徒雷登以教会经费送他到美国去读书，这也是郑介民对司徒雷登供给情报的报酬。 （四）郑鹤影，是郑介民的堂侄，上海大学毕业，是中共叛徒。参加军统后，于抗日初期在澳门当军统行动组组长；后期调任军统广东站站长；日本投降后，他率领军统行动队首先进广州，接收大汉奸陈璧君家的财物。据毛人凤说，郑鹤影是军统特务发劫收财最多者之一（即华北马汉三、上海李崇诗、广州郑鹤影、河内王之五）。1946年秋，又被送到美国，受美国特务深造。回国后协助乃叔工作，解放后已逃香港。 （五）郑英有，是郑介民的族侄，但他对人说是“亲侄”，上海暨南大学毕业。1933 年就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工作。曾在军统香港站当书记，抗战初期调任滇缅边区站站长；1946 年调任保密局香港站副站长。 （六）郑良佐，又名郑心厚，是郑介民的堂侄，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复兴社分子，曾在康泽的别动军当过大队长。1946年当交警总队副总队长；1947年升为总队长；1949年改充黄杰兵团副师长，曾跟黄杰逃越南，后来又潜回湖南，再逃香港。 （七）郑拔群，又名郑兰萃，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复兴社分子，原在贺衷寒的政工系统里当秘书，1946年调任陆军总部第二处处长。 （八）郑庭荣．是郑兰庭的大儿子。郑介民是由郑兰庭投资供他到莫斯科去镀金的，因此，庭荣对别人都说他是郑介民的亲兄弟，而柯漱芳也对人说是“亲兄弟”。其实他们两家在家乡距离有四十多里路，只是同一个小祠堂而已。郑庭荣是军统香港站交通联络的负责人，他利用乃父的社会关系，与海员接近，而在海员中侦查共产党的活动。 （九）郑心融，是郑介民的堂侄，原在香港读英文，由于郑介民的关系，参加了复兴社，一向以副领事、领事名义为掩护，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进行特务活动，属军统新加坡站指挥。 （十）郑有义，又名郑心顺，是郑介民的族侄，1932年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工作，在特务处当股长；1946年调粤汉铁路警务处当科长。 （十一）郑公弼，是郑介民的族侄，1933年参加军统，原在香港当行动组组员；抗战后调湛江当组长，在湛江无恶不作。 （十二）郑重民，复兴社分子，是郑介民的同族兄弟，他以重民为名就是故意迷惑别人认为他是郑介民的兄弟。由于郑介民的关系，在广东省银行当行员．1946年派在越南海防筹设支行，他以点金票支付华侨越币存款，欺骗华侨大批外汇，虽被控告，由于郑介民是特务头目，他仍是逍遥法外。 （十三）郑心寅，是郑介民的堂侄，复兴社分子，由于郑介民的关系．在广东省银行当行员，是郑介民在金融界的特务。 （十四）郑庭复，是郑介民的同族兄弟，但对外都说是“亲兄弟”，黄埔军校五期毕业，他能当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完全是由于郑介民将两个交警总队改编为他的基本部队。1948年辽沈战役被俘虏，经过十年的改造，已于1959年得到特赦了。 （十五）郑庭蛟，是郑庭岌的胞弟，军需学校毕业，1946年在交通替察总局经理处当科长。 此外，尚有郑介民大姐的儿子詹植．是军统特务，保密局广东站会计。 郑介民的侄女婿吴清禧也是特务，跟邢森洲当会计。 郑介民的表弟林茂，也是第二厅的特务。 ( 1962 年） 其他特工组织和活动? 狱中自白（节录） 康泽 【作者被俘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此文系作者在战犯曹理所被关押期间所写的坦白材料。原件收藏在公安部档案馆。】 公安部档案馆说明 康泽，又名康兆民、康代宾（1906一1967)，四川省安岳县人。他在黄浦军校第三期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险海空军总部侍从参谋。1932年至1945年，先后担任复兴社总杜室传处长、常务干事、书记长，中央军校特另帅咚练率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军委会驻川参谋团政训处长，三青周中央干字会常务干事、组织处长，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等要职。1945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7年12月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 康泽是蒋介石的亲信，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创始人和核心―“十三太保”之一。他参与过特介石集固的一些高级决策性会议，组织过特务武装别动队，创办过特务训练斑，培植了大批特务分子，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皖南事变后，他充任“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期间，以“战时青年训导团”的名义，在重庆及上饶、衡阳、西安千地举办集中营，关钾八路军和街四军的被俘人员、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数万人，大批残杀被俘人员、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1948年7月襄樊战役中，康泽负隅顽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 康泽在关押期间，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感召，逐步转变了自己的反动立场，确有改恶从善的表现，于1963年4月获特赦。朋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曾对他来取了保护性措施。1967年病逝于比京。 康泽被关押期间，在”拿达摩面壁自解自忍”的心境下，写了一些自白性材料。如《国民党对苏活动》、《关于复兴社》、《杭战初期国民党的几个反共阴谋措施》、《平色昆明反孔学潮》等，康泽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所追忆的这段历史情况，或可同国内诸多书刊上刊载过的有关史料相互印证，或可在某些方面弥补原所掌握的史料之不足，可供研究现代史、民国史参考。读者通过康泽提供的国民党进行反动统治的背景资料，可以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以及他们毒害青年、破坏革命、摧残人民革命事业的罪恶行径，从而更加热爱新中国、热爱人民。 康泽的自白材料，多是写于50年代初期。那时他还刚开始接受改造，时涉及个人罪行的部分，拄往讳英知深，甚至自我炊耀。我们相信广大读者是有鉴别能力的。 这部共约九万字的文稿的整理编辉，曾受到会安部当年主持改造战犯工作的负责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公安部档案馆l990年12月11日 一、蒋介石侍从室情况 侍从室是给蒋介石管理机要、总核公文的机构，其发展可分为三阶段： （一）第一阶段，1928年到1931年的情况 1．待从室大约是在1927年，由最初为蒋介石对黄埔学生安置、考核与实习的一个地方，而逐渐形成为有系统的组织。 2.1928年5月，康绎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的时候，侍从室只有参谋四五人，副官七八人。到1928年冬，参谋副官已增为七八十人，但未设主任，人数又不定，也无固定职务，多为蒋介石临时调用。同时有一个不超过十人的特务小组，受王柏龄指挥。这时的特务还无系统。参加的人常有更动。与此同时，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吴思豫）设机要科，科长陈立夫掌管机要，同时也开始搞特务工作。 3．值日参谋的日常工作，是管呈送当日来往的公文。黄埔学生对服务部队情况报告、失业人员请求分发工作报告等，均由值日参谋处理。值日副官则管理蒋介石接见客人的通知和引见。 4 ．当时侍从室的人员： (l）参谋：宋思仪、朱淤飞、万全策（均黄埔一期）、胡靖安（黄埔三期）、康泽。 (2）副官：胡栋臣、李源基、陈拔司、李正涛、李铣（均黄埔一期）、郑介民、蔡劲军、戴颂仪、马文仪、张铁英（均黄埔二期），夏日长（黄埔四期）、戴笠。 (3）特务小组：胡靖安、蔡劲军（胡、蔡为前、后任组长）、郑介民、戴颂仪、戴笠。总之，1928年冬，侍从室是无秩序，无固定职掌，还不能完全起总核公文的作用，只供蒋临时调用的一个机构；只有特务小组的几人职务是固定的。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31年。 （二）第二阶段．1932年蒋介石第二次下好复职后到l938年 1 ．这时的侍从室有了主任，下面分组，设组长办事。已能代蒋总核公文，到1934年才分为两处： ( l ）第一处：掌握军队中各军事机关电文、作战计划签呈代办，有的并可自行处理，下设六个组。 ( 2 ）第二处：掌管各地党政公文的签呈代办。下面也设六个组。 （3）待卫长：下分侍卫队、侍卫组，由戴笠选人组成，任务是保卫蒋介石。如蒋要到某地去，先派侍卫人员去侦察。蒋出行时的侍卫均着便衣，侍卫长常在蒋的身边负责调动警卫，指挥侍卫队（有时称团、旅或大队）、侍卫组的行动。 2 ．侍从室开始了派别斗争： （1）二处主任始终为陈布雷，虽人事无变化，内容却有变化。最初用一部分CC 色彩不很浓但倾向CC的人；另一部分人则无所谓。到1936年（或1935年）杨永秦以熟习公文行政、效率高的理由把政学系的陈方介绍去侍从室二处任秘书，以后任组长。陈方取得陈布雷之信任，开始是陈布雷自动很倚重他，以后因一切公文都是陈方管理签办而不得不倚重他。陈方有组织后台（政学系）支持，他与在渝的政学系经常联系，每天要与在成都的政学系人士通话。这时政学系己掌握了侍从室二处的一部分权力。 (2)1938年在一处增设第六组，掌握情报，组长是唐纵，军统骨干。设置该组后，情报的总校编审权就掌握于军统。中统与军统的争权斗争，中统在此是失败的。 （三）第三阶段，1939年开始到1946年的情况 1.1939年成立三处。这是因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后，蒋介石对这批人很注意，提出如何在这部分人分发出去后进行调查联络指导考核。于是陈果夫以中训团办公厅主任的身份，提出在侍从室增设第三处主管此事，并把范围扩大到所有在职党政军现任千部都归该处调查、联络、指导、考核，作为以后升遣调补的依据。 2．陈果夫任三处主任，刘泳尧由毕业生调查科主任调去任副主任，下设六个组。规定党政班毕业人员回原地后，各地要组织通讯小组，定期和侍从室三处通讯报告。这部分人员的升遭调补根据考核决定（党政军在职干部也如此），因此人事调动权就全由陈果夫操纵了。他有调遣权力，故不论在各部各省的改组，陈果夫都用经蒋核准、奉谕的形式派去（主要在政权机构）。于是从各部各省到各市县，CC都利用陈果夫之地位，安置了很多干部，也造成了非CC系人士的反感。三处由1939年到1946年这六年中都是由陈果夫操纵的。 3．到1941年左右，侍从室的权力更加扩大，可以奉谕交行政院办理。1945年国民党六中全会时，通过了由训政到宪政过渡期间的施政纲要，内容有：取消军队中的党部，人事制度化。其起因是政学系特别对三处头痛，所以对蒋放出风声，说美国人批评中国有双重政府，侍从室奴是政府以上的“政府”，是手令政治。并因此提出理由，说侍从室组织不合法理，外国人批评是没有法制。于是在六全大会前，在蒋介石对召集人的讲话时，张治中对此事大加批评，说侍从室应该取消。政学系手段之妙：本来是自己要主张取消侍从室，却利用一个不是政学系并在侍从室呆过的人（张治中）在蒋面前提出。其中原因：一是Cc曾攻击过张治中，故张提此事有为了对cc雪恨的因素；二是政学系趁机利用，因张与政学系的熊式辉关系很好。结果在六全大会后就取消了侍从室。 4.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后侍从室宜告结束，国民政府文官处改组。把文官长魏怀调任国民政府委员，把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政学系）调任文官长。下分两局 ( 1 ）政务局：由政学系的陈方任局长，接管原侍从室二处之事。 ( 2 ）军务局：由俞济时任局长，接管原侍从室一处之事。 原侍从室三处完全取消。这一变更是政学系与CC的斗争，结果政学系胜利，cc失败。 5．侍卫长掌握侍卫组与警卫队对蒋介石保卫的职务。1932年后有几名侍卫官在蒋的身边，有的侍卫官由戴笠的警卫组分置，有的不是。到1943年起不称侍卫官而称武官，属陆军的称陆军武官，属侮军的称海军武官，属空军的称空军武官。侍卫官以及改称后的武官都是以戴笠的特务人员为主，用人的范围是从各部队抽调。 警卫队官员、士兵都是浙江人，很少外地人。到1938年以后，警卫的士兵听说要由胡宗南与陈诚在他们的部队中选送。但在蒋身边的都是浙江人。 6 ．侍从室的负责人：晏道刚 （l）第一处历任主任依次先后为：钱大钧、林蔚（蔚文）、张治中、贺耀组、林蔚、钱大钧、商震。 ( 2 ）第二处主任自始至终是陈布雷。 ( 3 ）历任侍卫长依次为：王世和、宜铁吾、蒋孝先、何云、钱大钧、俞济时、石祖德。 二、复兴社的特务处 （一）特务处的成立及其发展 特务处为复兴社总社干事会中的一个处，于1932年春成立，戴笠被派为处长，郑介民被派为副处长。事先蒋介石曾征求康泽的意见，要我主持特务处的事，我表示决不相宜；后来才改而决定由戴笠负责，故特务处成立较其他各处稍晚（在4月初）。其首批参加特务工作人员除戴、郑外，尚有邱开基、方超等，不久蒋介石令戴笠在特别研究班选调30人到南京三道高替军校受特务训练，参加特务工作，并开始在各重要城市建立情报组织。此时特务处的编制预算尚均在复兴社干事会中，其各地密电则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代收代发，因而常有争执发生。此时特务处工作的重点以地方军阀为主，如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及十九路军等曾为当时第一等工作对象。对各党派（包括中共）工作，则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徐恩曾负主要责任。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特务处人员当日获得陈铭枢、蔡廷错等在漳州会议所决定的军事计划，当晚就由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给公开广播了，使得十九路军内部互相猜疑，迅速陷于失败。特务处有了这次压过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成绩后，逐渐扩大组织，并开始建立自己的电讯系统。原先由邓文仪先后建立和主管的缘、哪、皖三省“期匪”总部（汉口）第三科及南昌行营第三科，与特务处时常有摩擦，到了此时，统由戴笠接收合并。从此，特务处的预算也与复兴社脱钩而独立起来了。1935年秋，江精卫被刺案发生，蒋介石令特务处参加侦讯，查得时任复兴社书记的螂佛的机要秘书陈光国与谋。据说陈在中大读书时即已当了日本间谍，娜梯不知道，赏识刹重用了他。陈光国被封处死刑；娜涕因用人失察，被撤去复兴社书记职务。从此时起，特务处对复兴社总干事会，不仅编制预算及其工作都自行分开独立；连形式上的次要情报也不向复兴社报送了。1935年间，蒋介石为使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与特务处工作上减少冲突与摩擦．曾将两个特务机构合并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做局长，徐思曾和戴笠各负一处责任。结果合在一起冲突与摩擦更甚。到1938年春仍然分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中央党部秘书长为中统挂名局长；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为军统挂名局长。实际上中统仍是由徐恩曾（副局长）负责，军统仍是由戴笠（副局长）负责。1938年夏秋之间，中统及军统工作人员在天津、青岛及上海先后叛变投敌，蒋介石计划在他的侍从室里另设立一特务组，重新训练人员，统一并整理两个调统局，准备要我去负责，叫林蔚文（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仍坚决表示“我不相宜”，这个计划就搁置了。1939年以后，军统局不断地扩大，训练机关不断地增多。直到1945年，除了军统局本身外，所控制和运用的机关有：缉私总署、货运局（财政部）、交警总局（交通部）、警政局（内政部后改警察总署）及第二厅（军令部）；并且在抗战后半期与美国也有了联系，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获得大批美式武器及器材的接济。 （二）特务处与复兴杜、三青团 特务处的编制预算原都在复兴社总社干事会中，其工作保持秘密，所有情报缮写两份，一份直送蒋介石．一份送干事会书记。后来特务处逐渐预算独立，到1935年秋后，情报就不送复兴社干事会了，一切都是独来独往。各地方复兴社支、区、分社开始是只设一名特务干事，人选由特务处推荐，所得情报除了转报特务处外，对当地支、区、分社也送一部分，所有社员规定有对它供给情报的义务。同时它自己另外用有专任情报人员。各地特务处的成员和支、区、分社的关系，也与总社情形一样，逐渐地各管各的了。复兴社的通讯则还得靠特务处收发，复兴社解散时，特务处已改称为军统局。三青团成立后．军统局曾于1939年企图打人三青团，以当时西南运输处内有数千青年技工为理由，建议在那里设立三青团分团，干部人员由军统推荐，被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否决了，这是第一次。1943年三青团第一次全代会时，军统又企图在中央干事会改选时占得几席，结果一席都没有得到，这是第二次。其原因是三青团内部普追地有不欢迎军统特务及和军统特务隔离的空气，自始至终军统与三青团若即若离，甚至经常对骂对打． （三）特务处与中统局 中统局前身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于1928年，其首任科长为陈立夫，后来由徐恩曾接替。当时党政军情报均由中调科负责，特务处成立后，初期着重于军事佬报，与中调科进行竞争。中调科人员对军事较为隔膜，特务处人员多为军校毕业，对军事知识及各军情况较为了解，尤其在福建事变及两广事变中，特务处所获情报均较中调科为迅速而有价值，特务处在这方面明显取得了优势。在此时期，中调科常利用其独家控制的通讯设备扼制特务处，故意将代发代收特务处的电报扣压延误，经过多次的争执，戴笠获得蒋介石允许．才建立了自己的通讯系统。特务处的组织逐渐扩大，合井了三省总部及南昌行营第三科后，对党政情报也开始伸手了。1935年，两特务机关合并为军委会调统局。1938年又分开，设立中统局及军统局。在这一年中，两个调统局的工作表现很差劲，派在天津、青岛和上海的负责人员先后叛变投敌。1939年后，军统局整理其内部，工作有所起色，获得蒋介石更大的信任，中统则逐渐走下坡路。1945年春，徐恩曾贪污经人告发免职，由叶秀峰继任，中统从此一暇不振，而由军统局后来居上了。 （四）特务处与军委会政训处 在特务处成立时，军委会政训处长是贺衷寒，其间．贺调任像那皖三省总部政训处长，刘健群接任了一个短时间，后来又是贺衷寒回任。在1932一1933年间，戴笠获得贺衷寒同意，推荐梁干乔任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掩护特务工作。大约做了一年，因特务处系统行事独来独往，弄得大家都不愉快。梁干乔另调工作后，宪兵司令部政训处长由骆德荣继任。从此，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就跟特务处系统州首扬镇了。此时贺衷寒正形成其自己的那一摊政工系统，自不愿戴笠染指。戴常有不利于贺的情报送到蒋介石那里，贺、戴之间暗中形成对立。因此，特务处系统再想打人政工系统就受到了抵制（也许有个别分子打入）。 （五）特务处与别动队 别动队是1933年成立的。特务处与别动队未发生过正式联系，到了1934年下年，孩笠向蒋介石建议：他愿意为别动队设里无线电台，蒋介石批下来让我们商办。段提出人员、机器及材料都由他供给。我只同意机器孕材料由他作价供给，人员我要自己任用，未成协议。当时我另聘的一个设计委员刘晋喧是留法学电气工程的（在交通部做参事），他设计二瓦半轻便无线电台己试验成功，遂自行制造．并训练报务人员．配属别动队派出各独立工作单位应用，于是，特务处想打入别动队的大门就紧紧关闭了。1937年冬南京撤退时，特务处所属的忠义救国军，在江苏无锡一带纪律败坏，扰害人民．蒋介石曾当面叫戴笠把忠义救国军结束，归别动队接收整理。但因无正式命令遂即作罢。所以特务处跟别动队从始至终保持各干各、各管各的状态。 （六）特务处与蒋介石的摘系部队 了解各部队的情形，也是特务处任务之一。在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务处都不敢派人到部队里去，既怕上下纵横多有同学或同乡关系不能保持秘密，又伯引起反感。就我所了解，戴笠所用的方法是根据各部队长不同的情形，如籍贯、关系、嘴好和性格等分别联络、分别工作。到了抗战中，军统局才取得了以军令部名义派情报科长到各部队的法定地位。抗战将胜利和胜利后，对各部队及各军事机关的第二处，军统局和后来的保密局，更决定地取得了派人去担任的权力。 （七）特务处与宪兵 宪兵是1928年建立的，首任司令是谷正伦，训练组织均仿日本，派在重要都市及火车、轮船上执勤，其任务是维持军风纪。特务处很想利用这个组织来掩护特务工作，在1932一1933年间商得军委会政训处的同意，推荐梁干乔任宪兵司令部政训处长，除了各团、营、连的政工人员外，并准备在宪兵里发展特务。但独来独往的特务处系统政工人员已经使军委会政训处和宪兵司令部都感觉不满，再要在宪兵里发展特务更为宪兵当局所不愿。于是在政训处人事更动后，宪兵司令谷正伦自行成立普务处，以当时的宪兵教练所（以后改为宪兵学校）教育长韩文焕兼任处长，建立了宪兵自家的特务系统，这是1933年的事情。1934年夏韩文焕去职后，警务处长职务由丁昌继任，丁乃黄埔四期生、复兴社成员。宪兵同复兴社的配合是非常密切的，宪兵司令部内设有复兴分社。从此特务处与宪兵隐约对立．各不相犯。在个别地方也有特务处与宪兵在工作上合作的事情，但不是基本的合作和一致。大约在1941年左右张镇继任宪兵司令，情形还是一样。 （八）特务处与警察 特务处成立后，很重视要打人警察系统，不久就取得杭州替官学校训练特务化警官的权力。1933一1934年间，戴笠先后保举了娜裕昆做内政部警政司长、王固磐做南京曹察厅长，打人最重要的两个警察行政部门。此时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黄埔二期生，日本警高毕业，浙江人）对特务处不买账，主张各城市替察行政人员必须是中央警官学校毕业，不能以特务代替警察。从此，戴、李之间有长时期的相互矛盾和攻击。戴笠手长，取得更多城市的警察机关控制权；但李的脚步稳，步步为营，稳住自己的地盘，戴亦无可奈何。戴死以后，特务处系统的唐纵任内政部替察署长，这种对立和斗争的形势仍然存在。至于由忠义救国军等特务武装改编的交通警察部队则早已被特务处（军统）完全控制了。 （九）特务处与缉私机构 1934一1935年间，邱开基任汉口缉私主任。邱原是特务处最初参加人之一，但此时与戴笠已经有了裂痕，戴笠暗派人员搜集邱的“违法”证据。到1936年初向蒋介石告发，邱开基被撤职监禁，戴即希望能从而控制禁烟缉私机关。当时被复兴社监察委员会周复知道，揭发戴笠对邱的诬陷，向蒋介石代邱鸣不平，蒋介石才要我去接收，并复查案悄真伪。我在勉强兼任一年半后辞职，由严泽元继任。严负责约一年由李秉中继任。李病死后由贺明煊继任。此时，戴向蒋建议统一一切缉私机关，在财政部设立缉私总署，由戴任署长。从此，禁烟缉私、盐务缉私及海关缉私都归人戴笠的特务系统。这是1941年到1942年间的事。 （十）特务处与胡宗南 在特务处成立前，戴笠与胡宗南颇为接近，特务处成立后益见亲密。胡当时驻在西北，每来南京都住在戴笠家里。戴的家在南京鸡鹅巷，也即是胡的驻宁通讯处。特务处向蒋介石所报各部队情况，报胡宗南的都总是好的，没有坏的；即便有坏的，报得也要比其他部队好一点。戴在工作上人事上发生困难时，胡总是替他解决和排除。例如1938年戴笠和航委会政治部主任蒋坚忍冲突后，蒋坚忍很恨戴，胡就把蒋约到西北去工作（先做行政专员，后做陕西省民政厅长），藉此消释戴、蒋之间的矛盾，为戴减少敌人。还有叶成（黄埔三期生，浙江人）做福建保安处长时（大约是在1935年），对特务处的人很不买账，利用福建省主席陈仪的权力，把特务处在福建的小头子张超判处了死刑。戴怀恨在心，拼命想把叶成攻倒，戴、叶之间仇恨极深，胡宗南又约叶成去西北傲师长，把叶、戴之间的矛盾缓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戴、胡相互制造机会的事情也是常有的。例如特务处知道了某个部队长出缺或某个部队有被吞并的可能，就立即通知胡，胡就即刻向蒋介石保举他的人或请求将某个部队归他管辖。胡的第一师后来能扩大这样多的部队，蒋介石的偏私自然是主要原因，而胡宗南与特务处狼狈为奸，因此能获得更多机会，也是原因之一。戴要想做而自己做不通的事，则又由胡宗南出面去向蒋介石请示。不仅如此，听说胡宗南的私生活也完全由戴笠负责照料，胡穿的袜子、鞋子、汗衫、衣服都是戴笠不时买好给胡带去；甚至胡宗南到上海、南京、汉口或重庆玩女人，也是戴笠暗中代为安排好的。 （十一）特务处与宋子文 在1934一1935年间，听说特务处的经费有相当大的亏空，又不敢向蒋介石要钱，这是由于工作关系呢或是由于戴生的穷奢极欲呢？也许两者都有而以后者为多吧二梁干乔有一次对我说：“戴笠这家伙不得了呀！老头子（指蒋）知道了会杀他的头呀！”我问：“什么事？”梁说：“他亏空了不少的钱，又不敢向老头子要，就去用宋子文的钱，你说老头子如果知道了会不会杀他的头？“我当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 十二）特务处的杭州特务警员训练班即（杭州班）与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压子训练班） 在朱家弊任浙江省主席时，办有浙江警官学校，胡宗南、戴笠就介绍赵龙文去该校负责。1933年李士珍为统一警官教育取消浙江普官学校，戴笠的特务警员训练班，即在浙江瞥官学校取消的基础上单独成立。赵龙文原是胡宗南的秘书，浙江人。1932年曾到日本学警察，回来即任此职。1936年2月杭训班合人中央军校特训班，称特警队。约一百一二十人，连谋为队长，叶道信为情报总教官。9月间，我第二次任特训班主任，曾到特警队点名，他们交给我一本编号的假名册，因此我电报蒋介石，要求把他们撤回南京。10月间，该特警队又搬回杭州。 （十三）复兴社各个时期领导人与特务处的关系 第一任书记滕杰时期，因戴笠看不起滕杰，滕对特务处采取放任态度，特务处由此即形成独立姿态，不听从复兴社的指挥。第二任贺衷寒任书记时，按贺之能力与威望虽可以指导特务处，但此时戴之羽翼已丰独立之态形成，贺也就采取了放任态度，而鼓励邓文仪之第三科系统发展与特务处对立。贺并知戴之背后有胡宗南支持，贺、胡当时正在争黄埔系第一把交椅，他也就没有去直接千涉戴的特务处，而戴对贺还是有所畏俱的，故平常对复兴社的例行公文是不敢轻视与马虎的。娜佛任第三任书记时，娜想管特务处，特务处对娜非常不满。当刘汪（精卫）案发生，特务处参加侦察，哪之秘书陈光国作为此案之主犯被逮捕，哪涕也因此案被革职而失去自由。别人间毅，你为什么把复兴社的书记也弄得都不自由？戴称：我不管他什么书记不书记，我是奉了蒋介石之命行事的，如果蒋说枪毙，我还要枪毙他呢。戴之飞扬跋鹿，至此已肆无忌惮了。哪在任内虽和戴斗了一斗，结果却是为戴所败了。刘健群任第四任书记时．刘深知特务处麻烦多，其个人资望也差，就干脆不去惹特务处，将它视为化外。我任书记时（第五任）,特务处范围更扩大，经费、情报完全独立。因此，我也采取暂时不管的态度。原因是考虑到，如果斗的结果我失败了，自然有些丢脸；如果我胜利了，要把领导特务处的事放到我身上，我又不愿意做，因而也是采取放任自流。戴虽对我不敢轻视，但他已自成独立状态，我没有去管他，他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 （十四）关于特务处的点滴 1．在复兴社成立后，国民政府驻外各国之武官，不是先后加人复兴社就是派复兴社人员前往担任的。但从1939年起就完全变成军统控制了。如驻美武官萧勃，一方面是复兴社在美国之负责人，一方面即为军统在美国的负责人。 2.1932年，复兴社上海支社建立后，当时在上海负责工运工作的是翁光辉，浙江人，黄埔三期或五期生，他参加特务处的工作，在工人中相当活跃。 3．对福建人民政府的内部工作，无论复兴总社派去的或特务处派去的，当时皆归特务处领导。如复兴社员廖兴绪（黄埔四期生，后任南京市党部组织处长）与湖南的一个人打人十九路军当兵，他们都归特务处领导，但二人皆不是职业特务。 4．复兴社广东支社第一任负责人为叶剑修，工作以打入陈济棠内部为主。由于当时军事形势的关系，叶和特务处有秘密联系或兼负特务责任。叶于1934年被陈济棠枪毙。陈济棠倒台后，广东特务处负责人是张君篙，黄埔一期生，于抗战初期调走．继张负责者可能为吴乃宪，公开职务是保安处长。 5.1947年，连谋说他负责福建保密局特务责任。连当时在南京活动竞选“立法委员”，曾经见过我。连谋为福建人，抗战后半期负新加坡与马来亚特务责任。 6.1937 年四川特务处负责人为何龙庆．兼复兴社成都支社特务干事。何在四川从1933年起直干到抗战结束常驻成都．抗战后任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长。重庆特务处最早负责人是沈重宇，当时沈的公开职务是贺国光参谋代表团的秘书，是戴笠派的，沈为黄埔六期生，留美，约干一年多去华西大学教书。抗战期间重庆是李介民负责，黄埔四期生，留俄，云南人。1941年左右，我去云南，听说李介民又在昆明负责。 7．江西特务处负责人为何建安，从1933年干起，干到何年不得而知。何是江西人，黄埔三期生，生947 年在南京活动，想要党内提名竞选“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曾见过我。 8．抗战初期西安行营第三科长张毅夫是军统（特务处）的人，一直跟戴笠干特务，他是湖南酸陵人。 （十五）在复兴社的领导之下与特务处的工作相近的两个机关 1 ．军校毕业生调查科（处） （l）其前身是黄埔同学会，黄埔同学会之前又有两个团体，一是孙文主义学会，一是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相互斗争很激烈。这两个组织都是在第二次东征时成立的，第二期黄埔生未毕业前即有。到1926年上季，蒋介石召集上述两团体负责人宜布均予解散，另成立黄埔同学会，蒋兼会长。会章基本上是照抄国民党党章，有总会、区分会等各级组织，俨然像一个政党。蒋第一次下野复职后，1928年又下令解散黄埔同学会。原因是白崇禧、唐生智等发起组织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陆军大学、云南讲武堂四校同学会，又成立四校联合会。当时并欢迎蒋介石参加四校同学会，以对抗黄埔同学会。蒋知这是为了对付自已的，故宣布解散黄埔同学会，并宜布保定是黄埔的老师，目的是缓和安定蒋下面的保定系人员。黄埔同学会从成立至结束，曾扩情一直是秘书，1929年又成立了军校毕业生调查科。成立初期，科长是曾扩情或贺衰寒、袁振五。在酝酿成立复兴社后改成处，由萧赞育任处长，蒋指定该处要受复兴社指导工作，故即变为复兴社所领导的机关了。 （2）改处后的任务与组织：其任务是调查联络军校毕业学生、安置失业同学、抚恤伤亡、调查各地同学的服务状态与所在军队的好坏情况：凡毕业同学均有向该处报告之责。 该处下设有抚恤委员会，由田载龙负责，受调查处领导，在南京时办有中正小学，到重庆后扩大为中正中学，阵亡遗族子女上学是公费。 在军队中各师均设毕业生调查通讯分处，各省亦设分处。派往分处的人起码是少校、中校阶级．薪晌与经费由该处负责供给，活动费则由当地同学集资。主要任务是了解部队人事的情况、联络该省市的同学、失业军官的调查等。重要材料送复兴社直接处理，这些活动对杂牌军是秘密的。 地方上各省设的分处，随省的政治情况来决定公开或秘密。如康泽任四川保安处长时，即将分处设于保安处，任务同部队。 （3）调查处与复兴社的关系：复兴社的决议调查处要执行，调查处派往各部队的人都是复兴社的人，在部队中帮助政训工作。复兴社在部队中不便进行的工作即交调查处，如召开恳亲会等。 （4）调查处的人在部队中的情况：一种是在想靠蒋介石的部队里，调查处气势很高，要怎样就怎样，部队怕他走了，上书一本受不了．但有的也不怕。另一种是有些军队，不让调查处派人人部队，只给以参议名义，奉送高薪而让他住旅馆去腐化。如四川刘湘的部队。再有是有的部队防范很严，根本不能派去，而要调查处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去秘密活动，如对十九路军就是如此。 2 ，毕业生调查处办的特别研究班 特别研究班是1932年3月成立的。当时萧赞育任调查处主任，有两百余伤愈归队人员和自首、自新的人员无处收容，由萧呈报蒋介石开办特别研究班训练后再分别安插。自首自新人员是中共或反蒋势力方面的投降分子自己向调查处呈述自新的，如余洒度、杨某某、雷清尘（原均为共产党员）、卢碧湖、郭仲容（原为改组派）等。该班由康泽任主任，傅胜蓝为教务组长，梁干乔为训育组长，萧赞育为副主任兼总务组长，黄雍任总务副组长〔 实际负责）。 该班伤愈归队者很少，而以自首自新者居多。蒋介石对选批人很熏视，在京时每礼拜六上午11时至12时都到班讲一次话，表示“不管过去加人何党何派，是我的错而不是你们的错，以往是过去了，有什么错也不咎了。”意图是拉拢收买这批人为他效忠卖命。管理上不穿制服、无宿舍、无集中的军事操作，让各人自己回家去睡。这批人受蒋介石的影响很大，以后都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忠实工具。 同年5月该班毕业后，大部分学员由橡鄂皖三省总部政训处分配工作。特务处从中选了30人专训练特工．有少数几人参加复兴总社工作．少数人参加了政训班做训育工作。 三、复兴社与三省”剿匪”总部、南昌行营 （一）复兴社与三省总部 1932年三四月间，武汉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总司令为蒋介石，副司令为张学良，参谋长钱大钧，秘书长杨永泰，政训处长贺衷寒（原军委会政训处长之职由刘健群接任）。所指挥的军队一部为蒋的嫡系，一部是东北军。政治上的布置由杨永泰负责，政训与特务工作则归复兴社负责。当时在武汉的特务工作有三个系统：一是戴笠的特务处，负责人是邱开基；二是三省总部政训处第三科，负责人是蒋的侍从室秘书邓文仪；三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负责人是徐恩曾。特务处与调查科当时在武汉的力量不大，第三科则集中一切力量于武汉，工作面较广，工作对象以苏区为主，军事情报外尚兼政治情报，当时第三科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特务系统，许多人员还是临时雇用，不是职业特务，但却是在向一个特务系统发展。 这时杨永泰第一次公开出面（两年以前广东国民党的一些老前辈就已斥责蒋信用政学系的人，蒋则声称没有．而实际那时杨已为蒋的秘密高参）。接着他用甘乃光做党政组长，甘曾为改组派，此时参加政学系是杨永泰推荐的。杨在当时高唱党部不能干涉行政，使行政超然于党之监佣指导之外，政学系之大小官僚即乘此出台。 杨永泰提出“合署办公”是专为限制各机关之独立状态，但此种设施仅运用到省政府，中央一级尚未采用。采用后行政效率是增加了，同时十之八九的行政专员也就为政学系分子掌握，国民党内“二陈”派系CC 的地位则有所降低。裁撤党务人员之事发生后，第一不安的是CC ，复兴社社员也感觉到受威胁，蒋介石对政学系则非常赏识。政学系于此时迎合蒋之独裁，为蒋提供了一套独裁的理论。如’‘要做全国的领袖，不做一党的领袖”、“谋在于众，断在于独”等等。蒋在以后对复兴社、CC 的讲话中也这样说：“我不能只做你们的领袖”。 政学系杨永泰被蒋重视，引起了参谋长钱大钧对政学系的不满，张学良在当时同情复兴社，复兴社就在张学良、钱大钧的掩护支持下和政学系暗斗。CC 对政学系虽也不满，但在三省总部里没力量 。 1932年夏或下半年，张学良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拥蒋组织，蒋允许了，即在武汉成立四维学会。蒋指定贺衷寒、戴笠、邱开基、邓文仪、梁干乔参加，康泽当时没有在武汉因而未参加；张的所有主要军政干部都参加了。这是梁干乔告诉我的，梁并说“老头子真厉害，就这样的搞统一”。 这时武汉一带复兴社的整个工作都在贺衷寒的直接指导下，并掌握着邓文仪的第三科，风头甚健，曾做了这样几件事： 1.侦知陈济棠派人联络何键。陈济棠当时对复兴社非常注意，所派之人经武汉而未敢登岸，约郑介民手下的一个人至船上会面，暴露了他至湖南的任务，要那人代为帮忙。复兴社特务处在侦知此事后，暗跟此人到长沙，至长沙后则将此事向陈所派之人当面揭穿，并予警告说，本来是要扣留你的；随即却将此人放了。陈济棠联络何键的密谋也就未能实现。陈于此事后对复兴社就更害怕了。 2．破坏李济深和方鼎英当时在京、沪、汉一带活动组织黄埔后期同学会。李、方以黄埔五六期同学会为基础组织，当时派一个湖南平江人某某某（黄浦五期生或六期生）在武汉活动，为邓文仪所破坏。方法是派人参加了李济深所组织的后期同学会，侦知其内幕为反蒋介石的组织，企图打人部队拉部队进行反蒋的活动。蒋决定将此人杀死，由邱开基经手办理。 3．枪毙了一个贪污县长。此事为复兴社地方社员所举报。蒋介石则以此事标榜国民党政权的“清廉”。 （二）复兴社与南昌行营 1932年冬，豫鄂皖军事情况较平静，而江西战场却吃紧，不久，蒋介石即去南昌设立南昌行营，指挥对江西红军的“围剿”。熊式辉为行营办公厅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兼第二厅长，贺国光为第一厅长，贺衷寒为政训处长。南昌行营也成立第三科，邓文仪仍兼科长。南昌行营设有参谋长，蒋介石原来要熊式辉任参谋长，陈诚拚命反对说：“不打仗（谁做）都可以，（要打仗的话）熊式辉不能做参谋长。”蒋为了缓和内部矛盾，才以办公厅主任名义安排了熊。 南昌行营的第二厅管党政，对当地党政有指导、监督与人事调免之权。二厅副厅长是汪又荣（兼二厅一个小组的组长）负党政的实责。地方保甲与保安团队亦归汪直接指导与监督。汪是政学系的人，因此江西地方上的一切权力都为政学系所把持，复兴社则一无所有。在武汉三省总部内，复兴社还有张学良为他们作掩护，有钱大钧那样和政学系有同等地位的人出来为复兴社说话。这时复兴社的力量就非常孤单了。政学系比cc高明，它并没有过问政训处与第三科的工作，也就还没有使复兴社坐卧不安，而且有些跑腿的事，还是要政训处与第三科去做。如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起草人是政学系的陈方，经熊式辉和杨永泰修改而”叼邓文仪出来叫与跑、出风头。汪又荣曾说他们是造口号的，复兴社是喊口号的。政学系此时对复兴社是“一面给糖吃，一面打耳光“，两者之间表面上大家客客气气，井水不犯河水，暗中却勾心斗角，矛盾很深。政学系高唱行政独立，不让政训处和第三科（即复兴社的势力）千涉地方行政，曾晴初（别动队大队长）发现一个逃兵假借别动队名义住旅馆叫姑娘（漂娟）不给钱，把他就地枪杀了。曾尚未向我报告，杨永泰就知道了此事，以蒋介石名义要我将曾晴初撤职解送行营法办，我为曾据理抗争了一下，此事才算不了了之。 1933年冬，江西红军开始转为守势。这时福建事变发生，十九路军参加淞沪作战后调福建，当时蒋光薰、蔡廷错、陈铭枢等均在福建，福建成了十九路军的地盘。蒋介石此时即要复兴社注意十九路军，利用各种关系打进其内部。12月，十九路军漳州会议决定“抗日反蒋”，其计划葫砂决由复兴社特务处获得并报告了蒋。当夭即在南京广播，引起十九路军内部的互相猜疑。当福建人民政府一公布成立，蒋就下了讨伐令，军事行动则早就开始调动。蒋坐木船到了柏明，福建人民政府的内部相互怀疑，军事行动也就犹豫。本拟直下宁、沪（当时蒋在宁、沪的军力非常空虚），又想去打广东。军队本已北进又向南调，同时又怕蒋从海上登陆。在犹豫中蒋的兵力已进人福建北部军事要冲延平，直向福建通进，接着在几个海口登陆，福建人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就分别在各地被缴械。 四、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星子训练班） （一）特训班的始末 1933年6月，蒋介石来电要我去南昌，至南昌后同邱开基、贺衷寒、梁干乔、邓文仪一同到抚州见蒋，他提出要组织特务警察队，即以后的别动队。回到南昌经大家研究拟出计划大纲，根据大纲成立中央军校驻接暑期研究班，假南昌第二中学为校址，由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电各省分处保送各期失业同学前后共九百余人；加上豫、鄂、皖、赣四省合作人员共计一千二百余人。8月初开学，开始分两个大队，后又增加一个大队，共三个大队。8月底蒋介石命令要该班开到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二期的训练，编为军官训练团第四营，以韩文焕为营长，一大队马维骥任一连长，二大队长龚建勋为二连长，三大队长刘先林为三连长。 庐山军事训练团的目的：一是宜传蒋介石的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主张；二是使各部队干部相互认识，好配合作战；三是讲当时所谓的“剿匪战术”－一修稠堡、筑公路、稳扎稳打的”围剿“；四是提高信仰与作战信心。 第四营，即驻翰的暑期研究班，在庐山训练期间成了模范营，蒋介石很重视，对第四营单独点名讲话，认为第四营可以执行他所规定的任务。1934年元月底研究班第一期毕业，10月初开回南昌，编为别动队一、二、三共三个大队。 同年10月，各省又送来失业同学一千三百余人，遂奉蒋介石命令接收庐山训练团的营舍、器材，以中央军校特训！班名义进行训练，我是该班主任。10月初蒋孚生的豫鄂皖三省团队训练也移住在庐山海会寺，陈诚要蒋孚生接收原庐山训练团的营房设施，结果两家合起居住，各接收一部。不久，恃训班又移星子，1934年初受训人员毕业，一方面补充前编别动队三个大队之不足，一方面又成立第四大队，派赴鄂东。 在别动队成立后，我在星子时间已很少。大部分时间住别动队总队部。韩文焕也已经当上了别动队总队附，训练班副主任换为张与仁。从1934年初起，大队就改为营，第一营长曹品，第二营长安如毅．第三营长萧树经。 1934年3月蒋介石命令蒋孚生的豫鄂皖三省团队训练班归并人特训班，改称团干大队，扩大范围到苏、浙、闽、赣、像、鄂、皖七个省，训练别动队人员之各营改称学员大队。 团千大队为现任调训人员，受训后回原地服务．训练目的是提高政治认识．增强对蒋介石的信仰，提高业务技术。 1934年6月，蒋介石令贺衷寒主持之政训研究班亦并入特训班，称政治队。这是蒋要把复兴社有关之特种教育都统一起来的政策。政训班合并于特训斑时有两百余人．成份为高中毕业或大学肄业的学生。训练目的：熟习政治工作业务，养成军队生活，以免到部队格格不入。政训班九个月一期，头三个月为人伍期，后六个月为正式训练时期。在人伍期间不吸收人复兴社，以后则分别吸收人社。 政训班未并人特训班前，班主任为贺衷寒，副主任袁守谦，队长吕德章。当时因星子县住不下，该班住距星子县七华里的万山寺。 1936年以前，特训班里计有两个学员大队（训练别动队人员），一个团干队（调训现职人员），两个政治队（训练政工人员）。在此期间，我不在班时，代替我负责的是副主任张与仁。1934年后，学员大队一个大队毕业，编为别动五大队，萧树经为大队长。1935年夏秋之间，学员大队又有一个大队毕业，编为别动第六大队，开拔四川，安汝毅为大队长。 1936年2月，因调整人事，我奉命交代，由潘佑强接替特训班主任。为什么要我交代呢？当时别动队大部分在四川，四川情形随时可能有变化，蒋介石让我去四川好好掌握。 潘佑强接替我后，他所主持的国民军训教官训练班也合并人特训班．称国民军训教官队。1932年时，复兴社鉴于蒋介石统治在学生中力量不足，讨论成立国民军训处，加强对学生的工作，提请批准，交当时训练总监唐生智照办，遂成立国民军训处，以播佑强为处长。国民军训是包括高中学生平时与署期集中军事训练和各省的社会训练。于1933年上半年成立国民军训教官训练班。培养担负学生军训与杜训的教官。学员由军官学校毕业生中考取。训练期三个月。训练内容着重群众心理，培养如何带学生（了解学生、管理学生）。在训练的第一个月为考核时期，以后两个月中吸收学员人复兴社，他们毕业到各学校任职后，负有发展复兴社员的责任。 1936年2月，交通技术学院也并入特训班，当时有四五百人，在潘佑强时期称交通总队。交通技术学院于1935年由娜梯在南京成立，是梁干乔向蒋介石提议办的。娜为主任，梁为副主任。目的在培养有政治认识的交通技术人员，分路、电、邮、航四系，招考高中毕业与大学肄业的学生。 到1936年，专门训练别动队人员的学员队已停办，以后即根据自愿原则在特训班的其他各队选用别动队员。 戴笠之杭州特务警员训练班亦于此时并人特训班。此时特训班为范围最大的时期。同时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以有关各班主任为委员，负设计及指导之贵，我被指定为主任委员。这时一则我在四川，再则对播我是不好替他设计指导的，因此教育委员会从未执行职务。特训班内分三个（或两个）总队，海会寺与星子各住一部，包括六个不同的教育单位。 潘佑强主持半年，班内人事教育都呈混乱状态，且与地方熊式辉关系吸张，蒋介石颇为不满。9月，我奉派仍回特训班主持工作。 潘佑强性情基躁且多疑。主持特训班后人事更动繁多，开头相伯一批人，过不久就不相信了，另再搞一批，过些时又不相信。半年之内三易亲信，造成相互反对，班内教育人事混乱。又加以他干涉星子地方行政，引起熊式辉对他不满。他是在内外不满的情况下为蒋撤换的。 我回特训班后，留杨文琏为副主任。其余人事无大更动，只是组织上有些变更：取消总队一级组织，编为两个团干大队、一个交通大队、国民军训教官队与政治队合为一个大队、杭警队仍为一个独立中队；全部集中在海会寺新营房内，只独立中队住新营房左侧二华里之庙宇内。又决定裁撤交通队之航政系（因江西无航海设备），并增加召集现任路、电、邮之技工与职员进行军训，称交通学员队。又鉴于特务警员训纺班设在特训班内实不相宜，经请蒋介石同意准其仍回杭州单独办理。 1937年抗战发生，留日归国学生六百余人，在南京成立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由张道藩、娜涕共同主持，郝胭举为总队长。9月南京准备撤退，陈立夫怕累赘，建议蒋由我接收，改为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这样就有了中央军校和中央政校两个特训班的名称，而我则同时担任两个特训班的班主任。 1935年2月，中央军校特训班由星子迁湖北江陵。此时团干队奉命停止召集，交通学员队、国民军训教官队也停止召集。当时尚余交通学生大队，政治大队、军事大队（为招考初中学生训练初级军官的机构），及一个留日学生总队（即中政校特训班）。此时又奉蒋介石之命令在长沙、武汉收容一批学生，成立政治学生第二大队，驻武汉大学附属高中进行训练。这个大队是由撤销留日学生总队部一级机构节余下来的经费办的。将留日学生总队改为政治学生第一大队，于三四月间开学，6月间奉陈诚命令并入战干一团。 朝鲜义烈团（1946年改为朝鲜民族革命同盟），领袖金若山（黄埔四期生）在此时期呈请蒋介石批准后，开办朝鲜独立中队（约一百余干部）也附设于特训班内。其队长、教官多为朝鲜人，由金若山提出，班部加委。朝鲜队毕业后由军委会政治部成立一个朝鲜义勇队，由政治部分配至各日占区任对敌宜传工作。 在此期间，军委会又送来东北军编余将校军官一百余人，要我们成立将校区队，毕业后由军政部分配工作。 1938年冬，因武汉战事吃紧，特训班再迁四川娜都，此时教育单位只余学生军事大队、政治大队、交通学生大队。1940年冬，由哪都又迁移合川。此时副主任杨文琏另调他职，由施则凡继任。1940年秋军内政工体制改变，政工人员一律由军校生担任，特训班政治大队停办。同年下半年至1941年上半年之间，因交通部自行设立交通人员训练所，故在1941年交通学生队毕业后，亦不再继续办。 1941年冬，军训部重新规定特训班之任务，为办理委托教育，即受中央军校本校之委托，办理一定数额之军官养成教育，经常有三个大队至五个大队的学生，课程按照军训部部颁课程。这年夏天，合川遭敌机大规模的轰炸，兼因叙府需要队伍驻防，遂奉调一个大队移驻叙府训练，一直办至l945年结束。1945年8月，我辞去特别训练班及所兼其他职务。当时特训班未毕业之三个大队学生，由军校接收训练；武器及其他器材由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接收。 特训班从开始至结束，共计训练两万四千余人。 （二） 特训旅的组织情形 特别训练班设主任、副主任，下设：教务、训练、总务三组；政治总教官、军事总教官两室；医务所及大队，中队、区队，另有一卫兵连。后范围扩大，班本部增设经理组、交通总教官、农业总教官及各科（系）主任教官，如战术主任教官、筑城主任教官、情报主任教官、邮政主任教官、电讯主任教官、土木工程主任教官等。卫兵连亦改为练习营。至于国民党特别党部及财务稽核室则不在编制之内。班内复兴社组织亦不公开存在，多由训育人员去负责。毕业员生之联络由训育组（后改为政治部调查股、调查科）负责；加上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派来的驻班人员，共同办理调查联络，成为调查总处之一部分。 （三）特训班工作概况 特训班最初训练的着重点在于：1．打破受训人员因过去失业而产生的消极和抑郁情绪；2．振奋受训人员为别动队工作而努力的信心与热忱；3．宣布并实行有能力的不埋设，并相当保持期别关系，特殊者破格录用，以鼓励受训人员去发展他们的能力；4.发展复兴社组织并不正式宣布而实际执行，要受训成绩和工作成绩良好者，才能加人复兴社。这些着重点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把消极抑郁、吊儿郎当的失业军官的面目改变了，训练他们成为负责的别动队人员，在当时是增加了恢复地方秩序的效率。特训班因此有了威信。 特训班本来是专门训练别动队人员的机构，而在蒋介石为了统一特种训练之企图下，逐渐扩大为有这许多教育单位的庞大训练机构。 特训班各教育单位训练内容与方法： 1．学员队（训练别动队人员）的课程为：国际现势、总理遗教、“胭匪”手本、典范令、游击战术、宪替须知、情报学、保甲须知、民训法规、实弹射击、行军演习。根据课程内容与受训人员情况拟定小组讨论题目、个别谈话要点，进行小组讨论与个别谈话。 2．团干大队和学员队课程基本没有分别，增加了农业常识、应用文范、法令辑要，训练方法和学员队同。 3 ．政治队一般课程同学员队，增加政治经济概论、群众心理、历史、地理等课程。 4．交通学生队课程分普通课与业务课。普通课同学员队，业务课如公路系有：代数、几何、力学、测绘、材料学、机械原理、修理、驾驶等。交通学员队除普通课程外，并着重军事训练。 5 ．国民军训教官队的主要课程是培养如何去当教官，着重群众心理、典范令。 6．杭警班之普通课程同学员队，秘密课程不详，由特务处负资进行。后来蒋介石规定普遍增加《大学》 、《中庸》 及《 新生活运动须知》 等课目。在办委托教育时期是根据军校一般课程。 （四）特训班历任五要职员 1933年8月至1945年5月先后任副主任的有韩文焕、张与仁、杨文琏、施则凡。 任教务主任的有傅胜蓝、胡国泽、唐子长、李如苍、夏加富、周军凯、施中权。 任训育组长的有毛嘉谋、上官业佑、张一清、刘德源。 任总务组长的有萧武郎、陈申傅、陈康功、安自修。 1934年6月至1942年3月先后任经理组长的有个宁则愚、陈德林、汤孝锡。 1933年至1945年8月任大队长、营长及中队长的有马维骥、龚建勋、公秉藩、曹易、萧树经、安汝毅、熊缓春、曾育才、梁固荣、曾鲁、吕德璋、吴双翔、刘国钩、易谦、邵赚伯、刘心斗、欧阳英、邱一介、冯琪、江鹏南。 五、反共反人民的别动队 （一）别动队的始末和组织人事情况 1933年6月，蒋介石召集贺衷寒、曾扩情、梁干乔、邓文仪，邱开基和我，在江西抚州和蒋见面，要我们筹划组织战地警察（特务警察）负恢复地方秩序、组训民众、纠查军风军纪与维护交通之责。我们几人研究后，召集军校失业同学一千多人，于南昌成立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后移庐山）。第一期特训班于9月间毕业后，即编为别动队，我任总队长，下辖兰个大队，每大队三个中队，每中队三个区队，每区队三个分队，每分队17人，三分之一为便衣；不久即扩至九个大队，又在大队之上成立支队。工作地区包括：赣、闽、苏、浙、皖、湘、鄂、川、黔九省。1939年改编为国军两个师（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至此别动队即宣告结束。 1 ．总队部的组织与人事 总队长：康泽，1938 年夏移交刘伯龙 副总队长：韩文焕、公秉落、贺明轩、黄珍吾 总务组：贺明轩、陈德林，参谋组：刘伯龙、李放六．指导组：张辅邦、黄炳扬，交通组：余拯，特务队：包志强、杨廷栋，设计委员会：到各地聘当地党政军的负责人为委员 2 ，各大队负责人 第一大队：马维骤、安汝毅，第二大队：龚建勋，第三大队：公秉落、曾晴初，第四大队：曹易，第五大队：萧树经，第六大队：林柯，第七大队：潘佑民（播佑强的兄弟），第八大队：（忘其名），第九大队：（忘其名）后又编成支队。支队负责人所辖大队及驻地： 第一支队：支队长公秉藩，辖一、二、三大队，活动于贵州、四川、西康。第二支队：支队长马维骥，格四、五、六大队，活动于哪、豫、陕。第三支队：支队长萧树经，辖七、八、九大队，活动子苏、浙、皖。( 1936 年马维骥和公秉藩对调，下层无变化。） 一、二、三大队成立于江西，四、五、六大队于1935年后成立于武汉。别动队的成员主要是中央军校失业同学经训练后编人，后来也有些在校学生，经人伍训练后，编为预备队员。 别动队的通讯（情报）工作，开始为一个设计委员刘晋暄（湖北人．留法学生，在交通部做事），为别动队设计制造电讯工具，后来每中队有一部电台。 别动队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特务系统的联系。原来军统希望到别动队内搞通讯，想清一色派他们的人，又不交名册，别动队各级负责人都反对，后来别动队就自己搞通讯。但在各地的工作别动队还是帮军统他们忙的。 别动队的情报来源有二：一为各地复兴社社员；二为中山小学，以及团队干部与地方保甲人员。 （二）别动队的任务 别动队名义上属于南昌行营，实际上是复兴社间接的一部分。它的任务，在文书上叫做：“在收复区域，组训民众，恢复地方秩序”。实际上就是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共反人民。在所谓“恢复地方秩序”过程中，曾有不断的游击反游击、“清剿”反“清剿”，逮捕、迫害等血腥的事实。1935年春，别动队主力开到西南，又在那里执行分化和企图吞并川军的任务。 在抗战发生后，别动队先后奉令，第一支队派到河北，配属保定行营，后来随行营溃退到河南；第三支队派到京沪线，配属第三战区．后来转移到皖赣浙边区。同时，我得到蒋介石的允许，以别动队总队长的名义，分别在河北及山东委派了共计约七八名游击支队司令．他们的任务，公开的一面是抗日，不公开的而实际去做的另一面是抵制和破坏八路军的发展。 六、与中共叛徒张国燕联络经过 1938年，大概是在6月间，我接到侍从室通知，要我去接待并联络刚从延安叛逃投奔国民党的张国煮。过了一两天，胡宗南有一个电报来，通知我说张国煮日内由西安到达汉口。接着不久，张国赢就来到我家中与我见面。我与张国煮见面时，曾间他离开陕北的经过，他略述是假借祭扫黄帝陵之机离开陕北，由胡宗南派人接他到西安的。我继续问他离开的原因，他含糊地说是为抗战军事的间题和毛泽东决裂了，这是过去的事情，不去谈它。表现出不愿意深谈的样子，我就没有深问了。我又问他来武汉的居住和露不露面的问题，他说：“已有住的地方。”当即把地名写给我，并说：“暂时以不露面为好。”最后他说，他的家眷也一同来了。我问他每月需要多少开支？他说两百元就可以了。我当即表示可以每月送他两百元。这以后我和他大约是一月左右见面一次，有时是我派车子去接他来，有时是通知他，他按时自己来。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后过了几天，我在出席蒋介石召集的一个会报（是三青团筹备人的会报，出席的有：陈立夫、陈诚、朱家弊、张厉生、陈布雷、周佛海、张道落、刘健群和我等）后，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国奈到汉口了，我已经和他见面了，是否可以约见他？”蒋介石尚未答复之际，张厉生就对蒋介石说：“我主张现在不要约见张国煮，免得引起共产党方面的反感。”蒋介石采纳了张厉生的意见，决定不约见张国煮。大概是在1938年的下半年，有一次我和贺衷寒谈到张国煮，地点是在武昌或衡阳。贺衷寒说：“这是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张国烹失败了跑出来的，他不会有什么作用的，不宜重视。”我当时对贺的意见未作表示，内心里是不大赞同的。1939年三四月间，谷正鼎来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工作（大概是第二期），任训育干事，他对我谈到张国煮问题，说：“对这件事情应该要重视，还应该给予张国熹以鼓励。”并且说：“过几天我见蒋介石的时候也要把这个意见向他提出。”我当时是同意谷正鼎这个意见的。但蒋介石除了由侍从室通知我要去接待联络张国熹之外，究竟如何联络？却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指示。 1938年八九月间，我和张国熹曾谈及敌后游击问题。这时正值陈诚一再签请取消由贺耀组（当时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召集行政院及军委会有关八个单位代表所拟订而由蒋介石核准公布的《战区及沦陷区国民抗敌自卫纲要及组织大纲》；蒋介石却重新表示：“敌后游击区还是重要的，可在军令部增设一厅，来主持其事。”我和张国熹大概就此事谈过两三次，我还记得他谈的大意是：“敌后游击是必要的，不仅对牵制敌人是必要的，而且此事若国民党不做别人也要做的（指共产党）；敌后游击也是可能的，并不是怎样困难的，因为广大的人民都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做起来是有群众基础的。”我曾要张写成书面意见，把它和业经废止的《国民抗敌自卫纲要》一并签呈给蒋介石，供蒋介石一并参考：一度似曾引起蒋介石对此事更大的注意（但没有正式的批复）。在同年11月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宣布要以三分之一的人力、财力和军队用于敌后。接着就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汤恩伯做主任，这事当时陈诚是不愿意的。接着又成立军委会战区党政委员会来主管敌后游击，由李济深做主任委员，这是白崇禧与陈诚互争这一机关，白崇禧争赢了的结果。可是成立之后，蒋介石又不重视这个党政委员会了。事实上党政委员会什么也不能做，也没有做。这是1939年春的事，这时我已从桂林调回重庆，别动队亦己奉命改编为国民党军的新二十八、二十九师了。 1939年张国斋到重庆，不久就发表他做国民参政员，可能是由朱家弊提出的。因为在这段时间的前后，我知道张国煮和朱家弊已有来往；同时，朱家弊又是中央党部秘书长，所以有可能也有权提名张当参政员。从此，张国煮在国民党方面已有公开的地位了。我还发觉张国熹和军统也有了来往，这是由于张国熹和我谈话时多次提到了戴笠，使我获得的印象。我每月送张国煮的两百元，这时他也向我表示可以停止，说他已在国民参政会领生活费了。从此以后，我和张国煮见面的时间就逐渐减少，大概两三月一次甚至三五月一次，所谈也多是片断零碎的琐事。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在1942 年左右的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发表谈话，说中共间题是政治间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后；张国熹和我谈过：“蒋介石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宣布之后还需要去做，不能搁置在那里”。这事我报告过蒋介石，他对张的意见，没置可否。 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张国煮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这也是由朱家骤提名为候选人的。在六全大会中，蒋介石曾指定他所亲信的高级干部，如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伦、张厉生、吴铁城、朱家弊、张群、王士杰、陈诚、张治中、陈布雷等，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替他处理一切并和他经常会报保持联络。所有中委候选人都要经过这里提出裁可，才能取得候选资格。张国熹就是在这个委员会里由朱家哗提出，经蒋介石裁可的。还有一个次一级的千部组成的委员会，负联络和技术责任，大约有二十几个人，有：张道藩、余井塘、赖琏、余锡来、李永新、高宗禹、萧同荪、王启江、甘家馨、贺长亭、刘健群、袁守谦，萧赞育和我等，由张道藩和刘健群负召集责任。实际上这个委员会背后，cc还有他们的技术组织，由陈立夫直接领导。三青团及与三青团当时联合的，如军队党部代表及朱家骥派也组成一个技术组织，由贺衷寒、袁守谦、郑介民、刘健群、王启江、甘家馨和我负责。当张国熹的名字列在候选人名单上交下来讨论时，甘家罄声明了一下说：“朱家弊希望大家对张国煮支持当选”。大家均无异议，未加讨论。事实上这次国民党六全大会的选举，正式和候补选人都是如额提出，只要能够在那个高级干部会议上通过和经蒋介石的裁可，便是等于决定，无论你是票多或是票少。这就是张国煮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经过。 1945年10月我出国前，张国燕来看过我，略谈了一下我要到哪些国家和何时起程。1947年夏天，我回到南京以后张国壳由上海来，据说是回江西，他顺便来看了我一下．谈了谈近况。我这时才知道他是在救济总署做事，正是要办结束。 七、党政军联合会报的组成 国民党党政军联合会报秘书处大概是1940年下半年，根据蒋介石统一处理共产党问题的手令而设的。参加单位、人员有： 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部长朱家烨、宜传部长王世杰（不大出席，常由副部长许孝炎代表）、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组织处长康泽；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内政部长张厉生、教育部长陈立夫，还有社会部长和重庆市市长吴国祯；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次长刘斐，政治部长张治中，还有军政部长及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展；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有时由郑介民代表出席）；还有新闻检查处处长李中襄、侍从室一处处长（当时是谁现已忘）、二处处长陈布雷、宪兵司令张镇、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莲等。 会议经常主席是何应钦。由参加的各机关斟酌几人组织秘书处，第一任秘书长为萧毅肃（萧为军委会高参．原川军将领，与何应钦有关系，陆大毕业）。继萧任秘书长者为孟寿椿（教育部参事，CC 分子）。何应钦调任陆军总司令后，经常由程潜、白崇禧为主席。 每次会议多系听取中统、军统及各机关单位的重要报告。有时讨论，有对则不讨论即由主席做结论，分别由各机关执行。为一完全处理共产党的研究决策机关。1 如5 年我出国后就不清楚了。 秘书处开头下面不分科，后来分科。其任务是：记录、将决定之各事项通知各机关、整编研究情报。 每次会议由军令部的刘斐报告八路军、新四军情况；中统、军统报告共产党活动情形；各机关也间或有报告。曾研究决定过以下重要问题： 1 ．中央第一次提示案（关于新四军北移问题）; 2 ．中央第二次提示案（关于八路军编为十二个军的间题）; 3．异党处理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为陈诚搞的（编者按，国民党在杭战期间所制订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是中统局搞的，作者此处回忆似有误）。 八、通过三青团破坏学生运动 （一）赴昆明作歪曲映南事变真相的反共宣传 1940年冬，国民党中央成立党政军联合会报，作为交换情报及统一反共决策之机关，由蒋介石指定何应钦任主席。 1941年l月初，联合会报决定分派人员到各大学区讲演皖南事变经过，以预防发生学潮（似由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计：重庆区陈立夫，成都区张道藩，贵阳区何浩若，昆明区康泽。讲演所需材料由联秘处准备，其中主要内容为：证明皖南事变是新四军“不听命令，妨害抗战，，所发生的，强调“军令政令统一”的重要性。当时这四个主要大学区又以重庆和昆明为最重要。重庆区包括了沙磁区和北语区，学校数目最多，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都在这个区内。因陈立夫申明他不能离开重庆太远和耽搁时间太久，所以就推定他负责在这一区了。昆明区除了当地的云南大学外，有包含北大、清华及南开的西南联大，大家认为“自由主义”最浓，问题最多，因我在三青团负组织责任，所以大家推我到这一区去。 我到昆明后，首先去看龙云。说明我的任务并转达联合会报的决定，请他在云南成立省联合会报。他对我说，何应钦已经有电报给他，云南省联合会报他已决定由张西林（省党部委员、省政府建设厅长、国民党老党员）主持，希望我和张西林面谈，把重庆联合会报的情形告诉张。当时别的省多是由省政府主席或驻军高级长官主持联合会报的，云南省则是例外。这一天，我和张西林见面，把重庆联合会报的组织情形告诉了他，并把带来的各级联合会报的组织规程和工作纲领给他作参考。他对我说，云南省的联合会报龙云要他主持，他正准备成立；并且对我说，请我出席云南党政军联合纪念周口我届时应邀赴省党部出席。这是在昆明做第一次关于皖南事变经过的讲演。 这时．我一面约西南联大三青团分团主任姚从吾（历史系主任，朱家骤向我介绍的），云大三青团分团主任鲁冀参（黄埔六期生、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复兴社员、云大经济系主任），三青团云南支团主任裴存藩（黄埔三期生、复兴社员）、支团书记刘志寰（黄埔五期生、复兴社员），及各分团负责人员，了解各学校情形。一面分别访间联大校长蒋梦麟、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此时知道云大无甚动静．联大则已展开了一个壁报运动，尚未完全结束。 联大这一壁报运动，据说起初是在皖南事变后，联大进步学生所出的一份壁报，登载了八路军总部方面的文件（是一个通电或是一个谈话记不清了），并陆续转载香港一份外国报纸的消息和评论。于是引起三青团及其所控制的学生会或系会也纷纷出了持相反观点的壁报，大约有五六份，开展对这份进步壁报的批评和攻击。双方对垒，阵营分明，争论激烈，一时联大师生们的视线，都集中到这些壁报上。三青团的壁报因为份数较多，消息的来源也较多（中央杜所发的许多诬蔑中共的新闻稿和评论文章，就是他们可充分利用的消息），在学校里占了优势，中立分子也就向这一边倒了。当进步分子所办的壁报上，转载香港某外报评论的那天，有一个爱好体育运动、平时不参加政治活动的经济系学生（河北人），对这进步壁报很愤慨，在壁报角上贴了一张字条，大意说，“我反对你们附和不听命令妨害抗战者的行为．你们如果不收拾起你们的壁报，还要继续出刊，我就要和你们决斗。”接着还有些不明真相的学生签名附议，并有加贴附议纸条的，在校内以三青团为主的反共势力的高压下，这份进步壁报，当天晚上就投有了（不知是被人撕掉的，还是主办者自己撤掉的），以后也没有再办了。而三青团及其有关的壁报，还在继续出刊，大造反共舆论。这是我到昆明时刚发生过的事。我曾问三青团联大分团负责人，这个学生（指第一个贴字条的）是他自动的呢？还是你们鼓励他做的？他们说，是他自动的。我了解这些情形后，与学校当局约定公开讲演时间，由蒋梦麟给我介绍，说是请我到联大讲演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一皖南事变经过，由于学校当局和三青团联大分团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到会听讲的很多。我对于讲演的效果也颇满意。这是我在昆明关于皖南事变所做的第二次讲演。第三次是在云大，第四次是在中央军校第五分校。 这四次讲演的要点都是极力要证明皖南事变是新四军“不听命令，妨害抗战”所引起的，强调“军令政令统一”的重要性。所不同的是，在第一次是提出党政军各机关首先要协同一致，清除各机关内潜伏的“破坏分子”，以确保大后方的治安秩序。在第二和第三次是要求在大后方的各位教职员先生和青年学生们，为了有利于抗战，为了维护难得的安定的求学环境，要拥护政府“统一军令政令“的方针，随时纠正和制止公开的或潜伏的“破坏分子”的不法括动。在第四次的讲演中，则提出在分校的官佐和同学要在蒋介石领导下，团结一致，确保“军令政令的统一”与贯彻，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这四次讲演相同部分是联秘处所准备的被悠意歪曲的反共材料；而我在不同的环境所加人的不同的部分，则是具体指导和鼓励采取反共的行动。 在此期间，三青团联大分团主任姚从吾对我说：“教育系主任陈雪屏过去也是国民党员，现在是无党派的，他在联大教授中和学生中都有好感，如果能把他找出来负兰青团的责任，那作用就更大。”并且主张我去拜访他。我接受姚的意见，一同去看陈雪屏。我对陈表示很敬佩他。这是我和陈雪屏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我后来再三拉拢并最后把他拖进三青团担任联大分团主任的第一次努力。 （二）二赴昆明平息联大学生的反孔（样熙）学潮 1941年11月左右，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因看到《大公报》上登载有权贵从香港用飞机运宠物狗到重庆的消息和评论，激于义债，一倡百和地召集临时学生大会，提出“打倒孔样熙”的口号，决定示威游行，并联合其他学校参加，共约四五千人，在昆明主要街道呼口号、写标语和贴标语．未遇军警千涉，学生队伍在昆明市区游行一周后，各返原校，并拟通电全国，号召一致响应。 昆明发生学潮的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叫我去问：“昨天昆明发生学潮，你知道了吗？”我说：“今天上午我正接到云南支团一个电报，说昨天下午联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尚未发生事故。我只知道这点简单情况，我已复电去间发生的原因，有无政治背景和他们拟作何处理”。蒋介石说：“这件事是《大公报》登载飞机运狗的消息所引起，联大学生看到这个报纸信以为真。肯定有人在背后操纵，你要马上到昆明去平息处理，以免影响到其他的地方。”他接着说：“飞机运狗，没有这回事情。孔夫人并不喜欢狗。《大公报》也已经声明更正了，你要去告诉他们：臼本人广播，说是昆明学生万人游行示威，反对抗战，主张和平。他们这样做，不是帮助了日本人吗？不是动摇前线军心吗？”又说，“这件事情，是国社党罗隆基这批人在鼓动操纵，最近查出由德国给他们兑汇了60万块钱来。他们是帮助敌人的。你到昆明去要告诉龙云，要他不要纵容罗隆基这批人在昆明活动。你还要去告诉蒋梦麟，要他不要让罗隆基在联大当教授，最好马上把他解聘。还有，国社党在云南办了一个东方民族学院，你去把它查封！你马上就要去，有关的材料，我已经叫陈布雷在准备，你去和他接头好了。” 我于是回到三青团中央团部，做去昆明的准备：我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六，没有去昆明的班机，而且是蒋介石“官邸会报”的日子。这个会报是1940年间开始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有关各部门间的重复摩擦，协调工作关系而设立的，每两周开会一次，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没有一定的讨论范围，也不做记录，由蒋介石间到谁，就由谁答复。出席的人，有吴铁城、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骥、王世杰、张厉生、陈布雷、张治中和三青团中央各处处长。因此，我去出席这个会报，在一面吃饭一面说话中，蒋介石间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说：“昆明发生的这个学潮有了处置了吗？”陈立夫说：“有了处置（办法）了。”蒋介石又问：“怎样处理的？”陈立夫犹豫了一下还没有答复，蒋介石又说：“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能让它影响到其他地方，你应该亲自去处理。你和康泽一道去。”陈立失说：“我已经派顾毓诱次长去处理了。”蒋介石就扯到别的间题上去了，没有再说这件事。会报完毕出门时，陈立夫拉着我说：“我今天说了假话，我害怕他（蒋）一定要我去，我临时想到就说已顾派毓场去了。顾敏诱还没有去．我要他和你一道去，请你不要说穿。” 这天下午，陈布雷来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他给了我一卷材料。我记忆中这卷材料里有：载有“更正声明”的《大公报》一份、抄录的日本广播稿词、有关德国兑汇款印万块钱给国社党的情报和关于昆明学潮的情报等。我当时翻了一翻，陈布雷对我说：“你去的方式怎样？明目张胆去平息学潮，恐怕不好吧？如果学生们知道了，你一下飞机便被学生包围起来，那才不好办呢？”我说：“是的，不过我也秘密不了呀！因为总得和有关方面接头。”陈布雷说：“假借一个别的名义去怎样？“我说：”当然很好，昆明附近已经驻有中央军．假借视察军队的名义去如何？”他说：”可以的，那里还有一个参谋团，林蔚文在那里主持，我把你去的任务通知他，这样好一点。”我说：“谢谢你的关切，我已订好了下星期一的班机，如果委员长问到我起飞的时间，请你转报。”于是我回到家里，打电报给裴存藩，通知他我到昆明的时间。 星期一，我到了昆明，首先和裴存藩、刘志寰、姚从吾、鲁冀参等三青团在昆明的骨干见面。他们把学潮发生的原因、经过和地方当局的处置告诉了我，说龙云对学潮采取旁观态度（游行行列中，“拥护龙主席”、“打倒孔祥燕”的两个口号是同时喊的）。联大三青团内部对这一运动有赞成和反对的两派，赞成反孔的人，在游行示威行列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天，我到参谋团看林蔚文，他告诉我，他已经从陈布雷的长途电话中知道我去的任务。他在当天晚上，在参谋团招待我，摆出一个视察军队的样子。 第三天，我去看龙云，龙云首先对我说：他已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知道我要到昆明。他问我，什么时候到的？我告诉了他以后，就接着说：“这次昆明的学潮，日本人方面的广播，说是反对抗战，主张和平。蒋委员长很关心，所以叫我到昆明来。首先来见你，要请你多负责任，以免影响到其他各地，影响到前线。”龙云说：“这次学生的示威游行，我事前不知道。我接到报告时，说他们已到了街上。我本想派军警制止，当时联大校长蒋梦麟正在我这里，他极力主张不要派军警去干涉，以免发生冲突，扩大事态，我才没有派军瞥去。当天晚上，我就下了命令，封锁邮电，不准他们发电报和寄传单出去，以免影响别的地方。现在没有问题了。我已经下令禁止游行，不准他们再闹。”我说：“这样很好，还有罗隆基这批人在昆明的活动，扬言得到地方上的资助，蒋委员长也很关心，要我转告你，让你知道。”龙云说：“罗隆基我只见过一次，这一定是他在外面吹牛招摇，以后我决不再理他。我役有对他们有什么资助。他开了一个印刷所，找缪云台投点资，恐怕是这件事情引起的误会。你和缪云台见面，你就可以清楚这件事情的内容。”我觉得龙云是在表示要向中央负责并尽力洗刷自己，感到相当圆满地离开他那里。我又分别约姚从吾、李其泰（当时三青团联大分团书记．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等谈话。我从姚从吾和李其泰的口中知道：这次学潮的发生是学生们看到《大公报》上所登载的消息和评论，一时激于义愤而偶然发生的。加上三青团内主张不一，以致失去应有的作用，而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仍有一部分．人企图扩大这个运动，且提出”新五四”口号等。我又去看蒋梦麟，把这次昆明学潮发生后敌人的广播和蒋介石很关心的情形告诉他。他说：“好在这件事情发生时，我正在龙云那里，阻止了他派军警干涉，否则一定出更大的乱子，那事态就更扩大了。当天军事当局也处置得很好，马上下令封锁邮电，使电报和传单都发不出去，各地可以不受影响。学生的情绪也慢慢在转变，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不要看得太严重了。，我说：“我听说还有一些人在酝酿，并且提出‘新五四’的口号。”他说：“不要紧的，多数学生不会赞成的，不要去刺激他们。”我又说：”罗隆基究竟怎样？委员长很注意，要我转达你，希望不要让他在联大做教授，能否马上把他解聘？”蒋梦麟说：“罗隆基在联大并没有几个学生选听他的课，他在联大决不会发生什么作用。如果在中途解聘，倒会引起其他教授和学生对他的同情。要解他的聘只有在明年暑期不再送聘书给他。请你转达蒋委员长，这件事我负责任。”我看他说得很紧张，我担心他对蒋介石发生反感，就说：“我一定负责转达，我相信委员长明了这种情形后，一定会尊重你的意见。”我知道蒋梦麟和蒋介石的关系相当好。因此，我又把蒋介石所吩咐我到昆明要处理的另一件事情提出来间他。我说：“张君肋所办的东方学院的情形怎样？”蒋梦麟说：“这个学校拆烂污，在大理找了几间房子，招不到学生，在昆明找了七八个学生去，听说教职员一共也只有十来个人。”我说：“委员长叫我把这个学校的情形查一查，并且准备要封闭它”。蒋梦麟说：”千万不要去查封！让他自已关门好了。如果政府去封闭它，他例有藉口了。”我从三青团所打听到的关于东方学院的情形也是如此。因此，我就决定不去管它，让它自己垮台更好，原来准备向龙云提出请他去查封，也就作罢了。 对于蒋梦麟关于这次学潮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我是完全理解的。但他对于尚存的余波采取听其自然的完全乐观的态度，我心里还有些顾虑。接着，我又去看梅贻琦（他是联大校委会三常委之一，负联大内部实际责任，蒋梦麟则是负对外责任）。我和他谈到这次昆明学潮的余波如何平息等问题。梅贻琦巫望联大早日恢复正常状态，他对我说：“我准备召集一次各院系教授的茶会，交换关于这一个问题的意见，请你参加好不好？”我说：“好”。第二天，我准时到联大出席。当时到会的教授，有二三十人。首先由梅贻琦说明：“这次学生的行动，妨害了学业，使抗战也受到不利的影响，委员长对联大发生的事很关怀。今天约集各位来，是交换如何使学校早日恢复正常状态的意见。”并介绍我和各位教授认识。我把昆明的学潮发生后，敌人的广播，使抗战蒙受不利影响和蒋介石很关心的情形，简要地讲了一讲。接着，有些人说，学生中多数已经不愿继续再闹；有些人说，应该照常上课。最后梅贻琦归纳大家的发言，决定由各院系教授分别劝导学生照常上课，恢复学校正常状态。这在当时是发生很大作用的。我又曾分别去看张奚若、潘光旦等几位教授，他们也不赞成学潮继续，影响抗战。 同时，我在这段时间里．还分别约三青团联大分团干事会及在各学生团体负责的三青团员谈话，无论是积极参加这次学生运动或反对这次学生运动的人，都让他们充分发言。对于曾积极参加这次学生运动而对我说话还振振有辞、言之成理的人，我总是这样问他：“你是不是愿意供给敌人反宣传的口实？对抗战的影响如何，你也不顾虑了吗？“他们多不能作答。对于不赞成这次学生运动或不赞成而没有勇气反对的人，我听过他们意见之后，则告诉他们：无论以什么口实，在大后方闹学潮都是予敌人以反宣传的口实，使抗战蒙受不利影响。这就使他们更觉得自己理直气壮了。 我还抽出时间，去看陈雪屏（他正卧病在床）。我和他谈到这次的学潮，他说：“这次的学生运动，是偶然触发的，这是由于物价上涨，生活很苦，兼之学校环境和图书设备均差，学生情绪有些波动的关系。现在一般人心理上已经发生变化，多不愿继续再闹下去被人利用，虽有人提出‘新五四’口号，但不会得到多数人赞成的。只要因势利导，可以逐渐平息。”我从他这里得到多数人的态度正在变化的情况，对于我处理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经这些天的谈话和访问，内外的情形，间题的症结都已了解得差不多了。三青团联大分团内部的分歧也酝酿到可以提出解决的地步，这是平息学潮余波的关键。 我决定召集三青团联大分团干事会，检讨该分团对于这次学潮的认识与领导，和如何平息现在尚存在的余波。在这次干事会中，姚从吾、李其泰都做了检讨。他们说：事情发生后没有能使团内一致，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请求上级给予处分。还有人提出；这次学潮，完全失去掌握，弄到手足无措的状况，实在是我们分团的一个错误。现在有些团员还在继续闹，我们应该批评纠正。发言的内容大都属于自请处分，制止团员自由行动，力求团内一致等意见。 我从他们的报告中感到，这件事情确实是临时偶然发生的，罗隆基他们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而三青团内部步调不一，则是不能阻止这件事发生的重大关键。最后我说：“这次昆明发生学潮，虽然事前不及预知，但我们有这么多团员，没有适切的处置，使步调一致．这是联大分团最大的错误，今后要接受这次的教训。为了使团内一致，我主张最近召集一次全体团员座谈会，并欢迎非团员参加，公开讨论‘大后方学翻与对抗战的影响’问题”。大家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了。这也是事前和姚从吾交换过意见的。我为什么要这样提法呢？因为飞机运狗事件，蒋介石虽对我说没有那回事，我却不敢相信；《大公报》虽然事后有个否认该消息的声明，但词句比较含糊，而且是登在不重要的地方。可见飞机运狗，是确有其事，我当时为了维护反动统治，达到平息学潮的目的，就有意撇开飞机运狗有无其事的间题，免得继续引起义愤，而冠冕堂皇地提出讨论“大后方学潮与对抗战的影响”问题，以转移视听。 记得是利用星期六的晚上，在工学院（当时是三青团在联大势力最大、团员最多的一院）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四百余人，由姚从吾任主席。他宣布：“今晚的座谈会是谈一谈‘大后方应不应该有学潮？’无论赞成的或反对的都可以充分发言．并可自由讨论，尤其欢迎参加今晚座谈会的非团员踊跃发言。”由于在事前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反对继续再闹的意见已酝酿到“理直气壮”而又形成多数的地步，因而凡是主张继续扩大运动的人发言，都遭受到多数人的批评和围攻。我记得当时最突出的一个学生，名字叫陈涛，他说话锋利，态度最激昂，主张反孔运动应继续进行。有五六个学生抓住他发言内容的漏洞，批评他反间他。使他逐渐感到势孤气馁了。 这时大家发言虽仍踊跃，但预定时间（两个钟头）已到。有人提议请我做结论，等最后一个要求发言的发言完毕。我就说，“在大后方发生学潮，一定会使抗战前线蒙受不利的影响，并给敌人的反宣传口实，在今晚的会上，已经辩论得很明白了。因此，前几夭所发生示威游行的余波应该完全结束，恢复照常上课秩序。以后如有类似事件，在酝酿时，我们应即本着顾全抗战大局的精神，说服消弧，不使影响前线抗战，再不能发生有利于敌人的事情。”我说完提出：“大家如果同意我所做的结论，请举手。’会场上压倒多数的人举了手。主席宣布散会。就这样，我利用了多数青年学生爱国心理，压制了主张继续扩大运动的学生。我最初思想中很注意的是有没有共产党在里面操纵？到了问题解决后，事实证明没有这种迹象，才放下这件心事。 学潮处理以后，姚从吾向我提出辞去分团主任职，力主以陈雪屏继任。我两度和陈雪屏商量之后，他同意了。我回重庆后，提出准姚从吾辞职，以陈雪屏继任联大三青团分团主任。这是我第二次到昆明。 我从昆明回到重庆，过了两天，又是蒋介石的官邸会报，我参加会报时，简要地向蒋介石报告了昆明学潮处理的经过和结果，结语说“这一次算是完全平息了。有些学校当局对我表示，物价不断上涨，教职员待遇和公费生米津如果不适当调整，到明年三四月间是很麻烦的，我也认为值得注意。我建议请有关部门预为考虑处理。”我刚一说完，蒋介石大发雷霆地说：“这就害怕了？这就没有办法了？你们这些人真是没有出息的！”我当时有些莫名其妙，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发脾气呢？吴铁城起来对蒋介石说：“请勿生气，我约大家即刻去商量。”同时，吴铁城就宜布：“请朱家骤、陈立夫、张治中、康泽即刻一同到中央党部开会。”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我们转到中央党部秘书处。我很不开心地说：“我处理错了么？我报告错了么？”昊铁城和张治中都嘻皮笑脸地说：“这不是发你一个人的脾气，也不是在骂你一个人，是骂给我们大家听，是要我们来想办法。”他们交换意见的结果：第一，关于教职员待遇和公费生米津的调整，由教育部统筹计划，送蒋介石核定。第二，由中央组织部和三青团中央团部通令各级党部和团部，协同注意，预为防患。我因当时心情不愉快没有发言，对中央团部通令各级团部的文稿内容，也没有印象。这件事情就这样作了结束。 （三）兰赴昆明亲自主持三青团夏令营 1942年夏，三青团中央团部决定在昆明举办夏令营，我被派为主任，裴存藩、陈雪屏为副主任，鲁冀参为教务组长，郎维汉（黄埔六期生、原复兴社员、三青团中央组织处指导组长）为训育组长，刘志寰为总务组长，林同济（云大政治系主任，无党派，接近三青团）为政治总教官，马约翰（联大教授）为体育总教官，总队长姓名已忘。各级队长多在驻昆明的第五军及五十四军调用。各队训育员，多在三青团云南支团及联大、云大等分团调用。召集范围为联大、云大及云南之高级中学与专科学校，除三青团员外，志愿者经学校当局或分团部介绍亦可参加。总计男女学生约七百人。 训练目的、内容及管教实施方法、步骤，与重庆及其他各地举办的一样。唯昆明夏令营特别注重联大三青团团务发展及与教授之联系。除原定各门课程之教官，多在联大及云大聘请外，并额外请著名教授作特约讲演，并曾举行过座谈会，交换关于夏令营及三青团工作的意见。我记得如张奚若、潘光旦、钱端升、蒋梦麟、梅贻琦、熊庆来等都曾到夏令营讲演过，并参加过座谈会。这是为了争取教授们对三青团的同情与有利于平时联系工作： 联大学生人数，在夏令营占第一位（约三百人），由于陈雪屏、姚从吾事前的鼓励，在夏令营布置营舍（借住西门外昆华中学）、修盖屋瓦、装修电灯和清除垃圾等活动中，联大学生均自告奋勇，义务服务。开学以后，他们在生活上和学习上也做出榜样。营内伙食、合作社、理发室、邮政代办所也均是他们带头创办的。我当时对他们很表满意，希望他们在夏令营的受训中，提高对三青团的认识，将来在联大发挥更强大的作用。曾请重庆的叶青（即中共叛徒任卓宜）到昆明来作特约讲演，专门从理论上和行动上批驳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他们纯洁的心灵中，散布反共思想。云大学生在夏令营占第二位（约百余人），他们也不甘落后，和联大在各方面观摩比赛。昆明夏令营有了这两个主要的大学学生，而人数又占过半数，在营里带头竞赛。因此，一切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原来未入团的，在第三周及第四周时都先后申请加人三青团了。 在1942年度所办的夏令营中，计有灌县、汉中、南岳、贵阳及昆明五个。其中昆明是最有成绩的一个。因为举办了这次夏令营，联大分团以及云大分团等成为更可信赖的一支反共力量，有能力和有办法掌握学生会和各系系会的领导权，从而能有效地预防学潮和镇压学潮。这是我第三次到昆明引为得意的成绩。 （四）指导各校三青团掌握学生团体 在此期间我还指导各学校三青团分团，掌握各种学生团体。 我从处理昆明反孔学潮中体认到：只要是学校里发生了学潮，蒋介石总是要责成三青团，尤其是我去处理；学校里要预防和镇压学潮，除三青团学校分团本身的组织以外，必须掌握各种学生团体，联系更多的学生群众形成绝对的优势。我为免临时束手无策，应付不逸，要求各学校分团进行掌握学生团体的工作。我指示他们：三青团必须取得组织学生会的领导权，并以此作为衡量三青团各校分团有无成绩的标志之一。而各系系会是全校学生会的支柱，尤其要鼓励他们首先争取能予控制。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各主要大学，如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西北联大、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云南大学、同济大学、东北大学等学生会的领导权都先后为三青团所取得。对学生会以外的如体育活动、壁报组织和文娱团休，也要求他们发起、参加和争取领导，作为联系更多学生群众的纽带。如中大、重大、复旦等校的体育活动，始终都是为三青团所领导的。西南联大的壁报组织，多数也被三青团所掌握。受三青团影响或掌握的文艺团体、戏剧音乐团体，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也均曾有过。在这段时间里，各大学所成立的青年馆即成为此等活动的中心。所有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扩大三青团在学校中的组织和影响。 我指导他们的方式：第一，是用三青团中央团部的命令或训令，这是由三青团中央组织处承办、书记长署名发布的；第二，是团中央组织处的通告，或各学校三青团负责人与我之间的函电，属于日常工作的问题或各学校个别的问题以用这种形式为多；第三，是他们来见我，或我约他们来，或我去出席他们的会议。在重庆附近的学校，如中大、重大、中工、乡师、复旦等，各校三青团负责人有间题来找我，或我约他们来，这种情形是常有的。我去昆明或成都，也同样有这种情形。尤其在重庆附近的学校，我平均每个学期总要到各大学、或大学区去出席他们的干事会或座谈会一次或两次。我注意听取他们关于团务发展状况、学生团体掌握情形、有无共产党和左倾分子活动的汇报。在这些场合中，我经常鼓励他们：要保持团内一致；要确实掌握各种学生团体的领导权，要压倒共产党和左倾分子在学校中的活动。我曾在重庆沙磁区对中大、重大，在北猪对复旦，在昆明对联大、云大三青团干事会或在座谈会上都讲过这样的话：“有了三青团员和三青团的组织，如果这个学校还有共产党的活动，甚至占领某些学生团体的领导权，还闹得起学潮来，那就是三青团员的耻辱和三青团组织的无能！”在这些方式和内容的鼓励之下，三青团在各大学，尤其是主要的大学，逐渐形成了优势。如对某些地区感到特别重要，或对某些学校感到三青团的工作不够理想时，便在这些地区举办夏令营，或从这些学校多调学生参加夏令营。在重庆、成都、汉中几次举办夏令营，在昆明特设夏令营就都是为了这些目的。我每年都负一个地区的责任。如，1939、1940、1941、1943年我在重庆，1942年我在昆明，1944年在成都。经过以上这些努力，各学校，尤其是主要大学的各种学生团体的领导权多已为三青团所掌握。同时，三青团团员人数亦有相当的发展。在各大学团员的人数约占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不等。因此，在昆明学潮发生以后，至我离开三青团中央组织处的近四年间（1941年10月-1945年8月），各主要学校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政治性的学生运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指导各学校三青团分团掌握了各种学生团体，形成了反动力量的优势，发生了预防和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作用。 当时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等几个三青团分团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均占优势，是预防和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支柱；而复旦大学分团所领导的反动势力与进步青年的潜在力量，则几乎不相上下，该校就成为时常发生动荡和变化的地方（多是发生在争夺学生团体领导权的问题上）。我对于前者逐渐放心；对于后者颇为顾虑。因此，复旦大学三青团分团的主任或书记来见我，我约他们来，或我到学校去的次数都比较的多。终于决定改组了该校三青团分团部，把原主任陈昌（复旦体育系主任、复兴社员，对反共工作热心有余，但领导能力，尤其在该校的学术地位不足，影响工作）调为监察，而以林一民（复旦教务长、复兴社员、老同盟会人员）继任分团主任，以增加该分团在复旦的力量，以便与复旦著名进步教授张志让先生（当时在复旦任院长）分庭抗礼，改善该校三青团分团的工作条件。 大概是1943年下学期，私立中华大学（原在武昌，迁到重庆南岸，校长是陈时，据说属国家主义青年党）三青团分团书记来见我，报告说：“中华大学有几个左倾分子策动请张志让到学校来讲演，已经出了布告，定了时间，无法阻止口我们准备给它一个扣击，以免增加左倾分子在学校里的声势。”我问：“你们准备怎样做？”他说；“我们准备发动团员和同情我们的同学都去听讲，占领多数座位，等他讲演时，我们就派人当场质问、批评和反对，把秩序捣乱，不让他继续讲下去。这样，左倾分子以后就不能再发起什么事情了。”我说：“可以，但要事前准备周到。”过了几天，他又来报告说：“讲演的那一天，张志让准时来了，听众座位上多数是我们的人。他讲演不久，就批评到政府，我们的人就起来质问他，有人装得温和些，有人做得激昂些，有人要他承认错误，有人吼叫他停止讲演。支持他的人．被找们的声势压倒。张志让不明情况感到无法继续讲下去了。我们有几个人就乘势走拢去，劝他即刻离开学校，并表示负责保卫他，把他送到江边。到达江边时，我们这几个人又要他表示以后不再到中华大学讲演，并强迫他签字，然后才让他上船。我们送他的人回到学校，左倾分子也没作任何表示。我听完他的报告以后，很感满意，嘉勉他们做得好。 九、战时青年训导团 皖南事变后，以何应钦为主席的中央党政军联合会报决定：各机关、部队、学校应即将共产党及共党嫌疑的分子清除，设战时青年训导团，收容训练，感化考核。我被派为主任。 （一）训导团是一所变相的集中曹 战时青年训导团，名义上隶属于内政部，实际上是由三青团中央团部以我为代表来主持的．受联秘处（即联合会报秘书处）指导。它的目的，形式上是：“为维护治安”“矜恤刑典，? ? … ”实际上是对进步青年施以强迫性的歪曲教育．企图使他们变成反动统治的工具。它的任务是：接收各机关、部队和学校所清除的共产党及有共党嫌疑的分子。 各学校对于进步分子、共产党或有嫌疑的分子，采取开除或淘汰两种清除的形式。但怕因此引起学潮，常不采用公开开除方式，而采取在每个学期终了时只通知其本人的淘汰形式。在皖南事变以前．被淘汰的学生尚可要求学校当局发给转学证书，转人其他学校继续求学。皖南事变发生后，教育行政机关规定：被淘汰的学生都必须集中到军警机关，解送至一定地点（如四川的成都、重庆、贵州的贵阳），由训导团派人接收管训并进行考核。我记得，训导团曾派人到重庆、成都，向当地卫戍总部、宪兵司令部及警备司令部等机关接收过被清除的大中学生及各种公务人员等，共约七百余人；在贵阳还设有临时的接待站，似还派有武装押解，到达重庆五云山后，按人数及性别编队，分大队、中队、区队及分队，各级队部设队长，区队以上设指导员，队长及指导员多为中央军校特训班毕业学生。总队长先是柯蜀耘、后任是欧阳英，均为黄埔军校毕业，由他们负管理和训练的责任。1941年10月开学。 战时青年训导团总团（即重庆训导团）这所变相的集中营，设在重庆青木关、北磅公路右侧约七人华里的五云山。这是一个旧式的山寨，依四面悬崖，筑有石寨墙，将五个相联的山头围于寨墙中，周围约五华里，内有庙宇三四座，规模相当宏大，周围又围有高七八层的土墙，这是寨内的主要建筑（有一所相当大，有两个院子相连），在庙宇后的山坡间。寨内有相当面积的耕地，分配给各队种植蔬菜，即受训人员劳作场所。寨内仅有三个门，除正门与如鹅项颈的一个小山头相连外，其余两门系人工用石头依崖砌成破坎，相当陡峻。所有周围寨墙，凡有缺破，或樵采可爬之处，均经修砌裁削，警卫队分驻于三个寨门，并不时分路巡逻，尤其在夜间，戒备森严。所有受训人员，除在规定时间，整队出寨劳作外（因寨外还有分配的耕地），不得出寨门一步。寨内饮水不够，各队须轮流出寨到河边担水，这也是规定的劳作之一。各分队长规定要与受训人员同住一个寝室，上课时同道上讲堂，吃饭时间在一个食堂。受训人员的全部生活起居行动，以致于上厕所大小便，都在他们的管理与监视之中。各中队长、指导员和区队长则住在与各中队大寝室相连接或附近的另一房间，不时督察。各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一个独立中队。独立中队是女生队，依人数多少编为中队或区队）则负全部督率之责。 （二）训练内容和考核程序 训练的内容有：政治训练、军事训练和补习教育，政治和军事训练是全体一致的。政治训练课程以三民主义和蒋介石抗战言论选辑为主，要讲，要读，还要讨论，企图藉此去改变受训人员的思想，对共产党和共党理论的批评也是在这些课程之中进行的。军事训练，重点在军纪的教育，即是注重于制式教练，企图藉此养成受训人员的服从现含。劳作也是包括在军事训练时间之中，完全由各级队长督率领导。补习教育，是根据受训人员的不同程度，分级分班教育，这是为了他们今后复学或就业所必须补习的课程。此外．还有训育，其中包括小组讨论，个别谈话，写自传等。所有课程（主要是政治课程）选定、教材编审和教、训工作如何密切配合，由研究室负贵研究，随时捉出改进意见。研究室主任叶青是留俄学生，共产党的叛徒，是我请他来担任这个职务的。他又替拢介绍了郑学稼（当时似在复旦做教授，也是中共叛徒）、张铁君（当时似在社会部做专员、也是中共叛徒）等，参加研究室工作，并兼任教官。他们常发表文章批评共产党，是反共专家，我很优待他们。我吩咐为研究室特别找一个院子，给他们单独使用（在寨门外，靠近寨子不远的地方），便于他们搜集必需的资料住日在重庆所能购得，或邮检及新闻梭查机关所能索得的书刊报纸和团内教材、训育材料，以及学生所写的自传等）以供他们研究和参考。约在半年后，由他们设玉了甲套课程和训育内容的基准材料，作为总团（即在五云山的重庆训导团）及各分团的依据和参考。徐佛观从陕北调回重庆，我曾找他兼研究室副主任，他只去了一个很短时间，不久即因不愿继续和叶青一道工作而离开了。在这段时间前后，叶青向我建议：在每一期毕业（每半年为一期）的受训人员中，就表现好的（指接受反动观点好的），文化水准高的挑选几个人当研究生，参加研究室工作。我同意了他的建议．先后曾有十余．人被挑选做这件事。叶青曾主编一个《新时代》周刊（也许是半月刊），由三青团出印刷费，研究室的人写稿，多是直接或间接批评共产党的文章、供给总团及各分团阅读，也在书店公开出售。 这些受训人员，在六个月训练过程中．经各级训育人员和各级队长的考核和观察，逐级加注意见，最后由训育组和总队部等会同审核，并签注处理意见，这多是由副主任或训育组长主持。他们认为思想已有转变和行为表现良好者，签注准予复学或就业；认为尚有问题者，则签注留团继续训练。在一个训练阶段的审核完毕时，即是每期将届结束时．由团本部召集一次团务委员会（我出席的次数不多），该委员会是由参加联合会报的教育部、内政部、组织部、政治部、三青团中央团部、中统及军统等机关的代表所组成。由负责人（多是由副主任代表）提出本期某中队或某几个中队受训人员的训练经过、考核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出席人参加意见，讨论通过后，即成为处理这一期受训人员之定案。然后由训导团用正式公文请求有关部门核办或转伤办理。例如，准于复学一类的公文，则送达教育部。此类公文，多由专人送发给其出席委员会之代表。教育部于收到此项正式公文及学生名册时，再酌情决定给于复学或转学证书。准于就业人员经内政部转有关部门，分别安置。这些复学和就业人员的安排决定后，训导团规定要他们到所在地的三青团报到，以便取得联络。同时，用三青团中央组织处的名义，把这些在训导团受训后准于复学或就业到各地、学校人员的名册．通知各该地和学校的三青团部，并要他们对这些人（当中也有些在训导团时参加了三青团的）继续考察。 （三）出任故时青年训导团主任 当中央党、政、军、团、特联合会报通过设立战时青年训导团的决定时，联秘处首先认为我办特种教育有经验，各方面都可以通得过。衰永馥（复兴社员，中央政治学校毕业，曾任特训班主任秘书，系我所提出，代表三青团中央团部参加联秘处工作的）回来对我报告了这一情况，我当时说：“这件事情是很麻烦的．训练后的安置是很大的问题，弄得不好会成为很重的负担，还是不管的好。”袁说：”这个训练机关规模相当大，你不负责就会落到CC手里。自从别动队被改编以后，有些人还没有工作，你以这个名义兼任．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安置问题。他们对这种工作也很相宜。联秘处大家一致主张请你负这个责任。萧毅肃（陆军大学派，复兴杜员，时任军委会高级参谋，颇得何应钦之信任，兼联秘处秘书长）特别要我把这情况转报你，并极力主张你干。”我表示首肯后，萧毅肃就以联秘处秘书长名义向何应钦提出由我兼任训导团主任。何应钦无异议，转请蒋介石核示，蒋介石便批准我负这个责任了。 我接到兼任训导团主任的命令以后，首先预定了找徐君佩做副主任。徐君佩当时在中央团部训练处任副处长，他是中央政大毕业的，复兴社员，留美在米苏里大学研究过人事行政学，曾任中央组织处登记组长、陆军大学政治主任教官，并曾代表三青团出席1938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他和我历史关系很长，人很活跃，反共立场坚定。这是我找他将来在训导团代替我负实际责任的原因。我要他协同袁永馥商承萧毅肃起草训导团组织条例、训练大纲和编制预算。我告诉他的要旨是：训导团的组织，大体上可参照特别训练班；要设置团务委员会．请有关各部门参加联秘处的代表任委员．作为对训导团的设计、指导和监督机关；在团本部要设置一个研究室，聘请研究员及助理研究员若干人，以研究和改进教、训工作并充实其内容；编造能容纳500人至1000阅人的编制及预算；其他事项由你们去研究。经过几天，徐君佩和袁永馥把组织条例和训练大纲两个草案提出来了。组织条例草案包括了我所注重的要旨，训练大纲草案也符合于我的意图。我就核定送联秘处。 在联合会报开会讨论时，关干组织条例中战时青年训导团的隶属问题，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提出：“为了使社会上不把训导团看得太严重起见，以隶属于内政部为宜。“大家都没有异议。主席何应钦当即决定：“将原条文隶于军委会，改为隶属于内政部”。对条例中“训导团设主任、副主任、秘书室、教务组、训导组、总务组、研究室、总队、大队、中队、区队、分队及苦卫队等．分负各部分责任，并设团务委员会，作为设计、指导及监督机关。”大家均无异议通过。关于训练大纲第一条，魏道明提出修正意见说：“就法律的观点，不能把这件事情说是党派或思想的问题，应当说是政府在抗战期间不能不维护后方治安，又爱惜这批青年的前途，所以才设立这个训导机关。因此，第一条我主张修正为：‘为维护治安，矜恤刑典起见，特设立战时青年训导团，以收训思想不纯、性行不良之青年，使能为抗战建国贡献能力为目的’。”我当时觉得这样可以更冠冕堂皇。因此，我起立发言说：“这个意见很好，我完全赞成。”于是这一条的修正也就通过了。其余各条，如：课程分类、指导、启发与考核并重、严格的军事管理；每六个月为一训练阶段，每一期在一训练阶段的过程中经考核及格者准于复学及就业；其不及格者，继续受训等，亦经一一讨论通过。根据组织条例确定的编制与预算．计学生一个总队辖三个大队，每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中队辖三个区队，各区队辖三个分队，每分队学生14人，约计总数一千一百余人。这是编制的最高数额。至于实际上究竟设几个大队、中队，则随各地送来的实际人数决定。团本部及各队长教职员，共约一百余人。这是编制的大概。训导团隶属于内政部，薪给标准较军事机关学校略高；各种费用如训练设备、公费杂支，亦相当宽裕。其每月预算数额因人数与物价变更而时有调整。 在训导团组织条例和训练大纲决定之后，我即衡量主要干部的人选，决定：调孟体廉（留美学生，华西大学教授，复兴社员）任教务组长。继任孟的是辛仙椿，他是留日学生，复兴社员，当年曾在特训班任政治总教官，在特训班里讲“孙中山遗教”颇受学生欢迎。调刘琼任训导组长（当时在三青团中央团部训练处任组长，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复兴社员），以张其学为总务组长（当时任三青团川东区团主任，复兴社员）。但在筹备工作中，张与徐君佩意见相左，不能同处，我派他仍回川东，以江英继任（江英当时任三青团江北区分团主任，江北县参议会议长）。以柯蜀耘为总队长，他是军校七期毕业生，曾在南京特别研究班受训，复兴社员，先后在别动队总队部任考核股长、情报股长：他所提出经我核定的大队长，都是在特训班毕业的，也是复兴社员，并在别动队参加过工作的。以李光模为普卫队长，他是特训班一期学生．复兴社员，曾先后在别动队及特训班工作，并任过特训班练习营营长。训导团的警卫队，即是由特训班练习营中拨出一部分（可能是一个连）作基干组成的。我当时找这些人担任训导团各主要部门的职务，在我心目中的条件是：靠得住，即反共的立场坚定；经验和能力适合于这种工作和这个工作环境。因为我把这个训练看得不是很容易的，而我自己又不能有很多时间去关照。研究室的主任一职，在考虑组织条例时，就已预定是找叶青担任的。团本部组以下的教职人员（组以下还有股），大队以下的各级队长和各级指导员，多是由各单位主管人员在三青团、特训班和曾在别动从服务过的人员中提请核定。有一些教官，则依课程需要，就近在中大、重大及朝阳大学聘请兼任。从整个说，训导团的人事是以我为中心，把三青团、复兴社、特训班和别动队交织起来的一个体系。由于这样，我虽很少有时间去关照训导团的事情，却也可以放心了。 团址选择在兴隆场五云山。是徐君佩、张其学陪我一道去察看决定的。我们把山寨周围及里面的建筑物察看一周，觉得这里很适合，就当即决定了卜并表示愿付三万元作寨内小学的迁建费。由总务组长张其学出面和地方上签订了一个合同．获得五云寨内及寨脚下一片土地的使用权，合同内写明：将来训导团不用之后，包括新增添的建筑在内．一并交还地方。 （四）训导团的“成绩”和结束 我兼任训导团主任，将近四年（1941年10月一1945年8月）；代替我负实际责任的副主任，先是徐君佩，后是汤如炎（黄埔四期生，曾任汉口缉私主任、办公室秘书、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科长。三青团成立后，先后任中央组织处组长、秘书、副处长，1943年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会后与徐君佩对调）。1945年8月，我解除一切职务出国时，训导团由汤如炎代表我办了结束。我当时的印象：训导团大概办了七期左右，侮期平均约六七百人，经过训练的人员约五千人。 在受训人员中，我特别有印象的是航空委员会送来的新疆航空学校16名学生，他们已经完成了中级飞行，下一步应该学高级飞行了，却被学校当局认为思想有问题，由航委会转送到训导团来。经训育组、总队部及驻队训育员考核结果．证明他们只是和航校的队长闹意见，而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我曾亲自见过他们。训导团决定送他们回航委会，后来不知道航委会如何安排他们的。 在训练过程中，除了先后发生一人逃跑未遂，和一个患神经病外，余皆平静正常。根据训练和考核结果所提出的处理意见，在团务委员会上，中央各有关部门代表多能信任支持。在当时认为这是很大的"成绩”。 （五）训导团各分团概况 1 ．东南分团（上饶集中营） 1941年10月，重庆训导团成立后，联秘处通知将第三战区训导总队隶属于重庆训导团，改称东南分团，仍就近受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之指挥监督。曾由重庆训导团本部获得顾祝同之同意提请以卢旭（保定军校出身，三战区长官部办公厅主任，随顾祝同曾任第二师副官长、警卫军副官长或许是参谋处长。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顾祝同，是顾祝同亲信的老干部之一）为东南分团主任；张超（黄埔五期生，复兴社员，自1932年在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受训后，别动队成立时任别动队中队、大队及支队指导员，1939年春，别动队改编后，他才被留在三战区任高级参谋，后来还参加了三青团三战区支团工作，任支团常务监察，事实上代表我在三战区支团内发生联系作用）为副主任，由张超负实际责任。他们原来就是三战区训导总队的负责人，只是名称上和组织上的改变而已。三战区的训导总队，原由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指战员组成，在改称东南分团时，我的印象，约有千余人。三战区党政联合会报，根据中央联合会报所定工作纲要，又在该战区所辖机关、部队及学校内清除共产党员及嫌疑分子，一并送东南分团“管训”。因而该分团人数，曾增至两千余人。该分团成立时间比较早，在重庆总团成立之前。它的结束，则与重庆本团的时间差不多。 重庆训导团本部呈准核定各分团的编制和预算，是按人数多少，分甲，乙，丙三种。甲种编制设主任，副主任，教务、训导、总务三组及总队部。乙种编制，不设总队一级。两种编制，只设教导及总务两个组和一个大队部。东南分团当时是被核定为甲种编制的分团。日军进攻浙赣线时，该分团曾由上饶迁闽北一段时间，日军退出赣东北后．又迁回上饶。当时曾闻该分团在迁到闽北途中，曾发生逃亡，逃亡多少人，以后又如何处理，他们没有报告，我也没有去过问。这是联合会报规定各战区可以自行处理的，不需要向总团报告。 2 .豫皖分团 大概在1942年上半年，何应钦交下汤恩伯电请在他的驻军辖区内，设立一个训导团分团，并推荐李铣（黄埔一期生，曾任团、旅长，1928年曾在侍从室服务，后来在汤部工作，当时大概是任副军长）为主任，重庆总团签发准其成立，并准照派所保主任及副主任。这个分团的编制核定为乙种，人数约四五百人。这个分团和总团联络较少，它一切都是根据汤恩伯的意思办理。1944年汤恩伯在中原吃败仗，全军溃败，这个分团也归于乌有了。这个分团共约办了两年（1942年一1944年）以六个月为一期计算，可能办了三期到四期，经过它“管训”过的人数，可能有一千五百人到两千人之间。 3 ．五战区分团 1942年夏，何应钦交下李宗仁电请在五战区内设立训导团分团，并推荐徐会之为主任。徐系黄埔一期生．中共叛徒，复兴社员，时任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兼三青团五战区支团主任。重庆总团签准照办（各分团主任、副主任人事，签请委派或加派，均须先得我允许，才能签办），并请加派吴双翱（黄埔六期生，复兴社员．曾任特训斑政治队长、大队长、补训处团长等职）为副主任。负责收训五战区所辖各机关部队及学校清除的进步分子。该分团核定为乙种编制，每期人数在四百到五百之间。团址在距老河口（当时五战区长官部）约五十华里处。该分团各级千部，以吴双翱白重庆带去者为多，与重庆总团联络亦较密切。1944年，日军“扫荡”鄂北，襄、樊、老河口相继失陷，这个分团也就结束了，办了大约不到两年（1942年夏到1944年），约办了三期，经过它“管训”过的人数，约在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之间。 4 ．衡阳分团 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之间，何应钦交下瑚南省主席薛岳、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分别电请在各该省设立训导团分团。我从联秘处获悉，该两省需要送训的人数不多，因此，我签发意见，由总团部批复，决定在湖南衡阳设立一个分团，收容该两省送训人员，并以李一民（黄埔三期生，日本经理学校毕业，复兴社员，曾任南京厚生消费合作社理事长，当时在湖南任省府参议）为主任，姚渐遥为副主任（黄埔四期生，复兴社员，曾任潘佑强在特训班时期的大队长，当时在湖南赋闲），教导组长似由重庆派去，名字记不得了。大队长是史芬（特训班一期生，复兴社员，曾在特训班任分队长、巡缉支队中队长、执法队队附）也是由重庆派去的。该分团核定为丙种编制，每期人数，约两百左右。1944年日军直趋湖南，该分团曾迁至湘西，随即办理结束。该分团共约办了一年左右，先后办了两期，经过“管训"的人员，约在三百至四百之间。 5 ．西北劳动营 1944年，军委会通知，西北劳动营隶属于训导团，其预算列人各分团预算之内。从此重庆训导团有将西北劳动营所造预算转报之责任。其他如名称、组织、人事及实际上的指导监督等，一仍其旧（即是仍由胡宗南直接指挥监督），我不能也不愿去过问。就我所知道的西北劳动营，是在1939年胡宗南请准蒋介石在西安成立的。当时的目的，是收训国民党部队在封锁线上拦阻和扣留奔往陕北的进步青年。在那段时间，胡宗南兼该营主任，由教育长萧作霖（军校六期生，复兴社员，曾任河南军管区参谋长）负实际责任。该营的规模相当大。1941年皖南事变，重庆中央党政军联合会报成立后，西北各机关、部队及学校所清除之共产党员及嫌疑分子均由该营收训。 1943年春，我因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会到西北监选，到了西安，谷正鼎（当时任西北行营政治部主任）曾引我到西北劳动营看一看。这时，谷正鼎已继胡宗南任该营主任（事卖上仍是由胡宗南所指定的一个副主任负实际责任，这个副主任是黄埔四期生，浙江人，当天也曾和我见过面，名字想不起了）。我当天唯一的印象是该营所有受训人员，都有一个速写画像和简历片，插在各队的名牌上。我当时觉得；这样可以帮助管训人员对受训人员的认识，容易监视。后来，我回重庆，曾告诉训导团训育组也要依照这样做。四44年，西北劳动营名义上隶属于重庆训导团后，由于我顾虑是胡宗南在直接指挥和监督的关系，没有过问，因此，没有更多的印象。 1945年8月以后，重庆训导团请准结束。西北劳动营似仍继续存在，不知道它办到什么时间才告结束。我在未出国前微闻该营先后曾有受训人员打大队长和百余人集体逃跑情事。当时我心里一方面是幸灾乐祸、另一方面想，如果由我直接管理，是决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1944年l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派送第五批将校到印度蓝木加（地名）盟军史迪威总部训练中心参观学习，我以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关系被派参加，并被指定为领队，参加将校级军官共计110人。在昆明集中后，由美军飞机送往蓝木加。 康泽及其领导的反共组织 钟石痴 [作者时任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特训班办公厅副官、三青团武汉筹备处总务组长。] 一、康泽的身世和家庭情况 康泽别号兆民，出生于四川安岳龙台场乡下一个穷人家里。父亲操杀猪业，在康泽长到五六岁时即已死去。他有一个弟弟名康健，兄弟俩全仗他母亲勤扒苦做来维持一家三口人生活。在他住家附近有一个姓冯的私塾老师，是一饱学老夫子，在一堂私学教书。适逢有个亲戚给了康母400小钱（当时是用成串的铜钱），她就央请冯老先生以这姆。小钱做学费，让康泽去上学。老师见到这孩子记忆力强，读书专心，很是喜爱。一年过去了，成绩不错。第二年开学时老师就主动向康泽母亲说：不要她出学钱，仍让康泽在他私塾读书。由此就在这冯老师门下读了六七年私塾。这一年适逢安岳县改办新制中学，许多私塾学生都前往报考，康泽得到冯老师的鼓励和亲戚的帮助，也往报考。安中校长姓李，见到康的考卷很赏识，字也写得好，就免费让他入学。在康毕业那年，这位校长的弟弟李岳阳．曾在川军某部做过团长，后来到广州考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分派在刘峙师做营长，这年请假回安岳老家探亲，得他哥哥李校长的推荐，就把康泽、贺明宣等人带到了广州，考人黄埔军校三期人伍受训。康泽的妻子名朱素怀，是四川旧军阀朱兆南师长的小妹。康的大儿子名康仲谋，二儿子名康亚谋，1947年康泽在襄阳被俘以后，两子即随其母住在南京，南京解放前夕随国民党逃往台湾。 二、康泽的经历和活动 康泽在黄埔军校三期步兵科毕业，受训时期即从事反共活动。那时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校内组织一个“青年军人联合会”，灌输进步思想，发展组织。蒋介石即指使心腹、该校教务主任王柏龄出面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以相对抗。这两个组织在学校斗争异常激烈。康泽这时即伙同黄埔一二期学生贺衷寒、胡宗南、萧赞育、刘泳尧、黄雍、周复、邓文仪等在一起，充当了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和打手，因而受知于蒋介石，认为是他的“得意门生"。同时还得到王柏龄、何应钦、顾祝同等人的重视。所以康泽在军校毕业后，即被派送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任蒋介石侍从参谋，北伐期间，改任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训处第一宣传大队大队长，由上校递升至少将。到别动队任总队长时晋级中将，连获“宝鼎”云靡勋章。许多人事的考核权、同意权，蒋介石有时都交与康泽执掌。在蒋介石面前的黄埔学生中，算一个红得发紫的“天子门生”，也是最早一个得到蒋介石圈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康的寝室内，镶有一帧他同蒋介石合照的放大照片，蒋介石坐在花园中一把藤椅上，康身着戎装佩剑、挺胸立正，倚立左侧。这一镜头，酷似我们曾见过的蒋介石当年在永丰般上侍立在孙中山侧面的姿态，一模一样；这就足见蒋介石对他这一“得意门生”的重视。康泽不只是蒋介石最忠实的“天子门生”，更是蒋介石赖以支撑他反动政权的“十三太保”之一，是蒋介石梦想实行法西斯专政，组织“复兴社”，出谋划策的创始人之一。"复兴社”的规章制度、组织纲领、纪律条例、宣传提纲，都是由他规划起草的。康泽曾任“复兴社”南京总社常务干事兼该会宣传处处长、对外公开宜传机构《中国日报》社社长（社址在南京明瓦廊），并曾一度担任该社书记长。他是秉承蒋介石的所谓"国策”:“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这一反动透顶的原则办事的。从一开始康泽就参与蒋介石反共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联合秘书处。康的手下还笼络了不少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分子、叛党分子、托派分子、反动的文人，如叶青（任卓宣）、柳宁、张国煮等等。还有一些反共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在抗日故争时期，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增设政治部，初由陈诚任部长，继由张治中任部长，下辖三厅，第一厅长刘泳尧，第二厅长康泽，第三厅由郭沫若担任厅长。社会上就形象地讽喻这一机构说：第一厅是饭厅（意指管理锉叙和人事任免）；第二厅是会客厅（意指每日来见康泽的人，络绎不绝，途为之塞）；第三厅是舞厅（意指每日排练歌舞演出等）。可见康触兔面之广，是遍及全国的。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玲咖山开会，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发表告全国青年书。由蒋介石明令解散’‘复兴社”．随即指定朱家骤任三青团中央千事会书记长，康泽任干事会干事兼组织处长，负责筹设三青团中央团部。又于武昌络伽山筹设三青团青年千部训练班，由康担任主任。三青团组织大权就全操在康一人的手里。在此同时康还兼有其他职务，如中央军校特训班等。 康在飞黄腾达的同时，不免会遭到蒋的左右和黄埔同学的妒忌和计瀚，也有来自蒋的偏听偏信和遏制。蒋介石集团的内部派系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使得康内心里惶惶不安。尽管如此，他在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上仍是不遗余力的。 1942年3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决议召开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派康泽任大会筹备处主任，第二年同月大会如期召开，康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兼大会秘书长。经大会决议加强团的组织，并由团中央举办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并设教育长。在干校开学前夕，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突然发布书记长张抬中手令：转奉团长（蒋介石）面谕派蒋经国任于校教育长克日到任。在双十节国庆庆祝会后，蒋介石即在会场休息室召见康泽，对他几年来搞三青团组织工作很辛苦慰勉一番，然后转人本题派他到欧美各国去考察各国青年组织和教育情况，好回国作参考。（据康泽自述，他并未赴欧美考察．而是于1944年l月率领国民党军第五批将校110人，去印度参观考察盟军史迪威总部的训练中心。）1946年11月，蒋介石已预感他的末日快到来，仍想调兵遣将，作垂死挣扎，又把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康泽电召回国。1947年12月即派赴湖北襄阳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企图再起用他来支撑残局，结果康泽却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三、康泽领导的别动队、军校特训班和三民主义青年团 （一）别动队 1 组织机构 别动队全衔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总队（后直隶军委会）。1933年底在江西抚州成立。由康泽任总队长，公秉藩任副总队长。 1932一1933年间，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人侵中国，蒋介石毫不抵抗，见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就想以白色恐怖手段，将这一革命浪潮平息下去。初先想模仿苏联的‘，格柏乌”、‘，切卡”．后来见到德、意两国的法西斯专政正与他的设想和需要不谋而合，就先后派了两批人通过外交途径，到德、意两国考察，其实就是专门去学德、意两国法西斯组织模式。第一批派哪梯、柳克述、骆德荣、张元良、胡轨等六人；第二批派潘佑强、杨周熙、李国俊、方超。这批人回国后都有考察报告上呈蒋介石。惟杨周熙单独有份建议书，建议仿照德国纳粹党卫军组织编制装备成立一个别动队。蒋介石就批交康泽参考，这时康正奉令筹组一个特务警察队，于是就呈奉蒋介石批准改名别动总队。顾名思义，就是搞特务警察的勾当。它的编制就是按德国纳梓党卫军的模式：总队部设总队长一人，副总队长一人，总队附一人，参谋长一人，下辖参谋、指导、经理、总务四组，组以下分股；另设秘书室、情报室、审讯室、无线电台、医务所、军械库、特务大队（担任警卫）,1935年由江西迁重庆后在总部增设一设计委员会。总队以下设五个大队。大队长一人，大队附一人，指导员四人（以三人驻中队），参谋、副官、军需、及勤杂人员若干人。中队设中队长一人，中队附一人，指导员一人，参谋副官、特务长各一人。区设区队长、区队附各一人，下分组，设组长、副组长各一人，由别动队队员充任。 2 ．人事配备 总队长：康泽，副总队长：公秉藩，总队附：贺明宣，设计委员会主任：叶维(1935年后增设），参谋长：郑挺峰，参谋组长：郑挺峰（兼），指导组长：毛嘉谋，总务组长：张海帆，经理组长：陈德林，秘书主任：万子霖，情报室主任：石竹轩，审讯室主任：（姓名忘记），医务所长：马玉汝，电台台长：戴玉藻，军械库长：（姓名忘记），特务大队长；安自强（负责警卫），第一大队长：刘先临，第二大队长：马维软，第三大队长：曹易，第四大队长：龚建勋，第五大队长：曾鲁，第六大队长：安汝毅。中队长及指导员姓名已不能全部记忆。现就想到的有以下这些：中队长方舟、吕德璋、杨达、李玉藻、江鹏南、潘佑民、王光芬；区队长：陈秉常、蒋叔强、卢英；指导员张超、杨万里…… 3 .江西时期主要活动 康泽的别动队配合蒋介石所谓的第五次“围剿”，随军行动，自称做“安抚工作绥靖后防”。以区队为单位，派出谍报人员，深人红军区域侦察地形、番号、装备。建立县政府区公所、警察局等。建立地主武装，编练保甲、搜索“余匪”。派丁派款督修调堡。每个队员随身带有红色“派司”一个，粘贴本人半身脱帽照片一张加盖钢印，内分几栏，姓名年龄、籍贯队别、枪支编码、填发年月日、填发机关等等。另一页印有军委会指令节录，大意是：别动队员如因情况需要，有向当地政府或驻军调动部队协助之权，听其指挥，一候任务完成即归还建制等语。于是社会上就传开了别动队的队员是“见官大一级”的说法。 4 进驻四川以后活动 四川从民元以来即形成地方军阀割据局面．各军阀间抢夺地盘税收，兵连祸结，内战不休。四川军阀虽然都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番号，改旗易帜，但都各怀鬼胎．与国民党中央有矛盾，都在想如何保全实力，扩充实力。蒋介石的势力那时还无机会伸到四川。1935年l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举行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四川，于是蒋介石就藉口“追剿”红军，将其嫡系部队，源源开人四川。并派以贺国光为团长的参谋团、康泽的别动队、沙吉夫的宪兵第三团进驻四川重庆。重庆是四川最大的一个实力派军阀对湘的老巢，地扼西南三省进出口咽喉，这时蒋介石的意图摆得很明显，“一石双鸟”，一面“剿赤”，一面“图川”。这一“图川”任务就交在贺国光、康泽两人身上。康泽人川后，第一个去晋见刘湘，身着蓝色布制服，束腰皮带，不带一个奢卫，向刘行九十度鞠躬礼，尊为老前辈，执弟子礼，表演得非常恭敬。刘也会做作：留饭，允拨浮图关驻地，并赠康军马20匹。而康在暗地里就对重庆市来一个见缝插针：把别动队摆下一个大队，想抽刘的老巢；并展开各种训练活动，如开办商人训练班、旅馆业服务人员训练班等，开展各行各业的训练，组织起来，还特由江西星子将特训班已经训练好的特警队由队长柯蜀耘率领调来重庆，一下子就把重庆市的商会、工会、农会各行业公会及社会团体，都抓到手里。蒋介石又乘成立四川省政府之机，派他心腹打人四川省政府占据重要厅处长、各专区专员位置，藉口统一税收，统一田赋管理，统一军费开支，就把地方军阀各自为政的财政行政权夺了。军事训练总监部为适应蒋的“图少””意旨，及时发表了刘湘任省主席兼四川国民军事训练最高名誉指导长，康泽为指导长，又由康派杨达（原别动队中队长）为四川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办理全川学生军训及学生集训。1935年7月，康泽任四川学生集训总队总队长，杨达任副总队长，召集全川高中以上学生一千五百多名在成都南校场集训，这样就把全川学生军训权也抓到手里了。从而“复兴社”法西斯组织，就通过学生集训，在各个学校中公开蔓延开来．大量吸收社员。再把魔掌伸人四川保安处，派王元晖去任保安处副处长，又使保安处增设政训室，派史伯英去任政训室主任。各专员公署亦增设政训室，由康选派政训室主任。别动队此时即在每一专区配属一个区队，负责训练专区各县团队，成立保干班，由专员兼保千班主任．别动队区队长兼副主任。别动队队员即分别充任保干班教育长、军事教官、政治教官、大中区队长等职务二调训学生以各县、乡、镇长，团队中、分队长为主，轮流来班受训。训练内容照搬中央军校特训班模式和教材，灌输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灌输“安内攘外”的所谓“国策”。并在受训学生中发展“复兴社”组织，吸收被认为优秀的学生人社。以此“复兴社”组织在当时遂遍于全川。与此同时，康泽还透过其他人事关系，对四川地主军阀的师、旅、团长进行分化拉拢瓦解的活动。蒋介石“图川”心切，陆续又举办峨山训练团、中央训练团、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等训练机构，想对四川来一个清一色的“中央化”，吞并地方的实力派。这样一来，就 逼使这些地方实力派军阀头头，如刘湘、刘文辉就心怀携二，唱着时代的音调走反蒋抗日的道路，以保持其既得利益，荀延残喘。 5 ．驻防区域 别动队当时驻防区域遍及江西、湖北、安徽陕西、四川各省，以四川为重点，摆下三个大队。除以刘湘为对手而外，刘文辉与邓锡侯也是注目人物，邓的外号叫“水晶猴子”，康泽特别派第二大队的马维骥进驻雅安，不言而喻是去搞防范侦察监视的勾当。在其他省份也同样搞侦察组训搜集情报的工作。如派驻陕西的第一大队，大队部驻凤翔，即将以下三个中队驻在三原、同官、宜君、洛川一线，一面组训民众，办各类训练班．一面督修碉堡搞搜集陕北共产党情报的工作。在湖北、安徽等地的别动队，由于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就变更任务改编为别动总队巡缉支队，编制人事属于别动总队，而指挥权则拨归财政部缉私总署。七七事变以后康泽辞去别动队总队长职务，由刘伯龙任总队长并将总队部由四川重庆移驻湖北南漳，旋即改编为两个支队，由刘伯龙、马维骥分任支队长，留下第二支队驻重庆。这时原有的别动队员，因都有军校学籍和官衔，分别转人部队和军事机关工作。余下的都是学兵。1937年这两个支队即改编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师。由原任支队长充任师长。从此即结束了别动队，又变为军队了。 （二）军校特训班 1 ．成立与结束 中央军校特训班初名军校暑期研究班，1933年6月在江西庐山海会寺成立口由康泽任主任，张兴仁任副主任。该班目的是为成立别动总队训练干部和队员。学生来源是召集在各省市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已经登记的各期失业同学（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南京是总处，由黄埔一期刘泳尧负责），凭毕业生调查处介绍来班报到，训练时间六个月。训练内容，除军事训练外，偏重政治训练，灌输德、意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公开开设德意民族复兴史一课，吹棒希特勒、墨索里尼为德、意两大民族复兴的集中化身。拥护蒋介石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高领袖，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来改造国民党、改造中国，由留学德国取得柏林大学学位的刘公武讲授。《大学》、《中庸》一课由高诚讲授，中国史由黎光明讲授，民法、刑法由留法的蒋光耀讲授“领袖言行”由康泽主讲或由政治总教官王友直讲。民众组训和中国保甲制度由王某某讲，还有侦探学和切卡、格柏乌一类课程。从上开课程可以见到军校特训班训练的全貌。1934年初原办在庐山的豫鄂皖三省团队干部训练班奉令拨归康泽负责，并令改名军校特训班。旋又将军委会所属政治研究班亦并人特训班，规模较前扩大数倍，人员增多，才由海会寺移驻星子县城。从第二期起，开始招收各大学毕业生入政治队，训练时间一年，高中毕业生人军事队，训练时间一年半。三省团干及毕业生调查处介绍来的人学队员，受训时间六个月。专为军委会政训处训练政工干部、为豫那皖三省训练团队干部、为别动队训练队员。有段时间，还为戴笠的特务处训练特务，由戴笠直接派连谋为队长配属特训班训练。1936年底，原办在南京的军事交通研究学院亦奉令并人特训班，照其原编制开设军邮系、铁道管理系、航运系、自动车系、无线电系等。康泽把特训班搞成“复兴社”清一色化，因而这个班成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渊蔽。七七事变后国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这个班法西斯奴化教育气氛有所收敛，但反共中心仍是一贯的。抗战全面开始后这个班奉令由江西星子迁湖北江陵，再面宝爱迁四川丰都，由丰都又迁合川。1944年康泽出国前夕结束。 2 ．人事和编制 班本部设主任办公厅，设主任秘书一人，下辖秘书、副官两室。另设教育长，下辖教务、训育、经理、总务四组，组以下分股。另外设医务所、电讯管理所、印刷厂修配厂、特警队，特务排等，其人事配置如下： 主任：康泽，副主任：张与仁（1934年以后由杨文琏、施则凡继任），教育长：胡国泽，军事总教官：胡轨，政治息教官：王友直教务组长：（姓名忘记），训育组长：上官业佑，经理组长：陈德林，总务组长：张海帆，办公厅主任：袁永馥（继任邹绳武），办公厅秘书：萧先荫，办公厅副官：郑纯吕（继任钟石痴），特警队长：柯蜀耘，特务排长：冯镇。 1933 年时辖三个大队： 第一大队长：刘先临（后调别动队），第二大队长：曹易，第三大队长：龚建勋。1934年增设三个大队： 第四大队长：邵廉伯，第五大队长：吴双翔，第六大队长：安汝毅。每个大队下辖三个中队，每队辖三个区队一个指导员，名字已不能全部记忆，现就回忆到的有：中队长杨达、王勉毓、陈康功、叶嘉宾、播佑民、易谦、蒋叔强、连谋（由戴笠特务处派来）。指导员有罗才荣、张敦品、方采芹… … 教官刘公武、蒋光耀、高诚、黎光明等。 （三）三民主义膏年团的成立及组织 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已如上文所述，是在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汉口滨江路的日本领事馆成立的，并发表告全国青年书（据闻这一文告是由汪精卫起草的）。当时桂系军阀李宗仁有青年运动一类组织，山西阎锡山也有这一类似组织，国家主义派也有青年团的组织，共产党自不用说在全国青年中影响最大，组织最严密。蒋介石就决心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来争夺青年一代，来改造已经老大的国民党躯体；把青年团视为这一躯体的新鲜血液，寄予很大希望。即指派朱家骤为书记长组织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指派康泽为中央干事会干事兼组织处长，负责三青团全国各省市的组织工作。康是“复兴社”创始人，这时“复兴社”虽然明令解散了，但这幽灵在康的脑子里是没有散的；而且更给这一反动秘密组织披上了国民党三青团公开的外衣。实质上仍是沿着“复兴社”老路在走。更可在学校中、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争夺青年下一代。这就是三青团组织路线的实际内容。 三青团的组织系统及人事配备： 三青团团本部由蒋介石自任团长，下辖中央干事会、中央监察会，由团长钦定干事和监察组织千事会和监察委员会，干事会内设五处，即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总务处、秘书处，另辖无线电总台、印刷所等单位。监察会设两处。各省市及大学设支团，各县设分团，分团以下区队、分队、小组。 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朱家弊（张治中继任），组织处处长：康泽，宜传处处长：程思远，训练处处长：（姓名忘记），秘书处处长：（姓名忘记），总务处处长：（姓名忘记），无线电总台台长：戴玉藻。 中央干事会干事及监察人员名字记不确，只好从略。三青团成立后首先在汉口建立武汉支团部筹备处，由康泽自任主任，吴绍澎（原上海市党部书记长）任副主任。书记汪某某、主任秘书涂公遂，下设组织组、女青年组、训练组、宣传组、总务组（我那时任总务组长）。 四川支团主任：任觉五，四川支团副主任：李天民；重庆支团主任：陈介生，重庆支团副主任：某某某。重庆支团书记：罗才荣，重庆支团秘书：萧印塘；西康支团主任：袁永馥，西康支团书记：方采芹；湖南支团主任：刘业昭，安徽支团主任：徐君佩。 其余各省支团有的尚未建立，有的已记不确切，各大学支团亦不能确切记忆，只好从略。三青团吸收团员仪式，多以集体入团为多。如在中央训练团、中央军校等都是如此。人团时由所在地团部派监誓人宣读誓词，誓词大意是：余誓以至诚，加人三民主义青年团，愿意履行团章，缴纳团费……如违誓言愿受严厉处分等语。这誓词是印好的，由本人签名盖章，宣誓时宣读。宣誓前每人并发给一蓝色臂章，中印青天白日党徽佩左臂上，宣誓时一律佩带。这就如法西斯德国纳粹党卫军佩在左臂上的红色形字佩章一样。并发给红色团证一个，内贴本人照片一张，加盖钥印、团章、团证号码。三青团从1938年5月成立至1947年7月即奉令并人国民党各级党部，明令撤销三青团组织，原有人员拨党部任副职。前后存在九年零七个月。 ( 1981 年） “特训班“和“别动队” 贺觉非 【作者当时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学员、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队队员。】 一、特训班 特训班的全称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它在1933年冬成立时叫特别研究班，1934年5月始改名特别训练班，社会上均简称作“特训班”。这个班先在江西庐山海会寺，不久即移至星子县城。杭日战争发生，迁到湖北江陵，又迁四川哪都，再迁合川，直到结束。究竟办了多少期，我不清楚。就我所接触的人来说，只有六期以上的，大约不会超过十期。结束时间大约在1945年。这个班先发给特训班的毕业证书。以后又以原证书换发军校毕业证书，特训班一二期作军校第十期、或作高教班第一期，由各人自愿，我领的就是军校第十期的. 我是1933年12月初进入特别研究班的，那时它的班本部还设在庐山海会寺。各营、连则搭的帐篷，分布在海会寺的山坡上。1934年l月由海会寺迁到星子县城。 该班班主任康泽，副主任张与仁。张是云南人，在黄埔军校当过队长、教官，据说是康泽的老师。康不常在星子，主要是由这位副主任负责。下面分三个营，九个连，第一营营长记不起了，第二营营长曹易，湖北京山人，黄埔二期。第三营营长安汝毅，四川安岳人。战术教官我记得有一个叫马磷父的，讲特务理论的一个年轻人叫陆梦衣。政治教官有王友直、刘公武等。王以后在陕西当过民政厅长，刘是中德混血儿，以后当过兰青团某省的干事长。 讲课的主要内容： 王友直讲意大利复兴史，他从凯末耳讲起，其实主要的是讲墨索里尼。王对这位法西斯祖宗推崇备至，说他如何具有非凡才能，如何拯救了意大利，如何身兼各部部长，如何组成褐衫党，使意大利得到复兴。 刘公武讲德意志复兴史，他从威廉皇帝讲起．先说碑斯麦这个铁血宰相，然后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如何虽败犹荣。接着转入正题，把希特勒捧到了天上，又从国家社会主义讲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把这部书说成圣经一般，所以德国复兴了。 王、刘二人在讲课中，总要联系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结论是在这种内优外患的时候，只有向意大利、德意志两国看齐，确立领袖制度，除一个领袖、一个党的独裁办法．没有第二条出路。当然，诬蔑共产党，更是他们每次讲课都要提到的。 康泽讲的是“领袖言行”一课。在我受训的三个多月中，他只讲过一次，其余则由班本部的指导组长毛嘉谋代讲。这一套肉麻的东西，一般资料都有，不过在他们口里说得更为突出。他们总是先讲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说这个道统由国父（孙中山）承继了，但国父没有完成这个大业，由蒋介石承继了。他们把共产党说成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把江西红军说成洪水猛兽。他们认为这才是中国的心腹大患，墙上大字标语是“攘外必先安内”，口头上总不会离开这一句：“为什么日本鬼子敢于欺负我们呢？就因为内没有安”。 我在那里的三个月，看到蒋介石来过一次。那天他穿着黄呢军服，拄了一根手杖，康泽把蒋介石导人会场，康说：“今天你们能亲自看到领袖，听到领袖的训示，真是万幸，大家要好好听着。”蒋介石把大家扫视了一眼，然后这个这个了一阵，才说了几句：“中国之祸不在外患，而在内优，我们一天不剿灭赤匪，即一天不能完成复兴大业，上无以对祖宗，下无以对后代，中无以对全国国民。我现在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是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你们将来就要给我负起这个重大责任。”接着又这个这个一阵就走了。那时的确也是以一睹“领袖”风采为光荣的。 我们班的操课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最感到吃不消的是跑步。大约晨3时即起床集合升旗，升旗之后，有时有人讲几句话，多半是各连带开跑步．一跑就是两个小时，由张副主任亲自指挥，身体弱些的当场倒下，跑不动的要受连排长的呵斥，甚至给你拳脚。跑步停止，张与仁讲话，说某连掉队的多，某连掉队的少，最后他总爱说这两句：“你不跑，哪个跑？”意思是：你们这些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青年，不来跑步锻炼身体，又有谁来干呢。有时他也在主持升旗时说上几句，如：“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之类的话，或者说：“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善跑，我们不学会跑，怎么能打共产党呢。” 特训班的教育，是法西斯的教育。操场野外，动辄体罚，随时随地，都有人在考核你。同你最接近的朋友，多半是向上告密的好手。像我这种地主阶级出身的人，一心想往上爬的人，在这种场合，倒是没有问题的，还会目为“正确”、“优秀”，得到好评。另外有流落青年被招收进来，先以为可以得到抗日的机会，一看大谬不然，不免暗中发些牢骚，这样的人，不是被关禁闭，就是宣告失踪。受不了苦开小差的也有，处罚最厉害的是走矮步。 特训班的待遇有两种：学员为20元一月，学生为12元一月。据说上面规定的还要多些。究竟多少，我们就无从而知，也没有人打听这件事，每月能分到一点伙食尾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离开以后，特训班还添设了宪瞥队、交警队、政治队等，又由于收容了一批抗日的韩人，又称成立什么队，我就不大清楚了。 二、别动队 “别动队”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别动队”。康泽任别动总队总队长，设有别动总队部。总队长之外有副总队长、总队附、秘书、组长、组员等多人。总队之下为大队，大队之下为中队，中队之下为区队，区队之下为分队，大队以下均以三进，即每一大队辖三中队，每中队辖三区队，每区队辖三分队。我所在的是第四大队第十一中队第一区队。大队长曹晶，原特训班的营长。中队长张俊峰，区队长陈志询。第四大队编成以前，已经有了三个大队，马维骥、公秉藩、刘伯龙都任过大队长，以后成立第五、第六大队时，安汝毅曾晴初任大队长。 第四大队于1934年4月l日在星子成立，那一期的学员、学生几乎全部编人。编队那一天，三营全部集合，站成一列横队，然后一至三报数，报三的上前五步，报二的上前三步，靠拢之后，指挥的人宣布前列为第十中队，中列为第十一中队，后列为第十二中队，不等说完，大家因为不愿与原同连同班的人分开，纷向前后乱跑，有些被制止了，有些也就听之而已，横直有跑出也有跑进的。 各中队编好之后，又来一次区队编制，办法如上，我数的三，应该编在三区队，哪一区队，倒无所谓，但有一点，即一区队发短枪，二、三区队发长枪。我正着急，忽然又把我调到一区队，事后得悉，这里因为我是大学生，发短枪的以后好便于做文字方面的工作。 在星子待了三天，领齐了应领的装备，计有：枪一支、弹两百发、手榴弹两个、毛毯一条雨衣一件、米袋一条、挂包一只、水壶一个、圆锹或十字镐一把，加上换洗衣服、洗漱吃饭器具，不下四五十斤，徒步行走，越来越重，于是先把带的书本丢了，接着连衬衣也不要了。 从星子出发．第一个目的地是临川，这是总队部所在地，也是所谓北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在这里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操场训练，我就在这里加入了复兴社。 我记得是5月某日的下午，十中队的分队附张逸民跑得满头大汗地找到我，他说：“快跟我走。”这个人在星子时就肯同我接近，既不同营，更不同连，他为什么老找我呢？原来他是有所为而来的。这天他把我引到了总队部，指示我进某一间房子，自有人接待的。我照他的说法走进去，果有人在门口招呼：“你是贺觉非同志吗？等你好久了！”接着这个人把我引到一张办公桌前，桌上堆了一些表格。这个人说：“经过调查，知道你很忠实，今天找你来加入组织，想必你是愿意的。”他不等我答话，即叫我填表，表很简单，除了姓名、年龄、籍贯之外，还有化名一栏，因为我在1931年在武汉报屁股上用过“问侬”这个笔名，我就这样填上了。接着又填了一张哲词。监誓人写的是余拯。这才进人套间。套间里已先立有一人，他迎着我说：“我叫余拯。现在我们举行一个仪式吧！”说着就叫我面对蒋介石的肖像，举起右手，宣读誓词。读毕，他向我紧紧握手，连说：“我们是最亲密的同志，以后工作有保障，如何联系，自有人找你的。注意保守秘密”。外面又有人等着，我连忙走了。这就是我在别动队加人复兴社的一幕。 在临川住了不久，又向崇仁出发。临行这天，第一区队的区队长以下，都加发了一套便衣，有长的，有短的。交代说，什么时候穿，怎样穿，听候规定。 崇仁原是苏区，才攻陷不久。据说此来任务，在于侦察零”匪”，组训民众。这里有个地方叫做桃源店，有人报告桃源店还有“敌人”活动，于是在某天夜里，一区队的换上便衣，二三区队左右掩护，在膝胧的月色中向桃源店前进，到了那里，除了少数老百姓之外，丝毫敌情也看不出来。天明时留下一两个人在那里坐探，随时密报，其余的人仍回到县城。这样共去了三次。那时已是夏天，队员们都没有蚊帐，战后瘟疫是难免的，很多人病了，我也病了。我睡在稻草垫的地铺上编起章回小说来了．这一回叫做：“莽队长三打桃源店，小队员大病崇仁城”。 第十一中队有个队员叫李恒，四川古蔺人，四川师大毕业，在川教过多年数学，不知为什么也投身别动队。有一次因一点小事，值星区队长罚他立正，他感到难堪，说了一句：“我不干了”，以致引起这位区队长的大怒，拳足交加地把他打了一顿。有一个叫周鹤琴的河南人，为此大哭一场，不晓得他用啥方法，把他的肾囊弄的肿得像葫芦，行走不得，只好准他走了。周也是教书的，与我在武昌同过学。现在想起。这位周先生倒比我们这些继续干下去的有骨气多了。 我在崇仁住医院时，眼看着同病的人死了，也没有人来照料一下。以后我被转到樟树镇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希望你们有点小病就行，太重我们治不好；太轻你们也休息不成。”这时队部早经他移，我出院后，直赴泰和大队部。这时大队在藤田办了一所藤田乡村师范速成班，由大队指导员程淑祥主持，班主任由大队长兼任，我也被派到这个班工作。 藤田乡村师范速成班，如从这几个字看起来，倒也像一所教育机关，但它上面还冠有别动队的称谓。这就不是普通的学校，而是以后的所谓青训队那一类的性质了。我现在回忆得起来的有这样一些职名； 教务组长程淑祥、训育组长李恒、军事组长余实秋、文犊贺觉非，队长、教官有袁兆麟、马炎、谭华圃等。李但兼教数学，贺兼教历史，谭教绘画。 学生一共有62人，年龄都在二十上下，他们都具有高小以上程度，籍贯也不限于藤田这个特别区，永丰、吉水一带的人都有。他们原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有一定的觉悟，不少的人具有斗争经验，只是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不得不暂时接受这种毒化教育刁 ( 1964 年） 别动队在四川 徐伯威 【作者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部参谋。】 一、别动队的概况 蒋介石在多次进攻中国工农红军都遭到惨重失败之后，到了1933年，不能不吸取经验教训而改变其原先的战略战术，实行碉堡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节节推进，逐渐缩小包围圈”的新军事原则。 蒋介石为了执行这一新军事原则，开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也为此而成立了一支法西斯特务武装，它在刚成立时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队”;1935年改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但是一般人都习惯地把它简称为别动队。 别动队不同于一般的军队，它并不从事正规的作战活动，而是从多方面辅助国民党军正规作战的顺利进行，它当时所搞的活动大致是： （一）对碉堡修筑的规划、指导和监督； （二）训练壮丁、编组保甲、执行清乡连坐法； （三）把关设卡，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 （四）检查邮电和新闻，搜集情报； （五）进行拥蒋反共宜传； （六）强迫推行所谓的“新生活运动”…… 总之，别动队除了正规作战之外，凡是危害革命、危害人民的事情，几乎样样都干，谁也弄不清楚它的任务范围和职权大小，它也动辄宣称自己是奉”领袖手令”办事的，以致有人把别动队大小成员都说成是见官高一级的“钦差”。 别动队最初是由南昌行营宣传大队和设在江西庐山的“暑期军官研究班”受训人员混合编组而成。这些人的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所登记收容的各军事学校出来的失业学员，他们中大都当过校级、尉级军官或政工干部。因此，它的普通队员虽然没有军阶，但都按上尉、中尉待遇。这些人以“天子门生”自居，执行着蒋介石所交给的特殊“别动”任务，再加上故作神秘的高压作风，一开始就使人莫名其妙地对他们侧目而视．真是“钦差大臣满天飞”。 别动队的扩充发展污食决，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它由三四百人膨胀到三四千人；以后的队员已经不再是被收容的人员，而是由设在江西星子县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充当。该班由康泽兼任主任，最初几期毕业的两三千人都被编人了别动队；以后设置了各种专业训练队，毕业的学生都分派到各个专业岗位；只有一小部分是收训为别动队所招考的预备队员（受训期满才编为正式队员）。 （一）别动队与复兴社 别动队的总头子康泽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复兴社的组织贯串在别动队的各级各个单位―从总队部、支队部直到基层的分队和各种业务单位，都有复兴社的组织秘密存在而起着核心作用。负责复兴社组织指导工作的，都是一些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骨干，如上官业佑、林作梅等。因此，别动队中的复兴社组织是严密而具有权力的。有人说“别动队是一支法西斯特务武装”，这并不过分。但是，必须指出：如果只从人数上按比例计算，复兴社分子仅占别动队成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弱，而十分之九的队员都未参加过复兴社组织。 由于复兴社内把直接向“领袖”蒋介石打小报告作为效忠的表现，这种打小报告之风在别动队里面也很盛行，每个成员―哪怕是一名普通队员，都可以直接向总队长康泽打小报告，任何人也不能干涉。从小报告中，使康泽对下面的情况―以及各方面的情况能比较及时的知晓，内中如有特别重要的情况当然又由康泽直接报知蒋介石。这种从小报告就可以“直达天听”的鬼蛾伎俩，在戴笠系特务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当时，便成了别动队人员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的手段；同时，也成了别动队内部互相倾轧陷害的工具―彼此之间、上下之间都用小报告向康泽告状，弄得人人自危，彼此猜疑。有趣的是：别动队的各级单位每天早、晚都要举行升旗、降旗仪式，全体参加者都要把蒋介石所手订颁发”亲爱精诚”的教条当成经咒诵读，但却谁也不会信守奉行。 （二）别动队的特殊标志 别动队的特色还表现在它的服装打扮上，当时．国民党军队都穿着瓦灰色或草黄色军服，别动队却独特无二地穿着蓝色而略带浅灰的服装，这种颇色的卡叽布原本少见，是为别动队人员专门定制的，显示它是一支特殊的“蓝衣社”式的特务武装。国民党军队历来是从领章、肩章上面分辨兵种和级别的，别动队人员却一律不带领章和肩章；国民党军队的官、兵问之差异明显地表示在皮带上：官长一律背的是三角形刀带，士兵只系一根腰皮带，别动队则从总队长以下直到士兵都同样只系一根腰皮带。乍看起来，别动队的各级队长和队员以及士兵之间，在服装的扫扮上好像毫无差别。只有内行才知道：佩带符号写明番号、职务和姓名的，明白标志出只是分队长、队员、预备队员和士兵等下级人员；而区队长（上尉）以上的人员则不佩带符号，胸前只挂一枚别动队的圆形证章。同时，别动队人员还有两点引人注目的是：他们都在证章或符号的上方佩带一枚蒋介石的小像章．这在1934年前后是特制而专发的，也是少见而稀罕的（在1936年以后，蒋介石的像章在商店里广泛出售，并不稀奇了，别动队人员也就陆续不再佩带它了）；其次，是一部分别动队人员在腰间斜挂一支左轮手枪，这种当时从外国进口的左轮手枪也是稀奇的。 （三）别动队与康泽 别动队的兴衰起伏与它总头子康泽的命运是一致的。1935年前后的几年问，是康泽飞黄腾达，备受蒋介石信任的时候，当时他除身任别动总队总队长外，还兼任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驻江西）主任、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全国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以后改为第七分校，领导权被胡宗南抓去）主任等要职；抗战开始后，他还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其他还有复兴社的内部职务和《中国日报》社长圳及全国国民军训处处长等等兼职和挂名，不胜枚举。在这同一时期，别动队从一个队发展为一个总队部、两个支队部，下辖七个大队；又由全国禁烟总局的缉私处方面调派一支装备较好、拥有水上舰艇的队伍编成别动总队巡缉支队，真是盛极一时。但是随着康泽在蒋介石名下日渐失宠失势，别动队也日渐分化瓦解，最后，在1939年被取消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这块招牌，改编为新二十八和新二十九两个师，由总队的参谋长刘伯龙和第一支队长马维骥分任师长；巡缉支队则改为禁烟执法总监部的执法总队，由毛嘉谋任总队长；康泽则改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常务干事、组织处处长。 二、别动队在四川 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北发展得很强大，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进攻，而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又到了川黔边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四川军阀头子刘湘亲到南京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吞并四川的大好机会而闯进夔门，于是首先派来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一般人习惯地简称为“参谋团”) ，随同而来的则是康泽率领的别动队。 别动队总队部最初驻在重庆浮图关上，主要成员如下： 总队长康泽，号兆民，四川安岳县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曾被派赴苏联留学，复兴社主要骨干之一。 参谋长叶维，号介人，四川华阳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 总队附贺明暄（轩），号伯酞，四川安岳县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由于康泽同时兼任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叶维兼任副处长．及其他种种兼职．使他俩忙得不可开交，因而别动总队部的日常公务一直由贺明暄负责处理．重要事情则送交机要室处理。机要室主任秘书袁永馥，号念勤，四川安岳县人．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康泽在各方面所兼任职务的重要机密大事都由他总揽其成地办理。 别动队入川时抽调的三个大队和活动地区： （一）第一大队，大队长马维骥，号希良，四川新都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率领第一、二、三三个中队，分布在川南和西康地区； （二）第三大队，大队长曾晴初，号宇明．四川内江县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率领第七，八、九三个中队，分布在川西北地区； （三）第六大队，大队长安汝毅，四川安岳县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率领第十六、十七、十八三个中队．分布在川东地区。 随着当时四川反共军事形势的发展和蒋介石与刘湘之间争权夺利的日益剧烈，别动队又在成都立了第一支队部，就近指挥第一、三两个大队；第六大队则由总队部直接指挥。第一支队支队长为公秉藩，号屏轩，陕西扶风县人，原本是在杂牌部队中当兵出身，升迁到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师长。因他曾经率部首先攻入红军中央根据地江西瑞金，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后来该二十八师全师被红军消灭，公秉藩混在俘虏中只身脱逃，蒋介石特准他到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加人了复兴社，故被任命为别动队的第一支队长。 别动队入川的人数虽然只有一千多人，但它遍布到全川的各个角落，危害极大，当时他们在四川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脑海中留下了恶劣印象。他们所搞的主要勾当是： （一）修筑碉堡 在各条截堵红军的重要防线如眠江沿线、涪江沿线、川陕公路沿线等处，都派有碉堡督察组，在各据点则派有碉堡监修员，别动队人员只作出一定的规划即督伤当地驻军或地方政府按照制订的计划修筑，他们只动口不动手，拟订一个计划便要修筑成百上千的碉堡，完全不管修筑碉堡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都必须强行完成。因此，别动队的人员同当地驻军和地方政府之间，常常发生意见争执和利害冲突。若打官司闹到‘’参谋团”，它总是偏担．别动队而责备地方势力，因此在地方上引起很大的反感；但也有别动队人员与驻军和地方官吏互相勾结，借修筑碉堡机会，摊派款项，征工征料，大肆贪污的。尽管’‘参谋团”、别动队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修筑起碉堡防线，但在阻止红军长征北上和胜利会师方面却并未收到丝毫的效果。 （二）训练壮丁 别动队在全川各县都派有训练壮丁的人员，规定抽调18岁到30岁的男丁轮流接受训练。他们首先挑选一些较有文化的人办起“壮丁干部训练班”，受训几个月即派充壮丁队分队长，而由别动队人员充任中队长、大队长；也有些地方由县长、区长、乡长分任各级正队长而别动队人员担任副队长的，在城镇乡村普遍展开训练。原本是打算以此“掌握民众武力”，逐渐控制和夺取地方基层政权，以便改组保甲，实行“十家连坐法”。这当然为四川割据者刘湘所不能容许，一再密令他的部队和地方官吏严加防范，并从中阻扰破坏；同时别动队派出的人员也与当地的袍哥土豪形成争权夺利的直接冲突，终因“恶龙难斗地头蛇，’而处处遭到失败。因此，别动队在全川所搞的壮丁训练，便成了扯旗放炮地开头，冷冷清清地收场。 （三） 大搞特务活动 别动队除了由各级指导员―都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主持收集情报，检查邮电和新闻，执行”清共”活动之外，又专门设有外勤人员，穿上便衣混迹社会各方面进行特务活动，也吸收一些可资利用的人员作为外围。由于蒋介石与刘湘之间的勾心斗角，别动队的特务活动遭到刘湘手下的土特务的打击（主要是指以冷开泰为首的二十一军情报处，以袍哥、土匪和旧军官为骨干的特务队；并非后来刘湘“武德学友会”中的反特组织），使其上了许多当、吃了许多亏。 （四）强迫实行“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狂妄自大地认为可以凭他的权力命令而改变全中国人的生活模式，用“手令”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陈腐道德教条和口号，1933年以来，从南昌发起了一个“新生活运动”，被一批阿谈逢迎者所利用。别动队人川后便在所到之处的城镇、乡村雷厉风行地普遍开展，强令受尽压榨剥削的穷苦贫民粉刷房屋、打扫院落，装饰这场运动所提倡“整齐清洁”的门面、又提倡“健康活泼”做早操，天还没亮就打锣呼唤饥饿疲困的劳动者起床到操场集合，由别动队人员带头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之后，跑步下操；还要上”新生活运动”课，由一些自己都搞不懂的别动队人员向目不识丁的听众大讲什么“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真是乌烟瘴气，笑话百出。 此外，别动队在四川还搞了不少莫名其妙的事情，难以列举。 1935年别动队刚人川时，气派十足，令人望而生畏。当时曾经传说有一个川军团长由于服装不整，在重庆街头被别动队人员当众责打手心，可见别动队在人们心目中势头之高。但不久它的弄虚作假被揭穿之后，即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只好逐渐退缩到浮图关上。它在四川横行霸道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点光景，就堰旗息鼓了。 三、我在别动队的一段亲身经历 笔者原本在川军田颂尧的“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公署”宣传处当少校处员，1934年调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独立师师部中校参谋，1935年年初“参谋团”入川时，师长刘汉雄派我去重庆为该师作宣传、拉关系，得到几本别动队所印发的《碉堡战术》，我即加以发挥写成《碉堡战术之研究》（此文章后来在武汉《扫荡报》上发表）一文送给康泽，受到他的赏识，破格破例任用我为别动总队部的参谋，派在第一支队部服务。 别动队第一支队部驻在成都商业街商业专门学校内，我去报到的时候，支队参谋主任唐汝昌（安岳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问我是中央军校哪一期毕业的？我说我没有进过中央军校；又问我是哪一个军事学校毕业的？我说我也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他诧异地说：“你不是军人？”我说：“我是军人，我在南京投考军校八期没有考上，只是在教导团学兵营当兵出身的。”唐汝昌苦笑了一下，跑去找指导主任卢碧湖（湖南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说了几句话，大概是查问我是不是复兴社分子，结果我不但不是复兴社分子，而且也没有国民党的党籍二唐汝昌又问：“是哪一位介绍你到总队部来的？“我说：“没人介绍，是康总队长自己委派我的。”唐汝昌感到愕然，全办公室的人亦皆哑然，他最后叫我第二天再去，显然是要请示之后才让我报到上班。事后得知，我离开之后他们就议论开了，一致认为：像徐某这样一个无学籍、无党籍的年轻人要参加别动队，只能到预备队员招生处报名投考，在江西星子县军校特训班受训毕业之后才能当队员，怎么会把这样的人委作参谋呢？实在太不够资格。后来东猜西猜地一致认定：“此人一定是总队长的亲戚！" 别动队的人认为我是康泽的亲戚，使我在“帮口”很紧而倾诈陷害严重的环境里少吃了许多亏，大家都不敢用小报告的手段整我。康泽每次到成都住在黄瓦街憩棠精舍公馆里，经常派我去照应。因此，使我得知一些康泽的情况，但都是不够深人的表面现象，现将可供旁证的几件川军间较大事例提供如下： （一）康泽同王绷绪的秘密交往 一般人只知道王绩绪同康泽勾结很紧，是在1938年年初，刘湘死在武汉，康泽大力帮助王绩绪继任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则任用数十名由康泽提名的黄埔生为四川的县长、专员和保安团长、旅长。但这是已经公开化的时期。事实上，他俩早已有勾结，早在刘湘未死之前的1935年年初，“参谋团”、别动队刚刚人川的时候，蒋介石为了分化刘湘的个人势力，即由康泽同王绩绪勾搭上了。当时，正是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防线之后，前锋抵达了涪江上游的江油、中坝，邓锡侯与孙震困守在绵阳城内，王绩绪以刘湘属下的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兼“四川剿匪第六路总指挥”名义驻在罗江县城内，充当第二线的总预备队指挥官。4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康泽轻装简从专车由成都出发，声称要到涪江、绵阳前线视察，结果只到达罗江同王酸绪作了几小时的密谈，即返回成都，并未去绵阳会晤邓锡侯孙震。这是由于王统绪知道刘湘对他的监视甚严，成都的耳目甚众，故特地与康泽在罗江秘密相会。到了8月间，蒋介石为了分化刘湘的力量，要将刘部由一个军分编成三个军的番号，提升刘部师长唐式遵、潘文华、王绩绪三人为军长。蒋介石虽已经决定，但被其秘书长杨永泰卡住不予发表，要“抬包袱”（即敲竹杠勒索），唐式遵首先暗中送了10万元大洋，又跑去劝潘、王二人也照送，才好快一点把军长委任状拿下来。潘文华赶紧也送了10万元大洋，唯王绩绪没送，唐跑去催王送，王说：“我没得你们那么多钱来塞冤枉包袱，我一个钱都不送，军长的委任状马上还是要拿下来，谁敢不给我拿下来！”唐不相信。王绩绪立即把这一情况找史伯英（当时他是“参谋团”政训处科长，黄埔三期毕业，后任四川省第八行政区专员，是康、王之间的接线人）面告康泽，康泽立即报知蒋介石，结果王绩绪分文没花，军长委任状照样发下来了。正因为康、王之间有这些早期的秘密交往，所以在刘湘死后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一下子就公开了。 （二）康泽同罗泽洲的勾结 国民党新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又名罗平章），原系川军邓锡侯的部将，因一贯飞扬跋息，盛气凌人，在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得很坏。1935年年初，罗泽洲兼任“四川剿匪第三路副总指挥”，在川北防堵红四方面军，屡遭败绩。“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欲借机兼并罗部，一再将罗部失利情况上报蒋介石，使罗受到申斥和记大过两次的处分，处境极为危急。罗泽洲乃命其副师长李昌权（又名李承舆），以安岳同乡关系找康泽庇护。李将线搭好后，陪同罗泽洲于5月间的一个傍晚亲到黄瓦街康公馆拜会康泽，密谈约三小时：当时我同副官易秋泰、卫士崔长顺守候在外面．听见罗泽洲说：“我足足有九团人，被刘湘扼住，只发给六个团的薪响”；又说绥、宜地区（当时对达县、宣汉地区的简呼）的大失败，刘湘不惩办他自己的部下唐子晋（即唐式遵），却借势吃掉了刘积之（即刘存厚）的队伍。又说：“前个月刘甫澄（即刘湘）又想借嘉菠江防线被突破之机吃掉田颂尧，幸赖委员长英明才没上他的当，发表孙德操（即孙震）为四十一军军长，这支队伍才未被刘甫澄编并。他总想借题发挥把我整得脱不倒手，好吃我的队伍……刘甫澄真是一手遮天，我们这些人实在活不出来，只有喊天，望委员长给我们作主……只要是委员长的命令叫我去打共产党，我即使把队伍打垮完，都是心甘情愿的。”康泽没有明确表态支持罗，只说：“领袖（对蒋介石的称呼）英明，任何人也欺骗不了的。”从此以后，罗泽洲的官职稳住了，由李昌权做桥梁同康泽保持紧密联系，成了一支牵制刘湘的力量。但是，康、罗之间的往还密电被刘湘的情报专家窃收译出，刘对他们勾结的情况掌握得很清楚。1937年，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四川各派力量的争端又起．罗泽洲成了拥蒋反刘的急先锋，全师驻在间中，刘湘唆使罗部旅长王芝槐叛罗，被罗察觉将王枪毙，刘湘即以“擅杀旅长”的罪名将罗撤职查办，并命早已布置好的三师兵力向间中推进。此时．蒋介石在南京，而康泽又在江西星子，重庆行营并无多大权力，由于远水难救近火，罗泽洲终于垮台。 （三）在督修碉堡工程中与地方势力的矛盾 1936年l月，笔者被派任为涪江沿线和川陕公路沿线碉堡督察组长，副组长康超（四川安岳县人，黄埔五期毕业，是别动队的区队长调来的）；组员王文渊（湖北人）、钟声（江西人），还有两位组员姓名记不清楚了，都是别动队人员。这次修碉堡的五条战略防线是由“参谋团”和四川省政府商量划定的，各条线的勘测规划也由别动队第一支队部与四川省保安处共同派人组成碉堡督察组，用意是在避免外来势力同地方势力之间的争执与冲突，代表刘湘方面的省保安处处长费东明一再向各组成员低声下气地劝说：“现在大敌（指红军）当前．一定要和衷共济，把碉堡修好。”他为此在每一桌酒席前叮呼敬酒，大家在席间都表示要听他的话；结果却是自始至终，蒋、刘两方人员扯皮扯得一塌糊涂。例如： 我所率领的涪江沿线、川陕公路沿线的碉堡督察组，将规划草案交给有关的地方政府首脑商量修筑时，当时的绵阳地区专员鲜英（又名鲜特生，系刘湘的嫡系，后来转变为民主人士），却主张一个也不修，与督察组争执闹翻：鲜英设宴请全体人员，大家都不去，只我一人去了，其余的人在旅馆里写小报告整鲜英，我挡也挡不住，报告上去后，都以为鲜英多少总要受点处分。殊不知连一般训斥都没受过，也未指令督察组再去找鲜英或另搞规划，此事就拖延阴消了事。事过了几年，到1939年春天，我到南充又遇见鲜英调在这个地区当专员，他对我特别殷勤要好，使我感到诧异，在陪我游玩西山拜会万道士之后，他对我说：“你们碉堡组那年子在绵阳把我整得好凶，说我‘卿昊戎机’，几乎要罪该问斩，这样的朱谕咋能乱加于人！”我正开口声明我未参加时，他抢着说：“我晓得你老弟未参加，你是个好人，我愿意跟你结为忘年交（他比我大三十几岁）。”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参加？”他说：“他们告我的状纸，贺元靖（即贺国光，当时的“参谋团”主任）都转给我了，可是，上面并没有你的名字。这些年轻娃娃不晓得，贺元靖跟我是清朝末年的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后来我们又在陆军大学同学，他们去密报贺元靖来整我，真是岂有此理？想到都是些幼稚得可怜的娃娃，我一笑置之。”从此以后，我与鲜英成了谈佛论道的朋友。（1984 年） 上饶集中营的一个侧面 唐乐山 【作者曾任上饶集中营中校教官。】 一、上饶集中营千部来历与组织概况 1937年11月底，上海大场失守后，原驻在苏州的军委会别动总队第三支队司令部及其所属第五大队，便由苏州向江西景德镇逃跑。当时别动总队长康泽，指令该支队长萧树经在沿途收容战地流亡失学青年，目的在于怕这些青年投奔共产党．并企图利用这些青年作为反对共产党的工具。萧树经在撤退途中收容了战地流亡青年约一百五十名。1938年2月底，在江西景德镇集结完了，3月开始训练。美其名日“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浮梁抗敌干部训练班”，实施军事与政治训练，灌输反共反人民的思想。‘精神讲话”，由该支队政治室主任张超中校亲自担任，我当时在该支队担任少校政治指导员兼防空防毒与日语教官。同年9月该班结业，由该支队政治室主任张超中校与参谋主任陈淡如中校率领该班毕业的学员三十余名，以及原别动队第三支队少校中队附张伸明，中队指导员袁家骥等二十余名，前往屯溪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参加秘密的反共特务工作，张超担任战区政治部为反共而特设的调查室上校专员，陈淡如担任三战区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其余随行的五十余人员，分配在他两人下面担任中下级干部，任务是对新四军政治军事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又在国民党所属机关内部进行防共清共的所谓“防奸防谍”工作，为后来1941年1月所发动的大规模截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皖南事变后，为进一步迫害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与战士，便成立了上饶集中营，张超兼任该营副主任，为实际负责人。 上饶集中营的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训导团第三战区东南分团。名义上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三战区设立的训练青年的机关，实质上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三战区专设的杀害与关禁共产党人与进步青年的特务机构，其特务系统是康泽系的，就其各级干部的特务派系来看，也是如此的。副主任除张超外，其他中队长张伸明、中队指导员袁家骥等都是别动三支队的老干部、康泽的星子特训班毕业的学员。教育组长兼政治总教官萧芬是康泽留俄的同学，又是四川同乡。总务组长陈范九也是星子特训班的学员。总之，上饶集中营的干部是由康泽系的特务所包办的，由张超代表康泽，加以任用，报由三战区长官部备案罢了。该团经费也是由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支付的，当时康泽所办的星子特训班与由他担任总队长的军委会别动总队都已撤消，康泽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的常务干事和组织处的处长。 上饶集中营的直接主管机构，即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创“导团第三战区东南分团的团本部，于1942年3月至4月底在江西上饶城南约七里的周田村，5月初迁到距周田村约三里的大田村，迁移的原因是由于周田村没有大房子，各中队居住分散，管理不便，而大田村有一座四五十间房屋的大房子，各队集中居住，警戒容易。同年石月因日军进攻浙赣线，驻地向福建建阳移动。约于7月到达建阳、建匝交界的徐墩，1943年春迁回到福建江西边境崇安县郊外，一直到1945年底该集中营办理结束为止。1950 年我在苏州华东军区解训团听曾在上饶集中营教育组担任股长的军统特务分子铁马说：1945年结束时约有十多个青年．被认为“思想顽固”被送到崇安县政府监狱内继续长期关禁。 团本部内有两个组，即教育组与总务组，团本部下直属四个中队、一个女生区队，这些队员主要的是新四军的被俘干部，以及后来从各地逮浦来的共产党人与进步青年。另外有个补训大队，是专门关押被俘的新四军战士的，是上饶集中营的另一部分，不属于团本部所管辖，而与上饶集中营同样都是直属于第三战区的联秘处的。 二、上饶集中营与第三战区联秘处 “联秘处，，是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的简称。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联秘处是战区八大处之一，是专管东南五省反共防共工作的。与东南五省（苏、浙、赣、皖、闽）省政府取得密切联系，各省政府亦设有同样性质的联秘处，从事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进行侦查、破坏、杀害等等活动。上饶集中营直属该处。1942年到1945年底上饶集中营办理结束为止，战区联秘处处长陆军中将卢旭，一直兼任上饶集中营的主任。战区联秘处既是东南五省反共的指挥部，指挥东南五省省府联秘处进行反共活动；同时它在各地又设有侦查、逮捕共产党人的特务机关情报组，对各地逮捕的共产党人与进步青年通过各种残酷的刑审，利诱与威胁，强迫他们成为革命叛徒，根据他们所提供的线索，扩大对共产党的破坏活动，这样逮捕来的人，大都送到上饶集巾营去关押。我所知道的原爪哇（今印尼）地区共产党地委书记陈伯敏于1943年在福建漳州被逮捕后，就是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又，1943年4月在福建邵武被逮捕的东南联合大学共产党支部书记陈斐然，以及另两位女的地下工作人员也是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 三、上饶集中营的前身及其黑幕 在上饶集中营尚未成立以前，三战区政治部在其驻地江西上饶南门外汪家园村南约三里的毛家岭村毛氏家祠内，设有一个可以关押二三十人的秘密监狱，是专门关押逮捕来的共产党人与进步青年的。这个监狱的业务是由战区政治部专设对付共产党的调查室所主管的，调查室负责人上校专员张超，后来又兼任上饶集中营的实际负责人，因此当时有些人以为毛家岭监狱是上饶集中营的一部分，其实它只是上饶集中营的前身。 1942年3月我初到上饶集中营充任中校教官时，曾拿张超写给我的便条到毛家岭监狱找负责人王主任，要他代我在毛家岭村内找一间住家的房子。当时看到该监狱内关着二十来个青年，这个毛家祠堂另有一进三开间的平房和一个面积不大的通往大门的罄形的廊房所构成。堂屋空着，厢房一间是王主任住室，一间是警卫班住室，被扣押的青年住在廊下，大门已被堵塞，从边门出人。廊下是用碗口大的杉木栅栏隔成囚笼式的监房，天井的一角放着一个矮小的木站笼，用来处罚被认为“不守规则的犯人”，监内为了尽量利用这个有限的空间，设有双层木架铺．天井内下大雨，室内飘小雨，风吹日晒，室内一切，在室外通过木栏空隙是一目了然的。 1942年4月初一天早晨，我妻由上饶城内买东西回来，路过村口看到原关在狱内的青年在墙外与看守士兵发生械斗，有的人向四处逃散，有的士兵在追击，事后我向调查室秘书欧阳瑛了解，才知道被关押在那里的青年，利用吃早饭的时机，袭击卫兵寝室，夺取了枪支与手榴弹逃跑了一部分。 1942年4月底，一个原籍徐州的青年商人，拿着我的友人张霞飞的介绍信来找我，说是他的隋人韩台剧团女演员何减娟，因为该剧团导演万里追求她不遂，便向战区政治部诬告她和共产党有联系，现已被扣押在毛家岭监狱，要我设法释放。我答应代为查询，如确非共产党嫌疑，可以代为关说。事后我询问调查室秘书欧阳瑛，欧阳说：“有这个人，确知不是共产党，只是争风吃醋，但该女子浪漫成性，惹事生非，因此政治部主任有意把她送到毛家岭监狱关押一个时期，以示处分罢了，很快就会释放的”。此后我好几次看到那个监狱主任王某，把一个眉目秀丽的女子，带到毛家岭村内老百姓家中去，行动十分可疑。这个女子的体态、年龄与那个青年商人所告知的何x娟相似，当青年商人第二次来找我探询情况时，我便把欧阳告诉我的话，以及所见到的王、何的行动告诉了他，劝他不必为这个女子而奔走了。同一时期内，调查室秘书欧阳瑛问我：“你在日本东京时，可知道一个浙江黄岩人苏某某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日学生吗？最近一个秘密侦查组在上饶旅馆内逮捕了他夫妇俩。说他们是浙东四明山共产党游击队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现在正在侦查中”。我本来不认识此人，告诉他不认识，也就把这事忘记了。同年5月，我经友．人介绍到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担任日文秘书．因日军进攻浙赣线，战区司令部迁到福建建阳的塘源村．约在9月中旬，我在塘源村，去找一个扣押中的日本战俘坎话，另一个日本战俘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间题，池说：“我们从上饶被宪兵连押解到建阳途中，有一个原系宁波防守司令部的少校秘书苏某某夫妇俩，与我们同道被押解，并担任了日语翻译工作，据他自己说是由于私人报复，诬告他为四明山共产党游击队派驻上饶的地下工作人员，其实他俩是路过上饶要到重庆找工作的。他从我们的谈话中，知道战区司令部有日文秘书你在此，他要求我们见到你的时候，向你提出要求，看在留日同学的情面上，设法早日使他结案释放，他现在还关在宪兵团的看守所内，过着极为痛苦的生活，希望你帮帮忙吧？”。当时我马上想起了欧阳瑛在上饶问我的一段话，在口头上对日本战俘我表示可以代为设法，但心中却早已决定这种牵连到共产党嫌疑的案子，绝对不可多管闲事，免得自己被人嫌疑，飞来横祸，我是决心置之不理的。同年12月，我从建阳请假回原籍浙江瑞安的途中，在龙泉下船去丽水的时候，遇到这个姓苏的夫妇同船，从他们口中了解了苏案本人因无罪证，1942年秋被移送到建阳地方法院监狱，最近才被人保释。他在上饶毛家岭监狱时期受尽了酷刑拷问：如电刑、灌水，老虎凳等。毛家岭监狱的王主任后因内部矛盾，以及强奸何、娟的争风吃醋，被人控告为“克扣囚粮，强奸女犯”的罪名，也送到建阳监狱关押，而且在苏某未出狱以前被执行枪决二土某身为狱吏，作恶多端，对革命青年与进步人士，横加迫害，终因反动派内部矛盾而被判死刑，是死有余辜的。 四、残酷的迫害与惨无人道的集体枪杀 （一）生活上的虐待 1942年2月底，我到上饶南郊周田村上饶集中营团本部去过一次。我在团本部的廊下，看到用杉木栅栏做成木笼式的监房一排，地上铺些稻草，草上堆着一些破烂的棉被，有十多个青年被关押在里面，他们穿着破烂的士兵棉军服，面黄肌瘦，另有两个青年拖着一双没有后根的破布鞋，脚上扣着沉重的脚镣，被押着运送垃圾到铁丝网外面的空地上去，记得当时积雪已在融化，地上泥泞不堪，脚镣的铁链在泥里拖着，半节的布鞋陷人泥里，加上肩上重担，步履极端困难，可是押运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后面不断迫令快走。 伙食本来规定是士兵的待遇，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昂，加上管理人员的逐级克扣，所剩无几，被关押着的人，只能吃到盐水青莱汤，与每顿不能吃饱的糙米饭而已。 （二）医疗上的虐待 医疗方面不但医务人员的水平差，而且较贵重的药品是没有的，即使一般的传染病如痢疾，也不能做到有效预防与治疗，1944年秋在福建崇安城外，因痢疾漫延，死亡了不少的人。1943年5月由我在福建邵武逮捕、后来被送到祟安城外上饶集中营关押的原福建建阳县政府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女青年吴某，即因痢疾死于崇安该集中营内。 上饶集中营对被关押的有病革命青年，不但在医疗上没有予以应有的治疗，而且更残酷地利用医疗，作为迫使他们提供破坏共产党的工具。在上饶周田村时，有一位新四军女干部，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轮奸，而患子宫溃烂症，这种病症，本来是可以在短期内治愈的，但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却利用这种机会，要这位女干部提供可靠的共产党内部人事资料，才能对她的病治疗。这位女干部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特务们就任其溃烂流脓．直至死亡！ （三）非刑拷问 上饶集中营在讯间时，使用各种非法的刑具与方法，如老虎凳、踩杠子、灌水、电刑、铁针刺指尖或腹部。对意志坚强的不愿提供任何材料的革命青年，有时还采用深夜拉到荒山中毒打一顿或在寒冷的夜晚脱去他们外衣，让他们跪在旷野里受冻。 （四）收买利用叛徒 上饶集中营利用各种残酷的虐待与非刑，迫使被扣押的青年背叛中国共产党之后，就利用他们作为破坏共产党的特务。1942年在福建漳州被逮捕的原爪哇地区中国共产党地委陈伯敏，在上饶集中营关押到1944年春，就被调到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秘处担任调查组少校科员，并出资把他的家属由漳州接到他的任地江西铅山五都镇。又1943年l月，第三战区政治部派政工大队长沈少龚，到福建建阳徐墩上浇集中营选调男女队员83人，带回战区政治部，组织军中文化工作团作反共宣传。1944年又分发他们到一00 军黄百韬部与二十六军丁治磐部，担任下级政工人员，参加反人民内战。 （五）惨无人道的集体枪杀 1942年6月初，日军进攻浙赣线，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是进攻的目标之一。当日军一发动进攻，战区司令部就决定向福建逃跑，当时我已到战区参谋处担任日文秘书。当我知道战区决定南逃后，曾到上饶集中营告诉副主任张超：“战区各处室已决定南迁福建．你们也应当及早准备。这批共产党人是不好对付的，迁移途中必需加强警戒兵力，以免在那崇山峻岭的地区徒步迁移中发生问题。”约6月下旬，我在福建祟安武夷山武夷宫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工作时，看到该集中营送来公文，呈请批准杀害大批青年的名册，已经战区参谋长部文华批准，第二天我曾到附近的赤石镇去找该营的留守处，碰到该营总务组长陈范九，知道上饶集中营各中队当通过武夷溪时，发生暴动，凡是没有走得了而与这次事件有关的五十余名青年，一律要枪杀。其时该集中营已过赤石镇，在距镇几里的村庄上宿营，要进行血洗之后，再起程前往福建新驻地。我告诉他前进指挥所已批准他们的要求，事后了解这五十余名青年是在赤石镇附近的山中，集体用机枪扫射杀害的．杀害后就集体掩埋在这个山谷里。 细说上饶集中营 谢道武 【作者曾任上饶（前线日报》 外勤记者。】 我从1939年起即在江西上饶《前线日报》当外勤记者。由于该地区报馆很少，而当时当地只有我这样一个新闻记者，所以在社会上是很吃香的。又由于我为了扩大消息来源，对社会上中下各阶层人士以及兰教九流都得交朋友，所以消息特多。有许多人所未闻未见的内幕消息，我也知道。浙赣战事上饶失陷时，我为了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军，曾被顾祝同扣押，先关在上饶集中营三个月，后又关押在崇安、建阳等某监狱和铅山军人监狱前后共三年。在这些地方，又认识了国民党内部许多军官和职员以及特务，从他们那里听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秘密消息。透露消息的人当中，就有国民党在“剿共”时期要士兵割耳报功的土匪师长陈光中、特务头子张超的弟弟闽南情报站站长张振仪、茅家岭暴动后负主要责任的管理员王锡恩、行贿败露的东南分团中队长刘世澄、铅山戒严司令部王廷拔、中央军校第三分校的处长蔡汝慎等。他们在满腹牢骚的时候，什么秘密都谈，使我更进一步了解上饶集中营的真相。 虽然有人写过一些关于上饶集中营的书籍，但大多片断，有的还有失实的地方。为了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本来早想写一篇资料，只因‘，四人帮”造成十年浩劫。这种意愿只有到今天才能实现。撰写此文，一方面为了提供真实历史资料，尽到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对一些为国家为人民视死如归的先烈们，表示无限悼念和钦佩！ 一、上饶集中营内幕 当时我们国家里是没有“集中营”这个名词的。它也不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自己取的，而是外界进步人士借用此称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希特勒将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战士集中起来，大批屠杀，他们把关押这些人的地点称为集中营。关进集中营后，即没有生还的希望，所以人们均把它叫做死亡集中营。因为国民党关押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地方，也和希特勒的集中营一样，所以外界也把它叫做集中营了。上饶集中营，便是全国许多集中营中的一个。 上饶集中营，外界人士虽然这样称呼它，好像它是一个怪物．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它是由许多单位集汇起来的一个总称，这些单位计有： 一，第三战区皖南特派员办事处；二，第三战区政治部情报专员室；三，第三战区政治部专员室茅家岭禁闭室；四，第三战区特别训练班；五，李村招待所；六，石纸招待所；七，第三战区集训总队；八，第三战区训练补充大队；九，第三战区军法执行监部；十，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兹将这些单位介绍于后： （一）第三战区皖南特派员办事处 自新四军迁驻皖南径县后，第三战区长官部即专门成立皖南特派员办事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这个组织于1938年在皖南休宁成立，派中统特务张超担任特派员。后三战区长官部迁江西上饶，该办事处也随同迁往在上饶西八里处的船头办公。 该办事处除特派员由张超担任外，下有秘书一人，专司对内对外文书工作。还有三个组，一组管情报，二组管行动，三组管经济。各组下面又有组员，情报组下面还设有情报站，分布在苏南、皖南、浙南、闽南等地。后来范围扩大，赣东北等地情报站，也属办事处管辖。 办事处对外不公开。是用第三战区政治部专员室这个名称对外，但权力是相当大的。除他们发的特别工作证可以不花钱乘坐任何公私车船外，还可在执行任务地点指挥军、警、宪一个连的兵力。他们携带东西，不受任何检查，但他们却可以检查其他机关的文件，搜查别人和住宅，逮捕他们认为应逮捕的人。卜述下作，都是属于该处第二组的职权范围。除此以外，二组任务还有盯梢、跟踪、审讯、暗杀、破坏等一切行动。第一组除派遣外面情报站的人员外，还有搜集情报，整理情报，上报、通报等任务。第三组只管内外的经费给养工作。 该办事处成立时，秘书为高丽生，第一组长刘国梁，第二组长萧华银，第三组长萧霖生。该办事处撤销时，专员是欧阳瑛，第一组长是秦元润，第二组长是李崇海，第三组长是蒋郁。这个乱抓、乱关、乱杀人的魔窟，虽然对外不曾公开，但一般人都非常清楚，总是谈虎色变。抗战胜利前夕，由于共产党和民主人士进行坚决斗争，后来才把这个办事处撤销，改为宣导组，但内容未变，直到坑战胜利后才解散。 （二）第三战区政治部情报专员室 简称专员室，是战区政治部搜集情报的中心机构。由于它的工作与皖南特派员办事处相同，情报专员也是张超担任，所以两个机构便合署办公，人员也不增加，只是工作方面互相兼顾。因这个室的关系，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渗透到军队里面，而且还发展到地方组织，如邮电检查、交通检查、会同军警旅馆检查等。至于其他一切工作均与办事处相同，人称这个特务机构为专员室，而不叫办事处。这个单位的业务，以后亦合并于宜导组，至抗战胜利后解散。 （三）第三战区政治部专员塞茅家岭禁闭室 这个机构对外是不公开的，它直属于特派员办事处和专员室，业务由该办事处第二组负责。专门关押他们秘密逮捕的人。在“受训”的人当中，有国民党系统各机关和部队中，他们认为思想有间题或者对抗上级的人，也押在这里进行审查。由于案情的不同，禁闭室的惩罚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最重的，关在刺铁丝编成的铁笼子里，门很小，只有猫着腰才能进出。在笼子里，既不能站，又不能靠，还不能坐，一天只有躬着身子半立在它当中，身体最强壮的人，三个小时即会昏倒。第二种是分别关在一个一个房间里，睡地下，门反锁着。被关押的人，不准说话，不准走动，室内潮湿，睡一天后脚肿脸肿。第三种是大房间通铺，可以自由在室内走动，但不能出门一步。第四种是犯了错误的机关职员临时关禁闭的。可以自由活动，但不能出大门。 茅家岭禁闭室有管理员一人，前任郝志鹏，后任王锡思。警卫是长官部特务团的一个排担任。被押的人，多由专员室第二组审讯，案情重大的，张超也亲自审讯。审讯后根据案情和态度决定关押在哪一处。秘密处死的人，多在这里的夜间执行，不是活埋，便是于风雨之夜用小手枪对着耳门打死。这个禁闭室于1938年成立，它虽然对外不公开，但上饶地区的人，无不知晓。一提起它，便谈虎色变。1941年夏季暴动后，更闻名于世。随着日军进攻上饶，这个骇人听闻的魔窟才解体。 （四）第三战区特别训练班 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在各地大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第三战区特别训练班，就是在这个反共高潮中成立的。训练班成立在1940年春天，班址在上饶西北十里之谬的周田村，由皖南特派员张超兼任主任.班干部设总干事一人，由杜筱亭担任，专门负责文书和经济事务。另设总教官一人，由萧芬担任；下设一个教育干事，秉承主任和总教官意见，订立训练计划。另外聘请一些专任和兼任教官。兼任教官，多是当时的一些知名人士或职务高的官员。训练班不足一百人，只编成一个队，由王寿山任队长，负责出操、上课、学习、生活等事务。特训班的学员都是从地方或从各机关抓来的。抓来的人，先关在茅家岭，经过审讯，即押解到特训班，换上军衣，即成为学员，开始受训。警卫由宪兵担任。第一批人队受训的计有从金华方面抓去的国际新闻社记者计惜英、谷斯钦，以及《东南妇女》编辑林秋若等。第二批抓来的计有上海市各界慰劳新四军慰劳团团长吴大馄、鲁迅的朋友冯雪峰等。后来该班为了组织剧团演员拼凑不足，又从抗宣二队抓来著名演员金黎、金羽，又从青年剧社抓来演员崔子曦。该班训练，每天天未亮时，即起来在宪兵监视的铁丝网围绕的操场上跑步和早操。早饭后上政治课。下午上两小时政治课外，进行徒手军训。晚饭后学习讨论，一切行动，均由宪兵监督。该班于1941年夏季并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 （五）李村招待所 李村招待所是第三战区长官部情报室设立的，专门用以羁押地位比较高和重要人物的。替卫由宪兵和特务团士兵分层看守。里面还有便衣特务跟踪。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也羁押在这里。同时被羁押的还有新四军三支队参谋长张正坤、副官处处长张经武、教导总队队长冯剑飞、参谋处处长赵凌波、教官赵希仲等人。浙翰战事前，叶挺押解到第六战区长官部羁押，张正坤、张经武被枪杀在皂头至湖滩头那里的一个山坡下，冯剑飞押到茅家岭秘密枪杀，赵凌波叛变后于一个中午午睡时在皂头失踪，赵希仲于转移福建时在石塘到紫溪途中失踪。 关于张正坤、张经武之死，是有计划有预谋的。1941年初夏，一天由长官部特务团派警卫士兵一排，扬言说把张正坤等二人押解周田村受训，但事先买了两口棺材，随同部队后面一齐出发，到了湖滩头上山爬坡快到达周田村时，附近的居民见此情况即大声叫喊，当张正坤等二人回头看见棺材时，便攀登山岗，寻路逃跑，后面警卫士兵即开枪射击，二人就这样牺牲了。死后附近居民将二张尸体装人两个棺材里就近埋在那里。关于冯剑飞之死况是这样的：当浙赣战事日军已攻到浙江衡州时，长官部为了减少麻烦，对斗争坚决的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一天将冯剑飞从李村招待所押解到茅家岭，声言同机关一道转移福建。谁知到了茅家岭后，冯与管理员王锡恩讲话不投机，王即打了冯一记耳光。冯说：你为什么不讲理？王说：对你这种人没有什么理由可讲。当晚在大风大雨中，王锡恩将冯剑飞带到茅家岭酉边一个小山岗，当冯向上爬田埂时，王即用小手枪对着冯的耳门开枪射击，冯就这样倒下了，尸首还是附近老百姓第二天埋的。 （六）石低招待所 石碾位于周田村南的一个小山岗上。三面悬崖，只有一条小路可通。上有几间破屋。特务机关用以关押斗志最坚强的共产党人。这里只关押了三个人：一个是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黄诚，一个是作战科长李子茅，一个是警卫团长唐铭中。三人均带很重的脚镣，由宪兵看管，并专门派一名特务与三人开小灶。三人的思想工作是总教官萧芬负责。总教官萧芬，是四川仁寿人，理论水平低，每次与黄诚理论交锋时，均弄得耳红面赤大败而归。黄诚他们估计到：浙赣战事三战区长官部撤退时，特务必然要下毒手，所以唐团长即先行越狱逃跑，谁料山高崖滑，又脚带重镣。竟失脚跌到崖下，活活跌死。张超命人将他尸首抬回，放在黄诚、李子芳面前警告说：这就是逃跑的下场。三战区长官部迁移时，顾祝同下令将黄诚、李子芳二人处死。张超为了不露痕迹，使人在一碗菜汤中放进一包毒药，企图将黄、李二人毒死。同时将警卫撤走，声言第二天黄、李二人随同大队转移。当黄、李二人吃晚饭时，他们即感觉到菜汤内有异味，怀疑有毒，黄坦然说“管他的！”。黄、李二人吃后不久，毒性即发，因毒性小，无法致二人死命。但二人痛苦的形状已到了极点，昏倒在地上打滚。监视特务立即报告张超，张超即派特务白玉林、杨国栋、郝志鹏三人前去，用绳子将二人活活勒死。黄、李、唐三人，就是这样惨死在这个招待所的。 （七）第三战区集训总队 皖南事变后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均被押解到上饶铅山一带进行集训，于是成立了第三战区集训总队。总队部设在铅山城里，由唐肃担任总队长。该总队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军官大队，由张超兼大队长。与三战区特别训练班同设在上饶周田村。军官大队下设五个中队和一个女学员中队。士兵分两个大队，驻在铅山，每个大队各设五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中队长一人，副队长一人，区队长三人，指导员一人。队长负训练和生活方面的责任，指导员专负学员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全责。每队还有一个司务长，专门为学员办理伙食。学员的生活待遇，与当时的普通士兵一样；训练实行三操两讲，除准许他们认为可靠的学员随同司务长上街采购生活日用品外，其他的人一律不许外出。军官大队先成立一个“更新剧队”，后又改名为“新生剧团”，曾先后演出过《旗麟寨》、《杏花春雨江南》、《野玫瑰》 等话剧。军官大队还组织过更新篮球队，参加三战区东南五省篮球锦标赛。 对两个士兵大队，边训练边审查。审查认为无问题的，即解浙江温州四十二补充兵训练处转拨前线充当炮灰；有间题的继续留训审查。后来结束时，遗留的一部士兵移交给第三战区训练补充大队。 集训总队设有一个政训室，有主任一人，由倪志x担任。政训室内设三个股，一股管宜传，一股管人事审核，一股管情报。还出过一个月刊叫《更新月刊》。集训总队一切未完工作，以后由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全部接收。 （八）第三战区训练补充大队 第三战区集训总队结束移交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之前，本来有大批士兵应送往四十二补训处的。长官部情报室为了要截留一部分经费来扩充自己，遂成立了第三战区训练补充大队，接收集训总队一部分士兵。另虚报三个中队，使国民党政府多支出三个中队的经费来进行中饱。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该大队本来接收的人就不够名额，兼以要多报三个中队，那人数就更少了，为了补救起见，又在社会上招了一批失学失业的流亡青年。为了应付上级派人来抽查点名，他们把队伍分开驻，先安排点名日期，今天点这里，明天点那里，他们就可预先安排顶替了。该大队原先在铅山，后转移石塘和杨村，继又转移到福建将口。日军退出上饶后，又将两个中队分散驻在皖南款县乡间。直到抗战胜利，才将这个大队的士兵交给徐州绥靖公署。第三战区训练补充大队有大队长一人，由孟繁伦担任；副大队长一人，由张克复担任；指导员一人，由王璧担任。 （九）第三战区军法执行监部 该部是镇压反对国民党人员的残酷工具。执行监主任是蒋经国的母舅王震南。一天到晚手持佛珠口念阿弥陀佛，但他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很多人都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不问你有罪无罪，只要把你弄到执行监部，起码也要给你判上二年徒刑。该部先在上饶皂头，浙赣战事时移福建建阳徊瑶，后来又迁铅山。它下面除有一个警卫森严的看守所外，还直接领导着一所军人监狱。处死人多从看守所中提出执行的。赤石暴动后，有一部分人就是王震南处死的。 （十）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 国民党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的期间，成立了战时青年训导团中央团部，于西北和东南成立两个分团。把第三战区各个分散的反共单位一齐合并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由三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负责情报室的卢旭兼任主任，皖南特派员张超担任副主任。以集训总队军官大队和三战区特别训练班为基础。分团团部设在上饶周田村。东南分团团部设一秘书和三个组，一组管总务，一组管教育，一组管训导。总务组长由陈范九充任，秘书由杜筱亭充任，另有总教官一人，由汤独深充任，另外还有专职和兼职教官。 东南分团成立不久，浙赣战事即行爆发，该部先迁铅山石塘，继迁祟安赤石，旋即迁下梅，后又迁建阳徐市。上饶收复后，该团先迁建阳徊瑶，后迁崇安，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解散。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直属重庆战时青年训导团中央团部，是康泽系统的一个特务组织。它的教育宗旨，是以软磨硬逼的手法来迫使受训人员接受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注重政治思想训练。但由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很低，无法说服一些受训者，所收效果甚微，尤其是天天讲”总理遗教”、《中国之命运》，引起大家反感，与他们预期的目的背道而驰。东南分团原编有六个队和一个女生区队，第六队又称“顽固队”,因这个队大多是共产党员和新四军干部，斗争性坚强，后来赤石暴动，就是这个队为主导，故牺牲也比较大。东南分团在抗战胜利后经共产党坚决斗争后才解散的。 二、几件暴动事件的真相 （一）茅家岭暴动 茅家岭禁闭室对待政治犯，从来就是很苛刻毒辣的，所以一提起茅家岭，有的人总是谈虎色变。皖南事变后，在周田村军官大队里反抗国民党的人不断出现，所以茅家岭禁闭室的政治犯就不断增加。1941年春，还未到插秧的时候，一天午饭后，担任禁闭室警卫的特务团士兵，大部到附近小河中去捉鱼，管理员王锡恩押解几个从禁闭室调出来的人到周田。禁闭室只有几个士兵看守，枪支子弹，均整齐地摆在自己的铺位上。在禁闭室关押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人员见此大好时机，决定进行暴动。他们先派一个交通员假称要大便，当警卫将铁笼子的锁开后，这个交通员即出来用暗号向有关的人传达了行动的指示，他解放后回来，当警卫士兵开铁笼门时，他将士兵紧紧抱住，笼子里又冲出几人，将士兵的枪夺了，砸烂了牢房的锁，放出被关押的人。同时冲进警卫住室抱出机枪，将整个禁闭室大门封锁，掩护大家逃走。当被押的人已冲出大门时，其余警卫士兵才发觉，但机枪对着他们，不敢前进一步，有一个警卫虽然投掷过一个手榴弹，但却无一个伤亡。等禁闭室被关押的人几乎全跑完时，外边的人才发觉。这时暴动脱围已完全成功。暴动逃出来的一批人，根据计划，分散隐蔽在一些农民家里，趁当天晚上即转移到西南山区。当三战区长官部知道这个事件后，即命令当地军警宪进行大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茅家岭暴动后，顾祝同将责任推给特务团团长鲁策三和张超。鲁策三推说他没有责任，是张超处理不当所致。张超顶撞不过鲁策三，但又不承认自己应负责任，就把一切责任推给禁闭室管理员王锡恩。先将王锡恩撤职，押解军法执行总部审讯，结果说王锡恩克扣囚粮、强奸女犯、侵吞犯人财物、虐待犯人，因此激起了犯人暴动，于是将王锡恩枪毙，以了此案。 （二）赤石大暴动 浙赣战事时，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向福建转移。先从上饶周田村迁到铅山石塘，不久，即迁崇安赤石，转迁崇安下梅。当队伍进驻石塘时，共产党地下组织即准备暴动，由于时机不成熟，故未举行。当队伍由赤石向下梅迁动时，当地两面均是高山密林，并有崇安河，需要从江上渡过。时值夏季，江水大涨，船渡艰难，组织基动的负责人认为此时此地是一个大好机会。这里山林里常有地方游击队曾镜冰带领的人出没，脱围后很快就能够得到接应和掩护，所以决定于队伍半渡以后即行暴动。 暴动这天，特务也警觉到事情的严重，除宪兵看押时带有盒子枪外，每个中队还配备了机枪；每个大小头目，每人均带有一支二十发的手枪。宪兵在河两岸渡口均架起机枪。在此紧要关头，暴动组织者，决定队伍过了大部，即行行动。到行动时，两边的突击手一个人对付一个头目，互相撕打，使他们无法开枪和指挥；另用一部分人夺取了宪兵封锁渡口的机枪。两岸人声鼎沸，口号震动了天地，使特务失魂丧胆。虽然也开了枪进行射击，但满山遍野都是人在跑，也无法找一个目标，在一场混乱中，脱围逃跑了大半。虽然也有少数人牺牲，但大多数却安全脱逃。赤石暴动以后，国民党立即派了三个正规师包围搜山，在武夷山中搅扰了一个星期，一无所获，只有一部分无事老百姓被抓进崇安的监狱里。暴动以后，顾祝同恼羞成怒，下令清洗。东南分团的大小头目，开出名单，经顾祝同大笔一勾，当夜即集体枪杀，杀后埋在赤石附近一个土坑内。在集体枪杀事件中，有一件可歌可泣的事，就是一女政工队员李瑞芝之死。李瑞芝是浙江武康人，参加新四军当政工队员。皖南事变被俘后，被国民党五十二师一个团长看中，一定要娶她做老婆。她誓死不从，后被大队押解上杭后，该团长曾多次写信给张超不仅要张关照，并请张超从中劝解，以达自己的日的。结果仍被拒绝．所以她也被列人“顽固派”之列，是夜间集体枪杀中的一个。但初次未击中要害，她高呼：“再补我一枪！" 经刽子手二次射击时，才倒地死去。 三、上饶撤退时一件惨案 新四军从皖南转移北上时，有一个女政工队员周琳因患子官瘤，不能行走。军部遂将她安置在皖南茂林一个农民家里养病。皖南事变后，第三战区党政委员会派人到皖南进行宣辅工作，有人告密，遂将周琳抓了起来，押到茅家岭禁闭室。由于她的病很重，张超遂把她送到上饶第六中心卫生院监护治疗。周琳平时爱学习，对人诚恳，热情宣传抗日主张，为人所称道，医院的女看护甘玉贞，竟把她当成前进道路上的灯塔。甘玉贞不仅热心照应她，后来还为她传送消息和宣传品。此事为人揭发，甘玉贞被浦后押到东南分团去受训，周琳押解回茅家岭禁闭室。 浙赣战事禁闭室撤退前夕，在一个大雨谤沱的夜里，王锡恩将周琳押解到茅家岭附近山角里预先挖好的土坑，强迫她入坑跪下后，然后一铲土一铲土往下埋。当土埋到她的胸口时，她仍在呼口号。 ( 1980 年） 参加邓文仪特务组织受训及巡缉烟土的回忆 张玺 【作者曾任湘哪肠三省“揭匪”总司令部宜传处宣传队长，免职后参加特务组织。】 1932年冬，我在湘鄂赣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宣传处任宜传队长，当贺衷寒接替蒋坚忍来任宜传处长时，我因私事离队，遂被免职，流荡汉口，生活无着。黄埔三期毕业的武希良与我友善，他是复兴社组织人之一，他介绍我认识了邱开基，邱也是黄埔三期毕业，是复兴社的核心分子，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特务工作，我当时正在失业，不暇选择，就答应了。 邱开基领我到武昌斗箕营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会见了南昌行营办公厅调查课长邓文仪，得到邓的认可后，即委我办理参加特务组织的手续，填了几份表，缴了相片，并举行秘密宜誓，监誓人邓文仪，保证人邱开基，誓词内容：第一服从三民主义，及校长训示；第二愿以特务为终身事业；第三如有泄露机密，违抗命令，即行处死。第四…… 参加组织后，即奉派到长沙，搞烟土运销情报，当时，邱开基对我说：“烟土是由全国禁烟督察处统运统销的，不准私商经营，这笔收人甚大，关系国家财政，及’期匪’经费。湖南省主席何键，有纵属偷运烟土情事。你去长沙，打入这些人员中去，查明实际情况，随时向南昌经堂巷十号报告”。我到了长沙之后，即住在旅社中，秘密从事这一工作。 当时湖南不少烟商，由云南、贵州采购烟土进人湘境。全国禁烟督察处，在湖南洪江设立了一个办事处，规定各烟商，须将采购数量呈报，教纳税款，贴花放行；由于湖南驻军是何键的，他们又向烟商征收押运费。烟商虽遵章缴了烟税，还得向驻军级纳押运费，由驻军押运，才能人境。因此，各烟商情愿向驻军缴纳押运费，在他们庇护之下，不报洪江办事处，大量走私漏税。这样洪江办事处，收到烟税甚少，等于虚设。湖南省主席何键，不仅纵容部队这样做，而且自己也派员经营烟土运销。每季由云南、贵州走私人境大量烟土，在侯家塘四路军总部的修械厂内，设立了吗啡制造厂，由一个姓李的担任经理，每月有成吨的吗啡出厂。他们把吗啡杂在军用物资内，向全国各地销售。我就将侦得有关这类情报，随时报到南昌经堂巷十号去。曾有一次，我侦得四路军总司令部有个副官．押运十余箱子弹到河南去，其中杂有吗啡。遂将情况报到南昌，传令汉口有关机关注意查缉。后来从这十余箱子弹中，查获两箱吗啡，当时我得到奖金一百元。 到1933年3月间，忽然接到邓文仪来电，限期要我到南昌经堂巷十号报到；我如期赶到南昌之后，才知道是调查课在这地点办了一个政治情报训练班，调我来是要我进这个班受训的。 这个班的主任是邓文仪．副主任是吴受彭，广东人，新由外国留学回来的。这个班名义上是政治情报训练班，实际上就是训练情报特务，班内设队长、队附各一人，是由学员中挑选充任的；教官大部是高级特务分子兼任的，我认识的有邱开基、周伟龙等人。也有少数属于特种技术的专业教官，例如有个姓秦的南京人，专教看相算命及江湖暗语。这个人是个大流氓盗窃头子，他有惊人的盗窃技术，是从监狱中提出来任职的。 情报班受训的约有五十余人，各种身份的人都有，有市县国民党部职员、厂矿行业头目、各码头或工会负责人、军中文职人员、新闻界人员、文化单位人员等，都是已经参加特务组织的人，调来培养技术的。 情报班受训期限四个月，是非常严格的。每个人都编了号码，我编为41号，互相只喊号码，不用姓名，也不通私人关系，受训课目，主要有情报须知、秘密通讯术、化装术、江湖术等。每个人发给一本手册，上面详细规定了情报项目，如军政商学各界重要人员的政治倾向、生活情况及言行，地方人士包括绅商帮会头目的势力及言行，共产党及进步人士的活动情况，各部队人数武器装备纪律及战斗力，商场动态，社会动态等等。情报特务，除执行上级交下的特别任务之外，还得按手册项目，获得情报，每星期上报一次。上级对特务人员的待遇，就按各人的工作成绩而决定。 情报特务，专门使用各种手段，打人有关机关，获得所需情报，可以采用收买、威胁、诱骗、盗窃，及利用男女关系、私人仇怨等等手段来获取情报。因此，班内对秘密通讯术、化装术及江湖术等课程，看得特别重。我学过各种密码编用及以黄血盐写、再用盐化铁一洗即见字，或用米汤、小便写再用碘酒一涂即见字等密写办法；我学过各种化装术，如涂改面容、装假牙齿或戴特别制成的近视眼镜，或着几层不同的服装，随时更换等办法；我学过看相算命术及相命人双关语，而且学过江湖黑话。有人向那个姓秦的教官拜师，学习偷盗特技的，我不愿叩头，没有去拜师。 我在受训期间内，由于强调组织纪律，及保守机密，除与邱开基等几个熟识的人外，很少与其他人交往。因此，对邓文仪这一系的特务组织全盘情况，知道甚少。仅知道特务人员中，除像我这样的情报特务外，还有一种行动特务，他们是特务中的核心分子。他们的任务，与情报特务大不相同。他们专事绑架、暗杀、拷问、追踪等。情报特务，只是不择手段，获得所要情报，在工作中还得受行动特务暗中监视。听说经堂巷这地方，就曾训练过一期这样的行动特务。 此外还听到了有关行动特务所作的案件：当时南昌有个杨姓妇人，专事勾引官家及良家妇女，供人淫乐，大概是触及了恶人妻女，就由行动特务，白天到其家，在烟床上用特制刀具将其暗杀了，报上登载是自杀死的。又如南昌某女校，突然失踪了几个进步女生，也是行动特务捕去的，家属向当时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请求查访释放，熊竟推卸不知道此事，杳无下落。至于秘密审讯、车送郊外暗杀人死等事，也常有所闻，但无法详其底细。四个月受训期满之后，我仍回到长沙，继续搞烟土运销情报。 1933年九十月间，蒋介石任命邱开基为全国禁烟督察处的缉私处长，并成立一个巡缉兵团，由邱开基兼任团长。这个巡缉兵团有一个特务营、三个步兵营，武希良任特务营长，第三营营长是黄极新，也是军校三期毕业的，我被派为第三营第二连连长。这个团的武器装备，特别精良：全部美国式，官兵都发了皮鞋呢衣，其他待遇，均优于一般部队。当时特务营驻汉口，第一营驻宜昌，第二营驻老河口，第三营驻南阳，专以巡缉走私烟土，及押运已纳税贴花的烟土为任务。配属两艘炮舰，专从宜昌装运烟土，往来汉口、南京、上海等地。 巡缉团官兵，除武装押运烟土外，就是缉私，在各交通要道，公开设立检查站，进行检查，并经常派出便衣人员，伪装小商贩，混在各码头集市中，进行暗中查访；或勾结当地流氓地痞乞丐等，充作眼线，密查密报。在必要时，可突然搜查行人、民船、轮船、汽车、大车等。凡缉获的私烟，即行没收，按四六分成，即四成提奖缉获官兵．六成上缴归公。因此，巡缉团的官员，除得到优于一般部队的薪炯及待遇外，还可得到不少奖金。我当时愿意降级去当连长，就是因为这个部队有钱搞，当个连长，比普通部队的团长收入还多。每个月不贪污，单就缉获私烟分得的奖金，就已不少。 我率领的第二连，驻在南阳，当时河南各地土匪甚多，各县保安团队也不少。这些恶势力，均与绅商沟结一气，进行烟土走私。巡缉团为了缉私，就得经常与这些人为敌，因此时常发生纠纷，致伤人命。我曾因连内一兵被保安团队打死，就加派部队也将对方打死几个人，闹得相当严重，当地绅商藉有亲友在南京政府中做官，将此事向蒋介石控告我纵兵殃民，蒋介石曾电令将我押解南京审讯，幸得邱开基兼团长，向上级呈达解释，只将我撤了连长职，仍留团任附员。以后绅商势力，与巡缉团的纠纷更趋激烈了，打伤人命的案件，越来越多，绅商向南京蒋介石的控告，也越来越多，终于在一次打死人命案件发生时，触怒了蒋介石，下令撤免了邱开基，派由康择负责．并将邱押解到南京去。邱开基是由我押解去的，但我回到巡缉团后，我的打伤人命旧案，又复发了，电令将我押起来，最后判我三年徒刑，我就这样脱离了巡缉兵团。 由于我当情报特务不久，即转任到巡缉兵团，与邓文仪属下特务组织关系疏远了。又由于我判刑三年脱离巡缉兵团，与特务组织关系，更加隔膜了。 陈诚“研究系”特务活动内幕 刘庄如 【作者当时系陈诚”研究系”特务组织的重要成员，曾任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主任、保定绥署 第二处长、武汉替备司令部擂查处长、湖北绥靖总司令部少将稚查处长。】 ”研究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人们对陈诚所属特务组织的代称。虽然陈诚矢口否认有他的特务组织，“研究系”特务分子也极力回避说他们是一个特务团体，但事实上从抗战前期直到大陆解放，以张振国、阮成章为首的一伙人，始终打着陈记特务的相牌，在军统、中统两大恃务势力的夹缝中，以独树一帜的姿态，干着特务勾当。他们先后霸占了第九战区、六战区、十一战区长官部．远征军长官部，军政部，武汉行辕，海军总司令部，武汉、昆明警备总司令部等公密情报特务机构，在一定时期中还控制了国防部第二厅的人事行政部门。凡是陈诚势力范围所及之处，也就是“研究系”特务藏头露尾之所。我虽然对早期“研究系”情况了解不够，但对它后期的一些活动，我不仅是罪恶的见证人，而且是罪恶的制造者。 一、“研究系”特务的缘起和演变 （一）特务头目张振国、阮成章的起家 陈诚“研究系”特务的形成是和张振国、阮成章这两个特务头目的反革命活动分不开的。 张振国，原名张汉卿，又叫张英，别号正之，原籍湖北河阳，家住歌黎湾，现属洪湖县境，陶三阻、郭雅萍、陈佩秋都是他的妻妾。张曾在中央军校六期、中央警官学校交通班一期、陆军大学将官班四期毕业。早年他在洪湖地区做过打家劫舍的土匪，1928年在陆军第十三师七十三团二营做过排长，土地革命时期参加江西南昌行营调查课，受过谍报训练，抗战初期由军令部第二厅派到武汉行营当过谍报组长，后来依附陈诚担任过九战区的情报参谋、第二课课长．六战区联络组长、通讯室主任，以及远征军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政部调查室主任和国防部第二厅一司副司长等职务，在一段时期是陈诚帐下红极一时的人物。 张振国是一个吃、喝、漂、赌、骄、奢、拐、骗、籁、蛮这样十全十备的流氓将军。至于瞒上欺下，纵横摔阂，更有他一套流氓手法，什么东西都讲究所谓权术。比如宋希滚在远征军时期不买他的账，他在陈诚那里用政治情报的骗术让宋希镰丢官失爵。后宋希镰在鄂西地区做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张振国做湖北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宋希镰变相赶走了张振国，张振国则利用“鄂人治鄂”、反对“湘人治鄂”的口号，在宋希谏和湖北省主席朱鼎卿之间制造矛盾，互不相安。张振国一贯使用特务权术招摇撞编，但由于作风过于卑劣，终于原形毕露，被陈诚所鄙弃而下台。“研究系”特务的领导大权就落在阮成章身上。 阮成章又名阮铁城，湖北黄安（现为红安）县人，先后毕业于湖北第二中学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抗战初期参加过军委会战干一团情报队；解放战争期间，在国防部情报学校高级情报军官队第一期毕业。早在抗战初期，他就和张振国在武汉情报组打过交道。1939年阮成章又参加南岳军训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当张振国在西南游干班充当第五队和第十队队长时，阮成章又是第五队及第十队的指导员。后来，阮成章跟着张振国由九战区到六战区，直到1942年还只是一个上尉情报参谋。但阮成章脆计多端，狡诈善变，能讲能写，有一套特务工作的伎俩，在湖北恩施地区帮助张振国办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案件。在敌机轰炸时曾被炸伤腰部，几乎毙命，后来虽医治得救，却始终患上一种神经质的疯狂症。正由于他亡命效忠陈诚，因此得到陈诚亲信郭忏的特别赏识，阮成章很快升任研究室的情报股长。1943年当张振国离开六战区随陈诚调任远征军调查室主任时，阮成章竟被摧升为第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上校代主任。后来郭忏官升一级，阮成章也随着高攀一级，并在陈诚势力范围内，先后出任了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当阮成章由恩施飞到武汉接受日伪投降时，郭杆用陈诚的招牌阻止了军统特务对武汉稽查处的染指，同时又特别向陈诚推荐了阮成章。当陈诚在武汉接见阮成章时，阮投其所好地说了’‘当前我们只是接收了物资，并没有收得人心”，结果很得陈诚赏识，陈诚对他慰勉有加，后来还把这两句话作为向蒋介石汇报接收情况的中心内容，同时在南京国防部纪念周上强调说：“我这次在武汉碰到一个青年，他说我们当前的接收只是接收了物资，没有接收人心，我看这确是我们当前的病根。”这等于在大庭广众之中，表扬了阮成章。这样一经品题，阮成章也就身价十倍。从此，阮成章更成为陈诚的忠实干将。他每占据一个情报据点，就以郭忏和陈诚为背景，长期控制那个据点。当张振国失宠于陈诚后．阮成章就成了“研究系”特务的领导中心。他曾自命不．凡地说：“搞情报，像我这样白手起家干上了海军总部情报处处长，虽然不是造极，也算是登峰，现在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意思是中国的每个海港据点都有他的特务分布。 我早年和阮成章是湖北武昌第一师范的同学。1944年初，我进人第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任职时，就充当了阮成章的助手。后来通过他的关系，结识了张振国，也是一见如故。抗战胜利后，我虽然和阮成章分手，但许多升官逐鹿的图谋，仍然是相互勾搭，相互援引的。“研究系”特务内部把张振国、阮成章和我三人称为“三头”，而把二厅办公室副主任杨大和、武汉稽查处副处长李铁生、情报学校处长余诚、海军情报处副处长周伯达、昆明稽查处处长阮更生、武汉楷查处处长陈寄生等六人呼为“六臂”。这些人在一定时期中便成为“研究系”特务的主要骨干。 （二）“研究系”特务的政治背景 1945年初，张振国由昆明远征军长官部返回恩施，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当时研究室的一伙特务．都称他“张先生”，张振国自己也是以研究室的家长自居。在一次有阮成章、余诚等在座的闲谈中，他提到对军统特务的态度时说：“军统有什么了不起，几次鄂西会战，都是我们的同志抢了头功。戴笠在黄埔路拦住蒋介石的汽车递情报的时候，谁把他放在眼里？只要我们好好干，辞公（指陈诚，陈别号辞修）的前途，就是我们的前途。但在今天，他们不干涉我们，我们也不得罪他们。” 1947年，张振国没落的时候，带着小老婆陈佩秋住在北平隆福寺崔府夹道24号我家达半年以上。我曾向他表示，北方环境复杂，情报人员派不进解放区，难以取信上级，军统特务到处对我们施加压力，又难于应付，希望能转移地区工作。张振国表示说：“北平是一个重要据点，在现有的基础上是会有所作为的。做情报不仅要注意敌人，也要注意长官，更要随时作状况的判断。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以军令部情报参谋派到九战区服务时，长官（指陈诚）要祝派一个情报组去九江侦察情况。我派了张正大做组长，他们是用‘探子报’的原始方法进行活动，根本搞不到情报，也不知什么是需要采集的情报，日本侵略军还未到九江，他们就溜回武汉。长官部在撤离武汉时向我要九江方面的情报，我看不好交代，只得灵机一动，想当然地杜撰了一个情报，说‘日军进犯田家镇后，一部溯江而上，另一部由黄梅经黄欧迁回武汉。’我的这个情报本来是捏造，但后来居然成了事实。尽管辞公没有按这个情报内容作出处置，但是由于日军的行动恰巧与情报内容偶合，便引起了陈诚对我的重视，后来长官部迁到祟阳，还要我向武汉方面派遣情报人员。”张振国在早期取得陈诚的信任，就是用这类编术哄编了陈诚。 1945年，我离开六战区到北平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就任研究室主任时，阮成章和我谈到研究室的出路问题。他说：“我们今天羽毛未丰，组织还未定型，一方面不得不拿着陈诚这张王牌来挡住军统对我们的排挤，另一方面又不能打出陈诚的旗号，使辞公在政治上的处境增加困难，因此我们只有相互默契，到了有一天，不是我们需要他们，而是他们需要我们。目前悔公（郭忏号悔吾）是培植我们的，悔公的指示就等于辞公的指示。孙长官（指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是走陈诚的政治路线，是会支持我们的。只要我们有成绩，总有我们出头的一天。”阮成章的这番话，充分展现了“研究系”特务的背景路线和阴谋。“研究系”之所以只有活动而没有组织，也正是这个缘故。 （三）从游干班到联络组 张振国、阮成章经常副窃革命术语，为反革命勾当服务，常说“干部决定一切”,“人是宝贵的财富”。当他们运用各种骗术，骗取陈诚欢心的同时，也懂得培养特务是进行特务活动的基本环节。在九战区长官部由武汉撤到长沙之后，日军节节进逼，陈诚苦于对日军行动不了解，常是一筹莫展，而对新四军在敌后捷报频传，他又分外眼红。他为开展敌后游击，在湖南南岳成立“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并指定李耿庵主持训练。表面上是与共产党合作，暗地里别有用心，因而初期有叶剑英等一批中共．人士在西南游干班讲授一些革命技术课程。学生毕业后有些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则干了反革命的特务勾当。张振国接受陈诚旨意，在游干班内部组建了两个情报队，一个是第二期的第五队，一个是第三期的第十队，张振国自兼队长，阮成章由游干班第一期毕业之后，做了情报队的指导员。这两个队是纯特务性质的，学生男女兼收，训练课程除游击战术外，还有情报业务、化装术、通讯术、侦察术、测绘术、窃盗、交通等课目。这批学生毕业后，多数与张振国一道被派到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张振国就运用这批门徒，先后在湘北浏阳、益阳、平江、湘阴等地成立了五个情报队，阮成章、余诚、王子民、萧赞「何、刘汉屏、萧全才等就是当时的队长和指导员。这几个队的情报人员，后来便成为早期“研究系”特务活动的主要骨干。其中的女特务也先后成了特务头子的老婆，像张振国的小老婆郭雅萍，阮成章的老婆缪国琼，都是游于班情报队的学生。 1939年，陈诚将九战区司令长官之职交由薛岳代理。翌年第六战区重建后，陈诚到湖北恩施就任该战区司令长官。张振国在九战区任第二课长时得到陈诚的赏识。他建议在湘北的情报队中成立一个联络组，改属六战区指挥。得到陈诚批准之后，张振国便自兼联络组长，也由湘北转到恩施。由此，联络组便成为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处负责情报侦查的独立单位。 二、“研究系”特务在恩施的发展 （一）白色恐怖下的恩施 第六战区长官部进驻恩施之后，陈诚企图把湘鄂川地区变成他的独立王国。陈诚在政治上主张军政集权，他以六战区司令长官兼任湖北省主席，受战区辖制的四川和湖南地区的行政、粮政、役政也完全听他的摆布。在经济上陈诚实行所谓“计划经济”，利用巨额军费投机性地调拨粮食物资，并经营银行、工厂、商业、旅找以及运愉事业。在教育上，标榜所谓“计划教育”，成立各类专业院校限制青年学生的出路。在军事上，他则坚决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策略，排除异己，保存实力。在巩固其权力方面，最初的联络组和后来的研究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联络组到了恩施之后，为了在陈诚面前多做表现，一面搞敌伪和国民党军内部的军事悄报，一面加强搜集后方防奸防共和禁烟禁毒等政治情报。陈诚对这类情报特别重视，动辄就批上“杀”、“枪决”、“处决”等字样。1941年住在恩施城内西后街58号的巨商秦吉安，就是在研究室特务严刑逼供下屈招为汉奸后，全家遭到枪毙的。陈诚对此的态度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纵容一人”。在陈诚驻节恩施的几年中，几乎每周都要杀人。 由于陈诚的支持，“研究系”特务横行舫道，无恶不作。比如，张振国、阮成章便经常教唆部下说：” 研究室是我们打出来的天下，谁若在外面惹事打架，打输了就不要回来见我（”因此在六战区境内，不但普通民众对长官部情报人员深恶痛绝，就是六战区的各级官兵也都敬而远之。一次，“研究系，，特务胡冰华在松滋枝江地区为非作歹，被专员何绍南拿获。何绍南也是以“屠夫”著称的杀人魔王，他本想把胡冰华先斩后奏，后因投鼠忌器而向陈诚请示’‘准予就地正法，’。当地研究室特务侦知这个电报后，即向张振国告急。张振国先走了内线，所以，当何绍南电报到了长官部后，未经陈诚过目，即由秘书室直接移送研究室核办。研究室立即用陈城的名义，电令何绍南将犯．人移交研究室处理，何绍南只好忍气吞声，乖乖地把胡冰华放了出来。胡冰华改名胡小池后继续在当地活动。后来研究室利用政治人事矛盾，以何绍南“贪污读职”的政治情报，向陈诚大进谗言，结果陈诚很快就下令撤掉何绍南的专员职务。1944年，在利川做县长的于国祯经常化装访求“民隐”。有一次他利用抬滑杆来掩护身份，不料因自己的麻面特征被研究室特务识破。于是特务强要坐他的滑杆，故意和他为难，他只好勉强抬了几十里，但特务仍不罢休，故意辱骂说：“你这个麻怪！你不抬老子，老子就揍你。你们利川县长是个麻怪，连你这个抬滑杆的也跟着怪了。”特务边骂边打，直揍得于国祯连声求饶，方扬长而去。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说：“于国祯大演苦肉计，特务碰特务，硬抵硬。” （二）“研究系”与军统特务的勾心斗角 就在联络组成立时，军统特务头子刘培初即打进了六战区。最初，刘也得陈诚的信任，当上了第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长。党政总队和联络组特务一样，事事过问，无恶不作，而且相互之间为争权夺利，经常发生冲突，相互向陈诚指控对方的劣迹。由于党政总队人多事乱，作恶多端，研究室特务伪造许多加罪于刘培初的情报，结果由陈诚下令撤销了第六战区党政总队这个组织，“研究系”特务从此在六战区站稳了脚跟，这是张振国和军统特务作斗争得以自存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军统在湖北的老底是“保四科”（湖北省保安处第四科的简称。）“保四科“是军统湖北站的原始掩护机构。第六战区成立时，戴笠也想和其他战区一样，由军统特务控制六战区的情报机构，但是陈诚有他自己的特务组织，不让军统插足。戴笠对其他战区可以用蒋介石的名义为所欲为，而对陈诚，则不敢放肆，因此六战区内部没有军统机构，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只能在第六战区军法执行总监部成立一个调查室，作为他的掩护机构。据朱若愚当时对阮成章说：“军统特务有三不做，一是陈诚，一是胡宗南，还有一个是宋子文，其他没有例外。”因此，陈诚要运用自己的特务去搞情报活动，军统不敢也不能过问。事情正是这样，就是蒋介石自己对陈诚，只要陈诚拟计划要编制，要粮要钱，要物资，要军队，也很少批个“不”字。陈诚能在鄂西形成一个特殊的局面，不是偶然的。军统头目戴笠对陈诚也是以前辈相称，研究室原先应用的一批特务电台，也大都是戴笠送给陈诚的。张振国就利用这个关系，以陈诚做靠山，加上自己的钻营活动，终于在1942年，将联络组这个暂时性的组织，用第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的正式编制，由军委会的命令肯定下来。 （三）编制从骗局中来 1942年夏天鄂西第二次会战期间，日军以号称三个师团的兵力先后向湖北远安石牌及宜都进攻。本来日军当时的行动是一种临时“扫荡”性质，而六战区惧于抵抗，则扩大宣传“日军以大军进逼恩施，直指重庆”，让蒋介石多为陈诚送粮送钱送装备。当时在对敌的兵力判断上，六战区长宫部和蒋介石大本营军令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尤其在日军进袭宜都时，八十六军的十三师一经接触就仓皇逃走，一直退到罗甫塘和三斗坪，这时军统和军令部二厅的前方特务，早闻风后撤，因此军令部对日军行动不能作出至当的判断。但六战区研究室宜都情报组，由于没有料到十三师逃跑那么快，组长与电台都没来得及后撤，组长胡祖福逃到公安县斑竹挡附近时落到日军追击部队的后面，只得就地躲藏起来，因而对日军在宜都、松滋向五峰、长阳进袭的行动，能逐日用电报向恩施长官部报告，促使长官部下决心派出二十三军、九十四军出击，使石牌守军得以坚持下去。待敌人达到“扫荡”目的自行退却，六战区长官部则借机宣传所谓鄂西第二次会战“大捷”，更借此向大本营报’‘功”请“赏”，使守石牌的五个将校，江防要塞司令吴奇伟、十八军军长方天、十一师师长罗广文、十一师副师长胡琏和一个团长，都受到蒋介石颁给的青天白日勋章。张振国、阮成章以及宜都情报组长，也分别得到“宝鼎”和“忠勤“勋章。张振国邀功自炫，趁机向陈诚请求设立正式情报机构，陈诚电请军令部成立正式组织通讯室，得到了军委会的批准。其内部人事组织设置为少将或上校级的主任、副主任和一、二、三、四股，一股管总务、二股管情报、三股管人事考核、四股管通讯；一个无线电总台，一个巡回教育组。外部组织共有12个侦察班，分布在宜都、松滋、三斗坪、公安、石首、监利、河阳、常德、桃源、华容及恩施等地，每组有中校以下准尉以上谍报军官12名，交通兵及摇机兵4名，电台一部。另有19个县站，预想在当地陷敌后继续进行谍报活动。这些县站编制有站长、副站长及谍报员6名。19个县站是五峰、长阳、宣恩、来凤、秀山、黔江、巫山、奉节、巴东、林归、遭县、龙山、资邱、兴山、酉阳、鹤峰、咸丰等。还有若干公开机关，如施巴警备部稽查处、万梁替备部稽查处‘滨湖警备部稽查处，以及由长官部派到前方的第一至第五联络班。这样，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合计内外勤人员在三百人以上，它的情报收集范围也就更加扩大了。 （四）”研究系”的产生、发展与没落 当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经军委会军令部批准并核发编制之后，在长官部参谋处还有一个通信组，它是主管部队通信、补给、指挥业务的。这两个单位仅一字之差，彼此业务文电经常棍淆，通讯室名义又不便对外，于是在阮成章的建议下，提出用“研究室”名义对外行文，作为通讯室的掩护名义。“研究系”的产生，也就始于研究室的成立，自此以后，人们都只知道研究室，而不知道研究室实际是通讯室特务机构的代称。 由于研究室在六战区扎了根，为陈诚在湘鄂西地区的反动统治起到重要作用，张振国在陈诚左右也成了“血滴子“一样的人物。1943年陈诚调充中国战区远征军司令长官，就把张振国带去昆明充当了远征军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并运用陈诚的权势指派原六战区研究室督察王子民充当昆明警备部稽查处长。后来陈诚出任军政部长，又把张振国调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调查组长。在抗战胜利时，更以六战区研究室做基础，阮成章带着主要人员在武汉接收，成立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原任六战区研究室巡回教育组副组长兼股长的我带着一批骨干去北平成立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研究室，原六战区研究室股长张俊球也带一部分人员在武汉行辕成立了研究室。在军委会军政部改制为国防部之后，张振国又乘机假借陈诚的名义，要国防部二厅收纳研究室的一批人员，并荐派他的同乡至好、十一战区参议湛磊，军政部调查组秘书杨大和充当二厅一司一处处长及副处长。继后阮成章把武汉替备总部稽查处长让给他的副手、原六故区研究室副主任、武汉稽查处副处长胡孝扬，自己抓到了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长之职。1945年至1947年间，算是“研究系”特务势力登峰造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研究系”特务不仅遍及华中，而且发展到华北、华东、西南，以及沿江沿海的主要港口，甚至连一些人迹罕至的海岛，也都有他们的人员。全国主要城市如南京、北平、天津、上海、昆明、武汉、广州、青岛、厦门、福州、台北、九江、安庆、镇江都有“研究系”特务控制的据点。他们在各地的人数以千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独立的特务集团。它们不是军统，不是中统，不是二厅，也没有一个定型的组织，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研究室，因此人们把这伙特务叫做“研究系”。 军统特务一向是靠打击别人发展自己的，“研究系”特务这样的发展趋势，直接影响到军统本身的利益，尤其在大城市的有些机构，都是“研究系”从军统控制中争夺过来的。比如武汉稽查处、海军情报处等单位，军统特务们是把它当成一块肥肉看待的，落到“研究系”的手中，他们是不甘心的，因此军统局内部把这些单位当成它们工作中的“盲肠”，随时准备开刀。正因为这样，“研究系”特务内部也强调”净白阵营”、“整肃纪纲”，严格防止军统分子渗人，并且采取应付军统，讨好中统，靠拢二厅①的做法，哪里有漏洞，就尽可能弥补起来，防止惫外事故发生。可是好景不长。为了迫求表现，“研究系”处处锋芒毕露，首先，在昆明由于王子民制造了“李、闻事件”，全国奥论哗然，军统向蒋介石奏明是陈诚“研究系”干的，陈诚无以自解，将张振国痛骂了一顿。接着，又发生武汉大学“六一”惨案，这是“研究系”控制的武汉稽查处长胡孝扬一手导演的，结果又引起轩然大波，军统再次向蒋介石奏明又是陈诚“研究系”所作．陈诚再一次为之头痛。再次，由于张振国的肆无忌惮，处处树敌，尤其因他本人乱搞男女关系，在昆明和龙云的三公子争夺陈佩秋，影响了他本人的声誉，而其在南京和刘蓓蓓勾搭的黄色新闻在京、沪报刊上登载了半个多月，陈诚见了十分恼怒，表示对张振国“永不录用”。另外，也由于“研究系”特务骨干经不起风吹雨打，上层失了依靠，便各自心灰意冷，相继转业。各个地方机构也站不住脚，昆明稽查处让给了军统，武汉也不得不让给军统，连阮成章的海军情报处也只得松手。到1948年，张振国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甚至流落失业；阮成章依靠郭忏转业当了武汉联勤被服厂厂长，我转到沙市去当保安副司令，“研究系”特务的一股狂脱．就此消散。后来虽然想在一些局部单位找寻生路，但在革命风暴的席卷下，只是蝗臂档车。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各自狼奔豚突。 【第二厅厅长侯腾非军统分子，亦企图独树一帜。】 三、“研究系”特务训练的秘密 ”研究系“是以训练特务起家的，南岳游千班情报队是早期的人事基础。到了恩施之后，张振国和阮成章先后所办的三期情报人员训练班，成了’‘研究系”基层骨干的主要来源。后来张振国在昆明举办的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外语人员训练斑”，阮成章在青岛侮军学校兴办的海军情报训练班，以及1949 年秋我在湖北恩施搞的湖北军政干部学校绥靖人员训练班，虽都是属于外围人员的临时训练，但日的都是为了吸收特务，作为发展组织的力量。“研究系”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特务集团是与以上的训练活动分不开的。 （一）五峰山的“怪物训练” “研究系”在恩施的训练班是比较成型的，主要有三个：一个是1941年在恩施谭家坝举办的第一期情报班；二是1943年在恩施五峰山举办的第二期情报班；三是在恩施赵家坝天桥附近举办的第三期情报班。这些训练班不仅训练内容特务化，就是训练方式也是特务化。以五峰山训练班来说，学生受训时间为六个月，人员50名，都在一个教室上课，但这些学生彼此都不知对方姓什么，叫什么，是什么模样。这看似怪事，其实正是这个训练班的特点。原来这些学生经过考试录取之后，都由训练班的主管人员个别介绍掩护性职业，有的成为理发店里的师傅，有的成为百货商店里的学徒，有的是旅栈里的服务员，有的是茶馆里的伙计。他们平时各自在自己的掩护住所食宿和工作，到了晚上则分别由各个地点按规定的时间路线，进到训练班指定的处所，换上特制的笼罩全身的衣服，只有两眼露出，下额有长过数尺的假须。不仅体态化了装，就是说话也一样伪装，不用原本的声音讲话。据说一位六战区长官部的处长，有一天被约去作政治讲话，因事前不了解这些学生的装束那么怪模怪样，所以一进到教室，当值日学生怪声地叫了一个“立正”口令，他没有思想准备，猛然见到一群怪物站在面前，顿时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虽经队职人员说明，他在讲话时仍然语无伦次，汗流侠背。这种“恐怖训练”就是“研究系”特务用以愚弄学生，欺骗局外人的一种特务伎俩。五峰山附近原有少数居民，偶尔看到奇形怪状的学生，都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听说是训练班，却又不知道是什么训练班，因而称之为“怪物训练”。后来特务知道了这个情况，每当学生到校出校时都临时禁止居民通行，并欺骗居民，说晚间山上有鬼怪出现，随时准备开枪射击，吓得居民晚间不敢外出行走。 （二）在天桥的”强盗训练” 1944年至1945年，第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假借第六战区干部训练团的名义在恩施天桥赵家坝举办了第三期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当时称“第六战区长官部通信技术人员训练班“。在招生广告中规定要有中等以上学校的学历证明，考试及格后受训六个月，男女兼收，毕业后以军官任用。“通信技术”这样的字眼对在抗战中期的青年学生，是有一定的诱惑力的，加上六个月后以军官任用，比住军校要两年毕业，更是一条捷径，因而投考的学生数以百计。人学考试除一般课程外，着重是智力渊验和口试。口试有一些随问随答的即答题，如问：”你现在面向南方，三个向左转，一个向后转，此时面朝哪一方？”又如：“从一到十，和是多少？"“树上有九只麻雀，一枪打掉了三个，还有几个？“这一类的题目若能随口答上的，就基本上符合录取的条件，答不上来则希望很少。学生通过考试录取后，不正式发榜，只是个别发通知书，学生接到通知填好保证书后，到指定时间地点报到。这个保证书的内容大体是：“在受训期间，笃信三民主义，严守训练纪律，不参加异党活动，不泄露训练秘密，如中途有越轨逃亡情事，由保证人负责。”规定保证人要文官荐任、武官少校以上一二人，有的学生因找不到保人而未能人学，有的学生与训练班教职员有私人关系，则不要保人同样可以参加学习。这个训练班在名义上是属于第六战区干部训练团，实际是属于第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训练班的所有教职人员，都是由研究室各级人员调兼的．班主任和副主任，也就是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队长、指导员由研究室巡回教育组副组长及股长调兼。我当时是研究室巡回教育组副组长（组长由主任兼），曾两度调充过该班的队长和教官。队部设有副队长、教育副官、指导员、事务副官、区队长和教育班长，下设两个区队，兼主任阮成章把两个队分别命名为“生龙队”和“活虎队”。 训练班开学时，由阮成章集会研究训练方式。阮成章一再强调：“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学习条件与工作条件一致，要集中管理、集中教育，不准许学生相互发生横的关系。”并严格要求在这个原则下进行训练。我最初对他这个规定表示怀疑，认为实际上办不到，要他考虑变更方式，阮成章很肯定地说：“搞特务只能是特殊，不能是一般，一般化要我们搞什么训练？我们就是要别开生面，出奇制胜，要特殊化、特务化。” 学生向训练班报到是个别接待的。当新生把行李带到会客室后，队上的副官和区队长对学生行李作必要的检查，然后向学生作一个小时的个别谈话，并向学生宣读”人班须知“，其内容是：“从现在起你开始接受革命的训练，你必须忠实而坚定地服从本班的一切规定： 1 ．绝对保守个人身份的秘密，用规定的代名代号代替原有姓名。 2 ．要做到体态化装和声音化装，不准暴露本来面目，不准用原样嗓音讲话。 3 .必须穿着规定的服装并使用头罩和体罩，没有命令不得脱下。 4 ．洗脸、解便一定按规定执行，不准个人自由行动。 5.对任何违反规定的言行，有报告检举的责任，知而不报的须受严厉的处分……”共约十条，都是经阮成章核定执行的，由此，学生完全失掉了自由。这不仅是一种非人道的折磨，也是极端严酷的刑罚。 学生接受人班须知以后，发给他一套罩衣罩帽，一个写有代号代名的符号。这个罩衣类似十分臃肿的泅水装和戏台装束，肩头垫得特别突起．上衣和下裤是连在一起的。头罩后缘围颈脖，前缘下垂到腹部，中有扣缝，吃饭时可掀到一定高度，除两耳两眼显露外．看不到面庞情况。符号是由木板绘制的，上面用国民党的国旗做背景图案，分两行书写，上行是代号，多数是百数外的对应号码，如212 、171、424等，下行是代名代号，多数是采用水浒传和其他侠义小说上的人物外号，如：“扑天雕、黑旋风、智多星、活无常、赛诸葛、铁算盘、蓝蝴蝶、雷汞、闪电、千里眼、顺风耳、血滴子等” 这些命名也大都由阮成章自定。学生与学生之间，非经准许不得自行交谈，准许交谈也必须用变音。休息时在操场散步，也规定须保持五步以上的距离，有必要称呼时一律唤叫代名。洗脸是在一个暗室进行，学生一同进人洗脸室以后，门窗紧闭，连缝隙也不准透光，一起动作，限时听哨音行动、停止，又听哨音戴上头罩，再由教育班长开门。晚间睡觉每个学生都有一个鸽子笼一样的铺位，周围是用竹片编成的，人床后放下竹帘，彼此各自隔离。 集体生活、学习、工作，相互不发生横的关系，想来是难以傲到的，可是在阮成章强迫之下，硬是这样做了。但仅靠上面这些办法，还不能彻底执行，于是又在学生内部进行恐怖控制和每日每周的总结讲评，谁犯了规矩，须受严厉的体罚。比如学生中某人犯了错误，不但动辄打手心打屁股，而且规定受罚的学生要连续检举三五个违反规定的学生，才能免除继续追究。因此侮个学生都是戒备恐惧，惶惶不可终日，耽心不知什么时候要大祸临头。有个别学生，提出这是不人道不合理的教育，对抗教育班长，阮成章针对这个情况，强辩说：“我们的教育就是不合理的教育，这是敌人要求我们不合理。为了和敌人作斗争，你们就得接受这种看来似乎不合理的训练。形式上是有些不合理，实际上是合理的、必要的。” 这个训练班的地址，靠近公路，学生们穿戴得奇奇怪怪的模样，惹起过路人和附近居民的注目，都说是强迫接受训练的强盗。为了掩人耳目，我建议在班址门首树起一块“防毒人员训练班”的招牌。“防毒”这里包含有两重含义，一是服装形式奇特有些类似防毒衣帽，另一方面．则是把革命的地下活动和汉奸间谍活动混同起来，视为敌对对象，作为当时和以后的防备目标。 训练班的教学内容也很特别，主要课目可分成军事、政治、情报三类。军事方面有兵种识别、军队符号、地形测绘、战术讲话。政治方面有国父遗教、总裁言行、抗建纲领、政治讲话、国际形势等；情报方面有窃盗术、侦查术、城市变乱术、特工心理学、态度测量法、实际工作报道，及无线电通讯、报务、机务和通讯法规等。训练方式，一般采取课堂讲授与实际学习相配合，而政治、军事、特务课程又是相互结合，并围绕每周学习要点，进行调配。每周有一个学习单元，例如这一周的周训是“确实”，那末这一周的各种训练课目都以“确实”为中心，站队集合、听讲写笔记、整内务、做动作、清点人数，处处要求确实，甚至在小题目教育要求下用小杯装一勺米，要学生轮流一粒一粒去数，并指示要区分有多少整粒，多少半粒．多少谷稗，如果某甲、乙、丙的数目相同，而丁戊的数目不同，就肯定丁戊的数目不确实，要按错了多少粒打多少记手心。又如另一周的周训是“机普”，这一周的活动就很紧张，学生要随时替惕在自己的周围会发生某种非常事变，并要求机灵应变作出处置。如深更半夜突然紧急集合，学生在梦中惊醒，抓东摸西．不是忘戴头罩，就是忘穿体罩，或者丢了枪弹，挂错了包袱，乱做一团，于是集合之后进行清查讲评，对学生分别予以奖惩。而待学生刚一入睡，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又在寝室附近放起火来。突然间火光熊熊，加上碎然的枪声、喊声，学生又狼狈地爬起来。训练班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训练学生的所谓“机警，。当然也还有其他临时提出的小课目，比如在一株松树削口上用红铅笔写上一个“肠于，号码，队职人员发现了，而学生没注意，于是让学生一个个围着松树转来转去，要他们提出问题，研究这个号码是谁写的？为什么写在树上？是什么时候写的？有什么作用？并结合“机警”的精神进行讨论，互相争执辩论，最后作出总结。从人学到毕业，每周都有一个学习单元，也各自有它特定的具体内容。 （三）"雷汞”的”死”. “秘密”的“生” 训练班的训练方式是多种多样、出人意外的。我记得在“秘密周”有一个突出的事件，把青年教师李宗霞弄得死去活来，作为恐怖的教材。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4年秋，六战区研究室公安第七侦察班组长胡祖福向阮成章发由分矛特急电报，大体内容是：“特急，主任阮密：青年李宗霞由前方潜来恩施，行踪诡秘，可能有汉奸及异党秘密使命，希注意侦破为祷，职胡祖福酉佳叩。”阮成章接获电报后，秘密命令警卫班（代称11号）在恩施探访李宗霞的下落，然后在城郊某地秘密逮捕了李宗霞，关押在“11号“。 突然遭受逮捕，对李宗霞来说，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加上特务们把他蒙着眼堵住口架走时．他以为是碰到了绑票的土匪，更是魂飞天外。特务在审讯时，强迫他供认是汉奸。此确非事实，他也知道一经认供，就要杀头，子是坚决不肯承认。特务的惯例只认口供不顾事实，为了逼他认供，对他施行各种酷刑．但最终仍无效果。据当时负责审讯的股长张俊球、组长余诚对我谈：“李宗霞这家伙，人很年轻，对案却很老练，八卦刑、恐怖审讯、疲劳轰炸，什么法子都用尽了，他仍然不肯招供。在一个阴风惨淡的雨夜把他押到荒郊，逼他自已挖坑准备活埋，待坑要挖成时，又威逼他认供，他仍然叫屈不认，只得还押。”后来特务化装犯人和他一起关押，想用难友同情的关系实行套供，作为辅助审讯，结果还是无效。虽把他整得遍体鳞伤，却毫无所获。后来终于查清李宗霞是湖北公安申津渡榨房的小老板，在当地教过小学，因恐当地沦为敌区，才携同妻儿逃到恩施，打算在恩施找职业。由于李宗霞既不是汉奸，又不是共产党，他的亲友在社会上到处呼吁，阮成章在进退两难之下决定争取李宗健参加特务组织。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参加了研究室第三期情报人员训练班受训。 李宗霞到了训练班也和其他学生一样带上头罩、体罩，并分配到电讯队学习。给他的代号是“121" ，代名“雷汞”。1945年春天，李宗霞因精神过度受刺激，体力不支，感染急性胃炎，到垂危的时候，才把他送到恩施南门外47兵站医院治疗。当时我是该班的队长兼主任军事教官，我在送李宗靛去医院时，叮嘱他住院期间要严守纪律，不要和外人来往，否则将来会受严重处分。但李宗霞由于离家数月，期盼和家人团聚，曾要他妻子去医院看他几次，在身体将复原时，他也偷偷回家住了几宿。这个情况早已被研究室“11”号特务所掌握，并向训练班作过汇报。待他病愈回班，赶上是“秘密周”的主题学习，他在病院与家人来往正好成为破坏秘密的典型。这时，我虽然还在该班授战术讲话课，但队长职务已由巡回教育组副组长余诚继任。余诚在学习进行中曾动员李宗妓坦白交待住院期间泄露秘密的事实。李宗霞最初企图蒙混过关，多方抵赖，后来由于‘11号”特务的记录证明，他无可奈何，才向大会公开检查他的“错误”。由于训练班进行有计划的特务训练，早就准备把李宗霞的事实作为学习保密的反面教材，因此在一天升旗后的朝会上，阮成章在讲话中强调守密的重要性，并严肃指出，“无论是学生或职员，谁泄礴了训练班秘密，都要受到最严厉的制裁。”根据他的讲话，训练班学生集体开会讨论，一致谴责李宗霞在病院的越轨行为。当学生的激愤达到高潮之时，余诚集合队伍冷酷地宣布了一道骇人听闻的命令：“奉层峰指示，121号学生雷汞，在受训期间，破坏纪律，泄露秘密，着即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以傲效尤，此令！”当时几个教育班长拉的拉，绑的绑，在李宗霞背上插上一个标签，学生们个个膛目结舌，胆战心惊，李宗霞面如土色，立刻晕绝在地，少顷苏醒哀求说：“请队长允许我写一封信回家，好让他们来收尸。”班长们不由分说生拉活扯，把李宗霞挟了起来，向预定的刑场行进。学生们在值星官的口令下踉跄地跟在后面，行进中阴森森地响起了杀人号音。李宗霞被拖到指定场所，拆下符号，强迫他跪在地下，由刽子手执行枪决。枪声一响，李宗霞应声倒下。值星官复又喊着口令，把学生队伍跑步带回教室。指导员主持继续开会”讨论“为什么要枪决雷汞？”学生们一个个战战兢兢，魂不守舍，心口不一地说：“雷汞的枪决是牺牲一人救了大家”,“雷汞现在不死将来也要死于敌人，并且要危害组织。”没有一人敢说个“不”字。他们都以为雷汞必死无疑，并且暗地里为雷汞之死叫屈寒心，以致当晚还有人说梦话，发梦癫。第二天继续开大会，余诚又于适当的时机，向学生宣布：“雷汞，作为一个破坏秘密的学生被枪决了，可是枪毙的是‘雷汞’，作为一个‘秘密’的学生我们是欢迎的；昨天我们埋葬了破坏秘密的121号学生‘雷汞’，今天要欢迎的是新生的010号学生‘秘密’。”学生们听到“秘密”在发言中表示态度，才如梦初醒地发觉，原来枪毙的是代名雷汞的符号，而不是雷汞的具体人。李宗琶在被“枪决”时，他并不知这是假枪毙，当时已昏迷过去。后来清醒了，训练班的头子，让他换了一套新体罩，戴了“010”号“秘密”符号，初人教室时学生以为是刚来参加学习的新生，都用奇异的眼光注视着他。而余诚继续向学生讲“雷汞破坏秘密罪应枪决．不过他是在学习期间，因此只枪毙了他的符号，而没有枪毙他本人，但我们一定要以雷汞作血的教训．将来在工作中永远保守秘密。”李宗霞也说“我受了这次教育，今后一定永远保持秘密，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① 从这件事例，可见研究室特务是如何不择手段来对待他们所逮浦的人，到无法处理时，又如何将错就错，拉人下水；同时更可以见到“研究系”特务训练的恐怖事实。 【①李宗霞，湖北公安申滓渡人，训练班毕业后分发到武汉警备部稽查处工作，后因傲于特务的残酷无情，坚决告假回家，1947 年至L 如9 年间一直在沙市教书，并任沙市燕拍中学校长。】 （四）“蓝蝴蝶”的通遇 训练六个月届满，要举行“实习”。这个“实习”不同于一般的实习，主要是特务理论的具体化。且以1945年6月情报班第三期的实习为例，我当时是以队长的身份布置这次学生实习的。我拟了一个“实习想定”，假设日军在进袭远安、南漳之后，将进犯重庆门户，夺据恩施，为着了解国民党军在鄂西的军政动态，由华中派遣军联络部鄂西支部派出大批间谍、汉奸在恩施地区活动。于是让训练班的学生假充日军派到那西搜集情报的特务，每人发给一个由日本华中派遗军联络部邻西支部部长山本一郎印制的特务证，规定学生秘密随身收藏，每三天凭证领取生活费一次，限期打人各机关潜伏活动，并逐日派人联络，授与每日学习课目。有的学生利用旧关系很快找到职业．有的因关系不够找不着掩护处所，只好住防空洞，住旅找，因而被当地警察逮浦暴露了身份，成为学习的典型。如有一个绰号叫“蓝蝴蝶”的学生，他被派到恩施簧庙地区实习，因为没有住地，找了一个栈房栖身。他为了怕暴露身份，把“特务证，，藏在破鞋帮里，由于走路振动，不知什么时候把证件丢失在街上。拂晓一个清道夫在打扫街道时，发现地上有一块硬纸，拾起一看，上面印有“大日本”字样，感到惊奇，连忙将证件交给街邻的保队附，保队附见“特务证”上盖有日方关防也十分惊讶，以为在簧庙这个小地方出现了汉奸，于是立刻把证件交给簧庙瞥察局局长宋柏民。宋柏民决定立即严密检查旅栈，调查可疑住户。当天没有结果，到第二天早上，便衣警察发现有个可疑的青年在街上东张西望地寻找东西，便即向分局报告。宋柏民设计先把证件内容抄录下来，派了一个马术很好的巡官带着证件在街心奔驰，当乘马跑过青年前头相当距离时，把证件丢下，绕道回局。青年偶然发现硬纸，看到竟是自己遍寻不获的东西，便不顾一切立即伸手拾起，但刚揣在身上，几个便衣警察便把他包围起来。这时青年知道情况不妙，立刻把证件放在口里乱嚼，准备咬烂吞下肚去，可是纸质太硬，一时没能吞下，因而被周围的警察强力打开牙关，抠了出来。证件虽残破不全，血迹斑斑，但拼凑起来还能念出记载内容。宋柏民闻讯，又是一阵紧张，以为在他的管区发现了真汉奸，于是逮捕到案，立即亲自审讯，可是问来问去毫无结果。这主要是训练班对实习学生提出严格要求，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自己是实习学生，否则要受严厉处分。由于宋柏民和我有些私交，他打电话找我到他那里去一趟，说发现一个重大的案件。而我早已接到了簧庙地区实习学生被捕的报告，我在电话中佯作不知，并对他说：“慎重些，当面商量再说吧！”当天下午我去簧庙，宋柏民历述案情经过，我也故作惊讶，并帮他设计在晚间严密审讯。人夜，审讯在宋柏民的办公室秘密进行，蓝蝴蝶在证据面前毫无口供，由此激怒了宋柏民，他们用“压杠子”、“坐老虎凳”等等酷邢拷间，但那学生十分“顽固”，还是没有口供。因是现行汉奸案件，我藉口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为了扩大线索，需要将现行犯带回处理。他们同意之后，我便着人将蓝蝴蝶带回训练班，并把蓝蝴媒实习经过及被捕情况向学生作了介绍，作为活的教材对学生进行讲评，还让学生发表意见，参加讨论。在总结时，我一面批评了这个学生丢失证件以及中计被捕的错误，一面也肯定他被捕后在严酷的邢罚面前没有暴露身份的优点，并指出他的错误已在警察局审讯中受到处罚，因而不再迫究，同时继续派他到另一个小组去实习。当时正赶上侦察和行动的实习课目，派出五十多名实习学生，等于在恩施城区突然出现了五十多名弼盗劫贼，其中有的偷了湖北省民政厅的电话机，有的偷了湖北省田粮处的紧要公文红皮卷宗，有的窃取了武汉日报社的铅字，有的窃获了警务处保替大队的重要关防印信，特别是上述那个代名蓝蝴蝶的实习学生，他在盗走了省田粮处的红卷宗之后，还留下了一个纸条，上书“蓝蝴蝶到此，暂借红卷宗一用。”那些被窃的机关，都纷纷向警察局报案，要求迅即破案，归还原物。替察局长刘彤轩忙成一团，摸不着头脑。临到实习结束时，还演习了“城市变乱，，这个课目。在一天夜里，实习学生到处捣乱，张贴无聊的标语口号，有的甚至贴到警察局的大门首和岗哨栩上，有的则乱换各家商店的招牌①，焚烧茅草棚，甚至弄响有专人看管的敌机空袭警报钟和警报器，弄得全城骚动，连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惊惊惶惶，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并指挥他的誉卫营在住宅附近占领阵地．严加警戒，还到处打电话去间。后来阮成章获悉，在电话中向孙连仲报告了学生实习情况，他才重行入睡，第二天嘉奖阮成章说：“你们做得好，后方机关太麻木了，也要他们警惕警惕！”当晚实习学生结束回班，由于军警通宵戒备，返回很不顺利，不少学生在途中被盘洁扣留，最后通过“研究系”控制的警备部稽查处又一一放回。 【① 抗战中的鄂西地区，商店招牌都是一样大小的活动木牌，由普察局统一制发悬挂。】 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训练呢？主要因为过去六战区研究室派到武汉地区的情报组和电台，多次由于情报人员被破获，全组和电台也都连带遭到破坏。阮成章打算重新在沦陷区建立情报组，准备作单线派遣，使组台一元化，组长和台长都是一个人，万一被敌人破获，也只损失一个人和一部电台，因此要求每个谍报员都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关系，而且从训练起就要让学生养成独立生活和工作的习惯，使学习和工作一致。同时，阮成章还考虑到派进武汉地区的情报人员，必需通过鄂中解放区，为了在解放区不被破获，这也是比较安全的措施。所以，他坚决要运用异乎寻常的办法来进行训练。 四、“研究系”的特务理论和行动 （一）反动的逻辑，特务的伎俩 “研究系”特务在阮成章的控制下，不仅在反革命行动上有一套独立的做法，而且在反革命理论上也有一套愚弄的骗术。抗战末期在恩施的第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曾出刊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新生》。这是阮成章用来对内宜传特务理论，维系特务思想的刊物。后来我在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编印的《工作宝鉴》，也主要是因袭阮成章的特务论点而综合的。阮成章的理论中心是宣传所谓“唯生论的战术观”，那是用形而上学的反动逻辑，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视为一种政治艺术。他并用’‘四得”来约束部下，即“下得重”，把工作当成打铁一样，要一锤一锤都拿住火候打中要害；“看得准”，主张根据事物发展动态作出分析比较，认为胜利是本份，失败就是反动；”钻得透”，要求不断学，不仅人才和凡夫是学习对象，就是敌人也是自己学习最好的先生，认为从敌人那里得来的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是最现实的；“守得住”，要求每个特务都要“孤芳自赏”，做无名英雄，用智慧战胜敌人，而且把特务纪律视为一条条通了电流的钢丝，只能在钢丝行列里一定距离内行动，谁要逾越轨范，他将触电而死，纪律对他的制裁等于他的白杀。与此同时，他也标榜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不做私人的政治工具等。在政治见解上，他赞扬共产党人临难不屈的精神，但害怕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他也鄙视国民党，对军统、中统的一些卑劣行为切齿痛恨，企图用特务手段作为过渡．达到稳定蒋家夭下的政治目的。基于这些反动的思想理论，在特务活动方面干下许多耸人听闻的罪行。 （二）恐怖的“11号”魔食 提起“11号”这三个字，在抗战时期的湖北恩施，就像西方国家对“13”这个数字那样，看成是最不吉祥的数字。但“玲号”还只是人们思想意识上不祥的忌讳，而"11号”则成为恩施居民谈虎色变的魔窟，甚至有些居民在相互争执不下赌咒发誓时说：“假如我对你不起，我明天就进”11号“。原来“11号”是”研究系”特务在恩施为非作歹的秘密犯罪场所，许多善良人民和革命人士都受到”11号”的摧残迫害。抗战中期和末期，陈诚的第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在长官部所在地思施，成立了一个警卫班，举凡长官部在恩施附近的秘密案件，多数命令研究室去处置，研究室则直接指挥替卫班去执行，因而警卫班就逐渐变成了“公堂”、监狱、刑场，成了研究室特务逞凶作恶的渊蔽。警卫班最初的地址是在恩施西后街58号，后来因为那里街道居民较多，一些见不得人的特务勾当遮掩不了人们的耳目，才找到恩施南门外正街11号的后房独院。这个院里，前面是一个鲁谷捣米的大房，进去三层，才能通到后院，后院侧门通一条小巷，小巷一端通往大街，另一端可以进到清江河畔，院后是荒僻的悬崖山头，山下就是清江大河，那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个独院既是一所独立房屋，也是和集团房屋毗连的后院，院内有十多间房屋，楼上是连续五间住房和走廊，楼下是两个黑森森的谷仓。特务们把这两个谷仓当作牢狱，对“犯人”施加酷刑也都在这里执行。研究室处理各类案件，一般都用秘密方式进行。为了怕内部人员泄露机密，涉及案情的电话、讲话和信件多用代号隐语。当初六战区长官部编给研究室警卫班的电话号码是“11号”，加上警卫班又长期住在南门外11号，因此一般都不提警卫班这个名称而习惯把警卫班叫做“11号气有时对外界公开机关的人谈话也故作神秘地说某某案件可能在我们“11号”审理，有时还叮嘱一句：“不要对人说啊！”事情正是这样，愈是告诉人不要对外人说，暗地里传播得更快。久而久之，社会上发现某人失踪或发生某种重大案件，不管是不是真的由“11号”办理，也都推测说是“11号”。“11号”不仅是警卫班的别名，也成为当时社会人士对白色恐怖的代称，甚至特务们也经常用“1 1号”的招牌招摇撞骗。进出娱乐场所、乘搭汽车渡船都须买“检头票”．但只要说“11号”三个字，便可摇摇摆摆任意上下车船和进出娱乐场所，查票员还要小心翼翼地照应他。 "11号”捕人，通常用土匪绑架的办法使被捕对象秘密失踪，有时也用“移花接木”的方法，要特务化装成其他军警机关人员，把被捕对象诱骗到适当地点，再行捕交“11号”关押。阮成章曾对我谈过这样一件事：大约是1943年的秋天，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令研究室要在三天之内侦破一桩案件。经过初步了解，研究室决定要“11号”在一天中午把住在恩施割肝坡的杂货店老板秘密逮捕到案，但这家商户人口很多，顾客进出也不少，被捕对象经常守着铺面，寸步不离，由于规定要按时秘密逮捕到案，"11号”特务无计可施，没有完成任务。阮成章看到时间紧迫，便亲自出马。他化装成一个普通市民去商店里买花生。他故意多拿了花生少给钱，还一边买一边吃，店主已是恼火，勉强让他拿走，但他又故意转回来说，花生不要了，要用花生换不等价的杂糖。店主忍气吞声地把杂糖秤给他，向他索取糖款差价，他横蛮地说：“杂糖是花生换来的”，不再付款就要拿走。两人争吵起来，阮成章又耍流氓无赖，打了店主一个耳光，店主和他讲理，他居然扬长而走，店主追着扭他去替察局评理，阮成章将计就计，且嚷且走，哄骗店主同去替察局。行至中途，另一个化装成警察的特务假意前来调解，并将群众驱散，然后带他们一同前去警察局。等走到转弯抹兔的地方，几个便衣特务用布巾蒙上店主的眼，拿棉花塞住店主的口，生拉活扯地把店主架到“11号”，终于按时限向陈诚交了账。阮成章以下的“11号”特务，还因“办案迅速”，捞了一笔“奖金”。 恐怖审讯是“11号”特务对逮捕到案人的惯用伎俩。他们对被捕人员总是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逼取口供，作为决定案情的唯一根据，得不到口供，就施用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人们把“11号”称为“八卦炉”，因特务酷刑审讯的伎俩主要有八种类型，他们习惯称为“八卦刑”，即以《易经》里的乾、兑、离、震、翼、坎、员、坤八卦为纲而分别命名的。例如乾为天，就是把被捕人的手指或脚趾竖吊或倒吊在横梁上逼供，亦即所谓“坐飞机”。兑为泽，就是把被讯人余在深水缸里死去活来地逼供，有的则用麻袋抛沉江底。离为火，是用香火熏鼻或烧脚心、乳房，或用灼铁烙人肌肤。震为雷，一般用电话机断续放电刺激被讯人认供；有时则故设圈套，捏造事实，突然加诸被讯人，如同晴天霹雳，使人有口莫辩；另有所谓“疲劳轰炸”，不让被捕人有片刻休息，轮番审讯日以继夜，被诉人稍有言辞漏洞，即乘隙钻空子，作为日供定案。翼为风，属木，即用木棍竹节打人，坐老虎凳以及用竹筷夹手指等。坎为水，就是对被讯人灌辣椒水，有时则要被讯人在头上顶一碗水，偶有散失，即行严惩。良为山，是把被讯人蒙眼捆绑，准至山林峻崖，恫吓逼供。坤为地，特务戏称为“土遁”，就是要被讯人自己挖坑活埋自己。“11号”特务滥施这些耸人听闻的酷刑，所以恩施地区人民当时赌咒发誓都以进“11号”为最倒霉的遭遇，不是偶然的。鱿是连陈诚自己设立的警备部、警察局等一些负责治安的单位，碰到“11号”的人，也得让三分。一般军警机关不能破的案子，也都交研究室“11号”去办。陈诚自认为设立研究室是他的得意之作，规定对六战区长官部及湖北省政府各级人员监视调查，以及对邮电、新闻、戏剧的审查，也都要有“11号”分子参加。有一次我在一个亲戚家里打牌，"11号”分子向阮成章汇报，我因此受到阮成章的斥责。他们常藉口维持军风纪和禁赌、禁烟、惩贪，大施淫威，结果弄得人人自危。 《 三）从”复活馆”到“献身岩” “研究系”特务在各个时期都强调所谓“内部纪律”。用阮成章的话来说：“我们是初出茅庐，羽毛不丰，经不起风吹雨打，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在阮成章的淫威胁迫之下，特务们动辄得咎，人人各怀鬼胎，不知什么时候就要祸从天降．结果弄得互相倾轧，惊惶恐惧。仅在1945年前半年，我就亲眼见到阮成章关押内部重要特务骨千在十起以上，其中如特派员李铁生、赵白，队长周伯达，研究室副主任余诚等，都相继被囚禁起来。他还宣布在研究室内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实行“整风“并为集中关押这些特务，单独在研究室训练班附近，修了一个“复活馆”．由训练班代管。在“复活馆”里，生活条件极度苛刻，平时禁止出人门首，严禁家属及同事探望，强迫每天做劳役，写反省笔记，并勒令穿着特制的囚衣。这种囚衣类似工人眼和戏装，十分敞大，从中缝对开，一边是白色，一边是黑色，意示这些人犯了错误是走了黑路，但是还可以转变，改过自新。这种囚衣黑白分明，看来很不顺眼，犯人十分恼火，脱了不许，穿上又自愧不尽。为了折磨他们，规定每日早晚一定要全副囚装，参加升、降旗和朝会、晚会等集体活动，绝对不准缺席。当时被押的李铁生、周伯达等，都曾要求我转告阮成章，宁愿送监狱，不要穿囚衣，他们认为这是莫大的侮辱。阮成章不但不许，还强调说：“对这些家伙，就是要他们好好吃一番苦头，绝不能放松，否则他们不知什么是荣辱，什么是利害。”这样，就起了杀鸡吓猴的作用，“研究系”特务人入胆怯心寒，在一定时期中作好犯科的人都大大收敛。抗战胜利后，阮成章首批随前进指挥所到武汉接收敌伪财产，研究室改组成为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阮成章充任处长。他为着控制部下，又在武汉警备部安排一个禁闭室即“复活馆”，规定各项守则，违反规定守则之一者，都关进’‘复活馆”。为了标榜他自己的‘清白”，还搞了一些沽名钓誉的勾当，使许多想用贿赂买命的汉奸，也对他存了戒心。最初汉奸案件都由稽查处邃捕预审，汉奸叶蓬部下的一个师长张某想通过阮成章这一关而免于被捕，特备制了一份寿饼，当阮成章母亲寿辰的时候．送到阮成章的妻子缪国琼手中。缪国琼见来人行迹可疑，检查礼品，发现寿饼之中，藏有两条黄金。阮成章了解了原委后，一面下令逮捕送礼的汉奸，一面立即写了一个报告，连同赃饼金条交给当时武汉警备总司令郭忏，表示自己绝对不受贿赂，并建议把事实公开，发布新闻，以做效尤。这样一做，果然得到郭仟的特别称赞。武汉各新闻机构，以此为主题，对阮成章的作风大肆吹嘘。后来郭忏向陈诚引见阮成章时，还当做突出的事例作了介绍，博得陈诚的欢心。阮成章也认为这是他生平得意之作，常以此规诫所部。此事发生不久，稽查处的小稽查员姚吉昌，接受了一个日侨的几钱金子，因人告发属实，阮成章即在夜间将姚装麻袋活活地秘密抛江杀害，向部下却说姚吉昌是自愧有罪，投江自杀。表面看来阮成章是纤尘不染，清廉可风，实际上他是以几条黄金来换取升官发财的机会，做到名利双收。他的贪污违法比那些被关进“复活馆”的人不知要多多少倍，至于被他抛江杀害的小特务那更是冤沉海底了。 设置“献身岩”，这是阮成章在湖北恩施训练特务时一个异想天开的骗局。他经常称道德国法西斯训练部队时，如未下达立定口令，部队仍会奋不顾身走向河心，因而也同样要求他所训练的学生在他的命令之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当训练临近结束时，他设计在恩施天桥附近万丈悬崖的山头，刻上“献身岩”三个大字，考验学生是否真正达到了“以身殉道”的要求，他要学生自告奋勇．报名跳崖“献身”。还预先扎好牌坊，大张旗鼓地邀请各界来宾前来参观。根据当时他所实施的奴化训练，学生思想上受他的麻醉是很深的。经他初步动员号召，即有少数学生报名跳崖“献身。”我当时是训练班的队长和教官，认为他的这个做法过于残酷，曾和指导员朱天焕多方劝阻．但他坚持不肯改变。他暗地里对我说：“这是我们争取信任和威望的一个做法，如果我们达到这样训练程度，可以向社会人士宣布我们训练的成功和独特之处，万一学生有所畏缩，也可以在‘复活馆’中选出一两名罪该处死的人，要他自杀争取荣誉，免于执行枪决。这是秘密中的秘密，绝对不能为外人道。”后来因抗战胜利，他忙于准备接收，学生也分派了工作，阮的计划终于没有实施，但他愚弄青年，草营人命的阴险毒辣手段，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四）“民训会”和“凄风坝” “民训会”是陈诚在第六战区专门镇压革命地下活动的决策指导机构。它是“第六战区民众训练委员会”的简称，也是“第六战区党政军联合会报秘书处“的代名．一度还化名叫“闵顺惠”。这个机关对外是绝对秘密的，开会时由陈城亲自主持，只准当地党、政、军、特的首要分子参加，一般是每两周举行一次。陈诚因事不到，则由时任湖北省民政厅长井代理湖北省主席的朱怀冰代理主持。出席人员规定为战区司令长官、副长官，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研究室主任、政治部主任、省民政厅长、教育厅长、警备司令、省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书记长、军统湖北站长、中统鄂室主任、青年训导分团主任等乙抗战期中，在六战区范围内，一切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策划都是由这个机构导演出来的。“民训会”内部设有秘书及干事数人，中统高级专员兼青训分团主任张家驹是这个会的主任秘书，也是这个会报的实际主体人物，而阮成章以六战区研究室主任兼青训分团副主任的身份和张家驹互相勾结，私人关系也极为密切。两人经常在会报时一唱一和，左右会报视听。只要对他们的反共事业有利，需要怎样作，就可以通过会报的形式为所欲为。他们掌握了对被捕革命人士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力，会议只不过是为他们提供资料的运用工具。会报活动是秘密进行的，传达会报业务的来往文件一律用化名代号。据说，1943年陈诚批示杀害中共鄂西特委何恭伟，同年大批逮捕了宣恩软由河女校学生，决定逮捕、关押、感训、释放和假释后掌握运用的名单都是由会报具体作出的，就是在恩施软禁叶挺将军的阴谋，也都出自会报核心人物的设计。1945年夏，阮成章因病因事不能出席会报，我曾三次代他参加会报，即席决定通过张家驹提出的关于青训分团释放被训青年十余人的提案，研究了对鄂东地区革命政权的破坏活动。这个会报在抗战胜利以后又由恩施迁到武汉，武汉解放前仍相继在武汉行营、华中“剿总”主持下进行反革命活动。 在“民训会”的指导下，设立了一个摧残革命青年的第六战区青年训导分团。这是一个专门管训被捕革命志士并诱其失节叛变的场所，张家驹和阮成章分别充当了这个分团的主任、副主任。这个团先后诱叛被捕人员数以百计，还有不少革命志士被他们折磨至死，它与第三战区的上饶集中营，是同一性质的。它的所在地是距离恩施城大约十五华里的奇峰坝。1942年至1945年间，川湘鄂地区成百上千的革命青年，都被他们集中到那里关押。特务们对革命青年多方欺骗和虐待，人们都把那里当成活棺材，并称之为“凄风狈，，。那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学生天天吃糙米、包谷等，经常不得一饱，每天还要服沉重的劳役，夜晚搞小组讨论会，学生都称它是‘小组讨厌会”。指导员时常找学生个别谈话和上课，硬要学生把“三民主义”、“总裁言行”以及一些革命叛徒的反共言论接受下来。学生因不堪虐待，多次激起反抗，特务又用一些软化伎俩，达到便于管训的目的。为了消磨时间，特务们嫉使学生去清江河畔寻找各种硬质化石，刻成图章及各种砚玩，队职人员将其当做商品向外界馈赠或出售，无偿地剥削被押志士的劳动成果。由于价廉物美，此类物品很受欢迎，当时恩施的中上层人士，只要和青训团有点瓜葛的，几乎人手一件。后来张家驹和阮成章为了表现他们折磨革命青年有独到之处，1944年在恩施舞阳坝招待所，举办了一个‘，清江石展”，吸引了不少观众。人们对于把一块块清江顽石，雕琢成一具一套的艺术品，都认为难能可贵，因而在留言簿上写了不少赞美辞句。一些知道内幕的观众，则满怀愤怒和同情，在留言簿上写了“消磨壮志，废尽心血”之类的题辞。这是对展览会本质的揭露，阮成章见到后，大发雷霆，对接待参观的人未能盯住题辞人而大加训斥，并下令“11号”特务追查留言人的姓名去向。但留言人早已悄然出走，无处查访，只得不了了之。 “民训会”和“青训分团”本来没有隶属关系，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也无权过问它的事务，然而这两个机构都有“研究系”的头子参加，并从中起了主导作用，因此无形中成了“研究系”在一定时期中的运用机构。由此可见，凡是有关破坏革命的机构，“研究系”特务是一定会插足染指的。 （五）“唯生”的战术，卖国的劣绩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伉战期间，一贯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当陈城还未去昆明远征军长官部之前，就己在恩施批准了阮成章拟订的《秘密战斗计划大纲》。这个大纲的内容，是以阮成章自我欣赏的“唯生论战术观”为指导思想，标榜“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胜利”，并提出“以敌制敌，以敌熔共，以工作养工作”的方针。他的战斗准则，有所谓’‘疲滞攻击”、“淆乱攻击”、“柔性攻击”，目的是以此制造日伪矛盾、日伪和新四军的矛盾，达到伪军攻击日军，伪军攻击伪军，日伪军攻击新四军．从而使国民党军坐收渔利。计划规定在战区长官部成立一个“秘密战斗指挥所“，作为策划指导这项工作的中枢机构。后因其范围过于庞大，阮成章惟恐被别人夺去，又建议成立“秘密战斗指挥股”，属研究室建制。我当时就是战斗指挥股的负责人。根据计划内容，以武汉为重点，设立了“天、汉、洒”、“荆、当、远”、“监、江、潜”三个工作区和一个经济行动队，在所谓“真空地带”（指敌伪及新四军均不到的地区）进行活动。这几个地区的特派员分别由阮成章指派李铁生、赵白、周伯达等担任，并分别在1944年夏季派出。本来要求他们以绝对秘密的方式进行工作，可是他们到了前方，各自成立特派员公署，招兵买马，大肆招摇。李铁生还利用公署名义，大量贩运私货，纵容官兵到处奸掳烧杀，湖南津市曾被他们洗劫一空。经人民群起告发，迫使阮成章撤了李的职务，诱回恩施关押。赵白、周伯达用“以广招徕“为藉口，也同样招摇撞骗，胡作非为，当地人民群众莫不切齿愤恨。尤其是经济行动队队长陈效荣，为了达到“以工作养工作”的目的，指挥特务匪徒在汉宜公路上大肆打劫来往汽车。另外阮成章还搜集各种伪币，计划印制伪储备银行钞票，大发横财，后来因恩施印刷条件不够，未成事实。他为此曾乘飞机去重庆接洽，因抗战结束，日本宜布投降，才作罢。三个工作队在活动中，曾将日伪皇协军的头子、伪军长金亦吾，伪师长苏振东、张启磺、李太平，伪司令屈子敬等汉奸的代表副头目，引到恩施，视为上宾，盛情接待，并由阮成章和我引导他们分别见了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先后勉励他们“吃曹操的饭，做刘备的事”，嘱咐他们转告汉奸头子，“安心事敌，待机举义”，使他们的汉奸行为合法化，而且从优给与来往路费和必要的衣物，分别秘密授予他们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潜伏总队”、‘突击总队”以及“挺进纵队”等番号。同时指示他们仍然用汉奸的队号，听命行动，要求各部队相机攻击日军和新四军，破坏解放区政权，侦查解放区的军政情报。此外，还规定伪军和国民党军实行所谓“家属对质”、“情报对换，、“干部对流”。这样就把蒋伪合为一家，而把抗日根据地人民和革命武装新四军当成共同的敌人。搞这样出卖民族、出卖祖国的无耻勾当，我当时还自鸣得计。这个阴谋，在当时作用不太显著，但在日本投降时，对阻止新四军进人大城市接收，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许多汉奸部队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国军”的正宗，许多由地下冒出的流氓、特务、土匪都在大城市换上“国军”的旗号，成了先遣的接收大员．到处包庇汉奸，贪污敌伪财产，制造各种反共藉口，大大妨碍了中原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五、血的惨案铁的罪证 “研究系”特务，从它成立开始，就一直与革命为敌，干了许多反共勾当。南岳游干班学生实习时，就曾破坏过衡阳的革命组织，后来在湖北思施、云南昆明 早在、武汉、北平都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一）软禁叶挺将军 1941年，蒋介石背弃信义发动了臭名昭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造成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严重的损失，副军长项英殉难，军长叶挺将军被扣。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此向蒋介石请功。经重庆军事委员会核定，把被俘的新四军指战人员，全部送到江西上饶集中营，进行诱叛训练，指定将叶挺将军先软禁在桂林，后又转重庆、关押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监狱。当时由于全国舆论指责，要求立即恢复新四军番号，释放叶挺将军以及各级被俘指战员，蒋介石迫于形势，对叶挺将军伪示优遇，进行各种诱叛活动，终于枉费心机，毫无结果。后来陈诚为了迎合蒋介石的意愿，向蒋介石献策，采用欲擒赦纵的手段，把叶挺将军假释，由重庆接去湖北恩施，貌似礼遇，内藏奸诈，不但使叶挺将军表面上恢复自由，并委以湖北省高参的名义，幻想以此为饵，诱使叶挺将军变节附蒋。尽管陈诚百般诡诈，叶挺将军始终不屈不移。他在恩施被软禁的两年多中，总是淡泊明志，冷眼相看，对军政诸事，不参一谋，不赞一辞。从以下我所知道的这些事实，可以看到陈减当时对叶挺将军所采取的卑劣伎俩。 当叶挺将军还未去恩施之前，陈诚就密令六战区研究室特务做好监视准备，选定恩施民享社东门招待所为临时住所，连经理、茶房、旅客，都预先作了布置，把东门招待所设计成为变相的拘留所，对准许会见叶挺将军的人物、时间、谈话内容等也都作了规定。叶挺将军进住东门招待所之后，陈诚便假仁假义，亲自设宴款待，并指定他的心腹郭忏、朱怀冰等分别访向和交谈，把叶挺将军视为“上宾”。另一方面密示研究室主任张振国派遣心腹特务，对叶挺将军言行进行暗中监视。研究室特务赵白、陈强、贺能文等当时就化装成招待所的“茶房“（即旅馆服务员），担任监视侦查任务。赵白曾把他那时执行这项罪恶活动当成故事对我说：”我们化装成茶房，在叶挺将军房屋进进出出，煞有介事。但共产党人就是有种，凭你讲得天花乱坠，他还是无动于衷。叶挺将军除了每天看报、散步而外，看不出有什么特点。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防空洞躲空袭，警报解除后，天黑人挤，许久都没有找到他，把我吓出一身汗，深怕出了意外。所幸他自己回了招待所，我才放心。”也正是基于特务们的监视反映，陈诚考虑了当时的情况，决定让叶挺将军迁出招待所。研究室特务和长官部副官处商量，将叶挺将军转移到恩施西门外凉风娅半山的小独家屋居住。这个房屋与恩施西门城楼遥相对峙，共三间瓦平房，一间是卧室，一间作客堂，还有一间是勤务员住的，后面是半截厨房，侧面还搭了个猪栩和厕所，门前还有两颗桃树和桐树。住宅两旁有小梯田和坡地，后壁是恩施八景之一文萃峰的陡崖，正面是一条由恩施飞机场通往咸丰的公路。附近除有时有农民种庄稼外，没有第二家居民，是一个寂落的处所。 陈诚为了骗取叶挺将军的信任，除平时按月供应叶挺将军一个陆军中将待遇的薪金粮服副食外，也常设大宴小宴邀请叶挺将军，每逢节日还加倍送肉送钱，或亲去凉风娅探望。又征得叶挺将军同意，将其女儿接去恩施同住，还送她在恩施城内上小学，并另派了两名“士兵”去做勤务员。当时叶挺将军生活十分简朴，每天定时阅读书报，并经常亲自带着勤务员种菜、养猪、养鸭，有时黑夜还到田里去捉峪鱼、田鸡（青蛙）,傍晚和清晨也到背后文萃峰去闲眺并和农民攀谈，但从不说明本来身份。他平时总是穿着粗布中山服，对陈诚给他的中将军装和领章，从不穿戴，附近居民也没有谁知道他是什么人。 研究室特务在陈诚的指示下，时时刻刻都没有放松对叶挺将军的监视。恩施附近的各个主要通道，都由特务检查往来旅客，没有通行证件的人都可以随便扣押，因此恩施外围到处是白色恐怖的封锁线。在叶挺将军的住所，就设有内外两层监视线，外线由（恩）施巴（东）警备司令部指挥的六战区长官部特务团武装士兵担任，在恩施西门城廓设置监视哨，给士兵的特别守则是监视凉风娅独家屋的动静；内线则以“11号”特务化装成普通士兵，随住叶挺将军家中，执行各种勤务，每日窥探叶挺将军的言语行动向“11号”汇报。当时“11号”以这项监视软禁任务为中心工作之一，稍有疏虞，便受到张振国和阮成章的严重处分。1944年至1945年间，派去化装监视的“11号”特务赵叔和．每天几次借上街买菜、接送叶挺将军女儿等机会，去”11号”作口头汇报。"11号“秘书李飞羽，专门负责整理此项汇报记录，逐日向研究室主任阮成章秘密呈送书面汇报材料。阮成章根据汇报内容加以审核，亲自摘录送副司令长官郭忏及司令长官陈诚批阅，后来陈诚调远征军，就送代长官孙连仲批阅。这项特务活动，只有研究室内部极少数人知道，"11号”特务除警卫班长、秘书及派去监视的人而外，其余均不知道这件事。阮成章为了保守秘密，从不提这个被监视的人是谁，还给叶挺将军取了个“张大成”的代名。我于1944年到恩施六战区研究室担任股长一级的校官，尽管在许多方面和阮成章密谈他都毫无避讳，但在一年多时间里，我虽也听到他在电话中提到“张大成”这样那样．但并不知道叶挺将军是由研究室在对他软禁监视，直到1945年夏天阮成章因事去重庆，要我代理他的职务，才把他们先后对叶挺将军软禁监视的经过告诉了我，他还一再叮嘱我要保守秘密，绝对不能和外人去谈。此后，我也接到“11号”每日汇报“张大成”的材料，例如，有一天的整理记录为：“张大成，早饭后带女孩上学，在割肝坡文具店买了纸张、蜡烛回来。10时，长官部张副官给他送来大米油盐等。下午，在田里赶鸭子跌了一跤，未受伤。晚上，要勤务燃火把捉田鸡，他留房里像在写信。”凡是叶挺将军一天做了什么，去过哪些地方，讲过什么话，有什么人去会过他，以及他个人有些什么表情，特务们都作了记载。特务赵叔和长期干勤务兵的活，时常偷懒耍滑，多次受到叶挺将军的训诫。因他的行动鬼鬼祟祟的，可能早已被叶挺将军发觉。根据这个情况，阮成章通过副官处把赵叔和调了出来，又以另一个特务郑雨龙伪装成副官处的三等杂兵去叶挺将军家里服务。对撤换这个内线监视人，阮成章经过很多考虑，并对换去继续监视叶挺将军的郑雨龙作过长时间的谈话考核，然后才向他交代具体任务。就是对撤回的特务赵叔和，惟恐他受到叶挺将军的长期教育和思想影响，也都百般警惕，并指定与赵叔和接近的特务注意赵的行动。对叶挺将军本人行动足以引起疑惑的一切征状，更是认真提防。1945年夏天，叶挺将军在街头散步，碰到了一个广东籍的空军飞行员①，那人邀他去家里吃饭，谈得很亲切。他们用广东地方语谈话，特务听不懂讲些什么。第二天叶挺将军又去机场找了那位飞行员，并呆了较长时间，特务郑雨龙立即奔赴“11号”报告。阮成章从电话中知道了这个消息，以为叶挺将军要乘机远走高飞，吃惊得非同小可，即时向空军站追查下落，并由长官部命令机场警戒部队宣布临时戒严，任何人不得出人机场，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弄得满城风雨，如临大敌。不久，叶挺将军漫步转回住所，一场虚惊，才告中止。阮成章为此十分恼怒，要空军站追查那位广东籍青年是谁，更对派去担任内线监视的特务郑雨龙高压讹诈，责难有加，要他以性命担保，不准发生意外，同时把这段经过向郭忏作了汇报。郭忏作出指示：“如张大成企图逃跑，准其就地枪决。”由此可见，陈诚、郭忏之流，对叶挺将军是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法，诱骗不成，则长期软禁，并随时准备加害。 【① 抗战期间恩施是中美空军的重要基地之一。经常有空军一个中队驻留，空军飞行员有部分是广东籍，叶挺将军也是广东籍。】 1945年秋抗战胜利，六战区长官部全部转移武汉接收受降，对叶挺将军不便处理，于是决定转送重庆，并由研究室特务赵白、许代谋、陈司斌等，化装成宪兵，以沿途安全保护为辞，把叶挺将军送去重庆交军统局看押。“研究系”特务对叶挺将军的长期监视活动遂告结束。 （二）谋容中共哪西特委何恭伟 中共鄂西特委何恭伟，早年是湖北武昌省立第二中学及省立高级中学的高材生，在响应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以及历次抗日救国运动中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起着卓越的作用。抗战前何恭伟去延安学习，尔后回到湖北工作，抗战中期在恩施中共邵西特委领导革命地下活动。1942年因一位女同志在恩施钞湾湖北省立医院分娩，何前去医院探看，被第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少校情报股长刘裕绥①跟踪逮捕。当时恩施中共党组织已遭破坏，军统特务根据侧面线索，证明他的身份，由于他坚贞不屈，勇敢地和反动派作斗争．终于壮烈牺牲。在关押审讯过程中，陈诚过问了全案的内容，并指示“研究系”张振国、阮成章伙同军统湖北站长朱若愚设计诱骗何恭伟，企图软化他的革命意志。阮成章也想以同学关系②，说服何叛变，结果遭到何恭伟的怒斥。何对阮说：“历史的感情是存在的，但你有你的前途，我有我的事业，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让我和你们一样同流合污是不可能的。”后来他们又设法把何恭伟的父亲请去恩施，妄想以父子骨肉关系，劝说何放弃革命事业。在特务的暗中监视下，他们父子经过多次长谈，很不投机。在最后一次谈话时，何恭伟大义凉然，慷溉激昂地说：“我宁可是一个不孝的儿子，决不做一个不肖的叛徒。”特务们在计穷智拙的时候，把情况向陈诚作了汇报，触动了陈诚的杀机，批准交军统特务杀害。据说何恭伟从容就义时商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何的妻子在抚尸痛哭时，也遭到特务的毒手，连不及数月的婴儿也同遭惨杀。 【① 军统特务，系刘培初的胞弟。② 阮成章与何恭伟是武昌省立二中同班较好的同学。】 （三）破坏张家口人民贸易公司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其军事活动，在北平成立了第十一战区长官部。我当时是以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巡回教育组副组长身份，随着司令长官孙连仲到北平接收受降，做了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主任，从而在华北地区为“研究系”特务设置了一个据点。我为了取得国民党反动派各级头目的信任，为“研究系”特务集团装点门面，对一切危害革命的活动，都不遗余力地去做。华北人民把研究室人员称为平津一带的恐怖分子，这是对我们当时反人民罪恶的集中反映。 1946年2月，我在北平接到察南保安司令张天聪的报告，报告说：“张家口人民贸易公司牲畜股长乌里吉图，由张家口①贩运大批牛羊在北平出售后，将利用雄厚资金在北平设立分公司，以此作为掩护，进行情报侦查活动。”通过初步调查了解，认为所报基本属实。在得到参谋长宋肯堂和司令长官孙连仲亲笔批示后，我立即指派研究室警卫组长孔凡瑜逮捕了贸易公司的牲畜股长乌里吉图，并把他送到军法处去判刑治罪，同时没收了他在北平出售牛羊款项约法币7000万元之多，还抢劫他的待售牲畜黄牛73头，绵羊99只。这个罪案一经造成，随即受到延安、张家口、佳木斯等解放区各地人民广播电合和重庆《新华日报》、北京《解放三日刊》等报纸的严正揭露和声讨，要求第十一战区全部归还人民财物，赔偿损失，并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与此同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向国民党代表提出备忘录，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赔偿损失，追查肇事责任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电促十一战区陈明事件经过，并作出妥善处理，以便欺骗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惶惶无主，召集他的秘书长徐惟烈和我共同研究对策，赶办善后。我和徐惟烈将错就错，捏造一则新闻稿，由中央通讯社北平分社发表．主题是：“逮捕者乃经济汉奸，没收者是敌伪财产。”在这个标题下．硬说：”乌里吉图系满蒙株式会社的牲畜股长，盗窃敌伪财产企图在北平设置情报掩护机构，进行非法活动（详情见1946年3月某日北平《华北日报》第三版）。”国民党中宜部以此为内容，在电台和报纸上大肆造谣，作反噬的籍口。我将所劫人民财物转长官部经理处保管，企图以所得赃款为基金，扩大华北的特务情报活动。 （四）导演武汉六一血案 抗战胜利时，第六战区长官部由湖北恩施赶往武汉抢劫人民胜利果实。在接收华中区敌伪财产之后，即改编为武汉警备总司令部，担任武汉及附近各县的警备任务。第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也跟着改编为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阮成章便以六战区研究室主任充当了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他的助手原研究室副主任胡孝扬，又是他的副处长。1947年初，阮成章利用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郭忏及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和陈诚的关系，钻到海军总司令部充当第一署的情报处长，胡孝扬便作为阮成章在武汉的替身做了武汉稽查处长。研究室一伙特务在同军统特务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长期骑在武汉人民头上，肆无忌惮地公开进行特务活动，直到1948年我又借助于“研究系”特务的传统势力，当上武汉稽查处长，最后由于警备司令人事的更迭，才被迫移交给军统特务头目余克剑接收。 在“研究系”头子之一的胡孝扬控制武汉稽查处时期，正是国民党政府在国统区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高潮期。1947年6月1日，是武汉反动当局阴谋迫害武汉大学进步教授和学生的日子。5月31日晚间，胡孝扬遵照武汉党、政军联合会报秘书处的决议，接受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的指示，带着一个步兵加强营．一个保安警察大队，一个宪兵连，包围了络伽山武汉大学，由包括中统、军统及三青团分子的特务分组配合，按着黑名单有计划地搜捕武汉大学的进步教授和学生。6月1日拂晓，正准备把捕到的教授车运人城，愤怒的师生坚持反抗，形成了迫害与反迫害的激烈斗争。在学生奋勇对抗的形势下，特务一时无法脱离现场，竟采取最野蛮的行动，用机枪扫射赤手空拳的学生，顿时有数十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序的伤害，学生黄鸣岗、陈如平、王志德等无辜遭到杀害，并捕去学生五十多名，教授金克木、梁园东、刘梦庵、缪朗山等亦同时被架走，造成武汉大学的空前大血案。胡孝扬见势不妙，企图栽赃诬陷，竟把一支破手枪丢在学生群里，逛言系学生首先开枪拒捕，军警为了自卫才被迫开枪镇压，误伤了学生，还指控学生中有共产党人在暗中指挥，企图以此逃避罪责。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武汉大学师生激于义愤，展开坚决斗争。他们连日拿着死难同学的血衣，高举“反迫害”的旗帜，要求惩办祸首胡孝扬、彭善，要求血债用血还，并准备在武汉市区游行示威。由于特务居中破坏，学生不能渡江，于是组织了一个“无言的示威”。他们手举巨幅标语，沿途不喊口号不说话，默默地过江去武汉行辕请愿。武汉反动统治集团弄得手忙脚乱，无以自处。由于事态扩大，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亦同时声援，舆论哗然．一致声讨特务罪行，终于迫使国防部将彭善及胡孝扬撤职查办。学生不肯罢休，强烈要求“枪毙彭善，枪毙胡孝扬”。国民党当局无奈，准备杀掉胡孝扬以平群愤。这时“研究系”头子张振国、阮成章都在武汉，他们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一面秘密放走了胡孝扬，一面操纵武汉新闻机构，公开宣布胡孝扬投江自杀。以事出离奇可疑，公正舆论严辞指责，枪毙祸首的目标行将落在彭善身上。特务们见势不妙，又设计在武汉下游阳退附近找了一具类似胡孝扬形象的浮尸，伪造各种征象，硬说假尸就是胡孝扬。为着掩人耳目，又把假尸运回武汉，要汉口高等法院检察官及法医进行验尸。阮成章怕露出马脚，指使胡孝扬之妻抚尸痛哭。但胡妻见尸心存疑惑，哭而不哀，阮成章惟恐弄巧成拙。他见假尸腰间有一颗黑痣，便暗中指示胡妻对普方说明特征。法警将尸身翻来复去，果然发现了一颗黑痣。这样检验人员和新闻记者都信以为真，肯定假尸就是胡孝扬。接着，稽查处把假尸当做胡孝扬，大开吊唁，举行厚葬，并发表稽查处全体总辞职的宣言，以与学生罢课游行示威相对抗。其实胡孝扬早已远走高飞，逍遥法外。我当时在北平见到报纸记载胡孝扬投江自杀消息也信以为真，后来在南京见了阮成章，他才把事件经过详细对我谈了。1948年我在武汉任稽查处长时，胡孝扬曾由长沙某地寄了一封信给我，由此证明“胡孝扬投江自杀”完全是“研究系”特务玩弄的一套把戏。 桂永清制造纂江战干团惨案真相 郑蕴侠 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桂永清绝对服从蒋介石，叫走东不敢走西，叫坐下不敢站起，是唯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人物。他一手制造了紊江战干团惨案，现将我所知道的此案经过简述一下： 抗日初期．国民党在湖南玩陵办了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由陈诚挂名负责，桂永清负实际责任。战干团迁到蔡江后，正是该团第三期，也是抗日高潮的阶段，由该团学员发起组织了一个“忠诚剧团”，是经桂永清批准了的；并作为战干团的正式机构，委派第一期学员熊寿农任总干事，比较著名的演员有一期学员李英、三期学员郭灿。该剧团在重庆上演《李秀成之死》一剧，曾轰动山城，连续上演六十余场。这个剧的内容影射了蒋介石集团的黑暗腐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大为恼火，桂永清受蒋介石、陈诚之命，布置了对该团成员的一次大屠杀，桂永清将剧团解散，除主要演员李英等人惨遭杀害外，与剧团有牵连的进步学员四十余人亦被杀害在李子园。 渗案前，桂永清密令在三总队九大队十二中队逮走学员七十余．人进行坑杀，余下的全部被监视。被捕的人以湖南、云南、四川籍人较多，对川湘籍的人扣‘共产党，，帽子；云南籍的扣“龙云派的探子”帽子。 惨案将发生时，学员李洪写了一篇《大地怒吼了》，发表在《力行月刊》上，有人抄来报告桂永清，说是生活书店的笔法和调子，桂就下令把李洪活埋了。 惨案发生时，有两个受机枪扫射侥幸未死的轻伤者在夜间逃脱，逃到重庆向《新华日报》社揭露修案真相。《新华日报》立即组织调查团到紊江调查采访．把惨案公开报道出来。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变本加厉地更派来一个军事法庭，传讯了很多学员，并援引（处理异党办法），把二百余名学员组成一个直属大队，在萦江三角镇施以精神和肉体折磨，反抗的即遭到杀害。 事后桂永清亲自主持，对三总队进行清洗改组，以三总队总队长任直属大队长，原大队长任中队长，原中队长任区队长，原区队长任分队长。说是该总队出了共产党地下人员，故对干部给予降职处分。在集中营里经常派托派分子叶青（真名任卓宜，四川南充人，中共叛徒）和杨周熙来作“精神讲话”，一直到1941年才把集中营结束。事后，蒋介石对制造茶江穆案主凶萧劲、杨天成等人员论功行赏，张少泉由康泽接到合川特训斑当大队长，萧劲由汤恩伯接去任要职，升任青年军二O六师师长。 【作者曾任国民党中统局本部专员。】 李（公朴）闻（一多）案点滴 魏尚武． 一、李、闻案发生前 1946年的6月，有一天下午本部宣传大队大队长刘义（湖北孝感人）到我的办公室，交给我两张纸，打开一看，是用红十行格字纸复写的黑名单。据我回忆到的黑名单上有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楚图南、艾思奇、吴晗等三十余人。我问他黑名单从那里拿来的。刘义说：黑名单是总部（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简称）稽查处处长王子民交给我的，要我们帮助调查黑名单上面的人的职务和住址。我说；你调查以后送一份给他，呈一份国防部总政治部，作为我们的工作成绩。刘义以后就这样做了。 1946年6月下旬最后一个星期一的上午8点钟，云南替备总司令霍换彰召开治安会议，会议地点在总部进门的左边一间大厅内，参加会议的人有总部参谋长刘叔瑰，有参谋、副官，交通、军法等处处长，有总部警卫营营长、稽查处处长王子民、外事处处长茹莱，政治部是我参加的，此外有云南省会警察局长李统侦、预九旅旅长杨宝意、宪兵第x团副团长，还有航空站长。会议开始照例由治安单位汇报治安情况。之后，总司令霍撰彰正颜厉色的讲：“现在李公朴、闻一多等跟着共产党跑，在昆明闹得很凶，几乎搞到我们总部门前来了，我不知道政治部做什么的，你们看怎么办？”会场沉静了一下，预九旅旅长杨宝惑说：“既是他们闹得很凶，那我们只有采取军事行动对付他们。”我说：目前中央对共产党的态度表面上还是和谈，没有公开决裂，他们虽然闹得很凶，但是只限于宜传方面，我们只能以牙还牙，以齿还齿，政治部目前是宣传对宜传，至于采取军事行动，似应从长计议，免得发生麻烦，弄得中央不好应付。”杨宝息说：“人家搞到我们大门前来了，还讲什么从长计议呢？”以后，无人发言，总司令霍撰彭宣布散会。把参谋长刘叔碗、稽查处长王子民、预九旅旅长杨宝息、誓卫营营长和宪兵团副团长叫到会议厅楼上开会。 【作者当时为云南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秘书，政治部主任杨啸伊到南京爱训时代行部务。】 二、李公朴被刺 7月12日清晨我到总部参加早操，总司令霍撰彰对我说：李公朴昨晚被刺，早饭后来部开会。是日8 点钟我去参加部务会议，由总司令霍撰彰主持，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参谋长刘叔坑，有参谋副官，军法、交通各处处长，有稽查处长王子民、外事处长茹莱、警卫营长等。总司令霍摇彰说：李公朴昨天晚上被刺．是因为桃色案，是共产党用的苦肉计。我们有维护治安的责任，参谋处马上拟令通缉凶手，归案法办，并布告昆明市民众，保持镇静态度，听候中央处理。同时电话通知预九旅和宪兵团巡逻放哨，维持秩序。外事处与美领事馆联系，假借保护其他人士为名，把民盟的人员通过美领事馆监视起来。政治部拟发宜传文件，说李公朴被刺是共产党的阴谋。 我回政治部后，召集秘书萧政之、宣传大队长刘义、第二科李科长、第三科科长胡志文先后开会，叫萧政之用“昆明各界反共大同盟”的名义印发传单，叫胡志文利用他在昆明师大当教员的便利刺探学校的反映，叫李科长与昆明青红帮联系，破坏昆明学生的街头演讲。叫刘义到稽查处打听李公朴被刺的原因。之后，刘义回来讲：李公朴被刺是稽查处干的，他们在行刺前一天还去侦察了地点。昨晚行刺的人，没有逃脱，被警察分局抓住了，稽查处马上派人拿着冲锋枪去要人，如果他们不给就用武力夺回来。以后稽查处果然将行刺的人要回去了。 李公朴被刺后的第二天，本部宣传大队长刘义对我说，稽查处讲艾思奇由大理到昆明来了，住翠湖东南角一个大屏墙的屋子里，要我们派人跟踪，我派本部职员熊光博、周明时照稽查处指明地点去找，搞了两天无结果。 三、闻一多被刺 7月13日早操时，我把撕下来的在昆明街上贴的标语交给总司令霍撰彰，他看到“惩办祸首霍撰彰”的标语以后说：“好！一不做二不休，你叫宣传大队的队员到街上去找贴标语的学生，见了就打，并且抓回来，出了事我负责。” 我回部以后，叫刘义照总司令霍挨彰指示的办，但是我只许他们打，不能破面流血，抓住人不要带回政治部，立送总部。这是因为总司令没有手令，怕出了事他不负责，自己反惹了麻烦。 7月16日早操时，总司令霍撰彰对我说闻一多昨晚又被刺。我回部后，又叫刘义到稽查处打听。刘义回来说，闻一多昨晚被刺是委员长侍从窒派人来会同枪查处搞的，他们搞了以后还在街上一家面馆喝了酒吃了面才回去的。刺杀李、闻的人，据刘义讲由稽查处派车送到大理王凌云那个司令部藏起来，对外则说逃跑了。 李、闻案发生后，全国哗然，云南普备总司令下不了台。中央没有办法，派顾祝同、唐纵和国防部第二厅司长张某某（湖北两阳人）等到昆明进行处理。唐纵邀集昆明各机关团体、学校人士举行座谈会，唐表示中央一定严肃处理。 中央没有办法，把霍挨彰撤职，但是总司令霉换彰临行前，邀集总部各处部负责人员会餐，我也参加了的．并且一同照了像。他说中央为了平息李、闻案件，叫我暂时休息一下，不久中央还要给我新的职务，你们好好干．不要灰心。果然在1947年的6月．中央发表霍撰彰为第十五（十三）缪靖区司令，驻湖北咸宁。 在顾祝同来昆明以前，总司令霍挨彰为了掩盖刺杀李、闻真相．用了苦肉计，枪杀了一个人，以投抵案。据大队长刘义对我说，枪杀的一个人是买通了的一个在押犯人和这个犯人家属讲好500元现洋，并说，你不肯也是死，不如得500块现洋。又有一说：是买通稽查处一个小职员。据推测，前者可能性较大。 谋杀李公朴闻一多真相 王栩 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战士，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有名的英雄．他们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大规模内战而洒尽了热血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博得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钦仰。在暗杀李、闻案发生时，我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人事处工作，曾经看过宪兵十三团向宪兵司令部报告经过的全部文件。1948年我调来昆明任职后，有一些亲友有时伺及李、闻被刺真相，所以我又向宪兵团里曾参与此案的千部询问过内情，现将回忆所及记录出来，以供撰史参考。 1946年春夏之间，西南联大开始北迁。学生和员工们已全部离开昆明，分别回到北平、天津等地。教授们也已大部分随校北迁，但还有十多个教授系民盟中央委员仍在昆明未走，继续宜传反内战活动。国民党十分害怕他们揭露其发动大规模内战的罪恶，因此，积极图谋杀害这些民主进步人士。在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授意之下，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橙彰便指使该部稽查处特务行动组派人，于1946年7月11日晚11时暗杀民主人士李公朴于昆明市青云街学院坡（即今大兴街上坡左侧的一条小巷内）；又于7月15日下午5时当闻一多于昆明市府雨道民盟支部开完李公朴的追悼会后，回到北仓坡宿舍途中，在北仓坡把闻一多刺杀。 当谋杀李、闻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掩盖其血腥屠杀民主人士的罪行，曾企图嫁祸于云南地方当局，所以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撰彰曾指使当时的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派人将前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中将副官长杨立德拘浦审讯。这件事是由宪兵十三团团部少校警务团附张拯东率领警务员熊尚德、替务军士陈英杰、陈进一和李棋等四人前往执行逮浦的。负责审讯的人是张拯东和熊尚德，负责记录的人是詹子续。虽然他们按照霍撰彰的旨意进行种种诱供和逼供，但始终没有达到嫁祸于云南地方当局的预期目的，结果只把杨立德关押了两个多月就取保释放了。霍摆彰在企图嫁祸于云南地方当局的同时，为欺骗其内部一般人员，又指便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派人故作认真调查的姿态，于是指派该团普务员金雄飞亲自调查李、闻被刺案的真相，一面又布置宪兵队缉拿凶手，好像煞有介事，妄图掩盖他们这一血腥罪行。当时金雄飞除亲赴现场调查外，井从多方面进行了解，连续三日，均毫无结果。金雄飞如实的向团长彭景仁报告后，彭当面指示叫金雄飞立即草拟对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的调查意见书报请南京宪兵司令部备案。该项调查意见书的具体内容（项目）大致如下： 【作者当时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人事处工作．后调昆明任宪兵十三团团长。】 一、被刺人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 二、被刺时间和地点（并附现场图〕 。 三、被刺经过（说明当时被刺情况以及伤亡程度）。 四、被刺原因（说明因何种原因，是否系仇杀、情杀、政治暗杀，或其他如图财害命等）。 五、处理意见（说明案件发生后，当时的处理和对该案的意见）。 金雄飞将调查意见书拟好后，就是对被刺原因一项无法下笔，经向彭景仁请示后，团长彭景仁当面指示说：“李公朴你就说是因桃色案件争风吃醋被杀，对闻一多被杀就说是死因不明”。金雄飞就按照彭景仁这个指示填写调查意见书上报宪兵司令部备案。 李、闻被刺案发生后，全国哗然，国内外的公正舆论纷纷进行谴责。蒋介石为了平息民愤，特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司令张镇和苦察总署署长唐纵等人来到昆明处理这个问题。通过他们与昆明的有关方面的密谋策划，迫不得已，便将替备总部稽查处行动组组员李文山、汤时亮两人逮捕，并诱令其以警备总部特务营的排长身份说是自动向宪兵团自首投案的，以免一死。后来即以替备总司令霍授彰和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名义邀请民盟中央负责人梁漱溟、周新民前来昆明参加公审。公审时两个凶手的口供都是张拯东按照警备总司令霍撰彰的指示替他们准备好了的。其衡司大意是说因为李公朴、闻一多谩骂政府（国民党政府）、污辱领袖（蒋介石）制造乱源，他们激于义愤，才枪杀李、闻的。矢口否认是受霍撰彰之命行事。公审之后，又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将李文山、汤时亮判处死刑。临到刑场，李、汤两个刽子手才知道自己受编了，但已追悔莫及。 根据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手令，派宪兵团长彭景仁为监斩官，实际上彭景仁没有到执刑的现场，而是由彭景仁派该团臀务团附张拯东率领警务室的人员十多人（即刘家骥、金雄飞、熊尚德、李伟群和警务军士约十人）将李文山、汤时亮于凌晨4时左右，用汽车押送到昆明东站外三公里附近公路边，由熊尚德用比利时制造的强力式手枪执行枪决。当时汤时亮未被击中要害还在挣扎，又由张拯东补击了两枪才打死的。凶手枪毙后，由李伟群在现场照了像，备文呈报警备总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结案。 李、闻被刺案经处理后不久，为了避免泄密谋杀内情和平息民债，蒋介石便将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撰彰和警备总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调动职务，离开云南；该稽查处行动组组员二十多人则由宪兵十三团派警务员熊尚德率领宪兵一个排将这些参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刽子手全部送到滇西大理喜州实行软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只许在划定的范围之内活动，使他们与社会隔绝让民愤渐渐平息下去。另外由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调来官兵一个营和原驻昆明的警备总部特务营对调，这两个营官兵的对调工作（换防交接任务），都是在深夜进行的，所以连警备总部的所有人员能知道内情的很少。 1948年我由南京调到昆明接任宪兵十三团团长职务，一次闲谈中我问团部警务团附张拯东：”究竟李公朴、闻一多被刺的真相是怎么一回事？＂张拯东说：“李、闻案的发生，还不只要杀害李、闻二人，根据替备总部的计划，是要暗杀在昆明的民盟中央委员十人之多．计有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楚图南等人（其余四人姓名记不清）。”他又说：“这个计划是由警备总司令霍撰彰召集稽查处处长王子民、宪兵团长彭景仁、昆明市蓄察局局长王巍等人秘密策划和分工的。这个暗杀计划据说是由霍摆彰报经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同意才进行的。当时暗杀任务的分配是这样的，即由稽查处处长王子民派该处行动组组员负责暗杀四人；由警察局的刑警大队负责暗杀四人；由宪兵司令部派驻昆明的特高组负责暗杀两人。宪兵团长彭景仁接受分配任务回团后，曾找了张拯东（宪兵十三团警务团附）和宪兵司令部派驻昆明的特高组组长钟醒民（又叫钟晓吾）商谈，当时认为警备总司令部对我们没有正式命令，我们必须向宪兵司令部请示，待获得准许后，再作行动。警察局方面也同我们一样等待正式命令，迟迟不敢动手。结果是警备总部稽查处行动组先干了，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接着我又问张拯东：”彭团长在参与谋杀李、闻等人时和继后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是抱什么态度呢？”张拯东说：“彭团长对这件事还是持谨慎态度的，所以在没有得到文字命令时，不敢贸然从事，先向宪兵司令部请示，并等待警备总部的书面命令。到稽查处把事情干坏了，当然更不敢乱干了。所以在处理之后，他曾在一次团务会议上谈到他对这个谋刺计划处理得很谨慎很正确。他还拿杭日战争时期长沙大火事件作为例子。他说：放火烧长沙，本来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指示，但没有文字命令，仅系口头指示；长沙警备司令哪梯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在日本侵略军向长沙逼近时，他们便派人放火烧了长沙，后来追查责任，还是把娜梯和文重孚枪毙了。这次暗杀李、闻案也同样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遇到类似间题．必须取得文字上的根据才能去做，否则有些间题出了差错会落到自己担负不应担当的责任…… ” 关于此案情况，我除询问过张拯东之外，还先后询问过金雄飞、熊尚德等人。在我初到昆明接任时，也曾听到过彭景仁自己夸耀过，他比哪梯、文重孚高明，没有做霍摆彰的替罪羊。 ( 1950 年） 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实况片断 郭旭 【作者当时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五处（经理处）副处长。】 1946年7月中旬，在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因反对内战先后被杀害不久，军统局副局长毛人凤在南京马台街22号，召集该局各处室正副负责人及南京站站长开局务会议，我当时任该局第五处（经理处）副处长，是参加者之一。开会时，毛人凤说：“今天乃建先生（指唐纵，乃建是唐纵的别号。当时，军统局局长为郑介民，副局长为毛人凤，郑因在北平任军事调处部国民党的执行委员，蒋介石派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代理该局局长。军委会已于1946年6月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军统局因为隶属问题没有解决，还未改组，直到同年10月l日，才正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因准备赴昆明调查李、闻事件，不能来主持会议了。”随即对着该局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南京站站长叶翔之说：“昆明李、闻事件，我原以为是中统局搞的，据南京密监组（军统局派到南京各机关的特务组织）报告，从国防部译电室获悉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挨彩打了一个电报到国防部给陈总长（指参谋总长陈诚），请示对游行群众，可否开枪。才知道是霍换彰和陈诚的特务张振国等搞的。现在这件事情，酿成风潮很大，他们不是替主席（指蒋介石）做事，而是替主席帮倒忙的。主席对这件事情大发雷霆，已令国防部彻查，并派乃建先生赴昆明调查，乃建先生准备今天偕修元（指军统局第二处处长郑修元）乘飞机前往昆明调查。” 叶翔之说：“霍撰彰、张振国等真查啊，为什么不秘密制裁李、闻，而公开地开枪打死他们，致闯出这样大的祸来，手段太不高明了。” 何芝园说：“霍樱彰不但手段不高明，而且办事糊涂。这样重大的事情，向陈诚请示，不用极机密的电报密码，而用通用的密码，真是一个糊涂蛋。” 过了几天，郑修元由昆明回到南京后，谈及李、闻事件，确是霍摆彰指使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这个稽查处是由陈诚的特务头子张振国控制的）搞的。霍挨彰是唐纵的小同乡而且有些亲戚关系，将真情都告诉唐了。霍事先请示陈诚对游行群众是否可以开枪，陈指示相机行事。当7 月11 日李公朴被稽查人员开枪打死后，到15日，昆明学生群众，开会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在会上讲话，非常激愤，说：“李公朴是被特务打死的，如果台下有特务的话，我闻一多不怕，可以把我打死。”散会后，准备继续举行游行示威，当闻一多走出会场时，昆明稽查处稽查员对闻开了一枪把闻击倒，闻的16岁的儿子，扑在闻的身上保护他的父亲，稽查员又开了两枪，把闻的儿子打死，当场逮捕凶手两名，其余的凶手共十多人都已逮浦了。 以后听到毛人凤说：“国防部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借到昆明检阅昆明驻军第二军为名，处理这个案件，因陈诚庇护他的部下，而顾祝同是官官相护，将这次事件的责任，推到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刘叔碗身上，因为刘不是陈诚的嫡系．只将霍换彰撤职，而将刘撤职查办，令刘到南京国防部军法处自行投案，肇事凶手十多人，都已经逮捕并己经枪决了数人。但听说所枪决的凶手，并不是真正的凶手，而是用了金蝉脱壳之计，把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判处死刑的犯人枪决数人抵死以息众怒的。如果这件案子是杜幸明、关麟微（非陈诚系将领）等在昆明任警备总司令时搞出来的话，那陈诚就不会饶恕他们的了；如果昆明稽查处是由我们（指军统局）掌握的话，闯出这样的大祸，那陈诚对我们也会要大做其文章，将不知得到怎样的一个结果哩！" 以上这些是我过去所闻．就回忆所及写出。 ( 1962 年） 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事件 徐远举 【作者当时系重庆朽辕第二处处长。本文是作者根据自己经历以及当时任云南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第九师师长王凌云．当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1946年夏蒋介石在庐山处理李、闻事件时随侍在侧）、国防部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等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为国民党特务所暗杀。这个罪恶事件，系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所主使。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摆彰、参谋长刘叔瑰、稽查处处长王子民为主要刽子手，是他们伙同阴谋杀害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为云南民主堡垒，李公朴、闻一多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战士，多次在云南进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投降争取进步的斗争。解放战争初期，李、闻两先生为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更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和法西斯黑暗独裁统治，揭露蒋介石玩弄和平发动全国内战的阴谋，到处进行公开宣传和集会讲演，使国民党恨之人骨。李、闻之行动，早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监视和注意。1946年2月10日，李公朴在重庆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上遭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毒打，接着7月11日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派特务在昆明予以暗杀。李先生被害后，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迫悼大会慷慨激昂控诉国民党的罪行和暗杀李先生的卑鄙无耻阴谋，要踏着李先生鲜血前进。更为霍挨彰所恼怒，续派特务于7月15日将闻一多先生用美制无声手枪予以杀害。李、闻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指责。使蒋介石伪装民主，杀害民主人士，玩弄和平，发动内战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打破了中间人士对国民党存在的一些幻想。当时蒋介石欲想拉拢民盟和青年党、民社党以孤立中共．准备拉拢他们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及其所制造的宪法。因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使蒋介石这个鬼把戏拆穿了。这个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感到尴尬，在庐山拍桌大怒，查问这事情是谁干的，为什么事前没有报告。特派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去昆明调查，限期破案。其实这个罪恶阴谋是国民党中央党政军会报所决定的。在李、闻事件发生前几天，南京国民党中央会报，以“政治通告”指示各地党政军会报谓当时国共谈判，民盟方面偏祖中共，说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说民盟在各地进行爱国民主运动，是受中共的指使，要在蒋管区对民盟予以明密的打击。重庆行辕即将这个指示转知西南各地会报及党政军机关。南京中央党政军会报对各地也有直接指示。霍撰彭在昆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就是照着这个指示执行的。李、闻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互相推涣责任。重庆行辕主任张群，召询行辕第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询问这是谁干的？徐答这不是军统干的。但据各方面揣测，有说是军统干的，也有说是云南地方势力龙云三公子干的（龙云的第三子龙纯曾）．究竟是谁干的尚难判明。接着军统特务头子唐纵煞有介事地率领军统所谓行动专家郑修元、程一鸣、沈醉等到昆明查勘。过了两天，张群又召徐远举说．闻、李二人被杀不是什么龙家干的，而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拱彰派人干的。现在民盟方面潘大速教授已从昆明来到重庆，对这个情况说得很清楚。又据潘大透来说，民盟北平市委孙中原在北平为军统逮捕，伤害得很厉害，现已由北平移解来重庆。现在他们的报纸（指重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对此事攻击我们很厉害。你去很好地处理一下。接着张群带斥责的口吻说，你们（指军统）不要再在西南为我摆乱子，赶快去处理一下吧。徐即回复一句，不是中央会报指示给予民盟明密的打击吗？张群严厉地说，谁指示他们这样干的呀！给总裁增加许多的困难。又据郭旭提供材料，李、闻被害后，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曾在南京保密局局务会议时对第一处处长何芝园、第二处长长叶翔之说，昆明李、闻事件，闹得风潮很大，此事原以为是CC搞的，据邮电检查获悉，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樱彰和陈诚系特务搞的。听说主席对此事大发脾气，已令国防部彻查。叶翔之接着说，霍摇彰真笨，为什么不秘密进行。这样做真太不高明了，这是给主席找麻烦。这说明军统特务认为如果交给他们干，做得更毒辣和干净利落，可能比陈诚系特务干得高明一些。唐纵到昆明之前，路过重庆，曾到行辕见过张群，张群也将播大逮所说情况转告唐纵，唐到昆明查明暗杀李、闻，确属霍揍彰和陈诚系特务干的，即转往庐山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为图掩饰这一罪恶阴谋，迫不得已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前往昆明处理，顾祝同到昆明住在卢汉家中，对外声称系到云南俭阅驻军。每天在卢汉家中与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教授傅斯年等密商对策。为平息这个事件，最后决定将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撰彰撤职，参谋长刘叔碗撤职查办，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一个排长一个班长指为凶手予以枪毙。而将主凶云南警备总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及手下十几个特务隐藏起来。另外为解决中央与云南地方的矛盾，将云南省民政厅长、代理主席李宗黄撤职，由卢汉回任云南省主席职务，以缓和云南人民及西南联大师生的愤怒，以及平息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罪恶激起的全国人民的愤怒。顾祝同在昆明将霍撰彰和刘叔碗送走后，又恐西南联大师生知道枪毙的凶手是假的，继续引起学潮，命陈诚系特务头子张振国将王子民等十余人交给继任警备总司令何绍周、副总司令王凌云负责，派车将王子民等送往大理苍山交整编第九师师长王凌云派人看管。顾祝同还交代王凌云看管的办法说，既不能叫王子民等跑掉，又不能同囚犯一样看待，既不能让他们外出，更不能叫外边的人知道，并要给他们优待。王凌云即将王子民等十余人送往大理县苍山无为寺看管，派其师部人事科长娄渊泉及姜参谋予以照料。到1947 年1 月．整编第九师开离云南，王凌云又用汽车将王子民等人送到昆明交给云南替备总司令何绍周处理，后闻却予释放了。这是李、闻被害事件内幕情况，主要刽子手为稽查处特务及云南奢备总司令部特务营有关官兵。具体姓名不知道。 ( 1961 年） 谁是杀害李公朴的主谋 李师弼 【作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上校副参谋长（未到职）。】 祖国大陆全部解放后，报上曾公布过：杀害李公朴的凶手王孑民（原名是王子民，报上把子误写为孑）已被我公安人员在湖北某地捕获，并依法予以镇压。但是，究竟谁是杀害李公朴的主谋？谋害的具体真相怎样？我想提供一点零星资料，作为历史的佐证。 我的大哥也是被特务杀害的，杀害的原因据说是“谋财害命”。通过我大哥的关系，我认识了张振国。以后才知道，原来张振国是陈诚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初到昆明，知道我父亲是云南香老中有名望的人物，于是他经常到我家去，表面上以‘，请教”为名，其实是想从我父亲身上了解一些情况。当时到我家去的人中，既有反动的，也有进步的，大都是慕我父亲的名而来。李公朴、闻一多、夏康农、楚图南等大学教授都经常到我家去。 1946年夏，我在陆军大学政训班第二十期毕业，当时张振国也在陆大将官班受训期满（半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六十军曾泽生部供职，部队已到东北。我打算先回昆明省亲，然后再到东北去。这时，张振国告诉我说，他要去庐山主办三青团夏令营，时间是一个月，约我临时去帮一趟忙，既可以避暑，也不耽误我去东北到职。同时，他说，他也有事要到昆明一行。于是，我和张振国又在我家中见面了。 这时云南省警备司令是霍撰彰。司令部所属的稽查处由张振国引荐他的副手阮更生任处长，接着又引荐王子民任副处长。张振国把阮更生、王子民都带去看过我父亲。李公朴的家住在昆明北门街，我家住在小梅园三号，相距只有几分钟路程。一有空隙，我们两家就常合在一起跑警报。李公朴的夫人张曼药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家来玩。特务们要下李公朴的毒手，就要在时机和地点上下功夫。我父亲已察觉李公朴的处境不利，及时向李提出劝告，要他晚上少出门．行动上多注意。我们两家住地太偏僻，最好晚上少往来。 接着，我到了庐山。三青团夏令营开幕了。李明濒任主任，张振国任办公室主任，委我做一个大队长。有一天，庐山报上突然登了李公朴在昆明被刺的消息，我不禁大吃一惊，心里也怀疑和张振国他们有关系。 李公朴被刺后没有几天，在一个礼拜日的晚上，我正在张振国家里玩，突然霍撰彰带着阮更生闯了进来。我呆住了，马上退到另一间屋里和张振国的老婆聊天。从隔壁隐约听得霍摇彰带着低沉而埋怨的口气说：“子民干得太露马脚，老头子（指蒋介石）很生气。”原来李公朴的被刺，是特务们趁他看完晚场电影后，坐公共汽车回家，在下车人乱之时．用无声手枪把他杀害的。所以特务头子们埋怨说：“干得太露马脚。”事情发生后，凶手当场逃逸。在众情鼎沸、各方纷纷要求惩办元凶的压力下，国民党无可如何，只得用两个犯人作了替死鬼，企图搪塞过去。但是，这个阴谋，在众目睽睽之下，无论如何是掩饰不过去的。 杀害李公朴的真相就是这样。今天虽然凶手王子民已被镇压，但是，真正的主谋者霍挨彰、张振国、阮更生之流，还未落网。 ( 1963 年） 闻一多被害后的片断 姜荫庭 1946年蒋介石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闻一多教授在云南昆明的一个大学里（校名忘记）讲演，呼吁和平，反对发动内战，被国民党的特务枪杀。当时，我在国民党的第二军军部参谋处第三科充当中校科长．军长是王凌云兼云南省警备副总司令，驻防滇西大理县。闻一多被害后，全国舆论哗然，国民党唆使特务杀害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一罪恶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对国民党一致谴责，并要求缉凶依法惩办。国民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行为，把行凶的刽子手们昆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全部人员三十余人，由特务头子稽查处少将处长王子民率领，用两辆卡车把他们由昆明送到大理。为了遮蔽人耳目，到大理后叫他们住在大理西北约十数华里苍山的一个大庙无为寺内，犹恐泄露消息，事先把庙内的和尚全都赶走，并派兵一排驻在庙内，四周布岗，断绝行人，就连上山砍柴的樵人都不准通过。并派我住在庙内，名义上是招待他们，实际是叫我监视他们，不准他们跨出庙门一步。我屋内设有电话，有事可与军部联络。另外派有炊事兵两名，给特务们做饭。以后特务的家眷有五六家和处长王子民的家眷，都由昆明来大理，为了避过外人的眼目，是在深夜才搬进庙中来的。这伙杀人的特务，是从1946年大约是在7月，天气还很热的时候，我同他们一起搬进庙中来的。在无为寺住了约七个多月，到1947年第二军奉蒋介石的命令，由云南调出参加内战，才结束了我这一段看守特务的任务。国民党惨杀爱国人士的罪恶行为，在当时激起了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怒。在全国舆论一致的谴责下，国民党为了推避责任，平息民愤，不得不把这些特务鬼鬼祟祟地隐藏起来。这种卑部无耻的行动，犹同翅牺不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上所述是我亲身经历，外界很少人知。对于闻一多烈士被害的经过，虽系片段，但对于国民党杀害爱国的民主人士和它的卑鄙鬼祟行为，足可揭露于国人。 ( 1964 年） 【作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军参谋处三科中校科长。】 闻一多案观审记 孙东明 【作者当时系云南省政府观审代表。】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学院坡（即今圆通街与青云街交叉处）被特务刺杀。7月15日闻一多又在西仓坡被刺。两位民主人士，相继惨遭国民党毒手，中外舆论交责。蒋介石迫不得已，特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飞抵昆明，运用欺骗手段，遮掩耳目，逃避罪责。其中的一项，就是导演了一次所谓“公审”。云南省政府曾派我为观审代表。兹将我当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惟事隔多年，记忆已甚模糊，难免有错误之处，仅供史家参考。 1946年8月15日，在顾祝同的直接指挥下，扮演了一出所谓”合议审判法庭”的丑剧。这个法庭，由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云南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宪兵十三团军法室，各派一名军法官组成。陆军总司令部指派张小奉为审判长，云南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派杨植芳，宪兵十三团军法室派张拯东为陪审。同时，为了欺骗人民，特函请中央各机关、地方各机关、参议会、各法团及各名流指派代表观审。观审的人有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师范学院教育长查良钊、北大教授贺麟、高等法院院长鲁师曾、高等法院首席检查官曹文焕、云贵监察使署代表姓名已忘、云南省政府代表孙东明、商会主席严燮成等数十人。另外，特邀民主同盟负责人梁漱溟、周新民飞来昆明观审。 为了使“合议审判法庭”的地位，更有“法制”的气氛，特别定在庆云街的云南地方法院（即今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审判。1946年8月15日上午10时，闻一多案开审。首先，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指派的审判长张小攀升座，他是高个子，着黄呢军服，上校军阶，状甚威严。次由保安司令部军法官杨植芳、宪兵十三团军法官张拯东升座，均着黄呢军服，军阶次于张小攀。公案桌前并有法警站立，形式弄得很庄严。审判长坐定后，宣布开审，随即带上犯人。最初出庭的是汤时亮。 张小寨问：你的名字叫什么？ 汤时亮答：我名叫汤时亮。 张问：（即张小攀，以下同）你是哪里的人？ 汤答：（即汤时亮，以下同）我是湖南衡阳人。 张问：你有几岁了？ 汤答：28岁。 张问：你现在做什么事？ 汤答：我是替备司令部特务营连长。 张问：闻一多是你杀的么？ 汤答：闻一多是我和李文山杀掉的。 张问：你们为什么要杀他（闻一多）? 汤答：我们在7月15日，轮到外勤，我和李文山巡查。听说云南大学为李公朴开迫悼会，我们便进去听讲演，并维持秩序。闻一多演说政府快要垮台了．非推翻不可。并骂军人无耻、该杀，军人是政府的走狗。我们听了，十分愤怒，李文山摸枪要打，我制止他。出了云南大学，我们尾追闻一多，才在西仓坡把他打死。 张问：你杀闻一多，是不是有人叫你去干？ 汤答：没有人叫我去干。我听见闻一多大骂政府，说军人该杀，污蔑领袖，污蔑国家，一时气不过，就把他杀了。 张问：你们杀闻一多用什么武器？ 汤答：用拉七手枪。 问到这里，张小寨顺手在公案桌上，取出一扦手枪，执在手中，问：是不是这样手枪？汤时亮站在离开公安案桌一丈多远的地方，盯住手枪，作仔细查看的模样．（实际上看不清楚）肯定的答：不是这一杆。 张小寨又另取一杆手枪，问：是不是这一杆？ 汤时亮仍照上面所说的样子，审视一番，断然地说：就是这一杆。 接着带上所谓凶犯李文山，照样间过姓名、籍贯（湖北黄破人）、年岁（32岁）、职业（军人，警备司令部特务营排长）等。问答和汤时亮所供大同小异，另外豢加数语，略说：“我们抗战八年，流了很多血，不但不能回家，反受他们的辱骂，真令人气愤不过。我当时就想摸枪打他，汤时亮制止，我才没有当场打他。后来才在西仓坡把他打死。”另外，还问汤时亮与李文山的关系，以及认识的经过，与本案无大关系，不再赘述。 后来又把汤时亮、李文山同时带上法庭，互相对质，都承认闻一多是他们刺杀的。张小奉复郑重其事地间：“杀人是犯严重罪刑的，你们应当好好考虑，不能轻易承认。”汤时亮丝毫不抵赖．挺身断然地说：“闻一多确是我们杀掉的。” 张小攀宣布审讯完毕，听候宜判，立即退庭。 参加观审的人，看见这些情况，大部分都抱着一个“闷葫芦”，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我感觉到汤时亮、李文山的供词，简直是一篇官样文章，不像军．人口气。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随便骂几句，就会引起国民党政府豢养着俯首贴耳毫无觉悟的军人的义愤，下此毒手，未免不近情理。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说中，并没有骂军人该杀、是走狗等等，足见汤时亮根本没有听见闻一多说些什么，供词与演说不对头，留下一个大漏洞，这是蒋介石、顾祝同作伪的具体表现。 我回省府后，卢汉先生间我：“你去观审，情形怎样？＂我答：“我看那两个犯人，留着东洋头（军人一般不留头发），额上没有戴军帽（戴军帽日久，额上会有帽边痕迹）的痕迹，身材和举动，不像军人，似乎是两个汽车司机”。卢先生对我的推侧，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笑笑而已。 后来梁漱溟、周新民认为刺杀闻一多案的公审是假造的，要求将本案移解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但顾祝同置之不问。到了1946年8月25日，天刚亮的时候，在西坝金碧别墅宣判，汤时亮、李文山二名均判处死邢，绑赴东站外执行。当时宣判对象，是否确系公审时那两个人，谁也没有看见。同时，云南警备司令部又宣布枪决抢匪仇荣昌、刘法明二名，也在东站执行。根据事实，应该有尸首四具，有人亲往查看，只有尸首二具，且非当时审判的那两个人。陈尸数小时，即草草收硷，以免被人发现漏洞。至于李公朴被刺案，顾祝同宣称已严饰云南负责治安机关，加紧追缉，务于最短期间，破案法办云云。当时拖下一柄长把伞，没有任何处置。杨适生所写顾祝同处理李、闻案经过一文把李、闻案混为一谈，与事实不符。又宣判日期不是第二天，而是审判后第十天，合并订正。 谋杀闻一多案凶犯的替死鬼 邹伯川 1946年7月闻一多父子被特务谋杀以后，全国舆论大哗，昆明及各地学生纷起罢课，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反动政府严惩凶犯。蒋介石为了缓和全国人民的愤怒，下令云南警备总司令限期破案。 本来明明是国民党指使特务干的，要破案还不容易吗？我们只看见报上大肆宣传，如何如期破案，并将凶犯举行公审。凶犯的供词都是侃侃而谈，直认不讳。最后宣布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当时我们只怀疑特务们为了交差，不得不牺牲一批特务，还没有想到被枪决的凶犯都是假的。 1947年3月第五军南调，我临时在五军担任军法处长。在行军途中，忽然处里有一个军法官的娇妇请领她已死丈夫的衣物等费（详细名字和数目我记不起了）。贵因不明所以，就问处里一些负责人，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才告诉我，她已死的丈夫，原在第五军担任军需，因经办服装贪污被押，后来闻一多案的凶犯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要找人顶替，就把她的丈夫提出来，作为闻一多案凶犯的替死鬼之一。国民党为了掩尽天下人耳目，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是可以干出来的。 （1966 年）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法处长。】 冒名顶替的杀害闻一多教授的“凶手” 阳善礼 1945年11月，我任国民党第五军二00师驻昆明留守处主任，1946年调回滇南开远师部任军需处财务科长，一个月后仍兼驻昆留守处主任，因此和军部的人很熟，曾听他们谈到缉办杀害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的“凶手”内幕。闻一多被刺后，社会舆论一致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办凶手，但真正的凶手是奉命执行任务的昆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特务，早已被转移保护起来，哪里去抓凶手呢？这可难煞了我们第五军。因为昆明的城防是第五军负责的，赫赫有名的第五军有三个侦察连、四个谍报队，合计起来没有一千也有八九百人，连个凶手也抓不到，那还像话。正在为难之时，却冒出一个救星来―第五军九十六师的一个中尉军需因盗卖大批军服被查获，这是要荆死刑的，报到军部后，军法人员灵机一动，反正只要枪毙一个人，就能平息这场风波，大家一商量何不来个张冠李戴，不就解决了吗！而这个军需块头很壮，很像个行凶杀人犯，于是就和他商量，叫他承认行凶杀人，害了闻一多教授，反正盗卖军服是死罪，行凶杀人也只不过是枪毙一次，如果承认是闻案的凶犯，还可给他500元的安家费。当然那个军需就满口承认了。经过反复“排演”，就宜布刺杀闻一多的“凶手”已抓获，该犯已供认不讳，经过一次半公开的审判，不用上报就将该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场震惊中外的暗杀事件，就此收场了。该犯反正是死，没有什么可说的，可苦坏了和他被关在一起的其他犯人，有的是快释放了的，有的有家属送来东西的，在那两个月内，一律不准和外面人接触，加强岗哨，严禁走漏一点消息，否则以军法论处。弄得这些人和家属人心惶惶，过了一段时间解禁后，个别人经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如此！ ( 1983 年） 【作者当时任国民党第五军第二00 师驻昆明留守处生任。】 蒋经国系在北平的特务活动 李中舒 1944年底，我在兰州参加了蒋介石所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三青团甘肃支团部挑选，作为政工人员送到重庆，又由三青团中央团部的介绍，到青年军政工班受训。我见了该班班主任蒋经国后，他派我当了中队训导员。青年军政治部成立，蒋经国任主任，派我充任该部视导。1946年秋后，我又被蒋经国派到驻北平的青年军二O八师任主任政治教官。直到1947年底，才脱离二O八师去“华北剿总”新闻处充任编辑专员。有三年多的时间，我在“蒋经国系”的特务系统里活动。现将l946年下半年和1947年一年中，“蒋经国系”特务在北平活动的概略情况记述如下。 一、三位一体的特务组织 蒋经国曾留学苏联，归国后先后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行政督察专员、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青年军政工班主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国防部预备千部局局长、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即组训处处长等。他到处搜罗人员，培植势力，渐成特务系统，即所谓“蒋经国系”。为别于孙科的“旧太子系”，也有人称之为“新太子系”。其中成员有蒋的留苏同学，如俞季虞、高理文、刘汉清等；技南派，如范魁书、史朝流等；三青团中央干校的职教员、学生和青年军政工班的职教员、学生等。1946年至1947年时，蒋经国系特务在北平的实际总负责人是范魁书。范是青年军二O八师新闻处处长，兼管北平青年军复员通讯处和三青团中央干校校友会北平分会的事情。北平青年军复员通讯处和三青团中央干校校友会北平分会全设在北平东安市场对面梯子胡同一号，其中职员又全由青年军二O八师新闻处的职员兼任，所以青年军二O八师新闻处、北平青年军复员通讯处和三青团中央干校校友会北平分会是三位一体的特务组织。 二、青年军二O八师新闻处 青年军二O八师是1944年冬，蒋介石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时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师。1946年第一期青年军复员后，又在河北、山东招收知识青年，补充编成了第二期的一个师，驻在北平。它的任务是镇压进步学运，监视铁路、煤矿工人，守护交通要点，举办特务训练等，可以说是一支武装特务部队。 【作者曾任青年军第二O八师主任政治教官、华北“别总”新闻处编辑专员。】 青年军二O八师的政工人员，几乎全是经过蒋经国训练、挑选而派定的。新闻处处长范魁书是河北省人，北平朝阳大学出身，原系复兴社分子，在赣南跟蒋经国做过事，在重庆任过三青团中央干校事务组长、青年军政工班总务组长等职，是蒋经国的亲信干部之一。新闻处的中心骨干分子是三青团中央干校的毕业学生，如秘书李怀芝、政治教官李中、王鸿图、陈卓伟等。此外，有曾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当过职员的，如王大钧旅的新闻室主任刘庆廉，有曾在青年军政工班当过职员的，如主任政治教官李中舒。从赣南来的则有该新闻处第一科科长沈再成和政治教官张绍藩。营以下的政工人员，以青年军政工班毕业的人较多。1946年夏，蒋经国亲自到北平主持夏令营训练时，吸收了一部分日伪时期高等学校的学生，加以特务训绷舀派在青年军二O八师充任连指导员或连干事，纳人了他的政工特务系统。1946年秋至1947年年底，这个系统的特务在北平的所作所为，我回忆起来的主要有下述几项。 （一）镇压进步学运和监视工人行动 青年军二O八师新闻处将镇压北平的学生运动和监视工人行动作为它的中心工作。1947年春夏间，全国各地爆发了一次学生爱国运动。这次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北平，英勇的学生发动了规模宏大的示威大游行。青年军二O八师派出驻西苑的搜索营骑兵进城对付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充当了镇压学运的主要工具。1948年北平发生“七五”事件，枪杀了东北学生十余人，也是青年军二O八师派兵千的罪恶行动。青年军二O八师在长辛店，以后又在门头沟驻有一团乃至两团兵力，密布谍工人员，严密侦查铁路、煤矿工人的行动。并派出大批政工人员．1948 年还增派了”人民服务队”，在附近一带进行“民众组训”和反动宜传，以严防共产党渗人活动。 （二）进行特务训练 在1947年一年中，青年军二O八师办过三次特务训练。 1 ．冀鲁绥靖区乡镇干部训练班 1947年春，国民党中央政府设立绥靖区政务委员会，蒋经国和邓文仪是该会的委员，企图在国民党侵人解放区后破坏地方革命政权，恢复保甲制度。他们命令青年军二O八师挑选士兵人冀鲁绥靖区乡镇干部训练班（简称乡千班）受训，培训特务充当乡镇长一类的反动职务。青年军二O八师师长吴啸亚派该师第一旅旅长王大钧负责主持乡干班的训练，由新闻处派政工人员担任队指导员和政治教官。政治课程有农村调查、地方行政和合作社等当乡镇长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又由青年军二O八师派军事干部讲述有关反共战术和谍报知识。训练结束前王大钧还派人指导，在西苑附近实习了一段时间。但是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未能得逞，因此训练班的毕业学员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分派工作，而国民党中央政府所设的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不久也被撤销，毕业学员除一部分由青年军二。八师送到南京人国防部励志班受训外，其余均又回到了原在的各连。在南京接受励志班训练的人结业后编人军统保密局系统的国防部绥靖大队，即07 的部队，开到河北琢县一带活动，是一支武装特务的行动队。 2 ．青年军北平夏令营 1947年夏，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在北平举办青年军夏令营，派青年军二O八师师长吴啸亚和该师新闻处处长范魁书分任正副营主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贾亦斌到北平代该局局长蒋经国驻营主持。营内教务、训导两组组长由青年军二O八师第一旅新闻室主任刘庆廉与该师主任政治教官李中舒分别担任。受训人员为青年军复员后在北平复学的人和北平各高等学校、少数中等学校学生中的三青团团员。青年军夏令营设立的目的，表面上看是补习功课、锻炼身体，骨子里则是继续灌输反人民的思想，对复员青年军人和三青团团员进行思想考核，把各学校的复员青年军人和三青团团员熔冶于一炉，使之在校内共同破坏进步学运。并邀请清华大学教授雷海宗、讹京大学教授贺麟等讲课。训导组将每校的复员青年军学生和三青团团员混合编成若干个讨论小组，在指导员督导之下举行小组讨论会，使他们亲密感情，统一观点，以便回校后协同动作，共同反共。训练结束前，还邀三青团北平支团干事长李蒸到营讲话，指示各校三青团的团务。这一训练对破坏各校的进步学运起了一定的作用。 3 . “中训团”新闻班北平分班 中央训练团新闻班北平分班是1947年冬在西苑青年军二O八师营房内举办的。这个训练班是国防部新闻局的政工特务训练机构。因国民党政府军事、政治干部的训练，统一在中央训练团内办理，故新闻班之上亦冠有“中央训练团”字样。北平分班的主任是青年军二O八师师长段芸，副主任是青年军二O八师新闻处处长范魁书和新阅局驻平报导组专员成圣昌。分班秘书李怀芝、教务组长李中舒、训导组长侯起志，是由青年军二O八师新闻处调兼的。政治总教官唐孝刚、政治教官杨隆声，是由新闻局派来的。请特务头子张荫梧教“民众组训”，张家锉教“情报技术”。军事课程有反共战术和卡宾枪教练：这个训练分班设立的目的是培训“人民服务队”的成员―队长、队附和队员。受训人员是1947年春在冀鲁绥靖区乡干班毕业的人和青年军二O八师军官队的队员。训练结束后，编成了41个“人民眼务队”，每队队长一人，队附一人，队员十三四人，分发到华北的国民党军队每师或独立旅各一队，受各该师（旅）新闻处（室）的指挥，进行情报收集、反动宣传、民众组训、“军民合作”等反动勾当。“人民服务队”配有卡宾枪，是武装特务队。 以上三次特务训练，培训出来大批特务．分布在北平各学校和华北国民党军中，对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三）办理士兵参加反动党团手续 1946年冬和1947年春，青年军二O八师新闻处通过该师各连的指导员，在全师办理士兵加人三青团的填表手续。该师未设三青团的机构，由新闻处从三青团北平支团要来人团表格，发交各连指导员命士兵填写。所有各连士兵填好的表格，均汇存于新闻处。正在准备发给团证之际，国民党和三青团宜告合并，以致团证没有发下。到1947年冬，在该师办中训团新闻分班时，班本部又为申请人国民党的受训人员办瑾人党手续。班本部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要来人党表格，命申请人党的受训人员坡写，送市党部审查后发给党证。 （四）在高等学校内的破坏活动 青年军二O八师新闻处派有职业特务身份的学生在北京大学等校进行破坏活动。新闻处对这等特务学生给予一定数额的津贴，让他们在校内进行反动宣传、把持操纵学生会、调查报告进步学生等活动。 此外，新闻处长范魁书经常与高等学校训导长一类的人取得联系；又经由青年军复员通讯处指使复员后在校读书的学生，在校内破坏进步学运．随时侦查有关进步学运的情报。范魁书将所得的有关各校学运的情报，汇集起来，在他参加常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内举行的北平市各特务机关联合会报时提出报告。特务联合机构决定的事项，范魁书则通过青年军二O八师新闻处、北平青年军复员通讯处和三青团北平支团等布置实施。 三、对复员青年军人员的管理 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采取所谓预备军官制度。参加青年从军的知识青年，在营受过了军官教育，复员后全是预备干部，有充当军官的资格，随时可征召起来，充当下级军官。国防部为管理这一批预备于部，特设立了预备干部局，蒋经国任该局局长。北平青年军复员通讯处则是预备干部局的下级机构，由青年军二O八师新闻处处长范魁书兼理其事，联系、管理在北平复学的和在唐山少数就业的复员青年军人。对复学的复员军人，有助学金一类的补助，并组织其参加假期补习功课，锻炼身体，如夏令营设英语补习班和开展游泳运动等，其主要目的则在继续灌输反动思想和指使他们做破坏活动。国防部预备于部局除了每年办夏令营以外，并定6月3日为复员节，亦即所谓返营节。届时所有北平在校读书和就业的复员青年军人，集合在北平西苑青年军二O八师，接受该师师长的检阅，并聚餐、搞文艺活动等。国防部对这批复员青年军人员的管理，目的在于操纵利用他们，使之充当维护反动统治的社会支柱。 四、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校友会北平分会 蒋经国曾充任三青团中央于部学校的教育长和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他系统中的人，不管以前参加过复兴社、CC、军统、中统与否，几乎完全是三青团团员。而蒋经国最信赖的是三青团中央干校的毕业学生，其中派在三青团北平支团中工作的很多。在北平并设有三青团中央干校校友会北平分会，分会分子包括三青团中央干校的职教员、学生，武昌洛如山青年干部训练班的毕业生，曾在青年军政工班任过职员的人也可认为是三青团中央干校的职员而吸收入会。 这个校友分会也由范魁书负责管理，三青团中央干校毕业生李中驻会办理经常事务。充任三青团北平支团于事和北平市参议员的沈承庆与充任河北通县专员公署科长兼青年军二O八师中校政治教官的王鸿图，全是三青团中央于校的毕业生．曾任三青团北平支团部书记、后又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副主任委员的张民治，则是络咖山青年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生。范魁书和北平中华中学校长侯蟠是三青团中央干校的职教员，李中舒和曾充青年军政工班训导员的崔建勋则是青年军政工班的职员。 这个校友分会表面上是联络感情的封建性社团，实则是“蒋经国系”特务们集会的中心和传达蒋经国命令指示的组织。因此北平梯子胡同一号李中所住的地方，经常有该系统特务分子聚会。 该校友分会每年举行聚长会两次或两次以上不定。我记忆1947年春夏间，在北平东单附近社会服务处举行过一次聚餐会，到会的有范魁书、崔建勋、张民治、李中舒、李中、赖钟声等。赖钟声是三青团中央干校毕业生，这时任青年军二O六师新闻处处长。他在会上传达了蒋经国的指示，要校友们加强与各地的联系，开展社会上的反人民活动等。会上补选了监察一人。另一次聚餐会是1948年夏秋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参加者有范魁书、侯蟠、蒋志方、李中舒、李中等，交谈了些各自反动岗位上的业务情况。李中谈了些1948年夏令营的办理情况，李中舒谈了些‘，华北剿总”政工处编印反动宣传小册子“清剿控制面”等的情况。另有一次聚餐会是为了欢迎邓文仪。邓文仪曾任青年军政工班政治总教官，故被认为是校友。这一次我没有去，时间和地点不详。三青团中央干校毕业的人．分布在北平的党团①、地方行政机关、学校和反动社团内，有一大部分则在青年军二O八师新闻处任职。这一特务组织形式上虽和军统、中统有所不同，但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特务组织，所干的完全是反革命活动。 五、“蒋经国系”对冀东的阴谋 我回忆1947年秋在青年军二O八师任主任政治教官时，有一天范魁书在新闻处处长办公室和我谈过，说蒋经国打算在冀东选定一个地区作为专员区，由他保荐人去当专员和区内各县的县长，来实行他那一套办法。我于1947年底脱离了青年军二O八师，到“华北剿总”新闻处充任编辑专员，没有参预这一阴谋的实施。后闻1948年秋后，青年军二O八师开到唐山一带，掩护该师政工处举办“截乱建国班”，为在冀东实施反共阴谋作准备。但因解放军进关后以雷霆万钧之势，迅即解放冀东，“蒋经国系”特务的阴谋随之粉碎，化为泡影了。 ( 1962 年） 【① 党团未合并前在三青团北平支团，合并以后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 国民政府军事情报机关梗概 吴舜法 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的搜集、整理、分析、综合研究机关，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郑介民，下设四个处： 第一处下辖一、二、兰、四四个科，该处负责搜集、整理、研究日本军队的作战情报。处长李立柏（少将），东北人，日本士官军校毕业，有‘旧本通”之称；副处长王五承（少将），江西人，日本士官军校和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日语、英语都说得很流利，曾任中国驻苏使馆武官，1944年又兼任二厅新增设的第一组组长，在重庆负责与英国大使馆的武官互相交换军事情报的业务。 第二处下辖五、六、七、八四个科，负责搜集国际情报；对中国派驻各国大使馆的武官调遣和考核工作，亦受该处的直接控制。 第三处下辖九、十、十一三个科，负责搜集国内情报，以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控制为主，各军、师的谍报参谋和派驻延安第十八集团军的联络参谋，都由该处控制掌握；在全国各大城市或战略要地，该处也都派有谍报组，专门搜集四周与军队有关的倩报。谍报组的建立和使用，则是绝对保密的，都由该处第九科军统局派来的特务直接负责掌握，非军统局派来的人均不得过问。该处处长是杜透（少将），云南人，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毕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和1946年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以后，军事委员会和军令部等机构都撤销改组，第二厅改为国防部第二厅．编制扩大，下辖八个处。第一处因为对日作战的任务业已终结，改以专门搜集中共军队的动态情报为主。第二处仍管国际情报。第三处仍管国内情报，该处第十科专管静态情报，主要是将所搜集得的情报资料，分门别类，再综合归纳成为“敌情汇编”、”中共知名人物传记”、“派系斗争”等，其内容多系主观的推断和臆测；同时，每天都将收听到的新华社电讯，编成《延安广播》，刊发给有关单位参考。第三处处长的职务在杜逢被解职后由钮先铭继任。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后升任国防部次长，由原副厅长侯腾继任厅长。 第二厅军事情报的来源，主要是来自国民党军队各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第二处，以及国民党军各军、师的第二处或参谋处的第二科；还有军统和中统所搜集的倩报，但中统偏重于搜集政治、党务、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情报，军事情报的数量极少。我从1944年到1946年期间，曾在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十科和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处．作者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后改为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处第十科少校参谋；后任交替第一旅上校参谋长。十科当过少校参谋。领导我的先后两个科长是徐宏漠和林馥（均为少将）。在这三年中，我并没有发现多少有价值的情报。只有军统局特务搜集来的一些情报还有些价值，其中多数是军统在日伪统治区的南京、上海等地．采取威胁利诱手段利用周佛海、谢文达（汪伪‘，和平军”第十师师长）等汉奸的关系，搞到日伪内部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其他方面都没有多大价值。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当局始终没有能派人打人中共的内部，因此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军事情报的搜集，除军令部派在延安的联络参谋有时能提供一些一般的军事情报外，其余就都只能是根据缴获的与中共有关的报纸刊物或文件，摘编一些仅能供参考的资料，很少有重要的价值。 国民政府的军事情报训练班 刘中权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处办公室上校主任参谋，国防部情报学校高级情报人员训练斑第一期学员。】 一、参谋本部第二厅时期 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的前身―参谋本部第二厅时期，曾经办有边疆谍报参谋人员训练班，班址在南京参谋本部内。课程内容有藏文、蒙文和收集边疆情报的专业课程。集训时间一年。学员来源为招考现役军官上尉至少校级正式军事学校毕业生。毕业后分发到边疆地区工作，一律晋升一级派用，除发给“国难薪”以外，并加发边班工作津贴，以及掩护费、办公费、旅差费等。担任的工作，在西藏方面，着重搜集达赖喇嘛和班禅之间的统治纠纷，他们各自的政治、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搜集英国和印度在西藏地区的侵略活动。在青海、新疆方面，搜集回族、哈萨克族、藏族等在该地区有关与马氏宗族和盛世才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政治、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搜集苏联在青海、新疆地区的活动。在内、外蒙古方面，搜集蒙古族、满族、朝鲜族在日本、苏联交相渗人之下的动向和有关泽登巴尔与苏联“勾结“的活动。在西南、云南方面，搜集中缅边境在龙云统治下和缅甸互相利用的政治、经济活动，以及在中越边境，龙云和越南互相利用的政治、经济活动。边疆谍报参谋人员训练班只办了一期，不久卢沟桥事件发生，即未续办。 二、军令部第二厅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军令部第二厅由参谋本部第二厅改组而来，先后办有：谍报参谋人员训练班；通讯人员训练班；军令部电讯总队；军事委员会西北译电人员训练班；军事委员会西南译电人员训练班；预备武官训练班。 （一）谍报参谋人员训练班 班址设在重庆大坪。集训时间半年。结业后分发到东北、华北、华东，专门收集日本侵华的军事情报，以及在沦陷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报。集训学员的来源由军事委员会所属军令部、政治部、军训部，还有军政部、后方勤务部等单位保送现役上尉至中校军官参加，结业后由军令部派往各沦陷区作搜集日寇的军事情报等工作，允许携带眷属同行，并发有掩护费、工作津贴和旅差费等。 （二）通讯人员训练班 班址设在重庆大坪军令部二厅无线电台（以后改组为二厅通讯总所）内。班主任由无线电台台长、以后改称为通讯总所总所长的于炽生兼任，以后于炽生交给军令部二厅四处处长魏大铭兼任。集训时间半年。学员来源由军事委员会各直属机关保送现职中尉至上尉级电讯人员参加，结业后分发到各沦陷区配属的谍报组担任电讯分台台长或报务员工作，各发有工作津贴和旅差费、掩护费等。 （三）军令部电讯总队 队址设在四川黄江石角镇。下设一个军官班，集训时间兰个月，结业后担任两个大队和四个中队的各级干部：军官班学员由军令部二厅四处参谋调往充当，并由军令部二厅通讯总所内调各级电台台长充当。总队学生来源用军令部名义派员分赴浙江金华、湖南衡阳、湖北恩施、陕西西安和贵州遵义招考初中毕业学生参加。受训时间一年半。结业后分发到各沦陷区担任谍报组配属的电讯分台台长。绝大部分结业学生补充军令部二厅通讯总台、区台内的悬缺。有极少数结业学生，如浙江籍的由魏大铭吸收参加军统局四处特务工作，曾在军统内填表宣哲。 （四）军事委员会西北译电人员训练班班址设在西安王曲。班主任为杨立馥、廖剑萍。 （五）军事委员会西南译电人员训练班 班址设在贵州遵义。班主任由魏大铭兼任。 以上两班每届集训时间半年。学员来源由军事委员会分令西北和西南驻军部队保送现职中尉至上尉级译电人员参加。结业后回到原部队工作。规定按月发给译电津贴、夜勤津贴，晋级可不受编制军衔限制，只要年资届满，成绩考核优等，应即晋级。但译电人员不得任意调动。经过所在单位申请核发军事委员会译电人员登记证，享有终身任职译电工作之权利。 （六）军令部预备武官训编班 班址设在重庆菜园坝。班主任由军令部二厅厅长、海军中将杨宣诚兼任，副主任由海军总司令部民权舰舰长、海军中校任光海兼任。学员来源由航空委员会，由海军部改组的海军总司令部、军训部、军令部保送报考。集训半年以后，分赴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机械学校、空军幼年学校、重庆兵工厂、遵义陆军步兵学校、军事委员会德文译述班、贵阳扎佐军政部陆军演习场等处参观半年；最后，到军令部二厅二处实习陆、海、空军武官驻外业务半年。学习课程内容为外交礼节、国际公法、武官业务、密码学、照像术、通讯术、国际问题和英、美、法、苏联、澳大利亚等国军备，并选学一种或一种以上外国语文如英、法、俄文等。毕业后由军令部二厅根据学习成绩，所学外文分别签请蒋介石批准接见，然后派充陆、海、空军驻外武官或副武官。 三、国防部第二厅时期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防部情报学校的前身即国防部情报军官训练班，而该训练班则是承袭着军令部二厅所办各种情报和电讯训练单位而来的。 （一）国防部情报军官训练班 国防部情报军官训练班成立于国防部第二厅建立后半年，即1946年11月间。班主任由二厅一处少将处长曹士微兼任。二厅一处的业务职掌是政策，计划。举凡二厅整个业务计划、培训人员的政策全由曹一手掌握，因而由他兼任情报军官训练班的班主任。培养对象包括谍报参谋、通讯人员。其目的为：一方面从事积极情报，千方百计地展开情报战，在作战前线搜集军事情报；布置测向台，侦查人民解放军各级电台的位置所在，以判定解放军部队移动的方向；侦收解放军电讯密码，用制造密码机的方法，根据微积分的换算法企图对解放军电讯密码有所破译，进而窥测解放军的战略部署、战术变化、战斗要领，提供国民党军作反扑的参考依据。另一方面从事消极情报，加强保密、防谍，即严格做到保密，防止泄露军机。防谍主要手段在于进行背景调查，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低级干部都必须将其背景调查清楚，制成卡片，以便一目了然。 现将国防部情报军官训练班所办历次训练班的情况分述于下。 1 ．保防人员训练班 每期训练时间半年。学员来源由各行辕、长官公署、绥署、总部、绥靖区司令部等第二处保送上尉、少校、中校参谋，上尉或少校谍报组长参加，结业后发给毕业证书。集训由二厅六处上校副处长刘鹤年具体负责，根据二厅一处招收学员的计划名额，掌握报到人数，定期开学、开课；依据二厅六处按课程指派的科长、参谋担任教官，由刘鹤年会同教务处通知到时授课；考核学员学习成绩，向二厅厅长汇报。授课内容有：情报搜集计划，保密须知，防谍要领，保防人员守则，秘密通讯，密码学，跟踪、盯梢，指纹学，梢神讲话，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等。 2 ．通讯人员训练班 每期集训时间半年。学员来源由二厅一处通知二厅通讯总所挑选报务员新手和各谍报组配属的电讯分台的报务员参加。集训由二厅一处上校参谋杨立馥具体负责，专管开课和向二厅通讯总所商调其业务科、工务科的干部讲授电讯技术课程，并考核各学员的学习成绩，向二厅厅长汇报。授课内容有：电讯收发，工务实习，报务人员守则，保防常识，密码学，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精神讲昭。 （二）国防部倩报学校 国防部情报军官训练班于1947年11月间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学校，举办高级情报人员训练班两期，每期集训时间为一周。负责集训的人员由情报学校少将教育长沈蕴存秉承国防部二厅厅长兼校长侯腾的旨意，专门和教务处长杨庆和在美军顾间团的控制下，处理教育，教务的行政工作和教务工作。指调人员参加集训的事宜，由国防部二厅一处承办二厅调令，并送美军顾问团备忘。 我当时参加第一期集训，是以国防部二厅三处办公室上校主任参谋的身份参加的。参加第一期集训的还有：国防部二厅五处办公室上校主任参谋黎光法、国防部二厅五处中校科长刘文章、国防部二厅一处上校副处长胡自立、国防部徐州司令部二处上校副处长仲伟成、迪化警备司令部二处上校副处长宋克今、台湾警备司令部二处中校科长张柱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中校科长周秉文、武汉行辕二处少将副处长、裔州绥靖公署二处少将处长汪政、东北行政长官公署二处少将处长刘力、保定绥署二处少将处长廖剑萍、淞沪警备总司令部二处少将副处长、广州绥署二处少将副处长等。集训待遇为每人发给美国斜纹布棉军服一套，伙食由学校供给：早餐稀饭、馒头、四菜；午餐、晚餐九菜一汤，会餐时更是大摆酒宴。每天晚间8点到10点举行舞会，集训人员的家属、朋友均可参加，美军顾间团男女成员亦联袂参加。集训课程有：1．情报之搜集、整理、研究和判断，每天两小时，共计14小时。教官由曾任军令部二厅一处少将处长的国防部二厅专员室少将主任专员李立柏担任。2．保密须知，上课六小时。教官由国防部二厅六处少将处长左泽淦担任。内容为：保密的意义和机要保密、文书保密、通讯保密、电讯保密、电话保密、要地保密、密本保密、行动保密等等。3．防谋要领，上课六小时。教官由国防部二厅六处少将处长左泽淦担任。大意是：防谍最重要的一条，要牢记共产党是无孔不人的。我们应该在一进办公大楼正面的墙壁上贴上“防谋”两个醒目的大字，以资提高奢惕。4．背景调查，上课两小时。教官由情报学校指派专职上校教官担任。5．跟踪、盯梢，授课两小时。教官由内政部替察总署派人担任。内容为跟踪、盯梢的目的和手段。6．指纹学，授课两小时。教官由中央训练团高等警官班派人担任。大意是：指纹学是近姗年来许多发达国家所采用的一种侦查、破案的手段。在防谍上同样是侦破案情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办法。7．警犬表演，计三小时。由国防部保密局所派的二人主持，携带警犬两头，进行现场表演。8，精神讲话，由国防部二厅厅长兼校长侯腾担任，商唱反苏反共和亲美的滥调。 结业时由侯腾集合受训学员列队，由蒋介石一一点名。发给毕业证书，并送有蒋介石、国防部长白崇禧、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三人所增送的八寸半身照片，照片右上方写有接受人的姓名，左下方写有赠送人的姓名，并各盖有私章。 ( 1983 年） 国防部绥靖总队和二厅的特务活动 钟铭 【作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处第七科科长、华东督导组成员。】 一、国防部绥靖总队的潜伏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部有一个特殊军事机构，称为国防部绥靖总队，又叫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实质就是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一手搞起来的二厅武装特务部队。这个绥靖总队的第二总队长，由刘培担任，总队下设若干大队及中队。 第二厅的武装特务，经常在各地潜伏活动。例如在大陆解放以前，华北的湖北、山东、山西、河南、东北的辽宁沈阳、吉林、黑龙江及华东的江苏、浙江、湖北等省市，都布置过绥靖总队的潜伏任务。绥靖总队的第五大队，曾在洛阳、开封、商丘、菏泽、临城、杨山、东海等地潜伏。这些潜伏特务都预领过庞大的经费，以种种职业作掩护，经商的掩护费，至少有若干金条。例如石东周潜伏在西安及河南各地区时，郑介民便发给他黄金一百条，电台一部。 国防部绥靖总队多年来，危害人民无法统计。这些特务的主要勾当是反共。他们刺探共产党的情报、刺杀共产党人与革命进步人士、侦察革命地下组织及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封锁边区，抢劫物资，破坏起义，组织反动武装暴乱，破坏桥梁及各种军事建筑，勾结动摇分子，策动叛变，破坏解放区币制，以及造谣诬蔑，贩卖武器、毒品与敲诈勒索，招摇撞骗甚至烧杀抢劫，放火放毒等罪恶，无所不为，真是摧发难数。 1947年1月起至1948年底时，蒋介石重点进攻及重点防御时期，郑介民派遣特务在华北、东北及华东各地区，广泛地潜伏，积极地活动，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人。我在1948年10月参加华东督导组，知道扬山孙元良兵团缺少粮食，该兵团第二处黄处长，曾派特务骨干联络菏泽地区的潜伏的武装特务，协助购粮，实际抢粮。引起荷泽人民反对，后解放军消灭了菏泽的潜伏武装特务一个中队。据黄处长说：从此该兵团的补给，更感困难口二厅布置在华北、东北和华东各地区的武装潜伏特务部队，都在解放战争时与解放后被消灭。 二、国防部二厅的技术特务活动 国防部二厅有特种技术特务，一般技术特务两种。特种技术特务，是指技术工作队。一般技术特务，是指通讯电台。现在讲一下特种技术特务工作队的组建和活动。1945年冬，重庆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处长魏大铭沿用军统局的组织，进一步研究特种技术的主要项目，准备组织工作队。次年6月魏大铭在任国防部第二厅三司司长期间，兼充技术室主任．组成特种技术工作队，蒋介石重视这个特务工作队，郑介民令代厅长侯腾陆续派遣特种技术特务，配合蒋军各兵团司令部。 1946年6至9月魏大铭兼技术室主任。1946年10月至次年10月，魏大铭在保密局整理电信业务一年，仍兼该室主任，一直到1949年2月，魏在二厅副厅长任内，仍兼该室主任。二厅的技术室，从1946年起，分为技术研究室、技术实验室，各设副主任一人。技术研究室副主任寿维新，技术实验室副主任金玮琏。技术室至此，虽然沿用军统局的编组，但比原来扩充了两个室，增设两个副主任，每个室还编组很多单位，主要有： 技术研究室的编组： 室下的内勤单位：有秘书室、会计室、研译室、整理组、口令组、保防组、总务组、侦收组、测问组、编发组、番号组、侦测总台等12个单位。 室下的外勤单位：已派遣的特种技术工作队有：北平技术工作队队长王惠民，刘宝岩先后充任。沈阳技术工作队，队长马越溪交冉一鹤，再交尤泰。徐州技术工作队，队长刘宝岩。西安技术工作队，队长张成信交杨谦。重庆技术工作队，队长张兴声。商丘邱清泉兵团技术工作队，队长陈元庆等六个工作队。这六个队都从军统局拨归国防部第二厅的。 技术实验室的编组： 技术实验室编组：秘书室、会计组、密码组、武器组、总务组、研译室、密写组、爆破组、侦收组，测向组、装修组、毒药组、特工组、整理组、冲电台组、照像组等16 个单位。 这两个室的一部分人事：技术研究室副主任，是由寿维新、肖坚白先后充任；技术实验室副主任，是由金玮琏、林国人、冉一鹤先后充任。技术室秘书金戈（兼任研究室实验室秘书）侦测总台长张芝安，于炽生先后充任。侦侧总台组长王惠民。 二厅特种技术特务的培养： 国防部第二厅技术室，培养特种技术特务过程是：将派在技术室工作的一般电讯训练班毕业的技术特务，和准备派充该室各地工作队的技术特务。都要“加工制造”。是项人数，为适应为时的需要。原无定额，只规定到技术室后，先行钻研侦收、测向、研译、整理、编发、口令、番号、保防、侦察总台等九项技术。并要再学习侦收、测向、研译、密写、装修、冲电、武器、爆破、毒药、照像等n 项技术。候熟练到得心应手以后，才算训练完毕。受训毕业的特务，只是静待留在技术室或派往各地技术工作队工作。 至于特种技术特务工作队的经常工作项目是：侦收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的密码电信，测向中共和解放军的电台方位、信号多寡，以此来判断解放军集结的兵力。研究翻译出中共、苏共和解放军等中外密电码。从而求得对方的重要情报。 特种技术特务，留在技术室的，就是侦察总台。它担任的经常工作项目，大致和技术工作队一样．在总台长下，有侦收、测向两个组长协同工作。其余的工作，均交给技术研究室副主任去处理。例如，侦收到中共、苏共和解放军的中外文的密电码时，立即由该副主任交给研译组，马上研究译出情报及时处理。 二厅特种技术特务工作队配合当地军队的工作情况： 技术研究室、侦察总台的工作：及时提供二厅的军事情报。我在二厅三处七科科长任内，在厅总值日勤务时，第一件工作，必须注意技术室，凡有送厅的火急密电，立即送给厅长郑介民，后来送到代厅长侯腾面前，以便他及时处理。二厅值日官室，经常日夜，控制一辆摩托车、一名下级军官，专负这种密电送达的职责。厅长如遇侦收研译出的中共、苏共特别是解放军的重要紧急的情报时，他马上亲送官邸，及时递与蒋介石亲阅，或由电话秘密报告蒋介石。一般的解放军或中共、苏共的情报扩均由厅长于第二天或在当天收到后，交由厅收发室分发该厅三处（情报处）签办。我从1946年10月到1947年底，经手此种密件一天两件，或一昼夜两件，常受官邸或厅长的嘉奖。 各地特种技术特务工作队的任务：是及时提供配属的国民党部队指挥部的军事情报。我于1949年10月，在商丘参加国防部华东督导组，督导组清泉兵团时，曾与配属该兵团的技术工作队长陈元庆谈话，据陈称：他经常侦收到解放军的电报，马上交给研译员，立即研译出电报内容，当得知解放军的军事情报后，及时送兵团司令部参谋长，如遇重要紧急的情报，就及时送达兵团司令邱清泉亲自处理。当时另据该兵团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某人对我说：特种技术工作队，配属我兵团以来，在短短时间，确已达到二厅给与该队的任务，帮助我兵团了解人民解放军和中共方面的情报，有助于军事的行动。该处长并说：邱兵团最近已令该工作队暂时撤回南京，以免兵团进人淮海战役时多此单位，有所累赞。侯战争结束后再来。我回二厅后．果见该工作队已经撤回。 此外还有派遣在北平、沈阳、徐州、西安和重庆的国防部第二厅技术室工作队。我只在南京第二厅技术室方面，了解他们都已尽到刺探解放军、中共和苏共的各种重要情报，均各完成了他们的反革命任务。我在新疆总部第二处时，接到二厅内勤特务的信说：二厅技术室的侦收总台，是在1949年2月初随二厅逃广州后，不知下落。此外，1947年间，西安技术工作队已撤销。1948年11月商丘技术工作队，也已撤销，北平、沈阳、徐州及重庆四个技术工作队。都在1948年8月到12月先后被解放军消灭。 1946年，南京改组军统局为保密局时，特种技术研究室仍经过魏大铭调整，缩小了该室的范围。国防部二厅技术室，正值扩大。在美国军事顾间团第二厅控制下，美国特务陆续进人国防部二厅的技术室，携来了大批美制的侦收、测向、密码、爆破等无线电机器，以及其他秘密武器及特种照像机、瓦斯枪、特制炸弹、毒药等等。这些美国特务，伙同二厅技术室利用的一批白俄特务、日本特务、和德国特务，以及保密局的特务、二厅特务等。混合在这个技术室的内勤外勤各单位，执行特种技术活动。这些特务无论在南京、北平、沈阳、徐州、西安、重庆、商丘等地，都是无孔不人，无恶不作。 二厅的电信监察特务：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颁布过“电信监察法规”的反动法令。蒋介石借口抗日，执行限制人民收听广播、购买电信器材等自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还在沿用这个“电信监察法规”。是年冬，在全国人民反对“电信监察”的压力下，蒋介石表面上明令废除“电信监察法规”，暗地里仍然秘密派遣特务，专在南京、上海、北平、西安各地设立“电信监察，’的特务机关，沿用这个反动法令。抗战胜利初期，仅仅对电信器材的管制放松了一些。而电信与广播的封锁，照旧严密执行。1 947 年又恢复了电信器材的管制。 蒋介石初令国防部二厅，派遣一批特务执行“电信监察法规”。因感到不彻底，于是再令组织特务，认真监察电信。1946年10月，开始扩组电信监察科，普遍派遣一批批电信监察特务。从此南京、上海、北平、广州、武汉、重庆、福州、沈阳、天津、台湾等地都设立电信监察科，专司电信的监察活动。 二厅电信监察科的组织人事： 二厅依蒋介石的指示，组织电信监察，将军统局南京电信监察科划归二厅。该科早在1945年9月由军统局派特种技术特务萧茂如在南京秘密组建。同年10月开始电监活动。该科初归军统局电信处处长魏大铭指挥监督。11月隶属于南京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1946年6月，拨归国防部第二厅以后，初由该厅技术室指挥监督，同年10月第二厅扩大电信监察组织时，在厅里设置中央电信监察科。原南京电信监察科无更动。属于中央电信监察科指挥监督。所有设立的上海以及台湾等十个电信监察科．一律统归中央电信监察科直接指挥监督。 中央电信监察科的组织，下设电监组、侦测组、侦收台、测向台、通信电台等。科设科长一人。组设组长一人，组员二人。台设台长一人，报务员一人，机务员一人。南京电信监察科，以及台湾等十个科的组织，一律仿照“中央电信监察科”的组织。只置机务员一人，兼管三个台的机务。 至于电监各科的人事，我只知道科长的姓名，余不清楚。例如国防部第二厅中央电信监察科科长刘醒吾、刘宝岩先后充任。刘宝岩调充北平技术工作队以后，改由该厅技术实验室侦测总台组长王惠民接任。南京电监科科长萧茂如；上海电监科长胡振庸；北平电监科长查绥之，先后交李秀夫、赵容德、沈燕笙；广川电监科长林郁民，后交梁伯伦；武汉电监科长徐国华，先后交黄某、李国华；重庆电监科长丁祥我，先后交查绥之、张成信；福州电监科长林达谋、沈阳电监科长李秀夫，先后交秦世贤、尤泰；天津电监组长沈燕笙，交郑子宜；台湾电监科长赵容德（台湾初设电监组组长梁伯仑）。 二厅电信监察特务的活动情况： 刺探共产党电信情报： 二厅电信监察科特务的主要活动是侦收中共的电信，侧向中共的电台，刺探和破坏中共地下人员的电台、电信。并管制中共私买电信器材。 二厅电信监察科，还设立电话监听组，监听中共的来往电话，及一切可疑、有政治问题的电话。例如在重庆，窃听中共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电话。在北平窃听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来往的电话。在南京，窃听中共驻南京代表间的来往电话。同时二厅监察特务．无论在重庆、北平、南京任何地区，侦收了中共的电信密码后，写上研泽产生情报。也同特种技术工作队一样，在产生情报后，立即送达主管负责人、或主管的特务机构处理。该科无论在国统区任何城镇，侦查出中共私设电台，私行买卖电信器材时，立即破坏并逮捕有关人员，依据电信监察法规办理。 统制并登记电信器材如电机收音机等并限制人民收听广播买卖电信器材等自由：在重庆、北平、南京、上海、西安等地，凡设有二厅电信监察科的城市，就严厉执行统制电信，五金行或私人住宅的收音机、电话机、以及电台等一切器材，AB电池、普通电池都必须受到管制，先行登记，再则全部没收。甚至拘捕事主，按照所谓电信监察法规严办。当地百姓被特务剥夺这些自由，还受到特务的神种敲诈、迫害，动辄加上政治犯嫌疑的帽子。而被捕失踪者，屡屡有之。 二厅中央电信监察科，在l949年1月逃台湾。南京电监科，在1949年4月被消灭。上海、重庆、广州、武汉四个电监科，在1949年先后被消灭。北平、福州、沈阳、天津四个电监科，也先后被消灭。 ( 1962年10月31日） 武汉行辕第二处的特务机构 常伯川 一、组织概况 武汉行辕第二处是武汉行营于1947年改组为武汉行辕时增设的一个处，亦即是由武汉行营参谋处第二科全部人员与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室全部人员合组而成立的。第二处以掌管情报为主，分为军事情报与特务情报两部分工作。军事情报归第一科掌管，由武汉行营调来的第二科人员负责，科长是陆学藩。我是奉程潜主任再三命令到第二处当副处长的，专管第一科的军事情报。特务方面的情报及任务行动等均由第二科及第三科掌管，尤以第二科担任大部分，第二科与誓卫排、谍报队、检查组、外事组、电讯组及电台等小单位均在第二处处长黄藩初直接监督指挥下施行其特务工作。黄落初是以武汉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室主任的身份，率全部人员到第二处当处长的。 二、任务及行动 以上已说明了第二处是一个情报处，但各小单位不仅担任情报工作，还有各自的任务及行动，分别作说明如下。 （一） 第一科的任务及行动 第一科的军事情报，系由各作战部队搜集来的战况，加以整理，绘图列表，并提出判断意见，做成一个方案，以为作战计划的一种参考材料，交武汉行辕第三处参考实施，并由我与第兰处每天照例开会一次，进行汇报。 （二）第二科的任务和行动 第二科的特务情报则因各小单位的任务不同，而行动亦不同。例如警卫排担任捕人及杀人的任务；谋报队搜集各种特务情报，并由内勤与外勤两部人员分别办理；外事组负责与美国人交换情报及处理其他外事；检查组执行邮电检查及住户与行人的检查；电讯组担任电讯的控制及与南京特设在武汉的电讯所直接联系，并以专用密码与专用电台，及专线的长途电话，操纵外来的通讯。 【作者当时系武汉行辕第二处副处长】 （三）第二处各单位行动对象 第二处除第一科的任务行动比较单纯，已如上述外。其余的如第二科因对外关系不同，所以派遣各小单位的任务行动上亦有所不同。例如武汉市被服厂罢工事件发生后，就派谍报员暗中勾结工贼逮捕工人，而平息此事。武汉大学发生“六一”惨案，亦系因谍报员暗中收买了个别学生，作为核心的领导，渐渐地由两方学生的斗争，扩大激化起来的。对武汉警备司令部或武汉地方法院的军事法庭及武汉行辕军法处的特种法庭，第二处第二科总是派员参加审讯。如军法处审讯大汉奸叶蓬，及地方法院、警察总局刑事科审讯一切有共产党嫌疑的案件，第二科都是派人参加的。又如对驻武汉的苏联领事馆，则由电讯组与南京专设的电讯所及电台用最强的电波扰乱其通讯，并由谍报员随时随地监视其来往人员，及苏联在武汉的原亚细亚公司等。检查组检查行人车辆时，曾遇到美国救济总署大卡车一辆，满装烂枪，不受检查，亦无人看管，更不准卸下，而运交的地点及接收的机构、人员一概不明。检查人员认为是共产党人买通了这辆车的司机，藉不受检查的规定运人市区的。争吵很久，结果这辆车还是驶到救济总署卸下，但始终无人接管，最后还是由第二处派车收运而去。这样的怪事及敲诈事，不胜枚举。如检查邮电时，发现了一位女诗人作的一首诗痛骂国民党。按她所写的人名地址派人搜查时，则杳无其人。结果谍报员敲诈那个住户十几元了事。警卫排每次捕人或杀人总是在夜间行动。我每天去第二处办公，经过第二处所设的大牢前面，常常是今天见牢内有十个人，明早再看只有一二人，或全没有了。我间我的卫士，因他住在处里，他知道昨晚又由铁闷汽车装出去了，经常是装在布袋里并加一块大石头，人是已死或是活的不一定．总之都投到大江里去了。似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时有所闻。就是小特务犯了法，亦是这样处死，名义上说是准长假回籍．实际上是被暗杀了。 三、经费开支情况 第二处最初成立时，除各人员的薪晌及办公费与其他各处相同外，其余如谍报费及谋报人员的薪炯等费均不受限制，直接向南京政府去领，实报实销，其数目均无法统计，其秘密亦无法知道，这个大权都操在第二处处长之手。兹举招抚段伯陵一事即可概见。其原因及经过如下述。 瞿伯咳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位营长，因与上级不合，并受了政训人员的侮辱逼迫而率部叛变，啸聚在他的家乡龙山县山区内。人称他为第二湘西王。瞿伯咳杀富济贫，挨户保险，抗纳粗税，种鸦片烟，贩卖毒品，因此人员愈聚愈多，财力愈搞愈足。当抗日战争正酣时，他率部攻占了大庸县。蒋介石虽曾几次派兵围剿，不但无功，反而助长了他的实力。王文华师曾被他缴了机枪、迫击炮及步枪与弹药甚多。傅仲芳当湘西绥靖主任时，也曾以一师兵力围剿月余，结果大败而回。一直到了1946年国共在重庆和平谈判未达成协议时，畏又企图向外发展。蒋介石鉴于围剿不可，又怕在发动内战前有后顾之优，遂决定招抚瞿伯咳。 最初蒋介石电令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派员招抚。程先派傅仲芳担任．而傅因与瞿伯陵作战失败引以为耻，不愿前往，亦不敢前往，特来武汉向程主任恳辞。程主任令傅仲芳与黄藩初洽商，由他二人中推派一人前往。结果他二人都不愿担任这个任务。最后决定推派我前往。当我向程主任恳辞时，程主任当面对我说：“这件事我本不感兴趣，无奈南京政府命令，又不得不试一试再看。”他决定令我前往。同时黄藩初亦答应了对我全力帮助：第一是用钱多少不必顾虑，只要确实需要尽量供应。第二是人员由我选配外，黄藩初又派了几十名特务工作人员，另拨电台一座和附带的人员，还有医药人员，总共一百三十余人，由我率领来到了长阳县驻定。先由特务人员渗人到霍伯陕的窝内，当面与瞿伯陕洽商一切。瞿伯咳提出的条件是：第一，先发三个月的恩响及开办费约四亿元。第二，部队要一个纵队的名义，由瞿伯陕任纵队司令，不得改编及更调人员，并作出切实保证。第三，把他的妻子由王文华管押之下要出来，安全地送回。并称，这三件先实行后再面谈其他一切事宜。我汇报后，当即得到黄藩初的电报，称“均已办妥”。不久，这些条件果然一一地先实行了。瞿伯陕亲由龙山县率部开到了长阳县以西山区驻定，就来欢迎我到他的驻地。我亦不顾它是鸿门宴或是虎穴，就率部一拥而人。第二天开了一个纵队成立大会，并当场颁布了南京政府的命令，及蒋介石、陈诚的个人私信，遂即举行授旗授印的典礼。紧接着就点验队伍。实际不过四千人，而瞿伯陕则称还有一半多队伍在山头要隘驻防，须等换防再点验。我明知是假的，亦答应了他翌日再点。结果总报了八千余人。我把电台及人员全部交瞿伯陕接收直管后，即准备返汉，并邀霍伯陕一同前往。贼胆心虚的瞿伯咳藉口戒鸦片烟瘾得病未愈，允以后再来汉晋渴程主任，但以后始终未曾来汉。瞿派军需副官等随我来到武汉，该军需副官首先与黄落初接洽，领了开办费及其他费用。此事均由黄藩初一手独办，我并未过间，数目多少，不得而知。据可靠的消息，这次招抚费用，连我经手在内的四亿元，总共报了二十四亿余元，都是黄藩初用实报实销的规定向南京政府领的。由此事可证明第二处的特务经费比任何机构或部队都不受限制。 四、与其他特务组织的关系 （一）第二处与武汉其他特务组织的关系 1．第二处与武汉市汇报秘书处（主任为张家驹）的关系是直接受汇报秘书处监督指导的。遇有重要的事，必先请示后实行。如武汉大学“六一”惨案的派兵捕杀学生，即是由汇报秘书处决定的。 2．第二处与武汉市警备司令部的关系是平行的。遇有关的案件，波此交换情报，或派人参加审讯。如逮捕被服厂罢工的工人，及镇压江汉码头工人互殴的事等，都是协同办理的。 3．第二处与武汉市警察总局，尤其是其科事科的关系是直接指挥或派人参加审讯的。以侦查案件为主，彼此交换情报。如上述罢工镇压等事均有警察参加。 4．第二处与武汉市地方法院是平行的关系。但如有政治犯蛾疑，开军事法庭时，第二处总是派人参加审讯的，或归第二处决定处理。 5．第二处对南京政府特设在武汉的电讯所及电台，是以平行关系直接联系、控制电讯的。如对苏联领事馆控制其通讯即可证明。 6.第二处对武汉行辕的特别党部、新闻处及军法处等，均以平行关系直接联系，交换情报的。而军法处开特种法庭时，第二处则派人参加审讯，如审讯叶蓬就是这样。 7，第二处对在武汉的中央通讯社及报馆是以平行关系随时搜集情报或交换情报的。这由时常有记者往来及时常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即可证明。 8．第二处对武汉的总工会、总商会、工厂、商店、学校、公共团体及游览、娱乐场所、餐厅、饭店、妓院等，无一处不派谍报人员暗中潜伏，进行特务工作。事例不胜枚举。 （二）第二处与南京政府直属的各特务组织的关系兹列表如下以明系统： 国防部第二厅保密局 侍从室第二处 ( l ）新闻局( 2 ）检查局( 3 ）中央通讯杜(4）情报训练班(5）中美合作通讯社(6）各行辕第二处 3 ．军法局（独立） 4 ．中统局 ( 1 ）党政习11 练团( 2 ）中央通讯社 5 ．军法执行总监部（独立） 由上表可见第二处是名义上隶属于行辕，实际上是直接受国防部第二厅及保密局指挥的。照例的公事都由行辕处理，其余有关特务工作的事概由第二厅或保密局指挥办理。其余如对新闻局、检查局、中央通讯社、中美合作通讯社、情报训练班以及对其他的行辕第二处等，都是以平行关系交换情报的。惟对军法局及军法执行总监部则不能直接联系，尽可能用私人求情的方式向它请求。对中统局亦无直接联系，尤其是对蒋介石侍从室二处更是不能直接联系。对其他的行辕二处则是以平行关系交换情报，按月交换情报一次，必要时随时交换。 以上所述各特务组织机构名目鳌多，横行猫道，无恶不作，亦无孔不人，造成了全国遍地是特务的局面。 ( 1965 年） 国防部二厅在山东的谍报活动 张霖生 【作者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华东督导组督导员。】 1943年6月二厅派我到青岛配属潜伏青岛的第七十二谍报组，任青岛分台长，随后又任济南分台长，配属二厅在济南的第二O六谍报组（即济南谍报组），以后又调到二厅在徐州的华东办事处，任通讯参谋，最后任二厅华东督导组督导员。 国防部二厅在1946年6月以前叫军令部二厅，是国民党的军事谍报特务机构。以山东省来说，直到抗日末期日军命运已经决定灭亡的时候，才派出一个第七十二谍报组，潜往山东青岛沦陷区进行特务活动，该组负责人丁永祯。在编制上这个组虽有十个特务，但实际上只有正副组长两人。丁永祯在青岛市不敢活动，配属七十引果报组担任与二厅联络的无线电台台长张文豪无能架设电台，蛰居家中，与汪伪勾结，派其利用的技师黄梅生替潍县汪伪鲁东和平建国军装置无线电话，对付八路军。组长与台长两下长期失去联系。 1945年8月日本发出无条件投降消息后，国防部二厅就曾派出在其直接指挥下的（二厅派到其他部队“绥署”兵团部、“剿总”警备司令部等等之二处所派出的特务组织不计在内）各种特务组织，进行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配合军事进攻和反人民活动，当时楷伏在青岛的第七十二谍报组组长丁永祯和与组长久失联络而蛰居济南的电台台长张文票，在得到日寇投降捎息后，丁在青岛搜罗一些民族嫩类，如曾是日本某皇族的干儿杨岗，和汪伪军人卢国洲、白俊峰等充当特务，进行反人民悄报搜集。张在济南很快亦与二厅电台恢复联络，并在济南利用当地汪伪替官张兴嘉，么其旧有关系，搜集情报，并且很快将电台移架青岛，配合七十二谍报组进行特务通讯。 二厅除原有潜伏在青岛的第七十二谍报组外，很快在山东地区先后褥遗有烟台谍报组，其组长少将张梦雄、台长王子云（1947年春李衰铮充任组长，台长名不知）；有济南谍报组，其组长上校王绳武（1948年约2月由副组长刘善景升任），少校台长张文豪(1948年4月由王叔东任电台台长）；有潍县谍报组，其组长将原青岛谍报组组长丁永祯调任（台长名不知）；有历城谍报组，其组长名忘．台长郎巨波；有惠民谍报组，其组长中校温念忠（台长名不知，组长、台长均在青城一带活动）；有齐河谍报组（上校组长名不知，台长姓王）；有胶县谍报组（组长、台长名不知）；有临沂谍报组，其组长中校卢冠英，台长播封桐；有鱼台谍报组，其组长中校欧阳洪晋，台长杨永年；有充州谍报组，其组长上校石友如，台长易冠先等特务组织，专向解放区搜集情报，每组均配有美制CMS或二厅自制小型特工电台一部，每天按时与二厅联络，以电报发给二厅。1947年二厅又派少将张梦雄在济南设立山东情报站，该站撤销后，1948年4月又派王醒华在徐州设立华东办事处（1948年9月改为华东督导组，组长仍为王醒华），直接指挥山东特务组织，加强派遣，向解放区进行情报活动。 山东各地相继解放时、上述这些谋报组与成员有的逃脱，有的全部垮台，有的被解放军捕获受到惩罚，如潍县组长丁永祯，在潍县解放时被解放军捕获，齐河、历城两县解放后，两谍报组全部逃到济南，企图继续潜伏，进行顽抗。为时不久济南解放，历城组、济南组全部特务东窜西散，全组垮台，齐河组全组特务在济南被解放军浦获。在充州解放后，该地谍报组逃到丰县潜伏．继续进行罪恶活动，丰县解放后，同鱼台、临沂两地特务组织一样，在该地即将解放之际，如丧家之犬，逃到徐州。但为时不过几月，徐州解放，有的组暂蛰留徐州，有的组全部随军南逃。张文豪在逃跑途中被俘虏。 ( 1962 年） 国防部二厅华东督导组 张文豪 【作者又名张霖生，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华东怪导组奋导员。】 全国解放前，我是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二厅潜伏徐州的华东督导组中校督导员。华东督导组是1948年9 月在徐州成立的。我是10月初到组，徐州解放前夕，1948年12月1日，我随部队南逃离开徐州。现将我在该组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所知道的情况叙述于下。 一、沿革 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了抢夺人民抗日胜利果实，达到实行反动统治的目的，曾派出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大小不等的特务组织，以配合其反动军事进攻，镇压人民革命。华东督导组仅是国防部二厅派出的秘密特务组织之一，督导二厅派遣在山东、豫东、苏北、皖北地区潜伏的特务谍报组。它由二厅最早派出的山东情报站～一华东办事处―华东督导组演变而来。它的演变过程，初由二厅直接指挥派遣在各地潜伏的谍报组。由于二厅对派出谍报组逐步的增多，二厅地处南京，鞭长莫及，难于就近加强和指挥反人民情报活动，因而在1947年夏在山东济南设立了一个山东情报站，专指挥山东地区二厅派出的潜伏特务谍报组。山东情报站撤销后，改在徐州设立华东办事处，华东办事处撤销后，同年九月，在徐州设立华东督导组以指挥二厅派遣各地的潜伏谍报组。 关于山东情报站、徐州的华东办事处和华东督导组各时期人事和所属谍报组演变情况： （一）山东情报站 该站是1947年夏，由二厅直接派在济南市潜伏的指挥山东的特务机构，1948年春撤销。成员为少将站长张梦雄（又名张琢如或章琢如）。中少校参谋二三人（名不详）。上（中）尉电台台长郎巨波，报务员刘国光。 山东情报站所指挥二厅派遣山东各地的特务组织为： 烟台谍报组：上校组长李寰铮、电台分台长名不详（均潜伏在烟台市）。胶县谋报组：组台长名不详。 惠民谋报组：中校组长温念忠，电台分台长名不详（均潜伏在青城惠民一带）。 齐河谍报组：上校组长名不详，电台分台长名不详。 济南谍报组：上校组长王绳武（又名王绍虞），中校副组长刘善景，电台少校分台长张文豪（又名张霖生），先后计有报务员少尉王景王，上尉某某某，少校王叔东（均潜住济南市）。 临沂谍报组：中校组长卢冠英，上尉电台分台长潘封桐。 潍县谍报组：组长丁永祯，电台分台长名不详（均潜伏潍县）。 济宁谍报组（亦可能称充州谍报组）：组台长名不详。 （二）华东办事处 在山东情报站撤销后，1948年约4月由二厅直接在徐州成立的，它指挥二厅派遣在山东、豫东、苏北、皖北地区潜伏的特务组织。华东办事处于1948年8月撤销。当时它的组织情况如下： 少将处长王醒华（又名王鲁光）。 上校副处长王绳武（又名王绍虞）。 中校参谋郑子元（主办人事）。中校通讯参谋张文豪（又名张霖生）。中校参谋屠（或堵）名忘（主办情报）。 少校参谋孟宪成。少校参谋王学义（主管译电、情报等）。 上尉会计（名不知）。 中尉司书田平章。 中尉译电员滕书娟（女）。 少尉交通员两名。 上士炊事员一人。 （三）华东份导组 该组指挥二厅派遣潜伏在山东、豫东、苏北、皖北各地的特务组织。 1 ．山东方面 济南谍报组：中（上）校组长刘善景，电台少校分台长王叔东（均潜伏在济南市）。 烟台谍报组：上校组长季寰铮，电台分台长名不详（潜住烟台市）。 历城谍报组：中校组长（名忘），中（上）尉电台分台长郎巨波，少尉报务员刘国光〔 原潜住历城，历城解放后移住济南市）。 齐河谍报组：上校组长名不详．电台分台长名不详（原均潜住齐河县，齐河解放后，移住济南市）。 临沂谍报组：中校组长卢冠英，上尉电台分台长潘封桐（原潜伏在临沂县境，后移潜陇海铁路东段新安镇）。 济宁谍报组（亦可能叫做充州谍报组）：上校组长石友如（又名石玉如）。中（上）尉电台分台长易冠先（潜伏地在充州，充州解放后，移潜江苏丰县城）。鱼台谍报组：中校组长欧阳洪晋，少尉电台分台长杨永年（均潜伏鱼台县龙捆集）。 2 豫东方面 民权谍报组：中校组长季景祥，少（准）尉电台分合长陈钟（均潜住民权车站附近）。 3 ．皖北方面 宿县谍报组：1948 年约6 月撤销。 毫县谍报组（亦有称涡阳谍报组）：电台分台长王绍惠。 吁盼谍报组：中校组长（名忘），电台分台长（名忘）。 4 ．苏北方面 扬州谍报组：上校组长名不详，电台分台长名不详。 南通谍报组：组台长名不详，均潜住南通市。 由华东办事处所指挥的总计约有13个谍报组，其中扬州谍报组、南通谍报组，由于住地接近南京，在1948年五六月由二厅直接指挥，宿县谍报组在1948年五六月撤销。其他山东情报站所属潍县谍报组、胶县谍报组、惠民谍报组，由于潜伏地解放，在人民力量打击下，全组垮台。办事处虽曾企图重组潍县谍报组，但未成。华东办事处在8月间撤销后，在9月间，又重派王醒华来徐州成立华东督导组，其所指挥地区与华东办事处同，其组织概况如下： 内部组织： 少将组长王醒华。 上校副组长兼督导员王绳武。 中校督导员张文豪和廖某某二人。 上尉内勤田平章。 少尉交通员二人（名忘，其一是王醒华的长子）。 上士炊事（名忘）。 华东督导组所督导二厅派遣潜伏各地的谍报组计有： 烟台谍报组：上校组长李寰铮．电台分台长名不详均潜伏烟台市（烟合解放后，移潜青岛市）。 济南谋报组：中（上）校组长刘善景，电台分台长王叔东，均潜伏在济南市。齐河谍报组：上校组长名不知，电台分台长名不知（原潜伏在齐河、齐河解放后，移潜济南市）。 历城谍报组：中校组长（名忘），电台上（中）尉分台长郎巨波，少尉报务员刘国光。 临沂谍报组：中校组长卢冠英，电台上尉分台长播封桐。 鱼台谍报组：中校组长欧阳洪晋，少尉电台分台长杨永年，均潜伏在鱼台龙涸集。济宁（亦可能叫充州）谋报组：上校组长石友如，中（上）尉电台分台长易冠先，均潜伏江苏丰县。 民权谍报组：中校组长季景样，少（准）尉电台分台长陈钟，均潜伏在民权车站附近。 吁胎谍报组：中校组长（忘名），少（准）尉电台分台长（名忘），均潜伏在吁盼。 以上山东情报站、华东办事处及华东督导组所属各谍报组均有数字番号，如济南谍报组是206组，其他不详，但在督导组内，亦有以地名代之。 督导组主要是由山东情报站、华东办事处演变而来。但督导组成立末久，济南解放（济南于1948年9月下旬解放），当时潜伏在济南的，除济南谍报组外，尚有因原潜伏地解放而逃来济南继续进行罪恶活动的，计有历城谍报组、齐河谍报组，共三个组。有的东逃南窜而垮台，如济南谍报组、历城谍报组。而吁胎谍报组在9月底（或10月初）由二厅直接命令撤销，配属该组的电台台长调回二厅，组长撤职，成员就地遣散。华东督导组在成立后不久，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失败，解放区扩大，因而实际存在的谍报组，只有山东、豫东两地区的济宁（或称充州）谍报组、鱼台谍报组、烟台谍报组、民权谍报组和临沂谍报组〔 当时各组潜伏地如前）。 每个谍报组的编制分16人的、10人的、5人的三种，16人的，如济南谍报组、济宁谍报组等；10人的如烟台谍报组；5人的，如民权谍报组、鱼台谍报组、临沂谍报组等。在编制上虽有三种人数的规定，实际每组人员由组长自行运用，多半不按照编制进行，因而人数有多有少（组长电台长包括在内），每个谍报组除电台分台长多半由二厅派下外，各组的谍报员都是各组长自己利用或在当地运用。 每个谍报组都配有小型美制CMS或二厅自制的特工电台一部，随组架设，潜伏活动。华东督导组本身没有配属通讯单位，与二厅及所督导的各谍报组之间的通讯联系，均由驻在徐州的国防部二厅通讯总所直属通讯第六组（中校组长谭容）担任无线电通讯联系。 二、潜伏掩护与罪恶活动 华东督导组驻徐州南关土城村15（或18）号一所当地警备司令部拨给的，原第八十八军办事处的住房内。由于该八十八军办事处移防搬走，大门口挂的“八十八军办事处，．的招牌仍未摘掉，督导组虽未规定以此作为掩护招牌，但在客观上，则认为这是一个军事机构，八十八军办事处牌子，无形中就成为督导组对外掩护的招牌，既作为督导组内部成员住地和工作地；并成为特务来往联络接头的据点。 督导组长王醒华10月下旬在徐州丰沛巷一号租得一所住房，并带其家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由督导组搬移丰沛巷潜伏，王平时并以商人身份与左右邻居进行交往，并规定除张文豪、田平章和一交通员（王醒华的长子）三人知其住址，可以因公接洽事务外，其他人员及各谍报组长均不让知道（当时是如此规定，以后各组长亦知道）。当时王突然带同家眷搬来丰沛巷，而作这样规定，在当时济南、充州、郑州已经解放，徐州西、北两大铁路交通已经断绝的情况下，我认为二厅必然有所指示所采取的部署。在1O月上中旬督导组副组长王绳武由徐州去青岛，据他自谈去青岛布署特务组织，及至12月1 日徐州解放，亦未回到督导组。同时王醒华在徐州，利用一军官刘继善报呈二厅批准派遣为河南商邱谍报组中校组长，而成立商邱谍报组．由于商邱不久解放，电台发生故障，未在商邱架通，而运来徐州修理，据该组长谈，留有特务化装菜贩，潜伏商邱进行活动。 10月下中旬，王醒华并派张文豪前往潜伏在江苏丰县的济宁谍报组（亦可能叫充州谍报组）、潜伏在鱼台龙缅集的鱼台谍报组和潜伏在民权车站的民权谍报组进行督导。我根据每个组具体情况进行一些指示，以加强每个组对解放区情报搜集和在当地潜伏活动。 我在济宁谍报组（或称充州谍报组）住了三天，这个组是潜伏在丰县（当时属江苏省）城内一个逃亡的地主留下的空房子内，门窗倒塌，看他们行动情形，似是半公开化，与当地行政及驻军取得默许而临时潜住于此，亦无营业和其他名称的掩护，电台天线高架，出人皆是男性，在这小城市中，外人一看便知是一伙歹徒临时住于此房。我当时感到很不适合特务活动要求，如果县城解放，根本不能继续潜伏存在。我即指示该组长应设法迁移，以加强潜伏。在我督导下，这个组迁到丰县农村潜伏进行活动。这个组未来丰县以前，是潜伏在山东充州城内的。据谈在充州解放时，该组逃时电台未带出，有一部电台仍藏在充州城内。我当时根据这种情况，曾指示该组长应当设法潜人充州，到解放区去架设电台，在自己防区内进行活动。这个组在编制上多于他组，共16人，因而即指示该组长活动手段，应设法派人打入解放军参谋机构，搜集有价值情报。 我在鱼台谍报组呆了两天，组长欧阳洪晋，除担任二厅谍报组长任务外，并在鱼台龙涸集拉拢地方土匪，企图报请徐州“剿总”二处要求一个番号，瞒着二厅另组织特务武装，自兼部队长。这个组的电台与谍报组组部同他所组织的部队均住龙烟集一条街上，相距甚近。为加强该组的潜伏，我指示该组长不能在部队中将谍报组任何情况和特务身份露给部队任何人知道，据该组长谈，这个组人员甚少（连同组长、台长、内勤和谍报员只四人）活动不开，这个组进行情报活动方式是每隔两三天派一个谍报员到鱼台、拒野一带解放区进行一次情报搜集。 我在民权谍报组只呆了两小时。由于郑州解放，民权有迅速解放的可能。这个组是住在民权车站附近，全组成员连同电台均住在一个较大的草房内，电台天线高架室外，看他们情形，已在当地半公开化，组长季景祥告诉我，他们的活动方式是化装卖糖果香烟的小贩，混到解放区市集上，进行赶集或随解放军部队行动，我认为这种情报搜集方法比较可靠，我当即指示季组长应加强这种活动方式。 上述三个组均是使用美式（CMs）收藏方便的小型特工电台，每天除与南京二厅通讯总所联络两次外，并与徐州二厅通讯总所直接通讯第六组联络两次，各谋报组搜集来的情报，除发往南京，由通讯总所送二厅外，并分发徐州，由直属通讯第六组转送“剿总”第二处。 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不到一个月徐州外围各县均已解放。济宁谋报组（亦可能称充州谍报组）、民权谍报组、鱼台谍报组在原潜伏地没有活动的余地，均逃来徐州，企图继续进行情报活动。 在上述三个谍报组逃来徐州以前，临沂谍报组在组长带领下，电台及其他成员均逃来徐州潜伏继续活动。在烟台潜伏的烟台谍报组，由于烟台解放，慑于人民的威力，因而带同电台等均逃来青岛潜伏，企图继续顽抗，进行活动（解放以后，情况不详）。 济南解放后，因潜伏在济南的历城谍报组垮台，这个组有一个少校谍报员刘某逃来徐州，与督导组取联系。因该组有一部电台埋藏在济南，有一少尉报务员刘国光仍留住济南原籍家中，并据该谍报员谈，他仍能潜回济南，利用帮会关系，恢复谍报组，我当时口头建议督导组长王醒华，将刘重派济南，恢复济南谍报组，企图在解放后的济南进行活动。当时督导组长因有他图，因而我这计划暂未实行，但刘被暂调逃来徐州潜伏的鱼台谍报组充任谍报员。 三、解放前夕二厅的指示和潜伏布置 1948年11月间，徐州已成孤城，在国民党军队已成瓮中之鳖的情况下，国防部二厅当时命令督导组在徐州解放后，继续潜伏徐州进行活动。曾来电命令督导组长，大意是：“醒华兄，国家已经危亡之时，该组应当继续潜伏徐州，督促各组进行活动（各组是指谍报组），经费一项，当即汇发，侯腾（二厅厅长）x月x日。”王醒华在接到这个电报后，亦未转知督导组成员。由于我在田平章译电时，在旁看到这份电报，因而在有次聚合闲谈时，我主动提出解放后的潜伏问题，我主张应做生意作掩护，作为督导组内人员潜伏住所，当时在旁的民权谍报组组长季景祥，建议王醒华愿代找一制糖师傅，开设糖果铺作掩护。我当时非常赞同，由于我想贪污一笔建台经费．我并建议配属督导组潜伏徐州的电台台长由我兼任。当时王醒华对开设糖果铺似很消极，并未表示意见，而对我愿兼电台台长，表示非常赞同。由于二厅在电令督导组继续潜伏徐州之时，即已经布里一个在徐州待命的徐州附近萧县人王绍惠充任台长，潜伏徐州。故我想兼电台台长的想法落空。二厅副厅长魏大铭在11月20日左右来徐州时，并召见王绍惠一次，给予指示和鼓励，为了慎重起见，谭容并亲同王绍惠到其潜伏驻地徐州南关丁奶奶塔32号沈玉坤家中（王妻兄），陪同布置电台安装和掩藏工作，加蝇住地潜伏，以备在徐州解放时，配属督导组，潜伏徐州，担任与二厅通讯联络，进行活动。 由于革命迅速发展，二厅特务经费未及汇下，徐州已经解放，迫使督导组无法提早布置其他潜伏掩护工作，在督导组本身，除了王醒华个人在徐州丰沛巷一号作了潜伏准备外，张文豪、田平章等都未寸拟子潜伏准备，不能如愿做好全面潜伏准备。 四、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 在1948年12月1日1点钟（即11月30日深夜）左右，二厅直属通讯第六组组长谭容因找他电台上的机务员准备逃跑而米到督导组，并告知徐州部队要全部撤退南逃的消息，他奉命要带同全组电台、机器和报务员等全部随军南窜蚌埠，当时我和内勤田平章及其他成员得知这个消息，惊慌失措。我们没有夜间通行证，不能外出，无法与住在丰沛巷的王醒华取联系，因而束手无策，一夜未眠，当时我感到我在徐州无较好社会关系．又无潜伏准备，难以潜伏，等到天明，我就到谭容住处，准备同通讯组一同南逃，当时徐州市面非常馄乱，军用汽车横冲直撞，到处人心惶惶，商店关门，一片混乱景象。在我去组长王醒华家中，告知我要随部队南逃时，谭容亦要与我同去（丰沛巷一号王醒华潜伏地，谭容并不知道），在途中．谭容告诉我，要我告诉王醒华，将督导组解放后潜伏住地告诉他，以便转告潜伏徐州的电台台长王绍惠，以备解放后，王绍惠好与王醒华取联系。他又说；“由于督导组人杂，容易发生事故，以免督导组发生事故而使电台不能存在。”我与谭容到了王醒华家中时，王醒华尚未起床。在我告知他时，他非常惊恐，随即起床，随后，我告知他谭容来意，并将谭容的话转告他时，王醒华表示不满意，认为电台归他指挥，就应将电台的潜伏驻地告知督导组，以便督导组与电台联系，为什么督导组潜伏驻地告知电台而由王绍惠来联系？王醒华认为自己是个主官，而受自己指挥的属下牵制，因而不愿相告（事实上督导组除王醒华潜伏住地外，并无另外潜伏住地）。而这谭容亦即离去。以后，我听谭容谈，他在逃离徐州前，已将丰沛巷一号王醒华潜伏住地告知王绍惠作为督导组联络地址，由王绍惠找王醒华联系。 在我逃离徐州之前，住在土城村华东督导组人员纷纷移动。当时内勤田平章带着重要档案移住丰沛巷，与王醒华共同潜伏在一起，上士炊事员就地遣散，交通员、王醒华的长子随其父迁住丰沛巷，另一交通员也随军南逃，除王醒华、田平章等三人仍继续潜伏徐州外．督导组成员一夜之间东逃西窜作鸟兽散。 我随谭容的直属通信第六组随部队南逃，在河南永城附近，徐州南逃国民党军计二十余万，由杜幸明率领，全部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如铁桶相似，在包围圈内无法逃脱。在人民铁掌下，住在徐州的济宁（或称充州）谍报组电台台长易冠先亦随军南逃，在包围圈内与我相遇，据谈他将电台藏在徐州南关，只身随军南逃；谍报组长石友如仍潜伏徐州未去。住在徐州的民权谍报组电台台长陈钟亦随军进来包围圈，与我相遇，据谈，他们的组长亦随军逃出，不知去向，全组垮台。临沂谋报组电台台长潘封桐亦南逃在包围圈相遇，据谈，他将电台交给组长卢冠英而逃离徐州，组长仍在徐州潜伏。 除督导组组长和几个谍报组组长以及鱼台谍报组、商邱谍报组仍继续潜伏徐州企图顽抗外，上述有些电台台长随军南逃，各谍报人员大部逃散垮台。我于1948年12月28日在永城附近被俘。 ( 1963年） 国防部反情报训练班及重庆区反情报队 徐震球 [作者曾任反情报训练班队长、重庆区反情报队队长。] 一、反情报训练班成立经过 反情报业务，原属国防部第二厅六处掌管，因受美国顾问团的建议，于1948年秋，即着手进行筹备工作，在二厅主持下，设立反情报训练班，培训反谍人员。该班以二厅六处副处长刘鹤年担任班主任，地点设在南京小营情报学校内，计划每月一期、每期培训100人，其人员对象，以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懂外语的军校毕业生、具有两年以上成绩的为合格。由各大行政区和绥靖公署保送，先由保送机关初试合格，再送训练班复试及格后，始得人学。由于军队二处情报人员，均系军统分子，而二厅厅长侯腾系美国留学，不属军统，受到排挤，欲另树一族，在第一期保送人员中，有一部分系军统人员、侯腾暗示班主任刘鹤年借复试不及格为名，将军统分子全部剔除退回，重新选送，因此耽误时间，延至1948年12月初，始开学。受训学员仅九十余名，后因淮海战役紧张，第一期未达到期限，即提前结束。 教学内容是：防谍、保密、侦察术、跟踪术、擒拿术、外事替察、违警法、无线电探侧、精神讲话等。结业时侯腾和美国顾间均参加并分别讲了话，除祝贺外，提到反情报在情报事业中，占很重要地位，在战争中，敌我双方都要在对方中搜取悄报，来决定自己的战略布置，所谓知己知彼，才能战胜敌人。如果平时防谍不严，很容易被盗走机密，就易为敌所败。美顾问井说第一次欧战时，美国把情报与反情报两部分工作分开，所以收得很好效果。这说明情报是积极地向敌方取材料，反情报是消极地防止敌人向我取材料，任务分明、各有专责，这是情报与反情报的分野。 二、反情报队的任务和职资 反情报队的主要任务，是防谍保密，防止敌方向我获取机密材料，更重要的，是防止兵运和策反活动，因而工作手册规定：反情报队人员直接受国防部领导和配合所在部队的最高长官指挥。驻地要在最高长官住地附近，对来往的高级人员及其左右要进行严密监视，防止兵运策反活动，遇有可疑人员，应即进行跟踪。而反情报人员在工作上都持有参谋总长发给的证件，必要时可以出示，遇有紧急情况，还可以凭证件调动军警和部队协助，并吸收各处科室保密入员经常注意本单位及来往人员的行迹，提高普惕，发现问题，立即通报。下班时要检视公文和纸屑的散失，以防失密。反情报人员对外是不公开的，由配属单位给以公开的正式职名，经费由国防部发给，实际等于最高司令部一个附属单位，受国防部和长官部双重领导。如到外出单位工作或巡视．应拟具计划报告配属长官核准后执行，并报国防部备案。 三、我参加反情报队的经过 抗战胜利后，我感到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矜骄自满，贪污成风，又发动反人民内战，民怨沸腾，常与友好相谈，愿走革命道路，投靠人民。皆认为须有正式职位，才能做出表现，辗转谋求。我初在昆明第十六军官总队任大队长时，常欲以军官总队队员为基干，筹组援越志愿军，进屯滇越边境，与解放军游击队挂钩，待机而动。后为云南警备总部所制止，军官总队结束，我调为国防部部员，派重庆西南长官部高参室工作。1948年秋抵渝，得好友国防部二厅六处副处长刘鹤年来函，将在各长官部成立一个反情报司令部，办法是在南京设立反情报训练班．由各处选送人员到京培训后，派赴各地组织反情报队，进行反情报工作，邀我以部员名义清求保送。我回信不愿参加此种特务组织，刘又来信说明，并非军统，是根据美国建议而办的一个新事业，他任班主任，一再劝我写报告。我递了报告后，因是二处的业务范围，二处处长徐远举与国防部二厅侯腾之间有矛盾，我的报告徐签拟本期不送，我函达刘，刘再来信告知，将报告寄京，由他转送参谋总长批调。1948年10月底始到南京，与刘相见。得知训练班教育计划详细情况，亦知二厅厅长侯腾的来历，系留美学生，不属军统，故受到排挤，想另组班底，这是好机会。刘把所拟定的手册交我看了，内容虽非军统，仍系特务组织形式，我坚持不干，适遇到中训团将官班老同学严静斋（同盟会会员），我将来京情况告他。严表示，他现在此做策反工作，因二野刘伯承司令员与他有旧，要我无论如何，非去不可，并说你不干，机会错过；别人干了，就会对人民有害。目前不能回渝，待学满后回渝时．我给你写信介绍两个人协助你工作，并谓他同于右任很好，于是主张联合政府的，他向于右任介绍了我的情况，并引见了。于对我勉励有加，并写了一副对联送我，由于严静斋一再鼓励，我才决心参加反情训练班，并担任队长，与学员一起受训。接着淮海战役吃紧，未满期即提前结业。举行典礼后，即由参谋总长发表我任重庆区队长，马起群、张自敏、李中定三人为队员。1948年12月30日我飞重庆，临离京时，严静斋给重庆西南长官部副参谋长刘宗宽（农工党）和中国公学大学部训导长李如苍（农工党）写信，介绍我同他们联系，当时刘、李等都在谕搞地下工作，我在回渝见面以后，各自心照不宣。 我回到重庆以后，向朱绍良长官报到，汇报了受训情况并请示今后工作。朱命与参谋长拾商进行。因反情报队是对外不公开的，按上级规定发表我为高参，队员马超群等为参谋，办公室定名为徐高参室。关于反情报工作，原系长官部二处徐远举所管，同他见面时，他认为我们人员太少，任不了事，拒不移交。刘宗宽叫我直接向朱绍良请示，由他条示徐远举移交。徐骄横跋息，仍置之不理。不久南京解放，国防部经费不能按月汇来，全靠借贷维持，工作亦无法开展，似此情况，形势愈来愈不好，我无意再干下去。即电请辞职，后接复电，反情报队除国防部的直属队外，各大行政区反情报队一律撤销，经费发至3月15日止。所有人员资料弹药等交各该长官部二处接收，国防部重庆区反情报队自1949年元月成立至3月15日结束；前后共三个多月，其人员由配属长官部就近分发所属各部工作．我在此时间内，除侮周一次参加长官部各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和春节团拜一次外，并无任何活动。组织结束后，我与李如苍一起，继续搞策反工作，我们是四川讲武堂先后同学，与熊克武先生有师生之谊，李又与熊先生曾流亡日本，因此关系甚密，我同李来成都渴见熊先生，参加他领导的川康渝自卫委员会，商谈过三次，商定李如苍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任督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因王陵基、曾扩情等反映，认为熊与解放军有勾结，经常派特务跟踪监视。熊先生为了安全，即停止了活动。后来我同联勤部四十四分区司令曾庆集及其参谋王樵生以在川西的联勤部队为基干，在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曾学圃、吕振修等的领导下，组织部队，从事策反，迎接解放。胡宗南盛文部从成都逃走后，成都地区成了真空地带，即由曾庆集为西南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军军长和城防司令，王樵生任副军长兼十三师师长，我任第十四师师长。王与魏并兼成都城防部队正副指挥官，策反了胡宗南手令破坏成都重要设施的工兵第十九团团长姜冀龙．使成都免遭破坏，迎接解放军顺利人城。 宪兵系统筹建特务外围组织计划的流产 沈重宇 【作者曾任国民政府军务局少将高参兼第四科科长。】 1945年12月间，我经黄埔军校六期同学唐纵引荐，来到重庆蒋介石侍从室（公开名称为国府军务局）担任少将高级参谋兼第四科科长。1946年4月下旬，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军务局机关迁往南京办公。 国府军务局迁到南京不久，毛锦彪带来一份由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中将司令张镇拟订的建议书，内容为：建立一个以宪兵特高组为核心，由宪兵司令部控制、运用的特务外围组织。这个带“群众性”的政治团体，主要吸收华北、东北的失业军人、失学青年参加，而请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出面主持。 按照侍从室内部的业务分工，张镇的书面计划交由第四科处理。鉴于这是宪兵司令亲自送呈，而由军务局副局长交办的，我决定亲自审阅处理。 国民政府于1928年即着手组建宪兵部队。抗日战争以前担任宪兵司令的是谷正伦。张镇是最初几个宪兵团团长之一，他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选送留学苏联的黄埔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康泽、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刘泳尧等同学。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宪兵司令部迁抵重庆，宪兵司令一职由蒋介石指派贺国光担任。1935年，贺国光任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长兼第一厅厅长，我担任行营上校秘书兼调查科长，后又兼任川康甘青边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军政部重庆新兵验编处处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贺国光调至西康省担任西昌誓备司令。待贺国光调职，张镇就正式出任宪兵司令。 宪兵是军队中的警察，或穿军装的警察．与特务工作有不解之缘。宪兵司令部下设情报处、情报科，大概是模仿日本宪警的特高科、股，国民党宪兵特工指挥机构通称为宪兵特高组。宪兵部队最多时有二十几个宪兵团（团长军阶为少将）及直属警卫营、特务营等。绝大部分属于执行警卫、纠察、监押、礼宾等任务的常务宪兵，一小部分则是做秘密谍报、侦防、监控工作的特务宪兵。 我所主管的军务局第四科要跟各个不同的特务系统打交道，比较起来，宪兵特务系统有一些便利条件：一是宪兵属军事编制，组织纪律较严，平均文化程度较陆军其他兵种高（宪兵部队一般士兵是招考初中毕业生而来），是宪兵特务机构采取“行动”时的后备力量；二是宪兵各团驻防地点都是较大的城市、交通枢纽、军事要地，控制、检查机场、车站、码头，有权清查和处理军事机关、部队、官兵中的“罪犯”或嫩疑分子；三是张镇主管宪兵，自成体系，运用军制、军纪、军令统驭部属，内部比较一致，不像军统、中统内部还有不同的派系。 但国民党宪兵特务系统在工作中是不甚得力的，成绩平平，在蒋介石面前也不太吃香，其原因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单位、人员、情报来源、情报档案、技术装备与活动经费绝大部分都掌握在军统、中统特务系统手中（尤其是抗战中期以来的军统）。即以特工人员一项而论，宪兵特务系统所搜罗的人不但数量少，而且能力差，经验缺乏，宪兵便衣特务中有一些文化人、革命叛徒或有社会经验的老手，但大都是三四流角色。抗战期间设立了一个宪兵学校，是培训宪兵部队下级官佐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以军事系统的特务工作应由军统包揽为理由，要对宪兵系统实行压缩。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于1944年底担任军政部长，1946年6月任国防部参谋总长，蝎力主张军事机构“美国化“、“精兵化”，限制宪兵司令部的编制、职权、经费，拆张镇的台。但蒋介石到底还是把张镇的摊子保留下来了，原因是： 第一，宪兵是现代文明国家所不可无的，有正规军队就不能没有宪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大国军队裁减到二百余万人，而国民政府拥有四百多万军队，宪兵有一二十个团仍不算多。 第二，蒋介石考虑，有些影响面较大的任务，如交通检查、搜捕“人犯”、军法监押等等，交给军统、中统的小特务们执行，往往惹出麻烦，尤其是在涉及军人（特别是高、中级军职官员）时更易激起内部摩擦。假如由“国家宪兵”正式执行，似乎要“名正言顺”一些。 第三，宪兵部队一般地不上战场，没有作战损耗，没有重兵器，没有特殊装备、给养，经费开支不算太大。 第四，张镇本人为人较稳重谨慎，善处人事关系，蒋介石对他的印象还可以（至少在1948年以前是如此）。 最后，还有一点：蒋介石善于让自己的部属各成派系，相互牵制、监视，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既有现成的宪兵特务系统，蒋不会弃之不用。 杭日战争时期，1942年以前，国民党宪兵部队驻地除了主要的西南、西北地区外，还有东南、中原、华南一些省份的战时省会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在浙梭战役、豫湘桂战役以后，随着国民党丧师失地，宪兵的驻防点也越来越少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宪兵部队随着“受降”、“接收”部队进驻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北平、天津、沈阳等大城市。张镇既为宪兵部队分布到全国而高兴，又感到宪兵特务系统在华北、东北缺少根基，力量薄弱，没有外围组织掩护、协助，情报不灵，活动不便。华北、东北是主要战区，部队又多又杂，调动频繁，除了大批倚仗“天子“威势的“中央军”以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地方杂牌军、保安团队和游杂队伍，以及摇身一变而成“国军“的“自新军”（日本人指挥的伪军）,1946年上半年以前还有按部队编制的日本俘虏。每天军人闹出的麻烦事件已经够多了。各宪兵团惯于“常务”，而“特务”工作急需另设专门组织负责，于是张镇伙同毛锦彪设计出在华北、东北组织由宪兵特务系统操纵、控制的政洽团体的方案，而马占山成为他们所物色的领头人物。 l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委派杜幸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指挥国民党军的东北部队。为了利用马占山的声望和影响，给了他一个东北保安司令部上将副司令长官的头衔。马占山年老体弱，厌恶内战，在北平以”养病”为由留住下来，没有去东北就新职。他留在绥远的两个骑兵师（听说已缩编为骑兵旅）都移交给傅作义的十二战区长官部．随傅军进犯集宁、张家口解放区。蒋委派马占山当松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深知这是让他打头阵进犯东北解放区，无异“火中取栗”，于是称病躺下，不到长春去。但东北军政头目熊式辉、杜幸明却利用马占山的名义滥发委任状，封官许愿，把许多“座山雕”式的奸伪余孽、惯匪暴徒编为所谓“先遣军”、“地下军”，在北满烧杀劫掠，破坏解放区后方。至于原来许给马占山的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的职位．早已悄悄地改授他人了。 1948年初国民党东北军政机构调整、改组，成立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东北“翔总”，马占山是名义上的副总司令之一。此外，郑洞国、范汉杰、万福瞬、董英斌等也是副总司令．董兼参谋长。马、万、董等原东北军将领在蒋的嫡系势力控制下有职无权，事实上卫立煌本人也未掌握多大的实权。 马占山是旧东北军将领，一直远离国民党“中枢”，对国民党军、政、宪、特等组织机构的内幕情况自然不大清楚。马占山一见堂堂的宪兵司令搬出成套的理由，请他出面当“大头”，自已不用出本钱，不必担风险，于是顺口答应，为国民党宪兵特务系统所笼络和利用。 我在蒋介石侍从室当高级幕僚，对张镇或马占山都没有成见，更无私人恩怨可言，我是从国民党统治的整体利益与特工组织发挥效能这个角度来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我越看张镇的报告，越觉得其中疏漏、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颇多，此人在政治上和特务工作上都够不上“内行”、“老手”。 此外，从马占山方面考虑，他的地位、资历和威望都不宜于充当特务外围组织的挂名首领人物。我对张镇拟呈的计划书作了条分缕析，权衡利弊，最后写了这么几行字：“马占山身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非组织党派之人，宪兵司令（部）执司军宪，非组织党派之机构。受请双方，皆失所守，应不准。“ 这份文件由国府军务局局长办公室转呈蒋介石本人，蒋介石审阅后在文件后边批了“如拟。中正。”几个字，作为对张镇、马占山的答复。张镇筹建特务外围组织的计划就陷于流产了。 （沈元加整理，1984年）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 霍实子 丁绪曾 【作者星实子当时系国民政府军率委员会密电检译所顾问兼研译部主任；丁绪曾当时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研究部研究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是蒋介石亲自领导和掌握的一个专门研究、破译日本外交密电码的情报机构。它从1936年3月l日开始筹建，到1940年4月1日并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前后达四年零一个月。在蒋介石军政界任职多年的上中层亲信人物，很多人也不知道有密电检译所这样一个机构。为了提供有关研译日本密电码的内情，我（霍）和丁绪曾特撰写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成立前后及其在抗战中的活动情况的史料，供有关方面参考、指正。 一、密电检译所的成立 密电检译所的成立和当年的国内外形势是密切相关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公开侵占我东北，拼凑伪满政府，以后抬出逊清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傀儡儿皇帝，又进一步侵略我华北各省市。1932年l月28日，淞沪血战姗发，十九路军奋起抗击．重创日军。可是，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在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5月31日又在华北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 ，其中规定在我国神圣领土的冀东22个县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此后，日本又进一步勾结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宣布冀东脱离中央，实行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唆使德王、李守信筹组’‘蒙疆自治政府”。在此国难深重之际，蒋介石仍坚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此，急切地需要模清日本方面的意图和具体政策，就派搞过中文密码研究工作的温统庆再次为他搞日本情报，并筹建密电检译所。 1935年底，蒋介石将温硫庆叫到南京．交代了这个任务。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特地将在上海任交通部购料委员会主任的温毓庆调到南京。温公开的职务是交通部电政司司长，秘密的职务是密电检译所所长。 温毓庆，广东人，早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哈佛求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历任海关税务学校校长、电务股负责人、上海国际电台负责人、交通部购料委员会主任、密电检译所所长、交通部电政司司长、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中将主任等。1940年夏，去香港治病不归，香港被日军占领前去美国，在宋子文掌管的租指法案某机构工作。 温毓庆早在1928年后就从上海国际电台弄到李济深的密码电报，但无法破译。他利用广东同乡关系，伪称有某某的电报一时译不出来，向李济深部驻上海办事处借用某某的密码本一用。不料这些电报的内容是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时，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李济深密谋反蒋的活动情况。温貌庆译出这些密码电报后，立刻赶到南京，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告密。蒋介石有了借口，将李济深扣留在南京汤山。从此，蒋介石就要温毓庆专门为他搞密码电报的破译工作，成立了一个电务股．该股后为打击各派军阀，帮助蒋介石排除异己，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特别在1930年蒋、阎、冯混战期间，蒋介石一度被冯玉祥部围困于河南兰封①，正处于绝境之时，由于温从冯军的密码电报中，获悉冯军的战略布置和冯军同样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终使蒋介石转败为胜。此次战役中，温毓庆的电务股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没几年，电务股内部产生了矛盾，温的妹婿黄季弼和主要技术员聂文逊等，勾结蒋介石亲信毛庆祥，在蒋介石处告了温的状，迫使温毓庆脱离电务股，使电务股直接隶属于毛控制的机要室。 温毓庆政治上依附宋子文，属孔宋派系。他以10万元重金彩礼娶了施攀基的侄孙女施惠珍为妻。施原在上海中酉女塾读书时期与宋美龄是同学，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结婚时，有四个女滨相，施惠珍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温魄庆还可以直接找宋美龄请示机宜。1940年春，温为了夺取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中将主任和全权处理该室的人事大权，曾要丁绪曾用打字机打录他亲自拟稿致宋美龄的英文信，要求宋美龄亲自接见他。当时，施惠珍特意从香港赶到重庆，与宋美龄、孔二小姐来往频繁，由此可见温的政治背景了。 温毓庆担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后，可以利用电政司司长的公开身份，下令全国各大电报局将外国驻中国各使、领馆收发的密码电报送到南京交通部。他所以要收集各国的密码电报，为的是避免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和抗议。温的目的是取用日本外务省系统的密码电报，转交给密电检译所供研究之用。他每天上、下午虽去电政司办公，但总是提前一两个小时离开电政司，赶到密电检译所亲自参加研究工作，并要研究部提供材料，供他晚上在家里继续分析、研究。1939年间，他为了研究日本军用密电码，曾在离所写了厚厚的十几本研究记录，交给丁绪曾看过，要丁提出看法，能否利用这些资料，进一步去攻破它。 温在接受蒋介石的使命后，搞日本密码电报的研究工作，开始也没有把握，他曾向蒋介石表示“试试看”，只成立了一个仅有几个人的研究班子，先试办六个月，如果有头绪，再继续搞下去。没想到研究的进度很快，不到半年，也就是在1936年秋就攻破了难关. 【① 兰封在河南省东部，1954 年与考城县合并为兰考县。】 那时，日本驻中国各地的领事馆违反国际公法，都在使、领馆内私设秘密电台，将重要的密码电报，交由使、领馆的私设电台拍发，只将少数次要的明、密码电报交由驻地的中国电报局拍发。日本政府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无视中国的主权，深知中国的宪警不敢去使、领馆搜查他们的秘密电台，这样既节约了电报费用，又能加快电报的传递速度。当时温毓庆处于明怒暗喜的矛盾状态。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权益，交通部电政司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抗议日本违反国际公法，在华私设秘密电台。日本方面矢口否认，强词夺理，声明所有电报均交由当地中国的电报局拍发。这是温毓庆明怒的一面。由于日本驻华各使、领馆和东京外务省专设了单一系统的秘密电台网，它的通报时间是在每天上午6时及下午3时开始，所以发报非常集中，可以万无一失地全部迅速地截获到手，比全国各地电报局转辗送到南京．再由交通部电政司转来，要提早好几天。因为情报有它基本的一条，就是时间，一份极重要的情报，如果失去时效，就变成了一份历史资料，毫无实际价值。所以从密电检译所的角度来说，倒是希望日本自设的秘密电台继续存在，可以及时侦获全部的密码电报。这是温毓庆暗喜的一面。 为此，温毓庆签呈蒋介石，并经蒋介石亲自批准，在密电检译所内架设电台，专门侦破截获日本驻华各使、领馆和东京外务省之间的秘密电台和电报。后来又增设快报机12架，侦收全球之间各国公开电台拍发的日本外务省密码电报，密电检译所从此能“闭门造车”了，成立了研究部和研译部，从侦收、统计、研究到破译，成为一个全能性质的专门从事收集和破译日本密码的情报机构了。 本文撰写人之一的霜实子，又名霍实，到密电检译所担任顾问兼研译部主任，是蒋介石亲自向温毓庆推荐的。霍（下称“我”）原在华北任职，长城之役后，蒋介石继续执行不抵抗主义，在华北与日本人签订《塘沽协定》，并设立“蓟密区”和“滦愉区”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殷汝耕任专员。殷是温州人，又是我的父执辈，殷派我任“蓟密区”的外事署员。我方接收古北口后，又任“蓟密区驻古北口办事处”主任，办理对驻古北口长城一带日军的交涉事宜。以后，殷汝耕进一步投靠日本人，甘愿充当卖国贼，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我在坚决反对无效后，拒绝就任殷委派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兼外交处长之职，逃离通县，经北平、天津到达南京，临行前留下了“霍实启事"，曾刊登在1935年11月26日或27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启事内容大意是： 招实启事 实幼承庭训，长受教育，爱国之心不敢后人。在古北口办事三年，办理对日方交涉事宜．竭尽心力，委曲求全，有负国人。此次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余拒绝任职，即日洁身南下，以谢国人。所有该会之一切措施与余无涉，特此声明。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我抵南京后，打算经上海返回香港省视父母，不料蒋介石派人来上海，多方设法把我找到．要我先回南京，由蒋介石亲自召见，询问华北各方面政情。当我将在华北所见所闻向蒋陈述后，蒋予以嘉勉，并叫我留南京候命，同时送了1000元给我作为旅费。当我向蒋表示感谢，认为馈赠1000元太多时，蒋说：“你还有父母需要赔养嘛！”蒋又听到我住在南京太平路的安乐酒店，认为该酒店公开营业，情况复杂，不够安全，要我立即搬到中山东路励志社去住，并听候委派工作。 1935年底的某日，温杭庆奉蒋之命，来励志社找我，寒暄后，温就开门见山对我说：“蒋委员长现在要我们研究日本的密码电报，他说你有四个条件，可以胜任此项使命：第一，委员长讲你是抗日人士，反对殷汝耕投靠日本；第二，你精通日语，小学、中学、大学都在日本读书，懂得日本的方言、公文程式、风俗习惯；第三，目前日本密码电报的内容，大多涉及华北形势，你在华北工作多年，对华北各方面情况很熟悉；第四，蒋委员长说你三十多岁，精神很好，正值年富力强、大有可为的时期” 我谦逊了几句，并对温说：”我对电报密码一无所知，深恐不能负此重任。”温劝驾似地对我说：“你认识张学良吗？不认识，你常看报，就这样看得多了，你也认识他了，你我试着干吧！我相信你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让我们合作搞吧1 ”就这样，我到密电检译所当上了顾问。 密电检译所最初设在南京莫干路三号，除了温毓庆和我以外，还有温镜庆从电政司调来的王维钧、王良诚、叶钟骤等几个人。王维钧是交通部电政司的技士，到密电检译所除担任秘书外，也参加了统计、研究工作。王良诚、叶钟骅是懂日语的。自1936年3月l日成立到1937年初冬，密电检译所由于业务的开展和人员的增加，将研译部从南京莫干路搬到西桥，研究部搬到枯岭路，使研究、研泽两个部门隔开，这是温毓庆以防部下今后掌握全面技术对他不利。不久又增设统计部，专门编制日本辞典《广辞林》的统计大本。统计部设在南京羊皮巷，统计人员是不准去研究、研译部门的。1937年初冬，南京沦陷前夕，密电检译所向内地迁移，最初在长沙，1938年春又迁武汉，该年秋，又因武汉吃紧，暂迁桂林，1939年又迁昆明，几年间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每撤到一处．刚打开公文箱、铺开工作不久，又准备装箱撤家，而情报工作又不能有一天停顿，只得将各部门分为打前站的、行动中的、以及留守站，分期分批搬迁。这段时间密电检译所因力量分散，业务没有大的发展。 温毓庆将密电检译所迁到昆明，以为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各派政治势力角逐斗争之地，而设在昆明可以防备技术的泄密，保住他的宝座。但是事与愿违。1939年四五月间，温毓庆特意赶到昆明，正在亲自布置对日本军用密电码的研究工作，增设整理部，并派杨贻清为整理部主任之际，突然接到重庆总务部主任施家干发来的一份急电，内容大意是：据确悉，军政部交通司在王景录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研译组，有池步洲等留日学生，也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密电码情报，军政部研译组电台设在重庆，它译出的情报比我们的要早一天……温看到此电后，大吃一惊，军政部此一行动已经威胁到他的独占地位。起因是军政部长何应钦曾借口抗日的需要，要密电检译所将破译的日本情报，多录一份送何参阅。温毓庆请示蒋介石后，未得蒋的同意，从此引起何应钦对温的不满．当时密电检译所每月的经费已改由军政部拨发，温在这方面是受制于何应钦的。 密电检译所是温统庆一人包干的，编制预算经蒋介石批准后，最初在蒋介石2000万元特别费项目下支付。它不同于一般机构，无儒办正式报销手续，不受军需署会计处的稽查监普。例如在1939年时，每月经费四万元，除去办公费用和近百名职员的薪偏、房租、杂费开支外，侮月可结余一万余元，均人温毓庆私囊。除此以外，沮旅庆为了搬迁、添置电台设备、购买汽车，还可专案编造预算，其中也有结余。抗战后法币贬值，温毓庆还千方百计请领外币专款。例如1938年，他在香港中国电报局收买一名报务员叫张华穆，为张配备高级相机和全套冲晒设备，命令张华穆将将经由香港中国电报局拍发的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全部外交密码电报设法摄下，冲晒成底片，每天交与欧亚航空公司驻港办事处，随班机寄到汉口总公司，每天由丁绪曾去汉口江汉关附近某大楼欧亚航空公司高经理处取回，供密电检译所研究和破译之用，至于每月领取的港币款项现在无法忆及。1939年，温又企图在越南的河内、海防收买人员，弄到日本驻河内、海防领事馆的密码电报，并用同样的方法领取越币的经费：以后未能收到这方面的材料，原因就不明了，但当时我曾亲自听到温毓庆讲到过这个计划。 二、密电检译所的组织、编制和人事 密电检译所设所长一人，由温毓庆充任，所长全权处理编制、人事和技术问题。比较重大的问题，如扩充人员、添设电台等以及需要追加预算的，专案签呈由蒋介石审批。一般情况下，温毓庆为了发展业务的报告，蒋介石是完全同意的，在签呈上批一“可”字，并在他特别费项目下支付，可见蒋介石本人对密电检译所的重视，及对温毓庆本人的信任。 如前所述，密电检译所开始有试办的性质，只是温梳庆带领秘书王维钧、研译员王良诚、叶钟弊和我少数几个人在一间屋里从事破译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工作，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系统的电报密码，井从中译述情报。随着形势的变化，也就从试办发展为常设机构了。因此，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研译、研究、统计人员，加上要自行架设电台，专门截收日本驻华各地使、领馆私设电台的密码电报，急需增加数十名电务人员。到1940年3月，机构日益扩充。密电检译所的编制和主要成员如下： 所长：温镜庆．顾问：霍实子，秘书：王维钧，研译部主任：霍实子（l936年-1938年夏）．孟广治（1938年夏―1940年3月），研究部主任：杨肆，整理部主任：杨贻清，统计部主任：刘式如，总务部主任：施家干，会计部主任：谭廷辉，电台顾间：魏大铭，台长：梁伯仑，医官：周冕。 全所总人员接近一百名，其中研译人员十多名；研究、整理人员十多名；统计人员最多时达三十余名，1937年以后，精简到六七名；电台报务人员数十名；总务、会计两部，包括主任在内，只四五人。 密电检译所人员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由上级指派。如我到所当顾问兼研译部主任，是由蒋介石亲自推荐给温技庆的；会计部主任谭廷辉是孔样熙推荐给温毓庆的。 （二）由该所主要成员推荐。如由我推荐的有日文研译员招有泉、黄卓流，打字员吴恒山等人；由秘书王维钧推荐的有研究员杨肆、杨贻清、李立民、杨任等人，杨肆、杨贻清还分别担任研究部、整理部的主任；叶钟骤推荐的有研译员周丽泉、李甲培等人；孟广治推荐的有研译员黄崇德、王滋、陈敦常等人。 （三）由军统方面支援的。温毓庆要在密电检译所架设电台，急需数十名熟练的电务人员，他虽是电政司司长，也无法调集这么多的电务人员。温找了原先上海交通部国际电台的报务长，后参加军统、任军统局第四处处长的魏大铭。魏曾在上海办过三期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报务员，遂从中及其他方面调拔数十名电务人员到密电检译所充当报务员。密电检译所为此聘魏为顾同，每月支魏的车马费100元。 （四）由康泽系统的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代为培训的统计人员。在班下设交通队，学员总数100名，温毓庆从中遴选成绩优等的30名，派在密电检泽所统计部当统计员。 （五）由温毓庆委托岭南大学教授赵某在香港培训。1938年，从岭南大学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了十人，集中到香港培训日语六个月至一年后，分派到武汉、昆明的密电检译所研译部、研究部充当研译员、研究员。 凡到密电检译所的工作人员，不履行任何填表、宜誓手续，一般只由温毓庆接见、约谈，认为合格后，就由温派在该所某部门工作。到该所工作也无需参加国民党，也无国民党支部、小组的活动，同时也不容许有其他政治活动。密电检译所不发给工作人员任何工作证之类的证件。1938年以后，因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节节溃退，密电检译所自1937年初冬从南京撤退到内地，分散在长沙、武汉、衡阳、桂林、昆明、重庆各地，而且搬迁频繁，为了对外接洽车辆，便于关卡检查，始向每位工作人员发给“中央军校特训班交通队”圆形证章一枚。 温毓庆为了稳定职员的工作情绪，曾于1940年春，用该所所长名义发给每一职员一张油印的证件。证件的内容大意是：“密电检译所工作人员，数年来为抗日工作做出大量贡献，但由于工作性质，均未能正式锉叙任官，现已报请蒋委员长批准，将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后，从优锉叙。”该所职员不按军衔发晌，但薪津待遇比国民党军政机关略高，温毓庆还对研译部、研究部职员供给每月12元的伙食津贴。 密电检译所的职员，一般只进不出，不准请长假离职他去，主要是为了保密，却又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办公场所连门岗也不设，没有武装警卫值勒。总之，密电检译所的保密措施和纪律是非常松弛的，但五年来从没有发生严重泄密和向日寇出卖情报等间题。1940年春，曾从日本东京外务省发往南京、上海的密码电报中，发觉日本方面曾企图收买、绑架、暗杀中国方面的密电技术人员，然而，日本人的这个阴谋并未得逞。所谓只进不出也不是绝对的，也有例外悄况： 一种是他本人坚持要辞职的。如研究员温兆明，原是l938年夏在广州岭南大学毕业后，去香港培训日语一年，1939年春到昆明该所研究部报到工作的。l940年春，他决意要去美国求学深造，虽温毓庆不准他请长假，但他坚决要走．温城庆无可奈何也只得同意他离职。 另一种是逃离职守的。如1939年秋，另一名岭南大学毕业生，姓名已忘，培训为研译员，却从昆明偷偷经海防逃往香港，温在事后也没有采取什么通缉之类的措施。 再一种是外单位借调的。1938年夏，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庆样，正筹划在机要室内成立研究组，专门从事日本军用密码电报的研究工作，需要从各单位抽调专业人员到机要室协助工作。毛庆祥也向密电检译所借调研译人员。某一天，温味庆对我说：“毛庆祥要搞日本的军用密电码，需要我们派人去帮忙，你看派什么人去合适？"我答道：“你决定派人就行，我没有意见。”没过几天温又找我，并说：“毛庆祥指名要调你去，我也没有办法留你了。”我只好带了研译人员张汉炎、招有泉去毛庆祥的机要室工作。 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机要室研究组的情况，从而可看到在密电检译所以外，国民党内部另有机构开始做相同的日本密码电报研究工作，如军攀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研究组。组长为毛庆祥（兼），副组长为霍实子。下设： （一）技术室：成员有来自机要室的丁于正、黄绵民、昊兴民；来自军统局的陈祖舜、杨仕伦；来自中统局的李直峰、杨某某；来自军政部的池步洲；来自密电检译所的霍实子、张汉炎、招有泉。 （二）侦察电台：来自军统局的郎世杰任台长；来白密电检译所的钟德华任副台长。 电台报务员若干人，大都是由军统局、中统局派来的；收报机是由军统局、中统局、密电检译所调拨来的。 机要室研究组成立于1938年夏。最初设立在汉口江汉路原日本领事馆内，和机要室合署办公，经费由各成员原属机构拨来。成立伊始，组长毛庆样还聘请了以下三人为指导员：密电检译所的温毓庆，军统局的郑介民，中统局的徐恩曾。 毛庆祥在研究组成立时致词，诸各位指导员多多指导，协助研究组，并提供参考材料等。机要室研究组侦察电台每天可侦截日本军用电台电报两三百份之多。密电检译所从研究组取得复写电报全套，是该所整理部的唯一研究资料。研究组在武汉沦陷前，撇退到重庆。为了使来自各方面人员弄清楚日本外交电报密码的破译方法，由我作介绍和讲解。可是，只有精通日语的池步洲才能领会，而陈祖舜、李直峰、黄绵民由于不懂日文，只能从理论上领受。 不久，池步洲请求离开研究组回军政部。毛庆祥对我说：‘她步洲学会了破译日本的外交电报密码的方法，一旦回军政部，一定要搞这项工作，你看准不准他离去？”我说：“池步洲不是去投敌，他回军政部搞，同样对抗战有利，军政部是自己人，应准他离去。”毛对此无异议。 当时，军统局俘虏了一名日军飞机驾驶员兼通讯员，名叫大石信三①。军统局请我去马鞍山军统局本部审讯，我当即同陈祖舜一齐去。审讯结果，才知日本空军密电码较简易，对研究****系统的“5678”密电码没有重大的启发。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他要求我说：“你可否帮助军统局训练研译日本外交电报密码的技术人员。”我答：“当然可以，我们都是为着抗日战争有利嘛！可是要懂得日文的人才能领会。”魏即要关振铎来和我见面，用日语对话，发现关振铎日文程度很好，我回研究组向毛庆祥作了汇报．毛亦无异议。以后，魏大铭先后有三次派车来接我到马鞍山，为关振铎单独讲解日本外交电报密码的破译方法。 与此同时，军统局还征得温毓庆的同惫，派了懂日文的夏隆坚和从事中文密码研究工作的赵世康、姚敦文三人到密电检译所来学习技术，温无法拒绝，但对他们三人采取隔离的措施，不让他们接触技术的关键部分。 日本外务省密电码的破译，美国在1940年11月才能做到，而密电检译所早在1936年即已成功，它早于美国多年。 [① 蓝益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曾任国民党军统局第四处少将处长、国民党第 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注：大石信三汉名石信三．并非驾驶员兼通讯员．而是译电员。不是 军统所俘，而是军统向航空委员会要来的。] 三、工作任务和情报内容 将密电检译所首次攻破密码的情况讲一下，也很有必要。 日本外务省的密码电报都是用英文字母译发的，每组五个英文字母。由于前期的密电码采用子、母者字母各一组成一个电码，必需先弄清楚电码的组成才能着手研泽；再从每份电报中找到同码，并假定标点、数字、括号等。最早破译的日本外务省密电码，当时称之谓“甲”码。对“甲”密电码的突破，首先是从HA开始，HA连续两个电码联在一起，猜它是日文中的“军（夕夕）"，两个“军”相连，很可能是xx军军长，从而进一步猜定在头一个“HA"之前，可能是军番号的数字。因而．找到并证实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等等。日文中的“商”和“省”是用同一组假名拼成的音，从而又确定为河北省、河南省。就这样大胆假设，充分求证，逐步推敲、扩大，进而能看出电文的大意了。又从军委会参谋本部借来了国民党各军、师的番号，军师长姓名、驻地等参考资料，最后就能译出情报。温毓庆、王维钧等人虽不懂日文，但温曾是破译中文密电码的能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整套的研究方法。温完成了大量的统计、研究工作，给研译工作提供了先决条件。从开始着手研究，经过约半年的时间，完成对“甲”密电码的破译工作，开始译出了重要的情报，密电检译所就从试办性质转为正常的情报机构了。 1936年至1940年间，日本外务省使用的密电码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LA”密电码。电文开始以"LA”为指标，"LA”码主要译发各驻在国、地重要报刊、杂志上文章的摘要（即公开的情报），转送驻在国政府、党派和舆论界的政、军、经动态。“LA”码电报的数量，占整个日本和外务省驻外使、领馆来往电报密码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十。密电检译所只择其中重要的和与中国有关的内容译述。 （二）定命为“甲”、“乙”、"丁"三种密码，早在1936年前已使用了一个时期，一直到1938年秋才停止便用。自1938年秋起，以“天”、“地”、“元”三种密码代替。无论“甲”、“乙"、“丁”或“天”、“地”、“元”都不是同时使用的，在一个时期内，只使用一种密码，每种密码使用时间一般为半年或四个月。这六种密电码是日本外务省和驻外使、领馆之间译发重要电报的密本。如两国之间的谈判内容，日本方面的对外政策、施政方针、国策，都使用这类密电码译发，是密电检译所提供日本外务省密电码情报的主要来源。它包括情报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每天发报量占外务省系统密码电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三）定名为"丙”、“子”、"丑”、“寅”……和以“KOKOK","EFEFE”等为指标的密电码，是最重要的外务省密电码。每份电报之首，常有“机密”、“绝密’、“部外密，’等字样。这些密电码都是经过两次作业的，即电文译成密电码后，再经过一次移位的变化来加强保密性，情报内容非常重要。例如“大日本海军将在下周某日在汕头市登陆……”等军事行动，就使用这类密电码，但每天发报数查很少，多则三五份，少则一份，全月仅数十份而已，只占日本外务省系统密码电报的百分之一二。 （四）五个数字为指标的密电码。根据当时译出的情报，了解它是一种较复杂的密码机器译发的电报，密电检译所几年中未能破译，占日本外务省系统密码电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五）还有其他种类密电码，但为数都不多。如以“Yo"、“CA"为指标，内容是有关外务省人事调动；以“YUG"、“EYH"，为指标，内容是译发外文（如英、法、西、俄、希腊文）条约、协议原文用的密电码。每月仅收到数十份，占日本外务省系统密码电报的百分之一二。 密电检译所每天从英文组电台可截收日本驻华各地使、领馆与日本东京外务省之间来往的密码电报在一百到二百份之间，可以说已能侦收日本在华私设电台的全部来往电报。每天又从快机组12架电台中可截收日本驻全球各国使节与日本东京电台之间的JG电，即日本政府电报，也在一百到二百份之间。因为各国国际间电台通报很多，JG电报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有一百架快机电台，也很难侦收到日本与它驻外使节之间的全部电报。特别是对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通讯，因密电检译所的电台设在重庆或昆明，干扰大，侦收有很大困难．温毓庆曾建议派出少数电台设在浙江金华一带，在那里侦收条件比重庆好。但只是设想，并未付之实施。 密电检译所的电台，每天可收到日本外务省系统密码电报约有两三百份，每天分四次由电台及时送到研究部，研究部将来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破译的，一类是待研究的，分门别类，编号登记。又用英文打字机打录成电码格式，即排成为文字状态，同样每天分四次送研译部。研译部根据情报的重要、次要，每天译出三四十份，绪正并打上密电检译所的钢印，派人妥送到蒋介石手里。抗战开始后，除了蒋介石那份由机要室主任毛庆祥转送外，另拷贝一份送给代行政院长孔样熙。1938年在武汉时，每天上午送到江汉关地下室财政部总务司，由总务司边定远司长转送给孔祥熙。1939年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温硫庆又加一份拷贝送外交部宋子文。 1939年前，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也打算要温毓庆将密电检译所每天所侦译的日本外交情报送一份给他。温毓庆在请示蒋介石和孔、宋后，拒绝了何应钦的要求。何就要军政部交通司司长王景录另外成立一个研译组，王景录就将一度送往机要室研究组学习技术的池步洲要回军政部。池步洲已初步掌握日本外务省密电码的研译过程，军政部就自设电台，找回原在密电检译所电台工作过的钟德华主持电台工作，并找来一批留日学生朱少先、吴玉良、贾秉文等人，在1939年夏开始亦能破译日本外务省密电码情报。当时，温毓庆因密电检译所的主要部门迁到昆明，正着手搞日本军用密电码，增设整理部负责研究，突然接到电报，得知军政部找了池步洲已能破译日本外交悄报，温得此消息后很焦急，一方面决定将密电检译所全部迁到重庆；另一方面认为军政部所以能译出日本外交密电码情报，关键是在于我将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传授给了池步洲。当时我的父母住在香港，由我每月汇寄100元港币维持生活。过去，温毓庆用关心的姿态待我，法币贬值．让我先汇5000元法币寄存在香港温妻施惠珍处，按月由施惠珍拨付100元港币给我的父母，但此时由于温迁怒于我，也就突然停止拨付了，造成我家生活极度困难。 日本外务省系统的密码电报，当时可译部分占侦获日方密码电报的百分之七八十，蒋介石对此极为重视。关于情报的内容，可以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无所不包，这里也无法一一详述。例如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各个时期日本侵华的各种阴谋活动，日本与英、美、德、苏各大国之间的外交谈判；"八一三”以后在华建立“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的各种幕后活动；1938年夏苏日在诺门坎、张鼓峰两个战役的作战情况，等等。即以1940年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而言，它所译述的日本外交情报，其中仍有密电检译所早在1936年攻破的密电码本在继续使用，如上述所提到的以“LA”为指标的密电码．占日本外务省全部密码电报的百分之兰四十，它一直使用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现根据回忆，将当年译出的日本外务省密电码重要情报内容，提供一些以作参考。 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夕，密电检译所译出南京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分别打给驻在我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总领事馆的密电码情报，内容大意说：“现经我驻沪的海、陆、外三方面乘了旗舰‘出云’号，开往吴淞口外开会后，已作出了决定。现特伤令日本驻华的各领事馆立即把所有的密电码本及电报底稿烧毁，只留一本普通的密电码本（即LA码）备用。”这份重要的情报是一个讯号，就预知日军即将对我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了。 在同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南京尚未沦陷的前夕，又研译出另外一份日本东京外务省的密电码情报，内容大意是：“定于某月某日某时，派出xx、狱x等军舰封锁珠江口。”因此，当时的广东省当局得以及早准备。 1937年秋，在卢沟桥炮声打响后不久，平津失守，也就是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而日本驻中国各地领事馆尚未撤退前，密电检译所破译了一份由日本驻山东济南领事分别发往日本东京外务大臣和南京驻华大使馆的密电码情报，内容大意是：“我（指日本驻济南领事）已与山东省主席韩复集会谈过，我问韩：‘如果中央军退人济南，省主席您将怎么办？’韩答：‘当予迎头痛击’。”这份情报证明了韩复集通敌有据，也就成为韩复集于1938年被蒋介石枪毙的主要依据。 1938年初夏，吴奇伟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李宗岳在汉口某酒家宴请宾客，我也应邀出席。那次宴会出席者，大多是广东籍将领中与原第四军有关系的人员，除了张发奎、陈铭枢等以外，还有叶剑英也应邀参加。因为当年是国共合作时期，叶剑英是中共代表团成员，又是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的参谋长，大家都是北伐时第四军的同僚。那天，我在密电检译所译出了一份日本的密电码情报，内容是说：“已探知张发奎军的前线指挥部驻在xx地方，准备出动飞机前往轰炸。"我就在宴会上，当着大家的面，对张发奎讲了这份情报的内容，并要他赶快把指挥部转移。在筵席上的张发奎听了哈哈大笑，认为我是在讲笑话。我马上离席回到密电检译所，将那份密电码情报抄录一份给张，张才匆匆下令立即转移指挥部。事后，得知日军派飞机来炸张发奎的指挥部时扑了一个空，避免了一场牺牲。 1939年春，密电检译所从日本驻越南河内总领事馆发致日本外务省、南京日本大使馆的一份密码电报中破译出一份情报，内容大意是："现有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代表王九龄①、桂系的代表某某某、川康系的代表某某某与本总领事秘密开会，讨论反蒋和停止继续抗日的问题，并将在他们回国向各系首领请示后，再来河内继续开会，进一步联合行动。”温毓庆获此重要情报后，曾上签呈给蒋介石，要求拨外汇专款，通过河内当地的电报局收买日本总领事馆的来往密码电报。早在1938年，我也曾破译过类似的日本情报，内容大意是：“云南省主席龙云派了王九龄前往河内．与日本驻河内总领事密谈，表示一旦蒋介石的中央军撤退到云南边界，龙云将军所部，将迎头加以痛击。”这时，龙云正巧到武汉述职，住在汉口原法租界的德明饭店，等待蒋介石的召见。曾担任过西南航空公司总经理的刘沛泉．因为与龙云有密切关系，特意到德明饭店找到龙云，并对龙说：“霍某人从情报中得知你派了王九龄去河内与日本人联系，说你有通敌嫌疑，如今你去晋见蒋介石是极危险的。”龙云听了这番警告之后，立即化装从武汉逃往云南去了。1939年春，我请假去香港接家眷到重庆．取道河内，经滇越铁路抵达昆明，打算去看望前辈王九龄。在昆明的好友曹寿安就劝阻我不能去，因为王九龄己知晓我曾译出了有关龙云派他去河内与日本人联系的情报，再久留昆明，可能对我不利。我听从曹寿安的劝告，不敢在昆明多停留，立即带着家眷乘车去了重庆。 [① 王九龄号竹村，原是唐继尧的老部下，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当年任云南省财政厅长。] 1939年初夏，在日本海军登陆汕头，厦门两市之前约一个星期的日子，密电检译所又破译了一种较复杂的密电码情报，是由日本东京外务大臣发给其驻南京、上海、广州、香港各使馆、总领事馆的密码电报，内容大意是：“大日本海军定于某月某日某时在汕头市登陆，特先通告，并准备在该市恢复馆务。”另一份内容相似，只是日期不同，登陆地点是厦门市。可恶的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战略，使粤闽沿海没有布置重兵，不能在日军登陆时予以迎头痛击．相反地，少数驻军反而利用这个重要的军事情报，将汕头、厦门两市的重要物资抢运一空，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地发了一笔国难财。 密电检译所主要只搞日本外务省系统的密码电报，但也曾对日本的军用密电码作过研究，此处也扼要地作一叙述。 我早已于1938年由密电检译所调到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研究组担任少将副组长，主要是负责研究日本军事方面的密电码。研究组从自设的电台中，每天可以侦收到矜力口系统的来往电报两三百份，另抄拷贝送给密电检译所研究。1940年春，当时为着要搜集研究用的参考资料，曾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令各战区、各集团军（包括八路军的第十八集团军），凡在前线缴获日本军用密电码本及密电底稿，应一律速送重庆大本营。机要室研究组为了早日攻破日本军用密电码，还派出研究员李直峰，以军事委员会上校咨议名义赴前方去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当李直峰到达八路军前方驻地访间时，八路军的负责人对李说：“八路军曾在山西省前线日军仓惶退败时，缴获到日军军用电报密码两本，已送到重庆中共驻渝办事处去了。”并嘱李回重夫直接去接洽。李返重庆后，即去曾家岩中共驻渝办事处接洽，由中共办事处曾希圣接待。曾希圣说：“那两本日军军用电报密码本子已由前方送来，待抄存一份后即送委员长侍从室”。曾希圣接着问李直峰：“有一个面孔黑黑瘦瘦的广东人，是专门研究日本电报密码的．你知道不知道此人？”李答：“那是我们研究组的副组长，名叫霍实。”李接着反间：“曾先生何以知道？”曾答：“这是叶剑英参谋长对我说的，叶剑英参谋长在汉口时，和霍副组长同席吃饭时知道的。”曾接着问：“研究组的组长是哪一位？”李答：”组长由机要室主任毛庆徉兼任，毛负责该组的行政事务，他是蒋委员长前妻毛氏的胞弟①。霍负责该组的技术业务。”曾又说：“可否约霍副组长和我见面谈谈？”李答：“此事要回去请示。” 李回来汇报后，我即偕同李直峰去曾家岩的中共驻渝办事处访问曾希圣。当时，谈话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谈话一开始，彼此都表示为着有利于抗日战争，对于研究白本密码电报是甚感迫切需要的。曾希圣随即把那两本日本军用电报密码本子给我看，都是32开红色封面的机密本。一本叫“乱数表”，内有一张附页和100页乱数表，每页有四数字的乱数100组。另一本是四位数字或日文顺序排列密电码来去本；此外还附13张以“111”为指标的电报底稿。我们长期从事日本电报密码的研究工作，还没有从国民党前方部队手里上缴过这样完整和这么重要的日军电报密码资料。曾希圣说：“我们这里也研究日本电报密码，埃抄存一份后，原件即送侍从室。”曾接着问：“缴获此项日本军用电报密码本子，可领得奖金多少？”我当时想了一下，认为这两本日军军用电报密码及附件送到侍从室，必将交付研究组，应发奖金多少，按一贯的行政手续是由我签署意见的。这两本密码确实是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对今后研究日军军用电报密码是有很大帮助的。我即对曾说：“我认为可以领到参照击落敌机一架的同等奖金。”曾又对我说：“我们可否共同一起研究？”我说：“这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件大好事情，请曾先生派人来好了。”不过以后不知何种原因，中共方面只是将上述两本日军军用密电码和附件送到侍从室转机要室研究组，并未派人来研究组一起研究日本方面的电报密码。当上述资料转交到机要室研究组后，由我交给全体研究人员研讨，并交由研究组的吴兴民负责保管。 军统局为了研究日本军用电报密码，由美国专家奥斯本.雅特莱指导，也成立了密电组②。当得知机要室研究组获得重要资料，即向毛庆祥提出要求，并取得毛的同意，由研究组的军统人员陈祖舜将上项资料带到军统局抄存了一份，留在军统局密电组作研究之用。 机要室研究组从中共驻渝办事处取到重要资料的情况，立刻被密电检译所温杭庆得知，为了将此项资料搞到手，他要密电检译所总务部主任、他的妻舅施家千设法弄来。这件事我在1951年春见到丁绪曾时才初次听到，没想到温硫庆竟然会耍弄这样的手段，叫施家干用金钱、美人来收买招有泉，要招有泉从研究组把这两本日军军用密电码偷出，交给施家干拿到密电检译所抄录下来。 原在密电检译所当研译员的招有泉，是我的好友，既是我介绍到密电检泽所当研译员的，又是我带到机要室研究组工作的。不料，就是这位招有泉，竟然将上项绝密资料弄出去给施家干。那时，招有泉和一位陈小姐同居在重庆较场口，生活上人不敷出，正好被温硫庆利用了；同时，招有泉故弄玄虚，干出了“偷密本”的把戏，目的是要捞些钞票花用，实际上温毓庆反而是上了招有泉的当。 【①毛庆祥并非蒋介石之妻弟，只是同乡而已。②董益三注：军统的密电组织不是在美国专家奥斯本.雅特莱指导下成立的，因为当时此事对雅特莱还是保密的。】 施家干同招有泉早在密电检译所相识，招调到机要室研究组后，施经常以小恩小惠从招有泉处探听研究组的情况，当得知研究组已从八路军方面取到上述的重要资料，施要招有泉在某一个星期六晚上将资料从研究组取出，用温毓庆乘坐的“京825”号小轿车送招有泉到重庆较场口，在汽车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资料。施取到资料的当晚，温统庆就要密电检译所研究部的陈振泰、李立民、丁绪曾等人用打字机将乱数本、密码本的阿拉伯数字部份打录下来，因为只有两个本子，又不能将本子拆开，为了保持原本原样，只能多找几个人手抄，经过一个通宵才打录了下来。又由李立民填上日文，连温毓庆本人也参加校对工作，到星期日晚抄录、校核完毕。这两本原件的封面页上都盖有蓝色的印戳，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出“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字样。 星期一清早，施又用“京825”号小轿车从较场口接出招有泉，在车上交还资料，另付招一笔酬劳的现钞。招有泉回到办公室，再将资料归还到原存放之处，并未被保管人吴兴民发觉。 上述已提到的美国密电码专家奥斯本.雅特莱，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长期担任美国国务院领导下的“黑室”负责入。“黑室”最盛时期拥有研究人员印伽名，曾研究德、意、日各国大量的密电码情报，颇有些声名，被军统局戴笠聘来中国，在军统局的密电研译组担任顾问职务，每月支500 美元的高薪，还配备小汽车一辆供他专用；另拨洋房一幢和勤务兵、厨师、女佣人侍奉。在他主持下也从事日本军用密电码的研究工作① 。 早在1939年初夏，温毓庆为了从奥斯本.雅特莱那里学到技术，曾从昆明派了研究部主任杨肆、研究员陈振泰、研译员叶钟骥、王良诚等四人到达重庆，参加以雅特莱为顾间从事日本海军船舶密电码的研究工作，先后达三个月。在攻破“五十指密”的变化取得初步成就后．温已发觉雅特莱来中国只是漂妓女，在技术方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温深知军统局在技术上还不会很快赶上密电检译所的水平，也比较放心了，就抽回杨肆等四人，调回昆明，加强研究日本军用密码电报了。 1939年秋，温硫庆飞到昆明，从密电检译所研究部拨出四个人，另成立整理部，对任务作了调整。研究部从事日本外务省密码电报的研究，整理部则从事日本军用密码电报的研究。前者因已掌握其编码的原理和规律，日本外务省虽然每隔一个时期（三个月或半年）变换一次它的密电码本，但新的密码本使用不久，就又能迅速地破译，最迟一个星期就能译出情报。后者对日本军用密电码，当时除了简易码本能破译外，复杂的码本尚无法破译。1940年春，正酝酿着各个研究密电码机构的合并事宜，以温鱿庆本人来说，他是一贯反对合并的。为此温毓庆企图在日本军用密码电报上能有突破，一旦能从日本军方译出重要的情报，密电检译所仍将在技术上保持绝对的优势，蒋介石就不会再提机构合并的事了。 【①蓝益三注：雅特莱在重庆是和魏大铭合住在学田湾的一幢小楼内。这时军统办了一个小型的密电训练班，约三四十个人，班址在重庆神仙洞，聘请雅特莱讲授密电课程，训练军统密电研译人员，但从未要他主持过密电码研究工作。】 1940年春，丁绪曾根据八路军缴获的两本日军军用密码和附件，研究它们的使用方法，已找出它们的密钥，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时，他当即打电话到交通部电政司告知温毓庆，温听了非常高兴，赶到重庆上清寺学田湾衡舍的办公室，高喊着：“这下就好，日本军码一旦能攻破，我们就不会合并了。”那时，已弄清了日本军用密码本只有一套，既可以用于大部队的“5678”为指标的四数字密码电报，又可以用于前方作战小部队的“111”为指标的三数字密码电报。两者都用同一本乱数本，取四位数乱数本的前三位数，作为“111”三数字密电码之用。根据这个发现，温毓庆认为只要进一步跟踪研究，日军军用密码电报，也是可以破译的。 1940年8月，奥斯本.雅特莱在华合同期满，从重庆离开中国经过菲律宾返回美国。奥斯本.雅特莱到达菲律宾马尼拉，公开在报刊上登载消息，说他是由重庆抵达菲律宾的。早在该年春，日本外务大臣发致驻国外使节的密码电报经译出，内容大意是：“据查明美国密电码专家奥斯本.雅特莱已在重庆，从事训练和研究日本的密码电报，希伤各使馆妥善保管好密电码本和密电底稿。”没几天，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复电给日本东京外务省，经译出内容大意是：“关于我使馆（指日本驻伦敦大使馆）的密电码本、底稿，每天取用和保管．均由本大使或大使夫人亲自开闭保险箱，保险箱的钥匙由本大使亲自负责，可保无碍。”奥斯本.雅特莱在马尼拉公开露面，可能将他在重庆的工作情况出卖给日本人了：因此，在1940年8月15日．日本外务省突然提前变换了一种复杂的密电码本．给我们破译日本外务省系统的密电码造成很大的困难，从可以译述全部日本外务省密码电报的百分之六七十，下降到百分之四五十，不仅在数量上骤减，而且在情报的质量上也起了变化，这个状况持续了一年之久。 1941年8月29日，日本外务省发往香港、河内、西贡、马尼拉、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新加坡、曼谷、仰光、夏威夷的密码电报猛增：由于这些密码电报有特殊破绽，当年9月即研究成功，但一时未能译出情报．后来译出是日本东乡外务大臣暗示各使领馆在“万一事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销毁密码机及附件，以及在“断绝邦交”后，用明电码发报时的各种暗语。如暗语： “东风，有雨”，指日美关系发生危险； “西风，晴”，指日英关系发生危险； “北风，阴”，指日苏关系发生危险； “今天．晴”，指侨民顺利撤退完毕，等等。 1941年9月间，破译日本外务省丰田外相发往夏威夷植香山总领事喜多长雄的绝密电，内容大惫是：“今后希望你逐日将珍珠港各水域美国舰队、飞机方面的布防位置、活动规律、各项标志等向东京汇报。”过了几天，由日本参谋本部派往植香山的海军少尉森村正（原名叫吉川猛夫），以外务省书记员的名义，向东京复电，将美国在珍珠港舰队、飞机的位置、活动情况作了多次具体的报告，为日本海空军于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提供了重要情报。由于那时技术研究室的电台设在重庆，收听华盛顿、植香山发往东京的电报干扰多，只能截获其中一小部分，而且电码错漏很多，也给研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五天，译出日本东京外务省发致美国华盛顿日本野村大使的急电，内容大意是：“饰令日本驻美的各使领馆，立刻销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本普通电码备用。”从这里就测知日军要准备发动对美国的战争了。当时，我就在译文后写上了研译者的按语：”查八一三事变前夕，日寇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的各领事馆发出密电，饰令销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子，这就是日寇决定要发动对我国全面侵略战争的预兆。现在，日本外务省又同样电令驻美的使领馆销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本普通密码，可以肯定日寇是要发动对英美的战争了。” 我亲自拿了这份刚研译出来的密电码情报，飞跑地送到办公室，交给了毛庆祥。毛阅后也马上亲自拿了这份电报送到蒋介石的手里。 事后，毛庆祥对我说，蒋介石立即把这电报内容通知了驻在重庆的美方负责官员。可错的是，美方低估了当时中国研究日本密电码的技术，不予置信，认为国民党政府不可能破译日本的密电码。同时，还因为日本当局事先设置一个骗局，在驻美大使野村以外，又加派了来栖特使去华盛顿搞谈判，美方信以为真，对中国交给他们的那份重要情报淡然置之，不作戒备。役有几天，日军果然发动了偷袭珍珠港事件，美国海军舰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1942年夏，也就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半年之后，日军在西南太平洋占有暂时的优势，这一时期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在古比雪夫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两次重要谈判。第一次是在那年的初夏，美国为了显示它已经恢复了珍珠港遭受袭击造成的创伤，也偷偷地用一艘航空母舰运载了数十架B一17 型轰炸机突袭日本本土东京各地。为了防备航空母舰被日本方面发现而遭到反击，在B一17机群起飞后，舰只立即向太平洋东遁。B一17轰炸机执行任务后，不再飞回航空母舰上，而是向西飞，准备在中国浙江省葡州机场降落。中国空军总部急电发往衡州机场，场长正在衡州城里花天酒地，未能将急电及时译出。机场执勤人员误为日本敌机，既不准B一17机群降落，还用高射炮轰击。美机只好继续飞行，由于油尽放弃飞机，飞行员被迫跳伞，其中大部分航空人员被当地中国军民救起，少数航空人员落人日军占领区，被日军杀害。有两架B一17轰炸机在日本投弹后，逸飞苏境西伯利亚远东地区降落。日本政府闻讯后，由驻苏大使佐藤向苏外长莫洛托夫要求引渡美机和空军人员。当时，译出佐藤发往东京密码电报的内容大意是：佐藤对莫洛托夫提出要求：“美空军轰炸日本后在苏境降落，应将人机交与日本方面。”莫洛托夫说：“苏联对美日交战持中立态度，苏联是独立国家，有自行处理之权，不能同意将美方人机交与日方。”佐藤又说：“这是苏联袒护美方的不友好行动，今后美军将会援例，在轰炸日本领土后，再飞到苏境降落，实际上是苏方与美国合作，攻击日本。”莫洛托夫说：“这次是偶然事件，今后如再有此类事件发生，当另行处理。”谈判很紧张，最后，佐藤要求苏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莫洛托夫拒作保证。会谈中，日本方面虽然作了种种威胁姿态，但日本企图苏联保证不再许可美军利用苏境空军设施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谈判结束后，苏联悄悄地将美国空军飞行员交还给美方，佐藤只好懊丧地向东京作了报告。 第二次谈判是在1942年秋，当时．有两艘悬挂苏联国旗的美国船只，满载着军火，由美国西海岸驶往苏联远东地区的海参威，在公侮上被日本巡洋舰拦截、搜查并扣留了。为此莫洛托夫在古比雪夫约见佐藤大使，要求日方立即释放在公海上被扣的两艘军火船。谈判过程很长，由佐臻发往东京外务省的密码电报达数十份之多。这次佐藤的态度非常蛮横强硬，要求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莫洛托夫推托斯大林元帅军务繁忙．无暇接见，如有重要问题，当代为转达。佐藤就说：“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大使，要求驻在国元首接见，竟遭拒绝，是国际法不可容忍的。如再不予接见，作为报复，我日本内阁东条首相也不接见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又说：‘旧本与美国交战，日本有权在公海上检查、扣留运载战争物资的船只。”莫洛托夫辩解说：”这两艘船是苏联从美国买来的，苏方有权在公海上行驶，苏联同日本在1941年签订有中立条约，扣留苏联船只显然是违反条约，应立即发还。”佐藤威胁说：“日本皇军赫赫武功，已占领整个西南太平洋及东亚各国，现时完全可以调齐兵力北进。”同时，佐藤发电给日本大本营建议说：“德苏战争爆发后，德国盟军已占领了苏联大片领土，日本应趁此大好时机．北进对苏联宣战。”并说：’旧苏谈判已处在刀欲出鞘的前夕，本大使已作好一切准备，立即可以下旗归国，请内阁在24小时内给予复电。”当蒋介石获此重要情报后，急切地要得到日本内阁的最后复电，特意要他的机要室主任毛庆样，亲自找到丁绪曾，配备最好技术力量，及时破译东京的复电，为此特意发给丁绪曾特别费1000元表示慰问、奖励。但东京的回电不是在24小时以内答复的，而是在第三天。复电的电文很短，当即译出，内容大意是：“经内阁讨论作出最后决定，日本政府将释放被我方扣留的两艘悬挂苏联旗帜满载军火的美国船，但日本不作出任何诺言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蒋介石是希望日本北进向苏联进攻，以减轻日方对他的压力。当收到这样的复电，蒋介石只是空欢喜一场。 1943年间，曾译出日本大东亚省发致南京日本驻汪伪大使的一份密码电报、内容大意是：汪主席来日本治疗宿疾，经小黑医师亲自动手术，将腹内一颗子弹取出，但不幸于某月某日某时逝世。此事暂时不宜公布，防止南京国民政府人心动摇，不利于大东亚圣战。最后，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问，由日本选定陈公博继汪精卫出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①后，才发布汪逝世的讣告，并将汪的遗体从日本运回南京，葬在南京中山门外梅山上。 1945年秋，当日本投降前夕，曾译出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发往日本大东亚省的一份密码电报，内容大意是：“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②，带同褚民谊……等一行13人．在日本军官某某一名带领下，从上海乘军用机飞往日本的米子机场着落，请大东亚省派员妥为照料，并把陈等13人隐藏起来。”日本宜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政府通告驻东京的盟军总部，要求日本当局交出陈公博等人，最初日本当局企图抵赖，不承认陈公博等人早已秘密抵达日本，后来根据该电报上所列的名单，勒令日本当局必须交出陈公博等13人，日本投降政府才被迫将陈公博等引渡给中国法办。 四、温毓庆、密电检译所和各派系的关系 温毓庆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要他搞日本密电码情报的，密电检译所又是蒋介石亲白掌握的情报机构。当温毓庆破译日本外务省密码电报，每天能大量提供日本重要情报以后，不仅为蒋介石所重视，而且特意在蒋的特别费项下拨出巨款．成立了常设机构，从而也引起了各派系的凯叙。因为这些情报，直接来自日本外务省和驻外使节，既具有真实性，又是极重要的敌方情报，情报内容涉及面很广，其中不仅有对华的侵略策略和具体实施方针，还牵连到国民党内部的重大间题，它关系到各派系的发展、成败。因此，任何派系如能掌握这些情报，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如能取温而代之，就可以取得蒋介石更大的宠信。再说，密电检译所每月还有一笔可观的结余经费和外汇专款，是一个肥缺，毛庆祥、戴笠等人都十分垂涎，千方百计企图从温毓庆手中夺过来。所以，温必须在国民党各权势之间敷衍、周旋，在夹缝中求生存。 温的主要政治背景是孔、宋，但孔、宋不可能过问每一个枝节细小的问题。现将温毓庆、密电检译所和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关系及勾心斗角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与蒋介石的亲信机要秘书毛庆样的矛盾 毛庆祥，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人，是蒋介石的同乡。蒋介石早年在留日期间，曾得到毛庆祥父毛颖甫的多次资助。蒋介石发迹后，为了报答前恩，让毛父充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领高薪在家纳福。蒋又帮助毛庆祥先去日本，后去法国留学。毛在法国学农科，回国后，在蒋介石手下当机要秘书，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副主任、代主任、主任．侍从室机要组组长，国民政府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等职。长期掌管蒋介石的"委员长”官印和“军事委员会”大印，保管着蒋介石的信函、文件、相片等档案。从30年代初到1949年l月蒋介石下野前，一直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1 叫9 年l 月离开南京，逃往海外当寓公。 1938年，毛庆祥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内成立了研究组，着手研究日本的军用电报密码。温毓庆从密电检译所派了我和一些研译人员去“支援”；同时，作为交换条件，机要室研究组将每天侦获的数百份日本军用密码电报，加一份拷贝送交密电检译所作研究之用。温皖庆对毛庆祥特别具有戒心。因为温在早年搞出中文密码电报的情报，不仅取信于蒋介石，成立了电务股，温还利用情报，追随宋子文在上海的公债股票市场上搞投机活动，从中发了不少财。以后，毛庆祥唆使温的妹婿黄季弼和聂文逊等人，在蒋介石那里控告了沮毓庆，使温掌握的电务股落人了毛庆样之手。 [①黄益三注：1939年筹备成立科军事委员会技术室”时，不是毛庆祥发起，也不是毛单独报蒋介石批准，而是温镜庆、毛庆祥、戴笠三方联名呈报蒋介石批准的。最初为了保密．故没有用“研究”二字。] 1939年，毛庆样等又向蒋介石建议，将国民政府内部搞密电码情报工作的机构、人员、设备合并为一个机构，成立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①。蒋介石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且合并机构可以集中人才、财力、设备，避免技术力量分散使用，故亦表同意。不过，蒋介石仍然认为温统庆的资望最高，技术方面有独创精神，在国民党内部没有第二人比温强，所以亲自提名要温毓庆担任技术研究室的中将主任；但由于毛庆祥是蒋的亲信，蒋又任命毛庆祥、魏大铭二人为技术研究室的少将副主任，并要毛庆样兼任该室的主任秘书，指定由主任秘书负责人事安排和支配经费的大权。这样的安排．温毓庆是坚决反对的，温为此曾向他的后台宋子文反映过。宋子文对温说：“毛庆祥也好，戴笠也好，这两个人都是魔鬼。”温毓庆太了解毛庆祥的为人，知道迟早会被毛取而代之的。他认为对付毛庆祥的最好办法，一是拉拢军统，牵制毛庆祥；二是从密电检译所内部加紧研究，力图在日本军用密码电报方面有所突破。如能取得成功，他就可以在蒋介石面前再提出请求，不实行合并．因为他在技术方面占有优势。 1940年5月，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成立，温毓庆和他从香港特意赶到重庆的妻子施惠珍通过多方活动，争取了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的支持，终于使蒋介石变更了原来的决定，免去毛庆祥兼主任秘书的职务，改由温毓庆全权处理一切。技术研究室的正副组长，也完全由温安排亲信和与他有渊源的人担任。不久，温去香港就医时，曾打报告给蒋介石，要第二副主任魏大铭代他主持室务。因为他怕毛庆祥一旦代理主任职务以后，大权又会旁落到毛庆祥手中。1942年，蒋介石多次派人要温毓庆从美国回重庆复职，温打电报给主任秘书王维钧，让其将蒋介石的命令转告毛庆祥。毛怕温回国复职后，又将从自己手中夺回技术研究室的领导权，急忙呈请蒋介石批准，在侍从室内增设一个机要组，由毛任组长，规定技术研究室一切人事、经费等重要问题，均得报请侍从室机要组批准。温得知这样情况以后，当然不愿回来出任技术研究室主任，以免再受制于毛庆祥。事实证明，后来密电检译所合并到技术研究室不久，技术研究室就被毛庆祥完全掌管了。从此，温再也不敢回国了，先在香港，后去美国，抗战胜利后，又回香港当寓公了。1947年至1948年，温硫庆夫妇曾秘密回上海、南京一次，将他在南京自置的一幢花园洋房变卖了，所有事项均由妻子施惠珍出面办理。温本人住在上海中山公园某处，回避与亲友或老部下相见，主要怕蒋介石问罪于他，或是要他再出来工作。 （二）与军统峨笠、魏大铭的矛盾 戴笠，浙江江山县人，黄埔六期学生（未毕业）。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局长，实际是军统最主要的头目，中国的“盖世太保”，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权势的特务头子。 魏大铭，江苏金山县（现属上海市）人，密电检译所电台的顾问。早年在上海某私人办的无线电学校毕业，历任如恿部上海无线电台报务员、台长，上海国际电台报务长，30年代由胡宗南介绍给戴笠，为军统建立了特务通讯网络。他在军统局里，历任通讯科科长，第四处少将处长兼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处长，军统局密电组组长，1940年，任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少将副主任、代主任，军统局特种技术室主任①。1945年日本投降后，魏因贪污而被戴笠关押，待戴笠死于空难后才被释放，出任国防部第二厅第一司司长、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兼第二厅技术研究室主任，解放前夕逃往台湾。早在抗战前，密电检译所破译日本外务省密电码情报后，为了更多更快地侦收日本方面的密码电报，温毓庆找到老部下魏大铭物色报务员，聘魏为顾间。从此温毓庆就和军统搭上了关系。温毓庆在1935年底，接受军统的要求，同意军统派人来密电检译所学习技术，如研究员赵世康、研译员夏隆坚都安排在密电检译所的研究部学习。1939年，戴笠从美国找来了密码专家奥斯本.雅特莱，并带了大量的资料，在军统局第四处之下，成立了密电组，配备三四十名研究人员，企图利用雅特莱的技术指导，来攻破日本军用密码电报。作为交换条件，密电检译所于1939年派出了杨肆等四名技术人员，从昆明飞到重庆，参加了军统局密电组，共同研究海军船舶密码电报，因上文已有提到，不再重述。 1939年间，温毓庆在重庆一时找不到寓所，戴笠为了拉拢温，曾邀温住在戴的家里；同年下半年，温才在重庆上清寺学田湾衡舍找到了一幢洋房，除作寓所外，还供研究部办公和研究人员住宿之用，这样也便于他可以参加研究工作。从1939年底到1940年初，蒋介石已下令成立技术研究室，并确定密电检译所归并到技术研究室，由温担任中将主任。从温的资望、经历、技术各方面来说，无人可以与他争夺主任的职位，因为温有博士学位，又是搞密电码工作的开山鼻祖，技术方面有一套；但由于毛庆祥是蒋介石的亲信，不仅取得该室少将副主任的职位，还被授以主任秘书兼掌人事、经理大权，温将被架空，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这时，温毓庆只有与戴笠联合起来，才能与毛庆样抗衡。在那段时间，不仅温常去戴处商谈，戴笠也经常到上清寺学田湾衡舍温的寓所密谋对策。戴笠当然不是真心诚意与温合作，而是由于军统在技术力量方面还比较薄弱，想利用温毓庆先掌权来对付毛庆祥，然后积累和培训技术力量，有朝一日，再取沮而代之。总之，他们两人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温毓庆以后看到技术研究室派系复杂，事情难办，就借口患绦虫病，需去香港治疗，报请蒋介石准给病假，并指定魏大铭代他主持室务。不料，魏代理主任后不久，就野心暴露，企图将技术研究室纳人军统的势力范围之内。温毓庆闻知这种情况，就不愿也不敢再回重庆复职了。温的妻舅施家干，时任技术挤究室第五组少将组长，1940年秋，去侍从室请求蒋介石接见．向蒋汇报该室的复杂情况。当天，施去侍从室时，特意借用温毓庆“京825号”小轿车去曾家岩，正巧戴笠也去侍从室，因温曾借住在戴寓，戴笠不仅认出温的“京825号”轿车，还熟识司机老杨，戴立即追问司机老杨，是谁来看蒋委员长了。老杨如实告知是施家干先生。戴笠当即通过侍从室的熟人，打听到蒋介石将派施家干去香港一行，要温统庆回重庆主持技术研究室工作。戴笠马上进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报告，他正巧有公务要去香港亲自处理，可以代替施家干去香港，顺便请温回重庆。这样，戴就讨取了请温回渝的便命，阻止了施去香港。况且，当年军统已控制民航，凡是乘飞机买票，都得由军统批准，施也是无法逃过这个关口的。 戴笠去香港后，就住在温毓庆的家中。戴当面传达蒋介石要温回渝复职的命令，同时，又分析技术研究室的复杂情况，使温疑虑不决。因为温的病假已超期，未经蒋介石批准续假，可以算是“久假不归”，也可以算“擅离职守”，都够条件问罪处分。 温毓庆在香港有不少熟人，包括香港政府内部的重要官员。在戴笠离开香港回渝前，温的友人急去劝告他．千万不要去机场为戴笠送行，并告知戴笠已要求香港当局将温押送回重庆，但未获香港当局的同意。友人认为温一旦去机场，有被戴笠挟持上中国飞机的可能，上了飞机，香港当局也就无法再出面阻止千涉了。这是主任秘书王维钧在后来去香港向温汇报技术研究室情况时，温亲自告知王维钩的。温毓庆虽然摆脱了困境．留在香港当寓公，但在重庆的技术研究室里，军统戴笠、魏大铭和毛庆祥之间斗争日益激化。最后，毛庆祥因有蒋介石做靠山，将全部军统人员从技术研究室排挤出去，毛庆祥遂完全控制了这个机构。 除此以外，温毓庆、密电检译所和何应钦、康泽也有不少瓜葛和矛盾，前面已有提到，这里不再重述了。技术研究室成立后，军政部何应钦名正言顺也可以获得日本方面的密码情报，一时尚无必要直接拉制技术研究室。何应钦也知道，蒋介石亲自掌握的情报机构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不过，如今改由军政部派会计人员，监督技术研究室的预算开支，它和密电检译所的情况不同，要按公开的军事机构办理会计审核开支的手续。但温梳庆还力争他有特别开支费，一是每月500美元的预算，为的是支付美籍顾间雅特莱的月薪；二是每月3000元港币和2000元法币的特别费，专供主任温硫庆的特需之用，只需主任开个条子就可支付，无需注明用途。这笔小额外快，当然引不起何应钦重视，也就不与温计较了。 (1961年） 密码电报研究机构内幕 叶钟骅 【作者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第一组副组长。】 我原是一个电报通信工作者，从1922年起到1938年期间，先后在保定、烟台、北京、苏州、南京等地电报局当过报务员，也担任过青岛电报局的业务长，做过交通部电政司业务科的科员工作。我进人密电研究机构，是在1936年4月开始的。当时我正在交通部电政司业务科工作，同年l月，新任电政司长温毓庆奉蒋介石密令筹备成立密电检译所，指定要在短时期内把日本政府的密码电报译出呈报。当时温统庆除在外面招聘人员外，也想在电政司内物色适当人员，不久，他了解到我对日本语文有些基础，恰巧这时上海日本电信局长嬉野八郎到南京有公事与温面洽，虽然他们可以用英语直接谈话，但温仍叫我任他们的临时翻译，经过这次“侧验”后，他觉得还满意，当天傍晚就约我谈话，要我参加研究日本密电工作。我就从4月初起正式进人密电检译所；随后，跟着机构的改组我也参加了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一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从1945年9月起，我又回到了电信工作岗位，担任了交通部电信总局业务处的通信科长。本文仅就我在国民政府密电研究机构工作期间所见闻的内幕情况作一回忆。 一、最初的密码电报研究机构― 电务组（1930一1940) 电务组在名义上是属于国民政府的一个秘密单位，但事实上所有研出的译稿和其他公文．均要由蒋的机要秘书毛庆祥转呈，因此温与毛产生了矛盾。不久，电务组改由温的妹婿黄季弼负责主持。 电务组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部分，一部分是侦收部分，其他是事务人员，研究部分设主任研究员，由技术比较突出的充任；侦收部分（即妙收密电的电台部分）设领班一人，管理全体报务员工作。 电务组的机构维持达十年之久，即从1930年到1940年，最初人数不到十人，以后陆续调进又陆续调出，到1940年4月，共有三十余人左右。 由于电务组的工作性质与其他情报特务机构有密切关系，因此军统、中统均先后遴派人员进人电务组受训后参加工作。 电务组研究材料的来源有二：一是由各地电报局抄送来的；二是由自设收报电台侦抄来的。研究的对象，都是非蒋嫡系部队的密码电报，也包括红军和以后八路军的密电。 电务组的工作成绩，开初比较突出，这是由于当时各部队编制密电的水平很低，因此容易把它破译出来。以后，随着密电本编制方法的日趋严密，电务组的工作相对地感到困难。到了1940年初，电务组的工作已不被人重视，同年4 月l 日奉蒋介石令归并于军委会技术研究室。 1930年蒋介石、冯玉样两军在归德、兰封一带混战，这一战，冯玉祥是打着“反对独栽，，的旗号想夺取中央政权进占南京，而蒋介石则是消灭异己，扩展个人势力巩固其反动政权。因此双方调集大军拼力以赴。当时一般认为，冯玉祥的西北军纪律较佳，且勇敢善战，击破蒋军较有把握。但是经过几个月的窿战，却是冯军败北、蒋军胜利。关于这一战的胜败原因，连许多西北军的高级军官也搞不明白，有的人以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把失败归诸于命运；实际上，主要原因是当时冯军使用的密码被蒋方完全破译，冯军的军事机密全部泄露，哪有不失败之理呢？ 电务组当时破译玛军的密码极为神速，甚至冯方什么时候更换新的密码本，用什么密本，也事前从密电中了如指掌。因此所有冯军的密电，凡是电务组能抄收到的，不仅完全能够译出．并且非常迅速，能够及时利用不失时效，冯军的失败，当然是肯定的了。 上述情形，冯玉祥后来是知道的，因为在作战中冯军从俘获蒋军的文件中，就发现了自己发出的作战命令已被敌人知道。据说后来冯玉祥曾密派人到上海谋刺温筑庆，因温毓庆警觉地躲避而没有能得手。温毓庆在谈话中常流露出自己在这次战役中对蒋立了大功。 电务组除温毓庆、黄季弼外，先后在研究工作上比较突出的有聂文逊（毛庆祥系）、李直峰（中统）、竺烈民、周秉刚（军统），及黄绵民、黎椿寿、黄佩钓（温毓庆系）等人。 二、密电检译所第一阶段（1936一1937） 自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以换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他高喊“栖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空言栖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等亡国口号。无奈日本步步进逼，继何梅协定之后，又要求华北五省“自治”,“冀东自治政府”接着傀儡登场，蒋介石的反动独裁政权，在强大外力侵人下，也觉得岌岌可危。蒋介石为了进一步谋取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重欲探悉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因此命令温毓庆成立密电检译所研究日本政府的密码电报，要求尽可能在短时期内译出呈报。温原在上海担任交通部国际电信局长，为了工作上的便利，蒋特下手令，任温为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温便子1936年l月1日到南京接事，接着就于南京莫干路17 号成立密电检译所。 密电检译所最初成立时，研究人员除温本人外，只有其清华大学老同学连某某及日本大学毕业的霍实两人。到了1936年4月，有叶钟弊及王维钧两人（王是温的电政司秘书）加人工作，随后，又有朝鲜人王良诚参加（王原名阂石麟，系韩国独立党觉员．曾被上海日本总领事馆拘捕拷打，几濒于死）。温、叶、王（维钧）三人只于晚间到所参加研究，白天仍在电政司办公。 温毓庆利用电政司长的地位，下令国统区各地电报局，把经手发出的日本使领馆密电底稿抄送一份寄电政司，由其秘书王维钧带至密电检译所研究。 当时日本大使馆馆址名义七设在北平，实际在南京，领事馆则遍设沿海沿江各地如天津、上海、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济南、青岛、烟台、九江、汉口、重庆等城市，各地领事馆与大使馆之间、各领事馆之间，及使领馆与东京日本外务省之间来往电报数量很多。这些电报都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绝大部分是密码电报，也有一小部分是日本明文。所有这些电报，除以小部分付费交当地电报局传递外，其余都交自设的秘密无线电台发出。 密电检译所把收集到的日本外交明密码电报材料分类研究。日本外交密码电报经统计分析后．发现大致可分四类：有两类是替代法，一类是替代加移位，最复杂的一类是机器密码。 日本外交明码电报材料是非常有用的参考材料，从这里我们得出了常用语和常用假名的频率曲线，用这些曲线和密码统计的曲线相对照，发现有些部分相似，有些部分不相似。经过多方面的探索研究以后，最后发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原来日本密码电报里为了正确地使对方弄清楚中国的地名或人名，不得不加注汉字，这些汉字就利用明电码本的次序排列。这一发现肯定了许多已经假定的一些日文“假名”和数字，并且增多了很多其他假名和拼音短语，从而奠定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电报的基础。约在1936年6月下旬，译出了第一批日文密码电报。 第一批日本外交密码电报译出后，温毓庆就增添设备，补充人员，以便进一步深人研究，增加译出份数的数量和质量。 增添设备的目的是扩大密码电报材料的来源。如前所述，日本驻华便领馆所发的密码电报，除一小部分付费交由当地电报局传递外，其余大部由自设的秘密电台拍发。温毓庆为了侦察这些电台的通信频率和时间，曾密派电政司的稽查电台人员，携带收报机到日本大使馆附近侦听。结果找到了它们的全部通信联络网。并且抄到了它们发出的密码电报。由于稽查电台人员和机件另有专门职务，不能长此兼抄日本密电，所以温镜庆向蒋介石请准一笔外汇，向国外购人手抄收报机八台，自动收报机六台。报务员由其旧部魏大铭（曾充上海国际电台报务长、军统分子）招聘了三十余名，交由军统报务员梁伯伦负责管理，并聘魏为密电检泽所顾同。 关于补充人员方面，温碗庆为了不使每一个研究人员获悉技术的全部过程，采取了研译、研究和统计等三部分的分工制度口研译部分以霍实为首，除叶钟黔外，增添了袁学海、孟广治、黄卓流、王滚、张汉炎、陈敦常等留学日本归国人员，并从莫干路迁移到鼓楼四条巷西桥一号，不久又迁往钻岭路74号；研究部是新设的，以杨肆为首，增添了杨贻清、李立民及杨任等大学数理系毕业的人员，这部分专门研究密码的组织，研究完成后，交研译部分译出文字，他们与研译部分立，自赁房屋于颐和路一号；另外，成立统计部分，由温的亲信刘式如主持，共有统计人员约三十余名，这批人员由温毓庆委托康泽主持的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交通队招收青年学生，到南京接受短期训练后参加工作的（后来密电检译所的对外公开名称，就称为中央军校特训斑交通队）。 密电检译所增添设备以后，不仅能抄收日本驻中国各地使领馆所发的电报，并且驻在香港、澳门、东京、华盛顿、伦敦、巴黎、柏林、里斯本、马德里、莫斯科、海参威、里约日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各地的日本使领馆所发电报，以及日本外务省给它们的指示，也能从自动收报机中抄收到。 研究及研译人员增加以后，不仅译出的份数增多，质量也提高了。当时每天送呈蒋介石的约有二十到三十余份。 译出的密码电报，除派人送至机要室转呈蒋介石核阅外，另外加抄两份，分别送呈宋子文及孔样熙各一份。宋子文不在国内时，只送孔祥熙一份。 密电检译所的经费，由温毓庆开具预算经蒋介石批准后，令财政部照支。由孔祥熙保举的谭廷辉任会计．每月到财政部国库司李悦司长处面领。 以上是密电检译所在南京时的情况，1937年11月底，因上海沦陷，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截断沪杭线，步步向南京进逼，该所遂随同各机关经由铁路向汉口转移。 三、密电检译所第二阶段（1938一1940) 密电检译所自南京转移至汉口后，即开始工作，研译部分设在汉口西商跑马厅怡和村八号，研究部分在附近兰道老路三号，电台部分分设汉口江汉路华中里及长沙南门外幼幼小学两处。各部分都添了一些人员。 此外，温毓庆为了充实材料来源，特秘密托人在香港收买经由香港大东及大北水线电报公司收发的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与东京外务省往来的密码电报。这些电报底稿用照相摄下后寄汉口密电检译所，交由研究部分用放大镜抄录下来，然后进行研译。这项工作一直到武汉沦陷前夕才停止。 徐州沦陷后，温毓庆下令大部分人员疏散到桂林，留少数人员在武汉工作。武汉保卫战前夕，这部分人员也从武汉撤退，先到长沙，后到南岳，最后在桂林集中，并建立工作。 由于桂林遭受日本飞机轰炸次数增多，每天长时间在空袭替报之中，无法展开工作，所以又决定迁往昆明，1939年1月即开始转移。 在昆明工作期间．组织方面没有多大变动，只是人事方面略有更迭。如研译部改由孟广治负责；研究部内又设整理部，由杨贻清负责；电台部由张稚掉负责，各部继续增添了一批人员。 研译及研究部增添的一批人员，是由温毓庆委托其在香港的亲戚赵教授（广州岭南大学教授）训练的。这批人员是由赵教授从广州岭南大学招募来的，在香港训练一年后，即经由越南海防、河内搭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 电台增添的一批人员，是由温毓庆委托军统黔阳训练班训练的，训练半年后到昆明工作。 此外，研究部增添了两个由军统派来的研究人员。一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夏承权，一是军统中文密电研究员赵世康。 1939年5月，温筑庆又令叶钟弊、杨肆、陈振泰及王良诚等四人临时出差，到重庆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工作三个月，7月间返昆明。 昆明的工作地点是研究部：同仁街8号；研译部：华兴巷1号；电台部：百寿巷一号。 1939年下半年，蒋介石左右酝酿各密电研究机构合并，密电检译所奉令迁往重庆工作。同年10月起，即开始转移，工作地点在重庆南岸黄桶枉新村。 1940年4月1日，密电检译所奉蒋介石令裁撤，所有人员、机件、经费等移交于军委会技术研究室。 自从上海、南京沦陷敌手，华北广大地区也遭日军蹂嗬以后，国内大片地区已成为日军统治区，日本驻华领事馆在沦陷区内星罗棋布，每天发出密码电报较前倍增，但大多数是报告沦陷区内经济生活、治安状况及其他有关政治、军事情况，少数是报告蒋管区情况及其他报道。其中被密电检译所截获的比较重要的情报，就记忆所及录之如下： （一）汪精卫在武汉时的投降活动。 据当时香港日本总领事发致日本东京外务省的密电称：“据可靠方面消息，在最近即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前夕，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亲日派，正积极展开对日礴和活动。他们认为抗战到此地步，失地千里，生灵涂炭，目前已无可战之卒，亦无可筹之炯，只有对日嫌和，才能救民于水火。蒋已成为翅出各党派及各民族之上的领袖，他纵不为自己，也必为国家深思熟虑也。” 按当时译出的日本外交密电中，每天必有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对日和谈活动的消息，其中列举了许多汪左右的名字，其中包括曾仲鸣、陶希圣等人在内。上述一电仅只记忆比较清楚的一份罢了。 （二）日本军人与汉奸们自由出人武汉。 在日本外交密电中，关于汉奸们所发的情报，一律用代号。例如：“据Ac谍报称……”当时汉奸们用的代号很多，如”AC”、“BS”、“AY等等。此外，我还发现一份密电，其中报告一个日本军官竟然随同汉奸自由出人武汉，没有受到阻碍。原电是由天津日本领事馆发致日本东京外务省的，其内容概略如下： “据最近从汉口归津的山本少佐改汉口的一般情况如次（山本少佐是随同一位到汉口经商的华人搭轮赴香港，再乘中国航空公司飞机赴汉口的）：汉口市面上一般秩序良好，军方飞机来袭时，都躲人防空洞或防空室内，夜间来袭时，实行灯火管制，但法租界内电灯不灭，一般市民对抗战不关心，物价尚稳定...” （三）事先从日方密电中侦悉日本军队攻占广州与日本飞机轰炸滇越铁路的情报。大约在广州被攻占前半个月的时间，日本东京外务省对驻华各使领馆发出这样一封密电：“据军方确悉：为了迅速结束支那事变，我军将以海陆两栖部队攻击广州，并在适当时机，我空军将轰炸河内至昆明铁路，以截断对敌方的供应线，希向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为要。” 尽管日方的军事计划被蒋介石事先获悉，但广州却仍然在数十小时内被敌人攻陷，而滇越铁路遭日机轰炸如人无人之境，那就更不用说了。 （四）日本与西南地方代表的秘密河内会谈。 据1939年6月间，日本驻越南河内公使馆发致日本东京外务省密电称：“昨晚在当地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代表举行时局恳谈会，我方率先表示合作的诚意，希望他们善处。他们先后发言，一致表示对我方的诚意，衷心感激。但应侯日军接近防区时，才能表示鲜明的态度，目前不得不暂时观望，以待时机，请我方谅解。我方表示希望代表们经常与我方保持联系，他们对此无异议。” 这封密电译出后，密电检译所因当时在昆明工作（即在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区域）,除以最慎重的方法密呈蒋介石外，即计划迁移至重庆工作。但蒋介石对这封密电的重要性，没有听说有什么表示和行动。 四、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1939 一1940） 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隶属于军统局本部，由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兼任主任。研究室内主要有研究及统计两个部分。研究员有刘宝岩、王怀仁、蔡锡暇、纪某某等四人，原对中文密码有经验，从电务组调来，成为这个组的主力。统计员共有三十余名，是从黔阳训练班调来的。另外，有高级干部陈祖舜、邱沈钧两名，系中央军校六期毕业，除参加研究工作外，兼做行政管理工作。 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聘有美国密码专家雅特莱任该组技术顾问，指导研究工作；由担任总务的颜某某任翻译。 该室另有一名日本空军俘虏中山某某参加研究工作，由日本留学归国的关振铎及张铭勋两人担任翻译。 该室设在重庆神仙洞街某号．原系一四川军阀的住宅，有坚固的地下室，空袭警报时，都往地下室躲避。 该室管理方法，完全按照军统自己那一套，出入大门必须具备出人证，由门口警卫室检查，违者要受禁闭处分。同时，军统负责人鼓励大家打“小报告”，互相监视。凡认为思想不稳、对军统怀有三心二意者，马上有受处分的危险，轻者关禁闭，重者人牢狱。 该室兼主任魏大铭经常到室询问工作情况，有时军统局长戴笠也到该室巡视，大家称他们为“魏先生”、“戴先生”。 该室研究的材料是日本海陆军密码电报，由军统局侦侧总台供给的。该台人员都受过军统的训练．事实上也是军统组织的一部分。 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所聘的美国密码专家雅特莱，是军统局不惜耗费巨额外汇，特地委托驻美大使施肇基转向美国国务院征聘来组指导工作的。他于1939年初从美国经植香山、马尼拉、香港、河内而到达重庆。 军统局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气力向国外聘请专家呢？这是因为在戴笠看来，摘情报工作应该由军统局独揽，而现在却由温毓庆在密码情报方面占了上风，从而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捞得了巨额的金钱，这在戴笠思想上是不能容忍的。但是温往庆是四大家族之一宋子文的表弟，背景很硬．既不能以利来拉拢他，又不便以威胁来控制他，所以不得不另想别法来战胜温毓庆，从而搞垮温硫庆。军统头子们相信只要在技术上有所成就，他们的计划就可实现，所以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的化名叫“徐图成”（即慢慢地搞总会成功的意思），很能说明他的企图。那么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当时抗战已一年多，日本军用密码还没有攻破，如果在这方面取得成就，就可把温毓庆的密电检译所吞并，所以他们不惜重资聘请这位专家来指导研究日本海陆军密码电报。 这位美国专家亲自带来好几本资料和密码研究理论书籍。这些资料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攻破德军密码的记录和美国密电研究机构（黑室）攻破日本外交密码经过情形的摄影底稿。他很自负，瞧不起中国人，对王怀仁、刘宝贤、蔡锡暇、纪某某他们四个人直呼“BOY"（男孩子），不呼姓名。他在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办公室里做指导研究工作，每天平均不到一小时，绝大部分时间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军统在物质上对这位专家的供应十分殷勤周到，特地为他在重庆学田湾置一所小洋房住宅，一辆专供他坐的轿式汽车，每天吃丰盛的西餐。 军统虽然这样优待他，他还是不满意，认为军统头子们不相信他，对他的建议不理睬。他还时常发牢骚说：“我不在办公室里时，他们把我的东西乱翻，他们企图发现什么呢？”这个美国专家”所喜爱的只是金钱与美色，当美国不准出版他的《黑室》著作时（因为这是泄漏美国国防机密行为），他为了金钱，就改在英国伦敦出版。他在重庆的生活主要是饮酒与漂妓。 如上所述，军统聘请美专家雅特莱到重庆指导研究日本军用密电的目的，是要吞并温毓庆主持的密电检译所。而温毓庆为了维护他的既得地盘起见，也想在攻破日本军用密电方面做出成绩来与军统竞争。现在眼看着美专家已到重庆指导军统的密电研究工作，如不急起直追，密电检译所就要落居人后，难免要被．人吃掉。因此温硫庆很想派几个比较技术高经验多而又懂英文的研究人员，前往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的美专家处取经，然后回来指导工作。军统头子们原来指望美专家到达重庆指导工作后，日本军用密码的破译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可是几个月的结果，美专家对日本陆军的数字密码一筹莫展，连什么样的编制方法，也摸不着头脑；看来，要想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解决这个难题是不可能的了。那么，花了这么多的钱而且还要继续花很多钱来供养这位美专家，不是要受蒋介石左右的责难吗？因此他们也愿愈邀请温毓庆来‘合作”解决这个问题，藉以分担搞不出名堂来的责任。在这样双方各怀鬼胎的情况下，戴笠和温流庆达成了所谓“技术合作”的协议。 技术合作协议达成后，温即发电到昆明（当时密电检译所在昆明），指定扬肆、叶钟哗、陈振泰、王良诚等四人迅速从昆明搭飞机前来重庆。杨肆等四人到重庆后，住小梁子成渝饭店三楼。温魄庆对他们说：“这位美国人的技术虽然已经过时，但是他带来的几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两国攻破德国陆军密码的技术资料很为珍贵，你们可以在那里仔细地阅读一下，并把重要地方笔记下来，我要随时调阅。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后，即返昆明”。由于杨肆等四人早已从密电检译所的军统人员方面获悉军统对其属下人员的恐怖统治，因此向温跳庆提出：（一）不接受军统津贴；（二）不接受军统提供的伙食及住屋；（三）不受军统管理的约束等三个条件作为前往军统工作的保证。不久．魏大铭亲自到成渝饭店晤面，当场承诺杨肆等四人前往工作的三个条件。当天晚上，戴笠会同魏大铭在重庆国际联欢社宴请温毓庆、施家干（温的妻舅）及杨肆、叶钟黔、陈振泰、王良诚等六人，席间戴笠与温毓庆都表示军统与密电检译所的技术“合作”，不要被中统知道。次日起，杨肆等四人开始前往神仙洞街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工作。 当时美专家雅特莱还不知道密电检译所早已把日本外交密电攻破。所以他在初次会见杨肆等四人时，依然傲慢异常，直呼杨肆等四人为“BOY"，甚至还说：“叫你们盯OY是表示亲热。”在工作方面，他说：“有一种50指标的日本海军密码可能有攻破的希望。”经过三个月的研究过程，这种日本海军密码终于在全体协力下被完全攻破。但攻破时，因日本海军早已不用这种密码，失去了时效。 杨肆等四人由于在军统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奉温毓庆命即搭飞机回昆明。临行前，魏大铭约见了叶钟弊，恳切要求叶留在军统工作，叶坚决而委婉地拒绝了魏的要求．仍和杨肆他们一道回昆明。 日本陆军电台每天所发的数字密码电报，数量庞大，但是它的性质如何？怎样组织的？在一个时期内，成了密码研究人员的一个谜。这个进底，一直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送交蒋政府一本日本陆军密电稿底本后，才被揭开。 美国专家雅特莱曾表示日本陆军密码的秘密，必须有适当的参考资料才能攻破，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方面军队中每一个连内部有专人负责在战场上抢收敌人有关的密电文件，如有所获，立即上缴，所以能够及时地解决问题。”他建议中国军队中也要这样做。但是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怎能俘获日军的密电文件呢？他的愿望只能是一种幻想罢了。 直到1939年7月，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收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缴来的一本日本陆军密电稿底本，这才初步解并了这种密码的编制方法和它的底本规模。 八路军俘获的日本陆军密电稿底本，据说是平型关大捷的战利品，有了这样好的参考资料，可以说就有充分条件攻破日本陆军的密码。但是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指导下，加之密电机构负贵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就不可能集中人力物力对日本陆军数字密码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所以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把它攻破。 在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里有一名日多空军俘虏中山某某，他是日本空军的无线电报务员，在某次轰炸重庆时，被高射炮击中后空降下来被俘的。 中山年约二十岁左右，对日本空军无线电通信方面极为熟悉。军统对他非常重视，专辟一室供他住宿与工作。有什么问题要查询，就提给他，要他书面详细答复。他写了许多有关日本空军通信方面的资料，其他密电研究机构经军统同意后，也可派人找他谈话。当时机要室研究组研究方面的负责人霍实，曾几次到军统和他谈话，探询关于日本陆军密码方面的同题。 中山虽已被俘，但他对“皇军必胜”的信念仍很顽固，当我对他介绍中日战争形势，指出日本经济资源蝎级，不能长期支持时，他报以冷笑，甚至忘掉他是战俘身份，竟鼓吹日本大和民族’‘优秀”的谬论，直至被斥责后，始恍然醒悟，开始老实下来。在后一个时期军统对他非常优待，供给他西服穿，在军统研究员张铭勋陪同下，能自由出外理发洗澡及买东西。 五、机要室研究组（1938一1940） 机要室研究组的建立，是1938年夏天开始的。当时日本外交密电虽已破译，但日本军用密码还待研究，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毛庆样（蒋介石的表侄），趁机把这个任务抢在自己手里，如果工作有所成就，则更加得宠于蒋，可以从中捞一笔大钱；如果不成，也算是蒋介石属下密电研究单位之一，可以分享其中好处。但是他自己没有班底，只是利用他与蒋介石接近的地位，要求密电检译所及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供给研究人员和通信器材；并要求温毓庆调霍实为该组的研究方面负责人。因此该组的成员各派系都有，好像一个大杂烩。其中有霍实、招有泉、张汉炎、黄绵民（温系），陈祖舜（军统），陈敏孙（毛系），潘锡康、池步州（中统），等等二十余人。电台部分，大部分系军统报务员如昊鹏等；少数是“东北舰队”上的无线电报务员，如钟德华、贺铭、袁式谦等。 机要室研究组自从1938年成立以后，一直到1940年4月裁撤时止，完全没有搞出东西来，有些成员先后调回原单位。自从1939年下半年蒋介石有意把各密电研究单位合并的消息传出后，这个组的成员就盼望合并早日实现，而在毛庆祥方面原以这个单位为政治资本以便在将来的新组织中占一席位，因此虽然一直搞不出东西来，也没有把它解散。以后毛庆祥当了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副主任、代主任，一直到主任，可以说就是依靠这个组起家的。 六、军政部交通司译电组（1939一1940） 军政部交通司译电组的研究密电部分，人数很少，仅有研究员池步洲、贾秉文、昊玉良、朱少先、张善德等五人，他们都是七七事变前后从日本归国的，以池步洲为负责人，电台部分由军政部交通司原来的无线电台担任抄收工作。 这个组的研究对象也是日本外交密电，而且一成立就能译出情报送呈军政部长何应钦。这是什么缘故呢？这里面反映了各派系争夺的花招。 如上面所说的，军统想吞并温毓庆的密电检译所，但自己没有技术成就提不出来；同时毛庆祥也想以他的机要室研究组为基础吞并密电检译所，但他的研究组毫无成绩更提不出来；眼看温毓庆独占密电检译所，掌握巨额现金和外汇名利双收都非常妒嫉，因此千方百计想破坏温晚庆的独占局面。同时，机要室研究组研究部分的负责人霍实（他原来是密电检译所的研译部分负责人．1938年夏被毛庆祥指名调去的），奉命研究日本陆军密码，一年多以来，毫无成就。觉得异常苦闷，万一研究组与其他单位合并，他深恐自己没有较好的职位，因此也想在打破温的独占局面方面出一把力，来讨好毛庆祥与军统。在这样一种默契下，霍实把日本外交密码的破译秘密，全部教给研究组的研究员池步洲，并由军统介绍给何应钦，成立译电组，每天译呈日本外交密码的情报。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打破了温毓庆的技术独占局面，迫使温不得不同意把密电检译所合并到统一的掀勾中去，从而军统头子与毛庆祥可以分享其中好处了。 机要室研究组于1940年4月裁撤，合并于军委会技术研究室。 七、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第一阶段（1940一1941) 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组织成立，是经过一段相当时期的酝酿才实现的。1939年下半年，蒋介石授意要把所有密电研究机构合并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以后，温毓庆是不愿意的，根本不理会这件事，甚至公开对密电检译所人员说：“你们不可轻信谣言，要安心工作。”但是各方压力却愈来愈紧，特别是军政部交通司译电组成立，打破了温的技术独占局面以后，毛庆祥与戴笠就加紧向蒋介石进言说，温毓庆如何浪费公款，任令密电检译所职员随便搭乘飞机来往每月经费开支如何庞大等等，蒋介石接着召见了温统庆，要他出任这个统一机构的主任并下手令：“委温毓庆为主任，毛庆祥、魏大铭为副主任，以毛庆祥掌经理，魏大铭掌人事。”这个手令一下，温镜庆更不愿意了，没有钱、没有权，这个主任成了一个空头招牌，明明是要温走路，还说什么要他负“重大责任”，所以温气愤异常，几致得病，他的妻子施夫人特地从香港飞来照料温的生活起居。同时，她在重庆大显身手，四下活动，由于她是驻美大使施肇基的本家，又是宋美龄的留美同学，所以为了温的问题，每天奔走宋美龄和其他蒋介石左右之门，要求在蒋介石面前替她丈夫说好话，不久，蒋介石第二次召见了温统庆，叫他赶快成立新组织；温当场表示不掌握经理与人事不能干。蒋介石遂另下一手令：“委温毓庆为主任，毛庆样、魏大铭为副主任，所有经理、人事由主任全权处理。”这个手令，满足了温的愿望，使他无法拒绝成立这个新组织。事实上，温也觉得踌躇满志．高兴异常。按照他的计划，新组织定名为“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先成立六个组、四个工作队。当时不待正式组织成立，就发表叶钟峥为第一战地工作队队长，驻宜昌，研究和侦抄日本陆军前线电台所发的材料，立即带领人员和机件驰赴宜昌。温毓庆特地亲自送行，热烈异常。但是这种气氛到了技术研究室正式成立后，就立即消失，因为当时发表六个组的组长，其中五个组是少将级，独第四组组长方砚农是上校级。方是军统分子，趁机和温为难，不仅要求提升他为少将级，并且胁同第四组军统分子要求加薪，否则他拒绝前来就职。这是魏大铭指使军统分子存心捣乱，企图把温挤走．以便取而代之。由于这些问题温无法解决，他就萌退志，想不干了。 温毓庆当时还是交通部的电改司长，这时交通部长张嘉傲和部内一些高级官员们时常乘飞机来往香港、重庆之间，温硫庆为了医治他的目疾，又因他的家眷住在香港，也是每一到两个月内就要去香港一次，技术研究成立后，因上述困难间题无法处理，所以他于1940年5月间（成立后一个月）飞往香港后，就一去不返，技术研究室主任职务就由魏大铭自行代理，后来就被蒋介石默认了。 在戴笠方面，觉得温镜庆这样自行去职，而由魏大铭来代理主任职务，也就是由军统来掌握这个统一机构，多年期望的目的，已经实现，自然满意异常。但是蒋介石知道了温去港不返，却很为不悦，要戴笠把温设法弄回重庆，不许离开。戴奉令飞赴香港与温晤面，劝温回来，一切问题可由戴协同解决。戴恐怕温还是拒绝返回重庆，不能复命，所以他备好中国政府致香港政府的正式公文，要求把沮扭庆逮撤；引搜解回重庆。这干消息，据说有一位英国友人告诉了温毓庆，温大为震恐，就由英国友人设法购买飞箭号民航机票飞往美国。当时宋子文在美国负责中国战时物资供应处的工作，温就在那里工作了。 温毓庆去美不返，魏大铭就无限期代理下去了。 由于温毓庆于技术研究室成立后一个月就飞往香港一去不返，因此在第一个阶段内(1940年4月一1941年4月），该室组织就有一些变动，现将温毓庆确定的组织与魏大铭代理主任后的组织变动情况分别述之如下： 温毓庆确定的组织阵容 第一组（研铎日本外交密电）组长霍实；副组长孟广治；第一股长池步洲；第二股长袁学海；第三股长王汰；第四股长关振铎。 第二组（研究日本外交密电及日本军用密电）组长杨贻清；副组长李立民；第一股长王良诚；第二股长陈振泰；第三股长丁绪曾。 第三组（统计密电的组织）组长杨肆；副组长陈祖舜；第一股长邱沈钧；第二股长魏林。 第四组（侦收各种密码电报）组长方砚农；副组长张雅掉；工务股股长张立典；自动机股股长贝晋华；人工机股股长陈宁泽。 第五组（总务）组长施家干；副组长刘必；事务股股长张迁启；出纳股股长严道新；机要股股长孙艰；文书股股长章鸿铃；会计股股长某某某。 第六组（研究中文密码，包括八路军及非蒋嫡系的部队密电）组长黄季弼．副组长黄绵民；第一股股长竺烈民；第二股股长周秉刚。 第一战地工作队队长叶钟葬，驻宜昌（研究当前日本陆军密电）。 第二战地工作队队长吴玉良，驻桂林（任务与第一工作队同）。 第三战地工作队队长张顺理，驻西安（研究当前八路军密电）。 第四战地工作队队长李友棠，驻上饶（研究当前日本陆军密电）。 主任办公室：主任秘书王维钧，秘书刘式如，视察杨汝淦。 魏大铭代理主任后，主任办公室室及第一、二、三、五、六等各组无变动，第四组及各工作队组织则有较大的变动，其情况如下： 第四组组长方砚农，副组长张稚悼；业务股长汪承邺。 侦测总台台长方砚农（兼）；工务股长张立典；测向股长黄国栋；通信股长汪承邺（兼）；快机（自动机）股长贝晋华；英文股长陈宇泽；中文股长潘某某；日文股长某某某。 各工作队原来瓦置的电台，也与工作队分离，另外成立支台，隶属于侦侧总台，所有一切人事调动委派及财务开支、机件调拨等等，都由总台统筹。支台设支台长一人，领班一人，负责支台业务及其他一切杂务。工作队与支台只在业务上保持联系。除以上变动外，又增添了以下三个工作队： 第五工作队队长罗谋，驻长沙，研究当前敌军密码。 第六工作队队长冉一鹤，驻重庆，研究日本空军材料。 第七工作队队长杨士伦，驻金华，研究汪伪组织材料： 为什么魏大铭代理主任以后，对电台部分有这样一个措施呢？这是因为当时掌握全室财务的是第五组，组长施家干是温毓庆的妻舅；而事务股长张廷启则是毛庆祥的妻舅，对这两个非军统分子既不能撤换，又不便勾结起来共同舞弊，所以魏要把电台系统独立起来，每个月电台的经费开支，由第五组整笔拨交，归电台支配。这样一来，所有电台方面的藉要添补机器材料等经费，由第四组长方砚农掌握。方是军统分子，是魏的同学又是密友，两个人上下其手就可以从中取利了。至于当时工作队与支台分立后所产生工作上的不便与摩擦则是在所不顾了。 此外，技术研究室虽然把各密电研究单位统一组织起来，但是由于派别关系，仍然互相倾轧。例如第三组的班底是军统，温境庆当时指定第三组的任务是材料的统计工作，但组内的军统分子根本不去理会这个规定，自己独行其是，不仅搞日本密码的研究与研译工作，甚至也搞中文密码。第三组组长杨肆是温派分子，军统根本不放他在眼里，杨肆无法支配和领导第三组工作，只得仍回他的原班底第二组来。当时杨肆被称为第二组的”太上组长。” 各组译出的情报都抄送第五组机要股，由股编号登记派人送至重庆曾家岩委员长侍从室第四组（不久改送第六组），各工作队译出的情报，除送当地军事当局参考外，把它译成密码，发交第五组机要股汇送侍从室。 白温统庆一去不返，魏大铭代理主任后，温派及毛庆祥派都对他不满，认为他的资历和声望都不够。在温派方面都希望温毓庆能返回重庆主持工作，但是自从主任秘书王维钧一度到香港探视后，知道温去意坚决，不可挽回，因此大家觉得非常傍徨。毛派方面认为，毛庆祥的资历和声望都比魏大铭高，现在毛屈居魏之下，大家感到不服。这些不满情绪，逐渐为魏所知道，为了维持他个人威信、不惜运用特务手段来进行统治。首先，他藉口第六组副组长黄绵民（温派）在南温泉挟妓冶游，不务正规，把黄绵民逮捕起来，投入军统监狱。其次，他把他认为反对他的人统统监视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有杨肆、霍实、孟广治、杨贻清、李立民、黄绵民、施家千等等共十人。戴笠为了替魏大铭撑腰，又特地宴请各组组长及副组长，当场表示：“各位组长、副组长如遇工作上有所困难，本人愿意替诸位协助解决，你们如果听见有人反对你们，请告诉我，谁反对你们，我就枪毙谁！”大家听了，都感到有大祸临头之感。当然，其中与军统有关系的人是暗中高兴的。 1940年6月底，日本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宜昌，国民党军不战而退，驻宜昌的第一战地工作队不得不随同退出，转移至巴东。魏大铭藉口工作队长叶钟弊（温派）未经批准植自退却，下手条“交军法处理。” 由于以上种种措施，温派、毛派分子与魏大铭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握派、毛派分子暗中联合起来，要求毛庆样出任主任。这时毛庆祥正欲设法夺取这个肥缺，得此良机，岂肯放弃。因此他极力支持，表示对这个要求一定转呈委员长。温派、毛派分子得到毛庆祥的支持后，就积极进行倒魏活动，秘密写了一个呈文稿，罗列军统的种种失当措施，要求把魏大铭撤换，而以毛庆祥代理主任。这个呈文送由毛庆样转呈蒋介石，到了拍41年3月，经蒋介石批准，毛庆祥遂于同年4月1日到技术研究室任代理主任职，魏大铭仍任副主任。 技术研究室成立后，在概算项下列有一笔奖金，凡对破译密码有成绩者都可得获。为了争取得到奖金，当时各组人员在工作上是相当努力的，特别是第二组对日本外交密码的破译，在以往密电检译所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种盛况，由于美专家雅特莱在马尼拉泄漏机密而中断。 美专家雅特莱原是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的技术顾问，研究室裁撤合并于技术研究室后，这个专家也移交给技术研究室，成为该室的技术顾问，由于他对工作毫无建树，所以决定将他辞退，他随后就经由越南河内、海防、香港、马尼拉而返美国。 作为一个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特别是在中国对日作战时期，按照一般道义而言，理应对工作有保密的义务。可是这位专家居然在马尼拉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甚至夸大其词，说中国在密电研究机构有工作人员数千人之多，以研究日本外交密码为最有成绩云云。这个消息遍载于国外各报，当然引起日本外务省的注意。因此在1940年年底，日本外交密电的密码编排方法和密码底本全部更新，使当时技术研究室的日本外交密电情报陷于中断。 日本空军密码因在使用上不能过于复杂，以免花费时间太久而失去时效，所以对它研究破译也比较容易。技术研究室成立后几个月内，第二组及各工作队都先后译出了几种空军密码，这当然对空防方面有些帮助。可是魏大铭却另有想法，竟下令第二组及各工作队不准研究日本空军密码，这项任务由军统掌握的第六工作队垄断，并向各工作队抽调机件和人员充实第六工作队。后来魏大铭得到航空委员会一笔巨额津贴，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关于日本陆军密电的研究工作，除在前方由日军电台发出的简易密码，由工作队译出后，送交军事当局参考外；凡师以上日军电台发出的密电，其组织非常严密，进行这项研究工作需要大量的材料和人力，因此适与研究日空军密码情形相反，成了各组之间大家推该的趋势。当时苏联派来一部分无线电报务员与军统合作，成立一个“中苏电台”，专门抄收日本军队师以上的电台发出的密电，每天有三四百份之多。可是各组、队对此都没有信心，以致对该项工作仅仅做些分类登记、归档等整理事务，根本没有进行研究。 1941年4月魏大铭免去代理主任职务，由毛庆祥接任之初，蒋介石曾面告毛庆祥：“技术研究室的主要任务在于研译共产党及苏联密电。”因此，在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指导下，日本陆军密码的研究工作便成了不急之务，这是日本陆军密码始终没有搞出的根本原因。 八、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第二阶段（1941一1943） 1941年4月1日，毛庆祥奉蒋介石令接任技术研究室代主任后，魏大铭仍任副主任职。毛就任之初，就宜布下列措施：（一）成立国民政府军委会第十九区觉部，毛兼任指导员；（二）各组股长改称科长，原文官衔的改为武官街，并酌添专员；（三）成立业务室，派杨肆为业务秘书；（四）成立考核室，派吴岐为考核秘书；（五）成立参谋室，派王兴智为参谋；（六）委计舜廷为顾间，张绍良为秘书。 为什么有这些措施呢？原因如下： 当时国民党为了贯彻它的“以党治国”的主张，实行全军人党。凡军队和军事机关成员必须一律人党，技术研究室录属军委会，当然不能例外。毛于宜布成立军委会第十九区党部、毛自兼指导员后，即派主任秘书王维钧兼总干事，各组组长兼小组长。同时实行集体人党，不愿人党者也照扣党费，照发党证。党务活动限于（一）举行总理纪念周；（二）举行文娱晚会；（三）开小组会。小组讨论的题目由军委会特别党部颁发，实际上小组会基本上不开会不讨沦，仅仅由每个小组派一人负责专做假的纪录，以应付上级党部了事。 技术研究室成立之初．温毓庆为防止技术人员的流动，除各组长、副组长及所有行政事务人员给以武官衔（如同少将、同上校等）外，其他都给以文官衔（如技正、技士等），并且都不送国民政府锉叙厅考核。按照当时文武官的待遇，武官高而文官低，同时这个官衔既不送审，就得不到正式承认，如果调到其他机关，原来的资历等于取消，因此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技术研究室的官是黑官“，特别是技术人员对此很为不满，在魏大铭代主任时期，曾联名清求解决．魏未予置理。毛就任之初，为了讨好技术人员，马上宜布文官衔改为武官衔，但仍不送审，只以股长改称科长酌添专员等名额，增加一些办公费（即津贴）等等，以换取技术人员对他的好感。 毛庆样对密码研究的技术，完全是个门外汉，而原有的秘书，又都不钻技术，所以他不得不选倩一位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为秘书，来替他处理有关技术性的文稿。当时杨肆因第三组长不能到任（因全部班底是军统分子），而在他领导下的第二组，在全室中成绩比较好，所以毛就派杨肆为业务秘书，并成立业务室，以何寿椿为第一科长．丁继曾为长二科长，叶钟桦为专员，叶所遗第一工作队长之缺，毛派钟德华补充。 毛庆祥为了把人事考核之权，抓在他亲信人的手里，所以他委吴岐为考核秘书，王兴智为参谋，吴与毛是奉化同乡，是当时重庆的律师，王兴智是一个军人，与毛是留法同学，他们两人都没有搞过密码研究工作，毛却马上给他们少将官衔，叫他们考核全室人事。这就引起了技术人员的不满，大家时常对他们当面斥责；不久，毛庆祥下令取消考核室，昊岐离职他往，王兴圈隔了一个时期，也另调他职。 毛庆样知道技术研究室的最大利益在于购买无线电器材，因为经手人可以得到至少百分之十的回扣，但是他自己不能出面购买，他的亲成张廷启（第五组事务科长）又不借这方面的材料，因此他委他的密友计舜廷为顾间，专门办理采购无线电器材料，计舜廷当时为金陵大学教授，兼营无线电器材买卖，这样勾结之下，毛庆祥就大获其利了。 毛庆祥接任之初，带同他的秘书张绍良一起到任，由于原主任秘书王维钧和秘书刘式如都是温派，毛当时不便撤换他们，所以添了一个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张绍良为秘书。 1941年10月间，日本军队大举进攻长沙。第五工作队长罗谋阵亡，工作队随之撤销。恰巧当时傅作义的战区需要一个工作队，派他的秘书王明德前来接治，毛即委王明德为第五工作队队长，黄祟德为副队长，配备机件、人员随同王明德前往陕坝工作。他们的工作对象，是研究日本军队和伪蒙军的密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魏大铭趁机扩张他的势力，向毛庆样建议，在香港、成都和印度三处成立工作队，专研日本空军密码。同时，毛庆祥为了执行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政策，在衡阳、西安两地成立工作队专研八路军密电，各队番号和任务如下：第八工作队长梁伯伦，驻香港．专侦研日本空军密电。 第九工作队长陈敏荪，驻衡阳，专侦研八路军密电。 第十工作队长李直峰，驻西安。专侦研八路军密电。 第十一工作队长邱沈钧，驻成都，专侦研日本空军密电。 第十二工作队长倪耐冰，驻印度，专侦研日本空军密电： 此外，成立第七组，以丁于正为组长，王俊杰为副组长，专研法文密电。1942年夏，毛庆祥与军统分裂，技术研究室内的军统分子全部退出技术研究室，所有军统班底如第三组成员及第六、七、八、十一、十二等工作队全部划归军统，经费也一并移交：当时第九、第十工作队因毫无成绩，随之被撤销，该室所属工作队的番号只剩第一、二、三、四、五等五个队。 第三组军统班底全部撤离后，毛庆祥仍令杨肆为第三组组长，李立民为副组长，以第二组一部分人员调往第三组。第二组组长杨贻清仍照旧，王良诚升充第二组副组长。第四组改派王兴智为组长，富天一为副组长。 不久，以杨肆为首的温派分子与毛庆样发生矛盾，毛庆祥愤而辞职，经蒋介石慰留，并委他为正式主任后．毛即免去杨肆第三组组长职及李立民副组长职．并将一、二、三组人事调整如次： 第一组组长霍实，副组长陈撮泰。 第二组组长杨贻清，副组长丁绪曾。 第三组组长孟广治，副组长王潦。 毛庆祥自从受了温派分子反对的刺激后，一方面号召技术公开，举行现场会议，交流经验；另一方面利用中间分子（军政部交通司译电组派）来打击温派。他起用池步洲为专员室主任专员，给他较高的办公费，把原来池的班底集合起来，与第二组（温派班底）竞争。这一策略开始颇有成效，刺激了第二组人员的工作情绪。但是，不久日本外交密码的编制方法又起变化，日本情报又告中断，毛庆祥深恐因此又将受技术人员的要挟，同时又传温毓庆在美，经蒋介石托一美议员访华返美之便，带信给温，叫温回来，所以毛庆祥想放弃技术研究室主任的实职，但仍由他控制，不让温硫庆回来。 由于上述原因，毛庆样于1943年10月解除技术研究室主任职，遗缺由杨肆升任，技术研究室改归委员长侍从室机要组指挥，而机要组组长就是毛庆祥。这样，就阻止了温徽庆回来，毛仍然掌握了技术研究室的实权而不负实际责任。 由于温派和毛派分子联名向蒋介石密告魏大铭的措里失当，而使毛庆祥乘机上台，这在军统方面是不甘心的。但是军统不能运用对付温统庆的手段来对付毛庆祥。那么怎么办呢？当时魏大铭看到毛庆祥到任以后，忙于扩充机构，调整人事，对工作效率则很少注意。例如以前研译及抄写情报人员要值夜班，以便于次展把材料送出，而毛庆祥则应技术人员的请求，废除夜班制度，以致送给蒋介石的情报，有时事过境迁失去时效。因此军统就看准这个弱点，把技术研究室译出的比较重耍的情报．星夜送给裁笠．由戴面呈蒋介石。这样一来，毛庆样在蒋介石面前受了申诉。毛庆祥受了这一打击以后，觉得除非把军统人员全部撵走，否则他的主任位置总有一天要垮在军统手里。所以他就秘密布置撵走军统分子，其方案是依靠温派的技术人员来替代军统人员的工作。个别军统分子如不愿离开技术研究室的，经审查确系个人志愿的准其留室。 毛庆祥与军统分家的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后，就立即执行。当时军统为了继续控制密码电报材料，唆使第四组长兼总台台长方砚农表示不愿离室，而军统的名单上又故意没有方的名字，方本人竟至痛哭流涕表示宁愿为毛庆祥效劳，也不愿跟军统走；同时恳求温毓庆派人员向毛说项，准其留室工作。但这项阴谋为毛识破，毛令参谋室参谋王兴智率领普备人员包围第四组．要求军统分子立即离开，不得破坏。同时，毛又下令各组人员中如有熟谙无线电报务的，可以报名参加工作。 第四组间题解决后，其他各组问题即随之解决。有少数军统分子确系出于私人志愿留室工作的都得到了批准。军统分子离开技术研究的大约有百余人，他们的薪资都划给军统，凡整个单位如第六、七、八、十一、十二等工作队，则全部划归军统，包括人员薪资及机件。 军统与毛庆祥分家后．虽自立门户，但因军统没有自动收报机设备，所以自动机抄下来的材料技术研究室加抄一份，每天送给军统。 毛庆样鉴于军统分子离室后，报务人员需要补充，特在重庆招收一批初中毕业生约五十余名到室训练。毛派第四组组长王兴智兼任班主任，第七组副组长王俊杰兼任教务长，半年结业后分派工作。 毛庆祥往任之初，蒋介石即面嘱他要注重研究共产党与苏联的密码。关于中共密码，毛除令第四组加紧侦沙，第六组加紧研究外；以八路军电台的电力较小，远距离不易抄到，特派出第九及第十两个工作队注意侦抄。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得到他预期的结果，因此他很为着急。特别是与军统分裂以后，如果再没有成绩很可能军统会卷土重来。所以他与左右再三商量，决定起用对中文密码有研究的黄绵民、张怀德、黄佩钧等组织第一工作队（当时以钟德华为队长的第一工作队适奉令撤销），而以张怀德为队长．专门收听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延安往来的密电，并由黄锦民携带机件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附近侦抄。结果侦察到了延安与重庆之间的通信频率与时间，然后大量抄收。侦收的结果，发现绝大部分密电是《新华日报》的新闻与社论；少数是人物的往来行踪，只有极少一部分是报告国民党的军政情况。毛庆祥据以呈报蒋介石夸大其成绩，从而获得了一笔额外奖金。但是好景不常，以后这些所谓有价值的悄报极少发现，能译出的大都是长篇累簇的文章和新闻。同时这些材料以后第四组也能抄到，第六组也能译出来，第一工作队已无设立的必要，否则，抄收的材料和译出的情报都是重复的。毛庆祥遂下令裁撤。 关于苏联密码，主要是研究当时苏联驻华空军电台发出的密电，但是当时很少人懂得俄文，懂俄文而又能研究俄文密码的更难找到。结果是找到了一位刘化武，毛庆祥任命他为第七组的俄文科长，专研究苏联密码，但一无所获。 毛庆样能与军统分裂．自立门户，主要依靠温派技术人员的支持，毛庆祥为奖励“有功”人员起见，除开列名单呈请蒋介石颁发奖章，和由蒋介石定期召见外，并请准蒋介石，任命杨肆为军委会办公厅军用译电业务管理处处长，作为酬报。同时他认为军统分子已全部撤离，在管理上已无顾忌，乃亲自订定了点名考核办法，即不定期地亲自带同随员一人到各组点名，如发现办公时间内不在组，即分别处罚。他这种傲法，自以为是鞭策工作的好办法。 在温派分子方面，自从军统人员全部撤离后，在工作上失去了竞争的对手，情绪上陷于散慢。同时又以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固定的工资已无法维持生活．奖金的数目也减少其刺激力，不少人做投机买卖，经营商业；个别人在外兼职，争取多挣一些薪资。因此毛庆祥实行亲自点名考核办法以后，温派班底的第二组、第三组有不少人受了处分，从而发生了怠工风潮，要求毛庆祥收回处分成命，否则集体辞职。 毛庆祥面临此困难局面，一方面向蒋介石引咎辞职，并请在郑介民、邵硫麟两人中择一任命为技术研究室主任；另一方面，他召见了第二、第三组长及副组长和个别成员，最后召见了杨肆作个别谈话，目的是想查明这次风潮究竟是谁主使的。 毛提出辞呈后，蒋复电慰留，毛就着手调整室内人事，首先他把温派的主任秘书王维钧和第三组长杨肆、副组长李立民免职，并将秘书室及第一、二、三组人事变动如下： 主任秘书黄季弼；秘书昊星民。 第一组组长霍实；副组长陈振泰。 第二组组长杨贻清；副组长丁绪曾。 第兰组组长孟广治；副组长王溉。 毛庆祥经受了这次风潮以后，深感单单依靠温派人员，工作不容易展开，且有被要挟的危险，所以他一方面召开技术交流会议，作现场表演要求技术公开；另一方面起用了久被闲置的军政部译电组派池步洲为专员室主任专员集合他的旧部朱少先、贾秉文、吴玉良等技术人员，做第二组同样的工作，与第二组相竟争。经此安排后，第二组温派人员果然不甘落后，急起直追，暂时收获了相当的效果。但是正在毛庆样自鸣得意的时候，日本外交密码的编制方式和它的底本又告更换，情报暂时中断。当时技术研究室译出的密电．有日文、法文及中文三种，中文密电中主要以八路军为对象．但译出的份数很少，且都是一般性的，其他如汪伪组织、广西桂系军阀、川系军阀、滇系军阀等等，密电内容也极普通；法文密电属于维希政府（以贝当将军为首）系统的情报，内容大多属于经济方面的；只有日本外交密电情报，还能看出一些日本政府的动态，比较有参考的价值。如果日本情报中断，就意味着毛庆样失去了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当时日本外交密本的更换，引起了毛的烦恼，觉得负实际责任的风险太大，同时又传蒋介石托美国议员居里带信给温毓庆叫温回来，更引起毛的不安。因此毛决心摆脱实际责任．但仍不愿放弃实权，经呈准蒋介石在侍从室内添一机要组，毛自任组长．指挥技术研究室和其他毛直属的三个单位（机要室、译电人员训练班、军用译电业务管理处）。这样一来，就阻止了温毓庆回国。毛放弃了实职之后，继任人选既不便马上交给毛派人物，就不得不与温派妥协，把专员室主任专员池步洲调任译电人员训练班主任，专员室解散，而把杨肆调任技术研究室顾间，一个月后，就任命杨肆为主任。但杨肆接任主任以后，毛又鼓动毛派人员反对杨肆，迫使杨肆去职，然后以毛的妹婿陈沽予继任．从此毛，陈两人上下其手．相互勾结，毛庆祥的实际上完全控制技术研究室的计谋终于实现了。 在日本进攻珍珠港以前，日本究竟向北进攻苏联？抑或向南侵犯英美势力范围？成为重庆报纸讨论的题目。代表蒋政府意见的《中央日报》及《扫荡报》等都鼓吹日本北进论，他们主观地希望日本关东军进攻苏联，这样就可减轻日军进攻蒋管区的压力，同时又可达到与日本共同反共、反苏的目的。蒋介石对此的期望，更为迫切。当时由于苏联与日本缔结的库页岛渔业协定期满，日本驻苏大使东乡与苏外长维辛斯基会谈，继续商订协定事宜口由于日本提出条件苛刻，双方舌剑唇枪，各不相让，会谈继续达数日之久。在会谈过程中，驻苏日本大使馆每天有长篇的密电发往东京，蒋介石对此大感兴趣．认定谈判破裂后，日本必将向北进攻苏联，他令毛庆祥于接到译文后，马上打电话念给他听。毛于接到蒋的命令后，就在技术研究室坐候第二组把电文译出后送给他，一时大家情绪很为紧张。但最后日、苏两国渔业协定终于达成协议，没有出现日本北进的局面，使蒋介石大为懊丧。 《广西日报》是在桂林出版的桂系军阀报纸，它的电台竟与日本在越南河内的秘密电台联络，传送国统区内的情报。这件事的发觉，是从一份河内日本使馆发致东京外务省的密电中暴露出来的。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广西日报电台因机件发生故障与这里的通信联络暂告中断，恢复后拟试用新频率并调整通信联络时间……” 从上述情况，可以判断有两种可能：一是广西桂系军阀与日本直接勾结；二是电台人员与汉奸勾结传递情报。这两种可能都提供了国民党方面有人与敌伪合流的铁证。 从1942年到1943年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译出的日本情报中，时常出现何风山的名字，何经常和日本驻重庆的谍报人员谈话，绝大部分重庆方面的军政情报都由他告知。这些谋报人员都用拉丁字母代号，如“AP”、“BS“、“FS”等等。在情报中是这样开始写的“（AP）据外交部情报司司长何风山谈……” 可注意的是伺风山这样明目张胆与汉奸勾结不是其个人的行为，而是受政府支持的。有一次我奉毛庆祥命出席侍从室乙种情报会议时，曾经提出这个间题，要求查明真相，会议主席为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他没有表示可否。从此以后，毛庆祥就不再命我出席这种会议了。 “八路军兵力究竟有多少？”这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查明的间题。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却愈来愈搞不清楚了。按常理来说，这个答案应该是由情报机构随时提供的。但是，蒋介石各情报机构却没有一个能提出确切的数宇和详细的情报。1943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出席侍从室第六组召开的乙种情报会议，主席唐纵于会议结束时，传达委员长命令，要各单位查明八路军兵力呈报。当时各单位代表面面相舰，都有难色。就技术研究室而论，根本没有这种材料可以查明。蒋介石的疑问，毕竟始终成为疑问了。 九、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第三阶段（1943一1946) 从1943年1946年的一段时间内，技术研究室主任更换了三个，即杨肆、陈洁予及王俊杰。现将这三个小阶段的组织变动情况分述如下： （一）如上所述，毛庆祥把技术研究室主任的实职交给杨肆，自己则升任侍从室机要组长，仍控制着技术研究室。杨肆接任后，( 1943年10月一1944年5月）．组织变动如下： 主任秘书杨贻清；秘书何寿椿。 第一组组长陈振泰；副组长叶钟骤。 第二组组长丁绪曾；副组长严道海。 第三组组长孟广治；副组长王演。 第四组组长张雅掉；副组长吴天聪。 第五组组长杨贻清（兼）；事务科长严道新（副组长缺）。 第六组组长黄绵民；副组长张怀德。 第七组组长周天裕；副组长娄绍连。 工作队只剩第二、第三、第五等三个队，分驻桂林、西安及陕坝。第一及第四工作队撤消（第四工作队原驻江西上饶，该地沦陷后撤销；第一工作队在重庆，因工作无成绩被裁撤）。第二工作队长黄国栋；第三、第五工作队队长未更动。 在杨肆任内，他宣布第一、二、三组合并办公，这样就可以把技术人员集中使用，避免以往各组各搞一套，发生重复现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这项措施实际上很少实效。因为当时国统区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市场价目早晚不同，工作人员每月依靠薪资生活，更加困难，因此不少技术人员设法求去，当时批准离职的先后共有七八人；其余的也各自想法挣扎于饥饿线上。如第一组副组长叶钟弊及第三组副组长王该，每日仅半天办公．半天到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因此大家对工作都抱敷衍态度，很难振作，能够维持现状已算是难能可贵了。 在杨肆任内唯一使大家满意的事情，就是把锉叙工作办好。原来技术研究室的所谓“同少校”、“同中校”等级衔没有送到军委会锉叙厅审查批准，所以大家称它为“黑官”，曾一再请求送审，毛庆样未予置理。杨肆就任后，鉴于这项工作对安定情绪有很大作用，所以他于接任后即着手办理。要办理栓叙手续，首先要通过两个关：一是机要组的关，二是锉叙厅主管科的关。为了顺利通过这两个关，杨肆在技术研究室机密费下支出两万元法币，交给丁绪曾及叶钟哗二人，作为宴请之用。当时重庆政府内的一切事务，如果必须请示于其他机关的，那末送礼和请客是一种规律，否则就过不了关。所以有人说政府的政治是“请客政治”。当时前方各战区对日作战的国民党军官资历或考绩送审时，大都派代表到重庆与军委会栓叙厅的主管人员大吃大喝，才能通过。技术研究人员资历送审，当然也不能例外。丁、叶两人除宴请机要组副组长徐鸿涛和主管人事的张绍良外，再由他们的介绍宴请了锉叙厅主管科的王科长，经此奔走接洽之后，顺利地通过了这两个关。技术研究室人员的资历得到了蒋政府主管人事部门的承认。 杨肆担任技术研究室主任的时期，前后一共只有七个月（1943年10月一1944的5月），为什么这样短促的时期就去职了呢？这是因为杨肆与毛派不能在经济上合作，所有利益由杨肆一个人独占了去，这怎么能够避免不发生矛盾呢？毛派人员特别是第五组事务科长张廷启在杨肆接任后就被免职，接替者是杨肆的心腹严道新。张廷启对此大为不服，他到处张贴标语：“打倒杨肆”，攻击杨肆的私生活和贪污等等；同时，他又在毛庆祥面前攻击杨肆怎样贪污中饱等等。在毛庆样方面，本来把主任职位交给温派杨肆，就是出于万分不得已的，如果杨肆能对毛在经济上有勾结，毛能够分享一点好处，那么杨肆的主任任期，还可能延长下去，现在毛庆祥听了各方对杨肆的攻击，自己又得不到利益，所以他派一个会计科长去监视技术研究室的开支。杨肆接到这个命令后，知道毛庆祥的用意，遂怂恿原来的会计科长拒绝移交。按照蒋政府军需署的规定，本来军事机关的会计科长的人事调动只能由军需署办理，没有军需署的命令可以拒绝移交，但是毛庆样非要叫杨肆转知原来的会计科长办移交不可。杨肆坚持不理，闹成僵局。在这样情势下，毛庆祥以杨肆抗拒命令为词，把他免职，调任他为技术研究室顾问，所遗主任一缺，由毛庆祥的妹婿陈洁予接任。 （二）陈洁予原系电务组成员，过去对中文密码有研究，在杨肆就任军用译电业务室管理处处长时，陈为译电人员训练班主任，杨肆调任技术研究室主任时，陈调任为军用译电管理处副处长，杨肆被免去主任职遗缺由陈继任（1944年5月一1945年12月）。陈系毛庆祥的妹婿，与毛在经济上有密切关系。他调任为技术研究室主任，实现了毛的夙愿。陈就任主任后，组织变动情况如下： 主任秘书朱某某；秘书魏某某。 第一组组长贾秉文（先）、孙少珊（后）；副组长吴玉良。 第二组组长孟广治；副组长王像。 第三组组长黄绵民；副组长张怀德。 第四组组长吴某某。 第二工作队因桂林沦陷敌手，被裁撤；其余照旧。研究法文及俄文密码的工作并人第二组；原研究中文密码的第六组改称第三组。 陈就任后的编制，较前大为缩减，原因是没有好的成绩表现，形成人浮于事，不得不大加缩编。 日本投降后，日文密码工作势将无事可作，毛庆祥下令进一步缩编。陈洁予没有按照毛的要求执行，发生了矛盾。同时，又因陈洁予被授予中将级衔，引起毛的不满。原来陈洁予利用自己的职位，一向在外很为活跃，这次晋升中将衔，是通过商震及何应钦〔 按当时商展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的关系而实现的。毛认为陈这种行动是一种“背叛”行为（即没有通过毛而暗中进行的），是不能容许的，所以把他撤换，另派王俊杰接任技术研究室主任职。 （三）王俊杰系毛庆祥留学法国时的同学。毛庆样派人出钱殉买到了法国驻华大使馆的密码本，于1942年在技术研究室内成立了第七组，以丁于正为组长，王俊杰为副组长。后来毛自任侍从室机要组组长，即调王任机要组秘书，专管人事。王利用接近毛的机会，对毛大献殷勤，很得毛的欢心。毛因陈沽予不忠于己而把他撤换，就属意于王，而让王继任陈的主任缺。 王俊杰接任后的组织变动情况如次： 第一组组长孙少珊。 第二组组长王滚。 第三组组长吴某某。 各工作队撤销。 王俊杰于1946年初接任，到了1946年下半年，成立国防部，即将技术研究室并人国防部第二厅，任命魏大铭为主任，萧坚白为副主任，王俊杰被免职。 由于解放区军民的努力，八路军、新四军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大量兵力，这与国民党军队的不战而退，任令日军长驱直人的情况适成强烈的对照。这种情况，蒋介石原想尽力掩饰，不使外人知道。但是延安新华社的英文广播，冲破了蒋介石的封锁，使中国抗战的实况，逐渐为世界舆论所瞩目．甚至美国政府内一部分正直人士也因此而改变对中国国、共两党的看法，这样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烦恼。蒋介石为了讲求对策起见，特下令技术研究室把每日延安新华社播送的英文新闻稿译出呈报。技术研究室接到命令后，当时的主任陈洁予交叶钟哗翻译（因叶在美国新闻处兼职，陈认为他可以胜任）, 对这项工作侍从室机要组极为重视，稍有迟误，即来查问。实际上延安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是从中文新闻译出来的，重庆屯新华日报》每日都有中文全部登载，所以叶钟弊翻译时，只须对照《新华日报》 新闻照抄．便可缴卷。蒋介石的所谓“对策”，只能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罢了。 日本宜布投降后不久，同盟社（日本新闻通信社）广播汉奸头子陈群“自杀”，过一天又广播陈公博‘’自杀”。但根据当时南京日本大使馆致东京外务省的密电称：“陈公博偕其秘书等共七人，本日乘军用飞机离开南京，预定在厚木军用机场着陆，希妥为接待为荷。”这份密电译呈侍从室后，据说即电当时在南京受降的何应钦核办。何即向驻华日本军派遣总司令冈村宁次出示这份密电，冈村宁次无词可答，即电东京转伤押解陈公博来华。陈因此被逮捕公审处决。汉奸陈群的情况与陈公博相似，在日本投降后，故意通过日本通信社宣布业已“自杀”，很可能也逃往了日本，只是没有截获有关陈群消息的密电，国民党政府就置之不间了。 十、国防部第二厅技术研究室（1946一1949)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掀起大规模内战，向解放区进攻．妄想消灭人民武装力量，维持其反动法西斯政权，国防部第二厅技术研究室，就是为适应这种情况而组织成立的。二厅副厅长兼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及副主任萧坚白都是军统分子，因此实质上二厅技术研究室就是当时国防部保密局的外围组织。 二厅技术研究室的任务，包括”进攻”与“防守”两方面。 关于“进攻“方面，除了研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电台发出的密码电报外并利用电波铡向技术．来确定解放军部队电台的发射位置，从而判断其动向。 关于“防守”方面，一是编印部队用的密码本；二是训练及考核部队的译电人员。为了防止密码本落人中共手里，规定每次印发新密本，由室派专人送达。同时为了防止译电人员贪图省事，不按规定译电，以致泄漏机密起见，除了轮流调训各部队的译电主管人员外，并对他们进行考核。考核的方法是抽调查阅各部队抄下的电报底稿，加以审核，是否按照规定译发。另外，派专人到南京电信局报房调阅驻南京各机关、部队所发的密电。该室并规定，每一个月召开电务会议一次，由驻南京机关、部队译电主管人员出席，并邀请南京电信局派代表，共同讨论有关间题。 魏大铭留用了几个德国及日本技术人员，作为他的技术顾间。在上海解放前夕，该室全部人员撤往台湾，留在大陆的仅是几个已经退职的人员，如杨肆、丁绪曾等，杨曾任该室的顾问，丁曾任该室的专员，该室的详细情况，只好请他们二位补充了。 杭战期间成都对日防空情报工作 邱沈钧丁绪曾 【作者邱沈钧曾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都（第十二）工作队队长．丁绪曾曾任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第二组工作人员。】 抗日战争期间，成都的对日防空情报工作曾有过一段重要的经历。那就是1941年到1943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成都空军总指挥部，智运用电讯侦收和密码研译（简称“侦译”）技术，从侵华日本空军的无线电通讯中，截获大量重要敌情。 早在1940年夏，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已着手侦译侵华日本空军悄报，从事此项工作的，有该室第二旧文密码研究）组和驻渝侦译工作队，均有一定的收获。到了1942年春，航空委员会从该室接管了此项电讯防空业务，并在空军总部所在地的成都，成立了空军监察总队，集中掌管搜集日本空军电讯情报事宜，在监视日本空军活动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我们曾分别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和航空委员会空军监察总队参与该项工作。兹就回忆所及，将当年亲身经历写出来，供研究参考。 一、成都空军监察总队成立经过 抗日战争以前，航空委员会已在南京设立空军情报总台，当时主要任务是：通过监视日本海军舰只和飞机在我国沿海各省活动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以判明日本陆海军飞机的企图。范围仅着重在江浙两省沿海地区，在舟山、大陈等大小岛屿上，设置情报分台，将每日睐望、侦察的情况，电告南京总台，作为搜集日本空军情报的主要来源。抗战娜发以后，战区逐渐向内地转移。空军情报总台又在沦陷于敌手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南京、徐州、南昌、武汉、广州等敌占区，先后设篮了秘密分台，利用老百姓的掩护，将各分台驻地日本空军活动的情报电告总台。特别是武汉分台及时将武汉基地日本海军航空队飞机活动的情报电告重庆，对后方各大城市的防空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交通部也在全国广大地区，特别是日军飞机经常飞行的航线上，设置了防空监视哨，并利用交通部电报电话局的有线电话、电报，与该地区的重要城市及时联系，对各地区的防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袭击重庆的日本飞机，主要航线是经宜昌、巴东、涪陵一线，在这条航线的沿途，设置监视哨，将睐望到的飞机的数量、类型、航向及时向重庆报告，对重庆的防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那时还处于对日防空的萌芽阶段，单凭目力眯望、估测，经常会发生误差，时有敌机已临空投弹，而尚未发出空袭警报的情况，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1940年8月，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在重庆成立第六工作队以后（据邱沈钧回忆，番号似为第九工作队），可直接从日本空军电讯中，通过侦译，取得第一手的可靠情报，可摆脱对日防空的盲目状态（本文所提到的“工作队”，是一个具有既能侦收日军无线电通讯网，又能译出日军密码电报的双重职能的机构）。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对日空军电讯的侦译工作，在盟国之中，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为英美两国军方所公认。 抗战第四个年头的1940年7月间，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第二组（日文研究组）,首先破译了日本陆海军航空队使用的密电码，①可以直接从日本空军密码电报中获取情报。为了密切配合国民党空军部队作战，加强重庆市的防空工作，从8月份起，在重庆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第六工作队，与重庆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建立了配属关系。由于对日本空军侦译业务的开展，1941年秋，该室又成立了第八工作队，派往香港．配合英国远东军司令部，向英军提供日本在华南一带的空军电讯情报。第八工作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即香港沦陷之前，销毁机器、文件，人员撤回国内。 蒋介石亲信、航空委员会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对侦译日本空军电讯的业务，极为信赖和重视，往后空军监察总队的成立，实际上就是毛一手策划的。 毛邦初于1940年后，由重庆调往成都，出任空军总指挥。基于他对电讯侦译情报的信赖，到任不久，即于1941年夏，向重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代主任毛庆祥提出要求：希望该室迅即组派一个侦译日本空军电讯的工作队，前往成都，配属于空军总指挥部工作。 1941年7月某日，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副主任魏大铭突然打来电话，叫当时任该室第三组科长的邱沈钧去他家．面商纫派成都工作队的事。那天，魏以十分得意的口气，对邱讲了以下一段话：“毛邦初现在成都出任空军总指挥了，他已报请委员长批准，要求本室调派一个对日空军电讯侦译的工作队去成都，配合空军总指挥部作战。同时，他还直接打电报给毛庆祥，催促早日派队前去。”魏接着又说：“毛庆祥在这方面是没有办法的。他自己拳握的机要室和依靠的原密电检译所的．人员，只熟悉日本外务省的密码情报；对侦译日本空军电讯的业务完全隔膜，在他手上根本没有能够胜任这个队队长的人，所以他要我代他遴选。我已把你的名字交给他了。他马上会来找你的．你得先做好思想准备。”最后，魏又再三叮嘱邱说：“为了使业务能顺利开展，不但侦译方面的技术人手由你来挑选，就是总务人员也由你来决定。要注意，不能让毛安插人员到你的工作队里来，这是为了今后由我们来牢牢掌握这个工作队。” 【① 蓝益三注：最初破译日空军密码，不是单纯第二组工作成绩。】 毛庆样果然于第二天找邱去他家里谈话。毛对邱说：“毛邦初对我们侦译日本空军的情报非常重视，多次要求我们马上派一个工作队去成都，因为成都的空军总指挥部是空军的中枢，没有这方面的情报，是难以展开工作的。我已和魏副主任商量过了，决定派你去成都担任工作队队长。至于工作队的人员，由你遴选决定，再报请主任办公室批准备案即可，希望你抓紧时间，把工作队组成，去成都的日子越早越好。至于去成都的交通工具，以及工作队需要的收报机和器材，均由空军总部负责给你解决。”就这样，由邱沈钧物色．人选，组成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第十二工作队。 在毛庆祥和魏大铭两方面的支持下，第十二工作队的阵容是比较坚强的。例如该队的研译室主任，由技术研究室第六组科长刘宝岩担任。刘早在抗战前就已从事密电码的研究，有多年的实践经验。技术研究室第二组首次破译日本空军的密电码，刘就是参与破译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再如研译员潘公舜，研究员方天玩、沈越铭等，都是从技术研究室研译、研究两个组内遴选出来的，他们都是从事密电码侦译工作多年，具有一定业务能力的技术人员。特别是该队从重庆的第六工作队，抽调了一名日本战俘赵越山（原名泽田，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报务员兼译电员），不但熟悉日本空军使用的密电码，而且已在第六工作队工作了一段时间，更能驾轻就熟地解译日本空军密电码，第十二工作队在成都工作期间，能取得较好的成果，和赵越山的高速译电效率是分不开的。 该队侦收电台方面的人员，也是从技术研究室第四组抽调的比较优秀的能手。例如侦收领班程显达，有多年侦收日军电讯的经验，往后，第十二工作队能够有效地掌握远距离的日本空军电台，程起着很大的作用。在16名报务员中，多数曾参加重庆中苏特种情报电台工作，他们不但熟悉一般的侦收业务，而且掌握了先进的侧向技术。除队长、研译人员、报务人员外，还有文书、总务、会计、机务等，全队共有三十余人。1941年9月下旬，全队由重庆空军第一路司令部，调派了专车送往成都。 第十二工作队是在1941年9月28日午间抵达成都的，由空军总指挥部委托航空委员会成都空军情报总台代为接待，安排在成都市内灯笼街。情报总台台长杨正衣，报务主任寿维新亲自来队，表示欢迎慰问后，即将空军总部新购置的四架侦收机交给工作队。这四架侦收机是美国新产品，属“NCZ(X)”型，在40年代初期，算是国民党电讯机构中最先进、高效率的侦收机了。 工作队在抵达成都的第二天，就架起机器开始工作，很快截收到日本侵略军驻武汉的海军航空队和驻山西运城的陆军航空队，这两个在华空军主力的通讯联络网。还由于"NC200”侦收机的性能良好，加上成都的侦收环境条件亦较重庆为佳，除能侦截以上两墓地为中心的在华日本空军全部通讯网以外，还能收听日本驻东南亚一带的空军基地电台。 第十二工作队的业务分工，以“侦”与“译”两者有机相结合．它不仅通过对日本陆海军航空队与基地之间通讯中，侦截其密码电报加以破译，直接取得敌情，还通过他们之间通讯时的呼叫、机上谈话、发报多寡等内容，进行综合整理分析，来判明敌情。除此以外，工作队又很据侦译密码电报中透露的气象资料，送交空军总部的气象科运用。 第十二工作队自正式成立开始工作后，每天都将侦获的敌情及时递送给空军总部，其中较重要的，则由队长用专线电话逸直通知空军总部情报科长，恃殊重要的敌情，还转报重庆有关部门处理。 毛邦初为了工作队的对外保密．和便于与总部情报科联络，于同年10月初，将工作队迁往成都东门外沙河堡晓庄空军总部内，合署办公。 工作队与情报科之间，还在业务上互相交换情报。这对双方业务的开展，互相起了促进作用。例如工作队每晚将一天来侦译的情报，经过综合分析整理后，用书面送交情报科；情报科则经常向工作队提供有关日本空军活动的各项情报资料。这些资料，一般都有助于工作队对敌情的研判。 毛邦初在担任重庆空军第一路司令官期间，对电讯侦译情报的确实可靠，已具有很大的信赖，当他看到第十二工作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以后，对此项情报技术愈益重视。为了免受牵制，便于直接指挥，他于1942年初，皇请蒋介石，将原由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主管的对日空军电讯侦译业务，划归航空委员会主管。此请立即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并自该年2月份开始，于成都筹建空军监察总队。 毛邦初成立空军监察总队的具体方案是：在成都建立空军监察总队队部，将原属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在国内的两个对日空军电讯侦译工作队，即驻重庆的第六工作队和驻成都的第十二工作队，划归航空委员会的建制，直接隶属于空军监察总队，改编为空军监察总队的工作区队。在此基础上，扩大编组，准备在国内成立五个工作区队。兹将各个工作区队的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一）第一工作区队，是1942年后才在重庆新建的。区队长沈燕笙，江苏苏州人，曾长期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在出任区队长以前，曾任航空委员会空军情报总台报务主任。工作区队的侦译人员，多数由技术研究室第三、第四两个组调来的。 该区队成立之初，曾由原技术研究室驻重庆的第六工作队，留下部分侦译人员，以老带新，帮助培训侦译人员，提高其业务水平，在能接替原第六工作队的任务以后，才离开重庆．前往昆明的第二工作区队报到。区队队址，设在重庆复兴关大坪新村。 航空委员会以业务能力较弱的新建区队留驻重庆，这是因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原驻武汉、运城等基地的日本航空部队主力，调往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作战，重庆的防空业务已大大减轻，按重庆市最后一次遭受日机的轰炸，是在1941年8月30日那天的上午到午后。日机共出动轰炸机三批，第一批在蒋介石避暑官邸所在地、重庆长江南岸黄山一带投弹；第二、三两批共飞机45架，在重庆南岸黄愉娅南山新村一带，投下几百枚炸弹。日本东京广播新闻声称，后一地区是‘’满洲国”殖民地。因南山新村是东三省人士集居的地区，如辽宁省主席万福麟、吉林省主席邹作华、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及东北籍社会贤达莫德惠等人士，都居住在新村。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办公楼和宿舍也在此地。那天以后，除少数日军侦察机前来活动外，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整整四个年头，都不再有日机来空袭了。因此，第一工作区队的任务，只是搜索和监听华中、华北一带日本空军的活动，提供重庆防空部门参考。由于驻在中国境内的日本航空部队减少，该区队的侦译任务比较轻松，不如过去技术研究室第六工作队那样忙碌，因而也未被有关部门重视。实际上，在建立第一区队时，对日空军电讯侦译工作的中心，已经移往成都。 （二）第二工作区队，是1942年夏秋间在昆明建立的，它由原重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第六工作队原班人马调往昆明。区队长也是原第六工作队队长冉一鹤接任。全队侦译人员基本上来自第六工作队，就连另一名日本战俘、日本陆军航空队报务（兼译电）员石信三（原日本名大石信三），也随同调往昆明。该区队归空军第五路司令部直接指挥。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军的主力集中在东南亚。日军在侵占缅甸以后，又进犯我国云南滇西一带，企图完全切断中国的对外运输线―滇洒公路。因此，这一时期日本空军在滇缅地区的活动极为频繁。同时，中国因缅甸和滇西相继被日军占领．对外运输只有依靠空运，并需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美国人陈纳德在太平洋战争前，即已组成“飞虎队”来华助战，到了1942年，飞虎队改编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其主要基地就在云南境内，非常需要有关日本空军活动情况的情报。为此，航空委员会将原技术研究室第六工作队调到昆明，改编为空军监察总队第二以乍区队。这个区队在配合中美空军作战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纳德对于这方面的情报频为重视，多次表彰该队在帮助美空军对日作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第三工作区队，即原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驻成都的第十二工作队改编而成。区队长仍由原工作队队长邱沈钧继任，其他人员亦全部留任。关于该工作区队的主要人事和业务，前节已叙及，驻地仍在成都东门外沙河堡晓庄内，直属空军总部指挥。 1942年7月，邱沈钧奉命派往印度加尔各答，筹备驻国外的第六工作区队。第三区队队长遗缺，由研译室主任刘宝岩升充。该区队同总队部同在一处，总队还没有建立自已的侦译机构，所以该区队仍担负空军总部的电讯情报业务。不久，随着空军指挥中心的转移，总队部迁往重庆，该区队亦改变番号，移驻洛阳。 （四）第四工作区队，按照原来计划应在洛阳成立。由于战局的变化，日本航空部队的主力调离中国战场，成都地处华西腹地，侦译任务骤减，已无设队必要，为了配合前方作战的需要，就将原驻成都的第三工作区队移驻洛阳，改番号为第四工作区队，人员、机构均无变动，配属于第一战区的空军司令部指挥，它的任务：主要是侦译包括华北的平、津、山西、河北、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等地区日本航空部队的活动。 空军侦察总队原来的设想，是在全国各主要战区建立一个完整的对日空军电讯的侦译系统，既配合中国军队和美国驻华空军共同对日作战，也借以加强全国重要城市的防空工作。因此，除了以上几个工作区队以外，还准备在东南战区筹建新的第三工作区队。在华南战区筹建第五工作区队。后来，因为日本空军在华航空部队减少到了极限的程度，航空委员会认为没有再成立这两个工作区队的必要，所以东南战区的新三区队、华南战区的五区队，始终没有建立。至于派往印度的第六工作区队，在英国政府的多次催促下，于1942年秋组成，空运去印度的加尔各答，配合英印军总司令部。在印度的一年时间，该工作区队在为印度提供的防空情报和配合英国空军作战这两个方面，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受到驻印英军司令部的重视和嘉奖。 毛邦初在筹建空军监察总队之初是抱有野心的，企图将这个对日空军电讯防空的机构，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有一个力不从心的客观困难，因为在空军系统内，对这方面的专业，既没有领导的骨干，又缺乏中层的技术人员，所以他不得不求助于毛庆祥、魏大铭。 另一方面，空军总指挥部的实权派人物，如参谋处长罗机、情报科长王可赞等人，都认为总队既属空军总指挥建制，整个对日空军侦译的业务．已划归空军的序列，总队长人选自应由航空委员会来安排，并力主总队长人选应和其他空军军官一样，必须由有正式军籍的军官来担任，不容许再让毛庆祥的机要室系和魏大铭的军统系势力渗人控 制。由于空军总部的罗机、王可赞等人，均系第十二工作队队长邱沈钧的黄埔军校六期同学，而且该队工作卓有成效，所以，空军方面在筹建监察总队之初，有意由邱出任总队长职务．以便通过邱，逐步培植空军自己的电讯侦译力量，从而摆脱毛、魏两股势力的操纵。唯邱系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成员，此项人事安排，必须首先向该室办理调用手续。当航空委员会正式向该室征询时，代主任毛庆样并无异议，可是副主任魏大铭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在魏大铭看来，邱沈钧虽与他长期共事，公私交谊也较好，但究非亲信，如果让邱担任监察总队长，隶属于空军系统，即难于控制了。特别是当时空军方面的实力派人物，多系邱的黄埔同期同学，天长日久，他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对日空军侦译的大好地盘，势将被空军所夺占，对此，他岂能甘心？因此，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对空军方面提出的建议，故意装聋作哑，不予采纳。由于整个对日空军的侦译力量，掌握在魏大铭的手中，航空委员会显然斗不过他，最后，在魏的坚持下，把他的心腹人物陈一白推荐给航空委员会，出任总队长（尽管陈一白本人对电讯侦译纯属外行）。航空委员会虽然勉强接纳了陈一白，可是空军总部负责空军情报的黄埔同学，对此并不甘心，在陈着手筹建总队之初，情报科长王可赞曾使用了空军享有的一张王牌，试图迫使陈一白知难而退，自动下台。这张王牌就是，航空委员会所属机构的官佐，享有“统一津贴”的优厚待遇。这种津贴是蒋介石给予他的空军人员的特殊补助。每月“统一津贴”的金额相当多，据邱沈钧回忆，成都第三区队的官佐，每月领得的“统一津贴”，其数额大约与各人的月炯相等，这对于空军监察总队全体人员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当陈备文向空军总部请领此项津贴时，王可赞向陈明白表示：“监察总队性质特殊，是否能享受此项待遇，尚待研究。”这对陈显然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打击，使他无法向总队全体人员，特别是刚由原第十二工作队改编过来的第三工作区队人员作出交代。陈因此称病在家，避不到公，使总队的筹建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邱沈钧曾不止一次去市内灯笼街陈家探病，陈显得十分沮丧，口口声声表示，他干不了这个总队长。 以王可赞为代表的空军方面，对魏、陈进行反击的意图，王是明白地向邱透露了的，但邱认为不可使问题搞僵。因为对日空军电讯侦译工作，无论在人员、业务、技术和机器设备各个方面，都在魏大铭一手掌握之中，可以说魏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此项工作若无魏在各个方面的支持，肯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要是在空军总部内的军校同学全力支持下，邱取陈而代之，出长监察总队，如果在业务上不能开展，不能给空军提供有实际价值的情报，那么，监察总队就无法存在下去了。因此，邱遂向王可赞分析了利害得失，劝阻他们，不值得在总队长人选问题上与魏再争持下去。后来又经过邱从中斡旋，终于使空军方面同念让陈一白担任总队长，并由邱转告陈，总队已决定发给监察总队“统一津贴”，可以立即造册具领。问题解决了，总队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42年3月1日，在成都沙何堡成立了航空委员会监察总队。总队长陈一白，又名南深，江苏省常熟县人，早年毕业于匕海交通大学。抗战前夕，经魏大铭推荐，在南京舫空委员会担任空军情报总台台长。抗战开始，该台几经后撇，于1940年，随着航空委员会在成都成立空军总指挥部，该总台亦移驻成都。陈旋即离去。1941年，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部要求国民党军事当局，派遣一个对日空军电讯侦译工作队，去香港协助搜集日本空军情报，魏大铭利用其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的职权，推荐陈一白担任驻香港的第八工作队队长。第八工作队子1941年6月组成，8月间派往香港，10月份开始工作，并向香港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部，提供有关日本空军在香港周围活动的情况。由于陈一白指挥无方，工作未能开展，遂被调回国内；改派罗伯仑（一说梁伯伦）接任该队队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在香港沦陷于日军前的12月18日，该队人员将侦收机和一切有关文件焚毁后．分别逃回国内，该工作队也随之撤销。 二、侦译日本空军重要情报 成都第十二工作队自1941年9月开始办公，立即投人侦译工作。侦译的主要对象是以武汉和山西运城为基地的日本海军和陆军航空队的无线电通讯联络网。此时，日本内阁已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因而驻在中国战场的日本航空部队，只是协同日本陆军部队在我国各战区进行规模不大的战术进攻，没有再发动如1939年至1941年那三个夏季，对重庆等大城市的战略性大轰炸，更不见有大编队的轰炸机群在中国战场频繁出击。因此，成都工作队截获的情报，有着和过去截然不同的内容，多系涉及侦察机和运偷机队，大规模航空部队的调动等方面的。但到了1941年l0月以后，情况又有了变化，该队先后侦截和破译了一些重要情报，对国内战局和东南亚战争，起了不小的作用，现举例分述于后。 （一）1941年10月上旬，工作队发现以武汉、运城两个甚地为中心的日军航空队飞机与荟地之间的通讯联镇，由原先发报很少，转向通讯异常倾公的突变 这是一个征兆，说明日军的航空部队有新的活动，引起了工作队的注意。由于工作队的人、机配备均较优良，所以很快就从日军航空部队来往的电讯中，获悉日军以下动态： 在10月上旬的每一天，都有大编队机群调动的情况，这样频繁的军事活动，是成都工作队建队以来很少发现过的，时间持续了一周之久。通过侦译，判明原驻在中国战场的日本航空部队的主力，沿着两条航线，正在作大规模的调动。 一路是驻华中、华东地区，原属日本海军系统为主的航空队，经由上海、广州陆续南调。当时对这些机群调防的最终目的地，虽由于电讯设备的不足，一时无法判明，但根据这些航空队机上电台使用的呼号、波长、惯用的密电码以及发报手法等特征，己可判明其中的部分机群，是原先驻在武汉地区的日本海军航空队的侦察机和轰炸机队。 另一路是驻在我国东北三省、朝鲜半岛的机群，它们既有隶属子日本海军航空队的，也有隶属于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它们也循南飞航线调动，当经由朝鲜半岛上空时，一般均向日本本土基地的电台，发出“通过济州岛上空”的密码电报。飞经这一航线的日本机群，第一步的目的地，显系日本本土的各个基地。至于下一步飞往何处，当时在电讯上，尚无法跟踪侦悉。由于保密，日本航空部队的领队人员．只知服从调动，他们不可能事先获知这样的大调动就是发动太平祥战争。所以，这次大调动的目的意图，在以上两路向南转移的空军电讯中，绝无线索可寻。 工作队只能就事论事，将侦译的情报及时送交空军总部情报科，没有随意妄加判断。但对日本军事当局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将驻华陆海军航空队的主力南调，离开中国大陆，这样的大调动，显然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战略性部署，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们，对这一点都是不难觉察的。不过，这次战略性大调动的目的何在，在1941年10月的当时，确实是一个谜。 到了12月10日，成都工作队从侦译的情报中解开了上述的那个谜：原经第一路航线南调的日本海军肮空队中，某个编队机群，已进驻安（越）南的西贡基地。（按：日本侵略者与法驻安南总督德古，订了城下之盟，于1941年7月28日，强迫法国殖民当局同意日本军队进驻越南南方的西贡）。这时才恍然大悟，驻华日本航空部队在1941年10月上旬的大调动，实际上是为了12月在太平洋发动南进预先作了战略上的部署。 （二）1941年10月31日的下午，成都的第十二工作队．破译了日本驻华巾陆军航空某部与签地之间，发出的十余份简短的作战命令．他们都是密码电报传递的 这些作战命令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日本xx师团等陆军部队（在电报中并未译到这些陆军部队的番号），正沿平汉铁路确山一线向南进军，准备对该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一次攻势。 2 ．命令陆军航空队轻轰炸机xx中队，配合陆军部队，协同作战。 3 ．确定11月1日拂晓，开始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的进攻。 以上十余份密码电报，在当天（10月31日）下午刚过5点钟就全部译述完毕。 因情报内容涉及日本侵路军进犯我军阵地，而且时间极为紧迫，工作队遂将情报随译随送空军总部。总部除用电话向重庆报告外，还直接通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因平汉铁路确山一线属第五战区的防地。由于情报及时送到前方驻军，虽然最后一份电报的译出，距离日本侵略军发动攻击，不过10小时左右的时间，但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第五战区已对敌军实力、攻击目标、作战企图，事前有所了解，就能作好准备，迎头痛击来犯之敌，使日军的那次攻势完全失败。工作队在11月3日，就侦译到敌军被迫后撤的电讯。事后从军空总部获悉，日军此番虽有陆空军协同作战，但只经过三天的战斗，即被我守军击退，撤回原来的防地。这次战役结束得这样快，显然和工作队提供的详实情报分不开。 （三）1941年冬．工作队从日本海军航空队连日发出的密电中，破译了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从日本本土山发，来中国各地进行所谓“视察”的情报 第一天，他从东京搭乘日本海军运输机，飞经日本的福冈，到达上海后，即转往南京。第二天，又乘原机从南京出发，经由上海飞往广州。工作队的侦收人员，严密限踪监听大角岑生座机电台的讯号，不料在座机尚未到达广州降落之前，该机电台讯号突然在侦收机上消失，当即引起侦收人员的疑问。隔了一天，才从其他方面获悉，原来大角的座机，就在机台讯号消失的同时，在邻近广州某地被我广东驻军的地面炮火击中，坠落在我军防地，机上的日本海军军官，包括大角岑生大将在内全部丧命。按这时日本内阁已决定南进，将驻华的陆、海军主力部队调往台湾、海南岛、越南、东南亚一带集中。大角岑生此行既是巡视日本海军的战备，又是亲自传达日本内阁的军事意图，在军事上有所部署。此外，还在敌机的残骸上，缴获许多军事机密文件。 （四）日本部队包括空军在1941年10月的大调动，事后才了解，就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他们在作战略部署的征兆。过后不久，就在12月7日．日本发动了偷袭珍珠港的重大事件 当时，重庆盛传中国当局早已获知日军准备袭击珍珠港的确凿情报．还特别提到是由军统方面提供的，说蒋介石曾通知了美国当局，由于美国当局不相信中国提供的情报的可靠性，丧失了警惕，才导致珍珠港美国海军的惨重损失。就是1949年后出版的史料书籍中，也有作为史实叙写的。我们当年都是直接从事对日电讯侦译工作的负责人员，对于这一若有其事的传说，认为并无史实根据。兹就我们当年亲身见闻加以说明，以供考证。 从40年代初开始，丁绪曾即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第二组，从事对日本外交密电码的研究，有关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确切了解，有下列几点： 1．早在1940年5月，日本军令部派了一名海军少尉．名叫吉川猛夫，化名森村正，以日本外务省外务书记员的身份，在国内经过特务训练后，派往夏威夷的日本驻植香山总领事馆，专门窥探美国海军在珍珠港的驻防地点和活动情况。 2 ．又在1941年8月29日、10月到11月期间，丁绪曾亲身参加破译了以下几批重要情报： (1)1941年8月29日，自东京日本外务省发往东南亚，包括香港、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泰国、安南、印尼（当年称荷属东印度）各地区的公使、总领事、领事馆大量的密码电报，这些电报的内容大同小异，大意是： “由于局势的突变，应该着手作好撤侨的准备，在必要时销毁密码本，用简明日语为暗语，在当地政府不允许用密电码发报时，改用明电码发报，报告当地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撤侨的情况。暗语规定如下： “暗语‘东风，有雨’，指日美之间的关系发生危险； “暗语‘西风，晴’，指日英之间的关系发生危险； “暗语‘北风，阴’，指日苏之间的关系发生危险； “暗语‘今日天气晴’，指今日撤侨已顺利完毕。” (2)1941年10月中旬到11月间．东京外务省又发出大量密码电报，收报的均是美国的重要城市，如华盛顿日本驻美大使馆，以及日本驻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植香山等地的总领事馆。1941年11月26日发往野村大使、来栖特使的电文，内容大意如下： “由于局势日趋严重，为了及时以电话告知东京外务省美国局局长山木，在通电话中，可使用以下的暗语：" ‘旧金山’指中国问题； “伊藤君’指首相： " ‘德川君’指陆军； " ‘前田君’指海军； " ‘君子先生’指美国总统罗斯福； " ‘梅子先生’指美国国务卿赫尔； " ‘买卖’指日本国内形势； " ‘出卖矿山’指谈判中的让步； " ‘不出卖矿山’指谈判中不让步； " ‘生孩子’指形势急转直下。”等等。 (3)1941年11月的某一日，东京外务大臣发往檀香山喜多总领事的一份“绝密电报”，内容大意是：“今后望逐日将珍珠港各个水域美国海军的主力舰、航空母舰停泊的码头、浮标的正确位置，向外务省提出报告”。由于当时的侦收条件太差，没有截收到喜多总领事发往东京外务省的回电。 技术研究室侦破日本外务省的密码电报占日方全部发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每天侦译出一二百份以上，选择其中有情报价值的电报，每天大约译出三四十份之多，送侍从室转蒋介石参阅。但主要由于以下两种特殊原因，未能将日美谈判期间的电报全部破译，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原因是： 一是重庆地处山地，侦收日美之间的来往电报，受到的干扰很大，十份电报只能收到两三份，其中错漏的电码又多。还由于日本外务省在日美谈判期间所用的“、夕”号密码表本，只限于东京与南北美洲之间专用，而且每天换一种表本。电报不长，错漏字过多，就很难破译。上述所举的密码情报，所以能及时译出，主要是电文长、数量多，又暴露了许多破绽，符合破泽的条件。在日美谈封期间破译的密码电报，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 二是技术研究室原是七个机构合并组成的，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凡是一派有了密电码破译，对别的派系采取极为严密的防范措施，就是研究人员与研译人员之间，也作了防范的手段，如将日本密码原来的电码，加上一次变换，失去原文的真面目，这样互相猜疑，互不信任，无疑地增加了研译人员破译时的困难。此外，在同一科内，打字员与科长之间属于两个派系，故意闹别扭，科长将分配给打字员的电报，锁在自己的抽屉内，不能及时把电报送到研究人员手中，也是延误破译的重要原因。总之，在那个时代，把派系之间争权夺利和个人之间的恩怨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事情，在国民党内部是随处可见的。 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码电报是蒋介石有关日本情报的主要来源。尽管译出的密电中，有涉及日本备战的内容，但没有直接提供有关袭击珍珠港的情报。 据邱沈钧的确实了解，对日空军电讯的侦译，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前，一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技术研究室本部，专门从事日本外务省系统的密电码研译工作，二是该室驻重庆的第六工作队和驻成都的第十二工作队，负责对日本空军电讯的侦译。两者都没有截获任何足以判明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以上是供稿人了解的实况。因此，所谓重庆军统局顶知珍珠港将受日军偷袭一事，实系传说，决非史实．对知内传的人来说，就更难置信。所谓蒋介石政府把情报通知美国当局，而美国当局不信的说法，如果不是凭空编造，也很可能是传闻失误，“英”冠“美”戴。因为当时在重庆确曾有过类似的情报，那就是，当中国政府把电讯侦译中获悉的英国战列舰被日本空军击沉的情报，递交英国大使馆时，英国人确曾对情报的可靠性表示过怀疑。这是在珍珠港事件两天之后发生的事，两件事时间相距那样近，日军发动突击的情况又有相似之处，可能出于牵强附会，传闻失实。 （五）1941年12月10日．成都工作队破译了日本海军肮空队炸沉英国远东海军主力舰的情报．导致日后中英两国之间情报工作的合作，那就是1942年中国政府应英国的邀请．派出航空委员会空军侦察第六工作区队，前往印度加尔各答．配合英印军协同作战 兹将成都工作队当年译出的，有关英国海军主力舰在马来亚海面被日军击沉的史实，介绍如下。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取得成功，使美国海军的主力舰队，几乎损失大半。美日之间正式宣战，形成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的全面大战。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成都空军总部得此消息较早，该部情报科长王可赞特将此项消息面告第十二工作队队长邱沈钧，并询问工作队在侦译电讯中，事前是否发现有关这一事变的征兆。邱当即根据电台侦收记录，将l0月份以来，从日敌空军电讯中发现的敌军异动情况，择要告诉了王可赞（即自10月上旬开始，侦得日本航空部队空前大调动，将驻华空军的主力大部南移等情况）。也谈到自那以后，中国战场的天空转为异常宁静，偶尔发现熟悉的日本海军航空队机上电台的讯号，呼叫时声音极为微弱，即使能听到也难于抄收。估计这些电台已不在中国境内，而远在国境之外。总之，没有发现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任何迹象。邱为此特又通过空军总部的专用电话，向驻在重庆的第六工作队队长冉一鹤查间，该队由于侦收条件较差，连日本空军l0月大调动的电讯都未能全部掌握，其他更无所知。后来才知道，日军对愉袭珍珠港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措施，如事前封闭一切电讯联系，等等。蓉、渝两地离战场遥远，日本空军小型电台的讯号，已非工作队侦收机所能侦听得到，纵使日本海军航空队在太平洋上有电讯联络，蓉、渝工作队亦无由侦截。为了适应突变的形势，成都工作队就改变了侦收的方针，将该队拥有的四架“NC200型”侦收机．集中全力加强搜素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电台，即使讯号微弱也不放过。终于在两天后，即12月10日，截获了日本空军在马来亚海面击沉英国战列舰的重要情报。侦译的具体过程如下： 1941年12月10日上午七时许，工作队侦收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电台讯号。讯号虽然微弱，但凭着值机侦收人员熟练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立即判明这是原驻武汉的日本海军航空队某侦察机电台发出的讯号。值机人员马上倾注全神侦抄电文，只是讯号飘忽微弱，时有时无，除电台的呼叫声较强外，抄收电文实在困难。报务领班程显达亲白值机收听，到了8时以后，才抄下一份密码电报。这是一份残缺不全的密码电报，幸经在电台工作的日本战俘赵越山细心钻研，终于勉强解译出来。电文大意是：“……经度xx，纬度xx，xx理．方向北北西……”电文虽多错漏，但已能看出电文说的是这架日本海军侦察机，正在向基地发电报告，在某某经纬度的海面上，发现了它们需要搜索的目标，目标显然是海上的舰艇，正以某某涅的肮速，向北北西方向行驶。由于电文提供的情节，如有关日机侦察的对象和目的等，不够具体洋细，所以这份情报当时并未引起空军总部情报科的重视。 因正值冬季，每天上午8时侦听，较其他季节更难，所以当天8时侦收到那份残缺不全的电文后，整个上午就再没有听到该侦察机电台的讯号了。但侦收人员仍严密监听不放，12时半刚过，突然又侦听到日本海军航空队所属轰炸机群电台之间，互相呼叫和联络，其联络互叫的方法方式，大致和原驻武汉日本海军航空队相同，唯讯号远较微弱。此时整个侦收电台，气氛紧张，群情激奋，将全部侦收机投人监听，果然得到重大收获。这就是截收到了轰炸机群中的领队机向基地连续发出的全部密码电报，约二十份左右，而且侦收的情况比上午好，侦获的电文都比较完整。 将侦获的密码电文经过整理、译出，相互佐认，判明日本海军轰炸机群，在上午12时前，已开始对侦察机搜索到的海军舰只，进行了突然袭击，取得了重大战果。工作队自中午12时半开始侦收到的电报，均属轰炸机群领队机向基地发回的捷报。虽时隔41年，但经赵越山译成中文的原电文，至今犹历历在目．现就回忆所及，迫述如下： 1．根据侦察机在上午7时许开始发报，到午后3时许英舰被炸沉没，日本海军轰炸机群才结束了战斗。轰炸机群领队机先后发出二十余份密码电报的内容，主要是向墓地报告，对英国驻远东海军主力舰袭击的全部过程。 2，根据电讯中发现的飞机电台呼号数蚤计算，在这次战斗中，日军出动的海军轰炸机当在一百架以上。计炸沉了英国主力舰、重巡洋舰各一艘。译出的密码电报表明，被击沉的是主力舰“英王乔治五世号”、重巡洋舰“却敌号”，记得译出的日文似为”卜一夕卜又”，即英文“REPULSE”的外来语译音。 3．日军出动的百余架轰炸机，其中部分机群原驻我国武汉地区基地．系10月间南调的日本海军航空队某部，因敌机电台报务员发报手法等，是工作队侦收人员所熟知的，这部分敌机，就是1941年8月以前，经常去重庆等我国各大城市施虐的轰炸机群。 4 ．从敌台通讯中了解，该轰炸机群是从西贡基地起飞出击的。 5．英国驻远东的这两艘战列舰，当时是以北北西航向，在新加坡东北的马来半岛以东海面上，执行巡逻任务时被炸沉的。 6．日本轰炸机群分批向两舰投弹时，并未发生空战，说明两舰当时根本没有空军掩护，完全处于孤立无援、被动挨炸的局面。 7，电文中还报告了两舰中弹沉没的详细经过，如弹中某部位起火，炸中舰肤，舰只向左倾倒，舰首上翘，渐渐下沉，舰上英海军官兵狠狈奔窜的混乱情景等等。 8．二十余份密电报告的战况十分详细，在阅读译出的电文时如身临其境，好像亲眼看到了舰只被炸的情景一样。电文中也明显地流露出日机飞行人员的狂欢和胜利喜悦的心情。 工作队在当天下午译出了全部电文。每译出一份，队长立即用电话通知空军总部情报科长王可赞，空军总部又将情报要点通过空军专线电话报告重庆。重庆有关方面将此项情报转知驻渝英国大使馆时，约在当天下午4时过后。英国大使馆官员对情报的可靠性，明显地表示怀疑。他们还在迷信大英帝国的海军是举世无敌的，不信世界上最先进的主力舰，会在转瞬间被日本飞机击沉，更不信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竟能在距马来海面数千公里之遥的四川腹地，如此迅速地弄到大英帝国海军惨败的情报；认为这项情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直到当晚日本东京发出广播，向全世界报道了“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又一次“赫赫战果”的细节，并大吹大擂，加以庆贺时，才便英国人目瞪口呆，不能不对中国人刮目相看。 在成都工作队侦译的情报中，也有一个差错，但应由敌机的发电人员负责，与工作队无关。那就是日军在发给西贡基地的捷报中，将那艘被炸沉的“成尔斯亲王号”错认为‘’英王乔治五世号”而写入电文。不过英国大使馆对此并未提出任何质疑，因为他们知道’‘威尔斯亲王号”本是属于’‘英王乔治五世号”级五艘主力舰之一。战斗中的日本空军人员，从高空俯视分辨不请，产生误认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工作队方面，电文中的两个音读外来语，截然不同，绝无误译的可能。 由于中国能破译日本空军电讯密码，使英国不得不承认在侦译情报方面，显然落后于中国，为了加强印度的防空，英国政府于1942年春夏间，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邀请中国电讯侦译人员，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中英进行情报合作，搜集日本空军的电讯情报，配合英印军对日作战。 （六）太平洋战争娜发以前，美国人陈纳德组成“飞虎队那来华助战。由于中国提供了日本航空部队活动情况和日军在华基地的气．份报．给“飞虎队”在对日空军作战中，带来了有利条件 1942年，“飞虎队”正式改编为美第十四航空队，驻在中国战区，对日本占领区的运输线和日本驻华空军全面出击，取得中国大片战区的制空权。 美国的第二十航空队，驻在川西平原以成都为中心的地区。如在成都的邻县新都、广汉、邓睐等地建成四个巨型机场，每个巨型机场驻有40架B-29型重轰炸机．并在成都附近的凤凰山等地，筑有八个中型机场，驻有第二十航空队的歼击机群，拥有P-47、P-51、P-61、C-47各种类型的作战、运输飞机约五百架，后者的主要任务是捍卫成都领空，保护B-29 重轰炸机，不受日本飞机的袭击。 由于向第二十航空队及时提供日本飞机活动的情报，既及时又可靠，使日机的多次袭击成都，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例如1944年的某晚，工作队侦译到有一批日本轰炸机，要夜袭成都四周的B一29机场的情报，美空军的一批P-61“黑寡妇”式歼击机立即起飞，在成都外围予以迎击。由于’‘黑寡妇”式飞机上配备有夜战的先进仪器，因此全歼了来犯的敌机。从那以后，无论白天黑夜，还是晴天雨天，日本飞机再也不敢进犯成都的空域了。B一29重轰炸机每月一两次由成都基地出击，轰炸日本本土，扔下数千吨的炸弹，使日本人民也深受军国主义者带来的战争灾难。直到美军占领冲绳岛以后，第二十航空队才由成都调往冲绳。在驻成都期间，由于中国提供了日本空军电讯情报，配合第二十航空队顺利地执行大规模空袭日本本土的任务，受到美方的赞赏。 三、珍珠港事变前美日间破译密码的情况 关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破译日本外务省、日本空军密电，获取重要情报的情况，上文已有叙述，但当时并未能判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确切信息，为了澄清当时的实际情况，现将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在侦译日本密码电报中，窥探日本国策的经过，简介如下。 首先在日本方面，自从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以来，直到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始终在北进和南进，谁先谁后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虽有德意日三个轴心国协同作战的约束，但有两年时间．日本却按兵不动，企图全力以赴，首先解决中国问题。1941年7月2日，在有日本裕仁天皇亲自参加的御前会议上，才作出了《适应局势变化之帝国国策纲要》的决定。同年7月3日，日本外务省发给日本驻德、意、美、苏等国大使的“国家机密”、“仅限于大使本人知道”的绝密电报。这份密电的主要内容有：“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帝国将坚持其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依然朝着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前进，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上迈步南进，同时根据形势之发展，再解决北方间题。”换言之，就是先南进再伺机北进。将先“不辞对英美作战”。只有在”德苏战争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帝国，则以武力解决北方间题“。 从1941年3月到12月，日本政府一面积极备战，不辞与英美作战；另一方面，又与美国政府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企图迫使美国退出中国，并要求美国继续向日本提供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军用物资。日本就是以和战的两手，以战为主的国策，在和美国周旋的，利用谈判的时机，作好发动战争的准备。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最高司令官是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并于1941年11月23日，派南云海军中将为主帅，率领“赤诚”、“加贺”为首的六艘航空母舰，编为一个特遣艘队，集结在日本北方四岛中择捉岛中部的南单冠湾，并切断了择捉岛与岛外的一切联络。将整个舰队隐蔽了起来。狡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达到不宜而战的目的，还采取封闭一切电讯的手段，将拥有30艘舰艇的庞大舰队，变成了“无声的”突袭舰队，准备一声令下就立即偷袭珍珠港。 日本外务省奉内阁之命，在发给华盛顿野村大使的电文中，多次强调：“以东京时间的11月29日为期限”, “这个期限，绝对不能再变更”。要求通使美国在日本所提条件的协议上签字。 11月26日上午6时，“赤诚”号旗舰升起了信号旗，南云中将率领30艘战舰的大舰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急驶夏威夷，终于在12月7日偷袭了珍珠港，取得惫料外的重大战果。 再说美国方面，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美国国务院下设有一个“黑室”，专门从事各国密码电报的研究工作，这个组织在鼎盛时期拥有6000名技术人员。华盛顿会议期间，破译日本方面的密码，最后逼使日本签订了英美日三国海军比率为五、五、三的协定。当年主持“黑室”的负责人是奥斯本.约德雷，他于1939年受军统头子戴笠之聘，来中国培训人员，并直接参加对日本军方密电码的研究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又有一位密码专家弗里德曼，他于1921年大学毕业后，在美国陆军通讯部密码班工作。1929年任通讯谍报部部长，1935年负责密码的研译工作。1938年，陆军通讯谍报部与美国海军部合作，加强了对日本密电码的破译工作，由美国海军提供截听日本外务省与国外使节间往来的电报（美国海军舰只上，有专人负责窃听日本驻外使节与东京之间的来往密码电报，当时技术研究室地处重庆，就不可能有这样优越的侦收条件）。在弗里德曼指挥下，集中了19名专家，经过2O个月的努力，终于在1940年9月仿制成功一架日本外务省使用的九七式打字机，即“紫色打字机”，首次完满和成功地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密电码。美国为了保密起见，对这种密码的全部破译过程，用“魔鬼”一词来表示（按蒋介石自1935年，在南京成立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任命留美的哈佛大学博士温毓庆为所长，早在1936年就破译了日本外务省使用的几种密电码，在这方面，显然比美国领先了几年）。 1940年春，日本外务省向驻外使节发出密电码通报，内容大意是：“美国密码专家亚德雷受中国之聘，到了重庆，正在指导中国数百名技术人员，从事帝国密电码的破译工作，希望贵大使（公使）加强对密电码的保密措施。”两天后，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自伦敦发回电．内容大意：“关于密电码本保险箱的钥匙，由本大使及大使夫人亲自保管，谅无妨。”当时，丁绪曾看到这两份往返的电报暗中发笑。同时说明，日本方面不相信中国人有能耐破译他们的密电码。 从1941年7月到袭击珍珠港之间的五个月，美国密码专家们先后破译了日本外务省与驻华盛顿大使馆之间的密码电报共两百余份，弗里德曼因此三次获奖。因此可以说，美国最高当局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企图亦有觉察，但在以下几件事上却丧失了警惕。 （一）日本驻植香山总领事馆与东京外务省之间，有关美国舰只在珍珠港的驻守位置及美国太平洋舰队活动方面的情报，美国早已破译，但夏威夷美海军头目却一点不知道。华盛顿之所以不通报驻军司令的理由是：“可能泄露机密，这是今后海军部为了保持获得这些情报所需要的。” （二）太平洋舰队和美国最高当局一致错误地估计了日本的意图。认为日本首先是向马来亚和新加坡发动进攻，如果那样，太平洋舰队可以突击马绍尔群岛以威胁日本本土。关于美日之间的谈判内容．美国政府从不通知夏威夷驻军司令，使之毫无作战准备。 （三）罗斯福在东京时间12月7日，看到刚破译的电报，是外务省发给野村大使的。罗斯福正在与霍普金斯轻松地谈到自己今后如何以钓鱼来度晚年的问题。罗斯福将收到的电报交给霍普金斯看后，两人一致的看法是：战争就要爆发了。霍普金斯说；“日本打算作好准备后再发动攻击，但我们不能放第一枪。”罗斯福也说：“我们是民主国家，不能公然采取先放第一枪的行动，我们只能等待事变的发生。” （四）紧接与霍普金斯谈话后，罗斯福准备找作战部长斯塔克将军，谈谈美日谈判破裂，战争迫在眉睫的问题。当听到斯塔克正在国家剧院看戏时，又阻止人去找斯塔克，怕在剧场里找作战部长，会惊动观众，从而带来不必要的恐慌。罗斯福说：“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反正不要半小时，散场后就可以请他来了。”在战争即将爆发的紧迫时刻，罗斯福除找斯塔克以外，没再同任何人通过电话或谈话，商讨对策。以上足以说明，美国最高当局是已经获知日本统治集团整个动态的，只是由于对日本的企图估计错，并要等待日本先开第一枪，以及其他决策者的犹疑、寡断，才导致珍珠港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在日本偷袭时遭受了重大损失。可是罗斯福事后还说，由于珍珠港遭到日本的偷袭，才促使美国军民奋起抗战。 同时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破译对方密电码，从而取得重要的情报，这是一回事。利用这些情报，发挥其作用，变为战略、战术上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完全是两码事。举例说，工作队从侦译日本空军电讯中取得情报，如加以利用，完全可能在军事上取得胜算。但是，蒋介石下令，命令空军采取逃跑避战的方针．而不是在敌机进犯的途中分别迎头拦击（这样完全可以重创来犯之敌）。这正如美国最商当局，没有充分利用已获得的情报，在珍珠港作好准备，严阵以待，因而后来蒙受奇耻大辱，遭到惨败。 ( 1982 年） 国民政府的军电保密系统 答勋仪 【作者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用译电业务瞥理处人事科少校参谋。】 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了巩固军事独裁统治，严密控制和驾驭所属部队、特别是对异己非嫡系加强防范，搜集侦译日军作战部署的无线电情报，侦收、破译、破坏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各自往来的有线电、无线电报密码通讯，达到侦知对方机密，窃取空中情报的目的，在“密码专家”聂文逊等人的策划下，从抗战初期就开始，加强军用译电业务，防奸防谍保密活动，由蒋之亲信、待从室机要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直接指挥、操纵、组织、培训，并以聂文逊、李基鸿、何志洪等人为骨于，在军统之外，自成特务系统的一支军用译电业务人员队伍，安排到全国全军独立团以上部队和军事指挥各总部，重要主管军事机关的心脏部门的办公厅（室），机要室、译电课（室组）。特别是对非黄埔系，甚至直接打人到各军事将领机要随从人员中去，并编发特种专用密码，可直接向军委会机要室或委员长侍从室机要组，向毛庆祥本人拍发绝密机要电报。 1938年冬，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行文，进行了一次全国军用译电人员（起初通称电务人员）甄核总登记，并继戴笠在湖南临澄主持开办军统特别训练班之后（即军统临训班），随即在贵州遵义城郊办了一个由毛庆祥亲自兼任班主任的军事委员会电务人员训练班（后更名军用译电人员训练班），与此同时，又由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在遵义办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外语训练班，培训外语特务人员。该译电人员训练班，下设大队部，政训、教务、事务三个室，分期、分批保送、抽调或指名抽调全军独立团以上军用译电人员人班受训，每期训练三个月，每期学员五六十人到百余人不等，在遵义办了第21期。1943年冬．迁到重庆市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附近的清水澳（是为了方便毛庆祥亲自培训掌握），办到第25期，又由清水澳迁到市郊九龙坡（浮图关西，邻近交通大学），由毛庆样之内亲陈浩予任班主任，继续办到第28期，前后总共培训近三千余人。1946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立国防部后，则并人由郑介民任校长的南京黄埔路国防部情报学校，成立高级电务人员训练队，只办了八期，每期训练三周，由改组后的国防部第二厅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主持并兼任队长。学员主要来源，是指名抽调前28期受过训．表现卓异的译电人员及现职整编师、旅、纵队、独立团以上和各绥署、总部军事首脑机构的情报参谋，译电组、科长等，以适应内战和防范爱国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的僻要。各该训练班，均聘有密电码编纂、侦译、破译和特种密码技术通讯教官。李俊人、聂文逊、冯又新等人，讲授密码通讯技术和特种密码通讯技巧、侦译、破译密码方法等，总结交流和介绍密码技术经验，并着重灌输政治思想、精神讲话。毛庆样、郑介民、侯腾还亲自到班，对学员讲课训话。1945年9月一天午后，第24期结业前不久，蒋介石车队在沿途宪兵岗哨护卫下，由市内曾家岩委员长待从室回南岸黄山官邸，路经九龙坡渡口时，毛庆祥、俞济时、黄仁霖等随同，特意下车，到班巡视一番，学员莫不受宠若惊。结业时，每一结业学员，除发给毕业证书、同学录等外，另发有布面烫金64 开《 保密手册》一本，曾赠给写有“xx同志”，下署蒋中正字样（用印）的六时像片，学员结业后，仍回到各自部队、机关，除从事正常译电业务外，并兼负有“特殊任务”。 1943年冬，毛庆样为了加强组织管理．提高效能，在原有委员长侍从室机要组和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之外，又增设一个亦系由蒋、毛之内亲徐鸿涛任处长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用译电业务管理处（简称军委会军电处，设于重庆中正路，即小梁子的巷内），行政直辖办公厅主任商震、贺国光，业务则直辖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翅组（实质活动是受命于毛庆祥．为毛主持系统六个机构之一），该处下设五个科室，分掌总务、人事、密码编研、侦译破译、特种密码技术研究和专员室，并接管侍从室机要组原设在重庆市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附近的黄角枉山腰中隐蔽的无线电侦察台和高频率无线电干拢台，用以侦收和干扰、破坏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电台与延安、西安、皖南、苏北各地无线电联络通讯．并侦收往返无线电密码电报，该处并向全国各地重要市、县派出电检员，常驻当地电报局，随时任意检查经电报局收发的明密码电报、军电、商电、私电，如有所获，均秘密抄送该处第三科及专员室。该处业务主要是研究编制密码和侦察电台所侦收窃取的无线电密码电报和全军各地译电人员直接秘密报送的机要专密抄件，及其他侦获之特种密码，进行侦译、研译、破译，窃取情报。在人事上，制订制度规范，对全国全军独立团以上军用译电人员进行登记、培训、考核、任免、奖惩，对甄核合格译电人员发给登记证和手册。1943年至1944年间，对执行任务有表现，卓有成绩的译电人员，曾颁发过两次光华奖章。如1942年驻防豫东黄泛区抗日前线的非摘系部队石友三部怀有贰心，企图密谋投敌，以及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李玉堂．违令失职，都是最早由一名译电员使用专密直接向毛庆样告发的。再如安徽临泉共产党地下电台与西安联络数起密码通讯，为国民党苏誉豫皖边区党政分会电台，窃收抄录转发重庆，使临泉、阜阳共产党地下组织曾遭到破坏，这些译电人员均受到军委会褒奖。 1944年10月，该军电处又向全国12个战区和少教集团军总部，派出电务督察组，各组编制设少将（上校）督察一人．中（少）校视察两人，译电员两人，司书一人，勤务兵若干名，以军事委员会派第城战区长官司令部（或x集团军总司令部）电务督察组名义，常驻各战区长官部进行活动。第一批先向第二、四、七、八、十、十一等几个战区派出，督察、检查战区所谓保密防奸、防谍活动，直接向重庆该军电处接受任务。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部，上述所有机构和业务活动，则分别由郑介民的国防部二厅（前身是原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和毛人风的国防部保密局分别接管，人员组织亦随之改编到各该厅、局所属系统，一部分人员则调转“总统府”机要处和参谋总长办公室（原军电处改并为二厅技术研究室，由魏大铭任主任）。” 军事委员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概况 池步洲 【作者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副主任、主任。】 我于1943年10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专员室主任专员之职，转任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副主任；旋因该班班主任陈洁予他调，我即升任该班的少将班主任，自第19期办起，到第24期为止，前后共办了六期，一直到坑日战争胜利后该班停办，我才于1946年1月去职。 该斑学员的人数各期不等，多则120名，少则80名，前后共调训国民党军队中的译电主管人员及译电员约六百名。学员都是国民党军队中现职的专业译电人员，军阶高的为少将、上校，低的则为尉官．以后者居多。班本部设班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下设秘书室、教育科、总务科，及大队部。按编制大队部下设有三个中队，中队下设区队，但因该班调训学员名额不多，实际上只设了一个中队。我当班主任时，秘书姓刘（忘其名）；教育科长施啸龙；总务科长孙辅元；大队长先为马国麟，到抗战胜利前不久的最末一期改由宋某某（忘其名）担任。 学员的调训，是由军委会办公厅给各部队分发布命令，保送译电工作的主管和一般的译电员人学受训。来往路费统由军委会发给，在学期间的薪资则由原所在部队照发，给养服装由军委会供给。班址设在重庆市南岸弹子石刘家花园附近。 教育科里有十多名教官，以中、日文密码的编译专家居多。我自己也兼上课，教的是日文、英文密码的一般常识。 每期开学时，照例由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前来主持开学典礼；结业典礼时，也要请毛庆祥前来主持，并与全体教学员一起参加聚餐。毛庆祥当时是蒋介石手下的红人，是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的机要组组长，下管四个单位：军委会机要室、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军委会军电管理处和我们这个译电人员训练班。 训练班内设有国民党军委会特别党部附设的区党部，指导员照例由班主任兼任，但只是挂个名而已。区党部的实际工作由总干事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区党部奉命撤销，改设政治部，由军委会政治部直接派人组成，主任姓易，名已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什么要开办这个译电人员训练班呢？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里的长官们对部队之间电讯来往的保密工作普追重视不足，以致抗日前线的军事部署、部队的调动等军事机密，往往被日军从截获的军事电讯中侦译得悉。一个战役还没有开始，日军对我军的作战意图和部署就已了如指掌，甚至故意在其同盟社的新闻电中透露一二．扰乱我军的部署。按理说，我方军委会下达的军事部署、作战命令和部队长向军委会报告作战情况，用的都是毛庆祥的机要室编发的密码本，具有高度的机密性，对日军应该是可以保密的。问题是出在部队长之间相互来往的私人电讯上。这些部队长都是用他们自己编的保密性很差的密码互通情报的，很容易被日军破译，因此日本人不必花大力气去研究破译我方军委会使用的保密性很高的密电码，便可轻易获得我方的许多军事机密。国民党军队里的部队长，有不少人是头脑简单的军阀，他们认为自己编的军用密码从没有给外人看见过，怎么会被敌人破译出来呢？传闻有一次上军阀石友三驻重庆的办事处处长打电报给石友三说：“听说我们来往的电报，已被中央译出来了。”石在回电中说：“密码本是我和参谋长关起门来编的，没有第三个人看见过，不会被中央知道的。”其实石友三暗中与日本人勾结的情况，早已被蒋介石的机要室从其来往的电报中侦悉无遗。因为国民党军队中的长官们每多此等无知之辈，所以他们部队里的译电员们也往往图省事，不喜欢使用军委会颁发的手续复杂、费时费事的密码本。除了与军委会的通电不得不用以外，各部队相互之间来往的电讯就乐于使用他们自己编的密码本。这就是抗战期间我军军事机密常有泄露的原因所在。因此蒋介石就决定开办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轮流调训各部队的电讯主管和译电人员，以杜绝军事电讯的泄密现象。（军事译电人员训练班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已经开办过，不过那时只是招收译电员加以一般的短期训练，就往部队里输送，旧班后来设在遵义，办到第18期就停办了。）我所主持的这个新的译电人员训练班是轮训各部队已有一般译电知识的译电人员，目的是加强对他们的保密意识教育。所以训练一开始，第一课就告诉他们，密码本如果编得不好，就会被敌军破译出来而泄露我方军事机密的道理。接着就叫学员们用他们自己原先所编的密码写出若干份密电文，交给班里富有中文密电侦译经验的教官破译之后，再给学员们讲解其中的道理，使学员们对军用电讯的保密意识大为加强，从而自觉地乐于使用军委会颁发的手续麻烦的密码本。其次则教他们学会怎样编保密性能高的密码。这种训练办法颇有成效，各部队前来轮训的译电部门主管和译电员们，本来照自己的密码本死译，只要及时译出，就算尽其职能了。轮动｝之后，才有了真正的保密意识，既会自己编出保密性较高的密码，也更乐于使用军委会机要室所颁发的密码本，所以抗战后期我军的电讯泄密事件就少得多了。 我所主持的这个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与军令部另一个由军统主办的译电人员训练班的性质完全不同，目的纯粹是为了对日作战的需要，而不是以反共为主要目的的特务训练班。不但全班的教职员工（包括正式编制的51名教职员，以及一二十名勤杂人员）没有一个是特务分子，同军统、中统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从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后该班随即宜告撤销这一事实来看，也就足可证明了。 (1983年） 1937 年前后的汉口“文化围剿” 李文开 【作者时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科助理干事。】 1936年5月间，浅从南京持张厉生介绍函到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科任助理干事。到职后，书记长郭衡即指示我说：“你负责审核报纸，当前审核新闻的中心是对人民阵线的宣传，这是从西班牙输来的。根据中央宜传部密令，报刊上出现这类文字，均在查禁之列”。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活动日益猖撅，蒋介石仍采取不抵抗主义，贯彻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因此，南京政府的反共活动．除诉诸武力外，还在全国各大城市加紧文化“围剿”。 汉口不仅是华中商业中心，而且是文化枢纽。国民党当局在特别市党部的策划下，先后组成新闻检查所、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戏剧审查委员会，以期使进步文化在汉口市绝迹： 现将这三个检查机构和主要任务分述如下： 一、汉口市新闻检查所 汉口市新闻检查所系由市党部、市政府、市警察局、武汉警备司令部等机关派员组成，由市党部负主要责任，并设立办公处，其主要任务是审核全市各通讯社收集的国内外新闻，准许发表的．交由中央通讯社统一发布。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发表了许多抗日救国主张，这些消息均被新闻检查所扣留，不许转载。例如江声通讯社曾发表一则新闻，其内容为“响应中共号召，团结各党派一致抗日”，检查所查出后，假以“该社来路不明，接受中共资助”，予以撤销登记。 1937年11月间，汪精卫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召集沪、宁、汉三市文化界人士开座谈会，当时我与干事范永炎、何梦雪、傅瑞华等人奉命担任招待（实际监视民主人士言行），到会者有百余人，其中有出版家、作家、戏剧家和一部分大学教授。我记得民主人士有李公朴、沈钧儒、洪深、应云卫、史良、沙千里、章伯钧、舒绣文、金山等，胡风也参加了这个会，并发了言。 会议由汪精卫亲自主持。首先发言者是沈钧儒先生，对国民党外交政策的左右不定，提出质问。他说：“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政府一方面仍走英美路线，另一方面又派陈公博到德国和希待勒洽谈，对联苏间题，到现在尚犹豫不决。为挽救民族危机、应派得力人员到苏联，从速订立中苏友好条约，才能改变目前国际处境。”沈先生的发言，受到到会人士热烈鼓掌赞成。第二个发言人是洪深先生，他介绍上海抗日演败情形，在谈到难民集给苏州，由于国民政府无计划的撤退，使成千上万的难民在搭车逃难中丧生。说到此时，洪先生泣不成声，会场空气紧张起来。汪精卫见要求发言的人很多，在与于右任密语几句后站起来了作了一些答复，主要是为外交政策辩护，说“陈公博到德国去活动，系接受苏联建议派去的。联苏没有问题。”讲完就离开会场了。以后，由陈立夫讲了一些《大学》、《中庸》之道，这些迁腐之谈，使听者感到厌倦。刘健群也讲了一些所谓“国际形势演变”。散会后，各报社记者所采访的当日新闻和纪录李公朴、沈钧儒、洪深诸先生发表的言论，全被新闻检查所扣留。市党部通知各报社除登载汪精卫对文化界人士讲话外，其余会中情况一律不许发表。另拟新闻一则，交由各报社翌日刊登，其内容大意是“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假汉口恃别市党部召集沪、宁、汉三市文化界人士开座谈会。汪氏就当前我国外交政策作了阐明，并指出今后抗战图存方针”。 二、汉口市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汉口市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是由汉口市党部、市政府，市替察局、外交部驻汉办事处等机关派员组成的，由市党部负责主持。我与助干朱光琏代表市党部参加了这个组织。 审委会成立后，根据国民党中央宜传部指示，拟具查禁书刊条例13条。同时，国民党中央宜传部每月还颁发查禁书刊名册一份，密令市党部在市面查禁，这份名册，交由审委会从严执行。 该审委会主要任务为审查和检查，同时进行。审查方面： （一）凡在本市新出版的书刊，先将原稿送审，经认为符合《出版条例》，发给审讫证，方准付印。未履行上述手续者，作为违反《出版条例》，按情节轻重，加以处理。 （二）凡从外埠运进的书刊（外文版在内），先将书刊送由审委会审查，经认为符合《出版条例》 加盖审讫证印章，方可出售。如果查出内容上有抵触国民党中央政策，或言辞过左等，均将原书刊扣留，并追究书刊来源责任。检查方面分公开和秘密检查。所谓“公开检查”，由四个机关代表集体赴交通路和江汉路各书店抽查，这种检查方式，每月一次或两次，如果查出了所谓“违禁书刊”除将全部书刊没收外，并予停业处分。所谓“秘密检查”．由四个机关代表轮流化装到各书店，专门去买查禁名册上的书刊，假如在某书店买到这样的书刊，那事情就比较严重了，即由市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勒令停业，逮捕店主。1936年秋到1937年冬，在汉口市被查禁的书刊不下两百余种，如《大众哲学》、《大众文学》、《死魂灵》、《呐喊》、《华盖集》、《仿徨》、《铁流》、《高尔基传》、《文摘》、《紫外线》等，以后《抗战旬刊》也在查禁之列，因它登载了八路军抗日消息，不准生活书店出售。所有被查禁书刊，在市党部堆了一大房间，武汉会战时．这些进步书刊均被焚毁。 三、汉口市电影戏剧审查委员会 汉口市电影戏剧审查委员会是由汉口市党部、市政府、市苦察局、市戏剧工会等机关派员组成的．仍由市党部负责主持。 它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在本市新上映的电影或上演的话剧，查出有情节“不符合要求，，的必须修改，该审委会用书面通知上演单位，加以修改。如系影片，这一段必须剪掉，如系话剧，必须修改这一段，才准上演。因剧情遭到破坏，各戏院不能演出和放映，时常发生周折。例如，洪深先生在抗战中所编的话剧《飞将军》 ，经一再修改，才准予在汉口市光明戏院演出。 该审委会又规定各大小戏院，每天留出包厢座位三个，名义上为审委会审看演出，其实为他们眷属不花钱看戏。 总的来说，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对汉口市进行“文化围荆”，企图使进步文化绝迹。但青年学生和市民仍可从街头、旅馆中买到一些进步的连环画来看．鲁迅先生的著作，还是可以买到。 在重庆新闻检查局的日子里 郭心秋 【作者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局检查员。】 1941年，我从绥西陕坝第八战区副长官政治部回到重庆，一时找不到工作．生活成了问题。后来总算通过东北老乡齐世英介绍给李中襄，被安插到李当局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局任职，分派在该局的重庆新闻检查处（与局合署办公）工作。 重庆处的正处长是邓骥，副处长是黄香山。他俩都是小官僚政客，下面还有一批检查员。工作时间都在晚上，上、下半夜分班倒。检查员里设有总（首席）检查员，凡是检查员肯定不了是“扣”还是“放”的消息，都留给总检查员最后核定。我们这工作是跟在新闻编辑们屁股后面干的活，新闻编辑都是上夜班的，把报纸的版面排好打成小样后，就必须送新闻检查处检查，如果其中有些新闻报道的内容经检查后被扣不准发表，而又来不及补排其他替代的内容，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就会被铲版“开天窗”。倘若这份报纸原先销路不广，却连续几次开了“天窗”，或者留下若隐若现的几个字的铲版痕迹，就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好奇心，以为这份报纸敢于说话，马上就可以打开销路，发行量猛增。但是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报纸如果连续受到几次警告而不能“改过”，就会被勒令封闭“关门大吉”，或受到停刊几个月的处分。 重庆新闻检查处设在曾家岩宽仁医院东对门，工作人员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侮天晚上6点钟上头班，一班至少有七个人，总检查员像做法事的大和尚那样坐在台桌的横头，其他的“小和尚”们则按各自的座位分别在两旁坐下，桌上放有紫色印台、红色墨水和钢笔．人手一套；此外还备有刻好“放”或”免登”、“缓登“等字样的方戳。凡在重庆出版发行的报纸，都毫无例外地必须一律送检，因此检查员们就得天天通宵达旦地忙个不停。别看新闻检查局这样一个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机关，就这么几个检查员，却能把重庆全市所有报馆里的编辑们搞得头昏脑涨，叫苦连天。有时排好小样送来检查，部分内容被认为’‘违禁”扣发，就得赶紧另找消息补上，不然第二天的报纸就不能按时出版，或不得不“开天窗”。报纸编辑们在对新闻检查痛恨之极的情况下，有时也不免会跟这些新闻检查员”斗斗法”，千方百计地设法把他想要发表的消息夹在不受人注意的报缝间透露出来。 当时重庆的报纸，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国民党政府办的官方报纸，如《中央日报》等，这类报纸通过新闻检查，自然间题不大。第二类是民间私人办的报纸，如成舍我办的《世界日报》、陈铭德办的《新民报》等，其目的在于争取扩大销路多赚钱，有时就故意刊登一些讽刺、揭露国民党统治黑暗腐败的消息，以迎合读者的口味，免不了偶而“违禁”而“开天窗”，从而提高报纸的声价，增加销路。第三类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则受到新闻检查特别严苛的“优待”，小样送来后，检查员都要小心翼翼地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对该报转载中央社的消息，可以稍为放松一些，而对新华社的消息，就得从头到底来回反复默读好几遍，否则谁要是错放过了“违禁”的消息．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负不起那个责任的。所以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新闻，往往都被检查员们推到总检查那里去看。总检查是潘沃权，广东人，他很沉着，放消息也比较大胆，别人看了认为有问题的文稿，他拿过去一看却往往给“放”了，倒也没有捅过什么大漏子。检查员们上下班的分工是，上半夜看小样，下半夜看大样。我刚去时因为是新手，分给我看的都只是一些“报屁股”之类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后来才拨给我看一部分新闻稿。 我在重庆检查处工作了有一个多月的时何，就碰上了一件倒霉事：有家报纸在报屁上登了一条新闻，是记者从飞机场直接采访来的，说是有一架飞机从香港空运大批海鲜、对虾、螃蟹之类的高级食品到重庆，猜想是专为供给某位贵夫人的专厨充其享口福的，觉得在此国难期间．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达官贵人们却还是这样穷奢极侈，真是太不像话了。就以一首打油诗作为标题登了出来：“身系马鬼不知处，粉颈犹呼荔枝来”，借古喻今，进行讽刺。不料这条小小的报屁股消息，竟大大地触怒了某位当朝权贵，打电话质问下来．要层层追究责任。处长邓骥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就把新来不久的我当作替死鬼，企图嫁祸于我。但这事确实不是我的责任，他有一告，我有一诉，告到局长李中襄那里，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就把我调回局里，派到唐家沱去审查新闻。 唐家沱在重庆市外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处，从市区乘汽轮往东航行约十里以外，是市郊的一个码头小镇。新闻检查局在那里派有一部分人留守，审查各省、市寄来的报纸。在这儿可以避免敌机的空袭，比较安全。这里的负责人一位是局长李中襄的妻侄，另一位姓何，手下还有几个人每天对各省市寄来的报纸进行检查，看有没有发表“违禁”的消息。如有发现，就把它摘录下来，再通知有关省市的检查处，促请他们注意，以免日后再发生类似情形。我在那里只呆了半个多月，想到邓骥这样任意嫁祸诬陷于我，虽然没有得逞，却硬是把我从重庆检查处挤了出来，心中不满，就愤而辞职，离开了新闻检查局。 (1962年） 特务机构的邮电检查活动 李邦勋 【作者在抗战期间曾任郴州、遵义、贵阳邮电检查所所长。】 抗战期间，我从事邮电检查工作三年多，先后充任郴州、遵义、贵阳三个邮电检查所（以下称邮检所）所长。兹就个人亲身经历和了解的关于邮电检查的真实情况陈述如下。 邮电检查是国民党的特务罪恶活动手段之一，企图楷偷阅人民信件和电报，搜集革命活动情报，配合军统、中统在各地秘密组织的活动．达到破坏革命和阻止人民思想进步的目的。邮电检查人员只执行检查邮电，不执行侦查案件。通过邮检和电检获得情报和线索，提供当地秘密特务组织进行侦查利用；通过邮检获得的进步书报，则扣留焚毁，不让流传。 邮电检查是半公开的特务活动．对邮政局、电报局和当地党政军机关是公开的，对老百姓是保密的。邮检所不挂招牌，检查人员也不佩证章。邮检所有三个办公处所：一个在邮政局内辟有专室，负责检查人民往来的邮件；一个在电报局内辟有专室，负责检查人民往来的电报；另一个是租用房，进一步处理检查人员在邮政局和电报局检查到的邮件和电报，以及作为检查人员食宿的处所。邮检所在邮、电两局的办公室，邮务人员和电务人员除两局负责人指定的专人外，任何人不得入内。邮检所在邮政局有专用信箱，在电报局有专门的电报挂号，作为该所公文往来和检查人员私人通讯之用，邀免将邮检所的名义暴露在外。 一、邮电检查机构的演变 自从蒋介石于1927年背叛革命、篡夺政权以后，即实施邮电检查的罪恶活动，开始由宪兵司令部主持其事。凡宪兵所到之处，即派员到当地邮、电两局检查人民往来的邮件和电报。约在1933年，蒋介石就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成立邮电检查指挥总机构，在全国各地分别成立邮电检查执行机构，以配合他的两大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进行罪恶活动。自1933年成立至1940年夏，由中统特务掌握。l940年夏至l946年结束，由军统特务掌握。其指挥总机构先后变更四次：情报局第三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军事委员会邮航检查处。处长先后由陈掉、丁默村、金斌、朱世明、刘蟠、李肖白等六人充任。 （一）情报局第三处 约在1933年，蒋介石为了统一特务组织，集中特务力量扩大镇压革命的活动，以维持其法西斯独裁政权，特在南京成立了一个所谓“情报局”。这个局以陈立夫为局长，陈悼为副局长。该局内部设三个处：以特工总部为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以特务处为第二处，处长戴笠；第三处主持邮电检查，设在南京四条巷，并在全国各重要城市分设邮检所，处长由陈悼兼任。陈悼，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亲信。曾任南京警察厅厅长、军令部第三厅厅长、北平市警察局局长。他兼任第三处处长期间，该处实权操在中统特务手中、为中统掌握运用。处内的科长和重要职员都是中统特务。各地邮检所的所长和检查员等则由中统和军统分别介绍委用。 （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 1935年，情报局改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陈立夫、陈掉分任正副局长。内部组织和业务同前一样，仍由徐恩曾、戴笠分任第一、第二两处处长；主持邮电检查的第三处处长则改由丁默村充任，处址仍设在南京四条巷。丁默村，湖南常德人，原系中统特务，抗战期间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人．先后充任汉奸组织汪伪社会部部长和浙江省省长。当时、他出任第三处处长是陈立夫委派的。因此，该处仍由中统掌握运用，但各地邮检所所长和检查员等仍由中统和军统分别介绍派充。 （三）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 蒋介石被迫抗战后，就假借抗战之名，扩充特务组织，于1938年下半年，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其第一处扩大组织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其第二处扩大组织后仍沿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名称，简称“军统局”。这两个局各有分工，分头开展活动。其第三处改为“特检处”，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持邮电检查业务①，设重庆来龙巷。处长先后有金斌、朱世明、刘瑶、李肖白等四人。金斌，浙江人，中统特务，曾任中央军校教官、军事委员会锉叙厅某处处长。他出任特检处处长，是陈立夫、徐恩曾向蒋介石保荐的。因此，该处职权仍由中统掌握运用，但各地邮检所所长和检查员等，仍由军统和中统分别介绍派充。1939年夏，即金斌担任该处处长约一年之后，就被蒋介石免职，改派朱世明接任。朱世明．湖南长沙人，蒋介石的亲信，历任交通技术学校②教育长、外交部情报司司长、中华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他充该处处长期间，实权仍操在中统特务手中。处内的科长和重要职员多为中统特务，但各地邮检所长和检查员就不一定是消一色的中统了，而是由中统和军统分别派员充当。1940年夏，朱世明因调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而离职。此时，戴笠就向蒋介石保荐刘瑞接任朱的遗缺。刘蟠，湖南益阳人，军统特务。曾任军统局兰州特警训练班副主任、中央警官学校沈阳第五分校主任、粤汉铁路护路司令。他于1940年夏接任该处处长，该处实权即由中统特务转人军统特务手中，处内中统分子纷纷自行离去．各地邮检所所长和检查员等，凡属中统分子也陆续自行辞职。1941年夏，日军飞机空袭重庆，造成重庆大隧道渗案，军统局外事人员训练班学生在这次空难中因窒息而死达11人。戴笠以刘瑙未事先发给该班学生进人特检处防空洞的证件，致使该班学生临时躲人大隧道防空洞窒息而死，因而将他关押，另行推荐李肖白接任该处处长。李肖白，湖南湘阴人，军统特务。曾任复兴社特务处书记、人事股股长、军统局人事科科长、人事处处长、湖南省警务处处长、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他任职期间，该处内外组织完全由军统掌握，于是，中统分子陆续退出，至1942年差不多走光了。 【① 1941 年起兼负航空检查责任。② 校长由蒋介石兼。】 （四）军事委员会邮肮检查处 1943年特检处改组为邮航检查处，仍由李肖白充任处长，任务同前一样，处址仍设重庆来龙巷，直至1946年结束。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假称“还政于民”，实行“民主”。声明撤销特务组织，停止特务活动。实际上，特务组织并未撤销，特务活动也从未停止过，而是用新立名目和改变隶属的手法，以欺骗人民。如中统局改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至于邮电检查组织，如邮航检查处和各地邮检所，虽于1946年随同军事委员会的撤销而撤销，但邮电检查活动并未停止，改由保密局的各地秘密特务组织（站、组）继续执行此项任务，迄至全国大陆解放。 二、邮电检查机构的内幕 （一）邮电检查机构的布局 抗战时期的邮电检查机构遍布全国．除解放区和日军占领区外，各省省会、特别市和重要县、市，均设有邮检所，直接执行邮电检查业务。1943年，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改为军事委员会邮航检查处后．调集一批人员补充所属邮电检查机构，并斟酌实际情况和需要，将县、市的邮检所改为办事处，拨归省会邮检所统辖指挥。也有一些仍独立存在、直属于邮航检查处的邮检所，或在省会周围比较重要县、市，另设力事处或驻在员。例如原设在贵州省境内的安顺、毕节、独山、镇远等邮检所改为办事处，拨归省会所在地的贵阳所指挥；而遵义邮检所仍独立存在。贵阳所又在息烽设一驻在员。就这样组成一个检查网，邮电检查的组织比前更加严密和充实了。 （二）邮电检查人员的来源 邮电检查是中统、军统掌握运用的特务活动手段之一，是配合中统、军统在各地的秘密组织进行活动的。因此，绝大多数检查员是中统局和军统局派来的特务以及军统局临遭、黔阳、息烽、兰州等特替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学生。另一部分来源是中统和军统介绍的经过专门训练的学生。抗战前，情报局第三处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在南京办有邮电检查人员训练班；抗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和邮航检查处在重庆办有特种通信人员训练班。这些机构专门训练一批学生，毕业后分派到各地邮检所充当检查员。还有极少数的检查员是邮检所驻在地的党政军机关临时派来参加的，或者是1943年以前，各地邮检所负责人和当地秘密特务组织负责人保荐的、认为“忠实可靠”的人充当。1943年以后，就不能保荐，原保荐被录用的人员，有的自行辞职，有的调往重庆特种通信人员训练班受训，吸收为基本特务。 （三） 邮电检查人员的互相监视 特检处对于所属人员的控制主要是采用互相监视的方法。该处有公开的督察，也有秘密的督察，执行对所属人员的思想、言行和工作情况的公开监督和秘密监视。公开督察人人皆知；秘密督察是特检处以秘密方式分别指派所属各地邮检所某些检查员担任的，发现情况，可随时密报。各单位的负责人和一般人员都不知道谁是秘密督察。这种督察制度对于巩固国民党政权起过一定作用，但对于革命活动却起了破坏作用。例如，遵义邮检所检查员胡鹏，就是在秘密督察监视下．被发觉有共产党活动嫌疑而遭受杀害的。胡鹏，湖北广济人，我的小同乡，高中毕业后，正值抗战爆发，他的父母带着他由家乡逃至贵州镇远居住。1939年8月，我到遵义邮检所充当所长后，军统局替务科邮电检查股股长周起浚介绍他到遵义找我谋事。我虽不认识他，因周起俊和我既是同乡，又是军统同事，所以，我就向军统局保荐他为遵义所检查员。约1940年春，我接到军统局秘密通知说：“据密报，胡鹏有共产党嫌疑，饰注意其活动。”经我暗中察看，发觉他有时确在愉阅进步书刊。因想既有人密报他有共产党嫌疑，我又发觉他偷阅进步书刊，他又是我保荐任用的，留着他责任重大。军统局的纪律，我是知道的，搞得不好，胡鹏的性命留不住，我也自身难保。因此，我对他表面上同平常一样，内心则把他当作敌人看待，装作对他很关心的样子，以“待遇过低”、”生活清苦“、“远离父母不合算”为理由，劝他自行辞职回镇远去。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当他离遵义回镇远时．我把他的情况和镇远住处（门牌号码现在记不起来）密报军统局贵州站站长李毓祯。李根据我的报告，派员到镇远侦查他的活动，于1941年以“共产党”的罪名把他逮捕，解至贵阳杀害。 三、邮电检查的对象 国民党是一党专政。它的口号是“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视为“非法组织”．都在公开打击和阴谋破坏之列。因此，邮电检查的对象主要是共产党，其次，是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的异己分子。 对解放区的进出口邮电和共产党人士的邮电一律严加检查；各民主党派．人士的邮电也一律检查。国民党认为，工厂、学校和文化团体是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工人、学生和文化人的思想比较进步，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富有革命斗志，因此，对工厂、学校和文化团体的往来邮电，特别注意检查。我在遵义、贵阳两个邮检所时，先后检查过浙江大学（抗战期间迁遵义）、大夏大学（抗战期间迁贵阳）、贵阳医学院等校进步学生和贵阳植物油厂、贵州企业公司卷烟厂等工厂进步工人的许多信件，从中发现有不满现状、骂国民党、骂蒋介石和谈阶级斗争内容的，约牵涉到四十余人，就把这些人的信件 内容、姓名和通讯处均随时抄送军统局贵州站和重庆特检处侦查、迫害。至于解放区的进口、出口信件，不管它的内容如何，即属普通问候的信件或家书往来，也一律将收发信件人的姓名、通讯处抄送军统局贵州站和重庆特检处侦查、迫害。 四、邮电检查的方式方法 （一）邮检方面 1 ，不遵守检查手续 邮局和邮检所双方原有协商规定，邮检员选检信件多少，要出给邮局临时收据。快信和挂号信件还要登记号码，检查后退还邮局时，则取回临时收据。如有扣留，应由邮检所出具“扣留”字据，表示负责。但邮检员为减省手续，经常使用特务手段，对平信实行偷检，不给收据，仅有少数邮检员登记一小部分信件，数衍场面。邮务人员对邮检员平时是敬鬼神而远之，睁开一眼，闭着一眼，不敢找麻烦。至于快信和挂号信则按规定手续办理。又邮局和邮检所双方规定：凡被检后放行的信件，邮检员要盖暗戮，大都是a、b、c、d等英文字母，盖在邮戳中间，只有邮检员和邮务员才看得出是检查符号，外人看不出来，只认为是邮戳的符号而已，表示负责。但邮检员对偷检的信件，退回邮局时，则往往偷偷地放人邮件堆中，并不盖暗戳。 2 ．选检信件偷窃情报 邮局每天进出口的邮件数目极多，而邮检所的人力有限，无法一一检查，因此每个邮检员大都根据线索，挑选可疑信件进行检查。其标准是：（l）上级机关交检的线索；（2）本人曾经发现的线索；（3）邮检员相互交换的线索，（4）随机抽查。 邮检员检查信件的时间和邮局办公的时间是一致的，团此，邮检员控制进出口邮袋的开封。在邮务员开启进口邮袋、倒出信件尚未盖“落地邮戳”之先．邮检员即挑选他认为可疑信件拿去检查；对出口信件也在邮务员未盖”出口邮戳“之先，挑选信件章去检查。邮检员对他认为需要检查的信件，一般是选择信封后面比较容易开拆的地方，用一根很薄的骨签或竹签将封口拨开，然后把信纸抽出进行审查。对于已拆开的信件，如仍须交邮局传递，则依旧封好，不留痕迹，再送交邮局。这样做，可以蒙蔽收信人，使之不易发觉他的信件迟到，也不易发觉他的信件已被检查过；即使有所感觉，只会怀疑那是邮局的迟递，也不会怀疑是受检查耽搁的缘故。邮检员检到有革命活动或反蒋内容的信件，由邮局把它带回邮检所，经过审查窃取情报后，为保留线索，扩大破坏，仍将原信封好，送邮局传递，这样的信经常要被耽延两三天。有时还把原信送交当地秘密特务组织或重庆特检处作进一步审查，然后发还邮局递送。这样，耽搁的时间就更长了，有时要一星期甚至一月之久。因未盖检查之前的“落地邮戮”或“出口邮戳”，而只有检查之后的“落地邮戳”或“出口邮戳”，收信人即使感觉他的信件迟到，找不着其中原因，也无可奈何了。 邮检所对检获的进步信件，有放行的，也有扣留不放的。如需要保留线索，继续获取更多情报，以便扩大破坏，则将信内有关革命活动语句和收发信人的姓名、通讯处抄录下来，送当地军统或中统秘密特务组织和重庆特检处进一步侦查。同时将原信封好，送回邮局按正常程序传递。如不需要保留线索，则将原信扣留不放。我在遵义邮检所曾使用这种方式检查过延安抗大女生某某和遵义陆军大学学生赵青云的往来信件，以及遵义进步青年曾仲常和他的朋友的往来信件。 1939年下半年和1940年上半年，延安抗大女生某某和遵义陆军大学学生、云南人赵青云的往来信件十余封，都被我检查过后再交邮局传递，他们都没有发觉。他们信中的内容，大多为谈情说爱，有时也谈及阶级斗争问题。我都随时将信的内容和收发信人的姓名、通讯处抄送军统局贵州站和重庆特检处，同时将原信封好放行。1940年夏．该女生由延安到西安，再从西安转赴重庆，都曾写信给赵青云，而又都被我检查出来。后来该女生由重庆到贵阳，又写信给赵青云，被我检获，当即将原信扣留，寄给贵阳军统局贵州站侦查、迫害。从此以后，再没有发现该女生的信件。 与此同时，1939年下半年，检到遵义青年曾仲常（住遵义汽车站附近）的信，内容为不满现状垢骂国民党，我把信的内容和收发信人的姓名、通讯处抄送军统局贵州站和重庆特检处侦查、迫害，同时将原信放行。以后，又陆续发现他同朋友通信谈阶级斗争问题，涉及六七人之多。我都以上面方式处理，结果不详。他的朋友的姓名和通讯处现都记不起来了。 3 ．更改信件内容 邮检所对检到的进步信件，有的予以部分涂改，有的予以全部更换，然后交邮局传递。 检到的信件如发现其中有进步言论或反蒋语句，斟酌情况，可以涂改的，则幕仿其笔迹，将原文涂抹，改以别的语句，以心百其原意。我在遵义邮检所曾经改过浙江大学学生的信，此信叫收信人多看进步书刊，我则把它改为多看拥蒋的书刊；此信有不满蒋介石的语句，我则把它改为蒋介石如何“英明“，如何”忠贞为国”的内容。 检到宣传革命的信件时，对不易作篡改的，则摹仿其笔迹，更换其全部内容。我在贵阳邮检所时，曾检到抗大学生由延安寄来的信．就把其中革命言论改为”不满现状”，把延安革命情绪高涨．改为情绪低沉；原信说延安好，抗大好，鼓励收信人到延安去参加革命，我则把它改为延安生活如何“苦“，抗大如何“糟糕”，叫收信人安于现状，千万不要乱动，并谎说发信人也想离开延安另谋出路，把来信原意完全变换了。 这些信经过修改后，一面放入原信封内，依原样封好，送邮局传递；一面把收发信人的姓名、通讯处和信内容抄送军统局贵州站和重庆特检处侦查、迫害。 4 ．取纬进步书刊 国民党为控制人们思想，阻止进步思想传播，对进步书刊是一律不许发行并坚决取缔的。因此检查邮局传递的书刊是邮检员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有的经审查内容后即予扣留焚毁，有的经审查后准予放行，亦有不经审查即予放行的。 （l）邮检所的上级指挥机关特检处和邮航检查处，依据国民党中央宜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认为不准发行的书刊，编制“取缔书刊一览”，颁发各地邮检所遵照查扣。邮检员在邮局检查书刊时，如发现有“取缔书刊一览”目录内所列的进步书刊，逗行带回邮检所，就无需再细看其内容，可立即作焚毁处理。并将收发件人的姓名、通讯处抄送特检处侦查、迫害。 （2）邮检员在邮局检到的书刊，既未列人“取缔书刊一览”，又未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准人发行，则带回邮检所送交当地图书杂志审查处复审。该处审查后．认为可以发行，通知邮检所放行；认为不可发行，则通知邮检所扣留，邮检所一面将该书刊焚毁，一面通令各地邮检所查扣焚毁，并将收发件人的姓名、通讯处和书名登记呈报上级机关备案。 （3）邮检员检到已经国民党中宣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准予发行的书刊，不再审查其内容，逸予放行。 我在遵义、贵阳两邮检所工作时，曾经依据以上标准先后扣留焚毁了进步书刊约五千册，计有《联共党史》、《大众哲学》、《唯物论和唯心论》、《虹》、《雾》、《蚀》、《呐喊》、《招摇》、《傍徨》、《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骆驼祥子》、《样林嫂》、《华盖集》、《春》、《秋》、《家》等一百几十种，具体数字现在记不清了。收发件人的姓名、通讯处都随时抄送军统局贵州站和重庆特检处。 邮检所除依据上述标准取缔进步书刊外，也有不依据上述标准搜自处理的。例如，我在遵义、贵阳两邮检所任所长时，虽没有奉上级指挥机关正式命令查扣《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但一经发现邮局传递这些进步报纸，即伤邮检员设法偷窃，予以焚毁，坚决不让传播，被焚的数目那就无法统计了。我这样的干，上级指挥机关明明知道，也不加制止，无形中默认了我这样干是对的。 邮局传递到贵阳的进步书刊，多半是寄给贵阳生活、读书、新知三个进步书店的。因邮检所经常扣留焚毁，邮递的进步书刊逐渐减少，几至绝迹。但该三个进步书店仍然照常有进步书刊出售，购阅的青年读者甚多。因此，军统局贵州站站长黄加持于1943年报告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以省主席名义公开把该三个进步书店查封．勒令停业了。 （二）电检方面 凡进出口的电报，须经电检员检查后，方能发出。有经验的电检员看“明码”电报同看信一样的快，用不着翻译。遇到“密码”电报，系当地党政军机关负责人拍发的不予检查；否则．就要调来“密电本”，经译出审查后，方作处理。不管明码或密码电报，如发觉有革命活动的线索，同信件一样处理。有放行的，有扣留的，但收发报．人的姓名、通讯处和电报内容都照例抄送当地秘密特务组织和重庆特检处侦查迫害。我任邮检所所长期间，在电报方面从未发现有革命活动线索，因此举不出实例来。( 1963 年） 成都邮电检查所 郑万禄 【作者曾任成都邮电检查所检查员。】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成都邮电检查所是1935年冬成立的。它直接受当时的特工总部第三处处长陈掉领导。因为陈掉和陈立夫接近，所以特工总部分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两个特务组织后，邮电检查所就由中统特务控制。由中统派在四川的肃反专员赵冰谷选派中统特务担任该所所长。1940年后，中统四川省调查统计室成立，成都邮电检查所的领导权即交由军统川康站接替，一直到1949年解放时为止。 一、组织和人事 该所设在成都市将军衙门。设所长一人主持全所内外勤业务。内勤设书记一人，办事员、录事各三人，担任撰写文稿和人事经费等工作。下设邮检组和电检组，各设组长一人由中统特务担枉，审查员和检查员五至七人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四川省政府和四川省会警察局等派人担任。 该所的所长、书记、办事员和录事、邮检组长、电检组长均系专职特务，其他审查员和检查员均系兼职特务，每天多津贴伍角。所有人员均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加委。 在1935年冬到1940年，中统特务控制时期，该所的所长先后由唐瑛（怀德）、周景敦和苟怀兼充任。其中苟怀谦任职时间最长。因中统四川省特务室在1937年撤销停止活动时，苟任该室代理主任．随即由苟任邮电检查所所长，该所成为特务室的化身，继续搞反共勾当。 内勤书记先后由蓝世忠（中共叛徒、特务室的特务员）和王焕然（特务室组训股长）担任，协助所长处理内外勤业务。 办事员李济民，四川省眉山县人。他是苟怀谦的小老婆的哥哥。 录事黄公达，四川省键为县人。1938年人国民党四川省党务人员训练班受训，用后历任四川省党部宣传处干事、总干事，1949年任中统四川省调查处工作总队副总队长。 录事傅正伦，四川省成都市人，中共叛徒。1940年后历任中统四川省调查统讨室干事、代总干事。曾担任外勤工作．参加成都市的历次士逮捕。 邮检组组长马玉霖，四川省德阳县人，中共叛徒。1935年春起．历任刘湘的成都县清共委员会侦缉员、特委会特务员、中统特务员、情报股长；国民党四川省精神工作委员会情报组副组长、国民党四川省第五届党务督岗员、四川省参议员。 电检组组长一职原由中统特务王焕然兼任，后来认为不重要，才让给军统特务的四川省会警察局督察长许乾刚充当。 审查员由川康绥蜻主任公署的中校参议张湘翘、中校副官张国宾充任，在邮检组担任邮件检查工作。 检查员由四川省政府秘书处科员慕开方、四川省后督办公署、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先后派情报员柴作栋、郑万禄、中校史光绩、苏琢如、少校杨良材等人担任，在电脸组检查电报。 军统特务接管邮电检查业务后，即招集一些中学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在贵州省息烽县办专业训练班。结业后分派在各地担任邮电检查工作。从1940年起，在乐山、宜宾、沪县、重庆等各大、中城市设立邮电检查所，军统特务廖永庆、刘裕廉、崔希彦等人分别在上列各地负责，后来人事虽有更迭，但全系军统特务。 二、主要活动 成都邮电检查所的邮检组设在署袜街西川邮务管理局内，马玉霖和张湘扭、张国宾等人每天都在那里拆检邮件。他们拆检信件是用微湿的布片把封口处润湿，然后用最薄的竹刀启开封口取出信笺。如果信笺所写没有政治上的同题，但他们认为是和共产党组织有联系或者是订阅车耀先、薛恃恩办的《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人的信件，就用碘酒涂信笺，如发现显出字迹就记录下来抄交外勤特务秘密监视，扩大线索。该信仍然封好报出以免受信人发觉。对于订阅上列报刊的人也要记下姓名和住地，通知中统特务秘密监视。 电检组原设在成都市文庙前街电政管理局内，抗战开始后改在电信局内。特务们检查电报注意在密码方面，如有怀疑的则叫受电人交出密码本译出后再发出。但是，当时的电报都是投机商人和官僚为了抢购物资而拍发的，其他则没有查出。 邮电检查所的具体活动集中在邮检组，检查对象在西安事变以前是在成都的共产党四川省军委车烟先及和他来往人的信件和报刊、杂志；七七抗战发生后，除增加记载订阅《新华日报》、《群众》杂志者的姓名、住址和检查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的信件外，主要是成批地扣发《新华日报》，使用煤油焚毁。此事都是由马玉霖主持进行的。在当时，曾任共产党四川省成华区委东区交通员和上海蓬莱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钟清平，因从苏州反省院放出回成都而和共产党组织失掉联系，他欲恢复组织关系，曾订阅《新华日报》和《时事新刊》，并通过前共产党成华区委宣传部长薛特息和车耀先联系后，钟又代为推销。由此，被马玉霖查出，因而在1940年中统特务刘国辉等在新南门把钟秘密逮捕，先关在纯化街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后面亭子上用吊鸭儿鬼水酷刑吊打审讯，钟没有供出组织关系。嗣后移交少城小学集中营关押数月，最后转解重庆市五云山集中营关押三年放出。车耀先和薛特恩被军统特务刘泉朴等逮捕．当时薛搜刘蒙朴活埋于成都一个汽油库洞内；车则在后来同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同时被害。 马玉霖在成都被捕叛变时．是一个生活困难的小学教员。但他在邮电检查所工作时却利用特权大搞买卖金银、棉纱和美钞的投机生意，因此发了不少的国难财．所以他才当了四川省参议员。这是因为他们从检查邮件和电报中先得到物价涨跌的消息，待他们筹款抢购到手后才发给受件人的关系。 审查员张国宾，四川省营山县人。他是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的养马侍从副官。当时已年在四十左右，生得肥头大耳，满脸络腮胡子。他已有儿女数人。但他有天检查出有一个姓李的少女写信给她小学的男同学，内容是：她已考入中学读书三期了，这期上学要先交学杂费，但她的母亲是替人洗衣服度日的，因而没法筹集，特写信希望他借钱帮助交学费，约他在提督街中城公园宜风茶社会面……张国宾看完内容后即密同张湘翘商量。结果，由张湘翘在中城公园对面沟头巷旅馆内代张国宾用她那个男同学的名字回了她的信，答应帮她出钱交学费和在宜风茶社会面。到了那天12点钟，张国宾和张湘翘先在她的住地等她出门时尾随到宜风茶社坐下时，张国宾等即上前向她打招呼，她当时很诧异。张国宾取出她的原信表示他愿意解决她的困难，她如不同意就把原信公开，说她乱搞男女关系。因此，她就被迫接受了张的金钱而和张交往。不久，张国宾就把她奸污，成为他的小老婆。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的罪恶活动 李文孚 【作者当时系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秘书处秘书、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参与了部分审讯工作。】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是一个地方性的特务机构，它的特务网遍布全川各市县。我在1940年成都“春荒事件”后不久便参加了这个特务机构，它的罪恶活动我都曾参加过，现将它揭露出来。 一、组织概况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是在栽赃诬陷中国共产党发动成都“春荒暴动”的借口下，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两人．联名签呈蒋介石批准成立的。它是一个由军统、中统、三青团、宪兵、警察等特务单位混合组成的特务机构。蒋介石在篡夺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以后，先后成立了复兴社、CC系．军统、中统、宪兵、警察等各种反动组织和特务机构，对于这些组织，完全是分而治之，由他本人亲自控制，不受任何一方所垄断。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的组成，则是在新的形势下，为了把各派系特务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妄图把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地下组织，一举破坏干净，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达到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目的。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成立时的政治口号是“防奸肃反”。表面上“奸”是指汪伪汉奸，“反”是指反对国民党的反对派．而骨子里所谓的“奸”和“反”，都是指中国共产党和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当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各种宜传上都诬蔑共产党为“奸党”、“匪党”，八路军为“奸军”、“匪军”。四川省特种委员会虽然也对各民主党派进行监视调查，但最主要还是专门对付中国共产党的。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委员会，由贺国光、黄季陆、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三人任委员。自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死了之后，南京中央派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但遭到四川地方势力的坚决反对，于是才改派王绷绪代理省政府主席。1938年因王投靠蒋介石，四川军阀对王不满，因而发生七师长兵谏，逼王下台。蒋介石为了安抚四川，就调王出川抗战，由蒋本人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派贺国光任省府秘书长，代行主席职务。贺与四川军阀有旧关系，蒋介石要他分化和拉拢四川军阀，巩固中央对四川的控制。在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成立时，对于主任委员一职．势应由贺国光担任。但贺为了拉拢邓锡侯，以分化地方军人，把主任委员一职，推让给邓锡侯担任。1946年，根据中央乙种会报的规定，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改组为四川省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会议主席一职，直至1948年3月，均由邓锡侯担任，1948年4月，中央调王陵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才由王陵基兼任。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自1946年改组为四川省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后，根据中央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的规定，出席的单位和人员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前）、曾扩情（后），副主任委员李天民，宣传组组长李白英，调统室主任徐政（前）、邵平｛中）、先大启（后），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参谋长马德斋（前）、牛范九（后），川康绥署稽查处长刘崇朴，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前）、王陵基（后）,秘书长邓汉祥（前）、孟广澎（后），民政厅长陈开泅（前）、宋相成（后），教育厅长刘明扬（前）、任觉五（后），社会处长黄仲翔，保安处长王元晖，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林茂华，政工处长雷清尘，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秘书长徐中齐，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周迅予，成都市市长李铁夫（前）、乔诚（中）、冷寅东（后），成都省会警察局长徐中齐（前）、刘崇朴（中）、何龙庆（后），宪兵第二团团长郭大任，四川高等法院院长苏兆祥，成都《中央日报》 社长瞿冰轰，保密局蓉站站长吕世馄等。 委员会之下设秘书处，负责该会日常工作。初成立时，秘书处设主任秘书一人犷由委员会指派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兼任；书记一人，由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毅夫兼任，由张负实际责任。秘书处之下，设情报、行动、审讯、宣传四组和秘书室，各组室的负责人分别由各派系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当时的分工是：情报组由中统负责，行动组由宪兵二团负责，审讯组由川康绥靖公署特别党部负责，宣传组由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支团部负责，秘书室由军统负责。各组组长由各单位首长兼任，另设一副组长，由组长指派，负实际责任，各组以下的工作人员均由各组长物色介派。1946年改组为四川省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后，对于秘书处主任秘书一职，规定由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公推委员一人担任。当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委会公推委员徐中齐担任，徐是成都省会警察局局长。其余各组人事无变更。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自1940年4月成立，直至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秘书处各组室的主要负责人分述如后： 主任秘书：邓文仪、张毅夫、廖宗泽、徐昭骏、谢力公、何芝园、郑锡麟、徐中齐、李白英（1947年4一6月代理） 情报组长：何培荣、孙云峰、徐政、邵平、先大启 副组长：马玉霖、刘维剑、胡涛、杨浩 行动组长：周竞人、方知、刘某某、郭大任 审讯组长：魏建鹤 副组长：杨荫池、杜石公 宣传组长：雷清尘 副组长：邹隐樵、徐平、彭兴道 秘书：施绍文、汪开源、李文孚、张嘉铭、陶仲平、蒋述德、龚速度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于1940年9月开始，在内江、自贡、沪县、宜宾、乐山、绵阳、广元、南充等县，建立据点分会，由省特委会派遣专任秘书到各该县市去进行据点分会的特务工作。1941年以后，又陆续到川西、川南、川北的水陆交通要道和邓味山脉、总岗山脉、华莹山脉各地成立特委分会。1944年起又在全川各县市普遍建立特委分会。同时还在各个行政督察区建立区特委会。在初成立各县特委分会时，规定各县分会主任委员由县长担任，专区所在县由专员担任；也有少数县是由驻军首长担任的，如广元县由师长杨晒轩、眉山县由师长刘树成任主任委员。特委分会下的秘书、情报组长，由省特委会遣派专任人员担任，在未派专任人员前，各县分会秘书一律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或委员兼任；其余行动、审讯、宣传各组由主任委员在该县指派适当人员兼任。至1948年又规定各县行动组长，由该县警察局长担任。各专区特委会，负该管辖区各县特委分会的指导和督促的责任。当时对各区、县特委分会专任特务的任用，原则规定，如军统特务任秘书，中统特务就任情报组长；如中统特务任秘书，军统特务就任情报组长。这些专任特务，由军统调查课、中统川调室介派。 在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卫戍区所属巴县、江北、茶江、南川、江津、永川、璧山、铜梁、合川、北暗等十县，没有成立特委分会，这些县的特务机构叫同学会，属军统重庆卫戍区稽查处管辖，与四川省特委会没有发生关系。又下川东第八、第九两个行政区所属各县，也没有成立特委分会，而是设党军政联席会报，它由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直接管辖。以上两个行政区，直到1946年才纳人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组织建制，改组成为特委分会口对于各该县市的人事，完全由军统重庆行辕第二处介派，函请四川省特委会发布任命证件，各县特工人员平时工作指导和考核，全由二处负责。因此，这两个地区的特委分会，名义上隶属四川省特种委员会，实际上归军统管辖。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在全川各县市普遍建立了特委分会之后，为了加强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侦查，又于1948年通令全川各县市区特委分会，建立情报通讯网。对情报通讯人员的选择，一方面由各区县分会秘书和情报组长物色任用，另一方面由各县国民党党部负责介绍忠实可靠的反共积极分子充当，物色对象为中小学校教职员、乡镇公所的干事等。通讯员分有给和义务两种，对于有给人员的待遇，视其提供情报的数量和质量酌给津贴。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成立后，对在成都的特务单位建立了一个情报联络会报，每两周开会一次，在会上互相交换情报，会后由省特委会情报组负责整理后抄送各单位参考。出席情报联席会议的单位有成都行辕调查课、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宪兵第二团、省会替察局、川康绥署稽查处、航空委员会政治部、四川省教育厅、国民军训处政训处、航空检查所、邮电检查所、水陆交通检查所、成都行辕政治部、中央军官学校政治部等单位。这种情报交换都是属于一般性的，对于重要的情报，彼此仍互相保密，不愿出让，主要为的是各自向其上级报功邀赏。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为了加强和扩大对共产党的反动宜传活动，成立了一个宜传会报，不定期地召开宜传会报会议，由省特委会宣传组负责主持。参加会报的单位，有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宣传组、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支团部宣传组、中央通讯社、成都《中央日报》社、《新新新闻报》社、《成都快报》社等。每次开会时，由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拟定宣传大纲和宣传口号，交由各参加单位统一执行。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是由军统、中统、三青团、宪兵、警察等特务单位混合组成的，它与军统、中统完全是平行的，不隶属军统、中统任何系统。它的直接领导机构，1940年以前为中央乙种会报，1946年以后，为中央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秘书处，秘书长是谷正鼎，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在1940年9月至1943年，军统调查课长廖宗泽任省特委会主任秘书、中统川调室主任何培荣任情报组长期间，因为何墙荣也是军统分子，他到成都来任川调室主任，是因朱家弊任中统局长，而何是朱任杭州警官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又是经过军统局长戴笠特许，并指示何到成都后要接受军统行辕调查课长廖宗泽的领导，同时寥、何都是四川人，所以他们的关系处得相当好，彼此之间毫无分歧。1946年，省特委会主任秘书一职改由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公推委员一人担任，当时公推的是徐中齐，而徐又是军统分子。1946年底，徐中齐失去成都省会警察局长之职、离开成都后，中统很想把主任秘书一职抓到手，由中统来控制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但中统分子中没有人是省党部委员，不符合中央规定，没有办法，他们就抬出陈紫舆来接充徐中齐的职务。而省党部委员中的黄埔同学和复兴社分子又占多数，他们不让这个职位落到CC手中，于是公推李白英出来代理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以抵制中统。徐中齐于1947年7月回至成都以后，李白英就离开了省特委会，仍由徐继任主任秘书，这时徐就打破原来由军统、中统平分秋色的那种局面，对于用人方面，完全用他的亲戚故旧，而大部分是警官学校的学生和重庆、成都两警局的旧部：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本是一个秘密机构，并无关防印信，对内行文用的都是化名、私章。在成立各县市特委分会时，是用成都行辕或四川省政府的名义，命令各县政府的。1947年8月，徐中齐镌刻了一个“四川省党军政千部联席会议秘书处”的关防，对外行文就不用其他机关的名义了。在这以前四川省特委会于秘密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时，都是由负责行动组的宪兵团派遣便衣特务，会同省特委会情报组的外勤特务去执行，1946年徐中齐任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后，由于他是成都省会警察局长，故又由警察局的特务作掩护。1947年8月以后，四川省党军政千部联席会议有了官防，外勤特务还发了“派司”，有了特务身份证件，所以再不用宪兵、警察作掩护了。 国民党成立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各派系特务力量，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但事实上每个特务系统，都各有自己的上级，为了争功邀赏，平时把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侦查得到的情报，重要的只向上级汇报，不重要的才送省特委会参考；如果侦查到重要案件，必须采取行动，也是单独秘密进行，不通知省特委会和其他特务单位。如1945年至1949年军统特务破坏中共川康工委组织和中共外围组织川西解放组，都是由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亲自到成都督导，并没有通知特委会。又如宪兵团在鼓楼南街逮捕共产党人许寿真等，也没有通知省特委会。中统特务四川省党部调统室因为没有关押革命人士的地方，一般都是他们自己事先把革命人士秘密逮捕，有时关押在旅馆里秘密审讯，有时就关押在四川省党部内，到断了发展线索时，才送到四川省特委会来关押，并交由省特委会处理。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的重要负责人，如主任秘书廖宗泽、徐昭骏、谢力公．组长雷清尘、马玉霖、杨荫池、杜石公、彭兴道，秘书李文孚、陶仲平、蒋述德等，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他们很了解共产党人的心理，采用攻心为上的方法，常常现身说法，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起了很大的欺骗作用。特务们在进行审讯时，一般采用谈话方式，像谈家常一样，诱骗他们说：“你们不要受过去领导人的欺骗，说什么国民党抓着共产党人都是要杀头的。我们这里的主任过去都是共产党人，他们现在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吗？”这些诱骗的说法，在被捕革命人士中发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如共产党成都市委负责人尹仁忠、沪县中心县委负责人郭镜堂、灌县县委书记钟嘉麟、仁寿县委书记陈囿愚等人，在被捕时都表现得很坚强，但到了四川省特委会后，经过这些叛徒的诱骗，都先后发生了动摇，表示愿意叛党，并出卖了他们所领导的组织。这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有的被捕人士，在审讯中不受特务的诱惑，坚持革命立场，毫不动摇。对这些人，特务们看到软的不行，就采用硬的方法，用刑讯来逼供。特务们使用的毒邢有吊鸭儿鬼水、背灵牌、坐老虎凳、踩杠子等，有时还用白天黑夜轮翻审讯的办法，使被审讯人得不到休息，在极度疲劳下，吐露真实情况。如这些办法都达不到目的，又把他们关押在一个很小的单人房间里，面壁静坐，不许走动，不给报看，在精神上来折磨他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叫被捕人士的亲属来进行“劝降”。如华大女生毛英才被捕后，她的父亲曾亲自到省特委会去劝说，告诉她只要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释放，而毛英才坚决不写，并说她从没有学过写什么悔过书。毛最后在十二桥壮烈牺牲了。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对于被捕的革命人士经过威胁利诱，逼其背叛了共产党之后，仍不放过，还要进行毒化训练，强迫他们信奉三民主义。实施特务毒化训练的单位先后有三个，其一是灌县三民主义青年团劳动服务营附设的政治班。劳动服务营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办的，主任是雷清尘，他与省特委会主任秘书廖宗泽是黄埔同学，又同是共产党的叛徒，虽然他们政治派系不一样，但反对共产党是一致的。经过廖的请求，雷同意在劳动营特设一个政治班，接收省特委会送去的被捕后叛了党的共产党入，由省特委会负责政治训练，劳动营负责军事训练和管理。省特委会派中共叛徒傅双无为总政治教官，负责主持政治训练方面的工作。从1940年冬开办至1942年秋结束，送去受训的数十人，除方白非、张田富、梁浩三人留四川省特委会充当特务外，其余的表面上全部释放回原籍家中实则交由当地特委会负责监管。其二是设在重庆磁器口附近兴隆场五云山的战时青年训导团，是由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和国民政府内政部合办的，负责人是徐君佩、汤如炎等人，专门用来毒化川、康、滇、黔、渝五省市特务机关所逮描的共产党人。抗战胜利后该训导团结束，受训的人有的被释放监管，有的被中统吸收为特务。其三是重庆军统办的中美合作所。1947年冬，四川省特委会送了一批人到那里去接受毒化训练，以后情况不了解。 四川省特委会在反动宣传方面，出版过小型刊物，初名《良心话》，后改名为《除望》，每半月出一期，由宣传组负责主编，并命令各县特委分会秘书，向该县机关、学校、乡镇摊派订阅，以扩大反动宣传。在1942年又与中统川调室合办一个《革命呼声》的反动刊物，每月出一期，印刷费由四川省特委会负担，编辑、印刷、发行等由川调室负责。两个刊物的内容，有由特务撰写的反共文章、被捕革命人士在叛党后写的脱党宜言和退出共产党的启事等.1947年该会又组织一个通讯社，名叫“晨曦社”．由杨荫池当社长、彭兴道任总编辑，杨出任县长后由化名为李祥麟的曾英继任社长。每天印发的新闻稿件，一部分采用中央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秘书处所办“时代通讯社’印发的诬蔑共产党的新闻，一部分是四川省特委会捏造的有关共产党的消息。国共和谈破裂后，四川省特委会把历年在该会强迫办理过所谓“自新”手续的革命人士的名单，分批列名在公开发表的退出共产党的宣言书上。宜言书的文字是由省特委会代写的，名单是该会编造的，由“晨曦通讯社，印发给成都各报刊登，企图造成一个假象：有这样多的人集体退党，可见共产主义是行不通了！妄图削弱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二、解放前夕的应变阴谋 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在1948年4月9日就职时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对付中国共产党，要采取“七分军事，三分政治”的方针。接着又向四川省参议会提出把四川保安团由原来的10个团扩编为20个团。尔后他又开办四川省自卫人员训练班，调集全川各县市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到成都训练班受训，同时还招收一部分转业军官受训。这些人毕业之后，派到各县市去充任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附和督导员。该训练班由四川省政府民政厅和四川省保安司令部民训处负责主持。其目的是企图组织200万地方武装力量来对付中国人民解故军。 在开办自卫人员训练班的同时，王陵基又决定开办一个四川省党军政干部讲习会，调集全川国民党县市党部书记长、县市政府警察局长、各区县特委分会秘书，分别集中到成都、重庆两地，受训一周。对这些特务骨干，一方面打气，一方面传授各种特务技术，希望他们回到各县以后，切实掌握好地方武装力量，加强反共活动。讲习会由王陵基任主任委员，曾扩情任副主任委员。成都讲习会由徐中齐任教育长，重庆讲习会由行辕政治部主任张元良任教育长，负责主持训练。成都讲习会于1948年10 月初开学时．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专程到成都主持开学典礼，并向学员讲了话。重庆讲习会开会时，王陵基、徐中齐也到会对学员作了报告和指示。 这两个训练班结束后，王陵基为了把受训人员紧密团结起来，在各县市发挥重大作用，指示四川省特委会秘书处草拟一个六人小组计划，通令全川各县市参加受训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长、警察局长、特委分会秘书、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附、督导员等组织成立六人小组，并指定由县市特委分会秘书任总干事，负责联系和办理日常工作，由参加人轮流充当会议召集人。六人小组负责各该县政治、军事、经济和人事任免大权，举凡县里应兴应革事件，均由小组开会翻寸决定后，分别交由各主管单位去负责执行。因为这个小组对县市长的职权牵制很大．各县市长也纷纷要求参加，所以后来就变成了七人小组。 王陵基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他认为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是一个官办的反共特务机关，与民众没有任何关系，不能发挥它的反共积极作用。在一次四川省觉军政干部联席会议上，他提议成立四川省清共委员会。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决定省里不成立清共委员会，各县市的清共委员会除原来参加各县特委分会的党军政干部参加外，把地方上各方面的反动分子，如县市参议员、土豪劣绅、各民众团体负责人，统统纳人清共委员会内，盗用民众的名义、扩大反共声势，并指定由县市参议会议长任清共委员会主任委员，特委会秘书任总干事，负实际责任，各县市清共委员会由四川省特委会负责领导。 1949年11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大军乘胜向成都方面进逼，王陵基企图作垂死挣扎，成立“四川反共救国自卫军”，自兼总司令，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总指挥，各县县长兼任司令；又命令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把特委会改组成为“四川反共救国自卫军别动总队”，以徐中齐任总队长，前大竹区行政督察专员余富库、中央军官学校学生总队长徐幼常二人任副总队长，省特委会审讯组长杜石公任参谋长，重庆警察局督察长东方白任副参谋长。特委会秘书龚速度任办公厅主任，特委会情报组长杨浩任政工处长，军法官罗慧开任军法处长，长江银行经理任军需处长，还委派了一大批纵队司令、支队司令；最后又把全省各县特委分会的秘书、情报组长及干事，调回成都组织别动总队。同时又由艾九如、魏天录等特务，拉了一群袍哥流氓组成一个支队，由艾九如任支队长。徐中齐又向中央军校领了100支步枪、10挺机关枪及若于弹药．于12月某日开赴王陵基决定的以急岗山脉等为叛乱根据地的共江县去搞游击叛乱。其前，王陵基就已委派省特委会秘书化名李祥麟的曾英出任夹江县长，目的就是要他去构建游击叛乱的基地。 三、罪恶活动 （一）春荒大逮捕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成都地处川西平原，又是全国著名的粮仓。但在抗旧战争初期，由于滥发纸币，使法币急剧贬值，居住在成都的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奸商恶霸大搞囤积居奇，使成都市发生米荒。米粮店没有米卖，一般市民拿着钱买不到米，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1940年4月上旬，城内外多次发生抢米事件。到了4月13日，大批扶老携幼的群众，跑到老南门外费门街重庆银行仓库外．高叫把仓库内食米拿出来卖。银行仓库员工看到大批市民蜂涌而来，就把大门牢牢关住，对群众的叫喊全不理睬，并打电话向成都市怡安当局求援。风声一传开，群众越来越多，把赞门街附近街道都堵塞得水泄不通。 这时成都市负责治安的反动当局，得到重庆银行的电话和所属下级人员的报告，马上派出武装宪警和便衣特务，跑步到资门街镇压。成都省会替察局调查股主任朱跃寰、股员陈维衰率领便衣特务到达出事地点后，发现在人群中有一个笋生模样的青年，认为他就是肇事指挥者，不问青红皂白，当即把他抓住，其余的群众也被前去镇压的反动宪誓用棍棒枪托殴打，强迫他们离开了赏门街。特务将抓住的青年带到省警局后，司法科长谭齐立即进行审讯，才知道他叫朱亚凡，是成都《时事新刊》社外勤采访记者。朱说，他是外出采访时，在南大街看到一大群人向老南门涌去，不知出了什么事，他就跟着这群人走到重庆银行仓库外面，观看热闹，准备回报社后写一篇新闻报道在报上发表，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谭齐把审讯朱亚凡的情况向局长唐毅报告，唐沉默了许久，没有表示意见，最后叫谭听候指示。 唐毅，四川武胜县人，曾任川康绥署情报处谍查主任、成都警备司令部谍查，本系不学无术的袍哥流氓，由于裙带关系，四川省政府主席王攒绪委任他充当成都省会警察局长。这个人野心大，认为虽有王绩绪作后台，还不可靠，还想进一步靠拢中央，当他听完谭齐的汇报以后，知道朱亚凡是《时事新刊》的新闻记者，而《时事新刊》是成都著名的进步报刊，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认为利用朱亚凡就是他靠拢中央，升官发则的大好机会。于是他专程拜访军统特务头子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毅夫（又名张严佛）、中统特务头子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何培荣二人，向他们汇报逮捕朱亚凡的经过。唐说，《时事新刊》是成都著名的进步报刊，是共产党的报纸，朱亚凡是该报外勤采访记者，是共产党员毫无疑问。于是三人密商决定：1.篡改朱亚凡的供述，说他在审讯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还交待是共产党四川省委发动春荒抢米暴动，并派他去领导这次运动。2．将朱亚凡全案呈报成都行辕，把朱明正典刑以杀人灭口。3．夸大春荒抢米风潮为“春荒暴动”，配合反共高潮，大肆逮描共产党人，破坏共产党在成都的地下组织。 唐毅回到省会警察局后，指示谭齐篡改朱亚凡的口供，还伪造一份署名“道生”的共产党文件，内容大意是叫朱亚凡率领群众到南门外簧门街重庆银行仓库去打仓抢米，以扩大群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省会警察局把这些伪造的文件、口供连同朱亚凡一并送到成都行辕，行辕军法处根据省会瞥察局的报告，判处了朱亚凡的死邢，立即执行。成都“抢米风潮”，就这样镇压下去了。 特务头子张毅夫、何培荣和唐毅把共同决定的这个栽赃诬害的阴谋计划分别向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作了报告，然后由贺国光、黄季陆二人联名签报蒋介石批准成立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来主持大肆逮捕共产党人的罪恶活动。因此，特种委员会一成立，即由各特务机关把它们平时登记在案的共产党人的黑名单提供出来，由省特委会秘书处报邓锡侯、贺国光、黄季陆三人批准后，由便衣特务组成临时行动小组去分别执行逮捕。这次逮捕完全采用绝对秘密的方式，并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采用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一般都是在深夜去进行的。 如逮捕罗世文就有别于其他人的情况。因为罗是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派驻成都办事处的负责人，待务不敢到他住的地方去执行逮捕，就利用他的外甥、军统特务陈祥云到他家去，把罗诱骗出来逛东大街夜市，那里人来人往异常拥挤，兼之各商店的高音喇叭喧闹之声，差不多使人连说话声都听不清楚。乘罗走到东大街川康绥署稽查处门口，特务们就拥向前去故意一挤，把罗挤进该处卫兵线内，这样很巧妙地就把罗世文逮捕了。而逮捕郭秉毅采用的方式又不相同。郭是原二十一军刘湘所办军官教育团的教官，又是该军的高等顾间。郭住家在老西门外金牛坝，特务们就盗用川康绥署经理处长甘鉴宾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约他进城有要事相商，并派军统特务刘重威亲自送去。刘是军官教育团的学生，平时与郭常有交往，所以郭见信后毫不怀疑，立即出门雇了一部黄包车同刘一道进城。这时军统特务队长刘崇朴率领的便衣特务，开了一部小汽车，停在老西门外犀角河与茶店子之间的五里墩等候。当看到郭秉毅乘坐的黄包车来到汽车附近时，特务就涌上前去，将郭拉下车子架上汽车，开进城内。郭就是这样被逮捕的。 其他如《大声周刊》负责人车耀先和汪导予、薛特恩、胡蔗浒、唐鉴予、洪希宗、林栋臣、王永忠、方白非、黄是云、曹心哲、熊唯知、欧阳堂、施畏三、魏行之等都是以共产党人关系被逮捕的。又如杜特夫是成都市政府社会科股长，因成都市黄包车工人几次罢工，特务认为是杜煽动的，也把他逮捕了。 那次被逮捕的共产党人，分别关押在东胜街25号省特委会看守所、小南街永靖巷军统特务队看守所东马棚街宪兵第二团团部和华兴街省会警察局看守所。所有被捕人士，分别由成都行辕调查课司法股长谢清和、成都省会警察局司法科长谭齐、川康绥署特别党部秘书杨荫池等人负责审讯。 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收到成都行辕调查课长张毅夫的报告，得知成都已逮捕了大批共产党人，立即乘专机由渝飞蓉，住在金河街“行宫”，亲自处理这一案件。他听了张毅夫等人的汇报后，决定将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等四人送到重庆去处理，并派特务队长刘崇朴负责押送。另将胡蔗浒、唐鉴予、洪希宗、薛特恩等十余人秘密杀害于龙泉释半山腰和新东门外猛咀湾乱坟堆里。王永忠、杜特夫二人被到长期关押；方白非等在特务威胁利诱下背叛了共产党后被送到灌县劳动营受训；曹心哲、黄是云、熊唯知等因拒绝叛党，被关到1941 年冬才送重庆五云山战时青年团受训。 成都“春荒事件”是唐毅一手制造出来的，由于他反共积极，深得戴笠的赏识，是年冬就把唐调升重庆市警察局局长，以后又调任重庆警官学校教务处处长，成为军统高级特务。军统特务队长刘祟朴在这次反革命罪恶活动中很卖力，也得到戴笠的嘉奖。当他把罗世文等人押送到重庆回蓉后，戴笠马上调升他任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处长。军统特务通讯员陈祥云因其出卖舅父罗世文有“功”，亦提升他任稽查处情报股长。 （二）破坏中共成都市委组织 1941年冬，四川省特委会在被浦人员廖浩然的案卷中，发现共产党员刘道生、毛彦生夫妇二人在自贡市某盐井工作，便当即由军统成都行辕调查课电台电令自贡市警察局长张怒翻将刘、毛二人侦捕解省办理。张得电后亲自到盐井去侦查，得知刘、毛确在那里工作，当即将其逮捕，专车押送成都行辕调查课。刘、毛二人到成都后，是我和审讯组长杨荫池亲自把他们带到西胜街口少城小学内四川省特委会的。刘道生的妻子毛彦生与杨荫池在大革命时期曾在地下党内一道工作过，彼此私交很好，这次见面后只谈别后情况，不谈政治问题。在看守所内对他们也特别优待，不锁门，可以自由出人到管理员室内聊天，并对他们烟酒相待，几天后才正式与他们谈间题。刘道生初被捕时自认这次是必死无疑，到省特委会后看到了熟人，对他又那样优待，对必死的想法打消了，主动向杨交代他早已脱离了共产党，对党的情况不了解，提供不了什么线索。过去与其发生过组织关系的人，他知道住址的还有几个，但时隔数年．朱见过面，不知还在那里没有，并答应写出来让杨去试一试。四川省特委会根据刘道生提供的线索，派特务去侦捕了印刷工人曾志水、余成德等人。曾、余等人被捕到省特委会后，特务就叫刘道生去和他们谈话，诱骗他们叛党。曾、余等人看到刘道生不但未遭杀害，而且还受到任用，于是也动摇了，出卖了他们所知道的同志，并辗转逮捕了区委负责人王龙云。王系少城公园寄放自行车处的工人，在审讯时，初不承认是共产党，后来在严刑逼供下，才说参加过共产党，但早已失掉联系。后来又叫刘道生去诱骗，王动摇后，出卖了他的领导人老张。当时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采用的是单线联系，同志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只是领导去找被领导的人，被领导的人不知道领导人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平时碰头，都是在上次见面时预约下次相见的时间地点。王龙云交代他和老张下次会见的时间是星期二午后2时．地点在西玉龙街西园茶社内。特务根据王龙云交代的线索，派便衣特务押着王到西园茶社去等候。王坐在最后一张桌上吃茶，派去的特务坐在附近茶桌旁监视，并相约如果老张来了，以举茶碗为号。等不多久，果见学生模样的青年走到王龙云那张桌坐下，与王打招呼，王一举茶碗，特务就上前去把他逮捕了，押上停放在羊市街口的汽车，载回省特委会看守所。当老张被捕时，他将身上的文件，乘特务不注意时拿出来放进口内吞服了。老张被捕后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尹仁忠，是上海人，在成都廉官公所街杨氏姊妹英文补习学校读书。他承认是共产党，但坚不交出他的组织关系。当天晚上，特务们备办丰盛的酒席在办公室招待他，并由该会负责的特务扬荫池、马玉霖、李文孚等陪同吃酒闲谈，解除他恐惧思想．胡说什么“你参加共产党，是出于抗日救国思想，不了解共产党是借抗日为名，暗中发展力量，要推翻政府．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你的这种心情我们是理解的。”这些革命叛徒又现身说法，说什么“这里的负责人过去都是共产党员，认识了错误后．脱离了共产党，投靠国民党，不但未遭杀害，而且都做了官”。在这花言巧语的诱骗下，尹仁忠开始动摇了，表示愿意交出他的组织关系，并说他所领导的同志姓名，都记载在一本英文书上面。特务当即派人到杨氏姊妹英文补习学校去把他的行李全部取回，由他逐一把地下党员的姓名开列出来。他所领导的航空委员会机械厂的费雷、桂志皓等人，由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寥宗泽通知航空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军统分子简朴将他们逮捕，并送省特委会办理。尹除了交待他所领导的党员外，还交待了市委另一领导人老李。他说老李真实姓名‘住址都不知道，平时他们互相汇报工作、研究问题都是预先约定时间地点按时前往，上次约定星期二下午6时在提督西街清真牛肉饭馆相见。尹仁忠是在星期二下午被捕的，错过了约会的时间没有去，星期五午后特务才押着他乘汽车到提督西街清真牛肉馆去等候。尹仁忠坐在最后一桌吃饭，特务在进门一桌吃饭监视。等了许久不见有人来，才押着尹回到省特委会。尹所领导的是工人方面的党员，这些人除了离开成都的以外，差不多全都被捕，只有老李领导的那部分党员，由于线索断了，没有遭受到特务的迫害。 对这次逮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只要他交待了组织关系，出卖了同志之后，都一律取保释放，并在报上刊登了退出共产党的启事。只有尹仁忠、王龙云释放时被派任为四川省特委会的特务。省特委会为了想在这些革命叛徒身上发现新的线索，释放后根据他们的职业、居住区域、性别，划分为若干个小组，派该会外勤特务负责领导，定期每两周开会一次，报告在此期间内的生活情况及有无新的发现，同时还要学习由省特委会印发的训练材料。 （三）破坏中共沾县中心县委 1941年五一节，在沪县市区发现共产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标语、传单。特务们认出标语笔迹是某机关司书某人写的，于是特委会秘书雷天元便报告专员张清源，派人把某人秘密逮捕了。在审讯中某人说是某女子叫他写的，而该女子是当地驻军某高级军官的妹妹，特务怕驻军闹事，就把此女子秘密逮捕后关押在宪兵队里。她在特务威胁利诱下，说出了领导人郭镜堂。特务根据她供出的线索，派人把郭镜堂逮捕了，由雷天元和宪兵队长张一吾亲自审讯。郭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特务就把他弄出去用活埋来威胁他，当泥土埋没了他的下半身时，郭仍坚贞不屈，拒绝交待组织关系。雷、张二人看到硬的不行，就把他带回宪兵队关押。省特委会得到沪县分会的报告后，电令他们把郭用专车押解到成都办理。郭镜堂解到成都后，态度始终不变。特务把他关押在一个单人房间里，每天面壁而坐，除了大小便外，不许他移动，以此来折磨他。同时又由中共叛徒杜石公去现身说法，说：“我过去也是共产党人，还是新四军的参谋长。我认识过去错了，脱离了共产党，投向国民党，今天又是成都行辕的参议；这个机关的负责人，多数都是过来人，只要你交待出组织关系，我们还是欢迎的。”郭在经受长期痛苦折磨后，听了杜的花言巧语，思想动摇了，最后交出了他所领导的沪县中心县委的全部组织关系。 1943年四五月间，省特委会派杜石公带着郭镜堂到沪县去破坏沪县共产党中心县委。杜、郭二人到达沪县后，听了沪县特委会秘书军统特务张仲石的报告，始知沪县中心县委组织早已由军统局局本部派特务到沪县会同沪县稽查处长周迅予全部破坏了。 （四）破坏中共仁寿县委组织 共产党仁寿县委书记陈囿愚，于1942年秋因事来成都。他在东大街马路上行走时，忽然碰着了中共叛徒、特务刘道生。他们过去在地下党内一道工作时是很要好的朋友，因工作调动，一别数年，一直没有通过信，偶然相遇，不胜喜欢，彼此互通阔别之情，边走边谈，越谈越起劲。在陈是无所谓地跟着刘走，而刘则心怀回测，有意把他诱骗到西胜街口少城小学省特委会机关内去。到了特务机关，陈看到形势不对，感到受了骗，对刘道生破口大骂，骂他不是人，不该卖友求荣，卑鄙无耻。刘则笑着对陈说：“你不要冒火，我还不是为了你好？我们是老朋友，不忍心再看到你天天提心吊胆地东奔西波，昼伏夜出，到处躲藏。过去我们受了领导人的骗，而我们又去欺骗被我们所领导的人。”又说什么“国民党抓着共产党杀勿赦那是过去的事，今天形势不同了，我不是也被国民党抓来了，你看我被杀了没有，你再看我们这里的重要负责人多数都是从共产党那边来的，都是过来人，我劝你不要再执迷不悟，自寻苦恼，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你好好地想一想。”在刘道生这一番花言巧语之后，审讯组的特务又对陈利诱说：“只要你交待出组织关系，马上就释放，而且还派你的工作。”陈囿愚经不住特务们的甜言蜜语，当即表示愿意交出全部组织关系。当陈出卖了仁寿县委所领导的全部同志之后，省特委会派情报组长刘维剑、干事刘道生到仁寿县会同县长吴大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史述尧、特委会秘书舒夙祥，把地下党员李怀之等全部逮捕到国民党县党部办理“自新”手续，然后释放回去，交由乡镇保甲负责监管。陈囿愚被派任为省特委会于事。 （五）破坏中共灌县县委组织 1942年春，四川省特委会接到一件密报，说新南门外东南小学教员钟嘉麟是共产党员，在学校向学生宣传共产主义。省特委会接报后，当即派情报组外勤特务去侦查。据查复报告称，东南小学确有钟嘉麟其人，平时言论“反动”．宣传共产主义，请准予逮捕讯办。省特委会当即派特务把钟嘉麟秘密逮捕了。在审讯中，钟承认参加过共产党，并担任过灌县县委书记，表示愿意背叛共产党，并交待出灌县共产党整个组织关系。省特委会派审讯组长杨荫池到灌县会同县长孙实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鹤琴、特委会秘书（姓名忘记）．按钟嘉麟交待的名单，由县政府与县党部联合通知各联保主任，将之押送到县党部办理“自新”手续，仅尚洋、萧章鉴、萧章奕等人因不在灌县而未被逮捕。其中张国富、宋文彬等人送劳动营政治班受训，其余交由乡镇保甲监管。萧章鉴萧章案二人，也在1947年被迫向灌县特委会办理了“自新”手续。 （六）破坏中共间、苍中心县委组织 1941年，在川北间中、苍溪等县，同时发现“生期会”、“土地会”等秘密组织。国民党阂中县党部书记长王保民、苍溪县党部书记长杨旭指示县党部特务把已知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的人，弄到县党部来查问。当时被弄到县党部来查间的人，都弄不清这些秘密组织是什么性质，只说他是由某人介绍他参加的。这样互相牵连，最后弄清了“生期会”、“土地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根据这个线索，闻中县逮捕了共产党员许洪章、普云程，姜玉翠（女）等人，苍溪县逮捕了罗鸿宾、田多全等人，这样就把共产党间、苍中心县委组织破坏了。王保民、杨旭将他们办理此案的经过，报告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省竟部将全案移送四川省特委会核办。省特委会根据阁中、苍溪两县的报告，指示王保民、杨旭二人把被捕的共产党负责人许洪章、普云程、田多全等押解到成都四川省特委会，转送到灌县三民主义青年团劳动服务营政治班去受训；对秘密组织“生期会”、“土地会”勒令解散，不许继续活动；其余的人就地办理“自新，，手续交由乡镇保甲管制。1942年冬，重庆战时青年训导团成立后，四川省特委会又命令间中、苍溪两县，将那次被逮捕过的人，凡有小学程度的，都送到重庆训导团去受毒化训练。 （七）破坏李、闻追悼会 1946年夏，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全国人民对此暴行债慨万分。成都市民主人士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在西顺城街蓉光电影院（即现在的人民电影院）为李、闻两先生举行追悼大会，一方面怀念李、闻两先生的革命精神，一方面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罪行。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正在成都，他要亲自参加追悼大会。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得到这个情报，立即由渝飞蓉，与省特委会主任秘书徐中齐密商破坏的办法：1．由中统川调室特务刘国辉发动他们所领导的“大中社”袍哥，冒充参加追悼会的各界群众，混人会场，进行捣乱，使大会开不成。2．派武装宪兵警察到蓉光电影院维持秩序，暗地里是去掩护便衣特务。3．由省特委会派出便衣特务守候在蓉光电影院外面，等民主同盟主席张润先生走出会场时，用西瓜装大粪向张澜先生泼去，还要用剪刀剪去张先生的胡须，徐中齐说要演一出“割须弃袍”的活剧。4．由成都省会警察局督察长许乾刚在东御街某茶社任现场指挥，徐中齐守候在华兴街省会警察局坐镇指挥。 当日，蓉光电影院挂满了挽联、祭樟和花圈，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巨幅遗像。上午9时，参加追悼会的群众，陆续进人会场。中统特务和“大中社”的袍哥，早就布满了整个会场。当追悼大会主持人宣布开会时，会场内有人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也有人大喊“打倒共产党”。一时会场秩序大乱，会议无法进行，群众纷纷退出会场。当张澜先生走出电影院时，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李伯伸搀扶着他缓步走向马路上停放私车的地方，这时守候在外面的特务吴雨昌，用纸包的豆抽酱（当时因为没有买到西瓜，无法装大粪，临时改用豆瓣酱）和一瓶红墨水向张先生掷去，把张先生的衣服泼得稀脏，红墨水瓶则打伤了先生头部。特务们看到李伯伸在场，就没有去剪张先生的胡子。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就这样散场了。 李、闻追悼大会被特务搞垮了，追悼会职员张松涛将追悼会的挽联、祭樟等物收成一捆，乘一辆黄包车，路经署袜北二街西川邮务管理局外面时，省会警察局飞虎队特务队长王建中率领便衣特务，将张拉下车打了一顿，把挽联等物抢走，拿回省警局向徐中齐报功。 当天下午，徐中齐在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办公室约集该会秘书组长，漫谈这次破坏活动，对张斓先生“割须弃袍”活剧未演成功，表示遗憾。他又提出要开一开张致和的玩笑，编造一则新闻消息，说张致和对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子女，深表关怀，愿捐赠他在川西坝搜刮民脂民膏购买的良田100亩，作为李、闻两先生子女的教育费，由中统特务主办的中华通讯社印发给成都各日、晚报刊登。 （八）“六二”大逮捕 1946年7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强迫中国共产党驻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和工作人员限期撤回延安。当中共代表团撤出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后，各处的办事地点，均由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代为保管。因此，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中国民主同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国民党中央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秘书处，在蒋介石的指示下，于1947年5月底，电令蒋管区各省市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对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发动一次大逮捕。 1947年5月28日，四川省特种委员会得到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的电报，叫把平时各特务机关调查登记在案的共产党人和民主同盟盟员的住址，派人复查确实，并进行监视，候令行动。省特委会立即电话通知各出席党军政干部会议的头子，到督院街省政府会议室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主席邓锡侯、秘书长邓汉祥、民政厅长陈开泅、教育厅长任觉五、社会处长黄仲翔、保安处长王元辉、川康绥署参谋长牛范九、稽查处长周迅予、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书记长漆中权、调统室主任邵平、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支团部千事长李天民、成都替备司令严啸虎、成都市长李铁夫、省会苦察局长刘祟朴、宪兵二团团长曹贡楠（代）、保密局蓉站站长陈子俊、四川省特委会代主任秘书李白英等。会议由邓锡侯主持，首先由李白英宣读中央联秘处电报，然后开始讨论行动的具体办法。经酝酿决定：1．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主持这次大逮捕。邓锡侯指派严啸虎为总指挥，李白英为副总指挥，并指派邵平、刘崇朴、周迅予、曹贡楠等为行动委员会委员。2．行动经费由四川省政府在第二预备费项下支付，暂定为l000万元。3．名单由各参加单位提供，交行动委员会审核决定，汇列成册送会议主席最后圈定。 5月30日，四川省特委会在旧将军衙门召开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由总指挥严啸虎主持。会议商定： 1．在行动委员会之下设总干事一人，协助正副总指挥办理事务方面的工作。总干事由特委会秘书李文孚担任。 2．审核名单。大家查看了各单位提出的名单后，决定将名册分甲乙两种，凡各个单位都提名的列为甲种，只有一个或两个单位提名的列为乙种，由省特委会情报组根据各单位所提名单负责整理，汇造成册，送主席作最后圈定。 3．开始行动那一天，全市实行戒严，禁止通行，并指定由省警局派特务到电话总局去监听电话；由宪兵团负责东南西北各汽车站及各处城墙缺口的守卫，监视革命人士以防其乘车逃离成都。 4．由省特委会、中统川调室、成都警备司令部、省会警察局、宪兵团等单位，各派出便衣特务若干人组成临时行动小组，负责执行逮捕。省特委会行动小组长为董士立，中统川调室行动小组长为易孝思，稽查处行动小组长为张德维，宪兵二团行动小组长为张一吾，警备司令部行动小组长为傅先敦，省警局行动小组长为张俊。 5．所有被捕革命人士，由各参加单位派人负责审讯。省特委会负责审讯的特务有杨荫池、陈仲琳、杜石公、彭兴道、李祥麟，成都稽查处为吕尚功、张尚任，川调室为梁子俊，宪兵二团为黄应时。 6 ．参加这次行动的特务每天发活动费外勤一万元、内勤五千元。 7 ．各单位汽车自备，汽油费实支实报。 8 ．转令全川各专区、县特委分会从得到电报之日起，开始对共产党人及民主人士实行大逮捕。 6月1日，省特委会得到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第二次电报，限6月2日拂晓前完成大逮捕任务。代理主任秘书李白英拿着甲乙两种名单，到四川省政府去找邓锡侯作最后圈定。邓派人用电话通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特务头子邵平、刘崇朴、周迅予、严啸虎等到省府主席办公室开会，圈定名单。大家看了名单后，决定对于乙种名单所列人士暂不逮捕，邓锡侯、黄季陆二人对于甲种名单内所列大学教授和学生主张不逮捕。黄说：“武汉才发生大的学潮，若逮浦大学教授和学生，再闹出事来，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特务们对黄的主张，本不同意，但又不能公开反对，只好服从邓、黄二人的决定，对大学教授和学生一律不逮捕。最后邓锡侯拿起红色铅笔在名单上一个一个地圈点，当圈点到张致和、范朴斋二人时，对特务头子们说：”这两个人你们不要管，由我派人去逮捕。”邓圈点完后，将名册交还给李白英。1日晚八九点钟，李白英将名单拿回省特委会，分配给各临时行动小组去执行。 这次被逮浦的革命人士有民盟中央委员、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杨伯凯，民盟涪江流域筹备主任于邦齐，民盟四川省委张致和，民盟中委范朴斋，成都《华西晚报》社长田一平，《民众时报》总编辑孙文石，民盟成都市南区负责人聂东青，民盟新闻工作者汤远烈、叶春楷、张政弟、车韬、方地，革命人士罗启维、刁侠平、李怀之、陈东平、刘慕宇、王伯高、游奉恩、万绍烈、余赓义、沈季高等。 张致和、范朴斋二人是由邓锡侯派川康绥署副官处长刘雄、谍报科长蔡玉彬去逮浦的，拘留在东门外沙河堡厚生农场邓的别墅内，对他们特别优待，每天由吴景北、黄瑾怀等人到别墅去陪他们打牌玩。张致和系保定军官学校学生，与邓是同学，由吴、黄等人向邓要求释放。 邓对张提出的条件为：1，以后不再参加民盟活动；2．出去后暂不离开成都。张答应了这两个条件，才被释放回家。范朴斋原是成都行辕参议，是张群电告邓锡侯释放了的。 杨伯凯被捕后在审讯中承认是民盟盟员。特务对他说，只要你登报声明退出民盟，就可以释放。杨坚决拒绝。10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解散民主同盟，特务又拿报纸给杨看，诱劝他退盟，杨说：“民盟既已解散，还要我退盟做什么？“1947年冬，邓锅侯在营山同乡多次催请释放杨伯凯的情况下，曾下手令给省特委会秘书处，叫释放杨。徐中齐对邓说：“杨伯凯是民盟中委，是指名逮捕的，如果释放了，一旦中央要人，邓先生负得起这个责任不？”徐对邓的手令没有照办。 于邦齐在审讯中亦承认是民盟盟员，但拒绝退盟。于的同乡中统特务吴汝成曾多次诱劝他退盟，都被于严词拒绝。 王伯高是邓蛛县的大袍哥，抗日战争期间曾去过陕北延安。回邓睐后，由于地方派系之争，反对他的一派向反动政府密告王是共产党由延安派回四川作兵运工作的，成都各特务机关在六二大逮捕时，把王也逮捕了。 1948年，重庆行辕会报清理六二大逮捕时还有哪些被捕人士未作处理，省特委会把杨伯凯、于邦齐、王伯高三人报去后，重庆会报指示叫释放。省特委会秘书处向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签请释放，王说：“他们骂我们都骂得，我们关都关不得？”因此签呈一直没有批下来，直到1949年12月7日，以上三人和别的革命人士一起被集体杀害于新西门外十二桥附近。 中统特务临时行动小组到鼓楼街川大教授刘星垣家中去逮捕他的家庭教师、女共产党员龚之英时，因为开大门拖延了很长时间，到特务进去搜查时，已不见龚的踪迹，但摸其被窝还是热的，于是迁怒刘先生有意放走了龚之英，用手枪打伤了刘的肩脚，并把他逮捕回省特委会。当特务头子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把刘先生请到该会职员宿舍去休息，由李白英在电话上告知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李伯伸，然后用汽车把刘先生送到支矶石街李伯伸家中，一面向刘致歉意，一面警告他不许向外泄漏捕人的消息，还要他在报上刊登启事，说明前夜之事，完全出于误会，请释念为荷。中统特务陈国荣还盗走刘先生客厅内陈列的玉石屏一对。 中统特务小组到宁夏街去逮擂共产党员周文畅时，因大门许久才开，特务进去搜捕时，周文畅已越墙逃走，特务迁怒同居的周烈光，说他故意迟不开门，有意放走了周文畅，于是把他逮捕回省特委会，后来又把周烈光送到省会等察局东门征役场，罚他劳役二年。 其他如车辐、方地、汤远烈、叶春楷、张政第、刘慕宇、游奉恩、万绍烈等人，都是在特务威胁俐诱下，登报退出民主同盟后，准其取保释放了的： 在被捕革命人士中，田一平、孙文石、罗启维、刁侠平、李怀之、陈东平等人．特务认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这些人又坚不承认是共产党舀是年冬，由省特委会把他们转移到重庆，交军统中美合作所去处理，以后情况不了解。 （九）秘密速捕官蔑予、秦良模 官蔑予，四川华阳县人，曾任川军某部团长，解放前任成都市参议会参议员。他在市参议会中，与秦良模、钟铸等人结成一伙，对市长李铁夫多方攻击，常常弄得李在参议会下不了台。李对他们恨之人骨，心想报复，但因他们是市参议员，是民意机关的代表，无从下手。在那特务横行时代，特务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因此李铁夫想到徐中齐，就去请他帮助整治官蔑予、秦良模等。 徐中齐与李铁夫虽是叙永同乡，但要他背死人过河，替李铁夫私人出气，他当然不干。他要李请示主席邓锡侯，说只要邓先生点头，我就照办。于是李铁夫勾结国民党成都市党部书记长任鸿济，联名写了一个报告，说“成都市参议员官篇予、秦良模二人系共党分子，经常在市参议会攻击政府的一切措施，请求予以逮捕法办。”邓锡侯在报告上批了“徐办”二字，由李铁夫亲自交给徐中齐。 徐中齐得到邓锡侯的批示后，召集他的心腹特务，布置逮捕官篇予、秦良模的具体办法。 秦良模的公开职务是律师，专门帮别人搞诉讼打官司。特务易祖佑化名某某某．伪称为了弟兄分家的纠纷，到南大街秦良模律师事务所去请秦帮忙，许以事成之后给以重酬，并当即约请秦于次日晨到总府街冠生园去吃早点。秦见易祖佑衣冠楚楚，俨然像个地主家庭子弟，信以为真，次日准时前往冠生园。吃完早点后，步出冠生园，易请秦上自备的小汽车，送他回家。秦毫不怀疑，当即走上汽车。行至中途，预先坐在车上的特务，拔出手枪，抵着秦的腰部，勒令他卧下，不许声张。就这样把秦良模诱捕到旧将军衙门四川省特委会看守所去了。 官蔑予，家住光大巷，经常是早出晚归。其人身材魁梧．手柱一根铁拐杖，每晚在回家的路上，总要唱唱川剧，显出悠闲自得的样子。特务们摸清了他的生活规律，认为要去逮捕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经事先周密考虑逮捕的时间、地点后，选择原省会警察局特务队的彪形大汉高占东等去执行这个任务，决定在夜晚乘他回家行至光大巷内动手。那里没有电灯，行人又少，特务在走马街守候着，等官走进巷内，首先由特务一人前去将他抱紧箍着，另一人用麻醉药蒙住他的口鼻，趁他昏迷不省人事时，架着走出巷子，推上事先停放在督院街的汽车，开回省特委会看守所。 官蔑予被捕时头上戴的毛帽因为挣扎失落在巷内，次日清晨，附近居民外出时，看到路上有顶毛帽，拾起来送到附近派出所去。省警局的著察认出是官簇予的，但不知是何方所干。 官蔑予那天夜晚没有回家，家中感到怀疑，又听人说昨晚巷子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听到有人大叫一声，又听到很多人的脚步声，知道官篇予一定出了事，就四处打听消息，探听官的下落。几天下来均无线索，有人对他家中人说：“一定是特务千的，你去四川大学请学生伸张正义，向省府请求查办，并要求释放官篇予。“于是官篇予的老婆到四川大学去告诉他的儿子，并将官溉予被特务绑架的事，向川大学生宣传，请求他们正义声援。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认为一定是特务干的，但又不了解是那一批特务搞的，于是计划去找成都最高军政首长邓锡侯，要求他保障人身自由，彻底查办乱捕市参议员官庸予的特务，并立即释放官蔑予。1947年12月28日，四川大学正义声援官溉予的数百名同学，浩皓荡荡地由望江楼川大出发，进城请愿。当走到春熙南段中央通讯社外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总造谣社，就进去把它砸得稀巴烂。又前进到北新街时，将《成都快报》营业部捣毁，然后到庆云西街邓锡侯公馆去请愿。这时邓不在家中，于是学生又行至督院街四川省政府，高呼要邓锡侯出来答话。这时邓锡侯正在川康绥署召集各特务机关头子开会商讨应付学生的办法，大家公推成都替备司令严啸虎去应付。严由川康绥署走到学生群众中去．向学生解释。学生把严啸虎推上一部汽车顶篷藏住，周围坐着几个学生，不让严溜走，其他学生在周围高呼口号，并提出“政府释放官筒予，我们就放严啸虎”的条件。从午后两三点钟闹到晚八九点钟，直到邓锡侯派人向学生宣布释放官蔽予，川大学生才离开省政府返回学校。 官蔑予被捕后，自己说他是民社党员。特务们根据这一点，主张把官交民社党保释，以杜绝事端。于是当天深夜就在川康绥署内特别布置一个临时法庭，正中摆设一张公案，在电灯照耀下，还点着一对大蜡烛，表示严肃的气氛，同时通知民社党四川省主任委员张陵高前去领回官簇予。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由绥署开会回去，就派军法官陈仲琳用汽车押送官簌予到川康绥署，然后由川康绥署军法官在法庭上当面把官篇予交给张陵高领回，并写了收条交给陈仲琳带回销案。逮捕官咸予的丑剧就这样结束了。 秦良模是与官溉予同时被捕的，官既释放，秦又如何解决？特务头子们商定，由省会警察局出面说秦良模是因吸毒被捕的，经验了小便，证明确实有毒，由省警局将秦移送至成都地方法院处理。秦到地方法院后，当即准其取保释放。 （十）八二O大逮捕 1948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订了”宪法”，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激起了国统区各大中城市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教员罢教，各界人民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更加汹涌澎湃，严重威胁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政府决定设立“傲乱建国委员会”,7月以后又相继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特种刑事法庭，对共产党和爱国民主运动实行残酷镇压。中央党军政千部联席会议秘书处于8月20日在蒋管区各大城市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逮浦行动。 四川省特委会于8月18日收到中央联秘处的电令后，立即在省政府会议室召开干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干部有四川省政府主席王凌基、秘书长孟广澎、民政厅长宋相成、教育厅长任觉五、社会处长黄仲翔、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副主任委员李天民、书记长漆中权、调查处处长先大启、宣传组组长李白英、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林茂华、宪兵二团团长郭大任、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周迅予、成都市市长乔诚、省会警察局局长刘崇朴、成都特刑庭庭长赵士奇、保密局蓉站站长吕世馄、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会议由省主席王陵基主持，首先由徐中齐宣读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电报，然后开始讨论具体办法。经商讨决定： 1.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主持这次大逮描，由主席王陵基指定周迅予、徐中齐、先大启、刘崇朴、郭大任等为委员，井指派周迅予任总指挥，徐中齐任副总指挥。 2．这次大逮捕由特刑雇公开出面进行，在执行逮捕时由特刑庭派出法警，手执拘传票，表面说是传讯、实际就是拘捕。 3．这次临时行动小组采取混合编组形式，由各特务机关派一人任小组长，省特委会派出担任小组长的是谢中一，宪兵团是张一吾，中统川调室是梁子俊，稽查处是张俊，省会替察局是张德维。 4.在进行逮捕时，由省会警察局派武装普察在学校内监视，警备司令部派警备部队在学校外巡逻，以防发生意外。 5．这次名单一部分由中央联秘处发交下来的，一部分由各特务机关提供，由省特委会秘书李祥麟审查决定，分别填写在特邢庭的传票上，交各行动小组去执行。在审核名单时，省教育厅派督学王德刚参加审查。 6.审讯这次被捕人员的特务有省特委会的杜石公、许致和，中统川调室的郑万录，稽查处的吕尚功、张尚任，特刑庭的首席检察官岑毓江，宪兵团的张一吾。 八二O大逮捕后，成都中央通讯社于8月22日发表消息说：“共匪叛乱，危害国家，既以武装到处劫杀焚掠，复于我后方潜布间谋，鼓动学潮、工潮，煽惑群众，破坏治安。此间特种刑事法庭，已遵照行政院公布夫筱电令，于昨日分别查实匪党职业学生，文化工作分子，及为匪工作的嫌疑人员，予以传讯。据刑事法庭发言人称，已经传讯之此类分子，计有川大学生王泽沛、张铁铮、杨云峰、朱琼矩（女）、罗宗章、龙显铭、余宁生、陈才学、贾往南、李学恭、李x棋，华大学生秦应芬、萧德孚、南敦敬、蒋德心，成华大学学生刘克修、钟荣及《新民报》记者赵肃，《西方日报》资料室记者李成焕等19人，现在分别依法侦讯，其余匪谍活动分子，亦正继续传讯中。”（见1948年8月22日《新新新闻日报》 ） 赵肃、李成焕在受审讯中，出卖了领导人游某（女）。特务带着赵去擂游未获，以后也未发现此人。 （十一）四二O大逮捕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撕去要求和谈的外衣，断然拒绝达成和谈协议，并由中央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秘书处急电蒋管区各省市发动一次大逮描，严令将平时侦查登记在案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全部予以逮捕。四川省党军政联席会议即四川省特委会秘书处于4 月20 日午后收到中央联秘处的电报后．立即由主席王陵基用电话通知各单位特务头子到省政府开会，商讨有关大逮捕的间题。当大家看到电报规定要在21日拂晓前完成大逮捕任务，都庙到事先缺乏准备，执行起来比较困难。最后王陵基说：“你们平时侦查的人不是都登记在册，有案可查吗？回去叫主办人员拿着名册，于晚8时到省特委会去会商圈定。”那晚出席会议的有省特委会、中统川调处、保密局蓉站、成都稽查处、宪兵二团、省会警察局等特务单位。由于时间仓促，各单位都没有带名册来，临时把省特委会的名册拿出来逐一审核，只圈定了《西方日报》经理许成章一人，其他被捕人士都是由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青年运动委员会秘书何振声和四川大学生活指导主任韩伯勋二人提出的。对于任务的分配，仍然照过去的办法，由各参加的特务单位派出便衣特务若干人，混合编组成临时行动小组，由省特会秘书李样麟将名单分配给各临时小组，分别去执行逮捕。 4月21日成都《新新新闻日报》消息载：“本报记者今晨走访戒严司令部发言人，据称，日来有少数激烈分子，藉尊师运动为名，集合数百人侵人各私立学校，煽动罢课，不表同情者即行动武，并有捣毁什物及侮辱教师情事发生，行动业己超出法令范围以外，本部为维待社会及学校秩序，并使学生达其求学目的计，不得已依照戒严法令，对于激烈分子于今晨予以拘捕，裨其觉悟。” 次日又载：“成都市公私立学校学生……发动、宜传罢课运动，连日以来，情绪极为高涨，本市戒严司令部认为他们的行动，已超出法令范围，巫需加以隔离，在昨天早晨，对于其中若干分子分别逮捕，据悉有石室中学训育主任卢剑岑、教员刘俊达，女师训导主任马力可，华西协合高中训育主任卢邦本，实小教员钟鼎文、张明如，会专学生郑明志，艺专学生周铺，川大学生冷观樵、田宗美、余天爵、方智炯、李维品等人… … ” 这次被逮捕的革命人士除余天爵、方智炯、刘俊达、田宗美等人关押到12月7日被集休杀害于新西门外十二桥附近外，其余均取保释放交监管。 （＋二）查封成都《 新民报》 成都《新民报》，一向被人们认为是一家进步报纸，平时刊载的消息言论，人们都喜爱阅读，销路仅次于成都《新新新闻日报》。1949年该报发行人陈铭德在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国民党特务、《新民报》编辑刘素怀即向四川省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即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秘书长徐中齐密报，说《新民报》与陈铭德常有电报联系，还说报纸刊登的新闻消息，都是采用中共新华社的电讯。 徐中齐自1947年7月在南京活动上海市警察局长之职失败后，返回成都竟选立法委员，同时又在政治上作一些活动，想做四川省政府的秘书长或民政厅长。因此，早就想有一个报纸，做他在政治上活动的工具。这次，听到特务刘索怀的情报后，喜出望外，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上，徐中齐报告了刘素怀所述《新民报》的隋况后，建议说《新民报》发行人陈铭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会议，报社已成为逆产，应予查封，由政府接收办理，并将报社主要负责人逮描法办。会议主席王陵基当即提交会议讨论。出席那次会议的特务头子，都主张将《新民报》查封，至子交由哪个单位接办，大家投有发表意见，都等王陵基作出决定。王陵基最后决定说，《新民报》应立即查封，交由四川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接办，由雷清尘任社长，并对雷说报社由彭兴道负责主持。同时指定四川省特委会、成都替备司令部、成都稽查处、中统川调处、四川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省会替察局、宪兵第二团各派便衣特务若千人，到盐市口新民报社去进行搜查。特务分工负责，有的查电台和来往电报，有的查会计账目，有的查资产，同时一组特务到陕西街去逮捕经理赵纯继，另一组特务到纯化街去逮捕副经理侯辅陶，又一组人去逮捕主笔周缓章和会计白某等人。 在成都查封《新民报》的同时，重庆中统特务又认为《世界日报》的言论“反动”，应予查封。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提出建议，商请重庆市长杨森，由市政府下令查封了《世界日报》，交由重庆市党部接收，派中统特务、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吴熙祖任社长，改名为《和平日报》继续出版，直至解放。 重庆地区七一大逮捕纪实 韩炳勋 【作者曾任国民党四川省特种委员会北磅分会情报组长。】 1947年6月下旬，“丙种会报”（重庆地区各特务机关联席会议）举行例会，召集人是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根据大家在会上汇报的情况，经过了认郭司论，会议作出了两条重要决议。 一、西南学院（校址在重庆郊区南温泉，属巴县境）、乡村建设学院（校址在巴县歇马场）的学生已被赤化，该两校实为共产党之大本营。因此，应立即将该两校予以查封，以免蔓延滋事，影响杜会秩序。其查封任务，西南学院由四川省特种委员会巴县分会执行；乡村建设学院由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执行。 二、共产党活动猖撅之各学校，必须立即进行逮捕。为了有效地制止共产党活动，逮捕必须彻底．务求一网打尽。因此，应统一部署，一致行动。但为了明确责任起见，兹将逮捕任务作如下的划分： 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负责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址在重庆郊区九龙坡）; 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乡村建设学院； 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处负责中央工业学校（校址在重庆郊区沙坪坝）。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巴县分会负责西南学院。 会议还决议：在6月30日晚上11点半之前，各有关机关必须做好执行逮捕任务的一切准备工作。于7月1日零点开始统一行动。 执行逮捕任务的要求是：动作要敏捷，行动要迅速，务必在三个小时之内，完成全部逮捕任务。 却说重庆地区的各大专院校，都有进步的学生自治会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倡议和领导下，各院校定于6月30日晚上，在各自的校园内举行一次髯火晚会，用以表示纪念七一中共建党节日。在这天的晚会上，各院校的学生们，都表演了他们自编的各种节目，髯火通明，人流聚集，由于大家情绪高昂，直闹腾到11点多钟方才散会。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重庆地区的各特务机关，按照他们既定的部署，开始分头执行其逮捕任务去了。 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由处长徐远举亲自带队，率领该处内外勤人员二十多人，其中有两名女特务，一个叫孙良珍，一个叫刘文琦。开着一辆大卡车、一辆中型吉普、一辆小吉普，在黑茫茫的夜色中上了路。按照预定计划，准时到达了九龙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女生宿舍的门敞开着。因为这些女学生们都是刚刚从校园里参加撼火晚会回来，尚未安眠，并且都各自忙着自己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她们有的在洗脸，有的在洗脚；有的在料理个人的私事；有的在议论舞火晚会的情况。只有一少部分人因为参加表演了节目，身子有点疲倦，才倒在床上，但也并没有人睡。因此，整个宿舍，还是有说有笑．仍然沉浸在髯火晚会的欢乐气氛之中。 正在这时，一群特务突然闯进了女生宿舍。 当女学生们发现了一群面带不善的陌生人闯进房门时，谈笑之声便嘎然而止。她们先是一阵惊疑，但稍一定神儿，很快的就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于是，她们就以很不客气的日气厉声喝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深更半夜的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时，陌生人中间，有一个年约四十岁左右的大个子中年人向前跨了几步，面向着女学生们，先是“嘿！嘿！嘿！”的发出了儿声狞笑，然后便恶声恶气的说道：“同学们：…… ” 这个讲话的大个子不是别人，他就是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 只听得女学生中间发出一阵低声议论：“你是干什么的？谁跟你是同学呀！" “好！好！好！不同学就不同学！”徐远举气恼地说道：“我们是什么人，并不需要你们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你们更管不着。现在我郑重的告诉你们：听我的话，叫你们怎么着，你们就怎么着。否则，别怪我们对不起你们。马上统统到外面集合，站成三列横队，听候点名。点到谁的名，答应一声‘有’，向前跨出三步，自动站好！" 女学生们听了他这番不伦不类的讲话，心里都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于是，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怒声吼道：“他们是特务！" “他们又要抓人了！" 随即，又有一个女高音，她好像向大家发号召似的怒声吼道：“同学们：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不能去集合！我们跟他们拚啦！大家一齐动手抓特务呀！" 紧跟着这个声音，女学生们又齐声呐喊起来：“抓特务呀！" “抓特务呀！" 于是，大家立即纷纷行动起来。双方一经交手，男男女女，你拉我扯，宿舍内外．顿时陷人一片混乱之中。 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完全打乱了特务们按名单抓人的原定计划。在无奈中，徐远举向着特务们高声嚎道：“快点儿给我抓人！快点儿给我抓人呀！" 随着这嚎叫声，从乱嘈嘈的人群中挤过来一个彪形大汉，他面向徐远举说：“报告处长，秩序这么乱，到底抓谁呀？! ”这个彪形大汉就是第二处专门负责抓人的行动组中校组长漆玉麟。 “他妈的！在这个时候还管她是谁，抓住谁就是谁飞”徐远举没有好气的说。 在混乱的人群中．漆玉麟好像无所措手足，直愣愣的愣在那里。 徐远举眼见漆玉麟呆痴痴的立在那里不动，可就起火了。他气急败坏的骂道：”他妈的！你快点儿给我抓呀！抓住谁就是谁！抓错了我负责！" 漆玉麟回过身去，向着他的部下们大声叫道：“他妈的！还不快点儿给我抓！抓住谁就是谁！" 于是，特务们一齐动手，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抓了起来。他们有的俩人抓一个，有的仁人抓一个。不论分说，胡乱抓了七八个人，就要往外走去。 但由于学生们人多势众，里三层外三层，把宿舍围了个水泄不通。并且眼看抓走了人，她们便齐声吼道：“同学们：特务抓了我们的同学．不要让他们跑掉了呀！" 双方的男女棍杂在一起，特务们抓住人往外拖，学生们拽住被抓的同学朝里拉；拖拖拉拉，乱得不可开交。 特务们急于脱身。眼看这种阵势，徐远举非常着急，于是，他大声嚎叫起来：“赶快撤退！赶快撤退！她们不松手，就用枪砸她们的手！" 特务们举起手枪，纷纷地砸在同学们的手上。趁着一松手的功夫，特务们拖住被抓的七八个同学，迅速窜出了校园。 这时，有人大声叫道：“同学们：特务跑掉了！快追呀！打呀！" 这一声呐喊，就像一道严肃的命令，只见人流一齐向校外涌去。她们追着，吼着，打着，扭成了一团。 男特务们身强力壮，都迅速爬上了汽车，发动起马达便跑。 摆脱了学生们的追赶之后，徐远举命令：“停车，检查一下，看我们的人都回来齐了没有？" 经过点名，才发现孙良珍、刘文琦两个女特务不在车上。 徐远举发现自己已丢了人．可气坏了。立刻便大骂起来：“他妈的！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全是些蠢货！还叫你们抓人家哩，人家把我们的人都给抓起来了！" 徐远举骂足骂够了，又大声命令道：”你们都愣在这里千什么，还不快去把她们两个给我抢回来！" 徐远举只管嚎叫，却并无一人下车去给他抢人。于是，他圆睁着两眼怒声叫道：“漆玉麟、黄声扬，你们两个组长，快！跑步！赶快把她们两个给我抢回来！" 漆玉麟、黄声扬两人各带领一个小组，快步朝女生宿舍跑去。还没等他们跑到门口，老远就有学生吼叫：“特务又来了！" “特务又来了！" “同学们：打呀！打呀！" 两组特务，不顾学生们的阻拦和撕打，迅速窜进女生宿舍。这时，他们发现，女特务孙良珍和刘文琦，正被一群学生围在宿舍中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向她们提出质问：“你们为什么要抓人？”“我们要求和平，要求民主，难道就犯了什么法吗？！”只见那两个女特务被学生们撕抓得披头散发，低着头，两腿不住地打颇，连一句话也不说。看那形势，好像是一个现场斗争会。 漆玉麟和黄声扬二人带着两组特务．冲开人群，窜到宿舍中间，二话不说，拉住孙良珍和刘文琦便跑。但学生们团团围住，抓住她俩死不松手。眼看难以出来，特务们又甩起手枪朝学生们的手上便砸。学生们疼痛难忍，这才纷纷的松了手。 孙良珍瘦得像个猴子，她身材矮小，非常灵巧。趁着学生们一松手的机会，她顺着男特务们向外拉的势子，“味溜”一下就窜出了门去。由一个特务小组护卫着她，才算跑出了学生们的包围圈儿。 但刘文琦的身材高大，加上有点胖，动作比较笨拙。因而被学生们左拦右挡，迟迟出不了重围。尤其只剩下了刘文琦一个人，争夺战就更加激烈。男特务们猛力朝外拉着，刘文琦拼命向外挣扎着，眼看已经挤出门去，就要逃之夭夭。学生们在气债之下，拳脚就像雨点一般落在刘文琦的身上，把她打得直叫唤。 由于拉扯和拳打脚踢，刘文琦已经瘫倒在地上成了一堆肉泥。一个大个子特务一看事清不妙，他伏下身子背起刘便跑。这样才算摆脱了险境。刘文琦回去后就立即被送进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才伤愈出院。 第二处这次执行逮捕任务，虽然抓到了七八个人，但并不是他们所真正需要抓的人，这未免太扫兴。 徐远举身为西南地区的总特务头子，原想借这个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干，却碰了一鼻子灰，也未免太不体面。 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由处长罗国熙亲自带队，到达歇马场乡村建设学院之后．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抓去了二十多个学生。特务们深知学生不好对付，虽然逮捕任务完成得很不圆满，但也不敢恋战。处长罗国熙命令外勤组长刘平指定人员把封条朝学校大门上一贴，便一窝蜂似的爬上汽车，慌忙而去。 重庆市著备局刑警处，由处长谈荣章亲自带队，驱车到达沙坪坝。一群特务进人中央工业学校之后，立刻就被学生们团团围住。 刑警处的特务们，平时就是手枪腰间挎、铐子手中摆，看谁不顺眼，就得跟着去，因而养成了一种趾高气扬的臭脾气。他们走进中央工业学校之后，张牙舞爪就要抓人，谁知偏偏遇上不怕事的学生们．双方从语言冲突，发展到拳脚交击，打得不亦乐乎。 由于众寡不敌，弄得刑警处的特务们难以招架。为了解围，他们竟然开枪射击，并打伤了几个同学。这一下可激怒了学生群众，他们奋不顾身，蜂涌而上，有好几个特务被缴了械。枪支到手，他们立即向特务们进行还击，并打伤了几个特务，其中有技术室主任马侠、外勤组长马志强。但学生们到底缺乏实战经验，最终还是被抓走了十几个人。 按照“丙种会报”的分工，到南温泉西南学院执行逮捕任务的，是四川省特种委员会巴县分会。但该会机关小，人员少，且缺乏武装力量，加以该会的负责人高阳初做事相当滑头，他深恐偷鸡不着倒蚀一把米，因而他们根本就没敢去执行逮捕任务。 该会不但不敢执行逮浦学生的任务，就连查封学校的任务也不敢承担。但上级命令不敢违抗，于是，高阳初就玩弄了一个转嫁于人的花相。他商得巴县县长杨思慈的同意，以县政府的名义出面查封，由特委会协助完成任务。于是，县政府派出一个姓李的科员，特委会派出外勤干事廖训，两人代表两个机关，共同去执行查封任务。他们两人在更深夜静之后，跑到南温泉西南学院；偷偷摸摸的把封条朝学校大门上一贴，二话不说，扭回头拨腿便跑，纯粹是一种做贼心虚的小偷动作。 经过“丙种会报”的精心部署，准备了多少日子，出动了四个特务机关，闹腾了一夜．逮捕了四十多个人。但这些被捕者并不一定都是应该逮捕的人。然而，在国民党认为，不管怎么样，在七一这个日子搞一次大镇压，对共产党总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国民党特务们抓了人，问题并没有结束，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正在酝酿着、继续着。 经过历次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广大青年学生经受了相当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于国民党貌似强大的虚弱本质也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因此，面对国民党的残酷迫害，他们决不肯善罢甘休，他们深深世得：只有通过不懈的斗争，才能不断获琅民主自由的新胜利。 就在大逮捕的当天，即7月1日，重庆地区的各大专院校，经过互相联系和共同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对于国民党的反民主行为，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迅速兴起。从7月2日起，各大专院校实行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并分别向重庆绥靖公署及重庆警备司令部请愿。 为此连续了数日，重庆绥靖公署和重庆警备司令部，终于答应学生推选代表进行谈判。 谈判进行了三天，重庆绥靖公署和重庆警备司令部，被迫同意无条件地释放全部被捕的同学。 1947年，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精心策划的重庆地区七一大逮捕，还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1983年） 四川八二O事件 李英 一、王陵基调训骨干 1948年王陵基由扛西省主席调任四川省主席后，四川军人之间、四川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明争暗斗更趋白热化。大体说来：一方是以熊克武为首的四川一军，系反蒋地方实力派，他们面临解放大军的神速进展，提出“自卫保川”的口号，与蒋介石提出的“欲乱建国”口号相对立。所谓“自卫保川”，意在排斥蒋介石嫡系军事力量于川外，反对王陵基代表国民党中央主持省政。刘文辉、邓锡侯都站在这一方。另一方是以王陵基为首的拥蒋顽固派，对蒋是亦步亦趋，唯命是听，拥有党政权力，高唱“戮乱建国到底“的口号，黄埔系、Cc派、中统、军统都站在这一方。这种局势，使王陵基主持下的川政，便更富于特务色彩。 1948年5月，重庆绥署主任朱绍良和该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来成都。徐当时兼任保密局渝特区区长。王陵基在他的隆兴街私邸召开会议欢迎朱等。出席的除四川党政头目黄季陆、漆中权、吴守权、唐邮伯等人外，尚有军统特务徐中齐、周迅予、刘崇朴和中统特务先大启等。在会上决定： （一）在8月份，分蓉、渝两地，调集四川各专、县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警察局局长、特委会秘书，加以‘戮乱建国的训练”，组织一期“四川党政警干部讲习会”。 （二）重庆的讲习会由杨森任主任，徐远举任教育长；成都的讲习会由王陵基任主任，徐中齐任教育长。渝会由重庆绥署二处筹组；蓉会由四川省党政军联席会议（省特委会）筹组。 （三）由四川保安司令部另办一期“四川民训督导员训练班”，由林茂华任主任，唐娜伯任教育长。两种训练同时开锣，同时卸幕。 （四）两训完毕后，伤即返任，组成县五人小组。完全掌握每一个县的党政财粮、城乡警察和“民众自卫，，武装。所谓“县五人小组”即由县长、县党部书记长、誓察局局长、特委会秘书、民训督导员五人组成的小组。 1948年7月，由国民党省党部、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和省特委会分别发出召训令。重庆的讲习会设于复兴关原“中训团”内，计调万县、涪陵、大竹、沪州、宜宾等专区所属县级党特警头目两百余名。成都的讲习会设于皇城内陆军军官学校参谋班内，计调温江、乐山、遂宁、南充、绵阳、剑阁、达县、茂县等专区所属县级党特警头目三百四十余名。 成都的讲习会，由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处长刘赛任大队长，保安团长刘伯华、王少容任大队附。他们专司军事训练。朱绍良及重庆绥署处长曾扩情、周开庆、徐远举等担任“精神讲话气严啸虎讲对共产党的“总体战”；中统西南区督导杨浩讲“情报”;中共叛徒杜石公讲“游击战术”；杨荫池讲“审讯卜徐平和彭兴道讲“宣传”。乌烟瘴气搞了一个月，8月初开训，月底结束。 9月l日，讲习会和民训督导员训练班联合在包家巷四川省军管区礼堂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来蓉参加。在毕业典礼上，朱绍良、王陵基、黄季陆、曾扩情、林茂华等人为毛人凤扎阵。毛人凤与王陵基如演双簧，毛人凤奸相毕露，王陵基跋雇飞扬。他们号召受训者：“要忠于领袖〔 指蒋介石），忠于主义（即蒋的三民主义），忠于国家（即国民党反动政权）。要反对中间路线〔 指熊克武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要来一个大清乡（即大逮捕），要来一个大组织（即县五人小组），要来一个大训练（即所谓民众组训），要敏乱到底。” “两训”完毕散伙后，军统向王陵基要求把沪州、宜宾两专区的专员和川东南地区20个县长的职务由军统特务去充任；中统亦不后人，也向王陵基要20个县长职务由中统特务去充任，王陵基后来虽然打了一些折扣，还是使中、军统特务都抢得一些地盘。四川临解放时，地方武装残匪暴乱，即由此种下因由。 二、八二O大逮捕 毛人风在“两训”毕业会上所说的要来一个大清乡，其实在成都市8月20日已经开始了，距毛说话的时间提前了十天。四川各专县动得迟一些，有的县在毛讲话以后。对这次大逮捕，一般人称为八二O事件。 1948年8月16日上午，王陵基在督院街四川省政府会议室召集省、市两级宪军党政誓特头目举行紧急会议。参加者有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替察局长刘崇朴、市长乔诚、稽察处长周迅予、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保密局成都站站长杨趋、中统川调室主任先大启、宪兵二团团长郭大任、成都谍报组组长唐友德、省府秘书长李伯申、教育厅厅长任觉五、社会处处长黄仲翔、保警处处长吴守权、省党部书记长漆中权、特种利庭庭长赵士奇等。 在会上王陵基宣读了朱绍良转国民党中央的电令：“要将共产党及一切左倾分子一律逮捕报核，限期干8 月份内完成。” 会上作了如下的决定： （一）决定在8 月20 日夜间戒严，在成都市区举行大逮捕。 （二）逮捕名单由警察局、稽查处、保密局成都站、中统川调室、省特委会、宪兵二团等单位提出，最后由省特委会归总，交王陵基审批。 （三）组织八二O行动指挥部，由严啸虎任总指挥，周迅予任副总指挥。行动指挥部下分别由军统、中统、宪兵、瞥察组成行动组，执行逮捕任务。 （四）将逮捕的人全部集中成都市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监狱监禁。由中统、军统、省特委会及宪兵会审追供，逮捕余党，最后由成都特种刑庭依“法”判处。（五）各专、县由省特委会电令即刻开始行动。呈报手续亦由省特委会秘书处办理。 8月18日，徐中齐将逮捕名单送王陵基公馆交其审批。在审批大逮捕名单这个问题上．王绩绪在1935 年、邓锡侯在1947年、王陵基在1948年任省主席时，都遇到过这个问题，这三个四川军人，在态度上有所不同。王绩绪对蒋介石是唯命是听，中央有命令要大逮捕共产党人，他照办无误，如1939年在四川大逮捕抗日救亡群众；但对驻省、市特务机关申请逮捕，则虚与应付，不完全买账。邓锡侯则是能避开就避开，犹犹豫豫，国民党中央有命令，中统、军统提名单，他要一个个审核，能保则保，力求其少。如1947年六一大逮捕时，他保了逮捕名单中的民盟中委范朴斋和张志和，对证据不足者都批暂缓。王陵基很“铁杆”，他准恐其少，不折不扣地照办。因此．在徐中齐将八二O大逮捕名单交给他审批时，他不及细看，就批照名单全部执行。 1948年8月19日上午10时，在成都市将军衙门举行紧急会议。会议由严啸虎、徐中齐主持。参加者除周迅予、先大启、唐友德、刘崇朴、赵士奇等上次与会诸人外，尚有成都特刑庭检察官岑毓江、宪兵二团管特警的团附张一吾、警备司令部情报参谋林扬隆、省特委会秘书曾英、李文孚、审讯组长杜石公、情报组组长杨浩、川调室督导员郑万禄等。 会议决定： （一）八二O大行动的黑名单，其中极大部分是大专院校的师生，有些是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在会上向行动小组分配了执行逮捕的名单。 （二）在行动指挥部下分六个行动小组。由省特委会、中统川调室、警察局、宪兵二团、稽查处及保密局成都站等六单位各派六名行动员，合计共36 人组成六个行动小组，另配武装宪兵和刑事警察。 （三）由特种刑庭出拘票或传票交与各行动组，预备在逮捕受到抵抗时使用。 （四）每组配小汽车一辆，预定在当夜1 时前完成，解除戒严。 8月20日夜间11时，中统特务郑万禄等率领一名宪兵、一名警察，潜人成都市东郊望江楼四川大学。郑等先至训导处找训导长韩伯熏联系。韩本为复兴社特务，一听说要抓学生，他就情不自禁地表示全力支持。最先，韩领特务到达男生宿舍，由其叫醒王泽需、杨云峰，指交特务用汽车捕走，其次是王恕安、黄麟书等人，最后到女生宿舍逮捕朱琼炬，仅胡全碧一人因返乐山原籍，当时未落特务手中。 川大的行动结束后，又至成华大学逮捕了吴伯常。 9月份又陆续逮捕了世界语教师许寿真，世界语爱好者杨辅哀、黄四维，石宝中学教师刘骏达，《成都快报》 编辑黄化石，话剧爱好者张淑华，社会服务处职员叶建初等人。 三、阴森的黑牢 坐落在城西的省特委会监狱，是与社会严密隔绝的特务黑牢。牢门由宪兵层层把守，内院便衣特务日夜巡逻。牢房内甚至派有特务伪装成被捕者诱骗吐实。徐中齐就曾布置其警卫廖俊义干过这类卑鄙勾当。 狱中有的被捕者被带上刑具，深夜提审特别频繁。负责审讯的有军统特务杜石公、罗慧开，中统特务郑万禄，宪兵姜亚民等。审讯庭上刑具罗列，皮鞭、军棍、老虎凳、空中悬吊比比皆是。身人其中，仿佛置身鬼域。 被害者在特务法庭上，有的沉默无语，有的侃侃而谈。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所畏俱，对面前所列的各种致人筋骨摧折的刑具不屑一顾。我曾从“口供”记录中看到，很多人有这一类话： “我还不是共产党，但我同情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对现实生活不满是有的。你们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了。” “我没有犯什么罪，我没有做过见不得天日的事情，我只说了一些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话，如果这就算犯罪，那就算犯罪吧！" 在八二O大逮捕中，被捕人狱的刘骏达等人，在狱中从未有过妥协。他们一直被囚禁到1949年12月7日，被徐中齐派遣特务枪杀于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 四、继续进行的大逮捕 八二O大逮捕并不是在1948年8月20日即告终止。八二O之后，各地仍在继续进行大逮捕。王陵基时代的四川党政军赘特机关，像绝望的野兽，疯狂至极。 在沪州专区，特委会秘书曾令湘，就逮捕了曾任过川军师长、川那绥署参谋长、民盟中央委员的罗忠信和当地民盟负责人许剑籍等十余人。后来，因为罗忠信与原刘湘系军阀关系较深，又与沪州专员陈离是故旧，牵连颇宽．旋即被释。 在广元专区，特委会代理秘书周德洪，会同九十五军广元指挥所谍报科科长吴荣武，逮捕了郝象乾等十余人。 在乐山专区，特委会秘书郑政，逮捕了小学校长昊亦兰等十余人。 1948年9月，乐山专区特委会情报干事唐柱中．获得情报说：牛华溪某商店店员蔡明鉴是中共地下党党员，经常在键（为）乐（山）盐区活动。八二0大逮捕令下达到乐山特委会后，该会秘书郑政将蔡逮捕。在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下，蔡明鉴供认了他的身份，交出其领导人陈俊卿等人。郑政又率领军警将上列人士逮捕。因为是要案，由乐山解成都省特委会。 1949年春，保密局西南区和重庆绥署二处在审讯其他人的过程中，有人交代，陈俊卿又名陈杰．峨眉县人，中共川南区工委负责人之一。他们就转伤省特委会将陈俊卿转送重庆渣滓洞黑牢。1949年9月2日，重庆发生大火灾，国民党政府为了掩盖罪责，嫁祸于人，采取政治讹诈手段，造谣说：”重庆‘九二大火’是共产党放的。”并于9月4日给一年前即被逮捕的陈俊卿安上了“中共放火主犯”的罪名，于火灾区公开地将陈枪杀。 五、编制“调查专报”向民革开刀 1949年春，川调室根据中统通讯员唐汉宗的密报，得悉成华大学学生曹立中（忠）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在该校从事发展组织的活动。中统部署唐汉宗伪装反蒋骗取曹立中的信任，由曹介绍其加入民革。此后，唐开始在民革内部从事特务情报活动。不久，曹即遭到中统逮捕。中统根据曹的口供及唐汉宗的内线情报得知：民革川南区负责人为屏山县国大代表李中（宗）煌，民革川南区组织处处长为荣县人赵彦君，成华大学发展组织的是曹立中，川大负责发展组织的是何锡铭。李中煌本为川军刘文辉部的老军人，曾任旅长等职。因为是刘文辉的旧部，中统就开始搜集刘文辉和民革关系的情报。 1949年2月，川调室主任先大启汇集了一个逮捕民革成员的名单，其中即有李中煌等人。他将这份名单，一面方呈报中统局；一方面呈报王陵基。很快就得到了这两方面的批准。 2月下旬，先大启命中统蓉区区长王醒予率领外勤特务陈国荣等十余人，在成都市祠堂街街口将李中煌逮捕。先大启派另一批特务郑万禄等到成都东街逮捕赵彦君，派马翘宇率领一批特务到成都外东川大男生宿舍逮捕何锡铭，因赵彦君和何锡铭早已闻风隐蔽，特务未能得手。但马翘宇等把何锡铭的妻子黄玉明逮捕后投入特务黑牢。 民革川南区负责人李中煌被捕之后，中统局和王陵基都感到事涉国民党心脏内部，颇为重视。他们寄希望于对李中煌的逼供上。中统局派该局西南区总督导徐政（公开职务是重庆市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会同先大启会审，该室书记刘清怀为徐等助手。在徐、先、刘三人软硬兼施的诱逼下，李中煌承认了自己是民革川南区的负责人。李中煌说他之所以加人民革，是鉴于孙中山先生缔造国民党之不易，不忍心国民党丧失人心，免致国民党的覆灭。他平生最敬重者即为孙氏，其次即为国民党陆军大学前教育长杨杰。李曾在陆大学习，与杨曾为师生。杨杰先生所著《国防论》尤为其熟读。李说：杨杰先生忠于孙氏，热爱祖国，他加人民革即为杨杰先生所介绍。 以后，徐政、刘清怀根据其各方情报，摸索了一套民革在四川的组织模式和所控制的实力，并编了一份调查专报。这份专报有如下要点： （一）民革川、康两省的负责人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由于刘文辉不便用本人的名义参予民革的活动，因而是用其妻杨蕴玉的名字．作为刘本人的化身。 （二）民革川东区的负责人为曾任过川军师长的陈兰亭，活动中心是万县。（三）民革川南区负责人即为李中煌，活动中心是宜宾。 （四）民革川西区负责人为王蕴滋，王曾任川军旅长，活动中心是温江专区。 （五）民革川耽区负责人为杜重石，杜为川北哥老会首领，活动中心是广安。 （六）民革在四川掌握有相当实力。除刘文辉是现任西康省主席，手上有二十四军一个军和几个保安团外，川东、南、西、北四个区的负责人，在社会中下层都有一定号召力，拥有众多的哥老会组织。中统认为影响国民党存亡，“在中共卫星党派中未有过于此组织者。”“如羽翼既成，任中共利用，则西南最后反共复国基地将为不稳。”用后，杨杰先生于1949年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于香港；李中煌1949 年4月被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要去，同年11月被杀害于重庆渣滓洞；曹立中1949年12月7日被省特委会徐中齐派廖俊义等会同稽查处汪道生等，枪杀于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 1949 年国民党特务在四川的罪恶活动 李文孚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四川省特委会秘书、主任秘书。①刘仲逸叛变后被徐远举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 1949年，蒋介石为了巩固他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四川成都、重庆先后发动了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和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活动，现在将我所了解的事实分别列举出来，以供史家参考。 一、破坏中共川康工委组织 1948年，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根据重庆站站长吕世馄获得的情报，破坏了中共地下刊物《挺进报》，进而破坏了中共川东地下党和重庆市委组织，市委书记刘仲逸（又名刘国定）、副书记冉益志被捕后叛变，出卖了成都中共川康工委负责人蒲华辅。但他们只知蒲是铜梁县人，在成都工作，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居住的地方。徐远举急于要破案，决定成立一个侦破小组，派中共叛徒刘仲逸为小组长①，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课长雷天元为副组长，率领几个特务到成都进行侦捕。 雷天元到成都搞了几个月，并未发现蒲的下落。12月下旬，雷到西二道街拓号保密局成都站，调阅该站平时搜集的中共"黑名册”，希望从中发现有关蒲的材料。成都站副站长刘鉴先从雷天元口中得知他所要侦捕的蒲华辅是中共成都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为了争“功”，就派该站直属通讯员铜梁人周生才进行侦查。周不认识蒲，找铜梁同乡胡秋晃帮忙。胡表示只知道蒲经常从新南门进出，不知道他的住址，愿意帮忙，但索代价十万元金圆券。周报告刘鉴先，刘答应先给五万元，事成后再给五万元。 刘鉴先根据胡秋曼提供的线索，派特务李少华、李正元随同胡秋吴每天一早到新南门外桥头一茶馆喝茶等候。1949年1月13日，胡秋曼发现蒲华辅从新南门桥上进城，由胡“点水”后，特务周生才、李少华、李正元等人当即跟踪准后，尾随至北门草市街，见蒲进人留园茶馆与一人同桌吃茶。周生才用电话向刘鉴先报告，刘派站部特务邓伯高、罗克勤等乘汽车前往，汽车停在茶馆外街上。蒲发现情况有异，与同桌吃茶的华健即离开茶馆，分道而去。蒲华辅走出茶馆，就到对面木器铺与韩玉围着火盆烤火。跟踪的特务当即把蒲华辅、韩玉、华健三人逮捕了，推上汽车开往娘娘庙街38号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成都谍报组办公处进行审讯。 蒲华辅在审讯中只承认加人过共产党，但早已脱党，失去联系。经用老虎凳刑讯后，他始供出上级领导人马千禾，但不知住址，平时联系都是事先约定地点，被捕前约定在东大街夜市和华华茶厅会面。蒲领导的有福川银行女职员颜如瑜，他的来往信件都是由颜处转收。此外，还有私立协进中学校长傅茂青、刘绮文夫妇。 当天，刘鉴先派特务罗克勤到东御街颜如瑜家中把颜逮捕了，又派邓伯高、余静到协进中学去逮捕傅茂青夫妇。余静冒充协进中学毕业学生拜会校长，把傅该出校门，押上汽车开走，刘绮文不在学校，未遭逮捕。 第二天晚上，刘鉴先派特务罗慧开押着蒲华辅到东大街夜市和华华茶厅去侦捕马千禾，结果没有捕到，这个线索就中断了。 特务们在审讯华健和韩玉时，分别使用了“香火烧背”、“跷脚杠”的酷刑，当时都没有交代出组织关系，审讯到翌日凌晨3 时才结束。刘鉴先当即急电向重庆徐远举报告破案经过。 在蒲华辅被捕后，还先后逮捕了四川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韩子重，军官曾鸣飞、谷式逊、黄子万、王侠夫等人，又逮捕了老齐、吕维哲、中医王文鼎、市女中事务主任张世砚等人。 蒲华辅被捕后的第三天，徐远举由重庆乘飞机来到成都，亲自主持办理这个案件。徐为了要逮捕马千禾，曾派省会警察局侦缉队长汤国华到川南各县．派稽察处课长申明德到川北各县去侦捕，他们两人都是带着四川省政府的命令去的。结果是枉费心机，一无所获。 徐远举在成都搞了十多天，并无新的发现。最后带着蒲华辅夫妇及其儿女，华健、韩玉、韩子重、老齐、吕维哲等人回到重庆去审理。把傅茂青、曾鸣飞、谷式逊、黄子万、王侠夫等人交由稽查处审理，王文鼎交给省会警察局长刘崇朴负责监视，颜如瑜由福川银行经理丁次鹤向徐保释，张世垠由市女中负责保释。 二、破坏川西解放组 1949年5月间．四川省会警察局署袜北街派出所在警士李明扬床上发现“川西解放组”的传单一束，经过追间．李说是数日前有原在该所任过警士的彭代佛来看望过他，传单系彭所留下来的。派出所报告分局转报到省会警察局，局长刘崇朴命令该局调查股主任周生才会同分局负责侦破此案。因省会警察局是军统成都站指挥的单位，故又将情况报告了成都站。数日后侦查人员带着李明扬在棉花街口遇见了彭代梯，当即把彭逮捕，关押在玉带桥街成都誓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 在侦破此案过程中，有刚从陆军监狱释放出来的萧释因，了解“川西解放组”在监狱内活动的情况。萧与成都站的公差兵左辅臣熟识，萧与左会见时，诸左介绍工作，谈及监狱中的情况，左就把萧带去见刘鉴先，萧谈出陆军监狱里关押的刘仲宣、杜可、龙世正等人是“川西解放组”的负责人，他们利用监内印刷所印制“川西解放组”的宣传品，并送出监外散发。刘姿先把得来的情况，告诉了周生才，并把萧释因交给周生才安置在省警察局调查股工作，由周领导使用，配合破案。因萧释因的告密，省警局先后逮捕了云龙、李仲堑，并由省会警察局用公函向陆军监狱提出了刘仲宣、杜可、龙世正等，都关押在成都稽查处看守所内，由稽查处负责审理。后来．在一次四川省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上，省主席王陵基听了报告后，指示用省警局名义，把全案移送到四川省特委会申理。以上六人一直关押到成都解放前夕，于1949年12月7日在十二桥大屠杀中被杀害。 三、破坏民革地下组织 1949年四五月间，四川省特委会情报组特务曾继贤侦查到中央军校政治部教官黎一尚是民革成员，根据曾的情报，该会代行秘书化名李祥麟的曾英会同成都稽查处长周迅予去见军校校长关麟徽，告知黎是民革成员，关下令把黎～尚逮捕了，送四川省特委会审理。黎在审讯中承认加人过民革，并供出四川大学王建昌。省特委会把王建昌逮捕后，王又供出民革军事负责人李宗（中）煌。当时李“是国大代表”，正在成都参加成、渝两地的“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联谊会，李样麟怕王陵基慑于当时形势，不敢逮捕李宗煌，他又找着周迅予一同去见关麟微，要关去见王陵基，逼着王下令逮捕李宗煌。与此同时，中统川调处成都站站长王醒子得到情报逮捕了成华大学学生曹立中，曹在审讯中受不了特务的威胁利诱，出卖了他的领导人李宗煌。王感到李宗煌这个线索非常重要，他邀功心切，立即率领特务在小南街途中把李宗煌逮描了。川调处处长先大启向王陵基汇报逮捕李宗煌的经过。王听了先的报告后，感到这件事做得好，对他很有好处。因为当时成、渝两地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正在成都开联谊会议，目的在反对王陵基：王利用这件事，公开向外宣布逮捕了李宗煌．故意做点脸色给代表们看看，威胁他们不准再公开反对他，以图缓和反王的情绪。 李宗煌被特务逮捕后，初关押在纯化街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后院，后又移送到原将军衙门四川省特委会看守所关押。在关押期间，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曾到省特委会去和李宗煌谈过多次话，诱骗他退出民革，李没有答应。后来李被捕的消息被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知道了，徐向王陵基要求把李宗煌提到重庆去审理。王答应了徐的要求，徐就把李宗煌带到重庆去了，解放前夕被杀害在渣滓洞集中营里。 1949年5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康地下组织负责人王蕴滋．在川西崇宁县发动民革成员和一部分农民，准备在祟宁县属丰虎、桂花两场，举行武装起义。事为崇宁县长某知悉，在电话上报告了温江第一行政区专员冯君逸。冯得到报告后，一面向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报告，一面派温江区保安司令部参谋主任李有寿率领两个保安中队星夜开赴崇宁去镇压。王蕴滋、刘绍成等人见事已经泄漏，带着部分群众，由桂花场经灌县、大邑、邓味撤退到雅安二十四军刘文辉的防区，直到成都解放后才回到成都。 四、重庆渣滓洞血腥大屠杀 1948年，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即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破坏中共地下刊物《挺进报》之后，由于中共叛徒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志①的出卖，致使川东南、川西的中共地下组织都遭受破坏，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地下党员约二三百人，分别关押在重庆磁器口附近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白公馆名义上隶属于保密局西南特区，渣滓洞表面上隶属于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实际上两处都归徐远举一人领导。1949年9月，蒋介石偕毛人凤由台湾飞到重庆，妄图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当时西南各地广大工人、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高涨．为了要镇压这一革命运动，蒋介石、毛人凤指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将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两处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全部杀害。 徐远举奉命后，召集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副处长杨远森等人秘密商定，先将蒲华辅、华健、韩玉等十人，用重庆警备司令部名义公开执行枪杀。报经蒋介石批准后，把蒲华辅等十人，枪杀在重庆市大坪。蒲华辅是中共川康工委负责人，在成都九眼桥附近成城中学任校长，他被浦时特务连同他的妻子儿女都一同拘押到重庆，关押在渣滓洞监狱里。蒲被捕叛变后出卖了川康工委的许多同志深得徐远举的重视，派他在经济研究室工作，他在看守所内，除了不能出大门外，在监狱内可以自由行动。最后他一家大小全被特务们所杀害。 1949年10月，徐远举等特务头子第二次商定秘密杀害江竹箔等30人，报经蒋介石批准后，徐派二处课长雷天元负责指挥执行，参加杀害行动的特务有龙学渊、齐玉霖、熊祥等人。秘密杀害的地点先定在渣滓洞附近山沟里。由于山沟离监狱很近．怕枪声惊动了被关押的革命人士发生动乱，故除了少数人是用枪杀的，其余大多数都是用刀刺杀的。 11月初，向西南挺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贵阳，随即向四川重庆挺进。这时蒋介石、毛人凤又逃到了重庆，看到大势已去，当即指示徐远举立即把还关押在白公馆、洽滓洞的革命人士全部杀掉，斩尽杀绝，以泄彻底失败之恨。徐远举得到指示后，把秘密杀害共产党人的任务，交由二处副处长杨远森负责，他本人乘飞机随同毛人凤逃到成都去了。 杨远森看到毛人凤、徐远举都乘飞机逃到成都去了，他本人就在城内电话上指挥一切，派二处课长雷天元负责现场指挥，决定在11月27日晚执行。当时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两处的革命人士有两百余人，雷天元考虑到如果用枪一个一个的枪杀，时间一定拖得很长，一方面杨远森在城内电话上急催，一方面他们都想急于逃离重庆，于是就用机枪向多个监房扫射，把关押在监房里的人都打倒以后，就放火把整个监狱烧毁，企图以此消灭罪证。 在被关押的人士中有杨继昌一人，系民革成员，他花了20两黄金向雷天元等人行贿，雷在执行杀害前把杨继昌释放了。听说还有人也是在行贿后得到释放了的。 五、成都十二桥血腥大屠杀 1949年11月，向大西南挺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犹如秋风扫落叶般地把国民党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很快突破了川黔防线，解放了川东门户酉、秀、黔、彭各县，粉碎了蒋介石“保卫大西南”的迷梦，直接挺进重庆。这时，坐镇在重庆的蒋介石和其大小头目，都狼狈地逃往成都。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在逃成都的前夕，下令把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清滓洞的全部革命人士集体屠杀，并放火焚烧了渣滓洞魔窟。毛于11月初逃到成都，住在东门街成都稽查处长周迅予家中。这个一向坚决与共产党为敌，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毛人凤，一面召集保密局在成都方面的特务头子周迅予、何龙庆、曾晴初、杨超群、吕世馄和由重庆逃蓉的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到娘娘庙街38号开会，筹商组织游击暴乱和布置潜伏特务电台，一面又召见保密局派到四川省特委会负责司法的秘书罗慧开，询问关押在省特委会的革命人士还有多少人，并叫罗慧开把关押在该会的人造一份名册送他核阅。当时，四川省特委会看守所关押的革命人士，一部分是由该会侦捕讯办的，一部分是由保密局特务单独侦捕讯办的。保密局特务侦捕的革命人士，关押在玉带桥街成都稽查处看守所内。l949年下半年，在一次四川省党军政干部联席会议上．保密局特务头子报告了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逮捕了刘仲宣等人经过后，省主席王陵基指示保密局特务，把关押在稽查处的革命人士连同案卷，全部移送四川省特委会办理。因为省特委会看守所太小，容纳不下许多人，结果双方商定，只把案卷移送到省特委会，所有革命人士仍关押在成都稽查处看守所内。 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虽是军统高级特务，但不是军统嫡系。他对毛人风是毕恭毕敬，不敢有所违抗。尤其在大陆快要全部解放，他已作好逃往台湾的准备时，更要贴紧毛人凤，才有他的出路。当罗慧开秘密地把关押在四川省特委会看守所内的革命人士名册造好后，就拿到徐中齐那里去，说明这是毛先生叫他造的。徐中齐即将名册送到娘娘庙街38号毛人风处。当时，毛正在开会，看到徐后，即单独到会客室接见徐，把名册逐一阅后，在上面批了“一律枪毙”四个字，并叫徐把名册拿去向王陇基主席请示，因为王是四川省特委会直接负责人。 徐中齐又拿着名册，趋车到督院街四川省政府去见王陵基。王陵基在四川是出了名的“王灵官”，是一个嗜杀成性，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反共积极，深得蒋介石的信任，由集团军总司令调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48年4月，又特别把他由江西省政府主席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要他来巩固四川大后方，维护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王陵基看到徐中齐交给他的革命人士名册，眼也红了，拿起笔就在名册上也批了“一律枪决”四个字，并要徐去和周迅予详细研究，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要求做到绝对保密，不要闹出事来。 经过徐中齐、周迅予二人秘密商讨决定，对革命人士的杀害，由稽查处负责，对刑场警戒，事先挖坑和事后掩埋事项，由四川省特委会负责。杀害革命人士的地点选定在龙泉骚山上，那里是山坡，无人往来，可以做到绝刘秘密。但因那时胡宗南部由陕西溃逃到成都，又向西康撤退，成都满城皆兵，人心惶惶，一日数惊。由于形势急剧恶化，徐、周二人临时决定，改变原来计划，将杀害日期提前，并商定12月6日晚，先杀害关押在成都稽查处看守所内的革命人士、12月7日晚．再杀害关押在四川省特委会看守所的全部革命人士。 12月6日晚，槽查处长周迅予派稽查处侦缉队分队长唐体尧，率领特务用大卡车载着革命人士刘仲宣、杜可、龙世正、云龙等人，到老西门外抚琴台王建墓去执行杀害。由于王建墓内巷道狭窄，离马路又远，夭又漆黑，道路坎坷不平，特务们做贼心虚，又不敢使用电筒，兼之革命人士脚上带有脚镣，两个特务拖着一个革命人士，从马路到王建墓要走很长时间，当他们执行杀害任务完毕，天也快要亮了。唐体尧指挥特务，将刘仲宣等人的尸体掩埋好，就急急忙忙赶回城内稽查处去向特务头子周迅予报告执行杀害任务的经过。 12月7日午后，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到该会去检查阴谋杀害革命人士的准备工作，先同秘书龚速度、罗慧开二人谈了一小时的话，然后又把廖俊义叫到办公室去，假惺惺地对他们三人说：“本来我是决心与大家一起撤退的，现在总裁要我先到台湾，明天就要乘飞机离开，不能与你们一道走了。今后看情况，如果在四川不能坚持，就向滇、缅撤退，那时我会到那边来接你们的。，’同时还给了廖俊义一小瓶粉红色的烈性毒药，上面还贴有“效忠党国，杀身成仁”的标签。谈话后徐中齐就离开了省特委会。 徐中齐走后，秘书龚速度、罗慧开就把他们预先内定负责执行杀害革命人士的特务廖俊义、昊翰维二人叫到秘书室去，对他们说：“今天晚上就要把关押在特委会的人全部杀掉，原先预定的刑场在龙泉释山上，现在情况变了，改在新西门外十二桥侧乱坟堆一带抗战时挖的防空壕内。那里离市区太近，布置警戒要特别严，除负责执行的人员外，不准任何人进人警戒范围内。按照徐秘书长与周处长商量决定的，由稽查处负责执行，省特委会负责警戒和掩埋，只能用刀刺杀，不准开枪，同时动作要快。”接着龚速度指定廖俊义负责布置警戒和掩埋尸体，吴翰维负责监视“行刑”。又叫人去把看守所管理员谢鲁叫到秘书室来，罗慧开对谢说，外面敲三下门，你就送一人出来。又叫吴翰维去通知临时编组的警卫支队一大队队长艾九如，派武装特务，从特委会的会客室到看守所门外，每隔三米站一个岗哨，并把大门关闭，没有龚的命令，不准开门。一切布置妥当，就打电话通知成都稽查处长周迅予派人到旧将军衙门四川省特委会来。 晚11时，稽查处派到特委会来执行杀害革命人士任务的特务，由该处特务分队长唐体尧率领，乘两部大卡车开到省特委会，先向秘书罗慧开报到，然后由罗介绍他与廖俊义、吴翰维二人认识，并分别交代了各个人的任务，随即开始行动。由特委会特务一人、稽查处特务一人同到看守所去提人，先在门外敲三下，然后由谢鲁提交一人。两名特务将革命人士押到会客室外，由罗慧开核对确实后就在名册上划一笔，然后由特务用绳索进行捆绑，并用棉花塞进口内，用布将眼睛蒙住，特务们还假惺惺地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把你们转移到另一地方去。”在捆绑王千青时，他大声吼叫：“你们就这样把我们黑办了？!”如此一个一个地提出捆绑，直到晚12时半，才把关押在省特委会的革命人士杨伯凯、于邦齐、王伯高、余天爵、田中美、缪竞寒、刘俊达、方智炯、曾鸣飞、谷世逊、王侠夫、黄子万、彭代梯、许寿真、杨辅哀、徐茂生、徐东海、毛英才（女）、曹立中、高坤山、王干青、黎一尚、王建昌、晏子良、陈天钱、张大成、吴惠安、张垣、严正、姜乾良、李仲望、张维丰等32人由看守所提完。罗慧开叫唐体尧、吴翰维到汽车上去清点人数，又叫廖俊义到警卫大队去挑选16名武装特务，携带轻机枪一挺，带上圆锹，每辆汽车载上囚犯16人、特务32人，这时罗愈开命令出发。 汽车开到新西门口，唐体尧到守城的城防部队和警察局派出所说，稽查处奉王主席命令，到城外执行紧急任务，叫他们听到枪声不准派人出来看，并叫他们派两个卫兵到十二桥上站岗，不准行人通过，也不准卫兵过桥。汽车开到十二桥外停下，特务廖俊义、吴翰维、唐体尧带着省特委会的十名武装特务，到原来留下的防空壕四周看了一下地形，将轻机枪安放在一个大坟包上，然后回到停车场，指挥汽车上省特委会和警察大队的特务，各留下六人看守车上的革命人士，其余都到防空壕去执行杀害的任务，这时一场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就开始了。 12月7日，这天气候特别寒冷，天下着蒙蒙细雨，整个夜空阴风惨惨，黑暗无光，特务们每次在汽车上拉下两位革命人士，送到防空壕去杀害，最初用刺刀刺杀，因为刀不快刺不进，又改用枪杀，同时又怕枪声惊动了附近居民，于是叫汽车司机把车子发动，开大油门，用喇叭的吼叫来掩护罪恶的枪声。就在血腥屠杀的时候，王干青等人还在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还有人同特务进行搏斗。这时，汽车的喇叭声、枪声和口号声，交织在一起，但汽车的吼声再大，也掩盖不了罪恶的枪声，更掩盖不住革命人士从容就义、慷慨激昂的呼声。这样每次两人，来往16次，直到午夜1时半，才将32位革命人士杀害完毕，用土把尸体草草地掩盖了一下，唐体尧、昊翰维、廖俊义等就乘汽车回省特委会去向罗慧开报告执行经过。 四川省特委会在决定秘密杀害革命人士的前一天，有一位被关押在特委会看守所的民主人士朱君友，托人向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行贿，出了十两黄金，徐中齐下手令给管理员谢鲁，把他释放了，没有遭受杀害。他是这次惨案的唯一幸存者。 (1979年） 解放前天津的特务组织和罪行 徐兆平、魏秀山、孙元厚、解基祥、张遵基、刘信言、尤德卿、刘乃汉 【作者徐兆平曾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中校秘书；孙元厚曾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稚查处行动员；张遵基曾任借查处上尉书记；尤德卿曾任天津市民众工作组训队大队长、魏秀山曾任天津市电车工会常务理事；解基祥曾任第八区公路工会常务理事，“国大代表”；刘信言曾任天津市誉察局第五分局局长．刘乃汉普任天津市替察局第七、八、十二分局局长。】 一、无孔不入的特务组织 解放前．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遍地皆是，其主要组织有军统（保密局）、中统、国防部二厅等等，这些特务组织，渗入到各个机关、学校、企业、商店、街道等各种行业，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活动，陷害革命人士和人民。军统在天津的秘密特务机关叫军统局天津站，下设工运、学运等特务组织，并有直属通讯员，特约通讯员等渗入到社会各个阶层，进行秘密的特务活动。其时军、政、党、警、宪和各机关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为军统分子所把持。除了秘密的特务组织以外，天津还有公开的特务组织，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就是军统局公开的特务机关。在这个武装特务组织内设有四室二科，在市内各区设有稽查所、分所和稽查哨；在各主要工厂企业．还设有警稽室，内涧航运、航海、航空、邮电、铁路交通等部门，也都有特务的魔爪，甚至在妓院舞厅、影戏院，旅店、澡塘、客找中都设有密探。特务机关的组成人员，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此外，还有特务掌握的告密者、伪证人和地痞流氓、恶霸打手、反动会道门和各种外围组织，如青帮、红帮、忠义普及社、忠义救国军、共济社以及在学生中的特务组织青年联谊会和在工会中的工贼特务等等。国民党就是这样利用五花八门无所不全的特务组织专门迫害民主力量，破坏革命事业、敲诈勒索、暗杀绑架以至毒刑拷打毁尸灭口无恶不作。中统在天津的秘密特务机关叫中统局天津区，后改为中统局华北区天津处。下设工运组、商运组、学运组、情报组、行动队等，并在天津市和天津县设立了几个分区，还建立了津沽通讯社，开设国光电影院和旅馆、饭店作掩护，也和军统一样在这些组和分区以下又建立了很多情报小组和难以数计的特约通讯员，渗人到工、农、商、学各界和各行各业。以工运组为例，在天津市的棉纺业、毛呢丝织业、机械业、电器业、烟草业、印刷业、火柴业、猪鬃羊毛马尾业和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电信局、海河工程局、各公路系统、澡塘业、影剧业、旅店业、金店业等各个角落都有特务组织。中统局天津处设在沈阳道64号，院内设有阴森黑暗的地下室，专供审讯、暗害之用，很多无辜革命人民和工人学生，经常被绑架到这里，备受迫害。国防部二厅是军事系统掌握的特务组织，设有很多政工大队、谍报组等特务组织，其矛头也是专门对付革命者和无辜群众。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还在天津市成立了清“匪”除“奸’委员会，在各行各业中，普遍成立了除“奸”小组，任务是密报黑名单并由军、警、宪、党、团和地方保甲人员组成肃奸委员会民众工作组训大队的武警特务组织，专门搜捕革命人士。另外，特务们还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如披着宗教外衣的法国间谍分子、望海楼天主堂总司铎、司仪就是军统和稽查处的特务，经常利用天主教搜集河北省各县解放区的情报。革命地工采买人员丁考廉、刘继兴、王振江等就是被稽查处运用员朱金城、王存周等密报而惨遭杀害的。同时，朱金城这个帝国主义间谍分子，也是法国领事馆和美国新闻处的特务，每月就由美国新闻处拿20美元的津贴。总之，这些五花八门的特务组织网罗了成千上万多如牛毛的特务。 二、疯狂的逮捕迫害 国民党特务经常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疯狂的逮捕和迫害。1947年底军统特务、第四警察分局长张振英等一次就逮捕革命地工人员和无辜的“嫌疑犯”83人，革命地工人员刘虞新，在被捕时已怀孕八个月，张为了逼供带领十几个打手，甸人拿根竹竿向刘虞新劈头打去，并把她嘴里塞满炉灰，同时还用木板打手，刘虞新晕过去了，又被凉水拨醒继续施以酷刑，连续两天不断的折磨，使刘虞新死去活来数次，由于受刑过重，刘的婴儿早产了，特务们就用折磨婴儿的办法，企图迫使刘变节。另一个被捕的地工人员张淑康被吊起一双手和一条腿来毒打，由头顶打到大脚骨，昏过去后，就喷凉水，等醒后就又毒打，昼夜不停连续好几天。有的人就被特务们打成残废。区教堂前一个叫李万川的居民，因共产党嫌疑犯被捕后，他的岳父到他家去探视，立即被卧底的特务扣押，孙子去找爷爷，又被捉住，就连面铺的学徒王季春到李万川家送面，也被送进稽查处遭到毒刑迫害。1948年春，中统特务把一个姓杨的商人抓捕到中统局天津处的地窖子内进行严刑拷打，用单铐吊在木杠子上来回推，把杨腋部的皮肉都磨烂了，硬逼杨承认是八路军的采买，把杨折磨了很久才放，并把财物全部没收。1948年临近天津解放时，国民党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作垂死挣扎，还由军警宪特对全市人民进行了一次户口大检查和疯狂的大逮捕，整整闹了一夜，闹得全市家家不安，户户不宁，逮捕了很多无辜人民。看守所和秘密监牢里都装不下了，竟把大批无辜人民押到玉皇庙和城陛庙里。 三、巧取豪夺敲诈勒索 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是特务的本能。稽查处的特务想敲诈某个商号，只须给店主扣上一个“共产党嫌疑”之类的“罪名”，就可以把商号封闭．然后借口卧底，派上一大群特务在那里一住，于是吃喝漂赌一切开销，就都由这家商号负担，直到商号破产为止。1947年中统局天津处以“八路军采买机构”的罪名，查封了北门东的上官池药房，借口卧底，出动大批特务住在上官池药房以及和这家药房有联系的商号、经理的家和他们亲戚朋友的家，到处骚扰吃喝玩乐．使得这些人提心吊胆昼夜不安，后来经理钟植芳、司账田学敏都被抓捕，施以毒刑，关进监狱。特务们还把上官池药房七十多亿元的财产全部瓜分了，直到天津解放前夕，钟桓芳、田学敏走出监狱时，已经两手空空，变得一贫如洗了。1948年8月，稽查处曾以“勾通共军”的罪名，把北大关东布市庆丰和油墨庄的经理马某抓捕，把油墨五千盒和蜂腊二十多包等财产全部没收。1948年4月，稽查处特务诬陷北门外竹杆巷东口隆聚永茶庄“勾结八路由解放区运来烟土”，虽然找不出任何证据，但把茶庄全部财产查封，茶庄的柳善亭等，遭到毒打，关到监狱。1948年稽查处特务房厉冲为了谋财陷害，以共军采买的罪名，将纸烟商人侯纯绪抓捕，纸烟50箱，全部没收。为了封锁扼杀解放区，对于运往农村的物资限制很严，有很多物资禁运，客商运输经营货物须先向警备司令部物资管制处的特务们花钱请客，才能领到许可证。而在出城防口时，哨所又要勒索钱，不给或少给，就借检查来留难，甚至于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有时卡口通过了，而特务们又在半路拦截，勒索劫夺。有一个商人李某运了一批货物去泊镇、沧县一带，警备司令部特务受贿后，答应包运并派人押车，可是暗中又派一批武装特务在途中拦劫，不但把货物没收了，还把人抓起来，花了很多钱才赎出来，以致人财两空，倾家荡产。甚至还有的被扣上“八路军采买”的帽子遭到杀害。借口黄金管制而劫夺黄金美钞的事也是特务们惯用的’‘生财之道”，军统局华北军政督导组中将组长、稽查处处长李广和就专门用“钓鱼”诱骗等方法，敲诈勒索黄金美钞。1948年他把北门里一家金店成支的加两黄金没收，并把店内所存的黄金30两和经理家所存开业基金黄金50两也一并没收，共计劫夺去100两黄金。另外，在搜查的过程中李还亲自去卧底，把到金店去买小金元宝和金戒指的一对青年夫妇，用木棍殴打一顿，然后把金子揣进自己的腰包。他还用同样办法，劫夺了北门里世兴金店的黄金105两，萃华兴金店和宏丰金店的黄金各一条，振华兴首饰楼黄金八九两……李用这种方法敲诈劫夺的黄金．已无法计算。 四、镇压工运学运 特务镇压工运、学运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分化利诱、威胁欺骗、武装镇压无所不用其极。 1949年l月，天津汽车制配厂和修理厂的七百多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准备罢工时，该厂副厂长郑炳如和驻厂的警稽室特务夏逸农、赵恩波勾结，一方面威胁工人说：“这里边有共产党故意制造工潮，你们谁不上工，谁就是共产分子”。同时以给补助费为名，暗中收买工人叛徒刘恩波等作“内线”，强迫工人开工。1948年10月，天津第八运输处工人王春堂、郭振声等五人，代表全体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该处处长、军统特务韩善甫，就给工贼解基祥等委以运翰处专员的名义奖金圆券250元，因之，不仅工人的工资未调整，王春堂等五人并被特务绑走。1947年天津汽车修理厂国民党特务及工会理事纪国瑞，认为工人卢福祥爱“闹事”，使用栽赃手段，把汽车零件暗中掖在卢的口袋内，诬陷他偷窃，把卢开除。1948年，电车公司工人左连城，由于得罪了工会中统特务薛福珍，薛便诬陷左连城是共产党员，私立公堂审讯逼供，致使左连城在电车上上吊自杀，幸被工人发觉得救。 1946年，天津电工器材厂的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警、宪、特就动员大批武装到该厂镇压，稽查处某科长并恐吓工人说：“你们要马上复工，否则对你们不客气，有啥问题复工后再说。”但工人复工后，不但未提高工资，而且把年节补助费也取消了。同年，恒源纱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罢工，稽查处及军警到厂镇压，不许工人随意行动。夜间有一工人出车间解手，便被特务杨凤藻等毒打一顿，其他工人赶来救护，也被军警特务用乱棍殴打，逼回车间。第二天市党部、社会局、总工会等召集工人开会，稽查处威胁工人说：“你们再不开工，就要把你们抓起来，按扰乱治安治罪。你们这里有共产党操纵，别受他们的利用。”社会局、总工会等并故意答应向厂方交涉，威胁欺骗罢工工人。 1946年，中纺五厂工人，推翻了由中统特务工贼张树发等所把持的工会，选出了进步工人王恩弟（即王老五）等为工会千事。张树发便勾结总工会委员、中统特务苏砚田、贺西千等，诬告新选的工会干事是共产党，密报了黑名单，由稽查处出动大批武装特务，把五厂新选的工会于事王恩弟等十余人抓捕，并加开除。1946年，中纺四、七等厂工人因要求增发生活补助费罢工，大批军、警、特荷枪实弹，疯狂镇压，在各车间站岗，不许工人走动，迫使工人开工。并威胁说：“你们不开工，就把你们都抓起来，按共产党治罪”。同时将带头参加罢工的工人段文山、杨树琪等抓到大卡车上，送稽查处关押，并宣布开除。 为了镇压工运，特务们甚至给外国资本家当奴才。1947年，天津美古绅洋行毛呢厂工人，因反虐待及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稽查处长楼兆元，竟派大批武装特务，荷枪实弹，前往镇压，不许工人进厂，开除了七十多名工人；稽查处长李广和并把他的女婿、中校督察平家贤，派驻这个工厂镇压工人。因之美国经理巴柏森对工人的要求不但不理，反而洋洋得意的说：“你们都得给我好好干活，不然，用不着我说话，你们的官府就会给我法办你们。”1947年秋，天津英美颐中烟草公司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军统特务、警察局局长李汉元，亲自带领保警队两个中队，前往镇压，驱散工人，并掩护英籍经理逃走。 1947年5月20日，天津各校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特务们一方面通过天津青年联谊会等特务外围组织以及在各学校密派的特务学生和他们所掌握的进修班学生等，秘密监视和由内部破坏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出动军、警、宪、特勾结流氓、恶霸、打手，联合进行镇压。 天津解放前夕，军、警、宪、特为了镇压学生的革命活动，还组织了一次对全市大专学校的联合大搜捕，深夜跳墙闯人校内，根据黑名单抓捕了不少学生，绑架到汽车上，送到特刑庭，仅北洋大学就抓捕了数十名无辜学生。 国际问题研究所概况 潘世宪 【作者系国民政府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领导骨干之一】 国际问题研究所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对日情报机关，它在组织上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情报关系上又是直属蒋介石的待从室。它成立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到1946年5月，因该所主任王九生死去而结束。它的机构不算大，又是一个秘密机关，所以就是在重庆时期，知道这机关的人也不太多。但是，我想不管这机构多么小，它存在的时间是多么短，它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它总是这时代洪流中的一个产物．总应该有些历史资料留下来。 从前，我认为关于这个机关的历史资料，轮不到我来写。可是，就目前的情况看，能够写这个资料的人，如王茂生、谢南光、李万居、张锡棋等人，都已先后去世了。我考虑到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如果再拖延时日，恐怕连这点资料也不能留下了。因此，我便不揣浅陋，动笔来写一些有关这机关的片断。虽然我所知道的和现在记忆所及的很不全面，甚至有些是错误的，也有些是我迄今尚没弄明白的，可是，我想大胆地写出来，总比不写好些。写出来，可以请知情人纠正和补充。万一有一鳞半爪是值得记录下来的，那就是我的愿望了。 一、5月15日“纪念日” 5月15日，是国际间题研究所自己非正式地定的一个纪念日。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开创人和自始至终的主持人王兀生（原名王大祯），在1936年任驻日大使馆参事的时候，大使馆事先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拟在西安发动“兵谏“的计划。当时的驻日大使许世英便命王茂生回国向蒋介石报告。但因王以他一个驻外使馆的参事，官卑职小，见不到最高当局，不敢透露这一行动计划，直到蒋介石西去的专车在下关升火待发了，王兀生走投无路，才硬着头皮钻进了张群的车厢，向张群说明了他回国的使命。据说在专车西进途中，张群向蒋介石报告了西安方面的企图。专车在洛阳车站停了一些时间，考虑应付的对策。刚饭自用的蒋介石认为专车停止不进或拨转车头回南京，有损“委员长”的威严，于是一方面继续前进，一方面加紧戒备，以防万一。 王凡生当时考虑的是：当蒋介石到达西安以后，张、杨所策划“兵谏”就必然会发生，这将不外两种结局，第一是西安兵谏成功，蒋介石被迫对日抗战。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不欢迎的，日本必定会找借口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第二是西安兵谏谈判破裂，中国将陷人复杂的、混乱的内战之中。这样，日本侵略者将混水摸鱼，逐步达到它的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总之，王凡生当时认为今后即将是中日两国全面对抗的时期了，他应该在国内看看西安事变的发展。于是，他一到西安立刻从陕南城固方面，转武汉回了上海。 王凡生到上海以后，通过他的连襟李万居的介绍，进人环龙路光华眼科医院治疗眼疾。又通过光华眼科医院院长张锡棋的介绍，结识了当时住在该院楼上自办华南通讯社的台籍同乡谢南光。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最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到1937年初，亲日派的外交部长张群被罢免了，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上，抗日派和亲日派之间虽也发生一些争吵，但由于全国形势所逼，还是不能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主张。 在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炽烈气氛下，王凡生和李万居、张锡棋、谢南光等人在光华眼科医院的病房里，也在搜集一切可以得到的情报，细心分析研究。他们根据日本国内政治、军事的动向，日本驻满洲的关东军的调动，以及日军驻华北部队的接防等具体情况，判断日本侵略者可能于7月上旬，在华北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干是，他们于1937年5月15日写成了一个报告，由王亢生署名，经南京政府外交部转给蒋介石。这就是王兀生把5月15日自定为“纪念日”的由来。可是，在国民党的官僚机构中，像王亢生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报告是不会被重视的，王茂生曾多次去探听消息，竟不知道这份报告哪里去了。直到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外交部才通知王茂生“委座召见”。这样，蒋介石便叫王茂生组织一个对日的情报研究机关。这是国际间题研究所的由来。 王凡生这个人，就我所知，他在保定陆军小学毕业后，读过陆军经理学校，后被保送到日本去读陆军经理学堂。他不是黄埔军校出身，在南京政府初期，他还一度当过湖南军阀何键的所谓驻京代表。在外交界，他虽早在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时期，曾以中国代表团随员身份参加过会议；后来‘鲁案善后”、接收青岛等，他都参加了，但最后，王瓦生仅只是被安排到山东省政府去当一个有职无权的统计处处长。他郁郁不得志地混了年余，便离开了山东。我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又混进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做过驻英大使馆参事。当贺耀组任驻土耳其大使时，王被调到驻土大使馆任参事；当许世英任驻日大使时，又调他到驻日大使馆，仍任参事。从这后一段历史看，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职业外交官。当蒋介石叫他组织对日情报研究机关时，他考虑到国民党内的政治情况和他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便说他只有几个热心抗日救国的朋友（指上面提到的李、张、谢等人），没有搞情报的班子，要蒋介石派人或多方面推荐人协助他搞这样一个机关。于是蒋介石便派了龚德柏（当时在南京办《救国日报》 ，并狂叫“左手打共产党，右手打日本”的反共老手）协助王茂生办国际间题研究所。接着军统方面推荐了洪松龄来任管情报的第一组组长，由徐恩曾推荐了袁孟超来任管国际情报事务的第二组组长。王茂生根据他们对日本的分析，当时便对蒋介石陈述了全面抗战以后的形势，他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必被日军封锁，对外交通必须设法开辟后方通路。于是，蒋介石当即以“交通部次长”的名义，派他去越南海防、河内及仰光等地“考察交通”，布置后方交通。接着．王亢生便派李万居去广州湾、谢南光去香港、张锡钧（张锡棋之弟）去福州等地布置工作。此外，又把他的一个在家乡当中学教员的表弟陈适生叫来做他的机要组长。在这机关还完全没有组织好的情况下，他把私章交给洪松龄替他代拆代行，自己就出国去了。 二、撤迁到重庆 王凡生是在武汉撤退之前不久从广州回武汉的。这时候，龚德柏已经计划把这国际问题研究所迁到他自己的湘西沪溪的家里去了。王茂生经衡阳会议之后，决定将该所迁往重庆。这是1938年10月以后的事。可是到重庆后，王兀生又不见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哪里去了。一直到汪精卫逃出昆明，在1939年初，他才又回到重庆。后来有人传说：王凡生是在峨眉山上住了两个月。 从1939年上半年起，王茂生锐意整顿国研所内部。除第一组外，以袁孟超为首组成了第二组（国际组），又任命罗坚白为第三组（资料组）组长，把一些暂时不用的图书资料，以“疏散”为理由，都迁到离重庆四十多里的陈家桥，把一些人员的家属和暂时没有什么工作的人员也都疏散到陈家桥。都由第三组组长统辖。 谢南光于1939年初已从香港调回重庆，王亢生叫他主持一个研究室，日本反战同盟的青山和夫（又叫林秀夫）也配合谢的工作。 我是1939年5月间到重庆的．不久就听说国研所将要成立国民党的党部了。有趣的是，这时王茂生的弟弟王羲生叫我设法到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去替王亢生查一查他的党证号码。他说王茸生是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党的，现在已经不记得党证号数了，所以要去查查。我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谁知托了好多人，查了两个多月，竟是查不到。实在无法，只好复命，羲生嘱我“莫声张”。他说他另去想办法。又过了约一个月，羲生告诉我说：‘查到了”，号码是“特，，字多少号，我听了心里明白，也不便追问怎么查到的。王凡生于是便嘱该所专员蒋子英（原暨南大学教授、国民党党员）筹备国民党党部事宜。到了这年的9月间，军事委员会特别党部来令说，国际问题研究所应成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并派吕少恒为总干事，主持该直属区党部的党务活动，王亢生等九人兼任直属区党部委员，下设三个区分部，并以科长级人员兼任委员。很快，国民党的一套党务组织就在该所成立起来了。接着，举行全所人员大会，集体“宜誓”加人国民党，从此，所有在这个机关里做事的人，就都成了国民党党员了。 再谈一点这个研究所的人事关系。前面已经提到在该所成立时，王汽生就说过“要各方面推荐”的话，事实上，也确实是各方面的人都有。我记得是王几生对我说过，某某是军统推荐的，某某是中统徐思曾推荐的，某某是康泽介绍的等等。总之，凡是持“八行”来的人，他都来者不拒，只是斟酌“八行”署名的份量录用而已。有些人是从不到研究所来办公的，虽然不来办公，月傣还是派人送到家。比较突出的是投奔机要组组长陈适生来的一批“同乡人”，因为是抗战时期，既然来了，就不好退回去，差不多都给了几十元月薪的职位留下了。因为人数比较多一些，所以他们在这个研究所里是触目的。当时所内外都有人说这是‘，王氏宗祠”、“酸陵同乡会”。这样，该所要在人事关系方面不出现人事纠纷简直是不可能的。 王凡生除了应酬各方面的关系和收容亲属、同乡以外，在工作方面，他使用人还是比较慎重的。该所第一、二、三组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战前的留日学生，只要这些人是肯干的，他还是愿意尽力培养、提拔的。不过这样的人，在该所仅占少数，而这少数人之中，我要算是得到王茂生的特别照顾的一个。他常对别人说，他是从我十三四岁时看我长大的。这话说得过分了些，我的确记得我十三四岁时住在济南，他经常到我家来．有时他还爱写几首诗，可能是那时他的诗写得还不太好。所以我妈妈常和他推敲改订过字句。约一年多他就离开了济南。大约是1929年至1930年时，我家住在杭州，那时又遇到过他。1935年我到日本去读书，他任驻日大使馆参事，我母亲曾写信拜托他照顾我。1938年我在玩陵再次遇到他时，我父母都已去世了，他对我的照顾卜可以说是由于这种封建性的“世交”关系吧。我到国研所是我初人政治社会，对于旧社会，尤其是对反动集团里的政治关系知识很缺，所以他便经常帮助我。记得在重庆遭受大轰炸以后，一天晚饭后又拉响警报了，他不进防空洞，而在他的办公室里，拉上黑窗帘，燃上一支蜡烛，和我谈起当时政治社会的一些情形来。我不记得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要改选还是什么别的事情，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张写着很大的字的信指给我看，说：“这是陈立夫的亲笔信，"“这是吴铁城的信，：“这是康泽的……”,“这是……”，接着他无可奈何地说：他们叫我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可是我早就答应过颂云先生了，这些信怎么回复呢？当时我曾提出我所不懂的一些问题，他都给我解说了。最后，他说：“对你来说，这还是以后的问题，现在你就在这里安心工作好了。” 我参加他经常召集少数人（有时只三四个人）谈国际问题的谈话时，最初是去学习的。后来，渐渐地他指定要我谈谈看法，慢慢我也成了一个经常的参加者了。这样的谈话都是晚上在他家里，有时是在他的卧室里，他兴致来了就拿出酒来，边喝边谈，毫无拘束，有时谈到深夜。从这些日常的谈话里，我感到他对工作是认真的，关于敌人的形势，他总要自己掌握到手，遇到别人谈了他还没有看到的消息或文章，他一定弄来自己看看。虽然他的分析判断经常是准确的，但他还是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国际关系方面，有几次他也谈得很爽直、坦白，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想在大国之间，多少谋求些独立自主的意思。这当然是半殖民地性的国家所办不到的。 再说王凡生对研究所内部的人事关系：他对那位“奉旨”来协助他的龚德柏的关系．好像是貌合神离的。在该所的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成立以后，经常举行的“纪念周”上，照例总是主任和主任秘书轮流讲话。起初，龚德柏讲话时还是冷嘲热讽地暗指王兀生，王茂生也不时地挖苦龚德柏几句，到1940年初，他们之间不知是为了什么关系，便公开提名道姓的对骂起来。后来，王茂生便以“节约汽油”为借口，停止举行“纪念周”了。此后，王、龚两人既不见面，更不讲话，僵持了有半年之久，龚便提出辞职，转到军令部去了。又如王茂生到重庆之后，曾向洪松龄讨还出国时交给洪的私章，洪却总拖延不交，为此，王、洪曾争吵多次。后来，王从新加坡外勤人员的来信中发觉洪曾寄去十张盖了私章的空白信笺的事，王便强行从洪手里要回了私章。此事使王、洪之间的恶劣关系更表面化了，每因一些琐事就发生争吵。到1941年洪因病死去。又如该所的电台台长叶星奎，明显是军统系统的人，王便千方百计从西南联大电机系毕业学生中，找来一个醛陵同乡人郭福生，培养他接替了电台台长的工作。其他，如持康泽的介绍信来的张季飞，始终是一个空衔”秘书”，此人”不甘寂寞’，几次要求调第一、二组工作，王都没有同意。与此恰成对照的是：他对许多老朋友，确是亲密非常的。像在他参加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时期的朋友刘达人，经常住在所里，他待之为上宾，后来王还把刘介绍到外交部，派到驻缅、印大使馆去做秘书。又如卢广绵之弟卢广声，就盖了两间小房住在王兀生的曾家岩住处的旁边。卢几乎每天在王的家里，看上去好像是王的“机要秘密”，实际上卢在研究所什么名义也没有，只是朋友而已。当然，这些都是我平日见到的一些现象，国研所内部还有一些我所看不见、听不到的人事关系，那我就无法说了。仅从上面说的这些关系来看，王茂生在主持国研所的时期，很像是一个既和所有各方面都维持一定关系，但又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的人物。我的这种推侧不知道恰当与否？ 三、日本大本营的太平洋作战方案 1941年，正是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在欧洲战场上攻势凌厉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交较深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派到美国去当大使，进行公开交涉和暗里拉拢。当时，我认为前几年日本侵略军挑起张鼓峰、诺门坎的两次事件．苏联都没有卷进远东方面的战争里面，如今在这希特勒向欧洲各国发动疯狂攻势的时候，苏联就更无暇兼顾了。倘若美日之间再达成了“妥协”，对我国的抗战就更为不利了。因此，我整天钻在研究室里，埋头于日本的报纸、杂志堆里，一个人冥思苦想，总想发现点能够引起美日之间冲突的材料．虽不能因此就触发美日之间的战争，好像自己在精神上也能获得些安慰似的。最后，在当时的日本各种报章上，终于被我发现了有关日本在太平洋各岛屿方面有所行动的零零碎碎的材料。经过一番分析研究，我整理出来一份关子日军在太平洋各岛屿建立前进军事根据地的研究报告。王茂生对此也很感兴趣，他除照例上报以外，还把这份研究报告送给当时正到重庆来的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作为“说帖”，企图以此来影响美国对日本的谈判。另外，我们也经常就野村的赴美，提出研究报告，总是强调日本方面的所谓‘，谈判”，只不过是争取时间准备战争的手段，我们的结论是“美日必战”。 这一年的10月24日，从上海发来了一份关于日军大本营的太平洋作战方案的情报。就其内容来看，这是一份非常完整的作战方案。如果这份情报确实是从日军大本营弄来的，那将是一个了不起的重要情报。这作战方案和我们的估计是吻合的，但是，我们考虑到要在这样一个军国主义的警察、宪兵控制非常严密的军事首脑部门弄出这样一份绝密的军事作战计划来，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为了防止日本间谍以假情报来欺骗我们，我们照例要追查一下这份情报的来路。据报，这份情报是日方“满铁”驻沪人员“卖”给我们的。经过一再的追查，才知道．它是从东京方面"送”来的。是近卫文榨在参加御前会议之后，在他的第二次内阁辞职以前，把这份作战方案的全文，交给了内阁调查局的亲近人员，嘱他故意“泄漏”给中国的情报人员。他们在东京找不到中国的情报人员，于是又交给“满铁，，调查课。这份东西经过大连到了上海，这才以“出卖"的方式，“送”到了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沪的外勤情报人员手里。10月24日，这文件的全文，用电报拍到了重庆。经过王茂生签注说明，它很快就到了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如获至宝，非常高兴，很快就命军令部把这份情报分送给美英驻重庆大使馆武官。并为此给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上海情报．人员发了奖金。 我不知道这份情报是什么时候送交美英大使馆的，但是，在1941年12月7日以前，我没有听到过关于这件事的任何反映，而在珍珠港被偷袭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英两国的兴趣却高起来了。他们立即到重庆来，要求“对日情报合作”。于是蒋介石便命令军统局与美国合作，组成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几又命令国际问题研究所与英国合作。经王茂生考虑后，他认为搞情报工作没法与外国情报机关合作，特别是对日情报，与欧洲人合作并没有什么特别利益。于是他只在国际间题研究所之下，组织了一个“顾问室”。顾名思义，顾问室应当是别人派顾间来帮助我们，而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顾问室”却是特别的，不是我们的人去请顾问，而是顾问遇到问勉来间我们。由当时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派了一名“顾间”来，王茂生从外交部调来一个姓马的做秘书，给他当翻译，主持这个顾间室，王又调原国研所第三组组长罗坚白去给它搞情报工作，派陈铁铮去管会计。这个顾问室的一切经费都是英国大使馆出的。后来，英国人还出钱办了一个印刷厂．王凡生找来当时在重庆经营50年代出版社的金长佑任厂长。 这个顾问室和“国研所”不在一处办公，也没有任何来往。“国研所”的情报和研究报告等，只有经王茂生特别批示的，才抄送顾问室一份。研究所的各单位和顾问室没有联系。印刷厂本来是想大量印制对日军的宜传品的，我记得青山和夫（日本人）曾写过一些反战的文章交印刷厂去印，但是，这工作又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国际宜传处的工作发生了矛盾，我们便不再搞对敌宜传了。 关于近卫文作把日本大本营的太平洋作战方案泄漏出来这件事，日本投降以后，我在日本方面发表的所有有关人物的日记或回忆录里，都没有看到过任何记录，当然近卫文榨也不敢把这件事写进他的日记里，就是别的有关人物，也没有一个敢记下这件事的。虽然近卫当时是出于想破坏该作战计划，阻止军部对美作战的企图，但这样傲，却是日本国民意识所难于通过的。遗憾的是美英当局当时并没有重视这份情报，他们总是瞧不起中国的情报机关。他们仅仅重视情报的技术方面，认为搞到如此严格保密的文件．是一般情报人员很难搞到的，于是便怀疑这份情报的真实性。他们不谧得分析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近卫文榨企图阻止美日战争的种种过程，都应该作为肯定这份情报的重要根据，直到战争最后，近卫文榨给日本天皇的“奏折”，还是从防止日本社会发生革命、从维护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着想，才主张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这份情报如果不是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是绝对不会由近卫文榨“送”出来的，只靠情报人员确实是不容易搞到的。这样的事，在当时也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方面，直接参与过这事的，如王茂生、谢南光等，现在都已经去世了。现在如果我不把它记录下来，恐怕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桩公案，将没有人再提起了。 四、结尾 1945年5月7日，德国希特勒的纳粹军队向盟军无条件投降了。欧战的结束，预示了太平洋战争的尾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义者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日美之间的太平洋战争，我国坚持了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都结束了。跟着，这专以对日的情报研究为目的的国际间题研究所也到了它临近结束的阶段了。 王凡生根据他多年在蒋政权下工作的实际处境，早就料到了这个研究所的结局了。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以后，他便找谢南光和我到他家里谈研究所的“将来”的问题。经过大家一段沉默之后，还是王兀生鼓起勇气首先开口，他打算作一次努力，把这个国际问题研究所改录中央研究院，将来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单位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几天以后，王亢生告诉我们说：“傅斯年不敢接受。”这时，研究所内已有人传说军统局将接受这个所了。王亢生便召集科长级以上人员二十余人，在他家会客室里开座谈会。当时，谢南光和我都在座。王首先说明政局形势，并明言有并人军统局的可能性，征询大家的意见。我不记得是谁先发言了，意思是不愿在军统属下工作，如实有并军统事，请先允许他辞职。于是大家便都争着讲话，有人提出归并到中央研究院的间题，王亢生又说明了与傅斯年洽谈的经过。也有人提出改隶外交部的建议，也有提议改为私人的研究团体。我记得在发言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愿意并人军统系统的。散会后，王戍生瞩谢、我并暗示大家，如果能自谋出路，可以及早筹划。王并要谢去外交部试探有无并人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如改隶外交部，机构必然要缩编、降低，王亢生将不能再领导这一机构了。王瓦生嘱不必顾虑这一层，他将有以自处。先安置下这个机关的人员，再计其他。经谢南光与外交部次长甘乃光往返洽商，已同意并人，但隶属地位同题尚未解决。到9月初，江新轮将载运首批复员人员去南京，国际间题研究所分到20个舱位。先遣人员大部分都已宜布，临上船前，南光对我说：“茂生要你带这批人去南京、上海接收伪‘满铁’所属机构，并组织南京办事处。”我认为这任务应该由主任秘书去执行。我们争执到茂生面前，他还是说“你们两个谁去都行。”最后，南光拗不过我，他去南京了。与外交部的谈判就由我继续进行，最后商妥研究所的范围约六十人，唯地位同题难定，甘乃光说：“现在先不作肯定，到那时看最高当局的盒思，能争取到与司级平行最好，不然就只能隶属在情报司之下了。等到回南京以后再谈。”问题就谈到这样地步。 重庆政府任命朱世明为驻日代表团团长后，王凡生椎荐谢南光去该代表团任第四组副组长。不久，谢即随代表团去东京。1946年2月，南京政府发表邵毓麟任驻韩国代表，王九生又介绍我去邵处工作。自从上次座谈会以后，研究所内便有些人心惶惶，现在王把谢和我推荐出去，许多人都感到研究所要“散伙”了。于是，我征得王丸生的同意后，慢慢把过去秘密与外交部谈到的事透露出一些，这才人心稍安。3月间，王凡生到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去视察该所接收伪“满铁“附属机构的情况，离开了重庆。4月初，邵毓麟叫我到南京去帮着筹备驻韩代表团的事。到南京后，外交部委我做驻韩代表团秘书，此外，除一个随员是邵的亲戚外，都是外交部抽调的人员。筹备工作不过是领护照、制装等，重要的还是与邵洽谈和熟悉朝鲜的内外形势。因为南京政府是支持金丸的流亡临时政府的，和美国的意向很有抵触。到4月下旬．美国所支持的李承晚绕道上海回南朝鲜，邵和我到上海去表示“欢迎”，谈话间，感到形势非常不利，李承晚与金九派完全没有“合作”的可能。回南京后，邵即决定先去汉城。这时王凡生正在北平，邵嘱我把南朝鲜的形势告知王茂生，征询他的意见，并通知他：我们即将启程。凡生立即回电，嘱我们在京候他回来面商。兀生因患心脏病，延到5月中旬，才勉强在医生陪同下飞回南京。巧日下午到达，我在江苏路一号办事处候他，见他面色非常不好。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如何？果不出我所料吧！”我问他何事。他说在机场吴铁城曾对他说：“凡生，这回你可以休息了，日本已经投降了。”凡生接着说：“他们懂得什么？日本虽然投降，但并没有被打垮，今后日本还是我国最大的麻烦。”我见他情绪非常不好，需要休息，就劝他睡一觉，以后慢慢再谈：我把他安置在江苏路20号去休息，谁知他竟一眠不起了。 王凡生突然死去，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南京办事处．除一个新来的秘书外，只有三个人，他们都来间我怎么办，我只好去和邵毓麟商量。我们当即决定，一方面由邵口头向侍从室报告，一方面我去外交部问问情况，并立即电重庆、上海，叫几个主要负责人来南京共同商量处理。我到外交部去，先找到杨云竹、王化成，他们把王荒生的死讯告知甘乃光后，甘便避不见我了，传话叫我们向侍从室打报告。邵毓麟本有放弃那驻韩代表来接管国研所的意图，但是，他听到侍从室将派唐纵接收国研所的消息以后，知道自己没法与军统抗争，便放弃了这个打算。我对邵除表明自己的想法以外，还谈了去年在重庆举行的座谈会的情形，邵听后表示：因为侍从室已经决定叫唐纵接管，除个人辞职（也难获准）外，想改变隶属关系，恐难办到。我又提出“结束、解散”的想法。他认为这样是明显地抵制军统接收，可能会触怒唐纵，要我慎重。我总想用什么办法能达到“结束”这“国研所”的目的，他提议询问贺根组先生是否愿意替我们转达这意思。于是，我便以请贺先生主持王兀生的“治丧”为理由，去找贺耀组．他满口应承了，并经常到江苏路来主持一切。我借机向他说明了这个研究所的现况和将来的间题，请他转达我们请求结束的意思。就在治丧期间，我曾再三再四地恳请贺先生“帮忙”。最后，他终于告知我，侍从室同意结束国研所了，但该所一切档案材料应移交国防部二厅。这时，重庆、上海方面的主要人员都到了南京，大家都赞成结束，于是，我们组成了结束委员会。唯一不同意结束的是北平办事处的姜一之。最后，他到南京，即先到二厅去接洽。在我们办结束的时候，姜一之转到国防部二厅去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结束是从6月份算起，每人发给三个月的遣散费，到9月底结束完毕。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段历史就到此结束了。 军委会特种情报所内幕 赵一雪 【作者当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特种情报所课员、副课长。】 一、情报所的性质 约在1938年春，苏联政府为了援助中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除了送来大批军事装备和军事物资之外，还选派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员到中国来，帮助国民政府加强陆军、空军的作战、训练和后方勤务等工作。其中以瓦西列夫少将为首的几位顾问，为了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对日军事情报工作．特别成立了“军委会特种情报所”，同国民党方面派的人员一块研究怎样搜集对日作战的重要军事情报资料，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正确指导对日军作战战略与战术的依据，并帮助训练有国际情报知识的情报工作人员，用各种方法派到敌占区去搜集日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情报。所以特种情报所真正的性质是中苏合组的对日作战搜集情报的一个机构。但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影响，这个机构性质变了，没有完全发挥出抗日的作用来。我参加该所当过课员和副课长，兹将个人所知的该所一些内情写述如下，作为对该所了解的一个参考。 二、编制与人事概况 特种情报所的编制，设中将所长一人，由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1938年是徐培根兼，1939年以后由杨宜诚兼。该所原在汉口旧日租界（1938年9月以后）,后迁湖南南岳，以后又移往重庆夫子池德兴里，该所设副所长两人，苏联方面的副所长是瓦西列夫少将，国民党方面的副所长是军统局主任秘书兼军令部二厅一处副处长郑介民少将兼任。 所下分设三课及一个无线电台：第一课课长原由二厅一处一科科长郑冰如兼，1939年夏在重庆改由该课上校课员吴铁农调升。该课设副课长两人，苏方为尤副课长，国民党方面原来没有副课长，同年秋才把该课中校课员赵一雪调升；另一中校课员为陈俊，少校课员倪普培、陈伯华（陈俊之弟），上尉课员杨某，绘图员戴某等十余人组成，郑、吴、赵、倪等人均系日本士官留学生，所以第一课也称留日派。第二课课长原系黄埔军校三期生，又到苏联留过学，以后当了共产党叛徒的军统特务江雄风，后来江调往胡宗南处去后，由留苏学生、中共叛徒、军统特务谢立功调升上校课长；设副课长两人，苏方为康副课长，国民党方面没有设（1939年以后不了解）；中校课员有刘钦礼、王业鸿（均系警校出身的军统特务），少校课员赵某，译电员丁某，其妻何健，及俞运策（刘钦礼之妻）等，均系军统特务，所以该课也称为军统派。第三课课长为黄昌度，是郑介民搞来的，是他的海南岛文昌县小学同乡；还有管庶务、会计的邢课员等十人组成。电台台长为萧坚白，另有报务员数人，均系军统特务。另有俄文翻译周杨中校，及另一个东北籍翻译，忘其姓名。 三、各课业务分配概况 第一课管理对日军军事情报的整理与敌情判断，有时也做情报搜集、情报交换与对日军俘虏的审讯等工作。第二课管理对日本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的搜集，整理政治、经济等情报，以及敌占区情报人员的训练、派遣、考核、调整、升降等，与密码的翻译等业务。第三课管理本所经费的出纳‘会计，与日用品、办公文具纸张等物品购买的庶务及杂务工作。电台管理本所对各地情报员的电台联络及电报的收发业务。 四、第一课国民党人员恩将仇报 第一课国民党人员，在苏联顾问瓦西列夫少将与尤副课长耐心帮助与教导下，开始学会了下列一些搜集、整理对日情报以及判断敌情技术之后，就骄傲自满，露出反苏、反共的尾巴来了。 （一）向苏联顾问学到了一些技术 1．开辟情报的来源。本来按照规定，情报的来源，应该主要是本所派出去的情报员搜集来的情报，因为这些情报员（初期）军事知识既差，技术又不熟练，报来的情报．多是道听途说的，或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不能满足要求，影响情报所完成任务。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与指导下，1938年组织了收听日军广播机构的工作，从日军宣传“战果”中找情报资料；又同军令部二厅一处及王芡生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挂钩交换情报，作为重要来源。后来因为日军逮捕了我方情报员，知道了它的广播与报纸的宣传，成了我方重要情报来源，就注意改变了报道方式，使我方利用价值大大减少，情报来源日益困难了。1939年又在苏联顾问指导之下，把情报重要来源放在二厅向各战区要日军俘虏，与缴获的日军文件，从中研究出重要情报来。l939年下半年起，因为各战区国军知道了利用日俘口供与日军文件来找重要情报的方法以后，竟不以整个对日作战为重，开始不送战俘或缴获的日军文件，或者是等到他们研究找出来情报以后，再向上送缴，虽经军委会三令五申禁止这样胡干，各地国军仍置之不理，自搞一套情报办法，影响了整个搜集情报工作，所以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也很缺少。 2 ．情报整理方法： （l）关于日军人事方面。在苏联顾问指导下，该课留日士官学生利用过去所知日军的编制、装备，及人事停年情况，特别是利用国民党前参谋本部叫驻日武官在日本秘密收卖的《日本陆军人事停年簿》，研究查知在各战区发现的日军部队长的阶级，从而判断他们是师团长还是旅团长或联队长。如南京战役时，知道有一个“谷寿夫部队长”之后，一查停年簿，推知他的现阶级为中将，又是部队长，当然是师团长，然而是哪一个番号的师团长呢？却不知道；但由于同谷寿夫同时攻占南京城的，还有一个竹下义晴部队长，这个日酋1936年在士官学校当过我的中佐队长，后来听说调到第六师团去了，查他的停年，当上了大佐，当然是第六师团的联队长，既然竹下是第六师团的联队长，同他一起的谷寿夫当然是第六师团的师团长了。后来由日俘口供与文件证明这一判断属实，尔后该师团调驻武汉地区，师团长换了神田中将，也都弄清楚了。 （2）日军编制方面。关于日本陆军编制情况，我们只知道它的平时编制，全国有甲种编制的陆军20个师团，平时第十三、十七等三个师团的番号是空的，没有兵，另外加上一个近卫师团，驻守在东京附近。 1936年我在东京近卫师团炮兵联队见习时，知道该师团和其他甲种师团编制一样．下辖两个旅团，每旅团辖两个步兵联队，共有四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此外还有工兵、通信、辐重兵、卫生兵等直属部队。每个联队，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机关枪中队．全师团共约一万五千人左右。后来我在军事书店秘密买到的关于日本陆军编制书中，也证明了日军甲种师团平时编制就是如此。到了中日战争爆发后，每个师团人数约增至两万人左右。 苏联顾问帮助发现了日军乙种现役师团及预备役师团编制： 日军乙种现役师团编制。第一课从国民政府第一、五、九战区情报中，以及从日俘口供与文件中发现日军有的师团中，有一个少将级的步兵指挥官，没有旅团一级而只发现联队。我们报告所长与副所长瓦西列夫少将，他叫我们和尤副课长研究，并与二厅讨论‘旧军是否可能有另一种小师团编制？”我们从日俘口供与文件中反复研究讨论，认为日军可能由于侵略中国的战争变成了持久战，它的原有兵力不效分配，因而扩充了一些小师团，遂请准电各战区查明日军是否有由两三个联队为基干编成的现役师团。后据一、九两战区报告，发现过日军没有旅团只有联队的师团。后来又从这种编制的师团战俘口供中证实，确是日军在人侵中国不能速战速决解决战局后，因兵力不敷，被迫扩编现役乙种师团，只有步兵三个联队及直属特种兵，没有旅团，只设一个少将步兵指挥官的现役小师团，其机动性比较大，火力比甲种师团强大，人数只有一万二三千人左右，但装备比甲种师团好，轻重武器多，番号从第二十一起至第五十师团。 日军预备役师团编制概要。1939年我们从三战区情报中，发现在江西日军有一个末松茂治部队长。我当时也把这个情报告诉副所长瓦西列夫少将。我说，我知道末松茂治是一个预备役中将，他以前当过士官学校校长，当时是陆军现役中将，日本东京“二二六”少壮军人暴动之后，因为参加暴动的不少军官是他当校长时毕业的，由于责任问题，被免校长职编人预备役了。按照日军人事法规规定，预备役中将不能当现役师团长，除非他是恢复了现役中将，但是恢复现役的事，在日本军队中是罕见的，除了宇垣成一当八天首相时，因为日本陆军省拒绝推荐陆军大臣，他请日皇特准恢复他的现役陆军大将兼了几天陆军大臣之外，其他是很少见的。我说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末松可能是日本陆军预备役师团长，但是到现在为止，在中国战场还没有发现这种编制的师团。苏联顾问说，日军因为在中国的侵略战争越陷越深，原有现役师团及新编乙种现役师团的兵力还不敷分配，就又扩编了，可能把预备役的一些老兵老将也编成师团，凑数开到中国来了，这个问题可以好好研究研究。我们就叫各战区查明具报，后据三战区报告，末松茂治是日军一O一师团师团长，以后又陆续发现日军一O六松浦师团、一O九师团、一一二师团及一一六师团等番号，因此判断日军预备役师团是从一百起的，可能到了一百二十师团以上。后据日俘及文件证明，日军预备役师团的番号是从一百起的，其编制与现役甲种师团概况相同，有旅团与联队编制，不过装备、素质比较差。 （3）审讯日俘方法。过去我们审讯日俘，都是采取打骂方法，被俘日军就什么也不肯讲，所以从俘虏口中搜集情报非常困难。后来苏联顾问告诉我们应改用优待方法，先改善日俘待遇，然后用谈话方式先从我们知道的日本城市、名胜古迹、县、镇等地情况如何问起，再问有什么同学、朋友在哪里？于不知不觉中随便问他到东京、大阪、箱根等地去过没有？是哪一个县的人？知道了他们的原籍县以后，叫我们去查日军各师团、联队的征兵区（是固定的），就可以知道他是那一个师团、那个联队的。再把我们所知的该师团侵略中国的情况简单对他谈一下，使他不能不承认以后，再详问该师团各级主官姓名、编制、装备、作战能力、活动地区、士气等情况。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核对我方原先搜集的情报确实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新情况。如问知他们左右邻接部队的番号、主官姓名等情况。自从改用这种方式之后，从日俘口供中搜集情报比较容易，且较有价值。 （4）指导派出去的情报员做好搜集情报的方法。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课对于二课派出去的情报员用电报报来的情报，因为质量不好，就不重视，认为自己可以用别的方法搜集好的情报．就不想法子帮助他们提高技术，通常是把他们的情报丢在字纸篓内，或者拿去报告所长、副所长作为攻击二课的材料。因为二课是军统分子，每月拿的钱多，穿的是漂亮西装，住的是军统局拿钱给租的一幢二层楼带抽水马桶的漂亮洋房；而一课是非军统分子，拿钱比较少，住房子要自己拿钱．就住不了好房子（因为此时军统才开始抓国际情报机构，如二厅一处和情报所，由于它搞国际情报的人员很缺少，所以暂时利用留日士官学生等），一课嫉妒它，就常在所长杨宣诚、副所长瓦西列夫少将以及尤副课长面前攻击二课军统分子，说他们只会搞国内情报，对国外情报是外行，所以训练出来的情报员也是外行，搜集来的情报就毫无价值，完全是浪费国家的钱。二课也在所长、副所长面前攻击一课故意贬低他们情报员的情报价值。瓦西列夫少将告诉一课课长昊铁农和我说：“由于国民党过去只注意对内情报，不重视国际情报，因此中日战争一打起来，就没有办法搞对日情报，所以武汉会战以前．都是打瞎仗，对于敌人的情况知道得很少。现在开始组织国际情报机构，内行的人很难找，因此对临时训练派去的情报员，现在不能要求过高，必须耐心、热心地帮助他们增加情报知识和搜集技术，使他们将来锻炼成为一个优秀情报员，否则会产生对抗战不利影响的。我们觉得让苏联顾问知道我们同二课闹意见，很不体面，因为他们究竟是外国人，尤其是共产党国家的军人，所以后来就按照顾问指示，仔细审核上海、汉口等地的情报，发现了问题，就去电指导他们，务使其情报接近真实，不要把道听途说的事情乱报一气。如汉口情报员对日军联络部长己换落合甚九郎少将，最初并不知道，还报其前任的姓名，后来叫他查明具报，只报了落合．不知其名，又叫续查，才知是落合甚九郎。1939年下半年以后，各地情报员情报质量较前有所提高，这都是苏联顾间指导教育的结果。 （5）帮助军统局训练国际情报人员。军统局过去训练的情报员是专门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党派与革命人士的，也是对付国民党巩固内部统治用的，所以当中日战争发生之后，关于搞国际情报方面，专靠原军令部二厅一处训练派遣出去的情报员，早已不能满足要求。因此苏联顾问建议军统局办训练班，专门训练大批合乎搞国际情报标准的情报员。于是1939年秋，军统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国际情报人员训练班，招收一批大、中学生，加以搜集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知识的技术训练。苏联顾问告诉情报所前一课课长郑冰如派人去帮助训练班，担任军事情报训练课目的讲授，最初是由郑亲自去兼任军事教官，他辞职后，继任课长吴铁农为了在经济上调剂我，就叫我去兼这个教官，课目是日军兵种识别、日军编制装备概要、军运常识等，我讲授了两星期四小时，因考取团长辞职后，由该课另派人担任了。 （二）消极抗日，积极反苏、反共 苏联政府应国民党的请求，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支援了大批武器、装备、飞机和军用物资，而且还派了许多红军优秀干部来帮忙加强国民党军的训练与作战。有的甚至亲自参加反击日本法西斯的战斗，如苏联飞行员在武汉参加了对日本空军作战，予日机以歼灭性打击，获得了为世界人民所称颂的辉煌战果。又如以瓦西列夫少将为首的苏联顾问，在帮助国民政府军委会整理与健全对日作战的国际情报组织、训练各级情报人员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贡献，因而使国民政府的对日情报组织与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不健全到健全，使中国政府军队的作战，由不了解敌情的瞎打，到了基本上能弄清敌情，可以说在帮助国民政府反击日本侵略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国民党一贯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苏反共”的反动政策，对于苏联政府的无私援助，以及苏联顾问的积极的、甚至牺牲生命的帮助，完全采取卑鄙无耻的利用主义，毫无感激之情，当利用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公开的恩将仇报来反苏反共了。例如情报所一、二课人员公开诬蔑苏联顾问，“不是来帮助中国抗战的，是利用这个名义来替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搜集国民党内部各种情报的。”所以对于苏联顾间采取排斥、歧视与侮辱等手段，表现在下列方面： 1．诬蔑苏联顾问侮辱中国妇女。约在1938年11至12月，当情报所由湖南南岳迁往重庆，途经桂林、柳州、贵阳等地逃往重庆后，二课课长江雄风、课员王业鸿、刘钦礼等向一课散布谣言，诬蔑苏联顾问说：”苏联顾间二课康副课长等人，在从广西到重庆途中，强拉中国妇女到汽车上玩……”一课课员赵一雪、陈俊等就向该课人员以及二厅一处人员诬蔑扩散，企图影响他们对苏联顾问的信仰。 2．诬蔑苏联顾问的生活方式变坏了。我们听见二课课长江雄风与翻译周杨等人诬蔑苏联顾间说：“苏联顾间从国内来的时候．穿的西装料子与样子都不好，土里土气，一下飞机，首先就去买外国货毛料子，到最好的西装店做样子漂亮的西装穿，买上等外国货手表和钢笔用，又买漂亮的皮鞋和皮箱，还要镶金牙齿。当他们回国的时候，就完全是两个人了，完全是英美资产阶级派头，不像苏联人样了。不仅如此，还要带毛西装料子、手表、钢笔、皮鞋、皮箱等很多英美货回苏联。”这一方面是诬蔑苏联物资缺乏，东西不好，另一方面是诬蔑苏联红军干部与共产党员生活苦，一有机会就要过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生活。我们听了之后，作为新闻向老婆、亲戚，以及在重庆的士官同学、朋友散布这些坏话，破坏中苏感情，侮辱苏联红军和共产党员。 3，拒绝把有价值的日军情报告诉苏联顾问做正确判断敌情的资料。由于一课前后课长郑冰如、吴铁农和赵一雪等经常诬蔑说：“苏联顾问不是来帮助我们抗战的，而是来替共产党做情报的”，所以在思想上就敌视苏联顾问，在业务上就采取防范方法。又错误地认为我们是日本留学生，对于日军情况知道得比较多，苏联顾问没到过日本，不懂日文，不了解日军情况，哪能当顾间，所以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看不起苏联顾问。因此．我平时对于尤副课长就满不在乎，不听他的意见。例如有一天尤副课长要一份战区送来的日俘口供和缴获文件时，我不肯给他，受到了尤副课长指责时，我就公开对抗，同尤副课长吵闹，并诬蔑他说：“你们对于日军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能指导什么对日作战情报工作，明明是想利用中国作战的牺牲替你们苏联军队去搜集你们无法得到的日军有价值的情报资料，还说是顾间，你不配当我们的顾问，只能当我们的学生……”因而打击了尤副课长的情绪，使尔后一课清报工作不能提高。 4．诬蔑瓦西列夫少将等不会做敌情判断，只是照抄一课的判断。1939年秋，我升一课中校副课长时，听见课长吴铁农说：“有一次我们做的一个关于侵华日军的《敌军动态判断》、送了顾问一份，后来发现苏联顾问照这个判断译成俄文作为他们自己的判断，送给蒋介石看了以后，交下来了……”我们两个人同时诬蔑说：“苏联顾间真是饭桶，连这个敌情判断都不会做，不会做，就不做，为什么照抄呢？多丢人……”事后赵、吴两人向一、二课与二厅一处去宣传。 总之，从上述我所知道的特种情报所的一些情况中，证明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抗日的时候，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人民压力之下，不能不参加抗日，但又不愿抗日，因而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阴谋利用苏联政府的军事援助和顾问的帮助，把国民党军队装备起来，训练好了，又把各种军事组织健全起来，准备作为对付共产党打内战的资本。当苏联政府和顾问反对这种阴谋的时候，他们就恩将仇报，掀起反苏反共运动，甚至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向真正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进攻，破坏抗日，破坏反法西斯战争，可以说特种情报所的国民党人员的一切活动，就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个缩影。 利用外国教会势力进行反共活动 陈远湘 【作者曾任国民党军队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第五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第四十一师副师长、第四十一军少将副军长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军队，始终不改其反动立场，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一面部署内战。至1946年，悍然下令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同时操纵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所谓“宪法”。蒋介石在反共反人民活动中用尽了一切恶毒方法，利用教会中的外国势力进行反共活动，就是其中卑劣手段之一。现就我亲见亲闻和亲自参与的几件事，陈述如下。 一、“国际友人”雷神父 1939年，华北平原大部分被日本侵略军所侵占，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至黄河以南，凭藉夭险避战，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陆续进人敌占区，在山东、河北、察绥、苏北等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当然痛恨国民党军队的不抵抗主义，热烈欢迎和拥护英勇杀敌、救国救民的八路军，以致残留在敌后的少数国民党军队感到非常孤立和难堪。此时，蒋介石就委派比利时籍神父雷鸣远充任军委会华北战地服务团团长，以视察教务为名，率领一批天主教徒到河北省淮阳①、大名、邯郸及晋南太行山地区，企图发动天主教徒笼络民众拥蒋反共；同时还侦探八路军的活动情况，把搜集到的情报提供给国民党军队。是年秋季，雷鸣远神父因病回到洛阳。当时，我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曾几次经我批示，在该部出版的《阵中日报》登载雷的消息和书面谈话，内容主要是捏造并诬蔑“八路军在敌后游而不击”、“袭击友军”等等。但是，雷鸣远与我们当面交谈时却说：“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仗，打得很巧妙，每打一次仗就缴获日军不少枪支弹药，纪律也好，老百姓很喜欢他们，这是国军千万要注惫并改正的。”他又说：“我已经把这些内容连同八路军正在积极扩大队伍、驻防地区及兵力分布、赤化宜传等情况，直接写报告给蒋委员长了。”雷鸣远神父由于年逾花甲．体衰多病，后来病死。这时我又指示《阵中日报》发表中央社的新闻，诬称“雷神父是受了八路军非刑拷打，内伤太重，不治身死。’蒋介石亦电令“对国际友人雷神父之热忱帮助，应予隆重追悼．以资谢慰。”我照办了，并举行了公祭。 二、中国“陆总”情报的主要来源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何应钦率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人员由湖南芷江飞到南京，驻在黄埔路前中央军校内。当时，我充该部政治部副主任。总部每星期六举行会报，都是以蒋介石密令指示的抢占东北及华北战略要地为中心，以八路军、新四军和苏联在东北的军队的兵力位置及活动情况为主要敌情，与美国驻华陆军总司令魏德迈的各处主管会同研商，争取各种交通工具，主要是电请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派拨运输舰，赶运国民党军队北上等问题。至于敌情来源，据第二处处长钮先铭、第三处处长刘廉一报告有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军事联络官冈村宁次办公室转来的每天收到各地等候受降的日本军队的情报；二是美军总部的通报。该总部驻上海，除星期六用专机送其海陆空军及后勤等主管人员飞往南京与中国陆总举行联席会报外，一切公事均用电报、电话或书面空递联系。每件情报都注明系美国大使馆据某地某主教、神父、牧师或青年会千事电告。因为日军的情报大多是出于判断，所以很难复查核实。因此，陆总的情报来源多以美大使馆提供的为主。例如，1945年l0月，八路军退出新乡之后，动向不明，陆总就要求美军总部转请美大使馆再电豫北、河北各教会查复。后来查明八路军的大部队集结在淮阳、清丰、南乐一带，陆总这才下令国民党军队北上抢占平汉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即以马法五、高树勋、孙殿英、庞炳勋等军协同前进。当高树勋率部起义、马部等在安阳以北被八路军歼灭的消息传来时，陆总人员就茫然不知所措了。他们不敢再增兵北上，只好要求美大使馆电令各教会复查，以便进一步获得可靠情报。 三、豫北穆主教提供的反共情报 1947年2月，我充任第五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随司令部由豫北封丘移驻汲县城内。原驻该城的天主堂穆主教来看我，并要求我引见司令官孙展；接着他又在该教堂摆设华贵酒宴欢迎孙震及司令部高级官员。穆主教是意大利人，在中国陕西汉中出生，曾回到意大利读完中学及神学院课程，由梵蒂冈教皇派到中国当神父，再升主教。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和陕西方言，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成语很熟悉，在席间谈笑风生，对陕甘宁边区及晋冀鲁豫地区的情况谈得很详细。宴会结束之后，孙震附耳对我说：‘这个家伙真的有一套哩！你应设法进一步拉拢他以便调查中共方面的情况。我看他所谈的比我们派出去的情报人员所收集的情报还详细得多咧。”随后，我和穆主教谈到请他帮助侦探解放区情况的事，他满口答应说：“愿意效劳。”当即约好，我派政工队长徐廷瑜，他派一个匈牙利国籍的刘神父，以教英语为名，专门负责联系。每天上午8时，刘神父到政治部“教授英语”时，就将该堂收集到的河北、鲁西、豫北教徒报告八路军活动的情报转交给徐廷瑜。 从此，我和穆主教经常互相邀请便饭，作陪的有我的秘书科长和担任育婴院院长、小学校长的神父、修女。穆对我说：“共军的管制很严，你们的人进不去的，我派外国神父和修女去，有教堂可落脚，有教友可打听消息，进出还算方便，不费什么事，共军也不为难他们。”有时．他命刚由解放区回到汲县的神父答复我的问题。我先后接触了十多人，他们有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籍的神职人员。这些神父修女的年龄约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神父大都穿着北方农民常穿的棉袄、棉裤、棉鞋和戴着皮帽子，不刷牙，不洗澡，修女仍穿修女服，操河北、河南、山东话腔调，装扮得很朴素，乍看好像是一些真正虔信宗教的信徒似的。我问穆主教：”你们这样多的人，各种费用从哪里来呢？”他耸一耸肩说：“靠欧洲和美洲的慈善家们捐款叹，我们本教区也有几百顷地在出租。日本人投降后，又通过美国大使馆帮忙，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大量资助，除了葡萄酒是咱们自己制作的以外，一切衣服、鞋袜、奶粉、饼干、香烟、咖啡、罐头、肥皂、药品等，都是美国人给的。”说罢，发出一阵得意的笑声。 3月中旬，穆主教来告诉我说：“咱们的神父从淮县回来，据说在那里训练的共军，每天晚间都有队伍向西边开动，看样子人数不少咧。”我当即要他再派神父去打听究竟有多少人，向什么地方行进，是什么人率领的。我又转告孙震．孙很重视这个清报，即命其第三分监黄骏赶快由后方调运弹药，至少要储备200万发步机枪子弹，并命炮十团所属的第二营王营长，把汲县四郊重要地形地物的射距测好。20日左右，穆主教令刘神父告诉我说：“共军已到长垣、滑县、封丘边境，白天睡觉，深夜开动，人数不少，还配有大炮；是谁率领的一时还弄不清楚二”同时，孙震也接到驻滑县的整四十一师和驻长垣的整四十七师报告：“有共军的游击部队活动。”24日又据封丘、延津两县县长报告称：“有几股共军进人县境，请派大军剿办。”当时汲县城内仅有一个不完整的补充团，一个工兵营，一个炮兵营，一个特务营和干训班，约八百多名中下士及上等兵。孙震急忙向郑州总指挥部主任顾祝同求援，并嘱我去电南京告急。我即电告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蒋介石侍从室侍卫长俞济时。蒋介石即命驻新乡之二十七军军长王仲廉抽整三十二师星夜驰援。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先由封丘、阳武、原武等县直插黄河铁桥，截断国民党军后路，再回攻级县，而把新乡留在最后解决。由于孙展得到了穆主教提供的情报，致使整三十二师来得及于28日下午赶到汲县城外布防。解放军29日拂晓发起攻击，遭到意外顽抗．连续冲击三昼夜，每夜攻至城墙边，均天色已明，掩护部队来不及撤退，被国民党军俘虏指战员及伤员三百七十多人。战事结束后，据当地老百姓传说，在汲县城东南约二十里的红花地掩理了不少因攻城牺牲的解放军尸体，解放军连夜用大车运走的伤员也很多。4月1日下午，顾祝同电告孙展，其大意说，已令王仲廉之二十七军①、整六十六师及整九师之一个旅，会同整四十一师、四十七师和孙殿英部，在三天之内完成对汲县解放军的大包围，令孙震准备出击。孙立即召开紧急会报，传达和研究布置。当天下午黄昏时分，整三十二师的王参谋长口称出城视察阵地，终夜未归，2日黎明，才发觉解放军的主力已向北而去了，仅遗少数部队佯攻。王参谋长及该师工兵营长均起义了。 穆主教不仅事前供给情报，就是在战斗进行过程中，也开放其所有教堂、医院、学校，收容国民党军的伤兵，教会的医生修女都日夜不息地投入抢救和治疗。但是，他们对于被俘的解放军受伤指战员则歧视虐待。他们总是先把国民党军队的伤兵救治完了以后，才勉强给解放军的伤员裹伤上药。例如，3月31日晚爆破汲县城南门的解放军工兵营长，因腿部重伤，次晨抬到天主堂，直到午后才给上药，且整天不给喝茶吃饭，翌日即因流血过多，英勇牺牲了。其他类似这样残酷恶毒的罪行也很常见，因而不幸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总数不下数十位。 四、美国牧师李威廉在新乡的反共活动 1947年秋，我任国民党军整四十一师副师长，驻豫北新乡县城。当时有一个美国籍牧师，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威廉，住在火车站附近的福音堂内，自称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通过新乡市区中山路国光医院院长王国光的介绍，我才与他认识。王国光．汲县人，山东齐鲁大学毕业。有一天，王设宴邀请我和师长胡临聪，旅长张宣武、熊顺义，团长杜崇爵，营长沈仁霖等及军统特务新乡组组长周高参与李威廉牧师见面。于是国光医院便成为荒淫无耻的国际情报交易所，除了平日在该院打牌、酗酒、抽大烟、召娟妓之外，每星期六晚间还举行一次舞会。茶余饭后．赌罢舞毕，就交谈解放区的情况。李威廉牧师对豫北人民解放区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例如，武险、修武等县解放军独立营以木兰店为革命根据地；辉县解放军独立营的仓库设在杨家河，等等。随后国民党军整四十一师第一二二旅旅长张宜武率领一个加强团往辉县杨家河，烧毁了仓库，抢掠了八万多斤粮食、一万多斤棉花，又在五牌进犯解放军，使独立营伤亡指战员七十多人。又派国民党军一二四旅旅长严朔率部去偷袭木兰店．使解放军独立营伤亡指战员及民兵百多人，被俘民兵五人，遭到挖心活埋，真是罪恶滔天！李威廉牧师还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名义和牧师的权力，分派基督教徒把美军剩余物资，一部分己破旧和霉烂变质的如衣服、面粉、奶粉之类，运往各县及解放区，交给当地保甲长、地主、豪绅或教徒，以此来欺骗卖好少数贫苦劳动人民。他们一面宜传美国’‘慷慨好义”,“美国是中国的盟邦兄弟”,“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等；一面又暗中调查解放区人民武装力量的人数、枪支、驻地及活动情况，向美国大使馆报告。李威廉牧师在新乡很活跃，是当地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军队的得力帮凶。 (1962年） 国民党特务机关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系 刘恭 【作者当时系中统骨干，抗战之初即被派赴美国考察联邦调查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打出“安内攘外”的招牌，疯狂地向人民武装进攻，残酷地对进步分子加以迫害。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从这时候起逐渐地朝着所谓权力集中化、系统全国化、技术现代化的途径加速扩张。在抗战之前，1935年上半年献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将CC特务机关和戴笠的特务机关以及邮电检查等特务组织都并到一起。抗战前和抗战初的这个统一的特务机关后来被称之为“老军统”，以别于1938年改组后的军统。 蒋介石对“老军统“很重视，许多事情由他亲自指挥，特别是人事方面的重要派遣或更动．经过他决定才算数。他自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的四一二起，就醉心于外国特务的组织和技术。为了摹仿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那一套，他曾先后派过一些特务到欧美去学外国特务工作。早期出国去的还只着重于搞反动政治组织之类的东西，例如派到英国的有嘟梯，派到德国的有潘佑强，后一些时候，派到意大利的有杜心如。“老军统”成立后，派出去的就纯粹着重于“考察”特务组织和技术。 我于1937年参加“老军统”第一处，后称中统，随又调到局本部。这是中统、军统以及第三处丁默村的人都杂烩在一块的总部。抗战之初就被决定派到外国去的，经过“老军统”局本部最后送给蒋介石批可的一共是五个人。这五个人是林文奎，福建人，航空学校毕业；敖世雄，江苏人，军校特训班的；杨福枚，广东人，美国植香山华侨；陈宏年．福建人，上海沪江大学毕业；还有我。使用的护照都是所谓官员护照，上面填有官阶，除敖世雄填的是上尉外，其余的都是少校级。这批人在出国之前被蒋介石召见，当天晚上还参加了宋美龄所邀的茶会。我记得孔祥熙也在茶会座上，另外还有董显光和李惟果等人。同这批人一道赴欧洲的有蒋介石的德国总顾问法根浩森将军。后来林文奎留在意大利，敖世雄留在德国，杨福彼、陈宏年和我是从英国到美国去的，在美国考察了联邦调查局（FBI）这个特务机关。 一、赴美考察联邦调查局 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派驻美国大使王正廷奉蒋介石的命令，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有过接洽，该局许可国民党遣送“政府人员”参观；所以杨福枚等到达华盛顿之后，即经大使馆介绍，前往联邦调查局参观。 联邦调查局是美国历史较久，属于政府正规编制的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统治的二十来年期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和训练单位在特务技术上抄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东西最多。抗战以前，曾向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学了一些反动统治的东西，也向英国学了一些；比较起来，还是从美国特务组织学得最多。二次大战期间，虽然有过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海军情报部等组织和蒋介石打成一片，搞过不少活动，其中最大的是“中美合作所”，而蒋介石政府中的正式特务机关和训练单位却始终是以美国联邦调查局为范例的。 我在美国时曾将参观所见写成分类报告送寄重庆，每次报告除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之外，另有复本一份寄给陈立夫个人。后来在柏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所在地）草成了《考察报告书》一式两份寄返国内。回国之后．我发现这个《报告书》经过军委会办公厅编印，分送给一些单位使用。我记得中统、军统、内政部、警政司、中央警官学校、重庆布警察局、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处都有。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长、专搞国际情报的特务朱世民告知我，总共只印l000份。这份报告书便是中美特务组织相沟通的媒介之一，也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仿照美国特务机关的具体文件之一。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帮着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国解放区的时候，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的胡佛在美《新闻周报》1947年6月的一期上公开发表了《如何防共》的专文，露骨而且刻毒地低毁共产党。他说： 共产党是国际犯罪集团，……要解除共产党的威胁，只有加强情报工作，揭发幕露共产党的一切，给以无情的打击，彻底消灭他们，因为他们是红色法西斯。……保卫美国生活方式，保卫美国式的民主。……美国生活程度高干全世界任何地区。……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两者都是极权政治，都是反民主的，都是不要宗教、不要上帝的。共产党是以叛逆和欺诈手段达到暴虐和压制的目的。……要为自已做防卫工作就要不给共产党渗透；要维护自由生活就要扑灭共产主义的火种。……我们的工作不单只是扫除公开基露了的共产党，最主要的是肃清地下的共产党，剪掉共产党的追随者和爪牙；不让共产党有发展的机会，不让共产党的幕力手段成为现实。……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把胡佛的这篇反共谬论译成中文小册子散发。同时，董显光还拟过一篇捧场喝采的广播稿，交给国际广播员、湖北襄阳人彭乐善对外广播。 1947年3月，胡宗南部侵人延安之后，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后来是行政院秘书长的李惟果对我说：“军事上不成问题，现在就是政治上要配合军事，组织工作方面要全力着重于先消灭地下共产党。蒋先生决定是这样做，已经手令有关部门，特别是情报机关，必须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办法加紧进行。”随后不久，我在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湖南平江人哪裕坤那里看见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所拟的这份防共《十不要》 中译材料。胡佛发表的《十不要》 的内容大要是： 我们以真理和正义作斗争，能够有把握打败共产党，不使他们得到美国政权。简要而具体的行动可以归纳到十个“不要”：一不要随便给人扣上共产党的帽子，以免滥施打击，影响效果。二不要把自由主义者和一般激进分子误认为共产党员，要分别处理。三不要对犯了法的共产党人因亲友关系包庇存私，隐瞒不报。四不要自陷为侵犯公民权利的人，否则就会被共产党抓住当作藉口。五不要同时放松对其他危险犯罪集团的打击，以免共产党借尸还魂。六不要让共产党人在你的组织或工会中占上风，他们一占上风便进一步控制全局。七不要被共产党的宣传所迷惑，共产党只会破坏美国生活方式．要暴露真相。八不要被共产党利用于外围组织，不从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支持他们。九不要让共产党人渗透到我们的学枚、教会以及舆论范围的报刊、广播和电影。十不要忽略对每一个美国（公民）做的民主工作。 这个材料是胡佛对美国特务和美国特务训练学院，即所谓联邦调查局国立学院发下的防共指示文件之一。哪裕坤说过：“美国人老喜欢用民主这个字眼，到处用它做招牌，在这种文件上应该干脆写明是反共的政治工作。”国民党的特务头目在有些反革命行动上比美国特务露骨而且狂妄。 二、特务机关使用的美特人事制度和训练规定 中统、军统、中央警校等，使用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人事和训练方面的一些东西。联邦调查局的许多训练方法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变更，都为特务训练部门所采用。远在抗日战争之前，朱家哗在浙江省政府的时候，奉蒋介石的命令创办浙江警官学校．先自兼校长，后以复兴社特务处高级特务赵龙文为校长，以在美国学过特务的娜裕坤为教务主任，以复兴社特务处特务文强、史铭、罗杏芳等为训育员，以技术特务余乐醒等为教官，正科警官班之外还办有特训班。在这个特训班毕业的都当了复兴社特务处特务，正科毕业的也有一部分被吸收当特务。这个“学校”的全套施教内容大多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训练。我所知其主要部分，如：（一）学员来源与联邦调查局一样，除公开招考外，采取各省市和部队以及国民党各级机关负责保送的办法。（二）指纹课程完全采用联邦调查局的教材。（三）特训班行动特务的训练完全采用联邦调查局的技术科目和方法。（四）特训班学员实习与实验的进度计划也是全样照联邦调查局的抄袭施行。（五）特训班受训的期限也同联邦调查局国立学院情报技术班一样。军事训练的学科和术科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南京指令参照中央军校所施行的德国式教育试办，曾被“美国派”的赵龙文和哪裕坤反对，他们坚持搞美国式的。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们的争论才结束。1946年7月，哪裕坤在南京还得意洋洋地说过：“到现在，大家才知道学美国的不错，为什么有那么些糊涂虫认为学走德国鹅式正步就可以目空一切呢？目前日本的情报人员都由美国接管训练，将来可能胜过我们。”正是在这一年的夏天，麦克阿瑟发布命令，禁止日本人民示威游行及群众运动，公然剥夺日本人民民主权利。哪裕坤又告知我：“日本保安厅和一些其他治安机关的老特工人员都由麦克阿瑟总部遨请联邦调查局专家训练指导，不怕共产党闹事了。“美国特务机关教出来的蒋特就是这样迷信联邦调查局的。 国民党中央普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于1942年阴历过年时在重庆国府路陈立夫离所聊夭，在座的还有骆美央、张道落、萧同兹等人。陈立夫问李：”FBI的新教材很多，尤其是在珍珠港事变以后，反间谋业务非常复杂，学校里面有啥新布里没有？”李说：“从今年秋季开始，校务会议就决定配合因局势变化而产生的新教材，更改了好些课程的内容，差不多可以跟得上FBI训练工作的发展。现在困难的就是设备不够，从美国进口运到此地的东西虽然不多，实在是真不容易，有些教学模型是我们自己做的，有些仪器是我们仿造的。”骆美灸插着说：“学他们的要学精通，再加以我们的组织工作，也可以抵得上他们的物质力量。”我记得在这次以后，有一个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警官，名叫许炳荣，他说：“我们学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和理论。他们的法律与我们的不完全相同，民法和刑法里面许多解释也不相同。但是教官说过，办案子的时候要照美国方式。美国人喜欢说这是依法，那是依法，我看只有教育长李士珍讲得最痛快，他说对强盗土匪不要依什么法，对共产党更不必，这样我们就好办了。”国民党特务和美国特务本来是一伙的，所谓法律手续和依法处理都是鬼话。 国民党特务机关袭用美国联邦调查局人事和训练方面的具体内容很多，我记得的有这些部分： （一）任用所谓专职情报人员、即职业特务的规定要点几乎都是套用美国联邦调查局专职人员任用的基本条件。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无论是中统或军统以及宪兵特务系统，对所用的职业特务要求以这个罪恶的职业为"终身事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规定一样。初进入特务机关的新特务要经过一定期间的所谓试用，这也和美国特务一徉。 （二）中统于1939年3月间选了一批老特务，我记得第一次名单上有61名，平均年龄是肠岁，送人司法人员训练班。这个班在表面上归司法院和司法行政部的系统，实际上是陈立夫直接向蒋介石进言，得到蒋的许可，把一些老特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入司法界。这些受过司法训练的特务都被分配到各地法院当检察官，先后一共派了多少？我不记得了。陈立夫同徐恩曾搞的这个计划，后来司法人员训练班的主持人洪兰友说是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方案。美国政府的‘，司法人员”是联邦调查局国立学院训练的职业特务，在1946年就有256人。 （三）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人事上将特务们分为“职员”和“雇员”的办法也是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事编制搞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专职人员；一类是雇用入员，包括文犊人员，即翻译工作者、指纹工作者、速记员、打字员、办事员、副办事员、练习生等。这些人不属于美国国家文官编制之内。他们都由各个分局报请使用，由局本部人事部门统一监督支配。 （四）特务机关中专管训练特务的部门自成立特务机关起就有，而训练的方法与内容完全是跟着美国特务机关走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训练工作有多种，全国性的由局本部主办，地方性的由分局主办。其中规模最大，历史较久的全国性特务训练学校是联邦调查局国立学院。联邦调查局专管训练工作的部门是训练督导处。这个处原来就从事对各个分、区局进行训练布置与检查，按时轮流督导。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胡佛倡仪所谓流线型作业，将大战前的老套大加改变，简化特务工作的“操作规程”。号称“轻装前进”的训练内容都是取自大战期间反间谍工作和一般特务工作的经验。1947年叶秀峰在中统提出："大量提拔，择优秀于成绩；缩短时间，寓训练于工作。”中统特务陈建中当时夸张地说：“用FBI的新方法，简化训练过程，质量数量都会比从前好。"就我所知，当时隶属于美军顾问团的卡拉克少校经常和叶秀峰等大特务研究“工作”，此人就是联邦调查局的。 （五）军统在抗战之初的训练工作如临澄训练班和黔阳训练班比后来的一些训练班马虎些，因此军统的中上层特务许多都取自警官学校毕业生，其中专职技术特务，如指纹工作者纯系学得联邦调查局整套技术的警官生。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军统”搞技术的历届都有。这种训练和取用的方式同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除本身办的训练之外．还派送特务到美国政府所办的正规警宫学校去学一些指定的科目。有时候还在一般警官学生中物色、选用特务。 （六）1942年5月，美国海军系统特务梅乐斯来华之前，一直到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重庆、西安、桂林和昆明建立特务机关以后，这段时间里不时有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到重庆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络并作“业务指导”。战略情报局的特务身着军服，佩戴有“OSS”的臂章，招摇过市：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则以“新闻记者"身份在中国活动。我记得1941年冬“圣诞节”前一天，美国新闻处在重庆两浮支路举行了一个小型鸡尾酒会，参加的人有中统的徐恩曾、叶秀峰、洪兰友等，军统的唐纵、郑介民、赵龙文、陶一珊等，以及吴国祯、黄仁霖、皮宗敢等蒋介石亲信共二十多人，戴笠没有来，据说是“出差”去了。那次主要的目的是介绍一位美国‘专家”，即以新闻记者名义来华的联邦调查局高级特务汤姆斯和国民党特务见面。随后布置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和讨论会。汤姆斯到了中统，对中统总干事以上的组、处、科、室头目们作了题为“战时情报工作设计和实施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在第二次的集会上，进行了所谓业务讨论。中统第二组的陈建中在特务机关的许可下向这个美特提供了一厚本《敌后匪情概要》。汤姆斯在重庆没有待多久就走了。汤姆斯之后，还有联邦调查局的美特来华，不断和国民党特务组织联络。汤姆斯建议以侍从室第二处秘书李惟果为具林联络人。 （七）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于1946年初即与军统局东北区长、东北长官部督察处长文强配合，在东北进行活动，着重对军统恃务进行"辅导”工作。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专职人员、特务头目漆兰德，和他手下的一群美国特务都是以肠记者”名义公开活动的。据1948年5月文强在南京中央饭店301号房间所谈的情况是这样的：国民党接收东北之后，马上着手收罗日伪特务，利用这些人帮同美蒋特务一起残害东北人民。其次，搜集苏联和人民朝鲜的情报，特别是军事和工业方面的情报。第三．被美蒋使用的日本间谍中村，将他的老上司高畸达之助保存的大批密件献给美蒋特务，内容包括：苏联钢铁资源调查、“满洲国”国境军事地图、“满洲国”物力财力和劳动力调查、“满洲国”重工业档案等等机密材料。第四，日本关东军关于苏联远东地区军事方面的材料也同时从日伪特务机关取得，原件存军统，美国特务拿走了全部摄影图片。文强说这些东酉就是’‘教材”，还说这些东西的整理和编目工作对军统特务是“极其重要的训练工作”。当日同时在一起扯谈的军统特务还有杨继荣、娄剑如和曾坚。 （八）193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派遣“远东地理专家”斯迪尔到中国，他的名片上面印的职务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在重庆被招待于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后来他要求住旅馆，被安排住在上清寺都城饭店里面。和斯迪尔接头的是蓝显光．斯迪尔被邀请在国民党中宣部对中统和军统以及军令部第二厅的一些专搞国际情报的中级以上特务讲过几次话：他所讲的没有题目，首先只是漫谈“国际形势”，其实内容都是一些特务理论和方法。他说：“只要能够满足情报工作要求，自己的老婆可以送给人家睡觉’。’他还说：“除开上级不许可的事不作，什么事都可以作，这就是情报人员的道德标准。”他指出：“利用敌人，要从大处想，只要利用得手，能够捞到什么，干吧！”我记得很清楚，董显光在我看到斯迪尔讲稿后告知我说，此人就在这一年夏天从重庆经西北转赴内蒙古去了。1946年7月，我在南京还听到叶秀峰说，斯迪尔曾写信给蒋介石，极力替陈公博说好话，替陈讨保。此中详情，当时我没有打听。 三、美蒋特务机关的所谓技术合作 国民党特务机关学习美国特务机关情报技术的最初阶段还是在抗日战争之前的“老军统”时期。 1936年9月，“老军统”第一处训练科指定谢永存、徐政（徐子政）和王立亭主编了一部将近五百页的《情报业务概要》；徐政又另外编写了一批小册子，包括化装术、射击术、汽车驾驶术、摄影术以及缉捕擒拿等类所谓行动技术，是对《情报业务概要》作概述的项口评论，每本大约三至五万字。这些特务技术书籍多取材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印刷品：美国联邦调查局技术研究工作，在胡佛接手该局之前还没有正式成立专设机构，特务们有赖于局外的技术专家帮他们解决问题，常是雇请临时的科学实验人员进行那些不可告人的工作。胡佛打算自己搞一套完整的东西，于是在1932年11月24日正式成立联邦调查局技术研究所。当时人力和设备还在初创阶段，后来才逐年增大，渐具规模，到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之前，己有相当基础了。 【① 先在西华门三条巷，后迁山西路人和街。② 广东人，军统大特务徐业道之妻兄：】 1936年4月，南京首都警察厅技术室的内部分工是照联邦调查局配置的。首都警察厅的厅长陈悼就是“老军统”的副局长，所以到1937年2月设立”老军统”局本部技术室①也是因袭陈套。其中处理文件检验工作包括：打字和手写文件、票据、邮票、印花、有水印证件、隐写文件，以及书法研究和笔迹对证等。其他检验工作还有：血液检验、化学检验、爆炸物检验、密码记法检验、电学检查、数字校订、武器验证、玻璃检验、指纹检查、显微镜检查、模型试验、特种摄影、毒性试验等。据“老军统”局本部秘书丁默村当时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初期技术布置是学英国的，事实上1935年6月底以前的情况是学自英国诺廷汉研究所和苏格兰场研究所的。因此，老军统搞的那些技术工作也参照了英国特务机关的东西。丁默村跟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前，他的反动政治基础就是特务工作。这个亦特亦奸的罪恶分子战前在南京和军统特务吴赓恕②一道经常在上海漂赌，通过上海商界大流氓闻兰亭的介绍，认识了无国籍白俄谢比洛夫。这个白俄不断“旅行”于我国东北、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许多地方，名义上是古董鉴赏专家，实际上是专搞情报买卖的国际职业间谍，美国特务称这种人叫“马路掮客”。他的行踪不定，为人鬼祟多诈。丁默村和他碰头的地方在汉密尔敦大厦。他到南京住下关扬子饭店。通过谢比洛夫，一个名叫杰克逊的美国’‘商人”在南京和丁默村会面。表面上，杰克逊是到南京来“访购古董”的洋商，骨子里是谢比洛夫情报生意上的美特买方，也可以说是这个白俄的上司。丁默村在“老军统”局本部开支了4000元的招待费和活动费。究竟丁默村买了他的什么清报？还是卖了什么给他。我完全不知道内幕。但是，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丁默村有一次派人运来局本部一箱书籍，我记得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技术手册之类的东西和一大一小的两部美造显微镜。有一次陈立夫到局本部来，我单独向陈立夫谈到杰克逊与谢比诺夫和丁的事。陈立夫等我讲完了只同过一句：“还知道什么吧？”我说不知道了。陈仅仅点头说两个字：“机密！”此后我再也不知道丁默村搞些什么鬼。 1937年6月，"老军统”直辖南京邮件检查所和电报检查所印发了所谓检查技术手册，全套都是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研究所密码侦查和文件验证材料上取用编译的。当时由邮检所长张志鹏和电检所长叶定（叶南瓜）发给手下特务们，编号领阅，阅毕收回：这两件东西的原稿是经我审核时看见过的。 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和美国海军特务机关勾结的“中美合作所”，是由美国海军特务头目梅乐斯于1942年5月到中国来同戴笠一起搞的，这个合作机构英文简称SACO 。在技术训练方面，下设16个训练班。 抗日战争结束，美帝国主义扶植蒋介石与中国人民为敌．公开地以美国武器装备蒋军；同时美国特务机关也加紧与蒋帮特务机关勾结，妄图苟延国民党反动统治。1946年8月，美国以廉价让售给蒋介石原值八亿多美元的所谓战争剩余物资，项内包括了一大批美国联邦调查局使用过的特务仪器。这批仪器好多种，有几套分配给警察总署的比较完全，1948年10月，我在南京该署看到过，当时的署长、军统保密局特务头子唐纵亲自赔同参观，记忆中还有一些印象。其中有的东西我在美国看见过的，如，金相检查器、磁通侧定器、退磁器、大型的140千伏X光检查器、小型X光检查器、拉伸试验器、工具制造者显微镜、电化分析器、大型光栅谱仪、分光光度计等。 1947年l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回国，国民党军政官僚曾予欢送。事后吴铁城说，马歇尔提到过美援，说正规军以消耗换取胜利或失败是看得见的，他希望情报机关用美国装备多训练一些技术人员熟练使用他们的设备，对军事成败会有大的影响等语。事实上，美国供给的东西，如上述那些仪器并没有正式使用，也没有训练多少熟练操纵的技术特务，放在特务机关的那批东西变成了仅供观赏的古董。1947年7月魏德迈来华，以上级长官的姿态对蒋介石政权作了一番检查之后，匆匆回国。9月间，他向杜鲁门提出报告书，指责蒋介石的政权腐败无能，不能如美国反共之意。蒋介石侍从皮宗敢说，魏德迈问过他，接受了美援科技设备的部门没有认真训练使用而充分发挥效力，是否不需要这些东西？皮宗敢这番话是1948年蒋介石召开所谓国民大会以后对我说的。美对蒋的不满和失望逐渐露骨表现。到了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中美关系”长达1054页的白皮书，第八章叙述美援问题时说到：“国民党的灭亡，完全不是因为美国援助不足而造成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科学技术仪器无论怎样好，同样地，也无助于挽救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中国大陆上的彻底崩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