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
克格勃绝密档案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瓦西里·米特罗欣 著 王振西 主译 瓦西里·米特罗欣，前克格勃特工人员，1948—1984一直在克格勃总部工作， 其中有近三十年是在克格勃档案室工作，管理最机密的档案。在他工作的最后十年 里，他不间断地抄录和复制克格勃的绝密文件。白天他将抄录的文件带出办公室， 藏在自家别墅的地板下面。1992年3月他带着大量绝密文件来到英国驻波罗地海某 国的大使馆，并在英国使馆的周密安排下，于12月逃到英国。 米特罗欣带到西方的绝密档案泄露了数以千计的遍布全球的苏联特工人员的详 细资料，其中有一些是隐藏很深的“特工”。档案还披露了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 夫时期，克格勃所从事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间谍活动。例如：在国内，捷尔任斯基 死亡之迷，托洛茨基被暗杀的经过，贝利亚是如何被赫鲁晓夫杀害的，赫鲁晓夫又 是如何倒台的；在西方，克格勃是如何拉西方政要下水的，如何镇压匈牙利事件， 如何扑灭布拉格之春，为何入侵阿富汗，等等。大量惊心动魄的活动，不胜枚举。 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这是“从任何来源都不能获得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情 报”。 译者的话 前言 第01章 米特罗欣档案 第02章 从“契卡”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第03章 大特工 第04章 剑桥“五杰” 第05章 大恐怖 第06章 战争 第07章 曼哈顿计划和合金管计划 第08章 胜利 第09章 从战争到冷战 第10章 五十年代在北美的间谍活动 第11章 古巴导弹危机前后的情报活动 第12章 “阿贝尔”之后的特工 第13章 中央情报局与克格勃相互渗透 第14章 政治领域的战争 第15章 镇压“布拉格之春” 第16章 “进步”行动 第17章 克格勃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 第18章 克格勃与欧洲共产主义 第19章 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 第20章 戈尔巴乔夫下令释放萨哈罗夫 第21章 冷战时期的技侦情报工作 第22章 特别任务第一部分 第23章 特别任务第二部分 第24章 针对英国的冷战行动第一部分 第25章 针对英国的冷战行动第二部分 第26章 罗密欧间谍与纪尧姆事件 第27章 冷战期间的法国和意大利——间谍渗透和积极措施 第28章 对苏联教会的渗透和迫害 第29章 波兰教皇和团结工会的兴起 第30章 波兰危机和苏联集团的瓦解 第31章 结束语 第32章 克格勃历任主席（1917－1991） 第33章 国外情报机构负责人（1920－1999） 克格勃绝密档案 译者的话 这是一本反映前苏联的保安机构——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建立的契卡（肃反委 员会）到苏联解体前的克格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发展及其活动，特别是在 国外的情报活动的专著。该书有两名作者，一名叫瓦西里。米特罗欣，他从 1948 年起至1984年一直在克格勃总部工作，其中有近30年是在克格勃档案室工作，管理 最机密的档案。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十年间，他不间断地抄录和复制克格勃的绝密 文件。白天他将文件偷偷带出办公室，拿回家藏在自家别墅的地板下面。1992年他 带着装满六大箱的绝密文件叛逃到西方，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这是“从任何来源都 不可能获得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情报”。然而俄罗斯有关部门则称此事件纯属“无 稽之谈”。另一名作者名叫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此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现代史教 授和历史教研室主任，他同时还是英国情报研究会的主席，曾任哈佛大学。多伦多 大学和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的客座教授。据他称，本书就是根据来特罗欣偷带出去的 六大箱绝密文件档案编写而成的。 虽然本书所述事件的情节真伪难辨，但作者所介绍的克格勃在各个历史时期在 国外的情报活动，对了解和研究克格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报 战情况，仍不失为最详细的参考材料。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从西方资产阶级反共的 立场现点出发，对列宁、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大量的污蔑和 攻击，在论述许多历史事件时不乏歪曲事实的事例，我们除了有所删节外，望读者 在阅读时注意鉴别和批判。 为便于读者阅读，谨说明三点：一、关于“克格勃”一词，苏联安全与情报部 门的职能与一般行政管理部门不同，它在 1917 年至 1991 年的 70 多年中，一直 比较稳定，没有多大变化。为保持这样的传统，克格勃官员像契卡最初的成员一样， 常常把自己说成是契卡人员（肃反工作人员）。“克格勃”一词有时被用来表示整 个苏联时代的安全与情报部门，但比较准确地说，它表示1945年以后的苏联安全与 情报部门。 二、关于“国外情报部门”一词，1920年，苏联在肃反委员会内成立了国外情 报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改为国外科。1941年到1947年间，改为国外局，又称为 第一局。1947年至1951年间，情报委员会取代了国外情报局的主要职能。1952年到 1991年期间，国外情报工作由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1953年3 月至1954年3 月除外， 这一期间，它与第二总局合并在一起了）。 三、关于“总部”一词，苏联所有的国外情报官员均属克格勃总部领导，一切 对国外情报站的指示均由克格勃总部发出，克格勃总部亦称“中心”。然而在实践 当中，“中心”通常是指国外情报活动的指挥部，而不是整个克格勃系统的指挥部。 本书中经常使用“中心”一词，多指的是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 本书由博士生导师王振西主译和校对定稿。参加翻译的专家还有：祝友三、何 学文、王然、张晓蓓、王仕凯、朱立新、张著蕾、高仁伯、王立群、王晓康、陆孝 修、刘静仪、田中、何鹏程等同志。翻译不当和谬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2001年10月 克格勃绝密档案 前言 本书是我与瓦西里。米特罗欣合作，根据他从克格勃国外情报档案中偷窃出来 的大量绝密资料（见第一章所述）写成的。在过去25年里，米特罗欣急切地渴望他 用12年时间冒着生命危险收集的这些材料能与世人见面。这本书就是从这种渴望中 诞生的。 米特罗欣收集的档案（以下称米特罗欣档案）包函有克格勃及其后继机构企图 匿藏或保密的大量情报。米特罗欣坚持认为，公开这些情报符合大众的利益，这无 疑是正确的。克格勃的国内和国外活动档案不仅是苏联及其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且也是它的敌对行动所针对的那些国家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走进克 格勃的档案，就不能充分理解它的活动。莫斯科公开宣称，这些档案确定无疑地表 明，苏联的对外情报部门“为祖国和人民忠实地、大公无私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 然而我们今天需要把这种被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 如同所有档案一样，克格勃的档案也需要根据以前的研究结果和相关文件进行 诠释。本书后面的注释、参考资料提供了十分详细的补充资料，有了它们便可以把 米特罗欣所揭露的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这些资料为他的档案的真实 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代号（也可理解为克格勃官员的“工作名字”）在本书中通常用大写（中文用 引号）表示。许多克格勃代号不止一次地使用过，在这种情况下，正文、注释和索 引明确指明是指的哪个人。需要指出的是，克格勃不仅给为它工作的人起代号，而 且还为它的目标人物和与它无关系的其他人（如西方国家的决策人）起代号。代号 并不是克格勃将某人当作已知间谍或内线、甚至是招募或影响对象的证据。 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持所谓亲苏观点的人绝大部分当然肯定与克格勃没有任 何关系。 克格勃档案中所确定的某些苏联间谍在本书中只能引用其代号，在少数情况下 他们甚至根本没有被提及，这主要是因为担心引起被控告的危险。就我所知，这种 省略并不影响任何一章的主要结论。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克格勃绝密档案 米特罗欣档案 本书是在作者大量接触了克格勃国外情报部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后撰 写而成的。这些档案是世界上最机密、保守最严密的档案之一，此举在历史上是前 所未有的。迄今为止，国外情报局，即现在的俄罗斯国家情报机关，仍非常自信地 认为不可能出现像这样的一本书。1996年12月德国《焦点》杂志曾报导称，一位前 克格勃官员“带着一份有上百名俄国间谍的名单”叛逃到了英国，国外情报局的发 言人塔蒂亚娜·萨莫利斯当即嘲笑此事为“纯属胡言”。“数以百计的人，根本不 可能！”她说，“叛徒可能得到一个、二个或许三个特工人员的名字但绝不可 能是数以百计的！” 虽然国外情报局用“不可能”这样一句话轻描淡写地使这个报导不了了之，但 是事实却远非如此。克格勃的叛逃者带给英国的不只是几百人，而是遍布全球的数 以千计的苏联特工和情报人员的详细资料，其中一些是隐藏得很深的“特工”，他 们用假的外国公民的身份做伪装。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所有为苏联从事 间谍活动的人，如今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1992年，当英国秘密情报 局帮助那位叛逃者秘密逃离俄罗斯的时候，他们不仅带上了这个叛逃者的家属，也 带走了六个箱子，其中装有至1984年他退休前十二年来，几乎是他每天记载的关于 克格勃绝密档案的详细材料，甚至还包括远至1918年的档案。这些箱子所包含的内 容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形容为“有史以来从一个情报人员手中得到的最完整、最全面 的情报”。 瓦西里·尼基季奇·米特罗欣，这位收集了此份非同寻常的档案的克格勃官员 现在已成为一名英国公民。他1922年出生于苏联中部，1948年开始了作为一名苏联 国外情报官员的生涯。当时，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前身）的国外情报部门与总情 报局暂时合并在一起，形成了情报委员会。1952年，当米特罗欣第一次被派往国外 执行任务时，情报委员会已经解体，国家安全部又恢复了与总情报局的传统的竞争。 在情报局工作的前5年，他是在一种极端多疑的气氛中度过的。当时正是斯大林执政 的最后时期，苏联情报部门受命在全苏联进行政治迫害，以防止任何铁托主义和犹 太复国主义的阴谋。尽管这些阴谋绝大多数都是臆想出来的。 1953年1月，有人公开指责国家安全部开展的追捕阴谋家的行动是“缺乏警惕性” 的。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发布的一则耸人听闻的通告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世 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西方情报机构一直在与一个由犹太医生组成的恐怖组织共同 策划一个阴谋，旨在“消灭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两个月里，国家安 全部力图通过追捕这一臆想中的阴谋的参与者来证明他们那高度的警惕性。实际k， 他们所谓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顶多也就是一场略作伪装的反犹太大屠杀。就在19 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前不久，米特罗欣受命调查《真理报》驻巴黎记者尤利·茹 科夫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这个人的妻子的犹太血统使他受到了怀疑。米特罗 欣感觉到斯大林残暴的安全主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打算将茹科夫卷人 杜撰的犹太医生阴谋。然而就在斯大林葬礼的几周后，贝利亚突然宣布该阴谋从未 存在过，那些被称为阴谋家的人也随之被宣告无罪。 到了1953年夏天，贝利亚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的大多数同事又团结在一起，原 因是慑于另一桩阴谋那就是贝利亚正在策划政变，企图夺取原来被斯大林占据 着的职位。7月，当米特罗欣在某外国首都访问期间，收到一封要求他亲自破译的绝 密电报。他惊奇地发现贝利亚已被指控犯下“反党、反政府的罪行”。后来他才听 说贝利亚在主要竞争对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秘密策划下，已于6月 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被捕了。在他的单人牢房里，贝利亚给他以 前的同僚们写了多封求饶信，苦苦恳求他们饶他一命： 给我一个不起眼的工作吧，两三年后，你们就会发现我已改过自新，仍然对你 们有用……在现在这种境况下，同时也因为光线差，又没戴眼睛，信写得稍微零乱、 潦草了点儿，请求同志们原谅。 因为不再害怕他，同志们仅仅把这当成是他惊惶失措后的笑料而已。 12月24日，有消息说，经最高法院审判，贝利亚已经被判处死刑。由于担心破 坏共产党政权的形象，他对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屠杀所应担负的责任和强奸过数名 未成年少女的记录不能被公开，他的罪名被莫须有地宣称是与英国及其他西方情报 部门勾结，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恢复资产阶级政权”。贝利亚因而成为继30年代 的雅戈达和叶若夫后，第三位被枪决的苏联安全长官，其罪名包括充当英国特务 （臆造的）。按照斯大林时代的传统，凡购买《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读者都被要求 用“一把小刀或剃须刀”将有关贝利亚的条文挖掉，代之以一篇关于白令海峡的文 章。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一直被人们广为 传诵，那次报告是对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次官方批判。赫鲁晓夫认为，对斯大林的 “个人崇拜”是导致“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党性原则、党内民主及革命法制的扭曲” 的根本原因。此次讲话由中央委员会通过秘密信函传达给克格勃内的党组织。米特 罗欣所属的支部用了整整两天时间讨论它的内容。他仍可以清楚地回想起支部书记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捷尼科夫（后来任克格勃驻芬兰情报站站长）的结论： “斯大林是个土匪广’听到这句话后，有些党员因为震惊或者是出于谨慎 而说不出话来，其他一些人则同意捷尼科夫的观点。虽然米特罗欣确信他们脑子里 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但没有人敢说出来，那就是“当这些罪行发生时，赫鲁晓夫 在那里？” 受这个秘密报告的影响，米特罗欣变得越来越敢于为自身的利益说话。尽管以 西方的标准来衡量，米特罗欣对克格勃运作方式的批评并不算严厉，但是他还是在 1956年被从行动部门调到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馆工作。在那儿，他的主要职责 是负责回答其他部门和各地方克格勃机关提出的咨询。米特罗欣发现，贝利亚的个 人档案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被销毁了，这样一来，他所收集的有关他以前同事的负 面资料便不会留下任何痕迹。1954至1958年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 洛夫曾非常尽职地向赫鲁晓夫报告说，贝利亚的档案中有很多“煽动性、诽谤性” 的资料。 一些曾在斯大林统治后期备受冷落的作品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重新出版，米 特罗欣是这些作品的忠实读者。1954年发表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新诗集，这 是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发表他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是从苏联革命前即开始文学生 涯的最后一位俄罗斯著名作家。这是斯大林死后发生在莫斯科的第一件文学领域里 的大事。这组题为《来自小说“日瓦格医生”的诗歌》的作品与一部尚未完成的长 篇巨著的简要描述一起发表在一份文学杂志上，这组诗将在那一长篇大作中出现。 完稿的《日瓦格医生》讲述了一位谜一般的男主人公从沙皇统治后期到苏维埃政权 早期的曲折人生。1956年，这本书被官方认定极富颠覆性，并被禁止出版。在小说 中，当日瓦格听到苏联革命的消息时，“他为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所震撼，觉得它 的深远意义将世代流传。”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更进了一步，他把作品中所显现出来 的对这一政权的精神虚无的感觉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来：列宁是“复仇的化身”，斯 大林是“长满麻子的暴君”。 帕斯捷尔纳克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第一位在国外出版作品从而逃避了被禁命 运的苏联作家。当他把《日瓦格医生》的打字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的代表詹乔科莫 ·费尔特里奈利时，詹乔科莫·费尔特里奈利忧郁地笑着对他说：“我在此特邀请 你届时观看我面对行刑队时的情景广’不久，迫于官方命令，帕斯捷尔纳克给费尔 特里奈利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从出版社撤回原稿；但私下里，他写信告诉费尔特里 奈利继续出版。1957年11月，《日瓦格医生》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并被译为24种 语言，成为畅销书。一些西方评论家称赞此书是继托尔斯泰1899年出版的《复活》 之后最著名的俄国小说。虽然莫斯科官方对《日瓦格医生》一书的成功十分震怒， 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却在195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发给瑞典文学院的电报中， 帕斯捷尔纳克称自己“非常感激、感动、自豪、惊讶和惭愧”。苏联作家协会的报 纸《文学报》则称他是“为了30块银币一一诺贝尔奖金而出卖自己人民的文学 犹大”。在官方的巨大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致电斯德哥尔摩称，“考虑到我所属 的这个社会赋予这一奖项的重要意义”，他不能接受该奖。 米特罗欣虽然不欣赏帕斯捷尔纳克，但他仍然认为官方对于《日瓦格医生》的 批判正好代表了赫鲁晓夫在文化上的野蛮意志。“文学和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 发展进程，”赫鲁晓夫蛮横地坚持说，“必须……由党来决定。”对于莫斯科文学 机构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新斯大林主义式的谴责，米特罗欣感到非常气愤，于是1958 年10月，他给《文学报》写了封匿名信。尽管信是用左手写的以便掩饰其笔迹，但 在一段时间里，他仍很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识破。米特罗欣知道克格勃的档案中保 存着大量经常用以追查匿名信作者的资料。他甚至担心，因为他封信的时候舔了一 下信封背面的胶纸，克格勃的实验室可能由此鉴别出他的唾液。整件事加深了他对 赫鲁晓夫的怨恨，因为他并未像1956年秘密报告中所表示的那样，开展一场全面的 反斯大林运动。他怀疑是赫鲁晓夫亲自下令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迫害，以警告那些 试图挑战他的权威的人。 那时，米特罗欣并不是一心要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是渴望出现一个比赫鲁晓夫 少一些斯大林时代印记的新领导人。到了1958年，谢洛夫的克格勃主席职位被他最 主要的批评者之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所取代。米特罗欣相信，期盼 中的新领导人出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仅40岁的谢列平就以游击队司令而 闻名。在1952到1958年间，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团）的领导人，他曾在赫 鲁晓夫的“处女地”运动中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去把荒芜的大草原变成适于耕作的 农田。尽管这些新集体农庄后来由于水土流失垮掉了很多，但从短期来看，这次运 动的成就还是相当辉煌的。苏联的新闻片中经常映出无数排联合收割机在麦浪起伏、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前进的画面。 正如米特罗欣过去所希望的那样，谢列平迅速在克格勃中树立起了彻底的改革 派形像，从共青团中挑选了一批精干的年轻人代替了许多老斯大林主义分子。米特 罗欣印像非常深刻的是，谢列平发表电视演讲的时候，只是非常简单地看一眼稿子， 然后就直接对观众演讲起来，不像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那样机械地读早已准备好的文 章。谢列平试图为克格勃树立一个新的公众形像，他在1961年时声称，“违反社会 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被彻底消除了……契卡主义者们（克格勃的官员们）可以问心 无愧地面对党和苏联人民。”米特罗欣对谢列平怀有深刻印像，还因为他对他的一 个亲戚非常照顾。 像他之前的贝利亚以及他之后的安德罗波夫一样，谢列平的雄心壮志远比做克 格勃主席更为远大。据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 当20岁的谢列平曾被人问起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他马上回答说，“当领袖！” 谢列平希望他的政治生涯能把他引向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这一职位，而克格勃只是 这一征途中的一块垫脚石。1961年12月，他离开了克格勃，但作为新成立的很有权 威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仍继续指导克格勃的工作。新任克格勃主席是 时年37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俾特内，他曾经是谢列平的部下。他 年轻但不如谢列平那样有闯劲。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谢米恰斯特内重新又开始销 毁那些能从中洞悉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斯大林时期的活动的档案材料，他下令毁掉了 有关清除中央委员会委员、高级情报官员和斯大林时期住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主义 者的材料。 米特罗欣一直把谢列平视为未来的第一书记，故此，当1964年谢列平成为打倒 赫鲁晓夫的政变中的领导人之一时，他丝毫也不觉得惊奇。然而，对贝利亚的记忆 仍十分鲜明地留在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人员的脑子里，以致于他们一时还难以接 受一位安全长官作为党的领导人。对于谢列平的大多数同僚来说，取代赫鲁晓夫成 为第一书记（后来的总书记）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是一个让人放心得 多的人物，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调和对立派别时很有耐心，尽管他也很善于 与他的政敌周旋。1967年勃列日涅夫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了，就抛弃了不 受欢迎的谢米恰斯特内，并让仍旧野心勃勃的谢列平坐上了冷板凳。谢列平被从苏 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降为相对来说影响力较小的贸易联合会主席。一来到他宽敞 的新办公室，谢列平就发现他的前任维克托·格里申在隔壁的房间弄了一个梅德维 杰夫后来婉转地形容为“特殊装备”的按摩室。作为对自己被降职的报复，谢列平 在莫斯科到处宣扬有关格里申性丑闻的故事。 谢米恰俾特内垮台及谢列平被贬之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接 任克格勃主席，成了主要的受益人。此人有一种他的一些手下所谓的“匈牙利情结”。 1956年匈牙利动乱期间，作为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他透过大使馆的窗户看着那些 令人痛恨的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官员被吊死在路灯杆上的情景时，满心恐惧。在那以 后，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旦倾覆是如 何迅速地走向终结。后来，当其他共产主义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196年在布拉格， 1979年在喀布尔，1981年在华沙）他确信，就像1956年在布达佩斯时那样，只有武 装部队才能保障它们的存在。自从1957年离开匈牙利，安德罗波夫一直任苏共中央 联络部的领导人，负责与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的联系。1967年他被任命为克格勃 主席，是第一位走上这个职位的党的高级官员。勃列日涅夫此举意在确保对安全、 情报系统的政治控制。安德罗波夫后来成为所有克格勃头目中任期最长，最具政治 手腕的领导人，他15年的克格勃主席生涯在1982年走到了最高峰：接替勃列日涅夫 担任总书记一职。 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任职期间，第一个重大危机来自‘布拉格之春”。捷克斯 洛伐克的改革者们试图创造一种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完全不能接受的非正统的“带着 人道主义面孔的共产主义”。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1968年8月华约武装力量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米特罗欣自己所谓“思想变化的漫长旅途”中的一个重要的 加油站。“布拉格之春”期间，米特罗欣被派驻东德。在那里，他可以从英国广播 公司国际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俄语节 目中听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报道，但是他却不能对其他任何人倾诉对布拉格改革 的同情之心。大约在苏联坦克进人布拉格前的一个月，一件事给他留下了特别深的 印像。一位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处（“特别任务”处）的官员维克托·利亚波夫上校 对米特罗欣说，他“要去瑞典几天”，但从他的表情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瑞典并不是 他真正的目的地。利亚波夫回来几天后告诉米特罗欣，第二天的《真理报》将刊登 一篇十分有意思的文章，暗示那与他这次任务有关。第二天米特罗欣在报纸上读到 有关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帝国主义分子的武器库”被发现的报道，他立刻意识到这 是利亚波夫和其他五处的官员故意栽赃陷害、刻意败坏改革运动者们的声誉。 “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不久，米特罗欣听了安德罗波夫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 霍斯特克格勃驻东德总部发表的一次讲话。像谢列平一样，安德罗波夫也是直接对 听众讲话，而不是像众多苏联官员那样盯着早已准备好的陈辞滥调的稿子念。安德 罗波夫有着一张严肃的面庞，银发背在宽宽的额头后，带着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 再加上他的学者风度，似乎与俾大林时期的恶棍贝利亚和谢洛夫有着天壤之别。他 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释比苏联公众所听到的要精辟得多。他坚持认为，那是保 障苏联安全和卫国战争后建立的欧洲新秩序的唯一办法。这种客观的政治需要，安 德罗波夫称，就连伟大的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那样的非正统人物也能够理解，尽 管他一开始对于布拉格的改革者们也表示了一定的同情。然而从华约的入侵中米特 罗欣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确信，捷克斯洛伐克“带着人道主义面孔的共产 主义”的灭亡证明了苏维埃制度是不可以进行改革的。时至今日，在他的心目中愈 加认为，那个他仍记忆犹新的稀奇古怪的神话形像，“一个长着三个脑袋的蛇”奴 役着俄国人民。这个奇怪的三个脑袋就是：共产党，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和克格勃。 从东德返回莫斯科后，米特罗欣继续收听西方广播，不过由于苏联采取电波干 扰，他必须频繁地改变波段，以便找到一个可以听清楚的电台。通常，他都是在听 完简短的新闻报道后就结束收听。在这些新闻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像的要属《时 事实录》中的内容。《时事实录》是1968年由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首次发行的地下出 版刊物，它主要传播一些与滥用人权做斗争的新闻。这个《实录》在头版头条刊登 了捍卫在苏联遭滥用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表述的自由。 随着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进行的斗争的日益加剧，米特罗欣看到了无数克 格勃实际上肆意操纵苏联司法制度方面的例子。他后来抄录下一份苏联最高法院院 长戈尔金于1967年12月寄给安德罗波夫的一封满篇阿决奉承的祝贺契卡成立50周年 的祝贺信： 苏联法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是同时成立的，但这不是促使我们 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们工作的同一性……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国家安全机关和法院在互相理解的宗旨下，在良好的职业关 系中，解决了所有复杂的工作。 米特罗欣在内部的秘密刊物《克格勃文集》和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中看到， 许多证据表明，安德罗波夫主张消灭各种形式的不同政见，并认为为人权而斗争只 不过是帝国主义在众多领域内阴谋破坏苏维埃政权所做的斗争中的一部分。1968年， 安德罗波夫签发了克格勃主席第005号令。“国家安全部门的任务就是对反对派在思 想领域的破坏活动展开斗争”，号召人们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者 进行更积极的斗争。这种积极斗争的一个例子使米特罗欣感到非常愤慨，这就是他 作为基洛夫芭蕾舞团的一个热心崇拜者，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中发现了对叛逃 的芭蕾舞明星鲁道夫·麦列耶夫进行迫害的计划。 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米特罗欣可以从克格勃记录和西方媒体上了解情况， 他的政治观念深受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影响。“我当时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他回 忆道，“但是我现在知道，那时的我并不孤独。”尽管米特罗欣从未想过公开地投 身于人权运动，但《时事实录》的事例与其他地下出版物促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 他要汇编一份秘密材料，来记录苏维埃制度的种种恶劣行径。于是，渐渐地在他的 脑子里产生了要把克格勃在国外的活动作一份个人记录的想法。 1972年6月，当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搬离位于莫斯科鲁比扬卡克格勃总部 （十月革命前曾为全俄保险公司）过于拥挤的办公室，迁人莫斯科东南部的雅瑟涅 沃，距外环公路半英里的一幢新建筑物时，米特罗欣的机会来了。由芬兰设计师设 计的这幢Y字型七层办公大楼的一侧为礼堂和图书馆，另一侧为一所综合医院、体育 馆和游泳池，漫山遍野的白烨树、绿草地，令人赏心悦目。到了夏天，还能看到成 片的小麦和黑麦地。克格勃的其他部门绝大多数在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拥挤的环境中 工作，雅瑟涅沃被称为“丛林”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带有一种羡慕而不是轻蔑的 意思。 随后的十年里，不论是在鲁比扬卡还是在雅瑟涅沃的个人办公室中，米特罗欣 单独负责检查和密封了近30万份还没有转移到新总部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档案馆中的 档案。管理档案期间，从目录的编辑和索引卡的填写中，米特罗欣就能够察觉出哪 些档案是这个或另一个办公室所需要的。除了米特罗欣，几乎没有哪个克格勃官员 能够花这么长的时间阅读、更不用说记录这个国外情报机构的档案了。除克格勃第 一总局档案人员以外，只有最高层官员才享有他这种无限制接触档案的权利，而实 际上这些人连阅读他记录的部分材料的时间都没有。 米特罗欣通常每周的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在他雅瑟涅沃的办公室度过。星 期三，他前往鲁比扬卡处理克格勃第一总局有关S局的绝密档案，S局负责管理特工 克格勃官员与间谍。这些人大多数为苏联国籍，在外国扮作外国居民以便掩护 自己工作。米特罗欣曾经回忆说，每一批档案都是在他的监视下，于星期四早晨放 人密封的集装箱运至雅瑟涅沃，抵达后再由米特罗欣检查一遍。与那些1972年迁入 新总部的部门不同的是该局又继续在鲁比扬卡驻留了十年。 这样一来，米特罗欣发现自己花在处理作为克格勃第一总局最高机密的S局档案 上的时间比处理苏联其他国外情报机关的档案的时间要多得多。在克格勃内部，特 工们保持着一种古怪的神秘仪式。每一位特工在被派驻国外前，都必须宣誓，誓辞 虽然好像有些夸张但也不失庄严： 我万分珍惜党和祖国对我的信任，对把我派往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最前线的决 定充满了强烈的感激之情……作为一名祖国有用的子孙，我宁愿牺牲也不会泄露托 付给我的秘密或致使秘密落入敌对势力之手，因为这将对国家利益造成政治上的损 害。我以我的生命宣誓，我将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苏联人民。 克格勃的档案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常被人称为“大特工”的传奇式的情 报人员在国外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二战以后，克格勃通过外交或其他官方掩护， 在外国国家的首都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情报网，他们在成立“合法情报站”的同时， 还成立了“秘密情报站”，试图再创它在战前的辉煌。 S局的记录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殊成就，克格勃的特工成功地伪装成外国人 的身份，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跨度很大，有哥斯达黎加的大使，有钢琴调音师，甚至 还有纽约州的州长。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克格勃的宣传资料仍把这些特工描述为 秘密情报部门武士精神的最高化身。已退休的英国的克格勃间谍乔治·布莱克1990 年写道： 只有那种有远大理想的人才能从事这一职业，虽然在这儿用“事业”一词可能 更合适。只有成就一番大事的情报部门才能要求它的官员们做出如此的牺牲。据我 所知，这就是为什么，至少说在和平时期，只有苏联的情报部门成立了“秘密情报 站”。 国外情报局延继了克格勃的这一传统。1995年7月，在美国出生的最著名的间谍 莫里斯·科恩死后一个月，叶利钦总统授予他“俄罗斯联邦英雄“的称号。 米特罗欣记录的S局档案展示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特工。克格勃第一总局中除 了那些在整个间谍生涯中一直隐瞒身份、严守职业纪律的忠诚官员外，也有一些人 在苏联宣传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像与西方现实生活的矛盾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S局记 录中有一种更为隐蔽的秘密，上面记录了在苏联的最后25年里，这些特工所从事的 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在华沙条约集团的其他国家中找出并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这种 反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颠覆活动”的卑鄙斗争不但是S局的任务，也是克格勃第一 总局下属其他部门的任务。 1972年，当米特罗欣开始编辑常人接触不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档案时，他异常 小心。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开始的几个星期，他回到家后每晚都努力回忆档案中 的名字、代号和关键的事件，并把它们记录下来。由于这样太慢也太笨，他放弃了 这种方法，开始用很小的宇在小纸片上做记录，再把纸片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 每天晚上，他从废纸中找出纸条并藏在鞋中偷偷带出雅瑟涅沃。渐渐地，米特罗欣 变得更自信了，因为他确信雅瑟涅沃的保安人员只是偶尔检查一下他们的手提包和 公文包，却从不搜身。几个月以后，他开始把档案抄在一般的公文纸上装，装在夹 克和裤子口袋里，带出办公室。 米特罗欣在抄录第一总局档案的这十二年中，不止一次地被扣留搜查，经历了 无数次九死一生的紧要关头。他时常发现（正如第一总局其他官员们一样）自己被 人跟踪不是七局（负责监视）的人，就是第二总局（负责反间谍）的人。在一 次被跟踪时，他正在逛迪纳莫足球俱乐部体育用品商店。令他惊恐万分的是，他发 现自己正站在两个英国游客身旁，这两个人很可能被监视他的人怀疑成是前来与他 接头的特务。如果被搜查，那么他身上的绝密档案的记录将顷刻间被发现。米特罗 欣迅速走向另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期望令监视他的人相信他的的确确是在逛商店。 当走向自己公寓时，他发现两个人站在位于自己九层公寓的门边，可走到门口时， 这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在第一总局有一条长期生效的规定，那就是第一总局的官员 必须上报诸如此类的可疑事件。然而米特罗欣却没有照办，他惟恐吸引他们的注意 力，促使去调查他曾被看见站在两个英国游人旁边的事实。 米特罗欣每晚回到莫斯科的公寓时，便把记录拿出来藏到褥垫底下。周末，他 把它们带到他亲属的一所离莫斯科三十六公里远的乡间别墅，并尽可能地把它们打 出来，然而记录越来越多，米特罗欣不得不被迫留下其中一些手抄的原稿。他把第 一批打字稿与记录原稿放在一个搅奶桶里藏到地板底下。别墅的地基建得比较高， 给米特罗欣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爬到地板下，用一短把铁锹挖洞。当他往里爬时，经 常与小狗、小猫打照面，挖洞时还经常惊动老鼠，但是他认为这种地方就连盗贼也 不会跟他进来；这也是他经常用来自我解嘲的一个办法。搅奶桶装满了，他又把记 录和打字稿藏到一个用来给衣服消毒的铁桶里。最终，他的档案装满了两个铁箱， 两个铝盒，所有这些，都被埋在别墅的下面。 有一个周末是让米特罗欣感到最不安的时刻，当他到达别墅时发现一个陌生人 藏在阁楼上，他立即回想起几年前的一起事件。那是1971年8月，作家亚历山大·索 尔仁尼琴的一个朋友无意间到他的别墅去拜访，索尔仁尼琴不在，惊动了阁楼上两 名可能在搜查颠覆性手稿的克格勃官员。其他克格勃人员迅速到达出事地点，并痛 打了索尔仁尼琴的这位朋友一顿。事后，安德罗波夫极轻蔑地通知索尔仁尼琴，克 格勃参与这件事的情况纯属杜撰。当米特罗欣到达别墅时，这件事在他脑海中仍记 忆犹新，因为他近来所记录的档案恰恰反映了克格勃计划迫害索尔仁尼琴的详尽细 节和克格勃希望通过西方媒体低毁索尔仁尼琴的名誉而采取的“积极措施”。然而 令他大为欣慰的是，阁楼上那个擅自闯人的人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暑假期间，米特罗欣在奔萨附近另一个亲戚的别墅里从事整理他所抄录的一批 批档案的工作。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身着农民的衣服，并用一个旧帆布袋来运送这 些记录。奔萨位于莫斯科东南630公里处，1918年夏天，这里曾经爆发过第一次农民 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暴动。 20世纪50年代，当索尔仁尼琴开始写作时，他告诉自己，‘他继承了所有追求 真理的现代作家的遗风”： 我写作只是为了确保它不会被忘记，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日后有可能知道它。 我必须把“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版我的书”这个想法从我的头脑中、从我的梦想中 赶出去。 正如米特罗欣把他的第一批手稿藏在搅奶桶里埋到别墅底下一样，索尔仁尼琴 最早期的手稿也用很小的字体写在纸片上，塞进一个空香按酒瓶子埋在院子里。 “反斯大林主义”早期，有一段短暂的宽松时期，索尔仁尼琴描述在古拉格（苏联 内务部劳改局）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才得以出版。这之后，他 为防止克格勃没收他的其他手稿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直到1974年他最终被驱逐 出境，。米特罗欣从没想过拿他自己与诸如布尔加科夫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文学巨 子相比。但是，像他们一样，他开始积累档案，“以确保真理不会被忘记，子孙后 代日后将会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在感情上对米特罗欣影响最大的是克格勃有关阿 富汗战争的档案。1979年12月28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一位由莫斯科选出的 阿富汗新领导人请求已经入侵阿富汗的苏联红军给予“兄弟般的援助”，并在 喀布尔电台天天播出他的前任，哈菲佐拉·阿明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经‘革 命法庭”审判，被处以死刑。米特罗欣很快就从源源不断涌人档案馆的有关此次战 争的档案中发现，实际上，在喀布尔总统府被假扮成阿富汗士兵的克格勃特种部队 袭击后，阿明是和家人及其随从一起被暗杀的。 有关克格勃在战争期间的大量档案经政治局和苏联统治集团的其他部门传阅后， 交由档案馆中的女职员们整理归档。由于量很大，她们有时一次就要送交多达30份 的档案，让米特罗欣审核批准。这些档案中记录的恐怖事件被小心地对苏联人民隐 瞒了。苏联的媒体也对在成千上万个阿富汗村庄里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彻底清剿 保持缄默，这些村庄现今已荒无人烟，到处残垣断壁。四百万难民背井离乡，一百 万阿富汗人死于战乱，而事后戈尔巴乔夫对此却仅用“错误”一词来不了了之。以 往在战争中阵亡的烈士总是伴着等候在那里的仪仗队与庄严的乐曲回到祖国。而这 一回，在这场战争中阵亡的1．5万名红军士兵的灵枢只是被静静地停放在苏联空军 机场，秘密地举行了葬礼，阵亡战士的亲属仅仅被告知他们的亲人已为“履行他们 的国际义务”而殉职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秘密埋葬在库兹明斯基公墓，正好在米 特罗欣父母坟墓的附近。他们的墓碑上不允许提及有关阿富汗的事。阿富汗战争期 间，米特罗欣第一次从他雅瑟涅沃的一位过于坦率的同事那里听到对苏联政策的公 开批评。一天，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一位上校问他，“难道战争没有令你羞于做一名 俄国人吗？”，“你的意思是说羞于做一名苏联人？”米特罗欣脱口而出。 米特罗欣1984年退休后，仍专注于对阿富汗战争的研究。退休后的头一年半时 间，他用来整理他的记录，摘出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材料，并用连续的叙述性语言把 这些材料汇集在了一起。戈尔巴乔夫1985年成为苏共领导人之后，号召“公开性”， 但是米特罗欣认为苏联的体制是绝不会允许公开有关这次战争的真实情况的。于是， 他想方设法要把这些档案记录转移到西方并在那里出版。 1987年5月28日，19岁的西德人马休斯·鲁斯特驾驶单引擎塞斯纳飞机由苏芬边 境进人苏联领空，飞行了450英里竟无人察觉，最后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上。在场的克 里姆林宫保安人员一时还以为鲁斯特是在拍摄电影，在整整一个小时的混乱之后， 他才被带走并关进了克格勃的列弗托沃监狱。这一事件使米特罗欣大受启发，他曾 设想过用克格勃运动俱乐部的微型飞机把他的档案带到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芬兰，但 他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米特罗欣在苏联瓦解之前曾拟定了一系列计划，其中最为切实可行的就是在当 地党委找个负责签发出国旅行许可证的关系，为自己及家人搞到出境许可，然后再 从列宁格勒到黑海敖德萨之间的旅行路线上选定地点，一旦旅行途中到达某个西欧 国家的港口停靠，米特罗欣就能与当局取得联系，并安排将其档案投进莫斯科附近 的一个废弃不用的死信箱里，再由某西方情报机构将其取走。但要想在旅行途中获 得足够的时间来详述他的故事并安排档案传递细节绝非易事，因为他很难避开始终 保持警惕的旅行团负责人的监视，并设法从苏联旅行团里抽身出来。米特罗欣最终 放弃了这个计划。 柏林墙在1989年11月轰然一声倒塌了，苏联集团也随之开始趋于崩溃，此时的 米特罗欣告诫自己一定要耐心等待机会，与此同时他在莫斯科公寓里将自己过去记 下的手写便条打印成稿，并在他的两幢乡间别墅里把文稿中有关克格勃第一总局主 要对像国家的资料整理成册，其中美国位居其首，在克格勃的术语中被称为“主要 对手”。1991年8月，苏联强硬派发动军事政变，企图罢免戈尔巴乔夫并恢复一党专 制的苏维埃国家体制，但最终以失败收场。米特罗欣和大多数莫斯科人一样对此大 感欣慰，这场未遂政变的首要头目竟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契科夫， 这在他看来并不足为奇。克留契科夫在1974年至1988年期间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 并从1988年至政变时担任克格勃主席。 尽管克留契科夫的人际关系要比大多数前任克格勃主席好得多，但他在克格勃 第一总局所担任的大部分角色都是米特罗欣所深恶痛绝的。在克留契科夫还是苏联 驻布达佩俾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的时候，他就坚决反对1956年爆发的所谓的匈 牙利“反革命”暴乱，此举受到了时任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注意。当安德罗波 夫于1967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时候，克留契科夫成了他的私人秘书。安德罗波夫醉 心于打击各种形式的“和平演变”，克留契科夫也是这一运动的忠实支持者。米特 罗欣所看到的材料表明克留契科夫在担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时，曾和克格勃五局 （反和平演变局）密切合作，打击国内外持不同政见者。他曾让五局的一个资深人 员I·A·马尔克洛夫担任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副局长，负责协调与五局共同“反和平 演变”的工作。1991年的这场未遂政变恰合时宜地使克留契科夫可耻地结束了他的 克格勃生涯。这场政变并没能挽救苏联及其一党专制的政权，反而加速了它的崩溃。 1991年10月11日，苏联时已分崩离析，其国家委员会取消了克格勃的现存体制， 以前的克格勃第一总局被重新变为俄罗斯联邦国外情报局，简称SVR，并独立于国内 安全局之外。尽管如此，国外情报局并没有完全抛弃其在苏联时期所担任的角色， 他们反而自视为前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继任者。米特罗欣曾见过国外情报局新任局长 叶夫盖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院士的有关材料，普里马科夫以前曾是世界 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又是戈尔巴乔夫身边有影响的对外政策顾问团成员 之一。这些材料证明普里马科夫早已被吸收进克格勃，化名为马克西姆，曾被频频 派往美国和中东执行间谍任务。普里马科夫随后又在1996年担任叶利钦政府的外交 部长，继而在1998年担任总理。 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联邦新划边界上相当薄弱的 边防检查，终于为米特罗欣携带档案材料潜逃西方开了方便之门。1992年3月，米特 罗欣踏上了由莫斯科开往新独立的一个波罗的海共和国首都的夜行列车，他随身携 带了一个行李箱，上面放着旅行所需的面包、香肠和饮料，下面放着换洗衣服，而 箱子的最底层则藏着他精心挑选出的一些手稿。第二天，米特罗欣悄无声息地来到 了英国驻该国的大使馆，要求与使馆“负责人”对话。在此之前，英国人给他的印 像是相当刻板并“略带神秘感”，但在大使馆里他却被前来接待他的“年轻、迷人、 善解人意”，并操一口流利俄语的年轻女外交官所深深吸引。米特罗欣告诉她他带 来了有关克格勃的重要材料。当他从香肠和衣物下面拿他的材料的时候，女外交官 为他要了一杯茶。就在米特罗欣品尝着有生以来第一杯英国茶的时候，女外交官看 了他带来的部分手稿，并就此向他询问。米特罗欣告诉她这只是大量人事档案中的 一部分，这些人事档案中包括有关克格勃在英国行动的材料。他还答应一个月之后 再返回大使馆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代表见面。 有了3月份轻易穿越俄罗斯边境的经验，米特罗欣勇气大增，在第二次到这个波 罗的海共和国首都时，他携带了2000页打印好的文稿，这些文稿是他事先埋藏在莫 斯科郊外的那所别墅下面的。4月9日清晨，他一到英国大使馆，就向秘密情报局官 员出示了他的护照、共产党党员证和克格勃养老金领取证明以证实自己的身份，同 时递交了他的大量打印文稿，然后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就有关他本人、他的这些文 档以及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等问题进行了说明。两个月后，米特罗欣应邀再次回 到英国大使馆商讨到英国旅行的事宜。5月初，英国秘密情报局驻莫斯科站向伦敦汇 报了米特罗欣准备在6月份乘夜行列车离开莫斯科的计划。6月11日，米特罗欣随身 携带一个帆布背包来到了这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首都，包里装着他档案中的另一部 分材料。在此以后他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进行了多次会谈，就其如何在该年秋季 到伦敦作进一步汇报进行了反复磋商。 9月7日，米特罗欣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的护送下来到英国。在离开了苏联解 体后近乎杂乱无序的莫斯科之后，伦敦在他看来简直就是“首都城市的典范”。即 便是他以前只在照片中见过的街上长长缓行的车龙，其间点缀着黑色的出租汽车和 艳红的双层巴士的情景，也足以证明伦敦的繁华。米特罗欣在伦敦市区和郊外非常 秘密的、没有门牌号的房间里接受了盘问。在此期间，他终于拿定主意离开莫斯科 到英国定居，并和英国秘密情报局达成协议：他吐露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并拿出全部 档案，英方则安排他的家人到英国。10月13日，米特罗欣潜回俄罗斯，为他的叛逃 作最后的安排。 199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75周年这一天，米特罗欣和家人来到他首次 和秘密情报局接触的该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首都，几大以后他们就来到伦敦，在英国 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这是一段甜蜜温馨的时光，米特罗欣感受到了自20年前开始 收集这些秘密档案以来从未有过的安静和从容，但时不时却有一丝脱离祖国的失落 感掠上心头。他知道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的祖国了，但这种失落感很快就消失殆尽， 尽管他仍然热爱着俄罗俾，但是他现在已是一位英国公民了。他用高级公民的铁路 票证到英国各地游览，从此他的眼界大开，他对英国的认识甚至比本地人还要深刻 得多。米特罗欣从1992年起，每周花数天时间整理他的档案，或把剩下的手稿打印 成册，或就这些档案回答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部门的询问。到了1995年底，他第 一次和克里俾托弗·安德鲁会面，讨论编辑出版此书。虽然《克格勃绝密档案》 （原书名《米特罗欣档案》译者注）一书没有出俄语版，米特罗欣仍坚持认为 克格勃的秘密历史是前苏联史的核心部分，俄罗斯人民也有权了解它。他在1972年 就有了这种想法，他还认为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的对外活动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们往往忽略这一点。 由于档案里的材料涉及到如此多的情报机构和安全部门，英国媒体没有透露有 关米特罗欣及其档案的半点消息，但其中的点滴情况还是令人不可思议地泄露到了 国外。在米特罗欣叛逃9个月后，美国得到了首份经过略微篡改了的有关这份档案的 介绍材料。1993年8月，美国一位喜爱调查的新闻撰稿人罗纳德·凯塞勒出版了一部 有关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畅销书，该书部分取材于联邦调查局的内部资料，该书有一 段简短但耸人听闻地提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一个前克格勃工作人员那里探得情 报，这名工作人员曾接触过克格勃档案’： 据他供认，克格勃在最近几年曾雇用好几百名，甚至可能有一千多名美国人为 他们从事间谍活动。这份情报如此明确，以至联邦调查局迅速查证了消息来源的可 靠性……到1993年夏天，联邦调查局驻各大城市的机构就已开始对此类案件进行调 查，并在联帮调查局国家研究室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策划应因策略。 凯塞勒没有指明由这位克格勃叛逃者证实的‘数百名美国人’中的任何一名，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证实了美国联 邦调查局曾收到准确情报，这份情报使其对前克格勃在美活动的调查工作取得了 “非常重要”的持续性进展。但他拒绝透露到底‘有多少人牵涉此案’。《时代》 杂志报道说这名克格勃叛逃者透露了‘类似的有关此案的情报’，这证明他曾是前 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工作人员，但同时又指明凯塞勒‘严重夸大’了‘近期’在美活 动的苏联间谍人数。 在米特罗欣的手稿里的确提到了‘好几百’名2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在美国活动 的克格勃官员、特工或是联络员的名字，但凯塞勒误把这个数字错误地当成是‘近 期’的，而不是苏联在美间谍活动的整个时期的间谍人员数量。虽然凯塞勒的这个 数字受到普遍怀疑，但关于这名克格勃叛逃者并没有去英国而是到了美国的说法却 没有人怀疑。以后再也没有关于这名未透露身份的叛逃者的进一步消息，媒体对这 个故事的兴趣也逐渐淡漠下来。 在以后的三年里，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没有再被泄露出去。但到了1996年10月， 法国通迅社有报道称，在1981年至1985年期间担任国防部长的夏尔·埃尔尼从1953 年至少到1963年间曾效力于苏联集团的情报机构，但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接到 法国安全部的调查报告后，却将这个丑闻遮掩起来，秘而不宣。“世界报”报道说， 从1993年起英国情报部门就陆续给法国安全部提供了‘一份大约300多名法国外交部 官员和驻外人员的名单，据说他们曾效力于苏联情报部门’。事实上，在由英国秘 密情报局提供给法国安全部的法国外交部官员和驻外人员名单，仅占米特罗欣抄写 的名单的很小一部分，例如夏尔·埃尔尼并未包括其中。而英法两国媒体对此事的 报道竟没有一篇将英国秘密情报局获取苏联派驻法国特工的名单一事和早些时候美 国凯塞勒关于一克格勃叛逃者曾广泛接触克格勃档案的故事联系起来。 1996年12月德国《焦点》周刊报道说，据‘可靠消息’，英国秘密情报局也曾 向德国安全局提供过一份和克格勃有牵连名单，上面有数百名德国政治家、商人、 律师和警官的名字。至此这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消息灵通人士被证实是一名曾广泛 接触过克格勃档案的俄罗斯叛逃者。《焦点》周刊稍后的一篇文章做了如下报道： 联邦检查官正在核实大量详细线索，这是有关至今仍隐匿在德国的前苏联秘密 机构-一克格勃谍报网的最新线索。在克尔斯鲁厄的调查员正集中审查那些受雇于 克格勃的继任者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而为莫斯科提供情报的人员，这些人可能在冷战 结束后又开始重新进行间谍活动。此项调查工作是根据一份有关克格勃特工的详尽 情报进行的，这份情报由一位俄罗斯叛逃者从莫斯科情报部门偷带到英国。在经过 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美国情报部1996年初将其中克格勃和德国有关联的所有情报 转交给了在科隆的德国安全局。 到了1997年7月，在奥地利又一次透露出了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里的一些情况。 奥地利的新闻报道引用了一份克格勃文件，这份文件在1963年被藏匿在萨尔茨堡郊 区的一个死信箱里，它为寻找一个代号为GROT的秘密武器库指明方位，该武器库里 藏有地雷、炸药和雷管，以备武装破坏活动所需。这份文件这样写道： 从萨尔茨堡市出来沿沙勒莫瑟·豪普茨拉塞大道走上158号国道，在离市界8公 里处，巴特伊施尔格拉兹方向前进，那里有一个大石桥横跨山谷。在到这座桥 以前，离开国道，向右转向一条沿山谷通向埃伯纳的地方公路；然后继续前行200米 到达公路左边金属护栏的尽头。在到达金属护栏尽头之后，马上向左转沿与路标相 反方向的一条乡村路前行。武器库就位于离公路和乡村路岔道050米处（约60步）…… 虽然这家奥地利媒体并未指明这份文件的出处，但它却是来源于米特罗欣抄录 的档案。这份文件还表明在1964年维修公路时，武器库的人口被盖住了，地表也被 抬升，周围环境也改变了。克格勃决定不再打开GROT武器库并将之转移位置。奥地 利当局在1997年企图找到这个武器库的努力也告失败。米特罗欣的手稿表明与此类 似的克格勃武器库和电台掩埋点散布在欧洲和北美各地，有的周围还设有陷阶。 在所有针对此事的新闻报道中，最能揭示米特罗欣档案的存在这一事实的还是 德国《焦点》周刊对此事的进一步报道。1998年7月，《焦点》周刊报道说，前克格 勃第一总局的一位上校曾接触过‘有关苏联特工的所有档案’，他把这些档案的手 抄本偷带出克格勃总部，并把它们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焦点》周刊报道称， 此人1992年叛逃到英国，而后英国秘密情报局将这些‘具有爆炸性效应’的手稿从 别墅里取出带回了英国。四年后，在一次代号为“周末”的行动中，英国秘密情报 局就该档案中有关德国的材料向德国安全局作了简要通报。《焦点》周刊的这篇文 章这样写道：‘该叛逃者向德国安全局提供了数百份有关莫斯科派驻西德间谍网的 线索。’据说一位‘德国安全局高级官员’曾对此作出评论说，‘我们对这名叛逃 者知道如此多的情况感到大为震惊。显然莫斯科方面掌握着难以计数的敲诈勒索材 料。’据报道，联邦德国安全局已经得到50例间谍案的线索，并着手对另外12例间 谍案展开调查。 但《焦点》周刊上的这篇文章受到普遍的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从俄罗斯一间 别墅里竟泄露出所有有关克格勃的绝密档案的故事本身听起来就是不可能的；另外 一个原因则在于《焦点》周刊所提供的这些情报中唯一的一份详细材料耸人听闻。 这份材料指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偶像’，前总理威廉·勃兰特在二战期间曾是一 名苏联间谍。德国国外情报局新闻处处长尤里·科巴拉兹认为有关勃兰特的这个故 事‘非常荒谬’，因而对此一笑置之。当问及按惯例国外情报局从不对被指称为俄 国间谍的个人发表评论，为什么对此事却一反常规时，科巴拉兹回答说： 在我们的“账单”上要是能有这么一位地位很高的政治家，那当然是不胜荣幸， 但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我们认为有必要否决这种杜撰，因为这种捏造可能会因 某种政治目的而被误用。 科巴拉兹对一位克格勃上校别墅里藏有秘密档案这一说法也同样认为是荒诞不 经而不予理会。他确信关于勃兰特的这个故事是出于前克格勃少校米哈伊尔·布特 科夫之口，他曾被苏联派驻奥斯陆情报站，1991年叛逃至英国。 尽管科巴拉兹关于秘密档案的看法是错误的，但他关于勃兰特不是苏联间谍的 判断却是正确的。米特罗欣的记录稿表明，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确实有一份关于勃兰 特的文件（代号为北极探险者），这份材料证实勃兰特在二战期间曾在斯德哥尔摩 向苏联派驻该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员传递过情报，但这份材料也清楚地表明勃 兰特也与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官员有接触，同时与列昂·托洛茨基的前任秘书也有来 往。此人是挪威人，被内务人民委员会视为苏联历史上的头号叛徒。而勃兰特向战 时同盟国的这三个国家提供一切情报的动机却完全是为了加速阿道夫·希特勒的失 败。他估计（这一估计是正确的）同苏联联系的最佳渠道是通过苏联驻俾德哥尔摩 的这个情报站。然而，被这份代号为“北极探险者”的文件推向尴尬境地的倒不是 勃兰特，而是克格勃。1962年，克格勃在获得赫鲁晓夫的个人同意之后，展开了一 次要挟勃兰特的行动。克格勃威胁勃兰特答应同他们合作，否则他们将拿出其在二 战时和苏联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的交往的证据，这将‘引发不愉快’事件，但他们 的勒索阴谋最终遭到了失败。 在这几年间，同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和奥地利反间谍局一样，从斯堪的纳维亚 半岛一直到澳大利亚，世界各国的安全部门和情报机构，也一直在审查米特罗欣秘 密档案提供的线索，但这些通常并未引起媒体的关注。这些线索大多用于反间目的 或澄清以前的悬案，或取消在克格勃时期就开始的一些行动而不是一味地 去调查起诉某人，但也有许多案件的定罪证据就是来源于米特罗欣的这份档案。 有一次，连米特罗欣本人也差点被要求出庭作证。一位叫罗伯特·利普卡的陆 军人员涉嫌此案，此人在60年代中期被分配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技侦情报单位） 工作，米特罗欣证实了此人的克格勃间谍身份。1993年5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德 米特里·德鲁金斯基假扮成一名叫‘谢尔盖·尼基京’的苏联总情报部派驻华盛顿 的官员，前去和利普卡接头。利普卡向他抱怨说早在25年前他就因为搞间谍活动而 负债累累，于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总共接受了‘尼基京’给他的1万美元。对以 前的间谍活动利普卡显得很自信，他告诉‘尼基京’说“法律追诉的时限已经过期 了”，但‘尼基京’纠正他说：“在美国法律中对间谍案的追诉是没有时限的。” 利普卡却回应说“无论从何种法律角度”，他“绝不会承认任何事情”。美国联邦 调查局随后对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调查，最后于1996年2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勒斯维 尔镇利普卡的家中将其拘捕，并指控他曾向苏联提供秘密文件。 由于利普卡拒不承认对他的所有指控，美国方面要求米特罗欣于1997年5月在费 城美国行政法庭审判利普卡时出庭作证。但正如《费城调查报》所说那样，利普卡 在法庭上的态度却出现了“惊人的转变”，“利普卡声泪俱下地承认了他曾给克格 勃特工传递过情报”。原来利普卡的律师诺纳德·F·奇德说服了他，让他在达成辩 护协议的条件下接受对他的指控，这样他将被判人狱18年，如表现良好还可能被提 前释放，这总比不停地申辩自己无罪而一旦定罪则将在监狱里打发余生强得多。尽 管法庭上从未提及米特罗欣的名字，但看来正是从米特罗欣的克格勃档案里获取到 的证据迫使利普卡改变了主意。他的律师对记者说：“我们很清楚这些证据极其重 要，但政府也明白他们不可能彻底查证此案池不会让这位秘密证人露面。”，这位 “秘密证人”正是米特罗欣。在利普卡招供之后，美国助理检察官巴巴拉·乔·科 汉承认道：“我们有一位非常敏感的证人，如果他必须出庭作证，则只能在玻璃墙 后面提供证词，而且必须用假名，但现在我们再也用不着非让他出面不可了。”利 普卡于1997年被判人狱，当时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里普·万式的间谍，我早在 许多年前就把这些事置之脑后了，从未想到竟在今天被查了出来。”利普卡最后被 判18年监禁，罚款1万美元，同时还得偿还先前‘尼基京’从联邦调查局资金里给他 的1万美元。 还有许多“里普·万”式的人物，他们对其在冷战时期间谍生涯的记忆很有可 能也将被米特罗欣档案“惊醒”。在以后的章节中将提到一些人，他们将被剥去伪 装。还有另外多起重要案件，现正在对它们展开积极的调查，但由于法律上的原因， 在他们被带上法庭之前还不能公布出来，这其中甚至牵涉到某些北约国家。虽然只 有极少数苏联间谍的代号出现在此书中，但一旦俄罗斯国外情报局着手展开对俄罗 斯情报机关有史以来最大、最复杂的一次损失评估时，它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 实，那就是它无法确定倒底有多少间谍在被米特罗欣指证之后，成为双面间谍。 每当米特罗欣抄录档案揭示出上述内容之后，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肯定就会对此 进行例行的损失评估，以确定所暴露的情报和造成的损害程度。国外情报局在1996 年对此发表了官方声明（1998年6月又对此作出强调），宣称所谓一名叛逃者很可能 将有数百名苏联间谍的名单提供给了所有的西方情报机构，纯属无稽之谈。这份声 明表明其损失评估的最后结论根本没有切中要害。看来直到1999年此书出版之后， 苏联国外情报局才真正了解了这种早已发生的情报大量流失的情况。 米特罗欣抄录的一些文件生动地描述了克格勃总部（习惯称“中心”）历来对 泄露其过去的国外行动情报的人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报复的事实。约翰·伯伦在 1974年根据苏联叛逃者和西方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出版了一本题为《克格勃： 苏联秘密间谍的秘密活动》的书，结果促使苏联提出了不下370次的损失评估及其他 报告。伯伦时任《读者文摘》高级编辑。米哈伊尔·科尔尼耶维奇·波洛尼克当时 正被派驻华盛顿，代号为“阿尔多夫”，他受命搜集有关伯伦的所有情况，并向中 心建议“低毁”他的手段。在克格勃试图低毁伯伦声誉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中， 大多是利用他的犹太人出身作手脚。他们捏造谎言说伯伦是某个犹太复国主义阴谋 集团的成员（这也是苏联散布谣言的一贯伎俩），但这个谎言看来在中东地区以外 几乎没有引起丝毫反响。 克格勃对其他几位根据伯伦的书撰稿的记者采取的报复行动则更富有想象力。 例如，当断定奥地利的新闻撰稿人曾采用《克格勃：苏联秘密间谍的秘密活动》一 书的材料来攻击苏联“爱好和平”的政策后，克格勃决定对他采取行动。他们预先 伪造好不同版本的奥地利公安局的空白“资料卡片”，再由克格勃第第一总局第一 处的报复行动专家在上面填写上一些捏造的条目，企图制造出奥地利公安局早就知 道这些撰稿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交往密切的假像，然后在奥地利媒体四处散发这些 卡片和照片。在米特罗欣的手稿里还列举出了克格勃还在其他国家对伯伦的著作采 取的针对性措施，其范围之广竟远至土耳其、塞浦路斯、利比亚、黎巴嫩、埃及、 伊朗、科威特、索马里、乌干达、印度、斯里兰卡以及阿富汗等国。 在其他几本有关克格勃的研究性书刊中，最让中心大为光火的是1990年出版的 《克格勃：从列宁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国外行动内幕》，该书取材于戈尔迪耶 夫斯基获取的克格勃文件和其他情报，由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奥列格·戈尔迪耶 夫斯基合著而成。戈尔迪耶夫斯基曾于1974年至1985年期间作为英国特工打入克格 勃内部。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克格勃对此书及其作者采取了对应措施（戈尔迪耶夫 斯基在撰写该书时就已被莫斯科判处死刑这一事实至少部分地说明了克格勃一直对 其恨之人骨。）然而，克格勃，尤其是其头子克留契科夫，对由安德鲁和戈尔迪耶 夫斯基合作出版该书采取了一种新的对应措施。1990年，克留契科夫签发了一份绝 密的“主席令”，强调对此制造影响活动和采取其他对应措施（这是“克格勃国外 情报局最重要职能之一”）的重要性，克留契科夫在“主席令”中指示“要更广泛 地利有档案材料”来宣传克格勃的“正面”形像及其“更值得称赞的事例”。 克格勃为了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而向西方作家提供档案材料的第一个渠道 就是约翰·科斯特洛。此人性情反复无常，是一位搞历史研究的英国自由职业者， 常以各种评判眼光来研究历史，对“阴谋理论”情有独钟。1991年，科斯特罗出版 了一本有关50年前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秘密飞往英国一事的书，此书取材于 由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挑拣出的克格勃档案，该书认为这一事件的关键在于由英国情 报部门一手策划的一个阴谋（此种观点对大多数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专家们来说是 难以使人信服的）。两年以后，科斯特洛在俄罗斯国外情报局顾问奥列格·察列夫 （前克格勃第一总局官员）的合作之下，又发表了一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情报 官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个人传纪，这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第一本源于克格 勃档案的书英国政府不想让人看到的克格勃秘密”。和前一本书相比，这本传 纪倒还很少受到质疑。此书在进人正题之前先对可耻的前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 克留契科夫及前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莱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启动 该项计划大肆恭维了一番，科斯特洛并加注对“俄国外情报局对出版该书所给予的 一贯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称“此书在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情 报史的研究上的坦率程度和客观性是前所未有过的”。 科斯特洛与察列夫联手撰稿奠定了以后其他经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挑选或许可的 俄国作家与西方国家撰稿人（其中包括在俄罗斯及西方国家都非常知名的历史学家 和一名退休的美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合作模式，美国皇冠书局最初曾出资赞助 科斯特洛与察列夫撰写此书，但随后又停止了赞助。此类出版物，所讲述的主题是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直至冷战初期的事件。在撰写每一册书时，都是由俄国外 情报局为作者们提供独家的绝密文件副本，这些文件是从克格勃档案中挑选出来的。 所出版的此类书刊迄今仍具有可读性，有时还能在里面看到一些新颖的重要材料， 甚至其中的几本书因其透彻的历史分析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像。这些书也存有缺 陷，但这并不能责怪作者，因为作者编撰此书时所依据的克格勃文件是由俄罗斯国 外情报局而不是作者本人挑选的。 俄罗斯所提供的档案有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例如，90年代，国外情报局为俄 罗斯和西方作家连续提供了克格勃最有名气的英国间谍吉姆·菲尔比的档案材料。 然而，为了维护菲尔比的英雄形像和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的名誉，国外情报局非常 小心地隐瞒了菲尔比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驻美国站站长（这是他作为苏联间谍的职 业生涯的顶峰）的情况。后来，菲尔比与他的不称职的指导员因经费问题和对他的 指导不当而发生矛盾，后者被不光彩地召回莫斯科。米特罗欣关于菲尔比的那部分 至今仍然被国外情报局认为不适于公开的记录第一次揭开了这段滑稽历史。 国外情报局曾经公开否认一些可能会使它陷人尴尬处境的档案的存在。俄罗斯 和美国的作者（其中一人曾经是第一总局的副局长）在根据国外情报局提供的档案 材料撰写修建柏林墙以前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在柏林的斗争情况时，要求查看克格 勃间谍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帕茨基（化名伊戈尔·奥尔洛夫）的档案。 国外情报局称，它没有使用这个姓名的间谍的任何记录。关于“伊戈尔·奥尔洛夫” 唯一的记录，它声称，就是在1965年这个人曾经去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在那里 他抱怨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折磨并向苏联寻求政治避难。虽然至今为止在国外情报 局的俄罗斯情报历史中并不存在这个人，但是科帕茨基的确是克格勃的一个间谍， 而且还是最受推崇的一个。米特罗欣抄录的关于这个人所谓不存在的档案显示，至 少曾经有23名指导员负责指导过科帕茨基的工作。 除了创意在西方出版一系列合作撰写的历史揭秘著作以外，国外情报局还在俄 罗斯的市场上推出了一些小型作品。1995年，为了纪念苏联对外情报机构成立75周 年，把自己视为它的后嗣的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根据克格勃时代那些不容批评的传纪， 出版了一部记载着75名情报官员所有这些人都被视为无所畏惧的英雄生涯 的书。1995年，国外情报局还开始出版一部多卷本的克格勃对外活动史，到1997年 时它已经讲述到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了。虽然这部情报历史巨著几乎可以称得 上是可靠的填补空白的宝贵材料，但是它也代表了经过选择和“卫生处理”的苏联 情报史观，它也保留了一些经过稀释的克格勃的传统阴谋理论。这部官方历史的文 学编辑罗里·扎莫伊斯基是前第一总局里的一位高级分析员，因其对世界范围内存 在的共济会一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的阴谋的崇信而闻名于中心和苏联驻外国的情报站。 1989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在共济会正面的背后》的书，书中指责共济会 会员对冷战的爆发负有责任。 国外情报局在为撰写过去行动的历史选择课题和资料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 展现苏联对外情报机构组织严密和高度职业化的形象，把它描述成一个与西方情报 机构职能相近，但是经常在同它们斗争中取胜的部门。即使对它在斯大林时期所扮 演的角色，苏联的对外情报部门也被描述成大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凶手。然而在30 年代后期，它的首要任务却是在国外追杀“人民公敌”。与这种做法相类似，国外 情报局还尽量把第一总局冷战时期在国外开展的情报活动与国内的克格勃机构侵犯 人权的行为区别开来。然而，事实上，在国内外开展的镇压“意识形态颠覆活动” 的行动是经过境密协调的。在1956年镇压匈牙利起义、1968年扑灭布拉格之春、19 79年入侵阿富汗和1981年迫使波兰当局解散团结工会的行动中，克格勃都扮演了主 角。与在苏联国内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有着密切联系的行动，是第一总局在苏 联集团其他国家中展开的“进步行动”和在西方国家里对苏联难民的迫害。到了70 年代中期，第一总局在西方开展的反意识形态颠覆行动，已经发展到对被认为违反 莫斯科制定的党的路线的西方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开展行动了。 关于这些行动和其他一些行动，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包括国外情报局至今不 愿公开的一些克格勃档案。国外情报局解密的档案只是60年代以前的文件，而米特 罗欣的档案记录几乎覆盖了整个冷战时代。许多档案至今在莫斯科仍然属于高度机 密。米特罗欣记录或整理的许多档案的原件可能已经不复存在。1989年，被安德罗 波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萨哈罗夫的大量的、多卷档案 中的绝大部分都被销毁了。此后不久，克留契科夫宣布根据《刑法》第70条（进行 反苏的煽动和宣传）受到指控的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档案也被销毁了。那么，米特 罗欣关于这些人的档案记录可能就成了唯一的见证。 因此，瓦西里·米特罗欣使拓展约翰·科斯特洛在1993年标榜的“在研究情报 历史上的开放性和客观性的新的先例”成为可能，其程度是克留契科夫和他的国外 情报局的接班人设想不到的。 克格勃绝密档案 从“契卡”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米特罗欣在克格勃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克格勃在苏联国内开展的行动，即使 对于它自己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一部让人难堪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后期，克格 勃（在那个时期称为内务人民委员会）是斯大林实施暴政的主要工具。它在和平时 期搞如此大规模的迫害行动，这在整个欧洲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克格勃官员在其莫 斯科的总部鲁比扬卡设有俱乐部，但这里甚至连用来放置前几任主席照片的陈列室 都没有。这儿与其说是一个声名显赫之地，还不如说是一个恐怖的发源地。以前， 曾有三人因涉嫌恐怖犯罪活动而被处决（这其中有的是真有其事，有的却只是虚构）， 其中金里克·雅戈达在1938年被处死，尼古拉·叶若夫在1940年被处决，而贝利亚 在1953年被处决。还有一个是伊万·谢洛夫，1963年开枪自杀。斯大林死后，克格 勃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研究更早的、富于神秘色彩和革命纯洁性的列宁主义的黄金 时代，以回避斯大林统治时期以及情报机构的那些杀人成性的负责人的血腥历史。 克格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布尔什维克起义后的第六周，也就是197年12月20日， 苏维埃第一个负责安全和情报的机构“契卡”的成立。在米特罗欣的任职时期 里，克格勃的官员总是称自己为“契卡主义者”。他们工资的发放不是在月初，而 是在每月的二十号（这一天是“契卡”成立之日），以此来纪念契卡的诞辰。克格 勃还把宝剑和盾牌作为自己的象征：盾牌保卫革命，宝剑打击敌人。在鲁比扬卡 （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外面，矗立着在波兰出生的“契卡”领袖捷尔任斯基的巨 型雕像。捷尔任斯基在很多传记中被尊称为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革命英雄”， 在反革命势力威胁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时，他曾经扭转乾坤。在大革命来临以前的二 十多年中，捷尔任斯基已经是一位职业革命者了，这其中有十一年他要么是蹲在沙 皇专制统治下的大牢里，要么是在服苦役，要么是被流放。克格勃训练手册引用他 的话说，一个“契卡”主义者应该“心地善良，沉着冷静，清正廉洁”。像列宁就 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工作狂，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号召人们为捍卫革命成果作殊 死斗争。在克格勃在雅瑟涅沃设立的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总部，人们顶礼膜 拜的对象就是始终由鲜花环绕、矗立于大理石基座上的呷斯基的半身雕像。 捷尔任斯基从克格勃前身规模小得多的沙皇保安队那里学会了很多谍报技 术，但克格勃对其神圣化的创始人的大肆赞誉却掩盖了这一点。在利用渗透和密探 方面，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保安队有关技术的较为精确的第一手资料。早在1913年7月， 列宁就与他的两个主要副手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以及国家杜马 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主席罗曼·马利诺夫斯基就向沙皇保安队渗透的难题交换过 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必须找一个较隐蔽的保安队内线来与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保持紧 密联系。结果，这种联系甚至要比列宁所想象的还要紧密。这个内线就是马利诺夫 斯基。但是后来由于保安队的档案泄露了他的身份，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时候， 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花园里被枪杀了。 “契卡”对其对手的渗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归因于他们模仿了马利诺夫 斯基和其他沙皇专制工具的手段。“契卡”最早的工作手册《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 和《“契卡”情报工作方法简介》的作者德米特里·加甫里洛维奇·叶夫谢耶夫在 写作之前对沙皇保安队的谍报技术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像捷尔任斯基一样，叶夫谢 耶夫也认为，尽管“契卡”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机构，但是“契卡”还必 须不断地向资产阶级情报机构学习，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技术手段。 “契卡’阜期的任务主要是对内的。捷尔任斯基形容它是“一个用革命的手段 来对付反革命的机构”，所谓“反革命”是用来称呼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和 “阶级敌人”的名称。但就在“契卡”刚成立不几天，它即尝试性地进行了一些对 外情报的收集工作。第一个派往国外执行情报任务的人是阿列克谢·富罗洛维奇· 挪波夫，很遗憾的是他没有被克格勃历史学家树立为英雄形象，因为他的所做所为 与这些历史学家们所坚持的列宁时代的英雄形象不相符。菲利波夫生于1870年，曾 经参加过律师培训，十月革命以前一直从事报纸发行工作。1917年底，他被捷尔任 斯基选中，以记者和商人的身份被派往芬兰执行情报任务。1918年1月临行前，他做 了“为了革命，不需要任何报酬，我将把我在工业界、金融界，特别是在保守派 （民族主义者）圈子里获得的信息传递给你们”的书面承诺。 l月4日苏联公开承认芬兰独立（在这之前，芬兰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然后 又立即对它实行颠覆政策。月底，由俄国陆军和海军驻赫尔辛基的卫戍部队支持的 芬兰共产党搞了一次暴动，共产党控制了首都和芬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是，芬 兰共产党很快又受到前沙皇官员卡尔·曼纳尔海姆将军领导的芬兰民族主义防卫部 队的挑战。菲利波夫的主要任务是摸清并报告有关曼纳尔海姆与德国交往的情况以 及支持暴动的海员的倾向。由于德国在1918年4月上旬开始插手芬兰事务，所以共产 党领导的暴动和菲利波夫的苏维埃国外情报员的短暂生涯在4月底就走到了尽头。 1918年5月，俄国爆发了内战，并持续了两年半。在这期间，布尔什维克为了保 卫政权而不得不与强大却四分五裂的白俄军队展开激烈的斗争。在所有这些反对力 量的背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精心炮制的一场巨大的阴谋。 列宁在7月份声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针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场有步骤、有计划、 显然还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军事和经济上的反革命运动，英法帝国主义的代表们已为 此准备了好几个月。”而实际上，尽管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外都有很多敌人， 但并不存在这种经过精心设计、协调一致的谋求颠覆它的帝国主义阴谋。 “契卡”宣称，在内战期间，他们揭露和粉碎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企图颠 覆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重大阴谋：第一个便是发生在1918年夏天的“‘特使’阴谋”， 也被称为“洛克哈特阴谋”，其幕后策划者是英国年轻的外交官罗伯特·布鲁斯· 洛克哈特。1979年出版的一份克格勃历史材料这样写道：“毫不夸张地说，当年 ‘契卡’对阴谋家的粉碎性打击简直可以与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媲美。” “契卡”在1918年也正是这样声称的，同时也是米特罗欣的大部分同僚在半个多世 纪以来一直津津乐道的。然而，实际上发动“‘特使’阴谋”的却不是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联盟，而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敢于冒险的特务分子。他 们趁着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期的混乱自作主张地发动了这场阴谋，旨在推翻布尔什维 克政权，而最终却成了一次滑稽的、愚蠢的行动。其中最著名的特务要算英国秘密 情报局（当时被称为MIIC）的锡德尼·赖利。他的功绩中既包含了激动人心的冒险 行为，又包含了粗俗可鄙的成份。由于他越来越倾心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所以 后来被英国秘密情报局开除。赖利是1918年5月7日以一种奇怪而很有特色的方式进 人莫斯科的大摇大摆地来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自称是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的 特使（而实际上，首相以前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人），要求拜见列宁， 但遭到了拒绝。 “‘特使’阴谋”最精彩之处还在于，这个阴谋不是由特使或他们的特务们亲 自策划的，而是“契卡”为给西方阴谋家设置陷阶而策划的。在1918年8月“契卡” 官员扬·布伊克斯假冒为一个名叫施米德赫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谋反者，成功地使洛 克哈特·赖利和法国总领事相信守卫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团团长爱德华·别尔津 上校（他实际上是“契卡”的密探）准备发动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义。为了支 持别尔津所谓的起义，赖利给了他120万卢布的巨款，但别尔津很快就将这笔钱转交 给了“契卡”。赖利的起义计划经常改变。有一次他甚至想象亲自率领一支拉脱维 亚特遣队直扑大剧院后台，活捉正在那里召开苏维埃会议的列宁、托洛茨基及其他 苏维埃领导人，并当场枪毙他们。赖利还很喜欢另一个计划，那就是不杀掉列宁和 托洛茨基，只是剥去他们的裤子，让他们穿着内裤在莫斯科大街上游行，以此“让 世人来嘲笑他们”。 由于后来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赖利的想象永远不能实现了。8月30日，彼得 格勒“契卡”领袖莫依谢·索洛莫诺维奇·乌里茨基被一位名叫列昂尼德·卡内吉 瑟的劳工社会党温和派的前成员暗杀。同一天，在另一起袭击中，列宁遭到社会主 义革命党成员法尼亚·卡普兰的枪击并受重伤。在经历了这两次枪杀事件后，捷尔 任斯基决定结束“‘特使’阴谋”，“契卡”应对这次阴谋的设计和安排负主要责 任。9月2日，有关方面声明，“‘契卡’已经粉碎了一起由英法外交官策划的阴谋 这些外交官们通过贿赂苏维埃政府军，组织抓捕人民委员会成员，并企图宣布 在莫斯科建立军事独裁政府”。可以断言，声明肯定没有提及贿赂计划的具体事实， 也没有提及军事政变是由“契卡”自己策划的，更没有提及这些外交官是受了“契 卡”的间谍所使用的沙皇保安队的间谍手段的蒙骗而被卷人这场阴谋的。 9月5日，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以及彼得格勒党的领袖再次发表声明，宣称 英法阴谋家是企图杀害列宁的组织者和杀害乌里茨基的真正凶手。但是，捷尔任斯 基并没有揭露赖利准备脱掉列宁和托洛茨基裤子的企图，尽管这样可以引起人们的 注意，或使人们更加相信是西方国家参与了杀害列宁的阴谋。他之所以不敢这样做， 是因为这样会让人们嘲笑列宁。 在谋杀列宁事件、暗杀乌里茨基事件及“契卡”宣告粉碎“‘特使’阴谋”之 后，苏维埃宣称进人“红色恐怖”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忙于内战、对付反革命的同 时，“契卡”也对革命政权的敌人大搞恐怖活动。在谋杀列宁的事件发生的三周前， 列宁还亲自给奔萨州（有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写信，要求他们对反革 命分子进行公开处决，‘争取让周围数百公里的人们都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在他康复期间，他还指示“秘密地、紧急地为制造恐怖气氛做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10月15日，乌里茨基在彼得格勒的继任者格列普·伊万诺维奇·博克自豪地向莫斯 科报告，已经有800多名可疑的反革命份子被枪决，还有6229名被监禁。在彼得格勒， 被捕或可能已被处决的人中还包括“契卡”第一任国外情报员菲利波夫。处决他绝 不是因为在执行“芬兰任务”时的失败，而是由于他所具有的资产阶级血统，因为 在“怀疑一切”的“红色恐怖”时期，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他是人民的敌人；20年 后，博克自己也成为更为偏执的俾大林大恐怖时代的牺牲品。 曾经参与策划“特使阴谋”的“契卡”密探别尔津和布伊克斯，最后也成了他 们自己的骗局的受害者。刚开始时，别尔津的事业还是相当成功的。由于他从事密 探工作时表现出色，曾被授予“红旗勋章”，不仅加入了“契卡”，后来还成为科 雷马金矿劳改营的领导（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该劳改营中工人的死亡率在苏联内务 部劳改局里名列前茅）。1937年，他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捕，继而被枪毙。当时具体 给别尔津加了些什么罪名无从知晓，但其中有一条是说他曾于1918年勾结过西方阴 谋家。在斯大林主义者对“特使”阴谋所做的幻想一般的解释中，别尔津的同谋者 布伊克斯（化名为施米德赫）被描述成公开的反革命，而不是执行别尔津命令的 “契卡”官员，甚至在米特罗欣早期的克格勃生涯时期，克格勃的秘密历史也是持 这种解释。由于布伊克斯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得以安然无恙地度过红 色恐怖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对克格勃档案的解密，才重新确定了施 米德赫的真实身份和他在1918年所起的真正作用。 在米特罗欣整个特工生涯期间，克格勃历史学家们都始终认为，所有针对年轻 的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和进攻，都是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 阴谋的表现”。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勾结的话，那么苏维埃可能 早在内战时期就已败下阵来。1919年，只要有两三个师的西方国家的部队在芬兰湾 登陆，就能够强行进人莫斯科，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后，连两三个师也找不到。那些干涉红军的美、英、法、日军队只是起到了使白 俄声誉扫地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帮了布尔什维克的忙。虽然他们数量太小，影响不 了内战的结果，但足以让布尔什维克把它们描述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总之，很 多布尔什维克成员都相信，在内战期间他们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全力进攻。这种 错觉在整个斯大林时代甚至在以后的时间里一直影响着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态度。 “契卡”在国内外的间谍行动不仅深受沙皇保安队的传统影响，还受布尔什维 克在地下活动时期所取得的经验的影响。很多布尔什维克已经习惯了1917年以前那 种隐瞒自己身份的生活，以至于十月革命后，他们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化名，其中有 俄国贵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的假名一直是“列宁”；还有一直 被称为“斯大林”的格奥尔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列宁” 和“斯大林”保持着许多在地下工作期间形成的思考问题的习惯。在极度敏感的事 情上，“列宁”要求他所作的指示绝不允许留任何副本，原件要么送回他那里销毁， 要么由收件者直接销毁。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他的指示并没有被完 全执行。 斯大林在20年代还在窜改他革命前的履历，包括具体的出生年月。他确切的出 生年月（1878年月12月6日）直到1996年才被公开。米特罗欣在一次参观“莫俾科总 档案局”的秘密部门时，偶尔发现了一份有关朱加什维利在沙皇保安队时的档案， 其封面和标题都采用标准的保安队档案的格式，但当他再看里边时，发现内容已全 被取走，极有可能是保安队掌握了有关年轻时的朱加什维利的负面材料，而斯大林 却抓机会把这一文件毁掉了。苏维埃政府保存档案的典型形式是：自档案被永久性 地存人档案册之日起，它的封面就会一直被保留着。米特罗欣怀疑，取走档案内容 的人很可能就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干的，后来被除掉了，因为这样可以保证这个秘 密不被泄露。斯大林最想毁掉的是他在保安队充当密探的有关证据。尽管缺少确凿 的证据，但是一些蛛丝马迹还是可以找到的。根据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档案》中发 现的一个保安队成员的报告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巴库布尔什维克曾指控朱 加什维利（即俾大林）不仅是保安警察，还是密探，并曾挪用过党的公款。 1918年，在内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依据布尔什维克惯于隐瞒身份的习惯，“契 卡”以不同的化名和各种各样的伪装方式向敌人后方派遣官员和特务来收集情报。 在1919年7月之前，由于被派遣的特工众多，以至于根据需要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秘密 指挥机构（后来成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下属的S局）。克格勃秘史称，从此以后这些 “特工”行动成为“克格勃对外情报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20年12月20日， 也就是“契卡”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契卡”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对外机构外国 科，负责指挥苏维埃在国外的所有行动。在苏俄早期，由于这个共产党国家被排除 在国际社会之外，与外国的官方来往很少，不可能为公开的情报站（在“契卡”行 话中被称为“工作站”）提供更多的掩护，因此主要靠秘密行动来获得情报。在外 国首都建立的外交和商务使团都有一个公开的情报站，它们由一位官员领导，这名 官员的身份只有驻该国大使或使团领导知道。而地下情报站中的情报人员没有外交 或其他官方身份的掩护，他们直接归莫斯科的外国科领导。 在1918年到1920年的内战期间，与“契卡”在帮助红军战胜反革命军队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相比，国外情报活动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但就像后来的克格勃一样， “契卡”也喜欢用数字来表示自己的成绩。1919年秋天，很可能就是内战的转折点， “契卡”得意地宣称，在它成立后的十九个月中，它共发现和消灭了412个反苏维埃 的地下组织。“契卡”对付反对派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恐怖。尽管没有具体的数字 来说明到底有多少人成为“契卡”的牺牲品，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是对付其 政治敌人的残忍程度，还是杀害政治敌人的数量，“契卡”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沙 皇保安队。1901年，有4if3名政治犯被国内流放，其中仅有180名服苦役。只有那些 杀人犯或企图杀人的政治犯才被处决。然而，在内战期间，大概有25万人遭“契卡” 处决，这远远超过了死于战争的人数。 十月革命时期，列宁从来没有想到，他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会让保安队 以新的、恐怖色彩更浓的形式再次出现。他在1917年夏基本写完的《国家与革命》 一p中声称，革命胜利以后，社会将不再需要警察部门，更不需要政治警察了。尽管 有必要“靠过去被奴役的大多数民众去镇压少数剥削者”，但相比之下，这种镇压 就“容易多了”。建立在资产阶级秩序的迅速瓦解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只 需要建立最低限度的法规制度和官僚机构。但列宁从来没有想到，以人民的名义进 行的革命会遇到大规模的反抗；不过，既然夺得了政权，他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捍 卫它。他常说，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捍卫“人民政权”，但是他从不接 受这样的现实，即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一党专政国家的永远正确的领袖。 苏联时代的最后几年里，在靠近鲁比扬卡的地方用巨大的花岗岩修建了一个纪 念碑，但这花岗石并非采自斯大林的古拉格，而是采自列宁在1918年秋建立在白海 沿岸的集中营，以此来纪念“极权主义镇压下的受害者”。许多“契卡”成员都把 对其阶级敌人的残忍当成一种革命的美德。据一份莫尔普斯克的“契卡”的报告称： 那些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敌人毫不留情；那些竭力保护穷苦大众的 人，必须硬起心肠，放弃怜悯，冷酷无情。 甚至在苏维埃为其政权存亡而进行殊死斗争的内战期间，也有很多支持苏维埃 的人对“契卡”的残暴感到极端厌恶。很多“契卡”成员（他们很多人只有十几岁） 都曾使用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手段来折磨人。在哈尔科夫，他们将受害者手上的 皮剥下来做成人皮手套；在沃罗涅日，他们剥下罪犯们的衣服，把他们塞进钉满钉 子的木桶里，然后转动木桶；在波尔塔瓦，他们将神父钉死在木桩上；在敖德萨， 他们将抓获的白军军官捆在木板上，然后慢慢地送人熔炉；在基辅，他们把成笼的 老鼠固定在罪犯身上，然后再慢慢加热，直到老鼠钻进他们的腹腔为止。 尽管列宁不赞成这种残暴行为，但他对由捷尔任斯基来纠正这种“过度暴力” 表示满意。他对“契卡”的残暴行为置之不理，反而对其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大加 赞赏。他声称，“契卡”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它是“对付由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 组织无数次的阴谋和无数次反苏企图的有力武器”： 俄罗斯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们，我们知道你们不可能喜欢我们的政权，的确， 你们不喜欢它！但是当你们把杀我们的时候，当你们围攻我们的时候，当你们在国 内组织一系列阴谋，极尽所能破坏我们的和平事业的时候，我们的“契卡”已经能 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还击你们的一切阴谋诡计了！ 捷尔任斯基档案中的一些绝密文件附有一条规定，只能制作十个副本：一份送 给列宁，其余交给“契卡”各部门的领导们。列宁对“契卡”事务的干预深人到了 具体的操作细节，甚至就如何进行搜查和监视，他都向捷尔任斯基作了具体建议， 还指导他说，逮捕最好在夜间进行。列宁甚至天真地想使用一种新的技术来帮他们 搜寻反革命份子，他让捷尔任斯基制作一个大的电磁铁，以便在逐户搜查中发现敌 人的秘密武器。这种方法已经尝试过，却没有成功，然而捷尔任斯基还是很难让列 宁相信“磁铁在搜查中没有多大用处”这样一个事实。 列宁十分关注“契卡”所使用的间谍手段，有时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但更重 要的是他确信“契卡”在对付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份子、维护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 国家政权中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1921年8月，苏联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美国救济 协会为苏联数百万饥饿的人民提供的粮食援助，但他们却对此种援助深表怀疑，足 见列宁和捷尔任斯基是多么地害怕帝国主义的破坏。列宁坚信，美国救济协会是美 国进行情报活动的一个幌子，因此下令对美国救济协会的所有成员进行最严密的监 视。美国救济协会开始活动后，列宁又认为他们肯定是在以提供食品为手段来搞颠 覆活动。列宁对捷尔任斯基的副手约瑟夫·斯塔尼斯沃维奇·翁什里赫抱怨说“外 国特务正大规模地贿赂那些穷国浮倒的多卞’．官（列宁加的着重号L这其中潜伏着 危机”。列宁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满足‘契卡’官员的衣食等基本需求”，只有这 样才能让他们挡住帝国主义的各种诱惑。 尽管当时美国还没有和平时期的情报机构，但是“契卡”却说美国救济协会负 责处理欧洲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的300名工作人员中有200名实际上是秘密的情报 官员，“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反革命暴动的一流的指导者。”“契卡”还说，美国救 济协会当时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食品站，以便“在政变中随时为白色政权提 供食品援助”。列宁把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对付美国救济协会上，而对因饥饿而 濒临死亡的约500万俄罗斯和乌克兰人的生命却置之不顾。1922年，美国救济协会每 天要为1］00万名饥民提供食品，如果没有美国救济协会的这种大规模的食品援助， 饥荒所带来的影响就会更大。甚至在美国救济协会离开之后，苏联情报机构还一直 认为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间谍组织，而并不是一个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在此后的25 年中，所有幸存的曾受雇于美国救济协会的俄罗斯人都被迫承认他们曾经为美国当 过间谍。 过份地认为西方政府和它们的情报机构是搞残酷的阴谋的观念一直影响着列宁 时代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重点，这一影响在斯大林时期更为严重。为了更确切地了 解苏联情报机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活动情况，经常需要进人一个扑溯迷离的世 界，在这里，情报机构的工作目标既可能是布尔什维克幻觉的产物，也可能是真正 的反革命阴谋的产物。苏联的这种对阴谋理论的偏好，一方面是一党专政政权固有 的本性，另一方面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所有的独裁政权都认为反 对派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反对派所从事的都是颠覆破坏活 动。布尔什维克的思维甚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权肯定都企图通过阴谋活动来颠覆 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工农政权。如果他们不是在进行明目张胆的军事进 攻准备，那么他们的间谍机构肯定就是在进行秘密的阴谋活动，企图从内部颠覆苏 俄政权。 外国科的前两任科长的任期总共仅有18个月。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 瑟尔是苏联第一位功绩卓著的对外情报机构长官。他于1922年被任命为外国科科长， 这无疑是经过列宁亲自认可的。特里瑟尔是俄罗斯籍犹太人，1901年他就成了一名 职业革命者，那年他只有18岁。跟捷尔任斯基一样，他早期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 在流放或者在监牢中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专门负责追查混在布尔什维 克流亡者队伍中的秘密警察。1918年，他在“契卡”工作的时候，被一群“土匪” 抓住吊在树上，就在快不行的时候被经过那里的红军砍断绳索，救了过来，他因此 而小有名气。跟他的继任者不一样的是，特里瑟尔有时候会到国外去与外国科的官 员们会面。至少到他1923年3月由于第三次中风而无法继续工作之前，列宁一直对外 国科的汇报非常重视，虽然有些情报有时候并不太准确。比如说，他曾就外国科19 22年从阿瑟·兰塞姆（他是“契卡”早期少有的几个英国信息提供者之一，后来成 为著名的儿童小说家）那里获得的有些不太准确的消息专门作出批示，称那些消息 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是真实的”。 经列宁批准，外国科早期对外工作的重点如下： 一、弄清各国内部反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 邦共和国的反革命集团； 二、彻底查清所有对付苏联的情报机构； 三、弄清各国的政治方针和经济形势； 四、获取以上各方面的文献资料。 内战后，列宁和“契卡”最迫切关注的“反革命集团”是已经被打败了的白军 残余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1920年后期，当最后一股白军离开俄罗斯以后，他们实 际上就再也没有机会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严峻的挑战了。但列宁却不这样认为。 他宣称：“一支被打败的军队会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很多教训。”他估计当时可能 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流亡者：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已经摒弃前嫌，相互勾结…… 他们充分利用 一切机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对付苏 俄、粉碎苏俄政权……这些反革命流亡分子信息灵通。 组织严密，具有良好的战略眼光。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中期，外国科的主要目标是针对流亡于柏林、巴黎和华 沙的“白色禁卫军”。他们一直在企图颠覆布尔什维克政权，只是这些阴谋所产生 的实际影响比列宁想象的要小得多。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最关注的其他“反革命”威胁来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 者，他们为了赢得自己的独立，既与红军作战，也与白军作战。1920年冬天和1921 年春天，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的暴动席卷了整个乌克兰农村。甚至在红军和“契 卡”“平息”了乌克兰暴动之后，流亡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游击队还继续越过边界 搞袭击活动。1922年春天，乌克兰国家政治部接到情报说，西蒙·彼得留拉的乌克 兰流亡政府建立了一个由尤尔科·图提尤尼克将军领导的“游击队总部”，该总部 派了一些间谍前来乌克兰建立地下民族主义组织。 国家政治部奉命不仅要收集有关流亡的白色禁卫军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 情况，还要对他们进行渗透和破坏。对付这两个反对派的策略都是一样的建立 一个在国家政治部控制下的假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将其作为诱饵，把图提尤 尼克和白军的主要将领引诱回乌克兰。 引诱图提尤尼克回乌克兰的第一步行动（该行动的代号为“案件39”），是逮 捕扎亚尼图提尤尼克的“特别任务”军官之一。1922年扎亚尼在越过边界时被 抓获。被国家政治部成功地策反后，扎亚尼被送回到图提尤尼克的总部。他谎称在 乌克兰已经建立了一个秘密最高军事委员会，现在急需在图提尤尼克的领导下建立 一个作战指挥部，以便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图提尤尼克非常谨慎，没有立 即回去，而是派了几名特使回去参加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特意安排的几次会议。会上， 装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国家政治部官员谎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发展很快， 一致声称急需图提尤尼克的领导。作为特使之一的彼得·斯达赫夫与图提尤尼克关 系甚为密切，他也跟扎亚尼一样，为国家政治部所收买并成为双重间谍。 劝说图提尤尼克本人返回乌克兰的努力最后终于在1923年6月26日取得了成功。 图提尤尼克与他的助手和保镇先来到德涅斯特河罗马尼亚一侧的一个偏远小村子里。 扎亚尼在这里迎接了他们并告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彼得·斯达赫夫正在对岸 等他们。下午两点，来自乌克兰对岸的灯光发出信号，图提尤尼克和他的随行人员 可以安全地过河了。但是他仍然很谨慎，让自己的保缥先过河，弄清楚到底有没有 陷讲。斯达赫夫和图提尤尼克的保缥一起回来，向他再次保证的确没有陷阶。据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称，当时图提尤尼克对斯达赫夫说“彼得，你了解我，我也 了解你，我们不会互相欺骗对方。最高军事委员会是不存在的，是吗？”“那是不 可能的”，斯达赫夫回答道，“我很了解他们，特别是那些（今天）跟我在一起的 人，你可以相信我……”这样，图提尤尼克才决定和斯达赫夫上船过河。他被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控制后，他写的信或以他的名义写的信就被送到在国外的主要的乌克 兰民族主义者手中，说他们的斗争已经没有希望了，他自己已经毅然决然地投身到 了苏维埃事业中。六年后，他被处决。 对付白色禁卫军的手段与对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手段很相似。1922年，驻柏 林情报站收买了前沙皇将军泽列宁，并利用他对流亡集团进行渗透。据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后来的一份略带夸张的报告称，泽列宁“在白色禁卫军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分 裂活动”，导致一大批军官脱离了彼得·弗兰格尔男爵，弗兰格尔是在内战期间被 打败的最后一个白军将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其他策反白色禁卫军的工作也取得 了重大战果，当时被策反的白军将领包括哥萨克首领A．1．杜托夫的前参谋长扎伊 采夫将军和前沙皇将军亚洪托夫，他后来移居到了美国。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对白色禁卫军的最成功的两次行动都是靠精心炮制陷阶取 得成功的，其代号分别为辛迪加和托拉斯。在这两次行动中，密探都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辛迪加行动的目标是萨温科夫。据信他是白色禁卫军中最危险的人物。 他曾是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恐怖分子，曾担任过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所推翻的临时政府 的副总理。丘吉尔（还包括其他很多人）都很赞赏他的那种反布尔什维克的激情。 “当喧嚣过去，尘埃落定”，丘吉尔后来写道，“排开所有的污点和阴影不论，很 少有人比他为俄罗斯人民做过更多的努力、付出过更多的牺牲，冒过更多的风险， 承受过更多的痛苦。’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中，萨温科夫主要负责招募俄罗斯人民 军，这支军队受波兰指挥，对红军作战。1921年初，他在华沙建立了一个旨在推翻 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新组织：“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尔什维克联盟”。该组织 在苏俄境内组建了一个间谍网，负责收集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情报，并策划颠覆苏联 政权的暴动。 对付萨温科夫行动的第一阶段被称为“辛迪加一号”行动。在一位打入该组织 内部的“契卡”密探的帮助下，此次行动成功地破坏了“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 布尔什维克联盟”的间谍网。1921年8月，“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尔什维克联 盟”的44个主要领导人在莫斯科被公开审判。“辛迪加M号”行动是要引诱萨温科夫 回来，将其作为另一次公开审判的主角，以此重挫支持他的流亡者们的气焰。克格 勃的秘密材料中把这次行动主要归功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阿尔 图尔·克里斯图安诺维奇·阿尔佐夫（他后来成为外国科的负责人），他是一位从 事干酪制造的瑞士一意大利侨民的儿子，并得到过安得烈·帕甫洛维奇·费奥多罗 夫和格里戈利·谢尔盖耶维奇·瑟罗叶若金的帮助。虽然“辛迪加二号”行动的确 成功地使用了密探，但克格勃的档案中并未承认是萨温科夫的日益增强的幻想倾向 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克格勃。在1912年一次访问伦敦期间，萨温科夫荒谬可笑地说 俄国商务使团的主席已经建议他加人苏联政府；他还声称，劳埃德·乔治和家人曾 唱着《上帝保佑沙皇》这首歌在他的乡间别墅欢迎过他。而实际上，这是一支威尔 士乐队在威尔士的一个圣延节前的庆祝仪式上唱的一首圣歌。1923年7月，费奥多罗 夫假装成一名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分子到巴黎（“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 尔什维克联盟“瓦解以后，他就把其总部设在这里）拜访萨温科夫，力劝他派其副 手谢尔盖伊·帕甫洛夫斯基上校和他一起回俄国去与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下组 织进行秘密会谈。一到莫斯科，帕甫洛夫斯基就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劝降，并作为 诱饵引诱萨温科夫亲自回来进行进一步会谈。8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支持者 越过俄罗斯边界，径直进入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已为他设好的圈套中。面对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的严厉审讯，萨温科夫很快就崩溃了。在一次公开的审判中，他对他的 反革命罪行供认不讳： 我现在无条件地承认，苏联是唯一代表俄罗斯人民利益的国家。对于每一个热 爱自己国家的俄罗斯人，我要说，过去我走过了一条血腥的、漫长而沉痛的与你们 为敌的道路，我曾对你们的观念嗤之以鼻；而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是真正 的俄罗斯人，如果你们热爱你们的民族，那么你们就应该完全承认现在的工农政权， 并毫无保留地服从她。 甚至在萨温科夫被判15年监禁后，对他的欺骗行为仍在继续。他一直没想到他 的狱友斯佩兰斯基是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官员。斯佩兰斯基成功地赢得了萨温科 夫的信任，并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暗中从他那儿打听到了很多消息，他本人也因 此受到了提拔。在斯佩兰斯基将他的情况作出最终汇报之后不久，萨温科夫就死了。 克格勃的档案中好象没有任何资料记录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死的。据现在流传的不太 真实的国外情报局资料显示，他当时是在“与一群‘契卡’官员纵情痛饮”后从一 幢高楼的窗户摔下或者说跳下来的尽管当时格里戈利·瑟罗叶若金还曾英勇地 企图把他救回来。而实际上看起来却更像是瑟罗叶若金把他推下去摔死的。 “托拉斯”行动比“辛迪加”行动更为成功。“托拉斯”是一个虚构的君主主 义者地下组织，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掩护名称。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 义协会是阿图佐夫在1921年首创的，并成了六年的诓骗行动的基础。，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官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冒充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秘密成员，利 用苏联对外贸易代表的公开身份得以有机会出国访问。到1923年他利用访问巴黎的 机会，赢得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兄弟）和（白） 俄罗斯军人协会的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的信任。然而这次诓骗的主要受害者却 是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赖利。他是一个比萨温科夫有更严重的痛想症的人。他是 一个悲剧性的可笑人物，他对现实的认识一天比一天混乱。据他的秘书托伊称， “赖利经常受到严重的心理危机的煎熬，以至于经常产生幻觉。有一次他甚至还认 为他就是耶稣真主。”然而，当时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却没有认识到他已经没有什么 作用了，还把他当成是英国的一名优秀间谍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最危险的对手之一。 与一年前诱捕萨温科夫一样，1923年9月26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又成功地引诱赖利 穿过俄罗斯边境参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谋反者 的会议。 被捕后，赖利也像萨温科夫一样，没有坚持多久。在克格勃的档案中，有一封 他于1925年10月30日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信（这封信也许是真实的）。他在信中保证， 他会把他所知道的所有关于英国、美国情报机构和在西方的俄罗斯流亡者的情报都 供出来。六天以后，赖利被带到莫斯科附近的树林里散步，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 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据一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资料说，“他只是长长地出了一 口气，没有叫一声就倒下了”。陪同他最后一次在树林里散步的人员也包括瑟罗叶 若金在内，而瑟罗叶若金很可能就是一年前谋杀萨温科夫的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把赖利的尸体放在鲁比扬卡的一个船上医务室里进行了秘密展览，以此来庆祝他们 所取得的成功。很多年以来，西方一直谣传赖利逃脱了处决，并获得了新的身份， 发生这种传闻对于一种现实与神话错综复杂，无法分辨的职业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1927年，‘托拉斯”行动终于被曝光，这使得英国、法国、波兰、芬兰以及波罗的 海各国情报机构相当尴尬，因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是这一欺骗行动的受害者。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苏联情报部门除了与反革命（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 的）进行永无休止的斗争外，还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并取得了越来越 大的成功。苏联情报部门较西方情报部门有两大优势：第一、当安全在莫斯科已成 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西方国家对安全问题的重视仍很不够。第二。西方各国 的共产党和她们在西方的“同道者”会为苏联情报部门提供大量可供招募的意识形 态上的同道者，苏联情报部门越来越多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托拉斯”行动处于高潮时期，外国科，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对外情报机 构，第一次成功地对英国驻外机构进行了渗透。渗透的间谍是一位英国驻罗马大使 馆的名叫弗朗西斯科·康斯坦丁尼的意大利通信员（其代号是杜坎）。他是在意大 利共产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阿莱格雷特的帮助下，于1924年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 外机构招募的。十月革命以前，阿莱格雷特一直是俄国大使馆的秘书。康斯坦丁尼 尽管地位不高，但是却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外交机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外 交部没有一个专门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更别提有什么安全部门了。当时，英国各 个大使馆的安全措施相当松懈。据20世纪30年代中期派驻罗马的大使馆官员安德鲁 ·诺布尔称，当时在罗马，安全措施“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大使馆的服务员都 能有机会接触那些装有秘密文件的红匣和档案柜的钥匙，他们甚至还可能有机会接 触到大使馆文件保险柜的联环锁的密码。甚至在1925年英国大使馆丢失了两份外交 密码本之后，大使馆的官员们也没有想到这些密码本很有可能是被康斯坦丁尼盗走 了其实可以肯定地说，就是被他盗走了。 十多年间，康斯坦丁尼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外交文件和密码本。起初， 他很可能还让他弟弟塞孔多（当时是大使馆的一位雇员）帮助他往外偷过文件。康 斯坦丁尼除了把英国与其驻意大使馆之间有关英意两国关系方面的电文提供给苏联 外，还经常提供一些经过选择的文件的“秘密影印件”，这些文件都来自外交部以 及各主要英国外交使团，以便使驻外大使能及时了解当前的外交政策。到了1925年 1月，他平均每周能提供150页秘密资料。康斯坦丁尼对他的企图毫不掩饰，据驻罗 马情报站向中心报告说，“他纯粹是为了金钱才与我们合作的，他自己从不否认这 一事实。他的目标是使自己成为一名富翁，他一直在为此而努力。”1925年，他被 中心称为最有价值的情报员。由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直相信英国在搞大规模的旨 在颠覆苏联政权的阴谋活动，所以它一直依靠间谍“杜坎”提供关于英国进攻的早 期预警情报，并对驻罗马情报站作了如下指示： 现在英国是可能不久就要发动对苏联的进攻的组织者。西方国家正在对我们形 成一个包围圈。在东方，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你们的任务就是提供有关文件和秘密材料，vZ供我们了解英国的具体计划。 罗马情报站为能拥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最出色的间谍而非常自豪，这从他们对 康斯坦丁尼的吹捧中就可以看出来。据说他长着一张“古罗马人”的面孔，众多追 求他的女人都称他为“帅哥”。到了1928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始怀疑他也为意 大利情报机构提供机密文件，而事实确实如此。尽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他的忠诚 表示怀疑，但他所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在20年代后期成为外交事 务人民委员会的重要人物的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称那些资料“对我的作用太大了”。 1927年，苏联的情报工作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的失误，这些失误被广为宣 传，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第一次成功渗透也因此被蒙上了一层 阴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快速增加的工作网点和四局（军事情报局）的情报站的安 全受到了威胁，威胁的来源有三：一是苏联早期的密码系统比较简单，容易被西方 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解；二是第一代外国科的部分官员缺少经验；三是在选择和培训 外国共产主义者作为间谍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为苏联情报 机关推荐了大批热情洋溢的志愿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像德国的理查德·佐格尔， 被誉为本世纪最优秀的间谍，但也有一些人无视传统的情报技术要求，不遵守正规 的安全程序。 1927年春天，苏联在8个国家的情报行动被曝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三月份，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波兰的一个主要间谍网被揭露；在土耳其，一名苏联的商务官 员因间谍活动而被捕；在瑞士，警方宣布逮捕了两名俄罗斯间谍。四月份，在北京， 警察突袭了苏联领事馆，发现了大量涉及情报方面的文件；在法国，保安局破获了 由一名重要的法国共产党人让·克雷默特领导的苏联间谍网；五月份，奥地利发现 外交部官员中有人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情报站透露秘密信息；在英国，内政大臣向 下议院宣称，“发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到的最完整、最嚣张的间谍网”。 在上述间谍网被破获后当时苏联仍然把英国当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 危险的敌人英国正式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一些高级官员还向下议院宣读了 部分截获的苏联密码电报。在苏联的密码被英国成功地破译之后，苏联为使其外交 活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通信联络更加安全，开始使用“一次性密码本”的密码 系统，这种方式尽管较费事，但几乎是无法破译的。这样，直到二战结束之前西方 的密码专家们都无法破译苏联高级别的密电交流。 1927年，有关日本的情报是最多也是最令人关注的。1925年之后，外国科已经 能够截获日本军事代表团及驻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的总领事馆的秘密联络情报。值 得注意的是，驻哈尔滨的日本代表们并不使用外交邮袋和他们自己的信使，而是通 过中国的邮政服务来与东京进行联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收买了那些将日本官方电 文送到哈尔滨邮局的中国雇员，并派出了拆信专家组，对信件进行检查和照相，然 后再用新信封装好，贴上复制的日本封条付邮。来自莫斯科的日本专家马特索金教 授也被外国科雇用来负责在哈尔滨检查信件，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即译即送至克格 勃总部。在发送到莫斯科的截获信件中，有大量的关于日本针对中国和苏联远东的 军事计划材料。但最令人忧虑的文件则是1927年7月截获的一份日本首相兼外交大臣 田中写的秘密奏折。该奏折主张征服满蒙，为吞并整个中国扫除障碍，并断言“日 本将不得不再次与俄国交兵”。 该奏折的第二个副本是外国科驻平壤情报站截获的，那时日本还占领着朝鲜。 当时情报站负责人是伊万·安得列耶维奇·奇恰叶夫（后为驻伦敦情报站站长）。 外国科官员收买了一名代号为“阿野”的日本翻译，成功地把这份奏折以及其他一 些秘密材料从日本驻汉城警务负责人的保险箱中弄了出来。后来田中奏折被外国科 泄露给了美国新闻媒体，使外界误认为这是由为美国服务的间谍截获的。直到1997 年，苏联官方的一部史书还在庆贺能同时在哈尔滨和平壤得到那两份奏折，称这是 “间谍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这尽管有一点夸张，但却准确地反映出能够及时觉 察田中对与俄国作战的预测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 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以及日本日益明显的威胁，使莫斯科焦虑不安。在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截获田中奏折之后几天，斯大林发表了一篇危言耸听的文章，这篇 文章就充分反映了当时苏联政界对形势的深切忧虑：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面临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胁，这是不容置疑的。这场战 争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未知数，相反，我们面临着一场真实的全面战争的威胁，而 且主要是针对苏联的。 虽然康斯坦丁尼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田中奏折的英国情报，斯大林和克格勃总部 的“阴谋理论”信奉者仍然不能得出英国并没有对苏联发动进攻的计划的结论。他 们认为，应该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来对西方战争贩子的秘密委员会进行渗透。列宁逝 世后，经过三年的权力争夺，斯大林成了最终的胜利者，他当时提出要求，要争取 获得更多的有关西方阴谋颠覆苏联的情报，虽然大多数阴谋根本纯属想象，但他却 坚信“阴谋”是肯定存在的。 为了使苏联的间谍活动更令人难以觉察，不致授人以柄，情报收集工作的重点 由以前的“公开”情报站转向“秘密”情报站，这些“秘密”情报站独立于苏联外 交、商业代表团之外。在后来的几年里，建立新的“秘密”情报站成了一项庞大而 持久的工程，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花了好几年时间对其官员进行系统训练，并煞费苦 心地编造各种经历，以便为间谍们伪造身份。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国家政治保安 总局试图迅速扩大秘密情报网，因为缺乏周密的准备（这在后来成了一种强制性要 求），仓促行事，结果被纳人国外间谍网的既有一些非同一般的天才，也不乏一些 厚颜无耻的骗子。米特罗欣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了很多未曾公开的丑闻，其中有一 条涉及1927在柏林建立的秘密情报站。该情报站站长为奥地利的贝托尔特·卡尔· 伊尔克，副站长为莫里茨·温斯坦。后来的一份调查作了这样的总结：当时中心就 应该注意到“伊尔克一温斯坦情报站”所宣称的扩大间谍网的“可疑速度”。据该 情报站宣称，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它的间谍活动已遍及英国、法国、波兰及德国。 伊尔克还以“安全”为由拒绝提供有关他的间谍的身份的资料。当时中心还在为19 27年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网不断暴露而伤脑筋，因此只能对他不愿透露身份 的行为勉强接受。然而，事情慢慢清楚了，这个秘密间谍网的核心人物都是他们的 亲戚，间谍网的其他一些人员甚至纯属虚构。在英国和法国的间谍行动也纯粹是虚 张声势，不过这倒是从中心为自己争取资金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德国和波兰的间谍 网倒不完全是编造的，但却处在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之下。1933年中心 彻底关闭了这个情报站，但这次没有像1927年间谍行动失败那样引起公众的注意。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家体制的变化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发展及其继任者产 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宁的创造：对 领导人盲目崇拜、一党专制，由庞大的警察保安系统进行无所不在的监视，以及以 众多的集中营来威胁政权的反对者。但是，列宁建立的一党专政国家还允许在党内 进行同志式的讨论，俾大林却利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来阻止这种讨论，强行推行他 个人的狭隘的正统观念，对那些真实或虚幻的对手进行残酷迫害。其中对列宁时期 的国防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的迫害最为恶毒、延续的时间也最长。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展的反对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的运动至少在初期是相当 残酷而又滑稽可笑的。当托洛茨基拒绝公开认错并承认其“反党罪行”时，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把他流放到了阿拉木图镇，该镇位于哈萨克斯坦靠近中俄边界的一个偏 僻角落。1928年1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遣小分队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 科的住处准备将他带走流放时，发现他还穿着睡衣。当托洛茨基拒绝出来时，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的官员破门而人。令托洛茨基惊讶的是，小分队的头目竟是内战以来 他的一位保缥。面对前国防人民委员那位“保留’心潮澎湃，难以自持，抽泣道： “托洛茨基同志，你枪毙我吧，你枪毙我吧！”托洛茨基让他冷静下来，并说不管 命令本身是如何地错误，服从命令都是他的天职。小分队的人脱去托洛茨基的睡衣， 给他穿上衣服，把他带到已经等候在门外的汽车上，送往开往西伯利亚的特快列车。 在这一过程中，托洛茨基始终采取了一种消极抵抗的态度。 在流放地，托洛茨基除了几次外出打猎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在书桌旁度过。从 1928年4月到10月，他一共给他的支持者们发了约550封电报和800封“政治信件”， 其中一些可以算得上是冗长的辩论文。在这期间，他收到来自苏联不同地区的700封 电报和1000封信，可以认为至少和这同样多的信件在途中就被没收了。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对截获的托洛茨基信件中的每一点都特别留意，每一个月都要把整理好的材 料呈送给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继任者）和俾大林。 其中有些信件常常把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们描绘成“堕落者”，一向对反对势力反应 强烈的斯大林对此深恶痛绝。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报告都是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愤怒语 调写出来的。它宣称，自十月革命后，没有一个反革命组织敢于像托洛茨基分子这 样如此“飞扬跋扈、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甚至面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审判，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也毫不畏惧，大部分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们还慷慨地呈上 书面抗议，宣称：“我认为我所介人的斗争是党内问题，我将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说明情况，而不是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解释。”1928年初，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托 洛茨基分子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搜捕，几百人被关进莫斯科的布特尔卡监狱。但当 时布特尔卡监狱还没有沦为“残暴”的代名词（在十年以后的大恐怖时期，它因残 暴雨臭名昭著），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的精神也没有完全崩溃。他们在第一天晚上 就掀起了一场暴动，他们不仅踢破门，打破窗户，还呼喊着错误的政治口号。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愤怒地报告称，“这就是仇视党和国家的敌人的所做所为。” 俾大林认为，要清除托洛茨基这样的异己分子、在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保持意 识形态上的正统，就必须让托洛茨基从苏联消失。于是1929年2月，这个伟大的“异 己分子”被流放到土耳其，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护送者交给他1500美元，以便 他能够“定居国外”。托洛茨基被驱逐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关于清除他的影响 和肃清他的追随者的报告中，语气比过去更有信心了。因为追随他的人不仅越来越 少，而且士气日趋低落。据一篇报告称，“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许多人脱离了托 洛茨基主义”。在那些背弃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中，有一些被发展成了国家政治保安 总局的间谍，用来揭发他们的朋友。在同一篇报告里，他们还夸耀了一番在破坏 “反革命”核心人物信誉时所采用的巧妙手段。托洛茨基分子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从他们工作的地方传唤到办公室，让他们在楼道里围成一圈站几个小时，然后不作 任何解释就又把他们放了。回到单位后，他们并不能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一 而再，再而三，久而久之，他们的同事就越来越疑心，开始相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散布的谣言：他们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雇用的告密者。一旦“反革命份子”失去了 信誉，他们就会作为政治犯而被逮捕。 然而，斯大林心中的疑虑却远没有消除，他甚至越来越后悔将托洛茨基流放到 国外去，因为如果让他呆在苏联，至少还能随时监视他的行为。在托洛茨基被判流 放6个月后，有一件事给斯大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内部的托洛茨基同情者雅科夫·布留姆金秘密拜访了托洛茨基。1918年时，作为 “契卡”内一位年轻、冲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他无视捷尔任斯基的命令，暗杀了德 国大使。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他得以恢复职位，并被提升为中东地区秘密情报站的 负责人。布留姆金答应为托洛茨基带信给他以前的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卡尔·拉德克， 还答应尽力帮他与苏联的他所谓的“思想一致者”建立联系。对外情报局负责人特 里瑟尔很可能是通过一名跟随托洛茨基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觉察到了布留姆 金的拜访，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布留姆金，而是安排了一个陷阶，后来称之为 “甜蜜陷阶”。他派出一名妩媚动人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女间谍，她名叫伊丽萨 白·尤里叶芙娜·戈尔斯卡妮，此人以“利萨一狐狸精”而出名。上司让她“运用 资产阶级的一套’去勾引布留姆金，弄清他与托洛茨基联系的全部情况，然后确保 将其弄回苏联。布留姆金被引诱回到莫斯科，就遭到审讯，并被秘密审判和枪杀。 据后来叛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称，布留姆被 处决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托洛茨基万岁！”在这之后不久，“利萨”戈尔斯卡妮就 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柏林（后来驻纽约）情报站站长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 鲁宾结了婚。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被共产党内部反对他的人搞得惶惶不安，他担心 在外国科内部还隐藏有类似布留姆金式的人物。但托洛茨基本人却没有被定为暗杀 的目标。苏联外部的主要的“人民公敌”还是白色禁卫军。白俄军人协会驻巴黎的 头目库捷波夫将军是一位勇敢、正直、滴酒不沾的人，他在政治上显得有些幼稚， 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来说是个很容易对付的目标。苏联间谍很巧妙地渗透了他的随 从，间谍们给他带来了一个苏联国内有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的好消息，而实际 上这一组织并不存在。“伟大的运动正在席卷全俄罗斯！”1929年11月库捷波夫宣 称，“从来没有这么多‘来自那边的人’来看我，要求我与他们的秘密组织合作。” 与萨温科夫和赖利不同的是，库捷波夫抵挡住了诱惑，没有回俄罗斯参加实际上并 不存在的反共产主义会议。于是，经过斯大林的同意，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决定把他 绑架回莫斯科受审并将其处决。 处理库捷波夫的全盘计划都交给了雅科夫·伊萨科维奇·（雅沙）谢列布良斯 基，他是被委婉地称为“特别任务局”的组织的头目。二战以前，该局也是一个对 外情报机构，直接向总部汇报工作，专门负责在国外搞破坏、绑架和暗杀活动。官 方历史学家们力图把苏联的对外情报机构与30年代的血腥杀戮行为分开，把它描绘 成一个牺牲品，而不是大恐怖时期的杀戮者，而后来谢列布良斯基却令他们非常尴 尬。一份1993年由国外情报局发起出版的历史书称，谢列布良斯基“不是国家安全 局的固定成员”，“只是一个用来执行特殊任务”的雇员，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克格勃档案记载的是，他是一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高级官员，他的“特别任务局” 发展成了一支拥有200名精兵强将的精锐部队，专门致力于追捕大西洋两岸的“人民 公敌”。 谢列布良斯基把绑架库捷波夫的周密准备工作委托给他在巴黎的秘密情报站站 长，此人名叫斯佩兰斯基，六年前曾参加过诱骗萨温科夫的行动。1930年1月26日，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巴黎上流社会人士聚居的第七区，库捷波夫被塞进停在街中 央的一辆出租车。斯佩兰斯基安排了一名信奉共产主义的巴黎警察站在附近帮忙， 这样一来，任何看到了这场绑架的人（也的确有一个人看到了）都会误以为是警察 在抓人。尽管总部称赞这次绑架是一次“漂亮的行动”，但他们用来制服库捷波夫 的麻醉药已超出了他衰弱的心脏所能承受的剂量。在被带回俄罗斯的途中，他死在 轮船上。 绑架库捷波夫的行动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苏 联主要的对外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还是收集情报，然而在后来的几年中，其他的任 何行动都要让位于“特别任务”了。 克格勃绝密档案 大特工 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是苏联党和国家两者的领导机构）召 开会议对外国科的工作进行评估，并命令它加强对三个目标地区的情报搜集工作。 这三个地区是：一。英国、法国和德国（欧洲的三大强国）；二、苏联西部的邻国 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三、日本苏联在亚洲最主要 的对手。至于1933年才正式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并没有被提到。虽然早在19 21年苏联就曾经派遣特工横渡大西洋，但是由于美国当时在世界事务中处于相对孤 立的地位，使得对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仍然处在次要地位。 根据政治局的指示，外国科工作的扩展主要是靠增加秘密情报站的数量来实现 的，每个情报站有七名（在特殊情况下最多曾达到过九名）特工。与之形成鲜明对 照的是，即使是设在驻英国和法国的苏联大使馆里的合法情报站，以外交身份做掩 护的特工最多也只有三名，有时甚至只有一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更重要的特工 提供与中心联络的渠道和技术上的支持。在20年代，公开和秘密的情报站都有权决 定间谍发展对象和招募这些间谍的具体办法。1930年，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这位 “辛迪加”和“托拉斯”行动中的英雄接替特里瑟尔成了外国科的负责人。他认为 目前的谍报网中有‘不良分子”。因此，他规定以后发展间谍需要得到中心的批准。 由于通信方面的问题，他的指示并不是都能被贯彻落实。 在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的历史上，3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段时间应该被称作“大特 工”时代。所谓“大特工”就是指那些形形色色的非常有天份的特工人员，他们共 同改革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招募和情报搜集工作。战后的特工需要在建立假 身份、保护自己的伪装和准备在西方展开活动等方面接受长期的训练。而在战前， 他们的前辈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受官僚主义办事程序的 束缚，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更多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他们的工作对象比他们 后辈的工作对象要容易对付得多。按照冷战时期的标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 代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安全机制都是非常松懈的。这些出色的特工的个人才能加 上其工作对象的相对脆弱性，使他们的行动与冷战时期开展的特工行动比起来，更 富有传奇色彩，有时甚至有些会使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一些最有能力的大特工并不是俄国人，而是那些四海为家。能够流利地使用多 种语言、对共产主义社会充满幻想的中欧人。他们在加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以前曾 为共产国际从事地下工作。在剑桥大学里发展了许多大学生和研究生的阿诺德·多 伊奇（我们将在第4章里进行详细介绍）就是一个奥地利犹太人。第四局（军事情报 局）中最成功的特工是一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理查德·佐尔格。一个曾与他在共 产国际中共事、非常崇拜他的人说：“他是一个非常英俊……浪漫的理想主义学者”， 可以称得上是魁力四射。他最大的成功是在日本获得的，当时他以一名纳粹记者的 身份进行活动。不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绝大多数特工的成功 都是在欧洲取得的。 虽然在人们现在的记忆中，特别是在英国，大特工的成就主要是发展年轻、有 才干、有理想的间谍；但是他们最初的成就并不如此光彩。开始时，他们只是通过 被金钱和女色而不是理想驱使的间谍获取外交密码和文件，虽然这在重要程度上比 后来的行动毫不逊色。密码破译工作只能依靠杰出的数学家在密码分析方面的天才， 而如今这些工作是在大型计算机网络的辅助下进行的。事实上，在20年代，有资料 记载的破译密码的重大成功，往往都是依靠间谍窃取密码和编码系统的帮助获得的， 有时这种帮助还是至关重要的。沙俄的密码破译者之所以能领先世界，主要是因为 他们在窃取或购买外国代码和密码方面具备非凡的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0年以前，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查尔斯·哈丁爵士发现，有人用1000英镑的高价 收买他的档案室主任，让他窃取使馆里使用的主要密码。1000英磅在当时可是一笔 不小的数目。虽然这一次沙俄的特工没有得逞，但是他们已经得手过许多次了。一 位俄国的政治家曾对哈丁爵士说，他“并不介意在书面报告中提到他在谈话中向我 透露的内容，但是他恳求我绝对不要发电报，因为我们所有的密码都被人破译了！’ 这令这位之使感到很震惊。沙俄保安部成了现代第一个通过窃取外国密码以辅助密 码破译工作作为工作重点之一的情报机构。它为它的苏联后继者树立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榜样。 大特工和密码破译者们提供了大量西方国家的外交通信情报，而对斯大林外交 政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没有涉及到这一点。 从1924年起，在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工作的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向克格勃 提供的文件中包括了一些重要密码资料。然而，克格勃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早期在 获取外国外交密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统统归功于代号为“汉斯”或“安德列”的 “大特工”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比斯特罗列托夫在所有大特工中此人 是最神气的一个。在国外活动期间，他曾经使用过许多化名，其中也包括一些假的 贵族头衔。作为从事对外情报工作的最出色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照片悬挂在雅瑟 涅沃（如今是俄罗斯国外情报局的总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秘密“荣誉室”里。他 是一个非常英俊、性格外向、能流利地使用多种外语的间谍；他出生于1901年，是 一个私生子，母亲是库班哥萨克人，父亲后来他确信是著名的小说家阿列 克谢·托尔斯泰。 1995年，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出版了他的职业生涯传记，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他 作梦都想着确认自己父亲的身份这回事，也没有提到他最初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所 以名噪一时，是因为成功地引诱了一些在外国大使馆和外交部门里能够接触到秘密 文件的女职员。他用来引诱这些人的办法后来被苏联集团的情报机构广泛采用，例 如在西德开展的“秘书攻势”行动。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里有一份关于他的离奇的 记录，说他能“很快与女职员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并和她们上床”。1927年，他 在布拉格成功地勾引了法国大使馆里一位29岁的女职员，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送上 了第一个重要的战利品，中心给她的代号是拉罗什。在以后的两年里，拉罗什向他 提供了法国外交密码和机密通信的副本。 可能就因为这种非同一般的风流惆悦，比斯特罗列托夫一直没有被提升为苏联 情报部门的官员，始终都只是一名特工。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他属柏林秘密情报 站的鲍里斯·巴扎洛夫（代号金）管辖。与他不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里更多的平 庸的官员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招募到能够接触外交密码的间谍的机会。斯大林就曾 经因为一件这样的事斥责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当事人。那是在1928年8月，一位不 速之客来到苏联驻巴黎大使馆，要求会见武官或一秘。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瑞士的 商人和冒险家，名字叫乔瓦尼·德利（代号罗西）。后来比斯特罗列托夫依据使馆 的报告记录了这件事，据他的记录称，德利是个身材矮小的人，他的红鼻子与黄色 的手提箱形成了鲜明的颜色反差。他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工弗拉基米尔·沃伊 诺维奇声称： 这个手提箱里装的是意大利的代码和密码。当然，你们手里肯定有当地意大利 大使馆密码电报的副本。请把箱子拿去，核对一下箱子里的东西。如果证明是真的， 请拍照并付给我20万法队 德利说他以后还可以提供意大利的外交密码，要价也是20万法郎左右。沃伊诺 维奇把密码拿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他的妻子给这些文件拍了照。然后，他把原件 还给了德利，说这些是假的，要他立刻离开大使馆并威胁说要叫警察来。当时，中 心高度赞扬了他的机智，使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了意大利的 密码，但是后来，中心改变了这一看法。 恰巧在这件事发生的一年后，1929年8月，另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苏联驻巴黎大 使馆。这次，来访者是在法国外交部通讯部工作的厄尼斯特·霍洛韦·奥尔德姆， 他专门从事与密码有关的工作；当时，他正在巴黎陪同英国的一个贸易代表团。沃 伊诺维奇想故伎重演。但奥尔德姆比德利要小心。他并没有把密码带在身上，并试 图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尽量减少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接触，他希望进行一 次简单的交易。他只说自己叫“查理”，并使沃伊诺维奇错误地认为他在法国外交 部的打印室工作。他声称自己能搞到一份英国的外交密码，并索要5万英镑。沃伊诺 维奇把价砍到了1万英镑；双方商定第二年初在柏林见面。 然而在这次会面进行之前，1929年10月，苏联临时代办格里戈里·贝泽多夫斯 基被指控参与了反革命“阴谋”。为了避免被枪毙的厄运，他从大使馆翻墙而出， 逃跑了。他的叛变给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情报站的工作造成了很 大混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警卫奉命找到他并把他押回莫斯科，而且他肯定会被 处决。1930年，贝泽多夫斯基的回忆录出版了，这使中心非常气愤。在回忆录中， 他谴责斯大林是“最无情的东方专制统治的化身”，并批露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 许多秘密，其中包括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曾经向巴黎情报站提供意大利和英国密码的 情况。 这次泄密事件导致比斯特罗列托夫被立即召回莫斯科。在鲁比扬卡，阿布拉姆 ·阿洛诺维奇·斯卢茨基（此人后来当上了国外情报局局长）向他展示了一本贝泽 多夫斯基的回忆录。在提到欺骗德利也就是1928年提供意大利密码的那个人- -的地方，斯大林亲自在空白处用铅笔作了“恢复联系！”的批示。斯卢茨基指示 比斯特罗列托夫立刻返回巴黎，寻找到两年前曾被他欺骗过的那个不速之客，恢复 与他的联系，并获取密码。“我到哪儿去找他呢？”比斯特罗列托夫问。“那就是 你自己的事了”。斯卢茨基答道，“你有六个月的时间来找到他。” 比斯特罗列托夫在日内瓦的一间酒吧里找到了德利。有了两年前在巴黎被欺骗 的经历，比斯特罗列托夫相信他会拒绝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人接触。于是，比斯 特罗列托夫使用了后来被称作“假旗号”的技巧，谎称自己是日本情报机构的人。 虽然这一招也没能瞒德利多久，但是他还是同意继续出卖意大利密码，他声称这些 密码可以从一个腐败的外交官那里弄到。以后，他们总在柏林会面，因为据说那个 外交官就在这个城市。根据克格勃的记录很可能不完全德利至少得到了20 万法郎。 比斯特罗列托夫的另一项任务就是要找到曾经有意向巴黎情报站提供外交部使 用的密码的那个英国人（厄尼斯特·奥尔德姆）。1930年4月，在一年前安排好的约 会上，可能是怕被欺骗，奥尔德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给他的代号是阿尔诺）只交 出了一份外交密码的部分内容，并要求先拿6000美元的预付款，然后再交出另一部 分。会面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试图找到他的行踪，才发现他留下的是一个假地址。 很可能就在他与德利见过第一面之后不久，比斯特罗列托夫就在巴黎的一家酒 吧里找到了奥尔德姆。搭上话之后，他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并搬进了奥尔德姆住的 那家饭店。在那里，比斯特罗列托夫向奥尔德姆和他妻子介绍说自己是一个穷困潦 倒的匈牙利贵族，和奥尔德姆一样，落人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控制之中。在妻子的同 意下，奥尔德姆同意提供外交部使用的密码和其他机密文件，通过比斯特罗列托夫 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第一月奥尔德姆拿到了6000美元，第二个月拿到了5000 美元，再后来减少到了每个月1000美元。在整个过程中，比斯特罗列托夫一直把自 己装扮成奥尔德姆的好友，有几次还到他在伦敦肯辛顿的彭布罗克花园的家里做客。 然而文件却是他们在法国和德国接头时交接的。 奥尔德姆一开始就想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他越来越担心 作为苏联间谍可能遇到的危险。为了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比斯特罗列托夫多次让 柏林秘密情报站的站长鲍里斯·巴扎洛夫（代号金）和他一起去见奥尔德姆。巴扎 洛夫化装成一个名叫达文西的非常凶恶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在他们耍弄的白脸和红 脸的把戏下，奥尔德姆同意继续工作，但逐渐开始酗酒。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比斯 特罗列托夫通过与露首·奥尔德姆（奥尔德姆的妻子）建立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 告中半遮半掩地所谓的“亲密关系”，加强了对她的的控制（此后她有了一个代号 叫“夫人”）。 虽然比斯特罗列托夫成功的骗过了奥尔德姆，但是他似乎并不知道，奥尔德姆 夫妇也在欺骗他。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奥尔德姆告诉比斯特罗列托夫说他是 “一个贵族，在外交部负责密码工作，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而实际 上，他只是个普通的职员。后来，奥尔德姆又吹嘘说他使用外交部里一个名叫坎普 的朋友给他提供的假护照周游世界，他还声称这个朋友也在为苏联秘密情报部门工 作，而这基本上也肯定是假的。在帮助比斯特罗列托夫用罗伯特·格伦维尔的名字 弄到了一本英国护照之后，奥尔德姆告诉他，这本护照是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 亲自签发的，他以为这本护照是发给他的一个熟人当时在加拿大的一位英国小 贵族罗伯特·格伦维尔勋爵的。奥尔德姆还说，西蒙爵士还对他说“我怎么不知道 罗伯特勋爵已经到了英国呢。”奥尔德姆夫人也非常善于编造故事。她告诉比斯特 罗列托夫，她的哥哥是一位陆军军官，名字叫蒙哥马利，在外交部里负责情报工作 （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后来（时间很可能就是40年代）的一份克格勃的档案把这 位神秘而且可能是虚构出来的蒙哥马利就当成了指挥阿拉曼战役的陆军元帅厄尔· 蒙哥马利！虽然比斯特罗列托夫算得上是个控制招募到的间谍的行家，但是由于不 了解英国外交部的工作模式和英国的国家体制，他也非常容易被蒙骗，中心和他比 起来，也强不到哪儿去。 德利在柏林与比斯特罗列托夫见面的时候，交给了他一些真正的外交文件（其 中很可能主要是意大利的密码），但也有不少是德利自己编造出来的。比斯特罗列 托夫后来回忆说，当他问德利他提供的文件是不是真的的时候，德利气愤地答道： “这是什么话？这些文件当然是真的……你们日本人真是白痴。你可以写信让他们 开始印制美钞；给我100万假美钞，而不是20万真法郎。那样我们就可以两清了。” 至少他编造的一部分假文件把中心愚弄了。可能是为了掩盖他也在向法国和其他国 家出卖意大利密码的事实，德利声称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蒂·科特 尔拉佐伯爵（后来当上了意大利外交部长）在进行“大规模的密码交易”，有一份 德国大使馆里的密码丢失了，他还曾下令处决了一个替罪羊，以避免对他的怀疑。 因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相信西方的情报部门和它一样，也组织秘密的暗杀活动，因 此它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德利的这些鬼话。这可真让人惊讶。德利还两次试图用别的 方式欺骗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他让他们与一些假官员联络，这些人声称自己有德国 和英国的外交密码可以出售。 德利还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介绍了他的好朋友，一位巴黎的商人鲁道夫·勒穆 瓦纳，法国情报机构军事第二总局的一名特工和间谍发展人。中心认为这个情 况非常重要。勒穆瓦纳是柏林一个富有的珠宝商，博恩·鲁道夫·施塔尔曼的儿子。 从1918年起，他开始为军事第二总局工作，并成了法国公民。对于他来说，情报工 作是他的挚爱，也是第二职业。他在第二总局的一位长官说“他对谍报工作的着迷， 就象酒鬼沉迷于酒一样。”他最大的成就是在1931年成功地招募到了一名德国的密 码和技侦员汉斯一蒂洛·施密特。这个人因为有嫖妓的恶习而债台高筑。在以后的 十年里，施密特（法国人给他的代号是海和阿舍）是第二总局最重要的外国间谍。 他提供的一些情报，为二战中英国的密码分析专家成功地破译德国的艾尼格马机器 密码奠定了基础。 为了让比斯特罗列托夫集中精力操纵奥尔德姆，在比斯特罗列托夫与勒穆瓦纳 （第二总局给他的代号是雷克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给的代号是约瑟夫）见过一面 后，中心就命令他把这个人交给另一个名气不如他的苏联特工伊尼亚斯·赖斯（化 名“伊尼亚斯·波雷茨基”，代号雷蒙德）。在最初与勒穆瓦纳的接触中，赖斯把 自己伪装成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军官。勒穆瓦纳则表现出与他交换德国和其他外国 密码体制方面情报的急切心情，并提供了一些真假掺半的情报，以显示第二总局愿 意合作的态度。他1931年5月提供的意大利的密码似乎是真的。但是1932年2月，他 报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假消息。他说希特勒（不到一年之后即成了德国总理）曾两 次秘密地访问巴黎，并受雇于第二总局。“我们法国人，”他声称，“正在尽一切 努力促使他早日上台。”中心认为这是一个假情报，但是命令继续与他保持联系， 并付给他钱。这可能是为了招募他而设下的一个圈套。 1933年门月勒穆瓦纳带着第二总局技术侦察处处长居斯特夫·贝特朗（中心给 这个人起了个代号叫“鹰”）来和赖斯见面。赖斯为了使贝特朗相信自己是一位愿 意与他们交换密码的美国情报官员，给他们提供了拉丁美洲的密码。可是，贝特朗 对欧洲的密码更感兴趣。和贝特朗见了第一次面之后，赖斯告诉勒穆瓦纳自己不是 美国特工，而是在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中心很可能认为勒穆瓦纳已经中 了圈套，这样可以迫使他要么向他的上级承认他拿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钱并且被 欺骗了，要么把这件事隐瞒起来并被迫为苏联工作。但是勒穆瓦纳并没有被吓倒。 这很可能是因为勒穆瓦纳早已经发现了他认识的这个“瓦尔特·斯科特”，也就是 赖斯，是个苏联间谍。赖斯后来又和勒穆瓦纳及贝特朗见了几次面，交换了意大利、 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使用的密码方面的情报。 就在赖斯与勒穆瓦纳保持着接触的时候，比斯特罗列托夫发现奥尔德姆越来越 急于摆脱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关系。到了1932年夏天，比斯特罗列托夫担心奥尔 德姆越来越严重的酗酒和在工作中的粗心大意会引起英国安全局的注意。中心认为 奥尔德姆越来越古怪的行为还可能招致据称相当残酷无情的英国情报机关对比斯特 罗列托夫的报复。9月厂日，为了鼓励其面对英国暗杀威胁的大无畏精神，中心发给 了他一支枪。枪上还刻着一行字：“与反革命进行不懈的斗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全体同志。”当然，所谓的暗杀计划并不存在。 比斯特罗列托夫拿到枪后不到两个星期，也就是在1932年9月30日，奥尔德姆由 于无法承受双重身份的压力，辞去了在外交部的工作。但是，让他感到绝望的是， 中心并没有放过他。在以后的一年中，比斯特罗列托夫向他了解了通信部里他以前 的同事们的详细情况，希望从中至少能找一个人来接替奥尔德姆的工作。奥尔德姆 的酗酒越来越无法控制了，他认为被捕只是个时间问题。他的妻子告诉比斯特罗列 托夫，奥尔德姆认为是外交部终身副外交大臣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亲自下令对他 进行监视，而且英国的情报部门也在追查比斯特罗列托夫。虽然这些可能并没有事 实根据，但中心对此仍然非常重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负责危机处理的“飞行特工’ 特奥多尔·马利在7月6日给中心的报告中称，比斯特罗列托夫的处境十分危险： 安德列（比斯特罗列托夫）很可能会被敌人干掉。但我还没有命令他马上离开。 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奥尔德姆），而这将会 削弱我们的防卫，同时助长敌人的力量。今天，我们可能会失去安德列，明天我们 还可能会失去其他同志。但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这种危险是不可避免的。 8月10日，中心的答复是： 请转告安德列，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在与阿尔诺一起工作的这段非常困难而危险 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自律、足智多谋和勇气。 比斯特罗列托夫在智胜英国式的谢列布朗斯基特工方面显示出来的能力，继续 受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赞扬。而实际上，这种特工只存在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 于外国阴谋的想象之中。 1933年9月29日，也就是奥尔德姆从外交部辞职一周年的前一天，他被发现昏迷 在位于彭布罗克花园自已家的厨房里，厨房里充满了煤气味。他被火速送往医院， 但刚到医院就死了。经解剖发现，他的死因是在“头脑不清醒时”“煤气中毒”。 中心肯定他是被谋杀的。在关于他的死亡报告中，中心认为：“（英国）情报机构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是他们杀害了阿尔诺，因此使他的死看上去象是自杀。”但同时， 中心也相信，由于比斯特罗列托夫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因此英国外交部认为 奥尔德姆一直在为法国而不是苏联的情报部门服务。 奥尔德姆的自杀并没有引起英国外交部对于长期存在的其自身及驻外使馆的安 全问题的警觉。比斯特罗列托夫因为仍在担心自己正受到英国一支秘密暗杀小组的 追踪，也未能意识到英国外交部依然是一个防卫相对薄弱的目标。最后，他得出结 论，日内瓦是一个更安全的招募间谍的地方，在那儿还有奥尔德姆以前的几个同事 在英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中从事密码工作。1933年门月，他与雷蒙德·奥克（代号 谢利）这个被奥尔德姆认为是通讯部里最有希望的发展对象进行了接触。奥克有充 分的理由对他目前所处的卑微地位感到不满。自1920年进人外交部后，他一直是一 个低级“临时职员”，退休之后连养老金都不会有。比斯特罗列托夫把对奥克的培 养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个代号为库用的特工，他是荷兰的一位艺术家，真 名叫亨利·克里斯蒂安广汉”）·皮克。 几乎和比斯特罗列托夫一样，皮克也是个性格外向、神气活现的人，无忧无虑 的个性使他在驻日内瓦的英国官员和记者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和熟人。他邀请奥克和 其他一些从事密码工作的职员到海牙他的家里做客，充分展示着自己的魁力和友善， 同时也在评估哪一个更适合被发展成为间谍。奥克对苏联情报部门的主要贡献是给 它介绍了约翰·H·金上尉。金1934年进人外交部通信部当“临时职员”，后来成了 一个比奥克本人重要得多的特工。据皮克报告称，金出生在爱尔兰，自认为是爱尔 兰人而不是英国人，虽然他反对苏联，但也“痛恨英国”。与妻子的不和以及还要 赡养一个美国情妇，使他发现光靠外交部里的一点点薪水是不够的。皮克很有耐心 也很有策略地培养他。有一次皮克夫妇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到西班牙进行了一次豪华 旅行，住的都是最好的饭店。皮克夫人抱怨说整个旅程简直就是“一次痛苦的折磨”， 金和他的情妇“让人非常厌烦”。但是，皮克夫妇的热情好客得到了可观的回报。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七个月后，金（以后的代号是马格）开始提供大量的秘密文件， 其中包括外交部的电报、密码和外交通信每日和每周的要点。 中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金提供的情报中有30％与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 （代号杜坎）一位长期潜伏在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间谍- -提供的情报是一致的。这种重送对于印证两个人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是非常有益 的。1934年接替阿尔图佐夫成为外国科科长的阿布拉姆·阿洛诺维奇·斯卢茨基决 定让另一位大特工莫伊谢伊·马尔科维奇·阿克塞尔罗德（代号奥斯特或奥斯托） 代替罗马情报站负责对康斯坦丁尼进行指导。这充分地显示出外国科对他提供的情 报的重视程度。阿克塞尔罗德也是一位出名的间谍指导员。1898年，他出生在斯摩 棱斯克一个犹太人家里，长大后加人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俄国的支部。1922年该 组织解散后，他加人了布尔什维克党，1925年开始了在外国科的职业生涯。和大多 数大特工一样，他也是个杰出的语言大师，能够流利地使用阿拉伯语、英语、法语、 德语和意大利语；而且，用另一个特工的话说，他是一个“有极高的文化素养、且 敢于冒险的人”。1934年，他使用奥地利的护照来到罗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 秘密情报站，并开始对康斯坦丁尼进行指导。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5年1月。 在苏联只有极少数（如果有的话）指导员像阿克塞尔罗德那样频繁地约见康斯 坦丁尼。有时他们几乎天天见面。1935年10月27日，中心致电阿克塞尔罗德：“从 9月24日至10月14日，你约见了（康斯坦丁尼）16次。以后，一周内见面的次数不得 超过两到三次。”其实并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对杜坎这个间谍如此热情。康斯坦丁 尼给他提供了大量的文件和密码材料，有些取自于使馆的红色信箱、外交文件袋， 有些取自于档案柜，有些甚至是保险柜里的文件。文件的内容不仅限于英国与意大 利的关系，还包括通报给驻罗马大使馆的外交部报告和英国驻外大使们就许多重大 国际问题发出的急件。1935年11月15日，中心的报告指出，在这一年里，康斯坦丁 尼提供的情报中至少有101份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并已经“送到了斯大林同志那里”， 这些情报中包括外交部关于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外交次长安东尼·艾登（当 年年底接任外交大臣）和希特勒在柏林的谈话记录；艾登与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 贝克在华沙的会谈记录；艾登与捷克斯洛伐克外长艾德华·贝内什在布拉格的谈话 记录以及艾登与墨索里尼在罗马的会谈记录等。 中心并没有把获取到的所有外交部的重要文件都呈送给斯大林。其中最令人吃 惊的就是1935年3月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后，艾登对斯大林的评论。这份文件也被 发到了英国驻罗马大使馆，而且康斯坦丁尼可能也得到了它。由于这是斯大林第一 次会见西方国家政府的部长，因此他们的会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心未呈报这 份文件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斯卢茨基害怕让斯大林知道艾登对他的评价。如果只汇 报说“斯大林在国际事务方面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理解”给艾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外国科就会避免很多麻烦。但是，显然它不敢让斯大林知道，文登还说斯大林 “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人，武断而自负；他表面的客气丝毫掩盖不了他的冷酷无情”。 中心很可能也不敢汇报艾登有关斯大林的另一些观点。例如，艾登说他“可能比里 特维诺夫先生更欣赏德国人的观点”。在莫斯科没有什么比复述对斯大林的批评或 者表述一些关于他的非正统的观点更危险的事了。 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维斯康特·奇尔斯顿乐观地报告说，“本来苏联认为我们在 鼓励德国反对苏联为东部安全制定的计划，”但是文登的访问，“使苏联政府消除 了思想上的恐惧”。但是，斯大林很少如果曾经有过的话放弃过阴谋理论， 对英国的政策仍抱有深深的怀疑。艾登在莫斯科讲话之后发表的一份公报中，对自 去年苏联加人国际联盟（苏联一直把国际联盟当作“资产阶级联盟”）以来给予集 体安全这一原则的支持表示欢迎。但是，从外交部的文件中，斯大林肯定已经了解 到，艾登并不希望苏联参与任何旨在控制纳粹德国的集体安全计划。在斯大林深存 疑虑的思想中，艾登的这种保留态度进一步证明了英国希望德国全力向东方进攻的 阴谋。虽然斯大林放心地把日常外交事务交给了能干而且务实得多的里特维诺夫， 但是他自己仍然把持着苏联外交政策的战略方针的决策权。 一段时间以来，中心一直怀疑十年来为其提供英国文件的唯利是图的间谍弗朗 切斯科·康俾坦丁尼（杜坎）把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也出买给了意大利。 1936年2月，这个怀疑得到了戏剧性的证实。当时《意大利日报》的头版刊登了康斯 坦丁尼从英国大使馆里窃取来的英国对意大利一埃塞俄比亚战争做出的评估。在阿 克塞尔罗德的威逼下，康斯坦丁尼被迫承认他曾经把一些文件提供给了意方，但还 是隐瞒了大部分事实。1936年，他承认自己丢掉了在大使馆里的工作，但并没有说 明他是因为不诚实而被解雇的。他让阿克塞尔罗德放心，说他在使馆里的一位以前 的同事能够继续给他提供机密文件。后来证实，这个同事就是他的兄弟塞孔多（代 号达德利），二十年来他一直在使馆的档案室里当职员。 但是，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并没有他的哥哥那么谨慎。l月份他从一个上了锁的 红色盒子（通常是用来存放外交文件而不是珠宝的）里偷走了一条大使夫人的钻石 项链。盒子就保存在档案馆旁边的大使官邻里。这么一下，本来认为意大利日报上 刊登的英国外交文件不可能是从他的大使馆里被窃取出去的大使先生埃里克· 德鲁蒙德爵士（不久就变成了拍思勋爵），现在终于意识到需要对大使馆的安全问 题给予充分的重视了。因为外交部里没有负责安全的官员，他只好求助于秘密情报 局反间谍负责人瓦伦丁·维维安少校。维维安谦虚地宣称说他对大使馆的安全工作 并没有什么专长，但是考虑到外交部更缺乏这方面的技术，他同意展开一次调查。 到罗马之后，他很快就发现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重大问题。使馆里的文件、保险柜 和红匣子都不安全，而且“未经授权的人不仅可能，而且可以毫无困难地在档案馆 或者档案室里呆上很长时间”。 没过多久，维维安认定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可能就是那个窃取钻石项链并将至 少是一部分文件提供给意大利情报部门的人： 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在档案馆已经工作了2且年。因此，他可能对大使馆里有些 或者全部文件和财物的丢失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他的哥哥（弗朗切斯科）曾经 也是档案馆的职员，不久前因为进行非法交易而被解雇。我认为他也不能摆脱与这 件事有联系的嫌疑。另外，虽然外交官们当时并没有把他与这件事联系起来，但我 认为他或者是他的哥哥，或者是他们俩就是在1925年窃取了锁在档案室文件柜里的 两份“R”型密码的人。 虽然埃里克·德鲁蒙德爵士出于礼貌，对维维安提出的改进使馆安全措施的建 议表示了欢迎，但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而且，他和绝大多数使馆人员都不相信对 塞孔多·康斯坦丁尼这个被他们当作“家庭的朋友”的人的怀疑。他不但没有被解 雇，相反作为对他在使馆里长期和所谓忠诚的服务的奖赏，1937年5月，他令人惊讶 地被邀请到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仪式。 在伦敦的公费旅游结束之后，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又开始向他的哥哥提供英国 的秘密文件；弗朗切斯科把这些文件交给阿克塞尔罗德的情报站和意大利情报机构 复制，再把原件还给塞孔多。在维维安的调查之后，康斯坦丁尼居然还能够接触到 使馆里的文件，对这一现象中心满腹狐疑。由于不能理解英国外交部门对使馆安全 工作如此疏忽大意，中心认为这是英国或意大利，或者是这两个国家狡猾而险恶的 阴谋。于是于1937年8月停止了与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的正常联系。 康斯坦丁尼兄弟、金上尉和其他潜伏在西方国家大使馆和外交部里的间谍提供 的密码资料，都被送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技侦四局共同组建的一个技侦单位。这 是一个绝密的情报机关，它并不在鲁比扬卡里边，而是在位于库兹涅茨基桥的外交 部大楼里。1933年开始在这里工作的叶夫多基姬·卡尔采娃垢来使用彼特洛娃这个 名字）介绍说，其工作人员甚至都不能把他们的工作地点透露给他们的直系亲属。 与在那里工作的大多数年轻女性一样，她非常害怕这一单位的负责人格列布·伊万 诺维奇·博基。博基以残暴而著称，1918年他曾在彼得堡实行过“红色恐怖”，内 战期间对土耳其斯坦进行过恐怖统治。而且，他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为自己 非凡的性能力而自豪，并经常在他的郊外别墅里组织周末性聚会。卡尔采娃非常害 怕被邀请去参加这种狂欢之夜。值夜班对她来说是最不安全的，于是她选择“最普 通、最单调的服装，以避免引起博基的注意”。 虽然这个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四局联合组建的机构的负责人生活堕落，该机 构却是世界上最大。资源最丰富的技侦情报机构。特别是，由于比斯特罗列托夫和 其他一些人的功劳，它从间谍那里得到的协助比任何和它类似的西方情报机构都要 多。米特罗欣档案显示，博基领导的这个机构至少能够破译出英国。奥地利、德国 和意大利的一部分外交通信。还有证据表明，它也可以破译日本、土耳其的某些电 报，以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和法国的电报。在30年代，没有任何一家 西方的技侦机构能够搜集到这么多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情报。 由于无法得到这个机构破译的大部分密码情报，因此也就无法对其在苏联外交 政策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仔细分析。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苏联的技侦部门的确破译 了日本方面发出的关于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谈判的电报。1936年11月份 德日双方达成了协议。在协议的公开版本中，只提到德日双方将交换有关共产国际 活动的情报并共同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活动。但是它们的一项秘密协定还规定，如果 缔约方中任何一方“受到（苏联的）无端攻击或者攻击威胁”，双方都将立即协商 采取行动，并“绝不做任何缓解苏联局势的事”。虽然日本实际上仍然非常希望能 够避免被卷人一场欧洲战争，而且也并没有打算缔结一个军事同盟，但是苏联还是 从这个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中发现了这两个国家的险恶用心。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反共产国际协定》签定三天后，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宣 布莫斯科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协定。他的讲话中还含沙射影地提到了密码破译工作： 许多人推测德日协定是用一种特殊的密码写成的，这并不令人奇怪。在他们的 协定中，反共产主义这个词的意思与字典里对它的解释截然不同，而且人们可以用 不同的方式去破译他们的密码。 博基领导的这个机构还破译了意大利的外交通信，而这很可能又导致苏联掌握 了意大利决定第二年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情报。 由于在英国内部有潜伏的苏联间谍和密码破译人员，加上英国外交部本身松懈 的保密措施，苏联的情报机构能够获得大量涉及它的主要对象国大不列颠 的外交政策的情报，然而规模比苏联小得多的英国情报部门却很少能了解到苏联的 政策。自1927年以后，英国的密码破译者根本无法破译苏联的高级通信（虽然他们 在破译共产国际使用的较为简单的密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英国秘密情报局甚 至在莫俾科没有情报站。1936年，英国大使维斯康特·奇尔斯顿驳回了在莫斯科建 立情报站的建议，理由是这样做“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麻烦”。但是没有秘密情报处 的机构，他又对无法了解到苏联决策的重要内容而感到失望。 可是苏联对其搜集到的政治和外交情报的理解能力，比起它搜集这些情报的能 力来就差得远了。在分析包围苏联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动机时，苏联本来就有一种用 阴谋理论取代务实分析的倾向，而在30年代，由于俾大林越来越倾向于自己进行情 报分析，这种现象就更严重了。事实上，斯大林并不鼓励其他人。对情报进行分析； 说他们是在“进行危险的猜测”。据报道，他曾说过：“不要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只把事实和它的来源告诉我就够了！”因此，外国科里根本没有分析部门。整个斯 大林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年代中，情报报告就是对与特定主题有关的信息进行综 合，几乎没有任何评论或者分析。负责编辑这些信息的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性命， 生怕他们没有说出斯大林想听到的内容。在筛选中心获得的宝贵的英国外交文件和 通过密码破译得到的情报时，他们首先要发现的就是针对苏联的阴谋。因为斯大林 同志，这位“列宁的出色的学生、布尔什维克最优秀的儿子。列宁事业的称职的接 班人和伟大的继承人”确信这些阴谋肯定存在。因此，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主要职 能就是强化斯大林对西方世界错误的理解，而不是对它提出挑战。 中心对英国外交部有关1935年3月约翰·西蒙爵士、安东尼·艾登和希特勒在柏 林进行会谈的记录的处理，可以说是中心为了保证政治上的正确而歪曲情报的一个 典型例子。在外交部的金上尉和在罗马大使馆的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都提供了 这份记录的副本。在会谈开始九天前，无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凡尔塞条约， 希特勒宣布在德国实行征兵制。这次希特勒与英国外交大臣的第一次会谈 本身已经足以引起苏联的怀疑了。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目的是 了解希特勒到底希望如何对凡尔塞条约进行修改，看一看有没有接受其要求的可能。 但这却引起了莫斯科很大的疑虑。希特勒一边否认自己有进攻苏联的企图，一边声 称存在着苏联发动战争的危险，他声称自己“确信终会有一天人们将急切地寻求合 作和团结，以抵御布尔什维克对欧洲的威胁。”西蒙和艾登没有表现出丝毫要签订 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协定的兴趣，但是他们与希特勒交换的相当普通的外交辞令在莫 斯科看来却是暗藏着险恶的用心。外交部的记录中有一段话：“英国外交大臣由衷 的感谢在柏林所受到的热情接待，德国方面所表示出的友好和热情给他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英国方面的会谈记录长达23000字。而中心向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提交的俄 文译本只有不到4000字。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简洁处理，而是选择了西蒙、艾登、 希特勒和其他与会者的一些讲话，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显得和连续的谈话一样。 由于省略了一些详细的上下文环境，因此许多话的意思被歪曲了。或许也就是从这 个时候开始，西蒙的一段话被误解为给予了德国占领奥地利的自由处理权。 中心无疑是为了与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保持一致，把西蒙和艾登赴柏林的访问看 做英德一系列会议的开端。在这些会议上，英国的政治家不仅要设法取悦希特勒， 而且还会鼓励他进攻俄国。事实上，虽然一些英国的外交家会高兴地看到两个独裁 者自己发动互相攻击，但是英国的外交大臣或政府都不会试图导演这样一场冲突。 然而，30年代诞生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莫斯科的阴谋理论，却在苏联时代结束之后依 然存在。国外情报局1997年出版的一本官方历史书坚持认为许多公开发表的英国外 交部的文件和更多的封存于档案局的档案都是不可靠的。该资料还声称，英国政府 仍然企图把反映二战前英国外交政策可怕现实的文件隐藏起来： 30年代的一些涉及英国领导人与法西斯德国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希特勒本人在 内的会谈内容的文件，至今还被保存在英国外交部的秘密档案中。英国人不希望暴 露自己曾经实行勾结希特勒并敦促德国向东进攻的政策的证据。 克格勃绝密档案 剑桥“五杰” 很多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的对外情报战线上的英雄们的画像至今还悬挂在雅瑟 涅沃国外情报局的记念馆里，这其中奥地利籍的犹太人阿诺德·多伊奇，或许可以 算得上是所有大特工中最有天才的一个。国外情报局的官方赞美词中这样写着：画 像中“他那机敏、锐利的目光和坚毅的面容”立刻就能“吸引住参观者的注意力。” 直到1990年克格勃才公开承认多伊奇的特工身份。甚至在今天，他职业生涯的某些 方面仍然被莫斯科认为是不适于公开的。 多伊奇的学术成就也是苏联情报界历史上最卓越的。1928年7月，也就是在他进 人维也纳大学学习大学课程不到五年之后，他就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而此时他刚24岁零两个月。虽然他的论文是关于化学方面的，但是他对哲学和社会 学也有深人的研究。或许是为了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在整个学生时代他在大学档 案中都称自己是个严守犹太教教规的犹太人。实际上他的宗教信仰已被他对于共产 国际的奋斗目标的强烈责任感取代了，这个目标就是实现一个没有压迫、没有贫富 差别的世界新秩序。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的神圣革命形象，蒙住了多 伊奇和他后来招募到的理想主义间谍们的双眼，他们看不到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 日益残酷的现实。离开维也纳大学后，多伊奇就开始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充当秘 密通信员，穿梭于罗马尼亚。希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之间。1929年与他结为夫妻 的奥地利人，约瑟芬也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 在多伊奇的新世界观中，性解放和政治解放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在为共产 国际开始进行秘密工作的同时，就公开参与“性政治”运动。该运动由德国共产党 员，心理和性科学家威廉·赖希发起，为维也纳的工人提供计划生育和性启蒙方面 的讲座。在这个阶段，赖希充满信心地进行着把佛洛伊德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联系 到一起的尝试；这一阶段也正是他对人类的性行为进行的独特的研究的初级阶段， 这些研究后来还为他赢得了个“更好的性高潮的倡导者”的名声，尽管这名声有些 名不副实。赖希认为政治和性压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结合在一起为法西 斯主义起到了铺路垫石的作用。多伊奇积极支持赖希的这个理论。他在维也纳创办 了《明斯特报》，发表赖希的文章和其他与“性政治”有关的作品。维也纳警方虽 然不知道多伊奇在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进行秘密工作，但是其反色情文学部门对 他参与“性政治”运动的情况却非常关注。 至少在几年的时间里，多伊奇成功地扮演着公开身份是赖希弟子和秘密身份是 苏联间谍这一双重角色。1932年，他从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调人苏联克格勃的外国 科，并作为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工在莫斯科接受训练。他的化名是“斯蒂芬 ·兰格”，代号斯蒂芬，（后来他还使用过“奥托”这个假名字。）法国是他任职 的第一站，在这里，他建立起了通往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边境的秘密穿越点；并为 在法国的渔船上安装战争期间供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使用的电台做好了准备。他的第 二站是英国，正是在这里，他的成就使他死后成了克格勃的不朽人物。 30年代中期对特工的真实身份和档案的保密规定还不像后来那样严格和精细。 1934年初，多伊奇用他的真实姓名来到伦敦，声称自己的职业是“大学讲师”，并 用他的学术成就混入了学术界。到伦敦后不久，他就从临时住所搬进了汉普斯特德 的劳恩大道的一所公寓。劳恩大道是伦敦激进的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这里的楼房 后来被称为“劳恩道公寓”，是英国第一批建有外部走廊的“平台进人式”公寓 （这种建筑方式后来被无数的城镇公寓楼房所仿效），在那个时代，也是汉普斯特 德一带最亮丽的建筑。多伊奇住在7号，他的隔壁是著名犯罪小说家阿加沙·克里斯 蒂的住所，那时她正在写《东方快车谋杀案》。虽然有人假想多伊奇与克里斯蒂一 起讨论过她的这一最新作品中的构思，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会过面。 30年代中期的时候，克里斯蒂住在其他地方，很少如果有过的话在这幢公 寓里住。而当时多伊奇则很可能要保持一种低调。这幢楼大多数公寓房的前门从街 道上就能够看见，但多伊奇房间的正门正好被楼梯间挡住了，这就使多伊奇和来访 者能够在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进出自己的公寓。为了使自己的学术伪装更加万无 一失，多伊奇在伦敦大学选修了一门研究生心理学课程，可能甚至还曾利用业余时 间去教过课。1935年，他的妻子完成了在莫斯科的无线电操作训练后，来伦敦与他 团聚。 克格勃的档案记录显示，在英国期间，多伊奇共发展了20名间谍并与另外29人 有联系。这其中包括剑桥大学五位年轻的研究生，他们是这些间谍中最出色的，到 二战时他们已被中心称作“五人帮”。他们是：安东尼·布伦特、盖伊·伯吉俾、 约翰·凯恩克罗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吉姆·菲尔比。《七杰》这本非常畅销的 西方小说在1960年发行以后，布伦特他们就经常被称作“五杰”了。多伊奇成功的 关键在于，他经中心批准采取了新的招募策略，即在著名大学里年轻的激进分子掌 握权柄之前就对他们进行培养。在给中心的信中，多伊奇曾这样写道： 在这些大学里，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开展得很广泛而且来来往往的学生的数量也 很大，这样，我们从党员中挑选个别人出来并不会引起党和其他人的注意。人们会 忘记他们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经历。而且即使有时有人想起来他们曾经是共产党员， 那么也只会认为那是他们年轻时的一时冲动，特别是对那些被视为资产阶级接班人 的人。我们要做的只是给这些人（招募对象）一个新的（非党员的）政治身份。 由于英国政府里最有抱负的年轻人都来自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因此自然而 然地这两所大学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新兴大学，就成了多伊奇寻找发展对象的根据地。 可能只是机遇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多伊奇招募的间谍多出自剑桥而不是牛津大学这 一现象：在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就读的吉姆·菲尔比是第一个引起多伊奇注意的人。 其他“四杰”都是菲尔比被发展后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布伦特、伯吉斯和凯 恩克罗斯也是特里尼蒂学院的学生．而第四人（麦克莱恩恻来自特里尼蒂教会学校。 多伊奇的招募策略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五杰” 都成功地打入了英国外交或情报机关。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高级情报，以至于莫斯科 有时几乎都应接不暇。 1933年6月，菲尔比带着“把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走出了剑桥的大门。 193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维也纳国际工人救援组织工作。同时，他还是处于 地下状态的奥地利共产党的通信员。在维也纳期间，菲尔比与高过婚的共产党员利 茨·弗里德曼相识，并结了婚。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次短暂而热烈的风流韵事，并 有了第一次在雪地里做爱的经历（“当你习惯它之后，你会感到非常温暖”他后来 回忆说）。第一个发现菲尔比可以被发展为苏联间谍的人是利茨的朋友伊迪丝·苏 斯契茨基，或许也正是因为她，才引起了多伊奇对菲尔比的注意。伊迪丝本人也是 被多伊奇发展为间谍的，中心竟然给她起了“伊迪丝”这个极其缺乏想象力的代号。 1934年5月，在多伊奇到达伦敦几个星期之后，吉姆和利茨·菲尔比也回到了伦 敦。几个月前，伊迪丝·苏斯契茨基也在伦敦住了下来，并和另一个被多伊奇招募 的间谍，一位英国医生亚历克斯·图德·哈特结了婚。这对新婚夫妇的联合代号是 “箭”。1934年6月，伊迪丝·图德·哈特带着菲尔比来到伦敦的雷根特公园。坐在 公园的长凳上，菲尔比与多伊奇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据菲尔比后来为克格勃撰写的 一本回忆录称，当时多伊奇对他说：“我们需要能够打入资产阶级政府机构里面的 人。为我们打入进去吧广但是在初期阶段，多伊奇并没有告诉菲尔比，他即将开始 作为一名苏联间谍的生涯。相反，他使他相信自己是参加了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 斯主义的地下斗争。多伊奇告诉他，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与共产党断绝一切看得 见的联系，并争取博得英国亲德分子和亲法西俾分子的信任。菲尔比自与多伊奇见 面后，立刻有了他的第一个代号，这个代号有两个版本：德语的SOHNCHEN和俄语的 SYNOK。它们大致都是英语里V男孩”的意思。这种做法在这一时期并不少见。 五十年后，菲尔比仍然记得他与一个被称为“奥托”的人的第一次约会。他说 那是“令人惊奇的”：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绝对了不起。我很快就发现了 这一点。而且这种感觉再也没有失去过……一见面，你 就会注意到他的眼睛。他注视着你，仿佛在这一刻世界 上没有什么比你和与你交谈更重要的事了……而且他 这人非常幽默。 在克格勃的历史上，很难再找出另一位指导员能像多伊奇和剑桥“五杰”那样， 配合得如此默契了。虽然“五杰”中有四个都是以一流的成绩从剑桥毕业的，但是 多伊奇的学术成就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辉煌。而且他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同 时具备更丰富的人生经历。他那富于魁力的个性、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对干未来人 类一定能从资本主义剥削和贫富分化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信仰已经浑然一体。他对 自由的解释则对剑桥“五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他提倡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解 放，还包括性的解放。这五个人都坚决反对严格的性道德和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英 国那套陈腐的阶级制度。伯吉斯和布伦特是同性恋者，麦克莱恩是双性恋，菲尔比 是个性生活能力很强的异性恋者。凯恩克罗斯是一个坚决的异性恋者，他后来写了 一本关于一夫多妻制历史的书，书的结尾引用了乔治·伯纳德·肖的名言：“所有 女人都更乐于分享一个出色的男士的10％，而不愿独占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凯 恩克罗斯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出色的男人。格雷厄姆·格林非常推崇这本书。“终于 有了这样一本书”，他给凯恩克罗斯写信说，“能够紧紧地吸引住所有主张一夫多 妻制的人。” 多伊奇作为一名控制英国间谍的特工，在近四年时间里，受三个特工的指挥， 这三个特工都使用过多个化名：伊格纳季·赖夫，代号马尔；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代号斯韦德；特奥多尔·马利，他先后使用过几个代号保尔、西奥和曼。1938年， 这三个人都成了大恐怖的牺牲品。赖夫和马利以莫虚有的罪名被枪决了。奥尔洛夫 及时逃到了北美，他以如果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追杀就对外公开他所知道的关于 苏联间谍的全部活动情况相威胁，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1993年出版的克格勃和国 外情报局合作编写的奥尔洛夫传记中，称他是招募剑桥大学里的间谍的“主谋”， 这种说法多多少少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夸张。其一， 是苏联的等级制度。在苏联的体制中，高级官僚通常都会声称其下属取得的成绩是 他们的，而且这些荣誉也会被算到他们头上。声称是奥尔洛夫这位参与30年代在英 国的间谍行动的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员“发展”了菲尔比就是这种普遍现象的典型例 证。其二，对奥尔洛夫的历史地位进行夸张，更多是出于时代的考虑。把自己视为 克格勃第一总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的国外情报局，需要证据来证明西方情报机关和 安全部门的愚蠢。国外情报局可以以奥尔洛夫来嘲弄西方安全和情报机关：在三十 多年的时间里，它们居然都没有发现剑桥“五杰”最主要的招募人就生活在它们的 鼻子底下美国。在奥尔洛夫于1973年去世前的数年中，克格勃曾多次试图劝他 回国，并以一套舒适的公寓和丰厚的养老金做诱饵，这无疑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克 格勃希望把他树立成一个典型：虽然在斯大林的大恐怖时代他曾被迫逃往国外，但 和菲尔比一样，“仍然保持着对列宁革命的信仰”，并运用自己受过的高超的间谍 训练，欺骗了西方情报机构很多年。 实际上，奥尔洛夫在伦敦只呆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934年7月份，他在伦敦住 过十天，然后就是从1934年9月到1935年10月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级别比他 低的多伊奇在实施情报活动前必须得到他的批准。偶尔，奥尔洛夫也会主动对多伊 奇下达一些指示。但是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清楚地表明，制定把菲尔比和其他年 轻的剑桥精英作为发展对象的总体策略的人是多伊奇，而不是奥尔洛夫。而且，菲 尔比自己也承认，在实施这个策略的技巧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指导员能与多伊奇相 媲美。 菲尔比为苏联情报部门所做的第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了多伊奇与剑桥大学 里另外两个发展对象唐纳德·麦克莱思和盖伊·伯吉斯之间的联系。1931年唐 纳德·麦克莱恩走进了剑桥特里尼蒂教会学校的大门，如果说他当时还不是一个坚 定的共产党员，那么在一年之内他就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了。麦克莱恩长 得英俊滞洒，而且在学术上很有天份，他的父亲曾是自由党的一位前内阁部长。麦 克莱恩＿定被多伊奇视为打入权力机关的几乎完美无缺的人选。1934年6月毕业时， 麦克莱恩在现代语言专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当时他并没有马上表现出要到英 国的政府机关里做事的愿望。他更希望能到苏联去教英语或继续在剑桥攻读博士学 位。但在那年夏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他的母亲，说他准备参加第二年 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这一转变反映出多伊奇对他的影响。两个人通过菲尔比进行的 第一次接触是在1934年的8月。多伊奇汇报说，他已经指示菲尔比与麦克莱恩见面， 与他讨论择业和对外联系等方面的问题，并要求他断绝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开始 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麦克莱恩同意了。但是当时中心不同意多伊奇直接与麦克 莱恩见面，之后的两个月中，和麦克莱恩的联系仍然由菲尔比负责。和菲尔比一样， 麦克莱恩使用的第一个代号有两个版本：德语的WAISE和俄语的SIROTA，这两个词都 是“孤儿”的意思（暗指两年前他父亲去世了。） 当时，还是一个特里尼蒂学院历史研究专业二年级学生的盖伊·伯吉斯正在准 备一篇他永远也未能完成的论文。几个月以来，他一直被代表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 义发动一场地下斗争的想法搞得激动异常。从他后来成为“五杰”之一的事实来看， 他可能是受了秘密“五人帮”德国共产党组织的反希特勒组织的启发。这听起 来有点可笑。他经常与一些是共产党员的朋友谈论实际上并不成功的德国五人帮， 麦克莱恩很可能也是那些朋友之一。当麦克莱恩违背命令向他承认自己被要求从事 秘密工作的时候，伯吉斯急切地希望得到让他也加人的邀请。 1934年12月，麦克莱恩为多伊奇和伯吉斯安排了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多伊 奇对这位在剑桥名声显赫的人物已早有耳闻。伯吉俾是个精明、善于社交的人，在 谈论有关使徒、在社交上排外但酗酒成性的皮特俱乐部以及愤世疾俗的讽刺轻歌舞 剧等等高雅的文化话题时，他同样也轻车熟路。他从不隐藏自己对共产党人的同情 和同性恋的疯好。虽然在那个时候，同性恋是非法的，但他仍然与年轻的工人阶级 男性进行“粗暴的同性恋交易”。一个比多伊奇更古板，更缺乏想象力的指导员很 可能会把无法无天的伯吉斯当成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财富。但是多伊奇却认为，正 是其无法无天的性格能够给伯吉斯的间谍工作提供良好的如果说也有些不寻常 的话的掩护。苏联历史上还没有过象伯吉斯这种类型的间谍。当被邀请参加共 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斗争时，伯吉斯对多伊奇说他感到“非常荣兴，并准 备为此牺牲一切”。他的代号是“小女孩”（正好与菲尔比的代号“小男孩”相对）， 明显暗示出了他的同性恋倾向。 像对待菲尔比一样，多伊奇给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布置的最初任务就是断绝与左 派人士的联系，并在思想上与政府保持一致，以便于今后能够成功地打入政府机关。 麦克莱恩成功地使他的母亲麦克莱思女士相信他已经“放弃”了大学时代对共 产主义的幻想。1935年8月，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外交部的选拔考试。当被问到他 在剑桥读书时的“共产主义观点”时，他决定“毫不掩饰地承认”： “是的”，我说，“我曾经有过那样的观点，而且至今也没有完全摆脱它。” 我想，他们一定喜欢我那坦诚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互点了点头、交换了一下目光然 后笑了。然后主考人说：“谢谢你，就这些了，麦克莱恩先生。” 1935年10月，他进人了英国皇家外交部，成为“五杰”中第一个渗透到权力机 关中的人。 伯吉斯则利用他那鲜明的个性特征隐瞒曾经加人过共产党组织的历史。1935年 下半年，他成为年轻的保守党右派国会议员“杰克”·麦克纳马拉上校也是一 个同性恋者的私人助理。他们曾一起赴纳粹德国开展取证工作，但实际上主要 是据伯吉斯称和与他们观点相似的希特勒青年会的成员发生同性恋行为。 伯吉斯与欧洲大陆的许多同性恋者搭上了关系。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爱德华·普法 依弗。此人是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厅主任。达拉第于1936年1月至1940年5月担任 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月至1940年3月出任总理。伯吉斯曾经对他的朋友吹嘘说 “他和普法依弗以及另外两名法国内阁成员……曾一起在巴黎的一家男妓院里度过 了一晚。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又唱又跳，并不时地用皮鞭抽打绑在桌子上的一个光着 身子的男孩。” 1935年2月，伦敦秘密情报站出现了安全危机。当时使用“马克思·沃利施”这 个化名进行活动的赖夫被召到国内事务部接受口头审查，在审查他的官员的桌面上 摆着厚厚的标有沃利施这个名字的档案。奥尔洛夫向中心汇报说，看来英国“政府 已经发现了一些线索，但还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因此决定要辞掉他。”国内事务部 指示立刻将赖夫解雇，赖夫只得服从。奥尔洛夫担心英国安全局可能也在调查多伊 奇，因此宣布，作为一项防范措施，由他来直接控制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 他们三人现在有时已经被称为“三个火枪手”了。当时奥尔洛夫把自己伪装成了一 名美国商人，在雷根特街上开了一个出售进口电冰箱的商店。他相信，那时这种伪 装还是安全的。但是在10月份，又出现了一次安全危机。他偶然地遇到了一个几年 前曾经在维也纳教过他英语、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于是，奥尔洛夫连忙离开了伦 敦，而且再也没有回去，对那几个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间谍的指导工作重新由多伊 奇接管。 在他的指导下，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很快就成长为成熟的苏联间谍。或 许克格勃并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在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不是在 协助共产国际与法西俾主义进行地下斗争。不过，他们也不再需要正式的通知了。 正如多伊奇给中心的报告中写的那样：“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为苏联工作。他们非 常明白这一点。我与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党员的基础上的。”换句 话说，多伊奇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他所控制的下级间谍，而是把他们当作在共同的事 业中为了同一理想在他的指导下一道工作的同志来对待。后来，其他没有多伊奇这 样灵活的指导员都非常不高兴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把自己当作苏联情报机构 的官员，而不是间谍。1963年，菲尔比逃到莫斯科之后，他惊奇地发现，和其他外 国间谍一样，他没有军官头衔，而且苏联永远也不会授予他军衔。于是，他用各种 办法误导西方记者，让他们认为他是克格勃的上校，甚或是将军。在1968年出版的 回忆录中，菲尔比再一次谎称自己“是一位任职已有三十余年的苏联情报机构的军 官。” 1935年的安全危机之后，多伊奇和秘密情报站采取了更多的防范措施，以避开 英国安全局和其他特殊部门的监视。通常情况下，在准备与一个间谍见面之前 地点通常都在伦敦多伊奇总是先让人开车送他到城外，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汽车 是否被跟踪。在确认没有尾巴之后，他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到伦敦，而且中途要 换好几次车。在旅途中，他把拍摄了秘密文件的胶卷藏在梳子，旅行必需品和家庭 用品里。给中心的报告通常是用隐写墨水书写，寄到哥本哈根的一个地址，再从那 里转寄到莫斯科。 虽然克格勃和国外情报局在90年代初期公开了一些关于“三个火枪手”的饶有 趣味的材料，但是它们从来不会提到诺曼·约翰（“詹姆斯”）·克卢格曼这个人。 他是多伊奇在1936年发展的一名间谍。克卢格曼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诗人约翰·康 福德是剑桥大学里两个最卓越的共产党活动家。当时被人们称作“詹姆斯和约翰”。 虽然1937年刚满二十一岁的康福德就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了，但克卢格曼仍坚持斗 争，并成为英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教育部长、政治委员会（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和党 的官方历史家。还在霍尔特的格雷舍姆学校读书时，克卢格曼就加人了共产党。他 与唐纳德·麦克莱恩同龄，而且是朋友。克卢格曼在特里尼蒂学院获得了一项现代 语言学专业的公开竞争的奖学金，而麦克莱恩在邻近的特里尼蒂教会学校也获得了 一项奖学金，虽然该奖学金在名气上稍逊一点。两人都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和麦 克莱恩一样，安东尼·布伦特的共产主义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克卢格曼的 影响。布伦特发现克卢格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理论家”，他“以丰富的技巧 和充沛的精力管理着党的组织……总是由他来决定（共产党员）应该对剑桥大学里 的那个组织或团体进行渗透。”克卢格曼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英国的资本主 义制度已行将就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革命就要来临了，”他后来回 忆说。“如果有人说，革命在三十年内不会在英国爆发，我会笑掉大牙。” 由于他是英国最活跃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之一，因此克卢格曼不可能像“五杰” 那样使人信服地脱离共产党组织并打入“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关”。但是，多伊奇发 现可让克卢格曼扮演另一种角色：做一个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招募对象的人； 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说服学生党员参加党的地下斗争，而不是其他一般的斗争。 在多伊奇发展克卢格曼前，内务人民委员会征得了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意。英国 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是绝对不可能反对的。和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共产党的领 导人一样，他认为无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对苏联无条件的支持都是国 际共产主义的利益所在。得到了他的同意后，多伊奇把克卢格曼发展成了间谍，代 号是梅尔。由于牵扯到英国共产党，所以直到1998年，俄罗斯国外情报局都拒绝承 认曾经把克卢格曼发展成为间谍。克格勃保守最严密的一个秘密就是它希望一 直到80年代仍是如此西方国家“兄弟党派”的领导人在发展间谍和为特工编造 “身份档案”方面提供协助。 1936年春，中心任命另一名大特工特奥多尔·马利（代号“曼”）为伦敦秘密 情报站站长。和多伊奇一样，他后来也成了苏联情报战线上一位不朽的英雄人物， 他的画像也悬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马利是匈牙利人，一战前，他在天主教会 里做神职工作，1914年自愿加人了军队。1916年，作为奥匈帝国军队的一名少尉在 俄罗斯前线作战时被俘；他在一系列战俘营里一直呆到一战结束。马利后来曾对他 的一个间谍这样说： 我见过所有最恐怖的景象，冻僵了四肢的年轻士 兵们在战壕里慢慢死去……我对上帝失去了信心。于 是当革命爆发时，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我与过去彻底 绝裂了……我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而且一直坚持这 个信仰。 马利最初被派遣到伦敦是在1936年1月。当时他被派来指导在英国外交部从事密 码工作的金上尉（原来由皮克负责）。他对金佯称自己是一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荷 兰银行的经理；金以为正是这家银行出钱购买他提供的秘密文件。4月份，马利被任 命为秘密情报站站长，从此以后开始与多伊奇一起指导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那些间 谍。和多伊奇一样，他的同情。动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太平盛世的坚定信念给这几 名间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上半年，多伊奇和马利完成了对“五杰”的发展工作。在这一年年初， 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制作人的伯吉斯安排了多伊奇与安东尼·布伦特一位法国语 言学家。艺术历史学家和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研究员第一次会面。虽然“第四人” 这个绰号是媒体的发明，而不是克格勃为布伦特所起的假名，但是他不仅是五个人 当中第四个被发展的，而且四十年后，也是这五个人中第四个被公开曝光的。直到 战争爆发时，布伦特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还仅限于寻找间谍发展对象。经多伊 奇同意，他的第一个发展对象是特里尼蒂学院里一位年轻而富有的大学生，美国共 产党员迈克尔·斯特雷特（代号奈杰尔）。第一次与多伊奇见面不久后，布伦特就 把斯特雷特邀请到自己在特里尼蒂的优雅的住处。斯特雷特刚刚得到他的亲密朋友 约翰·康福德两个星期前在西班牙内战中英勇牺牲的信息，仍然显得有些惊魂未定。 布伦特告诉他，“我们的朋友”非常关心他的将来。“他们让我告诉你……你应该 做的事情。”“什么朋友？”斯特雷特不解地问。“国际，共产国际的朋友”，布 伦特回答说。“朋友们”已经做出决定，斯特雷特的责任是断绝与党组织一切公开 的联系，毕业后（也就是当年晚些时候）在美国纽约华尔街找一份工作，然后负责 为共产国际提供内幕消息。斯特雷特没有同意。康福德为共产国际献出了生命， “难道你忘了吗？”布伦特对斯特雷特说。几天后，斯特雷特终于答应了。“在一 周之内，”他后来写道，“我从喧嚣、拥挤的剑桥一下子坠人了一个充满了影子和 回音的世界。”他毕业之后在伦敦与多伊奇见过一次面，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见面， 而且当时他还错把多伊奇当成了俄国人。见面的时候，多伊奇向他要一件能证明个 人身份的东西。他给了他一张照片。多伊奇把照片撕成两半，并把其中一半交还给 了他。多伊奇告诉他，另一半将由在纽约与他接头的人还给他。 “五杰”中最后一个被发展的，也是后来最后一个被公开的“第五人”是一个 精明的苏格兰人约翰·凯恩克罗斯。1934年，年仅21岁的他带着一份现代语言 学奖学金走进了特里尼蒂的大门。此前，他已经在格拉斯哥大学里学习过两年，并 拿到了索邦神学院的学历证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衷导致《特里尼蒂杂志》给他 起了个绰号“血十字”；该刊还因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天赋宣称‘凯恩克罗斯每两个 星期就能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安东尼·布伦特就是教授他法国文学的老师之一， 但凯恩克罗斯后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共产主义。193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而且比第二名的分数高出了100分 （虽然他在面试中的表现没有这么好人 布伦特开始从事寻找间谍发展对象的工作后不久，1937年初，多伊奇就把与凯 恩克罗斯联系的任务交给了伯吉俾，这与1934年菲尔比第一次开展发展间谍工作时 发展麦克莱恩的情况非常相似。随后，发展凯恩克罗斯的实际工作又交给了詹姆斯 ·克卢格曼。4月9日，马利通知中心，凯恩克罗斯的发展工作已正式完成，他的代 号是莫里埃。如果凯恩克罗斯知道自己的代号，那么他一定会觉得它透明度太高， 但同时又会觉得选得非常合适，因为这是他最欣赏的法国作家的名字。后来，他还 发表过两篇用法语撰写的关于这个作家的学术研究文章。不久后，莫里埃这个代号 被李斯特代替了，但是克格勃档案里并没有记载代号更迭的原因。5月份，克卢格曼 安排了凯恩克罗斯与多伊奇的第一次见面。根据凯恩克罗斯的回忆这些回忆他 自己也承认不太可靠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一个晚上，地点在雷根特公园： 突然，树后面闪出一个个子矮小而结实的身影，大约四十岁左右。克卢格曼给 我介绍这个人是奥托。随后，克卢格曼就消失了…… 多伊奇向莫斯科汇报说，凯恩克罗俾“非常高兴我们与他建立了联系，而且准 备立刻就开始替我们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麦克莱恩和凯恩克罗俾能够接触到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会也就能通过他们接触到外交部文件中包括被凯恩克罗斯称为“关于西班牙内 战进展情况的十分有价值的情报”。但是，除了少数几次，很难说清中心提交给俾 大林的情报很可能是以经过编辑的摘录形式中，哪些情报是麦克莱恩和凯 恩克罗俾提供的。有一份这样的文件看来是给斯大林留下了特殊印象，那就是1937 年11月希特勒与英国议会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三个月后接替艾登成为外交大臣） 的会谈记录。哈利法克斯刚到希特勒建在山上的巢穴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鹰 巢”时，还出了个大洋相：当贵族气派十足的哈利法克斯走出汽车的时候，把希特 勒当成了男仆，还差点把自己的帽子和大衣交给他。幸好德国的一位部长在他耳边 轻声说：“元首！元首户’中心把这次会晤看成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从哈利法克斯 与希特勒的会谈记录中提炼出来的部分内容，迎合了斯大林对英国政策极端不信任 的态度。中心的报告强调，英国把纳粹德国视为“西方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 而且会对德国向东扩展的行动持赞同的观点。虽然哈利法克斯对于希特勒的判断非 常幼稚他认为希特勒“非常真诚”但是他记录的他对于德国在防止共产主 义向西方扩散方面的作用的评论，却比中心的记录准确得多。他对希特勒说： 虽然英国对纳粹体制中的许多东西非常不满（例如，对待教会的态度；对待犹 太人的态度（或许这个问题没有前一个问题那么严重）；以及对待企业工会的态度）， 但是我并没有对他给德国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并没有对他把共产主义拒于他的国 家之外的贡献当然这是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的以及（像他自己所感觉的那 样）阻止共产主义向西方扩散方面作出的贡献视而不见。 哈利法克斯并没有任何表示支持德国侵略东欧的话。他的目的虽然不切实 际是希望通过在殖民地方面做出让步，把希特勒变成“欧洲的一个良民”，争 取说服他把他对欧洲的野心限制在能够用和平方式实现的范围之内。但哈利法克斯 也明确地表示，英国准备对凡尔赛和约做出和平的修改： 我说过，毫无疑问，凡尔赛和约做出的安排已经导 致了问题的出现，例如但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 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对于这些问 题，没有必要在今天还考虑维持现状，但是我们一定要 避免那种可能引起麻烦的解决办法。如果主要有关国 家对这些问题能抱着良好的愿望，在自愿基础上做出 合理安排，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反对。 这些讲话对希特勒而言简直就是美妙的音乐并不是因为他对和平修改凡尔 赛和约有多大的兴趣，而是从哈利法克斯企图安抚希特勒的软弱态度中，希特勒看 出，一旦他发动侵略战争，英国将没有勇气与之对抗。斯大林则从哈利法克斯的话 里面发现了更险恶的用意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他认为，英国已经刻意为纳 粹东进打开了绿灯。于是他命令中心设法弄到英国精心策划的让希特勒进攻苏联的 阴谋的证据。麦克莱恩和凯恩克罗斯提供的英国外交部关于英国设法取悦希特勒的 文件正好被中心用来交差。 虽然吉姆·菲尔比最终成了“五杰”中最重要的间谍，但是他在事业上的起飞 却比其他四个人都慢。他本来打算在民政部门里找份工作，可他的大学导师和他家 里的一个朋友都警告他说，虽然他们很欣赏他的干劲和聪明才智，但他们还是觉得 应该提醒他一句，“他那种觉得现行政治不公平的态度使他不适合在政府部门工作”。 于是菲尔比打消了这个念头。1937年前，他取得的唯-一个小成绩就是在没有什么 影响力的自由党月刊《综述评说》编辑部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成为英德友好协 会的成员。丘吉尔对这个组织非常蔑视肥它称做“噙！希特勒！团伙”。菲尔比回 忆说，他经常与多伊奇见面，但没有什么可提供的，同时还需要多伊奇坚定他的信 心。西班牙内战的爆发给菲尔比提供了第一项重要的情报任务。他终于说服了伦敦 的一家新闻机构给他签发了一份自由撰稿战地记者的委派证明。1937年2月，他到达 西班牙。“我的第一个任务”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是要掌握有关法西斯作 战的各方面的第一手情报。”然而，他的回忆录也没有揭示出全部的事实。 就在菲尔比离开伦敦几星期之后，伦敦秘密情报站接到了指示，这个指示无疑 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它命令菲尔比暗杀西班牙民族力量的领导人弗朗西斯科·弗 朗哥将军。马利及时地把命令传达了出去，但是他清楚地向中心表示，他并不相信 菲尔比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果然，5月份，菲尔比无功返回伦敦。他甚至都没有见 过弗朗哥。马利向中心报告说，菲尔比“非常沮丧”。但是，后来当菲尔比作为 “泰晤士报的两名记者之一被派遣到民族主义派掌权的西班牙的时候，他的运气来 了。这年底，他同另外两名记者乘坐的汽车被炮弹击中。虽然受了轻伤，但他却因 此成了战争中的小英雄。在“泰晤士报”上，他谦逊地对读者们讲：“你们的记者…… 被立即送到急救站，在那里迅速处理了头部的轻伤。”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在西班牙受伤，对我的记者和情报工作提供了无穷的帮助。”1938年3月2日， 弗朗哥亲自授予他红十字军功章。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弗朗哥。从此，菲尔比报告说： “所有的门都向我敞开了”。 可是，门打开得太晚了。当菲尔比能够接触到弗朗哥的时候，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暗杀计划已经中止了。从1937年春开始，中心对反对弗朗哥的战争的注意力 越来越小，因为此时后来被称为“内战时的内战”的事件发生了：打倒托洛茨基分 子变得比除掉弗朗哥更为重要。1937年底，揪出在国外的“人民公敌”成了比情报 搜集更重要的任务。“五杰”的出众才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然而，不幸的是， 在大恐怖时代特有的偏执思想的笼罩之下，外国科已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绝大多数 在国外工作的官员都被怀疑参与了敌人的阴谋活动。“大特工”时代很快就悲惨地 结束了。 克格勃绝密档案 大恐怖 虽然“特别行动”1937年才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对外工作中的主要任务，但是， 自30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受到苏联国内反对势力困扰的斯大林，就已经开始隐约注 意到国外的“人民公敌”这个问题了。1932年秋，莫斯科党的前任书记米哈伊尔· 留托金和他的一小撮支持者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抗议信，这封信对斯大林统治下 的俄罗斯的残酷性进行最大胆的批判。直到1989年，“留托金论坛”的这封信才被 公开。信中对斯大林及其恐怖统治，包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实行的集体化政策进 行了猛烈的抨击。曾经见过这封信的托派人士认为，这封信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为 了激怒斯大林而杜撰出来的。信中不仅谴责俾大林是“俄罗斯革命的魔鬼，他在报 复性心理和对权力的贪婪的欲望驱使下，把革命5响了深渊”，而且要求把他撵下台， 并称：“继续容忍斯大林的枷锁，容忍他的独裁行为和他给党及劳动人民造成的损 失，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耻辱。” 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要求处决留托金。只有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基洛夫敢反对他。“我们决不能这样做！”他坚持说，“留托金并不是不可救药， 他只是迷失了方向。”当时，斯大林做出了让步，留托金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五 年后，在大恐怖的年代里，斯大林掌握了对每个苏联公民的生杀大权，而且已经没 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地位。于是，留托金被枪毙了。 30年代初，斯大林已经丧失了区别反对他个人的人和“人民公敌”的能力。当 时，他认为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流亡在外国的列昂·托洛茨基（中心给他的代号是 “老人”）及其追随者。托洛茨基在1933年写道：“现在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 已经不可能把当权派（斯大林主义者）赶下台了”，“推翻这个官僚统治，把权力 归还给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武力。”于是斯大林根据托洛茨基的这 一主张强调指出，苏联国家面临着武力颠覆的威胁，只有使用武力才能避免这种情 况的发生。 在1934年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反对意见又露出了端倪，不过它是以缄 默的形式出现的，并没有引起老百姓的注意。在进行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斯大 林比基洛夫少了几百票。可是基洛夫在年底的时候被暗杀了，或许是斯大林下的命 令。然而越来越困扰俾大林的不是反对他的那些没有权力的残余势力，而是帝国主 义国家的秘密机关及其内部的托派雇员暗中策划的一个巨大而又神秘的阴谋。虽然， 斯大林这种偏执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病态的多疑” 的个性来解释，但是完美的列宁主义的逻辑学才是造成斯大林困惑的根源。列宁曾 经断言，帝国主义者是不会停止颠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个工农当家做主的 国家的。斯大林对此也深信不疑，他说： 我们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国家当中，而且我们处身于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体系当 中。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会维持多久，谁也无法知道。但在这种状态结 束以前，苏联和资产阶级政权之间一系列激烈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还指出，国外的敌人显然会与国内的叛徒相互勾结。只有那些“盲目自 大的人和暗藏的人民公敌”才会对这一基本的逻辑表示怀疑。那些反对这种说法的 人自然也就表明了自已的叛徒身份。 虽然在整个30年代中，斯大林一直被托派的阴谋困扰着，但是，实际上，托洛 茨基从来也没有对斯大林的政权构成过实质性的威胁。在早期的流亡生活里，托洛 茨基曾经试图在欧洲寻找一个基地，以便把他的支持者组织起来，但并没有成功。 1933年，他离开土耳其去了法国，两年后，又转到挪威。他在这三个国家的政治活 动都受到了不愿意收留他的政府的严格限制。1937年，托洛茨基最后失去了建立欧 洲总部的希望，不得已去了墨西哥。三年后，他在那里被暗杀了。在30年代的大部 分时间里，在欧洲负责组织托派运动的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而是他的大儿子列夫 ·谢多夫。自1933年起，谢多夫就一直在巴黎活动。1938年去世之前，他一直组织 出版他父亲办的《反对派简报》，并负责与分散在各地的支持者进行联络。和他父 亲一样，在他的身边也潜伏着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从 1934年开始，他在巴黎最信任的人、也是他的合作者，马克·茨博罗夫斯基就是苏 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他是一名出生在俄罗斯的波兰共产党员，谢多夫只知道 他叫伊蒂安。中心前后给这个特工起了几个代号：马克斯、马克、图利普和坎特。 谢多夫非常信任伊蒂安，把自己信箱钥匙交给他保管，允许他接收他的信件，并让 他保管他父亲最机密的文件和档案。 作为托派运动和白色卫队的总部，巴黎自然也就成了由“雅沙”·谢列布朗斯 基负责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任务组活动的中心地区。特别任务组的特长是从事暗 杀和诱捕活动。除了托派分子和白色卫队以外，谢列布朗斯基的巴黎特工站还有其 他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机智的雅克·多里奥。这位具有煽动性的演说家曾经在 30年代初被视为法国共产党未来的领导者。1934年上半年，他号召法国共产党与社 会党联合组成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这一举动引起了莫斯科的极大愤怒，至今莫斯 科还谴责这一组织的成员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莫斯科要求多里奥到苏联接受 教育并放弃他的主张，但是他没有去。1934年6月，因为不服从组织纪律，多里奥被 开除出党。可笑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决定实行人民阵线的策略；法国共 产党也因此来了个大转变，接受了多里奥的主张。 然而，多里奥竟然用一连串对斯大林的“东方”专制统治和那些被他称为“斯 大林的奴隶”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猛烈的抨击来回应法国共产党的这一转变。 由于害怕多里奥那富于煽动性的演讲会对法国左派人士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中心命 令谢列布朗斯基对他进行密切监视。1935年，根据多里奥提供的材料，几乎所有的 非共产党报刊同时批露了法国共产党接受莫斯科秘密经费和指示的消息。之后，中 心指示谢列布朗斯基制定一项暗杀多里奥的计划。然而中心可能从来也没有下达过 实施暗杀计划的指示，这可能是因为，多里奥领导的人民阵线在1936年的选举中取 得了重大胜利。人民阵线也迅速发展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法国人民党。共产党人指 责多里奥是法西斯主义的同党，对此他为自己进行了公开的辩护。然而，虽然他的 辩护使中心在宣传上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不但没有给暗杀行动提供任何便利， 反而还对它造成了破坏。 谢列布朗斯基的暗杀对象还包括法西斯头子赫尔曼·戈林。得到戈林将访问巴 黎的消息后，特别任务组要求巴黎的情报站招募一名狙击手，并想办法安排他进人 布尔歇机场。戈林乘坐的飞机将在那里降落。但是，戈林并没有去法国访问，那个 狙击手也只好被暂时解雇了。米特罗欣所见过的档案并没有对中心下达这个无疑是 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暗杀令的动机做出解释。然而其主要的目的可能在于破坏法德之 间的关系，而不是打击法西斯主义。1932年，非共产党的杀手在法国领土上刺杀了 共和国总统和南斯拉夫国王，这使中心相信，一旦有机会，在这里暗杀戈林，不但 能成功而且能够逃避责任。 虽然谢列布朗斯基在巴黎的情报站肩负着许多其他任务，但是监视和分裂在法 国的托派分子仍然是它的主要职责。由于列夫·谢多夫错误地信任了“伊蒂安”· 茨博罗夫斯基，从而使自己变成了苏联关于黄鼠狼（中心给托派分子起的代号）的 情报的重要来源。因此，直到1937年，他还没有被定为暗杀对象。1936年秋，茨博 罗夫斯基急报中心说，由于财政方面的问题，托洛斯基正在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 历史研究协会巴黎分会出售部分档案（包括以前谢多夫交给茨博罗夫斯基保管的一 部分）。谢列布朗斯基被命令组织一个别动小组（代号亨利小组），把这些档案弄 回来。谢列布朗斯基先在位于米舍莱大街的研究分会的楼上租了一间公寓，把分会 置于监视之下；然后，他指示当时在巴黎一个电话交换中心工作的获博罗夫斯基在 分会的电话线上作手脚，这样，他才有机会去侦察档案的存放地点和观察门锁的样 式。然而，当这个研究分会第一次反映它的电话线出了毛病的时候，交换中心却没 有派茨博罗夫斯基去，而是派了他的一个同事前去排除故障。茨博罗夫斯基只好再 一次作手脚，使分会的电话再出毛病，这一次交换站终于派他去排除故障。在他离 开分会的时候，不仅修理好了电话线，而且仔细观察了前后门门锁的样式。分会的 负责人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还给了他五法郎小费。尼古拉耶夫斯基是孟什维克 的主要成员，而且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划定为“人民公敌”。 谢列布朗斯基规定了人室行窃那些档案的时间是1936年11月7日凌晨2点，并要 求最迟要在清晨5点钟以前完成。由于无法找到分会大门的钥匙，特工们只好用电锯 把锁锯断。他们把电锯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再塞上锯屑和棉花，以降低它的噪音。 他们成功地偷回了托洛茨基的档案。但是，谢多夫和巴黎警方很快就怀疑这起行窃 案件是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为，因为做案的手法非常职业化，而且除了档案以外，分 会里的钱和有价值的东西一样也没少。谢多夫向警方保证，绝对可以排除对他的助 手“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的嫌疑，而且重要的档案还都存放在茨博罗夫斯基的 家里。可笑的是，茨博罗夫斯基反而提出，可能是由于分会负责人尼古拉耶夫斯基 的不慎，使内务人民委员会掌握了档案交易的情况。 中心为“亨利小组”颁发了红旗勋章。由此可以看出偷回来的档案是何等的重 要。然而，从职业角度讲，这次行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从分会偷回来的档案（许 多是剪报）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也不如茨博罗夫斯基手中的档案那样具有历史意义。 茨博罗夫斯基掌握的档案后来进了哈佛大学。到了30年代中期，在追查托派分子- -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一问题上，斯大林已经丧失了辨别轻重缓急的能 力。托洛茨基不仅成为白天经常困扰他的问题，有时甚至还会把他从梦中惊醒。正 如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伊萨克·多奇尔所说的那样：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盛怒态度，使这个问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 当务之急，而且它牵涉到苏联的政治、策略、理念等多方面的利益。历史上还从来 没有出现过如此兴师动众地动用各种手段和宣传工具去对付一个人的现象。 英国外交家R．A．赛克斯后来曾英明地形容斯大林的世界观是“精明与荒谬的 奇妙混合”。说他精明是因为在列宁去世后，他能够使用各种手腕打败他的对手， 一步步把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并最终当上了党的总书记；另外就是因为，二战中他能 在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谈判中实现自己的意图。历史学家们发现，很难理解为什么 一个如此聪明的人竟然会相信许多胡说八道的东西。但是，如果不了解一直困扰着 斯大林的、由他自己设想出来的托洛茨基（等人）的阴谋，也就无法理解这种现象， 就像如果不了解希特勒自己虚构出来的更可怕而且更可笑的犹太人的阴谋，就无法 理解他的偏执狂思想一样。 1934年到1936年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杰利克·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格 达并不像斯大林那样对托洛茨基着魔。斯大林觉得雅格达没有尽全力去追踪托派叛 徒，因而对亚越来越不满意。1936年9月，雅格达终于遭到了报复。斯大林和他的追 随者安德烈·日丹诺夫给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指出雅格达“已经表现 出他自己没有能力挖掘出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成员”，并要求由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接替他的职务。 以后的两年，叶若夫在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期间执行了一条在欧洲历史上 和平时期最大范围内的政治迫害和流血政策。这个时期被后人称为大恐怖时代。叶 若夫时代的一份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文件声称：“卑鄙的雅格达”把肃反行动巧妙地 集中于在地下活动的“右派一托洛茨基分子的中下层人士”身上，从而引开了对托 派的真正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季科夫、托姆斯基、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 等人的注意。文件还声称，雅格达对内务人民委员会里试图对这些列宁时代的英雄 提出（莫须有的）指控的官员，采取了解雇或让他们靠边站的作法。这些文件无疑 反映了实际上是奴隶般地照搬斯大林的观点。而这些托派领导人，除了托 姆斯基自杀了以外，其余的人都在1936到1938年间受到了公开审判。其实这只是一 场令人厌恶的道德游戏，它把国内外的反对派意见集合在一起，拼凑成了稀奇古怪 的阴谋理论，而且套用了诸如“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变体，而季诺维也夫 的思想又是从托洛茨基主义发展而来的”这样的固定公式。在最后一次公审中，尽 管雅格达“跪在地上”乞求宽大处理，但是他还是被指控为托派的主要阴谋家。内 务人民委员会不容置疑的阴谋理论的始作涌者、大恐怖时代的精神支柱，就是斯大 林自己。在公布之前，为了确保他们绝不会偏离已经定下的基调承认那些莫须 有的罪名，俾大林亲自核对公审的判决书和辩护人的辩护词。那个时期的内务人民 委员会的报告以突出的阿波奉承的口吻写道：“斯大林同志亲自监督揭发右派托洛 茨基分子地下活动的实际组织工作，在1936到1938年间，对这群乌合之众给予了沉 重的打击。” 和在国内一样，苏联在国外对真正的和臆想的托派“乌合之众’也实施了“沉 重打击”。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给谢列布朗斯基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和整 个外国科开辟了一片广大的新天地。西班牙共和政府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权，与弗朗 西斯科·弗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叛乱分子的斗争，在整个欧洲左派力量看来是 一场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三万五千名外国自愿者绝大多数是共产 党员来到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1936年10月，斯大林在致西班牙 共产党的公开信中宣称：“把西班牙从反革命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不仅是西班牙人自 己的事，也是所有进步力量的共同事业。”然而从一开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就 在西班牙的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一方面与在共和派和国际纵队里的托派分子作斗 争，另一方面与弗朗哥和法西斯势力进行斗争。内战爆发后，以前在伦敦工作的特 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被派遣到西班牙组织特工情报站。他在10月份给中心的报告 中自信地说：“可轻而易举地消灭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 （托派）工人统一党。” 当奥尔洛夫正在协调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西班牙国内的两个秘密战线的斗争的时 候，谢列布朗斯基在国外采取了行动。他在巴黎为国际旅的战士们开设了开展破坏 活动的训练班。训练班的教员有：吉吉法国共产党员、机械师，他通常是免费 为D；D练班授课；弗拉尼亚一个波兰籍女大学生，她每月的薪水是1500法郎； 第三个人是莱格朗德，没有关于他的更详细的资料。据谢列布朗斯基称，在波罗的 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活动的恩斯特·托尔斯迪特工小组的破坏行动取得了很大成 绩，他们炸沉了17艘为弗朗哥运送武器的船只。最有成绩的破坏者是一位年轻的德 国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恩斯特·沃尔韦伯，20年后，他当上了民主德国国家安全 部部长。然而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谢列 布朗斯基的报告虚报了炸沉船只的数量。 内务人民委员会训练游击队和破坏分子的基地主要在西班牙国内，设立在巴伦 西亚、巴塞罗那、毕尔巴鄂和阿尔让地区的训练营由奥尔洛夫领导。他的若干个游 击排在民族主义势力的后方，成功地破坏了输电线路，炸毁了桥梁，并多次袭击敌 人的运输车队。这些后来都成了奥尔洛夫炫耀自己的资本。奥尔洛夫在国外情报局 资助出版的回忆录中称，自己的目的是“建立一支受内务人民委员会控制的秘密警 察力量，通过它在西班牙实现斯大林式的统治。”前红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内战时 任苏联驻西班牙共和国首席军事顾问的扬·别尔津将军当时批评奥尔洛夫和内务人 民委员会对待西班牙共和国的态度时，说他们把西班牙当成了苏联的一个殖民地， 而不是当作盟友。 1937年春，奥尔洛夫和谢列布朗斯基接到指示，把工作重点从监视和分裂托派 分子转变为消灭托派领导人。当谢列布朗斯基开始准备诱捕谢多夫的时候，奥尔洛 夫则正在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伪造的文件，目的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工人统一党是一 个“德国一弗朗哥集团的间谍组织”。6月16日，马克思主义工人统一党的领导人安 德列乌·宁和其他四十位主要领导人遭到逮捕，其总部被查封，武装组织也被解散 了。不到一星期后，宁从监狱里神秘地失踪了。官方的调查报告称他逃跑了。实际 上，他被奥尔洛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机动小分队” 劫持出监狱后杀掉了。除了他以外，还有许多托派分子和不是托派的人也遭到了与 他一样的命运。1938年，由于担心自己也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人了死亡黑名单，奥 尔洛夫叛逃到了美国。此前，他在组织消灭“人民公敌”的行动中，一直过着奢侈 的生活。有一名国际旅的青年战士奉命到他的住所去办事。这位年轻人闻到了房间 里浓重的科隆香水味，更让他羡慕不已的是，一位身穿白领制服的服务生用餐车推 进来的丰盛的早餐。他已经二十四个小时没吃过东西了，可是，奥尔洛夫没有给他 一点赏赐。 虽然奥尔洛夫经常被人们提起，但是由于后来的叛逃，因此他永远也不可能被 奉人克格勃的英烈词。国外情报局更不愿意对外公开关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资料， 因为那样会有损于苏联对外情报部门里一些英雄的名誉，例如斯坦尼斯拉夫·阿列 克谢耶维奇·沃普沙索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勇敢地在敌后开展破坏活动而 闻名的沃普沙索夫，曾经四次荣获列宁勋章，两次荣获伟大卫国战争勋章，他获得 的奖章足以挂满衣服的胸襟。他是苏联最推崇的情报战线上的英雄。1990年，苏联 还专门出版了一套他的纪念邮票。然而，他在战前从事的暗杀活动至今仍然被国外 情报局当作不能公开的秘密。20年代中期，他曾经领导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下属的 一支秘密武装力量，他们经常穿着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的制服，袭击这两个国家边境 的村庄。1929年，他因为谋杀了一名同事而被判处死刑，后来被改判为10年徒刑。 然而他很快就被释放了，而具重新开始了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暗杀专家的职业生涯。 他在西班牙的任务之一是修建和管理一个火葬场。内务人民委员会用它来处理被害 人的尸体，那真是连碴都不会剩下。许多暗杀对象就是被引诱到这座建设物中之后， 惨遭杀害并被当场火化的。 负责火葬场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是何塞·卡斯特洛·帕切科（代号何塞、 潘索和特奥多尔）。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1910年出生于萨拉曼卡，1936年，被 奥尔洛夫的副站长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根发展为间谍。卡斯特洛去世 几年后，他的一个侄女于1982年写信给克格勃要求抚恤金，并声称卡斯特洛生前曾 向她交代过“如果你遇到困难又没有办法时，也就是说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 能与我的苏联同志联系。”虽然卡斯特洛的档案显示，他发过誓，绝不泄露半点自 己从事间谍活动的详细情况，但是，很有可能，他的这位亲戚已经掌握了他为内务 人民委员会的火葬场工作的情况。因此，中心认为拒绝她的要求会造成“不良后果”。 1983年1月，她被召到苏联驻马德里大使馆领事部，那里的官员告诉她，她本无合法 权利要求抚恤金，但苏联决定给她特殊优待，给了她5000可兑换卢布，在当时相当 于6680美元。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卡斯特洛曾经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过这件事 了。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关于斯大林时期的令人尊敬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涉及苏联在 西欧秘密进行的残酷的追杀“人民公敌”的行动。结果使苏联经常能够对其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夕的外交政策进行冠冕堂皇而又苍白无力地解释，否认暗杀是它的重点 任务之一。除西班牙以外，内务人民委员会开展暗杀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战场是法国， 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暗杀对象是列夫·谢多夫和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库捷 波夫的接班人、俄罗斯军人协会白色卫队的领导人）将军。1937年夏天，谢列布朗 斯基制定了消灭这两个人的两份相似的计划。他计划在巴黎先绑架这两个人，然后 偷偷地把他们带到事先等候在英吉利海峡海边的船上，再把他们引渡回苏联，在苏 联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处决他们。执行这一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渗透到他们的随从 中去。 和谢多夫身边的“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一样，米勒的助手尼古拉·斯科布 林将军也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除了他，谢列布朗斯基还安排了一名特工 负责监视米勒。这个特工叫米莱伊尔·路德维戈夫娜·阿比亚蒂（代号是阿维阿托 尔莎，意思是“飞行员的妻子”）。这一点可能连斯科布林自己都不知道。阿林亚 蒂是圣彼得堡一位音乐教师的女儿，出生在俄罗斯，并在那里长大。1920年，她的 家人回法国的时候，她留在俄罗斯，并与飞行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叶尔莫洛夫 （这也就是她的代号的依据）结了婚。1931年，她去法国探亲的时候，被发展为内 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在法国期间，她还把她的兄弟罗兰德·路德维戈维奇·阿比 亚蒂也发展成了特工，代号是飞行员。阿维阿托尔莎在米勒将军的隔壁租了一间公 寓，偷偷溜进他的房间，窃取了一些文件并在隐蔽的地方安装了一个麦克风，这样 她就可以对将军的房间进行窃听活动了。1937年9月22日，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 米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巴黎的大街上失踪了。巴黎警察厅的调查结果是，他被 押进了苏联大使馆。被害后，他的尸体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用福特牌卡车送到了 勒阿弗尔港。据几位目击者称，大箱子被装上一艘苏联货船，但被装在箱子里的米 勒还活着，只不过被施用了大量药物。与1930年库捷波夫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的是， 他在运往莫斯科的旅途中苏醒过来了，在莫斯科他受到审判，并被枪决了。出事后， 斯科布林认为自己很快就会受到米勒的支持者的怀疑，于是他跑到了西班牙。没有 暴露身份的米莱伊尔·阿比亚蒂获得了红星勋章，并被赋予新的对付谢多夫的任务。 米勒失踪的时候，诱捕谢多夫的行动刚刚展开。本来在布洛涅港租用了一艘渔 船，打算在回苏联的路上，先用此船运他一段。但是，由于米勒的失踪引起了法国 人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怀疑和愤怒，这个计划不得不被放弃了。几个月后，谢 多夫以与米勒完全不同的形式结束了他的生命。1938年2月8日，谢多夫因急性阑尾 炎住进了医院。“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以避免内务人民委员会监视为由，说服 了谢多夫不去法国医院，而到一家俄国移民开设的小诊所里做手术。对于苏联来说， 对这家小诊所进行渗透是再容易不过了。后来茨博罗夫斯基承认，叫了救护车后， 他就通知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为了所谓的安全原因，他拒绝告诉法国的托派人士们 这家小诊所的具体位置。谢多夫的手术非常成功，而且看起来他恢复得不错；但就 在这时，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连他的医生都觉得纳闷。虽然医生们不停地为他输血， 2月16日，谢多夫还是因承受不了剧痛而去世了，当时他只有32岁。档案里并没有发 现内务人民委员会应该对他的死负责的证据。但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中有一个先进 的医学部门卡莫拉，它试验能致人于死地的毒药，而且完全能够对谢多夫下毒。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确想除掉谢多夫，正像它计划要除掉托洛茨基和他的其他主要追 随者们一样。但是谁也说不清楚，1938年2月，谢多夫是被内务人民委员会谋杀的， 还是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下手之前，正常死亡的。 谢多夫的死亡使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托派组织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茨博罗夫斯基 成为了《反对派简报》的发行人，并负责托洛茨基与其欧洲重要支持者的联络工作。 在谨慎地挑拨托洛茨基不同派系间自相残杀的斗争中，茨博罗夫斯基成功地隐藏着 自己的真实身份。有一次，他写信给托洛茨基，告诉他，《简报》上准备刊登一篇 题为“托洛茨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文章。文章将对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墨西哥的活 动进行揭露。1938年夏天，已经叛逃到美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给托洛茨基写了 一封匿名信，信中警告他说内务人民委员会派遣到巴黎的一名特工正威胁着他的生 命。奥尔洛夫不知道这个特工的姓，只知道他叫马克（“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 的真名），并详细地描述了此人的相貌和背景情况。然而托洛茨基认为这封信和其 他一些类似的信件一样，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耍的花招。茨博罗夫斯基也同意他的 看法。当得知有人指证他的时候，茨博罗夫斯基的反应是报以“开怀地一声大笑”。 谢多夫死后，德国人鲁道夫·克莱蒙特就成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欧洲的下一个 暗杀目标。他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书记，该组织的成立大会定于下半年召开。 1938年7月13日，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克莱蒙特从他的家中诱骗了出去。几星期后，一 具无头尸体被冲上塞纳河的岸边，经辨认，死者就是克莱蒙特。9月份召开的第四国 际成立大会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大会。只有来自门个国家的托派团体的ZI名代表出席 这次大会。俄罗斯支部几乎所有的精英都被消灭了，只好让茨博罗夫斯基作为代表 出席了会议。美国的托派分子大会的翻译之-西尔维亚·安格洛夫在她的 西班牙情夫雷蒙·梅尔卡德的陪同下参加了这次大会。梅尔卡德是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一名特工，他的掩护身份是比利时记者。据档案记载，他就是后来在墨西哥 城暗杀托洛茨基的凶手。 到了1938年，谢列布朗斯基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成了苏联对外情报活动中最大 的一个部门，它在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德国、 拉脱维亚、爱莎尼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等十六个 国家里安插了212名特工。除了托洛茨基分子以外，在国外情报部门工作的人员成了 大恐怖时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国外追杀的重点对象，据认为，在这个群体里存 在着为数众多的“人民公敌”。在接到莫斯科发来的关于指控他们的同事是帝国主 义间谍和审判他们的报告的时候，驻外国的情报官员不仅说话要小心，而且还要注 意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对莫斯科来的报告中所述的根本不存在的阴谋，你 如果不表示足够的、看得见的、发自内心的义愤，就可能被汇报给中心；如果是这 样的话，那么后果将是致命的。 1936年8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曾经是列宁的助手的一些“堕落分 子”进行审判后，中心收到了巴黎情报站反映其军事情报官员阿布拉姆·米罗诺维 奇·阿尔巴姆（代号别洛夫）未能对这些人表示出令人满意的愤慨情绪的汇报。该 汇报非常气愤地指出： 别洛夫未能对这些政治流氓表示出憎恨和尖锐的批判态度。在关于对托洛茨基 一季诺维也夫集团进行的审判的讨论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沉默。别洛夫希望这十 六个被定了罪的人能够得到同情，当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他们被执行枪决时，他还 吸了口气。 这口气不仅使他自己，而且使他的一些同事和他一起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他的材料中涉及到的十三名与他熟识的人因此而被捕，其中至少有一些，或者说大 多数都被枪毙了。他的妻子弗里达·利沃芙娜为了挽救自己而背叛了他。“对于一 名诚实的共产党员来说，”她在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信中愤慨地写道，“最可怕的 发现莫过于认识到他也是人民公敌当中的一分子。”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些能够在大恐怖中幸存下来的人都是些道德败坏 的家伙。那些越快给自己的同事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的人，就越有机会成为少数幸存 者之一。大恐怖时代初期担任驻柏林大使的雅科夫·苏里茨是少数几个幸存下来的 高级外交官员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就是因为他非常善于谴责别人。为了 避免使馆里负责情报站工作的B．M．戈登对他发难，苏里茨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 在大恐怖刚开始的时候，苏里茨就设法引起了中心对与戈登交往甚密的一位外交官 员的注意，称这位官员曾经是社会革命党的党员，而且经常去探望在布拉格的亲戚， ‘用p里还居住着其他一些社会革命党的成员”。1937年1月，对“托洛茨基一季诺 维也夫恐怖分子集团”的公开审判结束后，苏里茨向中心提供了戈登同情托洛茨基 的证据： 2月2日，驻柏林大使馆召开了一次党的会议。在会上，负责情报站工作并兼任 党组织委员的戈登，传达了关于对托洛茨基集团进行审判的报告。 关于这群政治流氓已经制定了明确的行动计划的事实，戈登只字未提；他也没 有说明，为什么这些社会的渣滓要对工人阶级和所有工人同志隐瞒这个计划；为什 么他们要过双面生活；为什么要从事地下活动。 他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敌人的破坏活动能够持续这么多年。 他也没有谈到，为什么尽管存在着敌人制造的灾难、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 我们国家的工业和运输仍然能够持续不断地得到发展。 他更没有解释这次审判的国际意义。 然而，就在苏里茨攻击戈登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后院也着了火。他的 一位秘书正在向中心汇报他的不是： 这些天，在苏里茨同志的办公室里挂着布哈林的照片，上面还写着：‘谨以深 情挚爱，送给我的老朋友，亲爱的苏里茨同志布哈林。’我故意没有把它取下 来，并不是因为我喜欢面对着它；只是我不想再面对上一次我取下叶努基泽的照片 时苏里茨同志的白眼。 我等着他自己把它取下来，因为布哈林已经成了我党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 即使以前他真的是他的朋友，那么他现在也应该认定他是敌人了。他应该马上把照 片丢进火里烧掉。 我认为，向您汇报这些情况是一名党员的责任。自斯大林宪法（1936年）实施 后，它赋予了我们很大的权利和责任，要求我们遵守纪律、诚实工作和提高警惕， 因此我不能对上述事实保持沉默。 1937年至1938年，由于绝大多数官员被召回和处决，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许多情 报站都停止了工作。虽然设立在伦敦、柏林、维也纳和东京的情报站没有关闭，但 每个情报站里也只剩下一名，最多两名情报官员。绝大多数大特工都遭了殃。第一 个被中心盯上的对象是内务人民委员会里最成功的大特工特奥多尔·马利。他的宗 教背景和他对使用恐怖手段的反感自然引起了中心的怀疑。1937年6月，带着理想主 义的宿命论，他接受了返回莫斯科的命令。“我知道曾经当过牧师的经历使我根本 不可能有机会，”他对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但是我之所以决定要回去是因为 这样就没有人能够说：‘那个牧师可能真的是德国间谍。”’一回到莫斯科，他就 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并受到了审判；几个月后，他被枪毙了。驻意大利情报站站长 （也是杜坎的指导员）莫伊谢伊·阿克塞尔罗德也被召回莫斯科。这位十年来曾经 提供了大量关于英国情报的间谍，在度过了短暂的狱中生活后，也以“人民公敌” 的罪名被枪毙了。 在大恐怖时代的中期，作为犹太人和奥地利人的混血儿，并在其职业生涯初期 不守正统的阿诺德·多伊奇自然引起了中心的怀疑。在马利、阿克塞尔罗德及其他 特工相继被召回之后，他肯定担心自己在不久以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为了使自 己的护照获得延期，他经常与一位居住在伯明翰的亲戚奥斯卡·多伊奇联系。奥斯 卡是当地犹太人教堂的主持人，也是剧院经理。有时，阿诺德会在星期五晚上到这 个亲戚家里去吃安息日的晚餐。奥斯卡也答应为他提供一个工作，以便他能够继续 留在英国。这些接触无疑更加重了中心对阿诺德的怀疑。 但是，多伊奇竟然幸存下来了。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可能是另一位内务人民 委员会的特工叛变的结果。这个叛变了的间谍是驻巴黎的特工伊尼亚斯·波雷茨基 （化名赖斯，代号雷蒙德）。1937年7月，“谢列布朗斯基小组”的一名法国特工罗 兰德·阿比亚蒂（化名罗西，代号飞行员）在瑞士发现了波雷茨基。当时，罗兰德 的妹妹（也是谢列布朗斯基小组的成员）米莱叶正准备在巴黎引诱米勒将军。为了 除掉波雷茨基，阿比亚蒂利用了他的一个朋友格特鲁德·西尔贝什。他说服了这个 沦落为难民的德国共产党员写信给波雷茨基，声称她急需得到他的帮助。西尔贝什 拒绝把一盒涂有士的宁的巧克力（后来，这盒巧克力被瑞士警方发现了）交给波雷 特斯，但是她把他带到了洛桑郊外的一条小路上，阿比亚蒂拿着冲锋枪早就等候在 那里了。在最后一刻，当意识到自己落人陷阶的时候，波雷茨基试图抓住首尔贝什。 后来，人们发现了他满身弹孔的尸体，手里还摸着首尔贝什的一缕灰白色的头发。 由于几年前，多伊奇曾经和波雷茨基一起在巴黎工作过，因此波雷茨基叛变后，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损失报告认为他可能把多伊奇出卖给了西方的情报部门。正是因 为多伊奇被视为托洛茨基和西方阴谋理论的牺牲品，才使他避免被指控为那些阴谋 的参与者。1937年11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因为中心相信他受到了波雷茨基和其他 叛徒的陷害，因此他并没有像马利那样被枪毙。 马利的死和多伊奇的被召回给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英国的情报工作造成了灾难性 的严重破坏。由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损失报告认为马利“把金上尉（马格）出卖给 了敌人”，因此与这位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于1935年被发展的间谍的全部联系都 中断了。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里并没有包括对给在剑桥发展的间谍造成的损害的评 估报告，但是，由于马利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中心无疑会担心他们也已经被 出卖了。11月份，驻荷兰的特工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的叛变更加重了中心的疑虑。 虽然克里维茨基不知道剑桥五杰的名字，但是他了解关于他们的一些情况，其中包 括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个人以记者的身份被派遣到西班牙执行暗杀弗朗哥的任务。 在多伊奇被召回莫斯科之后，留在英国的五杰中的三个人伯吉斯、布伦特 和凯恩克罗斯与中心的直接联系中断了九个月。但是，他们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即 使在无法得到情报站连续指导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伯吉斯 这位被多伊奇和马利允许把自己看作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而不是完全依靠 指导员的间谍，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发展着间谍。他把自己视为多伊奇的间谍发展策 略的继承和发扬者，不断地在牛津和剑桥大学里招募杰出的、能够渗透到政府部门 中去的大学生。 伯吉斯认为戈伦韦·李斯是牛津大学里最重要的发展对象。这位年轻的威尔士 同学会的成员还是《观察家》杂志的助理编辑。他与伯吉斯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2 年，虽然他抵抗住了伯吉斯的诱惑，但是不管怎么说，伯吉斯还是给他留下了相当 深的印象：“在我看来，他具备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他的谈吐都能反映出他鲜明 的个性。’可能是李斯在1937年下半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使伯吉斯认识到发展他成为 间谍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李斯是这样评论发生在威尔士南部地区的大规模失业现象 的： 这是一个特殊和特别的的灾难……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意味着对造成了这种现 象的社会的谴责……如果你对已经产生了急躁情绪和倾向于传统的革命观点的人们 说，他们所受到的苦难都是由于无情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那么你只给他们留下了 一条出路。列宁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可能就是在1938年元旦的晚上，伯吉斯坐在李斯的公寓里，和往常一样，在两 个人中间还摆着一瓶威士忌；伯吉斯对他讲，《观察家》上发表的这篇评论已经证 明，“他掌握了事情的核心”。李斯回忆说，接着伯吉斯异常严肃地说：“自从毕 业后，我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名间谍。”在以后的几年里，李斯一直试图表示出他 并不同意成为间谍。但是在克格勃关于他的档案里却清楚地显示出他的确被发展了； 虽然档案记录也确认，伯吉斯并没有要求他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是要求 他“帮助党”。在这一年的年底，曾经与伯吉斯联络过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 案调查员后来向中心汇报称，他认为李斯（从那以后，中心给他起的代号是弗利特 或克罗斯）是牛津剑桥发展策略的关键一环： 能够使他得到精神上的巨大满足，也是他最有信心取得成功并产生影响的工作， 就是我们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年轻的、准备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毕业生中间发展成员。 在这项工作中，托尼怖伦特）是他在剑桥的助手，而克罗斯（李斯）则在牛津大学 里协助他。在历次会议上，伯吉斯总是提到这个想法…… 虽然对伯吉斯不遵守纪律的招募办法不甚满意，但是，中心仍然认为李斯是一 名非常有潜在价值的重要间谍。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爵士、后来担任内务大臣的约 翰·西蒙爵士和《泰晤士报》的主编杰弗里·道森，这三位英国主要的绥靖主义者 都是威尔士同学会的成员。为了夸大李斯的重要性，中心还声称他经常在高层会议 上见到这三位大员。中心也过高地估计了李斯的朋友、退休少将厄尼斯特·斯温顿 爵士的影响力，此人曾自1925年起担任过丘吉尔的军事历史学教授；中心称他为 “斯温顿将军”。 就在伯吉斯积极地实施其牛津一剑桥发展战略的时候，外国科却陷入了一片混 乱之中。1938年2月17日，外国科的负责人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被发现倒毙在他的办 公室里；据称，他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是，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俱乐部里 为他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他的上司却在他的脸上发现了氰化物中毒的迹象。与此同 时，雅格达在审讯过程中承认自己为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部门工作，并毒死了他 的前任缅任斯基，还准备对他的接班人叶若夫下手的罪行。到了年底，俾卢茨基的 两个接班人泽尔曼·帕索夫和谢尔盖·什别盖尔格拉斯都被以“人民公敌”罪名枪 毙了。1938年，外国科陷入了困境，它曾连续127天未向斯大林提交一份有关国外情 报的报告。12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会主 席的职务；几个月后，叶若夫被指控犯有勾结英国、德国、日本和波兰的叛国罪。 对于那些晚上回到家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来说，清晨的敲门声可能就意味 着恶运的来临。 外国科的绝大多数官员在斯大林及其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的各种反叛理论之下， 于30年代后期都因遭受审讯和残酷折磨而未能活下来，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一位 能够幸存下来，并向后人讲述这段历史的第一个大特工就是德米特里·比斯特罗列 托夫。1937年，他被派到柏林，与一位潜伏在德军参谋部里的苏联间谍联系。临行 前，叶若夫拥抱他，并告诉他说：“你应该为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一最棒的情报来源 而感到骄傲。斯大林和你的祖国不会忘记你。”然而，在1938年初，比斯特罗列托 夫的任务被中止了，并被调到了莫斯科商会，直到9月份被捕前，他一直在那里工作。 一次，索洛维约夫上校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叶若夫走了进来，并询问指控他什么 罪名。当得知他被控替四大国从事间谍活动后，叶若夫的反应是“太少了！”然后， 他脚跟为轴，来了个向后转，接着就离开了审讯室。 当比斯特罗列托夫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的时候，索洛维约夫和他的助手 就用绑在铁丝的一头上的球形物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断裂的骨头刺穿了一片肺叶。 他的头盖骨被包着棉花和绷带的铁锤打成了骨折；审讯员在审讯中时常踢他的腹部， 造成了他腹部肌肉的撕裂。在意识到如果刑讯持续下去，他可能被打死以后，比斯 特罗列托夫在索洛维约夫交给他的认罪书上签了字。绝大多数屈打成招的外国科的 官员“认罪”后，都会被带到离审讯室不远的一个行刑室里，接着一颗子弹会从后 面击中他的头部。但是，比斯特罗列托夫却幸免此难，而且还记录下了对他的审讯 过程。虽然，他在1939年的时候被判处20年徒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却逐 渐恢复了健康。到他被释放的时候，他的妻子谢尔马托娃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 早已被送进了劳改营，她用一把菜刀割断喉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年迈的母亲 也已经服毒自杀了。 马利的死和多伊奇被召回导致了伦敦情报站的瓦解。中心计划利用设在肯辛顿 的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中的情报站来继续操纵其在英国的间谍。1938年，新任情报站 站长格里戈里·格拉夫潘走马上任了。由于外国科里绝大多数有经验的官员都遭到 了清洗，这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带来了戏剧性的影响。多伊奇、奥尔洛夫 和马利在与自己的间谍接触时，都曾经采取过精心策划的、能够避免受到监视的防 范措施。但是中心派来监督格拉夫潘情报站的一个缺乏经验的使者对类似的接头活 动一无所知；他认为只要能够以使馆为依托进行活动就是安全的。他天真地向莫斯 科报告说：“使馆旁边的一个公园（肯辛顿公园）就是与间谍接头的一个方便的地 点，接头的人可以假装是去那里散步。” 格拉夫潘的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与唐纳德·麦克莱恩这位当时剑桥五杰中最有 成就的、能够从外交部窃取大量机密文件的间谍恢复联系。4月10日，一位年轻且显 然没有经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女官员，代号诺尔玛，在位于莱斯特广场的帝国电 影院与麦克莱恩接上了头。几天后，麦克莱恩带着一大捆外交部的机密文件，来到 了诺尔玛住的公寓。在那里，诺尔玛把这些文件拍照下来，并把没有冲印的胶卷交 给格拉夫潘，再由他传送回莫斯科。自那次开始，这位年轻的英国间谍和她的上司 不仅给这些文件拍照，而且还一起上了床。诺尔玛违反规定的另一个行为就是告诉 了麦克莱恩或许是在床上的时候他现在的代号（他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 是利芮克。 1938年9月，带着外交部给他的充满肯定之辞的推荐信，麦克莱恩到驻巴黎大使 馆开始了第一次驻外工作的经历，他当时的职务是三等秘书。推荐信是这样写的： 麦克莱思，老唐纳德·麦克莱恩爵士的儿子……在两年来的工作中表现出色， 是西方事务部里的一个支柱。他人品好、有头脑且主动热情。另外，他相貌英俊。 我们认为，无论从丰富社会经验角度，还是从工作角度出发，他都应该在巴黎取得 成功。 麦克莱恩赴巴黎上任之时，适逢慕尼黑危机发展到顶峰之际。捷克的苏台德区 被耻辱地拱手奉送给了纳粹德国。9月30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回到伦敦并受 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挥舞着希特勒签了字的一纸空文，声称这不仅意味着“光荣 的和平”而且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对于剑桥五杰来说，慕尼黑阴谋进 一步证明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不过当时他们不可能想象得到，不到一年 功夫，斯大林将与希特勒签署一项协定。 慕尼黑危机期间，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凯恩克罗斯接触到了一些关于英国政策 方面的情报，伯吉斯认为这些情报是“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情报”。这些情报通过 克卢格曼和伯吉斯传送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凯恩克罗斯提供的关于英国讨好德国的 情报，特别是慕尼黑协定，为中心关于“合谋反对苏联的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 据，该理论认为，得到法国支持的英国外交政策的秘密目标就是‘引诱德国对俄国 发动进攻”。虽然这一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是斯大林，但是它得到了外国科的积极拥 护。在整个冷战时期里，克格勃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坚持认为，英国在慕尼黑问题上 的目标不仅是为了讨好希特勒，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此来促使德国打苏联。直到90 年代中期，尤里·穆丁一一剑桥五杰战后时期的指导员还坚持认为“这个看法 既不是出于宣传的目的，也不是假情报，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伯吉斯为我们提供 的文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大部分有关文件是凯恩克罗斯提供的。） 慕尼黑危机时期，麦克莱恩调往巴黎后，中心原打算让凯恩克罗斯代替他成为 在英国外交部里的主要情报来源。然而，伦敦情报站的格拉夫潘却把这件事搞砸了。 凯恩克罗斯是个刺头，又缺乏优雅的举止，因此他的同事和外交部人事部门对他的 评价远不如对麦克莱恩那种贵族气质的赞誉。1938年12月，凯恩克罗斯被调到了财 政部。就在他被调到财政部的时候，格拉夫潘因为其他原因被召回莫斯科。刚一回 国，他就被“揭发”为托派分子，然而并没有被带到设在鲁布扬卡的行刑场，而是 被判处了五年劳教。1938年12月，格拉夫潘在回莫斯科的途中，陪同诺尔玛（由于 早些时候的不慎重，当时她的代号已经改成了阿达）一起去了巴黎。在那里，她的 任务是与麦克莱恩恢复联系。阿达汇报说，麦克莱恩与在索尔邦尼的一名美国女大 学生关系暧昧。这位女大学生名叫梅林达·马林，后来麦克莱恩与她结了婚。阿达 还发现麦克莱恩染上了严重的酗酒毛病，而且麦克莱恩承认自己在喝醉酒的时候对 梅林达和他的哥哥说了他在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阿达住在巴黎，负责给麦克莱恩 从使馆里偷出来的文件拍照，然后把拍照后的胶卷交给一个代号为福特的特工，再 由这个人把胶卷转送回中心。 一个巨大的成功转移了人们对由于麦克莱恩的酗酒而造成的安全上的漏洞的注 意力。1938年12月，伯吉斯汇报说，他已经成功地（可能是通过巴黎）加人了英国 秘密情报局。他被分配到年初成立的一个新单位D处。该处负责在未来战争中使 用从破坏到心理战（他们巧妙地称其为“使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潜在敌人”）等种种 伎俩。然而，中心并没有为这一消息而感到兴奋，相反地陷入了深深的担忧和疑虑。 由于伦敦的两个特工雷夫和马利暴露、格拉夫潘被怀疑为敌人的间谍，再 加上奥尔洛夫的叛变，使苏联在英国的情报工作的未来呈现出一片茫然。伦敦情报 站被关闭了，除了一位情报官员留在大使馆外，其余的全部被召回莫斯科。留下来 的这位外国科的官员叫阿纳托利·韦尼亚米诺维奇·高尔斯基。此人连苏联在英国 最重要的间谍的情况都知之甚少。1939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当菲尔比将从 西班牙返回伦敦的时候，高尔斯基报告中心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下达命 令，应该拿泽恩琴怎么办。如果你们能够给他定位，那么我们将非常感激；我们对 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只知道个大概。” 中心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在英国的情报工作是“靠可疑的情报来源和在一段 时期内受‘人民公敌’指导的谍报网络支撑的，因此是非常危险的”。该评估报告 在结论中建议：断绝与包括五杰在内的所有英国间谍的联系。中心虽然与五杰没有 彻底断绝关系，但是在1939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中心仍 然接受他们提供的情报，但是没有显示出什么兴趣；同时中心还在就他们中的一些 人或者全部是不是敌人的卧底进行着辩论。阿达报告说，菲尔比“经常”对麦克莱 恩抱怨内务人民委员会缺乏与他的联系，对他兴趣不高。1938年到1939年间，被伯 吉斯和其他人当作通信员的利茨·菲尔比（代号玛丽）和伊迪丝·图德·哈特（代 号伊迪丝）负责与内务人民委员会联系；但是她们也经常抱怨自己的开支得不到报 销。高尔斯基在1939年7月给中心的报告中称： 玛丽声称，由于四个月来没有与她取得联系，我们久她和马德琴65英镑。我答 应替她向家里（中。C）查询此事，并先给了她30英镑；因为她说他们需要一些东西…… 出于一些原因，玛丽仍然居住在法国的一所非常大的公寓里，她说这是根据我们的 命令，等等。中心的答复是： 以前由于工作需要，玛丽曾经得到过维持在巴黎的公寓的命令。现在这已经不 必要了。让她搬出这所公寓，并过节简的生活，因为我们不会再付钱给她。玛丽不 会得到那65英镑，因为我们认为不久她的。我们同意支付给她30英镑。并转告她， 我们不会再付给她更多的钱了。 虽然中心里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但是，在英国的主要间谍的思想却仍然相当稳 定。1938年，伯吉斯发展了他的一个情人，瑞士记者艾里克·凯斯勒。后来，凯勒 斯成了一名外交家，在瑞士驻伦敦大使馆里任职。中心给他起的代号是“奥伦德” 和‘瑞士人”。凯斯勒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他提供了许多关于瑞 士与德国关系方面的情报。可能是在1939年，伯吉斯的另一个外国情人匈牙利 人安得鲁·雷沃伊也被发展为间谍。他后来成了战争时期流亡在伦敦的自由匈牙利 组织的领导人。中心给他的代号是“太妃糖”；在克格勃的档案中，他被描述成一 名男妓。还有人说“他与一名外交部里的官员有同性恋关系”。可笑的是，1942年， 伯吉斯还想让他成为能够从英国安全局向外提供情报的人。 克格勃的档案中仍然把吉姆和利茨·菲尔比当作是好同志；虽然当时他们已经 有了不同的情人，但是他们却在1939年发展了一位比前两者都重要的间谍奥地 利记者H．P．斯莫尔卡。利茨是在维也纳结识斯莫尔卡的。1938年，奥地利和纳粹 德国合并后，斯莫尔卡成了一名中立的英国人，名叫彼得·斯莫雷特。中心给他的 代号是阿保。斯莫尔卡后来当上了战时情报部俄国科的科长。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举行了签字仪式，这给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英国间谍们的思想上造成的打击比中心里出现的混乱还要大。与希特勒的外 交部长约阿西姆·冯·里宾特洛甫相互敬酒的时候，斯大林对他说：“我可以用名 誉保证，苏联不会背叛自己的伙伴。”30年代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成为苏联间谍的 这些人就是为了，至少部分是为了同法西斯进行斗争。这些人多数在经历了不同程 度的思想斗争后，克服了苏德条约给他们造成的突如其来的震撼。在过去的几年中， 他们受到的思想上的灌输是非常充分的，而且那些都是自觉地自我教育，因为为了 支撑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工农政府、是人类进步的希望这一信念，他们必须接受 斯大林的双重思维，而且必须能够及时地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转弯。 当然，也有少数在西方国家里工作的间谍因苏德条约的签定而发生了思想动摇， 他们终止了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国的弗利特，即戈伦韦 ·李斯。1993年，李斯的女儿珍妮到了莫斯科，国外情报局的代表明确地告诉她， 自苏德条约签署后，李斯就拒绝再提供合作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得到关 于他的消息”。了解了情况之后，珍妮·李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关于李斯， 你们还掌握着其他一些没有告诉我的情况，是不是？”国外情报局的确还掌握着另 外一些情况。它最不愿意公开的秘密就是，当时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伯吉斯知 道李斯打算退出后非常紧张，他向中心发了一个急电，说李斯可能出卖他和布伦特， 并要求暗杀李斯。但是中心没有同意这种做法。相反，克格勃的档案显示，由于与 伯吉斯长期以来的友谊，李斯并没有背叛他和布伦特。为了降低李斯叛变的可能性， 一次伯吉斯对他说，他也为苏德条约的签定感到非常失望，并停止了为共产党的非 法工作。麦克莱恩也对李斯的“叛变”表示非常担心。多年后，当他开始无法忍受 这种一边是英国的外交官，一边充当苏联间谍的两面人生的时候，他与李斯争辩说： “以前，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可是你背叛了我们2”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英国的一些间谍对莫斯科的疑虑，远远比不上中心对他 们的怀疑程度。中心对菲尔比究竟是德国还是英国的间谍一案展开了调查。由于菲 尔比是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前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第一个间谍，对他的不信任也 就说明了对整个英国谍报网的不信任。1940年，随着唯-一名情报官员戈尔斯基被 召回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英国的情报活动降到了最低点；在英国已经没有一 个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官员了。克格勃的一份档案中记录着：“贝利亚下命令关 闭了情报站”。档案中并没有解释贝利亚下达这个命令的原因，至少在米特罗欣见 过的档案中，没有看到过有关的解释。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对当时的英国谍 报网的深深怀疑了。1940年2月，中心下达命令终止了一切与菲尔比的联系；与伯吉 斯的联络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停止了。 30年代后期，追捕“人民公敌”已经代替了情报搜集，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在 国外的首要任务。其最活跃的国外情报机构是谢列布朗斯基领导的特别任务组；这 个组织对外国科官员的迫害不但减少了外国情报的数量，而且降低了中心对这些情 报的分析评价等级。然而，就连在国外从事猎杀活动的人也未能逃避来自国内的清 洗。谢列布朗斯基也成了自己领导的追捕行动的牺牲品。虽然他曾因追捕“人民公 敌”有功而被授予列宁勋章，但是，在1938年11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并被扣上了 “英国和法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的帽子。后来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他的机构中 容纳了“许多叛徒和土匪”。虽然把他指控成英国和法国的间谍是十分荒谬的，但 是中心得到的关于他发展自己的特工网和扩大业务范围的报告却不胜枚举。 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接替了谢列布朗斯基的工作。几个月 前，他创造性的用一盒下了毒的巧克力暗杀了流亡在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叶 夫克汉·科诺瓦列茨。1939年3月，苏多普拉托夫成了国外情报局的第二把手，他使 特别任务组和外国科合作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斯大林亲自给他下达命令， 告诉他，他的首要任务是向墨西哥派出一支特别行动队去行刺莱昂·托洛茨基。这 次代号为“鸭子”的暗杀行动是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第一目标。耷1939年9月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之后，即使察明阿道夫·希特勒的战略意图的任务与除掉这个异已分子 相比，也要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苏多普拉托夫的特别任务组由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发 展的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特工组成，由苏多普拉托夫的副手莱昂尼德·艾庭根领导。 此人在西班牙积累了丰富的开展“特别行动”，包括消灭“人民公敌”的行动经验。 暗杀托洛茨基的特别任务队由三个小组组成。第一个小组是一个以西班牙共产 党员卡里达·梅尔卡得·德·里奥（代号母亲）为首的特工网络。她是被艾庭根， 这位称得上是内务人民委员会里最出名的女杀手迷惑并发展成为间谍的。该小组中 最重要的成员就是她的儿子雷蒙（代号雷蒙德），他使用的是伪造的护照，护照上 的姓名是弗兰克·杰克逊。和艾庭根使用的手段一样，雷蒙·梅尔卡得也采取色情 引诱的办法，他利用与美国的一名托派分子西尔维亚·安格洛夫的关系，混进了位 于墨西哥城附近的托洛茨基的别墅。1940年，当安格洛夫成为托洛茨基的秘书时， 雷蒙的机会来了。每天早上，他都开车把安格洛夫送到别墅，下班后，再把她接回 来。渐渐地，警卫和托洛茨基身边的一些人都认识了他；1940年3月，他被第一次允 许进人了这个别墅。在这一阶段，梅尔卡得的任务仅仅是混人托洛茨基的住地，报 告别墅的防卫措施、居民和警卫情况；他还算不上是一个杀手。 第二小组负责进攻别墅，它由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一些老兵组成，著名的墨西 哥共产党员、画家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代号科恩）是这个小组的领导人； 艺术修养、革命信念、斯大林主义理论和爱出风头的性格结合在一起，使他表现得 异常活跃。后来，梅尔卡得和西凯罗斯都因为参与“鸭子”行动而出了名。根据克 格勃档案的记载，由最杰出的苏联特工约瑟夫·罗穆阿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 （代号马克斯和菲利普）领导的第三个更隐蔽的小组也参与了这一行动。西班牙内 战时期，约瑟夫在执行消灭托派分子的任务方面占据着领导者的地位；同时，他还 负责训练在弗朗哥控制区里从事破坏和纵火的“特种部队”。利用假身份是他的另 一项专长，虽然他是出生在立陶宛的犹太人，但是十年后，他摇身一变就成了哥斯 达黎加的一名外交官员。1940年初，他把西凯罗斯以前的学生安东尼奥·普霍尔 （代号乔斯）发展成了间谍。对于这位画家，约瑟夫评论他虽然缺乏创造性，但是 “非常忠诚，绝对可靠而且非常勇敢”；后来在进攻托洛茨基的别墅时，安东尼奥 成为西凯罗斯的副手。格里古列维奇发展的间谍还包括后来成了他妻子和助手的墨 西哥共产党员劳拉·阿劳苦·阿吉亚尔（代号路易莎）。 进攻计划中的关键一环就是要让一名年轻的美国间谍在1940年4月份打入托洛茨 基的别墅。这名间谍名叫罗伯特·谢尔登·哈特（代号阿穆尔）；化装成来自纽约 的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他自愿在别墅里担任警卫。哈特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暗杀小组 在午夜发动突然进攻的时候打开别墅的大门。虽然他很有热情，但在政治上仍然非 常单纯。格里古列维奇不打算告诉他大门被打开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 克格勃的档案显示，进攻托洛茨基别墅的行动实际上是由格里古列维奇指挥的。 他肩负着双重任务：其一是，确保西凯罗斯的进攻小组能够顺利地进人别墅的大院； 其二是，尽可能规定突袭时必须遵守的一些纪律。西凯罗斯则自行其是，带领着他 的人大摇大摆地出发了，可能根本就没有试图掩盖他的踪迹。1940年5月23日，西凯 罗斯和二十名特务身穿军装和警察服装，携带着手枪和左轮手枪，只有普霍尔一个 人扛着机关枪。据其中的一名成员回忆说，当时他们“说着、笑着，就象过节一样”， 格里古列维奇和他的别动队就这样出发暗杀托洛茨基去了。 5月24日凌晨，他们到达了别墅，格里古列维奇对美国的自愿警卫哈特说了几句， 哈特打开了大门。别动队员冲入托洛茨基的卧室，一阵乱射。墨西哥警察事后在托 洛茨基卧室的墙上清点出73个弹孔。然而，躲在床底下的托洛茨基夫妇却逃过了这 场劫难。虽然一枚燃烧弹被扔进了托洛茨基的小孙子的卧室，但是躲在床底下的他 也幸免于难。这一行动，特别是试图杀害托洛茨基的孙子的作法，使哈特惊呆了。 他气愤地对别动队成员说，如果知道他们会这样做的话，他是绝对不会让他们进人 别墅的。为了不让他把事情的真相泄露出去，哈特被带走并被枪杀了。几个月后， 西凯罗斯被找到了并遭到了逮捕。但是，格里古列维奇却成功地把自己、普霍尔和 劳拉偷渡出了墨西哥。墨西哥警方也未能查出他的真正身份。从1942到1944年，他 在阿根廷经营一个情报站；据克格勃的档案显示，这个情报站在开往德国的轮船和 将被运送到德国的货物上安放了150多枚水雷。 由于进攻托洛茨基别墅失败，加上西凯罗斯的别动队被解散，促使雷蒙·梅尔 卡得由一名普通的渗透间谍变成了杀手。他的成功，一部分来自于他的耐心。袭击 事件发生五天后，他第一次去拜访托洛茨基。和以前一样，他表现得十分亲热，还 给托洛茨基的孙子带去了一架玩具滑翔机，并教他怎么样让它飞起来。在以后的三 个月里，他到别墅去过十次，有时他会带上一些小礼物，而且每一次他都注意不逗 留得太久。8月20日，最后一次去拜见托洛茨基的时候，他拿出了自己撰写的一篇文 章，请求托洛茨基给他提些意见。正当托洛茨基在书桌前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梅 尔卡得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冰凿，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它刺进了托洛茨基的 头盖骨。 本来，他以为托洛茨会立刻安静地死去，然后，他就能够逃到停在附近的车里， 他的母亲和情人艾庭根都在车里等着他。但是，托洛茨基虽然受到了致命伤，仍发 出了“一声撕心裂肺般的惨叫”。（“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叫声”，梅尔卡得后 来说。）他被捕了，并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艾庭根说服了梅尔卡得的母亲与她一起 逃到了苏联，并答应如果她到苏联，她就和梅尔卡得结婚。在莫斯科，塞诺拉·梅 尔卡得受到了贝利亚的欢迎，并在克里姆林宫里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还被授予了 列宁勋章。然而几年后，艾庭根抛弃了她，苏联方面又不允许她离开，她为自己使 儿子变成了一名杀手且在墨西哥的监狱里受苦而深感愧疚。 在二十年的监狱生活中，雷蒙·梅尔卡得一直坚持着斯大林主义的信仰。他认 为，历史会证明，他是一个为工人阶级革命事业清除了叛徒的战士。克格勃的档案 显示（与大多数的公开报导并不一致），1960年，梅尔卡得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并回到了莫斯科；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享受着将军级的养老金和一套三居室的 公寓，并得到了赫鲁晓夫的祝贺。托洛茨基被刺二十年后，虽然在国外，肃清人民 公敌的行动范围缩小了，但是它仍然是克格勃对外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克格勃绝密档案 战争 1940年后几个月中，随着托洛茨基的死和外国科里最残酷的放血的结束，中心 准备重新建立对外情报工作网。在大恐怖之前，有新发展的外国科工作人员都要在 莫斯科的秘密地点接受单独训练，而且彼此之间绝对没有任何接触。但是到了1938 年，外国科里有许多官员都被打成了（臆造的）“人民公敌”，为了加快补充新成 员的速度，中心决定对新发展的人员进行集中训练。10月3日，内务人委员会第006 48号命令决定建立苏联第一所对外情报工作学校。 为了隐蔽，学校建在距莫斯科环形公路以东15公里处巴拉什卡的一片树林里。 学校的正式名称叫特殊任务学校，但是人们更熟悉由学校名称的首写字母缩写而成 的名字特校。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来自党员、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团员和刚从莫 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其他地方毕业的大学生。 由于新学员们只经历过城市居民区、集体农庄和兵营里那种狭窄、肮脏又拥挤 的生活环境，因此为了使他们将来能够适应西方国家“高尚社会”的生活，学校尽 力给他们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关于他们的住宿条件，官方的历史记录中记载道： “房间里都铺着地毯，摆放着舒适而漂亮的家具，墙上挂着品味高雅的绘画，床上 用品相当高级，连床罩都十分昂贵。”即使有足够的空间安排新学员们住单间，但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个人隐私，他们恐怕也会感到十分迷茫，因此学校安排两 个学员住一间宿舍。课程表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有四个小时的外语课、两小时介绍 情报工作技巧的课程、另外还安排了苏联共产党党史、历史、外交理论、哲学、宗 教和绘画等其他辅助课程；这种折衷的安排是为了在强化他们的正统思想意识的同 时，丰富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认识。学校还定期组织音乐晚会。曾经在西方 国家生活过的教员们还举办资产阶级行为举止、外交礼仪、时装和“高雅品味”等 方面的速成训练班。在头三年里，特殊任务学校每年招收120名学员，其中只有4名 女生。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廷是特殊任务学校第一批学员里最出色的一个。早 年菲廷曾在一家农业出版社工作过，1938年2月，菲廷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内部 学校招收为学员。发展他们这样的人主要是为了填补因为清洗“人民公敌”而在内 务人民委员会里留下的许多空缺。10月份，他被转人特殊任务学校。据一份官方记 录称，“他的聪明才能和杰出的组织能力”立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个月后， 还没有完成训练的菲廷就被吸收进了对外情报部门。1939年5月，菲廷被任命为外国 科科长。年仅31岁的他成了苏联历史上最缺乏经验、但也是最年轻的对外情报部门 的负责人。在他被迅速提升的时候，他的前途显然并不显得特别光明。在他升职前 十五个月混乱的日子里，有三任外国科科长遭到了处决，还有一个被调走了。然而， 菲廷证明了自己是非常顽强的。他在这个职务上一干就是七年，创造了自20年代以 来在这个职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记录；这之后，他因失宠被下放到地方工作，重新 成了一个没有光环笼罩的人。 1940年底，四名外国科的官员按照菲廷的命令去伦敦重新建立公开情报站。公 开情报站的新任站长就是在2月份情报站关闭前最后一个撤回莫斯科的阿纳托利·韦 尼阿米诺维奇·戈尔斯基。戈尔斯基是一个办事高效但非常严厉、缺乏幽默感的正 统的斯大林主义者，绝对不属于30年代中期那些大特工类型的间谍。布伦特觉得他 “非常乏味”而且缺乏同情心。另一个战争时期在他手下工作的间谍这样形容他： “一个三十多岁的矮胖子，金黄色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即使戴着眼镜也挡不住 他那双精明而又冷酷的眼睛”。和菲廷一样，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受到提升，是因为 他的绝大多数同志近期来都被清洗掉了。 这次再回到伦敦的时候，给戈尔斯基介绍的情况比他上个任期时了解的情况要 多得多，那时他甚至不得不向中心去了解吉姆·菲尔比的背景材料。1940年圣诞节， 他向上级汇报说已经恢复了与“小男孩”（菲尔比）的联系。中心对这一报告非常 高兴。1940年夏天，伯吉斯已成功地把菲尔比招募到了英国秘密情报局D部，该机构 很快就并入了一个新的机构英国特别行动执行部。根据丘吉尔“在欧洲放火” 的命令而组建的这个部门专门负责在敌人后方开展破坏活动。法国和南欧国家在短 短六个星期就遭到惨败的事实证明，首相的这道命令过于乐观了。但是中心对戈尔 斯基发回来的报告还是感到很兴奋。报告中称，菲尔比“正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一所 为训练派遣到欧洲从事破坏活动的间谍而开办的学校里当政治教员”。但是，菲尔 比在早些时候发回的一份报告使中心大为吃惊。戈尔斯基向中心汇报称，“‘小男 孩’提供的情报显示英国特别行动执行部并没有向苏联派遣间谍，而且甚至没有训 练准备派遣到苏联来的间谍。在英国的间谍派遣对象国名单上，苏联排在第十位。” 由于错误地认为苏联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重要目标，中心里一位办公室官员对此很感 怀疑，在该消息下划了一道横线，并在空白处打上了两个大大的红色问号。 1941年初，伦敦情报站恢复了与“五杰”中的其他几个人的联络。麦克莱恩继 续提供了大量外交部的文件。伯吉俾未能象菲尔比那样从秘密情报局D部转人英国特 别行动部工作，只好回到英国广播公司。布伦特则于1940年夏成功地迸人了英国安 全局。他在提供大量英国安全局的文件的同时，还为他以前在剑桥的学生、在军事 情报部门里工作的莱奥·朗（代号文里）充当下线。布伦特最初提供的一份安全局 的情报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两年中，内务人民委员会曾放弃了一位它在 英国安置的最好的间谍。1937年，当大恐怖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中心突然作出了 一个荒谬的判断：三年前被发展的潜伏在外交部从事密码工作的金上尉，被伦敦秘 密情报站站长特奥多尔·马利出卖给了英国情报部门。然而，据布伦特披露，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金的身份才被苏联的一个叛徒揭发出来。 凯恩克罗斯也成功地在英国政府部门里找到了一个中心认为非常重要的职位。 1940年9月，他离开了财政部，成为汉基爵士的私人秘书。汉基爵士是丘吉尔政府里 的一名部长，兰卡斯特公国的大公。虽然，汉基并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最初的战 时内阁由五名部长组成），但是，他能够收到内阁的所有文件，同时还领导多个秘 密委员会，并负责监督情报部门的工作。到了年底，凯恩克罗斯提供了大量的机密 文件，其中包括战时内阁的会议记录、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报告、外交部的电报和总 参谋部的作战评估报告。他提供的文件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戈尔斯基抱怨说来不及 把所有这些文件都用密码发送出去。 在1941年，伦敦站显然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最多产的情报站。根据中心的秘 密统计数据，情报站发回莫斯科的秘密政治和外交文件共7867份，涉及军事方面的 情报715份、经济事务的127份、关于英国情报部门的sl份。另外，情报站还提供了 其他很多根据“五杰”及其他间谍口头汇报的情报编写的报告。但是，人们都很难 回避这样一个结论：直到苏联参战之前，绝大多数宝贵的高级情报都被白白浪费了。 由于俾大林对英国政策完全错误的理解，再好的情报也不能提醒他改变自己臆想出 来的那套阴谋理论。尽管英国和德国已经处于交战状态，可是斯大林仍然认为 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一直坚持这样认为英国的计划是使他和希特勒混战在 一起。这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理论使他未能发现真正制定进攻苏联计划的是德国人。 1940年，设在柏林大使馆的情报站几乎与伦敦情报站在同一时间恢复了工作。 1938年6月，内务人民委员会曾经与其在德国最重要的间谍，经济部官员阿尔维德· 哈纳克（代号科尔西肯）失去了联系。1940年9月间日清晨，新上任的柏林情报站副 站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化名“埃德贝格”，代号萨沙和德利 尼）恢复了与他的联系。科罗特科夫径直敲响了哈纳克的家的门，并约定了下一次 在苏联大使馆里见面的时间，这种做法的使用一方面说明了因外国科绝大多数经验 丰富的官员被清洗掉而导致间谍在行动技巧方面的下降，同时也说明，在那个时候， 盖世太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处不在。 当时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德国共产党党员赖因霍尔德·舍恩布伦后来回忆说： 哈纳克……极其缺乏幽默感，所有我们这些他的同事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感 觉不自在。他这个人有点像清教徒，思路狭窄而且教条，但是却非常敬业。 和伯吉斯及菲尔比一样，哈纳克的工作热情非常之高，即使在他与中心失去联 系的那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仍然继续寻找着间谍发展对象。科罗特科夫在汇 报中称，哈纳克与差不多有60个成员的松散的间谍网保持着联系，虽然连他“自己 也不能为间谍网中的每个人担保”： 科尔西肯是这样形容他们所使用的伪装措施的：间谍网里的人并非都相互认识， 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链状的关系。虽然科尔西肯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但他尽量使自 己处于幕后的位置。 哈纳克招募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情报人员是在德国空军情报部门服役的哈罗·舒 尔策一博伊森中尉，代号‘老大”。舒尔策一博伊森充满活力的个性与哈纳克的冷 峻截然相反。与他们俩都相识的利奥波德·特雷波尔发现“舒尔策一博伊森热情但 容易冲动，而哈纳克却冷静而喜爱深思”。高高的个子、有一副运动员身材的舒尔 策一博伊森，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具有雅利安人典型的外貌 特征，他的相貌与盖世太保所描述的那些共产党破坏分子们可谓大相径庭。1941年 3月15日，中心命令科罗特科夫直接与舒尔策一博伊森取得联系，并劝说他组织独立 于哈纳克之外的自己的间谍网，这正是舒尔策求之不得的。 即使一个比科罗特科夫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也会发现，操纵哈纳克、舒尔策一 博伊森及其间谍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他们俩的间谍网越来越倾向于把推翻纳粹政 权和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这就使他们处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晚上，舒尔策一博伊森和他那迷人的妻子利伯塔丝经常组织反希特勒地下组织的成 员和发展对象召开集体讨论会。利伯塔丝众多的情人更增加了他们被发现的可能性。 当年轻的抵抗者们在柏林的墙上张帖反纳粹标语的时候，穿着德国空军制服的舒尔 策一博伊森拿着把子弹已上膛，保险也打开了的手枪为他们放口肖。 1941年上半年，哈纳克和舒尔策一博伊森的间谍网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就 是关于希特勒为“巴巴罗萨”行动进攻苏联所做的准备。6月16日，科罗特 科夫向中心发回电报称，来自这两个网的情报表明“德国为进攻苏联所做的军事训 练已经全部完成，它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突然袭击”。从内务人民委员会安插在中国 和日本的间谍那儿也传回了类似的情报。后来，克格勃的历史学家们发现，从6月1 号至ZI号，菲廷将“上百份”关于德国准备进攻的预警性情报呈送给了斯大林。其 他一些军事情报也反映出了同样的内容。然而，所有这些情报都没能发挥作用。和 对待来自英国的情报一样，斯大林根本不理会这些来自德国的真实情报。 大恐怖使苏联情报部门的分析报告带上了一种偏执的论调。许多内务人民委员 会的官员也赞同斯大林的阴谋理论，虽然通常都不会像斯大林那样沉迷到了怪诞的 程度。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本人应该对未能预见到德国在6月22日发动突然进攻负主 要责任，这一失误是灾难性的。斯大林一直都在充当着自己的主要情报分析员的角 色，他不仅忽视了一系列准确的预警性情报，还训斥很多提供这些情报的人员。6月 16日，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提交的来自舒尔策一博伊森的报告上写下了一段很亵的 批示：“你们可以让这位德国空军的‘情报源’滚回去找他的妓女老娘了。他哪里 是什么‘情报源’，根本就是个骗子。斯大林”。出色的总情报部特工理查德·佐 尔格也从东京发回了类似的警告。他通过渗透到德国大使馆并勾引大使的妻子搞到 了类似的情报。然而斯大林却把他也羞辱了一番。他提供的关于“巴巴罗萨’行动 的预警性情报被斯大林当作是“一个在日本整天混迹于小工厂和妓院的骗子”提供 的假情报。 斯大林对温斯顿·丘吉尔的怀疑远远大于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怀疑。在他眼 里，丘吉尔是个魔鬼。二十年前，这个人就曾经想借西班牙内战发起一场反对布尔 什维克的战争，并从那时起就开始着手制定颠覆苏联的计划。在许多关于德国即将 进攻苏联的情报背后，斯大林声称，他发现了丘吉尔设计的利用假情报使他和希特 勒相互为敌的阴谋，这是英国一项长期的阴谋的延续。丘吉尔本人就“巴巴罗萨” 行动对斯大林的提醒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怀疑。从伦敦情报站发回的报告使他了解到， 直到1941年6月以前，英国主要负责情报分析的部门联合情报委员会，还不相信 希特勒正在进行进攻苏联的准备。直到5月23日，联合情报委员会还在向丘吉尔报告 说“与苏联签定协定对德国大有好处”。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分析被斯大林当作进一 步的证据，证明丘吉尔的警告是在试图欺骗他。德国人恰恰是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 对丘吉尔和英国政策心存疑虑这一点。作为“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的欺骗性行动， 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四处散发报告称，关于德国即将发动进攻的谣言是英国使用的误 导攻势的一部分。 6月初，关于德军向苏联边境调动的报告越来越多，就连斯大林本人也无法用英 国散布假情报这种说法来解释了。在驻莫斯科德国大使馆的一次私人午宴上，德国 大使康特·冯·德·舒伦堡透露了希特勒的确已经决定要进攻苏联这一消息。“你 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吧？”他对惊呆了的苏联大使弗拉基米尔· 格奥尔基耶维奇·杰卡诺佐夫说，“因为我是在悍斯麦精神的影响下长大的，他始 终反对对俄国发动战争。”对杰卡诺佐夫提供的情报，斯大林的反应是在政治局的 会议上说：“现在假情报都散布到大使一级了！”然而，6月9日，或者稍晚的一些 时候，斯大林接到了一份报告称，德国大使馆已经通过电报接到了命令，要他们准 备在一周内撤出苏联，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地下室烧毁文件了。 虽然那个并不存在的英国的阴谋仍然困扰着斯大林，可是现在，他开始怀疑德 国的阴谋了，但还不是一个意在发动突然袭击的阴谋。由于掩盖德军的调动行动越 来越困难，德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就散布出一个谣言，称希特勒准备发出一个最后通 碟，借助于显示武力，要求苏联作出新的让步。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的那些 日子里，真正让斯大林担心的是这个关于想象中的最后通牒的威胁，而不是德国实 际的进攻。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很多外国政治家和记者们都被这个刻意 散布的关于最后通牒的谣言蒙蔽了。 为了保住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贝利亚对敢于呈送有关德国进攻苏联准 备情况报告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委员会里的官员，都大发雷霆。1941年6月21日，他 下令把四名坚持呈送这种报告的官员“关进劳改营”。同一天，他给斯大林写了一 封信，信中充分显示出他冷酷无情又好阿决奉承的个性： 我再一次坚持召回我国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并对他进行惩罚。他一直用所 谓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报告”对我进行狂轰烂炸。他报告说，进攻明天就会开始…… 但是，我和我的部属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时刻铭记着您英明的论断：希 特勒是不会在1941年对我们发动进攻的。 另一位因为提供了关于德国即将发动侵苏战争的情报而身陷险境的人是外国科 的高级官员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鲁宾，后来任驻美国情报站站长。1941年初， 扎鲁宾被派遣到中国，会见时任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顾问的德国人瓦尔特·斯膝 尼斯。斯股尼斯曾经担任希特勒组建的纳粹党冲锋队副队长，但是在1931年被解职 后，他逐渐开始反对希特勒。1939年，内务人民委员会驻重庆情报站开始接近斯股 尼斯，他同意提供有关希特勒的情报。1941年2月，扎鲁宾向中心汇报说，一个从柏 林来的人秘密向俾胜尼斯保证说，“德国计划在今年5月底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这是希特勒原定的进攻时间，但后来进攻被推迟了）。6月20日，他发回了一份电 报：“我们的朋友（斯腾尼斯）多次明确说明并保证根据绝对可靠的情报 希特勒已经完成了入侵苏联的准备工作。”菲廷严肃对待此类情报的态度使贝利亚 非常恼火。国外情报局的官方历史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是战争的爆发才使菲廷 摆脱了被枪毙的命运”，这个结论恐怕是正确的。 当时苏联情报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负责情报工作的独裁者个人的失误，使德国在 6月22日对苏联发动的突然袭击，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英 国的政府机构中，对从各个委员会收集来的情报进行的耐心但却缺乏创见性的分析， 终于使人们改变了德国认为与苏联签署和约对自己“非常有利”的看法，而认识到 希特勒早就决心发动进攻。在莫俾科，整个情报分析机构都被可怕的阿决奉承作风 控制着，完全封闭在“轻视情报阿决奉承求得生存”的模式里，并受到阴 谋理论思潮的极大影响。 斯大林的统治使人们始终处于一种偏执的紧张状态，并造成了对于“政治的正 确性”的近乎奴性的遵从，即使在1941年伟 大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些影响仍然多多少少地扭曲着情报分析工作。从1942到 1944年，战争时期苏联最有能力的间谍剑桥“五杰”提供了极其丰富而且 高度机密的情报。然而，就是因为这些情报中有一些与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不相符， 中心怀疑他们是受英国情报机构控制的双重间谍。但是，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俾 大林一个人身上。整个冷战时期苏联的专制体制决定了情报分析存在一定程度上的 偏差是不可避免的。中心总是对克里姆林宫隐瞒它不想听到的内容。克格勃对外情 报工作的最后一任负责人列昂尼德·舍巴尔申在1992年的时候承认，直到戈尔巴乔 夫提出公开性之前，为了迎合政治领袖的口味，克格勃“不得不提交带有虚假的正 面观点的报告”。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当德国军队以不可阻挡之势向苏联内地推进的 时候，同时在东西两线作战的可能性是斯大林面临的更可怕的事。里宾特洛甫命令 德国驻日本大使馆“尽一切可能挑动日本对苏联发动战争……我们的目标仍然是， 在冬季到来之前在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上与日本人会师。”一开始，东京的观点 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北进”（即对苏联开战）；另一派则支持“南下”（即对 英、美开战）。非常不受斯大林信任的佐尔格试图从东京方面进一步证实支持“南 下”的人已经占了上风。但是，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了，他的间谍网也迅速被瓦 解。 在使斯大林相信日本不会对他发动进攻这一问题上，技侦部门比佐尔格更有影 响。1938年底，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四局的联合技术侦察情报单位被解散了。内务人 民委员会的技侦部门搬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塞莱饭店所在地。它的侦察重 点是外交方面的通信往来；而绝大多数（并非全部）军事方面的通信联系是由（从 四局发展而来的）总情报部的密码破译专家们负责的。1941年2月，内务人民委员会 的密码破译人员并入了新的、扩大了的第五局（密码局），其核心机构是一个负责 破译外交密码和代码的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专家是一个日本人，名字叫谢尔 盖·托尔斯泰，此人后来成为战争时期获得荣誉最多的苏联密码破译专家，曾两次 获得列宁勋章。1941年夏天，在他领导下的一个破译小组取得了类似于一年前美国 的密码分析家们所取得的成绩。当时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日本的主要外交密码，美 国人给这组密码取了个代号“紫色”，此后西方的历史学家们也就一直沿用这个名 字。为了庆祝他们的成功，从不喝酒的美国密码分析专家们买来了一箱可口可乐。 然而托尔斯泰却没有时间去庆祝他的成功。但他提供的日本外交电报的确是非常重 要的。电文明确指出，日本不会对苏联发动进攻。 技侦情报对日本战略意图的进一步确认，使斯大林能够把远东司令部所辖师团 的半数兵力都投入到西线上来。1941年10月到11月，有八到十个步兵师、约一千辆 坦克和一千架飞机投入了西线的战斗。可能正是这些力量和红军的战略预备师团一 起挽救了苏联。正如理查德·奥弗里教授在其对东部战线的研究中所总结的那样： “（1941年12月）阻止德国军队的并不是恶劣的冬季，而是已经从夏秋两季的打击 中恢复了元气的苏联军事力量。” 苏联的技侦情报部门除了进一步确认了日本不会对苏联发动进攻外，还觉察到 日本将对英美发动战争的举动，虽然破译出来的外交电报里并没有提到日本准备偷 袭珍珠港的计划。1941年N月27日，也就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10天前，东京发给日 本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该电报很可能也被抄送给了驻莫斯科大使馆）被破译 了出来，电报中指示日本驻柏林大使： 会见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向他们秘密解释我们与关国的关系……向希特勒解 释一下，日本的主要力量将集中在南方，因此我们建议避免在北方展开（针对苏联 的）行动。 然而，战争时期，苏联密码分析家们取得的成绩还比不上英国的技侦情报人员。 在布莱奇利公园的英国技侦情报机构成功地破译了德国军队使用的主要高级密码。 这在一定程度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苏联的情报部门未能制造出强有力的电子“炸弹”； 而英国人1940年即在布莱奇利公园制造出了第一个电子炸弹，用以扰乱德国艾尼格 码型密码机的日常设置。苏联更没有能力仿制“巨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从1943年英国人即在布莱奇利开始使用它破译更高级的秘密信息（以自动加密。解 密的电传打字机脉冲信号为基础的无线电信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里， 德国军队多采用这种通信方式而不是使用艾尼格码型加密机传递战术情报。苏联的 技侦水平不如英国，除了技术上的因素外，还有人为的因素。苏联的体制绝不会容 忍吸收那些杰出而有天赋但却不循规蹈矩的年轻人，然而恰恰是这些人才使英国的 技侦情报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艾伦·图林是取得“巨人”胜利的功臣之一，他非 常聪明但他的行为也的确有些古怪。他曾经把一生的积蓄都（兑换成了银锭）埋藏 在布莱奇利的小树林里，但后来居然又忘记了藏宝的地点。和许多英国的密码分析 家一样，他绝对不可能去迎合斯大林主义体制所要求的“政治合格”这一条件。有 一些英国技侦情报单位通过破译敌人高级通信密码获得的情报，以一种经过伪装的 形式从官方途径发送到了莫斯科；或者是由几名苏联间谍以没有经过伪装的形式发 回了莫斯科。 正如克格勃后来为了回避自己过去制造的俾大林式的恐怖事件而标榜自己在列 宁时代革命的纯洁性那样，它也试图把自己在1941至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记 录编造成一种无私的英雄主义形象在敌后开展特别行动和组织游击战是可资利 用的最好例证。据战争时期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行动和游击战局局长帕维尔·阿纳 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这段历史是唯一没有被官方修 改过的部分，因为所有的成就都是它自己的功劳，而且其中不存在任何需要掩饰的 斯大林式的罪恶。”事实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时期的记录，和它在其他 时期的历史一样，都被全面地修改过。 在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占领乌克兰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907天里，苏联内务 人民委员会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在那里进行地下斗争。这支小分队的英雄事迹经常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用来标榜自己在敌后开展的英勇卓绔的斗争。敖德萨的城市里 有许多原来用于开采沙岩的地道；那些在19世纪用开采出来的沙岩修建的宏伟建筑 至今还屹立在敖德萨的街道两旁。婉蜒上千公里。没有任何地图记载同时又有许多 出人口的地道为开展游击战提供了理想的场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小分队正是 以此为据点的。1969年，在欧洲胜利日25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敖德萨郊区的一部分 地道被开放作为游击战纪念馆。在以后的整个苏联时期，这个纪念馆每年都要接待 100多万游客。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克格勃却用曾经辉煌一时的解放敖德萨的英雄故 事来给自己在战争时期那些值得怀疑的记录增光添彩。游击战纪念馆专门辟出一块 地方展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莫洛佐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小分队 取得的战绩。死后成为苏联英雄的莫洛佐夫，同时也承受着自己的一生被编排成斯 大林模式的苍白的圣人的耻辱。苏联官方把他的英雄事迹追溯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期，当时还是一名矿工的莫洛佐夫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无私地奉献着。据说， 他曾经在1930年这样说过：“这是多好的事呀！上班的时候不用去注意时间，也不 期待着下班，而只是想着上班的时间能够再延长一些，跟在（运煤的）拖车后面奔 跑着，干得汗水淋漓，到了下班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计划任务！” 游击战纪念馆里有“重新修建”的小分队的地下指挥部，指挥部相当完备，有 宿舍、弹药库、工厂、燃料库、厨房以及会议室。会议室的墙上必不可少地- -悬挂着列宁的画像（但是却没有斯大林的）。附近一个17米深的升降井把指挥部 与地面联系起来，地道里的人通过这个升降井从敖德萨的间谍那里获得消息和食物。 在苏联时代，大量的电影、书籍、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许多是按照克格勃 的吩咐写的都反映过这支小分队将数千人的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吸引在敖德萨 直到为保卫祖国奉献出生命的英雄事迹。 米特罗欣是从国外情报局S局的一位同事那儿了解到地道里的真实故事的。那位 同事借阅了许多有关敖德萨的档案；他在归还这些档案的时候告诉米特罗欣说，他 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档案的记载从1940年10月，也就是敖德萨沦陷前 不久，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派遣以莫洛佐夫为首的6名军官组成的小分队进人敖德萨 开始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命令他们建立一个地下情报站，专门在德军后方组织侦察、 破坏和特别行动。到达敖德萨之后，当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科的13名成员加入 了莫洛佐夫的小分队，该特别科由库滋涅佐夫中尉指挥。根据官方记录，这两支队 伍于10月15日夜，也就是在进人地道建立基地之前召开了党团会议。事实上，根据 克格勃的档案，他们只是在一起大吃大喝了一顿，来自莫斯科和原来就在敖德萨的 两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队伍还打了一架。第二天，仍然剑拔夸张的两支队伍就这样 进人了地道。莫洛佐夫和库滋涅佐夫都声称自己是总指挥。在以后的九个月里，这 两股力量一边与德国和罗马尼亚人作战，一边进行着内部斗争。 莫洛佐夫的死算得上是真正的英勇牺牲。根据苏联的官方记录，他于1942年7月 被敌人逮捕，但是他拒绝苟且求生。他勇敢地对逮捕他的人说：“这里是我们自己 的国家，我们不会乞求敌人的同情。”而敖德萨地道里的其他历史却是发生在内务 人民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一段恐怖故事。莫洛佐夫牺牲后，库滋涅佐夫解除了莫洛佐 夫手下的武装并把他们在地道里看管起来。除了阿布拉莫夫以外，莫洛佐夫其余的 几个手下都被库滋涅佐夫以阴谋反对他的罪名处决了。随着地道里的条件变得越来 越恶劣，敖德萨小组的成员也开始相互争斗起来。越来越少的食物开始发霉变质， 煤油也快用完了，他们只能生活在半黑暗的环境中。8月28日，库滋涅佐夫因为莫洛 琴偷了一片面包而处决了他。9月27日，另外两名成员波尔斯琴科夫和科瓦尔丘 克，因为偷食物和“不遵守性纪律”也被库滋涅佐夫处决。因为害怕下一个被处决 的可能就是他自己，阿布拉莫夫在一个月之后把库滋涅佐夫杀了。后来，人们在地 道里发现了阿布拉莫夫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现在还保存在克格勃有关敖德萨的档 案里。阿布拉莫夫在笔记本中写道： 19他年11月8日，在地下“镜子工厂”（地道里的指挥部）里，我开枪打死了内 务人民委员会驻敖德萨地区第三特别科前科长，国家安全部队的库滋涅佐夫中尉； 我开了两枪，都击中了他的大阳穴。 这时，由于其他几个人都死在了敌人之手，地道里只剩下了阿布拉莫夫、格卢 申科和利特维诺夫三个人。在合伙谋杀了利特维诺夫后，阿布拉莫夫和格卢申科两 个人就开始在半黑暗中用怀疑的目光注意着对方的行动。 格卢申科在他的日记中提到，阿布拉莫夫想投降：“我们被打败了。已经没有 胜利的希望了。他告诉我不用害怕当叛徒，也不用担心会被枪毙，因为他在德国的 情报部门里有朋友。”1943年2月18日，显然处于幻觉之中的格卢申科又写道：“ （阿布拉莫夫）正弯着腰专心地看文件。我掏出别在腰上的手枪，开枪击中了他的 后脑。”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格卢申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敖德萨他妻子的公寓里； 1943年11月10日，地道被完全放弃了。1945年4月，红军解放了敖德萨之后，格卢申 科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成员一起回到地道收拾装备和那些可能产生不良影响 的文件，但当他捡起一枚手雷的时候，手雷在他的手里爆炸了，格卢申科因伤重不 治而亡。 在长达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心一直认为，参加过敖德萨地道游击战的人都 已经不在人世了，因此不会有人对他们编造出来的英雄事迹提出质疑。但是1963年， 克格勃惊惶地发现阿布拉莫夫根本就没有被格卢申科打死，他逃离了敖德萨，现在 生活在法国。据报告称，可能也了解敖德萨真实情况的阿布拉莫夫的父亲已经移民 到了美国。阿布拉莫夫所谓的遗漏尼娜·阿布拉莫娃此前一直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工 作，在这之后被悄悄地调到了别的岗位上。关干内务人民委员会派遣到敖德萨的英 雄们的故事就这样没有受到影响。 根据克格勃档案的统计数字，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共向 敌后派出了2222支“战斗小分队”。但是，米特罗欣并没有找到对游击战的作用所 作的客观的评价。与战后苏联宣传的英雄事迹恰恰相反的是，这些小分队似乎只在 极少数情况下牵制过数量比他们多的德军。由于近一半的游击队员是内务人民委员 会的人员或者党的官员，所以他们经常受到当地农民的怀疑，而这些农民却是游击 队需要依靠的当地力量。例如，在乌克兰西部开展的游击战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就 是当地居民对共产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深恶痛绝。虽然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游击 战取得了比以前好的效果，但是在一些重要地区，如克里米亚和大草原地区，游击 战从来都不是东部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设在阿根廷的秘密情报站对德国目标的攻 击是最为成功的。该站站长约瑟夫·罗穆阿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代号阿图尔） 是一个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破坏行动和在墨西哥城刺杀托洛茨基的第一次 行动的老兵。1941年9月，阿根廷的官方调查得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结论，认为德国 驻阿根廷大使是在拉丁美洲秘密活动的50多万纳粹冲锋队的总指挥。这一结论被国 民代表大会所认可，但是阿根廷政府反对这种说法。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几个月 里，阿根廷和智利是拉丁美洲仅有的两个仍然与德国和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的国家。 关于在25万说德语的阿根廷人中有纳粹间谍在活动的谣言，加上阿根廷军官中存在 亲德分子，再加上阿根廷政府军事采购团在柏林一直驻留到1944年的事实，这一切 的一切使中心认为阿根廷是纳粹德国重要的大后方。虽然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夸张， 但是美国的战时对外情报机构美国战略情报局也持类似的看法。战略情报 局曾报告称，1941年到1943年担任阿根廷总统的雷蒙·卡俾蒂略博士是为希特勒服 务的。通过安插在战略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的间谍送到中心的此类报告更引起了莫 斯科对纳粹德国在阿根廷策划的阴谋的怀疑。 战争爆发后，德国商船队无法通过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人阿根廷港口。 但是，1941年，格里古列维奇领导的情报站却报告称，铜、硝石、棉花和其他战略 物资正被阿根廷利用中立国家的船只出口到西班牙，然后再秘密横跨欧洲大陆，通 过法国运送到德国。为了阻止这种出口贸易，格里古列维奇招募了一支破坏小分队。 这支小分队由8名共产党造船工人和水手组成，一名来自波兰的移民费利克斯·克莱 缅季耶维奇·韦尔日比茨基（代号贝塞尔）是这支小分队的队长，他于1941年12月 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找到了一份当锻工的工作。韦尔日比茨基小组的第一项任务 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烧毁一家被格里古列维奇认为是纳粹的一个主要宣传中心的德 国书店。从那以后，在所有开往德国的轮船和堆放着准备运送到德国的物资仓库里 安放定时引发的纵火装置便成了这支小分队的主要工作。格里古列维奇还操纵着在 智利和乌拉圭从事破坏和情报活动的规模小一些的组织。他领导的这个大约有七十 名间谍的庞大的情报站构成了二战中及至冷战初期，苏联在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 开展情报活动的基础，虽然在智利的活动不如在前两个国家里开展得那么广泛。 从1942年初到1944年夏，根据克格勃的统计数宇，格里古列维奇的间谍成功地 开展了150余次焚烧德国物资的行动，炸沉了一些（具体数字不详）西班牙、葡萄牙 和瑞典的轮船。一份很可能被中心夸大了的分析报告称，到1944年初，破坏行动已 经成功地阻止了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德国的出口。然而对于德国来说，一个比苏 联间谍造成的破坏远为严重的问题是阿根廷政府内部发生的变化。1943年夏，阿根 廷发生了军事政变，接着纳粹的一个间谍网被破获，这些导致了1944年1月阿根廷与 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战争时期，格里古列维奇的情报站与中心的联系十分缓慢，而且时断时续，只 能依靠纽约情报站间或派遣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通信员联系。1944年夏，国家安全 人民委员会在驻乌拉圭大使馆里建立情报站之后不久，格里古列维奇被召到蒙特维 的亚，向情报站详细汇报自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以来他所从事的情报工作、财政和间 谍网络的有关情况。中心已经警觉地发现他纵火袭击的船只涉及的中立国家太多， 担心他会暴露自己的身份。9月份，中心命令他暂缓破坏活动，并要求他专注于在阿 根廷、巴西和智利进行情报搜集工作。接到格里古列维奇停止活动的命令后，韦尔 日比茨基就开始为阿根廷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制作手雷，但10月份发生在他的制作车 间的一次意外爆炸，使他失去了左臂和一只眼睛。格里古列维奇报告说，在接受警 方调查过程中，韦尔日比茨基表现得非常勇敢，他坚持用编造好的故事来回答任何 提问，他说这是他的一个仇人为了害他而在一盒干奶酪里安放了炸弹。1945年韦尔 日比茨基被营救出狱，并在阿根廷共产党的帮助下偷渡到乌拉圭，在那里依靠党提 供的养老金生活。 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的破坏活动十分引人注意，但是，对于伟大卫国战 争的进程来说，它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1944年夏天的警报逐渐消除后，格里古 列维奇的事迹使他在中心作为一名破坏和暗杀专家的名声大噪。战争时期在阿根廷 取得的成功，使他在冷战时期被挑选出来去完成冷战时期最重要的暗杀任务。然而 他最得力的助手，韦尔日比茨基却因为身体残疾被视为废物。1946年韦尔日比茨基 提出移民苏联的申请遭到断然拒绝。1955年，已经双目失明的他又一次提出了申请。 可能是因为担心他会向外公开自己在战争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这一次苏联方面批 准了他的申请。韦尔日比茨基到苏联后得到了每个月100卢布的养老金，但这笔钱实 际上什么也干不了。他加人苏联共产党的申请也遭到了拒绝。 内务人民委员会和1943年被重新命名的苏联安全与情报机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会在二战期间虽然的确有过一些卓越的表现，但是人们更应该牢记的是，它们在二 战期间的残酷行径而不是它们的英雄事迹。1939年9月，强占波兰东部的领土后，苏 联于1940年夏又把波罗的海沿岸和摩尔达维亚地区的几个国家强行并人自己的版图， 此后内务人民委员会迅速进入这些地区清剿“阶级敌人”，并采取威胁恫吓的方式 迫使当地居民屈服。1941年6月25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三天后，内务人民 委员会接到命令，逮捕逃兵和敌人的间谍，并负责保障通信的畅通和消灭孤立无援 的小股德军，以此来保证红军后方的安全。1941年8月，化装成德军的苏联伞兵降落 在伏尔加德高自治区的村庄，并要求在当地潜伏下来“等待德国援军的到来”。在 当地人给他们提供了隐蔽所后，他们把村庄里的所有人都消灭了。伏尔加地区的其 他德国人，无论他们如何忠于苏联，也都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驱逐到了西伯利亚和哈 萨克斯坦的北部地区，许多人死在了迁徙的途中。 1943年红军转人反攻阶段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部队跟随在大部队后面扫 尾，负责清除残余抵抗分子和破坏分子。1943年底，贝利亚在给斯大林的报告里骄 傲地说： 1943年，负责保障红军主力后方安全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安全部队在清理从敌人 手中解放的地区的过程中，共逮捕T93549人进行审问。 其中，80296人被“揭露”为间谍、叛徒、逃兵、土匪或“犯罪分子”，其实许 多是冤假错案。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这几乎是必定无疑的都被处决了。 斯大林利用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惩罚并驱逐那些被他视为叛徒的民族，包括：车 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人、卡拉莎人、克里米亚鞋靶人、卡尔米克人以及麦斯克 黑山土耳其人。在对斯大林下达的“对那些在执行驱逐令中表现突出的人给予奖励” 的命令作出答复时，贝利亚说： 按照您的指示，我现向您呈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给内务人民委员会、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和“间谍克星”在驱逐车臣和印古什人的行动中表现突出的人 员给予表彰和嘉奖的决议草案。上述三个机构中总共有19000人参与了上述行动，另 外还有内务委员会部队的10万名军官…… 这一次，许多在战争中受到了表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 人员也获得了勋章，但不是因为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而是因为参与了反人类 的罪恶行动。 战争时期，在东部战线的苏联情报机关的功绩很少。到了1942年底，从纳粹德 国和被占欧洲地区提供情报的主要情报机构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总情报部特工网，该 组织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哈纳克和舒尔策一博伊森小组保持着联系。纳粹德国的反 间谍机关给它起的代号是“红色乐队”。这支“乐队”的“乐手们”是负责向莫斯 科发送加密情报的无线电操作员，而“乐队”的“指挥”则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 利奥波德·特雷佩尔，化名简·吉尔伯特。在该组织内部他被称为“大厨”。“红 色乐队’共有n名间谍：潜伏在德国的有48人、法国35人、比利时17人、瑞士门人。 1942年下半年，随着“乐手’们一个个被德国人用无线电测向手段所查获，这个间 谍网逐渐被捣毁了。12月5日，当时正在被占的巴黎看牙的特雷佩尔也被捕了。逮捕 他的德国反间谍官员回忆说：“瞬间特雷佩尔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他就用非常漂 亮的德语说了一句：‘你们干得不错。”’这之后，只有总情报部设立在瑞士的秘 密情报站因为德国的情报机构鞭长莫及而仍在坚持活动。该情报站由山多尔·拉多 领导，因其三台主要的无线电发报机而得名“三红”。一年之后，这个情报站也被 瑞士当局关闭了。 尽管特雷佩尔和山多尔战后都在莫斯科被判处了10年徒刑，但是后来苏联的历 史学家们都声称“红色乐队”提供的情报给予了红军莫大的帮助。实际上，在特雷 佩尔被捕和他的情报网大部分被破获前，他们的情报在苏联的军事行动上并没有发 挥多少作用。1941年9月，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并没能察觉德军的动向，德军突然挥师 南下并一举占领了基辅，后来德军回师北上猛攻莫斯科，又大出苏联军事情报部门 的意料之外。1942年5月苏军丢失哈尔科夫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战时统帅部与最高指挥部的联合机构）认为德军还会对莫斯科再发动一次进攻。 这年夏天，德军向南方的进攻也使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感到非常吃惊。在德军向斯大 林格勒和高加索推进的时候，苏联红军经常不知道德军下一步会攻向哪里。1942年 间月，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包围了轴心国部队的苏联红军认为被包围的部队大概有8． 5万到9万人，而实际上，真正的数字是这个估计数字的三倍。 在斯大林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不是提供有用的情报，而是在红军 部队中执行严厉的纪律。13500名苏联士兵因存在“失败主义情绪”和在作战中违反 其他军事纪律而被处决。执行枪决任务的通常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别动队的一个班。 行刑前，绝大多数受刑者都被下令脱光了衣服，因为军装和靴子还可以供别人使用。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邮政审查部门对士兵们寄回家里的信件也要进行审查，其中非正 统或者在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都会被当作叛变的证据。一个中尉在信中写道：“德 国人的飞机性能很棒……我们的防空部队很少能把它们打下来”，结果，这名中尉 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称，1942年10月上半月，仅在第62集团军 就有“12747封信里被发现有泄露军事秘密的内容”。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以 德国陆军司巾弗里德里希·鲍罗斯及其手下22名将军和9．四万人的部队向苏联红军 投降而告终，而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并不是由于有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这些“贡献’ 才取得的。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在东部战线的军事情报工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和英国提供的大量无线电装备。1942年底，最高统帅 部大本营建立了特殊任务无线电作战营，每个营装备18到20台信号截获接收机和四 台测向机。结果，据一位能够接触到这些无线电营的档案的苏联历史学家称，“苏 联军队的无线电电子战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虽然苏联的密码分析专家还没能像能 够破译艾尼格马和G型高级加密信息的最新技术，但是，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俘获的德国密码作业人员的不情愿的帮助下，苏联军队在测向技术、通信分析和低 级手工密码破译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1942到1943年，通过潜伏在布莱奇利公园英 国技侦部门的间谍，苏军技侦机构获得了英方破译的德国空军的艾尼格马密码电报， 也从中受益匪浅。 这些提高在1943年夏天进行的库尔斯克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次战役 中，红军击溃了德军在东部战线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德军在战役中截获的 红军方面的情报显示，红军的技侦部队已经查明了德军第六、七和十一装甲师，第 二和第三装甲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群的总部及其部队的所在位置。库尔斯克战役前 以及进行当中的空中侦察，不仅在范围上比以前有所扩大，而且也更加成功。 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为红军在东部战线的节节胜利打开了大门，这一系列的胜 利最终导致柏林在1945年5月向朱可夫元帅投降认输。拥有四倍于德军的兵力和西方 盟国提供的大批武器，并且逐渐掌握了制空权的苏联红军，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锐不可挡。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有时红军还能缴获德军使用的艾尼格马型密码 机、密码表和操作员，其中一些日常密码设置的有效期长达一个月。在战争的最后 阶段，这些战利品偶尔还能帮助苏联密码分析人员破译出艾尼格马密码信息，但具 体破译了多少至今也是个未知数。 虽然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情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在东部战线 获得的情报质量，特别是在技侦情报方面，与西方盟国所取得的有关德国的情报比 起来还相差甚远。英美高级技侦处提供给英国和美国指挥员的情报称得上是战争史 上质量最高的。然而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在情报方面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功并 不是针对它的敌人，而是针对它的反法西斯同盟国英国和美国的。 克格勃绝密档案 曼哈顿计划和合金管计划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外国科的首要行动目标是英国，第二 大目标才是美国。甚至到了30年代中期，苏联在美国的主要间谍网还都是由第四局 （军事情报局，后来被改名为总情报部）而不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负责的。第四 局的间谍中有一批在美国政府部门中工作的富于理想主义色彩、很有抱负的年轻人， 其中包括：于1936年进人国务院工作的阿尔杰。希斯和朱利安。沃德利、在财政部 工作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一位政府统计官员乔治。西尔弗曼（怀特可能 就是被他招募为间谍的）。和剑桥“五杰”一样，华盛顿的这些人把自己视为与法 西斯进行秘密斗争的战士。沃德利后来写道：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上唯—一支抵抗 纳粹的有效力量的时候，在华盛顿，通过替苏联进行地下工作，我也在为阻止法西 斯主义的浪潮贡献着自己微薄的力量。 30年代中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主要情报活动都是由一个成立于19 34年的秘密情报站进行的。该情报站由前柏林情报站站长波利斯。巴扎罗夫（代号 诺德）指挥，由伊斯哈克。阿卜杜洛维奇。阿赫梅罗夫（代号扬）——一个出生在 苏联的鞑勒人——任副站长。在巴扎罗夫情报站里工作的奥地利间谍赫德。马辛对 巴扎罗夫抱有一份非常美好的记忆，认为巴扎罗夫是她在内务人民委员会里遇到的 最热情的人。在1935年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巴扎罗夫送给她五十校长茎红玫瑰， 并在卡片上写道：我们的生活处于非自然的状态，但是为了全人类，我们必须忍受 这一切。虽然我们不会时常用言语来表达这份感情，但是我们是一个由彼此间的关 爱团结在一起的集体。非常想念你。 尽管在马辛的印象里，阿赫梅罗夫与巴扎罗夫正好相反，是一个典型的“莫俾 科机器人”，但实际上，阿赫梅罗夫并不像他表面上看来那样死板。马辛并不知道 阿赫梅罗夫正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的表妹海伦。劳里热恋。中心还特 许了他们的婚事。 巴扎罗夫和阿赫梅罗夫招募的间谍中有三个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他们是：埃里 克、克伊和“19号”。其中唯—一个可以被明确确认身份的，同时也很可能是最重 要的一个，是“19号”劳伦斯。达根，他后来担任了拉丁美洲司司长。在赫德。马 辛看来，达根是个“高度紧张、容易兴奋同时又很有知识的年轻人”。招募他也的 确花费了一番功夫，这在相当程度是因为阿尔杰。希斯当时也在试图把他发展成第 四局的间谍。1936年4 月，巴扎罗夫向中心抱怨说“固执的希斯”仍然没有丝毫放 弃发展达根的迹象。一年后，在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达根告诉阿赫梅罗夫，如果 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他担心自己会被托洛茨基分子暴露。但是到1938年初， 达根已经开始向阿赫梅罗夫提供国务院里的文件了。这些文件被送到秘密情报站拍 照后，再交还给他。3 月份，达根报告称，他的密友，1938年至1945年担任副国务 卿的萨姆纳。韦尔俾对他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太着迷了，并就他与左派人士交往这 件事对他提出了警告，尽管这种警告很可能是善意的。然而，达根在国务院里的前 途似乎仍和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唐纳德。麦克莱恩一样非常光明。 中心也非常看好迈克尔。斯特雷特（代号诺马德、奈杰尔）这个年轻而富有的 美国人。1937年，即将从剑桥大学毕业的斯特雷特被发展为苏联间谍。他的乐观主 义精神主要来自于他的家庭关系，而不是他对充当秘密间谍的热情。回到美国后， 他的第一次求职面试是在白宫与富兰克林和埃利诺。罗斯福在茶桌上进行的。在罗 斯福夫人的帮助下，1958年初，他在国务院里找到了一份不计报酬的临时工作。不 久后他就接到了阿赫梅罗夫的电话。阿赫梅罗夫向他转达了“剑桥的朋友对他的问 候”，并邀请他到当地的一家餐厅共进晚餐。阿赫梅罗夫介绍自己叫“迈克尔。格 林”，然后点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乘阿赫梅罗夫吃东西的时候斯特雷特观察着他： 他是个黑黑的、健壮的家伙，宽宽的嘴唇，嘴角上总挂着微笑。他的英语说得非常 好，举止亲切自如。看来，他非常喜欢自己在美国的生活。 阿赫梅罗夫似乎接受了斯特雷特需要过些时间才能接触到重要文件这一现实， 而且显然做好了等待的准备。买单前，他就国际关系问题给斯特雷特上了简短的一 课。斯特雷特被“侃晕了”。虽然俾特雷特声称自己“不愿意成为苏联安插在国务 院里的间谍”，但他并没有对阿赫梅罗夫说明这一点。两个人像“朋友似的告了别”， 斯特雷特同意继续他们之间的约会。 随着欧洲战事的临近，中心对美国越来越感兴趣。1938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会以四局主要交通员惠特克。钱伯斯叛变这件事为借口，接管了四局负责的绝大部 分在美国的军事间谍。但值得注意的是，阿尔杰。希斯并不在被接管之列。然而和 在其他地区一样，追踪臆想出来的“人民公敌”这个任务干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在 美国的情报工作。1938年至1939年在纽约公开情报站工作的伊万。安德烈耶维奇。 莫罗佐夫（代号尤兹、基尔）为了表示自己对中心的忠诚，指控情报站站长彼 得。 达维多维奇。古特蔡特（代号尼古拉）和他的绝大多数同事是暗藏的托派分子。 19 38 年，公开情报站站长古特蔡特和秘密情报站站长巴扎罗夫均被召回并被枪毙 了。 莫罗佐夫对新任站长盖伊克。巴达洛维奇。奥瓦基米扬（代号根纳季）的指控 却没有那么成功，反而可能还导致了他自己于1939年被召回了莫斯科。 巴扎罗夫的前任副手伊斯哈克。阿赫梅罗夫接替巴扎罗夫担任了秘密情报站站 长，此后就一直由他控制着在美国的大部分政治情报工作。在二战前夕，中心对八 名间谍寄予了特别的厚望，米特罗欣记录了他们的代号。这八名间谍是：在国务院 工作的劳伦斯。达根（代号19号，后来的代号为弗兰克），迈克尔。斯特雷特（代 号奈杰尔），美国驻德国前任大使威廉。多德的女儿、百万富翁阿尔弗雷德。考夫 曼。斯特恩（他本人也是个苏联间谍）的妻子马莎。多德。斯特恩（代号莉莎）， 马莎的弟弟，曾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国会议员没有获得成功却仍然保持着政治上的 野心的小威廉。多德（代号总统），在财政部工作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代号 卡西尔，后为尤里斯特）；潜伏在司法部的代号为莫里斯的间谍（可能是约翰。阿 布特），好莱坞制片人，曾经生产过由劳雷尔和哈蒂主演的“飞行魔王”及其他一 些创票房纪录的影片的鲍里斯。莫罗斯（代号弗罗斯特），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 利普曼的秘书、秘密共产党员玛莉。沃尔夫。普赖斯（代号基德和迪尔），以 及巴尔的摩的一家女性时装沙龙的老板亨利。布克曼（代号雇主）。 然而，1939年8 月，随着苏德条约的签定，和发生在英国的情况一样，苏联在 美国的政治情报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劳伦斯。达根为了表示抗议，中断了与 阿赫梅罗夫的联系。迈克尔。斯特雷特等人也对苏联产生了严重的怀疑。10月份， 在华盛顿联邦火车站下面的一家餐厅见面时，阿赫梅罗夫试图向斯特雷特保证： “伟大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厂‘阿赫梅罗夫还声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革命 将在德国和法国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但是，斯特雷特并没有被这些言语所打动， 也没有在下一次约会的时间里露面。除了上述两个人外，还有一些人至少是暂时地 中断了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联系。 与斯特雷特见面后不久，阿赫梅罗夫被召回了莫斯科。他的离任进一步削弱了 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工作。在莫斯科，贝利亚指控阿赫梅罗夫与“人民公敌” 进行阴谋交易。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指控被搁置下来。阿赫梅罗夫 被调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预备队，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仍然受到怀疑，他的一言一行 受到了全面的审查。在阿赫梅罗夫被召回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工作中心第 一次转移到设立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内的公开情报站。该情报站由后来联邦调查局 称之为“老谋深算的美国人”的盖伊克。奥瓦基米扬领导。奥瓦基米扬发现自己处 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中心还指望他积极参与在墨西哥刺杀托洛茨基的复杂的准备 工作，他更是累得苦不堪言。有时奥瓦基米扬一天要约见十个间谍，回到家的时候， 他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奥瓦基米扬的最大成就并不是在政治情报而是在科技情报搜集工作上取得的。 奥瓦基米扬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获得了理科博士学位，而且从1933年起，他 是以美苏商贸公司工程师的掩护身份从事情报活动的，这在外国科里是比较少见的。 19 40 年，为了寻找间谍发展对象，他上了纽约的一所化学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 奥瓦基米扬是第一个展示了在美国收集科技情报的巨大潜力的间谍。仅1939年一年，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就从美国获得18000 页技术资料、487 套设计方案和54种新技 术的样品。 奥瓦基米扬可能也是建议以互换学生为掩护，使外国科官员打入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的第一人。1938年，第一个“互换学生”谢苗。马尔科维奇（代号特文）迈进 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大门。他在以后的两年中在科技界建立起来的联系，为战争时期 拓展在美国的科技情报搜集工作奠定了基础。1940年，他的掩护身份转为美苏商贸 公司的工程师。“在与人交谈时，他的大眼睛就像抛物面天线一样不停地转来转去”， 这一点给他在纽约情报站的一位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4 月，内务人民委 员会在美国的情报网已经发展到拥有221 名间谍的规模，其中49名在内务人民委员 会的统计数据中被列为“工程师”（这一概念很可能指的是范围更宽泛的“科学家”）。 同一个月，中心第一次在其主要的情报站里建立了专门处理科技情报的独立部 门（后来被称为X 线），这也显示出科技情报工作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根据国外情报局的官方历史记载，正是由于与过多的间谍接触使奥瓦基米扬 “放松了警惕”。1941年5 月，正在从代号为奥克塔尼的间谍手上接过文件时，他 被联邦调查局当场抓获。在关押了不长一段时间后，他被保释，并在7 月份被允许 离开美国。如果不是罗斯福政府的安全体制相当松懈的话，那么对内务人民委员会 的情报活动的打击会远远不止于奥瓦基米扬被捕这一件事。1939年9 月2 日，战争 在欧洲爆发的第二天，惠特克。钱伯斯把他所了解到的苏联在美国开展的间谍活动 尽数向助理国务卿、罗斯福总统的国内安全事务顾问阿道夫。伯利作了汇报。之后， 伯利立即为总统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列出了阿尔杰。希斯、哈里。德克斯特。 怀特和其他一些主要的苏联间谍（钱伯俾曾经为这些人充当过通信员）的名字。名 单里还包括总统的一位主要助手，劳克林。柯里（伯利错把他的名字拼成了洛克伍 德。 柯里）。然而，罗斯福对此并不感兴趣。看来，他认为在他的政府里潜伏着苏 联间谍的想法是荒谬的。同样让人不解的是，伯利竟然也把自己的报告束之高搁。 他甚至都没有把报告交一份给联邦调查局，直到1943年，联邦调查局向他索要时， 他才把这份报告交给他们。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德国对美国宣战之后，瓦西里。扎鲁宾（化名 祖比林，代号马克西姆）被任命为纽约公开情报站站长。斯大林对英国打败德国的 承诺早已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同时他对美国人的立场也不相信。在扎鲁宾启程赴任 前，他召见了扎鲁宾，告诉他说他在美国的主要任务就是注意发现罗斯福和“美国 领导层”与希特勒进行谈判和单独签署和平协议的动向。作为设立在苏联驻纽约领 事馆的合法情报站站长，扎鲁宾同时还负责设在华盛顿、旧金山和拉丁美洲国家的 下级情报站的工作。有证据表明（虽然这些证据不够完全），斯大林一直对直接监 管针对苏联的盟国的情报工作非常感兴趣。 国外情报局一份简要的官方传记把战争时期扎鲁宾在纽约（后来在华盛顿）的 工作描写成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成功的典范。事实上，他那令人生厌的个性和出 言不逊的行为当即引起了情报站里的骚动。扎鲁宾对自己带来的情报官员（包括他 的妻子，伊丽莎白。尤利耶夫娜。扎鲁宾娜）的偏爱，和对以前就在情报站里工作 的其他官员毫不掩饰的蔑视，导致了一些情报官员的公开反抗。曾被他侮辱过的两 名情报官员，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罗诺夫和瓦西里。格奥尔基耶维奇。杜 鲁古夫开始不厌其烦地向中心报告称：“他粗鲁、缺乏风度、满口市井、言辞龌龊， 工作上粗心大意，成天鬼鬼祟祟”，并要求把他和一样不受欢迎的他的妻子召回莫 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情报站里的内部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扎鲁宾发展间谍的策略简单而且直截了当。他要求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推荐在美 国政府部门里工作的、适合于从事间谍活动的共产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扎鲁宾到 达纽约的时候，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代号舵手），因为频繁出人苏联 时使用假护照，还处在服刑期间。因此，扎鲁宾见到的第一个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是 尤金。丹尼斯（出生时的名字是弗朗西斯。沃尔德伦，代号瑞安）。此人是在莫斯 科接受过训练的共产国际间谍，后来他接替白劳德成为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丹尼斯 汇报说，一些共产党员（主要是些秘密党员）正在设法进入美国第一个职业对外情 报部门——情报协调官办公室。1942年6 月这个机构改组为战略情报局。在战略情 报局成立以前不久，白劳德出狱并重新担负起美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丹尼斯向莫 斯科汇报说，“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邓肯。查普林。李（代号科克）是第一批打入战略情报局的苏联间谍之一，并 成为情报局局长“疯狂比尔”多诺万将军的助手。多诺万对吸收共产党员进人战略 情报局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曾说：“如果我认为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战胜希特 勒的话，我会把斯大林也吸收进战略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内务人民 委员会对战略情报局的了解，远比战略情报局对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了解要多得多。 白劳德的间谍发展对象还包括一些外国共产党员和到美国寻求避难的人，其中 最重要的要数法国激进派政治家皮埃尔。科特了。此人在战前为时不长的法兰西第 三共和国时期曾六次担任航空部部长，两次出任商业部部长。他可能在30年代就被 内务人民委员会发展成了间谍，但是在苏联对其驻外情报人员进行清洗后的那段混 乱的日子里与中心失去了联系。另外，他也谴责苏德条约的签定。遭到1940年法国 沦陷后“自由法国”运动领导人查尔斯。戴高乐将军的冷落后，科特来美国生活了 几年。11月份，白劳德向莫斯科报告说：“科特希望苏联领导人能了解，他愿意执 行我们赋予他的任何任务，并准备为此放弃他以前的立场。”可能就在科特到达纽 约一个月之后，扎鲁宾开始和他接触，并以他那一贯的无礼作风，敦促科特为苏联 卖力地从事间谍活动。克格勃为科特建立的档案显示，扎鲁宾下达命令时的专横态 度使他大吃一惊，并坚持说对他的命令必须得到一位流亡在苏联的法国共产党领导 的批准。7 月1 日，扎鲁宾向中心报告说：“特工皮埃尔。科特已正式启用了”， 其代号为戴达鲁斯。1944年，科特被派到莫斯科代表戴高乐临时政府执行一个为期 三个月的任务。他在这次任务的总结报告中称：“自由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逐渐被剥 夺，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却不断地丰富起来。” 虽然中心对白劳德发展的间谍的质量还算留下了一些印象，但是，它提醒扎鲁 宾不要过分依赖这些人：我们同意利用共产党（党员）特工的情报收集能力……作 为情报站工作的补充力量，但是，把这一力量当做工作支柱的做法是错误的。 几乎就在1941年12月扎鲁宾到纽约担任公开情报站站长的同一个时候，伊俾哈 克。阿赫梅罗夫（后来使用过代号“扬”和“阿尔伯特”）也回到了纽约，重建两 年前被中心命令放弃的秘密情报站。虽然他以前曾经使用过土耳其和加拿大的身份 证，但这一次，他使用的是1938年获得的伪造的美国护照。虽然阿赫梅罗夫的妻子 兼助手海伦。劳拉（代号马德伦。埃达）是白劳德的侄女，但是他并没有像扎鲁宾 那样与白劳德联系。1942年3 月，阿赫梅罗夫夫妇从纽约搬到了巴尔的摩（在这里 更容易指挥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阿赫梅罗夫的继父曾经当过毛皮商，因此阿赫 梅罗夫与另一个代号为霍夏辛的苏联间谍合伙在巴尔的摩开了一家毛皮衣商店，作 为掩护职业。 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被阿赫梅罗夫寄予很高希望的迈克尔。斯特雷特 拒绝重新为苏联充当间谍。1942年初，他与阿赫梅罗夫在华盛顿见了最后一面，拒 绝以后再和他接触，然后与阿赫梅罗夫握手道别。其他绝大多数战前的间谍都被阿 赫梅罗夫说服，重新开始了工作，其中包括劳伦斯。达根（弗兰克）和哈里。德克 斯特。怀特（尤里斯特）。在罗斯福的第三个任期里（1941年至1945年）担任副总 统的亨利。华莱士后来曾说，如果身体状况欠佳的罗斯福死在第三个任期里，由他 接任总统的话，他准备让达根担任国务卿，让怀特出任财政部长。然而，罗斯福却 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连续担任四任总统的人，他在第四个任期里干了三个月，并 在1945年1 月让哈里。杜鲁门接替华莱士担任了副总统。苏联情报机构在打入主要 西方国家政府部门方面获得最辉煌的成就的机会就此失去了。不过，苏联内务人民 委员会在向罗斯福政府所有最敏感部门进行渗透方面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在阿赫梅罗夫在华盛顿的间谍网中，内森。戈里高利。西尔弗马斯特（先后使 用过帕尔和普尔伯特两个代号）所领导的间谍组所获取的情报是最多的。该小组由 一群共产党员和在政府机构担任公职的同路人构成。西尔弗马斯特在农业安全管理 局做统计员，后来临时调到经济战委员会。“戈里克”西尔弗马斯特始终保持着一 种执着的革命理想。他患有慢性支气管哮喘，经常喘不过气来，但是他认为：“我 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当我死去时，我希望能够感觉到至少自己曾经在为后代创造 美好生活的事业中贡献过一份力量。” 阿赫梅罗夫认为，虽然西尔弗马斯特所采取的非正统的方法带有一定的冒险性， 但是，因为他手下的信息来源很多，他可以收集非常多的情报，比一个苏联指导员 只管辖一个间谍的情况下要多得多。这个想法很可能是正确的。西尔弗马斯特看不 起内务人民委员会那套官僚式的“正统方法”。虽然他手下的每个间谍都很清楚自 己提供的情报最终会送到哪里去，但是整个间谍网都是在阿赫梅罗夫所谓的‘其产 党的旗帜之下“运转的。西尔弗马斯特的间谍认为他们是在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 美国共产党在帮助它的苏联同志。 为了减少安全风险，阿赫梅罗夫在自己与西尔弗马斯特的情报小组中间设置了 两道保险开关。第一道开关是一位名叫伊莉莎白。本特利（代号米尔娜，后来又使 用了一个更谦逊的名字，“好女孩”）的通信员。本特利毕业于瓦瑟大学。1938年， 三十岁的本特利被说服断绝了与美国共产党的公开联系，以便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 作。每隔两周，本特利都会去取被西尔弗马斯特夫妇制作成微型胶卷的机密文件， 放在她的编织袋里带回。她并不直接向阿赫梅罗夫本人报告，而是向阿赫梅罗夫情 报站里的另一名特工雅各布。戈洛斯（代号‘声音“）报告。她叫他”蒂米“。在 纽约的一场暴风雪中，戈洛斯违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纪律，诱奸了本特利。在本特 利对这件事充满激情的回忆中，她这样描述道：她感觉自己”好像飘飘忽忽地进人 了一个无始无终的极乐世界“。在戈洛斯这个缺乏职业道德的影响下，本特利开始 把感情与间谍活动掺杂起来，而中心对这种做法是非常担心的。每个圣诞节，她都 会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基金给西尔弗马斯特小组的成员购买一些她精心挑选的礼物， 从威士忌酒到女式内衣，什么都有。她后来说：”这是过去的美好时光，在那段时 间里，我们是亲密的战友，在一起共同战斗。“ 和扎鲁宾的情报站一样，阿赫梅罗夫秘密情报站招募的间谍既有美国人也有其 他外国人。其中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是一位英国记者兼战时情报官锡德里克。贝尔 弗雷奇（代号查理）。此人于美国参战后不久，加入了设立在纽约的英国安全协调 办公室。该机构受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威廉。斯蒂芬森爵士直接领导，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大部时间里，这个机构负责英国安全局、特别行动执行小组和秘密情报局 与美国之间的情报联络工作。贝尔弗雷奇是自愿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和许多在 美国为苏联充当间谍的美国人一样，他首先接触的是厄尔。白劳德，然后被移交给 了戈洛斯。由于战争期间英美情报机构交换的秘密情报数量是史无前例的，因此， 贝尔弗雷奇接触到的情报也异常丰富。 阿赫梅罗夫的秘密情报站通过设在纽约领事馆的公开情报站转交给中心的微型 胶卷的数量在一年中翻了三番，从1942年的59卷增加到了1943年的21卷。尽管如此， 扎鲁宾认为阿赫梅罗夫拒绝与美国共产党领导层进行直接联系和迂回操纵西尔弗马 斯特小组的办法是低效和繁琐的。扎鲁宾则抱怨说阿赫梅罗夫的作风“呆板且让人 不信任”，就阿赫梅罗夫与扎鲁宾的关系而言，这个评价可以说是真实的。扎鲁宾 对阿赫梅罗夫的妻子海伦。劳拉的评价却要高得多。他认为她更机敏，更会办事。 由于从小受美国教育长大，所以她能与为苏联充当间谍的美国人更好地沟通。 这样，斯大林了解到的关于美国的情报远比罗斯福掌握的有关苏联的情报要多 得多。当中心已经渗透到罗斯福政府的每一个重要部门的时候，美国战略情报局和 英国秘密情报局一样，还没有在莫斯科安插一个间谍。1943年11月，三巨头在德黑 兰举行会议的时候——这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第一次见面——斯大林在情报上的巨 大优势使他在谈判中占尽了先机。虽然人们至今还不了解在会议前，斯大林到底得 到了哪些情报，但是可以肯定，他掌握的情况是非常充分的。他一定已经了解到罗 斯福到德黑兰来的时候已经决心尽最大可能与他达成协议，甚至不惜以惹怒丘吉尔 为代价。罗斯福一到德黑兰即将他的意图暴露无遗。他拒绝了丘吉尔提出的在会议 开始前英美举行私下会晤的建议，但却接受了斯大林诚恳的建议（据称是以安全为 由）：希望他住在苏联大使馆而不要住在美国代表团的驻地。看起来，罗斯福根本 没有意识到他的住处受到了苏联人的窃听（这是不可避免的），他自己以及美国代 表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录了音，抄录下来，并定期汇报给斯大林。 俾大林肯定也非常高兴地看到，罗斯福带来了他战争时期最亲密的顾问哈里。 霍普金斯，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却被留在了国内。霍普金斯非常信任俄 国人，这在莫斯科是出了名的。年初，霍普金斯曾私下警告苏联驻美大使，联邦调 查局窃听到了扎鲁宾（霍普金斯显然只是把他当成了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向美 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史蒂夫。纳尔逊移交经费的情况。纽约情报站向莫斯 科提供的罗斯福与丘吉尔1943年5 月会晤的谈话内容很可能也是来自霍普金斯。然 而，也有一些关于似乎很确凿但很有争议的证据表明，除了向苏联大使传递秘密情 报之外，霍普金斯有时也会利用阿赫梅罗夫这个渠道刺探苏联方面的情报，就像后 来肯尼迪家族利用总情报部的间谍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一样。霍普金斯提供的秘 密信息给中心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多年以后，一些克格勃的官员甚至吹嘘 说霍普金斯就是一名苏联间谍。但这与事实完全不相符。霍普金斯是个地地道道的 美国爱国者，他对苏联的体制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苏联在二战中的功绩令他深有 感触，并使他形成了一种看法：“既然俄国是战争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那么她就 应该被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同时必须竭尽全力与她建立友好关系。”为美国代表 团充当翻译的“奇普”。波伦后来说，在德黑兰会议上，霍普金斯对总统的影响是 “极为重要的”。 丘吉尔后来称，正是在德黑兰会议上，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英国是多么小的一个 国家：我的一旁坐着已经伸出了爪子的俄罗斯熊，另一边是庞大的美国野牛，在它 们中间则是可怜的英国小驴…… 尽管战争期间英美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而且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关系也 很友好，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的首要目标仍然是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罗斯福对 他的老朋友，劳工部部长弗朗西斯。用金斯说：温斯顿变得面红耳赤、满脸怒容， 而且他越是这副表情，斯大林就越会露出微笑。最后，斯大林终于忍不住发自内心 地大笑起来。在这三天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曙光。我一直不动声色，直到斯大林和 我一起笑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叫了他一芦‘乔大叔“。昨天，他可能还认为我 过于冒失，但是那一天他笑了，还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 自那开始，我们之间建立了私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一样开诚布公地交谈 了。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霍普金斯私下到英国大使馆去找丘吉尔并告诉他，斯大林 和罗斯福都坚决要求在明年春天展开“霸王行动”——即英美联合跨海峡进攻被占 领的法国，因此英国必须停止反对这个计划。丘吉尔适时地做出了让步。对斯大林 做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让步是英国和美国同意苏联在战后恢复它1941年时的边界。这 意味着苏联能够收回在苏德条约中失去的土地，包括：波兰东部、波罗的海沿岸几 个国家以及摩尔多瓦。这种安排并没有征求当时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意见。 斯大林兴高采烈地回到了莫斯科。美国和英国似乎已经认可了——用俄国的一 位外交家私下的话说——俄罗斯‘在邻国建立友好政府的权力“。罗斯福之所以在 德黑兰会议上愿意如此满足斯大林的要求，是因为他认为在二战中是苏联红军承受 了半数以上德军的疯狂进攻，因此西方在军事上欠了苏联一笔债。但是，另一方面， 斯大林在谈判中取得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非常清楚罗斯福手中的底牌。 尽管公开和秘密情报站在向罗斯福政府进行渗透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 是它们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却完全失败了。中心最初交待给扎鲁宾的任务还包括，在 大量居住在美国的德国人中发展间谍，用他们来对付德国。可是到末了扎鲁宾未能 发展一个德裔间谍。当中心要求他做出解释的时候，他向中心汇报说，绝大多数居 住在美国的德国人都是犹太人，因此不适合承担这项任务。和扎鲁宾一样，中心把 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针对苏联的盟国开展情报工作上了，因此它对扎鲁宾在开展针对 敌人的情报工作上的失误似乎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苏联在英国和美国的战时情报搜集工作继续发展着。1942年初，除了阿纳托利。 戈尔斯基（先后使用过亨利和瓦季姆两个代号）领导的一个公开情报站之外，由伊 万。安德烈耶维奇。奇恰耶夫（代号约翰）负责的另一个公开情报站也在伦敦开始 工作了，但戈尔斯基仍负责整个间谍网的领导工作。和戈尔斯基不一样，奇恰耶夫 向英国当局通告了他在伦敦的身份，并负责与英国及其他同盟国流亡政府的情报部 门的联络工作。他还领导着一个由中欧和东欧国家流亡官员组成的情报网，这些人 不断向他提供英国与波兰流亡政府、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德华。贝内斯总统、与南 斯拉夫的彼得国王及其首相伊万。苏巴什克谈判情况的情报。 与此同时，剑桥“五杰”继续提供着数量可观的情报。仅1942年一年，麦克莱 恩提供的文件就装满了中心的45个档案袋。菲尔比也提供了大量高度机密的文件。 1941年9 月起，他被调到英国秘密情报局V 科（反情报）工作。虽然这个部门 当时位于圣。阿尔本，不在位于百老汇大街的秘密情报局伦敦总部里，但它的一个 便利之处就在于它的旁边就是秘密情报局的档案室。菲尔比花了一些时间去收买和 他一样喜欢红色杜松子酒的档案管理员比尔。伍德菲尔德。菲尔比后来回忆说：‘ 这种友好的接触还是起到了效果的。“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菲尔比借出了大量关于 英国间谍在国外开展活动的档案材料，并把这些材料成批地交给戈尔斯基拍照。1942 年4 月初，中心对菲尔比提供的、截止到上一年年底的秘密情报局的档案进行了详 细的分析。虽然中心对”小男孩“”定期提供了许多有意思的材料“提出了表彰， 但是它对材料反映出的情况却感到十分不解。因为这些材料似乎表明，秘密情报局 不仅在俄国没有一个间谍网，而且针对苏联的间谍行动”极其微不足道“。对这些 完全正确的结论，中心的分析家们给出了两条怀疑的理由。首先，虽然至少部分地 意识到，那些用来证明他们那些被清洗的前辈们是替英国工作的间谍的证据并不真 实，但是，分析家们仍然认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整个30年代都在利用其”最能干的 间谍“开展针对苏联的活动。对于中心来说，英国秘密情报局没有在莫斯科设立一 个情报站的实情根本不可信。由于英国是苏联情报机构的主要目标，所以中心不相 信苏联只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一个次要目标（英国情报机构的精力几乎全部放在了战 争上）：如果在过去的几年里，”旅馆“（秘密情报局）在欧洲，主要是德占国家 中发展了一百名间谍的话，它肯定也不会轻易放过我国的。 这样的报告只是为了附和斯大林个人对他的英国盟友的怀疑。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第一年里，伦敦情报站发回的最终对斯大林和中心都产生了 最重要影响的情报来自凯恩克罗斯。1941年9 月25日，戈尔斯基致电莫斯科：我特 此简要地汇报英国政府委员会的一份非常机密的报告的内容。该报告由该委员会于 1941年9 月24日提交战时内阁，内容是关于利用钻原子能量研制爆炸装置的进展情 况。 提交这份报告的秘密委员会是由汉基勋爵任主席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中心给汉 基爵士的代号是“老板”，这反映出他是凯恩克罗斯的雇主。凯恩克罗斯交给戈尔 斯基的报告，第一次使中心警觉到英国正在研制原子弹。 虽然这份报告及在以后几个月里由伦敦发回的其他关于原子弹的报告被证明是 极其重要的，但是它们并没有立即对莫斯科产生影响。因为，在凯恩克罗斯的第一 份报告送达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忙于应付德军的进攻。19 41年10月份，他们不得不暂时撤出了莫俾科。直到1942年3 月，贝利亚才把有关英 国原子弹研究的详细评估报告呈送给斯大林。他在报告中称，英国最高司令部非常 满意地看到他们在原子弹研制上遇到的理论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英国最出 色的科学家和几家大公司正合作开展这个项目。根据贝利亚的建议，在以后的几个 月里，苏联召集科学家们进行了详细的咨询。 1942年6 月，罗斯福总统下令全力以赴地执行一项代号为“曼哈顿”的计划— —研制美国原子弹的计划。虽然英国第二年被正式同意加入这项计划，但是苏联内 务人民委员会发现罗斯福和丘吉尔早在6 月20日华盛顿会晤期间就讨论过合作制造 原子弹的问题。10月6 日，在向苏联科学家进行了广泛咨询之后，中心向中央委员 会和国防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都是斯大林）提交了第一份关于英美研制原 子弹计划的详细报告。到了年底，斯大林决定开始研制苏联自己的原子弹。在斯大 林格勒战役——东部战线的主要转折点——期间作出这一重大决定时，斯大林考虑 的并不是伟大卫国战争的需要，因为很清楚，原子弹已不可能在打败德国法西斯的 战争中派上用场。相反，斯大林已经开始考虑的是战后的世界局势，因为美国和英 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所以苏联也必须掌握它。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莫斯科从英国得到的涉及原子弹的情报比从 美国得到的要多。1942年12月，伦敦情报站收到了关于英美开展原子研究的详细报 告。报告是由一位代号为“K ”的共产党员科学家提供的。情报站负责科技情报工 作的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后来报告称，“k ‘非常热心地替我们工作…。。 而且我们要给他物质报酬的任何一点暗示都遭到了他的拒绝”。“K ”提供了同事 的保险柜钥匙的蜡模，巴尔科夫俾基亲自给他配了钥匙。有了这把钥匙，“K ”就 不仅能从他自己的保险柜而且能从他同事的保险柜里拿走大量机密文件。中心认为， 最有价值的是那些关于“铀反应堆建造”情况的情报。至少还有另外两名科学家— —代号分别是穆尔和凯利——也提供了关于“合金管计划”（英国的原子弹计划） 各个方面的情报。 在窃取英国核机密方面，最重要的间谍是一位共产党员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 斯，他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加入了英国国籍。最初他为苏联总情报部而不是内 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工作。富克斯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后 来参与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二战前，他积极参与了英苏文化关系协 会组织的再现苏联公开审判场景的戏剧表演。他在扮演公诉人维辛斯基这一角色时 表现出来的激情给他的研究导师——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内维尔。莫特爵士——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没有想到，像这样一个平和的、少言寡语的年轻人在控诉 被告时，竟然能表现得如此冷酷。恶毒”。1941年下半年，富克斯要求在英国的德 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于尔根。库奇因斯基帮助他把他在伯明翰大学工作时了 解到的有关“合金管计划”的情报转交给俄国人。库奇因斯基安排他与西蒙。大卫 多维奇。克里莫——总情报部伦敦情报站的军官——取得了联系。为了甩掉拭图跟 踪他们的人，克里莫总是坚持坐很长时间的出租车，通常是坐出去还要再折回来。 他的这种做法使富克斯十分恼火。 1942年夏天，对富克斯的指导工作交给了另一个总情报部的指导员乌尔苏拉。 伯通（代号索尼姬），显然她更适合富克斯。富克斯可能永远也想不到，她竟 然是克里莫的妹妹。他们经常在伯通居住的地方——位于伯明翰和牛津之间的本布 利——见面，索尼娘在那儿的身份是从纳粹德国来的犹太难民布鲁尔夫人。伯通记 得，她从富克斯那里得到的材料是“一串串非常小的、看上去像胡乱写上去似的象 形文字和字体公式”：克劳斯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虽然两分 钟对于我们来说就足够T ，但是除了见面时的喜悦以外，在一起走走比交接完材料 后就马上离开也更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没有体味过这种孤独生活的人是很难想 象我是多么珍惜与另一位德国同志在一起的时间。 后来，由于她在苏联总情报部取得的非凡成就，索尼妞成为红军中唯—一个获 得名誉上校军衔的女性。正如中心很少让女性充当重要间谍的指导员一样，它对受 意识形态原因驱使的女间谍的潜力也估计不足。但也有例外。米特罗欣的档案中即 记录了一位非常出色的英国女间谍，她的服役时间很长、受到的评价也很高。她最 后使用的代号是霍拉。克格勒的档案显示霍拉的真名叫美利塔。斯特德曼。诺伍德 （婚前名叫美利塔。西尼斯）。她出生于1912年，父亲是拉脱维亚人，母亲是英国 人。现在诺伍德夫人住在伦敦近郊。根据现有资料，她是克格勃历史上最重要的英 国女间谍，也是在所有苏联间谍中在英国活动时间最长的间谍。 1932年，还是单身的美利塔。西尼斯在英国有色金属研究会做秘书工作，她在 那里一干就是四十年，直到退休。工作后不久，她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成了一名 秘密党员。1935年，英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安德鲁。罗斯坦发现了她的才能，然后 英国共产党领导把她推荐给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两年后，她被正式发展为苏联 间谍。和剑桥五杰一样，她也是一位坚定的意识形态间谍，受想象中的苏联神圣形 象所鼓舞，只是这种形象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残酷现实相去甚远。然而，她四 十年的间谍生涯险些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画上了句号。那是因为，她与在伍利奇兵 工厂里活动的间谍网扯上了关系，其中三个重要间谍于1938年1 月被捕，三个月后 这三个间谍经审判被关进了监狱。然而，英国国家安全局未能察出记录在该小组负 责人，共产党员伯西。格拉丁（代号戈特）笔记本里的能证明西尼斯身份的蛛丝蚂 迹。 几个月的“冰封期”过后，她于1938年5 月又被重新启用了。在这之后的二十 二个月中，当对其驻外情报官员的清洗行动导致中心与包括“五杰”当中的几个人 在内的许多间谍断绝了联系的时候，中心却始终与西尼斯保持着联系，这也说明中 心对她是多么地看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心对西尼斯的兴趣显然比对菲尔 比还要高。但是，由于伦敦情报站的临时关闭，中心不得不在1940年3 月暂时中断 了与她的联系。 1941年被重新启用时，在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西尼斯被转给了苏联总情报 部的乌尔苏拉。伯通（索尼姬）控制，而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案官员。因此， 在以后的几年里，指挥苏联在英国最重要的女间谍的也是一位女性，在苏联间谍指 导员中女性也算是凤毛减角。在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学会的工作，使西尼斯能够接触 到大量科技情报资料，并在接头的时候转交给她的指导员。她们接头的方式，与伯 通和富克斯接头的方式很像——一起散一会儿步，指导员及其指导的间谍相互都以 为同一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共同奋斗的同志相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尼斯嫁 给了在中学当数学教师的共产党员并改名为美利塔。斯特德曼。诺伍德。到二战进 行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诺伍德夫人已经开始提供有关“合金管计划”的情报了。 根据米特罗欣对有关她的档案的记录，在她的整个间谍生涯中，她都被认为是 一个“有坚定信念、可靠和守纪律的间谍，努力为情报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 1943年初，注意到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后，中心更希望从美国而不是英国搜 集到有关原子弹的情报。1943年1 月，中心委派其科技情报负责人列昂尼德。罗曼 诺维奇。克瓦斯尼科夫（代号安东）到纽约情报站，做专门负责科技情报的副站长。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心对侦察曼哈顿计划的重视程度。新任命的苏联原子 计划的科学负责人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在3 月7 日给贝利亚的报告 中写道：仔细阅读了这些（情报）材料后，我发现它们对于我们祖国和我们国家的 科学事业具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一方面，这些材料显示了英国对铀研究的 高度重视以及研究的强大力度；另一方面，它为我国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使 我们有可能跨越原子能研究中一些非常困难的阶段，使我们掌握了发展原子能技术 的科学和技术上的新途径，为苏联的物理研究开创了三个新的领域，使我们了解到 我们不仅可以使用铀一235 ，而且可以使用钻一238.就在贝利亚读到这份报告的时 候，美国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个新的、高度机密的试验室已经开始制 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集中了众多的杰出的年轻科学家， 其数量之多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大多数还只有20多岁， 岁数最大的是试验室的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他也才39岁。后来这个试验室里 有12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1943年4 月，也就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开始运转一个月以后，纽约情报站 报告说它掌握了一个重要的能够提供有关曼哈顿计划情报的人。一位不明身份的妇 女来到纽约总领事馆，留下一封有关原子武器计划的机密情报的信。一个月后，她 又送来了另一封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以钦作为原子武器的原材料的研究情况，但是， 她仍然拒绝透露她的姓名。在苏联侨民协会朋友的帮助下，情报站终于找到了她。 这位女士（代号奥利维亚）说她只是为她的姐夫充当中间人，她的姐夫是在杜 邦公司工作的一位科学家。这位科学家很快就被发展成了间谍，代号马尔。现在掌 握的材料表明，他是苏联在美国核武器研究界发展的第一个美国间谍。 6 月份，纽约情报站又提交了有关铀的同位素通过气态扩散裂变的情报，这份 情报是由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一个代号为“昆腾”的间谍提供的，其真实身份不明。 在“昆腾”的要求下，他得到了300 美元的报酬。7 月3 日，库尔恰托夫在研 究了美国方面发回来的最新情报后，在给内务人民委员会（或许是给贝利亚本人） 的报告中写道：我已经研究过情报所附的美国铀研究项目表，几乎所有的项目对我 们来说都非常有意义……这些材料具有非凡的价值和重大意义……非常希望能够得 到更多的这类情报。 尽管如此，从美国获得的原子弹方面的情报还是没有1941年到1942年间从英国 得到的同类情报那样详细。应库尔恰托夫的要求，又有一些间谍提供了更多的这方 面的情报，这其中就包括马尔。马尔告诉他的指导员说，他的目的是为了挫败美国 军方对苏联隐瞒研制原子弹情况这一“罪恶”企图。到1943年圣诞节为止，他已提 供了关于建造原子反应堆及其冷却系统、从放射后的铀元素中提取钛以及防辐射等 方面的情报。还有一位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试验室工作的“卓有成绩的教授”—— 他或许也是在曼哈顿计划设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试验室工作的科学家之一——也提 供过有关原子弹研制情况的情报。唯利是图的“昆腾”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但19 44年初，另一名特工，共产党员、代号为福格尔的建筑工程师又开始提供有关曼哈 顿计划使用的机器和设备的情报了。然而，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当时苏联情报 机构已在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室里安插了间谍。 窃取曼哈顿计划的有关情报只是战争时期苏联展开的大规模科技情报搜集活动 中最引人关注的一部分。除了原子弹之外，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科技情报给苏联雷达、 无线电技术、潜艇、喷气式发动机、飞机和人造橡胶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涉及原子能方面的情报代号是“庞然大物”、喷气式发动机的代号是“空气”、 雷达的代号是“彩虹”。飞机设计师、苏联航空工业部副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私下 里高度评价了科技情报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飞机的研制所做出的贡献。 由于阿赫梅罗夫华盛顿间谍网开展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从罗斯福政府各主要部 门里窃取到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阿赫梅罗夫的秘密情报站通过 纽约情报站送到莫斯科的记录着机密文件的胶卷数量从1943年的Zll 卷增加到了194 4 年的600 卷。 从英国窃取的政治情报的数量可能比从美国窃取来的还要多，造成这一现象的 部分原因是，英国政府和情报分析机构通过战时内阁及联合情报委员会（虽然美国 也有与它名称相似的机构，但实际上并不对等）给予了苏联更多的合作。战争时期 伦敦情报站传递的情报包括米特罗欣在其总结中所谓的“英国战时内阁的许多机密”， 丘吉尔与罗斯福的信件往来、外交部与驻莫斯科、华盛顿、斯德哥尔摩、安卡拉和 德黑兰大使馆及驻开罗的常驻公使之间的电报往来，以及情报汇报等。1942年夏至 1943年夏，在布莱奇利公园——战争期间英国最重要的技侦情报单位——工作的约 翰。凯恩克罗斯提供了许多英国技侦情报人员破译出来的密码信息。凯恩克罗斯的 指导员阿纳托利。戈尔斯基（凯恩克罗斯和“五杰”中的其他人一样只知道这位指 导员叫“亨利”）出资让他买了一辆二手车，以便他在休息日能够开车把这些情报 送到伦敦。由于战争期间英国和美国在情报工作上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合作，因此， 伦敦情报站不仅能得到英国方面的情报，也能够得到美国方面的情报。 对于始终持一种职业性的怀疑心态的中心来说，这些情报似乎太好了，以致于 令人不敢相信他们是真的。中心的负责人遵循着克里姆林宫的旨意，最终得出了这 样一个结论：那些表面上看来是最有价值的情报，无论这些情报是由哪个间谍部门 从英国获得的，其背后实际上都是英国的阴谋。后来被视为克格勃历史上最有能力 的间谍的“五杰”，就由于未能提供涉及英国针对苏联的大规模阴谋的证据——虽 然这一阴谋并不存在——而招来了中心领导人的怀疑。斯大林对这一阴谋的存在坚 信不已，因而他主要的情报顾问也都坚信这一阴谋的确存在。1942年，斯大林在给 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莫斯科的所有人都有这种印象， 丘吉尔意在打败苏联，然后他就可以牺牲我国的利益而与希特勒或布吕宁达成协议。 当斯大林揣摩所谓的丘吉尔战争时期是针对他的阴谋时，总有一个人浮现在他 的脑海里，他就是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斯大林对迈斯基说，赫斯是丘吉尔 “暗藏”的一张牌。1941年5 月，当人们误认为赫斯可能策划英国与德国实现和平 的计划时，赫斯却莫名其妙地飞到了苏格兰。伦敦和柏林都认为赫斯这样做肯定是 有点儿疯了，而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显然把赫斯的这次飞行看 作是英国的重大秘密阴谋的一部分。6 月份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更加深了斯大林对英 国的怀疑。至少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一直认为赫斯事件是英国放弃与苏联的同盟关 系，与德国签定单独的和平协定的阴谋的一部分。1944年10月，与丘吉尔在克里姆 林宫共进晚餐的时候，斯大林提议为“把赫斯成功地诱骗到英国的英国情报部门干 一杯”：“因为如果得不到信号，赫俾的飞机是不可能在英国机场降落的。因此， 情报部门一定插手了这件事。”在宴会上，斯大林是处在一种半开玩笑的愉悦状态， 但他对英国的怀疑却也的确是非常认真的。如果说，他对赫斯到英国的目的做出的 错误分析不是来自中心提供的情报分析的话，那么这些情报分析至少强化了他的这 种错误认识。90年代初，克格勃的一位发言人仍然公开宣传这种阴谋理论，他说1941 年赫斯“带着和平建议和入侵苏联的计划”去了英国。显然，至今俄罗斯国外情报 局里还有一些官员相信这套理论。 1943年10月25日，中心通知伦敦情报站，经过对“五杰”提供的大量情报的长 期分析，它已经搞清楚“五杰”是双面间谍，他们同时受英国秘密情报局和国家安 全局操纵。早在剑桥读书期间，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很可能就已经受英国情 报机关的指令，向学生中的左派团体进行渗透，当时他们还没有与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人搭上关系。中心对此的解释是，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英国秘密情报局 和国家安全局会让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的剑桥毕业生在如此敏感的部门里工作。 “小男孩”（菲尔比）从秘密情报局以及托尼（布伦特）从国家安全局提供的 情报都没有涉及英国发展苏联间谍的情况，这一现象进一步说明他们实际上是英国 用来向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提供假情报的：在整个过程中，“小男孩”和托尼都在 为英国的特殊部门服务，在揭露“岛屿” （英国）安插在苏联或苏联大使馆里的重要的英国间谍方面，他们从来没有提 供过任何的帮助。 当然，这是因为本来就没有“重要间谍”让菲尔比和布伦特去揭露。这种可能 性虽然显而易见，但中心的阴谋理论家们是绝不会相信的。菲尔比提供的“目前， ‘旅馆’（秘密情报局）没有开展针对苏联的活动”这一真实情报，在中心看来也 显然是假情报。 既然“五杰”是双面间谍，那么那些被“五杰”发展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间谍 的人自然也就是他们安插的内线。彼得。斯莫利特（代号阿博）就是一个让内务人 民委员会特别担心的典型例子。1941年，他成功地当上了战时情报部俄国局局长。 1943年，他利用职务之便组织了大规模的亲苏宣传活动。2 月份，他在阿尔伯 特大厅举行了庆祝红军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所有党派的主要政治家都出席了这个 活动，活动中表演了赞颂红军的合唱节目，朗诵了约翰。吉尔古德和劳伦斯。奥利 维尔的作品。斯莫利特组织工人群众观看电影《战争中的苏联》，观看者多达125 万人次。 仅在1943年9 月，情报部就在34个公众场所、35家工厂、100 个自愿社团、28 个民防组织、9 所学校和1 所监狱里组织了以苏联为主题的集会；英国广播公司在 这个月共播出了30套内容丰富的苏联节目。然而，因为斯莫利特是菲尔比招募的间 谍，所以在中心的眼里，他肯定也是英国的间谍。他在组织极其广泛的亲苏宣传活 动上取得的成功被中心视为英国情报机关为蒙蔽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而要的花招。 但是，即使是中心里最顽固的阴谋理论主义者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提供假情 报的同时，“五杰”也提供了大量真实的高级情报。中心在10月25日给伦敦情报站 的信中对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做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中心认为，麦克莱恩提供的 外交部的情报数量之多可能正表明，与其他四个人不同，他并没有有意识地欺骗内 务人民委员会，而只是受其他人的费尽心机的摆布。中心还认为，“五杰”奉命把 不会对英国造成损害的关于德国的重要情报发回来，以便使他们传递的关于英国政 策的假情报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1943年间，最有价值的“关于德国人的行动的文件资料”是凯恩克罗斯从布莱 奇利公园提供的破译的德国电文。国外情报局出版的有关菲庭的简短传记中，特别 提到了从英国获得的、由英国技侦人员破译的关于德国在库尔斯克战役前的准备情 况的情报，在这次战役中红军阻止了希特勒在东部战线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凯恩克罗斯提供的破译的德国空军密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使红军空军 部队得以率先对德国机场发起进攻，并摧毁了500 架德国飞机。 然而，中心太沉迷于阴谋理论了，以至于把那些在库尔斯克战役前提供重要情 报的间谍都视为英国精心设计的骗局的一分子。因此，它要求伦敦情报站建立一个 新的、与“五杰”完全没有关系的间谍网。虽然“五杰”“毋容置疑是双面间谍”， 但是情报站仍然被命令与他们保持联系。对于这个明显自相矛盾的决定冲心提出了 三个方面的原因来解释。第一，如果英国情报机构发现他们利用“五杰”等间谍进 行的欺骗计划已经被苏联方面识破，那么英国方面一定会加紧建立代替这些人的新 的间谍网。第二，中心也承认，虽然“五杰”“绝对是想误导我们”，但至少他们 还提供了一些“关于德国和其他方面的有价值的材料”。第三，“还有一些关于这 个间谍组织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换句话说，对于“五杰”到底想干什么，中 心仍然心中无数。 为了彻底搞清楚英国情报机关的阴谋，中心第一次向伦敦情报站派出了一个八 人侦察小组，负责对“五杰”和其他被怀疑是双面间谍的人进行跟踪，以期发现实 际上并不存在的这些间谍的英国幕后操纵者。这个小组还负责对苏联大使馆的来访 者进行调查，中心怀疑其中一些人是伪装的英国安全局特工。这个新派遣的小组出 尽了洋相。这八个人里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每个人都穿着典型的苏联服装，在英 国的环境中浑身不自在，他们的这种与环境的不和谐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而他们 经常惊动自己的跟踪对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派人跟踪“五杰”这一荒谬行动 明显地暴露出苏联情报体制中的重大弊端。中心从西方国家里搜集。情报的能力总 是超出了它分析这些情报的能力。莫斯科对英国同盟者的认识总是受到阴谋理论的 不同程度的影响。苏联的领导人会发现，较之于理解伦敦的决策，仿造第一颗原子 弹是一件更容易的工作。 克格勃绝密档案 胜利 由于英美之间亲密的“特殊关系”，中心难免怀疑罗斯福总统的一些顾问也赞 同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丘吉尔针对苏联的计划。但是对罗斯福本人的怀疑远远不 像对丘吉尔的怀疑那样强烈。中心也没有像怀疑剑桥“五杰”那样，荒谬地认为它 在美国的间谍也都是双面间谍。这可能是因为自战略情报局成立之日起苏联内务人 民委员会的间谍就打入了它的内部，因此内务人民委员会并不太倾向于相信美国情 报部门也在玩弄欺骗苏联的把戏，就像他们臆想的英国情报机关在操纵“五杰”那 样。美国共产党对暗杀托洛茨基行动给予的支持和在“揭发及铲除间谍和叛徒”的 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热情，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了发展间谍的可靠摇篮。瓦西里。 扎鲁宾与同意提供秘密间谍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经常保持着联系， 他确信那些愿意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员相当可靠。 然而，1943年春，中心开始担心苏联在美国庞大的、而且仍在不断发展的间谍 网的安全了。扎鲁宾在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见面和安排向他们移交莫斯科提供的秘 密经费时越来越不谨慎。米特罗欣抄录的一份档案中严厉地指出：“扎鲁宾未经中 央委员会的批准，严重违反了保密纪律。”有一次，白劳德要求扎鲁宾自己把钱送 到美国共产党设在芝加哥的一个秘密组织去，克格勃的档案显示，扎鲁宾接受了这 个要求。另一次，1943年4 月，扎鲁宾到加利福尼亚与史蒂夫。纳尔逊秘密会面， 当时纳尔逊正领导着一个负责在共产党加利福尼亚支部中发展间谍和提供情报的人 的秘密指导委员会。第一次扎鲁宾未能找到纳尔逊的家。第二次，找到他家与他见 面时，才把经费交给了他。可是此时，联邦调查局已经在纳尔逊的家里安装了窃听 器，他们的谈话被窃听了。后来，罗斯福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偷偷告诉驻华盛顿 的苏联大使说，苏联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被发现给加利福尼亚共产党组织提供经费。 虽然接到“这个善意的警告”后，扎鲁宾变得小心起来，但是他的身份已经暴 露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四个月后，纽约情报站的高级官员瓦西里。米罗诺夫向 联邦调查局秘密告发了扎鲁宾。以前，米罗诺夫等人曾经要求中心召回扎鲁宾，但 是没有成功。1943年8 月7 日，在致胡佛的一封特别的匿名信中，米罗诺夫供出了 扎鲁宾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其他10名隶属于纽约情报站的，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苏 联情报官员。他还揭发说白劳德与苏联的间谍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指出好莱坞 的制片人鲍里斯。莫罗斯（代号弗罗斯特）也是苏联间谍。米罗诺夫此举的部分动 机是出于对扎鲁宾本人的憎恨。他用第三人称的口吻告诉胡佛，扎鲁宾和米罗诺夫 “彼此都痛恨对方”。看起来，米罗诺夫也为自己曾经参与了1940年屠杀波兰军官 的行动而心存愧疚。他告诉胡佛，扎鲁宾“审讯并在科泽尔斯卡枪毙了许多波兰军 官，而米罗诺夫在斯特罗别尔斯卡也屠杀了许多波兰人”。（实际上，扎鲁宾虽然 审问过一些波兰军官，但并没有直接参与处决这些人的行动）。但是，从米罗诺夫 的信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他要不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受大恐怖时代的影响 而产生了一种异常偏执的思维方式。他指控扎鲁宾是日本间谍，还说扎鲁宾的妻子 替德国人工作，并做出了惊人的结论：“如果你能向米罗诺夫证明扎鲁宾是替德国 人和日本人工作的，那么米罗诺夫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会不经审判而 立即枪毙扎鲁宾”。 当米罗诺夫这封不同寻常的告密信送到联邦调查局的时候，扎鲁宾已经从纽约 调到华盛顿去当华盛顿情报站站长了，这次调动很可能是为了适应从罗斯福政府获 得的各种情报不断增加的情况。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高级官员，扎鲁宾在 华盛顿不仅全面负责纽约和旧金山情报站的工作，而且负责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自 劳德及秘密情报站站长阿赫梅罗夫进行联系，并直接指挥着一些他最欣赏的间谍， 其中包括法国政治家皮埃尔。科特和他从戈洛斯手中接管的英国情报官员锡德里克。 贝尔弗雷奇。 然而身份暴露后，扎鲁宾发现他在华盛顿的日子非常艰难。最让他感到羞辱的 时刻发生在1944年初路易斯安娜州的州长萨姆。休斯顿。琼斯为苏联使馆成员举行 的一次晚宴上。宴会过后，当客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州长官邪闲逛的时候，一位似乎 知道扎鲁宾是内务人民委员会高级官员的女士对他说：“请坐，将军！”既缺乏幽 默感又脾气暴躁的扎鲁宾人坐后生硬地回答道：“我不是将军！”另一位自称是军 事情报部门军官的客人对那位女士能了解到如此内幕的消息大加恭维。然后他请扎 鲁宾对屠杀16000 名波兰军官（其中一些人的尸体是在卡廷森林里发现的）事件发 表自己的看法，这使扎鲁宾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扎鲁宾答道，德国人声称是苏 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杀害了那些波兰人，这是德国人为了在反法西斯同盟里制造分歧 而使用的离间伎俩，只有天真的人才会上他们的当。 这之后扎鲁宾试图使中心相信，令他颜面尽失的身份暴露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 不谨慎造成的，而是由于美国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掌握了他曾经审讯过关押在科泽 尔斯克的波兰军官的情况。但是，中心并没有理会他。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局长称，扎鲁宾在美国担任情报站站长期间工作出现了 一系列重大失误。不久前向胡佛揭发了扎鲁宾的米罗诺夫此时好像又给斯大林写了 一封信，检举扎鲁宾与联邦调查局有联系。1944年，扎鲁宾和米罗诺夫都被召回莫 斯科。直到几个月前还在担任伦敦情报站站长的阿纳托利。戈尔斯基接替了扎鲁宾 在美国的工作。 回到莫俾科后，扎鲁宾以牺牲米罗诺夫为代价，很快就重新确立起了自己的位 置，并被任命为执掌对外情报工作的第二把手。三年后扎鲁宾以健康状况欠佳为由 退休时，他已经成功地把战时在美国情报活动的辉煌成就的大部分功劳都揽在了自 己的头上，并因此荣获了两枚列宁勋章、两枚红旗勋章、一枚红星勋章和其他许多 奖章。相反，米罗诺夫在回到莫俾科后不久就被判处五年劳教，而原因很可能就是 因为诬告扎鲁宾。1945年，米罗诺夫在服刑期间试图把关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屠杀波 兰军官的情报交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而在两年前他就曾把类似的情报送给了联 邦调查局，对此中心并不知情。但这一次，他被当场抓住，受到第二次审判并被枪 决。 即使在扎鲁宾和米罗诺夫被召回后，美国各情报站中的内if和相互指责也没有 停止过。正如米罗诺夫对扎鲁宾进行的怪诞的指控一样，有些指控几乎完全是杜撰 出来的。1944年8 月，新上任的旧金山情报站站长格里戈利。帕夫洛维奇。卡斯帕 洛夫在给中心的一封电报里，强烈指责驻墨西哥情报站站长列夫。塔拉索夫，声称 他把解救杀死托洛茨基的拉蒙。梅尔卡德的行动弄得一团糟，而且过着“奢华的生 活”。 据称，塔拉索夫租了一个带大院子的房屋，除了分配给他的勤务员外，他还另 外雇了两个仆人。而且他在喂养鹦鹉、家禽和其它鸟类上浪费了许多时间。但是， 关于养鸟这件事并没有被中心记录在案。 纽约情报站里也存在着不和。1944年初，从来没有离开过苏联的斯捷潘。阿普 雷欣（代号梅）被任命为纽约情报站站长。这位年仅28岁的间谍非常缺乏经验。他 的任命引起了他的副手、经验丰富的罗兰德。阿比亚特（化名“弗拉基米尔。普拉 夫金”，代号谢尔盖）的极度愤恨。这位曾经执行过铲除叛徒伊尼亚斯。波列茨基 的任务的老牌间谍，以塔斯社驻纽约办事处负责人的身份为掩护，对美国的情况比 阿普雷欣熟悉得多。然而，他的职业生涯却一直不顺利，因为虽然他本人1902年出 生在圣彼得堡，但是他的父母都是法国人，而且在1920年回到了法国。与父母一起 回到法国的阿比亚特在法国一直生活到了1932年，然后才被发展为国家政治保安总 局的特工。 为了弥补阿普雷欣在能力上的明显不足，1944年秋，中心实际上给予了阿比亚 特在领导情报站工作上与阿普雷欣同样的地位。而阿比亚特的反应却是给莫斯科发 了一封电报，严厉批评阿普雷欣。他指责阿普雷欣“没有能力担负交给他的任务”， 也不能赢得下属的尊敬：梅完全不懂与人相处的技巧，经常做出极端粗鲁的行为而 且爱芳叨。他很少抽出时间来与工作人员交谈。有时，我们的行动人员……在就紧 急问题向他征求意见时经常几天得不到答复……一个毫无在国外工作经验的人根本 无法担负起领导“提尔①事务所”（纽约情报站）的工作。 阿比亚特明确指出，任命一个如此不适合和不称职的情报站长的责任，应该由 中心来承担。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纽约情报站正副站长之间的内江最后以阿比亚特 的胜利而告结束。1945年3 月，阿普雷欣被调到了旧金山，阿比亚特当上了纽约情 报站站长。 1944年夏，当华盛顿和纽约情报站处于一片混乱的时候，伦敦情报站却恢复了 正常。对“五杰”是受英国指使的双重间谍的怀疑被正式解除了。6 月29日，中心 通知当时由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库金（代号伊戈尔）任站长的伦敦情报站说， 最近菲尔比提供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文件得到了“通过其他渠道”（其中一些很可 能来源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因为英国秘密情报局与美国战略情报局之间交换了许多 高度机密的报告）获取的材料的证实：“这彻底证明了‘小男孩’在替我们工作时 的诚实，这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审查对他和整个小组的态度。”现在已经很清楚，中 心承认，“五杰”提供的情报是“非常有价值”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与他们 的联系：我们对“小男孩”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如果方便和可能的话，以最得 体的办法发给他100 英镑或价值相当的礼物作为奖励。 菲尔比作为一名安插在对象国内部的间谍的出色工作在遭到了中心近六年的贬 低、忽略和怀疑之后，终于得到了中心的肯定，对于这份迟到了太久的肯定，他近 乎哀婉地表示了感谢。他向莫斯科报告说：“在这十年的工作中，我从来没有像接 到这份礼物时那样感动过，也没有像得到你们的（感谢）消息时那样激动过。” 使中心恢复了对菲尔比的信任的情报主要包括，他自1944年初起提供的关于英 国秘密情报局筹建以“研究苏联和共产党过去开展的活动”为目的的第九处的报告。 在他的新任指导员鲍里斯。克勒腾什尔德（化名克罗托夫，代号科里琴）的一 再敦促下，菲尔比于年底成功地当上了扩大了的第九处的处长，并提出了一份《搜 集和分析有关苏联及共产党组织在英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 情报》的报告。他在秘密情报局里的同事罗伯特。塞西尔后来写道：“菲尔比此举 …。。 确保了克里姆林宫能够完全掌握英国在战后展开的所有反共产党间谍的行动。 间谍史上极少——如果有的话——有能与此相提并论的妙举。“ 当菲尔比得到礼物的时候，凯恩克罗斯为苏联在库尔斯克取得的史诗般的胜利 所做出的贡献也得到了迟到的奖赏。克勒腾什尔德通知凯恩克罗斯，他被授予了苏 联的最高荣誉之一红旗勋章。克勒腾什尔德打开一个天鹅绒盒子，从里面拿出勋章 放到了凯恩克罗斯手里。他向中心汇报说，凯恩克罗斯得到这枚勋章时异常兴奋， 虽然他被告知勋章必须交回莫斯科保存。然而，这个奖励的确来得太迟了，未能充 分发挥作用。1943年夏，一方面因为承受不了定期驱车赴伦敦给戈尔俾基送英国技 侦人员破译出来的密码材料的辛苦，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对戈尔斯基的冷淡反应感 到失望，凯恩克罗斯离开了布莱奇利公园的技侦情报机构。虽然后来他在英国秘密 情报局里找到了工作，先是在第五处（反间谍处），然后调到了第一处（政治情报 处），但是，在中心的眼里，他的地位显然不如菲尔比那样重要了。而且他不像菲 尔比与同事相处得那么融洽。一处的处长大卫。富特曼认为凯恩克罗斯是个“古怪 的人，态度傲慢”。 受中心对他们才能的新的赏识的鼓舞，“五杰”中的其他人——麦克莱恩、伯 吉斯和布伦特——提供的情报比以前更多了。1944年春，麦克莱恩被安排到英国驻 华盛顿大使馆里工作，并很快被提升为一秘。他的工作热情也很快显现出来。他的 一位同事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可言；工作再长的时间也无所谓。他获得了 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名声，他会捡起任何一个生病。或是准备休假、或者没有那么积 极的同事丢下的烂摊子。”1945年初，他成功地进人到了最敏感、而且在国家安全 人民委员会眼里可能是最重要的政策领域，即英国与美国在研制原子弹方面的合作 机构。 麦克莱恩被调到华盛顿之后不久，伯吉斯也在外交部新闻处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增加了他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利用价值。伯吉斯定期用一个大手提箱装满外 交部的文件（其中许多是高度机密文件）——其理由自然是声称为了在进行新闻发 布前掌握充分的信息，他需要接触广泛的材料——然后把这些文件交给国家安全人 民委员会的人进行拍照。然而这个手提箱几乎成了他的祸根。一次与克勒腾什尔德 见面的时候，一个巡警向伯吉斯走来，这个巡警怀疑这个大箱子里装的是偷来的赃 物。当确认这两个人身上没有人室行窃的工具，而且手提箱里只装了一些文件后， 巡警向他们道了歉，继续执勤去了。虽然后来伯吉俾换了个不像是窃贼使用的袋子， 但是他提供情报的能力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据米特罗欣审查过的一份档案显示， 1945年上半年，伯吉斯提供的外交部文件中有389 份属于“绝密”文件。 布伦特提供情报的能力也非常巨大。除了提供从英国国家安全局获取的情报外， 他还继续操纵着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的列奥。朗。在盟国在诺曼底登陆前的至关紧 要的几个月中，布伦特还被允许进人离英国安全局不远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 布伦特使伦敦情报站随时能了解到英国安全局侦察行动的性质和范围，这是他 为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伦敦的间谍活动所做出的贡献之一。1945年，布伦特 提供的情报反映，英国安全局已经发现曾与他在同一时期就读于剑桥大学的詹姆斯。 克卢格曼是共产党的间谍。1942年，克卢格曼加人了英国驻开罗情报站南斯拉夫小 组，他的学识、魁力和流利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使他具有的影响与相对较低的 军衔（最后他被晋升为少校）非常不相称。除了给即将派遣到南斯拉夫的盟军军官 介绍情况外，他还向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汇报了许多关于英国政策及其开展的秘密 行动的情况。他这样做是为了使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比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皇 家游击队占据更多的优势。1945年，他在南斯拉夫呆了四个月，为派遣到铁托领导 的游击队的英国军事顾问团服务。布伦特警告克勒腾什尔德，英国安全局安装在伦 敦国王大街英国共产党总部里的窃听器记录了克卢格曼声称自己为南斯拉共产党秘 密提供过情报的谈话。 除了“五杰”之外，苏联在英国最重要的间谍要数核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 斯了，1941年他被苏联总情报部发展为间谍。1943年下半年，作为英国专家组成员， 富克斯被选派到美国参与曼哈顿计划时——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已经由总 情报部移交给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并被赋予了雷俾特这个代号（后来又改成了 查尔斯）。1943年早些时候，中心曾命令在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必须把大脑中 心（科学研究机构）纳人我们的情报活动范围”。总情报部被迫向它更有势力的 “邻居”的要求做出让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44年，在英国有色金属研究会工作 的老牌间谍美利塔。诺伍德中止了与总情报部的索尼姬的联系，一位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会的指导员接替了索尼姬的工作。1945年3 月，诺伍德的老板从“合金管计划” 争取到了一个合同之后，诺伍德就能够接触到涉及原子弹方面的情报了，中心 称这些情报“具有重大意义，且对国家在这一领域里的发展工作将做出宝贵贡献”。 她奉命不得向她的丈夫透露其从事间谍工作的情况，特别是不能透露参与窃取核情 报活动的情况。从英国和美国获取的核情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伦敦情报站负责 科技情报的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俾基曾经说：“在美国，我们得到了关于原子弹 制造过程的情报，而从英国，我们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材料的情报，所以（从这两 个国家获取的情报）加在一起解决了整个问题。” 1944年2 月5 日，富克斯第一次在纽约东区见到了他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 指导员哈里。戈尔德（先后使用过古斯和阿尔诺两个代号）。戈尔德是个工业化学 家，出生在瑞士，父母都是俄国人。富克斯被告之在手里拿着一个网球以表明自己 的身份，去找一个戴着一副手套，另外还拿着一副手套的人。戈尔德告诉富克斯自 己叫“雷蒙德”。戈尔德向纽约情报站负责科技情报工作（后来被称为X 线）的列 昂尼德。科瓦斯尼科夫汇报说，富克斯“高兴地和他打招呼，但开始时却非常小心”。 19 49 年被捕后，富克斯说，约会中“‘雷蒙德’的态度总是一副下级的样子”。 戈尔德在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承认，他被富克斯提供的不同寻常的情报震住了，他 发现原子弹“可怕得使我只想把它忘得越干净越好，根本就不去想这件事”。 1944年7 月25日，纽约情报站在致中心的电报中称：“与雷斯特（富克斯）这 半年的联系已经证明了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的价值。”情报站要求允许给予他500 美元的“奖励”。中心同意了，但是就在这笔钱交给他之前，富克斯消失了。三个 月后，戈尔德发现他被安排到了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室，但是戈尔德并没有恢复与 富克斯的联系；直到1945年2 月，富克斯回到东海岸休假时，戈尔德才重新与他接 上了头。 1944年，科瓦斯尼科夫的职权扩大了：他被任命为美国科技情报的总负责人， 这也显示出核情报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44年底，他向中心报告说，除了富克斯， 在洛斯。阿拉莫斯还有两个可能发展为苏联间谍的科学家。 一个是朱利叶斯。罗森堡（先后使用过安泰纳和利贝拉尔两个代号）领导的科 技情报间谍小组招募的大卫。格林格拉斯。罗森堡是一位年仅26岁的纽约共产党员， 取得过电子工程专业的学位。和富克斯一样，罗森堡领导的包括他妻子埃塞尔在内 的间谍小组，这一年夏天刚刚得到了奖金。罗森堡小组提供的情报都要在科瓦斯尼 科夫的家里拍摄在胶卷上，因为他们提供的情报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纽约情报站里 的胶卷供不应求。情报站报告说，罗森堡从他的同事那里得到的情报多得他都应付 不过来：“我们担心超负荷的工作会使‘自由主义者’承受不了。” 1944年u 月，科瓦斯尼科夫通知中心，埃塞尔。罗森堡的姐姐鲁斯。格林格拉 斯（代号“黄蜂”）同意去说服她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当机械师的丈夫。大卫。 格林格拉斯（代号“大黄蜂”、“口径”）后来说：“当时，我很年轻、愚蠢 而且不成熟，但是我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相信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每一 个都是真正的天才”：“希望苏联越来越强大，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格林格拉 斯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如果能够参与朱利叶斯和他的朋友（俄国人） 们考虑的那个集体计划（间谍活动），我一定会非常高兴。” 纽约情报站也在1944年11月汇报说，当时也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西奥多尔。 阿尔文（“特德”）。霍尔这位年仅19岁的天才、杰出的哈佛物理学家也表示愿意 提供合作。一方面他崇拜苏联工农政权的神秘形象——这也是绝大多数基于意识形 态而为苏联充当间谍的人共同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他认为美国的核垄断会对战后 的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把曼哈顿计划的情报传递到莫斯科不仅是一个帮助苏联的办 法，也是一个“帮助世界”的途径。作为最年轻的核情报间谍，霍尔有个非常适合 他的代号——“年轻人”，虽然这个代号也有些过于直白。帮助霍尔接触到国家安 全人民委员会的人，是霍尔在哈佛大学的同学萨维尔。萨沃伊。萨克斯。此人虽然 只比霍尔大一岁，但他的代号叫“长者”。霍尔可能还是20世纪年龄最小的间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两年里，苏联在美国进行的情报搜集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茶， 对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渗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红军向柏林锐不可挡地推进和 第二战场的开辟，鼓舞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间谍们，使他们看到了打败法西斯 取得胜利的希望。阿赫梅罗夫的秘密情报站通过纽约送回莫斯科的微型胶卷的数量 从1943年的211 卷增加到了1944年的600 卷，1945年又增加到1896卷。然而，中心 很难相信苏联间谍在美国的活动方式竟然如此直接。1944年至1945年，中心越来越 担心在美国展开的行动的安全性，并开始考虑将这些行动置于更直接的控制之下。 通信员伊莉莎白。本特利与她的服务对象的交际是中心最担心一件事。当本特利的 指导员兼情人雅各布。戈洛斯于1943年感恩节死于突发性心脏病后，阿赫梅罗夫决 定省去中间环节，亲自担任她的指导员。本特利对阿赫梅罗夫的第一印象是，他是 一个衣着得体、“三十五六岁（实际上当时阿赫梅罗夫已经四十二岁了）、充满自 信的男人”，且出手大方。但是，她很快就发现，“虽然表面上像个花花公子，但 他却是一个很强硬的人”。在以后的六个月里，虽然本特利仍然在华盛顿负责给西 尔弗马斯特小组传递信件，但是她觉得自己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1944年3 月，厄尔。白劳德把曾给他提供过情报的、原由戈洛斯负责的另外一 组华盛顿官员交给了本特利。本特利认为，提供飞机制造方面情报的政府统计官员 维克托。拍洛（代号“袭击者”）是这个小组的头头，形成这个印象可能是因为在 她与这个小组的第一次见面时，由洛扮演了发言人的角色。但是，阿赫梅罗夫认为， 该小组真正的组织者是美国政府的一位经济学家查尔斯。克雷默（代号洛特），而 且阿赫梅罗夫对白劳德把拍洛／克雷默小组交给本特利而没有交给他本人的做法非 常气愤。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经常向中心抱怨称，扎鲁宾和他本人都曾希望 直接与这个小组接触，但是白劳德没有替他们安排。阿赫梅罗夫还说：“如果我们 与这个小组一起工作的话，必须把本特利调走。” 本特利要求自劳德帮助她争取继续为华盛顿间谍网担任通信员。本特利后来写 道：“一夜又一夜，在与啊赫梅罗夫）交锋之后，我几乎都要爬着回家睡觉，有时 疲倦得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本特利同意安排阿赫梅罗夫和西尔弗马 斯特帅B 尔）见面。不久后，据本特利回忆说，阿赫梅罗夫“傲慢得几乎口水都要 流出来了”告诉她：“厄尔（白劳德）已经同意由我接管格莱格（西尔弗马斯特） 了…。。你去问他好了。”第二天，白劳德对本特利说：“别天真，你知道，说到 底，我还要服从他们的命令呢。”阿赫梅罗夫向中心报告说，本特利对把她从西尔 弗马斯特小组调走这件事“……耿耿于怀。显然，她认为，我们不相信她。本特利 也非常生气舵手（白劳德）同意我们与帕尔直接进行联络。” 本特利与拍洛。克雷默小组的联系也被终止了。戈尔斯基邀请她到华盛顿的一 家水边餐厅共进晚餐，想以此来安慰她。可是一开始他就把气氛搞砸了。他说： “希望这里的饭菜能好一些，美国人真是蠢透了，连做饭这样的小事都弄不好。” 当发现本特利的表情有些变化时，他又补充说道，“哦，对了，我一时忘了您 也是美国人。”他还告诉本特利，她被授予了红星勋章（“这是授予我们最优秀的 战士的一项最高荣誉”）并向她展示了一份传真电报，电报上写道：“我们认为您 的表现非常出色，而且前途非常光明。”然而，“好女孩”并没有被安抚住。一年 后，她开始秘密地向联邦调查局讲述自己的经历。 联邦调查局越来越严密地监视着设有公开情报站的苏联驻纽约领事馆，另外， 据邓肯。李（科克）1944年9 月警告说，战略情报局安全科正在收集情报局内共产 党员和亲共分子的名单。这些都使中心非常担心。苏联一些最优秀的间谍也非常焦 虑。 本特利发现李本人也“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实在太谨慎了，竟然手膝着 地地趴在住所地板上检查电话线是否被别人动过”。另一位资历很深的苏联间谍、 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朱里斯特），对他的指导员说，虽然他 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而且他的妻子也已经做好了“自我牺牲”的一切准备，但是他 必须非常谨慎，因为他的暴露会给“新路线”（苏联的事业）造成损失。因此他建 议相对减少以后的见面次数，而且每次只用半小时，以在他的汽车里兜风的形式进 行。 据本特利称＊月份形势再一次变得紧张起来。当时，白宫里的一名间谍，罗斯 福的行政助理劳克林。柯里发出了一项紧急警告。他称，“美国人马上就能破译出 苏联的密码了”。柯里得出这一错误结论的起因是，战略情报局从芬兰人手中得到 了一本被火烧过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密码本，因而推断苏联的秘密通讯可能会 被破译，而实际上苏联的秘密通讯还经过了“一次性密码”的更深层次的加密，在 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破译出来的。当苏联方面得知这一情况后，形势似乎又慢慢松 驰下来了。（而考虑到英美密码破译人员在破译德国和日本使用的高级密码方面取 得的成功，柯里的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罗斯福的坚持下，多诺万把那本苏联 密码本交还给了苏联大使馆。无疑对此深感困惑的菲庭对多诺万表示了“诚挚的谢 意”。 虽然中心担心它的间谍活动可能被暴露，虽然情报站里也存在着困惑，但是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会里斗志昂扬的美、英间谍们仍然提供着有数量、有质量的情报。 战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统计结果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在全世 界的间谍和情报提供者（“秘密联系人”）共有1240名，这些人提供了41718 份情 报，其中约3000份外国情报报告和文件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并提交给了国防委员 会和中央委员会。87名外国情报官员因在二战中取得的卓越成就而被授勋。国家安 全人民委员会对这个成绩很感骄傲。 莫斯科对科技情报的利用比对政治情报的利用要充分得多。与斯大林的阴谋理 论或中心模仿他的理论而形成的观念不相符的政治情报总是被忽略或受到怀疑。然 而从西方窃取的科技情报却受到苏联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们热烈的、不加任何怀疑的 欢迎。苏联科学院院长兼列宁格勒物理技术学院院长A.F.约费在提到二战时期的科 技情报时写道：这些情报总是准确无误，而且大部分都非常完整……我从来没有在 其中发现过错误的内容。对各种公式和实验的验证都证明材料中的数据是精确无误 的。 最有价值的是涉及原子弹研制计划的科技情报。1944年9 月29日，库尔恰托夫 在给贝利亚的报告中称，根据情报显示，曼哈顿计划的创举是“在世界科学史上第 一次集中了如此之多的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其创造的成就是无价的”。根据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1944年11月份，它一共获取了1167份核研究方面的 文件，其中88份来自美国的和79份来自英国的文件尤为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文件 还在后面。 1945年2 月28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向贝利亚提交了两年来第一份关于原子 弹研制的全面情况的报告，这也是第一份以出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内部的报告 为基础的报告。就在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东南部的阿拉莫戈多实验成功五个 月前，中心已经掌握了构成这颗原子弹的所有重要元素。富克斯于2 月中旬在东海 岸交给戈尔德的情报来得太迟了，因此没有能被包括在中心的这份评估报告中。提 交给贝利亚的报告，主要以19岁的西奥多尔。霍尔和技术军士大卫。格林格拉斯提 供的情报为基础。无疑，霍尔通过他的朋友萨维尔。萨克斯送到纽约情报站的情报 更为重要。霍尔可能还是第一个介绍引爆原子弹的内爆方法的人，虽然关于这方面 情况的更详细的情报是由富克斯在4 月6 日交给库尔恰托夫的。 1945年春，代号为莱斯利的列昂蒂娜（“洛娜”）。科恩接替了萨克斯充当霍 尔和纽约情报站之间的通信员。“洛娜‘是1941年被他的丈夫（西班牙内战时期在 国际纵队里被发展为间谍的）莫利斯（代号路易斯）发展为间谍的。后来双双成了 苏联情报战线的英雄，这对夫妇的代号是达契尼基。但是，由于1942年莫利斯应征 入伍，他们的间谍生涯被暂时中断了。1945年初，”洛娜“被再次启用，充当与洛 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英国一加拿大原子能研究中心联系的通信员；英一加原子能 研究中心设在程太华附近的乔克河，苏联间谍也成功地打入了该机构。当她与霍尔 联络的时候，戈尔德正在为富克斯和格林格拉斯当通信员。这三名间谍彼此都不知 道另外两个人所进行的活动。 或许正是因为富克斯和霍尔分别提供了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计划的情报，使 中心能够用他们俩提供的情报进行对照。富克斯和霍尔还都提供了第一颗原子弹将 于1945年7 月10日进行实弹爆炸的情报，但是由于天气原因，这次爆炸被推迟了六 天。 一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结束。8 月6 号和9 号，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畸分别投 掷了一颗原子弹后，日本宣布投降。 当太平洋战争进行到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洛娜在新墨西哥度过了一段戏剧性 的日子——等待霍尔送来在阿拉莫戈德进行的实验报告。霍尔连续三个星期都没有 在阿尔伯克基的约会地点露面，后来终于出现了，并交给他的通信员一套高度机密 的文件，当时日本可能刚刚投降不久。坐上返回纽约的火车时，洛娜。科恩惊恐地 发现有军警上车来搜查乘客的行李。危急时她急中生智，把霍尔交给她的文件夹在 了报纸当中，把报纸交给一个警察拿着，自己打开钱包和行李箱。警察把报纸还给 她，然后检查了她的钱包和箱子。就这样，科恩夫人安全地回到了纽约。 四年多一点时间之后，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也爆炸成功，这颗原子弹与在阿拉 莫戈德爆炸的那颗完全一样，这主要应该归功于霍尔和富克斯。当时中心觉得，盗 取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秘密计划的两个窃贼竟然能够不被发现，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对曼哈顿计划进行渗透取得的全面成功，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担心它的行动 很快就会被美国人发现。 1945年，负责从洛斯。阿拉莫斯搜集来的情报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官员是阿 纳托利。安托诺维奇。亚茨科夫（化名亚科夫列夫，代号阿列克谢）。这位1939年 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招募为间谍的工程师接替了科瓦斯尼科夫的职务，负责在美国进 行的科技情报搜集活动。现在，他被当作俄罗斯对外情报战线上的一位英雄人物。 可在那时，他却受到中心的百般挑剔。1945年7 月，中心做出结论，他的大意 很可能使“年轻人”受到了损害，另外，中心还批评他‘与打入’庞然大物‘（曼 哈顿计划）的间谍们的合作是完全不令人满意的“。正当苏联情报机构在美国取得 最大的胜利——窃取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情报——的时候，中心却错误地担心整个” 庞然大物“行动都处于危险之中。 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一样，苏军总情报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在美国取得 了成功。虽然苏联的军事情报机构被迫将富克斯和它掌握的大多数比较重要的、于 战争前发展的美国间谍移交给了更有权力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但是它还是成功 地保留了至少一位在1945年令中心感到羡慕的间谍。戈尔斯基向中心汇报了阿赫梅 罗夫与阿莱什（即阿尔杰。希斯）（这位已经为总情报部工作了十年之久的间谍） 的谈话情况。虽然希斯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员，但是，阿赫梅罗夫告诉他，总情 报部对美国国务院的文件没有什么兴趣，他要求希斯和一个间谍小组“主要都是由 希斯的亲戚组成的”集中精力搜集军事情报。1944年下半年，希斯积极参与了为三 巨头即将在1945年2 月于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进行最后一次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因 而他对于苏联情报部门来说具有了新的意义。 对于苏联的情报部门来说，它在雅尔塔会议上取得的成功甚至比在德黑兰会议 期间取得的成功更大。这一次，苏联成功地对英国和美国代表团的驻地（装饰豪华 的沃龙佐夫和利瓦蒂尔宾馆）进行了窃听。对他们的秘密谈话进行录音和抄录的人 员（绝大多数是女性）均经过严格挑选，并被极其秘密地送到了克里米亚。直到他 们到达雅尔塔时，他们才了解到自己即将从事的工作。为了把英美代表团的注意力 从对他们进行的监视活动上引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给予了英美代表团慷慨而殷勤的 接待，并指派身材魁梧的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将军亲自负责这一工 作。这个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一次，丘吉尔的女儿萨拉无意中提到鱼子酱抹在 柠檬上非常好吃，于是在沃龙佐夫的橘子园里就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棵柠檬树。后来 克鲁格洛夫将军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被授予了勋爵爵位，成为唯—一个获得荣誉爵位 的苏联情报军官。 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掌握的关于英美的情况比他在德黑兰的时候了解得更 多。已经不再被怀疑是双面间谍的剑桥“五杰”，在会议准备期间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机密情报和外交部文件，虽然现在已经不可能弄清楚其中哪些被提交给了斯大林。 阿尔杰。希斯成功地加人了美国代表团。雅尔塔会议上讨论得最多的是波兰问 题。 虽然已经在德黑兰会议上做出了让步——允许苏联占领波兰——罗斯福和丘吉 尔仍试图亡羊补牢，在波兰重新确立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制度。但是由于斯大林清 楚地掌握着对手的底牌，他们的这两个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例如，斯大林知道他 的盟友非常希望在俄国人建立起来的波兰临时傀儡政权里安插一些“民主派”政治 家。 对于这个问题，在最初提出反对意见之后，斯大林大度地做出了让步，因为他 知道这些“民主人士”将来可以再清除出去。在故意拖延了一些时间之后，斯大林 对一些次要问题做出了让步，但仍然强调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其目的在于确保他 的西方盟国认可苏联控制波兰的现实。英国终身副外交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 观察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的表现后认为，作为谈判家，他与丘吉尔和罗斯福 都不一样：‘他是个伟大的人，在另外两个年迈的政治家的衬托下更给人以深刻的 印象。“ 相反，健康状况急速恶化，只剩下两个月的生命的罗斯福给卡多根留下的印象 是“思维混乱且摇摆不定”。 在离开雅尔塔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都未能了解到斯大林 的真正动机。即使是比罗斯福疑心更大的丘吉尔也自信地写道：“可怜的内维尔。 张伯伦认为他可以信任希特勒，但是他错了。然而我不认为自己对斯大林的信 任是错误的。“会议之后莫斯科对希斯表示了祝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莫斯科 对高质量的情报对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取得的成功所做出的贡献的认可。1945年 3 月，戈尔斯基在与阿赫梅罗夫和希斯进行了一次会面后向中心汇报说：近来，阿 莱什（希斯）和他的小组被授予了苏联勋章。雅尔塔会议之后，当阿莱什来到莫斯 科的时候，据说一位职位很高的苏联官员（阿莱什声称他知道这位官员就是副外长 维辛斯基同志）与他进行了接触，并代表”邻居“（总情报部）对他表示了谢意。 4 月份，希斯在旧金山被任命为联合国“筹组会议”执行秘书长时，已经因为 没有能把他从总情报部手中挖过来而后悔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更是懊恼不已。 当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里取得节节胜利，以不可阻挡之势挺进中 欧的时候，尾随其后的有一支名为“间谍克星”的别动队。这个军事反间谍机构是 1943年由内务人民委员会派出的，由担任国防委员会和国防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斯大 林直接指挥。它的主要任务是揪出叛徒和曾经与敌人合作过的苏联公民。在斯大林 的指示下，它撒下了一张巨大的网，对五百多万人进行了调查。德国集中营中幸存 的一百多万苏联战俘都被当作逃兵发配到了西伯利亚大草原地区，许多人都死在了 那里。 为了对苏联盟友表现出自己履行义务的积极性，英国和美国政府有时会与苏联 合作进行野蛮遣返。以英国为例，1945年5 月和6 月，英国人野蛮地把在奥地利南 部的哥萨克人和南俾拉夫的“持不同政见者”分别交给了红军和铁托的部队。这些 人当中有很多以前曾经为法西俾提供过合作，虽然有时这种合作程度是微不足道的。 6 月1 日，经过战争洗礼的第8 军，奉命驱散了哥萨克人举行的宗教仪式，一 些士兵流着眼泪用枪托和铁镐把把几千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赶上了牛车。 接下来的几天中也有类似的恐怖事件发生。一些哥萨克人杀死了家人后自杀了，以 免受到折磨、处决或被发配到大草原地区去。在45000 名被遣返的哥萨克人中绝大 多数是苏联公民，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让这些人返回苏联。但是其 中也有极少数，约3000到10000 人左右属于“老移民”，这些人自俄国内战后就离 开了家乡，根本不算苏联公民，而且雅尔塔协议中同意的遣返对象也不包括这些人。 但是，他们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也被遣返回了苏联。 在这些“老移民”中有一些重要的白军将领，包括：彼得。克拉斯诺夫、安德 列。什库罗和苏丹。克勒什。吉里叶。二十五年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及其前身一 直在寻找这些人。一支特别小分队被派遣到奥地利去寻找这些人的下落。最初，它 向英国方面询问这些人的下落，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英国人也并没有说“无可 奉告”。在英俄部队举行的一次晚宴上，一个喝多了酒的英国士兵随口说出，直到 最近这些将军们还住在格莱俾多夫村的营地里。别动队军官立即出发赶往那里，虽 然将军们已经离开，但是什库罗的情妇叶连娜（没有人知道她姓什么）还留在那儿。 别动队的军官谎称有人来看她，把叶连娜骗出了营地。接近别动队的汽车时， 突然看见车上坐着苏军军官，叶连娜被吓呆了。她被迅速塞上了车，并交代说（无 疑是在经过了残酷的刑询之后）白军将领们去向盟军最高司令官亚历山大陆军元帅 请求庇护了。叶连娜还交代说这些将军带着十四公斤黄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 重要，米特罗欣所作的有关记录应该被全文摘抄下来：在一次会议上契十分子（别 动队的军官）再次向……一位英国中校提出了白军将领的问题。他们提到了将军们 所呆的地方。契十分子们建议他们做一个交易来解决这些将领们的命运问题。英国 人问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向他做了解释：如果在遣返哥萨克人时，英 国军官不声不响地把这些将军交给别动队的话，中校就可以留下那些黄金。“如果 你们留下这些老家伙，你和你的同事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如果你接受了我们的提议， 那么黄金就是你的了。”这位中校军官想了一会） L 后同意了。他与另外两名同事商量了操作这件事的细节。英国人以送他们去 亚历山大元帅的总部进行谈判为由，把没有携带任何物品的白军将领们送上了汽车， 送到了奥登伯格，在那里，白军将领被交给了契十分子。别动队把他们转移到莫斯 科，并送到了鲁比扬卡的行刑场。 除了克格勃的这份档案之外，再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英国的一位军官（可能 还有他的两个同事）受贿后交出了白军将领。由于无法当场把少数非苏联公民的哥 萨克人从其他哥萨克人中分辨出来，因此这些将军可能在任何情况下被交给苏联的 别动队。然而，如果亚历山大元帅接到了他们的请求，他们也很可能能够活下来， 因为元帅肯定会批准他们的请求。但是，他们的申请却在半路上神秘地消失了。 “遣返”的速度和其中的不公正现象完全是由于现场的军事指挥员的欲望造成 的。这些指挥员希望尽快处理掉那些麻烦事，而且他们认为一个个地确认哪个哥萨 克人不是苏联公民是件非常复杂和浪费时间的事，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5 月ZI日， 负责“遣返工作”的第5 军的托比。洛准将就哪些人应该被确认为苏联公民下达了 一道命令。命令中宣布阿纳托尔。罗戈岑上校指挥的白俄集群的人员均不是苏联公 民，不需要被遣返。但是，以克拉斯诺夫为首的“阿塔曼集群”和“什库罗中将集 群” 的人员是苏联公民。另外，洛将军还补充了一条：“除非受到特别压力，否则 个别案件（申诉）不予受理”，而且“所有身份确定不了的人员都应被当作苏联公 民处理”。 即使考虑到同时兼顾对盟友的忠诚和尊重哥萨克人人权这两件事的困难性，这 次遣返行动仍然是20世纪英国军队史上最可耻的行为。76岁的白俄将军克拉斯诺夫 后来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人说：“我只为一件事责备自己，那就是我为什么会 相信英国人呢？”5 月27日凌晨快3 点的时候——这是苏联安全部队最喜欢的时间 ——一位不明身份的英国官员叫醒了什库罗将军，通知他他已经被逮捕了。在严密 地戒备下，什库罗被带出了哥萨克营地。可能在同一时间，另一名英国军官代表亚 历山大陆军元帅紧急邀请克拉斯诺夫将军（他们俩在俄国内战期间曾经是并肩战斗 过的战友）前去会谈，这当然也是假的。苏联别动队的摄影师们早就等在了那里准 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时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最老牌的敌人终于落网了。对于 英国军队来说这是个可耻的时刻。而对于斯大林、别动队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来 说这却是一次著名的胜利。 克格勃绝密档案 从战争到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对战时盟国所开展的情报工作面临着重大危机， 中心担心这种危机随时都会爆发。第一个严重警报来自握太华。苏联驻渥太华大使 馆中披着“合法”外衣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以及总情报部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 就像纽约领事馆里工作人员的关系一样紧张。总情报部的情报站里的情况是最糟糕 的。1945年9 月5 日夜，握太华苏联大使馆的密码员伊戈尔。古森科偷偷将一百多 份机密文件塞到了衬衣下面，准备叛逃。古森科走出使馆时使劲捂着自己的肚子。 他的妻子后来说：“要不然他看上去就像怀孕了一样。” 叛逃并不像古森科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到加拿大司法部和渥太华日报》社寻求 帮助的时候，他们让他第二天再来。可是，9 月6 号，司法部和报社并没有表现出 比前一天晚上更大的兴趣。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因此了解到十年来苏联间谍 的活动情况。这天晚上，苏联使馆发现古森科和机密文件都失踪了。当古森科和他 的妻儿躲在邻居家里时，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人破门而人，搜查了他的公寓。当 地的警察直到午夜才赶来救他们，古森科一家终于找到了避难所。 古森科除了供出总情报部主要的间谍外，还提供了关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所 开展的行动的不完整的情报。几个月后，苏联安全事务最高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 亚向所有情报站传达了他对总情报部的无能进行的严厉批评，他指出在握太华的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机构：忽视了最基本的安全原则，无视自鸣得意和自满的情绪。 这都是由于放松了政治上的警惕和丧失了对党和国家赋予的工作的责任感。古森科 的叛逃给我们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使在美洲国家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 握太华情报站由于害怕再次因违反安全纪律受到批评，所以再也不愿意在招募 新间谍方面采取主动了。据后来做出的损失分析报告，古森科的叛逃使苏联在加拿 大的情报工作瘫痪了好几年，并对情报站直到1960年的工作都产生了持续性的消极 影响。1949年夏天，从莫斯科刚刚调任渥太华情报站的代理站长弗拉基米尔。帕夫 洛维奇。布尔金（又名博罗金）写信向中心抱怨同事们的惰性：情报站不仅失去了 以往与加拿大间谍保持的全部联系，而且甚至不去尝试发展新的关系……自我封闭， 与外界隔绝，只专注于自己的内部事务。 中心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它认为情报站“停滞不前了”。 直到古森科去世之前，克格勃都曾断断续续地试图追踪他的下落，但是都没有 成功。1975年，进步保守党国会议员托马俾。 考斯特要求重新审查给予古森科养老金问题，这使握太华情报站推测古森科就 居住在考斯特的那个选区。情报站还报告说，在苏联国家冰球队到加拿大举行访问 比赛期间，有人看到过考斯特和古森科在一起。驻握大华的克格勃官员米哈伊。尼 古拉耶维奇。赫瓦托夫曾试图接近考斯特，以期能探听到古森科的下落。但是他没 有取得任何进展，之后情报站报告说，考斯特向国会提出的议案“明显带有反苏论 调”。几年后，克格勃开始编造涉及考斯特私生活的材料，准备开展诋毁他名誉的 行动。然而，在这项行动实施前考斯特就于1982年去世了。 1945年9 月古森科的叛逃也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设在英国和美国的情报站敲 了警钟。作为英国秘密情报局第九处（反间谍处）处长的菲尔比全面掌握着关于古 森科事件的汇报材料，并汇报称伦敦“强化了”针对苏联间谍活动的“反间谍措施”。 接到报告后，中心命令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以确保“有价值的间谍网不会受 到破坏”。伦敦情报站里掌握着最重要间谍的指导员鲍里俾。克鲁腾什尔德（化名 “科洛托夫”）被命令把除菲尔比以外的其他间谍移交给其他专案官员负责，并将 约会的周期减少到每月一次：“提醒全体同志在外出约会前进行全面观察，一旦发 现有人监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试图甩掉监视后再去赴约……”必要时与英国间 谍的联络可以暂时中断。 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另一名官员叛逃未遂的事件更给苏联情报部门敲响了 警钟。1945年8 月27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驻土耳其官员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 维奇。沃尔科夫给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副领事佩奇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进行一次 紧急会晤。佩奇没有对此做出答复，9 月4 日，沃尔科夫自己来到了领事馆，要求 给予他和他妻子政治避难。他声称，如果英国给予他们政治避难和5 万英镑（约相 当于现在的100 万英镑），他将向英国提供他在中心的英国科工作时获得的一些重 要文件和情报。他提到的最高层次的苏联间谍包括，两名潜伏在英国外交部（指的 可能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和七名潜伏“在英国情报机关”里的间谍，其中一人 “是英国某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指的几乎肯定是菲尔比）。 9 月19日，菲尔比在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寄来的外交邮包里惊讶地发现了关于沃 尔科夫与佩奇会晤情况的报告。他马上给克鲁腾什尔德发出了警告。9 月21日，土 耳其驻莫斯科领事馆给化装成外交信使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别动队的两名队员发 了签证。第二天，菲尔比成功地从秘密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那里获得 了飞往土耳其亲自处理沃尔科夫案件的权力。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行程，直到9 月 26日他才到达伊斯坦布尔。两天前，躺在担架上被完全麻醉了的沃尔科夫夫妇被抬 上了一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孟席斯的冷 嘲热讽的报告，分析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发现沃尔科夫叛逃的原因。他后来在报告 中写道：沃尔科夫的住所和办公室无疑都受到了窃听。据报告，他和他的妻子都异 常紧张。或许这就是使他们暴露的原因；或许他在喝醉酒后说得太多了；或许他自 己改变了主意后向同事坦白了。当然，我承认这些都只是猜测，真相可能永远都会 不得而知。另一种解释就是，有人向俄国人告发了他与英国接触的事，但是没有证 据能够证明这种解释。这种假设不值得写进我的报告中。 被处决前，沃尔科夫在审讯中供认自己向英国申请过政治避难、要求过5 万英 镑，井承认自己准备至少揭发314 名苏联间 谍。如果他成功的话，菲尔比一定没有机会逃脱。古森科如果运气差一点，几 星期前在握太华就不可能成功叛逃。在伊斯坦布尔的沃尔科夫如果运气好一点，就 可能成功地把菲尔比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英国开展的行动揭发出来。 古森科和沃尔科夫事件发生在伦敦情报站最繁忙的时候，当时担任情报站站长 的是康斯坦丁。库金，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了1947年。1945年9 月11日至10月 2 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在伦敦召开了第一届 外交部长会议，讨论有关与战败国签订和平条约和其他一些战后问题。苏联间谍对 英国外交部的渗透使得伦敦情报站变得异常重要。会议期间，根据克格勃的档案， 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对情报站的依赖比对自己的外交官的依赖还要多，他经常要 求情报站的工作人员加夜班。然而，安理会这次会议的失败第一次公开暴露了东西 方阵营间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干1947年最终引发了冷战。 在这次以及后来的安理会会议上，斯大林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 维奇。莫洛托夫非常依赖国家安全部的西方间谍提供的情报。事实上，他认为这是 很自然的事。一次他咆哮道：“为什么会没有文件呢？”1947年11月伦敦会议期间， 他比英国代表团还要先得到有些英国外交部的文件。 1945年至1949年，在外交部长会议期间，苏联国家安全部关于会议的最重要的 情报来源是英国。幸亏沃尔科夫被绑架了，“五杰”中的四个人才能在战后继续全 身心地为苏联工作。唯一的例外是安东尼。布伦特。他明显过度疲劳，因此中心也 没有反对他离开英国安全局的决定。1945年，布伦特重新投身艺术工作，在国王画 廊当鉴定员。在这之前不久，他曾有过一次异常的举动，但是当时并没有人把他的 话当真。当时他对英国安全局的同事“塔尔”。罗伯逊上校说：“把国家安全局每 一个军官的名字都告诉俄国人真的让我很开心广‘本来，中心非常希望在军事情报 部门工作的列奥。朗（代号埃利）——在战争期间他曾是布伦特手下的一名军事情 报人员——能够接替布伦特在安全部门里工作，布伦特也曾推荐朗出任国家安全局 里的高级职务，但是选拔委员会没有选中他。据说，他与被选上的那个人只有很小 的差距。结果朗被调到了英国驻德国监督使团工作，最后还当上了那儿的情报处副 处长。在德国，他拒绝了苏联方面让他与一名情报官员定期见面的安排。中心认为， 他的反抗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布伦特不再担任他的指导员而造成的。在这之后布伦 特也还间或为中心提供一些服务，包括两三次赴德国去向朗索取情报。 与布伦特不同，“五杰”中的另外三个人（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作为 苏联间谍的生涯正值巅峰状态，在冷战开始时凯恩克罗斯的间谍事业距巅峰也仅有 一步之遥。1947年，在此之前一直担任秘密情报局第九处处长的菲尔比被任命为土 耳其情报站站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向苏联提供关于穿越俄国边境的间谍和这些间谍 在苏联的家人及他们的联系人的情况。麦克莱恩成了在华盛顿大使馆里飞黄腾达的 年轻外交家，他在那里一直任职到1947年。1944年到外交部工作的伯吉斯于1946年 成了战后工党厄尼斯特。贝文政府的国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的私人助理。战后， 约翰。凯恩克罗斯回到财政部工作，1948年，伦敦情报站恢复了与他的联系。在以 后的几年里，凯恩克罗斯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国防研究经费开支的决策工作。据他的 同事罗宾逊称：凯恩克罗斯不仅了解原子武器的发展情况，也了解制导导弹武器、 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水下武器和其他所有类型武器的研制计划。他还了解很多其 他方面的东西，包括航空及雷达研究、反潜侦察研究的项目开支、邮电部等部门开 展的信号情报和窃听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等等。他……能够合法地要求掌握任何更多 的细节，只要这些细节被认为对于财政部审批经费开支来说是必要的。 无疑，凯恩克罗斯的指导员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会“因为他提供的这些高 质量的情报而兴奋异常”。 古森科和沃尔科夫叛逃事件后，伦敦情报站采取的安全措施使得控制间谍的工 作比战前和二战期间要费时费事得多。平均每个指导员每次与间谍约会前都要花五 个小时——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伦敦的地铁）——对已经勘查过的各 个约会地点进行再次检查，以便反复确认自己没有被跟踪。到达约会地点后，指导 员和他的间谍都先要看一看对方，相互确认对方没有受到监视后才进行接头。如果 任何一方有任何的疑心的话，他们会选择另外三个以前约定好的备用地点中的一个 进行接头。伦敦情报站首创的这种方法后来被推广到了其他情报站。 伦敦情报站还率先使用了无线电截收设备监测自己的行动是否被英国警方和英 国安全局所监视。除了安装在情报站里的主要截收系统外，情报站还在大使馆的汽 车里安装了移动侦察设备对约会地点进行检查。但是，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利用派遣到伦敦的八人监视小组曾用过一种方法，审查造访苏联使馆的间谍和其他 来访者，并探测英国情报机关使用的监视方法，但这一方法并没有被延续下来。克 格勃档案中的一份报告称，由于该小组成员的英语语言能力不过关，这个小组“没 有取得什么重要的成就”。或许这次试验根本就没有成功。 然而伦敦情报站在保密和安全方面采取的严厉措施并没有对盖伊。伯吉斯起多 大作用。一次，伯吉斯与一位专案官员在一家小酒馆里约会，目光接触后，正要往 外走，结果他把手提箱掉在了地上，外交部的秘密文件散了一地。经常有人指责伯 吉斯在接头时总是喝得大醉而且衣冠不整。当外交部新成立的安全事务处的负责人 乔治。凯里一弗斯特1947年第一次见到伯吉斯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头发零乱， 不修边幅，浑身酒气冲天的人。于是我询问了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然而伯吉斯 有时仍然可以表现出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风采和机智。1947年下半年，或许是为了 摆脱伯吉斯，赫克托。麦克尼尔把他推荐给了克里斯托弗。梅休。这位在外交部工 作的议会副议长当时正在组建反苏联“心理战”的情报研究部。后来梅休自己承认 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约见了伯吉斯。他表现出一副对共产党使用的破 坏方法非常了解的样子，于是，我欣然接纳了他。‘伯吉斯一边向英国各个使馆推 销情报研究部的成果，一边向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汇报该机构的全部计划，以 此来破坏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1947年成为伯吉斯的指导员， 后来成了苏联情报界最优秀的间谍指导员之一。由于各个方面都抗议伯吉斯缺乏外 交修养，1948年秋他被从情报研究部调到了外交部远东司。虽然这对中心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但正是这经常让人无法忍受的行为方式使得伯吉斯的伪装更加牢固。甚 至绝大多数经常被他惹火的人也都认为他决不可能是苏联间谍。 莫金也非常担心1947年接替库金成为伦敦情报站站长的尼古拉。鲍里索维奇。 罗丁（化名科罗文）。罗丁认为他本人不受那些严格的安全规定的限制，而这 些规定对于他的下属倒是十分必要的。据十分讨厌罗丁的莫金称，罗丁“经常开着 使馆的汽车去进行秘密约会，有时竟愚蠢地到间谍的办公室里去造 访“。但是在等级森严的苏联情报部门里，莫金认为”我对此毫无办法。我是 不能批评自己的上级的。“然而，80年代初担任了安德罗波夫学院一系（政治情报 系）主任以后，莫金可不再象当初那样含蓄了。他指责罗丁是个狂妄自大、自命不 凡、毫无价值的家伙。 40年代末，虽然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英国的最重要的间谍仍然没有被人发现，但 是他们的许多美国同事的身份却被揭穿了。1945年初，中心就曾经抱怨过，西尔弗 马斯特的间谍网在“很多”华盛顿的共产党员中早就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人 们也了解到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与苏联人“有联系”。中心指出：“纽约情报站 不仅在对见习生（间谍）进行控制和指导方面有严重退步，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对 我们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1945年下半年，伊戈尔。古森科和伊莉莎白。本特利的叛逃证实了中心最大的 担心。9 月份，埃德加。胡佛在给白宫和国务院的报告中称，古森科提供了关于在 美国的一些苏联间谍的活动情况，其中提到了“国务卿的一位助理”（指的可能就 是阿尔杰。希斯）。11月7 日，也就是第一次与联邦调查局接触的六个星期后，本 特利开始在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介绍她了解的苏联间谍的情况。第二天，胡佛向杜 鲁门总统的军事顾问提供了第一份包括14个向“苏联情报系统”提供情报的人员名 单，这个名单就是本特利提供的。名单中包括：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 怀特、战略情报局行政助理邓肯。李、罗斯福总统的前助手劳克林。柯里。本特利 的叛逃使联邦调查局对惠特克。钱伯斯早些时候提供的有关苏联在二战前在美国的 间谍活动的证据重新产生了兴趣，钱伯斯也提到了希俾、怀特和其他一些人。 11月20日，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戈尔斯基——本特利只知道他叫“阿尔”——在 位于第23街与第6 大道路口的比克福特咖啡店前见到了本特利。没有意识到他们正 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监视着，戈尔斯基把下次约会安排在了1 月20日。据本特利说， 戈尔斯基告诉她也许不久就会需要她“回来从事秘密工作”。然而在第二次约会前， 戈尔斯基却被召回了莫斯科。或许中心因为发现了本特利的叛逃才突然把戈尔斯基 调走。几个月后，纽约情报站站长罗兰德。阿比亚特（化名“普拉夫丁”本特利认 识他的妻子），也被召回。中心的损失分析报告指出，本特利不知道她的前任指导 员、美国秘密情报站站长伊莎克汉。阿赫梅罗夫的真实姓名、地址和电话。但是， 为了谨慎起见，阿赫梅罗夫和他的妻子也被调回了莫斯科。 几乎在同一时间把戈尔斯基、阿比亚特和阿赫梅罗夫都召回莫斯科，苏联国家 安全部在美国没有留下一个有经验的情报工作领导人。中心也几乎没有具备在北美 的实际工作经验并能够接替他们的人。不管怎么说，正如尤里。莫金回忆的那样： “我们在派遣人员出国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因为担心可能会有叛逃事件发生。 绝大多数官员都在莫斯科工作屈此为数很少的在国外工作的同事承担着非常繁 重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经常由于工作压力而崩溃。“直到1948年，才有人填补了阿 赫梅罗夫的职位。戈尔斯基的两位接班人都被中心视为无能的代名词。1946年接替 戈尔斯基的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表现出精神错乱（因为，在莫斯科 有谣言称，他的遗传性梅毒发作了）的前兆后，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 洛夫于1948年接替了多尔宾的职务。然而在1949年被召回前，索科洛夫也经常受到 中心的批评。 本特利叛逃后，苏联国家安全部采取的限制破坏程度最有效的措施是，断绝了 与绝大多数在二战时期发展的——本特利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间谍的联系。因 此，本特利提供的众多线索都未能达成法律上的诉讼。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开展得太 晚了，因此它未能在传递机密情报的当场抓获本特利揭发出来的间谍，而且在法庭 上也不能使用窃听录音作为证据。然而，中心由于不了解联邦调查局遇到的法律障 碍，在以后的几年里它都还在担心联邦调查局可能成功地召开一次盛大的间谍审判 会。 美国在密码破译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后来代号为“维诺娜”）加重了中心的 担心。1927年以来，苏联的高级外交和情报通信一直使用一种被西方称为“一次性 密码”的加密方式，这种加密方式当时在西方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破译的。然而，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初期，一些一次性密码被重新使用，使得这种加密方式变 得脆弱了。尽管如此，美国和英国的密码破译人员还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抓住了 由于苏联在加密时的粗心而提供给他们的一次难得的机会。1946年底，美国陆军安 全（技侦情报）局的梅雷迪思。加德纳（一位出色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译出战争时 期苏联克格勃总部与驻美国情报站之间的通信。1947年夏，加德纳从破译出的情报 中积累了大量关于二战期间在美国活动的苏联间谍的证据。1948年，陆军安全局向 联邦调查局通报了这一情况。10月份起，特工罗伯特。兰菲尔开始全权负责“维诺 娜”的工作，他试图确认出曾出现在“维诺娜”解码材料中的代号所代表的间谍 （其中一些仍然在活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直到1952年，中央情报局才了解 到“维诺娜”的情况。更耐人寻味的是，杜鲁门总统似乎并没有得到有关“维诺娜” 解码材料的报告，或许陆军安全局担心他在每周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例会上会 提到这件事。“维诺娜”解码材料生动地说明了苏联间谍向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 局二战时的前身）进行渗透的情况。胡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 将军似乎都怀疑（这种怀疑当然是错误的）中央情报局里也潜伏着苏联间谍。 1947年，通过潜伏在陆军安全局里的一个间谍，中心了解到“维诺娜”这个秘 密——这比中央情报局早了五年。这个间谍叫威廉。魏斯班德（代号佐拉），一个 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的儿子。魏斯班德是陆军安全局里的俄语专家，他借口寻找能 够发挥自己语言特长的差事整天在安全局里东游西荡。梅雷迪思。加德纳回忆说， 1946年底，当他的工作进展到关键时刻，魏斯班德曾经从背后偷窥过他的工作。当 时加德纳正在破译第一份重要情报，那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1944年12月2 日的一 份电报，电报反映的是苏联对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行渗透的情况。 对于中心来说，“维诺娜”是一连串即将在几年内爆炸的定时炸弹。它无从了 解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哪些电报可能被完全或部分地破译出来了，或者哪个间谍 可能受到影响。莫斯科最担心的事终于在1948年夏天发生了。美国人民对苏联的间 谍活动的反感情绪爆发了。1948年7 月，伊莉莎白。本特利第一次在众议院非本土 事务委员会公开作证，并立即被各媒体奉为“红色间谍皇后”。8 月初，惠特克。 钱伯斯也在这个委员会作证，他指证希斯、怀特和其他一些人是二战前共产党秘密 地下组织的成员。中心担心听证会将是一系列揭露二战时期苏联在美国的整个间谍 网的公开审判的前奏，然而它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40年代末，受1947年7 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法》的影响，莫斯科进行了一 次重大的机构调整，这进一步干扰了苏联的对外情报工作。《美国国家安全法》决 定建立中央情报局“以期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协调各政府机构和部门开展 的情报活动”。虽然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协调作用永远也没有能够真正实现，但是莫 洛托夫却声称，《美国国家安全法》所设想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与苏联 分散的情报管理体制相比占了明显的上风。他提出，弥补差距的办法是把国家安全 部和总情报部的两套对外情报管理体系置于同一屋檐下。莫洛托夫的建议还有一个 好处——从斯大林的角度出发——它还能够削弱贝利亚的权力，因为，当时贝利亚 的亲信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执掌着国家安全部。1947年7 月，国家安 全部和总情报部的对外情报管理体系合并成一个机构——情报委员会。在这个高度 集权的新机构中，即使是安排与重要间谍的约会和对他们的可靠性进行调查这样的 行动计划，都必须事先得到情报委员会的批准。 莫洛托夫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这使得外交部在对对外情报工作 问题上享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就日常工作向莫洛托夫负责的第一副主席，是一年 前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工作负责人的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他 是个比较听话的人。和中心里绝大多数负责人一样，费多托夫几乎没有任何在西方 工作的经验。罗兰德。阿比亚特这位前纽约情报站站长（或许也是最熟悉西方情况 的高级情报官员）在情报委员会成立时被免职了。他的档案中称，没有人给他解释 他被免职的原因，而且“解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虽然档案中没有记 录被免职的原因，但是这可能与他的犹太人血统有关。当然，他的血统问题被记录 在档案里。斯大林死后，阿比亚特曾一度复职，但后来又被罢免，再后来他自杀了。 为了加强外交部对情报委员会的控制，莫洛托夫把苏联驻各主要国家的大使任 命为“公开情报站总的站长”，有权管理民间（前国家安全部的）情报站站长和军 事（前总情报部的）情报站站长。后来叛逃的克格勃特工伊利亚。吉尔科维洛夫曾 带有偏见地评论道：这样做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由于外交官对于情报工作 和间谍方法只有一些肤浅的了解，因此，情报站站长们，这些职业的情报官员们， 采取了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手段来避免让大使们了解他们的工作。 然而有一些外交官却直接介入了情报工作。导致了1948年和1949年两名成功的 情报站站长被召回莫斯科。华盛顿情报站的危机过后，苏联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 维奇。帕纽什金亲自负责了一年的情报工作。他具备非常优秀的素质，因此后来， 他成了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的局长。 1949年莫洛托夫的副手安德烈。维辛斯基接替了已经失宠于斯大林的莫洛托夫 的外交部长和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维辛斯基在公开审判中 扮演过残酷的起诉人的角色，并因此而闻名。他对贝利亚有一种近乎阿谈的忠诚， 甚至在打电话时也能体现出来。据他的接班人安德列。葛罗米科称：“只要听到贝 利亚的声音，维辛斯基就会诚惶诚恐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们交谈时的情形也是一 幅不平常的景象：维辛斯基就像一个在主人面前执言奉承的奴仆。”维辛斯基与莫 洛托夫不同，他对情报委员会的工作没有什么兴趣，几个月后，他就把情报委员会 主席的权力下放给了外交部副部长瓦列里安。佐林。和维辛俾基一样是贝利亚亲信 的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接替了费多托夫副主席的职务，负责日常情报工 作的领导。他是一个更为残暴，办事也更为果断的人。他似乎只是对贝利亚而不是 外交部负责。 当维辛俾基接替莫洛托夫的时候，情报委员会差不多已经四分五裂了。1948年 夏，经过与莫洛托夫的长期辩论，武装部队部（国防部前身）部长尼古拉。亚历山 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元帅开始把情报委员会控制下的军事情报人员重新置于总情报 部的控制之下。阿巴库莫夫可能得到了贝利亚的支持，开始了争夺情报委员会剩余 力量的控制权的旷日持久的斗争。1948年末，情报站里所有的EM线（流亡在外的俄 国人处）和SK线（苏联侨民处）的官员都回到了国家安全部的控制之下。1951年底， 情报委员会彻底解散了，其余对外情报工作职能均交还给了国家安全部。 情报委员会对苏联情报事业产生的影响在于，它重新强调了秘密情报站的重要 性，情报委员会认为，秘密情报站将为对外情报工作，特别是在美国的活动建立起 比大使馆中的公开情报站更安全、更隐蔽的基础。在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 罗特科夫（一位二战前因在外国参与暗杀“人民公敌”的行动而出名的人物）领导 下的由国家安全部和总情报部特工部门组成的情报委员会第四（特工）局总共有87 名间谍。1949年，当时军事情报人员已重新划归总情报部指挥，第四局仍还有49名 特工正在接受训练。科罗特科夫建立了专门负责挑选JD练和为特工制造假身份文件 以便于他们伪装的部门。到1952年，文件部伪造了包括78本护照在内的364 份外国 身份证明文件。中心向苏联驻各主要国家大使馆的公开情报站均派出了特工支援州 线） 官员。 第四局的首要任务是在纽约建立新的秘密情报站，重建在美国的情报活动。自 阿赫梅罗夫于1946年初离开美国后，第一个被挑选出来赴美国的情报站站长是威廉 （“威利”）。亨里科维奇。菲舍尔，代号马克。他可能是唯—一名出生在英国的 苏联情报官员。他的父母是沙俄时代的革命者，1901年这对夫妻移居到了泰恩河衅 的纽卡斯尔，1903年菲舍尔就出生在那里。1921年，全家人又搬回了莫斯科，在这 里菲舍尔成了共产国际的翻译。1925年至1926年服役期间，菲舍尔被训练成一名无 线电操作员，在第四局（军事情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1927年，菲舍尔被招 募到了外国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对外情报机构）。他曾经在挪威、土耳其、英 国和法国的情报站里当过无线电操作员。1936年，他被任命为一所专门为秘密情报 站训练无线电操作员的学校校长。 在大恐怖时代，菲舍尔幸运地逃过了被枪毙的厄运。据他的档案记载，不仅因 为他的英国出身，而且由于一系列“人民公敌”都对他“持肯定的评价”，他妻子 的哥哥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怀疑对象。虽然1938年底菲 舍尔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撤了职，但是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他又被一个无线电台操 作训练班聘用了。这个训练班专门为在德国人后方开展游击斗争和情报工作的组织 培训无线电操作员。 1946年，菲舍尔在科罗特科夫（国家安全部特工局局长）的亲自监督下开始接 受特工训练。为他编造的出身经历是非常复杂的。1948年，菲舍尔赴美国的时候使 用的是一个名叫安德烈。尤尔格索维奇。卡约蒂斯的人的身份，到了美国之后，很 快他又换了另外一个身份。卡约蒂斯1895年出生在立陶宛，后来移民到了美国并成 了美国公民。1947年，卡约蒂斯穿越大西洋到欧洲探亲路经丹麦的时候，苏联大使 馆给他发放了允许他访问俄国的旅游文件并扣留了他的护照给菲舍尔使用。1948年 10月，菲舍尔使用苏联护照到达华沙后，使用卡约蒂斯的护照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和 瑞士到达了巴黎，在那里他购买了一张辛西尔号汽轮的船票准备穿越大西洋。11月 6 日，他从勒阿弗尔出发到达了魁北克，然后仍然使用卡约蒂斯的护照到了蒙特利 尔，11月17日菲舍尔终于辗转到了美国。 11月26日，菲舍尔在纽约秘密约见了著名的苏联特工格里古列维奇（代号马克 斯），格里古列维奇曾经参与过在墨西哥城的第一次刺杀托洛茨基的行动，并领导 一支拉美破坏组织，袭击给德国运送物资的船只和物资的活动。格里古列维奇给了 菲舍尔1000美元和三份以艾米尔。罗伯特。戈德富斯名义开具的文件：一份真实的 出生证明、中心伪造的征兵卡和纳税证明。菲舍尔交还了卡约蒂斯的护照，摇身变 成了戈德富斯。真正的戈德富斯1902年8 月2 日出生在纽约，十四个月的时候就夭 折了。菲舍尔的档案记录显示，戈德富斯的出生证明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西班 牙内战结束时从西班牙搞到的，当时内务人民委员会正在国际纵队的队员中搜集可 以在以后的间谍活动中使用的身份证明文件，但是档案中没有记录这份出生证明的 具体来历。根据中心编造的经历，戈德富斯是纽约一位室内画家的儿子，童年时居 住在东门区第87大道，1916年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底特律工作直到1926年。后来， 他到过大瀑布城、底特律和芝加哥，1947年返回了纽约。然而，中心编造的这个经 历实在不够圆满。中心担心菲舍尔在求职时会受到盘问，因此不许他去应聘工作。 中心指示菲舍尔开了间艺术绘画室，做了一名自由职业者。由于终日和纽约艺术家 们混在一起，菲舍尔的绘画技艺也逐渐提高了，并且成了一个有能力的、虽然有些 平凡的画师。他对他的朋友们说，他最崇拜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画家拉维坦，这使 他的朋友们感到十分吃惊。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菲舍尔并没有使用斯大 林式的评价，推崇拉维坦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他也毫不隐瞒自己不喜欢抽象 派绘画作品的态度。他曾对另一位艺术家说：“你知道吗，我认为绝大部分现代艺 术都正在走向死胡同。” 1949年，莫里斯。科恩（代号路易斯、自愿者）领导的间谍小组（其中包括科 恩的妻子洛娜，代号莱斯利）被置于菲舍尔的控制之下，这个小组构成了菲舍尔秘 密情报站的基础。在伊莉莎白。本特利叛逃后，中心曾于1946年初与科恩暂时中断 了联系，一年后在巴黎与他们恢复了联络，1948年，中心命令他们重新开始在美国 活动。“自愿者‘小组里最重要的间谍是物理学家特德。霍尔（”年轻人“）。19 45年，霍尔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提供关于原子弹的情报时，洛娜。科恩曾为他 充当过通信员。1948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霍尔和他的妻子加入了 共产党，显然霍尔是希望停止间谍活动，去为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天真的亲苏派人 士亨利。华莱士工作。然而莫里斯。科恩说服了他继续从事间谍工作。1948年8 月 2 日，华盛顿情报站在致中心的电报中称：路易斯已经见过”年轻人“T.路易斯说 服”年轻人’断绝了与进步党的联系，专心从事科学情报的收集。“年轻人”的两 个新联系人得到了重要信息。而且他们已经表示过愿意发来一些关于“庞然大物” （核武器计划）的资料，但是必须满足他们的两个条件：第一，年轻人是他们的唯 一联络人；第二，不能让阿尔特弥斯（苏联情报部门）的官员知道他们的姓名。 扩大后的“自愿者”小组除“年轻人”外，还包括其他三名间谍：阿登、塞尔 伯和西尔弗。其中两人肯定就是霍尔联系上的那两名核物理学家。虽然不清楚他们 的身份，但中心认为他们提供的情报是最重要的。据国外情报局的官方历史记载： “‘自愿者’小组……能够确保向中心提供涉及美国原子弹发展情况的绝密情报。” 为了肯定“自愿者”小组取得的成绩，菲舍尔于1949年8 月被授予红旗勋章。 然而就在一年后，由于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卢森堡的被捕，菲舍尔的秘密情报站遭 到了破坏。因为洛娜。科恩曾经为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当过通信员，所以科恩夫妇被 立即转移到了墨西哥，赴莫斯科前，他们在代号为“鹰”和“鱼”的苏联间谍（流 亡国外的西班牙共产党党员）保护下在墨西哥度过了几个月。几年后，他们用彼得 和海伦。科尔格的名宇“重现江湖”，在伦敦一个新的秘密情报站里工作。霍尔的 间谍生涯也中断了。1951年3 月，联邦调查局调查组对他进行了口头审询，调查局 认为他犯有间谍罪，但是因为缺少证据而未能起诉他。 后来使用“鲁道夫。阿贝尔”这个化名的菲舍尔成了最出名的苏联特工之一， 克格勃把他作为冷战时期在西方国家的间谍活动最成功的典型加以宣传。事实上， 他根本无法与二战期间的伊沙克汉。阿赫梅罗夫相提并论。在八年的间谍工作中， 他未能发现，更别提招募到一个能够代替“自愿者”小组的间谍。然而，与阿赫梅 罗夫所处的环境不同，菲舍尔未能得到美国共产党积极热情的支持。在阿赫梅罗夫 那个年代，组织健全的美国共产党不仅担负着寻找出色的间谍发展对象的工作，而 且是阿赫梅罗夫的助手。菲舍尔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共产党的 力量在战后被削弱了，其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 苏联在冷战初期招募到的最重要的美国间谍是亚历山大（“萨沙”）。格里戈 里耶维奇。科帕茨基，他是个不请自来的间谍。1923年，科帕茨基出生在布良斯克 州的苏罗兹。1941年起，他是苏联情报部门里的一名中尉，1943年12月，科帕茨基 在战斗中受伤并被德国人俘虏。在德军医院里，他同意为德国情报部门工作。在战 争的最后两个月里，他在安德列。弗拉索夫将军下属的反苏俄解放军部队里当情报 官，这支部队配合德国主力部队对苏联红军作战。战争结束后，他被美国当局监禁 了一段时间，被关在达豪的一个过去的集中营中。 虽然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服过役，但是科帕茨基为自己建立的反苏形象可谓天衣 无缝，以至他被德军东部战线前情报负责人莱因哈德。格伦将军邀请到1946年建立 的美国人监督下的德国情报机构工作。该机构设在慕尼黑附近的布拉奇。1948年， 科帕茨基与前党卫军军官埃莱奥诺勒。施蒂纳的女儿结了婚，这使他进一步摆脱了 以前与苏联的关系。他的妻子曾经因参与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而被判入狱了一段 时间。后来，埃莱奥诺勒回忆她的丈夫时说：“（他）喜欢喝伏特加。习惯亲吻女 士的手……他非常有时间观念，经常把自己的皮鞋擦得提亮，而且他坚持每天早上 进行体育锻炼，一辈子都留着整齐的短发。他的枪法很准。萨沙喜欢打猎，经常说 起他和他的父亲在西伯利亚打老虎的事。”许多年后闲时萨沙已经死了S 在看根据 约翰。李。凯利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时候，埃莱奥诺勒突然意识到萨沙与她结婚 可能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她说：这个想法，“像一座大山一样压住了我”。从 结婚那一天起科帕茨基可能就已经在计划与苏联情报机关恢复联系了。 国外情报局至今仍然对科帕茨基的案子非常敏感。直到1997年，它还坚持宣称 没有任何档案显示科帕茨基（无论他使用什么化名）曾经“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过”。 然而，米特罗欣却从国外情报局声称不存在的档案中摘录下了详细的内容。这 些档案显示，1949年科帕茨基曾到巴登一巴登拜访过苏联军事代表团，并被秘密地 送到了民主德国。在那里，他同意做苏联的间谍。不久后，他就打入了反苏移民组 织——俄罗斯人民解放联盟，该组织以慕尼黑为基地，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着密切 联系。 1951年，科帕茨基被中央情报局西德站发展为“首席间谍”，这无疑是他的苏 联指导员高兴看到的事。他先后使用过中心给他设计的欧文、赫伯特和理查德等代 号，每个月他会得到500 马克的工资，而同时他还从中央情报局领取薪水。1951年 N 月5 日，他把中央情报局间谍、爱沙尼亚人埃图尼安。弗拉基米尔。基维（在科 帕茨基的档案中被错误地称为一名“美国情报界的重要人物”）灌醉后送到东柏林， 交给了苏联的情报部门。这是他早期的杰作之一。科帕茨基虽然不是中央情报局的 正式官员，也从来没有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工作过，但是在十年多的时间内他对中央 情报局在德国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的档案显示，至少有23名克格勃的行动 官员和一名特工“曾经见过他并和他一起工作过”。可见，中心是何等重视他。 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情报部门都把美国看做它的“主要对手”。冷战初期， 苏联第二位的对手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法国则处在第三位。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法国曾经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对外情报活动的重要基地。然而，随着19 40年6 月法国在战争中的惨败，德国人占领了法国北部，而在南方则建立起了维希 傀儡政府（后来南方也被德国人占领），加上1941年6 月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这 一系列情况大幅度地缩小了苏联的渗透范围。然而，在法国抵抗力量中的共产党团 体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影子仍无处不在。 二战中，在法国的苏联间谍主要有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在巴黎，由约五十名共 产党员和共产党的追随者组成，勒穆瓦纳是该小组的负责人，另一个小组以图卢兹 为基地，大约有25名成员，领导人是亨利。1941年起，亨利领导的小组还在巴黎发 展了一个下级组织。根据克格勃的记录，勒穆瓦纳小组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自己在 为法国共产党工作，而不是为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工作，该小组后来“由于叛 徒的出卖而解散”。虽然亨利小组中有六名成员（克罗德、卢西恩、莫里斯、罗伯 特和扎涅塔）被德国人逮捕并枪毙了，但是小组的核心仍然保存了下来。 战争结束后，苏联情报机构在法国获得的行动自由比在美国和英国都大得多。 法国共产党公开歌颂自己在抵抗运动中的无可辩驳的英雄形象，自豪地称自己 是“战斗的党”，并大大地夸大了牺牲的共产党员的人数。1944年8 月起，戴高乐 将军邀请法国共产党加人临时政府后，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共产党员担任政府 部长的情况。1945年5 月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57％的人认为苏联是打败德国的主 要力量（20％的人认为是美国，12％的人认为是英国）。1945年10月进行的大选中， 法国共产党获得了26％的选票，成为了法国的第一大党。到年底，它已经拥有近80 万名党员。虽然对法国共产党的支持已经到达了顶峰，但是也有许多人担心或者说 是害怕“特别是1946年初戴高乐辞职后——法国正在走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 国家“ 的道路。一位社会党的部长曾经私下里这样抱怨说：“许多高级政府官员培至 一些一把手们嘟支持共产党获胜！” 1944年N 月18日，中心给新成立的巴黎情报站下达了第一个命令，这也是法国 解放后它给设立在法国的情报站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指示情报站利用“目前的有利 形势”恢复与战前的间谍的联系，并在外交和内政部、情报机关和政治党派及团体 里发展新间谍。中心在它在英国和美国开展的科技情报搜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的激 励下，于1945年2 月20日，向情报站下达了新的命令，指示情报站把发展间谍的目 标扩大到巴斯德一居里学院和其他主要研究机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一居里（法 国共产党员和诺贝尔奖得主）被任命为法国政府的科学研究主任，对此中心无疑感 到非常高兴。约里奥一居里向莫斯科保证：“法国的科学家……将永远听从你们的 指示，而且不会提出任何情报回报要求”。 1945年，巴黎情报站向莫斯科发回了1123份根据70个来源提供的情报汇编的报 告。巴黎情报站在行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是缺少间谍，而是缺少指导员。到1945年 2 月的时候，情报站里只有3 名行动官员。5 月份，战时亨利小组中的马塞尔奉命 成立一个新的小组，协助对法国战后成立的对内和对外情报机构。外交部和各政党 进行渗透，以及重新建立外省间谍的控制体制的工作。11月份，巴黎情报站里行动 官员的数量增加到了7 名，另外还有6 名技术人员协助他们工作，但是这个数字在 以后的几年里再没有增加。除了招募新的间谍，情报站还奉命对每一个二战前发展 的间谍进行专门审查。情报站1945年的报告被批评为不够深刻和对最有价值的间谍 缺乏重视，而这应该算是件很自然的事。 巴黎情报站上报的另一份关于1946年7 月1 日至1947年6 月30日的情报统计资 料显示，这一年中，巴黎情报站所提供的报告和文件总共有2627份，比1945年增加 了一倍多。情报站在招募新间谍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1944年，被亨利前一年发 展的前抵抗运动成员韦斯特加人了新组建的法国国外情报局（1946年1 月起更名为 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韦斯特开始时在英国处工作，后来又调到了意大利处。 据他的档案记载，他提供了许多“有关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情报部门的有价值的情 报”。 虽然韦斯特（后来改名为拉诺尔）于1945年被撤职，并从此开始在出版界工作， 但是他仍然与以前的一些同事保持着联系。米特罗欣所记录的档案中确认的韦斯特 发展的第一个间谍拉蒂恩于1946年被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开除了。1947年，韦 斯特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里发展了两个更重要的官员，他们的代号分别是舒 安（或托尔马）和诺尔（或诺尔曼）。 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里长期的派系斗争也为苏联间谍的渗透创造了条件。 1946年5 月，戴高乐在二战中任命的情报事务主管，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 的第一任局长安德雷。德瓦弗兰（化名‘湘西“）因被指控犯有贪污罪而遭逮捕， 但是后来他被证明是清白的。在以后的几年里，德瓦弗兰的接班人亨利。里比埃和 他的副手皮埃尔。富尔科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以至于有一次，富尔科不得不否认 里比埃对他的指责，说自己并没有在里比埃的汽车刹车上动手脚，而导致刹车失灵， 差点要了里比埃的命。还有一次，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举行的气氛非常紧张 的各部门负责人例会上，里比埃竟然用手杖把富尔科从会议室里赶了出去。正如法 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一位官员抱怨的那样：”局长和副局长下达的相互矛盾的命 令使各部门的负责人简直无所适从。“ 1946年7 月到1947年6 月30日，巴黎情报站一共给中心提供了1147份有关法国 情报部门的文件，其中包括92份涉及法国针对苏联开展的情报活动，50份涉及法国 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的活动。米特罗欣抄记录的档案显示，舒安和诺尔都在政治情报 部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政治研究处）里工作。舒安曾经在法国国外情报及 反间谍局美国处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1949年，他被调到了苏联集团处。诺尔 专门负责意大利方面的情报工作。巴黎情报站每个月付给韦斯特3 万法郎，而且1957 年还给他出资36万法郎购买了一套公寓。1946年到1948年担任巴黎情报站站长的伊 万。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喜欢吹嘘自己在对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进行渗透方 面取得的成就。1952年，在中心举办的一次讲座上，他轻蔑地把法国的情报部门描 述成“一个我可以随时召唤的妓女”。 对法国外交部进行渗透就困难得多了。共产党贸易联盟领导人伯努瓦。弗拉商 1946年6 月访问莫斯科时悲观地说：外交部里的官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群体……以 他们的反动观点而闻名。我们在这个部里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一名党员在外 交部工作。她是外交部部长乔治。比多的私人秘书，而且比多知道她是共产党员， 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信任她。在驻外人员中，只有驻布拉格使馆的秘书是共产党员。 这个共产党员使馆秘书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后来（1969一1975年）担任法国驻北 京大使的艾蒂安。马纳克。马纳克的代号是塔克西姆，他与苏联情报界的第一次接 触发生在1942年，当时他还在土耳其任职。克格勃的档案显示，他只是秘密的联络 对象，还算不上间谍，但直到1971年还经常出于“意识形态、政治上的动机”给苏 联提供情报。他提供的情报受到了中心的重视。在与克格勃29年的接触中，中心给 他安排过6 名专案官员，最后一位是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处的处长钦巴尔，他的职责 包括负责苏联在法国的间谍活动。 冷战时期，潜伏在法国外交部里最重要的苏联间谍不是外交官而是一位从事密 码工作的职员。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在二战结束时招募的从事间谍活动时间最长也是 最有价值的间谍，很可能是在外交部工作的一名23岁的密码官员，代号茹尔。他提 供的大量外交部文件和密码解码材料被装在“专用箱”（他的档案中这么叫）里， 从巴黎被送到莫斯科。这些情报使破译法国外交部发给法国各驻外使馆的密码电报 成为可能。1957年，茹尔被秘密地授予红星勋章。二十五年后他仍然从事着情报活 动，1982年由于“长期和卓有成效的合作”，他被授予人民友谊勋章。 1947年5 月，法国政府解除了共产党员部长的职务，这使苏联对法国政府进行 渗透的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了。1948年4 月中心抱怨道：情报站没有能够接近“戴高 乐人民法国联盟”、基督教民主党的“法国人民共和运动”和其他“反动”政党领 导层的间谍；它也没有能够打入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苏联事务处，情报站从 英国和美国使馆获得的情报也少得可怜，而且在对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作为科技情 报来源的重点目标进行的渗透上也没有取得足够进展。 为了弥补这些缺点，同时也为了实施旨在“削弱敌视苏联和法国共产党的人的 威望”的“积极措施”，中心制定了一个计划。然而莫斯科对这一计划的结果仍然 不十分满意。1948年9 月1 日到1949年2 月1 日，巴黎情报站提交了923 份报告， 其中20％被认为具备相当的重要性，被呈送给了中央委员会。然而，中心的批示称 ：“这还没有完全达到领导人对政治情报提出的要求”。2 月1 日到12月31日，巴 黎情报站提供了1567份报告，其中ZI％被提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些报告被 批评为“未能反映出最核心的内容”和“不足以用来弄清执政党与民主（亲苏）力 量进行斗争的计划”。 1949年巴黎情报站向中心提供的报告数量减少了——平均每个月比1948年减少 40份。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档案中所谓的1949年年初“行动环境的恶化”造成的。 当时，法国情报局和警察加紧了对苏联大使馆的监视。1949年3 月12日，中心 警告巴黎情报站，继续在街道上、咖啡馆和饭店里约见他的间谍的做法是非常危险 的，并建议情报站更多地使用死信箱，通过隐写墨水和无线电传递信息。情报站还 奉命训练间谍如何发现和摆脱监视，并指导他们在遭到审问和逮捕后如何表现。一 个月后，情报站向中心汇报说，虽然不可能完全放弃在街道上与间谍会面的做法， 但是安全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专案官员被禁止从使馆或其他属于苏联的建筑物里 径直外出去会见他们的间谍。每次会见间谍前，情报站的司机会在事先约好的地点 接这些官员，并在经过仔细的安全检查确认无人监视后，才把他们送到约会地点。 约会完后，与间谍接头的专案官员会在与另一位情报站官员擦肩而过时，将得到的 情报交给这个官员——这种交接方式被称为“快速接触”。约会间谍的时间和地点 也经常改变，约会被更多地安排在教堂、剧院、展览馆和巴黎市区以外的地点进行。 另一项安全措施是降低与间谍约会的频率。巴黎情报站安排与它最有价值的六 名间谍每个月接头两次，与其他十名间谍每个月接头一次，与另外七名间谍每两个 月接头一次。一些不太重要的间谍被暂时中止了联系或只在必要时通过事先约定的 信号进行联络。新的安全措施执行一年后，巴黎情报站报告说“行动环境”得到了 改善。1950年4 月22日，情报站向中心报告说它与约50名间谍保持着联系，这个数 量几乎是一年前的两倍。在以后近十年的时间中，巴黎情报站提供的情报质量比英 国和美国情报站提供的要高。40年代，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组织上出现的混乱，也表 现在对它的最有成效的三名英国间谍的指导上。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吉姆。菲尔比 在1947年至1949年担任英国驻土耳其站站长期间，苏联方面也没有给他指派一名固 定的指导员。除了回伦敦期间，他与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都是通过盖伊。伯吉斯进 行的。然而，伯吉斯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了。在尤里。莫金看来，“他变得越来 越紧张，不再能够承受双重生活给他造成的压力”。1949年秋，伯吉斯到直布罗陀 和丹吉尔进行了一次旅行，在这次被戈伦韦。李斯称为“轻率的自我放纵的长期旅 行” 当中，伯吉斯竟然忘记结清饭店的账单，还公开了自己英国情报官员的身份， 并在当地的一个酒吧里喝醉后唱道：“今天的男孩子很下流，比过去的还下流。” 回到伦敦后，他竟然没有被解雇，这使伯吉斯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但是他一回到 外交部就重新开始了一位忠诚的间谍的生活，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秘密文件。例如， 19 49 年12月7 日，他交给了莫金168 份文件，长达660 页。他利用英美在对1949 年10月1 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上的分歧，离间这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 克格勃把这项内容也当作伯吉斯的功绩记人了他的档案。 唐纳德。麦克莱恩受到的压力比伯吉斯还大。1948年10月，刚刚35岁的麦克莱 恩被任命为英国驻开罗领事并负责领事馆档案室的工作，这使他看上去已经走上了 一条通向外交部最高职务或接近于这个职位的道路。然而苏联驻开罗情报站麻木不 仁的态度使他感到非常压抑。他提供的情报得不到任何反馈，中心也没有给他进一 步的指示。1949年12月，麦克莱恩在一包机密的外交文件里夹了一个字条，要求允 许他放弃苏联间谍的工作。没有用心指导麦克莱恩开展工作的开罗情报站未能发现 这个字条，字条原封不动地被送到了莫斯科。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中心也忽略了 这张字条。直到1950年4 月，麦克莱恩再次要求从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双重生活中 解脱出来的时候才引起了中心的注意。这时，中心才看到了他四个月前发出的第一 张字条。 当中心还在考虑他的请求时，麦克莱恩已经要疯了。5 月的一个夜晚，他和同 事菲利浦。托因比借着酒醉后的冲动，冲进了两名美国使馆女工作人员的公寓，洗 劫了她们的卧室，扯开了她们的内衣，然后又去破坏她们的浴室。在浴室里，托因 比后来回忆说：“唐纳德把一面大镜子举过头顶扔向浴盆，让我感到奇怪和高兴的 是，天啊，浴盆碎成了两半，可是镜子却完好无损。”几天后，麦克莱恩被送回了 伦敦，外交部给他放了暑假，并替他支付了看心理医生的费用。心理医生做出的诊 断是工作过于繁重、婚姻问题和受到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到了秋天，麦克莱恩至少 能在上班时间里控制好自己，后来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国事务处处长。 1950年6 月，朝鲜战争爆发增强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提供的情报在莫斯科的影 响。 后来，麦克莱恩的副手罗伯特。塞西尔得出的结论是，克里姆林宫一定发现了 麦克莱恩提供的情报‘在建议中国和北朝鲜应该采取的战略和谈判原则方面具有无 法估量的价值“。在提供机密文件的同时，麦克莱恩和伯吉斯还把他们自己的反美 态度附加了进去，这样做增加了苏联认为美国可能把朝鲜冲突升级为世界大战的担 心。 在外交部的一份会议记录中，麦克莱恩在他的外交生涯里第一次公开认同了斯 大林的分析，他认为美国的金融资本天生就是带有侵略性的。他说，美国经济过于 依赖其军事机器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看起来，较之于因大批军人复员而造成的 经济不景气，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似乎还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然而，中心最看好的英国间谍还是吉姆。菲尔比，它希望有朝一日菲尔比能成 为英国安全部门的总负责人。1949年秋，菲尔比被任命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华盛顿站 站长。他非常高兴。他后来写道，这个新职位使我“重新回到了情报决策过程当中”， 使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美国情报机构”。 启程赴美之前，菲尔比被告知了“维诺娜”的秘密。虽然他很清楚破译出来的 材料可能会确认出他自己的间谍身份，但他发现“维诺娜”破译出的材料涉及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会在英国开展的活动的很少。他于是放心了。它所反映的大多是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会在美国进行的活动。1949年9 月底，苏联成功地实验了第一颗原子 弹之后不久，菲尔比在了解“维诺娜”进展情况时发现，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窃取原子弹情报的苏联间谍查尔斯已经被证实就是克劳斯。富克斯。中心立即给那 些与富克斯有联系的间谍发出了警告，通知他们可能需要取道墨西哥逃跑。然而， 这个消息并没有能成功地通知到富克斯，1950年4 月，富克斯被捕并被判处14年监 禁。 1949年10月到达华盛顿后不久，菲尔比很快就获得了定期了解“维诺娜”破译 情况的权利。第二年，威廉。魏斯班这位第一个向中心透露“维诺娜”秘密的美国 间谍遭到逮捕并被判刑后，菲尔比的这个权利变得更加重要了。菲尔比还负责与中 央情报局的联络工作，这使得他能够为中心提供美国和英国开展的针对苏联的行动 的预警性情报，他甚至还能提供英美间谍跳伞降落地点的地理坐标。后来在写回忆 录时，一想起上百名被他出卖的间谍的命运，菲尔比就无法抑制自己幸灾乐祸的心 民提到那些跳伞降落到苏联国家安全部怀抱里的间谍，他带着令人毛骨惊然的讽刺 语气写道：“我不知道这些人会怎么样。但是我有根据进行猜测。” 菲尔比在华盛顿的成功并没有得到情报委员会或国家安全部在华盛顿人员的协 助。华盛顿情报站的混乱状态导致两名成功的情报站站长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被 召回了莫斯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菲尔比拒绝与任何设在苏联使馆里的情报站的 官员进行接触。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伯吉斯是菲尔比与中心的唯一联络渠道。 1950年夏，菲尔比意外地收到了伯吉斯的来信。伯吉斯一开始就写道：“我有 一个让你吃惊的消息——我刚被派到华盛顿来工作。”后来在回忆录里菲尔比声称， 为了使伯吉斯摆脱那些使他声名狼藉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尴尬”，他同意在伯吉斯 任职期间把他安排在内布拉斯加大道4100号——菲尔比自己宽敞的、具有新古典风 格的家里。然而，“尴尬”仍在继续。1951年1 月，在菲尔比夫妇举行的一次晚宴 上，伯吉斯再次发作，他给利比。哈维，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妻子画了一张侮辱 性的（而且据别人说是淫秽的）的漫画。哈维夫妇狂怒地咆哮起来，埃利恩。菲尔 比躲进了厨房，而吉姆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对伯吉斯哺哺说道：“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能这样呢？” 尽管伯吉斯在美国麻烦不断，但是他还是完成了替菲尔比与他的新任专案官员 充当通信员的重要任务。新任专案官员是一个代号为哈里的俄国特工，此人在伯吉 斯到美国赴任的几个月前才到纽约。哈里出生于1918年，他的真实姓名是瓦列里。 米哈伊洛维奇。马卡耶夫。1947年5 月，他被送到华沙。因为他将使用一个曾 经在波兰居住过几年的美国公民的身份，作为他的假身份证明，中心给了他一个1930 年签发的过期的美国护照。这本护照属于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科瓦里克（此人1917 年出生在芝加哥，父母是乌克兰人）。1930年，真正的科瓦里克（当时还是个孩子） 随父母回到了波兰，后来这家人在苏联定居下来，1957年，科瓦里克死于车里 雅宾俾克州。 马卡耶夫在华沙居住了两年后，一位美国大使馆的女职员帮助他用科瓦里克这 个名字弄到了一本新的美国护照。1948年间月，国家安全部发现这位女职员在未通 知大使馆的情况下与一个波兰公民结了婚，她希望自己任职期满后，能与这个男人 一起回到美国。为了保守她结婚的秘密，她屈服于国家安全部的压力，发誓说自己 认识科瓦里克本人和他的父母，而且可以为他的人品担保。根据马卡耶夫的档案， 他向大使馆提出的护照申请“处理得非常迅速，而且办理过程中存在着重大违规行 为”。这个腐败的使馆职员得到了750 美元的奖励。 1950年3 月5 日，马卡耶夫登上了巴托利号客轮，离开格了尼亚前往美国。中 心认为，在成分复杂的纽约艺术家圈子里，马卡耶夫能和菲舍尔一样找到可靠的掩 护。 到美国后不久，他就与一名出生在波兰的芭蕾舞演员（代号艾丽斯）谈起了恋 爱；艾丽斯在曼哈顿开了一个芭蕾工作室。马卡耶夫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比菲舍尔在 绘画方面可强多了。当了一段时间的毛皮商后，他在纽约大学找到了一份教作曲的 工作。 中心对马卡耶夫的期望很高，并给他2.5 万美元用来建立一个新的、与菲舍尔 的情报站平行开展活动的秘密情报站。中心还给他安排了两名苏联间谍做助手，一 个是使用假芬兰身份的雷诺。海哈思（代号维克），另一个是使用奥地利身份的维 塔利。伊万诺维奇。利亚明（代号迪姆率迪马）。另外，中心还为新的情报站准备 了两条专门的通信渠道，一条是纽约间谍梅和伦敦间谍格里之间的邮政渠道，另一 条则利用代号为阿斯科的海员当通信员，他经常往返于芬兰和纽约。让中心振奋的 是，马卡耶夫结识了佛蒙特州共和党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一家。不过，马卡耶 夫的主要任务还是给莫斯科最重要的英国间谍吉姆。菲尔比当指导员。 1950年11月，伯吉斯第一次充当了在华盛顿的菲尔比和在纽约的马卡耶夫的通 信员。他去纽约的借口是探望他的朋友，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的私人 秘书艾伦。麦克莱恩（唐纳德。麦克莱恩的弟弟）。由伯吉斯建立起来的这条联系 渠道畅通后，菲尔比同意亲自与马卡耶夫见面。然而，伯吉俾仍然是菲尔比与专案 官员间的正常联络渠道。他频繁地到纽约去探望艾伦。麦克莱恩，甚至使杰布以为 他们俩“合住一间公寓”。与艾伦的谈话无疑也使伯吉斯能够随时了解到麦克莱思 不稳定的精神状况。 菲尔比交给马卡耶夫的一些极重要的情报均与麦克莱恩有直接关系。菲尔比接 触到的“维诺娜”解码材料中多次提到一位在二战结束时在华盛顿活动、代号霍默 的间谍，但是一开始，关于这个间谍真实身份的线索非常模糊。菲尔比很快就意识 到霍默就是麦克莱恩，但是中心告诉他“麦克莱恩必须留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而且 时间越长越好”，中心会制定在“敌人收网前”营救麦克莱恩的计划。直到1950— 1951年的冬天，这张网才逐渐缩小。1950年底，怀疑对象减少到了35个。1951年4 月初又减少到了9 个。几天后，梅雷迪思。加德纳破译的一份材料证明霍默就是麦 克莱恩。因为这份材料的内容显示，1944年6 月霍默的妻子因为要生孩子住在了纽 约她母亲家里，在怀疑对象中只有唐纳德的妻子美林达。麦克莱恩符合这一情况。 至少还有几星期时间可以安排麦克莱恩逃跑。由于英国方面作出了在任何诉讼 中都不能使用“维诺娜”材料的决定，搜集用来证明麦克莱恩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的工作就变得复杂起来。这样，英国安全局就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逮捕麦克莱恩。 向麦克莱恩发出警报（警告他已经被证明是苏联间谍）的计划不是由中心而是 由菲尔比和伯吉斯制定的。1951年4 月，在一系列引起了弗吉尼亚警方、国务院和 英国大使愤怒的越轨行为后，伯吉斯不光彩地被命令回国了。乘“玛丽女王号”离 开纽约之前的那个晚上，他与菲尔比在一家中餐馆吃了一顿晚饭，餐厅里的管乐声 使他们的谈话不可能遭到窃听，两个人商定，伯吉斯一回到英国就把这个消息告诉 麦克莱恩并通知伦敦情报站。 与担心麦克莱恩的安全相比，菲尔比更关。0 自己的安危。如果麦克莱恩承受 不了审讯的压力，而且从目前他那已经糟透了的精神状态上看，这种情况很可能发 生，那么菲尔比和“五杰”中的其他人都会陷入危险。米特罗欣从克格勃档案里摘 录了这样一段话：“斯坦利（菲尔比）要求立即把霍默偷渡到苏联，这样才能够保 全他自己。”他还迫使伯吉斯保证不会陪同麦克莱恩去莫斯科，因为这样也会威胁 到他的安全。5 月7 日，伯吉斯一回到英格兰就去找布伦特，要求他把这个消息带 给“彼得”，也就是莫金。莫金说，还没有开口说话，他就已经从布伦特紧张的表 情上断定肯定是出了大事。布伦特说：“彼得，出大麻烦了。盖伊。伯吉斯刚回到 伦敦。 霍默快要被捕了……看唐纳德现在的状态，我肯定他过不了审讯这一关。“两 天后，中心同意把麦克莱恩弄出英国。 与此同时，伯吉斯去见了麦克莱恩，让他担心的是，尽管（或者是由于）非常 紧张，麦克莱恩可能会拒绝叛逃。伯吉斯向莫金和伦敦情报站站长尼古拉。罗了报 告说，麦克莱恩现在是不会离开妻子美林达的，因为再过几个星期，美林达就要生 第三个孩子了。当罗丁把麦克莱恩犹豫不决的情况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后，中心电告 他：“霍默必须同意逃出英国。”从麦克莱恩向她求婚时就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间 谍的美林达。麦克莱恩，出于对丈夫安全的考虑，也认为他应该马上到莫斯科去。 但是，很明显，麦克莱恩需要一个护送人。5 月17日，中心指示伦敦情报站， 让伯吉斯陪同麦克莱恩来莫斯科。开始时，伯吉斯不同意，因为他曾经向菲尔比保 证过自己不会离开英国，而且他自己，在莫金看来，也已经“几乎变得歇斯底里了”。 然而罗了使伯吉斯以为他并不需要把麦克莱恩一直送到莫斯科，而且可以在任何情 况下返回伦敦，这样伯吉斯才被说服了。实际上，中心认为伯吉斯已经变成了负担， 并决定把他也弄到莫斯科来——在必要时使用欺骗手段，并把他留在那儿。莫金后 来写道：“只要他同意和麦克莱恩一起走，剩下的问题就好办了。这种情况实在够 可笑的，中心认为一…。。我们手上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已耗干了的间谍。” 虽然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已秘密下令对麦克莱恩进行审讯，但是并没有确 定审讯的具体日期。但伦敦情报站错误地认为，麦克莱思可能会在5 月28日（星期 一） 被逮捕，并计划安排他和伯吉斯在前一个星期的周末离开英国。伦敦情报站向 中心报告说，英国安全局和秘密警察于每天晚上8 点后和周末停止对麦克莱恩的监 视。 （它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位于肯特和萨里郡交界附近的塔斯费尔德的麦克莱恩 的住所根本没有受到监视。）情报站还发现，法莱兹号游艇每个周末都会从南安普 顿港出发，到达法国港口后再返回，而且上船的游客不需要护照。伯吉斯奉命用假 名为他自己和麦克莱恩买了两张5 月25日（星期五）晚上的船票。那天晚上，怕吉 斯开着租来的车到了塔斯费尔德，和麦克莱恩一家吃完晚饭后，他和唐纳德开车到 了南安普顿，正好赶在法莱兹号启航前上了船。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圣马罗下船前 往雷恩，并在那里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从巴黎他们又乘火车赴瑞士。在伯尔尼， 他们从苏联大使馆拿到了假护照。在苏黎世，两个人登上了在布拉格中转飞往斯得 哥尔摩的航班，但他们在布拉格一下飞机，就与苏联情报官员会合了。当美林达报 告说他的丈夫周末过后就没有回家的时候，伯吉斯和麦克莱思已身处铁幕背后了。 伯吉斯一到苏联就被告知，他不能再回英国了，但是每年他都会得到2000卢布 的养老金。莫金后来抱怨说，中心浪费了一个天才的间谍：“读书、散步和偶尔与 另一个邂逅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本来他对克格勃是非常有利用价值的，但是他无 所事事，因为没有事让他去做，而他又不是个会自己去找事干的人。”麦克莱思受 到的待遇比伯吉斯强得多。他在古比雪夫定居下来，用马克。彼得洛维奇。弗拉瑟 这个名字获得了苏联公民权，而且他得到的养老金是伯吉斯的两倍；在以后的两年 里，他在古比雪夫教育学院里教书。1953年9 月，中心计划的代号为西拉的行动帮 助麦克莱恩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逃离了英国，一家人在古比雪夫团圆了。 中心认为，成功的营救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提高了自己在苏联间谍眼里作为 情报主管部门的权威性”。但是，菲尔比并不这样认为。5 月24日与马卡耶夫见面 时，马卡耶夫发现菲尔比“很紧张而且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坚持认为如果伯吉斯 和麦克莱恩一起逃到了莫斯科，那么他自己就会“处在危险之中”。五天后，英国 安全局在华盛顿的一位联络官向他通报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的情况，直到这时 菲尔比才知道伯吉斯也逃跑了。菲尔比后来写道：“我（对这个消息）的惊愕可不 是装出来的。”那天午后，他开车到弗吉尼亚乡下，把用来复制文件的照相器械掩 埋在了一片树林里——两年前他刚到华盛顿时就已经在头脑里把这个行动预演了许 多遍。 就在菲尔比最需要指导员帮助的时候，马卡耶夫却没有出现。设在纽约领事馆 的苏联情报站在一个死信箱里留下了一封信和2000美元，让哈里交给菲尔比。然而 马卡耶夫却没有找到这些东西，自然菲尔比也就未能收到。 由于未能给菲尔比提供帮助，中心在查问马卡耶夫在纽约的所作所为时，对他 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中心认为马卡耶夫“缺乏纪律观念”、“违抗中心的命令”而 且“作风粗野”，这一缺点被归咎于他童年时缺乏教养。让马卡耶夫在美国建立一 个新的秘密情报站的计划被取消了，并且为了使他得到专家的监督，他被调到了菲 舍尔的情报站里工作。但是他的表现也没有什么进步。从莫斯科休假返回纽约的途 中，马卡耶夫弄丢了一个仿造的瑞士空心硬币，硬币里藏着拍摄了秘密行动指令的 微型胶卷。经过进一步调查后，马卡耶夫被召回了莫斯科，他的间谍生涯也宣告结 束。中心在纽约试图收回分配给他的9000美元（2000元存款和7000元股票）的努力 未能成功，这笔钱只好被注销了。 据中心统计，从1934年至1935年被招募为间谍开始，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 恩总共提供了2 万多页“有价值的”机密文件和情报报告。然而，正如菲尔比所担 心的那样，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叛逃，尽管没有给“五杰”中其他人的间谍活动划 上句号，但也至少造成了损害。他们叛逃后，布伦特来到伯吉斯的公寓寻找并销毁 那些可能被用做证据的文件。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一系列未署名的、关于1939年 英国政府进行的秘密会谈的记录。在英国安全局漫长的调查过程中，约翰。科尔维 尔爵士（记录中提到的一个人）发现这些记录是由凯恩克罗斯整理的。于是，国家 安全局开始了对凯恩克罗斯的监视，在他去与指导员莫金紧急约见时跟踪了他。莫 金及时发觉有人监视凯恩克罗斯，于是他没有与凯恩克罗斯见面就回家了。在英国 安全局以后的调查中，凯恩克罗斯承认自己给俄国人提供过情报，但是否认自己是 间谍。不久后，他在与莫金最后一次见面时拿到了“一大笔钱”，辞去了在财政部 的职务，并移居到了外国。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后，中心马上指示莫金，让他迫使布伦特也到莫斯科来。 由于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库尔托学院有名有望，而且恰合心意的环境，去面对斯 大林控制下的苏联惨淡的社会主义现实，布伦特拒绝了这个要求。布伦特对他的指 导员说：“我非常了解你们人民的生活，要我也过那样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甚至 是不可忍受的。”用莫金自己的话说，他只好无言以对地走了。布伦特确信英国安 全局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指控他。苏联情报机关以后再也没有与他有更多的联系。 正如菲尔比担心的那样，他的朋友、曾经与他住在一起的伯吉斯的叛逃，使他 立刻变成了怀疑对象。中央情报局局长瓦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马上通知英国 秘密情报局说，菲尔比再也不能当英国驻华盛顿的联络官了。回到伦敦后，菲尔比 从秘密情报局退休。1951年12月，他被召到英国安全局总部接受“司法询问”（实 际上是一次非正式的审讯），对此，他在回忆录里作出了可能使人产生误解的记录。 据当时在场的一个人称：“每一个听完了审讯的全过程的官员在离开时都完全 相信菲尔比是有罪的。”与他叛逃到莫斯科12年后试图使人们形成的印象恰恰相反， 菲尔比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大多数同事都同意情报局的观点。但是“司法询问”得 出的结论是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可以达成成功诉讼的证据。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 菲尔比还有一帮忠实的朋友在支持他，在他们面前菲尔比聪明地把自己装扮成了麦 卡锡主义的无辜的牺牲品。直到1954年，苏联的情报机关都没有再与他有过联络。 看来，菲尔比永远也没有想到伯吉斯的叛逃并不是因为他丧失了勇气，而是中 心使用了巧妙的欺骗手段，而且菲尔比也永远没有原谅伯吉斯这一使他处于危险境 地的做法。1963年，菲尔比叛逃到莫斯科时，已经病人膏盲的伯吉斯请求他的老朋 友到位于“步兵大街”的克格勃医院去看望他。可是菲尔比没有同意。在莫斯科受 到的待遇使菲尔比更为不满。菲尔比一直以为自己是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军官，然 而他惊讶地发现，作为一名外国间谍，他永远也不可能被授予军衔。更糟糕的是， 克格勃或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的领导并不完全信任他。直到十月革命胜 利六十周年的庆祝大会时（也就是他到莫斯科十四年后），这位克格勃最著名的西 方间谍才终于被允许进入了克格勃的总部。 克格勃绝密档案 五十年代在北美的间谍活动 1951年11月6 日作为哥斯达黎加代表团的顾问，“特奥多罗。B.卡斯特罗”参 加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第六届大会的开幕式。这算是苏联特工最引人注目的公开 亮相之一。实际上，这个‘卡斯特罗“真名叫约瑟夫。罗穆阿尔多维奇。格里古列 维奇（曾经使用过马克斯、阿图尔和达克斯三个代号），是一位居住在立陶宛的犹 太人，以前主要从事破坏和暗杀活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被训练成破坏专家，也 是在墨西哥城暗杀托洛茨基行动的主要杀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阿根廷领 导专门破坏德国船只和货物的秘密情报站。在阿根廷时，格里古列维奇就开始为自 己编造在拉美的活动经历，以备战后活动之需。 1949年下半年，格里古列维奇和他的妻子劳拉。阿劳约。阿吉拉尔（一个移民 墨西哥的苏联间谍，代号路易莎）在罗马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站。格里古列维奇以 一位哥俾达黎加已故名人（这位名人其实没有子女）的私生子特奥多罗。卡斯特罗 的身份，办起了一个小型进出口公司，以掩护自己的情报活动。1950年秋，他与一 个来访的哥斯达黎加代表团混熟了，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中包括与他同时代的哥斯达 黎加著名政治家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创建第二共和国的执政团的首脑；该 执政团重新建立了法制政府，菲格雷斯本人也曾于1953—1955年和1970—1974年两 次出任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自己居然能赢得菲格雷斯的信任肯定令格里古列维 奇大喜过望。被格里古列维奇那一套关于自己是私生子的谎言所蒙蔽，菲格雷斯告 诉格里古列维奇说他们俩是远亲。此后，据格里古列维奇的档案记载，他成了这位 未来的总统的朋友和知己，并用中心的钱和菲格雷俾在意大利合伙投资一家公司， 进口哥斯达黎加咖啡。 1951年10月，冒名“特奥多罗。卡斯特罗”的格里古列维奇被任命为哥斯达黎 加驻罗马全权代表。一个月后，他被选为哥斯达黎加参加巴黎联合国第六届大会代 表团的顾问。会议期间，他被介绍给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英国外交大臣安东 尼。文登，但是湿然没有被介绍给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维辛斯基在国际会 议上的讲话风格向来单调而冗长。但是，这次他带来了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鸽子，以 此来比喻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无辜受害者，然后才开始他那充满挖苦的演说。苏联 大恐怖时代，他在公审大会上担任公诉人时就因为这种挖苦风格而臭名远扬。对于 杜鲁门总统关于军备控制的讲话，维辛斯基进行了滔滔不绝的讽刺和抨击，他声称 ：“昨晚读了这篇演讲之后我很难人睡，因为它让我不停地发笑。” 维辛斯基挖苦的另一个对象就是哥斯达黎加代表团。安理会讨论了希腊代表团 提出的要求允许在希腊内战时期疏散到苏联集团国家的希腊儿童返回祖国的议案。 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要求下，哥斯达黎加代表同意支持这个议案。哥斯达黎 加选择了格里古列维奇来为乔治。马蒂内。莫雷诺起草一份支持这个议案的讲话稿， 这无疑使他陷人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他竭尽全力用空洞的言辞来尽可能地少冒犯苏 联代表团，强调“哥俾达黎加代表团始终对可能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因素表示忧 虑和关切”，并祝贺联合国巴尔于问题特别委员会“开展的观察和协调工作，虽然 巴尔于地区还存在着危险，但毕竟联合国的工作捍卫了世界和平”。但是苏联代表 团并没有被打动。也许因为没有察觉到卡斯特罗的真实身份，维辛斯基指责这个讲 话是个外交小丑的胡言乱语。 维辛斯基的这些指责并没有对格里古列维奇的外交生涯产生任何消极影响。19 52年5 月14日，格里古列维奇向意大利总统路易吉。伊诺第递交了自己作为哥斯达 黎加驻罗马全权大使及特别信使的委任状。据其档案记载，格里古列维奇与美国大 使埃尔斯沃思。邦克及接替邦克的克莱尔。布思。吕斯的关系十分亲密，而且他还 成功地感化了保罗十二世的侄子——哥斯达黎加驻梵蒂冈的公使——朱利奥。帕斯 利王子。格里古列维奇曾15次拜见过教皇本人。同时，他与意大利战后主要政治家 之一、天主教民主党人士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1945—1953年任总理）交上了 朋友，这位政治家还送给他一架照相机“象征我们的友谊”。 从一个专门从事暗杀和破坏的苏联间谍到一个拉美地区成功的外交家，格里古 列维奇这一令人惊奇的转变，加上“威利”。菲舍尔的秘密情报站成功地提供了美 国核武器方面的“绝密”情报，这一切使中心认为，它在冷战初期重新实现“大特 工”时代辉煌成就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战后特工的作用被认为具有比他们那些取 得了辉煌成就的前辈们更重大的潜在意义。冷战一旦变热——而中心认为这是有可 能的——那么苏联大使馆里以及设在其中的公开情报站就必须从北约国家中撤出来， 而只能依靠这些潜伏下来的特工开展战时的情报活动。 尽管冷战初期格古列维奇及菲舍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在50年代初，克格 勃总部里却没有一点欢庆胜利的气氛。由于“维诺娜”破译密码查出了一些苏联间 谍，加上不久前本特利。钱伯斯和古森科叛变后交代的一些情况，中心不得不重建 几乎整个美洲间谍网，而且必须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比以往严密得多的监视下开展间 谍活动。另外，曾在二战期间帮助苏联间谍打入罗斯福政府、美国情报部门以及曼 哈顿计划的美国共产党已经无法再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了。1949年，美国共产党总书 记吉恩。丹尼斯和另外十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被指控犯有鼓吹武力推翻联邦政府罪， 丹尼斯和其中九名被告被判5 年监禁，另一名被判刑3 年。审讯期间，所有辩护律 师都被指控有蔑视法庭的行为。1951年，最高法庭核准了这些判决后，又有几百名 共产党人被指控犯有类似罪行。在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共产党被迫转人地 下状态。 同时，对苏联在美国进行的情报搜集活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大曝光，也使中心 经受着严峻考验。1950年1 月24日，克劳斯。富克斯开始向他的英国审问官交待自 己在战争期间在洛斯。阿拉莫斯从事的间谍活动。第二天，在纽约，阿尔杰。希斯 由于在大陪审团面前为自己从事的特务活动做伪证被判5 年监禁。2 月2 日，富克 斯在伦敦受到正式起诉，苏联间谍窃取原子弹情报的恶劣行径也醒目地出现在美国 报纸的头版头条。一个星期后，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 锡谎称自己掌握205 名在国务院“操纵”美国对外政策的共产党人名单。虽然麦卡 锡编造和夸张了事实，但却很快赢得了美国大众的支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 是因为他把握住了人们的心理。存在于许多美国人头脑中的“内部的敌人”的想法， 被希斯和富克斯这些间谍的定罪（以及一年后罗森堡的定罪）所证实，美国人认为 正是因为这些存在于美国国内的敌人，使得一个如此强大的美国却无法阻止国际共 产主义的迅速发展和苏联崛起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1954年1 月的一次民 意测验表明，在美国支持麦卡锡的人有50％，而反对他的只有29％。 杜鲁门总统在1951年提出，“克里姆林宫拥有的最大的资本就是麦卡锡参议员”。 从长远来看，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说到底，麦卡锡对苏联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超 过了任何一位有影响的克格勃间谍。他为了一己之利而狂热地攻击“红色恐怖”简 直到了荒谬的地步，使世界上持自由观点的人们开始怀疑莫斯科针对苏联“主要对 手” 开展的秘密情报活动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就连1953年先后在纽约辛辛监狱的 同一张电椅上被处死的埃文。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也被很多人认为是遭到了 陷害。 但是中心却在数年后才开始意识到可以利用麦卡锡主义展开巨大的宣传攻势。 而当时，中心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应付美国的“特务敏感症”给苏联在美国发展和 操纵新间谍的工作所造成的困难上了。 麦卡锡主义加强了中心对在其“主要对手‘境内扩大秘密情报系统的重要性的 认识。苏联设立在使领馆中的公开情报站肯定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越来越严密的监 视，而秘密情报站只要不被发现就可以非常自由地开展工作。威利。菲舍尔（马克） 从1947年到达美国起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虽然他的一名间谍，特德。霍 尔的身份被“维诺娜”破译电文揭露后，在1951年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审问。中心 也十分严肃地认为，一旦战争或其他危机迫使苏联使领馆和公开情报站撤出，秘密 情报站就能必须担负起全部情报工作。扩大秘密情报站的准备工作十分周详。1954 年，特工管理局制定了一份由130 名“档案间谍”组成的谍报网的计划，这个谍报 网专门负责获取出生证明、护照和其他用来证明特工假身份的文件。专门从事伪造 假文件的行动官员被派到设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22个情报站以及设在中国和所 有苏联集团国家内的克格勃联络处。 但是扩大特工网的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比中心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大特工” 时代——有像多伊奇和马利那样能通过自己对未来苏联制度的向往来鼓动其他 间谍的神奇特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把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计划经济体制 下的苏联成长起来的苏联公民转变为能够伪装成西方人，能在美国应付自如的人， 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而且旷日持久的工作。在冷战时期召募有理想、有抱负，思 想坚定的美国间谍，比在30年代和二战时期要困难得多。苏联对那些对美国社会的 福利主义和不公正现象不满的、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也大大下降了。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当麦卡锡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讨伐“红色恐怖”的运动进人最高潮的 时候，也正是近30年来苏联在对美国政府进行渗透方面处于最低微的时期。 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影响了中心的工作，而斯大林时代后期情报委员会 作为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的主管部门自身的起起伏伏，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心的 作用。在冷战时期，特工管理局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八次调整，而赋予它的职能也进 行了十四次调整。在冷战最初十年里担任特工管理局局长的亚历山大。科罗特科夫 没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根本不了解在美国的苏联特工所面临的难题。他制定的针 对苏联“主要对手”的宏大的特工行动计划从来没有实现过。 在整个50年代，除了菲舍尔的情报站，中心一直希望能在美国再建立哪怕只是 一个秘密情报站。但是第一次建立情报站的尝试却因1951年原打算担任该情报站站 长的马卡耶夫（哈里）的被召回以及9000美元情报委员会活动经费不翼而飞，而不 光彩地匆匆收场。因此，中心的第二次尝试相当谨慎。中心决定先把一名设想中的 秘密情报站站长送到加拿大，待他在那里羽翼丰满后，再让他进人情况更为复杂的 “主要对手”境内。后来，这个策略经常被中心采用。第一位把加拿大当成去美国 的跳板的苏联特工是30岁的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维奇。布里克（代号哈特）。他 带着要求他取得蒙特利尔居住权的指令，于1951年门月来到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 俾。 受过双语教育是布里克的一大优势所在。1932—1937年，他在莫斯科英一美学 校上小学，后来因为他的父亲在纽约的苏美贸易股份公司工作，他在纽约住了几年。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布里克回到苏联参加了红军。1948年，布里克奉命到他的母 校感化西方学生，中心想以此来检测他是否适应在北美的情报工作。在这次考验中， 他的表现令中心很满意。从1949年开始，他接受了为期2 年的训练，包括密码、密 写、短波电台的使用、挑选及使用死信箱、反跟踪技巧以及情报搜集方法等。布里 克同时也学习了钟表修理手艺，以便可以在加拿大做点小生意。 这次加拿大之行，布里克使用了一个加拿大的“双面人”的身份，这个人叫伊 万。瓦西里耶维奇。格拉德什（代号弗雷德），1951年7 月被发展为间谍，目的就 是为布里克提供假身份。按照中心的指令，格拉德什越过大西洋来到英国，然后穿 过法国和西德到达了维也纳，在那里他见到了布里克。格拉德什向布里克详细讲述 了自己在加拿大的生活经历和这次欧洲之行的情况，然后把自己的加拿大护照交给 了他。布里克把护照上格拉德什的照片取下来，把自己的照片贴上去，之后就开始 了穿越大西洋之行。到达哈利法克斯后，布里克乘火车前往蒙特利尔，到达后他进 了火车站的洗手间。在一个小隔间的门上他发现了他正要找的用粉笔做的记号。他 进了这个小隔间，打开水箱后找到了用胶条粘在里面的另一个“双面人”大卫。谢 苗诺维奇。索博洛夫的出生证明和其他文件。索博洛夫（代号索科尔）1919年出生 于多伦多＊岁时随家人移民到了苏联。1951年，索博洛夫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煤矿 和冶金学院任教。在水箱里找到那些文件后，布里克就变成了大卫。索博洛夫，并 在以后一直使用这个身份。同年7 月，他用这个名字拿到了加拿大护照。 布里克说服了中心他不可能在蒙特利尔做钟表修理工，而应该开一个个人摄影 室。在蒙特利尔的时候，中心指示他开始制定移民美国的计划。但是布里克却证明 自己是个比马卡耶夫还麻烦的美国秘密情报站站长人选。在没有通知中心的情况下， 1953年10月，他与生活在安大略省金斯顿的一位加拿大士兵的妻子开始热恋。为了 不中断与这个女人的关系，布里克向总部解释说，现在让他移民美国还为时过早。 不久后，布里克就向他的这位恋人承认了自己是使用假身份的苏联特工，并试 图说服她离开她的丈夫，但是这个女人拒绝了他，并恳求他去向加拿大皇家骑警自 首。 1953年11月，布里克最终被他的情人说服，他给握太华加拿大骑警中心打了个 电话。为了尽可能多的发现苏联情报部门在加拿大的活动，加拿大骑警中心安全局 下属的B 处（情报处）处长特里。格恩齐决定使用布里克仅处给他的代号是吉迪恩） 做双面间谍。结果证明吉迪恩是一个非常难以控制的人，特别是当他的情人中 断了他们的关系之后，他经常酗酒，而且常常无法自控。有一次，他在喝完一整瓶 “老汤姆”杜松子酒后，打电话给蒙特利尔报报社，并用他那酒后含糊的声音说— —他说的话令监听他电话的加拿大骑警官员大吃了一惊——“我是一名苏联特务。 想不想知道我的故事？”就像《握太华日报》在1945年9 月没有理会古森科一样， 该报社也没有意识到它将独家了解到近十年来苏联间谍的活动情况，而把打电话的 人当作醉汉挂断了电话。 直到1955年夏天以前，克格勃都未发觉哈特（布里克）可能是个双面间谍。当 中心认为布里克已经成功地用假身份和掩护职业在蒙特利尔稳定下后，它开始了将 他培养成一个秘密情报站站长（其主要职责将是做特工的指导员）的第二步行动。 设立在苏联驻握太华大使馆的公开情报站在古森科叛变事件后工作一直处于停 顿状态，并因此受到了中心的批评。在这些指责的刺激下，在1951—1953年间，该 情报站在加拿大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募了11名间谍（明显都是些层次较低的间谍）。 其中5 人是共产党员，这些人提供的主要是科技情报。中心希望将一些间谍移交给 秘密指导员控制，以解决加拿大骑警安全局对提太华大使馆进行严密监视所带来的 问题。 等到克格勃意识到布里克已经受到加拿大皇家骑警控制时，它已经安排了5 名 间谍与布里克进行接触。其中有三位是男性：利斯特，1919年出生在乌克兰的多伦 多共产党员；林德，一位从以色列移民到加拿大的共产党员，他在A.V.罗伊飞机公 司工作，也已在多伦多定居；共产党员波莫谢尼克，握太华一家广播电视销售服务 公司的老板。林德提供的情报包括CF－105 型“阿夫罗一箭”战斗机计划，这是当 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之一。布里克也知道埃玛和伊尔若的身份。这两位 女间谍被当作与中心联系的“活信箱”。1951年，埃玛在索邦上学时就被召募为间 谍了。她曾经参加了加拿大国外事务部的资格考试，但是没有通过。1954年她在魁 北克开了一间工艺美术品商店。伊尔若是法国的时装设计师，生于1939年，还是巴 黎一家家具店的老板之一，她被当作传递来自加拿大的克格勃信息的一个活信箱。 后来，中心认为布里克出卖了他接触过的这五个间谍。但布里克并不知道休。 汉布尔顿——50年代初握太华公开情报站召募到的最重要的间谍——的真实身 份。 1922年汉布尔顿出生在握太华，由于他的父亲在法国一家加拿大报社工作，汉 布尔顿在法国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自由法国”组织 驻阿尔及尔的一名情报官员，法国解放后，被派驻巴黎。之后他担任了法国与驻欧 美军第103 师的联络官。1954年他被调到加拿大军队，在斯塔斯堡呆了一年，分析 德国被占区的情报并负责审讯战俘。当然，比较而言，战后的时光有一点无聊。他 曾说：“要使自己变得重要，要让更多的人注意你，这才是生命的价值。”克格勃 给了他所希望得到的赏识。 汉布尔顿的克格勃档案第一次显示出，战后他成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 中心的“加拿大朋友们”发现了他的才能。哈里。贝克，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在党的会议上发现了他，后来还担保他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另一位代号斯瓦亚谢尼 克的共产党员对汉布尔顿的背景进行了审查。1952年，汉布尔顿被苏联程太华情报 站的弗拉基米尔。特罗菲莫维奇。布尔金召募为间谍，布尔金给汉布尔顿起的代号 是里曼（后来改成了拉多夫）。两年后，汉布尔顿来到巴黎，在索邦开始攻读经济 学研究生课程。1956年，他在北约经济委员会中找到了一份工作，该委员会的总部 当时设在巴黎郊外。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汉布尔顿上报了其克格勃档案所谓的“大 量文件”，这些文件的大部分被中心评价为“内容重要甚至是极端重要”。虽然布 里克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二十年后，汉布尔顿还是被另外一个苏联间谍出卖了。 1955年初，可能为了给布里克进人美国作准备，中心计划派另一名代号为“任 果”的特工前往加拿大。任果是一位49岁的俄罗斯人，原名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菲洛年科。他使用的是约瑟夫。伊万诺维奇。库尔达的出生证明，而且在以后一直 使用这个假身份。库尔达1914年7 月7 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阿莱恩斯，1922年， 他随父母移民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菲洛年科的妻子安娜。费奥多罗芙娜（代号马尔 塔、叶连娜）使用的是玛丽亚。纳夫特那姬这个假身份。玛丽亚于1920年10月出生 于捷克的曼库里亚。她随其父亲成了捷克公民。在嫁给菲洛年科之前，她用了两年 时间在捷克斯洛伐克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完善自己的身份。装作捷克斯洛伐 克难民的菲洛年科夫妇首次申请加拿大护照时没有得到批准，但是在联合国难民委 员会帮助下（后来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他们于1954年来到了巴西。 1955年，中心计划让菲洛年科到加拿大与布里克一起工作，他在加拿大使用的 新代号为赫克托。布里克也老老实实地将赫克托到来的消息报告给了加拿大皇家骑 警。 本来，克格勃将遭受一场巨大的灾难，包括菲洛年科的被捕以及公审等，但是 一位来到握太华情报站的不速之客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克格勃。1955年7 月对日， 负债累累的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官詹姆斯。莫里森，与接替布尔金担任提太华情报站 站长的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代号戈卢别夫）联系，并向他透露 了布里克已经在18个月前“叛变”的消息。莫里森时年39岁，曾多年参加对握太华 苏联大使馆进行的监视工作。莫里森声称他的这一举动是出于对苏联的同情，并且 想阻止10年前古森科事件的重演，因为这些事件的确大大损害了加苏关系。但是莫 里森要求5000美元的行为却完全暴露了他的真实动机。奥斯特洛夫斯基并不知道， 莫里森因追求奢侈生活而负债累累，为了偿还债务他挪用了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公款， 但被人发现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并没有被解雇，只是被要求偿还他挪 用的公款。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居然是用克格勃的钱来还给加拿大皇家骑警。 中心最初怀疑莫里森（后来的代号是‘朋友“）提供的情报是加拿大皇家骑警 精心设计的”离间“行动，但还是决定在莫斯科审问布里克。凑巧的是，克格勃在 6 月份早就安排了布里克在夏天晚些时候回莫俾科度假并与他的妻子团聚。布里克 虽然十分害怕返回莫斯科，但他似乎仍然十分有信心继续欺骗克格勃。布里克离开 加拿大之前，加拿大皇家骑警查尔斯。斯威尼和驻华盛顿的英国秘密情报局联络官 莱斯利。米切尔对他面授机宜，要求他尽力查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情况，同时在 这次旅行之中，尽可能多地确认克格勃官员的身份。他们告诉他如果在莫斯科需要 帮助，英国秘密情报局可以提供，因为加拿大没有国外情报机构。他们告诉他很多 细节，包括与一名英国秘密情报局约会的地点，两个死信箱的位置以及如何知道信 箱是否装有情报的信号。如果他真的需要逃跑，英国秘密情报局将在死信箱中放置 一个短波电台、钱、一把带消音器的手枪、他和他妻子的假苏联护照以及去苏联和 挪威边境的贝辰加小镇需要的旅行文件，还有指示穿越边境的地点的地图。 为了不在其出发之前引起布里克的怀疑，中心行事非常谨慎。按照6 月份的安 排，他的第一站是巴西，8 月7 日，他将在那里会见菲洛年科（赫克托）。菲洛年 科接到命令不要赴约，但克格勃对早已安排好的约会地点进行了严密监视。8 月7 日当布里克到达约会地点时，守候在那里的克格勃人员报告说他还有两位同行者， 这明确说明布里克的确是双面间谍。显然，布里克没有过多考虑菲洛年科没有赴约 的原因，他继续取道巴黎和赫尔辛基向莫斯科进发。设在这两个首都的情报站接到 命令，要热情接待布里克并与他讨论如何安排回加拿大的行程。但是为了防备在最 后时刻布里克变卦，不回莫斯科，克格勃派遣了一位杀手前往芬兰。一位隐藏在芬 兰警察部门的克格勃间谍同意——如果需要的话——安排把布里克驱逐回苏联。 1955年8 月19日，布里克一到莫俾科机场就立即遭到了逮捕。刚开始时他还不 承认自己是双面间谍，但据其档案记载，紧接着他就在“压力”下“全部交待了”。 他的证词证实詹姆斯。莫里森（朋友）给提太华情报站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 于是莫里森很快得到了5000美元。莫里森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还主动表示可以为中 心提供有关加拿大皇家骑警组织机构、人员情况以及行动计划的有“价值”的情报， 特别是有关加拿大皇家骑警安全部门的情报。 1956年9 月4 日，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布里克被叛人狱 15年。布里克之所以能逃脱死刑，大概是因为他在其档案所谓的“行动游戏‘中十 分配合。布里克被禁止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里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接触，这样 做很可能是为了防止他一急之下泄露他的处境，但是他奉命安排一次约会，而他本 人并不需要去赴约。通过对约会地点进行严密监控，克格勃得以确认出现在约会地 点的英国大使馆职员达夫妮。帕克（后来叫巴洛尼斯。帕克）确实是英国秘密情报 局的官员。在”行动游戏“过程中，布里克被允许和他家人住在家里，以便让英国 秘密情报局感觉他目前仍然处于自由状态。克格勃发现——很可能是通过对布里克 家的监听——布里克曾想劝说妻子逃到国外去，但没有成功。 莫里森替苏联工作了三年。加上他出卖布里克得到的5000美元，克格勃总共付 给了他14000 美元。但是中心对他提供的情报质量越来越不满意了。1955年9 月， 莫里森被调往温尼伯参加对从美国走私毒品活动的调查行动。这样他就失去了许多 以前能够接触到的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情报。1957年12月7 日，他与他的苏联指导员 见了最后一面。莫里森要求帮助他偿还4800美元的债务。但是握大华情报站副站长 列姆。谢尔盖耶维奇。克拉西尔尼科夫（阿图尔）只给了他150 美元，并且告诉他 如果想得到更多的钱，他必须设法安排调回握太华并接触到更多关于加拿大皇家骑 警的情报。在事先安排好的与克拉西尔尼科夫的第二次约会中，莫里森没有露面， 并从此与克格勃失去了联系。1958年，程太华情报站从新闻报道中获悉莫里森已经 被加拿大皇家骑警解雇，而且由于行骗被判人狱二年。 虽然1955年莫里森的警告让克格勃挽回了不少由于布里克充当了ZI个月的双面 间谍所造成的损失，但是布里克给苏联情报工作造成的损害仍然是相当严重的。中 心不得不放弃以布里克和菲洛年科为基础在美国建立第二个秘密情报站的计划。而 且，除了指证了克格勃的五个间谍外，布里克还向加拿大皇家骑警指证了握太华公 开情报站的大量克格勃官员，使得这些人不得不在事后撤出了加拿大。 在50年代中期，中心在美国再建秘密情报站的另一个计划也遭到了失败。克格 勃打算的秘密情报站站长人选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格林琴科（代号罗恩、 克洛德），他使用的假身份是扬。贝什科。贝什科的父亲是斯洛伐克人，母亲是乌 克兰人。从1948年起，格林琴科和他的妻子西蒙娜。伊萨科夫娜。克里姆克尔（代 号米拉）一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活动，并于1951年成为阿根廷公民。1954年中心准 备将他们派到美国。但是在最后时刻，中心发现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在格林琴科在 一艘访问北美的苏联船只上从事间谍活动时取得了他的指纹。格林琴科迅速被调到 了法国。几个月后，他的间谍生涯结束了，原因是，据他的档案记载，“严重违反 了安全纪律”。1955年8 月，他的阿根廷护照、法国居留证、学生证和费用账户在 巴黎他所住的旅馆全部被窃。被窃的还有克格勃另外一个代号为鲍里斯的秘密特工 的照片和一封俄语信件。格林琴科和鲍里斯都被迅速召回了莫斯科。 中心还没有察觉，它在美国已经建立的唯一的一个秘密情报站现在也遇上了麻 烦。与马卡耶夫（哈里）、布里克（哈特）和格林琴科（克洛德）不同，威利。菲 舍尔（马克）是个极为自律而且信仰坚定的人。但是他的主要助手雷诺。海哈南却 比布里克还不可靠。 海哈南冒用的是“双面人”尤金。尼古拉。梅基的身份。梅基1919年出生在美 国，父亲是移民美国的芬兰人，母亲是纽约人。梅基8 岁时随父母移民到使用芬兰 语的苏联卡累利阿共和国。1938年，梅基由于特务嫌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后来 被苏联内务部所雇用，代号大卫，负责调查苏联大恐怖时期其他受迫害的卡累利阿 家庭的情况。1949年，梅基将他的出生证明交给了海哈南。海哈南在此后将近三年 的时间里用梅基这个身份，在芬兰共产党员奥拉维。奥曼的帮助下，多数时间住在 芬兰。奥曼是苏联在1939年召募的间谍。 1952年10月20日，海哈南（现在的代号是“维克”）乘坐“玛丽女王”号到达 纽约。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用了大量时间建立自己的新身份，从曼哈顿和布朗克 斯的死信箱中领取自己的薪水。他因为不时喝得酪配大醉，还时常与自己的芬兰妻 子汉娜发生激烈争吵而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心显然没有注意到海哈南的反常举 动，并将拍摄有祝贺他“安全抵达”的信息的微型胶片藏在空心镍币中发给了他。 和一年前的马卡耶夫一样，海哈南随手将镍币放在一边，后来很可能就是海哈 南自己，在1953年夏天在布鲁克林向报童买报纸时将这枚镍币花了出去。非常偶然 的是，这个报童不小心将这枚镍币掉在了地上，并惊奇地发现镍币裂成了两半，一 段微型胶片掉了出来。报童将这枚镍币和这段胶片交给了纽约警察，警察迅速将这 些东西上交给了联邦调查局。虽然联邦调查局花了很多年也没有破译出胶片的内容， 但是信息是用俄语打字机打出来的，这一点使联邦调查局意识到纽约出现了苏联间 谍。 而维克并没有向中心汇报镍币和胶片丢失的情况。 1954年夏天，海哈南终于作为菲舍尔的助手开始工作了。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 将潜伏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间谍——一位法国经济学家（代号奥里佐）—— 的报告放进死信箱，以便纽约公开情报站能取走这份报告。奥里佐的报告很可能涉 及到了两位美国核物理学家，他曾受命把这两个人发展成苏联间谍。但是报告没有 送到。由于这起重大的安全事故，奥里佐要求不再为克格勃服务，但后来他还是被 说服继续为克格勃工作。 虽然对于海哈南笨拙的表现十分不满，但菲舍尔并不知道他还是个喜欢喝酒的 骗子，对菲舍尔秘密情报站的未来是个严重的威胁。1955年春，菲舍尔和海哈南在 贝尔蒙德公园里埋藏了5000美元，海哈南要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把这些钱交给罗森堡 间谍网中一个被判人狱三十年的成员——苏联间谍莫顿。索贝尔——的妻子。海哈 南后来报告说：“我找到了海伦。索贝尔并把钱交给了她，并告诉她要小心花这些 钱。”而实际上，他自己私吞了这5000美元。 1956年初，海哈南和他的妻子都喝得酪团大醉，有人打电话叫来了警察。警察 来到赫德森山谷皮克斯吉尔的“梅基夫妇”家中，发现海哈南腿上还有一道严重的 刀伤。海哈南声称说这是在一次事故中弄的。同年晚些时候，海哈南又因酒后开车 被吊销了驾驶执照。1957年1 月，海哈南本该返回莫斯科休假，起初他不敢回去， 于是就编造了一系列谎言来拖延起程的日期。他先是告诉菲舍尔说他被三个人跟踪， 然后声称他本来订好了“玛丽女王”号的座位，但被联邦调查局的人从船上带了下 来。对他毫无防范之心的菲舍尔告诉海哈南尽快离开美国，以逃避联邦调查局的监 视，并给了他200 美元作为旅行费用。4 月24日，海哈南乘坐“自由”号轮船前往 法国。5 月1 日，他到达巴黎，并与当地的克格勃情报站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另 外20 0美元回莫斯科的费用。四天后，他没有回苏联，而是出现在美国驻巴黎大使 馆里，声称自己是克格勃间谍并开始供述自己的事。 虽然直到8 月份克格勃才发现海哈南已经叛逃，但是也许在5 月底或是6 月初 时克格勃就已经警告过菲舍尔，告诉他海哈南并没有返回莫斯科，并指示他使用另 一套身份文件离开美国。但是菲舍尔并没有执行命令，而继续留在美国。6 月ZI日 清晨，他在纽约东28街的一家旅馆里被捕，然后被用飞机送往得克萨斯州麦卡伦外 国人拘禁中心接受审问。在与审问者进行了几天较量后，菲舍尔承认自己是一个利 用假身份生活在美国的俄国斯人，而他所供认的真名则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克格勃同 事的姓名：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菲舍尔知道只要中心看见美国报纸头条 上的“阿贝尔”这个名字，就会立即明白发生在美国的一切。 菲舍尔的被捕标志着克格勃针对“主要对手”的行动遭到了一次极其严重的挫 折。冷战初期，中心在美国的行动战略是以建立一个间谍网为基础，这个间谍网将 负责指挥重要间谍，如霍尔和菲尔比，最终像伟大卫国战争时期那样，使这些间谍 打入美国政府的高层。但是菲舍尔失败后，克格勃在美国已经没有秘密情报站了。 于是中心相应地采取了更为实际的目标更有限的战略，试图再创“大特工”时 代的辉煌，并将以前的失败都归因于一系列行动上的失误。 中心对马卡耶夫（哈里）、布里克（哈特）和海哈南（维克）案件的调查表明， 它在挑选冷战后第一代特工时存在着严重问题。海哈南的克格勃档案里记载着很多 足以引起警惕的迹象，这些迹象在他1952年赴美国前就已经很明显了。他在苏联和 芬兰都有负债并向他人借钱的记录，而且还存在极为复杂的性关系。虽然他在苏联 时已经结了婚，但是在没有通知中心的情况下，他又在芬兰和汉娜。库里卡结了婚， 后来还带着她到美国生活。但是，1949年准备汇报给情报委员会领导的关于海哈南 的报告却掩饰了他性格上的缺陷，而是坚持认为通过训练完全可以改正海哈南行动 上的失误。米特罗欣在读完克格勃档案中关于海哈南的资料后这样写道：显而易见， 虽然海哈南（维克）已经有过不麻烦，但克格勃仍希望让他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不 管具体干什么，因为克格勃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行动。因为再训练一个代替他的人是 非常困难、而且也十分费时间，同时也因为克格勃不想让花在维克身上的那么多时 间和金钱都付诸东流。 海哈南的俄罗斯妻子接到丈夫叛变的通知后，立即与他离了婚，并开始使用她 结婚前的姓——莫伊谢耶娃。1957年克格勃主席接到一封署名格里蒂纳的女人的信， 询问海哈南的下落。她说海哈南是她12岁孩子的父亲。对于格里蒂纳，克格勃显然 没有像对待莫伊谢耶娃那么诚实。克格勃告诉她，他们从来没有雇用过海哈南，也 不知道他的下落，但他们听说海哈南在苏联犯下了极为严重的罪行，现在警察正在 通缉他。格里蒂纳回答说，她将告诉她的孩子说他的父亲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在与 德国人的战斗中牺牲了。实际上，海哈南于1961年在美国去世。当时有人说他是在 宾夕法尼亚的高速公路上死于车祸，但实际上他似乎是死于肝硬化。 1957年11月15日，55岁的鲁道夫。阿贝尔被判三十年监禁。阿贝尔在听到实际 上对他来说等于终身监禁的判决时，表现得“出奇的镇定”。他的美国律师詹姆斯。 多诺万对此十分惊讶：“这名镇定的职业间谍的自控能力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 刻了。”阿贝尔的妻于伊利亚上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是在1955年夏天 “阿贝尔”返回莫斯科度假的时候。听到判决后，伊利亚没有像她丈夫那样掩饰自 己的感情。她十分悲痛地写信给中心说，这不是等待25年或是30年那么简单的事， “我不知道我丈夫还能不能够回到我身边。”在过去7 年中，她一直是管弦乐队的 竖琴师，但是当因丈夫的被捕而指责了克格勃之后，乐队以不再需要竖琴师为由将 她辞退了。中心也拒绝了伊利亚。阿贝尔提出的帮她再找一份工作的要求，只是同 意每月付给她sl卢布的退休金。 鲁道夫。阿贝尔被送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监狱服刑，在那里，他与另外两名苏 联间谍成了好朋友。他和莫顿。索贝尔下国际象棋。海哈南私吞的5000美元就是准 备给莫顿的妻子的。阿贝尔也得到了库尔特。庞杰给予他的小恩小惠。庞杰是一个 出生在澳大利亚的美国人，在监狱里的牙科诊所工作，他于1953年被指控在驻澳大 利亚美军服役期间进行特务活动而被判5 至15年监禁的。克格勃有关庞杰的档案显 示，庞杰早在1936年就已经成了苏联间谍，但是在他被捕后，中心错误地认为他是 个双面间谍，他的被捕只是美国人为了破坏苏联在澳大利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而制 造的阴谋。阿贝尔对庞杰是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这一点毫不怀疑，1962年9 月出狱 后，他还曾试图说服克格勃给予庞杰经济上的资助。 阿贝尔只在监狱里呆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1962年2 月10日，美国与苏联在连 接西柏林和波茨坦的格利尼克大桥上将他与被苏联击落的美国U －2 飞机驾驶员加 里。 鲍尔斯进行了交换。克格勃极为重视这次交换行动，并给它起了个代号“留登 泽亚”，由原握太华情报站站长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布尔金负责协调。克格 勃的一个秘密行动小组被派驻西德，负责监视大桥附近地区美军的动向。而在大桥 上，在东德海关办公室中还潜伏着一个克格勃武装行动小组。在附近，一个从大桥 西端看不到的地方，另外一个武装小组负责押解鲍尔斯进行交换。在苏联检查站， 第105 团的一位受过特种训练的军官指挥着一队冲锋枪手。另外，东德还准备了由 20名手持冲锋枪、身背手榴弹的军人组成的预备队。 这一庞大得有些可笑的秘密军事部署几乎没有被发现，中心为此深感得意。阿 贝尔的律师则对陪同他的当事人到大桥去的美国警卫印象颇深：“他是我所见过的 最高大威猛的人，足有6 英尺7 英寸高，体重恐怕有300 磅。”在阿贝尔和鲍尔斯 进行了交换后，格利尼克大桥就成了冷战中有名的“特工桥”。据克格勃关于“留 登泽亚”行动的档案记载，他们的非军事性花费（阿贝尔和他妻子、女儿的食物、 火车票、及酒店住宿费用及其他手续费外加一顿庆祝宴会）共5388马克90芬尼。但 当时的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却没有像中心一样对这次行动的成功表示满意。 2 月15日，他向苏联大使别尔乌辛抱怨说，他的政府没有得到关于这次行动的详细 通报，而且在押解鲍尔斯的人员中没有东德警察，这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的 不尊重。 乌布利希在提出口头抗议后，还对苏联这一蔑视行为发出了外交照会。 在美国，阿贝尔的书画作品成了收藏家们的目标。大律师罗伯特。肯尼迪请苏 联大使馆问一问阿贝尔是否愿意将他在亚特兰大监狱所画的他的哥哥（美国总统肯 尼迪）的肖像送给美国政府，并允许他们将这幅作品悬挂在白宫里。中心认定这是 一个阴谋。他们还认为在白宫内悬挂阿贝尔的作品是一种挑衅行为，虽然他们并不 知道这种挑衅的具体目标是什么。罗伯特。肯尼迪的要求遭到了拒绝。 回到莫斯科，阿贝尔受到了非公开的但却是英雄式的欢迎，克格勃主席弗拉基 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特内，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局长亚历山大。 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苏联总情报部部长彼得。伊瓦舒京将军都先后接见 了他。在谢米恰俾特内的提示下，阿贝尔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赫鲁晓夫，感谢他在确 保自己获释方面所做的努力：“我十分感动，您在处理大量党务及政府工作的百忙 之中还牵挂着我。” 中心为了维护自己在党内的声誉，把阿贝尔在美国的使命吹嘘成一位忠诚的 “契卡分子”取得的重大胜利，并宣称阿贝尔的使命只是由于一个人的叛变行为才 不得已而提前结束，其实中心很清楚阿贝尔在美国根本没有做出什么有影响的举动。 他在1957年被捕，原因就是当海哈南没有返回莫斯科后，他没有执行中心的命 令，立刻离开美国。 美国媒体也将阿贝尔吹嘘成了一位英雄的特工大师，中心也从中获益匪浅。阿 贝尔的辩护律师在1964年出版的《大桥上的陌生人》中，以一种赞赏的笔调对他在 审判、监禁以及与鲍尔斯进行交换时的表现进行了描述，这些描写更加强了“阿贝 尔”特工大师的形象。多诺万在著作中清楚地写道：“我崇拜鲁道夫这个人”，他 还引述了1953—1961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的话“我希望我们现 在也能在莫斯科有三四个像他这样的特工……”他在《大桥上的陌生人》的结尾附 上了阿贝尔从莫斯科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两张十分珍贵的16世纪时书写在牛 皮纸上的《论查士丁尼法典》。阿贝尔写道：“请您收下，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 对于中心来说，这些言辞就像是美妙的音乐。特工大师鲁道夫。阿贝尔的神话 掩盖了菲舍尔秘密情报站平庸的现实。可以用来歌颂的英雄事迹少得可怜，但这种 缺陷可以用以下的理由来粉饰过去，那就是：虽然他们也做出了不少英雄事迹，但 是因为这些事迹大都过于机密，因此不能公开歌颂。但是真正的“威利”。菲舍尔 的幻想日渐地破灭了。回到莫斯科后，他被安置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特工管理局的一 个角落里，甚至连一张自己的办公桌都没有。当一位朋友问他在做什么时，他闷闷 不乐地回答道：“我是展览馆里的一件展品。” 克格勃绝密档案 古巴导弹危机前后的情报活动 艾森豪威尔（195 —1961年）和肯尼迪总统（961 —1963年）执政时期，克格 勃针对“主要对手”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不是因为它制定了“建立新秘密情报站” 大战略（这一战略在菲舍尔被捕的几年后就失败了），而应该归功于一系列“主动 上门者”。这些“主动上门者”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德国和西柏 林的“大间谍”亚历山大（“萨莎”）。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帕茨基，化名“库瓦 什维茨”（先后使用欧文、赫伯特和理查德三个代号）。1949年，他被苏联克格勃 发展为特工，接受了密写和微型摄影技术方面的训练。50年代，克格勃总共付给他 4 万西德马克和2117东德马克，并因为他业绩出众而奖励了他几块金表。 科帕茨基在美国最敏感的一个情报部门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西柏林站就设在 距离苏联军队驻地几英里远的地方，这个苏军驻地是苏联军队在世界上最大的集结 地。科帕茨基的一项任务就是寻找愿意用色相引诱苏联军人、充当中央情报局特工 的东德妇女。他积极参与了情报站招募和策反苏军军人的工作，因而能够获得许多 破坏其活动的机会。在他提供的大量情报中，包括100 多位美国驻东德情报官员和 特工的资料，这些人中有一些遭到了逮捕，另外一些变成了双面间谍。他还帮助克 格勃故意“暴露”一系列假造的特工行动，欺骗中央情报局工作站。1952年他帮助 安排了苏联特工维克托的假叛逃，后来维克托被“美国之音”所雇用，提供了许多 科帕茨基的档案所谓的“有价值的情报”的文件。 1954年，科帕茨基因酒后驾驶被判入狱后，中央情报局将他的名字改成了伊戈 尔。奥尔洛夫，所以在他申请美国公民权的材料中并没有这项犯罪记录。1957年， 奥尔洛夫作为中央情报局特工（不是苏联间谍）的身份在柏林曝光后，他和家人被 送回美国接受进一步训练。后来，奥尔洛夫又被派回欧洲参与中央情报局在德国和 奥地利的一系列行动。1960年中央情报局开始怀疑奥尔洛夫在替克格勃工作。中心 的一份损失分析报告认为，过多的克格勃官员与奥尔洛夫的直接接触——在过去10 年中与奥尔洛夫接触过的官员超过了20个——可能是造成他被怀疑的原因之一。为 了防止奥尔洛夫在对他立案之前叛逃，中央情报局答应给他在华盛顿安排新的工作， 1961年1 月，他一到华盛顿就立即被解雇了，深人细致的调查工作也随之展开。奥 尔洛夫与他的苏联新上司——苏联驻华盛顿情报站行动官员谢瓦斯特亚诺夫接上头 后，得到了当卡车司机的工作，在以后几年里都没有再听到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 局有什么消息。1964年，奥尔洛夫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买下了 一家画廊，而这笔钱显然有一部分是从克格勃挣来的。 开画廊时，奥尔洛夫一定非常自信地认为他的案子永远也查不清楚。然而1965 年春，当联邦调查局侦探出现在他家门口时，他的自信一下子就灰飞烟灭了。探员 们在他家搜查了几天，盘问了他妻子，并传唤他去接受测谎检查。奥尔洛夫显然是 被吓坏了。在联邦调查局监视下，奥尔洛夫不能和克格勃的人进行秘密接触，于是 只好从后门溜进了位于第16街苏联大使馆，希望能不会被别人发现，而这种希望显 然是幻想。经莫斯科同意，华盛顿情报站为他设计了一个潜逃计划。受阿贝尔被吹 捧为特工大师以及他的美国律师为他撰写的动人回忆录的刺激，中心试图把奥尔洛 夫的潜逃也演变成一次引起轰动的惊人之举。中心计划在莫斯科召开记者招待会， 会上奥尔洛夫将以一位二战期间在德军东部战线后方进行过英勇斗争、后来打入了 中央情报局的苏联特工的形象出现。然后奥尔洛夫会出版他的自传，这样一来克格 勃就可以炫耀自己、同时贬损苏联的“主要对手”了。 然而，这个计划最后不得不取消。因为奥尔洛夫的妻子坚决不同意带着两个年 岁尚小的儿子去莫斯科，奥尔洛夫只好在华盛顿坚持着。虽然联邦调查局仍然在调 查他的案子，但是他们抓不到他的任何把柄，他们的调查像中央情报局的调查一样 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1961年12月，克格勃的阿纳托利。戈利岑少校叛变后 曾透露过一些能够证实中央情报局对奥尔洛夫的怀疑的线索。戈利岑称，克格勃在 德国和西柏林启用了一个真实姓氏以“K ”开头的间谍，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 戈利岑还称这个间谍的代号是“萨沙”，在这一点上他说错了。根据这个线索，美 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错误地认为亚历山大（“萨莎”）。科帕茨基，（化 名伊戈尔。奥尔洛夫）就是间谍萨莎。但是奥尔洛夫的克格勃档案显示，他曾使用 过欧文、赫伯特、理查德等几个代号，从来没使用过“萨莎”这个代号，而且直到 19 82 年他去世前的几年，他仍然是苏联的特工。1978年，有一篇报导称奥尔洛夫 是苏联间谍，此后克格勃终止了与理查德的联系。1992年，奥尔洛夫去世10年后， 他的遗诵经营的奥尔洛夫画廊仍然被一份华盛顿指南描述成“间谍作家的巢穴”。 西德和西柏林是克格勃策反美国军队内部对现实不满人员最成功的地方，就是 在这里，科帕茨基（化名奥尔洛夫）在1949年第一次开始为克格勃工作。在克格勃 所招募的间谍中，最重要的要数代号为乔治的罗伯特。李。约翰逊。这位对现实不 满的美军军士在西柏林兼做拉皮条的生意。1953年，约翰逊和他当妓女的未婚妻赫 迪穿过封锁线来到东柏林请求政治避难。但是克格勃说服约翰逊留在西柏林为苏联 充当间谍，一方面可以多挣一份钱，另一方面也可以跟美军算算旧账。虽然约翰逊 有嫖妓、酗酒和赌博等劣迹（更不要说从事间谍活动了），1957—1959年间他竟被 派到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导弹基地当警卫，他在那里替克格勃盗窃文件和 照片，有一次甚至还偷到了火箭推进剂样品。 1961年约翰逊的间谍活动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他在巴黎附近的奥利美国空军 基地快递中心担任警卫。该中心是美国军事机要通信体系中的神经中枢之一。在以 后的两年里，约翰逊向他的指导员提供了1600页机密文件，其中包括：阿当尼斯。 KW－9 及HWJ 型密码机使用的密码和日常密码表；驻欧美国空军司令部作战计 划；有关美国核武器生产的文件；美国核武器瞄准的苏联集团国家的目标及其位置 ；美国情报机构关于苏联科学研究、航空和导弹发展情况的情报以及东德空军战备 情况的技侦情报。这些情报综合起来使苏联能够广泛而深入地了解到有关驻欧美军 以及美军掌握的华沙条约组织军事实力的高度机密的情报。1964年，由于克格勃特 工尤里。诺先科的叛变告密，约翰逊被逮捕。 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时期，在美国本土最值得一提的主动上门当间谍者 要数引岁的别尔诺恩。F.米切尔和29岁的威廉。H.马丁。他们都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技侦处）的雇员。1960年9 月6 日，他们俩在莫斯科的记者之家举行了一次可以 算是美国情报历史上最令人尴尬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们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正 在破译美国一些盟国的通讯密码，这使美国情报界陷入了极端尴尬的境地。马丁称 ：“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土耳其、法国、南斯拉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即埃及 和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和乌拉圭——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我想。” 虽然这两个人的叛变是一次引起轰动的宣传攻势，但是米切尔的克格勃档案显 示，它并未能达到中心预期的效果。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虽然米切尔承认在19岁之 前他在六年的时间内一直与鸡和狗进行“性实验”，但是1957年他还是被国家安全 局雇用了。因为有人认为他在数学方面的天份远远比他在农场里那些荒唐事重要得 多。在对马丁的调查中，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个不负责任、令人难以忍受的个人主 义者，但同时——和米切尔一样——也是个数学天才。政治上的天真和对社会的不 适应使他们相信了苏联的宣传，认为苏联是一个致力于维护和平的国家，其进步的 社会制度有利于他们实现在美国无法实现的自我价值。 1959年12月，米切尔不顾国家安全局的规定从华盛顿飞往墨西哥城，跑到苏联 大使馆要求在苏联政治避难，并解释说他这么做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虽然 使馆里的克格勃官员极力劝说他继续留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做一个留守原地的叛变 者，但是米切尔没有接受。后来，米切尔同意在华盛顿秘密会见另一位克格勃官员， 但是他仍然坚持要和马丁一起移民到苏联，同时他保证，一旦到了苏联，他会把了 解的所有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况都说出来。 1960年6 月25日，米切尔和马丁开始了为期三个星期的暑假。他们先从华盛顿 国家机场搭乘东方航空公司307 号班机飞往新奥尔良，短暂停留后，他们登上了飞 往墨西哥城的航班。他们在“维雷斯”旅馆过了一夜后，乘坐古巴航班到达了哈瓦 那。 7 月份，他们从古巴偷渡到了苏联。克格勃密码破译人员失望地发现，米切尔 和马丁并没有掌握多少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密码分析系统的详细内容。在中心看来， 米切尔和马丁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就是他们再一次确认美国还没有能力破译苏联高 级密码。但同样地，克格勃也无法破译美国高级密码系统。 美国国家安全局位于米德堡的总部的安全管理实在太松懈了，直到米切尔和马 丁超假八天后，安全局才开始追查他们的下落。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事务官员在米切 尔的寓所发现了他故意留下来的保险箱钥匙。他们在附近一家银行里打开了米切尔 的保险箱并发现了一个密封的信封，信封上附有米切尔和马丁签名的一份请求，要 求公开这封信的内容。米切尔和马丁在信中用大量篇幅对美国政府和资本主义的丑 恶现象进行了批判，夸张地赞美苏联的生活，甚至声称解放了的苏联妇女是“更好 的择偶只象”。 1960年8 月2 号，苏共第295 号决议批准了米切尔和马丁的政治避难请求，并 给予他们每人每月500 卢布的薪金，这个数目相当于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收人， 但高于苏联当时的工资标准。这一年秋天，米切尔被安排在列宁格勒大学数学学院 工作，马丁也在这里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他们开始检验苏联妇女是更好的择偶 对象这一想法的正确性。米切尔娶了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钢琴音乐系任助教的30岁 的加利纳。弗拉基米罗夫娜。雅科夫列娃。马丁（后来改名叫索科洛夫斯基坝u 与 一位他在黑海渡假时结识的俄国妇女结了婚。 几年后，中心发现米切尔和马丁给中心带来的麻烦比他们的价值大得多。可以 想到的是，这两个人很快就对苏联的生活失望了。中心认为马丁更容易被说服，于 是克格勃恐吓他说，他和米切尔都被美国最高法院缺席判处了20年苦役。为了让马 丁打消回家的念头，克格勃还向他出示了一份伪造的判决书的副本。而马丁竟然幼 稚地相信了这一切。米切尔则是个多疑的人，到了70年代，他坚决要回美国。克格 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因为担心这可能给其他西方国家中的潜在的叛变者造成影 响，亲自下命令决不允许米切尔和马丁返回美国。为了进一步吓住马丁，安德罗波 夫给他出示了一份尤里。谢苗诺夫撰写的报告，报告中称苏联间谍发现美国情报人 员已经配备了毒药针，并使马丁相信这些毒药针就是为对付他和米切尔准备的。但 是米切尔却怀疑这些都是克格勃捏造的，他的怀疑无疑是正确的。加利纳。米切尔 也非常想离开苏联，但克格勃对她的母亲施加压力，要她说服加利纳改变主意。在 他们向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瑞士和美国发出的签证申请遭到拒绝后，1980年 3 月29日，米切尔夫妇向苏联当局表示，他们已经放弃了向外国移民的努力。但此 后仍不断有报告称，米切尔仍在继续试图离开苏联。 在冷战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设立在华盛顿和纽约苏联使领馆中的公开情报 站都未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成功地从美国联邦政府内部搞到情报。他们的 这一缺陷在冷战最危险时期——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两年已经暴露无遗。 克格勃缺少来自美国的高级政治情报，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危险的假消息 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真空，其中一些情报明显反映出苏联情报分析中的那种偏 执倾向。1960年6 月29日，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亲自向赫 鲁晓夫递交了一份关于美国政策的危言耸听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北约与美国中 央情报局的一个不知名的联络官提供的错误情报起草的。报告中称：中央情报局了 解到，五角大楼的领导人深信需要“尽快”对苏联发动一场战争。……目前，美国 有能力凭借轰炸机部队摧毁苏联所有的导弹基地和军事目标。但过不了多长时间， 苏联的防卫力量就会加强…… 美国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就会消失。…，。。根据这样的推测，五角大楼的领 导人希望对苏联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 赫鲁晓夫对这份报告非常重视。不到两个星期，他对五角大楼发出了一份公开 的警告，他说：“请不要忘记，最近进行的试验已经证明，我们的火箭能击中1300 0 公里以外任何预先确定的目标。” 莫斯科严密关注着美国1960年总统选举的情况。赫鲁晓夫把共和党候选人理查 德。尼克松看作五角大楼鹰派分子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位麦卡锡主义者，因此他非 常希望肯尼迪能够获胜。于是，华盛顿情报站站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 索夫（化名“福明”）受命“运用外交、宣传手段或其他方法促使肯尼迪当选”。 情报站曾试图与罗伯特。肯尼迪接触，但被礼貌地拒绝了。 然而，1961年4 月，一支受美国人支持的‘古巴旅“在”猪湾“登陆，企图颠 覆卡斯特罗政权。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这一极不明智的计划失败后，赫鲁晓夫对肯尼 迪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猪湾“事件过后，肯尼迪曾沮丧地对他的特别顾问西奥多。 索伦森说：“我怎么会如此愚蠢呢？”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这个年轻的总统 根本驾御不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军事一工业联合体的“黑暗势力”。6 月份在维也纳 与肯尼迪的高峰会上，赫鲁晓夫挑衅性地要求于年底结束三方分割占领柏林的状态 并签署德国和平条约。两个超级大国似乎已决心走上冲突的道路。后来，肯尼迪对 记者詹姆斯。赖斯顿说：我想他（赫鲁晓夫）这样做是因为“猪湾”事件。我认为， 他可能觉得只有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人才能卷入这样的麻烦，而这样的人是容 易对付的；而且卷入这种麻烦却又没有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所以他才敢这 么大胆地对付我。 1961年7 月29日，谢列平把苏联新制定的用来对付“主要对手”的进攻性全球 战略大纲呈送给赫鲁晓夫，该战略旨在‘在世界不同地区创造一种环境，以便转移 美国及其盟国的注意力并分散他们的军事力量，并在解决德国和平条约与西柏林问 题的过程中拖住他们“。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中建议利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 动使苏联在东西方斗争中占据优势，并”利用克格勃一切可用手段煽动反对亲西方 的反革命政府“的武装起义。谢列平把苏联”主要对手“的后院——中美洲——列 为破坏对象的首选目标，并首先拿尼加拉瓜开刀。他建议在尼加拉瓜与古巴人和尼 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合作建立一个联合”革命阵线“。他还建议破坏北约集 团在西欧的基地的稳定，并通过散布假消息使西方国家相信苏联军事实力正逐渐超 过它们，从而打击西方的气焰。8 月1 日，他的建议稍经修改后变成了苏共中央委 员会的决议。其中一些内容，特别是利用国际民族解放运动与苏联的”主要对手 “进行斗争这一条，在以后25年里不断出现在苏联的战略方针之中。 肯尼迪政府时期，克格勃在华盛顿的作用并没有总情报部那么重要。1961年5 月，总情报部的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上校以塔斯社驻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身份做掩 护，开始了与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每两星期一次的会晤。他成功地说服罗伯特。 肯尼迪相信，他们之间可以放弃官方外交的那些繁琐的礼节，进行不使用政治活动 家们惯用的宣传伎俩的“开诚布公”的交谈，并在肯尼迪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 鲁晓夫之间建立直接交流的渠道。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的亲兄弟——忘记了他 所面对的是一个训练有素、并受命对他施加影响的情报人员，竟然相信他与博利沙 科夫之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每当他（或赫鲁晓夫）有什么消息要转告总统，或者总统有什么消息要捎给赫 鲁晓夫时，我们都通过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我和他可以说是无话不谈。 尽管博利沙科夫取得了成功，但是总情报部仍认为美国的政策“捉摸不透”。 1962年3 月，总情报部提交了两份危险的误导性报告，这两份报告进一步强调 早些时候克格勃提出的关于五角大楼正在计划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警告。 总情报部称，去年6 月美国就已经计划动用核武器于9 月份对苏联进行突然袭击， 但是苏联进行的一系列核武器实验使五角大楼认为苏联的核武器比他们想象的先进 得多，因此在最后一刻，他们改变了计划。苏联情报机构这些关于华盛顿发动热核 战争的计划的失真报告，正好与美国一系列真实的、但却是极不明智的、企图推翻 或暗杀莫斯科的古巴兄弟——卡斯特罗将军的行动在时间上正好巧合，这就更加重 了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偏执想法。 1962年3 月，卡斯特罗督促克格勃在哈瓦那建立活动基地，向拉丁美洲输出革 命。 5 月份，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建立核导弹基地，开始了冷战时期最危险的赌博。 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希望向美国显示苏联强大的核威力，借此迫使美国停止筹划 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事实k 这个计划根本就不存在）。同时他还希望以 此来表示对古巴革命的支持。 苏联之所以进行这场赌博，是因为它相信华盛顿一时不会发现古巴导弹基地的 存在，而等到它发现时又已经不能采取什么行动了。从以下两方面分析，苏联这个 想法是错误的。首先，美国U －2 高空侦察机的摄像设备能够发现正在建设中的导 弹基地；其次，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能够从U －2 飞机拍摄的模糊照片中看出端倪， 因为他们有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佩尼科夫斯基上校秘密提供的导弹基地建设 计划和其他重要情报。佩尼科夫斯基上校是受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 合指挥的潜伏在总情报部里的间谍。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美国所有关于古巴导弹基 地的主要情报报告上后来都标有“按树”一词，该代码字表示该报告引用了佩尼科 夫斯基提供的情报。 当苏联人已开始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时，博利沙科夫却仍在保证说——很可能 是作为一个欺骗策略的一部分——赫鲁晓夫绝不会支持这种攻击性的政策。10月中 旬，当U －2 飞机发现了正在建设的导弹基地时——这也就是导弹危机开始的时候 ——罗伯特。肯尼迪终于回过味来，指责博利沙科夫说：“我敢打赌，你肯定知道 你们在古巴有导弹基地。”可是博利沙科夫没有承认。索伦森说：“肯尼迪总统已 经习惯于依赖博利沙科夫来直接向赫鲁晓夫了解内部情况。他觉得自己上了当。他 也确实被欺骗了。” 就在冷战时期克里姆林宫最需要华盛顿的可靠情报的时候，克格勃在那里的情 报站却没能提供它。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的每个重要部门里几乎 都隐藏着苏联谍报人员。中心对美国一些重要政策的掌握（如曼哈顿计划）甚至比 罗斯福的副总统或其他内阁成员还全面。相反，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苏联驻华盛 顿情报站的情报来源却仅限于隐藏在新闻机构和外国使馆（特别是阿根廷和尼加拉 瓜）的间谍和关系。而华盛顿情报站站长费克利索夫发回莫斯科的一些情报根本没 有事实根据。他没有能够渗透进“行政委员会”（肯尼迪最亲密的顾问班子）了解 到他们的密谋策划。从10月16日到危机结束的这13天里，肯尼迪最亲密的顾问们每 天都要在内阁会议室碰头，一起开会研究。在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候，克格勃第一 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多次在费克利索夫发回的电报上轻蔑地批示： “这份报告根本没有任何秘密信息。” 导弹危机期间，克格勃对赫鲁晓夫政策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这也反映出克格 勃主席的局限性。1961年12月，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特内接替相当有影响力的谢 列平，当上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没有谢列平那么能干。他对情报工作可以 说是一窍不通而且对这个新职位也没有兴趣，接受这个任命只不过是迫于赫鲁晓夫 的压力。赫鲁晓夫曾明确表示，任命谢米恰斯特内主要是为了确保克格勃在政治上 忠诚，而并不是希望他能为外交政策提供什么有益的建议。在米特罗欣记录的克格 勃档案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谢米恰斯特内能像他的前任谢列平那样忠实地贯彻 执行赫鲁晓夫针对“主要对手”的野心勃勃的大战略。在整个导弹危机过程中，谢 米恰斯特内从未和赫鲁晓夫见过一次面，也没有被邀请出席过一次主席团会议（主 席团是扩大的政治局，在过去十年中，它是苏联最主要的决策机构。） 赫鲁晓夫从来没有要求克格勃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进行 评估，克格勃也没有主动向他提交过此类的分析。作为国外情报局局长的萨哈罗夫 斯基似乎对美国的政策没有任何深刻的理解。虽然他显然是个苏联模式下的有能力 的官僚，但他对外部世界的亲身体验仅限于罗马尼亚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萨哈罗 夫斯基总是一脸忧郁，对此他的下属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 在政治上绝不能犯任何错误也是他承受的压力之一。第一总局很少对什么事做 出评估，除非是应外交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或主席团的明确要求。第一总局所谓 的“分析”实际上是对涉及某些问题的情报做出摘要，而且通常都避免做出任何结 论，因为这些结论与上级的判断相左。处理导弹危机的最高权威是赫鲁晓夫，而不 是主席团。在很大程度上，赫鲁晓夫和他的前任斯大林一样，既决定苏联政策，又 是自己的主要情报分析员。 在导弹危机的最后阶段，情报对赫鲁晓夫的政策的确产生了一些影响。10月25 日，赫鲁晓夫向主席团表示，为了解决危机，苏联最终可能需要拆除部署在古巴的 导弹，以此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但当时赫鲁晓夫还没有下决心提出这个建 议。由于总情报部提交的一份关于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进人核戒备状态的情报，25 夜间，赫鲁晓夫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原先赫鲁晓夫一直希望能维护苏联人的面子， 力争让美国拆除在土耳其建立的导弹基地，作为对苏联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基地 的回报。26日早上，由于错误地担心美国可能马上就会对古巴发动侵略，赫鲁晓夫 口头上向肯尼迪发出了和平呼吁，话说得有些漫无边际但同时又充满个人感情色彩。 他只要求美国保证古巴领土完整，但只字未提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仅仅 一天之后，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10月27日，赫鲁晓夫确信美国不会立即入侵古 巴，于是他再次致信肯尼迪要求美国必须拆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 此后不久，显然由于指挥环节上的失误，苏联驻古巴防空部队击落了古巴上空 的一架美国U －2 侦察机并击毙了驾驶员。这下赫鲁晓夫可乱了手脚。而有关肯尼 迪将在10月28日下午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的消息，使他错误地认为美国会宣布对古巴 发动进攻。于是赫鲁晓夫做出了妥协，接受了肯尼迪的条件：单方面从古巴撤出 “苏联的一切进攻性军事力量”。为了确保肯尼迪能及时得到这个信息，赫鲁晓夫 命令莫斯科电台广播他的决定。 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后时刻向美国屈服的耻辱导致了两年后赫鲁晓夫在一次 克里姆林宫的宫廷政变中下台，而接二连三地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渗透以 及苏联间谍叛逃至中央情报局的事件，更令中心脸上无光。1961年12月，克格勃少 校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叛逃到了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并被安排潜 逃到美国。1962年9 月，克格勃逮捕了总情报部的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上校。他 被发现在过去18个月里为英国和美国提供高级情报。 在有关戈利岑叛逃的报告中，克格勃又用老一套的说法抨击了他的叛变动机。 既然不可能对克格勃或苏联的体制提出批评，那么所有叛逃的内在原因都在于 叛逃者本人的道德沦丧——尤其是中了被西方情报机构大肆利用的“名利主义的毒” ：戈利岑是一个野心勃勃、贪慕虚荣的人，他的叛变提供了体现功利主义者的本质 的典型例子。50年代中期，他由于自己被降级而痛苦不堪。他无法忍受别人指出或 议论他的错误。他总是强调自己非凡的能力，对于自己未能在斯大林时期成为高级 军官，他的解释是：只怪自己运气不好。（1961年末）他多次试图偷看对他的表现 持否定态度的呈报上级的鉴定报告。（赫尔辛基） 情报站认为，在得知报告的内容后，根据他人以往的经验，戈利岑认为自己会 被人事部门召见并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之后他会受到降级处分。于是，他叛逃到 了美国。 和其他叛逃者一样，苏联结戈利岑起了个带侮辱性的代号“驼背”。为了败坏 他的名声，克格勃说服了一个被逮捕的走私犯（代号穆斯塔法），要他供认戈利岑 曾参与过芬兰边境的走私活动。1962年9 月27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刊登了谴责 戈利岑参与走私犯罪的文章。 虽然中心尽量贬低戈利岑，但是他叛逃后的损失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他向美 国中央情报局汇报了赫尔辛基和其他情报站绝大多数部门开展的情报活动，以及克 格勃训练及操纵间谍的方法。1962年1 月4 日至2 月16日，中心指示54个仍然在活 动的情报站站长，要求他们尽量减少对目前行动造成的损失。在一段时间内，所有 与重要间谍的约会都被推迟，联系也只能借助“死信箱”等“非人力手段‘进行。 除了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克格勃的工作方法的重要情报以及追查苏联间 谍的一些线索外，戈利岑还向他们介绍了一系列让中央情报局感到迷惑的越来越不 可思议的阴谋理论。他竟然使中央情报局负责反间谍工作的詹姆斯。安格列顿相信， 克格勃正在实施全球性欺骗战略，就连中苏关系的破裂也只是演给西方人看的骗局。 戈利岑后来还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也是克格勃导演 的骗局。中心并没有想到的是，戈利岑的偏执思想影响了中央情报局里少数爱惹麻 烦的官员，这给中情局带来的更多的是损害而不是利益。 1963年11月，克格勃第二总局（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工作）的亚历山大。尼 古拉耶维奇。谢列帕诺夫把一个装有高度机密文件的包裹和一封希望为美国中央情 报局工作的信寄到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这些机密文件涉及到克格勃对外国驻苏 联外交人员和苏联境内的外国人进行监视和引诱的情况。包裹寄到时美国大使不在， 代办担心这又是克格勃设下的圈套。虽然中央情报局工作站的站长被允许对这些文 件进行照相，但是尽管这位站长竭力反对，这些文件的原件还是被归还给了俄国人。 谢列帕诺夫只好逃离莫斯科，但是1963年12月17日在土耳其斯坦边境还是被克 格勃的边防警察逮捕了。在审讯中，他承认向美国人透露了苏联使用“间谍尘埃” ——一种放在怀疑对象鞋上帮助追踪的化学品——的情况。1964年谢列帕诺夫被秘 密判处了死刑。中心的损失评估中这样写道：不知道为什么关国人会出卖谢列帕诺 夫。或许他们怀疑这是克格勃设计的另一个圈套，或者他们是希望让克格勃陷入追 查将包裹寄往大使馆的人的繁重工作之中。 中央情报局对谢列帕诺夫的叛逃虽然没有责任，但是不久后他们就犯了一个更 加严重的错误。1964年2 月，身为苏联驻日内瓦裁军代表团成员的克格勃军官尤里。 伊万诺维奇。诺先科叛逃到了美国。虽然他在1962年6 月就开始为美国中央情 报局工作了，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听取了诺先科的情况介绍后，却错误地认为他 是克格勃派来的特工。 中心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这一严重错误的判断，认为诺先科的叛变是克格勃的 一次重大失败。损失评估报告仍然以对诺先科性格的抨击开始，声称他和戈利岑一 样是中了“名利主义的毒”：诺先科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欲望，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 心，并且爬到了较高的职位。中第一总局的领导不会忘记，当通知诺先科他们打算 把他由副科长提升为科长时他那欣喜如狂的样子。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局长向我 保证说，我会当上局长。”功利主义心态在他的生活中随时可见。当他担任另外一 个部门的副处长时，他对自己的军衔（克格勃上尉）感到不满，因为它低于这个职 位通常对应的军衔。他把带有“上尉”字样的文件一律退回不签，只签署那些他的 聪明的下级不提及他军衔的文件。 冷战时期，克格勃在“主要对手”国内搜集科技情报方面取得的成就，远比在 向美国政府进行渗透方面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1963年第一总局科技情报处被升格 为T 局。T 局的多数任务都是由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的，该委员会负责监管武 器生产，对美国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非常感兴趣，几乎到了置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 于不顾的地步。6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的90％的任务都是针对苏联的“主 要对手”的。那些年克格勃窃取的美国科技情报包括：飞机和火箭技术、涡轮喷气 发动机（通过通用电气公司内部的情报来源）、幻影式战斗机、核研究成果、计算 机、晶体管、无线电电子器材、化工和冶金方面的技术成果等。米特罗欣的记录中 指出的在美国活动的苏联科技情报间谍（虽然并没有介绍多少他们所窃取到的情报 的细节）有：在美国空军里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斯塔里克和鲍勃（又名博格）； 在凯洛格（很可能就是休斯顿的M.W.凯洛格技术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的乌尔班，此 人从1940年起就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高级工程师贝格，很可能是在斯佩里一兰德 公司（通用自动计算机公司）工作；在化学品制造商联合碳化物公司工作的威尔； 潜伏在生化和石油联合企业，杜邦公司里的间谍费尔克；潜伏在纽约阿普顿区布鲁 克哈文国家试验室，从事核能、高能物理和电子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乌萨克；潜伏在 生产电子、通讯和国防装备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诺顿。 冷战时期，数量越来越少的美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同情者根本无法像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期那样接触到克格勃最需要的科技情报。克格勃在美国招募的许多科技情报 间谍都是为了钱。6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两个唯利是图的克格勃间谍 ：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下属的一个为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做秘密工作的机构里任职 的约翰。布坚科和向苏联提供过有关导弹及核武器的情报的威廉。惠伦上校。仅1963 年一年，纽约情报站就提供了114 份、共7967页科技情报类秘密文件，非种密文件 3 0131份，共181454页，以及71件最新技术“样品”和其他情报。华盛顿情报站向 中心提供的秘密文件共37份（共3944页），非秘密文件1408份（共34506 页）。 但是一些最有价值的美国科技情报却来自苏联在其他国家的情报站。其中最重 要的要数计算机技术方面的情报了，苏联的计算机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苏联 1953年生产的实验机BESM－l 被一位西方专家认为是当时“一台不错的计算机”， 它的运算能力高于西方1951年生产的UNIVAC－l 型计算机。而苏联1959年开始生产 的B ESM －2 型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却只有美国1955年生产的M －7094型计算机的三 分之一，1959年生产的IBM －7090型计算机的十六分之一。由于巴黎统筹委员会 （由北约成员国和日本组成的禁运委员会）禁止向苏联出口先进技术产品，从西方 合法进口的计算机比苏联自己生产的先进不了多少。60年代苏联弥补与西方在计算 机技术方面的差距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间谍活动。 克格勃得到的绝大多数计算机技术情报来自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60年代全世 界使用的计算机中有一多半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生产的。米特罗欣所记录的潜伏在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中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间谍是，出生在沙俄但加入了法国国籍的阿 尔瓦尔。与大多数美国的科技情报间谍不同，他为苏联提供科技情报是出于意识形 态的原因。1935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展为间谍的阿尔瓦尔很可能是克格勃活 动时间最长的科技情报间谍。50年代，他是国际通用机器公司设在巴黎的欧洲总部 的高级职员，1958年他因其突出的情报业绩而被苏联授予红旗勋章。70年代退休前， 阿尔瓦尔一直为克格勃工作。退休后，除了通用机器公司给他的退休金，克格勃每 月还付给他300 美元，这也表明了中心对他的赏识。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驻巴黎情报站收集了许多关于美国晶体管制造技术方面 的情报，根据克格勃档案的记录，这些情报不仅提高了苏联生产的晶体管质量，而 且使苏联大规模生产这种产品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半。他们还提供了关于计算机网络 系统方面的情报，这些技术后来被苏联国防部所仿效。提供这些晶体管制造和计算 机网络系统方面的情报的很可能就是阿尔瓦尔。1964年起，巴黎情报站又在美国得 克萨斯工具公司安插了一个代号为克洛德的间谍。 为苏联从国际通用机器公司窃取科技情报的间谍还有一个日耳曼人，代号孔。 从1960年到1966年，在国际通用机器公司的一家欧洲下属公司工作的孔购买了 12万4 千美元的禁运材料和样品，并把这些东西交给了克格勃。1961年和1962年， 美国大使馆因为他购买这些器材而两次对他进行了讯问，但每次他都能给出令大使 馆满意的答复。和阿尔瓦尔的动机不同，孔为克格勃工作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 一开始他得到的佣金是10％，后来增加到15％。孔后来替联合国工作，到过许多国 家。 苏联方面先后为他派遣了12名指导员，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苏联把他看成是 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他退休一年后，也就是1982年，克格勃中止了与他的联络， 在此之前，克格勃共与他接触了150 次。 苏联常常发现使用从美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防合同企业——搜集来的科 技情报比搜集这些情报困难得多。1965年政治局批评说，总是要迟两到三年的时间 苏联产业界才能开始利用窃取来的科技情报。即使是克格勃窃取来的计算机技术， 在发挥最好作用的时候，也不过使东西方在这方面的差距不会继续扩大。造成差距 的原因并不在于苏联缺乏科学家和数学家。正如一位加拿大专家1968年所写的： “每一位了解苏联计算机科学家的西方人都能证明他们能力出众而对这个领域的知 识有非常透彻的了解。”苏联在计算机业的长期落后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 虽然苏联科学家有高超的专门技能，克格勃也窃取了大量的科技情报，但苏联的技 术创新总要受制于繁琐而且反应迟钝的官僚体制。 本来，军事工业委员会应该分担不能有效地利用从西方窃取的科技情报的责任， 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相反，该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还指责克格勃未能提供足够 的科技情报。1965年4 月，在致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的信中，斯米尔诺夫说， 军事工业委员会2 —4 年前给克格勃下达的最重要的科技情报任务中有一半没有完 成。 谢米恰斯特内在回信中称，克格勃已经采取了措施来满足军事工业委员会的要 求，但同时他批评俾米尔诺夫低估了搜集美国科技情报的困难。英国、法国、日本 和西德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同样长足的进步，军事工业委员应该给予这些国家 更多的关注。在以后的几年里，针对美国的科技情报间谍被派遣到了阿根廷、澳大 利亚、巴西、丹麦、芬兰、印度、以色列、黎巴嫩、墨西哥、摩洛哥、挪威、瑞士、 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 虽然斯米尔诺夫对克格勃提出了批评，但是从总体上说，克格勃在搜集科技情 报方面还是相当成功的。正如斯米尔诺夫自己所说的那样，顶多在几年的时间内， 第一总局就完成了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给它的一半任务。但与二十年前的巨大成就 ——中心通过两个不同的间谍窃取到了原子弹研制计划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科技机密， 还从另外几个间谍那儿获得了重要的有关原子能的情报——相比，中心在20世纪60 年代初所取得的成绩也还有许多让人失望的地方。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打入罗斯福 政府的每一个重要部门的大多数苏联间谍都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为苏联工作的， 他们被斯大林领导下的俄罗斯的神秘形象所吸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 开创了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然而在冷战时期，苏联的这个形象即使在美 国的激进分子中也渐渐褪色了。那些战争时期为了实现自己理想而从事情报工作的 人被唯利是图的主动上门者和国防工业巨头内部那些愿意出卖自己企业机密的、腐 败的雇员所取代。发展和利用有理想、有抱负的美国的意识形态间谍的黄金时代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克格勃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它确实是事实。 克格勃绝密档案 “阿贝尔”之后的特工 1966年由于缺少从美国获得的高级政治情报，克格勃执行委员会——克格勃主 席领导的高级顾问机构——要求大力加强针对“主要对手”的情报工作。但是执行 委员会建议的加强情报工作的主要措施却是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失败的那一套 ：在今后几年内建立一系列秘密情报站，承担设在纽约、华盛顿和旧金山使领馆内 的公开情报站的主要情报职能。 直到“鲁道夫。阿贝尔”被捕6 年后，克格勃才在美国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秘 密情报站。虽然已经有一些特工在美国或通过美国开展工作，但是米特罗欣记录的 档案中所记载的第一个秘密情报站站长是科诺夫，此人是希腊裔莫斯科人，出生于 19 12 年，他使用的是1917年出生在苏台德区赖兴贝格（今捷克共和国的一个地区） 的一名叫格哈德。马克斯。科勒的德国人的身份。科诺夫是个接受过战争洗礼的老 兵，也是无线电专家，1955年4 月被克格勃招募前他是列宁格勒一个试验室的负责 人。被招募后，科诺夫为了建立起德国掩护身份，在东德住了四年，做工程师工作， 同时对他的下一个目的地——西德，和最终目的地——美国进行了深人研究。善于 给特工们指定婚姻的克格勃给科诺夫找了个德国妻子并兼做他的助手。这个女人曾 受雇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代号埃玛，她使用的是1928年9 月2 日出生在布雷斯 劳（今波兰境内的弗罗茨瓦夫）的埃尔纳。黑尔佳。玛丽亚。德克尔的身份。 1959年10月，科诺夫和埃玛化装成东德难民，来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西德 科诺夫找到了当无线电工程师的工作。从1962年起，他开始与美国无线电和电子公 司联系，许多公司都愿意雇用他。在以旅游者身份赴美国后，他接受了一家公司的 聘请，这家公司于1963年为他和埃玛办理了移民签证。科诺夫似乎是二战后第一个 被派往美国专门搜集科技情报的特工。作为电子测量仪器方面的专业人员，他曾多 次参加国际性展览并且——据他的档案记载——有几项发明。中心对科诺夫提供的 科技情报评价很高，曾两次受到克格勃的奖励。科诺夫和埃玛用格哈德和埃尔纳。 科勒的身份在美国生活了七年后，于1970年1 月20日成为美国公民，在纽瓦克 郡政府所在地举行了效忠宣誓仪式。 1963年，当科诺夫到达美国时，中心已经在加拿大安插了另外两名特工，中心 打算把他们日后也派往美国。其中一个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比特诺夫（代 号艾伯特），1961年来到加拿大。为他编造假身份可真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首先， 中心先选择了一个名叫利奥波德。兰伯特。德尔布鲁克的人，此人1899年出生在比 利时，八岁时与家人一起移民到俄罗斯，死于1946年。然后，中心捏造了德尔布鲁 克的经历。中心为德尔布鲁克设计的妻子是罗马尼亚人，他们定居在德国的格莱维 茨（今波兰境内的格利维采），之后又移民罗马尼亚，1931年德尔布鲁克在罗马尼 亚去世。在格莱维茨的时候，这对夫妇还“生了”一个名叫简。利奥波德。德尔布 鲁克的儿子。比特诺夫使用的就是简。利奥波德。德尔布鲁克的身份。比特诺夫的 妻子尼娜（代号吉拉）使用的是一个“死亡的双面人”的身份，这个人名叫亚宁娜。 巴塔罗夫斯卡妮，1928年出生于法国，1956年死于立陶宛。 1956年初，30岁的比特诺夫和他的妻子来到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安全局的帮 助下建立了他们的掩护身份。1957年4 月，使用中心伪造的文件，他们成功地从比 利时驻布加勒斯特外交使团处获得了护照。6 个月后，他们来到日内瓦，以便比特 诺夫能到一所商业学校学习如何在西方做生意。1958年下半年到1961年，比特诺夫 夫妇住在列日镇，取得了比利时国籍，并获得了比利时颁发的新护照，与布加勒斯 特颁发的护照不同，新护照中没有提到他们在罗马尼亚的生活经历，这样就减少了 他们到北美洲之后受到情报机构怀疑的可能性。1961年7 月，带着他们1960年3 月 在列日镇生下的儿子，比特诺夫夫妇移民到了加拿大。 中心可能希望他在加拿大停留几年后就去美国。但是首先，和10年前的布里克 （代号哈特）一样，他必须先在加拿大取得商业掩护身份。虽然比特诺夫曾经在日 内瓦进修过商业课程，可作为商人，他却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第一次，他用克格 勃给他的2000美元开了一家公司，买下有矿产开采权的土地，然后再将土地倒卖给 采矿公司。两年后这家公司破了产。接着，他又花了2000美元资金，成为一家汽车 代理公司的董事，可仅仅两个月后，这家代理公司就被迫停业清理。因为不希望再 在他的投资项目上浪费资金，中心命令他去替别人打工。比特诺夫靠失业救济度过 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找到了一份收人微薄的当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可比特诺夫抱怨 说，由于工作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他几乎无法开展情报活动。1969年，比特诺夫 终因毫无建树而被中心召回了莫斯科。第二年，中心给了他一笔养老金，并让他在 45岁时提前退休。从中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不遗余力地资助比特诺夫就可以进一 步看出它在北美洲建立特工网的决心。 比特诺夫并不知道1962年2 月，他到加拿大仅七个月后，另一个代号为道格拉 斯的苏联特工已经携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到达了蒙特利尔机场。道格拉斯的真名叫卡 利巴。瓦卢什科，是克格勃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协助下招募的捷克边防员， 时年33岁。他使用的是一个名叫鲁道夫。阿尔贝特。赫尔曼的人的身份，这个人本 来是出生在苏台德区的德国人，二战时死于苏联。然而中心重新编写了赫尔曼的经 历，说他在二战中并没有死而是定居于东德，后来以逃避共产党的专政为由到西德 避难。他的妻子英加（代号格尔达）是出生在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她的家人都移民 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她使用的是一个“死亡的双面人”的身份。此人名叫英加 劳尔。诺尔克，在斯特廷遭轰炸时丧生。1957年，瓦卢什科一家逃到西德后，大肆 宣称他们憎恨东德政权。他们在西德住了四年，强化了自己反共难民的形象，同时 瓦卢什科学会了经营小生意。 在加拿大，瓦卢什科的生意做得比比特诺夫好得多，但也并不像他的公开记录 （该记录没有说出他的真实身份）所说的那样成功。到加拿大后不久，瓦卢什科和 妻子（他们公开的身份是鲁迪。赫尔曼和英加。赫尔曼）买下了多伦多市中心一家 名叫“哈罗德名吃”的小吃店，并把它变成了附近的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职员经常聚 会的地方。两年后，瓦卢什科卖掉了这家小吃店，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找到了一份音 响师的工作，并开始学习拍摄电影。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为自由党制作的宣传影 片。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成了受欢迎的成功制片人。在1967年自由党年会上，当 选为自由党领导人的皮埃尔。特鲁多从讲台上探出身去，开玩笑似地把葡萄扔进了 “鲁迪。赫尔曼”的嘴里。虽然表面上看瓦卢什科的生意很成功，可是克格勃的档 案显示，为了弥补他生意上的损失，中心共花了1 万美元。 1967年，瓦卢什科成为克格勃在加拿大最重要的间谍休。汉布尔顿（代号拉多 夫）的指导员。1961年汉布尔顿因安全原因被解除了在北约的工作，但是没有受到 任何指控。在以后的三年里，汉布尔顿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他回 到加拿大在魁北克省拉瓦尔大学经济系当教授。回到魁北克后，汉布尔顿与克格勃 的联系减少了。他曾在握太华与苏联公开情报站的一位官员见过三次面，每次他们 都在邮政大楼附近的小汽车里接头。但是汉布尔顿一点也不喜欢他的新指导员。这 个指导员总想说服他在外交部找一份工作，但都没有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汉布 尔顿没能及时到握太华与克格勃官员见面后，瓦卢什科被派到魁北克重新与他建立 联系。他们在俯瞰圣劳伦斯河的弗隆特纳克庄园共进了一次惬意的晚餐，两人建立 起了友好的关系，汉布尔顿同意继续为克格勃工作。在以后几年里，汉布尔顿到过 很多地方，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一边为克格勃工作。他与瓦卢什科的联系一直 维持到1975年，他们在特立尼达、海蒂、加拿大和美国接过头。但汉布尔顿去的地 方实在太多了，克格勃不得不动用相当多专案官员才能保持与他的联络。 1968年，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一年后，瓦卢什科一家来到了美国，开始在纽约 建立新的秘密情报站。他在美国的第一个克格勃联络员是伊万诺娃，一位年轻的俄 罗斯妇女。伊万诺娃曾是克格勃第二总局在国内的一名间谍，后来被允许（甚至可 能是被鼓励）与一个美国游客结了婚，并移居到美国。伊万诺娃给瓦卢什科提供了 15000 美元安家费，后来还秘密接触过几次，向他传达中心的指示，并转交瓦卢什 科在捷克的亲戚给他的信。从伊万诺娃给他的钱中，瓦卢什科用了12000 美元支付 房屋定金，这所房子在距纽约市15英里的哈茨戴尔，环境相当隐蔽。靠这笔钱，瓦 卢什科还加人了纽约记者俱乐部并开始了自由摄影师和商业摄影师的工作。克格勃 给他下达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打入哈德逊学会，这是纽约最主要的思想库。汉布尔 顿曾向中心提交了一份关于该学会成员情况的报告，这使中心兴奋不已，并相信这 个学会将成为有关美国全球战略和国防政策情报的重要来源。 1962年5 月，也就是瓦卢什科到达加拿大三个月后，另一名苏联特工博贡也来 到加拿大。中心希望博贡能像道格拉斯那样，在加拿大安顿下来后就去美国。博贡 的真名叫根纳季。彼得罗维奇。布利亚布林，38岁，莫斯科人。他使用的是一个名 叫彼得。卡尔。菲舍尔的人的身份。菲舍尔1929年出生在索非亚，父亲是德国人， 母亲是保加利亚人。和瓦卢什科一样，根纳季先在东德完善了自己的德国身份，然 后在1959年装作难民来到了西德。中心给了他三年的时间定居下来，建立起合法身 份并找到工作，然后再把他送到加拿大。1961年3 月9 日，经克格勃批准，他与自 己的搭档列娜在汉诺威结了婚。12月，他们获得了西德护照，五个月后，两人启程 去了加拿大。 瓦卢什科用制片人身份做掩护，布利亚布林则选择了自由新闻摄影记者这个职 业。因为这个职业使他能有许多机会和借口周游加拿大和其他地方。1965年2 月， 受中心指示，布利亚布林夫妇持移民签证到了美国。在以后三年里，布利亚布林的 主要任务是拍摄美国主要军事、科技和工业目标，并提供关于这些目标的情报。 但是，1968年，在刺探美国主要目标的活动中，布利亚布林引起了美国联邦调 查局的注意，莫斯科不得不匆匆召回了布利亚布林夫妇。后来，中心发现，美国截 获了布利亚布林通过情报员斯基芬发给中心的一些报告。斯基芬的真实姓名叫卡罗。 赫森仁，一位美籍少数民族，1919年出生在塞浦路斯，他在贝鲁特有一家珠宝店， 并为很多特工提供过转送服务。中心经调查发现，1968年4 月7 日和7 月27日布利 亚布林通过赫森仁寄给中心的信件曾经被人用蒸汽嘘开过。 在布利亚布林被突然召回莫斯科一年前，另一名苏联特工雷巴科夫来到了美国。 他的真实姓名叫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鲁坚科，早期经历和布利亚布林惊人 地相似。和布利亚布林一样，鲁坚科也是莫斯科人，出生于1924年。他使用伪造的 德国人身份在东德住了几年后就去了西德。中心让他使用海因茨。瓦尔特。奥古斯 特。 费德尔的身份文件。海因茨1927年11月6 日出生在卡利斯克。在东德时，他接 受了钢琴调音和维修培训卜1961年4 月到西德后，作为逃避共产党统治的难民，他 在世界著名的汉堡施泰因韦钢琴厂找到了工作。虽然曾被告知他的最终目的地是美 国，可是1964年他却被派到了伦敦，在一家乐器公司工作，或许中心是为了让他熟 悉英语国家的环境。 鲁坚科在英国的这段时间差一点在灾难中结束。一次，他到布鲁塞尔从克格勃 官员那里领取生活补助后，在返回途中，因为带有未经申报的500 英镑现金而被扣 留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有同情心的海关官员。鲁坚科向这 位海关官员恳求说这是他多年来的全部积蓄，于是钱保住了，他自己也没遇到其他 麻烦。 1966年他持旅游签证去了纽约，并参观了位于西区第57街的施泰因韦父子公司 曼哈顿演示中心。在该中心，他得到了一份周薪80美元的工作。在施泰因韦的帮助 下，他得到了就业许可证，并于1967年7 月，持德国护照到达美国。在纽约，鲁坚 科为许多名人当过钢琴调音师，其中包括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虽然1964 年他没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是后来当上了美国副总统。莫斯科把洛克菲勒 看作亨利。基辛格的资助人，后者在1969年成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 又当上了美国国务卿）。20世纪60年代，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任教授期间还兼任纳尔 逊的顾问和撰稿人，然后在基辛格进人尼克松政府前，纳尔逊付给了基辛格5 万美 元告别费。“他只有二流的头脑，但是对人的直觉却是一流的。”基辛格曾这样评 价纳尔逊，“而我的头脑一流，但对人的直觉却是三流的。” 在中心看来，鲁坚科似乎已经打入了资本主义体制最核心的殿堂，因为洛克菲 勒家族三代人都是这一体制的集中体现。纳尔逊的第二个妻子哈比曾在20世纪60年 代中期这样评价纳尔逊：“他相信自己能拥有一切。而且他也总是能够做到。”纳 尔逊那所占地6 平方英里的西切斯特庄园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产业之一，这里收藏 着许多最珍贵的私人收藏艺术珍宝。有一次，西奥多。怀特曾提出用自己在曼哈顿 市中心东区第64街的住宅换纳尔逊收藏的一匹唐三彩马。虽然中心认为鲁坚科能有 机会到西切斯特去是件甚为难得的事，但他并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对于鲁坚科来说，虽然能够接触一些纽约最昂贵的钢琴的条件并没有给他 带来获取任何情报的机会，能够进人一些达官显贵的大宅就已经算是达到目的了。 他调试过许多著名音乐家的钢琴，这其中就有世界上最著名的钢琴大师弗拉基 米尔。霍罗威茨。霍罗威茨出生在俄罗斯，过去20年来，这位钢琴大师一直住在中 央公园附近的东区第94街。1965年，因精神病和结肠炎而休息了12年之后，62岁高 龄的霍罗威茨重返舞台。他和卢西亚诺。帕瓦罗蒂成了世界上报酬最高的古典音乐 家。 他为自己重返舞台选择的独奏乐器是施泰因韦厂生产的CD186 号平台大钢琴， 这架钢琴必须被精确地调制在440 —A.琴键压力45克，而普通钢琴的琴键压力在48 —52克之间。 鲁坚科能够接触到纽约名人的钢琴这一优势给中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中 心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准备让他担任秘密情报站站长。这个情报站的主要 工作对象是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和一个纽约思想库——重点是那些相对年轻又能接触 到秘密材料的雇员，特别是那些由于寂寞而对性生活有所渴望的单身女性和工资微 薄又需要养活一大家子因而容易受金钱诱惑的职员。 但是就在这个情报站要建立时，中心注意到鲁坚科有其档案所谓的“不正当行 为”和“可疑行为”。于是1970年4 月，中心以给他下达开始工作前的最后指示为 由把鲁坚科骗回了莫斯科。中心究竟怀疑他什么不得而知，但从中心对鲁坚科进行 了刑讯这一点来看，中心可能是怀疑他是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双面间谍。他给 美国方面提供过什么情报并不重要，双面间谍的身份已经足已结束他的间谍生涯了。 1961年到达汉堡后不久，鲁坚科遇见了贝尔塔，一位32岁的女理发师。他曾建 议把贝尔塔发展成苏联间谍。中心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命令鲁坚科断绝与贝尔塔的一 切联系。在1970年的审讯过程中，鲁坚科承认自己没有遵照指令，他不仅与贝尔塔 结了婚，而且把她带到了纽约。更糟糕的是，他还曾当着贝尔塔的面接收中心发给 他的无线电信息，并把它们破译出来。贝尔塔的父母也发现了鲁坚科是个特务，但 认为他在为东德工作。鲁坚科还交待了自己在宾夕法尼亚与一位女会计师（代号米 拉） 有非正常关系。 为了减小鲁坚科造成的危害，中心要求鲁坚科给贝尔塔和米拉写信，设法使她 们——如果可能的话也让联邦调查局——相信，他因为婚姻破裂已离开美国。鲁坚 科告诉贝尔塔说，他发现自己已不能再和她一起生活了，并要求她不要白费时间去 找他，因为她也找不到。在给米拉的信中，他被允许表达对她的爱慕之情和因离别 而忍受的痛苦，但是必须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这是他档案中所用的奇怪的字眼）。 他说突然离开美国是摆脱他妻子的唯一办法，可是这个解释并没有太大的说服 力。 这两封信都是由克格勃从奥地利寄出的，目的在于防止泄露鲁坚科的行踪。 马卡耶夫（代号哈里）、布里克（代号哈特）、海哈南（代号维克）、格林琴 科讹号克洛德）、比特诺夫讹号艾伯特）、布利亚布林（代号博贡）和鲁坚科（代 号雷巴科夫）等人接二连三的失败说明，找到能够在北美顺利完成任务的特工对于 中心来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然而化名“阿贝尔”（代号马克）的菲舍尔在许多方 面是个例外，他证明中心的这个计划是可以行得通的。即使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至少“阿贝尔”没有暴露自己美国特工的身份。这要归功于长期在西方生活积累的 经验、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就立下的志向和30年来在外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锻炼。 他的特工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在这一过程中“阿贝尔”也遭 受过挫折和磨难，但同时也在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其他冷战时期在美国的特工， 都没有像他那样在思想上充分做好了应付双重身份可能带来的压力的准备。他们都 必须适应与莫斯科向他们所灌输的“主要对手”的形象截然不同的美国现实。与那 些使用真实身份的克格勃官员不同，特工不是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因此不会时刻 受到上级的政治约束。另外他们也必须适应比其他间谍承受的更大程度的孤独，他 们只能靠交友和性行为来减轻这种孤独感，而这又很容易违反职业纪律。考虑到上 述原因，发生像鲁坚科那样发生婚外恋又对中心隐瞒实情的情况；或者像海哈南那 样，沦落到酗酒和偷窃的地步；或者像比特诺夫那样，发现自己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生存非常困难等等，所有这些现象也就都不足为奇了。 特工还必须面对中心提出的无理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期望。直到冷战快结束 时，还没有一个战后出生的苏联领导人、克格勃主席和主管对外情报事务的官员具 备在西方生活的亲身经历，或者对西方有客观了解。中心习惯了中央政府强有力的 指导和计划经济模式，很难理解在明显控制如此少的情况下，美国是如何实现如此 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和技术创新的。正是因为无法理解是什么促使了这个美国神话的 实现，导致了“阴谋理论”在苏联的盛行。原从事外交工作，后来叛变了的阿卡蒂。 舍甫琴柯曾这样描述他的苏联同事：许多人都倾向于接受这个荒谬的理论，说什么 在美国一定存在着秘密控制中心。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习惯了被隐藏在某个地方秘密 工作的一小撮人控制的体制。另外，苏联仍然坚持着列宁的教条，说什么资产阶级 政府只不过是垄断资本的“奴仆”。于是他们就想，那不就是秘密控制中心？ 虽然中心掌握了许多西方世界的情况，但是它并不真正理解这些现象。更糟糕 的是，它还以为自己理解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受的失败和失望并没有动摇中心对未来在美国的秘密情报 活动的信心。70年代初，中心仍然对科诺夫和道格拉斯寄予着厚望。而且中心已经 为以后10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60年代后期，中心制定了一项计划，设想在19 69年至1975年期间在美国建立10个、加拿大2 个、墨西哥2 个、阿根廷、巴西、智 利、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各1 个秘密情报站，并将其投人运营。为了应付战争或其他 重大危机，中心还计划建立五个“战略通信情报站”。当使领馆内的公开情报站不 能开展活动时，通过这五个“战略通信情报站”来保持与中心的联络。这些情报站 的分布情况是：在美国建立2 个、加拿大1 个、拉丁美洲2 个。 后来证明，这个梦想般的计划实在是太天真了。70年代，苏联在美国的秘密情 报活动再次遭受了一系列严重挫折，包括科诺夫和道格拉斯的秘密情报站的崩溃。 1970年，当科诺夫和埃玛宣誓效忠而成为美国公民时，邻居们都把他们看作一 对模范夫妻。实际上，他们俩之间越来越多的矛盾已经开始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效率 了。 1971年，他们飞到海蒂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只有中心和他们在纽约的律师了解 这个情况。回来后，他们做出仍是一对夫妻的样子，仍然一起住在新泽西的家里。 埃玛要求中心给她找一个新搭档。1972年10月，科诺夫被召回莫斯科，三年后去世。 而埃玛则被克格勃开除了。 几年后，瓦卢什科更不光彩地结束了化名道格拉斯从事间谍活动的历史。他在 美国的第一项任务是打入哈德逊学会，然而这项任务根本无法完成。正如后来瓦卢 什科自己抱怨的那样，如果他能够使用真实身份，并告诉哈德逊学会他曾经在查尔 斯大学、布拉格和海德堡大学读过研究生的话，他或许还可以和学会的高层人士接 触。但是作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摄影师，他根本没有机会。1970年，中心毫无理 由地对瓦卢什科的工作感到失望，取消了这项渗透计划。 瓦卢什科的大儿子——1957年出生的彼得。赫尔曼——在校期间学习成绩非常 优异，并有希望获得瓦卢什科夫妇所没有的、在美国大学里招募间谍的机会。1972 年瓦卢什科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彼得，并向中心作了汇报，他还说他的儿子也 准备加人克格勃。莫斯科批准了他的申请并同意支付彼得上大学的费用。1975年夏 天，进人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以前不久，彼得开始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并使用德语 代号埃尔贝（“继承人”）开始了他的特工生涯。1976年，他转人乔治敦大学，并 被要求向中心汇报父亲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学生的情况（特别是那些性格上有缺陷， 可以被中心利用的人），以及那些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进步”学生和老师的 情况。他还被要求在乔治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找一份定时工作，结交中国学生并 尽可能地了解他们。 到那一学年末，彼得。赫尔曼作为一名年仅十几岁的特工的间谍生涯就走到了 尽头。1977年5 月初，瓦卢什科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联邦调查局让他自己选择，要 么和他的妻子、儿子一起被起诉犯有间谍罪，要么当双面间谍。后来他告诉间谍小 说作家约翰。巴伦说，在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他就变成了双面间谍，并在联邦调 查局控制下活动了两年，直到联邦调查局终止了他的任务。联邦调查局对巴伦说： “鲁迪（瓦卢什科）对我们许下了诺言，而且他遵守了承诺。因此我们也必须遵守 对他的承诺。”1979年9 月23日，一辆没有车牌的大篷车搬走了位于哈茨戴尔区安 多维尔路的“赫尔曼”家的所有物品。瓦卢什科一家在另外一个地方用新身份开始 了新生活。 但是在克格勃的档案里，有关瓦卢什科和联邦调查局关系的记录与上述情况完 全不同。在被捕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瓦卢什科在给中心的信息中加人了一些故意 的差错和警告信号，向中心暗示了自己正在联邦调查局的控制下工作。然而克格勃 并没有注意到出了什么差错，直到1978年10月初，另一个间谍发出的警告说瓦卢什 科可能已经叛变了，这才引起了中心的注意。不久，中心召瓦卢什科到墨西哥城与 驻华盛顿情报站副站长尤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林科夫（代号布罗夫）会面。联邦 调查局为了让他继续充当双面间谍，批准他去准时赴约。与林科夫一见面，瓦卢什 科就承认从去年春天起自己一家人就受到联邦调查局的控制。他怀疑是1969年在西 德叛逃的吕岑出卖了他。瓦卢什科还抱怨说，他已经尽全力向中心发出了警告，但 是没有人注意。后来克格勃第一总局特工处反间谍部门进行的调查发现克格勃工作 人员的无能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从1977年5 月起，瓦卢什科发出的一系列警 告和故意错误竟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发给驻维也纳和墨西哥情报站的信件 也被置之不理。 1978年10月，瓦卢什科在墨西哥城向克格勃发出警告后，克格勃马上通知在加 拿大的汉布尔顿说由于安全原因他的指导员暂时不能再跟他联系了。但克格勃没有 透露瓦卢什科已经叛变的情况，只是含糊地对汉布尔顿说“进步”人士和组织受到 了越来越严密的监视。克格勃还要求汉销毁所有可能危及到他安全的东西，而且如 果受到盘问，一定不能承认任何事情。另外，克格勃还建议他在危急时可以去东德。 然而汉布尔顿却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线索，可以导致对他立案 侦查。 1979年6 月，他给克格勃发了一条秘密信息，说没有必要紧张。 1979年11月4 日早7 时15分，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官带着搜查令出现在魁北克城 汉布尔顿的公寓门口。在以后的两年半中，加拿大媒体有很多关于汉布尔顿的议论， 加拿大议会也多次对汉布尔顿进行了传询，但并没有对他进行起诉。1980年3 月3 日，也就是特鲁多政府上台执政的第一天，联邦调查局让瓦卢什科（使用假姓名） 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瓦卢什科公开证实了汉布尔顿的间 谍身份。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想迫使加拿大方面采取行动。可汉布尔顿还是逃过了对 他的指控。虽然汉布尔顿非常干脆地详细交待了自己使用短波电台与莫斯科进行秘 密通信的情况和其他一些情况，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汉布尔顿称：“特务是 有规律地从事搜集和传送秘密材料，接受指令并得到报酬的人。我从来没有得到过 任何报酬。”但是根据汉布尔顿的克格勃档案记载，仅在1975年9 月至1978年12月 间，克格勃即付给了他总数达18000 美元的报酬。1980年5 月，加拿大司法部宣布， 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将不对汉布尔顿进行起诉。自此之后媒体对这件案子的兴趣也 慢慢消退了。但是两年后，汉布尔顿在伦敦访问时被捕，并根据《官方秘密法案》 对他进行了审判，被判处10年监禁。 中心本来可能打算让克列缅季。阿列克塞耶维奇。科尔萨科夫（代号基姆）接 替瓦卢什科担任美国秘密情报站站长。此人1948年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俄罗斯人， 母亲是德国人。他的母亲（于1971年去世）也是克格勃特工，代号埃娃。科尔萨科 夫小时候就被克格勃选为培养对象，像他母亲一样，东德还给他提供了假身份证明。 根据这个假身份，科尔萨科夫名叫克莱门斯。奥斯卡尔。基坦，是一个1948年 出生在达利格霍夫的私生子。像其他许多苏联特工一样，1953年他和他的母亲装作 东德难民逃到了西柏林，一年后，他们到了联邦德国。1967年，18岁的科尔萨科夫 获得了西德护照。母亲去世后，他在维也纳住了几年，先在一所艺术学校里学习， 然后又进修了广告课程，同时还接受特工技巧方面的训练。为了熟悉在美国的生活， 他曾两次横渡大西洋，1978年他移民到了纽约。 但是，开始间谍工作后不久，科尔萨科夫就失望了。1980年1 月，在莫俾科接 受进一步训练期间，他秘密地来到美国大使馆，表明了自己的间谍身份，并揭发了 其他一些克格勃官员（其中包括华盛顿N 线（特工支援处）负责人阿尔图尔。维克 多罗维奇。皮亚京）。中央情报局工作站令他保守秘密，不要声张，因为在名义上 科尔萨科夫是西德公民，美国决定先把他秘密转移到联邦德国大使馆，然后再安排 他潜逃。米特罗欣的记录并没有记载克格勃是否发现了科尔萨科夫曾经到过美国大 使馆，但是当科尔萨科夫到达莫斯科机场准备乘飞机去西方国家时，克格勃的人正 在等候他。经过长时间的审讯，科尔萨科夫被送往卡赞斯卡亚精神病院，和其他许 多著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一样，他被误诊为患有精神分裂症。 冷战开始以后的30年中，中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力求在美国建立一系 列强大的秘密情报站，以便操纵像二战期间一样重要的驻美国间谍网，然而这一大 战略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继一连串的失败之后，瓦卢什 科的情报站又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控制（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控制），科尔萨科 夫还准备叛逃。 最让中心难堪的是，冷战时期最成功地打入“主要对手”内部的人并不是克格 勃的特工，而是克格勃的小兄弟——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特工。1965年，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派遣的两名特工，卡尔。科歇尔和哈娜。科歇尔来到纽 约，声称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迫害的难民。卡尔。科歇尔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英语、法语和捷克语，他在“自由欧洲”电台找到了一份当顾问的工作，与此同时， 他先在印第安那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 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期间，他的导师是后来成了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卡尔。科歇尔一直把自己装扮成对共产党充满敌意的人，他甚至因为 网球明星伊万。伦德尔的捷克血统而不同意伦德尔购买他所住的纽约东区的楼房中 的一套公寓。1969年，也就是他获得博士学位前一年，卡尔。科歇尔被位于斯塔胰 岛的瓦格纳大学聘为哲学讲师。哈娜则做钻石生意，经常有机会去欧洲，从而便于 充当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通信员。另外，他们俩可能是所有苏联集团国家 间谍史上性生活最疯狂的一对。他们参加过“换妻”聚会、纽约的伯拉图娱乐城的 集体性狂欢，以及“地狱之火”的性俱乐部。在爱滋病还没有被发现的20世纪60年 代后期到70年代，这些俱乐部非常火爆。 后来，经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批准，他们向专于报道秘密信息的华盛顿 记者罗纳德。凯斯勒介绍了他们丰富多彩的间谍生涯。但是卡尔。科歇尔的克格勃 档案显示，他保留了很多重要细节。1970年卡尔。科歇尔被召回布拉格，参与对中 央情报局利用捷克移民开展间谍活动的调查。但是沉醉于在纽约的糜烂生活之中的 科歇尔拒绝服从命令，而且在以后四年里他断绝了与捷克俾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 联索。1971年他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一年后，他的妻子也成了美国公民。 卡尔。科歇尔似乎早已制定了弥和他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关系的计划， 这就是对中央情报局进行渗透。1973年他迁居到华盛顿，在中央情报局苏联事务处 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拥有最高涉密权。他胆大妄为，仅仅三个星期后，他就要求 换一个更好的工作：我现在的职位根本用不着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我对情报工作 非常感兴趣，而且希望能留在中央情报局里好好做点工作。但我认为应该让我在一 个比现在这个更需要智慧的岗位上工作才公平…… 或许是他的抱怨起了作用，卡尔。科歇尔后来被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依据他 从录音机上转抄和翻译的有关俄罗斯及捷克的情况撰写情报分析。 对于科歇尔来说华盛顿的性生活甚至比在纽约更刺激。70年代中期，他曾充满 怀念地称：“华盛顿是世界性之都。‘他和妻子哈娜加人了”丘比特神殿夫妻“组 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每周六晚上在”交流饭店“共进晚餐，然后在旅馆或私人寓所 里搞群交活动；他们还参加了一个在弗吉尼亚假日饭店举行活动的性开放者私人俱 乐部。这个俱乐部中大约有10名成员是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皮肤白嫩、金发碧 眼、魁力照人的哈娜比她的丈夫年轻10岁，后来她炫耀自己曾与多名中央情报局官 员、五角大楼的官员、重要报刊的记者和一位美国参议员发生过性关系。”丘比特 神殿夫妻“的组织者回忆说：”她真是太漂亮了，随和、可爱、迷人，而且总是能 保持令人难以置信的兴奋状态。“然而，她的丈夫卡尔则”有一点奇怪…。。嘈与 他在一起的女人说他是个糟糕的情人，一点都不敏感。他妻子与他正好截然相反。 “ 1974年，在成功地打入了中央情报局后，卡尔。科歇尔恢复了与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与情报局的联系，据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向克格勃咨询后才再次启用 了他。从此，他也就成了克格勃的间谍，代号“雷诺”。科歇尔夫妇在华盛顿性俱 乐部里的活动，只不过能给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和克格勃提供一些关于一些 华盛顿官员的负面信息和闲话，绝大多数对于情报活动都没有任何意义。相比之下， 卡尔。科歇尔交给克格勃的、他替联邦调查局翻译的有关苏联和捷克的秘密档案则 重要得多。安德罗波夫曾亲口称赞他的情报是“重要和有价值的”。1975年，卡尔 放弃了在中央情报局的全职工作，但仍然在纽约做情报局的合同工。他所撰写的评 估报告中包括苏联领导层的决策程序。 1975年科歇尔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提供了有关中央情报局在第三世界国家开 展的反苏活动的机密情报。除了在纽约以外，他的克格勃指导员还安排在奥地利和 法国与他接头。科歇尔提供的最重要的反间谍线索包括中央情报局收买一名苏联外 交人员的证据。经过长期调查，克格勃终于发现这个被美国收买的外交人员就是在 外交部美国司工作的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奥戈罗德尼克。1977年被捕后不 久，奥戈罗德尼克同意写一份坦白书，但他抱怨说审讯员给他的钢笔太难用了。当 把他自己的钢笔递给他后，他立即取出了藏在里面的毒药，并在警卫能够阻止他之 前吞了下去，死在了审讯室里。 80年代初，科歇尔夫妇被隐藏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里的一个中央情报 局间谍揭发了。他们于1984年被捕，不到两年后，作为允许在监禁中的俄罗斯持不 同政见者阿纳托利。夏仁斯基移民以色列的一个条件，他们被允许返回捷克斯洛伐 克。据一家报纸报导，当他们通过格利尼克大桥从西柏林进人东德时：长着胡子、 穿着毛边大衣的卡尔。F.科歇尔看上去简直就像只狐狸。而他的妻子哈娜，穿着貂 皮大衣，戴着白色的貂皮高帽，白嫩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 非常性感，特别是那双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蓝眼睛，简直就像电影明星。 卡尔。科歇尔后来曾这样对罗纳德。凯斯勒夸耀自己：“克格勃非常重视我。” 科歇尔夫妇在西方的间谍生涯是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结束的。1992年，哈娜 在英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经贸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两年后，一位捷克记者揭露了 她的背景，于是她被解雇了。 20世纪80年代初，中心不顾过去30年的挫折，仍然坚持在“主要对手”境内扩 大特工网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不过其力度与1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心原 计划在1975年前在美国建立10个秘密情报站，现在则改为在1982年前建立6 个秘密 情报站。中心期望这6 个情报站能够在一系列渗透目标中发展三至四个情报来源， 这些渗透目标包括：白宫、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和一些所谓的“相关机构”，如 哈德逊学会、兰德公司、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乔治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和 斯坦福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的西德分部。中心还计划在哥伦比亚、纽约和乔治敦大学 里“积极招募”在校学生为苏联充当间谍。 80年代，克格勃在“主要对手”境内安插特工方面显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 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提到，1983年一对特工夫妇一戈特和路易莎一正在美国开始 间谍活动，但记录中没有提到他们所取得的具体成就。然而，克格勃降低要求制定 的建立6 个秘密情报站而且每个情报站里都有打入里根政府核心部门的间谍的计划 却仍然非常不现实。冷战末期，中心制定的利用特工开展针对“主要对手”的情报 活动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并没有反映80年代的现实情况，而是仍沉迷于半个世纪前 “大特工”时代辉煌成就的巨大诱惑之中。 克格勃绝密档案 中央情报局与克格勃相互渗透 1967年，尤里。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他对政治情报抱有相当大的 期望，希望它们能为苏联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国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依据。上 任后不久，他在致克格勃党员积极分子的报告中宣称，克格勃一定要有影响国际危 机结局的能力，绝不能再次出现“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那种现象。他命令国外情 报局在三四个月内，就“主要对手”及其盟国现在和将来的政策准备一份报告呈交 中央委员会。安德罗波夫认为目前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开展不力的主要原因是克格勃 在美国缺少像英国人吉姆。菲尔比、乔治。布莱克和约翰。瓦萨尔以及西德人海因 兹。费尔费那样的优秀间谍。他强调，只有招募到这样的间谍，国外情报局才能得 到真正的高级情报。 几乎从1967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那一刻起，安德罗波夫就在制定苏联外交 政策方面建立起了权威。1968年，他成为要求采用“极端措施”镇压“布拉格之春” 派的代言人。在整个70年代，他和外交部长安德列。葛罗米柯共同负责起草呈 送给政治局的苏联重大外交政策建议（1973年，他们都成了政治局拥有投票权的正 式委员）。1977年出任国防部长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有时也会在葛罗米柯起草 的建议上签名。据长期担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说：安德罗波夫借 助克格勃的广泛的情报源，较全面地了解外交政策和军事问题，这是他的优势…… 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都是权威，但是他们从不敢介入对方的工 作，而安德罗波夫却在这两个领域都显得那么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曾经因为害怕与高层领导人意见相左而对情报分析持谨 慎态度的国外情报局对自己的情报分析机构进行了改革和扩充。安德罗波夫为了影 响政治局的决策，曾多次向政治局提交带有倾向性的分析报告。 安德罗波夫成了勃列日涅夫最信任的顾问之一。例如，1976年1 月，他向总书 记递交了一份长达18页的私人信件，信的开头不无奉承地写道：这份出自我个人之 手的文件只供您个人阅览。如果您认为其中存在一些价值的话，那么我会感到非常 荣幸。如果相反，那么我希望您就当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虽然安德罗波夫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即使是在只有克格勃高级官员在场的情 况下他也不会批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勃列日涅夫在学识上的 不足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并开始树立自己总书记接班人的形象。然而，多勃雷 宁很快就发现，勃列日涅夫在外交事务方面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盛大而又热烈的庆 祝场面：。。…。仪仗队、在克里姆林宫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令人 讨厌的公开露面等等。他希望能为自己的相册多拍些照片，他也非常乐于把相册拿 给别人看。他更喜欢出席文件的签字仪式而不是起草或谈判的过程。 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会见多勃雷宁时忽然上楼去了。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换 上了陆军元帅制服，胸前挂满了勋章。他问多勃雷宁，“怎么样？”。多勃雷宁非 常恭敬地回答说：“非常气派。”从1974年起，勃列日涅夫由于动脉硬化引起几次 轻度中风，身体不太好。无论他到哪里，在他那辆黑色高级吉尔轿车后面总跟着一 辆救护车。70年代中期，与他最接近的人是克格勃的一个护士，这个护士不经医生 同意，就不停地喂他吃许多药片。 虽然安德罗波夫强化了他个人及克格勃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但是他大力改 进对“主要对手”的政治情报活动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却未能实现。克格勃驻美情报 站的PR线（政治情报处）没有能够实现他很高的期望。1968年，驻纽约情报站还闹 出了一场涉及站长，前国外情报局一处（北美洲事务处）处长尼古拉。潘捷列莫诺 维奇。库列别亚金的丑闻。中心收到了一份可能来自纽约情报站内部人员对库列别 亚金的控告材料。经调查证明，他进克格勃时提供的学历档案是伪造的。事实上他 并没有完成在校教育，而且还逃避了兵役。这些都与他的档案材料不符。中心担心 如果在华盛顿就揭穿他的罪行，库列别亚金可能会叛逃，于是就通知他说他已经被 提升为国外情报局副局长，并要求他回苏联上任。但是他一到莫斯科就被克格勃开 除了，而且还被开除了党籍。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政治情报处的表现比纽约站强得 多。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两个主动上门者。1965年9 月，罗伯特。利普卡——在美国 国家安全局工作的一个20岁的军人——来到位于第16大街、与白宫仅几个街区之隔 的苏联大使馆，声称他负责高度机密文件的粉碎工作。这让苏联方面兴奋不已。代 号为“丹”的利普卡可能是自特德。霍尔——1944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参与曼哈顿 计划时为苏联驻纽约情报站工作的19岁的克格勃间谍——之后，苏联在美国发展的 最年轻的能接触到机密文件的间谍。利普卡的档案中提到，他很快就掌握了政治情 报处传授的情报工作方法。在以后两年里，通过死信箱以及与一位专案官员保持 “一擦而过式”的快速接触和会面，他与情报站进行了约五十次联系。 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年轻的克格勃政治情报处的负责人——在自 己狭窄的办公室里花了“不知多少时间”仔细审阅利普卡提供的大量资料，从中挑 选出最重要的内容，并用电报发回莫斯科。然而利普卡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才向苏 联人提供情报的。利普卡在找到苏联大使馆后的两年内总共得到了27000 美元，但 他仍然不满足，并多次威胁要终止与克格勃的联系，除非给他更多的报酬。1967年， 利普卡服役期满后离开了国家安全局到宾夕法尼亚的米勒斯维利大学上学，可能考 虑到已经不能接触到情报的他再保持与苏联情报站的联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缘故， 8 月份，他终止了与苏联情报站的联系。利普卡为了阻止克格勃再次与自己联系， 在写给情报站的最后一封信里称自己是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双重间谍。但鉴于他 提供的秘密文件的重要性，克格勃认为他肯定是在撒谎。至少在以后11年里，情报 站和一些特工断断续续地试图恢复与他的联系，但是都没有成功。 利普卡停止间谍活动几个月后，华盛顿情报站又发展了另一个能够接触到技侦 情报的主动上门者。在奥尔德里奇。埃姆斯1985年主动上门之前，华盛顿情报站在 冷战时期发展的最重要的主动上门者可能要数约翰。安东尼。沃尔克了，他是驻弗 吉尼亚诺福克的大西洋总部潜艇部队司令部里负责通信工作的一名一级准尉。1967 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他来到苏联大使馆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名海军军官。 我想挣些钱，作为回报，我会给你们一些真东西。“虽然他的军衔不高，但是 沃尔克可以接触到非常高级的情报，其中包括美国海军的密码设置。卡卢金和华盛 顿情报站站长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索洛马京带着惊喜的心清检验了沃尔克提 供的材料样品。卡卢金回忆说，测览这些文件时索洛马京瞪大了眼睛道：”这正是 我想要的广后来他们一致认为沃尔克是个“一辈子只能遇上二次”的间谍。卡卢金 称，这些情报使苏联密码破译人员能够破译美国海军使用的密码，从而使苏联能够 监视美国海军的行动，这使苏联在情报方面占据了很大优势。 沃尔克在1972年美军军官鉴定中还被其指挥官称为“绝对忠诚”和“具备荣誉 感和责任感”的人。沃尔克发现在大西洋总部潜艇部队司令部通信中心用美乐时牌 照相机偷拍绝密文件和密码资料竟然如此轻而易举，以至于后来他说：“就连超级 市场的安全措施都比海军的强。‘他发展了几个下线并组成了自己的谍报网，被他 发展的人包括：他的战友杰里。惠特沃思、他自己的儿子和哥哥。对于卡卢金来说， 利普卡和沃尔克这两个案子最令他惊讶的是他们揭露出”美国一些绝密单位里的安 全措施仍然非常松懈，其麻痹大意的程度甚至令人难以置信。“ 1968年，绝密的第十六处（专门负责处理国外情报局搜集到的技侦情报的机构） 成立后，接管了对沃尔克的控制，从此，他的名字从华盛顿情报站的间谍名单 上消失了。然而，在沃尔克一家替苏联工作的18年非常岁月里，索洛马京本人一直 设法暗中监督着这个谍报网的运作。由于沃尔克和利普卡这两个成功的间谍，索洛 马京获得了红旗勋章，而且后来还被提升为国外情报局副局长。卡卢金也因此而受 益，1974年，他成为国外情报局历史上最年轻的将军。 绝大多数主动上门者并不像沃尔克和利普卡这样直率。20世纪70年代，克格勃 设立在苏联驻外使领馆内的公开情报站，特别是墨西哥情报站，不得不花费精力去 对付越来越多的“摇摆”分子——受美国情报机关指挥、表面上为苏联情报机构工 作的双重间谍。最成功的“摇摆”分子是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陆军基地的军士长， 代号“马雷克”。1966年他来到苏联大使馆，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美军使用的电 子设备方面的情报。1968年他被发展为苏联间谍，在以后8 年里，他在墨西哥、西 德、瑞士、日本和奥地利总共接触过26位专案官员。直到1976年5 月，克格勃才从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菲利浦。阿吉（代号庞特）那里得知，马雷克是个美国“摇摆” 分子，他参与了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联合发起的秘密行动，而且阿 吉本人也知道这次行动的内幕。 70年代后期，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挑选一些机密文件提供给美 国“摇摆”分子，以增加他们作为苏联间谍的可信度。大多数“摇摆”分子都是国 防情报局挑选的，他们的工作是义务性的。虽然“摇摆”分子可以用来在发生冲突 或危机时散布假情报，但他们也使得克格勃不得不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鉴别 “摇摆”分子和真正自愿为苏联工作的间谍。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一位苏联最成 功的“摇摆”间谍）后来这样评论说，红军拒绝提供机密文件使苏联的“摇摆”间 谍根本无法与美国同行竞争：即使文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是在得知这份 文件将被提供给西方国家时，苏联军队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签署允许送出这份文件的 命令。他们害怕或许几个月后，就会被带到斯大林式的法官面前以判国罪被枪决。 在整个冷战时期，华盛顿情报站都未能在美国联邦政府内招募到可以给它提供 高级政治情报的间谍。然而60年代末，情报站却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非间谍的情 报来源。华盛顿情报站的鲍里斯。谢多夫（一个以《消息报》记者身份做掩护的政 治情报处官员）与当时还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亨利。基辛格搭上了关系。卡卢金曾 经说过：“我们从来没想过把基辛格发展成间谍，他只是政治情报的一个来源。” 1968年身为尼克松竞选总统顾问的基辛格利用谢多夫向莫斯科解释说：尼克松 树立的思想陈旧的冷战卫士的公众形象并不是真实的，尼克松本人愿意改善同苏联 的关系。尼克松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后，谢多夫转达了勃列日涅夫个人对他的祝贺以 及愿意和尼克松一起改善美苏关系的愿望。在总统选举期间，长期担任苏联驻美大 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容忍了谢多夫与基辛格的秘密接触。然而尼克松人主白宫、 基辛格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后，他坚持自己来负责与基辛格的联络。 1973年基辛格成为美国国务卿后，多勃雷宁成为华盛顿唯—一个可以通过秘密 地下停车场进人国务院的外国大使。而苏联驻华盛顿的其他情报人员则抱怨基辛格 禁止下属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会见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这使他们无法发展自己在 美国国务院里的关系并了解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谈判时的“真实想法”。在华盛顿任 职的23年里（从1963年到1986年）多勃雷宁曾与一系列美国决策者进行过接触，其 中包括肯尼迪时期的迪安。腊斯克，里根时期的乔治。舒尔茨。在这方面任何一位 华盛顿情报站站长都无法与他相比。 克格勃下属的政治情报处在纽约的情报站也未能在美国政府内发展到“有价值” 的间谍。然而联合国却是一个更容易接近的目标。联合国秘书处里有300 多名 苏联籍工作人员，其中许多“是克格勃和总情报部的军官、间谍或新发展的人员。 许多披着外交工作人员外衣的克格勃官员都曾经是联合国秘书长最信赖的私人助手， 这些人中有：吴丹任秘书长时期的维克托。梅奇斯拉沃维奇。莱西奥夫斯基；库尔 特。 瓦尔德海姆时期的莱西奥夫斯基和瓦列里。维克多罗维奇。克列普科戈尔斯基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期的根纳季。米哈伊洛维奇。叶夫斯塔菲耶夫。 克格勃曾多次试图影响瓦尔德海姆，安排苏联杂志刊登称赞他的文章，在他访问苏 联时还安排莱西奥夫斯基和克列普科戈尔斯基亲自向他赠送由一位苏联艺术家制作 的撒马尔罕风景画。 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78年叛变的阿卡基。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透露， 瓦尔德海姆经常给莱西奥夫俾基和克列普科戈尔斯基安排一些日常工作，如审查联 大发言人的顺序或代替他出席多如牛毛的外交接待场合，但从来不让他们参与联合 国内的敏感事务，莱西奥夫斯基和克列普科戈尔斯基声称这是瓦尔德海姆手下的 “奥地利黑手党”的影响。但是，与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联邦政府不同，驻纽约的联 合国秘书处仍然成了苏联发展间谍最成功的场所。舍甫琴科经常看到莱西奥夫俾基 在代表团的休息室里，“为某位大使买饮料，给他讲笑话，帮他弄到非常难得的戏 剧或歌剧票，请他签名或者奉承他”。在影响和试图收买外国使团及各国在联合国 秘书处里的工作人员这方面，秘书长的克格勃私人助手们倾注了许多时间。 但是中心仍然经常对纽约情报站在联合国以外的情报搜集工作表示不满。1973 年，纽约情报站发现联邦调查局掌握了情报站一些官员活动的详细情况和三个“卓 有成效”的间谍（代号分别为：格列克、布列斯特、和布里斯）之后，它的工作陷 人了一片混乱。1974年底的一份报告认为，政治情报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工作并 不令人满意：几年来，情报站未能建立一个符合情报工作需要。 特别是针对美国的情报工作需要时间谍网。1974年，虽然情报站在这方面取得 了一些进展，但是我们仍然未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发展了几个人（苏亚雷斯、迪 夫和赫米斯）并开始与他们进行秘密接触。但这也无助于我们完成最基本的任务。 这三个间谍都没有产生重要影响。苏亚雷斯是哥伦比亚的记者，被一位以《共 青团真理报》驻纽约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名叫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马纳科夫的 克格勃官员收买。几年后，苏亚雷斯获得了美国公民权。迪夫是一个美国商人，他 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分析报告。比较而言，赫米俾可能是这三个间谍中最重要 的一个。他的真实姓名是厄兹代米尔。艾哈迈德。厄兹居尔，他是1929年出生的塞 浦路斯人。1977年，纽约情报站通过阿尔卡季。舍甫琴科把厄兹居尔安排到联合国 秘书处工作。1978年舍夫琴科叛变后，克格勃被迫终止了与厄兹居尔的联系。 1974年美国商人迪夫被纳人华盛顿情报站政治情报处的间谍名单。除他以外， 政治情报处还掌握着9 名间谍，他们的代号分别是：格里格、毛焦尔、莫顿、尼克、 拉姆泽俾、雷姆、罗梅勒。谢夫和斯托伊卡。其中格里格的真实身份没有被确认， 但是据说他在加拿大活动。毛焦尔是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莫顿是一位出色的律师， 1970年被发展为间谍，1975年因年事已高而退休。退休后他让华盛顿情报站与他的 儿子（一家非常出名的法律公司的合伙人之一）继续联系。尼克是哥伦比亚人，曾 参与过美国与哥伦比亚的文化交流计划。拉姆泽斯是一位美国教授，他在国会、学 术界、新闻界和拉丁美洲都有关系。雷姆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意大利籍工作人员。 罗梅勒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拉美外交家，在她与联合国的合同于1975年到期 之前，她曾请求克格勃帮助她续签；她向克格勃提供过秘密文件和收买对象。谢夫 是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一位教授，1974年访问立陶宛时被克格勃收买。斯托伊卡是联 合国秘书处的一位拉丁美洲外交官。和纽约情报站的情况一样，这些人都无法接触 到美国联邦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虽然纽约情报站在电子窃听、“积极措施”和科技情报搜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是政治情报处的谍报网主要由联合国和移民团体中的间谍构成，当中只有少 数人拥有美国国籍。绝大多数苏联间谍都集中在苏联的侨民当中，其中大部分住在 里弗代尔的住宅区。克格勃的数据统计显示，1975年苏联侨民中有1366名苏联雇员 和服务人员。在533 名雇员中，76人是官方认定的间谍，还有16人被称作“可以信 赖的关系”。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负责向克格勃下属的侨民处汇报其同事的情 况。 1974年，中心在一份评估报告中强调指出，纽约情报站政治情报处的间谍存在 着种种局限性：这些情报人员都接触不到秘密信息。他们的工作仅仅局限在通过联 合国外交途径和向一些美国人（非间谍人士）打听信息。 由于缺少潜伏在美国联邦政府内的高级间谍，通常以外交官或记者身份做掩护 的纽约和华盛顿情报站政治情报处的官员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从国会或新闻媒体 搜集传言上。1965年至1970年，华盛顿情报站政治情报处负责人卡卢金结识了美国 专栏作家瓦尔特。李普曼、约瑟夫。克拉夫特和德鲁。皮尔逊；华盛顿邮报记者查 默斯。罗伯兹和默里。马尔德；《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约瑟夫。哈施；美国新 闻署前署长卡尔。鲁文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亨利。布兰登。卡卢金在给这些人 打电话或与他们共进午餐时并没有扮演间谍收买者的角色。相反，他“倒像个优秀 记者似的”，认真记录下他们对目前政局的分析。“我们很少给政治局提供独家新 闻，但我们（政治情报处）能让苏联领导人更多的了解美国政治的现实情况……” 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卡卢金得到的情报为谢多夫依据与基辛格的谈话所 写的报告提供了确凿证据。他的报告认为，如果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并不会 像苏联所担心的那样积极反苏。卡卢金最主要的关系就是罗伯特。肯尼迪，要不是 在加利福尼亚总统预选中获胜后遇刺，肯尼迪还可能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遇刺前，罗伯特。肯尼迪曾送给卡卢金一个领带夹，领带夹上的图案是p －109 号 鱼雷艇；二战期间他哥哥曾任该艇的艇长。政治情报处官员还与麦克。曼斯费尔德、 威廉。富布赖特、马克。哈特菲尔德、查尔斯。佩尔西、尤金。麦卡锡、乔治。麦 戈文和雅各布。贾维茨等重要参议员保持着经常联系。中心常常向政治局吹嘘说， 它对美国政策的分析是根据美国国会中的精英们提供的材料做出的。 华盛顿情报站提供的大部分政治情报报告都是根据公开材料编写的。苏联外交 官手里那点少得可怜的外汇经费无法让他们在华盛顿的饭店里宴请他们的关系户， 这也令一些外交官们相当恼火。尽管多勃雷宁坚持由他来负责与基辛格联系，但是 他对情报站工作的看法还是相当宽容的，而且看起来他对从关系户和间谍那里得到 的材料都非常感兴趣。他抱怨说：“在苏联的许多使馆里除了纪律之外，大使与克 格勃官员之间就没有正常的私人关系可言。”他们经常为了“显示一下谁是大使馆 真正的老板”或者向莫斯科展示自己一方更优越的情报来源而反目成仇。 1965—1968年，索洛马京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时，他与多勃雷宁相处得很好。 但是1971年他调到纽约后不久，就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科夫。马利克发生了 矛盾。 马利克强烈反对索洛马京发展与大卫。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兄弟， 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的关系，因为马利克想亲自去影响这个人。马利克对洛克菲 勒收藏的与他接触过的3 万个名人卡片档案非常着迷。这些卡片档案按国家、城市 和所属行业分类，记录了洛克菲勒在全世界的关系网。在到位于60层高的大通曼哈 顿大楼第17层的洛克菲勒办公室去拜访洛克菲勒时，马利克请求洛克菲勒让他看看 卡片档案样本。于是洛克菲勒拿出了赫鲁晓夫的档案卡。马利克也反对索洛马京与 埃夫里尔。哈里曼联系。哈里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莫斯科认为他在主张改 善美苏关系的美国官员中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1976年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的过渡 时期里，已经退休的哈里曼再度出山，他和多勃雷宁成为勃列日涅夫与吉米。卡特 的非官方关系。索洛马京向中心反映，马利克阻止他对洛克菲勒和哈里曼施加影响， 完全是蓄意给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但是他却没有向中心说明这两个人是根本不可能 成为苏联间谍的。 为了改善驻美国情报站的间谍发展工作，1975年，苏联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 长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洛莫夫——一名克格勃“可以信赖的关系”——被派到 纽约为情报站面授机宜。1976年，中心制定了对发展间谍有功者的奖励制度，奖励 方式包括授予奖章和奖状、提前晋升、分配新住房、给予硬通货奖金（官员们在任 期结束时，可以用它来购买西方消费品并带回莫斯科）等。 作为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似乎并不明白对美国政府进行渗透活动所面临的 困难。20世纪70年代，他制定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间谍招募计划。1974年8 月，尼 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安德罗波夫指示华盛顿情报站与尼克松的前顾问帕特。布 坎南、尼克松演说词的撰稿人威廉。萨菲尔、曾在尼克松政府头一年里担任助理国 家安全顾问的理查德。艾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的经济学家弗莱德。贝里俾股 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元老埃弗里特。格利森（他在尼克松辞职三个月后就去世了）等 五位前政府中的要员建立联系。所有这些人都是绝对不可能被苏联收买的。1975年， 安德罗波夫还批准了一系列不可能实现的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对乔治。鲍尔、拉姆 齐。克拉克、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埃夫里尔。哈里曼、特迪。肯尼迪和泰奥多尔。 索伦森等人构成的社会名流圈进行渗透。1976年美国大选期间，克格勃最有建树的 间谍是一位可以接近卡特集团的民主党活跃分子，但对于国外情报局而言，这件事 说来有些难以启齿，因为这个人是在对俄罗斯进行访问时被第二总局收买的。 克格勃对美国政策制定者施加影响最成功的战略就是利用一个非常有声望的学 术研究机构——莫斯科美国一加拿大研究所作掩护。中心保存着的1968年该研究所 秘密条例规定，克格勃享有以下权利：给学会下达对“主要对手”进行研究的任务 ；给克格勃官员提供用于掩护身份的职位；邀请美国决策者和学术界人士来莫斯科 访问和在美国开展与情报有关的工作等。克格勃潜伏该所的官员包括副所长拉季米 尔。波戈丹诺夫上校（代号弗拉基米罗夫）。有时他的同事在背后叫他“戴肩章的 学者”。潜伏在所里的最重要的克格勃官员就是一度担任所长的格奥尔基。阿尔巴 托夫，代号瓦西里，他在美国建立了一张庞大的高层关系网，并经常被要求对美国 高级官员施加影响。基辛格曾这样说道：（阿尔巴托夫）非常善于与那些本来就不 太正常的美国知识分子打交道，他使这些人把他看作诚实守信的人，并使他们相信 美苏之间的麻烦全都是由美国人的愚蠢和不愿妥协造成的。他总是非常富有创意地 抗议说，美国的拒绝使克里姆林宫里爱好和平而又敏感的苏联领导人感到失望，由 于美国缺乏灵活性，苏联领导人不得不采取对抗政策。但这与他们与生俱来的温和 天性是不相符的。 虽然阿尔巴托夫与美国决策者的接触增加了克格勃向美国联邦政府渗透的希望， 但是米特罗欣并没有从间谍档案中找出任何通过这条渠道招募到重要间谍的证据。 在中心看来，阿尔巴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美国前国防部长助 理赛勒斯。万斯（代号维泽尔）。1973年春，万斯访问苏联时，就美苏关系需要 “增强相互信任”这一点与阿尔巴托夫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感到奇 怪的。 阿尔巴托夫汇报说他已经向万斯说明，在莫斯科的美国新闻媒体对苏联形象进 行的反面宣传肯定是由美国国会院外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操纵的。1976年阿尔巴托 夫又一次被派到美国。他向纽约情报站额外申请了200 美元“活动经费”，用于款 待万斯和其他一些人。这种毫无意义的会见竟然使中心愚蠢地抱上了一个乐观的希 望，那就是吉米。卡特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以及万斯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后， 苏联间谍活动可以渗入新一届美国政府。12月19日，安德罗波夫个人批准了对万斯 的行动，这个行动的目的是使万斯至少成为克格勃的一个“可以信赖的关系”。当 然，这个行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万斯的档案记录显示，他在卡特政府任职后，任 何与他及他家人的非官方接触都行不通。然而，更让中心气恼的是，多勃雷宁大使 先生依旧像当年基辛格在任期间那样通过地下停车场这个秘密通道前往美富国务院 国务卿办公室，而且多勃雷宁本人也为能够通过万斯保留白宫与克里姆林宫的这条 “秘密通道‘而感到骄傲。中心竟然一度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条”秘密通道“该轮到 自己接管了。 中心最初对卡特政府的期望是那样不切实际，它甚至制定了发展卡特的国家安 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俾基——一个强硬分子——成为苏联间谍的计划。国外 情报局计划派曾与布热津斯基见过面的、阿尔巴托夫的助手波戈丹诺夫赴华盛顿， “密切他与布热津斯基之间的关系，并向他传达一些最新消息”。1977年1 月3 日， 安德罗波夫下令收集对布热津斯基不利的材料，作为对布热津斯基施加压力的一个 手段。当然，和万斯案一样，中心对布热津斯基施加影响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于 是中心又开始致力于制定旨在低毁布热津斯基的“积极措施”。 1977年5 月26日，克格勃第0017号训令指出：急需要关于卡特政府的更好的情 报。 1977年和1978年，中心对华盛顿和纽约情报站的评语再次清楚地表明这两个机 构没有达到中心提出的要求。在美国的政治情报处的谍报网再次因未能完成上级赋 予它的任务而受到批评，因为没有一个间谍能直接打入主要的渗透对象。 由于克格勃在美国政府内缺乏可靠的高层次情报来源，中心又捡起了“阴谋理 论”（这是经常的事）。1977年初，国外情报局局长（也是安德罗夫的亲信）弗拉 基米尔。亚历德罗维奇。克留契科夫向安德罗波夫递交了一份题为《中央情报局在 苏联公民中发展间谍》的报告。报告揭露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央情报局破坏苏联 政府、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的“综合计划”：……如今，美国情报机构正计划在苏 联公民中发展间谍，训练并帮助他们打入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管理部门。 中央情报局已经制定了一项计划，在间谍技巧上对其情报人员进行个别指导， 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对间谍进行严格“洗脑”……中央情报局准备在美国情报 机构中设立一个独立机构来操纵这些单独执行破坏和歪曲（苏联的）上级指示的单 个间谍。中央情报局相信，如此精心策划的行动一定能给苏联政局制造困难，阻碍 苏联经济发展并导致苏联科学研究工作走进死胡同。 安德罗波夫认为这份报告实在太重要了，于是1977年1 月24日，他把这份经他 签署的报告提交给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 如果说对四年前的卡特政府还抱着一点点期望的话，那么中心对将在1981年1 月上台的里根政府根本就没抱任何幻想。那些希望里根在竞选期间的反苏演说只是 为了当选而做做样子的人，在里根上台后不久彻底绝望了。1981年4 月，应中心要 求，阿尔巴托夫访问了美国。访问结束后，他就新的美国政府向安德罗波夫和克留 契科夫提交了一份报告。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晚宴上，阿尔巴托夫有机会在距离里根 仅十五米远的地方仔细观察了里根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虽然里根看上去是在 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但他扮演这个角色时的确满怀真情。当代表着美国四大军种 的旗帜被迎人大厅时，当里根听到国歌后起立并将手放在胸前时，他的眼睛里总闪 动着泪光。而南希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自己的丈夫，她那爱慕的神情让阿尔巴托夫 觉得她简直像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突然间被安排在自己最喜爱的歌星身边一样。尽管 里根对记者们的讲话“非常浅显易懂”，但他却成功地扮演了“国父”的角色—— 一个具有博爱精神、幽默感和平易近人性格的杰出领袖。 中心和克里姆林宫对里根都没有什么好印象。明显带着病容的勃列日涅夫1981 年5 月在克格勃一次重要会议上的秘密讲话中，谴责里根的政策是对世界和平的严 重威胁。接着，即将在18个月后接替总书记职位的安德罗波夫也发表了讲话。让大 多数与会者惊讶的是，安德罗波夫宣布，经政治局决定，克格勃和总情报部将首次 合作进行一项全球范围内的情报行动。这个行动的代号是“瑞安”——即“核导弹 袭击”这个词组首字母的缩写。它的目的是搜集关于里根政府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 的核打击计划的情报（该计划是苏联臆造的、实际上并不存在）。苏联的这个错觉 一方面反映出克格勃向“主要对手”的决策层渗透的计划仍然未能获得成功，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克格勃准备再次倒向阴谋论。安德罗波夫告诫苏联驻外情报机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爆炸性。”1982 年11月，安德罗波夫成为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但他一直保持着对克格勃的全面控 制，他经常接见克格勃的高级军官。在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期间，“瑞安” 行动一直都是国外情报局的首要任务。 几年来，莫斯科一直对里根政策进行“偏执狂式的解释”（苏联驻美大使阿纳 托利。多勃雷宁毫不过分的描述）。但是绝大多数苏联驻西方国家首都的情报人员 并不像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领导人那样忧心重重。1982年6 月，奥列格。安东诺维 奇。戈尔季耶夫斯基加人伦敦情报站时，他发现所有政治情报处的同事都对“瑞安” 行动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用自己的前途去冒险挑战中心做 出的判断。“瑞安”行动划定了一个错误的情报搜集和分析范围。实际上，所有的 苏联情报站都奉命搜集那些“令人担忧”的情报。中心对他们提供的情报表现出一 定程度的担心并要求他们提供更多的情报。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斯坦尼斯拉夫。安德 烈耶维奇。安德罗索夫（克留契科夫的亲信）就是在那时不谴余力地提供这类情报 的人之一。 中心把1983年3 月美国宣布启动的SDI （星球大战）计划视为美国政府在发动 核战争前给美国公众进行的一次精神准备。1983年9 月28日，躺在病床上已病人膏 育的安德罗波夫用一种自冷战以来最悲观的措辞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谴责。（他说 ：） “令人发指的军国主义思想”笼罩着整个美国。“在帝国主义野心驱使下的里 根政府已经走得太远了，以致让人怀疑华盛顿能否在任何冷静的人都会停下来的那 一刻停止行动。”1983年11月，北约举行了代号为“能干的射手一83”的核导弹发 射演习。在这段时间内，中心内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克格勃的领导人担心这次 演习可能就是美国对苏联进行核打击的先兆。此时，对于一些国外情报局驻西方国 家的官员来说，他们担心的是中心的慌报军情，而不是西方突然袭击的威胁。 1984年，“瑞安”行动逐渐被搁置下来（虽然并没有完全停止），这主要是因 为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该行动的两个主要策划者）先后去世。另外， 伦敦和华盛顿当局由于担心苏联国内的偏执情绪频频向苏方暗示：北约不会发动核 战争。克格勃驻外情报站提供的危言耸听的“瑞安”行动报告再次说明政治情报处 习惯于向莫斯科汇报它想听到的内容。一位负责政治情报的官员后来承认：为了取 悦上级，我们弄虚作假，呈送假情报，并依照“把什么都推到美国人头就万事大吉” 的原则行事。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而是自我欺骗！ 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里，和其他时期的情况一样，如果中心能多参考一下《纽 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内容而不是间谍的报告，它就能更准确地了解美国的 政策。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他的“新思维”在外交政策上 最显著的迹象就是对国外情报局提交的政治报告表示出了不满。1985年12月，自19 82年起就担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召集克格勃领导人 开会，讨论戈尔巴乔夫的一份措辞苛刻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在向苏联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和其他领导机构提交的情报和情报报告中，不允许有歪曲事件真实情况的 现象”。会议阿波奉承地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该杜绝阿联奉承的报告并宣称遵 循“列宁提出的‘我们只需要全部真相’的准则”是国内外每个契卡工作者的职责。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对国外情报局下属的T 局（科技情报局）的工作产生了深 刻印象。在整个冷战时期，克格勃在搜集科技情报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大于它在 “主要对手”境内开展的政治情报搜集活动。对美国国防工业承包商和研究机构的 渗透比对美国联邦政府核心部门的渗透容易得多。科技情报也很少受到政治上的正 确性的影响，相反，政治上的正确性总是左右着政治情报处驻外情报站发回的报告 以及中心所做出的各种政治情报分析。但是在科技情报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 那就是苏联的国营工业体系在充分利用科技情报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如1971年，国 防部和电子工业部就仿造西屋电气公司生产的阴极射线管进行合作。两年后，由于 国家光学学院在生产中出了问题，仿造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苏联决不会 从思想上接受失败并从类似事件中吸取教训，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承认苏联的计划 经济不如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外情报局报告的内容都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体制中存在的结构矛盾上，却掩饰了苏联集团所面临的更严重的经济问题。 1970年，纽约和华盛顿情报站各操纵着九名科技情报间谍和五位“可以信赖的 关系”。1973年，中心在纽约情报站设立了美国科技情报站站长这一新职位，他的 职责是协调在美国的三个公开情报站的科技情报处的行动，并试图促使国际社会撤 消对苏联实行的先进技术出口封锁。1975年＊局已经针对一些主要目标在美国国内 外安插了77名间谍和42个可以信赖的关系。 米特罗欣的档案确认了32名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活动的科技间谍和可信赖的 关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这十年间被发展的。另外，档案里还有8 个未注明发 展日期的间谍，这些人很可能也活动在70年代。苏联间谍所在的公司中有很多是美 国著名的国防工业承包商，其中包括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麦道公司和汤普森。拉莫。 伍尔德里奇公司。科技情报网中也包括一些在美国最著名的研究机构里工作并 能够接触到重要国防项目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及其所在研究机构包括：麻省理工 学院的麦克、芝加哥大学阿尔贡国家图书馆里的特罗普。除了民间科技情报网，克 格勃间谍也渗透到了美军科研机构当中，他们为苏联提供涉及最新军事技术的情报， 这些间谍包括：陆军电子工程师乔，他提供了关于军事通信系统的“有价值的情报” ；内尔帕，他曾在1977年参与了美国陆军物资发展与战备司令部开展的武器研究工 作。 米特罗欣交待了苏联科技情报网在“主要对手”境内情报收集的范围及对象， 虽然涉及到的内容比以往任何资料都广泛，但是却不够具体。例如，在米特罗欣的 档案中并没有提到加利福尼亚药材经销商安德鲁。道尔顿。李，此人曾于1975—19 76年间向克格勃墨西哥情报站提供过“流纹岩”侦察卫星的操作手册和其他卫星系 统的技术数据。李的情报来自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弗。博伊斯，此人在位于雷东多比 奇的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的“流纹岩”侦察卫星制造厂里工作。除了从 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窃取的秘密情报外，博伊斯还提供了有关美国间谍 卫星监视苏联导弹实验的情报。1977年，李和博伊斯被捕，他们分别被判处终身监 禁和四十年徒刑。后来这两个人成了一本畅销书以及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影《猎鹰 和雪人》中的主人公，因而名噪一时。米特罗欣记录的另一份克格勃档案显示，在 这两人被捕一年后，克格勃又在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里发展了一位比他 们俩更重要、代号为泽尼特的间谍。博伊斯只是一名职员（虽然他能接触到机密文 件），而泽尼特则是一位科学家。 T 局为自己取得的成绩，特别是针对“主要对手”的成绩而感到骄傲，它希望 这些成绩能够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重视。1972年，勃列日涅夫得到的报告显示，在过 去几年里科技情报为苏联节约了1 亿多可兑换卢布。呈送勃列日涅夫审阅的成绩报 告包括：美国正在进行的宇宙飞船研制和为不载人的火星飞行所做的准备工作。勃 列日涅夫被告知，这些情报将解决目前苏联宇航计划所面临的许多困难。苏联科技 间谍还窃取了种子粒化技术。有人告诉勃列日涅夫说，这种技术能使苏联的粮食产 量增加2 —3 成，并可以缩短成长期，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1973年，T 局的报告 称，它共搜集到26000 份文件和3700件“样品”。虽然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机 密材料，但这些机密材料中包括土星火箭、阿波罗宇航计划、海神导弹、诚实约翰 导弹、红眼导弹。罗兰德导弹、九头蛇导弹及眼镜蛇导弹、波音747 大型喷气式客 机等绝密情报，以及后来苏联在设计明斯克一32型计算机时参考使用过的一些计算 机技术。 197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国外情报局在雅瑟沃汉开办了契卡荣 誉室。这里陈列着苏联间谍在科技情报搜集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T 局的展览称， 在过去五年里，它共搜集到14万份科技文件和2 万多件“样品”。有信息称，这些 情报为苏联经济创造了10多亿卢布的经济价值，并使有些科技领域里的研究工作提 前了2 —6 年。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这位于1975年上任、充满活力、雄心勃 勃的T 局局长主张，应该允许T 局脱离国外情报局成为克格勃的一个独立局。他说 ＊局只需要它每年给苏联工农业部门提供的科技情报价值的1 ％作为活动经费就够 了。 然而，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契科夫决不会让他的情报王国里的这个声望极高的 部门脱离他的控制。虽然T 局没能获得独立，但相对于国外情报局里的其他部门来 说它逐渐开始独立经营。T 局新招募的间谍大多来自科技或工程学领域。他们在安 德罗波夫学院（国外情报局的学术机构）里学习为他们专设的课程，并且与其他部 门的间谍分开进行训练。在驻外情报机构中，科技情报处官员很少与其他情报处的 同事一起工作。 负责向T 局下达任务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当时已经对美国以外的目标开始显示出 比冷战初期更浓厚的兴趣。但是，美国仍然是苏联窃取科技情报的主要目标。1980 年，军事工业委员会获取的情报中有61.5％来自美国（有些在美国本土以外），10.5 ％来自西德、8 ％来自法国、7.5 ％来自英国、3 ％来自日本。1980年，军事工业 委员会共下达了3617项“情报搜集任务”，其中108 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 了；科技情报的成果使苏联3396项研究和发展工作受益。绝大多数情报都是科技情 报局提供的。 T 局顺利完成了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的多项任务，这主要归功于苏联科学界中 数不胜数的合作者：20世纪70年代，苏联科学界有共约90位间谍招募人员、900 名 间谍和350 位可信赖的关系。其中一些是苏联的顶尖科学家，他们在科技情报史上 构成了或许可以说是最大的“内行侦探”网。凡是从事与T 局“搜集任务”相关工 作的西方科学家，特别是美国的科学家都是克格勃的潜在目标。通常，苏联科学家 会首先去接触那些被选为目标的、而且研究领域相似的西方科学家，与他们建立联 系，发展私人或学院之间的合作关系。然后T 局再设法把那些天真或腐败的西方科 学家发展成间谍或可以信赖的关系。立陶宛科学院物理和能量研究所所长（代号维 托斯）就是这样一位所级域经理级）间谍招慕人。1973年，他发展了麦克——麻省 理工学院里的一位物理学家。萨特恩——麦道公司里的一个经理——也是以同样方 法在立陶宛科学院协助下于1978年被发展为苏联间谍的。 克格勃也积极挑选苏联学生参加与美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并训练其中一些 人成为“内行侦探”。他们告诉学生去下列靠近情报站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就读，如 在纽约有：布鲁克林工艺学校、麻省理工学院、伦塞勒理工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 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华盛顿有：美国大学、天主 教大学、乔治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在旧金山有：伯克利大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力时P 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T 局所以能成功地打入一些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地方松 懈的安全措施。1985年，克里斯托弗。博伊斯出席了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 会。 该委员会主要针对国防工业承包商的安全措施展开调查。经克里斯托弗。博伊 斯证实，他和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里的同事经常“在上班时间，聚集在 研制‘流纹岩’卫星的‘黑色拱顶’房间里开怀畅饮”。他说，他们把巴卡第朗姆 酒放在密码机后面，并把一个用来拆除密码机的工具用作混和香蕉鸡尾酒和玉米酒 的搅拌器。也许，绝大多数其他公司里的职员不会如此放纵或者酗酒到这个地步， 但其他形式的读职行为仍然使这些地方的安全措施形同虚设。 由于绝大多数美国公司在海外开展业务，那些设立在外国的美国公司和美国本 土的公司一样容易渗透。70年代中期，克格勃在西欧的情报站把17家美国公司和研 究机构列为了渗透目标：设在伦敦、巴黎、日内瓦和波恩的情报站瞄准了国际商用 机器公司，巴黎情报站瞄准了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伦敦和布鲁塞尔情报站瞄上了蒙 桑托公司，布鲁塞尔情报站盯上了西屋电气公司，罗马情报站盯上了霍尼威尔公司， 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瞄上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哥本哈根情报站则瞄上了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所。经常有一些主动上门者到苏联设立在欧洲的情报站去提供帮助。例如， 1974年，一个居住在洛杉矾的加拿大人（后来使用的代号是斯普林特）来到苏联驻 赫尔辛基大使馆，声称他在一家电子光学公司工作，该公司研制激光反导弹系统和 用于枪炮、坦克、战舰和飞机上的红外线瞄准仪。他表示愿意出卖这些情报。和斯 普林特一样，克格勃在美国的绝大多数科技间谍都是为了挣钱。 技侦情报充实了科技情报的内容。设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公开情报站中的 技侦情报部门（其运作情况将在第ZI章里介绍）成功地截获了布鲁克哈文国家实验 室和一系列主要公司的电话及传真。可是，米特罗欣的档案未能像对人力情报那样 计算出技侦情报在科技情报中所占的比例。 自二战前开始，苏联就把科技情报搜集工作看作是避免在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 上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手段。米特罗欣的档案显示，1979年，苏联一半以上的国 防工业都依靠从西方获得的科技情报。1981年，安德罗波夫曾声称，下达给克格勃 的科技情报搜集任务已经全部圆满完成了。一份主要依据80年代初弗拉基米尔。韦 特罗夫（代号“再见”，国外情报局T 局的法国籍间谍）提供的材料形成的美国官 方报告称：据估计，由于使用了美国F －18战斗机的有关资料，苏联航空和雷达工 业节省了5 年的发展时间，并在人力投入和其他开发成本方面节约T3500 万卢布 （1980年相应的研究活动约需要5500T 美元）。其节约的人力可能相当于一千多人 年的科学研究和一项西方科技领域里最杰出的个人发明。 有关F －18上使用的大控雷达的资料被用作苏联新一代战斗机上使用的俯视／ 下射雷达的技术基础。美国在内容设计、快速傅利叶算法转换、地形匹配技术和实 时分辨率增强技术上使用的方法被当作关键要素应用在了苏联的类似产品上。 科技情报在其他军事项目上的成功应用包括：苏联仿制了AWACS 空中雷达系统 并参考美国的BI－B 战略轰炸机研制成了海盗旗型轰炸机。 从7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越来越重视科技情报在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T 局 估计苏联的主要民用工业比西方落后十年。1980年1 月，安德罗波夫指示T 局制定 一项情报搜集计划，以解决苏联在农业、冶金、发电、机械和先进技术领域里存在 的问题。1980年J 局搜集到的5456件样品（包括机器、零件、微型电路等）中，44 ％被用于国防工业，28％通过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应用到了民用工业上，另外28 ％被用于克格勃和其他政府部门。在这个或许有些异常的年份里人局获得的情报中 有多一半来自苏联盟国的情报机构——主要是东德国外情报局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 与情报局。 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获取科技情报方面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就是对国际商用机 器公司进行了渗透。据国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讲，东德微电子公司罗伯龙 公司‘严重依赖于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窃取的先进技术，实际上这已成为了该公司 获得技术补充的秘密手段“。虽然与西方比起来还处于落后状态，但罗伯龙公司在 开发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计算机技术方面比苏联同行先进得多。克格勃的姓名跟踪 系统”松德“（”运算及设立数据系统“）使用的就是东德生产的计算机。 20世纪80年代，科技情报的搜集工作继续得到发展。在1984年年初召开的国外 情报局高级领导人会议上，克留契科夫说：“最近两年里，移交给民用工业的材料 和样品数量增加了50％。”他还说科技情报已经“产生了真正的经济效益”，特别 是在能源和粮食生产方面。但是，他并没有提到，僵化的苏联经济管理体制造成了 科技情报在民用经济领域里的应用比苏联仿制西方武器要困难得多；这样做完全符 合他的个性。由于沉迷于“瑞安”行动，克留契科夫对T 局搜集里根政府的核打击 计划的核心情报搜集工作并不满意。他抱怨说：“和从前一样，我们的确缺乏关于 新型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方面的秘密情报。”下面是国外情报局1984年工作计划中为 T 局制定的首要情报搜集范围：主要对手在加强首次核打击武器方面所采取的军事 技术措施；核弹药及其运载工具加X 导弹系统、三叉栽导弹、潘兴2 型导弹、巡航 导弹、战略轰炸机）的数量增加情况；核导弹的换代（包括民兵导弹的三叉栽一2 型导弹）情况；新型武器的质量改进情况（包括多种军事用途的宇航器、激光和激 光束武器、无声反潜防卫武器、电子战武器等等）。 情报搜集的第二个重点是“对苏联民用经济部门具有重要作用的情报”。 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毫不怀疑苏联的军事技术需要西方科技情 报这一点。但是他可能对利用科技情报促进国民经济更感兴趣。1984年12月15日， 戈尔巴乔夫在任苏共总书记前三个月在对伦敦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讲话中，专门表彰 了T 局和驻外情报机构中科技情报官员取得的成绩。显然戈尔巴乔夫把隐蔽地获取 西方技术和科学研究成果看成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80年代后期，东西方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给T 局创造了新的机会，一年内，它总 共提交了2.5 —4 万份科技“情报报告”和l.2 —l.3 万件样品。1986年，它对这 些材料的估价是5.5 亿卢布；1988和1989年，它又把搜集到的情报估价为10亿美元 ／年。 80年代后期，西方专家们认为，苏联有150 套武器系统是依靠从西方偷窃的技 术开发成功的。 由于T 局取得的成绩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似乎改变了当初对国外 情报局开展的政治情报搜集工作的批评态度。80年代初，克留契科夫总是为他的下 属不能招募到重要的美国间谍而大动肝火，并要求在这方面取得“大踏步的进展”。 1985年2 月，他批评克格勃针对苏联主要对手开展的行动“属于低水平”，可 是克格勃驻外情报站仍然未能在招慕美国公民方面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两个月后，克留契科夫的“祈祷”得到了报应，一位主动上门者来到苏联驻华 盛顿大使馆，这个人就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为克格勃效力前，他已经在中央情 报局里工作了整整18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揭发了20名西方（主要是美国） 间谍，其中包括：总情报部的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将军，他为联邦调查局和 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0多年；潜伏在克格勃里的英国间谍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 当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电子专家阿道夫。托尔卡切夫，他 曾向西方提供过关于苏联航空电子系统方面的高度机密文件；另外还有其他至少＊ 名潜伏在克格勃和总情报部驻外机构中的间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枪决了，而 处在克格勃监视下的戈尔蒂耶夫俾基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帮助下成功地逃离了俄罗 斯。 这些间谍代表了自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最成功的渗透到苏联内部的西方特 工。 埃姆斯出卖这些间谍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钱。九年后他被捕时，克格勃和后来的 国外情报局共支付给他300 万美元（或许俄罗斯的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位间谍比他获 得的报酬更多了），并许诺再给他200 万。当戈尔巴乔夫开始制定新的对美政策时， 克格勃第一次在中央情报局里招募到了一个如此重要的间谍，这对戈尔巴乔夫无疑 是个好消息。同时，对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在关于主要对手及其盟友的报告中减 少歪曲事实的成份这一要求，国外情报局也做出了回应。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 奇。舍巴尔申（当时是克留契科夫的助手）说：“国外情报局再也不用提交带有虚 假内容的、主观主义的报告了”，虽然很多官员发现改掉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是非常 困难的。 1987年门月，戈尔巴乔夫在赴美访问并准备与里根总统签署裁减超级大国核武 器的第一个军备控制条约时，带上了克留契科夫。此前，国外情报局局长还从来没 有陪同苏联国家元首出访过西方国家。戈尔巴乔夫对克留契科夫充满了信心（虽然 后来他为此而后悔）但是在当时，这无疑反映出他对国外情报局在大量搜集科技情 报和向中央情报局进行渗透方面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认可。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克留 契科夫曾在布兰奇庄园饭店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后来当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 特。盖茨共进晚餐，他们并没有引起饭店内其他人的注意。盖茨后来写道：回顾当 初，中央情报局与克格勃进行第一次高级会晤时，克留契科夫竟然能对他在中央情 报局核心部门安插了一个间谍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这件事装模做样地表现出毫不知 情的样子；他也知道我们向总统和其他官员汇报的有关苏联的情况，并了解我们在 苏联开展的人事和技术情报搜集工作。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尴尬的事。 1988年10月，克留契科夫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第一个由负责国外情报事务 的官员提升为克格勃主席的人。他离开国外情报局时所做的告别演说是新旧思想的 典型混和物。他声明：“民主化和公开性是促进改革的力量，没有这些我们是不会 获得成功的：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认为它是不受陈腐思想和固定思 维限制的，那么我们所标榜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政策都将变为一纸空文。 然而他的讲话也反映出了他对美国一直持有的怀疑态度和“阴谋理论”。虽然 没有提到“瑞安”行动，但他仍然试图证明这一行动的原则是正确的：（国外情报 局承担的）许多职责并没有被取代。一个基本要点就是不能忽视可能突然爆发核冲 突。 另外，他还警告说，西方情报机构仍然在进行无耻的“挑衅行动”；他声称仅 1988年上半年，西方就已经开展了900 多项这样的行动。克留契科夫戏剧性地迈入 了1989年（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会见美国大使的克格勃主席），这也像征着东西方 关系新气象的开端。此后，他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赢得西方和苏联人民好感的史 无前例的公关活动。他主张：“克格勃不仅要在自己国家中树立起与我们不懈追求 的高尚目标一致的形象，而且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这一形象。” 经过激烈的权力角逐后，53岁的列昂尼德。舍巴尔申接替了国外情报局局长的 职务。这是自二战以来第一次由具备在苏联集团以外的国家从事情报工作经历的人 出任这一要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舍巴尔申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为党的领导 层准备情报报告。他能够超越其他几位比他职位高的竞争者而被任命为局长这一事 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戈尔巴乔夫很欣赏他的汇报工作。1991年9 月舍巴尔申辞职 后，从事国外情报工作的官员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把舍巴尔申描述成“几十年 来第一位真正胜任的国外情报局局长”。据他自己讲，他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的 第一个重要指示就是“确保西方不会在武器控制这一问题上使用欺骗手段”。 虽然国外情报局在对苏联“主要对手”取得的战术上的胜利给戈尔巴乔夫留下 了深刻印象，但是却未能挽回它在战略上的失败。T 局成功地窃取到的西方机密也 并没有对解决苏联经济体制上的问题产生任何影响。虽然科技情报一年的价值就有 10亿卢布之多，而且苏联有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苏联与西方技术上的差 距还是越拉越大。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在进一步削弱计划经济的同时，并没有建 立起能够替代它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1990年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丰收，但苏联还是 出现了饥荒。任何经济和政治情报都不能延缓衰败的苏联体制的瓦解。 由于苏联的经济问题在1990年表现得更加突出，分裂分子也加强了他们的活动。 中心对苏联“主要对手”的那种传统的怀疑态度又开始复活。克留契科夫并没 有把所有对苏联存在的问题的指责都看作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说：“在克格勃看 来，我们应该从国内寻找导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也指责中央 情报局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帮助“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加强了 力量，并把他们作为“反对苏联的秘密战争”的一分力量。舍巴尔申认为，戈尔巴 乔夫并没有注意到国外情报局发出的警告。“他和他的朋友们生活在自我创造的幻 觉世界里……他们正奋力把苏联这驾马车赶上西方的轨道。”在中心看来，与戈尔 巴乔夫一样，克留契科夫并不想得罪美国人。可是他却开始公开宣扬一些已经被克 格勃抛弃的阴谋理论。1990年12月，他指责西方阴谋“提供不卫生、甚至是被污染 了的谷物和带有超过平均放射指数或有害物质的产品”，（这）“不亚于经济破坏 行动”。 接着，1991年2 月，先是他的第一助手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然 后是苏联新部长会议主席瓦连京。帕夫洛夫接连凭空指责西方银行带头打击卢布。 克格勃负责情报分析的官员，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列昂诺夫在1991年4 月的一 次讲话中公开提出了中心对以美国为首的旨在颠覆苏联的阴谋的说法。这个人曾担 任过国外情报局负责南北美洲情报工作的副局长。他说，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消灭 苏联”。 他还暗示说戈尔巴乔夫不愿听从他的意见：克格勃已经就此问题详细地向国家 领导人做了汇报。我们不希望再次看到伟大卫国战争前曾经出现过的恶劣形势；当 时苏联情报机构曾发出过警告，强调纳粹德国会发动突然进攻，但是斯大林把它当 成假情报拒不接受，甚至还大发雷霆。你们都知道这个错误使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 价。 另一个证明克格勃领导层再次倒向传统阴谋理论的明显证据就是6 月17日克留 契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的讲话。他宣读了1977年1 月国外情报局给政治局 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发展间谍的计划》。 这份报告至今仍然属于最高机密。报告谴责了中央情报局制定的旨在破坏苏联政府、 经济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综合计划。克留契科夫声称这个计划仍然在执行当中。克留 契科夫还郑重地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说，中央情报局最重要的间谍就是戈尔巴乔夫最 亲近的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并声称此人在三十多年前参加与哥伦比亚大学 进行的学生交流活动时就被美国发展为间谍。 正如克留契科夫以后抱怨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这些鬼话当真。毋庸质 疑，国外情报局里许多在西方工作过的官员也不会相信这些。但是克格勃主席并没 有在西方工作过的经验。如今克留契科夫成了戈尔巴乔夫最危险的反对派，因为他 坚信，这个曾经在1989年乖乖地容忍苏联集团崩溃的戈尔巴乔夫，正在领导苏联走 向解体的道路。1991年8 月，他成了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政权、保护苏联社会主义 制度的政变的主要组织者。 克格勃绝密档案 政治领域的战争 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主题在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除了从事情报搜集和编写政治上正 确的情报分析外，克格勃还试图通过各种“积极措施”去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这 些措施包括操纵媒体以及不同程度使用暴力手段的“特别行动‘等等。受其在两次 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英勇地挫败反革命阴谋的夸大其辞的描述的影响，同时也因为 希望能够给政治领导层留下一个好印象，克格勃经常过高估计自己的作战效率。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都是克格勃实施“积极措施”和进行情报搜集的主要目 标。绝大多数情况下克格勃使用的都是非暴力的“积极措施”——低毁“主要对手” 信誉的“影响行动”。1984年1 月举行的国外情报局高级干部会议再次确认了 国外情报局的工作重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 …我们必须换而不舍地努力揭露敌人的薄弱环节”，这一重点自二战结束以来就没 有改变过。许多用“揭露”这一委婉表达方式阐述的内容，实际上是A 局（国外情 报局中负责执行“积极措施”的机构）故意制造的假情报，这些情报通过PR线（政 治情报处） 官员传达给国外情报站。有人估计，PR线（政治情报处）官员花在“积极措施” 上的时间占他们全部工作时间的25％，虽然，实际上有些人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A 局编造的假情报在复杂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反映了它的情报人员素质上 的差异。A 局中50％的官员是开展“积极措施”的专家，而其余50％的官员中有些 人是从其他部门淘汰下来的。国外情报局里最有能力和最有抱负的工作人员几乎都 不愿意到A 局去工作，因为在A 局很少能得到出国工作的机会，而且在A 局工作会 被视为已经走到了事业的尽头。当然也有例外。尤里。莫丁（“五杰”的最后一任 指导员） 就是“积极措施”方面的专家。他在担任了A 局副处长后，又被安排到印度从 事政治情报工作——负责散布假情报。他的工作非常成功，后来，他被任命为安德 罗波夫学院政治情报系主任。然而很多A 局的官员都不具备或很少具备在酉方国家 生活的经验，他们对西方的了解都来自拙劣的、关于资本家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家 的阴谋理论，据他们称，这些阴谋家在美国操纵着一个秘密“指挥中心”。直到20 世纪80年代，还没有一任克格勃的主席和国外情报局局长在国外工作过，因此他们 也都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李。哈维。奥俾瓦尔德暗杀。如果中 心不把这件事解释成一桩阴谋，那就完全不符合它的特点了。克格勃副主席12月份 向中央委员会汇报称：“波兰朋友（波兰情报局）的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一位与 南方石油产业界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企业家及多家公司的老板＊月下旬报告说，这 一罪行的真正策划者是美国南方的三个石油巨头——理查森、默奇森和亨特，这些 南方石油资源的主要所有者一直与南方亲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组织有联系。” 要找到支持这一过于简单化的阴谋理论的旁证，特别是要寻找石油巨头和反共 小丑H.L.亨特与此事有关的证据，并不是件难事。亨特曾荒谬地宣称：“共产主义 分子根本不需要进攻美国，在美国，亲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比当年布尔什维克推翻克 伦斯基政府、夺取俄国政权时还强烈。” 亨特的儿子邦克是一位右翼分离主义分子，他和其他一些右翼分离主义分子花 钱在肯尼迪来访的当天在达拉斯《晨报》上登了一幅整版广告，指责肯尼迪是共产 党的帮凶，这一指责促使肯尼迪说出了“我正在走向坚果（疯子）之国”这一名言。 达拉斯脱衣舞俱乐部的老板杰克。鲁比——就是他在11月24日开枪给了奥斯瓦 尔德致命一击——曾在肯尼迪遇刺前不久去拜访过亨特。 克格勃的报告称，《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个记者“在12月初私下里说，现已 被拘捕的杰克。鲁比曾答应给奥俾瓦尔德付一大笔钱让他去暗杀肯尼迪。而鲁比本 人又是受一个由百万富翁亨特领导的、由得克萨斯金融和工业家组成的组织的派遣”， 后来鲁比又杀了奥斯瓦尔德灭口。看起来赫鲁晓夫也相信了克格勃的观点，认为行 刺肯尼迪事件的幕后右翼阴谋家的目的是要使冷战升级，并且“强化美国外交政策 中的反动和侵略成分”。 克格勃相信选择奥斯瓦尔德去刺杀肯尼迪是为了把公众注意力从具有种族主义 倾向的石油巨头身上引开，使这一行刺事件看上去更像共产党的阴谋。中心希望洗 脱奥斯瓦尔德谋杀的罪名当然有它自己充足的理由。以下这些事实令克格勃不得不 感到非常尴尬：1959年奥斯瓦尔德曾叛逃到苏联，声称自己厌恶美国的生活方式、 向往苏联制度，这件事给中心带来了很大麻烦。起初，克格勃曾经怀疑他可能是中 央情报局派来执行秘密任务的，但最后得出结论他只不过是个令人讨厌的、摇摆不 定的家伙。1962年他带着他的俄国妻子回到得克萨斯，克格勃很庆幸自己摆脱了一 件麻烦。他刚回到美国的时候，联邦调查局也曾怀疑他是克格勃间谍，但很快也得 出了与中心相同的带有偏见的结论。然而当1963年8 月，奥斯瓦尔德给美国共产党 写信询问继续以“地下”成员身份同“反对改革的力量”做斗争是否比以公开的 “共产主义理想”的支持者身份出现更好时，克格勃对他又产生了怀疑。美国共产 党与克格勃的主要联系渠道、美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杰克。蔡尔兹（代号马拉特）警 告莫俾科，奥斯瓦尔德的这封信“应该被视为联邦调查局的阴谋”。然而克格勃不 知道蔡尔兹自己才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这使得他的这一警告极具讽刺意味。 由林登。B.约翰逊总统任命的对肯尼迪遇刺事件进行调查的沃伦委员会在196 4 年9 月汇报说，它已经掌握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奥斯瓦尔德行 刺肯尼迪完全是个人行为，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虽然报告中也存在着疑点，但是 它的主要结论很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人局却深信肯尼迪是右翼势力阴谋的牺牲品， 甚至在沃伦报告出台前它就已经成功地策划了第一套反击材料。出版这一材料的是 卡尔。奥尔多。马尔扎尼（代号诺德），一个出生在意大利的美国共产党员，很可 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被发展为苏联间谍了。克格勃经常利用他实施积极措 施。 20世纪60年代初，纽约情报站向中心建议给马尔扎尼提供60（）O －－700 美 元，帮助他的“自由书社”继续出版亲苏的书籍：诺德是个精力极为充沛的人，对 交给他的任务相当负责。虽然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可他还是千方百计地维持着 “北方”出版公司（自由书社的出版公司）的运转。‘＼b 方“出版公司及其商业 销售网络——普罗米修斯书社，已经创办了14年。在此期间，它总共出版并销售了 200 多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作者撰写的具有进步色彩的书籍。”北方“出版公司的 出版书目上大约有50部作品。普罗米修斯书社有770 名会员，另外它还给8000余户 个别购书者送书。 这些描述显然打动了中央委员会国际部。1960年5 月，国际部批准了一笔高达 1 。5 万美元的秘密资金，这个数目比纽约情报站建议的两倍还多。 马尔扎尼在60年代出版的作品包括他自己翻译的意大利共产党撰写的一篇热情 沤歌苏联制度的作品：加深对苏联的理解是每个社会主义者、每个民主人士和每个 现代人的责任……今天我们有能力去不断地改变这个世界，这应该归功于苏联的成 功，归功于其他一系列国家的成功，归功于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做出的斗争。我们 有能力，也一定会把1917年10月诞生的文明发扬光大。 1961年9 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决定在以后的两年里拨给马尔扎尼5.5 万美元，用于拓展其出版业务。此外马尔扎尼每年都得到1 万美元用来支付广告费 用。 60年代初期，年轻的克格勃官员奥列格。卡卢金——他于60年代初以莫斯科广 播电台记者的身份被派驻纽约——第一次参加了马尔扎尼的招待会，他发现在马尔 扎尼公寓里“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和克格勃间谍——当然， 这些人全都被在场的联邦调查局密探监视着。” 1964年马尔扎尼出版的作品中有一本叫《奥斯瓦尔德：刺客还是替罪羊》。这 是在美国出现的第一本反映肯尼迪遇刺的书籍，作者是德国的约阿希姆。约斯腾。 在书开头，约斯股表达了自己对卡尔。马尔扎尼“发自内心的感谢”。他称马 尔扎尼是“一个精明、高效、且具有美国最优秀传统的出版商；他对本书倾注了全 部心力”。马尔扎尼在接到这部书的手稿后仅用了五个星期就使这本书成功问世了。 约斯腾支持莫斯科的论调，谴责这次暗杀行动是以“石油巨头亨特为首”的右翼种 族主义分子策划的阴谋：由于肯尼迪先生签署了“核禁试条约”、在老挝问题上采 取了中立态度、憎恶拉美军国主义分子，并对卡斯特罗发出和解试探，他们害怕他 会结束这场冷战，削减武器费用预算并使“军事工业联合体”这一战争王国受到控 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中就曾强烈谴责、并警告全国人民要警惕这个专门 制造战争的团伙。 在书中，约斯腾称奥斯瓦尔德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也曾为中央情报局效力”。 奥斯瓦尔德被认为是个可以牺牲掉的家伙，因此被当成替罪羊，而且为了阻止 他向外界提供证据而被干掉了。这样，《奥斯瓦尔德：刺客还是替罪羊》这本书就 奠定了在以后三十年中苏联和俄罗斯采取的积极措施中经常出现的两个主题：第一， 亨特和其他右翼狂热分子策划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阴谋；第二，中央情报局参与了 这个阴谋。然而在当时，沃伦报告的出台使这本书失色不少，而约俾膝的共产党员 身份的暴露则进一步削弱了这本书的影响。 克格勃认为纽约的律师马克。莱恩是第一批研究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阴谋论 家当中最有才能的一个，而这种判断是很正确的。一份可能是由纽约情报站编写的 关于这个人的报告称：马克。莱恩以与美国民主党交往甚密而广为人知。他在美国 当前的一系列政治问题上持自由主义观点，并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背景进行了私人 调查。 约斯股称赞莱恩是一位“聪明而勇敢”的人，并称自己撰写的那本书是献给莱 恩的：“不管是联邦调查局所使用的‘警察国家的手段’（用莱恩自己的话说）， 还是各大媒体对此事刻意的沉默，都不能动摇他执着地寻求真相。”莱恩与自己的 学生助手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在第五大道南段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成立了公民调查 委员会，他还租下了一个小型剧场，连续几个月，他每天晚上都在那里发表后来人 们所谓的“演说”，介绍自己的阴谋理论的进展情况。莱恩写道：“这种特别的发 表不同意见的办法是必要的，因为所有广播网和电视节目都不允许发表任何与官方 观点有只字之差的言论。”虽然纽约情报站不敢冒险与莱恩直接联系，但是它还是 通过莱恩的好朋友给他提供了1500美元，资助他的调查工作。莱恩的克格勃档案只 说这位朋友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关系。虽然莱恩没有被告知这笔钱的来历，但是情报 站认为他也许能猜得到，而且情报站还担心这笔秘密资金可能会被联邦调查局发现。 1964年，同一位中间人又为他提供了500 美元，资助他到欧洲旅行。在欧洲， 莱恩曾考虑到莫斯科以便讨论他掌握的一些材料。然而中心遗憾地认为邀请他来俄 罗斯会过于明显地暴露苏联在插手这件事，于是他去莫斯科的计划被“巧妙地推迟” 了。但是克格勃从苏联记者中挑选出了一些可以信赖的关系支持莱恩的调查工 作。 这些记者中包括克格勃间谍杰里克。博罗维克，此人后来与莱恩保持着经常的 联系。 1966年莱恩在《草率的判断》一书中声称，美国政府最高层中也存在暗杀肯尼 迪事件的同谋。该书在当年登上了最畅销精装书的排行榜，并在第二年成了全美最 畅销的简装书，而且正像莱恩谦虚地形容的那样，“它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并且导致“人们对暗杀事件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莱恩的成功不像以前那么巨大了。最受人们欢迎的有关 行刺肯尼迪事件的书成了那些揭露过分的阴谋理论的作品。1971年，美国共产党领 导人访问莫斯科时，虽然说《草率的判断》这本书“对共产党人有利”，但他也提 出，莱恩的主要动机是进行自我标榜。然而到70年代中期，对尼克松时期白宫里的 阴谋戏剧性地被披露，以及中央情报局准备暗杀几位外国政治家的计划的曝光，使 阴谋论者又有了用武之地。可以想见，克格勃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实施积极措施的机 会，它要通过积极措施来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肯尼迪的遇刺与中央情报局有关。克 格勃的主要目标是水门事件的同谋之一、前中央情报局官员霍华德。亨特（有时会 与得克萨斯石油巨商亨特混淆为同一人）。有人错误地指控在肯尼迪遇刺当天他也 在达拉斯。 对霍华德。亨特（代号阿林顿）实施积极措施的主要工具，是一封伪造的奥斯 瓦尔德写给他的信。该信据说是在肯尼迪遇刺两个星期前写的。信中使用了奥斯瓦 尔德在苏联的两年中所写的信中使用过的短语和表达方式，巧妙地模仿了他的笔迹， 并使用了具有他个人特点的、被奥斯瓦尔德经常使用的不便于诵读的拼写方法：亲 爱的亨特先生：我希望得到关于我的处境的消息。 我只想了解信息。我建议在我或其他人采取行动前，先由我们俩对这个行动进 行全面讨论。 谢谢。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显然，信中暗示奥斯瓦尔德想在执行暗杀任务前见见亨 特。 使用这封信以前，克格勃行动技术局三处对它的“真实性”进行了两次检验。 1975年这封信的影印版和好心人写的匿名信被寄给三个热衷于阴谋理论的人。 这位好心人在信中称他已经把奥斯瓦尔德这封信的原稿寄给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拉 伦斯。凯利，但是看来局长把这封信压了下来。然而，几乎过了两年，这封伪造的 信仍然没有被公开，这无疑让中心感到非常失望。1977年，这封信终于被退了休的 佩恩。琼斯公诸于众，琼斯曾是得克萨斯一家新闻小报的业主，也曾经出版过自己 撰写的四部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书。《纽约时报》报导说，三个笔迹专家对这封 信进行了鉴别，认为是真迹，奥斯瓦尔德的遗编也认出是丈夫的笔迹。众议院暗杀 事件特别委员会召集的专家们则更加谨慎一些，他们在1978年称，由于找不到这封 信的原件，他们不能做出“最后结论”。 然而，让中心感到麻烦的是，新闻界对这封伪造信件的反应主要集中在这封信 有没有可能是发给已故的得克萨斯石油大亨亨特（他本来就是中心最初编造的阴谋 论的中心人物），而不是克格勃现在选定的目标（水门事件的同谋者霍华德。亨特） 这一点上J 局相信中央情报局制定了瓦解克格勃计划的对策。克格勃的报告指 出，在美国一场“精心安排”的新闻运动正一个劲地把这件事往（百万富翁）亨特 身上扯，以便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奥斯瓦尔德与美国情报部门的联系上引开。1977年 4 月，这封信被公开不久，克格勃向中央委员会汇报说它正在实施新的积极措施， 揭露所谓的“美国特种部门”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霍华德。亨特在1980 年抱怨说：“关于我曾在刺杀肯尼迪事件中扮演过某种角色的说法，似乎已经成了 定论。” 70年代后期，克格勃可以毫不过分地宣称，相信它编造的“肯尼迪的遇刺与右 翼势力的阴谋和美国情报界有关”的美国人比仍然接受沃伦委员会的主要发现的人 还多。但是，苏联的积极措施并不像中心想象的那样对美国人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 响。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一开始所做的掩饰工作可能无意中给那些阴谋论者提 供了充足的理由去相信这件事的确有阴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影响可能比克格勃所 做的工作的影响还要大。有时候已经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的阴谋论者们纷纷费尽心 思地研究那些复杂而令人困惑的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证据。最近刚退休的中央情 报局局长，也是沃伦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艾伦。杜勒斯故意向委员会隐瞒了中央情报 局曾计划暗杀卡斯特罗的事实。就在肯尼迪遇刺当天，中央情报局给它的一个间谍 提供了用来暗杀卡斯特罗的武器。J.埃德加。胡佛也隐瞒了重要情况。他发现，虽 然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来后曾经给联邦调查局写过要挟信而且后来还计划到墨西哥 城去会见克格勃官员，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包括在联邦调查局认为有不忠行为的公 民的名单上。他的这一发现令他感到非常恐慌。在阅读了一份有关“对奥斯瓦尔德 案调查的不足”的报告后，胡佛认为，如果这份报告被公开，那么它将严重损害联 邦调查局的声誉。 杜勒斯和胡佛所隐瞒的这些情况不大可能影响到沃伦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奥斯 瓦尔德进行的暗杀活动并没有同谋。但是70年代中期，当这些情况被公之于众时， 它不可避免地让人们相信，还有其他一些情况被掩盖了，而这表明情报机构可能与 肯尼迪遇刺事件有关。此后，水门丑闻和情报机构滥用职权的行为被曝光，这更给 阴谋论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虽然情报机构的行为大多是经总统授权或在总统 的命令下进行的，但是人们越来越相信，用弗兰克。丘奇参议员（参议院研究与情 报活动有关的政府行为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话说，中央情报局“就像一头横冲直撞 的凶猛的大象”。 A 局如饥似渴地抓住了丘奇使用的这一用词不当的比喻。克格勃用来低毁中央 情报局的积极措施中最有价值的财产，是中央情报局驻拉丁美洲的一位满腹怨愤的 行动官员，他的名字叫菲利普。阿吉（代号庞特）。1968年他因酗酒、财产管理不 善和企图调戏多位美国外交官的妻子而被迫辞职。虽然他一直留在西方，但实际上， 他是中央情报局里出现的第一个叛徒。1973年他与克格勃驻墨西哥情报站联系，并 向它提供了国外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奥列格。卡卢金所谓的“大量关于中央情报局 活动情况的情报”。但是多疑的克格勃情报站却因为阿吉提供的情报太好而认为这 些情报不是真的，最后还得出结论说，阿吉是中央情报局阴谋的一部分，于是就把 他打发走了。后来据卡卢金称：于是阿吉去找古巴人，他在那里受到了热烈欢迎… …古巴人把他提供的情报抄送给了我们。当我坐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看着有关阿吉 提供的情报越来越多的报告时，我就会在心里诅咒我们的官员怎么会丢弃这么好的 东西。 1975年1 月，阿吉出版了一本关于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充满敌意的回忆录， 题为《中央情报局内幕：中央情报局日记》。书中揭发了约250 名中央情报局的情 报官员和间谍，并宣称“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或被中央情报局杀害，或被它和它支 持的机构毁掉了自己的生活”。克格勃在关于这本书的带有自我庆贺色彩的档案中 称，该书是“由A 局和古巴同志们共同准备的”。这种说法无疑带有夸张的成分。 米特罗欣所做的记录并没有明确说明克格勃和它的古巴战友（古巴情报处）对阿吉 的这部回忆录做出了什么贡献。但据阿吉自己说：“古巴共产党的代表（古巴情报 处）…… 在我不能确定是否能找到我所需要的更多的材料时，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 “阿吉在英国写回忆录时，克格勃通过其新成员——消息报和文学报驻伦敦记者埃 德加。 阿纳托利耶维奇。切普洛夫与他保持着联系。在A 局的坚持下，在出版之前， 阿吉从打印稿中删除了所有关于中央情报局向拉丁美洲共产党组织进行渗透的内容。 由于美国法律方面的问题，《中央情报局内幕》这本书首先在英国出版。它立 刻在英国成了畅销书。伦敦《晚间新闻》称它是“一幅描绘腐败、高压、暗杀和阴 谋的令人心惊胆寒的图画”。《经济学家》杂志则称之为“非读不可”的作品。或 许在A 局看来，最有价值的是前中央情报局驻开罗站站长米莱。科普兰撰写的一篇 评论。该评论发表在《观察家》杂志上，称《中央情报局内幕》是“全世界可能出 版的描写间谍活动的最详尽的作品”。在一些记者的热心支持下，阿吉开始揭发中 央情报局驻伦敦站的成员，其中一些人发现自己家里居然钻出来一些新闻摄影记者， 不由大吃一惊。美国一位戏剧导演在一些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家门口演了一出讽刺中 央情报局的闹剧。阿吉声称：“有一段时间，中央情报局驻伦敦站变成了大家的笑 料。”左派人士、工党国会议员斯坦。纽恩斯向下议院提出了一份议案，他和其他 32名同事联名要求撤销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受到阿吉在英国成功事例的鼓舞，欧 洲其他地区的媒体也都竞相揭露设立在自己国家首都里的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 《中央情报局内幕》在美国出版的时间比英国晚了6 个月，而且它在美国还遇 到了一些法律问题，而这更增添了各媒体对美国的兴趣，并促使这本书在畅销书排 行榜中名列前茅。中央情报局内部秘密杂志《情报研究》上刊登的一篇对《中央情 报局内幕》的评论，承认它是“对中央情报局一次沉重的打击”：“相当数量的工 作人员必须被从他们正常的岗位上抽调出来，去从事非常繁琐又非常费时的弥补中 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的工作所遭受的损失的工作……” 1976年11月16日，要求阿吉离开英国的驱逐令使他的案子一下子闹得满城风雨， 这使中心感到非常高兴。米特罗欣所记录的一份档案显示：克格勃采取了坚决的、 针对性很强的措施，迫使英国内政部撤销这个决定…… 伦敦情报站负责具体行动，它发动工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工会领导人、非常有 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和国家记者联合会的领导人反对内政部的这一决定。 11月30日，反对驱逐令的会议首次在伦敦召开，会议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在会 上发言的有前工党海外发展部部长朱迪恩。哈特、著名工党左派人士伊恩。米卡尔 多、电影电视技师联合会成员艾伦。萨帕和著名历史学家E.P.汤普森。一个总部设 在国家公民自由委员会的防备委员会积极组织了在内政部前的请愿、集会和封锁等 活动。在下议院，斯坦。纽恩斯发起了抗议活动，这个活动得到了五十多位国会议 员的支持，他还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会见内政部部长默林。里斯。阿吉在伯明翰、布 莱克浦。布赖顿、布里斯托尔、剑桥、卡迪夫、考文垂、伦敦、曼彻斯特和纽卡斯 尔举行的对他表示支持的会上发了言。1977年l 、2 月间阿吉对驱逐令提出了上诉， 斯坦。纽恩斯、朱迪思。哈特、前内政部部长埃列克斯。里昂、美国前司法部部长 拉姆齐。克拉克。曾经给基辛格当过助手的莫顿。哈普莱林和诺贝尔奖得主、联合 国驻纳米比亚高级专员肖恩。麦克布里奇都充当了他的品德信誉见证人。哈特和另 一位前工党部长巴尔巴。卡斯尔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修改上诉程序，这项动议得 到了150 名国会议员的支持。据阿吉的克格勃档案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意大利、荷兰、芬兰、挪威、墨西哥和委内瑞拉都掀起了支持庞特的运动。”阿吉 上诉失败后，5 月3 日举行的下议院辩论会是这一场马拉松式的抗议运动的最后一 项活动。支持阿吉上诉的瓜尔迪安评论说：当默林。里斯裁定菲利普。阿吉和（美 国记者）马克。霍森鲍尔必须离开英国时，他应该想到这一决定会引起一片哗然。 但是他能意识到这种异议所具有的长期性和极端棘手性（证据的篇幅）与《战争与 和平》一书相当、诸多新闻发布会以及狂热的证人们举行的游行吗？ 虽然阿吉最后还是在1977年6 月3 日离开英国去了荷兰，但是克格勃仍然为驱 逐阿吉事件引起的“极端棘手的异议”而兴奋不已。伦敦情报站声称，它通过工党 主要的政治家和其他支持阿吉的人士“指挥”了这场运动，但实际上它极大地夸大 了自己的作用。绝大多数支持阿吉的人都不会想到克格勃和古巴情报处与此事有关。 阿吉在广泛的争议声中被英国驱逐后，克格勃仍然利用他和一些支持他的人继 续实施针对中央情报局的积极措施。阿吉通过他所谓的“匿名通信员”收到的文件 中，包括基辛格签署的一份美国国务院秘密函件的原件。这份文件的内容是中央情 报局1975财政年度准备在经济、金融和商业领域搜集的“主要情报问题”。克格勃 的文件显示，这份文件是A 局提供的。1977年夏，这份文件被发表在一份题为《山 姆大叔想了解你什么》的小册子上，并附有阿吉撰写的前言。在承认“这并不是世 界上最吸引人的文件”的同时，阿吉声称它描述了美国情报部门秘密给予美国海外 公司的不正大光明的资助。 1978年开始，阿吉和一小撮支持者开始出版《隐蔽的情报活动简报》。用阿吉 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了“通过揭发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及其成员，在世界范围内发起 一项扰乱中央情报局的运动”。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表明，《简报》是在“克格勃 提议下”创办起来的，而且是国外情报局K 局（反间局）“组织”了这个刊物的运 营群体（集体代号卢波尔）。1978年年初这些人在牙买加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华盛 顿激进分子比尔。沙普（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卢比）和他的妻子，记者埃伦。雷以 及另一名代号为阿塞尼奥的记者路易斯。沃尔夫等三人一起负责《简报》的编辑工 作。 阿吉和另外两个心怀不满的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吉姆和埃尔西。威尔科特 （曾被中央情报局分别聘为财政官员和秘书），向《简报》提供了稿件和信息。米 特罗欣的记录中并没有证据显示，除了阿吉外，卢波尔小组的成员中还有其他人知 道古巴情报处或克格勃参与了这件事。 《隐蔽的情报活动简报》第一期是由阿吉和卢波尔小组于1978年夏天在与哈瓦 那狂欢节同时举行的第间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节前夕的一个古巴记者招待会上推出的。 阿吉还推出了另外一本著作《肮脏勾当：中央情报局在西欧》的样书，这本书 的作者是他和沃尔夫。书中包括了700 名曾被中央情报局派遣到西欧或当时正在西 欧活动的工作人员的姓名和个人生平细节。阿吉写道：“新闻界对此的反应令人满 意。在以后几天里，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大多数主要出 版物都刊登了关于《简报》和《肮脏勾当》的文章。太棒了。” 中；已从A 局和K 局抽调人力组成了特别行动小组。小组由A 局局长助理V.N. 科斯捷林负责协助工作，为《隐蔽的情报活动简报》提供旨在低毁中央情报局的材 料。 1979年，它提供的用于出版的材料包括一份长达18页、题为忡央情报局局长： 1976年至1981年的情报工作远景》的文件。这份文件最初是以匿名方式寄到克格勃 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基米特利。伊万诺维奇。亚库什金的家里。当时情报站和中心 都错误地认为这是美国情报机构的“诱饵”。阿吉对文件的注释进一步印证了中央 情报局局长威廉。克洛比的抱怨，威廉。克洛比说，最近中央情报局间谍行动的曝 光是情报局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但是，科斯捷林领导的特别小组发现为《 简报》寻找足够的秘密材料的差事越来越难办，于是他们建议杂志更多地使用公开 材料，包括读者来信，以及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可以归罪于中央情报局的危机事 件的报道等，其中包括发生在圭亚那琼斯顿的大屠杀事件——邪教组织“人民圣殿 教”90 0名美国信徒被说服在琼斯顿进行集体自杀或被谋杀身亡事件。 继被A 局认为是成功之作的《肮脏勾当：中央情报局在西欧》一书之后，阿吉 和沃尔夫开始准备它的姊妹篇《肮脏勾当之二：中央情报局在非洲》。1979年初， K 局的奥列格。马克西莫维奇。涅奇波连科和A 局的A.N.伊茨科夫在古巴约见了阿 吉，给他提供了在非洲大陆活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名单。就在《肮脏勾当之二》 完成前不久，由于担心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在德国的居留权，阿吉决定不公开自己是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同时他还把自己在《隐蔽的情报活动简报》的编辑头衔改成了 “顾问”。后来阿吉承认：“这样做能不能保住我的居留权还不太清楚……但是我 非常担心，几乎已经无法理智地思考，至少是在这件事上是这样。”汉奇波连科、 伊茨科夫和古巴情报处处长佩德罗。普波。佩雷斯一致认为，《肮脏勾当之二》的 出版时间应该定在1979年9 月——来自92个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在哈瓦纳举行会议 的日子，这次会议将由卡斯特罗主持。 据阿吉自己统计，加上《肮脏勾当之二》这本书中提到的，被他和卢波尔小组 揭发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共有近2000人。对克格勃来说，这是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的 积极措施。1980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近几年来，参众两院情报委员 会成员……越来越关注一小撮美国人的有组织的行动……他们正在披露潜伏特工人 员的姓名……阿吉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一个…… 这些特工人员身份的暴露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广泛的…… 受到影响的官员们的工作效率受到了严重甚至是不可挽回的破坏。他们不得不 减少或终止与敏感的隐蔽情报来源的接触，继续的接触也必须在更谨慎的防范措施 之下进行，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更多的开支和时间上的浪费。一些官员不得 不被调离现在的岗位，花费巨大代价把他们从国外调回来，多年来他们在当地工作 积累的宝贵经验和锻炼出来的语言能力只好废弃了。 由于给这些受到影响的官员重新安排工作的可能受到影响，中央情报局里能够 派驻国外工作的有经验的官员人数也正在减少。找人代替这些受到影响的官员是一 件非常困难的，有时候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曝光事件同时也增强了敌对情报部 rl对中央情报局的存在的敏感性，对外国民众也产生了影响，这使得中央情报局的 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全体13名成员一致提出了“特工人员身份保护法”，即通常 所谓的“反阿吉法”。该法案于1982年6 月获得通过。1981年阿吉的美国护照被吊 销。 在以后几年里，他使用格林纳达莫里斯主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和尼加拉瓜 桑地诺政府签发的护照周游世界。他现在的影响力也大大下降了。正像他自己抱怨 的那样：“1983年5 月，我呼吁组织一个针对中央情报局派驻拉丁美洲间谍的全洲 性的行动阵线，但是这一呼吁如石沉大海一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人们有其他工作 和更重要的事情。” 和中央情报局一样，联邦调查局自然也是克格勃实施积极措施的重要目标。直 到1972年埃德加。胡佛去世时，克格勃的许多行动都是针对联邦调查局的这位资深、 年高而且脾气暴躁的局长展开的八局采用了三种简单、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手 段。第一种手段是，把胡佛描绘成与诸如极右组织约翰。布里奇协会等的极端主义 分子串通一气。布里奇协会的创始人甚至曾把前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看 成是“共产党阴谋的死心塌死的工具”。A 局为了伪造证据，从该协会加利福尼亚 总部弄来了该协会的专用信纸及其领导人签名的样本。1965年11月k 局伪造了一封 胡佛写给该协会领导人的问候信，信中还提醒该领导人他掌握的联邦调查局的资金 可以帮助协会另设几个分支机构。 A 局的第二种积极措施则较为复杂一些。这一行动涉及所谓的联邦调查局侵犯 公民权利的行为。“冲刺”行动是为了证明国务院护照办公室主任弗朗西斯。奈特 是联邦调查局的秘密间谍，她在为胡佛本人而不是为国务卿效力。1967年人局伪造 了一封奈特女士写给胡佛的信，并安排把这封信寄给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德鲁。皮尔 逊。 皮尔逊把这封信刊登在了8 月4 号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上。信中说，由于新 闻界在调查有关所谓的联邦调查局向她了解H.斯图尔特。休斯教授（一位在哈佛大 学任教的、对美国在越南的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学者）的情况的事，导致目前出现了 “非常紧急的形势”：我非常担心，这可能说明新闻界正准备发起一场针对我们的 旷日持久的运动。 我们已经讨论过国务卿对国务院应联邦调查局的要求进行调查的一贯做法的态 度… 如果我听起来显得过于紧张的话，那么请您原谅。但根据得到的消息我可以确 定，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现在已处在被废除的危险之中，而这将影响到政府的整个 运作方式、特别是可能会影响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效率。 奈特女士告诉胡佛，她不愿意在纸上写太多，并建议与他紧急会面。奈特和胡 佛都谴责这封信是伪造的，但并没有否认联邦调查局与护照办公室有联系，这使克 格勃相信，至少它的一部分诽谤是有效的。 A 局攻击胡佛的第三种手段是指责他是同性恋者。关于胡佛的性欲可能被严重 压抑的真实情况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被人知晓。后来，有很多闹得沸沸扬扬的说法， 称胡佛是个喜欢穿女人衣服的同性恋者，说他有一套红色女装和一条女用皮毛围巾， 他穿了看上去像“一个老荡妇”，另外他还有一套带黑色卷毛假发时穿的黑色女装， “毛绒绒的、有荷边装饰，配上蕾丝边长筒袜”。其实这些描述都是出自一个后来 被证实作伪证的、完全不足为信的家伙苏珊。罗森斯蒂尔之口。他谎称自己曾经见 过胡佛这副打扮。也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胡佛与住在他家里的副手克莱德。托 尔森有同性恋关系。胡佛是个异性恋者的说法似乎也无法令人信服。因为没人知道 他有异性朋友。正如联邦调查局第三把手湖佛的坚定支持者“德凯”。德劳奇所言， 或许胡佛爱过的唯一女人就是他的母亲：“胡佛对其他人产生深厚的感情的能力已 经与她一起沉睡在离苏厄德广场不远的老国会公墓里了。” 后来，关于胡佛参加易装痹聚会的花边新闻——当然那是在一个性观念更为开 放的时代——取得的经济效益说明，A 局在60年代编造关于胡佛的同性恋绊闻，实 际上可能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积极措施。当德劳奇后来发现这些故事能够被人们轻 易接受为“不容置疑的事实”时，他非常沮丧地说道：“告诉我们胡佛和托尔森的 事。”人们会这么说。 “这还不明显吗？” “大家是否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正如有时会发生的那样人局在编造这个似是而非的慌言时给它加上了太 多的阴谋论，使人难以相信，从而把这个谎言本身也给毁了。A 局给各大报纸的编 辑发出了一些匿名信，并希望能让他们认为这些信是出自三K 党之手。信中称，为 了使自己得到满足，胡佛在联邦调查局里专门晋升同性恋者。据说胡佛并不满足于 把联邦调查局变成“肉欲横行的魔窟”，他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还策划了一场更大的 同性恋阴谋——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里安插同性恋者。这些信声称，美国国家安 全现在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A 局认为各大报纸一定会认真对待这类流言，特别是 出自三K 党的这类流言。而这正生动地反映出A 局对美国社会的理解的局限性。可 以说，这些信并没有收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美国联邦调查局自己实施的积极措施的最著名的受害者就是伟大的人权运动领 袖马丁。路德。金。胡佛顽固地认为金是“一只淫荡的雄猫”，而且他也极端痛恨 金对联邦调查局的批评，这使得他在1964年荒谬地对一些记者声称：“金是美国最 臭名昭著的骗子”。当他的助手劝他把这些话从记录中删除时，他拒绝了。他对记 者们说：“尽管放宽心，就照我说的写好了。”对金实施的积极措施显然是在胡佛 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联邦调查局局长助理威廉。沙利文指使的。1964年12月，沙 利文给金送去了一些记录着他与一些成年性伙伴联系的录音带，录音带是在监听金 在华盛顿威拉德饭店的房间时录下来的。和录音带一起寄给金的还有一封据说是一 位对金感到失望的前支持者写的匿名信：金，你抓C 自问。你知道自己是个彻头彻 尾的骗子，你欠了我们所有黑人的债……你本来能够成为我们最伟大的领袖。年轻 时，你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放荡的、精神不正常的笨蛋……你完了。你将遗臭万年… … 你那些骇人听闻的变态行为……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都记录在录音带里了。 金可能是唯—一个被联邦调查局和克格勃都选为积极措施对象的杰出的美国人。 美国共产党曾宣称：金身边的地下共产党员能够“左右”金的政策。到60年代 中期这些说法已经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让中心感到失望的是，金总是把人权运动的 目标与实现美国梦和“宪法及独立宣言的豪言壮语”联系起来，而不是与所谓的反 对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斗争联系在一起。1963年，他写了一封鼓舞人0 的“来自伯明 翰监狱的信”，在信中他写道：我对未来并不绝望……我们将在伯明翰（亚拉巴马 州）和整个国家实现自由的目标，因为自由也是整个美国的目标……我们将会赢得 自由，因为我们民族神圣的传统和上帝永恒的意志就体现在我们不断的追求中。 在放弃了影响金的希望后，中心转而企图用一个更激进、更具有可塑性的领导 人取代他。1967年8 月，中心批准了“五杰”的前任指导员，时任A 局副局长的尤 里。莫丁制定的行动计划。计划的内容是通过在非洲新闻刊物上发表败坏金及其主 要支持者声誉的文章，然后再让美国报纸进行转载。这些文章把金说成是暗中接受 政府资助，以抑制人权运动使其不致危及约翰逊政府的“汤姆大叔”。文章声称， 就在世人通过电视机屏幕用崇敬的目光注视着金率须支持者进行争取自由的游行时， 这位自由运动的领袖却与总统保持着密切关系。 这个计划还包括一系列旨在诽谤美国“在黑人问题‘上的政策的积极措施。中 心授权莫丁：——利用克格勃驻美国情报站所能提供的资源，组织出版和发行宣传 手册、传单和请愿书，谴责约翰逊政府在黑人问题上的政策，并揭露政府压制黑人 人权运动所使用的野蛮的恐怖主义手段。 ——利用间谍所能提供的资源，安排法律界的知名人士发表公开声明，攻击约 翰逊政府在黑人问题上的政策。 ——伪造并通过秘密渠道散布一份有关约翰。伯奇协会正在勾结民兵组织制定 暗杀美国国内黑人运动主要领导人的计划的文件。 从1965年8 月开始，伴随着发生在洛杉矾黑人贫民区沃茨的种族暴乱，接连几 个夏天都显得异常漫长而炎热。1965年8 月的这次骚乱导致36人死亡、1032人受伤， 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高达4000多万美元。克格勃试图充分利用这些暴力事件。中心 似乎希望日趋严重的暴力事件能够让像斯托克雷。卡迈克尔这样的黑人激进分子取 代金的领导位置。卡迈克尔曾在1967年夏天在古巴举行的第三世界革命者集会上发 言，他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我们的斗争就是要推翻这个制度……我们要 在美国公开开展游击战争。”在赴北越的旅程中，他又在河内发表声明说：“我们 不是改良主义者……而是革命者。我们要改变美国的制度。” 1968年4 月4 日金遇刺后，很快就爆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事件。克格勃曾经谴 责金试图阻止发生类似事件。在一个星期之内，一百多个城市中发生了暴乱，46人 在暴乱中丧生，3500人受伤，2 万人被捕。；在“德凯”。德劳奇看来，似乎“这 个国家正在无政府状态的边缘摇摇欲坠”。此后八局不再说金是“汤姆大叔”了， 转而把他美化成为黑人自由运动献身的烈士，并散布说，他的被害是白人种族主义 者在政府默许下实施的阴谋。 与此同时，中心通过煽动种族仇恨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美国国内凝聚力并损 害其国际形象的积极措施。1971年经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编造了一本充满对其他 种族侮辱性语言的宣传小册子，并伪装成是出自迈尔。卡亨领导的极端主义组织— —犹太防卫团之手的样子。小册子号召对“黑色杂种”采取行动，说什么这些“杂 种”攻击了犹太人、抢劫了犹太人商店。三十本小册子被寄给了一些黑人武装组织， 企图借此挑起“纽约的大规模骚乱”。与此同时，克格勃又给60个黑人组织寄出了 伪造信件，信中凭空捏造了犹太防卫团对黑人滥施暴行的细节，并号召对卡亨及其 主要支持者进行报复。几年后卡亨遇刺身亡，然而刺杀他的却不是黑人，而是一个 阿拉伯人，这很可能令中心感到很失望。 至少有一次中心还下令使用爆炸物激化纽约种族之间的紧张气氛。1971年7 月 2 5 日，国外情报局一处（负责北美事务）处长阿纳托利。吉洪诺维奇。基列耶夫 命令纽约情报站执行“潘多拉”行动：在纽约黑人聚居区安放定时炸弹。基列耶夫 认为最理想的目标是“一所黑人学校”。爆炸发生后，纽约情报站被指示给两三个 黑人组织打匿名电话，声称爆炸是犹太防卫团所为。 直到冷战结束时，试图在美国激化种族矛盾仍然是A 局的一项经常性任务。例 如，1984年洛杉矾奥运会前夕，驻华盛顿情报站PR线（政治情报处）官员伪造了3K 党给非洲和亚洲奥委会的信件。信中充斥着A 局编造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辱骂： 奥运会——只属于自人；非洲的猴子！ 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洛杉矾等着你们呢！ 我们为奥运会所做的准备就是射击黑色移动靶。在洛杉矾，我们自己的奥运圣 火将把你们烧成灰烬。对于一个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的最高奖赏莫过于让他去处决一 只非洲猴子。 黑克们，欢迎来参加洛杉矾奥运会！ 我们给予你们的欢迎会让你们终生难忘！ 这些信件与其他同一目的的积极措施，在许多国家成了头条新闻。当司法部长 威廉。弗伦奇。史密斯谴责这些信件是克格勃伪造的时，莫斯科还假惺惺地表示对 华盛顿的反苏诽谤非常愤慨。 70年代伊始，中心对美国“反苏态度”的评估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68年，克 里姆林宫非常想阻止顽固的反共分子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为此它为尼 克松的民主党对手休伯特。汉弗莱提供了秘密援助。但是，尼克松在当选后立刻做 出了与苏联缓和关系的举动。1972年至1973年，苏美签署的协议比莫斯科与华盛顿 正式建交四十年来签署的协议加在一起还多。1974年8 月，由于卷入水门事件而有 遭弹劾危险的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这使莫斯科感到非常失望，并对这个事件产生 了深深的怀疑。克里姆林宫认为，尼克松试图隐藏用来对付其政敌的肮脏手段—— 正如多勃雷宁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很正常的事。谁在意这是不是违背了宪法呢？ ‘中心里的阴谋论者们相信，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并不是公众对水门事件的愤怒，而 是那些反对东西方关系缓和的人，特别是为苏联犹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自由移民到 以色列而奔走的”犹太人院外集团“和极力阻止降低军备开支的军事一工业联合体。 中心认为，纠集反苏力量的中心人物是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斯科普”。 杰克逊。基辛格也认为杰克逊是“专注于（苏联的）人权事务的自由主义势力与对 任何与苏联的谈判都显得焦虑不安的保守派分子之间不可缺少的关系”。一位评论 者这样写道：“杰克逊不是那种需要一个能告诉他该如何去思考的热情的助手的领 导。但是在他身边恰恰就有这样一个人——理查德。伯尔——一个极力反对苏联的 相当厉害的人物，虽然他有一副天使般的笑容，可是在官场斗争中与他交过手的人 却送给他一个‘黑暗王子’的绰号。”在克格勃看来，理查德。泊尔是犹太人院外 集团——国会山上的非正规组织，包括拿佣金的以色列院外活动家和国会工作人员 ——中最危险势力的领导人。 1972年苏联宣布对移民征收移民税。从理论上说，这样做是为了收回移民享受 义务教育而消耗的国家资源，但实际上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犹太移民的 数量。这项苏联法案把杰克逊推上了战场。10月，杰克逊提出了对“尼克松贸易改 革法案”的修正案，要求在苏联取消对移民的限制以前，停止给予它最惠国待遇和 贸易信用。虽然很快莫斯科就取消了移民税，但是杰克逊却仍然坚持这项修正案。 在以后的两年中，基辛格忙于在莫斯科和杰克逊之间开展穿梭外交，为使苏联 在犹太移民问题上做出足够让步以便换取杰克逊的妥协进行着徒劳的努力。后来基 辛格说：‘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意识到杰克逊是不可能被说服的。“ 多勃雷宁向莫斯科报告说，为了赢得犹太院外集团支持他在1976年的大选中获 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杰克逊的要价越来越高”。纽约情报站的鲍里斯。索 洛马京向中心汇报说，杰克逊在总统预选中实力相当强劲：杰克逊最大的优势在于， 在近三十五年的国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被卷入过任何政治或个人丑闻。在水门事 件之后的时期，人格尊严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在 这位参议员的履历中寻找一些污点，用来实施低毁他的积极措施。我们必须和我们 的美国朋友（美国共产党）商讨阻止杰克逊成为美国总统的最有效的途径和办法。 中心也有一些人认为，杰克逊很少提及自己的私生活，“或许这背后就隐藏着 能够被用来低毁他和他的家庭的信息”。克格勃在异常广泛的领域里搜集着他的 “负面信息”。虽然杰克逊的父母早在1885年就离开了挪威，克格勃还是在1974年 命令奥斯陆情报站对杰克逊在挪威的亲属进行调查。驻美国情报站对杰克逊漫长的 政治生涯进行了事无惧细的调查，看起来最有可能做出点文章的还是他的性生活。 中心关于杰克逊的档案显示，他在49岁时开始的婚姻“使许多认为他是一个顽 固的独身主义者的同事感到奇怪”。然而，尽管克格勃进行了大量缤密的调查，可 是除了发现他曾多年与自己孩提时代的一位男性朋友合住过在华盛顿的公寓外，没 能找到任何能够指责杰克逊有同性恋瘤的证据。 在缺乏指证杰克逊是同性恋者的证据的情况下，中心决定实施代号为“波罗克” 的积极措施——编造杰克逊是同性恋者的“事实”。1976年八局伪造了一份日 期为1940年6 月20日的联邦调查局备忘录、其内容是胡佛向司法部部长助理汇报杰 克逊是同性恋者。这份伪造文件的影印件被送到了《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矾时 报》／托皮卡首府报》和吉米。卡特的竞选总部。A 局还试图利用发生在1976年总 统预选中的一些事件。3 月份，杰克逊与一位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活动家在J 次记者 招待会上进行辩论之后告诉这位活动家，他并不想得到他的选票。在4 月份的一次 电视演说中，杰克逊称“同性恋导致家庭破裂”。克格勃把他的这些言论和旨在让 人相信杰克逊和泊尔是一个同性恋俱乐部的成员的伪造文件，寄给了被认为‘与杰 克逊有私人恩怨“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和《花花公子 》。《阁楼》等杂志。 由于杰克逊不断对批准苏美军备控制条约施加影响，‘波罗克“行动一直持续 到他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遭到失败后很久才结束。1977年，这项行动的目 的之一是要煽动同性恋报刊对杰克逊进行攻击，说他是秘密同性恋者，只是出于个 人政治前途的考虑才虚伪地在公开场合对同性恋进行抨击。5 月初，A 局驻纽约的 一位官员把一份伪造的联邦调查局文件寄给了在加利福尼亚发行的桐性恋时报》。 这份文件中称，在40年代初，身为州检察官的杰克逊曾经是一位活跃的同性恋者。 该文件的标题是手写的：《我们在美国参议院里的同性恋者》。与”波罗克“行动 的其他行动一样，这份伪造文件并未对杰克逊的职业生涯产生明显影响。 中心在1977年开始执政的卡特政府中的主要目标是国家安全顾问、出生在波兰 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以前克格勃曾把他列为培养对象，但这一选择显然是 错误的。布热津斯基后来承认，他当时正和国务卿万斯就对苏政策进行着“旷日持 久且异常激烈”的争论。据万斯称，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在布热津斯基的“发自内心 的反苏主义”和他自己“控制超级大国间的危险竟争”的努力之间形成了不稳定的 平衡。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抱怨说：“卡特一提到外交工作，我们就会听到布热津斯 基反苏的声音。”A 局的目的就是要削弱布热津斯基的影响，如果可能的话，促使 他被解职。 中心命令驻美国情报站开始搜集可能对布热津斯基不利的任何情报，这项工作 开展的范围一点也不亚于“波罗克”行动之前的情报收集工作。布热津斯基是不是 隐瞒了他的犹太血统？他是否与女影星康迪斯。伯根有染？他与他的副手大卫。阿 龙、他的特别助理卡尔。因德弗思、理查德。加德纳大使以及波兰移民团体的关系 中是否存在对他不利的隐情？ 虽然在美国国内搜集并揭发布热津斯基丑闻的工作毫无收获，但是中心还是从 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得到了它认为必然会引起轰动的关于布热津斯基在中央情报局从 事秘密工作的证据。一位承认自己替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工作的保加利亚经济学 家亨里奇。纳坦。施佩特，提供了（或许是在审讯者的压力下）一份关于布热津斯 基1963年保加利亚之行的离奇的描述。当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布热津斯基 应保加利亚科学院之邀访问了保加利亚。据施佩特称，布热津斯基是中央情报局间 谍，他使用口令与他联系，接受他的情报，并给他下达了进一步行动的指示。施佩 特还说，甚至在1963年，布热津斯基就在制定美国对苏联集团的政策方面扮演着重 要角色。 施佩特所作的证词，简单地说，与斯大林时期那些被公开审判的罪犯很可能会 做的证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中心却很容易沉迷于诱人的阴谋论，并以施佩 特的离奇的故事为基础，制定了代号为“穆伦”的积极措施计划。A 局用一个犹太 复国主义组织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布热津斯基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他参与施佩 特间谍活动的所谓“证据确凿”的细节。这份伪造的报告进一步谴责布热津斯基是 一个“秘密的反犹太主义者”，并声称该组织掌握着能够使他名誉扫地的有关他私 生活的情况。 中心决定把这份离奇的文件交给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并相信其内容是如此的 耸人听闻，足以引起卡特和万斯的注意。1978年8 月20日，这份报告被从半开着的 车窗塞进了一位美国外交官停放在东耶路撒冷一条街道上的小汽车里。非常可能的 是，美国大使馆认为这份文件是出自有些神经错乱的阴谋论者之手因之不值得注意。 但是A 却相信这份文件已经成功地使布热津斯基的政治生涯受到了威胁。从埃及和 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前后的新闻报导来看，万斯似乎已经成了卡特外交政策 方面最主要的顾问。A 局就以此作为布热津斯基已经被卡特疏远的证据。1978年＊ 月，A 局副局长L.F.索茨科夫骄傲地向安德罗波夫汇报“穆伦”行动已经圆满完成 了任务。但是，第二年对‘穆伦“行动的估价显然就发生了变化，只不过”穆伦 “行动的档案记录中没有提到罢了。甚至在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卡特政 府对苏联的政策就在变得越来越强硬。 在冷战时期，或许没有哪个美国决策人能像里根总统在第一个任期那样引起了 苏联的巨大恐惧和厌恶。针对里根的积极措施始于1976年，即他未能获得共和党总 统提名的那次竞选中。中心确信，里根的反苏情绪比当时在任的杰拉尔德。福特总 统以及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人吉米。卡特都要强烈得多。像对待杰克逊和布热津 斯基一样，A 局奉命广泛搜集对里根不利的材料。中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下 令对有关“里根的健康状况受到了他那位酗酒的父亲的影响”的报告进行调查。里 根后来回忆自己童年度过的圣诞节时说：“家里总是笼罩着一种危机。我们知道， 假期是杰克（老里根）最容易发脾气的时候。”但是关于童年时代这些痛苦的回忆 却不是成功的积极措施的来源。除了确认里根是个顽固坚持冷战思想的人之外，A 局看上去并没有发现比所谓“里根的思维能力比较差”更具有破坏性的证据。但是 它还是成功地在丹麦、法国和印度对里根进行了栽脏陷害，他们发现在这些国家栽 脏的土壤比在美国要肥沃得多。但是，并看不出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里根在1976年 未能获得总统提名产生了什么影响。 1980年，中心并没有像四年前那样热衷于去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在被布 热津斯基的强硬对苏政策所左右的卡特政府和长期敌视苏联的里根之间，莫斯科也 无从选择。多勃雷宁写道：“一方面厌烦了卡特，另一方面也对里根感到不安，苏 联决定采取观望态度。”里根当选后，莫斯科很快就后悔自己采取了观望的做法。 它认为美国新政府代表着美国政治中“最保守、最有沙文主义倾向和最好斗的 势力，…。。致力于恢复美国在越南遭到失败后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冷多勃雷 宁感到失望的是，克里姆林宫竟然接受了对里根政策的”异常偏激的理解“，担心 ——特别是在1983年——里根准备对苏联进行核打击。通过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斯 坦尼斯拉夫。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罗索夫，多勃雷宁了解到苏联给克格勃和总情报 部下达了庞大的”瑞安“行动命令，要求苏联间谍去搜集有关美国核突击准备情况 的情报。” 瑞安“行动是一项机密性很高的行动，大多数苏联驻外大使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可能因为中心把破坏里根政府的声誉当作首要任务，1982年4 月12日，安德罗 波夫正式下令所有驻外情报官员——无论负责哪个方向、隶属于哪个部门——都必 须参与积极措施。这是他在担任克格动主席的15年里下达的最后几个命令之一。这 样，确保里根不能获得连任就成了A 局最重要的任务。1983年12月，中心指示苏联 的三个驻美情报站开始制定确保里根在1984年11月大选中遭到失败的积极措施计划。 他们奉命与所有可能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底和两党总部的工作人员建立联系。美 国以外的情报站也被要求提交关于派遣间谍参与这项行动的可能性报告。中心明确 表示，两党中的任何一位候选人都比里根受欢迎。克格勃驻世界各地的情报站奉命 散布“里根意味着战争”的口号。中心宣布了用来低毁里根对外政策的积极措施的 五个“主题”。这五个“主题”是：里根实行军事冒险主义；里根对军备竞赛升级 负有个人责任；里根支持世界各地的高压政权；里根政府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以及 里根对美国与北约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负有责任。针对其对内政策的积极措施的 “主题‘包括：里根歧视少数民族；里根政府里存在腐败现象；里根对美国军事一 工业联合体卑躬屈膝。 1984年里根在大选中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这明显表明苏联在美国实施的积极 措施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甚至在许多大学校园里，人们也“流露出对里根的爱戴 和支持”（诚然这种情绪并不一致），这令里根相当惊讶：“80年代的学生们与10 年前我当州长时遇到的截然不同。”虽然A 局不愿意承认，但是要去损害一位受人 爱戴的总统，它也确实是无计可施。然而克格勃对里根的攻击却在欧洲和第三世界 国家里找到了肥沃的土地，在这些国家里，里根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民粹主义的赞扬 经常遭到人们的嘲笑。 用来对付“主要对手”的积极措施在其他国家总是比在美国奏效。A 局最成功 的战术是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秘密出示苏联伪造的美国文件，以此来警告他们 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构可能会对他们展开的敌对行动。由于绝大多数文件 永远也不会被公开，因此美国通常都无法去追究它的真实性。米特罗欣所记录的档 案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实例，这就是A 局于1975年在几内亚共和国实施的“库尔比特” 行动。这个行动以三本攻击塞古。杜尔总统领导的政府的法语小册子为基础，传闻 这三本小册子是中央情报局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情报站编写的，但实际上它是 A 局在莫斯科伪造的。为了强化这些伪造文件的影响，1975年10月16日下午6 时， 苏联驻几内亚大使致电几内亚安全部长穆萨。迪亚基特，告诉他莫斯科派来了一位 特使，给杜尔总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绝秘情报。晚上9 点，迪亚基特把大使和O.A. 谢里斯科夫（国外情报局K 局副局长）引荐给了杜尔总统。谢里斯科夫把伪造的这 三份中央情报局文件交给了杜尔总统，第一份文件的开头即对几内亚的高失业率进 行了抨击。 据克格勃有关“库尔比特”行动的档案记录，当看到涉及失业问题的内容时， 杜尔总统转过身来面对迪亚基特，在他面前挥动着那本小册子，气愤地说道：“丑 恶的帝国主义分子！”然后，谢里斯科夫向他介绍了所谓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制定 的准备推翻杜尔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计划。为了让这些计划更具可信性，谢里斯科夫 在其中加人各种他很清楚已经被几内亚安全部门掌握了的情报内容。这时已经“情 绪激动”的杜尔总统捶着桌子宣布：“我们要对你们指出的美国间谍采取坚决措施。 他们将在24小时内被驱逐出境！”平静下来之后，杜尔总统注意到谢里斯科夫提供 的情报中有一些内容是几内亚安全部门已经掌握了的，而这正是A 局所希望看到的。 塞古。杜尔对克格勃提供的假情报千恩万谢：‘非常感谢苏联同志对我们的关 心。这里不是智利，我们不会允许再发生类似（推翻总统）事件。“他向谢里斯科 夫询问如何处理这些所谓来自”美国的重要而且可靠的来源“的有关中央情报局阴 谋的绝密情报。谢里斯科夫礼貌地回答说：”这由您来决定。“杜尔总统请他向苏 联领导人转达他”最诚挚的谢意“，并要求他继续提供有关帝国主义威胁几内亚共 和国安全的情报：伪造有损美国的文件和捏造中央情报局阴谋的这种做法一直持续 到戈尔巴乔夫时代。除了向塞古。杜尔和世界上其他容易上当的政治领袖秘密展示” 莫须有的伪造品“外，克格勃还使用伪造材料来开展宣传攻势：其中包括1987年， 克格勃伪造了一封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写的关于推翻印度总理拉基夫。甘地 的计划的信；1988年，克格勃又杜撰了里根下达的在巴拿马制造混乱的指示；1989 年，克格勃编造了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撰写的一封有关南非与美国达成的 一项有害的（根本不存在的）的秘密协议的信。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通过综合利用公开宣传和A 局的秘密行动，取得了最大成 功的反美积极措施或许就是编造了艾滋病病毒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生物 战专家“制造”的这个故事。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东德物理学家雅各布。西格尔教 授称，根据“间接证据”（后来证实都是毫无根据的），艾滋病病毒是在迪特里克 堡将VISNA 和HTLV一互这两种自然病毒人工合成而成的。由于使用了一些似是而非 的科学术语，这个慌言听起来似乎相当可信，不仅在第三世界中广为流传，甚至把 西方一些媒体也给骗了。1986年10月，带有保守色彩的英国《星期日快报》把它放 在了头版。仅仅在1987年的头6 个月里，就有四十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报导了 这个消息。 然而，就在克格勃最得意之际，来自西方的抗议和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结 合到一起，揭穿了关于艾滋病病毒的谎言。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 记者招待会上自豪地宣称：“我们讲真话，只讲真话”。面对美国官方对艾滋病病 毒慌言进行的抗议和国际科学界对此的批驳，克里姆林宫第一次面对一个成功的积 极措施而显得有些困窘。1987年8 月，美国驻莫斯科的官员接到通知，关于艾滋病 病毒的消息已经被苏联正式否认了，苏联各媒体对它的报导也嘎然而止。 但是此后，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快就出现了其他与这个谎言一样卑劣的反美积极 措施，其中一些还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兴趣。在这些无中生有的宣传中，关于“婴儿 器官移植”的报导应该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它声称美国富人们为了在美国进行器官 移植手术而屠杀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1988年9 月，在欧洲议会一次没有多少人参 加的会议上，用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法国共产党人（代号迈普）提出的对走私 “婴儿器官”行为进行谴责的动议。 冷战的结束也未能降低1988年起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契科夫和继他之后成为 国外情报局局长的舍巴尔申对“积极措施”的热衷。舍巴尔申在1975至1977年间担 任驻印度情报站站长时名声大噪，部分原因就是他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他常常留恋地“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回忆那些假情报——伪造文件如何引起了 新闻界的轰动”。 但并不是克格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和他们的领导一样对积极措施保持着热情。 1990年9 月，克留契科夫抱怨说，在莫斯科和国外工作的一些国外情报局官员 “过低地估计了旨在造成影响的行动的重要性和这些行动的作用。”他签发了一道 正式的“克格勃主席令”，要求“改善驻外情报机构在积极措施方面的工作”，并 且强调“‘积极措施’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实际上，政治上和行 动上的考虑以及苏联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都要求克格勃驻外情报机构在实施积极措 施时更加具有灵活性、创造性和保密性，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行动的效果……应该把 实施积极措施当做克格勃驻外情报机构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国外情报局的学校（安德罗波夫学院）奉命准备开办新的“积极措施专家班”。 积极措施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使用恫吓的办法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放弃对波罗的海沿岸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苏联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重 要的是，要让西方国家政府、政界和有影响的移民团体确信，任何冒险主义的企图 分裂苏维埃联邦、破坏苏联国家领土完整的赌博，都会导致当代国际关系的破裂， 并产生无法预期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外情报局开展的积极措施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些残留的 克格勃时代的痕迹。1994年在西方出版的叶利钦回忆录《克里姆林宫视角》一书最 后的附录里有从克格勃秘密档案中精选出来的两份关于苏联领导人的文件。其中一 份与肯尼迪遇刺事件有关。引起叶利钦注意这份文件的可能就是国外情报局（当时 的局长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该文件支持A 局宣传的那套理论，称“一伙以 百万富翁亨特为首的得克萨斯金融和工业巨头”选中了奥斯瓦尔德去执行他们的暗 杀计划：奥斯瓦尔德是执行针对肯尼迪的恐怖行动的最适合的人选，因为他的背景 能够引起一场指责苏联、古巴和美国共产党参与了这次暗杀行动的声势浩大的宣传 运动。 但是……鲁比和暗杀肯尼迪的真正策划者却没有考虑到，奥斯瓦尔德患有精神 病这个情况。当鲁比意识到马拉松式的审讯可能使奥斯瓦尔德供认所有实情时，他 马上干掉了他。 冷战时期阴谋理论制造的事件中没有一件能像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引发 的阴谋理论那样具有长久的影响力。 克格勃绝密档案 镇压“布拉格之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格勃及其前身在苏联集团形成过程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 角色。所有东欧国家里共产党控制的安全部门都是按照克格勃的体制建立起来的， 而且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其他东欧国家的安全部门都受到苏联“顾问”的 监督，监督着各个国家向所谓的“人民民主制度”过渡。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政治 发展都是按照同一个基本模式进行的。德国军队被赶走后，这些国家马上建立起了 联合政府，虽然非共产党的部长在政府中占有相当数量，但是共产党却掌握着新成 立的安全部门和其他重要的权力机关。在以后的几个月到三年不等的一段时间里， 这些政府即被共产党操纵的虚假的联合政府所取代，这种联合政府为走向听命于莫 斯科的、斯大林式的一党专政国家铺平了道路。 一直流亡在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1945年4 月 30 日返 回柏林时对他的亲信说：“一定要有民主的样子，但是也必须把一切都置于我们的 控制之下。”由于东欧要保持表面的民主，所以应该尽可能避免公开使用暴力来夺 取非共产党党派手中掌握的权力。相反，新生的安全部门使用匈牙利所谓的“腊肠 战术”（即一层一层地清除反对势力）手段，带头进行幕后恐吓活动。最后，在清 除了所有看得见的异己分子后，共产党通过安全部门操纵的选举，以虚假的压倒多 数使一党专政下的人民民主得以合法地确立起来。 在苏联集团形成的初期，苏联顾问严密把持着新成立的安全部门。为了清除东 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层中支持铁托的人士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绝大多数是虚 构出来的），上演了一幕幕政治迫害和公开审判的闹剧，而这些都是由莫斯科在幕 后导演的。匈牙利内务部长拉斯洛。拉伊克因为并不存在的铁托主义阴谋于1949年 被处决。据其所谓的同谋者回忆说，在对他进行审讯的过程中，当“俄国人对匈牙 利安全部门官员说话时，匈牙利官员的脸上立刻呈现出奴颜婢膝的笑容”，而“对 于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官员讲一些哪怕是最无知的笑话，匈牙利官员也总会报以 奉承拍马的纵声大笑”。 即使在俾大林死后，苏联集团国家里克格勃不喜欢的情报官员仍然会变成嫌疑 分子。1953年至1957年担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恩斯特。沃尔韦伯就是其中 之一。他与苏联情报界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间谍，专门从事海上破坏活动。但是莫斯科专横地发号施令和克格勃对他封 锁其在西德的活动的作法逐渐引起了沃尔韦伯的反感。克格勃也不信任他的妻子， 德国共产党党员克拉拉。法特。和她的许多同志一样，在斯大林的大恐怖时期，她 也曾被冤屈地关进了监狱。在东德，克格勃明目张胆地对她和她女儿（沃尔韦伯的 养女）进行监视。1956年，沃尔韦伯的职位被好拍马屁的亲苏分子埃里希。米尔克 所取代。在莫斯科的庇佑下，此人在国家安全部长的位子上一直坐到了1989年，成 为世界上在情报机构首脑职位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之一。 苏联红军曾三次（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在阿富汗） 介人了在不听话的共产党国家恢复亲苏的正统统治的行动。在这三次被委婉地 称为“恢复正常秩序”的行动中，克格勃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956年10月， 当“匈牙利起义”随着要求自由选举和撤出苏联部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开始时，克 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飞到布达佩斯亲自指挥克格勃的行动。 在内政部举行的安全和警察部门长官会议上，谢罗夫强烈批评了不愿意向游行 群众开枪的现象：“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的突击部队都摆到布达佩斯的街 道上来了，而在你们国家的军队里竟然还有对使用武力持怀疑态度的同志！”不久 后站在自由战士一边的布达佩斯警察总监山多尔。科帕奇轻蔑地答道：显然，莫斯 科来的顾问同志还没来得及了解我们国家的形势。我们应该告诉他，组织跨行示威 的并不是“法西斯分子”或其他“帝国主义分子”；他们都来各个大学，是工人和 农民的优秀儿女，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中的美丽花朵，他们在争取自己的权利…… 25年后，科帕奇仍然能生动地回忆起当时谢罗夫用他那铁青色的眼睛死死地、 咄咄逼人地盯着他的样子。在科帕奇逃到西方前不久，谢罗夫对他说：“我要把你 吊死在布达佩斯最高的那棵树上！”1956年11月3 日夜，国防部长帕尔。毛莱泰尔 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被邀请到设在托科尔的苏联驻军指挥部，商谈苏联红军从匈牙 利撤出的最后细节。午夜，正当与会者在相互祝酒的时候，谢罗夫挥舞着毛瑟手枪， 带着一队克格勃军官冲了进来，逮捕了毛莱泰尔及其同僚。这之后，持续了几个小 时闹剧一般的处决仪式过后，匈牙利代表团都非常清楚他的同事已无一人幸免于难 了。门月4 日凌晨4 时，苏联红军开始镇压匈牙利起义。谢罗夫和他的助手，克格 勃的K.格里宾尼克将军（他成了驻布达佩斯军事长官一直留在布达佩斯监督“恢复 正常秩序”的行动。 虽然直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爆发后，苏联红军才又再一次介人到强制 推行苏联的正统意识形态的行动中来，但是自60年代初开始，莫斯科就越来越担。 0 西方世界对苏联集团内部日益强烈的影响。克格勃的报告指出，西方正在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广泛开展颠覆活动…。。妄图使人们相信西 方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这些“颠覆活动”采取了多种形式，包括：广播、宣传出 版物、通过使领馆散布的信息、东西方文化和科学交流、旅游和书信等。在中心看 来，像英国广播公司和自由广播电台这样的西方电台为了破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 国家之间兄弟般的友谊进行的宣传很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克格勃最担心的是， “这些电台非常受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欢迎”。据统计——这些数据很可能来自克 格勃的匈牙利战友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在匈牙利有超过20％的年轻人收听西方 电台的广播。1964年匈牙利居民与西方的邮件往来数量达到了5000万份，比1963年 多了80 0万。克格勃也担心越来越多的赴西方国家旅游的东欧人可能会带回来反动 思想。1 964 年，有16.8万匈牙利人和15万捷克斯洛伐克人赴西方国家。更糟糕的 是，在中心看来，许多人在西方期间没有受到监视。克格勃抱怨说它的波兰同事—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在其驻外情报站里没有官员专门负责监督波兰赴外国旅游 者和在外学习的人。1964年有34500 名波兰人以个人身份，而不是随任何团体去了 西方。 克格勃保存着有关苏联集团内出现的“有害思想”和“敌对行为”的统计数据， 这些统计有些令人莫名其妙，把喜欢西方流行音乐和背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行为 一古脑都混在了一起。据说在1965和1966年，匈牙利青年的“有害思想”和“敌对 行动”每年都约有87000 项。据官方的秘密统计，在1968年，这个数字却降到了680 00项——这一变化虽然令人感到有些意外，但数据的可信度倒也增加了一点——而 且在以后十年中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然而，让人不安的是，记录在案的30％的 案件都与“共青团”这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员有关。 克格勃在一份报告中抱怨道：“西方的颠覆活动”正在危害苏联集团国家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它刺激了东欧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破坏了这些国家与 苏联的关系。而其中，对知识分子和青年人造成的危害最大。克格勃还注意到在作 家中存在着“一种不健康的倾向”，那就是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共处”，而且他们 越来越认为共产党不应该干预文学事务。学生们也表现出让克格勃担忧的倾向，热 衷于成立独立的：无党派组织，进行“英国俱乐部式的自由讨论”。克格勃一份没 有标明日期的报告特别提到了两本当时“越来越引起人们兴趣的”反动书籍：一本 是离经叛道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米洛万。吉拉斯撰写的《新阶级》；另一本是德国 十九世纪晚期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 吉拉斯称苏联的体制是由一群获得特殊利益的党的特权阶级操纵的寡头政治。 人们不难发现，为什么他对苏联这一具有破坏性的揭露会被视为颠覆性言论。 1963年，年仅20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因为有一本《新 阶级》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即使对于克格勃官员来说，这本书也有着潜在的危险。 1981年，《新阶级》在西方出版24年后，奥列格。卡卢金将军终于在克格勃图书馆 读了读这本书，而他发现自己竟也暗自赞同书中的观点。把尼采和吉拉斯归为同一 类人的作法更让人觉得莫明其妙。尼采主张只有“对所有价值进行重新评估”，才 能使强大的事物的生命力摆脱衰弱的事物的束缚，虽然这个主张与俾大林主义的实 际应用有些联系，但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却是大逆不道的。但是与吉拉斯的作品不同， 尼采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对苏联集团国家里的年轻人起到策反的作用。或许那份克格 勃报告的作者除了知道尼采是出了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之外，对这位伟大的德国 哲学家一无所知。 相对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在60年代中期进行的第一波改革浪潮倒并没有引起中 心的过多注意。改革者们针对的主要目标是年迈而又残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 导人安东宁。诺沃提尼。莫斯科越来越把他看成是一个难缠的新斯大林主义者，而 不是一道反修正主义的防洪堤。1967年12月，应诺沃提尼的要求，勃列日涅夫在事 先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对布拉格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诺沃提尼一直集总统和第 一书记职务于一身，而现在面临着让他交出第一书记职权的巨大压力。对此勃列日 涅夫拒绝干预，并且很干脆地告诉他这个问题应该由他自己去解决。得不到苏联的 支持，诺沃提尼只好给改革者让路。 1968年1 月5 日，46岁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第一书记，最初这并 没有引起克里姆林宫和中心的不安。杜布切克在苏联度过了他大部分的童年时光， 19 58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高级党校，克格勃以一种屈尊俯就的姿态把他称 作“我们的萨沙”。当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尝试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时，克格勃 第一总局第十一处（东欧处）起初还认为“我们的萨沙”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巧妙地利用了。后来，当它发现杜布切克自己就是改革的推动力 量之一时，中心感到自己被出卖了。 回顾当时的情况，杜布切克认为在他接替诺沃提尼仅仅两个月之后，莫斯科就 已经秘密作出决定，要用红军来镇压“布拉格之春”了：在诺沃提尼及其前任执政 时期，苏联被允许以各种方式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和秘密警察，包括批准重要 任命的绝对“权力”。直到3 月中旬，他们才意识到，未经他们同意，他们手中的 权杖可能已经被收回并被烧毁了，他们这才决定进行干预。 事实上，直到苏联8 月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夕，勃列日涅夫还不能确定进行 军事干预的做法是否明智。和他一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也对军 事干预的作法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向政治局里的强硬派妥协了。 采取军事干预行动是在3 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得出的。在会上乌克兰 共产党书记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声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都因 为“布拉格之春”而受到了威胁。他强调说，虽然“关键是要更主动地在捷克斯洛 伐克挖掘进步（亲苏）力量”，但是“军事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谢列斯特得到 了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的积极支持。安德罗波夫要求采取“具体措施”准 备进行军事干预。虽然当时他只是个（没有选举权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捷 克斯洛伐克危机中他成了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人物，敢于挑战柯西金等职位比他 高、但不愿意使用武力的人。 1956年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在镇压匈牙利起义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他坚持宣称来自反革命的威胁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程度，这一言论促使本来 不愿意使用武力的赫鲁晓夫批准了军事镇压行动。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里一位非常 敬重安德罗波夫的下级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安德罗波夫是第一个“看透”改革派 总理伊姆雷。纳吉的人，而且，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时安德罗波夫似乎仍然能 够完全控制局势，“即使是在子弹呼啸而过，使馆里其他人都觉得像身处一个被围 困的城堡的时候，他仍然是那样的镇定”。安德罗波夫是一个坚决主张使用武力的 人，同时也是一个使用欺诈手段的高手。他一边成功地使纳吉相信红军正在撤退， 而另一边却在同时策划着颠覆纳吉政府的行动。当匈牙利武装力量总司令N 月4 日 凌晨致电纳吉总理，向他汇报苏联军队已经开始进攻时，纳吉却对他说：“安德罗 波夫大使就在我这儿，他告诉我这是个误会，苏联政府并没有下令进攻匈牙利。大 使和我正准备给莫斯科打电话。” 和1956年在匈牙利时一样，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德罗波夫使用的仍然是 欺骗和武力相结合的战略。“布拉格之春”期间，伪装成西方人的克格勃特工是欺 骗行动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后来被称为“进步行动”的一系列行动之初，克格勃即 往捷克斯洛伐克派遣了大量特工，这标志着克格勃在使用特工方面的又一重大创新。 在此之前，特工的主要派遣对象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东方国家。大多数派遣到苏 联集团国家的特工的任务（行动代号贝加尔）要么是为了在西方旅游者中培养间谍 对象，要么是为了监视苏联公民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例如，1966和1967这两年， 不少特工被派遣到保加利亚境内的黑海旅游胜地，混迹于越来越多的来这里度假的 西方人之中，从中物色间谍发展对象。曾伪装成西方记者被派遣到乌克兰、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旅游胜地的斯坦尼斯拉夫。费奥多洛维奇。马洛膝 科就是一名特工，他除了别的任务之外，还调查“在没有得到克格勃允许的情况下， 女间谍是不是愿意和外国人发生亲密关系。”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克格勃第一次在苏联集团国家里动用了相当数量的特 工。他们伪装成西方游客、记者、商人和学生，既从事情报搜集，又负责实施积极 措施。中心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分子会更坦诚地向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同 情者”而不是东欧邻居们介绍他们的颠覆计划。即使在第一总局，也只有少数一些 高级官员了解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展的‘进步行动“。一开始，涉及”进步行动“的 档案保存在S 局（特工局）局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将军的办公室里。 随着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的进一步扩大，局里了解这一秘密的人也越来越多。 1968年，中心最初为“进步行动”挑选的20名特工中，至少有五名（格罗莫夫、 萨德科、谢维多夫、弗拉基米尔和弗拉斯）冒充西德人，另外可能还有两名（古里 耶夫和叶夫多基莫夫）也伪装成西德人。另有三名（阿尔乔莫娃、季姆和维克托） 伪装成奥地利人、三名（别利亚科夫、乌斯科夫和瓦利亚）伪装成英国人、两 名（阿拉和塞普）伪装成瑞士人、一名（叶夫拉特）伪装成黎巴嫩人、还有一名 （罗伊）伪装成墨西哥人。很可能是在3 月份，安德罗波夫下令在5 月12日以前至 少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布置15名特工。这个数量超过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向任何一个 西方国家派遣的特工数量。每个特工每个月都能得到300 美元津贴，另外还有出差 费和足够租用一套公寓的经费。 安德罗波夫还增加了克格勃在布拉格的公开情报站的数量。除了由M.G.科托夫 负责的、过去20年来一直在捷克俾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克格勃的捷克同行）总部 里运作的克格勃联络处以外，安德罗波夫还在苏联大使馆里秘密地设立了一个没有 对外公开的克格勃情报站，情报站由V.V.斯鲁扎尼诺夫负责，从4 月26日开始该情 报站正式启动。第一总局S 局副局长G.F.博尔佐夫和另一名N 线（特工支援）高级 官员V.K.乌姆诺夫被派到这个情报站负责协调特工的活动。情报站PR线（政治情报 处）和克格勃驻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联络处共同的主要任务是，在捷克斯洛 伐克共产党里寻找可靠的亲苏党员，以便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组成一个政府。 在克格勃的名单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里四位强硬派人物：阿洛伊斯。英 德拉、约瑟夫。莱纳特、德拉霍米尔。科尔德、瓦西里。比拉克以及1962年被解职 并被判刑的前内务部部长鲁道夫。巴拉克被排在了最前面。当时官方宣称比拉克受 到惩罚的原因是侵吞党内资金，但真正的原因是他利用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 局收集用来指控诺沃提尼的材料。 安排与经常出人苏联大使馆的英德拉、莱纳特、科尔德和比拉克等人见面，对 驻布拉格的克格勃官员来说不是件难事。但是与5 月份才刑满释放的巴拉克进行直 接联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克格勃下令一位名叫加林纳。列奥 厄多夫娜。利宁斯卡妞的女特工（代号阿拉洗和他建立联系。利宁斯卡妮持瑞士护 照，化名玛丽亚。维尔纳。多年来，活泼的阿拉已经精通于和那些克格勃感兴趣的 到苏联的外国游客打交道。克格勃关于她的档案一本正经地批评她“性欲过盛”， 虽然她有一个女儿，但是“却不是一个爱管家务的人‘”D 果类似评语出现在男性 特工的档案里，那可不是批评）。1961年，阿拉见过当时还是内务部部长的巴拉克。 他出狱后不久阿拉即成功地恢复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在她的要求下，巴拉克同意会 见克格勃情报站的B.S.伊万诺夫。 英德拉、莱纳特、科尔德和比拉克都证明是新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坚定的支持者， 就是这个政权后来摧毁了“人道的社会主义”。然而巴拉克却证明并不像布拉格情 报站想象的那么有用。部分原因是，甚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里一些亲苏分 子也很憎恶他担任内务部长并主管安全与情报局时的那种残暴作风。直到1975年， 也就是在被释放七年后，他才官复原职。 被克格勃派遣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打入‘布拉格之春 “ 期间建立起来的反革命组织，汇报他们的颠覆企图；二是实施一系列旨在使这 些组织失信于民的积极措施。打入反革命组织的任务被交给了叶夫拉特、古里耶夫、 叶夫多基莫夫、格罗莫夫和萨德科。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被中心视为颠覆思想主要发 源地的下列机构和人士：——作家联盟（特别是该组织主席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 副主席扬。普罗哈兹十以及知名作家帕维尔。科胡特和米兰。昆德拉）；——摆脱 了共产党控制的激进杂志，例如作家联盟的《文化报》和社会党的怕由言论报》以 及越来越离经叛道的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电台和电视台里的主要改 革派（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的总编伊日。佩利坎）；——查尔斯大学，特别 是它的哲学系（因为它带头强烈要求制定保护学术自由的新法律），以及主要的学 生活动家，如卢博米尔。霍莱切克和伊日。穆勒；——K －231 俱乐部，这是一个 由以前一些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刑法第23条被宣判为政治犯的人组织的俱乐部；—— “卡恩”俱乐部，该俱乐部由无党派活动家在4 月初组建，目的是给那些无党派人 士提供参与社会生活和建立“一种至今从未实现过的、新的政治体制——民主社会 主义”的机会；——社会主义人民党，它们正在努力恢复其在1948年共产党接管政 权后丧失了的独立地位。 “五一节”举行的穿越首都的大游行标志着反映政治自由新气象和官方审查制 度行将就木的“布拉格之春”的开始。全国观众都通过电视看到了这次游行的盛况。 与以往的游行不同，这次游行中没有出现给党的领导人歌功颂德的令人讨厌的 阿谈奉承，也没有赞美与苏联的友谊的陈词滥调的标语，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广大人 民对改革运动的支持的、自发的庆祝活动和向莫斯科发出的毫不客气的信息，比如 这样的标语：“永远与苏联团结在一起——但时间不超过一天”；“苏联万岁—— 但要它自己养活自己！”回忆起当天的情景，杜布切克总会流露出“深厚的感情”， 他被K －23俱乐部的前政治犯们以及“卡恩”俱乐部的无党派活动家们对他的支持 “真正打动了”。但是对于莫斯科来说，这一天是让人气愤的反革命挑衅，它显示 出捷克斯洛伐克一党专政的政府已经发发可危了。 在中心看来，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本身也已经越来越不可靠，情况 就变得更加危急了。或许在4 月份上台的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政府中最让莫斯科 讨厌的人就是负责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工作的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带 有讽刺意味的是，克格勃把对帕维尔的任命都归咎于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而此 人后来变成了改革派的反对者并在恢复亲苏正统统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 克格勃档案中的一份报告称，被任命为总理后不久，什特劳加尔来到切尔尼克的办 公室，由于担心这间办公室已经遭到窃听，他建议切尔尼克和他一起到穿过布拉格 市中心的伏尔塔瓦河边去散散步。散步时，什特劳加尔强烈要求切尔尼克让帕维尔 负责内务部。因为帕维尔曾在50年代初坐过几年牢，因此什特劳加尔称帕维尔一定 能保证警察部队和安全与情报局都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在这一点上帕维尔是值得 信任的。据说切尔尼克同意了他的说法。4 月底，刚当上内务部长不久的帕维尔宣 布，从今以后，由政府而不是政党来控制内务部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事务 ；而且一大批高级官员将被撤换，其中就包括安全与情报局局长、亲苏分子约瑟夫。 豪斯卡。他在6 月份被撤了职。在离任几星期前，他把拍摄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 情报局里工作人员档案的底片交给了克格勃。 5 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切尔尼克 一封信，信中对捷克进行了愤怒的指责，其中提到由于边界安全措施不完善，伪装 成西方游客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得以潜人捷克斯洛伐克。然而可以预料的是，他 没有提到那些持西方护照的最活跃的间谍和所有的破坏分子正是克格勃派遣的特工。 就在他送出这封信的当天，伪装成西德人的格罗莫夫（瓦西里。安东诺维奇。 戈尔蒂叶夫斯基）和古里耶夫（瓦连京。亚历山德洛维奇。古京）正准备绑架“布 拉格之春”中最具煽动力的民众领袖。格罗莫夫近期内就有过一次进行绑架活动的 经历。 仅仅一个月前，他刚在瑞典执行了帮助另一名克格勃特工（福斯特）潜逃出境 的任务，并因此得到了中心的褒奖。中心认为福斯特得了虐待狂。福斯特一回到苏 联就被送到精神病医院里住了一年，出院后他被克格勃开除了。 1968年5 月，格罗莫夫和古里耶夫选择的绑架出境对象是瓦茨拉夫。切尔尼和 扬。普罗哈兹卡教授。切尔尼（代号捷姆内）是捷克斯洛伐克浪漫文学研究的主要 权威作家之一，1948年政变后，他被从查尔斯大学的职位上赶了下来，‘布拉格之 春“ 期间他又复出，成为‘十恩“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并积极宣扬学术自由。在 1967年6 月举行的作家联盟大会上，普罗哈兹卡是带头谴责官方审查制度的作家之 一，要求”创作自由“。声称自己很为切尔尼的安全担心，古里耶夫试图使切尔尼 相信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威胁自然是来自反对改革的强硬派），并且提 出帮他找一个临时藏身之处。格罗莫夫也向普罗哈兹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一旦切 尔尼和普罗哈兹卡被说服确有躲藏的必要，他们就会被交给V 处（第一总局负责” 特别行动“ 的部门）的暴徒，这些人会用在进入东德时不用接受检查的专用汽车把他们送 走。 如果他们反抗，克格勃会用在行动档案中含蓄地称为“特殊物质”的东西来对 付他们。 但是这个行动最终遭到了惨败。古里耶夫不可能使经受过二十年残酷迫害的切 尔尼相信有什么比他以前的处境更危险的情况。同样让格罗莫夫感到失望的是，帕 维尔给普罗哈兹卡安排了一个保嫖。另外，中心也忽视了行动中将会遇到的语言问 题。虽然切尔尼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但是普罗哈兹卡只会讲捷克斯洛伐克语。 伪装成不会讲捷克斯洛伐克语的西德人的格罗莫夫发现与普罗哈兹卡交流是件 非常困难的事，虽然他能用俄语使普罗哈兹卡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这样做可能会暴 露他的真实身份。几星期后，格罗莫夫和古里耶夫放弃了绑架计划。 除了“布拉格之春”期间的其他任务，克格勃特工还奉命执行一系列代号为 “中间人”的积极措施任务。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通过伪造捷克斯洛伐克“右派分 子”和西方情报机构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给苏联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找 到借口。装扮成同情“布拉格之春”的西方人的苏联特工试图说服捷克斯洛伐克的 编辑和记者发表攻击苏联的文章和其他挑衅性言论。他们还试图引起切尔尼和K － 2 3 俱乐部对接受一个虚构出来的地下组织提供的援助的兴趣，据称这一组织还得 到了西方的武器援助。中心将“中间人”行动秘密通报给了6 月份被帕维尔撤了职 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局长豪斯卡，他表示同意提供合作。 到7 月中旬，作为“中间人”行动的一部分，苏联特工已成功地布置了伪造的 有关武装政变的准备情况的证据。7 月19日，《真理报》报导称，在西德边境附近 发现了藏有美式武器的“秘密窝点”。其中一些武器被简单地装在带有“美国制造” 字样的包装箱里，据说这些武器是被“寻求报复和拥护旧秩序的人”走私到捷克斯 洛伐克境内来的。据报导，苏联政府还得到了美国制定的推翻布拉格政府的“秘密 计划”的副本。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所有新闻机构为了加强《真理报》的报导效果， 都纷纷报导称，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内都发现了暗藏的西方武器。同时，暗示K －23 俱乐部和‘卡恩“俱乐部与西方情报机构共同策划反革命阴谋的假情报也被送到了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 就在《真理报》编造第一份关于反革命武装窝点的报告当天，苏联政治局召开 会议，讨论苏联在这场危机中应该采取的第二个步骤。会议开始时，勃列日涅夫建 议最后会见一次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有在这个努力失 败的情况下再采取“极端措施”。安德罗波夫是主张立即采取极端措施的一派的代 言人。他声称，双边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任何拖延都会增加‘右派分子“造成 的威胁：”他们在为生存而战，是在拼命…。。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做准备，而且 他们做的准备是全面和彻底的。他们使工人阶级，工人武装（为冲突）做好了准备。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都表现得相当暴躁。安德罗波夫与柯西金争论得异常激烈， 他谴责柯西金，就因为他主张立即采取军事介人行动，而对他进行“攻击”。柯西 金反驳道：“我并没有攻击你，相反，是你一直在攻击我。”政治局正式委员中只 有K.T.马祖罗夫支持安德罗波夫反对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举行最后一次会 议的意见。和安德罗波夫同样是候补委员的外交部长，后来成了安德罗波夫死党的 安德烈。葛罗米柯宣称，与杜布切克和他的同事举行会晤只不过是入侵前必要的预 备行动：“显然他们是不会接受我们的建议的。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下决心采 取极端措施了……”这或许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 正如葛罗米柯预料的那样，7 月29日至8 月1 日在边境城市蒂萨河衅切尔纳举 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与苏联政治局的会议没有达成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 情报局进行调查后，帕维尔向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报告说，所谓反革命武装窝点只 是个“挑拔行动”。虽然这些武器是美国二战期间制造的，但是它的一些包装却来 自苏联。其他将K －23俱乐部和“卡恩”俱乐部与西方秘密机构牵扯到一起的情报 也被发现是伪造的。但是“中间人”行动背后的特工却没有被挖出来。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的一个叛徒声称，克格勃准备在8 月份暗杀几位捷克斯洛伐克公民 的苏联籍妻子，并把这些人的死归罪到反革命分子头上，米特罗欣记录的克格勃档 案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说法，但这种证实还算不上是结论性的。 8 月初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党委会会议上，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 斯拉沃伊。弗劳兹（代号法尔卡奇）指出，克格勃向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派 遣的顾问违反了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情报联络原则，应该被召回莫斯科。其他安 全与情报局官员也支持他的提议。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很快传到了克格勃手里。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所有要求召回克格勃顾问的官员都遭到了逮捕，只 有弗劳兹是个例外。这或许是因为他提出这种要求是在苏联的授意下进行的，目的 在于找出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存在于安全与情报局中的主要的反苏分子。 除了编造用于公开宣传的西方颠覆计划的证据外，危机期间，安德罗波夫还向 政治局提供了旨在加强政治局采取军事干预的决心的、带有倾向性的情报。“布拉 格之春”期间提交给中心的关于美国政策的最重要的准确情报来自华盛顿情报站。 这份情报是34岁的精力充沛的政治情报处负责人奥列格。卡卢金提供的，他称 这份情报来源于“绝对可信的文件”。文件证明，中央情报局或者美国其他情报机 构并没有操纵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然而，由于这份情报违背了安德罗波夫提 出的存在一桩“帝国主义阴谋”的阴谋理论，因此这份情报并未被上报政治局。返 回莫斯科后，卡卢金惊讶地发现，中心命令“我的情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而且必 须销毁。”按照安德罗波夫的命令，“克格勃煽起了政治局对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成 为北约的侵略或者一场政变的牺牲品的恐慌。” 在8 月18日召开的会议上，苏联以及华约集团中四个“可靠”成员国——保加 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及波兰——的领导人正式商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二 战结束后在欧洲展开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8 月20日下午4 时，帕维尔的副手， 亲苏分子尼利安。沙尔戈维奇召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里的‘可靠“成员开 会，向他们通报将于当晚展开的入侵行动的计划，并分配协助华约部队行动的任务。 两个月前被帕维尔撤了职的豪斯卡重新执掌了安全与情报局的工作。 ZI日上午9 时许，当苏联军队已经控制了布拉格关键位置后，捷克斯洛伐克安 全与情报局元老博胡米尔。莫尔纳中校向克格勃挑选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 报局官员下达了逮捕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中的改革派领导人的任 务。 莫尔纳曾在1956年协助苏联镇压匈牙利起义，并因此得到克格勃主席伊万。谢 罗夫奖励的一把雕有特别花纹的自动手枪。在克格勃官员陪同下，这些人来到中央 委员会大楼杜布切克的办公室，其中一个人用一种在杜布切克看来是二流的业余演 员的“机械的声音”宣布：“我以英德拉同志领导的工农政府的名义拘留你。”停 顿了一下之后——可能是要想一下接下来的台词——他补充道，杜布切克和他的同 党将很快受到以阿洛伊斯。英德拉为首的革命法庭的审判。 英德拉等莫斯科挑选的傀儡政府的主要成员，已经在苏联大使馆里准备接管政 权了。可就在这时，入侵计划不得不作出修改。英德拉及其同谋曾经向莫斯科保证， 军事干预会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中多数人的支持，而这种保证显然是错 误的。事实是，杜布切克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里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而且在 群众中也得到了广泛支持，这迫使莫斯科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组建一个傀儡政府的 计划，并把杜布切克和他的同事——在克格勃官员“护送”下——带到了克里姆林 宫，试图通过恫吓来使他们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屈服。勃列日涅夫非常相信克格勃编 造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正在准备发动政变这个说法：地下指挥所和武器库已经被 我们发现了。我们并不想对你个人提起起诉，说你有罪。或许你自己也不知道这些 情况…… 但是，在以后几天的讨论中，苏联政治局逐渐放弃了为入侵行动开脱的努力以 及假装出来的同志间的团结，转而诉诸于威胁和强迫。杜布切克感到除了对苏联提 出的主要要求作出让步外，他已经别无选择：“其他办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处理的 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的事务，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在苏联的枪杆子的瞄准之下。” 8 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签署了秘密协议，接受了华约军队对捷克斯洛 伐克的“暂时”占领状态。8 月22日匆匆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特别 大会作出的谴责苏联入侵的决议被废除了。党和政府、电台、电视台里曾经激怒过 莫斯科的一些主要改革派成员被解除了职务。 克里姆林宫把莫斯科协议仅仅视为“秩序正常化”行动的开端，这一行动将很 快让“布拉格之春”变成冬天。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后来的一份官方历史记录 中所抱怨的那样：‘右派……仍然掌握着党、政府和大众媒体中关键位置……党和 国家中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力量在1968年8 月到1969年4 月间，领导了一场艰难而 复杂的斗争，右派逐渐受到了压制。 安德罗波夫最关心的是，虽然豪斯卡逮捕了一些主要的改革派成员，但是捷克 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里的“右派”势力依然很强大。来自布拉格的克格勃报告显 示，这种情况在对外情报机构中尤为严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一处 （对外情报处） 里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了，出现了一些带有反苏性质的行为：扯掉苏联国旗、 张贴（充满敌意的）标语、攻击被派去保护一处原址的苏联军队，情报官员转入地 下活动、交回了他们的官方通行证，并在苏联军队到达时停止工作以示抗议。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一处党委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使中心非常 恼火。这些决议是：1.一处共产党组织的全体共产党员欢迎从莫斯科归来的捷克斯 洛伐克代表团，也为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斯沃傅达 和其他同志有可能恢复宪法和党赋予他们的职责而感到高兴。（实际上，在苏联的 坚持下，克里格尔已经被撤了职。） 在表达对这些同志信任的同时，一处党组织的全体共产党员将继续全力以赴地 支持他们完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制定的（改革）行动计划。 2.一处党组织对莫斯科会谈后发表的最后公报的内客表示关注，它反映出会谈 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我方代表处于压力之下，而且占领军就在捷克斯 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 3.一处全体共产党员再次表示对合法选举产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领导的 支持，并欢迎他们④来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全体党员一致要求对违背局领导和内 务部帕维尔部长（因为莫斯科的坚持而被撤职）命令的所有事件立即展开调查。与 此相关的是，有必要查明苏联克格勃官员在其中究竞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党组织认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出的决议是合法的，并把这次危机事件的责 任归咎于苏联军队。 克格勃发现捷克俾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驻纽约情报站站长，代号帕特尔，正在 无谓地力劝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伊日。哈耶克置莫斯科协议于不顾，将苏联的人 侵行为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帕特尔坚持说：‘如果我们不向安理会提出捷克斯 洛伐克问题，人民会把我们视为叛徒。“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驻华盛顿情报 站站长也眼睛里含着泪水对奥列格。卡卢金说：”我的孩子们会因为你们对我们国 家所做的这些事而痛恨你们。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们的这些行为。“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里的亲苏分子，即克格勃所谓的”进步力量“，花了好几年时间才 彻底消除了修正主义的后果。 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克格勃特工仍然是实施安德罗波夫制定的打入 和动摇“右派”势力的战略的中坚力量。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行动”也得 到了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情报机构的支持。“布拉格之春”期间，米尔克曾把民 主德国的特工派遣到捷克斯洛伐克。8 月25日，他向中心汇报说，他又向布拉格派 出了一支小分队和负责指导这支小分队行动及与克格勃情报站联络事宜的民主德国 国家安全部官员。9 月，安德罗波夫和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来到华沙，同意 了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相当于波兰的克格勃）制定的一项计划，该计划准备利用间 谍和特工向捷克斯洛伐克“地下反革命组织”、流亡团体和怀有敌意的情报机关进 行渗透。 据米特罗欣见过的档案记载，克格勃在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组织”普通成员 中最有价值的但自己并不知情的情报源是列奥。拉皮（代号弗雷迪），拉皮曾经是 政治犯，也是K －23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虽然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但他却是德 裔，这使他比不大会讲西方语言的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更容易发展成情报来源。 阿拉是第一个与拉皮接触的人，1968年，她伪装成会讲德语的瑞士人，与拉皮进行 了第一次接触。两个月后，发展他的工作交给了另一位女特工阿尔乔莫娃，她的公 开身份是一位奥地利女商人。1969年2 月起，专门负责接近拉皮的是一名代号为费 奥多罗夫的特工。他使用的是德国护照，公开姓名叫瓦尔特。布雷德，在这之后的 十年当中，他成了精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间谍活动的主要特工。因为阿拉和阿尔乔 莫娃都向中心汇报过拉皮向外国人出租房屋的情况，于是，费奥多罗夫就以自己是 个商人、需要在布拉格寻找一个住处为由，与拉皮进行了第一次接触。 拉皮根本不知道阿拉、阿尔乔莫娃和费奥多罗夫这三个人是克格勃特工，是来 执行消灭“人道的社会主义”残余势力的任务的。相反，他们都成功地使他相信， 他们是支持“布拉格之春”的西方人，非常希望能为帮助恢复这一运动尽一点力。 由于当时西方几乎普遍存在着反对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情绪，拉皮错误地 相信这三位来自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的朋友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了。他的这个 错误正好被费奥多罗夫无情地利用了。拉皮完全信任费奥多罗夫，以至于在赴罗马 尼亚度假期间还让他照看自己的公寓。拉皮还把费奥多罗夫介绍给K －23俱乐部的 活动家以及基督教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的领导人。这些党派都曾在“布拉格之 春”期间试图重建自己的组织。在费奥多罗夫与这些人会晤时拉皮一直为他充当翻 译。费奥多罗夫提供的关于自己与这些反革命分子会晤情况的一些报告受到中心的 高度重视，并被提交给了政治局。 当然，克格勃的档案中并没有记录特工在背叛那些有时候可以算得上是英雄的 “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时的感受。与那些没有在苏联集团国家以外工作的亲身经 历的苏联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不同，这些特工非常了解西方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生活 的现实情况，以至于他们都无法使自己相信，他们是在进行一场维护社会主义价值 观、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第一总局S 局里时常有人抱怨，被派遣出国的 特工在回国后时常会对苏联生活产生“不正确的”看法。有时候，他们的态度实在 错误得令中心无法接受，从而导致了他们间谍生涯的提前结束。1966年，克格勃驻 布达佩斯联络处向中心汇报了在莫斯科休假后返回加拿大工作的女间谍埃尔娜的一 系列政治上有错误的看法，据说这些看法甚至让她的克格勃同事“感到震惊”，其 中包括：在莫斯科我不敢坦诚地发表对一些事情的意见。毕竟，我能想象得到，他 们认为我的思想里不仅仅是存在着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 为什么党会允许再次出现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呢？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赫 鲁晓夫个人就能决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呢？其他的中央委员都在干什么？对斯大 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后果难道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不够清晰了？ 现在发射这么多人造地球卫星干什么？关注地球上发生的更重要的事情不是更 好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20年T ，可是老百姓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 也是他们应得的物质财富。但是在西方，就连最卑微的人也早就享有这些东西了！ 极少有哪个特工敢公开宣扬这些煽动性的言论。但实际上有不少人明显存在这 些思想，只是他们不敢表达出来，而这就使得他们身上的悲观主义越来越严重，有 时候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亲身经历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情绪。 1963至1972年间，在国外情报局和哥本哈根情报站N 线（特工支援处）工作的 奥列格。安东诺维奇。戈尔蒂耶夫斯基写了一本关于他哥哥格罗莫夫——“布拉格 之春”期间最早受命向“右派”组织进行渗透的五个特工之———的回忆录，从中 可以看出格罗莫夫的一些真实看法。1933年出生的格罗莫夫，用奥列格的话说： “成长在一群因战争而变得残酷无情的男孩子中间”，长大后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 崇尚物质利益的人。与在捷克斯洛伐克相对贫困的生活相比，他更喜欢生活在西方。 奥列格在受训期间被告之要在捷克斯洛伐克语和瑞典语中作出选择时，他哥哥 对他说白痴才不选择瑞典语呢：“如果你选择捷克斯洛伐克语，那么你将坐在破烂 的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或驻布拉迪斯拉发领事馆里度过你的余生……（但是）瑞典 可是个很好的国家……从那里你可以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去。”费奥多罗夫给中心 的报告里也有对捷克人的冷嘲热讽的评论，虽然他的态度表达得没有那么明目张胆。 他说到苏联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用时写道：“苏联的武装力量扮演了一个 站在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的警察的角色；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而这就足以使得交 通变得井然有序了。”换句话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因为害怕而不得不屈服。 对于少数特工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产生的影响可能比单纯加深他们的 悲观态度要严重得多。几年后，阿拉曾试图自杀。虽然她的克格勃档案对这件事的 解释只是因为她的姘夫抛弃了她，但是很难相信，背叛那些她有过密切交往的捷克 斯洛伐克人没有加深她感情上的伤害。而有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经历之后，苏 联特工的一种更普遍的反应是借酒消愁。格罗莫夫甚至在到东南亚执行任务得了乙 型肝炎之后也无法戒酒，于1972年去世时年仅39岁。博贡和他妻子也变成了酒鬼。 1976年，他被送到布尔坚科军事医院接受“全面戒酒治疗”，他的妻子则在克 格勃中心医院精神一神经科接受戒酒治疗。几年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 执行大量的“进步行动”任务给博贡造成的心理打击，比他在美国当特工时承受的 精神压力大得多。 国外情报局里另一个工作人员的情况则无疑证明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某 些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对于格罗莫夫的弟弟，当时在哥本哈根工作的奥列 格。戈尔蒂耶夫斯基来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那可怕的一天对我以后的生活 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使他认识到苏联这个一党专政国 家在本质上就是对人类自由的一股破坏力量。在以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 在暗自琢磨如何去推翻这个一党专政国家，最后下定决心做一名潜伏在克格勃里的 英国间谍。 克格勃绝密档案 “进步”行动 ——对苏联集团内国家的间谍活动杜布切克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8 个 月描述为“一次有组织的退却，放弃每一寸土地前都进行了精心计划的抵抗”。但 是，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退却。来自苏联的压力、捷克共产党内部的保守派以及 原来支持改革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决定与入侵者同流合污的各方面的因素逐渐 动摇了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派主要领导人的地位。 1969年3 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为要求杜布切克下台的人找 到了直接的借口。杜布切克后来回忆说：3 月ZI日，“整个国家都在通过电视观看 捷克俾洛伐克国家队同苏联国家队的比赛，当然，这不仅仅是一场冰球比赛，它是 一场失败战争的再现……”全国人民都在热烈庆祝捷克斯洛伐克队的胜利，这促使 克格勃下决心在3 月28日，即在捷克与苏联进行第二场比赛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与情报局中亲苏分子帮助下制造一起反苏暴乱。就在比赛开始之前，一些化装 成市政工人的警察在位于瓦茨拉夫广场的苏联航空公司的办公楼前卸下了一车石块。 布拉格警察档案显示，整个行动是潜伏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里的一名苏联特工直 接指挥的。就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打败苏联国家队之后，身 着便装的捷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军官混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之中，用事先堆放在文 采斯劳斯广场上的石块砸苏联航空公司办事处。他们还把大楼里的家具拉出来，放 火焚烧了。 这一精心策划的行动使莫斯科有了它所需要的证据：“反革命必须被坚决镇压”。 杜布切克认为，现在除了辞职他已经别无选择。“否则，苏联会发动另一起事 端，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甚至导致流血事件。”4 月17日，斯洛伐克第一书记古 斯塔夫。胡萨克接替了杜布切克的职务。向全国进行离任广播讲话时，杜布切克痛 哭流涕，难以自控。 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的“进步行动”仍在继续。第一总局S 局高级官员德米特 里。基里洛维奇。韦特罗夫来到布拉格，负责监督和协调特工向顽固不化的改革分 子进行渗透。加林纳。维诺格拉多娃（阿拉）伪装成同情“布拉格之春”的瑞士人， 奉命向战功赫赫的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的教练之一拉吉斯拉夫。莱博维奇（代号卡 恩）施加影响。中心对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抱有很深的怀疑。另一个化装成奥地利 人的名叫尤里。列诺夫（代号克拉夫琴科）的特工成功地博得了国际特级象棋大师、 体育专栏作家卢德克。帕赫曼的信任。帕赫曼曾经在苏联入侵后参与建立非法广播 站。在列诺夫掌握了帕赫曼的一些坚持“反苏斗争”的朋友和同事之后，帕赫曼就 遭到了逮捕并被关进了监狱。 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虽然对杜布切克的辞职感到高兴，但对他的接班人，曾 于1952年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帽子并被打入监狱的古斯 塔夫。胡萨克也不太满意。联络处的报告称“九年的铁窗生活，在胡萨克的心理上 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他对明显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路线的人采取了不负责的纵 容态度。”联络官还向中心汇报说，捷克共产党领导层缺乏“真正的内部团结”， 分裂为“国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两派，“国际主义者”以比拉克和英德拉 为代表，都是支持1968年8 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于预的人；“现实主义者” 以什特劳加尔为首，这些人虽然当时反对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但是现在已经接 受了这个事实。两派争权夺利，在党的机构中争夺重要职位，竞相在其中安插自己 的支持者。第二年，这两派都获得了一些成功。1970年1 月，什特劳加尔接替切尔 尼克担任了总理。而与此同时，比拉克获得了负责在颁发新党证期间清理党内改革 派的权力。中央委员会管理和审核委员会主席，强硬派分子米洛什。雅克什成了比 拉克的得力助手，定期向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汇报清理行动的进展情况。七年后， 他接替胡萨克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 中心是这样评价驻布拉格联络处和情报站的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 和国中的复仇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遭受了一次政治上的失败；右派势力的合法思 想库被铲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复兴的主要思想家们被赶出了政治舞台并被开除出党 ；在国家机构中对最活跃的右派危险分子进行了清洗。 但是，更换党证并不能说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的所有敌对和异端分子都已 经被清理干净了。 本来，莫斯科打算在入侵之后让英德拉掌管“工农政府”。联络处报告说，他 “正在等待时机”，提出他希望成为总书记的要求。他的等待毫无结果。 克格勃间谍和捷克共产党里的亲苏分子仍在叫嚷，什特劳加尔和其他前改革派 领导人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苏联的真正朋友的利益则受了损害。内务部里 的一个内线，雅罗斯拉夫。泽曼说什特劳加尔歧视国际主义者：“什特劳加尔是什 么东西？1968年，他曾准备移民到西方，并准备好了所需钱财和文件。”背叛行为 在什特劳加尔的庇佑下盛行起来了，而“与苏联合作的官员却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 主义共和国里被人瞧不起，他们永无出头之日，不被提升，也得不到奖励。” 到1971年1 月，有310 位情报官员被撤职，170 人被开除了党籍，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的所有高级官员和不少初级官员都被撤换了。但是中心仍然不满意。 在这一年里，联络处奉命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和安全与情报局采取“得当的方 式”，对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构进行彻底改组，因为“其中心机构已经被地污了， 而且可能还混入了死心塌地为敌人工作的间谍”。中心希望改组后的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与情报局能够在搜集科技情报、派遣特工和其他间谍活动方面向克格勃第一总 局提供积极协助。 尽管联络处对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仍然疑心重重，但它 还是汇报说，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长拉德科。卡什卡乖乖地给予了令人满意和实质 性的合作：我们没有从卡什卡那里得到任何不正确或非客现的情报。到目前为止， 他一直都在向我们坦诚地、详细地介绍着捷克斯洛伐克内的政治发展以及内务部里 的情况。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行动命令和报告都被送到克格勃，其内部人事调 整方案也必须得到克格勃的批准。卡什卡奉胡萨克的指令开始秘密搜集“主要右派 人士”的材料，以便确定有多少人可以被指控违反了国家法律。1971年3 月，卡什 卡问克格勃有没有掌握国民大会主席达利博尔。哈内斯以前与西方联系的“不利情 报”，这让克格勃感到非常为难。中心担心，如果它作出答复，这就给人留下了这 样一种（非常准确的）印象——“克格勃在搜集友好国家里兄弟党派的官员的情报”。 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处长耶。西尼岑奉命作出答复说：“没有得到关于哈内斯与 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报告”，但是，遵循不对盟国进行间谍活动的原则，今后克 格勃不能再对此类问题作出答复。中心私下告诉西尼岑，比拉克曾向苏联大使揭发， “布拉克之春”期间哈内斯“站在了不正确的立场上”；而且他的父亲对在两次世 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镇压斯洛伐克工人游行示威”事件负有责任。没过多久，哈内 斯国民大会主席的职务就被没有毛病可挑的、正统派人士英德拉接替了。 1971年5 月4 比卡什卡会见了克格勃副主席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茨维贡， 向他汇报“秩序正常化”行动的进展情况。茨维贡能够占据这一重要职位基本上就 是因为他是勃列日涅夫最老的酒友之一。卡卢金对此人的评价是“绝对愚蠢，相对 无害”。听了卡什卡的汇报，茨维贡显然不可能完全放心。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 卡什卡告诉他，约有45万捷克共产党党员退党或被开除，“这使党与群众的联系变 得非常困难”。除了一个人外，内务部下属所有局的局长都被撤换了。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中共有大约3000名职员被解雇。但是在这些机构里 仍能够处处感觉到反苏情绪。苏联的电影和戏剧也遭到了普遍的抵制。电影《克里 姆林宫的钟声》在捷克斯洛伐克首映时，剧场里只有五个观众；第二次上映时也只 有十个人观看。到处都有匿名的恐吓和恶意的谣言，铁路也经常遭到破坏。但是也 有成功的消息。为了引出“布拉格之春”的秘密支持者，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 局建立了一个假装献身于“人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组织。最后，卡什卡向茨维贡 保证，他和他的部门会始终与克格勃联络处及联络处处长西尼岑将军保持密切联系。 1972年春，安德罗波夫与卡什卡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与一年前茨维贡的风格 不同，安德罗波夫表现得更加武断。他坚持认为，虽然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平静”， 共产党政权也得到了加强，但反对派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而且西方的情报机构也 已经渗透到这些反对派当中。因此派遣间谍对反对派进行渗透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安德罗波夫认为最重要的关于反对派的情报来源很可能还是列奥。拉皮（弗雷 迪）。 仍然伪装成同情“布拉格之春”的西方人的特工费奥多洛夫定期在布拉格和东 柏林会见拉皮。1972年1 月25日，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的接班人费奥多尔。 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坦想征得安德罗波夫同意，通过“假旗号”欺骗行动（隐瞒 克格勃的角色）诱骗拉皮为苏联充当间谍。l 月29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这项行动， 于是费奥多洛夫开始执行这个发展间谍的任务，声称自己是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的 特工。 中心对拉皮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弟弟卡尔是一位西德公民，而且根据克 格勃档案记载，与联邦德国的两位著名政治家交往甚密。 虽然卡什卡本人对其克格勃顾问极尽阿决奉承之能事，并亲自监督了对捷克斯 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大规模的清洗行动，但是中心仍然对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 报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纯洁程度不满意。1972年8 月，安德罗波夫向苏共中央委员 会汇报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内部敌人”正在竭力阻止“秩序正常化” 行动的完成。11月，另一份提交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引用潜伏在捷克斯洛伐克内 务部的间谍和内线的话说，内务部的关键职位仍然被“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占 据着。 克格勃还从其内线那里收到了很多抗议，这些抗议称，对在“布拉格之春”下 台的领导人及其家人的迫害是不够的。曾在1968年协助过苏联的军事行动，并于1970 年被提升进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威廉。沙尔戈维奇抱怨说，“右派领 导人”的子女竟然还能被允许上大学。更糟糕的是，杜布切克、斯特凡。萨多夫斯 基和朱利叶斯。图尔切克这三个名誉扫地的前主席团成员的子女在人学考试中还被 给予了“极高的分数”。 沙尔戈维奇的抱怨只能反映出亲苏的马屁精们自以为是的报复心理，而并不说 明大学里进行的清洗行动的失败。1969－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 人被 解雇。所有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和文化杂志都被停刊。失业学者和作家只好去当厕所 清洁工、建筑工人和锅炉房司炉。海因里希。博尔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 形容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座真正的文化坟墓”。 在“秩序正常化”期间，中心收到的许多报告都涉及到了捷克共产党领导层里 持续而隐蔽的权力斗争。1972年雅克什向克格勃联络官汇报说，胡萨克下命令对主 席团所有成员的电话进行窃听。现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作气氛极其恶劣，相比之下， 当初诺沃提尼在台上的那段日子可以称得上是黄金时期了。1973年2 月，他和另外 三名主要的亲苏分子：卡雷尔。霍夫曼、安东宁。卡佩克及党的书记米罗斯拉夫。 赫鲁什科维奇再次向克格勃抗议说“有人试图把共产党员中的国际主义者从重要职 位上挤下来”。1973年克格勃向莫斯科提供的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明争 暗斗的情况还包括：有人称现实派代表人物什特劳加尔总理，用尽了种种办法想讨 好胡萨克的副手、国际主义分子比拉克，包括给比拉克的女儿送了一件价值1 万克 朗的礼物，而这笔钱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的预算里挪用的。 1973年2 月28日，卡什卡在赴波兰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亚罗米尔。奥布 日纳接任了内务部长的职务。一上台，他立刻表现出一副阿泱奉承的嘴脸，极力证 明自己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对克格勃的联络官说：“为了苏联共产党，为了勃 列日涅夫同志，我准备执行交给我的任何任务”。但是很快，他就被卷入了胡萨克 试图提高自己个人威望的图谋中。胡萨克希望能像诺沃提尼在“布拉格之春”之前 那样，集国家元首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于一身。1973年底，可能是 受胡萨克指使，奥布日纳试图去拉拢那些反对胡萨克当总统的国际主义分子。布拉 格为克格勃提供的报告显示，以霍夫曼、英德拉、雅克什和卡佩克为首的亲苏领导 人（这些人都与克格勃和苏联大使保持着密切联系）坚持反对任何把党政大权集于 一身的企图。然而1968年接替诺沃提尼担任总统的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年事已高， 这正好为胡萨克实现他的企图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975年5 月，胡萨克接替了已精 神错乱的俾沃博达的职务。为了庆祝这一时刻，《红色权利报》刊登了五张胡萨克 分别与1968年8 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华约集团五个成员国领导人的巨幅合影照片。 就在胡萨克被捧上神坛之际，杜布切克却在斯洛伐克林业委员会当机械师，时 刻处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监视之下，并经常遭到他们的骚扰。1975年10 月2 日，中心向勃列日涅夫汇报说，杜布切克向西方媒体寄出了一些有损胡萨克形 象的材料。根据杜布切克提供的材料，西德和奥地利新闻界报导称，战争期间，胡 萨克曾陪同一些纳粹记者到过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庭森林，德国人就在那里挖出了 几千具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枪决的波兰军官的尸体（莫斯科曾指责是德国人杀害 了这些波兰军官）。为此，杜布切克两次被传唤到斯洛伐克内务部接受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审讯。克格勃对审讯结果非常不满。它向勃列日涅夫汇报说： “在审问过程中，杜布切克气焰相当嚣张，直截了当地拒绝回答问题，并声称将来 如果再受到迫害，他将进行抗议。”杜布切克还拒绝在否认提供过关于胡萨克的情 况和抗议西方媒体使用他的名字的两份声明上签字，并威胁说如果再对他实施“高 压手段”，他将做出“果断”反应。而同时，胡萨克则致信奥布日纳申辩自己是清 白的。 胡萨克虽然成功地爬上了总统的宝座，但其权力与10年前的诺沃提尼相比，却 受到较多的限制。国际主义分子、胡萨克的第二把手比拉克比东欧国家的任何一个 副总统都更具有权威和影响力。克里姆林宫拒绝接受一个完全由声名狼藉的强硬派 领导的政府，虽然对胡萨克一比拉克这个组合也不是没有疑心，但仍然认为这已经 是可能的最好选择了。1979年一份来自驻布拉格的克格勃机构的报告以几乎不加任 何掩饰的语言称，虽然胡萨克和比拉克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但是谁都没有尝试去 推翻对方，因为他们知道莫斯科是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之 间的公事公办的关系能够一直得以维系的主要原因是，胡萨克、比拉克和捷克斯洛 伐克共产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都知道，苏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给予了胡萨克和比拉克 完全的、坚定的、不折不扣的支持。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这是维持他们之间正常 工作关系的重要的牵制性因素；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对政治领导层存有偏见，但是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对奥布日纳和捷克斯 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洛尽职守的工作态度还是非常满意的。联络处在报告中称，奥 布日纳使它能够“客观地了解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里发生的情况以及包 括胡萨克在内的主席团成员的一举一动。1977年，西尼岑汇报说，克格勃与捷克斯 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在26个国家的情报站有“业务联系”。克格勃发现对阿尔巴尼 亚进行渗透非常困难，于是1975年，应苏联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决定 在阿尔巴尼亚设立情报站。1976年，安全与情报局发现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代表、国家科技文艺出版社主编约瑟夫。格罗曼是西德间谍后，奥布日纳邀 请中心派遣“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克格勃官员到布拉格协助调查工作。1977年西 尼岑在其发自布拉格的年度报告中总结称：我们的朋友把他们与情报站之间的密码 通讯——无论是属于情报性质的通讯，还是有关行动计划的联络——都交给了我们 ；他们还把大使们发回来的电报也交给我们。他们实际上不对我们保留任何秘密。 镇压“布拉格之春”和此后展开的“秩序正常化”行动，标志着克格勃对东欧 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早些时候由特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次实施的“进步行动”—— 监视公众舆论的动向、对颠覆性组织进行渗透，并密切注意西方情报机构在“意识 形态领域进行破坏活动”的蛛丝马迹，也扩展到了其他东欧国家。1969年以后，克 格勃还被允许在所有苏联集团国家内部招募间谍和发展可靠的联络员。除了在华约 成员国设立的克格勃联络处外，中心还像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在驻这些国家的苏 联大使馆里建立起了在外交掩护下开展活动的秘密情报站。 1968年3 月，受“布拉格之春”的影响，华沙学生与警察对峙了好几个星期， 在此期间年迈的波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似乎曾有过失去对局面的控制的 危险。他能在短期内保住自己的位置完全是因为他坚决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实 施军事干预，以及苏联不希望同时在苏联集团的另一个国家里引起动荡。但是，他 的位置已经受到了爱德华。盖莱克（此人后来成了他的接班人）的威胁。根据克格 勃驻华沙联络处的报告，负责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相当于波兰的克格勃）的、反犹 太强硬派内务部长米奇斯瓦夫。莫察尔担心一旦盖莱克掌权，自己的职位也会受到 威胁，于是开始在暗中策划阻止他掌权的活动。在他的指使下，低毁盖莱克的材料 通过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一名间谍送到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他还下令对波兰 统一工人党（即波兰共产党）的一系列领导人的电话进行窃听。 1970年下半年，新一轮公开的抗议活动对哥穆尔卡的地位造成了致命打击。12 月14日，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三个地区的波罗的海船厂工人为抗议食品的 突然涨价而罢工。第二天，在与安全部队的冲突中，300 名罢工和游行群众被打死。 根据克格勃从华沙得到的报告，向船厂工人开枪的命令是由泽诺恩。克利什科 （哥穆尔卡在波兰政治局里最亲密的支持者）和支持盖莱克的国防部副部长格热戈 日。 科尔钦斯基下达的。克格勃还向莫斯科提供了12月19日波兰政治局为解决危机 而召开的会议记录。由于哥穆尔卡因精神过度疲劳住进了医院，会议由约瑟夫。西 伦凯维兹总理主持。会上，国防部长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应西伦凯维兹的 要求汇报了情况。 雅鲁泽尔斯基的分析决定了哥穆尔卡的命运。他报告说，仅在格但斯克和格了 尼亚两地就部署了350 辆坦克和600 辆运兵车。如果华沙也发生类似程度的动荡的 话，他无法保证首都的安全，尽管他将为保护党和政府部门的建筑采取特别措施。 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波罗的海沿岸，军队被人们骂作“盖世太保！”和 “凶手！”。接下来，莫察尔总结了一下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和其他部门提交给内务 部的报告。他宣称，党在危机面前还从来没有发现过自己竟然如此束手无策。以前，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党员们都会感到自己是在为“正义事业”斗争，但是现在 情况不一样了。在党的会议上，当政治局对物价上涨做出解释的信被宣读之后，一 些党员流着眼泪离开了会场。把给每个家庭的补贴从15个兹罗提增加到25个兹罗提 的做法引起了普通党员的嘲笑，他们对领导人竟然如此不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深 感震惊。在经过激烈争论后，政治局同意由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关 于应该由谁去通知哥穆尔卡递交辞呈的问题又经过了激烈的讨论，最后会议决定由 西伦凯维兹和到现在还对哥穆尔卡忠心耿耿的克利什科去完成这一使命。 哥穆尔卡的下台标志着二战结束后在欧洲国家里第一次出现了工人自发的抗议 活动导致领导人更迭的情况。可以想见，这次人民反抗运动的规模和它的成功令中 心深感紧张。它立即展开了一项“进步行动”，评估这次运动受到多大程度的遏制。 一组特工——仍然是化装成西方游客——奉命对天主教教堂在组织抗议活动中 扮演的角色、它们对盖莱克政权的态度和民众的普遍情绪进行调查。在这些特工中 就有伪装成西德新闻摄影记者的、经验丰富的根纳季。布利亚布林（代号博贡）。 中心交给他一份五人名单，指示他对这些人施加影响，并争取说服其中两到三个人 “在假旗帜下合作”，也就是要让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西德的好心人而不是克格 勃提供情报。这五个人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克拉科夫地区红衣大主教卡罗尔。沃伊 蒂瓦的私人助手安杰伊。巴达切克神甫。中心把沃伊蒂瓦视为对波兰教会最有影响 力的人物。当然，克格勃并没有预见到，在不到8 年的时间里，沃伊蒂瓦就成了第 一位波兰教皇；但是它也有一些远见，那就是这个人是共产党政权的潜在威胁。 1971年间，除了派遣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执行“进步行动”的特工外，克格 勃还向其他东欧国家派遣了不少特工：罗马尼亚13名、南斯拉夫9 名、民主德国7 名、匈牙利4 名、保加利亚3 名。虽然这些特工的活动目的都大同小异，但对于每 个不同的国家，克格勃也有它关注的重点。1971年，它在罗马尼亚的工作重点反映 出苏联对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不满。齐奥塞斯库 对内推行任人唯亲的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对外推行逐渐脱离华沙集团的战略。他谴 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作为对他这一举动的赞赏，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于1969年对罗马尼亚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东欧共产党国家。 1970年齐奥塞俾库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此后他还曾两度访美。1971年，齐奥 塞斯库访问北京，莫斯科用在罗马尼亚边境举行华约集团军事大演习来表示对此的 不满。 克格勃关于罗马尼亚的报告的语气既带有极大的愤慨，又充满深深的怀疑：罗 马尼亚领导“采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反苏路线，已经走上了所谓的自治和摆 脱苏联的道路……民族主义在这个国家泛滥。其始作桶者和倡导者就是罗马尼亚党 和国家的领导人自己。” 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并没有公开宣称他们的领土要求，但是以各种方式表明， 无论从历史的、民族的、还是其他角度看，摩尔达维亚和切尔诺维莱州都属于罗马 尼亚。毛泽东在与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时发表的关于苏联非法占领了比萨拉比亚 （摩尔达维亚）的声明，得到了罗马尼亚的进一步发挥。 法国报纸《世界报》，两次刊登了对苏联将比萨拉比亚纳入其版图的合法性提 出质疑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的动议可能就来自罗马尼亚。 以西方人身份为掩护进人罗马尼亚的特工，奉命搜集的情报范围包括：罗马尼 亚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罗马尼亚对苏联提出的在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领土 要求；反对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德国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地位；齐奥塞斯库的 个人崇拜以及罗马尼亚共产党现状。这些特工的主要情报来源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机 关报《火花报》和德语版《大众与文化》报社里的工作人员。 自1948年铁托与莫斯科决裂后发生在南斯拉夫最严重的一次内部危机促使克格 勃在1971年展开了在南斯拉夫的“进步行动”。1971年爆发的“克罗地亚之春”运 动导致了民族主义意识的全面复苏，并造成了各民族间的关系紧张。到当年年底， 这种形势达到了顶峰：铁托下令逮捕了克罗地亚共产党领导人和400 名克罗地亚民 族主义者，并由他自己重新执掌克罗地亚秘密警察部队。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能够 消除民族间的敌对状态这一宣言变成了泡影。特工们奉命在众多的组织和机构中 “建立联系”。这些组织和机构包括：科学院、贝尔格莱德大众观念研究协会、《 共产党人》、《政治报》、和《战斗报》的编辑部、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大学国际 政治与经济研究所、萨格勒布大学、南斯拉夫商业团体以及记者协会（特别是被认 为与铁托有密切关系的作家多布里卡。乔西茨）等。通过特工的通信员、电台和邮 局发回中心的报告中，有一些被认为相当重要而被呈送给了勃列日涅夫。 在所有东欧国家里，克格勃派遣间谍最多的国家还是民主德国。从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期开始，在位于柏林市郊卡尔斯霍斯特的苏军总部里就有一大块克格勃的地 盘。在民主德国成立之前的一段时期，克格勃一直密切监视着德国苏联占领区内各 政治党派、教会、商业团体和民众的思想动向。民主德国成立后，虽然克格勃声称 其卡尔斯霍斯特基地的任务是开展针对西德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活动并与民主德国国 家安全部进行联系，但实际上它仍然监视着东德国内的发展动向。1971年，不包括 联络员在内，克格勃驻卡尔斯霍斯特的情报人员就有404 名，其中有48名是以掩护 身份工作的行动官员。另外还有47名行动官员被派驻民主德国境内的其他地方。 1969年，以威利。勃兰特为首的社会党和自由党联盟在西德执政后，东西方关 系出现了缓和契机，莫斯科比年迈而又顽固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新斯大林主义者瓦 尔特。乌布利希更急于利用这个机会。来自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报告称，苏联出 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乌布利希一直摆出一副比苏联集团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都精 明和更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姿态，暗示说（或许情况就是这样）他比勃列日涅夫更早 识破了杜布切克政府的反动性。他拒绝放弃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承 诺，因而不愿考虑与勃兰特签署有关两个德国第一次相互承认的协议。 1969年或更早些时候，民主德国总理威利。斯多夫和曾经负责修建柏林墙的埃 里希。昂纳克在与克格勃和苏联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夫进行会晤 时，对苏联对乌布利希越来越恼怒的情绪进行了火上浇油般的煽动。他们报告称乌 布利希把苏联降低从东德进口铀的价格的行为说成是“对东德自然资源的掠夺”。 当阿布拉西莫夫说，考虑到乌布利希年事已高（1969年时已经76岁了）应该对 乌布利希宽容一点时，斯多夫和昂纳克反驳说，70岁时他就应该退休了。1971年， 乌布利希被明升暗降，坐上了新增设的党主席的宝座，而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则由 昂纳克接替了。第二年，民主德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互承认对方是独立国家。 虽然民主德国党的领导层内还时有争吵，但克格勃现在最关心的是由于西方广 播和西德人的来访所带来的“反动思想给民主德国人民造成的影响”。中心估计70 年代中期，有50万民主德国公民敌视现政权，而且敌人将在民主德国得到长期支持。 一个准备长期开展的代号“鲁契”的克格勃行动，负责监视东德人民和各党派 的思想、东西德人之间的接触及发现所谓的“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破坏社会主 义建设的企图”。1974年驻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负责“鲁契”行动的处被升格为 局。 中心得到的大部分关于东德的情报都来自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民主德国国家 安全部掌握的内线网比克格勃掌握的大得多。民主德国的密探占人口比率比纳粹德 国时期大六倍。1975年，中心收到的来自苏联集团各国安全部门的报告，有65％是 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提供的。这些报告中有些从实际内容上说就是秘密的东德民意 测验结果。例如，1974年在工厂工人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20.6％的被调查者 “认为与苏联的友谊限制了民主德国的自治，并且带给苏联的利益比带给东德的多”。 在被要求解释“实现工人阶级权力”这一词语时，多数人表示不明白它的含义。 呈送给中心的报告用“讥讽、中伤、恶毒”等字眼来形容一些人对这一词语的评论。 这些评论中包括：“工人阶级的权力是不错（在理论上），可在实际生活中又 怎样呢？”“这只是一句口号罢了！”“对每个工人都要公平，而不是仅仅对于某 个新成立的特权组织！”被调查者在表达这些政治上错误的观点时，人们无疑还是 倍加小心的，真正的不满情绪很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卡尔斯霍 斯特局以及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给中心提供的大量情报，中心就可以不像在东欧其 他国家那样依赖特工开展的“进步”行动来获取情报。 在匈牙利，克格勃最关。动的是犹太人在党内和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相当于 匈牙利的克格勃）里的影响。中心在1969年建议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召开一次由进 步的、反对以色列政策的犹太人参加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并协助克格勃拍 摄一部宣扬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希特勒合作的反复国主义题材影片。但匈牙利 方面不愿接受这些建议，这令动辄相信存在复国主义和反犹太阴谋的中心感到非常 不安。中心认为：“匈牙利的安全部门在处理涉及到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时不得不 非常小心，因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对这方面的工作异常敏感。” 克格勃也很不高兴地注意到匈牙利内务部里的犹太人过多。它报告说，匈政府 的两位副部长、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一局和三局（分别负责对外情报和监视国内政 治反对派工作）局长、警察局局长和军事反间谍工作负责人等都是犹太人。其中最 糟糕的是对外情报机构里的情况，根据克格勃的统计，在匈牙利的门个对外情报部 门里有13个部门的首长是犹太人。 1971年，苏联特工被派遣到匈牙利执行“进步行动”。他们化装成西方游客， 担负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程度。他们奉命汇报匈牙利对以色列的 态度和以色列与匈牙利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匈牙利团体或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 团体的联系”以及作家联合会及其他“创作团体”（这些组织中也被认为存在着比 较严重的犹太人的影响）的情况。特工也奉命“调查反犹太情绪”，这肯定是为了 能够发现匈牙利民众中普遍存在“反对过多的犹太人占据高层领导职位”的情绪。 然而，中心的一份警示性评估报告称：“在党、国家和公众机构中，支持犹太 复国主义的人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已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事实。” 1972年，“进步”行动的实施范围扩大到了苏联内部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地区。 10月4 号，克格勃第150 ／3 －10807 号命令指示第一总局调查波罗的海沿岸 各加盟共和国里的民众情绪和西方旅游者在这里的活动。中心对阿尔乔姆、费奥多 洛夫、谢维多夫和弗拉俾发回来的报告的分析统统都认为情况令人非常担忧。化装 成西方旅游者的这四个特工都指出，这些共和国的政府管理无力、劳动者毫无工作 热情，对所从事的职业没有丝毫的自豪感，都在混日子“、各民族团体间的矛盾到 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酗酒现象相当普遍。然而这些共和国的人民却”非常了解 发生在西方国家和苏联的一切情况“。有些急于想和西方人草草成婚以便获得移民 理由的人经常给西方写信，这些信件大多数由外国旅游者带往西方。”许多人，包 括男性和女性，都与犹太人通婚，尽管他们本人并不是犹太人，其目的只是为了能 够离开苏联。“就像分析国内出现的不同意见时所作的那样，犹太人被当成了替罪 羊。因为他们”自以为有以色列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道义上的支持“，所以据说他 们也比其他民族的人更懒惰——他们向特工们承认说”我们只要做到不被解雇的程 度就行了“。 在整个东欧，特工提供的对公众态度的分析总是比克格勃联络处和情报站提供 的要坦诚得多，因此也更让人忧虑得多，联络处和情报站经常被迫编造一些当地人 对苏联领导人枯燥乏味的套话有热烈反响的谎言。即使在保加利亚，大多数人也已 经没有了与苏俄有着斯拉夫血缘关系的传统意识。据一份报告称：保加利亚人的反 苏情绪从看电视节目就可以反映出来。虽然这一思想并没有公开表达出来……但是 它在这里找到了可以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插播所谓“，卜节目”，即放映以反映 苏联和苏联人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会导致人们关闭电视机。 1974年，当化装成一位前来采写旅游手册的西方记者的塔诺夫被派到保加利亚 实施一项为期两个月的“进步行动”时，中心建议这位特工通过送礼去赢得与他交 谈的保加利亚人的信任。所到之处，他都发现人们对保加利亚警察和国家安全体系 过于庞大，而人民生活水平过于低下不满，并且人们还认为苏联正在强迫保加利亚 浪费自己的资源去帮助古巴和其他肆意挥霍的“外国友人”，而这种想法是很有根 据的。在中心看来，塔诺夫这份灰暗的报告中唯一的亮点就是，保加利亚人非常畏 惧他们的安全机关（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因此不敢公开抱怨。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份情报或许是中心在70年代收到的所有关于苏联集团内 部情况的情报中最令它感到不愉快的一份。1976年，一个特工在完成“进步”行动 任务后报告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仇恨俄国人。捷克人甚至对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巡 回表演的苏联艺术家的技艺都不能给予客观的评价。下面是一种典型的评论：“从 专业水平的角度上讲，或许艺术家的表演非常不错，但因为他们是俄国人，所以我 不想看。” 鉴于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在斯德哥尔摩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战胜苏联国家 队后人们欣喜若狂的表现，1979年在布拉格举行世界锦标赛之前有关方面相当担心。 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成员、重要的国际主义分子安东宁。卡佩克领导 的特别小组试图通过一系列安全措施来确保观众们的良好行为。这些措施包括把门 票分发给党组织，对运动员及观众进行“教育‘等。但是这些努力绝大部分最后证 明是失败的。 在4 月底开始的整个锦标赛期间，勃列日涅夫定期收到来自克格勃和苏联驻布 拉格大使馆的汇报，这些报告令他相当沮丧。无论苏联国家队的对手是谁，捷克斯 洛伐克观众都会为对方加油，并大声攻击苏联国家队。相反，美国、加拿大和德意 志联邦的球队却受到了热烈欢迎。克格勃报告说，就连坐在政府包厢里的什特劳加 尔和其他部长们也对苏联战胜捷克斯洛伐克队“反应冷淡”。比赛结束后，捷克斯 洛伐克共产党内的高级官员都避免与苏联大使馆的成员见面。 但是，克格勃却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极为尴尬的局面。在苏联国家队与民主 德国队交锋后，一个服用过违禁药品的苏联运动员被要求接受药检，如果他通不过 检测（而且他肯定通不过）那么苏联队的成绩就会被取消。克格勃向勃列日涅夫骄 傲地报告说：“由于（布拉格）情报站采取了措施”，后来这位运动员并没有被要 求接受检查。 来自布拉格的克格勃报告称，苏联国家队获得世界冠军后，颁奖仪式上使用的 是英语和德语，而且没有用俄语翻译过来。在其后举行的联欢会上，俄国人受到了 冷遇。苏联国旗被从冰球队乘坐的汽车上扯下来。就连捷克俾洛伐克共产党的机关 报《红色权利报》对加拿大、瑞典和芬兰等球队的报导，也比它对苏联这支世界冠 军球队的报导要多。 在苏联举行的单调乏味的官方祝捷招待会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有时明显表 现得缺乏热情，这也让克格勃十分恼火。1978年7 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社会主义国 家文化部长第九次会议，克格勃撰写了一份猛烈抨击捷克俾洛伐克代表团团长米罗 斯拉夫。瓦谢克的表现的报告。在这个无疑会令人头脑麻木的会议结束后，瓦谢克 昏头昏脑地把一些东西忘在了米尔饭店的房间里，其中包括会议纪念册和苏联文化 部郑重地赠送给他的一些不值得读的书籍，这些书藉包括：《列宁：革命与艺术》、 《勃列日涅夫传略》、《60年大庆：苏联文化艺术成就实录及苏联对历史和文化遗 迹的保护》。克格勃的报告坚持认为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是被故意“抛弃，而不是简 单地遗忘在房间里了”。中心不准备轻易放过这一令人气愤的举动。关于这件事的 详细报告被呈送到安德罗波夫那里，并抄送给了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 由于克格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舆论和顽固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非 常不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在70年代末受到了无形的威胁。1977 年初，一些小规模的持不同政见组织共同发起了“77宪章”组织，该组织称自己是 一个“由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和不同职业的人基于为了使公民权和人权得到尊重而 进行个人和集体斗争的共同愿望而组成的自由的非官方的公开团体”。在不到6 个 月的时间里，750 名勇敢者在这个宪章上签了名。所有这些人都受到了公开的诽谤 和迫害，有的在大街上受到攻击，有的被判处监禁，有的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该 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扬。帕托奇卡教授在经受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一次残 酷的审讯后去世。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淫威、“秩序正常化”运动在广大 群众心目中造成的无可奈何的感觉，以及苏联军队的存在，这一切剥夺了“77宪章” 组织唤醒9 年前被“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承诺所激发起来的群众热情的任何机会。 在“布拉格之春”之后的10年中，在中心的驱驶下，整个苏联集团内的所有东 欧国家里类似克格勃的机构，都成了造就文化单调和毫无生气的社会的驱动力。 “77宪章”组织的发起人之一瓦茨拉夫。哈韦尔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在 我印象中，70年代前五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似乎“历史停滞了下来”…… 历史被伪历史所代替，记录的都是接连不断的官方庆典活动、党的会议、节日 和大规模体育比赛……专制政权给历史固有的“紊乱”带来了“秩序”，从而剥夺 了其作为历史的生命力。政府似乎把时间也国有化了。因此，和其他被国有化的东 西的悲惨命运一样，时间也开始枯竭了。 10年后，随着波兰人当选为梵蒂冈教皇，东欧国家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 镇压后停摆的时钟又开始走了起来。 克格勃绝密档案 克格勃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 在整个冷战时期，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都被指责参与了苏联间谍活动，然而共 产党不承认这种说法，认为这是麦卡锡主义的拙劣诽谤。然而，克格勃的档案却证 明它们的否认绝大部分是谎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经常 被要求对苏联的情报活动提供协助，它们也常常把这种协助视为兄弟之间应尽的义 务。西方几个最大的共产党的多数领导人也把苏联共产党每年通过克格勃向他们提 供活动经费看作是苏联共产党应尽的兄弟义务，尽管他们会断然否认这种资助的存 在。与克格勃在间谍活动和资金方面的联系，只有党内少数核心人物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苏联发展间谍的工作得到了四个西欧国家共产党最 积极的支持，它们是：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和芬兰共产党。 它们也都是各自国家联合政府中的少数派。 法国解放以后，苏联间谍向法国情报部门长达25年的渗透活动得到了法国共产 党的协助。这些内容我们在第9 章里已经做了介绍。1946年7 月1 日至1947年6 月 30日，苏联驻巴黎情报站共向中心提供了1289份法国情报文件。50年代初，克格勃 在法国共产党内最重要的合作人是加斯东。普利索尼耶（代号兰）。普利索尼耶是 一个一生都忠于苏联的人，1970年他成了党内的第二号人物。虽然法国人对他知之 甚少，而且他又是一个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蹩脚的演说家，但在那套神秘的“民主 集中制” 的运作程序上，他可是一个大行家。共产党领导层正是通过这个制度把他们的 政策强加给党内的其他成员的。除了提供法国共产党内的信息外，他还帮助克格勃 寻找间谍发展对象，协助它从事情报活动。70年代后期，普利索尼耶还负责传递安 插在阿尔及利亚布迈了总统身边的一名间谍发给克格勃的报告。 与法国的情形一样，从二战后一直到1947年春，意大利联合政府中也有一些部 长是共产党员。1945年底，意大利共产党拥有176 万党员，这个数字是法国共产党 党员的2 倍。在整个意大利，工厂的墙壁和机器上都张贴着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大 胡子” 的斯大林的照片。“我们都有一种印象，”一位共产党部长，福斯托。加洛后 来回忆说，“我们正在乘风破浪前进”。华盛顿担心加洛和他同事的预言或许是对 的。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7年门月得出结论称，“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西方民主 制度的意大利政府是不牢靠的，而且它一直受到来自强大的共产党方面的攻击。” 中央情报局展开的第一个秘密行动是在1948年大选中资助基督教民主党打败共产党。 它从收取的轴心国的资金中拿出了1 千多万美元用于竞选。 正如法国的情形一样，战后人们对共产党的欢迎以及共产党一段时间内在政府 内占据的地位，给克格勃情报机关提供了历史上最有利的机遇，使其能够对意大利 进行渗透。如果说茹尔算得上是战后克格勃在法国招募的最重要的间谍，那么在意 大利外交部工作的达里奥，就算得上是工作时间最长、最有价值的意大利间谍。达 里奥1908年生，受过律师教育，法西斯统治意大利初期，他当过记者，也做过农业 部门的政府官员。1932年，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被发展为苏联间谍，奉他指 导员的指示伪装成墨索里尼的支持者。1937年他成功地打入了法西俾党。战争爆发 前，他在外交部任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负责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事务，并成 功地把三名外交部打字员发展成了间谍（代号分别是：达里姬、安娜和玛尔塔）并 由她们定期向他提供中心认为“有价值的”秘密文件。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达 里奥为克格勃获取了非常多的外交部秘密文件。但是战争暂时中断了他作为一名苏 联间谍的辉煌职业生涯。1942年，意大利警方破获了苏联总情报部的一个秘密情报 站，导致与这个情报站有联系的达里奥被捕入狱。战争结束时，红军把他从德国的 一个集中营里救了出来。 回到意大利后，达里奥马上与达里姬和玛尔塔重新建立了联系，她俩再次同意 给他提供外交部的文件。或许是受到苏联的指示，他并没有加人意大利共产党，而 是参加了彼得罗。南尼领导的意大利社会党。但是，1946年当发现他是个法西斯分 子并可能受到起诉时，他被该党开除了。在罗马情报站的要求下，意大利共产党领 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与南尼进行秘密调解后，达里奥又被恢复了党籍。但是， 不知何故，陶里亚蒂的介人走露了风声，于是人们都知道达里奥与苏联大使馆有联 系。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在外交部招募到了两名打字员：托波和英加。托波 （后来被称为列达）在以后十五年里为中心提供了许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文件 “；尼科尔（后来被称为英加）也提供了许多被中心认为是”一贯有价值的“情报。 可能就在达里奥使用”假旗号“将尼科尔发展为间谍之后不久（米特罗欣的记录中 没有明确指出使用的是什么旗号），托波与达里奥结了婚。1975年3 月，从事了43 年间谍工作的达里奥和他的妻子被授予红星勋章。1979年5 月，这位国外情报局历 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间谍之一终于退休了。 二战刚刚结束，罗马情报站也相当成功地实现了对意大利内务部的渗透，这主 要应该归功于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代号为杰米德的公务员，他的任务就是为克格勃 发展间谍。1944年，按照情报站的指示，刚刚被发展为间谍的杰米德退出了共产党。 杰米德在意大利内务部寻找的第一个发展对象是奎斯特尔，杰米德帮助奎斯特 尔在密码室找到了一份工作。到1955年，从杰米德开始的向意大利内务部的渗透行 动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项行动的控制权被移交给了在罗马新建立的秘密情 报站，情报站站长是阿布加罗维奇。阿科皮扬，一位从巴库来的四十岁的亚美尼亚 人，代号叶夫拉特。 在第三个国家奥地利，苏联间谍的渗透活动也得到了在战后联合政府里占有一 席之地的奥地利共产党的协助。虽然直到1955年，这个国家一直处于被苏联、美国、 英国和法国联合占领的状态（战后第一任执政官卡尔。伦纳曾把这一麻烦的安排比 作“四只大象站在同一条小船上”）奥地利和德国不同，它被允许实行自治。在19 45年4 月成立的伦纳临时政府中，共产党员出任三个部的部长职务，其中包括弗朗 兹。洪纳掌管的非常重要的内务部。然而1945年＊月举行的大选中，本来应该和法 国共产党一样有出色表现的奥地利共产党只得到了5 ％的选票，因此在新的联合政 府中，共产党员只占据了一个井不重要的部门——电气化部。两年后，共产党完全 被挤出了政府。1947年和1950年，奥地利共产党两次准备发动政变，但这两次都没 有全力以赴也没有得到苏联认真的支持。 弗朗兹。洪纳在1945年7 个月的任期里，把大量共产党员塞进了奥地利联邦警 察部队。社会党党员奥俾卡。黑尔默接任洪纳职务后，虽然大部分共产党员被清除 了出去或遭到排挤，但苏联对奥地利警察部门，特别是其安全部门（奥地利公安局） 的渗透仍然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为避免遭到黑尔默的清洗，警察部队里的共 产党员奉命否认或隐瞒自己的组织关系。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里记载了克格勃在警 察部队里发展的许多间谍，其中包括：1945年发展的爱德华、1946年发展的文采斯 耶夫。 1952年发展的彼得＊年发展的另外两个间谍＊年发展的察克和1978年发展的纳 杰日金。当然很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人。米特罗欣的记录很可能并不详尽。他们中至 少有一些人曾经参与了窃取或复制存放在奥地利公安局长的保险柜里的秘密文件的 任务（其中一次行动代号为埃德尔魏斯）。1973年，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给一个潜 伏在奥地利公安局里的间谍颁发了3 万奥地利先令的奖金。 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四个国家中，有三个国家（丹麦、挪威和芬兰）的共 产党参加了战后的联合政府。其中，芬兰共产党的影响最大。芬兰是德国东部盟友 中唯—一个没有被迫加人苏联集团的国家。直到二战结束时，俾大林仍然没有做出 最后选择。1945年，在苏联坚持下，芬兰共产党被给予了政府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位 置，苏联通过一条“特殊途径”向他们下达关于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的指示， 并让他们做好发动政变的准备。最后，芬兰还是没有被迫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这可 能主要是因为苏联对发生在1939－1940年的冬季战争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在数量上 处于明显劣势的芬兰军队重创了苏联入侵者。斯大林意识到，把芬兰强制并入苏联 集团可能要付出另一次血的代价。但是，芬兰还是被掠夺了12％的领土，被追偿还 巨额战争赔款（其数额是意大利赔款的五倍），在1948年还被要求签署了一项互不 侵犯条约。 和奥地利的情况一样，芬兰共产党员1945年成功地占据了芬兰内务部长这一重 要职位。奥地利共产党员弗朗兹。洪纳在这个位置上只干了七个月，然而芬兰共产 党员于尔约。莱伊诺却当了三年的内务部长。莱伊诺的目标和洪纳一样要“从资产 阶级手中夺取支持反动政策的最重要的武器——警察部队”。到1945年底，经过清 洗的警察部队重组成一支新的部队，通常被称作VAryO.莱伊诺后来回忆说：“招募 新成员时，自然要尽可能多地招收共产党员”。然而由于清洗行动开展的时间过短 和新成员缺乏经验，这支队伍出现了很多混乱。据莱伊诺称：“芬兰共产党掌握的 VALPO 始终没能成为所期望的那种武器……芬兰共产党没有办法用它来干事。”就 连莱伊诺自己也觉得控制这支部队是件越来越困难的事。到了1947年，他已酗酒成 性，有时候甚至连续几天不上班。年底，他被召回莫俾科，政治局里的两名高级官 员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命令他辞去芬兰政府里的职务，回苏联疗养。虽然他拒绝 辞职，但是帕锡基维总统以国会不再信任他为由，于1948年4 月免去了他的职务。 他的离任结束了共产党在芬兰政府中的存在。十年后完成的莱伊诺回忆录引起了莫 斯科的极度不安。在苏联驻赫尔辛基大使坚持下，在正式出版的前夕，整个版本都 被销毁了，只有少量几本还在私下流传。 1948年，所有参加了战后联合政府的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都被赶下了台，这虽然 削弱了这些国家里的共产党协助苏联间谍向政府机构渗透的能力，但还没有使之完 全丧失这种能力。冷战初期，中心在与西方国家兄弟党的关系上最大的失望就是美 国共产党给予它的合作大大减少了。从30年代中期到冷战开始，共产主义是美国工 人运动的重要动力，是对民主党自由派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成千上万的青年激进 分子的精神支柱。二战期间，美国共产党曾为苏联向罗俾福政府、曼哈顿工程（核 武器研制工程）和情报机构的渗透提供了有力的协助。但是冷战的开始给了美国共 产党沉重的一击，从此它再也没能恢复元气。 1949年，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吉恩。丹尼斯和其他10位党的领导人因鼓吹暴力推 翻联邦政府而被送上法庭。丹尼俾和9 名领导人被判处5 年有期徒刑，剩下的一个 则被判3 年监禁，所有为他们辩护的律师都被控藐视法庭。1951年，最高法院批准 了对这些人的判决后，共产党内其他二百多人被判犯有类似罪行。50年代的大部分 时间里，美国共产党基本上被迫转入了地下活动。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麦卡 锡主义最盛行的时候，美国共产党和其他西方国家中的共产党却处于最无力协助苏 联间谍活动的时期。直到1957年，最高法院推翻了其1957的裁决后，美国共产党才 重新组织起来。1958年，当重新登记党员时，只剩下3000名公开党员，而秘密党员 的数量比这个数字还要少得多。 如果不是因为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美国共产党可能会像加拿大共产党一样在 50年代做出一番成就。1951至1953年，加拿大共产党协助提太华情报站成功地招募 到门名间谍，其中包括体。汉布尔顿，他可以算是冷战时期加拿大最重要的间谍。 正如多数西方国家中的其他党派一样，加拿大共产党也帮助为特工提供证明文 件，其中包括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德（代号本）——冷战时期最著名的潜伏 在英国的间谍。1957年，在加拿大共产党的帮助下，握太华情报站为派往美国的间 谍“威利”。费希尔（通常被人们称作“鲁道夫。阿贝尔”）弄到了一本新护照。 护照所使用的名字叫罗伯特。卡伦，此人1903年3 月10日出生于安大略的威廉堡。 但是，在“阿贝尔”使用这一新身份前就被捕了。自1957年6 月“阿贝尔”被捕后， 握太华情报站非常担心签发护照的职员会认出刊登在报纸上的“阿贝尔”就是罗伯 特。卡伦。然而，这位职员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也并不奇怪，他每天要看很 多张照片，自然也就不会太留意。 也有极少数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为苏联特工编造身份的事被公之于众，雷诺。海 哈年（代号维克）就是其中之一。在芬兰共产党员奥拉维。奥曼（代号维尔塔宁） 的帮助下，他使用了一个名叫芬恩。欧仁。梅基的人的身份。1957年维克叛逃 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后，奥曼和他的妻子被秘密送到苏联隐藏起来。有将近二十年 的时间，奥曼一直请求回到芬兰，然而芬兰共产党坚持让他留在俄罗斯，他们担心 他回国可能使党暴露在“反共宣传”的枪口下。1957年，芬兰共产党领导人，维莱。 佩西（代号巴拉诺夫）终于动了仁慈之心，允许奥曼回国，他还得到每月200 卢布 的克格勃退休金。 一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还被要求为克格勃的特工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1957年， 法国共产党领导推荐了一些秘密党员接受电台操作训练，以协助苏联秘密情报站工 作。起初，新学员们发现抄录中心通过电台试发的编码数字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但是到了年底，其中一些人圆满地完成了训练课程。 米特罗欣见到的档案并未表明中心在冷战时期减少了向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要求 协助的要求。相反，在70年代，克格勃对其“盟友”提出的要求比前10年还要多。 由于“布拉格之春”事件后增加了向东欧派遣经验丰富的特工的人数，加上国 外情报局越来越难以找到可以替换这些间谍的合格的动机纯正的人，因此中心只好 从“大特工”时代寻找新的灵感。“大特工”当中有不少出类拔苹者都是来自欧洲 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如奥地利的阿诺德。多伊奇和德国的理查德。佐尔格就是其 中的校使者。但是，多伊奇的特工生涯至今还属于绝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 发展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间谍（安东尼。布伦特和约翰。凯恩克罗斯）至今还在西方 活动。相反，作为一名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的身份却是众所周知的。1964年他去 世后被追认为苏联英雄，之后又成为第一位印制在纪念邮票上的间谍。“浪漫情人” 的美名更增加了他在公众心目中的魁力。他是中心为激发新一代非苏联籍的克 格勃特工而树立的榜样。 招募间谍的运动始于1971年4 月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利用许多 西方国家兄弟党云集莫斯科的机会，国外情报局要求他们寻找新一代的“佐尔格” 们。 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记载了国外情报局高级官员与六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 导人进行会晤，讨论有关招募特工的问题。类似的接触很可能还有很多。 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驻哥本哈根情报站前站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 伊采夫在苏维埃饭店会见了丹麦共产党主席克努德。耶斯佩森，让他找“两到三个” 绝对忠诚可靠、忠于苏联，能培养成“丹麦的理查德。佐尔格”的共产党员。 他们必须是男性，年龄在2 矿至40岁之间，最好是秘密党员而不是公开党员。如果 是已婚的人，那么他们的妻子也必须符合这些条件。丹麦的佐尔格们还应该受过良 好的教育，有一份合适的职业，如记者、商人或外语专业的学生。据扎伊采夫称， 耶斯佩森的反应很热情，说他完全理解这一要求的重要性和秘密性，并说他脑子里 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会把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寄给驻哥本哈根情报站的现任 站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丹尼洛夫。 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宾馆，驻雅典情报站前行动官员伊万。彼得罗维奇。基斯 利亚克也在要求希腊共产党第一书记科斯塔斯。科利安尼斯寻找“一、两名”希腊 的理查德。佐尔格。与扎伊采夫一样，基斯利亚克强调人选除了在“思想上完全可 靠”之外，还要具备“魁力”。在其后与塞浦路斯共产党总书记埃泽基亚斯。帕帕 约安努的会谈中，基斯利亚克要求的标准稍微降低了一些。虽然他也强调塞浦路斯 的间谍人选必须符合道德、政治和职业方面的高标准，但是他们不一定要“与理查 德。佐尔格一模一样”。 就在扎伊采夫和基斯利亚克去找丹麦、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共产党领导会谈时， 国外情报局特工处处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也正在和法国共产党第二 把手加斯东。普利索尼耶商谈。普利索尼耶同意挑选两到三名能成为法国的佐尔格 的秘密党员，后来推荐了两个人选。克格勃还要求他提供法国外交部里收人微薄 （也就是说可能被收买）的、从事包括影印机密文件在内的工作的工作人员姓名。 国外情报局与来参加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兄弟党代表团重要成员 的接触是在医院里进行的，这就是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海因里希。弗里茨。此人 在会议开始前不久得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被送到位于肯采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综合医院接受治疗。他在103 号病房接受治疗期间，四处（德国和奥地利事务 处） 副处长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叶罗费耶夫曾去探望过他。当提到寻找“一两 个” 奥地利的佐尔格这一问题时，弗里茨说奥地利共产党主席，弗朗兹。穆利因其 在党内地位不稳定而拒绝卷人与情报机关有关的事。但是弗里茨同意由他去寻找这 些人选，并表示会向维也纳情报站PR线的负责人N.V.基里连科汇报他的进展情况。 根据米特罗欣的记录，对1971招募特工行动反应最谨慎的是加拿大共产党总书 记威廉。卡什坦。尽管卡什坦是一个绝对正统且对苏联忠心耿耿的领导人，但他 “指出了很多实际存在的困难”。加拿大共产党务必格外小心地避免引起人们怀疑 他们与克格勃有关，他解释说，因为对于1945年的古森科事件人们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加拿大共产党唯一的国会议员弗雷德。罗斯以及党的全国组织部长萨姆。 卡尔的苏联间谍身份都被暴露了。苏联方面对卡什坦保证说，希望他做的只是寻找 可靠的人选、提供有关资料并就与这个人联系的方法提出建议，剩下的事克格勃会 去处理。即使发生“复杂”的情况，也不会把他卷进来。据说，卡什坦回答称这种 安排1 常适合他“。 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国外情报局的高级官员至少与八个拉丁美洲国 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商谈。其目的不是为了寻找新一代拉丁美洲的佐尔格，而 是要在档案部门里发现可能的间谍发展对象，以便让他们为特工活动提供所需的身 份材料。不到一年之后，中心就开始积极地在拉丁美洲寻找特工，以便在北美开展 活动了。1975年，克留契科夫亲自去找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阿尔瓦雷斯。阿内多， “让阿根廷朋友帮助苏联情报机构完善其间谍机构”。据有关这次谈话的克格勃记 录称，阿内多表示“完全理解”。在这一年里，作为在阿拉伯国家中招募特工行动 的一部分，安德罗波夫还亲自指示与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共产党领导人进 行接触。 战后初期，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都成立了联合政 府，后来这些联合政府又相继垮台，但却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积累了一定的执政 经验。二十五年后，在这些西方国家政府中又出现了共产党员担任部长的情况。而 这在很大程度是1974年4 月葡萄牙爆发的“红石竹革命”的结果。在这次革命中， 激进的青年军官组成的“武装力量运动”结束了四十多年的文官独裁统治，并许诺 要恢复民主，结束葡萄牙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战争。几天之内，流亡在外的共产党和 社会主义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和马里奥。苏亚雷斯回到了国内。站在疯狂的 支持者前面，他们俩人共同手持一束红色的石竹花。苏亚雷斯高度赞扬了他以前的 老师库尼亚尔，称赞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他那明亮而犀利的目光显示出强大精神 力量”。但同时库尼亚尔也是一个亲苏的强硬派，他是1968年西方国家共产党领导 人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的人。虽然他和苏亚雷斯之间的不 和越来越深，但是直到1975年夏天，他们却在一系列联合政府中一起工作。 1974年6 月，葡萄牙和苏联自“十月革命”后第一次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6 个月后，库尼亚尔和克格勃驻里斯本情报站站长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维奇。 库兹涅佐夫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库兹涅佐夫当时在新建立的苏联大使馆用外交身份 做掩护进行间谍活动。两个人都非常担心谈话被窃听，虽然会谈是在葡萄牙共产党 的保密室里进行的，但他们还是用纸和笔进行了一次无声的对话。双方同意，克格 勃为葡萄牙共产党训练两名可靠的党员负责检查窃听设备，这样在以后的会谈中他 们就可以开口讲话了。库尼亚尔还负有向克格勃提供葡萄牙安全部门、北约（葡萄 牙是北约的创始国之一）和其他“克格勃感兴趣的材料”的任务。 1974年4 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一个调查委员会接触到了前政府的残暴的安全部 门（先后被称为“葡萄牙国际及卫国警察”和“葡萄牙安全局”）的档案，葡萄牙 庞大的密探网几乎可以和苏联集团国家中的相匹敌。由于这个部门的主要目标是葡 萄牙共产党，因此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22名委员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加起来 长达308 年，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除了葡萄牙安全局的档案（其中一些有关 与西方情报机构合作的情况）外，葡萄牙共产党还向里斯本情报站提供了从葡萄牙 军事情报部门和革命后新建立的安全部门搜集到的材料。米特罗欣记录的一份档案 显示，70年代中期，葡萄牙共产党提供给里斯本情报站的材料总重量就达474 公斤。 1976年1 月，国外情报局五处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专门负责处理葡萄牙的文件， 把这些文件拍成微型胶卷，共用了68138 个胶卷。米特罗欣对中心关于这些文件的 报告进行了概括，他写道：文件中包含着极为重要的情报，包括：美国、法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西班牙在葡萄牙境内的特别（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工作方法 和间谍网络；这些机构与葡萄牙安全局进行合作的情况；葡萄牙安全局在国内和葡 萄牙前殖民地建立的间谍网络；葡萄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武装部队的情况；葡萄牙 特别部门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方法；在葡萄牙及其克格勃感兴趣的 目标机构中开展间谍活动的条件；以及克格勃在情报方面感兴趣的一些人的情况。 这些文件或其经过修改后的版本，是A 处开展旨在低毁中央情报局、法国和西 德情报机构的“积极措施”的基础。 1975年4 月，葡萄牙举行了战后第一次自由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只得 到了12.5％的选票，只是苏亚雷斯领导的社会党所得到的支持的三分之一。然而， 库尼亚尔对此差距只是耸了耸肩膀，他相信真正的权力仍在一年前掀起革命的“武 装力量运动”手中。他对一位记者说：“这次选举与革命的原动力没有关系或关系 甚微……我向你保证，在葡萄牙绝不会出现国会。”他的预言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11月左派分于发动的政变失败后，库尼亚尔丧失了“武装力量运动”对他的支 持。 在1976年4 月举行的新大选中，共产党只获得14.5％的选票，而有35％的人支 持社会党。苏亚雷斯当选为总理，而库尼亚尔领导的共产党变成了反对派。 葡萄牙共产党仍然不赞成为克格勃挑选间谍。1977年7 月在莫斯科，国外情报 局要求葡萄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帕特里克从党组织中挑选适合的人员，训练成开展 针对北约的行动的特工。挑选有经验的党员完成一些特殊的情报任务，这对于帕特 里克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并不愿意让他们长期充当特工，因为这意味着他们 必须放弃在葡萄牙共产党内的工作。但回到里斯本后，他还是推荐了五位“在党内 没有重要职务”的人选，并提供了空白的葡萄牙护照和其他为特工编造身份所需的 证明文件。 1977年7 月与帕特里克会谈的同时，国外情报局还和芬兰共产党资深领导人， 正在苏联度假的芬兰共产党主席维莱。佩西（代号巴拉诺夫）进行着类似的接触。 佩西同意推荐四到五名芬兰共产党秘密党员或信得过的同路人，把他们训练成特工， 用于开展针对美国和北约设立在美国、挪威、丹麦及低地国家的机构的间谍活动。 他还被要求在档案部门和其他能够为特工提供所需身份证明文件的机构里物色 一到两名可能发展成为苏联间谍的人选。几乎就在帕特里克和巴拉诺夫在莫斯科会 谈的时候，安德罗波夫指示驻都柏林情报站站长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沙德 林（代号卡韦林）与一位因法律原因不能公开身份的爱尔兰共产党重要领导（代号 格鲁姆）取得联系。格鲁姆同意挑选两名秘密党员，把他们训练成爱尔兰第一代特 工。 在与非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联络的同时，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契科夫就提高 驻外情报站N 线（特工支援处）的工作问题下达了一系列指示。西方反间谍机构对 设立在苏联大使馆的公开情报站进行着越来越严密的监视，使得扩大秘密情报网的 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克留契科夫对各情报站对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机构提 供的特工发展对象开展的后续工作并不满意。他在1978年4 月的一份函件中批评道 ：许多情报站站长对N 线工作抱有一种三心二意的态度；对那些可以被利用来从事 秘密情报工作，特别能充当特殊（秘密）间谍的人进行的研究调查不够充分、不够 深入，目的性也不强。 到7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西方、拉丁美洲国家和一些中东、北非及亚洲国家的 共产党都参加了寻找新一代特工的行动。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克格勃及苏共兄弟 党开展的这一几乎遍及全球的招募行动产生了像阿诺德。多伊奇或理查德。佐尔格 这样出色的间谍。就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提供的招募线索而言，从米特罗欣的 记录来看，不仅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相反倒有一些失败的记录。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帕特里克推荐的特工发展对象，担任葡萄牙语教师的共 产党员玛利亚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本来，中心计划把玛利亚培养成亚历山大。尼 古拉耶维奇。库诺琴科（代号叶夫列莫夫，此人是克格勃秘密官员，正在为到巴西 开展工作接受培训）的助手和妻子。然而，他们俩在东德的第一次约会就搞砸了。 玛利亚觉得库诺琴科的仪表太没有吸引力，所以拒绝和他睡觉。发展玛利亚的 工作被中止了。没有她的帮助，库诺琴科的葡萄牙语也没有练到足够流利的程度。 1981年，中心取消了把他派遣到巴西的计划，安排他到了S 局局部工作。 法国共产党推荐的利姆和他的妻子达娜是西方国家共产党推荐的特工人选中比 较有前途的两个，他们是1973年被发展的。法国共产党评价利姆是一个“献身于共 产主义理想”的人，但建议不要让他参与针对法国目标的行动。在结束了两年的训 练后，利姆的第一份有记录的功绩就是发现了另一个可能被发展成为间谍的法国人 ——马塞尔。马塞尔在巴黎市郊的一个区县行政大楼里工作，可能是出于给克格勃 特工提供身份证明文件的需要，1975年克格勃将其发展为苏联间谍。1975年12月， 利姆（时年36岁）和达娜被派遣到比利时，他们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总部附近开 了一家打印邀请函和拜贴的小店。第二年，他们一直试图去收买北约的工作人员， 但毫无或少有进展。1976年底，他们回到了法国，在波尔多地区定居下来，并放弃 了他们短暂的充当克格勃间谍的生涯。 如果是在三四十年前，这种招募特工间谍的活动无疑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因 为当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的乌托邦形象还激励着一代基干意识形态目 的的间谍。然而，招募行动在70年代的明显失败说明，在衰老的勃列日涅夫领导下， 苏联再也没有能力重新激发起那种理想主义了。到了70年代中期，主要西方国家的 共产党大多数都受到了被莫俾科认为是“欧洲共产主义异端邪说”的影响，主张走 多党议会制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而不盲目地模仿苏联模式。在新一代西方马克 思主义者当中，无条件地忠于苏联的人如果不是已经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至少也 是越来越少了。 中心希望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那里得到兄弟式的援助，而这些党自己也 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莫斯科通过克格勃秘密提供给他们的资助。这些资助像参与情报 活动一样，是各国共产党领导严守的机密。冷战期间，偶尔传出关于“莫斯科黄金” 的故事，共产党都称其为麦卡锡主义的假消息。但是，中心已经充分认识到， 西方的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这些秘密经费的一些细节内容。例如，在70年代后期， 苏联驻握太华大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此人后来成为戈尔巴乔 夫的主要顾问之一）就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负责人鲍里斯。 波诺马廖夫提出抗议，抗议加拿大共产党代表——特别是该党领导人威廉。卡什坦 ——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要求从情报站站长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梅奇雷耶 夫那儿得到资助（代号“美国小麦”）的作法。情报站已经警告过卡什坦，他这么 做是非常冒险的。到了1980年，中心确信加拿大政府已经注意到加拿大共产党得到 苏联设在多伦多的乌克兰图书公司的资助这一情况。10月20日，国外情报局通知波 诺马廖夫：加拿大特另fi（情报）部fi计划在15－18个月内完成一项对加拿大共产 党财政情况的调查。联邦政府准备了一份初步报告，报告引用了对1970年加拿大共 产党财政收入的渠道和数量进行分析后得出的数据。虽然对于之后几年的情况加拿 大特别部门掌握的材料并不完整，但已足以使其做出结论，那就是加拿大共产党获 得财政收入的办法仍然和从前一样。特别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1970年，加拿大共 产党的预算是158850加元（另一份未经核实的报告称，1979年其预算为20多万加元）。 这笔钱由党员的党费（13500 加元，占总数的8.5 ％）、“已故的忠诚的党员”捐 献的部分遗产（这个数量无法估算）、自愿捐款、苏联代表直接划拨的资金和乌克 兰图书公司从其收入中捐助的资金等几部分组成。报告称，前三项收入的总和在整 个预算中约占30－35％。剩余的部分（65－70％）全部来自苏联及乌克兰图书公司。 加拿大特别部门的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对最后这两种渠道提供资金的办法进行分 析。 （加拿大）反情报部门得出的结论是，苏联资助加拿大共产党的方法是由苏联 驻泛太华大使馆的官员“个人转交现金”，这些钱以共产党积极分子到社会主义国 家活动的经费为名，由加拿大共产党官员处置。 1991年8 月的未遂政变后，叶利钦政府查封了苏联共产党的一些档案，这导致 了克格勃为西方国家共产党提供资金一事的书面证据被首次曝光。档案显示，仅在 80年代，苏联长期缺乏硬通货的这十年当中，苏联共产党向苏联集团以外的兄弟党 提供的资金就达2000万美元。在档案被没收之前，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曾试图销 毁这些捐款记录，但是装文件的金属合页夹卡住了碎纸机，使一些文件得以保留下 来。 尽管在冷战时期，苏联共产党给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共产党提 供的资金援助最多，但如果按人头计算，最多的要数提供给每个美国共产党员的资 金。这一不成比例的资金分配说明，在50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几乎被瓦解后，莫斯 科仍然希望使共产主义在其主要对手的国土上复苏。当后来欧洲共产主义的异端邪 说在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中盛行的时候，美国共产党曾用理想主义的正统斗争方式来 回报苏联人的慷慨，这一行动受到了莫斯科的高度赞赏。 1958年，美国共产党资深领导人莫里斯。蔡尔兹（他使用过的化名包括“莫里 斯。萨默俾”、“拉姆齐。肯普。马丁”和“D.道格拉斯。莫扎特”）被邀请到莫 斯科，讨论如何给境况不佳的美国共产党提供财政援助一事。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 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提出1978年先提供75000 美元，1979年再提供20万美元， 一开始这些钱将通过加拿大共产党转交。1961年至1980年，苏联给予美国共产党的 资金全部是由蔡尔兹（代号哈布）和他的弟弟杰克（化名“德。布鲁克斯”，代号 马拉特）——一位曾在30年代为共产国际工作过的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经手的。 直到70年代后期，莫里斯。蔡尔兹每年至少到莫斯科去一次，汇报美国共产党 的预算情况、要求经费、听取国际部和克格勃的指示并参加有关美国事务的讨论。 杰克是在美国主要负责中转经费的人。通常情况下，中心先把下一笔转交的资金的 详细安排加密后发给在纽约的一个美国共产党无线电操作员。然后，这个操作员把 收到的信息转交给杰克。蔡尔兹。杰克负责信息的解密，并把还原出来的信息通知 给他的弟兄格斯。霍尔（此人自1959年起担任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代号帕姆）或霍 尔的妻子伊丽莎白，告诉他们下一笔钱马上就要到了。 从1968年起，由一位名叫艾伯特。弗里德曼的俄罗斯裔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担 任无线电操作员，负责转交总部发给杰克的信息。他在曼哈顿东区第49大街的一家 无线电商店做推销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他化名韦伯，在共产国际设在莫 斯科的一所无线电学校里任教，训练其他地下电台操作人员。1969年1 月，他回到 莫斯科接受进一步培训。他出色的表现使他的教员不得不承认，“你知道得比我多”， 并请他一起吃午饭。虽然他也缴纳党费，但只有克格勃和美国共产党内的少数领导 人知道他的党员身份。但是，无论是克格勃还是美国共产党都不知道，自二战结束 以来他已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安插在美国共产党内的一名间谍，代号克利普，他把 中心的通信联络的每一个字都传递给了联邦调查局。 到60年代后期，苏联每年提供给美国共产党的经费已经超过了一百万美元，10 年后，这个数字增加到二百万。杰克（马拉特）总是在下午3 点零5 分，在纽约事 先约好的地点，从克格勃行动人员手中拿到这些经费。经费交接行动被称为“快速 传递”。 1974年，他们曾在曼哈顿南区的四个地点进行过“快速传递”（后来用代号瓦 尔迪），这四个地点是：松树街10号第10层（代号迪诺）、百老汇街11号第9 层 （代号弗雷德）、华尔街120 号第7 层（代号波斯特）和新街sl号第2 层（代号罗 兰）。这四个地点全是由纽约情报站挑选的，因为它们都有好几个出人口。马拉特 和前来交钱的克格勃官员从交接地点不同的门进出。鉴于装载要转交的钱的钱袋越 来越大，为了改变这一现象，1974年使用的钞票面值从原来的20元币改变成了50和 100 元币。由于霍尔处于联邦调查局、纽约警察和国家税务局的严密监视之下，把 钱交给他是非常危险的，以此为由，杰克常常把钱交给莫里斯保管。 除了负责经费转移的工作以外，杰克还经常通过快速接触行动或利用“死窝点” 和纽约情报站交换书面信息。和快速接触行动的地点一样，“死窝点”也是事 先选择好并用代号来表示的。1974年，他们曾使用过的“死窝点”包括：曼迪、柳 西、奥佩、里巴和奥弗罗。通常，信息是用美乐时牌照相机拍摄下来，然后把未冲 印的胶卷放在一个有磁性的容器里传送出去。据米特罗欣记录的一份档案显示，在 1975年7 月到1976年8 月这段时间里，杰克共参与了5 次“快速传递”行动和9 次 交换秘密信息的行动（其中5 次使用快速接触方式，4 次使用“死窝点”）。如遇 到紧急情况，情报站可以通过电话安排与马拉特见面。首先，情报站会在中午12点 过5 分准时拨通一个特定的电话号码，找艾伯特医生。当对方回答“没有这个人” 的时候，情报站的人会说，“对不起，肯定是打错电话了。”然后，他将在当天下 午3 点零5 分与马拉特见面。约会的地点在布鲁克林区J 大道和东区第16街拐角地 铁站旁边的西尔弗路药店人口处，这个地点的代号是埃利奥特。约会时，马拉特手 里会拿着一本《时代》杂志，左手打着一条绷带。行动官员会问他：“请问现在几 点钟了？”当马拉特回答道：“3 点零5 分整”时，他会拿出马拉特以前的一位雇 主的名片，上面有马拉特做的记号，后面还有马拉特的弟弟莫里斯的签名。 由于马拉特和哈布自50年代初都已成为联邦调查局的间谍，因此克格勃在与他 们联系时所采取的安全措施遭到了致命的打击。1974年，中心产生了一些怀疑，特 别是对哈布（莫里斯。蔡尔兹）。他并没有在50年代搜捕共产党员的行动中被捕入 狱，也没有因为使用假护照出国（中心相信，联邦调查局肯定发现了）而被捕。19 67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里提到了莫里斯。希洛夫斯基（他出生时使用的 姓名）和莫里斯。萨默斯（他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两个名字，并提到了战前他与 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中心对他决意要全程陪同格斯。霍尔访问俄罗斯的做法也产 生了怀疑，并发现当莫斯科越过他和他弟弟直接与霍尔联系时，哈布表现出一副 “紧张”的情绪。1974年3 月，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卡扎科夫——国外情 报局一处（北美事务处）处长向安德罗波夫和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虽然（莫里斯） 蔡尔兹得到了格斯。霍尔同志的信任，但他直接介入美国共产党的财政事务，给这 一特殊（用于转移苏联资金）的渠道造成了现实的威胁。另外，莫。蔡尔兹一些可 疑的行为已经足以让人相信，他可能被美国情报界利用了。 卡扎科夫还建议要求霍尔找人代替马拉特（杰克。蔡尔兹），他说这个人总是 心不在焉，而且身体也不好。 5 月8 日，另一位国外情报局的高级官员鲍里斯。谢苗诺维奇在莫斯科与霍尔 会谈时，试图说服他让蔡尔兹兄弟俩退休，理由是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使他们面临着 越来越大的被联邦调查局监视的危险。伊万诺夫提出了一系列用来替代原来苏联给 美国共产党提供经费的移交办法的方案，如在瑞士银行开一个户头或在美国找一个 生意做掩护。虽然霍尔称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同志“来代替杰克，但实际上 他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而国际部显然没有认真对待卡扎科夫的警告，也没有坚持 要霍尔找人代替杰克。 1975年，蔡尔兹兄弟被授予红旗勋章。在莫斯科的一次宴会上，勃列日涅夫亲 自为莫里斯。蔡尔兹颁了奖。回到美国后，哥俩靠挪用苏联提供给美国共产党的5 ％的经费和联邦调查局给他们的佣金过上了相当奢华的生活。莫里斯做出一副富商 的派头，他在芝加哥有一套高级住宅，里面陈设着昂贵的古董、名画，铺着东方地 毯。 另外，他在莫斯科和纽约也有公寓。格斯。霍尔天真地相信他们是靠自己致富 的，有时他也让他们替他的家人购买衣物。 20多年来，蔡尔兹兄弟提供给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包括，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宣称 共产党影响了黑人民权运动的言论。1958年，杰克。蔡尔兹汇报了美国共产党负责 “黑人和南部事务”的书记詹姆斯。杰克逊自我吹嘘的一段话。他说：“一些非常 隐蔽的、而且相当谨慎的人”在“左右”着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克格勃 的一份档案显示，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曾用“政治上极其缺乏素养”来形容杰克逊， 并要求霍尔不要带他来见他；他还要求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这里他可能指的是 纽约情报站）断绝与杰克逊的联系。 但是，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美国共产党的确在金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人。蔡尔兹 兄弟汇报说，金的一个顾问斯坦利。利维森是共产党秘密党员。利维森是纽约的一 位律师和业主，曾为金1958年出版的《迈向自由》一书撰写了部分内容，并在1960 年帮助金准备辩护材料，反击有关他在亚拉巴马的纳税申报单问题上作伪证的诬告。 利维森还把黑人秘密共产党员亨特。皮茨。“杰克”。莱德尔介绍进了金的班 子。 对利维森进行了监视的联邦调查局汇报说，利维森与克格勃官员，联合国秘书 长吴丹的特别助理维克托。勒西奥夫斯基见过面。利维森对金的所谓的影响，导致 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签发了对金的旅馆房间进行窃听的命令。虽然通过窃 听获得了一些林登B.约翰逊总统非常感兴趣的、金与他的性伙伴的通话录音，但是 并没有取得能够证明共产党人对金有影响的证据。 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后，美国共产党夸大其辞地宣称其对金的前任行政秘书、 刚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安德鲁。扬产生过重大影响。霍尔说：“扬自己都 不知道，他在亚特兰大最亲密的朋友中，有一些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他对他 们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必要时，在遵守保密要求的前提下，美国共产党可以小心地 对他施加影响。”吴丹助理的身份使勒西奥夫斯基有许多和扬交谈的机会。他虽然 宣称在交谈中得到了“重要的情报”，但是他的报告并不像霍尔的那样乐观。他报 告称，虽然扬自己希望改善美苏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对苏联的态度在根本上是“消 极”的。 虽然霍尔过于夸大了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在民主党内的影响力，但是在70年代， 至少有一个人中心的确是相当看重的：他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民主党活动家，在一 次赴俄罗斯访问的过程中被发展成为间谍。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并没有提到他的 名字，但是他在民主党内与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有来往。这些人中有：加利福尼 亚州州长杰里。布朗、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参议员爱德 华。肯尼迪、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参议员金。威廉。富布赖特和国会议员 小约翰。科尼尔斯。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这个间谍提供了卡特集团的内幕消息和 关于卡特本人的情况。中心对此评价甚高，因为这么高层次的美国情报来源对它来 说实在太少了。有一次，他曾和卡特、布朗和克兰斯顿就竞选的进展情况，在太平 洋饭店卡特的房间里讨论了三个多小时。他的报告被呈送到政治局。在竞选的最后 阶段，这个间谍与卡特、参议员克兰斯顿、肯尼迪、里比科夫和雅各布。贾维茨进 行了被克格勃称作“直率的、长时间的交谈”。安德罗波夫认为关于这些谈话的报 告非常重要，卡特当选后，他立即把签署了自己名宇的这份报告送到了政治局。 1971年11月，总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呈送了一份备忘录，抱怨说虽然它已经反 复要求霍尔找人代替蔡尔兹兄弟，但是这兄弟俩至今仍然控制着‘与美国共产党联 系的秘密渠道“的美国那一端。八、九月份杰克生病期间，莫里斯代替他作为美国 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与克格勃官员的会议：让他去执行”特别渠道行 动“是非常冒险的，因为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莫里斯）蔡尔兹的情况。这一点已 经被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1967年的报告所证实。报告中提到他使用很多名字并且 与克格勃有联系。正因为如此，谁也不能排除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对他进行秘密监 视的可能性。 11月10日在莫斯科与霍尔会面时，卡扎科夫和伊万诺夫再一次向霍尔提出撤换 蔡尔兹兄弟的问题。霍尔说，他已经想到了三个可以代替杰克的人选了，这三个人 是：约翰。沃戈和阿普莱奥莫斯兄弟。他会在不久后做出决定，并通过加密电报向 莫斯科汇报他选择的最后人选。电报的内容是汇报关于殖民主义的文章初稿已经完 成，电报中初稿的编号（第一稿、第二稿或第三稿）代表了他最后选择的人。然后， 代替杰克。蔡尔兹的人需要向苏联驻维也纳领事馆申请签证，这样他才能到莫斯科 接受一个为期半个月到两个月的“特殊训练”。霍尔还向克格勃建议，利用他私人 司机兼保缥的妻子充当在纽约的另一个联络渠道，情报站可以给她的工作单位打电 话，使用“我是比德尼克先生，向您询问关于旧家具的事，我在霍博肯的朋友让我 与您联系”这句暗语来表明自己的身份。 但是，霍尔又一次没有采取行动。在以后的十年里，蔡尔兹兄弟仍然参与“特 别渠道行动”。米特罗欣记录的一份档案显示，从1978年4 月起到以后的8 个月里， 杰克。蔡尔兹共进行了19次行动：3 次“快速传递”经费移交行动、2 次与克格勃 官员见面。5 次“死窝点”行动、6 次快速接触和3 次信号接触行动。到了1980年 春，联邦调查局认为蔡尔兹兄弟的安全随时会受到威胁。5 月28日，为了给自己退 出‘特别渠道行动“找一个借口，莫里斯。蔡尔兹告诉霍尔，曾经有一个不明身份 的人给他的邻居打电话打听他的情况，他觉得为了避免被捕，他应该找个地方躲起 来。他交给霍尔225437美元，并告诉他这是他手里掌握的莫斯科提供的所有经费。 一段时间以来，杰克。蔡尔兹的身体越来越差。8 月22日，他在纽约一家医院里去 世。莫里斯和他的妻子伊娃。蔡尔兹退休后，生活在迈阿密北部，他们在那里有一 所能够欣赏到大西洋景色的豪华公寓。1987年，在联邦调查局总部举行的一个特别 仪式上，里根总统亲自给莫里斯和杰克颁发了总统自由奖章。他们因此而成为世界 上唯一的两个同时得到过苏联勋章和美国勋章的间谍。 在蔡尔兹兄弟操纵与莫斯科的秘密联系渠道的这几十年里，美国共产党在美国 的政治生活中少有建树。在1972至1984年的四次总统大选中，格斯。霍尔得到的选 票从来没有超过59000 张，1984年得到的选票还不够35000 张，因此他决定在1988 年转而支持民主党。70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员的人数降到了最低点，总共还不到 1 万人。此后有一段时期虽稍稍壮大了一些，但到80年代后期，也只有15000 名党 员。但是，霍尔仍然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在他的虚幻世界中，美国共产党能 够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1981年秋，他致信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 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我比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确信，我们的党是削弱、 阻止和改变里根政府反动政策的一支重要力量。数千万人已经不再对里根政府抱有 期望了。他们正准备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还有上百万人的思想正在转变。我们的党 在影响和推动人民群众这方面是一支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 在鼓吹美国共产党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的同时，他向苏联提出的经费援助要求也 与日俱增。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苏联每年给予美国共产党的经费高达200 万美元。 1987年，霍尔提出要大幅度增加这个数字：我只能说，因为我党是在腐朽的帝 国主义的心脏地带开展工作，我们为影响美国的事态而做的任何努力，对全世界的 发展都会产生影响。而且，由于里根政府面临着深刻而长期的危机，我党的工作已 经，并将继续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因此，在与美帝国主义和里根政府的政策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我党必须被视为 一支重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力量。 第二年，美国共产党从苏联得到的经费增加到了300 万美兀O 莫里斯。蔡尔兹 认为，苏联能够如此慷慨地在经费上支持美国共产党（1987年达人均200 美元）， 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对格斯。霍尔关于美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的说法至少 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可笑地过高估计了美国共产党的影响”。 这种慷慨还可以归因于霍尔和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的惟命是从。美国共产 党内一位有45年党龄的好战派党员，多罗西。雷。希利曾经说过：在格斯的领导下， 美国共产党有了一种奇怪的特点，那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扮演着一只主要的 意识形态牧羊大的角色，当一些小羊羔想从羊圈里跑出去的时候，它就会奉主人之 命对着这只小羊羔狂吠。 苏联领导人会与格斯联系，告诉他他们想让他说的话；于是他会原样不变的把 这些话放出来。然后，《真理报》就会刊登出一篇文章称，时刻保持着警惕的美国 共产党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就苏联目前特别关注的问题有这样、那样的话 要说。 克格勃绝密档案 克格勃与欧洲共产主义 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由85个国家的共产党参加的大会一致申，无论东方还是 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保持对苏联的忠诚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作为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中最有经验的坚强队伍，苏联共产党一直而且将继续被公认为世界共产主 义运动的领袖。 然而，60年代末，苏联共产党非常气愤地发现，它的一贯正确性随着后来被称 作“欧洲共产主义”思潮的出现而受到了质疑。欧洲共产主义思潮第一次公开出现 是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当时许多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对苏联的入侵提 出了温和的批评。后来成为欧洲共产主义主要力量的意大利共产党，一方面重申” 意大利共产党与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之间深厚的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又否 认苏联有权”对另一国家的共产党或另一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武装于涉。 即使在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后，意大利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这种“深厚的兄 弟般的亲密关系”仍将两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关系有其秘密的一面，对 此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内只有少数人知晓。1967年4 月，雅典“上校政变”发生后，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吉。隆哥和其他一些党内领导人警觉到意大利有发生希腊 式军事政变的可能性。1967年夏天，乔治。阿门多拉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正 式要求苏联给予援助，以备政变后意大利共产党可以作为秘密地下组织保留下去。 苏共中央政治局8 月15日第P50 ／P 号决议授权国外情报局制定一个计划，帮 助意大利共产党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组织，包括受过全面训练的人员和秘密无线电通 信系统。 意大利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安德列亚与苏共中央委员会高级官员和克格勃官员在 莫斯科的会谈中就这一计划的细节达成了一致意见。1967年10月至1968年5 月，3 名意大利无线电操作员完成了四个月的克格勃训练课程。意大利党派去的其他人员 参加了制作假身份证明文件的训练班，按照训练计划要求，他们用96个小时学习制 作橡皮印章和文件封条，用6 个小时学习人造树脂的压纹技巧，用6 小时学习更换 身份证明文件照片的技术，用6 小时学习填写文件的笔迹，最后还用了12个小时进 行“理论研讨”。这些训练班和其他一些秘密训练班至少一直开办到70年代末。意 大利共产党领导还请求克格勃检查其总部是否被安装了窃听装置。 虽然意大利共产党对1968年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行为提出了抗议，但很 快公开的批评就平息了。在1969年2 月意大利共产党召开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之 前，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和克格勃高级官员给路易吉。 隆哥和其他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大会发言中降低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 论调子。在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波诺马廖夫和克格勃官员称，虽然发言中 还有一些“暧昧的词句”，但“干涉”和“占领”等用来形容苏联及其华约集团盟 友的字眼都被删掉了。意大利共产党也不再提华约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的要求了。 1970年，在一次与苏联大使尼基塔。雷若夫的私人谈话中，隆哥“特别强调，对意 大利共产党来说，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不是出于礼节，而是出于意 大利共产党生存的需要。” 经济上，隆哥也非常依赖苏联的资助。1972年5 月，意大利确定提前一年举行 大选，这时隆哥最需要经费的支持。在1972年选举年中，苏共最初给隆哥提供了520 万美元的经费，比1971年多200 万。后来应隆哥的要求，苏共又提供50万美元。但 隆哥还嫌不够，再次写信要求增加经费。勃列日涅夫于4 月4 日亲自给隆哥回了一 封信，通过罗马情报站站长很纳季。费奥多罗维奇。博尔佐夫（化名“贝斯特罗夫”） 转交。信中写道：亲爱的隆哥同志：我们收到了你的来信，信中要求增加援助，以 保证意大利共产党有足够的资金参加竞选活动。 我们很清楚大选的严峻形势，也明白你们需要积极开展活动去赢得大选和抵抗 反对派力量。 你知道，隆哥同志，我们已经又拿出了50X 美元来支持意大利共产党参加竞选， 使今年援助的总额已达570 万美元。 鉴于你的要求，我们再次仔细地研究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可能性，决定再给 你们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很遗憾，目前，我们也只能做这些了。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签名）L.勃列日涅夫信送 到隆哥手中后，博尔佐夫向中心汇报说：大使（尼基塔。雷若夫）声称，我们背着 他搞活动，他将把此事电告勃列日涅夫同志。考虑到雷若夫难缠的个性和对类似事 件极其敏感的反应，这件事已经极大地恶化了大使对我们的态度。中心命令博尔佐 夫尽可能去安抚大使：告诉雷若夫，你以为他在莫斯科时已经听说苏共领导的决定 了。你以自己的名义请求雷若夫同志多谅解，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告诉他，我 们今后将继续与他保持坦诚的关系，并且会让他全面了解我们与朋友们（意大利共 产党）接触的情况。 1972年10月，博尔佐夫汇报说，“朋友们”退回了三张100 美元的钞票，令人 难堪的是，这三张竟然是假钞。 直到1976年，在罗马进行的经费交接活动比在美国或世界其他许多地方都直接。 由于意大利共产党中的主要人物经常走访苏联大使馆，因此根本没有必要使用 “快速接触”和“死窝点”等秘密而又繁琐的方式。在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中有一 些非常可靠的对苏联忠心耿耿的人，他们与克格勃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只要挑 选几个信使，在确定没有被人跟踪的情况下，把车开到大使馆，就可以取走苏联提 供的经费。同时，克格勃情报站里的“慧星”电台监控着意大利警察和安全部队使 用的通信波长，以便及时发现任何监视的迹象。另一项安全防范措施是信使出人大 使馆，后面都有意大利共产党的车跟随。莫斯科还通过与意大利共产党控制的公司 签订对意方有利的商业合同来向意大利共产党提供经济援助，合同所涉及的范围包 括从苏联进口石油和在苏联修建饭店。 1973年9 月，智利军队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联合人民政府。这使得 意大利共产党对右翼分子发动军事政变的担心又变得强烈起来。同年12月，克格勃 向意大利共产党秘密提供了三套赛林卡型电台，以备意大利共产党被迫转人地下后 确保其总部与党的地方组织保持联系。意大利共产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在俄罗俾接 受了操作这一新通信系统的专门训练。一旦发生政变，就由赛林卡将情况发往莫斯 科，然后再由苏联用大功率发射机把情报转发给意大利共产党在各地的地下组织。 然而，重新变得强烈的对政变的担心也促使意大利共产党有向其他方向发展的 动向，这使莫斯科担心这个西方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也在逐渐接受一些异端邪说。 在一系列题为《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的反思》的文章中，恩里科。贝林格（1972 年接替隆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建议与社会党和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进行历 史性妥协。后来，贝林格的这句话几乎是家喻户晓了。贝林格与以往和克里姆林宫 打交道的主要共产党领导人完全不同。他的妻子莱蒂齐亚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因此他同意让他的孩子们从小就接受天主教的信仰。隆哥竭尽所能想让莫斯科相信， 虽然贝林格有一个天主教的家庭，但他本人是最好的接班人人选。而他的三个主要 竞争对手，乔治。阿门多拉、吉安。卡洛。巴叶塔和彼得罗。英格拉奥都不适合担 任总书记这个职务。隆哥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分别是：阿门多拉“有过多的资产阶级 民主气息，而且时常犯修正主义的错误”；巴叶塔“权威正在逐渐下降，而且脾气 太坏，无法促进（党内的）团结”；至于英格拉奥，‘则没有什么水平，喜欢进行 不切实际的理论思考“。而贝林格则代表了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 但莫斯科并未因此而消除疑虑。 贝林格根据列宁“革命者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退却”这一名言而提出“历史性 妥协”这一建议的最初目的主要是作为防止右翼分子发动政变的一个手段。然而， 这个建议渐渐发展成了一种雄心勃勃的——在莫斯科看来也是离经叛道的——战略， 主张天主教的团结传统与共产主义的集体行动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 序。1975年，贝林格成为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言人。意大利共产党与 西班牙和法国共产党一道发表了实质相当于“欧洲共产主义宣言的声明，摆脱了苏 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要求通过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和议会道路来实现多党制的社会 主义。 1975年12月12日，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内一名克格勃内线在与雷若夫会见时， 指责贝林格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可耻地背叛了列宁主义”，并越来越敌视苏联。 他呼吁苏联共产党发表公开声明，批判意大利共产党的路线：“这可能会导致 党的分裂，但这是挽回局面的唯一办法。”这个内线还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准备 破坏计划将于1976年夏天在东柏林召开的欧洲共产党代表大会，企图把大会变成他 们修正主义的论坛。 在东柏林大会筹备期间，克里姆林宫对欧洲共产主义者发出了一系列几乎毫无 遮掩的公开警告，让他们不要乱来。然而，贝林格没有被吓倒。在6 月进行的意大 利大选中，他发表了被莫斯科视为最不能容忍的演说。贝林格宣称，意大利的北约 成员资格总的来说是一个优势：“它能够确保我们实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社会主义， 具体地说，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多元性的社会主义。”克里姆林宫用一封措辞严 厉的密函向贝林格提出抗议。但是对绝大多数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的成员来说，更 有意义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获得了34.5％的选票这一事实（自1972年以来上 升了7 点3 个百分点）。6 月29至30日在东柏林召开的欧洲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发 表了一个空洞的联合公报，呼吁保持“国际主义团结”。但这样一个公报很难掩盖 苏联共产党与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贝林格和其他主要的“离经叛道者”在 大会上的发言指出了“现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苏联模式）存在的弊端，他们 的发言经过审查删改后才被《真理报》刊登出来。 1976年12月，克里姆林宫忠实的传声筒、保加利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谴 责欧洲共产主义是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在意识形态领域颠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重要手段。克里姆林宫对贝林格的直接的正面攻击由于贝林格的巨大声望而收效甚 微。无奈，安德罗波夫只好指示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契科夫用“积极措施”来低毁 贝林格和其他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国外情报局在呈送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 中称，贝林格在撒了岛有一片土地，并与一项价值数百亿里拉的可疑建筑合同有牵 连。 引人注意的是，莫斯科一方面希望通过透露贝林格有腐败行为的证据来动摇他 的地位，一方面又继续给意大利共产党提供经费。1976年援助意大利共产党的经费 共达650 万美元。但据克格勃档案记录，在罗马移交经费的“行动环境”比以前恶 劣了。新上任的情报站站长鲍里斯。索洛马京（此前在纽约工作）1976年指出，在 大使馆进行经费移交是非常不安全的。索洛马京与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行政部 门负责人圭多。卡佩洛尼（代号阿尔贝托）一致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星期日早上 在罗马市郊事先安排好的、并经情报站和意大利共产党预先仔细检查过的地方进行 经费的交接。意大利共产党员会严密监视取钱的这位“朋友”的行车路线；拿到钱 后，他会把钱转移到另一辆车上，再由这辆车把经费移交给党的一个秘密办事处。 尽管敌视贝林格和欧洲共产主义，苏联政治局仍然继续允许克格勃对精心挑选 出来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进行从事地下活动方面的培训。例如，1979年，意大利共产 党挑选出3 名党员赴莫斯科接受国外情报局S （特工）局的训练，分别学习电台和 密码操作、伪装术和伪造文件的技巧。 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与苏联集团国家中的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并不都是公开的。 70年代后期，最严重的暗中的分歧表现在东欧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向西方恐怖 组织提供援助这个问题上。用已故非共产党员的东德内务部长彼得一米夏埃尔。迪 斯特尔的话来说，民主德国是“恐怖分子的天堂”。而这时最让意大利共产党领导 人担忧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对意大利红色旅的支持。1978年3 月16日， 他们的担心应验了。这一天，红色旅的人在罗马市中心袭击了天主教民主党主席阿 尔多。 莫罗的汽车，莫罗的司机和警卫被枪杀，而莫罗本人被绑架到另一部准备好的 车子里。在以后的54天中，莫罗被关在一个秘密地点，而政府却在是否应与红色旅 进行谈判以解救人质的选择中倍受煎熬。 虽然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在公开的场合仍然坚持绝不与恐怖分子做交易，但私 下里，也非常担心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支持红色旅的消息会泄露出去。 主席团的发言人阿图罗。科隆比对捷克斯洛伐克驻罗马大使弗拉基米尔。考茨 基抱怨说，当意大利共产党访问布拉格的代表团提出关于捷方支持红色旅一事时， 他们被搪塞过去了。代表团的成员认为，一些红色旅的成员曾被邀请到捷克斯洛伐 克。 1978年5 月4 日，阿门多拉警告考茨基说，一旦绑架莫罗的人被抓到并受到审 判，那么捷克支持红色旅的事就会“水落石出”。这一次，苏联大使雷若夫与意大 利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他告诉考茨基：“他已经就与红色旅的关系一事向捷克斯洛 伐克代表发出了警告，但是他们没有听他的。”雷若夫相信捷克安全与，情报局驻 罗马情报站仍然与红色旅保持着秘密的联系。‘你们可能会（从红色旅）得到一点 点好处，“ 他对考茨基说，“但你们所造成的损害却比所得到的好处要多一百倍。” 意大利未能及时找到莫罗被关押的地点。1978年5 月9 日，莫罗被绑架者杀害， 尸体被遗弃在停放在罗马市中心意大利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总部之间的一辆汽车 的后箱里。对莫罗的遇刺，人们无比哀伤，并对此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令主席 团着实松了一口气的是，没有人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与红色旅之间的关 系。接下来的几年里，意大利警方展开了搜捕恐怖分子电台的行动，这使意大利共 产党领导越来越担心他们自己的电台可能被发现。1981年6 月，意大利共产党领导 通知苏联驻罗马情报站，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八年前克格勃帮助他们建立的三个 秘密电台已经被销毁了。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两年后在波兰实行军事管制的行动彻底撕碎了莫斯 科与意大利共产党之间和谐的外衣。在1982年1 月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一次会议上，只有一位克格勃的主要联系人对谴责苏联干涉波兰事务的议案投了 反对票。贝林格声明，十月革命“已耗尽了它的推动力”，言下之意也就是苏联共 产党已经丢掉了自己的革命信仰。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号召西欧左派力量共同努力， 在苏联集团成员国中促进“民主的复兴”。《真理报》谴责意大利共产党的声明是 “对苏联的大肆亵读”。之后就出现了意大利人所谓的破裂——意大利共产党与苏 联共产党之间短暂的、但引起了巨大争论的决裂。 在激烈的辩论当中，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只有阿尔曼多。科苏塔这个强 硬派人物站在莫斯科一边。10年后苏联解体了。人们发现，在80年代苏联给予意大 利共产党的资助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据一位评论家称：“后来很快就弄清楚了，只 要苏联提供给意大利的资金经过科苏塔的手，那么这笔钱就会被他用来资助一家并 不成功的亲苏报纸《国家晚报》或用做他反对其他领导人的活动费用”。最后的记 录显示，1985年苏联向意大利提供了70万美元，1986年为60万美元，1987年为63万 美元。这些经费全部作为对“意大利共产党中的健康力量”（苏联共产党国际部和 克格勃认为的，但很可能戈尔巴乔夫不这么看）的“物质援助”，而所谓“健康力 量”主要就是科苏塔和《国家晚报》。 除贝林格外，莫斯科最不信任的欧洲共产主义分子要算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 地亚哥。卡里略。在卡里略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他就已经表现出了领导者的潜 质。1936年，年仅19岁的卡里略发起了一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大联合， 他自己当上了这个组织的主席。而当时，他还被他的反对者们嘲笑为“戴着眼镜的 蚕蛹”。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著名特工，专门从事破坏和 暗杀活动的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后来他还让约瑟夫。格里古 列维奇当他儿子的“教父”。1939年，弗朗哥在西班牙获胜后，卡里略来到莫斯科 避难。为了证明自己是一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卡里略给他父亲写了一封极端狂 热的、自以为是的信，谴责他父亲说：“一名共产主义者和一个叛徒之间不可能存 在任何关系”。后来，他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如果说在苏联存在对斯大林的 任何恐惧的话，我倒没有看见。许多年以来，只有少数人知道发生过审判和清洗这 回事。” 然而，1959年；成为流亡国外的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之后，卡里略逐渐接受 了欧洲共产主义思想。1968年，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谴责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 克的干涉，党内主要的亲苏分子阿古斯丁。戈麦斯、爱德华多。加西亚和恩里克。 里斯特将军分别在1969至1970年间被开除出党。1975年7 月，西班牙共产党和 意大利共产党联合“郑重声明，我们以和平与自由的方式迈向社会主义的构想表达 的不是一种策略考虑，而是一种战略信念。”11月，弗朗哥死后，卡里略着手准备 旨在使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的计划。1976年末，在没有通知莫斯科的情况下， 他从他在法国的总部秘密地回到西班牙。12月6 日，中心给马德里情报站发出一份 紧急电报，要它调查关于卡里略已经回到西班牙的传闻。如果情况属实，要调查他 回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还是与大主教民主党政府总理阿道弗。苏亚雷斯之间有什 么秘密协定。 实际上，卡里略回国是为了给苏亚雷斯施加压力。12月10日，他召开记者招待 会，向总理施加压力，要他作出选择：要么给予共产党合法地位，这样要冒激怒军 队和右翼势力的风险；要么不给共产党合法地位，这样做会失去一个主要民主党派 对他的支持。卡里略于22日被捕，但没过几天就被释放了，并秘密会见了苏亚雷斯。 1977年4 月，共产党在西班牙成为合法的政党。 克格勃在意大利共产党内的主要联系人是一名亲苏分子。与意大利的情况一样， 克格勃驻马德里情报站在西班牙共产党内的主要内线是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中 的一名铁杆亲苏分子伊格纳西奥。加列戈（代号科博）。1976年3 月之前，苏联提 供给西班牙共产党的经费都是通过法国共产党转交的。3 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 第P －l ／84号决议指示克格勃将经费直接交给加列戈。这些经费中至少有一部分 不是给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而是给加列戈本人用于“开展活动”的。1976 年12月6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给他提供2 万美元（第P37 ／39－OP号决议）用 于在马德里购买一套公寓。虽然在公开场合听不到他对卡里略的批评，但马德里情 报站的报告指出，加列戈经常私下里严厉批判卡里略，说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人物”。 1977年初，加列戈通过他的妻子劳拉把卡里略起草的将在西班牙共产党、法国 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联合宣言以及即将出版的题为《欧洲共 产主义与国家》一书的清样送到了马德里情报站。中心对这两份文件中对苏联的批 评非常愤慨，最后贝林格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把联合宣言草案中那些过 于尖刻的措辞都删除了。加列戈还报告克格勃说，左派报纸《人民报》计划派记者 赴莫斯科采访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接到这一预警性情报之后，苏联驻马德里大使馆 拒绝给这个记者颁发签证。 随着西班牙内战以来民主议会制度的第一次恢复，人们普遍预期（卡里略当然 也不例外）西班牙共产党将像意大利共产党那样在国内左派力量中取得支配地位。 较之其主要竞争对手——西班牙社会党，共产党有两个方面的优势：其一，共 产党从事过反对弗朗哥独裁政权的地下斗争；其二，在近四十年的流亡过程中，共 产党仍然保持了严密的组织。然而年仅35岁的社会党领导人费利佩。冈萨雷斯精力 充沛、青春焕发的公众形象大大胜过了卡里略。在1977年6 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 西班牙共产党发现自己比社会党更难摆脱极端主义者的形象。然而让苏联感到满意 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前任主席，83岁高龄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女士——20年前卡 里略接替了她共产党主席的职务——5 月份从苏联回到了西班牙，这多多少少给卡 里略领导的欧洲共产主义者竞选活动造成了混乱。有“激情之花”美誉的伊巴露丽 曾是内战时期最有魁力的演说家。她有几句对法西斯表示蔑视的演说词在世界上广 为流传，“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宁做英雄的遗编，不为懦夫的妻子”。 弗朗哥的支持者们曾经散布谣言说她曾用自己的牙齿撕开过一个牧师的喉咙。由于 年事已高，加之。已脏有病，伊巴露丽不能在选举中经常露面，但她从来不会放弃 任何沤歌苏联集团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成就的机会。为了削弱 伊巴露丽演讲所造成的影响，卡里略极力暗示，她已多年不在西班牙国内，她唯一 的儿子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牺牲的，所以她与苏联有不解之缘。 1977年的议会选举是西班牙41年来进行的第一次自由选举。选举中，左翼或右 翼极端主义势力都没有得到选民们的支持。西班牙共产党只得到9 ％的选票，而苏 亚雷斯领导的民主中心联盟却得到了34％的选票，社会党也得到了28％的选票。在 共产党新议员中，卡里略当上了西班牙共产党国会党团的副主席。克里姆林宫相信， 卡里略在党内的地位远不如贝林格在意大利共产党中的地位那样稳固，因此它开始 在西班牙共产党内集结反对卡里略的力量。选举结束后不久，莫斯科《新时代》杂 志发表了一篇鞭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的文章。文章指出，表面上，卡里 略似乎只是在谈论不同党派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和战术，而实际上他的观点和“帝国 主义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如出一辙”。苏共中央国际部起草了一篇批判卡里略修正主 义的文章，并安排由三名西班牙共产党党员署名发表。另一封内容相似、有200 名 西班牙共产党员签名的信件，则以传单的形式散发。 西班牙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公开论战在1978年逐渐平息下来。但在私下 里，卡里略对苏联的批判比以前更加严厉了。马德里情报站发回的一份加列戈的报 告称，卡里略在一次没有记录的谈话中竟然攻击苏联是一个“被一个脱离人民的特 权官僚阶层左右的半封建国家”，其民主化程度远不如美国。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 富汗之后，卡里略开始公开批判苏联。1980年1 月，他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 信，信中攻击苏联的入侵是政治冒险主义表现，并谴责苏联推行的政策和美国的政 策一样都是导致冷战加剧的原因。虽然西班牙共产党的一些地方组织支持苏联的入 侵，但卡里略得到了党内多数领导人的支持。而与此同时，加列戈每年仍然能从克 格勃得到3 万美元的资助。马德里情报站站长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菲利波夫汇 报说，虽然加列戈仍然“尽可能地”坚持着情报站拟定的政治路线，但是他在鼓励 公开反对卡里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自己在领导层中的孤立。菲利波夫认为， 卡里略仍然牢固地控制着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由于欧洲共产主义者与强硬派的 争斗，加上卡塔兰地区共产党组织丧失了对卡里略的领导的信任，西班牙共产党已 经开始走向分裂。 由于费利佩。冈萨雷斯试图把社会党变成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内部也出现了分 裂的局面。1979年5 月社会党代表大会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致使冈萨雷斯辞 职。 但是仅仅4 个月之后，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又提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曾为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使得社会主义成为我们这个时 代求解放的最佳选择”，冈萨雷斯又重新赢回了社会党的领导职位。社会党在1982 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随着冈萨雷斯出任西班牙首相，社会党在以后 的10年中一直掌握着西班牙政权。在这一时期，支持西班牙共产党的人却越来越少， 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也从1979年的10.5％下降到了1982年的3.8 ％。卡里略 被迫辞职，由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接替他成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冈萨雷斯评论 说：“卡里略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弗朗哥四十年独裁统治都没能做到的事。他瓦 解了西班牙共产党。” 克格勃也把西班牙共产党失去民众支持的责任归罪于卡里略本人，虽然它的一 些分析与冈萨雷斯不同。驻马德里情报站的一位以塔斯社记者身份做掩护的官员， 阿纳托利。克拉西科夫写了一本书，书中指出，由于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和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导致了“党内激烈的斗争”和共产党在选举中的惨败： “大量的活动家，包括一些为反对弗朗哥的独裁统治和实现国家民主化进行过艰苦 斗争的著名活动家都被驱逐出了党组织。”国际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早在19 83年初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即指出，只要卡里略及其支持者的影响仍然存在，西班牙 共产党就没有复兴的可能。 1984年1 月，加列戈领导一部分人从西班牙共产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西班牙 人民共产党。莫斯科对此给予了支持，而且可能还给予了经济援助。加列戈批判了 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并宣布新成立的党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真理报》对此表示欢迎。但是，西班牙人民共产党一直都处于分裂状态。 1986年，残余的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两个左派小党组成了“左翼联盟”。 70年代中期，欧洲共产主义的第三大党就是乔治。马歇领导的法国共产党。马 歇过去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者。1957年，他曾经向党内一个敢于对斯大 林的清洗行动和苏联对匈牙利起义的镇压提出怀疑的好战分子咆哮道：“没错，苏 联抓了人，也关了人！但是，我告诉你，他们抓得还不够，关得还不够。如果他们 再强硬一点或警惕性再高一点的话，他们就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厂‘弗朗索瓦。 密特朗有一次曾经抱怨说：“侮辱就是他（马歇）问候别人的方式。” 1970年，马歇当选为法国共产党的副总书记，两年后，又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随着马歇在党内的权力一步步得到加强，克格勃对他的怀疑也越来越深。克格 勃19 76 年3 月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称，虽然马歇最初是忠于苏联的，但据他 “身边的人”提供的消息表明，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逐渐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原则。” 克格勃在法国共产党的主要内线就是马歇的第二把手，加斯东。普利索尼耶。 此人至少从50年代初开始就协助苏联情报机构工作了。与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内 的亲苏分子一样，他也是苏联向法国共产党提供经费的主要渠道。 1972年6 月，法国共产党成立了一个竞选联盟，与社会党和其他左派激进分子 达成了一个“共同纲领”。据克格勃称，几个月后，马歇对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当 然也包括普利索尼耶在内）讲，他谴责苏联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对苏联 境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长期迫害。他还为克里姆林宫对法国戴高乐政府的表面上的友 善大为恼火，他认为这“妨碍了法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自 1966 年戴高乐总统 使法国退出了北约的统一指挥以后，莫斯科一直把戴高乐主义视为西欧一支潜在的、 比左派势力领导的法国政府甚至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都更具破坏力的力量。马歇试 图让克里姆林宫相信这种判断是错误的。1972年，无疑是为了使他的警告能够传达 到莫斯科，他私下威胁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说：法国正倒向大西洋 （亲美国）一边，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集团）不重视法国共产党发出的这一警 告，不对法国共产党推翻政府的斗争给予适当的支持，那么法国共产党也将像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那样拒绝支持他们的政策。 表面上，克里姆林宫对此并没有太在意。但在法国1974年总统大选第二轮选举 前，苏联大使拜会了新戴高乐主义候选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明确表示莫 斯科更希望他，而不是法国共产党支持的密特朗当选。然而，在幕后，克格勃却加 紧展开“积极措施”，以便使吉斯卡尔失败。最终，这一行动未能得逞。 1976年初，马歇私下里指责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未派记者在列昂尼德。 普留什奇抵达巴黎时对他进行采访。列昂尼德。普留什奇是俄罗斯一位被流放 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刚刚从苏联精神病医院释放出来。对马歇逐渐倾向欧洲共产主 义的行为，中心认为更多的是受他个人野心的驱使，而不是思想上的变化。克格勃 的报告显示，就连贝林格都批评马歇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把他和罗马尼亚独裁者尼 古拉。齐奥塞斯库相提并论。中心认为，马歇不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是绝不会罢休 的。 克格勃向中央委员会报告称，直到1976年2 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 表大会时，马歇才具备了足够的自信。他认为，虽然有普利索尼耶等人的反对，但 是党内领导层都支持他的越来越离经叛道的观点，因此他敢于公开表明他的观点。 这次大会通过了一项野心勃勃的欧洲共产主义计划。马歇倡导放弃实现“无产阶级 专政”的传统目标，带头批评苏联集团内部“对民主的限制”，并倡导法国共产党 “走民主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路线，因为这将“推动人们自由地表达不同的思想”。 对于法国共产党内部那些愤怒已极的亲苏分子来说，欧洲共产主义的新论坛似 乎“使反革命合法化了”。在以后的18个月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法国共产 党发了三封批评其政策的信件。同时，克格勃在幕后展开了“积极措施”予以配合。 其中包括1977年开始的、代号为“欧洲”的行动。这一行动用伪造中央情报局 文件的办法，企图制造一种美国阴谋破坏法国共产党内部团结的印象。可以想像得 到，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暗示马歇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这一手法，使法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中产生一些反对他的人。 然而，克格勃错误地判断了马歇背叛传统思想所产生的力量。法国共产党衷情 于欧洲共产主义也是它与社会党人进行联合所付出的代价中的一部分。这种衷情在 1977年夏天走到了尽头，因为很明显的是，联合并没有使共产党在法国成为左翼势 力的第一大党，反而使社会党盖过了共产党的风头。1977年9 月，相互指责导致了 左翼联合的分崩离析。因此，马歇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逐渐变得对苏联忠诚 起来。1978年10月，中心取消了巴黎情报站制定的挑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关系的 “积极措施”，很可能就是考虑到这种行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1976年3 月，克格勃向中心提交了一份关于马歇情况的报告，称他战争时期的 记录随时有被曝光的危险。1970年马歇曾声称，他在1942年12月曾“被强征”到吕 菲厄姆的一家制造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德国工厂里工作，但1943年1 月，他逃了 出来，并回到了法国。但是中心称，“一个可靠的来源”提供的消息证明，法国政 府已经掌握了一些文件，文件显示他并不是被迫在这个德国工厂里做工的，相反， 他签署了一份自愿在吕菲厄姆工作的协议。克格勃的报告充满了对马歇的敌意。据 此判断，在1976年，克格勃很可能曾考虑过利用那些战争时期的记录来低毁马歇， 就像它曾希望用所谓的可疑的建筑合同来破坏贝林格的名誉一样。1977年法国共产 党前政治局委员奥古斯特。勒克尔在右翼周刊《分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马 歇是自愿在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制造厂里工作的。但是并不清楚，这份文件曝光的 背后有没有克格勃的功劳。马歇声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而且以诽谤罪对勒克尔和 《分钟》周刊提起诉讼。1977年9 月开庭时，他声泪俱下，但最后还是在这次和第 二年的诉讼中败诉了。1980年3 月，《特快报》发表了一篇战争时期德国的文件， 文件指出马歇不仅是自愿在德国工作的，而且在那里一直呆到了1944年。这一次， 马歇并没有提出上诉，但还是声称他是无辜的，并声称这是他的对手为了1981％的 总统大选而搞的阴谋：“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诽谤的源头能够接连发现吉斯卡尔。 德斯坦、希拉克和密特朗的影子的原因。”但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法国共产党带着对莫斯科坚定不渝的忠诚步人了80年代。1979年12月，苏联人 侵阿富汗之后，没有哪个主要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像法共领导人那样如此积极 地维护苏联。两年后，它又讨好地把取缔团结工会和在波兰实行军管说成是波兰共 产党所取得的“胜利”。然而就在这一期间，法国共产党在大选中的形势却每况愈 下。在1981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马歇只得到了15％的选票，这是自二战以来法国 共产党最差的记录。在1986年的国会选举中，法国共产党得到的选票数更是直线下 降，只有6.8 ％。 戈尔巴乔夫时代使苏联共产党与外国共产党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 国共产党和莫俾科的其他西方追随者们越来越气愤地发现，苏联不再欣赏他们的忠 诚了。戈尔巴乔夫本人似乎也是一个喜欢异想天开的人，他不喜欢因循守旧、僵化 的思维方式。欧洲共产主义思潮似乎也征服了克里姆林宫。1984年6 月，作为苏联 共产党出席贝林格葬礼代表团团长的戈尔巴乔夫被涌人罗马皮亚札圣乔瓦尼的150 万送葬群众的悲伤深深地打动了。1985年3 月成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推行 “新思维” 的最初迹像就是在契尔年科葬礼之后，他会见了世界各国政治家，而这其中只 有一位是欧洲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月p 就是贝林格的接班人阿列桑德罗。纳塔。显 然波诺马廖夫吓坏了。怎么会这样呢，他问国际部里的同事，莫斯科云集着这么多 “好” 共产党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只喜欢和意大利共产党这个“不好的”党 的总书记在一起呢？ 在以后的五年中，戈尔巴乔夫经常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称赞他们的政 策并把他们当成他在社会民主和东西方关系上的“新思维”的宣传队。在西班牙， 戈尔巴乔夫对支离破碎、所剩无几的西班牙共产党没什么兴趣，他的注意力都集中 在执政的社会党身上。有一次，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问他，他 认为自己与哪一个外国政治家的关系最密切，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答道：费利佩。 冈萨雷斯。用格拉乔夫的话来说，他“不仅仅是欣赏‘费利佩’，他简直就是爱他”。 由于依赖苏联提供的秘密经费，许多受到侮辱的强硬派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只能 屈尊辱贵。1987年6 月，马歇卑躬屈膝地对戈尔巴乔夫上个月对他的接见表示“深 深的感谢”，并请求1000万法郎（165 万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以备1988年 的总统大选之需。虽然苏共中央政治局注意到1987年法国共产党已经得到了200 万 美元的资助，但还是决定通过克格勃再给它提供100 万美元的经费。 对于格斯。霍尔这个曾经忠于苏联的美国共产党的强硬派领导人来说，戈尔巴 乔夫的“新思维”最终令他实在无法忍受，使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公然与 莫斯科的意见相左。1989年他公开抨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结果只是导致苏联 突然停止了对美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经济援助的中止给美国共产党造成的影响是 巨大的，这使它立刻陷入了财政危机。1990年，它不得不第一次减少党报《人民世 界日报》的发行次数，由一周五次减少到两次，后来于脆改成了周刊。 克格勃绝密档案 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 1965年苏联宪法日内月5 日）这一天，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首次公开亮相。 大约200 名持不同政见者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游行，声援作家安德烈。西 尼亚夫斯基和尤利。丹尼尔（这两位作家都被苏联政府指控为企图通过他们的作品 颠覆苏联社会制度，不久就将接受审判）。一些示威者还打出了“尊重宪法”、 “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旗帜，不久即被克格勃便衣抓到警察 局里去了。 从此，苏联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分子就被称为英语的dissidents“（持不同政见 者），而不是与此相当的俄语inakomysliashchil 思想异己分子）。苏联官方一直 说这些人是西方国家的走狗，他们并不能代表苏联抗议者的真正心声。用一个英语 词而不是俄语词来形容他们，恐怕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吧。 克格勃追捕两位作家的行动出奇地慢。作家西尼亚夫斯基，笔名“阿布拉姆。 捷尔兹“，从1959年起开始在西方发表自己的作品，最初是在巴黎。而他的朋 友丹尼尔，笔名”尼古拉。阿尔扎克“则仿效他的做法，从1961年开始在西方发表 作品月p 些身为克格勃间谍和眼线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捷尔兹“和”阿尔扎克 “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中心在对他们真实身份的判断上产生了分歧。一派 认为，两人对莫斯科生活的熟悉程度说明，他们两人就生活在苏联境内，并将自己 的作品偷偷送到国外发表。克格勃巴黎情报站也赞同这种看法，并上交了一份报告 称”捷尔兹“的作品《审判开始了》的原稿就是从莫斯科送到法国的。而中心的其 他一些人则赞成一些文学评论家的分析，他们认为，这两位作家对莫斯科生活的” 不准确“ 的描述说明他们是居住在西方，并以克格勃的其他报告为依据，声称“捷尔兹” 和“阿尔扎克”都居住在西欧。由于西尼亚夫斯基使用的是一个犹太笔名，使克格 勃错误地断定他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这令克格勃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更多的 疑惑。后来苏联官方报纸指责使用这个笔名是一种“阴险的挑拨行为”。一位作家 在拥息报》上写道：西尼亚夫斯基使用阿布拉姆。捷尔兹这个名字在国外出版反苏 作品，企图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即我们国内存在着反犹太主义，而且一个用阿布 拉姆。捷尔兹这样笔名的作家，要想“坦率”地写一些关于苏联生活的文章，他就 只能选择西方的出版商。 经过几年对数位选错了对象的作家进行毫无结果的监视之后，1964年一名隐藏 在莫斯科文学界，代号为叶菲莫夫的克格勃特工报告说，一位名叫尤利。丹尼尔的 作家拥有“反苏材料”。而就在同时，驻雅尔塔的克格勃情报机构报来了另外一名 特工的报告称，“仅凭他的一份手稿，丹尼尔就可以被判人狱15年”。通过对丹尼 尔的监视，克格勃很快就发现了西尼亚夫斯基。1964年5 月，中心展开“追随者” 行动，以图获得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就是在西方大量出版“反苏”作品的作家的 证据，并力图发现他们藏匿书稿的地方及其偷运书稿出境的方法。在克格勃的策划 下，西尼亚夫斯基被他所供职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安排离开莫斯科去出一趟公 差。 在他离开莫斯科后，克格勃对他的住所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并安装了窃听装置。 然而搜查丹尼尔的住所并在其中安装窃听装置则遇到了一点困难。丹尼尔住在列宁 大街85号，这是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还与别人共用一个厨房。据报告称，“他 的家人，他的一个朋友和一条狗成天都在他家里。”最后，一名克格勃官员假扮成 一位邻居的亲戚成功地在这套公寓里呆了一段时间，并伺机制作了钥匙的蜡模，为 以后进行彻底的搜查创造了条件。 “追随者”行动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取得了重要结果。虽然克格勃没有足够的 证据，但却得出结论认为，西尼亚夫斯基最初是在一位前法国海军武官的女儿埃莱 娜。扎莫伊斯卡的帮助下将他的作品偷偷送到西方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西尼亚 夫斯基是在埃莱娜。扎莫伊斯卡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时认识她的。1965年夏天，克格 勃截获了一封署名“阿尔弗雷达”的寄给西尼亚夫斯基的信，但是没有回信地址， 信中邀请他在莫斯科的布加勒斯特饭店见面。在发现“阿尔弗雷达”就是阿尔弗雷 达。奥库蒂里耶——埃莱娜。扎莫伊斯卡的一位朋友之后，克格勃希望在西尼亚夫 斯基向阿尔弗雷达交付书稿的时候抓住他。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都被克格勃置于 24小时不间断监控之下，同时克格勃还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当场抓 获奥库蒂里耶女士。尽管监听了奥库蒂里耶女士访问西尼亚夫斯基公寓时的情况， 并对他俩后来在地铁的大虾车站附近的会面进行了录像，但是这个行动小组并没有 发现任何交付书稿的举动。而且令克格勃十分失望的是，9 月8 日在苏波边境检查 奥库蒂里耶的行李时也一无所获。对奥库蒂里耶的长时间的审问也毫无结果。克格 勃企图说服奥库蒂里耶女士承认“捷尔兹”的真名就是西尼亚夫斯基，但也没有成 功，反倒让奥库蒂里耶女士认识到克格勃手里并没有掌握什么真凭实据。 在奥库蒂里耶刚刚获准离开苏联后，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就遭到了逮捕并被 送进了莫斯科的列弗托沃监狱。审问当中，两人都承认在西方用笔名出版过作品， 但否认这些作品是反苏的。而且他们也都不承认扎莫伊斯卡女士曾经帮他们把书稿 偷运出苏联。就在他们两人被捕之前，克格勃的一份报告称，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 尔怀疑所有他们新认识的人，生怕他们可能是克格勃派来的特工。但是，在列弗托 沃监狱，西尼亚夫斯基却中了克格勃最老套的一种圈套。一个代号为米哈伊洛夫的 卧底（也许就是特工格利。费奥多罗维奇。瓦西里耶夫）被送进了西尼亚夫斯基住 的那间四室，并成功地取得了他的信任。就在米哈伊洛夫＊月份被“释放”之前， 西尼亚夫斯基请他帮忙给妻子带去一系列的记号和密码，这样她来探监的时候他们 俩就可以进行秘密的交流。米哈伊洛夫的情报及对西尼亚夫斯卡妮与丈夫会见情况 的监视提供了关于“追随者”行动的档案所谓的“关于西尼亚夫斯基的联络情况的 重要材料”。在他的联络人中，最重要的就是莫斯科外国文学图书馆馆长安德烈。 雷米佐夫。 在审问中，雷米佐夫承认曾经用“伊万诺夫”这个笔名在西方出版了剧本《火 星有生命吗？》以及1964年在《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俄罗斯良心的美国 苦责》。他还承认在一次去法国的时候，曾经将西尼亚夫斯基的一份书稿交给了埃 莱娜。扎莫伊斯卡。刚开始的时候，克格勃的计划似乎是要将雷米佐夫与西尼亚夫 斯基、丹尼尔一道审判。但是当雷米佐夫试图自杀后，这个计划不得不有所改变。 克格勃决定主要利用雷米佐夫充当检举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证人。而对他 的案件则另案处理，并且为了防止他再次自杀，不得不对他进行24小时监视。为了 阻止雷米佐夫与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妻子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两人曾经试图说 服雷米佐夫不要提供任何证据，文化部将他送往库尔斯克和图拉执行所谓的“公差”。 在那里，他还是被置于24小时的监视之下，直到审判当天。而通过对丹尼尔妻 子的跟踪，克格勃发现她正在收集档案材料，并准备在审判之前将这些材料在西方 发表。 于是克格勃成功的在她的身边安插了一名特工，这名特工装扮成一位同情她的 遭遇的西方商人，只不过他并没有将那些档案交给西方，而是交给了克格勃。 虽然早已有很多苏联作家因为非正统观念，而在没有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 下就受到了迫害，但是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却是第一起仅仅因其作品而被送上法 庭的两个人。官方称1966年2 月的这次审判是一次公开审判，两位被告都“充分‘ 享受他们的权力。正如《纽约先驱论坛报》指出的，”这些权力包括被当局一手挑 选的近70名听众嘲笑的权力……以及只听诉讼方报告案情的某些细节，而被告方的 有关人员因为没有通行证而不能进人’公开法庭‘辩解的权力“。但是这些事先安 排好的程序却因为被告的不合作而被打乱了。与其他苏联传统的公开审判不同，西 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既没有承认有罪，也没有表现出悔过。 尽管有事先安排好的“听话的”听众，但是整个起诉显然还是被被告的勇气和 口才所破坏。西尼亚夫斯基揭露这起诉讼案从一开始就是在混淆是非，把虚构的文 学作品中的观点与作者本人联系在一起。在他中途被打断之前，他也提及了安装在 自己住处的窃听器。而公诉人，不顾自己思想的混乱以及对法律的理解的模糊，最 后竟然十分可笑地指责他们两人的作品：“它们给最神圣、最纯洁的事物——爱、 友谊和祖国——抹黑。他们作品中所描述的女人都是怪物和婊子，而男人则都十分 放荡。”但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还是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 里进行颠覆活动：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在现今这个时代 尤其严重，目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正在加剧，国际反动势力的宣传机器与情报 机构串通一气，正高速开动起来，用极端虚无主义毒害我们的年轻一代，不择手段 地把它们的触角伸入我们的文化领域…… 结果，西尼亚夫斯基被判劳教7 年而丹尼尔被判5 年。 官方宣布要公布审判记录，却始终未见公布，这更加说明这件案子的证据非常 不充足。但是，被告的支持者们收集整理的一份非官方记录却在西方发表了。为了 对那些因为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而走到一起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渗透，中心 挑选了两名年近30的特工——阿纳托利。安德烈耶维奇。传科诺戈（代号达诺夫） 和他的妻子叶连娜。季莫费耶夫娜。费奥多罗娃（代号达诺娃）。传科诺戈报 告说，在西方出售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记录是克格勃的特工，企业家尼古 拉。瓦西里耶维奇。季亚科诺夫（代号果戈尔）安排的。此人曾供职于《消息报》 社驻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分支机构。据传科诺戈的一名内线称，季亚科诺夫是一 个“真正的胆大妄为的人”，他买卖外汇，还把苏联的抽像派画作和没有出版的文 学作品卖给西方商人。 虽然克格勃显然认为起诉季亚科诺夫将使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但是经过 长时间的调查后，1968年1 月，它还是将编辑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记 录及其他文件的四名年轻人推上法庭进行审判。这四个年轻人分别是：亚历山大。 金茨堡，尤利。加兰斯科夫，阿列克谢。多布罗沃尔斯基和藏拉。拉什科娃。其中 金茨堡和加兰斯科夫多年来一直在出版地下出版物方面担当重要角色。对他们的审 判程序与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程序如出一辙。旁听审判的听众也是经过克 格勃挑选的，而且禁止被告要求传唤证人进行对证。两个主要的被告全茨堡和加兰 斯科夫这一次也拒绝与这种装模作样的公审合作；他们俩分别被判5 年和7 年劳教。 受这些被告在审判时的勇气及西方媒体的鼓励，丹尼尔的妻子拉里莎。博戈拉兹和 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帕维尔。利特维诺夫向国外记者发表了一份谴责这些审判的激 情洋溢的声明，并要求记者们“尽快出版并且通过电台播出”。后来，传科诺戈报 告称，1969年莫斯科红场的那场针对苏联军队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小规模游行示威 也是拉里莎。博戈拉兹组织的。这一次，利特维诺夫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劝阻 过她，但当她坚持要干下去时，他们中只有10人参加了这次游行。可以想见的是， 克格勃驱散了这次游行并且逮捕了参加游行示威的人。 那个时候，最令苏联当局担心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克格勃给他的代 号是“蜘蛛”）还没有遭到被逮捕的厄运。这其中他的名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描 写劳教生活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使得他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一 个默默无闻的数学、物理老师变成了世界知名的大作家。经赫鲁晓夫亲自同意，这 本小说于1962年出版。1965年9 月，在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之后不久，在对 莫斯科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的一次大扫荡中，克格勃发现并查收了索尔仁尼琴为安 全起见保存在朋友家里的书稿。克格勃向苏联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这些书稿证明 “索尔仁尼琴沉溺于带有政治破坏性的言论并且散布谣言”。但克格勃主席弗拉基 米尔。谢米恰斯特内和公诉人罗曼。鲁坚科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世界知名作家。 最后只得把索尔仁尼琴的书稿交给作家联盟，而作家联盟在18个月内也没有像他们 所希望地那样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任何责难。等到1967年3 月，当苏共中央委员会再 次提到这件事时，索尔仁尼琴已经将他最新完成的新小说《癌病房》送到了西方， 而且他关于劳教生活的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也即将完稿。在苏联中央委员会内 部，19 67 年夏天接替谢米恰斯特内出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提出应该采取 “果断措施” 来制止索尔仁尼琴的“反苏活动”。 在他生命的最后门年中，安德罗波夫一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领导层中 最大的敌人。在出任克格勃主席的第一年直接参与镇压匈牙利起义的经历以及有关 “布拉格之春”的间接经验，都使他确信，对苏联集团国家的主要威胁之一来自西 方主使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敌人对反革命分子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从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破坏活动，建立各种反社会主义、反苏联和其他的敌对组织， 并企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就是明证…… “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安德罗波夫建立了一个新的克格勃五局来监控并镇 压各种持不同政见者。该局内还专门设有一些部门来监视知识分子、学生和少数民 族民族主义者、宗教人士以及犹太人。 索尔仁尼琴越来越成为困扰安德罗波夫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颠覆分子在1970年 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促使安德罗波夫向苏联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该 备忘录附有一份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公民权、将其驱逐出境的命令草案，鲁坚科也 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名：分析索尔仁尼琴的材料与他的作品，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 出结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政治敌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后，索尔仁尼琴如果还继续在苏联居住的话，他的地位将更加巩固，并使得他能 够更积极地宣传自己的观点。 但是，安德罗波夫没有能够说服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勃列日涅夫更赞成其亲 信、内务部长尼古拉。谢洛科夫的反对意见。这位部长在1971年秋天提出，应该争 取索尔仁尼琴，而不是起诉他：“我们高级领导人中的某个人需要和索尔仁尼琴坐 下来谈一谈，需要把起诉在他嘴里留下的尖刻口吻去掉。”勃列日涅夫在谢洛科夫 的备忘录中的一些评论下面划了线——显然是表示赞成的意思——而这份备忘录对 安德罗波夫来说则无异于诅咒：解决索尔仁尼琴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分析一下以前 在对待这些文艺界人士方面的错误……“索尔仁尼琴问题”是那些管理文学界的人 造成的，他们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公开处 死我们的敌人，而应该靠拥抱令他们窒息。 从此之后，安德罗波夫就开始对付谢洛科夫。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指 控谢洛科夫犯有贪污罪，但是在审判之前，谢洛科夫就自杀了。 在1971年秋天的时候，安德罗波夫知道自己是不能公开反对勃列日涅夫所同意 的事情的。但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1972年3 月，安德罗波夫提供了更多的“不可 辩驳的”证据来说明索尔仁尼琴“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与苏联政府为敌的道路并 且不顾一切地斗争着”。安德罗波夫试图用这些证据说服苏联政治局同意驱逐索尔 仁尼琴。但是，苏共中央政治局虽然也同意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真正的堕落分子”， 它却不打算驱逐他。这一决定无疑使安德罗波夫极端失望。 从70年代初期开始，另一个最令安德罗波夫感到麻烦的人就是核物理学家及苏 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苦行僧”，他是苏联的氢 弹之父，三次获得过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虽然失宠于科学管理机构，但他在茹 科夫卡保留着一套官方别墅，同时在莫斯科还有居所。1970年末，萨哈罗夫和另外 两名物理学家瓦列里。恰立泽和安德烈。特维奥尔多赫列波夫成立了人权委员会， 并且说服索尔仁尼琴（虽然不是十分积极）做他们的通信会员。和索尔仁尼琴一样， 萨哈罗夫在国际上享有的地位使得克格勃不可能像对付其他无名小卒一样自由处置 他。萨哈罗夫的克格勃档案荒谬地声称，萨哈罗夫“运用自己的声誉影响司法机关 的决策，并在审判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之类的反社会分子的过程中制造混乱”。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于1972年1 月被送上法庭，罪名是伪造他本人和其他 一些持不同政见者需要进精神病院治疗的证据。令克格勃真正担心的是，萨哈罗夫 和他的委员会虽然不能完全阻止苏联政府滥用司法程序，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 种做法。 1972年10月，37岁的特工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科特利亚尔，代号“伯特兰 德”，取得了萨哈罗夫的信任，并且与萨哈罗夫及他的妻子叶莲娜。邦纳建立了中 心所谓的“相互信任关系”。科特利亚尔出生于法国，他成功的将自己的身份改变 成一位名叫“阿兰。布科”、过去10年中一直在墨西哥工作的法国考古学家。他成 功的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并且不断提供有关萨哈罗夫及其妻子邦纳的情报，使得克格 勃五局局长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和他的副手尼卡申对他十分赞赏。同样， 克格勃也曾试图在索尔仁尼琴身边安插特工，这其中就有经常去国外演出的钢琴家 米罗卡。科科尔尼亚（代号就是米罗卡）。1973年，克格勃试图说服索尔仁尼琴在 访问西方时能带米罗卡随行，但是没有成功。 1973年夏天，克格勃终于成功的进行了一次公审。在这次公审中，被告们都像 斯大林主义时代那样进行了自我控诉，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也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打击。在这次苏联司法当局传统的、滑稽的审判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出版地下 出版物《时事实录》的组织的主要成员彼得。亚基尔和维克托。克拉辛。亚基尔是 一位军官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大恐怖时代被杀，他也在监狱中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 时间。当1972年6 月他被捕时，其他持不同政见者都知道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而且 酗酒很厉害。在审判布科夫斯基后，克格勃偷听到他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无 法面对再一次坐牢……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在被捕前，亚基尔曾散发了一项声明， 称任何他在狱中说出的坦白的话都不能算数。虽然多年的迫害已使得亚基尔心力焦 枯，他在审讯的开始阶段还一直顽强进行着反抗，但是最后还是在长期的压力下崩 溃了。审问他的官员残酷而得意地说，“他开始公正地、客观地用一种政治上合格 的态度评价他的行为和他散发的那些反苏文学作品了。”亚基尔最终被说服在一份 克格勃准备好的、制式的招供书上签了字：在调查的过程中，我终于明白自己犯下 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罪行：我曾经在声称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因为信仰而被判刑的 诽谤信上签过字；我曾多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发表诽谤性的言论；我还保留、 复制并散发有类似内容的文件；我还经常向西方记者传递有偏见的信息，让他们用 于宣传目的。 我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并真心悔过。我不仅在将来不会重蹈复 辙，而且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影响我身边的人，并揭露他们的错误立场。 如果说亚基尔在审问中崩溃，在持不同政见者中引起了不小的惊讶的话，那么 克拉辛在审问中崩溃则更出乎他们的意料。在有关他的克格勃档案中这样记载着： “（克拉辛）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对年轻时曾经拥护过的苏维埃制度抱有极端 的敌视态度；因为他在工作中十分顽强和持之以恒；因为他那种不管有什么障碍都 要将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他是地下出版物“法律指南”的共同撰稿人之一，在 书中他向那些被克格勃召去问话的人建议拒绝回答任何问题。1968年至1972年间， 克拉辛曾七次被克格勃传唤，他在这些问话中严格地执行了自己的策略。但是经过 长期的监视，克格勃五局认为一个“礼貌而冷静”。“不带任何嘲弄”的审问，加 上在他牢房中安插一个假装同情的诱饵，最终将磨灭他的反抗意识。克拉辛喜欢反 驳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而且在1971－1972年的时候逐渐对这些持不同政见者 的前途感到灰心。他曾经说“在最后关头没有几个人会挺身而出”。 像人们预料的一样，在漫长的审问刚开始的时候，克拉辛还带着一种大义凛然 的态度。审讯官帕维尔。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中校问他，“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所作所 为没有犯罪的话，你为什么拒绝说出自己到底做过什么？”，克拉辛回答说，“我 认为我的所作所为没有犯罪，但是你却认为是。所以如果我告诉你们我的所作所为， 那就等于在向你们提供控告我的材料。我不想这么做。”对克拉辛心理防线的第一 次突破是由与他关在一起的克格勃特工完成的。这个特工装作因为倒卖外汇而被捕， 他向克拉辛请教该如何应付对自己的指控。克拉辛没有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不要回答 任何问题，而是告诉他如何在审讯中建立起自己最坚固的防线。这位卧底十分赞赏 克拉辛在犯罪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同时还劝克拉辛在面对对他自己的指控时也采取 这种办法：您非常聪明。我要是对法律也这么在行就好了！ 什么审讯官您都可以应付。要诱骗或者是恐吓您简直是异想天开！如果您可以 证明您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犯罪的话，那么您就可以帮助您那些现在还没有被捕的 朋友！ 克拉辛的这位克格勃室友声称他已经从以前对政治持怀疑态度转而完全相信克 拉辛的那套非正统的观念了，并且逐渐让克拉辛相信，如果在审讯时他为这些理论 进行辩护，他就是在继续为苏联的民主进行斗争。审讯报告用一种拔高的、可笑的 语言这样写道：“这位卧底在他们的谈话中也谈到了自然的美好以及文学艺术的意 义，这些都使克拉辛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爱并且忘记了自己清醒的痛苦。”克格 勃故意向克拉辛透露有关亚基尔已经向审讯官招供的传闻，而这可能就是最终促使 克拉辛采纳同室狱友建议的原因。“亚基尔已经完整、准确、详细地供出了所有证 据，”克拉辛的审讯官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夸张地说：“这种念头就像达摩克利斯剑 一样悬在他头上。” 克拉辛在刚开始回答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问题时非常小心谨慎。一开始，他仅 限于反驳那些所谓的可以证明他试图颠覆或削弱苏联政权的证据，拒绝回答任何他 认为有诱导性的问题。对那些他可以接受的问题，他准备了书面的回答，有时在这 些书面材料上交给审讯者之前他还要几易其稿。这个艰苦的过程持续了两个月，而 克格勃认为这个阶段克拉辛所提供的都是一些“无用的材料”。但是，像其他优秀 的审讯官一样，亚历山德罗夫斯基非常有耐心。他认为“这些初步的审问之所以重 要，是因为它们能够建立心理上的联系。” 1972年9 月27日，第一次出现了有所突破的迹象。像平常一样，克拉辛坚持认 为，“对我的这些指控都是荒谬的。我不可能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不可能为自己 没有做过的事承认有罪或者为我没有犯过的罪忏悔。”但是，看来他第一次承认自 己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涯即将结束。他宣布“我将不在从事我的工作。”克拉辛还说 他认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主要目的不是将他送到劳改营。从此之后，审讯的范围 扩大了。每天亚历山德罗夫斯基都允许克拉辛自己选择讨论的内容，但是一旦有机 会，他就将话题引向一些特别的话题，说明克拉辛现在的立场和持不同政见事业是 毫无希望的。当谈到捷尔任斯基时代与反革命的斗争时，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提到了 反布尔什维克头子鲍里斯。萨温科夫，他于1924年8 月被诱骗回苏联。克拉辛的克 格勃室友故意问他萨温科夫的审讯持续了多长时间。答案是审讯仅仅持续了9 天， 萨温科夫就公开宣布放弃与布尔什维克政权进行“流血斗争”的念头，并宣布无条 件地承认苏联。而这一答案显然是克拉辛从审讯官借给他的书中发现的。当克拉辛 问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为什么萨温科夫最后放弃了斗争的时候，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回 答说，那是因为萨温科夫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没有希望了，认识到自己反对苏联 政权的斗争最终将以失败而告终，并且已经明白自己的行为是违反苏联人民利益的。 当克拉辛在审讯中对某一问题表现出兴趣时，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总是尽力去找 可以对他产生“积极影响”的相关书籍或是文章。据说，令克拉辛特别感动的一本 著作是英国记者亚历山大。沃思的《战争中的俄罗斯》，该书讲述的是伟大卫国战 争时期苏联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克拉辛被著作中震撼人 心的描述所深深打动。有一次，他们甚至还给了克拉辛几本被查禁的期刊《播种》， 该刊由苏联国家劳动联盟（一个社会民主组织）出版，上面刊有克拉辛自己和亚基 尔的文章。有人看见克拉辛在翻开这期杂志之前满怀期望地搓了搓手。但过了一段 时间之后，他就非常厌恶地扔下这些杂志，称它们是“白卫军的胡言乱语”，并且 说他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幼稚。这么没有思想的东西”。米特罗欣对所看到的档案 产生了怀疑，他觉得克拉辛所看到的这期刊物是特别伪造的，想故意激起他的愤慨。 克格勃还利用克拉辛和被流放到叶西涅斯克的妻子叶梅尔姬娜分隔两地这一点 来增加他的心理压力。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曾冷嘲热讽地指出，“克拉辛非常爱他的 妻子并且准备为她牺牲一切。”在叶西涅斯克见到叶梅尔姬娜后，亚历山德罗夫斯 基发现她也十分急切地想与自己的丈夫团聚。也许是作为她能够见到克拉辛的一个 条件，叶梅尔姬娜同意说出自己藏匿“反苏联的文学作品”的地点。1973年1 月怀 着激动的心情与妻子重新团聚后，克拉辛告诉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四个藏有60部所谓 的“颠覆性国外出版物”以及140 个摄有其他“反苏内容”的微缩胶卷（总共有5 ， 00 0幅照片）的地点。克格勃还对克拉辛的母亲及其他亲戚朋友进行了巧妙的威胁， 让他们在看望克拉辛时进一步对他施加压力。 甚至在同意承认对他的指控之后，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克拉辛仍然拒绝指证 自己的朋友。但是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一步一步地让他放弃了抵抗。首先，克拉辛同 意谈一谈那些早已招供的持不同政见者，然后是谈一谈那些已经离开莫斯科的外国 记者和在美国及以色列的苏联移民，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人是“克格勃鞭长莫及” 的。接着，他说出了一些他认为没有犯罪的人，这些人仅仅是读了些“反苏文 学作品”并且在向外国记者提供《时事实录》时在场。然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克 拉辛仅存的一点儿拒绝指证其他持不同政见的防线也崩溃了。他用了10天写了一份 100 多页的材料，交待指证持不同政见者的证据，并指出了60名持不同政见者，还 详细叙述了大量克格勃五局事先并不知道的事情，其中包括《时事实录》发起的来 龙去脉。 在洋洋得意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看来，克拉辛好像是在“给自己卸下一个大包 伏” 一般。 这之后，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鼓动下，克拉辛用了两个月时间给持不同政见 者们写了一封呼吁信，这封信于1973年4 月在亚基尔家的会议上进行了宣读，根据 克格勃的报告，这份材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克拉辛说“我们本来以要求尊重 法律为出发点，但是最终却破坏了法律。我们都忘记了最基本的事实——我们是苏 联的公民，有义务尊重并维护国家的法律。”莫斯科的克格勃机构对克拉辛和亚基 尔所提到的57名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传唤和审讯。一些人被带去直接与克拉辛与亚 基尔当面对质，在情绪激动的对质当中，他们俩都呼吁他们结束这种持不同政见者 的活动。根据克格勃的记录，他们中有42人最终屈服。另外8 人“对自己的活动的 看法仍游移不定”但是“保证以后他们再不会进行反社会的活动了”。只有7 人死 不悔改，他们都受到了官方的警告并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1973年间，总共有 154 人由于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有牵连而遭到莫俾科克格勃的警告，他们中有8 人是“因为拥有、撰写和散发思想上有害的材料以及从事反社会和在政治上有危害 的活动”。 1973年8 月27日，在莫斯科对亚基尔和克拉辛进行了公审。索尔仁尼琴在审判 之前就预测这场审判将是“一幕沉闷的。拙劣的模仿斯大林一维辛斯基时代的闹剧” ：在30年代……这些闹剧，尽管编剧技巧极其拙劣，演员的化妆极其丑陋，台词的 提示极其直白，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有思想的（‘看来仍然是巨大的成功。但是 如果没有（国外）记者被允许参加公审，那就意味着公审还要被降低两个档次。 西方记者倒是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克格勃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亚基 尔和克拉辛都对着摄影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忏悔。克拉辛的转变是如此的 剧烈，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甚至都错误地认为他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 在中心，这次公审被认为是一次重大胜利。亚基尔和克拉辛的专案官员因为受 到上级的赞扬而洋洋得意，他们在克格勃内部刊物《克格勃文集》L 发表了一篇自 我表扬的文章，介绍“周密筹划的审讯被告的战术”和训练有素的卧底“经过深刻 思考在狱室中巧妙地感化被告的方法”，并解释这两者是如何结合起来“造成了本 案听证会上出现的积极效果”。 但是，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却仍然逃脱了克格勃的处罚。当对亚基尔和克拉 辛的审判还在进行的时候，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就公开指责美国以缓和东西方关 系为名对苏联做出让步的行为，从而加大了他们斗争的赌注。9 月17日，萨哈罗夫 向美国国会递交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国会支持杰克逊一瓦尼克修正案，反对给予苏 联最惠国待遇直到苏联停止对移民的限制：这个修正案并不代表对社会主义国家内 政的干涉。它只是为了维护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就不可能有相互信任。 《华盛顿邮报》用大写字母刊出了萨哈罗夫的这封信。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封 信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该修正案，尽管当时尼克松政府极力反对这个修正案。 可以想到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此极为愤怒。勃列日涅夫荒谬地指责萨哈罗 夫的这封信“不仅仅是反国家和反社会主义的行为，而且是一次托洛茨基主义行为”。 他宣称他们忍受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行为的时间已经实在太长了：“我们 应该一开始就制止他们。”为确保政治局其他成员对这件事的一致愤慨，已经成为 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安德罗波夫提交了一系列带偏见的情报报告。安德罗波夫宣称， 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已经加紧了向反动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兜售他们的效忠的行动”，他们已经被西方情报部门利用或者干脆就与西方情报部 门串通在一起了。1974年2 月7 日，安德罗波夫又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法令草案， 要求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公民权并将他驱逐出境。同时，他还亲自给勃列日涅夫 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个人信函，暗示说如果这个法令不能通过的话，党内及军内将 产生强烈的不满：我们无意破坏国际关系，但我想解决索尔仁尼琴的问题不能再拖 了，否则将在我们国内产生极坏的后果。 这次克格勃向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施加的压力产生了效果。2 月二日， 政治局正式批准了“安德罗波夫同志的建议‘。三天之后，索尔仁尼琴被克格勃官 员强制送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在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他转 过身对着自己的祖国深深鞠躬，因为他可能再也看不到这块故土了。 到法兰克福后，索尔仁尼琴又转机去了苏黎世，在那里他在市中心租了一套房 子。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克格勃在瑞士比在苏联时更容易打入他的周围。在国 外，索尔仁尼琴发现自己比在苏联时更难区分陌生人中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克 格勃利用索尔仁尼琴对“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的同情心，很快就用捷克移民中的 捷克特工取得了他的信任。第一个赢得他的信任的是出生在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安 全与情报局官员瓦莲京娜。霍卢博娃。虽然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并没有记载她与 索尔仁尼琴第一次会面的经过，但是她似乎是在索尔仁尼琴到达苏黎世的第一天就 手捧一束玫瑰和丁香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声称自己来自梁赞（索尔仁尼琴曾在那里 当过中学教师）。她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古老的梁赞谚语，并说这束丁 香花就是想提醒他，每到春天梁赞的丁香花就会盛开。至多不过几个星期，霍卢博 娃和她的丈夫弗朗齐歇克。霍勒布博士（另外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特工） 就成功地成了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的非正式顾问，瓦连京娜同时还成了他的兼 职秘书和发言人。 1974年3 月，霍勒布夫妇带着索尔仁尼琴去离苏黎世不远的普费菲孔村的一个 画廊参观艺术家露西姬。拉多娃的画展。该画廊属于一位捷克移民奥斯卡。克劳斯。 当克劳斯告诉他自己也曾经是一名被关在捷克监狱中的政治犯后，索尔仁尼琴 紧紧地拥抱了他，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霍勒布夫妇紧接着就将他介绍给了年轻的 捷克作家托马什。热扎奇（代号雷波），这位作家也是一位捷克安全与情报局官员， 并已伪装成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渗透到了移民社团中。后来索尔仁尼琴同意让霍勒布 博士主持，由七位翻译家将《古拉格群岛》翻译成捷克文出版，同时热扎奇将翻译 索尔仁尼琴1949年在狱中写成的长篇叙事诗《普鲁士之夜》。 过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在白卫军及托派领导人自己最信任的顾问 中不知不觉地混进了苏联间谍。而在战后，索尔仁尼琴则是这个长长的著名苏联移 民的名单中最近一个遭此厄运的人。霍勒布和热扎奇翻译索尔仁尼琴的叙事诗的做 法无疑令中心颇费了一些思量。但是：雷波翻译索尔仁尼琴的所有作品在行动策略 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他不能拒绝翻译任何反苏联的作品或者试图减轻作品中的语 气，因为如果这样可能会失去索尔仁尼琴的信任，而且这些作品也总会有人翻译。 由于“蜘蛛”（索尔仁尼琴）案件非常重要，对雷波的指示都是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与情报局国外情报处处长赫拉迪克以及他的助手多维恩经与克格勃协商后亲自 下达的。 霍勒布夫妇及热扎奇提供的情报使得克格勃可以监控索尔仁尼琴与其在苏联境 内的支持者的联络，以及他在西方的活动。5 月2 日安德罗波夫向苏联政治局报告 说：索尔仁尼琴正在酝酿旨在颠覆苏联的活动计划。 在苏黎世，他特别与瑞士的捷克移民代表建立了联系，并试图通过这些人的帮 助将他的作品和其他反苏材料非法带入苏联。在一次与捷克斯洛伐克移民的讨论中， 索尔仁尼琴说，他将来的活动将服从于“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的利益。 按照惯常习惯，安德罗波夫没有指明情报的来源，特别是他没有向政治局指出 与索尔仁尼琴谈话的主要移民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特工。7 月24日， 安德罗波夫报告说，索尔仁尼琴已经建立了一个“俄罗斯社会基金”，用他自己的 稿费来“帮助那些被关押在苏联集中营的政治犯的家人”。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 安德罗波夫对在流放中的索尔仁尼琴的影响作出了歪曲的评估。他告诉苏联政治局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在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后，西方对他的兴趣越来越小了。”可 是就在这个时候，《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很快就成了一本畅销书，仅其平装本在美 国的印数就达200 万册。克格勃对索尔仁尼琴的歪曲评估，像对其他目标的评估一 样，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首先，各情报站都向中心报告总部最爱听的内容。第二， 安德罗波夫只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他想让它听到的内容。1974年夏天，他强调了 驱逐索尔仁尼琴决定的正确性，但是对他的作品在西方十分畅销这一点却只字未提。 1974年9 月19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一项庞大的旨在低毁和骚扰索尔仁尼琴及 其家人并切断他与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系的“综合计划”（第5 ／9 －16091 号计划）。一位在处理“蜘蛛”案件上十分有经验的克格勃五局官员被派往瑞士长 期指导一系列针对索尔仁尼琴的行动。克格勃还发行了一系列低毁索尔仁尼琴的书 刊，其中包括一册以索尔仁尼琴的第一位夫人纳塔利亚。列舍托夫斯卡妮的名义发 表的、但其实主要是由A 局撰写的回忆录。1975年，热扎奇突然带着《普鲁士之夜 》的书稿离开了苏黎世，直奔莫斯科并开始撰写一部旨在破坏索尔仁尼琴名誉的传 记。不久之后，索尔仁尼琴意识到他从到达苏黎世起就一直非常信赖的霍勒布夫妇 也背叛了他，于是中断了与他们的联系。安德罗波夫下令不断散布索尔仁尼琴周围 的人都是克格勃特工或是正在通过各种手段欺骗他的谣言，以便在“蜘蛛”与他周 围的人之间形成一种不信任和怀疑的气氛。“ 骚扰索尔仁尼琴的计划还包括，通过不断威胁他的孩子及寄送一些似乎是装有 炸弹的可疑的盒子“在其家中制造紧张气氛”。萨哈罗夫的家人也受到了类似的骚 扰。就在叶莲娜。邦纳要进行眼部手术之前，他们收到了眼球被挖出眼窝以及其他 一些十分恐怖的眼部伤残照片。1974年的圣诞节他们又收到了大量的车祸、脑部手 术以及头部植有电极的猴子的照片。索尔仁尼琴对《时代》杂志称，所有这些威胁 ‘都来自同一个组织——克格勃“。 克格勃针对流放到瑞士的索尔仁尼琴的行动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克格勃赋予 了这项计划极大的重要性并倾注了大量精力。1975年针对索尔仁尼琴和与他合作的 移民杂志《大陆》将要展开的“特工行动措施计划”，是在1974年底经克留契科夫， 格里戈连科和博布科夫（他们分别领导克格勃国外情报局，第二总局和五局）三人 批准的。这项计划分为19个部分，仅前三个部分就包含了二十几种不同的敌对行动。 设在柏林、日内瓦、卡尔斯霍斯特、伦敦、巴黎、罗马和斯德哥尔摩的情报站 都参与了这一“特工行动措施计划”，此外，还筹划了一系列与苏联集团国家的情 报站共同实施的联合行动。1976年7 月，由克留契科夫，格里戈连科和博布科夫三 人联合提议的、更多的“积极措施”计划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批准。 骚扰索尔仁尼琴的行动取得了一些成功。瑞士报纸报道称，索尔仁尼琴曾要求 警方的政治保护，但是警方却没有同意他的要求。克格勃在苏黎世对他的骚扰至少 是他下决心于1976年搬到美国的原因之一。自从两年前被驱逐后，索尔仁尼琴就失 去了一些以前作为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所享有的非常高的威信。西方对苏联恶 行的漠不关心，使他感到非常灰心。于是他开始指责这个他并不完全理解的西方道 德沦落，有时甚至是用一种夸张的预示灾难的口吻。在弗蒙特定居后，他便躲进了 自己8 英尺高、安有尖刺的围墙内，在那片50英亩的土地上过起了真正的隐居生活， 致力于撰写一系列描写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的历史小说。 索尔仁尼琴的隐居生活（偶尔也外出参加一些活动，如在1978年哈佛大学毕业 典礼上致词或正式发表一些有关东西方问题的见解）也许确实使克格勃停止了像在 苏黎世那样对他周围的渗透活动。在此之前，安德罗波夫于1975年8 月23日批准了 克格勃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契科夫和五局局长博布科夫联合提出的命令草案（第150 ／S －9195号），把派至少一名苏联特工渗透进索尔仁尼琴的亲信圈当成针对流亡 者的行动的首要任务。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之后，纽约情报站KR线官员L.G.博尔博 肤科就受命负责针对他的行动。虽然设计了很多“积极措施”来低毁索尔仁尼琴的 声誉，并使他和其他流亡者牵连在一起，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一个特工取得过 他的信任。 尽管没有能够对索尔仁尼琴在弗蒙特的堡垒进行渗透，但是到了70年代末这位 著名作家的名誉在西方迅速下降似乎令克格勃十分满意。1978年夏天，克格勃第一 总局和五局在克格勃首脑和苏共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安排放映了索尔仁尼琴在哈佛 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词的录像。这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时刻。在此之 前，还从来没有这样一群听众集合起来听一位主要的反苏人士的演讲。在哈佛广场 上，哈佛的学子们不顾小雨打湿他们的毕业礼服，聆听索尔仁尼琴述说着一个不折 不扣的“痛苦的真相”，而此刻莫斯科的要人们也在倾听他的演讲——而且很可能 听得很专注。索尔仁尼琴谴责西方那些习惯于沉默和无为的人们实际上成了共产主 义制度的“帮凶”，使那些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民倍受折磨。西方人被实利主义 和自私的个人主义所腐化，在精神上已经十分贫穷：“250 年以前，现在想来好像 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美洲，个人被给予了无限的自由，没有其他目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满足他自己突发的奇想……”虽然在哈佛广场的许多人都对此有所怀疑，有些 人情绪甚至还十分激昂，但是他们还是按照惯例对索尔仁尼琴的致词给予了热烈的 掌声。 放映完索尔仁尼琴的演讲录像后，克格勃国外情报局和五局的官员还作出一些 评论。虽然米特罗欣简短的记录中只有他们的结论，但他们很可能引用了《纽约时 报》和《华盛顿邮报》对索尔仁尼琴所谓的“痛苦的真相”充满敌意的评论。《纽 约时报》的社论作者认为，“索尔仁尼琴先生的世界观比那种在他看来令人愤怒的 随遇而安的精神危险得多”；而《华盛顿邮报》则谴责他“对西方社会的理解是完 全错误的”。克格勃的评论者们都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反动观点以及他对美国生活 方式的毫不留情的批判”疏远了他的美国听众，而‘这一点无疑将对他在西方人眼 中的威信以及他在反苏宣传中的利用价值产生消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克格勃 的首脑及苏共领导人也同意不需要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哈佛讲话展开什么“积极措施” 了。他们显然相信，索尔仁尼琴已经自毁了自己的声誉。 克格勃绝密档案 戈尔巴乔夫下令释放萨哈罗夫 1975年8 月1 日，苏联领导层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中犯下了一个后来被 证明是战略性的错误。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赫尔辛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加 拿大以及所有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安道尔两国除外）都同意保护一系列的基本 人权。但是葛罗米柯自信地认为，“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说了算”，也就是说苏 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解释“赫尔辛基协议”的内容，他的观点得到了政治局 大多数委员的赞同。尽管安德罗波夫警告了这样做的后果，实际上，正如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所预言的那样，这个协议“使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处于守势”。 从此之后，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权批评家都可以义正辞严地指责苏联破坏了其自愿 签署的国际条约。 这些批评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安德烈。萨哈罗夫，而且这种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克格勃看来，因为萨哈罗夫在1975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世界舆论 面前把他搞臭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也随之增加了。奥斯陆情报站原先曾接到指示，要 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萨哈罗夫获奖，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无力影响诺贝尔和平奖 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认为这个委员会全部是由“反动分子”组成，其中为首的就是 委员会的女主席，劳动党的代表奥瑟。利奥内斯。而萨哈罗夫本人则宣布这个和平 奖“不仅仅是给予我个人的，而是给予整个人权运动的崇高荣誉”：我觉得我应该 与我们的政治犯分享这个荣誉，——他们通过公开的、非暴力的方式捍卫别人的自 由，但是却牺牲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自由。 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仅一个星期，萨哈罗夫就在哥本哈根召开了听证会， 为召开此会他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在一年前就提出了呼吁。大会听取了苏联践踏人 权的证据——几乎所有都违背了赫尔辛基条约。 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一项题为“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的政 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文件。该文件所提出的积极措施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 都表明，名声越来越大的萨哈罗夫已经成为克格勃的首要目标。克格勃第一总局奉 命在必要时可以与其他局协作开展下列行动：——鼓动挪威、芬兰、瑞典、丹麦、 英国和联邦德国的公众及政治人物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发表文章与演说：授予萨哈罗 夫诺贝尔和平奖是某些政治势力阻碍东西方缓和进程的企图；——组织一批克格勃 掌握的芬兰、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公众界及政治界的代表发表文章和演说，揭露把 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与与全欧（赫尔辛基）会议的某项决议联系起来的荒谬 性；——向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及西方各国有影响的媒体发送信件和声明，抗授 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向丹麦、瑞典及芬兰的媒体提供有关萨哈罗夫的材 料，暗示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西方情报机构资助的反动组织有联系；——采 取措施说服西德《明星》杂志的首席政治评论员卜哈夫纳，让他对授予萨哈罗夫诺 贝尔和平奖发表批评言沦。在1973年萨哈罗夫被提名为和平奖候选人时，哈夫纳就 曾在联邦德国的媒体上发表过严厉的批评言论；——向移居西欧的持不同政见者散 布消息，挑拨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两人的关系；——利用知名的智利侨民（移居 在阿尔及利亚和墨西哥）中有影响力的间谍，散布皮诺切特将军（此人发动政变推 翻了阿连德总统）就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向其发出的贺电（伪造的）电文； ——一鼓动在意大利、联邦德国及法国的最具号召力的智利侨民发表言论，对授予 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表示全体智利爱国人士的愤慨。萨哈罗夫曾在1973年对推翻 阿连德的统治表示欢迎，并为此被皮诺切特授予“荣誉公民”称号；——鼓动阿拉 伯国家的社会活动家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并将 此描述为萨哈罗夫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交易。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为萨哈罗夫 在犹太人移出苏联问题上的声明而给予他的回报（萨哈罗夫被授予1975年度诺贝尔 和平奖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诺贝尔委员会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还要指出，哥 本哈根的“萨哈罗夫听证会”实际上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萨哈罗夫亲以色列行为 的一种报答；——通过苏联《消息报》在国外发表题为《谁是萨哈罗夫的蔽护人？ 》的系列文章，揭露那些被苏联判刑的有嫌疑支持萨哈罗夫的罪犯，其中有犯受贿 罪的施特恩，犯偷盗罪的列维耶夫，以及犯煽动恐怖主义活动罪的布科夫斯基和莫 罗兹。 用于将萨哈罗夫个人名誉搞臭而编造的主要内容——他与西方情报机构的瓜葛， 他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支持以及他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阴谋——都在随后几年中 的积极措施中被进一步渲染。然而，在米特罗欣看到的档案中，有关1975年N 月被 安德罗波夫批准的积极措施行动成功的记录却不多。在煽动挪威人反对萨哈罗夫获 奖的行动中，奥斯陆情报站至多不过是促成了一篇发表在一家报纸上的文章来嘲笑 他的妻子叶莲娜。邦纳。她于1975年12月在丈夫的人境签证申请遭拒绝后，代替自 己的丈夫领奖。这篇文章的作者声称，邦纳是个烟鬼，不断为“烟草业做免费广告”， 她应该被授予一个打火机而不是诺贝尔和平奖。 在奥斯陆目睹邦纳代替丈夫萨哈罗夫领奖的有苏联移民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 夫，他是《大陆》杂志的主编，该杂志用俄语、法语、德语以及意大利语发表有关 全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新闻。1974年9 月在该刊物的创刊号中发表了索尔仁尼琴 的响亮的创刊辞：东欧的知识分子们在用同一个痛苦与知识的声音说话。能够让这 一声音为世人听见是《大陆》杂志莫大的荣誉。而如果西欧充耳不闻，它自己将遭 受灾难（这不用很久就会来临）。 《大陆》很快就使马克西莫夫成为克格勃的流亡国外的敌人名单上仅次于索尔 仁尼琴的二号人物。在1976年搞臭马克西莫夫的一系列积极措施行动中，最出色的 一次是在克格勃发现纽约情报站行动官员爱德华。米哈伊洛维奇。谢尔迪诺夫（代 号特加乔夫）的车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安装了窃听装置之后。克格勃决定炮制一段谢 尔迪诺夫与一位来自苏联人社区的克格勃间谍的谈话，希望以此蒙骗联邦调查局： 谢尔迪诺夫：对了，索尔仁尼琴的好友马克西莫夫也越来越不像话了。他正逐行成 为我们公开的敌人。 间谍：你说的是哪一个马克西莫夫？ 谢尔迪诺夫：就是那个巴黎人——《大陆》杂志的主编。 间谍：唤，不要理他！据这里的“可靠人士”讲…… 他是他们的特工，他在离开苏联前接受过他们的特殊训练。 克格勃还使用了其他积极措施来加强马克西莫夫的克格勃间谍形象。但是，至 于这些措施中是否有哪一个真正成功地蒙骗了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西方情报机构， 至今仍是一个迷。 不过，令中心十分恼怒的是／大陆》杂志在1976年至1977年期间公开发表了派 驻莫斯科、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赫尔辛基观察组”监督苏联 遵守“赫尔辛基协议”各条款的情况资料。 在1976年克格勃管理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安德罗波夫将萨哈罗夫定为“头号 人民公敌”；这个帽子一扣就是9 年。几年中，对付萨哈罗夫的一系列积极措施一 直在扩大，其中对他的妻子叶莲娜（被克格勃称为“刁妇莉萨”）的攻击占的比重 越来越大。在1977年2 月，针对萨哈罗夫策划的一系列当时就要执行和将要执行的 积极措施中包括＊次“低毁‘苦行僧’（萨哈罗夫）的行动”，7 次“切断‘苦行 僧’及莉萨与在其反社会主义活动中联系紧密的人的关系、并在他们之间制造分歧” 的行动；8 次“阻止‘苦行僧’与莉萨进行敌对活动的行动”，还有4 次是“分散 ‘苦行僧’与莉萨从事敌对活动的精力”的行动。这些积极措施都使用了含意精确 的专门术语，例如，“阻止性”行动与以“分散精力”为目的行动就有严格的区别。 指挥与协调这32次行动的主要任务落在了克格勃五局九处处长V.N.沙德林的头上。 这确实是对萨哈罗夫和邦纳勇气与品质的考验，他们在克格勃千方百计试图伤害他 们的行动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 在13次“低毁”行动中克格勃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像往常一样，他们捏造 了大量事实，其中包括：伪造了一份美国国务院的评价材料，将萨哈罗夫贬低为一 个破落的三流政客；伪造了一封《自由广播电台》中的苏联工作人员写的信，指责 萨哈罗夫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关系。令人感觉更为荒谬的是，克格勃还曾试图将萨 哈罗夫与同性恋自由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将带有伪造的萨哈罗夫及一个白俄罗斯 “同性恋者组织”的签名的信件寄往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同性恋权力组织， 旨在促成这些同性恋组织的回信。 克格勃向西方的“资产阶级媒体”以及它们驻莫斯科的记者提供消息，说什么 萨哈罗夫家族患有遗传性的精神病，他的孩子和弟弟都染有这种病，而他本人也因 其统治欲很强的妻子而沦落为“一个疲惫而意志薄弱的人”，“无法自己拿主意”。 但显然这一举措没有多大收获。克格勃还邀请容易上当受骗的西方记者会见S.I. 古谢夫将军，后者向他们提供了就“苦行僧”的挑衅行为官方向他发出的警告的性 质的客观信息。 积极措施中最为恶毒的攻击是针对叶莲娜。邦纳的，这样做是因为萨哈罗夫世 人皆知的个人品质使攻击他不如攻击比他名气小的妻子容易，还因为攻击邦纳对萨 哈罗夫造成的伤害要比攻击他本人更厉害。在萨哈罗夫被迫害的15年中，他唯—一 次诉诸暴力的行为就是打了尼古拉。雅科夫列夫一记耳光，此人是克格勃利用的诽 谤邦纳的作家之一。对邦纳的人格攻击始于1976年7 月发表在一份纽约的俄文报纸 《俄罗斯之声》上的一篇题为《邦纳夫人——萨哈罗夫的魔才》的文章，这是一名 代号“亚克”的苏联间谍写的。与此同时，邦纳开始不断收到由克格勃A 局伪造的 属名为“谢苗。兹洛特尼克”的信，寄信人声称知道她“肮脏的过去”的秘密，并 以此敲诈钱财。 在此后的几年里，克格勃编造的关于她的所谓“肮脏的过去”全是些赤裸裸的 性与暴力。据称，‘在邦纳放荡的年青时代，她掌握了勾引人的绝技，并以此榨取 一些比她年长而具有相当地位的男人的钱财。“战争时期，她勾引了诗人弗谢沃洛 德。巴格里茨基，并用不堪人耳的电话使他妻子受刺激而死。据克格勃的诽谤材料， 她的第二个受害者是一位十分有名的工程师”莫伊谢伊。兹洛特尼克“（那位虚构 人物谢苗。兹洛特尼克的”叔叔“），他受邦纳的唆使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因此而 被判刑。他们又编造说，邦纳为逃脱罪责，来到一个战时列车医院做护士，但很快 就被开除了，因她勾引年长的主治医生被这位医生的女儿发现了。在给邦纳编造的 被她在战后所征服的人当中，还有她的年长的法国叔叔莱昂。克莱曼。据说在她” 迷住“萨哈罗夫后还继续与克莱曼勾搭。克格勃花了很大的力气编造这些离奇的故 事，据说就是为了渲染她那所谓的淫荡不羁的形象。他们甚至在1977年还派遣了一 名特工到法国去搜集莱昂。克莱曼（5 年前已死）的材料，以便帮助A 局编造故事。 不足为奇的是，几年来克格勃一直很难在西方的“资产阶级报纸”上刊登这一 诽谤她的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在西西里的报纸《七天》报上以“世界独家新闻”的 形式刊登了出来。据罗马情报站称，该报社里有一个代号基里尔的“秘密关系”。 1980年4 月12日，《七天》报发表了一篇耸人听闻的题为《叶莲娜。邦纳是何 许人？ ——著名学者萨哈罗夫的夫人，几桩谋杀案的凶手》的文章。据说这是一位未 透露姓名的编辑在巴黎度假期间见到了那位神秘的“谢苗。兹洛特尼克”，这些消 息就是从他那里得到的。《七天》报用较长的篇幅援引了A 局的一系列伪造材料， 其中有一封“莫伊谢伊。兹洛特尼克”写给邦纳的信，责怪她唆使自己杀害了妻子 ：“你表现得如此果断、冷酷而理智……你要求‘将她干掉’就像要求我记住要在 你生日时送你最爱吃的巧克力一样自然。”文章还引用了一篇伪造的日记，据称是 莱昂。 克莱曼所写，记述了他自己如何被邦纳勾引，并且谴责她的那种“让别人服从 自己意志”的强烈欲望。罗马情报站自豪地向中心送去了50份《七天》报上登的文 章，另外还有一些谴责邦纳的读者来信，而其中的大多数都出自情报站自己之手。 在向苏共中央汇报情况时，估计克格勃不会说《七天》报只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发 行量只有2 万份的地方报纸，。 为了增加对邦纳的压力，并通过她将压力转移到萨哈罗夫身上，克格勃还采取 措施，使她失去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在1977年初克格勃设计的第一套旨在“切断‘ 苦行僧’及莉萨与在其反社会主义活动中联系紧密的人的关系，并在他们之间制造 分歧”的积极措施中，列举了7 种不同的手法来骚扰她刚刚结婚的女儿塔尼亚和女 婿叶夫列姆。扬克列维奇，迫使他们移居国外。这些骚扰得手了。1977年9 月5 日， 邦纳在谢列姆图耶沃机场送别了塔尼亚和叶夫列姆。 中心的高明手段在离间萨哈罗夫夫妇与其朋友的关系方面也得到了体现。潜伏 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的间谍们受命散布据称是出自萨哈罗夫和邦纳之口的贬损其 他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以“挑拨他们夫妇与其在反社会主义活动中结交的人之间 的不合”。 克格勃的两种“阻止‘苦行僧’和莉萨的敌对活动”的积极措施还有一个未明 确表述的目的，那就是让他们两人无法过正常生活。“阻止”行动的目的是通过一 切手段来“制造不正常的（生活）环境”。虽然克格勃还不敢取消萨哈罗夫的驾驶 执照，但无论是萨哈罗夫家还是邦纳家的其他任何成员都无法获得或者持有驾驶执 照。一名代号莫尔维科夫的间谍受命在他们夫妇和孩子们之间制造矛盾。“分散精 力”行动包括用大量的假求助来困扰萨哈罗夫夫妇，寻求帮助的人都是一些所谓触 犯了苏联法律的人，甚至还有一些人为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来向他们咨询。克格勃 这一系列积极措施合在一起为萨哈罗夫夫妇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特别是影响了 邦纳的健康，她当时患有心脏病。有的时候，邦纳后来写道：“我连100 码都难以 走下来，坐在打字机前我浑身出冷汗。”一想到那些对她私生活的诽谤言论，她就 难过，甚至感到自己要犯心脏病了。 对萨哈罗夫夫妇的暗中迫害所以如此厉害，部分原因是克格勃目前还不敢拘捕 他们。苏联科学院院长郑重地向他的美国同行保证“哪怕萨哈罗夫博士头上的一根 头发”也不会受到损害——当然，正如邦纳辛辣地讲道的那样，这个承诺没多大意 义，因为萨哈罗夫的头发几乎都秃光了。1977年，另外一些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纷 纷被捕，其中就有“赫尔辛基观察组”的两位最著名成员：老兵权力运动倡导者亚 历山大。金茨堡，他是1968年那幕公开审判丑剧的受害者；另一位是物理学家尤里。 奥尔洛夫，他是莫斯科观察小组的创建人。像往常一样，安德罗波夫对政治局的情 报报告别有用心地将这两个人与所谓受西方情报机构操纵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联系 在了一起：敌人的特工部门及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正在努力鼓励和扩大反苏分子在苏 联国土上的敌对活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特工部门正在将反对苏联现行制度 及社会秩序的人组成一个团体…。。咽此，现在已经到了以现行法律为依据，彻底 终止奥尔洛夫、金茨堡和其他人的活动的时候了。 奥尔洛夫和金茨堡于1977年2 月被捕。一个月后，犹太人权运动的领导者、被 拒绝移居国外的阿纳托利。夏仁斯基也遭到逮捕。在随后的一年中，这三个人都经 受了考验，克格勃各审讯组对他们进行威胁与利诱，试图要他们在公审时合作。1977 年12月29日，奥尔洛夫的主审官雅科夫列夫上校的表现等于正式承认了失败。在雅 科夫列夫向奥尔洛夫出示正式起诉书后，奥尔洛夫对此做了些笔记，但是“拒绝签 名，因为他完全反对这一指控”。当天的审问记录（附在本章后）表明，在被捕10 个月后，奥尔洛夫在与审问者的交锋中完全占据了上风。当问到他是否明白对他的 指控时，奥尔洛夫回答说他并不清楚，也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的行为具有破 坏或削弱苏维埃制度的动机”。他在一份书面申诉材料中写道：“从来没有人准确 而清楚地向我解释过‘破坏’、‘削弱’甚至‘苏维埃制度’这几个词的含义”。 主审官雅科夫列夫对此没有做任何解释。而后奥尔洛夫便接着开始指责雅科夫 列夫的审问方式：‘你首先自己下一个断言，然后再来问我这是不是事实。这是典 型的诱供。“奥尔洛夫声称自己代表”赫尔辛基观察组“而散发的材料产生了积极 影响。 一些“西方进步力量”——如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研究了这些文件，“他 们的批评也确实在某些方面明显地改善了苏联的人权状况”。送进劳改营及在精神 病医院受虐待的人减少了，未注册的基督教派的子女被从他们父母身边带走的情况 也减少了。像前面一样，对此雅科夫列夫也没有做答。奥尔洛夫还写了一份书面抗 议书，抗议他提出将雅科夫列夫调离本案的要求被拒绝。 在1978年5 月对对奥尔洛夫的审判中令人难忘的一幕是：除了他本人无畏地反 抗外，15个诉方证人都声称苏联公民享有“赫尔辛基协议”所规定的所有自由。而 奥尔洛夫却正是为争取这些自由被判处7 年监禁外加5 年流放的。 金茨堡在两个月后受审，他知道，作为一个再犯，他会被判10年徒刑。但是， 出乎他意料的是：他们和我玩了一个把戏。起诉方告诉法庭他只要求判我8 年，因 为我曾经在夏仁斯基案中协助过警方。他们在撒谎，但对他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可 用于宣传的毁损我人格的好材料，并能使我在劳改营的日子不好过。 而与金茨堡同时进行的对夏仁斯基的审判不仅夹杂着蛮横，还时而出现闹剧。 当一位名为普拉托诺夫的证人被问到：“你对夏仁斯基一案有何陈述？”时， 他回答说：“没有，我对此案不熟悉。然而，金茨堡的表现是非常差的”。大家很 快意识到普拉托诺夫走错了法庭。审判以夏仁斯基获得巨大的精神胜利而告终。夏 仁斯基在最后陈述时宣称：我很自豪能与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奥尔洛夫及亚 历山大。金茨堡这些人结识并共事，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苏联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投身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苏联犹太人在 全国范围的复兴并返回自己的祖国以色列。 两千年来，犹太民族——我的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似乎根本没有任何返 回祖国的希望。但是，年复一年，犹太人总要固执地、显然没有任何依据地相互说 声“明年耶路撒冷见厂‘而令天，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远离我的梦想、我的人 民、我的阿维塔（夏仁斯基的妻子），摆在我面前的是多年艰难的监狱和劳改营生 活，而此刻，我仍要对我的妻子和人民说一声，”明年耶路撒冷见广’而对于你们 ——只会宣读一个很久以前就已准备好的判决的法庭，我无话可说。 对于奥尔洛夫、金茨堡和夏仁斯基三人的审判可能引起的后果，克格勃最为担 心的是奥尔洛夫，害怕他会像三年前萨哈罗夫那样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挪威情报 站受命将搞臭奥尔洛夫并保证他不被提名的积极措施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这一行 动由安德罗波夫亲自监管。1978年10月27日，奥斯陆情报站的列昂尼德。阿列克谢 耶维奇。马卡罗夫（代号谢多夫）深夜打电话给苏共中央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苏 斯洛夫，向他报告一个好消息，和平奖已经颁给埃及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安瓦尔。萨 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马卡罗夫成功地夸大了自己在这一被克格勃认为是一次重 大胜利中的功劳。在发给中心的一份带明显自我吹嘘色彩的电报中，他汇报说他的 情报站成功地“通过可靠的重要内线实施了一整套积极措施，打掉了使奥尔洛夫获 得和平奖的反苏活动”。汇报声称他们通过谈话向一系列挪威政界领导人施加压力， 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有挪威外交部长克尼特。弗吕登伦德、挪威工党及议会外交政策 委员会主席雷于尔夫。斯股、中央工会联盟及挪威一苏联友好协会主席图尔。哈尔 沃森和前首相及议会工党党团主席特吕格弗。布拉特利：在这些谈话过程中，我们 强调了尤里。奥尔洛夫煽动行为的挑衅性及反苏立场，…。。我们指出挪威政界领 袖需要在我们两国双边关系的现状与发展上表现出一定的责任心。这些谈话在挪威 工党有影响的人物中产生了预期的反响。我们的工作确实对挪威的外交决策者产生 了有益的影响，并且在我们看来，使我们情报站的任务——阻止尤里。奥尔洛夫和 他的委员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得以完成。 中心像马卡罗夫自我吹嘘的那样表扬了他。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 克格勃第一总局三处处长（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是他负责的地区之一）在贺电中赞扬 了“情报站在完成这项工作中表现出的果断与工作效率”。 与开始担任克格勃主席时一样，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任职的最后几年里依然抓 住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问题不放。反颠覆斗争甚至扩大到了抽象画。1979年克格勃 莫斯科局与五局莫斯科处的联合报告自负地声称，在过去的两年中，“利用间谍先 后7 次阻止了先锋派艺术家们企图展览他们的绘画作品的挑衅活动。”“四位先锋 派艺术家的领导”被发展成了间谍。对“创造性艺术界的知识分子”的监视是“克 格勃各部门保护知识分子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创 造性艺术工作者创作的是具有个性的作品，在他们性格的形成与修养过程中，他们 没有受到来自集体的积极影响。面对现实，他们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这种 态度的基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个人兴趣、自负、个人野心和对个人重要性的过高 估计。 安德罗波夫在1979年3 月五局的一次会议上讲道，克格勃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持 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管他是多么名不见经传：我们的敌人——甚至西方国家共产 党中的某些同志——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如您所说的那样，你们已经 建立了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各种反社会主义现象或者一小撮无足轻重的 人的一些不良举动真的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威胁吗？他们真地能够动摇社会主义的基 础吗？” 当然不能，我们会这样回答，如果你把每个举动或政治上有危害性的把戏分别 来看的话。但是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将它们的内客与其意识形态颠覆目的结合 起来，那么每一个这样的行动都会给我们带来危害。我们不能忽视它。我们在这方 面根本没有权利容许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失误，因为在政治领域，任何类型的意识形 态颠覆活动的目的都在于直接或间接地建立一个与我们的制度相敌对的反动势力， 即建立地下组织，鼓动采取恐怖主义及其他极端斗争形式，说到底就是为推翻社会 主义创造条件。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表明，与苏联对立的持不同 政见者的背后有“意识形态颠覆的主要组织者——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部门和颠覆 活动主管部门。对他们的斗争必须是坚决的、毫不妥协的和无情的。”在苏联境内， 克格勃五局展开的“12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明，镇压是有作用的：契卡人员 已经知道要把那些不良的敌对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已为事实所证明。去年镇压 的15580 人当中，只有107 人再度进行了敌对活动。 到了1980年，即便是萨哈罗夫也不再是碰不得的人物了。l 月22日，他在坐车 去科学院的途中被捕。被带到检察官办公室后，他被告知他和他妻子将被流放到高 尔基市——一个不对西方人开放的城市：“不许你越出高尔基市范围以外。你们将 受到监视，禁止你们会见或接触外国人或犯罪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五 局在高尔基市组织了一系列现场会，同时还通过当地的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进行宣 传，目的就在于让萨哈罗夫和邦纳两人在他们的整个流放生涯中始终处于一种被贬 的低贱地位。但是让克格勃感到难堪的是，在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市后，很快 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与此事没有联系的社会动荡，他们担心这一情况会被西方知道。 5 月月p 里一家汽车制造厂发生了罢工。9 月和10月，在连续发生了四起谋杀案后， 整个高尔基市谣言四起，说什么其实每天都有凶杀案发生，只不过官方没有公开罢 了。 这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学校暂停了一些课程，工厂取消了夜班。当局收到大量 来信，要求将凶手绳之以法。让中心欣慰的是，高尔基市的动乱并未被西方注意到 就过去了。 80年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似乎进人了自其60年代出现以来的最低潮。持不 同政见者领袖大多被送进了劳改营或被流放。而那些仍能自由活动的人则被克格勃 严密监视着。地下出版物也所剩无几。然而，80年代后半期，令持不同政见者们惊 奇的是，他们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从“反社会主义分子‘变成了”改表’的先驱。促 成这个转变的首要人物正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在我成为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将萨 哈罗夫院士从流放中解救出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然而从他任苏联领导人第 一年里的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1985年8 月29 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宣布他收到了“一位萨哈罗夫先生 的来信，我想这个名字大家不会不熟悉。他请求我们允许让他的妻子邦纳去国外治 病并探亲。”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汇报说萨哈罗夫的健康状况也不好： “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一个政治人物的地位，而且最近我们也没有听到关于 他的任何新动向。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允许邦纳去国外待三个月。”切布里科 夫似乎对克格勃在过去十年中不遗余力地为邦纳所炮制的宣传形象信以为真：“我 们不要忘了萨哈罗夫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受邦纳的影响……她对他有着百分之百 的影响力。”戈尔巴乔夫打趣地说道：“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给你带来的东西”。 切布里科夫接着又说，邦纳离开后，萨哈罗夫或许还可以与我们达成某种形式 的妥协。虽然没有向政治局汇报，但是切布里科夫无疑已从克格勃的监视报告里了 解到萨哈罗夫对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表示欢迎，他评论道：“这是我们国家的 幸运。 我们有了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人！“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顾问班子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秘密地 要求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两位官员——安德烈。格拉乔夫和尼古拉。希什林——准 备一个可以说服政治局取消流放萨哈罗夫的理由。据格拉乔夫说，戈尔巴乔夫和亚 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都已经认识到，只要萨哈罗夫被继续流放，民主改革和东西方 关系正常化都无法进行下去。但是从雅科夫列夫强调此事要避免引起克格勃注意时 的“诡秘语气，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很棘手”。格拉乔夫和希什林不得不精心策划了 一个秘密行动，甚至在索取萨哈罗夫作品的复印件时也未能让切布里科夫意识到他 们的自的。1986年12月l 日，戈尔巴乔夫终，认定时机已经成熟，便将萨哈罗夫问 题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了，并赢得了政治局的同意——结束对萨哈罗夫的流放。 12月15日，在一名克格勃军官的陪同下，两名电工来到萨哈罗夫在高尔基市的住所， 安装了一部电话。第二天早上10点，萨哈罗夫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电话。“您和邦 纳可以一起回莫斯科了，”戈尔巴乔夫对他说，“在莫斯科为你准备了一套住房… … 回来干你的爱国主义工作吧！“ 戈尔巴乔夫说这番话时，尽管他可能会想到萨哈罗夫在科学院的工作，但他的 着重点显然在于向一个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在于改变苏联这个“万马齐哈的国家”。 这个用语是一个半世纪前访问沙皇俄国的一个法国人马奎斯。德屈斯蒂纳对这 个国家的描述。德屈斯蒂纳有一段著名的预言：国家只能沉默一段时间——迟早会 出现人们开口辨论的日子……一旦这些沉默的人们的言论自由得到恢复，那么他们 所爆发出的争论的声音会让世界震惊，怀疑这是否又回到了巴列塔时期（见圣经创 世纪第十一章中的神话故事——译者注）的大混乱。 “辩论的日子”终于在俄罗斯出现了，1989年5 月2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开幕了，到会的代表是自1917年以来首次选举产生的。戈尔巴乔夫后来承 认，在所有竞选出来的代表中，萨哈罗夫“无疑是最突出的人物”。但在那时，戈 尔巴乔夫对萨哈罗夫却是怀着一种既恼火又崇敬的心情。萨哈罗夫要求大会废除一 党专政，限制克格勃的权力并确立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如果我们以 前能多听一听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后来说， “我们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戈尔巴乔夫却并不准备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统治。 萨哈罗夫抱怨说，戈尔巴乔夫无法断定自己到底“是官僚体制的领袖，还是‘ 改革’的领袖”。当发行量很大的周刊《论据与事实》报道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萨 哈罗夫是现今苏联国内遥遥领先于他人的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后，戈尔巴乔夫简直气 急败坏，甚至威胁要将那个编辑解职。萨哈罗夫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在1989年 12月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再度紧张。萨哈罗夫试图将成千上万封呼吁结束 国家一党专政的电报展示给戈尔巴乔夫，但戈尔巴乔夫对此不予理睬。几天之后， 萨哈罗夫因心脏病突发而骤然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成员站 在这位曾被安德罗波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的人的敞开的棺枢前默哀了几分钟。 不可否认的是，萨哈罗夫的瘁死要部分地归咎于以前对他与邦纳的迫害而对他 造成的折磨，以及在高尔基市流放期间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他很可能就是被这个 极权制度害死的，”民主派记者维塔利。克罗蒂奇这样说道：“令我欣慰的是，在 萨哈罗夫去世前，他给了这个制度致命的一击。”1990年，一封20年前由萨哈罗夫 和另两位持不同政见者写给苏联领导人的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长信（以前只能 在地下刊物上见到）被从苏共中央的档案中发掘出来并首次公开发表。自从戈尔巴 乔夫当上了总书记后，曾出现于70年代的“颠覆性”呼吁几乎每件都被提上政治日 程并得以实施。与此同时，1974年被禁止出现在书店和图书馆书架上的索尔仁尼琴 的著作也变成了畅销书。 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促成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像近代 俄罗斯历史上各次重大转变问世纪初期向西方的转变，1861年结束封建主义，1929 年后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大跃进）一样，这次变革的力量主要也是来自最高层。戈尔 巴乔夫富有改革的勇气，但却走错了改革的方向，他试图改革不能改的东西，结果 是改变了苏维埃制度，并最终毁灭了苏联。但是，在改变苏联高层的政治意识方面， 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70年代中期的一份克格勃报告引述索尔仁尼 琴的话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为反对苏联政权所作的精神和意 识形态上的准备”。尽管他们经受了很多挫折，但持不同政见者们基本上成功地完 成了这一使命。他们人数很少，又遭受着迫害，除了来自自己信念的力量和勇气外， 他们手无寸铁，而西方也只能给他们提供一点软弱无力的声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击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安全与情报部门向他们全力发起的要使他 们保持沉默的运动。在20世纪最后的30多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的进步知识分 子能像他们那样为推翻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附录1977年12月29日对尤里。奥尔洛夫的审讯根据莫斯科的官方声明，克格勃 五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问记录已被销毁。米特罗欣的这份材料也许是仅存的有关 奥尔洛夫审讯的文字资料。克格勒五局还向第一总局送交了一份准备在对付奥尔洛 夫的积极措施中使用的个人档案，积极措施的目的是把奥尔洛夫在西方搞臭，不让 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米特罗欣对持不同政见者已经越来越 同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仅进行摘要复印、笔记一些要点或写一份纲要，而是将这 一材料完整地复印下来，而且还复印了其他一些与对他们的迫害有关的文件。 审问是由雅科夫列夫海军上校主持的，他是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莫斯科州和克 格勃莫斯科局调查处负责特殊重大案件的高级主审官，他的助手是莫斯科市助理检 察官契斯佳科夫：问：已经向你出示T1977 年12月29日传唤你的决定，你是第474 号刑事案件的被告，你被控触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刑法第70条第一 款。 你明白对你的指控的性质吗？ 奥尔洛夫：不，我不清楚。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的行为有破坏或削弱苏联 政权的企图，你们也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证据。不仅没有证据，而且，据我认为， 出示给我的这份指控里含有感情化的用语，这些语言掩盖了本案的性质。 问：你对这项指控认罪吗？ 奥尔洛夫：不，我不认罪。我没有看到任何表明我有罪的证据；我的良心告诉 我，我没有罪。 问：你是否承认自己策划、复制和散发过指控中所述的那些文件？ 奥尔洛夫：鉴于你们认为这些文件都属于诽谤性的编造，并认为其目的在于破 坏或削弱苏联政权，所以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问：调查已确认你直接参与了指控中述及的文件的策划、复制和散发工作，而 且在很多情况下，你就是这些文件的作者。这些文件的内容，据本案的有关资料显 示，是诽谤性的，诽谤苏联及其社会秩序。你对此做何解释？ 奥尔洛夫：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和上个问题一样，也就是说，我没有看到 任何证据，而且我的良心也告诉我，我没有罪。 问：调查还确认你有故意破坏和削弱苏联政权的行为。你对此又做何解释？ 奥尔洛夫：我不相信这是已被确认的事实。我信奉我自己内心的信念，信奉我 的经验和我的思想。 问：你难道相信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间谍（你因向他们提供那些文件的大多数而 犯了罪）感兴趣的不是破坏和削弱苏联制度，而是巩固苏联制度？难道要我们这样 来理解你吗？ 奥尔洛夫：我抗议用这种提问的方式，你首先自己下一个断言，然后再来问我 这是不是事实。这是典型的诱供。关于你断言中提出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对东西方 关系的缓和，或与此相对的——冷战的总体特征的理解，在于对人类共同进步，特 别是在人权领域的进步的共同利益的理解，或者，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因没有这种 进步而导致的内部矛盾的共同利益的理解。问题的根源也在于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应该求助于什么样的国际组织，不应该求助于什么样的国际组织（或者，也许你 根本就不应该求助于任何国际组织？）。它的根源还在于在人权方面的国际义务是 否应该由国际社会评判；是否可以被国际社会批评；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批评是可取 的，在什么情况下它就会构成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对某个社会违背人权行为的批评 在总体上对其结构产生的是破坏作用还是促进作用；哪些人权是与政权有机地联系 在一起的，哪些是没有联系的。此外，众所周知，我的材料被一些西方进步力量采 用，他们的批评也确实在某些方面明显地改善了苏联的人权状况。；我记得的就有 ：法国、意大利以及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声明，以及来自欧洲许多左翼力 量的批评，他们的集会等等，另外还有工人党、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的 言论。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来自敌对势力的批评是可以对我们的政权有所帮助的； 比如说，苏联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无疑促进了其体制的完善，并且延长了其存在的时 间。 然而，我并没有求助于敌对势力，我所求助的对象要么是整个国际社会，要么 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力量，而如果求助的问题涉及正式的国际性义务，我会求 助于各国政府部门的人员，而不顾其政权的性质。所有的批评，无论是内部的还是 外部的，都导致了苏联的人权问题在以下方面的改进：1977年改革之后，关在劳改 营的人数大幅减少；宪法中已经引入一个条款，规定对批评者进行迫害是不可取的， 而这类迫害正是苏联公民求助于西方公众舆论的原因之一；投入精神病院的人数减 少了；某些宗教团体成员的子女一经法院裁决就被实际上带离父母身边的现象也大 大减少，而且或许已经没有了。鉴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你的问题与本案并无直接关 系。 问：你为什么不愿意为指控的实质内客提供真实证据？ 奥尔洛夫：请你先向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真实证据”。我认为，我所说的正是 本案的实质内容。 问：你还有什么要说吗？ 奥尔洛夫：我想亲手写下一些补充观点。 （奥尔洛夫的书面观点） 首先，我要补充的是，我并没有在指控书上签字，虽然我读过了，部分原因是 我要求将刚刚向我出示指控的这位审讯员调离本案，我不接受检察官对我的请求的 拒绝。 第二，我想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我不明白这一指控的实质内容。指控的依据是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刑法第70条，但我对此并不清楚：从来没有人准确 而清楚地向我解释过“破坏”、“削弱”甚至“苏维埃制度”这几个词的含义，也 没有人向我解释如何理解“有目的”和“无目的”，什么东西被认为是“诽谤性” 的，什么是没有“诽谤性”的，等等。 我已经通读了整个记录；我的回答已被逐字逐句记录下来，我对此没有任何更 正或评论。 签名：尤里。奥尔洛夫 克格勃绝密档案 冷战时期的技侦情报工作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有关冷战时期的情报活动和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中需 要补上的最大空白之一，就是技侦情报所扮演的角色。二战期间，由英国和美国密 码破译人员组成的高级技侦处对加速战胜日本及德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现在几乎家 喻户晓。相比之下，对战后技侦情报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除了有关苏联通信 ——大部分还是战时通信——的“维诺娜”破译材料外，英国及美国冷战时期的技 侦材料仍处于绝对保密状态。但也有一些已经解密的文件表明，技侦情报对英国和 美国政策的影响有时是非常大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内部历史资料曾总结称， 在朝鲜战争期间，技侦情报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情报来源”。1956年苏伊士运河 危机期间，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曾写信给英国技侦情报机构——国家通信 总局——主管，祝贺该机构提供了“大量”“出色”的有关中东地区的技侦情报， 并称这些破译的情报都证明是“十分有价值的”。1992年冷战结束后，美国总统乔 治。布什称技侦情报是其对外政策的“第一要素”。 冷战时期，英国和美国的技侦情报工作都由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而苏联的技 侦情报工作则相当分散。苏联总情报部负责截取与破译军事方面的情报，而克格勃 则负责破译外交及其他民用通信。早在冷战初期，苏联曾一度合并了这两个情报部 门的技侦工作，但是没有坚持多久。直到60年代末，克格勃的技侦、密码破译和通 信工作主要由克格勃八局负责，向苏联领导上报的技侦情报相当多。1961年初，克 格勃呈报赫鲁晓夫的年度报告指出，1960年八局破译了sl个国家的驻外使节发出的 209000份外交电报。其中有133200多份被呈报给了中央委员会（无疑主要是上报国 际部）。到1967年克格勃已经可以破译72个国家所使用的152 种密码体系。虽然这 些破译材料都保存在克格勃八局和十六局的档案库中，外人不得而知，但是克格勃 第一总局的文件和其他资料中都包含有关克格勃的技侦行动和技侦工作所取得的一 些成果的重要信息。不论是克格勃第一总局在国外的情报站，还是国内的克格勃第 二总局都为技侦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研究技侦问题的主要西方历史学家，戴维。卡恩总结说，从现有材料来看，冷 战期间，窃听和间谍渗透活动对苏联技侦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比密码分析还要多，而 他的这一结论可能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克格勃第二总局一直在对驻莫斯科的外国 使馆进行窃听。1933年苏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30多年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 馆一直是克格勃最主要的窃听目标之一。1944年，一位海军电气技师对大使馆进行 了第一次电子检查，结果发现了120 个暗藏的麦克风。有一段时间，据一位使馆职 员称，窃听器“无所不在，在新送来的椅子和桌子腿里，在墙上的灰泥里，什么地 方都有”。由于冷战初期没有发现更多的窃听器，美国大使馆似乎以为已经很安全 了。 但实际上，至少直到60年代中期，大使馆还是非常容易遭到越来越先进的苏联 电子窃听装置的窃听。 1952年美国新任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下令对整个大使馆及自己的住所进行彻底 的检查。华盛顿派来的安全专家建议大使在自己的书房念一段过时的外交文件，以 便帮助他们发现那些由声音启动的窃听装置。当大使在念文件时，一位安全专家突 然开始不停地敲击木制的美国国徽复制品后面的墙壁。但是他在墙壁里并没有发现 什么，然后他用小木锤敲击这个国徽复制品，并成功地发现了藏在其中的一个铅笔 状的微型窃听器。这个窃听器把凯南大使（毫无疑问还有前任大使们）的每句话都 转发给了苏联的窃听者。第二天，凯南大使注意到苏联警卫及在使馆工作的苏联职 员脸上有一种“新的严峻的”表情：“愤怒和敌意气氛是如此浓厚，仿佛都可以用 刀切割一般。” 1953年，美国在莫斯科市柴可夫斯基大街开始兴建新大使馆。在使馆建设期间， 为防止苏联人安放窃听装置，特别是为了防止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站、大使办公室 及密码室所在的最高两层被安放窃听装置，建设工地上每天都有美国安全人员担任 警戒。但是这种警戒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警卫人员在夜间就撤走了，从而给克 格勃人员提供了在大使馆安装大量窃听装置的机会。接替凯南担任美国大使的查尔 斯。“奇普”。波伦后来将新使馆建设中晚间不设警戒的决定归咎于“粗心”（估 计是他自己粗心）和为了“省钱”。直到现在，安全方面的“粗心大意”仍然是美 国大使馆的一种传统。 1962年，在与美国大使福伊。科勒的激烈辩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这令 克格勃感到十分沮丧——他知道这位大使本人反对为建设中的苏联石油天然气管道 提供西方生产的钢管。虽然科勒可能推测出赫鲁晓夫知道他发给华盛顿的一些电报 的内容，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情报都是来自对美国大使馆的窃听。但1964年， 根据克格勃叛逃人员尤里。诺先科的情报，大使馆发现了40多个藏在大使馆暖气管 后面的墙内的窃听器，窃听器放在竹筒里。之所以要这么隐藏是为躲避金属探测器 的检测。令人深思的是，在绝大多数有关美苏关系的研究材料中，对30年来苏联几 乎是不断地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窃取外交机密的情况却没有任何的提及。 从60年代起，克格勃也对设立在第三世界国家里的美国和英国使馆以及打着使 馆外交幌子的情报机构进行了成功的窃听。对苏联境外的目标放置窃听装置是由克 格勃第一总局的行动技术支援局（也称克格勃十四处）负责的，其派驻各情报站的 官员的职责范围很广，包括提供偷拍秘密文件的器材，短距离无线电通讯，以及制 造可以用来藏匿胶片和其他间谍工具的、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的物品（如梳子和 装剃须液的小瓶子）。技术支援局的窃听装置通常都是远程遥控的，而且全部都是 单独制造的，以便于在目标区域内藏匿；而目标区域事先都经过仔细的侦察。窃听 装置都是由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行动官员或是当地的间谍人员来放置。这些当地的间 谍人员通常都是以清洁工、电工、管道工人、木匠以及电话公司的技术人员的身份 作为掩护。 给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中东的主要情报站安装窃听器是克格勃第一总局针对英国 驻外使馆展开的最成功的窃听器放置行动之一。该情报站设在驻英国贝鲁特大使馆 楼内（代号“峡谷”）。60年代初期，一位在大使馆工作的黎巴嫩少女伊丽莎白。 阿加。莎帕特。加扎里安被亚美尼亚东正教一位主教发现是个人才，该主教于 1947年被苏联情报机关招募为间谍，代号“奥拉夫”。他于1964年将加扎里安发展 为苏联间谍，代号“灰姑娘”。到1966年1 月，加扎里安已经成功的在大使德里克。 里奇斯爵士的办公室里放置了一枚无线麦克风（STEREO－I 型人2 月4 日，她又成 功的在英国秘密情报局驻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彼得。伦恩（代号不死鸟）的办公桌后 放置了一枚火柴盒大小的无线麦克风。当时彼得。伦恩的外交掩护身份是英国大使 馆的一秘。 中心从伦恩以前的同事吉姆。菲尔比那里得知了他的背景及职业生涯。吉姆。 菲尔比原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名间谍，从1956年起他以记者身份在贝鲁特工 作，1963年叛逃到了莫斯科，在此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刚刚掌握了他叛国的证据。 伦恩是英国的一名顶尖的滑雪运动员。他曾在1936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担任 英国代表团团长，并编写过一系列滑雪指南。1941年，他和菲尔比几乎是同时加入 了英国秘密情报局。菲尔比叛逃到莫俾科后，告诉克格勃伦恩曾经成功地策划并实 施了在东柏林地下挖筑一条500 米长的地道的行动。在1955至1956年间，英国秘密 情报局利用这个地道，对苏联与东德之间的电话进行了窃听。伦恩因此被授予国会 勇敢勋章（这是给予英国秘密情报局除局长之外的官员的最高奖赏）。中心非常欣 赏伦恩的职业素质和他那种冷静、自信的作风。据1967年有关“鲁宾”行动的一份 报告称：彼得。伦恩手下有许多间谍。他们收集的情报非常广泛：关于社会主义国 家的情报机构以及他们派驻中东的代表；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和叙利亚的 短暂联盟）情报部门的活动；关于石油政策（通过一个不断变动的情报网）；关于 阿拉伯国家与苏联的关系等等。此外，他们还在埃及情报官员中培养发展对象。在 情报工作上，伦恩谨慎而老练，并且高度重视与间谍联络时的安全。与不知道他的 使馆掩护身份的间谍会面时，他会使用约瑟夫这个化名，与他们在一个非常秘密的 地方或是他的秘书的办公室里见面……而对于那些他熟悉的间谍，他则在家里或者 城市中的商业场所与之见面。伦恩要求很高，总是力求给手下的间谍下达死任务， 要求他们必须彻底地完成。伦恩对于自己手下的间谍的奖励则非常吝啬，他严格按 照以下原则办事：第一，只有在不付钱就得不到情报的情况下才付钱去获得情报； 第二，只为那些有积极利用价值的情报付钱。 伦恩唯一的重大弱点，在中心看来，就是他对情报站安全持一种十分松懈的态 度。克格勃的窃听器曾经窃听到他的一个工作人员向他建议增加新的安全防范措施。 当他们听到伦恩回答说不需要再增加安全措施时肯定大舒了一口气。1967年9 月，英国秘密情报局将伦恩召回，给他在总部重新安排了一份工作。在这之后，对 英国驻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办公室的窃听仍继续了三年半的时间。 1967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岑巴尔向安德罗波 夫报告说，通过“鲁宾”行动，已经发现了潜伏在中东和欧洲地区的50多名英国间 谍，“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发现在伊拉克有一个英国间谍小组，该小组由一名通 信员和两名在政府最高层的间谍组成。据说英国秘密情报局在埃及也有一名”可以 接近总统纳赛尔“的”非常重要的间谍“，同时还有其他”二等情报源“，包括中 东某国的外交部长和另外一个中东国家军队的总参谋长。 “鲁宾”行动同时还发现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间谍人员已经渗透到黎巴嫩共产党 内部。打入黎巴嫩共产党内部的最重要的间谍是一位律师，他是黎巴嫩共产党政治 局委员，同时也是黎共总书记尼古拉斯。沙维的私交好友。1967年9 月27日，中心 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称，这位律师除了让英国秘密情报局掌握黎巴嫩共产党的情 况外，还向英国秘密情报局提供了有关黎共领导人与即将离任的苏联大使的联络员、 苏联介人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和平运动以及开罗和平会谈等情况的情报。但是，中心 十分不愿意提醒沙维他最亲近的一位同事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间谍，这很可能是害 怕他会去找这名间谍对质，而这个间谍又会报告英国秘密情报局，说他的行动可能 已被人觉察了。 1971年，也就是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发现其贝鲁特情报站被窃听一年之后，苏共 中央政治局同意克格勃在沙维访问莫斯科期间向他说明有关情况。12月25日，在苏 共中央国际部的一次会议上，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高级官员帕维尔。叶菲莫维奇。涅 多谢金告诉沙维，那名律师被英国秘密情报局认为是“十分有价值的间谍之一”， 他向秘密情报局提供了有关黎巴嫩共产党以及苏联两个最重要的掩护组织——世界 和平理事会和亚非团结委员会——的秘密情报。毫无疑问，沙维有些吃惊，但是他 承认，早在1949年，他就接到过一份关于这位律师与一名英国领事秘密会面的报告 ；他还说，1968年以来，这位律师以医治白内障为由，两次前往伦敦。沙维承认， 他没有一个能够保障党的安全的情报机构，并且许诺立即采取行动，建立一个这样 的情报机构。 “鲁宾”行动也发现了一些令克格勃非常不痛快的事情，其中包括英国秘密情 报局在克格勃、苏军总情报部和捷克斯洛伐克情报与安全局内成功地安插了6 名间 谍。 其中最重要的是肖思，他是一家设在大马士革的广告公司的老板。后来发现他 是伦恩的副手巴里图恩控制下的一个双重间谍。中心的损失评估认为，肖恩泄露了 他曾经参与过的克格勃的一系列行动，包括招募西班牙负责密码事务的职员戈麦斯 （返回西班牙后即被逮捕）。招募一名姓名不得而知的西德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工作 人员的企图，以及苏联陆军武官与叙利亚总参谋长的联络情况等。肖恩甚至向英国 秘密情报局汇报了克格勃驻大马士革情报站站长与一位苏联医生的妻子之间的风流 韵事。 克格勃只是简单地向安德罗波夫报告说，“已经采取措施来消除肖思叛逃带来 的影响”。 1967年1 月，“灰姑娘”也成功地将一个窃听器安放在英国秘密情报局驻贝鲁 特情报站副站长巴里图恩的办公室内。克格勃发现，除了控制肖恩外，巴里图恩还 控制着在黎巴嫩共产党及一些左派组织内的16名间谍。通过安放在英国秘密情报局 贝鲁特情报站的窃听器，克格勃掌握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安插在黎巴嫩、约旦、叙利 亚和其他地区的间谍的情况。通过对这些间谍的仔细研究，中心得出了一系列重要 结论，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结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中心以前似乎并没有完全注意 到。 “鲁宾”行动报告的结论称（这些结论无疑是正确的），英国秘密情报局间谍 在英国大使馆的掩护职位除极少数是领事外，一般都低于领事，大部分都是一、二 等或是三等秘书，并且很少被任命为大使馆内主要部门如贸易和信息部门的领导。 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间谍不从事外交事务性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大使馆外活动，与 英国外交官们相比，他们住的房屋较差，开的汽车也比较破旧，在家里举行大型招 待会的机会也较少，但他们的活动经费较多，安排在酒店或是其他公众场合的会面 也较多。菲尔比以前肯定就指出过这些问题，但听取他的报告的克格勃官员一般都 把注意力放在了从自己的间谍和西方情报机构的叛逃者那儿获得详细的秘密情报上， 而没有想到要依靠他们来加深他们对西方的理解。到了60年代后期，菲尔比变得非 常失望（这毫不奇怪），并开始酗酒。这时他已经确信克格勃“根本不知道”如何 从他丰富的经验中获益。 1967年，为表彰“灰姑娘”作为一名克格勃情报人员的出色表现，她被秘密地 授予了苏联公民权。之后四年中，她继续向克格勃提供了英国大使馆和英国秘密情 报局驻贝鲁特情报站的秘密文件和其他情报。1971年当她因为大使馆内的无线窃听 器一事件受到盘问后，匆匆忙忙逃到了苏联，在亚美尼亚定居下来，每月只得到少 得可怜的120 卢布的退休金。1978年，克格勃驻亚美尼亚情报机构向中心汇报说 “灰姑娘”的退休金太少了，于是安德罗波夫同意将她的退休金提高到每月 180卢 布。 由于英、美情报部门有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窃听贝鲁特英国秘密情报局情报 站也获得了不少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克格勃发觉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 秘密情报局准备合作在苏联新闻社驻贝鲁特分社放置窃听器的计划，并及时采取了 须防措施。1969年，克格勃情报站开始了一项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的渗透行 动（代号“漩涡”），克格勃希望这次行动能像‘灰姑娘“渗透到英国秘密情报局 一样获得成功。在克格勃的指示下，克格勃一名黎巴嫩间谍——一家酒店的老板， 代号”马拉特“——成立了一个职业介绍所，目的是吸引那些可以用来开展针对” 主要对手“的活动的女仆和家佣。前来这个介绍所报名的人中，有一个最有希望发 展为间谍的黎巴嫩女仆，她叫玛丽。马特罗鲜（代号藏拉），来自＿个居住在叙利 亚的亚美尼亚人家庭。1967年以前，她一直在美国驻贝鲁特大使家里工作，后来由 于阿以”六日战争“爆发，才不得不与家人一道逃难到了叙利亚。在她回到贝鲁特 后，马拉特的职业介绍所帮她在几个美国外交官家里找到了当佣人的工作。马拉特 打着”假旗号“招募了她，让她提供她的雇主的情报并从他们家中窃取文件。马拉 特欺骗藏拉说，这些情报是亚美尼亚民族与宗教领导人需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 能够觉察危及亚美尼亚人民安全的潜在威胁。1971年，马拉特把藏拉转交给了一名 假扮成亚美尼亚人的克格勃驻贝鲁特情报站的指导员。在藏拉的帮助下，克格勃成 功地在她所服务的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寓所安装了窃听器。 克格勃档案还记载了克格勃试图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进行窃听的其他许 多举措，但是所有这些行动都不如‘鲁宾“行动那样成功。在所有美国使馆中，设 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美国大使馆是最不安全的使馆之一。米特罗欣记录的一份 档案曾简要地提到，1965年克格勃曾对一名美国外交官在科纳克里的住所成功地进 行了窃听。7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一次成为苏联外交政策和克格勃行动的 重点地区，大量资料表明，克格勃加紧了对驻科纳克里美国大使馆的窃听。1972年 11月，克格勃招募的在美国大使馆内工作的一名几内亚人（代号先后分别为鲁姆和 桑乔）成功地在大使特伦斯。托德曼（1975年5 月由威廉。哈罗普继任）的办公室 内放置了一个无线电控制的窃听装置。鲁姆（桑乔）接到指令，如果窃听装置被发 现，他将立即招供说是一位中国外交官员付钱叫他放置窃听器的，还给了他一张该 外交官的名片。然而，这一窃听装置（1974年1 月被一个更为先进的装置替代）却 三次成功地逃过了大使馆的安全年检。克格勃在距离大使办公室仅30米的房间内设 立了一个监听点（”画迷“行动），成功地记录了托德曼大使与使馆人员和美国中 央情报局人员的谈话。 托德曼有一种可爱的习惯，喜欢突如其来地唱几句歌，或者是欢快地对自己吹 上几声口哨，所有这些有时也会被他无意中启动声控窃听器。但总的来说，“画迷” 行动还是提供了中心所谓的“具有重要实战价值”的情报，其中包括美国对非 洲解放运动的政策，以及美国国务院对苏美关系和苏联对非洲政策的评估等等。由 于情报数量巨大，克格勃不得不将驻亚的斯亚贝巴情报站的两名精通英语的情报官 员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热列兹诺夫和尤里。叶菲莫维奇。塔图佐夫临时调来 处理这些情报。1975年7 月，克格勃从窃听到的大使办公室内的谈话获知，大使馆 已经发觉自己与华盛顿的通讯被窃听了，要求美国国务院对大使馆进行安全检查。 虽然克格勃驻科纳克里情报站很想将窃听器取走，但是由于怕影响到鲁姆（桑乔） 的安全，最后还是决定不这样做。克格勃的一份损失评估报告指出，当9 月份安放 在大使办公室的窃听器被发现后，“怀疑全部都落在几内亚特别（情报）部门头上”。 而鲁姆（桑乔）没有被发现，继续留在大使馆内工作。 冷战后期，苏联对美国外交使团采取的最野心勃勃的窃听行动要数对美国大使 馆1979年由苏联人在莫斯科开工建设的一幢八层新大楼安装窃听器的行动。1980年， 克格勃八局的叛逃分子维克托。谢莫夫警告美国中央情报局说，“克格勃打算把这 个建筑变成一个能够窃听一切的巨大的传感系统”。但是华盛顿的官员却轻率地认 为，他们有能力在传感器被投人使用之前检测到克格勃安装的所有传感装置并拆除 它们。五年后他们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经过进一步的检测后，他们 发现在建筑材料里安放有一系列相当高级的窃听装置。这样一来，用一位美国参议 院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话说，整幢楼就如像是一个“与苏共中央政治局相连的一个八 层楼高的麦克风”。混凝土中的加固钢筋被设计成了天线。而一种被美国中央情报 局称为“骗幅翼的”电源则被安在水泥墙中，据估计这个电源大约可以用整整一个 世纪。《华盛顿邮报》采访了一位美国官员，他说：“我们的技术人员对这种先进 程度十分惊讶。中情局有人说：‘这些东酉我们现在还只在设计板上画画而已。” ’但是，对于克格勃来说，也和美国国务院一样，这次行动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 新建的使馆大楼一直没有投入使用。 通过在外国大使馆或国外目标中安放窃听装置而进行的窃听行动大部分都是短 期的，一般不会超过几年。到60年代后期，克格勃第一总局最重要的、也是长期的 技侦行动都是通过设在外国首都的情报站内专门的侦听站窃听当地电话与无线电通 信来实施的。最早可能是在1963年，在墨西哥城的情报站内设立了这种侦听站。它 的代号是“雷达”，任务是截获美国大使馆与美国中情局情报站的通信联络，但收 效相当有限。那些设计用来截取美国通信信号的最有效的侦听站都设在美国本土。 第一个这种侦听站代号“发端”，于1966年设立在位于华盛顿第十六街的苏联 大使馆顶楼上，而该大使馆距美国白宫仅几街区之遥。1967年，纽约情报站又设立 了一个类似的侦听站，代号“试验”。后来，在华盛顿及其附近地区总共有五个 “发端” 侦听站设在不同的苏联建筑物内，而在纽约地区则设立了四个“试验”侦听站。 到1970年，“发端一l ”侦听站（设在大使馆内）和“发端一2 ”侦听站（设 在使馆居住区内）已改变了华盛顿情报站收集情报的方式。PR线负责人奥列格。卡 卢金说：我们能够窃听五角大楼、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务院、白宫、当地警察局和 其他许多机构的通信情况。虽然这些通信全部都是通过公开的、非加密频道发送的， 但是通过空中转发的有用信息数量之多仍是惊人的。 在这些情报中，最令中心感兴趣的是有关审查竞选尼克松首任政府职位的90名 候选人的秘密材料。1969－1970年间，“发端”侦听站截获的情报中有23份十分重 要，被送交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 在同一时期，“测试一广侦听站（设在苏联驻联合国使团内）和”测试一2 “侦听站（设在使馆位于长岛格伦科夫的大型别墅内）截取了阿根廷、巴西、加拿 大、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委内瑞拉驻联合国使团的往来外交通信，同时还截取 了一些美国军内电报以及”自由广播电台“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通信联络情 况。 据有关“试验”侦听站的档案称，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 雅科夫。马利克都对这些截获的情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克格勃针对美国的技侦行动得到了许多能够获取有关美国的密码分析和密码系 统的绝密情报的间谍和叛逃者的大力帮助，而且这些人全部是“主动上门者”。19 60年，两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雇员贝尔农。F.米切尔和威廉。H.马丁被克格勃第一 总局偷渡到了莫斯科。早在一年前，他们两人在墨西哥城时就与克格勃进行了接触。 到了莫斯科之后，他们两人又继续做了几年的汇报。1963年，连续几年为苏军总情 报部从美国国家安全局设在米德堡的总部盗取绝密文件的杰克。E.邓拉普上士自杀 身亡。就在邓拉普自杀前不久，另一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叛逃者维克多。诺里斯。 汉密尔顿也来到了莫斯科。1965年，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销毁绝密文件的年轻军士 罗伯特。利普卡开始把一些要销毁的文件提供给克格勃。利普卡是米特罗欣所看到 的档案中提到的克格勃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最后一名间谍（但是在80年代早期，一 名退休的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罗纳德。佩尔顿曾向华盛顿情报站提供过十分有价值 的情报）。就在利普卡1967年离开美国国家安全局不久，美国大西洋舰队潜艇部队 司令部的通信值班官一级准尉约翰。沃克开始了他18年的克格勃间谍生涯，在这期 间他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详细的美国海军密码情报。 60年代后期，苏联驻纽约和华盛顿情报站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技侦成果。19 69年末，纽约情报站实施的“普里森”行动，成功地将遥控无线电发讯机放进了联 合国安理会主席使用的办公室。这些装置藏在木板中，被固定在书架的下面，而且 为掩盖它们是苏联所造的事实，制造这些装置的材料都来自西方。与此同时，克格 勃的“螃蟹”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也成 功地对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代号布罗德）的办公室进行了窃听。加纳驻联合国代表 团的办公室也被放置了无线电窃听装置。 1969年，华盛顿情报站又成功地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室内安装了一 个遥控无线电窃听器。这个用西方材料制成的窃听装置在这间会议室持续工作了至 少四年的时间。1973年2 月，该情报站从新闻渠道获悉（也许并不准确），在外交 委员会会议室的新闻桌下发现了一个窃听器。这个报道让克格勃十会困惑，因为他 们的窃听装置是装在一把椅子下而非桌子下，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个窃听器似乎还 在继续正常工作。考虑到他们的窃听器有可能被发现人局杜撰了一套说辞，称这个 窃听器是由法国国外情报局安装的。但出乎克格勃的意料，媒体很快就对这件事失 去了兴趣，新闻媒体上并没有出现关于藏匿于椅子下的窃听器的报道。 1968年初，克格勃对英国技侦系统展开了渗透行动。这是自1942年约翰。凯恩 克罗斯进人布莱奇利公园后克格勃对英国技侦系统展开的最为重要的渗透活动。当 时在西柏林加陶的英国皇家空军技侦所工作的下士杰弗里。阿瑟。普赖姆在苏联的 一个检查站把一张纸条交给了一位苏联军官，让苏联情报部门与他联系。但是普赖 姆的纸条并没被上交给克格勃第一总局，而只是交给了级别相对较低的克格勃三局， 克格勃三局的主要职责是监控并保障苏联军队的安全，但有时候也能在驻德国的西 方部队中招募一些（层次较低的）间谍。克格勃三局希望通过招募普赖姆来与地位 更加显赫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抢功。三局的一位官员在普赖姆的车门上粘上了一块小 磁管，管里有一条留言，请普赖姆到东柏林接头。在这次会面以及后来的几次接头 中，普赖姆同意为克格勃充当间谍，但是他解释说自己在英国皇家空军的工作期限 将于1968年8 月结束。按照他与三局主管官员商定的结果，他成功地在英国技侦情 报单位——英国国家通信总局找到了一份处理截获的苏联情报的工作。 普赖姆十分性感，但却与社会格格不人，他把自己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资本主 义制度，产生了一种——普赖姆后来承认说——“错误的、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理想 化的看法”。但他的苏联指导员把他调教得很好。1968年9 月，在去英国国家通信 总局工作以前，普赖姆在东柏林郊区的卡尔索斯特克格勃训练基地接受了为期一个 星期的训练，学习无线电发报、密码联络、缩微摄影、用美乐时相机拍摄文件以及 死信箱的使用等各种技能。在他飞回英国之前，克格勃给了他一个手提箱，其中有 一套一次性使用的密码本，密写材料和400 英镑的钞票。普赖姆在英国通信总局为 克格勃工作了将近9 年，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抄录或是翻译截获的情报。1976－1977 年，普赖姆在英国通信总局工作的最后一年里，他提供了关于英国在破译苏联通信 方面的得与失的非常详尽的资料。虽然他在英国通信总局的同事对他那幅郁闷的样 子都有深刻的印象，但他们都认为这是他不幸的婚姻以及官场的不如意造成的。 60年代后期，克格勃技侦行动的增多导致了中心内部的一次重组。在此之前， 克格勃第八总局既负责密码和联络，又负责技侦情报。很可能是在1968年，安德罗 波夫新成立了一个克格勃十六局，该局由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领导， 专门负责技侦情报。它的行动在整个克格勃中是最为机密的。十六局与同时期成立 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十六处进行着密切的合作。克格勃第一总局十六处主要负责情报 站的侦听站，获取国外代码及密码，并对外国技侦情报站实施渗透。1970年5 月15 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一项在15个情报站设立侦听站的计划（有些已经在使用当中）， 这十五个情报站分别是：华盛顿，纽约，蒙特利尔，墨西哥城，东京，北京，德黑 兰，雅典，罗马，巴黎，波恩，萨尔兹堡，伦敦，雷克雅未克和贝尔格莱德。1971 年，这15个侦听站就从60多个国家截取了62000 条加密的军事和外交电报，同时还 截获了25000 多条普通情报。 最重要的侦听站依然是华盛顿地区的“发端”侦听站和纽约的“试验”侦听站， 这两个侦听站均由十六局在行动技术支援人员的帮助下负责管理。70年代，“发端” 侦听站最重大的成就是截获了大量华盛顿经安德鲁俾空军基地与正在乘飞机进 行海外访问的总统、国务卿以及美国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之间的联络情况。安顿（ “发端” 侦听站的一名操作员）就是由于在1974年7 月在基辛格访问伦敦期间成功的截 取了美国与英国外交大臣（后来当上了首相）詹姆斯。卡拉汉的谈话而被授予红星 勋章。 中心十分重视这一情报，无疑是因为基辛格访问英国的主要目的是向卡拉汉通 报尼克松最近访问莫斯科的情况——这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辞职前的最后一次外 事访问。不久，在土耳其7 月ZI日入侵塞浦路斯引发危机时，“试验”侦听站成功 地截听到了基辛格与卡拉汉以及他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图兰。居内的电话谈话。这样， 克格勃就能够掌握到美国所采取的强烈的反应，正如基辛格后来回忆的：7 月ZI－ 22日夜间，我们警告土耳其如果不停火，我们将把我们的核武器从前沿阵地撤出— —特别是从可能卷入与希腊战争的地区撤出。 但并不是所有截获的基辛格的谈话都涉及到国家机密。有一次，克格勃截获了 基辛格与其未婚妻南希。马金尼斯在他们1974年结婚前不久的一次通话。卡卢金未 免有些吹毛求疵地回忆称：很明显他刚刚发表完演讲，他很得意地问她感觉如何。 他大意上是这样说的：“我看上去怎么样？你真的认为我讲得很不错吗？”这些记 录说明基辛格是一个虚荣而爱吹牛的家伙。 有消息从莫斯科反馈回来说，安德罗波夫“十分喜欢这些截获的对话”。他经 常向自己的政治局同僚们吹嘘说克格勃能够窃听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私人谈话。 苏联使馆屋顶上伸出的复杂的天线慢慢使西方技侦机构警觉到使馆内可能设有 侦听站。虽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通信已经被克格勃成功地窃听，基辛格还 是于1975年8 月15日就苏联大使馆截取无线电信号及电话谈话内容一事向多勃雷宁 大使提出严重抗议。中心起草了一份振振有辞的答复：我们建议，在下次与基辛格 会晤时，如果他再提起这个问题，苏联大使应该指出设立在大使馆楼顶上的天线是 在（外交）互惠原则的基础上用来保证与莫斯科的联系、同时接收正常的无线电与 电视信号的。这些天线与大使馆的身份并不矛盾。我们要提醒美国国务卿，美国政 府应制止安装防碍苏联大使馆正常无线电通信的设备的行为，特别是在苏联大使馆 附近的大楼上安装这些设备的行为。 基辛格没有坚持向苏方提出抗议，因为他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驻莫斯科 大使馆内也有技侦行动。1971年，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在《华盛顿邮报》上批露 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可以成功截获坐在飞驰在莫斯科的黑色“吉尔”豪华轿车 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微波无线电通信和电话联络。但真正令基辛格不安 的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技侦行动受到了苏联的电子干扰。1975年11月，基辛 格告诉多勃雷宁称，美国驻苏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由于长期受到针对大使馆的电 磁辐射，已经身患白血病。在莫斯科的授意下，多勃雷宁大使回答说，美国大使馆 周围的电磁场并没有超出苏联的健康标准。多勃雷宁声称，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 务院曾私下告诉他，一项研究表明，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大使馆人员的健 康受到了损害。 基辛格的抗议没有能够阻止“发端”和“试验”侦听行动的进一步扩大。根据 “发端”侦听站截获的情报做出的摘要及抄本从1975年的2600页增加到了1976年的 7000页。在这两年中，就有800 份基于这些截获的情报的报告从华盛顿情报站发给 了克格勃中心。1976年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来往通信中截获了有关美国国防部长唐 纳德。拉姆俾菲尔德1 月和7 月份对北约核武器计划小组的访问、2 月份对欧洲美 军司令部的访问、以及基辛格与英国、法国、西德和南非领导人的会晤等十分重要 的情报。 到1977年，根据“发端”侦听站截获的情报做出的摘要及抄本已经达到了10500 多页，其中包括有关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以及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等人的外 事访问活动的情报。在卡特政府执政的大部分时期中，“发端”侦听站还截获了大 量的国务院材料，克格勃还给这些材料中提到的每一位官员都设立了卡片档案。 由于70年代克格勃在华盛顿没有高层次的间谍渗透，这样一来，“发端”侦听 和其他技侦行动很可能就成了中心了解福特和卡特政府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最重要的 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总体的影响可以说是良好的——限制了生性多疑的中心对美国 政策的无端猜测。比方说，在1979年由美国抗议苏联在古巴设立“作战旅”的行为 而引起的危机中，由于“发端”侦听站截获了五角大楼的电话会议及其他通信联系， 使得华盛顿情报站可以十分确定的告诉莫斯科，美国并没有军事干预的计划。 然而，“发端”侦听站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很可能还是军 事情报。它们截获的高度机密的信息中包括：有关“三叉份‘导弹从X 导弹、潘兴 一2 导弹、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系统的情报；有关F －15、F －16、F －18战斗 机，B －52和B －l 轰炸机以及早期预警系统”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飞机“的机密 情报。从19 73 年起，设在纽约地区的”试验“侦听站的主要任务也是收集科技情 报，特别是军事科技情报。在1973年到1980年间，这些侦听站的最大成就是截获了 设在长岛的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与众多大公司间的传真通信，这些大公司包括波 音公司，仙童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格鲁曼公司，休斯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洛克希德公司和斯佩里兰德公司。截获的军事计划传真包括，有关A －10攻击机， B －l 轰炸机，E F －111 电子对抗机和F －14战斗机的设计和研制方案；反导弹 防御计划以及反潜防御系统的重要资料。到1976年，旧金山情报站也设立了一个侦 听站（代号春天），该侦听站成功的截获了美国国防承包商及西海岸其他高科技公 司的电话及传真联络。 克格勃在纽约、华盛顿以及旧金山的情报站同时还设有无线电侦听站（代号分 别为“火箭”、“数字”和“鲁宾”），主要用来监听美国联邦调查局（代号菲尔 马）的通信，以便随时掌握它的行动。70年代，纽约的“火箭”侦听站不间断地监 听了联邦调查局6 个短波无线通信频道。窃听人员很快就熟悉了联邦调查局里的行 话。 一份克格勃的档案显示：联邦调查局现察站与监视组之间通过简单的代号、但 语以及事先约定好的短句进行联络，“火箭”的人员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解这些暗号。 现察站与监视组之间的交流都是简短的谈话，通过这种对话现察站通知监视组目标 的数量以及他正在向某个叉路口移动的方向。 每天对联邦调查局紧急行动中心的无线电联络进行截听，一幅联邦调查局的行 动环境和联邦调查局在纽约采取的行动的全景图由此生动地显现出来。每当（克格 勃）情报站在纽约展开一项行动，“火箭”的人员就开始对联邦调查局无线电中心 进行监听；如果需要，可以在行动人员前往执行任务的地点之前向他发出警告信号， 或者如果他已经被监视，告诉他立即撤出行动。“火箭”侦听站也对联邦调查局注 意的公民进行监听，并将他们的资料输入“联系人”系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计算 机姓名追踪系统）。 有那么几年，纽约情报站一直误以为自己能够发现任何克格勃人员被美国联邦 调查局跟踪的迹象。直到1973年他们才发现自己被蒙骗了。情报站发现联邦调查局 十分了解情报站一些行动官员的活动和三个“发展中的间谍”的情况，于是它终于 明白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那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监视技巧实际上是用来吸引情报站的 注意力的，以便掩护那些更为先进的监视手段，而情报站对这些手段一无所知。因 为试图应付对方所运用的一些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的监视手段，情报站的行动一时间 陷入了混乱。 1979年，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情报站的主要侦听站的运营费用显示，华盛顿与 纽约的花费是最昂贵的。＼，瓦那情报站的技侦站的花费排在第三位，而它的主要 目标也是美国。其他所有的侦听站也受命在可能情况下把“主要对手”的通信放在 优先地位。克格勃用以从美国境外对付美国的最重要的国外侦听站不是设在某个情 报站里，而是设在苏军总情报部60年代中期在古巴伦德斯成立的大型技侦基地里。 这个基地主要监测美国海军的通信及其他高频通信。1975年4 月25日，苏联政 府通过一项秘密指令（第342 －115 号），批准在伦德斯基地再建设一个新的克格 勃技侦站（代号“白蚁一P ”），该技侦站于1976年12月投入使用。“白蚁一P ” 由克格勃十六局负责管理，该技侦站安装了一个12米的碟形天线和一个装在伪装的 卡车上的7 米的移动碟形天线，这样就可以截取美国卫星的“下行”微波通信或是 微波发射塔之间的微波通信。70年代末期，苏军总情报部和克格勃十六局还设立了 一些大型技侦情报站，包括在南也门和越南的金兰湾设立的技侦站。但是最大的技 侦站还是伦德斯基地，而且在之后的十年中这个基地还在继续扩大。1983年里根总 统宣布：苏联在离我们边境不至IJI00 英里的情报收集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同类机 构。大片大片的天线场以及监视装置都是以美国军事设施和敏感活动为目标。在古 巴伦德斯基地配备了1500名苏联技术人员，这里的卫星地面站可以和莫斯科保持实 时联络。 这个28平方英里大的基地的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扩大了60％以上。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1985年的一份联合报告中估计古巴伦德斯基地的工作人 员已经进一步增加到了2100人。 80年代初，克格勃所有的情报站都设立了侦听站。每个侦听站在每年N 月必须 向中心上交一份年度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必须包括下列方面的详细情况：去年截 获的加密及普通情报，其中有实用价值的情报的比例；新近发现的有情报价值的联 系渠道；有关国家的“无线电情报环境”的特点；侦听站处理及完成技侦任务的情 况；针对情报行动所采取的安全及保密措施；对过去一年表现的总结及对来年工作 的建议。 1980年，华盛顿地区的“发端”侦听站报告称，由于美国采取了新的安全预防 措施，现在要截取美国联邦政府的联络情况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华盛顿情报站 却报告了一项新的重大技侦成果。1980年9 月，经过两年的计划，该情报站展开了 一项代号“红鹤”的行动，成功地在系统设计公司的会议室内放置了窃听装置，该 公司是弗吉尼亚阿灵顿的一家私人公司，为五角大楼从事研究工作。‘维克托。瓦 西里耶维奇。洛森科（代号马文）是华盛顿情报站一位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的X 线 （科技情报）官员，他注意到系统设计公司的会议室也被作战研究协会用来举行会 议，当然他本人就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就在他任期结束、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 他成功的将一根0.25米长，由电池供电的棒状窃听器固定在这间会议室的一张桌子 下。 这个窃听装置的信号由设在一辆装有外交车牌的汽车上的指挥点监控，这辆车 的前挡风玻璃上装有T 形天线，这样这辆车可以停在离系统设计公司办公室300 － 500 米的九个地点中的任意一个地点进行监控。 在之后的10个半月中，“红鹤”行动提供了许多中心认为“非常重要”的情报， 这些情报涉及当时以及将来美国在欧洲的核武器部署、美国化学武器、美国海军在 核战争中的生存机会以及美国在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等。1981年1 月 2 7 日，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在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美国在中欧地区核力量的 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的秘密报告。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以下问题：美国的国防动 员能力；激光制导系统的效能；销毁730 吨已经无法使用的化学武器的计划；美国 情报部门所掌握的苏联化学武器的情报以及情报部门在这方面的任务。其他一些在 这间装有窃听器的会议室举行的会议也有一些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参加，会议讨论了 美军现状以及建议实施的改革。这次行动最后结束并非是因为美国人发现了窃听器 ‘，而是由于窃听器电池能源耗尽了。 参与“红曾‘行动的下列四位克格勃官员都被授予红星勋章：洛先科，他选择 安装窃听器的地点并安装窃听器；V.I.绍金，他负责指导整个行动；尤里。尼古拉 耶维奇，”发端“侦听站站长，在收集与处理这些来自系统设计公司会议室的情报 时发挥了主要作用；尤里。瓦西里耶维奇。格拉齐安斯基，作为情报站技术支援组 组长负责这次行动的技术保障。情报站的其他三名人员也受到了级别低一些的表彰。 苏联的技侦情报行动，和美国一样，也得到了盟国情报部门的协助。1948年，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的UKUSA 安全协议划分了各成员国的 技侦部门情报收集的任务，并规定要互通所获情报。而克格勃却决意严格限制它的 盟国接触自己的密码分析秘密。1975年1 月，安德罗波夫批准了由十六局起草的 “与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机构在解密行动上的合作原则与方针”。其中两条指导原则 是，第一，与“朋友”（盟国情报机构）进行的合作行动必须置于克格勃控制之下 ；第二，向盟国情报机构提供的密码情报“不能泄露苏联在密码分析领域取得的最 新成果”：必须牢记，我们盟国的情报部门现在在利用电子（基于计算机的）密码 分析法对（技侦）目标展开工作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以后很有可能用这些 方法对其他目标展开独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十六局与盟国相关情报 部门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样可以防止他们在不被我们控制的行动中使用电子密码分 析法，而对十六局造咸不可挽回的损失。 “盟友”根本不知道克格勃有一所高度机密的密码分析学校。给他们的印象是， 所有的训练都是在中心进行的。虽然，有时候盟国情报部门也会得到克格勃十六局 截获的短波通信中的密码联络信息，但是从来不允许他们接触来自苏联情报站的侦 听站、卫星通信或是苏联境内的电话线路的技侦情报。 尽管十六局不愿意与盟国情报机构共同分享大部份技侦秘密，但是它却有赖于 这些情报部门的协助。由于电脑生成的密码系统越来越复杂，苏联密码分析家越来 越依赖对外国使馆进行渗透以盗取密码材料，或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密码机和电传 打字机进行窃听。1974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十六处与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部门通过 一系列的联合行动至少从驻布拉格的7 家大使馆，驻索非亚5 家大使馆，驻布达佩 斯2 家大使馆和驻华沙2 家大使馆窃取到了密码材料。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部门还 把它们暗藏在西方使馆和外交部门内的一些间谍提供给克格勃使用。在这些人当中， 克格勃十六局最看重的是一名代号埃皮尔的保加利亚间谍，他是保加利亚情报部门 在1966年招募的一名希腊外交部安全官员。在被招募后的10年中，他帮助盗取了希 腊外交部12000 多页机密文件。 1981年5 月召开的一次克格勃于部会议，把招募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和中 国的密码人员作间谍列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安德罗波夫在1982年接替勃列日涅夫 当上总书记后，在一份特别指令中重申这一工作必须优先考虑。安德罗波夫还同意 秘密授予为克格勃服务时间最长的从事密码工作的间谍——法国外交部密码官员尤 尔——人民友谊勋章，以表彰他在过去37年中“长期与富有成效的合作”。由克拉 萨文领导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十六处计划在80年代末以前，在世界各地的苏联机构内 再建45－50个侦听站。他们乐观地预测，如果照现在这种速度发展下去，截获情报 的数量将会比现在多4 －7 倍。 依照1980－1986年在十六局工作的维克托。马卡罗夫的说法，这段时间内，丹 麦、芬兰、法国、希腊、意大利、瑞典、瑞土和西德等欧洲国家的外交通信均经常 被克格勃破译，只不过频繁程度不同而已。但他相信这段时间内克格勃没有能够对 英国的密码系统进行高层次的渗透。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核心圈——1980年包括勃列 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苏斯洛夫和乌斯季诺夫——每天都会 收到一份最重要的技侦情报摘要。而克格勃第一总局和第二总局的主要领导每天也 会得到一份范围更大一些的情报摘要。虽然目前这些精选的情报还不能用于研究目 的，但终将会有一天它们会成为研究苏联外交的历史学家们的重要资料来源。 除了那些显然相当重要的情况——如基辛格、万斯与外国领导人的会晤——外， 挑选给苏共中央政治局核心圈的技侦情报无疑还包括（只要有这种可能）西方对他 们的公开言论的反应。1991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 古尔格涅夫（化名阿尔乔莫夫）公开抱怨称：过去，我们的情报部门为了收集对我 们的领导人的每一项“英明的”意见的反应可是吃够了苦头。这种工作很容易对那 些起初以为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的人造成很坏的影响。 世界各地的克格勃情报站被要求迅速提供对苏联领导人的每一次重要讲话的积 极反应的报告。如果没有这种反应，为了防止政治局不高兴，他们通常会编造一些 这样的反应。到60年代末，由于十六局已经可以破译70多个国家至少是部分的外交 通信，在每周截获的成千份电文中找出这种反应的机会比那些最积极的情报站能搜 集到的反应还要多。 在80年代，东西方的技侦机构都面临着两种可怕的新的技术挑战：光导纤维在 全球电信中的使用和非常先进的加密系统的广泛应用。无论是克格勃还是其他技侦 部门都没有设计出一种系统，可以截取在光缆中像光一样传输的信息。80年代末期， 英国安装了连接200 多个军事设施的、非常安全的光纤传输系统，代号“拳击手”。 同时，麻省理工学院和以色列魏茨曼学院的数学家们研究出了公开关键码加密 系统，后来这种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如菲尔。齐默尔曼的PGP （“非常保密”） 系统，使得任何人只要有一台电脑和一个调制解调器，都可以创建密码。而这种密 码是技侦情报机构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破译的。 米特罗欣所看到的与技侦情报有关的档案截止到1982年底，其中还没有提到克 格勃是如何应对这些新挑战的。但有其他证据很清楚地表明，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 期，苏联的技侦行动仍在继续加强，至少是在数量上。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美国。 北约及中国军队的苏军总情报部的技侦行动的规模比克格勃还要大。到80年代 末，苏联红军已经拥有40个技侦团，170 个技侦营和700 多个技侦连。自从1967年 “宇宙一189 ”号卫星被发射上天之后，苏军总情报部的空间情报局已经将130 多 颗技术侦察卫星送人预定轨道。有60多艘苏联水面舰艇和20多种不同型号的飞机被 用于技侦情报搜集。同时，苏军总情报部和克格勃在苏联国内和世界各地还有大约 500 多个地面技侦情报站。总的算起来，苏军总情报部及克格勃的技侦网大约雇用 了35万名侦听员、情报处理员、密码分析员和其他专门技术人员，他们大部份都来 自军队。而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军事密码局的人数加起来才大约6 —7 万人，只 是苏联的五分之一。苏联情报部门1991年重组之前不久，一位克格勃高级官员在接 受采访时说，技侦行动花去了克格勃总预算的四分之一。 1991年12月，以前的克格勃八局和十六局重新合并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俄联 邦国家通信与信息局（俄语缩写为FAPSI ），负责通信安全、密码与技术侦察。现 在俄罗斯的技侦行动与前苏联比起来规模已经小多了。苏联集团解体引起的后果中 有一条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就是苏联在前华约国家内的150 个地面站大部分都被拆 除了。 但一些在俄罗斯联邦之外的十分重要的地面站却仍然保留下来，其中有爱沙尼 亚的塔林附近的大型技侦中心和在古巴的伦德斯基地（虽然到1993年该基地人员已 经减少了一多半，大约只有1000人）。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国外情报局的情报 站仍然没有侦听站。虽然俄罗斯国家通信与信息局资源有所减少，面对的目标也更 难于对付，而且很可能发觉自己越来越难以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最新技术相匹敌， 但是俄罗斯技侦行动的触角仍然遍布全球。 克格勃绝密档案 特别任务第一部分：从铁托元帅到鲁道夫·努列耶夫 30年代后期，斯大林一直试图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托洛茨基及其主要的国外 支持者进行清算。在1953年去世前，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最后一项行动是计划暗杀约 瑟普。铁托。铁托是在苏联集团内继托洛茨基之后最主要的离经叛道分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恐怖”处于最高潮的时候，铁托曾是受到苏联内务 人民委员会信任的少数几个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大部分南共领导人当时都 流亡在莫斯科）。1937年成为清洗后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之后，铁托曾用标准 的斯大林式的辱骂语言将遭其迫害和清算的同志痛斥为托洛茨基分子、叛徒、宗派 主义者、间谍和反党分子。铁托曾因自己缺乏警惕性而选择了一个后来被发现是盖 世太保间谍的女人作为自己的第一位夫人，而亲自向斯大林表示过歉意。铁托在战 争开始后成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领导人，这之后铁托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络就由一 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约瑟普。科佩尼奇（代号“空气”）负责。战争结束时，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情报站站长萨韦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布塔科夫（代号利斯 特）向铁托的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局长亚历山大。莱卡。兰科维奇赠送了一幅斯大 林画像。兰科维奇（中心给他的代号是“马尔科”）当时十分感动，说这是他能得 到的最珍贵的礼品。在当时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铁托与斯大林之间会在仅隔三年之 后爆发如此大的冲突。尽管后来他本人也很厌恶斯大林主义，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 导人米洛万。吉拉斯后来承认说：事实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反 对苏联一不论是在战前，战争进行中，还是战后……斯大林和苏联始终是我们的坚 强基石和精神力量的源泉。 其实在战争末期就已经有迹象表明，铁托（中心给他的代号是“鹰”）不会像 正在形成的苏联集团国家绝大多数其他领导人那样对莫斯科奴颜婢膝。与其他苏联 集团国家不同的是，南斯拉夫游击队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打败了德国和意大利侵略 者。铁托在欧洲胜利日当天就宣布：“我们不再依靠任何人”，而这无疑是一个预 兆。布塔科夫向中心汇报说：他有不少优点——受人欢迎，长相英俊，表情丰富， 精力充沛，意志坚定，但同时他也有不少缺点：权力欲过强，不谦虚，自大且没有 诚意。他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权威，喜欢被无条件地服从，不喜欢交换意见或是有人 批评他的命令；他容易生气，性格暴躁而且粗鲁；喜欢装腔作势。 布塔科夫还认为铁托在处理英国问题上也缺乏诚意，“虽然他表面上也做出了 反对盟国，尤其是英国的姿态。” 铁托和兰科维奇也很看不起布塔科夫，因为他有从南斯拉夫官邪劫掠珠宝、水 晶、瓷器和地毯的恶习（被派驻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后仍乐此不疲）。1945年 底，阿尔塞尼。瓦西里耶维奇。季什科夫接替布塔科夫成为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 首席顾问，南斯拉夫人称他为季莫费耶夫。 战后，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斯科普里都设 有情报站，同时在南斯拉夫其他地区还设有四个情报分站，这些情报站专横的行为 逐渐激起了南斯拉夫对苏联干涉南斯拉夫事务的越来越强烈的怨恨情绪。中心的一 项调查结果表明，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粗暴干涉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内部 事务，为了获得情报而向他们滥施压力”。如果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领导人拒绝 提供某些情报，他们就暗中向人民保卫局的下级官员索取。但最令贝尔格莱德不满 的还是苏联国家安全部在南斯拉夫招募间谍的行为。铁托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的两 员部下，工业部长安德里亚。海布兰、财政部长斯特里特。祖约维奇已经成为苏联 国家安全部的间谍。令铁托怒火中烧的是1945年苏联曾试图引诱并招募南斯拉夫主 管密码的女官员杜希察。彼得罗维奇。当兰科维奇告诉铁托这件事后，铁托十分生 气：“在我们这儿建立间谍网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马上告诉他们这一点。 ‘而季什科夫却仍在不断地向铁托和兰科维奇的办公室要求给予他本人及南斯拉夫 人民保卫局的苏联”顾问“获知所有南俾拉夫间谍的档案及其行动的权力。 在铁托闹独立的早期迹象中，最让莫斯科感到震惊的是铁托试图建立一个巴尔 于联邦的计划。斯大林认为这是对苏联霸权的潜在威胁。1948年3 月，苏联召回了 所有的顾问，并愤怒地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充斥着意识形态上的异端邪说和英国 间谍。6 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战后共产国际的后继者）开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 并呼吁南共党内的“健康因素”推翻现在的领导。而以前给予铁托的恭维性代号 “鹰‘也很快被改为贬损性代号”乌鸦“。不过斯大林起初过低估计了推翻”乌鸦 “的难度。”我只要动一动小拇指，铁托就会消失。“斯大林这样向赫鲁晓夫吹嘘 道。但是当动一动手指没有任何效果后，”斯大林就把能动的都动了“，但最终还 是失败了。而铁托却依然非常牢固地掌握着南斯拉夫共产党、军队及国家机器。 1948年夏无，苏联国家安全部与南斯拉夫安全与情报局（人民保卫局的后继机 构）之间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情报战。苏联安插在铁托内阁的两名间谍海布兰和祖约 维奇被逮捕。其他暗藏在铁托卫队中的苏联情报人员也被发现，其中职位最高的是 莫莫。尤罗维奇（代号瓦尔）少将。据吉拉斯称，南斯拉夫国家安全与情报局发现 了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一项计划，企图在南斯拉夫政治局成员在铁托别墅的台球室中 休息时用自动步枪把他们全部击毙。南斯拉夫国家安全与情报局也使用恐怖手段来 对付共产党情报局的“叛徒”，其恐怖程度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十几年前对付 “人民公敌”的行动相比，如果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话，至少可以与之相媲美。 吉拉斯非常沉痛地告诉兰科维奇：“现在我们对付斯大林的追随者就像他对付 他的敌人一样！”苏联国家安全部及其盟国的情报机构在苏联集团国家内同时开展 了清除铁托主义分子（大多数都是想象出来的）的斗争。对他们来说最大的胜利要 算是揪出了匈牙利内政部长拉斯洛。拉伊克及其所谓的七个同伙，他们在布达佩斯 举行的、经过反复排练的公开审判中都承认参与了由铁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 一个巨大的阴谋，实际上这个阴谋并不存在。 苏联国家安全部最后一项、也是构思最为巧妙的一项暗杀铁托的计划动用了苏 联最有名的特工之一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此时代号马克斯或是达克斯）。他是 1940年5 月在墨西哥城第一次暗杀托洛茨基的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那次行动差 一点就成功了。在二战期间，他在拉美地区领导了一个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的间谍网。 1951年，伪装成特奥多罗。卡斯特罗，他成为哥斯达黎加驻罗马全权代表（后 来成为全权公使）。因为哥斯达黎加在贝尔格莱德没有外交使团，格里古列维奇也 想办法获得了驻南斯拉夫的非常驻特使的职位。1953年2 月苏联国家安全部向斯大 林汇报称：1952年下半年，为完成自己的外交使命，马克斯两次访问了南斯拉夫， 并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他与一个非常接近铁托政府的社会团体有密切的联系，并且 被允诺可以亲自与铁托交谈。马克斯目前的职位可以使他有机会施展自己的能力， 开展针对铁托的积极措施。 格里古列维奇自告奋勇要求暗杀铁托。1953年2 月初他在维也纳与苏联国家安 全部的高级官员举行秘密会面，并向他们建议了四种干掉“乌鸦”（铁托）的方法 ：1.他与铁托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时，在衣服内暗藏一种无声喷雾器，向铁托喷射一 种足以致命的肺炎病毒（当然这之前，自己要先接种抗毒疫苗）。 2.在铁托访问伦敦时，先从格里古列维奇的朋友——南斯拉夫驻英大使那里弄 到一张为欢迎铁托来访而举行的招待会的邀请信，然后格里古列维奇用无声手枪射 条铁托，之后喷射催泪瓦斯制造混乱，掩护自己逃跑。 3.上述方法也可在贝尔格莱德的外交招待会上使用。 4.送给铁托一盒珠宝，珠宝盒的盒子可以在瞬间弹开，当盒子被打开时，盒内 将释放出一种致命毒气。 苏联国家安全部要求格里古列维奇向中心递交更详细的计划。同时，苏联国家 安全部非常肯定地告诉斯大林，毫无疑问，“马克斯自身的素质以及他从事间谍工 作的经验，使他完全有能力胜任这种任务。” 使用一个受信任的中美洲外交官来执行暗杀铁托的任务是为了尽可能地掩盖苏 联国家安全部插手这件事的事实。用自己的哥斯达黎加化名，格里古列维奇给他的 墨西哥妻子写了一封绝别信，并让她把信公布出去，希望以此进一步证明自己的拉 美身份，如果自己在执行刺杀任务时被捕或被杀也会被认作是拉美人。1953年3 月 1 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向斯大林报告称，很遗憾，马克斯“除掉‘轶托的计划还没 有能够实施。斯大林深夜读到的这份令他十分失望的报告很可能就是斯大林在3 月 2 日凌晨突然中风而亡前读到的最后一份文件了。 斯大林死后三天，暗杀计划就被停止了。同年5 月，由于战前苏联的叛徒亚历 山大。奥尔洛夫开始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关于斯大林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回 忆录，格里古列维奇被匆忙召回了莫斯科。因为奥尔洛夫了解格里古列维奇在西班 牙内战前和内战期间执行破坏任务的内幕，中心担心奥尔洛夫会揭穿格里古列维奇 的身份，但后来奥尔洛夫并没有这样做。对于一头雾水的哥斯达黎加外交部和罗马 使团来说，格里古列维奇和他妻子仿佛是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米特罗欣） 19 80 年关于格里古列维奇的克格勃档案的记录显示，西方情报机构始终都没有人 将失踪的特奥多罗。卡斯特罗与苏联特工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联系在一起。返回 莫斯科后，格里古列维奇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在1958年成为苏联科学 院人种学研究所的高级科研人员。从此他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成了苏联在拉美问 题、人种学和宗教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和权威人士，还担任了苏联一古巴和苏联一委 内瑞拉友好协会的副主席。 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从想方设法暗杀铁托转变为试图安 抚贝尔格莱德。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公开冲突在赫鲁晓夫1955年5 月对南斯拉夫 进行国事访问后正式停止。暗杀在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中远没有在斯大林的外交政 策中那么重要。但暗杀依然像在整个斯大林时代一样，是苏联对付反苏流亡团体领 导人的一个基本政策，这些团体主要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社会民主劳动联 盟等。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书记时，曾下令苏联国家安全部秘密下毒杀害了 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舒姆斯基和东正教大主教罗姆扎。 斯大林时代后，第一个主要的国外暗杀目标是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奥科 洛维奇，他是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劳动联盟主要领导人之一。国家安全部原打算让尼 古拉。霍赫洛夫执行暗杀奥科洛维奇的任务。对霍赫洛夫的训练由苏联国家安全部 国外情报局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亲自负责。霍赫洛夫的教官中包 括苏联柔道冠军米哈伊尔。鲁巴克和全国射击锦标赛五次冠军古德列夫斯基中校。 霍赫洛夫使用的武器是一把电动手枪，藏在香烟盒内。这件武器装有消声器， 所用的子弹是由中心设在哈贾因斯特沃一热列兹诺沃的秘密武器研究所研制的氰化 物子弹。然而，霍赫洛夫的思想却没有斯大林时期的刺客那样坚定。在准备暗杀奥 科洛维奇的过程中，他阅读了社会民主劳动联盟的刊物，思想受影响而发生了动摇。 19 54 年2 月18日，霍赫洛夫来到奥科洛维奇在法兰克福的寓所，他的自我介绍颇 有些令人吃惊：“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他对格奥尔吉说，“我从莫斯科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我暗杀你。”然后他告诉目瞪口呆的奥科洛维奇，他已 经决定不杀他了。后来，他叛逃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开始中央情报局对他还有些 怀疑。 4 月20日，他举行了一场引起轰动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和盘说出了这次暗杀 计划并向世界媒体展示了执行暗杀任务时要使用的神奇武器。 中心对霍赫洛夫闹得沸沸扬扬的叛逃进行了长时间的事后检讨，在这之后，19 55年4 月，“特别行动”成为重组后的第一总局十三处的职责，各情报站中成立了 一个新的F 线（特别行动处）来履行十三处的职能。十三处的主要职能就是配合总 情报部准备并实施破坏行动；实施使用武力的其他“特别行动”，包括绑架和暗杀 ；偷窃西方军事技术（1963年第一总局T 局成立后，这一任务成了T 局的职责）。 在赫鲁晓夫时代以及其以后时期，破坏活动取代暗杀活动成为十三处最主要的 “特别行动”。这些行动的主要任务包括：鉴定要攻击的西方目标，并为苏联破坏 与情报小组（特工组）以及东西方冲突中的当地共产党“抵抗力量”消灭这些目标 做好准备。特别行动处最早的一项任务是在1955年5 月四大国在维也纳签署“奥地 利国家状态协定”之后（该协定结束了盟国战后对奥地利的占领状态）。在苏联红 军撤出之前，克格勃接到指示，在事先挑选好的地方藏匿军火。据米特罗欣所看过 的档案记载，这些地方包括：梅叶林村、莫尔拉姆村、韦纳斯多夫村、海利根克罗 伊兹村、塞默灵村；施蒂夫特一格特韦格修道院以及两个古城堡（施塔海姆城堡和 梅肯施泰因城堡）。克格勃的档案中记录有详细的行动计划以及对上述和其他地区 的书面描述。施塔海姆城堡的藏匿计划显示，在位于一棵古老的松树右侧1.5 米处 的外墙墙缝里藏有一支7.65毫米口径、带有弹夹和ZI发子弹的瓦尔特手枪。另外， 在城堡院中距一棵老梨树1.5 米的地方藏有一支6.35毫米口径、带有弹夹和ZI发子 弹的瓦尔特手枪。在梅肯施泰因城堡，一支7.65毫米口径、带有弹夹和ZI发子弹的 毛瑟手枪被藏在拱形门左边的大石头下的洞里；而一支带有弹夹和25发子弹的瓦尔 特手枪则藏在墙上的裂缝里。 1964年5 月，克格勃维也纳情报站对梅肯施泰因城堡的第二个藏匿地点进行了 抽样检查，结果发现藏匿这些武器的包装已经腐烂，这令他们深感不安。ZI发子弹 中有4 发已经不见了，检查人员推测是掉进了裂缝中更深的地方；而其他门发子弹 则已经损坏，不能再安全使用了。但是瓦尔特手枪，只要把铁锈除掉，还可以再用。 为了谨慎起见，中心决定不再对其他藏匿地点进行检查。 与秘密藏匿武器的地点一样，克格勃档案中关于潜在的破坏目标以及苏联破坏 与情报小组（特工组）的着陆地点记录都非常详细。1959年（可能还更早一些）， 克格勃已经开始系统地侦察大部分——如果不说全部的话——北约国家电力系统、 输油管道、电信系统及重要的工业设施中最脆弱的环节，并将这些地点标明在第一 总局十三处的地图上。1959年夏天，一名克格勃间谍在沃尔姆斯附近的变电站找到 了一份临时工作，以协助做好破坏通过莱茵河的输电线路的计划的准备工作。1959 年12月2 日至30日，一个以苏联电力建设部副部长为首，成员中包括克格勃官员的 苏联能源专家代表团利用在美国访问的机会对美国电站及输电线路中预定要破坏的 目标进行了侦察。 关于将要执行这些或其他攻击任务的特工组的空降地点及基地，档案中都有十 分详细的资料，包括地形、陆标、不同季节的气候、流行风、人口聚居地和当地的 风俗习惯等。如果特工组从海上到达目的地比飞机更合适的话，则还有关于海岸线、 海潮及潜艇和船泊作业的条件的资料。这些资料大部分由驻当地的间谍和获准去西 方国家与家人团聚的苏联人提供。克格勃十三处曾经试图在主要北约国家和日本招 募一些间谍来帮助特工组。十三处的档案中有如下记载：适合从事F 线行动的特工 年龄应该介于20至45岁之间。来自贵族阶层与资产阶级保守派的人不予考虑。而从 事以下职业的人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对象：电工、技工、工具制造工、药剂师、 持证工程师，技术员和熟练工人——特别是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英国，西德， 意大利和日本的公民。那些坚持宗教教义与教规的人是不适合的，同时，那些有酗 酒、吸毒和不良性倾向的人也是不合适的。鉴于所要执行的任务的性质和程序的特 殊性，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挑选那些经常在自己国内及别的国家旅行的人，有自己的 房子，有两个住处，有乡间别墅，农场和大片土地的人。 十三处为战时破坏计划所做的准备工作不可避免地会与总情报部所做的同类工 作有所重叠，而这两个部门之间传统的敌意及不信任使得这种重叠情况变得更加严 重。1960年4 月7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第P －274 －XIVI号决议，要求克格勃 与总情报部更加密切地合作。但是，这一告诫以及其他类似劝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19 63 年9 月冲心抱怨说，总情报部的领导没有认真地与克格勃协调行动。 相比之下，克格勃发现，与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合作反而要更容易一 些。这些国家的情报部门通常情愿扮演一种被领导的角色，并在克格勃的多次特别 行动中提供了大力协助。据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国外情报处处长马库斯。沃尔夫 称，1952年至1986年期间，中心曾向其盟友提供致命的神经性毒剂和毒素，以便开 展“特别行动”之用，而这种毒剂只要一接触皮肤，可以立即致命。沃尔夫声称自 己曾拒绝接受这些东西，而只是要了少量“能使人吐露实情的迷昏药”，并让一位 情报局的医生进行了分析：他回来时恐怖地摇着头说：“如果不在医生的时刻监管 下使用这种药品，那么你想从其嘴里听到真相的人随时可能像一只渡渡鸟一样糊里 糊涂死去。” 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试图表明，自己与克格勃的暗杀计划没有任何关系。比 方说，他声称，克格勃暗杀了社会民主劳动联盟在西柏林的领导人亚历山大。特鲁 什诺维奇，而他们原本只是“试图绑架他”。克格勃的档案记载却与此完全不同。 1954年4 月，一位隐藏在西德的名叫海因茨。格勒斯克的民主德国安全部官员 将特鲁什诺维奇引诱到自己家中，绑架了特鲁什诺维奇并把他交给了在卡尔斯霍斯 特的克格勃。然后，格勒斯克发表声明，称特鲁什诺维奇对西方已经彻底失望，并 且“主动”叛逃到了东德。中心因为此事授予格勒斯克一枚红星勋章。 在赫鲁晓夫时代，虽然克格勃能够得到其盟友的帮助，但它针对社会民主劳动 联盟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的“特别行动”却不都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 为所派遣的刺客有疑惑，不坚定。为了掩盖自己与暗杀社会民主劳动联盟主席弗拉 基米尔。波列姆斯基的阴谋有牵连的事实，十三处雇用了一位德国职业杀手沃尔夫 冈。维尔德普雷特。但和霍赫洛夫一样，维尔德普雷特也怀有二心，决定不执行 “特别行动”，并于1955年12月将此事通知了西德警方。1957年12月，十三处曾试 图使用放射性物质钻（据信这种物质可以很快分解，验尸时可以不留痕迹）毒杀霍 赫洛夫，但也遭到了失败。 然而在遭遇了这一系列失败之后，克格勃却成功的暗杀了两位著名的乌克兰流 亡者：1957年10月暗杀了社会民主劳动联盟的主要思想家列夫。里贝特，1959年10 月暗杀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执行这两次暗杀任务的都 是十三处的杀手波格丹。俾塔申斯基。他在暗杀里贝特时只有25岁。他在卡尔斯霍 斯特接受了克格勃的全面训练。他的暗杀工具是克格勃武器研究所特别研制的一种 喷射枪，其喷射出的一团氰化物气雾可以使人心力衰竭而导致死亡。中心认为，没 有特别疑心的医生将会诊断这种死亡是心脏病突发而造成的，而这种判断无疑是正 确的。为了检验这种枪的威力，斯塔申斯基曾将一只狗带到卡尔斯霍斯特附近的树 林里，把狗绑在树上，然后向它开了一枪。这只狗马上全身痉挛，很快就死了。有 了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作保证，斯塔申斯基等候在昏暗的楼梯里，成功地暗杀了里 贝特和班德拉。1959年12月，斯塔申斯基被召回莫斯科。在中心的欢迎仪式上，当 时的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宣读了一份嘉奖令，表扬斯塔 申斯基“完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国家任务”，并授予他一枚红旗勋章。斯塔申斯基 被告知在派往西方执行3ygs年的“特别行动”任务之前，他将被送去强化他的英语。 但是，和霍赫洛夫及维尔德普雷特一样，斯塔申斯基在其西德女友英格。波尔 （他们于1960年结婚）的鼓励下，对自己的杀手职业也产生了二心。1961年8 月， 就在柏林墙封锁从东德逃往西德的路线的前一天，这两个人叛逃到了西方。斯塔申 斯基供认了自己暗杀里贝特和班德拉的事实，于1962年10月在卡尔斯鲁厄受审并被 判处8 年徒刑。法官宣布，真正的罪犯是把政治谋杀作为一种惯用手段的苏联政府。 这件事也导致了克格勃领导层的迅速变动。据在斯塔申斯基叛逃四个月之后也投奔 西方的阿纳托利。戈利岑称，这件事直接导致了至少17名克格勃官员被撤职或降职。 更重要的是，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的叛逃使得克格勃领导和苏共中央政治局 不得不重新审视暗杀行动的风险。由于惧怕再引起霍赫洛夫式的记者招待会和对斯 塔申斯基的审判所造成世界性的影响，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再把暗杀作为在苏联集团 国家外惯常的政策手段，而只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加以运用，例如1979年12月暗杀 阿富汗总统哈菲祖拉。阿明。 克格勃不再热衷于搞暗杀活动，而这一改变的最大受益人可能就是尼基塔。赫 鲁晓夫。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特内承认，1964年，密谋把赫鲁 晓夫赶下台的势力的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召见了他，要求弗拉基米尔。谢 米恰斯特内采取行动让赫鲁晓夫“消失”。谢米恰俾特内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他 同意监听赫鲁晓夫的秘密电话线路。在克格勃的帮助下，这些密谋者们成功地对赫 鲁晓夫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1964年秋天当赫鲁晓夫去黑海度假时，他的同事们还 面带微笑为他送行。但当他在10月13日被召回参加主席团紧急会议时，只有谢米恰 斯特内和一名克格勃高级安全官员在机场迎接他。谢米恰斯特内告诉他：“他们现 在都聚集在克里姆林宫等您。”赫鲁晓夫无力回天，没有进行任何反抗便投降了， 同意以“年龄和健康原因”辞职。这之后，他成了一个被完全忘记的人物，媒体上 再也看不到他的消息，直到1970年《真理报》上才出现了一则宣布他死亡的消息。 虽然暗杀减少了，但中心在60和70年代却对与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 击队与恐怖组织的合作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1961年1 月，赫鲁晓夫公开宣称苏 联将援助“民族解放运动”。三个月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援从猪湾入侵古巴的行 动遭到了失败，这更加坚定了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政策的决心。8 月3 日，在莫斯科 举行的华沙条约领导人的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好好教训一 下帝国主义！”中心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可以教训帝国主义、同时又能掩盖克 格勃参与此类行动的事实的方法。 反对“主要对手”的全球进攻战略于1961年由谢列平策划完成，并获得了赫鲁 晓夫的同意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这一战略设想，不仅要利用民族解放运动来 对抗美国及其盟友，还要利用它来推动“推翻亲西方的反动政府的武装起义”。其 中最受克格勃重视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是新近在尼加拉瓜成立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 线，这个组织非常希望能以古巴革命为榜样，推翻亲美的、残暴的索摩查王朝。这 个组织的领导人，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代号“水文学家”，被中心描述为 “一个值得信赖的间谍”。桑解阵游击队构成了1966年克格勃在美墨边境上建立的 破坏与情报小组的基础，该小组还在休达华雷斯城，蒂华纳和恩塞纳达三地建立了 支援基地。该组织的领导人曼努埃尔。拉蒙。德赫苏斯。安达拉。乌贝达（代号 “普里姆”）还去莫斯科接受了特别行动训练。在美国边境地区，他们的主要破坏 目标是军事基地，导弹发射场，雷达站和从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到加利福尼亚州 的科斯塔梅萨的石油管道（代号“斯达特”）。他们在美国沿海挑选了三个地点作 为特工组的登陆点，在那里还准备了大容量的“窝点”，用以藏匿地雷，炸药，雷 管和其他用于破坏行动的材料。一个代号“土星”的援助小组被赋予了一项任务， 利用到美国打短工的墨西哥人的来往过境活动来掩护情报人员及武器的过境。“土 星”行动的指挥部设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距美国边境50英里的恩塞纳达镇的一个旅 馆里，这家旅馆由一名在苏联出生的代号‘老板“的间谍所有。”老板“的两个儿 子都出生在墨西哥，但都被克格勃认为是”爱国俄侨“，他们俩在美国拥有一家加 油站，这家加油站成了隐藏特工组人员及其装备的地点，同时也是在美国境内实施 破坏活动的基地。 十三处（1965年重组为五处）还想把在美国北方的邻国加拿大，也像美国南方 邻国墨西哥一样，作为特工组进人美国进行破坏活动的另一个基地。1967年，克格 勃侦察了加美边境的几个人境地点，其中包括伍兹湖和明尼苏达州的美加大瀑布附 近地区，以及蒙大拿州国家冰川公园地区。克格勃认为他们在蒙大拿州的目标就是 弗拉特黑德大坝——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第五处在大坝下游三英 里的南福克河上找到了一个地点（代号“多里斯”），打算破坏建在这儿的陡峭山 崖上的几座高压电线铁塔，要修复这些铁塔将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计划在执 行这项破坏任务的同时，由特工组的突击队在夜里对亨格里霍斯大坝进行袭击，控 制该大坝几小时，并破坏大坝水闸。 但是破坏目标最多的州很可能还是纽约州。在这里，特工组沿特拉华河设有基 地，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的春天公园以及其他地点也设有基地，他们计划 破坏整个州的电力供应，然后躲进阿巴拉契亚山脉。在查看十三处与五处的有关这 些攻击目标的档案时，他们对所有目标进行的侦察的详细程度总是让米特罗欣十分 吃惊。以纽约港（代号“花冈岩”）的档案为例，所列资料包括轮船停泊处、仓库、 通信系统、港口人员以及安全程序的详细情况。而且像其他类似档案一样，该档案 还详细标明了港口最薄弱的环节。 加拿大作为克格勃开展针对美国的“特别行动”的基地的同时，本身也是克格 勃的一个重要目标。1959年，克格勃设在握大华的情报站开始实施“雪松”行动， 用了12年的时间对加拿大的炼油厂及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横穿整个加拿大到蒙特利 尔的输油、输气管道进行了规模宏大而且十分详细的侦察。对每一个目标都从不同 角度进行拍照，并且标明了其最易受攻击的地点。同时在小比例尺地图上还清楚地 标明了破坏行动最适合的进人路线及行动结束后的最佳撤退线路。 在北美开展的F 线行动只是一个更大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已。在与北约的较量中， 莫斯科计划在这些国家的后方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分裂活动。他们还设想在仅次于 战争的危机（在米特罗欣看到的档案并没有给出具体定义）中，采取一些规模相对 小一些的破坏活动。在欧洲，设在北约国家及一些中立国家（奥地利，瑞士及瑞典） 中的情报站被要求每年制定破坏4 到6 个主要目标的详细计划。例如，1964至 1966年，在西德的F 线（特别行动处）的“特别行动”计划包括以下目标：从威廉 港到韦瑟灵的石油管道；威廉港和下普法芬霍文的油库和润滑剂仓库；设在布劳魏 勒和罗默斯基兴及法伊诺村的主要变电站；不莱梅港的北约军事运输基地；联邦德 国政府的战时掩蔽部；基尔的霍尔瓦德斯维夫特船坞和不莱梅在威悉河上的船坞； 以及设在米绍的美军主要武器库。在中心的指示下，波恩情报站购置了联邦德国国 防军士兵制服以及铁路职工、林场工人、猎场看守人及修路工人的工作服，以供执 行破坏任务的特工人员伪装之用。特工组的空投地点选在黑森林和巴伐利亚地区。 破坏活动所用的武器与无线电设备则被藏在目标附近的“窝点”里。特工组的标准 武器装备装在专门设计的、能够长时间保存的贮藏箱中，这些武器装备包括：炸毁 铁轨的装备；一个“乌龟”型地雷和三个备用炸药包；4 个乌戈洛克装置（米特罗 欣笔记中并没有指明用途）；专门设计的用来破坏高压电传输塔的主要支撑架的炸 药；36米长的引爆导火索；2 个可延迟2 小时的“铅笔”型起爆器。每个隐藏武器 的地方可能不止藏有一个武器装备贮藏箱。而无线电发射器与接收器通常是藏在不 同地点，有时他们还为特工组提供当地的货币。例如，1965年8 月，在波恩附近的 特雷祖贝茨窝点即放置了10万德国马克；十年后克格勃曾多次试图寻找这个地点， 但一无所获，最后这笔钱也就只好注销了。 意大利被中心分为四个行动地区，每个行动地区都设有特工组的两个空降点和 基地，这四个地区是：阿尔卑俾山山麓地区（空降地点设在威尼斯附近和米兰一都 灵地区）；其余的北方地区（空降点设在阿尔诺山谷和里窝那一比萨一佛罗伦萨地 区）；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特工组的所有空降地点都必须有大约IXI.5 －2 公里 面积的平地，且不能有高大建筑。在每个行动地区，大量的武器装备都被藏匿在经 过考验的间谍所拥有的土地或建筑物中。无线电设备和钱则被藏在窝点里。罗马情 报站受命去购买军人、警察、猎场看守人、铁路工人及林场工人的制服，以及空降 地点附近居民的典型服装。为便于特工人员在意大利最北部地区的活动，当地的情 报站受命设法弄到意大利军队驻阿尔卑斯山部队的徽章。特别行动处负责准备每个 空降地点方圆120 公里内的所有电力传输线、石油管道、大桥、隧道以及军事设施 的详细资料。中心还希望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抵抗组织成员能协助克格勃的破坏行动， 为此特别行动处还准备了有关他们的四大卷资料。 克格勃五处对他们所有的目标国家都制定有类似的破坏计划。所有特工组的空 降地点被称为“跑道”，而所有基地都被称为“蜂窝”。冷战最危险的遗留物就是 克格勃为其特工组所准备的、暗藏的武器及无线电设备，这些武器装备至今仍散布 在北美、西欧及中欧的大部分地区、以色列、土耳其、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米特 罗欣的笔记中有克格勃在某些国家中的武器装备藏匿地点的详细记载。一些藏匿地 点装有“闪电”爆炸装置，用以在藏匿点被别人强行打开时炸毁其中的武器装备， 这种装置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实际上，可能已经有一、两个藏匿点引起了爆炸，只 不过爆炸原因被错误地归咎于其他原因罢了。 1998年下半年，瑞士政府开始拆除米特罗欣所说的设在伯尔尼附近树林中的无 线电设备藏匿点，在用水炮冲洗时发生了爆炸。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警告说， 如果发现了这种藏匿点，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任何想移动（克格勃）贮藏箱的人 都可能被炸死。”在比利时，三套无线电设备被安全地从克格勃的三个贮藏箱（代 号分别ALPHA －l ，ALPHA －2 和ALPHA －5 ）中取出。由于克格勃在冷战时期藏 匿的数目不得而知的无线电及武器贮藏箱十分危险，现在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已经没 有理由不对藏匿品所在国的政府说明具体的藏匿地点了。 十三处及其继任者除了利用克格勃情报站的特别行动官员执行特别任务或监督 其特别行动外，它们另外还有一小批受过破坏技术和其他“特别行动”训练的特工， 他们被不停地从世界各地的一个个破坏目标地送往另外的目标地。这其中最为活跃 的是伊戈尔。维塔利耶维奇。沃伊泰茨基（代号保罗）。他从1956年就开始接受特 工训练，当时他年仅23岁。沃伊泰茨基的父亲，格列布。帕夫洛维奇。什利亚津在 1937年苏联大恐怖时代的最高潮时期自杀了。他的母亲，索菲妞。达维多夫娜。鲁 德尼斯卡妮是一名音乐教师。帕夫洛维奇自杀后她又和维塔利。潘捷列耶莫诺维奇。 沃耶泰茨基——一位高尔基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导演结了婚。据沃伊泰茨基说，他真 名叫“埃米尔。埃夫拉尔特”，他的父亲恩斯特。埃夫拉尔特是比利时人，他的母 亲名叫黑德维希。马尔塔。阿尔特哈默，是个德国人。恩斯特。埃夫拉尔特从19 33 年开始就住在俄罗斯了；而黑德维希。马尔塔。阿尔特哈默根本就不存在。但是， 一位代号“拉格”的在比利时的埃诺省贝勒库尔社区工作的克格勃间谍为他们伪造 了一份社区记录，这份记录显示保罗和他的这个并不存在的母亲从1943年10月15日 至1944年12月14日期间在此地居住。有了这份有力的记录以及克格勃第一总局（国 外情报局）特工处提供的伪造的身份证明，保罗于1962年门月8 日用埃米尔。埃夫 拉尔特这个名字获得了比利时护照，并且持此护照来到了英国。 1963年1 月30日，沃伊泰茨基在多佛注册办公室与另一名克格勃特工尤利姬。 伊万诺娃。戈兰科娃（代号弗吉尼亚）注册结婚，这样后者就可以申请真实的比利 时身份文件，用来代替她以前持有的伪造的西德护照。在戈兰科娃的协助下，沃伊 泰茨基开始全力为第十三处服务。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北爱尔兰，任务是在那 里为特工组挑选空降和登陆地点。然后他侦察了在苏格兰的降落地点，同时还为苏 格兰共产党的战时“抵抗运动‘组织找到了非常合适的基地，准备了可以容纳大量 破坏设备的窝点，查明了输油管道的薄弱环节和其他目标，并挑选了执行破坏行动 的间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沃伊泰茨基还在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希腊、香 港、以色列、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和美国执行过类似的任务（这很可能是执行 破坏活动的特工的第一次世界旅行），1975年他成为特工教练。 虽然克格勃第一总局在60年代显著加强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但却越来越偏离了 “特别行动”处的传统职业——消灭住在国外的“人民公敌”。米特罗欣所看到的 克格勃档案所记录的60年代到70年代的主要暗杀目标都是克格勃自己的背叛者，这 些人都是在缺席秘密审判中以叛国罪名被处以死刑。尽管追捕这些人可能在西方造 成更多的不利影响，但中心仍决心不让这样一种信念在克格勃人员中扩散，那就是 背叛者能够逃过他们应受的惩罚：克格勃必须加强对敌人及通敌者的憎恨情绪。那 种认为情报部门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有损失的怀柔政策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在会议上或是报告中，背叛有时也被称作是损失。损失的本意是行动上的失败，往 往是敌人通过巧妙的引诱造成的。而背叛则不同，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通常会引 发对背叛者道德上的宽恕，并会产生认为背叛者是敌人情报机关的牺牲品的想法。 通改者必须受到惩罚。惩罚他们可以用以下的词句来形容：“人人都憎恨背叛者犹 太”，“对于一只唯利是图的狗，应该在它。C 脏上插上一根铁钎子”，“背叛者 就是自己的谋杀者”。 中心对于1961年12月赫尔辛基情报站阿纳托利。戈利岑的叛逃所造成的损失十 分担心，从而下定决心阻止叛逃事件再度发生。由于没有意识到戈利岑越来越离谱 的阴谋理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造成的混乱，克格勃将他的叛逃看成是一次严重挫折。 他的叛逃促使中心对其在苏联境外消灭背叛者的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检查。1962 年11月，接替谢列平任克格勃主席刚一年的谢米恰斯特内批准了克格勃第一总局局 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和三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 里班诺夫联合提交的一项关于实施打击“特别危险的背叛者的特别行动”计划，该 计划指出：鉴于这些出卖国家重要机密给敌人并对苏联造成重大政治损害的背叛者 已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将在国外执行。 被列人死刑名单中的最早的背叛者是前苏军总情报局密码管理员伊戈尔。古森 科，他在1945年叛逃到了西方。其余的都是近年来克格勃的叛逃者，他们是：阿纳 托利。戈利岑、彼得。杰里亚宾、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弗拉基米尔和叶夫多基哑。 彼得罗夫夫妇、雷诺。海哈年、尼古拉。霍赫洛夫和鲍格丹。斯塔申斯基。谢米恰 斯特内批准的计划授权第十三处训练杀手去执行这些背叛者的死刑。克格勃第一总 局反间处（后来升格为K 局）与第二总局进行合作完成下列任务：反间处负责追查 背叛者在国外的行踪，第二总局主要负责监视这些叛逃者在苏联国内的亲人与朋友， 监视他们的通信联络并对他们的住处进行定期检查。对戈利岑来说，克格勃希望他 能从隐藏的地方出来，向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提供证词，这样克格勃就有机会暗 杀他。 1964年美国报纸上有报道称，曾出卖了威利。费舍尔（化名鲁道夫。阿贝尔） 的前苏联特工雷诺。海哈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人员被告知 这起“车祸”是第十三处精心策划的。虽然实际上克格勃并没有介人海哈年之死这 件事，但是大部分驻外情报官员都被自己上级的假情报所欺骗。中心即使是对自己 的下属也不愿意承认这样＿个真相，那就是很少能成功地追踪到那些列人“特别危 险的背叛者”名单上的人，而且即便是追踪到了，也很难想出没有风险的暗杀方法。 在20世纪60年代，要在国外消灭的“特别危险的背叛者”名单上又多了几个名 字。其中第一个就是尤里。诺先科，他作为在苏联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代表团里工作 的克格勃官员，于1962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了秘密接触，并于1964年1 月叛逃 到了美国。但是与1962年“特别危险的背叛者”名单上其他叛逃者不同的是，诺先 科受到了监禁，并没有被处死。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监禁他的并不是克格勃， 而是他所投靠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戈利岑声称，克格勃可能派出了不少假背叛者， 企图促使西方对他产生怀疑。他说诺先科就是克格勃派出来的假叛逃者之一。可悲 的是，听取诺先科汇报的人，如中央情报局反间处处长安格列顿真地相信了戈利岑 的话。他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抓诺先科所讲述的内容中的漏洞和矛盾，例如关于 他的级别问题方面的混乱上面。同时他们还错误地认为，诺先科的一些情报准确得 让人难以置信，例如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他正确地报告说，中心关于奥斯瓦尔德 的档案显示，克格勃认为他心理上不够稳定，所以尽管他在苏联住过，仍不愿意把 他当作间谍用。诺先科不附和戈利岑的阴谋说法，而中央情报局竟愚蠢地把他这一 点当成是可疑的，而不是合理的。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处反间小组的主管，皮 特。巴格利说：“诺先科使得每件事听起来都没有戈利岑说的那么阴险。在我看来， 戈利岑的话更可信一些。”因为审问他的人坚持说诺先科承认自己是克格勃的卧底， 诺先科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关押了四年零八个月，关押条件非常恶劣，既不准他阅读 任何书刊，也不允许他与外界接触。这个案件处理得如此愚蠢，如此错误，在美国 情报史上还很少有先例。 然而克格勃并不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诺先科抱有错误的怀疑态度。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当诺先科被单独囚禁在监狱中饱受煎熬时，中心正在制定一个计划，准 备趁他和戈利岑参观1967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举行）时， 由特工保罗将他们暗杀。 特工叶夫根尼。龙格（代号马克斯）和他的妻子瓦连京娜。拉什（代号吉娜） 在1967年10月在西德投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们的情况又一次有力证明中心 仍然无法对其背叛者成功地进行追踪。按照给背叛者起侮辱性的代号的传统习惯， 克格勃用“饭桶”这个名字取代了马克斯原来的代号。与在他之前的其他叛逃者一 样，他在缺席情况下被秘密判处死刑。为了追踪并除掉龙格，在几个苏联集团国家 的情报机关的协助下，克格勃展开了“特列佐尔”行动，为了这次旷日持久的行动 克格勃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却没有成功。克格勃对龙格在苏联和东、西德的50多 个朋友及亲友进行了监视，他们经过苏联集团国家的通信都被打开进行检查，他们 的家都被窃听并被秘密搜查。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启动了一项代号“眼镜蛇”的支 援行动，企图感化瓦连京娜。拉什的姐姐雷娜塔。路德维希和她的一个住在西柏林 的亲戚恩斯特。布赫霍尔茨。但经过十五年的努力他们仍没有成功，“眼镜蛇”行 动最终只好取消了。 克格勃同时也在寻求其他苏联集团国家情报机关的帮助，希望找到一个能在北 美对龙格实施暗杀的杀手，因为克格勃认为他藏身在北美。中心比较满意的是一位 出生在匈牙利的西德罪犯，代号“美洲虎”。他是被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招募来对 反共的匈牙利流亡者开展“特别行动”的。1968年7 月1 日，“美洲虎”炸毁了在 慕尼黑出版流亡者刊物的“多鹅河印刷厂”。同时他还在两家匈牙利移民报社的编 辑部里放火，致使其中一家停业。为此，他从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那里得到了4 万 匈牙利福林和1000西德马克的报酬。克格勃对“美洲虎”在慕尼黑的“特别行动” 十分满意，决定雇佣他进行“特列佐尔”行动。“美洲虎”看了龙格和他妻子的照 片，同意为克格勃服务。但是，当他去了美国后，就拿着克格勃给他进行活动的钱 失踪了。在他失踪后，中心向东德国家安全部和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部询问他们是 否与美国的黑帮或是黑手党有联系，看看能不能收买他们当中的人去干掉龙格。但 是东德国家安全部和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部都找不到合适的杀手。 在消灭主要背叛者的同时，十三处和五处同时也负责对那些罪不致死的背叛者 实施轻一些的处罚行动。1962年11月，他们制定了一项针对背叛者，世界著名芭蕾 舞演员鲁道夫。努列耶夫的行动计划，这些行动也被称为“特别行动”。努列耶夫 是1961年随基洛夫芭蕾舞团进行巡回演出时，在巴黎的布尔歇机场叛逃的。在他叛 逃之后，克格勃立即展开了恐吓行动。在他为西方演出公司进行的第一场主要演出 的晚上，他要出演的是一部巴黎版的《睡美人》中的“蓝鸟”角色，这时他同时收 到了他父母和他的芭蕾老师的信，恳劝他不要背叛自己的祖国。但努列耶夫去意已 决，演出时他发现有人在干扰他的表演：我刚一出台……就有人开始大喊大叫，几 乎淹没了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声。我跳“蓝乌”舞时，舞台脚灯根本照不到我身上… …我很清楚是有一些共产分子企图破坏我的表演。我基本上听不到音乐，而且可以 看到有人往台上扔碎玻璃片状的东西，但我还是坚持跳了下去。 克格勃初步的恐吓行动失败了。1962年2 月ZI日，努列耶夫与玛戈特。芳廷联 袂在伦敦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举行浪漫芭蕾舞剧“吉赛尔”的首场演出。这场演 出引起了巨大轰动。对那些看过这场令人难忘的演出的人来说，很清楚的一个事实 是，世界舞蹈史上最伟大的一对搭档已经诞生了，从他们不得不谢幕23次的事实也 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令中心十分生气的不仅仅是人们居然对一个声名狼藉的叛 徒给予了这么高的赞赏，更可气的是努列耶夫几个月后就发表回忆录，声称自己在 西方“投奔了自由”。虽然1962年11月制定的针对主要背叛者的计划并没有具体针 对他的“特别行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该计划的内容来看，以后发生的事肯 定将要比向台上扔碎玻璃片严重得多。后来，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主要领导还讨论过 弄断努列耶夫的一条或两条腿的计划（但并没有得逞）。 1970年夏天，与努列耶夫同时代的一位著名舞蹈家纳塔利哑。马卡罗娃，乘基 洛夫芭蕾舞团在伦敦皇家节日剧院演出时叛逃了。克格勃在她的叛逃报告中把她描 述成一个“政治上不成熟，思想品质低劣”的人。但实际上，她出逃的主要原因和 努列耶夫一样，是为了在艺术上有更大的自由。克格勃第一总局与第二总局的主要 领导在一份联合备忘录中建议，如果可以找到对努列耶夫下手的方法，而且在这个 方法中又没有明显的克格勃参与的痕迹，那么对马卡罗娃女士也应该实施相似的行 动。当然，像通常一样，在他们的备忘录中，对这些身体伤害的描述用的都是非常 委婉的官僚语句：根据对努列耶夫先生采取的旨在降低他的职业技能的特别行动的 结果，（克格勃）应该考虑对马卡罗娃女士也采取相似的行动，以便对她即将在英 国和美国进行的演出造成消极的影响，并使得这种影响显得是她所投奔的国家造成 的。如果英国宣传机构积极行动起来点利用她提供的资料抵毁苏联的话，则必须采 取进一步的行动。 中心找到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希望能够得到一名隐藏在马卡罗娃要去演出的公 司中的间谍的帮助。有一次，由于后台布景中的一根横梁突然落下，致使马卡罗娃 受了一些轻伤。但是米特罗欣看到的档案里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次事件到底是克格勃 针对叛逃的芭蕾舞演员采取的第一次险些成功的“特别行动”，还是只是幕后工作 人员笨手笨脚造成的失误。 1960年，由于原本就犹豫不决的、执行暗杀任务的杀手鲍格丹。斯塔申斯基的 叛逃，致使克格勃针对居住在西方的背叛者展开的行动遭到了彻底失败。虽然付出 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去追踪这些背叛者，并准备暗杀或致残他们，但实际上中心所 宣传的唯—一次成功的暗杀行动——暗杀海哈年——也完全是一个骗局。而纳塔利 姬。马卡罗娃的轻微受伤与克格勃有关也只是一种可能。然而更可能的是，克格勃 在一直到1970年的60年代对这些叛逃者的追踪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 附录1 ：拆除“闪电”爆炸装置指南克格勃第一总局S 局向各情报站下发的从 装有爆炸装置的贮藏箱中取走无线电发射器的正确程序如下：l.从土里将贮藏箱挖 出时，注意千万不要轻易碰到手柄。挖掘时，要将贮藏箱的带有手柄的表层全部露 出地面；取走盖在贮藏箱上的木板和胶合板。 2.只有在拆除了爆炸装置后，才能转动手柄，使贮藏箱倾斜，将其从洞中取出。 3.为了拆除爆炸装置，必须有一节3.5 伏以上的可装在0 袋中的电池。在电池 两端接上两根大约30－50厘米长的电线，电线头上装上探针（钉子或针）。 4.在没有将贮藏箱从洞中取出的情况下，将电池的一端接在贮藏箱箱体上，而 另一端则接在贮藏箱左边（从贮藏箱盖正对操作者的角度而言）的锁上。在接线之 前必须将贮藏箱及锁上的油漆除掉。 5.与电池接通之后，将会听到贮藏箱内部发出“咋《‘一声；这说明爆炸装置 已经被成功拆除。如果没有这种声音，检查连线的接点并重复拆除程序。 6.如果拆除程序重复后，仍没有听到“十哈”声，严禁从洞中取出贮藏箱，而 且洞必须重新掩埋好。 ——打开贮藏箱拆除双向无线电中的电子起爆器；——打开挂锁，并用藏在贮 藏箱内的钥匙打开贮藏箱的盖子。拧开四个螺丝，拆除包在几10T 包装内的双向无 线电装置上方的金属罩；——切断贮藏箱与ALIOT 包装之间所有的电线，将整个包 装盒从贮藏箱中取出。 附录2 ：伯尔尼情报站设置的装有爆炸装置的无线电设备藏匿点示例1966年5 月15H ，克格勃驻瑞士伯尔尼情报站展开了一项行动，将一个装有爆炸装置的、号 码为62447 ／2329的BR－3U型间谍用无线电发射器藏到在一个代号“第三窝点”的 隐藏点。1972年7 月，该情报站接到命令要求检查发射器隐藏的地区并筹划将这一 装置取出的行动。S 局将通往这个窝点的路线以及窝点的具体位置通知了伯尔尼情 报站：第三藏匿点沿阿旺什公路离开弗里堡。离弗里堡大约6 英里远的地方，该公 路穿过贝尔福镇。 当你离开贝尔福镇时会发现在路的右边有一个农场。在离农场大约100 米的地 方，右边有一条小路直通一座小山上的树林。这条小路的入口刚好正对着一个铁路 叉路口。 沿小路一直走到树林边，那里有一个被树木掩盖的小教堂，教堂里有一幅圣像 以及供人们坐的板凳。 在树林边上有一条小路从教堂旁穿过。从小教堂左边（从正对小教堂的方向而 言）沿小路走55步。就在这里，你会发现你的右边有一个刻有FC字样的石柱，在石 柱的左边有一棵大松树（，J 、教堂与石柱间仅有的一棵）。现在从，J 、路边上 开始数步。从，J 、路的右边走，穿过松树和石柱，走36步后，你将会发现自己在 两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之间，这是这里仅有的两棵大树。两棵大树相距仅3 步。两棵 大树之间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藏匿点。 如果没有汽车，可以从弗里堡乘火车，在贝尔福下车，然后步行到藏匿点。从 贝尔福火车站到藏匿点大约有1500米。 藏匿点内有三样东西：一个手提箱，一个防水包裹和一块石头。 手提箱上装有爆炸装置，在被放入藏匿点之前，该爆炸装置已经由“闪电”系 统启动。 在手提箱的上面有一块木板，在藏匿点被打开时用来保护手提箱的手柄不受碰 撞。 在靠近藏匿点中心的地方，有一个玻璃坛子被埋在地下30厘米处，在手提箱上 方有一根15厘米长的金属线垂直插入地下，金属线上端距离地面5 －7 厘米。放置 这些东西的特殊作用就是用来检查是否有第三者打开过藏匿点。同时，也可以在挖 掘时作为标i 己。整个藏匿点的深度是1 米。手提箱中装的是BR－3U无线电发射器。 检查过该地区之后地尔尼情报站向中。G 报告说，因为缺少用来覆盖的树叶， 很难掩盖挖掘的痕迹。而且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借口让实施操作的官员在藏匿地区呆 上一、两个小时，因为那很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S 局最后向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领 导建议放弃这个藏匿点，部分原因是难于挖掘，部分原因是因为“闪电”爆炸装置 的保存限期已过，这可能会使得取出无线电发射器的工作十分危险。中心最后批准 了这个建议。 1998年12月瑞士联邦警察按照米特罗欣档案中的上述搜索指南，最终挖掘了这 个藏匿点。正如特工处所预料的，“闪电”爆炸装置已经很不稳定，用水炮一冲就 爆炸了。 附录3 ：罗马情报站设置的无线电藏匿点示例1.通往“梅热泽尼”藏匿点的路 线及藏匿点具体位置说明1962年4 月15日，一台号码为609072／9126的BR—3U无线 电发射器被装在防水包裹中，藏进了“梅热泽尼”藏匿点。 “梅热泽尼”藏匿点位于z 巨罗马30公里的阿尔巴诺湖和内米湖之间的一片树 林中，具体位置在从罗马到韦莱特里的公路的右侧，距离维亚代拉吉大约50米的地 方。 从亚壁古道离开罗马，出行17公里后（钱皮诺机场的最南端）向左转，进入通 向韦莱特里的维亚代拉吉。沿着维亚代拉吉向前直到13公里里程碑处，然后再沿同 样方向从里程碑处往前走120 米，那里有一条大路向右直通一片树林。 沿着这条路走90米会有一处叉路0 ，选择右边的那条，右边的这条小路的入口 处距离大路上的四块大石头10米。 这两条小路分别通向小山的两侧。从叉路口选择右边的小路走15米后向左转， 向山上爬7 －8 米。山顶和山坡上到处都是挖完树后留下的大坑，其中有四个大坑 紧紧相连。 放置贮藏箱的藏匿点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坑，旁边是一个不规则的8 字形的大坑。 从大坑的底部，朝着小路分叉处的方向挖有一个小洞，装有双向无线电设备的 大箱子就放置在洞里。坑里填了一些泥土和石头，厚度为55－60厘米。在洞里藏好 箱子后填土到25厘米时设有第一个标记：两条斜插过该点的绿色电线，然后又填上 50厘米的土，放着一根斜插过该点黄色电线。然后上面再填上55－60厘米厚的土。 在坑的对面有一块大石头。 如果从罗马出发，维亚代拉吉和阿里恰一罗卡迪帕帕叉路口到通往树林大路的 距离是1450米。 （考虑到藏匿点所藏物品可能已经开始损坏，已不太安全，罗马情报站于1970 年2 月6 日掏空了这个藏匿点。） 2.通往马里诺藏匿点的路线及藏匿点的具体位置1662年9 月20H ，有两件东西 被放入了马里诺藏匿点：一本记载着取出及包装双向无线电设备的方法的笔记本， 一个装有双向无线电操作指南及双向、单向联络计划的胶囊。所有材料都用英文记 载在软胶片上。 马里诺藏匿点就在一棵古树的巨大根系的缝隙中。 藏匿点位于离开罗马后沿维亚代拉吉前行6 ／k 里处。顺着罗马到阿尔巴诺的 公路，然后左转进入维亚代拉吉，前行6.3 公里。从6 公里界碑处，公路在马里诺 村前有一个急转弯。在弯道中部，公路左右两边各有一条没有铺碎石的乡间小路。 公路与右边的小路之间有一块地方长满了高高的灌木。在这些灌木当中，距公路约 25米处有一棵古树。马里诺藏匿点就在这棵大树下，在背向公路的一边的树根下距 地面约25厘米的地方。 两样东西都用玻璃纸包着，放在一个18X10X4 的金属盒中，盒子的边上已经被 用绝缘胶带封起来。 所有东西都被泥土覆盖，上面还压了一块石头。 （1970年2 月7 日，罗马情报站腾空了这个藏匿点） 由于数目不得而知的藏匿点都设有爆炸装置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处于十分危险的 状态，出于对公众安全的考虑，我们不能公开克格勃无线电设备及武器装备藏匿点 的具体位置。 克格勃绝密档案 特别任务第二部分：安德罗波夫时代及其以后 1967年，安德罗波夫当上克格勃主席后，立即宣布他打算恢复克格勃的“特别 行动”，作为冷战时期推行苏联政策必不可少的工具。他宣称克格勃一局（国外情 报局）“必须采取进攻，使敌人行动陷于瘫痪，并使他们在不利状态下卷人斗争”。 两年前，由于对负责克格勃第一总局特别行动的十三处的最近一些成绩不甚满 意，将其改组为五处。为响应安德罗波夫“发动新的进攻，使敌人的行动陷于瘫痪” 的号召，五处的的工作重点便成了“政治性的特别行动”——和平时期运用破坏行 动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推行苏联政策。各驻外情报站特别行动处的官员被要求在策划 特别行动时必须发挥更多的独创性，使克格勃的插手不被察觉。所有新策划的破坏 行动在被提出时都使用统一的标准代号和暗语。如称每一次破坏行动为一支“百合 花”，炸药为“一束花”，雷管为“小花”，爆炸为“洒水”，行动人员为“园丁”， 等等。 安德罗波夫时代初期最重要的一次特别行动是在希腊进行的。1967年4 月希腊 一群陆军上校夺取了政权，架空内阁并宣布军事管制。希腊共产党被迫转人地下， 其领导人与莫斯科一度失去联系。1967年7 月克格勃正式接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指令，要求恢复与地下党的联系（毫无疑问这项任务早已开始），并给予“政治 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物质援助”包括财政补贴（通常交给驻布达佩斯的党代表） 并协助准备开展游击战。克格勃总部决定五处1968年的主要任务是在希腊领土上建 立一些破坏和情报小组（特工组），以便准备进行暴动，推翻军人统治。五处还作 了在意大利开展游击战的准备。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十分害怕出现像希腊那样形式的 军事政变，他们请求苏联帮助意大利党进行准备，以防万一，因为该党有可能像希 腊共产党那样不得不转人地下活动。 1968年，克格勃给所有国外情报站都发出了业务函件，标题为《关于特工组在 发生紧急情况时在潜在敌国领土上为开展特工行动创造必要条件的建议》。 在给雅典情报站站长伊万。彼得罗维奇。基斯罗亚克（代号迈斯基）的信中补 充说：“在不久的将来，在事情进程中并非没有可能需要我们对当地进步力量给予 协助，因此我们必须事先为此作好准备。”中心还指示说，所有在希腊当地发展的 特工小组均需由克格勃间谍领导。但此点对组里其他成员需要保密。“1968年，特 工保罗被派往希腊奉命为坐飞机来的苏联特工小组选择降落跑道和活动基地——” 蜂箱“，并检查早先确定的地点是否合适。保罗勘查的”一号跑道“位于色萨利平 原的南部，在拉米亚城西北约40公里。”二号跑道“则位于色萨利平原西北，在卡 拉姆巴卡居民区以南4 －5 公里。贝拉西察、皮里和森格尔等地均林木葱郁，丘陵 起伏，都被选为穿越保加利亚一希腊边界偷运特工和设备的合适地点。 1968年8 月，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颇具信心地通知中心，只要有一名克格勃 特工协助，他们就能推翻希腊政变后的政权。所说的这位特工就是希腊情报局的前 领导。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此项雅典政变计划，并指示其情报局领导与 克格勃和苏共中央协商计划。米特罗欣所见到的克格勃文件中并没有说明苏联为何 拒绝了保加利亚的建议。估计很可能出于以下三个考虑：其一，中心对此计划失败 的危险性的估计远远大于保加利亚人。其二，苏联政治局几乎在收到保加利亚人建 议的同时，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因此无疑不赞成同时在希腊进行冒险的政变计 划。 其三，由于希腊共产党分裂情况日趋复杂，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希腊共产党 分裂成两派：亲苏派和欧共派。身为克格勃与希腊地下党主要联系人之一的布里拉 基斯（代号谢苗）为抗议华沙条约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再与雅典情报站的人 会晤。 尽管克格勃不断向希腊共产党输送大量金钱，但其在希腊境内建立特工小组的 事却没什么进展。在希保边境成功偷运的主要物资不是运人希腊的破坏设备，而是 从希腊运出的希腊共产党档案。材料总重14吨，装满1598个大包裹和4 只柳条箱， 由30个希腊共产党员押送。材料从保加利亚运抵罗马尼亚，然后再运往苏联，被安 全地封存在伊凡诺夫镇。 1968年，在五处最有雄心的特别行动建议中，有一个代号为“联系”的建议， 目的在于破坏一条主要输油管线，以转移西方舆论对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注意力。 这条输油管线靠近博登湖的奥地利一侧。中心认为它在意大利和西德之间每年 的输油量达一千万吨。据五处估测，如在穿越莱茵河水道处将管线破坏，可能污染 博登湖，从而污染西德和奥地利边界的主要饮用水源。为了携带炸药，克格勃维也 纳情报站买了4 只西方产的容量为1 升的旅行用热水瓶，还有10支圆珠笔（估计用 来藏匿雷管）。爆炸造成环境灾难的替罪羊将是意大利的极端分子，他们将被怀疑 是报复奥地利南蒂罗尔恐怖分子的破坏行动。 代号为“联系”的破坏活动成了五处和平时期大部分特别行动的模式：经过大 量艰苦和细致准备工作后，由于担心政治上的风险，尤其担心在采取了周密措施后， 克格勃的手脚还是可能会被觉察出来，而下不了付诸实施的决心，这次行动一再推 迟，经过若干年的审查，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了事。 很多（或许是大多数）建议在欧洲开展的特别行动目的在于引起北约内部发生 纠纷。一个典型的例子（本章终了时还将述及）就是1969年4 月克格勃雅典情报站 建议：用炸弹袭击塞萨洛尼基的土耳其总领事馆，并驾祸于希腊极端分子。克格勃 总部赞赏雅典情报站的建议，但又一次不敢冒险将其付诸实施。相反，它于1969年 5 月12日，发出了如下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我们同意你站收集材料，准备一支 “百合花”【破坏活动1 对付雅伊卓【土耳其总领事馆1 这个目标。我们已将这一 目标记录在案，如有需要，我们将会令你们对其采取“百合花”行动。 希望你们继续监视“雅伊卓”，收集更多材料并注意可能的变化。 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批准五处的一个重大特别行动可能就是对英 国采取的“艾丁”行动。该行动的目的在于破坏准备于1969年7 月1 日为加封20岁 的查尔斯王于为威尔士亲王而举行的仪式。此仪式在卡尔那封城堡举行，届时女王 将在4000名应邀出席的嘉宾和全世界5 亿多电视观众面前将王冠、权杖、戒指、佩 剑和办公室的披风授予查尔斯王子。仪式本身的保安措施十分严密，特别行动难以 得手。 可是，在仪式举行约一个月前，五处计划用英国生产的硝酸炸药炸毁由扑俾马 多格到卡尔那封的公路上位于A487号和A498号公路交叉点附近的一座小桥。在爆炸 前夕，向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国会下院议员格威福。伊文思发送一信，警告他英国 安全局和伦敦警署正在计划一起“挑衅事件”，以损害威尔士民族主义者的声誉并 为强制执行在威尔士的主要安全措施提供借口。如果爆炸发生，伊文思和他的同僚 们必然会揭露“英国当局”意欲破坏威尔士自由活动的阴谋。虽然艾丁行动被克格 勃一局撤销，但将计划推迟实施的却是最高当局——安德罗波夫或苏共中央政治局 （档案未具体指明是谁）。毫无疑问，这是害怕克格勃卷人会被曝光。 中心1969年的一份报告对十三处和五处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仅对特工小组 的训练感到满意。事实证明有些特别任务是十三处及其继任者五处无力胜任的，更 不必提其他一些任务了。该报告认为，特工组为破坏美国和北约军事设施目标而进 行的精心策划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些军事设施也是苏军总情报部更多的特种 部队的打击目标，同时，大部分也是苏联核导弹部队的打击目标。该报告指出，最 近三年来，仅有一次成功的“政治性特别”行动，这就是在伊斯坦布尔的“灰烬行 动”（具体情况不详）。报告没有提到和平时期使用特别行动搞破坏活动或其他形 式的暴力活动，这是由于安德罗波夫对向他呈交的一些建议一概未予批准之故。 安德罗波夫不太愿意承担他任克格勃主席时所号召的和平时期特别行动的风险， 于是不得不反思他的战略。他在重新评估了克格勃直接参与的影响范围之后，越来 越倾向于使用恐怖主义代理人采取行动。北爱尔兰的一些新的活动就是使用恐怖主 义代理人活动的首次机会之一。1969年门月6 日爱尔兰共产党总书记迈克尔。奥赖 尔登——西班牙内战时国际旅的老战士——通过马克思主义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卡 塔尔。古尔丁和谢默斯。科斯特洛要求苏联提供武器援助。 据奥赖尔登称：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共产党之间一直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良好 关系。我们不仅共同进行许多公开的反帝活动，而且一年多来在爱尔兰共和军领导 人、爱尔兰工人党联合委员会和北爱尔兰共产党之间已形成了一条秘密协商机制， 并一直在运行。 在有关为爱尔兰公民权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联合斗争中所使用的策略方面，他 们历来是采用我们的建议的。 爱尔兰共和军由于在1969年8 月贝尔法斯特动乱中保卫天主教会不力，已经受 到其支持者的广泛批评。在这次动乱中，7 人被杀，约750 人受伤，1505个天主教 家庭（约为丧失家园的新教徒家庭的5 倍）被迫离开家园。据一个天主教神父报道， 他教区居民蔑视地称爱尔兰共和军为“逃跑军”。奥赖尔登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 称爱尔兰共和军在“八月镇压”期间未能起到民族主义团体的“武装保卫者”的作 用，因为“它过去把精力都集中到社会抗议活动和学生运动上面了，从而削弱了自 己的战斗力”。他认为目前在北爱尔兰两派之间极有可能发生内战，并且在英军和 天主教徒之间也有可能发生严重冲突。因此爱尔兰共和军要求提供武器。安德罗波 夫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报告中坚决主张在提供军火前，必须证实奥赖尔登能“保 证运送武器及武器供应来源的必要秘密”。等到安德罗波夫对提供武器这两个条件 均感到相当满意时，时间已过去了两年半。 在与奥赖尔登继续会谈期间，特工保罗得到指示，研究利用魁北克极端分裂分 子对美国采取特别行动的可能性。根据魁北克解放阵线使用恐怖主义暴力的不断加 强和它对古巴和苏联集团的帮助有着明显的兴趣，中心所寄予它的希望决不会落空。 1969年，魁北克解放阵线炸毁了蒙特利尔市长府邻和提太华国民防卫总部。1970 年它企图绑架美国和以色列驻蒙特利尔总领事未遂，但绑架英国商务官员詹姆斯。 克罗斯和魁北克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的行动则取得成功。克罗俾最终获得释放， 交换条件是答应将绑架他的一些人安全地送到古巴。拉波特则被谋害——被人用戴 在他脖子上的十字架链勒死。 虽然保罗或许至少在与魁北克解放阵线的间接联系上取得成功，但中心几乎肯 定地得出结论，在克格勃与魁北克解放阵线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风险太大。然而， 克格勃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却散布伪造文件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与魁北克解放阵线 有联系。1971年9 月24日蒙特利尔《星报》刊出一幅伪造的美国中央情报局1970年 1 0 月20日备忘录的照片，其中写道：致魁北克：提供消息者建议采取紧急行动暂 时切断与魁北克解放阵线的联系，因为加拿大政府的措施可能产生不良后果。 接着在加拿大议会中产生了一些问题。皮埃尔。特鲁多总理宣称，如美国中央 情报局在加拿大活动，这是“未经政府认可和同意的”。在20年后，这个伪造的备 忘录仍为加拿大出版物。甚至被一些学术界权威所引用。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 加拿大前夕，一些暗示美国中央情报局与魁北克极端分子有联系的伪造文章散布甚 广。 安德罗波夫要开展和平时期的特别行动，而又不愿留下任何克格勃插手的痕迹， 这本来就很不容易，加之他错误地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进行一系列反对生活在 国外的克格勃官员和其他苏联公民的特别行动，就更加重了他在这方面的疑虑。在 1970年5 月ZI日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头上标有“极端重要”字样的信中，安德罗波 夫列举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或企图进行“劫持”活动的三个事例：1966年3 月17 日企图在东京劫持克格勃官员格奥尔吉。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未遂；1970年 3 月2 9 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苏军总情报部官员尤里。谢尔盖耶维奇。皮沃瓦 罗夫未遂；1970年3 月9 日《消息报》记者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兹曼诺夫在 德里失踪。 安德罗波夫的断言并非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真实的秘密行动计划，而是来自 他本人对阴谋理论的盲目迷信。皮沃瓦罗夫是阿根廷右翼恐怖集团曼诺（代号“手”） 绑架暗杀活动的牺牲品，该集团声称这是对被阿根廷左翼恐怖分子绑架一巴拉 圭外交人员的报复。所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克格勃官员采取的特别行动的其他事 例大多数实际上是一些叛逃或企图叛逃事件。克格勃一局有些官员承认——而安德 罗波夫则不承认一“劫持”一词是驻外情报站用来掩饰可耻的叛逃事件的一种遁词。 例如别兹曼诺夫的失踪即其一例。别兹曼诺夫叛逃后，驻德里情报站为了保全面子， 向上级报告说他被绑架了，并且给予他儿子以经济补偿。实际上，别兹曼诺夫后来 承认：我决定留在印度成为像婊皮士那样的人，并准备了解这个国家。不幸的是， 我阅读当地报纸时发现，印度警方正在寻找我。我慌了。我力图与偷渡者打交道把 我弄出印度，但他们不是要价太高，就是不相信我。 最后，别兹曼诺夫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上了，先被安排由印度隐蔽出逃到希 腊，经过盘问后被重新安居在加拿大。1974年克格勃见到别兹曼诺夫在蒙特利尔参 观一个展览会后，遂放弃了别兹曼诺夫被劫持的虚构故事，并且命令他的迷惑不解 的儿子交还以前付给他的全部补偿金。 然而，克格勃总部的一些阴谋理论家仍旧深信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心要劫持克格 勃官员，或劝诱他们“叛国”（换言之通敌）。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为止。 当克留契科夫作为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第一把手于1987年访问华盛顿时，当时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发现难以使他相信，在西班牙失踪的苏联科学 家弗拉基米尔。瓦连京诺维奇。亚历山德洛夫实际上并不是被中央情报局绑架的。 安德罗波夫1970年5 月ZI日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坚持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 所以敢于向克格勃“猖狂”挑衅，仅因为“我们缺乏适当的措施”。因而他认为现 在该是我们以牙还牙，以同样手段绑架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给美国人一个教训的 时候了。为了避免克格勃特别行动出错和公诸于众的风险，安德罗波夫请求勃列日 涅夫同意雇用代理人。 过去使用I 尼加拉瓜1 桑地诺民族解放军阵线游击队在中美和北美对付美国人 的先例鼓舞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五处去考虑使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作为其在中东和 欧洲的代理人。主要负责将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分子输往欧洲的是以乔治。哈巴斯为 首的马列主义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第二把手瓦迪。哈达德。1968到1969年间， 哈达德干出了数起飞机劫持事件，在欧洲国家一些首都袭击以色列办事处和犹太人 开设的企业，博得中心青睐。1970年他被克格勃发展为特工，号称民族主义者。安 德罗波夫给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中称：我们与W.哈达德关系的性质可使我们在一定程 度上控制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对外行动，以一种有利于苏联的形式施加影响， 也可在遵守必要的共同秘密条件下通过这个组织实施有利于我们利益的一些积极措 施。 安德罗波夫请求勃列日涅夫批准利用哈达德开展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行 动，他在报告中说：在我看来，最好进行一次行动，将驻黎巴嫩的中央情报局情报 站的第二把手加以劫持……并将他送往苏联，这既可作为报复性措施，也可从他口 中获得一些有关美国在中东的计划和特定行动的情报。行动计划拟由我贝鲁特情报 站的一个可靠特工“民族主义者”（即哈达德）付诸实施，此人负责解放巴勒斯坦 人民阵线破坏行动并在实施进攻性措施上颇具经验。 行动计划的要点是民族主义者的可靠战士在贝鲁特或其附近绑架【中央情报局 官员1 ，然后将其秘密送往大马士革地区我们所选定的地方，移交给我们的行动组 官员。然后再从大马士革将其秘密地用我们的专机或轮船送往苏联。 由于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近来在黎巴嫩加强了对付美国情报机构及其人员的活 动，黎巴嫩当局和美国人将怀疑上述行动是巴勒斯坦游击队所为。这次行动的最终 目的，在国外仅限于民族主义者知道，在苏联方面，仅限于直接参与计划和实施此 行动的克格勃官员知道。 我请求你批准准备和实施上述行动。 勃列日涅夫于1970年5 月25日批准了上述申请。克格勃驻贝鲁特情报站即传给 哈达德一宗详尽的有关这个中央情报局人员（代号“维尔”）经历的档案材料，其 家庭地址（在4 层楼上的公寓），汽车（挂有外交车牌的淡蓝色福特营星车），去 美国使馆办公来回路线和个人习惯，例如维尔经常牵着一只黑色长卷毛狗外出散步。 哈达德同意挑选三名“最有经验和可靠”的枪手来绑架维尔。当他被抓获时， 他的嘴鼻立即会被戴上一个充满由五处提供的一张麻醉剂的面罩。在维尔失去知觉 之时，将给他注射一针（药剂也由克格勃供应），这样在他恢复知觉后他仍将迷惑 不清，并且毫无反抗能力。然后人阵将给他穿上阿拉伯突击队员服装，用车将他沿 克格勃事先仔细踏勘的路线送人叙利亚，在扎巴达尼附近一小村庄将他交给来自克 格勃驻大马士革情报站的特种行动官员。从扎巴达尼克格勃将隐蔽地把维尔送往苏 联。 哈达德同意为苏联当特工的可能原因之一就是想为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搞到武器。 1970年7 月勃列日涅夫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第一项请求，即由克格勃武器库存中 向哈达德提供五具RPG －7 型反坦克火箭筒供恐怖行动之用。后来，五处处长尼克 拉。巴甫洛维奇。古谢夫及其助手阿历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萨温会晤哈达德，双 方商讨了下一步的武器交接方法，双方同意在天黑后用充气橡皮艇运至亚丁附近指 定港口。 这个代号为“东方”的行动由五处副处长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拉扎连科 （后升任处长）负责。根据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的命令，提供给哈达德的军火 装在太平洋舰队停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艘情报收集船库尔索格拉夫号上。由五 处的S. M. 格兰金随舰进行交接监督，库尔索格拉夫号驶往亚丁湾与哈达德派遣的 汽艇在当地时间21：见点于北纬12O34 ‘与东经45“12’交会点会合。按照约定信 号，哈达德用360ort色信号光显示他的到来。库尔索格拉夫号熄灭灯火和锁闭其无 线电信标，用信号灯两短闪（并在很短间隔后重复短闪）显示自己的到来。库尔索 格拉夫号在收到哈达德回答信号（闪光四下）后，即放下装有武器的橡皮艇并给出” 发出货物“ 的同意信号（闪光三下）两次。哈达德回答相同信号以示也已放下橡皮艇，一 俟军火搬运完毕再回以两次一短一长信号。 提供给哈达德的武器包括50支西德造手枪门0 支带消音器）和5000发子弹；50 挺缴获的MG－ZI机枪和10000 发子弹；5 支英国造带消音器的斯特林式冲锋枪和36000 发子弹；50支美国造AR－16自动步枪和30000 发子弹；15个用外国材料制成的饵雷 ；以及5 个也由外国材料组装成的无线电操纵的SNOP地雷。这两种地雷被认为是苏 联军火中最先进的小型武器，它们像供给哈达德的一些消音器一样，过去从未向华 沙条约其他成员国提供过。这种SNOP地雷在城市中可在2 公里外、在农村可在15到 20公里外用无线电引爆。 中心把“东方”行动的胜利完成作为一次重大胜利来庆祝。经克格勃国外情报 局推荐并经太平洋舰队克格勃特工部门头子、海军少将拉琴科批准向参与“东方” 行动的7 名海军指挥员颁发了“东方”纪念章（每枚值600 卢布）和奖金600 卢布。这7 名军官是：库尔索格拉夫号舰长V.P.列别捷夫上校；大副A.G.什特洛夫 和E. P. 洛帕京上校；二副G.S.巴勃科夫和V.I.阿夫拉缅科上校；海军少校A.V.加 尼茨基和A.S.克里姆楚克。中心还给海军参谋长，海军元帅N.D.谢尔盖耶夫发去了 正式致谢信。 中心认为，利用哈达德和人阵在中东实施的许多特别行动，特别是反对以色列 的特别行动（下一章将予以叙述）都是成功的。然而代号为“螺旋桨”的行动，即 利用人阵绑架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贝鲁特情报站第二把手的行动则以失败告终。维尔 神出鬼没，变化无常，哈达德的枪手难以按原订计划绑架他。1971年五处制订了若 干绑架维尔的计划。其中一项简单地建议哈达德暗杀维尔了事。可是全都失败了。 银即克行动也同样以失败终告。该行动是企图利用人阵恐怖分子去刺杀两个苏 联叛逃分子P.S.布兰丁卡斯和他的儿子（代号“海盗”）。该父子俩在1970年劫持 了一架苏联民航飞机逃往土耳其。据此次行动档案记载，此次行动所以失败，是因 为“民族分子”对暗杀任务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并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许多广泛 利用人阵来追踪苏联叛逃分子的计划后来虽然都放弃了，但安德罗波夫经勃列日涅 夫批准的关于利用哈达德进行特别行动的决定，仍然标志着克格勃历史上的一个转 折点。因此，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纷纷仿效苏联，利用或默许利用恐怖分 子进行特工活动。 五处的特别行动像赫鲁晓夫时代的十三处的特别行动一样，遭到了背叛分子的 严重损害。最重要的背叛者是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的特工奥列格。阿道福维奇。利 亚林。此人是一个散打高手、神枪手和跳伞行家，1971年春天在英国被英国安全局 收买。利亚林于当年9 月叛逃，在此前的6 个月当中，他向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克 格勃在伦敦、华盛顿、巴黎、波恩、罗马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详细的破坏计划。除 了泄露许多和平时期特别行动的一些准备措施外，他还暴露了五处在国际危机或冲 突期间的一些恐怖应急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渗透人目标国家的特工和当地间谍来实 施。 据克格勃卜属的PR线头头和情报站副站长奥列格。卡卢金称，在华盛顿，克格 勃下属的F 线“任务繁多，从想办法向首都饮水系统下毒到策划暗杀美国领导人， 什么都干”。在英国的破坏计划包括水淹伦敦地下铁道，炸毁北约克郡费林台尔预 警雷达站和停在地面上的V 型轰炸机。五处有些计划十分稀奇古怪，与10年前美国 中央情报局制订的暗杀卡斯特罗的一些不成功的计划差不多。根据利亚林透露的一 个计划，由克格勃特工人员扮成送信人和送货人沿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白厅要人常 走的走廊抛撒无色有毒小胶囊，过往人员一踩破胶囊即会毙命。尽管英国政府很少 泄露有关利亚林背叛后的情况，但检察总长告诉下议院说利亚林担负着“组织英国 国内的破坏活动”和“消灭被认为与苏联为敌的人”的任务。 中心完全没有料到利亚林的叛变和英国政府几乎同时采取的对付克格勃驻伦敦 情报站的行动。1971年9 月24日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务次长丹尼斯。格林希尔爵士 召来苏联代办伊凡。伊凡诺维奇。伊波利托夫（克格勃间谍），并告诉他，有90名 以官方掩护身份常驻伦敦的克格勃和苏军总情报部官员将被驱逐出境，另有15名正 在苏联休假的官员不得再返回英国。这样被驱逐出境的人员共计为105 名。其实， 英国安全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早就知道苏联在英国的许多情报人员，不过在过去6 个月中，利亚林证实了许多人的身份，并在黑名单上加进了一些新的名字。在这期 间，白厅的代号为“底座”行动的大规模驱逐苏联间谍的准备工作已在秘密地进行 讨论了。 外交和内政秘书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和雷金纳德。莫德林在致爱德华 特。 希思首相的联合备忘录中认为，在伦敦的克格勃和苏军总情报部官员的绝对人 数“超过英国安全部门预期的人数”。利亚林揭露的五处一些破坏活动计划的可怕 性质加强了英国采取驱逐行动的根据。 9 月24日，星期五，伊波利托夫从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回来不久，在肯辛顿 皇宫花园靠近苏联大使馆不远的英国安全局监视小组报告称，看见一名克格勃官员 自对面的驻伦敦情报站疾奔横穿马路，无疑他被电话召唤去参加有关大规模驱逐问 题的紧急会议。在短期内，利亚林的背叛或许引起了比“底座”行动更大的关注。 中心在周末报告苏联当局说，利亚林可能对五处在其他国家的行动造成损害。9 月 27日，星期一，勃列日涅夫缩短了对东欧的访问，返回苏联，在莫斯科机场贵宾室 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其后不久，克格勃属下F 线的大多数官员被从西方各国首都 召回，这使五处力量大为削弱，不能在危机时期完成其协调国外破坏活动的任务， 中心对伦敦事件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像以往一样，强调背叛者个人的腐化堕落， 声称利亚林曾诱奸其在伦敦的一些同事的妻子，报告还对前伦敦情报站长尤里。尼 古拉耶维奇。沃罗宁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他掩盖利亚林的劣迹，以避免产生丑闻。 克格勃第一总局三处处长（其职责是负责包括在英国的一些行动）也是受到降级或 撒职处分的克格勃高级官员中的一个。 1961年斯塔申斯基的背叛使中心在下达暗杀命令时更为谨慎，10年后利亚林的 背叛给予其和平时期的破坏活动计划以更大的打击。五处从此开始了痛苦的重组， 经过三年半的时间，重组才得以完成。米特罗欣记载的档案中未见在利亚林“叛变” 后数年内克格勃有新的“特别政治行动计划”（当然，也可能档案中记录有一 些特别行动，而米特罗欣未曾看到）。米特罗欣印象最深的一个说明中心对特别行 动的热情下降的一个事例，就是中心对基洛夫芭蕾舞团另一明星米哈伊尔。巴雷什 尼科夫在1974年6 月去加拿大访问演出时叛变的反应。巴雷什尼科夫完美无假的古 典风格和自然优雅的气质使他成为米特罗欣崇拜的人物之一。米特罗欣在克格勃档 案内看到在巴雷什尼科夫背叛后克格勃截获的致他的信件中，有一封来自列宁格勒 一个女芭蕾舞迷的信，信上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我亲爱的小兄弟…是我 所遇到的最聪明，最漂亮和最帅的人”。所以在巴雷什尼科夫背叛后，克格勃仍对 他进行严密监视，这就不足为奇了。克格勃的间谍中还包括另一个代号为“莫里斯” 的芭蕾舞演员，此人过去还举报过努列耶夫和马卡洛娃。然而，使米特罗欣吃惊的 是克格勃未制订出残害巴雷什尼科夫的计划，可是在数年前对努列耶夫和马卡洛娃 则制订有一些残害计划，不过这些计划未付诸实施。 尽管克格勃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在西方直接实施特别行动的风险，但它在与美国 及其盟国斗争中仍继续使用或默许使用恐怖分子集团作为代理人。不过，中心的态 度更加谨慎。1969年＊月爱尔兰共和军通过爱尔兰共产党领导迈克尔。奥赖尔顿提 出的提供军火要求，几乎在三年后才由克格勃最终予以满足。苏联满足了提供军火 的要求以后不久，爱尔兰共和军就分裂成了两派：卡塔尔。古尔丁领导的官员派和 肖恩。麦克斯蒂奥芬领导的临时派。克格勃完全同情马克思主义官员派，而不支持 民族主义倾向较大的临时派。尽管古尔丁的长远目标是创立一个非宗派的、非军事 的和全爱尔兰的革命运动，但官员派对70年代初期的一些最血腥事件负有责任。古 尔丁在1971年宣称：“回答帝国主义和剥削势力的惟一手段就是用最有效的办法使 这些贪婪而又残酷的人恢复理性，也就是要用炸弹和子弹来说话”。官员派爱尔兰 共和军推行血腥政策的目的在于战胜临时派，结果却使自己的一些支持者疏远离去。 1972年2 月埋藏在伞兵团奥尔德休特司令部里的一颗炸弹爆炸，杀死了7 人， 其中包括一位天主教神父和五名小卖部女工。民族主义分子于5 月ZI日在特里杀死 一名休假回家的英国士兵，导致官方派武装委员会在其后宣布停火8 天。然而，由 于官方派保留其所谓采取“防卫行动”的权利，停火并没有带来什么直接效果。在 1972年下半年和1973年，虽然古尔丁在逐渐缩小“军事行动”方面取得成功，但是 当地好战分子仍在继续进行恐怖主义袭击。 1972年7 月3 日，爱尔兰共产党领导迈克尔。奥赖尔顿致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说他在1969年11月首次代表爱尔兰共和军请求的军火迄今尚未收到。自此以 后，他代表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就输送军火的方法与克格勃的“技术专家”进行了 多次讨论。“两年半来，情报点滴未有泄露，这一事实，依我看来，证明在保守秘 密方面可以说达到了高度责任心。‘安德罗波夫对此表示同意。8 月对日，安向苏 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项”向爱尔兰朋友输送武器的行动计划“，此项计划代号为” 闪光“ 行动。“闪光”行动是两年前向哈达德和巴勒斯坦人阵输送军火的“东方”行 动的翻版。该计划拟输送的军火包括2 挺机关枪，70支自动步枪，10支瓦尔特手枪 和416 00发子弹。所有枪支弹药，均非苏联制造，以便伪装成与克格勃无关。这批 军火再次由苏联情报收集船“减速器”号运送。所有武器都用防水布包捆，当运到 距北爱尔兰海岸90公里的司当登沙滩处时，被放置在水下40米处，系在用来标明水 下有渔网的那种标志浮筒上面。克格勃实验室在军火装运前对军火进行了仔细检查， 以确保与苏联丝毫无关。瓦尔特手枪用西德油润滑，包装材料均由克格勃驻外特工 购自国外，并规定标志浮筒必须是芬兰或日本产品。军火被置放于沙滩水下几个小 时后，将由一艘“爱尔兰朋友”的汽艇前来取走，其全体水手都不知道货物是什么。 此项“‘闪光’行动”由S 局（其前身为五处）8 处的一位官员在“减速器”号上 进行指挥。后来，苏联数次向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提供军火都是用同样的办法运送 的。 克格勃对其所提供武器的用途很难作出一些设想，因为从沙滩上收回武器的负 责人是官方派最强硬的恐怖主义分子谢默斯。科斯特洛＊年下半年，因与古尔丁发 生争执，科斯特洛被赶出官方派后，开展了一场新的托派运动，成立了爱尔兰共和 社会党。官方派建立了4 个暗杀小分队来消灭异已分子，但在1975年春天，一系列 暗杀活动都无结果。不过他们在当年下半年与临时派改善了关系。1977年，官方派 爱尔兰共和军终于暗杀了科斯特洛。克格勃偷运进爱尔兰的武器，有些很可能被用 在共和军两派的内战之中了。 克格勃除运送军火给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外，还在继续利用第三世界恐怖分子 和游击队——如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桑解阵游击队作为其代理人。在拉丁美洲， 克格勃发现其古巴盟友——古巴情报局暗地里在抢它的地盘，这使它有些不快。中 心认为，到1970年古巴情报局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火星” 游击队。1969年古巴情报局资助游击队从监狱中解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 人卡洛斯。丰塞卡。阿曼多吉德罗洛格的行动。丰塞卡是由于抢劫银行而被囚禁于 哥斯达黎加监狱的。丰塞卡越狱成功后不久重新被捕，但又再次越狱，并在桑地诺 游击队劫持一架飞机后飞往古巴，该机上载有联合果品公司的一些美国高级管理人 员，他们作为交换条件均被释放。古巴情报局还在古巴为桑地诺游击队培训人员， 并资助他们10万美元购买军火。古巴情报局长曼努埃尔。皮内罗。洛萨多（他的绰 号“红胡子”正好反映了他的暴躁性格）告诉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鲍里斯。谢苗 诺维奇。伊凡诺夫说：在拉丁美洲所有的国家中，我们工作最有活力的地方是尼加 拉瓜。我们正在援助白卡洛斯。丰塞卡领导的游击队，这个运动已产生影响且能继 续扩大下去。 1971年2 月，皮内罗在与丰塞卡的一次会谈中重申，古巴领导确信对大多数的 拉丁美洲国家来说武装斗争是获得解放的惟一途径。古巴仍愿意向桑地诺民族解放 阵线提供“任何种类的支持和援助”，但如果该阵线想避免在过去10年中所遭受的 失败和重大损失的话，就需要在组织上作出重大调整。中心认为，今后如要利用桑 地诺游击队进行特别行动来对付美国一些目标的话，就必须与古巴情报局进行合作。 克格勃在桑地诺游击队内部安插了许多间谍，其中有一个代号“格林”的间谍 （在米特罗欣档案中未证实此为何人）专门负责确定哪些行动克格勃能利用桑地诺 游击队人员。1974年5 月，桑地诺游击队代表团访问了苏联驻哈瓦那大使馆，并致 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援助。桑地诺游击队惹人注目的一次袭击美国目标的 行动是得到菲德尔。卡俾特罗本人同意并在古巴情报局协助下进行的，其目的是绑 架美国驻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大使、索摩查家族的亲密朋友特纳。B.谢尔顿。值 得注意的是，谢尔顿和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拜勒总统的肖像一同出现在1974 年印制的尼加拉瓜20科多瓦纸币上，这位大使的头恭敬地俯向总统。这种纸币很快 以“马屁精‘而闻名。最初的袭击计划是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由一小组游击队员强 行进人美国大使馆。可是在1974年12月27日，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好机会，即前农业 部长何塞。玛丽亚（谢玛）。卡斯蒂洛设宴招待谢尔顿。一个扮成招待会服务员的 暗藏桑地诺游击队特工打电话给游击队说卡斯蒂洛住处戒备松懈，是绑架这个大使 的好机会。 然而，谢尔顿却幸免于难，逃脱了绑架。当晚10点50分，桑地诺游击队一个训 练有素的突击小组门男3 女）冲进卡斯蒂洛宅邪以前几分钟，谢尔顿离开了招待会。 突击队员发现大使已离去，遂杀死招待会主人，劫持其他客人作为人质，并要 求马那瓜大主教作为调停人。经过数日紧张谈判，索摩查总统释放了18名关押的桑 地诺游击队成员并为释放人质付出了100 万美元赎金，另外还答应发布一篇12000 字的谴责他本人和美帝国主义的文告，提供一架飞机将桑地诺游击队员运往古巴。 在桑地诺游击队员飞抵哈瓦那时，古巴人获得了这100 万美元。虽然桑地诺游击队 获得了一次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可是在尼加拉瓜后来实施残酷的军事管制期间却 有许多游击队员死亡，桑解阵在如何打赢游击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内证。丰塞卡崇拜 俄罗斯的革命传统，于是特向莫斯科请教。1975年2 月14日他请求苏联驻哈瓦那大 使馆为他本人和其他一些桑解阵成员安排一次莫斯科之行，以便研究和学习十月革 命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经验和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游击战战术。他还请求苏 联继续提供财政支援。1975年末，丰塞卡从莫斯科回来不久，便秘密地前往尼加拉 瓜，试图解决桑解阵内江。1976年11月8 日他在一次与国民警卫队巡逻队的枪战中 阵亡。1979年桑解阵胜利后，丰塞卡被当作革命英雄重新安葬。 1976年2 月，政治局批准对克格勃第一总局的S 局特工指挥部增加人员和经费。 根据1976年4 月12日克格勃第0046号命令，作为重组的一部分S 局扩大编制， 五处正式并人S 局，组成八处，到1980年，八处共有400 人，其中仅处领导机关就 有23名行动官员。八处处长是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克拉索夫斯基，他为 近几年来克格勃特别行动的衰退感到沮丧。他作为一个行动官员的自我形象可以用 放在他写字台上的一枚杀伤性手榴弹上安装着的一只打火机来象征。但是，他抱怨 道：“我们将文件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八处最 基本的任务——消灭逃到国外的叛徒——在目前几乎已成为一个绝望的任务了。但 中心无法使自己放弃对克格勃叛徒处以死刑的规定，也不能放弃这些判决终有一天 会被执行的托辞。 据克格勃第一总局K 局（反间局）局长奥列格。卡卢金称：自 1973 年到197 9 年，克格勃追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叛徒，成功的仅有两人，一个在澳大利亚 （可能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另一个在美国（可能是彼得。杰里亚宾），此 两人都是在50年代叛逃的。“见他们的鬼，目前他们都已是老人了！”安德罗波夫 告诉卡卢金：“去逮住奥列格。利亚林或尤里。诺先科，我将批准这两人的死刑！” 大约在1974年，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阿尔塔莫诺夫（代号“拉尔克”），苏联 前海军军官，用“尼古拉斯。沙德林”假名混人美国海军情报部担任分析员工作， 他告诉克格勃指导员说他能够查出诺先科的藏身之处，他就住在华盛顿附近。1975 年，在美国的俄国天主教神父中的一名克格勃特工找到一名歹徒，他保证能找到诺 先科，代价10万美元。但此歹徒未及做此事即以其他罪行被捕入狱。几乎在同时， 苏联发现阿尔塔莫诺夫已是一个为美国联邦情报局服务的双料间谍。1975年门月， 佯称要他去见新指导员，他被引诱来到奥地利后，被克格勃驻维也纳情报站的行动 官员塞进一辆轿车，他们打算把他送回莫斯科受审。他们给他注射了一针镇静剂， 以便使他在后座停止挣扎反抗，但因镇静剂药力过大，使他一命呜呼。然而这使克 留契科夫很高兴，叛徒最终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问卡卢金：“你要哪种勋章？十 月革命勋章，还是战斗红旗勋章？”卡卢金选择了红旗勋章。 从1976年到1981年，克格勃反间局官员E.R.波诺马廖夫（代号凯德罗夫）常驻 克格勃华盛顿情报站，其惟一的任务就是跟踪叛变者。他的掩护职业是领事馆副领 事，这使他有借口去移民局和律师事务所进行询问。波诺马廖夫也有资格到一些俄 语书店查阅购书者的资料和访问一些可能与叛徒有接触的学者。他在华盛顿住了五 年，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苏联集团内克格勃的一些盟友，尤其是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在跟踪叛徒方面 比克格勃总部要松懈得多。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对逃往国外的叛徒进行追捕的力 度主要视保加利亚独裁者（东欧统治者中最突出和怪诞的一个）托多尔。日夫科夫 对流亡者的批评和嘲笑的忿恨程度而定。最有名的流亡作家格奥尔吉。马尔科夫在 BBC 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世界综述保加利亚语节目中定期评述日夫科夫政权的腐败 和暴行，他嘲笑日夫科夫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令人厌恶的低级幽默感”和 “乡下警察”的盛气凌人态度，他满嘴夸夸其谈，还自以为是一个伟大的猎手。 1974年，鲍里斯。阿尔索夫，另一个敢于攻击日夫科夫政权暴行的背叛者，有 一天在他的公寓中突然失踪。两个月后他在索非亚重新露面，被叛处15年监禁。在 阿尔索夫受审期间，官方声明实际上是承认了他是被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所绑架 的，该声明称：阿尔索夫在玩火。国家安全局的及时行动制止了他的危险活动。这 足以表明正义之手长于叛徒之腿。 1975年，官方宣告阿尔索夫已死于其牢房中。大约在同一时间，另外三个保加 利亚流亡者——伊凡。科列夫、彼得。奈查莫夫和瓦瑟林娜。斯托约娃——因协助 他人叛逃在维也纳遭暗杀。凶手很快由奥地利警察局证实是混人移民团体中的一个 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特工，暗杀事成后逃回索非亚。 克格勃最终被卷人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的特别政治行动中。早在1978年，保 加利亚内务部长兼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长迪米塔尔。斯托扬诺夫将军请求中心协 助消灭格奥尔吉。马尔科夫。马尔科夫其时住在伦敦并被控在许多无线电广播中 “诽谤日夫科夫同志”。 此项请求在一次由安德罗波夫主持并有克留契科夫，海军中将米哈伊尔。乌萨 托夫（克留契科夫的副手）和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局长奥列格。卡卢金参加的会议 上予以考虑。尽管安德罗波夫对帮助保加利亚人要冒风险而感到踌躇，但最终还是 接受了克留契科夫的看法，即如若拒绝此请求，则对日夫科夫将是一个不能接受的 藐视，但安德罗波夫坚持说：“但是我们不直接参与。保加利亚需要什么，我们可 以给它，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并派人到索非亚对他们的人进行培训。我们只能做到 这些。” 中心向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提供了绝密的毒品实验室资源，该实验室的前身 是斯大林时代的卡梅拉，属于行动技术处，由克格勃主席直接控制。克格勃第一总 局安全处长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卢别夫（此人是一毒物专家），专门负责与 保加利亚人联络。暗杀武器暗藏于一把美国生产的伞中，此伞是驻华盛顿情报站应 戈卢别夫的要求在美国购买的，这样此武器一旦被发现，也不会牵涉到克格勃。伞 顶尖由行动技术处的技术人员改装成能射发一种小子弹的无声枪，子弹中包含有一 种由蓖麻子油制成剧毒蓖麻蛋白的致命毒剂。1978年9 月7 日，马尔科夫在滑铁卢 桥公共汽车站候车时，突然感觉到右大腿被叮了一下，他本能地回头见他身后有一 人将伞失落于地。陌生人抱歉了一下捡起伞就上了附近一辆出租汽车远去。尽管马 尔科夫当时未感到不适，但在次日他感到患了重病，于9 月＊日死于医院。医院在 尸检时，在马尔科夫大腿上发现J 一粒小子弹，但蓖麻蛋白据戈卢别夫估计业已分 解。马尔科夫被暗杀一事提醒另一个保加利亚流亡者弗拉基米尔。科斯托夫对他8 月26日于巴黎受到的一次莫明其妙的袭击的重视。大约一个月后，即9 月25日，从 科斯托夫背部取出了一颗类似于杀死马尔科夫的但未爆炸的小钢弹。此后不久卡卢 金访问索非亚时，斯托扬诺夫将军赠给他一支价格昂贵的布朗宁猎枪，以对克格勃 协助暗杀马尔科夫表示感谢。 冷战后期，苏联特别任务力量大有增强，主要是由于1974年安德罗波夫亲自指 示在阿尔法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克格勃特种部队。特种部队在70年代后期人数不断增 加，由于计划用于国外行动，除克格勃第一总局少数人知道外，其他人一概不知。 特种部队的首次大行动也是安德罗波夫时期最重要的一次特别行动，那就是暗 杀阿富汗总统哈菲兹。阿明。阿明在1979年9 月一次残忍的宫庭政变中夺得政权。 尽管安德罗波夫对安排此次暗杀十分谨慎，但他自信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这一措 施而别无选择。他认为阿明企图结束阿富汗的共产主义制度而转向西方，甚至有些 报告说阿明正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勾结，安德罗波夫对此十分重视。正如在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所作的那样，安德罗波夫带头坚持实施“勃列日涅夫主义”， 即莫斯科有权制止苏联集团任何成员国的背叛行为。 克格勃第一总局八处自成立以来，首次参与克格勃的第一线行动。暗杀阿明的 阴谋（代号为“玛消”行动）是一个大规模入侵计划的一部分。11月下旬，在阿明 要求更换苏联大使A.M.普札诺夫之后，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政治局 中的两个主要的主战派分子）达成共识，认为需要苏联出兵干涉并消灭阿明。12月 初，安德罗波夫写给勃列日涅夫一封亲笔信，报告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情报）， 即阿明的一些秘密活动预示着他有可能转向西方”，从而共产主义统治行将结束和 苏联的影响也将丧失殆尽。12月8 日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共同得到勃列日涅夫 批准拟订侵人计划。 在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和总参谋部负责入侵行动的作战小组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 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司令部的同时，S 局局长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基尔皮琴科和 八处处长弗拉基米尔。克拉索夫斯基秘密飞往喀布尔监督推翻阿明的行动。“玛摆 ‘行动的日常管理由克拉索夫斯基的副手A.I.拉扎连科负责。克格勃七局（监视局） 的一个小组也飞来喀布尔以监视阿明的行动。这时候还采取了一些精心安排的 措施，以免引起阿明的怀疑。例如，阿明要求的军事供应悉数照给，并且为他建造 了两个无线电台。可是，12月23日，克格勃驻喀布尔情报站报告说，由于西方电台 报导苏军的调动情况和喀布尔市郊巴格兰姆苏联空军基地飞机起落频繁，已引起阿 明的怀疑。12月25日，当地时间下午3 时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 根据一些有关苏联入侵的报道，苏联已成功地使阿明受骗，使他认为红军的到 来是为他提供“友谊援助”以镇压反共叛乱。然而，克格勃驻喀布尔情报站则另有 想法。12月26日，他向中心报告说，在英语版《喀布尔时报》上刊出一篇标题为《 人民的意志是决定性因素》的文章。尽管这篇文章没有直接提及苏军大举入侵，但 文章结尾用了一句口号“打倒干涉者！”克格勃驻喀布尔情报站断言：由于阿富汗 报纸均受到严格审查，这篇文章未经阿明批准是不能刊出的。选择发表这篇文章的 时间并非巧合。它刊出在英语版日报上，而英语在阿富汗很少人能懂。很清楚此文 目的在于使人民中间亲西方国家的群众起来反对苏联军队，并使西方大众新闻媒介 对苏联干涉阿富汗作出紧急抗议。一般而言，这篇文章反映了阿明及其追随者对苏 联增兵阿富汗所持的模棱两可又谨慎小心的态度。 12月27日对总统府的攻击是由克格勃“阿尔法”和“泽尼特”特种部队的700 名身着阿富汗军服、乘坐带有阿富汗牌照的军车的军人发起的。攻击开始的信号是 引爆数天前埋藏在首都中央广场一棵树底下的爆炸装置。攻击发起后，总统府的保 卫队进行了出乎预料的顽强反抗。克格勃部队在占领总统府和打死阿明前有百余人 被击毙，在死亡人员中有突击队的头头格里戈里。博亚里诺夫上校，他是克格勃八 处巴拉什卡特别行动训练学校校长。 按克格勃惯例，战斗中阵亡军官的照片均因以黑框在克格勃总部展出以示悼念。 这一回，由于“玛消”行动中阵亡的烈士人数太多，安德罗波夫下令概不展示 其照片。但对一些幸存者却按其在“玛膨”行动中的表现给予了奖励。基尔皮琴科 由少将晋升为中将，其后不久又撰升为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一副局长。拉札连科由上 校晋升为少将。八处的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科兹洛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克格勃驻喀布尔情报站N 线（特工支援处）负责人伊斯梅尔。穆尔丘扎。奥格雷。 阿利耶夫和攻打总统府的若干战士被授以红星勋章。 攻击总统府后不久，流亡国外的阿富汗共产党员和克格勃的老间谍巴勃拉克。 卡尔迈勒被莫斯科选定来接替阿明。他请求在喀布尔的克格勃高级官员代向安 德罗波夫同志保证，他作为总统，将坚定不移地听从他的指挥。他还要求“最严厉 地惩处”阿明余党和所有反抗苏军的人。卡尔迈勒对克格勃和其他特种部队在攻打 总统府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作了令人作呕的奉承，他说：一俟我们有了自己的勋 章，我们愿意把它们赠予参与此次战斗的所有苏联军人和克格勒人员。我们希望苏 联政府对这些同志授予勋章。 时间拖得极长的阿富汗战争把几乎70年代大多时间处在意气消沉中的八处拯救 了过来。1982年在巴拉什卡的特别行动训练学校设立了“阿富汗训练中心”，由前 在哈瓦那的F 线官员V.I.基科特负责，此人对古巴非正规战争具有丰富经验。／＼ 处还对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人以及以色列人对付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方 法进行了深人地研究。巴拉什卡特校在广泛使用特种部队和恐吓人民的方法方面作 出了重要的不可估量的贡献，如在恐吓老百姓方面所使用的方法中有燃烧弹、凝固 汽油弹、毒气、从空中布撒的小炸雷以及能残害儿童从而使其父母沮丧的玩具炸弹 等。尽管苏联军队和恐怖活动把几乎四分之一的阿富汗人赶进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 但是他们还是赢不了这场战争。 在里根当总统的最初几年里，冷战日趋激烈，中心担心美国新任总统正在计划 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因此安德罗波夫作为克格勃主席和1982年到1984年勃列日 涅夫的继任人也变得越来越愿意使用或默许使用恐怖主义来对抗美国和北约组织。 据安德罗波夫所知（无疑也是他的幸事），东德变成了诚如东德最后一任非共 产党员内务部长彼得。迈克尔。迪斯特尔后来所说的“恐怖分子的乐园”。东德特 别喜爱的一些恐怖团体中有西德红军团。该团一些训练有素的成员，瞧不起工人阶 级不愿进行革命，并受到如“不要争论，只要破坏”一些口号的鼓舞，把自己看成 是悲惨的无生气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先锋队，肩负着破坏联邦德国和北约“资产阶级 权力结构”的重任。西德红军团在70年代中期取得一系列恐怖袭击的胜利后，1977 年策划的一次大进攻却惨遭失败，有四个领导人在狱中自杀身亡。 由于东德从1977年起对红军团幸存的一些主要积极分子给以庇护权，西德红军 团才得以重新聚集。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为红军团提供训练、武器、资金和假证件， 从而使红军团能够在80年代初期发动一场新的攻势。1981年8 月，驻西德拉姆斯泰 因的美国空军欧洲司令部遭汽车炸弹袭击，伤17人。一个月后，西德红军团恐怖分 子在海德堡用火箭打弗雷德里克。克罗森将军的汽车，未获成功。在1984年至1985 年间，西德红军团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恐怖主义活动，如企图炸毁在奥培拉慕高的北 约训练学校，爆炸法兰克福／美因河的美国空军基地，在维施巴顿袭击美国士兵等 等。 民主德国安全部还纵容恐怖分子爆炸西柏林的拉贝尔迪斯科舞厅，并协助其运 送炸药，这次恐怖事件炸死一名美军上士和一土耳其妇女，炸伤230 人，其中包括 50名美国兵。民主德国安全局的其他一些盟友包括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巴斯克埃 塔和卡洛斯。 1983年，在“瑞安”行动（克格勃和总情报部联合行动，企图找出美国和北约 发动突然核攻击的证据）的高潮时，安德罗波夫命令八处作好用恐怖分子攻击在欧 洲的英国、美国和北约目标的准备。他们计划实施一场信件炸弹战役，将信件炸弹 寄给唐宁街10号撒切尔夫人办公室以及许多有名望的美国和北约代表。大约在同一 时间，克格勃在西德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吧和餐厅布置了许多死亡点，用以放置爆炸 物，以便给人以印象，仿佛这些爆炸乃是恐怖分子所为。这些死亡点的位置包括自 动售货机背后，洗涤池下端通风空隙，盥洗室上端木头横梁和手纸简下端等。当美 国中央情报局于1985年发现这些死亡点时，“瑞安”行动已告停止，克格勃针对北 约一些人的恐怖活动计划也已暂时被搁置起来。 1983年8 月，在“瑞安”行动高潮期间，中心命令其驻欧洲北约各成员国的一 些主要情报站加紧侦察北约在以下方面的准备情况：使装备有核、细菌和化学武器 的破坏小组渗透入华约国的情况，扩大破坏活动培训和情报训练学校网络的情况； 扩大召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和懂得这些国家语言的人的情况，以及建立移民 的军事组织和破坏与情报小组的情况，等等。 然而，北约并没有这种情报可供搜集，克格勃总部的这些指示只能使人更深入 地了解莫斯科的应急计划中八处及其特工组在进攻北约时的任务。 冷战的消亡导致克格勃特别行动的作用进一步降低。苏联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 特别行动并不是针对其传统的主要敌人及其北约盟国，而是针对苏联国内的改革派。 1990年12月8 日，在两年前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契科夫在其鲁比扬卡的办公 室里召集其前办公室主任、现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日泽和反间局 的阿列克谢。叶戈罗夫开会。他命令他们准备一个关于宣布紧急状态时为保持国家 “稳定” 需要采取的措施的报告，换言之，准备一个关于为维持一党统治和中央集权的 苏维埃国家需要采取的“特别”行动和其他行动的报告。 在其后8 个月中，克留契科夫一次次地劝说——失败——再劝说戈尔巴乔夫同 意发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和“稳定”苏联的宣言。对他本人及其同谋者来说，不可 挽回的一点就是，1991年7 月23日戈尔巴乔夫签订了新的联盟条约，将中央政府许 多权力下放到各个共和国。8 月4 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到克里米亚海滨福乐 斯豪华别墅度暑假，打算在8 月20日返回莫斯科签订此联盟条约。其实，戈尔巴乔 夫早在数月前已被作为110 号目标被克留契科夫严密监视。在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 科的第二天，克留契科夫与其主要共谋者，其中主要有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 和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前拉脱维亚克格勃头子）在备有游泳池、桑拿浴、按摩 房和电影厅的克格勃疗养院ABC 大楼会晤。他们在那里秘密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 会，此后的两星期他们一直在开会，准备抢在签订联盟条约之前发动政变。紧急状 态委员会命令印刷30万份逮捕证并命令普斯科夫一家工厂提供25万付手铐。克留契 科夫将所有休假的克格勃人员召回，使他们处于戒备状态并加倍付薪。列弗托沃监 狱腾出两层楼的囚室，准备收容重要囚犯，并在鲁比扬卡为委员会准备好一座秘密 地堡，以防万一。 8 月18日这群密谋者作胁迫戈尔巴乔夫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最后一次尝试。 胁迫不成，他们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在福乐斯别墅里，且于次日宣称总统因“健 康不佳”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代理总统，并兼任国家紧 急状态八人委员会的首脑。可是，这些阴谋家很快就发现，一党制国家的陈旧独裁 专制机器已病人青盲，他们已无力回天。阿尔法小组的突击队原打算攻击莫斯科白 宫（俄罗斯联邦政府所在地），并逮捕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但两事均未得 逞。 密谋者逮捕名单中的7000名改革者无一被捕。此次政变仅4 天即戏剧性和屈辱 性地流产了。普戈自杀身亡。他在给子女和孙子辈的一张纸条上写道：“原谅我吧！ 这完全是一个错误。我一辈子忠心耿耿。”亚佐夫在被带到一辆囚车边时对逮捕他 的人说：“现在一切很清楚。我竟是这样一个老白痴。我真正是活够了。”克留契 科夫缺乏足够的自知之明，未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克格勃组织的最后一次特别行动的结果正好与克留契科夫及其同谋者所企图做 的相反，从而加速了共产主义一党制政府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政变也以克格勃蒙 受空前的耻辱而告终。8 月ZI日晚，一台大吊车来到鲁比扬卡前，在人群一片欢呼 声中，用套索套住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巨大的塑像的脖子，将其吊起，拖下垫座 拉到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附近的空地上，这里将成为苏联的伟人塑像的墓地。 附录：1969年4 月克格勃驻雅典情报站向中心提出的“特别政治行动”建议我 们在1969年4 月14HF线24号行动信件中提出实施“百合花”行动的计划草案，目标 的代号为“花瓶”。 此项行动的代号是“鸡蛋”。 此项行动的目的和任务是对北约东南翼造成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损害。 希腊和土耳其之间争执不断，已引起美国和北约领导人极大关注，这是美国在 东南欧地区政策上的一个薄弱环节。 对“花瓶”实施“百合花”行动能恶化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此项行动可以一个希腊人的名义实施，此人来自土耳其，对在那里的少数民族 （希腊人）所处环境极为不满（也可利用其他“借口”来进行此项行动）。 “花瓶”是在塞萨洛尼基的一座二层楼房。该房子及其附属建筑物均归土耳其 总领事馆所有。屋内没有家具，仅一张桌子。几个铁槽和一架烹任用炉子。 该房楼上陈列有阿塔图尔克（土耳其民族荚雄）的衣服和照片。除了有一张桌 子外别无任何家具。 距“花瓶”约15到20米处，有一座土耳其总领事馆的两层楼。这所房子是领事 馆官员的住宅。 “花瓶”和领事馆共用一个庭院（附该建筑物布置和庭院详图） 种植花束（埋放爆炸装置）最合适的地方是离距“花瓶”约1 米远的灌木丛。 “花瓶”并不对外开放。但经土耳其领事馆同意，可以参观；一位专员负责照 管“花瓶”和陪同参观者参观“花瓶”。 “花瓶”和领事馆由两个警察日夜警卫。警卫哨所不固定，闲人不得靠近“花 瓶”。靠近“花瓶”最有利时间是在黄昏时刻。 “花束”详细说明书如下：“花束”大小和重量必须与袭击“花瓶”所拟达到 的结果相适应。很明显，目的不是使“花瓶”遭到损坏，而是造成精神上和政治上 的效果。在估计“花束”的力量时，必须记住洒水（爆炸）处与领事馆生活区的五 巨离仅15－20米。…… 为增加影响和获得所需效果，“花束”必须用在土耳其出版、供希腊公民阅读 的报纸包起来。 塞萨洛尼基的气温，冬季在零下到14℃之间，夏季则在24℃以上，有时有浓雾。 园丁【破坏者1 必须在旅游旺季时以国外旅游者身份派往该国（希腊）。旅游 者流入该国最多的月份为6 月至8 月。园丁的身份证件必须证明他是希腊友好国家 或中立国（美国、英国。西德、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利比亚）的公民， 中立国不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荷兰和比利时。 到达雅典后，园丁可租用一辆摩托车，游览希腊南部的历史古迹以及一些岛屿。 同时，园丁应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气候，并应完全习惯于该国情况。 园丁通过死信箱从克格勃驻当地情报站取得花束后，应乘火车前往塞萨洛尼基。 进行“百合花”行动以及园丁活动的估计时间范围如下：园丁抵达雅典后的次 日，可租用一辆摩托车，在雅典及其郊区花上一两天时间，然后乘汽车沿如下路线 进行游览：雅典一派特雷斯一斯巴蒂阿一纳夫普林一块必达洛斯一柯林索斯一雅典。 这条线可能要花掉园T4－5 天时间。园丁到达雅典时可在旅馆订一房间。次日他置 放一个信号表明他准备进行死信箱行动，以便得外‘花束“。 死信箱行动在次日发生。 在取得花束后，园丁结清旅馆帐目，退掉房间，乘下一趟火车去塞萨洛尼基。 火车于N 时42分自雅典开出，19时29分到达塞萨洛尼基。园丁可乘坐一等车厢。 在塞萨洛尼基园丁不住旅馆。为熟悉花瓶周围环境，在确信无人监视后，步行 经过花瓶。 幕色降临时，园丁拐上自己选择的路线，在最后阶段走进古城堡，将小花【地 雷1 插进花束中。园丁从城堡北门走到通向“花瓶”的伊赛尔大街，然后由圣保罗 大街走出。这将花15－20分钟时间。 园丁走出伊赛尔大街后，经汽车库直奔圣保罗大街。在沿“花瓶”围栏行进时， 园丁“洒水”【爆炸）。园丁可把花束掷向靠近“花瓶”围栏的灌木林中，或将花 束掷在花瓶围栏内的地上。 完成洒水后，园丁走上艾约斯。迪米特里大街并朝体育场方向走去（步行约20 一、25分钟）。体育场内有一些荒地，园丁可在这里将装花束的TWA 或BOAC航空塑 料袋埋入地里。园丁可自塞萨洛尼基坐火车或飞机前往雅典（要在起飞前5 分钟购 买飞机票，使用任何假名）。 如情况不允许园丁把花束放在一起，那末他可把它清除掉……在有一些荒地的 体育场地区。如他已为“花瓶”警卫所注意，他必须说他是一个外国旅游者，自城 堡前往三角洲旅馆，计划在那里过夜，但由于他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旅游，他不太清 楚去这家旅馆如何走。 克格勃绝密档案 针对英国的冷战行动第一部分：“五杰”之后的年代 自30年代起，苏联在英国的情报活动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大 特工所创建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克格勃所搜集的情报（尽管他们经常无法解读） 要远强于英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敌对的情报机构。第二阶段是50年代至60年代， 被称作白银时期。这期间不乏具有重大价值的成功情报，但数目较少。第三阶段从 70年代到80年代，几乎没有显著成绩，还发生过几次重大失败，最多只能被称为青 铜时期。 1951年，随着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飞回莫斯科以及菲尔比被从华盛顿召回，苏联 在英国的情报活动的黄金时期宣告结束。然而，米特罗欣记载的档案第一次向人们 披露了一位30年代中期吸收的意识形态大间谍——梅利塔。诺伍德（霍拉）。她在 “五杰”隐没之后仍继续活动。自1945年3 月起，她在英国金属研究协会中担任秘 书，能轻易地从她上司的保险柜里取走具有重大价值的资料，诸如英国制造第一颗 原子弹的管合金计划等，进行拍照，然后将胶卷交给她的指导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控制诺伍德，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和苏军总情报 部之间的战时竞争又重新上演了。诺伍德战后的第一位指导员是苏联国家安全部驻 伦敦情报站的官员，名叫尼古拉。巴夫洛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冷战初期的情 报委员会阶段，国家安全部和总情报部联合进行国外情报活动，这时诺伍德有两名 总情报部的指导员：加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土尔赛维奇和叶夫盖尼。亚历山德 罗维奇。奥列尼克。1950年4 月，原子间谍克劳斯。富克斯被定罪和英国安全局审 讯索尼姬以后（索尼她很可能是二战时诺伍德和富克斯的来自苏军总情报部的指导 员），为安全起见，克格勃将诺伍德被暂时“冷冻起来”了。然而，在1951年又与 他恢复了联系。大约在一年内，由于情报委员会撤销，对诺伍德的控制也由总情报 部转到克格勃。 1952年10月，当诺伍德的关系回到苏联国家安全部几个月后，英国第一颗原子 弹在澳大利亚西北海岸外的蒙特贝罗岛上试验成功。该岛以前曾以潜海采珠和船体 残骸而闻名于世。俾大林对英国制造原子弹情况的了解程度远胜于大多数英国部长 们。艾德礼从不允许其内阁成员共同讨论管合金计划一事。后来，他还严肃地宣称 “某些人不适于了解此类机密”。1951年丘吉尔赢得选举后，发现艾德礼向国会和 大多数部长们隐瞒了一亿英镑的原子弹研制费用而感到惊愕。 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诺伍德共有七位不同的指导员：其中六名是克格勃驻伦 敦情报站的官员：叶夫盖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别罗夫、乔治。列昂尼多维奇。特 鲁谢维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阿西莫夫、维达利。叶夫盖诺维奇。谢罗夫、 根纳季。鲍里索维奇。马金可夫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谢尔俾特涅夫。另外一个 是特工本恩。出于安全考虑，一年内诺伍德通常只能见到她的上级四、五次，通常 是在伦敦东南郊区交出她搜集到的资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冷战初期，克格勃与总情报部竞相控制诺伍德，而两 次都是克格勃得手，这清楚地表明诺伍德作为一名间谍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从有关 她的档案看，由她提供的一些科技情报“在苏联工业中得到实际应用”（但是米特 罗欣的记录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1958年，诺伍德被授予红旗勋章。四年后， 她又获得每月二十英磅的终身津贴。但是，诺伍德是一名意识形态间谍，她工作不 是为了钱。退休后，她拒绝拿更多的钱。她说他的生活费够了，不需要钱了。 诺伍德同时还负责招募间谍。米特罗欣只记下了一名她招募的人，他是一个名 叫亨特的政府文职官员。诺伍德从1965年起开始培养他。亨特于1967年被招募，在 此后的十四年里，他提供了有关英国军火销售的科技情报和信息（其他细节不详）。 70年代末，驻伦敦情报站给他九千英镑开了一个小商店，或许是希望他能借此 提供被封锁的技术情报。 据目前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雇于苏联的间谍再没有能像菲尔比、布伦 特及凯恩克罗斯那样成功地潜人英国情报界了。1951年6 月，菲尔比离开英国秘密 情报局几个月后，苏联国家安全部又招募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名29岁的官员当间 谍，此人名叫乔治。布莱克。内贝阿，出生于鹿特丹，父亲是英国人（原为康斯坦 丁堡西班牙裔犹太人），母亲是荷兰人，她为纪念乔治五世而给其子起名乔治。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莱克曾先后服役于荷兰抵抗组织和英国皇家海军，1944年加 人英国秘密情报局。然而秘密情报局对这名新成员了解不多，尤其不了解他的堂兄 对他的影响。他的堂兄亨利。柯里尔是埃及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按照布莱克所述， “他是一个有着巨大魁力，满面笑容的男人，不仅对女性，对所有见过他的人都极 具吸引力。”1949年，布莱克被秘密情报局以副领事的身份派往韩国汉城工作。一 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被北朝鲜人俘虏。 1951年秋，布莱克用俄文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俘虏他的人，要求转给苏联大使馆， 声称他有重要情报向他们通报。在与克格勃的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多兹达列 夫会见时，他自称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名军官，愿意充当苏联间谍。多兹达列夫 对他作了肯定性评估，驻伦敦情报站的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化名科罗温） 前往朝鲜，执行招募布莱克为间谍（代号季奥米德）的任务，同时安排在朝鲜 战争结束后与他在荷兰会面。据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舍夫（此人于1953 年10月担任布莱克在英国的指导员）说，季奥米德是如此重要，不允许伦敦情报站 的其他成员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他为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事。 克格勃的档案对布莱克于50年代所取得的两次成功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第一 次，人们认为正是他的情报以及此前由菲尔比和驻联邦德国国外情报站中的苏联间 谍海因茨。费尔费提供的情报，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953－1955年消灭敌方的 间谍网”成为可能。布莱克在199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声称，他揭露过大约400 名潜 伏在苏联集团中的西方间谍，但坚持说没有任何人受到过伤害。他这一说法很快被 奥列格。卡卢金等人所否定。据布莱克称，被他揭露的一些人“今天分别在各自的 东欧国家的民主运动中起着积极作用”。但更多的人在50年代被枪决了。 作为苏联的一名间谍，布莱克的第二项主要成绩是提醒中心注意冷战时期西方 的一次重要的情报行动，即西方在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秘密修建一条长500 米的地 下隧道，用来截获苏军部队与设在卡尔斯霍斯特的情报机构的通信联络。1954年1 月，布莱克在伦敦一辆公共汽车的顶层与他的指导员碰面，递交了一份有关英国秘 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会议记录的复写材料，这次会议讨论了代号为“黄金” 行动的地道计划。1955年4 月，在地道开工前一个月，布莱克被派往英国秘密情报 局柏林站。然而，由于布莱克是苏联当时在英国最重要的间谍，为避兔暴露他，中 心无意干预地道的修建和过早采取行动。 1956年4 月，克格勃策划了一起意外发现地道的事件，而此时，“黄金”行动 已录制了5 万多盘窃听到的苏联和东德通信联络的磁带。这些情报是如此重要，该 项行动结束后，用了两年多时间来处理截获的全部信息。虽然克格勃第一总局能保 护自己的通信联络，但对别人截获竞争对手——总情报部和苏联武装部队的情报则 出奇地漠不关心。曾有消息传出“黄金”行动所获得的情报中掺有大量克格勃制造 的假情报，但尚无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论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关于 这次行动的许多情报报告中包含不少重要的新情况，如：驻东德的苏联空军部队提 高了核能力；苏军装备了新式轰炸机和配有雷达的双喷气发动机歼击机；苏军驻波 兰的轰炸机增加了一倍，并新组建了一个歼击机师；在苏联，民主德国和波兰发现 一百多处空军设施；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组成、基地及人员情况；苏联原子能计划 的设施和人员。在间谍飞机和高空间谍卫星时代到来之前（第一架U —2 侦察机于 1956年7 月飞越苏联领空），这些情报对那些对苏联军事力量仍不甚了解的西方国 家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 在柏林地道里截获的一条消息表明，在柏林的英国情报部门里有一个苏联间谍。 但直到1961年才由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叛逃者米哈伊尔。高列涅夫斯基提出证 据，确认布莱克就是这名间谍。布莱克被判监禁42年。但他仅服刑五年，就在三名 前狱友的帮助下逃离了沃姆伍德监狱。这三个人是爱尔兰轰炸机驾驶员希恩。伯克、 和平保卫者迈克尔。兰德尔和帕特。波特尔。1966年10月22日，布莱克敲开牢房窗 外一根松动的铁条，从外面的屋顶上跳落在地面上，然后顺着伯克扔给他的一根尼 龙绳梯爬出外墙。他藏在兰德尔家的一辆作为活动房子用的行卧两用的货车中被带 到东柏林。两周后他在那里与柏克汇合。一到莫斯科，布莱克和伯克很快闹翻了。 布莱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已经作了安排让伯克回爱尔兰”。他没有提起，也 许并不知道，按照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的指示，伯克临行前服下了一 种损伤大脑的药，这样即使他落人英国情报机关手中，他对他们也不会有太大的用 处了。伯克于四十几岁时过早死亡，或许是由于服用了克格勃的这种药物，也可能 是因自己酗酒所致。 50年代，布莱克作为间谍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期间，克格勃还有一项更为 野心勃勃的计划：招募英国重要的政治家。据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汤姆。德赖伯 格就是计划的目标之一。汤姆。德赖伯格是工党议员兼新闻工作者，1949年至1974 年是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57—1958年任工党主席。1956年伯吉斯和麦克莱 恩飞到莫斯科后召开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宣称此次到莫斯科的目的是“为了加深 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更好了解”。此后不久，德赖伯格提出要采访伯吉斯，这倒 为他自己被发展为克格勃间谍提供了机会。据德赖伯格传记所述，战争期间共同的 爱好，即“蔑视资产阶级，对烈性酒和年轻男子的强烈嗜好”使两人成为朋友。经 克格勃许可，伯吉斯同意进行采访。当然，他很快就通知中心说，德赖伯格是英国 社会中乱搞同性恋的人。 一有机会，克格勃第二总局就煞费苦心地利用男性或女性“燕子”为诱饵，引 诱驻在莫斯科的外国外交官和来访的西方政治家，拍下他们发生性关系的场面，再 胁迫其进行“合作”。举个例子，在德赖柏格访问莫斯科的前一年，一名在英国大 使馆海军武官办公室工作的同性恋职员约翰。瓦萨尔，被引诱去参加一个由克格勃 第二总局举办的宴会。瓦萨尔回忆道：不久，有人让我看一盒我在宴会上的照片… …大约看了三张后，我再也无法忍受了。那些照片简直令人作呕。我津津有味的每 个性交动作都被相机捉住了…… 口交，肛交，以及与不同男人发生的五花八门的性行为。 在此后的七年里，瓦萨尔在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伦敦海军总部工作期间，共 向克格勃提供了上千份有关英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器发展和海军政策的机密文 件。德赖伯格经常迫不及待地在公共洗手间与别人发生性关系，这一点足以表明他 比瓦萨尔更容易上钩。克格勃第二总局无需通过精心策划的性陷阶，德赖伯格就乖 乖地主动上勾了。访问莫斯科期间，他高兴地发现在大都会饭店后面有一个很大的 地下小便处，整晚开放，总有几百名四处搜寻伙伴的斯拉夫同性恋者光顾。他们裸 露着下体，整齐地排成队，除了急促的摸索动作和掠过肩膀的渴望而诱惑的眼神外， 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里只有一名老女清洁工打扫卫生，她似乎从不注意周围正在 发生的事。如果说这位清洁工没有注意到这位高贵的英国客人来这里光顾，克格勃 无疑是注意到了他的光临。德赖伯格在那天晚上或是随后的晚上的性伴侣中有一位 克格勃第二总局的间谍。此后不久，德赖伯格就不得不面对记有他性活动的“使他 上勾的材料”（可能是类似出示给瓦萨尔的照片）。他被吸收为间谍，化名勒帕热。 多少有些荒谬的是，有关德赖伯格的档案居然声称他在十几岁时就是共产党员 了，“思想上的共鸣”在吸收他的过程中起了辅助作用。“ 在随后的12年里，德赖伯格成为获取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内部情报的来源， 他还被用来促进积极行动。他在工党内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于1957年成为工党的 主席后的作用的重要性或许被克格勃中心夸大了，。政治评论家艾伦。沃特金斯写 道：“甚至在他赢得此职位前，这个职务的性质也经常误导外国观察家。”德赖伯 格被一些俄国政治家认为是工党的领袖。这一方面是由于他那种大主教的行为方式，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善于与俄国人相处的能力。即便如此，德赖伯格所处的地位使 他能很好地向他的指导员汇报有关工党政策的演化和党内领导层内部的斗争。他将 政治情报与道听途说揉合在一起，受到克格勃的好评并报送给了苏共中央政治局。 德赖伯格的代号为勒帕热，他的第一次积极行动是于1956年出版了一本诈称研 究盖伊。伯吉斯的书，其结论是伯吉斯从未做过苏联间谍。当时德赖伯格暂时离开 下议院作为名自由撰稿人活动，手头非常桔据，常被银行经理追债。这本书的出版 为他带来了写作生涯中最丰厚的一笔收人，相比之下在《每日邮报》发表连载文章 得到当时令人咋舌的5 ，000 英镑稿酬也显得微不足道了。与伯吉斯在莫斯科初次 会面后，德赖伯格回到伦敦，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起草了一本短篇传记，名为《盖 伊。伯吉斯：有背景的肖像》，然后他又返回莫斯科继续搜集证据。“也许，”他 后来写道，“盖伊已经把每一章都给他的同事和上司看过了。”换句话说，证据已 被克格勃仔细审查过。 德赖伯格后来描述了他们在莫斯科夜晚相聚时，他看见伯吉斯“饮过伏特加后 酪配大醉”的情形。然而，克格勃无法容忍任何对伯吉俾酗酒的说法。因此，在德 赖伯格写的传记中引用伯吉斯的话说：“尽管他以前在西方时嗜酒如命，但在莫斯 科从不饮伏特加，除了作为‘解除胃部不适的良药偶尔喝一点’。”“你知道，汤 姆，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对人有一种医治作用。”德赖伯格赞赏伯吉斯信念中 的那种“强烈的忠诚”，以及他为了“加深苏联与西方之间的了解，坚持做自己认 为是对的事情的勇气。”德赖伯格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是英国媒体攻击的受害者， 这种攻击就像“美国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的极端暴行一样残忍可怕”：这并不意味 着我个人同意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作出的决定。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总的来说我所 持的现点是，一个人应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但应使用在其本国内可行的方法 进行，——在英国，具体来说应通过工党。但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虽然“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为苏联政府的每个行动辩护是一种愚蠢行为”，但苏 联工业界的民主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值得西方更好地了解。德赖伯格以他在莫斯科一 机床厂参加的一次党的会议为例大加赞赏说：在这次会上，大多数出席者都是自愿 参加的，他们积极地、自豪地、负责地参与工厂的管理。他们看起来让人感到工厂 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而在达格纳姆、考文垂或底特律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永 远也不会觉得他们所在的工厂是他们自己的。 德赖伯格的书籍所产生的宣传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被1956年11月（正是此书出版 时期）苏联坦克为粉碎匈牙利叛乱开进布达佩斯这一事件所毁坏。据克格勃文件记 载，匈牙利事件后，德赖伯格继续被用来实施克格勃的积极措施。虽然米特罗欣在 关于档案的小总结中没有给出很多的细节，也许中心认为德赖伯格的主要用处是作 为一名有影响的间谍去支持工党内部的。争取单方面核裁军的运动。在1960年10月 的斯卡伯勒党的年会上，左翼表现了强大的力量，使两项主张单方面核裁军的动议 获得通过，尽管遭到党的领袖休。盖茨克尔的强烈反对。他苦劝其支持者“战斗， 战斗，再战斗，来保护我们心爱的党”。毫无疑问，使中心高兴的是，德赖伯格成 了‘十二人委员会’的委员，全国执行委员会指派他起草一项新的防务政策。虽然 盖茨克尔抱怨德赖伯格在委员会中的作为“像一条疲倦的蛇”，但他的支持者还是 推进了支持北约与反对单方面核裁军的两项政策，这两项政策后来被1961年党的年 会通过从而改变了一年前在斯卡伯勒的投票结果。 德赖伯格关于“盖依。伯吉斯”的传记出版后，很难说克格勃对德赖伯格的言 论与文章还有很大影响，尽管它极力标榜自己在德赖伯格指责英国核威慑力量和美 国在越南扮演的角色这件事中的功绩。德赖伯格在这些活动以及其他左翼事业中的 表现与其说是出自克格勃的命令，还不如说是源于其信仰。他对中心的主要用处可 能在于中心能在政府中夸口说，工党核心领导层中有它的一个间谍，而且可能在下 届工党政府中出现。 中心无疑对1964年工党选举胜利后德赖伯格没能在由盖茨克尔的继任者哈罗德。 威尔逊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深感失望。威尔逊对他非常不信任，从未想过让他担 任部长。同依恩。米卡多一起，德赖伯格组建了左派论坛小组，该组织从后座议员 席中对威尔逊的许多政策表示了反对。然而，威尔逊于1966年赢得了更大的多数， 从此论坛小组的反对就不再那么有效了。《每日快报》将一次由德赖伯格和米卡多 组织的抗议冻结工资的提案比作“一条湿鳍鱼掉进了雪堆里”。德赖伯格开始试图 拉开他与克格勃的距离，结束秘密交往，仅以官方的名义同用外交名义掩护的苏联 外交官和情报官员进行会面。当克格勃试图向他施加更大压力时，他于1968年断绝 了与它的一切来往。 间谍勒帕热决定——用克格勃的行话说——“拒绝合作”或许同他每况愈下的 健康有关。1968年1 月，他以工党议会党团主席的身份访问塞浦路斯期间，有过一 次心脏病轻微发作。虽然被警告说发作可能是由过度的性生活引起的，德赖伯格仍 坚持邀请塞浦路斯的年轻人到医院上床。这年晚些时候，他回伦敦后，由于视网膜 脱落，又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最后，一个眼睛仍然失明了。1970年末，德赖伯格 决定退出下届选举。 没有确切资料表明威尔逊是否从英国安全局那里得知德赖伯格是一名苏联间谍。 然而，他在60年代后期得知，一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叛逃者约 瑟夫。弗罗利克报告说，德赖伯格曾受雇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弗罗利克 声称克格勃曾以德赖伯格是“他们的人”为由，警告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不 要插手。米特罗欣有关德赖伯格资料的扼要概述中没有提到任何与捷克人的联系。 然而，在他抄录的关于工党内的另一个苏联间谍（196 －1983年任伊科斯顿选区议 员记者的雷蒙德。弗莱彻）的档案中有德赖伯格既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间 谍，又是克格勃间谍的记载。 弗莱彻（化名彼得）于1962年被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招募为间谍，当时他正准 备对保守党的防务政策进行辛辣的抨击，文章于次年以《每秒60英镑的防务》为题 发表，呼吁大幅度减少防务开支并放弃英国的核威慑。弗莱彻嘲笑大部分旨在避免 英国防务秘密被苏联窃取的安全措施。他宣称“保密与其说是对潜在的敌人隐藏信 息，不如说是一种隐藏无能的好方法”：如果进行威慑的目的是要使苏联相信…… 一旦发动侵略，它将会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那么为什么还要隐藏造成这种损 失的方法呢？当然，我们不会隐藏。 我们的安全程序就是这么令人失望，可以有把握地打赌说，克里姆林宫对英国 安全程序的了解远比英国下议院要多。 就在弗莱彻1964年当选工党国会议员前不久，中心得知他同时还与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克格勃没有像所传的德赖伯格事件中所 做的那样——警告捷克人撤出，而是自己断绝了同弗莱彻的联系。中心还为一份来 自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报告所困扰，该报告称一封掌握在英国共产党手中的信可能 表明弗莱彻自1957年起一直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 1991年弗莱彻临终前几个月，承认60年代他在捷克驻伦敦大使馆与“后来据说 是情报人员的人”有过来往。但他却自认为‘我很安全，因为每次联系的情况我都 向外交部的戈伦韦。罗伯茨汇报“。但他暗示说，英国安全局不这么想。他说，” 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混蛋“，”搞得我头疼，甚至快把我逼疯了。“如果真如弗莱彻 所说的那样，他确实一直受到英国安全局的监视，那么克格勃关于他的档案证明他 们有一定理由这样做。 据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记载，在克格勃试图发展的对象里，最重要的英国政治 家要数哈罗德。威尔逊。他与苏联的广泛接触，在冷战初期的西方政治家中是不寻 常的，这使他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主要目标。作为商会主席和1947至1951年艾德 礼内阁中最年轻的成员，威尔逊积极地投身于促进东西方的贸易活动。在1951年后 工党在野的13年里，他在此项事业中卷人得更深了。发表于1952年的《论坛报》小 册子“替代美元”中，他敦促政府放松对苏联集团的“战略性”出口的控制，不要 理睬随之而来的美国的反对。1953年5 月，斯大林去世后两个月，他成为自五年前 柏林危机后第一位访问莫斯科的英国重要政治家。在这一次访问中，他与在1947年 访问中就建立了友好关系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重叙友谊，并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 托夫进行了广泛的会谈。回到伦敦后，威尔逊召开了一次工党议会党团特别会议并 作演讲。这次讲演被艾德礼誉为是一次斯大林之后关于苏联的“精彩的内部报告”。 威尔逊所提供的有关英国的政治情况似乎同样赢得了苏联人的高度评价。根据 有关他的克格勃档案记载，他所谈的情况被上报苏共中央政治局。然而，没有任何 迹象表明，威尔逊与苏联官员（其中某些人毫无疑问就是秘密进行间谍活动的克格 勃官员）的谈话要比他在工党议会党团会议上所讲的话更为机密。 在工党在野期间，威尔逊接受了与苏联有贸易往来的某些公司的咨询，这些公 司给他的平均年薪为5000英磅。据克格勃档案记载，一家威尔逊介人的公司破坏了 巴黎统筹委员会有关“战略性”出口的禁运规定。威尔逊的官方传记作家菲利浦。 齐格勒认为发生此类事件是可能的，因为：“许多项目的出口都被禁止了；于 是会出现一个灰色区域，其中有的贸易合法，有的贸易不合法。威尔逊的一些合作 者误人了甚至超越了这个区域。”威尔逊在政治方面的高谈阔论和在一些生意往来 中的某些含糊性，或许不难解释为什么1956年克格勃决定给他“奥丁”这个代号， 并建立了一份“间谍发展对象档案”企图发展他。然而，档案记载“发展未取得任 何结果”。 关于威尔逊曾是克格勃间谍的说法并非来自可靠的事实根据，而是出于无稽的 阴谋理论之说，其中有些就是由克格勃官员阿纳托利。戈里岑精心编造的。他有可 能知道“间谍发展对象档案”的存在，并在1961年12月叛逃后宣称威尔逊是一名苏 联围鼠。盖茨克尔1963年摔死后，戈里岑继续编造他那套荒谬的歪说，称克格勃毒 死他是为了能让威尔逊继任工党领袖。可悲的是，一小部分英国和美国情报官员居 然对这种阴谋谎言怀有强烈的偏好，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詹姆斯。安格勒顿和 英国安全局的彼得。怀特对戈里岑的杜撰很着迷。怀特自己还编造了几个阴谋说法， 其中之一是说此后曾有13名英国安全局官员密谋推翻哈罗德。威尔逊。 威尔逊1964年任首相后，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不但没有把他作为间谍使用或者 作为秘密联系人，反而委派一名代号为丹的间谍对威尔逊的各种政策发表文章进行 抨击。此人系左翼《论坛》周刊的撰稿人，1959年被克格勃招募为间谍。据有关丹 的档案记载，他发表了克格勃交给他的材料，同时按照A 局设计的“命题”撰写文 章。 尽管米特罗欣摘记的档案中未注明丹是否得到定期报酬，但提到1967年2 月曾 发给他一笔200 英镑的奖金。 据米特罗欣抄录的克格勃档案记载，冷战初期中心瞄准的英国最著名的记者是 爱德华。克兰克肖。从冷战开始一直到他1968年退休后的几年里，克兰克肖是英国 最权威的关于苏联事务的评论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随英国军事使团在 俄国工作过两年。1947年，在《观察家》报总编大卫。阿斯特的“半捧半威胁”下， 他作为报社的苏联和东欧事务记者重返莫斯科。在接下来的时期里，他继续在《观 察家湖上连续发表“我认为俄国人在干什么”的评论，同时还在《观察家》的全球 辛迪加外国新闻机构一《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到处发表讲演 或广播讲话”。克兰克肖的大量“追踪评论”传遍世界，不断困扰着克里姆林宫和 中心。“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一群人，”他于1951年写道，“积极而又煞费心机地 …… 妄图颠覆我们的社会，他们就是组成苏联政府的那群俄国人。“ 克格勃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向克兰克肖施加压力以改变他的观点，但均未成功。 他们使用过的手段包括企图利用他在莫斯科的风流韵事。虽然他“外表看来细 瘦而具绅士风度”，而按《国家传记辞典》对他的描述，“克兰克肖却拥有一种狂 野和独立的个性。”他随战时军事使团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和艺术家安德列叶夫斯 卡妮及她的朋友罗西涅维奇住在一起。1948年，这两人被逮捕，被迫承认是英国间 谍，因而被送进劳改营。克兰克肖并没有被吓倒，但或许是他被两个女人的命运所 激发，于1948年为遭受类似命运的人创作出一段感人至深的描述：在北方你感受到 的另一种使你思想沉重的情景，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强迫劳动。当你在旅馆里坐在 早餐桌旁时，会听见外面街上传来一名妇女可怖的哭嚎声，几近歇斯底里。向外看 去，你会见到三四十名妇女和姑娘在端着刺刀的看守押解下沿着冰冻的街道走着， 每名妇女都挎着一个小包。 你不知道她们去往何处，但你知道她们是被押着去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你知 道事情来得突然而粗暴，她们正在离开温馨的家园，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雪地上， 她们别无所有，只有身上挎着的小包。 1959年，正当克拉克肖进行米特罗欣记录中所谓的“性玩乐”时，被克格勃偷 拍下了照片。如果按照通常的做法，把照片给克拉克肖看，他也不会被吓倒，这段 插曲或许会帮助他激起灵感，在《观察家》报上提醒公众，过去由克格勃犯下的暴 行今天仍有部分在上演：时至今日，在苏联仍听不到任何声音说集体所有制、大规 模逮捕、驱逐出境和屠杀是恐怖的犯罪行为。如今事情都已过去，但永远不要忘记， 这实际上意味着斯大林时代之后虽然取得了可观的变化，但赫鲁晓夫政权仍在宽容 这些犯罪。 1967年安德罗波夫当上克格勃主席后不久，批准了一项行动计划，企图利用19 59年拍摄的照片对克拉克肖进行讹诈，或者将照片寄到《观察家》报以毁坏他的名 誉。但这个行动在伦敦情报站的极力反对下被放弃了。因为跟他们预计的一样，克 拉克肖决不会让敲诈得逞，报社主编会站在他一边。 虽然克拉克肖“性玩乐”的照片从未发表过，但类似的照片却在另一次代号为 “普罗巴”行动的计划中派上了用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低毁保守党国会议员安东 尼。考特尼上校的名誉。他不断组织活动反对规模日益壮大的伦敦情报站，从而惹 恼了中心。1965年，克格勃出了一份传单，其中有考特尼和一名身分不明的妇女发 生性关系的照片，这份传单散发给他妻子、其他国会议员和报社编辑。传单虽然企 图给人们造成考特尼正在进行通奸的印象，但事实上，照片是四年前考特尼去莫斯 科参加贸易交流会的一次旅行中由克格勃第二总局拍到的，当时考特尼是一名鳏夫。 在莫斯科时，他被一名国际旅行社向导引诱，她进了他的房间，屋里安装有暗 藏的克格勃相机。此后在《私人侦探》上发表的一则丑闻故事，使考特尼未能在1965 年全国大选中保住自己的位子。克格勃有关“普罗巴”行动的档案还宣称，考特尼 婚姻破裂和生意上的失败也都是他们的功劳。 在整个冷战过程中，克格勃性毁誉行动的主要目标是那些驻莫斯科的外国使馆 人员。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认为，在克格勃“燕子”面前，几乎所有使馆都在某种 程度上无法抵御这种渗透。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对英国使馆最成功的性诱骗，或许 要算苏联女佣（代号淇）勾引英国30岁（代号卡列夫）的已婚男外交官的那次了， 虽然这次的收获远比不上勾引约翰。瓦萨尔那次。在克格勃的操纵下，模玩鬼技拉 几个外国外交官下水，她假装怀孕，要求卡列夫帮助安排流产，并声称已得到一名 使馆警卫官员的帮助。卡列夫被说服来到加拿大提供使馆人员，包括以外交身份作 掩护的秘密情报局官员的简历资料来表示他的感激之情。为了进一步拉卡列夫下水， 淇后来又再次假装怀孕，并说需要再安排一次流产。不久，在克格勃的策划下棋被 逮捕，罪名是发现她拥有卡列夫给她的西方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安排第二次 虚构的堕胎和推翻棋蒙受的罪名，卡列夫向一名苏联官员寻求帮助，他大概已经意 识到此人是一名克格勃官员。由于卡列夫在莫斯科任期即将结束，他被迫同意在下 一个岗位上和克格勃官员会面。然而，一出莫斯科，卡列夫就成功地同克格勃保持 一定距离。看过他的资料后，菲尔比建议，不要像对考特尼上校那样公开对卡列夫 采取行动，这或许是因为克格勃采取的手段太明显了。 在英国，如同在美国一样，克格勃总部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的战略是试图建立 一个秘密情报站网，这些情报站要比在苏联大使馆内的公开情报站更不易被英国安 全局监控，而且一旦冷战转为热战也还能继续工作。战后，秘密情报站人员的首选 是科农。特罗非莫维奇。莫洛德（代号本），他是两位苏联科学家的儿子，似乎自 孩提时代起就被选为未来在国外活动的情报官。1932年，他年仅十岁时，就经官方 许可被送到加利福尼亚与姨妈同住。他在旧金山上中学，1938年返回莫斯科前就已 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他加人了内务人民委员会，按一份夸 张的偶象化传记所说，“多次突人敌人后方……精彩地展现了他英勇无畏的品质。” 战后，莫洛德取得中文学位，并在1951年开始接受特工训练以前，一直担任中 文讲师工作。 像某一些被选中派往美国任职的特工一样，莫洛德开始在加拿大建立掩护身份。 1954年他使用加拿大一个共产党员的（活替身）身份证明来到加拿大。迈克是 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当他发现一个党员的护照从未在国外旅行中用过时， 便说服这个党员把他的护照给他。这是一年前发生的事。虽然这名党员被告知说他 的护照是供党来使用，但迈克却通过加拿大一苏联友好协会中一名代号“神甫”的 资深成员把它交给了克格勃驻握太华情报站的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鲍布尔金。 中心将护照上的照片换为莫洛德的照片，并给他作为去加拿大之用。一到加拿 大，莫洛德用已去世的另一个替身得到一本新护照。这个人名叫格登。阿诺德。朗 斯代尔（代号基扎），1924年生于安大略省的科博尔特，童年时同他的芬兰母亲一 起移居苏联，1943年去世。后来，加拿大皇家调查委员会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 护照问题上，加拿大的国际名声不佳。有证据表明，敌对情报机构总是集中力量获 取加拿大护照，因为它比较容易搞到手。 1955年3 月，莫洛德以他的新身份——格登。朗斯代尔来到伦敦的东方与非洲 学院学习中文。中心选定东方与非洲学院出于两个主要原因。首先，由于莫洛德所 学课程无需取得学位，他不像英国大学的学生那样通常要出示以往的学历证明；其 次，作为一名合格的中文教师和一本俄中课本的作者，莫洛德毫不费力就足以应付 课程的要求，从而可以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在英国建立战后克格勃第一个秘密情报站。 他在东方和非洲学院的主要问题是需要瞒过他的老师，不能表现出他从他们那里已 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了。驻伦敦公开情报站中同莫洛德联系的是一位N 线官员V.A. 德米特里耶夫，他通过死信箱和直接会面向他提供经费，传达中心指示以及转交莫 斯科家人的缩影信件。“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为什么要走？”莫洛德的小儿子特 罗菲姆在一封信中问道。“……爸爸干了一件多么没有意思的工作啊。” 在东方和非洲学院时，莫洛德经中心同意开始建立以伦敦商人为掩护的身份。 他利用克格勃的经费，将自己假扮成经营几家自动点唱机、售货机和老虎机公 司的总经理。据一份克格勃档案记载，他拥有的包括口香糖售货机在内的自动售货 机商店，少说也不下200 家，这样就给莫洛德一个很好的借口，能与德米特里耶夫、 情报站的其他两名成员和他自己的间谍在大伦敦地区经常见面。一家与莫洛德合伙 经营的公司发明了一种电子锁，获得1960年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莫洛德 退休后自吹自擂，说自己是克格勃特工的第一个百万富翁。他向一名苏联记者吹嘘 道：无需我的任何帮助，所有来自我四家公司的流动资金和利润（几百万英镑）在 逐年增加，但我要提醒你的是，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财产”。你一定觉得不可思 议，但这却是真的！ 莫洛德情报站的无线电员和技术员是资深的美国间谍莫里斯和罗娜。科恩（代 号路易斯和莱斯莉），二人均以“住别墅的人”而闻名。罗森堡夫妇被捕后，他们 便被匆忙召回莫斯科。1954年5 月，在新西兰驻巴黎领事馆的一名苏联间谍帕迪。 科斯特洛（代号龙）（这个人后来成为曼彻斯特大学俄文教师）交给科恩夫妇二人 以彼得和海伦。克罗格为名的两本护照。“彼得。克罗格”在伦敦的对外职业是古 旧书商。像本恩一样，路易斯和莱斯莉表现得十分外向，社交生活活跃。他们在伦 敦图书贸易中的一个朋友后来回忆起在他们位于赖斯利普的家中的许多欢快的夜晚 ：在这里，你会得到精美食品，上等好酒，最周到热情的款待……彼得和每个人的 关系都很好，大家也很喜欢他和他的妻子。他还参加书友们的飞嫖比赛并且能喝酒。 他在年度的板球比赛中为古夫诺队效力打比布斯队，他挥动板球拍时像在使用垒球 棒，并极力打出本垒打以取悦每个人。 乔治。布莱克被关在沃姆伍德监狱，后来科农。莫洛德也被监禁在这里，于是 二人相遇。后来他赞扬莫洛德是“驻外特工的榜样，……是一个有强烈的信念和为 了伟大事业愿意献身的人”。然而在伦敦的岁月里，莫洛德越来越觉得难以招募到 新一代像布莱克这样的愿为伟大事业献身的意识形态间谍。他后来告诉苏联记者说 ：美国人不关心政治，漠然处世。他们真的不在乎谁来管他们、国家将走向何方、 欧洲共同市场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钱包、自己的工作和让妻 子高兴。 莫洛德也对克格勃在冷战时期招募新人的方针有意见，他认为克格勃应集中在 英国招募新人：一名好间谍应有如下必备条件：在军事部门工作，具有中级军衔并 处在能接触到情报的关键岗位上；他不渴望高升，但对自己的不幸（比如因病未能 从总参军事学院毕业）耿耿于怀；嗜酒（当然是个花钱的习惯）；好色（当然花费 也会不少）；他对自己的政府不满但忠于特工派出国的政府。 克格勃和国外情报局公布的莫洛德的履历，故意隐瞒了他在1958年末指导为克 格勃服役时间最长的英国间谍梅利塔。诺伍德（霍拉）这一事实。诺伍德在意识形 态上的献身精神四十多年来似乎从未动摇过。莫洛德于12月23日第一次和诺伍德会 面，并像通常那样从她那儿接过一包有色金属研究协会保险箱中的文件。（由于某 种原因，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没有记录），两个月后诺伍德就又归驻伦敦情报站 指导。这也许是因为诺伍德厌恶莫洛德奢靡与淫荡的生活方式，或者仅仅是由于莫 洛德缺乏控制意识形态间谍的能力。 从米特罗欣所看到的有关莫洛德情报站的文件看，他只成功地控制了两个间谍 ：哈里。霍顿和他的情人埃塞尔。吉（代号分别为沙阿，阿霞）。霍顿曾任皇家海 军军士，非常类似莫洛德怀有偏见的那种英国模式的间谍。此人当时在波特兰德水 下武器局当文职职员。他在档案管理员吉的帮助下，可以轻松地弄到关于反潜艇战 与核潜艇的绝密情报。霍顿后来在传记中提供的惊人证据表明，他的指导员隐满了 对他的极低评价。据莫斯科一记者说尽管莫洛德把霍顿这样的间谍看作是可悲的有 道德缺陷的人，但从第一次会面起，霍顿就可怜地承认“我们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同 志之情”。莫洛德如此成功地欺骗了霍顿，以至让他相信和众多女友上床乃是“不 得已之事。” 像布莱克一样，英国安全局从叛逃者米哈伊尔。戈列涅夫斯基提供的情报中认 出了霍顿。对霍顿的监视导致了朗斯代尔被发现。朗斯代尔在一次去克罗格在赖斯 利普的家的路上被跟踪。英国人在一次对克罗格家的搜查中发现了用来同中心进行 联系的一台大功率高速无线电发报机和一台在高频段接收莫斯科信息的短波收音机， 这些东西都藏在厨房地板下的一个地洞里。此外还有：藏在手电筒和打火机中的一 次性的密码簿；藏在一盒擦脸粉中的微型照片阅读器；微型照片成像设备；烹好罐 中有磁性氧化铁用于在磁带上打印高速莫尔斯电码；数千英镑、美元和旅行支票； 还有七本护照。1961年的审判中莫洛德被判25年监禁，科恩夫妇被判20年监禁，霍 顿和吉被判15年监禁。 在1964年的一次间谍交换中莫洛德获释。他的具有误导性的传记得到苏联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于一年后出版，在书中他用化名戈登。朗俾代尔。传记中掺进 了各式各样的假情报，如说克罗格完全是无辜的。驻伦敦情报站报告了英国共产党 领导人对这本传记的消极反应。其实这本书等于正式承认苏联在从事反西方的间谍 活动。1961年科恩夫妇被用于交换被监禁的英国讲师杰拉尔德。布鲁克而获释。19 69年11月25日在克格勃别墅中举行的表彰晚宴上，安德罗波夫亲自授予他们红星勋 章。来自中心的另外一些参加宴会的高级军官有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和特工 处处长拉扎列夫。克格勃还在莫斯科花了五千卢布在小布罗那亚为科恩一家装修了 一套公寓。1970年4 月上述的克格勃官员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人住晚会。 然而，中心急于把科恩一家与住在莫斯科的其他西方叛逃者隔开，其部分原因 出于这样一种虚构的想法：他们是波兰人，要回波兰居住。1971年6 月7 日购物回 来的莫里斯。科恩意外地撞见了乔治。布莱克。他们几年前被囚禁在沃姆伍德监狱 时第一次见面。据克格勃的文件记载，重逢时他们互表“诚恳的喜悦”，交换了电 话号码，并安排了下次会面。然而中心分别告诉两人找借口推掉再次见面的安排。 根据克格勃的电话窃听记录，科恩打电话告诉布莱克说他将去度假，近期无法与他 见面。布莱克说他十分理解，并说他过几天也将去他的别墅。此后二人再也没见过 面。 但莫洛德在克格勃的英烈堂中享有一荣誉牌位。1993年罗娜去世，享年80岁， 两年后莫里斯去世，享年90岁。按照叶利钦总统的命令，莫里斯。科恩死后被授予 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 莫洛德的职业生涯在郁郁寡欢中结束了。回到莫斯科后，在西方的生活经历使 他对苏维埃制度的幻想，像以前那些特工一样，日益破灭了。布莱克写道：他对苏 联工业企业的低效率和缺乏活力的运作方式，以及苏联对外贸易的运作方式尤为不 满。作为坦率直言的人和为国家着想的人，他把自己的观点公开讲出来。但任何批 评在那个时代都是不被赏识的。他不久就被从显位上调过，处于相对次要的职位。 莫洛德嗜酒成性。1970年10月一个星期六，他和妻子还有两个空军友人到梅迪 镇附近去采蘑菇。当他第二杯伏特加酒下肚后，突然中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几 天后他死于医院，年仅48岁。他的灵堂设在克格勃军官俱乐部里，他的同事们在丝 绒垫上展示了他的大量奖章，安德罗波夫和其他高级官员前来吊唁。他死前不久， 由中央委派的一组作家在莫洛德的协助下一起完成了一本新的莫洛德传记，题为《 特殊使命》。该书摘要发表在苏联报刊上。然而，1972年，安德罗波夫批示，不许 这本书在国外出版，国内也暂时停止发行。原因是怕在西方煽起间谍狂的火焰。 在莫洛德任特工的岁月里，妻子很少与他见面。他死后，长期处在痛苦中的妻 子加莲娜。依凡诺夫娜也开始酗酒。以后几年里，她多次接受酒精中毒治疗。1976 年耗资2000卢布的莫洛德纪念碑在莫斯科顿斯科伊修道院莫洛德的墓地竖起，紧靠 着另一位50年代闻名道尔的特工威廉。费希尔（化名阿贝尔）的坟墓。同年苏联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奖励他的遗靖年金120 卢布的养老金。 米特罗欣在克格勃档案中看到，在莫洛德被捕后的20年间其他苏联特工多次访 问英国。但没能找到任何证据能说明这期间建立了职能完善情报站来代替本的情报 站，当然也可能有这种证据，但他没有看到。一位接任本在伦敦工作的重要候选人 是爱德华。伊凡诺维奇。科斯洛夫（代号叶夫多基莫夫），他生于1934年，相对来 说比较年轻。在间谍拉格（比利时的一位市镇官员）的帮助下，科斯洛夫得到了一 个身份证，使用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的名宇——简一路易斯。德莫尔，并 用此名在1961年弄到了一本比利时护照。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经历了一段精心设计 的环境适应期，以便加强他的伪装身份。他在一所瑞士外语学校学习，在苏黎世当 电机技工，之后又在斯图加特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1966年他回到比利时，在迪南 特居住并得到了有效期至1970年的新护照。但是在他还未移居英国或美国时，引起 了比利时安全局的怀疑，于是被匆忙召回莫斯科。奉召回国时，他在布鲁塞尔银行 的账号上有39000 比利时法郎（帐号A －04－18295 ）；中心考虑撤回这笔钱太危 险，决定注销。由于科斯洛夫以后去不成西方了，他改行从事“进步行动”，以英 国、美国或比利时旅游者的身份活动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苏联。 莫洛德和科亨一家被捕后，克格勃建立新的特工情报站的企图遭到明显失败。 但克格勃在以后的十年中，对英国的情报活动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中心发 现了一个简单而又有效的、能使伦敦公开情报站便于活动的方法。在连续四个站长 的经营下，情报站的规模不断扩大。这四个站长是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巴格 里切夫（196 —1964）、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奇若夫（196 —1966），米哈 伊尔。 伊凡诺维奇。洛帕金（代理，1966—1967），尤里。尼古拉耶维奇。伏罗宁 （196 一1971）。在196 （y －－197 年间，克格勃和总情报部驻伦敦的人员从约 50人增至120 人以上，超过了驻华盛顿或西方其他国家首都的人员。苏联集团其他 国家的情报机构也迅速扩大了它们在英国的行动。其目的就是出动大量的情报官， 使战线拉得过长的英国安全局不能进行有效的监视。这一目的获得了部分成功。 1964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官员约瑟夫。弗罗利克被派往伦敦，他被 告知“英国情报机构人财两缺，甩掉尾巴相对比较容易”。1967年，伏罗宁任驻伦 敦情报站长期间，英国安全局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这期间伏罗宁的一位行动官员 阿历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萨温（代号鲁斯兰）招募了一个间谍，此人名叫西里奥。 侯赛因。阿卜杜勒卡迪尔，在大伦敦市政厅汽车执照管理处任职员，他知道所有安 全机构与特殊部门的车辆注册号。英国安全局的一系列现代化的运动监视行动所以 未奏效，就是因为苏联驻伦敦情报站能够识别它们使用的车辆。 伦敦情报站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在科技情报领域，尤其是在防 务领域。60年代中期情报站的主要科技情报专家洛帕金于1967年成为克格勃第一总 局T 局的奠基人。他专攻此领域并得到各国外情报站X 线官员（科技情报官）的协 助。 驻伦敦情报站X 线的领导人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舍尔斯涅夫，他1968年来 这里工作，1971年夏被驱逐。他是个强壮而和蔼的工程师，讲一口几乎完美的英语， 略带加拿大口音，喜欢西方的高保真音乐。 除了老兵诺伍德，米特罗欣的笔记中至少还记述了10位活跃于60年代末的X 线 间谍。他们是：1958年招募的化学家迈克雷；1964年前后“为物质奖赏”被招募于 德国的英国航空公司的雇员萨克斯；1965年招募的航空与计算机工程师杨；1966年 招募的化学工程师纳金21967 年招募的航空工程师埃斯（他提供了大量有关飞机引 擎与飞行模拟器的文件）；诺伍德于1967年招募的文官亨特Z1968 年招募的核物理 学家阿呼里安；1968年招募的航空设计师斯塔里克；“为物质奖赏”1969年被招募 的美国在英国分公司的工程师丹；实验室助手什捷普1969年为取得月薪150 美元被 招募。米罗特欣的笔记中还记述了四位活动于70年代的X 线间谍，他们可能都是60 年代招募的，其中一位是过滤性病原体学者，一位是药物实验室研究员，一位是核 反应堆工程师，第四位是在药物公司新产品部工作的库用。 英国安全局被克格勃和总情报部发起的科技情报活动搞得狼狈不堪，这不仅由 于他们战线拉得过长，资源有限，还由于他们难以提出起诉（不愿声张是可以理解 的）。除非得到供词或是当场抓获递交情报的间谍，这种事一般难以定罪。他们的 困难被1963年对吉赛琅。马尔泰利博士的审讯证实了。吉赛由前些年受雇于原子能 管理局的卡勒姆实验室，年39岁，意大利物理学家。他被捕是由于克格勃叛逃人员 提供的线索，他被查出拥有一份与尼古拉。卡尔佩科夫和其他克格勃官员会见的纪 录；藏在精制烟盒中一部分用过的一次性密码联系便条；一些有关拍照文件的说明 书。但是拥有间谍随身用品本身不构成犯罪，这与拥有行窃工具不同。而且马尔泰 利没有接触机密情报的官方途径，尽管他同有这种途径的人会过面。他承认与卡尔 佩科夫见过面，但他宣称他在从事一项精心计划以便扭转克格勃对他进行敲诈的企 图。于是他就被释放了。 60年代中后期，英国起诉苏联间谍仅有两次获得成功。一次是，1965年一位在 航空部工作的52岁工程官员弗兰克。博萨尔德，由于向苏军总情报部透露了英国制 导武器开发的绝密细节，被判人狱21年。在博萨尔德被捕后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了 原来从未被认真调查过的犯罪记录。20年前他曾因诈骗罪服过6 个月苦役。第二次 是，1968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技术员道格拉斯。布里膝，因从塞浦路俾和林肯郡的 英国皇家空军信号站内向克格勃拍发绝密情报被判人狱ZI年。在布里腾定罪后，安 全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了他历史上的财务问题并发现他是“一个老练的说谎者”。 伦敦情报站X 线的工作得到了派往英国的克格勃官员的大力协助。他们或以贸 易代表团或科学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或以研究生的身份被送往伦敦。其中克格勃委 派的一位研究生就是T 局的A.V.沙罗夫。1966年11月他在伦敦大学攻读机械系博士 学位，1969年10月22日取得博士学位。在克格勃的指示下，沙罗夫于1971年1 月返 回伦敦接受学位，并在科学院安排下进行巡回演讲，中心这次安排的目的是企图让 他在科学界发掘一些可能被招募的对象。 根纳季。费奥多罗维奇。季托夫（代号西林）可能是60年代中期PR线最重要的 研究生，他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1971年季托夫以相对年轻的年纪门岁）被派驻挪 威。1984年他被提升为克格勃将军，到1991年政变发生时他已成为克格勃的第三号 人物。克格勃官员和间谍伪装成学生的做法，也被用于发现西方教会组织和苏联宗 教少数派之间的联系。1970年9 月阿布拉莫夫（在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记述）进 人英国的一所浸礼会学院。通过接触，他发现瑞典与西德计划用汽车把宗教文献偷 运进苏联。文件被藏在专门制造的车厢的夹层中。 自从“五杰”消失和乔治。布莱克被捕后，中心认为它在英国活动的主要弱点 是没有招募到一批新的、献身于意识形态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然而中心无法认识 到的一个简单事实是，苏联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从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 勃列日涅夫的老人政府已经失去了两个光辉形象，即两次大战之间作为世界第 一个工农国家的光辉形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打败法西斯的主要国家的光辉形象。 60年代末西方的大部分年轻激进份子不是被共产党奴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而 是被新左派的自由主义运动所吸引。然而，莫斯科拒绝承认这是现实。中心试图用 吉姆。菲尔比的功绩来激励新一代的激进理想主义者追随其榜样。 1963年，菲尔比逃到莫斯科，他沮丧地发现他在克格勃中只剩下了间谍的地位， 既没有军官的头衔，也不准步人鲁比扬卡总部。在他流亡莫斯科的第一个五年中， 他忙于汇报情况，帮忙代笔撰写科诺。莫洛德传记（出版时化名为戈登。朗斯代尔）， 撰写他自己的轻松而又偏激的、作为苏联间谍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时的回忆录。 该回忆录1968年出版时取名《我的无声战争》，书中对他在莫斯科的失望只字 未提，相反，他写道：“当我从书房的窗户眺望莫斯科时，我看到了在剑桥时看到 的未来的坚实基础。”为激励他人，他还在前言中写道：应当清醒地看到，要是没 有苏联的力量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旧世界（即使不是整个世界）现在还可能处于希 特勒和裕仁天皇的统治之下。我对能够在青年时代就被邀请来为建立那种力量而贡 献我微薄的力量深感无限自豪……。当建议我加入苏联情报机关时，我毫不犹豫地 加入了。当一个人有机会加入这等精英部队时，他不会犹豫。 《我的无声战争》刚一出版，一个被菲尔比的榜样所激励的美国高中生就申请 了旅行护照来到莫斯科，表示愿为克格勃服务。当时他只有16岁（米特罗欣所看到 的档案中记载的最年轻的西方被招募者），安德罗波夫在1968年7 月亲自批准吸收 他为苏联间谍，代号为“小男孩”。与菲尔比1934年被招募时的代号相同。据“小 男孩”的档案记载，他来自一个富裕家庭，对苏联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信仰。对情报 工作有一种浪漫感。10月19日在墨西哥与‘小男孩“第二次见面后，中心决定把他 培养成特工。但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小男孩“和他的父母经过考虑后起了二心， 他未在事先安排的伦敦某地露面。 这也许表明了一种迹象：受到菲尔比鼓舞的，聪明的，献身意识形态的西方年 轻人是多么少（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其他记载），以至于克格勃在此后的十多年 里仍断断续续试图和“小男孩”接触。1978年克格勃从他父亲那里发现他在墨西哥， 但没能追踪到他。两年后，他母亲被诱骗透露出他在旧金山，并给出了地址。1980 年12月，12年前曾和“小男孩”会过面的行动官员写信给“小男孩”，邀他在墨西 哥会面，还给了他一个在东德的掩护通信地址。但等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答复，克 格勃最终看来放弃了他。 虽然菲尔比式的一代新人没能成为现实，但是对五杰的记忆还在继续提高着伦 敦情报站的声望。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二战期间及以后的25年里在英国的情报 活动仍然被克格勃第一总局培训学校（安德罗波夫学院）的年轻情报人员当作样板。 领导学院的三个主要教员都在伦敦情报站名噪一时。掌管政治情报训练的尤里。 莫丁曾是“五杰”的指导员；反间处处长伊凡。希什金，在1966－1970年期间曾负 责伦敦的KR线工作；负责科技情报间谍训练的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1941－ 19 46 年在伦敦工作时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如果说克格勃在英国活动的黄金时代随着“五杰”在1951年的消失而结束，那 么二十年后白银时代的结局就来得更为突然，当时奥列格。利亚林叛变，105 位克 格勃与总情报部的官员被驱逐。从此以后，英国安全局的监视工作再也不会由于苏 联间谍人员众多而捉襟见肘了。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回忆说，英国的“富特” 行动像“一颗炸弹，如同地震一样的驱逐行动是史无前例的。这件事使中心受到了 深深的震撼”。据奥列格。卡卢金回忆，“我们在英国收集情报的工作受到沉重打 击，再也没有得到恢复”。在此后的冷战时期内，克格勃在伦敦收集高级情报可能 比在其他任何西方首都都更加困难。 克格勃绝密档案 针对英国的冷战行动第二部分：“富特”行动之后的年代 虽然莫斯科对1971年9 月105 名克格勃与总情报部的官员被从伦敦驱逐一事公 开表示了愤慨，但中心清楚地知道他们在社交界蒙受了一次灾难。为扭转在英国情 报方面的不利局势和低毁英国的驱逐行动，克格勃在实施积极措施中抬出了英国秘 密情报局过去的大明星吉姆。菲尔比。但菲尔比的状况不适合在公共场合露面。1968 年他的传记出版后，克格勃觉得他再也没用了，而菲尔比也开始在苏联游荡，经常 喝得烂醉如泥，不知自大黑夜，随地而栖。70年代初，他才逐渐被鲁法从昏昏噩噩 的醉酒中拉了出来，‘鲁法是我等了一辈子的女人“。 虽然中心认为在“富特”行动后，菲尔比仍不具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条件，这 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1971年10月1 日《消息报》对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采访， 他谴责“英国资产阶级右翼新闻界的诽谤”，指责它们诬称苏联官员在伦敦进行间 谍活动而将他们驱逐的行径。与三年前出版的菲尔比回忆录中的老练圆滑的用语相 反，菲尔比在采访中对英国“统治集团”进行了一系列刻板的谴责：应该说，间谍 狂热症以及编造关于苏联的诽谤，在英国统治集团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L 了。在 这些行动的背后有明显的具体的政治图谋。 这次强烈的反苏煽动和对苏联驻伦敦官员的大肆诬蔑，以及进行这种行动所选 择的时机，暴露了执政的保守党在这些行动中的预谋。 这些行动旨在使欧洲缓和形势的进程煞车。 英国资产阶级新闻界反映说，英国政府对苏联外交政策显示了明显的不悦，这 并不令人感到惊奇，我应该说它们害怕苏联致力于国际形势正常化的外交政策。 菲尔比本人不太可能编出这些浮夸的陈词滥调。很可能是克格勃将这些材料送 给他，由他在上面签个名而已。菲尔比在材料上加了一些个人对英国情报机构的 “反苏心理战”的回忆，其中不乏嘲弄之词，如他声称“英国情报机构即使在反希 特勒德国的战争年代因也没有停止对苏联的颠覆行动”。事实上，由于菲尔比在战 时提供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报告中缺乏反苏颠覆活动的证据，中心曾怀疑菲尔比提 供的是假情报。菲尔比指认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有真有假，这些人是他在1963年 从贝鲁特叛逃后被派往中东的，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他在采访中用的稿子，如果不 是全部，也有大部分是中心编写的。他在采访中指认的驻贝鲁特的英国情报官中有 一个年轻的官员，名叫戴维。斯佩丁，25年后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 就这样，对菲尔比的采访非但没能减少伦敦驱逐行动对克格勃带来的破坏，反 而成了社交界的又一次丢脸的失败。在采访中提到的四位著名黎巴嫩公民立即控告 塔斯社犯了诽谤罪。这四人在采访中被称为英国间谍，他们是：贝鲁特《时代周刊 》的主编兼发行人罗伯特。阿贝拉；前总统卡米尔。夏蒙之子多里。夏蒙；黎巴嫩 前安全部长艾米尔。法里德。谢哈卜黎巴嫩国会议员艾哈迈德。伊什比尔。苏联驻 贝鲁特大使设法使其政府从这一法律案件中脱身，宣称这件事是“纯粹的新闻”事 件，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与此毫无关系”。但当塔斯社驻贝鲁特分社社长尼古拉。 鲍里索维奇。菲拉托夫被卷进此案时，他马上又收回上述谈话，声称塔斯社是“政 府的新闻机构”，菲拉托夫有外交豁免权。但把事情抹得更黑的是，中心认为大使 馆选定的为塔斯社辩护的共产党律师是一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间谍。此案开庭审理 之前，驻贝鲁特情报站把菲拉托夫及其家人撤回了莫斯科。1972年5 月，塔斯社驻 黎巴嫩分社社长雷蒙德。萨阿德，由于无外交豁免权被判人狱2 个月，并勒令赔偿 每位原告4 万黎镑，后来经过上诉后罚金减到1000黎镑，赔偿每位原告的损失费减 到1 万黎镑（总计约6000英镑）。塔斯社由于被勒令报道此次判决而再次蒙受羞辱。 故事的全文发表在《泰晤士报》上。标题为《由于吉姆。菲尔比先生的诽谤罪塔斯 社被勒令赔偿》。 《消息报》对菲尔比采访的不幸结局，既没能使菲尔比相信他的天份对克格勃 仍有重要用处，也对他的康复没有任何帮助。1972年初，当奥列格。卡卢金在菲尔 比与鲁法结婚后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潦倒不堪的男人”：他的 佝倭身躯沿墙趔趄而来，东倒西歪，满身散发着伏特加酒的气味，粗暴地用俄语对 我呼响地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卡卢金和克格勃第一总局里其他一些年轻强人逐渐为菲尔 比恢复了名誉。让用他设计积极措施行动计划，为派往英国、爱尔兰、大洋洲和斯 堪的纳维亚的年轻军官们举办讲座。但克留契科夫和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老人对菲尔 比仍存有戒心，不让他去雅瑟涅沃总部。菲尔比没有名份和地位，这使他痛心不已。 他喜欢给西方记者留下他是克格勃上校，甚至是将军的印象，但实际上他只是 间谍汤姆，仅此而已。 1971年9 月伦敦大规模驱逐间谍后，苏联驻伦敦情报站的大部分间谍停止了活 动，中心预计情报站最快也要等到1974年中才能恢复起码的正常活动。由于克格勃 与总情报部在伦敦的官员大幅度减少，他们被置于相当严密的监视之下。1971年9 月17日，在大伦敦市政厅汽车执照管理处工作的克格勃间谍阿卜杜勒卡迪尔在接到 他前两年的指导员利亚林的警告后被逮捕。在他钱包中发现了一张写给利亚林的明 信片，上面写着最近英国安全局用于监视的车辆的号码。阿卜杜勒卡迪尔被判监禁 三年。 随着前任驻伦敦情报站站长伏罗宁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以及一批有名的情报 官员被英国拒发签证，一位年轻的反间处官员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拉泽布内被 任命为代理站长，他以苏联贸易代表团安全官员的职位作掩护，幸免那次被驱逐。 在他负责的14个月中，他把办公室设在贸易代表团里，以便尽力保住自己的伪 装身份，但他每天去大使馆指挥情报站的工作。 虽然运作情报活动超出了拉泽布内的能力，但他坚持实施严格的耗时的安全警 戒，这进一步使情报站的生活复杂化了。为预防夹带材料，不允许人们穿着大衣出 人情报站，也不允许使用公文包、手提包和一般的包裹。行动官员的鞋也要用X 射 线照过，以免其中安有窃听器或暗层。全部来往邮件和在当地买来或修理的家具也 要用X 射线检查。大使馆行政官员洛希卡洛夫由于在伦敦的一家商店订了一批电灯 泡而受到处分，拉泽布内担心灯泡里安有窃听器。油罐、电池甚至木家具上的木节 处也要进行检查，以确认其中没有窃听器或暗层。 1972年末，拉脱维亚人雅可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卢卡谢维奇（代号布卡舍夫） 接替拉泽布内为情报站长。他继续坚持严格认真的安全制度。1971—1972年间 情报站收到间谍报告说，英国安全局在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官员中或在工业设备的检 查员中有情报眼线。虽然耗费了大量时间抓叛变者，但一直到1976年，仍毫无结果。 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间谍的报告可能是英国安全局故意设下的圈套，用以转 移情报站的行动重点。情报站担心英国的渗透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有克格勃与总情 报部人员活动的贸易代表团驻地发现了大量窃听器。 1971年驱逐间谍事件后，中心命令古巴与东欧的情报机构补上伦敦的情报缺口。 克格勃还企图在伦敦大使馆的外交官与工作人员中扩大其间谍网，以便在某种 程度上弥补其已缩小的情报站。到1973年，已有19名使馆官员和职员列在克格勃的 档案中。其中有大使的副手伊凡。伊波利托夫。一些被驱逐出英国或不准进人英国 的克格勃官员，被重新派往有较多英国侨民的英联邦其他国家的首都，如德里、科 伦坡、达累斯萨拉姆、拉各斯和卢萨卡。据米特罗欣看到的档案记载，被重新派去 的特工很少能够招募到重要的英国间谍。但是1974年，三位在东非情报站的行动官 员——S.S.沙尔曼诺夫、G.M.叶尔莫列夫和N.T.克列斯特尼科夫——由于招募到一 位英国记者汤姆和他的妻子艾琳而受到嘉奖。但不久证明汤姆和艾琳的用途十分有 限。1976年初，汤姆移居亚洲，只被简单地用来汇报其他西方侨民的情况。他没有 能够提供任何机密，1976年克留契科夫决定中断与他的联系。 1971年驱逐间谍事件后，驻伦敦情报站X 线（科技情报）首先恢复了某种意义 上的正常活动，尽管其工作缓慢而且规模很小。1972年，克格勃作出了和其六个高 级间谍恢复联系的计划。他们是：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的老间谍，1937年招募的 梅利塔。诺伍德（霍拉）；航空工程师埃斯；由诺伍德招募的公务员亨特；航空与 计算机工程师扬；化学工程师纳金；实验室助理什捷普。米特罗欣的笔记虽然只记 载了如何重新启用这六人的不完整的过程，但显而易见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也许经 历了长期与费力的考察，确定他们都不在英国安全局的监视下才恢复联系的。到1975 年才与亨特再次接上头。即使这时，为安全起见，还是用法国间谍梅尔作亨特的指 导员，没有用伦敦站的行动官员。 1974年，在伦敦与梅利塔。诺伍德重新接头时，克格勃发现她两年前就已退休。 由于她不再能获得机密情报，正常联系也就此中断了。霍拉在中心享有很高的 威望，她可能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提供了大量情报，包括有关英国核计划的情 报。她的一生看来是苏联的真正信徒。1979年，即她被招募的42年后，她和丈夫访 问莫斯科时，谢绝了一笔额外的奖金，她表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 到1974年，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X 线有9 名行动官员（这比“富特”行动前少 了7 人），由副站长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基莫夫领导，他们与1971年9 月 被冷冻起来的大部分X 线间谍恢复了联系。几乎可以确定，重新启用的间谍中，60 年代末被招募的航空工程师埃俾是最多产的。到80年代初去世时，埃斯提供的文件 有300 卷左右，每卷都有300 多页。这9 万多页大部分是关于新式飞机（其中有协 和式飞机，超级VC－10与洛克希德L －1011飞机）和飞机5 ；擎（包括罗斯一罗伊 斯，奥林帕斯593 ，RB－Zll ，SNEY－505 ）和飞行模拟器的技术资料。埃斯提供 的关于飞行模拟器中洛克希德L －10if飞机和波音747 的材料是苏联新一代对应产 品的基础。埃斯还打着假旗号（可能是以一家竞争对手公司的名义）招募了一位飞 机引擎专家（代号斯韦德）。值得一提的是埃斯的月薪只有225 英镑，1980年增至 350 英镑。 克格勃和总情报部的已暴露官员被英国驱逐后，克格勃仍能从苏联的大学中送 些科技情报间谍和“可靠的眼线”到英国进行科学交流，或去攻读工程和自然科学 的研究生或博士后。他们大部分去了伦敦地区的大学或综合技术大学，或者去了牛 津或剑桥大学。“克格勃的目标”是希望克格勃间谍和可靠的眼线在以下这些地方 找到潜在的被招募人：剑桥大学的邱吉尔学院、国王学院、圣凯瑟琳学院、三一学 院；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女王学院和三一学院；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大学 学院、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院以及斯拉夫研究院。 某些在英国从事研究工作的苏联科学家是克格勃官员。例如，1975年5 月，剑 桥大学的英国医药研究所分子生物实验室的休。赫晋黎博士邀请苏联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主任，弗兰克院士推荐一位研究员来实验室进行研究。赫胥黎万万没有想 到这次邀请被克格勃盗用了。送到剑桥的科学家是T 局的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 莱德涅夫。就在莱德涅夫着手英国指派的工作时，T 局局长米哈伊尔。洛帕京（曾 在60年代中期掌管科技情报收集工作）来到伦敦，建议情报站扩大X 线的活动范围。 尽管不是非常全面，但米特罗欣的记录表明，X 线在70年代新招募的英国人少 于“富特”行动前的十年。米特罗欣明确记载“富特”行动后最先被招募的是克里 斯蒂娜。她于1973年被招募一可能是在苏联。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说明，70年代初 在英国活动的其他4 位X 线间谍是在驱逐间谍事件前还是在其后被招募的。由于在 伦敦活动很困难，至少有6 位（可能更多）X 线间谍或者与他们的上司在英国以外 会面，或者由驻欧洲其他国家的情报站指导。 几乎可以肯定，在“富特”行动后的十年中招募的最重要的英国科技情报间谍 是迈克尔。约翰。史密斯（代号博格），他是一位电子工程师，共产党员。据70年 代初萨里的共产党书记理查德。吉尔达德回忆，史密斯是个百分之百的坦克主义者 （即苏联坦克镇压“布拉格之春”的强硬支持者）：‘不要太在意他，他是个蠢人。 有社交活动，但他很少参加。“伦敦情报站X 线的一位官员维克多。阿列克谢 耶维奇。奥谢琴科（代号奥泽罗夫）与史密斯在他公寓附近一家泰晤士河畔的金斯 顿小酒馆里初次会面，那时正值1975年5 月工会会议后，但在英国加人欧洲经济共 同体进行公民表决之前。在奥谢琴科的指示下，史密斯退出了共产党，停止了工会 活动，每天读《每日电讯报》，加人了当地的网球俱乐部，就像他的行动档案中记 载的那样，他”尽力对当局表现出他的忠心。 由于惊人的巧合：萨里的共产党中还有另一个叫迈克尔。约翰。史密斯的人， 同时由于英国安全局的官僚主义，错把代号“博格”的史密斯当成了萨里的史密斯， 于是前一个史密斯便于1976年7 月在米德尔塞克斯郡费尔特姆的Thorn －EMI 国防 电子仪器厂的质量检查处找到了一份工作，任检验工程师。一年内他就参加了研制 和试验用于英国自由下落核弹的雷达引信的绝密项目——XN－715.克格勃把史密斯 交来的有关XN－715 项目的文件交给了在一所代号为G －4598的苏联秘密军事研究 所工作的N.V.谢列布罗夫和其他核武器专家，他们成功地仿造了一个英国雷达引信。 史密斯的情报看上去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令人不敢相信是真的。令谢列布罗夫和他 的同事迷惑不解的是史密斯怎样弄到起爆器起爆的无线电频率的。他们认为这条信 息是如此的敏感，以至即使在史密斯搞到手的设计与运行起爆器的绝密文件中也不 该出现。。掌握了有关的无线电频率，苏联军队可以放出干扰波阻止英国的核弹的 起爆器引爆。专家想到的一种可能性是史密俾提供的频率仅是用于试验的频率，在 实际作战中不会使用这一频率。但他们还是对史密斯能提供如此详细的高层机密情 报抱有怀疑。 中心还对下列一点感到怀疑：一位著名的亲苏共产党员在离开党并从读《晨星 报》改读《每日电讯报》后，不久就毫不费力地迅速弄到了英国最高核机密。他们 怀疑史密斯弄到雷达引信情报也许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1978年史密斯告诉他的 指导员他已失去了安全许可证，暂时不能提供机密情报时，这种怀疑加重了。（史 密斯不知道，英国安全局已发现他们早先出的差错，并秘密地通知了Th__EI仪器厂， 他过去是共产党员。） 为了解除疑虑，中心设计了一系列对史密斯可靠性的测试。第一次测验是让史 密斯从西班牙的一个死信箱中提取两袋秘密材料，史密斯看来通过了这次测试。第 二次对史密斯的测试更加复杂，还经过安德罗波夫批准。用克格勃的行话说就是 “用非接触测谎器进行心理测试”。这次测试于1979年8 月在维也纳由鲍里斯。康 斯坦丁诺维奇。斯塔尔诺夫和两名行动技术支援官员实施。斯塔尔诺夫以简短的经 过准备的发言开始，这段话载人了史密斯的档案：我本人对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相互 间的关系非常满意，所以我非常高兴地向你祝贺。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组织中真 正的一页了。这意味着组织将照顾你。相信我，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得到朋友的帮 助。你的参与和对组织的帮助将及时地被承认。 我们的组织建立在两条原则上：志愿参与和忠诚。 第一条意味着加入组织是你自己的自由意愿，如果觉得有必要，可以在任何时 间离开。倘若你事先给予通知，将不会有任何对你不利的后果。 第二条原则：忠诚。你必须告诉我们所有影响我们组织利益的事，不论是直接 的还是间接的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双方的安全都需要这样做。加入组织，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正式行动。与这相联系，我被要求问你一些问题。我把 这视为纯粹的例行公事。你也应当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你简单地回答“是”或“否”，将使任务变得简单可行，并节省时间。 接着史密斯被问了120 多个问题，他的回答被秘密地录制下来。接着对录音的 分析以及史密斯回答的每个问题的答案使中心相信，无疑也使中心大为放心，他没 有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参与英国情报机关编制重大骗局的工作。虽然史密斯被告知 “心理一生理的测试”是例行公事，但克格勃以前从没有在苏联以外地区使用过。 中心对这次成功特别高兴，决定用同样的方法检测其他间谍。可是中心仍然决 定对史密斯进行第三次“忠诚”测试，显然这是最后一次了。中心指示他从巴黎郊 区一个死信箱中拿出一个装有两卷胶卷的容器，转交给里斯本的一位克格勃官员。 克格勃无疑能够检测出史密斯或其他情报机构是否企图打开这个容器。 1979年后，克格勃每月给史密斯300 英镑的聘佣费。他的档案中还记载着由于 提供的文件额外付给他的1600英镑、750 英镑、400 英镑和2000英镑。虽然米特罗 欣的笔记没有记下付这些钱的时间，可能主要是史密斯在Thorn －EMI 国防电子仪 器厂的两年期间。为克格勃工作给他带来刺激和兴奋，如复制高度机密文件，从死 信箱中取东西，和上司去外国首都执行秘密任务等，这一切好像把史密斯从原先的 死气沉沉中拯救了出来。一种外来的因素使他原先枯燥的生活开始充满生机。1979 年他结了婚，喜欢跳弗拉曼科舞，开始尝试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烹妊，在家庭宴会上 让客人品尝家酿美酒。 作为一名间谍史密斯如此生活，是为了尽力恢复他在1978年失去的安全许可证。 甚至两年后他草拟了向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个人呼吁书，请她为他说情。“在 我头上有一片驱不散的阴云，”他这样向首相抱怨，“我受到错误地怀疑并丢掉了 自己的职位，这不公平。”虽然这封呼吁书没有寄给撒切尔夫人，但1980年6 月他 向英国安全局的官员提出了这个问题。史密斯开始时否认他曾是共产党员，当向他 出示证据后，他先是为说谎表示道歉，后又称他加人共产党是为了找个女朋友。令 人惊奇的是史密斯要求安全许可证的行动居然逃过了这次挫折，更令人惊奇的是， 几年后他居然成功了。 1980年，7.5 ％的苏联科技情报来自英国。据称T 局不但为苏联的研究与发展 （特别是军事领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更为他们获取的商业秘密感到自豪，这些 秘密帮助苏联压低了和西方公司签定合同时的价格。其中和英国的一例最值得自豪。 70年代末期，与戴维能源煤气公司以及克洛克纳＊工业公司签定关于修建两个 大型甲烷制品厂的合同时。英国财团最初报价为2.48亿可兑换卢布，苏联部长会议 以2 。06亿竞价成功。这次行动由T 局于1977年5 月23日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指挥， 并得到克格勃的帮助。这次成功可能依靠的是对西方公司会议的窃听和秘密复印了 公司的文件所得到的商业情报。按照外贸部的一份报告的说法，这些手段在合同谈 判中使对方做出了0.506 亿卢布的让价。1977年10月24日安德罗波夫正式表彰了这 次行动中做出贡献的15位克格勃军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首相詹姆士。卡拉 汉在写给他的苏联对手阿列克谢。柯西金的信中，对苏联政府能与英国财团签下这 份合同表示感谢。 70年代驻伦敦情报站的PR线和KR线取得的成绩看来不如X 线那么大。英国情报 界唯—一位知名的苏联间谍杰弗里。普赖姆（在英国国家通信总局工作）不是由驻 伦敦情报站指挥，而是由三处的指导员指挥，他们经常在英国以外的地方会面。在 米特罗欣的笔记中，在“富特”行动后的最主要的PR线间谍是威廉，此人是工会官 员，以前是共产党员，在一次访问苏联时被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杰尼索夫（他 伪装成苏联工会官员）招募为间谍。威廉答应提供有关英国职工大会和工党的内部 情报。 然而，1975年12月威廉的专案官员在伦敦和威廉会面后汇报说，威廉对成为一 名苏联间谍深感不安。虽然他一再申明愿意帮助苏联同志，但说由于他持马克思主 义观点，因而不受工会官员的信任。他担心和苏联联系之事泄漏出去后会影响他成 为工会领导人的机会。由于缺少真正重要的间谍，PR线夸大了像威廉这样的二等间 谍的意义，也夸大了关于英国政治和政府政策的内部情报来源的作用。 PR线最引以为自豪的政治眼线是哈罗德。威尔逊（代号奥尔丁）。1976年他辞 去首相职务后成为大不列颠一苏联协会的荣誉主席。苏联大使馆的一秘安德烈。谢 尔盖耶维奇。帕拉斯塔耶夫负责协会联络工作，他定期拜会威尔逊，名义上是和他 谈协会的事务。由于帕拉斯塔耶夫是克格勃间谍，情报站便声称它有接近前首相的 途径。虽然克格勃没有说威尔逊是“秘密眼线”（更不要说是间谍），但情报站的 报告说他直率地提供政治情况。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说他提供了化么样的情况，但 如果威尔逊对帕拉斯塔耶夫所说的话，就像他对他的英国朋友和熟人的私人评论那 样，那将肯定引起中心的注意，并有可能报送政治局。例如，1978年，罗伊。詹金 斯有过这样的记述：威尔逊“不认为（卡拉汉）政府会有什么前途，甚至工党也一 样”。 中心曾声称A 局的假情报被传给了威尔逊（可能是通过帕拉斯塔耶夫），并希 望通过他能到达工党政府手中。但很可能这些假情报对威尔逊没有任何重大影响， 更不用说对卡拉汉的政府影响了。退休后，威尔逊虽然牢牢立足于工党，但他不断 向右翼靠拢。根据他的官方传记撰稿人菲利浦。齐格勒的记述：到1977年，他对极 左翼的厌恶与对“资本家中最为保守的人”一样。威尔逊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没有表 示多大的同情。克格勃文件中还记载着，当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威尔逊取消了对苏 联的一次访问，并拒绝主持大不列颠一苏联协会的任何会议。 70年代，克格勃的伦敦PR线和其他情报站一样，要求把25％的时间用于积极措 施，每年都要向中心报送它开展影响行动的统计表。报上去的数字1976年为160 次， 1977年为190 次。1977年fR线的官员上报说他们共召开了99次讨论会，并称对政治 家、新闻记者和其他舆论界人士产生了影响。他们还声称促成发布了26次公告，发 行了20本出版物，发出了20多封信和电报，在国会中提出了9 次质询，举行了5 次 新闻发布会，4 次集会和游行，3 次电视和广播讲话。此外，他们还分发了3 种传 单和一份由A 局拟定的伪造文件。A 局是中心负责积极措施的局。 为取得中心的表彰，情报站总是极力夸大他们在积极措施上取得的成绩。奥列 格。戈尔蒂耶夫斯基在中心工作时，被告知以下情况：1977或1978年安德罗波夫问 驻伦敦情报站站长雅科夫。卢卡谢维奇他的情报站是否拥有影响英国政治的手段。 “当然我们可以施加影响，”卢卡谢维奇回答，“我们有这种渠道。”但安德 罗波夫却说：“我不认为你们能办到，我认为你回答这个问题过于草率了。”米特 罗欣记录的档案证实了安德罗波夫的怀疑。 与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开展的工作相比，克格勃在英国传媒中招募有影响的、 用于实施积极措施的间谍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很有限。新闻记者丹可能是60年代驻伦 敦情报站最可信赖的、影响最大的间谍。70年代由于“富特”行动的后果，他被冷 冻起来后，与他的联系中断了。情报站曾几次试图重新启用丹，但都失败了，到80 年代初期，他的名字被从名单上勾销了。 招募一名杰出的、有影响的间谍可能是伦敦情报站70年代设定的一项最具雄心 的计划，计划的目标选定为萨瑟克的社会党主教默文。斯托克伍德博士。1975年10 月斯托克伍德和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唐纳德。科根以及约克郡大主教俾图尔特。布兰 克联合发表了一份“向国家呼吁”的公开抗议，抗议说对个人的责任强调得太过分， 而对社会的不公正则强调得太少，从而导致了人们的大量不幸。斯托克伍德抗议书 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选择了共产党的《晨星报》来发表，他还对苏联集团表示 了特别的敬意。 访问过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知道，如果英国建立起共产党政府，那么伦敦 西部将在一夜间得到清理，我们这个放纵的社会中的丑陋恶习将在数日之内转变。 天杀那些色情书刊的商人和所有那些在商业上利用“性”发财的人。 16位工党的下院议员签署了一项议案，对斯托克伍德有关共产党政权的“天真 理解大为惊异”。另外50位后座议员则支持一项拥护两位大主教的议案。一位议员 告诉《卫报》记者，“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已渗透到现有教会的高层中了。”苏联大 使馆（可能是情报站）和斯托克伍德建立了‘“亲密关系”（克格勃文件中如此描 述）。 情报站希望主教的潜力能为他们的积极措施做出贡献，这一愿望在主教安排的 一次晚宴上达到了顶点。这次晚宴邀请了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戈登。麦克伦南作为嘉 宾，同时至少还有一位苏联官员（斯托克伍德不知道他是克格勃官员）被邀请。虽 然米特罗欣的笔记对这次晚宴的记录吊人胃口，非常简短，但我们还是能看出这是 个喧闹的夜晚。斯托克伍德在宴会上大量饮酒，以至他的朋友玛格丽特公主不时担 心肯辛顿宫里的家具。斯托克伍德在晚宴上问麦克伦南，共产党怎样看待英国的教 会。麦克伦南回答说，教会是一股“道义力量”，但遗憾的是“不像过去和大战期 间，现在看不到牧师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了。”斯托克伍德反驳说，“我们 也没看到你们在苏联大使馆前示威游行。”情报站看来不情愿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主教有攻击苏联的趋向，他不适合被用来进行积极措施。 从米特罗欣抄录的积极措施的事例看，情报站在给中心的报告中力图夸大一系 列非常平庸的成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情报站企图夸耀理查德。戈特（代号罗恩） 在《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攻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73年扮演了推翻 并杀害智利马克思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角色，并斥责夺权的军政府奥古斯 多。 皮诺切特将军。戈特后来否认关于他是克格勃间谍的报导，但他承认在智利政 变后，尤利。米哈依洛维奇。索洛尼岑与他接触过（后来他才知道索洛尼岑是克格 勃官员）。 并与他进行过“关于智利的有趣的讨论”，而且此后与索洛尼琴和根纳季。费 德罗维奇。季托夫多次会面。后者后来成为克格勃家族中的第三号人物。戈特文章 的细节可能受到了与索洛尼岑和季托夫的“有趣的讨论”的某些影响，但他对拉丁 美洲解放运动的支持和对“美帝国主义”的厌恶感则早已牢固地确立在心中，无需 克格勃给他任何鼓励，就能斥责皮诺切特或美国中央情报局。 驻伦敦情报站同样也常常夸大他们在英国国会下议院中的影响，例如他们极力 在下列的国会质询上邀功。1978年2 月21日工党的下院议员詹姆斯。拉蒙德向卡拉 汉政府中的国防部长弗雷德。马利质问：我尊敬的朋友是否认为在西欧部署中子弹 将更易导致核战的爆发？他是否认为当勃烈日涅夫主席在克里姆林宫说（保守党大 喊“你当时在那里吗？”），如果西欧部署中子弹，苏联也将投入巨大的花费来发 展相似的武器的话时是认真的？那将是一笔北约与华沙条约都负担不起的费用，只 能毫无必要地增加世界本已巨大的军费开支。 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詹姆斯。拉蒙德有意识地与克格勃进行过联系。然而他作为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副主席，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苏联主要的统战组织，他把所有 对核军备竞赛的指责都归咎于西方的好战政策。拉蒙德在议会中的质问得到了一个 含糊其辞的回答。他提出这一质询与其说是来自伦敦情报站的卓越提议，还不如说 是源自世界和平理事会反对中子弹的运动。 中心对情报站夸大其积极措施的成绩的做法，通常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向政 治局报告克格勃能在英国下议院发起质问并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这对中心和伦 敦情报站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事。 虽然说PR线总是试图吹嘘他们积极措施的重要性，但他们确实有些不可否认的 功绩。《观察家》和《新政治家》是在80年代初受骗上当的英国传媒杂志中的两本， 它们刊登了由A 局捏造的反美和反南非的文章。《观察家》刊载过一篇假的来自扎 伊尔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标题是《美国和南非在安哥拉的阴谋》。《新政治家》 刊载过一封由南非军事情报处给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派特里克的伪造信， 信中表达了他们的“谢意”并提到给她送一份生日礼物“以表敬意”。直到1986年， 保守的《星期日快报》还在他们的主页上刊载了一篇以A 局编造的报道为基础的报 道，说艾滋病菌最初是作为美国生物战的一部分开发出来的。克格勃声称它的积极 措施成功的转移了英国的视线，但这些说法都是一些一厢情愿的妄想。 克格勃在英国传媒界缺乏重要的间谍这个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用英国 新闻记者，而选择了丹麦的阿尔内。赫洛。彼得松（代号哈尔勒夫和帕勒）作为他 们第一个针对1979年当上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主要积极措施。彼得松最初在 哥本哈根与情报站进行秘密接触，70年代中期被邀请到莫斯科“加深关系”。从那 以后，他就被正式作为施加影响的间谍使用了。他不仅按克格勃意图写了一些文章， 还以自己的名字出版一些A 局用英语写的文章和小册子。1979年出版的《冷战武士 》是克格勃和彼得松合写的第一本攻击撒切尔的小册子。这本书把她说成是领导欧 洲反苏势力的斗士。彼得松的第二本由A 局代笔的小册子名为《真正的近卫军》于 198 0 年出版，内容纯粹是攻击撒切尔夫人。其中一篇小标题为“撒切尔不能修补 自己屋顶”的讽刺文章出了差错（讽刺文学是克格勃实施暴虐的积极措施方面的薄 弱领域）。 A 局这位作者的英国地理知识十分贫乏，以至于认为撒切尔夫人的出生地林肯 郡的格兰瑟姆“是在伦敦的郊区”。虽然中心对这两本小册子非常欣赏（也许主要 是为了寄给英国舆论界人士看），但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米特罗欣可以自由查阅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但由于这些档案数量巨大， 他的记录必然会有重大的遗漏。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冷战期间克格勃在英国有重要 的情报来源，但米特罗欣没有看到。但这种情况不会太多。奥列格。戈尔蒂夫斯基， 1982—1985年在伦敦情报站任职，曾担任过两年PR线领导和几个月的代理站长，据 他讲，在此期间PR线，可能还有KR线，都没有重要的英国间谍。但由在英国之外的 各情报站或特工招募英国间谍并指导他们进行活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米特罗欣抄 录的克格勃间谍、眼线和“发展对象”（即培养对象）名单上有一行含糊的附注说， 由克格勃驻德国卡尔肖斯特情报站操纵的一个英国间谍的行动档案在1981年就已达 15卷之多。 米特罗欣的笔记提到，“富特”行动后招募的最有名的非科技情报领域的英国 间谍，是由KR线在英国以外指挥的。他是一名代号为斯科特的伦敦警察，大伦敦市 警察局的探长约翰。西蒙兹。他可能是克格勃的英国间谍中最逍遥的一个。 1969年＊月29日，《泰晤士报》登出了阿波罗一12宇航员登月的照片，同时在 第一版刊出整版题为“伦敦警察被指控受贿，磁带显示确凿证据”的消息。两位《 泰晤士报》的秘密记者暗中录下的谈话录音，据说证实了西蒙兹和至少另外两名侦 探“接受了一大笔钱，作为交换条件，答应撤消指控、在法庭上提出宽大处理，并 允许罪犯恢复正常工作”。后来，33岁的西蒙兹向记者承认，他是（按他的话说） “一个大公司中的小公司”的一员，这个公司就是指一帮腐败探警，他们接受 像伦敦南部一帮歹徒的老板查利。理查森那样的罪犯的贿赂。 1972年，西蒙兹在旧贝雷区等候宣判期间躲了几个月，之后又逃往国外。有关 他的克格勃档案记载着，他使用的护照是其女友的有精神病的哥哥的护照，他的名 字是约翰。弗雷德里克。弗里曼，护照上的照片则由理查森一伙中某人的情妇作了 手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泰晤士报》所说的另外两位腐败警察分别被判人狱6 年和7 年。1972年8 月西蒙兹来到苏联驻拉巴特大使馆，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声称 钱已花完，愿为克格勃效力。为了确保他所知道的事能引起中心的兴趣，他说出了 英国特警分队中一位看守叛逃者奥列格。利亚林的官员的名字，并说他可能会接受 贿赂。 此外西蒙兹还戏剧性地讲述了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经常贿赂大伦敦的警察总 监比尔。穆迪，让他帮忙掩饰一些不愉快的事。虽然穆迪后来因接受黑社会的大笔 贿赂，被判监禁12年，但关于希利卷人行贿的指控则纯属无稽之谈。然而中心还是 按照表面上的价值接受了西蒙兹夸大的故事。 在此后的八年里，西蒙兹一直是一名克格勃间谍。中心注意到他“吸引人的仪 表”，决定用他来做第一位英国的“罗米欧间谍”。这次与克格勃使用的传统而粗 鲁的性威胁、性敲诈方法不同，是用诱惑与浪漫从一系列女性官员那里获取机密情 报。1973年西蒙兹被派往保加利亚，以便在西方旅游者常去的黑海旅游胜地培养合 适的目标。西蒙兹最重要的性战利品是联邦德国政府一位官员的妻子。在接下来的 几年里，他几次去波恩继续进行他们的风流韵事。1975年西蒙兹从德国女友那里得 到的情报被中心看得非常重要，以至被做为个人报告的主题向安德罗波夫作了汇报。 西蒙兹被克格勃用来引诱的女性官员，大部分是在四大洲西方国家大使馆工作 的人员。西蒙兹和波恩那位女士发生关系后，下一个目标是在1973年下半年勾引美 英驻非洲国家的使团中的女性。但在1973年底，西蒙兹在坦桑尼亚病倒了，他的克 格勃档案说他得了“热带病”，他不得不回莫斯科进行治疗。西蒙兹刚一痊愈，就 被命令去和英国驻莫斯科使馆的一个代号为藏拉的工作人员交往。克格勃观察到她 空闲时常常一个人长时间散步。西蒙兹佯装成来莫斯科参加1974年国际聚合物展览 会的加拿大商人让。雅克。博杜安，他成功地上演了一幕与藏拉不期而遇的戏，并 建立了朋友关系。虽然西蒙兹的档案中声称该拉对他一见“钟情”，并把她下一个 派驻地的详情和她在英国的住址告诉了他，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向他谈的情况超 出了有关她在莫斯科和伦敦的同事和上级的闲谈。不过中心认为她是一个有潜在价 值的消息源，通过她能找到英国大使馆中更脆弱的女性目标。 1976年，西蒙兹根据克格勃的指示，开始了一次长途旅行，他从保加利亚出发， 途径非洲、印度，最后到达东南亚。在印度他遇上了一名代号为吉尔的英国女士、 一名以色列女士和至少5 名美国女士。但是1977年在新加坡，当西蒙兹追求一名西 方外交使团中的女秘书时（此人被当地克格勃情报站确认为培养目标）发觉自己已 被人监视，于是他又乘飞机去了雅典，随后返回保加利亚。西蒙兹为之工作了5 年 的K 局对西蒙兹的评价是：他没有任何对克格勃不诚实的迹象，他得到的材料“有 重要的行动价值”——西蒙兹是个有巨大潜力的间谍，但他的旅行记录引起了西方 安全部门的怀疑。在卡卢金的要求下，K 局的领导克留契可夫指示特工处给他一个 新的身份。 为西蒙兹选定的身份是一个“已死的替身”一雷蒙德。弗朗西斯。埃弗里特 （代号福俾特），此人是澳大利亚人，二战时死于童年。1978年7 月23日，西蒙兹 从莫俾科取道东京去大洋洲。他带了一本以埃弗里特为名的假英国护照，同名的真 正出生证明和8000美元。一到澳大利亚，西蒙兹就把这本英国护照收起来，企图用 出生证明得到一本和死替身同名的澳大利亚护照。为编造履历，西蒙兹在新西兰过 了几个月，以便编造他的故事，这样，再回到澳大利时他便可以装作一个在新西兰 生活过多年的澳大利亚人了。 1978年11月，西蒙兹随一群橄榄球球迷来到澳大利亚，他极力与一家旅行社的 女经理玛格丽特交往，希望她能为他申请护照提供必要的证明。西蒙兹关于玛格丽 特的冷嘲热讽的报告，可能是他评价以前那些被指示去引诱的女人的典型方法。他 报告说：玛格丽特是个瘦高条，相貌一般，拱背曲肩。唇上有汗毛，只要献点殷勤， 她定会受宠若惊。西蒙兹通过送鲜花、巧克力、礼物和请她吃晚饭来勾引她。但对 西蒙兹来说不幸的是，玛格丽特既正直又不吸引人。当他要求她作证人时，她以法 律为由拒绝了，她说至少要相识一年才行。这时西蒙兹的钱快花光了，原安排由驻 堪培拉情报站给他的钱也泡了汤。由于交不出房租，房东把他赶出门外。他想说服 一位女教师为他提供住宿，但在相处两星期后，她也把他赶了出来。西蒙兹被迫在 一座救世军客栈过了几夜，最后总算得到了悉尼一家法国银行的帮助，从过去在塞 内加尔时以弗里曼（他的第一个假名）的名义所开的账户上提取了5000美元。 1979年初，西蒙兹用一份他自己伪造的证明终于成功地以他的死替身的名字雷 梦德。埃弗里特弄到了一本澳大利亚护照。此后不久，西蒙兹飞往罗马，再乘火车 去维也纳与他的指导员会面。但这时，西蒙兹为获得澳大利亚身份已搞得自己相当 混乱。他不愿再冒险用新的澳大利亚护照，于是把护照绑在腿上，用袜子遮住，仍 旧用他那本去澳大利亚时用过的假英国护照。一到维也纳，他把新护照交给了他的 指导员，然后取道贝尔格莱德回到莫斯科。 西蒙兹回莫斯科后，安德罗波夫、克留契科夫和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 里戈连科（第二总局局长）共同批准了一项计划，让西蒙兹仍旧装成加拿大商人去 与英国大使馆一位女秘书交往。这次的目标是埃丽卡，她是西蒙兹5 年前遇到的那 个藏拉的朋友。但这次行动失败了，部分原因可能是西蒙兹已失去了昔日的帅气。 关于西蒙兹的档案记录说，他的身体条件对埃丽卡已没有吸引力了。 与埃丽卡交往的失败，可能是西蒙兹作为罗米欧间谍的最后一次行动。据关于 他的资料记载：从澳大利亚回来后，他变得越来越难于驾驭，满腹牢骚，声称克格 勃对他缺乏信任和关心。一份有关西蒙兹的医疗报告（他不知道此事）指出，他的 情绪不稳定，心理紊乱，过分敏感，判断力失常。1980年，西蒙兹离开莫斯科前往 索非亚，准备与他当时的女友“内利”（保加利亚情报局的间谍）结婚，但他们不 久就闹翻了。西蒙兹要求去西欧。在中心答复他的要求之前，他就擅自去了维也纳， 从那里又去了英国。1980年4 月，在他的律师的陪同下，他到英国中央刑事法院投 案自首。该法院在8 年前因贪污罪就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西蒙兹回国后，中心主要担心的是他透露作为克格勃间谍的一段历史。如果他 那样做，中心将把他透露的内容解释为无稽之谈。保加利亚医疗当局被命令准备一 份说明西蒙兹有精神疯狂症的证明书。但是此证明书没有派上用场。审判中，西蒙 兹替自己进行辩护，这位前探长没有说出他和苏联的联系，这样控方就完全不知道 他的那段历史。西蒙兹声称他在逃8 年是为了躲避行为不端的老侦探，因为他们曾 威胁他如果在法庭上提供证据，他们就杀了他。西蒙兹因三次向一名伦敦罪犯索取 了共计150 英镑而被判2 年徒刑。控方没有就另外5 起贪污案提供证据。西蒙兹对 判决不服。“我决定回来，希望得到一次公正的审判，”他对法庭说，“但我没有 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些就是我要说的全部话。” 大约就在西蒙兹于1980年回英国面对审判时，在伦敦担任了8 年情报站站长的 卢卡谢维奇任期期满后返回了莫斯科。中心对他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他在1971年 驱逐间谍后，在重建情报站间谍网方面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于是便把他下放 回老家拉脱维亚。卢卡谢维奇的继任者是酒量极大的阿尔卡季。瓦西里耶维奇。古 克（代号叶尔玛科夫）。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还记得他，因为他曾在他的手下 工作过。古克是个大块头，“头脑平庸，但极为狡滑”。他越级晋升为伦敦情报站 站长要归功于英国拒绝给已知的更有才能的苏联情报官员签证的政策。古克天生的 多疑引出了许多阴谋理论：其中一条是他认为伦敦地铁中的许多广告牌后都藏着秘 密岗哨，他们是英国安全局用来监视克格勃官员和其他可疑的旅游者的。 古克担任情报站站长的第一年，许多行动官员由于失宠而被打发回国。三年前 被派到伦敦的尤里。谢尔盖耶维奇。米雅可夫（代号莫罗佐夫）1980年被召回，理 由是他严重违反纪律，没有先得到古克的同意，就把克格勃的资料给总情报部的人 看。1981年古克坚决要求召回行动官员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洛普欣，此人 从1979年就在伦敦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真理报》记者的身份工作，古克斥责他 没有令人满意的成绩，脱离苏联同事，喜好西方生活方式。也是在1981年，N 线领 导（特工支援处的处长）安纳托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扎穆鲁耶夫（代号济明）， 他从1977年起以一家可可粉公司秘书处的职员身份为掩护，被声称有精神病而送回 了莫斯科，。 当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作为克格勃PR线的官员在1982年夏天到达伦敦时， 他发现情报站已变成“阴谋活动的温床”。在过去的8 年里，他是打进克格勃内部 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最重要的间谍。他在伦敦的出现将最终威胁情报站的几乎所有 行动。1983年戈尔蒂耶夫斯基晋升为PR线领导兼情报站副站长。1985年1 月，他又 被任命为情报站代理站长，这样他就能弥补自己关于克格勃在英国活动的知识的大 部分空白。 戈尔蒂耶夫斯基传送给英国安全局的情报中有这样一条：我们反间谍处的官员 迈克尔。贝塔尼是一名不忠的酗酒者，他志愿当了苏联间谍。1983年复活节星期日 那天，贝塔尼将一个信封投入了古克在荷兰公园的信箱中，信封里装着英国安全局 在上月驱逐3 名苏联情报官员的情况，详细说明了这3 人是怎样被发现的。贝塔尼 提出将提供进一步的情报并说明了联系方法。古克由此发现25年来他第一次得到了 招募一名英国安全局或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的机会。但他对阴谋理论的嗜好要求他 仔细看看这个人的实际行动。他怀疑这是英国的一个圈套。克格勃KR线领导列昂尼 德。叶夫列莫维奇。尼基坚科由于不愿招惹易怒的古克，对此也表示同意。戈尔蒂 耶夫斯基没发表意见，但通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 6 月和7 月，贝塔尼把从安全局档案中得到的机密情报装满两大袋塞进古克的 门内，但弄巧成拙，使古克认为这是英国安全局进行挑衅的确凿证据。可想而知， 贝塔尼对古克很是失望，他决定到克格勃在维也纳的情报站去试试运气，但在9 月 16日，要飞往国外的前几日被捕。古克从此名誉扫地。第二年的春天贝塔尼被判23 年徒刑，不久古克即被英国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古克作为不称职的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历时四年，这期间包括最危险的“瑞安” 行动阶段。中心认为北约正在制定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计划，而整个 驻伦敦PR线都对中心的看法表示怀疑，但是没人愿意用自己的乌纱帽去冒险质问这 种花人忧天式的假设的正确性，而这一假设正是“瑞安”行动的基础。结果，从1981 年开始，一直到1984年初的几个月，情报站的主要任务就是每两周准备一个报告， 内容是关于搜集并不存在的北约准备核进攻的证据的情况。中心的惊恐在1983年11 月北约“干练的弓箭手”演习时达到了极点。中心担心这次演习被用作第一次打击 的倒计时的开始。古克在1983年底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中被迫承认，在获取有关 “美国与北约对苏联进行突然核导弹攻击计划”的情报中‘有在缺点“。由于在1984 年前几个月得到了从伦敦和华盛顿发来的使人安心的信号，莫斯科的紧张情绪逐渐 缓和下来。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希什林（他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是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资深外交事务专家，3 月份他向驻伦敦大使馆和克格勃情报站的 工作人员作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问题的演讲。他并没有提到核突袭的威胁。但官僚 主义煽起的”瑞安“行动过了一段时间才缓和下来。1984年夏天伦敦情报站对上报 它那空洞的两周一次的报告稍有马虎，立即就受到中心的申斥，要求他们严格”坚 持执行“关于”瑞安“行动的指示。 古克与他的前任卢卡谢维奇一样，为了竭力夸大在积极措施方面取得的成就， 甚至企图把由于80年代初冷战激化而再次掀起的英国和平运动用来邀功。20年前克 格勃对英国和平运动持怀疑态度，担心它会削弱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权威。但是在古 克担任情报站长，和平运动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反对美国的核武器而不是反对苏联的 核武器。1982年7 月古克向刚到任的参赞列夫。帕尔申简要汇报了伦敦的一次反对 美国部署巡航导弹的群众示威游行情况。这次游行全部是由争取核裁军运动组织的， 没有情报站的任何帮助，一些克格勃间谍与眼线只是参加了游行，但古克却向帕尔 申吹嘘说“是我们克格勃情报站组织了25万人上街游行。” 古克在伦敦情报站任职的四年期间，主要的功劳与前20年一样，在于科技情报 的收集。1980至1983年间，科技情报处的一名官员根纳季。费奥多罗维奇。科托夫 （代号杰耶夫，以苏联贸易代表团成员为掩护身份）操纵12名间谍，获得了600 项 科技情报与样本。另一位X 线官员阿纳托利。阿列克谢耶维奇。车尔尼亚耶夫（代 号格林，1979—1983年在外交官身份掩护下活动）获得了800 项机密情报。1983年 他在相互报复的驱逐间谍事件中被逐出英国。中心的一份报告推断，虽然车尔尼亚 耶夫被驱逐，但英国安全局不一定肯定他是克格勃官员。然而此报告的作者不知道， 戈尔蒂耶夫斯基已掌握了克格勃情报站的全部情况。 1984年春古克被驱逐后，克格勃KR线头头尼基坚科被任命为代理站长。1985年 1 月，中心决定把他调回莫斯科，由戈尔蒂耶夫俾基接任。这样，当1985年3 月米 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替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总书记时，伦敦情报站已基本上掌 握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间谍手中，其活动下降到达了最低点。 然而，仅一个月后，克格勃驻华盛顿主要情报站就取得了它战后的一项最大的 胜利。4 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司的一位资深官员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走进了 位于第16街的苏联大使馆门厅，递给警卫一封写给情报站站长斯坦尼斯拉夫。安德 烈耶维奇。安德罗索夫的信。埃姆斯说他最初的目的是想揭露在苏联的3 个中央情 报局的间谍，他知道这3 人是由克格勃控制的双重间谍，条件是一次性地从克格勃 手中拿到5 万美元。他说后来他才指出了戈尔蒂耶夫斯基和其他20多名真正的西方 间谍的身份，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枪决了。据华盛顿KR线头头维克多。车尔卡申说， 埃姆斯4 月16日的信中，除了2 名双重间谍的名字外，还有2 名真正的美国间谍的 名字，其中一人是驻华盛顿情报站他的同事，两个人都被处决了。虽然埃姆斯坚持 说他直到6 月13日才出卖戈尔蒂耶夫斯基，但很有可能出卖的时间要早些。 1985年5 月中旬，中心得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即他们委任的驻伦敦情报 站代理站长是一名英国间谍，不过还不太清楚这条结论是否是基于埃姆斯提供的情 报得出的。5 月间日戈尔蒂耶夫斯基接到一道命令，要他在正式接任情报站长前返 回中心进行磋商。他在莫斯科被麻醉，并受到审讯，但他没有认罪。5 月30日戈尔 蒂耶夫斯基被释放了一段时间，但处于中心继续监视下。无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 望他在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人接头时抓获他，或者发现其他证据。戈尔蒂耶夫斯基 十分清楚，不论中心能否取得对他不利的证据，都早就决定把他作为一名英国间谍 处决。 然而在7 月20日，戈尔蒂耶夫斯基躲在英国秘密情报局一位官员的汽车行李箱 里穿过芬兰边界，成功地逃出了苏联，他是在苏联历史上唯—一位在克格勃的监视 下逃跑成功的人。10月，被戈尔蒂耶夫斯基指认的31名苏联情报人员都被驱逐出伦 敦。由于缺乏资深的候选人，缺少经验的亚历山大。斯马金被任命为伦敦情报站的 新站长，他以前是苏联大使馆中的克格勃保安官员。 戈尔巴乔夫时代，克格勃在英国活动的最大成绩是重新启用了迈克尔。史密斯， 他可能是诺伍德退休后X 线最重要的间谍。当米特罗欣1984年最后一次看到史密斯 的档案时，他已用了6 年时间来重新取得他的安全许可证。那个证件曾使他在1976 —1 978 年期间在Thorn －EMI 武器部成为相当有价值的间谍，但这一次没有成功。 当时，中心已快要把他的名字勾销了。档案上记载着他最后一次与史密斯联系是在 1983年3 月。1984年中心决定把他在以后的3 年期间“冷冻”起来。1985年12月， 坐落在伦敦西北文布利的通用电气公司赫俾特研究中心雇用史密斯为质量检验工程 师。7 个月后，他得到了有限制的安全许可证，可以接触到需要知道的防务合同方 面的内容。 1990年，伦敦情报站的X 线重新与史密斯取得联系，确定双方在哈罗恩瑟希尔 的圣玛丽教堂墓地或在南哈罗的罗克斯娱乐场附近会面。两处都采取了安全措施， 如有监视可向史密斯发出警报。史密斯被告知，若在去圣玛丽教堂时要在消防拴附 近的一家牧师住宅的墙上找到一行粉笔线，白线如果没有打叉，就说明进人墓地是 安全的。还告诉他注意教堂的布告牌，在图钉上有一个小绿点，表示与他会面的上 司还在，有个小红点便是警告他马上离开。虽然史密斯过去是个意识形态间谍，但 他的动机变得越来越唯利是图。在199 （F －－199 年间的会面中，克格勃因得到 了通用电气公司的防御计划材料，总共给了他2 万余英镑。他用这笔钱的一部分买 了一个昂贵的弗拉曼科吉他、一个电子琴和计算机设备。史密斯变得越来越自信与 粗心。当他在1992年8 月被捕时，警察在他的汽车后背箱里发现了有关“长剑”地 对空导弹系统和地对地声波军用雷达的技术资料，都装在圣斯布雷商店的手提袋里。 在冷战过程中，英国和苏联的情报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冷战刚开始时， 英国在莫斯科暂时没有重要的情报来源，而克格勃在英国有“五杰”（应该说布伦 特是兼职的），并且在英国核设施中有其他重要间谍。就我们现在所知，在冷战即 将结束的那几年里，苏联没有像样的英国间谍，虽然不可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 像英国人埃姆斯这样的间谍至今还未被发现。与苏联相反，英国秘密情报局吸收了 许多克格勃派到英国的间谍和叛逃者，其中有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弗拉迪米 尔。库济奇金。维克多。马卡罗夫、米哈伊尔。布特科夫和瓦西里。米特罗欣。其 他被英国秘密情报局收买的叛逃者有一流的俄国科学家弗拉基米尔。帕谢奇尼科， 他提供了大量关于苏联大规模生物战计划的情报。可能还有其他间谍与叛逃者，他 们的名字还没有揭露。从现在的材料来看，在冷战的最后阶段，英国秘密情报局在 同克格勃的决斗中明显地占了上风。 克格勃绝密档案 罗密欧间谍与纪尧姆事件 在冷战时期，苏联对西德的情报攻势具有三个明显特征。首先，德国分裂使联 邦德国比任何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更易渗人。许多难民（196 年柏林墙建立前约有三 百万人）从取名不当的民主德国逃往西方，在这些人中不难隐藏成百上千的东德和 苏联间谍。在这些假难民中有许多特工，有些人是苏联国籍的克格勃官员，他们在 民主德国安全地住了多年，已经确立了德国人的身份，从事着对付北美和其他目标 的活动。另一些是由克格勃招募和训练的东德特工，他们中大多数被用来对付联邦 德国国内的对象。 第二，联邦德国是莫斯科可从其盟国的情报部门——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 获得甚至比克格勃的情报更高级的情报的唯一西方国家。1952至1986年，民主德国 国外情报局由马库斯。约翰内斯。“米沙”。沃尔夫领导，他可能是最能干的一个 情报头子。沃尔夫是希特勒掌权后被迫逃往莫斯科的一名著名德国共产党医生兼作 家的儿子。由于他忠诚于斯大林主义因而受到克格勃的信任，并由于自身的才能， 在三十岁生日前不久他被任命为东德国外情报局局长，1947年，他告诉他的朋友沃 尔夫冈。莱昂哈特，东德共产党员应当放弃党章中规定的沿“独立的德国道路”奔 向社会主义的想法。当工作于党中央书记处的莱昂哈特告诉沃尔夫他错了的时候， 沃尔夫回答说，“还有比你中央书记处更高的当权者呢！”此后不久，在莫斯科的 “更高的当权者”果然取消了关于“独立的德国道路”的说法。沃尔夫为人虚伪， 从未吃过亏，在退休时他夸耀说，“即使是我的死敌也会承认，民主德国国外情报 局是欧洲大陆能力最强和效率最高的情报机构。” 在西德境内苏联情报活动的第三个明显特征是，除了接收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 的报告之外，克格勃自已渗透进西德也得到了其东德盟友的大力协助。克格勃除了 在波恩、科隆与汉堡有公开情报站外，还能从柏林郊外卡尔斯霍斯特的基地指挥在 西德的行动。这是在苏联境外最大的苏联情报站，它利用东德特工和由民主德国国 家安全部与国外情报局提供的其他间谍。卡尔俾霍斯特情报站的经费原则上由克格 勃负责，但在7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每年为其提供130 万马克的活动费。 据米特罗欣抄录在档案记载，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情报站，于1950年在联邦 德国第一次大规模招募成员。那一年吸收的一个间谍是个年轻的西德共产党员，名 叫谢尔盖耶夫（代号尼卡），他奉命与共产党保持疏远关系，以便能搞到联邦德国 托洛茨基分子的情报。对于这些托派分子，尽管他们政治上已无价值，但由于意识 形态上的原因，克格勃总部还是死盯住不放。据谢尔盖耶夫的档案记载，他当间谍 初期提供过一个情报，使一个特殊行动绑架小组从西柏林劫持了托派骨干分子魏兰。 谢尔盖耶夫是为克格勃服务时间最长的西德间谍，并自1963年起接受每月400 西德马克的薪金。中心一份关于谢尔盖耶夫的工作的报告称：“由于他的帮助，1951 年至1974年间，在联邦德国和西欧的托派组织均受到影响和损害。”谢尔盖耶夫同 时还担任过多年德国北部一个城市的受人尊敬的市长。克格勃担心他已受到监视， 在19 81 年中止了与他的接触，给了他3000德国马克的最后报酬。 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在联邦德国早年的主要成就是打入了半官方的西德外国情 报机构一格伦组织。该组织从1956年起正式归联邦政府领导，改名为联邦德国国外 情报局。1950年3 月，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以物质报酬”方式招募了一名失业的 前纳粹德国党卫军上尉汉俾。克莱门斯（代号‘哈尼’），第二年他在格伦组织内 获得了一份工作。以后十年内他提供了正如其档案所描述的有关联邦德国情报界的 “有价值情报”：“这些情报使有可能防止重要间谍的暴露，并打乱了联邦德国反 对苏联使团的行动。”然而，克莱门斯的最大成就却是吸收了一名先前纳粹德国党 卫军的同僚海因兹。费尔费（代号库特），并成功地推荐他在格伦组织内得到了一 份工作。在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的积极帮助下，费尔费很快成为冷战时期最成功的 间谍之一。据一份克格勃报告称，在1953至1955年期间，他的情报与从英国间谍乔 治。布莱克和吉姆。菲尔比所获情报相结合，使苏联得以消灭敌人在民主德国境内 的情报网。 1953年间，费尔费在格伦组织内宣告他已经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由一位红军上 校率领的情报网，这使他的同事们大为震惊。许多情报从这个不存在的情报网—— 一个由克格勃总部捏造的半真半假的混合体——被送到在波恩的西德总理康拉德。 阿登纳手中。与此同时，费尔费还向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提供了大量联邦德国 的情报。紧急的报告通过无线电传送，其余的情报则放人手提箱的假底层，或照成 胶卷隐藏在婴儿食品罐内，通过死信箱或通过格伦组织的信使（也在为卡尔斯霍斯 特工作）埃尔温。蒂贝尔递送。到1958年，费尔费已为自己树立了德国的菲尔比形 象，像14年前英国秘密情报局菲尔比一样，成为苏联在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内反间 机构的头头。但是，与菲尔比不同的是，他的动机出于虚荣心多于思想性。他自称 他是超级情报人员，被认为是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正在升起的明星，同时却在干着 欺骗该局的勾当。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顺势吹捧他，说什么他的成就甚至超过了理 查德。佐尔格。费尔费后来说，“我要与俄国人一样进人最高级情报人员之列！” 1961年费尔费被捕后，一名50年代服务于德国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作出了如下结 论：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取到的假报告肯定达到成千上万页。不仅是许多机构和地 址是假的，而且十年来取得的许多秘密情报报告也需要重新评价十年来秘密情报的 报告，这些报告中有些是对方编造的、有些是带有偏见的，有些纯粹是虚构的。 安德罗波夫在1967年成为克格勃主席后不久，选拔费尔费——与菲尔比，布莱 克和瓦萨尔一起——作为过去情报人员的典型，为了苏联领导层了解西方政策发展 的迫切需要而再度聘用了他。 联邦德国是克格勃实施积极措施和情报收集的主要目标。克格勃和民主德国国 外情报局在50年代与60年代影响活动的重点是把尽可能多的西德政治家怀疑为新纳 粹分子和‘复仇主义分子’。假情报只要有一点儿事实根据，几乎常常能发挥最大 作用。在联邦德国的早期，在实施积极措施中需要揭发的有地位有影响的真正前纳 粹分子着实不乏其人。约翰。皮特是许多有力揭发者中的一个，他是路透社驻柏林 记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已被吸收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1950年皮特叛 逃到东柏林，由于他的东德上司为这次叛逃所做的过度秘密准备，使他有些不知所 措。皮特的全部期望来自在东柏林一位教授邀请他喝咖啡的电话，这位教授经常访 问他在西柏林的住所。这个教授打电话给他时，以一种怪里怪气的高声调说：“报 春花有一个口信给水仙花。星期一16点。我再重复一遍，星期一16点。”有一次在 东柏林，皮特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简直不能同意再参与战争贩子的行径了， 它不仅威协着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而且它也正在把我的祖国英国变成一个软弱的 美国殖民地。 从1952至1957年，皮特在双周刊《民主德国报导》任主编，该刊花费了大量时 间揭发西德政治家、外交官、实业家、律师、将军与警察头子过去的行径（经常是 由沃尔夫提供的）。皮特机汉斯。格洛布克为他的“捕获物例证”，此人是阿登纳 的最重要助手，曾经为希特勒的1935年种族法起草过臭名昭著的官方评论。 皮特的宣传由于克格勃于1954年7 月策划联邦德国安全局的第一任领导奥托。 约翰背叛一事而大大加强。就像皮特在四年前一样，约翰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在会上他痛斥了纳粹主义在西德的所谓复活。1955年12月约翰在西德再度出现，称 他曾被一位为克格勃工作的医生沃尔夫冈。沃尔格穆特强迫使用毒品。西德最高法 院对此持有怀疑。根据其他证据，约翰是一名酗酒徒，沃尔格穆特强劝他喝威士忌 酒之后又利用他对纳粹复活的惧怕观察到，他是在一种“兴奋的”而不是麻木的状 况下来到东德的。1959年12月他被判刑四年，但实际上仅服刑18个月。相当多难以 理解的奥秘仍然围绕着约翰的这个案件。克格勃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的头头叶夫根 尼。彼得罗维奇。皮托夫拉诺夫于1954年7 月向克格勃总部报告称，约翰已来东柏 林进行讨论，他“希望与我们保持接触，以便讨论政治问题并参加反对东德纳粹的 联合行动”。但是，约翰决定留在东德的决定是在克格勃压力之下作出的。根据与 约翰一案有关的一名克格勃官员称：我们想要吸收他，而他拒绝了我们。我们需要 约翰留在东柏林，于是我们在他的咖啡里放了一粒安眠药片……熟睡了约30个小时 之后，他经克格勃专家们在C 理上施加压力，最后他说他将与我们合作。 用以说服约翰留在东德的欺骗手法是一则假的西德新闻广播，宣布他已经叛逃 到民主德国。 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和克格勃在东柏林拥有一批档案供它们共同使用，该档案 为苏联红军所缴获，其中有关于德国国防军、纳粹德国党卫队和纳粹的材料。在两 大卷关于真实的或虚构的战犯和新纳粹分子的材料中，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积极 措施部门地处）将真实的个人档案与伪造的事实掺合在一起，编成了一套关于西德 政治家、企业家和军队领导的逃避不了的罪状。二处还模仿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第 一任领导赖因哈德。格伦的笔迹，给他的回忆录续写了令他十分难堪的一章。克格 勃和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西德的一个最重要目标是维利。勃兰特，代号北极星。 自1957年10月勃兰特成为柏林市长之时起，他就成为一系列积极措施的受害者， 对他先则造谣中伤，继则勒索敲诈。勃兰特有反抗希特勒的英雄记录，把他列人克 格勃的新纳粹阴谋者名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克格勃和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积 极措施，通过歪曲他早年的经历和战争时期的表现，多次企图把他描绘成一个盖世 太保告密者，一个反德逃亡者，一个与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者， 甚至是一名前苏联间谍。1931年在他十八岁生日前不久，维利。勃兰特（出生于赫 伯特。弗拉姆）成为社会劳动党（一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党派）青 年分部的领导。1933年希特勒掌权以后，勃兰特流亡国外，他仅仅携带了一只装有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几件衬衣和一百马克的公事包辗转到挪威。在奥斯陆他 成为社会劳动党的代表，并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1937年2 月他旅行至西班牙， 公开以新闻记者身分报道西班牙内战，同时还但任社会劳动党国际旅成员与西班牙 新托派的工人统一党民兵组织之间的联络员。不久勃兰特谴责了由共产主义者按照 苏联指示开展的，反对西班牙托派的工人统一党和其他左翼持不同政见者的“盲目 恐怖”活动：这件事情的真相是：共产国际决定消灭所有拒绝服从它的命令的进步 力量。因此整个国际劳工运动必然会起来反对它。 为报复勃兰特，共产党竟荒谬地谴责勃兰特是“佛朗哥的特务”和“盖世太保 的密探”。在克格勃档案中关于勃兰特的最早材料是：1936年他被描述为但泽市的 托洛茨基分子。30年代后期有关勃兰特的其他报告都充满敌意，准确地反映了大恐 怖时期的偏执狂。有材料捏造称叫【极星‘曾受巴黎保安局的派遣打入西班牙托派 工人统一党，他向盖世太保出卖了许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还说他在西班牙曾 参与暗杀一位杰出的俄国孟什维克之子马克。赖因，实际上马克是被苏联内务人民 委员会杀害的。 1941年6 月希特勒侵略苏联后，勃兰特对莫斯科的态度有所改变。在德国占领 挪威后，勃兰特迁往斯德哥尔摩，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告称 “挪威托派分子”队伍发生分裂。一些人，包括勃兰特在内，现在愿意与苏联合作 来打败希特勒。1941年秋天，苏联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的一个行动官员M.S.奥赫涅 夫（代号奥列格）拜访勃兰特，发现他不在，就留下了一张名片。第二天傍晚勃兰 特拜访了苏联大使馆并与奥赫涅夫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维特罗夫会谈了三个小时。勃兰特说他办了一家新闻机构，其客户包括美国通 讯社，他准备为加速击败纳粹主义做任何事情，并且愿意为“苏联同志们”传信给 美国（当时美国尚未参战）——如果必要，且可隐瞒新闻来源。维特罗夫和奥赫涅 夫回答说，他能为战争作出努力的最重要贡献是从他挪威朋友们那里收集有关德国 部队在挪威的兵力和行动。勃兰特表示同意，井在以后的九个月内与斯德哥尔摩克 格勃情报站每两周秘密会晤一次。有一次，他收下了500 克朗，（也许作为其活动 费），并给了一张收据。 勃兰特所提供的挪威来源的情报中，有一条关于德国战列舰蒂尔比茨号将于19 42年3 月离挪威特隆赫姆港去进攻英国北极护航运输队的消息。勃兰特通知苏联内 务人民委员会说，他也将此情报送给了英国，英国试图将该舰击沉但未能成功。他 还给斯德哥尔摩情报站提供了有关德国迫使瑞典人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情报以及 计划（但从未实施）取缔瑞典共产党的情报。1942年夏，当清报站的两名捷克间谍 （代号捷连季和娃尼亚）被瑞典警察逮捕后，勃兰特不顾情报站对他的压力，拒绝 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继续进行秘密接触，但是他同意公开地来到苏联大使馆， 有时在外交活动的掩护下与情报官员会晤。 所有这些都未能将‘北极星’变为苏联间谍。1943年克格勒驻斯德哥尔摩情报 站报告说，勃兰特在瑞典也与英国和美国情报官员接触，而且还与挪威托派前任书 记接触，中心对此人仍抱深度怀疑。勃兰特的主要动机是为大同盟的所有三个成员 国提供有助于打败希特勒的情报。就苏联来说，他准确地估测到他与莫斯科联络的 最佳通道是通过克格勃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 1957年勃兰特当选柏林市长之后，于1958至1959年间，克格勃和民主德国国外 情报局联合实施了低毁他的第一个行动，即利用他二战时有倾向性的言论和其他一 些捏造来证明他是英国与美国情报机构的间谍。但是，有关这一行动的文件承认， “这并没有产生所期望的结果，勃兰特作为一位政治家的地位丝毫未受损害。”接 着，沃尔夫又旧事重提，诽谤勃兰特在挪威流亡期间曾经当过盖世太保的间谍。然 而由于缺乏可信的证据，东德领导人指示取消此项打算。 在1961年西德大选中，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这次竞选 运动是联邦德国历史上最肮脏的一页。勃兰特因被说成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右派分 子”而备受攻击。事实上，他虽因纳粹年代的流亡而被指责不爱国，但他的左翼社 会党人背景却引起了人们怀疑他是一个秘密的共产党人。勃兰特为这些低毁他的 “卑鄙政治手段”感到不快。他后来承认说：“我的反对者有时能成功地使我连续 数天不工作广‘了解了他的脆弱性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对一些用来反对他的指 责给予了秘密的、但勃兰特看来乃是”强有力的鼓励“。 虽然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击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这要归功于在竞选期 间建造了柏林墙），但是中心决定采取比在竞选期间更厉害的手段来威胁勃兰特。 1962年＊月16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正式批准了一份由克格勃第一总局 （国外情报局）头头萨哈罗夫斯基提出的讹诈行动方案。尽管在米特罗欣所见到的 档案中并未提到它，然而该行动方案几乎肯定也得到了为前个月古巴导弹危机的丢 脸结局仍在懊恼的赫鲁晓夫的批准。该计划规定由《消息报》记者波利亚诺夫来接 近勃兰特，因为这一年早些时候，他接受过波利亚诺夫采访。这一回，波利亚诺夫 将由一位隐蔽的克格勃行动官员陪同前往，那人会告诉勃兰特：“为共同制订关于 西柏林问题的敏感的解决办法，我们很愿意与你恢复我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 勃兰特拒绝，他将被告知：“我们有足够手段来使你不愉快，因此你要考虑你的地 位。” 这个威协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张声势。令萨哈罗夫俾基感到烦恼的是，他发现关 于勃兰特战时活动的原始档案（一次惊人的行动使他实际上成了一名间谍）在1959 年被销毁了。在那些原始文件中，有一些明显对勃兰特不利的材料，如他从斯德哥 尔摩克格勃情报站领取500 克朗的一张收据。但是勃兰特并不知道这些。由谢米恰 斯特内批准的这个行动计划武断地认为，勃兰特一定会相信“我们手中掌握有能使 他妥协的许多材料”。 米特罗欣并未看到关于波利亚诺夫与勃兰特会见的报告。然而，很清楚的是， 如果真有那次会见的话，勃兰特定会粉碎克格勃讹诈的企图。谢米恰斯特内和萨哈 罗夫斯基经过赫鲁晓夫的批准，肯定打算在勃兰特与苏联领导人会晤之前软化勃兰 特。1963年1 月，赫鲁晓夫访问东柏林时，及时地邀请勃兰特会晤。勃兰特考虑到 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需要达到一种暂时妥协，同时为了解决柏林问题，倾向 于接受邀请。但是，管辖西柏林的基督教民主党反对这次会晤，并劝说勃兰特拒绝 会晤。据勃兰特称：赫鲁晓夫肯定会把我的拒绝看作是一次有意冒犯八彼得。安德 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夫大使以后给我生动地描述了他以前的主子得知这个消息时 的惊愕神情。赫鲁晓夫知道情况有变，惊讶得几乎掉下他的裤子…… 勃兰特从1969年10月ZI日至1974年5 月6 日作为西德第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的 四年半任期，标志着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与克格勃在联邦德国境内谍报攻势的高级 水平。沃尔夫的最大成功是把京特。纪尧姆（代号汉森）打入总理办公室。回956 年纪尧姆与他的妻子克里斯特尔（两人都是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官员），经过特别 安排，从东德“潜逃”，在法兰克福开了个小店以掩盖他们的谍报工作，并且成了 积极的明显的忠诚于反共事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1968年纪尧姆当上了法兰克福社 会民主党主席，并且是法兰克福市议会的选举成员，因而成为在联邦德国担任公职 的唯一的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官员。1969年门月，在勃兰特成为总理之后三个星 期，纪尧姆在他的办公室里获得了一份工作，起初作为一名助手处理工会和政治团 体事宜。 由于态度实事求是，工作勤奋高效，他于1972年被提升为总理助理，负责处理 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和勃兰特的旅行安排。中心十分重视他的报告，安德罗波夫亲 自将它们送交外交部长葛罗米柯。 对纪尧姆的主要情报要求是提供关于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的情报，勃兰特的东方 政策有“三个目的：改进与苏联的关系；与东欧各国保持正常关系；以及在德国两 个部分之间的暂时妥协”。1970年初，勃兰特在联邦议院所作的“关于国家形势的 报告”中，号召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建立“合作亲情”。在这一年中，勃兰 特成为第一位访问东德的西德总理，并且与苏联和波兰签署了条约。沃尔夫在他的 回忆录中写道：“通过纪尧姆的判断，我们能尽早地断定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 尽管仍有矛盾——标志着西德的外交政策的一次真正的转变。”莫斯科也具有相同 的结论。在勃兰特访问东德之后，卡尔斯霍斯特基地报告说：“他的威望显著上升”， 因而引起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注意。当勃兰特访问时，人群欢呼“维利，维利！”， 勃兰特有点带恶意地询问东德总理维利。斯多夫，“群众欢呼的是威廉还是维利”。 斯多夫板着脸孔，未置一言。 由于基督教民主党公开反对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中心现在关心的不是低毁勃兰 特，而是维持他的政权。到1972年春天，社会民主党及其盟友自由民主党的一系列 背叛行为使勃兰特的多得票数降至四票。随着更多背叛即将发生，东方政策的命运 发发可危。1972年4 月，基督教民主党领导赖纳。巴泽尔自信能够成功，提出了一 个不信任案。在中心的允许下，沃尔夫为了维护勃兰特的权力，在西德联邦议院制 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干涉。 在决定性的信任投票前不久，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吸收了一名腐败的基督教民 主党代表尤利乌斯。施泰纳为间谍，代号西姆森。沃尔夫付给施泰纳5 万马克，让 他投勃兰特一票。于是巴泽尔的不信任案因两票之差而失败。在门月的一次普选中， 勃兰特赢得了更有把握的议会多数，社会民主党在普选中第一次击败了基督教民主 党。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继续在新的联邦议院中利用西姆森作为一名间谍。1973年 2 月，施泰纳同意与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被隐讳地称为“民主德国部长会议组织 工作组”）订立契约，根据契约他每月可得三千马克的雇用费。之后不久（此日期 米特罗欣未予记录），沃尔夫向中心报告说，施泰纳曾与联邦德国安全局，即西德 反间局有接触，因此作为一名间谍已无价值。同年6 月，慕尼黑的《快报周刊》刊 登了一张银行存款单的照片显示，在1972年4 月信任投票之后的第二天即有5 万马 克被打人施泰纳的账户，因而激起了公愤，并很快被称之为“波恩的水门事件”或 “莱茵门事件”。施泰纳承认自己是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间谍，但声称经联邦德 国安全局同意而作为一名双重间谍，并且说那5 万马克来自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 首领卡尔。维南德，而维南德否认此项指控（后来查明维南德也是民主德国国外情 报局的间谍）。议会调查认定这件事没有受贿行贿的确证。 在勃兰特于1972年11月选举获胜之时，纪尧姆作为一名渗人间谍正处于他事业 的顶峰，参加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议会领导的所有会议。然而在1973年5 月29日 联邦德国安全局局长京特。诺劳通知内务部长汉斯一狄特里希。根舍说，纪尧姆被 怀疑是间谍并已处于监视之下。（关于诺劳所报告的怀疑的严重性他们后来的回忆 有所不同。）以后不久，根据沃尔夫的不完全可靠的报道，由于联邦德国安全局对 纪尧姆妻子笨拙的监视被察觉，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命令克里斯特尔和京特。纪尧 姆两人中止他们的情报工作。1974年4 月24日早晨6 时30分，纪尧姆夫妇在其波恩 寓所被捕。在一种荒谬的违反间谍活动职业技巧的情况下，纪尧姆事实上承认他犯 了罪。 他只穿了一件睡衣，挑战地宣称，“我是［东德］人民军的军官！”根舍说： “就是纪尧姆自己的这句话使他被判刑。” 沃尔夫现在认为他打入勃兰特随从的胜利是‘等于将球踢进了自己球门“。纪 尧姆的被捕所引起的这件政治丑闻是导致勃兰特于1974年多月6 日辞职的主因。民 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沃尔夫作结论说：”这不知不觉地毁了最有远见的现代德国政 治家的前程。“ 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西德的活动对克格勃自己的活动方法产生最大影响的或 许是那些“罗密欧间谍”（西方媒体发明的一句用语，但以后由沃尔夫接了过去）。 自1930年以来，克格勃专门以色情引诱西方外交官及到莫斯科的访问者落人陷 断。 这种圈套的演绎顺序是：利用有吸引力的女性或男性“燕子”为性诱饵，勾引 目标人物，作爱时秘密拍照（有时用一个假设的受害“配偶”或“亲属”来打断作 爱），然后进行勒索。沃尔夫的这种战术则是更阴险和更有效。恋爱，或者一种虚 情假义的爱情，都能比简单性爱在更长期间内产生更多的情报。罗密欧间谍的主要 目标是西德政府部门或情报机构的三四十岁左右的寂寞孤独的女秘书。从50年代后 期开始，在克格勃卡尔斯霍斯特的基地发起了模仿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秘书攻 势”。果然，米特罗欣所见的克格勃档案表明，有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民主德国国外 情报局的“秘书间谍”的人，事实上是为克格勃工作的。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的最 初目标人物是波恩外交部的一些女雇员，她们是在内阁人事部门里工作的一名克格 勃间谍吉塞拉。赫尔佐格（代号马琳）选定的。马琳于1954年被雇用，当时显然还 没有利用罗密欧间谍。赫尔佐格本人于1958年与一名来自法国国防部的军官结婚并 移居巴黎。 克格勃“秘书攻势”的第一个受害者是赫尔佐格的朋友，一个外交部部门领导 的秘书莱昂诺尔。海因兹（代号劳拉）。勾引她的是克格勃于1957年在弗顿堡招募 的一个西德人海因兹。萨特林（代号瓦尔特），他的名字和莱昂诺尔的姓相同。1958 年当赫尔佐格听到30岁的莱昂诺尔。海因兹已经屈从了萨特林的求爱时，受到了良 心上的打击。当她发觉自己被蒙骗时，可能已预见到海因兹的破坏活动，赫尔佐格 写信给中心说：“我应当说，你们不应该通过萨特林使劳拉参与和我们的合作。她 会非常失望的。”“我恳切要求你们”她又一次写道，“让劳拉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可想而知，中心不会给予理会。 1960年12月，海因兹。萨特林和莱昂诺尔。海因兹结婚。第二年，萨特林常和 他的妻子讨论冷战可能转向热战的危险性。当西德领导人修建他们自己的核避难所 时，萨特林说服妻子应当关心自己的安危。莱昂诺尔同意向他吐露所知道的关于东 西方关系的一切。1961年，她第一次不知不觉被列入了克格勃的间谍网。两年后， 萨特林向中心报告说，他已经告诉他妻子，把她的情报转给了一个致力于防止核战 争的组织，但没有提到克格勃：我告诉劳拉，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组织以保卫和平 为使命。这个组织求她帮个大忙。她必需继续在外交部工作，把发现的任何事向我 汇报…这个组织十分看好她的工作…她同意尽可能在各方面给予合作，并声称，她 将此事视若每个正派人有责任找绳子去缚住战争贩子的手一样。她拒绝困提供帮助 而接受金钱。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劳拉当作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助手。 尽管他妻子拒绝报酬，但萨特林每月还是收下了一千马克。 自1964年起，萨特林将劳拉从部里偷出来的文件胶卷交给东德特工欧根。伦格 （代号马克斯），此人当时为卡尔斯霍斯特克格勃情报站工作。伦格又将胶卷放在 波恩情报站腾空的一个死信箱里。最后当莱昂诺尔意识到她是在为苏联集团工作时， 伦格个人约她见面。见面时，他感到劳拉对她的发现镇定自如。莱昂诺尔说，她完 全信任自己的丈夫，她为了和平而进行的工作是必需要做的。萨特林告诉伦格，莱 昂诺尔还“憎恨外交部官员傲慢的态度”，受此触动，“她要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 并从中得到满足”。他的评论，对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和克格勃的“秘书攻势”的 成功，在传统的解释上补充了一条过去没有提到的原因。虽然多数秘书是为了爱情 而开始做间谍，但她们的谍报活动所以能维持长久，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她们那些 受过良好教育和收人颇丰的男性上级的傲慢所致。 1967年伦格叛逃至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卖了莱昂诺尔和海因兹。萨特林。伦格 告诉他的盘问者说：“在联邦德国外交文件经过莱昂诺尔的办公桌和进人密码房之 前，我们已经拿到了。外交信使从国外带回的报告，大多数在德国外交部长〔格哈 德〕施罗德看到之前，我们就看过了。”正像她朋友吉塞拉。赫尔佐格在九年前所 担心的那样，莱昂诺尔发现她自己被一名罗密欧间谍作为目标时，激动万分。受警 方审讯时，她面对着丈夫的供认，说他和她结婚不是为了爱情，而是执行克格勃的 命令。不久以后，莱昂诺尔在她的单人牢房中悬梁自尽。 在米特罗欣见到的克格勃秘书攻势档案中还有两例最为成功的色情间谍——多 丽丝和露西——同样也牵涉到假招募和利用东德的特工。然而，打着幌子的接纳不 同于劳拉受到的欺骗。多丽丝和露西相信她们并不是为一个地下和平运动工作，而 在为一个新纳粹集团效力。 多丽丝是西德总统办公室的秘书马格丽特。赫克的代号。她在动员和安全部门 工作得很有成就。她的罗密欧间谍是东德的特工汉斯。于尔根。亨策（代号哈根）， 他假造了一名住在民主德国的西德人弗伦茨。贝克尔的身份。汉斯是偶然发现33岁 的赫克的。1968年的一天，当他从波恩的寓所向窗外远眺时，看见一个女人单独散 步，给他的印象是她可能是一名公务员。汉俾沿着她散步的路线站在一个公用电话 亭里，等赫克经过时问她是否有零钱换，他想打个电话，如此这般，就与她聊上了。 当知道她在哪里工作后，他立即约她再次见面。根据赫克的活动档案，她逐渐 地“深深的坠入了爱河之中，她爱慕他。‘权斯表白他是个研究生，正在写一篇有 关总统工作的学位论文，但完成前还需要补充一些额外来源的资料。赫克提供了从 工作中得来的文件帮助他完成那篇虚构的论文。尽管汉斯不像赫克那样钟情，但在 相处中也产生了感情。几年后”发现已难以转人一种以职责为基础的关系“。最后 在1971年或1972年（档案中的日期不清楚），汉斯投合赫克极右翼的观点而告诉她 说，自己属于一个”德国爱国者“组织，基地在巴西，为了民族复兴，它需要有关 波恩政府的内部情报来使工作能得以继续。 赫克说她已猜到几分，并同意协助“德国爱国者”。接着，汉斯说服她签了一 份据说是他“上司”草拟的合同，在合同的要求下，她同意提供总统办公室的情报。 条件是发给她活动费和每月五百马克的报酬。她提供的情报中有总理办公室和 波恩各主要部长的动员计划；有关政府战时掩蔽部的详细情况（均上报勃列日涅夫） ；联邦德国驻莫斯科、华盛顿及其他国家大使的调动情况；外交部给总统的机密周 报；勃列日涅夫访问联邦德国的档案材料以及总统会见外国外交官的材料等。赫克 渐渐地变得依赖于每月额外收人的那五百马克。为了在自己的财务记录中不留下痕 迹，她把钱交给母亲以她的名义去投资，她跟母亲说自己很难存下钱来。通过母亲 投资的帮助，赫克购下了上卡瑟尔的一套新公寓。 赫克签署了间谍合同后，再不冒险偷带机密材料回家了。而是用汉斯教给她的 方法，用一架放在唇膏管里的微型照相机在总统办公室里拍摄文件。一次偶然的场 合，她刚打算用相机，上司进人办公室，但——极大宽慰的是——幸好没有注意她 在做什么。胶卷的交接通常在科隆或苏黎世完成，科隆的秘密接头地点在拜恩塔尔 区的终端科隆一拜恩塔尔，距牌斯麦圆柱的五十米处广告柱旁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 时间是每月第一个星期二的下午8 ：30. 赫克若准备前去会面，手里必须拿一份《 明镜周刊》；如果要给危险信号，则应改拿一个塑料口袋。苏黎世的接头时间是在 星期六下午5 点，地点在伦韦格35号，一家瓷器店的窗户旁边。 汉斯因成功驾驭赫克这样一名间谍而两次获得红星勋章。1976年他回到东德， 但仍继续按时在科隆或苏黎世与她接头。1979年，当另一名秘书因被怀疑为东德人 做间谍而受审查时，为安全起见，赫克只得暂时被冷冻起来。但一年后，又以新代 号藏拉恢复了活动。到1980年，她提供的文件“产品档案”装满了十个卷宗。虽然 赫克仍保持和汉斯接触，她同时也通过一名为克格勃工作的东德女特工雷纳塔递送 情报。80年代初她提供的情报主要是外交部长汉俾一狄特里希。根舍和美国国务卿 乔治。舒尔茨1982年10月关于在联邦德国部署潘兴一11导弹问题的会谈细节。她还 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两次冬季大演习。在此期间，她提供了有关联邦德国战 时指挥和控制系统的情报，并报告了自己在位于波恩附近埃菲尔山中的政府战时秘 密掩蔽部内的工作的体验。 赫克于1985年被捕，并很快认罪。1987年她被判处八年监禁，罚款3.3 万马克， 这笔钱她认为相当于她从克格勃得到的报酬的总合（很可能低估了）。法官告诉她， 考虑到她曾和招募她的人陷入了“一场绝望的爱情”，他对她的判决相对宽大。英 国新闻界在对赫克的评价方面难以理解地产生了分歧。《每日电讯报》说她是一个 “通通的秘书”，而《观察家》报则说她是一个“有魁力的间谍”。 用来吸收赫克的方法也被用于招募其他间谍，如海德龙。霍费尔（代号罗西）。 此人30岁出头，在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任秘书。70年代初期，霍费尔在联邦德 国国外情报局驻巴黎情报站工作时被一个军人风度的东德特工罗兰诱奸。罗兰像汉 斯一样，声称在为一个新纳粹团体“德国爱国者”工作。霍费尔所受的欺骗比赫克 更深一层。1973年2 月26日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罗兰把她介绍给弗拉基米尔， 告诉她此人是新纳粹地下组织的领导者之一。第二天，弗拉基米尔单独约见了霍费 尔，告诉她，他认识战时德国军事情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1887.l —194 5.4 ，德国海军上将，纳粹政权时代的军事。情报局局长。德国共产党人卢 森堡被谋杀以后，曾任审判该案的军事法庭成员。1944年7 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计 划失败前，被捕并处以死刑——译者注）。这正是霍费尔的父亲曾经服务过的情报 机构，双方还讨论了他要她提供的情报。霍费尔不知道的是，这个弗拉基米尔是克 格勃一个真正的资深特工，他是个1914年出生于俄国的德国人，名叫伊万。德米特 里耶维奇。 昂劳。 1974年，霍费尔被调到巴伐利亚州普拉赫的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总部工作。她 在那里为西欧和北约组织的联络部门工作得很出色，并且与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的 一个少校订了婚。她和罗兰的关系结束后，克格勃又指派两名东德特工，马宗（装 成是罗兰的父亲）和弗兰克和她保持联系。此二人都自称是新纳粹地下组织的成员。 霍费尔最后似乎意识到她已被招募到一个假的旗帜下，但只能作为一个受雇的 克格勃间谍继续活动。1977年12月ZI日，可能是法国国外情报局给联邦德国国外情 报局告诫的结果，她在驾车驶过奥地利边境去会见上司时被捕。次日供认她是克格 勃间谍。当知道供职于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的未婚夫已经解除了他们的婚约时，霍 费尔十分激动，一阵痛哭流涕后要求开大窗户，呼吸点空气。这时，她突然一下子 站起身从六层楼上跳了下去。虽然落地时有灌木丛阻挡，只是部分地摔断了肢体， 但还是受了重伤。 除赫克和霍费尔，70年代克格勃招募的最成功的间谍还有东德的罗密欧间谍发 展的埃尔克。法尔克（代号莱娜）。法尔克在一个“寂寞之心‘栏上刊登求友广告 后，特工库尔特。西蒙（代号格奥尔格）就和她联系，他自我介绍叫葛哈德。蒂默。 从米特罗欣的记录看不出西蒙是用什么假幌子招募她的，但不管怎么说，在他 的鼓励下，1974年法尔克在总理办公室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随身带着去工作的是 一架伪装成香烟打火机的微型照相机和一罐伪造的放胶卷的发胶喷雾罐。和赫克一 样，法尔克在北约冬季大演习时是危机处理小组的成员。1977年克格勃总部授予西 蒙红星勋章。后来，法尔克又转归另外两名特工控制，其中一个化名彼得。穆勒， 另一名代号亚当。1977年法尔克从总理办公室调到运输部，两年后又转到经济援助 部。 1980年，当米特罗欣看到她的活动档案时，材料已经装满了七个卷宗。1989年 法尔克被捕，但在审讯时错误地认为她是民主德国国外局情报处的间谍，没有把她 看成是克格勃间谍。虽然被判六年半徒刑，但她仅服了几个月刑，在东一西德间谍 交换时就被释放了。据说，法尔克因间谍活动共接受了2 万马克的报酬。 然而，不是所有罗密欧间谍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失败者中有一名克格勃的东 德特工威廉。卡勒（代号维尔纳），他的伪装身份是一名在民主德国居住的西德人。 掩护职业是科隆和波恩大学实验室的技术员以及在巴黎教德语的教员。70年代 初，卡勒开始和联邦德国外交部和外国大使馆的四名女秘书交往，其中一名是美国 驻欧州使馆的女职员，一名是在德国一个大学学习的美国学生，她曾邀请他到美国 的父母家中去作客，还有一名是在北约工作的英国女秘书。但是卡勒的10卷档案里 没有他从她们那里弄到任何重大情报的记载。他主要交往的西德人叫贝拉，她原来 在联邦德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工作，1975年起在驻英使馆工作。根据维尔纳的档案， 卡勒本想当贝拉在伦教工作时招募她为间谍，但当时他“决心不大”并犯了一连串 行动上的错误，如引起大使馆保安人员的注意等。于是卡勒把更大的兴趣转到了莫 娜身上，莫娜是瑞典造纸商驻巴黎公司的一名法文技术翻译。卡勒自1975年以来一 直以巴黎为基地。档案记录表明，他和莫娜有着“亲密的关系”，还希望和她结婚。 可是中心对莫娜的情报潜能和卡勒追求她的动机表示怀疑。克格勃通过电话录音和 拦截卡勒与东德的母亲的信件往来，发现卡勒很怕被召回莫斯科，并担心他在巴黎 收藏的水晶和瓷器的命运，这些都是中心过去始料未及的。 卡勒于1978年被按时召回莫俾科，并接受了一次测谎试验（借口是，如果他同 意进行一次测谎，对下次的驻外任务将会是很有价值的经验。为了弄清维尔纳的真 实思想，克格勃总部进而将一名意识形态上完美无缺的正统女间谍阿妮塔安插在他 身边）。这是一名罗密欧间谍被一名“朱丽叶‘当作目标的唯一已知的例子。阿妮 塔的报告证实了中心的怀疑。阿妮塔问他，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被召回的。卡勒痛苦 地咧咧嘴回答说，他在巴黎过得”太舒服了“，交了许多朋友和熟人，并有了一套 设备完善、家具精美的公寓，他是很不愿意离开的。他也违反了克格勃的纪律，把 一些财产留给了莫娜，还向她借了三千法朗。阿妮塔声称她对卡勒的”意识形态危 机“感到十分震惊：他再学习一下马克思一列宁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课程，对他是有益无害的。他并不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因为他是在一个小资 产阶级的环境中长大的。西方的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正像俗话所说，业 已”水滴石穿“。 他的信仰应该说是法国共产党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他来说是一块斗牛的红布， 他并没有认识到专政的必要性，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毫无信心。维尔纳仅 仅尝到了西方巧克力的糖衣。他接触的人都是踌躇满志、经济富裕和事业有成的， 他没有见过失业和贫困。 由于阿妮塔的报告，卡勒只得靠边站了。1982年他被正式调离特工岗位。 除了秘书间谍外，70年代克格勃对西德官僚机构最有效的渗透是在西德情报机 构内部发展了新成员，其中一名因其“富有成效的合作”被授予克格勃的荣誉勋章， 另一名由安德罗波夫亲自特批同意，被克格勃的卡尔斯霍斯特基地列为最有价值的 间谍。但在80年代初，这两条情报渠道似乎均已枯竭。 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渗透进联邦德国情报机构的人，至少都像克格勃那些人一 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年前被一名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罗密欧吸收的加布里 埃勒。加斯特，作为分析员于1973年进了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并于1987年晋升为 苏联集团科的副科长，成为男性统治的西德外国情报机构中地位最高的女人。加斯 特的动机是复杂的。她和吸收她的上司有感情牵扯，她怀疑联邦德国的政治制度， 而且还深深迷恋着马库斯。沃尔夫。根据沃尔夫所述，“她需要感受到我需要她， 我给了她我个人的关怀…她的话音里有时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情人伤感的调子。” 沃尔夫个人见过她七次。他的关心得到了丰厚的报答。他回忆说，“加贝的工 作对于我们是完美无缺的。她给了我们一种西方认识和判断整个东方集团的准确描 述。 这对于我们80年代初处理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问题是极端重要的。“加斯特的 一些情报评估结沃尔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也被放在了科尔总理的办公桌上，当 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也放在了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的案头。 1981年联邦德国安全局的克劳斯。库龙以写信方式为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驻波 恩情报站效劳。库龙是西德专门“策反”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人员的高级反间官员， 过去曾因未被提拔而牢骚满腹，如今又陷入了不断增加的财政困难。他攻击沃尔夫 是个“对自己的背信弃义丝毫不感到不安的人……他是一个典型的欲壑难填的例子， 对任何一个民用服务机构都是个烦恼。”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熟练地迎合了他受创 的自尊心，在他最后八年的任职期间给了他一笔总数约达70万马克的报酬。 1985年，联邦德国安全局的反间主任汉俾一约阿希姆。蒂奇引发了比库龙四年 前的信更大的惊异。他在东德边境上酒气冲天，行为失态，并要求叛逃。蒂奇是个 赌徒，同时又是个酒鬼，他妻子在一次酒醉后的家庭吵闹中死亡，他犯有过失杀人 罪的极大嫌疑。“如果一桩像我这样的案例摆在我面前要我分析的话，”他告诉民 主德国国外情报局，“我就会建议立即把我解雇。”蒂奇叛变后，沃尔夫为他召来 的第一个妓女看了他一眼就跑了。但沃尔夫声称，“蒂奇有一副天生的记忆力，记 人名和接头关系像计算机一样准确，为我们填补了不少空白，不过没有他想像的那 么多，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同事库龙是我们雇用的。” 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联邦德国的活动中最困难的方面也许要算直接地或通过 中介人与政客们的接触。西德政治家和东德代表之间绝大多数的会晤都是真正为了 建立东西对话，尽管常常不一定是公诸于众。事实上，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在这种 接触中所采取的亲密态度，并不足以将参加这种会晤的联邦德国政客诬陷为是民主 德国国家安全部的合作的。不过，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些接触倒为间谍活动或类似 的事情起到了一种掩护作用。 西德政治家充当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间谍最声名狼藉的事例是卡尔。维南德。 此人是勃兰特执政期间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议员首领，跟国会党领袖赫伯 特。 魏纳过从甚密。东德瓦解后，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档案可见，维南德 从19 70 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为止，一直担任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间谍。1996 年，他被判两年半监禁并罚款一百万马克——相当于他从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收到 的全部报酬。按外交部长汉斯一狄特里希。根舍的说法，维南德是勃兰特辞职后受 到社会民主党三执政——赫尔穆特。施密特，新总理；勃兰特，留任党主席和魏纳 ——唯一信任的人。沃尔夫声称，维南德出于“极端利已主义”的动机，给了他观 察社会民主党顶峰三执政的政策及其相互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难得的见解”。这 种见解似乎给中心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沃尔夫所述，克格勃自己想和维南德 “打交道”，是他“成功地劝阻了我们苏联的同僚们。 西德资深的政治家因和东方亲密接触而引发的最有争议的案例当属赫伯特。魏 纳。柏林墙倒塌后，在苏联和民主德国发现的有关魏纳的材料引起了人们的猜测， 他或许与他的同事维南德一样，也是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或克格勃的间谍。中心有 关魏纳（代号科内利斯）的档案表明，他无论在克格勃和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都是 “极受信任的联系人”，但不是一个完全被接纳的间谍。魏纳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关 系，可上溯至希特勒掌权后他作为流亡在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领导成员之一的年代。 在大恐怖时期，他曾痛斥一批同志为叛徒，他曾被考虑吸收为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间谍。但魏纳的克格勃档案也显示了他曾九死一生地逃避了被枪毙的运命。 一名揭发魏纳的德国共产党流亡官员海因里希。迈尔（代号莫斯特）被枪决；另一 名埃里希。比肯豪尔（代号贝尔福特）被判处十二年徒刑。第三起告发案是由德国 共产党内的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女间谍米拉提出的，这一次几乎导致魏纳垮 台。 她报告说魏纳的举动表明他可能“与盖世太保有联系”。1937年12月15日，魏 纳（当时名叫赫伯特。冯克）被传唤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受审。随后的档案 记录上注明，他给人的印象是曾被吸收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但注明的真 实目的则是收集不利于他的证据为逮捕他作准备。1938年，柏林一勃兰登堡德国共 产党地区委员会前书记特奥多尔。博伊特明供认他和魏纳一起曾是一个位于莫斯科 的（不存在的）“地下德国托派中心”的成员。7 月22日，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叶 若夫在博伊特明的认罪书上写道：“逮捕冯克的备忘录在哪里？”不久，一份送交 叶若夫的备忘录上列举了一连串德国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曾确认魏纳在苏联内务 人民委员会质问下，承认是一名盖世太保的情报员。 几个月后，由于叶若夫失宠和大恐怖风头已过，魏纳似乎才死里逃生。早在19 40年，共产国际派他去瑞典执行“特工任务”，身份证上的名字为H.M.科内利斯。 1941年6 月，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前夕，中心再次研究了魏纳可能成为内务人民 委员会间谍的材料。但当发现他被包括在1940年10月份的一个准确的但政治上不妥 当的报告中时，遂决定不吸收他。该报告警告说，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不可避免， 只是个时间迟早的问题。魏纳后来被瑞典警方逮捕，并已——据马库斯。沃尔夫后 来说——重新出现在瑞典和德国地下共产党员的名单中。从监狱里出来后，魏纳突 然离开了共产党，加人了社会民主党。 沃尔夫发现战后的魏纳是个“不可调和的自相矛盾的人”。尽管他在把社会民 主党从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变成社会民主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仍保留着他对共 产党员根基的怀恋。1973年，他和乌布利希的继承人埃里希。昂纳克有过一次“十 分热切的聚会”。半个世纪前，魏纳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曾与昂纳克在萨尔 一起工作过。昂纳克费了极大苦心来安排重聚的细节，想尽办法在一间狩猎小屋里， 保证为喝茶准备的蛋糕的味道要像多年前由昂纳克母亲为魏纳所烤的一样。1990年 魏纳去世后，昂纳克声称，尽管他拒绝了共产主义，但“他的奋斗目标仍然是工人 运动的大联合和建立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 按沃尔夫的说法，和魏纳的秘密联系早在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但乌布利希最 初对此抱有极大的怀疑，他武断地怀疑魏纳是个“英国间谍”。1966年魏纳成为全 德事务部长后，与他接触变得比较容易了，而且他定期会见和西德官员谈判“人道 主义问题”的东德律师沃尔夫冈。弗格尔。弗格尔直接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 埃里希。米尔克那里受领指示，每次与魏纳会晤后向他汇报。据沃尔夫称：米尔克 亲自编写跟魏纳谈话的报告，以便上报昂纳克。鉴于起草文书不是他的强项，他经 常整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把魏纳的报告弄成合适的形式。在民主德国几乎没有什 么比这些报告更为秘密了。除了给昂纳克、米尔克和我自己的三份文件外，还要重 新编写一份经过删节的报告送给我们的苏联同事。 米尔克对中心夸口说，魏纳定期的情况简报，为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铺就了一 条直通西德权力机构心脏的大道。米特罗欣的笔记里没有这些简报的内容，但却有 从克格勃档案中抄录的一个把魏纳当作“极受信任的联系人”的例子。他们在1973 年（显然是在消息公布于众前）通报魏纳说，被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招募为间谍的 《每周快讯》编辑海因茨。范。努霍伊斯（代号南特）实际上是个为联邦德国安全 局工作的双重间谍。 勃兰特后来断定，魏纳背着他和民主德国在谈判，然而魏纳不会有意出卖联邦 德国的利益。“从他的青年时代起，”沃尔夫争辨说，“魏纳就已经认识到阴谋是 权力政治的工具，有时又是生存的一种手段。从他第一次和我们接触……他满怀信 心地感到，政治游戏中他始终是更强大的一方。” 克格勃似乎已完全丢开了维南德转向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一事，也不把魏纳当 作“极受信任的联系人”，在70年代还有一名至今还不甚清楚的特工，代号卡迪纳 尔。他是一名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曾被另一名克格勃间谍名叫马夫尔的制 片人巧妙地安插在适当地点。由卡迪纳尔提供的情报包括：关于联邦德国政治家和 工业家的情况，勃兰特1973年访问莫斯科时可能提出的问题，1974年勃兰特辞职， 社会民主党领导和联邦德国同中国、以色列、葡萄牙的关系等等。卡迪纳尔受到一 尊圣像和其他它礼物的奖励，1974年领到5000美元的报酬，1976年获得相同数额的 奖金，1977年又领到11635 德国马克。随后对他的疑虑开始了。他的“情报”经中 心详细研究后发现无甚精彩之处，除某些消息克格勃怀疑是误导情报外，其他情报 同样出现在西德的刊物中。最后的结论是，卡迪纳尔和马夫尔尽力巴结克格勃，目 的是为了获得克格勃的帮助，在苏联获得有价值的合同。于是，克格勃突然中断了 和他们二人的联系。 米特罗欣的记录中有关克格勃试图渗透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情况比社会 民主党要少。他只认出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内的两名间谍，都是1972年被吸收的。他 们是：施托尔本，党的顾问；拉迪斯特，西柏林市议会成员。没有详细记载有关他 们提供的情报。米特罗欣也还认出了自由民主党的一名领导成员，代号马克，他于 1946年在东德被招募为苏联间谍。几年后，马克逃往西方，作为一名政客，很快开 始了他新的职业生涯。1956年，克格勃恢复了与他的联系并在以后的二十四年中一 直保持着接触。不过，没有任何迹像表明，马克在此期间提供了什么有意义的情报。 后来，中心的评价认为，马克专门提供有利于自由民主党政治的情报，试图以 他和东德的联系推动自己的前程。大约在1975年，马克的一个议会同事告诉卡尔斯 霍斯特的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杰米扬诺维奇。扎哈罗夫说，马克早年和苏联情报 机构的交往是“一种年轻人犯的错误”。1980年，中心最后决定没有必要再和他保 持联系了。 卡迪纳尔能够给克格勃提供报纸上的陈词滥调，马克使克格勃花了四分之一世 纪的时间从他身上榨取情报，这两点进一步证明克格勃在政治情报分析方面存在缺 陷。米特罗欣记下了一个偶然情况：安德罗波夫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付出多大代 价才能制止克格勃第一总局对联邦德国评价的粗劣质量”。1977年10月，作为勃列 日涅夫第二年赴西德进行国事访问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克留契科夫递交了一份有关 安全问题的危言耸听的报告，声称在联邦德国有不少于250 个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 集团可能要刺杀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尖刻地批示说：V.L.克沃尔科夫同志（第 二总局局长）刚刚从联邦德国回来，对形势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估计。你们两个局应 当对对表，这对我们可不是一件小事。 结果，克沃尔科夫非庸人自扰的估计证明是正确的，勃列日涅夫1978年5 月的 访问平安无事，没有发生意外。 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涉及克格勃西德间谍的材料面虽广，但不全面。例如，他 在档案中看到了一个证据，说赫尔穆特。施密特最信任的顾问之一、东方政策的头 等设计师埃贡。贝尔的随从中有一名克格勃间谍，但没有暗示这个间谍就是贝尔本 人。1981年2 月5 日，安德罗波夫送交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份情报（编 号259 －A ／OV）上印有“特别重要”的标记，报告详细叙述了施密特和罗纳德。 里根1 月27日的一次电话会谈，当时里根在一周前刚举行过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 报告还详述了施密特和贝尔及其他顾问后来的讨论。施密特恼火的是，里根要求将 原先安排的3 月3 日德国总理访问华盛顿的日期推迟一个月，理由是总统目前对 “就外交政策问题举行严肃讨论”还没有准备好。施密特顾问说，这是里根新政府 一个蓄意的推延策略，目的在于“使华盛顿能赢得时间重整军备。以便在军事领域 内超过苏联。” 克格勃也报告了施密特向贝尔及其他人的抱怨，说波恩满是华盛顿派来的专家， 目的是终止西德和苏联之间日益增长的商业往来。施密特毫不犹豫便相信里根政府 力图破坏波恩和莫斯科之间关于铺设从西伯利亚至联邦德国的天然气管道的谈判。 华盛顿害怕谈判成功会使西德危险地依赖苏联的能源供应。施密特的意向是加 紧谈判，尽快达成协议，好向里根送上一个既成事实，莫斯科对此无疑感到高兴。 克格勃的德国情报来源的可靠性已在送交勃列日涅夫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得 到证实。这份报告是由安德罗波夫和当时任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的克沃尔科夫中将 撰写的。克沃尔科夫的参与表明情报源是由内部安全与反间局（克格勃第二总局）， 而不是由国外情报局（克格勃第一总局）发招募和控制的，这也许是访问期间或返 回莫斯科后造谣中伤的结果（克格勃二局讹诈的典型形式）。 尽管对施密特还缺乏某种热情，但苏联和东德领导人都急于防止基督教民主联 盟重新掌权。根据一份克格勃档案，昂纳克1978年秘密地通知施密特政府，东德愿 意采取行动，改善社会民主党明显不利的大选前景，例如放松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 之间的旅行限制。但是，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回应。 莫斯科特别讨厌右翼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导人弗朗茨一约瑟夫。斯特 劳俾，他被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同盟者基督教社会联盟推为1980年大选的总理候选 人。据1979年7 月安德罗波夫与民主德国内务部长兼国家安全部长米尔克在莫俾科 的会谈记录称：“斯特劳斯是1980年联邦议院大选中施密特的一个强劲的对手。这 就是为什么要造谣中伤斯特劳斯和他的支持者们的主要原因。”经安德罗波夫与米 尔克同意的克格勃的各项积极措施中有一个“眼镜蛇一2 ”行动计划，所用的情报 是由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间谍、基督教民主联盟外国事务智囊团主要头目的前任秘 书英格。戈利亚特提供的。情报捏造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领导人与情 报机构中的右翼分子有阴谋联系。一份印数1 ，587 份的宣传小册子宣称，联邦德 国国外情报局的官员曾与反对施密特政府的对手策划阴谋。这些宣传品都散发给联 邦德国的政治家、贸易联合体的领导，和其他不同政见者。据克格勃“眼镜蛇一2 ” 的档案称，小册子中的一些误导情报也出现在西德报刊上，引起施密特下令进行司 法调查。 克格勃在给政治局的报告中经常夸大其积极措施的效果，这次也不例外庐称 “眼镜蛇一2 ”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导层中引起了极大恐慌， 并在确保社会民主党于1980年联邦议院竞选的胜利方面具有“一种积极的影响”。 虽然俾特劳斯竞选的失败，事实上可能并没有受到苏联和东德的积极措施的什么影 响，但无疑会使中心感到宽慰。社会民主党最后于1983年权力失落后，新政府并未 由斯特劳斯领导，而是由较少浮夸的赫尔穆特。科尔任总理。 80年代初期，克格勃积极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对美国在联邦德国部署中程导弹引 起的规模巨大的轰轰烈烈的西德和平运动推波助澜。反对部署中程导弹的人中最坚 决的是萨尔布吕肯的市长奥斯卡。拉方丹，此人后来作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 理失败，1998年在格哈德。施罗德政府中还当过一段有争议的财政部长。这和中心 的计划完全不相符。仅在几年前，中心曾荒唐地制订了不现实的计划，企图招募哈 罗德。威尔逊和赛勒斯。万斯，但拉方丹却不是目标。1981年行动官员L.S.布拉图 斯被派去培养拉方丹，但如预料的那样，以失败告终。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19 83 年竞选失败后八个月决定反对在德国土地上部署美国中程导弹，克格勃似乎仍想在 这方面为自己赢得大部分不该有的荣誉。1984年，一份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文件自鸣 得意地宣布：“以前我们提交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许多论据现在已被他们采纳了。” 像北约其他国家一样，克格勃8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搜集情报的重点是“瑞安” 行动——妄想发现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西方准备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突 击计划。马库斯。沃尔夫，无疑还有一些在卡尔斯霍斯特和西德情报站的克格勃官 员都认为“瑞安”行动是极端荒唐的。但没人敢向中心的偏执狂思想挑战。沃尔夫 发现他的苏联朋友让“瑞安”行动和北约的先发制人的核突击鬼迷心窍了。他说： 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受命揭露任何一个这类突然袭击的西方计划。为此，我们成立 了一个特别参谋和形势研究中心和一个紧急指挥中。C.中心工作人员必须进行军事 训练及参加战备操练。像大多数情报人员一样，我发现这些战争游戏实在是一种难 于承受的浪费时间，但这些命令比其他来自上面的命令更没有讨论的余地。 由于科技情报的收集比政治情报较少受西方误解的歪曲，质量可能会高些。克 留契科夫在1977年7 月给各地的情报站写了一个指示：反对西德的工作随着联邦德 国的经济增长在现时越来越重要，它对于解决重大国际争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无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占首位。它 是北约主要的战略桥头堡，在西德可以观察到大量集结的敌对军事力量；西方盟国 驻西德的武装部队（包括德意志联邦国防军）总计近百万人。这种状况表明联邦德 国不同于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它是该军事集团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联邦德 国国内，原子能、航空、火箭、电子、化学和生物等领域内的军事科学研究正在加 紧进行。 正如克留契科夫的指示所述，虽然西德的排名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它已成为克 格勃X 线行动的主要欧洲目标。1980年，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收到的科技情报中， 6 1.5 ％来自美国情报源（不是全部在美国国内），10.5％来自联邦德国，8 ％来 自法国，7.5 ％来自英国，3 ％来自日本。1980年（可能是一个罕见的年份）半数 以上由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获得的情报来自其盟国的情报机构，其中主要是民主德 国国外情报局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 德国最大的电子公司西门子公司是T 局在联邦德国的主要目标。公司的科学家 和工程师队伍中有克格勃在东德吸收的特工理查德，以及至少两名苏联间谍——赫 尔穆特和卡尔。赫尔穆特并不知道他是克格勃间谍，还以为自己是在为民主德国国 外情报局工作。 像其他西方公司的情况一样，从西门子收集科技情报比在苏联，特别是民用经 济部门更容易。克格勃总部猜疑心特别重，他们担心偷来的西门子计算机被安上窃 听器或做了别的手脚。克格勃一局十五处（注册与档案）计划在一台西门子计算机 的卡片存储器上贮存300 万人的信息。由于中心害怕计算机上有某些苏联专家无法 测出的暗置的设备，所以一直将计算机藏在贮藏室里未开封达五年之久。最后，不 得不用不太先进的东德计算机。 除了得益于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联邦德国广泛的科技情报行动外，克格勃自 己的X 线间谍几乎遍布整个西德的高技术领域。除了在西门子公司的间谍外，米特 罗欣的记录还披露了二十九名具有不同程度重要性的间谍，他们之中有的在一些主 要的大公司里工作，如：贝尔公司，迪纳米特。诺贝尔公司，梅塞施米特和蒂森公 司等。 这些间谍活动的绝大多数案例从未受到起诉。仅有的一例是曼弗雷德。罗奇 （代号埃米尔），他被T 局的一名法国间谍出卖。联邦德国最大的武器工厂梅塞施 米特一波尔科一波隆（MBB ）的计划部主任罗奇出卖了北约的许多秘密，如“旋风” 式战斗轰炸机（由MMB 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制造）；“米兰”反坦克导弹以及“霍 特” 和“罗兰”地对空导弹等。罗奇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高级间谍，他用缩微信 息与指导员联络。他的伪装也是无懈可击的。当他生活在慕尼黑郊区一个异常普通 的几乎是死寂的平静家庭里时，参加了保守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在巴伐利亚地区选 举中任基督教社会联盟候选人。米特罗欣有关埃米尔的简短记录表明，早在1954年 他装作难民离开东德前就已被克格勃收买。因此，罗奇可能是东德帮助安插在联邦 德国的为克格勃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他1984年被捕，1986年被判八年半监禁，但 一年后和一名长期单独监禁的东柏林医生交换。他和妻子一起住在一幢豪华的东德 湖边别墅里，但罗奇仍依恋他的西方生活。没有几个月，两人又回到他们慕尼黑附 近的别墅里，反感的邻居们对他们很冷淡。 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和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办公室里放满了列宁和捷尔任斯 基的半身像，用剑和盾装饰的契卡纪念牌，还有其他小饰品，这些都是在民主德国 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官员们为庆祝反对联邦德国的行动的成功而举行的联欢会上送的。 然而，自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和克格勃之间近40年 的合作——在苏联集团中最为成功的（虽然形式上确切地说是单方面的）情报同盟， 却以东德指责莫斯科背信弃义而告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崩溃后，当前民主德国国 外情报局的官员们以及害怕在西方被告发的间谍们向克格勃请求帮助时，大多数人 得到的却是来自克格勃困惑的沉默。1990年10月22日沃尔夫写信给戈尔巴乔夫：我 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胸前佩带着一大堆你们颁发的勋章。你们说我们为你们的安 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在我们需要的时刻，我想你们不会不帮助我们吧。 可是，戈尔巴乔夫正是这么干的。沃尔夫曾向他呼吁过在同意德国重新统一前， 必须对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及其国外情报机构来一次大赦。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 沃尔夫痛苦地说，“这就是苏联人，他们最终还是出卖了四十多年来为加强苏 联在欧洲的影响而工作的东德朋友。” 克格勃绝密档案 冷战期间的法国和意大利——间谍渗透和积极措施 在冷战的很长时期内，或许是大部分时期内，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比它在西欧 的其他任何一个情报站都雇有更多的间谍人员，通常至少有50人。它在第四共和国 （1946－1958）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向法国情报界，尤其是法国国外情报局的 渗透。在克格勃档案中有该情报站1953年的一份特别“重要间谍”的不完整名单， 其中有打入法国国外情报局的四名官员（代号为诺先科、希罗科夫、科拉布廖夫和 杜布拉温），另外在下述机构内各有一名间谍：法国国内安全局——戈里亚切夫； 法国总情报局——济兹；法国外交部——伊兹韦科夫；法国国防部——拉夫罗夫； 法国海军部——皮若；新西兰驻法国大使馆——隆；法新社——日加洛夫。1954年， 克格勃巴黎情报站送往克格勃总部的报告中有30％是根据它在法国情报界的间谍所 提供的情报写出的。 苏联在冷战期间向法国渗透的基础在二战结束时就已奠定。由于共产党在法国 抵抗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以及1974年以前有共产党员出任法国政府部长，刚解放的 那几年是招募间谍的黄金时代。尽管英美情报部门很可能不知道大部分在法国的苏 联间谍的身份，但他们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战后法国安全方面的缺陷，因此在与法 国国外情报局和法国安全局交换秘密情报时持谨慎态度。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1948 年进行的一次评估在一种颇为荒谬的种族优越感的激发下，把苏联的成功渗透归咎 于“法国人性格中的先天缺陷”以及“共产主义在法国的广泛吸引力”。联合情报 委员会断定，苏联情报机构能够利用：（甲）法国人天生的一种饶舌痹性格，使他 们几乎难以抗拒传递“绝密”、“热线”新闻，甚至是情报的诱惑。 （乙）缺少“安全意识”，它导致粗心大意和保护机密文件的预防措施不足。 （丙）在法国，道德标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再加上极低的工资水平，必然导 致“出卖”情报的企图…… 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英国的安全机构在先天上就优越于法国的安全机构，但由 于三年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菲尔比被从华盛顿召回以及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 受到怀疑，英国人的极度自负态度也多少有些收敛。 1951年英国“五杰”事件之后，在5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法国成了克格勃收集 西方对苏联集团政策的最富有成效的情报来源。1954年，克格勃叛逃者弗拉基米尔 和叶夫多基妞。彼得罗夫报告说，中心“发现在法国情报活动特别容易……法国机 关到处乱扔着法文文档原件的影印件”。在。1954年初的柏林会议（194 年后苏、 美、英、法外长之间的首次会议）和1955年6 月日内瓦四大国峰会（l 年前三巨头 波茨坦会议之后政府首脑的首次会晤）之前，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就搞到了有关西方 谈判立场的重要情报。由于1945年发展的法国外交部一位译电员茹尔提供了外交密 码，中心似乎还掌握了法国大量的密码情报。1957年，茹尔被授予红星勋章。在古 巴导弹危机期间，克格勃能够向克里姆林宫一字不少地提供法国外交部与其驻莫斯 科和华盛顿使馆之间外交通信的副本，这很可能主要是茹尔的功劳。 冷战初期，克格勃巴黎情报站似乎还是为影响西方舆论和舆论界人士而制定的 积极措施的最成功的推动者。1947至1955年间，情报站资助出版了一系列伪造的回 忆录和其他宣传著作，其中有：曾与德国人在东线作战的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的 《我选择了绞刑》；“伊万。克雷洛夫”的《我在苏军最高司令部的职业生涯》； 发表在《十字路口》周刊上的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伪造书信，铁托在信中承认自己 是托派分子。赝品的主要作者是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他是在巴黎定居的一位 苏联前外交官。别谢多夫斯基的有些作品，包括两本由子虚乌有的侄子写的关于斯 大林的书，其缤密程度甚至瞒过了像E.H.卡尔这样著名的苏联学者，后者在1955年 为伪造前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记事录札记》撰写了一篇前言。 别谢多夫斯基的欺骗活动后来被1946至1948年间任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站长的伊 万。 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揭穿了。此人后来被任命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于1959年成 立的第一个专业化假情报部门——D 局（后来的A 局）的局长。 战后的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实际上还有它自己的新闻周报，即专门关注国际关系 的《国家论坛》。《论坛》周刊由安德烈。于尔曼在苏联的补贴下创建于1946年， 它的订户包括法国政府机关和外国使馆。于尔曼公开否认与法国共产党有任何关系。 据他的朋友皮埃尔。戴克思说：他绝非斯大林主义者。他看上去甚至都不像个 共产党员。他是个进步知识分子，但没有任何乌托邦或理想主义的无聊表现。他是 个脚踏实地的人。 然而，克格勃关于于尔曼的档案显示，他是法共的一名秘密党员。通过党的领 导人向克格勃巴黎情报站推荐，他在1946年被发展为间谍，代号杜兰特。从1948年 起，于尔曼还为波兰情报机构从事间谍工作，他们给他的代号是尤利，并每月提供 20万法郎的补贴，用来资助《国家论坛》的出版。从1946到1970年去世为止，于尔 曼总共从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得到3552100 法郎和一枚苏联勋章（名称不详），以表 彰他为克格勃做的工作。不过，至少对巴黎的某些记者来说，于尔曼的伪装颇易识 破。 一名老战士、法共历史学家安妮。克里格尔记得她的一位朋友把于乌尔曼描述 为“一个乔装密探的密探”。 尽管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在50年代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中心对它新发展的间谍 数量并不满意。莫斯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认识到，由于法共于1947年停止参与政府， 此后的间谍发展步伐注定要慢下来。中心在1954年2 月3 日致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 电文中要求它抓紧在外交部、内阁秘书处、国外情报局、法国安全局、总参谋部二 局、法军和北约中发展新间谍的活动。电文抱怨道：“情报站正在吃老本，而不是 采取有力措施获取有价值的新情报源。” 1955年，巴黎情报站在北约内部发展了一名重要的新间谍，代号为日尔曼，中 心派了一名特工任他的指导员。和茹尔一样，日尔曼后来被授予红星勋章。他的妻 子尼娜接受过克格勃无线电操作员技术训练，并被授予“战斗服务”奖章。1956年， 情报站的一名间谍德罗兹多夫报告说，他妻子的一位朋友、在法国国外情报局工作 的罗扎在与“一位一面之交者”的一夜情之后怀了孕。根据情报站的指示，德罗兹 多夫在次年罗扎生下女儿后给予了她财政上的帮助，希望为最后发展她奠定基础。 不过，对罗扎的培养进展缓慢。到了1961年，情报站断定她将拒绝任何把她直 接转变为克格勃间谍的企图，于是决定打着其他旗号来发展她。德罗兹多夫成功地 说服她定期为一个虚构的“进步组织”提供情报，而他自称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 1959年1 月法国成立了由夏尔。戴高乐将军任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在共和国成立后 的最初几年里发展的其他法国间谍包括两名译电员（拉里奥诺夫和西多罗夫），两 名巴黎警官（弗雷纳和达奇尼克）和两名青年科学家（亚当和萨莎）。1964年，西 多罗夫如他七年前的译电员同事茹尔一样，也被授予红星勋章，这进一步说明了克 格勃技侦行动在破译法国外交通信中的成功。 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是克格勃的一个主要目标。60年代初期，法国大使莫里 斯。德让和空军武官路易。吉博上校，都中了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由克格勃第二 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指挥的精心策划的“美人计”，受到 了克格勃燕子的勾引。德让遭到一名克格勃官员的殴打，（后者扮作勾引他的燕子 ——一名莫斯科芭蕾舞女演员的暴怒的丈夫），而摆在吉博面前的是有伤风化的他 作爱的照片。但是这两次勾引作为情报行动均告失败。1962年，吉博用他的军用左 轮手枪自杀。次年，一名叛逃者透露了格里巴诺夫陷害德让的计划，在克格勃开始 正式讹诈之前，德让被召回巴黎。米特罗欣抄录的克格勃档案首次揭示，还有第三 名法国驻莫俾科外交人员被格里巴诺夫成功命中——代号路易莎的一名使馆女工作 人员被一只雄燕子勾引，面对作爱的照片她被说服为苏联当间谍。不过，在60年代 初她返回巴黎后，就中断了同克格勃的联系。 米特罗欣所见档案显示，莫斯科招募的一位最成功的法国间谍是商人弗朗索瓦。 萨尔一德米歇尔（60年代代号NN）。参加抵抗运动的战斗之后，萨尔一德米歇尔在 法国国外情报处及其后继者法国国外情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于1947年离职， 开始了商业生涯。1954年，他赢得了一份利润丰厚的专卖合同，为法国造纸厂进口 苏联木浆。一年后，在一次访问莫斯科期间，他被克格勃第二总局发展为克格勃间 谍。根据中心的指示，萨尔一德米歇尔利用他在抵抗运动中的关系与戴高乐的某些 主要支持者建立了联系，并在第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向戴高乐主义事业捐助了近15 00万法郎。 在政体改变、戴高乐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后，萨尔一德米歇尔获得了出人爱丽 舍宫的便利，定期提供去莫斯科出差期间与苏联领导人会面的报告。据第五共和国 首任总理米歇尔。德勃雷的安全顾问康斯坦丁。梅利尼克说：“戴高乐运动比其他 任何政治运动都更多地充斥着勤快的有影响的克格勃间谍，我们从来未能成功地将 他们从戴高乐身边赶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可能莫过于萨尔一德米歇尔了。他的 报告系由克格勃总部拟定，旨在加深戴高乐的信念，即苏联领导人不是受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的指导，而是受俄罗斯传统利益的驱使，并说服他相信苏联真心渴望与法 国达成谅解：我的苏联对话人如今很少使用马克思一列宁主义辞藻……他们愿意对 话，并把对宣传和基于准确事实的讨论分得很清楚……意识形态的重负正在消失， 特别是在新一代中。面对大众观念的这种转变，领导层并不打算遏止它。 在访问莫斯科期间，萨尔一德米歇尔还向中心定期提供有关戴高乐对外政策的 报告。他声称，法国与西德之间于1963年1 月签订极不受莫斯科欢迎的合作条约后， 戴高乐曾私下说：“我们主动与德国人握手，这样我们至少可以确信他们手中没有 握着把刀子。” 除了收集情报外，克格勃巴黎情报站还不间断地在大力实施积极措施。在1961 年的年度报告中，该情报站自豪地报告说，它负责炮制了230 篇报刊文章、11本书 和小册子，促成了32次议会质询和声明、9 次公众集会，并散发了10种海报与传单 共1 4000份。除了《国家论坛》的主编安德烈。于尔曼（代号杜兰特）外，情报站 有影响的间谍还包括至少两名社会党政治家：吉尔贝和德罗姆。吉尔贝（后称吉莱 斯） 被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于1955年发展（代号罗特），据说与后来的总统 弗朗索瓦。密特朗关系密切。克格勃与吉尔贝的接触始于一年后。德罗姆最初接受 克格勃培养是在1959年，他于1961年被发展为间谍，并在以后的12年中定期获得1500 法郎的月酬。 在戴高乐任第五共和国总统的十年间，巴黎情报站最雄心勃勃的积极措施是资 助一家新的新闻社——科学、经济等政治信息中心。该中心由新发展的克格勃间谍 （代号佩切林，后称马松）皮埃尔一夏尔。帕泰于1961年成立。此人是一名记者， 是创办了帕泰新闻影片公司的影业巨头、百万富翁的儿子。他首次引起情报站的注 意是在两年前出版了朴素的亲苏联的《苏联现象札记》以后：斯大林主义的残暴性 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病。苏联的胜利是正确的历史进步观的胜利。苏联——社会发展 最先进阶段的新思维实验室——将超过庞大的美国。 从1961至1967年，克格勃每月支付给帕泰6000法郎，以便由他的中心出版一份 新闻周报（代号评论），它既可订购，也免费寄给政界、商界、新闻出版界和外交 界的舆论制造人士。 在第五共和国初期，帕泰和巴黎情报站其他有影响的间谍实施积极措施的主要 目的是破坏法一美关系，促进法一苏和睦并使法国与北约保持距离。萨尔一德米歇 尔报告了所有这三条战线的进展。作为克格勃间谍，他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65年3 月访问莫斯科，进行向苏联出售法国塞康制彩色电视的谈判。当时他告诉他的指导 员说，戴高乐希望于次年访问苏联。他声称，戴高乐并不在意法苏在意识形态上的 差异，而且告诉他说：俄罗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欧洲的一个大国。不管共 产党政府的意识形态如何，俄罗斯人民的优秀品质始终保持不变。目前，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是把这个巨大的多民族联邦团结起来的纽带，不过，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意 识形态而是国家利益。 至于德国统一，苏联是坚决反对的，而戴高乐也希望尽可能推迟它：“越晚越 好。”毫无疑问，兴高采烈的中心把萨尔一德米歇尔的信息上报给了中央委员会。 不过克格勃认为情况仍不清楚，是爱丽舍宫请萨尔一德米歇尔试探莫斯科对国 事访问问题的意见，还是他知道戴高乐的愿望而自作主张。不过，中心声称，戴高 乐决定法国与北约保持距离并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这大部分是它的功劳。1966年3 月，法国退出了北约联合司令部。三个月后，戴高乐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国事 访问。 事实上，克格勃对这两项决策的影响都不大。自从美英在第五共和国之初拒绝 了联合法国在北约总部建立三大国主导制度的提议后，戴高乐就越来越想使自己与 北约保持距离。他利用苏联作为筹码对抗美国影响欧洲的企图要追溯到他在战时作 为自由法兰西领导人时的岁月。当时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不愿跟他平起平坐。在访问 莫俾科期间他对勃列日涅夫说：“啊，总书记先生，真高兴我们有你帮助我们对抗 美国的压力——正如我们很高兴有美国帮助我们对抗来自苏联的压力一样！”但是 如果说——与中心自我吹嘘的相反——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并未决定戴高乐的对外政 策的话，那么它们至少在加深他的信念——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气氛日益淡薄的传 统大国——方面还是起了一点小作用。戴高乐就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向法国内阁做 的报告，与萨尔一德米歇尔表述的观点如出一辙。戴高乐宣称，苏联正“从意识形 态建国向专家治国转变”：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是一名共产主义斗士或党的颌导 人”，我就不跟他说话……如果撇开他们的宣传言论来看，他们正在执行一种和平 的外交政策。 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转变法国公众舆论可能有较大影响，尽管无疑是非决定性 的影响。根据戴高乐国事访问之后的民意调查，35％的法国人对苏联抱有好感（相 比之下两年前为25％），只有13％的人怀有敌意。对美国抱有好感的人从1964年的 52％降到了1967年初的仅22％，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越南战争造成的结果。 在前些年取得表面上的成绩后，巴黎情报站认为继续资助帕泰的科学、经济及 政治信息中心已经没有意义了，自1961年以来已经在它身上花了436000法郎。于是 关闭了该信息，周报也停止出版了。不过，帕泰继续从事有影响的间谍工作，用 “夏尔。莫朗”的笔名定期在全国性报纸上发表文章。自1967年1 月至1979年6 月， 他总共收到了218400法郎的工资，外加68423 法郎的活动费和奖金。1969年，帕泰 还是戴高乐派主导的欧洲独立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中心认为该运动是动摇北约的一 种有潜在价值的手段。 克格勃向法国情报界的渗透在整个60年代持续不断。从米特罗欣的笔记看，在 1963－1966年期间至少有四名法国情报官员和安全局的一位前处长都是活跃的克格 勃间谍，但是没有细节记录。在戴高乐1969年辞职后的几年，克格勃在法国发展的 间谍质量似乎有所下降，但数量并未减少。巴黎情报站招募的间谍总数从1971年的 48人增至1974年的55人；1974年，情报站还有17位绝密联系人。不过，米特罗欣所 见档案并未显示1974年的间谍中有什么高级公务员或情报官员。克格勃还失去了它 在社会党内的两名主要间谍之一德罗姆的服务。1973年，他得到了“一大笔资金” 还债。此后不久，有报告说德罗姆与法国情报局有来往。 最能体现70年代中期克格勃在法国的间谍网实力的是其巴黎情报站的一份13人 的“重要间谍”名单。他们经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于1973、1974和1975年均收到 了可观的新年礼物。在这三年中，茹尔每年得到4000法郎奖金；安德烈、布罗克和 费奥多尔得到3000法郎；阿尔古斯、德拉贡、杰利布和洛朗得到2000法郎；南特和 列姆得到1500法郎；布基尼斯特、马尔斯和图尔得到1000法郎。不过，对这份名单 需做两点说明。第一，它没有包括情报站最重要的科技间谍阿兰，他属于不同的奖 金体系（其他X 线间谍可能是如此）。第二，收到新年奖金的间谍中有三人是驻巴 黎的外国官员，他们提供的情报基本上与法国无关。杰利布是一家亚洲使馆的工作 人员，他提供了密码和其他机密文件；列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巴黎总部的一位 加拿大人，他从事间谍发展工作；布基尼斯特在一家中东使馆工作。不过，1973－ 19 75 年间经挑选给予新年礼物的11名法国间谍，使人们对克格勃及其巴黎情报站 对他们在法国的主要家底的看法有了深刻了解。 70年代中期克格勃评价最高的，同时也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是30年前发展的 外交部译电员茹尔（代号耶利塔），他被单列出来给予最高奖金。1968－1973年间， 他提供了有关法国驻莫斯科使馆以及北约总部的密码情报，使第16（技侦）局得以 破译大量的外交通信。1973年，茹尔被派往法国驻外使馆，克格勒与他的联系通过 那儿的死信箱维持。茹尔提供的情报很可能有助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2 月对安装 在法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新式电传打字机的窃听。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打字机在通过 铁路运往莫斯科的途中有48小时无人看管。在此期间克格勃秘密地给电传打字机装 上了窃听器，在以后六年多的时间里它们向克格勃发回了进出使馆的未加密的电文。 窃听行动的指挥者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马斯洛夫被授予列宁勋章，后来被 撬升为为第16（技侦）局局长。 由于茹尔和马俾洛夫的功劳，1983年以前，中心得到的法国对苏政策的情报比 法国的任何北约盟友得到的都要好得多。同时，茹尔继续物色外交部的其他译电员 和秘书人员。1978－1979年，他培养了“L ”（仅知是该部的一名“支持人员”）， 得到了他的私人住址，对他的家庭进行了背景调查，并通过情报站的一名行动官员 促成了对他的发展。1978－1982年间，克格勃积极培养的法国外交部译电员不少于 六名。 70年代中期给予评价最高的法国间谍，大半（得到1973－1975年新年奖金的十 人中的六人：安德烈、布罗克、阿尔古斯。南特、马尔斯和图尔）都是记者或与新 闻界有密切关系的人士。这清楚地说明，不论克格勃针对法国目标的假情报工作的 实际成效如何，中心认为积极措施是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的强项之一。此外，还有 三名最重要的法国间谍：一个是费奥多尔，他在一家外交政策研究所任要职，提供 过有关美国、北约和中国的文件；另一个是洛朗，他是北约航空研究所的一位科学 家；第三位是德拉贡，他是一名商人和间谍发展人员。洛朗和德拉贡很可能是科技 间谍。60年代有影响的主要间谍之一，帕泰（马松）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他没有出 现在1973－1975年最重要间谍的名单中。不过，他的工作在70年代后半段又重新发 展起来。 中心可能过于相信巴黎情报站PR线控制的影响间谍，因而在整个70年代采取了 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积极措施。据克格勃档案记载，高级记者安德烈“可以接近” 1969年接任戴高乐的“乔治。蓬皮杜总统”以及他的一些高级部长，包括1972 年成为总理的皮埃尔。梅斯梅尔，还有外长莫里斯。舒曼。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的 报告声称，安德烈惯于向蓬皮杜的办公室传递有意增加总统对美国猜忌的“有倾向 的信息”。在此，和大多数影响行动一样，很难估计成功的程度。既然安德烈能接 近蓬皮杜政府的最高层，就很难相信他们会对他不予重视。同样很难相信，他对法 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能超出边沿性——充其量——一的影响。中心向中央委员会的报 告有意邀功，在激起或恶化大西洋联盟内部紧张关系方面的功劳大概没有它想得到 的那么大。 “海峡”行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克格勃影响法国对外政策的积极措施有其局 限性，“海峡”行动原打算在蓬皮杜和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之间散布不信任，企 图说服总统保持戴高乐的立场，对英国加人欧洲共同体行使否决权。 尽管记者阿尔古斯看来并不能直接接触蓬皮杜，但他与梅斯梅尔的联系甚至比 安德烈还密切。据巴黎情报站报告，他在1973年3 月大选的竞选期间定期与总理进 行讨论，并在此后继续向他提供建议。克格勃通过阿尔古斯散布假情报的主要目的， 是在戴高乐派与其盟友之间散播不信任，破坏戴高乐派领导的执政联盟的当选前景。 阿尔吉斯向梅俾梅尔诬称独立共和党总书记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和改良主 义者让一雅克。塞尔旺一施赖怕已经秘密同意合作，暗中损害戴高乐派候选人的地 位。 根据克格勃的指示，阿尔古斯还在新闻报刊上散布类似的假情报。A 局制定的 破坏“大西洋主义”（亲美的）候选人的其他积极措施还包括散布假报告，说塞尔 旺一施赖伯和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让。勒卡尼埃的竞选活动得到了美国的金钱资助。 在塞尔旺一施赖伯所在的默尔特一摩泽尔省选区，当地名人都收到了据称来自联邦 德国一新纳粹集团的信，信中呼吁所有“血管中流动着日尔曼血液”的人投塞尔旺 一施赖伯的票。虽然此类行动可能给中心很好的印象，但是难以相信它们对法国选 民有切实的影响。尽管在大选中左派的票数增加，但是戴高乐派领导的联盟仍稳稳 占有大部分席位。 在夸大了1973年的成功之后，中心还自信它能影响1974年5 月总统大选的结果。 它报告苏共中央委员会说，作为所有主要左翼政党候选人的社会党领导人弗朗 索瓦。密特朗确有胜利的机会，并采取了一项针对其主要右翼对手瓦莱里。吉斯卡 尔。 德斯坦（代号“银鼠”）的重大积极措施。在行动的一周时间里，巴黎情报站 PR线的十名官员采取了56项据称是“重大的行动”。 针对吉斯卡尔的主要积极措施是由情报站评价最高也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布 罗克实施的。他当时是一位手眼通天的记者。布罗克在1946年作为意识形态间谍被 招募，没过几年他就开始为钱工作，以补贴他作为记者的收人并在巴黎购置公寓。 70年代中期克格勃每年付给他10多万法郎。布罗克受到如此重视，以致除了有 至少十名专案官员外，他还与负责在法行动的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的五位局长见过 面。 1974年总统大选期间，根据安德罗波夫的亲自指示，提供给布罗克一份伪造的 据说是美国人就击败密特朗和雅克。沙邦一戴尔马的方法给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秘 密竞选建议。沙邦一戴尔马是在第一轮选举中与吉斯卡尔争夺右翼选票失利的戴高 乐派对手。假文件随后被交给沙邦一戴尔马和其他人，无疑是试图使他和吉斯卡尔 在第二轮选举（吉斯卡尔是右翼唯一的候选人）中更难合作。 米特罗欣的笔记详细披露了1974年总统选举期间另一次搞臭吉斯卡尔的行动。 这次积极措施有些稀奇古怪，它反映了克格勃许多阴谋理论家对犹太复国主义 者阴谋的热衷。中心相信，在法国如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有一个强大的犹太 人游说集团在幕后活动，操纵着很多政治进程。克格勃决定利用吉斯卡尔的一位女 亲戚1973年10月被谋杀一事，进行一次把他卷进犹太人游说集团的特别行动。A 局 捏造了一份据称由一个（子虚乌有的）法国亲以色列集团散发的假文件，声称这位 女士是被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报复吉斯卡尔数年前担任财长时参与迫害犹太金融家 而杀死的。中心不可思议地对整个荒唐行动感到骄傲。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吉斯 卡尔以不到2 ％的多数票击败了密特朗。没有证据表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结果有 哪怕是极小的影响。 70年代中期／世界报》（克格勃的代号为“信使”）因其所谓的左翼反美倾向 卷人了一场论战。主要的保守派批评家雷蒙。阿龙，指责《世界报》把美国空袭北 越与纳粹战时的凶残相提并论，但同时却对苏联践踏人权不愿进行严肃详细的批评。 索尔仁尼琴受到的待遇尤其不公正，他的《古拉格群岛》是践踏人权的最好的 书面证明。1975年7 月／世界报》就索尔仁尼琴在美国的一篇讲话进行歪曲报导， 诽谤他是纳粹的同情分子：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上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与苏联 联合对抗纳粹德国感到遗憾。 无独有偶。上一代西方人，如（大法奸）皮埃尔。赖法尔有着同样的思想，而 且有人，如法国法西斯分子多里奥和德亚，还把纳粹作为解放者来欢迎。 两个月后，《世界报》——同样不准确地——报导说索尔仁尼琴接受了军事独 裁者皮诺切特将军发出的访问智利的邀请。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诽谤是克格勃散布的。 不过，这两件事为与克格勃在西方新闻报刊上散布的假情报完全一致。1976年 ／世界报》编辑部的一位前成员米歇尔。勒格里俾撰文详细分析了他认为持有同样 偏颇观点的亲葡萄牙共产党、柬埔寨红色高棉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报道。 对《世界报》70年代报导的偏颇程度至今仍有争议，对它更乐于谴责美国而不 是苏联政策的说法也有争议。不过，克格勃档案为《世界报》的评论者的亲苏倾向 提出的指责提供了某些支持。米特罗欣有关克格勃与《世界报》联系的笔记表明， 两名高级记者和数名撰稿人被利用，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无疑是不经意地传播了克 格勃的假情报。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声称曾影响过《世界报 》发表的许多文章，例如：美国对伊朗和拉美的政策、美国建国200 周年、美国在 欧洲的影响的危险性、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威胁、美国制造中子弹的计划、东西方 紧张关系以及阿富汗战争起因，等等。1981年7 月，安德罗波夫收到了法共领导的 一封信，敦促他安排一封访问阿富汗的邀请信，寄给《世界报》的一名记者。据称， 他的报导将是“同情性的”。数年前，该记者在赞扬穆罕默尔。卡扎菲上校时就很 大度。 《世界报》之所以容易受克格勃假情报的迷惑，很可能主要是出于对苏联情报 行动的无知。在水门事件和揭露美国情报界的造谣中伤事件后，《世界报》和其他 一些媒体一样，虽然深刻认识到中央情报局的真实的和想像的罪恶，但是对克格勃 广泛的积极措施计划却茫然无知。 与《世界报》不同，主要通讯社法新社没有引起什么公众争议。不过，它在巴 黎和国外也被克格勒渗透了。米特罗欣的笔记指出了该社1956至1980年间被招募的 六名间谍和两名绝密联系人的身份。其中最老的间谍兰恩是1969年被商人德拉贡打 着假旗号发展的，他每月得到1500法郎，据称是意大利“好利公司”给的，对方渴 望获得法国国家政策的内部信息。 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任期内，克格勃启动的最大胆的积极措施很可能是 其影响间谍皮埃尔一夏尔。帕泰（马松）发行的双周快报《综述》（代号卡克蒂斯）。 1976年6 月，表面上操着左翼戴高乐派腔调的《综述》第一期面世，并免费寄 给了5 00位舆论界人士，其中包括70％的众议员、47％的参议员和41位记者。在随 后三年中出版的70期《综述》共花掉克格勃252000法郎，使用了A 局的一系列人们 熟悉的伎俩。法国被描述成美国“狡诈的”经济战的牺牲品，在这场经济战中，美 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使华盛顿成为靠其他国家财富生存的寄生虫。吉斯卡尔。德斯坦 总统被刻画成未能保护法国利益免受美国剥削的“大西洋主义者”。美国是一个邪 恶的“警察国家”，它经常使用暴力对付黑人少数民族以及其他所有不顺从它的人。 肯尼迪总统遇刺是“美国民主最基本的一面”。与此相反，波尔布特的屠杀要么被 大事化小，要么被搪塞过去，而越南船民则被视为中产阶级移民。 帕泰的败落始于1978年，当时法国情报局开始跟踪他在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指 导员伊戈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萨哈罗夫斯基（别名“库兹涅佐夫”，此人是克格 勃第一总局前局长的儿子）。在萨哈罗夫斯基向上级报告了他怀疑被跟踪之后，他 与帕泰的会面被暂时搁置。但当他们于两月后再度联系时，萨哈罗夫俾基无意中把 盯梢带到了帕泰那儿。1979年7 月5 日，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无线电截收员在侦听 法国情报局监视小组使用的一个频率时，听到其组长宣布：“演员上场了。表演开 始！” 随后，帕泰在从萨哈罗夫斯基手中接受钱和文件时被当场逮捕。1980年5 月， 帕泰成为在西方法庭上被定罪的唯—一名苏联影响间谍。他被判处五年监禁，但在 1981年被释放。在审讯中，帕泰承认由于为莫斯科撰写文章而收了少量金钱。事实 上，他的克格勃档案揭示，截至他被捕时为止，他已经收到了总共974823法郎的薪 金和活动费。 几乎就在出版双周刊《综述》的积极措施不光彩地结束的同时，巴黎情报站决 定终止资助间谍安德烈。于尔曼（杜兰特）1946年创办的《国家论坛》。于尔曼19 70年去世后，克格勃对《论坛》的补贴一直通过于尔曼的一位同事、间谍南特支付， 到1978年总计付了1527500 法郎。70年代中期，南特被认为是情报站12位最重要的 间谍之一，他既提供与官方圈子联系获得的情报，也实行积极措施。据他的档案记 载，1970至1978年，他提供了119 份情报报告，按照A 局指定的题目发表了78篇文 章，并帮助培养了12名间谍。不过，在70年代后期，克格勃开始怀疑他“不诚实”， 与法国情报局有来往。1980年，与南特的联系中断了。从此结束了克格勃巴黎情报 站曾指挥过的时间最长也是最昂贵的积极措施。有关杜兰特、南特以及与他们关系 密切的三名间谍——韦罗尼克、雅克利娜和南希的档案写满了26卷，共计8000多页。 如同在国外的其他克格勃情报站一样，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每年都要向中心发 回开展积极措施的粗略的统计材料。1979年的统计中有：在报刊上发表了188 篇文 章（尽管《综述》停刊）；67次“影响谈话”＊9 次口头散布假情报；七次伪造文 件；组织了两次群众集会；在公共集会上四次讲话；出版了两本书和四本小册子。 1980年，主要是由于与南特中断了关系，巴黎情报站用于邀功的新闻报刊文章的数 量下降到了99篇。不过，“影响谈话”增加到了79次，而口头散布假情报的行动增 加到了59次。情报站还报告了两次涉及伪造文件的积极措施，并把组织两次群众集 会，安排16个会议发言和散发一本小册子作为自己的功劳。 如果从字面上看巴黎情报站的报告，则“影响谈话”获得了某些惊人的成功。 法国政坛若于主要政治家和几位著名学者（他们的名字在此不便提及）据说接 受了关于美国国防政策带来的威胁、东西方关系以及一个“超国家的欧洲”对法国 国家主权的威胁等观点。这些人中有的在与苏联使馆人员的接触中粗心大意，否则 完全能发觉他们是克格勃官员。有很多事例表明，巴黎情报站往往把法国相对倾向 苏联立场的政策声明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其实，它的影响甚微。在情报站荒谬的说 法中，有一条竟然吹嘘说克格勃的积极措施“促使”戴高乐的两名前总理——米歇 尔。德勃雷和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后者现在是国民议会法国外交委员会的主 席）——采取了“捍卫法国独立于美国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这两个人都已经执 行的政策。尽管克格勃还声称向总统吉斯卡尔。德俾坦的亲密顾问、总理雷蒙。巴 尔、外长让。弗朗索瓦一庞塞特和社会党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也施加了影响， 但看不出这种所谓的“影响”对他们的政策有什么作用。 克格勃对1981年总统选举的政策，没有七年前大选时那么明确。70年代末，包 括社会党和曾在1974年支持过密特朗的共产党在内的左翼联盟破裂。在第一轮选举 中，密特朗不得不面对法共领导人乔治。马歇以及右派候选人的对抗。尽管克格勃 在1981年实行的积极措施对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右派候选人比对密特朗表现出更大 的敌意，但是他们不再像1974年那样，以保证密特朗获胜作为指导方针（从一开始 就很清楚，仅赢得15％选票的马歇没有机会赢得选举）。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记 载的个别积极措施表明，与确保其中任何一人获胜相比，向所有主要候选人施加压 力被认为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不过，像1974年一样，中心严重夸大了它影响事件 进程的能力。 1980年5 月，吉斯卡尔。德俾坦成为自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与勃列日涅夫举行 会谈的第一位西方领导人，此举有助于改变苏联被西方遗弃的状况。在准备会谈时， 勃列日涅夫的顾问们肯定得到了连续窃听巴黎与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外交通信 的很大帮助。在吉斯卡尔回到巴黎时，他不无天真地宣布，苏联已经同意从阿富汗 撤回一个师。尽管吉斯卡尔对苏联的态度最终变得强硬起来，但是克格勃驻巴黎情 报站还是采取积极措施，妄图使他相信，通过把自己打扮成“与东欧对话来对抗美 国支配的倡导者”可以增加他再次当选的机会。转给吉斯卡尔。德斯坦一位工作人 员的假情报希望能使德斯坦相信，最能破坏他当选总统的流言蜚语——中非共和国 皇帝让。贝德尔。博卡萨给他送钻石——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情报站还声称， “煽动”非正式的戴高乐派候选人米歇尔。德勃雷攻击正式的戴高乐派候选人雅克。 希拉克所谓的“背离戴高乐主义原则”和亲美倾向，是他们的功劳。其他积极措施 包括“揭露”密特朗及其未来的总理之一米歇尔。罗卡尔的政策中“亲大西洋和亲 以色列的成分”的计划。 根据竞选期间的一次民意测验，53％的犹太选民倾向于投密特朗的票，相比之 下只有23％的犹太选民愿意投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票。克格勃肯定对密特朗受到犹 太选民的欢迎感到怀疑。如同1974年一样八局策划的积极措施反映了克格勃反犹太 复国主义者的阴谋理论，特别是它对法国犹太人游说集团力量的看法。大选期间， 情报站最荒谬的行动莫过于它试图通过向法国当局传达假信息（即说犹太复国主义 分子正在策划“极端主义措施”扰乱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德勃雷的竞选活动）来 “陷害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不论是对主要候选人，还是对总统大选的结果，这一 行动或其他任何积极措施都根本不大可能有什么实质性影响。 密特朗于1981年5 月获胜，紧接着社会党在一个月后的立法选举中获得压倒性 的胜利。尽管25年前发展的社会党老间谍吉莱斯的职业生涯当时已快结束，但他仍 与他的专案官员瓦连京。安东诺维奇。希达克（代号雷若夫，此人以苏联使馆二等 秘书的外交官身份为掩护于1978至1983年间派驻巴黎）保持着联系。他继续向希达 克提供中心认为是来自“弗朗索瓦。密特朗随从”的内部情报。 1979年帕泰被捕和1980年断绝与南特关系，导致克格勃影响法国新闻界的积极 措施在密特朗1981年5 月当选总统之后发生了重大战略调整。克格勃和第一总局五 局一份异常坦白的调查断定（很可能是正确地），《综述》、《国家论坛》以及克 格勃资助的其他期刊“实际上对公众舆论没有影响”。巴黎情报站奉命在将来要把 精力集中于代价更低但更有效的任务，即在知名报纸和杂志社中发展间谍。然而， 现有的某些媒体间谍的价值却受到怀疑，布罗克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可能是为克格 勃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记者。70年代，布罗克是收人最好、得到评价也最高的法国 间谍之一。不过，克格勃后来通过检查他的工作却断定，他“与行动官员联系时不 认真、不诚实，夸大其情报和行动能力，抬高其情报的价值，有惟利是图的倾向， 并且无组织无纪律，没有完成交代的任务”。1981年，为苏联当了35年的间谍的布 罗克突然被抛弃了。中心继续在法国记者中寻求发展新间谍，但结论却是，在这个 电视时代，西方新闻出版界对公众舆论已缺乏它在20年前曾拥有过的影响力。 80年代初，由于克格勃对它在巴黎的“影响间谍”的信心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中心认为科技才是它在法国情报活动中最成功的部分。70年代中期（如果不是更早 的话），巴黎情报站拥有的X 线官员和间谍各20人，是欧洲共同体其他情报站的两 倍。 科技情报活动在70年代末和（很可能）80年代初持续发展。发往中心的科技文 件（1973年835 件，1974年829 件，1975年675 件）在1977年上半年达到了创记录 的102 1 件。1974至1979年间有36名X 线官员常驻或兼驻巴黎，这比在其他任何欧 洲国家的人数都要多得多。到了1980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法国已经成为克格勃 第三大最富成效的科技情报源，提供了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收到的所有科技情报的 8 ％。 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指出，70年代最重要也是收入最高的科技间谍是阿兰（代 号又为弗林特和特隆），此人是一家军火承包商（代号阿旺加尔德）的雇员。阿兰 是个主动上门者。1972年，他走人苏联驻巴黎大使馆，解释说他每月收人7000法郎， 需要额外的收人，以便买一所价位在15万至20万法郎之间的房子（可能是外宅）， 因此愿意出卖其企业的秘密。在随后的六年中，他提供过导弹制导系统、激光武器、 高速低空目标探测器以及坦克、直升机和其他用途的红外夜视仪的技术资料和部件。 据阿兰的档案记载，他的科技情报“完全符合苏联最高当局——政治局的要求”。 1974年12月，他的指导员，巴黎情报站的X 线官员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克 萨列夫，按照安德罗波夫亲自签署的嘉奖令被授予红星勋章。阿兰每年获得20多万 法郎，后因涉嫌向某西方情报机关出卖公司的秘密于1978年被公司开除。克格勃显 然逃脱了嫌疑。 除了阿兰的情报，中心评价最高的法国科技情报是关于法国阿里安火箭及其燃 料制剂的情报。克格勃于1970年发展的一名间谍工程师皮埃尔。布迪亚尔1974至19 79年被法国航空航天集团宇航公司的前身SNIAS 公司雇佣，参与阿里安项目。大概 是在1979年或1980年，间谍卡尔，一位电磁专家，顺利地从一个不明情报源获得了 有关阿里安更进一步的情报。给卡尔的年薪约15万法郎，他在1979和1980年还得到 了3 万多法郎的奖金。1982年，卡尔发展了奈克，另一位评价很高的科技情报间谍， 他在国家科研中心的一个实验室工作。奈克是被假借名义发展的，他以为受雇于一 家外企。据他的档案记载，他的情报“满足了”T 局的“重点要求”。 正当X 线的活动于80年代初在法国处于鼎盛点时，它却被一名潜伏在T 局内部 的法国间谍弗拉基米尔。伊波利托维奇。韦特罗夫（法国情报局的代号为费尔韦尔） 破坏了。此人在1965至1970年间曾在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工作，是一名狂热的亲 法分子，对苏维埃制度深为失望，并且对T 局把他从行动部门调到分析部门的做法 不满。 1981年春，他通过一名从莫斯科回国的法国商人向法国情报局巴黎总部捎去了 一个口信，提出愿意做一名间谍。第二年韦特罗夫提供了有关苏联科技收集和分析 的40 00 多份文件。“费尔韦尔”行动经过一阵极其怪诞的时期之后，于1982年2 月在莫斯科一公园内更然而止，关于此事的解释仍是一团迷雾。在和一位与其有染 的克格勃女秘书共饮时——而且很可能是争吵时，韦特罗夫身边靠过来一名克格勃 同事。惊惧之下，或许是担心其双重身份已被发现，他用刀捅死了这位同事。当他 的情人想逃跑时，大概是为了阻止她揭发所发生的事情，韦特罗夫也捅了她一刀， 但这位女士侥幸未死，并出具了对他不利的证词。1981年秋韦特罗夫因谋杀罪在伊 尔库茨克监狱开始服12年徒刑，几个月之后，克格勃开始怀疑他还犯有间谍罪。韦 特罗夫以一段自白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自白是这样结尾的：“我唯一的遗憾是我未 能给苏联带来更大的损失和向法国提供更多的服务。” 韦特罗夫提供的文件极大地增加了西方情报机关对苏联科技情报活动的认识。 1981年7 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就任总统两个月后，亲自向罗纳德。里根通报 了从费尔韦尔那儿得到的文件。此后不久，法国情报局局长马塞尔。沙莱出访华盛 顿，向副总统乔治。布什——前中情报局长，做了详尽的说明。1983年初，当发现 法国驻莫斯科使馆的电传打字机内的窃听器在此前七年里一直在向克格勃发送进出 的电传后，韦特罗夫的材料才被首次公开。作为报复，密特朗下令于1983年4 月5 日将47名苏联情报官员逐出法国，这是12年前英国的“富特”行动后最大的一次驱 逐间谍行动。许多被驱逐的人，特别是X 线官员，都是被韦特罗夫出卖的。当苏联 大使尤利。 沃龙采夫抵达法国外交部递交正式抗议时，外长克洛德。谢松出示了韦特罗夫 提供的一份有关科技情报活动的克格勃文件，让他哑口无言。 尽管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雇用的间谍还不到驻巴黎情报站的一半（70年代中才 20人出头，相比之下法国约有50人），但是间谍发展格局在两国大致相似。二战刚 结束，在共产党领导层的协助下，苏联情报机构就顺利打入了意大利和法国的许多 重要部委。不过，到了70年代，克格勃驻罗马和巴黎情报站雇用的大部分收人最丰 的PR线间谍都是记者，而非公务员。 如在法国一样，意大利共产党在战后受到欢迎和参与政府的短暂时期是苏联情 报机构在意大利享有的间谍渗透的最佳时机；如战后最重要的法国间谍茹尔一样， 服务时间最长、大概也是最重要的意大利间谍达里奥也是在外交部工作，他在二战 之前就已经在那儿发展了首批三名女间谍。战后回到部里后，他又发展了两名女打 宇员：托波（后易名为莱达，成为他的妻子）和尼科尔（后来称为英加）。 在其后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达里奥帮助获取了数量可观的外交部机密材料。 在50年代中期，他又顺利地发展了三名女间谍：一位名叫韦涅齐扬卡，在意大 利驻巴黎大使馆工作；另一位名叫奥沃德，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提供她更进一步的 信息；第三位名叫苏扎，为总统乔瓦尼。格龙基的外交顾问工作，可以接触到大批 大使报告和外交部其他保密文件。60年代初，达里奥的妻子莱达每周与克格勃驻罗 马情报站的专案官员在电影院或城市的其他地方碰一次头。在握手的时候，她递过 去一卷她在上周拍下的外交部保密文件的缩微胶片。 1968年，中心决定把达里奥“冷冻”起来，并奖给他每月180 硬通货卢布的终 身退休金。不过四年后，中心重新启用了他，目的在于培养某外国使馆中的一名女 译电员和意大利外交部的另一名打字员，她的代号似乎是玛拉。1975年3 月，在达 里奥被发展43年之后，他们夫妇俩都被授予红星勋章。以后，他通过到国外旅行， 去苏联或其他国家定期领取退休金。 二战之后，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还顺利地打入了意大利内务部，这要归功于19 45年发展的内务部官员杰米德，他从事间谍发展工作。杰米德在部内首次重点培养 的是一名代号奎斯特的译电员，他同意提供经他加密并解密的保密电文内容的情报。 不过若干年来，奎斯特相信他的情报经杰米德传递给的不是苏联情报机构，而 是意共，并拒绝交出密码本。1953年末，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决定加快步伐，指示 杰米德向奎斯特出具10万里拉借用该部使用的密码和密码本“数小时”。奎斯特接 受了。 1954年3 月3 日，杰米德最终告诉他，他不是为意共工作，而是为克格勃工作， 并从他那儿拿到了一张10万里拉的收据。此后不久，奎斯特交由克格勃驻罗马情报 站的一位行动官员斯捷潘指挥，他向后者提供了他获取的范围可观的官方密码。其 中有各省、财政部、中央和地方警察厅、意大利驻外使团、意大利总参谋部和军方 国外情报机关的密码。奎斯特还得到了处于社会安全机关监控之下的意共党员、外 国侨民以及其他人员的内政部名单。 中心非常重视对意大利内务部的渗透，以至于在1955年把控制权移交给了一个 由耶夫拉特领导的在罗马新成立的秘密情报站。耶夫拉特就是阿绍特。阿布加罗维 奇。阿科比扬，他是一位来自巴库的40岁的亚美尼亚人，他有一个替身，是在苏联 定居的黎巴嫩裔亚美尼亚人澳加涅斯。萨拉吉扬。和许多特工一样，他也是位语言 天才。据他的档案记载，他能流利地说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法语、 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土耳其语。他的妻子基拉。维克托罗夫娜。切尔琴科，来 自巴库的一位俄罗斯少数民族，也是一名特工，代号塔尼亚。1948年，耶夫拉特和 塔尼亚在罗马开始了他们的潜伏生涯，通过行贿获得了意大利签证并在那儿用萨拉 吉扬的名字从黎巴嫩使馆得到了护照。耶夫拉特最初的使命是在伊朗筹建一个新的 秘密情报站，但是在1952年他和妻子却被派到了埃及。1954年，他们被召回罗马， 在那儿耶夫拉特拿到19500 美元，用来购买一家商号作为秘密情报站的幌子。不过， 他不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参与的一家意大利企业破产了。 耶夫拉特的情报站受权控制杰米德、奎斯特和内务部的第三名间谍琴索尔，他 大概是被杰米德发展的。琴索尔最成功的行动是把内务部安全局局长保险箱内的绝 密文件做了摘记。耶夫拉特还顺利地恢复了与前间谍奥马尔的联系，他在1948年被 内务部密码司解职，据米特罗欣笔记记载，后来他在“美国使馆属下的一个处”找 到了一份工作。在50年代后期，内务部间谍提供的高级情报的数量有所下降，其原 因不详。当中心的告戒以及克格勃S 局局长拉扎列夫对耶夫拉特的个别谈话未能产 生结果时，耶夫拉特被召回，他的秘密情报站被关闭。对情报站间谍的控制权被交 给具有合法身份的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 如法国使馆一样，意大利驻莫斯科使馆也是克格勃的一个重点目标。尽管克格 勃第二总局针对法国外交官的行动以一场令人尴尬的丑闻收场，但是针对意大利使 馆的行动却取得了不为人知的可观成绩。针对意大利外交官的武器是克格勃二局再 普通不过的惯用手段——性陷害加讹诈。克格勃第二总局的第一个牺牲品是伊卡尔 （“伊卡鲁斯”）。此人是意大利使馆的一位军种武官，1950年末被克格勃的一只 燕子勾引，这只燕子随后说怀了孕并假装要堕胎。克格勃第二总局一名官员冒充燕 子的愤怒的丈夫，威胁伊卡尔签署了一份同意做克格勃间谍的文件，作为制止假丑 闻流传的代价。除了提供保密情报，伊卡尔还把自己保险箱的组合号和用于与罗马 联系的密码副本交给了克格勃二局的指导员。 不过，伊卡尔对克格勃对他的控制越来越感到不安，最终他交给他的指导员一 封相当动情的信，保证继续从事苏联间谍工作，但请求毁掉他签署的保证书：您在 斗篷的掩盖下面，随时准备动刀子。在您使用我认为与您备受尊敬的国家不相称的 方法抓住我的那一天，我试图向您表示，我对您的态度是友好的。您对我的这些感 情置之不理，还想方设法考验我。尽管如此，您仍然怀疑我的忠诚和我的好意。您 继续拿枪顶着我的头，同时又向我说着友谊和感谢的话。如果您的这些感情反映的 是现实而不是虚构，那就给我一些证明——也就是说，关于销毁我被捉情形的文件 的问题必须在你我之间解决。如果您不这么做，我将不再认为您配得上我的友情和 我对您的友好尊重。 我恳求您理解，我需要您的尊重。因此，如果您认为我是在我被捉的条件威胁 下工作，那您就看错了我。想办法不用威胁而考验我的忠诚吧。我相信您会发现我 是称职的。如果您继续怀疑我的诚挚，在我焦虑的时候，我无法工作或继续尊敬您。 伊卡尔拿到了一份经过精心伪造看似原件的他自己签署的保证书，并当着其指 导员的面，带着明显的宽慰表情销毁了它。然而原件仍在伊卡尔的档案中，与一份 后来被米特罗欣抄下来的俄文译文放在一起。 意大利使馆另一位工作人员（代号普拉东）在中了克格勃第二总局同样的美人 计之后，也被成功的胁迫成了一名克格勃间谍。克格勃二局安插给他的燕子（代号 R ） 搬进了他在莫斯科的公寓，然后假装怀了孕。普拉东出钱让她打了（假）胎 （根据意大利法律是一种犯罪行为），在曝光的威胁下，他同意给克格勃当间谍。 米特罗欣于1976年看到普拉东的档案时，他已经离开了莫斯科。克格勃此时已制定 了一个计划，让曾驻罗马、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官员格奥尔 吉。帕夫洛维奇。安东诺夫到比利时与他恢复联系。1976年后普拉东是否是个克格 勃间谍仍是未知数。 驻莫斯科的一位已婚意大利高级外交官两次中了美人计。第一次被盯上的时候， 埃内罗（代号又称检察官）正与法国使馆的一位女秘书打得火热。克格勃第二总局 断定他是个贪得无厌的“好色之徒”，遂挑选了一只燕子——间谍苏霍娃——做他 的女佣，并秘密拍下了他们做爱的照片。在一次访问塔什干的时候，埃内罗被另一 只克格勃燕子黛安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卡扎琴科勾引，并拍下了更多的鱼水之欢 的照片。后来，埃内罗的一位俄罗斯朋友（埃内罗不知道那人是一名克格勃官员） 告诉他说，克格勃已经掌握了他与苏霍娃在床上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正要受审 的一个用拍摄有伤风化的照片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拍的。几乎同时，埃内罗接 到通知，卡扎琴科的亲属已经提起正式诉讼，控告他强奸并声称他使卡扎琴科怀了 孕。 据说卡扎琴科由于堕胎时出了医疗事故，现已不能生育。 克格勃第二总局的一位行动官员1.1.库兹涅佐夫告诉埃内罗说，如果他同意 “帮助”他们的话，苏联当局准备摆平这两件事。尽管埃内罗抗议说库兹涅佐夫的 提议是赤裸裸的讹诈，但他很快就投降了。据他的档案记载，他提供的情报包括使 馆在境外以只有官方汇率几分之一的价格购买卢布，然后利用外交邮袋非法偷运进 莫斯科的信息。在70年代初离开莫斯科之前，埃内罗同意在返回意大利之后继续从 事克格勃间谍工作，并领取了500 美元的最初报酬。此后不久，库兹涅佐夫在罗马 拜访了他，向他引见了当地克格勃情报站的新联络员。一年后，情报站报告说埃内 罗极力回避与他的指导员会面，并已经更换了住址。1979年，情报站一名官员重新 恢复了与他的联系，但是鉴于他已退休且身体不好，让他退出了间谍网。 在对意大利驻莫斯科使馆的情报活动中，克格勃第二总局最大的成功是发展了 一名高级外交官，代号先后为阿尔图尔和阿尔列基诺（“丑角”）。阿尔图尔最初 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干60年代发展的，他们威胁要把他与一名妓女的关 系和进行货币投机的事曝光，除非他同意合作。数年后他被派往莫斯科，对他的控 制也从捷克转到了克格勃第二总局。据阿尔图尔的档案记载，他曾被奖励“珍贵的 礼物”和到莫斯科地区游猎时实报实销的待遇。回到意大利以后，阿尔图尔继续为 克格勃工作到1983年，当时他已经退休好几年了，由于他接触机密情报越来越少， 最终使他退出了间谍网。 驻其他国家的一些意大利使馆也有克格勃间谍，其中有：丹 尼俾，驻中东的一名译电员，于1961年招募；维托里奥，前意共党员，1970年 于拉美招募；普列米扬尼克（“外甥”），驻中东的一名译电员，在保加利亚情报 机构的帮助下于1977年招募。除了提供大量文件外，意大利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内的 克格勃间谍肯定还为第16局成功破译意大利外交电文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情况至 少持续到SO年代中期。关于送达克格勃总部的数量可观的外交文件的内容，米特罗 欣的笔记没有提供多少详情，也没有与破译的内容有关的东西。但是，他所接触过 的有关意大利和法国的克格勃档案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克格勃获取的法国和意大 利的秘密外交通信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冷战期间的许多关键时刻，法国和意大利 的一举一动，对苏联来说几乎是公开外交。 尽管克格勃在意大利的X 线活动规模只有在法国的一半左右，但却取得了惊人 的成绩。1970年，一家小型高技术公司的共同所有人梅季尔（“甲烷”）和布季尔 （“丁基”），联合向克格勃提供了异丁烯橡胶生产的全部技术资料，这些文献被 用于苏联苏姆盖特橡胶厂的建设并导致下卡马联合化工厂和古比雪夫合成橡胶厂生 产线的重新设计。T 局计算出他们的科技情报节约了1600万卢布。梅季尔和布季尔 得到了5 万美元。70年代中，布季尔还提供了有关化学和石化工艺的其他高级情报， 其中有些来自美国。 1970年，克格勃罗马情报站有九名X 线官员，他们指挥着一张约十人的间谍网， 主要是商人，但包括少量重要学者。在70年代后期，在罗马和米兰的科技情报行动 都有某些扩大。1978年，一名高级科技情报官员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 佐夫（代号科林）以公使身份为掩护派驻米兰。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最重要的 X 线间谍可能是乌奇捷尔，他在一所重点大学教书，由库兹涅佐夫控制。利用与学 术界和商界的广泛联系，乌奇捷尔提供来自意大利、西德、法国和比利时的总共八 家大公司和研究所的科技情报，并在美国和联邦德国执行克格勃指定的其他任务。 乌奇捷尔最有价值的情报看来与军用飞机、直升机、飞机发动机制造和机载制导系 统有关。在他提供的情报中有由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联合开发的北约新式战斗 机“旋风”的情报。毫无疑问，乌奇捷尔并不知道他的大学同事中至少有一人—— 代号马里奥的核物理学家——也是克格勃间谍。另一名学者——在意大利和美国进 行科技情报间谍活动的卡尔俾的活动基地看来也在这同一所大学。 作为克格勃间谍或合作者的苏联科学家使用各种方法引诱他们的西方同行与他 们进行秘密合作，他们通常使用的办法是答应提供金钱和给予接触苏联有关研究领 域的方便。列宁理工学院的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教授（间谍 艾温）与意大利一家研究所的高级人员库隆于1976年9 月12日达成的协议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鉴于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的重要性以及获取其他国家有关研究信息的紧 迫性，列宁理工学院一方以负责与外国科学联系的副院长V.A.谢列布连尼科夫的名 义与另一方意大利研究所，以其所长科学顾问库隆教授的名义，就以下内容达成协 议：（甲）库隆教授同意利用自己的以及列宁理工学院的设施，协助列宁理工学院 获取有关应用电子学基本问题的科学技术信息。这些科学技术信息应是未在刊物上 发表过的报告或文章，或企业根据美国、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汗局的五个 主要目标）的企业或科学研究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得出的材料。如果该信息是绝密的， 则在私下会面时亲自转交给列宁理工学院的副院长或其代表，会面可以安排在双方 同意的三个国家中的某一个国家进行。副院长的要求将以一份单独的清单形式提出。 列宁理工学院愿以任何货币为所得到的资料支付…… （乙）列宁理工学院一方将协助库隆教授在苏联内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并 为他安排访苏邀请以便了解苏联其他研究机构和开展合作研究，并熟悉大型水电站 和输电线。 库隆及其克格勃联系人之间的大多数会面是在瑞士进行的。尽管库隆看来一直 保持着一种绝密的联系，但是从对其他西方科学家采取的类似做法看，他们有时会 被发展为间谍。 1981年8 月5 日，驻意大利X 线最高级官员阿纳托利。库兹涅佐夫被不公开的 驱逐，使克格勃在那里的科技情报活动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这不可避免地使克格 勃担心乌奇捷尔和其他间谍已被意大利反情报机关发觉。中心对此次驱逐的调查做 出了三个可能的解释：一是库兹涅佐夫于1970至1975年驻克格勃巴黎情报站期间的 某些科技情报行动暴露了；二是他把科技情报工作与他担任的北意大利苏联侨民区 安全官员的工作混淆在一起，暴露了他驻米兰公使的掩护身份；三是他在米兰和都 灵之间的频繁往来引起了怀疑。直至1982年中心调查“费尔韦尔”一案时，才意识 到导致库兹涅佐夫覆灭的泄密可能来自T 局内部。 截至70年代，克格勃驻罗马和巴黎情报站招募的大部分评价最高的PR线间谍都 是记者。米特罗欣所记档案中，有一份关于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1977年初招募的收 人最高的政治情报间谍的13人名单。收人最丰的六个人每人每月都收到240 卢布的 硬通货，其中三个人是记者：弗朗克发展于1966年，他在一家大报担任高职；波德 维日内（“敏捷”），他也是一位知名记者；斯塔热尔（“实习生”）发展于1969 年，他在一家新闻社的罗马分社工作。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每月支付240 卢布的其 他三名间谍是：达里奥，他是在外交部发展间谍的老手；涅梅茨（“德国人”）， 是一位知名的左翼政治家；奥兰多，从米特罗欣的笔记中不能明确判定他的身份。 1977年初，罗马情报站拿第二个档次报酬的有六人，他们每人每月得到170 卢 布。 这六个人中，阿塞罗的职业不详；米特罗欣的笔记指出了他的身份并表示他被 招募的时间可能不迟于1969年，但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细节。在职业明确的五人中， 有三人——菲德里奥、雷纳托和马夫尔是记者。雷纳托是一家期刊的编辑，1974年 被招募为间谍，菲德里奥是一家新闻社的社长，1975年被招募为间谍。比雷纳托或 菲德里奥当间谍早几年的马夫尔是罗马一家大型日报的左翼记者，同时也是一名间 谍发展人员。他发展的成员有公务员阿拉尔多。据马尔夫说，阿拉尔多认为整个意 大利政坛是个“贼窝”，而且很高兴通过出卖机密文件能分上一杯羹。 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每月支付170 卢布的另外两名间谍，一个名叫洛雷托，是 一名毛泽东主义斗士，他提供中国与其在西方左派中的支持者的联络情报；另一个 名叫梅采纳特广庇护人“），是一个腐化堕落的公务员，据估计其动机纯粹是为了 挣钱。1977年1 月，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最重要的间谍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代号是图 里斯特，他每月拿150 卢布，是一名报纸出版人。情报站支付最多的13名间谍中共 有七人是记者，每月收人在150 至240 卢布之间。如同在巴黎一样（那儿的大部分 克格勃评价最高的政治情报间谍也都是记者），中心对他们作为影响间谍的潜力可 能估计过高了，从而导致它在7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积极措施。1977年8 月，中心关于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的一份报告断定，它拥有”一个有效而且可靠的 间谍网“，它在外交部、内阁办公室、国防部和主要政党内都有人。情报站每月从 它的间谍那儿得到40至50份情报报告。不过，有人批评它相对缺乏针对美国、北约 和欧共体目标的情报。中心对该情报站的影响行动评价最高：”它的间谍采取的积 极措施，包括有些大规模行动都很成功。“1977年，利用伪造文件攻击卡特政府人 权政策的”渐强音“行动和针对中国的”和尚“行动都受到了特别表扬。 1977年，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实施的积极措施的年度统计如下：发表在资产阶 级出版物上的文章：43篇散发材料：l 次起草信件：2 次口头传播信息＊次影响谈 话J 次促成访谈：l 次电视上镜：2 次促成展览：l 次鼓动议会质询：2 次鼓动呼 吁：2 次当然，此类统计数字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意义，除非能够证明它们所指的这 些积极措施对意大利的舆论有切实的影响。不过，米特罗欣所见档案中并无迹象表 明克格勃对在意大利（或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进行的积极措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进 行过严肃认真的评价。相反，西方对美国政策某个方面的意见或同情苏联的任何迹 象，都可以被不加批评地随手抓来作为克格勃行动成功的证据。正如夸大积极措施 的成绩对情报站有利一样，向政治局报告这些成绩也同样符合克格勃总部的利益。 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1977年1 月收入最高的意大利政治情报间谍在随后的五年 内至少有一半从克格勃的工资单上被除名或退休。第一个离开的是图里斯特。1977 年，图里斯特显然是由于有证据表明苏联践踏人权而大失所望，提出各种借口拒绝 合作，并于同年底断绝了与克格勃联系。据他的联络员称，他“未能正确理解和解 释苏联教徒和东正教会本身的处境情况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换句话说，图 里斯特是由于苏联对宗教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而疏远克格勃的。米特罗欣看了图 里斯特的档案后，觉得他从来都不是一名全心全意的克格勃间谍。 1978年克格勃发现菲德里奥与匈牙利情报机关有定期联系（而且毫无疑问接受 该机构的钱财），还发现他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情报机构也有来往，从此以后他 被剔出间谍网。1979年达里奥退休，次年梅采纳特退休。与此同时，雷纳托和弗朗 克就像图里斯特一样，也开始变得甚为失望。1980年，雷纳托被冷冻起来，最初打 算只冷冻他四年，但没有证据表明与他的联系后来得到恢复。弗朗克的情况也不妙， 他的联络员抱怨说，在苏联1979年间月入侵阿富汗和两年后镇压波兰团结工会后， 他很容易“受到反苏宣传的影响”。另据报告，弗朗克还与一名因参与红色旅而被 捕的人有瓜葛。1982年，他被清除出间谍网。 数年前弗朗克曾是克格勃报酬最高的意大利间谍之一，他的失望是克格勃A 局 试图在80年代初设计新的影响行动时所面临的问题的缩影。没有那份克格勃报告敢 于指出，积极措施不可能修复入侵阿富汗和镇压团结工会对苏联形象的损害。 80年代初中期，克格勃在意大利和法国最有效的积极措施如同在整个西欧一样， 是一些利用反美情绪和恐惧核战争的公众潮流的行动。尽管核军备竞赛的始作确者 是苏联于1978年部署SS－20导弹（新一代中程弹道导弹）的决定，但是西方和平运 动对北约随后做出从1983年开始在欧洲部署潘兴一＊和巡航导弹的决定，批评得更 多。正如密特朗有一次直截了当说的那样：“导弹在东方，但和平抗议在西方。” 完全有理由相信但很难证明的是，经克格勃积极措施强化的苏联持续不断的和 平宣传，鼓励（如果不是引诱的话）西方大部分和平运动分子更多地关注里根及其 北约盟国而不是苏联造成的核威胁。1984年2 月，在回顾前两年的积极措施时，克 留契科夫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高干会议上报告说：我们在支持大批国外非官方组织 如和平运动为反对美国政府实施军国主义计划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心自信它现在具有对西方公众舆论前所未有的控制力，这反映在1984年它为 积极措施制定的头三个重点中：——反对美国和北约破坏现有军事战略平衡并获取 对苏军事优势的企图；破坏帝国主义集团的进攻性活动和他们准备核导弹战争的计 外…。。 ——加深北约内部的不和…… ——在国际社会面前揭露美国发动战争的计划，以及它拒绝诚心诚意地与苏联 就限制军备进行谈判的做法；鼓励西方反战和反导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让更多有影 响的政界和公众人物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并鼓励这些运动采取更具决定 性的协调行动。 这是戈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前一年的事。 由于东西方的缓和以及苏联内部实行“公开性”，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克格勃 在西欧的积极措施没有取得多大成绩。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显然担心西 方对克格勃假情报的揭露可能损害苏联在西方的新形象。80年代中期最成功的积极 措施之———声称爱滋病毒是由美国生物战专家“制造”的，被莫斯科正式放弃。 不过，这一说法继续在第三世界和部分容易轻信的西方媒体上又传播了好几年。 在80年代后期，苏联统战组织的欺骗性被越来越多地揭露出来。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1989年承认它90％的收人来自 苏联后，也丧失了大部分信誉。 1990年9 月，克留契科夫在一道“克格勃主席令”中承认，积极措施的成效和 克格勃第一总局对积极措施的信心出现了严重下滑：各情报站接触西方国家大众传 媒的机会非常有限，获取新的活动点的工作进展缓慢，而且与苏联克格勃其他部门 以及苏联其他部、局缺乏必要的合作。结束意味着积极措施在西欧或其他地方的重 要性将下降的说法。今天，这种观点在国外情报局（第一总局）的高层仍然很有代 表性。 克格勃绝密档案 对苏联教会的渗透和迫害 苏联尽管口口声声说宗教自由，但是它却是第一个试图根除神的概念的国家。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责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在说到它的作用时也 不无同情地说它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冷漠世界的爱心”。不过，列宁对宗教的 谴责却要狠毒得多：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现念，任何对神的馅媚，都是无法形 容的下流货色，…… 最危险的下流货色，最可恶的“传染病”。数以百万计的恶行、暴行和肉体传 染病都远没有用精巧的、精神上的、最漂亮的“意识形态‘抓衣装扮起来的神的观 念危险。 在30年代，大部分神职人员都被发往劳改营，从那儿回来的人寥寥无几。大部 分教堂的宗教标志被拆除或污损，但是它们的圆顶形殿堂通常都保留下来，被改成 了谷仓、影剧院和停车场，或转作其他非宗教用途。经过20年的残酷迫害，俄罗俾 东正教只剩下几百所教堂供做礼拜，但是由于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需要教会 的支持，它才意外地作为一个群众团体得以复兴。1943年，在中断了门年之后，东 正教会的管理中心——莫斯科大牧首正式重建。在4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东正教徒 收回并煞费苦心地重建了数千所教堂。 东正教会为恢复活动付出了沉重代价。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后来的宗 教事务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后继机构密切合作，确保东正教会对国家俯 首帖耳。不管是牧首阿列克谢一世还是在东正教教阶中排名第二的克鲁季茨克与科 洛姆纳的都主教尼古拉，都参加了创建于1949年的苏联统战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 并作为影响间谍受到了克格勃的高度评价。1955年，阿列克谢宣称：俄罗斯东正教 会支持我国政府完全致力于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不是因为东正教会所谓的缺少自由， 而是因为苏联的政策是公正的，并符合东正教会宣扬的基督教思想。 东正教会在另一个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创建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该会 议创建于1958年，总部设在布拉格，试图进一步动员全世界的基督徒支持苏联的 “和平政策”。1960年，在基督教和平会议第二次大会上，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代 表人数超过了来自苏联集团的代表，而且大多没有意识到这是莫斯科所做的精心安 排。 1961年，经克格勃同意，东正教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会。而此时却是赫鲁晓 夫残酷的反宗教运动正酣之际，这场运动关闭了许多重新开放的教堂、修道院和神 学院，并解散了半数东正教教区。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千方百计地加强它对残存 的教堂的控制。据1961年一道克格勃密令称：有6 瓜多人正在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 所基督教学会和五所基督教神学院学习。为了克格勃的利益，必须利用这些人。我 们必须在这些基督教培训机构的学生中打入我们的人，以便他们能最终影响俄罗斯 东正教会的内部局势，并向教徒们施加影响。 1962年，克格勃第工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 在此前的两年里，克格勃的“可靠人员”已经打入了莫斯科牧首公署、天主教教区 和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领导岗位。他预言，这些人将有可 能把残存的“反动东正教泰斗”赶下台来。 既然派往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是经克格勃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精 心挑选的，那么他们（通常愤怒地）否决所有关于苏联迫害东正教会的报告也就不 足为奇了。据克格勃1969年8 月的一份报告称：间谍阿尔塔尔、斯维亚托斯拉夫、 阿达曼特、马吉斯捷尔。罗辛和泽姆诺戈尔斯基前往英国参与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 委员会的工作。这些间谍设法阻止了敌对活动对苏联宗教迫害的公开批评…… 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坎特伯雷会议上，最重要的间谍是俄罗斯东正教 代表团团长，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他在东正教会领导集团中平步青 云，这本身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克格勃的认可。1960年，年仅31岁的尼科季姆成为 基督教界最年轻的主教。一年后，他被推举负责莫斯科牧首公署的对外联络部，19 64年被任命为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带头活动，力保1969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 央委员会致会员教会的信中既不提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提及苏联集团对宗教 的迫害。据《教会时报》的一篇报导称：就信件文本达成共识的过程不无戏剧性… …当星期四，8 月对日，开始讨论第三稿时，主要的批评者是列宁格勒都主教，大 主教尼科季姆。……接着该俄罗斯领导人扔下了一颗炸弹：“……如果不考虑进行 某些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的修改，我们将不得不在神圣教会会议上拒绝接受此信， 不把它发送给我们的教会。我很抱歉使用如此尖锐的词句。”……星期五上午，在 比较友善和轻松的气氛下重新修改文稿后，俄罗斯领导人的怒气明显平息了下来， 最后稿很快就通过了。 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达成的一项主要倡议是，呼吁会员教会“尽可能全 身心地投人到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去”。在欢迎反对种族主义运动的 同时，《教会时报》也对世界基督教协会未能触及“严重违背人权的行为”以及未 向被压迫者提供帮助深感遗憾：“布拉格之春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克格勃报告说，在坎特伯雷大会上，它的间谍还顺利地“把间谍库兹涅佐夫安 插在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一个高级职位上”。间谍库兹涅佐夫就是阿列克谢。谢尔盖 耶维奇。布耶夫斯基，他以居士的身份在尼科季姆领导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对外联络 部担任秘书。自 1946 年进人该部以来，布耶夫斯基曾陪同所有重要的俄罗斯东正 教代表团出访，并会见过到莫斯科访问的外国教会中最重要的来宾。在整个70和80 年代，他积极参与了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帮助起草了有关国际问题 的政策声明。 1973年，布里斯托主教告诉《教会时报》说，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 130 名委员中，42％是西方人，28％是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人），30％来自第三 世界（主要是非洲）。俄罗斯东正教和第三世界的主体认为，西方人“首先是‘殖 民主义’的代表，而且这个词具备了该词所包含的感情上的言外之意”。克格勃派 到世界基督教协会的间谍成功地劝阻该会不要严重关注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并 说服它转而密切注意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1975年，苏格兰圣公会的理查德。霍洛 韦牧师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罗毕大会上说：我注意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 苏联绝不能受到公开批评。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在侵犯人权方面名列前茅。这似乎 不够公正。我认为这一传统应该结束了。 苏联应该与我们这些来自白人新帝国主义的人一道向公众忏悔。 1989年末，中心声称，在秘密实施“经克格勃领导层批准的一项计划”后， “世界基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政 治方向相一致的公开声明（八项）和公告（三个）”。 受派遣去执行访问外国教会领导人任务的东正教领导集团成员，毫无疑问都经 过克格勃的认可，他们始终坚称苏联教徒享有宗教自由。1975年1 月，克鲁季茨克 与科洛姆纳的都主教尤韦纳利继承了他的表哥都主教尼科季姆职务，就任牧首公署 对外联络部周游世界的主席一职，他去英国参加了新坎特伯雷大主教唐纳德。科根 博士的加冕仪式。在BBC 世界服务栏目的访谈中，尤韦纳利谴责了英国“某些圈子” 包括英格兰教会的某些人，用一种偏见和片面的观点看待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倾向。 在与科根博士的一次私下会晤中，他就《教会时报》上有关俄罗斯宗教迫害的“无 礼” 新闻报导对该报进行了攻击，并谴责由安立甘宗牧师米歇尔。波尔多领导的研 究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世界主要研究中心“凯斯顿学院”是“反苏联的”。尽管彬 彬有礼，但是科根博士比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大部分西方委员要强硬得多。让尤韦 纳利不敢相信的是，大主教耐心地捍卫了《教会时报》的独立性以及凯斯顿学院的 公平思想。两年后在访苏联期间，科根博士惹恼了东道主，因为他脱离了预定日程， 访问了莫斯科的犹太教堂以及监禁的浸礼宗牧师格奥尔吉。文斯在基辅的会众，并 领唱圣歌“他将成为勇士”。 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的克格勃间谍僧侣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在与西方教会 会面时经常被作为影响间谍使用。此人被招募于1970年，时年26岁，代号耶绍连科。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被派执行出访荷兰、西德、意大利和法国的任务。1976年， 他被任命为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拉格总部的代表。 为了提高他在宗教界的地位，他在布拉格情报站的指导员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 梅德韦杰夫经常安排邀请他出席由苏联大使举办的使馆招待会。 如果把在东正教会和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及其线人都简单地视为没 有真正宗教信念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那未免过于简单和不公平，尽管有少数人可 能真是这样。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很可能认为除了接受国家安全机构的某 些要求之外别无选择。70年代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牧师之一，德米特里。杜德科 神甫后来宣称：100 ％的神职人员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同克格勃合作，传递某种信息， 否则他们早就被剥夺了在教区工作的可能性。 不过，确实有一少部分人成功地顶住了克格勃施加给他们的所有压力。1991年 12月，苏联解体前不久，克格勃最后一任副主席阿纳托利。奥列伊尼科夫告诉一名 采访者说，在克格勃找过的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中，有15％至20％拒绝为其工作。 顶住了克格勃所有压力的少数无畏者不可避免地被剥夺了晋升的机会。东正教 会中因与克格勃合作而受伤害最大的部分是它的领导集团。 不过，如果把领导集团对克格勃表现出来的尊重简单地理解为个别主教的道德 缺陷那就错了。东正教会受到数百年之久的东正教精神传统的强烈影响，它强调对 神和帝王的顺从。革命前，听命于沙皇一直被认为近乎是一种宗教义务。东正教会 传统上起着国家部门和救世向导的作用。一直担任俄罗斯东正教驻世界基督教协会 代表团团长的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以他对东正教礼仪的深深投人以及在教堂 礼拜时祷文明显的深刻程度给许多西方基督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1978年在访问 梵蒂冈期间突然去世，在尼科季姆的崇拜者中包括教皇约翰。保罗一世，在他因心 脏病去世时他一直陪着他，后来他说在他们会面期间他使用了“我所听过的有关东 正教会的最美丽的词句”。但是尼科季姆不光是苟安于他对所谓苏维埃权力的屈服， 而且还是个克格勃间谍。他的私人秘书和心腹尼古拉。利沃维奇。采 尔皮茨基也是如此，他于1971年被发展为间谍，代号弗拉基米尔。 宗教事务委员会1974年的一份报告把东正教主教分为三类。 第一类用言行表明不但忠于而且热爱社会主义社会；。信守有关宗教信仰的法 律，并以同样的精神教育教区神职人员和教徒；很现实地理解到我国对宣扬宗教与 教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感兴趣；而且基于以上认识，没有表现出在人群中扩大东正 教影响的任何特别的积极性。 这一类主教中有1971年接替阿列克谢一世的牧首皮缅，还有1990年接替皮缅成 为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的塔林与爱莎尼亚的都主教阿列克谢。他们都因公开赞扬苏联 领导人而令人作呕。皮缅甚至声称要认识安德罗波夫“崇高的精神实质”，而安德 罗波夫是他担任牧首期间迫害宗教界持不同政见者的首要分子。安德罗波夫去世时， 皮缅宣布他将永远“衷心感念‘他对”我们教会需求无微不至的理解“。 和牧首阿列克谢一世一样，皮缅作为克格勃苏联“和平”宣传的代表，喋喋不 休地为勃列日涅夫“对国际和平运动中的伟大贡献”歌功颂德。1976年2 月，他、 都主教阿列克谢和其他神圣教会会议的都主教“因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为和平、安全 和友谊的斗争中进行的丰富多采的活动”而获得了苏联和平基金的特别奖。一个月 后，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牧首一个类似的奖项，以庆祝其成立25周年。1977年6 月， 在克格勃的幕后组织下，皮缅在扎戈尔斯克主持了一个题为“为了永久和平、裁军 和国家间公正关系的宗教工作者会议”，吸引了来自107 个国家代表世界所有主要 宗教的663 名代表与会。大会通过了皮缅提出的呼吁，宣布到2000年的这些年是 “为和平而斗争的时期”——在克格勃看来，这样就预先排除了梵蒂冈可能率先发 出类似呼吁的危险。一个月后皮缅“因捍卫和平的伟大爱国活动”而被授予红旗勋 章。 宗教事务委员会于1974年确定的第二类主教是那些尽管忠于国家并“正确”遵 守宗教信仰法律，但希望“加强东正教会在个人、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并 为神职办公室挑选积极支持东正教虔诚的年轻人”的主教。都主教尼科季姆尽管在 世界基督教协会等处被用作影响间谍，但却被纳人第二类主教，这可能是因为他过 于狂热地鼓动献身宗教事务。第三类主教（刚好不到总数的1 ／3 ）是那些尽管没 有做出可能导致他们离职的公开挑衅，但“在不同时候曾试图逃避有关宗教信仰的 法律约束”的主教。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引起全世界公众注意的是东正教会内部分歧的首次外露， 那是被逐出教门的祭司格列布。亚库宁神父和居士列夫。雷格尔森向1975年11月在 内罗毕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协会第五次大会发出的一个呼吁，他们呼吁支持苏联宗教 迫害中的受害者——迄今世界基督教协会会议上的禁忌话题。当一名瑞士代表提出 关于“裁军、赫尔辛基协议和宗教自由”的决议应包括以下声明时得到鼓掌欢迎： 世界基督教协会关注对宗教自由的限制，特别是在苏联受到的限制。大会敬请苏联 政府认真履行赫尔辛基协议中的第七项原则——宗教和其他自由。都主教尤韦纳利 抱怨这一提议有违基督教的仁爱精神。文 件起草委员会中的一名克格勃间谍，阿列克塞。布耶夫斯基（库兹涅佐夫） “本着兄弟友爱、相互理解和共同参与的精神”，提出了一个表达方式，不专 门点苏联的名，但“承认欧洲不同地方的教会，生活和工作在非常不同的环境和传 统下”。 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西印度美以美教派的飞利普。波特博士，应要求就所 有赫尔辛基条约签字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准备了一份报告。《泰晤士报》将世界基督 教协会的决议解读为“教会对苏联制约的规避”。 但在谴责西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时就没有这些支支吾吾了。大会的主旨发言 人之一，纽约协和神学院的罗伯特。麦卡菲。布朗博士承认，作为一名美国中产阶 级男性白人，他的身上体现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帝国主义”的罪 恶。在试图避免“语言上的帝国主义”时，他转而开始说西班牙语，这迫使大部分 听众抓起他们的耳机，以便可以听到翻译成帝国主义英语的发言。世界基督教协会 拒绝考虑非白人种族主义，比如1972年乌干达驱逐亚洲人，导致一些英国代表的抗 议和退场。这促使波特博士评论说：“不论英国人走到世界的什么地方，他们都建 起了种族主义制度。”大会结束时，经过苏联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游说， 才确保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当选为世界基督教协会六主席之一。 如果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领导人多少还记得通常俯首帖耳的东正教会中少数持 不同政见的大胆之徒带来的“意识形态颠覆”的威胁的话，他们就会对内罗毕大会 的结果相当满意了。实际上，虽然世界基督教协会对亚库宁和雷格尔森的呼吁的反 应很温和，却还是惹恼了克格勃总部。尽管波特博士的西方批评者抱怨他“公开反 西方和反资本主义”，但克格勃却声称他实际上具有“反苏倾向”，并“以其有关 苏联缺乏良心自由的煽动性言论而闻名”。尽管在内岁毕大会两个门前给波特精心 安排了一次苏联宗教机构之旅，但他却未能抵挡住亚库宁和雷格尔森愤怒、尖锐的 批评。基辅与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在会后告诉一名苏联新闻记者说：我们对世界 基督教协会领导人对我国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入为主的成见深感遗憾。顺便说一下， 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波特先生去年9 月曾到我国访问过，他亲眼看到教堂和修道 院都是开放的。他在苏联时参加了大礼拜，并说他在访问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期间， 在如此虔诚和幸福的环境中总是充满愉悦。因此，他在大会上只字不提他对苏联包 括乌克兰的访问，令我们既奇怪又惊讶！ 中心从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尉L 会教徒和苏联其他基督徒那里组织了潮水 般的信件涌向忘恩负义的波特博士，抗议所谓的他对他们的敌意。它还试图策动英 国、叙利亚、黎巴嫩以及苏联的“知名宗教人士”对波特进行公开批评。克格勃更 进一步的积极措施包括：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一书， 并制作了一部电视记录片《苏联的宗教自由》，二者都涉及一名很可能说英语的、 代号“K ”的间谍（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指明此人的身份）。此外还企图以各种方 式“陷害”波特本人，甚至——很可能通过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的克格勃间谍——建 议撤换其秘书长一职。来自莫斯科慰众堂的主教基普里安（间谍西蒙诺夫），在访 谈时谴责了“所谓苏联迫害教徒的胡言乱语”。 克格勃对内罗毕大会上出现的暂时尴尬局面做出的可笑的过激反应，以及波特 博士对此事的处理，在波特博士1976年8 月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关于赫 尔辛基条约签字国内宗教自由进展情况的报告中有详细陈述。他的长篇大论只字未 提苏联集团内的宗教迫害，尽管凯斯顿学院及其他人提交了大量详实的证据。然而， 波特博士却坚持说；“欧洲和北美的教会必须意识到欧洲和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称 霸所造成和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中心看来，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东正教会内部最严重的公开对抗行为是1976 年12月由神父格列布。亚库宁、执事瓦尔索诺菲（海布林）和一名居士维克托。卡 皮坦丘克创建的“捍卫苏联教徒权利基督徒委员会”。经与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协 商，该委员会宣称其宗旨是帮助所有阶层的教徒“根据他们的信念行使他们的权利”。 中心报告说：“亚库宁及其同伙正在从事反苏联现制度的活动……公开声称要 在俄罗斯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宗教复兴运动，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该 委员会在宗教狂热分子中有一张广泛的通讯网；他们是向境外提供有关苏联教徒情 况的主要来源。 为了造成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并建立一个反苏的新东正教会组织，基督徒 委员会发起了一场运动，指责忠于苏联的神职人员不配捍卫教徒的利益。 使克格勃震惊的是，截止到1980年，西方已经出版了基督徒委员会获取的11卷 俄文文献，共计1189页。 克格勃最终还是通过分化、特工渗透和迫害等传统手段取缔了基督徒委员会。 五局断定该委员会的缔造者中最脆弱的是执事瓦尔索诺菲。在加尔金（东正教 会中一名身份不明的间谍）的协助下，瓦尔索诺菲于1978年初被派往弗拉基米尔地 区的一所教堂，该教堂的牧师沃尔日斯基是一名老克格勃间谍。由于发现难以与亚 库宁和卡皮坦丘克保持联系，瓦尔索诺菲辞去了基督徒委员会的职务。根据瓦尔索 诺菲的档案记载，沃尔日斯基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精神病医生（也是一 名克格勃间谍，代号布尔金），后者说服他相信自己患有一种神经疾病，应该放弃 基督徒委员会委员资格，以便减轻他所受的压力并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克格勃声 称，劝诱瓦尔索诺菲“放弃政治活动，并把精力集中在利用各州档案材料进行神学 领域的研究工作上”是它的功劳。在他从事档案工作的时候，另一名克格勃间谍， 代号斯皮兰斯基，成功赢得了他的信任并据说“促使瓦尔索诺菲放弃了做苏联教徒 发言人的念头”：最终他被说服致信全俄牧首皮缅和俄罗斯东正教会高层人士，为 他所造成的损失表示歉意。 1978年9 月28日，中心秘密下发了关于“在与外国神职中心和东正教会群众及 教派中的敌对分子进行的颠覆活动的斗争中强化间谍工作的措施”的克格勃第00122 号令，这份冗长的文件，既反映了克格勃对阴谋理论的热衷，也反映了它摆脱不了 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它还在发火时无意中向受到迫害的教徒们的勇 气及其信念的活力表示了敬意。米特罗欣有关第00122 号令的笔记包括如下内容： 在关心苏联教徒的信仰自由和权利的幌子下，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和外国反苏中心正 组织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旨在动摇苏联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统一，动摇社会主义制度 的基础；他们企图毁坏苏联及其社会制度的信誉，鼓动宗教组织与国家对抗，鼓励 反苏地下教派组织的出现。在境外的鼓动下，敌对分子已经开始了积极的组织活动 和挑衅活动，他们在教派内部组织非法集团和组织，设立印刷出版机构并与外国神 职中心建立联系。 根据1975年5 月克格勃高级干部会议的指示精神，必须在国际宗教组织中采取 行动强化活动阵地、揭露和打击其领导人、官员和神职中心代表。有经验的可靠的 间谍已经打入了某些教派组织的领导圈，发现。防止和打掉反苏地下神职组织中的 敌对分子的颠覆活动的措施越来越有效；进一步加强进步宗教人士的地位，确保他 们积极参加和平斗争以及其他政治活动。 然而，所采取的行动仍然不能满足当前时代的要求。在克格勃工作的某些方面， 形势仍很紧张。把教徒，特别是年轻人从敌对分子的影响下解脱出来的工作仍很薄 弱。在持不同政见的浸礼会教徒、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教徒、五旬节派教徒、基督 复临安息日会教徒、耶和华见证人和非法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的领导层中，间谍的地 位还很低。 苏联克格勃委员会决定如下：l ）提高与帝国主义情报机构、境外神职中心和 国内敌对分子在宗教掩护下进行的颠覆活动针锋相对的间谍工作的水平。基本任务 是适时发现、预防和打掉敌人在宗教掩护下鼓动的反苏活动、建立敌视社会主义制 度的宗教组织，并将教徒诱骗到他们的影响之下的活动。 2 ）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二总局和五局要侦破有证据证明被敌对专门机构利用 的外国反苏神职组织，并就侦破和切断颠覆渠道、发现并截听宗教掩护下的敌对分 子的通讯渠道提交提案。 3 ）五局和克格勃地方机构要采取步骤，打掉苏联最大的宗教组织——东正教 会旨在动摇对苏联的忠诚和破坏社会秩序的敌对活动；要防止有敌对倾向的个人向 东正教会的领导层渗透；1978－1980年，要采取步骤强化克格勃在东正教会组织机 构（都主教省区、主教管区、教区、修道院和教育机构）中的地位，提高间谍的数 量和质量，并打击和铲除反动分子和反苏分子捍卫教徒权利基督徒委员会为保护自 己兔遭克格勃渗透，采取的一个作法是，每次活动采取小规模，决不超过四人。但 在1979年5 月，瓦西里。丰琴科夫神父加人进来，没有人知道九年前他已经被五局 发展为间谍，代号“朋友”。据他的档案记载，“他参与了（东正教会内）特定人 物的培养，执行任务自觉，有主动性”。自1972年起，丰琴科夫担任扎戈尔斯克神 学院的讲师并在莫斯科牧首公署外事处任职。 在1976－1977年，他担任东柏林圣塞尔吉教堂的牧师和牧首中欧教区杂志《东 正教之声》的编辑。他与外国教会的联系有助于把自己推荐给毫不知情的基督徒委 员会的同事们。 克格勃打击东正教会内部公开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在1979－1980年达到顶峰， 逮捕了若干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就有格列布。亚库宁神父，他后来被判人狱 或被说服忏悔。大概是为了保护其伪装，丰琴科夫也被传讯接受克格勃的审问， 并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受到了逮捕的威胁，但并未被起诉。在1980年3 月访问 西德期间，沃洛科拉姆斯克大主教皮季里姆（间谍阿巴特）不同寻常地宣称“不存 在大规模逮捕”。克格勃打击持不同政见教徒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说服有号召力 的莫斯科牧师德米特里。杜德科神父于1980年6 月在苏联电视上进行了一次公开忏 悔，他的罪名包括呼吁追认苏联时代的东正教殉教者为圣徒。杜德科被一名特别有 经验的克格勃审问员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罗金说服了，不再进行抗拒， 并把后者视为“我自己的兄弟”。他后来说，他曾经希望他的部分忏悔，如他谴责 “卡特政府的穷兵黩武”能被看出是克格勃在借他的嘴说话。但他的声望却再也未 能完全恢复。 亚库宁毫不认错。审讯他时只有他的妻子被允许旁听。家庭其他成员和朋友以 及西方新闻界都被拒绝人内，然而据一记者称，一些被克格勃挑选来的“衣冠不整 的粗鲁的年轻人”却被允许进人法庭。大概是为了保护其伪装，丰琴科夫也在其中。 那些被传唤出具亚库宁有罪的证据的人包括东正教会内的若干克格勃间谍，其 中有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耶绍连科）——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 拉格总部的前代表，他举证了基督徒委员会的工作造成的有害的国际后果。亚库宁 接受了五年监禁加五年内部流放的判决。他说“我感谢神这次对我的考验。我认为 它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我作为基督徒高兴地接受它”。英国基督教协会向勃列日涅 夫发出呼吁，敦促法庭重新考虑其判决。然而促使世界基督教协会发出类似呼吁的 努力却石沉大海。 在1983年温哥华大会前，世界基督教协会的规则有一处变化，这一变化确保克 格勃不会再遇到七年半以前在大会上讨论亚库宁和雷格尔森的来信时的尴尬局面。 根据大概是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提出的新规则：集体或个人向世界 基督教协会提出干预的呼吁，如果没有代表或会员教会的支持，大会不得执行，但 将由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进行处理。 温哥华大会期间，因撰写十月革命后教会野史而被革除俄罗斯东正教辅祭职务 的弗拉基米尔。鲁萨克发来一封公开信，呼吁大会代表“停止把苏联代表宣传性的 声明作为”有关苏联宗教的“唯一的信息源”。他还敦促大会就宗教自由进行公开 辩论，声称上次在内罗毕大会上仅仅讨论亚库宁一雷格尔森的来信就已经“产生了 某些实际的结果”——迫使苏联当局尴尬地“匆忙印制”了一些圣经。大会还收到 了以35名在押苏联基督徒和两万名受到迫害想移民到西方的五旬节派教徒名义写来 的另一封信。然而，这些来信既没有得到苏联代表的支持，也没有在大会上讨论。 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企图也被成功遏制了。尽管少数代表想“谴责苏联的侵 略，要求苏联军队无条件撤军”，然而最终妥协的决议却是呼吁苏联“在阿富汗与 苏联之间达成全面政治解决的情况下”（完全忽视了喀布尔政权是被苏联入侵者任 命的事实）和“外界停止向反对集团提供武器”（换句话说，断绝抗击苏联入侵者 的武器）的情况下撤军。这恰恰是苏联自己提出的撤军条件。因此俄罗俾东正教会 代表称赞最终决议“公正而实际”，就不足为奇了。在谴责西方时，温哥华大会就 没有这些拐弯抹角了。西方资本主义被适时地宣布为世界不公正的主要来源，它对 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文化束缚、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负有责任。 在莫俾科看来，温哥华大会的成功说明克格勃于1984年把打入宗教团体作为积 极措施的重点是正确的。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以及其他当代关键问题上对教会团体的活动施加有利于我 们的影响。 在回顾其克格勃生涯时，奥列格。卡卢金在结论中指出，诸如“对苏联东正教 会的压制”，对境外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渗透和利用，是“我们克格勃历史中最卑鄙 而又最不为人所知的章节之一”。米特罗欣的结论相同，他的笔记中有一处评论说， “这些档案是一堆污垢”。克格勃利用它在西方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中的间谍和眼线， 不仅在侨民中进行特务活动，而且还物色可能的间谍人选。尽管北美俄罗斯东正教 会分裂，但据卡卢金说，仍忠于莫斯科牧首公署的那一派“尽是克格勃间谍”。米 特罗欣所记档案指出的间谍中有一名代号为彼得罗夫的神职人员，他在70年代被派 往北美。他在北美的联络员通过暗号“彼得。米哈伊洛维奇”与他联系，这是他在 莫斯科五局的指导员的名和父姓。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派驻纽约州的一位牧师沃罗诺夫的档案中有敌视美国的 证据，它可能也有助于动员克格勃北美网络中的其他东正教牧师。沃罗诺夫对他的 克格勃联络员说，美国犯有傲慢罪——“而傲慢之后就是堕落”：当一个国家自称 最强大和最富裕，其政府最聪明和拥有最好的武器的时候，那不是成熟，是吹牛， 而且是过去所有强国衰落的原因。 沃罗诺夫与克格勃纽约情报站的联络员通常不是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使团碰头 （他在那儿收取来自俄罗斯的通信），就是在定期停泊纽约港的“米哈伊尔。莱蒙 托夫”号轮船上见面。比他对美国的仇视更难解释的是他对克格勃的明显尊敬。根 据他的档案，他把克格勃奇怪地描述为一位‘“好牧人”和“俄罗俾精神的真正监 护人和牧人”。 驻在西方的俄罗斯东正教牧师还被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用来收集用于设计克格 勃潜伏特工详实背景的材料。例如在70年代初，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名克格勃间谍 受命对加拿大教区的记事录进行详细研究。曾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社区的教区做过 牧师工作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博尔恰（代号费奥多尔）研究了艾伯塔和萨斯 喀彻温的记事录。被派往埃德蒙顿东正教教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佩特柳琴 科（代号“爱国者”）在艾伯塔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促进“与境外同胞的文化联系”，克格勃于1975年12月成立了统战组织— —祖国会，国内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大部分都参加了该会，这就为在侨民中发展间 谍提供了新机会。该会的副主席P.瓦西里耶夫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第19处（苏联侨民 处）的一名高级官员，他还领导着一个秘密的祖国会情报科。塔林与爱莎尼亚的都 主教阿列克谢（间谍德罗兹多夫）——未来的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被安排为祖国会 的理事，他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都因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爱而团结起来”。 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都主教区、主教区和教区，东正教会“继续保持 与我们同胞的精神联系”，并正“尽全力使这些联系活跃”而有效。都主教阿列克 谢不大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联系已被克格勃利用。据克格勃1988年的一份文件记载， “苏联克格勃主席起草了一份命令，授予间谍德罗兹多夫荣誉证书”，以表彰他对 国家安全未具体说明的贡献。 克格勃虽然对东正教会的控制程度不满意，但它更关注的是还没有直接控制住 基督徒的“颠覆”活动。最大的地下教会要数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或称东仪天主 教会，现在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他们的祷文和结构仍然沿袭“东正教的礼仪”， 但又接受罗马的领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害怕东仪天主教会向乌克兰的 民族主义分子提供活动中心，斯大林强行将其置于莫斯科的领导之下。1946年，在 数量不多的东仪天主教的奉承者的支持和东正教领导集团的核准下，由克格勃发起， 在利沃夫教堂召开了一次虚伪的教会会议，会上宣布希腊天主教与俄罗斯东正教会 “重新统一”。希腊天主教大主教（后来的红衣主教）乔西夫。斯利佩后来写道： 我们的牧师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加入“苏联教会”，并宣布断绝与天主教的统一； 要么接受至少十年严厉的流放以及所有有关的惩罚。绝大多数牧师选择了苏联监狱 和集中营。 几乎一夜之间，有400 万基督徒的东仪天主教会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非法教会。 十名主教除两人外都与数千牧师和教徒一起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为信仰而死。1963 年，斯利佩被迫逃亡罗马，留下主教（后来的大主教）瓦西里。韦雷奇科夫斯基作 为地下教会的实际领导人。克格勃立即布置五名间谍——季霍夫、西多连科、罗曼 年科、索瓦和波多列宁（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指明任何一人的身份）——在受迫 害的东仪天主教教徒中进行了一系列低毁韦雷奇科夫斯基的尝试。季霍夫很明显是 地下教会的一员，他在定期寄给在梵蒂冈的斯利佩的信中夹杂有克格勃总部策划的 低毁韦雷奇科夫斯基的假情报。根据克格勃的档案，斯利佩把自己的秘使派到乌克 兰去核查对他的继承人的指控的真实性，可安插在那里的间谍都证明季霍夫的编造 是真的。 但克格勃的报告很可能夸大了积极措施的成绩。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斯利 佩与韦雷奇科夫斯基之间出现了裂痕。 1967年7 月，苏联集团的情报部门在布达佩斯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对付梵蒂 冈的工作；低毁梵蒂冈及其支持者的措施以及加剧梵蒂冈内部以及梵蒂冈和资本主 义国家间分歧的措施”。两名克格勃高级官员，阿加扬茨和哈马楚克在会上做了题 为“梵蒂冈、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会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的敌对活动，以及克格勃对 付这种活动的经验”的发言。第三个人叫库利科夫，在会上讲了“对梵蒂冈开展间 谍活动的某些体会”。根据克格勃代表团的提议，除罗马尼亚代表外，各国代表都 同意“必须加强针对梵蒂冈的工作，并把这一工作与反对主要敌人的工作密切联系 起来”。安德罗波夫把东仪天主教看作梵蒂冈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急先锋， 他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强调了会议决议的重要性。 安德罗波夫怎么也摆脱不了关于罗马教廷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想法。1968 年的一份情报报告无疑又强化了他这种思想，该报告提出，梵蒂冈国务秘书处已经 炮制出破坏苏联统一的总体计划，并且指派副国务卿、红衣主教乔瓦尼。贝内利实 施此项任务。中心1969年的评估重复了这一指控，说梵蒂冈“处心积虑，想借助意 识形态颠覆活动从内部毁灭苏联”：教会人员正在散布教会宣传材料，宣扬西方的 生活方式，煽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在苏联人民中散布对 苏联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 乌克兰的一位专职反宗教人士在1969年的一次官方会议上发言，不经意间对受 到迫害的东仪天主教徒持续不断的活力表示了敬意：东仪天主教的护教学者抱着复 兴东仪天主教会的希望，正在对主张与东正教会合并的神职人员做工作，试图说服 他们断绝与“俄国人”的关系，并公开或秘密地采取一条东仪天主教的、亲梵蒂冈 的路线。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已成立了非法学校，培训新的东仪天主教牧师。在 一系列地区，东仪天主教故意重新开放了先前被关闭的教堂，并一直在擅自进行宗 教礼拜活动…… 1969年4 月4 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在1969－1970年进一步加强反对梵蒂冈 和东仪天主教会在苏联领土上的颠覆活动的斗争措施”，由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 和地方克格勃部门共同落实。克格勃第一总局得到的有些野心勃勃的指示是，努力 向梵蒂冈的重要机构、耶稣会、罗斯神学院和其他为东方教堂培训牧师的高级教士 学院的所有主要部门进行间谍渗透，并与三名在苏联出生的罗马神职人员——代号 阿波斯托尔、拉斯和斯卢加建立行动联系。米特罗欣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发现，截止 19 69 年底，该野心勃勃的计划中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成功，是苏联天主教会特 别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天主教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对高级教士学院的渗透。1968年1 月，同为五局间谍的彼得罗夫和罗古林抵达罗马，在罗斯神学院开始了为期三年的 学习；1969年，他们前往驻法国和比利时的“天主教中心”执行情报收集任务。1969 年，来自立陶宛的两名克格勃间谍安塔纳斯和维德曼塔斯在格列高利大学学习。另 两名立陶宛间谍达克塔拉斯（主教）和日布捷参加了1969年5 月ZI日至6 月11日在 梵蒂冈举办的真经律法抄本改革工作委员会。达克塔拉斯告诉他的联络员说，在6 月7 日觐见教皇时，保罗六世曾对他说：“我在祷文中提到了你，希望神会帮助立 陶宛的神职人员和教徒”。 在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的协助下，克格勃还顺利地培养了梵蒂冈东方教会圣部 的成员之一、东仪天主教主教杜达什，他的驻在地是匈牙利。五局的一名女间谍波 托奇娜很可能已经打入乌克兰地下教会，她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定期到匈牙利旅行并 ——据她的档案记载——顺利赢得了杜达什的信任。毫无疑问，杜达什从未怀疑过 她是一名派来获取关于梵蒂冈与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的秘密联系的情报的克格勃间 谍。 安德罗波夫于1969年4 月批准的针对梵蒂冈的行动还包括一系列积极措施。克 格勃奉命要设法在罗马的苏侨神职人员和苏联国内的东仪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天主教 徒之间制造互不信任。与梵蒂冈有联系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中主要的克格勃间谍德罗 兹多夫（都主教阿列克谢）、阿达曼特（都主教尼科季姆）、斯维亚托斯拉夫和涅 斯捷罗夫（均身份不明）得到指示，“要在梵蒂冈各机构之间，如东方教会圣部、 基督教会统一秘书处以及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之间制造不和”。为了压梵蒂冈， “停止颠覆活动”，阿达曼特还奉命告诉他在罗马教廷的眼线说，苏联政府正在考 虑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苏联其他地区建立将独立于罗马之外的自治天主教会。19 69年10月，立陶宛主教达科塔拉斯在罗马参加一个主教会议时传递了同样的信息。 没有证据表明积极措施对梵蒂冈的政策有何确切影响。 除了高度重视针对梵蒂冈的行动外，安德罗波夫还加快了迫害乌克兰东仪天主 教会的步伐。1969年，地下教会的领导韦雷奇科夫斯基主教被捕并被判三年监禁。 克格勃报告说，他的被捕“极有助于对谢拉菲姆的心理突破”。谢拉菲姆是地 下东仪教会的另一位领导，后来被克格勃发展为间谍。据米特罗欣抄录的他的档案 记录：谢拉菲姆详细解释了何人、何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赋予他指导僧侣转入地下 活动的任务；他供出了主教韦雷奇科夫斯基进行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及与其保持 密切联系的人；他也供出了地下僧侣教会的状况……而且他开列了一份进行非法活 动的东仪天主教牧师的名单。谢拉菲姆的回答还被暗中录了音。 尽管谢拉菲姆同意与克格勃“秘密合作”，但是他拒绝签署大部分告密者都要 签的书面保证书。考虑到这“对宗教人士”是一个过于巨大的“心理考验”并会使 他担心“在来世中遭受神的惩罚”，他的指导员没有坚持要他这样做。另一名间谍， 由于惧怕“被打入地狱”，曾经下跪恳求指导员归还他签署的保证书。 1971年，克格勃还顺利地在利沃夫发展了东仪天主教一个地下教会的领导人， 代号伊利涅伊，他是与波兰天主教会进行联系的主要联系人之一。五局认为伊利涅 伊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如果直接以他进行“非法活动”相威胁，他很可能顽固得 足以承受通常难以忍受的审讯。如果举出其活动的过多细节，他将会识别出告发他 的地下教会的成员。克格勃决定从对伊利涅伊的妹妹及“同谋”玛丽亚采取重大监 视行动人手。玛丽亚淬死之后，在伊利涅伊极度沮丧的情况下，他的联络员断定 “一个复杂的发展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伊利涅伊被带来接受审问，并向他出具 了他在地下教会中从事的大量活动的细节。这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以便给人一种 假象，即多年来玛丽亚一直在告发他。米特罗欣的笔记给出了审问员自吹自擂的报 告的如下摘要：这个僧侣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完全被这一令人震惊的想法惊 呆了。他圆睁的双眼，颤抖的双手和满脸的汗水说明他精神上受到了强烈震撼…… 由于看到抵赖是无用的，伊利涅伊供出了乌克兰修士教会的地下领导咸员；他交待 了通过旅游曾到过利沃夫的东仪天主教领导和僧侣的名字；他还交代了他1971年的 波兰之行以及在那儿进行的会晤。一个月后，伊利涅伊被发展为间谍……但他拒绝 签署保证书。 伊利涅伊对他妹妹是克格勃间谍深信不疑，因此当他向指导员传递情报时，总 要加上这样的话：。“无疑我妹妹告诉过您”。据有关他的克格勃档案记载，他对 妹妹能成功地瞒住他而与克格勃发生联系，一直感到惊奇。 1972年，与九年前的斯利佩一样，韦雷奇科夫斯基主教被派往梵蒂冈。一年后， 克格勃设法与斯利佩取得联系。红衣主教费利西邀请了捷克斯洛伐克东仪天主教会 一位主要神职人员来梵蒂冈，却想不到他是代号为“教授”的克格勃间谍。“教授” 最初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发展为间谍的，1971年为克格勃所用，开 始了对乌克兰至圣教主会的一次所谓的“教区”巡访，以便提供地下教会活动及其 与罗马联系的情报。1973年9 月，他在梵蒂冈见到了斯利佩。克格勃还为“教授” 制订了在利沃夫会见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计划，但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记录这一 会晤是否进行了。 1975年2 月，苏联集团情报部门召开会议，研究协调一致地对付梵蒂冈以及向 其进行间谍渗透的问题。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和匈牙利 安全与情报局在会上都报告说他们的间谍“在梵蒂冈有重要的阵地”。米特罗欣的 笔记中没有发现克格勃有类似说法。不过，与1967年的会议一样，这次会议制订了 雄心勃勃但不现实的间谍渗透计划，包括培养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以及不少于七名 红衣主教（卡萨罗利、维勒布兰兹、柯尼希、萨莫雷、贝内利、波吉和皮格尼多利） 的方案，以及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影响和低毁天主教会的积极措施。 在知名人士的人格毁损方面，克格勃的攻击的目标中，有一个是接替韦雷奇科 夫斯基任地下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沃洛德梅尔。斯捷尔纽克主教（后成为都主教 区大主教）。间谍娜塔莎到处散布有关斯捷尔纽克不道德的性丑闻，同样的故事也 被其他间谍传送到梵蒂冈。从克格勃的报告看，结果“他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东仪天 主教徒的支持”。事实上，尽管在80年代初进行了新一轮恶毒的宗教迫害，克格勃 在与东仪天主教会的斗争中还是失败了。1987年，斯捷尔纽克从地下转为公开活动， 在sl岁高龄时成为国家英雄，罗马公开承认他是乌克兰天主教会的领袖——这使克 格勃和大多数东正教领导人大吃一惊。基辅与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直到1989年10 月还坚称“东仪天主教会绝不会在我国合法化”，然而该教会在年底就合法化了。 除东仪天主教会和其他大主教会之外，在反对苏联境内的宗教“意识形态颠覆 活动”的斗争中，克格勃最关心未注册的新教教会和教派的活动，它们如同东仪天 主教会一样，都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50年代末，克格勃估计它所定义的‘非法教 派组织“（其中主要有新教浸礼会、五旬节派教会、耶和华见证会和基督复临安息 日会）的成员约为十万人。 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根据安德罗波夫的指示继续用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来对付对苏维埃制度构不成明显威胁的团体，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它们害怕甚至 是最无害的不同政见形式。1975年，安德罗波夫在全国克格勃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 强调指出，反苏分子正图谋“以宗教为掩护”反对我国。揭露和打击这一阴谋的最 重要措施就是间谍渗透：这是困难的，因为在他们的圈子中仍然存在对国家关于宗 教态度的误解，这对教徒的心理有深刻影响。在教派人员中有一种偏见，即任何对 当局（包括克格勃） 的协助都是一大罪过——背叛。人们不相信契卡的人道主义。 安德罗波夫抱怨教徒不信任克格勃的“人道主义”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谎言的局 限性。为了说明间谍渗透进教派人员中的难度，他举了“一个发展对象的例子，这 个人几乎已经从对契卡的误解中解脱出来，并执行了行动官员下达的特定任务”… … 然而，有一天，他宣布与行动官员会面是罪过。他解释说，主出现在他的一个 梦中，给他上了手铐，问他：“你是谁的仆人？”受此梦的强烈震撼，这名发展对 象把它解读为上帝的一次警告，并停止了与契十分子的会晤。 就在倾听此类讲话或阅读刊登在内部保密刊物《克格勃文集》上的针对教徒行 动的文章时，米特罗欣不可能是唯一在暗中赞赏他们的勇气和信念的克格勃官员。 不过，这种赞赏在克格勃的报告上纹丝不露。 到了60年代，克格勃领导层才勉强得出结论，无论进行多少迫害也无法扫除所 有教派人员。在1959年3 月的一次会议上，领导“针对耶和华崇拜者（耶和华见证 会） 的斗争“的克格勃高级官员得出结论说，正确的策略是”把压迫措施与破坏手 段结合起来“。克格勃开始分化、腐蚀和低毁教派人员，并罗织罪名逮捕他们的最 具影响的领导人。 1966年，最大的教派新教浸礼教会的领导人主教格奥尔吉。文斯和根纳季。克 留奇科夫被判人狱三年。这两个人获释后，都转人地下继续进行活动。1974年，文 斯的活动被发现并被再次逮捕。尽管发起了浩大的国际运动来援救他，他还是被判 再蹲十年监狱，但他在1979年的“间谍交换”中被释放并被驱逐到美国。主教克留 奇科夫保持自由直至1989年，当时他戏剧般地在一个新教浸礼教会的群情激昂的会 议上重新出现在公众中间。他成功地持续秘密传教活动近20年而没被克格勃发现， 这是苏维埃地下宗教史上最令人吃惊的成就之一。 然而，克格勃明显对耶和华见证会比对新教浸礼会更为关心，而世界上大多数 政府对前者漠不关心或心存疑虑，而后者对迫害的英雄般的忍耐赢得了国际上的同 情。1962年，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 ：“神职人员中敌意最大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它自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以 来，还没有其他的基督教派能像它那样花费这么多的精力预言世界末日。尽管它的 许多具体的预言被否认，天启被一再推迟，但是耶和华见证会基本的千年信息却从 未改动过：“末日近了。基督将很快现身把毁灭带给反对其弥塞亚王国的国家和所 有人。” 在20世纪，耶和华见证会一直遭到许多国家政府的迫害。数千人曾在纳粹第三 帝国的死亡集中营中殉教。不过，没有哪个主要的情报机构像克格勃那样一直对 “耶和华崇拜者的阴谋诡计”极为关注。或许，克格勃高级官员被耶和华崇拜者的 惧怕是他们在处理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持不同政见时缺乏任何分寸感的极端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没有耶和华见证会。然而，当19391940年波兰东部、 立陶宛和摩尔多瓦并人苏联时，数千名耶和华见证会分子成了不情愿的苏联公民。 由于被控是“一个美国教派”，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68年，克格勃认 为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数约为两万人。该会起源于美国，而且其世界总部至今仍在布 鲁克林，这些事实使中心许多阴谋理论家疑心重重。克格勃分析人员极端痛恨地斥 责耶和华见证会把苏联（如一般国家一样）也描绘成是魔鬼的杰作，在布尔加科夫 的《主人与玛格丽塔》一书中就有这样的侮辱性言词：耶和华见证会或圣经弟子教 派是外国的一个发明。它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积极拉拢新成员入伙……教派人员称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魔鬼之子”。 他们论证说苏联是撒旦创建的。因此，人们不应遵守苏联法律，不参加选举。 他们还让人们不要到苏维埃军队中服役。耶和华见证会分子向他们在劳改营或 内部流放中的宗教教友提供各种协助，向他们提供钱、食品和衣物。 苏联新闻机构还指责见证会的布鲁克林总部组织了一支反对苏联集团国家的侵 略性十字军。 有报告说，甚至在劳改营中，“耶和华见证会的头头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敌对信 念，并在劳改营中继续进行他们的耶和华工作”。中心为这样的报告感到不安。19 67年间月，从事反对耶和华见证会工作的克格勃官员在基什尼奥夫召开会议，讨论 了“防止教派人员的敌对工作”和“意识形态颠覆”的新措施：各部门应从各方面 加强在国内耶和华见证会中的间谍阵地；应当收集并积累有关耶和华见证会年轻成 员和耶和华见证会头头的情报，以供开展活动，发展间谍或低毁个人之用，还可供 采取反措施之用……会议认为，必须在间谍人员的帮助下，把没有什么文化、缺乏 主动性且不会调动属下积极性的人选拔并提升到该教派的领导岗位。 会议讨论时把耶和华见证会的危险性看得如此严重，真有点让人莫名其妙。中 心投人大量的资源进行打击的所谓危险的阴谋，充其量不过是小团体私下里，而且 大部分是在家中进行的膜拜，以及他们拒服兵役的企图。但是该阴谋被认为是如此 危险，以致于会议同意需要对布鲁克林总部及其在西欧的分支机构进行间谍渗透。 它还担心布鲁克林可能会正确识别出某些时间很长而又从未被逮捕的耶和华见 证人是克格勃间谍，因此会议同意“创建一支可靠的替补间谍后备队”，以备现有 间谍被揭穿时使用。 《克格勃文集》一方面夸大耶和华见证会及其他教派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又载 文吹嘘打击这些组织的积极措施。70年代中期的一个案例就是与赫梅利尼茨基州耶 和华见证会的领导。代号帕维尔的人有关，此人的‘犯罪活动包括拉拢新成员人会， 进行非法集会，劝说年轻教徒拒服兵役，持有并传播宗教文献“等。克格勃捏造了” 有文件根据的诽谤材料“来掀起反对他的舆论。甚至帕维尔头婚所生子女都被迫在 谴责他父亲的报纸文章上签了名。最后，克格勃在舍佩托夫卡安排了一个晚会，与 会者有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以及党、省政府、集体农庄和报界的代表，会上帕 维尔遭到了一系列无疑经过精心排练的对其所谓的过失、残暴、自大和行为不端的 指控。克格勃在关于该晚会的报告中满意地写道，晚会以帕维尔的身败名裂和他第 二个妻子”难以自制的抽泣’而结束。 与其他教派一样，耶和华见证会表现出了一种在迫害中生存下来的令人吃惊的 能力。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克格勃针对他们的运动逐渐解体。1989年10月，无疑令 许多克格勃官员愤怒的是，布鲁克林欧洲分部的头目威利。波尔抵达莫斯科，作为 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客人访问苏联耶和华见证会并讨论他们的未来。 在80年代末，莫斯科牧首公署看来努力做到既不落后，也不超过官方公开性和 改革计划进展的速度。阿列克谢二世在接替皮缅继任牧首一年后，干1991年最终使 自己和俄罗斯东正教会放弃了由都主教塞尔吉在1927年发表的向苏维埃制度“效忠 的声明”。当一位采访者提醒他四分之一世纪前，宗教事务委员会还把他列为最忠 于国家的主教之一时，牧首请求宽恕并谅解他当时的态度。随着苏联在1991年的最 后几个月中的解体，阿列克谢二世宣称“俄罗斯曾患严重的共产主义形态病”。 不过，俄罗斯东正教会继续受到过去被克格勃渗透历史的困扰。1991年八月政 变失败后，俄罗斯政府信仰自由委员会（格列布。亚库宁神父是该委员会的委员） 获准接触到了一部分克格勃档案，这些档案表明东正教会某些领导人曾经是克 格勃间谍。亚库宁发表了一部档案选集之后，该档案被再次封存；他被控向美国暴 露了国家秘密并受到私人起诉的威胁。格列布神父继续抗争，1994年1 月，他致信 牧首说：如果不清除间谍和告密者的毒瘤，教会就不可能新生。不幸的是，只有一 名大主教——立陶宛大主教赫里佐斯托姆——有勇气公开承认他过去做过间谍，并 交待了他的代号“列斯塔夫拉托尔”。然而，没有其他教会领导人效仿他的榜样。 过去，打入教会最著名的间谍有：德罗兹多夫（他是困杰出的情报服务于1988 年被克格勃正式授予荣誉奖的唯一的一名教会人士）阿达曼特、奥斯特洛夫斯基、 米哈伊洛夫、托帕斯和阿巴特。很明显，这些人或那些不太有名的间谍中没有人准 备忏悔。相反，他们小心谨慎地把告发东正教会说成是牧师的中庸之道，而且为告 密者开脱的文章已经见诸东正教会出版物，认为这是东正教会在一个反宗教的国家 中生存下来所必须做的。 我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的代号是莫斯科牧首公署的最高领导人的。 这封致阿列克谢二世的信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因为，牧首肯 定已经确切地意识到，格列布神父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间谍德罗 兹多夫，其实就是他自己。 克格勃绝密档案 波兰教皇和团结工会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建立了一些共产党一党制国家，四十年来他们成功地 遏制了对它们的所有挑战。这些政权的反对者通常由于力量太弱，组织不起有力的 反抗来反对它们。在极少的情况下，当一党制国家的生存遇到问题时——如1956年 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它们会立即得到一个强大势力的不讲道理的 支持。然而，波兰对苏联制度的挑战最终取得了成功，而匈牙利起义和“布拉格之 春”则告失败。尽管波兰的挑战也受到长达十年之久的遏制，但反抗始终未被制服， 并且最终导致了苏联集团开始解体。 波兰危机不像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由于出现了修正主义政府，而是以 一种全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方式开始的，即由于在1978年10月16日克拉科夫的主教卡 洛尔。沃伊蒂瓦红衣主教被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苏联领导人未再想重复在二 战末期斯大林所提出的带有轻蔑意义的问题：“教皇统率多少个师？”这个在雅尔 塔会议后由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帝国的削弱，并不是由于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是由于第一个波兰教皇的精神力量，这股力量很快使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 党）的精神力量黯然失色。 苏联驻华沙大使鲍里俾。阿里斯托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波兰当局将新 教皇视为“致命的反共分子”。中心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自1971年起，沃伊蒂瓦就 一直是“进步”行动的监控目标，监控他所谓的暗中损坏波兰一党制国家的颠覆作 用。沃伊蒂瓦当选后第二天，苏联驻华沙的克格勃头子瓦季姆。巴甫洛夫将波兰安 全与情报局（波兰的克格勃）对沃伊蒂瓦的评价发往莫斯科，该评价写道：沃伊蒂 瓦的观点极端反共。尽管他未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但他指责波兰人民共和国 国家机构的所作所为，其指控如下：——波兰人民的基本人权受到限制；——工人 受到难以忍受的剥削，“天主教会必须反对工人政府，保护工人；——天主教会的 活动受到限制，天主教徒被当作二等公民；——开展声势浩大的无神论运动，将外 来的异己思想强加于波兰人民；——天主教会固有的文化作用遭到否定，从而使波 兰文化的民族财富丧失殆尽。 在沃伊蒂瓦看来，一党制国家的概念“就是剥夺人民的权利”。他认为“集体 化导致个人及其人格的毁灭”。他敢于说出大多数波兰天主教徒的想法，这一点被 克格勃和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看作是他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证据。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转送中心的报告指出，早在1973年至1974年，波兰检察总长 就考虑对沃伊蒂瓦就其布道活动进行起诉。他的三次布道——1973年5 月5 日在华 沙，1973年5 月12日在诺瓦胡塔郊外的克拉科夫钢铁厂，以及1974年N 月24日在克 拉科夫——被判定是违反了刑法第194 条，该条规定，在宗教礼拜仪式上散布煽动 性叛国言论可判处一至十年徒刑。据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情报人员称，沃伊蒂瓦在一 次布道时宣称“教会有权批评当局在各方面的活动和表现，如果它们不能为人民所 接受的话。” 然而，由于沃伊蒂瓦名声显赫，遂免于祸。虽然波兰安全局（波兰安全与情报 局前身）曾在50年代拘留过波兰大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红衣主教长达三年之 久，但到了70年代，盖莱克政权再也不敢逮捕红衣主教了。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往往 只能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的处理方法，如指责沃伊蒂瓦的言论是“对反社会主义分子 言行精神上的支持”。 1976年6 月，盖莱克重犯了六年前导致哥穆尔卡下台的错误——命令突然提高 粮食价格，但经过一场抗议罢工和动乱风潮后，又撤销了粮食涨价令。是年9 月30 日，沃伊蒂瓦设立了一项基金，用来救济克拉科夫总主教管辖区的一些因参加这次 抗议而被捕或在动乱中与警方冲突受伤的人员的家庭。他在罢工风潮之后还积极参 加了波兰工人防卫委员会的组建工作，该委员会寻求建立工人与持不同政见知识分 子的联盟。根据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监视报告，在1976年秋天，沃伊蒂瓦曾与工人 防卫委员会的创始人在作家博丹。齐温斯基（后为有名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的家 里开过多次会。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报告还说，沃伊蒂瓦曾与各种不同背景的工人 防卫委员会斗士会见：其中有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亚采克。库龙、二战时的抗战 老战士扬。约瑟夫。利普斯基、曾经拥护过毛泽东思想的安东尼。马切莱维兹和作 家耶日。安杰耶夫斯基。 沃伊蒂瓦很少读报、听收音机新闻或看电视。可是，每隔两星期，安杰伊。巴 代斯基——教会与天主教周刊《普世周刊》联络员（沃伊蒂瓦也经常为该周刊撰稿） ——前来克拉科夫大主教家的书房向他作一次新闻简述。自从代号为博贡的克 格勃特工伪装成一家西德报社摄影记者在1971年首次与沃伊蒂瓦接触后，巴代斯基 就一直是克格勃‘进步“行动的目标。1977年，另一个特工伊万。伊凡诺维奇。布 尼克（代号费洛索夫——意为哲学家）受总部指示在波兰教会内部发展情报提供者， 他与巴代斯基有过多次接触。布尼克出生于法国，少年时代于1947年随其乌克兰家 庭移居苏联。1970年作为一名克格勃特工又回到法国，他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自称 自由撰稿人、作家和诗人。1977年费洛索夫与巴代斯基首次见面时，可能送给了他 一本或几本由克格勃资助他在法国出版的书。虽然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并无费洛 索夫来自波兰的报告，但无疑他培养巴代斯基的主要目的是想获得关于沃伊蒂瓦的 信息。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1977年的监视报告表明，沃伊蒂瓦与许多抗议运动密切合作。 3 月23日他收到学生领导人抗议当局的请愿书并给予支持。其后他将圣。斯坦 尼斯拉夫作为反对不公正国家的象征（圣。斯坦尼斯拉夫是古代克拉科夫的一位殉 道主教，其银棺是大教堂高耸神坛的一部分）：圣。斯坦尼斯拉夫已经成为国家道 德和社会秩序的守护神……他敢向皇帝说他必须尊重上帝的法律。他也是自由的护 卫者，自由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国家侵犯这种自由就是同时侵犯道德 和社会秩序。 可以想像到，克格勃对不受惩罚地沃伊蒂瓦继续反对波兰政府侵犯人权的活动， 是多么的恼火。 沃伊蒂瓦在克拉科夫的年代里最大的胜利莫过于1977年5 月15日在诺瓦胡塔的 宏大新教堂建成时举行的祝圣仪式了。这座教堂是在当权者多年反对下建成的，政 府当局力图在其树立的模范“社会主义城市”中消除明显的天主教形象。沃伊蒂瓦 在向两万多人布道时，对那些为波兰工人防卫委员会积极分子斯坦尼斯拉夫。派亚 司之死进行抗议的人们祝福，他们普遍认为派亚司是被波兰安全和情报局谋杀的， 尽管官方否认这一点。当天晚上长长的哀悼队伍沿克拉科夫一些大街行进到瓦韦尔 城堡，大学生团结委员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其他城市也相继纷纷成立类似的委员 会，这些委员会都不受官方资助的波兰大学生社会主义联盟的支配。 1978年10月16日，教堂钟声响彻整个波兰上空，激动的人群聚集街头欢庆沃伊 蒂瓦当选为教皇，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在私下的反应是深感震惊。政治局表面上 不得不一起与群众表示欢庆并向梵蒂冈拍发了一份冗长的电报表示祝贺，并虚伪地 为“第一次由波兰民族的儿子坐上这个罗马教皇宝座”而感到高兴。然而，特别使 克格勃感到不安的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许多党员中，甚至一些高级官员中，这种高 兴是由衷的、真实的。驻华沙的克格勃官员在上报关于波兰人民欢庆情况的正式报 告的同时，私下里还向中心的一些同事传达了约翰。保罗二世当选后不久流行的一 些政治笑话。一则笑话说，梵蒂冈烟筒冒出一股白烟，传统上表明已选举了一位教 皇。据说这一回烟筒冒出一股白烟之后紧接着冒出了一股红烟，因为沃伊蒂瓦把他 的党证烧掉了。另一则笑话挖苦说，新教皇当选后秘密地拜访了负责波兰安全与情 报局的波兰内政部长，并对他说：“部长同志！你的重要指示已付诸实施！” 选举后两天，苏联大使阿里斯托夫以更为严肃的语调向莫斯科报告说：波兰人 民共和国的颌导认为沃伊蒂瓦入主梵蒂冈的危险是，今后在主教与政府的关系上再 想利用梵蒂冈的缓冲作用将明显地变得更为困难了。天主教会目前将作出更大努力 来巩固其地位并增强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不过，我们的朋友也认为，沃伊蒂瓦离开这个国家也有有利的一面，因为主教 团的反动分子将失去自己的领导，他曾有很大可能成为波兰天主教会的大主教。 阿里俾托夫批评波兰政治局过去在批准建立一些新教堂。任命更多的神父以及 大量印行天主教刊物方面表现得太软弱，结果削弱了自己抵制天主教未来的要求的 能力。 在沃伊蒂瓦当选之时，波兰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天主教化的国家。克格勃估计90 ％的人是天主教徒。1978年波兰封了569 个圣职，从事教士职业的人占人口的百分 比之高为世界之最。波兰共有神父19，193 人。此外，神学院有学员5325人。克格 勃有些危言耸听的估计数字甚至比上述数字还要高。在沃伊蒂瓦任教皇后的数年中， 波兰的宗教活动不断发展。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文件称，“这 种现象在知识界，特别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中尤其严重。”1978年，在受过高 等教育的人士中，据报道有25％的人在家进行个人祈祷；到1983年，该数字上升到 50％。中央委员会的这项研究报告合理地将此种增长归因于“社会一政治危机”和 波兰教皇的影响。甚至许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官员对沃伊蒂瓦强烈和神秘的精神力 量都有敬畏之心。他们向莫斯科报告称，沃伊蒂瓦每天花6 －8 个小时进行祈祷。 他的助手有时看见他在私人祈祷室里一动不动地躺在大理石地板上，两臂伸展宛如 一个十字架。 克格勃私下指责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最初的一些行为是“反苏姿态”。其 中一个是他在当选为教皇后的次日发出命令，将他在罗马教皇选举秘密会议上戴过 的红衣主教便帽由克拉科夫大主教管区的两个神父送往立陶宛，并置放在维尔纽斯 圣母教堂祭坛上面。中心在新教皇任职的最初几周内最为关心的是教皇明显地决定 使梵蒂冈在世界事务中享有重要发言权。尽管约翰。保罗二世关心的是全球范围广 泛的维和和人权等问题，但他关心的重点仍然是波兰和东欧的状况。中心特别对教 皇任命立陶宛出生的安德里斯。巴基斯为梵蒂冈与苏联集团关系的主要顾问一事产 生了怀疑。巴基斯的父亲在二战前曾任独立的立陶宛驻法大使，巴基斯本人也被视 为遵奉相同的“资产阶级”传统。中心认为他的任命是另一个“反苏姿态”。11月 5 日教皇首次离开梵蒂冈进行正式出访，首到之处是阿西西，这是意大利守护神圣。 弗朗西斯的家乡。群众高呼，要求他牢记东欧：“不要忘记缄默的教会广‘约 翰。 保罗二世回答道：“它不再是缄默的教会了，因为它将用我的声音说话。” 在沃伊蒂瓦当选后，克格勃派往波兰进行“进步”行动计划的一个特工叫奥列 格。彼得罗维奇。伯杨（代号杰列夫廖夫），其掩护身份是一加拿大出版公司代表。 杰列夫廖夫声称他收集有关在远东的波兰传教士材料，并以此为借口与许多著 名教会人士接触，其中大多数人又把他介绍给其他一些人。如他被警方或波兰安全 与情报局逮捕，上级要求他必须坚持其伪装身分并咬定他是加拿大公民。可是，在 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时，上级指示他必须求见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扬。斯洛维科夫斯 基上校，此人似乎是为与波兰当局发生麻烦的克格勃人员解决问题的联络点。杰列 夫廖夫最重要的线人是教皇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约瑟夫。蒂舍纳神父，他是一位哲学 家，曾帮助教皇在克拉科夫建立神学院，他经常访问罗马，是约翰。保罗二世在梵 蒂冈感到困扰时能使他精神振奋的人之一。 约翰。保罗二世任职第一年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返回波兰。1979年初，勃列日涅 夫听说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准备欢迎教皇来访，感到十分惊讶，于是打电话给盖 莱克，要求他想法劝阻教皇来访。盖莱克回答说：“我国的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 我怎能不接待一个波兰教皇呢？”荒唐可笑的是，勃列日涅夫竟要他去劝教皇患一 次外交病：“告诉教皇——他是一个聪明人——他可公开宣告他不能来是因为他患 了病。”当盖莱克表示无法接受这个古怪的建议时，勃列日涅夫大发脾气说：“哥 穆尔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比你强得多，他不欢迎教皇保罗六世访问波兰，结果天 并没有塌下来！”勃列日涅夫在谈话结束时说：“好吧，只要你和你的党以后不对 此感到懊悔，那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讲到这里勃列日涅夫放下了话筒。 1979年6 月2 日，在二战废墟上重建的华沙旧城里，在华沙胜利广场和机场大 道两旁聚集了一百多万波兰人，欢迎约翰。保罗二世带着深情回到故乡。在其后9 天内，至少有一千万人前来觐见他和听他讲话；余下来的二千五百万人民中的大多 数人在电视中观看了他在波兰胜利巡行的盛况。在他访问结束时，向故乡克拉科夫 告别说：“这里的一砖一瓦，对我都十分亲切”，拥塞在大街小巷的男男女女情不 自禁地痛哭流涕。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腐败与天主教会精神感动两者之间的反差，所 有人均能一目了然。 中心向政治局报告称，教皇此次访问产生了他们预计的最大的结果。许多波兰 共产党党员，面对教皇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感到自己在意识 形态方面打了败仗。在教皇访问期间，华沙的克格勃机构甚至认为克拉科夫波兰工 人防卫委员会的民兵和反共工人可能试图从共产党手里夺取政权。并作好了将卡托 维兹苏联贸易机构——由一个克格勃官员领导——疏散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紧急准备。 中心认为约翰。保罗二世已经开始对整个苏联集团的基础进行挑战。有一个克 格勃的报告强调说，他不止一次地称自己不仅仅是“波兰教皇”，甚至更为经常地 称自己是“斯拉夫教皇”。在他布道时，他常逐一回忆东欧一些人的受洗礼，其中 有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保加利亚人，摩拉维亚人，斯洛伐克人， 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一个斯拉夫人，一个波兰民族的）L 子，他深感自己 扎根于历史土壤中……他来到这里当着整个教会，当着欧洲和整个世界谈及那些经 常被遗忘的民族和人民。 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个文件作出结论称，梵蒂冈已发动一场“反社会主义国家 的意识形态斗争”。自约翰。保罗二世当选后，天主教会对苏联天主教区——特别 是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的政策已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教 唆一些“不忠诚的神父”。11月13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批准了一个包括安德罗波夫 和克格勃副主席维克多。切布里科夫的小组委员会所制订的六点“反对梵蒂冈对社 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决定”。克格勃奉指示在苏联集团内组织宣传活动，“示明梵蒂 冈政策与天主教会的生活相悻”，并且在西方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指出新教皇 约翰。保罗二世的领导对天主教会极具危险性”。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国外活动主要重点之一是在罗马和梵蒂冈的波兰人中间建立 一个情报网。1980年6 月16日在华沙的克格勃机构向中心报告如下：我们的朋友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在梵蒂冈具有由其支配的重要行动阵地（即谍报机构），这 些机构能使他们直接接近教皇和罗马红衣主教委员会。有一批有经验的特工，约翰。 保罗二世对他们有好感，他们能在任何时候会见教皇。除此之外，我们的朋友在天 主教学生的领导者中间还有一批宝贵的特工人员，他们与梵蒂冈人士经常接触，并 有机会打入梵蒂冈电台和教皇秘书处。 中心建议克格勃与波兰安全与情报局采取一系列“长期联合行动”，其主要目 的如下：——促使教皇积极支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各国之间和平共处和互助合作 ；并对梵蒂冈在一些特定国际问题上的政策实施有利的影响；——加剧梵蒂冈与美 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加剧梵蒂冈内部分歧；——研究、制订和 采取一些行动来破坏梵蒂冈在社会主义国家加强教会和宗教教育的计划；——在俄 罗斯东正教会、格鲁吉亚正教会以及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会内培植克格勃特工；制 订和实施积极措施限制这些教会与梵蒂冈之间的往来。 ——探明波兰教会在苏联扩大其影响和激励教会工作的渠道。 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希望避免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中心对克格勃和波 兰安全与情报局的联合行动抱的希望不大：我们认为只要我们的朋友（波兰安全与 情报局）害怕破坏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梵蒂冈之间、国家和教会之间关系的发展，他 们就不会主动去实施我们所提出的措施。 我们中心和驻华沙克格勃机构的官员必须发挥机智和灵活性，寻找出完成当前 任务的办法。 莫斯科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缺乏胆量面对向其权力提出的挑战的担心，随 着后者对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采取妥协态度而增强。1980年夏季因粮价骤涨引起了 罢工浪潮，导致了在过去名不见经传的格但斯克市37岁的电工莱克。瓦文萨的超凡 魁力领导下的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内务部通知驻华沙的克格勃机构，它已建立一 个由该部副部长斯塔舒拉领导的行动中心来直接指挥警察和安全与情报局对付罢工 者，监控形势的发展并每天上报情况。从行动中心送往莫斯科的报告来看，它对自 己的表现感到十分满意：“行动人员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和纪律性，了解自己的 任务，取消了一切假期，进人了临战状态，实行24小时工作制。”虽没有声称取得 “全面胜利”，但行动中心声称已“摧毁”了它们的印刷厂，并切断了全国各地抗 议者之间的联系，从而控制住了罢工运动的规模。此外，还挫败了“反社会主义势 力与艺术家、科技和文化知识界建立联系，争取他们对罢工者给予支持的企图。” 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罢工人员成功地建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来协调罢工， 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对罢工委员会起了重要的顾问作用。华沙的克格勃机构对波 兰内务部工作的最后评价与内务部自称的功绩完全相反。克格勃的评价称，波兰安 全与情报局“未认识到当时的危险性和工人阶级内心不满的程度。”以致当罢工运 动开始时，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和警察局都无力加以控制：内务部领导特别是部长科 瓦尔楚克和副部长斯塔舒拉应负主要责任……当罢工在沿海地区漫延时，科瓦尔楚 克不知所措……驻波兰的克格勃机构认为，科瓦尔楚克和斯塔舒拉以及其他官员均 应被撤换。 8 月24日，阿里斯托夫发往莫斯科一个惊人电报，说副总理米奇斯拉夫。雅盖 尔斯基正与瓦文萨和罢工领袖进行谈判。次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设立了以其意识形 态首领苏斯洛夫为首的委员会，对波兰危机进行监视并提出补救办法。8 月27日， 在教皇煽动下，波兰的主教们通过了一个文件，明白地要求“给予工人组织和自治 组织以独立权利”。由于深信教皇的支持，瓦文萨现在确信政府除了让步，别无选 择。 波兰政府私下同意了。8 月2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会晤阿里斯 托夫，试图使他相信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部分解体以及大多数波兰人民对该党的敌意， 已造成“一种新的形势”：为避免堕入深渊，我们只得后退一步，并同意建立自治 工会。我们已没有使情况正常化的其他政治手段，也不可能使用武力。我们只有作 出（战术）退却，才能重新积聚党的力量并准备发起进攻。 波兰人装模作样地征求“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意见”，意识到不受党控制的工会 “不仅是一个波兰问题，并且还是一个影响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的问题”。然而， 实际上，团结工会合法化的各种替代办法都已被排除。8 月31日，格但斯克协议接 受了“自由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并作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治让步，包 括罢工权利、每星期日在国家广播电台播送弥撒的协议等。瓦文萨对着电视摄像机 镜头，大大咧咧地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支又大又粗、花花绿绿的钢笔，用它在协议 上签了字。这个协议是教皇访问的一个纪念品，上面印有约翰。保罗二世的肖像。 克格勃绝密档案 波兰危机和苏联集团的瓦解 无论克格勃还是苏共中央政治局，都认为格但斯克协议是自1968年“布拉格之 春”以来对“社会主义大家庭”（苏联集团的官方称呼）的最大的潜在威胁。1980 年9 月3 日政治局通过了一系列“与波兰领导的代表讨论的问题”——这是要求波 兰人收复丧失给团结工会的阵地的委婉用语：格但斯克协议实际上是承认了反社会 主义反对派的合法性……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去准备反攻并收回工人阶级和人民失去 的阵地……巩固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是重中之重。 团结工会胜利的主要替罪羊是波共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苏联大使阿里斯 托夫等严厉地批评他丧失了党的控制权。列宁造船厂的罢工者在盖莱克出现在电视 屏幕上时报以蔑视的嘘声。一般的波兰老百姓将他们的感觉编成了一些政治笑话来 嘲讽他们的共产党领导人，其中一个这样说：问：盖莱克和哥穆尔卡（197 年被迫 辞去第一书记职务）两人有何不同？ 答：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盖莱克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9 月5 日，盖莱克由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接替，此人膀大腰粗、身材魁梧、 能喝酒，此前任负责国家安全的党书记。华沙的克格勃上报了一条关于波兰领导人 更迭的带讽刺性的评论——“卡尼亚总比瓦尼亚好广‘（换言之，容忍一个不受欢 迎的波兰共产党人，总比必须面临苏联的入侵略好）。此外据报告，9 月6 日波兰 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L.扬奇申警告两个苏联海军上将称，军事干涉结果不会导致1968 年布拉格那样的”正常化“，只会酿成一场大灾难。他告诉他们：”如果外国军队 进人波兰，那将血流成河。你们必须明白，你们这次是与波兰人而不是与捷克人打 交道！“ 9 月18日，华沙的克格勃头目巴甫洛夫向中心抱怨称，卡尼亚政权正在重犯其 前任的错误：寻求与反对派妥协，而不是采取坚定立场与之作斗争。广大党员仍旧 士气低落。“波兰的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勃列日涅夫在10月29日向政治局明确 宣称：瓦文萨在国内跑遍一个个地方、一个个城市，受到各地人民赞颂。波兰领导 不吭声，连报刊也是如此。甚至电视对这些反社会主义分子也不予抵制……或许真 的有必要实行军事管制了。勃列日涅夫的评论果然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大力支持。 它也受到了前一年进人政治局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勃列日涅夫宣告： “我们应该向我们的波兰朋友直接了当地说，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他们一味防守，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其结果将是自己推翻自己。“ 政治局不仅担心波兰的形势，并且还担心团结工会胜利对苏联一些地方的影响。 在10月份提交给安德罗波夫的“进步”行动报告中有一份是特工索博列夫报来 的。 此人被派往离波兰边界较远的俄罗斯阿尔泰伊。克莱地区的罗勃斯托夫斯克活 动。 他的报告读来使人沮丧：罗勃斯托夫斯克市的形势很不稳定。人民对该市的许 多方面不满意，反社会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进行挑衅，社会秩序有失控的可能…… 教徒（基督教徒）人准备发表自己的意见，人民赞成波兰的罢工。……人民不满的 主要原因是食品供应不足，尤其是商店无内可卖，生活条件差，服务不好。当权派 由特殊渠道供应，为此设有专门的食品和消费品商店。盗贼横行，但最大的盗贼是 市党委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官员。酗酒闹事到处可见，很多人备受酒精之苦。 波兰事件对本地人民产生了负面影响和效果，人们以为按照波兰的做法可以改 善生活和经济状况。 为在波兰实施“进步”行动而挑选的一些特工中最为成功的要算费洛索夫了， 他仍然伪装成一个法国作家和诗人。据克格勃档案记载，他“在团结工会内部有很 多线人”。其中最重要的线人也许是《团结周刊》的总编辑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 他是在N 月由安杰伊。巴尔代俾基神父介绍而认识此人的。9 年后，马佐维茨 基成了第一任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总理。 早在＊月间，安德罗波夫把新任的主张强硬路线的波兰内政部长米罗斯拉夫。 米莱夫斯基召到莫斯科谈话。米莱夫斯基报告说，已拟就1 ，200 多名“最反 对革命的分子”的名单，一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将立即予以逮捕。安德罗波夫以警 告的口气使米莱夫斯基相信实行军事管制势在必行，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让维辛 斯基（波兰大主教）和瓦文萨平安无事，维辛斯基和瓦文萨则不会让你平安无事， 除非他们已达到他们的目的，或者他们已被党和部分可靠工人所打垮。如果你被动 等待……局势就可能失控。我（1956年）在匈牙利就看到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在那里，一些老领导人等待情况恢复正常，可是，到最后当决定采取行动时，却发 现没有人能靠得住了。所以，如果现在不立即采取积极和果断措施，完全有理由相 信在波兰也会发生同样情况。 这是一场夺权斗争。如果瓦文萨及其法西斯党羽掌权，他们就会将共产党人投 入监狱，或把他们枪决或进行各种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积极分子、波兰安全 与情报局人员以及军事领导人将首当其冲。 你说你的一些同志怕负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任何进攻性措施的责任。但是，他们 为何不怕由于无所事事而导致反动派的胜利呢？有一点必须向共产党员，首先是党 的积极分子、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人员以及军队的同志说清楚，如果上述情况发生， 这不仅是一个保卫波兰社会主义成就的问题，而且是保护他们自己性命及其家属生 命安全的问题，他们将受到反动派的恐怖和威胁。但愿上帝保佑不要使形势发展到 这一地步。 有时我们的波兰同志说他们不能依靠党。这个我不能相信。从300 万党员中， 你总可以找到10万人愿为党而牺牲自己吧。维辛斯基和瓦文萨已把自由工会拉下水， 他们现在正在波兰各个领域占领更多的新阵地。现已有初步迹象表明：反革命传染 病正在影响军队。 勃列日涅夫同志说，我们必须准备好用和平方法和非和平方法两手进行斗争。 当安德罗波夫指责性的长篇大论一结束，米莱夫斯基问他，“你已说服了我， 但我回到华沙如何去说服我的同志呢？”安德罗波夫的回答则没有记录。 12月5 日，华约条约领导人在莫斯科聚会讨论波兰危机。卡尼亚听到一个接一 个的发言者严厉批评他的政策的软弱性，并要求立即镇压团结工会和教会。否则— —他被告知——华沙条约武装部队将进行于涉。波兰边境已陈兵18个师，并给卡尼 亚介绍了准备占领波兰城镇的计划。此次会议结束后，卡尼亚与勃列日涅夫接着进 行了私人会谈。卡尼亚坚持说，军事干涉对苏联和波兰都是一场灾难。勃列日涅夫 回答道：“好吧，目前我们不进军波兰，但如果形势恶化，我们还是要来的。” 勃列日涅夫的威胁也许只是一种恐吓。因为苏联军队正在阿富汗打仗，并且军 事干涉在波兰可能形成一场大屠杀、导致西方经济制裁以及全球公共关系灾难。克 里姆林宫的战略是给波兰施压，让它用军事管制去打掉团结工会对共产主义一党制 政府的挑战。施压最有效的方法是用红军入侵的态势进行威胁。鉴于1956年的匈牙 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1979年的阿富汗事件，在波兰或西方很少 有人在1980年不把这个威胁当回事。 然而，几乎进行了一年的连续施压之后，而且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 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变动后，波兰才最后同意宣布实施军事管制。华沙的克格勃机构 1980年12月报告称，米莱夫斯基准备动手“镇压敌对分子”，但是政治局大多数人 则不然：我们的朋友认为卡尼亚是一个忠于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忠诚共产党员，但 是仍然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即他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存在巨大差异，特别在采取 果断措施这一问题上……最近卡尼亚同志倾向于不立即采用苏联代表的建议，对我 们对波兰人民共和国现状的评价表示怀疑并且不予完全认同。 克格勃也十分关心西方特工在波兰的不断增加。据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提供的资 料，1981年初波兰1 ，300 名国外新闻记者中约有150 名是情报机构成员或特工。 据称北约情报机构“正在团结工会内取得巩固的特工阵地”。 在198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断在团结工会面前败退。且月15 日，瓦文萨在梵蒂冈受到约翰。保罗二世接见。保罗二世向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虔诚 地宣布：“儿子已来看他的父亲了”。教皇和瓦文萨现在越来越显得是波兰民族的 真正领导人了。在与克格勃交谈中，米莱夫斯基似乎对在没有苏联军事干涉的情况 下战胜团结工会的挑战已丧失了信心。当瓦文萨与教皇晤会的消息传来时，米莱夫 斯基告诉阿里斯托夫：“我现在觉得，波兰只有从联盟部队得到一种可靠的安全保 证，才能维持秩序……”卡尼亚向苏联大使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脱离了波兰 人民：“这不是团结工会的口号而是一个事实，一个惨痛真相的表述。”他所能依 靠的惟一力量是军队和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克里姆林宫惟一赞成的一个解决团结工 会危机的办法是军事管制，因而波兰军队的作用就变得极为重要。可能由于苏联的 压力，2 月9 日国防部长沃伊切赫。雅鲁泽尔俾基将军出任波兰总理。雅鲁泽尔斯 基瘦小挺直，经常戴着墨镜，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在大多数波兰人的心目中 他是一个神秘人物。但老百姓出于两点原因对他有一个较好的印象，一是他在1970 年曾拒绝用军队来对付工人，二是人民赞誉武装力量是国家最为可靠的力量。然而， 在克格勃向勃列日涅夫发出的一些报告中，雅鲁泽尔斯基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 “苏联的一个忠实朋友”。在他的命令下，军事情报头子切斯瓦夫。吉什恰克将军 （后来负责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内务部长）有时每隔二三天就去一次驻华沙的克格 勃机构，向他们提供由军队收集的关于危机形势的情报。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总理， 但仍保留国防部长职务。 1981年12月之前的这段时间的特征是，苏联一再抱怨波兰行动不力，而波兰则 企图安抚苏联领导人。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对雅鲁泽尔斯基是否真正具有实施军事 管制所需的决心仍有疑虑。可是苏联对卡尼亚的怀疑则更为严重。最后的结论是除 了雅鲁泽尔斯基，无更好的人可用。 3 月4 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 成员狠狠地训斥了他们一通。苏联领导提出质问：什么时候波兰同志才实施军事管 制？ 为何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单单只有波兰控制教会感到困难？这一通训斥毫 无效果。波兰政治局成员之一米奇斯瓦夫。莫查尔告知克格勃，卡尼亚一回到华沙 就告诉他说：“尽管莫斯科施加压力，我不想用武力对付反抗。我不想作为一个波 兰人民的刽子手被写进历史。”据另一个克格勃的波兰告密者称，卡尼亚说过党和 政府都不准备与团结工会进行对抗——“我永远不会请求俄国人进行军事援助”。 勃列日涅夫在4 月2 日告诉政治局：“我们非常担心波兰事件的演变结局，最 为糟糕的是我们的朋友聆听并同意我们的建议，但实际上他们却什么都不干。反革 命已在各条战线上向我们进攻广‘国防部长乌俾季诺夫宣称如果社会主义要在波兰 生存，”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安德罗波夫报告说：”团结工会目前已开始一个接 一个地夺取阵地。“惟一解决办法是重新向波兰人施加压力并实施军事管制：我们 必须告诉他们军事管制的意义就是实行宵禁，在城市街道限制活动，加强政党机关 和工厂的安全（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力量，等等。来自团结工会领导们的压力使雅 鲁泽尔斯基处境困难，而近来卡尼亚酗酒日甚一日，这是一个很坏的兆头。 我要强调的是波兰事件对我国西部地区也正产生影响……在那里，我们也必须 在内部采取强硬的措施。 次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被召到边境城市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在一个 苏式的相当于普尔门式火车卧铺车厢中会见了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吃过鱼子 酱和豪华便餐后，他们坐在绿色台面呢桌前受了六个小时的斥责，苏联人要求他们 宣布军事管制，并以苏联军事干涉相威胁。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请求再给些时间。 4 月7 日（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会谈后的第四天），米奇斯瓦夫。莫查尔 与卡尼亚进行了另一次谈话，并将谈话内容报告给了克勃格。卡尼亚清楚地意识到 军事干涉的威胁迫在眉睫。他告诉莫查尔：“如苏军入侵，那将出现一个极大的悲 剧，其后果需要波兰两代人的努力才能补救。” 而苏共中央政治局则认为这种军事干涉威胁是遏制波兰“反社会主义力量”的 主要手段。4 月23日政治局通过了一份有关波兰问题的报告，其结论为：团结工会 已变成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有能力使波兰党和国家的活动瘫痪，并在事实上 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说反对派尚未这样做，那主要是由于它惧怕苏联军队 的介入，并且希望不经流血而用阴险的反革命手法来达到目的。 政治局认为，“作为对反革命的一个威慑力量”，要“尽量利用国内反动派和 国际帝国主义对苏联可能出兵波兰的恐惧”，同时决定继续支持“卡尼亚和雅鲁泽 尔斯基同志，尽管人们都知道他们言不由衷，但他们赞同保卫社会主义”。然而， 必须对他们“经常施加压力，使他们采取较为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行为来克服 这场危机，并使波兰作为一个对苏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下来”。 5 月门日，约翰。保罗二世在圣彼得广场作了惯常的周三赐见活动。当他在敞 篷“教皇车”内向群众挥手示意时，他被20英尺外的一个土耳其枪手穆罕默德。阿 里。阿贾射中。子弹在距教皇中央主动脉几毫米处穿过；如击中主动脉，他将立即 毙命。约翰。保罗二世相信他的生命由于葡萄牙的法蒂姆女神作出奇迹而得以拯救， 因为那天是该女神节。在暗杀未遂的一周年时，他作了一次向法蒂姆女神的朝圣， 并将阿贾的子弹置于其圣坛上。如果教皇那次中弹毙命，那末克格勃必将大喜过望。 但在米特罗欣看过的任何文件中均未见到涉及参与暗杀教皇图谋的任何证据。 在暗杀图谋发生后数周，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受到脾气暴燥的华沙条约武装 部队总司令维克多。库利科夫元帅要求宣布军事管制最大的压力。库利科夫谴责雅 鲁泽尔斯基懦弱。他对雅鲁泽尔斯基说：“雅鲁泽尔斯基同志，是你自己胆怯怕作 出决定性行动。”雅鲁泽尔斯基虽然争辩说实施军事管制时间尚未成熟，可是，据 克格勃向政治局的报告记载，他感到备受侮辱，并提出辞去总理一职。库利科夫对 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动机深表猜疑，他向政治局报告称：“波兰统一工人党和 政府领导人似乎在玩一个不忠实的政治游戏，并正在使那些支持团结工会的人获得 政权。” 中心通知华沙克格勃机构说，寻找一个新的第一书记和一个新的总理的时机已 到：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已不再具有领导党和政府的能力。他们不能击败反对派， 他们已经由于与盖莱克多年合作而变得软弱。无疑他们甚至已不具有战斗性，而这 是政治领袖作出果断决定的最重要的品质。 关于接替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人选，克格勃倾向于波兰政治局内主张强硬 路线的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和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据报道，此二人都“有坚 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并准备果断地始终不渝地保卫社会主义利益和与苏联的 友谊”。5 月30日阿里斯托夫和巴甫洛夫联合致电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指责卡尼 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向“修正主义分子”投降：鉴于目前情况，有必要考虑立即解除 卡尼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由能保证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质和波兰社会 主义性质的同志取而代之……对党的积极分子精神状态的一份分析表明，格拉布斯 基同志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最合适的人选。 卡尼亚发觉克格勃在密谋对他采取行动，他堕人了几乎是悲怨自艾的境地。6 月7 日当巴甫洛夫打电话问他，是否给勃列日涅夫打个电话对莫斯科另一封要求对 团结工会采取强硬行动的信作个答复时，卡尼亚回答说：“现在打电话还有什么用， 一切事情未与我商量都已经定了。”那天晚上卡尼亚打电话到巴甫洛夫家中乞求同 情：眼下，你的人（克格勃）都在说有必要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会 上清楚地申明要反对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你没有，也不再会有比我和雅鲁泽 尔斯基更忠实的朋友了……我真不懂你怎么会选择这种方法来对付我，我不应受到 这样的对待……没有必要去动员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来反对我。很清楚，我将一直 站在苏联共产党一边……我知道我失去了你的信任，这是我最感痛苦的事。你选择 这种不直截了当的方法在全会上动员大家起来反对我，我感到自尊受到了伤害。 因此，我很难对勃列日涅夫同志讲。我能跟他说些什么呢？ 当库利科夫问雅鲁泽尔斯基对最近来自莫斯科的严厉批评的反应时，后者回答 道：“他们正在把我打倒在地。我真傻，接受了（总理）这个职务。” 6 月间，有9 个波兰将军与克格勃联系，准备采取行动解除雅鲁泽尔斯基的职 务，因为他不愿宣布军事管制，他们准备由一个新的国防部长（可能是这9 人中的 一个） 来替代他。这个新的国防部长将逮捕其余的政府官员，控制战略要点并将围捕 大约3000个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放逐到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去。由这个国防部长领 导的行动小组，不包含前政府或政治局的任何成员，因而将请求苏联集团其他国家 给予“军事支援，以便保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莫俾科对这一军事政变 计划的反应在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未有记载。 雅鲁泽尔斯基主要关心的似乎不是个人的地位，而是如何防止苏联军事干涉的 灾难。6 月22日他与内政部长米莱夫斯基将军会晤，他知道此人深受克里姆林宫的 信赖。雅鲁泽尔斯基问他如何“能重新得到我们苏联同志的信任”？米莱夫斯基答 道，尽管苏联对波兰领导人的信任已严重受损，但尚未完全丧失：“如果完全不信 任，他们就会不理睬我们。”雅鲁泽尔斯基抱怨说，他们确实不理睬他了。以前， 库利科夫几乎每天给他打电话，并不时去看他。近来他已中断所有联系。在华沙的 苏联代表奉命告诉雅鲁泽尔斯基，他们对他的信任早已动摇，如他不改弦更张，这 种信任势将全部丧失。 据中心的文件记载，7 月1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召开前数周，苏联大使馆、 克格勃机构和苏联军事代表“在党代表中间活动，想找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的党员，与他们建立个人联系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大会的方针路线”。苏共中央政治 局在一年多前为监视波兰危机而建立的苏斯洛夫委员会发出指示称，华沙条约其他 成员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威胁“必定是所有波兰政治力量经常考虑的一个因素”。在 大会前夕，中心指示华沙克格勃头目巴甫洛夫“与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进行一次 率直的谈话，指出他们的党和政府工作软弱无力，并提醒他们以前曾说过，为了挽 救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合作统一的利益，必要时准备交出党和政 府工作”。中心认为卡尼亚的接班人可在三个主要的主张强硬路线者中选择：塔德 乌什。格拉布斯基，俾特凡。奥尔绍夫俾基和安杰伊。扎宾斯基。波兰统一工人党 所有其他“健康力量”的代表缺乏担任第一书记的必要的权威。克格勃还拟就了一 份适合进政治局的候选人名单和一份准备从政府和党的工作岗位上撤换的一些稳健 派的名单。列于免职名单之首的是副总理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他威胁说他将 告知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苏联干涉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内部事务。中心认为， 雅鲁泽尔斯基继续“在国内，特别是在军队中享有权威”，简单地将他免职是不明 智的。倒不如将他明升实降，委以实权较小的主席职务，以利用其名望来支持主张 强硬路线的政府。 然而，对莫斯科来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未能如计划地那样进行。 面对苏联公然要卡尼亚下台的企图，大会却团结在他的周围。同时，大会认真 地考虑到苏联入侵的威胁，在领导层中也保留了几个支持苏联恫吓运动的人。尽管 代表们对拉科夫斯基的讲话报以阵阵掌声，但由于害怕招致克里姆林宫的不满，不 敢把他选人政治局。大会结果矛盾重重，其主要后果几乎使政府陷于瘫痪。在波兰 一些城市，妇女和儿童敲着空锅，上街游行抗议食物短缺。在团结工会鼓动下，产 业工人选举了工厂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声称他们有权选择他们的管理人。 中央政府危机日趋严重，雅鲁泽尔斯基似乎已感到军事管制势在必行。8 月初， 与库利科夫议定了详细方案。8 月12日库里科夫召集雅鲁泽尔斯基和一些波兰高级 将领开会，要求大家“坚定、更坚定”。8 月ZI日，强硬路线分子——新内政部长、 前军事情报头子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前往莫斯科亲自向安德罗波夫报告波兰安全与 情报局以及警察机关实施军事管制的秘密准备工作情况。他说，到目前为止的情况 是，“波兰领导人把团结工会当作一只鸡蛋对待，唯恐它破碎。我们必须停止这样 干。” 基什恰克和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不再将瓦文萨视为一个主要问题。在此之前的六 个月当中，瓦文萨的领导逐渐变得缺乏生气，他力图重新获得明确的方向意识。团 结工会最终不得不在两个战略方案中作出抉择：要么它必须成为一个能够推翻共产 党一党制政府的真正革命机构；要么去适应共产党的体制，只要能够取得一些让步 就心满意足了。瓦文萨发现自己在这两者中间无能力作出明确的选择。他在3 月间 的一次大罢工中，当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认为一决胜负的时刻已经到来时，他却后 退了。华沙地区团结工会主席茨比格涅夫。布亚克断言瓦文萨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罢工犹如一把利剑——一旦你把它拔出到鞘而不用，那还不如一块废铁。瓦文萨实 际上解散了工会……这就使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基本武器，成为随后遭受失败的根源。 当局在准备12月13日实施军事管制时考虑到了这一点。 基什恰克告诉安德罗波夫说，尽管瓦文萨可能使用激进的语言来投团结工会 “极端分子”之所好，但其思想却是比较温和的。主要的危险目前来自布亚克，他 “既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又是反苏分子，他比瓦文萨聪明，并且和（波兰工人防卫 委员会头头）库龙和米赫尼克有着密切联系。我们（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任务是 使他名声扫地。” “在目前，”基什恰克告诉安德罗波夫，“罗马天主教会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并 不构成威胁。”米莱夫斯基已尽“全力”使特工人员渗人教会，而且波兰安全与情 报局对其情绪和意向了如指掌：“在70个主教中，已与50个保持良好联系。这就可 能有助于对天主教会施加压力并且防止一些不合心意的行动。”80高龄的大主教、 红衣主教维辛俾基是团结工会的朋友，他在一代人期间勇敢地捍卫着宗教自由。他 最近的去世对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无疑也对克格勃）是一个莫大的宽慰：新的大主 教（红衣主教约瑟夫）格莱姆普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反苏。过去维辛斯基大权在握， 他的话就是法律。他曾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对他崇拜迷信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格 莱姆普则是另一种人，无疑问，存在着对他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可是，在教会与国家关系中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教皇，据基什恰克 称，教皇巧妙地利用波兰形势在东欧推行反共政策。第二个问题是波兰教会在精神 方面的权威作用。人们把教会而不是把党作为“道德标准的旗手”。基什恰克承认 “在最近的将来，党不可能改变人民对天主教的态度。” 安德罗波夫似乎对基什恰克还算客气，没有像对过去几年接触的一些其他波兰 领导人那样颐指气使。他心绪十分忧郁地结束了他们的会谈：阶级敌人不断地企图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权进行挑战……但是波兰危机连绵不断施得最久，或许也 是最危险的。敌人悄悄进行的反革命活动一直在为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作准备。 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分两次会议进行，一次在9 月5 －10日，一次 在9 月26日到10月7 日）进一步表明了其“悄悄进行的反革命”的性质。它在9 月 8 日号召“已走上困难的斗争道路的东欧劳动人民为争取自由工会运动而斗争”。 这项呼吁被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痛斥为“干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厚颜无耻的企 图”。 雅鲁泽尔斯基准备采取“决定性措施”打掉来自“团结工会的威胁”，对此巴 甫洛夫似乎感到满意。9 月29日，他向中心报告说，他已经“建议”雅鲁泽尔斯基 遵行10月18日中央全会确定的方针，首先是赶走卡尼亚。巴甫洛夫报告称，卡尼亚 继续对团结工会采取“一种调和政策”。由于在7 月的党代表大会上企图解除卡尼 亚职务未获成功，莫斯科决定在10月中央全会上使他下台。当中心接到巴甫洛夫关 于卡尼亚政策的秘密报告后，必然会大为愤怒。这份报告的内容是由卡尼亚的支持 者——副总理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于1981年10月2 日提供的。据巴尔科夫斯 基称，卡尼亚“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已不感兴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试验已告 失败。苏联不断向西方购买粮食，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在农业管理上的严重错误… …苏联政体的权力主要由军队和其他高压统治机构来维持。然而，在过去二三年中， 形势开始变得对苏联不利。中国大大地增强其军力，它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联系对 苏联是一个严重威胁，中国并在其远东边界地区部署了大量部队。在过去数月内， 阿富汗形势突告恶化。目前已很清楚，如不采用像美国人在越南所采用的一些大规 模镇压手段，而要在政治上赢得这场斗争是不可能的。如果说目前苏联对美国还有 一些战略优势的话，那么在三年或四年内，这些优势将丧失殆尽，因为苏联的经济 已无力担负开发和生产新型武器的额外费用了。 卡尼亚认为强迫接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做法已“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僚主义 化”并歪曲了列宁主义原则：卡尼亚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尽一切努力去保护在波兰 发生的所有积极的进程，包括团结工会运动，以创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基础，这 个基础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也会获得一席之地，尽管形式会有所不同。 就连杜布切克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也没有对苏联制度作出具有如此彻底破坏 性的控诉。 巴甫洛夫关于卡尼亚的详细报告表明，卡尼亚家已被窃听或者在他的直系亲属 中有一个告密者。巴甫洛夫报告中心说10月5 日“卡尼亚回到家中，激动万分并告 知其家人中最亲近的几个人说，俄国同志又在密谋要搞掉我第一书记的职务”。卡 尼亚声称他不理解为什么他的苏联“朋友”不坦率地告诉他必须辞职。如果他们告 诉他的话，他会“悄悄地”离去。据克格勃称，卡尼亚的妻子深为他的思想状态所 困扰，并急切希望他辞职，这样他的健康可得到恢复而不再是“一个受迫害的政治 家”。 但是巴甫洛夫不认为卡尼亚真正打算悄悄离去。他在10月7 日的报告中称，卡 尼亚指示基什恰克对许多他认为（无疑是准确的）密谋反对他的一些党员采取行动。 然而基什恰克一直与雅鲁泽尔斯基和一些密谋者站在一起。 卡尼亚与雅鲁泽尔斯基、基什恰克、米莱夫斯基（现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 员会书记）和其他两个波兰将军的激烈斗争决定了他的命运。雅鲁泽尔斯基告诉他 说，如他不同意准备实施军事管制，他们将背着他干，并且将采取“决定性的”行 动来反对他本人。10月18日早晨，就在中央委员会全会开幕之前，阿里斯托夫通知 卡尼亚，莫斯科“一致认为他的第一书记职务应由雅鲁泽尔斯基来替代”。中央委 员会及时执行了莫斯科的命令，卡尼亚毫无反抗地乖乖让了位。据克格勃的报告称， 卡尼亚在解职后称，1970年枪杀罢工工人一事始终索绕在他心头。如他留任第一书 记，他绝不会下令对工人再次开枪。 次日，即10月19日，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雅鲁泽尔俾基，祝贺他担任第一书记， 同时兼任他原来的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勃列日涅夫首先说：“喂！沃伊切赫，” 雅鲁泽尔斯基马上回道：“您好！我亲爱的、深深敬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他在整个通话过程中始终保持同样的泪媚拍马语调：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非常感谢您的祝贺，首先是您对我的信任。我想坦白地告诉您，我接受这个职务内 心真有些担忧，我同意接受仅仅是因为我知道您支持我和您同意此项决议。如果不 是这样，我是决不会同意接受的。 雅鲁泽尔斯基接着说，那天下午他将与阿里斯托夫见面，详细讨论形势，并 “就一些问题征求您的意见，阿里斯托夫无疑将把这些问题转达给您”。勃列日涅 夫不费力气地说着谎言，他对雅鲁泽尔斯基说，苏共中央政治局早就认为他是担任 波兰总理最合适的人选。可以断定，他不会提到克格勃在夏季曾建议将雅鲁泽尔斯 基和卡尼亚一块解除职务。最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勉强地作出结论，认为只有雅鲁 泽尔斯基具有宣布军事管制的权威。 可是，苏联对雅鲁泽尔斯基的猜疑一直持续着。雅鲁泽尔斯基11月4 日开始与 瓦文萨和大主教格莱姆普会谈，并建议他们参加全国和解阵线，阵线虽无决策权但 可参与国家、教会与工会之间的公开对话。虽然巴甫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赞成采取一 些策略使瓦文萨和格莱姆普不怀疑即将实行军事管制，但他们也担心雅鲁泽尔斯基 会真的让步。11月13日，他们联合给政治局发了一份电报，指责雅鲁泽尔斯基犹柔 寡断，企图博得瓦文萨的好感，并要求对雅鲁泽尔斯基再一次施加压力，使他立即 宣布实行军事管制。11月对日，政治局通过了勃列日涅夫致雅鲁泽尔斯基的私人信 件，对其行动迟缓进行了严厉批评：反社会主义力量不仅在许多大工业企业中得势， 并且还在广大人民中间继续扩大影响。更糟的是，团结工会领导人和反革命分子仍 在各类群众集会上出现并公然发表煽动性言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反对波兰统一 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这些活动的直接后果是反苏情绪在波兰极为危险地增长起来。 ……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领导人……非常重视一件事，即目前有一批被团结工会做了 工作的新兵将应征入伍。难道这还不能提醒你若不马上采取强硬措施来对付反革命 分子，你将失去宝贵的时间吗？ 12月初雅鲁泽尔斯基看来终于向苏联的压力屈服了。他在12月5 日举行的波兰 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会议上说：“人民政权”在波兰经历了36个年头，令人遗憾的是， 现在看来除用“警察方法”来对付工人阶级之外别无选择了。政治局一致同意有必 要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实行军事管制的细则是在基什恰克的监督下制订出来的，他 在12月7 日向巴甫洛夫作了汇报。157 名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成员和其他内务部人员 分组被派往全国各省（每组最多为5 人），以确保隔离和逮捕团结工会领导人和其 他“极端分子”计划的实施。巴甫洛夫向中心报告称，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在“团结 工会各级”均安插有特工人员，如可能，打算让这些特工人员接替被捕的活动分子 的职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宣布军事管制后阻止工人罢工或上街。有嫌疑的政府 和党的领导成员应置于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严密监控之下。卡尼亚过去的支持者巴 尔齐科夫斯基告诉其友人说，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对他不论去哪儿都进行跟踪，并录 下了他的全部电话通话。 12月8 日晚雅鲁泽尔斯基向库利科夫元帅汇报了宣布军事管制的时间表。约8 万人被挑选来在12月门日或12日晚上逮捕6000名团结工会积极分子。大逮捕后，清 晨6 点钟军队开始离开营房执行任务。尽管计划看来似乎是坚决的，但雅鲁泽尔斯 基并不坚决。库利科夫报告说：“在我们讨论时，雅鲁泽尔斯基犹豫不决，摇摆不 定，对军事管制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忧心忡忡。”雅鲁泽尔斯基抱怨说：波兰统一工 人党已毫无权威可言。党员中有60万到70万人与团结工会有联系，许多贪污受贿和 其他滥用人民信任事件损害了党的信誉。军事管制要想取得成功，他觉得需要华沙 条约武装部队提供援助，但是他请求不要使用东德军队。库利科夫告诉他：“我向 你保证，你没有必要顾虑那么多，当你自己的手段枯竭时，总参谋部已经考虑到了 对你进行支援的问题。” 12月9 日，米莱夫斯基向巴甫洛夫报告了关于雅鲁泽尔斯基忧心忡忡的进一步 证据。雅鲁泽尔斯基迄今仍未确定实施军事管制的日期。雅鲁泽尔斯基告诉他，如 果教会反对军事管制，格莱姆普将成为“第二个霍梅尼”。次日，苏共中央政治局 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波兰危机。会议一开始就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尼古拉。巴伊巴科 夫的报告。他刚从华沙访问归来，在那里讨论了波兰请求经济援助的问题。巴伊巴 科夫报告说：雅鲁泽尔斯基已经变成一个“神经极端过敏的失魂落魄者”，他对格 莱姆普可能会发动一场圣战恐惧不已。尽管在巴伊巴科夫报告后政治局所有的成员 都对雅鲁泽尔斯基作了严厉批评，但没有一个人建议将他撤换。要做此事已为时过 晚了。他们也一致同意：苏联军队不应进行干涉。安德罗波夫直截了当地说：如果 库利科夫同志确实讲过使用军队，那么我相信他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冒险 走这一步。我们不打算将军队开进波兰。这个立场是对的，多们必须遵循这个立场， 直到最后。我不知道波兰将发生什么事，但是即使波兰落入团结工会的控制，也得 这么做。 雅鲁泽尔斯基向米莱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诉苦说，由于苏联拒绝在波兰安全力 量无力应付局面时让华沙条约部队进行军事干涉，苏联政治局已使他失望：他们逼 迫我们采取坚定的和决定性的行动，而且苏联领导人答应向我们提供一切所需要的 援助和支持。但是目前当我们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并愿意与苏联领导人对此进行讨 论时，我们却不能从苏联同志那里得到具体答复。 雅鲁泽尔斯基对在没有苏联军队支持情况下实行军事管制的前途表示忧郁不堪。 他对米莱夫斯基说：“我们将采取攻势，我担心我们以后会被当作谋反者被绞 死。” 米莱夫斯基马上用电话把雅鲁泽尔斯基所说的话报告给了安德罗波夫。 直到最后一刻，莫斯科都一直担心雅鲁泽尔斯基的神经会崩溃。12月间日阿里 斯托夫、库利科夫和巴甫洛夫联合向政治局报告所有“X 行为”（实行军事管制） 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但是：鉴于W.雅鲁泽尔斯基优柔寡断和疑虑重重，我们不能 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在主教团和其他势力的压力下，他可能拒绝作出最后决定并且 会执行一条让步和签订协议的路线。根据目前情况，这样做对波兰统一。人党和波 兰社会主义前途都是致命的。 12月12日，星期六，雅鲁泽尔斯基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请求在当 晚实施X 行动，并得到了他们批准。然而，在华沙的克格勃机构仍然不相信雅鲁泽 尔斯基会采取行动。雅鲁泽尔斯基对必须以牺牲生命为代价防止团结工会把波兰变 成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一事是否有道理一直感到苦恼。如果军事管制失败了，他 深信所有负责实施军事管制的人均将“被送上断头台”。雅鲁泽尔斯基说：“如果 我们失败了，我只有将子弹射进自己的头部，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巴甫洛夫也报告称，如果雅鲁泽尔俾基的神经崩溃，奥尔绍夫斯基将发起一次政变， 但需要由莫斯科撑腰。奥尔绍夫斯基的行动计划包括立即逮捕团结工会领袖；禁止 罢工和抗议活动；在农村征用食物；与苏联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在全国实施 军事管制；以及封锁波兰边境。 巴甫洛夫认为，负责实施“X ”行动的基什恰克显得比雅鲁泽尔斯基要坚决得 多。 这使巴甫洛夫松了一口气。12月12日，星期六，基什恰克向克格勃提供了详细 的行动时间表：晚上n 点30分，全国电话通信将被切断；所有使馆将失去陆上通讯 联络；一切与国外的通信联系都将被切断；边境全部关闭。没有常驻证的外国记者 将被全部驱逐出境。逮捕将于半夜开始。4200人当夜将被拘留，另外4500人将于12 月间日星期天予以“保护性拘留”。将要求瓦文萨前来与政府会谈，如他拒绝，即 予逮捕。 早晨6 时雅鲁泽尔斯基将在广播电台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并宣告成立“全国救 国军事委员会”。为使百姓在星期日留在家中不上街，教会礼拜将——不寻常地— —进行电视播放。如必要，门月14日星期一将放假一天。保安部队奉命在遇到严重 反抗时可以开枪。但是，基什恰克警告称，胜利并无保证：。如果我们的行动失败， 如果我们必须以身殉职，那么苏联就需要准备在其西部边境面对一个敌对国家，那 里的领导人将煽动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他们从一开始就会得到来自帝国主义国家 的大量支援，数量之大足可使他们断绝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波兰的社会主 义事业在很长时期内将出现倒退。 结果，军事管制进行得要比雅鲁泽尔斯基所期望的顺利得多。克留契科夫从莫 斯科赶来亲自观察“X ”行动，他肯定也喜出望外。团结工会毫无防备，当保安部 队前来逮捕时，它的主要积极分子大部分还在睡觉。最老的团结工会领导人兹比格 涅夫。布亚克脱逃了逮捕，转人了地下，他后来说：“当局清楚地计划了一个反对 工会的大规模行动。但我们从未想到有这么厉害。”关于波兰政府虚弱无力的谈论 太多了，以致团结工会已开始相信自己的花言巧语。波兰人在星期天早晨醒来发现 在每个十字路口设有军事检查站，军事管制实施文告贴满街头。雅鲁泽尔斯基清晨 6 点钟的广播讲话整天不停地播放，其间穿插播放肖邦的波罗奈兹圆舞曲和爱国乐 曲。 电视观众可看到雅鲁泽尔斯基身穿军装，坐在办公桌后，身后有一面大的波兰 国旗。 他开始讲话：“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男、女公民们！我以一个军人和政府领导人 的身份向你们讲话！我们的祖国已面临深渊！”许多人认为他的讲话是一个警告， 即只有军事管制才能拯救波兰不受苏联的入侵。 当天凌晨，瓦文萨在劳工部长斯坦尼斯瓦夫。乔塞克陪同下已被军事护卫队送 往华沙郊区一所别墅。瓦文萨后来回忆说，他被称呼为“主席先生”，他们对他所 处环境一切不便之处表示抱歉，别墅的大理石卫生间里的剃须刀已被取出，以防他 试图自杀。当日下午，乔塞克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报告说，瓦文萨一直处于震 惊状态，称他的团结工会主席职务已告结束，工会也将重新改组。他还宣称他愿意 与政府合作。基什恰克将此好消息传给驻华沙的克格勃机构。米莱夫斯基得意地告 诉巴甫洛夫和克留契科夫：“瓦文萨不能掩盖其害怕神态！”事实上，尽管瓦文萨 对突然宣布军事管制一时不知所措，但他未必那样惊慌失措。他以前已被逮捕过不 下十余次，他的妻子达妞塔为他收拾人狱所用的日用品也已习以为常了。 当瓦文萨被置于这所政府别墅中时，格莱姆普受到了波兰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国 家与主教团联合委员会主席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和宗教事务部长耶日。库贝 尔斯基的访问，他被告知即将实行军事管制。由于电话线被切断，他们没有打招呼 就于凌晨3 点钟来到大主教宅邪，一个巡警反复按门铃，最后门内出现一丝灯光， 格莱姆普被惊醒，出来一修女请他们进人。巴尔齐科夫斯基说：“整个事情有点像 演戏。”与雅鲁泽尔斯基的危言耸听的预测相反，格莱姆普没有表示要宣告发起一 场圣战和想做“一个波兰的霍梅尼”的意思。米莱夫斯基告诉克留契科夫和巴甫洛 夫说，格莱姆普反应沉着冷静，带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尽管实行军事管制没使 他惊慌，但他没有料想到在圣诞假日以前会发生。 当局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格莱姆普将于星期日下午在华沙老城杰修特圣母玛利亚 教堂所作的布道。他们不需要担忧。格兰姆普的布道基调是一些告诫。他警告大家 说：“在军事管制下反抗当局的决定会遭到严重的报复，包括流血牺牲，因为当局 拥有武装力量……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人的生命更具有价值”。历史学家蒂莫西。加 顿。阿什写道：“主教的这些话使许多信基督的波兰人感到大大地忿怒，在此时， 这些人正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追求他们认为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相反， 雅鲁泽尔斯基感到一些宽慰。格莱姆普的布道在电视台反复播出，印刷在党报上， 而且张贴在军营的墙壁上。 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一天，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雅鲁泽尔斯基，祝贺他开始“X ” 行动。克留契科夫、巴甫洛夫和库利科夫三人联合发自华沙的电报称，此项行 动的第一阶段已全部胜利完成。他们认为：“但是最危险的日子是下个星期一、二 和三（12月14－16日），届时团结工会一些未被捕的积极分子将会在工人和学生中 间制造动乱。”雅鲁泽尔斯基告诉克留契科夫：“在以后两个星期，形势主要取决 干市场供应情况。”对付团结工会最好的办法是圣诞节前波兰各商店的货物摆满货 架。 他请求莫斯科尽可能快地发一批鞋子、儿童玩具和一些消费品来，“如果不可 想象的事情在这里发生，那时应付波兰形势所需的费用比现在任何物质援助的费用 都要多得多。”：在军事管制宣布实施后最严重的一次暴力行为发生在卡托维兹附 近的一座煤矿，那里大约有2 ，000 多个工人静坐罢工。12月15日，星期二，直升 飞机向矿内投掷催泪弹，同时内务部一些准军事性特别警察在40辆坦克掩护下开始 向工人发射橡皮子弹。然后公安部队开始袭击前来救护受伤工人的医生和救护车司 机。7 名工人死亡，39名工人受伤；这些特别警察有41人受伤，但无一死亡。总之， 伤亡人数比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和克格勃所预计的要小得多。苏联干涉的威胁本身已 证明在粉碎反抗中起到了有效作用，它的作用如同苏联在13年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 一样。该年年底，对军事管制的有组织的反抗实际上已经消失。波兰城市墙壁上涂 写的标语显得很乐观：“冬天是你们的。春天将是我们的！”但是春天并没有真正 来到，直到1989年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成立、及共产党一党制国家瓦解后春天才真 正来到。 雅鲁泽尔斯基将“X ”行动取得成功的功劳归于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特别警察 和内务部的其他人员。在12月31日内务部的一次会议上，他称赞波兰安全与情报局 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称赞行动官员的高昂士气和政治素质。雅鲁泽尔斯基对他们说， “你们是波兰社会主义的保卫者”。“波兰军队对行动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主 要工作是内务部完成的。”目前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地渗透到反抗 运动的内部，提供“以最快速的方法来瓦解敌人”所需的情报。雅鲁泽尔斯基在回 答对卡托维兹及其他地方罢工组织者量刑“较宽”的问题时说，尽管他本人同意从 严惩处，但也需要顾及公众意见：“假如我们给以极严厉惩处，譬如判以10至12年 徒刑，人们就会说我们是在对团结工会进行报复。所以我们必须从轻量刑。”像往 常一样，这次会议记录由华沙的克格勃机构上报给了克格勃总报。 据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提供给克格勃的自鸣得意的统计数字，在实施军事管制的 一年中，共计破获701 个地下反抗小组，其中有430 个与非法的团结工会有关；1013 1 人被拘留；400 多次示威游行被驱散；370 个非法印刷所和1200件印刷设备被查 封和没收；120 万张传单被收缴；12处团结工会地下电台被封查。在这些行动中据 说部署了约25万名公安人员，其中有9 万多名警察，3 万多名士兵和1 万多名志愿 警察后备队。 然而，这些公安力量的部署数字大得令人怀疑，可能为了取宠莫斯科而大大扩 大了。 雅鲁泽尔斯基称赞所有参与实施军事管制的人是波兰社会主义的无畏卫士。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一个最大麻烦是瓦文萨，由于他的世界知名度，无法对他 进行装模作样的审讯，也不能对他如同对其他团结工会较不知名的积极分子那样施 以暴行（但瓦文萨的妻子达妞塔和他们的小女儿们甚至受到蒙耻的裸身搜查）。当 最初的拘留震惊逐渐消失之后，瓦文萨恢复其固有的战斗精神，拒绝与当局谈判。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最初的战术是试图说服瓦文萨听从红衣主教格莱姆普的比较 调和的政策，并派大主教的发言人阿洛伊齐。奥尔舒维克神父经常与他接触。奥尔 舒维克最初由一个内务部官员陪同，后来证实此人是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教会处副处 长亚当。彼得鲁兹卡上校。他三年后被扯进谋杀团结工会耶日。波比耶乌什科神父 的案件中。瓦文萨并不喜欢奥尔舒维克。当他要求瓦文萨放弃反抗，与全国救国军 事委员会进行会谈时，瓦文萨大声叫道：“让他们跪着来见我！”波兰天主教徒一 般从不向其神父们高声叫嚷，奥尔舒维克似乎已被震动。据瓦文萨称：他“指责我 缺乏基督徒应有的谦卑，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才相互习惯了”。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认为瓦文萨与奥尔舒维克的冲突有一个好处，即可以使他疏 远格莱姆普。1982年四月基什恰克以明显的满意心情并带有一些夸张口气向克格勃 报告称，格莱姆普“完全不再对瓦文萨抱有希望了”，并且认为团结工会的领导们 “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任何东西，一点也不从以前的立场上让步。”波兰安全与 情报局还通报克格勃说，奥尔舒维克对瓦文萨的访问最终产生了“好效果”。瓦文 萨后来承认，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与当局商谈的条件，“最后使他自己同意教会的 立场”。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还对瓦文萨使用过一些较直率的方法来影响他和破坏他的名 誉。70年代初瓦文萨在造船厂当电工时，曾与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有过接触。在90年 代初共产主义政体崩溃后所发现的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文件中有一份代号为博莱克 的档案，其全部内容尚待披露，其真实性也待确认，但据认为其中包含瓦文萨作为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线人角色的详细内容。据有的报告称，其时已担任波兰共和国总 统的瓦文萨在1992年看到文件的复印件后，草拟了一份公开声明，承认曾在波兰安 全与情报局的“三份或四份”询问记录上签过他的姓名，但请求对他在波兰安全与 情况局逼迫下在70年代作为线人的困难处境给予理解。最后，据称瓦文萨经过进一 步考虑后，又将此声明撕毁了。 米特罗欣抄录的克格勃档案并没有透露关于瓦文萨在70年代与波兰安全与情报 局合作的具体内容。但是，这些档案透露出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在瓦文萨被拘留后曾 对他进行威胁，“提醒他过去他们给他付过钱，并从他那里获得过情报”。如果瓦 文萨果真在某一时期当过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受雇用的线人，那就不难想像他如同成 千上万其他为苏联集团安全部门工作的线人一样所受到的压力。基什恰克告诉克格 勃称，瓦文萨与一位声称是他以前的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联络员对质时，他们之间 的谈话均被录了音。 由于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并不想大肆宣扬其自愿和非自愿线人的巨大网络，它仅 在积极措施中有限地利用瓦文萨过去与它的联系来损害瓦文萨的名声。此外，它还 捏造了许多事件，企图将瓦文萨描写成一个贪婪和出言不逊的贪污分子。为使其捏 造增加真实细节，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偷窃了一盘在9 月29日庆祝瓦文萨生日那天由 其兄弟斯坦尼斯瓦夫所录制的磁带。11月11日是波兰独立周年纪念日，瓦文萨从拘 留所释放。波兰广播电台把前一天勃列日涅夫去世的通告与释放瓦文萨的消息同时 播放，莫斯科对此大为愤怒。基什恰克试图对巴甫洛夫保证：尽管已将瓦文萨释放， 但仍掌握着若干有力措施可对他进行软化。雅鲁泽尔斯基告诉阿里斯托夫已收集了 一些材料来损害瓦文萨的名誉（其中包括一些黄色照片，如瓦文萨与一个情人的照 片），表明他是“一个诡诈、卑鄙和野心勃勃的人”。雅鲁泽尔斯基称瓦文萨已经 失去了他在拘留前所具有的一半权威。尽管他仍有一种潜在的威胁，但他不再拥有 团结工会这个基地，也不能重建他与教会以前的联盟了。 莫斯科还是很不放心。自军事管制出乎意料地获得成功以来，以前对雅鲁泽尔 斯基的许多怀疑重又产生。隐藏在雅鲁泽尔斯基随从人员中的一个克格勃特工把雅 鲁泽尔斯基描绘成“波兰大地主的后裔”，对劳动人民毫无同情心，又称：“他有 亲西方倾向，身边全是些波兰大地主后裔和有反苏倾向的将军。”这个特工（可能 是一个排犹分子）还报告说，雅鲁泽尔斯基与“波兰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代表有联系， 有必要对他本人进行考查，看看他是否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与此形成对照 的情况是，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大使的劝告“实际上不予理睬”。 克格勃机构和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在1982年的报告中不断指责雅鲁泽尔斯基对波 兰领导人中具有修正主义倾向的人极为宽容，在这些人中的首要分子是米奇斯瓦夫。 拉科夫斯基，他面对反社会主义势力有一种失败主义情绪，这在莫斯科引起了深深 的疑虑。据报道，拉科夫斯基在6 月间曾告诉部长会议：“波兰统一工人党处于病 态。军事管制可以克服反抗的高潮，但广大人民的态度并未有明显的好转。”天主 教会力量的加强意味着对抗政策只能是一种“冒险主义”。拉科夫斯基在6 月22日 的一个报告中断言说，在波兰学校中有10万名有敌意的教师，你是不可能把他们全 部开除。据说雅鲁泽尔斯基曾对米莱夫斯基说：“我知道拉科夫斯基是个下流坯， 但我还需要他。”可是，阿里斯托夫在6 月29日给勃列日涅夫的一个电报中却说， 将拉科夫斯基和持有相似观点的一些人留在波兰领导层“对雅鲁泽尔斯基来说不仅 是一个战术行动，并且也是一个战略方针，因为他在许多问题上与他们具有共同的 立场”，“因此，在现阶段继续对W.雅鲁泽尔斯基同志施加影响是极为重要的。” 巴甫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继续催促逮捕和审讯更多的反革命分子。巴甫洛夫于7 月7 日与基什恰克在一次会议上斥责内务部的政策和波兰安全与情报局“软弱，犹 柔寡断”。基什恰克回答说，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有4 万人，无法把他们全部起诉。 4 天后，阿里斯托夫将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函件带给雅鲁泽尔斯基，并重复苏联进一 步镇压的要求。雅鲁泽尔斯基争辩说，要审讯瓦文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引起国 际和波兰国内的强烈抗议，而如果审讯反对派领导人却不包括瓦文萨，则将有损其 可信性。 波兰在12月决定暂时中止（不是正式结束）军事管制，在莫斯科引起了可以预 料的惊愕。当阿里斯托夫敦促继续实行军事管制时，雅鲁泽尔斯基却以一种教训人 的口气说（这些话被及时报告给莫俾科）：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掩体内，我们不能 继续实行军事管制了；我们要寻求与人民进行对话……格莱姆普最近的声明甚至可 以刊在人民论坛报（党报）上。他呼吁镇静、克制和采取现实态度……当然我们正 在与天主教会玩着游戏；我们的目的是消除它对民众的不利影响。教会的目的和我 们的目的依旧不同。然而，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共同利益来稳定局势，加 强社会主义和党的地位。 雅鲁泽尔斯基对莫斯科的态度自一年前“X ”行动以来已变得明显地不那么顺 从了。驻华沙的克格勃报告说他有一次宣称：“如果苏联同志认为苏共中央波兰处 能如盖莱克时期那样制订波兰政策，那他们就错了。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那 样的）日子早已过去。”在勃列日涅夫死后的初期，苏联领导人给雅鲁泽尔斯基的 印象是好的，感觉他们的作风不那么盛气凌人。他于1982年12月在莫斯科与勃列日 涅夫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会晤后告诉基什恰克说：这是两党和两国领导人在真正平 等地位上的谈话，不像过去与勃列日涅夫的谈话那样只是听他的独白。在这次持续 三个小时的谈话中，安德罗波夫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考虑到波兰的特殊情况。 波兰的问题并不单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一个世界性问题O 然而，安德罗波夫对 波兰领导人中仍有拉科夫斯基及其稳健派同事巴尔齐科夫斯基表示关切。雅鲁泽尔 斯基请安德罗波夫相信他还需要他们在位一段时间。雅鲁泽尔斯基认为安德罗波夫 对波兰情况这么熟悉完全是由于得到了驻华沙克格勃机构的报告。 驻华沙克格勃机构对波兰领导人中的修正主义倾向深为怀疑。它在1982年末给 中心的电报中称：拉科夫斯基继续对雅鲁泽尔斯基施加影响。他们经常会晤，交换 意见，不仅在办公室，还在家中。拉科夫斯基是雅鲁泽尔斯基从莫斯科回来后立即 会见的第一个人。克格勃对雅鲁泽尔斯基的不信任在1983年不断增加。驻华沙克格 勃机构报告说，雅于1 月12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上作了一次十分危险的 失败主义的演讲：盖莱克的关于统一波兰人的道德和思想以及发展社会主义等口号 全是幻想和梦境。我们是一个多党体制。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不平衡，但社会主义 的发展速度也不平衡……在（目前）情况下，战术要胜过战略。 甚至列宁在他事业的不同时期也采取过战术退却。雅鲁泽尔斯基主张波兰也必 须这样做。巴甫洛夫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打算退却得很远。由于波兰政府屈服于教会 压力而同意约翰。保罗二世于6 月第二次来波兰访问，使得这种后退的危险性大大 增加。据巴甫洛夫称：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整个国家内的主教团和右翼势力力图影响 雅鲁泽尔斯基，并用教会权力去吓唬他。有很多迹象表明右翼和教会在这方面正在 得逞。 雅鲁泽尔斯基屈服于右翼压力的一些使人忧虑的迹象是，他愿意将家庭农场和 土地私有权载人波兰宪法。苏联大使馆将2 月1 日送交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的一 份题为“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社会危机发生的原因与后果”的报告斥责为“资 产阶级方法论”的产品：（该报告）将波兰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的本质贬为当局与 社会之间的冲突，从而蓄意排除了分析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以及这种势力与西方 的意识形态颠覆中心的关系的可能性。报告中对苏联帮助恢复和发展波兰经济竞然 只字未提。 苏联大使馆收到该报告的清样，并作了大量疏通工作后，退回了该报告。有关 方面同意修改，在报告中强调波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所谓成就是在波兰统一工人 党领导下取得的。然而，阿里斯托夫继续抱怨“思想工作仍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活 动中一个极不受重视的方面”，而且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未能控制住“党内修正主 义右翼机会主义倾向”。有关的新闻报导具有较浓的修正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色彩， 而苏联教科书的波兰文本则被公开贬低：社会上流传着一种概念，说什么苏联模式 不适用于波兰；波兰统一工人党不能按照整个社会的利益解决矛盾，需要找到“第 三条道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评越来越多了。 随着约翰。保罗二世返回波兰的日期日益临近，华沙和莫斯科官方的心清也日 趋紧张。1983年4 月5 日巴甫洛夫将基什恰克请求“与教皇访问有关的物资和技术 支援清单”转送给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计有：发射橡皮子弹的步枪150 支，20辆装甲人员输送车，用于运送便衣人员和监控设备的汽车300 辆，军用帐篷 200 套以及各种医药用品。据巴甫洛夫称，基什恰克诚惶诚恐，叫嚷他没有“信赖 的人了”。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在梵蒂冈的线人报告，尽管为约翰。保罗二世草拟的声明通 常是比较温和的，但他常常不照稿子念而即兴发言、自由发挥。基什恰克怕他在波 兰也这样做。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感到乐观的惟一点是教皇自一年前被暗杀未遂以来健康状况 不佳。基什恰克说：“目前，我们只能梦想上帝可能尽快地把他召回天国。”基什 恰克迫不及待地寻找任何表示教皇来日不多的迹象。据他传往中心的一个不大可靠 的报告称，约翰。保罗二世患了白血病，但他用化妆品来掩盖他的病态。两年前， 克格勃还接到来自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的类似的不准确的报告称，教皇患了脊柱癌。 大约在基什恰克请求克格勃援助的两个星期后，阿里斯托夫报告说，有进一步 迹象表明，波兰当局在罗马教皇的压力下日趋软弱无力。最初他们拒绝同意在克拉 科夫和卡托维兹两地召开大型露天群众大会，现在他们已作出让步同意在这两个地 方开会——从而会冒“在工人阶级中煽动宗教狂热”的不可接受的风险。 1983年6 月16日教皇来临前夕，地下刊物《马佐夫舍》周刊表达了一个愿望， 即教皇的访问将“使人民能够冲垮绝望的障碍，如同他1979年的访问使人民冲垮恐 惧的障碍一样”。约翰。保罗二世满怀激情回到故乡后在华沙机场的头几句话首先 是向被政府监禁和迫害的那些人致意：我要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特别靠近我。我 用基督的话来要求：“我生病了，你来探望我，我在狱中，你来到我身边。”我自 己不能看望所有在狱中的（群情激奋）和所有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但是我要求他们 在精神上靠近我、帮助我，如同他们经常做的那样。 在此后的9 天中，约翰。保罗二世如同4 年前第一次访问时一样，人们在每一 个阶段都清楚地看到他的无限精神权威和名声扫地的一党制国家之间所存在的鸿沟。 甚至雅鲁泽尔斯基在贝尔维德总统府绚丽的环境下第一次会见教皇时也有这种感受。 尽管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但后来他承认“我双腿发颤，两膝相撞 …… 教皇，这个穿白袍的人，他从各方面感动了我。没有任何理由……“ 对数百万波兰人来说，这次访问对每个人都同样无法忘怀。很多人从波兰各地 步行前来觐见约翰。保罗二世，路途中常常露宿在马路边上。凡是教皇停留之处， 总有不少于50万的人民群众在等候着他。基什恰克抱怨道：“我们必须对付这个世 界上最著名的教皇，真不幸，我们必须在波兰来对付他！”尽管教皇在他访问波兰 期间不能会见非法的地下团结工会领袖，但他派出一个名为亚当。博尼奇基的人作 使者，在他到达之前就去看望他们并传达他对他们的感激和敬仰之意。最初，当局 不允许瓦文萨去会见教皇；后来，在教皇访问的最后一天，他们让步了，让瓦文萨 飞往泰特拉山会见教皇。当时有一幅地下漫画，画的是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特工人员 伪装成绵羊和山羊，拿着麦克风，试图偷听谈话。 教皇访问一个月后，军事管制正式宣布结束，但这丝毫无助于修补波兰政府的 受损名声。在1980年8 月签订的全国协定三周年时拉科夫斯基访问格但斯克造船厂 并对工人作了演讲，但这也无济于事。当拉科夫斯基宣称团结工会已告死亡和瓦文 萨也已是过时的人物时，他发现自己已被团结工会一群质问者重重包围。他在这个 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话中说，拉科夫斯基及其同事利用1980年罢工来使盖莱克下台并 为自己向上爬铺路，瓦文萨通过批判他们把人们团结在自己一边。或许是格但斯克 的这场灾祸最终使波兰政府播出由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于前一年年底所策划的诽谤瓦 文萨的录像带。波兰安全和情报局暗中设置的摄像机所偷拍到的录像是关于瓦文萨 在他生日那天与其兄弟斯坦尼斯瓦夫共餐时的情景。这部以此录像为基底的片名称 为“金钱”的伪造文献片，企图用来表明瓦文萨的贪婪和腐化。片中的对白是用瓦 文萨公开谈话的语言、与其生日祝贺时所偷拍的录像片断以及由一个华沙演员模仿 瓦文萨的讲话等拼凑在一起制成的。 米特罗欣看到的波兰档案完得过早，以致不能确定谁早在一年以前就采取此项 积极措施了。基什恰克后来企图把它归咎于其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下属亚当。彼得鲁 兹卡，但他肯定是批准使用录像的人中的一个。录像片中有一段捏造的关于瓦文萨 在西方的所谓财产的对话：莱赫。瓦文萨：你知道一共超过100 万美元…。。必须 有个人将它取出放到别处。 可是这笔款不能带进国内。 斯坦尼斯瓦夫。瓦文萨：不，不，不！ 莱赫。瓦文萨：这样，我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们来到这里，这位神父想出一个 主意，他们可在那家罗马天主教会的银行开个账户……他们给15％利息……应有个 人管理它，在梵蒂冈开一账户。可是我不能碰它，否则，我就成了瓮中之鳖。所以 你可……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采取积极措施的部分目的是粉碎瓦文萨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前景。模拟瓦文萨声音的那个演员以瓦文萨的身份说这项奖值很多钱，然后接着抱 怨道：“这项奖金不给教会，那我应该得到它！但教会进行于预。‘他的兄弟说：” 是的，因为他们又提名教皇了。“ 然而，在10月15日，传来了瓦文萨果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为了反击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将他描绘成一个腐化的敛财者的企图，瓦文萨宣称，他已将奖金 捐献给一项教会计划，用来帮助农民实现农村现代化和机械化。安德罗波夫尽管这 时重病在身，仍禁不住怒火中烧，从病床上给雅鲁泽尔俾基发出一封措词激烈的信 ：教会又在大兴对瓦文萨的狂热崇拜，给他启示并鼓励他的所作所为。这就是说教 会正在与党进行新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不能作出让步…… 雅鲁泽尔斯基显得似乎不为所动。一个月后他写给约翰。保罗二世一封值得注 意的信，该信称他迄今尚未忘怀他访问波兰时与他的交谈，“尽管对交谈的评价存 在着可以理解的差异，但两人都衷心关怀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 1984年4 月，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两个月，雅鲁泽尔斯基被召到停在边境城市布 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一节火车车厢中进行另一次秘密会见，这次与他谈话的人是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4 月26日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报告了此次 会见的不祥情况：关于对波兰教会的态度，（雅鲁泽尔斯基）把教会描述为一个同 盟者，如果没有教会则不可能有进步。关于对教会阴谋进行坚决斗争的话，他只字 未提。 安德罗波夫的继任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宣称，教会在波兰领导了一场反革命 攻势，“鼓舞和团结了共产主义的敌人和一些对现行制度不满的人”。11个月后继 任契尔年科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颇有预见性的。他说：“依我看来， 我们到现在还不明白雅鲁泽尔斯基的真正意图。或许他希望在波兰有一个多党制的 政府。” 如同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以及后来的一样，波兰危机的每个阶 段都受到实施“进步”行动的特工人员的监控，并且有迹象表明，如同在捷克一样， 至少有少数特工人员成为改革派的同情者。尤为明显的事例有瓦连京。维克托罗维 奇。巴兰尼克（代号奥尔洛夫）及其妻子斯维特兰娜。米哈伊洛夫娜（代号奥尔洛 娃），他们自1978年以来，多次用伪造的西德护照前往波兰执行任务。1982年夏天 奥尔洛夫给中心发了一份报告，严厉批评波兰一党制政府的性质。 没有合法的反对党，结果就导致这样的事实：只有会说“是”的人才能成功。 凡是与领导意见相左的意见，不但不予讨论，甚至被加以压制和排除。 整个统治阶层，无论个人或团体，无不为夺取高位、肥缺和其他好处明争暗斗。 这样，如果全面考虑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和需要的话，这个官僚政党根本不能 领导这个国家。 一个社会如无创造性和自由进取心，这个社会就不能维持下去，它将成为官僚 主义的牺牲品。 米特罗欣所收集的文件并未记录中心对此的忿恨反应。然而，毫无疑问，有其 他一些特工人员私下赞同奥尔洛夫的看法，他能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 早在1980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勉强承认，对波兰反革命的惟一有效的防 卫方法就是以苏联的军事干涉相威胁。这种恐惧是基于对1956年布达佩斯、1968年 布拉格和1979年喀布尔的记忆。但是这一资产的价值正在日渐下降。政治局在1980 年悄悄地转而不主张侵占华沙，从此就采取了以虚张声势为主的政策，而这种政策 是不能持久的。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掌权，加速了虚张声势的唬人政策的末日的到来。他作为 总书记最初与东欧一些领导人会晤时警告说如果他们与他们的人民闹翻了，不要指 望红军来援救他们。在1986年1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东欧工会领导人会议上，戈尔巴 乔夫较正式地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尽管东欧各国政府可能不愿与他们的老百姓共享 此项秘密，但老百姓发现这个秘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戈尔巴乔夫并未想到 他可能正在为东欧共产主义时代的终结而开辟道路。他希望当这些强硬路线派坚持 不下去时，由一些急于仿效莫斯科的改革的年轻一代来继任。和平时期的错误估计 很少有如此重大的后果。苏联集团中一旦发生新的危机，如果苏联红军在军营里按 兵不动，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注定要灭亡”。 走向终结的游戏已在波兰开始。1989年初，波兰的经济陷入极大的困难，工人 又开始动乱，政治局商讨了一些新的紧缩措施。这些措施预示着会爆发类似1980年 的不满情绪。雅鲁泽尔斯基拒绝考虑再度实行军事管制，他深信这将导致比1981年 更大的伤亡。他认为惟一的选择是与仍处于非法地位的团结工会进行会谈，以求得 到其协助来维持和平。尽管雅鲁泽尔斯基得到1981年持强硬路线的主要分子之—— —负责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切斯瓦夫。基什恰克的支持，但他要使其建议在政治局 内通过，只有用辞职来进行威胁。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协商，团结工会终于重新成为 合法，并在6 月份参加大选。按照有关规定，估计共产党会获得多数票，团结工会 也能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使政府和反对派都感到意外的是团结工会获得 了压倒性的多数票。在几个月之前政府发言人耶日。乌尔班宣布团结工会是一个 “不存在的组织”，瓦文萨是一个没有政治意义的“公民”。在共产党失败后，他 告诉这个即将下台的政府说：“这并不是仅仅失去选举，先生们。这是一个时代的 终结。” 游戏的终结比所有人们设想的都要来得快些。戈尔巴乔夫在9 月间访问东柏林， 出席了庆祝已经日暮途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他的这次 访问使人们消除了对莫斯科能否容忍撤换掉老的共产主义卫士的残留怀疑。他告诉 昂纳克说“在政界，生活将严厉惩罚那些落伍者”。这些话很快被苏联代表团公开 了。 昂纳克本人6 个星期后就下台了。甚至当整个共产主义制度明显地处于危险境 地之时，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从他的立场后退。他派他的亲密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 列夫到正在解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国首都“一次又一次地阐明一个观点：我们 不准备干涉”。雅科夫列夫后来说：我们告诉他们：请作出你们自己的打算，但一 定要明白，我们的军队即使驻在那里，也不能动用，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将留在 军营里不到别的地方去。 在狂喜的东德群众N 月9 日蜂涌而至跨过柏林墙后，在当年的最后7 个星期中， 东德的一党制政权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克格勃面对苏联集团的崩溃远 没有戈尔巴乔夫那样沉着。尽管克格勃想出了一些积极措施企图拼死挽救共产党政 府的垮台，但这些措施都未能得到实施。据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局长莱 昂尼德。舍巴尔申称，我们曾告知东欧一些领导人要他们保护自己。他抱怨说： “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只知道效忠苏联，从不打算自立，他们被抛向了狼群。” 克格勃绝密档案 结束语：从一党制到叶利钦的总统制——俄罗斯情报机构的角色 绝大多数学院派历史学家都没有敏锐地认识到情报机构在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和 政治历史中的作用。技侦的历史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1945年以来，几乎所有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都提到美国早在日本空袭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破译 了日本主要的外交密码。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破译了德国密码也是众所 周知的事。事实上，一份由英国密码译员破译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德国密电——齐 默尔曼电报——的确对美国在1917年对德宣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直到1973年 英美二战中的高级技侦秘密被曝光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除了 那些前情报官员以外，但他们又被禁止谈这些情况）知道对日本和德国的技术侦察 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当高级技侦在西线美英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被曝光之 后，十五年内也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提出这样一个相当显而易见的问题：即在东 线是否也存在苏联的高级技侦活动。 在二十世纪末，许多已经知道技侦情报在二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历史学家， 在他们对冷战的研究中仍然完全忽视了技侦情报的作用。日本投降之后，技侦情报 就立即从历史的画卷中突然消失了，这导致了一系列古怪的异常现象，甚至在一些 对决策人和国际关系的权威性研究著作当中也能见到这种怪异现象。现仅以马丁。 吉尔伯特爵士所著的多卷本丘吉尔官方传记为例。该传记卷帜浩繁，具有很高 的权威性。传记中提到，丘吉尔作为一个战时的国家领导人曾对技侦情报情有独钟， 然而对他在1951－1955年间作为和平时期的首相仍然对技侦情报抱有相当的兴趣这 一点，却只字未提。 在斯大林的传记中，有关技侦情报的论述更少。苏联有不少非常出色的历史论 著，但却很难想起有哪本对克格勃和苏军总情报部所获得的数量巨大的技侦情报有 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提及。在很多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著作中，克格勃很少被提 到。1998年俄罗俾出版了一本最新的有关苏联1917到1991年的对外关系史的学术著 作，一位这一学科的英国学术权威称赞其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佳通史”，该著作 的参考书目列了120 项，但其中除了一本有关贝利亚的传记外，没有一本是涉及苏 联情报工作的。 虽然权威历史学家的这种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情报档案的密级过高（技侦 情报尤其如此），而其根源却来自于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失调”，这是一种我们 在把握与我们现有的世界观相矛盾的新概念时都会遇到的困难。对于二十世纪的很 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来说，秘密情报就是这样一种概念。当然， 那种以为最秘密的来源就一定会提供最重要的情报的想法（某些“间谍作家”就是 这样想的）显然是幼稚的。不过，那种以为研究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和专制政权 （仅举这两个例子）时可以忽视情报部门的作用，同样也是幼稚的。随着新世纪的 来临，学术研究中传统的对于情报作用的不重视已不多见了，得还不能说没有。新 一代学者已经开始出现，对于情报的作用以及决策者们对情报的利用（或者滥用）， 他们比他们的绝大多数前辈们都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在这方面他们要做的研究工 作还很多。 人们曾普遍认为情报的作用在东、西方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平衡，然而对于苏 联时代的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契卡及其后继者对于苏联制度的正常运转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来说，情报机构的作用却从来都没有这么 重要。十九世纪一位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也可能是俄罗斯第一位真正的社会 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曾说过，他担心二十世纪会出现一位“手中握有电报机的 成吉思汗”——一位掌握着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的传统的专制君主。在斯大林控制 之下的俄国，赫尔岑的恶梦变成了现实。但斯大林的国家政权，正如乔治。奥韦尔 所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秘密政权。世界上第一个一党专政国家在俄罗斯及其 “近邻”地区的建立和生存，有赖于“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的前所未有的、能够监 视和压制任何形式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系统。 在《一九八四年》一书中，奥韦尔描写了一个几乎完全处于监视之下的国家： 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你在某一时刻是否正被人监视。思想警察监听私人电话的行为有 多么频繁或是通过什么方式，你只能去猜想。你甚至可以想像他们在所有时候都在 监视所有的人。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什么时候想监听你的电话就能什么时 候监听。 在斯大林控制下的俄国，成千上万的人感觉几乎像《一九八四年》一书中的温 斯顿。史密斯一样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务无处不在，” 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写道，“很多人没有一个他们完全信任的人”。 斯大林利用契卡的后继者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实施了欧洲历史 上和平时期最大的迫害行动，迫害行动的受害者包括苏共领导层、最高司令部甚至 负责实施“大恐怖”的国家安全专员中的大多数人。在很多关注“大恐怖”的西方 观察家中，因为无法理解在文明社会居然可能发生这样的迫害事件而出现了一些典 型的“认知失调”的例子。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曾报告华盛顿称，公开审判提 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表明认定（罪犯）犯有叛国罪的裁决是正确的”。历史学 家伯纳德。佩尔斯爵士被很多人认为是他同代人中英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大权威，但 直到回962 年他还写道：“几乎所有（在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人都承认曾企图危 害斯大林及其他人的生命，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必要怀疑他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和中欧建立新的苏维埃帝国的过程中，内务人民委 员会及其后继部门——国家安全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的作用，据假装客 观的苏联官方历史称，是“帮助已解放的国家的人民建立并巩固一种自由的内政形 式”——换句话说，就是沿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系列驯服的一党专政国家。在所有 苏联集团国家，效仿苏联国家安全部而新成立的安全与情报机构在建立斯大林式的 政权的过程中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告密者的数量比纳 粹德国时期还要多七倍。和东德的情况一样，很多一党专政的国家的领导人都不仅 是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而且还是前克格勃间谍。 尽管斯大林以后时代的“人民公敌”被克格勃降格为“持不同政见者”，而且 对他们的压制手段也不如以前那么杀气腾腾，但针对他们的行动依旧是毫不留情的。 要理解苏联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式，必须对克格勃的社会控制手段进行更为详细 的研究。米特罗欣所抄录的档案原来源于克格勃各国内局，后来都归人了克格勃第 一总局的档案。他的这些记录表明，在现在的俄罗斯安全机构——联邦安全局—— 的档案库中仍藏有大量的高度机密的资料，它们是研究苏联体制运作方式的宝贵财 富。 在冷战时期，克格勃的一大发明就是使用精神病治疗法来惩罚意识形态领域的 反叛者。克格勃从谢尔布斯基法医心理分析学研究所和其他一些研究机构招募了许 多精神病学家，他们受命把持不同政见者诊断为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从而可以 把他们无限期地关进精神病院，让他们服用麻醉剂和镇静剂。1975年下半年实施的 一项“间谍行动措施计划”就使用了精神病专业方面的四名间谍（克拉耶夫斯基、 彼得罗夫、“教授”、沃伊金）和六名眼线（代号分别为BEA 、LDR 、MGV 、NZV 、 NR A和SAB ）。当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间谍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是， 绝大多数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持不同政见者，即便是经受了克格勃精神病医生的“治 疗” 之后，依然保持了心智健全。多尔戈普鲁达尼亚精神病院的一位医生，亚历山 大。 亚历山德罗维奇。沃洛沙诺维奇在1977到1978年间对27名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 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中无一人有任何的心理不正常。1983年苏联精神病学家 抢先一步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会，从而避免了因为故意虐待病人而被动地被该学会 开除。 克格勃使用最广的社会控制手段是无所不在的监视和恐吓，这种手段较为简单， 但却需要大量人力。安德罗波夫在1956年担任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的亲身经历，以 及他担任克格勃主席第一年时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都使他确信克格勃不能忽 视任何一个意识形态的反叛者。“任何一件这样的行为，”他强调，“都意味着一 种危险。”再小的反叛行为也会吸引克格勃的注意。花在追查一件批评苏联制度的 匿名信或煽动性标语的作者身上的精力和资源常常会比西方花在一件重大谋杀案的 调查上的精力和资源还要多。 克格勃的内部刊物《克格勃文集》曾载文颂扬了很多追查匿名信作者的成功行 动。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追查一个代号为“艺术家”的反叛分子。“艺术家”从1971 年7 月开始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发了多封匿名信，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众多的苏共官员。这些信都是用圆珠笔写的，署名都是“自由党中央委员会”。 刑事鉴定显示在一些信的背面有几乎看不出来的铅笔素描的痕迹，由此克格勃才给 信的作者起了“艺术家”这个代号，并猜测他可能在美术学校学习过。对这些信件 内容的仔细分析进一步显示出写信者经常阅读《共青团真理报》，并收听外国广播。 考虑到有些信件是寄给军队共青团的，克格勃对军事院校开除人员的表现记录 和预备役军官的档案进行了大范围的检查。因为“艺术家”的信都是从莫斯科、雅 罗斯拉夫、罗斯托夫和加夫里洛夫一亚姆寄出的，对他的搜寻主要就集中在这几个 城市。 在这四个地方，邮政审查机构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寻找与“艺术家”的笔迹类似 的笔迹。克格勃还向许多间谍和眼线下发了“艺术家”信件的样本，并向他们描述 了克格勃推断出来的作者的心理特征。克格勃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检查和审阅“艺术 家” 可能填写过的官方表格。最后，经过将近三年的搜寻之后，克格勃在罗斯托夫 市住宅委员会的一份申请表上发现了“艺术家”的笔迹。1974年，克格勃查出“艺 术家” 是罗斯托夫一个街道委员会的主任，名叫科罗波夫。经过短时间的监视之后， 他被逮捕和审判，然后送进了监牢。如同很多类似案件一样，克格勃在关于旷日持 久地追查“艺术家”的总结报告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但对于如此兴师动众地去搜 寻一个“对苏联现实进行诽谤”（而且这些诽谤还不是公开的）的作者，丝毫也不 没有一点儿荒谬之感。 《克格勃文集》上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经常提醒克格勃官员说，甚至西方的 流行音乐本质上也是反动的。各地的克格勃机构花了很大力气调查当地群众对流行 音乐感兴趣的程度，而调查的结果通常都令他们感到不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州是勃列日涅夫最初加人共产党的地方，70年代中期这里的克格勃对年轻人的私人 通信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15－20岁的年轻人当中有将近80％的人“经常 收听西方广播”，尤其是流行音乐，并表现出其他一些对西方流行歌星的不健康的 兴趣，比如想方设法要弄到他们的照片等等。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格勃机 构提交的一份关于本地“音乐反叛”行为的近乎离奇的报告中，人们可以看出对于 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声音的不遗余力的追查，时常使得投身于这一“圣战”的克格勃 分子忘记了什么叫荒谬：听一听音乐节目也会使年轻人对苏联现实产生一种错误的 看法，导致带有叛国性质的事件的发生。沉迷于西方流行音乐和音乐团体，追逐有 影响的歌星，可能导致年轻人走上敌对的道路。对西方音乐的沉迷对于社会也有负 面影响，导致人们虚荣心膨胀，产生不切实际的要求，并可能导致有叛国倾向的非 正式（未经官方批准的）团体的出现。 出于这种认识，很多西方人物被认为是对苏联制度的潜在威胁，迈克尔。杰克 逊和平克。弗洛伊德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对西方的流行歌星 感到非常恐惧，而这正证明了他们作为年轻一代反叛情绪的象征的地位。甚至在阿 尔巴尼亚，当欧洲最后一个也是最受孤立（甚至莫斯科也对它采取了孤立态度）的 一个共产党政权在1992年倒台以后，地拉那市中心绿树成荫的美丽街道上，也到处 都是身穿“迈克尔。杰克逊”T 一恤衫的年轻人。而在被砍去了头的斯大林雕像上 则被用巨大的红字书写上了“平克。弗洛伊德”。 所有苏联公民与西方人接触的地点都被中心认为是潜在的意识形态传染源。克 格勃各驻外情报站都设有SK线（侨民处）官员，其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当地的苏联侨 民受到这种传染，而在苏联侨民中无疑存在着大量的克格勃间谍和眼线。70年代中 期，在纽约的苏联雇员中有15％是克格勃的专职间谍。众所周知，苏联的国外旅行 团总是有克格勃官员严密地看管。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些团体中就有大 量（经常都超过15％）间谍和眼线负责监视其他团员的一举一动。例如，苏联国家 古典交响乐团1974年10－11月间在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举行音乐会时，即有 两名克格勃官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和彼得。特鲁巴加德——伪 装成乐团工作人员随行。在122 名乐团成员中有至少8 名间谍和N 名眼线。在巡回 演出过程中，他们收集到了35名乐团成员的“负面材料”，包括“酗酒”、“投机 倒把” （很可能大部分也就是想购买点西方消费品），以及与以色列境内人士（指的 是犹太音乐家）进行“友好”通信的证据。他们还收集到了音乐家家属的“负面” 材料，如一位小提琴手（米特罗欣的记录中指出了他的名字）的妻子与法国的相识 互致生日问候的事等。莫斯科室内交响乐团在1974年也在西方进行了巡回演出，而 它的活动也受到了克格勃官员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西佐夫的严密监控。在 乐团的三十名成员中有三名间谍，五名眼线。在这八名特务收集的有关其余二十二 名成员的“负面材料”中，令克格勃最感兴趣的是他们中一些人与外国友人通信的 证据。 由于在对付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全方位斗争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 而克格勃比西方的情报或安全机构要庞大许多倍。列宁格勒市与列宁格勒州的克格 勃部门在1970年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是克格勃驻各地机构过分看重意识形态颠覆 活动的一个明显例子。据该报告称，该单位在1970年没有发现一桩间谍或恐怖案件， 但却有502 人因为涉嫌“政治危害行为”而受到了“预防性训诫”（警告）；41人 因为犯有政治罪或有犯政治罪的企图（这其中大部分自然都与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有 关） 而被起诉；另有34名苏联公民因为企图偷越边境而被捕。他们在高等院校中开 展了大量活动以“防止敌对事件”的发生。邮政审查部门截获了25000 份带有“思 想上有害内容”的文件；另外他们还在边境没收了1900份此类文件。109 人（1969 年仅有9 9 人）被指控有散发反动传单的行为，其中27人被逮捕。报告称，克格勃 庞大的间谍冈比上一年又扩大了17.3％。而关于克格勃的监视行动所付出的巨大代 价方面，该报告称，在行动过程中他们撞坏了27辆车。1980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副 局长奥列格。卡卢金私下说，该局的工作是“一出精心设计的闹剧”，拼命想发现 足够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以便证明它们确实存在。 1967fg1982年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试图使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成为苏 共领导层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小伙耶和华见证会会员在西伯利亚深处的活动或者 一位苏联作家未经批准在巴黎出版一篇短篇小说之类的微不足道（当然是按照西方 的标准而言）的事，都不仅会上报给安德罗波夫，有时甚至会上报给苏共中央政治 局。尽管哪怕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会在苏联民众中引起多少共鸣，政治局 还是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商讨如何对待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上面。1977年初，共有32项 针对安德烈。萨哈罗夫——他被安德罗波夫斥为“头号人民公敌”——的“积极措 施”行动在苏联境内外展开或即将展开。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间谍和眼线达几百万之众，因而没有哪一个苏联持不见政 见团体能够长期避免被一个或更多的间谍渗透。他们进行公开反抗的权利仅限于在 暗中散发地下出版的传单或者在红场上张挂一些标语，旋即又被克格勃的便衣扯掉。 直到苏联制度崩溃前的最后几年，持不同政见者只是苏联民众中的极少数多很 少得到公众的支持或同情。而他们的英雄气概也正在于此，他们在一场似乎永远也 不可能取胜的战斗中进行着英勇斗争。 在苏联发生重大政治变革似乎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克格勃的活动 正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观念。广大苏联人民根本就想不到还有什么能够替代苏联制度 的其他选择。他们有时也抱怨生活水平太低，但他们对苏联现状的几乎不加置疑的 接受，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对苏联的态度，从而对西方的对外政策也有重大影响。冷 战期间，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不得不认为苏联现行制度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正因 为如此，当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东欧国家中共产党的统治迅速地土崩瓦解时，以 及两年后苏联的一党专政政权几乎同样迅速的解体时，大多数西方人都感到非常震 惊。1992年，亨利。基辛格声称，“我不知道有谁预见到了苏联的巨变。” 西方观察家不仅低估了克格勃的社会控制体系对于苏联制度运转的极端重要性， 而且也低估了其安全与情报机构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大恐怖时代末期成为苏 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贝利亚后来成了苏联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斯大林曾 称他为“我的希姆莱”。1945年，他受命主管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53 年俾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成为苏联第一位企图篡夺最高领导权的安全部门首脑。然 而，对于他的野心的担心使得苏联其他领导人为了对付他而团结在一起，并在1953 年底将他处决了。 从此以后，很多人都认为苏联其他领导人不会再给克格勃主席篡权的机会。这 种想法在亚历山大。谢列平身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谢列平在1958到1961年间担任克 格勃主席。他精力充沛，而且相对较为年轻。他毫不掩饰自己想成为党的总书记的 野心，然而在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主要密谋篡权者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后，他实际上也 靠边站了。 70年代，尤里。安德罗波夫逐渐把苏联大权揽人自己手中，他的手段比贝利亚 或者谢列平要高明得多。随着勃列日涅夫日渐日薄西山，安德罗波夫逐渐建立起当 然继承人的形象，并于1982年接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总书记。然而，无论是在亨 利。基辛格长达2000页的回忆录（969 －1977年）中，还是在接替基辛格在1977fg1 980 年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赛勒斯。万斯关于他任期的回忆录中，对安德罗波夫都 没有只言片语的提及。十年之后，人们对于任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契科 夫也同样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当1991年8 月他发动意在推翻戈尔巴乔夫、建立 一个强硬派政府的未遂政变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感到非常吃惊。但像贝利亚一 样，克留契科夫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虽然在此之前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共产党一党专 政政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坚强支柱，而克留契科夫不合时宜的加强这一统治的努力， 却反而加速了这一政权的崩溃。 大多数西方评论家给予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后继部门—— 的首任长官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关注之少，也是令人惊异的。就在普里马科夫 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前夕，美国出版了一本研究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的专著，并受 了广泛的好评，而就在这本专著中也只字未提到普里马科夫。到了1999年春天，尽 管普里马科夫声称自己没有接替叶利钦的野心，而民意测验却表明，在所有可能参 加第二年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中，普里马科夫的呼声是最高的。显然是因为觉 得普里马科夫的权力太大了，叶利钦遂于1999年5 月罢免了他。 契卡及其后继者不仅对于苏联一党专政的政权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 苏联外交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1980年，吉姆。菲尔比曾在克格勃的一次讲 座中说：“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活动是苏联的第一道防线。”很多西方历史学家没有 能够认识到克格勃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件主要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多苏 联外交政策的目标不符合西方有关国际关系的概念。对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研究 都一概会提到李维诺夫和其他苏联外交官所进行的关于共同防范纳粹德国的谈判， 但一般都完全忽略了苏联在国外进行的非常规的活动，例如在巴黎开展的针对白卫 军的特殊行动，在西班牙内战初期实施暗杀弗朗哥将军的计划，30年代后期在西欧 消灭托派骨于分子，以及1953年暗杀铁托的阴谋活动，等等。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后， 苏联的许多外交政策也不是按照西方模式制定的。 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外情报机构——外国科，曾粉碎了一系列与反布 尔什维克流亡分子和帝国主义情报机构有关的反革命阴谋，从而一举成名。尽管现 有证据表明所有这些阴谋（实际上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而 在苏联领导层的想像中它们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同样地，外国科在苏联境外消灭 白卫军和托派骨干分子的行动，在斯大林看来也是非常重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时，斯大林更担心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希特勒。 30年代，苏联的国外情报收集工作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而这主要应归功于 “大特工‘们。招募剑桥”五杰“和其他有抱负的意识形态间谍，打开了克格勃对 西方国家首都的帝国主义权力核心进行渗透的大门。外国科获得的大量英国文件和 其他国家的外交文件对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的影响，不过到目前为止对 这方面的研究仍非常不够。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情报机构与其战前的主要目标 ——英国以及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美国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英国秘密情报局没有在莫斯科设情报站；而美国在 1941年以前根本就没有间谍机构。外国科在二战前所遭受的主要失败都是自已造成 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许多最优秀的情报官员成了“大恐怖”时代的偏执思潮的受 害者，惨遭屠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情报机构对西方的渗透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了解这么多关于自己的盟国的秘密。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 斯大林掌握的自己谈判对手的底牌，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位政治家在任何一次会议上 都要多。斯大林了解很多高度机密的英国和美国文件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丘吉尔和 罗俾福甚至都没让他们的大多数内阁成员知晓。虽然在英国只有六位内阁大臣知道 英国高级技侦处的存在，而斯大林却对它了如指掌。杜鲁门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对 曼哈顿计划也一无所知，直到他1945年4 月接替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时才知道这一 计划（也就是在这时候他才知道英国有个高级技侦处），而斯大林对此计划却早已 知晓。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在1945年7 月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对斯大林说 “我们拥有一件杀伤力非同寻常的新式武器”时，斯大林看来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他当然也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比杜鲁门要早得 多。 美英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就是美国人研究成功了 “维罗娜”解码，破译了几百名苏联间谍的代号和关键线索。对此斯大林也比大多 数美英决策者知情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从来没有人向杜鲁门总统汇报过“维 罗娜”一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英国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以外，艾德礼内阁的 大部分人也不知道“维罗娜”一事。由于美国情报部门相互竞争，甚至中央情报局 也是到了1952年末才知道有“维罗娜”的存在。然而苏联克格勃总部早在1947年初 就通过隐藏在美国技侦情报机构——陆军安全局的威廉。魏斯班德得知了“维罗娜” 的消息。这样一来，令人震惊的是，斯大林对于冷战初期美国最大的情报秘密 的了解比美国总统或者中央情报局都早了五年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格勃在对苏联的盟国进行渗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二战胜利后克格勃的一些间谍仍然在这些盟国中潜伏了下来，这使得苏联对其 情报机构在冷战中针对“主要对手”及其北约盟国的作用给予了过高的期望。克格 勃的战后战略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企图之上的，即建立一个庞大的秘密情报站网络， 并招募新一代有抱负的意识形态间谍，重现战前“大特工”时代的辉煌。直到1980 年初，中心还计划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公开情报站之外，再建立6 个秘密情 报站，每个情报站都控制着打入里根政府心脏的若干名间谍。事实证明它的计划实 在过于乐观了。 战后，克格勃打入“主要对手”权力部门的大战略虽然取得了一些辉煌的战术 性胜利，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失败告终。至少在60年代初以前，克格勃关于美国外 交政策的主要情报来源还是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渗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作 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农政权，曾有着一种充满诱惑力的神话般的形 象，这一形象激励着剑桥“五杰”和与他们类似的美国间谍为之效力，然而到冷战 开始时，这一形象却开始迅速失去光彩。60年代后期，大部分充满理想主义的学生 革命分子与他们战前的前辈们不同，他们不再崇敬衰落的共产党，而是崇敬新生的 左派力量，这一新左派似乎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越来越衰老的领导层抱有深深 的怀疑。 美国和英国的共产党曾是苏联情报机构发展间谍和招募出色侦探的主要来源， 但随着共产党二战后在美国和英国的衰落，苏联情报机构失去了这一来源。二战结 束初期，法国和意大利是克格勃在西方培养间谍的最肥沃的土壤。在这两个西欧国 家里共产党的势力最为强大，而且都参加了战后的联合政府。米特罗欣所抄录的档 案显示，克格勃在法国和意大利发展的间谍中，服务时间最长、同时可能也是最多 产的间谍是茹尔和达里奥。他们在战后初期就进人了各自国家的外交部。 50年代，克格勃从欧洲大陆北约主要成员国所获得的高等级情报的数量可能已 超过从美国和英国所获得的了。对法国、意大利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部及其驻莫 斯科大使馆的渗透，除获得了大量外交文件资料外，还为克格勃的密码破译人员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冷战期间（如果不能说是整个时期的话，最起码是在绝大部 分的时期），中心认为其重要程度足以上交中央委员会的解码电文每年从未低于10 万份。从整体来看，在冷战期间，由于德国分裂以及从东向西的难民涌人，联邦德 国成了最容易受到间谍渗透的北约主要成员国，为过克格勃在这方面成功的数量不 及其盟友东德。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间谍京特。纪尧姆在东西方关系的关键时刻 （维利。勃兰特开始实施其东方政策之时）成功地成为西德总理的助手，这是冷战 期间意义最为重大的情报杰作之一。 尽管中心从北约国家获得了相当数量的高等级情报，但它却从未对它的成绩满 足过。在欧洲，如同在北美一样，中心从未放弃冷战早期培养新一代“大特工”的 野心。在70年代，中心打算寻求一批理查德。佐尔格式的人物，并取得世界各国共 产党领导的许诺，帮助他们完成这件事。然而，米特罗欣所看到的档案资料表明， 他们没能找到几个佐尔格之类的人物，甚至可能连一个也没有找到。到了70年代中 期，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党力量仍很强大的西欧国家里，最聪明的党员往往都是 些持有非正统观念的欧洲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盲目虔诚地准备为“劳动者的祖国” 献出自己生命的亲苏派。当面对西方的生活现实时，一些苏联特工也难以保持 自己的思想信仰。随着冷战的深人，克格勃那些最好的间谍变得越来越看重实际利 益（如奥尔德里奇。埃姆俾），而不是思想信仰（如吉姆。菲尔比）。 但是，在克格勃总部那些几乎没有任何西方生活经验的领导的压力下，世界各 地的情报站却不得不设法去与西方一些主要的政治人物拉关系。于是就出现了一些 极不现实的毫无希望的人员招募计划（无疑都是获得政治领导同意的），试图将哈 罗德。威尔逊、维利。勃兰特、奥俾卡。拉方丹、赛勒俾。万斯、兹比格纽。布热 津斯基以及其他西方高级政治家招募为间谍。面对这些及另外一些失败，克留契科 夫不是采取更现实一些的招募政策，而是用更加官僚化的手段，要求写出更长的报 告，填写更多的表格。1985年4 月，当苏联驻世界各地的特工收到中心新设计的调 查表时肯定在暗暗叫苦，克留契科夫指示他们以此为基础，写出有关被认为是可能 的“发展对象”的西方政治家与其他重要人物的报告。调查表上共有56个问题，许 多都极其繁琐。比如，调查表第4 栏第14个问题要求提供以下情报：生活方式；嗜 好、娱乐方式、品味；爱看哪些作家的书籍；戏剧、音乐、绘画，以及其他特别喜 欢的东西；收藏；体育方面的兴趣（骑马、打猎、钓鱼、游泳、国际象棋、足球、 游戏、开车兜风、驾船出海，等等），赢得的奖项；散步；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 与什么样的人相处；喜欢什么风味的食物，等等。 另外55个问题也都包含有类似的不厌其详的询问，从‘有损调查对象形象的信 息“到”调查对象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若要按此调查 表完成对某个”西方重要人物“的调查，情报站的行动官员可能需要进行数月的调 查。 中心在政治情报领域的主要缺陷并不是像它自认为的那样在于情报搜集，而是 在于它对所搜集的情报的分析能力。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中心每天将一份收 自各情报站及其他渠道的国外情报报告摘要送交克里姆林宫，除做一些敷衍塞责的 说明外，一般都不会多做解释，担心那样会与政治领导们的观点相。民斯大林与赫 鲁晓夫二人都愿意自己给自己充当首席情报分析家，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很不称职。 勃列日涅夫与他们不同，他不愿把时间花在分析情报及其他任何信息上面，这 样就给安德罗波夫提供了比他的任一位前任都大的用武之地——递交他的情报判断。 情报判断在斯大林时期是最差的。斯大林本人对于无视有关1941年德国入侵的 多次警告情报负有很大责任。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偏执导致了一系列 其他方面的判断失误——其中包括战争期间荒唐地认为剑桥“五杰”（克格勃的一 批最有才华、最能干的间谍）是英国精心策划的大骗局的一部分。虽然斯大林死后 的情报分析再也没有偏执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但冷战期间的一些紧要关头，克格勃 总要用阴谋理论来取代客观判断。安德罗波夫就任克格勃主席不到一年，就开始向 政治局提供歪曲事实的情报判断，目的在于加强政治局以武力镇压“布拉格之春” 的决心。他始终摆脱不了西方试图在苏联阵营中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这一成 见，所以他对于任何与此成见不一致的证据都不愿多加考虑。1968年，中心销毁了 华盛顿情报站获得的美国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者们并 没有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或任何其他美国机构的操纵。 在60年代早期与80年代早期，中心都认为美国计划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突 击。虽然苏联一些驻西方国家情报站的情报官——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要比苏联领导 人及克格勃主席多得多——私下认为这种担忧纯粹是无中生有，但他们却不敢公开 反驳克格勃总部的判断。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虽然认为克格勃 要求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协助调查这些莫须有的美国先发制人的突击计划纯属浪费 时间，但他也知道向莫斯科抱怨是没有用的。“这些指示，”他说，“像来自上面 的其他指示一样，是没有什么讨论余地的。” 苏联的情报分析所以失真，常常被扭曲，究其根源在于其一党专政的体制及其 内部对所有反对意见的不信任。因此苏联在解释其搜集的政治情报方面就面临比其 西方对手更大的难度。尽管苏联领导层直到冷战结束也没有真正了解西方，但如果 他们的曲解受到其情报报告的挑战，他们就会大动肝火。苏联体系内的不同意见总 要面临被指责为叛变的危险。30年代后期那些敢于公开表达意见的情报人员一般都 死于非命。即便在斯大林以后时期，敢于表达个人意见的情报人员不再面临生命威 胁，但他们的前途——像米特罗欣那样——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封闭性或半封闭 性社会在从人力资源中搜集情报方面比开放性社会具有内在优势，因为西方国家的 首都在安全与监视方面无一例外地要比共产党国家及其他专制国家首都的水平低。 但从另一方面看，一党专政国家在情报分析方面又有着内在的缺陷，因为分析 家们一般都不敢对党内的统治者讲他们不爱听的话。 在30年代，外国科的情报报告撰写人员虽然要注意避免伤害政治领导们的感情， 但他们知道如果向上面提出英国反苏阴谋的证据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而在冷战时 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官员们同样知道，把美国当做替罪羊，不会冒任何风险。克 格勃一位PR线官员在1991年未遂政变几周后接受《消息报》采访时说，他和他的同 事们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只要把一切都推到美国 人头上，便会平安无事”。因此，苏联领导人所得到的情报报告非但不能修正他们 对外部世界的错误认识，反而会进一步加深这种认识。 在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的第一年中，能显示其关于西方的“新思维”的最为 确实的迹象就是他批评第一总局政治情报报告中的传统偏见。中心在1985年底不得 不发出严厉指示，“在送交苏共中央及其他领导机关的信息与情报报告中，决不许 歪曲事实真相”。这是对克格勃完全遵从于苏联前领导人所期望的政治上正确的标 准的彻底否定。 然而，这些情报报告不管如何歪曲事实，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对于理解苏联对外 政策还是必不可少的。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尤其在古巴导弹基地问题上的那场极 其危险的赌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美国对苏联准备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 错误情报的影响。70年代，安德罗波夫权力的增大以及他与葛罗米柯及乌斯季诺夫 在制定政策方面所形成的“三驾马车”，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总部的情报分析 工作发生了巨大影响的有力证据。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后，言辞越来越具警 示性，最后甚至谴责里根政府给美国人民带来“过度的军事狂热”。如同在60年代 早期那样，这也反映了中心那危言耸听的情报分析——（根本不存在的）美国实施 先发制人的核突击的威胁＿所造成的影响。 尽管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谴责了克格勃的情报分析，但他最终还是要依赖对 外情报来重新调整苏联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就是他1987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破 例带上第一总局局长以及随后又很欠考虑地任命克留契科夫为克格勃主席的原因。 接替克留契科夫继任第一总局局长的舍巴尔申认为，对外情报报告现在已克服 了以前那种要求政治上正确但却歪曲事实的缺点。然而，当苏联制度于1990—1991 年间开始崩溃的时候，某些旧的反美主义的阴谋理论又开始抬头。美国及其盟国分 别都受到克留契科夫及其他克格勃高级官员的指责，有的被指责污染苏联进口的小 麦，有的被指责试图破坏卢布，有的则被指责阴谋分裂苏联，训练间谍以便破坏它 的经济、政府与科学研究。 苏联制度对科技情报的消化吸收要比政治情报容易得多。虽然西方政治在本质 上对一党专政国家具有颠覆性，但绝大部分的西方科学技术却没有这种颠覆性。 “外国的技术成就”是在1925年由捷尔任斯基首次确立为苏联的情报目标的。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已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因 素。 正是因为针对英美制造第一枚原子弹计划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把所需 的科技秘密带回给斯大林及克格勃总部，苏联的军事技术才得以不落后于西方。如 同核武器的发展一样，苏联的早期雷达、火箭技术以及喷气推进技术等都主要是依 靠学习西方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对西方科学家比对自己国家的科学家更信任， 苏联的技术创新一直要等到其被西方的经验证实后他才会相信。 在整个冷战期间，西方（特别是美国）科技的大量注人是苏联的一大怪现象的 成因之一，人们对这种怪现象有一个著名的描述，即“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一 方面它有能力保持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地位，而另一方面它的婴儿死亡率与另外一些 社会贫困指标却处于第三世界的水平。苏联武器系统与西方的差距要远远小于它在 任何其他经济生产领域的差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苏联内部对武器的高 度重视，而且还在于情报人员在搜集西方科技情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冷战的 大部分时期，美国商业部门比美国联邦政府部门要容易渗透得多。1985年，奥尔德 里奇。埃姆斯的主动投诚使克格勃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了一个重要间谍，但在 此之前很久，克格勃就已经在美国的国防业务承包商中用金钱收买了一批间谍。伴 随苏联间谍渗透而来的是对美国一些头号公司传真通讯的被窃听。在80年代早期， 华约集团使用的武器系统大约有70％是基于西方技术发展起来的。冷战的双方都在 依靠美国的科技，依靠程度之大令人震惊。 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至少后者是在最初时期）都看到科技在非军事领域 的作用更大，它是振兴整个经济的关键。然而，尽管T 局为此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苏联的指令性经济在结构上的缺陷严重地限制了西方科技秘密的经济效益。与苏联 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掣肘所对应的是，苏联经济的僵化及其对革新的抵制（与西方 的市场经济相比）。因此便有了80年代经济上的怪现象：尽管拥有大批优秀科学家 与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大量的科学技术，苏联的技术却越来越落后于其西方对手。在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这种落后的程度对苏联领导层是隐瞒不报的。第一总局的报 告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讲的统统都是资本主义西方的经济问题，而闭口不谈 “社会主义”东方的问题。在1984年2 月完成的一份两年一度的关于对外情报活动 的总结报告中，克留契科夫强调了“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加深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但却只字不提苏联阵营中的比这要严重得多的危机。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在苏共第27 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号召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讲话中，也声称资本主义的危机日 益严重。 在冷战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年，苏联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矛盾，即克里姆林宫 有能力获得西方的最新技术，却不能把握其自身经济管理不当的性质与程度。戈尔 巴乔夫是战后第一位对苏联经济运行情况在统计数字上有了一个较准确把握的苏联 领导人。他在改革初期最有名的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估算，1981年一1985 年期间苏联经济的“增长率为零”。苏联经济停滞以及相对于西方的长时期衰退的 程度暴露出来后，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影响远远胜过搜集西方科技情报方面所取得 的成功，尽管后者以前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80年代末，他已放弃了振兴指 令性经济的企图，转而把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调节因素。 冷战的结束非但没有意味着苏联在西方的科技情报间谍活动的结束，反而为克 格勃的x 线（科技情报）通过东西方科学交流和合资企业进行情报活动创造了新的 机会，这些正是俄罗俾国外情报局迫不急待地要加以利用的。90年代初期，俄罗斯 在英国的X 线大间谍迈克尔。史密斯的复出，是叶利钦时代继续重视科技情报搜集 的诸多迹象之一。对于俄罗俾国外情报局来说，如同前苏联克格勃的第一总局一样 J 线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美国。为了构架与莫斯科以及北京之间的桥梁，美国的安全 检查措施有所放松，这导致了1994年获准参观洛斯阿拉莫斯与桑迪亚核实验室以及 其他秘密研究机构的苏联与中国科学家的数量大大增加。然而，二线却发现俄罗斯 国内对其工作成果的热情已不如冷战时期了。俄罗斯指令性经济的崩溃使军工企业 ——以前曾是科技情报的主要用户——陷于混乱。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克格勃在对外间谍活动方面的成 绩。中心最终还有一个比在西方搜集情报更为重要的任务。契卡于布尔什维克夺取 政权6 个星期后成立，其任务是“以革命的方式肃清反革命分子”。在这个第一位 的任务——保卫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国家，反对各种形式的反对派——中，契卡 及其后继部门都做得特别出色。 从20年代起，针对“反革命”的斗争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展开了。前苏 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在对付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中的作用，在叶利钦当政时期竟被官方 奇怪地忘记了。如同克留契科夫和前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某些高级官员一样，俄 罗斯国外情报局也坚持说国外情报局没有介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及违背人权的 行为。事实上，它是涉及此事的核心部门。在苏联阵营内部，在对付意识形态领域 的颠覆活动方面，克格勃的国内机构与其国外情报机构的协调行动不断得到加强。 1956年匈牙利暴动遭苏军坦克镇压后不久，以及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粉碎 后不久，许多西方观察家都曾对这个自由的魔鬼能否尽快地返回瓶中而感疑虑。事 实上，一党专政的政权所以能非常快而成功地在布达佩斯与布拉格恢复，主要是靠 了苏联克格勃及其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同行的支持。从1968年之后，苏联阵营中 的民意状况受到了特工的严密监视。这些特工经验丰富，他们扮做西方游客与商人， 探查批评共产党统治的人，并假装同情他们。在汇报这些“进步”行动的结果时， 第一总局还敢讲一点以前进行情报分析时不敢讲的实话，比如它报告了苏联民众对 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冷嘲热讽的话。 在整个冷战期间，像在苏联境内一样，克格勃在外国的首都同样积极地开展反 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斗争。克格勃驻西方国家的情报站担负着一项长期任务，即尽 可能多地搜集可用于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的材料： 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积极措施，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之间的不和之处、持不同 政见者圈子里的观点分歧与冲突、这些不和产生的原因，加剧这些不和的可能方法、 以及有损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名誉的具体把柄（如酗酒、不道德行为、事业上的滑坡， 以及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西方特务机构及意识形态主管部［二有联系的事实等等）。 国外情报站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的主要支持者。克格勃 在英国的目标之一就是神经病学家哈罗德。梅尔斯基，他曾为在苏联精神病院的受 害者的利益而呼吁。1976年9 月20日，伦敦情报站给梅尔斯基寄了一封信，假称是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心人写的，提醒他面临受到不明身份的攻击者袭击的危险， 可能会给他造成极严重的身体伤害。通过这种手段，他们希望梅尔斯基会更多地操 心个人安全而少花些时间去支持那些被关起来的持不同政见者。 由此可见，第一总局绝不是比较传统的对外情报活动机构，与持不同政见者作 斗争是其首要任务之一。比如，它在1978年所进行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就是确保不 要让尤里。奥尔洛夫像萨哈罗夫三年前那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平奖后来发给了 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这被中心称作是它的一个巨大胜利（事实上这 两个人获奖很可能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毫无关系）。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 苏斯洛夫被奥斯陆情报站人员深夜叫醒，向他报告好消息。无论对于何种政治体制 而言，恐怕很少有能比深夜叫醒一名部长更好地证明一条消息的重要性的例子。 国外情报站还非常注意一些主要西方共产党中出现的欧洲共产主义异端邪说。 因为它们挑战莫斯科路线的绝对正确性，所以就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颠 覆活动。克格勃在70年代后期设计的那些不寻常的积极措施中，就有一些是用来搞 臭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的。 直到冷战即将结束之时，第一总局的首要任务之一还是阻止所有的苏联持不同 政见者及叛变者获得国外的认可——即便是在与政治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至少根据 西方的理解）。中心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策划破坏鲁道夫。努列耶夫。纳塔利亚。 马卡罗娃以及苏联芭蕾舞界其他变节者的前程。到1974年著名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 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代号“旅行家”）移居西方的时候，克格勃已经不再策划使 表演艺术领域的流亡者遭受身体伤害的行动了，但却似乎变本加厉地实施积极措施， 使他们在西方媒体上得不到好评。1976年，罗斯特罗波维奇及其妻子——歌唱家加 林娜。维什涅夫斯卡亚被剥夺苏联公民权后，中心要求所有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部 门协助寻求能够渗透进他们生活圈子的间谍。中心对罗斯特罗波维奇于1977年被任 命为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这一职务在他17年后返回俄罗斯前一直为他所 担任——深感恼怒，但令它感到欣慰的是《华盛顿邮报》于1978年5 月刊登了一篇 不多见的对他在乐团的工作提出批评的文章。中心将这篇评论分发到各情报站，作 为他们应鼓励发表的文章的例子，并要求他们唆使人写文章攻击罗斯特罗波维奇的 自负，说他如何辜负了西方的期望，另外还要攻击他如何试图操纵西方媒体。 持不同政见的国际象棋选手也是克格勃的主要攻击目标，他们要阻止这些人在 与具有正统思想的选手的比赛中获胜。1978年，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国际象棋锦标 赛决赛中，对阵双方是苏联的世界冠军阿纳托利。卡尔波夫与移居国外的维克托。 科尔奇诺伊，中心为此组织了一个由18位第一总局行动官员组成的小组，千方 百计地要确保科尔奇诺伊被击败。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冠军赛上，克格勃的积极措施 对比赛结果还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两人的前七局下成平局，但科尔奇诺伊略占 优势。 第八局开始时，卡尔波夫拒绝与科尔奇诺伊握手。被激怒的科尔奇诺伊输掉了 这一局。人们都知道他在生气的时候是下不好棋的。在接下来的五局中，科尔奇诺 伊被坐在观众席前排的一位苏联催眠术师弗拉基米尔。祖哈尔医生搞得心神不宁。 此人在整个比赛中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下完17局后，科尔奇诺伊落后3 分。 整个比赛结束时，他追回了两分，但还是以一分之差丢掉了冠军。关于克格勃在苏 联国际象棋比赛中的插足行为，足可以写成一本书。 从潜在意义上讲，冷战期间克格勃最难对付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来自有组 织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宗教并没有像布尔什维克所希望和预计的那样消亡。尽 管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苏联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存在，但苏联领导却不得不伪善地 宣布尊重宗教自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彻底根除宗教活动的努力被更 为狡猾的迫害形式所代替，他们想借此使宗教活动不断衰落，并排斥信教的人。在 苏联东正教中，克格勃能够依靠其渗入教会管理层的间谍。中心面临的主要问题来 自其他基督教派以及少数大胆的东正教牧师要求停止宗教迫害。但若想宗教自由在 苏联国内得到进展，受迫害的基督徒需要得到全世界教会的坚定支持，特别是世界 基督教协进会的支持。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这种支持。克格勃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中的间谍非常成功地让该组织把注意力集中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罪恶，而不是苏联阵 营中的宗教迫害。1975年，间谍阿达曼特（尼科季姆大主教）被选为世界基督教协 进会6 名会长之一。 克格勃重视控制宗教异端并拒绝西方对受迫害的苏联基督徒的支持不是没有道 理的，波兰发生的事件就完全能说明这一问题。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从来没有能将天 主教置于它的政治控制之下。早在70年代初期，克格勃就认定科拉克夫大主教卡罗 尔。沃伊蒂瓦是一个危险的潜在反对派，他在宗教自由与人权问题上都不愿意妥协。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想逮捕他，但他们又害怕这样做会引发波兰国内与西方国家 的强烈抗议。沃伊蒂瓦于1978年当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个事件给波兰共产 党政权的打击——并最终给整个苏联阵营的打击——是致命的。在他1979年带着胜 利的喜悦访问波兰的时候，失去信誉的共产党政权与首位波兰教皇那强大的精神感 召力之间的反差是有目共睹的。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自由政策同样有力地证明了克格勃早期对政治上持不同政 见者的担忧，即如果让他们将其“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进行下去的话，将会给苏联 政权带来危害。1989年萨哈罗夫从国内流放中解放出来并获准返回莫斯科还不到三 年，他就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成了“毫无疑问的杰出 人物。”70年代初期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现在都被坚定地提上了政治 日程。 只有当克格勃那庞大的社会控制机构开始被拆除的时候，它对苏联生存的重要 意义才得以完全清楚的展现出来。1991年8 月发生了以推翻戈尔巴乔夫为目的的军 事政变，以克留契科夫为首的政变发动者们在声明中暗示，由于克格勃放松了对意 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斗争，从而才动摇了一党专政的政权基础：所有层次的政权都失 去了民众的信任……对国家各级机构的恶毒嘲弄正日益滋长。国家实际上已失去了 控制。 政变策划者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是，现在再想让时钟倒转已为时晚矣！“如果政 变在一年半或两年前发生，”戈尔巴乔夫后来写道，“它或许有成功的可能性。但 现在社会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关键是克格勃的威慑力量的作用 削弱了，以前它能够将莫斯科的任何游行示威活动扼杀在摇篮里，现在却不能了。 大量的群众——在几年前根本是不可能集中起来的——聚集在莫斯科“白宫” （叶利钦的总部）外面，保护它不受攻击。他们后来又围在鲁比扬卡四周，在一片 欢呼声中将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从基座上推翻在地。 当时，苏联崩溃的速度令所有观察家惊愕不已。然而，现在看来，最值得一提 的倒不是共产党政权在1991年底的突然灭亡，而是它竟然能维持近75年之久。如果 没有克格勃在冷战期间对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所进行的大规模斗争，共产党时代可能 要短暂得多。克格勃是苏维埃制度中名副其实的“剑与盾”。它最为显著的成就就 是维持了20世纪一个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党专政国家。 随着一党专政国家的崩溃，克格勃庞大的社会控制体系也大部分土崩瓦解了。 在叶利钦当政的俄罗斯，虽然克格勃国内各局（被分别重组为国家安全部、反 间局及国家安全局）的权力大大削弱了，但第一总局的继身，新独立出来的国外情 报局的影响力却恢复得很快。而且，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比前苏联任何时期的第一总 局都更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1993年，其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发表了 一篇报告，抨击北约的扩张是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他是在俄罗斯外交部正对西方 采取一种更软弱更温和的路线时说这番话的。在叶利钦总统1994年9 月访问华盛顿 前夕，普里马科夫再度无视外交部的权威，发表文章警告西方不要反对俄罗斯与其 他一些前苏联共和国再度形成政治与经济上的融合。普里马科夫的副手维亚切斯拉 夫。特鲁布尼科夫声称国外情报局有权利发表公开意见，即使这种意见与外交部的 意见相左：“……我们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我们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要表 达自己的观点。” 叶利钦任总统前5 年期间，国外情报局与外交部的对抗以国外情报局的大胜而 告终，普里马科夫于1996年12月接替亲西方的安德烈。科济列夫就任外交部长。可 能会引起许多俄罗斯外交官不满的是，普里马科夫把许多国外情报局的官员带到了 外交部。无论是任外交部长期间还是后来就任总理时，普里马科夫都与它以前的副 手特鲁布尼科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者继他之后任国外情报局局长。 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在幕后也同样比以前的第一总局敢做敢为。前第一总局要经 常向党的领导表忠心，例如它在1984年“工作计划”开头那段老生常谈的冗长的前 言中写道：1984年，各国外情报站的工作一定要严格按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苏共中央11月（1982）全会和6 月（1983）全会决议、苏共总书记尤。V.安德罗波 夫同志讲话中提出的方针与基本结论、以及1981年5 月第一总局领导干部会议的要 求来组织与计划。 现在的国外情报局已经摈弃了那种社会主义的逢迎拍马作风。它直接向总统汇 报工作，每天向叶利钦总统呈报一份国外情报摘要，其内容有些类似美国中央情报 局撰写的“总统每日简报”。然而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同的是，俄罗斯国外情报局 还会列出各种对策，并直言推荐它所看好的对策。 如今，我们不清楚体弱多病的叶利钦还能读多少份国外情报局的报告。到了90 年代中期，当给他看一些文件时，据说他就经常对他那长期受气的办公厅主任维克 托。伊柳辛说，别拿“那些鬼东西”来烦他。特鲁布尼科夫像他的前任一样，也可 以直向叶利钦汇报。1998年，在联合国围绕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而产生争执期间， 他帮助制定了俄罗斯的政策。不久，他就出现在在莫斯科举行的叶利钦与斯洛博丹。 米洛舍维奇的关于科索沃问题的会谈中。媒体没有注意到的是，特鲁布尼科夫还陪 同普里马科夫于1999年5 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与米洛舍维奇进行进一步磋商。俄 罗斯国外情报局尽管不是萨达姆。侯赛因或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但它并不希望其 中的任何一个被西方打败。 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当时是FSK ，现在是FSB ）已恢复了一些以 前的影响力，但其以前的权力却仅恢复了一点点。谢尔盖。斯捷帕申于1994年就任 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他是与叶利钦关系最密切的顾问之一。作为一个具有一 定改革资历的中间派政客，他曾在1991年声称，“克格勃必须被彻底铲除。”‘然 而，当上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之后，他又抱怨自己的机构被“阉割”了，要求获得更 大的权力。他的影响在车臣危机中表现得很明显。1994年夏末，斯捷帕申劝叶利钦 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动进攻，说这样可以在几乎一夜之间推翻反叛的总统祖哈尔。 杜达耶夫，让车臣重新回到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之下。原计划由车臣内部的反杜达耶 夫力量（由联邦安全总局武装和资助）发动攻击，但是当大多数车臣反杜达耶夫力 量于N 月的最后一刻撤出战斗后，联邦安全总局随即便投入了俄罗斯的军队，结果 （如斯捷帕申后来所承认的）遭到了惨败。杜达耶夫击败了俄军的第一次进攻，并 让被俘的苏军士兵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前游行。格罗兹尼后来被俄军攻克，车臣人 转人农村地区进行坚决抵抗。这场残酷的战争在随后两年中夺去了25000 人的生命。 叶利钦的声望因此而极度下降。为平息国家杜马对这场战争的批评，斯捷帕申于1995 年6 月被解职，但他仍 与叶利钦关系密切，并于两年后重返政府任职，开始任司法部长，后来于1998 年5 月任内务部长。1999年5 月，叶利钦挑选他接替普里马科夫任总理。 3 个月后，斯捷帕申被当时的联邦安全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普京代替，后者 是前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官员，曾在东德干过15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叶利钦三 次选用现任或前任情报头子做总理，这一点令大多数注视克里姆林宫政局的观察家 惊愕不已。 叶利钦以1991年他当选首任民主选举的俄罗斯总统并击败8 月军事政变而上台， 但1999年当本书交付出版的时候，他的十年统治正在因他不稳定的健康状况与酗酒 而步履蹒跚地走向终点。国外情报局与联邦安全总局都业已开始展望后叶利钦时代 了。两者都认为再回到冷战状态是不可能的。其实，他们都与西方主要的情报机构 建立了稳固的联系，虽然他们很少宣扬。但国外情报局与联邦安全总局仍认为与西 方的利益冲突仍将继续。 他们这样预见是有其道理的。苏联的崩溃给世人展示了一条极为古老的分界线， 其根源更多地与公元4 世纪而不是与公元20世纪发生的事件有关。它并不以冷战的 “铁幕”为界，而是以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离为界，后者始于公元330 年君士坦丁 堡作为新罗马的地位的确立，这一地位被1054年东正教与天主教的正式分裂而永久 保持下来。虽然东正教主导的东方被伊斯兰教侵人，而天主教主导的西方的统一又 被新教改革所分裂，但东西方的文化界线依然存在。“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历史 学家诺曼。戴维斯写道：“东正教就把西方看作是比异教还要恶劣的压制的根源。” 正是因为分界线根基如此之深，所以才这么难以逾越。那些在20世纪末加入北 约的东欧国家，那些在ZI世纪初可能加人的国家，还有那些将来最有可能加人欧盟 的国家，统统都位于这一分界线的西侧。在东正教主导的欧洲地区，至今还没有很 具希望的候选国。 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80年代后期西方政治家对戈尔巴乔夫力图在“共同 的欧洲家园”里确立俄罗斯一席之地的远大抱负所给予的欢迎，如今看来是虚伪的， 言不由衷的。“一个被排除在外并隔绝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乔纳森。哈斯拉姆认 为，“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麻烦。”虽然俄罗斯是欧洲理事会、俄罗斯一北约联合 理事会以及西方为沟通东西方分歧而建立的其他组织的成员，但北约的扩张以及计 划中的欧盟的迸一步扩大，都让俄罗斯意识到它已被贬为欧洲的边缘国家。不足为 奇的是，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坚决反对这两种扩张。而对俄罗斯国家地位衰落的愤慨 无疑又加强了这种反对情绪。1989年的几个月功夫，东欧的革命便毁掉了苏联阵营。 两年后，俄罗斯甚至比这更为突然地失掉了几乎一半以前由莫斯科统治的国土， 人们发现目前俄罗斯的版图比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还要小。有迹象表明，国外 情报局一些（或许很多）官员赞同现任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吉。久加诺夫的观 点，认为西方的一个长远计划就是首先毁灭苏联，然后再阻止俄罗斯复兴。他们认 为，俄罗斯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阻止西方的价值观获得胜 利。 叶利钦当政十年，时间过于短促，不足以让俄罗斯从苏联集团的消失和苏联的 解体中恢复过来。就像战后的英国那样，叶利钦的俄罗斯，用迪安。艾奇逊的名言 来说，是“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没找到一个角色”。然而，对英国来说，它是在 一个政治稳定 与经济恢复的时期失去帝国的，而对俄罗斯来说，却是在经济崩溃与政治分裂 中失去帝国的。俄罗斯目前正处在一个不寻常的时期，它虽有国歌，但却难以达成 共识来为它填上歌词，这正是其目前在国家形象方面所面临的诸多危机的一个表现。 为树立自身形象，国外情报局追溯了它前苏联时期的过去，并将之改塑成一段 英勇的历史。1995年12月20日，它把契卡建立外国科75年的日子当作自己成立75周 年的纪念日来庆祝，并为此发表了一篇通篇都是赞扬言辞的文章，称颂苏联国外情 报人员的“辉煌业绩”以及“他们为捍卫祖国安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对于其一 些昔日的英雄曾直接参与或配合了“大恐怖”中的暴行的可悲事实，国外情报局的 处理方法是矢口否认，荒谬地宣称他们与这些事件毫无牵连。在国外情报局对“大 恐怖”的描述中，唯一与之有关系的是它培养了“在叶若夫及贝利亚刑讯室中牺牲” 的战士。作为国外情报局的负责人，普里马科夫是一部多卷本的苏联对外情报 史的“总编”，这部书旨在展现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光荣而无私地为祖国和人民履 行了自己的义务。”虽然普里马科夫的这部史书还没写到冷战时期，但现在已经可 以清楚地看出书中决不会对第一总局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与践踏人权方面的行为有 任何记叙。 1996年，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发行了一张用英语与俄语制作的光盘，题目是“俄 罗斯的国外情报活动：契卡一克格勃一国外情报局”，光盘声称“首次以专业性的 观点记叙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秘密组织之一的历史与发展。”在这一多媒体版本对其 昔日成就的颂扬中，贯穿着一个核心目的，那就是强调前苏联的对外情报活动与今 天俄罗斯的国外情报活动的直接关系。光盘的封面上有一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国 外情报局和联邦安全总局目前都希望将这座塑像重新竖立在鲁比扬卡外面它以前的 基座上。没有什么能比国外情报局重申其克格勃渊源更能显现俄罗斯对前苏联在对 外情报活动方面的继承性了。 克格勃绝密档案 克格勃历任主席（1917－1991） 1917—1926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 会（契卡）／国家政治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1926—1934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 奇。缅任斯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1934—1936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6—1938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8—1941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会） 1941（2 －7 月） 弗塞维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 1941—1943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会） 1943—1946弗塞维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 国家安全部） 1946—1951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国家安全部） 1951—1953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国家安全部） 1953（3 －6 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国家安全部） 1953—1954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国家安全部） 1954—1958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 1958—1961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克格勃） 1961—1967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特内（克格勃） 1967—1982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克格勃） 1982（5 －12月）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克格勃） 1982—1988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克格勃） 1988—1991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契科夫（克格勃） 1991（8 －12月）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克格勃） 克格勃绝密档案 国外情报机构负责人（1920－1999） 1920—1921雅科夫。克里斯托福罗维奇。达夫齐安（达维多夫）（契卡） 1921索洛蒙。格里戈里耶维奇。莫吉列夫斯基（契卡） 1921—1930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瑟尔（契卡／国家政治部／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 1930—1936阿图尔。赫里斯齐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 务人民委员会） 1936—1938阿布拉姆。阿布拉莫维奇。斯卢茨基（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8泽尔曼。帕索夫（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8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施皮盖尔格拉斯（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8—1939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杰卡诺佐夫（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9—1946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廷（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人民委 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 1946（69月）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库巴特金（国家安全部） 1946—1949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情报委员会副主席，1947－1949） 1949—1952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情报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1） 1952—1953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皮托夫拉诺夫（国家安全部） 1953（36月）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国家安全部） 1953—1955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国家安全部／克格勃） 1956—1971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克格勃） 1970—1974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廷（克格勃） 1974—1988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契科夫（克格勃） 1988—1991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克格勃） 1991—1996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国外情报局） 1996—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特鲁布尼科夫（国外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