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
克格勃全史 作者：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编译：王铭玉等 -------------------------------------------------------------------------------- 编译者的话 绪言 第01章 溯源（1565－1917） 第02章 肃反委员会，反革命及“洛克哈特阴谋”（1917——1921） 第03章 对外情报机构及其“积极行动”，捷尔任斯基时代（1919－1927） 第04章 斯大林与间谍恐怖症（1926－1938） 第05章 国外的“人民之敌”（1929－1940） 第06章 无线电监听、间谍的渗透以及剑桥“五杰”（1930－1939） 第07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1） 第08章 伟大的卫国战争（1941－1945） 第09章 控制东欧（1944-1948） 第10章 冷战·斯大林时代（1945－1953） 第11章 斯大林之后的冷战时期（1953－1963） 第12章 勃列日涅夫时代，东方，第三世界和西方（1964－1972／73） 第13章 缓和的停滞和失败（1972－1984） 第14章 戈尔巴乔夫时代（1983－1991） 附录 编译者的话 作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特殊组织机构——克格勃。无论它对一国， 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起到过怎样的作用，毫无疑问，它绝不仅仅是“令人不寒而栗” 或“神秘”、“恐怖”的代名词，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鲜明地烙印着特定时 代的一切特征。 当然，这样一部真实地记述克格勃内幕的书籍的问世，首先依赖于社会的整体 进步和开放，当人们——特别是生活在俄罗斯土地上的人们，不再感到随时会有来 自某种强大政治势力的监视、窃听或谋杀的危险时候，他们的身心和灵性会获得更 大程度的解放，重新找回只有在一个理智的国家，才能够看到，也才能够读到的个 人尊严。 作者和译者都为这本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参照了西方许多图书馆的秘 密资料和克格勃档案材料，使本书增加了许多详实的细节，这项工作是对一段特殊 历史的整理，应该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是后人了解俄罗斯历史，特 别是克格勃历史必须阅读和研究的资料，也许，目前还不能够彻底地做到“还历史 的本来面目”，因为作者毕竞有其政治和个人的局限，有些观点和看法，我们也只 能批判地客观地去理解，但至少，这初步的工作是有益的，也是有趣的。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本值得花时间阅读、研究、品味甚至收藏的书籍。 本书史料，参照大量国外的秘密档案，由于编者受条件的限制，不能—一核实， 难免有疏露之处，敬请读者原谅。 1997年11月 绪 言 每个作者迟早都会有预见之才，是的，这一天并不是远不可及。克里斯托弗· 安德鲁这种才能的发挥是在1985年10月，也就是他那本《秘密机构——英国情报机 关的建立》一书问世之后、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他逐渐地不再相信那种因苏联情 报机关在剑桥大学（安德鲁恰在此校执教）招募间谍的轰动一时的传闻而引起的普 遍看法，即两方的间谍常常会投靠敌方，而克格勃工作者个个都是对信仰和事业绝 对忠诚的人。安德鲁认为，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工作人员， 他曾为英美效力，在1962年加勒比危机中起了关键作用）所走的路并非只他一人涉 足。据安德鲁家人讲，安德鲁曾在第一版《秘密机构》书中彻悟预言：“无庸置疑， 其他的佩尼科夫斯基或人物没有出现，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没有见报而已。”就 在此书出版前的短短几天里，报刊上便出现了关于又一个来自克格勃的“佩尼科夫 斯基”的报导，此人比佩尼科夫斯基更重要，他就是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俄罗斯叛逃是在1985年夏天，在其被任命为克格勃驻伦敦的 情报站长之后几个月。身为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他是1974年开始为英国秘密情报机 构效力的。1986年夏、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了《秘密机构》之后便与安德鲁进行了联 系。在此之后整整一年的交往中，两人对克格勃从初创时期的肃反委员会（成立于 十月革命胜利一个半月后）一直到当今的活动持有极为相似的看法。 克格勃间谍狂热性的周期性发作，以及关于传说中的各种阴谋（真实的和虚构 的）勾当及其思想——这些成了安德鲁研究的主要课题。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自己的 生涯中经历了这些发作时期所有的玄妙事件。他的克格勃生涯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段 是在80年代，那时克里姆林宫对其实并不存在的西方第一次核打击计划感到极其不 安。戈尔季耶夫斯基最直接地参与了这个苏联情报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行动，这次 行动是由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联手进行的（这本身就够令人惊讶的）。此次行动的 目的在于揭露西方国家的阴谋。行动进行的方式有些奇特，至少可以说是非同寻常。 比如，注视英国血站贮量动态、运往屠宰场的牲畜数目以及玛格利特·撒切尔同英 国女王的定期会面情况等。 研究克格勃在国外行动的最大障碍在于根本得不到它的对外情报机关，或采用 官方说法，第一总局的材料，即便是近些年也是如此。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其二十三 年的克格勃生涯中接触了许多这类材料，这才使得我们能够填补这个领域中对其他 作者来说是无法避免的缺漏。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德鲁便欣喜地得知：戈尔 季耶夫斯基很早就对克格勃的历史及其现状感兴趣了。1980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奉命 编写第一总局的秘密历史和克格勃在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以及澳 洲。亚洲地区的行动事记。着手工作后，戈尔季耶夫斯基马上发现，翻阅这些文件 对他来说要比写书有意思得多。当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即使是在带有密级的、 供内部参考的克格勃史中，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是不能妄加细述的。幸运的是在时过 境迁，对于我们面前这本由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1987年开始撰写的书来说，上 述局限丝毫不起作用。所以说，恐怕这本书对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来说，比他们藏在 保险柜里的秘史还要详实，信息量还要大吧。 本书虽为安德鲁所著，但它却是两位作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其中的结论也是经 过很长时间的探讨而得出的。本书参考了克格勒的秘密档案、两位作者在许许多多 西方图书馆和档案室搜集的材料，同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本人在第一总局和克格勒驻 外情报站工作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起了很大作用。 戈尔季耶夫斯基1962- 1963年学习了一年，此后的九年里他先后在“中心”， 即克格勃在莫斯科的总部工作过（1963- 1965及1970- 1972年）；在驻哥本哈根的 情报站同那些“地下”人员，即化名的无外交豁免权的人工作过（1966- 1970年）。 而以后的十三年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驻哥本哈根的政治情报处（1973- 1978年）、 “中心”（l978- 1982年）以及伦敦等处任职。 戈尔季耶夫斯基观点变化的转折时刻是在1968年夏。就在这一年华沙条约组织 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绽放的自由之花。同所 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也苦于找不到一种方式， 以便为捍卫民主而与一个善于巧妙地同自己的反对派斗争的政治体系进行斗争。在 第二次被派往哥本哈根之前，戈尔季耶夫斯基认识到，对于一个克格勒军官来说， 最好的斗争方式就是为西方效力。于是他开始进行联系，经过长期的相互试探，他 于1974年底开始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积极合作。 在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的过程中，他想方设法去详细地了解第一总局的资料， 甚至不惜挺而走险。在工作期间他和许多克格勃高级官员、高级外交官和党务工作 人员交谈过。“真是不可思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只在这些高级人员的办公 室里随便坐坐就能探知许多东西。一他们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几排电话，而电 话的多少则表明它们的‘主人’地位的高低。八十年代初，他是第一总局负责对欧 行动的副局长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办公室的常客。只需十分钟的报告， 戈尔季耶夫斯基却经常要在他办公室里坐上个把钟头。等着这位要人手里同时抓着 好几个听筒处理每日的紧要问题。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曾经提供过国际时事 情报的最高层党内官员。在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三个月之前，就是在1984年12月， 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了英国。在访问期间，他每天要得到三、四份情报汇编，而其 中大多数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就未来工作的一些重点陈述了 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同苏联大使馆及克格勃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活动都是有着 直接关系的。也许以后他曾思索过命运的嘲弄——想不到他在平生第一次国际谈判 中征询意见的竟是一个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间谍。 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早在合作之前就对来自剑桥大学的苏联间谍的历史很 感兴趣。安德鲁执教的剑桥大学作为既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同时又为其主要对手 ——克格勃培养人才的基地，享有虽不体面、但却是无以伦比的荣耀。不管报刊杂 志给人何种印象，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近水楼台，它招收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数还是比 克格勃要多。 1960年风行一时的电影《杰出七君子》上映之后，几个剑桥毕业的克格勃的主 要间谍便在“中心”得了“剑桥五杰”的绰号。他们的肖像和他们上司的照片一起 为第一总局的纪念馆添光加彩。1963年1 月“剑桥五杰”之首金·菲尔比在莫斯科 露面。戈尔季耶夫斯基对他的升迁很感兴趣。 十年后（1973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买了一本帕特里克·西尔与莫 林·麦克一肯维尔合著的《菲尔比：通向莫斯科的漫途》的人物传记，并通过他在 “中心”的朋友阿尔贝特·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将书寄给了菲尔比。菲尔比读完 后还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并在书的衬页上写道： 亲爱的同行奥列格： 书上所叙我事，请一概勿予相信！ 金·菲尔比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菲尔比的看法同克格勃在报刊上所极力描写的光辉形象大批 径庭。1977年回莫斯科休假的时候，戈尔季耶夫斯基听了菲尔比在“中心”的第一 次公开演说，听众约三百人。他是用英语讲的，开头是这样做“今年非同寻常。我 们不仅要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六十周年，还要庆祝苏联足联成立五十周年。”听众 的反映是两次哄笑，——先是懂英语的笑了，然后是其他人听了翻译以后笑了起来。 在以此缓和了全场气氛之后，菲尔比开始含蓄却又尖锐地批评克格勃，因为克格勃 对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的他漠不关心。“工作这些年，我到过好几个世界上最大的 情报机构总部，可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直到今天我才算是拜见了诸位。” 在同西方记者的偶然几次会面中，菲尔比有时也抱怨过克格勃对他的能力重视 不够，但他从未真正倾吐过这种“疏忽”对他的刺伤是多么的深。相反。他想留给 大家一个好印象——他在克格勃是大人物。有显赫的地位。在去世前几个月的最后 一次答记者问时，他向菲利普·奈特利证实了关于他到莫斯科之前已经是上校军衔 的传闻。奈特利稍晚些时候曾问过他。后来有没有升到将军。菲尔比作了模棱两可 的回答：“严格说来，克格勃内没有军衔，但我有将军的权力。”菲尔比很清楚克 格勃内是有军衔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叛逃前就是上校），而且那里也不乏将军。 但最令菲尔比悲哀的是他至死也未能超越“间谍” 这一层次， 虽然他应有尽有。 1963年1 月，当他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还满以为能在“中心”获得高官，但很快他 就痛苦地认识到，西方的间谍，不管你多么劳苦功高，是永远也不会被授予克格勃 军衔的。同菲尔比一样，他们最终也不过是间谍而已。因而直到1988年菲尔比去世。 他的称号仍是他的化名——间谍汤姆。 克格勃永远不会绝对信任西方间谍的，这一点菲尔比明白得太晚了。他到莫斯 科的时候，他的挚友盖伊·伯吉斯已经成了十足的酒鬼。对其怪僻的个人生活克格 勃抱怨不已，而再早些时候则是英国外交部抱怨他。不管菲尔比如何恳求，在这个 老朋友临终之前，他最终没能获准与其见上一面。伯吉斯死于1963年8 月，他将自 己的藏书、冬大衣、一些家俱和两千英镑留给了菲尔比。菲尔比本人即使前往社会 主义国家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动身去古巴的时候，为断绝他通过机场过境厅逃跑 的一切可能，他们特意安排他走水上航线。在莫斯科的头几年，菲尔比经历了没完 没了的审问，要他详细描述他所交往过的英国情报机构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参加 过的哪怕是间接的行动。对此他颇感失望，难以排解。但后来他学会了淡忘，因为 上述一切成了家常便饭。除此之外，他们还让菲尔比帮助编写战后苏联在英国最出 色的秘密情报人员科农·莫洛德（他就是戈登·朗斯代尔，1965年被派到西方工作） 的回忆录，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宣传性回忆录做些准备。他的回忆录经“中心”考 虑了很久之后，终于允许在1969年予以发表。为了对他肩章上缺几颗星表示慰藉、 在1965年给他授予了列宁勋章、之后，又陆续奖给他了各种徽章和苏联特工机关发 的奖品。正如他后来向奈特利夸耀的，这相当于被授予苏式骑士称号。“当然，骑 士称号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过列宁勋章的档次是最高的”，菲尔比说。 到了1967年，对他的审问、谈话告一段落，但他还是因感到克格勃对他巨大的 潜力和非凡才干不予重视而情绪低落。菲尔比的个人生活也不如意。到莫斯科后， 他同唐纳德·麦克林交上了朋友。菲尔比与此人只是在剑桥大学毕业后见过一两次， 在这之前并不熟识。他俩的交往到1965年就断了，这一年菲尔比的第三个妻子离他 而去，迈琳达·麦克林接替了她的位置。但过了一年，这个家庭之舟又遭水倾覆。 菲尔比嗜起酒来，醉了就在俄罗斯四处游逛，完全丧失了时空观念。与最终被狂欢 送入坟墓的麦克林（虽然不似伯吉斯那么快）不同的是，菲尔比没有走上这个最终 结局，鲁法挽救了他（按菲尔比的话说，这是一位“我期待了一生的女人”），他 们于1971年结为伴侣。 同菲尔比的接触更坚定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为西方效力的决心。菲尔比枉然去使 自己相信，从自己在莫斯科住宅的窗口可以望见未来的坚固基石，而这块基石的一 角早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就已望见（他在后来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是叙述）。戈尔季耶 夫斯基则不然。在他看来，曾经一度令剑桥大学生神往的、公正的苏维埃社会制度 的神话，与勃列日涅夫时期俄国惨淡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菲尔比本人 也时常感到这条鸿沟的深不可测。当他抨击苏维埃体制时，克格勃的军官却说“这 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使得菲尔比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和每个苏联人都有关 系！和你们大家都有关系！”菲尔比愤愤说道。 虽然“中心”在西方极力宣扬菲尔比的官运，但对1979年过分渲染“剑桥五杰” 第四号人物安东尼·布兰特一事却持不赞成的态度。八十年代克格勃极为担忧地关 注着西方对“五杰”的第五号人物的大肆追捕。当时在西方，“谎报军情”现象四 处泛滥，一摞摞的畅销书讲述着关于苏联间谍的虚构的和真实的故事。为此，弗兰 克·伯奇、塞弗通·德尔莫、安德鲁·盖伊、罗杰·霍利斯爵士、加伊·利德尔、 格莱姆·米切尔和阿瑟·皮古都成了无端指责进行间谍活动的牺牲品，——而实际 上他们在此之前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指责也牵扯上了鲁道夫·佩尔斯爵士。大家以 为他也已经去世了，可他不但活着，而且还是如此地硬朗，以致他足以能向法院起 诉并在这起诽谤案中胜诉。上议员罗特什里德也未能躲过对其的“关注”，不过为 避免再一场官司的麻烦，人们还未敢对他进行直接的指责。他在1990年去世，成为 含沙射影的传言和流言蜚语的牺牲品。威尔弗雷德曼博士虽然没有对诽谤者提出起 诉，但他不得不进行公开澄清，以洗去身上被怀疑的污点。 如果克格勃不那么热衷于其阴谋理论的话，它大概会很惬意地看到一出出闹剧 的上演，其中有报界对追捕“五杰”中的第五号人物的追踪报道所引起的混乱及其 对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名誉造成的损害，因为英国的安全机构简直就要成为克格勃 的国外分支机构了。但就在克格勃内部也并不喜欢这些喧嚣，认为这是英国情报机 构的一个险恶的阴谋。1981年，当英国报界开始不时出现关于查普曼·平切揭露第 五号人物的大标题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才刚调入第三处驻英国分处。平切称，第五 号人物不是别人，正是罗杰·霍利斯——1956年到1965年的英国军情五处的处长。 在此之前，在翻阅了第一总局1980年的官方材料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知道 了真正的第五号人物。而且在霍利斯被指控有间谍行为之后，他还就此人与安德鲁 波夫学院第一总局训练中心二系（反间谍专业）主任伊万·亚力山德罗维奇·希什 金交谈了好几个小时。希什金是第一总局英国问题专家中心的位校者，曾在伦敦任 情报机构副头目，1956年到1970年间还在那里领导过反间谍的工作。 希什金坚持说，在对霍利斯的指控中没有一句真话。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中心” 的一个朋友，即第三处某分处处长阿尔贝特·科兹洛夫也研究了霍利斯一案，他也 认为所有指控都是一派胡言。1984年新闻界又将霍利斯一案翻了出来，因为英国军 情五处的退役人员皮特·莱特在电视采访中发表了对霍利斯不利的声明。此人惯于 搞阴谋，三年前就是他给查普曼·平切提供了发表声明的主要材料。那时戈尔季耶 夫斯基从伦敦回到莫斯科休假，在同克格勃英国处前任头目伊戈尔·维克托维奇· 季托夫会面时，他看了克格勃关于莱特的声明电报。季托夫以前曾在伦敦搞过政治 情报工作，并在那儿任情报机构副头民直到一年前才被逐出英国。“真是天方夜谭， ”季托夫说，“不过这后面隐藏着某种内部的倾轧。”第一总局三处副处长兼顾问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斯韦坦科也持这种看法。 也许是命运的嘲弄，当英国新闻界对渗人英国情报机构的苏联间谍兴致最浓的 时候，却正是这些间谍十五年来首次销声匿迹之时。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材料表明， 从1961年乔治·布莱克被捕之后，克格勃就在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断了情报来 源。皮特，莱特恐怕怎么也未曾想到，政府如此轻易地就推翻了对霍利斯的所有指 控，因为英国秘密情报处在克格勃里也有自己可靠的情报来源。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生涯达到顶峰是在1985年（在此之前他已为英国秘密情 报机构效力11年了）此时他在“中心”的声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从1983年起， 在主持政治情报机构的工作和担任伦敦情报机构副头目期间，他定期向莫斯科发去 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整篇报告并总是受到好评。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英期间他 向其提供的情报资料巩固了自己在伦敦的地位。1985年1 月，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召 回“中心”接受委任，坐上了驻伦敦情报机构的第一把交椅。戈尔季耶夫斯基要在 其前任列昂德·叶夫列莫维奇·尼基坚科回到莫斯科后再走马上任。在此期间，他 被告知了情报头目与莫斯科进行绝密联系所使用的个人代号。1985年5 月17曰，星 期五，在伦敦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收到了一封电报，命其赴莫斯科正式接受新的职务。 （全凭他那盖世之才和顽强的生命力，戈尔季耶夫斯基才得以挺过此后的一连串事 件，否则我们手中也不会有这本书了）这封电报确实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只是命 他火速前往莫斯科。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告知，克格勒主席、政治局委员维克托·米 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和主持第一总局工作多年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克留奇科夫将军要接见他（克留奇科夫晚些时候，在1988年，亲自主持了克格勃 的工作）。这封电报对当时苏联驻伦敦的大使、目中无人的维克多·伊万诺维奇· 波波夫触动很大。以前他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之间曾有磨擦，此刻他立即捐弃前嫌， 满脸笑容、慈父般地叮嘱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同上司见面时该如何行事； 情报人员的第六感觉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事情不妙。盯着这封电报，他感到 手心出汗，两眼昏黑。在他和波波夫谈完话不久，又来了第二封电报，告诉他同切 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谈话的题目。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在莫斯科等待他的是一 个巧妙伪装的陷讲。他试图让自己相信这是双重身份的生活使自己变得多疑了，在 莫斯科等着他的除了桂冠，不会再有别的什么。情报机关间谍的这种自豪感使他打 消了心头的疑虑，回到了莫斯科。 5月18日，星期六。这一天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其伦敦工作三年来最忙的一天。 他要准备启程事宜，要为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准备情报材料，还要将五千英镑 转交给一个“地下”人员。机构的技术人员专门用制型纸做了一块中空的“砖”， 以便把包在玻璃纸里的250 张二十英镑的纸钞放进去。戈尔季耶夫斯基将“砖”放 进一个塑料小袋中，然后就和自己的女儿玛丽妞和安娜出去兜玩，他们来到布鲁姆 斯贝里区的科来姆斯·菲尔兹公园，那儿离大奥芒德街著名的儿童医院不远。和女 儿们玩的时候，戈尔季耶夫斯基悄悄将“砖”藏人公园北墙与小路之间的草丛中。 5 月19日，是个星期天。这天早晨，一辆使馆的“格拉纳达”福特车将戈尔季 耶夫斯基从家中送到肯星特·海依街的希楚机场。因为考虑到去莫斯科的。时间不 会很长，家人就留在了伦敦。在莫斯科谢列梅捷夫机场他第一次感到确实有些不妙。 在机场出口处一个边防检查员将他的绿色外交护照翻了半天，然后当着戈尔季耶夫 斯基的面打了两个电话报告他的到来。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不安的还有一桩事， 就是没有人来接他，虽然后来他得知，车是派了，不过去的是另一个机场。戈尔季 耶夫斯基拦了辆出租车，车里已经坐着两个准备回寓所的西德外交官。当戈尔季耶 夫斯基介绍说自己是苏联外交官后，德国人慌张起来、要求将他们直接送到使馆去， 显然是怕落到陷饼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当时想，使馆外的克格勃暗探会不会对他与 两个德国人同行起疑心呢？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终于回到了列宁大街109 号自己的住宅时，还没打开门他就 发现住所被人搜查过了。他和妻子赖拉总是将门上的三个锁锁两个，可这口却是三 个都锁着。“常事”，戈尔季耶夫斯基心想。克格勃的专家们在搜查技术方面无可 挑剔，但也有漫不经心和嗜酒之徒的臭名声。初看房里的东西好像一切原封未动， 但仔细一看，他还是发现浴室的玻璃纸里一包封着的纸巾有被摸过的痕迹。戈尔季 耶夫斯基清楚，房里除了床底的一摞书之外是找不出什么的，这些书是他从国外带 回来的，其中许多书，包括全套索尔仁尼琴的著作，都被官方列为禁书，然而许多 苏联外交官都带这些书入境。临睡前戈尔季耶夫斯基给第一总局第三处处长尼古拉 ·彼得罗维奇。格里宾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回来了。格里宾没说几句话，戈尔季 耶夫斯基感到他的语调也是冷冰冰的。 次日早晨，5 月20月，星期一，克格勃的一名低级军官。两年前被英国当局驱 逐出境的弗拉基米尔·切尔诺夫开着自己的“捷达”车来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接 他到第一总局去。总局在亚谢涅沃，离环形路不远。在那儿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安排 在第三处一个空闲的房间里。戈尔季耶夫斯基问起原定的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 夫会面的事，得到的答复是叹他们什么时候能见您，就通知您”。整整一周什么事 也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每天在电话机旁坐到晚上八点，等待召见，但得到的总是 各种托辞。克留奇科夫这周好像安排很紧，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要开许多 会，切布里科夫则只有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克留奇科夫谈话之后才能见他，他就这 么坐着，斟酌着自己关于英国情报的报告，核对有关英国经济和其武装力量的材料， 以此消磨时间。 格里宾劝戈尔季耶夫斯基休息月同他们夫妇上克格勃的别墅去。但戈尔季耶夫 斯基明知道格里宾会不高兴，还是以去看母亲和妹妹为借口推辞了。整个休息日戈 尔季耶夫斯基都是在谈论他在伦敦家的情况中度过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还告诉母亲 和妹妹，玛丽娘在海依街的教会学校上一年级，她的英语说得很好。他想起有一次， 女儿放学回来用英文朗读了《我们的在天之父》，读得好极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第二周事情可就比较多了。5 月27曰，临近中午时 分，第一总局副局长格鲁什科将军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参加一个关于对英国最高 机构搞渗透的新战略的重要会议。他们乘坐格鲁什科的黑性“伏尔加”前往离第一 总局大楼几公里的克格勃的别墅，那里已备好酒宴恭候他们了。“先喝点怎么样？” 格鲁什科问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戈尔巴乔夫正发起反酗酒运动，犹豫了片刻。 但格鲁什科看来是准备好喝点酒的，于是他就没有推辞，一个服务员送上一瓶亚美 尼亚白兰地并为大家斟满了酒杯。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讶的是，格鲁什科开始详细 询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们还未吃完甜点，戈卢别夫将军和反间谍处负责调查内部失 密工作的布达诺夫上校也插进话来，桌上出现了第二瓶白兰地，而戈尔季耶夫斯基 的酒杯又给斟满了。喝完这杯酒他立刻感到酒里下了麻醉药，“我当时感到自己成 了另外一个人”，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道。他说话时舌头开始不一听使唤，虽 然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诫他，但他几乎失去了自制力。戈尔季耶夫斯基扭头看到格 鲁什科走出了房间，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留了下来。此后便是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 他们详细询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些从克格勃叛逃的人的情况，特别是一个外号 叫“法维尔”（意为“告别”）的被法国人招募的间谍的情况。此人在T 局（科技 间谍局）干过，两年前被人干掉了。然后就是些更具体的问题了。“您怎么可以让 女儿读《我们的在天之父》？”突然他们这样问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暗暗说。 “我让人灌醉了，我很清楚。但我理不清头绪，不过他们显然是偷听了我和母亲、 妹妹的谈话。他们在住宅里装了窃听器。”然后他们又问了索尔仁尼琴的书和其他 放在床底下的书的情况，“您怎么能把这种反苏的书籍带入境呢？” 再往下的审问就更充满火药味了。他们直接指责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英国效力。 戈卢别夫提到一个英国外交官的名字，并问：“是他收买了您，不是吗？”然后他 们便离去了，只剩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人。过了片刻戈卢别夫回来了。“招了吧，” 他说，“你怎么不记得了？你不是刚刚还承认了吗？再讲一遍吧！”戈尔季耶夫斯 基感到头晕目眩，他好像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单调地重复说：“我没说， 没有说。”此后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已在别墅的一间卧室里 了，头感到异样地疼痛。 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给他送来咖啡。戈尔季耶夫斯基喝了一杯又一杯。但头还 是痛。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事，他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全完了，逃脱不 了了。”但渐渐地他又产生了一线希望。早晨九点半左右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到别 墅来了，看两人的样子就好像昨天前审问不过是席间交谈而已。戈卢别夫很快就离 了，而布达诺夫留了下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记得此人是克格勃最危险狡诈的人 物之一，但他的头几个问题却并不刻薄。布达诺夫好像曾到过伦敦。“您都去过英 国的什么地方？”他问。（对苏联外交官来说通常限制他们在伦敦以外的地方活动， 而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以外交身份作掩护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回答说，他一 般只到布莱克浦、布赖顿和哈罗盖特去参加党的大会。“哈罗盖特？”布达诺夫很 惊讶，“从没听说过、”然后他的语气就变了。“您昨晚显得倔强好斗，很自信，” 他说。戈尔季耶夫斯基表示了歉意。“您对我们说，我们又在搞1937年大清洗和迫 害异己的那一套。这就不对了。过一段时间我再向您证明这一点。一会儿车就来， 您可以回去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家后就给格鲁什科打了个电话。“对不起，我不太舒服， 今天不能去上班了，”他说道。格鲁什科没表示异议。“如果我昨天说过什么不该 说的话，请原谅，”戈尔季耶夫斯基接着说，“不过这两个家伙的行为也太令人费 解了。”“正相反”，格鲁什科答道。“他们是两个很可爱的人。”这话说得并不 太得体，而且用词也显做作，但戈尔季耶夫斯基意识到，格鲁什科是知道他们的谈 话都录了音的。星期二的下午和星期三一整天他都在家中，用他的话说是在“苦思 冥想”。到了星期三晚上，他沮丧的心绪逐渐有所缓和。这两天的事情以及他对指 责的成功“抵赖”表明，在判处他死刑之前还会给他一些喘息时间。“也许，”他 想，“我还能逃脱得了。”如果他是在早些年，他可能早被干掉了，但现在克格勃 需要拿到证据。 5 月30日，星期四，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了三处自己的办公室。很快他被叫到 格鲁什科的办公室里。格鲁什科坐在桌子旁，两侧分别坐着戈卢别夫和满脸阴沉的 三处处长格里宾·格鲁什科说；“昨天我和克留奇科夫同志几乎一整天都在谈论您 的事情。您知道，您欺骗我们很长时间了，因此您在英国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您 的家人马上就会回到莫斯科来了。但我们认为，您虽然不能再在第一总局干了，但 可以继续在克格勃任职。您意下如何？”戈尔季耶夫斯基清楚，这席话不过是一个 诡计，指望他自取灭亡。他已经被判处了死缓，但因为在别墅的审问没有结果，他 便被监视起来。他们容许其走动，想等着他试图与英国情报机构发生联系或是在其 他什么事上暴露自己。只要回想一下，就会很清楚，既然格鲁什科将军对《我们的 在天之父》和床底下的书这样一些无足轻重之物能抓住不放，就表明他的案子只是 建立在一些间接罪证之上的。 因为对戈尔季耶夫斯基来说，唯一的机会就是争取时间。于是他就决定跟他们 玩下去。他道歉说，审问的时候他有些昏昏沉沉。“我想，怕是吃的东西有点问题” ， 他补充道。 但缺乏幽默感的戈卢别夫将军立即愤愤然捍卫起每一片三明治来。 “没有的事，”他声称，“火腿是好的，红鱼籽酱也是上等的，奶酪也不错，”戈 尔季耶夫斯基没有阻止他对三明治的褒奖。“至于对我的指责，”他继续说，“我 就实在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了。但如果你已决定停止我在第一总局的工作，那么 身为一名军官，我接受您的决定。”后来，戈尔季耶夫斯基说的这最后一句话，同 戈卢别夫为三明治的那段辩护一样，成了他为生存而艰苦斗争的颇具喜剧色彩的序 幕。戈卢别夫听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声明之后，似乎为避免了一场因公开承认或矢 口否认其手下有背叛行为而引起的不愉快而松了一口气。“谢谢，谢谢”，他对戈 尔季耶夫斯基说，并握了握他的手。然而他仍命戈尔季耶夫斯基将他床下的“反苏 书籍”交到第一总局的图书馆去。因为一旦将他送上法庭，这些书就会用作罪证。 几个月前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大加赞扬的三处处长格里宾连手也没伸。“我不知道 该嘱咐些什么，”他说，“对一切都明智些吧。”当后来跑到英国之后，戈尔季耶 夫斯基真想打电话给格里宾回敬他：“我遵从了你的意见，对一切都很明智。” 戈尔季耶夫斯基去休假了，假期到8月3日。他算计着，这“猫和老鼠”的游戏 要进行到休假完毕。这期间他同赖拉、玛莎和阿尼妞在莫斯科度过了痛苦的、同时 又是那样轻松的6 月的几周。想到即将来到的分别，他全身心都投入到恬静的家庭 生活中去了。6 月20日，他们全家准备去外高加索赖拉父亲的别墅。戈尔季耶夫斯 基是做梦都想同他们一起去，可是为了准备出逃他需要时间。因此他决定不妨到克 格勃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的疗养院去。疗养院在莫斯科以南一百公里，曾是斯大林 的远郊别墅。在出发前不久，同他住一幢楼的以前的同事鲍里斯·博恰罗夫问他： “伦敦出什么事了，老兄？我们只得将所有地下人员都召回来了，一切行动都泡汤 了。最近有风声说，你的副手跑掉了。”待他们下次又见面时，博恰罗夫就完全变 了样了。显然他已经受到了一定的警告。在克格勃的疗养院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边 做些医疗保健体操，读读书，一边仔细盘算自己的出逃计划。疗养的人中很少有人 住单人房间，不知是不是出于偶然，与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屋的是一个警卫。对他的 监视是由当地的克格勃同行实施的，不过比起首都的人，他们这些人可就头脑简单 多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出去跑步，看见的总是那几张面孔，总是在同一灌木 丛里停下来解手，或是同样笨拙地躲躲闪闪。他将其中一个撒尿永不枯竭的“聪明 人”称为“视察家克卢佐兹”。在疗养院的图书馆里，戈尔季耶夫斯基研究了所有 的边境地区地图和导游手册。但这一切他进行得十分小心：他拿着书站在书架旁， 而从不公然坐在阅览馆里看这种可疑的刊物。他借的书里也没有一本与他出逃的想 法有任何关系。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疗养院前。一个克格勃军官曾问他，看1977— —1978年俄土战争的书干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填补一下知识空缺。”在他 出逃后莫斯科的“中心”大概会仔细研究这本书、以便从中找出些蛛丝马迹来。 家人去外高加索的时间意外地推到了6 月30日，两个孩子因而得以来他那儿待 上一天。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玛莎和阿尼姬了。晚上，当他将他们送上电气列车时， 他久久地拥抱她们，直到车门要关上了他才跳下来。 在疗养院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曾以不同借口去了两趟莫斯科，以便同英国秘 密情报处进行联系。有一次他还徒步走了19俄里来到最近的一个车站，想算算自己 越境时将要走的更长的路程以及所需时间。 有意思的是，克格勃竟未能发现他在莫斯科与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接触。第一次 去莫斯科的时候，他见了妻子最后一面（玛莎和阿尼哑当时在莫斯科郊外他母亲的 别墅里）。他和妻子赖拉在百货商场里告了别，他们是上那儿买东西的。此时是戈 尔季耶夫斯基一生中最沉重的时刻。赖拉怎么也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是他们的最后一 次见面。她轻轻地吻了一下丈夫的嘴唇。戈尔季耶夫斯基强作笑颜，轻声说，“该 再温柔些。”以后他常想起这句话，大概赖拉也是吧。对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对家人 隐满他的出逃计划。他知道，如若成功，他们将要分别好几年；如果不逃走，那么 两个星期以后，他将被当作叛徒处死，对于家人这将是更大的打击。 7 月10日是星期三，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克格勃的疗养院回到莫斯科的寓所里。 在逃往西方两周前，或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他造了一些假象来蒙蔽监视人员。他和 朋友、亲戚约好在他计划逃离莫斯科之后的一个星期聚会。他还对自己糟糕的“拉 达”车费了不少力，以保证它不出故障。监视人员对他常在列宁大街上跑步已习以 为常，一般对此不再十分留意。7 月19日，星期五，下午四点钟，他穿着旧短裤、 夹背心， 手里拿着一个塑料包照例出去跑步。 但他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以后 “中心”可能绞尽脑汁在想，戈尔季耶夫斯基手里的塑料包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几 天后他巧妙地到达边境并越了过去。戈尔季耶夫斯基拒绝在此书中谈到他的出逃路 线，为的是不让其他人也可以去琢磨如法炮制，否则克格勃将会当即堵死这一通道。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说，到了西方，处在安全状态下后，他觉得自己就像处在电影 《来自奥斯国的魔术师》所描写的黑白世界之中，突然看到了一幅绚丽的彩虹景象。 他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创下了克格勃历史上一个被暴露的间谍首次成功越境逃匿 的记录。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朋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但他却不能忘记留在苏联 的家人。克格勃同以往一样是不会放过人质的，因而当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赖拉 ·玛莎和阿尼姬可能还不会逃脱人质的恶运。这本书是作者献给他们的。 第一章 溯源 （1565－1917） 现代克格勃的始祖，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警察局沙皇禁卫军，是由一个登上 俄罗斯宝座的莫斯科大公伊凡雷帝于1565年创建的。黑色装束、黑色坐骑，系在鞍 下的狗头和狼尾扫帚，象征着六千禁卫军的使命：嗅出并扫除叛徒。但是也和斯大 林时期一样，令人嫌恶的扫帚所扫除的所谓的叛徒，主要是禁卫军自己或是他们首 领想象出来的无辜者。多少个城市成了禁卫军的牺牲品。如1570年，诺夫格罗德的 大半居民就成了禁卫军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血腥屠杀的牺牲品。而伊凡雷帝本人 则时而成为暴虐狂，时而又去向上帝忏悔。在威吓国民七年之后，禁卫军于1572年 被取消。四百年之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们也将迫害他们的人称为 “禁卫军”、斯大林曾指出禁卫军在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以及削弱贵族特权阶层的 影响方面的“进步作用”，同时他又批评伊凡雷帝说，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上帝 身上，而没有将那些贵族彻底清除掉。 第二个对付政治犯的最大组织是彼得一世在十七世纪末创建的“普列奥布拉任 斯科耶衙门”。这个组织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成立的，因而至今也无法弄清它成 立的准确日期。被关押在该衙门监牢和刑讯室里的囚犯中，既有不愿担任国家公职 的贵族出身的人，也有那些胆敢嘲笑沙皇的酒鬼。今天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 都将彼得一世奉为俄国的改革者，以及有“通往欧洲的窗口”美称的新首都圣彼得 堡的建造者。可他还是一个以残暴而著称的统治者。他的继承人皇太子阿列克谢， 即使跑到国外又被甜言蜜语诱口俄罗斯，后来在刑讯室中被折磨致死。 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项耶衙门”能比其缔造者命长。 虽然在彼得一世死后政治迫害并未终止，但此后的百年间却再没有人动手建立专门 的政治警察局。只是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才命令设立 “帝国办公厅”第三处，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警察局。 十二月党人成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先驱。与其前人不同的是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 并非是要废黜沙皇。他们是想建立新的政治体系，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 以达到取消农奴制的目的。 无论是尼古拉一世，还是第三处的头目本肯多尔夫伯爵，都千方百计地想与禁 卫军和“普列奥拉任斯科耶衙门”的血腥历史划清界限。也许是命运的嘲弄，第三 处的象征是精心收藏在秘密警察局档案室玻璃罩下的一方御帕（即沙皇赐予的手帕）。 据传，尼古拉一世按宗教传统曾赐言本肯多尔夫：“朕将此处托付与你，你以巾拭 泪愈勤， 你对你我之信仰则愈忠” 这一语双关之言，既是沙皇妄想在人民面前以 “主宰”身份出现的写照，也是第三处企图扮演“灵魂医师”这一角色的反映。第 三处的主要任务，用现在克格勃的话，是进行意识形态爆破活动，换言之，就是同 任何形式的不同政治见解做斗争。和现代克格勃一样，第三处认为必须密切注意公 众意向的发展，以使任何不同政见都永远在其检查之下。本肯多尔夫每年都做”公 众意向研究”报告。比如在1827年的报告中就曾说道：“公众意向对于政府就如地 形图在军事行动时对于指挥员一样重要。” 除了强大的情报网，第三处处长手下还有一个军的宪兵——几千名彪形大汉。 他们雪白的手套和蓝色的斗篷使其格外显眼，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但是比 起克格勃来，第三处还是一个不大的组织。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死时，其首脑机关 的人数也不过在原来的16人的基础上增加到了24人。与其前人不同的是，第三处的 领导人物并非以残暴著称。十二月党人之后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导人亚历山大·赫尔 岑曾说，“他还是相信，本肯多尔夫作为一个逍遥法外、凌架法律之上。有权干涉 一切事物的恐怖组织的头目，他还没有做尽他所能做的坏事……但他也没有干过什 么好事。他对此既不乐意，又无动力，也无心思。”当1840年赫尔岑出现在本肯多 尔夫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形容憔悴而疲惫”的人，他的脸上是“莫测而 冷漠的人常有的那种虚伪和善的表情”。1844年本肯多尔夫死后，接替他的阿列克 谢·奥尔洛夫伯爵是十二月党人的一个领导人米哈伊尔·奥尔洛夫将军的兄弟。很 难设想，在一百年后，斯大林会效仿此例，让托洛茨基或是布哈林的某个亲戚成为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员，更不必说成为其领导人了。 在1823年到1861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判服苦役的29万人中，只有百分 之五的人是政治犯，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还不是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波兰 的反对俄罗斯统治的爱国者。在俄罗斯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不过是一小批贵族知识 分子。而且，只是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政治犯罪才有了法律定义。1845年刑法 对那些被认为犯有“书写或散发旨在唆使人们对‘统治当局’或君主个人品行不敬 的手抄或印刷品或声明”的罪行的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用理查德·派普斯 的话，“这个法典对于极权主义的意义与《自由宪章》对于独立运动的意义不相上 下”。在俄罗斯，从1845。年到1988年，除了1905年革命失败后和1917年布尔什维 克夺取政权之后很短的时期以外，只要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正确性表示怀疑，都被视 为是刑事犯罪。1960年刑法规定，对进行“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 活动”的人，判处七年以下徒刑，并附加五年以下流放。 使第三处引以为豪的是：在整个1848年间，当西欧革命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 俄罗斯却一直“安详地打着盹”。村庄里的骚动以及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 年颁令解放农奴，使得新一代年轻的民粹主义贵族感到，农民革命的时机终于成熟 了。但是，在1874年，当那些满怀信心的激进理想主义者所发动的、旨在号召农民 同沙皇制度做斗争的“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一些失望的民粹主义分子便成了 恐怖分子、这些恐怖主义的追随者认定，暗杀沙皇显贵，无论对制度本身的瓦解还 是对沙皇制度阴暗面的揭露都将起到促进作用。1879年，一个有三十名成员的恐怖 主义小组组建了一个“民意党” 执行委员会。 尽管他们人数不多， 但仅在1878- 1881年三年间，这个小组就将沙皇当局推到了近似恐慌的境地，并以此证明了第三 处的无能。1878年，宪兵队长、第三处总督梅津佐夫将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刀 刺死在圣彼得堡的一条中央大街上。他的警卫马卡罗夫中校当时对此类行动竟毫无 思想准备。他所做的唯一反应就是用手中的伞将袭击者打了一下。恐怖分子轻易地 就逃匿了。在发生了几起恐怖活动和被“民意党”缺席判处死刑的沙皇遇刺之后， 曾有人对第三处的活动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表明，沙皇的保安部队组织得实在糟 糕，使得沙皇“就是在自己的皇宫里也难以有安全感”。 1880年，名声扫地的第三处被解散了，由新成立的“国家警察司”接替其位， 该司在1883年直接改名为“警察司”，其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警察司下设一个专 门对付政治犯的”特别处”，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一整套“暗探局”的地区网络。 第一个“暗探局”是1881年开始活动的。以后整个政治警察系统都被称为“暗探局”。 尽管进行了多次改组，亚历山大二世还是在1881年被恐怖分子用简易手榴弹给炸死 了。 “暗探局”就其权力范围和活动规模而言，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在欧 洲，国家警察机构的活动都是受法律约束的，而“暗探局”本身就是法律。对于政 治罪。它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搜查谁、将谁投入监狱或将谁流放。放弃了马克 思主义信仰的自由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在1903年写道，俄罗斯和欧洲最主要的差 别在于其“政治整容系统的无限权力”。连沙皇制度本身的生存也受其支配。尽管 如此，沙皇俄国最终也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警察国家。按苏联的标准，赋予“暗探 局”的权力还未真正运用。甚至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镇压的时期，也只绞死 了17名政治犯，主要是那些实施或企图实施这样或那样暗杀行动的人。在被送上绞 架的人当中，有因参加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未遂行动而被判处死刑的亚历山大·乌 里扬诺夫。密谋者们打算在1887年3月1日，即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六周年之时干掉沙 皇。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17岁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就是以后闻名于世的列宁） 发誓要向沙皇制度讨还哥哥的血债。到1901年时，共有4113名俄国政治犯在沙皇的 放逐之中，其中有180人被流放去做苦役。 在沙皇俄国受迫害最深重的是犹太人。普遍的反犹主义、由国家纵容的大屠杀、 限制性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歧视， 在亚历山大三世（1881—1884） 和尼古拉二世 （1894一1917）执政时期达到高潮，结果使得几百万俄国的犹太人被迫流亡国外， 主要是流亡美国。接替沙皇制度的政权也继承了这一古老传统，将犹太人作为替罪 羊，以转移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1891年近三万犹太人被一次性逐出莫斯科，成了 斯大林时期更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的先例。虽然“暗探局”并非国家排犹主义的倡 导人，但它毕竟对这一政策的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 员，因其在警察厅印刷的抨击性小册子引发了反犹运动而被奖励一万卢布。“暗探 局”的最后一任领导人A·T·瓦西里耶夫曾故作气愤地称西方报纸上指责沙皇政府 和“暗探局”姿意屠杀的“激愤性的文章”是“卑鄙的诽谤”。他在自传中写道， “罪恶的根源”在于，“犹太人他们连正常的生产劳动也胜任不了。” “若不是出于保护俄罗斯人，尤其是保护农民的需要，政府是没有理由采取反 犹措施的……。在俄罗斯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某种形式的压制，但遗憾的是，这种形 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的确想保护农民免受犹太人的残酷压迫，但这些努 力收效甚微”。 国家的排犹主义政策也使得我们明白了马克思主义为何在犹太人中比在俄罗斯 帝国领土上居住的其他民族中传播得更快。第一个群众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即有名 的“崩得”（犹太工人总联盟）建立于1897年。在1898年建立的最大的马克思主义 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及1902年由过去的民粹主义分子建立的社会革命党创 始人中就有许多人是犹太人。犹太民族的代表对革命运动的积极参预，助长了“暗 探局”的反犹情绪。 尽管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出身，但在斯大林时期，排犹主义又开始 抬头，虽然形式很隐敝。与“暗探局”不同的是，克格勃从未进行过对犹太人的大 屠杀。不过，克格勃却是苏联国家体系中的头号反犹机构。就国家而言，虽然领导 职位事实上对于犹太民族是无缘的，但外交部和党中央委员会基本上还是接纳犹太 人在其中任职的。但在克格勃内部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从一些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深 信存在着“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意识形态的离间行为”这一点来看，“暗探局” 反犹神话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1985年1月，第一总局情报处副处长，以才智超群、 善于准确评价而名声赫赫的11·fi·扎莫依斯基要克格勃工作人员相信（戈尔季耶 夫斯基也参加了这次会面），共济会的活动有明显的犹太痕迹，因而是大规模犹太 复国主义行动的一部分。 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克格勃的讲义和教材从不承认“暗探局”对待政治 犯和犹太民族的行径与今天克格勃的行为之间有任何联系。“暗探局”尤其重视对 外情报工作。它在国外的间谍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俄罗斯侨民。如今这些任务由克格 勃各驻外情报站设立的反间谍机构来执行。不同政见者流亡国外始于1847年。赫尔 岑的流放事件，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做法在“民粹派”人物中盛行起来。 到尼古拉二世登基之时已有5000名革命者流亡国外。他们采取各种方法，从投掷自 制炸弹到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搞研究，来准备推翻沙皇制度。 “暗探局”在国外监视这些流亡者的办事处大本营，设在俄国驻巴黎的使馆里， 因为巴黎是流亡者的中心。据法国安全机构文件记录，这个国外办事处是1882年开 始涉足巴黎的。到1884年，在大名鼎鼎的彼得·拉奇科夫斯基的领导下，其活动范 围大为扩展。在“民粹派”活动时期，当时尚为小小公务员的拉奇科夫斯基还对革 命思想颇为同情。1879年他落人警察之手，那里有两条路让他选择：或是被流放西 伯利亚，或是为政治警察局效力。在作出选择以后，拉奇科夫斯基成了沙俄情报史 上最有影响的一名军官。和克格动后来派到巴黎的情报头子不同的是，他在首都的 最高阶层中有显赫的地位，在巴黎股票交易所赚了一大笔钱，常在圣克鲁自己的别 墅里举办豪华的招待会，并和许多上层人物关系甚密。《巴黎回声报》1901年曾对 他的情况有所描述： “如果您在公开场合见到他，我相信，你对他是绝不会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从 他的外表丝毫也看不出他负有如此凶险的使命。胖胖的，不耐寂寞，脸上总是挂着 笑容……他看起来是一个善良。快乐的小伙子，大伙儿的中心人物……他有个很大 的弱点——一见我们娇小的巴黎女人就神魂颠倒。而事实上他却是在欧洲十个国家 的首都工作的人员中最有本事的一个”。 拉奇科夫斯基和继其之后担任国外办事机构头目的人有着与圣彼得堡“暗探局” 局长同样的地位和同样的行动自由。就像“暗探局”在俄国国内的活动一样，国外 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俄国流亡者既进行“外部”监视（穿便服的特务、看门人等）， 也进行“内部”渗透（间谍警察，其中一些人还曾是革命者）。巴黎的安全机构非 但未对这个办事机构在法国的活动加以阻挠，甚至还将其视为扩大自己情报搜集网 的工具。在一战前夕法国情报机关所做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对俄国警察为控制俄 国革命者而在巴黎进行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行动的客观分析证明，这些行动有着巨 大的稗益。” 为了不失去法国当局的好感，国外办事机构便不断施法以增加法国当局对可能 发生的革命的恐惧。、结果令人满意，连法国安全机构内部也认为，1914年仅在巴 黎及其近郊就有四万名俄国革命者——而这个数字超过了俄国革命者在整个西欧实 际人数的十倍以上。 当政治谋杀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欧洲其他国家的警察机构对与俄国人的 国外办事机构合作的兴趣大大增加了。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的牺牲品中有法国总统 卡尔诺（1894年）、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里·卡斯基略（1897年）、 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1898年）、意大利国王温伯德（1900年）、美国总统麦金 利（1901年） ，以及一连串俄国的政治活动家，其中有教育部长H·fi·博戈列夫 （1901年）、内务部长江·C、西皮亚金（1902年，他还负责“暗探局”的工作）， 以及接替其位的B·普列韦（1904年） 、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大公（1906 年） 、总理兼内务部长fi·A·斯托雷平。1898年在罗马举行的世界安全机构大会 上通过了以下决议：“各国负责追查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中央机构彼此间应建立直接 联系并互通情报。” 驻巴黎的国外办事机构控制着在英国、德国和1912年起在意大利监视俄国流亡 者的那些工作人员。在瑞士这个越来越重要的革命者流亡中心，国外办事机构下辖 着三个日内瓦警察组织，他们可以直接从警察局的案卷中获得所需的情报并对瑞士 当局提供的情报的正确性进行验证。对在比利时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流亡者的监 视工作由当地的警察负责，巴黎派来的负责特殊使命的“暗探局”间谍也参与此项 工作。同时，在一战前的那些年里，“暗探局”的国外办事机构总是因其在法国的 行动而不断受到社会党人和激进的法国议员的攻击。1913年俄国驻巴黎领事馆认为 有必要宣布停止国外办事机构的活动。它的职能表面上移交给了安里宾主持的私人 秘密侦探所执行。此人曾是“暗探局”国外的一个工作人员。而实际上国外办事机 构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是小心谨慎罢了。正式“关闭”国外处，对法国安全 机构也造成了冲击。1914年法国安全部门声称：“法国政府将不再象过去那样可能 掌握法国境内危险的流亡者活动准确情报。” 国外办事机构的活动并不只限于搜集情报，它还要制定后来被克格勃称为“积 极活动”和“特别措施”的各种行动方案，以便对外国政府及公众舆论施加压力， 并实施各种形式的暴力手段。1886年拉奇科夫斯基手下的人炸毁了“民意党”在日 内瓦的出版社，并将事情办得很巧妙，使得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失望的革命者干的。 I809年拉奇科夫斯基“揭露”了一伙在巴黎制造炸弹的俄国流亡者。经过一场喧嚣 之后，许多密谋者被判监禁（其中一个叫兰德赞的人逃到了国外，被缺席审判）， 而其余的则被驱逐出境。在俄国，“暗探局”逮捕了63名似乎与巴黎的小组有牵连 的革命者”事实上这个阴谋是在拉奇科夫斯基领导下由那个叫兰德赞的人策划并实 施的。此人为“暗探局”国外处安插的奸细，表面上他出资建造了军火工厂（制造 炸弹），而这些钱则是国外处工作人员交给他的。 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任职的十八年间（1884－1902年）总能掩盖掉其参与恐怖 行动和建立那些似乎由流亡者的革命者筹建的炸弹制造厂的痕迹。而接替他任国外 办事机构头目的拉塔耶夫（l903—1905年）可就不那么幸运了。法国安全机构很快 就发现了他的不轨行为，比如，他参与了在巴黎对特鲁别茨科伊大公的未遂暗杀行 动，并在法国人举行的反对沙皇1905年革命后的暴行的集会上设置炸弹，致使两名 法国宪兵也成为受害者，所以不久他就被召回俄国。1909年，一个名为弗拉基米尔 ·布尔采夫的革命派记者揭露了拉奇科夫斯基在1890年那起炸弹制造事件中所扮演 的角色、他还说，1890年逃脱了警察追捕的那个奸细兰德赞不是别人，正是驻巴黎 的国外机构头目之一哈尔京。哈尔京的《神速逃离和匿迹》一书本身就能证实布尔 采夫的话。但奇怪的是，法国安全机构对此反应并不强烈。因为与办事机构的一个 奸细所犯下的罪行相比，它们从国外处得到的情报“更有价值”。 拉奇科夫斯基科主要特长在于伪造文件和使用好细。有证据表明，正是他伪造 了“犹太复国主义精英实录”。从而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反犹事件。“实录”虽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未起太大作用，但却“证明”了犹太人要达到其主宰世界的阴谋。 有一段时期尼古拉二世曾认为，该实录可以帮助人们了解1905年革命的原因。但当 得知这是伪造品时，他懊恼地说，这些文件“玷污了反犹太主义的神圣事业”。晚 些时候，“实录”’又重新出台，成为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行动指南。在20世 纪所有伪造品中，这份“实录”带来了最严重的后果。 拉奇科夫斯基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担集情报和进行“积极活动”。除此之外，他 还企图对俄国的内政施加影响。1870一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在外交上陷于 孤立的地位。 作为一名“建立俄权法同盟” 思想的狂热追随者，拉奇科夫斯基于 1884年来到了巴黎。他充当秘密调停人，积极参与了建立1891—1894年间“法俄同 盟”的谈判。不仅如此，他还在1899年及其后来达成的各项条约中起了重大作用。 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最可靠的接触人是1898至1905年主持法国外交部工作的戴奥菲 尔·德尔卡塞。在第三共和国七十年的历史中没有第二个外交部长能像他这样长时 间的占据此位而未被替换。在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中，诸如1899年为改变“法俄同 盟”的一些条件，他对圣彼得堡进行的访问；1901年沙皇对法国的正式访问，以及 1902年卢贝总统对俄国的回访等，戴奥菲尔·德尔卡塞都是通过拉奇科夫斯基，而 不是通过法国大使德后彭传贝洛侯爵来进行准备工作的。俄国外长穆拉维约夫伯爵 曾安慰沮丧的蒙特贝洛说：“我们完全信任拉奇科夫斯基先生，他显然在法国政府 那儿也受到同样的信任。”但是拉奇科夫斯基走得太远了，因而在1902年被从巴黎 召回俄国、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下台与他对俄法外交关系的影响并无牵连，而是因 为他不经意地坚持认为皇后聘用的法国“医生”不过是个骗子，因而招致皇后对他 的不满。 “暗探局”建立的侦听破译机构，为沙皇外交政策的推行立下了汗马功劳。和 其他的革命前的大国一样，十八世纪的俄国也设有“信件检查处”（亦称“黑色办 公室多”），其任务就是截听个人或外交通报。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黑色办公室” 的活动由于公众和议员反对干涉邮政业务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在英国，当 得知侦听局总是拆阅被驱逐王英国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者的信件时，下院里一片 哗然，于是破译局于1842年被迫关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破译局才 又恢复了活动。至于专制制度一下的俄国，则议员们的抗议丝毫未影响到侦听破译 机构的工作。“暗探局”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奥德萨、基辅、哈尔科夫、 里加、维尔诺、托木斯克和梯弗里斯的邮政总局里都有“黑色办公室”。“暗探局” 最后一任局长A·T·瓦西里耶夫则总是想让人们相信他们的行动都是针对密谋者和 罪犯的：“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没有理由对书刊检查感到担忧，因为对个人私 事原则上是根本不过问的。”而事实上。和革命前的时期一样，拆阅信件既是谣言 也是情报的来源。由于破译了伊万库茨克大主教的信，他与修道院院长的暧昧关系 便被公之于世。 “暗探局”’的主要密码专家伊万·济宾在他这行当中是个真正的天才。“暗 探局”莫斯科分局局长fi·扎瓦尔津讲道：“济宾对自己的工作不说是狂热也称得 上是痴迷。普通的密码他扫上一眼即可破译，而那些难以解开的密码经常使他进人 恍极的状态，问题不解决他就无法摆脱。”“暗探局”破译机构初期的主要任务是 破译俄国国内外革命者的书信。但逐渐地将外国驻圣彼得堡使馆的外交电报也纳人 其监视范围。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起情报机构就时不时地通过截取外交书信来获取 情报。 1800年外交部成员H·fi·帕字写信给其驻柏林的大使说，“我们掌握了普 鲁士国王与他在这里的临时代办的通信密码。如果您怀疑普鲁士外长居心叵测的话， 可以找个借口，让他往这里发一则通报。只要他或是国王发的通报一破译，我就马 上告知您它的内容”。 在十九世纪，由于普遍使用信使来传递外交邮件，“黑色办公室”所截取破译 的情报数量便逐渐减少了。但由于上世纪末电报的广泛使用，使得传递和侦听外交 情报工作变得容易了。在法国，外交信件的破译工作既在外交部“黑色办公室”， 也在安全机构内部进行。俄国前情况也如此。其外交部的“黑色办公室”和“暗探 局”的工作人员常常交换破译的外交信函。1901年到1910年任外交部信件检查处主 任的是亚历山大·萨温斯基，在他的领导下，侦听和破译机构出现了新的局面，其 组织也得到了改善。同时，在这个领域。“暗探厅’对于外交部也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通常来说，破译复杂的代码和密码不仅要看破译员的才能，还有赖于情报机 构的协助。“暗探局”的相关任务可以分为三步；首先要不择手段地窃取外国的外 交代码和密码，然后同截取的外交密电原稿相对照，最后破译获取情报。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暗探局”是第一个现代侦察机构，其工作方式为以后克格勃的情报活 动提供了效仿的对象。 1904年6月，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1904一1906）查理斯· 哈丁，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他遭受了一次“极为痛心的打击”，因为他发现，有 人向他的办公室主任提供了一千英镑，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目的是让其窃取 一份外交密码的副本，他还报告说，有一个有名望的俄国政治家曾说，用书信形式 联系相对安全，他要我任何时候也不要用电报报告，因为我们所有的电报内容他们 都知道。三个月以后，哈丁得知，拉奇科夫斯基在内务部（当时该部负责“暗探局” 工作）里建立了一个秘密处，目的是想方设法接近外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的档案。 为使英国使馆十分落后的安全体系实现现代化而做出的种种努力都没有任何结果。 1906年2月。 英国使馆秘书塞斯尔·斯普林·雷兹报告说：“使馆的文件不断丢失 已有一段时间了…信使与使馆有工作上接触的人员都在警察局的控制之下，不仅如 此，搞到文件他们还能拿到报酬。”斯普林·雷兹声称，他已经“查清”了这些针 对英国使馆的秘密活动的组织者，此人就是因在反犹宣传中成绩显著而受过奖励的 科米萨罗夫——“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按照科米萨罗夫的命令，“每天晚上 使馆周围都布有‘暗探局’特务，以便拿到弄来的文件”。尽管使馆里设置了新的 保险柜，档案柜的锁也换了新的，而工作人员也被严令禁止将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任 何人，但外交文件还在继续丢失。两个月后，斯普林·雷兹得到证据，表明“有人 能接触使馆档案，并将文件取出后在科米萨罗夫家中拍照。”这很可能是一个被收 买了的使馆的工作人员所为。他用蜡制做一个档案柜锁的钥匙印，然后从“暗探局” 那儿拿到复制的钥匙。此类事件在美国。瑞典和比利时的使馆也发生过。 早在本世纪初，从破译的报告和从使馆窃来的文件中获取情报的外交情报机关； 就对沙皇内政有着很大的影响（尽管迄今为止这个问题还很少有人研究过） 。 从 1898年到1901年，俄国不断采取步骤，力劝德国与之签订秘密条纵划分他们在土耳 其帝国的势力范围，以进一步实现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多年觊觎。当1901年底 破译了一份德国的信函而得知德国政府不打算签这个条约时，俄国便放弃了这些努 力。俄国外长拉姆兹多夫在给俄国驻柏林大使的电报中告知了这一点。在尼古拉二 世执政的整个时期，俄国在截获和破译外交邮件这方面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英国、 德国、美国和大部分影响较小的国家直到一战前还根本没有类似的机构。奥地利的 侦听机构主要也是针对军事通讯的。在这方面俄国唯一有力的竟争对手是它的盟友 法国、在一战前的二十年间，法国外交部的“黑色办公室”及安全机构在破译大部 分大国的外交代码和密码工作中卓有成效。可当俄国人破译了一些法国的外交代码 和密码之时，法国人对俄国人的外交信件却一筹莫展（虽然法国人在破译驻外办事 机构的代码及密码中也取得过一些进展）。 1905年夏，日俄战争和法德摩洛哥危机将近结束之时，俄国及其盟友法国在秘 密情报的侦听和破译方面进行了短期合作。 1905年6月，俄大使奉政府命令向法国 总理莫里斯·鲁维埃转交了一份与经过破译的摩洛哥危机有关的电报的副本。对于 鲁维埃来说，此份电报实在是意义重大，于是作为回报，他命法国安全部门向“暗 探局”国外处转交由法国安全机构的“黑色办公室”截获和破译的所有的日本外交 信件。国外办事机构的负责人马努伊洛夫在拿到这些文件之后，立即电告国内，而 这份电报也被法国外交部“黑色办公室”截获并破译。因为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奉总 理之命转交俄国人的，外交部便认为这是电码和密码安全系统发生了严重的情报漏 失现象，并命令其密码处停止同法国安全机构类似部门的所有接触。由于法俄情报 截取机构的短期合作所铸成的荒唐的错误，致使外交部与法国安全机构的“黑色办 公室”在此后的六年中各自完全独立地进行工作，有时截取和破译的都是相同的外 交电文。俄国和法国从此以后也再未交换过截取的情报。 由于法国情报截取机构行动混乱而造成的恼人的误会，也对俄国破译密码机构 的工作造成很坏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人破译了除德国外的几乎所有 大国的大量外交信函（虽然准确数目迄今尚未弄清），但由于法国人在1911年法德 阿加迪尔危机中的草率举动，使得德国人变换了外交代码和密码，结果是俄国破译 专家们在1912年到1914年两年间没能读出一封德国的密件。 在阿加迪尔危机时期，法国外长茹斯特恩·德·塞尔浮从其“黑色办公室”截 获的德国人的电报中得知，约瑟夫·卡约总理背着他在同德国人谈判。利用这些密 件，德·塞尔浮及其一些同僚便放出消息，说卡约有背判行为。卡约对这种猜疑愤 怒至极，采取了极端措施。他召来德国代办，让其出示提到他名字的那份电报原文， 以同破译件对照。后来这位总理向法国总统承认说：“我做的是不对，但我必须澄 清。”此后德国人便更用新的外交密码而使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他们的俄国伙伴都一 筹莫展，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俄国也同法国一样，部门之间的争斗给搜集和整理国外情报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负责军事情报的是总参一部。到1914年，俄国情报机构所掌握的有关德军的情报都 是间接得来的，而关于俄国的另一个主要敌国奥地利的资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俄 国军事情报机构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是阿尔弗雷德·列德利。作为奥地利情报机构的 高级军官， 他大概是一战前在欧洲活动的所有间谍中最重要的一个。 1901年末到 1902年初，俄国驻华沙的军事情报机构头目巴秋申上校了解到，列德利是一个在性 关系上不很检点的同性恋者，对此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上可，都的确未曾发觉。他 通过威逼利诱使列德利充当了内奸（后来此种手段也为克格勃所采用）。列德利用 从俄国人那儿得来的钱不仅为自己，也为其情人们购置了小汽车；其中有其宠爱的 枪骑兵团的一位年轻军官，他每月付给此人600克朗。 列德利后来被揭露，于1913年自杀。他在十年的间谍生涯中所提供的最有价值 的一份情报，是奥地利指挥部为对俄国和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而拟定的征兵计划。 沙皇的外交官和领事们有时也干一些间谍工作，时不时地收集一些有军事意义 的情报。但是，军事人员和外交官的情报搜集工作未能很好地协调，这也反映出其 军事部门和外交部的协同行动不尽人意。军事人员特别重视派遣侦察人员，而对截 获和破译情报未予足够重视。 1914年8月，德国人在东线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应归功于俄国人愚蠢透顶的举动。他们所有的布署都是用电台明码发出的。开始， 德国的报务员纯粹是出于好奇才听了敌人的无线电通讯。 首先意识到这一发现的意义的，是一名德国军官马克斯·霍夫曼上校，他后来 被称为胜利的缔造者，因为这次侦听工作首次在保证战事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正如霍夫曼后来所写的那样，多亏侦听工作“我们才知道了俄国人所有的计划”。 就好像在玩军棋，俄国人陷人了对其每一步都了如指掌的敌人的包围之中。 “暗探局”并非唯一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和进行“积极活动”的机构。为了能顺 利得到沙皇政府和俄国经济都迫切需要的国外的贷款，也为了消除西方投资者对其 资金的安全的顾虑，财政部还收买了一批外国记者组成间谍大军。在1914年以前，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人们对政府“资助”友好的国外报纸都习以为常了。法国议会 1913年的一项报告中，不顾那些针对情报机构的批评之辞，指出此类“资助”的必 要性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方面，俄国在欧洲占了第一位。既然法国是战前俄国 最大的投资者，那么俄国财政部的主要活动对象自然就是法国新闻界了。财政部驻 巴黎的代表阿尔图尔·拉法洛维奇就曾先后收买过除社会主义报纸（后来是共产主 义的） 《人道报》以外的所有法国的大报纸。到1905年3月，俄国革命的失败和对 日战争的失利，极大损害了法国放债人和商人的信任感，使得拉法洛维奇在一个月 内要花掉20万法郎用以行贿，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也对其鼎力相助。我们对如此 行贿的结果几乎不敢恭维，而且也很难说这种收买究竟有多大的必要。不管怎样， 无论拉法洛维奇如何慷慨， 1905年3月法国银行还是停止了关于继续向俄国贷款的 谈判。即使如此，到1914年之前，法国对外投资额中的25％还是给了俄国（政府贷 款占了此数的4／5） 。而其它国家从强大的法兰西帝国那儿得到的却只有9％，若 没有新闻界的支持，象1905年法国停止对俄国贷款这样的信任危机将会频繁得多。 尽管沙俄的对外情报系统协调得不尽人意，但它却为以后苏联的情报机关奠定 了基础，各种各样的“积极活动”和搜集情报的手段成为其活动的基本方法。沙俄 的对外情报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侦听破译方面的机构，也是利用间谍机构协助破译 部门工作的机构。而阿尔弗雷德·列德利也就成了曾在沙俄对外情报工作中发挥了 重大作用的“服鼠大军”（即“潜伏在对方内部的外国间谍”）的第一人。除了列 德利外，沙俄的情报机构还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可以利用潜藏的 间谍作为对付敌人的有力武器。二月革命以后，“暗探局”的档案落入了布尔什维 克人手中，从中他们得知、早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于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 孟什维克之前，“暗探局”就往其队伍中派进了比其他任何一个革命团体都要多的 奸细。“暗探局”所掌握的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活动的情报是如此详尽全面， 以至于二月革命后所保存下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部分档案材料竟成为撰写布尔什维 克活动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依据。“暗探局”中的一些文件给后来的执政者、自称 是列宁最忠实的追随者的斯大林本人也碰来了一些不快。事实上，1909年斯大林就 曾批评列宁的一些恐怖行动的“失算”和“不正确的组织政策”。但从1910年12月 驻巴黎的国外办事处截取的斯大林的一封信来看，他还是支持列宁的。他写道，列 宁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列宁本人是个“智力超群”的人。 关于斯大林当过“暗探局”间谍的传闻，就各方面情况看来，是没有任何现实 依据的。虽然也不排除“暗探厅’曾企图将他吸收进来。尽管如此，“暗探局”在 布尔什维克中仍有相当数量的间谍。在1908年一1909年期间，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 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至少有四个是“暗探局”的间谍。“暗探局”也在其他反对君 主专制的组织中安插有间谍。比如，“暗探局”的人员中有一个叫叶夫诺·阿泽夫 的人，此人在1904年到1909年间曾领导过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负责进行恐 怖活动和组织暗杀、在“战斗组织”受害者名单中有内务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 普列维，他是被炸弹炸死的。阿泽夫的一生充满了疑团和矛盾，死前他曾说过，他 最终也不清楚。他是潜藏在政府里的恐怖分子呢，还是潜藏在恐怖分子中的警察局 间谍。“‘暗探厅’认为，其最得力的间谍是莫斯科的一个名叫罗曼诺夫·马林诺 夫斯基的工人。此人是1910年招募进来的，而两年后他就成了六名被选送人沙皇议 会——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列宁曾欣喜地写道：“我们第一次在杜马中有了代 表我们工人阶级的卓越领导人（马林诺夫斯基）。”而在当时。主张进行无产阶级 革命的党内还没有一名来自工人的领导人。因此，对于列宁来说。被其纳人布尔什 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便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列宁曾说道： “不管有多么巨大的困难，只要有这样的人就可以缔造工人阶级政党。”1912年选 人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第一年里还是以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行动的， 但到了1913年，这个团体就分裂了，马林诺夫斯基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 “暗探局”的间谍渗透，使列宁深感忧虑，于是，1912年在其倡议下，党的中 央委员会成立了“反间谍委员会”，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其中便有马林诺夫斯基。 1913年，当时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和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被捕后，列宁 曾会见马林诺夫斯基，以商讨对策避兔再有他人被捕。自然，列宁并不知道正是马 林诺夫斯基告发了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 1913年7月，列宁又和马林诺夫斯基以 及自己主要的助手列夫·加米建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商讨了这个问题。结果 他们得出了一个除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席马林诺夫斯基外，令其他任何人都将大为惊 奇的结论：在杜马的六名代表“身边”，有“暗探局”的间谍在活动、马林诺夫斯 基得到指示，要其‘密切注意秘密行动”，以防止警察局间谍的渗透。警察厅头子 C·n·别列茨基曾称马林诺夫斯基是“暗探局’的骄傲”。，但是马林诺夫斯基也 经不住这种双重身份的压力，变得嗜酒成性，使得他最诚挚的支持者列宁也开始忐 忑不安起来。 1914年5月， 新任内务部长B·X·准科夫斯基决定踢开马林诺夫斯基。大概想 到了马林诺夫斯基乖戾，同时又担心一旦大家得知他是“暗探局”在杜马的间谍， 恐怕会引起一场喧然大波。马林诺夫斯基卸任后携着“暗探局”给他的六千卢布逃 出圣彼得堡，到国外去开始新的生活。过后就有传闻，说他是“暗探局”的间谍。 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尤里·马尔托夫在六月份写道：“我们都相信，他毫无疑问是个 奸细，能否证明这一点就是另一码事了。”虽然列宁也同意马林诺夫斯基是“政治 自杀”、但他推翻了对其的所有指控。当马林诺夫斯基出现在德国战俘营里，向自 己的同胞宣扬布尔什维克思想时，列宁又和他恢复了通信，并一如既往地为其辩护， 驳斥对其同“暗探局” 合作的指责。1917年1月，列宁又重申，这些指责都是“绝 对的一派胡言”。二月革命后人们在“暗探局”的档案中发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真 实记录， 列宁起初拒不相信。 马林诺夫斯基的一生在一年半以后悲惨地结束了。 1918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说“他无法生活于革命之外”。虽然他还指望能给他赎 罪的机会。 但革命法庭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审判，判处他枪决。1918年11月6日、判 决在克里姆林宫内院执行。 为什么马林诺夫斯基得以将列宁长期蒙骗呢？主要是因为列宁和其他许多领导 人一样，出身于特权阶级，他们对自己的出身怀有一种负罪感。列宁认为，马林诺 夫斯基的最主要的优点便是其无产阶级出身。他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和演讲家的楷 模，而这样的人正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所缺少的。就列宁看来，马林诺夫斯基罪恶 的过去和不羁的性格，只是证实了他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本质。列宁最初对斯大林的 宠爱，以后他又为此而后侮，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斯大林的低贱出身，还有他那 种丝毫没有资产阶级娇揉造作痕迹的粗暴举止，又使列宁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出身 产生了负罪感。 无论听起来怎样离奇，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皇间谍对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渗透还 是对列宁有利的。战前时期的警察头子别列茨基讲过一，战前他的政策和“主要目 的”就是不惜一切地防止俄国社会主义分子的联合。他说：“‘我行动的原则是： 分而治之。”列宁则与那些主张与孟什维克联盟的许多布尔什维克不同，他坚决反 对联合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别列茨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帮了列宁的忙，他将孟什 维克中列宁的主要对手以及那些极力主张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抓了 起来。“暗探局”坚信，将该党分裂，它就可以削弱社会主义运动。列宁则不然， 他认为，有独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纪律严明、思想纯洁。 坚如磐石、以千万革命者为首的群英，才能将俄国人民引向美好的未来。 随着1917年二月推翻沙皇制度而来的混乱与涣散，证明列宁革命斗争的战略是 正确的。二月革命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与其主要对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相 比成了少数派。但正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这样，曾保证了警察 局的间谍对布尔什维克队伍顺利渗透的巨大的战术上的胜利，便转变为战略上的失 败，并最终导致全面垮台。 二月革命（新历1917年3月8日至12日）使得大多数革命者不知所措。在此事件 前一个半月之时，流亡瑞士的四十六岁的列宁曾说过，“同志们，我们也许等不到 快要到来的革命的决战时刻了。”和绝大多数的革命组织不同，“暗探局”对彼得 格勒（战前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的局势反应更敏感。革命开始的几天前，一 名间谍曾报告说：“地下革命党正在策动革命，但如果革命发生，它将是类似于饥 民暴动的那种自发运动。”依其所言，革命情绪最强烈的主要是那些多子女的母亲， 她们“厌倦了永远排在长队里，再也不忍心看着自己生病的和半饥半饱的孩子坐以 待毙，她们是一大堆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烧起来的干柴。” 当那些排队买面包的妇女们于3月8日走上街头游行时，革命开始了。两天后罢 工便席卷了整个彼得格勒。在这个阶段，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起了决定性作用。1905 年革命是被军队镇压下去的， 而1917年3月军队却倒向革命一方。于是“暗探局” 又准确判定， 风是朝哪儿刮的。虽然工人的政治罢工在2月27日遭到哥萨克人的镇 压，但在“暗探局”的报告中却写道：“总的印象是，哥萨克人是站在工人一边的。 ” 3且12日，一支卫戍部队发动暴动，以此保障了革命的成功。三天以后，沙皇尼 古拉二世宣布让位给自己的弟弟米哈依尔大公。 次日，即3月16日、米哈依尔宣布 放弃王位，从而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统治的历史。当时，政权落人了主要由 自由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中。他们以奇特的方式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并 存，而后者则是全俄各地苏维埃的模式，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他们的喉舌。 按托洛茨基的话说，“政治警察局同沙皇制度一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3月12日， 一群人冲进了“暗探局”总部大楼。“暗探局”头子A·T‘瓦西里耶夫 愤愤地讲道：“特别侦缉处的所有档案，其中包括指纹、照片和其他一些小偷、伪 造货币者和杀人犯的资料都被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不仅如此，闯进来的人还搜查 了我的抽屉， 拿走了由我保存的2万5千卢布的公款。 ”尽管瓦西里耶夫声称，他 “想不起自己有过任何不合法的行为’”，但他很快还是被关进了彼得堡要塞。在 那里他不得不睡在“草垫上，枕着塞满鸡毛的枕头”，吃的是“难闻的汤和更为糟 糕的、用乱七八糟的东西做的杂烩”，每两周才能在冰冷的、刮着刺骨的穿堂风的 浴室里洗一次澡”。“暗探局”局长遭囚禁，俄罗斯的皇帝沙皇尼古拉二世沦为罗 曼诺夫王朝的一个普通公民，这些都象征着对君主专制的胜利及新的民主秩序的诞 生。革命胜利后，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都认为，俄罗斯再也不会有 政治警察局了。 第二章 肃反委员会，反革命及“洛克哈特阴谋” （1917——1921） 肃反委员会，即今日克格勃的前身，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1954年成立的国 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标志上有盾牌和剑的图形， 盾象征着捍卫革命，而剑则象征与敌斗争。到戈尔季耶夫斯基1985年出逃之时，其 克格勃证件上只剩下盾的图形。克格勃的领导千方百计想挽回克格勃的坏名声，于 是决定去掉其标志上的剑。但是今天的克格勃军官们仍称自己为“肃反工作者”， 并在每月20号（“肃反工作者日”）领取工资，似乎仍以此来纪念肃反委员会的诞 生日。 正如1799年英国实施的所得税制，肃反委员会的建立是一项必要的临时性措施， 列宁不曾想到。肃反委员会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警察局和最强大的对外情报 部门。 在1917年10月25日（新历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甚至也未曾 设想过，以后什么时候会有必要建立政治警察局或是对外情报机构。推翻沙皇的二 月革命过后两个月，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现列宁格勒），开始期待世界革命的到来。 布尔什维克忠实地认为，他们的革命将开创最终在世界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 运动的新纪元。他们认为，新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外交官们的位置，更不必说间谍了。 十月革命以后，列夫·托洛茨基在接受外交人民委员一职时曾宣布：“我要向世界 各族人民发布几个告示，然后就把这个铺子给关掉。”他下令公布沙皇政府与其盟 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并宣称，“放弃秘密外交是实行正直的、人民的、真正民主的 对外政策的主要条件。” 革命前，列宁对布尔什维克胜利后俄国生活的构想不是完全现实的。他在1917 年夏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将来不会有警察局的存在，秘密警察局就 更不必说了。同时他也承认，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折时期，还有必要进行 大多数昔日受奴役的劳动者对少数剥削者的镇压。但他认为，这种镇压将是“相当 简单的”事情。列宁写道： “非常自然，剥削者若没有实施其目的极为复杂的机器是无法镇压人民的，而 人民甚至只要有很原始的机器或在几乎没有任何机器，没有专门的机构的情况下， 通过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普通组织就能镇压剥削者……” 列宁认为，人民会根据需要在街头自己主持阶级法庭。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 起来的则是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述的完全不同的体系。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 国家的基础，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它宣称，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领导了一次不仅反映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反映所有俄国人民意志的人民起义。而事 实上，十月革命不过是由革命的少数派发动的一次国家政变，它推翻了曾经取代沙 皇制度的垂死的临时政府。但无论是列宁，还是其追随者，都无法承认这个现实。 先是作为反对派，而后又推翻了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但布尔什维克还是没能得到 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布 尔什维克的主要左派对手。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 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的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他们也仍是少 数派。于是他们解散了1919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 列宁没有料到，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会遇上像国内外反对势力 这样的巨大问题。很快他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对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创性和绝对正确性笃信不移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对任何 一种反对派， 不问其社会根源，一律视为反革命。12月4日，曾领导进行十月革命 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由费利克斯· 捷尔任斯基任主席。12月19日传来了国家公务员要进行总罢工的消息。这一消息使 得人民委员会及其主席列宁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 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 要他 “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旨在通过最有力的革命措施来弄清同罢工一类现象做斗争 的可能性”。第二天，即12月20日，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道：“资产阶级企 图犯下滔天罪行……”在当晚致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捷尔任斯基称：“别以为我 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 的战争。我建议并请求建立一个同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 人民委员会也支持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俄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特 设委员会，即以后众所周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今天克格勃对费利克斯·捷尔 任斯基搞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崇拜。对他奉承的赞扬之辞比对所有继任者所说的加起 来还要多（令人费解的是，继任者当中相当一部分都被官方认为是罪犯）。苏联历 史学家B·安德里阿诺夫教授称他为“革命的勇士” 。他写道：“有许多人配得上 这一称号，可尽管如此，当每一次我们道出这几个字眼时，想到的首先是费利克斯 ·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他以自己英勇的一生，开辟了一条不朽之路。” 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族人。他1877 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时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当一名大主教 的神父。但还是在中学时他就又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会 民主党。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目的是“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后来他说， 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如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 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 1900年，他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领袖是萝扎·卢森堡。 这个党不是主张波兰独立，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者进行合作。任何一种形式的折衷对捷尔任斯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1901年他曾 写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爱，我不能只奉献出灵魂的一半，我要 么贡献出我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付出。”。 在自己整个革命生涯中，不管在沙皇俄国还是在波兰，捷尔任斯基从未有连续 三年以上不被捕的时候。他第一次被捕是在1897年，一名被“宪兵许诺的10卢布赏 钱所引诱的”年轻工人告发了他。 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在监狱中度过的）、多年的流放。飘泊和三 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先是以波兰和立陶 宛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而后他在1917年夏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被选人布尔什维克 党中央委员会。后来捷尔任斯基又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 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已的作凤，他得了“铁费利克斯”的 绰号。老肃反工作者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福明后来曾颇为叹服讲道，捷尔任 斯基是如何拒绝享用其他肃反工作人员没有的特权的。“一个老兵在所有肃反委员 会工作人员就餐的普通食堂为他打饭。如果他给费利克惭．埃德蒙多维奇拿来什么 更可口更好的东西，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就会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 问： ‘您知道今天其他人吃的也是这些吗？’‘是，是，大家都是，捷尔任斯基同志，’ 老人赶紧回答，尽量掩饰自己的心虚。” 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特别能工作的人，为了革命理想， 他既会牺牲自我也会牺牲他人。在生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捷尔任斯基说道：“我 从未顾惜过自己，这也是我的力量所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人们对它的颂扬，令人 感到好像是一幅中世纪受难的圣像。1982－1988年间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克多·切布 里科夫说道：“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力图根除世界上的不公平和犯罪，向往着 有朝一日，战争和民族仇恨会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他总是格守自己的信条， 这种信条体现在他的言语中；‘我想拥抱全人类，向她倾注我的爱，温暖她，洗净 她身上现代生活的污垢’。” 神圣的费利克斯假如尚在人世，他并不一定理会切布里科夫这些不能不令人发 笑的奉承之辞，因为他不是很有幽默感的人。但按照八十年代的标准，像捷尔任斯 基这样“崇高的人道主义者”，是应该尽善尽美的。因而切布里科夫也就认真地想 证明，捷尔任斯基确有幽默感。切布里科夫说，捷尔任斯基“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 样是个禁欲主义者，他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也会说笑，喜欢音乐和大自然”。 克格勃对圣人费利克斯的崇拜是在1926年他去世之后立刻兴起的。捷尔任斯基 的画像、死后拓的石膏面模、拓的手纹以及他的军装都被装进玻璃柜中——作为致 敬的对象——摆放在克格勃军官俱乐部的会议厅中，就像那具躺在红场陵墓中的木 乃伊一样。捷尔任斯基的声望总是很纯洁的，虽然在斯大林的光辉中稍显黯淡了。 斯大林是无所不能的天才，在情报活动．方面也是如此。1937年12月庆祝肃反委员 会成立20周年之时，捷尔任斯基被称为“不知疲倦的布尔什维克，不屈的革命勇士， 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曾经数次消除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极大威胁”。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淡化了对捷尔任斯基的敬仰，他的肖像不仅越挂越 少，而且越挂越小。二战后不久，他的石膏像和手纹就被从克格勃军官俱乐部中拿 走，而且很可能是被销毁了。 六十年代否定斯大林的政策，又使得对捷尔任斯基的崇拜开始恢复了。克格勃 千方百计地想与其在斯大林时期所扮演的血腥角色划清界限，于是便塑造出一个缚 杀反革命的恶龙的“革命勇士”、圣人费利克斯的传奇式的形象。各种资料都竞相 引用捷尔任斯基的话。”比如他曾说过，肃反工作人员应该具备“火热的心，冷静 的头脑和洁净的双手”。五十年代末，在克格勃中央大楼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 树起了一座好几米高的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今天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的工作 人员致敬的主要对象则是安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捷尔任斯基的半身像，在它旁边总 是摆放着鲜花。所有第一总局的年轻军官早晚都要进行一次向克格勃创始人的塑像 献花或花环的仪式。克格勃的军官们欲从这种仪式来巩固自己肃反工作人员的形象， 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扯断那根将他们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联起来的黑色连线。 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 日经人民委员部认可的，即“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 等等”。而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列宁没有想像到革命后他所面 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 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在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不能局限于过去 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十九世 纪最伟大的革命起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于和解 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自己。列宁严 厉批评了“知识分子对死刑的偏见”。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 17年12月，列宁就赞成人民群众自己去主持审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机分子”。 他千方百计鼓励那些反对“阶级敌人”的行动，包括恐怖行动。 捷尔任斯基并非是个天生残酷之人，和列宁一样，他确实是由于对自己出身的 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仇恨而热血沸腾。他对妻子说，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软” 地保卫革命。他最亲密的一位战友马尔丁·亚诺维奇·拉齐斯在肃反委员会的《红 色恐怖》报上写道：“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言语上是否反对苏维埃 政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应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 教育，从事过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 义和内涵就在于此。” 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走向红色恐怖不过是因为这种手段是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 而肃反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尤其是各个地方上的成员，他们却以这种残酷的权力为 乐，并不珍惜这种手段所具有的崇高的意识形态意义。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维奇· 彼得斯是捷尔任斯基早期的、 也是最出色的助手之一， 他晚些时候曾承认说，有 “许多用心险恶的家伙”企图混人肃反委员会。不过他却没有补充说明这些人中有 许多已达到了目的。就其残酷程度而言，肃反委员会可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齐名，虽然其迫害规模要小得多。 直到1918年夏，肃反委员会的恐怖政策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指责而有一定缓 和， 因为初始阶段布尔什维克还指望其帮助。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里的社会革 命党代表，不顾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反对，坚持要在肃反委员会中设立该党的代表。 四个社会革命党人获准进入该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叫维亚切斯拉夫·阿贝克谢耶维 奇·亚历山德罗维奇， 被任命为捷尔任斯基的副手。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 里托夫斯克同德国签订和约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人民委员会以示抗议。布 尔什维克党后来改名为共产党。从此人民委员会中就只有共产党员了，而布尔什维 克政府也由彼得格勒迁在新首都莫斯科。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人民委员会， 但他们还留在了肃反委员会里。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自己说，这是因为捷尔任斯基 挽留了他们，他对他们的领导人玛莉妮·斯皮里多诺娃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再 也无法“控制那些贪恋血腥的肃反工作人员”了。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留在肃反委 员会期间，政治犯是不被处以枪决的。捷尔任斯基对自己的副手。左派社会革命党 人亚历山德罗维奇是绝对信任的。总部迁到莫斯科后，他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权 力全部交给亚历山德罗维奇，而自己则把全部精力投人到业务工作中。 肃反委员会总部在莫斯科，在大卢比扬卡街11号，以前这里曾是一家保险公司 和伦敦一家公司所在地（后来肃反委员会迁到2号楼， 那里曾是俄国的“俄罗斯” 保险公司所在地）。现在克格勃的总部在捷尔任斯基大街上。那些被捷尔任斯基称 为“贪恋血腥”的肃反工作人员很快也出现在莫斯科。在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恐怖 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是著名的马戏团丑角比姆一博姆，他常常嘲笑共产党员。同克 格勃一样，肃反委员会也不懂这种幽默，而将其视为是意识形态的挑衅。正演出的 时候，一些脸色铁青的肃反工作人员走近比姆一博姆，而观众们以为这不过是整个 演出的一部分，但很快他们的笑声便变成了恐慌，因为他们听到了枪声——肃反工 作人员朝试图逃跑的比姆一博姆开了枪。 除了搞恐怖活动，肃反委员会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也常使用间谍。虽然捷尔任 斯基曾反对使用奸细这种沙皇时代的作法，但很快他自己也成了这方面地道的专家。 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到1918年初，肃反工作人员“经常采取派遣间谍这样的行动”。 “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尽快行动，捣毁反革命巢穴。任何一步失误都有可能付 出肃反工作人员的生命，但勇敢和忠诚是他们天生的品质。”据克格勃资料记载， 肃反委员会在派遣间谍方面取得的首次重大成功是对付彼得格勒的一个名为“同布 尔什维克斗争并向卡列金（将军）派兵同盟”的组织的行动。一个名叫格鲁别夫的 肃反工作人员假称自己是过去沙皇军队的军官，“很快就打入‘同盟’内部，揭露 了白俄地下组织的许多成员，并弄清了他们秘密接头的地点”。在一、二月份期间， 拥有近千名成员的“同盟”便被肃反工作人员查清并在赤卫队战士的配合下被彻底 肃清。肃反委员会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有效手段，即相当完善的恐怖手段和派 遣间谍的技巧，为斯大林时期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项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和平 时期欧洲最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和对国外政府机构最广泛的间谍渗透。与此同时， 在1918年至1920年国内战争期间，恐怖活动和派遣间谍的行动就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全面混乱的情况下，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生存一直受到威胁。十月革命后布 尔什维克能够控制的也只有彼得格勒、 莫斯科以及与其毗邻的方圆500公里的地区 （主要是莫斯科以东和稍南的地区）。俄国的其他地方则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不 管怎样，在世界各国政府看来，解散由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使得布尔什维克无法证 明他们是俄罗斯的合法政府。他们的问题也因德国提出的苛刻的和平协定而变得更 为复杂了，而列宁同时又认为，苏维埃俄国除了签约以外别无选择。“如果你们不 准备在污泥中匍匐，你们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不过是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而已， ”列宁的这番话，是说给那些对决议是否正确持有疑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其 中也包括捷尔任斯基。 按照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 （该条约8个月后， 由于协约国军队在西线取得胜利后被废除），布尔什维克需要 割让俄罗斯西部的地区。五月西伯利亚地区发生了由沙俄军队组织的捷克斯洛伐克 军团的叛乱。这个武装叛乱拉开了持续两年半的国内战争的序幕。到了七月，在过 去沙俄帝国的领土上已有了十七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仅为德国侵略者（到同年 11月他们自己也成了战败国）所承认的苏维埃政权已成了世界的弃儿。协约国的许 多外交官在苏维埃俄国遭遇战火。1918年夏，他们开始与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接触， 而英、法、美、日则进行了军事干涉。 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内战争是协约国武装总阴谋的一部分，而事实 上，协约国并非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起义的唆使者。叛乱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军事委 员列夫·托洛茨基想解除这些士兵的武装，而后者担心自己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便 揭竿而起。但对列宁及人民委员会来说，这些捷克人无非是“英雄经纪人”的工具。 列宁在七月曾说：“我们遭遇的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所有代表为反对苏维埃共和国而 经过数月精心策划的、有组织的、有步骤的军事和财经阴谋。”直到现在，克格勃 还将所有反对新生的苏维埃制度的阴谋和行动视为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 势力”“共同阴谋”的体现。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如果真有什么“共同阴谋”的 话，布尔什维克政权也就不可能支撑下去了。在1919年间，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有 三个主要的军事势力。春天，由前沙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首的部队在西伯利亚发 起，夏天则是由白军的邓尼金将军和尤登尼奇在南部和北部发动进攻。尤登尼奇一 直打到彼得格勒城下，几乎切断了该城与莫斯科的所有铁路联系，布尔什维克能够 挺住多亏统帅红军的托洛茨基的指挥天才，但更多的还是敌人内部的内讧帮了他们。 如果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分头进攻是针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有组织的 统一行动的话，则很有可能是反革命一方取得了胜种。但结果却是各支白军队伍各 自为战，每个指挥官都想只身摧毁苏维埃制度而使自己荣光，于是他们便都遭到了 失败的命运。同时，红军则是扮演成一个整个俄罗斯人民的、而非少数派政府的利 益的代表者，去与那些旨在恢复反动统治和旧有特权的白军将军们展开了斗争。 国内战争的混乱给了西方政府扼杀十月革命的机会，但他们没有利用好这个时 机。直到1918年11月战胜德国之前，协约国部队考虑的主要是军事目的，而不像苏 联的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意识形态的目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 约使得德国人可以从东线调集大量兵力对西线发动整个战争中最强大的进攻。英军 总司令黑格元帅称此阶段为危急时刻。 在他4月11日对部队发表的著名的讲话中说 道：“为保卫每一个阵地，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步不后退。就是背后已是 高墙， 我们每个人也要搏斗至终，并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到1918年6月， 德军已挺进马恩河，直逼巴黎。与此相比，东线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命运已退居次 要位置。虽然西线的战局在整个夏天发生了迅速变化，但协约国部队仍未料到德国 会在秋季如此迅速地溃败。 1918年夏，由西方外交官和派人俄国的间谍制定和实施的对付苏维埃制度的行 动，准备得很不充分，因而并未对布尔什维克造成多大威胁。而且，从诸多情况看 来，肃反委员会倒有意使这些行动看上去规模宏大，这样一来，肃反工作人员成功 地将其揭露便能赢得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甚至同德国停战之后，西方政府尽管要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上，但他们所做的还不及力所能及的 一半。1919年时，只要协约国有两、三个师在芬兰湾登陆，便可打到莫斯科，结束 苏维埃政府的历史。但一战末期出现的情形是西方国家已无力集结起两个师来，就 更不用说三个了。派往换国的军队只为白军的推进帮了倒忙。而这正中布尔什维克 的下怀。这些军队对于决定国内战争的胜败来说，实在少得可怜，但又足以为布尔 什维克将其所有敌人都称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找到借口。 布尔什维克认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起来极力反对他们。肃反工作人员 不无自豪地说。正是他们在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 秘密机构阴谋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今天的克格勃依然这样认为）。1921年， 列宁高度评价了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 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俄国和国外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组织的。而 确实也是不可能的。在你们扼杀我们、围困我们之时，在你们策动内部阴谋、为破 坏我们的和平劳动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对付你们的阴谋、 对付你们的蓄意破坏。” 尽管西方的外交官和情报机构的阴谋行动，不像列宁以及迄今克格勃认为的那 样规模庞大，但肃反委员会的确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肃反委员会最有效的武器便 是按沙皇的“暗探局”创造的模式，派遣间谍“飓鼠”）和奸细。但是，肃反委员 会往西方使馆派遣间谍的首次重大行动却未如愿。 德意志帝国是当时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唯一大国，两国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互派了大使。 1918年4月23日在莫斯科设立 了德国使馆。由威廉·米尔巴赫伯爵任大使。六天后，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即在他 的曰记中写道：“在这儿；我们须时刻提防着，因为周围尽是些间谍和奸细。苏维 埃当局很快就重建了过去沙皇的‘暗探局’，虽然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的，但规模 至少也不次之，并且更为残酷。”往德国使馆派遣间谍的任务交给了1918年五月成 立的肃反委员会肃反局的反间谍处。1921年到1922年间，反间谍处有所扩大，并以 其为基础成立了反间谍局，简称“反间局”，这便是克格勃第二总局的前身。20岁 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科夫·布柳姆金成了该局局长。布柳姆金向德国使馆进行渗 透的行动干得十分出色。他结识了罗伯特·米尔巴赫伯爵，此人是德国大使的一个 奥地利亲戚， 战争期间沦为俄国战俘。6月，市柳姆金得到其书面保证——为肃反 委员会提供有关德国以及德国使馆活动的秘密情报。 但捷尔任斯基将这个行动委托给布柳姆金是不太明智的，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 人仍在积极反对布列斯特和约。7月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暗杀德 国大使的计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杀了他，可以迫使布尔什维克停止对德国 人的“安抚”，进而恢复在东线的军事行动，并依他们所见，这将促进世界革命事 业的发展。暗杀行动交给了布柳姆金和他的一个同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摄影 师尼古拉·安德烈耶夫。7月6日晨，布柳姆金备好一份用肃反委员会的公文纸写的、 有伪造的捷尔任斯基及肃反委员会书记签名的文件、内容是委托他和安德烈耶夫同 德国大使进行谈判。捷尔任斯基的助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德罗维奇也被布 柳姆金扯进了这项阴谋之中，他在这个文件上盖上了肃反委员会的公章。当日午后， 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驱车来到德国使馆，商定同大使见面的事宜，他们称，必须 和他讨论一个有关他的亲戚罗伯特·米尔巴赫的问题。后来布柳姆金说，是他用自 己的手枪打死了大使，但是据使馆工作人员讲，布柳姆金开的三枪都没打中，威廉 ·米尔巴赫是被安德烈耶夫打死的。 这样一来，肃反委员会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利剑”的使命差点因这次惨剧而告 完结。 1918年7月，肃反委员会非但没能保卫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反而差点充当 了摧毁它的工具。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列宁写道，暗杀米尔巴赫的行动，将俄国 推到了“几乎重演与德国开战”的边缘。在搞了暗杀行动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又发动了起义，在卢比扬卡的肃反委员会的大楼被占领，捷尔任斯基也被逮捕。但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他们的骚乱也在二十四小时内被忠于共 产党人的拉脱维亚军队镇压了下去。7月8日，捷尔任斯基主动辞去了肃反委员会的 领导职务。后来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次暴乱的情况做了调查，肃反委员会内 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被清扫出门、8月8日，捷尔任斯基又重新被任命为肃反委员 会主席。从此，肃反委员会内便是清一色共产党人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抑制作 用消失了，对待政治敌人的恐怖政策就又有所抬头。捷尔任斯基说：“我们是有组 织的恐怖，这应该明确说明。” 列宁对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其中也包括采用恐怖手段一一来打击反革 命分子表现出积极的（虽然也不乏幼稚的）兴趣。他非常赞赏使用大型电磁铁来搜 寻藏在房屋里的武器的想法。他总是坚持在肃反委员会中审议这一想法，但捷尔任 斯基则持另外的主张。他对列宁说：“磁铁在搜查中不一定有用，我们已经试过这 个方法了。”但他还是同意在搜查中试验性地使用大型电磁铁，这主要是为了威慑 反革命分子，以使他们自动交出窝藏的武器。 肃反委员会对协约国的公使馆和其在俄国的情报网的间谍渗透行动。要比他们 对付德国大使馆的行动成功得多。 直到今天，克格勃还将1918年夏肃反委员会揭露所谓的“洛克哈特阴谋”的行 动视为其最重大的胜利。参加此阴谋的有英、法、美等国的外交官和秘密间谍。罗 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这个革命前英国驻莫斯科的代理总领事，是个有才干但 并不可靠的领事工作人员。在自己的仕途中，他有两次不得不在其乱七八糟的桃色 绊闻被曝光后，从头开始一切、1918年初，英国大使被召回后，洛克哈特被派往俄 国同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非正式接触。他没有取得多少成果。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说服布尔什维克，帮助协约国部队继续对德国作战。尽管洛克哈特未获成功，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仍然签订了和约，但他并没有对形势好转失去信心。在 给伦敦的报告中他写道，尽管签订了和约，但“组织对付德国的行动还是很有可能 的”。军事委员托洛茨基及接替其外交人民委员位置的格奥尔吉·契切林，对同伦 敦建立联系格外感兴趣，他们千方百计地力图使洛克哈特相信布列斯特和约维持不 了多久。但洛克哈特在自己的政府中没有得到多大的信任。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 曾刻薄地说：“也许洛克哈特给了我们一些糟糕的建议，但不能指责我们，说我们 遵循了这些建议。” 当洛克哈特对恢复东线的战争失去了一切希望之后，他立刻改换了自己扮演的 角色， 由亲布尔什维克的外交官变成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家。5月中旬，他与 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鲍里斯·萨温科夫领导的反苏地下组织的间谍建立了联系，此 人在战前就参加过组织刺杀普列韦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行动。在自己 的回忆录中，洛克哈特否认他曾唆使萨温科夫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但在发往伦 敦的电报中， 他讲的则全然不同了。1918年5月23日，他往英国外交部发去一份未 加任何说明的电文（这是从萨温科夫的间谍那儿得来的），讲的是关于“在协约国 部队空降之夜除掉所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并建立一个真正的军人专制的政府” 的计划。同更关心对德战争问题的英国政府不同的是，洛克哈特成了对协约国出兵 干涉、帮助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狂热的拥护者。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即当时的军情处，在洛克哈特制造的混乱中也有一份“贡 献”。不仅指示英国情报机构驻俄国的总头目、大尉埃内斯特·博伊斯直接参与行 动，1918年初还派去一些情报机构的军官去碰运气。洛克哈特对他们的工作评价不 高。他认为，“尽管他们很勇敢，也有着明显的语言才能，但却不能正确评估政治 局势。”因而，他们相信那些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得到德国人的资助的假文件，还相 信那些关于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组建由德国战俘组成的兵团的假传闻。 尽管肃反委员会声称，军情一处是英国权力核心制定秘密计划中强大的武器， 但该处在英国对外政策中却仍扮演着次要角色。英国秘密机构，即今日军事情报总 局的前身，是1909年才建立的。到战前它也只是一个不大的组织，预算少得可怜， 使得它无法在国外拥有哪怕是一个长期的情报站。如晚些时候公布于众的秘密报告 中所述，由于经费短缺，这个机构直到1914年“用的都是些临时的间谍，其行动就 战争年代的实践和经验看来，简直是无效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情一处 的机构有所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一些专业人员。到了1918年初，它已拥有 由四百多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构成的网络，他们固定地报告德国军队在被占领的比利 时和法国北部的推进情况。西线一直是军情一处活动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在那里此 机构有了辉煌的战绩。同西线相比，对付俄国成了次要任务。被派往俄国的军情一 处的军官们同维多利亚女王和爱德华国王执政时期（即职业化的秘密机构建立之前） 被招到秘密机构的那些狂热献身者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虽然他们的那些惊险经历 对英国关于共产主义俄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肃反委员会并没有把他们这 些顽童式的阴谋视为混乱和浅薄的见证，而是当作西方情报机构深思熟虑的、无处 不在的行动。 尽管洛克哈特对军情一处在俄国的行动评价不高，但连他也为西德尼·赖利的 勇敢所叹服。赖利于1874年出生在俄属波兰领地上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是家 中的独子，在九十年代（19世纪）离开父母，侨居伦敦。从此他为自己博得了精通 数种语言、多情、自信而无畏的国际冒险家的美名。他在自己的仕途上编织了一张 梦幻般的蛛网，坠入网中的通常是那些报道他的人，也有赖利本人。他是一个幻想 家，但同时又无所畏惧，具有一个优秀情报人员所具备的天赋和职业精神。这些品 质引起了曼斯菲尔德·卡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第一任头目和温斯顿·丘吉尔 的惊叹。用洛克哈特的话说，赖利的个性是“犹太人的演员气质与天不怕地不怕的 爱尔兰人的勇猛”的结合。 在一本记叙英国秘密机构历史的畅销书中曾写道；“没有第二个间谍能拥有赖 利所有的权力和影响。”他是个搞暗杀的行家，通晓下毒、刺杀、枪杀、扼杀等各 种手段。他总是备有“十一个证件和同样多的妻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浪 漫的光环，赖利生平中的一些事情仍然令我们兴趣十足。在一战前的圣彼得堡，他 是一个极成功的商人和有两位娇妻的无人不晓的名人。 除此之外， 他当时还作为 “临时间谍” 为卡明效力。1918年春，代号为“CT1”的赖利回到俄国后，他便沉 迷于非同寻常的冒险和哗然一时的闹剧的旋涡中了。但是肃反工作人员们却没有看 出他的奇遇中有什么可笑之处。赖利在5月7日，以同其习性很相宜的妄然行为表现 了他的莫斯科之行。他走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自称是劳合·乔治的特使，要求同列 宁本人会面。不管怎样，他得以见到了列宁最主要的助手之一弗拉吉米尔·邦奇一 布鲁耶维奇，后者自然对赖利的行为万分惊讶。外交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洛 克哈特，想核实一下，邦奇一布鲁耶维奇的造访者是否是个普通的骗子。洛克哈特 后来承认说，他差点没对他们说，“赖利很可能是一个冒充英国人的俄国人，否则 就是个疯子。”待后来洛克哈特从军情一处驻俄国的情报站长博伊斯那里得知赖利 是英国间谍后，他差点儿大发雷霆。他将赖利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像训小学生 一样将其训斥一通，扬言要将他打发回去”。但据洛克哈特回忆，赖利是个“各种 开脱之辞的天才创造者，而我们最后以痛笑一场收场。”后来赖利装扮成旅居近东 的希腊人，找了几个情妇，开始认真地准备起推翻列宁的阴谋来。 赖利继续使得那些仔细研究其充满矛盾生涯的苏联情报机构的专家们惊讶不已。 根据1979年发表的军事情报人员的正史记载，赖利出生在奥德萨，他的父亲是一个 爱尔兰大尉，母亲是俄罗斯人。就在这份文件中讲道，在他“充满英雄行为”的一 生中并不具有什么“轰动一时的和凭空虚构的”色彩。就在这份有着真凭实据的文 件材料中还确认，他是军情一处驻俄国的“主要头目”。（而事实上坐在这个位子 上的是埃内斯特·博伊斯）。赖利的生涯使得克格勃现任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 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将军颇感兴趣。1979年，当时任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 局长的克留奇科夫向第一总局图书馆索要了所有有关赖利的书。很有可能，他的这 种兴趣更为克格勃内部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的新材料所激发。据一位图书馆馆 员说，“看来，他把这些书都读了。” 乔·阿·希尔大尉（后来成了准将）大概在赖利的同行中属最有名的一个。他 也是军情一处安插在俄国的间谍， 其代号为“NKS”。据洛克哈特讲，他“和赖利 一样勇敢，同样无所畏惧”，而且“俄语也不比他说得差”。“快乐的乔治·希尔” （金·菲尔比后来这样称他） 认为他在俄国度过的那段充当英国间谍的日子是其 “生活中一段愉快的经历”。童年时他曾和自己的父亲，“一位英国探险商人（应 从此词最好的意义来理解）”，周游了全世界，从西伯利亚一直到波斯。正是这些 旅行比任何一个专门的职业训练都更好地为其从事间谍工作打下了基础。希尔是在 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两个月，以皇家飞行使团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俄国的。但到1918 年春他就已和军情二处合作了。和洛克哈特一样，他也指望着布列斯特和约会被撕 毁，指望能说服布尔什维克加人对德的战争。在被冠以响亮的名称《伟大的使命》 的回忆录中，他夸耀了自己是如何获取了托洛茨基的信任，又是如何促成了苏联军 事情报机构和肃反委员会的建立：“同托洛茨基的会面、看戏、赴宴一点也没有影 响我的工作。我帮助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参谋部组建情报处，首先是为了弄清德军在 俄国战线上的集结情况，对其部队的推进作长期监视……其次，我参与组织了反间 谍处的工作，是为了监视德国秘密机构和使团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行动。” 但是，希尔发往军情一处和相关军事部门的报告并未引起轰动效应，虽然其意 义不能低估。他“向布尔什维克许诺说，英国将会提供全面帮助，以说服莫斯科军 区的司令组建一个处，负责对德军配置进行检查和跟踪”。确实，和希尔在其回忆 录中写的不同的是，没有找到任何文件证明他亲自参加了这个处的组建工作。而且 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1918年肃反委员会反间谍处的组建中起到过什么作用。后 来他自己也承认，他从未和该处第一任处长雅科夫·布柳姆金见过面。但是希尔和 肃反委员会曾就德国军队的情况作过有限的情报交换也是有可能的。当二战期间英 苏两国情报机关之间建立了更高层的合作之后，希尔又作为特别行动处的联络军官 回到了莫斯科。据金·菲尔比讲，“俄国人很高兴地迎接了他，要知道他们对他可 是再熟悉不过了。”到1918年夏，他与苏维埃的情报机构的短期合作结束了。和洛 克哈特一样，他最终也未能说服共产党人重新向德国开战。于是他就建立了揭露东 线上的德国和奥地利军事小分队的网络，并在“有爱国情感的俄国军官’”的帮助 下准备对付这些分队的挑衅性行动。 到1918年7月， 洛克哈特卷人了旨在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阴谋之中、尽管后来 他否认了这一点。他和驻莫斯科的法国总领事费尔南·格列纳尔一起将一千万卢布 转交给在莫斯科的反革命的“民族中心”，该组织同东北的萨温科夫以及库班河的 沙皇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的白军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无论是洛克哈特还是格列纳尔， 都不能与捷尔任斯基一决胜负。 6月，捷尔任斯基向彼得格勒派去两名拉脱维亚族 肃反工作人员扬·布伊基斯和扬·斯普罗基斯。两人自称是施密德肯和布雷迪斯， 扮成了两个在寻求同协约国联系的反革命地下组织的代表。他们见到了英国领事馆 的海军武官P·H·克罗米大尉，此人在英国大使被召回后留在了彼得格勒，为的是 在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一旦有落人德国人手中的危险时，就将其毁掉。克罗米同时又 将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介绍给了赖利。这两个人向赖利反映说，驻莫斯科的拉脱 维亚族步兵对现状日益感到不满、他们两个的表演给赖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 似乎在拉脱维亚人身上看到了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契机。他曾如是得出结论： “莫斯科的士兵都是些拉脱维亚人，谁控制了拉脱维亚人，谁就控制了首都。 拉脱维亚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在为布尔什维克效力，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他 们都是些外国雇佣军，而外国雇佣军为的就是钱。谁出钱多，他们就跟谁走、我若 是能收买了拉脱维亚人，那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使得克罗米和赖利认定，有必要与莫斯科的洛克哈特发 生联系。 当他们在莫斯科策动反布尔什维克起义时，正逢英国开始对俄国北方进行军事 干涉。3月6日，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三天后，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连， 奉弗雷德里克·普列少将之命在摩尔曼斯克登陆。但海军陆战队员的目的并不是推 翻布尔什维克。派他们去是为了防止德国军队夺取协约国运往东线的大量军事物质。 协约国出兵的性质变化是在普利于8月2日同皇家海军陆战队小分队、一个营的法军 以及五十名美国水兵一起，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实施了第二次登陆之后发生的。阿尔 汉格尔斯克登陆的初始目的，还是为了防止德军夺取军事物资。但这一次正遇上反 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开始。两组在海军陆战队到来之前秘密派来的协约国间谍被布尔 什维克抓获了。8月1日夜发生了政变，其领导人是俄国海军大尉格奥尔吉·恰普林 （过去曾被调往皇家海军任职） ，此人的行动看来与普利的情报机构头目、上校C ·R·M·托恩希尔（曾为军情一处军官）有着密切联系。次日，应政变组织（他们 宣布自己为“北部地区最高行政机关”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请求，军事小分队 奉普利之命实施了登陆。 奇怪的是，协约国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登陆（普利声称自己是此地区事实上的 总督）并没有立刻导致英国和布尔什维克人关系的破裂。8月8月，英国外交部给洛 克哈特发了一封电报：“你们应该尽可能继续维系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现有关系。 无论如何，首先提出断绝关系或宣战的都应该是布尔什维克一方，而不是协约国。” 8 月中旬，肃反委员会派遣的拉脱维亚间谍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来到莫斯科 洛克哈特的代表处，将克罗米的信交给了他。一向“对间谍的渗透极为敏感”的洛 克哈特仔细研究了这封信。就风格和笔迹来看，他很快就确定此信确为克罗米所写。 “信中所用之词——自己准备离开俄国，并想‘在离开前将门砰地摔上’——这是 这个很讲礼节的军官的典型用词，”洛克哈特这样写道。 此后不久，洛克哈特又和布伊基斯见了第二次面，另一个遣入的苏维埃间谍、 上校爱德华·别尔津也参加了这次会面。据洛克哈特讲，“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 脸部棱角分明，有一双刚毅的银灰色眼睛。他指挥着苏维埃政府保安赤卫队的一支 拉脱维亚步兵的小分队。”在场的还有赖利及法国总领事格列纳尔。别尔津使他们 相信，拉脱维亚族士兵准备参加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并且所有事宜可在五、六个 星期内准备妥当。根据洛克哈特的建议，他们决定由赖利承担同拉脱维亚人的谈判 工作。大约于8 月20日开始的几次谈判，都是在肃反委员会监控的地点进行的。赖 利给了别尔津120万卢布做起义经费，后者则将这笔钱交给了肃反委员会。 除了军情一处的间谍，参加支持俄国境内反布尔什维克组织行动的还有法国和 美国的间谍。8 月25日，在莫斯科美国总领事德·维特·普尔的代表处里举行了协 约国间谍的会面。法国的武官拉维伦将军也参加了会面（洛克哈特没有参加这次会 面）。会上决定，在协约国仍留在俄国的外交官最终撤走之后，间谍和颠覆活动就 将由专门留在俄国的间谍来承担。这些人当中有英国的赖利，法国的安里·德·维 迪曼上校，以及美国的克塞诺冯·德·布卢门撒尔·卡拉马蒂亚诺（俄希混血儿）， 参加这次会面的还有肃反委员会的一个间谍——列涅·马尔尚，其表面身份是派驻 法国使馆的记者，他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支持者，后来成了法共的缔造者之一。 8 月28日，赖利在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别尔津上校的陪同下，来到彼得格勒，同 有反布尔什维克情绪的拉脱维亚族士兵谈判。捷尔任斯基在等待时机，让莫斯科和 彼得格勒的阴谋分子们为自己更好地搓好绳子。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在8 月30日告 终。这天，诗人列昂尼德·坎经基瑟尔刺杀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的领导人 M·乌 里茨基，而女社会革命党人法尼姬（多娃）·卡普兰（此人多半是有些神经失常） 向列宁开了枪，并致其重伤。这两桩互不相干的暗杀行动成了恐怖浪潮的开端。两 天内，仅在彼得格勒就有500多名政治犯被枪决。” 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8 月31日清晨，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开始向“洛克哈特 阴谋”发起总攻。肃反工作人员未能逮住赖利，但他们抓到了化名为谢尔波夫斯基 的冒充俄国工程师的美国间谍卡拉马蒂亚诺，并在他的住宅中找到一个罐子，里面 的纸条上写有他们转交给俄国间谍的款项。洛克哈特与赖利和卡拉马蒂亚诺两人不 同，他拥有外交豁免权。尽管如此，8 月31日清晨三点半左右，他在自己的住宅里 被“一个粗暴的声音吵醒，紧接着命令他马上起来”。洛克哈特“睁开眼睛就看见 鼻尖前是手枪枪口”，再看屋里有十来个武装的肃反工作人员。他和助手大尉希克 斯一起被弄到卢比扬卡，在那里，捷尔任斯基的助手拉脱维亚人雅科夫·彼得斯审 问了他、据洛克哈特讲，他有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如诗人的头发，向后梳着， 露出高高的额头”，他脸上的表情“忧郁且恐怖”。“您认识一个叫卡普兰的女人 吗？”彼得斯问到。洛克哈特从未见过她。据洛克哈特本人在一份材料中所述，他 当时要求尊重他在外交上不受侵犯的权力，并对彼得斯说，他没有任何权力向他提 问。“赖利在哪儿？”彼得斯继续问道。洛克哈特没有做答。而后彼得斯从公文夹 里取出一张通行证，这是由洛克哈特交给肃反委员会拉脱维亚族间谍去阿尔汉格尔 斯克会见普利的通行证。“这是你的笔迹吧？”他问道，洛克哈特这才明白，布伊 基斯和斯普罗基斯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但他仍未想到，别尔津上校也是肃反 委员会计策的一部分。他再次“非常礼貌”地对彼得斯说，自己有权不回答这些问 题。 而彼得斯对这次审问所做的记录与洛克哈特所述就大相径庭了。记录中写道， 洛克哈特当时“惊慌之至，甚至连自己的外交证件都没有出示。大概，可怜的英国 外交官以为是指控其刺杀了列宁，而且看来，他心里也是有鬼的。”洛克哈特本人 则认为，彼得斯审问的目的是想将他与法因娜·卡普兰刺杀列宁一事牵扯起来。但 那时最令洛克哈特不安的，是他上衣胸前的口袋里的那本记事本、肃反委员会的间 谍在逮捕他和搜查他的住宅的时候，没有发现他的西装口袋里有一个记事本，这里 有用密码记录的他向间谍赖利，自然，还有萨温科夫提供的款项。洛克哈特担心他 们随时都有可能搜查他，便说要去解手。有两个武装侍卫跟着他，而他从容地从记 事本上撕下那几页能毁掉他的纸页，把它们当手纸使了。 大约早晨六点时，在卢比扬卡的洛克哈特和希克斯待的房间里领进一个妇女来， 她周身穿的都是黑的，头发也是黑的，并且“眼眶发黑”。 “我们猜到这就是卡普兰。看来，布尔什维克指望她会认出我们，并且会掩饰 不住。她保持着一种出奇的平静，走到窗口，用手托住下颌，一动不动，默不作声 地立着，茫然地望着窗外，好像任凭命运的摆布，直到看守进来将她带走。” 法尼娅·卡普兰四天后在克里姆林宫内院被枪决，她最终也不知道，她刺杀列 宁究竟是否成功。 上午九点，洛克哈特和希克斯被从卢比扬卡放了回来。到住宅后他们发现，洛 克哈特的情妇穆拉·本肯多夫也被肃反委员会逮捕了。 赖利当时在彼得格勒，因而看来并不知道洛克哈特被捕的事。8 月31日中午， 也就是在洛克哈特被释放三小时之后，他来到军情一处情报站头目埃内斯特·博伊 斯的住处。在那里，他叙述了关于保卫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族步兵起义的计划。 按赖利所说，博伊斯称此计划是“极富有冒险”，却又是“值得的”，他还表明， 一旦失败，一切责任要由赖利来承担。而后博伊斯去了英国领事馆，想把克罗米接 到自己的住处与赖利见面、但在博伊斯来到领事馆之前，克罗米就已经死了。当时 有传闻说，刺杀乌里茨基的凶手躲进了英国领事馆。于是就有一伙听信此言的人在 肃反委员会间谍的带领下闯入领事馆大楼。克罗米想阻止这些人，听到的是要他让 路的回答，否则要“像打死一条狗一样打死他”。克罗米开了枪，但他自己也在交 火中被打死。 9月1日清晨，肃反委员会搜查了法国间谍德·维迪曼的住宅。显然，这一行动 是根据他们的情报员列涅·马尔尚提供的情报进行的。结果搜出了用于破坏行动的 炸药。虽然德·维迪曼隐匿起来了，但第二天人民委员会胜利宣称：“今日，9月2 日，我们破获了一起以英国使馆负责人洛克哈特、法国总领事格列纳尔以及法国将 军拉维伦为首的由英法外交人员策划的阴谋。此项阴谋旨在推翻人民委员会，在莫 斯科实施军人独裁。这一切都企图通过收买红军战士来实现。” 但在声明中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个利用红军战士（拉脱维亚族士兵）来搞军事 政变的计划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们制定的。为了替其侵犯洛克哈特外交豁免权的行 为辩白，声明中含糊其辞地说，逮捕他的时候其身份并未查明：“在阴谋者的秘密 总部中还逮捕了一名英国人，在被带到特别调查委员会后他声称泊己是英国外交代 表洛克哈特，在其身份被确认之后，洛克哈特立即获得了释放。” 在人民委员会的声明中讲到， 赖利是“洛克哈特的间谍之一”，他转交了120 万卢布用以实施阴谋行动，这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声明中还说道，协约国的其他使 馆也参加了暴动的准备。列涅·马尔尚曾经给法国总统雷蒙·普安卡雷写过一封信， 在信中，他详细描述了8 月25日协约国间谍们会面的情形。这封信的复件被肃反工 作人员在一次搜查中给发现了，后来登载在共产党的刊物上。当然，这个发现并非 是偶然的。 在人民委员会9月2日的通告，以及苏维埃政府后来的声明中称洛克哈特是协约 国阴谋的主要角色。但洛克哈特本人此刻最关心的是其情妇的命运。9月4日，他向 外交人民委员会请求释放穆拉，但遭到拒绝。此后，他一时冲动，决定直接找彼得 斯，并直奔卢比扬卡。到了那里他明白，自己“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敏感：站在主 要人口处的卫兵彼此间很快地低声啼咕了一阵。”彼得斯耐心地听完洛克哈特的请 求，并说，他们会对关于穆拉未参预阴谋的保证予以考虑并进行仔细调查的。“我 们的人找您已找了整整一个小时了。我有您的逮捕证。”尽管比肃反委员会更注意 外交豁免权问题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对此提出了异议，洛克哈特还是被立即逮捕，并 在牢里蹲了整整一个月。 9月5日，为了对前一天再次逮捕洛克哈特做辩白，《消息报》登载了由捷尔任 斯基及彼得格勒的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声明。同9月2日人民委员会的声明 不同的是，在此份文件中，英国人和法国人被称为暗杀列宁行动的“策划者”和杀 害乌里茨基的真正凶手： “他们杀害了乌里茨基同志，因为他斩断了彼得格勒英国人阴谋网的所有绳索。 ”事实上，肃反委员会本来就想说服英国间谍实施类似的暗杀行动，以达到在全国 人民面前揭露其罪行的政治目的，但他们的努力并未奏效。大约在8 月22日，别尔 津就曾力图向赖利表明，要想顺利实施政变，必须除掉列宁和托洛茨基。他解释说， 首先，他们有着出色的演说才能，可能会对派去逮捕他们的人产生影响，因而不应 该冒险去拘捕他们；其次，暗杀这两个领导人会造成一种恐慌，从而有效地削弱抵 抗势力。 赖利在与布尔的交谈中讲道，他“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别尔津放弃这种计划，他 是无论如何也不赞成这种计划的。”他认为，“这些领导人不应该成为蒙难者，而 应成为全世界的笑料。”为此，赖利认为，应该脱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裤子，让他 们只穿着内衣在莫斯科游街，让所有的人都能取笑他们。但肃反委员会并没有把这 个想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搞得衣衫不整的阴谋一并公布于众，这一点在情理之中，并 不足为奇。正因为如此，在指控英国间谍组织的那些确实存在的或臆想出来的阴谋 当中，这个很有特色的计划从未在世人面前出现过。与赖利和希尔不同的是，军情 一处驻外情报站站长埃内斯特。博伊斯，对组织暗杀行动的主意并不持批评意见。 他的一个俄国间谍说，博伊斯有一次好像是偶然地问他，“他想不想收拾掉一两个 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9月6日，这个间谍伸手要钱，说这样就不泄漏出他和博伊 斯的谈话内容。英国人担心他“还会出点新花样”，就决定掏钱打发了这个搞讹诈 的家伙。 到此事发生之时，军情一处在俄国的活动已基本停止，博伊斯也被抓了起来， 投进了条件恶劣、人满为患的牢狱。肃反委员会还逮捕了赖利的几个情妇，而他自 己持着希尔提供的假护照悄悄地乘一艘荷兰货船逃出了俄国，希尔本人也逃脱了被 捕的命运。但当其十八名间谍和联络员被抓住并遭枪决之后，他认为，应该从伦敦 接受新的指示和经费，“一切从头开始，组织新的人马，建立新的联络点。”和博 伊斯不同，洛克哈特被捕的这段时光，是在相对舒适些的克里姆林宫过去的宫娥的 房间里度过的。在他被捕期间，他的情妇穆拉被释放并获准与他见了面。为了监视 洛克哈特，别尔津被安排在这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洛克哈特“很害怕，不敢和 他说上哪怕是一句话”。十月份，洛克哈特、博伊斯、希尔以及协约国使馆的其他 人员被准许返回家园，交换条件是释放那些在伦敦被扣留的俄国官员。 洛克哈特和彼得斯的告别倒是惊人的友好。9 月28日。彼得斯来通知洛克哈特， 说他已被释放。他赠给他一张签名照片，给他看了自己在伦敦的英国妻子的照片， 并请他捎信给她， 但后来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也许不核烦劳您，”彼得斯说， “您一离开这儿，就会把我视成最可恶的敌人痛骂和诅咒一番的。”洛克哈特说他 不要装糊涂了：“如果抛开政治，我从不打算和你作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对 穆拉的思典。这封信我要收下并代转。”彼得斯对洛克哈特说，他若留在俄国会更 好些：“您会很幸福的，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我们可以给您工作干，反正资本主 义迟早是要灭亡的。”但彼得斯没有告诉洛克哈特，他已经有证据表明穆拉是个德 国间谍。后来他说，考虑到洛克哈特的前途，他甚至对十二月份“受理”洛克哈特 “阴谋”的法庭也隐满了这一事实。但是到了1924年，彼得斯为了对洛克哈特在英 国进行的“疯狂反苏运动”表示抗议，他披露了这个秘密。 获释后，洛克哈特回到了伦敦，随后是博伊斯和赖利也相继回国。而希尔到了 法国后，接到军情一处处长卡明的命令，让他返回俄罗斯几个星期，以便协助反布 尔什维克小组组织的怠工活动。根据卡明的提议，希尔被授予“战斗功勋”勋章， 赖利因其在俄国的行动而被授予“军事十字”勋章。十二月份，洛克哈特、赖利、 格列纳尔和维迪曼被莫斯科的最高革命法庭缺席判处死刑，而8 月31日逮捕的美国 间谍卡拉马蒂亚诺仍被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为了逼其招供，他们两次威胁说将要 对他实行枪决，但未能有获。后来死刑被改为监禁，而到了1921年他最终获准返回 美国。 肃反委员会将清除“洛克哈特阴谋”视为一次最为重大的胜利，而克格勃至今 也持同样的观点。在苏联的官方史料中就有如下字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肃反 工作人员给予阴谋分子们的致命打击，可以与一次最重大的战役的胜利相提并论。” 而事实上，肃反工作人员只是在小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因为反对他们的不是有组 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而只是一伙冒险分子、政治上太幼稚的西方外交官和秘 密间谍，这些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初期进行活动时，能够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力量。 “洛克哈特阴谋”的主要部分——莫斯科拉脱维亚族步兵的起义计划——是肃反委 员会自己制定出来的。但是，肃反工作人员在揭露“洛克哈特阴谋”过程中所积累 的派遣间谍和离间分子的经验，在以后、在20年代，曾帮助他们取得了对英国秘密 情报机构的更大胜利。 到了20年代初，白军已经不能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了，尽管他们 还未被彻底消灭。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签署命令，取消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实 施的死刑，但三周后，列宁又改变了自己的决定。2月6日，在会见地方肃反委员会 代表的时候， 他发言说， 死刑是今后与“反革命的言行”斗争中很可能用得着的 “必要措施”。1920年4 月，波兰对乌克兰的人侵以及随后的六个月的俄波战争， 掀起了肃反委员会残酷镇压那些确实存在的和臆想出来的阴谋分子的新浪潮。在克 格勃的官方史料中曾写道：“正是因为肃反委员会的坚决斗争，才使波兰白匪以及 他们的协约国幕后策动人妄图通过间谍活动、怠工及匪祸来破坏红军安全的企图破 了产。”到1920年底，捷尔任斯基的战友马丁·拉齐斯，试图为肃反委员会对苏维 埃社会的全面控制打下基础；“反革命活动正在四处漫延，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 以各种形式表现着，由此可见，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人的。” 拉齐斯的这个思想，为30年代建起的斯大林的警察国家的大厦铺了第一块砖。 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有二十五万多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到1921年， 当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已胜券在握之时，许多党员认为，肃反委员会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很自然，肃反工作人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因此，尽管肃反委员会的发 展有所停滞，其权力受到了某种限制，甚至机构也进行了某些改组，但它仍然得以 存活下来。1921年12月28日，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国 内和国外的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削减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及其机关了。”1922年2月8日， 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替代了肃反委员会。从1919年3 月起，领导 内务人民委员部及肃反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当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同肃反 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国家政治 保卫局的活动领域仅限于组织和实施打击破坏活动，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现 在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来解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调查权，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而 进行判决，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将犯人关进集中营。但是逐渐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又 重新拥有了肃反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 而且这些都是得到列宁的赞许的。1922年5 月，列宁曾写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弊他人……”根据 1922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驱逐、监禁等权力，而且在一定情况下， 还可以枪决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别类型的刑事罪犯。 1923年，苏联成立之后、国家政治保安局被赋予了联盟机关的地位，称“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缩写为OTTY）。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拥有自己的“法律委员会”， 用以迅速判决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以前的肃反委员会是在非常时刻作为 保卫革命的必要手段而临时组建的机构，与其不伺的是，而后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 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后继者，在苏联国家体系中一直占着一个中心的位置。 第三章 对外情报机构及其“积极行动”，捷尔任斯基时代 （1919－1927） 还是在通过对外情报系统搜集情报之前，苏维埃俄国就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步骤， 以实现其在国外的大规模秘密行动的计划。当肃反委员会还在为保卫布尔什维克制 度免受国内现实的和臆想的敌人的侵害而努力的时候，国外的苏维埃间谍机构的活 动主旨是为了输出革命。而且当时在国外的大部分行动不是肃反委员会组织的，而 是由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的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NkkH）称 自己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1917年十月革命后，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一直在期待着革命先传播 到欧洲，然后席卷全球。一战末期，西线的一些战事导致了中欧几个大帝国的垮台， 这使他们燃起了希望。 而且列宁还在1918年10月1日就写道：“世界革命在一周的 时间内向我们走近了许多，我们可以认为它在最近的几天内就会到来……我们应该 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德国工人们加快革命的到来，革命应该很快就在德国开始了。” 11月9日， 即颁布停战令前两天，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那里照苏维埃的模式 建立起工农苏维埃。 但列宁的欢欣和热望很快就消失了。1919年1月柏林的起义被 镇压了，而不久前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FIF）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 克内西尽管不是工人运动的发动者，但却因对运动表示了支持，而被军官中右翼激 进分子残暴杀害。虽然他们的死使德共以主要左翼政党身份取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位 置，这一本来已渺茫的希望更加无望，但莫斯科却因此而能够毫无障碍地向德国共 产党人强加自己的意志。遇害前不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罗莎·卢 森堡曾批评布尔什维克制度、指责列宁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搞对无产阶 级的专政。她大概是唯—一个敢于公开反对列宁、抵制把共产国际变成苏维埃对外 政策的工具的外国共产党人。 三月初，在莫斯科俄国革命剧院举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中 只有五人是从国外来的，其他的“国外”代表则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从那些 逗留在莫斯科的外国追随者当中选出来的。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就从未到过他们所 代表的那个国家。而且，他们所代表的党派，有些根本就没有成立。但是，对于大 多数欧洲左翼运动的代表来说，这些技术上的细节没有多大意义。对于许多左翼积 极分子来说，莫斯科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而共产国际的建立只是更加坚 定了他们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法国共产党人鲁伊——奥斯卡·弗罗萨的发言表达了 公众的心情： “遭到一大群敌人包围的、忍饥挨饿的、被推入混乱和无序状态的俄国，在付 出无法想象的代价之后建立起了我们共同向往的公平、和谐的世界。曾受禁止的、 处处遭压制的社会主义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我们所向往的、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 追求、期待而又未实现的东西，正在由为不屈的意志所鼓舞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们变 为现实。在古老的沙皇帝国的上空，飘扬着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再没有人剥削人 了！资本主义终于被打倒在地，被碾碎、被消灭了！前进！人类不会灭亡，俄国开 始了新的一天！” 在西方一些国务活动家的咒骂声中，如同在镜子中一样，映出了共产国际对世 界革命最终要到来的坚定信念。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工作结束后两周，劳合· 乔治对法国总理乔治·克雷孟梭说：“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情绪……现存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各个方面都为欧洲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所怀疑。” 实际上，早在共产国际开始输出革命之前，革命就已经开始迅猛展开了。在没 有莫斯科帮助的情况下， 仅在轰轰烈烈的几周内，匈牙利（3月21日）和巴伐利亚 （4月7日）相继成立了共和国。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曾预言说，一 年内整个欧洲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的欧洲。但布尔什维克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成立 还不到一个月，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就被正规军和起义部队打败了，而8月罗马 尼亚的人侵则结束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 1919年10月，共产国际在西欧创立了两个秘密组织用以传播革命：柏林的西欧 秘书处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柏林的组织是由雅科夫·赖赫（化名为托马斯同 志）领导的，而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则是由西博尔德·鲁特克格思领导的。列宁亲 自选定了这些人，认为他们比那些名气较大的德国和荷兰的共产党人更合适，因为 后者就他看来可能会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他和他们每个人都见了面，并对他们初 期的秘密任务、经费及联系等问题亲自做了指示。尽管有种种防范措施，西方局还 是很快就被警察局盯上了。 1920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第二天，俄国来的 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波洛金就发现，荷兰警察局在隔壁房里装了窃听器。 他试图告知与会者有危险，但警察局已比他领先一步，逮捕了所有代表。虽然他们 最终都被释放了，但英国的代表却没能得到他们翘首期盼的共产国际答应提供的资 金，结果是空手而归。1920年4月西方局被关闭。 命运对柏林的西欧秘书处还是比较厚待的。托马斯同志成功地利用了秘密间谍 网，其工作人员持外交护照往返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给那些党的战斗队员提供了 伪造的证件，资助了德国和其他的西欧共产党。因为警察局更多地注意的是男子， 因而他的信使中有许多女性党员， 其中就有在1921年4月当上捷尔任斯基副手的约 瑟夫·斯塔厄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的妹妹。托马斯居然租了两架飞机和一艘不 大的轮船，将持有伪造证件或外交护照的代表送到彼得格勒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 代表大会，这也显示了他的精明能干。 在彼得格勒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主要由列宁起草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确 定了共产国际成员的军事纪律。所有共产党的活动都应是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并用， 同时建立了一些平行的非法机构，以在关键时候帮助党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卡尔·拉杰克称：“俄国是工人阶级已 掌握政权的唯一国家，因而全世界的工人都应成为俄罗斯的爱国者。”大部分外国 共产党人都同意这一说法。英国工党领袖们的界定十分贴确，他们认为英国共产党 “是莫斯科的富有教养的奴仆，”而它却是自愿地、甚至是高兴地接受这种奴役的。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一名持强烈批评意见的英国代表从彼得格勒回来之后写道： “很显然，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俄国不是一个他们可以学习经验的国家，而是 一个神圣之至、可望不可及的国家，在它面前他们须俯首贴耳、就像那些穆斯林圣 徒在祷告时面向麦加方向一样” 季诺维也夫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宣称， 执行委员会不仅有权。 而且也有责任 “干涉’ 那些已是共产国际成员或是想加人共产国际的共产党的工作。 进行这种 “干涉”的主要工具，就是那些被称为“莫斯科的眼睛”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共主 席、参加大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保罗·莱维，在1921年同共产国际决裂之后写道： “这些代表从未与那些独立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合作过，他们总是站在他们背后与之 作对。与当地的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受到莫斯科的信任……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就 像是肃反委员会派往国外的方案制定人。” “莫斯科的眼睛”们是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的职责包括准备秘密汇报。 这些汇报，用托马斯同志的话讲，是做给列宁本人及共产国际“小局”（即事实上 的政治局）的成员的。而意大利社会主义分子贾钦托·塞拉吉的说法更形象。他说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国外的行动就像是些“灰衣主教”：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党搞分 裂，其结果是1920－1921年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建立起 了新的共产党。1920年，在图拉举行了筹建法共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法 国社会主义者安德烈·莱·特罗克尔不无气愤地发言说：“虽然我也想加人第三国 际（共产国际），但我不准备容忍这种没完没了的、甚至连我们的代表大会也不放 过的监视行为。” 共产国际的特使对在共产党的活动中引入那些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时期采用 的秘密手段起了促进作用。在他们的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从莫斯科获取资金 来资助共产党和亲苏维埃的报刊。资金主要是一些从沙皇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没收 来的珠宝。据被驱逐到巴黎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首都的大公们说，他们有时还能认 出（当然有时不排除搞错的可能）一些陈列在珠宝商店的珍品是原沙皇国库里的珠 宝。芬兰女共产党员（其丈夫于1921年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艾诺·库西年回忆说， 1920年冬，他丈夫曾资助一名叫卡尔麦·皮卡尔的芬兰共产党员前往伦敦执行秘密 使命：“当时我丈夫忽然从西装背心的口袋里拿出四颗大钻石给我看，并说：‘它 们每颗都值四万元，我已记不清是按什么货币换算了。’然后他把钻石交给皮卡尔 的妻子，笑了笑，说道：‘这些钱是给你们路上用的” 一家经营社会主义报纸的年轻经理弗朗西斯·梅内尔也曾将沙皇的珠宝带出境 过。尽管在回到英国后，他多次遭到搜查，但警察却一次也未能当场将其抓获。有 一次在“钻石旅行”中，他将两串珍珠藏在装有荷兰黄油的罐子里顺利带走了。还 有一次， 他给自己的哲学家朋友奥卢·贾德寄去了一个包裹（此人后来成为BBC广 播“答听众问”节目的颇受欢迎的主持人），里面装的是伪装成高级巧克力糖的珍 珠和钻石。回到伦敦后，梅内尔即被“伦敦警察厅刑事部”扣留搜查。当然，在他 身上什么也没找到。两天后梅内尔从贾德那里拿回了自己的包裹，然后和妻子一起 “干了整整一个小时的非常不利于健康的工作”——吮吸那些裹上巧克力的珠宝。 这种用沙皇的珠宝来资助世界革命的顽童式的热情，自然时常造成一些麻烦。 1919年，波罗金受委托，将缝在皮箱夹层里的沙皇珠宝带给美国的共产党人。因为 怕有人跟踪，波罗金请他在船上认识的一个同路的奥地利人照管一下箱子。那人对 波罗金保证说，一定将这些箱子送到芝加哥。但从此它们就消踪匿迹了，而波罗金 本人也在一段时间内被怀疑偷窃了这些珍宝。 共产国际最初两年的秘密活动，主要是给那些非俄罗斯的革命者和亲布尔什维 克分子以指示和资助。 直到1921年3月，才在德国开始了第一次革命的尝试。德国 “三月行动”的倡导人是别拉·库恩——是当时非俄罗斯人的共产党人中最有功绩 的一位。 他参加过十月革命， 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共产国际” “小局”的委员。库恩曾说：“资产阶级政府现在还很虚弱，这是组织起义、罢工 和暴动、对他们逐个进行打击的最佳时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依他看来， 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列宁并没有像他那样头脑发热，这时他对世 界革命不可避免的信念也开始减弱。”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必须同帝国主义暂时和 解，以重建这个国内战争后成为一片废墟的国家。’但是库恩还是得到了列宁的支 持，一一他向列宁表明，在德国的行动会减轻苏维埃政权所遭受的外部压力。 1921年3月初， 库恩随共产国际秘密代表团来到柏林，策划德国的革命。共产 国际驻德国的主席托马斯同志气愤得不能自已。后来他讲道：“我极力提出抗议， 井要求将库恩召回。我向他们提出证据，表明在德国还不具备起义的条件。莫斯科 则保持了沉默。 ”尽管如此，到3月17日，库恩还是得到了德共领导人的支持，他 们宣称，“从此所有工人都被号召参加斗争。”法国、英国、捷克等国的共产党代 表人被召到德国来充当见证人， 并从中汲取德国革命的经验。3月21日和22巳，开 始了罢工和工人运动。 3月24日，德共发布指示开始全国总罢工，并号召工人拿起 武器，但是绝大多数德国工人并没有响应这一号召。到4月l日，为数不多的几个起 义中心都惨遭镇压， 于是德共又开始号召工人们停止罢工。起义过程中有145名工 人被打死，不少人受了伤，有3470人遭逮捕。在二月离职的德共领导人莱维指责共 产国际，说是它迫使德共尝试了这次连德国人自己都反对的革命。他称：“由于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错误，以及它对德国共产党的这些霸道行动，使得在此之前欧 洲唯一的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性政党遭到了极度威胁。”但是接替莱维任德 共领导人的根利赫·勃兰特则说， 那些关于执行委员会以及“接近它的人物” 与 “三月行动”有着某些牵连的说法，不过是“卑鄙肮脏的诽谤，”。共产国际的主 席季诺维也夫也附和说，这种指责是“可耻的谎言”。但到了1926年，这个“谎言” 得到了官方的证实，在他的正式传记中说道：“1921年，共产党人派他赴德国；任 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三月行动’。” 尽管列宁和共产国际都不曾表示对“三月行动”负有责任，但在德国的失败还 是对苏维埃政策产生了根本的影响。现在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输出革命了，而是从内 部来巩固苏维埃制度。在1921年党的五大上，列宁表明了他要“让反对派就范，将 他们肃清”，以及建立起一个清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党制的共产主义国 家。列宁称：“我们还未让广大的群众信服。”饥荒席卷了俄国的大部分地区；工 业濒临崩溃；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发生了农民起义，就在举行代表大会的时候，当时 被托洛茨基称为革命的“荣光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的水兵也发动了起义， 反对布尔什维克制度带来的政治镇压和经济混乱。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宣言《我们 为何而战》中，将同肃反委员会的斗争称为是起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把肃反委员会 的活动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相提并论：“以警察宪兵为护神的君主制的权力转移到 了共产党篡权者手中，他们非但没有带给工人们自由，反而使其总是害怕哪一天会 被投进肃反委员会的监牢，而这些监牢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沙皇制度下的警察民” 肃反委员会总喜欢将一切视为阴谋，因而很快就认定喀琅施塔得起义是西方帝国主 义者的唆使造成的。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报告说，喀琅施塔得的暴动是由里加的法国 间谍组织的。他们伙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借助水兵和有不满情绪的工人群众在 彼得格勒发动政变，法国打算在此之后将自己的海军派往波罗地海。”列宁同意这 个说法。 1921年3月17日，也就是德共开始准备在德国进行“三月行动”的那天。 五万名红军战士，其中也包括肃反委员会小分队，残酷镇压了喀琅施塔得暴动。 喀琅施塔得暴动加速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转变，尽管它不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 因。在党的五大上，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取消了余粮征集制，允许私人 经营和小型私人企业存在。除此之外还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向外国企业主表明， 他们可以为俄国的发展投人自己的才智和资本、从这时起苏俄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成 了进行缔结贸易协定和获得资本主义世界对俄国的外交承认的谈判。 1920年3月， 以外贸人民委员列昂尼德·克拉辛为首的苏维埃贸易使团抵达伦 敦，开始就签署英苏贸易协定展开了漫长的谈判。英国特工机关的报告中讲道，刚 刚到达英国，克拉辛的贴身助手兼翻译、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H·K·克雷什科和一 些“共产主义人士”就接触上了。而1920年12月20日，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三周年之 际， 捷尔任斯基所做的建立“国外处”（这便是以后有名的nho的决定，是国外情 报搜集工作意义越发重大的又一个证明。 国外处进行外交情报活动的主要对象是英国，因为就苏维埃领导人看来，英国 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大国，是一把特殊的钥匙，依靠它布尔什维克俄国可以达到让资 本主义世界承认自己的目的。 英苏贸易条约签订还不到一年，在1921年3月，俄国 已同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贸易条约。当英苏 条约签订的时候，刚刚诞生的国外处还没有关于英国对外政策的可靠的情报。在肃 反委员会给列宁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英国首相大卫·劳合则乔治——这位最有影响 力的贸易条约拥护者。报告说，首相的主要对手是“以寇松和丘吉尔为首的、有外 交部及其圈内人物支持的保守党。”很显然。根本不必用秘密情报部门来证实外交 大臣寇松勋爵同当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内阁中两个反对 布尔什维克最厉害的人。 1920年5月，英苏谈判刚开始的时候，唐宁街10号的英国 内阁成员接见了克拉辛。而丘吉尔认为还是不参加这次会见为好，因为一想到他将 租这个毛发丛生的黄拂狒握手”他就觉得难受。寇松则参加了会面，但当克拉辛向 他伸出手来时，他却站着一动不动。只是当首相本人对他说：“寇松，要有点绅士 风度广他才握了握伸过来的手。除了以寇松和丘吉尔为代表的贸易协定的主要反对 者的表露之外， 肃反委员会在1921年3月对英国政策的真实内容及那些决定英国对 外政策的势力所能了解的东西很少。那时丘吉尔还是自由党人，当然，就如肃反委 员会认为的那样、不是保守分子。直到1924年，温斯顿·丘吉尔才成了保守党人。 据肃反委员会的文件记载，当时其最主要的，大约也是唯一的英国政策方面的 情报提供人，是记者阿尔托尔·兰塞姆，此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儿童作家，写有著名 故事集《燕子和女骑手》——讲述一些乘船游玩湖滨区的奇遇。兰塞姆身上集中了 杰出的语言大师和一名求知欲极强的学生的品质。作为《每日新闻》驻红色俄国的 记者，他是由一种细致人微的洞察力和孩童般天真浪漫性格的奇妙结合体。他赞叹 那些“善良的、优秀的、绝望的、疯狂的、务实的。无忧无虑的、轻信的、多疑的、 目光短浅的、敏锐的、精力极充沛的布尔什维克”，被他们建立新社会的革命思想 所吸引；“每个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只要其青春还未枯萎，其双目还未黯淡，都 可能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者—t…假使我们这里用血和泪铸成的总不是我们梦想的 那个金色的城堡，它们也值得我参与和理解，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这样 或那样树程度上对青春有笔未付的债。”兰塞姆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熟识。 并且，在同自己的英国妻子进行了漫长的、不愉快的离婚诉讼之后，他娶了托洛茨 基的女秘书。兰塞姆并不掩饰他对捷尔任斯基和副手彼得斯的崇尚之意：“捷尔任 斯基——这是一个沉着冷静的革命的热衷者，他对自己的信仰笃信不移；也不承认 任何凌架于自己之上的至高权力。他多次进过监狱，在那里他颇引人注付，因为他 总是干一些对其它监禁者说来不愿干的活儿，比如擦洗牢房、倒脏水等。他有自己 的一套关于自我牺牲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人应该善于承担那些否则要由许 多人分担的重负和痛苦。这就是他不愿担任现在这个职位的原因。” 甚至是在别人向他提供了表明肃反委员会的残酷性的证据后，他还是为其存在 辩护，认为它是对付混乱的唯一选择。而且在1921年，他还试图为镇压喀琅施塔得 暴动寻求开脱。 无论肃反委员会还是英国秘密情报处，都对兰塞姆的身份很感兴趣。尽管英国 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些人认为他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可其他人还是在寻求机会以利 用他与俄国领导人的广泛接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秘密情报机构争取兰塞姆的 所有努力都一无所获。在兰塞姆的传记中也写道，无论是他还是秘密情报机构。都 未能“互相利用”。如果把兰塞姆与秘密情报机构的关系相比较——他自己时常提 起此关系，目的是以自己与英国有影响的人物的来往为布尔什维克高层人物留下印 象一一他很少能在肃反工作人员中受到更高的尊敬。兰塞姆在战后同特工机关以及 负责居民破坏行动问题的情报局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经会过面，对此肃反委员会 想必会一清二楚的。 尽管1919年兰塞姆从莫斯科去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 但此后许多年间， 他以 《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到过俄国，在他那极简短并且不很工整的日记中提到 过，在出差期间，他曾见到过肃反委员会的一些高层人物，如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彼 得斯和温施利希特。肃反委员会中与兰塞姆来往的还有肃反委员会代表克雷什科， 他是参加英苏贸易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成员。 肃反委员会错误地认为，为《泰晤士报》效力、并于1922年成为该报国际新闻 部主编的加罗尔德·乌尔雅姆斯和秘密情报处工作人员保罗，杜克斯，是那种对寇 松和丘吉尔强烈反对签署英苏贸易协定的态度起了主要影响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在肃反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外观察家中占上风的一种倾向，他们都过高估计了 《泰晤士报》和英国特工机关在白金汉宫（指英国政府）权力阶层中的影响力。那 种认为乌尔雅姆斯和杜克斯好像扮演了某种反面角色的想法，很有可能是由于兰塞 姆对他们的评论造成的。兰塞姆曾和乌尔雅姆斯关系不错，但后来因为他对布尔什 维克的强烈仇视与其断然分手。至于杜克斯，兰塞姆则因他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 合作而对其耿耿于怀。依兰塞姆所言，杜克斯为秘密情报处执行的秘密任务，使得 他“想起俄罗斯就好像是一只被追赶的狐狸想起猎手一样。”肃反委员会还误认为 乌尔雅姆斯是一个男爵，他“娶了一位名叫特尔科娃的女子为妻，而该女之父是一 名持有立宪民主党保守观点的著名政治家”。读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认为有 必要进行一些修改，便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个条子，上面说，乌尔雅姆斯的妻子不是 特尔科娃，而是特尔托娃，并且她本人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立宪民主党人”（“我 的妻子还是在年轻时就同此人很熟悉”）。 兰塞姆总是想夸大同英国政府的联系和对其的影响，这也使肃反委员会产生了 误断，认为他在l921年初的俄罗斯之行，是他和另一位英国商人莱特从劳合·乔治 那儿接受的特别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促进贸易条约的签订。兰塞姆试图使肃反委 员会相信，同英国相比，“苏联在东方有着更大的影响，如果把俄罗斯的影响与英 国的影响相比，穆斯林世界对前者更有好感。从中肃反委员会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认为英国没有能力对付苏维埃在东方影响的扩大，因而它决定加快贸易协定的签定。 兰塞姆还告诉肃反委员会说，英国报刊中关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及对莫斯科和列 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势力的评论，旨在向撕毁贸易协定的“社会舆论’进行 有组织的施压”。在肃反委员会的报告记录中讲道：“兰塞姆认为，现在苏维埃政 府应该发表那些反映事实真相的消息。” 看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并 且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和肃反委员会常常很看重兰塞姆所提供的那些与事 实相去甚远的有关英国政治的情报，这往往是因为他所说的正是他们想听到的，而 这同样成为他们阴谋理论的基础。兰塞姆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秘密情报可提供给布 尔什维克。但是他的确在尽全力帮助他们争取得到西方外交上的承认。 1921年3 月签订了英苏贸易条约，从而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从此肃反委员会 对兰塞姆的兴趣大为增加。他结识了英国贸易使团团长罗伯特·霍奇森，并对其很 信任，而此人看来也不曾怀疑兰塞姆同肃反委员会的关系。1923年5 月，俄国和英 国之间的贸易协定面临撕毁的威胁。所谓的“寇松最后通谍”指责苏联政府进行反 英宣传，并在印度及其邻国搞破坏活动。兰塞姆后来讲道，他曾和契切林及其副手 李维诺夫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就此“最后通谍”讨论了很久（虽然在 其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他认为，尽管寇松在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上仍持公 开的敌视立场，但英国政府总的说来还是希望维持现有关系的。“我一生中从未像 这次在克里姆林宫，在短短的时间内喝了那么多的茶水，”兰塞姆写道。在他的日 记中，记有他和李维诺夫的四次会面、与契切林的三次会面与霍奇林的两次会面， 以及分别同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一次会面，而这些都是在四天内进行的。 英国曾禁止霍奇森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们讨论“寇松最后通谍”问题。但 是兰塞姆还是说服他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进行了一次“偶然的”会面。 八个月后，兰塞姆终于如愿以偿：对苏联的外交封锁被突破了。1924年1 月，当英 国政府首次由工党主席拉姆齐·麦克唐纳主持后，莫斯科举行了仪式。在仪式上霍 奇林向契切林递交了正式照会，承认苏联政权是俄国的合法政府。参加了这一仪式 的兰塞姆后来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从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后进 行了五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期，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苏联外交伪情报比起肃反委员会掌握 的有失英国的情报要更为广泛。沙皇政府时期，英国外交部格外重视对外情报侦察 工作，而苏维埃俄国当时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头十年，苏联的情 报机关主要有两大问题。首先，布尔什维克不愿使用那些由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比 较复杂的代码和密码，而使用一种不很可靠的秘密情报传递系统，这种系统一开始 只是建立在简单字母换位的方法上的。其次，世界上最强大的沙皇破译机关被解散， 而且令布尔什维克不幸的是，它的一些出色工作人员逃到了国外。 英国军事密码机关俄国处处长、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今政府通讯总部的前身） 校长埃内斯特（费蒂）·费特莱因就曾是一名沙皇“黑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 和妻子躲到一艘瑞典轮船上，顺利逃过搜查，来到了英国。费特莱因自称是沙俄的 一名主要的密码员，有着将军军衔。他对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同事说，他是“搞书 面密码和其他．需要广泛知识才可破译的代码的权威”。战后不久美国一位最有名 的密码员乌尔雅姆·弗里德曼见到了费蒂。费特莱因右手食指上的大红宝石戒指给 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讲道：“当我对这个非常贵重的宝石显出兴趣之后，他 告诉我说，这个戒指是做为赞扬和感谢他为末代沙皇尼古拉服务期间在密码工作中 的成就而赐给他的” 也许是命运的嘲讽，在他以往的功绩中也有破译英国外交信函这一项。十月革 命后头十年，他的主要成就是破译俄国外交电文，但这一次却是为英国人效劳。虽 然费特莱因讲起英语来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但他却是一名非凡的语言学家。英语 他主要是通过读《布莱克古墓》和其他一些风行的侦探小说学会的。他有时说些英 国人不大习惯的话，像“谁窝藏了我的铅笔？”或者是“他就是告密者”，令学校 的同事们很开心。费特莱因很少提起革命前的俄国，但有时候同事们为了让他开口， 就说些可能会引起他异议的话，此如说。“费特莱因先生，沙皇真的是个很强壮和 健康的人吗？”——他们听到的是恼怒的一回答：“沙皇是个废物，头脑里没有一 点思想。是个萎靡的、遭人鄙视的家伙。”。 因为有了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事的出色工作，政府通讯密码学校才得以在英苏 贸易谈判时破译了俄国人大量的外交信函。截获的情报有很重大的意义。比如，在 1920年6 月谈判刚开始时， 他们就曾截获了列宁写给克拉辛的一封信， 信上说： “劳合·乔治这个下流坯骗起人来不露痕迹，不知羞耻。请别相信他的任何话，好 好愚弄他一番”劳合·乔治对这种侮辱之辞表现得很理智，但是他的一些大臣对此 的态度则不同了。寇松和丘吉尔利用破译的有关情报得知，苏俄对英国的一些报刊 以及布尔什维克者有不正常的资助行为。苏俄还在英国。印度进行着其他形式的破 坏活动。据此，他们要求遣回苏维埃代表团并中止谈判。劳合·乔治不希望破坏缔 结条约的前景。但又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大臣们的情有可原的愤怒以及证据确凿的破 译文件有所反应。9月10日，首相指责8月份以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伦敦的 莫斯科党的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当时克拉辛是副团长）“粗暴地破坏了做出的 许诺，并使用了各种破坏手段”。克拉辛被允许留下了，而将于次日返回俄国接受 新的指示的加米涅夫则被告知不能再来英国。劳合·乔治对加米涅夫说，他对他的 指责有“确凿的证据”，究竟是哪些，他没有说。 显然，苏维埃代表团后来还是明白了，是他们的电报被截获并被破译导致了这 样的结果。8 月，英国内阁同意公布部分截获的情报。八封证明布尔什维克资助一 家“日报”社的电报交给除了这家“日报”社以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的编辑部，为 了在情报来源问题上迷惑布尔什维克，并使他们相信情报是在哥本哈根的马克西姆 ·李维诺夫那儿遗失的，这份材料的转交条件是标明引自“中立国”，但是《泰晤 士报》没有接受这个游戏条件。令劳合·乔治极为不满的是，该报的有关文章是这 样开头的：“这些电稿是英国政府截获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肃反委员会 驻外机构头目克雷什科显然对密码所知甚少，也许是他没有认真阅读《泰晤士报》， 也许是他认为被破译的只是用以转发这八封电报的“三月码”——不管是哪种情况， 总之他仍持错误想法，认为苏维埃的密码是可靠的。而且，他对后来截获的、并在 9 月刊登在《每日邮报》和《晨邮报》上的情报也没有足够重视。首先意识到苏维 埃代码和密码系统泄密情况的不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成员，而是红军南方集团军 司令米哈伊尔·伏龙芝（正是他在克里木击溃了白军将军弗兰克尔男爵）。伏龙芝 在1920年12月19日向莫斯科报告说：“弗兰克尔过去的一名塞瓦斯托波尔电台的负 责人的一份报告表明，我们所有的密码都因为太简单而被敌人破译……由此可知， 我们所有的敌人，尤其是英国，都对这段时间我们国内的军事行动及外交工作的情 况了如指掌。” 一周后， 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接到指示， 令其尽可能派专人投递自己的信件， “直到制定出新的密码为止”。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行们在好几个月中都未能破译 出1921年初开始使用的苏维埃的新密码。但到四月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成功地 破译出苏维埃外交信函中的大部分内容。在1923年5 月发表的那份著名的“寇松最 后通谍”中，不仅指责布尔什维克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还逐字援引了截获的苏维 埃的电报，同时还因为英国人被译了俄国人的信函而对俄国人说了些非外交辞令的 挖苦之语：“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大概还认得这个日期为1923年2 月21日的 信件吧，这是X ·拉斯科利尼科夫写给他们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应该记 得从喀布尔发给他们的日前为1922年11月8 日的电报吧……”。“显然他们也应该 知道这个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助手N·卡拉汉寄给X·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件吧……”。 但此事之后，费特莱因和他的同行又得为莫斯科从1923年夏开始采用的新的密 码和代码大伤脑筋，不过，到1924年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能够破译出苏联外交信 函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了。 虽然苏维埃的密码和破译机构在“寇松最后通谍”发表之后仍然落后于自己的 英国同行，但肃反委员会的国外处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比较起来不仅毫不逊色，而 且前者的情报网范围更广泛，目的性更强，技术更先进（原因是一战后秘密情报机 构的预算大为削减了）。1921年 3月签署的英苏协定，为日后苏维埃贸易使团和使 馆遍布全世界揭开了帷幕。这使得肃反委员会国外处能够建立起“合法的”国外情 报网、其工作人员都被安插在苏维埃的代表处工作，有外交身份做掩护。用外交身 份做掩护的问题总是引起外交人员同情报人员之间的矛盾，英国在这一方面也不例 外。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没有任 何特权、他们隶属于英国使馆，“负责进行护照检查”。因为处于使馆次要工作人 员的地位，情报站的负责人通常并不为大使们所敬重，他们甚至认为还是离情报机 关远点为好。肃反委员会“国外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就不同了，他们有较大的权 力和影响。确实，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与苏维埃大使们之间频频出现的冲突也就更 为激烈了。1930年，留在西方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驻外情报站长 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讲道： “理论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长应听从大使的管理，他的正式身份 是使馆二秘或者类似人员，但事实上，他的权力往往超过大使的权力，所有的使馆 工作人员都对其畏惧三分，就是大使本人也这样，因为他们时刻担心有人告密。但 有的时候，大使也会对驻外情报站长产生不满，直言抱怨，甚至批评他们未能履行 自己作为使馆外交工作人员的职责。这种情况下，使馆通常会分成两个阵营：一些 人支持大使，而另一些财替驻外情报站长说话。这种情形会～直持续到莫斯科召回 其中一人为止，而其拥护者一般也会紧随其后被召回国内”。 从1921年8 月到1929年底，国外情报机构的总头目是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 ·特里利瑟尔。此人是俄国犹太人，1901年他18岁的时候就成了职业革命者。一战 前，他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布尔什维克流亡人员中的间谍活动，甚至是曾任斯大林秘 书的鲍里斯·巴扎诺夫（后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而逃到西方）也称特里利瑟尔， 是个“聪明而博才的肃反工作人员”。和与其同时代的国外处的大部分领导人一样。 特里利瑟尔也在三十年代末的恐怖时期被镇压。斯大林去世后他又被平反昭雪。如 今他的肖像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处”的后继机构）纪念馆里一个醒目的地 方。在担任国外处头目的头两年里，特里利瑟尔将机构里的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都 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爱沙尼亚族人弗拉吉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尔涅。此人出 名不仅是因为年轻（他是1921年被招进国外处工作的，当时他只有22岁。），还因 为他心狠手辣。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肃反委员会中有一种说法，说当他生身父母被 枪决时，他只差没有亲手执行而已。 1921年，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大约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创建了一 秘密国际联络处（OMC ）。联络处给国外处以很大帮助，吸收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 及其同情者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些人更愿意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救援呼吁做出 反应，而不愿同苏维埃情报机构直接打交道。三十年代的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 内务人民委负部的最优秀的外国间谍，都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为共产国际效力。 国际联络处还为建立“先遣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些组织以后成了苏联情报机 构实施“积极行动”的重要工具。先遣组织都是用国际联络处的钱建立的，在这方 面最伟大的组织家应属德共副主席维利·明岑贝格——“我们所有战友的保护神” （他的“生活伴侣”巴贝尔·格罗斯这样亲昵地称他）。1921年俄国国内饥荒时期， 明岑贝格建立了“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总部设在柏林。该基金会很快就成了共 产国际思想的主要宣传者。巴贝尔·格罗斯讲道： “团结是他一个神奇的词。先是团结饥饿中的俄国，然后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当明岑贝格用‘慈善’替代了‘团结’一词后，便有许多知识分子为其所打动，自 愿响应他的号召……当他兴奋地讲起‘无产阶级奉献和支援的神圣职责’的时候， 他触动了热情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的音弦。哪里有信念，哪里就有这种精神的体 现。” 每一个“与俄国人民团结”的体现都促进了出资者与工农苏维埃国家之间那种 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而后者一直是共产国际所竭力宣传建立的理想化的形式。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是以“明岑贝格托拉斯”闻名于党员之中的。据1933 年派到明岑贝格身边工作的阿尔图尔·凯斯特勒称，在国际领域里，与其他任何一 名共产国际的有名望的活动家相比，明岑贝格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因 为“处于党内官僚压制性的控制之外”，明岑贝格创造性地组织了“与共产党正式 刊物那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截然不同”的宣传工作。“明岑贝格托拉斯”很快就 得到了一支“独立”作家、教授和学者大军的支持。我对克捷·科尔维茨为明岑贝 格创作的一幅画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幅”一个大眼睛的孩子乞求面包的宣传 画，它是本世纪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之一。二十年代，“明岑贝格托拉斯”开办了 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和读书俱乐部，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电影和戏剧。据凯斯特勒 讲，“托拉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十九家报纸和杂志，甚至还有远离欧洲的国家 报纸和杂志。不管怎样，明岑贝格能够使他的大部分企业都能赢利。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还下设了明岑贝格所谓的“无辜者俱乐部”，用以在 共产国际的暗中领导下“组织知识分子”去支持各种各样的运动。尽管对“无辜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无鄙视，明岑贝格还是用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将其代表诱人自 己的网络之中。虽然宣传在他的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他成功地运用了“无辜者 俱乐部”为国际联络处的间谍工作做掩护，而这些间谍中就有一些这种知识分子的 代表。 在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国外处的同行之间，总是不时出现一些工作上的自 然磨擦。但在这两个秘密机构的最高层中，由于国外处头目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 和国际联络处头目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此人在1921年该处建立 后至三十年代中期遭镇压之前一直主持该处工作——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常 常使这种分歧得以缓和、化解。和特里利瑟尔一样，皮亚特尼茨基也是犹太人，还 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 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非法穿越国境。在与国际联络处的关系中，国外处总是扮演 着兄长的角色，和作为国际联络处领导成员的特里利瑟尔不同的是，皮亚特尼茨基 官方上同国外处并无任何联系。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共同制定的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是在德国进行 的最后一次革命政变的尝试。这一回，这个后来得到苏联中央政治局肯定的倡议是 来自共产国际的。1923年3 月，列宁又遭到了第二次打击，其奋斗不息的政治生涯 行将结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主张在其有生之时再组织一次革命。哪怕只是在一个 国家内。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胜利会推动其在整个欧洲的蔓延。因为准备 进行革命，8月15日，季诺维也夫中断了夏日休假，来为德共成员做指示。8月23日， 苏联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秘密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委员、德国问题专家卡尔·拉杰 克的报告，“同志们，”托洛茨基说道，“我们急切盼望多年的大震荡终于到来了。 它的使命是要改变大地面貌……。德国革命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垮台。”政治 局只是部分地同意了托洛茨基的乐观看法，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派四个人持伪造证件 前往柏林，执行在德国进行革命前准备的秘密任务。拉杰克领受了任务，其使命是 向德共成员转交共产国际的指示（由苏联政治局制定），并领导德共中央委员会的 工作。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温施利希特奉命建立并武 装“红色百人队”，先进行革命，然后建立德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作斗 争。德国人出身的劳动人民委员瓦西里，施密特则负责到各地建立联盟的革命支部， 为革命后建立德国苏维埃做准备。而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格奥尔吉·皮亚特科夫的 任务是协调其他人的工作并保证莫斯科与柏林的联系。 实际上，直到1923年时还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德国革命计划。德共只得到很少一 部分工人的支持，而工人阶级所持的主要观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并且德国 政府的立场也比1917年俄国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的立场要强硬多了。但是苏联秘密 使团依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在给莫斯科的一份充满对德共领导人的鄙夷看法的报告 中，皮亚特科夫坚持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作好了革命的准备。在9 月底举行的 政治局特别会议上，决定开始革命政变。这个决议极其秘密，会议记录被藏在了政 治局书记处的保险柜中，而不像那时通常采取的散发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的做法。 政治局通过的计划是进行节日游行；庆祝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周年纪念 日，这场游行要发展为一场由温施利希特的“红色百人队”挑起的同警察之间的武 装冲突，按布尔什维克的意图，政府若敢以武力镇庄武装行动，必然会引起德国工 人总起义，而温施利希特的队伍则应该趁此机会占领国家的重要阵地，就像红军战 士六年前在彼得格勒搞的那样。“红色百人队”用的武器是用货轮非法运往汉堡， 并在那里由码头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卸下来的。 德国的革命应该在10月23日清晨开始。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皮亚特尼茨基。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和芬兰族、共产国际总书记奥托· 库两年整夜未眠，他们坐在库两年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咖啡，等着拉杰克从 柏林发来电报，报告革命开始。当时，列宁身困病榻，其他苏联领导人围坐其左右， 都在等待着与库西年办公室直通电话的铃声。虽然列宁自己仅能说出几个词来，但 他却全身心地期待着他五年前预言的革命到来的消息。可是最终也没有得到格林来 的消息。10月23日晚，拉杰克接到电报，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个小时后拉 杰克的电文到了，但上边却只有一个词：“失败”。在最后一刻，确信得不到工人 阶级的足够支持后，拉杰克及德共领导人下令停止计划中的起义。而不顾命令在汉 堡开始的起义，很快便被镇压下去。此后便是一片互相指责之声，莫斯科指责德共， 说他们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而事实上一切错误都是莫斯科造成的，因为它 对明摆的事卖置之不理，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机会是确实存在的。 一 从此，共产国际便把传播革命的希望从欧洲移到了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 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的失败、证明了1921年德国“三月行动”失败后选择的方 针是对的，即不组织革命运动，而转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在此后 若干年中，肃反委员会对付西方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行动，要比肃反工作人员在国 外的行动更有成效。因为渗入各国在莫斯科设立的贸易代表处和大使馆，要比渗入 西方主要大国的外交部的任务更简单。当时监视外国使馆的任务是由肃反委员会的 反间谍处（KPO ）负责实施的，二十年代，该处的领导人是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 诺维奇·阿尔图佐夫。“阿尔图佐夫出生于一个干酪制造商的家庭，其父母是意大 利籍的瑞士人，后来移居到了俄国，他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局局长M·C·克德 罗夫的侄子。1929年到1934年，他接替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如今他的 肖像和赞扬他在两处工作业绩的记录被一起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 第一总局的秘密材料将阿尔图佐夫描绘成一个“点子发生器”。他制定出许多 渗人外国使馆的办法，从“蜜糖陷讲”到不很光彩的桐吓手段，这些以后都被用来 武装克格勃了。在外国外交信使刚一进人苏联境内，有时还是在人境之前，他们就 已被跟踪，其外交信函成了伺机猎取的对象。在信使经常乘坐的从彼得格勒到莫斯 科的夜班车上，挂有一节专门的车厢、内设照相洗印间，这是供趁信使睡觉之际搞 到其信函内容之时用的。1921年，一名为芬兰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处工作的信使，面 对肃反委员会女间谍的百般诱惑，表现出非凡的坚定，不管那个迷人的女士使出何 种手段，他一刻也不曾放下自己的提包。此后不久，另一位芬兰信使却被茶水里的 安眠药药倒，其手提包中的东西立刻在邻厢的工作间中被拍窃。这是有记录的第一 起苏联情报机关用麻醉剂对付外交人员的例子。同二十年代的国外处不同的是，反 间谍处有自己的实验室，在那里，它的工作人员学习如何打开外交公文包；如何制 造替代物，如何使用特殊墨水进行秘密记录以及如何使用麻醉剂等系列技术。反间 谍处对外国外交人员的成功劝诱的最鲜明的一例，便是发生在爱沙尼亚代表处工作 人员罗曼·比尔克身上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时，他赔牌输给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一大 笔钱。结果他不仅让肃反工作人员看了他的外交公文包，而且最终被招募，并在后 来参加了“托拉斯”行动。该行动是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进行的最成功的一次行 动。 1922年，反间谍处曾制定了诱骗英国贸易代表处负责人罗伯特·霍奇森的计划， 一名过去的沙皇职员大概不无凭据地说，外交人民委员部曾答应为其谋份工作，以 换取有关英国代表处的情报。 后来霍奇森得知了这件事， 并向外交部做了汇报： “罗勒尔（肃反委员会反间谍处英国处处长向这位职员提出如下计划：让他将我带 到家里去，给我下点安眠药，对我搜身并找到所需的情报。这位职员并没有照办， 而是道出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反对这项计划：代表处的汽车会在屋子旁等很久，代表 处也会明白我离开这么久的原因，最后弄不好会将事情弄复杂了，而这不见得会令 苏联政府满意。”阿尔图佐夫对这理由表示赞同，便不再采用这个计划了。 对驻莫斯科的外国代表处的俄国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些同使馆工作人员有接 触的人进行恫吓，是反间谍处最常用的办法。1924年5 月，霍奇森给契切林寄去了 两封“异常友好”的信，他认为这位外交人民委员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某些工作 方法的反对者，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信中他举了些例子、说明政治保卫总局在近 两年是如何对付英国使馆的。其中他提到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阿纳托利·弗拉基米 罗维奇·尤尔根斯的大名。此人的“职业”，用霍奇森的话讲是“恐吓妇女和年轻 姑娘”。1922年初，尤尔根斯盯上了英国使馆里一名叫捷列扎·科赫的女佣，以终 身监禁相威胁、要求她立下书面字据，答应进行反对英国使馆的间谍活动，并将每 周进行的工作向肃反委员会汇报： “她吓坏了，签上了自己的名。他们还威胁她说，如果将此事告诉我，就对她 不客气了……在此后几个月内，她都不敢离开使馆。后来，当她想出国时，他们总 是不给她出境许可证，理由是她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尔的事件有染，而她却从未去 过那里。” 1923年，尤尔根斯又对一名叫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什梅格曼的中年妇女故 技重演。霍奇森曾在她那儿买过古式家俱。尤尔根斯将她召来威胁说，如果她不做 出书面保证，同意从霍奇森那儿窃取文件并在英国使馆进行间谍活动，她就别想活 着走出卢比扬卡。 “她最终在这份保证书上签了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直受到尤尔根 斯的迫害。” 1924年初，一名与贸易使团的一个工作人员相识、名叫塔季扬娜·罗曼诺夫娜 ·列维茨卡娃的姑娘也有过同样遭遇。她因为拒绝与肃反委员会合作而被以英国间 谍的罪名在纳雷姆放逐了三年。 在霍奇森向外交部写的报告中提到，“比起其他使馆来，”英国代表处受到的 “待遇还算是很公道的。”起初，当波兰外交代表处对政治保卫总局的行为提出抗 议后居然还得到了官方的道歉，而霍奇森却未得到任何官方的解释。但1924年8 月 他又报告说，这次政治保卫总局停止了它的破坏活动（据以后所知，这一现象好景 不长）。霍奇森说，他五月份提出的抗议“显然受到契切林的重视，他真诚希望此 类事件不再发生”。 肃反工作人员及其继承者还成功地对欧洲各国驻欧洲之外的外交使馆进行了渗 透。二十年代初，英国驻拉什特（波斯）的领事的情妇，为肃反委员会的军官阿普 列索夫提供了英国领事馆的秘密文件。阿普列索夫在当上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 长以后，于1923年来到了马什哈德。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份英国领事馆向英国驻德 黑兰大使馆的报告复件，他还阅读了驻德黑兰的武官同驻印度的最高指挥部之间往 来的信函。 还是在斯大林掌权之前，对于苏联间谍来说。欧洲国家驻欧洲大陆以外的使馆 中最薄弱的就是在北京的外国代表处了。1927年4 月，在警察局对苏联驻北京大使 馆的搜查中。发现了几份绝密的英国外交文件的副本。外交部的工作报告中讲道， 这些文件中有英国大使马尔兹·兰普森最近几个月做的“两份最重要的报告”。而 兰普森则说。意大利和日本外交代表处情报道失得更加严重： “从意大利代表处得到的文件主要是破译的北京和罗马之间往来的最重要的电 报。而从日本代表处得来的文件更为详细，甚至包括正式接见时的座位安排情况， 以及使馆官方发言人同他们的拜访者之间的谈话记录。” 兰普森报告说，一名办事处主任和另一个在英国使馆工作的中国人，因为替俄 国人搞间谍活动而被揭露。但是英国外交部并没有引以为戒。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这段时期里，外交部里竟然没有一名保安军官，更不必说专门的安全处了。英国代 表处的安全机构，说得轻些，水准不高。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情报的遗失是从1924 年就开始了的。并一直持续到二次世界大战，而至少有一名意大利官员与此事有牵 连。 尽管对驻北京的外国使馆的间谍活动主要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而非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组织的，但搜查苏联大使馆时抄出的文件明显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情报 机构的工作手段都有所体现。在关于招募外国使馆中“低级”的中国工作人员（听 差、门卫、苦力等等）的报告中讲道：“招募的最合适的间谍是一些党员（共产党） ，他们在以意识形态的信仰为基础招募秘密间谍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这些被招 募的间谍要“搜集那些扯碎了的、扔在使馆的垃圾篓里的文件，打废了的纸页、工 作后留在各种油印机上的校样初稿等等。” “对偷到此类材料的间谍要进行金钱的奖励，但数目不是很大，原因有两个： 一是如果他们手中钱很多。会引起其他在该代表处工作的中国人的怀疑，他们的上 司会通过这些人知道这种事。二是如果间谍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怀疑其情报有重要意 义的话，他可能会趁机和我们讨价还价，因而我们要不断向他表明，我们等待他拿 出更重要的情报，而如果我们付得多了点，就是希望他以后干得更漂亮。可见，给 这些间谍的报酬应该比他们从自己的主子那里得到的工资要多一些。” “那些招募来的间谍如果干得好，他们的招募人就应该得到奖赏，因为正是他 们是这项工作的推动力量”。 “要帮助那些秘密间谍懂得，他们应该表现得勤勉、严谨，要呈出自己对主子 的耿耿忠心和依恋之情，努力使自己不受怀疑。他们的联络员要‘时刻保持警惕， 记住会有假情报’，要清楚地意识到间谍有可能被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识破并被利用 来传递假情报”。 从外国的外交代表处窃出的文件，可以和截获的密件对照。这种对照分析是苏 联密码破译员工作的最佳辅助手段。有时，就像沙皇时期一样，还能偷出密码来。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截听和破译又在俄国外交情报工作中扮演起重要角色来。 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截听和破译工作是由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领导的保 密处来进行的。保密处在肃反委员会中的工作始于1921年，不过那时它的工作性质 很单一， 主要负责劳改营事宜， 后来它逐渐地开始朝截听和破译方向发展。博基 1879年出生于一个乌克兰教师、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他参加过1905年革命和1917 年的十月革命，曾十二次进过沙皇的监狱，两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他从1921年开始 领导保密处，一直到1937年斯大林恐怖时期遭镇压为止。还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保 密处的工作人员就在驻莫斯科的一些使馆中装了窃听器。除此之外，他们还破译了 一套外交密码、 据说， 有一次博基为了向契切林展示其技术能力，专门请他过来 “欣赏”从阿富汗驻莫斯科的代表处的“现场直播’”。那时阿富汗大使正在同一 名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效力的女歌手调情。 1921年3 月，当苏维埃俄国随着英苏贸易协定的签署而冲破外交封锁之时，苏 维埃的外交情报机构才开始起步。当时成立不久的国外处所拥有的唯一的有关它的 一主要对手”英国的情报，是阿尔图尔·兰塞姆收集的一些只会让人误人歧途的材 料。到1926年7 月，捷尔任斯基去世之时。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维埃的截听 和破译部门尽管还没达到沙皇时期的水平，但已经成为外交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经过对驻莫斯科的和其他国家的西方大使馆的渗透，苏联的外交间谍机构成了世界 上最强大的间谍机构，莫斯科则成了大部分西方情报机构十分危险的活动场所。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一直没有在莫斯科建立常设机构， 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一样，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企图潜入俄国，而且主要是穿越苏芬 边境和波罗地海三国边境的努力没有多大成效。 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缺陷便因在截听和破译领域的 优势以及对共产国际文件的大量占有而得到弥补。沙皇政府最复杂的外交密码对国 外的破译机构来说是难以对付的，至少在一战前是这样；与之不同的是苏维埃的外 交密码和情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革命后不到十年就被轻松地破译了。共产 国际当时也和那些莫斯科的西方使馆一样脆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很清楚，“许多 秘密文件都被外国政府的间谍搞到了”。军情五处、伦敦的特工机关以及德里的英 国情报部门。成功地截获了共产国际中英国和印度代表团的通讯内容。现在印度共 产党还将那时被截获的一封密件当做研究自己历史的一个重要文件。共产国际成员 总是想隐瞒自己的一些失败，因为担心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就此会对共产国际的安全 系统加强控制。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丢失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保加利亚代 表瓦西里·科拉罗夫被请到明斯克参加阅兵。他坐的是夜间列车，待他醒来时，发 现他的衣服和箱子都不见了。从窗口探出头去，他看见仪仗队正在列队等候在月台 上，还有军乐队在演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乐队奏个不停，可是科拉罗夫却一直不露 面；处境十分尴尬，最后当前来迎接的人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便应急凑来大衣、 皮靴，引着客人从车厢后门出去了。执行委员会的意大利代表帕尔米拉·陶里亚蒂， 即大名鼎鼎的艾尔科里遭遇也大同小异。艾诺·库西年回忆说，有一次她去陶里亚 蒂夫妇下榻的一家莫斯科旅馆前去拜访：“我敲了敲门，陶里亚蒂应声说他不能来 给我开门，因为他身上什么都没穿。晚上有人把他们的东西全给偷走了……显然， ‘小偷’是趁着他们熟睡之际从阳台爬进去的。” 最严重的失窃事件是共产国际用以资助国外共产党的钱款去向不明的现象，这 些钱或是被手脚不干净的信使挥霍了，或是被位居高层的人物侵吞了。印度一名有 影响的共产党人M·H、罗伊手头便很宽裕，他住在巴黎，常出门旅行，显然，花的 是共产国际给他的钱。因为当时其他的印度共产党人常抱怨说，许多钱“不知上哪 儿去了”。为了报销挥霍的钱款。罗伊给共产国际列了一个资助党员的名单，而事 实上根本没有那些印度党员。很可能。罗伊开具的“资助名单”不止这一份。 在1926年英国国内总罢工中，共产国际遭受了空前的打击。共产国际的图书馆 员、英语说得很漂亮的艾伦·瓦树尼乌斯接到任务，让他将三万英镑交给在伦敦码 头当装卸工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他先来到斯德哥尔摩，然后持着伪造的瑞典护照乘 上开往伦敦的轮船，在船上他结识了一位司炉。这人告诉他，说自己也是一个坚定 的共产党员，并和他要转交钱款的人很熟。回来后，瓦列尼乌斯对奥托·库西年说， 他认识的一个司炉答应按照嘱托转交钱款。库西年的妻子后来回忆道：“‘那个司 炉叫什么名字？’奥托严厉地问道。‘他说了自己的名字，不过我给忘了，’瓦列 尼乌斯应声答道，奥托气恼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向他指了指门。当然了，那些钱 最终没有交到接款人的手中”。 但是，西方政府在利用共产国际安全系统中总是出现疏漏的同时，自己也时而 陷入窘境。因为被截获的共产国际的电稿常常是些伪造品、在柏林，雷瓦尔和华沙 的白军分子就经常伪造一些苏维埃的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在他们看来，伪造文件既 是嫌钱的手段，也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声誉的一个办法。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例 如，1921年9 月，英国外交部不能不为其向莫斯科表示抗议的正式照会中所言感到 脸红，在照会中引证了一连串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的文件，而据后来调查，这些文件 都是他人在柏林造出来的。英国间谍机构1921——1928年的特命全权代表的助手温 德姆·查尔兹。称这些伪造品为“不可容忍的恶作剧”，因为“它们使得每次我们 拿出真文件的时候俄国人都叫喊着‘伪造品’”。 将所有截获的真文件都说成是假的，这很快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 的一个迷惑对方的抵赖手段。用类似方法迷惑对方的最明显的上例是所谓的“季诺 维也夫信函事件”。信的落款日期是1924年9 月15日、它被英国秘密情报处截获， 并在1924年10月英国大选期间见诸报纸。这份文件中，指示英国共产党对其在工党 中的追随者施加压力，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好准 备。那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正是这封信导致了英国第一个工党政府的失败而保证 了保守党的胜利。季诺维也夫信函的原稿已找不到了，因而今天很难确定此信的真 伪，要知道那时被间谍机构截获的真真假假的共产国际的文件数不胜数。掌权的保 守党政府认为，季诺维也夫信函的真伪可从其他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证实。这些人 中，据后来所知，有军情五处的一个“代理”人员。他混人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 并固定地提供一些有关共产国际的可靠情报。1924年底，共产国际指责英国共产党 对秘密文件保管不善。对发生的事有两种解释：或是真的有这样一封季诺维也夫的 信，或者这只是一个伪造品，里面的内容只是接近共产国际相关文件中的内容，因 而军情五处的间谍很容易地就将两者搞混了。 共产国际宣称季诺维也夫的信是伪造的。不管这种表白是对还是错，有一点是 显然的：共产国际利用这一形势有效地组织了迷惑众人的运动，旨在向全世界表明 自己与此类指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成员时常接到这样的上级指 示。这场唇枪舌战的闹剧，以1924年11月英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而告终。该代表团 由三个轻信的英国工党代表组成，他们要对共产国际的文件进行研究，并查清季诺 维也夫信件一事的真实情况。艾诺·库西年后来讲了那场“疯狂的突击活动”，为 了在英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抽去共产国际档案室里对英国共产党人的秘密指示以及其 他“有损名誉的文件”，他们连轴干了三天三夜，甚至连记录着每日来件的本子也 被精心加工过，并做了相应的改动。 “结果真将这个三人小组给蒙骗过去了。而共产国际也就清刷了在英国进行破 坏行动的罪名。等代表团一离开，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并为他们如此轻松地就 愚弄了英国人而开怀大笑。” “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共产国际联络处的秘密活动受到了 政治保卫总局更严格的控制，而军事问题则开始转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当时是总 参四部，后来是情报总局）来处理。为了对国际联络处的秘密行动加强控制，政治 保卫总局扩大了、自己在这个组织里的间谍数量。同时国际联络处也采取了旨在提 高联络安全系统可靠性的步骤。1925年，皮亚特尼茨基在国际联络处的第一副手阿 尔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城市梅季希创建了一个秘密学校，培训一些共产国际 的电报员，用以同国际联络处进行密码联系。1926年总罢工时，即瓦列尼乌斯向英 国共产党人转交钱款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建立了更可靠的信使传递系统，当中有 贸易船队上的共产党水手，他们都置于军事情报机构和汉堡水兵及运输工人工会领 袖埃多·菲梅纳的直接领导之下。为了确认这些挑来的信使是否绝对可靠，他们先 给这些人一些考验性的任务，例如，先让他们按照预定地址送递密封的物件，其实 包里什么也没有，然后才交给他们真正的任务。 尽管二十年代苏联的间谍活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行动对 象从其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反革命”分子，而不是资本主义政府。到国内战争末期， 主要的反革命威胁是来自俄国国内的。但随着1920年11月最后一批白军分子的溃散， 反革命中心也移到了国外。1920年12月1 日，列宁命捷尔任斯基制定一个削弱这些 中心的计划，四天后，捷尔任斯基拿出一个多目标的行动计划。他建议从那些地位 显赫的俄国流亡者的家人中多抓些人质，建立特别行动队袭击流亡领袖，扩大派遣 间谍的行动（这些行动也帮助揭露了“洛克哈特阴谋”）。“为了查出我国领土上 的外国间谍”，捷尔任斯基建议说，“必须建立一个假想的白军联盟。” 在国内战争中失败后，白军分子并没有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严 重威胁，但在列宁看来，这种威胁却十分严重。1921年7 月，列宁向第三国际代表 大会的代表们说。 “现在，在我们击退国际反革命的进攻之后，又形成了在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 和所有的俄国反革命党派的组织。逃亡到国外的俄国流亡者有一百五十万或二百万 ……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原先那些政党残余都无一例外地在共同行动……这些 人正在利用每一个机会，尽一切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来进攻。分裂苏维埃俄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向这些敌人学习。这些流亡分子都知识渊博，组织 严密，都是些很好的战略家……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讲的是溃兵识多。击溃的 反革命大军学会了很多东西，学得很不错” 列宁号召“国外的同志们”，要将白军分子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 克格勃至今还记得国内战争时期在对白军分子的颠覆行动中取得的成绩。代号 为“辛迪加”和“托拉斯”的两次行动被写人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的“积极行 动”的教材中。 “辛迪加”行动是为了专门对付白军分子一个“最危险”的人物的。此人名叫 鲍里斯·萨温科夫，是前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曾任克伦斯基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 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 萨温科夫领导了华沙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政治委员会 （PNK） ，并组织招募了“俄罗斯人民军”（该支军队曾在波兰人的指挥下一同红 军作过战）。1921年1 且，萨温科夫又将俄罗斯政治委员会的残余人员组建成新的 组织，以期推翻布尔什维克。“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了间 谍网，用以搜集情报并策划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据苏联史料记载，“几乎所 有的萨温科夫的间谍都在波兰人的控制之下，而波兰警察局则帮助他们越境。”尽 管有波兰人帮助，也有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的资助，萨温科夫仍是勉强维持生 计。1921年6 月英国秘密情报机构驻华沙的情报站长向自己的上司报告说：“情况 令人绝望，到今天现款只有几万波兰马克了，而这甚至还不够支付（萨温科夫的） 工作人员7月份的工资。 但是，萨温科夫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从西方得到的钱款不够，而在于他的组 织中打人了苏维埃的间谍，虽然他对这一点未留意识到。1920年12月，萨温科夫刚 刚建立了一自己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之后，驻戈麦尔（苏俄的一个省中 心）的苏维埃内务部队副司令员亚历山大·爱德华多维奇·奥佩尔普特来到波兰找 到了他。奥佩尔普特自称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成员，并给他带来一包伪造的 文件。奥佩尔普特的真名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亚尼科夫。他是肃反委员会 的工作人员，而且渗透工作干得卓有成效。其实他的姓氏就应该引起怀疑：要知道， 在苏维埃时期，俄语中引人许多新的缩合词。奥佩尔普特这个姓很容易令人怀疑是 “行动”和“迷惑”两词的缩合。无论是萨温科夫还是奥佩尔普特接触过的其他情 报机关，都没有猜测到这个姓氏的含义。在当上萨温科夫的主要助手之后，奥佩尔 普特弄清了所有在苏维埃俄国活动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的主要成员。他 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肃反委员会逮捕，有四十四人在1921年8 月被提交公审。为了 不暴露奥佩尔普特的真实身份；便宣布他也被逮捕了。 奥佩尔普特所搞到的情报，成了苏维埃政府就萨温科夫企图在华沙制造反苏行 动一事向波兰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的依据。1921年10月在波兰方面的坚持下，萨温科 夫离开了华沙，他先到了布拉格，然后又到了巴黎，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反布尔什维 克中心。从此肃反委员会便开始了行动的第二阶段——“辛迪加2 号”。任务是肃 清萨温科夫的组织中在俄国和西方的残余分子，并将萨温科失本人诱回俄国。以便 在莫斯科公开审判他。由于萨温科夫当时对许多情况尚未搞清楚，因而此行动进行 得比较顺利。1921年底他来到英国，与旧相识温斯顿·丘吉尔见了面以后，他和高 层官员们又进行了一轮会见。有意思的是，他还和驻伦敦的俄国贸易代表团的一些 人见了面。萨温科夫说，他同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克拉辛见了面。他的有关未来的、 自由的俄罗斯的思想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拉辛甚至建议他参加苏维埃政府。 但是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显然是根据截获的克拉辛的电报向外交 部报告说，不能相信萨温科夫所述，因为，事实上贸易代表团“对他的接待相当不 友好”。圣诞节前不久，丘吉尔和萨温科夫驱车前往位于切克尔兹的首相郊区官邸。 他们在“自由教堂”神职人员和威尔士人合唱团的人群中找到了劳合·乔治。有好 几个小时，合唱团都在用威尔士语演唱宗教颂歌。等所有的颂歌都唱完了，萨温科 夫便向劳合·乔治讲了自己不切实际的计划，想引起对方的好感，但毫无效果。不 过按萨温科夫自己所述，这次会面的情形完全是另一个样了。据他讲，合唱团的颂 歌平稳地转为“上帝保佑沙皇”，而劳合·乔治及其家人很快就附和着唱了起来。 尽管萨温科夫是个事实上的幻想家，但他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然，与此同时 也有许多追随者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甚至是丘吉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人很欣 赏。谈到萨温科夫时，他写道：“他对一切所述、所为都很注意，他记得所有的时 刻。甚至是令人不愉快的时刻。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为俄罗斯人民做得这样多，贡献 得这样多，牺牲得这样多。” 1922年夏，萨温科夫的助手、前沙俄军官N ·舍舍尼亚在穿越俄波边境时，被 苏维埃边防军抓获。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舍舍尼亚向流亡在波兰的萨温 科夫的追随者们写了一封信，说他已和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取 得了联系。之后，反间谍处的一个高级军官A·N·费奥多罗夫化名成A·N·穆辛去 了波兰几次，他自称是莫斯科地下组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领导人。最后他说 服驻维尔诺的萨温科夫组织的领导人伊万·福米乔夫和他一伺去俄国。在莫斯科， 福米乔夫和一些自称是地下组织领导人的政治保卫总局遣入人员会了面。谈判的结 果是，他同意请萨温科夫来领导他们的组织。 1923年7 月，穆辛在巴黎会见了萨温科夫，并告诉他，莫斯科的地下组织在战 术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迫切需要他的领导经验。但萨温科夫自己没有去莫斯科，而 是派了自己的助手、上校谢尔盖·巴甫洛夫斯基前往赴命。9 月，巴甫洛夫斯基一 到莫斯科就被抓了起来。 克格勃中心就此事在精心编纂的材料里写道， 他一开始 “很猖狂……，但后来，他被驯服并同意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事，扮演政治保 卫总局给他派演的角色。”巴甫洛夫斯基给萨温科夫连拍了几封电报，请求与他在 莫斯科会合。 1924年7月，萨温科夫终于上了钩，决定回到俄国。他给自己的老朋 友、老助手西德尼·赖利发了封电报，请他离开纽约来帮助他准备秘密回国一事。 他们对此计划讨论了三周，到了8 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来到了苏联， 直接落入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审问很快就摧毁了他的顽抗。在8 月27日的 公审大会上，萨温科夫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完全地、无条件地只承认苏维埃政权。我，这个走过一条敌视你们的、血 腥的、沉重的斗争之路的人，这个比任何人都更激烈地否定你们的人，想对每个热 爱自己祖国的俄罗斯人说：如果你是俄罗斯人，如果你热爱自己的人民，那你就应 向工农政权深鞠一躬，并无条件地承认它。” 因为萨温科夫的当众仟悔，他没有被枪决，而是被判处十年监禁。据克格勃的 官方说法，1925年5 月，萨温科夫从牢房窗口跳下去摔死了。但事实上一一关于这 一点，现在的克格勃领导人是再清楚不过的——萨温科夫是在卢比扬卡被人从楼梯 上推下去的。克格勃的一名老工作人员普几次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指了这个地方，而 且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萨温科夫是被人推下去的。 肃反委员会还制定和进行了另一次行动，这次行动甚至比“辛迪加”行动更为 成功。 肃反工作人员编造出一个代号为“托拉斯” 的有名的“俄罗斯保皇组织” （MOP ）。这个虚构的组织存在了六年，并被作为和平时期破坏行动的典型例子写 入现代情报史中。“托拉斯”’行动的主要对象是两个重要的白色流亡团体：柏林 的“最高保皇协会”（BMC）和巴黎的“俄罗斯军人联合会”（POSC ），后者的领 导人是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的“存在”于1921年 秋末开始为人所知。那时，反间谍处的军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扮成一名有机会作 为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出国的“托拉斯”秘密成员，在雷瓦尔与“最高保皇协会” 的成员尤里·阿尔塔莫诺夫会了面，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组织的情况。通过阿尔塔莫 诺夫，反间谍处与“最高保皇协会’建立了联系。1922年，阿尔塔莫诺夫又前往华 沙，当上了“俄罗斯军人联合会”的代表，负责保障与巴黎的库捷波夫将军的联络。 在此后几年间，按照反间谍局的安排，亚库舍夫和其他一些“托拉斯”代表去过德 国、法国和波兰，在那里与俄国的白色流亡人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时陪同 亚库舍夫外出的还有前沙皇军官尼古拉·波塔波夫将军。此人革命后很快就投靠了 布尔什维克，而现在扮成“俄罗斯保皇组织”军事司令部的统帅。 库捷波夫将军比其他白军领袖更怕苏维埃间谍的渗透。在获取其信任的过程中， 玛丽亚·扎哈尔琴一舒尔茨发挥了主要作用。当自己的第一个丈夫死在“伟大战争” 的战场上以后，玛丽亚将孩子托给熟人，自己志愿上了前线，她的第二个丈夫又在 国内战争中被打死。而玛丽亚则随着败退的白军到了南斯拉夫。1923年，她加人了 库捷波夫的组织。“侄女”一一此人就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多次来到俄 国与“托拉斯”的代表们见面。著名的英国间谍赖利最后一位妻子佩皮塔·赖利这 样描写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她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女子，面色苍白但充满魅力和 智慧，有一双安详、诚恳的蓝色眼睛，当然，受过很好的教育，被西德尼称为‘古 典妇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扎哈尔琴科·舒尔茨在“托拉斯”行动的胜利中作 出的贡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指责她与肃反委员会合作。但是在第一总局安德 罗波夫学院的教材中写道——而且也不无根据——她甚至都不曾想过．自己扮演了 这样一个角色，她不过是亚历山大·奥佩尔普特手中乖顺的玩物。后者在莫斯科与 她相见时引诱了她，并在以后的好几年里与她保持了暧昧关系。既多情又很幼稚的 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获取了库捷波夫和赖利的信任，这使她在“托拉斯”行动的组 织者手中成了一名作用无法估量的“间谍”。 “托拉斯”帮助反间谍处打入到流亡国外的主要白军分子组织中，并查明留在 俄国的这些人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或多或少被诱上钩的还有芬兰、波罗的海三国、 波兰、英国和法国的情报机构。像爱沙尼决贸易代表罗曼·比尔克，就在反间谍处 的压力下成了白军组织和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之间的信使。而波兰的外交官 则通过自己的外交邮政渠道转发“俄罗斯保皇组织”的电报。负责送“托拉斯”代 表出境的是苏维埃边防军准尉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和芬兰军事情 报机构合作，实际上在为反间谍处效力。据苏维埃官方史料记载，至少有8 个“托 拉斯”组织的成员获得过西方情报机构的奖励，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积极地同这些 机构斗争着，确有其事曲是。至少有二个“托拉斯”的间谍因其工作卓有成效而被 波兰情报机构奖给了一块金表。 由于“托拉斯”行动，肃反工作人员除掉了当时被反间谍人员错认为是自己最 危险的外国对手、“超级间谍”西德尼·赖利。还是从1918年莫斯科传奇经历之时， 赖利就把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救俄罗斯”的事业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战争 末期，在和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德尔·卡明的谈话中，赖利说道：“我觉得 我还能为自己的国家效一点力，我要将罪孽生命的剩余时间献给这项事业”。但对 于赖利这种狂热以及他那种对奇怪行动的向往（比如他想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扒光衣 服去遭众人鄙薄的计划），卡明是持鄙视态度的，而外交部的官员们对此更是有过 之而无不及。卡明决定不给他分派工作，因而他同秘密情报处的联系在和平时期也 就无足轻重了。 战后几年间，赖利主要做些买卖。他往返于美洲和欧洲之间，有时出口些捷克 收音机，有时卖些叫“古马格索兰”的神药。但是他想以此积蓄财产的希望却不曾 实现。同时他还制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推翻布尔什维克的计划。二十年代初，他与 鲍里斯·萨温科夫保持了紧密联系，正是赖利不顾卡明和外交部的指示，在1922年 将萨温科夫带到英国。与高层官员进行了整整一轮谈判之后，他在很奇特的情况下 与劳合·乔治在其郊外总统府里见了面。渐渐地，赖利和现实情况脱离了联系。据 他的一位女秘书埃列奥诺拉·托耶讲，赖利有“好几次出现严重的精神失常并产生 幻觉”，“有一次他认为他就是基督耶稣”。但是苏维埃的情报部门把赖利这些推 翻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古怪的计划并不视为是其脱离现实的一种表现，而是当作英国 秘密情报机构进行阴谋活动的证据，并认为它们和政府最高层有着脱离不掉的干系。 直到今日赖利在克格勃内仍享有不应有的“超级间谍”之誉。1924年“托拉斯”的 行动主要目的是中立赖利，而为此需要将他诱骗到俄国来。 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赖利的人之一，是毫无戒备之心的埃内斯特·博伊 斯大尉。在1918年赖利试图实施其冒险的计划之时，他任秘密情报机构驻莫斯科情 报站站长。作为一名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人，博伊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对赖利 的装腔作势和显示出的勇敢印象十分深刻，而未能现实地评价他那些为了推翻布尔 什维克的不切实际的计划。1919年，博伊斯领导了秘密情报机构驻赫尔辛基的情报 站——这是英国情报机构进行反俄活动的主要中心。 他不仅对赖利有所青睐， 对 “托拉斯”的活动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甚至是在1924年8月对萨温科夫公审之后， 博伊斯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对“托拉斯”的态度，坚持认为，这个组织的影响以及其 拥护者的人数（其中包括在苏联政府成员中的）还在呈增长趋势。尽管秘密情报机 构的上司曾禁止博伊斯参预赖利的冒险行动，但他全然不顾，在1925年1 月给赖利 写了封信，请他与巴黎的“托拉斯”的代表们会面。赖利当时还在纽约，他所有的 计划都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三月份，他给博伊斯的回信中写了自己“凄惨的 现状”，并宣称：“我准备在任何时刻，只要遇上可靠的人讲认为这是真正可行的 事，就会抛开一切，将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为‘辛迪加’（‘托拉斯’）的利益而服 务的事业。” “凄惨”的景况和高筑的债台将赖利因在了美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在9月3日 来到巴黎同博伊斯和库捷波夫将军见了面（后者曾试图劝他不要去俄国），并决定 再到芬兰同“托拉斯”代表们谈判。与此同时，“托拉斯”也决定再为自己的“可 靠性”增加点法码：他们把博伊斯的一个“主要间谍”尼古拉·布纳科夫的兄弟鲍 里斯·布纳科夫，秘密地搞出俄国。稍晚些时候“托拉斯”又故作姿态，让其信使 鲍里斯·布纳科夫送来了他心爱的小提琴。但在当时，无论是博伊斯还是赖利都未 有半点疑心。9 月21日，赖利到了赫尔辛基，而后他与尼古拉布纳科夫和玛丽亚· 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一起前往维堡同“托拉斯”的主要代表亚库舍夫会面。维堡本 来是赖利计划中的最后一站。但是亚库舍夫利用赖利的虚荣心和狂妄自大，对他说 此事关系重大，便说服他前往俄国同“托拉斯”领导人会面。他向赖利保证，说他 返回芬兰后还能赶上9 月30日从什切育发出的轮船。赖利在布纳科夫那儿给自己的 妻子佩皮塔留了一封信，“以备不测”。然后便和亚库舍夫向俄芬边境出发了。在 信中，赖利努力向妻子表明，就算是布尔什维克抓到了他，他们也搞不清楚他究竟 是什么人：“如果我在俄国被逮捕的话，他们也顶多给我栽些小罪名，然后很快就 会把我放掉的，因为我的新朋友们是有着足够的权力的”。 赖利应该于9月28日夜到9月29日晨从俄国返回，但事情并非这样。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为芬兰军事情报机构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策划了一整台戏。当夜，在阿勒库 尔村听到从苏联方向传来的枪声。然后观望的人就发现，边防军用担架抬着一个人 急行。而原定的接头人——苏联边防军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为芬 兰情报机构效力，也的确多次“帮助”“托拉斯”的密使和信使穿越国境，而实际 上他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并没有出来同芬兰军事情报机构的人员进行联系。 此时，芬兰人和秘密情报处断定，接头人和赖利在越境时或是被打死、或是被抓住 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此时终于如愿以偿。 根据官方的、可能是精心加工的对这次事件的说法，赖利在9 月25日进人苏联 境内以后并没有马上被逮捕。非但没有，亚库舍夫还将他带到了莫斯科近郊的别墅， 在那里他和自称是“‘托拉斯’政治委员”的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军官会了面。他 请赖利讲讲他的行动计划。后来苏联的官方材料中说，赖利建议组织抢劫俄国的博 物馆，将抢来的艺术品在西方销售，用以资助这一行动。这之后他才被逮捕。他们 先审讯了赖利，然后宣布，1918年12月因“洛克哈特阴谋”而对其缺席进行的死刑 判决将被执行。赖利还想垂死挣扎一下，他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信： “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我表示愿意向您提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感兴趣的有关 英国情报机构的组织和人员的全部情报，同时还有我所知道的有关美国情报部门和 我打过交道的俄国流亡人员的情况。” 假如赖利真是打算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合作的话，那他很可能像萨温科夫那样 被提交公审。但据苏联官方说法，他在1925年11月3日被枪决。 在赖利被诱骗到俄国之后的若干年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散布了有关其命运的 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闻。“托拉斯”行动一直进行到1927年。在这一行动的牺牲品 当中，也有赖利的妻子佩皮诺·赖利。她先到了巴黎，然后去了赫尔辛基，指望多 少能知道自己的丈夫的一点情况。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在赫尔辛基会面 之前，赖利夫人“几乎毫无疑问地认为，她是一名遣入的间谍”。但她们刚一见面 这些疑虑便顿时消失了： “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认为她是可以信任的。看第二眼时我已知道我 会喜欢上这个女人的。看到我的痛苦、绝望和孤独，舒尔茨夫人温柔地、满怀同情 拥抱了我，并说，她觉得她自己对我丈夫的死负有责任，还说未弄清所有的情况之 前她是无法安心的。她对我保证说，如果他还活着，他们会尽一切努力营救他；如 果他已经死了，则一定为他报仇。” 然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几乎相信西德尼·赖利已经死了。她拿出 一则从《消息报》上剪下的消息，那是有关9 月28日晨在阿勒库尔村附近发生的交 射情况的官方报道。上面讲道，有“四个走私分子”在企图越境时受阻：有两人被 打死，一名被俘，另一名在去彼得格勒的途中因伤势过重死去。根据这些搜集来的 消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判定。那个伤势过重死在去彼得格勒途中的人 便是赖利。尽管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想过这一点。 虽然，佩皮塔·赖利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是完全信任的，但对她的 说法还是有些怀疑。尽管赖利待的是假护照，而且衣物穿的也是别人的，但他穿的 是定制的衬衫，上面有他名字的字母缩写。此外，他的手表上还有他的英语签名， 衣袋里还有佩皮塔的签名照片。因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应该能猜到，他们抓到的是 著名的英国超级间谍，并且依赖利夫人所见，他们应该向全世界宣扬此事的。玛丽 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承认她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但她向佩皮塔保证，将尽一切 努力弄清“真相”。此时的赖利夫人已处于崩溃边缘： “我要向他们报仇……舒尔茨夫人当时就站在我身边。她既善良又聪慧，能理 解一切，可以分担我的痛苦。她要我完全信任她。我一言不发，只是抓住她的手。 她建议我参加这个组织。我相信了她。在莫斯科该组织中心的‘允许’之下我加入 了‘托拉斯’，我的化名是‘维阿尔多’。就这样，我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接 替了丈夫的位置”。 按照“托拉斯”领导人的指示，赖利夫人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他丈夫的死讯： “西德尼·赖利于 9月28日在俄国的阿勒库尔村附近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战士打 死”。当然了，她也不相信赖利还会活着，可她幼稚地以为，这会迫使布尔什维克 揭开他丈夫遭遇的真相。但苏联的报纸只是证实了他已死亡这一事实本身。而后则 是有关他的“可怕的谎言”。唯一使她欣慰的是，她相信“托拉斯”正尽其“全部 实力、影响和侦察手段，来弄清西德尼究竟出了什么事。”1926年初，赖利夫人收 到“托拉斯”领导人的来信（此信是亚库舍夫和奥佩尔普特写的），信中说，考虑 到她精通俄语，建议她到俄国来“和组织的成员们认识一下，并在其工作中采取更 积极的行动”。同时，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也使佩皮塔相信，她“要不惜 生命去弄清西德尼·赖利究竟出了什么事”。她分别从彼得格勒、赫尔辛基和华沙 用保密墨水给巴黎的佩皮塔写了信。“她是信守承诺的，并尽了自己的努力去做了” ，赖利夫人讲道。 对“托拉斯”来说，最难的是满足西方特工机关对军事情报的需求。对于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给他们提供些假的政治情报是毋需费力的，至于有关苏联武装 力量和军事工业的情况，肃反委员会的人们就不得不费一番脑筋了。因为要让他们 的情报看起来即可靠又有价值并非一件易事。因而“托拉斯”尽量避免回答来自英 国秘密情报机构和其他情报机关的这类询问，并总是强调一个情况，即组织的主要 任务是准备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对军事情报搜集得过于积极会影响这一目标的 实现。第一次进行散布伪军事情报的尝试就差点儿酿成大祸。1926年，皮尔苏茨基 元帅当上了波兰军事部长（事实上的国家首脑）。很快，波兰的总参谋部便接到他 的命令，要求其通过“托拉斯”搞一份苏联的征兵计划。波兰人来找亚库舍夫。他 先是有些疑虑，然后答应搞到这个计划，要价一万美元。但后来“托拉斯”提交的 文件中，有关邻近波兰的铁路情况的资料明显是假的。皮尔苏茨基研究了这份计划 之后，又将它退还给总参，批示是“伪件”，考虑到因萨温科夫和赖利的垮台而引 起的怀疑，以及“托拉斯”散布伪军事情报的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大的一次行动的 失败，可以确定，“托拉斯”的时日也不多了。 1927年春，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给赖利夫人（当然还有库捷波夫）写 去了一封充满绝望之情的信，信中她说，“托拉斯”里“尽是内奸”，“一切都完 了……我兴致勃勃、全身心投入地干了四年，知道的却是令我余生毫无意义的一些 东西。”阿勒库尔村附近的那场交战“是一场骗局，一切都是做戏，”她写道： “您的丈夫被人用最卑劣、最怯懦的手段杀害了。他根本就没能到边境跟前。 这不过是演给我们看的戏罢了。他在莫斯科就被抓住了，关进了卢比扬卡。他被当 作特别犯人关押了起来。每天有人带他出来放风，就在一次放风出来的时候，他被 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命令是他的死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头目阿尔图佐夫 下达的，这个家伙决定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报复他……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一点，但 这并不能免掉我的责任。我的双手上沾有他的鲜血，我就是到死也洗不尽。我要以 可怕的复仇来赎罪。为此我不惜一死。” 赖利夫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的同情：“意识到自 己这些年来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手中的玩物，而且正是因为她，许多人或牺牲或被捕， 其中还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女友的丈夫，这对玛丽亚可能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佩皮 塔不相信这位女友关于赖利之死的说法，她认为她又被人骗了。玛丽亚在信末尾请 求她再“烦劳一次”，她请佩皮塔将她所知道的有关奥佩尔普特的所有情况写信告 知她。 佩皮塔没想到玛丽亚是奥佩尔普特的情人，便给她寄去了他的案卷，而且天真 地想像，“这个傲慢的绅士如果知道了的话，一定会为之惊讶不已”的。玛丽亚· 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回信说，奥佩尔普特什么都对她说了。他讲了1921年他在严刑 拷打之下无奈做了内奸：“他现在正在帮那些被布尔什维克用间谍包围起来、并牵 着鼻子走的其他国家的代表，摆脱现在这种可怕的处境……” 玛丽亚是在芬兰自己的情人奥佩尔普特那儿写的这封信， 他似乎向她揭露了 “托拉斯”的行径。但是奥佩尔普特在新闻界和与俄国白色流亡分子代表的私人谈 话中的表白，不过是“托拉斯”行动计划中的最后一步。因为骗局已昭然天下，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决定收拢“托拉斯”行动，但要做得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声望， 一方面还要让敌人懊丧不已。在揭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时候，奥佩尔普特总是强 调肃反工作人员是一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除此之外，他还有意夸大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敌人所遭受的失败。他说，波兰情报部门事实上完全受制于苏联的间谍 机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工机关的一名军官后来讲道，在奥佩尔普特披露之后， 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英国及法国等国的情报机关“在一段时期几乎停止了 相互间的来往”。 1927年5 月，玛丽亚和奥佩尔普特回到了俄罗斯。在动身前，他们曾想说服佩 皮塔·敕利与他们一同人境，同两年前她丈夫一样。但他们往巴黎发的这份“建议 同行”的电报，被“美国快递”邮政机构错投到另一个赖利夫人那儿去了，过了两 周才又转到了她手中。如果佩应塔能按时赶到，她会力劝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 尔茨，使她相信奥佩尔普特“明显是个内奸”，他在用“极狡猾的手段”将她骗往 悬崖边上。库捷波夫将军认为，玛丽亚在发现了“托拉斯”的阴谋后，“精神有些 失常了……她已无力摆脱‘回俄罗斯’这一想法的纠缠，无力报复那些欺骗了她的 人，无力洗去那些被她无意之中送到死神跟前的人们的鲜血了”。在他们离去不久， 库捷波夫和赖利夫人便得到消息，说肃反委员会的人已在边境上等着他们了。看到 躲藏已是不可能的了，玛丽亚开枪自杀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亨里希·格里 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在答《真理报》记者问对宣称，许多年间，玛丽亚·扎哈尔琴 科舒尔茨和库捷波夫都一直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间谍。 如今，克格勃还公开炫耀其“辛迪加”行动和“托拉斯”行动的成功，称之为 对反革命阴谋分子和西方情报机构的最伟大的胜利。但直到今天，也并不是所有的 真实情况都为公众所知晓。至今还有人说，两个主要人物奥佩尔普特和亚库舍夫并 不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也有人指出，这两个人一个好像是“萨温科夫的追随 者”，另一个是保皇党人，而有一天他们忽然顿悟了，便同意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合作。“托拉斯”行动公布于众的二十年后，它已成了对付秘密情报机构和中央情 报局的一系列反间谍行动的最佳模式。 第四章 斯大林与间谍恐怖症 （1926－1938） 长期以来，关于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生命最后时刻的描述，成了克格勃发展 史上的一种圣经故事。费奥多尔·福明是在斯大林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职位最高的肃 反工作人员了。他写道：“1926年7 月20日，捷尔任斯基是在同党的敌人斗争之时 倒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捷尔任斯基还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的全会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反对那些背离列宁路线的人。”据福明 讲，捷尔任斯基理直气壮地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力量所在吗？那就 是我从不顾惜自己（礼堂里满座皆答：“对”！），正因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 任我，爱戴我。我从不反对理智的东西，但只要有混乱无序的存在，我就会全力以 赴同他们做斗争。” 在表白了自己的功绩后几个小时，捷尔任斯基便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听过他最 后一次讲话的与会者，在得知他的死讯之后，都争相对他大加赞扬： “在阴谋和反革命行动接连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当苏维埃大地化成一片灰烬、 当为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遭到自己的敌人的血腥包围之时，捷尔任斯基表现出了 超人的精力，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人阶级 的敌人憎恨他，但又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他高大的形象、大无畏的精神、敏锐、 耿直和绝对的忠诚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捷尔任斯基的死，对约瑟夫·斯大林来说正是时候。在此之前，他已在列宁去 世后的长期的权力争斗中取得了胜利。“铁费里克斯”就算没有任何功绩，他也未 必会同意斯大林的做法，即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用作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斗争中的 离间和欺骗的工具，尽管这些方法他也曾毫不犹豫地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敌人。列 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成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BCHX）的主席和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主席。无疑，他是会反对那些对工业部门中的“资产阶级专家”的攻击，会反对 几年后斯大林在农村开始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所作的“言辞激烈 的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 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 以及极端混乱状态，我就感到恐惧。” 接替捷尔任斯基的是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这是一个高高的、 身材匀称的男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比自己的前任显得要温和一些。初看，这两 个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老布尔什维克，都出自富裕的波兰家庭。缅任斯基 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就成了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并在捷尔任斯基当上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主席之后，被任命为他第一副主席。他大概是克格勃领导中最有素养的一位 了。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这个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对自 己过去的同行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的人也称他是“很有修养”、“受过全面教育” 的人。据费奥多尔·福朋讲，缅任斯基在进肃反委员会时就精通十二种语言。后来 他又掌握了汉语、日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他不仅显示出对语言的兴趣，还对诸 如物理、化学、天文学、数学等精密科学感兴趣。而且缅任斯基也不像自己的前任 那样被视为力量和权力的化身。福明在一份经过官方认可的颂辞中还承认，“他没 有发号施令的腔调”。对于很多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下达 的命令却以“我恳请……”的字眼作为开头而感到惊奇。从缅任斯基时期开始，遭 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的托洛茨基，认为他是个奇怪而平庸的人；“他给我的印 象最好用一个词来表达：印象皆无。他看起来好象是某个不存在的人的影子，或者 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未完成的肖像画的粗劣的草稿。”缅任斯基不是斯大林分子。 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前线遇到过托洛茨基并警告过他，说斯大林正在进行一场反对 他的“很复杂的游戏” 。 但是他本人也从未真正反对过斯大林权力的恶性膨胀。 ‘还是在被任命前，缅任斯基曾得到过严重哮喘。他经常是躺在卢比扬卡自己办公 室的沙发上接待来访者的。“大夫命令我躺着，”他解释说。1929年4 月，缅任斯 基心脏病发作，这使得他两年未能工作。1931年，他又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健 康状况使得他不能全力工作。到了1933年，他已经感到时常虚弱，甚至不能独自登 楼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很快，他就几乎不再料理事务，住进莫斯科近 郊的别墅中去了。 由于缅任斯基身体不好，加之领导工作无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渐渐落 人他的一个更有进攻性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的手中。此人是个 犹太人，长得很墩实，身体极好，无论举止还是长相，都和缅任斯基迎然不同。迄 今对这个人的回忆除了让人羞惭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甚至在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中 也是这样认为的。几乎所有的有关斯大林时期的回忆录中，都是以憎恶的口气提到 这个名字，“若说缅任斯基在见识的广度上无人匹敌的话，那么亚戈达则在残忍、 缺乏教养和粗暴上无人可及”，阿加别科夫这样写道。但是捷尔任斯基1923年任命 他为自己的第二副手的时候，他的粗暴和残忍还没有表现得如此明显。可能捷尔任 斯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善于执行任务、精力充沛而又很自负的官僚而已。亚戈达 成了被特权腐化了的典型的官僚。他日益膨胀的野心和他的残忍是很相符的。据亚 戈达的一位同事说，在1936年夏，被解除显赫职位的前几天，他正完全沉浸于自己 的新工作服的设计梦中：锁了金边的白色毛料上衣，就像沙皇时期海军军官那样的 镀金佩剑；天蓝色裤子和进口皮革制的靴子。 斯大林从未完全信任过亚戈达，这部分是因为他自己是个反犹主义者，也因为 亚戈达倾向“右翼反对派”和他的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1928年在和加米涅夫的 一次谈话中，布哈林说，亚戈达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二副主席、国外处处长特里 利瑟尔都“和我们在一起”。他还说，亚戈达告诉了他有关农民起义的秘密情报。 同时布哈林也清楚，亚戈达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因而不能指望他的支持。1931年， 斯大林想巩固自己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的影响，便派去了一个党内工作人员A·H ·阿库洛夫。此人和亚戈达平起平坐，也被委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的职位。 但仅过了一年，阿库洛夫就被迫离开此职。然而斯大林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安插一 个自己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就暂时和亚戈达达成了某种妥协。亚戈 达与其说是个空想家不如说是个官迷，为了能往上爬，他也愿意追随斯大林。但是 他也并不准备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特里利瑟尔则是“右翼反对派”的更积极的支 持者。 还在1923年， 他就在进攻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中和布哈林站在一边。但到 1929年，将特里利瑟尔视为潜在对手的亚戈达，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达到了目的： 将特里利瑟尔挤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替其任国外处处长的是前反间谍处处长 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缅任斯基和亚戈达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第一年里，主要是在“托拉斯” 行动大功告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这一成绩很快就被一连串的丑闻曝光和苏联对 外情报机构的失败弄得黯然失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扩大的网络以及军事侦察 机构的安全，都因苏联密码的落后而受到威胁，除此使其受到威胁的还有苏联驻外 间谍机构负责人在对当地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中经验不足这一因素。这些负责人工作 十分勤勉，却常常办些外行事。1927年春，发生了一起揭露苏联间谍机构在八个国 家中活动的轰动性丑闻。3 月份先是揭露了在波兰的一个由过去的白军将军、后来 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的达尼埃尔·韦特连科的间谍组织；伊斯坦布尔的一家 苏土公司的著名专家，被指责在土耳其——伊拉克边境搞间谍活动；紧接着，瑞士 警察局宣布逮捕了两名苏联间谍；4 月份，在对驻北京的苏联领事馆搜查时，找到 了大量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文件；之后，法国的安全机构也逮捕了八名苏联间谍网 的成员，该网是由法共政治局委员让·克列梅领导的；5 月份，奥地利外交部中一 些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秘密情报的工作人员被拘捕；与此同时，由于英国特工 机构对“全俄有限合作公司”（“AP KOC”）和苏联贸易代表团住处的突击检查和 搜查，从而揭开了一个据英国内务大臣乌里扬姆·约翰逊一希克斯（此人以好激动、 好夸张而闻名）称是“我曾听说过的最大、最卑劣的间谍组织”。 北京和伦敦的突击检查以及随后公布的一些材料，对苏联的对外间谍网是一个 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察） 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 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掠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 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人中国的武器的详尽描述。尽管英国的警察局 没能查获这样多的极重要的文件。但伦敦公布的材料影响也不小，因为文件中透露 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英国专家又解译了苏联外交密码。在对下院的讲话中，首相、 外交大臣和内务大臣都引证了截获的苏联外交电报。 北京和伦敦的轰动性披露，对克里姆林宫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来说损失不可估量， 因为这件事正发生在苏联与中国、英国的关系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从1922年起， 苏俄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与国民党民族主义制度合作的基础上的。1927年4 月，由 于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使得上海落人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的手中。“蒋”斯大林说， “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但实际上充当了柠檬的却是共产党人。 在上海取得胜利后，蒋开始系统地消灭共产党人，而正是这些人帮助他掌上了大权。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人以一次次武装起义作为回复。但所有的起义都被残酷 镇压了。 对苏联间谍的揭露，还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苏联同仍然被其视为有影响 的世界大国——英国的关系破裂了。1926年5 月的总罢工，被保守党的多疑分子视 为是俄国的阴谋分子组织的，从此，斯坦利·鲍德温政府便受到要求断绝同苏联的 外交关系的极大压力。1927年，英国政府对苏联军事情报活动展开了声势浩大、毫 不留情的揭露。接着1927年5 月26日，奥斯汀·张伯伦向苏联代办阿尔卡季·罗森 戈列茨通告说，鉴于苏联进行“反英的间谍活动及宣传”，英国政府决定断绝与苏 联的外交关系。对自己的正式声明，张伯伦赋予了一种出人意料的个人性质，他引 证了罗森戈列茨4月1日发出的一封电报，并说：“您在电报里请求向反对英国政府 的政治运动提供物质援助”。在回国途中，罗森戈列茨在华沙做了停留，并和苏联 大使彼得·沃伊科夫在中心火车站小餐厅里进了早餐。在罗森戈列茨的火车开动前 几分钟，一个白色俄国流亡分子一边喊着：“这是为了民族的俄罗斯，而不是为了 共产国际！”一边朝沃伊科夫连开了几枪。苏联政府很快作出反应，声明“这是英 国之手给了沃伊科夫致命一击。”不管多么耸人听闻，反正1938年在战前最后的公 审中，罗森戈列茨竟然承认，说从1926年起他就在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 苏联情报机构在1927年春的失败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整个苏联使馆和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体系以及密码体系都不得不做出重大变化。所有苏联使馆和贸 易代表团都收到了紧急通知，要求销毁所有一旦被截获可能造成新的披露的文件、 甚至是在遭受攻击危险最小的德黑兰使馆，其院内由于焚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文 件而燃起的火堆惊动了当地的消防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国情报机构也接到命 令，他们只能保存近一个月的信件，还要同时制定出一个一旦被搜查即迅速销毁文 件的计划。而对与当地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间谍合作工作也下达了新指示，主要是 要抹去他们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触的任何痕迹。 为了保障外交信件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络系统的安全。克里姆林宫下达命令， 启用虽然费力费时、但只要使用正确则绝对可靠的“一次性”密码。结果使得西方 的破译员们从1927年到二战开始，几乎未能破译一份重要的苏联的密码通告。为此， 作战处处长A·T·丹尼斯托曾悲伤地写道，英国政府将破译苏联密码之事公诸于众 “无疑是破坏了整个工作”。 1927年，对苏联间谍人员的揭露，对斯大林的影响也相当大。他从中看到了帝 国主义阴谋的迹象：“毫无疑问，现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问题。 这不是某种非现实的、抽象的、局部战争的‘危险’，而是完全现实的、具体的、 整体上的战争，尤其是反苏联的战争的威胁。” 依斯大林看，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阵线”的组织者，首推其主要敌人—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指挥部——保守党”。“英国帝国主义曾经是、现在是、 将来也仍是人民革命的最凶险的刽子手”。斯大林认为保守党政府制造的阴谋分三 个主要阶段。 第一步是对北京的苏联使馆进行搜查，目的是“揭露有关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 ‘可怕的’文件，并以此制造群情激愤的氛围”。第二步是对伦敦的“全俄有限公 司”的处所，进行突击检查，并断绝英苏外交关系，目的是“在整个欧洲开始对苏 联的政治封锁”，以作为战争的序曲。第三步是“保守党间谍组织”在华沙刺杀沃 伊科夫的行动，它就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刺 杀奥地利皇储弗郎茨。费迪南的事件一样。 虽然这个“英国阴谋”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但之后必然会有其他阴谋接蹱而至。 英国继续资助“在苏联的间谍恐怖主义小组”，并试图挑起白色流亡人员及其他帝 国主义势力的对苏行动。斯大林表示，他反对“那些所谓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 认为新的战争的威胁是‘凭空想象’的，而用和平的谎言去麻痹工人，并对资产阶 级对新的战争的准备视而不见……”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威胁，必须做好以下几项 工作。首先，需要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加强军事 工业，并提高苏联人民的警惕性。其次，必须向那些内部敌人——恐怖分子、工业 生产中的怠工分子和“其他的废物”进攻，以“巩固我们的后方”。斯大林的“废 物”也暗指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反对派还能说些 什么呢？无论是对他们在面临新的战争威胁之时对党的非难，还是对于他们在战争 威胁切实存在的时刻加紧对党所进行的攻击，我们都勿需表白什么。” 在1927年之前，对斯大林日益增长的权力欲构成唯一威胁的因素来自于布尔什 维克党内部。战争威胁的出现对斯大林是个绝好的时机，因为此时他正在积极巩固 手中的权力；从另一方面讲，斯大林这个人，正如赫鲁晓夫所言，是个“有着病态 的疑心”的人，很显然，他坚信自己的阴谋理论。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这样来 概括所有的党的领导人，要知道是意识形态本身使得他们相信这一点。布尔什维克 人的信仰的基本公理之一，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永远不能容忍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帝 国主义国家及其特工机关一定在策划阴谋，以图消灭“工农国家”。正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宝剑”，担负着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将其消灭 于萌芽状态的使命。 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巩固他个人在党内的权力。和肃反委 员会一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务是同反革命作斗争。但是，这时“反革命”的 概念已发生了变化。列宁时期“反革命”即意味着共产党的反对者。而鉴于站在反 对斯大林的最前线的正是共产党人，因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在党内也使用起过去 用于对付党外敌人的渗透和离间等手段。 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左翼反对派” 成了最早的牺牲品。1927年9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潜入“左翼反对派”中的奸细，发现了一个非法“印 刷所”（事实这个印刷所不过是几台油印机），反对派打算在此印刷自己的纲领。 据一位曾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后来跑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讲， 当亚戈达向斯大林讲了印刷所的事之后，斯大林回答说：“真是好极了！现在要把 你们那个间谍升格，说他是弗兰格尔将军的一名军官、你们一定要在报告中指出， 托洛茨基同弗兰格尔的白军分子有联系。”此后，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报告说，“左翼反对派”有同白色分子合作的嫌疑。 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近百名拥护者被开除出党。季诺维也 夫愿意悔过，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线，因而才被恢复党籍。托洛茨基拒绝这 样做，所以，在1928年1 月，他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判决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同中国 相接壤的偏远边境地区。在此后近十年间，托洛茨基一直是“猎人”的狩猎对象， 他是克格勃历史上被监视时间最长的目标。1928年，“猎捕妖婆”（“妖婆”指托 洛沃基分子）行动刚开始时，将一个伟大的异教徒强行逐出莫斯科颇具喜剧的色彩 （然而几年之后这种作法恐怕就不足为奇、毫无“喜剧色彩”而言了）。 l 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住所， 当时，托洛茨基还穿着睡衣。托洛茨基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革命前，警察来抓他 时，他不只一次这样干过。隔着门谈判未奏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动小组负责 人便命令破门而人。当托洛茨基认出其中一位年轻的军官是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一 个警卫员时，他吃了一惊。看见自己过去的政委穿着睡衣，年轻人失声痛哭起来： “您枪毙了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枪毙了我吧”，他抹着眼泪央求说。托洛茨基安 抚了自己过去的警卫员，还对他说，不管命令对否，都应该服从。然后，他选择了 消极抵抗策略，拒绝更衣，并哪儿也不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强行除去了他的 睡衣，给他套上外衣，然后不顾他家人的抗议，驱车把他送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快 车。 1929年2 月，托洛茨基又被转到土耳其。放逐之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想 方设法不让他人与其接触，以防他又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在奥德萨，在两名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和妻子、长子列夫·谢多夫登上了“伊里 奇”号轮船。据后来所知，他们是这艘轮船的唯一乘客，甚至船员也接到指示，让 他们离托洛茨基一家远点。当“伊里奇”号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后，托洛茨基的 一个守卫给了他一千五百美元，以便他“能够在国外开始生活”。当时托洛茨基身 上分文皆无，于是，他将自尊心紧紧搂在手中，接了这些钱。在国外的头半月。托 洛茨基是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里度过的，然后他去了土耳其的“王子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二十年代末的“猎捕妖婆”行动，是针对政治、经济间谍的。 1928年3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宣布破获了一起在顿巴斯煤田制造的“反革命阴谋”。 根据对阴谋过程极为详实的描写，首先被北高加索政治保卫局局长IO·卜叶夫多基 姆揭露的，是沙赫特城的一伙工程师，他们同煤矿的旧主、当时流亡在外的白色分 子以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参预了旨在破坏煤矿生产的阴谋。侦察报告呈交 给了缅任斯基，他要求拿出证据。叶夫多基姆出示了几封截获的由国外发给这些工 程师的信件。尽管信中没有一点犯罪的迹象，但叶夫多基姆坚持认为，这些信中有 用这些工程师才懂的密码写成的“破坏指示”。缅任斯基说了对此的意见，并给叶 夫多基姆两周的时间破译密码。于是，叶夫多基姆便直接去找斯大林，而斯大林命 令将这些工程师逮捕。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得到了亲自处理这一案件的权 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凭着几起因机器损害、工人酗酒、劳动组织不当而引起的事 故（也可能还有几起是真正的破坏活动），再掺进几个过去的沙俄工程师和国外商 人，便编造出一个由华沙、柏林和巴黎组织的“蓄谋已久的国际阴谋”。苏联的报 刊对“可耻的怠工者、阴谋分子和间谍”鄙薄地抨击了两个月之久。整个这起假想 中的阴谋被写成25万字的起诉书，指控50个俄国专家和3 个德国专家搞怠工和间谍 活动。人为拖延的公审大会，是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革命前此建筑是贵族议事厅） 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下举行的。总共有10万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经过专门挑选的 听众，每天轮流着参加法庭的会议。《合众报》记者尤泽·莱昂斯过去曾是共产党 人的积极支持者。他写道： “那些拒不承认有罪的人引起了听众的特别关注。他们被挤在大厅的一角，弯 着腰，声音中充满了恐慌。他们不时要回答检察长刻薄的提问，还要及时地驳斥那 些来自被告席的、与其不利的‘声明’。每次，当认真听完法官所说之后，他们就 会自语一阵，但很快又顿住，最终又不言语了。他们无力地、惊慌地望着礼堂，好 像这才意识到这里还有他人的存在。实足的一场好戏。对公审大会的组织者来说， 这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在工会大厦上演的这出悲剧，与斯大林以后搞的“公诉”相比，其血腥味还淡 多了。只有十一个所谓的沙赫特怠工分子被判处死刑，还有六个人被判无罪，这是 因为他们顺从地、准确地扮演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他们安排的角色。对于大多数 出庭的公众，以及苏联报纸的读者来说，这出教益性剧目确实很有说服力：这些与 国外反革命势力相勾结的“阶级敌人”是很合适的替罪羊，可以将那些否则要使国 家领导人良心不安的痛苦推到他们身上。在1928年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揭 露”了一个大阴谋，而所谓沙赫特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会让我们安宁那就太愚蠢了。不，同志们，他们是不 会的，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他们是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发 展等闲视之的。过去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 一企图破产了。现在他们企图、而且将来也仍会企图以无形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们 的经济力量；他们并不总是很明显地、但也相当猖狂地在组织怠工，在这样或那样 的工业部门搞各种各样的‘危机’，以此为将来的军事干预铺路。这一切都是世界 资本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偶然的 事。” 沙赫特事件五十年后，一些克格勃的军官们才承认，此事是间谍恐怖症的产物。 但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时代，克格勃还未能正式承认这一点，甚至在1978年由第二总 局（反间谍局）局长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领导编写的克格勃秘密 材料中，还毫无依据地称，沙赫特事件是真正的阴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克 格勃仍然坚持斯大林对1928年沙赫特事件的解释。在1979年公布的解密材料中讲道： “很显然，二十年代末那些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破坏分子、间谍、奸细对发展 社会主义和巩固我国的国防力量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及其特 工机关对这个敌对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揭露，帮助党和国家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的阴 谋。” 1928年时，甚至大部分曾为沙赫特事件编造证据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们， 显然也反对这一阴谋。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曾在一战时笼罩欧洲的间 谍恐怖症。在一战前的头几周，英国警察局便接到告密（这些告密者没有一个有凭 据），说国内有“好几千”所谓的“德国间谍”。“间谍恐怖症”，伦敦特工机关 的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写道，“好像一场可怕的流行病，伴随它的是无可救治的 幻症。”直到战争末期，仍有一些大臣和部分公众认为军队失利、生产的跌落以及 其他非正常的情况，都是敌人的破坏和阴谋的结果。在1918年的一个指控陪审员有 诽谤行为的刑事案件中，有人证明说，德国秘密机构有一个“黑名单”，里面有四 万七千名性畸形者的名字，主要是英国的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受到了讹诈和恫吓， 目的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军事计划。 在二战初期，欧洲再次被间谍恐怖症所笼罩。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荷 兰后，英国充满对内奸——“第五纵队”的恐怖，这与一战时期的间谍恐怖症相差 无几。国内侦察机构在六月份所作的报告中讲道：“‘第五纵队’的猖狂行为已达 到了危险的地步。”直到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才认识到，有必要 采取一些“最强硬的措施”，以消除事实上根本没有的危险。 战争期间让西方国家人心惶惶的关于“第五纵队”庞大阵容的神话，以及冷战 时代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以假想的美国共产党人为目标的“猎捕妖婆” 行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斯大林总是认定有反苏破坏行动的存在。但斯大 林的“猎捕妖婆”行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规模上都与西方的同名行动大不相同，比 如，冷战期间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其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倡导者，不如说是麦卡锡主义 的对象之一。而在苏联猎捕妖婆的主要猎手则是斯大林本人。丘吉尔对“第五纵队” 的担忧很快就过去了，并在1940年底他得出结论：“猎捕妖婆”有害而无益。 虽然，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也患过”间谍恐怖症”，但实 际成为其猎捕牺牲品（包括假想的间谍和假想的共产党人）的人数并不多。与此相 比，苏联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仅三十年代被镇压的假想敌人的人数就以百万计算。 斯大林及其同谋，利用所谓的沙赫特阴谋，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时代（即对资产阶级 的利益容忍的时代），开始了向那些破坏经济的“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其对象主 要是工业生产中的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农村里的富农。在消灭了“左翼反对派”以后， 斯大林将其对苏联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据为己有。而以布哈林 为代表的温和政策推行者（他们赞成建立在妥协基础上而非阶级冲突基础上的政策） 以及“右翼反对派”，显然比“左翼反对派”更容易地成了众矢之的。1929年1 月， 布哈林被清除出政治局。促使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在次年实施更快的工业化步骤， 作为五年计划的基础部分和在农村进行旨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的强制 性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面对国内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长期信心不足。 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能否生存， 决定于苏联经济是否能够赶超西方：“或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是让别人把我们打 倒。”他在1931年2月又重复了自己的话： “旧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她总因为落后而挨打……我们比发达国家 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内缩小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 要么完蛋。” 理想主义和缺乏安全感是斯大林改造苏联经济思想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大飞跃的前景，使得党内新一代成员的头脑极度发热，这实际上是在重蹈1917年列 宁的覆辙。五十年后，苏联一名不同政见者彼得罗·格里戈连科回忆了他和那些年 轻的共产党员们是如何“狂热”地接受斯大林的思想，相信1929年是“伟大的转折 年”的说法： “那时面包不够吃，到处排长队，眼看就得实行凭票证供应，并可能发生饥荒， 但我们不管这些，都为斯大林的思想所陶醉，我们都充满激情地说。‘是啊，伟大 的转折，消除小农经济，消灭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帝国主义豺狼甭想来进犯 我们！我们走在通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光明大道上’！” 斯大林的经济计划将许多过去支持托洛茨基的人争取到了自己这一边儿来。国 家银行行长、托洛茨基过去最亲密的战友皮亚塔科夫，在1929年10月对人民委员会 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时代到来了。” 这一成为许多党员热情的来源的“英雄时代”，需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个强 制工具作为保障。1929年11月，所有刑满三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转归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管理，因而，广阔的劳改营网络在三十年代迅速成为强制为苏联经济劳 动的主要场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理想主义信念和粗暴的力量，改造了苏联的工业。 人们定下了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并坚信“没有布尔什维克人攻不下的堡垒”， 因而取得的成果，比从国家的现实状况出发而预料的结果要多得多。在乌拉尔河、 库兹巴斯和伏尔加河畔，出现了新兴工业中心；不毛之地上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 （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拔地而起；新设备运进了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的边远地区； 第涅伯河上建起了巨型水坝，使得发电量增加了近两倍。这些成绩都是在三十年代 初取得的，而那时正是西方因1929年的华尔街七月一悲剧引起的大萧条而走向全面 衰退之时。苏联的官员颇为自豪地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世界资本主义无法解决 的矛盾作了对比。 资本主义虽然处于萧条期，但在苏联人看来。其危险性并未减少。1930年7 月， 斯大林说：“每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把目光投向苏联， 好像说：‘我们能否通过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这个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的革 命堡垒来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部分矛盾，或者是所有矛盾呢？’这就是他们为何企 图对苏联进行冒险的进犯，搞武装干涉，而这种企图因为其经济危机而变得更加强 烈。” 1929年6 月，保守党人在大选中失败之后，随着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第 二个工党政府的掌权，以及英苏复交，英国不再被苏联视为战争威胁的主要策源地。 战争的威胁，用斯大林的话说，是来自于法国这个‘所有进犯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中 最有侵略性和最富有军国主义的国家”。当时，法国指责苏联对西方市场搞倾销政 策，于是开展了反苏运动，这就更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1930年10月，法国工 商部长下令限制进口苏联商品并试图说服法国的东欧盟国也效仿此举。苏联以全面 禁止进口法国商品并公开谴责法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作为回复。“法国人的计划”， 人民委员会主席、未来的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主旨在于对苏联进行 经济封锁，并以此做为武装侵略的准备”。 新的外来侵略的威胁，使得苏联加紧了对那些同外国人、尤其是同法国帝国主 义分子联手的国内怠工分子的打击步伐。1930年9 月22日，新闻界宣称，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发现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它以亚历山大·梁赞采夫教授为首，里面有 48名教授、农艺师及食品企业的领导人。他们都被指责为破坏粮食供应。第二天， 各个报纸的社论中都登载了各个劳动集体要求惩治反革命阴谋分子的会议决议， 9 月24日就公开宣布，所有据名阴谋分子都已被枪决。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声明中的 片断，声明中他们对自己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据苏联报界报导，在几百个劳动集 体中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工人们“对光荣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把出鞘的革 命利剑，为清除这一肮脏的阴谋而作的卓越贡献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以后，几乎每次供应脱节，或是生产中出现某个大事故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总能及时地披露一个“肮脏的阴谋”。在“一五”期间揭露的最大的假想阴谋， 是“地下工业党”阴谋。参加该党的有两千名工程师和计划工作人员，他们妄想推 翻苏维埃政权，先后同以法国为首的十来个国家的总参谋部串通起来，还同著名的 法国国务活动家莱蒙·普安卡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知名人 士，如劳伦斯·阿拉维斯基、石油巨头亨利·德特尔金相勾结，当然，也同在巴黎 的妄想重返俄罗斯并恢复资本主义的俄国白色临时政府（据后来得知，这个政府的 两个成员在此之前已经死了）狼狈为奸。对由八个人组成的工业党执行委员会的公 审，是在曾以殿堂辉煌美丽而著称的贵族会议大楼内进行的。审判是在五十多万工 人和职员的震天吼声中开始的，他们在大楼外面踏着积雪高喊着“处死！处死！处 死！”。有声明说，帝国主义间谍的反革命集团随时都可能营救这些被告，并煽起 群众性怠工运动，但在年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向全世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 行了热切的号召后，敌人的间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于是战争的威胁消除了。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克格勃仍不顾一切地坚持认为，工业党是“受西方间谍及 在巴黎的旧俄国大资本家的指使和资助的真正的地下间谍中心”。戈尔季耶夫斯基 不知道克格勃中曾有哪个工作人员认真对待过这种愚蠢之说。乍一看，五十年前， 即三十年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这一案件的态度是如此的无耻，而工业党一案从 头至尾都不过是假想之事。但事实上一切都不那么简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 人员确实发现一些存心不满的工程师和领导人员，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仇恨并和国外 的白色分子保持着各种联系。而总想在一切事情中看出阴谋的不治之瘾，使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认定，此案一定和精心组织的反革命阴谋有牵连，而且其中帝国主义间 谍一定扮演着某种角色。于是，一部描写此阴谋的“剧本”便被这个集体“创作” 出来，并被搬上了“舞台”。为的是让苏联人民、共产国际中心的朋友以及国外的 进步力量引以为鉴。“阴谋分子”的“供认不讳”，使得斯大林的教育剧更具说服 力。1967年，一名当年在公审中的受害者后来曾向苏联检察长递交了一份经过发誓 的书面证词，讲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得到供词而采用的手段： “有些人是因为得到补偿保证而屈从，而其他一些试图反抗的人在体罚手段下 “变得聪明起来’。……那些人揍他们的脸、脑袋。生殖器，把他们往地上摔，用 脚端，拍他们的脖子，直到头部供不上血才松手；他们被放在传送带上、不让睡觉； 被扔进单身牢房里——被扒去外衣，光着脚、扔进冰冷的牢里或是没有窗户的闷热 不堪的牢里……对于一些胆小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再加上相应的威吓就已足够了。” 那些参加了这些公审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对其真实性发生过怀疑。甚至是托洛 茨基分子，尽管他们也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迫害，也对“工业党阴谋”的存在 确信不疑。托洛茨基认为，这些“破坏专家”是受雇于国外帝国主义分子和出卖灵 魂的俄国流亡分子的。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成员认为，工人们对“破坏 专家”的愤怒是“他们真正的革命热情”的有力证明。“红色无产者”工厂的一个 工人四十年后讲道：“工人们痛斥叛徒罪行的愤怒情绪我将永生不忘” 对工业党一案审判的结果却非常出人意料。在掌声和观众们的欢呼声中，法官 对五人做了死刑判决。两天后又宣布将死刑改为十年监禁。而后有几人还被秘密宣 告无罪释放。情况发生这样的变化，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尽管新一代技术人员已 在培养中，但在“一五”期间，国家的迅速发展显出苏联经济对“资产阶级专家” 的明显的依赖性。在1931年初举行的工业部门领导人会议上，在工业党一案的诉讼 时期曾主持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作了发言，他强调了“慎 重对待那些诚实劳动的专家”的必要性。春天，委员会对一系列提出上诉的被流放 和被监禁的工程师的案子重新进行了审理。斯大林也在1931年6 月假惺惺地宣称： “我们总是将‘对专家们的非难’视为、而且继续视为不良和有害的现象。”斯大 林号召“要最大程度地慎重对待那些毅然转向工人阶级一边、从旧学校出来的专家、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少在报纸上发表讲话的缅任斯基也在《真理报》的文章中 指出斯大林之辞的英明。他强调说，捷尔任斯基就经常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之所能， 来“保护专家们不受各类迫害。” 虽然对“专家们的非难”有所缓和，但并未由此结束“间谍恐怖症”。斯大林 和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继续认为，叛徒和国外敌人的反革命阴谋是暗中破 坏苏联经济这一长期计划的一部分。1933年3 月，维克斯地铁公司中有六名在俄罗 斯帮助搞工业建设的英国电气工程师，同一大批被指责怠工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破坏 分子一起遭到逮捕。的确，因工作关系，这些英国工程师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苏联经 济的情况（但这些情况用公司经理的话讲是“一般性质”的，它们在西方也可以轻 易就能得到），如果抛开这些因素，那么所谓的怠工也和以前的情况一样，不过是 假想而已。实际上，在前贵族会议大厦里进行的公审，事先都被安排好了。作为被 告的苏联人，对这种假想的犯罪活动同声供认不讳。他们就像一群被驯服的畜生， 专注地盯着检察长维辛斯基，并时刻准备恭顺地、无条件地执行驯兽员依靠手中的 鞭子所示意的最微小的动作。当公审行将结束，给他们最后陈述权时，所有的人都 请求宽大处理，并保证要主动赎罪，而且他们的话无论是风格还是表达方式，都很 像审理沙赫特事件时那些被告所说的话。 而英国工程师扮演角色就不那么在行了。据说，其中两人出庭前就把一切都向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交待”了，但开庭后两人又都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当然，其中 一个后来又改变了说法）。另一个被告则在公开审理的时候，发表了前所未闻的声 明。他说，“指控是捏造的，其所依据的证词都是那些受威吓的犯人提供的。”所 有的苏联被告（除了一人）以及两名英国工程师被判处了不同刑期的监禁。英国政 府回之以贸易禁运作为抗议性报复， 而且禁运直到1933年7月，英国工程师被释放 后才解除。 “一五”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仅领导了同工业生产中的破坏行为的斗争， 而且还领导了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强制的集体化运动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斯大林 所谓的“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因为富农是集体化运动的死敌，所以消灭 他们也就成了开展这项运动的重要条件。被称为“富农”的不仅是那些富足的农民， 还有所有带有反对集体化嫌疑的农民，甚至包括一些贫农，例如那些常去教堂的人。 最初对富农家庭户主的大逮捕，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于1929年底进行的。这些人后 来都被枪决了。然后，1930年初，又有几千户富农家庭被强行用运送牲口的平台火 车拉到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北极地带，任凭命运来处置他们。他们能否活下来，政 治局丝毫不感兴趣。迁移近一千万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确实是规 模太大了。为此，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名年轻的党员，组成了所谓的“二万五千人 大队”，经过两周培训后，便被派到农村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迁移富农、组建集 体农庄。这支大队对自己的正确性毫不怀疑，他们非常残酷而又卖力地同“制造反 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斗争。当年“二万五千人大 队”的一员、列夫·科佩列夫后来写道：“我当时坚信，我们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 战士，我们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是为了国家在‘一五’期间非常需要的面 包而战。”但眼看着几百万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对他们的痛苦和惊恐的感受，连那 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老军官们简直也是无法承受的。伊萨克·多伊切尔讲了他同 一位刚从农村执行任务归来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派员的会面情形：“‘我是一 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含着泪对我说，‘我同沙皇斗争过，后来又参加过国内战争， 难道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现在用机枪围住村子，命令自己的士兵只管朝一大群农民 开枪么？不，不，决不是！’” 到1930年3 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将一半多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同时 将村子搞得一片混乱。 斯大林只好下令暂缓这一行动，为的是保障春播的进行。3 月2日， 斯大林在《真理报》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中，假惺惺地指责了那 些特派员没有遵循“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多，但 是在庄稼顺利收割之后，强制集体化又重新开始了。 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低收成、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和1932年的欠收— —所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饥荒的原因。1932年——1933年 间，有近七百万人死于饥荒。一名在当时饥荒最厉害的乌克兰工作的党内活动家后 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 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 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 尸……”但他还没有失去信心：“我努力说服自己，对自己解释说，我不应该受怜 悯之心的软弱感情的影响。我们体现了历史必然性，我们是在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我坚信，我是在对农村进行伟大的必然的改造，而他们的痛苦是他们无知的结 果，或是由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使然。” 当乌克兰饥荒横行的时候，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在继续揭露“阶级敌人” 和 “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当中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 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似乎是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 完成计划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后来在大清 洗时被枪决）宣布说，“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乌克兰马 列主义研究所、农科院、舍甫琴科研究所等地方也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二连三地揭露农村破坏阴谋的本领，为越来越为斯大林所 痴迷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长期的滋养。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是深得斯 大林信赖的一个手下，也是政治局中侥幸躲过大清洗的、不多的成员之一。他坚持 说，那些逃脱了驱逐的富农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 作的破坏活动”。1934年4 月，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报怨说，顿河 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斯大林则回答道：“亲爱的肖洛霍夫先 生，贵区（而且不仅是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 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没有流血冲突），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 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 尽管有关饥饿的农民都是些破坏分子的说法实在荒诞，但是还不能将一切都简 单地归为一种企图，即苏联党内领导人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自己的罪责和错误上引 开而寻找替罪羊。因为和猎捕中世纪妖婆的猎手一样，斯大林坚信这些阴谋理论可 以用来达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除了在农村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破坏分子之外，在 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执行了两项重要的任务。首先，他们要将饥 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允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而乌克兰人没有特许 也不准离开该地。基辅的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占据着，他们将没 有特别通行证的人从火车上驱赶下来。在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也遭 遇了饥荒的最可怕的后果。食人成了那里的平常现象，而因为刑法中没有规定追究 食人者责任的条款，所有的食人者就只好被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与此同 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但负着第二项任务，即阻止任何有关饥荒消息的扩散。 苏联三十年代“积极行动”的最大成绩，便是使世界大部分轻信的西方客人和 记者、尤其是到过苏联的这类人相信，所谓的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不过是反苏 宣传的又一个新行动。曾两任法国总理的激进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曾在乌克 兰度过了五天，经过官方接待、宴会和精心安排的旅行之后，他彻底驳斥了“资产 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的谎言”。在访问了这些“波将金村”（一个名叫波 将金的公爵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去克里米亚视察时，沿途布置了些假村庄，以表明自 己的成就。后沿用“波将金的村庄”表示“摆样子的东西”——译注）后贝尔纳尔 ·索伊称：“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莫非他们是被 什么东西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纽约时 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约尔特·杜兰金因其“对俄罗斯公正、坦诚的报导”而得到了 “普利策”奖金。1933年他重申：“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闹饥荒的报导若非夸张就 是恶意宣传。”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比阿特里斯·悉德尼·维伯在1932年— —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也得出同样结论。他将“欠收”归罪于个别地区“从事 破坏活动的居民”，他鄙薄地抨击了那些“无缘无故”把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或是 摘下整个谷穗据为己有、对公共财产进行无耻盗窃的行为。 农村人为的饥荒，以及对城乡中确实存在的和假想出来的一阶级敌人”的无情 追捕的第一个恶果，便是苏联共产党从整体上变得残酷起来，尤以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为甚。“恐怖”，布哈林写道，“从那时起成了管理的正常手段，而服从上面的 任何命令则是最大的幸福。”但阶级斗争中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那些对其革命理想主 义的实现还抱有一线希望的布尔什维克的抗议，哪怕它是被压抑了的抗议。这种抗 议的最鲜明的表现形式，就是布哈林的支持者M ·留金写的一封信，该信有他和其 他十七名支持者的共同签名，并于1932年中央委员会秋季全会前夕，在委员们中间 进行了传阅。“留金行动纲领”的内容，直到1989年才公布。里面对斯大林本人以 及当时的一些不法行为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抨击，其火药味之浓，甚至连看了这封信 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误以为这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起的挑衅。在这封信中，斯大 林被认为是“在复仇心理和权欲的驱使下将革命引到崖边的丧门星”。信的作者要 求除掉斯大林，他写道：“继续容忍斯大林的桎梏、他的专横、他对党和劳动群众 的鄙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耻辱”。 “留金行动纲领”对斯大林的影响很大；而且随着这封信的出现，残余的托洛 茨基分子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了起来，这就使得该信的影响力更不可忽视。1932年10 月，一名苏联领导人、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E·C·戈尔茨曼，在柏林见到了托洛茨 基的儿子谢多夫，并交给他一份文件，文件对苏联经济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这份 题为“苏联经济形势”的材料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杂志《反对派通讯》中匿名发表 的。戈尔茨曼还带来了在苏联内部建立统一的反对派联盟的建议。尽管急速衰弱的 “左翼反对派”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涣散、纪律松驰，但经常高估自己在苏联 的影响的托洛茨基还是致信给自己的儿子：“我认为建立联盟的设想是完全可行的。 ”斯大林则更是高估了托洛茨基在苏联的影响。当1936年，他指责自己的政治警察 局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上迟误了四年时，首先指的是他们 在1932年未能除掉“留金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 斯大林当时还未准备“猎捕”被驱逐到国外的托洛茨基，但他却要求尽快惩办 留金。尽管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支持，斯大林却未能在当时由列宁格勒党组织的 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主持的政治局里拉到足够的赞同票。但“留金行动纲领”的 十八名签名者还是被荒谬地扣上了 “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富农组织、 意在通过打着 ‘马列主义’大旗的地下活动，在苏联重建资本主义的富农制度”的罪名，并被开 除出党。而在此之前，与其说是反对派的领导人，不如说是反对派象征的季诺维也 夫和加米涅夫也被同时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未能及时通报“留金反革命集团”的情 况。 在1933年1 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坚持要加 强“阶级斗争”：“我们应该记住，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强大，来自于那些垂死阶级 残余分子的反抗也在增大” 于是， 斯大林将饥荒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罪责推到由 “垂死阶级”的代表——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钻入了党内”——组织的破坏活动 便也不足为奇了。但是斯大林又遭到了反对。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试图证明， 将组建集体农庄经济的问题全部推到富农身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总是喊叫说富 农、敌对分子、旧官吏、彼得留拉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诸如此类的 家伙，在破坏庄稼的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农 业政策遭到如此强烈的批评，以至斯大林在其一生中也不得不最后一次承认：“我 们错了。”他的话，被作为“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范例，登在了一家党的杂志 上。 这个阶段，在党的领导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想要赋 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的全部自由权，而其他人则坚持恢复“社 会主义法制”。当时斯大林认为公开反对后一种倾向是不明智的。于是1933年5 月， 经他同意，下发了一份文件，指责在农村搞大镇压的行动，一个月后建立了苏联检 察机构，目的在于限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 在1934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又有所抬头。现在已准确 查清，当时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斯大林得的票数要比基洛夫少300 票。但是， 党内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实在弱小，以至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而今天我们也只能猜测这一反对派的真正规模。 与此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在不断增长，到1934年，这种势头已可以扼 制任何一个反对派了。虽说他未能全面控制党组织，但却越来越牢固地将专政机关 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934年5 月，被疾病折磨的缅任斯基去世了，接替他的 是亚戈达， 实际上他已行使了一段时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职责。7月，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易名为“国家安全总局”，归由亚戈达领导的重新设立的内务人民委员 部管辖。 政治警察局、 正规警察局、刑事侦察局、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从此时起 （而所有刑侦系统从1934年10月起）都归属同一机构管辖。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政 治警察局的同义词，尽管形式上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这部庞大、 强劲的机器都直属斯大林。斯大林通过自己的秘书处（由A ·波斯克列贝舍夫领导） 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着直线联系。据跑到西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亚历山 大·奥尔洛夫说，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格奥尔吉·马林科夫领导了一个“小委员会”， 专门对政治局得到的情报进行评估。从斯大林的书记处出来的，还有他的宠臣尼古 拉·叶若夫， 他于1936年接替了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的职位， 并领导了 “大清洗”。 斯大林的潜在对手基洛夫的遇害，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更为加强。1934年 12月1 日，当基洛夫走出列宁格勒党组织中央大楼自己的办公室时被人从背后开枪 打死。杀害基洛夫的凶手，自认为是曾暗杀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民粹主义者的继 承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明显是精神错乱。必须指出的是，尼古拉耶夫行刺前 曾两度被基洛夫的卫兵拦住，尽管发现他的包里有装了子弹的手枪，但两次都根据 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把他放走了。半个世纪之后，凡是和戈尔季耶夫斯基 谈论过刺杀基洛夫一事的克格勃的人员，无一不怀疑是斯大林亲自下令干掉基洛夫 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并没有让亚戈达参预此事（因为当时亚戈达尚未取得斯大 林的完全信任），而是通过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菲利普·梅德韦季及其副 手N ·扎波罗热茨行动的。后来赫鲁晓夫认为，亚戈达曾接受过斯大林的口头命令， 也是此阴谋的参预者，这种臆断显然有误。基洛夫遇害后，斯大林来到列宁格勒， 扮演了其一生中最动人的角色，表现出其卓越的表演才能。梅德韦季在火车站迎接 了斯大林，但他得到的不是问候之辞，而是挨了斯大林出人意料的一拳。斯大林满 怀哀痛，从火车站直接前去向基洛夫遗体告别。而后，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因该 职而被解除了职务，但两人仍在远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工作，直到1937年在“大 清洗”中被枪决。赫鲁晓夫后来认为，这样是为了“对刺杀基洛夫一事杀人灭口” 基洛夫遇害的当天晚上，从上面就下达了指示，要求立刻惩办所有有搞恐怖活 动嫌疑的人，包括判处死刑。据赫鲁晓夫称，该指示的下达“未经政治局”批准， 是斯大林个人的倡议。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对苏联公民的生杀予夺之权。 二十年间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确定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第一批被指控与 基洛夫之死有牵连的是所谓的从波兰、芬兰、拉脱维亚边境潜入俄罗斯的白匪阴谋 分子。有104 名“阴谋分子”为此遭殃，他们被抓获并被枪决。基洛夫遇害三周后 又披露了一桩实际并不存在的阴谋。1934年12月22日宣布，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 夫的追随者建立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斯大林亲自罗列了被定名为“莫斯科中心” 和“列宁格勒中心”两个“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名单。后来又宣布说，尼古拉耶夫 从拉脱维亚领事馆那里领取过5000卢布（此人后来被驱逐出境），而这个人曾帮助 季诺维也夫分子与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进行联系。12月30日又宣布一条消息，所 有阴谋分子在未有辩护情况下经过简短审判都被枪决了。1935年 1月，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作为前反对派领导人，在政治诉讼案中，以主要被告者身份出现在审判 会上。含糊的控词指出，他们对基洛夫之死应负有类似教唆性质的政治责任，对此， 二人并未表示异议。法庭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尽管这一 审判是如此荒唐，但苏联人对此却是十分严肃的，因为他们早已对此类揭露各种阴 谋和地下组织的事情习以为常了。 审判过后， 斯大林将亚戈达叫到身边对他说： “您干得很不好，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他认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就该折磨到他们对一切都招认了为止。亚戈达异常震惊，以至于在把这次谈话讲给 自己的副手格奥尔吉·普罗科菲耶夫听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1935年，斯大林又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更密集的进攻。 从1933年开始并持续到1934年末的党内清洗、 主要是为了根除腐败和懒散。 到了 1935年，清洗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称：“对基洛 夫同志恶毒的暗杀，”让“党内许多可疑分子现了原形。”只有精良的镇压机器才 能将他们清除，因为据一名党内活动家称，“骗局、政治诡计和两面三刀是党的敌 人的基本战术。”地方的所有党组织中都展开了自我批评和坦白交待的运动。用叶 甫根尼·金兹堡的话来讲，“挤满人的大礼堂成了忏悔室。”每一次这样的集会都 有自己的一套内容。人们忏悔说，他们对持续革命理解不正确，还说1932年对反对 派行动纲领一事投票时投了弃权票。他们承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二五’ 计划的意义认识不够。他们表示后悔与‘罪孽的家伙’们保持了联系，并对‘梅耶 霍德剧院’（1920－1938年由梅耶霍德领导的一个莫斯科剧院，经常上演宣传鼓动 的、政论性强烈的戏剧——译者注）盲目迷恋。 尽管列夫·托洛茨基当时处在斯大林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斯大林对这个主要的对手越发感到不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继者们在对“政治犯” 的逼供时总是用同一个问题发问：“您是否也认为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 队的领袖呢？”大部分被开除出党的人都被称为是托洛茨基分于或季诺维也夫分子、 对于被驱逐中的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个鼓舞人心的事情。1936年1 月他写道：“在最 近几个月被开除出党的一、二十万托洛茨基分子中，也就有不超过几十名，最多也 不超过几百名是1923——1928年那时的老一辈反对派，而大多数人都是后来者……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遭受了十三年前所未闻的野蛮和残酷的迫害、诽谤和折磨，尽 管有比迫害本身更危险的失败主义和背叛变节的存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今 天在苏联仍有着最强劲、最庞大、最团结的队伍。” 应该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生活在他们臆想出来的世界中，并总 是以虚幻之景相互慰藉。斯大林对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托洛茨基分子危险性的坚信， 也传染了托洛茨基本人，于是托洛茨基便不能不为这些不存在的继承者而欢欣，而 这又使得斯大林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具有比其所预料的更大的威胁。 但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在苏联消踪．匿迹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简单不 过了：要知道，除极个别例外，他们确实没有在国内。但是斯大林以及大多数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人认为，他们的消失恰恰证明了这一事实：托洛茨基分子已转人地下， 他们常常扮演成最忠诚的党员。1936年夏，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一 项秘密决议，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肃清所有“人民之敌”的特权。七月，以政治局 的名义，但多半是根据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向所有党组织下达了秘密通令：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正联合所有我国劳动人 民最凶恶、最不共戴大的仇敌——间谍、奸细、破坏分子、白匪、富农之类的人进 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此时区分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已变得毫无意 义，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我们所有的党组织、所有的党员都应明白，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需要共产党员们保持警惕。在目前的情况下善于辨认党的敌人、不被他 们乔装打扮所迷惑，是每个布尔什维克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在此后的几周里，报纸上连篇累续登载一些文章提醒大家，“由于一些党员无 原则的自由主义和警惕性不高”，使得党的队伍内仍然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败类”在活动。 8 月19日，开始了对主要的“败类”的审判。这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 其“帮凶”的“供词”比1935年1 月的供词又进了一步，他们承认说：他们是刺杀 基洛夫行动的“直接组织者”，他们把刺杀基洛夫视为刺杀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 其他党的领导人， 进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阶段。 他们从1932年起就一直依照 （根本没有的）转达的托洛茨基的指示在行动。一个被告甚至讲了他和托洛茨基的 儿子在哥本哈根的宾馆里的会面情况（而据后来所知，这次会面的实际时间与供认 的时间相差了近二十年）。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所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恐怖分子中心”的成员都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当众忏悔，是斯大林建立又一个阴谋理论的重要一步，即通过这一事件 来证明国内外敌人企图合流的勾当。公审不仅将“左翼反对派”残余分子和流亡中 的托洛茨基联系起来，还将他们同白匪和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法庭定论说，“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已经陷入“白匪”的泥沼并和他们同流合污， “他们构成了已被苏联根除的剥削阶级残渣余孽”。他们还同盖世太保合作，托洛 茨基曾与其商定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苏维埃政权。在法庭最后的表白中，季诺维也 夫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了自己的拥护者们与纳粹主义和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之间的关 系：“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 一种。” 令斯大林满意的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还提到了“右翼反对派”的残余分子：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托姆斯基深知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便以自杀了之。11 月中旬，斯大林在索契例行休假之时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经过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调查，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宣告无罪。于是，斯大林对亚戈达由来已久的怀疑开 始公开化了。亚戈达当时正沉醉于国家安全委员这个新头衔（它和元帅军衔相平） 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新住宅。他实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被荣耀的光芒刺昏了 头脑。他实施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卫换岗程序，这一音乐伴奏下的换岗仪式很 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时代。11月25日，晴天一声霹雳：斯大林及其宠臣安德烈·日丹 诺夫联合致电政治局，要求让尼古拉·叶若夫接替亚戈达：“亚戈达看来无力揭露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这方面迟误 了四年。”这显然是指亚戈达对1932年留金“反革命”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分子 的威胁所持的态度不够强硬。 可能斯大林此时已决定开始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大清洗。但他决定先麻痹一 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让他们感到很安全。因此斯大林只是撤掉了亚戈达和 其副手F ·普罗科菲耶夫，而且，这两个人既未被枪决，甚至也未被逮捕。亚戈达 被任命为人民邮电委员，而普罗科菲耶夫成了他的副手。 接替亚戈达的叶若夫相貌不佳，孩子气十足，他是第一个成为克格勃头目的俄 罗斯族人。在这之前，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席，代表斯大林对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进行监控。他在党内建立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平行的安全机 构。一切迹象表明，正是该机构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策划了暗杀基洛夫的活动。叶若 夫参加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他甚至在 卢比扬卡有自己的办公室，并作为党内负责安全事务的代表亲临审讯。他对如何设 法让那些进行强烈反抗的人招供十分感兴趣。他总是间侦察员，“依你们看，什么 是摧垮囚犯的最后一击。”叶若夫颇为自豪的是，有一次，他扬言要把一个老布尔 什维克的孩子们也给惩办了，使得这位以坚强闻名的人痛苦“忏悔”起来。一个目 睹了这一情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察员讲道：“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像叶若夫这样 恶毒的人。他干起这种事来心满意足。”亚戈达不喜欢叶若夫在卢比扬卡的出现， 但1936年给他的无尽荣耀、个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以及在政治局谋到位置的现实 前景延缓了他的怀疑。 在叶若夫时期，发现妨碍清除臆想中的斯大林的敌人的障碍，都被剔除。此后 两年进人了被西方称为“大清洗”的时期，而“叶若夫恐怖”也作为这一时期的重 要标志，“名垂”苏联历史。在1937年1 月举行的公审大会上，皮亚塔科夫、拉杰 克以及其他15名臆想的叛徒被带上来。调查结果表明，除了1936年8 月公审中所揭 露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之外、托洛茨基还建立了一个名为 “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后备中心”，以备前一个中心遭到破坏时启用。第二个 “中心”。即所谓的”后备中心”被冠以一连串的罪名：它勾结“人民的敌人托洛 茨基” 以期推翻苏维埃政权， 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它与德国、日本的 “某些代理人”抗涂一气，进行破坏、颠覆、间谍以及恐怖活动，妄图削弱苏联的 经济、军事实力，帮助外国人侵者进攻，并打败苏联。当局还认为，这一次在“托 洛茨基反苏中心”的案子中纳粹政权及其情报机构所起的作用，尽管是背后的，但 比在上一个案子中的作用要更重要了。同时，在这次审理中首次出现了作为一个主 要阴谋者的日本政府的身影。有证词说，托洛茨基曾答应将乌克兰给德国、将滨海 边疆区和阿穆尔边疆区给日本，作为对他们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酬谢。“托洛茨 基反苏中心”长期向德国和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极端重要”的秘密情报，并在他 们的指示下在和平时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还准备在战事开始后，使用微生物 武器的剧毒杆菌“污染军列、餐厅和部队集中地，进行更大的破坏活动”。 1937年3 月18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俱乐部里召开的会议上，叶若夫宣布 又粉碎了一起更大规模的反革命阴谋。而在惊恐万分的听众集中到礼堂之前，亚戈 达的一帮工作人员——主要是各部门领导——已被逮捕了。他们名义上是被派到地 方上检查工作，但从莫斯科出发后的第一站就被抓获并被投进监狱。叶若夫说，阴 谋分子已打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心脏了。亚戈达本人就是一个大叛徒，还是在“暗 探局”工作时，亚戈达便为德国秘密情报部门所收买，并潜入了肃反委员会。他在 被解除职务前就已将间谍们安插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个要职上了。叶若夫通告说，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被逮捕。 与会者向叶若夫使劲鼓掌，虽然他们中大多数都很清楚。他说的都是假话。稍 晚些时候跑到西方的国外处高级军官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讲道：“他们鼓掌纯粹是 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有的人清楚，如果及时仟悔，他们也许可以逃脱射向脑 壳的子弹。也许，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他们能再次获得生存的权力。” 相互倾轧的典型是阿尔图佐夫。他对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4年接任其国外处 处长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此时他终于看到了报复的机会，于是便第一个发了言。阿 尔图佐夫先悔过说，集体的“盲目”干扰了他们对亚戈达叛徒行径的揭露，纵容了 他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党对立起来。他举了一件事为例：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支持亚戈达弄掉了斯大林的宠臣阿库洛夫。“我应该如实地说，当时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的整个党组织都赞成暗中同阿库洛夫做对。”然后阿尔图佐夫开始发起进攻： “请问诸位，当时是谁领导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党组织的？”他意味深长地顿了一 下，喊道：“是斯卢斯基！” 斯卢斯基未料到事情会如此转变。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想辩白，但马上就开始转 守为攻：“我倒要问问你，阿尔图佐夫，你那时住哪儿？谁住你对面？布拉诺夫吧？ 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中是不是有他？谁住你上面，阿尔图佐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吧？ 他也被逮捕了。又是谁就住在你下面呢，阿尔图佐夫？是亚戈达！而现在我想问问 诸位同志，根据如今的情况，有谁能和亚戈达住一栋楼，但却未受到他的绝对的信 任呢？” 阿尔图佐夫很快就被逮捕并被枪决了。在此后的一年间，大多数亚戈达时期曾 任处长的人都被逮捕并枪决了。斯卢茨基暂时未被触及。道理很简单：要想让那些 已上了“清洗”黑名单的国外处的军官们顺利回到莫斯科，就必须给其以假象。让 军官们误以为清洗不会轮到他们头上。1938年2 月，已成为无用之人的斯卢茨基被 请到了叶若夫的副手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他受用了茶和点 心。吃完东西，斯卢茨基当场就死了，好像是心脏病发作。参加了斯卢茨基葬礼的 些有经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后来讲道，他们发现他脸上有一些特殊的斑点 ——氢氰酸中毒的痕迹。在由他“一起工作的战友”写的官方悼词中，斯卢茨基被 称为是“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无畏的斗士……他的名字为工作在我们宽广无垠 的祖国的各个地方的肃反工作人员所熟知……这个名字曾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斯 卢茨基的前任，特里利瑟尔和阿尔图佐夫的肖像，如今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中， 而斯卢茨基却没有获得如此殊荣。 叶若夫“粉碎”的下一个大“阴谋”是和红军有牵连的。6 月11日，他宣布， 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卓越的苏联军事统帅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其他七名将军被 控有背叛行为而遭逮捕。显然，次日他们就全部被枪决了。伏罗希洛夫元帅报告说， 叛徒们“承认他们犯了罪，进行了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据后来宣布说，他们与 托洛茨基和纳粹德国勾结一气。尽管这些指责实在荒诞，对反革命阴谋的恐怖也不 过是一种偏执狂，但斯大林和叶若夫显然是确实担心有人搞军事政变。叶若夫的副 手弗里诺夫斯基曾对克里维茨基讲道：“我们刚刚揭露了一起军队里的大阴谋，这 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阴谋。他们制定了暗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本人的 计划！不过我们抓获了他们，现在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国外处副处长米哈 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在和另一个后来叛逃的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谈话时曾说： “这是一起真正的阴谋，这从上层领导当中开始蔓延的惶恐就可以知道。当时所有 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都突然被宣布作废，而我们的各分队都已处于战备状态。”正 如弗里诺夫斯基所言：“整个苏联政府都处于千钧一发之势，不可能像正常时期那 样行动，也就是说先审判再枪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先枪决，而后再审判。” 据后来所知，是盖世太保决定利用斯大林这种病态恐惧症。他们伪造了一些文 件，里面说图哈切夫斯基打算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这些文件被秘密带 到捷克斯洛伐克。但事实上盖世太保并不用搞这次行动，因为还在捷克总统贝奈斯 给斯大林讲了所谓的军人阴谋之前斯大林就已决定要清除这些人。盖世太保就是在 自己最大胆的设想中也未曾料到，斯大林和叶若夫会自己开始逐个清除红军的高层 指挥人员。 显然，“叶着夫恐怖”的牺牲品的准确数字已永远无法弄清。1956年，在回答 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克格勃曾通报说：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 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看来真正的受害人数 还更多。命运的最可怕的嘲讽是，最危险的“人民敌人”竟是三个担负保卫苏维埃 国家任务的重要角色——党、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1934年党代 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的139人 当中就有110人被枪决或被判处监禁， 而1966名代表中 只有59 人参加了1939年举行的下一次大会的工作。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80名成员中 有75人被枪决。红军中的军官有一半以上——大约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或是被 关进监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最高层领导两度被清洗。在亚戈达时期。18名担任国 家安全局一、二级机构的人民委员都被枪决（斯卢茨基除外，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 他是被毒死的） 。1939年叶若夫被撤换后，1937——1938年任职的122名高级军官 中只有21 人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叶若夫恐怖”彻底推毁了早期肃反委员会领导 人那种理想主义信念，即一切残酷都是建立新社会和同反革命斗争的需要。遭镇压 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周睹内务人民委员 部人员更换的见证人之一。她讲道：“1937年被清除的老一代肃反工作人员的特点 是趣味雅致，但弱于文学研究。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当着我的面（对奥西普）说，经 受一下惊恐的感觉对诗人是有益的（‘您自己这么对我说过’），因为它可以成为 诗人灵感的源泉。于是诗人‘就开始了对惊恐的全面的体验’。” 曼德尔施塔姆死在劳改营中，而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被枪决了。他的后继者们都 是一些修养不高、没有理想主义观点的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也和党内一样， 恐怖的氛围帮助了那些最不道德的、随时准备诽谤他人而保全自己的人存活下来。 驻在劳改营周围的行刑队的战士们，大多数成了酒鬼。每天早上，当他们从武器间 取来自己的枪时，总有人给他们一杯伏特加，喝完后，他们将那些受害者装上卡车 拉到由一些刑事犯挖好的坑前，命令他们排成队，然后就开枪射击：“在这些行将 毙命的人中，有些人默不作声，有些人就开始哭着，说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他们都是屈死的，等等。但妇女们只是哭着，互相紧紧依偎在一起。” 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把犯人排成行，后脑勺对后脑勺，然后进行比赛： 看谁一枪能打死更多的犯人。“娱乐’完毕，他们回到营地，把枪交回武器间，又 取来酒尽其量地喝，之后倒下便睡。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受害者中有俄罗斯的，也有外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和其 他外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中，大多数人都被定为“敌人的奸细”或“外国间谍” 而被枪决。最易受害的是那些非法的共产党的成员及其家人，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 们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因各种原因都在国外的监狱里呆过，因此很 容易就被指控说他们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工机关收买了。在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人中 又数波兰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间谍”嫌疑大，尤其是波兰共产党人更为苏联当 局所“怀疑”。首先，他们的领导人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列宁死后站到了托洛 茨基一边。毫无疑问，他们都逃脱不了被枪决的厄运。马努伊尔斯基在1939年苏联 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为了破坏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托洛茨基的间谍 们千方百计在一些共产党中建立自己的‘代理派别’和‘小团体’，并挑起宗派斗 争，而受敌对分子沾染最深的是波兰共产党，其上层领导的位置，基本上都被波兰 法西斯间谍所占据”。 对于由西马·马尔科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斯大林也放心不下。因为他 们在1925年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曾持反对意见。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所信任的唯 —一名著名的南共党员，在战后成了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异端分子，他就是约瑟普· 布罗兹·铁托。铁托后来回忆道：“1938年我在莫斯科前……我们讨论了是否应该 解散南共。当时在苏联的所有南共领导人都已被捕，就剩下我一人，我当时在那儿 真是孤立无援。” 最后一个大规模“粉碎国际反革命阴谋”的行动，是1938年2 月进行的对21名 “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成员的公审。主要的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和亚 戈达，对他们的指控不外乎是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也有的那些罪名：进行间谍活动、 搞破坏、实施恐怖行动、积极为外国人侵和肢解苏联当马前卒、阴谋推翻苏维埃政 权、复辟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是，以前托洛茨基分子只是被指控同德国和日本的秘 密机构合谋，现在则指责他们还和英国和波兰的秘密机构合作。按照指控的说法， 托洛茨基似乎在1921年时当了德国的间谍，而从1926年起又成了英国间谍。对亚戈 达的指控更离奇，说他在一段时间内“被德国、日本和波兰的间谍像苍蝇一样团团 围住。” 在最后一次审判中“查明”，托洛茨基及其所领导的反革命团伙，曾答应将乌 克兰割让给德国人，把滨海边疆区及阿穆尔边疆区划给日本。1938年2 月又“查明”， 他们还把白俄罗斯许给波兰，将乌兹别克斯坦许给英国。托洛茨基分子们的恐怖主 义计划也越发显得危险诡诈、规模庞大。比如，亚戈达不仅参与了暗杀基洛夫的行 动，他还是首先利用医学手段进行“救死扶伤”的人之一：正是他一手策划毒死了 自己的前任缅任斯基、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B·B ·古比雪夫；正是他企图向叶若夫本人下毒，但未达到目的，因为他的阴谋被及时 揭穿。 在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理中所体现出的阴谋理论的新特点， 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他们认为，托洛茨基 分子已不是外国特工机关的一些普通帮凶，而成了他们的“走狗”，成了自己主子 的“奴才”。国家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宣称：“‘右倾分 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不是一个普通政治团体，而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和奸细 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点已被完全彻底地证实了，而这也正是本案独一无二的社 会、政治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按照斯大林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阴谋理论，从十年前的沙赫特案件开始，外国 情报机构在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颠覆活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阴谋理论 的最终方案中，外国情报机构“后来居上”，成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进行 反革命险恶活动的主角：“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整个历史，是同国际资 产阶级欲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积极企图紧密联系的。在苏联策划的所有阴谋，不论大 小，没有哪一个没有外国资本家和军事集团的直接的、积极的参预。” 菲茨罗伊·马克林是“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旁听人之一。他 当时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中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后来他回忆道，在审理中，有一次 灯光忽然照在了礼堂尽头的一个单人包厢上，马克林极为吃惊地看到斯大林坐在包 厢里。尽管斯大林并不热衷所有的细节，甚至他连大多数被告的名字也不知道。然 而正是他主宰了这一切，他是恐怖政策的设计师。戈尔季耶夫斯基从自己的父亲以 及其他老克格勃那儿得知，基洛夫死后，斯大林每天晚上都要分别同亚戈达和叶若 夫会面。同叶若夫的谈话常常是晚上十点开始，深夜两点才结束。斯大林不仅对惩 办党内、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军队内的有地位的活动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个人兴趣， 而且也很关注被揭露出的普通“人民之敌”的数量。他经常派他最信任的助手，像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等人，到全国各地巡视，以保证“揭露’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 成。甚至在‘大清洗”最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也仍不满足于向他报告的被镇压的人 数。伊万诺沃州警察局长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后来回忆说，1937年卡冈诺维奇就到 他这儿视察过。每天他都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逮捕的人数，尽管当地的内务人民 委员部，用施赖德尔的话讲，已采取了“残酷的拷问”方式以获取那些臆想的“人 民之敌”的招供，但每次给斯大林打完电话后，卡冈诺维奇都要求再加快获取供词 的过程。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当着施赖德尔的面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截止此 时逮捕的人数。和以前一样，斯大林很不满意。施赖德尔听到卡冈诺维奇一个劲地 重复道：“一定完成，斯大林同志。我刚刚已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交 待过，让他们不要太姑息，要尽量扩大对‘人民之敌’的打击数量。” 凡是同外国有联系的人，一旦成为“人民之敌”，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是间谍。 许多年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看到了这些人的案卷。其中最典型的 一例，是他年轻时就留在记忆中的一个名叫施图尔姆的德国共产党员的案子。1937 年，他饿着肚子从乌克兰前往沃洛格达。在吉比雪夫城，当他想要点面包的时候， 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逮捕了。在几次不堪忍受的审讯之后，他承认自己是德国间 谍，并很快被枪决了。 恐怖的不可遏制的势头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臆想出的“人民之敌” 又不得不供出同样也是臆想出的“同伙”，而众人的疑点又自然地落到他们的亲朋 好友身上。结果是1937—1938年间被逮捕的人数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恐怖政策 的主要推动者、急于让它无所不在的人，当然，还是斯大林。为了在公审中收到最 大效果，经常需要伪造这样或那样的罪证，对此，斯大林从未感受到良心的谴责， 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叶若夫，都深信自己的阴谋理论，而所有的诉讼也都是建立在这 一基础上的。实际上，这些有关“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和其托洛茨基分子爪牙的联合 进攻”的荒谬理论，同列宁的思想逻辑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审判“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引用列宁的话，试图 证明其阴谋理论的正确性：“我们不单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多 国体系中，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并肩存在最终是不可思议的。但只要这 一局面还未结束，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恶战便不可避免……我们应 该记住、我们时刻都处在遭受侵略的危险关头。” 就斯大林看来，如果认为苏联的外敌不会一有机会就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 那就“荒谬而愚蠢”了：“能有如此想法的不是盲目说大话的人，就是隐藏的人民 的敌人。”这样一来，那些不同意斯大林阴谋理论的人立刻就被划归为“人民之敌”。 依据列宁的原则，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弃消灭世界上唯—一个工农国家的企图的。 而一旦他们准备实施这个计划，其情报机构进行积极的破坏活动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如果要把两位领导人相比较。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列宁从未达到斯大林的那 种惨无人道、那种对“间谍恐怖”思想的偏执程度。列宁曾说，“认为那些负责领 导几个商业企业的外国人会构成威胁，或以为我们不能好好地盯着他们，那就太可 笑了。”当然，斯大林那种充满了荒唐的公审创举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也是不会有的。 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斯大林时期要比在列宁时期更易接受 阴谋理论。首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只存在于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 的一国之内。这使得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输出革命的最初愿望逐渐地 让位于在国内捍卫革命的迫切任务。“寻求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斯大林在1937 年2 月的公开信中说道，“应同巩固国防力量、巩固红军和红海军、动员全国力量 打退国内敌人的军事进攻，与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进行斗争工作结合起来。” 那个年代的间谍恐怖症也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本人的“多疑症”来解 释， 在他眼里， 敌人无处不在，两面派和间谍无时不有。共青团书记亚力山大（ “萨沙”卜科萨列夫的遗孀后来回忆了她丈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最后 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斯大林不仅同他碰了杯，甚至还拥抱并吻了他。回到自己的 座位上，萨沙面色苍白、神情不安地对我说：“咱们回家吧。”我们离开后，我问 他为什么心绪这么不好，他答道：斯大林吻我的时候在我耳边说：你要是叛徒，我 就杀了你。” 几个月以后，科萨列夫就被枪决了。苏联最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别 赫捷列夫虽在1929年就曾断言说，斯大林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一伟大学者后 来也为这一诊断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在1989年举行的苏联著名精神病专家会议 上，大家推翻了这一原始诊断。因为与真正的妄想症患者不同的是，斯大林始终保 持了不说是惊人的，至少也是冷静的判断能力。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惊人的直觉力 和时间概念。当然，也不排除在斯大林“多疑症”病态中具有一些妄想症的倾向。 叶若夫也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阴谋世界中。无论是在私人交谈中还是在官方 发言中，他总是说，外国情报机构“结成了一张卑鄙的阴谋大网，在这张网里，形 形色色的敌人在一面大旗下活动着。”在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军官的讲话中他说， 在“同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不可能避免一些“无辜的牺牲者”；“宁可让十个 无辜者受害，也不可让一个间谍漏网”。叶若夫总是担心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叛徒 会对他进行暗杀活动。因此，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想到他在卢比扬卡的戒 备森严的办公室去，也要乘电梯到五楼，穿过几条长长的过道，再沿楼梯下到一楼， 再过几条过道，然后登电梯到三楼，这才来到叶若大秘书的办公室，而且在这么长 的路上他们还要不时地出示自己的证件。很可能，叶若夫真的相信对“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审讯中被告所说的话，亚戈达曾企图毒死他。斯大林也担 心别人会对自己下毒。他有一个女服务员，其唯一职责就是用存放在一个上锁的柜 子里的密封袋里的茶叶为斯大林烧茶，而这个柜子只有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 员的面才可打开。有一次警卫发现柜里的茶叶袋是启封的，于是这个女服务员便被 逮捕，并立刻押送卢比扬卡。 大多数的苏联人当时都相信，苏联遭受着众多间谍的大规模阴谋，以及受控于 外国秘密机构的破坏分子的威胁。在各个工厂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部宣传着 官方的这一理论，他们向工人们讲述，若是他们集体里混人帝国主义间谍该是多么 危险。几乎所有的电影中，也包括喜剧中，都至少有一个人物是间谍。很多被内务 人民委员部抓获的臆想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尤其是在叶若失恐怖初期抓获的）都相 信，他们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斯大林本人能明白这一点该多好！”） 但是、他们同时又绝对相信其他的“人民之敌”的罪行。劳改营的老住户们已对此 习以为常了，于是他们让那些再次进来的人“别再放老唱片了（即别再说自己是无 辜的。冤枉的）。”甚至那些已看出公审的证词是荒谬的人也常常认为，那些被告 “客观上有罪”。党内工作人员总是从字面上理解别人的每一句话。叶夫根尼哑· 吉兹堡回忆说，1937年，当她的一位女友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前来抓她丈夫的 时候，便失声惊喊起来： “这么说他骗了我，这么说他这么长时间真的是反党的？” 军官们冷笑了一下，说：“你最好收拾一下他的东西。”。 但她没有为党的敌人做这件工作，而当他去吻别自己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她挡 住了他的路： “我的孩子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但令人惊讶的倒不是这种质朴的迷信，而是那种还在三十年代初（饥荒时期） 就表现出来的、来自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材外国观察家们的惊人的轻信。美国大使约 瑟夫·戴维斯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讲道，法庭出示了“证据……它们毫无疑问地证 明对叛国罪的宣判是正确的。”获过多项奖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米兰 迪认为，“将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同意斯大林的说法。”当时英国最有名的俄国 历史专家伯纳德·佩里也称公审的速记材料“印象深刻”：“那种说斯大林最初是 想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的说法……无疑是毫无根据的。”维伯自己则认为，被 告“表现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国人难得有这种理智之举。他们只知道一味地抵触， 而又无法克服官僚陈规，要知道，人为的法律陈规只有在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存有疑 问时才有利于被告。” 对于许多经受了恐怖或是接替那些被镇压的人的职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 来说，活下来便是最主要的一目的。工作使他们的知觉迟钝起来，心肠残酷起来、 他们觉得还是不要去想他们所做的可怕的事为好。 米哈伊尔·戈罗霍夫是个工程师，他在1938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他讲道，“大多数新来的人都是党员（而实际上还都是些毛孩子），人家对他们说， ‘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打破我们的苏维埃体系，杀死我们的领导人，这些破坏分 子都应被消灭殆尽。”刚上训练班时，他和其他一些新手要参加拷问，他们平静地 注视着如何折磨某个农民，并深信这是搞清阴谋真象的完全必要的手段。后来逃到 西方去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讲道，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一个与他从小就要好的朋友 有一次说，恐怖“是清除间谍和叛徒的绝对必要的手段……”“试想一下，若是无 缘无故，他们也就不会上我们这儿来了，”他说道。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工作人员不像他们这么幼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间的大 多数人遭到了清洗。但就是他们，在接到粉碎“间谍和破坏分子”命令的时候，也 常常无法弄清，哪里是真理，哪里是谎言。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 又被人干掉了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伊格纳季·赖斯）的遗孀讲道，1934 年到1938年任国外处处长的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是一个“惹人喜爱的，随和的人”， 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那些（哪怕只是几个人）面临恐怖的无辜者。但她又 写道：“斯卢茨基是个很矛盾的人，1936年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勇敢地为一些人辩护， 想使他们免遭逮捕。他一讲道那些人是怎样审讯这些以后坐在了被告席上的人的时 候，总是泣不成声，他为这些人的家人而哭泣，但转而又会称他们是‘托洛茨基法 西斯分子’。 斯大林对间谍和破坏分子的猎捕，将斯卢茨基以及那些有着和他同样思想的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知道，大部分“叶若夫恐怖’” 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作为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又必须赞成说，苏维埃俄国 总是遭受着国际资本主义组织的阴谋的威胁，而他们的特工机关又一定在对它进行 破坏活动。而事实上，德国人和日本人企图利用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极端恐 慌思想而促使他们相信还有更多的臆想的阴谋的存在——也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三十年代给俄罗斯造成了最重大的损失。斯卢茨基和国外处的老一辈近卫军战士不 能对此无动于衷，尽管他们很清楚周围已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 力上都是屠弱的。在陷人自己意识形态的陷饼之后，他们只有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才能摆脱这个阴谋世界。 第五章 国外的“人民之敌” （1929－1940） 1980年，为庆祝“国外处”成立六十周年而编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秘史表明， 30年代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注意的国外主要对象是白匪流亡者的活动，以及总 部设在巴黎的“俄国军人联合会”。鉴于1925年法国对俄苏的外交承认。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主要任务成了监督该联合会的活动并制定、 实施针对性的 “积极行动”。 “俄国军人联合会”逐渐成为越发易受攻击的目标。据该组织头目库捷波夫将 军的估算，尽管两百万流亡国外的白军中的百分之九十还属于是“强烈的爱国者”， 但有百分之十的人已有绝望之情。当时在法国的白军流亡者有30万人，他们因思念 祖国、害怕客死异地、为国内亲属的命运担忧而郁郁不振。根据库捷波夫自己的统 计，他们中有3 万人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设想目标。尽管有苏维埃侦察机关在 二十年代中期进行的“托拉斯”行动的教训，但库捷波夫对苏联间谍渗透的政策危 险性仍非常无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甚至已打人流亡白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里， 其中有指望在苏联海军中官运腾达的克雷洛夫元帅，有1926年11月假装自杀以掩盖 逃往苏联阴谋的蒙克维茨将军。除此之夕，还有库捷波夫国内战争时期的参谋长施 泰冯。 国家保卫总局打人流亡白军圈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搜集情报，也为了制造动 乱。“托拉斯”行动张扬出去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损害库捷波夫的威信。沙皇的表兄 弟尼古拉大公对自己的好友们就曾讲过，他对库捷波夫已感到“极大失望”。国内 战争时期，白军的一个统帅弗兰格尔将军曾劝库捷波夫，不要再试图在苏联领土上 搞任何反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阴谋了。但要说服库捷波夫是不可能的。尽管“托拉斯” 行动使他遭受了种种鄙视，但由于幼稚，他很轻易地就继续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间谍渗人行动的战利品角色。他1929年曾对白军将军邓尼金说：“一场伟大的运动 正在俄国大地蔓延。以前从未有这样多‘那边来的人”到我这儿来请求与他们的地 下组织合作。” 应库捷波夫的请求，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至少秘密去了两次俄罗斯。他在那里 会见了假地下人员，而且每次回来都充满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赋予他的“乐观情绪”， 并立刻把这种情绪也传染给了库捷波夫。 库捷波夫是一个悲剧人物，尽管在其崇拜者眼中他是一个“铁将军”，但是更 符合他的评价却是他给最后一个沙皇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下的评语：“一个狮子 心肠、绵羊头脑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让他待在巴黎，蒙骗他，破坏他的 威信，也就能达到目的——动摇白色流亡分子。然而，无论是肃反委员会，还是以 后替代它的各种组织，都不能清醒地、客观地评估反革命势力的真正力量，都有过 高评估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所有形式的“反革命活动”都被无限扩大了。他们 甚至认为“俄国军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库捷波夫已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而应加以 铲除。但是因为库捷波夫未能像萨温科夫和赖利那样被骗回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便对他进行了劫持。这个决定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作出的。 从莫斯科派去劫持库捷波夫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谢尔盖·普济茨基，参 加过“托拉斯”行动和“辛迪加”行动。劫持行动是1930年1 月26日星期六上午将 近十一点时，在巴黎第七区的大街上进行的。看起来圈套是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将 军设的，因为是他通知库捷波夫，说有两个苏联来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代表必 须马上见他（其实这两人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负责人尼古拉·库 兹明，另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要员安德烈·菲赫纳），并说他们在 出租车里等着他。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进行这一行动的，还有一个信仰共产主义 的巴黎警察。这样，即使有哪个行人看到库捷波夫被塞进汽车里（真的有一个行人 目睹了这一切），也会当成是警察局在抓人（事实上情况真是如此）。 1 月26日中午，施泰冯以“请求见面”为由，来到库捷波夫家。库捷波夫的妻 子回答说，她丈夫去参加死者悼念仪式还没有回来。施泰冯来此的目的实际上是要 稳住这个女人，尽量延迟她因丈夫逾时未归去向警察局报告的时间，施泰冯在几个 小时的“等候”中，先是对库捷波夫的“未归”作了几种“宽慰性”的解释，而后 又建议她到白军圈子里打听一下。而与此同时，劫持库捷波夫的汽车在好几辆车的 护送下，正在直奔拉芒什海峡。后来，法国刑讯局提审的证人说，他们看到库捷波 夫被带上了苏联的轮船。 然而劫持并未成功，将军脆弱的心脏未能经受住为劫持而使用的麻醉物。在离 新罗斯克一百英里的时候，他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终也没 能审讯成库捷波夫，这样，也就没能揭破白匪反苏阴谋的其他秘密。 劫持库捷波夫后不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招募了另一个流亡巴黎的将军。此 人便是国内战争时期白军某师指挥员尼古拉·斯科布林。在此之前，斯科布林的妻 子、人称“库尔斯克夜莺”的女歌唱家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姬，因思乡心切，已 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保持了好几年的联系。二十年代中期，她曾想获准回到苏联， 但是捷尔任斯基没有同意。在库捷波夫被劫持后的几周里，斯科布林将军和娜杰日 达·普列维茨卡妮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库捷波夫的妻子：一来向她表示慰问，二来向 她打听调查失踪情况的进展，并及时将情报转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斯科布林和他的夫人总是对我说，我丈夫仍活着，”库捷波夫的妻子后来回 忆说，“当我对这种信心表示惊讶之时，普列维茨卡姬便说，她做了个梦，梦见是 这样的。” 普列维茨卡妮很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经常高唱：“啊，俄罗斯母亲， 你白雪皑皑”和其他伤感的歌曲，很能打动流亡者的心弦，也使得她和斯科布林很 轻松地就打人了整个欧洲的白军圈子。 很多年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接替它的组织一直“恼怒地”否认他们同劫 持库捷波夫一事有关系。但是，1965年克格勃发布的一则死讯讣告偶然承认了这一 事实：“国家安全委员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普济茨基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一 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捷尔任斯基的学生。他不仅参加了捉拿萨温科 夫和摧毁‘托拉斯’组织的行动，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逮捕库捷波夫以及其他流亡 白匪分子的行动。C·B·普济茨基两次荣获红旗勋章，并多次受到肃反委员会的奖 励。” 库捷波夫之后，继任俄国军人联合会头目的是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 他的幼稚一点也不次于其前任首领。他最初的步骤之一，就是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 大部分资金委托给一个叫伊万·克吕格尔的诡计多端的骗子手。等1932年3 月克吕 格尔原形毕露时，钱也无影无踪了。在头年夏天，还是在与克吕格尔翻脸之前，邓 尼金曾忧心忡忡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俄国军人联合会已经僵死了。除了其内 部无休止的阴谋活动外，它再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了。简直是一塌糊涂。” 在这些内部的阴谋中，最大的一起是由沙季洛夫将军发动的（他并没有得到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协助）。他组织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米勒权力的阴谋，并提出同其 他两名白军将军决斗。尽管两次决斗都取消了，法国当局还是威胁说要注销他的居 住证。最终沙季洛夫获准留下了，但条件是他再不参与政治。他脱离了俄国军人联 合会，并和其他一些沙皇时期曾声名显赫的人一样，陷入了对他们来说是窘迫的境 地，当起了出租汽车司机。 由于米勒的领导无能以及沙季洛夫的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毋须国家政治保卫 总局费力便自我瓦解了。不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为加快这一过程而插了一手。 斯科布林将军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俄国军人联合会内的最重要的间谋。1933年， 米勒派他领导“在芬兰的秘密行动”，一年后，在芬兰情报机构的帮助下，斯科布 林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两名间谍送过苏芬边境去“执行任务”。而内务人民委员部 的人早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到来。庆幸的是，刚一越过边境；这俩人发现事情不妙， 急忙以手枪自卫，然后又跑回芬兰领土上来。打这儿以后，芬兰人就拒绝帮助越境， 这显然是暗示，他们有情报表明，斯科布林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气恼的米勒 推翻了这一判定，称斯科布林是“阴谋与恶毒诽谤者的长期受害者”，并任命他为 “国外反间谍机构负责人”。 1934年，财政上的困难迫使米勒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总部机关迁到了便宜些的 租房里。一个俄罗斯侨民、商人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向米勒提供了一套一楼的 住宅，索价也比较适中。米勒当然未料到这个特列季亚科夫实际上是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间谍。化名为伊万诺夫。在米勒迁人之前。他就在住宅的房间里装上了窃听器。 此后的几年中，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用好几个小时来记录米勒同其下属的谈话内 容。 特列季亚科夫对事业的忠诚， 在下面这两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于 1934年底发出的电报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巴黎——中心： “我们认为有必要表彰伊万诺夫的勤勉以及对事业的忠诚。尽管11月23日晚生 了重病，但他不顾病体，抄了一整天的情报，这一点你们从呈报的记录中便可以看 到。” 中心——巴黎： “请为伊万诺夫提供医疗费，望其努力工作、忠于事业。数目你们自定，但不 应超过月薪。”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讲道，到1933年，米勒以及俄国军人联合会已不再是其国 外活动的主要目标了，而取代他们的是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国外度过了十 一年半的时间。 1929年初到1933年夏他在土耳其； 1933年夏到1935年夏在法国； 1935年夏到1936年底在挪威；1937年1 月到1940年被害前一直住在墨西哥。在所有 这些时间里，托洛茨基的身边也和以前的米勒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潜到托洛茨基身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早期间谍中，最 成功的要数立陶宛的犹太富商子弟索博列维丘斯兄弟。他们就是以后更为人们所知 晓的杰克·索博列和理查德·索博林。从1929年春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两兄弟一直是 托洛茨基最贴身、最信赖的人。他们俩能够接触托洛茨基同自己在苏联的支持者通 信用的密码、秘写墨水和假地址。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大部分信件交给了他们，而这 些信件和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一样，全部都落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索博列 维丘斯兄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法国和德国度过的。他们同托洛茨基的支持 者会面，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二战期间他们又作为苏联间 谍出现在美国。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一次遇上了棘手之事。那是在 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到消息（大约是一个监视托洛茨基间谍提供的）， 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拜访了他。这个同情者就是因1918年 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大名鼎鼎的雅科夫·布柳姆金（他后 来被恢复了名誉，并且还升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机构”负 责人的职位）。当时布柳姆金同意将托洛茨基的书信交给拉杰克，而且，据克格勃 认为，还“商量了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建立非法联系的办法。”特里 利瑟尔并没有马上下令逮捕布柳姆金，而是（大约和亚戈达商量了之后）命令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漂亮的女间谍丽莎·戈尔斯卡娜“抛开资产阶级的偏见，”去 引诱布柳姆金，弄清他同托洛茨基合作的程度，并保证将他诱回莫斯科。 这次行动的当地领导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合法”驻外机构负责人瑙姆 （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他的化名瑙姆在当时是众所皆知）。后 来他又作为暗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而名扬克格勃。几周后，布柳姆金在莫斯科戈尔 斯卡妮的公司被捕，尽瞥为时太晚，但他还是明白了，自己是被当成奸细利用了。 “丽莎”，他说，“你出卖了我？”布柳姆金成了第一个因同情反对派而被枪决的 布尔什维克。据奥尔洛夫讲，他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在行刑的枪声响起之前，高 声喊道：“托洛茨基万岁！”此后不久，戈尔斯卡妞便嫁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柏 林（后来是驻华盛顿）机构的负责人瓦西里·米洽伊洛维奇·扎鲁宾。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流放期间，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人数迅速减少了。因为坚信 托格茨基自己1924年所说的那句话“反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大部分“左翼反对派” 的成员都在斯大林的路线面前投降了。1929年末。托洛茨基收到了一个通报（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无疑也会搞到）。通报指出，那些被流放的和被关押的托格茨基支持 者的人数已不超过一千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不无自豪地写信给一些拥护者： “即使流放中剩下的不是三百五十个，而是三十五个忠于自己的旗帜的人；即使只 有三个人——旗帜也终不倒下。”西方共产党中，同情者的支持主要体现为利用往 返苏联之机充当托洛茨基与日益减少的支持者之间的信使。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几 年间，其信件总是细水常流。它们多来自劳改营，大部分都是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 的，有时是写在烟盒纸上的，并且用最巧妙的方法加以伪装。有一次，他的写字台 上出现了一个火柴盒，上面用极微小的字体写着整整一篇政治论文。1932年底，这 股细流也干涸断水了。 托洛茨基在西方从未有过众多支持者，即使有也是分散的。托洛茨基分子向来 的特点就是总想分门别派。而三十年代，他们的这一嗜好也正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的间谍们所积极利用。有一次，索博列维丘斯兄弟就故意使奥地利的一个托洛茨基 分子库尔特·兰道同托洛茨基本人发生冲撞，结果兰道干脆被开除出托洛茨基运动。 还有一个得到托洛茨基信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名叫安里·拉克鲁阿， 他在 1933年3 月突然发表了一个涣散斗志的声明：“（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根本就 得不到任何支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反对派，也不理解他们，而与此同时，工 人们却都在支持苏联，都在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所搞的那种共产主义。” 如果斯大林能够客观地评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断为他提供的有关托洛茨基运 动“外部寡助，内部纷乱”的消息的话，他应该会感到心满意足了。然而，他就不 善于进行客观的评价。托洛茨基的名字像个幽灵似的白天跟着他，晚上也不让他安 宁。扎克·多依彻曾如是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狂热般地醉心于这种仇视，并把它视为国际主义运动和整个苏联的头 等大事。所以说。使所有政治的、战术的、精神的和其他需要都服从于这种仇视的 暴虐是很值得一写的，因为，在整个历史上未必能再找出这样一例，即这样强大的 权力和宣传潜力都是瞄准一个人的。” 如果斯大林迫害的是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话，这种怪现象就简直无以解释了。 但是迫害的实际对象变成了由斯大林的“多疑症”臆想出的神话人物，而且这个人 物越来越不像那个被斯大林流放了的托洛茨基原型。随着那个神话中的托洛茨基的 威胁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是斯大林的看法），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势力和影响 一直在下降。例如，他甚至在欧洲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总部来组织联合共产党的反 对派。1932年11月，他离开土耳其去寻找新的避难所，但一个月后又不得不回到了 原地，因为所有他求助的政府都只能给他提供过境签证。后来，在1933年夏，他被 获准前往法国，但他不能住在巴黎，并受到一连串限制，最终于1935年夏被驱逐出 境。托洛茨基又从法国到了挪威，但在那里他也仍不能进行政治活动，于是他被迫 迁到了墨西哥。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 而是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谢多夫1931年从土耳其迁到了柏林，两年后，当阿道 夫·希特勒上台时，他又迁到了巴黎。正是谢多夫一直在出版《反对派通报》，并 同世界各地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保持着联系，直到1938年他去世为止。在谢多夫身 边也和在他父亲身边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人的间谍。 从1934年起，他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马克·兹博罗夫斯基， 此人真名叫埃季延。他是谢多夫的助手，协助出版《通报》工作，并负责同在俄罗 斯的为数不多的反对派进行联系。谢多夫对兹博罗夫斯基非常信任，他甚至将自己 邮箱的钥匙也交给了他，允许他取信件，并将托洛茨基最秘密的文件和资料也存放 在他家里。 在缅任斯基和亚戈达时期，内务人民委负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国外采取的 针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行动。仅仅是监视，委派间谍，瓦解组织等。而从叶若 夫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开始执行清除托洛茨基运动领导人的政策。1936年12月， 叶若夫组建了“特别行动处”，该处在叶若夫的亲自领导下活动，并拥有奉斯大林 之命在国外搞政治谋杀的“别动队”。以后的两年中，这个处的主要活动场所是西 班牙。 苏联政府并没有立刻对1936年7 月西班牙开始的内战作出反应，它错误地认为， 共和国政府会很快平息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力量的起义。但是，8 月27日， 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彬罗森堡以苏联大使身份来到西班牙时，却带来了一大批随行人 员，其中有前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扬·别尔津将军（他来西班牙是为了领导苏联 军事代表团的工作）。扬·别尔津是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沉默寡言的人，有时，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别人总把他当成英国人。除了他以外，以军事顾问身份到来的 还有戈列失和库利克将军，后者就是未来的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红军的将军们在参 加国内战争时经常使用各种化名、例如：拉扎尔·施捷恩将军，实际上就是埃米利 奥·克列别尔将军，他持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加拿大护照和相应的“传奇经历”， 1936年底，作为“马德里的救命恩人”而闻名遐迩；马泰·扎尔卡将军实际上就是 卢卡奇，前匈牙利小说家、后来加人红军并成为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有名的指挥 员；亚诺什·加利奇将军，他就是同样来自匈牙利的、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最没 名气的指挥员加尔；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的化名为帕布洛，他可以算上是共和 国坦克部队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最后，还有卡罗尔·斯韦尔切夫斯基将军， 他化名为瓦尔特，这位将军来自波兰，当过红军军长、二战后在波兰的共产主义政 府中任过国防部副部长。 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共和国内拥有虽不起眼但实力却不弱的势力。它在当 地的领导人， 是后来叛逃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他是1936年9月来到西班 牙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斯大林主义战胜频频进攻它的马克思主义异端。7 月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告知西班牙共产党：“无论如何，必须要彻底击溃托洛茨基分子，要 使他们在群众看来是法西斯分子的秘密机构，正是他们在挑起内乱、为希特勒和佛 朗哥将军效力，正是他们企图分裂人民阵线，对苏进行诽谤，为积极扶持西班牙的 法西斯主义而进行秘密活动”。 但对于三万五千名志愿人员（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 前来西班牙，是为了加人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的，上述宗教性的幻想与他们的想法 甚远。他们认为，而且大部分“欧洲左翼”人士也都这样错误地认为，佛朗哥的起 义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制造的阴谋，所以，他们支援西班牙的战争是反对国际法西 斯的一次十字军远征。的确，对许多人来说，在他们身上都洋溢着这种“最伟大” 的情感。比如诗人Y·X·奥登就曾写道： 你有何明见？建立公正的城堡。我将照办。 我要是同意，或许，就意味着签定了一份自我的协议， 浪漫的死亡？很好，我接受，只因 我就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是的， 我就是西班牙。 斯大林也在自己十月致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 利用了这一情感： “将西班牙从法西斯反动分子的枷锁中解救出来，这不仅是西班牙内部关心的问题， 也是所有进步人士的共同事业。”然而，斯大林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威 胁，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渗透。 在巴黎国际纵队志愿人员征募中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便衣们仔细地盘问着那 些非党志愿人士，并建议他们一到西班牙就留下护照。此后，这些护照便通过外交 邮局被发到莫斯科。两千本美国护照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带来了最大的收获，他们感 到格外满意，因为后来的一些“地下人员”用的就是这些护照。 国际纵队在阿尔巴塞特的基地是受共产国际委员会政治部的控制。该部领导人 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法国来的安德烈·马蒂。他许多年间一直在为苏联军 事情报部门工作，并很乐意在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 方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马蒂这样对铲除反斯大林的异端如此疯狂的共产党人了。 和马蒂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共产国际的官员。他们中间有些人，比如马蒂 的副手，意大利人路吉·朗格（他就是加洛）和祖泽别·德·维多利奥（他就是尼 科莱蒂），对他的宗教式的幻想十分厌恶。其他人则是马蒂一类的斯大林学说的教 条主义者，其中包括后来东德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里希，他那时在领导内务人民 委员部的一支小分队，负责追捕国际纵队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托洛茨基分 子”。 但国际纵队志愿人员给予拥护共和制的人们的援助，是不能和民族主义分子从 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所得到的帮助相提并论的。希特勒尽管也明白，佛朗哥从内心深 处讲与其说是个法西斯分子，倒不如说是个墨守成规的传统主义者，但他仍将西班 牙视为试验自己“闪电战”技术的试验场，而这一技术在二战初期曾以所向披靡之 势被成功运用。1936年，希特勒给予的迅速援助使得起义者们避免了很快溃败的命 运，并将佛朗哥扶上了最终通向胜利的道路。 共和制的拥护者们还苦于另一状况：他们与民族主义分子不同。往往被分裂成 一个个小组。虽然俄国人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但是他们将共和主义者们之间的分 歧激化到这样一种濒临国内战争的态势。到1937年春，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 斗争势头已开始压过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势头。斯大林担心，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会不顾托洛茨基本人对它曾有过的尖锐批评，而在西班牙为托 洛茨基提供避难所。1935年，安德烈斯·尼思成为该党缔造者之一。尼思曾是托洛 茨基在莫斯科时的私人秘书，后在加泰罗尼亚政府中任司法部长，直到1936年12月 被共产党人排挤走为止。 1937年5 月，西班牙共产党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开始清除马克思主 义统一工党。 当时领导国外处的斯卢茨基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外机构负责人： “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加泰罗尼亚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法西斯分子和马克思主 义统一工党上面”。6 月，尼恩被逮捕并遭到严刑拷打。当他拒绝承认一系列莫须 有的罪名之后，他们将他活活打死了。事后，共产党人企图掩盖他的死亡真象，制 造了一个尼思落到纳粹绑架小组手中的假象，虽然并没有得逞，但说明他们企图掩 盖这一事实真象。很快，托洛茨基以前的另一个秘书，曾在他流放挪威之时与其一 起工作过的埃尔温·沃尔夫也在巴塞罗那被劫持，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给除掉了。 在那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而不明不白地死去的人当中，应该提到托洛茨基 过去的支持者库尔特·兰道；早期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的儿子 马克·赖恩；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讲师的霍斯·罗布尔斯；记者、英国 矿工领袖的儿子斯梅利。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普通成员依据共产主义法 庭的判决而被非法枪决了。其他的领导人也在1937年6 月被逮捕。他们的辩护人贝 尼托·帕邦因为实在害怕遭暗杀，便逃到了菲律宾。 1937年5 月当上共和国首相的胡安·内格林，也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的一 些残杀事件，但是他显出了惊人的幼稚。战争结束后，民族主义分子在让公众了解 秘密监狱的情况时揭露，该监狱的建造者——共和国安全机构完全受控于苏联内务 人民委员部。对此，内格林不以为然，并声称这是法西斯分子搞的蛊惑人心的宣传。 当然，十年后，他承认被人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西班牙帮手们清除马克思 主义统一工党的支持者的时候，很受斯大林宠爱的法国人安德烈·马蒂，组织了针 对托洛茨基叛徒们的公开的“猎捕妖婆”行动。对马蒂来说，和他工作过的一个法 国共产党员写道，“在国际纵队内部的敌人要比战壕那一边的敌人还要多”。任何 一个违反军纪的行为，在马蒂看来，都是旨在“分裂和瓦解国际纵队”的托洛茨基 大阴谋的一部分。马蒂在西班牙曾有“阿尔巴塞特的刽子手”的名声，为此，法共 领导人不得不将他召回巴黎，让他作出解释。马蒂也直言不讳地说，他确实下令处 死了国际纵队的500 名成员。他称，这些人都犯下了各种罪行”，并为“佛朗哥充 当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尽管对“国际纵队”有着确实的好感，但也认为，马 蒂是个“古怪的人，如同被窝里的臭虫。他有枪毙人的瘾好……他清洗的人比索利 沃森还要多。”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动队”不仅在西班牙活动得非常积极，在他们的行动中。 甚至也包括了对北美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的追踪。1937年6月5日，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美国女间谍朱丽叶·斯图尔特·波因茨，因对上司心怀不满而离开了自己在 曼哈顿“妇女协会”大楼的房间。此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据后来资料讲。她被 俄罗斯的一个旧情人沙奇诺·爱泼斯坦（此人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骗进了陷 讲。波因茨被杀死以后，她的尸体被砌进了格林威治村一座房子的砖墙里。 然而，大部分“暗杀行动”是在大西洋的彼岸进行的。1937年春，内务人民委 员部得到消息，显然，是从马克·兹博罗夫斯基（也就是埃季延）那里得来的，说 西欧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同荷兰的一个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亨里克· 斯奈弗利特进行了秘密接触。于是就派了一只“别动队”去巴黎，任务是找到并除 掉此人。领头的是国外处的副处长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此人身材矮小、壮 实，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对蛤螟眼。7 月1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机构负责 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被传去同施皮格尔格拉斯在万塞油的“巴黎博览会”上见面。 会面时，施皮格尔格拉斯通报了叛徒的情况：此人为苏联的“地下人员”，波兰人 出身，在巴黎用的名字是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路德维希，也就是赖斯）。 在施皮格尔格拉斯同克里维茨基见面前不久，波列茨基把一个封口的包交给了苏联 贸易使团里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里面是要发往俄罗斯的报告。他没想到报 告在到达莫斯科的“中心”之前会有人能知道它的内容。施皮格尔格拉斯打开信封 给克里维茨基看了里面的内容。报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目的是想以此来加重 斯大林和叶若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托洛茨基分子的地下组织在活动的恐怖症。 信封里还有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波列茨基宣布自己不再回来，历数了斯大 林的罪行，并号召“同斯大林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信的末尾写道： “我决心为列宁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愿继续斗争，因为只有我们的 胜利——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中解救出来，才能将苏联从 斯大林主义中解救出来。为了新的战斗，为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前进！” 一个半月后，即11月4 日，波列茨基布满弹孔的尸体在瑞士洛桑附近的公路上 被人发现了。施皮格尔格拉斯是通过波列茨基家人的朋友、一个为躲避纳粹迫害的 德国女共产党人格特鲁德·希里德巴赫，将其引进陷附中的。希里德巴赫写信给波 列茨基，说她有急事想听听他的建议。、她和波列茨基夫妇在洛桑的一家咖啡馆里 见了面。但希里德巴赫没有勇气彻底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去做——将一盒下 了毒的巧克力糖交给波列茨基的妻子（这个盒子后来被瑞士警方找到了）。但是她 还是将波列茨基骗到了一条僻静的路上，在那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手罗斯兰· 弗朗苏阿·罗西（他就是阿比）用自动枪对他连发数枪。在这最后一刻，波列茨基 明白他上了别人的圈套。当警方找到波列茨基的尸体时，他的手中还挨着希里德巴 赫的一缕白发。事后，为了将警方引人歧途，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封匿名信，说死 者曾干过国际武器走私的行当。但这阴谋并未得逞。尽管罗西和希里德巴赫都逃之 夭夭，但瑞士警方还是从罗西的情人那里知道了他们参预了谋杀的事实。在罗西丢 下的箱子中，警方找到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宅的详细平面图。 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动队”的下一个受害目标是流亡白军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头 目米勒将军。1936年12月，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亲抵巴黎为劫持米勒的行动做准备。 他请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给他推荐两名能扮成德国军官的间谍。直到八 个月后米勒被劫持，克里维茨基才明白了这一请求的意图。1937年9 月22日，米勒 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在巴黎的一个大街上给劫持了。不 过和库捷波夫不同的是，他给自己的秘书长库索斯基留了个条子，如果他回不来就 拆看这个条子。纸条中写道，米勒同斯科布林将军在12：30有个会面，他们要与邻 国的两个武官——两个“德国人”以及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见面。这样，斯 科布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身份便被暴露无遗。当日晚，俄国军人联合会的 副会长克德罗将军同库索斯基将军派人去抓斯科布林夫妇。当斯科布林夫妇来到俄 国军人联合会的时候，他们向他询问米勒的去向。斯科布林当然不知道米勒留了条 子这件事，就矢口否认当天见到过米勒。于是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便拿出了纸条。 斯科布林继续否认和米勒见过面。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要斯科布林和他们上警察分 局走一趟。在楼梯上，斯科布林将两人一把推开，冲了下去，转眼不见了。门厅里 黑洞洞的，两人没法追上他。而等他们来到外面，斯科布林连影子都没了。他从巴 黎跑到了西班牙，但在那里他又惨遭暗杀，显然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人灭口之 作。12月份，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虹在法庭上承认参预了劫持行动，被 判处二十年苦役。1940年她死在监狱中。 在普列维茨卡妮一案的审判中，原告称，根据侦探局的调查结果可以判定，米 勒是被劫到了苏联大使馆里，在麻醉以后，给装进一个大箱子里，然后用“福特” 公司的一辆卡车把他送到早已等在勒阿弗尔港的苏联货船上。有几个证人还看见那 些人往船上搬箱子的情景。与库捷波夫不同的是，米勒不仅经受住了麻醉物的作用， 他还经受住了前往莫斯科的这般颠簸旅程。一到莫斯科他就受到了刑讯拷问，然后 被秘密枪决了。然而，就是审判和除掉米勒，也仍不能使“中心”高忱无忧地认为， 白匪军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了。在米勒被劫持后的一段时间里，谢尔盖·特列季 亚科夫对俄国军人联合会总部的监听工作一直未有突破，在他窃听的谈话的记录中， 再也找不到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阴谋的迹象。于是，“中心”便认为。特列季 亚科夫（化名是伊万诺夫）显然是和阴谋分子串通一气了。“中心”给在巴黎的机 构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在欺骗我们，交给我们的并不是谈话的真 实内容，而是纯粹的伪造品”。而事实上恰恰是“中心”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以 不断臆造新阴谋为嗜好。 劫持米勒的行动给予俄国军人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一些白军分子还错误地指 责他的秘书长库索斯基也参预了这个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后来将总部迁到了布鲁 塞尔，由新任头目阿尔汉格尔斯基领导。但此时的俄国军人联合会已比米勒时期更 像一个气数已尽的组织了。尽管如此，比利时则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和实施下 一次政治谋杀的地点。1938年初，九年前逃到西方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 员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在被长期跟踪之后被别动队除掉了。与此同时，别动队 还开始了对另外两个继阿加别科夫之后逃到西方的人的追捕行动。这两个人一个是 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一个是共产国际后备组织的创建 人维利·明岑贝格。1937年，两人没有遵从命令回到莫斯科，因为他们明白，回去 也是死路一条。1938年7 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班牙共和国的机构负责人亚历山 大·奥尔洛夫也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他也是没有服从“中心”让他返回莫斯科的命 令。 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打击的主要“人民之敌”还是一些有影响的托洛 茨基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三个主要目标：托洛茨基之子列夫·谢多夫；鲁道夫 ·克勒门特——他被任命为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的书记；最后，就是流亡在墨西 哥的大异教徒列夫·托洛茨基本人了。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分子渗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担忧，因1937年10月波列茨基的 朋友克里约茨基逃往西方进一步加深了。同年11月，克里维茨基在巴黎被波列茨基 遗孀的律师介绍给谢多夫： “我见到谢多夫时就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来并不是想加入托洛获基分子的组织， 只是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同时也是出于同志之情。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我们几 乎每天都见面。我很赞赏谢多夫的人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斯大林的间谍们追 捕我的日子里给我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他很年轻，但同时又有才干——富有魅力， 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在莫斯科指控他叛国的审判会上宣称，谢多夫从希特勒和日 本帝国天皇那儿得到了大笔钱款。而我则看到，谢多夫过的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 他整天在为反对派的事业操劳，并没有像样些的吃的和穿的。” 斯大林是不会不从谢多夫同克里维茨基“几乎每天的”见面中看到最险恶的用 心的。克里维茨基显然不知道，谢多夫最贴身的助手马克·兹波罗夫斯基（即埃季 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正是他“勤勉地”将会面情况报告给“中心”。也 正是这些会面在决定清除谢多夫的活动中起了一定作用。 托洛茨基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有着剥夺自己所有孩子的自尊心的才能，他并 不像克里维茨基那样欣赏他儿子对事业的忠诚和其工作能力。谢多夫一度贫病交加， 但他仍坚持继续出《通报》，并关注分裂托洛茨基运动的内部纷争问题。而托洛茨 基却在1938年1 月从墨西哥生气地写信指责：“我对《通报》的进展情况很不满意， 所以我得重新考虑将它迁往纽约的问题。” 谢多夫为了拼命满足托洛茨基不理智的要求，不顾疾病的多次发作。将自己的 阑尾炎手术一再推迟。1938年2月8日，他的老病再次剧烈发作，这次再也无法拖下 去了。埃季延便帮着说服谢多夫，让他相信，不在法国的医院，而在一个俄罗斯侨 民开的私人小诊所中做手术，就能避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视。尽管谢多夫没有起 疑心，但毫无疑问，那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活动。埃季延在叫急救车之 前，就急忙将此事首先告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他后来承认了这件事），谢多夫当 晚就做了手术，此后几天他有所好转。似乎是出于安全考虑，埃季延没有将这家诊 所的地址告诉在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他早已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了）。来看望 谢多夫的只有他的妻子然娜和埃季延。2 月13曰，病情突然神秘地恶化了。人们找 到谢多夫时，他正在走廊里说着胡话。医生对谢多夫的状况十分震惊，甚至问谢多 夫的妻子，他会不会是想自杀。听了他的话，然娜失声哭了起来，她说可能是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人对她丈夫下了毒。尽管输了好几次血，谢多夫的情况还是在急剧恶 化；2 月16日他在痛苦中死去。那时他只有三十二岁。 常规检查确定他的死因是术后并发症，心力衰竭和抵抗力差。尽管没有证据表 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同谢多夫之死有关——这也确实不奇怪——但很显然，正是内务 人民委员部做的手脚促成了他的死亡。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当时已有一个用药品和毒 物进行试验的医务小组。它的名字叫“暗室”，是由曾经学过药剂学的亚戈达组建 的。毫无疑问，谢多夫也和他父亲一样，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别动队的目标。很 难想像，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把谢多夫诱骗到那个很可能已潜伏有间谍的诊所里之后， 会不下手毒害他。 谢多夫的死，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进一步控制托派组织的机会。埃季延接 手了《通报》的出版工作，并与那些从斯大林统治的俄罗斯逃出来的、试图与托洛 茨基进行联系的人保持着联系，事实上，埃季延成了联结欧洲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 重要环节。他玩弄阴谋，使托洛茨基和斯亲利特发生争吵，使然娜与托洛茨基的关 系更加恶化，并悄悄地为托洛茨基分子各派之间已有的分歧火上浇油。埃季延毫不 怀疑地认为，托洛茨基对他是完全信任的，他甚至还直接向托洛茨基询问对他本人 的看法。要知道，当时斯奈弗利特（且不只是他一人）怀疑埃季延一直在为内务人 民委员部工作。托洛茨基的回答非常明确，建议请那些中伤他的人向“独立委员会” 提交指责的证据。显然，托洛茨基本人对埃季延的信任从未动摇过。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下一个目标，是负责为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成立做准备工作 的德国人鲁道夫·克勒门特。7 月13日，克勒门特在巴黎自己的住宅中神秘地失踪 了。大约两周后，托洛茨基收到从纽约来的似乎是克勒门特写的信，信里指责他和 希特勒相勾结，并罗列了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法国的许多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也收到了信的复件。托洛茨基并未对这封信太在意（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他认为， 这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伪件，或是克勒门特在枪口的逼迫下写的。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计划大概是想让克勒门特在进行这样无端的“揭露”之后就消声匿迹。然而 他们未曾料到，在大家收到信后，不久，有人在塞纳河畔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两 个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根据死者手上特有的疤痕认出这是克勒门特。 第四国际实际上成了一个死胎。成立“大会”是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附近一个 法国托洛茨基分子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家中开幕的。只有二十一个代表参加了大会。 他们分别代表了十一个国家中的很小的托洛茨基分子小组。“俄国支部”的代表是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埃季延。因为真正的成员在此之前几乎全部被杀害。参 加会议的还有拉蒙·梅尔卡特（也就是扎克·莫尔纳尔，也叫弗兰克·杰克逊）， 此人是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翻译西尔维姬·阿格洛芙的情人。后来梅尔卡特国刺 杀了托洛茨基而扬名。 托洛茨基传的作者伊萨克·多依彻很公正地讲过，重建的“国际”不过是一个 无足轻重的虚设物，它对日益减少的、分裂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影响甚微。托洛 茨基本人也因流落墨西哥而陷入完全的隔绝状态。意识到“我们今天的力量与明天 的任务很不相称”，他充满信心地鼓励大家并预言，“在即将到来的十年中，第四 国际的纲领会赢得千百万人的拥护，而这千百万革命者能够翻天覆地”。大概，唯 —一个认真对待托洛茨基的预言的国务活动家就是斯大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发 往其驻外机构、以及共产国际发给各成员党派的信中。就常对他们清除托洛茨基主 义的积极性不高表示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还记得一封发往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的 怒气冲冲的电报，这也是保存在档案中的一系列电报中的很有代表性的一封。“贵 国对反对托格茨基匪徒的行动所持的消极态度令人无法忍受”。在斯大林之流阴谋 家的头脑中。托洛茨基成了比阿道夫·希特勒还要危险的敌人。至于希特勒，斯大 林至少在三十年代中期还看到有缔结条约的可能，和托洛茨基则要进行你死我活的 斗争。 在1938年3 月进行的战前最后一次公审之后， 苏联的大镇压开始有所收敛。7 月，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拉夫连季·贝利亚，被任命为叶着夫的第一副 手。到12月 8日叶若夫被撤换前，实权已经掌握在贝利亚手中。在整个大清洗时期， 斯大林都极力逃避公开承担责任。撤掉叶若夫，斯大林可以将叶着夫作为这种被称 为“叶若夫恐怖”的、且可公开的无度行为的替罪羊。叶若夫的继承人贝利亚作为 一个“本领超人、见风使舵的现代宫庭近臣、具有东方人狡诈、阿换和虚伪”的化 身，令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吃惊不已。除此之外，贝利亚还是一个极端无耻的 好色之徒。根据他的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经常在大街上抓些漂亮女士（而且 大多是些中学生）为他送去。他们对这些姑娘百般凌辱，而他们的丈夫或父母要是 胆敢上告，一般都得进劳改营。 贝利亚时期的清洗、开始时带有选择性，但是对托洛茨基的追捕却仍在全力进 行着。生活在墨西哥的现实中的托洛茨基，已越来越不像那个神话中的、不断折磨 恐怖症患者斯大林的托洛茨基。1940年5 月，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有两万名共产党员 举行了游行，他们高举着“托洛茨基滚出去！”的口号。而此时，据托洛茨基身边 的人估算，在墨西哥积极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至多不超过三十人，而且他们还被分 裂成几个敌对的派别。不过，尽管互相敌视，他们还是轮流保卫着托洛茨基在考约 阿康的住宅（考约阿康：墨西哥城郊区地名，此时已成为市区）。克格勃至今还将 刺杀托洛茨基看成是曾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特别行动”。在1979年落成的第一总 局的“纪念馆”中，可以看到谋杀者培姆（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 的肖像和对他的赞辞。艾廷根参预“暗杀活动”是从1929年铲除布柳姆金开始的。 艾廷根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为数不多的经受清洗而幸免于难的犹太人之一。他的一 个同事记得他长得很健壮，秃顶，额头扁平，有着一对锐利的小眼睛、他曾化名科 托夫将军参加过西班牙的国内战争，为国际纵队在民族主义分子的后方开展游击战 争出谋划策。在西班牙，他结识了巴塞罗纳的女共产党人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德 里·里奥，并将她本人连同她的儿子拉蒙·梅尔卡特，即后来杀害托洛茨基的直接 凶手，一起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1937年，罗西杀害波列茨基以后，瑞士警方在他的箱子里发现的托洛茨基别墅 的平面图说明，托洛茨基刚到墨西哥，便受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密监视。1948 年，后来逃到西方的弗拉基米尔。波得罗夫有机会看到了刺杀托洛茨基的一份卷宗。 这是一个有四、五英寸厚的卷本，里面有在别墅内拍的照片（照的有卫兵，围墙， 托洛茨基夫妇、和朋友一道喝茶时的托洛茨基，他的狗等等）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 显然，不同时期在托洛茨基周围活动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的数量也不相同， 而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人。彼得罗夫看了档案之后，记得第 一个间谍是托洛茨基的一个女秘书。她还是在托洛茨基流落挪威时就被内务人民委 员部招募了。但是托洛茨基身边最有影响的间谍还是拉蒙·梅尔卡特。 梅尔卡特是受过精心训练的。被捕后，尽管对其进行了几个月紧张的审讯，但 他对自己的情况总是守口如瓶（他的身份到1953年才弄清），对他为内务人民委员 部效力一事只字不提。他看得出是一个绝顶聪明、受过体能训练、很善于演戏的人。 他能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是个很冷静的人物。西尔维亚·阿格洛芙承认，直到他 杀害托洛茨基之前，她从未怀疑过梅尔卡特对她的爱。长期的心理测试表明，梅尔 卡特反应能力极快，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善于在黑暗中判定方向，能很快领会并 记住各种复杂的指示。除此之外，他能在3 分40秒内，摸黑分解并组装毛瑟枪。 1939年9 月，梅尔卡特在纽约搭上了一个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未来的情妇西尔 维亚·阿格洛芙。他是持着从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那里弄来的名为弗兰克·杰克逊 的加拿大护照来到美国的。在纽约他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驻外机构负责人盖克·奥 瓦基米扬接上了头，并通过他得到了大部分刺杀托洛茨基的指示。根据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指示，梅尔卡特在1939年10月来到墨西哥城，打的旗号是从事进出口工作。 在那里，他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她的情人端姆·艾廷根恢复了关系。1940年1 月，西 尔维亚·阿格洛芙经不住梅尔卡特的多次劝说，就搬到墨西哥城他的住处与其同居。 阿格洛芙和自己的领袖列夫·托洛茨基很快就联系上了（毫无疑问，这也正是艾廷 根所指望的），并在两个月内履行了他的女秘书的职责。梅尔卡特每天上午都送她 到托洛茨基的别墅，下班后又接她回去。阿格洛芙在墨西哥的时候，梅尔卡特从没 有试过潜进别墅去，但他已经和卫兵们混熟了，还获得了托洛茨基的法国学生艾尔 弗雷德和玛格丽特·罗斯默的信任。1940年3 月，阿格洛芙回纽约后不久，罗斯默 便第一次将梅尔卡特请进了别墅。 在此阶段，梅尔卡特主要充当的不是凶手，而是潜入间谍。这时的别墅严然成 了一座堡垒，有铁栅栏和电网围着，装有自动报警系统一架着机枪，还有十名警察 组成的小分队，以及一些托洛茨基分子充当非正式哨兵在保卫着别墅。梅尔卡特的 主要任务，是取得策划武装袭击而必须的有关别墅及其居住者和卫兵的材料。袭击 的领导者是墨西哥著名的共产党人、艺术家达维德·阿利法罗·西凯罗斯，他参加 过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国际纵队。5 月23日晨四点左右，二十多个身着警服和军服的 人在西凯罗斯的率领下用机枪将别墅的卧室狂扫一番，打得卫兵们惊奇不已、措手 不及。而后，西凯罗斯做了一派胡言的声明，说袭击的目的不是想刺杀托洛茨基， 而是对其逗留墨西哥进行积极有效的抗议。保释之后，西凯罗斯在智利的一个共产 党人、诗人帕布洛·涅鲁兹的帮助下逃离了墨西哥。 袭击发生五天后，梅尔卡特第一次见到了托洛茨基。和平常一样，出于友好， 他送给托洛茨基的孙子一只玩具滑翔机，并教他怎么放飞。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他 十次来到别墅、每次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有时也带一些小礼物来。他只见过托洛 茨基两、三次。很可能，他还去了纽约两次，去和奥瓦基米扬见面讨论完成刺杀准 备工作的事宜。8 月20日，梅尔卡特带着自己的一篇文章来到别墅，因为托洛茨基 答应过给文章做评述。他随身还带着把匕首，缝在外套衬里里面；一个衣袋里装着 把手枪，另一个衣袋里放着登山运动员用的冰镐。他后来用的凶器便是冰镐。梅尔 卡特为什么还要带匕首来那就不得而知了。可能，他把它藏在外衣里是以备其他凶 器一旦被发现时用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前用过类似方法。1938年一1939年冬，贝利亚将内务人民委 员部一名叫博科夫的军官叫去，问他，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将一个人一下打死。“能， 委员同志，”博科夫回答说。贝利亚解释说，驻中东的一个苏联大使，据内务人民 委员部所知，想请求政治避难。博科夫和一名助手被派去出差，任务是”除掉大使 这个祸害”。来到该国后，博科夫从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该地机构负责人那里拿到一 根细金属条。他把金属条藏在衣服里，然后和助手一起去拜见大使。博科夫找准机 会转到大使身后，然后给了他致命一击。他和助手一起将大使的尸体用毯子卷起来， 以便不留下血迹，然后将他塞进汽车里拉到城外给掩埋了。与此同时，大使的妻子 被告知，她的丈夫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走前他嘱咐说，让她和孩子坐火车紧随 其后。 不难想像， 他的家人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就被从火车上弄下来，送进了关押 “人民之敌”的集中营。 梅尔卡特也想一下击中托洛茨基的后脑勺，把他打死，然后在尸体被发现前逃 之夭夭。当托洛茨基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前看文章的时候，梅尔卡特从衣袋里掏出冰 镐，两眼一闭，用尽全身力气朝托洛茨基的头上砸下去。但是托洛茨基并未当场死 亡。他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惊然的、刺耳的尖叫声”（“这一声尖叫我将终生不能 忘却”，梅尔卡特后来讲道。）并转过身来，咬住凶手的一只手，在力气耗尽之前 还抓住了冰镐。他是在第二天，即1940年8 月21日，在医院中去世的。 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对杀害过程描述得十分详尽。。里面讲到的和后来彼得罗 夫回忆的一样，对其造成致命伤的不是冰镐的锐头，而是钝头。梅尔卡特被判处二 十年监禁，而他的母亲和艾廷根，从事先计划好的路线逃到了苏联。在莫斯科，贝 利亚接见了梅尔卡特夫人，她还被介绍给了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并被授予列宁勋 章。但几年后，她开始受到良心的折磨，在共产国际总部里她曾对西班牙共产党代 表说： “他们（内务人民委员部）再用不着我了，国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再 用我就很危险了。但他们也知道，我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女人了……” “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已不是普通的卡里达德·梅尔卡特了，而是一个万恶的 凶手。我不仅走遍了欧洲，寻找那些脱离乐土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无情地杀死 他们。我做的甚至超过了这些！……我还为了‘理想’把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凶 手。尽管我看到了他被绑着，浑身血迹斑斑地从托洛茨基的房子里走出来的情形， 但却无法与他接近，我和列昂尼德（艾廷根）还不得不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跑掉。” 拉蒙·梅尔卡特在整个监禁期间始终对斯大林主义坚信不移。在历史巨人的眼 中，如他所说，他将成为一个为工人阶级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革命的战士，是他使 工人阶级摆脱了走上背叛道路的领导人。梅尔卡特如果说明身份，讲清和内务人民 委员部的关系，那他有可能在做出某种承诺之后就会被释放掉。但是他一直守口如 瓶，不得不服满了二十年的刑期。1960年，梅尔卡特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先从墨 西哥到了古巴，然后又途经捷克斯洛伐克来到了俄国。可是当他提出加人苏共的申 请时，却遭到了拒绝。 第六章 无线电监听、间谍的渗透以及剑桥“五杰” （1930－1939） 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悬挂着众多的苏联侦察英雄的肖像，但其中仅有 一人从未当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军官（这是仅有的例外），他就是扬·卡尔洛维奇 ·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别尔津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但最闻名的时 候，还是他当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时期（即1924－1935年，那时军事情报机 构被称作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别尔津1890年出生于拉脱维亚，少年时期 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来有几年他是在铁窗下和西伯利亚的苦役中度过的。1919年， 他在短命的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中工作过一段时期。在别尔津仕途之初，他的许多 最亲密的战友在军事情报生涯中的经历与别尔津十分相似，因此他们被称为“拉脱 维亚派”——这就如同捷尔任斯基的几名主要助手在一段时期以“波兰派”著称一 样。1935年，别尔津以集团军指挥官身份被派往远东，1936年8 月被召回莫斯科， 被任命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中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一年后，正值大清洗时期， 他被召回俄罗斯，后来也未逃脱镇压的劫运。 别尔津将自己在第一总局荣誉厅中的席位归功于他对情报工作的贡献，而这些 情报的取得主要是靠无线电截听和间谍渗透手段的运用。三十年代初，他参加过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 联合分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民用情报的侦听。领导这个分队的，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第四总局的n ·哈里克维奇上校。这个分队 当时是整个政治保卫总局最隐密的部分。1935年之前，它一直位于库兹涅兹桥上外 交部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而不是在卢比扬卡。叶芙多基姬·卡尔采娃（后改为彼得 罗娃）1933年加入该分队，据她讲，分队严令禁止其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告 诉任何人甚至亲生父母。和大多数分队年轻女工作人员一样，卡尔采娃常常在领导 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博基走起路来稍有些驼背，他行为怪癖，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整 天带着雨衣。卡尔采娃常常由于他那双冰冷的、锐利的、淡蓝色的眼睛吓得发抖， 因为那种目光总使人们觉得自己的样子与他是敌对的。尽管光阴流逝，他也五十多 了，但博基还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风流韵事，每逢休息日，他总要在自己的别墅里 搞狂欢活动。当卡尔采娃向一个男性同事问及这些狂欢的情形时，他回答说：“你 要是对谁泄露了这个秘密，博基就会让你终生不得安宁，你必将玩火自焚。”卡尔 采娃被邀请到领导别墅做客时，总是惶恐不安，上夜班时，为了避免骚扰，她总穿 不惹眼的裙子，害怕招来一些不请自来的麻烦。 尽管领导腐化、淫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仍旧是世界上最 大、装备最先进的截听和破译机构。间谍活动为这个机构带来的利益比其西方任何 一个类似的机构都要多。在大部分机构里，从事间谍侦察的人都时常会得到一些破 译的情报，但在30年代，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仿效了革命前“暗探局” 制订的规矩，使获取此类文件成为他们独有的特权和优势。在联合分队建立的初始 几年，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日本的情报。在联合分队日本组工作的 叶芙多基娅·彼得罗娃发现，来自日本的破译材料是“在间谍的帮助下搞到的”。 在30年代的不同时期，这些间谍中就有驻柏林和布拉格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别尔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情报总局的第二大贡献是，他对那些用于间谍渗 透的技术装备的管理与使用。这些技术装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二十年代为对付 流亡白军以及在三十年代为渗透外国政府和军事机关而专门研制的。按照1980年为 纪念国外处成立60周年而编写的秘史，这项战略是在别尔津同国外处头目阿尔图佐 夫、国际联络部主任科明捷恩·皮亚特尼茨基的谈话中产生的。极有可能，这项首 创的想法是别尔津提出的。三十年代初，间谍主要用于对付国外的白军组织，后来 是托洛茨基分子。别尔津最感兴趣的是使用间谍来搜集情报。他的首创想法很快就 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效仿。三十年代时期，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 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 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但搜集的 情报相对少一些。于是两个组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代替了国际联络部情报 搜集网。 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可以算是出类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 死后二十年，佐尔格成了苏联英雄。在他的忌日，人们写了一系列经官方批准的着 力渲染的传记来纪念他，而且对一个外国间谍尤为不平常的是，为此还专门发行了 一套邮票。1929年，佐尔格来到第四局工作。当时他给共产国际的间谍谢杜·马兴 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学者”，总之 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 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 罗斯人。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破坏 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 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战后，佐尔格获取了汉堡大 学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 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 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 进第四局工作。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保持着联系。 佐尔格接受的第一项任命，是领导一个在德国记者身份掩护下的上海间谍网。 在上海，他吸收了一个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入网，后来这个记者成了他最重要 的间谍。尾崎秀实是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者，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 界人士联系密切。1933年1 月，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别尔津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成 绩大加赞扬。后来，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说，这项任命对佐尔格来说是最重要 的一项任命。 在去日本途中， 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巩固了自己的 “记者”声誉，并开始以纳粹党的交际老手闻名。在佐尔格的告别晚宴上、连戈培 尔博士也出席了。1933年10月一到东京，佐尔格很快便赢得了德国大使馆的信任。 即使在他被捕八年之后，他还不无骄傲地自夸： “我在日本的组织的基础就在于我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搭上了关系，并 且赢得了其工作人员的绝对信任……我能顺利地潜入大使馆的核心腹地从事情报活 动，甚至在莫斯科，这也被认为是令人震撼的空前绝后之举。” 但佐尔格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其间谍网为苏联提供的有关德、日的重要情况 同样被莫斯科认为是“令人震憾”的，而且论其价值，绝不亚于他在日本的收获。 佐尔格是在东京度过了八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正是日本对 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来 就不牢固的根基开始彻底动摇。萧条造成的社会气候使军队得以完全摆脱了政治上 的从属地位，并以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开始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领土称霸计划。 1931年10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了炸毁铁路事件，他们把责任推给了中 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占领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后来被粉饰为 “满洲里事件”。后来，尽管日本政府同意国际联盟要求撤军的要求，但在笼罩全 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面前，政治却无力支配军队。1932年初，日本在长春成立了由 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名义统治的伪满洲国。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控制与苏联接壤的大 部分陆上边界。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认为，德国比起日本是危险较小的战争策源地。 若干年来，莫斯科始终较为自信地、镇静地观察着纳粹势力的增长，因为与其说她 看到了在东方未来战争的预兆，不如说看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所以直到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时，共产国际还一直号召德国共产党员进攻 社会主义左翼敌人，而不是纳粹这样的右翼敌人。虽然1933年外交委员马克西姆， 利特维诺夫在苏联对外政策概述中也注意到纳粹制度的“极端反苏思想”，但同时 他还是强调，主要威胁仍来自日本。后来几年，苏联的对德、对日政策，同西方政 策一样，一直建立在妥协基础上，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既避开与日本作战，又不同德 国交火。 1933年10月，佐尔格一到东京就接到了“密切注意日本是否企图进犯苏联”的 命令。被捕八年以后他写道： “许多年来，这是交给我和我的小组的最重要任务，可以说，这就是我在日本 肩负使命的唯一目的……由于一直密切关注满洲里事件后日本军人的重要作用及其 思想观点，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怀疑日本计划进犯苏联；这股怀 疑势力如此强大，以至我的反面意见在莫斯科并非总能得到理解……” 如果说，莫斯科对日本会进攻苏联的担心有些夸大的话，但这种担心仍是有根 据的。日本军队内部几年来主要分成两大派别：主张与俄罗斯交战的“皇道派”和 力主进犯中国的“统制派” 。 直到1936年，粉碎了“皇道派”搞的未遂政变后， “统制派”才彻底占了上风。当时，西方曾要求日本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但一切为 时已晚矣。正如日本军事外相所说：日本国内事态已发展到就好像“企图说服一个 男人不要再骚扰一个已和他怀孕的女人” 一样。1937年7月，当日本公开宣战时， 它实际上已经间接控制了中国东北很大面积的领土。 1935年，当马辛克在六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佐尔格时，她惊奇地发现，经过在中 国和日本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他同以前一样拥有“异常 迷人的外貌”，仍是一名踏实的共产党员，“但已几乎看不到一个具有浪漫主义和 理想主义学者的魅力了”。一个日本记者评价佐尔格是“典型的好惹事生非又傲慢 自大的纳粹分子……性格暴躁又嗜酒如命”。正是这种形象，使佐尔格获得了德国 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信任。 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上校武官文金·奥特（1934年3 月升任此职）及其夫人与佐尔格关系密切，而且佐尔格还与武官夫人暗中保持着情 人关系。这样，佐尔格便获得了接触大量有关日本武装力量和军事计划情报的机会， 因为这些情报都是通过武官夫人之手发往柏林的。同时，佐尔格还能接触到从国外 发往大使馆的有关德国远东政策的文件。1938年4 月。奥特被提升为大使，佐尔格 开始每天与他共进早餐，进餐同时，向他提供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并校订整理其 发往柏林的部分情报。与此同时，佐尔格间谍网上最主要的一环尾崎秀实开始发挥 较大作用，因为尾崎秀实作为重要国务活动家、王子近卫智囊团的成员，愈来愈经 常参加到了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去。1935年末，尾崎秀实拍照了一些文件，文 件内容涉及日本第二年国家计划，并指出日本短期内不会进攻苏联。佐尔格正确地 预言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人侵，并按惯例向上呈递了一份把握十足的报告：日本 无意入侵西伯利亚。 在所有苏联官方佐尔格的赞辞中，至少有一条是不实之辞，而且迄今为止西方 尚未发现它的微妙之处。苏联一直在有意地用佐尔格搞到的情报去掩盖苏联无线电 截听的工作成绩，去掩盖至今。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代也未提及的情报搜集 方式。可以说，比起佐尔格本人搞到的情报，截听到的情报构成了更重要的有关日 本的情报来源。所以，1931年4 月，也就是“满洲里事件”发生前半年（佐尔格到 达东京前两年多），“皇道派”的支持者、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曾向 日本总参谋部发过一封电报，后被苏方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比其他任何担心日本 进犯苏联的消息都会令人深信不疑。电文中说： “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 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 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 这样一来，莫斯科担心“满洲里事件”会成为笠原幸雄所号召的进攻苏联的序 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引起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与在 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中所说的话，这些话引自另一封被截获破译的日 本电报： “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 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 是占领东西伯利亚”。 1931——1932年春天，莫斯科又一次经历了与日本开战前的恐怖的冲击。共产 国际秘书处严厉批评了一些国外同志，指责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 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1932年2 月，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成员党立即组织怠 工并拒绝向日本运送武器： “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破坏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的武 器和军用物资的运输”。 莫斯科的惊恐发展到了多少有点不理智的地步。1932年3 月，它发表了一则引 人注目的声明：“我们现在已掌握了由日本军界最高层的官方代表人士制定的文件， 其内容是进攻苏联并占领其领土”。更引人注目的是，《消息报》还登载了译自截 获的日本电报的部分内容，也就是笠原幸雄建议进行“速战速决战争”和广田弘毅 号召“占领东西伯利亚”的那部分电文。 莫斯科打算把这一来自日本威胁的证据公开发表，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苏联已 搞到了（日本的）情报。而日本根据这些情报也意识到，自己的外交电码和密码已 被苏截听机构破译。1931年被解职的电码破译员美国人格伯特·亚德利曾发表了轰 动一时的回忆录，其中谈到美国的“暗箱”（破译机构）已掌握了日本外交信件的 密码系统。之后立即爆发政治丑闻。日本外交部长立即公开指责美国这是在搞“夫 妻叛变”，因为它早在十年前的华盛顿会议上就曾截获了日本的情报。 1932年春，笠原幸雄被任命为日本总参谋部第二局俄罗斯分部主任。其继任者、 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川边寅四郎，向东京报告：事态发展表明，日俄战争已“不可 避免”。笠原幸雄对此立刻作了回答：军事准备已进行完毕，“与俄罗斯交战从巩 固满洲里方面来看对日本十分必要”。在后来的几年里，苏联的密码破译者同佐尔 格的间谍网一样，都把主要任务放在了观察日本进攻的危险上，换言之，都投入到 了观察这一终究未成事实的危险之中。 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侦察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功地窃听了在柏林举行的德日旷 日持久的谈判，双方的主谈人员为德国外长乔基姆·里宾特洛甫和日本武官（后为 日本大使）大岛广将军。谈判结果，最终签订了德日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 议，并于1936年11月25日公布于世。虽然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以前曾向佐尔格提供 过不少秘密情报，但这次连他们自己也只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谈判进程的间谍情报。 而莫斯科主要是依靠无线电侦察获取了大量的战役情报。1936年春，驻柏林的苏联 间谍（他们都归内务人民委员部荷兰间谍站头子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统一领导）获 准接触日本大使馆的密码本以及德日谈判密码。“从那时起，——克里维茨基夸耀 道，——大岛广将军同东京之间的来往信函常常经我们之手而过”。这样一来，日 本与其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电报，由于被联合截听分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 大量破译，它们无疑就成了有关谈判进程的补充情报来源。 德日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从字面上看并不具有更大的威胁性，不过是 相互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以及在防范方面的共同合作而已。但在协议的秘 密备忘录中却写道，当签约方的任何一方“遭到进攻威胁或成了进攻的牺牲品”时， 双方应立即就进一步行动问题进行共同磋商，任何一方不得做出“有利于缓和苏联 形势”之举。当然，克里姆林宫很容易从这些含糊的措词中发现德日凶险的用意。 因此，在反对共产国际协议发表三天之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 会上声明： “至于德日发表的协议……这不过是另一个协议的掩护，它们实际上是被同时 讨论与草签的，后者没有公开发表，他们也不打算发表。我可以负责地宣布，日本 武官同德国超级外交家之间进行的15个月的谈判，正是为了搞出这么一个对‘共产 主义’只字未提的秘密文件”。 在李维诺夫的讲话中，虽未提及秘密备忘录的情报来源，但却非常奇异地指出 了电码破译的事实： “许多人认为， 虽然德日协议以特殊电码写成，而且，其中 ‘反对共产主义’一词也会用其他词来代替，但人们一定能用各种方法把它破译出 来。没错，这种观点非常正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来年秋天，克里维茨 基回到了苏联，鉴于他对苏联无线电侦察的贡献，他被授予列宁勋章。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认为，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情报侦察 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功于对不列颠外交电码和密码的破译工作。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英国外交部的首次渗透完全出自一次偶然事件，这在情报行当中 被称为“天外来物”。1929年，大不列颠外交部通讯司译电员欧内斯特·霍拉韦· 奥尔德姆借随同英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黎之机，来到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他自称 斯考特，请求与武官见面。接见他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弗拉基米尔·沃伊诺 维奇（自我介绍为“少校弗拉基米尔”）。奥尔德姆说他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带来 了不列颠的外交密码，并说愿以两千美元出售。沃伊诺维奇把密码拿到隔壁房间拍 了下来。也许是怀疑奸细行为，沃伊诺维奇回来，显得十分气愤，把密码摔到了奥 尔德姆的身上，斥责他的欺骗行为，并把他赶出了使馆。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局联合分队的密码破译员很快就对奥尔德姆带来的密 码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密码可靠无误。于是，“中心”批评沃伊诺维奇未及时 付给“斯考特”酬金，并失去与之建立联系的机会；同时命令他一定要找到“斯考 特”，如数付给酬金，并重新建立关系。但令沃伊诺维奇感到难堪的是，跟踪奥尔 德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居然记错了地址，使得寻找工作搁浅。在这以后，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荷兰的地下人员汉斯·加连尼（在自己人中以“汉斯”闻名）费 了很大力气于1930年在伦敦找到了奥尔德姆。一天晚上，加连尼在奥尔德姆下班回 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加连尼叫出了他的名字，并用简短的、事先准备的话语说道： “我很遗憾，我们没能在巴黎见面。我知道弗拉基米尔所犯的严重错误，他已被解 职并受到惩罚。我是来给您送还本应属于您的东西。”加连尼边说边把一个信封塞 进了奥尔德姆的手中，然后横穿过马路，消失在下班职员的人流中。过往行人看到 奥尔德姆抓住胸口，腿弯了下去，就上前帮助。奥尔德姆不好意思地嘟嚷了几句感 激的话，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回家了。到家后，他急忙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有 两千美元和下次与加连尼见面的指示。有情报表明，奥尔德姆去赴这次约会的初衷 是想中断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联系。但加连尼说服了他，后者不仅收回了钱，并 且又提供了英国外交部新的密码情报。安全制度以及有关通讯司同事的一些情况。 虽然加连尼竭力赞扬奥尔德姆，并邀请他偕夫人去高级饭店用餐，但双重生活的紧 张使他不堪重负。1933年10月的一天，人们在他寓所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已处于 昏迷状态的奥尔德姆，立即把他送往医院。但为时已晚，他死在了前往医院的途中。 调查表明，由于奥尔德姆常处于“非正常心理状态”，最终他以煤气窒息了结了自 己的生命。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利用奥尔德姆提供的有关通讯司工作人员的情报后，又开始 招募新人。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两名间谍人员被派往日内瓦，因为在那里， 奥尔德姆的几名同事为国际联盟不列颠代表团做译电员工作。一名曾在英国居住过， 当过俄罗斯海员的间谍人员，表现得十分不机智，以至代表团工作人员很快就怀疑 他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而另一名间谍人员，亨利·克里斯季思（哈恩卜皮克， 是一个颇有成绩，善于交际的荷兰艺术家，他在不同时期分别效力于汉斯·加连厄、 倒霉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1937年被干掉）以及特奥多尔·马雷（下文中将会提 到他）。在他们的帮助下，皮克凭借自身的勉力，成了驻日内瓦不列颠职员和记者 圈子中惹人喜爱的人物。他经常请一些译电员去他在海牙的家中作客，十分排场地 招待他们，并大方地借钱给他们。 皮克选择了大尉约翰·格伯·金作为最合适的招募人选。此人1934年作为“临 时人员”进入通讯司工作（这份工作不具有领取退休金的权力），他与妻子分手后， 同他的情人、一名美国姑娘同居，微薄的薪水时常令其捉襟见肘。皮克以极大的耐 心和手段与金慢慢结识，有一次他同妻子还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去西班牙度假。在那 里他们住的是最豪华的饭店，而且出手阔绰，皮克后来评价这次旅行是一次“真正 的享受”，而他对金及其情人的评价则是“一对不可思议的、枯燥乏味的人”。皮 克并没有尝试在日内瓦招募他，他耐心等待着最佳时机。直到1935年，金回到英国 外交部通讯司工作时，皮克才开始下手。他在伦敦与金见了面。甚至在这里，皮克 还隐瞒了自己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他对金说，一个荷兰的银行家对国际 关系方面的秘密情报非常感兴趣。如果金为他提供这方面情报，那么他付给金双倍 报酬。金同意了。 为了不虚不列颠之行，皮克向一个曾与他在以前的聚会上认识的名叫康拉德· 帕兰的英国商店装修专家建议，成立一个艺术装饰公司，他允诺亲自筹措资金。帕 兰同意了，他们租了一栋房子。皮克住的那层楼专门设了带锁的房间，以便皮克在 那里拍照由金搞到的文件。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其中有些文件十分重要，并把它 们送到了斯大林本人的手中。在这类文件中，有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发出的、有关 希特勒同其他纳粹头子会见结果的文件。 1935年10月，又有一名苏联间谍（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显得更为重要）打人英 国外交部，他叫唐纳德·麦克林。麦克林是第一位不列颠间谍小组成员（后来又招 进了四名），他们都是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或是刚一毕业时被招募的，而后他们又 都成功地打人了当局在“白厅”的机构。克格勃始终认为这五名来自剑桥的间谍是 那时招募来的最实干的优秀外国间谍，二战期间，他们以“剑桥五杰”著称（电影 《七杰》上映后，第一总局就把他们称为“五杰”）。在“五杰”中最先暴露的是 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他们在1951年跑到了莫斯科。金·菲尔比在1963 年逃往苏联后被英国报刊称为“第三人”，“第四人”是1979年暴露的安东尼·布 兰特，在八十年代，记者们寻遍蛛丝马迹想找“第五人”但始终未果。这神秘的第 五人的名字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筹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被发现， 并首次予以披露。 与奥尔德姆和金为金钱而出卖英国外交部不同的是，“五杰”叛逆的动因是建 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为克格勃工作视为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反 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体现。下面是安东尼，布兰特在1979年被揭露之后解释 自己被招募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觉得，是共产党和俄国建立起一个唯一坚固 的反法西斯保垒，而西方民主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 盖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做 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剑桥高年级学生持冷淡、保守态度。虽然保守分子在牛 津和剑桥拥有最大的政治俱乐部， 但他们思想僵化， 回避任何积极的社会活动。 1934年初《剑桥评论》的一个简报作者开始发现一种新的倾向苗头： “近些年在老牌大学中的政治活动领域，主要为社会主义分子，更大程度为共 产党员所占领……俄国人的尝试，在大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它被认为是勇敢和 建设性的尝试。而总是无法忍受老一辈谨慎、迟缓和阻碍的年轻一代，带有同情心 地（经常不取决于政治眼光）倾向于这次为了找到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尝试。” 富于理想主义的高年级学生，对“俄国式尝试”的好感呈增长趋势，之所以形 成这样的局面，不仅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还与不列颠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密切相 关。金·菲尔比认为，在个人政治成长中，对许多同情苏联的青年代表也是如此， 成为真正转折点的“那一刻” ，是与1931年工党的颓败和毁灭一起到来。1931年8 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表示同意担任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国民政府首脑， 由于这一“伟大的叛变”，使得工党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至于菲尔 比，他觉得： “反对派在危机时刻居然能够动员组织起来自己的后备力量，而（工）党对此 又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一事实难以令人接受。更重要的是。选民们显而易见是富有 经验的，但他们却听任那些无耻宣传的影响。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不使人们对民主先 决条件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正当工党党员在“大萧条”时期失却方向的时候，俄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 改革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吸引“五杰”的并非斯大林时期俄国严峻的现实，而是社 会主义黄金时代的神奇景象：工农国家、英勇地建设新社会、摆脱了不列颠等级制 度的虚伪做作，这一神奇的景象是如此地诱人，以至于谁也无法抵制它的诱惑，谁 也无法打破这种神话。麦利科尔·马杰里治是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工作的一名优秀英 国记者。他目睹了大批英国人在斯大林时代前来俄国参观的情形，他如是描述了那 些狂热的“朝圣者”们： “他们对所见所闻表示出来的狂热，以及他们表达激动心情的方式无疑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奇迹之一。他们中有人道主义选举的狂热捍卫者，他们望着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大楼，眼含感激的泪花；他们中有分配选举代表制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对无 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点头称是；他们中有狂热的‘圣徒’，虔诚地翻看着无神论书 籍；他们中有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满怀激动之情看着坦克轰隆隆从红场驶过，看着 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中也有站在稠密的居民楼房前的城建专家，他们低声耳语： ‘要是我们英国也像这样就好了！’这些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旅游者难以置信的 轻信，甚至惊呆了那些接待外宾的苏联官方人员……” 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威廉·怀特，也对斯大林时期来俄国的一些美国人所 表现出的天真、幼稚做了类似的描述： “他们对所见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热情，但却不总是符合逻辑；在他们来之前就 一直在感受这种热情，访问又使这种热情加倍。有一位来自纽约州的小学生，到一 家印刷报纸的工厂参观。在那里她看到了十分神奇的印刷机器。‘真的，这太棒了， ——她说。——这种神奇的发明只有在像你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你们这里劳动 自由，没有剥削，大家都为同一目标而工作。我要写一本书，记下我的见闻。’但 当她看到机器后部牌子上写着‘纽约州制造’时，顿时感到有些难为情了。” 但对“五杰”来说，他们投身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还不能用“对苏联好 感”一言以蔽之。另外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他们都把在共产国际队伍中，与法 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斗看作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来追求。招募来自剑桥的间谍、 向法西斯发动十字军远征，这些都是由伟大的共产国际宣传者，二十年代“无辜者 俱乐部”（由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组织”）创始人维利·明岑贝格组织的。在 1933年初，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纳粹分子把责任推到共产党员身上，并以此 开展了反共产主义的“猎捕妖婆”行动。此时，明岑贝格不得不将其总部从柏林转 移到了巴黎。 ‘1933年6月，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最有影响的“无辜者俱乐部” ——“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作家阿图·凯 斯特勒记述道，同其它“无辜者俱乐部”一样，这里也要“做出一切努力，使得表 面上无一名共产党员同委员会有联系”。法国小组由著名的匈牙利侨民卡罗伊伯爵 领导，国际主席由幼稚的英国上院议员，工党党员马利担任。而伟大的物理学家阿 尔伯特。爱因斯坦刚一同意参加该委员会就很快发现自己已被人称作“主席”了。 这些人物的加人，使委员会看起来像个非党派的慈善组织，但实际上，正如凯斯特 勒后来写道的那样，领导委员会的巴黎秘书处是“一个在明岑贝格领导下、在共产 国际监督下、彻底的共产党的机构……” 明岑贝格于1933年8 月在巴黎发表了无疑是整个共产国际史上宣传成就最大的 一份文件……有关希特勒恐怖活动和国会纵火案的“褐皮书”。它立即被译成从日 语到犹太语的二十种语言，照凯斯特勒所说，“褐皮书”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圣 经”。他还说（当然略带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篇抨击性文章 都会产生更深远的政治影响”。后来当它变成一本书出版时，在其显眼位置印有如 下字样：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主席：爱因斯坦）编写，上院议员 马利作序。“我的名字，——爱因斯坦写道，——出现在英国。法国的出版物中， 好像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写。这不是事实。这些书里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但鉴 于这本书用于高尚的事业，伟大的物理学家就决定不提什么要求了。序言的技艺性 也很强，落款写道：“议员马利于伦敦贵族院”。这样就使这本冒名出版的书看起 来很具有权威性，并且非常可靠。“我们没有使用那些最轰动一时的文件，——高 贵的议员马利努力使读者相信。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检验，是众多 类似事件中最典型的事例”。议员马利是如此的幼稚。以至自己都相信是他亲笔写 的序言。 和大多数成功的伪造事件一样，“褐皮书”中许多内容都以“事实”为根据。 但正如凯斯特勒后来所说的那样，事实中都掺以谎言和“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炮制 的极为“放肆的虚张声势”。按凯斯特勒所述，大部分材料是由明岑贝格的主要助 手奥托·卡茨（即安德烈·西蒙）撰写的。卡茨是犹太人，他同明岑贝格一样，是 个不标准的信奉世界主义的中欧人，具有巨大的魅力。三十年代，卡茨与出版界、 记者界、电影戏剧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在好莱坞——巴贝塔·格罗斯写道，一一那 些移民的德国演员、导演、作家非常喜欢他。卡茨与妇女的交往也十分得体，这对 委员会和团体的组织工作大有帮助。凯斯特勒也认为卡茨在女性中十分有“吸引力， 尤其是对那些具有高尚的、积极的政治意图的中年妇女来说，此感更甚”。 “奥托的一项任务、是受命对明岑贝格实施监视并搜集情报。明岑贝格对此十 分清楚却不予理睬。他需要奥托，但他几乎不掩饰对奥托的怀疑态度……尽管并不 富裕，但十分奇怪的是，奥托是个十分可爱的人。他以冒险主义者的豁达、容易冲 动和乐于助人而异于常人——暂时这还不与明岑贝格的利益冲突”。 帮卡茨写“褐皮书”的。还有亚历山大·阿布什（战前任德国共产党报纸的编 辑，战后任东德政府的部长）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的记者。想要弄清世界援助德国 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并非一件易事。一位来自英国的记者在巴黎驻 留期间发现，对他的每次问询，大家都以兜圈子的方式回答。 “我很想知道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情况，于是就问：‘这个委员会中有哪些人组 成？’回答：‘我们。’我接着问：‘你们是谁？’回答：‘一群乐于救助无辜者 的人。’‘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回答重复：‘这是我们的委员会’。” “褐皮书”严厉回击了纳粹分子有关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阴谋结果的论点。虽 然“褐皮书”所用论据很有说服力，但它们同样也有虚假的成分。比如，此书用了 一些假材料，试图证明纵火者荷兰人马里纳斯实际上是纳粹主义的主要宣传者约瑟 夫·戈培尔所筹划的更大阴谋的参与者；在作案时，以他为首的冲锋队是从地下通 道潜人国会的，而这条通道连接国会和国会主席纳粹头子格尔曼·格林的官邱，他 们在放火之后又从原路逃回。不仅如此，“褐皮书”还揭露马里纳斯与纳粹同性恋 者有染。这样虚构的论据再加上桃色丑闻的渲染，便使得整个阴谋“锦上添花”。 “褐皮书”所做的假说曾一度在反法西斯者中广为流传。直到1962年，西德记 者弗里茨·托比阿斯才打破了纳粹分子和共产党双方的谎言。他的证据是：由观察 到的现象可知，马里纳斯焚烧国会并无任何人帮助，纯粹是徒劳地挑起人民内乱。 托比阿斯的坦诚并没有引起东德人的欣然附和，因为东德当时正在继续炮制新的证 据证明“揭皮书”’观点的正确无疑。 明岑贝格把“褐皮书”作为自己的一个得意杰作，1933年夏他来到莫斯科，并 受到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高度赞扬。这不仅仅是因“揭皮书”的功绩，还因明 岑贝格创建了主要由同情共产党的法律专家组成的“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这些 专家能够毫无偏见地公开指出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并认定纳粹是罪魁祸首。一回到 巴黎明岑贝格就与卡茨一起制定了一个“国会纵火案法庭调查”计划，这项调查活 动打算在伦敦实施，应在莱比锡开庭审理国会纵火案前结束。 “法庭调查”主要由被称为杰出的英国“同路人”N·H·普里特负责。他是工 党在议会的著名议员和王室高级律师（后来因为他支持苏联人侵芬兰被开除出工党）。 普里特是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委员会里还有美国民权运动参加者阿 图·加特费尔德·海斯，瑞典第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总理乔治布兰廷的儿子，教师莫 洛·贾费里、皮埃尔·魏梅林，法国的加斯顿·贝热里，丹麦的瓦利德马尔·赫维 德，以及荷兰的贝齐·巴克一霍特。 奥托·卡茨动身前往伦敦去组织调查。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 虽然卡茨作为“臭名昭著的共产党人”已被列入英国安全部的黑名单里，但由于阿 图·亨德森先生（前外交部长）和工党其他党员的干涉，卡茨还是被允许进入了英 国。当然他们是出于同情的心态来关注调查的。而并不清楚卡茨与苏联情报部门的 关系。尽管卡茨作为“委员会无形的组织者”在伦敦受到一定的监视，但他仍旧成 功地把调查工作搞得既红火又隆重。 9月13日，议员马利和悉尼·伯恩斯坦在“华 盛顿”饭店的豪华大厅设宴招待了这些国际法律专家。第二天调查听证会在社会权 利法庭开庭。调查以工党成员，王室律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的发言开始（克 里普斯后来在二战时被任命为驻俄罗斯大使，战后又担任了财政部长）。克里普斯 先生强调：“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与德国所指控的政党（即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 系。”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卡茨对自己非常满意。他后来炫耀说，这次调查成了 “受和平良知委托的非正式法庭”。卡茨把威严同戏剧性成功地结合了起来。许多 证人都是经过整容后．出庭的，同时为了防止不透露姓名的证人出庭做证时有人离 开会场，法庭所有的大门都被锁上。主席普里特甚至戏剧性地声称：拉姆齐·麦克 唐纳的国民政府试图阻挠听证会的举行。但随着预先精心导演的会议的进行。紧张 程度也降了下来。一些像格伯·乔治弗尔斯这样的关注听证会的著名活动家已感到 疲倦。虽然法律专家们并未对提供给他们的证据表示怀疑，但他们也并未像明岑贝 格和卡茨所希望的那样作出果断有力的结论。这次听证会没能以对纳粹制度的公开 审判宣告结束，而是以一个十分谨慎的结论告终。“根据一些严肃的证据我们怀疑， 国会纵火案是由纳粹头子策划的。” 明岑贝格和卡茨可能对听证会的结果感到多少有点失望，但这种失望很快就被 在莱比锡举行的“公开审理”所驱散，因为这次“公开审理”对法西斯分子来说变 成了一场宣传上的灾难。尽管德国法官帮了不少忙，但纳粹的几个主要证人还是露 了马脚。另外，共产党员、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西欧局驻 柏林前任领导，后来任保加利亚总理）作为主要被告，他在审判中为自己做了精彩 的辩护。戈林被纳粹分子诉讼的失败气得近乎发疯，他失去自制地对着季米特洛夫 喊：“你等着、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马里纳斯由于从一开始就坚持说他是唯一 的纵火犯，所以他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而所有被指控的共产党员被宣告无罪释放。 因为在法庭上对纳粹阴谋做了公开的围剿，使“揭皮书”所阐述的共产党的理论又 增加了份量。紧接着，明岑贝格、卡茨和同事们又出版了第二版“褐皮书”，书中 对纳粹分子在莱比锡法庭溃败一事大加渲染，同时，他们把第一版中最有说服力的 地方，又进行了修改，从而再次引起了读者们的浮想。 同“无辜者俱乐部”一样，明岑贝格就国会纵火案掀起的这场运动，是与共产 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初衷相吻合、目的是一致的，并且这场运动也成了获得舆论 胜利的法宝。对于明岑贝格来讲，主要任务是赢得社会舆论，但他同时还打算把英 国的知识分子也吸引过来，使他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同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争。 招募年轻的英国“无辜”知识分子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与“法庭调查”工作同时 进行的。剑桥大学是明岑贝格的注意目标之一。伯爵小姐卡伦作为明岑贝格的特使， 曾被派往剑桥大学搜集听证调查材料和为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辩护搜集材料。她 回想起了剑桥那些共产党员们表现出来的幼稚热情：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剑桥之行，在轰隆作响的汽车里，一名年轻的高年级党 员沿途不无悲伤地告诉我说，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宣布成立，像牛津和剑桥这样古老 而美丽的楼台就要从地球上消失，虽然这会令人十分遗憾。他说这些建筑几世纪以 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特权的象征。当我对拆楼的必传要性表示怀疑时，他倒怀疑起我 的革命精神的真诚性了。我们来到一个学院，那里穿着白色法兰绒海军衫的高年级 学生正在精心修剪过的绿色草坪上打网球。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这些出身富 贵、讲一口纯正英语的名牌大学的娇子们谈论起苏联时，他们就像在描绘一块理想 的乐土，这令我惊诧不已。” 莫里斯·多布陪同卡伦公爵小姐周游了大学、多布曾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当过经 济学教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1920年，当英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他 作为学术界的第一位代表加入了共产党。并经常在剑桥发表演说，称颂苏联所取得 的成就。甚至连国王乔治五世在1925年也对此感到纳闷，为什么允许这样一个以共 产主义观点著称的人去鼓动青年。虽然多布也引起了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但这不 是因为怀疑他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而是由于他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在一些 名不符实的组织中（比如像明岑贝格的“反帝斗争联盟”）从事积极活动。 1931年，多布与年轻的彭布罗克郡学院现代语教师罗伊·帕斯卡尔。在大学的 “红房子”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不过，多布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幼稚的 一面、在支持共产党、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行动中，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 己实际上充当了为苏联情报机构提罗间谍的角色。为了组织无产阶级对纳粹主义的 反攻，明岑贝格仿效德国以前搞的秘密“五人组”的样子也在剑桥的“无辜者”和 其他年轻英国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了“五人组”：共同为苏联间谍机构效力。人们后 来曾把“五人组”一词与“五杰”和其他克格勃所指的二战和二战后最优秀的剑桥 间谍混为一谈。所谓“五人组”，它们是指沙俄时期的地下组织。第一个“五人组” 是1869年由革命的大学生谢尔盖·涅恰耶夫创建，陀斯妥耶夫斯基还以他为原形， 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温斯基这个人物。尽管陀斯妥耶夫斯基把自己 的主人公当成一个心理变态者，可“民意党”的阴谋家及其追随者还是把恰耶夫看 作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 在希特勒上台前， 魏玛共和国最后风雨飘摇的几年中， 德国共产党又重新使 “五人组”这种形式活跃起来。1932年夏，德共开始把半公开的党支部都变为秘密 “五人组”，其中成员有10－30人不等（“五人组”此时只是一种形式名称，并非 所有“五人组”都由五人组成）。只有领导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其他成员的地 址，只有领导才有权与下一级党组织联系。 如凯斯特勒所说，德国共产党在来自希特勒的危险面前，表现得如同“被阉割 的巨人”。纳粹分子上台前，共产党员不是向德国纳粹党开火，而是向自己的左翼 敌人——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难。纳粹分子上台之后，许多共产党员 转向支持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主要的倒不是那些地 下党党员，而是由希特勒劳动大军中低薪建筑工人组成的松散的反对派党员。共产 国际隐瞒了德国共产党这一可能的失败，声称德共已转人地下，“五人组”正在为 “推翻希特勒政府、建立新的革命的德国而斗争……”。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明岑贝格的助手谢苗·尼古拉耶雄奇 ·罗斯托夫斯基，是“五人组”的主要宣传分子。他曾以厄恩斯特·杰里的化名在 伦敦居住（后来他曾几次易名），并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1933年8 月和10月；他 以“纳粹德国的革命运动”为核心标题，撰写了三篇文章投往激进的英国左派周刊 《新政治家》。作者在文章中首次公开承认“五人组”的存在，并坚持说他们不仅 在活动，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秘密革命运动，而且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 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威慑力，这的确是史无前例……‘五人组’实际上已打入德国 的所有工业领域，他们活动在所有工厂和大部分大型企业中。” “情况表明，在‘五人组’里还加入进来许多以前的社会党人、共和党人、自 由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只奉行一条共同的政 策——反法西斯政策。” 除出版地下刊物、宣传书籍、组织游行和收集“希特勒恐怖活动”的材料外， “五人组”还成功地渗透到纳粹的工人运动中。“五人组”的成员们准备从内部来 瘫痪、摧毁其系统。“五人组”以此方式表明了渗透与刺探法西斯情报的必要性。 杰里坚持认为，纳粹分子的秘密网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活动范围广阔，甚至形成 了一个隐蔽的“法西斯共产国际”。尽管这是不可信的夸张，但杰里关于“五人组” 和反法西斯侵略的无产阶级十字军远征的传奇叙述却深深触动了《新政治家》刊物， 和它的许多读者。他们甚至改变了先前对这种信念的不信任看法。出版社编辑坚持 说，杰里所述“事实”“确凿无疑”。 1934年3 月，杰里在《希特勒征服全欧洲》一书中，更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 点。此书在后来几个月中又再版两次。按《泰晤士报》的形容，“民主人士读了此 书感到如芒在背”。因为在这本书和后来的几版书中，杰里竭力暗示读者，在他们 面前是简单和明显的选择：柏林或是莫斯科。例如，他写道，“在当今时代，世界 分立为两大对抗力量，并处于根本转折的边缘，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不偏 不倚。”依照他的观点，寻找中间道路就意味着走上一条人人皆知的、自由主义的、 逃避现实之路。在与同情者的私人谈话中，杰里将这思想说得更加鲜明。“你们英 国人，”——他说，“——简直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崇拜者。”显然，自由民主的 精粹在这里就被表述为仅仅是对妥协的尝试。杰里的话中之意非常清楚，那就是一 一英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打算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追求局限于言辞上，就应该与被压迫 的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团结一词也是明岑贝格在与那些尚未形成好感的知识分 子们的谈话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投身于他们的反法西斯秘密战斗中。对剑 桥的年轻共产党员伯吉斯来说，上述思想观点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据他的一 个熟人讲，伯吉斯本人也着手组织了自己的“五人组”。 1934年4 月，伯吉斯的一位密友布雷恩·霍华德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 对《希特勒征服欧洲》一书的评论。他与伯吉斯一样都被认为是来自伊顿（英国城 市，在泰晤士河畔，伊顿学院在此——译注）的马克思主义同性恋者。霍华德把杰 里的书捧上了天，说什么“这也许就是用英文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最好的一本书… …每一个渴望弄清希特勒主义真相的人都应尽快阅读……这本书首次披露了纳粹运 动的进程”。霍华德还赞同对“著名的革命五人组”的分析，并以政治鼓动者的口 吻号召英国反法西斯者立即联合起来。 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到安德罗波 夫时期在克格勃第五局担任工作人员，杰里的间谍生涯持续了半个世纪。 1933年，在他的帮助下招募了伯吉斯。而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他又 得到了监视伯吉斯的命令。这段时间是伯吉斯1963年死前流放莫斯科终日酗酒的最 后年月。杰里从不在公开场合详谈自己的间谍生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在1988 年，他终于向西方的一名作家承认，他曾在三十年代从剑桥为克格勃招募过许多才 华横溢的间谍，并一直与伯吉斯和多布保持着联系。 伯吉斯与杰里结识时，后者还不到三十岁。这是个身材匀称，个子不高的年轻 人，蓄着厚密的胡子，已经开始谢顶。与明岑贝格和卡茨一样，他性格外向，魅力 十足，从不以民族为界限来局限自己的交际范围。他与那些靠死读书逐级爬上内务 人民委员部重要部门要职的斯大林主义者绝不相同。当杰里在伦敦当“新闻委员会” 编辑时，在他手下干了十年的埃迪特·科贝特发现他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因 为与他共事总是很愉快。“我觉得，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笑的次数比一生中其他 任何时期都要多。”相比之下，杰里更喜欢像毕加索和马蒂斯（法国画家、版画家， 装饰艺术大师，“野兽派”主要代表人物之———译注）这样的艺术家。而不是公 众极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他总穿着十分讲究的英国衣服，兴致 勃勃地看西部片。他也很善于对人表示不敬，这在苏联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一次杰 里看完一摞子单调的斯大林讲话后，对埃迪特·科贝特说：“要是有人讲点什么新 东西就好了，比方说，“斯大林见你的鬼吧！”但杰里是个共产主义者，同时还是 个热爱俄罗斯的爱国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以苏联的成就和“五年计划”所带 来的经济变化为自豪，在漫长的记者和苏联间谍生涯中，杰里一直强调“千万不要 对革命情绪和青年力量估计不足”：“在近两百年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只惧怕 工人阶级。现在它意识到，还有一支需要担心的力量，这就是时至今日它还想让沉 默不语、言听计从的青年。”1982年，杰里撰写文章批评“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者”， 因为他们在玩弄“大学生们逆来顺受”的感情。可就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他自己 也玩弄了学生们的感情而且干得还相当出色。1988年他承认，他在剑桥的招募活动 居然未使他锒裆入狱，实在让人惊奇。 虽然“五杰”中有四人，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间谍都是在剑桥当大学生时 候被间谍机构招募的，但在这一批人物中，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金·菲尔比投向克 格勃走得却是另一条道路。他于1912年的第一天在印度出生，他父亲森特一约翰· 菲尔比当时是英国拉甲政府中的官员，后来成了著名的阿拉伯学专家。与后来他儿 子所喜爱的一样，森特－约翰·菲尔比整日周旋于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之间。一方 面，他为伦敦《泰晤士报》撰稿，两次当选为议会候补议员、经常光顾伦敦的俱乐 部和健身场所。另一方面，他不知羞耻地装扮成阿拉伯人，变成一个伊斯兰教徒， 并娶了一个沙特阿拉伯女奴作为第二个妻子。与后来的金·菲尔比一样，他把英国 情报出卖给他更有好感的大国——当然，他做这些还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为 了表达他对沙特儿子（与第二个妻子所生之子）的喜爱，他把有关中东的文件都交 给了他。金·菲尔比在威斯敏斯特上学——也是他父亲学习过的地方，——并以优 异成绩毕业。1929年10月，他又追随父亲的足迹考入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学习。 “五杰”中除他之外，1930年考入这个分院的还有安东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 考入学院后的第一步，是加人剑桥大学社会主义协会，但前两年他的活动仅限 于开会。这两年他学的是历史，但并不经心。“三分”（实在一般）的成绩也证明 了这一点。这分数是他三年历史课中第一学年的得分。1931年10月，他把经济选作 第二门主课，这项决定恰巧与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民族政府在大选中的胜利 不谋而合。胜利是如此巨大，以至整个工党作为反对党在议会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 五十二个席位。“正是工党在1931年的失败——菲尔比承认，一一第一次真正地触 动我去思考对工党的抉择问题。”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在剑桥社会主义协会的工作， 协会那时已由共产党员领导。在1932年一1933年、也就是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甚 至成了该组织的出纳员。但只是在最后一学期前。确切地说是1933年夏天之前，菲 尔比才彻底抛弃，按他所讲的，“最后的怀疑”。可以说，影响他作出一生中最重 要转变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933年3 月，恰逢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久，他 去柏林度最后一个复活节假期。在德国，他亲眼看到希特勒大肆追捕共产党，亲眼 看到一个纳粹警察国家的建立。所以，当菲尔比回到剑桥时，他心中已充满了在反 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作用的决心。 在剑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经济学教师莫里斯·多布，他们每次讨论菲尔比写的 经济问题的论文。都要花上个把小时。但这些讨论常常越扯越远、并且转成了政治 问题。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多布常常强调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受多布 思想影响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叫柯南的学生，他后来曾写道：“我们生活在第三国际 时代，它至少在精神上是真正的世界组织，我们生活在共同事业高于民族或地区利 益的时代。” 1933年6月，菲尔比以经济学“甲B”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坚信，我的生活应 当献给共产主义。”后来他说，在剑桥的最后一天还找了多布征询意见——他想知 道，怎样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他把我介绍给在巴黎的共 产主义小组，而且这还是个合法，公开的小组。”虽然菲尔比从未披露过小组的名 称；但可以确定，这就是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极 有可能，多布在把菲尔比引荐给明岑贝格时，想都未曾想到，就这样他就确定了菲 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道路；想都未曾想到从参加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秘密战争 开始，菲尔比就愈陷愈深。 菲尔比在巴黎与明岑贝格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从那里“被派往在维也纳的地 下共产主义小组工作”’。他的秘密接头地点就是伊斯雷尔和吉塞拉·科尔曼的家。 他们是波兰的犹太人，一战开始后不久来到维也纳。伊斯雷尔是个谦逊的国家职员， 和妻子一样将大半生光阴献给了帮助贫困犹太人的事业。菲尔比经常拜访他们家， 当时，在名义上他来维也纳的目的是学习德语，并以自由记者身份工作。那时候科 尔曼的女儿科奇·弗里德曼已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热爱生活的 已婚女子。一次冬天，他们到雪地去散步，回来时就已成为一对情人了：“我知道 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菲尔比向自己的女友，相见恨晚的情人坦白——但这样很 温馨，只要习惯就好了。”1934年2 月，科奇成了菲尔比的第一位妻子。在这之前， 他已被吸收进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 正如菲尔比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当这些事件过去了五十年后，只是在他死 前几个月，他在维也纳的工作“才引起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对菲尔比作 出“最具潜力的苏联间谍”评价的是克格勃英雄特奥多尔·马雷，他的肖像与其他 二十几位克格勃英雄的肖像一起装点着第一局“荣誉室”的墙壁。在其肖像下的官 方赞辞中，他最显著的功绩就是招募和领导菲尔比及“五杰”。 当时，担任国外处处长的斯卢茨基将马雷的成功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天生的 分寸感。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人，所以，中欧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都 叫他“大马雷”。投诚者亚历山大·阿尔洛夫习惯于不顾情面地评论自己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许多同事，他不无好感地回忆：马雷“有一张刚毅的面庞和一双坦诚的、 近乎天真的淡蓝色眼睛”。他有着迷人的外表和对共产国际理想的狂热执著，这使 许多间谍面对他产生了一种心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只会使他们更依赖于他；马雷 与那些“大恐怖”时期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截然不同，他是个匈牙利人，一战 前他任天主教神甫之职；战时他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随军牧师，在喀尔巴吁山 被俄国人俘获。后来他在与一位间谍的谈话中回忆说： “我看到了惨不忍睹的景象。我看到肢体冻伤的年轻人在战壕里死去。我被从 一个俘虏营转到另一个俘虏营，和其他俘虏一样忍饥挨饿。虱子咬得我坐卧不安， 许多人死于伤寒。革命爆发之后我不再信奉上帝，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者行列，彻 底告别了过去。我不再是匈牙利人，不再是神甫，不再是基督徒，甚至也不再是谁 的儿子。我只是个“失踪”的战士。我成了共产党员，直至今天。” 马雷脱离俘虏营之后，他那强烈的、保卫革命不受反革命侵犯的愿望很快就为 他打开了通往契卡之门。他那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耶路撒冷”信仰，也不再 是一种纯宗教式的观点，而成了伴随他终生的一种坚定信念。但内战和集体化的灾 难却深深触动了这种信仰。他回忆内战那段日子； “我们的红色突击队与白匪军一样清洗乡村。所有留在当地的居民——老人、 妇女、儿童都因帮助敌人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我不能听到妇女的叫喊，简直受不 了。” 农村“大清洗”时，用马雷的话说，他只好隐匿起来，闭目塞听。他使自己相 信，反革命一旦被摧毁，内战的惨剧也会马上过去。但这些惨剧又在集体化过程中 再次重演。“我清楚我们在对农民做些什么，——马雷承认，一一许多人或被驱逐 出境，或被打死。但这次我没有避开。我相信，我会有机会赎罪的。马雷曾有机会 参与了一个案子的审理。一个人为了救治快要饿死的孩子，偷了半袋子土豆，结果 被判死刑。马雷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建议改判这人徒刑。除此之外，他还见了这个人 的妻子一面，并告诉她。她丈夫的命保住了。“这件事，”——他说，一一将成为 我赎罪的理由。” “后来派我外出执行任务两周。回来后，当我整理自己的‘公文档案’材料时， 发现我的公文卷夫不见了。跑到领导那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开始一起 找卷夹。后来找到了，但卷夹上赫然写着：“已被枪决”。 第二天，马雷就跑到国外处请求到国外任职。他的第一项任务，－－显然这是 在1932年末一一是到德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做“地下”工作。纳粹分子上台后几 个月，他又来到维也纳。他与上边曾提到的那位英国“地下”人员厄恩斯特·杰里 的看法不相一致。杰里总强调德国工人“五人组”秘密战的成就，而马雷则坚持应 在德国境外与纳粹主义做斗争。“唯一与纳粹斗争的方法——是在国外斗争。我们 在内部没能成功，因此要由外及内行动”。在与国际法西斯进行的秘密战中，马雷 凭借自己早期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以共产国际最终必胜的信念感染着其他间谍。 当菲尔比以一名信使身份活动于奥地利地下共产党员之间时，他才第一次体会 到了共产国际在维也纳的“地下”人员工作的感觉。1934年2 月。奥地利左派与右 派的斗争，按菲尔比的话说，“已达到白热化地步”。右翼政府多利福斯的力量和 海姆维的更为激进的斗士们（其组织创始人斯塔里姆贝格公爵曾于1923年参加过希 特勒的未遂政变）分别捣毁了工会委员会、左翼报刊、社会主义者组织、援助贫困 组织等机构。维也纳的两个街区在隆隆炮声中化为废墟。九名社会党领袖在最高法 院外被绞死。菲尔比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勇敢与机智（他主要 从事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输送国外的活动），正因如此，马雷看出了他做一名 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潜力。《每日电讯报》记者埃里克·格杰曾描述过菲尔比拜 访马雷在维也纳住宅的情景，他引用后者的话说： “我打开衣柜，想选件衣服，当菲尔比看到那儿有好几套衣服时喊到，‘上帝 呀，你有七套衣服，都给我吧。我有六个朋友都为了逃避绞刑躲在城市下水管道里’。 我们把衣眼塞进了皮箱。假如菲尔比可信的话，这些衣服都已用来帮助他的朋友们 偷越国境，逃往捷克斯洛伐克” 菲尔比后来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当他在维也纳时，“他被授命渗入英国情报机 构，时间没有严格限制”。是马雷交给菲尔比的这项任务，也是马雷在1934年把菲 尔比派回了伦敦。紧随其后，另一名效力于马雷的维也纳“地下”人员阿尔诺特· 杰依奇、作为督察人员也被派往伦敦。今天，杰依奇的画像紧挨着马雷的画像一起 被挂在第一总局荣誉室里。画像下的文字注释表明，对他在招募和管理剑桥间谍方 面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几乎与马雷同样高的评价。 阿尔诺特·杰依奇，当时三十来岁，是奥地利的犹太人。有着一副令人愉快的 外貌和诸多的才能，许多地方很像马雷和明岑贝格。他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而他在 维也纳传统的犹太人街区长大。1923年6 月、他独岁中学毕业。秋天他考人维也纳 大学哲学系。尽管是哲学系，可许多学生和杰依奇一样都在钻研自然科学。比起在 美国或是在英国的任何一所大学，这里毫不逊色，所以，杰依奇的专业水平提高得 很快。头四年他主要学习物理、化学。同时也听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第五年，他 主要用来撰写博士论文。1928年7 月19日，即杰依奇过完二十四岁生日两个月后， 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虽然有关他的学位论文众说纷纭，论文头次 口头答辩时，三位主考官中的一位甚至还投了一个“不通过”票，但杰依奇还是如 愿闯过了第一关。第二次口试的内容，包括更为广泛的学科，并决定杰依奇的最终 成绩；考试时，又有两位主考官无法达成一致。什利克教授给他打了“优秀”，而 赖尼杰教授只给了个“及格”。最后委员会主席决定，杰依奇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 莫里茨·什利克是“维也纳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小组”的创始人，同时还是著 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1936年，他死于他的一个学生之手，该生由于什利克教授 未使其伦理学论文通过而下了毒手。在此事之前的十年间，什利克对在1926年第二 学期选修伦理学课程的杰依奇显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什利克把道德价值与喜悦的 感情等同起来，把人的自我实现与心醉神迷等同起来。但在现代社会为了达到心醉 神迷的状态，他认为，首先要经历苦难；喜悦与忧愁混同在一起，产生出“任何其 他印象都无法到达人内心深处的风暴”。什利克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一定 能够不经历痛苦而达到快乐。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杰依奇在档案和履历表中，无论按宗教观点还是按出身， 都一成不变地将自己种族填写为犹太族。很难清楚地考察杰依奇从正统的犹太教到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信仰的演变过程。但应当指出，无论什利克的快乐代替忧愁的世 界模式对他多么具有吸引力，另一幅美景还是逐渐占据了他的思想空间，并最终战 胜了前者——这就是共产国际的理论，按此理论所创立的世界秩序中，人们都免受 剥削和被掠夺之苦。“二十年代末，杰依奇加人了维也纳心理学家犹太人威廉·赖 赫开创的“性俱乐部”运动，这项运动开设了专门门诊，为工人解答有关性的问题。 杰依奇领导了一家明斯特出版社，专门出版赖赫的著述和“性俱乐部”的其他书籍。 在此阶段、赖赫做出了不一般的尝试，使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交叉。他认 为，政治压力和性压力同时袭来，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一段时间，他认为苏联能 够同时消灭这两种压力，并感到莫大欣慰。1930年、赖赫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在 那里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是三年之后希特勒上台，他被迫逃出德国，在奥地利逗 留一段时间后，在斯堪的那维亚定居，并开始了他的研究人类性行为计划－－这项 计划如此异乎寻常，它使赖赫赢得了一个理想性高潮的“预言家”之美誉。杰依奇 在维也纳参加“性俱乐部”并出版领赫书的内活动，引起了奥地科警方“打击出售 淫书部”的注意。后来该部于1934年春开始调查他的活动，“事实上，此时他已准 备去伦敦了。 在第一总局“荣誉室”杰依奇画像下的注释中，并未提到他与赖赫的来往。里 面只写有：“结束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他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工 作”。杰依奇1929年与约瑟芬（婚前叫鲁贝尔）结婚。1933年，他偕夫人来到莫斯 科，系统接受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务训练，其妻也成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 那时他化名为斯特凡·朗，但1934年，他还是用真名并使用奥地利护照去了英国一 一企图在学术界凭借自己的学术头衔建立联系。在伦敦期间，他以大学讲师和研究 者身份演讲。起初他并无固定住处，1935年其妻来后，他们找到了一套住宅安顿下 来。1936年5 月。约瑟芬·杰依奇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尼涅特·伊丽莎白。 金·菲尔比要比杰依奇晚一个月，即1934年5 月回到英国，开始他与妻子都住 在母亲家里。在递交了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求职申请之后，他立即开始尝试向白厅的 渗透工作。但不顺利的是，他并未得到母校经济研究室主任丹尼斯·罗伯特逊和其 世交唐纳德·罗伯特逊（二人非亲属）的推荐。丹尼斯在与唐纳德就菲尔比的共产 主义热情商量之后，给菲尔比写信说，他们对其热情和聪明才智非常尊重，但不得 不考虑到，“他的政治信仰可能会影响他正常履行国家赋予的义务”。于是菲尔比 撤回了申请，改走以曲线运动方式打入英国上层权势集团的道路。他到一家自由杂 志社上班；，断绝了与剑桥的共产党员朋友的一切来往，极力让别人看出他的政治 信仰改变的迹象。当时，阿尔诺特·杰依奇十分同情他，支持他，并劝告他要学会 忍耐： “他说，他对我信心十足；问题只是在于，怎样使我人尽其才，我不能毫无价 值地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或是当一名《每日工人》报的战地记者。更严峻的战 斗等待着我，但我必须要忍耐。后来两年他并未给过我任何实际任务，只是偶而考 验一下我的信心。 我赴他之约总是空手而去， 而作为回报，总能收到一份平静的 “支持”。 杰依奇奉命来到伦敦，是为了建立与伯吉斯和菲尔比之间的联络。伯吉斯也是 受“五人组”秘密战的鼓舞，与菲尔比和杰里一样经人介绍被征募到情报机构中来 的。假如一位满口教条、缺乏想象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员处于杰依奇的位置， 他一定会说疯狂的伯吉斯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人才而是块绊脚石。但杰依奇同意伯 吉斯的鄙视资产阶级性道德的态度。杰依奇也认为，政治镇压总伴随着性压抑，并 且他的这一看法与其参加“性俱乐部”运动完全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见解不能不引 起“五杰”全体成员，尤其是伯吉斯的极大关注。 无论后来人们对伯吉斯如何赞不绝口，他的童年却既是享有特权的，又是极普 通的。他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娶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女人。在伊顿学院学习一年之 后，伯吉斯被送到达特默思的皇家海军学院。由于视力差，作为海军军官的他无法 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于是，十六岁那年，他又回到了伊顿。在最后一学年中他不仅 在历史竞赛中获胜；同时还考取了剑桥大学历史专业，并获取奖学金。然而，虽然 他善于与人交际，却由于公开的同性恋而未被获准进人享有特权的伊顿协会。1930 年10月，伯吉斯来到剑桥大学以后，他完全抛弃了小心谨慎的束缚。当时同性恋关 系、既使是在成人双方协议下都是严格禁止的，而伯吉斯却在公开场合下自夸与年 轻工人同性恋者有“肮脏”的联系。 在剑桥大学，伯吉斯小有名气。他那情感鲜明的话语，英俊的外貌，与生俱来 的交际手腕和自信，使他成为同代大学生中的位校者。他无论是在享有特权的“皮 特俱乐部”，还是在声誉委实不高的“大学生讽刺协会”中，都被称为自己人。伯 吉斯的才智过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具有一定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出众地表现在他那 概括总结和生动举例的天赋上。除此之外，虽然他整日忙于社会工作，还不时饮酒， 但他没费多大力气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六月份（1932）历史课第一部分的考试。五 个月后，他被选人一个名叫“传道者”的知识分子秘密俱乐部，其成员有教师和大 学生，他们都以能在俱乐部中召集剑桥最有才能的大学生而自豪。 如龙维·里斯是“万灵教团” （天主教的一个社团） 年轻的荣誉成员，当他 1932年夏第一次在牛津大学见到伯吉斯时，后者“在同时代的大学生中，已成为一 名颇具声誉的出类拔革之士”。 “毫无疑问，他无愧于这种声誉。一当时他已荣获学院颁发的奖学金，大家都 认为等待他的是学者的锦绣前程。那天晚上，他谈了许多有关彩色写生艺术的问题， 我感觉他的思想既十分怪异又热情洋溢。他有着十分广博的知识面。当他讲话时， 其样子简直令人倾倒，得体的举手投足之中伴随着孩子般的活跃，他可真是个地道 的英国美男子。如果要说到有无荒唐之处，那就是他的言辞使人毫不怀疑他是个同 性恋共产党员……我感觉，他说的一切都有些玄深古怪，都透露出他的一些性格本 质。” 正如里斯在与之第一次会面时发现的，1932年前，伯吉斯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了。最迟是1933年，在莫里斯·多布的鼓动下他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不列 颠帝国迟早要灭亡”，这是他为论文答辩准备的几个最喜爱的题目之一。在这个题 目中，他对上述结论的强烈预感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们。在剑桥印度民族主义者协 会中，伯吉斯通常议论的是，帝国内部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为英国开辟通向社会主 义的道路。怕吉斯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英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在于这个日 趋衰落的帝国的生活暂时还能满足了他那种对享乐的需求感。 伯吉斯对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认为，先前的哲学家们只打算 完善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造世界”。大学最后一年，伯吉斯开始显露出他的积 极性。学校食堂员工一直反对学生放假时他们大部分人无事可做的劳工制度，于是 他就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并以成功告终。一边满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颓废享乐，一 边又将一生献给消灭这种制度的事业，这就是伯吉斯年轻时的性格特点：“既要吃 卒，又要将军”。 由于党务缠身，同时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伯吉斯这次没能像第一次那样轻松 通过历史课第二部分考试。1933年夏天，他在毕业考试时病倒，由于有患病证明而 被授予普通学位，获得这种学位的人通常都是有能力取得高等学位，但因各种原因 无法通过考试的人。尽管如此，人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伯吉斯在学术上前途无量， 他也着手撰写题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博士论文。满心希望获得一个 在剑桥从事科研工作的奖学金持有者称号。 甚至在大学期间，伯吉斯就具有宠幸于人的本领。他不仅会讨老师、还会讨同 学们的喜爱。加龙维·里斯虽然不是同性恋者，并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拒绝了伯 吉斯诱惑的企图，然而还是马上就成了他的密友。从这时起，伯吉斯在他们的关系 中开始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伯吉斯的活动越来越积极，他企图打动更多一些同性 老师的心。公认的牛津古典主义者莫里斯·鲍尔、沃德海姆学院系主任，曾与伯吉 斯有过暧昧关系，而且疯狂地爱上了伯吉斯。里斯发现伯吉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 识地希望控制别人……虽然，有时他也把自己扮演成费加罗的角色，但为他人效劳 只是形式、最终操纵别人才是其真正的目的。鲍尔认为，凡受伯吉斯控制的人也都 有心情复杂的一面，他们经常感到绝望，经常因自己的非法性生活而有一种负罪感。 的确，伯吉斯对他们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性作为基础的： ”在对待那些情人的态度上，伯吉斯粗鲁甚至残暴，但同时在他的性行为中也 有些高尚的东西……他与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都睡过觉，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都令人 讨厌。同他们做爱，伯吉斯使他们从各自所经历的失望和内心痛苦的压抑中解脱出 来……当这种关系不再继续时，伯吉斯都有本事让他们继续依赖他。他继续协助他 们解决许多头痛问题，其中包括不满意性生活的问题，这一点也证明了他所占的统 治地位。每当听完困扰他们的情感问题，伯吉斯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在必要 的情况下，还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新伙伴。对这些人来说，伯吉斯既是个听取忏悔 的神甫，又是个撮合私通的“媒人”。 安东尼，布兰特是受伯吉斯影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伯吉斯的那些令加龙维· 里斯难忘的水彩画艺术观点就是从布兰特那里听来的。安东尼·布兰特是剑桥“五 杰”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布兰特的父亲是圣工会教堂的神甫，他与上层社会有着密 切的联系。当他去世的时候，安东尼正在剑桥大学读三年级。乔治五世的夫人科罗 廖娃·玛丽亚在给神甫遗孀希尔达的信中写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为什么 在世间多多行善的人要离我们而去，而同时却允许那些毫无用处的恶人继续生存？” 安东尼由于很少见到自己无罪的父亲，所以对母亲极其依赖、关于他的母亲，其兄 威尔费里德曾经说，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具有清教徒简朴品行的妇女，甚至在鸡 毛蒜皮的小事上也从不撤谎”。当布兰特满四岁时，其父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 馆神甫。他的家庭也在法国安定地生活了十年。这段时间使布兰特“对法国产生了 强烈的好感。并成为他看待生活中许多事物的决定因素。从小布兰特就受到崇拜艺 术作品氛围的熏陶”、在马尔博罗苦读十四年的学校里，据他的密友和同龄人、诗 人路易斯·马克尼斯讲述，他曾以虽然年幼却对艺术造诣颇深，并鄙视保守势力而 名声大振。布兰特曾对下一辈的小校友讲过如下的话： “为了显示自己的超常果敢，我们竭尽了全力。我们曾高傲地挥舞着丝绸手帕 进人礼堂，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们，因为没有一条规矩不允许这样做。每星期六我 们都去运动场，那里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别的孩子在玩球。我们总会把他们搞得勃然 大怒，因为就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把皮球涂得花花绿绿格外刺眼，然后传来传去。” 在马尔博罗，布兰特就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观点鄙视不已。据马克尼斯说， “他对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说，他……认为政治话题根本不值得一谈。” 布兰特最感兴趣的艺术史， 作为一门课程， 在六十年代初才在剑桥开设。而 1926年，他考入剑桥时，没有一所大学教授艺术史。至于库尔托尔德学院（布兰特 后来曾任该院院长）则成立于1931年。布兰特考取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并得 到了数学奖学金——这对一个主要天赋都在美学和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成 功。然而数学毕竟不能使他如醉如痴。1927年6 月，即第一学年末，当他以“良好” 的成绩通过数学课程第一部分考试后，即决定转向钻研外语，因为这已同他喜爱的 欧洲大陆艺术和文化相距不远了。1928年，布兰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课 程的第一部分考试，而且法语（自幼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都得了高分。 1930年，布兰特又以“优秀”功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二部分考试，并拿到了毕 业证。1928年5 月他被选入“传道者”协会，毫无争议，正是协会的同事、著名数 学家阿利斯特·沃斯顿（后来成为海军部的技术军官，同时也是克格勃的间谍）第 一次使布兰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并促使他走上了深入钻研之道。布兰 特的共产主义观点开始逐渐地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 都很同意年轻历史教师斯蒂文·兰西门对大学生布兰特所做的评价：“看上去他总 是过于自满。但同他打交道却使人感到愉快。” 在诱使布兰特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的过程中，伯吉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 时，即1930年10月，伯吉斯在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上大学，而布兰特也在那里搞 学术种研工作，正是布兰特在两年后介绍伯吉斯进了“传道者”协会。这段时期， 布兰特因对“写生和普桑（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一一译注）理论史”研究 卓有成效，而被选进特里尼蒂学院的科学委员会。人们经常看到新任的科学委员会 委员和新来的“传道者”形影不离。 二人亲密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性关系在起作用。布兰特在生理上更狂热地 追逐年幼的伙伴中。而伯吉斯在择偶方面却比较审慎，也许就是他使布兰特摆脱了 心理上的某种束缚， 把他带进了无产者同性恋的圈子， 使他享受到了与那些人的 “肮脏”关系所带来的快感。一但还应该说，那时真正吸引鲍尔和布兰特的主要是 伯吉斯的才智、优雅的谈吐和宽阔的眼界。加龙维·里斯与伯吉斯第一次见面时， 他简直被镇住了。伯吉斯既能够把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学说有机 地联系在一起，又能把这种学说与他到剑桥帮助组织的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有机地结 为一体。1972年，也就是布兰特的公开叛变被揭露的前七年，他曾经公开反对那些 企图贬低伯吉斯在剑桥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出众才能。 “我认为需要提请注意饰是，他不仅是一个我所打过交道的、在智力上最发达 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与约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剑桥大学生中两位最著名的党务活动 积极分子）相比，他的兴趣范围要宽广得多。虽然他倔强而又固执，但这并不妨碍 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且关于任何话题他都能谈出自己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为使布兰特确信，他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体现在为共产国 际做出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最终为克格勃效力，体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 中，伯吉斯竭尽全力地对布兰特施加影响。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用他最喜爱的克洛 德·科克伯恩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言语相一致 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所谓的‘真情时刻’。” 这个时刻的真正到来是在1933年。那时，伯吉斯受杰里的“与反法西斯‘五人 组’团结起来”的理想所鼓舞，也着手建立了剑桥“五人组”。布兰特在其1933年 （这是他仕途的转折时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1933年秋，剑桥突然之间就传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我是不会记错的， 那时我由于免修秋天的课程，正好在休假。待一月份（1934年）回来时，我发现几 乎我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剑桥一夜之间似乎换 了一副模样。” 布兰特那时还不能公开谈论剑桥的“巨变”是如何影响他的。伯吉斯那时宣称， “真情时刻”业已到来，布兰特应将自己全部力量献给反法西斯的共产国标秘密斗 争。1933年秋天的学期末，伯吉斯在罗马与正在休假的布兰特见了面，当时布兰特 借宿在罗马一所英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埃利斯·沃特毫斯那里。沃特毫斯房东并不清 楚布兰特与伯吉斯所从事事业的性质。可是他说，在伯吉斯到来之前，“他们的谈 话从未涉及政治。但这却是伯吉斯唯一想谈的东西。他在政治上是个行家里手。布 兰特也竭力不落后于他”。很可能，就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伯吉 斯把布兰特吸收进了旨在协助共产国际进行反法西斯秘密斗争的“五人组”。 除布兰特之外，伯吉斯“五人组”活动初期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特里尼蒂学院 的学生唐纳德·麦克林（十八年之后他被迫逃往莫斯科）争取到手。麦克林的父亲、 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是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人，是长老会的律师和自由党派的政治 家。1932年猝死前，他曾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对 唐纳德爵士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则，基于此种原则，他把儿子 送到了格列舍马学校，校长埃克斯对每一个新生都要灌输“真诚、坦率、诚实、纯 洁、艰苦以及爱劳动”的思想。为了保持纯洁、防止孩子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早期 性试验，每个男孩子的裤袋都被缝上。格列合马学校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 诗人的奥登，1934年写道：“我反法西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中曾经推 行这种法西斯制度。” 麦克林对这些制度的反应倒没那么强烈。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他恨（或是不太 喜欢）自己的父亲或那所他学习过的学校。他赞成学校搞橄揽球赛，因为在竞赛中 获胜就可获得进入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的权力，当然这不如在大学里获得学位那么声 名显赫。中学毕业时，他是一个以思想纯洁而获得好名声的学生。但与菲尔比和伯 吉斯不同的是，他早在中学就初次认真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他的校友，后来 成为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和党史学家的诺尔曼一约翰·克拉格曼说，他在格 列合马学校入党是为了气恼那些领导。在中学时代，麦克林就过着双重生活，他向 父亲隐瞒了他已不再信仰上帝的真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越来越左。如果1931 年他没有入党的话（也就是他成为特里尼蒂学院学生前），那么可能就是在大学一 年级时他入了党。 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的， 是外语专家、他的朋友克鲁格斯。而 “猛兽”伯吉斯毫无例外地又成了两性同体的麦克林的第一个情人。把麦克林从性 问题中解脱出来之后，伯吉斯又企图在其他方面占有他。后来伯吉斯曾讥笑麦克林 说，“他那硕大的，虚胖的，白白的，象鲸鱼一样的身体”能够给他带来某种快感。 而事实上，麦克林高大魁梧、强壮有力，并与伯吉斯一样十分英俊，令同性、异性 都十分迷恋。 伯吉斯同时还为麦克林在政治问题上指点迷津。很可能就是在、1933年秋那个 学期中，即伯吉斯去罗马会见布兰特前不久，他成功地将麦克林吸引进了自己那个 即将投入反对国际法西斯秘密战中的秘密小组。1933年，麦克林对剑桥大学一家主 要的学生刊物进行了采访（这家刊物曾在一篇文章中好奇地暗示过麦克林在性和政 治中的双重生活方式）。采访一开始，麦克林就首先声明，他过的不是双重生活， 而是三重生活，然后他就不无幽默地依次描述起这三个角色来。他刚开始扮演一个 爱美的同性恋者：“我刚穿上绒布短裤，你又打来电话……下次约会你一定要来我 这儿，到时会有奇花的海洋。所有人的穿着打扮似在神话中一样……”；然后他又 扮演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汉：“刚要吃煎牛排，就听见你在大叫。大家欢聚一堂， 还有非常美丽的服务小姐暗送秋波”；最后扮演的是一名深深迷恋于马克思主义的 大学生：“我现在很忙，我想弄清米德尔顿是否是个唯物论者或者仅仅是个辩证者 ……关键在此。每个人都应工作。所以我在这里。” 和德国的“五人组”一样。伯吉斯的“五人组”并没有固定成员，而且在人数 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可能阿利斯特·沃斯顿和詹姆斯·克拉格曼就是首届成员中 的人物。但克格勃并未将此二人与伯吉斯、菲尔比、布兰特、麦克林和那个1935年 被招募的“第五人”等量齐观。 1934年春，伯吉斯更换了研究课题，他将“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换为“印 度士兵的起义”。但伯吉斯在这件工作上已缺乏足够的创作冲动，原因是这种冲动 越来越被反法西斯的秘密战吞噬了。5 月份，即菲尔比返回伦敦来到剑桥后不久， 伯吉斯就搞到了有关菲尔比在维也纳与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联络中冒险经历的第一 手情报。当时，伯吉斯对菲尔比大加赞赏，用加龙维·里斯的话说，他的评价之高 甚至使人难以置信这些评价所依据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有可能也是在5 月、在一家 咖啡馆里，伯吉斯与杰依奇见了面，同菲尔比一样，他只知道对方叫“奥托”。伯 吉斯写信给菲尔比，汇报了自己在招募工作中的成绩。菲尔比马上回信并向他表示 祝贺。1934年夏，经杰依奇同意之后，伯吉斯为了护送牛津大学共产党员德里克· 布莱克（后来死于二战）去了趟德国和莫斯科。德国之行正巧碰上了富有戏剧性的 事件的发生。他们还未来得及同年轻的德共党员商量逃往莫斯科的对策，就听到了 枪炮声。这是在1934年6 月30日的“长刀之夜”，这一夜，希特勒与纳粹党中的对 手正在算总帐。 据伯吉斯的一名亲信随员说，伯吉斯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 部主任皮亚特尼茨基，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见过面。此行使他更加坚信他是在为 组织反法西斯秘密战的共产国际工作。但他刚一回国，杰依奇就使他相信，为了进 行秘密战，他应和菲尔比一样从事地下工作，要中断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络。伯 吉斯二话没说就照办了。但就他的朋友们看，他却表现得有些怪诞、有些出格：他 把斯大林归人法西斯独裁者的行列，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未来的预兆”。他甚至在 “传道者”的秘密会上也隐瞒自己的政治信念： “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有现成的引文、可笑的趣闻、不合时宜的比较或带 污辱性的随机应答。如果协会讨论什么政治问题，他就喜欢用其内容令人费解的隐 喻发言。假若直接让他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就瞪大那双神采飞扬的蓝眼睛、用他那 使人无法反击的满含笑意的目光看一眼提问的人，然后开始讲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 东西。” 杰依奇不仅为伯吉斯规定了几条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而且还要伯吉斯放弃其初期计划中仿照德国“五人组”的样子，建立共产国际支部 的打算。与剑桥每位新招募的学生进行单线联系工作方式的，首先是杰依奇，然后 是马雷。但伯吉斯很瞧不起这种死板的工作方式。他把间谍工作看作是与朋友们一 起干的社会工作。正如菲尔比后来所承认的，正是伯吉斯坚持要在我们所有人中保 持联系，也正是由于这种执拗，几乎导致了菲尔比在1951年的覆败。 按杰依奇的提示，麦克林与伯吉斯同时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1934年6 月， 麦克林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那时，他的愿望是要么去苏联教英语，要么留在 剑桥着手哲学博士论文工作。他把博士论文题定为“吉恩·凯尔文活动的马克思主 义分析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但他这年夏天并没有着手这项工作，而是对母亲说， 他想试试能否到外交部任职。麦克林夫人很高兴，但却想知道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是 否会妨碍他的打算。”你可能以为我像风信标一样打转转、绕圈子，——他回答— —实际上，我不久前就不再干那些事了”。第二年几乎整整一年，他都泡在离不列 颠博物馆不远的课外老师那里，准备1935年8 月的入外交部考试。成绩自然又是十 分优异。后来麦克林讲述了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被问及在剑桥所表现出“共产主义 思想”时的情景： “突然给我提这么个问题；是说谎呢还是放肆地兜圈子？我决定兜圈子。‘是 的、——我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并且我还不彻底放弃这种思想’。我 想我的诚实会令他们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对我直点头，然后是彼此笑了笑。最后考 试委员会主席说：“谢谢，就到这里，麦克林先生。” 1935年10月，麦克林第一次踏入了外交部的大门，成了皇室外交机构的新成员。 从那时起，他也就成为“五杰”中打人政权核心的第一位人物。 伯吉斯为获取国家机密，耗费了大量时间。1934年末，他的研究工作停止下来， 他决定离开特里尼蒂学院。离开剑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他大学同学的母亲当财 政顾问。这位朋友就是“传道者”协会的战友、后来成为议员的维克多·罗特希尔 德。伯吉斯与杰依奇经常在咖啡馆会面，两人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预计的较长 一段时期内打人政权内部，并尽可能渗入秘密情报机构这一问题。带着这一目的， 伯吉斯曾经试图在保守党情报局里谋到一个位子（这个机构当时是由前英国安全局 调查处处长、后来任首相张伯伦贴身顾问的约瑟夫·博尔领导），但这一企图事实 上未能如愿。 但是，到1935年末，伯吉斯慢慢成了保守党年轻议员、同性恋者、大尉杰克· 麦克纳马拉的私人助理。里斯认为此人“持极右观点，完全可称得上是法西斯分子”。 伯吉斯在谈自己的雇主时既热情又鄙视；他又在扮演费加罗的角色——名为奴才， 实为主子……“费加罗”和他的雇主为搜集情报去过几次纳粹德国。据伯吉斯说， 几次德国之行，很大程度上是和希特勒分子中的同性恋同情者搞了一些恶劣勾当。 伯吉斯同“大陆同性恋同盟”的关系处得很融洽。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爱德华·法 伊弗， 他是爱德华·达拉季耶（1936年1月一1940年5月任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 月一1940年3月任首相） 的办公厅主任。伯吉斯向朋友们讲述那段十分恶劣的往事 时说：“他，法伊弗，还有两个法国部长内阁成员……在巴黎一家男妓院过夜时， 他们把一个剥得精光的小男孩绑到桌子上，边用皮鞭抽打，边围着桌子又唱又跳， 手舞足蹈”。 与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林不同的是，布兰特没必要把自已伪装成一个政治上 持极右观点的人。因为他过去从来就不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积极的共产党员， 在他的历史中，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东西。他在三十年代对文艺批评工作所持的充 满马克思主义的中世纪的思想观点，无论对于时局动荡的世界，还是对于斯大林理 论家的论战来说都太遥远了。但是一位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还是不公正地 指责他，说他试图把艺术史非政治化，还说他对艺术史的态度是以“形式主义和非 道德角度为出发点的”。布兰特在三十年代所持观点的主旨，就是艺术无法与社会 分割： “艺术作品由艺术家创造；艺术家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们的观点形成在 很大程度上要受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影响。因此，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不能仅从历 史角度来看待，也许只有从人类、从社会的立场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935年，布兰特去了一趟苏联，在此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立即就表现 在一篇文艺批评的文章中，而且这种倾向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他认为，“脑力劳 动者再也毋需惧怕承认世俗的诱惑，周为共产主义同立体派一样更加有趣”。他继 续号召成立艺术家协会，把博物馆从游乐宫变成古典艺术品展览室。也许，正是俄 国之行后，他开始了与阿尔诺特·杰依奇的经常性会面。杰依奇说服这位艺术界激 进的批评家， 要他装出对党内事务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迈克·斯特赖特、一位 1936年6月 加入“传道者”协会、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年轻的英国经济学者，在听完 他在协会会议上的发言之后得出结论。那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后来，在1937 年初。当布兰特想把他招募为苏联间谍时，他才明白，是他错了。 由布兰特招募的最重要的间谍、人称“第五人”的是约翰·克恩克罗斯，他也 是特里尼蒂学烷的学生。作为整个克格勃史上国外最精干的间谍小组“五杰”的成 员之一，他同菲尔比、伯吉斯、布兰特、麦克林一道弛名于总部。但是，如果没有 罗杰尔·霍利斯的阴谋假说，如果没有其他在八十年代迷惑了许多出版物的假证据， 克思克罗斯早就会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示确凿证据之前，作为“第五人”昭然于世。 他是五人中最后一个公开暴露的，比起其他四人他打进了更多的政权核心、情报机 构。他剑桥毕业不到十年，就先后在英国外交部、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 府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任职。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克格勃第一总局英 国处处长德米特里·斯韦坦科，用一种“带有极大的虔诚、赞叹和尊敬”的口吻来 评价克思克罗斯：“除菲尔比外，克恩克罗斯的功绩与‘五杰’中的任何一个相比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起“五杰”的其他四人，克恩克罗斯在学业上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他1913 年出生于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贫寒之家，但却是书香门第。其兄阿列克（与克格勃无 联系）后来成了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曾是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管理过在牛津的彼 得学院，后来当上了格拉斯哥市立大学校长。与阿列克一样，克恩克罗斯也考入格 拉斯哥的汉密尔顿学院，并获取了奖学金。1930年满十七岁时，他正处于政治传统 与“大镇压”下社会不公的影响之下。在格拉斯哥市立大学，他两年内修完了法语、 德语、政治经济学和英语。然后又去欧洲进修语言知识。1933年——1934年，他是 在巴黎度过的。他用一年时间在那里获得了哲学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被招人剑桥的 特里尼蒂学院。可能从那时起他就与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 委员会建立起了来往。 当1934年10月克恩克罗斯来特里尼蒂学院继续深造法语、德语时，他就已是公 开的共产党员了。由于他在巴黎已获得学位，这样他就可免修外语研究生课程的第 一部分，然后他仅用两年时间又获得了人文科学学士学位。在剑桥克恩克罗斯的法 国文学辅导老师是安东尼·布兰特，他每周都给克恩克罗斯上单人课程（剑桥所说 的“答疑”）。布兰特那种令人鼓舞的举止从阶级斗争的严峻现实中抽象出来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都深深打动着这个热情的苏格兰共产党员。后来、布兰特介绍 他与伯吉斯相识，并使他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四十年过后，克恩克罗斯在隐 瞒了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大部分谈话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认为伯吉斯是一个“十 分有趣，富有魅力，不留情面的人”。1935年伯吉斯来剑桥时把克恩克罗斯招募为 共产国际间谍，使其效力于国际反法西斯秘密之战，并把他同时介绍给了阿诺将· 杰依奇。1936年克恩克罗斯中断了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系，并申请到英国外交部 工作。1936年夏，他以外语最高分的成绩从剑桥毕业，校方曾建议他上研究生。但 他还是以高出第二名近百分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考试。这年秋天，克恩 克罗斯成为继约翰·金、唐纳德·麦克林之后的第三位在英国外交部供职的间谍。 起初“剑桥五人组”的工作有重复现象，大尉金从外交部把情报传给皮克、而 杰依奇同时又在沃尔维奇火药库组织间谍小组。这一切促使国外处于1936年初派马 雷到伦敦，以便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活动统一控制起来。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合法”间谍头子阿伦·瓦茨拉沃维奇·舒斯特尔却未参与具体活 动，他只是为他们提供与莫斯科中心的联络渠道，同时给他们以有力的“非法”援 助。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对马雷在物色间谍、鼓舞他们斗志，并赢得他们忠诚方面 的才能十分敬仰。虽然有时他也担心马雷会为自己的过去而进行自我折磨。有一次， 马雷在和一个间谍在饭馆喝得酪配大醉之后，就开始回忆起他不愿看到的骇人景象。 赫达·马辛写道：“只要这个理智的、高贵的人一喝酒，就马上陷人可怕的抑郁症 中，并开始自我侮过。当这一切可怕的东西过后，他又恢复了正人君子的模样。但 后背的冷汗却冒个不停。”马雷曾经狂热地爱恋过伊格纳季·赖斯手下的间谍格尔 达·法兰克福特。但正如赫达·马辛所说：“莫斯科知道他贪杯如命就强迫他娶了 个他不爱的俄罗斯姑娘，充当保姆和监视者。” 马雷和妻子用伪造的名为波尔和莉吉娜·哈尔特的奥地利护照，于1936年初来 到伦敦。他向大尉金自我介绍为“彼得尔森先生”，是一家（根本不存在的）荷兰 银行的职员。开始时，金是在回家路上把从外交部搞到的文件复印件带给皮克。然 后， 从皮克的工作单位由电气工程师、 英国共产党员梅伊和为共产国际当邮递员 （外号“朋友”）的布莱恩把复印件带走。布莱恩强烈反对国家的学校教育体制， 他为苏维埃工农国家的浪漫代表所鼓舞，他相信他在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一天， 当他看到在金打开的包里有外交部的文件时，他简直惊呆了。从金那儿搞到的最重 要的材料是由马雷用马安的名字从使馆向莫斯科以电传形式发出的。其他文件通过 布莱思或其他邮差之手传递，最终，一切文件都由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德国摄 影师沃尔夫·列维特在工作室中重新拍摄复制。 刚开始时，麦克林在外交部是搞国联和西方局（主要与荷兰、伊比利亚半岛国 家、瑞士和国联问题打交道）工作的。但他能接触的外交部文件比处在有利位置上 的金要少的多。尽管如此，他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都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情报却很重 要，正如他后来所写：“我们之所以众志成城，一切都是为了让法国和苏联政府把 西班牙政府从佛朗哥和纳粹分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马雷把麦克林看作一个 “长期”间谍。当麦克林在外交部开始其仕途生涯时，他命令麦克林把主要精力放 在混个一官半职上，而不是搜集情报。而麦克林在这方面也的确成就非凡。1938年 3月 ，他以使馆三秘身份被派往英国驻法大使馆工作，这应是他的第一项国外任职。 干部机关在推荐信上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已故的唐纳德·麦克林先生之子麦克林， 作为自由党议员大概很为大家所熟知，在外交部的两年时间内，他工作成就卓著， 是西方局的骄傲。他性格开朗，聪颖过人，而且还英俊潇洒，我们认为他在巴黎无 论在与人交往还是在工作中都会成就非凡。” 在当时，有关麦克林的仕途还有另一种传闻，说当局有意让他任部长助理之职。 在麦克林到外交部一年后，即1936年秋，约翰·克恩克罗斯也来到这里，但他 却不善于在短时间内表现自己。后来两年中，他曾先后在美国、国联西方、中央局 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段时间他曾与麦克林一同在西方局工作，据 他说，他有机会接触“大量有关西班牙内战进程的情报”。但他却不像麦克林那样 魁力十足并善于与人交往。虽然他也努力与白厅人搞好关系，但还是没有交上几个 朋友。涅维尔·张伯伦（1869－l940年任英国首相，1937——1940年任保守党领袖 一一译注）的私人助理、后来邱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认为，他“很聪明， 但有时举止怪异，令人讨厌。”后来他回忆：“克恩克罗斯总请别人吃饭……但他 自己吃得很慢，我简直没见过有比他吃得更慢的。”克恩克罗斯总是把在白厅吃饭 时谈话的详细内容记录下来，然后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外交部干了一年之后， 马雷建议他设法调往财政部，因为那里还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1938年10月他 调往财政部，外交部的人在为他松了一口气之后又为他惋惜，因为他们知道正是他 的呆板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外交家。 当伯吉斯看到由他招募的克恩克罗斯比他本人还迅速地打入白厅时，当然很不 愉快。1936年末，伯吉斯当上了“BBC ”的制片人。此时，他开始寻找过去和现在 与情报工作有联系的人，并请他们在电台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卫·福特门。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政治侦察局副局长（后来的局长）。可以设想，如果他哪怕有一 秒钟意识到他1937年夏发表的关于阿尔巴尼亚形势演说的制片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 间谍时，他会有何反应。一年之后他仍未走出迷津，而且还因为着迷于伯吉斯对国 际局势的酷爱，帮他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找了份工作。 伯吉斯就这样又工作了几年。这期间还常回剑桥与“传道者”协会的朋友们见 面，也常与布兰特一起商量为苏联谍报机构进一步物色合适人选的事情。1937年初， 布兰特打算招募迈克·斯特赖特人伙，这之后迈克认为，伯吉斯就是“隐藏在布兰 特身后的那个人”。外号叫“狮子”的伦纳德·杰里·朗是布兰特招募的主要间谍。 他上剑桥时已是个共产党员了。1935年10月他获得优异成绩，并完成了现代语论文。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朗回忆说，“对社会不公现象感受极为深刻”。布兰特一 直注意着他在法语学习上的进步，而且还在1937年5 月把他选入“传道者”协会中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几乎就在这时，布兰特把他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与招募斯特赖特一样，布兰特在招募他之后，并没有马上给他下达指令，而是马上 转入下一个招募对象。据朗回忆，“布兰特从未打算恐吓我。因为我们都对共产主 义建设事业坚信不移”。二战期间，朗作为苏联的“第二梯队间谍”一直听从布兰 特本人指挥。 虽然金·菲尔比比“五杰”其他人出名要晚，但他最终成为他们中间最具有举 足轻重意义的间谍、从维也纳回来之后，他就整日忙于枯燥无味的“反思的反思”， 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在与法西斯的秘密战斗中起得作用多么微小，他在获得 杰依奇支持后成就也多么不起眼。他的第一桩功绩（虽然微不足道）算是在外交部 秘密备忘录中所记载的亲法西斯英德协会对他的“好评”。说他与戈培尔和德国宣 传教育部“来往甚密”。菲尔比曾临时性地在英德协会中忘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差 点在一家德国出资开办的贸易杂志社中搞到一份固定工作。虽然此项工作无甚成效， 但他与德国驻伦敦大使冯·里宾特洛甫见过几面，并且不止一次到过戈培尔在柏林 的宣传部。 1936年7 月，菲尔比在柏林得知西班牙内战开始的消息。也就在那时，他才作 为一个情报员以记者身份接到了第一项任务。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我的直接 任务就是搜集法西斯军事行动的第一手情报。”与往常一样，仅从他的回忆录还不 能使我们全面了解真实情况，而戈尔季耶夫斯基所提供的材料才使我们能够猜出菲 尔比在西班牙的工作秘密。1940年初，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叛逃的瓦尔特·克里维茨 基在英国受到了简·阿彻的审问。这个女人是菲尔比所见过的英国安全机构中第二 个能干的工作人员。 菲尔比在回忆录中写道， 阿彻从克里维茨基那里逼出了有关 “苏联情报机关派一名年轻英国记者到内战正酣的西班牙”的诱人情报。“这个年 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而“诱人的情报”就是有关刺杀佛朗哥将军的计划。 1937年初，叶若夫给梅伊下令把他的英国间谍以记者身份派到西班牙，以便这些人 打人佛朗哥将军身边，帮助组织刺杀。菲尔比说服一家伦敦报社给他开了一张采访 军事事件的编外记者采访权证明。1937年2 月，他来到了西班牙，一到目的地，他 就不停地向《泰晤士报》发送有关佛朗哥军队地区战况的文章。 在还未来得及认真工作之际，菲尔比作为苏联间谍的仕途有一天差点儿就给断 送了。他认为，之所以逃过劫难全靠他的牙齿。到西班牙居住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 他被震耳的敲门声惊醒，闯进来一些国民近卫军战士。他在近卫军战士监视下穿衣 服时，突然想起裤子的后袋里还有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码，它们被写在一块烟 盒纸上。去总部的路上，他没能把纸条处理掉，到那之后，他被两个人带进了一间 没有灯罩的强光灯照射的房间。审讯他的是个“个子不高的近卫军少校秃头，满面 愁容”，他命令菲尔比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最后的几秒钟是决定菲尔比命运的几秒 钟。“我先掏出一张纸条，把它揉成团后扔到了桌子上，纸团一下就弹到了桌子那 一头。正如我所料，三人同时扑向它，伏身在桌子上以便抓住纸团，我面前只剩下 三个屁股。我迅速从口袋中掏出纸片，揉皱之后就咽了下去。就这样，它不复存在 了。” 此事过去之后，菲尔比开始吉星高照。五月份，他成为《泰晤士报》正式工作 人员，成为该报在西班牙派驻的两名记者中的一名。这期间，当有机会回到伦敦时， 他就把自己在《泰晤士报》的工作以及完成梅伊交给的任务的情况作一汇报。为了 在西班牙加固自己的“防线”，菲尔比还找了个情妇，名叫弗朗西丝·利德塞一霍 格，外号称刘兔子”。在与英国男爵丈夫离婚前，她是个执著的钢琴演奏家。菲尔 比甚至在床上也伪装得十分巧妙。弗朗西丝小姐回忆说，他“即便和她很亲密时也 从不提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词语。” 岁末时，菲尔比成了当地的英雄，与他一起乘车的三名记者都被炸弹炸得奄奄 一息，而菲尔比只擦破点皮。他很谦逊地向《泰晤士报》读者报道：“你们的记者 被送到了急救站，在那儿很快地给头上的轻伤消了毒。而与此同时，富有自我牺牲 精神的西班牙军官还在抢救车上的其他乘客，虽然此时炮弹声仍不绝于耳。”3月2 日，佛朗哥将军亲手将象征着军人高尚品质的红色十字勋章挂在了菲尔比胸前。英 国议会唯—一名共产党议员维利·加拉赫尔在议会对此举还表示了抗议。菲尔比后 来回忆：“我在西班牙所受的伤无论对我的记者工作还是谍报工作都起到了不可估 量的作用。在此之前，佛朗哥的军官们总是严厉批评英国记者，他们认为英国人都 是共产党员，因为的确有太多的英国人战斗在国际纵队里。在我因伤受到佛朗哥亲 手授勋之后，我以‘受佛朗哥奖赏的英国人’而远近闻名。于是我面前的许多大门 都敞开了。” 据英国一位外交家说，“菲尔比几乎知道所有有关德国和意大利在佛朗哥军队 里的参战情况。” 菲尔比把从佛朗哥军营中搞到的情报转给法西交界处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 作人员。1937年夏，马雷派菲尔比去西班牙帮助刺杀佛朗哥的计划被取消了，这还 是在菲尔比赢得佛朗哥信任之前。 1937年7 月，马雷被召回莫斯科，政治清洗的狂热把怀疑的阴影投到了许多国 外处军官的身上。由于马雷过去笃信宗教，并且不愿执行恐怖活动，所以他更加招 致怀疑。叶若夫对他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前一年斯大林对他的感谢，给了他一点儿能 顶住并去掉加在他头上罪名的希望。但某种奇怪的感觉强烈地促使他回家。他对伊 丽莎白·波列茨卡姬——伊格纳季·赖斯的妻子说：“他们要么在这儿，要么在国 内把我干掉。这样最好还是死在国内。”拒绝回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起马 雷曾对他说过：“作为一个曾作过神甫的人，我难道能相信什么呢？但我决定走， 至少这样谁也不能说‘也许这个神甫真当过间谍吗？’”在克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 马雷的画像下赫然写着：“1937年末被枪决”。 马雷被处决以后，金·菲尔比几乎一年没与总部保持联系。马雷被召回时，菲 尔比协助刺杀佛朗哥将军计划的最后细节还未由莫斯科总部敲定，因此计划暂时延 期执行。刺杀计划至少部分地受到了解一些细节（其中包括“一个年轻英国记者参 与该行动”）的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叛逃的打击。而且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工作 重点上也有新变化。在内战的后几年中，消灭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成了比刺杀佛 朗哥更重要的任务。 如果马雷那时不被召回莫斯科，他也会在伦敦就地遭到逮捕。虽然英国安全机 构既不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外交部的渗透，也不清楚剑桥“五人组”被招募的情 况，但它的一个名叫奥莉加·格赖的间谍却获得了在沃尔维奇军火库的苏间谍小组 组织者佩尔西·格列京克的信任。这个佩尔西是共产国际的老牌间谍，先后在杰依 奇和马雷的领导下工作过。1937年2 月，格列京克让格赖在肯辛顿租了一秘密住宅。 两个月之后马雷来到这里，格列京克介绍他是“彼得斯先生”。他对奥莉加·格赖 说，这人是“曾在俄国骑兵队里打过仗的奥地利人”。8 月16日，当马雷被召回后 几周，格列京克与杰依奇来到这里，并把杰依奇介绍为“斯蒂文斯先生”。格赖答 应帮助“斯蒂文斯先生”把格列京克带去的文件拍照。她外语不精，判断不出“斯 蒂文斯”的国籍，而且，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杰依奇与妻子当着格赖的面只用法 语交谈。 10月末，格赖注意到了杰依奇妻子拍照文件的登记号。于是，英国安全机构得 以查明，这是新型14英寸海炮的图纸。11月初格列京克通知，由于女儿生病，“斯 蒂文斯”夫妇返回莫斯科，“斯蒂文斯太太”打算留在莫斯科，而她丈夫在圣诞节 前也未必能回伦敦。格赖被要求掌握由“斯蒂文斯太太”带来的拍摄文件的相机的 使用方法，以便她代替斯蒂文斯太太来做这项工作。 与马雷被召回莫斯科的原因不同，杰依奇一家被召回与其说是由于大逮捕浪潮， 不如说是担心他们“防线”的可靠性。1937年夏，共产国际间谍、内务人民委员部 邮差埃迪特·季尤多尔一哈尔特遗失了记有杰依奇详细间谍活动的笔记本，几乎就 在同时杰依奇为保证其在伦敦固定活动点而建立私人有限公司的请求遭到了英国政 府的拒绝。不仅如此，他还被禁止在英国居住，并被带到警察局讯问他何时打算离 开英国。 1938年1 月，格列京克和沃尔维奇军火库的间谍小组成员被刑侦部特务机构逮 捕。这样，杰依奇回英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如果英国安全机构和上文提到的特务 机构再机敏一点的话，他们就能同时把马雷和杰依奇都抓起来。但他们总期望着在 逮捕格列京克之前能再等到“更多、更大的鱼咬食”。英国安全机构中谁也不知道 1938年初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打算把所有在伦敦的间谍头子和地下人员召回。与马雷 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在伦敦的间谍头目不同的是，杰依奇夫妇并没有一回到 莫斯科就遭到枪决的厄运。杰依奇还在总部干了几年字迹及伪造品鉴定工作。在克 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里杰依奇画像下这样写着。“1942年，在实施侦察行动时，伞 降到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当即被法西斯抓获并处以绞刑。” 1937年末，当杰依奇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间谍从伦敦消失之后，“五杰” 和其他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一时陷于无人管理和支持的局面。虽然一些“被抛弃”的 间谍还能时不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联系上，但在1938年，对英情报工作基 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苏联向白厅渗透的第一阶段基本上以马雷和杰依奇被召回总部而告终。对这一 阶段的意义，许多人估计不足。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招募了两名密码 破译员——奥尔德姆和金，两名年轻的外交家——外交部的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 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无疑非常重要，而且他们还给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总局汇编 处的密码破译员们以极大的帮助。当时出现了一个神话，好像密码就是由那些高明 的数学家破译的，而今天协助他们的是大型的情报计算机系统。事实上，大量的超 级密码和译码系统，主要是通过那些由侦察途径得到的情报而加以解密。在三十年 代，苏联密码破译员比他们西方的同事更广泛地依赖侦察的帮助。在外交部工作的 四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他们既能使用与密码传递方案相媲美的普通语音来传递 英国外交电报、也可同时通过密码系统为自己人提供情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在 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第一手材料，但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与破译日本密码电报的功绩 相比，苏联密码破译员对英国密码电报的破译同样功不可没。 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及第四局所遭受的劫难一样，大清洗的浪潮也没有放过苏联 截听机构。1937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截听工作的总局汇编处处长格列布·博 基和他的副手、上校哈里克维奇被处决。博基被捕后，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个藏 有许多金银钱币的密室。他的继任者也没能干多长时间，一个月之后就被捕了。但 基层密码破译员们并没有像国外处同行一样遭到普遍的清洗。在领导中也有个别未 受到冲击的，如领导日本部的托尔斯泰——大概在处里工作最有成效——在他的位 子上安然无恙地干过了大清洗和二战时期。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从清洗潮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积极活动之后，它在 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也立即富有成效地工作起来。二战期间，苏联间谍不仅在白 厅，而且还在英国情报机构内站稳了脚跟。 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兴趣要比英国少得多，但从另一个角 度说，间谍向那里渗透却也容易得多。和在英国相同，苏联对美的间谍活动，在战 前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无线电截听机构。二战前和二战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乎 充满了苏联间谍。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国能够摆脱像苏联这样的意识形态敌人的间 谍的密集渗透。1933年11月，美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美国还没有民用情报机 构，而军事情报机构又不能炫耀自己的人员编制情况。 美驻莫斯科第一位大使威廉·布里特1936年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任何情 况下都不能向苏联派间谍。与共产党员打交道没有比绝对的诚实更有效或更不用诉 诸武力的办法了。”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诚实的确到了真正毫无戒备的程度。一位 布里特在莫斯科的同事后来回忆，1933年一1934年这个冬天，大使馆里没有密码， 没有保险箱，没有外交信使，甚至没有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用普通电报与政府 联系，我们的信件就那么众目睽暌下摆在桌上。”当大家都决定建立一个安全系统 时，才发现实在不适用。按布里特的请求，调来了海军陆战队士兵保卫大使馆。在 其他大使馆中还可能暂时没有这种先例。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就用各种借口向这 里派了几个模样俊俏的女孩子。有一天，一位打扮入时的姑娘走到海军陆战队负责 人的面前，声称她是俄语教师，要到中士奥汀的房间上课。 使馆在斯帕斯大楼的官邸也同使馆一样轻而易举即可打入。博林（美国使馆的 第一批工作人员，后任大使）回忆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动不动电话铃就响 起来，等你拿起话筒，又没人应声——明明能听到有呼味呼味喘粗气的声音，却又 令人费解地默不作声。”守门人谢尔盖狡黠地说，拨电话的是原外交部人民委员契 切林，他退休之后就疯了，孤身一人住在附近。虽然表面上谢尔盖像个正人君子并 且十分殷勤，实际上他是个奸细，他总在他那间经常上锁的卧室中偷听使馆情况。 1952年，傅林再次回到苏联当大使时，他向谢尔盖要房子钥匙。当然谢尔盖极不情 愿地交出了钥匙，而且是在一周以后，这期间所有设备早就被拆走了。谢尔盖也很 快被解雇了。 三十年代，大部分美国外交家根本就不知道苏联谍报机构是如何将间谍安插进 来的，至于无线电侦察更是一无所知。接替布里斯任职两年（1936－1938年）的约 瑟夫·戴维斯对此更是一窍不通。博林认为，“他去苏联时像个白痴似地对其国家 结构和意识形态毫无了解……他甚至不清楚大清洗和镇压是怎么一回事。几乎相信 了‘斯大林阴谋’（即清洗对象都是反苏维埃分子）的那套理论”。上校（后升为 准将）菲利普·菲莫维尔1934年一1939年任美大使馆武官。博林认为，虽然他能讲 一口流畅的俄语，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比戴维斯还不了解苏联的事情。上校完全是 “靠着俄国人加官进爵的”。少校阿文·德·伊通是1939年一1941年驻莫斯科使馆 武官，他认为菲莫维尔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1939年，伊通动身去莫斯 科，当时在华盛顿的菲莫维尔交给他两份秘密的法军条令，并请他带给他的朋友— —位红军战士。除此之外，菲莫维尔极力向伊通保荐他的俄国司机，他说“这个司 机会成为您在莫斯科最可爱的人”。正因如此，伊通一到莫斯科马上就解雇了这个 司机。两周后，他居然碰上了这个司机——当时他正穿着佩有大尉军衔的内务人民 委员部军服。 刚到莫斯科时，伊通任武官助理，当时他就十分惊诧于安全系统的混乱管理。 使馆密码早已在报上公开发表。使馆工作人员到处在和来自“慷慨”的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姑娘们游逛调情。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使馆内的同性恋关系。内务人民委员部 提供的来自莫斯科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到处追逐着使馆的工作人员。博林说；“使 馆里常有两三个女芭蕾舞演员，吃完中饭吃晚饭，聊天喝酒，闲扯到天亮……时间 纠缠不清。” 似乎诱惑大使的企图未获成功。一位女芭蕾舞演员经常呆在使馆，曾向布里特 大使表达过“如火如茶”的爱情，并称他为“我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但好像未 能得手。 伊通对使馆安全系统的责难，好像只对他的同事起了点作用。当伊通报告说， 前任大使罗林·斯泰恩加特（1938－1942年任大使）的法国女管家曾在“黑市”上 捣卖军粮，大使不但不信他，反把他数落了一顿。当1940年初美国国会使用新密码 前，伊通冒险决定通过华盛顿军事情报机构，请一位联邦调查局间谍来检查使馆并 防止新密码泄露。一天深夜，以外交信使身份派来的间谍在密码室看到保险箱敞开 着，密码本与其他文件之类的东西随意混放在桌上。还有一次，值班的密码员干脆 就擅自离岗一小时去干自己的事儿了，当然他走后密码室的门仍旧敞开着。当时受 雇于美使馆的苏联雇员人数基本与美使馆自己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当，可想而知，他 们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搞到密码和秘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间谍报告：“在使馆里，无法看到体面、正经的妇女，使馆这些男 性工作人员都把苏联那些妓女招来服务……，有情报表明，这些妇女都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情报员。”除此之外，密码室工作人员常沉缅于反常的性行为之中。根 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一小批单身汉”很快就被召回华盛顿，使馆安全系统 也有所改善、但要命的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不是个技术专家，他想都没想应找一 找窃听装置。最终，在1944年，还是由“最高君主委员会”（这是流亡白匪的一个 组织）的一个电气技师解决了问题，他只大概看了看就找到了120 个隐蔽微型窃听 器。后来，据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讲：“这些微型窃听器出现在所有桌、椅的腿上， 还有墙皮里——简直无所不在、无孔不人”。 三十年代初，莫斯科总部几乎对在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但到三 十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的几个有影响的地下活动小组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着与 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起地下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纽带作用的，是 一名坚信共产主义教条的记者，他名叫维塔克尔·切姆伯斯，1932年受令中止了与 共产党的有形联系。 1934年，切姆伯斯主要为华盛顿各地下党支部做联络工作，这些地下组织的领 导人是加罗德·维尔，他曾在农业部任职。但在1935年的一次车祸中维尔丧了生。 据切姆伯斯提供的材料，几年后，在其他地下组织领导人中有农业部的约翰·阿布 特（后来供职于劳动教育参议院委员会和司法部），农业部的纳塔·维特（后供职 于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农业部的里·普列斯曼（后供职于劳动就业委员会）， 农业部的艾德热尔·希斯（后供职于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军工活动调查小组、司法部 和国家议会），希斯的兄弟、国家议会工作人员唐纳德·希斯（后供职于劳动部）， 来自民族复兴社的杰利，柯里恩（后供职于农业部），来自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的 查尔斯·克拉梅尔（他就是克里维茨基，后供职于物价局和参议院下设军事调动委 员会），还有来自物价局的维克多·彼尔洛（后供职于军事生产委员会与财政部）。 1935年，维尔党支部最得力的成员希斯，在切姆伯斯的帮助下，建立了“平行 机构”。除此之外，1935年一1936年，切姆伯斯的间谍网也加人了新成员：在财政 部占居高位的加里·德克斯特·怀特，招募怀特的国家机关统计员乔治·西德维尔 曼（后在五角大楼供职）以及牛津大学毕业生、1936年由农业部调至国会贸易协议 部的朱里安·沃特利。和“五杰”的初始思想一样，华盛顿的苏联间谍们也持此种 看法： “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唯—一支反纳粹德国和人侵者力量的局势明朗之时，我 要把自己的努力作为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微薄贡献献给华盛顿的苏联地下工作。” 1936年秋，新成立的第四处间谍头子鲍利斯·贝科夫来到华盛顿，他向戈德伯 格了解了切姆伯斯的活动情况。后来切姆伯斯如此描绘贝科夫：中年，一米七0 个 头，少见的浅棕色红头发，穿着昂贵的毛皮大衣，戴着帽子。右手总放在西装衣襟 后面（“像拿破伦一样”），表现得“派头十足”，但总有点儿像“艾虎”。贝科 夫为了使地下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富有成效地工作”，建议要给他们“物质刺激”。 切姆伯斯则一开口，贝科夫就给了他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一千美金，让他给四位 具有重要价值的间谍——希斯、怀特、西德维尔曼和沃特利一人买一个布哈拉地毯， 同时对每个人说，这地毯——“是苏联人民送给美国同志的”。 当时在英国，苏联间谍机构只打进一个外交部。而在华盛顿，苏联间谍网与日 俱增，几乎对罗斯福行政部门所有领域都有所染指。当然，在莫斯科看来，打入华 盛顿内部远没有打人英国白厅重要，因为欧洲超级大国和日本远比美国要让莫斯科 更感兴趣。就连贝科夫本人也不是特别关心美国政治机器的部件运行情况。和戈德 伯格一样，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德国和日本的材料，尤其是“德国人和 日本人对我们开战的准备”。 贝科夫曾因沃特利搞不到德、日政策的重要文件而严厉斥责过他。而对希斯， 贝科夫则比较满意。1936年，希斯当上了助理国务卿佛朗西斯·塞勒的助手。这样， 他就可以经常接触外交人员和武官们的报告。1937年初，他每十天给切姆伯斯拿几 摞文件，有时一周一次，贝科夫认为，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中日战争时期对 日本政策的评价。1937年3月2日，希斯搞到了一封援引未署名的日本高级军官话语 的电报，上面说道：“他们能够成功地发起对苏之战，并毫不费力的把中国人扼制 在战线侧翼”。在国会中，希斯同后来英国安全局的麦克林一样善于伪装自己的行 动，甚至连沃特利也从未怀疑过希斯在为俄国人工作：“我认为他是个有着强烈保 守观点的新政策的拥护者”。后来塞勒得出结论，希斯弄来的文件使俄国人破译美 国密码成为可能。当时，他还没有想到，苏联间谍打入美驻莫斯科使馆后，这些密 码早已尽人皆知了。对美国情报的不重视，不仅表现在干部工作中，还表现在一系 列行动管理方法上。戈德伯格和贝科夫与杰依奇和梅伊来往很少。1933年切姆伯斯 在莫斯科接受培训时，竟公然违反制度给美国朋友寄明信片。在一张明信片中，他 对新生儿给予“苏联式的祝福”。回到美国后，他又开始玩弄奇怪的间谍游戏。比 如他用轻挑的腔调说话，这使沃特利和朋友们觉得他不是个美国人。但戈德伯格和 贝科夫对破坏纪律现象总是视而不见。一些朋友们知道，切姆伯斯正“从事着非常 神秘的工作”。一天，他甚至直接了当地说，他“正为苏联对日战争干反间谍工作”。 切姆伯斯对自己的头头、间谍艾德热尔·希斯就像个世交，他甚至和妻子住在希斯 家。和其他间谍的联系也很紧密，他们一起去作客、看展览、玩乒乓球。 但造成失败的最大危险还是切姆伯斯本人。1937年7 月，他被召囱莫斯科。由 于对斯大林主义感到绝望并担心其终结， 切姆伯斯实际上是推迟了九个月才走。 1938年4 月，他中断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联系。年底前他隐藏了起来，然后就 接连不断地向所有接触他的人抱怨自己命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切姆伯斯的 抱怨有可能会彻底毁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网。但好在华盛顿比起伦敦来似乎对 安全更不屑一顾。也正因如此，后来几年，切姆伯斯才痛苦地明白，无论是联邦调 查局，总统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对他的存在根本就是视而不见。由此可以看出， 二战后，这个变成内务人民委员部“主要敌人”的国家，在当时对苏联所设想的防 线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可以说是虚无防线。 第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1） 希特勒把使东欧大部分领土变为其种族主义帝国视为最终目的。在这个帝国中， 低等的斯拉夫人将被高等的德意志人当作奴隶来使唤。除此之外，从斯拉夫人中还 应将那些犹太“毒液”清洗出去。希特勒一直坚信，获取这样帝国的决定性阶段就 是对苏之战。1933年他上台后，一部分人真的相信了他在《我的奋斗》华丽篇章里 所勾画的东欧帝国的幻境，相信了他那几乎用了十年才写成的毫无联系的政治宣言。 30年代中期，希特勒将自己在东欧问题上狂妄的傲慢隐匿起来，并迫使德国人民相 信，第三帝国将随着“平等权利”的复兴，成为欧洲和平的保障。 1922年，国际社会的两个失去原有性质的大国——革命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突 然开始接触起来，并签订了拉格洛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彼此在不提出财产要求 的前提下携手合作，这大大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十年中，虽然由苏维埃和 共产国际策动的德国1923年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苏联同魏玛德国的外交和 贸易关系，比起其他大国来还是要紧密得多。但1933年末，纳粹分子的篡权结束了 拉帕洛和约的时代。虽然斯大林直到1941年德国法西斯人侵前才意识到纳粹的危险， 但希特勒无论是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可化解的仇恨， 都早已把纳粹德国实际变成了苏联在欧洲的最大威胁。同样，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 也使苏联大有难以顾全、疲于防御之势。出现的这种严峻形势，迫使苏联不得不在 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苏联的官方对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寻找与西方大国 联合，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的——这种政策可以以苏 联1934年加人国联、随后又抵制国联以及1935年首次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资 本主义国家签约的事实作为例证。1930-1939 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马克西姆·李 维诺夫，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忠心拥护者。十月革命前，他在英国担任了十年境外布 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导，革命后他偕自己的英国妻子回到俄国。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 政治家李维诺夫更加希望与西方国务活动家和西方激进分子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 这些激进分子都为自己的政府面对来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胁、即将发起的侵略 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绝望。 但与李维诺夫的思想有所不同，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开始秘密寻求防御德国 威胁的道路。可这条道路不是组织反对它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是想与希特勒单独好 和。 1934年7 月初， 即德国冲锋队参谋长艾伦斯特·雷姆和180 余人在希特勒的 “长刀之夜”行动中被枪决后不久，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据说斯大林对大家喊 了起来：“你们听到来自德国的消息了吗？希特勒是怎么摆脱雷姆的？好样的，希 特勒！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对付政敌！”没过几个月，斯大林就把基洛夫、自己最主 要的潜在敌人杀了，因此可以说，他的这项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希特勒的先 例。斯大林对“西方力量对比”的评价（此种理论不顾对力量均衡的传统评估，更 注重政治意志和军事实力）也反映出他对希特勒的那种与日俱增的尊敬与好感。斯 大林并不相信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结盟的可能性。正如马列信仰的公理所 表明的那样，斯大林深信所有资本家的自然愿望就是组织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 俄国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内部矛盾使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而正 是这些矛盾给了俄国革命一个最后机会。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刻骨仇恨导致苏联 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但斯大 林还是满心希望，希特勒作为一个现实政治的老手，能意识到纳粹与苏联在东欧划 分势力范围会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1937年1 月，驻柏林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大卫·坎德拉基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没有提到李维诺夫）授意之下，开始为苏德政治条约的签订作准备工作，谈判是 在秘密中进行。但那时希特勒对这种可能性未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如此，坎德拉 基在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时，据克利维茨基说，他对与德签约的前景作出了乐 观的评价。事实上，他的乐观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未能成功地完成使命。叶若夫对 克利维茨基说：“德国十分强大，可以说，现在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特勒造 成的这种局面谁又能够怀疑呢？哪个智力正常的人能不这样认为呢？苏联只有一条 路可走”。他甚至提到，斯大林曾对他说过：“我们应和纳粹德国这样强大国家签 订和约。” 虽然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对外间谍机构在德国活动十分活跃，但来自纳粹德国的 情报比来自其他国家的情报在可靠程度上要小得多。德共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它把几千名工人记者组织成了一个网络。这些工人记者的公开目标是——像在法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向共产主义报刊报导工人的劳动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 还有一项更秘密的任务——搞工业和军事情报。1930年，德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地 下党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的汉斯·基彭伯格被选为德国议会议员。在纳粹分子 上台前的三年中，他利用议会议员和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资格所赋予的特殊保护权， 继续其间谍工作。实际上，当时的柏林成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西方活动的主要 基地、进步组织以及明岑贝格的情报帝国中心。在柏林还工作着一个意义重大、高 度职业化的护照伪造机构，这个机构专为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第四局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间谍制做护照并编造“假履历”。汉斯·富纳 斯是这个机构的护照技术专家，他曾以某个“伊瓦尔·米勒”的名字为例，来说明 每个细节都要花费许多精力与功夫： “口袋里装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护照，可这个米勒也不能从天而降。他还应有一 些证明他身份的必备文件。比如，出生证明，工作地点证明，社会保险证件和其他 证件。所有这些证明个人身份的文件要制作成‘套’，为了使这套文件内容充实， 还要让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通晓警察工作手段的专家参与伪证件的制作。” “整套”文件做完后，还要有一些辅助的安全措施。比如，当伊瓦尔·米勒第 一次穿越国境时，他的护照看上去不应当是全新的。内有许多签证和边境验章的护 照能说明护照持有者不止一次地安全通过检查，这样就可以减小被警察怀疑的可能 性。正因如此，护照制造机构还需在护照“成品”上添几个伪造签证并盖上几个边 境验章；同时还需仔细制订出“旅行者”经历的路线，一切都应富有逻辑地与间谍 的“假履历”相符。 据雷纳斯说，从1927年至1932年，柏林护照伪装机构每年要制造450 套左右文 件。1932年11月，警察局搜查了一个护照伪装机构所在地，在那里发现了600 份空 白护照表格（有伪造的，也有真的），35本“半成品”护照，800张护照照片，700 张警察局的专门表格，2000个印章和许多其他用于制造“假履历”的正式文件。 在魏玛共和国灭亡前的最后几年中，使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间谍网 头疼的是苏联间谍活动的死板、德共内部行动的不协调以及德国工人记者们的过分 热情。这些情况往往会给间谍工作带来危害，仅从1931年6 月到1932年12月，德国 法庭就审理了300多桩涉及苏联间谍机构的间谍案。 苏联情报机构在德国最大的失败，是1931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格奥 尔格·泽梅尔曼的叛逃。八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苏联驻汉堡贸易委员会掩盖下活动， 叛变之后，他答应为一家维也纳报纸撰写一系列有关苏联间谍在德国、奥地利和其 他国家活动的文章，并以此方式揭露基彭伯格和其他苏联间谍的长期活动。但他还 未来得及实施计划，就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塞尔维亚族共产党员安德 烈·彼克洛维奇干掉了。1932年，在法庭上彼克洛维奇供认自己杀人有罪。但声称 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消灭叛变行为，为了许多死去的“无产阶级斗士”。由于共产 党报刊掀起了保护彼克洛维奇的行动，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彼克洛维奇 被无罪释放。 大部分德共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家，之所以能够在1933年纳粹分子上台之后 隐蔽在国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护照机构提供的伪造文件。但纳粹警察国家的 建立，对德共活动的明令禁止，人民对希特勒专制与日俱增的狂热，加之一大批共 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叛逃，这一切都使苏联谍报网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叫格留 菲尔德（外号布鲁诺）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被派往德国，前去执行收拾残局、 重组余部的秘密任务。但莫斯科总部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很快又换了一个富有经 验的间谍，犹太族医生格列戈尔·拉比诺维奇。他给一个被招募者留下如此印象： “在他那双深陷的栗色眼睛中闪现着忧伤和聪颖，他那身做工精致、略显保守的衣 服加深了可靠和威武的印象”。拉比诺维奇把第四局的间谍网缩减为原有编制的四 分之三，并决定彻底脱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网。工人记者的队伍也再次活动 起来。1934年，护照机构迁至萨尔，一年后萨尔与德国重新统一，护照伪造机构迁 到莫斯科，后又迁至巴黎。国外处处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5年在莫斯科附近召 开的德共国际大会上说，苏联在德国的大规模情报网已被彻底摧毁，而拉比诺维奇 目前所支撑的第四局间谍网的活动与其说是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倒不如说是希特 勒政权的地下反对派的一种低效的活动。1936年，拉比诺维奇被调往美国，以便帮 助领导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渗透活动。 由希特勒发起的消灭驻德苏联间谍机构行动。差不多是由斯大林亲手结束的。 许多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的德国人在“大清洗”时期都被逐出莫斯科，其结果与德 共一样，都难逃脱灭顶之灾。汉斯·基彭伯格就是第一批牺牲品之一，1936年，他 在苏联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为德意志帝国搞间谍活动的罪名”。 苏联在德国间谍网的覆灭导致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德国是唯—一个未被内务人 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侦察机构与第四局联合小组实施技术侦察的国家。1938年，贝 利亚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这个联合小组就解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 侦察机构迁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谢列克特”饭店，在这里，他们开始集 中进行外交信函截听工作。绝大部分军事情报都由苏联情报总局（苏联军事情报机 构）获取。但直到1941年6 月德国人侵苏联前，没有一个德军高级密码被内务人民 委员部或是苏联情报总局的密码分析家破译。除极个别外。这些密码在战争结束仍 未被破译。 苏联情报部门竭力在德国，尤其是荷兰、法国和瑞士进行间谍活动，以期补偿 在国内的微小成效。30年代末，第四局的几名间谍开始建立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后 来在二战期间成了苏联情报部门从纳粹德国获取情报的主要来源。这里，必须首先 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出身波兰的犹太人列奥波德·特列彼尔，他为共产国际国际 联络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于1936年被别尔津招募进第四局充当间谍。1938年，特 列彼尔冒名亚当·米克列尔以投资一万美元的加拿大商人身份来到比利时，与一个 先前在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的伙伴、名叫列昂·格罗斯福格尔的犹太人一起组成了 “优质外国雨衣”公司。这个公司成了特列彼尔间谍活动的掩护，正如他自己后来 所说，他成了“生意兴隆的企业家的典范”。但实际上他以此为掩护的主要目的， 是要建立由痛恨纳粹反犹太主义和志愿无偿为反对希特勒而工作的犹太人组成的间 谍网。虽然特列彼尔与佐尔格一样是整个间谍网的领导，但他本身也是一名优秀的 间谍。即使这样，在战前，他和他的间谍们并未搜集到很多重要情报。特列彼尔也 有自己的道理，他后来曾解释说：“严格地说，我们在战前几乎未从事情报活动。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可靠的商业掩护、并组织必要的基地，以便枪声一响，我们就能 整装待发投人战斗。”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与特列彼尔同时代的最优秀人物是匈牙利人尚多尔·拉多， 他和特列彼尔一样是个犹太人，也是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被第四局招募 开始情报生涯的。其工作途径也与特列彼尔大致相同，他在1936年在日内瓦以企业 主身份成立了一个制图公司。二战期间他领导了对德间谍网工作。但战前他的情报 业绩并未超出特列彼尔，同样是无足轻重。 战前的重要情报，基本上都是从打入德驻东京和华沙机构的间谍那里获取的。 在东京的苏联间谍佐尔格本身就是个优秀的例证。佐尔格做过统计，当他前德国朋 友、上校武官文金·奥托1938年4 月当上德国大使时，在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 中，有60％的情报是从德国大使馆搞到的。有一次佐尔格甚至受奥托委托，以使馆 信使身份前往马尼拉、坎顿和香港——一个苏联情报人员居然能在德国外交掩护下 工作，这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据苏官方的说法，佐尔格直到最后也不知道，第四局领导别尔津于1938年惨遭 枪决。因此，1938年他写信给上级领导的信就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 “亲爱的同志们！别为我们担心。虽然我们极度疲劳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但 我们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坚定果敢，时刻准备着完成伟大使命赋予我前的任务。 向您和您的朋友们致敬。请您代为转交给我妻子的信和问候。并请密切注意她的安 全……” 然而，佐尔格在二战开始前后这段时期的主要侦察方向，是日本而不是德国。 1938年夏，他以手下尾崎秀实的情报为依据劝说莫斯科，日苏在满洲里附近哈桑湖 上发生的第一次严峻冲突，责任完全在当地驻扎日军指挥官本人，而东京政府一直 在竭力避免战争。佐尔格还在1939年5 月日本破坏内蒙古边境时，也发出过类似的 安抚人心的消息。莫斯科不相信佐尔格的情报，并一度认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大规模 侵略已迫在眉捷。1939年夏，第四局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信任自己最出色的间谍。 当1939年10月1 日德国人侵波兰，二战开始时，莫斯科向佐尔格发出严厉的指责： “日本准备与苏联开战，并且已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军事和政治上），而你 们却搞不到任何一点儿有价值的情报。这只能给人一个印象，你们不再积极工作了。” 战争开始前两年，苏联情报机构还将另一名间谍渗入德国使馆。1937年，为第 四局效力的德国犹太记者鲁道夫·根施塔特招募德国大使馆大使参赞鲁道夫·冯· 谢里哈的工作获得成功、冯·谢里哈当时四十来岁，他出身于西里西亚贵族之家， 出任外交职务前是一战时骑兵队的一名军官。但到30年代中期，他的薪俸与妻子的 收人已无法满足他的嗜好——赌博和玩女人。与佐尔格不同的是，与其说冯·谢里 哈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成为间谍，倒不如说他是个金钱的俘虏。1938年2 月，第四局 往冯·谢里哈在银行的帐户上汇了6500美金——这是在两战期间付给间谍们酬金中 最大的一笔。” 由于冯·谢里哈具有罕见的洞察能力，他能从内部看出德对波兰政策的发展－ －这正是引起苏联不安的事件，从而受到第四局的高度评价。在希特勒上台的头五 年中， 这个纳粹魁首极力消除波兰对其在东欧领土上扩张的有理申的担心， 并于 1934年1 月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借此安抚波兰人，以便在用现代武 器装备部队之前暂时不用担忧波兰闹事，当时的上策就是保证支持波兰反对苏联。 1938年10月，希特勒要求波兰实行“在反共产国际方案基础上的对俄同步政策”。 “慕尼黑阴谋”之后，希特勒企图控制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港口，并进一步使 波兰沦为其附庸国的野心愈来愈明显。1939年 3月，波德关系日趋紧张。英、法放 弃绥靖政策向波兰保证，一旦德国人侵，将提供“全部可能的援助”。 在希特勒准备发动战争的重要关头，苏联的对德情报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 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来自佐尔格 与冯·谢里哈的真情报与来自其他情报源的假情报被混杂在一起，难以辩认；二是， 1938年3 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半年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人侵。 所有这一切重大事件正好与苏联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的“清洗”高潮赶 在了一起。可想而知，“下降”是必然无疑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度过“大清洗”时期的地下人员谢苗·罗斯托夫斯基（他 就是厄恩斯·杰里）和其他一些间谍纷纷指出，“德国吞并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的威胁不能忽视。因为这个前提如果实现，最使人担心的事就会发生：德国在芬兰 建造登陆基地，从哪里给予在波罗的海的德国海军以支持，并开始穿越卡雷利阿地 峡向列宁格勒发起地面行动。关于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列宁格勒党组书记安德 烈·日丹诺夫不止一次提到。1980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秘史强调， 30年代中期驻赫尔辛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机构干得相当成功。大约有五六个政 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为该机构效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 和伦敦的间谍机构在“清洗”时期历经劫难，遭受迫害最大。1937年末，内务人民 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所有在外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被召回了莫斯科，后来他们或被枪决 或被投入集中营。这样就使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完全瘫痪。与芬兰被招募的间谍的 联系也随之中断了。唯一两名经过在莫斯科审讯、幸免于难回到赫尔辛基的是鲍里 斯·尼古拉耶维奇·雷布金（他就是雅尔采夫，在大使馆以二秘身份作掩护从事间 谍活动）和他的妻子、赫尔辛基“外国旅行者”处处长卓姬·尼古拉耶芙娜·雷布 金娜（即雅尔采娃）。雷布金被提升为间谍头目之后，与妻子一起奉命于1938年的 春天重新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芬兰的活动。 后来任芬兰外长的魏纳·坦涅虽然知道雷布金的真实活动，却发现他“是个十 分活跃的、令人愉快的人。和他能够很轻松地谈论一些微妙的问题，与其同事不同， 他似乎是个较为随便的谈话对象”。而卓班雷布金娜，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 在组织中也小有名气。坦涅认为，这是位“十分美丽的妇人，虽徐娘半老，但却风 韵犹存”。战后，在重建国外处的过程中，她领导德国、奥地利的情报工作。雷布 金在与芬兰人的交往中表现活泼开朗、令人信任，而实际上，他的这种交往方式完 全是个骗局。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他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无限忠诚者，他很清楚 犹太人的出身，要求自己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正统，并要遵守“勤于揣摩，投 其所好，保全自身”的原则。 1938年，雷布金接到指示，命令他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开展秘密外交活动。3 月 12日，希特勒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奥地利，并立即把它归入第三帝国的版图。这 一切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心，害怕希特勒下一步将夺取芬兰的登陆基地。但这 种担心很快就被庆祝赫尔辛基解放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打消了，赫尔辛基的解放并 不是依靠德国，而是苏维埃制度帮助的结果。由1918年指挥过德军的留基格尔·冯 ·德·戈尔茨伯爵率领的代表团引人注意地参加了庆典。两天后，雷布金拜见了芬 兰外长鲁道夫·霍尔斯基。在前不久逗留莫斯科期间，雷布金说，“获得了着手讨 论苏芬关系的广泛权力”，而这些讨论甚至连苏联大使也禁止透露。雷布金对霍尔 斯基说，克里姆林宫“绝对相信”，德国计划在芬兰驻军完全是为下一步入侵苏联 做准备。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到处散布法西斯在芬兰策划的阴谋。雷布金向霍尔斯 基讲明了利害关系：如果德军入侵芬兰，红军一方肯定要还击，而这导致的战争将 在芬兰领土上进行。如果芬兰准备反击德国人侵，则苏联会向它提供武器和军事援 助，并有义务在战争结束后撤出其军队。 但几个月过去了，雷布金为谈判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毫无进展。六月、七月中 他两次拜见了首相A·K·卡扬德。雷布金再次强调，只有他拥有进行谈判的全权。 他十分鄙视地说，苏联大使虽然“确实与许多人进行过会谈，但他讲的一切都毫无 意义。”和霍尔斯基一样，卡扬德对芬兰为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而丧失中立立场的 前景并不乐观。1938年12月，谈判改在莫斯科举行。使芬兰代表团惊奇的是，迎接 他们的不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而是内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正如 他们被告知的那样，李维诺夫对此次会见并不知晓（虽然后来他也被吸收参加谈判） 。芬兰人继续抵抗着来自苏方坚持缔结军事协定的压力，同时，也不同意将芬兰湾 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租借给苏联。从雷布金向霍尔斯基提出秘密建议起，时间几乎 过了一年，谈判才于1939年3 月告以结束，但那时苏联外交已完全陷入了一个大变 动的海洋。 1938年10月的慕尼黑会议给“集体安全体系”政策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苏联 未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来自英法的压力迫使捷克人将苏台德区拱手送给了德国。 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有效保护，因此，半年后希特勒占领布拉格时，也 没能抵抗多久。斯大林、贝利亚和几乎整个政治局都认为慕尼黑协议的主要内容就 是西方大国迫使希特勒放过英、 法， 将炮口转向东方，集中兵力进犯苏联。这个 “阴谋者”的理论后来成了苏联正统历史科学的一条公理。直到80年代末苏联历史 学家仍坚持认为，“西方大国不仅放纵了法西斯的侵略，还以最明显的方式将法西 斯德国转向对抗苏联”。而实际上，虽然许多西方国务活动家对两个独裁者的冲突 幸灾乐祸，但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旨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 斯大林情愿相信英一法阴谋，这不仅因为他个人就是一个“阴谋理论家”，还 因为他手中掌握有大量的情报。当时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处于低谷，大部分合法的或 非法的间谍人员都被消灭。还有一些属于奥尔洛夫或克里维茨基这种少数情况—— 临阵叛逃，即使有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没逃跑成，也在奴颜婢膝的原则“勤 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指导下纷纷自寻出路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 局越来越迫切、 强烈地要求国外处提供一些能使苏联领导阶层深信不疑的、 证实 “秘密阴谋”理论的情报。而那些不能拿出英一法试图挑起苏一德战争证据的人， 就会被怀疑与帝国主义分子有牵连。接替国外处以前那批遭到“清洗”的、善于全 面独立思考的“老”间谍位置的是新一代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对如何在另一个环境 中表现自我尚无足够经验，但他们却在竭力表现自己在发现和清除反革命阴谋的能 力，以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死后，1938年2 月他的副手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成 了国外处代职领导。施皮格尔格拉斯本人曾在西班牙领导过秘密战，在瑞士策划过 处决一个叫伊格纳季·赖斯的叛逃者。后来，另一个叛逃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 夫回忆说，施皮格尔格拉斯是一个残忍的，但同时又是一个“举止得体，礼貌，实 干，头脑机敏，动作灵活”的人。和斯卢茨基一样，施皮格尔格拉斯也是个犹太人。 几个月后，他也被干掉了。当贝利亚1938年7 月以叶若夫继任者身份来到莫斯科时， 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格鲁吉亚“执朝郎”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后来，这个“执朝郎”成了国外处的新领导。杰卡诺佐夫的外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身高刚过一米五O ，长着一个不大的鸟鼻子，几缕黑发横贴在那十分显眼的秃头上。 20年代初，他在高加索草营人命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一个“巴库刽子手”的名声。后 来这个名声又因他在“大清洗”时期担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一系列暴行 而愈发振耳。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毫无经验，是国外处第一位从未出过国的领 导。但他比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前任都要显赫、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要 重要。两年时间里，他升至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当上了驻柏林大使。 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杰卡诺佐夫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提供了一系列情报，它们大 多是有关1939年1 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罗马进行谈判的一些传闻，莫斯科认为，它 们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予以较高评价，李维诺夫曾对波兰大使说：“他得到了一个 可靠消息，好像张伯伦在谈判进程中试图触及‘乌克兰问题’，这似乎使人觉得， 英国不再把德国在此方向上的企图看成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莫斯科对英国企图挑 起德国进攻苏联的这些补充证据深信不疑，以至于李维诺夫的一位副手三个月后在 与意大利大使谈话中继续痛斥张伯伦的险恶阴谋。 正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机构的情报最不受信任时，此机构在苏联制订对 外政策时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渠道都被用来准备1938年与芬 兰和1939年与德国的秘密谈判。与此同时，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把主要精 力用来对那些被称为反革命或亲西方的外交人员进行清洗， 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 1939年。一位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经常是你和一位同事约好 再见面时谈论一些问题，第二天就发现他不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了一一他已被 捕入狱”。最引起贝利亚和斯大林怀疑的，是那些既熟知西方又富有经验的外交家。 逮捕活动甚至触及到了人民委员部领导阶层。原副外交人民委员H·H·克列斯京斯 也成了“人民之敌”。他在1938年2 月所谓的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 运动中被判枪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副手鲍利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 尼亚科夫工作时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同事们经常看到他脖子上围个湿毛巾 以缓解折磨他的头痛。每当工作日结束时，他长时间地洗冷水浴。但和克列斯京斯 一样，他也难逃脱被枪决的命运。 在慕尼黑会议和集体安全政策破产以后，李维诺夫本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 间也屈指可数了。莫洛托夫后来指出“我们国家中就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只 有反法西斯狂热感情，却忘掉了我们（西方的）盟国的挑拨活动”。首先他怀疑的 就是李维诺夫，他认为李维诺夫整日沉施于集体安全的空想之中，反而对英法那些 企图秘密挑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统治集团”帮了大忙。1938年4 月，李维诺夫在 建议和英法谈判签订“反对侵略欧洲”互助条约后，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把集体安全 体系变为现实。但就在那天，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在这一 变动后不久，前红色工会国际领导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 员。虽然李维诺夫与自己的几个前任副手不同，他经过了大清洗，但为了彻底铲除 “李维诺夫残留分子”，由莫洛托夫倡议，在委员部内部成立了“精英”小组，贝 利亚和杰卡诺佐夫成了小组的一、二把手。当他们出现时，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穿着 便服，而杰卡诺佐夫则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服。委员部的成员们要一个个经过 这“三人联盟”的挑选。他们自然是要竭力证明他们与人民的敌人毫无瓜葛，虽然 有时也有露马脚的时候。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莫洛托夫脚踩两只船，就签约事宜进行着平行谈判——公 开场合与英法谈判，然后拘谨一阵之后秘密与德国谈判。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英国， 人们对英一法一苏之间的谈判反应冷淡。张伯伦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对苏联的 真实目的十分怀疑，即使它真诚地乐意帮助我们，它的军事潜力也不足以令人信服。 ”大概斯大林把与英法的谈判看作向德国施加压力、迫使签订和约的手段，或者是 一个双保险，即使与德签约无法实现，与英法的这种谈判也是最明智的决定、最成 功的选择。只有法国对迅速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表示理解，因为它担心，英一法一苏 谈判一旦破裂，斯大林就会与希特勒缔约。 为使德国签约，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策划了“积极行动”。4 月14日，苏联大 使向德外交部提出议案几天后，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很容易就截收到一些英国外交 电报，并将其主要内容发给柏林。电文基本上都是有关英苏谈判进程的。奇怪的是。 在截获的电报中，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漏洞和失真。比如，电文中说，英法代表在 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利于苏联的条件，使得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这远远超出 了事实，德国的情报机构是最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德国专家无法破译英国外交电码， 而且可能在英国外交部根本就没有能够接近这些电报的间谍。唐纳德·卡麦隆·沃 特教授认为，“消息一定是来源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情报机构”，只有 这种推测才是唯一令人信服的猜测，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9年4 月德国大使馆突 然地、而且是有选择地搞到了英国外交信件；为什么在德一苏签约前一周，情报接 收又突然中断。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也同样获取了一些类似以加速 双边谈判为目的的情报。 内务人民委员部拍往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伪造电报来自一个或同时来自两个源 点。第一个源点是英国外交部联络部密码破译员、大尉约翰·金，1937年他被召回 前一直受特奥多尔·梅伊领导，虽不能肯定，但极有可能是在1938——1939年冬，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重新开始在伦敦行使领导权后，金又被重新使用。第二个源点可 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电子侦察部门，金·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在其中是中坚力量方 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奉送”给伦敦德国大使馆的情报，被公正地称为“最令人信服 的虚假情报的光辉典范”。但这一切最终并没有派上真正的用场。当希特勒备战入 侵波兰时，与斯大林签约的益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魁首根本就不需要来自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协助”。在8 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如愿 签订。秘密备忘录预先规定，“当国家领土和政体需要重新考虑”时，苏联拥有对 东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在罗马尼亚）的监 督权。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外交部和其他世界大部分国家措手不及。 两位独裁者对条约签订都欣喜若狂。签约后，斯大林举杯祝辞，“我清楚，” 斯大林说、“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他当之无愧。” 然后莫洛托夫为里宾特洛甫敬酒，里宾特洛甫也为苏联政府高举酒杯。仪式结束时， 斯大林对里宾特洛南说：“苏联政府对待条约十分严肃，我发誓保证，苏联绝不出 卖自己的伙伴。”当希特勒被告知签约之事时，他正在进午餐，他一下从椅子上跳 起来喊道：“我们赢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周，即10月1日，德军以150万兵力跨过波兰边 境。10月17日，当波兰人英勇地、但已无望地抵抗法西斯军队时，苏联将军队开进 波兰国土东部，希望从这块大蛋糕上分得自己的一块。当苏德两军部队相遇时，这 对新盟友互相表示友好，互相敬酒祝辞，有些地方还举行了联合阅兵。波罗的海沿 岸国家还被仁慈地给予了九个月的有限独立机会。但代价也是昂贵的，所有国家都 不得不同意苏联在其领土上布置军事基地。当爱沙尼亚同意苏联这一要求后，斯大 林安慰他们的代表团说，“我敢说，爱沙尼亚代表团作出的退让是明智的……因为 在波兰发生的悲剧，可能会在你们身上重演。” 在被红军占领的领土上，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组织了公民投票，投票中好像居 民都赞成与苏联联合。 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波兰东南部 领土以“西乌克兰”名义归人乌克兰版图。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内务人民委员部这 一令人瞩目的戏剧性成就（很明显，并没有任何故意讽刺的意思）： “我们选出了代表团去参加利沃夫的代表大会……大会在巨大的、令人鼓舞的 政治热情中进行了几天。我没有听到一句怀疑建立苏维埃政权必要性的话语，发言 者们逐一带着喜悦、激动心情发言，说他们心中的梦想就是加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 国。对我来说，看到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开始理解马列学说当然感到无 比欣慰……虽然逮捕还在继续，但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巩固苏维埃国家和开辟在马列 主义原则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盖世太保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追捕“种族敌人”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则着 手追捕“阶级敌人”。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出十四类被驱逐出境的对象。 十分有趣的是， 托洛茨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异端者被列人第一类， 名单内还包括 “曾出过国”或“与外国代表有联系”的人。这一范围包括的面太广了，其中甚至 还有世界语专家和集邮家。大部分被驱逐者由社会上层代表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 政治家、公务员、军官和警官、律师、地主、商人、店主、神父和“积极的教民”。 和纳粹德国安全机构、盖世太保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所以这样做，如后来弗拉 季斯拉夫·安德烈斯所说，是为了“使社会失去领路人”，也就是为了消灭那些潜 在的、可能组织对抗苏维埃制度的领袖。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实上与德国安全机构、 盖世太保合作过，他们用苏联集中营中的德国共产党员，交换在德国居住的侨民和 乌克兰人。马尔加列特·布贝尔一诺伊曼是德国的一名共产党员，她就是在布列斯 特一里托夫斯克城布格河的桥上被苏方交给德国安全机构的。互致敬礼后，德国安 全机构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像老朋友一样亲热： “当我们走过桥的一半时，我回首望去，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还成群结 队地站在那里，目光追随着我们。他们身后就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土地。一种苦涩感 涌上心头，我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咒语：劳动者的国家，自由者的林荫大道，受摧残 者的王国……”总共约有150 万波兰“阶级敌人”用运牲畜的卡车被运往苏联哈萨 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地方。1941年6 月，德国入人侵苏联，等宣布大赦这 些波兰人时，已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在人世了。其中约有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在距波 兰国境不远处就早已被枪决。少校索利斯基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如何在1940年4 月在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保护下”，落到离斯摩棱斯克不远的卡延森林： “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大的林间空地，一切都像独具特色的野餐。他们掠去了我 们的订婚戒指和指向早晨六点半的手表，还收走了皮带和刀子。他们会把我们怎么 样？” 三年后德军一分队发现了索利斯基的尸体，制服口袋里的这本日记和卡延森林 中埋葬四千名波兰军官的坑穴。大部分被枪决的人都被反绑着双手，每人后脑勺都 有一个子弹洞。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惨无人道的牺牲品中，有一些甚至是熬过莫斯科 大清洗时期的波兰共产党员。1940年，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后来的波兰领导 人）从苏联跑到了德国。 德一苏瓜分波兰之后，苏联就开始慢慢走上了老路，重新向芬兰施加压力。作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头目，雷布金只向斯大林汇报那些他想听的情 报，也就是战时芬兰人会和波兰人一样迅速投降，芬兰工人阶级会支持新的共产主 义制度。1939年10月，芬兰代表团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此时，他们对德苏秘密协定 还闻所未闻，更不知道芬兰将陷入苏联控制之下这一不幸的前景。斯大林亲自告诉 他们，苏联要他们让出岛上、岸上军事基地，以及列宁格勒以北的一块领土，用以 交换的是一块他们根本不需要的苏联卡累利阿。“看来，我们这些普通公民是无法 取得进展了一一一两周谈判后，莫洛托夫对芬兰代表说——现在该由战士们来说话” 。这年夏天，苏联制定出了两个侵芬计划。指挥列宁格勒军区的梅列茨科夫将军认 为，占领芬兰只需三周时间。总参谋长、元帅沙波什尼科夫认为，战役需持续几个 月。斯大林倾向于梅列茨科夫的计划。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共 产国际总书记奥托·库西年以及斯大林的一个对外政策助理见面时的情景： “我走进房间时，斯大林在说：‘让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只要我们稍一提高 嗓音，芬兰人就只能唯命是从。如果他们抵抗，我们只发一枪，芬兰人马上就会举 手投降’。” 11月30日，当苏联军人跨过芬兰国境线开始“冬季攻势”时，他们被告知，受 压迫的芬兰劳动人民正张开怀抱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红军的轰炸机不断在赫尔辛基 上空抛洒传单，号召工人们与红军联合，赶走那些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在被红军解 放的第一座芬兰城泰里约基，成立了由库西年领导的傀儡“芬兰民主政府”，他声 称“政府拥有人民的绝对支持”。12月2 日，这个政府很快就与苏联签订了协议， 让出了前不久苏联想从卡扬德政府那儿得到的全部土地，并宣布“芬兰人民的英勇 斗争与苏联红军的努力，应当能消除前芬兰财阀政府为了帝国主义大国利益在苏芬 边界上建立的军事传染源”。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导致对“冬季攻势”的虚假乐观是由雷布金的一些亲苏 间谍（他们的圈子很小，只能反映芬兰社会舆论的很小部分）搞到的情报造成的。 由好拍马屁的雷布金亲自转送的这些情报诱使斯大林对自己先前的设想更增添了信 心。战争开始时，莫斯科对“芬兰政府丢下赫尔辛基去向不明”的情报深信不已。 但战争根本就没有按照预订的计划发展。勉强凑够二十万的芬兰士兵和军官，竟然 战胜了拥有重装甲坦克和有空中保障的百万苏军。身穿白色伪装衣的芬兰滑雪者从 树林中闪现出来，将长长的苏军队伍分割消灭。正如赫鲁晓夫所证实的那样，斯大 林对着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大发雷霆，指责他的失败。伏罗希洛夫也高声 争辩：“您应当指责自己！是您消灭了军中的老近卫军，是您枪毙了优秀的军事指 挥员广在激烈的争吵中，怒气冲冲的元帅甚至打翻了一个盛着烤乳猪的大盘子。 为了“坚定”红军战士的决心，部署在第一线后面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按 命令可向那些试图退缩的队伍开火。由于红军在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上的明显优势， 芬兰的抵抗最终还是被摧垮了。按照1940年3 月签订的和约，芬兰不得不将列宁格 勒以北的卡累利阿地峡和有十分之一人口居住的领土割让给苏联。但是库西年的傀 儡政府也很快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中。 与德国相比，苏军在“冬季攻势”中的失利与1940年4 月德军占领挪威的神速 形成了强烈反差，而与五、六月份德军闪电般六周拿下法、荷的成功之举之间就更 有着天壤之别。莫洛托夫把德国大使舒伦堡召到克里姆林宫，向他转达“苏联政府 对德国军队的伟大胜利的最热烈的祝贺”。苏联对希特勒的胜利作出了虽不算“巨 大”却也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德军的坦克装着苏联的燃料冲向阿布维尔海边， 把鹿特丹夷为平地的德国炸弹充塞着苏联生产的火棉，而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击中英 国士兵的子弹的外壳，是由苏联铜镍合金浇铸而成的”。 正当希特勒的军队迈着胜利的步使行进在荷兰时，《消息报》评述：“最近的 战况再一次证明，弱小国家为保存自身而企图中立——纯粹是幻想。这样，小国能 存活下来并保持独立的可能性就越来越渺茫”。局势愈加明朗，波罗的海国家存在 时间已屈指可数。6 月15日深夜，杰卡诺佐夫把几个负责人召到他在卢比扬卡的办 公室，其中包括自己的助手、副外交人民委员、以莱比锡听证会检查长而闻名的安 德烈·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对来者说，他们被“精选”出来是为了完成在波罗的 海国家的“任务”。“按照政治局的决定和斯大林同志的建议，现在该解决我国西 北边境的安全问题了。”杰卡诺佐夫接着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可能（甚至可以确 信无疑）参与了“巴黎一伦敦交易所”的阴谋。莫洛托夫在与舒伦堡谈话中虽未直 接提到交易所，但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在那天晚上的会议上，杰卡诺佐夫说他将 亲自领导在立陶宛的战役进程，而维辛斯基和日丹诺夫将分别前往拉脱维亚和爱沙 尼亚。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人要求将资产阶级制度改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斯 大林同志说，他不会反对这项决定”。我们可以从杰卡诺佐夫的立陶宛计划中对这 三个小组的行动任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份计划的制定日期是1940年7月7日，它 后来落到了德国人的手里。计划预计要消除一切仇视国家的政党人士的影响，他们 包括民族主义者、民主意志主义者、人民党党员、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年轻的里托 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会一民主主义者、民族近卫军等。行动应在1940年7 月 11日夜、12日晨在整个立陶宛境内同时进行。 1940年7 月中旬，在上述三个国家，实际上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的选举表明， 当地居民的积极性不高， 但共产党却获得了令他们满意的票数：在立陶宛获99．2 ％选票，在拉脱维亚获97．8％选票，在爱沙尼亚获92．8％选票。7 月21日重新选 出的政权机关纷纷请求与苏联结盟，而苏联最高苏维埃直到8月3旧才允诺了这一请 求。 凭借着其成千上万的情报人员， 内务人民委员部继续进行着接连不断地逮捕 “人民之敌”行动。仅在德国军队人侵苏联前一周的6 月14日深夜到15日凌晨一夜 间，六万爱沙尼亚人、三万四千拉脱维亚人、三万八千立陶宛人被投进卡车运到了 几千公里外的苏联集中营。而在德国法西斯开始人侵前，百分之四的爱沙尼亚人和 百分之二的拉脱维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被驱逐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 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和贝利亚的副手弗谢沃洛德·尼古拉 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到达柏林就苏德利益问题进行谈判。虽然杰卡诺佐夫在国际 事务中的经验仅限于征服了立陶宛，但他还是三人中最有经验的“旅行者”，因为 对莫洛托夫和梅尔库洛夫来说这是第一次出境。11月20日，当谈判还在进行时，斯 大林就宣布任命杰卡诺佐夫为驻德大使。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臭名昭著的21号 “巴巴罗萨”秘密计划。计划命令在1941年 5月15日前完成“闪电般摧毁苏维埃俄 国”的准备工作。第二天，希特勒第一次接见杰卡诺佐夫。希特勒当时心情很好， 而孱弱的杰卡诺佐夫却由两名为了强调苏联大使体力不佳而特意挑选的彪形大汉相 伴左右。当苏联最需要来自德国的上佳情报时，作为第一个被任命为大使的前国外 处领导人杰卡诺佐夫，从理论上讲应支是处于最佳位置、最能有所作为之人，但杰 卡诺佐夫不是特里利谢尔或者阿尔图佐夫，甚至不是斯卢茨基。他对斯大林主义的 愚忠，对“阴谋”的多疑和对国际形势的一知半解，顺理成章使他成为苏联情报机 构毁灭性失败的同谋。 在杰卡诺佐夫任大使的七个月时间里，和斯大林一样，他最关心的就是臆想出 的英国阴谋，而不是真正的德国阴谋，苏德关系从未引起他任何担心。苏联的石油 一如既往地流向西方，灌满了德国军车油箱，而德国的武器和装备却打通了相反方 向——通往东方的道路。1941年 1月，苏联用价值7500万美元的黄金从德国买走了 波兰的苏瓦乌基地区。1941年初，希特勒以个人名义致函斯大林，说由于德国中、 西部地区“遭到英国空军的狂轰乱炸，并且很容易被英国人从空中侦察”，他不得 不将大部分军队向东重新布置（实际上，希特勒“忘了”指出。这一切都是“巴巴 罗萨计划”的一部分）。 苏德之间一度关系紧张的焦点在巴尔干，德军进人巴尔干引起了苏方的几次正 式抗议。4月6日签订了极其含糊的南一苏协定。虽然这项协定并未要求苏联向南斯 拉夫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新闻界对此协定还在大加赞赏。可没想到，第二天德国 就开始了总攻，仅仅过了几天，南斯拉夫就拱手求和了。虽然苏联对此提出抗议， 但斯大林决定不造出声势来。1941年 4月，苏联对德原料供给达到自签订互不侵犯 条约以来的最高记录：208000 吨小麦，50000吨燃料，8300吨棉花，8340吨金属。 苏联还通过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帮助运送德国从东方购买的4000吨橡胶。4 月中 旬，在欢送日本代表团的仪式上，斯大林对参加仪式的舒伦堡和其他德国代表简直 殷勤之至，他拍着不知所措的武官助理的后背，对他说：“我们会成为至交的！” “五一”莫斯科阅兵时，斯大林让杰卡诺佐夫和自己一起站在红场列宁墓观礼台的 荣誉位置上。 由于极度担心“挑衅行为”会招致希特勒的仇视，并威胁到互不侵犯条约，斯 大林甚至对在德国的情报机构的活动也进行了限制（这种限制在其他国家从未有过） 。斯大林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驻柏林间谍头目制订的首要任务是揭开希特 勒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使纳粹总是一帆风顺？它又是怎样征服了大半个欧洲的？” 1941年春被派往柏林的情报总局军官伊斯梅尔·艾哈迈多夫得到上级指示，“斯大 林对希特勒的力量来源特别感兴趣”，他应当“把有关此问题的、不加修饰的客观 情报提供给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柏林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监督情报总 局的活动。有一次，内务人民委员部头头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当着许 多间谍的面将情报总局工作人员大骂了一顿，之后很长时间，每当想起此事，科布 洛夫心中都有一种满足感。挨过这次臭骂的艾哈迈托夫认为，可能科布洛夫“只想 看看，我会不会犯什么日后他借以整我的错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机关有 一个房间（德国人侵苏联后，大使馆迁出时发现的）专供审讯、拷打和消灭“人民 之敌”。杰卡诺佐夫统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在使馆中他与“土皇帝”别 无二致。艾哈迈托夫回忆，在使馆工作人员会议上，“他经常历数完要完成的任务 和要继续做的事情后，就开始把所有的人不留情面地批一顿……这样做只有一个目 的，就是要表明谁在使馆里是老大。” 驻柏林使馆的间谍活动也进行得十分艰难。原来，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就没有几 个能干的间谍，而情报总局间谍头子亚历山大·埃德伯格（真名可能是谢尔盖·库 德里亚夫采夫。后来他常出现在像加拿大和柬埔寨这样相距甚远的国家里）也仅限 于招募一些精心挑选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 当然，其中有两名间谍还是值得一提的，他们是阿尔维德·哈尔纳克和哈罗· 舒尔采一博伊金。哈尔纳克1901年出生于著名历史学家的家庭，也是一个著名哲学 家的侄子，20年代中期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32年访苏期间，哈尔纳克与库西年、 皮亚特尼茨基建立了联系，并同意为共产国际地下组织工作。1933年，他开始在德 国经济部门工作，并逐渐获得了要职。然而在1940年他未被埃德伯格招募以前，他 与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并不频繁；后来他在共产国际地下组织的同事，莱因霍德· 申布伦谈到他时说： “他是个自负、冷酷、固执、精力旺盛而能干的人，然而他不是个令人愉快或 者是直爽的人。他总是十分严肃，缺乏幽默感，我作作为他的同事在他在场时总感 到有些不自在，总觉得他身上有某种清教徒式的东西，狭隘而又教条，但他却是一 个非常有远大抱负的人。” 舒尔采一博伊金，另一个埃德伯格所器重的间谍，却是完全另外一种人。二战 期间，一个被称为“红色乐队’”的情报小组的领导利奥波德·特雷伯发现他是个 “热情、诚挚的人，与阿尔维德·哈尔纳克的冷漠与沉静大相径庭”。舒尔采·博 伊金出身贵族家庭，1933年二十四岁时成为共产党员。纳粹分子上台后，盖世太保 曾三期拘留过他，但他的家庭用自身的影响将他解救出来，并在格林史领导的航空 部为他谋了个侦察官的位置。在德国反间谍报告中指出，他从1936年开始进行（已 被证实）破坏活动，他通过中介人，把反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军事行动计划交给 了驻柏林的苏联大使馆。 除对哈尔纳克和舒尔采一博伊金的工作进行监督、领导外，埃德伯格还与外交 家鲁道夫·冯·谢里哈保持联系。鲁道夫是1939年8 月从驻华沙使馆调至德外交部 情报处的，由于每天都参加处领导会议，冯·谢里哈能及时地把德国外交政策的动 态提供给莫斯科。伊莉莎·什乔贝是鲁道夫·根施塔特（德国记者，为第四局效力， 是他在1937年从华沙招募了冯·谢里哈）的情妇，她在外交部新闻中心供职。这一 工作性质使人们对她与驻柏林的塔斯社代表保持接触不产生怀疑。塔斯社的记者就 是通过她把冯·谢里哈搞到的情报拿到手，并送给苏联大使馆的埃德伯格。促使冯 ·谢里哈干这一行当的原因完全是物质利益。1941年 2月，什乔贝比冯·谢里哈过 得更艰难，因为她染上花柳病，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法国、荷兰战败后，特雷伯的间谍们开始注意搜寻有关德国军队动向的高质量 情报。特雷伯将总部迁至纳粹占领的巴黎并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特雷伯分别以“西梅科斯科”和“西梅克斯”为商号，在布鲁塞尔和巴黎成立公司。 “西梅克斯” 公司的办事处设在爱丽舍大街， 它与一家正在德国军队修筑工事的 “托特”公司建立了广泛合作。正是通过“托特”公司一名反纳粹工程师柳德维格 ·考恩茨的帮助，特雷伯于1941年春才得到并将有关“巴巴罗萨计划”的第一个情 报发往情报总局总部。莫斯科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德国备战进攻苏联的预警情报。 斯大林常与情报部门的一个领导，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中将谈论这 些不祥之情。1940年 7月，戈利科夫将军在他40岁时当上了情报总局（战时代替第 四局）领导。戈利科夫在情报方面并无所长，之所以提拔他，是由于他政治上可靠 和在指挥第六军占领波兰时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而他在军事侦察上却毫无经验可 言。后来叛逃的戈利科夫的部下伊斯梅尔·艾哈迈托夫是这样描述自己的领导： “虽然他身穿威武的工农红军中将军服，但身材却实在不算魁伟。不足一米六 的个子，身体肥胖、完全谢顶，脸色是一种让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深红色。但在他 眼中你会立刻感到一种坚强的力量，从他那深蓝色小眼睛中发出的刚毅目光简直就 能把谈话者穿透。” 戈里科夫训导自己的下属要注意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情 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将它领会为要善于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威优势。1940年 9月， 戈利科夫在情报总局六个战役部领导会议上说，他接到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的指示， 要继续对情报总局进行清洗。他说：“有太多的人、太长时间地呆在国外，与国外 人交往甚密，他们就对安全问题造成了极大威胁”。伊斯梅尔·艾哈迈托夫是当时 接受清洗任务的领导人之一，为寻找可能的候选人他查看了档案卡片： “有时我很走运，真能找到一些倒霉的人。他们实际上都犯过某种罪行，早晚 都会被清除出系统。然而我还是主要注意他们与西方的联系。” 1940年12月，与斯大林连续谈话后，戈利科夫召开了全体领导会议。他的发言 可算得上是教条主义、忠诚斯大林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暴露了他对国际形势极其肤 浅的认识。戈利科夫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定性为“斯大林同志辩证天才的作品”。 他认为，有关德国人侵的预告不切实际，英国如同法国一样很快就会被摧毁，它的 殖民地也会被德日瓜分。那时作为经典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就会为了将英国从彻 底崩溃中解救出来而向德国开战。“这时苏联就会耐心等待，直到该它出场为止。 资本家们一开始互相削弱和倾轧，我们就将解放全世界。” 虽然大部分有关制订“巴巴罗萨计划”的情报，都是通过情报总局信息渠道获 得的，但这些情报的复本还需要同时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份，从1941年2 月开始， 这些情报改送到重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去。 1941年2月3日， 内务人民委员部 （过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情报机构被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部。贝利亚的又一个格鲁吉亚马匪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成 了这个部门的领导。1921年到1931年，梅尔库洛夫先后在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 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了十年。后来又被调到格鲁吉亚搞了七年“党的工作”， 终于在1938年12月当上了贝利亚的第一副手。透过梅尔库洛夫教条的、残酷的斯大 林主义，显露出他唯心主义肃反工作者的品性，他以牺牲自己的伟大理想为代价熬 过了“大清洗”时期。与斯大林一样，梅尔库洛夫深信“共产主义与西方哈叭狗的 厮斗早晚会来到……我们健康的、充满活力与感召力的理想——列宁和斯大林的理 想一定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有一次他甚至还创作了一个表现斯大林精神的电 影剧本。在影片中，战胜资本主义恶习的男女主人公驾驶着集体农庄的新拖拉机一 直奔向苏维埃深红色的晚霞中。战后与梅尔库洛夫进行过谈判的匈牙利国务活动家 尼古拉斯·尼亚拉基认为“他是个怪人：他集伟大的善良与兽性和残忍于一身，他 既保持着绝对严肃，又异常思维敏捷，他有着约夫（1589年任俄牧首，l605年失去 牧首宝座并被放逐一一译者注）的谦逊。他还是个瘾君子，他一天不停地要抽上四 五十根烟。这是一个如此有威力的人，他在场时苏联大使都站得笔直。梅尔库洛夫 是个千面人，他讲话时，嘴上总挂着谦虚的微笑。梅尔库洛夫（战后）以无情的顽 强精神亲自领导过屠杀近二百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但就像一个人性 尚存的强盗一样，他对孩子们具有典型的俄罗斯式的多愁善感，当我们关系十分密 切时，有一次他含着眼泪给我看他服役的儿子的照片。” 虽然尼亚拉基讲的是梅尔库洛夫的“超人的智力”，但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他 一分钟也没忘记“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己”的规矩。 在重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里，负责国外情报的机构升了一大格，现在不叫 “国外处”而升为“‘国外局”。年轻的局长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接替了 自1940年以来任国外处最后一任处长的杰卡诺佐夫的职位。1938年末，党中央为了 充实经过清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挑选了200 名具有大学学历、年轻有为的共 产党员加人到机构中来，菲京就是其中之一。菲京较为正经刻板，在决定问题时， 他并不完全像梅尔库洛夫那样，只是一味连媚奉迎，而是无论什么样的情报分析他 都上报。与他的三位前任，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施皮格尔格拉斯和杰卡诺佐夫不 同的是，菲京的画像今天仍挂在——伴着对他一生的颂辞——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荣 誉厅内。 菲京接到过来自情报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但直到的1941年6 月22日 德国人侵前，他比情报总局局长戈利科夫的影响要小得多。然而，无论是菲京还是 戈利科夫，都没能真正影响到斯大林，使其相信“德国威胁”的存在。斯大林的传 记作者德米特里·茹尔科戈诺夫认为，“直到最后一刻，斯大林还在指望他的洞察 力和预言的力量”，极端盲目的自信使斯大林把那些与他的“阴谋理论”不符的大 部分情报全都抛弃了。 1973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的作者们认为，当时，莫斯科从各种信息渠道一共搞到 了84份有关德国人侵的“警告”情报。假如今天还搞这种调查的话，那么情报的实 际数量肯定会超过100 份。戈利科夫战后曾宣称：“苏联的军事侦察有着可靠的秘 密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源遍及一系列国家，包括德国”。然而，在1942年 6月22日 前，戈利科夫自己对大部分情报来源也不大相信。他把获得的情报分为两类：来自 “值得信任的情报来源”的情报和来自“可疑情报来源”的情报。看戈利科夫把大 部分有关德国不宣而战的情报划归到第二类了。菲京对上报情报的可靠性比较相信。 他后来说，他曾准备了一份关于“来源可靠性”的论证报告，但梅尔库洛夫却拒绝 签字并上报斯大林。“上面，——他对菲京说——他们（就是斯大林）更清楚该怎 么评价这个问题。” 1941年 3月21日，戈利科夫把来自各种情报源有关德国制订出突袭苏联计划的 警告信息一并呈送给斯大林。但和报告一起呈上的，还有他自己的结论：只要德国 尚未摧毁英国或者尚未与之签订和约，进犯苏联就不会成为可能。“那些认为反苏 战争不可避免，并在今春开战的预言和文件都应看作是英国人，甚至是德国人散布 的伪情报。”那时任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后来说，戈利科夫的报告只呈给了斯大林： “（他）未向其他任何人报告过，甚至是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或 许这是夸张，但无论是朱可夫还是铁木辛哥，都无权接近有关德国可能进攻的大部 分情报。苏联历史学家维亚切斯拉夫·达希切夫指责戈利科夫，说他“为了讨好斯 大林”，自己杜撰报告。但是戈利科夫的报告并不是他奴颜婢膝的结果，这里还有 他的“坚强信念”在作祟，尤其是他对斯大林旨在“挑起英德争端保全自己”的阴 谋深信不已。 关于希特勒的真实意图，邱吉尔曾提醒过斯大林，但这种尝试却更加深了斯大 林对英国阴谋的怀疑。在所有西方国务活动家中，斯大林最不信任的就是邱吉尔。 他认为邱吉尔是个恶魔，正是他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挑起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恶毒进 攻，然后又急于撕毁英一苏贸易协定；还是他于1927年在英国内阁拉帮结伙，策划 中断对苏外交关系的行动。现在他又上了台，斯大林认为他已酝酿好了新的反苏阴 谋。 可能有关德国进犯苏联的最严肃的警告是来自1940年6 月25日邱吉尔写的、并 在7月1日由新任驻苏联大使赛尔·斯泰福尔·克里普斯亲自交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件。 邱吉尔的警告不仅以所获情报为依据，还有对希特勒未来战略的准确评价。但斯大 林把这封信看作不是德国，而是英国旨在挑起苏德战争阴谋的又一证据。 按照斯大林的指令，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舒伦堡递交了照会，照会中向德国告 知了邱吉尔的警告。斯大林还把从英国和美国获知的情报也转告了德国，这显然是 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希特勒就有可能怀疑他与德国的敌人有密谋。 1940年 9月，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从内部了解英国政府政策的机会，因为约 翰·克恩克罗斯成了那时兰卡斯特公爵首相上院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在英国社会 活动家中， 上院议员亨基具有在内阁委员会和白厅工作的丰富经验。 从1912年到 1938年，他曾先后担任过帝国安全委员会、内阁及其下属许多委员会的秘书。1939 年战争开始以后，亨基逐渐成了张伯伦“军事内阁”中没有部长职位的部长，而情 报工作也进人了他的职责范围，亨基就此还写过两份详尽的报告。当邱吉尔1940年 5月取代了张伯伦以后。 亨基失去了在“军事内阁”的职位，但却保住了兰卡斯特 公爵首相的部长官衔，继续有权阅读内阁的所有文件、主持许多秘密委员会的会议 检查获取的各种情报。 通过亨基私人秘书克恩克罗斯之手的政府文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他想把其中一 小部分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不可能的。克恩克罗斯从亨基1940年上半年有关 “评估战前可能性”的汇编文件中选出了三分之一，作为第一批情报提供给内务人 民委员部。这些文件准确地预测说，德国侵占不列颠岛的计划不会得逞，希特勒会 集中兵力用潜水艇对付英国。 在亨基领导的众多委员会中，由英国最著名学者组成的科学委员会引起了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特殊兴趣。1940年为了协调战时科学技术的运用，这些学者们被召集 在一起。克恩克罗斯的目光始终紧紧盯着与从前一样有权接近“军事内阁”秘密文 件的亨基。1941年，新“军事内阁”做出决议要对亨基的外交电报加以限制，但克 恩克罗斯帮助亨基立即上诉英国外交部，结果限制很快就被取消了。 但克恩克罗斯发出的“军事内阁”文件以及其他苏联间谍通过各种消息来源获 得的文件都无法使斯大林相信，邱吉尔有关德国人侵苏联的计划是以现实存在的危 险为依据的，而不是以挑起斯大林和希特勒矛盾为目的的、背信弃义的阴谋为基础 的。1941年4月3日，根据一份有关德国准备人侵苏联的破译材料，邱吉尔又一次向 斯大林发出紧急警告。邱吉尔指出，这份“情报的来源渠道可靠，内容可信。”邱 吉尔后来写道，他发出的警告目的，是为了指出它的“特殊意义并引起斯大林的注 意”。由于驻莫斯科英国大使克里普斯担心斯大林会把此信看成“一向的离间阴谋” ，所以并未及时转交。当邱吉尔得知克里普斯在4 月19日才通过维辛斯基之手把他 的信交给斯大林时十分恼火。克里普斯的担心果真成了现实，斯大林正是把这封信 看作一种离间行为。后来克里普斯抱怨：“不仅是斯大林，连莫洛托夫也想方设法 回避与我见面，好像我就是死神。斯大林……不愿与邱吉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 且最害怕德国人知道他在和邱吉尔通信。” 斯大林倾向于把所有有关德国可能人侵的情报，无论来自哪个消息来源，都看 作是英国杜撰出的阴谋的证据。 4月17日，驻布拉格情报总局间谍头目向莫斯科报 告，希特勒准备在6 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条消息是德国的一名身居高位的军官提供 的，他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以“斯科达”工厂（位于比尔森市，是一个重型机械制 造联合企业一一译者注）总工程师的身份工作，消息来源绝对可靠。但这份情报按 情报提供者的指令交给斯大林时，他把报告退了回去，并在正文上端用红笔写下了 措词十分激烈的批示：“英国人的挑拨！再分析分析！斯大林。” 斯大林始终认为英国人图谋不轨，他们不过是想挑起苏德的矛盾。这种盲目、 狂妄的偏见与敌视恰恰助了希特勒一臂之力。 为了将斯大林引人歧途并顺利完成 “巴巴罗萨计划”的准备工作，德国最高指挥部经常故作声势，指责英国之所以散 布有关德国人侵苏联的谣言，其目的是要“搅混井里的水”。这种“英国阴谋”理 论没想到还真被一件突发事件给弄得难以辩别真假。1941年5 月10日，希特勒的副 手，发了疯的鲁道夫·格斯意外地飞到了苏格兰。一般认为，格斯受卡尔·豪斯浩 弗教授“地缘政治学”思想的多年影响，而后者十分主张建立英德联盟共同对付苏 联。突如其来的谜一般的格斯的到来，使英国政府被迫保持难堪的沉默，而这更加 深了莫斯科对反苏阴谋的怀疑。斯大林“深信”，英国正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在 伦敦正在进行着由格斯提议的秘密谈判。实际上格斯对“巴巴罗萨计划”只字未透。 相反，他一直坚持说：‘有关希特勒打算对苏联不宣而战的谣言是站不住脚的。” 格斯说，他此行的使命是缔结英德和约。英德双方都认为他精神不正常，而斯大林 却不这样认为。 直到“巴巴罗萨”战役开始前，虽然苦苦困扰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主要是施 加给英国人的，然而斯大林也越来越强烈地怀疑德国也在推波助澜，参与了阴谋活 动。而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伯爵秘密制作的有重大意义的预告更加深了斯大林 对“德国阴谋” 的怀疑。6月初，舒伦堡邀请刚到莫斯科不久的杰卡诺佐夫到自己 官邸共进早餐。人席的苏方陪同人员一共有两人，即使馆参赞古斯塔夫·希尔杰，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翻译B·H·巴甫洛夫。后来希尔杰说，舒伦堡是想借这顿早餐 警告杰卡诺佐夫，德国突然人侵苏联的计划确实存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航苏联历史 学家（虽然远非所有历史学家都持这种观点）否定了这种说法，把它看作“不合实 际的事件”。然而在1988年，一家苏联杂志发表了退役克格勃军官厄恩斯·杰里在 那顿早餐事件发生二十年后写成的一份报告，报告的依据是对甫洛夫的采访记录。 舒伦堡当时是想就希特勒的真实计划警告杰卡诺佐夫。在1989年《真理报》上发表 的历史学家格奥尔吉·库曼涅夫的文章中又补充进了来自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旁 证。正像米高扬所知道的那样，舒伦堡当时对杰卡诺佐夫说： “也许这是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但是我还要向您公开我们国家的最大秘 密……希特勒已决定 6月22日向苏联开战。您也许会问我，我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因为我是在永远反对与俄罗斯交战的俾斯麦传统中受教育的。” 杰卡诺佐夫认为舒伦堡的话是挑拨离间，但还是把这番话的内容向斯大林作了 汇报。斯大林接着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假情报已经开始在大使级上传播了！” 厄恩斯·杰里得出的结论是对的：“斯大林认为德国大使所提供的信息不过是希特 勒迫使苏联向德国做出新的让步的狡猾的一步。”由于越来越难掩饰德军向东调动 的行动，德国情报部门故意放出谣言说，希特勒已经准备好了要求苏联进一步让步 的最后通谍，同时还要做出一些武力相逼的姿态。正是这并不存在的最后通谍的威 胁，而不是突然进犯的真正威胁，使斯大林整日坐卧不安。误入歧途的不只是他一 人，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记者也上了最后通谍谣言的当。 有关德国突袭的最严肃的警告，来自佐尔格和德国内部的情报网。5 月19日， 佐尔格报告说：“包括150个师的9个方面军将集结起来对苏开战”。这份情报使斯 大林几乎恼羞成怒。斯大林生气地说。佐尔格“不过是个无耻之徒，在日本经营几 家小厂，整天泡在技院里。”情报总局对佐尔格警告的回答十分简短：“我们怀疑 您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当复电传到日本时，佐尔格的无线电发报员马克斯·克劳 森正和他在一起。佐尔格当即大喊道；“这些混蛋怎么能对我们的报告置之不理？”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使劲地用手挤压头部，克劳森都有点害怕他会把头挤碎。后 来的一个月内，佐尔格还试图使莫斯科相信危险的真实性，然而莫斯科十分顽固地 拒绝相信他，这使佐尔格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佐尔格的日本情妇从前认为自己 的情人一向是十分殷勤并且情感丰富。可自从有一次与莫斯科“谈心”之后，佐尔 格回到家里便喝得酩酊大醉，并且还带着如此的愤怒在办公室与她做爱，为使自己 不喊出声来，她不得不用手捂住嘴。还有一次，她发现佐尔格失神地躺在沙发上， 泪流满面。“我是多么孤独！”——他向她抱怨。 在苏联情报机构的官方档案中记载着： “佐尔格同志6 月15日向中心报告： ‘战争6 月22日开始”’。事实上佐尔格被日本反间谍机构逮捕后一次也未提到， 他曾告知莫斯科战争开始的确切时间。他所判定的“巴巴罗萨”战役开始的大约日 期是6 月22日。佐尔格当时还不知道，克劳森对间谍活动十分失望，并且，虽然不 是情愿地，却开始对希特勒的功绩表示出了相当大的好感来。他甚至在一段时间内 停止向莫斯科发送佐尔格的情报。“我拿到佐尔格许多报告战争不可避免的消息， ——克劳森被捕后说。——但我只向莫斯科发了一小部分。我不记得我曾发过预告 战争开始日期的情报。” 正如一位对克格勃倍加称颂的苏联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莫斯科是在1941年 6 月16日搞到了“德国两个情报小组”发出的关于希特勒准备进犯的、“最重要”的 情报，很可能这两个小组就是哈尔纳克和舒尔采一博伊金的小组。 “德国已做好了军事人侵苏联的充分准备，战争随时可以开始……匈牙利积极 参与了德国一方的军事行动。德国歼击机空军联队已布署在匈牙利的机场上。” 第二天中午，斯大林召见梅尔库洛夫和菲京。斯大林独自在办公室里。他们刚 一进来，斯大林就对菲京说：“不必再重复这条消息了，我已仔细研究过它，请问， 这条消息从何而来，他们在哪儿工作，可靠程度如何，他们是怎么搞到这么秘密的 情报？”菲京讲话的时候，斯大林在屋中踱来踱去，有时快速地提个问题。菲京解 释完后，斯大林继续踱了几步，时不时抽一口烟斗。最后他转向菲京，“那么，情 报部门的领导，——他说，——除了威廉·皮克，不能相信任何德国人了。明白了 吗？”威廉·皮克（1876－l960）是在莫斯科熬过“大清洗”时期的、为数不多的 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战后曾领导过东德的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的首任总统。 “明白了，斯大林同志。”——菲京回答。正如菲京理解的，斯大林怀疑德国 情报人员都是纳粹党成员和德国军队的军官，他们故意制造假情报。斯大林命令菲 京检查这些情报，并向他报告检查结果。菲京拟好一份类似内容的电报发给柏林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机构，要求“澄清一系列问题”。然而该情报机构尚未来得 及作出答复，德国就已向苏联不宣而战了。 战争即将开始前，向总部发回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警告的还有法国的特雷伯。 法国维希政府（对1940年7月一1944年8月法西斯军队占领期间投靠法西斯的法国政 权的称谓——译者注）的苏联武官苏斯洛巴洛夫将军一直负责把特雷伯的情报发往 情报总局，但他通常对情报却持怀疑态度。正如特雷伯所说，每次当我把德国备战 进攻苏联的消息给他，他总是故作宽容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当 然会把你这些消息发出去， 但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你高兴。”6月21日，当特雷伯向 他最后一次报告战争将于次日开始时，苏斯洛巴洛夫将军说：“您大错特错了。我 今天见到了刚从柏林回来的武官。他让我相信，德国没有备战。他的话我们可以相 信。”第二天一早特雷伯被处领导叫醒，并对着他的耳朵大喊：“真的发生了！德 国发动了对苏战争！” 不仅斯大林和他的主要谋士一直顽固地拒绝认真对待德国的人侵准备，而且许 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分析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作出了错误的 判断。正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即1941年 5月23日，英国联合侦 察委员会就认为：“德国与苏联签订和约优势明显，并从战争一开始就会占上风”。 斯大林一直对邱吉尔不信任的一个原因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打人敌人内部的间谍 报告说，白厅对德国威胁苏联的看法与邱吉尔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戏剧性警告大相径 庭。甚至在六月，英国政府还认为，德国只是在备战进攻苏联。白厅还一直在等待 希特勒以武力作威胁的最后通谍，而不是不宣而战。只是到了 6月12日，离战争开 始还有最后十天，联合侦察委员会最终得出结论：“希特勒决定铲除以苏联为代表 的障碍并开始战争。”这样比起大部分外国观察者，联合侦察委员会就成了最准确 的预见者。日本最高指挥部，日本外长和驻莫斯科大使认为，德国人侵苏联的消息 不过是掩盖人侵英伦三岛的计划。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对日本驻柏林大 使大岛广的准确预报德国人侵的电报研究得比东京要仔细得多。但是就是在华盛顿 的一些高级行政官员也被 6月22日晨开始的“巴巴罗萨”战役弄得措手不及。 有趣的是，斯大林更信任的是希特勒，而不是那些他所担心的、可能被胜利冲 昏了头脑的将军们。就在战前几天和战争初始时期，斯大林又产生一个“阴谋”理 论——这是第三个“阴谋”理论。他一直担心英国人为了挑起苏德战争会设下恶毒 之计，同时也担心希特勒会发出要求苏联继续让步的最后通谍。斯大林正等待着希 特勒那些陶醉在成功喜悦中的将军们为他设置的陷讲。 H·H·沃罗诺夫元帅说， “斯大林当时认为，‘苏德战争开始的唯一原因就是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的蓄意挑衅。 而他最怕的就是这种挑衅”。” 在斯大林“阴谋”世界的幻想中，“挑衅”一词占了主要地位。和斯大林本人 一样，戈利科夫、贝利亚和大部分苏联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把这种挑衅看作是反 苏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制造阴谋的一种不可分割的武器。如果苏联允许资本家的阴 谋得逞，那么就正中他们的下怀，并会失去历史进程的控制。 随着战前有关德军兵力调动情报数量的增加，斯大林开始明显地在采取行动的 必要性上出现动摇。一方面，他命令苏军进人战备状态，另一方面又在竭力摆脱德 国将军们制造的（假想的）挑衅。21日傍晚，斯大林打电话给莫斯科军区司令K·B ·秋列涅夫将军，命令其防空部队进入百分之七十五的战备状态。但很快，斯大林 又对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说：“我们自己也开始无端制造混乱了。”一个德 国叛逃者报告说，“战争将于第二天凌晨打响。”斯大林听后，马上以散布“假情 报” 的罪名下令将其枪决。6月21日晚11点30分，即“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前三小 时，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出“军队进人战备状态”的指示（这项指示在战前甚至没来 得及传达到所有军区）。然而，当班长们问及他们是否可在敌人跨越国境情况下开 火时，得到的回答是：“不要上敌人挑衅的当，不要开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 铁木辛哥打电话给西部特种部队军区副司令博尔金下命令：“为不使我们暴露，你 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反抗德军……斯大林同志不允许向德军开炮。”博尔金对着话 筒大喊：“那怎么办？部队不得不撤退，城市火光冲天，人员伤亡惨重！” 到了早上 7点15分，国防人民委员会才下令苏联军队转人进攻。而斯大林还一 直抓着这个念头不放：所有发生的一切——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德国将军的“挑 衅”。直到战争第一天中午，“挑衅”的假想还深深留在斯大林脑中。他保持沉默， 没有在苏联人民面前讲一句话。关于战争开始的消息，人们是从莫洛托夫的广播演 说中得知的。 在“巴巴罗萨计划” 开始前的八个小时里，斯大林徒劳地竭力不使 “挑衅”升级为战争。他用电报“轰炸”德国外交部；他向日本求援，要求它充当 停止“危机”的“调解人”。与此同时，人侵苏联领士的德军夺取了所有主攻方向 的铁路、桥梁，袭击了四十六个苏联机场，摧毁了近千架红军还未来得及起飞的飞 机，并在930俄里的前线迅速向苏联国土纵深前进。 拥有整个情报发展史上最先进情报网的苏联，在1941年 6月22日的前几个小时 里，经受了二战期间情报机构的大溃败。失败的原因绝不是情报上的缺陷，也不是 分析和使用环节出了毛病。德国突袭之所以成为可能，既由于苏联情报系统的性质， 也在于领导这个系统的独裁者的个人错误。在白厅对各种渠道的侦察情报经过耐心 研究之后，最终达成一致看法：希特勒计划对苏联开战。而在莫斯科情报评价系统 的上上下下却充满了奴颜婢膝的恐怖，这种恐怖以“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 己”的原则在最大限度地表现着。然而系统的溃败还不能够简单地、完全地解释为 种理由——斯大林把情报分析的决定权攫为已有，而是他在分析上的极端错误导致 失败。 斯大林之所以没有看到德国不可避免人侵的危险性，还因为他一直忙于与三个 本不存在的“阴谋”做斗争：英国使坏，故意挑起他与希特勒闹矛盾的阴谋；希特 勒的最后通谍阴谋；德国将军们挑起事端，逼他向德军先头部队开火的阴谋。臆造 的“阴谋”使斯大林看不到事实上存在的、极端险恶的威胁——“巴巴罗萨计划”。 正像十七世纪红衣主教德·雷茨所说：“疑心最重的人往往被人愚弄。” 第八章 伟大的卫国战争 （1941——1945） “巴巴罗萨计划”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希特勒认为，德国军队在冬 季到来之前就可取胜：“只要轻敲一下大门就足够了，整个腐烂的宫殿就会土崩瓦 解。”他的军队以每昼夜50俄里速度行进，沿途扫荡一切的速度甚至连西欧的闪电 战也无可比拟。与此同时，苏联面临的还有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佐尔格从东京报 告说，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大使馆说服日本人撕毁“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前三个月 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做你们想做的事情，——里宾特洛甫写道，一一但日本 人应与俄国开战……越快越好。我们一如既往地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能在西伯利 亚大铁路上和日本人握手会师。”在日本政府内部展开了“北方”方案（与苏联开 战）与“南方”方案（与英美开战）的支持者的论战。 由于“南方”方案的支持者占了上风，所以，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主要来 源于尾崎秀实。8 月15日他报告，从战争之初到冬季攻势前之所以放弃“北方”方 案，是由于“日本严重的经济形势”。后来佐尔格说，由于人们对他的消息不屑一 顾，所以迟迟才发来了表示感激的回电，而且电文所用的口吻也令人感觉不到丝毫 的惬意：“要相信，苏联在远东敌得住日本的进犯”。总之，佐尔格直到九月末还 是未能使莫斯科相信日本真实意图的严峻性。十月份斯大林把一半军队从远东调往 西部战线。在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中，佐尔格说由于来自日本方面的进攻威胁减小， 他请求召他回国或派他去德国。但这封信没有来得及发出，因为10月18日佐尔格被 捕。在这之后的几天之内，他的小组中的三十五名成员也都相继被捕。据日本安全 部门负责跟踪的军官证实，被捕前一夜，佐尔格是在德国大使妻子的枕边度过的。 佐尔格小组在“巴巴罗萨”战役开始后搞到的有关日本真实意图的情报是建立 在一个错误的推断之上的。正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佐尔格发出的情报并非独一无 二，同时还有从日本外交电文中截获的一些东西。而且正是靠这种不同渠道情报的 巧合，使佐尔格在日本安全机构逮捕他三周前赢得了莫斯科的充分信任。佐尔格被 捕后，苏联利用其它手段继续搞到了一些能够确定日本意图的情报。在一封被破译 的、 1941年11月27日从东京发往驻柏林使馆（也许是驻莫斯科） 的电报中写着： “必须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见面，秘密地向他们解释我们对待美国的立场……向 希特勒解释，说日本的主要力量将集中在南部，并说我们建议不在北方采取行动。” 战时苏联密码破译员最大的功劳是与破译日本的电码和密码分不开的。1941年2 月， 特别部密码破译小组划归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第五局 （密码破译局）管理。第五局的核心机构是从事研究国外评码、破码系统的调查处。 负责日本方向的主要专家是 C·托尔斯泰，对他的工作评价要比对其他战时任何一 个密码破译者的评价都高——他被授予两枚勋章。他的主要助手是舒姆斯基教授， 日本语文学家上校科捷利尼科夫和卡斯帕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去世 了。正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小组还能够分担情报总局一部分工作量，主要是破译日 本军队的情报。第五局第一小组的一项任务是观察关东军的调动部署情况，发现日 本进攻苏联远东的实证。 正是因为斯大林从佐尔格和第五局那里得到了有关日本意图的情报，才使他能 够将远东军区的一半兵力调至西部。10～11月间，8 —10个步兵师和上千辆坦克、 上千架飞机一起被调至对德前线。他们是在最紧要关头到达那里的。10月2 日希特 勒开始著名的“台风战役”——攻打莫斯科。他称此役为“战争最后一场决定性战 役。”两天后，他在柏林体育宫沸腾的人群前宣布：“敌人被摧毁了，他再也无力 反抗！”然而莫斯科并没有倒下。保护苏维埃国家成了为祖国——母亲的圣战。斯 大林变成了反对阴险狡猾敌人战争中民族团结的象征。虽然国家机关和外国代表机 关在十月中旬被疏散到伏尔加河的古比雪夫城， 斯大林却仍留在了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与我们同在！”——这是莫斯科保卫者们常用的口号。苏尔科夫在《军人 的誓言》一书中十分准确地表达出人民的情绪： “我很清楚……斗争将会充满血腥，步履维艰……但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妇女 和孩子们的眼泪在我心中沸腾。我要让刽子手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用他们的狼血来 回答……（出自： 阿列克谢·苏尔科夫， 两卷本诗选，莫斯科，《艺术文学》， 1974，第一卷，131页）”。 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保卫者无法想到，斯大林在1941年10月时的主要目的不 是领导红军进行英勇的抵抗，而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寻求与希特勒言和的 途径。 10月 7日，红军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格奥尔吉·朱可夫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内斯 大林的办公室。办公室内只有斯大林和贝利亚两人。他们都认为红军正在溃败。那 时贝利亚还直接管理着从叶若夫那儿继承的情报和安全机构。1941年 7月，国家安 全人民委员部又一次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吞并，直到1943年，前者才又作为一个独立 机构行使职权。战争巩固了贝利亚的地位，他作为一个安全机构的领导，却掌握着 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权力——他成了希特勒人侵后成立的国防委员会五成员之一，其 他成员分别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 当斯大林对朱可夫说，红军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时，贝利 亚一言不发。因为看不到别的出路，所以到了效仿列宁1918年 3月与德国签订耻辱 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时候了。斯大林委托贝利亚寻找签订新“布 列斯特”和约的途径，哪怕以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和一部分乌克 兰作为代价。由贝利亚物色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选中了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大使斯 托捷诺夫充当中间人。斯托捷诺夫同意斡旋，可他的各种努力都被德国人拒绝了。 就在莫斯科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候，贝利亚还在对军队领导干部进行清洗。10 月15日夜至16日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心机构被疏散至古比雪夫，一起疏散的还 有一些当时正在卢比扬卡受讯的高级领导。由于未能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有三百 名犯人被就地枪决了。对剩余人的审讯在古比雪夫还继续进行。1953年贝利亚被捕 后承认：“受讯者被无情地杀戮。那简直就是真正的血流成河的战场。”除英勇地 挺过了所有拷打的A·A·洛克季奥诺夫将军外。所有人都承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强 加在他们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尼古拉·帕夫连科写道：“成百 上千高级军事专家在刑讯室等死。而与此同时，前线上一个小中尉却在指挥着一个 团作战。”一些被疏散到古比雪夫的军事指挥官在10月28日又被枪决。后来，斯大 林突然命令停止贝利亚主持的侦查活动。两位在被捕指挥官中军衔和职位最高的— —前任总参谋长K·A·梅列茨科夫将军和前任军火人民委员6·R·万尼科夫——虽 然他们供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最终还是得到平反而获释。 内务人民委员部暂缓对高级军官的清洗恰好和战争进程中的转折赶在一起，莫 斯科并没有屈服。自信红军在秋末将被粉碎的希特勒夸下海口：“冬季攻势将不再 进行”。那时他的军队没有配发冬衣，在严寒中死伤人数急剧增加。12月，朱可夫 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反攻，结果德军被击退，并在战争中首次转入防御。这次胜利， 使朱可夫成了民族英雄，但他知道，斯大林正对他的知名度投来白眼。后来朱可夫 说：“我属于那些逃避了逮捕的人，但这种危险一直威胁了我五年。”朱可夫认为， 他的战役问题和作战准备问题助理B·C·戈卢什克维奇少将被逮捕这一事实，就是 斯大林给他的信号，暗示他也逃不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手掌心。 在苏联有关舒尔采一博伊金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领导的德国地下活动的文件 中强调指出，他们提供的情报帮助了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 从1941年秋开始，英勇的地下斗士向苏联最高领导提供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情报。 舒尔采一博伊金由于在空军中服过役，在军界（包括军事情报部门）有着广泛的交 往，常常得到有关希特勒计划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8月30日，盖世太保逮捕了舒尔采一博伊金，而哈尔纳克1942年9月 3日也遭逮 捕，到12月22日他们在柏林被处绞刑时，他们手下有80多名成员暴露了身份。虽然 最主要的涉嫌人员是在空军、航空部、国防部和军队辅助部门的关键人士，但宣传 部、柏林市政府、种族政策部和劳动部也有不少工作人员与此有联系。纳粹安全警 察局和安全部门以日耳曼人的精确调查表明，在被捕者中有： 29％的学者和大学生； 21％的作家，记者和艺术家； 20％的职业军人，平民和国家公职人员； 17％的战时应征入伍军人； 13％的手工业者和工人。 在苏联的史料中，为了强调在法西斯德国共产主义的抵抗的重大意义，通常都 对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小组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作些夸大。虽然一些情报，例 如有关德军歼击机数量和实力的预告，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而且对形势的 评价也很重要，然而它们对于反击德国人侵并无多大战役意义。纳粹安全警察局和 安全部门，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向苏联提供的重要情报分为九大类： 1．与苏联交战之初德国空军数量的报告； 2．德国航空工业1941年6月一～月间日产量统计； 3．德国燃料资源情报； 4．计划向迈科普（高加索）进攻的消息； 5．德军指挥部部署情况； 6．在被占地区飞机批量生产的材料； 7．德国为化学战生产和储备弹药的情报； 8．德国截获苏联密码的情况； 9．德国伞兵在克里特的伤亡情况。 政治抵抗与间谍活动同时进行，使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失败不可避免。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他的妻子一道为地下成员和同情反法西斯地下活动的人建立夜间 组织，这就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于了危险之中。身穿空军军官服、掂着手枪的舒尔 采一博伊金在野战排中经常去执行保护张贴反法西斯标语的年轻抵抗者的任务。 1942年在柏林举行反苏的“苏维埃天堂”展览时，舒尔采一博伊金组织了宣传画行 动，口号是： 展览：纳粹天堂 战争一一饥饿——谎言——盖世太保 能忍受多少？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还书写和散发传单，这些传单后来被苏联历史学家 评价为：“反希特勒宣传的光辉典范”。 德国外交家鲁道夫·冯·谢里哈的冒险程度要小一些。战前和战时他一直与舒 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保持着距离。如果不是情报总局在柏林的话务员缺 少的话，他或许能迟一些被逮捕。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他发送情报的话务员在布 鲁塞尔被捕。“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冯·谢里哈与情报总局合作似乎没了往 日的热情，他的搭档伊莉莎·什乔贝也很难从他那儿得到情报。1942年12月，情报 总局将间谍亨里希·克年（前德国共产党代表的儿子）空投到东普鲁士，然后他辗 转到柏林以期通过什乔贝与冯·谢里哈建立起联系。他随身带着向莫斯科发送冯· 谢里哈情报的无线电发报机，他还有一张冯·谢里哈1938年从情报总局领取数额为 6500美元的收据——若冯·谢里哈拒绝的话，这就是恐吓的把柄。德国安全机构对 此作出了十分符合逻辑的结论，克年的使命证明了“莫斯科认为谢里哈的工作具有 重大意义”。9 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伊莉莎·什乔贝，并等着克年与她接头，果然， 此事一个月后发生了。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是情报总局在西、中欧间谍网的一部分。德 国中央安全局称之为“红色乐队”（一些文章误译为“红色御夫座”），向莫斯科 发射密码文件的话务员被称作“音乐家”，“指挥”是利奥波德·特雷伯。特雷伯 后来说，1941年11月12日，布鲁塞尔的一名“音乐家”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小组有关 希特勒“蓝色”战役开始的情报发往莫斯科——此次战役就是一年之后对斯大林格 勒的战略进攻： “第三号计划，目标——高加索，第一阶段预计在11月份进行，但要到1942年 春才能实现。5月1日前部队应布置完毕……具体内容晚些时候通知。” 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评价，特雷伯的情报给德军带来的损失与舒尔采一博伊金小 组最重要的情报所带来的损失不可同日而语。特雷伯后来说，1942年 5月12日，他 的一个信使带给莫斯科“一条十分重要的有关进攻的情报”。这样特雷伯的回忆就 与苏联的材料不符了。关于“蓝色”战役的第一批材料是从一架被击落的德国飞机 上（1942年6月19日）上获得的。但6月26日，斯大林宣布他不再相信有关“蓝色” 战役的一个字，并责备情报机构上了这么明显的假情报的当。两天之后“蓝色”战 役开始，德国人在从库尔斯克到北顿涅茨的广阔战线上展开了攻势，这再次使希特 勒重新燃起了1942年底前战胜俄国的曾失去过的希望。 1942年，德国的无线电测向仪测出了“音乐家”的位置，这之后“红色乐队” 就逐渐减少了活动。特雷伯本人是1942年12月 5日在巴黎一家牙科医院的治疗椅上 被捕的。据后来一名反间谍机构的军官说，特雷伯“开始惊呆了，然后用流利的德 语说——干得太棒了”。后来他同意为盖世太保效力，这样就成了一个双料，或许 还是一个向莫斯科发送带有预警的伪情报的三栖间谍。引人注目的是，1943年他逃 掉并一直隐匿到战后。 然而，战时最重要的间谍网是瑞士的“红色三套车”。这个小组在德国有情报 源，其名字的来宙是根据发报员的数量而命名的，小组的头目是尚多·拉多（假名 为多拉）。毫无疑问，其中最有价值的应属德籍瑞士情报机关军官鲁道夫，廖斯勒 （别名“吕西”）。他的情报通过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拉舍尔·久边多费尔（别名 “西西”）和中间人克里斯蒂安·施纳杰尔发送给拉多。廖斯勒在德国有四名重要 间谍，他分别给他们取了假名：维特、特迪、安娜和奥莉加。虽然无法确定使用这 些假名的人究竟是谁，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还是得出了结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 是少将汉斯《斯特——反法西斯主义者，德军参谋部指挥官，由于后来参与1944年 7月刺杀希特勒事件， 与自己的上司海军少将卡纳里斯一起被处绞刑；汉斯邮恩特 ·吉泽乌斯——反间谍机构的工作人员，曾任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卡尔·哈德勒 ——希特勒反对派保守党领导，谋杀希特勒未遂之后也被处绞刑；上校弗里茨·别 特策利——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分析处处长。 “吕西小组”的隐秘性导致了许多神话的出现，其中包括下述假想，即该小组 只是个掩护。英国情报机构正是通过它将截获并破译的德国情报转给俄国人，这样 就可以隐瞒真实来源。虽然英国情报机构事实上并未将廖斯勒作为传递信息的渠道， 但瑞士情报机构却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诱使廖斯勒从事此项工作的主要是他贪财的 本性。拉多1943年11月向莫斯科报告：“西西说，吕西小组若再拿不到钱就将停止 工作。”拉多向莫斯科所发情报表明，与廖斯勒第一次建立联系不早于1943年9月。 尽管情报总局的间谍热爱祖国，并且业务精湛，但他们的情报对斯大林格勒战 役前苏军实战并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形成的初期休克状 态中，“大本营”（战时由总参谋部和最高指挥部组成的机构）经常搞不清德军的 位置。军事情报机构甚至未能及时发现德国人向南运动，结果导致1941年 9月基辅 沦陷。10月份，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也令军事情报机构始料未及。1942年夏季“大 本营”又一次感到措手不及：斯大林和“大本营”都确信德国人试图夺取莫斯科， 可是德军却在南方展开了进攻。在德国人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时，苏军同样感 到心中无数，他们不知道德军下一次的打击目标是哪里。11月，德军的一个集群在 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大本营”确信，在“包围圈”中有八万五千人到九万人， 而事实上，被围人数至少比估计的要多上两倍。同样“大本营”当时也没有关于德 军解围行动的任何可靠情报，而有关德国从法国调 6个坦克师之事，“大本营”是 在遇到苏联骑兵之后才知道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由于德军1943年 1月 末～2 月初的投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赢得这场战役充分证明了红军指挥的高超水 平，证明了军事指挥官灵活、随机应变的能力，证明了苏联战士的英勇。这次胜利 的取得并不是靠苏联战役情报的质量，而是多亏没有完全依赖它们。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尤其是头两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掌握俄国盟国的情况要比掌握希特勒德国情况要好。提供有关英国政策的全部情报 的间谍，看来是“剑桥五杰”中的“第五人”——约翰·克恩克罗斯，1941年 3月 前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 7月亨基从兰斯特公爵大臣的职位上被调至权势略 逊一些的邮政总局局长职位，但他却保留了审阅国防部文件的权力，和一系列重要 委员会主席的宝座。1941年前，亨基领导着协调向俄国运送弹药和原料的联合供应 委员会。在战争开始的头九个月里，克恩克罗斯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上吨” 的文件。不过在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中，他显然是夸大了邱吉尔反对派的 力量。亨基是邱吉尔的批评者中具有毫不妥协精神的一个。有一次，他在私人谈话 中直接了当地说：“由清一色赞同者组成的军事内阁是有害无益的。”1942年初， 他以战争进程为依据写了一份“邱吉尔战略领导分析”，称之为“起诉书”。1942 年邱吉尔最终将他赶出了政府。 自从成立国外处和第四局（情报总局前身）后，苏联情报机构就一直对英国表 现出特殊的兴趣。而美国在战争开始前一年才被列人第二档次中。三十年代，虽然 第四局在美国的行动次数也不少，但它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美国，倒不如说是利用 它来对德日的重要目标实施战役行动。1938年，驻美国的主要联络员维塔克尔·切 姆伯斯的叛变给第四局带来严重打击。一段时期，切姆伯斯由于担心遭到内务人民 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暗算而转入地下，那时他并不想着手搞那些公开自己间谍生涯的 研究。1939年当他再一次出现时，他已经是一个作者，后来又成了“时代”杂志的 编辑。虽然他对苏德和约签订并不感到惊奇，却异常愤怒。就在9月2日——二次大 战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就将自己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国务卿助理、总统内务安全事务 顾问阿道尔夫·贝利。贝利使他相信，他的报告将直接上呈总统，他本人也不会因 与苏联合作而受到惩罚。然而，贝利并未向他承诺免于调查。与切姆伯斯会面以后， 贝利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有关“地下间谍”的情况报告，其中提到了切姆伯斯为他们 作联络员的艾德热尔·希斯、加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其他主要苏联间谍的名字。 罗斯福对这份报告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好像否认在自己的行政机构内有任何间谍行 动，并视此观点为谬论。同时有趣的是，贝利则将这份报告束之高阁，自此他也似 乎不再关心希斯之事。直到1941年，他才向希斯的前任领导、美国最高法官费利克 斯·弗伦克福特，和前任外交家丁·艾奇逊提到了切姆伯斯的罪行。但这两人对贝 利亚的指控根本不予理睬。这次之后，贝利不再有任何举动。到了1943年，美国联 邦调查局亲自来索要时，他才将自己与切姆伯斯谈话的材料交了出去。 其他一些社会活动家——大使威廉·希利特、工党领袖大卫。杜宾斯基和记者 沃尔特·温切尔，都曾向罗斯福讲过切姆伯斯的过去，但总统始终对此不予关注。 1942年，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战友认出切姆伯斯是苏联间谍，并向有关 部门告知，切姆伯斯“所掌握的情报比其他任何一个情报员积累一年的还多”。因 此，切姆伯斯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这次，他比三年前与贝利谈话时要小心谨 慎得多，并且他只谈自己从事共运的过去，不谈自己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局长 约翰·埃德加·古维同样对长达八页的审讯记录不屑一顾，并称之为“无稽之谈， 空想和推理”的报告。后来的三年里，切姆伯斯没有再受到类似的传讯。在切姆伯 桥供出的人当中，联邦调查局只对约翰·皮特斯进行了一般性立案而这个人早就作 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被列人调查局专案文件中。 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第四局在华盛顿的间谍网归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纽约的头目盖克、 巴达洛维奇·奥瓦基米扬管辖， 后来，联邦调查局里都称之为 “狡猾的亚美尼亚人”。美国逐渐成了苏联情报侦察的主要目标之一（二战结束前 此目标已变为最主要的目标），而不像从前那样，仅把美国看作对其他国家情报侦 察的基地。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尚未意识到美国行政机构对待苏联在美国的间 谍行动是如此地轻率，所以，切姆伯斯的叛变，以及接踵而来的联邦调查局的关注， 都很自然地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自己在华盛顿的活动有所顾虑。在美国的苏联间谍 中职位最高的应属财政部官员加里·德克斯特·怀特，那时在妻子的干涉下，他也 停止了发送情报的间谍工作。 纳坦·格列戈里·西尔维马斯特（不要把他与他的朋友兼间谍活动的同事乔治 ·西尔维曼相混淆），为了重建华盛顿的苏联间谍网可谓劳苦功高。他出身于乌克 兰的犹太人家庭，四十多岁，曾在安全局工作，后被调至经济战争局。虽然感情上 无法接受斯大林时期俄国的残酷现实，可他仍在心目中将革命理想置于不可亵读的 地位。他身患慢性支气管气喘，经常受严重呼吸困难的折磨。可他深信，正因他的 日子屈指可数，他应在死之前无愧地意识到，自己已为别人建立正常生活尽了哪怕 是微薄之力。正是西尔维马斯特说服加里·德克斯特·怀特，在战争开始之后重操 旧业。在进攻佩尔一哈伯之前，他把十几个既为罗斯福军事机构工作又同时为内务 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政府官员组成了一个小组，怀特虽未加人小组，却直接给西尔维 马斯特提供情报。西尔维马斯特认为，“怀特是个机敏的人，是个不愿让右手知道 左手在干什么的人。”为了稍稍安慰他，并使他妻子相信怀特不再从事间谍活动， 西尔维马斯特对怀特说，他所提供的情报只提供给美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西尔 维马斯特并不怀疑怀特知道真相，但认为，怀特宁愿不这么想。怀特在闹楼上藏着 一块贝科夫战前送给他的非常贵重的天鹅绒地毯。怀特作为财政部长亨利·摩根泰 的得力助手，不仅可以接触到财政部所有秘密文件，还有可能看到一些来自其他国 家机关的秘密情报。 从1941年起，毕业于瓦萨大学、住在纽约的伊丽莎白·边特丽小姐开始担任西 尔维马斯特小组的联络员。她在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住过一年，笃信共产主义， 并在1935年加人美国共产党。1938年，她被劝说停止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以保守 分子的对外形象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她的上司、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杰科勃·戈 洛斯也是一名乌克兰籍犹太人，以“吉米”之名闻名于他的下属。他破坏了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规矩，引诱了自己的部下伊丽莎白。后来边特丽借用米尔斯和布恩的话 语来描述她和戈洛斯在纽约暴风雪之夜的罗曼史：“他用手轻抚我，我抬眼看他， 突然被他紧紧抱住。然后他吻我的嘴唇。时间好像停滞不动，然后我感到自已飘向 那无穷无尽的迷离恍熄的黑暗中。长夜过后，边特丽和戈洛斯相拥坐在他的汽车里， 抬眼望去，是一生中最美丽的朝霞。”但戈洛斯之后的一席话却多少破坏了些浪漫 气氛。他说，“他刚刚的行为已破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定，规定禁止我们结交 过于亲密的朋友，更不用说相爱了，按共产党员的要求，我们之间不应有现在这样 的感情。” 受戈洛斯愚蠢榜样的鼓舞，边特丽也把友谊与间谍工作混为一谈，而且她做得 使莫斯科中心也大为震惊：她把精心挑选的圣诞节礼物——从香水到内衣都送给了 同事、而且这些都是用公款买的。l943年当戈洛斯死后新任头目准备严密加强安全 措施时，她满怀遗憾地回忆起“过去那些像好朋友那样工作时的美好时光。” 但小组中的其他一些间谍不遵守地下工作规定的行为甚至让边特丽也感到不安。 约翰·朱利乌斯·约瑟夫战时曾在战略局当间谍，1942年被招募。“他好像根本就 不善于遵守地下工作的规矩”。他经常干那些让我们不安甚至疑惑不解的事情。比 如，有一次当人们告诉他文件应烧毁或扔到厕所，而他却把一叠正烧着的文件塞进 抽水马桶——结果坐垫被烧着了。前来察看房屋破损情况的房主对此感到费解，从 住宅出来时边走边低声嘟喀着：“简直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战时美国对苏联在华盛顿猖撅的间谍活动漠不关心，所以上述这些破坏保 密制度的举动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伊丽莎白·边特丽每两周去一趟首都，她带去的 情报越来越多。起初的情报不过是几页复述秘密材料内容的打印纸或是几份重要文 件的复印件。那时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将秘密材料带到他家中——西北35大街第 5515号住宅。在这里，他和他妻子每晚再把材料拍到微型胶卷上，并自己冲洗出来。 当时，有三四卷胶卷（每卷35张）就足够了。可到了1943年春，边特丽每两周都要 在手提包中装上40卷这样的胶卷送走。 每卷胶卷都附有胶卷内容副本，因为时常会发生个别胶片报废的现象。内务人 民委员部为了不因大批的购买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就亲自为西尔维马斯特提供微缩 胶卷。的确，如果他自己购买，不仅很麻烦，而且对战时的平民来说从经济角度也 是件不可能的事。由于商品紧缺，内务人民委员部有时提供的胶片不合适，感光性 能差，拍照文件十分困难。“如果他们不能保障必需用品，我们如何正常工作呢？” ——西尔维马斯特问边特丽，——“也许国家的‘租借法案’出了什么毛病？”西 尔维马斯特这一具有挖苦意味的推断，指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以其它借口得到 美国的帮助，以便于它在美国本土进行间谍活动。事实上，这一推断也并不是荒唐 无稽的。1944年。在与美国军事委员会驻莫斯科长官会见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 局局长帕维尔·菲京和他的助手安德烈·格拉乌尔就曾要求“美国人提供一切现有 的有关照像技术和使用轻便设备对秘密微缩胶卷进行显影的技术信息”。 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可伊丽莎白·边特丽每次带到华盛顿的来自西尔维马 斯特的情报，用她的话说“数量惊人”。1944年 3月，她又成了另一个小组的联络 员，该小组由八名政府职员组成，领导人是那时在军事工业局统计处工作的维克多 ·彼尔罗。后来边特丽又列举了11名既非西尔维马斯特小组又非彼尔罗小组的政府 职员，他们从国家专案文件中搞到了大量情报。边特丽认为，西尔维马斯特“最能 产的信息源”是五角大楼。据她不公开的个人看法得知，这个小组提供了“所有的 有关飞机生产情况、向作战地区和国外派遣飞机的计划、技术性能、许多新机场秘 密建设情况的情报”。 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打人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满意。伊丽莎白·边特丽 后来点到了战略情报局总部（战时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七名工作人员的名字——他 们也同时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要从被破译的苏联无线电通信资料来看，恐 怕人数会更多。在他们中间，大概最重要的要数内战时罗伯特·利将军的后代敦坎 ·恰普林·利、牛津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罗德萨和纽约“威廉·约翰·多诺万公司” （恐怕只是个幌子）优秀的年轻律师。1942年，多诺万当上战略情报局的头子，他 很快就将公司的律师利作为私人助手调到身边。戈洛斯“对利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 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总的来说，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况要 比内务人民委员部了解它的少得多。 苏联间谍对战略情报和罗斯福行政机构的渗透使多诺万也无法大规模地反对内 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11月，多诺万从芬兰人手中买到了一本有烧痕、长达1500页 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密码本。刚开始，一些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担心会露了马脚。伊 丽莎白·边特丽回忆说，当时，罗斯福的行政事务助理、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波 奇林·卡里急忙跑到乔治·西尔维曼小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美国人很快就会 破译苏联人的密码”。不久边特丽就弄清了真相。多诺万不愿冒险，也没有把买密 码本一事汇报给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了纽斯。但战略情报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 谍把此事汇报给了国务卿，斯退了纽斯就说服总统，说绅士不应看盟友的信件。于 是命令多诺万将密码本还给俄国人。对此多诺万一直认为是最大的遗憾。然而他把 密码本交给菲京时，隐瞒了真实意图，并说“作为诚实的盟友，当看到密码被出卖 时，不得不把它买了下来”。 “多诺万将军想让菲京将军知道，他们虽然没有研究过手头上的这份材料，也 无法对其进行估价，然而根据推断，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对苏联意义重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菲京对多诺万在这次“十分重要事件” 中的行动表示他 “真诚的谢意”。应菲京的请求，多诺万把略有烧痕的密码本交给了苏联驻华盛顿 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而使馆其他任何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菲京并没有被多诺 万“盟友般的忠诚”所欺骗。但却为罗斯福和斯退了纽斯的幼稚大吃一惊。1945年 5月，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更换了密码。多诺万当时在退还密码 本原件时，还为自己留下了一本副本，而且在1948年前，他用这本老密码本还破译 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最后一年的一些报文，也正是根据 这些报文，美国人在后来才能对战争年代的苏联间谍予以揭露。如果1944年能将购 买密码本一事瞒过俄国人，那么它对美国无线电截听的价值就要高得多了。 虽然大部分间谍战时都在西尔维马斯特和由洛小组工作，但也有几名重要人物 却是单独行动。他们中有艾尔杰尔·希斯（化名阿莱斯）。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 后，他陷入了十分复杂的境地，因为他与切姆伯斯是朋友。1939年夏到1944年 5月， 他一直是斯腾利·霍恩贝克（国会远东局政治问题顾问）的助手。“对艾尔杰尔— —霍恩贝克后来说——我绝对信任，而且我们的看法也一致”。毫无疑问，正是艾 尔杰尔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大量材料。1942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一项罪行进行 了短暂调查，可当他自我辩解道“只有一个我想推翻的政府——希特勒政府”之后， 调查立即停止了。 或许，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希望怀特而不是希斯游离于西尔维马斯特和拍络小组 之外进行独立工作。然而由于切姆伯斯叛变带来的震动，怀特除了西尔维马斯特， 不想再与任何人打交道。 希斯战时的接头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伊兹哈克·阿卜杜洛维奇 ·阿赫梅罗夫。19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出生于巴库。在美国，他以比尔·格伦 克、迈克·格林、迈克·阿达梅茨的化名生活。1938年他在华盛顿的餐馆碰到了剑 桥毕业生迈克·斯特赖特（这也是布兰特极力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的人员），当 时，“他站起身，面带热烈、善意的微笑……伸出手，十分友好地用力握我的手… …这是个身材发胖、黑皮肤的人，厚厚的嘴唇好像随时准备开口发笑。他讲一口流 利的英语，举止轻松得体。看起来他对美国的生活很满意。” 阿赫梅罗夫在第三局的国外机构里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混乱，因为他娶了美国 共产党领袖艾尔·白劳德的外甥女海伦·波莉。但是与戈洛斯的情况一样，这件破 坏内务人民委员部规矩的事情后来居然也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1943年11月，戈洛斯死后，阿赫梅罗夫（化名比尔）代替他成为伊丽莎白·边 特丽的上司。很快他提出要直接领导西尔维马斯特在华盛顿的小组。“跟着他忙乎 一天后——边特丽写道——每天晚上我几乎是爬回家的，为了赶紧倒在床上，有时 衣服也不脱，因为我已精疲力尽。”边特丽小姐为阿赫梅罗夫轻而易举就在第一次 见面时赢得西尔维马斯特的信任既担忧又钦佩； “比尔（阿赫梅罗夫）总能保持最愉快的精神状态、并极力使格列格（西尔维 马斯特）喜欢上他。他坚持要西尔维马斯特点最贵重的菜、喝最好的葡萄酒。他把 西尔维马斯特捧上了天，并说，西尔维马斯特是苏联的支柱。我一边静静地观看这 出戏的上演，一边在想着友善面具后比尔真正的样子……如果比尔继续与格列格见 面，那么肯定会以将他吞并而告终。”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刚开始工作时，是第一总局三处的工作人员，曾有一 次在卢比扬卡听过阿赫梅罗夫的报告。那时他已年近六十，满头银发。对于希斯， 他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按他的观点，他主要谈谈战时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罗斯 福总统的随身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报告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三处的几个同事 以及第一总局的几名美国问题专家又讨论了霍普金斯的生涯，大家意见一致，都认 为霍普金斯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还得出一个结论，霍 普金斯不是一个自觉意识上的间谍，而是一个非主观意识上的间谍。如果考虑到他 的仕途，这种把霍普金斯与克格勃联系起来的解释更符合逻辑一些。 根据已知材料，霍普金斯从未与任何人谈起过与阿赫梅罗夫见面的事情。西方 对他们的联系情况也是从戈尔季耶夫斯基那里得知的。霍普金斯善于保守秘密，这 也是罗斯福总统信任他的原因之一。霍普金斯的母亲迹样评价他：“我根本不理解 他。他从不将所思所想告诉别人。”他的儿子罗伯特说，战时他父亲甚至不愿谈论 盟国全体会议的情况。霍普金斯之所以对阿赫梅罗夫感兴趣，是因后者说他带来了 斯大林的私人秘密信件。阿赫梅罗夫像对待西尔维马斯特那样，不无怂恿地把霍普 金斯夸奖一番，并成功地使后者相信在美苏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扮演的角色将 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幼稚观念所致，霍普金斯完全把阿 赫梅罗夫看作另外一个人，而不把他与现实中的角色相联系。非常有可能，霍普金 斯认为阿赫梅罗夫是斯大林由于不信任正统外交（霍普金斯对正统外交也持不信任 态度）而选择的非正式中介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霍普金斯对斯大林是非常钦佩 和信任的。经阿赫梅罗夫这么一“鼓舞”，霍普金斯一定会因拥有世界两大巨头的 信任而充满一种说不出来的自豪感。 戈尔季耶夫斯基到底也无法从阿赫梅罗夫的报告或者后来在克格勃的谈话中搞 清，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他是怎样与霍普金斯进行第一次接触的。但可以肯定地说， 在1941年夏天，德军刚入侵之后，霍普金斯第一次来苏联之前，他们彼此已经建立 了联系。1941年 7月16日，霍普金斯以罗斯福代表身份到达英国与邱吉尔和“军事 内阁” 成员进行谈判。7月25日他电告总统：“敬请告知，您是否认为我访问莫斯 科十分重要并有益无害……我要尽一切可能，使俄国人守住防线，甚至不惜眼下的 失败为代价”。后来，苏美驻伦敦的大使伊万·迈斯基和约翰·怀南特确认说，他 们的建议对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对加里·霍普金斯的接待清楚地表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 写道，——这次访问具有特别意义”。没有一个西方大使受到这样的接待。“我从 未受到像在俄国这样的接待——霍普金斯回忆道。——有时我苦苦思索，是不是要 选我当总统了，虽然我没有亲吻孩子们。”在为他修建的单人防空洞里有酒、食品。 更使他吃惊的是还发现了储备的香槟、鱼子酱、巧克力和香烟。（斯坦哈特曾抱怨 说，从未给他提供过什么防空洞）。每日与霍普金斯见面时，斯大林都使他相信苏 联领袖的能力和苏联人民反抗的决心： “他从不重复，他的话语就像狙击手的射击——准确而击中要害。他的欢迎词 只有几个字，然后就是短促、有力而好客的握手。热情的微笑。他从不浪费一个字， 一个手势……、也不阿谈奉承，他不怀疑。他使你相信，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岿 然不动。他想知道，你是否也毫不怀疑……” 霍普金斯从来就不是一党制共产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持者。但如他的自 传所记述：“他永远是俄国真诚的朋友，他十分敬重俄国对战争胜利所做的巨大贡 献”。 霍普金斯1941年 7月苏联之行的主要任务，是弄清俄国在军事装备上迫切的和 长期的需求。通过与斯大林谈话，他很快得出结论，美国国会和国防部与英国政府 一样，大大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对俄国人来说，霍普金斯的巨大作用在于他极 有可能去说服罗斯福，使后者明白帮助俄国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罗斯福对自己 儿子埃利奥特说：“我知道首相（邱吉尔）对俄国抵抗能力的信任程度，”他边说 边弯曲手指比划了个“零”……“霍普金斯更相信，他甚至能把我说服。”的确， 霍普金斯在一定程度上帮了俄国人一个大忙。因为他坚持在无监督的条件下向俄国 人提供援助。而美国武官、少校埃文·伊通却努力说服霍普金斯，作为补偿，一定 要要求俄国同意他们向前线派遣军事观察员。大使斯坦哈特后来向美国记者透露， 这二人（霍普金斯和伊通）在争吵时不断用拳头敲打桌子，以至盘子都振了起来。 看到此景，大使赶快将门关上，“因为他支持武官的意见，但又不想使总统私人代 表受辱。”据伊通说，最使霍普金斯生气的是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当我开始向他 讲起斯大林的品行和做事方法时，他忍不住粗鲁地打断了我，说：‘我不想再讨论 这个问题’。” 斯大林很清楚，霍普金斯的支持在制定美国对苏政策时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 这种支持，罗斯福未必会这么快答应给予军事援助。也正是1941年夏季作出的援助 许诺，为罗斯福战时与苏联合作的策略奠定了基础。霍普金斯之所以支持斯大林和 苏联，目的在于防止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而并非出自忠诚共产主义的信仰。无疑， 在转交所谓“斯大林同志的亲笔信件”时，阿赫梅罗夫的鼓励性言辞对霍普金斯也 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斯大林的一个热切愿望就是将那些带有“反苏情绪”、破坏苏 一美合作的官员排挤出去。事实也是这样，由于霍普金斯的间接参与，驻莫斯科武 官伊通不久就被解职。与此同时，霍普金斯还特派上校菲利普·费蒙维尔（他1933 —1938年在莫斯科居住，深受俄国人喜欢）前往莫斯科监运援助物资。费蒙维尔上 校是个十分轻信而且亲苏的人。当年第一次到莫斯科，他就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 校看作“最重要的联系人”，并将有关欧洲国家军队的情报交给了俄国人，连最起 码的使馆安全常识都给抛置脑后。当军事情报机构反对将费蒙维尔派往莫斯科时， 霍普金斯当即打断说：“可以把他的文件收好，但他人还是要去的。”更有甚者， 霍普金斯还以没有获得斯大林信任为由将大使斯坦哈特也给换掉了。之后，霍普金 斯说服罗斯福将另一个批评斯大林的人洛伊·亨德森退职休养——当时亨德森任国 会苏联处处长——虽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持反对意见。 1943年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与霍普金斯再次见面。为了欢迎他，斯大林特意 走上前来与他热烈握手。斯大林说，霍普金斯是第一个与他“推心置腹”交谈的美 国人。即使这样，还不能说霍普金斯是个无原则的人，他并未放弃美国的自身利益。 霍普金斯的对苏政策首先是建立在对苏联红军潜力的客观评价之上的，虽然这支队 伍初期屡遭挫败；再则，通过他1941年夏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与阿赫梅罗夫的接触， 他逐渐认识到，与斯大林是可以友好相处的，即使这种相处是从一种并非长远的策 略考虑，它对美国的利益也是无害的。由霍普金斯领导的苏联总统问题咨询委员会 1943年8月报告： “由于苏俄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所以应向之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并应付出 一切努力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发展与保持和俄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在战胜 法西斯后它无疑会称雄欧洲”。 虽然在邱吉尔周围未发现有霍普金斯这样的人，但如前所述，苏联在二战期间 渗人英国的程度绝不亚于美国。他们中最杰出的间谍无可否认就是在剑桥被招募的 “五杰”，其中有四人——伯吉斯、布兰特、菲尔比、克思克罗斯打人了英国情报 机构。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付诸行动的人盖伊·伯吉斯。1938年，英国秘密情 报机构在秘密行动局基础上成立了D处（来自英文”distruction”的第一个字母， 意即“消灭” ）时，他感到机会到来了。D处的秘密行动被称为“在非和平时期以 不使用武力为手段向潜在敌人进攻” 。英国未参战之前，D处的主要工作是“研究 各种可能性”，它所找到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利用无线电电台向德国进行无线电转播。 由于具有在BBC的工作经验、 轻而易举与外国人接联的能力，以及在秘密情报机构 的各种关系，伯吉斯很自然就成了新处的理想候选人。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伯吉斯以他的魅力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第一处（政治 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大卫·富特门，当他1937年第一次发布广播演说时，就是 在伯吉斯的帮助下实现的。伯吉斯对富特门很有用处，因为伯吉斯经常能从他那记 性不好的同性恋伙伴那儿搞到一些信息情报呈送给他。这个同性恋伙伴叫爱德华· 普费费尔，据加龙维·里斯说，他“做尽一切罪恶之事”。省费费尔曾是法国1938 年4月至1940年5月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剑桥一毕业，伯吉斯就 立即在洛希尔财团（西欧财团，创立人是18世纪法国银行老板M·A·洛希尔，工次 世界大战后分为英国支和法国支。——译者注）觅到一职，1938年他以格希尔财团 信使的身份经常来往巴黎。后来他回忆，那时他经常给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 其他白厅官员传递“普费费尔”的秘密信函。1951年伯吉斯叛变后，他杜撰出了许 多极大夸张自己战前经历的说法。他说自己是英法首相的秘密信使，用以保障“惊 慌失措的爱国者（达拉第）和卖小五金制品的粗俗的乡下贩子（张伯伦）”之间的 联系。伯吉斯并未提到他也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员，是他多次把伦敦机构搜 集的情报送往巴黎。 1939年1月，在富特门的帮助下，伯吉斯调人D处工作，并被安插到一家似乎很 有威望的广播公司任德语播音员。德语的这套节目属于宣传、文艺和流行歌曲的综 合性栏目， 每当天空没有雷声轰鸣时，他们就开始了节目的播音工作。领导D处工 作的是风度翩翩的少校（后来升为少将）劳伦斯·格兰德。他身材瘦长，长着黑色 的唇提，是一个举止优雅的人，在西装衣襟处总是一成不变地闪耀着鲜艳的纽扣。 人们称他为 D先生。无论在对外国政府和社会舆论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方面， 还是在实施各种暴力形式的（美其名日为）“特殊行动”方面，格兰德并不具有内 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经验。根据其手下人员金·菲尔比（曾一度为他工作）评 价，格兰德“时常自由地翱翔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之中，不切实际想入非非，他毫不 畏惧任何宏大的和疯狂的念头”。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借助伯吉斯提供的详 细情报对开展“积极行动”的方案一般都要做一番认真仔细的研究。但也有一些伯 吉斯提供的计划方案常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比如一位专门研究 战时英国情报活动的官方历史学家就曾表示过惊奇不解、显然连内务人民委员部也 或多或少有这种感觉。问题出在一份关于在德国实施暗中破坏的计划上，这个计划 是由 D处制定的，它被视为破坏“齐格菲南部防线”方案，可是执行人员却是两名 被遣送回国的德国人，他们之中一个人完全失聪，另一个人几乎失明。 总的来说，伯吉斯两年来在秘密情报机构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菲尔比也调到了那 里。战争开始的头 9个月，菲尔比以“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在英军阿腊斯（法国 城市一一译者注）的参谋部度过。1940年 6月，法国投降并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菲 尔比回到伦敦，并利用关系希望在情报机构谋职。“共同的朋友”安排他和弗兰克 ·贝尔奇会面。这个人曾任剑桥的历史教授，负责国家通讯密码学校（这实际是一 个研究各种秘密文件解密的组织）的人员招聘工作。菲尔比后来说，贝尔奇未招收 他的原因是“他不能付给我应得的酬劳”。这种解释听起来不是很有说服力——贝 尔奇招收的青年学者和专家年收人为600 英镑，这和菲尔比在秘密情报机构刚开始 工作时的报酬相当。实际上，主要是贝尔奇认为菲尔比不适合破译情报的工作。沮 丧的菲尔比只好等待时机，寻求新的应召途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盖伊·伯吉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菲尔比突然被召去谈 论“军事工作”（指的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和他交谈的是马乔里·梅克 首小姐，菲尔比称之为“令人十分愉快的中年女士”。她与菲尔比讨论了“在欧洲 反抗德国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话除梅克富 小姐外，伯吉斯也参加了： “由于伯吉斯出席，我开始尽我所能地自吹自擂，将我所认识的高层人物—一 列举出来，总之就像这种情形下所有人表现得一样。他们俩时不时交换一下眼光， 伯吉斯狡猾地、又充满鼓励地对我点点头。后来我才知道，我白花了这么多时间和 精力——因为一切早都定好了” 与伯吉斯愉快地度过休息日之后。星期一，菲尔比来到位于萨克森大街伯吉斯 办公室正式报到。伯吉斯的代号为W ，他给菲尔比起名为fiX4。菲尔比的第一项重 大任务是按伯吉斯的构想为 D处的间谍学校制订详细的计划、因为学校很快就要开 课了。而伯吉斯和菲尔比在其中担任教官。 1940年到1944年，伯吉斯、菲尔比和物桥五杰”中的其他人都归安纳托利·鲍 里索维奇·戈尔斯基（安纳托利·格罗莫夫）领导，同事们都称他为“杰里”。他 与伯吉斯和菲尔比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距苏联大使馆不远的肯辛顿花园的一条长椅上。 戈尔斯基的外貌与马雷、杰依奇和其他30年代的地下人员大不相同。他1907年出生， 1936年被派往伦敦任苏联大使馆一个小小技术人员的非外交职位。1937——1938年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伦敦间谍机构的清洗，给了他完成任务的机会，他因此也升了官。 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培训，接着就晋了职，最后以负有外交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 部军官身份被派往伦敦。戈尔斯基实际上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揭开这个秘密可能 一瞬间就能毁掉他的情报生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表格中，他填的是，他父 亲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乡村教师。然而在1953年，即戈尔斯基即将被任命为 莫斯科中心美国处处长之前所进行的调查表明，他父亲曾是沙皇时期的警察。戈尔 斯基立即被免去了职务。 戈尔斯基的一名间谍是这样描述自己上司的：“个子不高，有点儿发胖，三十 多岁，油光的头发向后梳着，戴着一副无法掩饰那一双敏锐冷漠双眼的眼镜。”这 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残酷的职业间谍。“他穿着一套做工精细的西装，给人一种 肥胖懒汉的印象。”布兰特回忆说，“杰里”给他的印象是“倔强，又不可爱”。 1940年 8月，当他得知伯吉斯和布兰特违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统，共同住进了维 克多·洛希尔在本廷大街的住宅后，戈尔斯基试图劝布兰特搬出，但当被拒绝后， 他十分明智地不再坚持了。 菲尔比和伯吉斯在间谍学校工作期间，他们感到很乏味，也无法告诉戈尔斯基 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们无事可做——菲尔比回忆，——我们和校长聊天并帮他给 领导写那些永无答复的报告。 ”1940年夏，D处重新编人“特别行动机构”，伯吉 斯被解职。 他气愤地抱怨， 说他成了“官僚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菲尔比留在了 “特别行动机构” ， 并被任命为汉普希尔的比尤里间谍学校教官。菲尔比相信， “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需要一些思想的灌输，以便他们到工作岗位之后，能对 英国政府的未来计划有所认识”。一这套理论促使菲尔比常到伦敦，与一位未来的 工党领袖休·盖次克尔（此人曾任工党经济战争事务部长，休·达尔顿的私人秘书） 共进午餐。由于休·达尔顿当时负责特别行动机构的事务，所以菲尔比认为和盖次 克尔交往有利无害。 1941年 6月22日，当“巴巴罗萨”战役刚一开始，菲尔比无疑是在戈尔斯基建 议下，试图调出“比尤里间谍学校”，在靠近英国知识界的什么地方找份工作。很 快，他接到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反情报）的邀请，因为这个组织在伊比利亚的代表 机构对西班牙内战时当过记者的菲尔比的经验十分感兴趣。 尽管菲尔比离开了，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网并未缩小，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间谍是麦克林的大学同学詹姆斯·克拉赫曼。战争开始之后，他从 一名候补间谍变为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1942年 2月，克拉赫曼进了特别行动机构 在开罗的南斯拉夫处，同时获少校军衔。在开罗的那段时间内，他凭借自己的智慧、 懂力和熟练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获得了超出他的军衔许多倍的东西。他的上 司贝济尔·戴维森指出：“他能以深厚的知识功底生动地谈论任何话题，但最喜欢 讨论政治问题。”克拉赫曼的一项主要职责是给那些即将被派往南斯拉夫的盟军军 官下达指示。他不知疲倦地历数铁托共产党游击队的高尚品德和米哈伊洛维奇王室 的罪行。他曾对加拿大的一个军官小组如是动员： “你们要知道，这场战争已不再是单纯地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它已成为更具崇 高目的的战争——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 出来。” 1945年4月到8月，克拉赫曼一直肩负军事使命，驻在南斯拉夫铁托的军队中， 因为他无限忠于斯大林，所以，战后不得不对自己说过的许多话后侮。1948年铁托 背叛斯大林后，克拉赫曼写了一本批判他的书。 值得一提的还有战时在特别行动机构工作的另一名间谍。1943年 4月，英国安 全机构宣布，英国共产党领导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在完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 些小型任务之后，又从在特别行动机构匈牙利处参谋部工作的苏格兰年轻军官奥尔 曼·乌兰那儿获取了秘密情报。斯普林霍尔被判七年监禁，但他的犯罪事实却被定 为“从航空部搜集秘密情报”。乌兰后来开玩笑说，如果他不是在剑桥而是在爱丁 堡上大学，那就不会出这事儿。 1941年9月从特别行动机构调出之后， 菲尔比开始在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工作。 虽然二处的地理位置稍差一些，但这个地方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旁边就是秘密情报 局的档案馆。由于对杜松子酒和马丁尼酒都有偏爱，菲尔比很快与档案管理员比尔 ·伍德菲尔德联系上了。菲尔比不仅向戈尔斯基提供了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案 文件，还复印了两本详细介绍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战前反苏间谍的书。 B 处伊比利亚小组搞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截获并破译的阿勃韦尔（法西斯德 国侦察和反侦察机构一一译者注）的信函，其内容是1942年前德军在西班牙和葡萄 牙实施情报侦察的“概况”。其中有一点引起了菲尔比的极大兴趣，即德军海军少 将威廉。卡纳利斯即将启程前往西班牙，而且还包括了详细的行程路线，菲尔比建 议特别行动机构在马德里和塞维利亚之间，一家不大的宾馆里将卡纳利斯干掉。领 导 B处的费里克斯·库季尔高度评价了这项建议，并转交给秘密情报机构他的上司 斯图尔特·门西斯。几天后，门西斯给菲尔比做了答复。据菲尔比回忆，门西斯写 道：“我不希望采取任何反对将军的行动。”多疑的菲尔比感到这一答复有溪跷之 处，其中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门西斯的希望，它可能证明与法西斯德国存在着某种 秘密交易。的确，卡纳利斯后来变成了希特勒的敌人，他在欧洲战争结束前一个月， 由于叛变投向盟军一方而被纳粹处以绞刑。然而满腹狐疑的菲尔比还是从中看出了 与法西斯德国秘密交易的证据，后来门西斯对菲尔比说：“我总认为，我们能与将 军打交道。” 菲尔比在死前几个月承认，戈尔斯基最感兴趣的是（实际并不存在）英国与法 西斯德国单独搏和的计划，以及改变战争方向把火引向苏联的计划。所以，戈尔斯 基指示菲尔比不仅要汇报这些情况，还要设法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菲尔比此时明 白了这项指示的含义，它不仅说明英国与法西斯分子有所接触，而且还与其它反法 西斯分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斯大林就时常担心一部分反法西斯者试图推波助澜， 想让希特勒与盟国签订和约，然后同他们一起共同向俄国开战。 在第二处工作时，菲尔比每周都要到秘密情报机构总部（二处和总部不在一个 地方），尽可能多地拜访老军官。他还自愿要求值夜班——每月一二次一一他认为 这“非常有益。因为夜间可收到来自全世界的情报，也可获得总部活动的最新信息”。 戈尔斯基对夜间值班人员所接触的情报材料十分感兴趣，因为其内容有国防部与驻 莫斯科英国军事委员会使用秘密情报机构的频道进行交谈的内容。 从1942年到1943年，库季尔扩大了菲尔比的职责范围，将北非和意大利方向交 给了他，后来又任命他为自己的情报事务副手。菲尔比对自己在秘密情报机构仕途 上的成功也充满信心。 1943年，B处迁往伦敦赖德大街，距英国安全局总部所在地 仅两分钟路程，而距秘密情报机构总部也只有15分钟路程，菲尔比对此十分高兴。 1941年，两名苏联间谍——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和奥尔曼·乌兰暴露之后，秘密 情报机构“为了研究有关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专门成立了第九处。起初 该处由杰克·卡里领导——后来就没有合适人选了——因为找不到一个从英国安全 局退役下来又未到退休年龄的军官。1944年末，菲尔比说“领导决定扩编——人员 越多，预算也就越多。领导职位按理应归属库季尔，但那时我必须得到这个位子”。 莫斯科中心通过菲尔比的上司对他下达命令：“不惜一切手段谋到九处处长职位… …。他们都很清楚，库季尔该走了。”菲尔比使用了传统的背后捅刀的做法，让库 季尔的死对头、秘密情报局副局长瓦连京·维思参与到此事中来。于是菲尔比得到 了渴望已久的职位，而库季尔被迫退休。 菲尔比在战后积极利用“技巧高超的打击”所带来的各种机会，终于成了克格 勃“五杰”中最优秀的一个间谍。除菲尔比外，布兰特和克恩克罗斯在战时的工作 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克格勃档案馆里，至今保存着有关布兰特间谍生涯的卷宗， 它由厚厚的棕色八卷本组成，其中在第一卷上记载着，当时苏联曾要求他用两年时 间打人英国安全部。1938年末，克制住对马尔波罗大学军事教研室的厌恶、他自愿 入伍。后来他承认，为了进人特别军官预备队，他曾利用其兄弟克里斯托弗在地方 军（国家平时保持的兵团和部队一一译者注）中的关系。但未获成功。二战前他又 尝试一次，由于国防部的一片混乱，他一下竟收到了两封口信，——一封拒绝，另 一封——同意。于是，布兰特扔掉那封拒绝信，于1939年10月来到位于汉普希尔的 明利梅诺参加为期五周的培训班，主要学习一些军事侦察基础知识。几天后他被召 回国防部，英国安全局要询问他过去与共产党员的联系。在与主管军事情报的副局 长的谈话中，他兜了几个圈子就开脱了罪责，又回到了培训班。毕业时，他获得了 战地警备队大尉称号，并以英国演习人员的身份率领一个12个人的排，开赴法国。 他的一个下属对他评价是：“他研究的是那种柔和的诱惑力，可作为一个军官他毫 无用处。” 布兰特从法国写信给伦敦，抱怨他那毫无意思的工作，并请求把他安排进秘密 情报机构或英国安全局。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0年英国演习力量撤回后，他的机会 来了。布兰特的朋友维克多·洛希尔（那时在英国安全局工作）把布兰特安排住在 本廷大街，并把他介绍给盖伊·里德尔—— B局局长（反间谍局）。虽然九个月前 英国安全局对他还存有顾虑，反对他人围，但里德尔这次还是把他留了下来。几个 月后，布兰特已经开始工作：监视中立国的使馆，尤其是那些敌对国情报机构可能 感兴趣的使馆、他的出色才能逐渐得以显露，比如，他很善于将外交信使与其行李 暂时分离，以便搜查公文包。罗伯特。塞西尔写道：“他像块石头那样冷冰冰的— —但似乎对所发生的一切又都十分满意”’。布兰特很轻松地博得了英国情报局的 好感，后来的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总局长迪克·怀特回忆道： “他对所有上司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并使所有人都喜欢上他。我喜爱艺 术，他就常常在餐厅吃饭时坐到我身边大谈艺术。没想到后来他把我们都出卖了。 他是个有教养、令人愉快的人，与他打交道我也感到很愉快。如果不亲自体验，你 是无法理解被一个并肩工作的同事出卖的感觉。” 至今，每当读到克格勃档案馆中有关布兰特的专案文件，以及记述他向英国安 全局渗透的历史时，人们还会感到津津有味。他到英国安全局的第一年，就在咖啡 馆向戈尔斯基提供了许多情报。可以说，布兰特是克格勃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间谍 之一。但布兰特也有使人担忧的地方，最使国外局局长帕维尔·菲京不安的是，布 兰特从来都分文不取。1941年初，菲京坚持要布兰特收下报酬，显然这是一个手段： 一旦布兰特有一天不想继续干下去，可以以此要挟他。春天的一天，戈尔斯基终于 说服他收下了200英镑，这之后每年分三、四次，每次付给他150 -200 英镑。在克 格勃布兰特的专案文件中，至今还保存着能证明他收到汇款的“致谢”条子，而且 这些条子就装在他来信的信封里。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翻阅布兰特专案文件时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1941年夏 （或秋）到战争结束这段时间的材料里，几乎每隔50页就有一条注释：“总参对该 间谍表示真诚的谢意”。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类似这样的注释在一个间谍的专案文 件中屡屡出现是十分罕见的。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太喜欢布兰特，但总参和莫斯 科中心不断的“感谢”’使他逐渐承认了布兰特个人的巨大作用。布兰特的专案文 件证明，他为苏联情报活动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他提供 了有关英国安全局“最详细的情报”，其中包括间谍名单，甚至还搞到了二处权限 之外的专案文件。第二，布兰特提供了他本人对中立国大使馆观察的结果。第三， 他还不断报告德军的部署、编制情况以及预计的战役。布兰将可以接触“双重游戏” 的详细内容，并借此通过德国情报机构在英国二次招募的间谍给德国人提供假情报。 布兰特有关德军情报杨主要来源是他的学生利奥·朗。 1938年，朗毕业于特里尼蒂学院时，内务人民委员都在英图正处于困难时期— —它在伦敦的间谍机构几乎关了门。对未来的朗，莫斯科并未有什么明确指示。因 此，1938－1939年间，朗在法兰克福教书，以便有机会与法西斯德国接上头。战争 初期他被划归轻骑兵，但由于他精通德语，成了情报机关的中尉。1940年12月，朗 被调到负责分析比较德军作战秩序的国防部军情14处工作。这里他可以自由接触绝 密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由来自“布列奇利国”（英国高、尖密码技术研究地）的专 家们在1940年 5月破译了由“谜语”密码机建立的密码系统后得到的。1942年，用 于陆军的“谜语”密码被破译后，朗又进一步拓宽了接触材料的范围。1941年初， 朗恢复了与布兰特的联系。他后来回忆：“布兰特于是就又开始了我们中断了的工 作，并要求我向他提供任何有利于苏联人的情报”。他们每周一次，通常都是午饭 时，在沙特曼街心公园啤酒馆或位于杰明大街的赖纳酒吧里会面。朗把“每周强挤 出来的收获”（这是朗自己形容的）交给布兰特。“布兰特从不恫吓或收买我，— —因为我们都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 利奥·朗在克格勃的专案文件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从1945年 9月 密码破译员伊戈尔·古琴柯逃到加拿大握太华之后，曾令许多西方情报机构和侦察 小说家迷惑不解。古琴柯搞到的情报主要涉及情报总局的活动，其中，最具重要意 义的是那些有关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小组以及原子间谍活动的情报。同时他在报告 了在情报总局工作的两个化名埃利的间谍。第一个是英大使馆副档案管理员卡伊· 威尔希尔小姐，1946年 3月因犯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三年。古琴柯不知道第二个 间谍的真名，但知道他就在英国工作，而且他还提供了许多不充分、混乱的、有时 是令人费解的情报。皮特·赖特回忆道： “他说他知道在‘英国安全机构第五军情处’中有间谍存在，这恰是从他朋友 ——柳比莫夫那儿得知的。他的这个朋友1942年和他一起在莫斯科主要破译机构工 作过……据古琴柯说，这个埃利和苏联有点儿联系——要么他是俄国人，要么到过 苏联。要么会讲俄语。埃利是个要人，因为他能把安全局专案文件中涉及到在英国 的俄国人的情况全部隐去或删去……古琴柯说，如果埃利来了电报，密码破译处总 有一位妇女第一个阅读，如果有什么重要的话，就由她直接带给斯大林。” 几年后，在第二次传讯时，古琴柯改变了几处细节，比如“第五军情处”成了 军情五处。但那时嗜酒过度与每况愈下的记忆力已使古琴柯无法回忆起他在一审时 讲的第二个埃利的事了。 有关第二个埃利的真实姓名人们众说纷云一一从罗杰尔，霍利斯先生到金·菲 尔比都各执已见。而实际上就是利奥·朗。这个化名就赫然印在克格勃朗的档案文 件的封面。这是一本薄薄的。但却不平常的专案文件。按克格勃的规矩，布兰特应 在每次与朝见面后写一份书面材料，但通常不是因为十分疲倦就是因为忙得不可开 交，他并未始终坚持这一做法。即使如此，这本专案文件的内容也足以解释古琴柯 供词中主要的一些不明之处，并因此可以说，古琴柯的错误（也许是皮特·赖特的 错误）在于日趋减退的记忆力，和对内情的一知半解。从朗的专案文件就可以弄清 楚，虽然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由布兰特领导，但独 立于上述机构的情报总局（军事情报系统）于1943年也与他建立了联系。朗当时不 知所措，于是就请布兰特询问莫斯科，他到底为谁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如实把问 题反映了上去，中心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为我们。”情报总局为了将来能由布兰 特负责与朗为联系而同意了中心的答复意见。这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朗就见了 一次面，还是为了专门告知他，情报总局不会再打扰他了。而朗通过布兰特将情报 转交给中心这一事实， 在古琴柯的说法中也显得紊乱不堪。 正是布兰特，而非朗 “能够从军情五处的专案文件中将有关俄国人在伦敦活动情况消去”。而“第五军 情处”可能就是“军情五处”的不同说法罢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可能是把朗的 工作单位（军事情报机构） 给弄错了，而“5”的意思指的是战争期间大名鼎鼎的 “剑桥五杰”，朗与他们有一定的联系。当戈尔季耶夫斯基第一次在朗的专案文件 中读到有关德军布署的细节时，他自问道：“难道英国真有这样富有想象力的间谍？” 然后他又看到摘录的截听内容，才明白朗的主要情报来源就是密码破译。 莫斯科并非只通过自己的间谍获取绝密情报，德国人侵苏联几天后，伦敦便开 始以隐蔽形式提供情报。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同时领导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斯图 尔特·门西斯认为，由于俄国人的密码不可靠，所以还不能建议邱吉尔把破译“谜 语”而得到的情报告诉俄国人。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把布列奇利园破译‘谜语’ 之事直接告诉了德国人”。1941年 6月的一则消息表明，德国人‘通过对苏联船员 与第17航空军的无线电通信内容的研究，正在逐渐掌握斯大林格勒周围部署的俄国 飞机的信号系统。就在6 月24日；邱吉尔不顾众人反对，命令门西斯在尽可能没有 危险的情况下将这一情报以明码形式通过驻莫斯科英国军事委员会告知俄国人。从 这之后，凡有关东方战线的重要截获情报，邱吉尔都要问：“告知他们没有？”对 这些情报的真实来源通常都以这样的言辞掩饰：“据柏林高层情报源报道”，“据 德国国防部工作人员报道”。所有能暴露情报真实来源的代号和其他细节都被略去 了。1942年 7月11日，布列奇利国破译了一些被截获的情报，其内容为： 1 ．敌军对第二集团军的压力近日会增强。整体考虑到东线集团军的作战情况， 希望在前线遏制住敌人的强大力量。 2 ．冯·魏赫斯集团军的任务是与匈牙利第二集团军一同遏制地位波士丹河与 沃罗涅日河之间的顿涅茨克防线，并与第二集团军一同守住沃罗涅日登陆场和奥尔 霍瓦特．奥捷尔克．库特什火车站一线（德罗斯科沃）。 两天后，这条消息便以下列形式发至驻莫斯科的英国军事委员会。 “给俄国总参谋部的情报。根据来自各方的情报，通知如下：包括匈牙利军队 在内的德军计划将俄国人遏制在里夫内一沃罗涅日一斯沃博达一线，同时装甲力量 将移至顿河和顿涅茨克河之间东南部。” 1941年夏天，英国空军情报军官给莫斯科带去了战役电码。航空学参考资料和 德军的一些呼联代号。作为交换，英国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紧随其后，英国军事 情报军官又带来了一些截获的德军无线电通信资料、德国警察局手动发报密码破译 说明。与此同时，虽然苏联也给了他们一些情报，但其中却没有一份是截获的文件。 白厅为这种单方面的情报交换开始感到不安。到1942年初，俄国人甚至不愿意交换 有关敌人装备的技术资料。布列奇利国认为，俄国人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提供的情报。 “1942年大规模坦克战时，我们警告过他们德国人所设的陷讲，可俄国人还是把有 生力量和技术装备投向这个陷俄”——个密码员回忆，——“如果他们当时能够相 信这些警告，就会避免遭受巨大损失。” 从1942年夏天开始，英国把破译“谜语”而获得的战役情报在向苏联人发送时 大大打了折扣。当然，特别重要消息是例外。1942年12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 键时刻，苏联人收到了（也许是他们从菲尔比或布兰特那儿得到）德军手动电码破 译书，英国人虽然是希望从中得到些什么回报，可他们的等待最后还是落空了。 1942年夏，当英国情报机构以密码形式发给俄国人的情报数量大大减少时，约 翰·克恩克罗斯开始以明码提供情报。几个月之后，他放弃了亨基勋爵私人秘书的 职位，并于1942年 3月成功地尝试了菲尔比两年前未做成的事－－他进人了位于布 列奇利国的英国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他的上司安纳托利·戈尔斯基给了他一笔钱让 他买辆便宜的汽车，以便在休息日时可以到伦敦交付情报。虽然他在学校的时间不 到一年，但他在学校的那段日子正好与东线的战役转折相吻合，并且斯大林和大本 营也终于开始利用可靠情报去指导作战行动。克恩克罗斯的主要任务是截获、分析 德军无线电通讯内容。克恩克罗斯本人认为对苏联红军发起“堡垒”战役，即库尔 斯克战役之前——这是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大型战役，他为俄国人苦干15年后， 闪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4 月30日，英国人将德军准备进攻库尔斯克高地的情报发 往莫斯科，同时还有通过“谜语”截获的德军情报机构侦察到的在这一地区苏军力 量的材料。而克恩克罗斯此时发送的情报不仅有截获的电文，而且还包括了白厅有 意略去的（担心会暴露情报来源）、带有部队和分队部署的情报。 战役前最能吸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是有关德国空军的部署情况。苏联指挥部 因为担心德军会在5 月10日开始进攻（实际上是在7月5日），便在5月6日这一天， 在从斯摩棱斯克到亚速海长达1200公里的地带上，对德军17个机场进行了事先经过 绝密（准备的预警性炮击。打击目标的选择是在克恩克罗斯所提供情报乡树帮助下 制订的。许多德国飞机在地面就损伤惨重，在5 月7日和8日又继续对德军机场实施 集中密集打击。尽管这样失去了突袭的因素，这三次密集轰炸，是二战期间苏联空 军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初次战役： 飞机架次1400次，歼灭德军飞机500架，苏联飞 机损1200 架。 后来，戈尔斯基代表莫斯科对克恩克罗斯提供的情报转达了特别的 谢意。然而，就在这之前，把从布列奇利国搞到的情报交给伦敦已十分困难，克恩 克罗斯已几乎无能为力。所以，库尔巴斯克战役前，克恩克罗斯不顾戈尔斯基让他 继续留在通讯密码学校的要求，而是接受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建议，他先来到五处 （德国处），后又调到一处（政治情报处）工作。 为保卫库尔斯克高地，红军把自己几乎百分之四十有生力量的技术装备都投向 那里。虽然军事情报有误，可红军还是打赢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所以“在库尔斯克 摧毁苏军”，对希特勒来说，是补偿斯大林格勒惨败的最后一线希望。1943年8 月， 苏联最高副总指挥朱可夫元帅向斯大林发出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正确地预测了 军事形势：德军在从北向南夺取库尔斯克高地的同时，还有可能从西实施打击，以 便把保卫高地的两个红军集群隔离开来。当时，连斯大林和大本营也不清楚法西斯 开始进攻的准确日期， 因为希特勒经常改变主意。日期从开始定的5月3日改到了6 月12日， 后来又改到7月3日，最后定在7 月5日。应该说，来自英国的情报（既有 官方通过英国军事委员会的，也有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间谍搞到的），对 保证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 之后，苏联军事侦察在情报收集和加工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库尔斯克战役之前和战役之中，斯大林和大本营最重要的 情报源是瑞士的吕西小组。无疑，吕西（鲁道夫·廖斯勒）直到1944年春被捕前， 一直为苏联提供重要的战役情报。1944年2 月22日，情报总局的领导曾用无线电发 送了一则指示：“请向吕西转达我们的谢意，小组工作出色，最近提供的一个情报 非常重要、价值很高。”情报总局经常告知廖斯勒的雇员（情报总局并不知道其名 字），他会收到索要的报酬。1943年11月，情报总局发出电报：“请以我们的名义 转告吕西，说我们将按其要求付给小组工作报酬。我们会对他们的情报作出相应的 答谢。”然而，现在一切真相大白，吕西从未发过有关库尔斯克的重要情报。而且 吕西最重要的情报源——维特还犯了几个错误。比如，6 月23日，正是他推断，鉴 于红军力量日益增强，“堡垒’”战役将被取消。 苏联军事侦察在1943年春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截听质量的提高。从战争一开 始，国外局五处的研究部门，当然还有情报总局的密码员们就熬费苦心地对机器密 码“谜语”展开了破译研究。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德国陆军、海军、空军和 其他组织——所有部门都在利用“谜语”编制各自的密码，以适应不同的目的以及 不同的地方的需要。从1941年开始，德国人在工作中同时使用的密钥不下50个，而 且它们还每天都在变化。这样一来，即使对机器密码解密之后，如果又搞到的截获 材料具有战役意义，也还需要迅速地找到新的密钥。在英国布列奇利园，除了继续 进行波兰专家早先的工作外，他们还破译了从1940年一1942年“谜语”的各种不同 的密码，并制订出了判定每日密钥的方法。这大概就是战时情报机构的一大贡献吧。 内务人民委员部从克思克罗斯、朗、布兰特、菲尔比等处获知了这一成功的消息。 不能否认他们搞到的几台“谜语”码机和密码材料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研究工作 助了一臂之力。这事大概发生在1941年12月，那时，德国第二集团军丢失了几台密 码机。当然，大部分机器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缴获的。 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中至少有26台“谜语”密码机，在被围的情况下全部销 毁它们是不可能的。至少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正在接收总部密电时，俄国人就 已跨进了门坎。其余的“谜语”机可能是在消灭企图突破包围的德军六个师时缴获 的。一些主要密钥肯定也落人了红军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91000 名斯大林格 勒战役的俘虏中，有发报员和译码员，他们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抵御住向苏联情报机 构提供帮助的“坚持不懈的建议”。 1943年1 月17日，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德国通讯局就得出结论：一些事 实“雄辩’”地证明俄国人已破译出了“谜语”的密码。于是，他们就采取了一系 列完善措施用来保护自己的密码。德国人还使用不带配电板的密码机，这些机器可 在苏联进攻时，具有更大的机动性，适应性以及抗打击性。 1943年春，苏联情报截获和破译机构对德国的密码技术予以重创，但这次打击 的对象不是高尖密码，而是一些基础电码。他们主要致力于发现、分析无线电通讯 内容，破译普通手动电码，而不是像“谜语”那样的高密电码。战争初期，由于发 报员损失较多，所以军事截获收效甚微。1942年末，大本营决定成立特别无线电营， 这被苏联历史学家称为“红军在无线电电子战中质的飞跃”。苏联历史学家不打算 打开无线电截听这块禁区，只是在无线电干扰和伪情报战中谈论这些特别无线电营 的作用。当时每个营都装备有18－20台接收机和4个探向器。 虽然负有特殊使命的无线电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末期才成立，但它们在库尔斯 克战役中却立下了汗马功劳。德国人截获的苏联第一坦克集团军的情报表明，苏联 截听机构在进攻前就发现了德国总部、坦克第二军以及坦克第六、第十一师的所在 位置。而从其他截获的文件中也不难发现，德军坦克第七师师部、第十三军和坦克 第二集团军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苏联无线电截听机构的前线部门工作得也十分出色。在德军进攻初期，位于库 尔斯克高地以北的苏联坦克第四十六军和以南的坦克第四十八军，就拥有战术上的 优势。德军的一些通讯军官丝毫不怀疑这是无线电截听对俄国人的成功起了相当重 要的作用。他们指出，德军无线电工作纪律的松懈是导致“堡垒”战役失败的原因 之一。虽然，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隐密性有所提高，但也 比德军好不了太多、所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无线电截听大概成了双方战役情报 的最宝贵来源。 除了无线电截听，苏联还采用了其他搜集情报的方法。空中侦察就是成功的例 子，虽然在西部战线由于无线电截听的运用，空中侦察的作用退居到了第二位。库 尔斯克战线前夕，苏军进行了约6000次侦察飞行。在德军进攻前的三个月内，中央 战线和沃罗涅日战线的部队进行了105 次战斗侦察，2600多次夜间偷袭和1500次埋 伏，在这些行动中被俘的187 名德国士兵是重要的情报来源。根据7月5日夜捉到的 开小差士兵和“舌头”供认，第二天一早德军开始进攻。在库尔斯克战役之前，一 种更为灵活的适于前线指挥官的系统取代了直到1942年还在运转的、以情报作为保 障的中央统一系统，前线指挥官可以直接从前线情报处获取战役情报。 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联军队便开始发起接连不断的进攻，直到1945年5 月， 朱可夫元帅在柏林接受纳粹投降为止。依靠四倍于敌人的有生力量，大量的英、美 装备和不断增长的空中优势，苏联红军虽然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但其攻势锐不可挡。 而支持这两年旺盛攻势的战役情报不仅是大本营、情报总局和前线指挥官努力的结 果，内务人民委员部也起到了自己应有的作用。据苏联最新统计数字，内务人民委 员部在战时计有53个师和28个旅（不包括许多独立部队和边防军）共有75万人。他 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军人临阵脱逃，并对“不可靠民族”进行围剿行动。许多小民 族的人民——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拨朝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人，卡 尔梅克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都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大规模屠杀和强 行移民的牺牲品。斯大林本想将乌克兰人也列为移民之列，但同时又无奈地抱怨说， 他们的人太多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红军胜利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领导了游击运动。战时内务人 民委员部游击运动局由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领导（战后他 当上了“专事国外谋杀的特别行动局”局长）。“虽然他的名声不是特别显赫，但 苏多普拉托夫的行为、优雅的举止和音量不高却使人信任的话语，这一切都使人觉 得他是个举足轻重、有知识教养的人；他很懂得平易近人的价值，因为他知道，只 有那些少数的当政者才可以对此无所顾忌、肆意妄为。”——叛逃者尼古拉·霍赫 洛夫这样写道。苏多普托夫的副手。少将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戈在西 班牙内战时以“科托夫”的化名在佛朗哥后方领导游击斗争，并为此在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间谍中名声颇响，同时他作为刺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还进入了克格勃第一 总局的纪念室。 游击队员在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中的作用，往往被官僚主义的混乱所搅和，以 致后来出现了许多传说和神话。人们说，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是在德军敌后最著名 的游击队员之一（他的肖像就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纪念室里） 。1943年4月，他 假冒德军中尉进人到在乌克兰的一个德军军官埃利赫·科赫的办公室。他本应刺杀 科赫，但这个德国军官却开始谈论起“堡垒战役”——德军即将对库尔斯克高地发 起的进攻。库兹涅佐夫于是决定不杀科赫，而是把德军战役计划直接发往了莫斯科。 这段故事也许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正如特里莫季·马利甘博士指出的那样。科赫 并不掌握即将发起进攻的确切材料，尤其是他根本不知道确切的曰期，因为连希特 勒本人也尚未作出决定。在不久前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游击队员的情报活动 评价不高，它指出了一系列的不足之处，其中提到了诸如经验不足、准备不足、情 报的可靠性不足、发报机不足以及游击队员与军队情报活动协调性不足等。1943年 4月19日， 最高指挥部发布了“关于改进游击队情报工作”的命令，要求游击队与 军队间更好地协调一致，并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改进培训游击队领导的 工作。 游击队员在德军敌后与红军协同作战的第一次进攻战役是“钢轨战”。其目的 是在库尔斯克战役进行之际利用空投给游击队员的大量炸药摧毁德军铁路交通、服 这次战斗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虽然用了几千包炸药，但德军赖以生存的铁路线仍未 被摧毁。上边曾提到的那份研究报告指出，能被称得上最成功的举动是在进攻前和 进攻时第十一游击旅的一系列行动， 因为正是这些情报行动，使得被围困880天的 列宁格勒终于在1944年1月得以解围。 当时该旅经常能够搞到，些有关德军沿公路 联路布署情况的详细情报。 在进攻前……游击旅的侦察员们弄到了有关敌军的数量、部署情况、指挥官的 姓名等情报，他们还记录下了敌军指挥部和敌21师调遣情况，确定出了第三十八集 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指挥部位置、同时还有4 个机场位置。当苏联军队开始发动进 攻时……侦察员们就掩护进攻人员进入敌后和侧翼。” 由于德军后方存在大量间谍，德军内部简直乱成一团糟。1944年夏，德军反间 谍机构发现了2000名苏联间谍，并推算这个数量会以每三个月10000 名的速度增长。 尤其是那些“流浪儿”更使他们头痛——这些人都是学习过侦察和破坏活动的少年、 对他们的英勇气概就连德军士兵也赞叹不已。在一份报告中记录着一个“少年”的 事迹：当他正在对德军调动情况做标记时遭到逮捕，在审讯时，他拒绝说出是谁派 他来执行任务，并“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于是德国人决定恐吓他一下，先是 逼着他观看枪决七名成人战俘的场面，而后命令他也去见上帝，当把他置于枪口前 的最后一刻还告诉他，如果他讲真话就放他一条生路。 小男孩当时冷笑一下回答说，他知道，即使他将真情和盘托出，德国人也会杀 害他。审讯室的军官又一次许诺，如果他说出是推派他来的就放了他。小男孩回答： “我很清楚，并不在于我是否讲真话，你们早晚要杀了我。现在我实话告诉你们— —我搞了六次破坏活动，而且还要搞第七次。” 报告中未提到小男孩的命运如何，极有可能是被枪决了。 在卫国战争期间，科技的以及政治和军事的侦察，对苏联政策的制订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在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侦察是获取有关原子弹的情报。第一份关于美一英 签订制造原子弹协议的情报，是约翰·克恩克罗斯搞到的。1940年10月，由亨基勋 爵领导的不列颠科学委员会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而当时克恩克罗斯恰好是亨 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夏在“马乌德”（有关核研究的委员会）委员会呈交的秘密 报告中曾较为乐观预估——到1943年末就会制成以铀一235 为原料的“大威力武器”， 于是，这个问题就被重新提交讨论。科学委员会和“马乌德”委员会承认，关于生 产原子弹（这个方案的密码代号为“‘图布一埃洛伊斯”）的问题以前曾同美国有 过秘密的合作，现在还需要与之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1941秋，亨基成了“图布一 埃洛伊斯’”咨询委员会成员。无疑，借助私人秘书这个便利条件，克恩克罗斯同 时也将相关情报发给了莫斯科的“中心”。 1942年4 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化学工业人民委员M·F·别尔乌辛在斯大林 的指令下，拿到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搞到的有关国外原子弹研究的厚厚 的资料文件，别尔乌辛建议把材料给物理学家们看看，以便他们先估量出其价值。 5 月份，年轻的物理学者、空军中尉F·H·弗廖洛夫写信给斯大林：“抓紧时间制 造原子弹至关重要。”弗廖洛夫在翻阅美英科技杂志时注意到，有关核裂变的文章 以及这一领域学者的名宇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原子弹研 究已进人保密状态，因为美国正在制造原子弹。听到这一消息后，斯大林气愤得不 能自已，因为对苏联造成核威胁的重大发现竟然不是来自科学院，而是来自一个小 小的空军中尉。 1942年末，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发布命令，建立一个隶属于科学院的原 子弹研究实验室、尽管当时许多苏联学者认为，制造原子弹要花十年到二十年的时 间，但在战争关键时刻，他还是力排众议通过了这项决定。很明显，与德国交战用 不着使用原子弹、相反，制造原子弹还要与前线争夺一部分本来已近枯竭的资源。 而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战斗正酣时通过这项决定，考虑的绝对不是卫国战争的需要， 而是战后世界的需要：美英有原子弹，苏联也应拥有。1942年末，斯大林似乎明白。 即使不完全摧毁法西斯国家，战争也会结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有可能 面临一个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战后德国。但只有关于盟国研制活动的情报才彻底使 斯大林相信了制造原子弹的必要性。 克劳斯·福克斯是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提供英一美原子弹研究科技情报的 “原子间谍”。毫无疑问，在1942年 4月，斯大林让别尔乌辛以及其他物理学家研 究的材料中就有福克斯提供的情报。福克斯出生于一个被德国报纸称作“基尔纽狐 狸”（‘相克斯”的德语意思为“狐狸”）的家庭。因为不仅他们的头发，他们的 政治倾向也都是红色的。他的父亲是基督教新教牧师时代的一个杰出的公谊会（贵 格会、教友派）教徒领袖。福克斯1932年21岁在基尔大学时加人德国共产党，并成 了大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以难民身份逃到英国，1933年 9月加人德共在英国的地下小组， 主要完成各种宣传任务。1934年。福克斯在布里 斯托尔大学准备博士论文，并于1936年11月通过了论文答辩。在布里斯托尔，他积 极参加一个“对苏文化联系协会”的伪组织活动，在协会组织的戏剧朗读表演会上， 福克斯扮演了维辛斯基，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与狂热使自己的导师、后来的诺 贝尔奖获得者涅德尔·莫特先生大为震惊，因为“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安静、 谦逊的年青人会以如此冷漠的敌意去谴责被告人。” 1937年，福克斯调到爱丁堡大学马克斯·博恩的试验室工作，直到1940年 5月 法国沦陷、“第五纵队”猖极一时、他和许多“遭到敌视的异族人”被抓起来为止。 在马恩岛和加拿大度过七个月后，于年底前他被释放。1941年 5月，德国学者、同 为难民的鲁道夫·皮尔斯（后来获骑士称号．）邀请他到伯明翰大学从事“军事研 究”。皮尔斯回忆道：“在官方允诺之前，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从事的是什么工作， 但我解释说，理论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他同意了。” 过了一段时间，持怀疑态度的英国安全局认为可以给他从事该工作的权力。于 是福克斯开始正式为研制原子弹的“图布一埃洛伊斯”绝密方案工作。1941年末， 当“巴巴罗萨”战役正处于激战时刻、而且看起来德军会占领莫斯科时，福克斯以 苏联间谍身份自愿将成果贡献出来。他来到伦敦，找到德共在英国地下组织的领导 尤尔根。库钦斯基，请求他转告俄国人，说他了解原子弹制造计划。库钦斯基安排 他与以驻伦敦苏联武官为掩护身份的情报总局军官西蒙·达维多维奇·克雷默尔见 面（福克斯只知道他的化名叫亚历山大）。克雷默尔把第一次见面安排在使馆里， 很显然他担心其中有诈。后来他几次试图说服福克斯遵守苏联侦察的一些常规，但 只收到了部分成效。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审讯论克斯的记录中写着： “亚历山大建议他，为保险起见乘坐出租车并注意甩掉跟腻但（福克斯）认为， 这花费太大、而且也很不保险。他宁愿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接头，比如像伦敦地铁站 这样有自动升降梯和普通楼梯的地方。” 1942年夏，福克斯被安排与另一个情报总局的接线人见面。这个人叫索尼娜， 福克斯恐怕永远也不会猜到，索尼娘就是尤尔根·库钦斯基的妹妹。通常他们在伯 明翰与牛津大学之间索厄娘的住所见面。索尼姬化名为布鲁尔小姐，扮作一名从法 西斯德国逃出来的犹太难民。后来福克斯承认他不知道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哪个部门 工作，也不知道这些部门共有多少个。我们可以通过他那出色的科研能力、狭隘的 思维。教条式的理想与天真幼稚所形成的混合性格作出结论，他讲的是实话。 福克斯提供的情报价值不仅仅在于英国人、美国人深人研究的那些技术细节。 到1942年初，福克斯已被准许阅读美国原子弹研究的秘密报告。和皮尔斯一起，福 克斯根据德国学术杂志材料以及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报告，对德国学者在这一领域 的成就作出了评价。1942年 2月，他们得出结论，德国的情报源‘’没有就‘图布 一埃洛伊斯’领域的工作提供任何新情报”。福克斯的有关英一美研究迅速进展的 报告，显然是促使斯大林开始核军备竞赛的决定性因素。 1943年12月，福克斯作为“图布一埃洛伊斯”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临行前， 他接到索尼姬的指示，要他与美国的接线人莱蒙德先生联系。虽然福克斯对此事一 无所知；但情报总局不得不将此事汇报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莱蒙德（加利·戈 尔德）是一个三十岁的化学家。出生于瑞士的一个俄罗斯人家庭，三岁时被带到美 国，并从1936年起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业间谍和联络员。福克斯记得，他与莱 蒙德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44年1 月纽约的东赛特区。福克斯按照安排，手里拿着一 个网球，并要去找一个戴着一副手套、手里拿着两个网球的人。后来，在联邦调查 局的审讯中，戈尔德说他手里当时还拿着一本绿色封皮的书。福克斯说：“莱蒙德 的态度在会面时‘充满敌意。”戈尔德本人也承认，他当时被福克斯交给他的充满 危险的情报惊呆了。他“十分害怕与有关原子弹的情报打交道，以致于只想躲得远 远的，对这连想都不敢想。” 1944年 8月，福克斯被派往距圣赞不远的洛斯一阿拉莫斯一个绝密的原子实验 室。那里工作着十二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并在进行着原子弹的组装工作。由于英 国学者能有机会接触方案的各个分部研究情况，所以比他们的美国同事能更好地评 价核研究。1945年9 月，即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一个月，洛斯一阿拉莫斯的安保 军官写道，英国学者对炸弹装配、爆炸物质、炸弹构造和包括氢弹在内的武器的进 一步发展“十分了解”。但他同时认为，他们对纯技术的东西却知之甚少。福克斯 把搞到的所有重要情报都提供给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但也并不是他提供的所有 情报都对苏联学者起了帮助作用。在福克斯1944年窃取的爱德华·捷列尔的早期材 料中，就有一些能使正在研制氢弹的苏联核物理学家误人歧途的错误情报。 福克斯甚至不怀疑，他并非洛斯一阿拉莫斯的唯一苏联间谍。在他来之前几天， 22岁的共产党员、美国士兵大卫·格林格拉斯也来到这里。他是个机械师，为生产 原子弹准备和提供设备。“我那时年轻又愚笨，毫无经验他后来说，——但我是个 好共产党员。”在给妻子鲁特的信中，他把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描绘成“真正 的天才”，说他们是忍着“心口的疼痛”无奈地使用武力。“要让苏联强大起来， 让他的人民昌盛起来！”格林格拉斯十分崇拜他的内弟朱里乌斯·罗森堡（他是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纽约间谍小组的成员），他轻易地就答应了向他提供“洛斯一 阿拉莫斯”情报的请求。“亲爱的！我如果能加人朱乌里斯和他的朋友们（俄国人） 梦寐以求的公社，将十分幸福，”——1944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1945年 1月，格林格拉斯在纽约休假时，把一本札记和一叠速写画交给了罗森 堡。而罗森堡把一个盛水果软糖盒子的一半给了他，并说，持有盒子另一半的人就 是与他会面的联络员。6 月份，加利·戈尔德来和福克斯见面时，他也到了格林格 拉斯那儿，从他那儿拿走了笔记本并交给他一个装有500 美元的信封。戈尔德的上 司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安纳托利·雅可夫列九那时，他在驻纽约的苏联领事馆 工作。他对格林格拉斯的情报格外满意，给出的评价是“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大”。 9 月，格林格拉斯例行来纽约时又给了罗森堡一批资料，并得到了200 美元。对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来说，他的情报非常重要，因为：一，征明了福克斯科技资料的 正确性，二，报告了一些技术细节——也就是福克斯知之较少的那部分。 到1945年春，苏联情报机构里又出现了两名在英国一加拿大原子学者小组中工 作的新成员。这个小组由设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国家研究中心原子能局局长约翰· 科克罗夫特教授领导。第一个被招募的是英国学者阿兰·南·梅伊，他与唐纳德· 麦克林是剑桥大学的同学、秘密共产党员，当1942年开始研究“图布一埃洛伊斯” 方案时，他很快就与情报总局取得了联系。与菲尔比、布兰特和其他优秀间谍不同 的是，梅伊没有从危险感和揭开秘密中感受到一丝满足。“整个这段历史——他后 来承认——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之所以从事这种工作，是因为我把它看作是 对人类安全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贡献。”谈及自己的活动，他十分赞同厌烦间谍活动 的麦克林的看法：“反正就是那回事，当厕所的看门人——整天臭不可闻，但需要 有人来干。”1943年1 月，梅伊加人蒙特利尔科克罗夫特的研究小组。由于至今未 明的原因，情报总局在提太华的机构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摸梅伊的底子及其工作的 意义。直到1944年末，才派中尉巴雅尔·安格洛夫做他的接线人。1945年上半年， 安格洛夫交给他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搞到铀的样品。在这之前，苏联的另一个加拿大 间谍伊兹赖尔·哈尔别林称这项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梅伊却成功地搞 到了。在轰炸广岛后三天，即1945年8月9日，梅伊交给安格洛夫有关原子弹研究的 重要资料，它包括投向广岛的原子弹的情况以及两种铀样品——在玻璃试管中的富 矿铀－235和在白金金属薄片上的铀－233的渣滓。 驻渥太华情报机构间谍头子止校尼古拉·扎博京认为，此事至关重要，于是就 派其副手、 中校莫基诺夫携样品前往莫斯科。 而安格洛夫给了梅伊一瓶威士忌和 200元左右加元作为奖赏。 很快，扎博京被授予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梅伊也加人情报总局加拿大小组， 小组至少有十二人。在小组搜集的其他军事和科技情报中，还有加拿大王国委员会 定性为“最重要情报”的关于雷达的资料。“若不考虑原子弹，恐怕雷达就是发达 英语国家此时期在技术领域中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了”。这个小组还弄到了有关潜艇 测位仪、爆炸装置、火箭燃料和无连接起爆导火管。扎博京的情报网既有政治情报 的、也有军事和科技情报的信息源。在众多间谍中，赛姆·卡尔（长得像科根，是 乌克兰籍犹太人）和弗雷德·罗泽（长得像罗森堡，出生在波兰的俄籍犹太人家庭） 尤其突出。前者是为扎博京招募和培养间谍的加共组织事务秘书；后者是提供加拿 大秘密议会情报的魁北克党活动积极分子和加拿大议会议员。 1945年 9月，伊戈尔·古琴科从渥太华使馆出走投奔西方之后，虽然情报总局 的间谍网有所收缩，但在加拿大国家安全委员部的间谍机构却安然无恙。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间谍中，蒙特利尔第二大原子间谍是布鲁诺·蓬捷科尔沃，优秀的物理 学家、意大利侨民，与内向的阿兰·南。梅伊不同，蓬捷科尔沃（更以布鲁诺或蓬 托出名）是个生活腐化、放荡不羁的人，由于他电影演员的外貌，得了个拉蒙·纳 瓦罗的绰号。蓬捷科尔沃1913年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36年在法西斯排斥犹太 人运动时期离开意大利。1943年初他加人研究核问题的英一加学者小组，在后来三 年中，有一次他写信给提太华的苏联大使馆，要求为苏联效力。与南·梅伊情况一 样，信并没到大使馆人的手里。而被其“邻居’——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加间谍 机构收到了。刚开始。间谍机构头子对此没有给予丝毫注意，只把他当作伪造的信 件或反间谍行为。蓬捷科尔沃由于迟迟收不到回信，就把秘密文件具体数据亲自拿 到了大使馆。国家安全委员部的头目却搞不清这些资料的意义，只好转交给莫斯科。 很快就传来紧急命令，莫斯科让他们立即与这位提供资料的学者建立联系。1949年 初，在蓬捷科尔沃未被调人英国原子研究中心前，他一直住在加拿大，过着双重生 活——既是核物理学家，又是苏联间谍。熟知蓬捷科尔沃事情的克格勃军官曾对戈 尔季耶夫斯基说，蓬捷科尔沃作为核问题的间谍，其工作受到的评价几乎与福克斯 一样高。 到1944年夏天之前，剑桥“五杰”中的唐纳德·麦克林也经常向苏联提供—些 有关核研究和政治问题的情报。虽然三十年代麦克林是“五杰”中最成功的一个， 但在二战初期，他在外交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位有所下降。1938年9 月，他以 三秘的身份来到英国驻巴黎使馆，那时他已有交际圆滑、沽名钓誉的坏名声。一位 英国高层外交家说，法国沦陷后，英国驻巴黎大使肯普贝尔“对麦克林突然表现出 的磨蹭和在最近关键日子中的玩忽职守十分反感。他认为，麦克林是个意志薄弱的 人。”麦克林从法国回国之后很快获得第二秘书的官衔，并被任命到重建的外交部 总局工作。总局的权势并不大，它主要同运输、供给和经济战争部委打交道。他在 局里的同事奥布利·沃尔顿认为他是个“捉摸不定而又孤独的人”。与美国妻子梅 琳达的离异更加深了他的孤独感。他们虽然在巴黎结婚，但到1941年秋她一直住在 美国，另外，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940年圣诞节前夕刚出生就夭折，也使麦克林倍 感孤独。 1941年6 月，德国人侵苏联，实际在不同程度上又使人们再次意识到了麦克林 和其他“五杰”成员的价值。对麦克林的上司安纳托利·戈尔斯基和内务人民委员 部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在1943年末美国人大批到来之前那些部署在英国的。 主要由波兰人和法国人组成的盟军之间的关系。虽然希特勒人侵后，斯大林与波兰 政府签订了驱逐西科尔斯基将军的军事协议，但苏联对波兰仍持怀疑态度。从麦克 林的报告中可看出这种不信任是互相的。1943年4 月，也就是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 内务人民委员部集体屠杀波兰军官地点之后不久，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 十字会调查此事。莫斯科立即断绝与西科尔斯基流亡政府的所有联系，称他是“法 西斯分子的帮凶”，并指责了德国人的罪行。麦克林虽然向莫斯科提供了波兰人对 此的反应情况，但作为施行大规模屠杀政权的秘密间谍，他并没有体会到一丝一毫 的快感。 1944年春，麦克林无论在英国外交部，还是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内务人民 委员部都得到了加官进爵。在英国外交部，他被派往驻华盛顿使馆，不久便晋升为 使馆一秘。到位后不长时间，麦克林与同事罗迪·巴克利又一起被任命为英一美制 定对意（大利）和约委员会成员。巴克利十分赞赏麦克林，认为“他善于制订方案 并善于解决复杂问题”。另一位与麦克林同时在华盛顿任职的英国外交家罗伯特· 赛西尔回忆道： “对他来说没有一项任务是复杂的，他精力过人，要干多久就能干多久。而且 胜任各项工作，尤其是对待那些生病、休假或不太勤恳的同事的工作，他总能应付 自如。” 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英美之间进行核合作的领域是一个最危险，同时也是最 重要的政治领域，而从1945年初开始，麦克林就在此领域工作。由于他在核研究领 域拥有深厚的知识理论，1947年 2月他被调人英一美一加协调核政策联合政治委员 会。“五杰”的上司、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麦克林的地位始终是给予应有的 承认的，他们把安纳托利·戈尔斯基直接派到华盛顿与麦克派一取得联系就是一个 佐证。1944年10月，戈尔斯基取代艾哈迈洛夫，被任命为伊丽莎白·边特丽的长官， 并受命在边特丽的帮助下监督杰科布·戈洛斯的间谍网。与艾哈迈洛夫一样戈尔斯 基很快就搞清楚了，戈洛斯的工作方式过于“业余化”，安全系数很低。于是他对 边特丽说，“现存制度充满漏洞，因此十分危险。我们的朋友戈洛斯是一个不十分 谨慎的人，我担心，由于您同他的联系，会把整个组织置于危险之中。”这样，边 特丽不得不把自己的工作移交给别人，暂且“隐姓埋名了半年，直到确信，联邦调 查局“未对她调查”为止。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很仔细地研究过有关边特丽的情况， 目的在于是否留用她。 戈尔斯基一直坚持要边特丽收下酬金并开具收条给他。 ‘ “让我们结束这些蠢事，我口袋里有2000美元，这是您的一部分。您现在就收下！ 如果不收的话，我就会认为您是叛徒！”实际上，在边特丽收下钱之前，她就已经 是“叛徒”了。从1945年11月，她就开始为联邦调查局工作。成了双料间谍。虽然 她的间谍网早已彻底暴露，但一直受单线领导的麦克林，却留在联邦调查局的视野 之外。 卫国战争期间，除了苏联谍报人员有意识、有目的地向英一美情报机构渗透之 外，与此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与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部 门有着官方的联系。1941年8月，上校（后升为准将）A·希尔（那时化名为德尔） 率领英国特别行动机构联络小组抵达莫斯科。这次行程被称为“萨姆使命”。选择 希尔担负这项使命即使算不上十分段跷，也是异乎寻常的。据与他在特别行动机构 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菲尔比说：“希尔在英国人中一间属于为数不多的、惯于暗中使 绊的那号人之一。他那大腹便便的样子，看起来像个不戴王冠的秃顶国王。”就在 这次行程的十年前，希尔曾出版过一本词藻华丽的回忆录，其中讲到了以前他是如 何协助破坏布尔什维克制度的。总之，希尔根本不准备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携手工作。 他刚一到达莫斯科就下令检查“萨姆使命”会议厅。正如菲尔比所说，“这次检查 表明。的确存在着大量情报流失途径。” 特别行动机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初期合作效率极低。1942年2至3月间，奥西 波夫让希尔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小组一起深人敌后，以便了解游击战术。按照 希尔后来的说法，他一回莫斯科就帮奥西波夫起草了一份有关游击战术的正式报告。 但对此需慎重对待，不可全信，因为在此之前他还大言不惭地讲过，是他在1918年 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反间谍处’飞到过德军敌后东线几个地方后，希尔产生了把内 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派到西线和中东前线的想法。1942年夏，他前往伊斯坦布尔和开 罗讨论特别行动机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行动的细节。然后他与空降在比利时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一起飞往伦敦。实际上在此之前，希尔的那股促使内务人民委 员部在西方展开积极活动的热情已有所减退。在准备向比利时空投间谍时他在日记 中写道文‘见鬼去吧，我并不很喜欢这玩意儿”。特别行动机构驻伦敦和开罗的参 谋部禁止在土耳其领土上开展联合行动。 。 特别行动机构的档案称料证明，当时 “只有一小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英国人的援助下被空投到欧洲国家，而 且主要是在1943年一年。空投行动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战役情况几经耽搁本内 务人民委员部甚至怀疑这其中有英国人的阴谋，感到十分气愤。特别行动机构曾向 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过一些有关爆炸装置的资料，但作为交换，它们并没有收到太 多的回报。战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伦敦的组织由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奇恰耶夫领 导，他是在希尔被派任莫斯科后不久来到英国的。除了正常的领导工作之外，奇恰 耶夫当时还身兼在英国的各沦陷国流亡联合政府顾问一职。奇恰耶夫长于交际，身 体健人而且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极不寻常的是，他滴酒不沾。一起初，奇恰耶夫 同时行使组织联络和领导谍报机关的双重职责。一但随着苏联在英国的间谍网与日 俱增以及作用日渐突出，1943年，莫斯科中心把具有外交掩护身份的康斯坦丁·米 哈伊洛维奇·库金派往伦敦担任机构领导。库金长期以来一直沐浴在“五杰”带来 的荣耀的光辉里。现在，在第一总局的荣誉室还可看到他的肖像，肖像旁边是注释， 把库金称为40至为年代最优秀的情报人员之一。库金到任以后，奇恰耶夫便把自己 的主要精力彻底转向流亡联合政府工作上来。随着胜利的即将到来，奇恰耶夫对这 些政府施加压力也随之增大。捷克流亡政府情报机构领导弗兰季舍克、莫拉韦奇将 军是如此评论奇恰耶夫的： “刚开始时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友善的、性格温和的人，但斯大林格勒战役后， 似乎每个俄国人的脸上都失去了笑容。随着战局的好转。奇恰耶夫对我们的态度也 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前他每天都来我这儿，对我提供的每份情报都表达谢意， 可现在他开始批评我们，向我们提要求，甚至威胁我们。” 奇恰耶夫经常对收到的情报大为不满，他要求直接参与地下活动，并且索要一 些莫拉韦奇认为无法弄到的情报。他还开始搜集有关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情报， 并且搞出了几份“不可靠者”名单。战争结束前，奇恰耶夫开始索要有关英国情报 部门活动情况及流亡政府首脑爱德华·别涅什的情报，并逼迫莫拉韦奇与他断绝关 系。 虽然，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作成 效甚微，但在1943年末，即“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第一次会见之 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其前身为情报总（一局）头子多诺万将军却又产生了与苏联 情报机构广泛合作的想法。1943年圣诞节，多诺万与美国大使加里曼在莫斯科与外 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谈判。两天后多诺万又同国外局领导菲京和内务人民委 员部爆破专家奥西波夫见了面。当时的美方会见记录写道：“菲京对多诺万有关美 国战略情报局的组织和活动情况的叙述听得非常认真。仔细，然后又就向敌国领土 输送间谍的‘可行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技术细节等提了几个问题。”“奥西波夫将 军，——记录中这样记载，——对塑胶炸药的潜力十分感兴趣。多诺万将军应允把 战略情报局战役工作人员使用的成套小型无线电发射机提供给菲京将军。” 以这种方式吊起苏方的胃口之后，多诺万建议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都在 莫斯科和华盛顿互设代表处。双方代表处将相互交换情报（多诺万认为，每一方都 有使另一方感兴趣的敌军情报），彼此协调行动，以避免间谍工作的重复，相互通 告行动计划。多诺万的建议在苏联以苏一美关系中少见的热情原则上获准通过。这 个建议非常合菲京的口味，因为他早就渴望得到战略情报局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活动 情报、以及战略情报局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及技术潜力。另外，国外局当时正在犯愁， 如何控制伊丽莎白·边特丽这个不可靠小组的活动。现在问题解决了，菲京完全可 以用官方代表处来控制并巩固华盛顿的间谍机构。而且自身也可以开展一些间谍活 动。所以，菲京对多诺万表示，“他衷心地欢迎他的建议。虽然一些细节尚需由高 层讨论之后决定，但战略情报局驻莫斯科代表处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情报交 换应立即开始。”美国大使卡里曼和菲京一样对此事十分赞同。他天真地写信给罗 斯福： “我们用了两年时间试图打人苏联情报部门，可一事无成。现在我们第一次打 人了苏联政府情报部门。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我相信，这会为将来与其他部门 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开辟道路。” 但华盛顿对此反应冷淡，罗斯福因为害怕选举会出现什么不测，于是采纳了埃 德加·古维尔的意见，坚决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华盛顿设立代表处。1944年4 月， 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丁将军告诉菲京和奥西波夫，互设代表机构的计划“延期执行”。 虽然他们二人极度失望，可还巴望着能通过丁与战略情报局继续交换情报。8 月份， 战略情报局驻伦敦代表处也与奇恰耶夫开始了情报交换的工作。为了顺利开展这项 工作，内务人民委员都拿出来了一些材料作为交换，战略情报局对此也颇感兴趣。 但由于战略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大大高于交换所得的情报，因此这个过程实际上只具 有单方面的性质。当然了，当菲京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时候，他也时常能够提供一 些非常重要的情报。比如，1944年 9月，他就把德军在波兰和东欧的攻击目标布署 情况交给了美国。显然，他希望美国人以此能对这些目标进行轰炸。10月25日，菲 京奉苏联最高指挥部之命，帮助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特别行动机构将其代表从保 加利亚撤离。命令下达两天后菲京便报告说，他已使他们安全撤回。作为回报，他 向多诺万索要了战略情报局在保加利亚，还有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 以及所有被红军占领领土上的工作人员名单。此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岛上所有与战 略情报局工作人员有联系的人，都出现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黑名单上。而战略情 报局的军官们眼巴巴地瞧着，他们的同事——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是如何在被 红军解放的领土上镇压与共产党做对的反对派人士。 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希尔准将，使他 面对现实产生了恢复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保持日常联系的念头。1944年 4月， 特别行动机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H·H·克拉索夫斯基少校装备了无线电发射机和 武器，并把他空投到南斯拉夫与铁托见面。特别行动机构在巴里的代表向伦敦报告： “克拉索夫斯基根本就不配我们在他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6 月，奇恰耶夫通告 特别行动机构，“由于停在协调一合作领与特别行动机构建立联系的尝试宣告失败”， 莫斯科决定召历克拉索夫斯基。但邱吉尔在铁托总部的代表、准将芋茨罗伊·麦克 林却报告说，情况恰恰相反，在特别行动机构的代表处中大家与克拉索夫斯基关系 极为融洽。奥西波夫后来向希尔解释识或许是因为克拉索夫斯基从未执行过这样的 任务、希尔同意这种观点并邀请奥西波夫到伦敦讨论进一步合作的问题，但奥西波 夫再也没有回音。 7——7 在大量搜集盟军情报的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对西方舆论实施了“积极行动”。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研究过第一总局秘史之后认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积极行动” 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间谍皮特·斯莫利特的功绩。此人在情报部英一美联络处任处 长，1912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奥地利籍犹太人家庭，其父在两战期间由于生产第一 批自动开启式滑雪固定装置而大发横财。1933年，显然是在马雷的怂恿下，斯莫利 特作为一个充满浪漫思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年轻间谍来到伦敦，当时他以维也纳记 者作为掩护身份。1934－1935年间，斯莫利特与菲尔比打过交道，他曾想与菲尔比 合开一个自己的新闻社，但终究未能付诸实现。 1936年夏，斯莫尔卡（即斯莫利特）在《泰晤士报》的专栏上发表了系列文章， 生动地记述了他到苏联北极地带旅游的情况，为此他在美国声名大振。1937年，这 些文章被汇编成书出版，并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再版了三次。本书虽然不乏非共产 主义的思想，但仍可算作“内务人民委员部积极行动”的优秀典范。“今天的约罗 斯——斯莫尔卡写道，一一像正在建设中的楼房，他们无法掩盖工地上那种令人吃 惊的肮脏、混乱和临时拼凑的氛围。”然而，斯莫尔卡同时也有力地渲染了给人印 象颇深的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包括征服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 自豪的苏联人民沉浸在“征服自然”和开采矿产的热潮之中，对“燃起世界战火的 想法”毫无兴趣。斯莫尔卡最精彩的杜撰，是对以残忍著称的劳改营的描述，作者 把它写成新型的理想化的社会实验场。对看守与被监禁人的关系斯莫尔卡这样写道： “对我来说十分新鲜的是，这些年轻的“行政管理者’（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真诚地相信自己在这些坏蛋（被监禁者）那迷途心灵中所起的救世主作用”；劳改 营的这些受过再教育的强盗们在此建造了一块犯人的殖民地，它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理想主义者的领导下变得如此自由和兴盛，就像似此方式产生的澳大利亚一样。 不管这有多么荒唐，但斯莫尔卡的杜撰丝毫没有影响《泰晤士报》和外交部新 闻处对他的信任，而且他的专栏还给新闻处留下了一个“他是一个在国际问题上获 得公开好评的作家”的印象。1938年3 月，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斯莫尔卡 入了英国国籍，化名为 F·皮特·斯莫利特（起初为．斯莫尔卡－斯莫利特）。几 个月后，他开始在电报交换公司工作，领导重建的对外处。1938年11月；外交部新 闻处为他开具了一叠评价甚高的介绍信，使他得以到英国驻布拉格、华沙、布达佩 斯、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伯尔尼大使馆“视察”了一趟。在这些地方，斯莫 尔卡总要“尽可能找机会考察……地方新闻事业的状况，尤其是与那些官方、非官 方通讯社“恶毒”宣传相比，从他的祖国发出的消息所占的地位。”而斯莫菌体卡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恶毒”宣传的才能给这次大使馆考察笼上一层神秘诱人的 色彩。1939年；德国人侵布拉格时他和妻子刚好在那里，所以不得不隐蔽于英国使 馆。 战争开始之后。斯莫利特一直尝试着打人情报部门；后来他如愿以偿进人情报 部，并凭着与1941年6 月当上邱吉尔政府情报部长的年轻、精力充沛施布伦丹·布 雷坎的私人关系、开始官运亨通起来。9 月，邱吉尔命令布雷坎“提出一个方案， 用以对付英国舆论界由于俄国人的抵触而出现的忘掉共产主义危险的倾向”。在这 之后，斯莫利特很快被任命为重建的俄国处处长。在这一位置上，他显示出了“超 凡”的领会能力。他一方面把邱吉尔先前的指示抛置脑后，另一方面却格外关注邱 吉尔6 月22日的广播讲话，因为在讲话中邱吉尔答应向“俄国和俄国人提供一切可 能的帮助”。斯莫利特认为，其首要任务应是： 1 ．与一切妨碍援苏政策实施的英国反苏情绪做斗争，反对敌人在英一苏同盟 问题上任何分裂民族统一的企图。 2 ．遏制可能使陛下陷人尴尬境地的左翼的过分亲苏宣传。预防共产党员挑起 攻击，不使共产党抓到主动权。 除此之外，斯莫利特还为自己制定了新的工作职责；“负责处里的全面领导工 作，并与英国外交部、苏联大使馆、政治斗争局保持联系。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 在1941年11月写给布伦丹·布雷坎的信中，使他相信：“在保持与使馆的紧密联系 中，我们使馆将给予斯莫利特先生一切必要的协助”。使馆中斯莫利特的一个最重 要的联系人，就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接线人安纳托利·戈尔斯基。在戈尔斯基 看来，安排与斯莫利特见面要比安排与“五杰”见面简单得多。虽然英国外交部谁 也不曾怀疑斯莫利特会是苏联间谍，可他与苏联大使馆的过往从密还是给外交部带 来了一些不安。1942年，外交部决定要向斯莫利特指出在情报工作中谨慎行事的重 要意义。 斯莫利特还成功地说服了对内情报局局长P·X·帕克，让他提醒外交部，应在 涉及苏联的言辞中避免谈及“白色俄国人和红色英国人。”如此直露的公正建议， 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再喜欢不过人当然，这些诅咒言辞是针对俄国的白匪军分子的。 但那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宁肯让那些无成见的英国人，而不是那些著名的共产分人来 谈论苏联，这样可以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感。斯莫利特下面的这段话可以反映 出苏联大使馆当时试图摆脱公开亲共小组的愿望： “（使馆新闻处）处长要我诚实回答，我是否认为英国的哪个亲苏组织会使陛 下处于尴尬境地。我老实回答说，作为国家机关来说，我们只愿与苏联的官方机构 打交道。他马上说，使馆准备与‘今日俄罗斯’协会、‘苏联的朋友’等组织以及 ‘今日俄罗斯’报纸彻底脱离干系。” 斯莫利特还向帕克建议，请苏联大使馆帮助“从国内派一些经过专门培训的、 能与陛下和苏联使馆保持严格一致的评论员前来英国”。他的这个建议再次赢得了 帕克的好评与信任。 斯莫利特组织的对苏宣传活动声势浩大。1943年2 月23日，为庆祝红军成立25 周年，在阿尔伯特宫举行了盛大集会，主要政党的活动家云集于此。教会合唱团演 唱了颂歌，约翰·吉尔古德和劳伦斯·奥利维尔（两人均为英国著名演员、导演— —译者注）先后讲话。专门绘制的宣传画颂扬着苏联人民和他的军队。英国国内还 在其它一些地方举办了展览，在一些企业还放映了《战争中的苏联》这部电影，观 众逾百万。情报部还安排许多场次“苏联问题专题见面会”。仅在1943年9 月，就 组织了34次与社会各界的见面会；这种专题见面会在企业举办了35次，在一些志愿 协会中召开了一百次，在民防小组中安排了25次，还在学校学生和犯人中间搞过九 次。9月份，BBC电台还为苏联特意安排了30分钟的节目。 英国下院保守党的一名活动家曾抱怨说：“情报部放映的电影描绘了苏联生活 的动人画面，这会促进许多人改变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斯莫利特成功地对许多有 关斯大林时期镇压的评述施加高压影响。情报部甚至还说服了出版商不要出版乔治 ·奥威尔（1903－1950年，原名埃里克·布莱尔，英国作家、政论家一一译者注） 的讽刺作品《兽园》。 “为了确定宣传俄国的对内广播脚本，斯莫利特与 BBC合作得非常紧密。”而 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与您关心”这一节目的导演、大名鼎鼎的盖伊·伯吉斯获得 了对BBC的有力支持。1941年7月，即德国人侵后一个月，伯吉斯就散发了“谈谈俄 罗斯”节目方案，其内容包括文学、科学、文化、计划经济（“苏联是世界上头一 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国家机构体制（“在此领域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 试验”）、对外政策（“如果不带什么偏见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伯吉斯在BSC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干的工作中，最出色的一次行动就是1942年 1 月他组织的关于东线战事的广播座谈会。主持这次座谈会的不是别人，而是早在 1933年就对“五杰”感兴趣的苏联间谍人员厄恩斯·杰里，他一直在伦敦以从事新 闻业作掩护。杰里对听众说，红军必将胜利，因为他们“为人民，为祖国，为人民 政权而战”。然后杰里还通过广播节目为苏联间谍人员高鸣赞歌，他说：“苏联拥 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组织系统，盖世太保以此类推还应包括英国安全局）在它面前 也显得软弱无力。”大概所有收听过杰里广播讲话的苏联间谍，谁也不会想到内务 人民委员部居然能有机会在BSC 上炫耀自己的功绩，但谁也都会为如此露骨的宣传 而感到忐忑不安。 对内广播处（现在称为第四台）主编乔治·巴尔涅斯（后获骑士荣誉称号）是 伯吉斯的朋友，两人的交情可从他们在剑桥合住一定时算起。巴尔汉斯不仅支持伯 吉斯的这次行动，而他还始终坚定地为自己的工作人员辩护，反对“节目向左偏倚 就是投机”的观点。虽然他也承认，处里的编辑大部分是年轻人，而年轻人，众所 周知，经常会同情进步力量。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2年一1985年也曾帮助苏联实施 “积极行动计划”，而且也经常仿效斯莫利特和伯吉斯在战时的一些做法。但无论 “积极行动计划”制定得多么巧妙，它们所起的作用总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预料的 要小得多。对英国社会各界大部分人来说，红军的胜利是不言而喻的。苏联在斯大 林格勒战役中的死亡人数比英国和美国在整个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情报部 对内侦察处1943年初的一份报告写道： “无论其他战线上的战役多么成功，甚至轰动一时，但绝大多数人的眼睛都投 向了我们‘伟大的盟友，内心都同他们连在了一起’。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比 俄国人的其他功勋更能引起人们的赞叹’。同以往的赞叹和感激之情相比，似乎从 未像这次这样强烈和深刻。”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甚至使外交部也不再追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延森林 大批屠杀波兰军官一事。由斯莫利特策划和领导的、在情报部秘密进行的“积极行 动计划”使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之间的分歧也不再明显。但对此行动 的意义不能进行过高的评估，因为它与红军的胜利和牺牲相比，对英国人的作用实 在是微不足道的。 在对西方舆论界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计划” 中， 最重要的事件大概要算是 1943年5 月共产国际的突然解散。这是一件没有预料到的、然而却是十分严肃的大 事，它在客观上巩固了苏联在西方作为强国的形象，因为苏联从此可以不必忙于通 过领导国外共产党来输出革命，反而可以巩固战时的盟国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带入 战后和平时期。在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站的采访过程中，斯大播林向记者谈了共产 国际解散的两条原因： 1 ．这项举动使希特勒所鼓吹的“莫斯科企图干涉其他民族的生活，并使他们 布尔什维克化”的谣言不攻自破。 2 ．长期以来，共产主义的敌人一直在对工人运动进行无耻的诽谤，他们叫嚣 什么“各国共产党不是为人民利益而行动，而是受外部的指使、图谋不轨。”（现 在，这种谎言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而大白于天下，到了该中止的时候。 斯大林说，苏联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不论他们的党派或 宗教派别”，并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各民族的、同志式的联合”。 与此同时，斯莫利特也一直在推波助澜，他向BBC 和其他大众媒介、大肆兜售 “斯大林时期苏联政策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思想。 在托洛茨基时期，其政策靠的是在其它国家用共产国际领导的破坏活动，来保 障虚弱的苏联的安全，而斯大林时期奉行的政策，则是靠同其他政府保持友好外交 关系来维护强大的俄罗斯。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一批另一类型的人已开始逐渐走上 了苏联的领导岗位，先前那些靠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真陶出来的革命者越来越多地 被一些只注重实际结果的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所取代。 实际上，虽然在其他国家中一直号召共产党员多注意国家问题，以便他们能在 战后保持统治地位，但斯大林根本就未打算将他们从附庸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当 斯大林对“秘密干涉他国内政”的指责愤怒之极、矢口否认之时，内务人民委员都 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渗透活动却达到了空前规模。然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具有巨大的 宣传效应，连英国议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议员汤姆·康奈利也将这一事件看作 是俄国共产主义不再干涉别国内政的具体保证；《纽约先驱论坛报》也得出结论， “共产国际的解散，证明苏联已由世界共产主义中心转变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纯 粹的国家了。” 1943年，由于时局的需要，斯大林非常注意苏联在西方的形象。这表现在他在 划分战后世界的谈判中，总希望消除盟国对苏联企图扩大在东欧、中欧影响的担心。 实际上，盟国的担忧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仅就间谍渗透而言，苏联情报机关为打 入盟国投人的力量，远比盟国为渗入苏联投人的力量要大得多。然而、克格勃经常 玩弄“恶人先告状”的伎俩，他们指责西方特务机关，在战胜德国前很长一段时间 就开始了反苏的“冷战”。可事实并不如此，1943年11月在德黑兰召开第一次“三 巨头”会议时，斯大林掌握的情报远远多于邱吉尔和罗斯福。另外，内务人民委员 部在伦敦和华盛顿有许多间谍，而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莫斯科却一 个间谍也没有。 自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装上了现代窃听装置后，就拥 有了虽然简单却极富成效的窃听罗斯福及其工作人员在德黑兰谈话的途径。莫洛托 夫说，因有情报说德国有阴谋，所以与苏、英官邸相距不到一里的美国官邸就不十 分安全。邱吉尔建议罗斯福住进英国使馆，但罗斯福总统不愿给俄国人怀疑英一美 密谋的口实，婉言谢绝了。相反，他却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斯大林的再三请求，搬进 了苏联大使馆。美国内阁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军事事务的伊斯梅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很想知道，在事先为我们安排好的地方是否安装了窃听器。”毫无疑问是装了。 在第一次高级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住在苏联的领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 员“照顾”。俄国人自然也就很快知晓美国人的全部谈话内容。因此，可以说，美 国人在这次会议上施行的完全是公开外交。 斯大林在谈判中的优势不仅仅局限于此，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罗斯福的顾问 加利·霍普金斯是自己的“间谍”。但霍普金斯从来不这么看，他是个美国的爱国 者，他根本就不想在自己的国家推行苏维埃的制度。对艾哈迈洛夫转交给他的”来 自斯大林同志”的秘密通报，霍普金斯并未加以拒绝。但他一直认为，而且无论在 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谈话中都曾表示，“因为俄国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该 设法支持它，并付出一切努力与他建立友好关系。’与罗斯福和国会不同的是、霍 普金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苏一美关系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将成为至关重要 的问题，所以美国应在法西斯被消灭之后，与苏联在欧洲的主导地位相妥协。霍普 金斯还使罗斯福相信，在邱吉尔失败之处，他恰恰能够取得胜利，即与斯大林建立 私人关系。在罗斯福的政府中，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意见从不受人重视，当 然他也不能象霍普金斯那样被邀前往德黑兰。他后来回忆：“总统希望通过与斯大 林建立私人关系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它既包括与俄国间的，也包括与联合国其 他会员国间的问题。”霍普金斯也相信，考虑到美国军队参加了欧洲作战，而且是 美国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所以它有权在英一美同盟中充当主要角色。“三巨头” 会议召开之前，他曾对邱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说：“我们当然要参战了，而且 要与俄国人一起参战。”德黑兰会议时的美国翻译搏伦认为，霍普金斯对罗斯福的 影响是“巨大的”，其他所有国际事务顾问都被总统一概拒之千里之外。美国外交 家罗伯特·迈尔菲对科德尔·赫尔也抱怨说，外交部里根本就不知道罗斯福与斯大 林在谈什么。赫尔回答说：“假如能得到从德黑兰发出的一条消息，他本人也就感 谢上帝了。” 邱吉尔后来回忆，只有在德黑兰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多么微不足道：“桌 子的一边坐着伸开双爪的、硕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硕大的美国公牛，而在他 们中间——是瘦小的、可怜的英国驴……”11月29日，开过第二次会议之后，霍普 金斯到英国使馆拜见了邱吉尔， 并对他说，斯大林和罗斯福已就英一美于1944年5 月在法国北部实施“霸王”登陆战的必要性达成协议，对此持有异议的英方也应表 示赞同。自然，邱吉尔只好表示同意（实际上“霸王”战役应在6月6日开始）。英、 美对斯大林做出的最大政治让步，是同意把l941年边界划分的领土归还给苏联，这 就意味着要把苏联按法西斯一苏联条约非法得来的东波兰、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比 萨拉比亚都再次拱手奉送。由于德国战败，波兰本应在西部从德国得到一些领土赔 偿，但在伦敦根本就没人出面同斯坦尼斯拉夫·米科莱奇克率领的波兰流亡政府商 议此事。当斯大林斥责米科莱奇克政府时（“波兰政府及其朋友曾与德国人合作并 屠杀了游击队员”），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英国首相，都不愿意走出来反对。同 样如此，罗斯福和邱吉尔对卡延森林屠杀事件也一直避而不谈，他们宁肯保持沉默， 也不愿使局势更加激化。所以，波兰人的死与其解释为“是对斯大林战后行为的错 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霍普金斯和罗斯福的说法，而并不是邱吉尔的想法），倒 不如说是西方意识到，他们还欠着一直担负对德作战重担的苏联的巨债。 斯大林从德黑兰回国时心境极好、不久，美国大使馆就向国内报告说。“苏联 新闻界对英国和美国的态度上正在发生几乎是革命性的转变。整个苏联宣传机器都 在称颂盟国的协调一致；称颂德黑兰会议上做出的历史性决定。”按苏联的观点， 西方盟国已经承认苏联拥有（据一苏联外交家表露）“在邻国组建友好政府”的权 力、正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很快就明智地认清了“形势”。1943年12月 12日，别涅什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对苏友好互助条约。别涅什非常现实地认为，与 斯大林缔结友好关系可以保证他在国内掌权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他在莫斯科还 向捷克共产党领导人许诺，“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是波兰最大的政党。” 1945年2月，在黑海雅尔塔举行的第二次“三巨头”会议（也是4月份去世的罗 斯福总统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成了苏联的又一重大胜利。因为此时斯大林手中又 多了张军事王牌——红军控叙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德国的大 部分领土，欧洲盟国虽然取得了“诺曼底”登陆的胜利，但还是面临着强渡莱菌河 的问题。斯大林这时在情报上的优势也相当明显。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外交部有 两名可靠间谍：一名是能够及时通报会议前英美谈判情况的驻华盛顿使馆工作人员 唐纳德·麦克林，另一名是1944年调出 BBC进人外交部情报局的盖伊·伯吉斯。另 外，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国会的主要情报提供者埃尔捷·希斯也成为雅尔塔 代表团的成员。自1944年底，希斯作为特别政治行动处副处长，直接参与了会议准 备工作。令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十分满意的是，1944年曾一度在白官失去影响力的 加利·霍普金斯。虽然有病在身，但后来又重返政坛成了主要顾问，而且罗斯福对 他的好感有增无减。 苏联人把美国代表安排在位于利瓦季亚原沙皇的夏宫里，而把英国代表安排在 距夏宫乘车二十分钟远的沃龙佐夫宫。两座官邸内都安装了窃听装置。似乎美国人 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试图（有时也很成功地）以慷 慨的待客方式来吸引代表们的注意力。负责接待任务的，是第一副人民委员谢尔盖 ·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他使英国军事内阁秘书处助约翰·布雷特小姐大为 吃惊，因为她从未见过“如此强壮的人——宽肩膀、阔脸庞、四肢粗硕”。会议之 前，科鲁格洛夫对布雷特小姐说，英国代表团快被列人苏联的黑名单中去了。他摊 开巨大的双臂接着说道：“美国人向我们许了许多愿，为了实现这些愿望，我们尽 了一切可能。而英国人什么也没有给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此话，布雷特小姐 赶快用一大堆许愿来取悦科鲁格洛夫，最终总算安抚住了这位壮汉。 陪父亲去雅尔塔的撒拉·邱吉尔，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这儿应有尽 有，棒极了。”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上千名士兵修整了道路，装修了房舍，又是栽 花又是种草。墙壁上的壁炉中炉火熊熊，地上铺的是波斯地毯，餐桌上浆硬的桌布 白得耀眼。管理人员身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女传者穿着黑裙子，系着白围裙。 布雷特小姐说，饭食更是美不可言。有一天吃午饭时，她无意中提到了从未吃过的 基辅肉饼，没想到，几分钟后侍者就为她端上了一份肉饼，然后带着满意的微笑看 着她吃得笑逐颜开。当撒拉·邱吉尔提出，把黑鱼子酱与柠檬汁掺和着吃会十分可 口时，沃龙佐夫宫的温室里就像变魔术似地出现了挂满果实的柠檬树。这样的情形 美国人在利瓦季亚宫也遇到过。在后来举行的波茨坦第三次“三巨头”会议上，制 造这些奇迹的克鲁格洛夫将军被授于骑士称号。于是他就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 个获得英帝国骑士荣誉的克格勃军官。 在雅尔塔经济谈判中主要涉及战争赔款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美财政部的最 高层间谍加利·德克斯特·怀特给苏联代表团以巨大帮助。从1942年起，依靠美财 政部长摩根泰私人顾问的地位，怀特在制订美国对于战后国际财政秩序的政策过程 中，起了主导作用。1944年 7月，在制订重建和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草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他与凯内斯议员都是主要人物，1945年1 月，他当上财 政部部长助理。 2月5日开始了关于赔款问题的雅尔塔谈判。莫洛托夫向美国提出长期贷款，并 要求德国巨额赔偿。那时，任外交人民委员助理的迈斯基，呼吁促使德国非工业化， 并彻底摧毁它的军事工业和百分之八十的其他种类重工业。作为赔偿的充公企业， 预计价值200 亿美元，其中一半应归属苏联。怀特虽未参加雅尔塔会议，可他对苏 联的提案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45年1 月，摩根泰交给总统两份呈文（其准备小组 是怀特领导的） ，第一份呈文中建议向苏俄供100 亿美元贷款，35年还清，年息2 ％，以战略资源作为可能的偿还方式。第二份呈文是一个声明，它强调指出：为预 防德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彻底消除其化学、冶金和电子工业： “那些反对削弱德国的人，在俄国和共产主义面前只会胆战心惊。当今战争的 一个原因就是20年前产生的‘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铁幕设想’。美苏之间的关系 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完全取决于现政府对德国问题的态度。” 但怀特的方案受到了国会的反对，他们不同意提供100 亿美元贷款，不同意彻 底摧毁德国工业。对此，怀特颇感无奈。但罗斯福与邱吉尔不同的是，他同意了苏 联200 亿美元赔款的要求，同意其中一半以三方赔偿委员会在莫斯科工作的“活动 经费”的名义拨给苏联。与此同时，怀特也为苏联争取到了美国的秘密资助。1944 年，他还通过西尔维马斯特，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转交了由国库印刷的用于德国境内 的被占区货币样票。这是一个明显的暗示，所以拿到样票以后，苏联人就决定索要 刻版、颜料、样本等。准备自己印制货币。印刷制版局局长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 他认为，“让俄国政府去印制与我国印制的一模一样的钞票，就会把我们的财会核 算制度搞成一团糟”。而怀特反对说，俄国人会把这种拒绝看作是怀疑他们诚实的 证据，“我们应像信任其他盟国一样，信任他们。”一周之后，俄国人就收到了钞 票刻版。后来，1953年，议会曾就此问题举行了听证会，但得出的结论是：“要想 弄清俄国人使用这些刻版究竟印刷了多少钞票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有一点是 清楚的，那就是美国纳税人为了这段历史付出了几百万美元的代价。 政治问题是雅尔塔会议的主要议题，而其中讨论时间最长的是波兰问题。美国 外交部常务助理科达甘在向自己妻子解释形势一时说：“这将是最主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最终不能就波兰问题得到合适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建立世界组织的长 远计划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在德黑兰会议上，邱吉尔和罗斯福不仅同意了由苏联 人控制波兰，而且还同意了由他们自己划定边界。现在，英美为时已晚地试图重新 审视自己过去的诺言，欲使一切都与“大西洋宪章”原则相符，并要求在德国建立 民主，可这一切与斯大林主义的原则是根本不相符的。邱吉尔当时曾高声喊道，波 兰应“成为一个自己家园和民族精神的主人。”这就是说需要罢黜由苏联人扶植的 卢布林临时傀儡政府，并保证举行自由选举。斯大林在此问题上的谈判技巧可谓精 采绝伦。他先拖延时间，然后故意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做文章，预先强调它们的重要 意义，最后再做出无奈让步的姿态，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盟国承认其在 波兰的统治地位。科达甘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从未想到与俄国人打交道如此轻松，尤其是斯大林，简直大棒了，这是个 伟大的人。。他在利害关系上与另外两个老朽领袖截然不同。我们的总统表现出了 惊人的软弱和犹豫不决。”经过斯大林的安抚之后，邱吉尔和罗斯福终于同意体面 地解决波兰问题。卢布林临时政府非但没有解散，反而因加人了几个“民主领袖” 又扩大了。战后的波兰选举也不是在盟国的监督下进行脱，而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 协助的临时政府代行其职，作弊行为根本无法避免。 在雅尔塔会议上，人们对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方案的成果仍旧知道的不多。 但要想不使用代价极高的常规军事行动就迫使日本投降，制造并使用原子弹正是时 候。斯大林相信，在德国战败前三个月向日本宣战，就会赢得南萨哈林岛和库贞岛， 并把中国的满洲里和外蒙也归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国的代表在会上也提出一些要 求，斯大林起初持反对意见，后来也同意将部分在德国的占领区划给法国（均从英 美占领区中划拨），并在联合检查委员会中留给法国一席之地。在两次故作犹豫之 后，斯大林接受了美国人提出的安理会表决方式，以此来保证联合国成立的条件。 在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中，霍普金斯交给罗斯福一份呈文，其开头一句话是： “俄国人在这次会议上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实在不能再欺骗他们的等待了。”呈文 中主要谈的是赔款问题，但霍普金斯也谈到他对会议的整体看法。从雅尔塔回国途 中，霍普金斯内心充满了乐观的欣慰和对斯大林天才的赞美之情： “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天天为之祈祷并谈论了许多的新一天的黎明终于到来 了……俄国人向世界证明，他们考虑问题既明智又富于远见。无论是总统，还是我 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怀疑，我们能与他们长久地和平共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内心深处都意识到，如果斯大林有什么不测，我们都无 法预见到事态将会发生什么转折变化。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依靠他，就像依靠一个 理智的、通情达理的、善解人意的人一样，但我们不能相信，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发 生和将要发生什么。”。 与霍普金斯有着同样愉快心情的人还有埃尔捷·希斯。会后他对国务卿爱德华 ·斯特了纽斯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实际上斯特丁纽斯在制定美国雅尔塔会议的政 策中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人物）。希斯的仕途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联合国的活 动开辟了广阔前景。1945年4 月，他当选为在旧金山的联合国“组织会议”临时秘 书长。葛罗米柯当即表示：“为他的诚实的公正我们愿向埃尔捷·希斯表达深深的 敬意。”当时可能还不能完全了解，而现在春来，苏联外长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 葛罗米柯还曾对斯特丁纽斯说，如果希斯能成为联合国筹备大会临时秘书长，并以 此而当选为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他会十分高兴。 斯大林以高昂的情绪完成了雅尔塔会议的使命。在最后一次照合影时，他的举 动吸引了一些英国客人， 他用英语重复着刚学会的四句话： “但这是您说的？” “那又怎么样？”“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和“洗手间在那边。”斯大林在谈判 中的成功，主要依靠间谍搞到的情报和使用窃听装置。他比邱吉尔和斯特了纽斯更 清楚，罗斯福想以什么条件催促他与日本开战。而罗斯福却恰恰相反，他不善于领 会，斯大林根本不是犹豫，而是急于在德国战败后夺取日本。但斯大林一贯的极度 猜疑，有时几乎接近偏执狂的猜疑，使他未能充分利用获得的情报。有关波兰问题， 实际上在一年前的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们已经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可这次 邱吉尔和罗斯福却持反对意见，这其中的原因与奥妙一直困惑着斯大林。斯大林不 理解英美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对人权的真正尊重与担忧， 还是去寻找另一种解释。 1952年7 月，他使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皮特罗·涅尼相信，“美国红衣主教斯皮尔曼 秘密参加了雅尔塔会议，正是他唆使‘斯大林的朋友’罗斯福反对他”。涅尼并不 怀疑斯大林的真诚，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梵蒂冈针对斯大林搞的阴谋诡计。实际上， 这种假想没有可靠根据，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考虑到让“布龙克斯”’民主分子 领袖艾德·弗林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不太合乎对宜。美国令其打道回府， 就在他离开克里米亚回国途中，他顺路在罗马做了短暂停留。这可能就是斯大林产 生怀疑的根据， 并把艾德·弗林错认为是红衣主教斯皮尔曼。后来，英国外交家D ·A·萨伊克斯通过对所谓的“斯皮尔曼” 阴谋的了解得出了一个准确的结论，斯 大林的世界观是“洞察力与荒谬惊人结合的产物”。由此也可看出，斯大林是如何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和冷战期间使用情报的。 第九章 控制东欧 （1944～1948） 斯大林认为，贝利亚的大帝国在战争年代的膨胀导致了贝利亚本人拥权过重。 1946年初，贝利亚进了政治局，并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但与此同时，贝 利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位置则被他的第一副手谢尔盖·科鲁格洛夫代替，这个 像熊一样的家伙曾因保障三巨头会议有功，被不列颠帝国授予骑士荣誉称号。1946 年3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由“委员部”改组为“部”，分别 称为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称谓的变化，也意味着这两个机构地位的上升。此后不 久，贝利亚·梅尔库洛夫的嫡系也被从国家安全部首脑位置换了下来，取而代之的， 是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和科鲁格洛夫一样；此人也不属于贝利亚的 “高加索黑手党”。但是如果斯大林以为阿巴库莫夫能限制贝利亚在国家安全机关 里的影响的话，那这一次他可就错了。赫鲁晓夫确信，阿巴库莫夫很快就成了“贝 利亚的人”。如果不事先同贝利亚商量，他从不向任何人乃至斯大林报告任何东西。 阿巴库莫夫的领导作风以残酷、贪婪著称，但对自己的部下，他却亲切有加， 关怀备至。大概正是阿巴库莫夫担心自己在契卡的历史功绩里处于次要地位而下令 从国家安全部军官俱乐部纪念室搬出那些神圣的纪念品——捷尔任斯基的塑像、画 像和军便服。阿巴库莫夫是俱乐部夜生活的常客，他去那儿和朋友们打台球，并在 一个专门提供的单间里同情妇睡觉，那里面有的是进口饮料，法国化妆品。国家安 全部出国回来的军官，利用昂贵的礼物向阿巴库莫夫表示敬意，这已成了传统。叛 逃者彼得·杰里亚宾回忆说，他在维也纳给头儿先后买过童车、裙子，价值10万卢 布。阿巴库莫夫1951年被捕，1954年被处决。在给他定的罪名中就有“道德败坏” 和“贪污”。 阿巴库莫夫能爬上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宝座，得益于他在“斯梅尔什”的成就。 这是1943年 4月重组的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机构”，他当时在军队中从事 反间谍工作。当时斯大林亲自主持召开了间谍机构领导人会议，“斯梅尔什”组织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设立的。官方文件证明，最初有人建议叫“斯梅尔涅什”——来 自战争年代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号：“消灭德国间谍”。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叫法： “说老实话，我们干嘛要只对待德国间谍？难道别的国家的间谍机构就不针对 我们国家吗？还是泛泛地叫‘消灭间谍’为妥，或干脆叫‘斯梅尔什’（即“消灭 间谍”的俄语缩略读音——译者往）”。 然而“斯梅尔什”的任务却不仅仅限于破获外国间谍，它还在一大批情报员的 帮助下肩负监视、调查军队中不满分子和投降分子的使命。斯大林作为国防委员会 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这次又把“斯梅尔什”的领导大权也抓在了自己的手中，由 此来看，“斯梅尔什”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红军解放的土地上，“斯梅尔什”查出了那些通敌的嫌疑分子，镇压了民族 主义反对派。到战争后期，把调查500 多万被遣返的苏联被俘公民的任务也纳人了 “斯梅尔什”的职权范围之内。而英、美反间谍机构竭力想在盟友面前完成自己的 使命，也经常参与这种野蛮的遣返工作。其中，有两百万的苏联公民就是这样被强 行遣送回国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被投进了监狱，简直就等于把希特勒的监狱换 成了斯大林的监狱。而苏联官方历史对此却闪烁其词，只承认“斯梅尔什”是带着 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了那些经历了德国集中营磨难的苏联被俘军人。事实上， 当时几乎把所有这类人都当作了逃兵。1945年6 月，美国驻苏大使阿维烈·加里曼 曾向国会报告： “当俘虏回到莫斯科他们的家时，大使馆所知道的只是……运送被遣返人员的 车队途径莫斯科继续东进，当列车停在莫斯科站时，‘旅客’们被剥夺了与外界的 一切联系。” 一些人经“斯梅尔什”简单审讯后就被枪决了，大多数人被关进了北极圈附近 的集中营， 很多人就再也没有从那里出来。 被美国遣返回国的弗拉索夫将军及其 “俄罗斯解放军”战士也未能逃脱这可怕的命运的召唤。弗拉索夫是莫斯科保卫战 的将军之一，1942年被俘，后来曾抨击苏联政体是十月革命残暴的畸型儿。他所领 导的、由苏联被俘人员组成的志愿军，1945年曾在东线与德国人浴血奋战。遣返弗 拉索夫部队的美国士兵动用了催泪瓦斯，不少战士为了表示抗争，甚至自缢身亡， 或用其它方式自杀。在遣送弗拉索夫回国时，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尼古拉斯·尼亚拉 季正好在莫斯科，他后来这样写道： “苏联竭力要通过弗拉索夫这个例子表明，等待变节者的是什么下场。弗拉索 夫是被最残忍的手段折磨至死的，苏联甚至还向全体人民详细描述了他死去的过程 以及他临死前挣扎了多长时间。他那支部队里的军官和士兵也都被用同样的方法处 死……”1946年，“斯梅尔什”表面上被取消了，但它的职能却转到了国家安全部 第三局。正如官方历史指出的那样，在战争的后几年，“斯梅尔什”的任务甚至同 国家内务人民委员部一样，“在于帮助被解放国家的人民建立和巩固自由的地方政 体形式”，换言之，即保障沿苏联西部边境国家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这项使 命也是后来阿巴库莫夫领导的国家安全部的最重要任务之一。1944年，在与南共党 员米洛万·贾拉斯的谈话中，斯大林对一句中世纪格言的含义进行了阐述：“谁执 政谁就规定宗教的信仰”。 “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谁夺到领土，谁就可以在上面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制度。 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秩序，只要他的部队足以做到这一点。舍此别无他途。” “人民民主”制度逐渐在东欧国家蔓延开来。当然，实现的途径并不完全一样， 有的靠武力，有的靠智取，在这方面，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起了关键 作用。那些帮助苏联在自己国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大部分人都是钻营之徒、 暂时得势者，他们违心地承认，只有苏联的力量能够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每 一个东欧国家里都有一些共产主义者或同情者，他们笃信社会主义的选择，正如第 一代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头一个五年中对这种选择的迷信一样。 后来成了斯大林公开法庭牺牲品的匈牙利共产党员格奥尔吉·霍多斯写道：“对一 名为全人类服务、为美好未来的诞生而努力的共产党员来说，这些是多么幸福。二 战的梦魔过后，秩序似乎建立起来了，这将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秩序啊……，我 们高举着共产主义旗帜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匈牙利。” 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对斯大林的崇拜是密不可分的。在全世界共产党人 眼中，这不是一位冷酷、多疑、病态的暴君，而是一位神奇的英雄。他栩栩如生地 向“朝拜者”们描述着世界的美妙前景。战争末期，甚至连吉拉斯和大多数南共党 员也都把自己视为是真正斯大林主义者。吉拉斯说： “斯大林毫无疑问是天才里的天才，不仅如此，他还是新社会的思想和希望的 化身。这种对斯大林，同时也几乎对所有苏联人的崇拜有一种奇怪的模式和范围… …这些共产党员中，不乏修养高深、通晓文学、哲学的人，但我们大家都怀着一种 狂热接受了他的思想，接受了他表达那些思想时所具有的‘完美’。我本人曾多次 谈到他的文体像水晶一样明晰，谈到了他的哲学的深度以及他的评论的现实性，似 乎这些都是睿智的表现。” 斯大林与其盟友之间的第一次严重分歧源于波兰的政治改革。在波兰这种热情 是罕见的。“共产主义”，1944年斯大林说，“不适于波兰人。他们的个人主义、 民族主义观念太顽固。”波兰共产党是两次战争之间欧洲几个影响较小的政党之一。 无论是莫斯科，还是波兰人自己同胞都这么认为。在波兰国内，党的活动是地下的， 许多武装组织的战士也遭被捕，而那些跑到莫斯科的人，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可怕的 命运——“大恐怖”期间，他们几乎全被清洗。活下来的只有那些被关在相对安全 的波兰人监狱里，像后来成为党的领袖的弗拉基斯拉夫·哥穆尔卡这样的人以及少 数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帮助屠杀自己同胞的人。这样，波兰共产党实际上已名 存实亡了，于是共产国际在1938年宣布波共正式解散。 战争期间，波兰抵抗力量的中坚是克拉约瓦军。它具有强烈的反共情绪，始终 为了波兰被瓜分以及斯大林的压迫而对苏联耿耿于怀。当1939年德国人打进波兰以 后，斯大林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东山再起的时候。1941年12月，一小批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波兰间谍在马尔采里·诺沃特科、博列斯拉夫·莫洛热奇和帕维尔·芬代尔率 领下空降到波兰，旨在重建战前政党，但这次却冠以新的名称——波兰工人党。芬 代尔与弗拉基斯拉夫·哥穆尔卡取得了联系；让他担任党的华沙市委书记。诺沃特 科身负另一个秘密使命一搞垮克拉约瓦军。他奉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向盖世太保 提供了一些克拉约瓦军士兵名单。毫无疑问，诺沃特科同盖世太保的接触是内务人 民委员部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后来，莫洛热奇把诺沃特科作为叛徒枪毙了，而莫洛 热奇本人也被党的法庭判了死刑。芬代尔后来也被盖世太保杀害，这就为哥穆尔卡 登上波共总书记的宝座开辟了道路。他并不是斯大林的人，党的第一把交椅他也是 在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遭到破坏时坐上的。哥穆尔卡以共产主义地下民警队的名 义组建了“人民近卫军”，这支队伍应该是克拉约瓦军的对头，因为党的领导层都 明白，他们要想取得政权。与其说需要国内的支持，不如说是需要有苏联的支持。 党的优秀思想家阿尔弗雷德·兰佩1943年去世前不久写道：“什么样的波兰才会不 是反苏的呢？” 1944年7 月23日，斯大林在卢布林组建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目的在于使它 成为未来傀儡政府的核心。当红军兵临华沙城下的时候，苏联电台就号召人民拿起 武器： “一钞钟也不要耽搁……华沙人民，拿起武器！把德国侵略者赶出去，为自由 而战！”8月1日，克拉约瓦军武装暴乱，华沙人民英勇战斗了两个月，可维斯瓦河 对岸的红军却作壁上观。而等百余万波兰人阵亡了近四分之一时，斯大林却撤了一 些领导的职务。称这些人是“一小撮钻营的刑事犯”。有一个月时间，斯大林拒不 允许那些从意大利起飞、为叛乱分子运送食品的英美飞机在苏联机场加油，而且拒 绝为负伤的机组人员提供医疗帮助。对华沙起义的镇压，解决了共产党人的心腹大 患——克拉约瓦军。待克拉约瓦军溃退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 小分队，其任务在于扫除克拉约瓦军残余。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这支小分队的指挥， 是后来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头子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他个子不高， 很敦实，是一个残忍、狂热、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是他监督执行从高加索 的大迁移。为了查出克拉约瓦军士兵，谢罗夫想了许多高招：从培养波兰工人党分 子到截获、破译无线电通信。1945年1 月，当卢布林委员会宣布自己为临时政府的 时候，克拉约瓦军已正式解散。一部分士兵转人地下，也还有一些人倒向了共产党， 但大多数人都洗手不干了，因为他们早已厌倦了那种生活。 内务人民委员部除了要清除异党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波兰设立分支机构。 新成立的组织叫波兰安全局，头子是斯坦尼斯拉夫·拉德克维奇。此人最初任卢布 林委员会中一个部门主任，后来——一直到1954年前——任公安部长。拉德克维奇 战前生于白俄罗斯，是共产党武装部队成员；和哥穆尔卡一样，他也在波兰监狱中 经受过磨难；他的残忍是同他那迷人的外表以及能言善变揉和在一起的。战后美国 首任驻波兰大使阿尔图尔·布里斯莱恩1945年同他会见后写道： “我们曾听说他总是竭力使与之交谈的人在心里产生恐惧感，然而同我们会谈 时，他举止相当坦诚、有礼。他长相标致、显然带有俄一犹血统，精心梳理过的头 发乌黑发亮，那张英俊的面孔透着智慧和活力。他从一个很合逻辑的话题谈了起来， 他说，法西斯给波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政府不得不从一位盟友那里寻求帮助。 英国和美国离得太远，而俄罗斯是波兰最近的一个邻居……他坦率地承认，俄国人 给他派来了200 名内务人民委员部教官，按照苏联模式帮助波兰组建安全警察。” 卢布林委员会刚刚成立，拉德克维奇即被召至莫斯科觐见贝利亚。而当他返回 波兰时，身边就多了两位护送者：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高级顾 问一一谢利瓦诺夫斯基和梅尔兹尼科夫将军，他们在谢罗夫的统一领导下监督波兰 安全局的组建。波兰安全局的诞生非常艰难。到1944年12月，共选拔了2500人，但 拉德克维奇向波兰工人党政治局抱怨说他们都太年轻，没经验，他们的领导也太懦 弱。然而他的副手，内务人民委员部见习间谍罗曼·罗姆卡夫斯基，却称新组织针 对克拉约瓦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行动，摧毁了他们在各省的领导机构。政治局甚至 收到机秘情报：红军的占领和抢掠使局势复杂起来，（补充一点，虽然报告措词非 常尖刻。但是关于奸淫少女和妇女却只字未提），法西斯的暴行被苏联人的暴行所 取代。政治局委员、过去曾指挥过俄国的第一支波兰军队的西格蒙德·贝尔林格将 军在给哥穆尔卡的信中写道： “贝利亚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爪牙带来了全国性的灾难，而来自拉德克维奇 机构的罪恶因素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合法和非法的搜查中，人们的许多什物 都被顺手牵走；一些无辜的人被平白无故驱逐出境或投进监狱，像狗一样被拉出去 枪毙……没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逮捕他，会怎么处置他。” 在1945年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哥穆尔卡承认，波兰安全局已和内务 人民委员部一样处于失控状态： “虽然没有人喜欢安全机构，但他们好像成了政府中的政府。他们推行自己的 政策，而且这些政策无人干涉……在我们的监狱里对待犯人像对待牲口一样。安全 机构的工作人员腐化堕落，为所欲为……结果，我们简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可怜 的影子与帮凶。” 拉德克维奇忧心忡忡： “安全机构现有11000 人，但这只占应有雇员的四分之一。危机的征兆正在机 构内部产生……出现了一些对抗性组织，不满情绪在滋长……、很难说我们到底从 俄国顾问那里得到的好处大还是害处大。第一阶段他们帮助了我们，第二阶段就开 始给我们带来灾难。现在局势变了，暂时还没有摆脱他们的必要。” 然而，能够决定内务人民委员部顾问去留的，却不是波兰人，而是莫斯科，可 斯大林本人并没打算让他们撤回。 在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的整个东欧向 “人民民主”过渡过程中，苏联顾问监控的共产主义安全机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政治建设都是依据相同的模式发展的。它们在解放之初，或多或 少地都成立了一些由新法西斯政党组织合并而成的自由联盟，但是安全机构和其它 一些政权机构慢慢都落入了共产党手中。过了一段时间（在不同国家长短不一）之 后，当时的政府就被新的伪联盟政府所取代。新政府是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组建的， 它们自然会为一党专制国家的建立开辟道路。但是在波兰，联盟政府从成立时起就 是傀儡。1945年1 月，苏联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临时政府，但西方盟国并未给 予支持，它们不仅拒绝承认，还宣称其为缺乏代表性的傀儡政体。 虽然华盛顿想像不出波兰对自由的限制程度，但它却成了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 门与苏联领导层第一次严重冲突的起因。在1945年4 月23日会见莫洛托夫时，毫无 经验的新总统直言不讳；美苏关系不能继续建立在“单行道的原则”之上，苏联必 须承担自己的责任。莫洛托夫当时脸色刷白，一时无言以对，但后者答道：“这一 生中还没人这么跟我说话。”据杜鲁门本人回忆，他当时的回答是：“只要遵守协 议，就没人再这样跟您说话。” 罗斯福死后，住在乔治敦（华盛顿的一个区）的加利·霍普金斯几乎被人遗忘 了。他只比总统多活了九个月。艾哈迈洛夫还像往常那样，以斯大林的名义试图让 他确信，在美苏关系紧张时刻，他似乎听到了出发信号的烈马。美国国务院以及新 任国务卿詹姆斯·弗，贝尔纳斯认为霍普金斯过于主观，无法正确判断苏联领导人 的夸夸其谈。但杜鲁门却驳斥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对这次访问莫斯科满心喜欢，所 以很痛快就同意了。 5 月26日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霍普金斯强调，保持世界合作的完整性、保 持罗斯福总统和元帅（斯大林）为之付出了巨大辛苦的美苏关系是很重要的。正是， “我们不善于把雅尔塔协定有关波兰的条款付诸实施”，从而导致美国丧失了与苏 联合作的信心。霍普金斯的亲苏态度使一些历史学家目瞪口呆，因此他们确信：内 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把霍普金斯视为自己的间谍。沃伊特赫·马斯 特内写道： “在美国社会对苏联的态度上，霍普金斯利用了不久前还是对他不利的转折机 会，但他并未把这种变化同美、苏的影响联系起来。恰恰相反，对于斯大林在支持 罗斯福关于新‘世界合作’主张方面的所作所为，霍普金斯在给予肯定评价的同时， 竭力为斯大林开脱罪责，而没到场的英国人却成了替罪羊，斯大林也当然没错过抨 击他们的时机。” 斯大林称英国保守党，包括邱吉尔在内，都是苏联自由波兰计划的反对者，因 为他们竭力要在苏联周边地区重建充满敌意的“防疫地带”。为避免对英国这种错 误政策的解释发生争论，霍普金斯两次强调，说美国奉行的则是完全另一种政策， 其意图是使苏联所有邻国都成为友好国家。斯大林则表示：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彼 此间就很容易在波兰问题上达成一致。此时，霍普金斯只好回答：他很高兴听到斯 大林这番话。 霍普金斯后来又说：“我们承认任何政府，只要它是波兰人民选出的，对苏联 持友好态度”。当时无论是霍普金斯，还是杜鲁门，都没认识到一个尴尬的事实， 即任何一届波兰政府都不可能对这两项要求作出承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霍普金 斯的关系持怀疑态度的马斯特内教授再一次做出结论：“霍普金斯最终还是同意了 苏联的建议……，波兰问题就这样在没有英国人在场的情况下，由霍普金斯和斯大 林解决了。”几个流亡在伦敦的波兰人，纯粹作为象征性的代表，被吸收进了由共 产党领导的临时政府之中，而米科莱奇克也得到了一个名声显赫、却没有丝毫实权 的副总统职位。这样一来，现任政府尚未解决的自由选举问题便被搁置起来。虽然 霍普金斯超越了赋予他的职权范围，杜鲁门仍然认为他是巩固军事联盟的纽带，于 是，对协议的签订表示欢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始终认为，正是在霍普金斯的帮 助下，他们才得以赢得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胜利。事情的确如此，霍普金斯无论对罗 斯福的影响，还是后来对杜鲁门的影响，在客观上都迎合了苏联的利益，然而他却 从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做了苏联的“间谍”。他狂热地希望自己能为苏美关系的巩固 出份力量，并且幼稚地笃信，斯大林会忠诚于新的世界秩序。但他们这些想法通过 艾哈迈洛夫再次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予以利用。 对于波兰问题， 斯大林和霍普金斯协商出了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1945年7 月间召开了波茨坦“三巨头”会议，虽然霍普金斯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 早先由他参加拟定的方案却得到了会议的确认。然而，随着苏联忽视人权现象的日 益严重，霍普金斯对未来苏美关系的信心也出现了危机。他曾为十六位波兰领导人 请求特赦， 但他人还没离开莫斯科，对这十六个人的公审就开始了。1946年1月， 霍普金斯带着自己的幻想撤手人表。 美国驻华沙大使阿尔图尔·布里斯·莱思痛心地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波 兰安全局已把政权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中，在波兰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实 现我们所理解的任何一种民主。1944－－1947年间，苏联对波兰安全局的控制达到 了极点。当时波兰安全局的每一个部里都有一位苏联顾问，他们握着最后拍板的权 力，连波兰安全局学校教师的教案都得经苏联顾问过目，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加 以修改。1947——1949年间，波兰安全局各区分支机构里的顾问，都先后撤回莫斯 科，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华沙之外的各省分部里的顾问总数减为两人。在有些 重大行动中，尤其在虚伪的选举中，波兰安全局的表现不佳，只够一个“差学生” 的标准。莫洛托夫在雅尔塔声称，在波兰组织选举只需一个月的时间，而实际上波 兰安全局对自己战胜两个反对党（农民党和基督教劳动党）的能力如此缺乏信心， 以致选举不得不推到1947年，显然是指望有“瑞雪”相助。虽然伪选举准备了两年， 但假的痕迹依然那么明显，甚至能够看得出苏联顾问在波兰安全局里的活动影子。 当然，反对党被明令禁止活动一年，而且为了避免后来在1952年举行的大选中失败、 保证共产党领导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有明显的优势（该党成立于1948年），苏联顾问 还专门办了为期三个月的训练班，由科诺普科小姐极为详尽地讲解了如何事先伪造 选举结果的技术性问题。 然而，波兰安全局还面临一个问题，这就是波兰天主教的影响，对这个问题， 连苏联顾问也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出笼了许多极端无耻的“发明”，其中一个就是 由叶列克·拉巴诺夫斯基中校在死刑犯们请求神职人员到场时假扮成一名天主教、 或东正教、或基督教的神父。 1945年春天，当共产党成功地夺取了波兰政权以后，克格勃未来的头子、谢罗 夫将军，又前往德国领导苏联军事机构设在那里的一个“内务”分部。该部机关设 在柏林城郊卡尔斯霍尔斯特一栋大楼里，四周都是铁栅栏和铁丝网，外加警犬的巡 逻队在保卫着。在“内务”分部的“领地上”，谢罗夫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人民委 员部（后称国家安全部）的独立王国。他把自己的总部设在以前的野战医院里，把 自己那漂亮的住宅给了手下的军官们，并且还扩建了一个巨大的车库。能进人该地 区的只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大概有两千人左右。 谢罗夫在苏占区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情报网，任命 曾担任过波兰安全局顾问的梅利尼科夫少将担任领导。他们把苏占区划分为若干个 区，每个区都设立分支机构，这些区又按顺序划分为更小的段，这些段受“作战小 组”指挥。这个庞大的机构对各政党、宗教、工会实施监督、推动苏化的进程，卡 尔斯霍尔斯特成了苏联境外对西方间谍机构中最大的基地。 “共产主义对德国人来说，就像马鞍装到牛身上一样不适合，”斯大林曾这样 抱怨过。1945年4 月30日，德共领导人结束流亡生涯返回德国，而这一天正好是希 特勒在地下室自杀的日子。在德共的上层领导人中有两位最杰出人物——六十岁的 威廉·皮克（后来民主德国首任总统）和五十二岁的瓦尔特·乌布利希（民主德国 执政党第一书记），他们既是从事地下工作的老手，同时又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嫡 系。起初，谢罗夫和德共领导人干得谨小慎微，因为他们搞不清怎样把这个国家置 于共产党的监控之下。乌布利希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是这样对自己亲密的战友说的： “一切都要貌似民主，但我们得握有控制权。”他的第一个策略就是组建一个非正 式反法西斯联盟，由德共和经苏联军事机构允许的另外三个政党组成。但在苏占区 举行的自由选举表明，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社民党）占了上风。说实在的，红军在 庆祝胜利时在德国的滥施淫威使德共名誉扫地，如果没有苏联军事机构强有力的支 持，恐怕德共想要赢得领导权是毫无希望的。 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势力的壮大令人不安。朱可夫元帅开始给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施加压力，以期从那儿得到同共产党联手的允诺。英国当局曾收到两位著名的社会 民主党人寄来的控告书，他们指控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以逮捕相要挟命令他们“为 联盟宣传”，而拒绝的人已被投入原法西斯集中营——萨克森豪森监狱。据西德的 社会民主党主席埃里希·奥伦豪尔讲，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4 月，至少有两万名 持不同政见的东德社会民主党成员遭到了迫害、监禁、甚至枪杀。由于国家安全人 民委员部的威逼恫吓，1946年4 月22日，在列宁诞辰这一天，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 主党统一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尽管在1946年秋季举行的市和区选举中危险依然存在， 德国统一社会党只赢得了近百分之五十的选票，但是，一党制政体的趋势已是无法 遏制了。 1947年8月，按照苏联军事机构第201号命令，在东德成立了安全警局第五部， 这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前身（东德国家安全部是1949年10月东德正式宣告成立 之后建立的）。第五部的头子、后来又成为东德国家安全部头子的威廉·蔡塞尔， 是苏联国家情报总局派到德国的间谍。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以戈梅斯将军的化名指 挥过第十三国际旅。他最亲近的助手中有一个叫鲁道夫·赫恩施塔特的情报总局间 谍，此人的最大功绩要算是招募了德国外交官鲁道夫·冯·谢里哈。同波兰一样， 国家安全部派来的顾问们也给东德准备好了选举结果。1956年在东德举行的首次全 民选举中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获得了99·7 ％的选票——这是1946年的两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共产党就已经是一个个拥有众多 党员的政党，然而，在罗马尼亚情形却恰恰相反，共产党的力量同波兰一样弱得可 怜，而且党员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党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 开始组建工作。1944年3 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遣了一个三人小组，由驻罗马 尼亚间谍埃米尔·博德纳拉斯领导，从事培训党的领导任务，为迎接红军到来做准 备。博德纳拉斯设法在监狱的医院里会见了格奥尔吉·乔治乌一德治，以及共产党 的其他领导人，乔治乌一德治在会见时指责地下党现任书记斯特凡·福利斯与警察 相勾结。不久，乔治乌一德治便取代了福利斯的位置，开始了他诡诈的权力之争。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安娜·帕乌克尔和瓦西列·卢卡领导着罗马尼亚共产党 在莫斯科的流亡组织， 这是乔治乌一德治为了权力进行尔虞我诈的主要竞争者。 1944年8 月，红军占领了罗马尼亚，乔治乌一德治立即获得了自由，而福利斯则被 投进了监狱。两年之后，按照乔治乌一德治的旨意，福利斯未经审判就被绞死了。 1944年到1945年的冬天， 博德纳拉斯以及由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训练出来的 “爱国近卫军”，逐渐占据了警察和安全部门的要职。1945年3 月，在拥有广泛代 表权的联合政府当政了七个月之后，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尔终于答应了苏联的最后 通谍：成立共产党领导的、以彼特鲁·格罗查为首的人民民主政体。1946年11后举 行了选举，由于准备充分，政府当局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7年取缔了反对党， 而且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对各反对党领袖进行了公开审判。1947年12月31日，米 哈伊尔国王被迫退位，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成立的共和国的基础由人 民安全局和它的苏联顾问组成。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个甚至比乔治乌一德治更 加狂妄的党的领导人后来也承认，“过去”（换句话，就是在乔治乌一德治时代） 党内的一些生存问题“有时要靠安全机关的帮助来解决。这种做法不仅使干预党内 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人民安全局 不仅被用来推行斯大林的正统政策，同时，乔治乌一德治还借以谋求个人利益由于 乔治乌一德治不断地让苏联相信他的英明正确、相信他伟大的领导才能，所以苏联 顾问答应给他一点自主权。” 正像在波兰和东德成功地推行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政策的谢 罗夫一样，德米特里·格奥尔吉耶维奇·弗杰奇金这位1944－1947年间驻罗马尼亚 的总顾问，也是个非常残忍、不折不扣的官迷。在战后的布加勒斯特，他的言行举 止伊然像个“二皇帝”，他经常给乔治乌一德治发指示、提建议。现在，在克格勃 第一总局纪念厅里，他的照片还占据了很尊贵的位置。照片上的他显得很敦实，圆 圆的脸上架着副眼镜。旁边文字说明赞扬道：“他在布加勒斯特圆满地完成了‘顾 问’任务，后来又在反对西方的工作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与此相比，当时被认为 更加出类拨萃的顾问，后来又担任克格勃第一主席职位的谢罗夫，在纪念厅里连一 席之地也没有，原因在于他积极参加了斯大林的暴政，于1962年自杀，所以被剥夺 了所有的荣誉。 保加利亚共产党夺取政权甚至比罗马尼亚还快。由于保与苏维埃俄国斯拉夫民 族的血缘关系而得到巩固的共产主义，虽然在保加利亚社会生活中不具有统治地位， 但是其根基却比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要深。不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均属欧洲 最发达国家之列，而且它还是共产国际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的故乡。1933年，在莱 比锡法庭上面对国会纵火案的指控，天才的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以其成功的辩护 为自己赢得了反法西斯运动英雄的声誉。1935年一1945年间，季米特洛夫任共产国 际最后一任书记。1944年9 月，红军越过保加利亚边境线，共产党控制的“祖国阵 线” 成功地进行了倒戈。党员在三个月内由15000人猛增到750000人。从旧警察局 改组过来的共产主义人民警察局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监控下的秘密警察，开始了 恐怖行动。连季米特洛夫都很清楚，他的保嫖兼女婿维尔科·切尔文科夫（这是个 在恐怖年代必死无疑的人，是季米特洛夫救了他的命）其实是秘密警察派来监视他 的。联合政府当政只有四个月，1945年1 月，政权落入了新成立的共产党联合政府 手中。由于对选举结果事先进行了策划，在1945年11月举行的选举中，祖国阵线获 得了88％的选票。尽管反对党残余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47年12月，保加利亚 还是成了人民共和国。从此之后，它一直是苏联附庸国中最忠诚的一个。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多党民主制，是共产主义夺取政权道路上最大的阻力。 1945年11月在匈牙利举行的大选中，由小私有者组成的政党获胜，得到了57％的选 票，而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得票数均未达到17％。在1946年4月1日成立的新政府中， 匈牙利共和国总统佐尔坦·捷尔吉博士以及政府总理费伦茨·纳吉博士，都是代表 小私有者政党利益的。然而，由于苏联占领势力在匈牙利境内的干预，这个党当政 的时间并不长。在费伦茨·纳吉内阁中实力最强的是他的副总理、共产党员马特皮 雅什·拉科西（原名罗特）。关于此人，财政部长、小私有者政党成员尼古拉斯· 尼亚拉吉这样写道：“……这是匈牙利最有经验、最有力量的共产党员，在莫斯科， 他受到了诸如宣传、怠工、获取民心以及其他政治斗争手段的训练。拉科西是我所 了解的政治家里最有心计的一个。他具有演员、主持人和政治活动家必不可少的天 赋；很会掌握时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由苏联顾问控制的匈牙利安全局，是共产党手中的一张王牌。按照拉科西的指 示，它应成为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党拥有对它的领导权，任何分权、威胁都不 允许……这个组织从成立之初就应控制在我们手中，我们要监视它，以使它在人民 民主的斗争中成为一个可靠的、锋利的武器。” 匈牙利安全局的头子是留着“希特勒式”胡须的犹太裁缝加博尔·彼得（又称 天才的贝诺·阿乌什比茨）。以前他曾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里供职。在战后联盟 初期，为了不引起代表其他政党的部长们的怀疑，他先退到了暗处。尼亚拉吉认为 他是个”无性人”： “他总是显得忙忙乎乎，举止扭怩作态，嘴里嘟嘟唤喀，手一刻也闲不下来。 要是跟他交谈的话（当然是非正式了），他准会拿过尺子开始用粉笔量你的衣服… …还有……他特别喜欢花。他家窗户周围爬满了常青藤，窗台上也摆满了一些淡蓝 色的小花；彼得的办公室也被装饰得像一个少女的闺房，周围是天竺葵属的一些植 物——粉红的、大红的、白的，它们那微微发苦的气味弥漫了整个房间。在彼得的 办公室里与他谈话，就如同面对一个终于获得了一小块土地的老妇。他手里拿着整 枝剪，一会儿从瓦罐走近花瓶，一会儿又从花瓶走向水桶。‘噢，部长先生！’他 剪断了天竺葵的枝子；‘天哪，尼亚拉吉博士’，他抓住了绣球花；‘不胜荣幸， 部长先生’，他把爬山虎剪短一些。听起来这些似乎令人发笑，但却不会让人相信， 眼前的这个人竟会令整个匈牙利为之胆寒。” 但彼得的大部分来访者见到的是他性格的另一面。“你们应该学会不指望任何 援助、任何保护，”他说，“明白吗？党把你们交给了我们”，他喜欢用“鞋跟后 掌”来“说服”那些被审讯的人（这种刑罚在战前的匈牙利警察局里，是指用棍子 或橡胶软管抽打人的脚后跟，而刑罚的名称是借用了鞋匠的术语人除此之外，也还 有一些更让人胆战心惊的刑罚。有时苏联顾问也参与审讯，但行刑的却通通是匈牙 利安全局工作人员。 联盟政府1948年下台，匈牙利摇身一变，成了“人民民主”国家。拉科西后来 不无吹嘘地说，“是他给联盟政府动了手术，把非共产主义政党切除掉了”。而匈 牙利安全局手中摇的是切政治香肠的刀子。“小私有者政党”的右翼分子就是这把 刀切下的第一段。匈牙利安全局打着肃清“法西斯分子”的幌子，逮捕了那些最爱 揭共产党伤疤的成员。切下的另一段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他们同样被指控 勾结法西斯。对最大的一段——“小私有者政党”的基本力量，却不是那么好切， 于是不得不求助于苏联。匈牙利安全局炮制了一个阴谋，然后，把党的总书记贝拉 ·科瓦奇诱骗进了这个肮脏的陷饼之中。当民族大会无法剥夺科瓦奇议会的神圣不 可侵犯权力的时候，苏联军事警察便以参与反对苏联驻军阴谋的罪名，逮捕了科瓦 奇。1947年5 月去瑞典度假的费伦茨·纳吉总理也没有返回匈牙利，原因是他被威 胁说在回程中将遭逮捕。 但是，无论是“切香肠”的经验，还是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都没能给共产党 带来立竿见影的胜利。在1947年8 月举行的全民大选时，共产党虽然首次跃身大党 之列，却只得了24％的选票。尽管如此，以共产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总算比反对党多 赢得了一倍的选票。多党联盟中，人数最少的是民族农民党，它是由秘密共产党员 费伦茨·埃尔德伊领导的，该党只得了9 ％的选票。到1947一48年的冬天，这个多 党联盟就被拉科西切割得不成样子，变得徒有虚名，只留下了几个非共产党的部长 装点门面，以掩护共产主义的本质。当1948年一党制政体建立之后，反犹太主义者 贝利亚曾嘲笑拉科西是“匈牙利的犹太国王”。 捷克斯洛伐克跟其它苏联附庸国相比又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对西方在慕尼 黑的背信弃义的记忆犹新，使得战后的捷共就成了全国影响最大的政党。1946年举 行的自由选举中，该党独得38％的选票，超过任何政党一倍以上。这之后，共产党 人又成功地使其它党派加入到多党联盟之中。1945——1955年间的国防部敌后来的 共和国总统路德维克·斯沃傅达将军，自称是无党派人士。然而后来他自己都承认， 他一直有意脱离组织关系，以便能在将来夺取政权时起到关键作用。 和其它东欧国家的情况一样，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控制着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所 属的警察和安全警察。由于没有苏联军队驻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上述部门所 起的作用就比匈牙利还大得多。按照贝涅什总统的要求，隶属于国家安全局的内务 部Z 局由社会民主主义者约瑟夫·巴尔季克领导。但国家安全局里的共产党人利用 前盖世太保的一个奸细，给巴尔季克捏造了一个勾结侵略者的罪名，迫使他辞去了 职务。巴尔季克的继任者、前任副手贝德热赫·波科尔内由于用伪造的文件低毁民 族社会党总书记，很快也丢了职务。抓住这个机会，共产党人把冒牌的无党派将军 弗兰吉舍克·扬德推上了第一把手的位置，但 Z局的大权实际掌握在他的副手、共 产党员因德热赫·韦谢雷的手上。 操纵国家安全局活动的，是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两个大名 鼎鼎的顾问“吉洪诺夫”和“哈贾诺夫”。他们二人手下拥有相当数量的捷克斯洛 伐克间谍。“吉洪诺夫”和“哈贾诺夫”都是化名，前者实际上就是战争期间被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派往英国的间谍头子伊万·奇恰耶夫。捷克历 史学家卡列尔·卡普兰在研究了60年代党和国家的档案资料之后得出结论：共产党 中的苏联间谍网“相当稠密”，在这张网中，负责各省安全工作（1945—1947年）、 后又领导国内情报工作的斯捷潘。普拉切克，有军事情报长官贝德热赫·赖钦，还 有党中央审计部主任卡列尔·什瓦布，这些人负责搜集其它政党、教会的情报。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派到各党派中的间谍还包括民主党中的扬·舍夫奇 克，以及社会民主党中的沃伊特赦叶尔邦。 到1947－1948冬天前，国家安全局和苏联顾问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1948年 1 月，布拉格民意测验机构预告说，在春天的选举中，共产党所得选票不超过28％。 另外，西方国家——法国和意大利——的两个最强大的共产党组织都先后被从政权 中排挤出去。这两件事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增添了一种不样的预感。奇恰 耶夫和“哈贾诺夫”告诉普拉切克（他写了一份关于非共产主义的政党企图阴谋政 变的危情报告），斯大林对他的报告甚为嘉许。莫斯科总部命令普拉切克和其他间 谍想方设法搞到一份主要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以防不测。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 也开始指责党的领导层对反对势力过于慈悲、缩手缩脚，要求他们加快向人民民主 挺进的步伐。 国家安全局打着保障政府成员人身安全的旗号，给每位部长都派了保嫖，实际 上，这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刺探被“保卫”者的情报。1948年1 月，一位部长抱怨 说，国家安全局的军官“总是乱翻抽屉，擅自检查寓所里电话，询问我们和谁通话 以及跟谁认识等等”。卡列尔·什瓦布领导的F 部，是国家安全局的一个秘密分支 机构，它主要负责搜集抵毁非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家的材料，以及往民族社会主义党、 人民党派遣间谍。该部下属有一个不大的处，人们只知道它叫RR委员会。它的主要 任务是从事各种各样的离间活动——小到在非共产主义政党举行的游行集会上喊一 些破坏性口号。从而使示威遭到取缔，大到在斯洛伐克制造“反国家的阴谋”。卡 列尔·卡普兰在研究了绝密档案之后得出结论： 无论是在F部，还是在RR局。国家 安全部派来的苏联顾问奇恰耶夫和“哈贾诺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共产党的主席（1946年任总理）克列缅特·哥特瓦尔德不相信国家安全局提交 的那份关于其它政党准备武装政变的危言耸听的报告，而且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也都 对这份报告持怀疑态度。然而他们都坚信敌人正企图将他们赶下台、并认为必须及 早进行打击。1948年初，社会民主党人和法部部长普罗科普·德尔季纳联合非共产 党的部长们成立了一个不成功的委员会， 试图调查国家安来局的违法情况。4月19 日， 苏联副外长B·A· 佐林（前不久还是苏联驻捷克大使）来到布拉格，让哥特 瓦尔德断绝同非共产主义反对党的联系。哥特瓦尔德同意了，但他却拒绝接受住林 提出的请苏联干预的建议（卡普兰证明说，“这是哥特瓦尔德一生中唯—一次违背 苏联指示”）。4且20 日，来自主教徒、民主主义分子和民族社会分子的部长们辞 了职，他们还幻想重新组阁，重新选举。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却留了下来。 为了避免重新组阁，哥特瓦尔德于4月29 日成立了民族阵线政府，成员是清一色的 共产党及同情者。自封的民族阵线“行动委员会”在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不知疲倦的 监控下，篡夺了议会的权力，并宣布实行完全的民族化。在共产党的强压下，贝涅 什总统也未能挺得住，5 月，在舞弊选举中，共产党人夺权的计划终于得以实现。 6 月，哥特瓦尔德取代贝涅什登上了总统宝座。但他本人后来却在斯大林的葬札上 感染了肺炎，于1953年离开了人世。 南斯拉夫是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唯—一个在战后同莫斯科公开决裂的国家 （1968年阿尔巴尼亚也如此步了后尘）。然而，大战结束时，并无任何迹象表明， 南斯拉夫党的领袖和总理铁托元帅会成为苏联国家安全部主要“关心”的对象之一。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南共少数几个曾流亡莫斯科、熬过“大情洗”年代的主要 领导人之一，靠苏联内务部的帮助成为南共总书记、未来的批评家米拉万·吉拉斯 曾说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谁也没有发现，在和国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中，铁 托有什么可指责之处。 “对于一个处在非法地位的政党来说。与苏联情报机构保持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党员如果具有这种联系，往往被看作是一种优势，它能提高一个人的威望。” 铁托也曾在党报（《无产阶级》）上顺从地对那些陷入清洗之中的同志进行声 讨，并以斯大林式的起诉方式控告他们搞托洛茨基主义、背信弃义、搞派系、从事 间谍活动和反党活动等等。在战争年代，当铁托领导共产党游击队时，苏联内务人 民委员部谍报人及约瑟夫·卡化尼奇（化名为瓦兹托赫）担任他与莫斯科联系的无 线电报务员。在战争结束时，吉拉斯写道：“苏联侦察机关对铁托表现出了异乎寻 常的兴趣。” 当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推测三年之后斯大林与铁托之间会产生尖锐的冲突。尽 管吉拉斯一直憎恨斯大林主义，然而，他还是写道： “事情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党的领袖有意反苏，不论是战前、战时还是战后。 如果不信任社会主义，那么领导人和普通党员就不能团结一致。斯大林和苏联是他 们的基石，是他们的精神核心。” 西方国家经常称南斯拉夫是苏联的头号附庸国，斯大林对铁托也是另眼相看。 1946年，铁托去莫斯科参加加里宁主席的葬礼，斯大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年的“领导同志”回忆起此事时说道：“他们神采飞扬，眉飞色舞，所有人都喜 气洋洋，简直忘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甚至连铁托也在庄严的寂静中充满了自豪感。” 但铁托的自信、他的独立判断能力，也令斯大林和苏内务部深感不安。同其它 国家建立人民民主的过程不一样，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在同德国军队的战斗中，实际 上是在无援助的条件下取得了胜利。所以，胜利后不久，铁托就宣布，“我们不需 要依靠任何人”。战争后期，斯大林为了不过早地惹怒西方，希望建立一个由铁托 的民族委员会代表。和以伊万·舒巴希奇为首的伦敦流亡王国政府共同组成的联合 政府。但铁托并没有实践他本人在1944年底许给流亡政府的诺言。所以，舒巴希奇 虽然获得了外长的职位，但1945年10月还是以辞职表示了对铁托毁约的抗议。一个 月后举行了大选。当时英美代表和其它国家的观察家都认为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将 遭惨败，但事实并不如此，铁托政府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第一次分歧表现在双方对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干涉南内 政问题的看法上，当时他们未取得一致意见。在此之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到 贝尔格莱德的顾问季莫费耶夫中将与铁托政府安全机构领导人亚历山大一列卡·兰 科维奇之间就曾有过冲突。要想威胁兰科维奇不是一件容易之事：30年代他蹲过监 狱，挨过毒打；1941年又被盖世太保抓获再次经受住了拷打，后来被游击队营救出 来；战争结束时他任铁托政府武装力量部人民保卫局的局长；1946年2 月，他任内 务部部长，同时还保留着人民保卫局的领导职位（该局也于一个月后改称南斯拉夫 国家安全局，但人们依然喜好称其旧名）。吉拉斯曾经写道，在兰科维奇那里，季 莫费耶夫顾问没有表现出俄罗斯人所特有的那种强烈的友好感情：季莫费耶夫经常 带着严肃和优虑的神色来到兰科维奇的办公室。每当谈合作问题，他出来时就显得 精神振奋，格外愉快；可如果兰科维奇出示证据，指责苏联招募南斯拉夫公民充当 好细，他就会满脸愤恨、慌乱地走出办公室。对待兰科维奇的指责，季莫费耶夫的 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 “这是偶发事情，是个别间谍的过错，而非国家政策使然，当然更不是他季莫 费耶夫的旨意。” 实际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那些年在南斯拉夫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募百姓从 事情报活动。在铁托的内阁部长中就有两名间谍：一位是工业部长安德利亚·赫布 兰克，前克罗地亚游击队领袖（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知道他在盖世太保的严刑 下曾出卖过自己的同志，便以此相威胁，使之成为苏联的间谍）；另一位是斯特列 捷·朱奥维奇，财政部长。1945年发生了一件令铁托暴跳如雷的事情，当时他还没 有怀疑到自己的部长头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试图诱惑一位负责南斯拉夫密码工 作的杜什察·彼罗维奇女士加人间谍组织。当兰科维奇通报了此事之后，铁托大发 雷霆：“我们不能容忍间谍的存在，应该立刻遏制他们。” 尽管铁托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干涉大加限制，但他自己对该机构的工作方 法却采取了拿来主义。四年的战争岁月中，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南斯拉夫失去了 近十分之一的同胞。铁托的共产党不仅战胜了德国，而且在严酷的国内战争中也取 得了胜利。胜利之后，人民保卫局立即开始了对米哈伊洛维奇游击队和其它宿敌的 恐怖活动。米兰·格洛尔博士，前流亡王国政府内阁成员，1945年（当时是副总理） 说：“这不是政府，这是屠宰场。”1946年，格洛尔遭到人民保卫局的诱捕，然后 在公审后被绞死。 吉拉斯后来写道：秘密活动深人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渗入到家庭和私生活 中，这对于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英国观察员弗兰克·沃达姆斯1946年写道：“人民保卫局实现了对全民生活、 自由、财产的有效控制。如果它想逮捕谁，那么不必法庭审判，即可将此人投人监 狱、流放乃至除掉，无人能够对此提出抗议或质询。这就是全民恐怖的真谛。” 1947年开展的公开检举运动，把许多游击队员中的、资本主义妖魔中的、天主 教堂中的和其它反对派中的为外国帝国主义卖命的间谍的假面具撕了下来。 在南共领导人中，对苏联的崇拜，以及对不断加强的斯大林人民民主的好感， 与苏联国家安全部进行的干涉相比， 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前者占了上风。甚至在 1948年初，离尖锐对抗只有几个月的时候，还没人对此表示怀疑。1947 年9月，在 共产国际战后继承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南斯拉夫还被树 为其它一些缺乏果断力量的党的榜样。贝尔格莱德还被选作“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 局”秘书处的办公所在地。真正的冲突开始于1948年初，按南斯拉夫的观点，原因 在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顾问怀疑南斯拉夫高级领导人的忠诚，并大量进行渗透活 动。有后来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阿列克斯·贝布列尔的话为证：“根据斯大林的 命令，苏联人越来越深人到我们的军队中去，由此引发了许多不愉快。所以说，是 苏联人有意要搞分裂。”在铁托试图独立的种种努力之中，显然，他成立巴尔干联 邦的计划引起了苏联的最大担心，斯大林把这一计划称为是对苏联霸权的潜在威胁。 1948年3 月，苏联召回了自己的军事和民事顾问，而且恼羞成怒地指责南共已被异 端邪说、英国间谍所渗透。接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6 月28日开会，决 定把南斯拉夫人开除出组织，并号召其党内的“健康分子”推翻铁托的领导。 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如赫鲁晓夫所回忆的，当时斯大林自吹说： “我只消动一动小拇手指，铁托就会消失。”但这并未成功。的确，斯大林在这之 后“收拾了所有能收拾的人”。但铁托在党、政、军内的地位坚如磐石，比其它人 民民主国家的领袖地位牢靠多了。作为决裂的必然反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和苏联安全部之间。展开了无情的间谍恐怖战。南斯拉夫很快 就将两名铁托内阁中的苏联间谍赫布兰克和朱伊奥维奇逮捕归案；三名被苏联招募 的南斯拉夫军官，在试图穿越罗马尼亚边境时也被抓获；甚至在铁托的卫队里也发 现了苏联间谍。而吉拉斯写道，苏联国家安全部曾有一个阴谋，企图趁政治局全体 委员在铁托别墅里玩台球之机，用自动枪将他们全部干掉。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对 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叛徒”所采取的恐怖手段，说实话，在残酷 程度上（而非规模上）完全可以与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三十年代的恐怖活动相 媲美。1948年夏，吉拉斯对兰科维奇说：“我们对待斯大林的追随者就像对待敌人 一样。”而兰科维奇却几乎绝望地回答，“不要这样说，总之别提这事！”后来， 像兰科维奇承认，有12000 人（实际情况也许更多）被怀疑（而且许多情况是毫无 根据，捕风捉影）是斯大林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追随者，人民保卫局把 他们都投入了戈里奥托克（一座孤岛）集中营。吉拉斯写道：“在集中营里，等待 他们的是羞辱、残酷，无尽的羞辱和无情的残酷。装上船时，犯人被头朝下扔进船 舱，出来时他们被站成两排的卫兵和集中营犯人痛打一顿。在集中营里，他们饱受 折磨、侮辱，如果他们拒不承认其真实的或是被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时，那他们的 头就会被浸到污水中。” 苏联国家安全部在反对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秘密战中实施的第一项重大行动， 就是在阿尔巴尼亚组织了反对铁托的叛乱。直到与铁托分道扬镳之前，斯大林一直 默许阿尔巴尼亚作为南斯拉夫的一个仆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的 “顾问们”改组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而推举的新领导是总书记恩维尔·霍查，以 及在共产党控制的政府中任外交部长的科奇·佐泽。“没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斗 争，——霍查在战后说，——人口寡少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就不可能将抵抗运动坚持 到底。”在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压力之下，“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 基分子”都被清除出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领袖阿纳斯塔斯·卢 多因“左倾”被枪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奠基人之一、1944年从苏联流亡归来、并 在那儿抛掉了昔日幻想的拉扎尔·冯多，就在英国军事委员会的眼皮下被活活打死； 政治局委员穆斯塔法·格日尼希由于和“资产阶级”团体共同组建统一反法西斯战 线而被绞死。 由于战争的原因，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实际上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组 织。同其他东欧国家秘密组织受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控制一样，阿尔巴尼亚的 秘密“侦察局’也受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严格监督。霍查越来越被来自他的对手 佐泽一方的威胁所困扰。因为佳泽任内务部长，领导“侦察局”，并颇受铁托的赏 识。1947 年5月，佐泽对九名有反南思想的人民议会成员进行了公审，所有人均以 “破坏活动”的罪名被判处长期监禁。在1947 年8月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的会议上，南共还同时作为阿共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四个月后，斯大林曾对吉拉斯 说过：“你们应当吞掉阿尔巴尼亚，而且越快越好！” 1948年的苏一南冲突，帮助了霍查从住泽手中的夺权行动。当苏联顾问离开贝 尔格莱德的同时，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军官们就来到了地拉那。铁托与莫斯科反目之 后，霍查立刻将全部南斯拉夫工作人员驱逐出境，并立即向自己的对手发难。佐泽 竭力自救，并企图用向苏联表忠的方式脱离危险，但一切于事无补。他和他的支持 者都被抓了起来，而内务部的交椅也被亲苏的梅赫梅特·梅胡夺去。梅胡接手以后， 在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的帮助下，对所属人员进行了清洗并改组了“侦察局”。经 过“侦察局”五个月的审问和拷打，佐泽和他的支持者“供出”了详细内容。1949 年3 月，梅胡来到莫斯科，与苏联共同讨论了两个月后将要开始的、对“科奇”佐 泽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公审的准备进程。佐泽供认，战争期间，他被英美谍报机关 招募；他还供认，英国军事委员会首脑曾在1943年对他说，铁托是英国间谍，他参 与了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阴谋的制订。1949年7 月，佐泽以这些臆造的罪名被 判处死刑。 对佐泽的公审，拉开了苏联国家安全部在东欧大部分国家组织的系列公审的序 幕，当然，公审的对象是那些现实的和虚拟的铁托同情者。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 铁托都以伟大的异端者与托洛茨基同时驰名。但与托洛茨基不同的是，在与苏联国 家安全部斗争五年之后，他不仅毫发未损，甚至还成了胜利者。 第十章 冷战·斯大林时代 （1945－195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中，美国开始被 称为“主要对手”。40年过去了，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充当间谍头目时，这种 说法仍在流行。战前英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主要目标，但战后它在世界舞台 上的影响削弱了，1945年以后便退到了第二位。 在二战期间、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欧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事之 中，因而俄国情报工作遇到的阻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苏联人断言：从那时起 英美就已热衷于搞冷战）。战争一结束，莫斯科总部就遇到了新问题。说来也怪， 英美情报机构的成员大批复员了。1945年9 月，杜鲁门总统决定整顿美国战略情报 局，这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失去了大批渗透到“主要对手”内部机密岗位上的谍 报人员。194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苏联的情报工作只得从零开始，而且打人中央 情报局要比打人战略情报局难得多。 英国战后也整顿了情报部和特别行动机构， “整”走了彼得一斯莫利特和詹姆斯·克拉格曼，他们都曾是这两个机构的高级官 员。斯莫利特再次化名为斯莫尔克，回到日内瓦干起他记者的老本行。而克拉格曼 复员后恢复了他军人、共产党员的身份。后又成为一名编写党史的官民。英国大批 情报人员复员，使苏联失去了在军情五处的唯—一名间谍和在情报处的两名间谍。 经过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批准，安东尼·布兰特也离开了军情五处。他战时的两 位上司，安纳托里·戈尔斯基和鲍里斯·克罗托夫（从1944年夏天起）曾在报告中 不断提到，每月提供上千份文件使他身心紧张，疲惫不堪。战争结束前夕莫斯科断 定，让布兰特在情报五处继续留任要冒很大的风险。国外处处长菲京，1945年秋在 布兰特的个人档案中写道：“该情报人员在战争期间承担了异常艰巨的工作，以致 蝉精竭虑，应该让他休养5—10年。” 1945年10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以名画收藏家的身份回到艺术界，之后又 成为库尔托德学院的院长（自1947年）。在这种紧张的双重生活中他却表现非凡。 布兰特曾对自己的同事罗伯逊上校说过：“向俄国人提供军情五处人员姓名使我感 到很愉快。” 菲京似乎有意让利奥·朗接手布兰特的秘密使命。战争期间布兰特是他的上司。 但朗从隶属国防部的军情十四处调到了英国监督委员会，去了德国，成为主管侦察 的第二把手。1946年，布兰特推荐他到五处去任职，但选拔委员会看中了比他略胜 一筹的另一个候选人。此后朗便摆脱了这类使命，并表示不愿同莫斯科总部建立固 定联系。总部对朗拒绝合作的解释是：一方面，布兰特不能做他的上司，另一方面 是朗家庭生活的变故。朗娶了一个共产党员作妻子，这次婚姻后来失败了。现在他 再次结婚并且被家庭所累。 在总部断断续续交给布兰特完成的一些任务中，包括2 －3次德国之行，目的就是从朗那里取回情报。 像大多数在战争中招幕的情报人员一样，克恩克罗斯也退役了。同菲尔比不同， 从1943年他离开布列奇利园；到百老汇大街的情报机构参谋总部工作之后，就没能 同从事机密工作的同事建立起联系。情报机构政治侦察的头目戴维·弗特曼（曾经 在二战最后一年领导过克恩克罗斯）认为，克恩克罗斯为人乖僻，又好惹事生非。 但是克思克罗斯并没有像布兰特那样在苏联侦察工作中退居二线。战后他又回到了 财政部并继续每月向上司鲍利斯·克罗托夫提供情报，“五杰”中的另外两名，盖 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则曾在另外一个权威机构——白厅一一英国政府中担 任要职。1946年，伯吉斯成为盖克托·马克纳尔的助手，此人当时是战后工党贝戈 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时，麦克林也恢复了自己作为驻美大使馆一名诚实的年轻外交 官的清白名声。虽然如此，苏联向英美情报机关的渗透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由于 战略情报局的大整顿，总部在华盛顿实际上已没有身居高位的情报来源，而特别行 动机构被撤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克恩克罗斯离开情报处，使总部在伦敦也只 剩下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金·菲尔比。他也许是“五杰”中最棒的一员，或许 也是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天才的一名间谍。金·菲尔比是在情报处工作的情报人员中， 唯—一名在战后因工作出色而获得奖励的间谍。 除了在英、美情报机构中失去了主要情报人员外，战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 经历了两起在北美发生的间谍叛逃事件，及一次发生在土耳其的叛逃企图。1945年 10月，伊丽莎白·边特丽开始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有关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行 动的情报。她的叛逃，使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仔细研究了切姆伯斯提供的有关战前苏 联间谍活动的证据。尽管对边特丽和切姆伯斯指控的大多数情报人员，都没有收集 到足以把他们送上法庭的确凿证据，但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来说，他们已变得毫 无意义。1949年，菲尔比来到了华盛顿，这使得莫斯科总部开始安下心来，因为在 此之前，莫斯科一直担心联邦调查局会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并对边特丽小组提起宠 大的诉讼。被边特丽和切姆伯斯出卖的4 名主要情报人员中只有涉及埃尔德热·希 斯的案子被受理。他离开美国国务院后，于1947年初成为卡纳基基金会主席，1950 年，他因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被判处5 年监禁。加利·德克斯特·怀特离开了美国财 政部，1945年成为国际基金会主席。他向国会主管监督反美活动的委员会提供佐证 之后不久，于1948年夏天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曾任多诺万将军私人助手的敦坎·恰 普林·利和佛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助手的洛奇林·卡里则先后移居海外。 同伊丽莎白·边特丽一样，1945年9 月伊戈尔·古琴科在渥太华的叛逃同样是 对苏联情报工作的严重打击。9月5日晚，他曾去过《握太华日报》编辑部和司法部， 被告之次日凌晨行动。但第二天没有任何人出面帮忙，古琴科带着妻子孩子在邻居 家度过了整个晚上。直到半夜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破门闯人他的公寓，警方才 赶来救援。1935年上任的加拿大首相麦肯齐·金格对可能发生在自己国家首都的间 谍活动，比富兰克林总统还要掉以轻心。事发之初他简直不相信会如此。即便最后 被说服，他仍为苏联在战争期间针对自己的盟国搞间谍活动深感惊奇。他在日记中 写道： “我边口述文稿边想着离这里仅隔几幢房子的苏联大使——那就是阴谋的策源 地。大战期间加拿大竭尽所能帮助俄国人，巩固加俄友谊，而俄国人竟一直把对我 国进行间谍活动作为他们的工作之—……令人震惊的是，这与身居政府、工业部门 要职的人之间竟有如此多的联系。” 除供出在加拿大的苏军情报总局间谍网外，古琴科还提供了苏联密码系统的资 料、有关埃尔德热·希斯和加利·德克斯特·怀特间谍活动的补充情报、以及有关 阿兰·南·梅伊的情况，这些情况在1946年把阿兰送上了法庭。他还对一个化名为 埃利的英国情报人员表示怀疑，但这人一直没被发现。直到1981年，戈尔季耶夫斯 基被获准查阅克格勃有关埃利的个人档案时才弄清，这人便是列奥·朗。 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叛逃未遂事件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行动遭受重 大损失， 其程度不亚于伊丽莎白。边特丽的叛变在美国带来的损失。1945年8月27 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土耳其活动的二号头目，以副领事身份为掩护的康斯坦 丁·沃尔科夫提出要面见英国副领事佩奇。佩奇没有答复他。9月4日沃尔科夫登门 拜访， 要求为自己及妻子提供政治避难。 这次他的愿望实现了， 并得到5万英镑 （相当于1990年的100万英镑） ，作为回报，他供认了在总部国外局英国部工作时 曾搜集重要的个人档案、文件及其他情报。他断言，二战期间苏联主要间谍中，有 两名在英国外交部，还有7 人在英情报机关任职，而且，其中一名在伦敦英国反间 谍部门担任头目。沃尔科夫坚决要求不要通过无线电、而通过外交信使向伦敦报告 他的变节行为，因为早在两年半以前，伦敦同英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无线电密码 就被破译了。 9月 19日，菲尔比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外交邮件中得知沃尔科夫的所作所为，并 为此感到十分惊恐，因为邮件中提到了“反间谍组织中的某个领导”，也许真的言 中了，就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写道：“那天晚上，我工作到很晚，形势需要 刻不容缓采取非常行动。”毫无疑问，“刻不容缓”的行动指的就是同鲍利斯·克 罗托夫的会面。这是菲尔比一生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沃尔科夫的叛逃很可能 获得成功，否则的话，古琴科就不会在两星期前在渥太华叛逃得手。显然，沃尔科 夫再走运一点就会挖出菲尔比，给这位“五杰”之一以沉重打击。不幸的是，驻伊 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正在休假，而临时代办先生鄙视间谍活动。没有把此事通知情 报处的地方头目西里尔·梅奇里，而此人一定会懂得沃尔科夫的重要性并会帮他达 到西方。 与菲尔比会面后不久，9 月19日，克罗托夫向总部汇报了沃尔科夫的企图。一 天后，土耳其驻苏领事馆就给两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专家”签发号护照，两 人以外交信使身份赴土。9 月22日，伦敦的苏联情报机构决定，沃尔科夫事件必须 由菲尔比亲自处理。由于路上耽搁，菲尔比到9 月26日才抵达伊斯坦布尔。按照后 来西方的说法（这是菲尔比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故弄玄虚使西方产生的误解）， “几星期后沃尔科夫被带出伊斯坦布尔”。实际上，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在菲尔比 到达两天前，就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那两名特务人员用毒药灌晕后带上了飞机。 在回忆录里菲尔比还回忆道：在返回伦敦途中，他是如何沉静自若地打着报告， 试图列举沃尔科夫叛逃企图失败的各种原因，诸如嗜酒，麻痹大意，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部的人对他的住宅窃听以及决定临时变更等。“另一种解释是有人预先警告过 俄国人会反叛——这更是无稽之谈，不能写人报告里。”古琴科叛逃后没过多久， 沃尔科夫事件的始末又搅得菲尔比心神不定。因为生怕事情捅大，于是他决定在自 己的报告中尽量贬低沃尔科夫的作用。当这份报告的副本送到总部后，莫斯科也真 的开始不安起来。 菲尔比对沃尔科夫叛逃企图所做的解释是， 沃尔科夫是个“叛徒” ，而他的 “叛徒”企图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时发现。菲尔比急于低毁沃尔科夫提供的有 关苏联情报人员打人内部的情报，因为这些情报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菲尔比还不 厌其烦地试图说明沃尔科夫许诺提供的情报是不可靠的。他一方面说明了苏联近两 年来在破译英国密码的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一方面又对沃尔科夫不能提供详尽情报 表示惊奇。菲尔比贬低沃尔科夫价值的愚蠢想法同后来他在莫斯科写回忆录时采用 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菲尔比到情报处之后第一次受到彻底失败的威胁，他 因此而惶惶不安。其实那时他根本没有被怀疑，沃尔科夫事件也没有威胁到他。直 到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专案文件被公诸于世后，他那些对沃尔科夫价值的 贬毁之辞倒成了指控他有罪的证据。 战后莫斯科总部在西方开展活动的最大潜在威胁，来自战争最后一年密码的安 全性失去保证。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从芬兰人那里搞到了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长达1500页的密码本。尽管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原件 还给了俄国人，但副本还被多诺万留下了。密码本本身对西方的破译人员并无太大 意义，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给每封信函加密时，每个词甚至每 个字母均用这个本子中的一个五位数字表示，而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国外的加 密员还要在每组数字中加人从一个“粉红色笔记本”中任意选出的五位数字。“粉 红色笔记本”在莫斯科还有一个副本。如果按照总部的指示每组数字只用一次的话， 那么破译该密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战争最后一年从美、英发回的秘密情报数量 庞大，因此情报机构有时也重复使用“粉红色笔记本”。据说这名违反规定的密码 员后来被枪决了。 战争快结束时， 又发生了两起违反密码制度的事件，结果使得 1944年联邦调查局截获并破译了几份由纽约发给莫斯科的情报。伊戈尔·古琴科叛 逃后，于1945年向美透露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情报总局运用的加密方法。 1948年，卓越的密码专家梅雷迪恩·加德纳在破译苏联密码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加德纳曾在美军的安全事务部工作，该部一年以后改组为武装力量安全事务部， 即1952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加德纳是著名的语音学家和密码专家。据说他 在战争期间3 个月内便掌握了日语，开始和日文电码密码打交道。1948年，他成功 地破译了战争最后一年由莫斯科总部发出及发给总部的几段密码。联邦调查局的罗 伯特·兰波见过他一面后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少言寡语的高个儿青年人，样子 有些笨拙，一看便知是个知识分子，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工作，生怕超出了联邦调查 局从破译情报中得知的内容。”在其后几年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几千份密码 文件被破译，这些文件代号为“维诺纳”。有关“维诺纳”的秘密及加德纳的破译 方法，是1948年美军安全事务部加密员威廉·威斯巴恩德出卖给苏联人的，此人于 1946年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策反。后来他被美国法庭缺席判了一年徒刑，但对他从事 间谍活动的指控却没有进行审判。因为美军安全事务部和它的英国同行政府联络总 部都认为“维诺纳”是绝密，即使不公开审理也要冒极大的风险。 莫斯科总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维诺纳”对它的间谍网来说，是一颗具有 巨大潜在破坏力的定时炸弹。既然不清楚哪些情报被破译，炸弹何时何地将被引爆 也就不得而知了。金·菲尔比在1949年成为英情报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员后，解决 了一部分问题。梅雷迪恩·加德纳后来沮丧地回忆说，菲尔比总站在他背后，吧喀 吧喀地吸着烟斗，神情兴奋地监视着苏联情报的破译过程。直到1951年6 月离开以 前，菲尔比利用自己接触“维诺纳”的机会，及时地预先提醒总部，哪个情报人员 正面临危险。 即使是在遥远的澳大利亚， “维诺纳” 也给苏联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1943年在堪培拉设立第一个苏联公使馆之前，澳大利亚基本上没有引起苏联的兴趣。 但后来，在谢苗·马卡罗夫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外处很快渗透到澳大利 亚外交部。该外交部成为苏联获取英澳两国机密文件（包括总参谋部的机密文件） 的重要来源。其间有两名马卡罗夫的重要情报人员就是因“维诺纳”被发现的。 1948年初，军情五处的一个工作小组来到澳大利亚调查有关苏联情报人员渗透 的事件。当时由珀西·西里多任组长，成员包括未来的组长罗杰·霍利斯。为了保 住情报来源，他们在堪培拉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从在苏联情报部门卧底的英国间 谍那儿得到消息的。外交部第一个被“挖出”的是吉姆·希尔，根据“维诺纳”查 明了他的代号为“旅行者”，他的兄弟是一名共产党员，律师。在“维诺纳”的帮 助下调查人员确定了希尔发往俄国的电报编号，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有罪。这次的截 获成功也导致了另一名代号为“布尔”的间谍的暴露，他是一名共产党外交官，吉 姆败露之后他由外交部去了联合国，之后在布拉格请求政治避难。冷战期间，苏联 对澳大利亚内政外交机关的渗透未能重整旗鼓。1954年叛逃的驻外克格勃头子弗拉 基米尔·彼得罗夫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他领导的间谍组织取得的成绩微乎其微。 西方情报人员复员，苏联间谍叛逃及“维诺纳”的成功破译给苏联情报工作带 来了巨大损失，并在两个相关领域里，使莫斯科总部陷入极大的恐慌。 首先是向“主要对手”高层渗透间谍。冷战时期的那代人不再相信所谓“苏维 埃万岁”，而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这一口号曾鼓舞过成千上万才华横溢的美国年 轻的理想主义者。战争后期苏联曾成功地向华盛顿下层甚至中层权力机构进行渗透， 这目前已为世人所知。那时著名的间谍包括美国国务院的埃尔德热·希斯，财政部 的德斯特，怀特，情报部门的敦坎·恰普林·利以及白宫的洛奇林·卡里。但后来 这些岗位上便后继乏人了。而且直到现在再没出现过像加利·霍普金斯那个层次的、 虽然不是有意识的但却给苏联情报工作带来极大益处的“间谍委员”。 1947年7月中央情报局成立在即， 美开始广泛实行更为行之有效的审查措施， 这使得大批间谍打人战略情报局的那种情形一去不返了。从威廉·威斯巴德起，给 美情报部门造成重大损失的，已不是那些渗透间谍而是无线电截获及密码破译。招 募间谍又由于首批苏联派往华盛顿的间谍头自工作不力而问题重重。格里戈里，格 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即便是在患精神病之前就对工作一窍不通（总部认为这是梅 毒后遗症），所以1948年他被召回。他的继任者是格奥尔夺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 洛夫。此人在1947年苏巴（巴西）关系破裂前是里约热内卢的间谍头目，后来被愤 怒的人群用臭鸡蛋和烂番茄赶出了巴西。1949年他同多尔宾一样因为工作不力被召 回。 莫斯科总部的另一块心病则与核武器研究有关。1945年8 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 子弹，这使苏联感到对手已在军事上占了优势，于是挖掘原子秘密便成为苏联情报 部门的首要任务。轰炸广岛之后，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召见主管武器装备的人民委 员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和他的副手，同他一起被召见的还有科学家伊戈尔 ·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他当时领导原子武器研究工作。斯大林对他们说： “同志们，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们提供原子武器！你们 知道轰炸广岛震动了全世界。（力量）平衡被打破了！苏联一天没有核武器，来自 西方的巨大危险就随时有可能危胁苏联。” 在这次谈话以前原子武器研究方案全权由莫洛托夫监督实施。但谈话前几个月 库尔恰托夫给贝利亚写了张便条，批评莫洛托夫办事拖拉并请求帮助。便条是手写 的——库尔恰托夫不敢把这么机密的东西交给打字员。但他的目的达到了。广岛原 子弹爆炸后斯大林把监督方案实施的权力交给了贝利亚。 领导班子的更换很快产生了效果。库尔恰托夫的助手、伊戈尔·戈洛温教授回 忆说：“贝利亚的领导才能在那时是有目共睹的。他精力过人，不开长会，处理问 题很果断。”在他的指示下，原子武器研究项目只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劳改犯。 戈洛温解释说；当时科学家们很少考虑到他们正在使用奴隶劳动。他说：“那时我 们脑子里只想着尽可能在美国轰炸我们之前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面临新的原子 战争的恐惧压倒了一切。我们的同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确有一些科学家对贝利亚的领导方法持更多的批评态度。伟大的物理学家彼 得·卡皮察（后来获诺贝尔奖），就曾在1945年10月25日请求斯大林允许他离开研 究工作。他说：“没错，指挥棒是在贝利亚同志手里。但第一小提琴总该由科学家 拉，因为小提琴将给整个乐队定出基调。贝利亚同志的最大不足是，作为指挥不仅 是挥挥指挥棒，还要懂音乐。而这正是贝利亚同志所欠缺的” 卡皮察写道，贝利亚只是一味想模仿美国原子弹的构造。卡应察坚持，苏联科 学家应该研究一种自己的、更为经济便捷的制弹方法，当然这些建议毫无结果。” 卡皮察抱怨贝利亚总是热衷于抄袭美国人的方案。1945年俄国人手中已有大量 有关广岛、长崎两枚原子弹的秘密情报，但贝利亚还在得陇望蜀，并由于战后这方 面资料供应的减少而闷闷不乐。同年9 月古琴科叛逃西方使阿兰·南·梅伊败露， 导致西方对所有原子弹研究中心的工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保安措施。2 月戴维·格 林格拉斯被复员，这使总部损失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美国西南部城市，核研究中心 一一译者注）两名间谍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克劳斯·福克斯1946年6 月调离洛 斯阿拉莫斯，去了英国哈白埃尔的一个新建原子能基地。尽管在1949年以前他一直 作为苏联间谍在活动，但作用已不及当年。1946年通过了关于成立美国原子能委员 会的麦克马洪法案，该法案禁止再向英国提供美国原子能研究的新情报。英国工党 政府失去了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资料后，决定1947年制造自己的原子弹，但英国人在 这方面要比俄国多花两年时间。 尽管颁布了麦克马洪法案，唐纳德·麦克林却仍享有接触原子能研究资料的权 力，因为禁令并不涉及核原料及已经公开的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作为英国大使馆 的正式代表，他负责将原子能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作，获准单独出入美原子能委员会。 从1947年夏到离开华盛顿之前，他一共12次去过原子能委员会，有几次是夜间。根 据原子能委员会的损失报告显示， 他可以接触有关铀矿需用量的估计数据， 和对 1948——1952年需用量的预估，尽管后来证实，后一组数据是不准确的。 有关原子武器计划的重要情报不断减少，满足不了贝利亚的胃口，于是他让库 尔恰托夫通过国家安全部的信使给丹麦物理学家奈尔斯·博尔去信，请他透露一些 在美国了解到的，更新更详尽的原子能方面的信息。博尔答复说、美国人不许他接 近贝利亚感兴趣的那部分资料。 直到苏联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前，斯大林和贝利亚始终担心，由于间谍们搞不 到美国人制造原子弹的重要情报，将导致苏联原子弹计划的夭折。为了打消斯大林 的疑虑，库尔恰托夫把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核材料带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镀镍钚球，直径大约10厘米。 “我们怎么知道，这是钚而不是一块抛过光的钢铁？”斯大林问，“它为什么 这么亮？这层镜子样的壳起什么作用？” 库尔恰托夫回答：“核材料上镀镍是为了安全。钚是巨毒物质，镀上一层镍就 没危险了。为了让您相信这不是块钢，您可以让人摸摸它，它是热的，如果是钢该 是冰凉的。” 斯大林亲自动手摸了摸：“真是热的，它总是热的吗？” “一直是热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它内部始终存在着阿尔法裂变，正 是这种裂变能使地球升温。但如果剧烈的链式裂变反应开始，那就会发生大威力爆 炸。” 斯大林半信半疑，但至少他已允许试验第一枚原子弹。贝利亚则直到试验前最 后一分钟，还担心苏联学者和情报人员尚未掌握原子弹的某些内部秘密、尽管他们 已取得了巨大成就。1949年9 月25日爆炸发生前10分钟，在哈萨克斯坦的试验场上， 贝利亚还对库尔恰托夫说；“不可能成功！”但当爆炸发生时，他却抱住库尔恰托 夫狂吻。这真是核爆炸吗？贝利亚打电话给一个在美国比基尼岛原子弹试验时的苏 联目击者，询问这次产生的磨菇云和那次是否相似。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给斯大 林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他告诉贝利亚斯大林 已经休息了。贝利亚就站在那里直等着斯大林来接电话。“约瑟夫，一切正常爆炸 了，和美国人的一模一样！”他报告着。”“我知道了。”斯大林答了一句便放下 了话筒。贝利亚立刻由于有人抢了他的头功而暴跳如雷，他转向周围的人，吼道： “在这儿你们还给我捣鬼！叛徒！我要把你们都揍扁！” 几乎在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同时，梅雷迪·加德纳破译了国家安全人民委 员部1944年的一封函电，里面第一次提到了苏联一名最重要的原子间谍克劳斯·福 克斯的内容。他曾在哈鲁埃尔做过一个科研人员的副手，1950年1 月福克斯对自己 的罪行供认不讳，1952年4 月被判14年监禁。他用几句话描述了自己为俄国人所做 的工作，这些话完全可以代表其他在西方活动的苏联间谍的心态： “我利用马克思的哲学把意识分为两部分，在其中一部分意识中我让自己结交 朋友、建立自己的圈子……同朋友在一起时我感到无拘无束非常幸福，我并不担心 暴露身份，因为我知道，一旦危险临近，意识的另一部分就会自动阻止我行动…… 那时我觉得自己变成了‘自由的人’，因为我学会了如何运用另一部分。意识使自 己不受周围人事的影响。现在回首往事，我认为把这种状态称为精神分裂症，是再 正确不过的了。” 福克斯被捕时，另一个原子间谍布鲁诺·蓬捷科尔沃也在哈鲁埃尔工作。安全 部门查明，蓬捷科尔沃确有几名亲属是共产党，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参与了间谍 活动。1950年美国开始对原子间谍进行大逮捕，莫斯科总部决定冒一次险，把蓬捷 科尔沃连同家小一起接回苏联，当时选择了一条经过周密勘察的路线——通过芬兰 入境。蓬捷科尔沃在苏联物理学界可算是功成名就，他曾获得过两枚列宁奖章以及 大量名目繁多的奖励。他始终否认曾参加过原子间谍活动。 “维诺纳”使福克斯败露，也构成了对两名在美国的原子间谍的威胁——朱里 乌斯和埃特尔·罗森堡，后来两人先后被捕。1950年破译了一份1944年的情报，里 面讲一名间谍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助手。后又有证据表明这个间谍就是埃特尔· 罗森堡的兄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此人1950年认罪，供出了朱里乌斯和罗森堡。在 审讯过程中格林格拉斯谈到，罗森堡曾向他炫耀，自己领导着一个苏联间谍网，不 仅提供原子能研究方面的成果还有其他科技情报，包括有关卫星研究的原始材料。 同英国那两个原子间谍南·梅伊和福克斯不同，罗森堡兄弟解绝对能言善辩， 有时甚至能令人信服地辩解说自己与间谍活动无关。 1951年4月，他俩被判死刑， 这是苏联间谍在西方唯—一例死刑案。 1953年6月19日，在长达两年的毫无结果的 上诉之后。他俩先后在纽约辛格监狱的电椅上被处死。埃特尔在最后一封给自己律 师的信中写道：“我们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首批牺牲品。爱您的埃特尔。”面对死 亡兄弟俩视死如归。他们的兄弟之情和对自己两个儿子的爱，使对他们判处死刑者 显得恐怖而卑鄙，也使世界舆论都深信审判有误。每次接通电流，从行刑室里传出 的肉体烧焦及排泄物的恶臭使得在场的40名记者、狱吏和其他目击者恶心欲吐。甚 至在放电功率达到2000瓦时埃特尔还表现出活着的迹象，只好又两次接通电源。 罗森堡兄弟宣传着他们理想主义的信仰，他们认为苏维埃俄国，确切说是他们 神话般想像出的那个国度，是全人类的希望；至今仍鼓舞着它在西方的天真的信徒， 尽管斯大林那一套有些可怕。埃特尔和朱里乌斯都是心地真诚而勇敢的苏联情报人 员，他们认为为自己事业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守口如瓶、视死如归。在他们被处 死之后，克格勃还采取“积极行动”使人们相信，他俩成了反共势力迫害持不同政 见者的无辜牺牲品。 但是克格勃的任何“积极行动”。都不及迫害异端的头目约瑟夫·马卡尔金议 员的所作所为更能说明问题。1950年2月9日，他宣称自己掌握了205 名在国务院工 作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而他对“红色瘟疫”进行的大征讨使 全世界开始怀疑，苏联情报机关是否真的在向他的“主要对手”发动进攻。 对罗森堡兄弟罪行的怀疑还表现在，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大西洋两岸的法庭上 均绝口不提“维诺纳”。直到1980年真相才被披露出来。但即便此时英美两国还是 拒绝公开承认有过“维诺纳”。 冷战初期及由“维诺纳”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正值苏联情报机构内部一片混乱之 时。混乱的起因是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争权夺利。此外，1947年美国成立了中央情报 局，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间碟头目，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和苏联 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分别就中央情报局建立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报告，这些 报告斯大林本人和政治局都仔细研究过。 正如1947年2 月提交国会审议的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那样，中央情报局的主要 任务就是整理、分析不同渠道得来的情报资料。尽管这一目的并未实现，莫洛托夫 还是令人信服地证明：军方和政府两个侦察机构的合并，使美国人对苏联情报系统 拥有了巨大优势。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把国家安全部的国外局和情报 总局合二为一。在斯大林眼里，莫洛托夫的建议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削弱了 拉夫连季·贝利亚在安全机构中的影响，因为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正是贝利亚的 心腹阿巴库莫夫。1947年秋，国家安全部国外局和情报总局合并为一个对外情报组 织，即情报委员会。 尽管情报委员会名义上直属部长会议，但任命莫洛托夫作它的首任主席，却使 外交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境外情报工作领导权。莫洛托夫极力巩固对外交部的控制， 任命驻几个大国的大使为合法的间谍总头目， 赋予他们领导军（前情报总局） 政 （前国家安全部）侦察的权力。后来叛逃的间谍伊利亚·吉尔科罗夫非常气恼，提 意见说：“改组导致严重的混乱，间谍头目们是职业情报人员，而那些大使们对侦 察工作及其方法只具备一些模糊而肤浅的认识，因此为了避免向这些人汇报自己的 工作，情报人员不得不绞尽脑汁。”更有甚者，有些外交官直接插手情报工作，首 当其冲的是亚历山大·帕纽什金（1947——1951年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他曾积极参 与对“主要对手”的秘密战争）。格里戈里·多尔宾（1946—1948）因精神失常而 被调离，他的继任者格奥尔吉·索科洛夫（1948－1949）因不能胜任工作也遭同样 命运。在这一段混乱之后的一年中，帕纽什金得心应手地亲自领导了情报工作。新 上任的驻华盛顿间谍头目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弗拉德金（1950～1954）则一 直回避同帕纽什金发生冲突，也不愿同总部既翻。后来帕纽什金曾主持部长会议国 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的工作。 1947年至1949年间，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出任情报委员常务副主席， 战争刚结束此人便接替菲京当上了国外局局长。和菲京一样，费多托夫在总部享有 高级知识分子的声誉。吉尔科罗夫描述他与众不同的是从不轻视他人的意见。若有 人同他的意见相左，他也不发号施令而是设法说服对方。另外一名克格勃叛逃者尤 里·诺克科持相反意见，他认为费多托夫的灵活性多多少少是由于他的优柔寡断， 尤里回忆说费多托夫每次做出决断之前，手头总是拿着好几个月的材料。为了整齐 划一，情报委员会极力使情报机构按情报机构的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安全部 五局的驻外部（主管加密和破译工作）同情报总局中的相应机构合并为一个情报委 员会第七局，由过去国家安全部五局的头目阿列克谢·谢科尔金上校挂帅。然而从 情报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其内部就显得不够稳定，几乎所有的局都由原国外局的人主 持工作。可想而知，总参谋部不免开始抱怨，军事侦察成了打下手的工作。1948年 夏天，国防部部长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尔加宁经过与莫洛托夫旷日持久的 争执，终于把领导军事情报工作的头目全部退回国外局。阿巴库莫夫在贝利亚帮助 下开始了旨在恢复自己对情报委员会残局控制的长期斗争。1948年底，各人民民主 国家的顾问处都撤回到国家安全部。俄罗斯移民局和苏联海外侨民协会的官员们情 形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情报委员会仍然控制着大部分间谍行动及情报破译工作、 直到1951年它被解散而重新启用国家安全部。 1949年，莫洛托夫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丢了官，接替他外交部长及情报委 员会主席职位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此人曾是一名严厉的检察员。1943年，他 是莫洛托夫约第一任副手。维辛斯基自己也承认，他的领导方法就是让手下人始终 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他的下一任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说： “他把助手叫去谈话总是以怨气冲天的责难开始，或者干脆是当面污辱。甚至 同大使、公使们讲话也用这种口吻，他认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他更像贝利亚。” 早在30年代他就开始狂热地崇拜贝利亚。葛罗米柯认为，这一点即使是在他同 贝利亚通电话时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听是贝利亚的声音，维辛斯基一下子便跳了 起来。谈话本身亦值得注意。整个过程他都躬着背，像是奴才见了主子一样。”维 辛斯基在任期间，贝利亚的影响急剧扩大。样子深沉有时不够果断的费多托夫，丢 掉了情报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的职务，仅保住了副主席的职位。他原来的位子被更强 硬更果断的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占据，此人二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内务人 民委员部部长，1946－1949年任安全部部长。好像萨夫琴科对外交部长汇报工作与 对贝利亚是有区别的。维辛斯基很少插手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在他的位子上后来又 来了两名稍年长一些的外交部领导，先是维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立克，然后 是瓦列里安一位林。所有迹象表明，他们都只是些尸位素餐的官僚而已，并没有什 么大的建树。 尽管战后苏联的一部分谍报网被破坏，在莫斯科总部也发生了组织混乱，但在 冷战初期的情报大战中苏联基本上还占有绝对优势。当时苏联保住了在西方的间谍 力量，而西方在莫斯科却是一无所有。为了建立战后首批谍报网，英国情报处、美 国的中央情报局先后把希望寄予通过反斯大林制度的游击队打人苏联内部。他们企 图穿过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土耳其的国境线进人苏联，但都破产了。20年代的“托拉 斯” 假情报战曾使西方情报组织落入精心设置的陷价中， 这次苏联又如法炮制。 1953年，尤里·诺先科到国家安全部从事假情报战的第二总局工作，他首先去了卢 比扬卡的肃反委员会总部，那里除了挂有捷尔任斯基的画像，还陈列大量有关“托 拉斯”行动的历史实物（好像献给“铁腕人物费利克斯”的圣餐一样），摆放着一 些无线电及其他设备（打入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乌克兰及其他的邻国的情报人员 曾用过这些东西）。 加利·卡尔战后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负责北欧工作。早在战前他就领导过赫尔 辛基的基地，大战期间又在斯德哥尔摩工作过。他认为波罗的海三国是情报机构进 行渗透的最理想对象，因为在那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才刚刚恢 复了由于1941年德国人人侵而一度中断的恐怖统治。对德战争结束前不久，加利把 无线电设备转给另外两名情报人员，他们被移民局派到拉脱维亚，与当地游击队员 建立联系。当然，加利事先与移民局达成协议，情报机构将得到所获情报的一部分。 1945年10月15日夜，一艘载着另外4 名拉脱维亚情报人员的舰艇驶向库尔良季亚海 岸。他们登岸的第二天，将一部分装备搬上了岸，但被边防巡艇发现。几星期之后，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便抓到了这些情报人员。二战期间，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英 国人都利用捕获的德国人传递假情报。亚尼斯·卢卡舍维奇，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部在拉脱维亚反间谍二处的工作人员，他曾建议使用抓获的移民间谍做这种假情报 游戏，但是在卢卡舍维奇的建议被采纳以前，这些情报人员早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部的人处理了，因为他们被认为不再适合作间谍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困难，是他们 在沉默良久之后再重操旧业必会引起英国情报部门的怀疑。于是卢卡舍维奇获准起 用的是另一名游击队发报员一一奥古斯塔斯·贝格马尼斯，此人以重获自由为条件 答应合作。1946年，他用英国情报机构的发报机和密码本开始工作，谎称自己是拉 脱维亚游击队员，那几名情报人员在被捕前把发报机和密码交给了他。贝格马尼斯 要取得情报机构的信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他的工作已成为一场大规模情报战的开 始，它将扰乱英国情报机构在波罗的海的全部行动。 1946年底，在拉脱维亚还有一次重大失误。被派到苏联的英国间谍里哈德斯· 赞德的发报机发生故障。10月，斯德哥尔摩基地建议他同贝格马尼斯接头。赞德向 同他一起登陆的埃里克斯·一汤姆森斯报告：“会面很顺利，真高兴，贝格马尼斯 还没被国家安全部的人控制。”卢卡舍维奇的上司们此时仍害怕如果不逮捕赞德和 汤姆森斯，有朝一日英国的间谍网会飞出自己的手心，因此他们未给组织大规模假 情报战以足够的支持。 1947年3 月， 贝格马尼斯在卢卡舍维奇口授下通知伦敦： “情况很遭糕，赞德和汤姆森斯被捕。我已隐蔽，但担心赞德招供。一切活动均已 停止，待安全时联系。” 几个月之后，卢卡舍维奇又招募了一名拉脱维亚民族主义分子一一维德伏特斯 ·斯韦茨，以便打人反苏游击队。1948年10月斯韦茨逃到瑞典的哥德兰岛，他说自 己是一名拉脱维亚游击队员，是一个流亡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是情报处和瑞典人为 在波罗的海三国搞情报工作成立的。1949年5月，他同5名真正的英国间谍在立陶宛 拉脱维亚交界处登岸，他们很快就被出卖给国家安全部，其中3 名被就地枪决。斯 韦茨继续深人拉脱维亚抵抗力量内部，向国家安全部报告抵抗力量和英国情报机构 之间的联系。半年后又有两名情报机构的间谍潜人拉脱维亚，他们是维托尔德·别 尔基斯和安德烈·加尔金斯。他们登岸时并未被发现，于是马上打亮手电筒与贝格 马尼斯进行联系。贝格马尼斯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国家安全部预先提供的“安全地方”。 别尔基斯和加尔金斯说，今后将有大量情报人员到达，同游击队领导人建立联系， 他们是第一批。此后每半年便有一批情报人员乘由德国船长指挥的德国旧船来到这 里。这些船时速达45海里，以英国监管委员会执行渔业资源保护任务为名进行活动。 卢卡舍维奇认为建立假地下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他的上司没有像两年前那样 拒绝他。1949年冬，代号为“马克西斯”的冒名游击队成立，在卢卡舍维奇监督下， 由国家安全部的阿尔贝特·本杜利斯率领在库尔捷姆的森林里进行训练。5 月，别 尔基斯和加尔舍斯返回了自己的大本营。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又策反了另外一 名情报处的间谍约纳斯·杰克斯尼斯，而卢卡舍维奇发展的间谍亚安·埃尔格里斯 则前往伦敦讨论未来工作计划。1950年，又有一支代号为“罗贝尔茨”的假游击队 与英国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由于假情报战，中央情报局在波罗的海的行动也失利 了，尽管他们与英国人不同，他们是通过飞机运送间谍。 “马克西斯”和“罗贝尔茨”两个行动小组创造的有利条件，并没有被充分利 用。二战期间，英国情报机构利用“双十字”策反间谍系统蒙蔽德国人。结果在盟 军登陆的关键时刻，希特勒和他的军事当局却把自己的部队调开了。与此相反，莫 斯科总部只允许卢卡舍维奇和他的同事们给英国情报机构提供报纸上的陈词滥调。 总部害怕英国情报机构得寸进尺，要求加码，引起怀疑，因此甚至禁止卢卡舍维奇 提供假情报。这种做法自然导致了伦敦方面的失望。“马克西斯”和“罗贝尔次” 两个小组便仿效“托拉斯”以“我们是斗士，不是间谍”作为答复。 1954年，英国情报机构科学部要求两支游击队提供一条河的水样，他们怀疑在 该河沿岸有一座原子能电站。水样的放射性指标高得惊人，几乎和反应堆里含量相 近。起初英国情报机构的人考虑如国家安全部组织假情报战，他们会犯如此严重的 错误吗？ 经过冷静的思考， 英国情报机构的人得出结论，事实正是如此。克格勃 （国家安全会）的调查表明：失误并非仅此一处。例如，在取水样的路上应经过一 座军用机场，而该间谍在自己的报告中却只字未提。调查还证实，一批潜人克格勃 游击队的间谍，去了伦敦，后来就向英国情报机构公开了行动的秘密。这一切使克 格勃只获得了宣传上的胜利。移民间谍（1949一1954年在波罗的海登陆）并未给斯 大林统治制度带来不安定因素。假情报战的结果没有被斯大林利用，而克格勃在组 织这次行动中却花费了比同样遭到失败的英国情报机构波罗的海计划更多的资金。 尽管如此，卢卡舍维奇还是因为组织这次行动，而获得克格勃的将军军衔并被 调到莫斯科总部。在1988年为西方提供的经大量删节的个人简历中表明，卢卡舍维 奇在70年代曾在驻英大使馆从事反间谍工作。的确，1972－1980年间，他化名雅科 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布卡舍夫充当驻伦敦的间谍头目。在伦敦8 年没有取得成绩， 他又被派回立陶宛，在立陶宛教育部的掩护下只履行一个少校职责（领将军薪金）。 1987年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大庆时，他同业已年迈的金·菲尔比一起在电视上露面， 并声明波罗的海三国民族主义者游行是受了英国情报机构的煽动，尽管二人心中都 明白这样一份声明的实际价值。 在波罗的海三国组织的假情报战始于1946年，1949年告终，它是苏联在其周边 国家一系列类似活动中的第一例。而这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波兰的行动。1947年， 国家安全部在波兰安全部门的帮助下消灭了继续以“自由与独立”的名义进行活动 的克拉纳瓦军队。1948年，在苏联顾问授意下波兰安全部门“伪造”了一支“自由 与独立”部队，1949年，又派出一名使者通知他们过去在英国的赞助者，“自由与 独立”部队仍在活动。从1950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面支持东欧反苏地下活动， 一面为这个新的“自由与独立”组织空投武器、发报机和金币。“自由与独立”的 行动同在波罗的海三国一样也未充分用作假情报战的目的。有人认为“自由与独立” 曾为了报答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提供过反映游击队佯攻警察局和苏联坦克的照片，这 是完全错误的。波兰安全部门负责这次行动的官员晚些时候证实。他们提供给中央 情报局的材料，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从华沙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照样可以搞到。美 国从事秘密工作的先生们没从我们手里得到任何情报，哪怕是他们想知道的商品价 格、一些城市的商品供应量。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政策协调部负责这项工作的头 目弗伦克·维兹涅尔确信，“自由与独立”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他甚至得 出结论：“自由与独立”缺少的只是反坦克武器以便把“红军从华沙赶出去”。 “自由与独立”对美国援助的要求逐渐加码，最后甚至要求美国派一名将军组 织波兰的抵抗力量，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答复。1952年12月国家安全部决定公开秘 密。在长达两小时嘲讽性的波兰广播节目中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自由与独 立”价值100 万美元的援助落到了波兰当局手中。“自由与独立”的那些冒牌领袖 们（实际不是波兰安全部门的人）“供认”，早在两年前他们就已看清了那些支持 自己的人的真正本质、其中一个还坚定地说：“这是一些小人”。而那些间谍“从 国外派来就是为了猎奇冒险，这一群厚颜无耻动爪牙从未想过我们祖国的命运，只 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已经明白不能与人民为敌而要为国家的利益工作，他们决 定“不再招募年轻人为美国秘密工作，我们已尽最大努力抵制了美国人及其移民走 狗对波兰从事破坏活动。” “战后波兰发生的每一起犯罪事件，几乎都能发现美国情报工作的蛛丝马迹， 诸如美国参与了梵帝冈反波计划、插手神职人员中反动势力的活动、几十台美国控 制电台从未间断的反动宣传、美国还启用刑事犯人。总之华尔街的垄断资本家从不 放过任何破坏我们祖国的机会。”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还利用这次行动贬低了中央情报局，波兰安全部门在一 片喧嚣声中消灭了反对派的残渣余孽，以此证明了同“人民政权”对抗是毫无意义 的。 战后，反对斯大林统治的中心是乌克兰。1947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显然 夸张地宣布自己拥有10万人的武装力量。但到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 开始自己的乌克兰行动之时，一些重要的抵抗力量已被歼灭。 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对应的有西德的劳动人民联盟，这是一个受美国中央 情报局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这两个组织都引起了国家安全部的极大兴趣并向其 派遣了自己的情报人员。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向乌克兰空降了首批间谍，试图同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建立联系，但他们都被国家安全部逮捕，次年到达的两个间 谍小组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国家安全部还向坐落在西德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尔斯 特劳动人民联盟的基地派遣了间谍。其中最成功的是1949年10月的一次行动，这次 行动利用了一名逃往西方投奔情妇的苏军军官。国家安全部的人跟踪他到了西德， 并以他留在苏联境内的家庭的安全威胁他，逼他合作。按照国家安全部的指示他打 入了劳动人民联盟，并很快成为该组织所属学校的教官。这个学校专门培养将来派 到乌克兰的间谍， 同时他还担任了美国军事侦察的顾问。1953年5月莫斯科广播了 处死4名劳动人民联盟间谍的消息， 于是他便被出卖了。国家安全部在乌克兰的行 动与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一样，没有形成完全的“双十字”系统。总部仍不愿通 过这条渠道向西方提供大量的假情报。 国家安全部在苏联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而这期间金·菲尔比起了别人 无法比拟的作用。1947——1949年，作为英国情报机构在土耳其的头目，他能够提 供越境情报人员的名单，查清他们在苏联的关系网及家庭住址。1949－1951年，他 在华盛顿负责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协同行动的工作，这一职务使他能够同时 向上司提供有关美英两国情报活动的材料。他曾预先通知驻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安全 部（情报委员会） 人员， 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将首次在那里登陆，还预先告知了 1950年夏的越境渗透计划，以及1950年10月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次伞兵登陆。菲尔比 参加过许多次美英情报会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51年有加利·卡尔参加的那次。 会议是为了协调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行动。菲尔比回忆说 “会议以完全失败宣告结束，卡尔和他中央情报局的同事们互相指责对方在会议期 间扯谎，当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尽管菲尔比经常引用这种说法，但它只不过是 掩人耳目而已。卡尔退休以后曾问一名参加过会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对菲尔比的 声明有什么看法。两人一致认为会谈的气氛诚挚而友好。菲尔比在回忆录中有时禁 不住流露出对那些被他出卖的间谍表示出幸灾乐祸的心理。例如，1951年离开华盛 顿之前不久，菲尔比向上司提供了有关3 个间谍小组的准确情报，这3 个小组本来 是英国情报机构马上要派往乌克兰去的。菲尔比对此事带着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评 论道：“我不知道他们将发生什么事，但我能够准确无误地做出预言。” 苏联情报机构通过几次成功的行动把对手引人迷魂阵。与此同时，尽管苏联国 外情报网在战后出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能从西方获取数量可观的情报。“五杰” 中的四个（菲尔比、 麦克林、 伯吉斯、克恩克罗斯）一直积极地工作到1951—— 1957年。他们在伦敦的上司是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克罗托夫，此人精力才智过 人，却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未得到适时的升迁。1943——1947年驻伦敦的间谍头子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库金心满意足地沾着克罗托夫的光，因为他徒有虚名的 领导倒使他得到了总部的赏识。在新组建的情报委员会中库金当了第一总局的领导。 他的画像同其他该局领导人一样挂在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荣誉室里。画像下面说明 中写道：库金是40～50年代杰出的情报官员之一。在这个回顾历史的场所，您找不 到库金的下任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的画像（化名科罗温）。他是1947—1952 年和1956－1961年的间谍头目。此人是机关中权势小人的典型，他对待下属傲慢专 横，认为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必须维护他在总部的美好名声。接替克罗托夫做“五杰’ 上司的是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政治侦察局的官员。他先后于1947—1953年， 1955—1958年在伦敦工作。莫金（对“五杰”他的代号是彼得）是克格勃历史上最 出色的间谍头目之一。80年代初期他当上了安德罗波夫学院一系（政治侦察系）主 任，他认为罗金是一个目空一切。装腔作势的庸人。 战后许多年中，伯吉斯、麦克林和菲尔比于不同时期都能够提供美、英两国的 情报。伯吉斯和麦克林逃回苏联以后，美国参谋长联席委员会1951年所做的损失报 告中谈到：“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之前，所有关于美、英、加（加拿大）三国原 子能研究计划，美、英两国战后欧洲政策的情报都到了俄国人手中……截止1951年 5 月15日，所有英国的电码、密码，（有可能包括美国的）都已被俄国人掌握，不 能再用了。” 这里有明显的夸张成份，因为没有把加密过程中一次性使用的密码实际上考虑 在内，这其中只有少部分经过麦克林或伯吉斯的手。但毫无疑问他们所搞到的价值 极高的侦察情报的数量是极大的。 1954年叛逃的克格勃成员彼得罗夫兄弟说， 据 1945——1948年在伦敦担任苏联情报加密员的菲利浦·瓦西里耶维奇·基斯利钦的 证词，伯吉斯经常带来“满满几皮包外交部的卷宗，在大使馆拍照复制后再给他。” 1947年前，鲍里斯·克罗托夫是伯吉斯的上司。他每次都是在城郊的某个地方从伯 吉斯手里把包取回来，有时他是满脸灰尘回到使馆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由基斯利钦 用无线电传送到莫斯科，其余便通过外交信使。1949年，基斯利钦被任命到莫斯科 总部一个新的部门，该部门是专门为处理麦克林和伯吉斯提供的情报而组建的，基 斯利钦是那里唯—一名工作人员、根据上级命令基斯利钦选择了其中一部分个人档 案和文件。 但是与英苏还是盟国时相比，伯吉斯和麦克林感到冷战时期的双重生活日益艰 难。当时乔治·克里一福斯特尔是刚刚组建的外交部安全部的头，1947年他第一次 见到伯吉斯，他“因伯吉斯的沮丧面容感到震惊。他胡子拉茬，满嘴酒气，以致我 想弄清楚，这到底是谁，干什么工作”。加龙维·里斯认为，伯吉斯可能染上了麻 醉剂瘾。 “为了缓解精神紧张现在他一直服用镇静剂，但同时又服用兴奋剂，因为他不 知道镇静剂的用量。他总是倒在手上多少便全部吞下去，像小孩子嚼冰糖，一直到 把袋子吃空为主。” 人们总是向克里一福斯特尔抱怨伯吉斯行为不检点。弗雷德·沃尔涅尔曾和他 一起在外交部国务大臣盖克托·马克纳尔手下的一个分部工作。有一次盖克托在索 霍的一个夜间俱乐部里撞见伯吉斯满脸血污地躺在地板上并把他救了出来。马克纳 尔总问“我们可怎么对付盖伊？”沃尔涅尔对这个问题早就厌烦了。 但不管怎么说，伯吉斯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剑桥读书时的魁力。1947年底，马克 纳尔把他推荐给外交部副部长克里斯托弗·梅赫，他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摆脱伯吉 斯。当时梅赫正负责组建一个专门对付苏联“心理战”的情报研究局。梅赫后来自 己承认，他当时犯了一个大错，“我和他谈了谈，当然他显示自己有关于共产主义 破坏活动的丰富知识，我便高兴地把他留下工作了。”伯吉斯来往于英国驻外使馆 之间，在那里传递情报研究局发出的警告，并把它的计划报告给自己的新上司尤里 ·莫金（莫金是1947年底接替克罗托夫任此职务的）。伯吉斯的这些做法使情报研 究局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各使馆纷纷报告伯吉斯有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行为，梅 赫不得不把他调出情报研究局。此时只剩下很少几个朋友仍对伯吉斯表示信任，其 中包括英国情报机构政治侦察负责人戴维·福特曼。1948年，铁托与莫斯科闹翻之 后不久，福特曼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就建议列一张共产党情报工作者的查询单，据此 英国大使就可以在贝尔格莱德得到所需情报。“好主意！一一福特曼高兴地叫道， 通知盖伊。”伯吉斯同查询单的建议者一起制订其具体内容，并把它发往贝尔格莱 德。铁托的答复使莫斯科总部很感兴趣，也许福特曼也很高兴吧。 1948年秋，伯吉斯被派到远东局，在那儿干到1950年他调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 秘为止。在远东局工作期间，他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英国对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政策、以及对1950年6 月朝美战争爆发前的朝鲜的政策。虽然伯吉斯只 是一名中校军官，他却始终可以参与研究分析来自联合侦察委员会、国防部和东京 盟国最高指挥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情报。 特别引起莫斯科注意的是 1950年4 月关于“苏联对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援助”的分析报告。从该报告可以清楚 地得知、西方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才对该问题进行侦察的。伯吉斯就此写了 一份冗长的调查报告，仍用他惯用的蓝色墨水，字体十分工整，令人惊讶。其实这 时，他在外交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1949年秋天伯吉斯去直布罗陀和摩洛哥的 丹敦旅行。加龙维·里斯称他这两次旅行为“不体面的俄底修斯漂泊”。旅行中伯 吉斯不按帐付款，当众寻找辨认军情五局和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喝醉酒后在当地 的酒吧间时大唱：“如今男孩更便宜，早已不像前几天……”伯吉斯感到奇怪的是， 旅行归来后竟没有被解雇。 莫斯科总部得出的结论是：1949年秋天，伯吉斯已精神失常，这是由于他知道 因“维诺纳”被破译可能暴露身份，从而引起精神高度紧张。1949年9 月，在菲尔 比作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被派往华盛顿前夕，他曾涉入过“维诺纳” 的工作，为此，他自己向莫斯科发出过警告。但实际上直到1951年伯吉斯叛逃以前， “维诺纳”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能使他暴露身份的内容。1949年秋天，他每时每刻都 等待着自己的末日。同他一样，麦克林在得知来自“维诺纳”的危险时也感到心情 沉重。而且对他的威胁似乎更近一些。因为接触“维诺纳”之后菲尔比马上就明白 了，在几封被破译的密电中被俄国人称为“荷马”的情报人员就是麦克林。 35岁的麦克林到开罗赴任后，办公室顾问兼主任的职务使他在外交界可以大有 可为。但他经受不住一年前得知的可能败露的威胁。尽管他工作起来仍像从前那样 轻车熟路，但同时他开始酗酒，包括在“不宜饮酒”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和酒友菲 利浦·托因比目睹了他积郁成疾而不能自制，歇斯底里地发作的情景。1950年5 月， 两个朋友狂饮之后冲人在美国使馆工作的两名姑娘的房间，把卧室翻个底儿朝天， 撕碎了姑娘的内衣，又砸了浴室。托因比回忆说：“唐纳德摘下一面大镜子向浴室 抛去。令我惊奇而又高兴的是浴缸没有被砸个粉碎，镜子也完好无损。”几天之后 麦克林被召回伦敦，外交部批准他整个夏天都去休假并找心理医生治疗。医生缓解 了他因过度疲劳引起的病情以及他那被压抑的同性恋欲望。秋天麦克林恢复正常并 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国司的负责人。尽管晚上还会到俱乐部去纵情狂饮，喝醉酒时还 会称自己是“英国希斯”，但麦克林工作起来还像往常一样训练有素、极富效率。 麦克林和伯吉斯搞到的情报在1950年6 月朝鲜战争开始以后对莫斯科变得极其 重要。麦克林在美国司的副手罗伯特·塞西认为：麦克林提供的文件对于帮助中国 人和北朝鲜制定在谈判中的战略战术是无价之宝。”麦克林和伯吉斯不仅提供机密 文件，还在其中夹进了自己的反美情绪，这使苏联更加担心美国会把朝鲜冲突变成 战争。1950年底，麦克林在外交部里甚至还把美国政策称为是“缺乏远见的、不灵 活的和危险的。”而且在自己外交生涯中他头一回对斯大林愚蠢的有关侵略性的分 析表示好感，斯大林认为侵略性是美国垄断资本所固有的。其实真正原因多半在于 美国经济同军工生产联系非常密切，而大规模的战争有助于避免战后的萧条。尽管 斯大林的荒唐言论没有在白厅引起多大反响，1950年美国政策的走向还是引起了英 国的不安。12月，杜鲁门总统就是否在朝鲜冲突中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作了含糊其辞 的答复。“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使人想到它的运用。”艾德礼首相听到这个声明， 立刻动身飞往华盛顿同杜鲁门总统商讨使用原子弹及其他同战争有关的问题。麦克 林为莫金提供了为首相出访准备的咨询材料及向内阁提交的有关访问成果的报告。 斯大林近乎病态的疑神疑鬼没有使他轻视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1950年底， 他已经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信无疑了。 朝鲜战争的原因不在于苏联的领土野心，而在于北朝鲜。但是由于西方不了解 苏联的真正意图，英美情报机关又不能像情报委员会在伦敦和华盛顿那样搜集有用 情报，导致西方做出错误判断，认为战争是苏联大规模扩张计划的一部分。1950年 的那个冬天，恐怖情绪进一步扩散，仿佛入侵朝鲜也仅仅是苏联进攻德国的一个前 奏。1951年2 月，英国国防部警告内阁：“战争可能在1951或1952年爆发。”尽管 西方对苏联有可能发动进攻的担心毫无必要，但却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担心被斯大 林解释为西方试图掩盖自己的侵略阴谋。1951年3 月，麦克林在自己提交外交部的 简短呈文中，用更激烈的言辞向莫金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满有把握地写道：“美 国人在远东乃至全世界玩火必然把我们引向战争的深渊。 ”4月，杜鲁门总统召回 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曾强烈主张把战争扩 大到中国领土上去。也正是此时他被解职。作为苏联情报人员，麦克林的前途也蒙 上了一层阴影。 克格勃第一总局认为，麦克林的暴露是“维诺纳”被破译而引起的最严重的后 果，因为使麦克林暴露的那些材料，也使克格勃渗透史中最有价值的间谍小组“五 杰”遭到了惨败。1949年10月，菲尔比以英国情报机构代表的身份前往华盛顿。菲 尔比清楚地知道克格勃的侦察行动，也早就明白化名“荷马”的人就是麦克林。他 在回忆录中故意这样写道，为了“挖出”麦克林需要半年时间，以免英国上流社会 因为发现自己圈子里有个叛徒而休克过去。被破译的“维诺纳”开始提到“荷马” 时很含糊，根据这些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英国使馆工作人员，甚至无法知道他是英国 人还是美国人。据加罗尔德·麦克米兰证实，最初被怀疑的人数超过七千，几乎包 括了所有能够秘密横越大西洋的人、菲尔比一到华盛顿就得知，“联邦调查局正在 继续向我们调查有关使馆的清洁工和服务人员的状况”。 用菲尔比自己的话来说，“维诺纳”被截获也引起了他“深深的不安”。但很 明显，对麦克林的直接威胁是没有的。他的上司说，根据莫斯科的决定麦克林仍继 续工作，等对方网口收紧时再制定营救他的方案。1950年冬天以前，网口一直未收。 1950年底，怀疑对象减到35人，到1951年4 月只剩下10人。菲尔比假装寻找“荷马”， 并把调查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战前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证词上，此人在1949年的 审问中提到一名在外交部工作的苏联情报人员。这名被“怀疑”的间谍出身名门， 曾就读于伊顿大学和牛津大学（麦克林念的是剑桥大学）。菲尔比写道：大使馆的 安全官员鲍勃·麦肯瑟认为间谍就是波尔·戈尔一布特，即外交部未来常务助理， 他曾在伊顿和牛津上学。戈尔一布特那时主修古典人文科学，“荷马”这个代号对 他再合适不过，而且同他的姓氏也很相配。然而。1951年4 月中旬“维诺纳”又有 一部分内容被破译后，对戈尔一布特的怀疑马上就解除了，其他问题也迎刃而解。 这部分被破译的内容中提到，1944年“荷马”曾在一周之中两次去纽约同自己的上 司会面，顺便也去看望自己怀孕的妻子。而当时只有麦克林一人这样做过。 筹划让麦克林出逃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星期，因为英方决定不在法庭上引用“维 诺纳”的内容，这就必须寻找有关他从事间谍活动的其他证据、同上司讨论过现实 处境之后，菲尔比决定通过伯吉斯提醒麦克林。1950年8 月，伯吉斯到华盛顿出任 大使馆二秘。很显然这是他在外交界有所作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8 个月之后的事 实表明机会被错过了。1951年的一系列事件（几乎全部都没有提前准备）引起了弗 吉尼亚州警方、国务院及英国大使馆的愤慨，4 月他被召回。在“库茵·梅利”号 客轮离开纽约前，伯吉斯和菲尔比一起在船上的中国餐厅里共进午餐。铜管乐队的 伴奏声排除了窃听的可能，他们讨论了麦克林出逃的细节。按照与菲尔比预先商定 的计划，5月7日一回到英国伯吉斯应该通知尤里·莫金，“五杰”在英国期间他是 总头目，也正是莫金负责执行出逃计划。后来他当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院政治侦察 系主任时，对他如何组织这次出逃仍津津乐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注意到，莫金从未 谈及那个自高自大的伦敦间谍头目尼古拉·罗金也参与过此事。 4 月中旬麦克林已见不到机密文件了，很快他就意识到他受到了监视。接着电 话也被窃听，他对是否应打电话给莫金犹豫不决。使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时伯吉斯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帮忙了。伯吉斯回到英国以后就去了外交部。但那儿的人通知他 说已决定让他马上退休。而他借这次机会交给麦克林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会面的时 间和地点，届时将商议他出逃的计划。 不久伯吉斯收到了菲尔比的一封信，信上说起忘在大使馆停车场的汽车。但信 的末尾半遮半掩地警告说：“这几天气热起来了、”伯吉斯此时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了。菲尔比后来写道：“他眼看就要疯了，情况比别人所能料想的还要糟糕。他在 英国的仕途给毁了，而克格勃也不再需要他。我们深深为麦克林担心，竟谁也没想 到过伯吉斯。” 但莫金想到了。伯吉斯害怕同莫金会面，并让布兰特把自己的担心转告他。考 虑到伯吉斯的状况，莫金认为他在审讯中大概挺不住，于是便强迫他同麦克林一起 出逃。 关于麦克林和伯吉斯出逃的事存在着各种说法。 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5月 25日星期五早晨，外交部长罗伯特·马礼逊主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28日星期一开 始审讯麦克林。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马上便有一个至今还未被发现的间谍（通常 被称为“第五个间谍”，这种叫法是错误的）预先通知了伯吉斯，当晚他就同麦克 林一起逃跑了。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25日的会议，也没有什么预先警告。马礼逊是 根据手下人的书面证据决定审讯麦克林的，但审讯日期并未确定。伯吉斯的家在肯 特郡和萨里郡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子里、但由于人手不够和失算，军情五处和警察局 的特务组织都没能对它进行监视而让伯吉斯跑掉了。即便是军情五处拘捕了他，当 时所有的证据还不足以给他定罪。因为官方拒绝在法庭上使用“维诺纳”，这就意 味着除非麦克林自己承认罪行。这种情况在福克斯身上曾经发生过。如果麦克林的 精神像后来菲尔比那样能经受住考验，他可以否认有罪，但在当时无论是莫金还是 莫斯科总部都不能冒这个险。 麦克林通过伯吉斯得到菲尔比的警告。菲尔比通知自己的上司：军情五处在华 盛顿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杰弗里·帕特尔松已接到命令，在5 月23日前向伦敦报告 有关“荷马”事件侦察进展情况。菲尔比判断对麦克林的审讯将在5 月28日开始。 莫金马上决定执行出逃计划。24日到法国去的船票已经买好。25日晚（星期五）伯 吉斯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往麦克林那幢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式样的房子。当时麦克林 夫人刚刚为他生日摆好餐桌，夫妇二人坐在桌旁。那年麦克林刚满38周岁。伯吉斯 称自己是外交部的罗德泽·斯泰因，他坚持让麦克林马上跟他走。麦克林匆匆上楼 同儿子们告别后，惊慌失措地跟妻子解释了几句，便上了伯吉斯的汽车。他们匆匆 忙忙赶到南安普敦，正好能赶上半夜起航开往法国圣马洛湾的“法兰西”号轮船。 在法国。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伪造的文件，凭着这 些文件两人先到了日内瓦，然后从日内瓦回到了莫斯科。 30年后，每当尤里·莫金在安德罗波夫学院讲到“王杰”时，总会回忆起1951 年5 月伯吉斯和麦克林的危险处境。而他对布兰特的回忆却与此大相径庭。1945年， 克罗托夫在布兰特身上发现了同伯吉斯一样精神极度紧张的迹象。在之后的6 年中， 布兰特只为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完成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差事，从事科研并 在一个皇室成员的家庭的保护下休养，在此期间他完全恢复了精力。尽管在伯吉斯 逃回莫斯科后他又曾表现出新的紧张情绪，但莫金也欣喜地注意到。他在危急时刻 表现出的冷静的职业本能。后来莫金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坦白地说，领导像布兰特这 样的间谍是“莫大的荣幸”。伯吉斯和麦克林逃走时，布兰特却赢得了过去他在军 情五处时的同事们的完全信任。伯吉斯逃走之后。军情五处因怕此事声张出去而对 是否马上搜查他的住宅犹豫不决，布兰特答应向伯吉斯的同性恋伙伴杰克·希尤特 要房门钥匙。但在把钥匙交给军情五处的人之前，布兰特在房间单独呆过几小时， 销毁了伯吉斯和他同性恋伙伴的信件及其他一些杂物中有损他名誉的材料。布兰特 这样做并未得到莫金的暗示，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菲尔比最后那封 带有“天气变热了”的警告信。 “五杰”中的第五名成员约翰·克思克罗斯没有参与出逃的准备工作。从二战 爆发时起他就在国防管理局（物资保障局和干部局）和财政部工作，而且没有同其 他四人建立联系。他每个月提供的资料数量之多，一直使克罗托夫和莫金感到震惊。 他曾向克罗托夫报告了英国人研制原子弹的意图，因为他有办法接近有关军备预算 的材料，包括原子弹研制的预算开支。1947年，克恩克罗斯忙于通过“放射性元素 法”，两年后他又积极参与解决建立“联合国”的财政问题，并领导一个负责组织 工作的下属委员会。但他乖僻的性格影响了他的升迁。直到1950年37岁时他才获得 一个官衔。1951年由于布兰特工作中的一次失误结束了他作为苏联间谍的生涯。搜 查伯吉斯的住宅时，布兰特忽略了几张未署名的纸，这是二战前及二战初期白厅机 密会谈记录。记录中提到的约翰·科尔维尔爵士后来辨认出，该记录出自克恩克罗 斯之手。军情五处开始监视他，尾随他到了同上司接头的地点，但莫金并没有出现。 在军情五处的审讯中，克恩克罗斯承认他曾为俄国人提供过机密纪要，但否认自己 是间谍。他被财政部解职，在北美干了几年后，又转到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 最后在1964年例行调查之前、他供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而他作为一名积极活动的 苏联间谍的工作早在1951年布兰特漏掉他的会谈记录时就结束了。 1979年，布兰特的活动已经广为人知。他承认，曾有人向他施加压力，建议他 同伯吉斯和麦克林一起逃回莫斯科（此人就是莫金，尽管布兰特没有指名道姓）， 但他拒绝了，他不愿离开库尔塔特今人愉快的学术圈回到斯大林统治的俄国，接受 那灰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过了13年，他终于向军情五处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但即使在那时，指控他的材料仍不足以把他送上法庭。作为认罪的交换条件他被免 于处罚。 与上述情形不同的是，当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之后，菲尔比马上就遭到了同事 们的鄙视，虽然并非所有伦敦、华盛顿的同事都相信他的间谍行为。对他的蔑视主 要是由于他同伯吉斯的关系引起的。伯吉斯在华盛顿期间，曾请求和菲尔比及其妻 子住在一起。尽管当时菲尔比怀疑此举是否理智，但还是迈出了这错误的一步。他 认为在多年相识之后拒绝伯吉斯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同时他也希望伯吉斯同他住 在一起可以少卷人一些不体面的事情中去。即便是伯吉斯1951年5 月因为那些荒唐 事被调回英国时，他也没想到，伯吉斯会同麦克林一道去莫斯科。菲尔比是从杰弗 里·帕特尔松那儿知道出逃的事的，此人是军情五处在华盛顿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 “看样子他很害怕。他小声说：‘金，鸟儿走了。’我做出惊骇的表情：‘哪 只鸟儿？不会是麦克林吧，果然是他？’他回答：‘是他，不单是他……盖伊·伯 吉斯也跟他跑了。’这回我可真是给吓住了。” 当天，菲尔比便把为莫斯科复制文件用的照相设备埋到了树林里。总部为他制 定了出逃计划，但傍晚他决定暂时不着急走，他留了下来，同时放弃了一切活动。 在华盛顿，菲尔比并未完全销踪匿迹。中央情报局局长沃特·贝德尔·史密斯 通知英国情报机构，菲尔比不能再继续履行协调官员的职务。尽管菲尔比被召回英 国，但不管在华盛顿，还是在伦敦，他还拥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其中包括英国 情报机构未来的反间谍头目詹姆斯·杰苏斯·恩格顿。此人自认为早已看透菲尔比， 即使是在菲尔比离开一年后，他还对中央情报局来伦敦工作的同事詹姆斯·马卡尔 格说：“我仍然觉得，菲尔比将成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领导。”更有甚者，在明 了菲尔比确实已叛变后，他还深感震惊。菲尔比和“五杰”的其他间谍给英美情报 工作带来的最长远的损失是他们迫使恩格顿、彼得·赖特和其他一些大西洋两岸的 情报人员在嵌满镜子的房间里团团转，徒劳地搜寻苏联更大规模间谍行动的证据。 菲尔比从华盛顿回来后就离职了，他得到4000英镑的津贴，其中2000英镑马上 被他花掉了，余下的2000英镑也在3 年间花光了。菲尔比算计得很对，不把钱“一” 次花光，因为今后3 年他“有可能在监狱中度过”。1951年12月他被传唤到军情五 处的总部接受法庭调查。这个法庭实际上是非正式的，而菲尔比在回忆录中的叙述 并不准确。一名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曾回忆说：“离开法庭时，每个人对菲尔比有 罪都确信不疑。”很多菲尔比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同事也认为他有罪，尽管后来在莫 斯科他试图摆出另一种姿态。但法庭调查做出的结论是：由于搞不到材料，法庭调 查无法展开。英国情报机构的一群朋友继续支持菲尔比，在这些人面前，菲尔比是 一名麦卡锡主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无辜牺牲品。 此后，直到1963年出逃。菲尔比除了在贝鲁特有一些明显言过其实的功绩外， 他作为一名苏联间谍的作用大大减弱。“王杰”的黄金时期也随着伯吉斯和麦克林 出逃，克恩克罗斯的败露和菲尔比被情报处解职而宣告结束。自从30年代“五杰” 开始同苏联合作，莫斯科总部的大多数情报人员是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国 际中招募来的。而冷战时期的新一代间谍则并非如此。战后古琴科、伊丽莎白·边 特丽、切姆伯斯和其他间谍关于莫斯科利用西方共产党人充当间谍的供词公布于众 后，引起了一系列丑闻。这迫使总部除特别情况外，绝对禁止使用西方共产党员担 负情报工作。 正是那时，“五杰”的“黄金时代”日薄西山，而另一位30年代从剑桥招募的 间谍却走向了荣誉的顶峰。阿里斯特·沃特森，过去曾有一个时期担任过阿波斯托 洛夫的秘书； 在使布兰特信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 后又成为伯吉斯 “五人组”首批成员之一。在皇家学院读研究生的6 年期间，他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二战初期他以一名临时科技人员的身份进人海军部，从事雷达及及设计工作。战后 他的工作显得愈加重要，1953年，他成为海军部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开始从事绝 密的设计工作，该项目引起克格勃的极大兴趣——研究一种借助低频声波搜寻潜水 艇的方法。有一段时间，沃特森同军情五处官员彼得·赖特的兄弟住在一幢房子里。 早在他败露前赖特就厌恶他。“他是一个瘦高单薄的家伙，长着长长的山羊脸。走 起路来也很怪，好像总是用脚尖走路。”但是，其他人认为沃特森是个风趣的人； 尽管谈起话来有些怪。甚至年届七0 的时候他还能用一连串笑话与朋友聊天：从四 维几何题、对《失乐园》的想像到古埃及字谜。沃特森当时任海军部实验室潜艇设 备部的负责人。赖特认为一他从事的是整个国防部最机密、责任最重大的工作”。 克格勃的人也持同样的看法。40－50年代，他的上司同“五杰”一样，先后是戈尔 斯基、克罗托夫和莫金。1953年一1955年莫金在莫斯科的时候，沃尔森同莫金的下 任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吵了一架（此人后来当上了彼尔姆国立高 尔基大学副校长）。沃尔森对彼得·赖特说：“他过分资产阶级化……穿法兰绒裤 子、蓝色西装，退他那只卷毛狗。”然后罗金同他一起工作，之后莫金第二次同他 合作，再往后是尼古拉·普罗科费耶维奇·卡尔佩科夫，此人1958——1963年是苏 联在伦敦间谍网中的科技专家。1967年，军情五处对沃特森进行了调查，并把他调 到非保密的海洋研究所。 1980年编写的第一总局秘史罗列了大量战后的功绩，其中提到了来自英国的科 技情报数量增加。除了侦察潜艇设备系统外，苏联驻伦敦间谍机构还试图提供核动 力和军事技术等各方面的情报，包括导航系统。在50年代的科技侦察中最为积极的 是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那时他是一名政治侦察官员。后来他主持 专门从事科技侦察的丁局的工作。50年代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50年代初，总部成功地实现了对英情报机构的渗透工作。菲尔比被英国情报机 构解职后，国家安全部着手招募另一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间谍一29岁的乔治·布莱 克，他本姓贝哈尔。布莱克生于鹿特丹，父母给他起名“乔治”，是为了纪念国王 格奥尔格五世。二战期间，布莱克在荷兰抵抗力量中作战，战争结束时成为一名海 军情报军官。1947——1948年他在一所学院学习俄语，然后到英国情报机构工作。 英国情报机构似乎没有完全了解这名新工作人员的全部情况，至少不知道安里·丘 里埃尔（这是一名激进的埃及共产党党员），曾对布莱克产生过巨大影响。布莱克 年轻时常和他见面。1949年布莱克被派到南朝鲜，他以副领事的外交掩护身份在汉 城工作。一年后，朝鲜战争刚刚开始他就被进军的北朝鲜军队拘留。 莫斯科总部得以招募布莱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人；当时中国“志愿 军”已进驻朝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安全部曾建议向中国派遣大 批的顾问并在莫斯科对中国情报人员进行培训。毛泽东接受了这两项建议。但中国 始终注意不使自己的情报官员受到国家安全部的控制。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同东欧人 同出一辙。他们极力照搬苏联的经验，熟悉新技术，但拒绝按照苏联的规定学习， 不使用苏联课本，认为这些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像东欧国家一样，他们不允许 苏联人参与他们的情报活动。但是中国向苏联透露了从朝鲜战场上得到的美国军事 技术情报，把自己培养间谍的基地提供给国家安全部使用，以便对付美国和其他西 方国家。国家安全部也可以接触到一些抓到的中国、北朝鲜俘虏。这中间包括乔治 ·布莱克。 招募布莱克的工作大概是从1951年开始的。据第一个审问他的国家安全部官员 格里戈里·库兹米奇说，布莱克一下子就流露出对西方政治的完全失望；对英美人 侵朝鲜也有些不满，但他拒绝出卖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但1953年春，当他和 其他一些战俘被释放时，他已完全被策反，成为一名苏联间谍。此后10年，他佝苏 联提供有关英国情报机构行动及人员的情报，就像当初菲尔比那样满怀热情，只是 不那么有效罢了。 冷战初期苏联情报部门有过几次向欧洲大陆国家的成功渗透，其中总部认为向 法国和西德的渗透最有意义。打人法国统治集团是利用了战后法共的巨大影响力。 法共曾连续10多年获得四分之一以上的选票。1947年，联合政府中的共产党员部长 们也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叛逃的苏联情报人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娃和叶夫多 基姬。彼得罗娃姐妹指出，国家安全部和情报委员会认为在法国极易开展情报工作。 1947——1949年，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驻巴黎的间谍头目是伊万诺维奇·阿 加扬茨，亚美尼亚人，将近40岁，会讲法语、英语，爱开玩笑。叶夫多基妞·彼得 罗娃回忆说，他是所有同事中最风趣的一个。“吸引人，有教养，一个彬彬有礼的 ……知识分子，一个出色的间谍。”凭着在巴黎卓有成效的工作，阿加扬茨1949年 得到升迁，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第二总局局长，主管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事务。在 巴黎，1950－1954年接替他做间谍头目的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克罗欣， 他在法国过得也很愉快。据彼得罗娃姐妹回忆，他脸上带着微笑、快活，是个对自 己的生活知足而乐的人。克罗欣第二次被派往巴黎是在1966～1972年，这也证明了 他第一次在巴黎的工作是成功的。 在阿加扬茨和克罗欣做巴黎间谍头目时，彼得罗娃姐妹在总部看到了大量（如 果不是大部分的话）正式文件，但提供这些文件的间谍并没有暴露，至少没有他们 被捕的消息。冷战期间，在法国被发现的苏联间谍中最重要的是乔治·帕克。他在 法国工作了20年、1943年，帕克当时统年轻。才29岁，正满怀信心地学习意大利语，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亚历山大、古佐夫斯基将他招为苏联间谍（古佐夫斯基当时 在戴高乐将军临时政府的无线电站负责政治情报工作）。战后法国“第四共和国” 期间帕克随他的上司古佐夫·斯基也到了巴黎，曾担任过几个部的办公室秘书和顾 问。像冷战中很多间谍一样，帕克与其说是凭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倒不如说是靠 一种自我肯定的精神在工作。这种精神支配着“王杰”’以及更早的苏联间谍。帕 克渴望在国际关系舞台之外的领域成为主角，既然这个愿望已不能公开实现，他就 努力平衡苏联和美国的力量，他认为两国都过于强大。帕克讲过，斯大林和赫鲁晓 夫都曾向他致谢。帕克工作最富效率的时期是1958年戴高乐重新掌权后，他获准接 触最重要的国防机密。 德国分裂和东德源源不断逃往西德的避难大军使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很容易 被东方集团打入。莫斯科总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半官方的对外情报部门，1949年， 它们作为联邦情报局（西德）正式加人联邦办公厅。渗透工作从1949年开始，在卡 尔斯霍尔斯特招募了原党卫军大尉，后来成为无业游民的汉斯·克莱门斯。1951年， 克莱门斯从对外情报部门得到一份工作后，又把自己当党卫军时的朋友海因茨·费 尔费推荐到对外情报部门。后者也开始为国家安全部收买间谍，其本人也很快成为 一名冷战时期最成功的间谍。1953年，他宣称自己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以红军上校 为首的情报网，使同事们感到震惊。这个情报网提供的情报包括一些真实情报和总 部加工过的假情报，其中相当一部分被送到波恩西德首相康拉德·阿登纳那里。卡 尔斯霍尔斯特继续帮助费尔费，向他提供东德的会议记要，并使他成为一名东德的 间谍。费尔费活动最积极的时期与帕克相仿，1958年以前，他被认为是德国的菲尔 比。像菲尔比在1944年那样，他成为苏联反间谍部门的一个头目。但他工作的动机 更像帕克， 他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职业间谍、 联邦情报局的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 （而当时他正设法欺骗该组织）。在卡尔斯霍尔斯特充满了对他的褒誉之声，似乎 使人相信，他的功绩甚至超过了里哈德·佐尔格，这更助长了他的傲气。他曾说： “我希望俄国人把我当成一流的间谍。” 冷战期间苏联情报活动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既针对假想的敌人也针对真正的对 手。30年代那种搜捕真正的，更多时候是臆想出来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被寻找 并消灭那些“所谓的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家”的行动所代替，并把冷战推 向了高潮。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同斯大林一样，他们认为，1949年铁托脱离莫斯科， 是旨在瓦解苏联集团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一部分。7 月，斯大林的宠臣日丹诺夫在共 产党情报局的会议上宣布，根据国家安全部已经掌握的证据，铁托参与了帝国主义 间谍组织对人民民主国家的颠覆活动。许多有关铁托同西方秘密组织有联系的假想 臆造都是为了使他名誉扫地。有一些则是斯大林和莫斯科总部偏执狂的偏见。其实， 这两方面是相互紧密地联系着的。 在东欧没被发现的、最大的、参与铁托帝国主义阴谋的西方间谍头目是诺埃尔 ·哈维兰德·菲尔德，他过去是一名古怪的美国外交官，人道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 者。1949年，莫斯科总部“挖”出了他，认为他是美间谍机构的情报人员；负责向 各共产党内部派遣间谍，以便在铁托和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菲 尔德是一名很浪漫的共产党员，他的幼稚本身就足以使总部那些善于发现阴谋的理 论家产生怀疑。 实际上，1935年还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他就首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为间 谍。他提供情报但拒绝提供文件。1936年，他离开华盛顿到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秘 书处工作。弗洛拉·刘易价为他写的传记中说他当时认为：“作为国际组织的工作 人员，即便继续作苏联间谍，也不应该出卖任何人。”菲尔德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 合作始终是不愉快的。他在日内瓦的第一任上司伊格纳季一波列茨基（还有路德维 希和赖斯）很快就叛逃了，后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处死。菲尔德的下一个联络人瓦尔 特·克里维茨基次年也出逃了。同赖斯一样，他也被内务人民委员部诟病斥为托洛 茨基分子。1937年菲尔德携妻子来到莫斯科，试图重新同内务人民委员部恢复联系。 他俩过去在华盛顿的上司保罗和黑德·麦辛格到他们的房间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打电 话要出境护照，并说，如果不给的话他们就要靠菲尔德的帮助去找美国大使馆。很 显然内务人民委员部不想再起用菲尔德了。 尽管发生了种种变故，菲尔德对斯大林的天真的信仰并未改变。他常对朋友们 说：“斯大林知道该干什么。”二战期间，他组织了一个服务委员会的人道主义援 助活动，开始在法国，然后在日内瓦。在那里他担任该服务委员会欧洲分部的主席。 在瑞士他帮助了不少从德国和匈牙利逃出来的共产党员。在此期间，他同美国战略 情报局驻瑞士的头目阿伦·达拉斯（1953——1961年中央情报局局长）恢复了联系， 这一行动引起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怀疑。10年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菲尔德就同 达拉斯相识了。在联合德国共产党人建立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的工作中，他预先得到 了达拉斯的支持，但战略情报局的头头们并没有批准这项建议。 1947年，菲尔德因为同共产党的接触和他的寻花问柳而丢掉了在服务委员会里 的职务。但菲尔德的行为给总部带来的忧虑更大。他几次到东欧，希望找到一份自 由记者的工作或做一名大学教师，这些使人怀疑他在为西方情报机构工作。在南斯 拉夫同苏联关系破裂之后，这种怀疑进一步加剧。二战期间，菲尔德同南斯拉夫共 产党人紧密合作并促使达拉斯开始支持铁托的游击队。1944－1945年期间，他又帮 助匈牙利工作。1948年驻日内瓦的情报委员会间谍机构搞到一封菲尔德战争末期写 给达拉斯的信件副本。虽然信上只字未提搞情报的事，但总部那些揭露“阴谋”的 专家们仍从中读出了他蓄谋从事间谍活动。 还必须找到那些菲尔德在东欧的同谋。1948年，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马加什 ·拉科西被召到莫斯科并告知，担任内务部长的、党内最知名的领导人拉斯洛·莱 克已被怀疑。即使在斯大林时期，有关“莱克阴谋”的史料中，也不无遗憾地认为 他确实“一表人才”“女人们认为他很有魁力，男人们也为他的个性所折服”。尽 管莱克是个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但他是五名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唯一在战争期间没 有在莫斯科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庇护的一个。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法国沦陷后他 在那里的集中营中呆了3 年。1941年他回到匈牙利，成为地下中央委员会书记、抵 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44年10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在集中营关押了6个月之后， 1945年5月回布达佩斯。 不幸的是莱克从战争时起就欠了菲尔德的情，菲尔德曾帮 他从集中营跑出来返回匈牙利。总部的那班人马上把此事当作菲尔德阴谋向匈共搞 间谍渗透的证据。这一点由于莱克和南斯拉夫的联系更被确信无疑。早在铁托同莫 斯科关系破裂之前吉拉斯就提供证据说，莱克同他的同事——南斯拉夫内务部长兰 科维奇建立过“异常密切的联系”。 1948年夏天，拉科西在莫斯科接到指示之后回到匈牙利，召集除莱克以外的党 内头面人物，他当场宣布：有“证据”表明莱克正在协助美国情报机关工作。卡达 尔（1956－1988年，匈共中央第一书记）也到会并被告知，由于莱克已被严重怀疑 （尽管还未被最终证实），他已不能再担任内务部长职务，不能再继续领导匈牙利 情报机构的工作。卡达尔被临时任命为内务部长，莱克成为外交部长。针对莱克和 其他一些匈牙利情报机构的“阴谋家”的问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秘密机构，由 加博尔·彼得和他的两个贴身助手埃内·休奇上校和朱拉·德奇上校负责。当然主 动权仍在国家安全部手中，东南欧事务的总顾问费奥多尔·别尔金派遣两名将军一 一个利哈乔夫和马卡罗夫到布达佩斯，监督逮捕和公开审判的准备工作。当时国家 安全委员部顾问组的人数增加到40人。1949年5 月在匈牙利情报机构的要求下，菲 尔德被派到布拉格一所大学执教。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因德尔日赫 ·韦肖雷。不太相信国家安全部臆造的有关菲尔德从事阴谋活动的说辞，并在开始 时拒绝了匈牙利情报机构逮捕他的要求。于是别尔金开始干涉此事。后来韦肖雷承 认，哥特瓦尔德总统曾对他讲：“如果别尔金将军……认为有必要，那就按他们的 意见办吧。”5 月11日菲尔德在布拉格被捕。第二天他被押解到布达佩斯接受国家 安全委员部和匈牙利情报机构的联合审讯。 5月17日彼得召集匈牙利情报机构全体 领导会议，宣布破获一起重大阴谋，阴谋的策划者是西方特务机构和“帝国主义的 走狗” 约瑟普·铁托。此后两星期他们想稳住莱克。5月29日拉科西邀请莱克夫妇 共进早餐。 第二天莱克就被捕了。6月11日，卡达尔作为主管匈牙利情报机构的部 长，在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报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确有一些人不相信 莱克有罪，但大多数是简直被吓瘫了。”用卡达尔的话说，这次会议是党中央第一 书记拉科西筹备的。 匈牙利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和苏联国家安全部派来的顾问们一起审讯了莱克。 东南欧事务总顾问别尔金始终监视着审讯过程。据被认为是莱克同谋的贝拉·萨斯 回忆：“每到俄国人对匈牙利人讲话时，后者总是要卑躬屈膝满脸堆笑。这些（国 家安全部的）长官们最平淡无奇的笑话也会引得他们哄堂大笑。”审讯中别尔金一 支接一支地吸他那装在皮烟盒里的美国“古金”香烟。他一直很恼火。当萨斯没能 证明莱克有罪时，他跳起来，疯狂地把手里的纸夹于甩了出去，从我眼前抓起烟盒， 足有一分半钟用俄语大叫：“这可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的聚会，要挑衅这儿不是地方！” 虽然别尔金和国家安全部来的顾问们经常下命令拷打受讯者，但打手总是匈牙 利情报机构的人。其中一名主要行刑者弗拉基米尔·法尔卡什后来证实，他只不过 是执行莫斯科的命令而已。 匈牙利情报机构负责人加博尔·彼得抱怨说。殴打和审讯并未使莱克认罪。卡 达尔后来对他说；“甚至霍尔蒂分子也不能让莱克屈服，拷打对他不起作用，于是 他们不再使用武力了。”对莱克来说家庭所受的威胁对他更起作用。但似乎最终使 他就范的还是斯大林主义那种对党的责任感。卡达尔到监狱看望他、求他为党再效 一次力，承认有罪以便在法庭上可证明铁托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卡达尔说，全政 治局的人都知道他是无辜的，但请他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 他被判了死刑。卡达尔答应，他的家人将用新名字在苏联生活。卡达尔万万没想到 的是，这次谈话被录在磁带上了。拉科西为了报复卡达尔，在1956年卡达尔下台前 不久，让中央委员会成员听了这盘录音。 对莱克和他那些臆造出来的“同谋”的公审于1949年9 月在布达佩斯人民法院 举行，这次公审实际上是一次有关巨大阴谋的传说的佐证，这个传说涉及到铁托同 西方情报机关颠覆活动相勾结的问题。作配角的还有共产党干部管理局局长季博尔 ·索尼，他是莱克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重要一环”；拉扎尔·布兰科夫，曾任南 情报协调官员，他使莱克和铁托“建立了联系”；还有德埃尔德·帕尔菲中将，在 审讯中他承认自己曾企图策动军事政变。原告在总结发言时指出： “这次审判具有国际意义……在被告席上坐的不仅是莱克和他的同谋，同他们 一起的还有他们的外国主子一贝尔格莱德和华盛顿的帝国主义阴谋家……这里宣读 过的证据充分表明，即使是在同希特勒作战期间，美国情报机关还在准备同社会主 义和民主，力量做斗争。在兰科维奇背后还有菲尔德和达拉斯……铁托和他的党羽 在匈牙利策划的阴谋本应由莱克间谍集团实现，不能认为这一阴谋与美帝国主义的 全球计划无关。” 莱克和其他4 人被判绞刑。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和匈牙利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 都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证据都是为了导演一幕政治说教剧而炮制出来的。国家安全 部的人确实指示过匈牙利情报机构，同被告一起排演法庭的审讯活动，似便一切听 起来都更逼真。但是，大多数国家安全部的人对铁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阴谋 深信不疑，并且利甩一切可能来揭露他们的“罪行”。曾目睹对莱克实施绞刑的瓦 列里·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科罗托夫来自国家安全部，作为该案顾问也曾出庭，他后 来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起在第一总局第一局工作，曾对后者谈起，从政治角度看， 法庭审判是必不可少的。他一直记忆犹新的是行刑前莱克喊的一句话：“共产主义 万岁！” 对所谓阴谋的参与者的调查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接替莱克担任内务部长的 卡达尔也受到怀疑，1950年被革职，1951年被捕受审。虽然他死里逃生，在斯大林 去世一年后得到平反，但他的下一任泽列特在得知自己也将受到“清洗”时，却亲 手杀死了妻子。孩子和岳母，然后开枪自杀。1952年匈牙利安全机构副主席埃内· 休奇访问莫斯科，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讲到“清洗”已经失去控制， 严重威胁着共产党本身。在返回布达佩斯途中他即被捕，国家安全部调查小组和匈 牙利安全机构对他进行了联合审讯并宣布他为间谍。 国家安全部揭露了一些破坏活动，这些活动当然是铁托和西方情报机关在“友 好盟国”甚至西方共产党中组织的。对莱克审判夜后，在布拉格又组织了一次重要 的审判。还在审判莱克之前的布达佩斯会晤时，别尔金和拉科西就同时给卡列尔· 施瓦布施加压力（此人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副部长兼安全机构负责人），要 他尽快逮捕并审判犯人。一周后，哥特瓦尔德总统和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请求苏 联国家安全部派几名有经验的顾问来主持审问。不久里哈乔夫和马卡罗夫从布达佩 斯来到布拉格。接着便开始疯狂搜捕“捷克斯洛伐克的莱克”的行动（这是1968年 “布拉格之春”时调查委员会的说法）。里哈乔夫和马卡罗夫指责捷克安全机构对 待阶级敌人软弱无力、犹豫不决。于是，斯兰斯基便宣布成立一个独立于内务部的 安全部门， “专门负责调查反党行为和政治奸细” 。开始时给人的印象是，似乎 1950年3 月被撤下来的外交部长斯洛瓦金·弗拉基米尔·克列门季斯，最有可能是 “捷克斯洛伐克的莱克”。春天又开始对其他的“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漫 骂（他们中有未来党的领导人、国家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似乎马上就要举行 公审、1950年夏天，里哈乔夫和马卡罗夫让位给新上任的以弗尔基特·博亚尔斯基 为首的国家安全部顾问们。此时政击的对象已不再是铁托主义，而是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被视为西方破坏分子的主要武器。 对犹太人的迫害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号所掩盖，也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对以 色列态度的变化。1947年联合国研究了巴勒斯坦分治和建立犹太人国家的计划，苏 联投了赞成票。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会上发言时说：“这一决议满足了犹太 民族的合理要求，几十万犹太人至今仍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莫斯科把建立犹 太人民族国家，看成是苏联和波兰的进步犹太人在中东给英帝国主义的重重一击。 而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击则被认为是反动封建统治者阻挠进步新国家建 立的垂死反抗。苏联在外交上的支持，以及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以道义名义送给犹太 复国主义者的武器，对以色列国的最终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苏联率先承 认以色列为合法国家。克里姆林宫指望犹太复国主义者会因为这种迅速支持和红军 在打垮希特勒时所起的决定作用而感恩戴德。苏联领导层希望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 反帝革命的领头人， 并帮助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站稳脚根。 波兰统一工人党则声明 “自己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阵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47年底，情报委员会远中东问题管理局的负责人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奥 特拉先科上校召集会议宣布，斯大林亲自指示情报委员会保证苏以联盟的稳定。苏 联借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为在一定程度上向以、美及其他西方国家派驻间谍提供了巨 大可能。情报委员会间谍局局长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人们都称做 ‘萨沙”，身材魁伟，娶了一个犹太人做妻子）负责选拔和培训犹太移民，然后作 为苏联情报人员送往以色列。他的主要助手弗拉基米尔·韦尔基波罗赫中校更是以 “瓦罗佳大叔”而闻名，1948年，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驻以色列的首 任主席。后来他和科罗特科夫一起受到奖励，并因在以色列的谍报工作中有重要建 树而被提升为将军。 1950年，犹太人的过分行为促使苏联对以色列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这就是 俄国犹太人在建立一个新国家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太大的热情。1948年10月4 日是犹 太新年，戈尔达。梅尔和在莫斯科的以色列其他外交代表去了莫斯科犹太教堂，当 时围观的犹太人达3万之众。 战时为动员犹太力量投人反法西斯斗争而成立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接到指示， 命令他们只能回答“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苏联犹太人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社 会主义国籍。”而现在，犹太人却在聚众闹独立。很自然，集会很快被驱散。据赫 鲁晓夫讲，米霍埃尔斯被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挤到了卡车轮下，当场身亡。1948－ 1949年的那个冬天，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犹太国家剧院被关闭。犹太语作家几 乎全部被捕。。甚至莫洛托夫的夫人热姆丘任娜也被捕并于1949年被流放。据赫鲁 晓夫说，在就是否将莫洛托夫的妻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表决中，莫洛托夫投了弃 权票，斯大林为此大发雷霆。莫洛托夫虽保留了政治委员的名义，但不再担任外交 部长职务。 约有一年左右，苏联虽在国内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非难，在国际舞台上仍给了 以色列很大支持。但当苏联意识到，以色列不断巩固同西方的关系，尤其是同美国 的关系，克里姆林宫就转而支持阿拉伯人的反以力量。从那时起犹太复国主义就被 公开看作是帝国主义阴谋诡计的一部分，是企图借居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犹太人之 手摧毁社会主义阵营。对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深信不疑，暴露了斯大林内心潜在的 反犹太主义，而且他一直未能把这种意识深埋心底。虽然在自己的书面、口头讲话 中一直回避反犹太的言论，而在自己的献媚者面前，则讥笑犹太人的言语方式等等。 据赫鲁晓夫回忆：一次国家安全部的代表和一些党的领导向斯大林汇报了飞机制造 厂工人的不满情绪，斯大林对他说：“应该给工厂的先进工人发根大棒，好让他们 下班后去收拾这些犹太佬！”新的反犹太主义的政策的实行，给莫斯科总部也带来 了不少困难。奥特拉先科上校在会见情报委员会远东和中东局的官员时称，犹太复 国主义同帝国主义是一致的，有些官员很不理解怎么能把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 据克格勃的叛逃者伊利姬·吉尔克韦洛夫说，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显而易见，又 有一个表示什么‘主义’的新词出现了，但它与马列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总之，它 属于托洛茨基主义那一类。我们都知道事情不妙。” 国家安全部在境处对犹太复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是在捷克斯洛伐克。 国家安全部高级顾问弗拉基米尔·博亚尔斯基1950年夏天经过捷共允许，开始放手 调查“犹太复国阴谋”。他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他们控制 着一个高水平的间谍网。”博亚尔斯基迫害犹太人活动的第一个重要牺牲品。是布 尔诺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奥托·什林格，犹太人，1950年10月被捕。1950年冬，继续 有大量党员被捕。1951年2 月在搏亚尔斯基支持下。反犹人物安德烈·克佩尔克被 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负责人，专门负责调查颠覆国家的敌人，并马上组建 了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部门。克佩尔克常对自己的同事说，他见到长鹰钩鼻子 的人就马上用铅笔记下或干脆关押起来。 博亚尔斯基坚持认为，对付犹太复国主义阴谋需要一个比什林格更强硬的人。 1951年，捷共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又成了博亚尔斯基的靶子，被指控为阴谋活 动的主谋，而事实上此人是坚定的斯大林的信徒。据博古米尔·多贝克中校说，捷 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领导人博亚尔斯基和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再三强调“犹太 复国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举出洛克菲勒、洛克希德和其 他一些人， 并把这些名字同受犹太人迷惑的斯兰斯基的行动联系在一起。1951年6 月，多贝克和他的助手就犹太人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间谍、颠覆活动写了 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把斯兰斯基和贝德日赫·格明德称为主谋，后者当时是捷共 书记处主管国际事务的领导。这份报告经过博亚尔斯基和国家安全部顾问们的修改 后被送交哥特瓦尔德总统和安全部部长拉季斯拉夫·科普尔日夫审阅。 但斯大林认为报告还不能有力地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公开审判中发挥作用。 7月 20日，斯大林在给哥特瓦尔德的信中指出，到此时为止收集到的证据远远不足以给 斯兰斯基和格明德定罪，并且命令调回博亚尔斯基。在4 天后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斯 大林补充说，“要由一名更强硬更有经验的人”接替他，而且根据国家安全部的报 告必须免去斯兰斯基党的总书记的职务。 斯大林亲自干预斯兰斯基的事，反映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危胁的杞人忧天情绪 日益加剧，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也越来越不信任。1951年 秋，阿巴库莫夫被投人铁窗。莫斯科市党委书记赫鲁晓夫亲自跑到军官俱乐部解释 逮捕原因。他说明了两条理由：其一是贪污腐化。阿巴库莫夫为了个人享乐与许多 私人妓院有牵连，他还指示从国外购买奢侈品，因此名声极坏。其二是因为他没能 及时发现“列宁格勒阴谋”，该阴谋涉及到几个安德烈·日丹诺夫的部下。日丹诺 夫当时已因犯有未被确认的“重大叛国罪”被处死（阿巴库莫夫最终于1954年，即 斯大林死后一年被定罪处决。他的罪名之一就是给那些已经“承认”有罪的列宁格 勒事件鹌参加者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斯大林撤掉阿巴库莫夫的主要目的大概 是限制贝利亚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影响。国家安全部的新部长是谢苗·杰尼索维 奇。伊格纳季耶夫，他的发迹也是在情报委员会。他曾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与阿 巴库莫夫不同的是，他丝毫不依靠贝利亚，他甚至还“清洗”了贝利亚的家乡梅格 列利亚。 在伊格纳季耶夫的具体领导和斯大林的指挥下国家安全部开始了苏联侦察史上 所谓的反犹太时期。1951年10月初，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别夏斯诺夫来到布 拉格，作为国家安全部首席顾问取代了失宠的博亚尔斯基。这回斯大林似乎对已掌 握了公开审判犹太复国主义阴谋所必需的材料表示满意，10月11日，派政治局颇有 影响的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携自己的私人信件会见哥特瓦尔德总统，信中要求 立即逮捕斯兰斯基。当哥特瓦尔德犹豫不决时，米高扬便从苏联大使馆给莫斯科去 了电话，然后通知哥特瓦尔德说总书记同志坚持自己的要求。哥特瓦尔德让步了。 10月24日斯兰斯基被捕。 对斯兰斯基和他的“同谋”的审讯，是在别夏斯诺夫和他的两个助手叶西科夫 和加尔金的监视下进行的。逼供所必需的严刑拷打则由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人 执行。公开审理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一年，其间国家安全部前后派出3 名顾问前往布 拉格监督工作。他们是格罗莫夫，莫罗佐夫和切尔诺夫。对鲁道夫·斯兰斯基从事 颠覆国家活动的诉讼于1952年10月20日开始。在宣布开庭的讲话结束后，检查官宣 读了14名罪犯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党的高级官员。包括斯兰斯基在内的11人被证 明有“犹太血统”，还有两人被证明为捷克人，l 人为斯拉夫人。最初国家安全部 的顾问们建议用“犹太族”或干脆用“犹太人”的说法，但遭到哥特瓦尔德总统和 捷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们的反对，所以最后同意用“犹太血统”这个较含糊的 字眼。尽管如此，“犹太血统”的说法在斯大林式的公开审判中也属首次使用。30 年代没有人在法庭上提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和其他一些遭镇压者的犹 太族身份。在布达佩斯对莱克的诉讼中，7名被告中的3人的犹太血统也只字未提。 在对斯兰斯基的审理中，犹太教育成了他“背信弃义”的原因。精心培训的证人在 法庭上反复说： “这些叛徒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所受的都是资产阶级的犹太教育。即使在加入 捷共并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之后，他们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谋取私利为目的。 他们企图推翻我们党的集体领导、颠覆人民民主制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同 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以色列政府代表建立了联系。” 14名被告中有11名，包括斯兰斯基，被判死刑，另外3 人被判终身监禁。在捷 共内部“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被粉碎之后，紧接着便在苏联及其盟国内展开了反犹 运动。莫斯科总部对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神经性恐惧甚至导致了对自己一些犹太血 统的最成功的间谍的怀疑。他们中有斯穆尔卡（斯穆莱特），二次大战中他曾是英 国情报部俄国分部的负责人，在对斯兰斯基的审理中他也遭到了怪诞的指控，把他 说成“帝国主义间谍”。总部甚至制定了一个计划（但是没有实现），把他从奥地 利（斯穆尔卡当时住在那里，患有早期大面积血管硬化）劫回到莫斯科，让他说明 为什么在战争期间招募当时的苏联驻英大使、犹太人伊万·迈斯基为英国情报工作 效力。 1952年，对犹太人的清洗登峰造极，其中又以莫斯科总部为最甚。时至1953年 春，国家安全部中的全部犹太人均被赶走（除了少数所谓的“隐性犹太人”，他们 只有很少的犹太血统），并在这些人的护照的“民族”一栏打上了一个“犹太人” 的标记。国家安全部对犹太复国主义进攻的高峰是所谓的“医生阴谋”。1952年底， 克里姆林宫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利季姬·季莫修克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指责自 己的大多数犹太同事蓄谋缩短苏联领导人的生命，使用不正确的治疗方法。她本人 因发现了这个并不存在的阴谋而被授予列宁勋章。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开 始了反对“恶魔杀人犯”的攻势：“他们打着科学的幌子，披着光荣崇高的医生和 学者的外衣作案。”报纸报道说，这些恶魔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通过“卖 身求荣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组织”进行活动。《真理报》指责安全机构没有及 时发现阴谋的苗头。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气急败坏地对伊格纳季耶夫大喊大 叫，大发淫威，命令把这群医生用铁链锁起来，剁成肉酱、碾成粉末。”斯大林把 审理这些医生的权利交给了伊格纳季耶夫手下一个最残酷的副手留明。赫鲁晓夫后 来写道：“丝毫不足为奇，几乎所有医生都承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名。” 留明查出的另一个阴谋家就是组织审理莱克一案的国家安全部将军别尔金。斯 大林亲自给拉科西打电话，通知他别尔金对招募匈牙利安全部门领导人加博尔·彼 得为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工作的罪行供认不讳。逮捕彼得后不久，匈牙利安全部 门很快也在匈牙利发现一起臆造的医生阴谋，和苏联的那次如出一辙。 共产党情报局和共产党的刊物都把斯兰斯基的案件和“医生阴谋”说成是一条 线索中的两个事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狗腿子为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 进行谋杀活动的证据。 斯大林晚年似乎有意掀起一个残暴镇压的高潮。1952年第19届共产党代表大会 上，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有36人组成的主席团代替了过去的10人政治局。赫鲁 晓夫担心这只是“搞掉老政治局所有成员”计划的一个步骤。无法信任周围人也给 斯大林本人带来烦恼。赫鲁晓夫有一次听到斯大林对自己嘟啦：“完了，我不信任 任何人，甚至连自己也不信任了。”1952年12月，斯大林关押了领导秘书处25年的 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一次，丘吉尔的译员曾这样描述此人：“身高有5 英 尺，宽肩、驼背，大脑袋上长着一个硕大的下巴，长长的鹰钩鼻子和一双猛禽的眼 睛）。逮捕的借口是他把秘密文件的内容传了出去。不久斯大林又下令逮捕了他的 私人保缥——国家安全部的将军尼古拉·弗拉西克，此人任职时间和波斯克列贝舍 夫一样长。当斯大林的治疗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承认参与了未遂阴谋之后，只要有医 生靠近，斯大林就感到恐惧。即便是打人其他国家政府内部的苏联间谍取得了成绩 他都害怕。晚年他还害怕西方间谍机关会在莫斯科搞出更大的名堂。他怀疑伏罗希 洛夫元帅是英国间谍，怀疑莫洛托夫正在为中央情报局效力。 有材料表明，1952年冬贝利亚开始明白斯大林要收拾他。一位苏联现代史学家 写道： “这是由于在领袖晚年生病期间无法掩饰的仇恨所致。”1953年3月1日至2 日，斯大林病情急剧恶化，贝利亚马上开始计划如何夺权。仍在斯大林巨大影响之 下的赫鲁晓夫认为，他的表现“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斯大林脸上刚刚表现出一 些生气，似乎他正在恢复知觉，贝利亚便立即跪在地上，抓起斯大林的手吻了起来。 但当斯大林再次晕过去闭上双眼后，贝利亚便赶紧站起身恶狠狠地啐一口唾沫。”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贝利亚简直乐不可支。“直说吧，斯大林的尸骨 还未人殓，这家伙已经开始布置新居了，”——赫鲁晓夫埋怨说。仅在24小时之内 贝利亚就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后扩建为自己一人领导下的新内务部。他撤换 了伊格纳季耶夫，逮捕了留明。与此同时把阿库古莫夫从牢里释放出来，在新的国 家安全机构的关键岗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人。 贝利亚同另外两个有望继承斯大林宝座的人选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商定，结束 反犹调查。4月4日《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某些前内务部的离间者挑起民族纠纷， 破坏由国际主义思想团结起来的苏联人民的内部统一。2 月，被捕的全部医生都被 宣布无罪，而那些追查者则被追究责任。被国家安全部的人挤到卡车下丧命的犹太 反法西斯委员会前主席米霍埃尔斯死后得到平反并追认他为“著名的苏联演员”。 几十万人从劳动改造营释放出来，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犹太妻子热姆丘任娜。 尽管斯大林晚年发动的反犹太人运动已经平息，但关于存在犹太复国主义阴谋 的想法并没有销声匿迹。国家内务部和后来的克格勃都未重新起用那些50年代初曾 受到惩罚的犹太官员，任用犹太血统的工作人员一直被禁止。在戈尔季耶夫斯基任 职期间；犹太复国主义在苏联始终被当作．“破坏活动”的主要工具之一；1982年 7 月，戈尔季耶夫斯基接到去伦敦的任命不久，克格勃驻外间谍机关便收到了一份 “1982－1986年期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工作计划”。计划中仍可看出，所谓国际犹 太复国主义者完全有可能对苏联集团组织的“破坏活动”依旧不断引起莫斯科的恐 慌。驻伦敦的间谍机构每年制定政治侦察和反间谍方针时，都要考虑到反犹太复国 主义行动并提交来年的行动计划。戈尔季耶夫斯基明白，克格勃驻西方各国包括美 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塞浦路斯的间谍机构，其反犹太人组织的活动 比在英国具有更大的意义。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同事们，甚至包括一些最具文化素养、 头脑健全的人都盲目地相信关于犹太人受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的种种阴谋理论。反犹 太人的偏执思想在斯大林晚年进一步滋长，国家安全部的行动带来了无可挽回的失 误，并一直“蔓延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 第十一章 斯大林之后的冷战时期 （1953——1963） 政治局委员们满面愁容地站在安放着斯大林遗体的灵枢旁，他们中的不少人此 时就开始担心，贝利亚会利用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人的巨大权力谋取领袖的宝座。但 他们心里都明白，每个人都有一顶大帽子在贝利亚手中捏着，所以大家都犹豫不决， 不敢反对他。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一清二楚地知道贝利亚已给他们建立了一份足以使 他们身败名裂的个人档案。 贝利亚很快巩固了自己在内外安全事务中的权力。他任命内务部自己的老部下， 忠于他的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中将为国外局局长。此人对情报工作 毫无经验。拿叛逃人员彼得·杰里亚宾的话说，“如果不向贝利亚征求意见，他就 寸步难行”。在贝利亚执意要求下，里亚斯诺伊把大部分国外间谍召回总部开会。 为此他俩曾受到指责， 因为同时把所有间谍召到莫斯科无异于让他们在众人面前 “亮相”。贝利亚还命令大规模改组东德内务部的间谍网。据当时在国外处德奥部 工作的杰里亚宾估计，大约有800 名在东德内务部的情报人员被召回。1953年6 月 17日东柏林爆发了自发性起义，这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内首次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严 重挑战。为了镇压此次起义，两个苏联坦克师被调往东德。起义中21名示威者死亡。 在莫斯科总部（也可能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都把未能将起义镇压在萌芽之中归 咎于东德内务部改组引起的混乱。据杰里亚宾讲，德奥部的人认为贝利亚任命的卡 尔斯霍斯特负责人法杰伊金将军明显不称职。 贝利亚一得知发生在东柏林的起义就飞往出事地点展开调查。但他身在柏林却 一直关注着莫斯科自己的对手。当他得知主席团会议将不在预定时间召开时，马上 打电话给主席团秘书处要求解释。尽管他被告知议事日程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均不需 要他亲自到会，他还是立即飞回了莫斯科。在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对东德形势做了 恬不知耻却又十分精确的估计。未来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作为列席人员参 加了会议，他认为贝利亚“讲起话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笑口气” “民主德国？它是什么货色？它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完全靠苏联军队 维持着，尽管我们也称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对于主席团其他成员来说这显得太过分了。“我抗议以这种态度对待友好国家。” 莫洛托夫火了。其他发言者也都热烈响应莫洛托夫。“我们所有人都被这种狂妄的 政治举动震惊了，”——葛罗米柯回忆道。 离道报应的日子屈指可数，尽管贝利亚丝毫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把贝利亚 搞下台的阴谋以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首，在最初阶段支持他的有国防部长布尔加宁 及其副手朱可夫元帅。他们保证武装力量支持他的行动。仅仅5、6两个月，赫鲁晓 夫就把接替斯大林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格奥尔古·马林科夫拉到了自己一边。从自己 的一个助手谢尔盖·科鲁格洛夫那里赫鲁晓夫也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主席团特 别会议定于6 月26日召开。赫鲁晓夫兜里揣着手枪来到会场。据他自己不很谦虚的 说法：“贝利亚落座后，懒洋洋靠在座位上，开口问道：‘哎，今天议程怎么安排 的？为什么这么突然地就决定召开会议？’我的脚在桌下踩了马林科夫的脚一下， 对他耳语道：‘开会，然后让我发言。’马林科夫脸色苍白，我看到他连嘴都张不 开了。于是我便站起身来说道：‘今日的日程只讨论一个问题：帝国主义代理人贝 利亚的反党分裂行为。现建议撤消他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职务，将其开除出党送 交军事法庭。大家是否同意？” 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人先后发言批评贝利亚。在正式就赫鲁晓夫的提议进行 表决之前，马林科夫按动了桌下的一个按钮。朱可夫率领一队全副武装的军官闯进 会场，逮捕了贝利亚并把他押出了会议室。在贝利亚的提包里发现了一张纸，上面 用红笔写了两个字“警报”，他曾希望用此求援。由于担心内务部的军队营救自己 的上司，朱可夫调了两个师进驻莫斯科，一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必要时 能够将内务部部队的行动平息下去。几天以后内务部的官员们才被告知：贝利亚被 捕了。 对不少人来说贝利亚垮台的预兆首先表现在他的挂像消失了。7月初，当时 14岁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在乌克兰度假，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他父亲是内务 部教育局的一名上校），信上说：“昨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们上司的画 像被摘了下来。”几天以后第二封信到了：“头儿被捕了，进了班房。” 贝利亚被捕的消息是7 月10日正式宣布的。赫鲁晓夫领导了政变，现在他成了 领导层中的主要人物，尽管官方还称它为集体领导。9 月他当上了党中央委员会第 一书记。9月24日宣布，最高法院认定贝利亚和他的6名部下（他们中包括梅尔库洛 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过去的负责人，杰卡诺佐夫——国外局前领导）有罪， 原因是他们参与旨在“复辟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政权”的阴谋。贝利亚最令人 发指的罪行是大屠杀，因为担心影响今后的统治，这些罪行未被提及。在有关他被 判死刑的报道中含含糊糊地提到他“道德败坏”。在秘密审理贝利亚的过程中最高 法院被告知，在贝利亚的一个警卫那里发现一张写有4 名妇女姓名及电话的纸片。 这是几百名被拖到贝利亚住处被他强奸的妇女中的一部分，他们中间还有年仅16岁 的小姑娘。 贝利亚罪名中最大的一条要数他同英国情报部门的合作。而法庭上提供的他同 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的唯一证据来自他的个人档案， 据说档案显示国内战争期间 （1919年）他在巴库为民族主义木沙瓦特分子统治的反间谍部门工作，而当时这一 地区由英国人控制。贝利亚案件的一名证人后来承认，在那份个人档案中没有任何 谈及交给贝利亚的任务及他如何完成任务的内容。但有关审理贝利亚的官方消息说， 从1919年“一直到被捕，他非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扩大了同外国间谍机关的秘密联系”。 这样，贝利亚步30年代受绞刑的亚戈达和叶若失后尘，成为第三名被指控为替英国 情报部门工作并被绞死的克格勃领导。 6 月26日贝利亚被捕后，他过去的副手、后来站到阴谋分子一边的谢尔盖·科 鲁格洛夫接替他内务部部长职务。这时前国家安全部仍隶属内务部。贝利亚提拔上 来的国外局局长里亚斯诺伊被撤职，不久后失踪（虽然有可能在劳改营的某个地方）。 斯大林死后，莫洛托夫重新出任外交部部长。也许由于他的建议，外交官亚历山大 ·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亦称潘友新）担任了国外局局长职务。莫洛托夫希望恢 复情报委员会创建时他对对外侦察工作的特殊影响力。1947——1957年帕纽什金任 驻华盛顿大使，这期间他还担任过驻北京的大使。帕纽什金不仅在情报委员会活动 期间是合法的驻华盛顿间谍头目，而且在1949年间谍头目格奥尔吉·索科洛夫被召 回的一年间直接领导了情报工作。一个后来的叛逃者回忆说，1953年帕纽什金还是 个很朴实的人，不自命不凡、追名逐利；他高个儿，略微有点瘦，背稍驼，像矿工 和工人一样有一张褐色面庞。这是他在军官之家的礼堂里给国外局的同事们留下的 印象。当时任某党组织秘书的彼得·杰里亚宾在军官之家门口迎接他，并把他引到 主席台上，同科鲁格洛夫和他的副手伊万·谢罗夫及其他党组织的书记们坐在一起。 科鲁格洛夫宣布了对帕纽什金的任命。接着帕纽什金简述了在此之后他们从事的工 作，并建议大家提问。与会者被那种相对比较随便的气氛惊呆了，大家都默不作声， 会议就此结束。 尽管帕纽什金过去曾是一名外交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内务部在国外的行动全 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事实上，帕纽什金亲自从总部指挥的首批行动中，就包括收 买西德的乌克兰移民领导人即“莱茵”行动。在此之前的一代人在“托拉斯”行动 中曾成功地收买两名白俄罗斯移民领导人——库捷波夫将军和米勒将军，但后来两 人都没能被引诱回到苏联。冷战初期，苏联在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类似的颇为成 功的行动，但后来便开始清除那些更有影响力的移民领导——西德劳动人民联盟的 负责人。第一个被认准的牺牲品是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对他的 杀害如同其他国外暗杀活动一样，是经过主席团直接批准的。帕纽什金亲自监督内 务部暗杀小组组长尼古拉·霍赫洛夫的准备工作。霍赫洛夫的手下包括米哈伊尔· 鲁巴科——苏联桑勃式摔跷冠军，3 次获苏联手枪射击冠军的戈德列夫斯基中校。 暗杀用的武器是一支装在烟盒中的手枪，它带有电动扳机和消音器，子弹经过氰化 钾处理。这种枪是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秘密武器实验室搞出来的。但霍赫洛夫却 比斯大林时代的杀手们更谨慎些。他所熟悉的几份西德劳动人民联盟刊物几乎使他 确信：该向奥科洛维奇下手了。1954年2 月18日，霍赫洛夫来到法兰克福奥科洛维 奇家中，并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这使主人张慌失措。他对奥科洛维奇说：“格奥尔 吉·谢尔盖耶维奇，我来自莫斯科。苏共中央委员会命令杀死你，任务交由我的小 组完成。”然后他告诉吓坏了的奥科洛维奇，他决定不杀死他。霍赫洛夫没有杀害 奥科洛维奇，却投奔了中央情报局。开始时他颇受怀疑。4 月20日举行了一次轰动 一时的记者招待会，会上霍赫洛夫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还展示了用来杀人的武器。 冷战开始以来，苏联情报机构还没有出现过严重变节事件，而霍赫洛夫的叛逃成为 1954年初莫斯科总部将要面对的五大闹剧之一。 l月，驻东京的情报人员尤里·拉 斯特沃罗夫转向中央情报局； 2月在日内瓦的彼得·杰里亚宾叛逃；4 月，驻堪培 拉的弗拉基米尔和叶夫多基哑·彼得罗维叛逃。 1954年3 月，苏联国家安全系统经历了战后最后一次重大改组。国家安全部重 新从内务部分出，由“部”改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缩写读音为“克格勃”），但 它隶属于部长会议，以便对这个机构进行政治监督。克格勃第一任主席是科鲁格洛 夫原先的助手、49岁的将军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此人曾在高加索实行 驱逐政策，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镇压反共产主义势力，以手段残酷著称。赫鲁晓 夫任命了谢罗夫，关于这个人他后来回忆说：“科鲁格洛夫我不太熟，但对谢罗夫 我很了解并且信任他……。如果说他身上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和所有肃 反工作人员一样，简单说，他是斯大林政治的牺牲品。” 谢罗夫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丰富经验，在他当上克格勃领导5 年之后的一次最 严重的危机中帮了他的大忙，这次危机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对这次革命的镇 压甚至给克格勃下一代领导人的名誉都留下了污点。1954年驻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 是40岁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这位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身 材匀称，衣着考究。1955年另一名未来的主席、31岁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 奇·克留奇科夫，作为安德罗波夫跳个秘书之一来到布达佩斯工作。1956年他在镇 压匈牙利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他履历表中一个极不合拍的音符。1984年以前， 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官方履历中， 丝毫不涉及他在布达佩斯的那段时期。 但是 1988年已当上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承认，他1956年亲眼目睹了匈牙利“事件” （他委婉地称之为“事件”）。“但是回首往事，从另一个角度我看清了很多事情， 这是很自然的事”。今天克留奇科夫还认定自己是匈牙利文学的虔诚崇拜者，但遗 憾的是总也找不到时间用来阅读。 50年代中期的安德罗波夫，大概还有克留奇科夫很快就看出拉科西搞新斯大林 主义是匈牙利实行共产党统治的严重障碍。1956年2 月，在共产党第20届代表大会 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后，拉科西的政策愈加遭到低毁。4 个月后西方报刊登载 了这篇讲话稿。这个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由此产生的党性原则、党 风民主及革命合法性的严重扭曲”。1956年7月7日，米高扬飞往布达佩斯劝说拉科 西以健康原因辞去第一书记职务，然后让他来了苏联。但接替他的并不是著名的进 步人士伊姆昏纳吉，而是“老禁卫军”主席埃尔诺·格罗。拉科西的下台和关于波 兰改革的报道激发了公众要求切实的政治变革的愿望。对此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是 10月6 日举行的隆重的拉斯洛·莱克遗骨迁葬仪式（莱克在死后被恢复了名誉）。 10月，在匈牙利危机日愈尖锐的形势下，克格勃总顾问叶梅利亚诺夫将军被召回莫 斯科。谢罗夫将军亲自飞往布达佩斯主持工作，这是克格勃主席首次亲自指挥在苏 联境外的重大行动。 10月23日，大学生游行队伍达到6万人，他们走上布达佩斯街 头要求举行自由选举、恢复伊姆昏纳吉的职务，撤走苏联军队。晚上9 点多一点， 匈牙利安全机构的人就在广播大厦旁边朝几名参加和平示威的人开了枪。当匈牙利 安全机构的增援人员藏在救护车中赶到时，人们从他们手中夺走了武器。几小时之 后，自由卫士们用从同情学生的警察、士兵，甚至是从武器库中得到的枪支武装了 起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铸钢工人把巨大的斯大林纪念像由基座上掀翻在地， 革命就此开始。 在当晚举行的内务部紧急会议上，谢罗夫作为苏联新顾问被介绍给大家，但没 有提他的姓名。谢罗夫字字控辩地向与会者宣布：“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在布 达佩斯街头集结一伙人打前阵。而贵国的武装力量仍在怀疑该不该动用武力。”布 达佩斯市警察局局长尚多尔·科帕奇却站在自由战士一边，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态 度，回答说：“想必莫斯科来的顾问同志在我国还未来得及调查研究。应该告诉他， 参加游行的不是法西斯分子或帝国主义分子，而是大学的学生，是工农的优秀子女， 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要求实现自己的权力，他们想表达对波兰人的同情并表 示同波兰人民站在一起。”25年以后，科帕奇仍忘不了当时谢罗夫那冰冷的、咄咄 逼人的目光。 4 月23日当晚，格罗经苏联领导人同意任命纳吉为外交部部长，同时他向正在 匈牙利同反革命威胁作斗争的苏联军队求援。翌日早晨，苏联红军误认为工人不支 持学生，在匈牙利安全部门协助下采取了第一次扼杀革命的行动，持续了几天的巷 战有力地表明，工人们到底站在谁一边。 10月25日，卡达尔取代格罗任党的第一书记。后来他同纳吉一同表示，有关撤 出苏联军队的谈判只有在恢复秩序以后才能开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有几天时 间克里姆林宫在“动用武力”和“撤出匈牙利”之间举棋不定。“不知有多少次我 们的决定朝令夕改”。由于怀疑存在所谓的帝国主义阴谋，谢罗夫命令大约20名由 克格勃伪造国籍、住在西方的情报人员到匈牙利汇报情况，并在必要时进行一些挑 衅活动，以便为军事介入作辨护。这种策略1968年在布拉格再次被运用。 与此同时布达佩斯的事态发展得越来越快。10月29日，众叛亲离的匈牙利安全 部门被解散，该组织应对几百名游行者的死亡负责，对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员被人群 挤压致残负责。10月30日，克里姆林宫特使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同意撤出苏联军队， 并指责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的行动。半天之后纳吉向全民发表广播讲话，声明 他将组织多党政府：“为了国家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内阁决定改变一党制，将以 1945年实行过的多党联合、民主合作为基础来治理国家。”10月30日以前，莫斯科 对纳吉还寄以重望，但从这时起克里姆林宫内已开始准备推翻他的计划。 使纳吉对苏联领导层的意图琢磨不透的是尤里·安德罗波夫。一名驻布达佩斯 的年轻的苏联外交官后来兴致勃勃地回忆说，安德罗波夫是第一个把纳吉“吃透” 了的人，而且在后来发生的危机中始终没有失去自制：“他是绝对冷静的人，即使 是子弹在耳边呼啸，可我们都觉得呆在大使馆里就像呆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堡中是一 样的。”11月1 日凌晨纳吉得到消息，说进入布达佩斯的苏联军队正在撤出，但另 一部分红军部队却又越过匈牙利边境。安德罗波夫多次向纳吉保证，撤军正严格按 计划进行，而其他调进匈牙利的部队只是为了确保撤出军队的安全。纳吉宣布退出 华沙条约组织，成为中立国并请求联合国将匈牙利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第二天，11 月2 日，匈牙利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抗议，抗议其再次出兵匈牙利并把这一事实通 知联合国。安德罗波夫一面继续努力使纳吉相信撤军并未终止，一面与卡达尔一起 暗地策划推翻纳吉政府的阴谋。卡达尔的行为似乎是迫不得已的：他还没忘记1951 一1954年他在监狱里受折磨的滋味。但安德罗波夫还危胁他。如果他拒绝合作，就 请拉科西回来。 11月3 日，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列特尔及其一行人被请到苏军司令部 商讨红军撤走的最后细节问题。午夜大家举杯祝辞刚结束，以谢罗夫为首的克格勃 人员撞了进来，手里晃着毛瑟枪。谢罗夫逮捕了匈牙利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并且命令 把每个代表分别锁进不同的房间。第二天凌晨几次枪响后，马列特尔和他的同事们 确信：其他所有人都已被枪决。11月4 日天亮前不久红军开始发起冲锋。为了最大 限度地减缓匈牙利人的反应速度，安德罗波夫直到最后关头仍使用着欺骗手段。当 匈牙利军队总司令打电话给总理报告苏联部队进攻情况时，纳吉回答他说：“安德 罗波夫大使现在就在我这里，他一直对我说这是一场误会，苏联政府没有下令入侵 匈牙利。我和大使正打算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就在那个早晨，纳吉最后一次向全 国发表广播讲话：“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明目张胆地企图推翻 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作战，政府仍继续行使自己的权利。我希 望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当天，纳吉和他的几个部长躲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在谢罗夫领导下逮捕了最 重要的“反革命分子”——那些没来得及寻求政治避难或逃到国外的人。在这些人 中他亲手逮捕了尚多尔·科帕奇。此时谢罗夫才第一次告诉科帕奇自己是克格勃主 席。他提起10月23日他们的会见，然后许诺说：“我将把你吊死在布达佩斯最高的 一棵树上。”11月21日，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亲苏政府答应，如果纳吉和 他的部长们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他们的安全将得到保证。11月22日他们撤出使馆， 但他们当即被从接他们的汽车中拖出，克格勃逮捕了他们并将他们押送到了罗马尼 亚。 对纳吉和他的同谋的审讯由克格勃专门负责“反革命问题”的首席顾问鲍里斯 ·舒米林主持。11月26日卡达尔通过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我们已经作出保证， 不就伊姆雷·纳吉以前犯下的罪行提出起诉， 即使他们承认自己有罪。”1957年2 月匈牙利外交部重申，“无意将伊姆雷·纳吉送交法庭”。虽经克格勃和匈牙利安 全部门一再努力，纳吉仍拒绝承认罗织给他的罪名。于是，莫斯科决定采取另外的 办法。从南大使馆撤出时被捕的6个人中，l人死在审讯人员手里，四人在宣布绝食 后被缢死。纳吉和另外3名政府官员活了下来。1958年2月他们被送交秘密法庭。法 庭调查显然让克格勃的人非常失望，他们不习惯在这种政治案件的审理中被告拒不 认罪。不久调查暂时终止。直到1958年6 月法庭恢复审讯时，他们4人中有3人仍坚 持说自己无罪。 但所有4 人都被判有罪，绞死后葬在无名墓地。另有5名被告被判 刑期不等的监禁。 在苏联集团中，过去还没有一起政治诉讼引起过像舒米林和他的匈牙利安全部 门的部下所遇到的问题。他们炮制了针对“纳吉和他的叛徒集团”的诉讼。拉斯洛 ·莱克被平反昭雪和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报告使人们不再相信被编制得有根有 据的阴谋理论，那些斯大林式的公开审理就是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组织的。引人注目 的是，过去20年间那些精心排练的“剧目”在法庭上表演得如醉如痴，而这次关于 “伊姆雷·纳吉及其同谋的阴谋”的报告却显得软弱无力。报告认为，帝国主义已 被确定为“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者”，而纳吉则已被查明是“帝国主义的俯首贴 耳的帮凶”。但报告未就阴谋的细节做出以往那种绘声绘色的描述。“自由欧洲” 广播电台被宣布为国外反革命的军政司令部，而通过红十字会来的邮件是帝国主义 向匈牙利输送武器的主要方法。在匈牙利境内，英国使馆武官詹姆斯．，卡乌斯上 校被认定直接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西德议员胡贝尔图斯·冯·列维斯坦则是同 西德帝国主义大资本家之间的联系人。对纳吉的诉讼材料以条理清晰的形式公布于 世，这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到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被克格勃看作是对公众舆论施加 影响的极不成功的一例，这也是苏联集团内最后一次被告被判死刑的案例。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干了 3年，没给莫斯科总 部带来任何实质性进展。这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他的一个同事与他见面时感到 非常惊奇，“他走路猫着腰，有气无力好像站不直”。帕纽什金宽敞的办公室内有 两把大扶手椅。一把放在写字台前，另一把临窗放着。他“疲惫地瘫软在里面，尽 管他身材高大，却总是缩成一团”。现在第一总局的荣誉室中看不到帕纽什金的画 像。1956年他的充满活力的副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接替了 他。此人创下了自己特殊的纪录，任局长长达15年之久。他也是继费金之后第一个 真正有资格在纪念馆中悬挂其画像的人。第一总局的人对他的印象是：精明能干、 精力充沛。然而，萨哈罗夫斯基并没有对西方工作的经验、他30岁到内务人民委员 部工作，战后在东欧，主要在罗马尼亚充当国家安全部顾问。 任命萨哈罗夫斯基作第一总局局长时，正赶上总部在国外策动的一次重大转折。 不管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前后，克格勃一直认为在芬兰农业联盟中的政治活动家 乌尔霍·卡列夫·吉科宁，是自己级别最高的间谍，他定期同苏联上司联系。吉科 宁于1956年当选为芬兰总统，这一消息使莫斯科总部欣喜若狂。吉科宁任总统长达 25年。1961年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叛逃到西方的阿纳托利·戈利岑证实，克格勃还招 幕过一名高级间谍，代号为季莫。50年代末为了争夺对季莫的指挥权，间谍头目热 尼霍夫和苏联大使扎哈罗夫两人差点打起架来。为此他们都被召回莫斯科中央委员 会，受了处分。最后决定季莫的主要联系人是克格勃的热尼霍夫，但热尼霍夫要同 大使保持协调关系。 20年之后，关于由谁指挥古科宁而引起的纷争，再次发生在间谍头目维克多· 弗拉基米罗维奇和大使弗拉基米尔·索博列夫之间，最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的是， 弗拉基米罗维奇安排同他经常接头的是一个具有英国绅士派头的人。精心修剪过的 髯须，英国西装、领带，英国皮鞋、大衣，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颇有教养、为了照看 祖上留下的田产很早就退役的禁卫军军官。7O年代中期，弗拉基米罗维奇领导第一 总局下设的一个部，主要负责在苏联境内招募外国人作间谍等工作。他首次在赫尔 辛基工作是1970- l971年，1977年又以间谍头目的身份到过那里。同吉科宁这样的 间谍合作使他获得了克格勃将军军衔。 在安德烈·葛罗米柯（1957——1985年的苏联外交部长）的回忆录中写道，没 有一名西方国家活动家像吉科宁那样得到如此众多的赞誉（吉科宁不仅在芬兰的政 治生活中，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是著名人物），“他在众多领域中为苏芬之间的友 好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对外政策得到了全世界对芬兰的称赞”。不管是个 人生活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中，吉科宁总是极力表示自己是苏联忠实的朋友。有 时他还同意把苏联间谍头目提供给他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制定的提纲纳入自己 的讲话稿。那时赫尔辛基间谍机构给第一总局呈送的战功简报中曾提到“在高层有 积极行动” ， 而每次总部也都骄傲地向政治局报告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尽管围绕 “积极行动”叫嚷得沸沸扬扬，克格勃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在芬兰享受完全的行动 自由。芬兰安全部门虽不及苏联情报“大军”人数那么多，但也查出了一系列克格 勃和苏联军事情报局的间谍。吉科宁从未干预过这些事件。但不管怎么说，70年代 以前克格勃在芬兰拥有的间谍和内线人数比第一总局三处主管的所有国家间谍的总 数还多（包括英国、爱尔兰、大洋洲和除芬兰以外的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 赫尔辛基还分布着苏联用于各种不同目的而建立的主要组织。比如，1968年世界和 平理事会就把自己的总部设在这儿（该组织曾因涉嫌“破坏活动”而被赶出巴黎和 维也纳）。 苏联对芬兰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持吉科宁的统治。1962年，莫斯科部分 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它向很有实力竞争总统职务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霍克施 加压力，迫使他放弃竞选，使吉科宁顺利在改选中获胜。但总部并非总能弄懂，有 时甚至根本不想了解吉科宁对苏关系的性质和他的长远战略。对吉科宁来说最重要 的是保持芬兰的独立。二战及战后芬兰的经验使他确信，维护国家独立的唯一办法 就是同莫斯科建立联系。芬兰是唯一（除了奥地利的苏维埃地区）未被纳人苏联集 团的国家。1949年一1956年的芬兰总统尤霍·帕西基维非常明白，芬兰绝不能指望 利用西方的某种援助来对付苏联的野心。除此以外，芬兰还要向苏联支付巨额战争 赔款，苏联的压力妨碍它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贷款。 吉科宁出身农民。长期在沙皇统治下生活的历史经验教会了芬兰农民如何同俄 国人打交道，这可能并不愉快，但要善于同他们搞好关系。一句古老的芬兰民谚说 得好：“俄国人，连俄国人都吃，更不用说有黄油拌着吃。”吉科尔属于那种芬兰 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已同苏联人的私人关系是仕途中颇有远见的一条后路。他们称 那些同自己有这种关系的苏联人为“家猫”（意为“养在家里的俄国人”）。尽管 吉科宁一直试图消除俄国人可能有的怀疑（例如将克格勃的间谍头目变成“家猫”）， 但他依旧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使芬兰的独立不至受到损害。如果他认为哪名官员或 部长可能攻击他的独立主张，那么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不声不响解除他的职务。 第一总局得意洋洋地向政治局报告，吉科宁是个完全被策反的间谍，但无论是第一 总局还是它下属的任何下名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头目都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芬兰首 相实际上是一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1956年，萨哈罗夫斯基开始主持第一总局的工作，他接管了西欧的一批杰出的 情报人员。诚然，他们中最卓越的一颗明星金·菲尔比那时几乎已坠落。1951年他 被从华盛顿召回后的3 年间，他的上司尤里·莫金认为在军情五处的监视下同他建 立直接联系太危险。1954年莫金通过被菲尔比称为“最独特巧妙的一条渠道”同他 恢复了联系。这个渠道就是安东尼·布兰特。一天晚上，在库尔塔特艺术学院上完 课后，莫金走到布兰特身边，这大概是1951年以来的第一次，递给他一张印着名画 的名信片，并问他认为怎么样。名信片的背面是伯吉斯手写的便条，上面约他第二 天晚上在“天使”啤酒馆见面。在那里莫金请布兰特帮助他和菲尔比会面。30年之 后，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课堂上，当莫金讲起布兰特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的职业技 能，他仍然对其赞叹不已。 几年来的这第一次见面使莫金得以说服菲尔比不必担心。后来菲尔比回忆说， 此举确实等于给他“吃了定心丸”。 而克格勃驻澳大利亚的间谍头目，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和他的妻子叶夫多基 姬叛逃西方后，菲尔比才真是需要“吃定心丸”，这对夫妇说了一些有关伯吉斯和 麦克林的情况，其中包括说他们俩都在莫斯科。莫金使菲尔比相信，彼得罗夫夫妇 根本不知道他是苏联间谍。 议员马库斯·利普顿受到联邦调查局情报的震动， 于 1955年在下院指控菲尔比，称其为“第三名”间谍，但菲尔比对此泰然处之。后来 他不无理由地强调，利普顿的指控甚至对他有利。尽管政府不愿为他辨护，但由于 缺乏足够的证据展开法庭调查，迫使外交部长加罗尔德·麦克米兰放弃利普顿所提 出的指控。于是，菲尔比在自己母亲的客厅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向与会的记者表 示：“我最后一次同我认识的共产党人谈话是在1934年。” 社会舆论为菲尔比恢复了名誉，这更坚定了他在英国情报机构的朋友们的立场， 他们认为菲尔比是无辜受到迫害。1956年，他们为其找到了一份在贝鲁特《观察家》 和《经济学家》两家杂志当编外记者的工作。他叛逃莫斯科后努力证实那些认为记 者工作只是他在贝鲁特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掩护的传闻。同所有曾为情报处工作 的官员一样，他被执意要求同主管部门保持联系并提供有益情报。但他所能接近的 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仅限于他那些对他未起半点疑心的朋友的随口介绍。菲尔比在 贝鲁特期间英国情报机构的头是他的死对头季克·怀特，原军情五局局长，此人自 1951年起就始终怀疑菲尔比有罪。1961年12月，克格勃工作人员阿纳托利·戈里岑 叛逃西方并提供了一些有关“五杰”的新情况后，菲尔比案件在伦敦又被旧事重提。 1958年，尤里·莫金离开伦敦来到贝鲁特，警告菲尔比不要回英国，英方可能会逮 捕他、此外，他也想与菲尔比讨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逃往莫斯科的可能途径。 菲尔比被指控的最主要的罪证是他战前的女友弗洛拉·所罗门1962年提供的。 她说（当然已经晚了），菲尔比曾试图收买她。但英国情报机构感到如果菲尔比本 人不认罪，那么就没有足够的证据保证诉讼成功。英国情报机构认为，一旦企图引 诱他到伦敦来，他会马上在外面隐蔽起来。因此决定派人到贝鲁特找他。在黎巴嫩 的最后两年中菲尔比处于崩溃的边缘，时而暴饮，时而处于沮丧压抑的状态。他做 客时也常喝得烂醉，需抬上出租车送他回家，朋友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他的第三任 妻子埃列奥诺拉对朋友们说，他常常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嘴里喊着胡话。1963年 回月，雄国情报机构的一个老朋友——前黎巴嫩局局长尼科拉斯·埃利奥特在贝鲁 特碰到他，看见他的头因狂欢时撞在暖气片上而缠满了绷带。后来埃利奥特回忆， 他当时对菲尔比说：“这些年来你一直牵着我的鼻子走，现在该对我说实话了，即 使用钳子我也要把你的嘴橇开。我曾经尊敬过你，天哪！可我现在却十分憎恶你。 真希望你还有点良心，知道这是为什么。”菲尔比承认他是苏联间谍，又说了一点 个人的经历。是否接受埃利奥特的建议全部招认以换得自由，对此他犹豫了好几天， 但他后来还是逃走了。回到莫斯科他却杜撰说，埃利奥特的使命并非要让他认罪， 而是促成他叛逃，这是白厅狡猾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避免一场轩然大波。这种说 法曾迷惑了不止一名西方记者。 从菲尔比调出华盛顿到他从贝鲁特出逃的这12年，对他以前作为苏联间谍的光 荣历史来说，只能算是个冗长而杂乱无章的结束语。“五杰”的业绩在伯吉斯和麦 克林出逃、克恩克罗斯被查获和菲尔比被英国情报机构解职之后，于1951年宣告结 束。但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克格勃在英国情报机构还有一名间谍。1953年，从北朝 鲜俘虏营回来的乔治·布莱克恢复了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一开始受控于莫金， 1954年莫金离开伦敦后，由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布莱克合作。根据一切情况 判断，1955年莫金又成为布莱克的上司。 被布莱克破坏掉的西方第一次重大行动就是“金子”行动、它是“银子”行动 的继续。据预测“金子”行动比在日内瓦窃听苏联电话的“银子”行动规模更大。 西方计划在东柏林城下挖掘一条长500 米的隧道，用于窃听从苏军情报城通到卡尔 斯霍斯特的地下通讯线。计划的细节1954年春曾在伦敦召开的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 情报局的联席会议上进行过讨论，会议由英国情报机构副头目乔治·扬格主持。以 中央情报局在柏林的负责人比尔·哈尔维为团长的美国代表团，答应提供必要技术 装备的主要部分，并同意负担大部分费用。英国人自告奋勇负责挖掘工作。会议结 束时乔治·布莱克和出席会议的英国情报机构其他一些下级军官们一起留下来负责 把文件锁进保险柜。隧道投人使用以后两个月，即1955年4 月，布莱克在柏林接受 了任命。在1956年4 月“偶然”发现柏林隧道以前，克格勃截获的情报数量之巨， 足足需要两年的时间来仔细研究。一条截获的消息中曾提到在柏林的英国情报机构 中有一个苏联间谍在活动。但直到1961年，英国才从一名叛逃人员的证词中确定这 个间谍就是乔治·布莱克。 在柏林度过的4 年中，布莱克出卖了很多英美间谍，其中包括东德国家安全机 构的罗勃特·皮亚列克中将，此人1953年逃到西柏林，隐姓埋名潜伏下来。1956年 2 月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通狗时被推进一辆小汽车后押送到东柏林国家安全机构总 部被绞死。布莱克还出卖了彼得·波波夫中校，1953年此人成为苏联侦察机构中来 自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大间谍。1959年布莱克回到伦敦几个月后，波波夫被克格勃 逮捕。但对他的秘密审判直到1963年才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礼堂举行。所有法庭陈 述，包括波波夫的声明都经过精心排练，整个程序没超过两个小时。波波夫被法庭 判处枪决。 1956年，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第二次被任命为克格勃驻英间谍头目，回 到伦敦。他再次以科罗温这个化名活动，并亲自指挥布莱克的工作。他俩预先在荷 兰见面，据说布莱克可以借口到那里探亲。那时驻伦敦的间谍机构中足有60个情报 人员，人浮于事。罗金此时是带着克格勃将军军衔回到伦敦的（当时这在第一总局 还是罕见的），他变得比第一次伦敦之行趾高气扬得多。而关于他的不守时间在间 谍中则流传着一些说法。苏联大使每天上班准时准点，早晨8 点钟就已坐在办公室 里。而罗金午饭前是不会露面的。克格勃的值班司机被他变成了私人司机，每天送 他上班。在大使馆里他占了一间带空调的宽敞的办公室，一群善于投机的“马屁精” 常常围着他。同高级官员们谈话，他喜欢用一种老爷式的故作宽容的腔调。1958年 他同尤里·莫金粗鲁地吵了一架，莫金是间谍副头目兼政治侦察系统领导，他以对 “五杰”、乔治·布莱克和其他间谍的卓有成效的领导而出名。莫金被从伦敦召回， 为此他对罗金一直怀恨在心。关于这一点，80年代初从他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讲课 中都可以感觉到。他在课上用罗金的例子说明为什么有些人不能胜任驻外间谍机构 的负责人。 但事实上罗金很善于同间谍们合作。在长达4 年的时间里，他亲自操纵美国情 报机构中的间谍约翰·瓦萨尔。此人是一个典型的一无是处、意志薄弱的小职员， 但他的确能够接近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瓦萨尔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惊奇，为什 么没有人想到，他这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在1954年作为英国海军一名武官。被派 到莫斯科时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1955年在一次由第二总局组织的同性恋晚会上 他被拍了照，于是他被迫为克格勃工作。 “在预定时间有人让我看了一摞照片，上面照的是我在那个晚会上的几个镜头。 看了这些我非常不自在，的确是我，照的就是我。当时我正用各种姿势进行性活动 ……既有口淫也有肛交，以及同各色男人搞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行为。” 1957年瓦萨尔回到英国前不久，他得到了一架微型相机，它小得可以装在一只 烟盒中，还给他讲了使用方法。罗金飞回莫斯科用格里戈里的名字向瓦萨尔作自我 介绍，并约定了在伦敦“芬奇里路”地铁站见面。他给瓦萨尔留下了“富有经验、 个性鲜明”的印象。 “我们的活动属于间谍活动着实使我震惊，至少他希望我能明白这一点。他开 导我说，我提供的情报将用于和平目的，我所做的一切无可指责。” 回到伦敦后瓦萨尔先在海军部侦察处工作，然后在海军部的一个议会秘书手下 工作，最后又到该部军事部任职。4 年中在同罗金见面时，瓦萨尔提供了几千份英 国和联合国海军政策及海军武器研制的绝密文件。尽管罗金对瓦萨尔很鄙视，但他 还是竭力表现出“真诚的同情”。按瓦萨尔幼稚的话来说：“他是苏联人；理解我 的情感，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谈论旅行、绘画、音乐和人类的天性。”罗 金成功地使瓦萨尔相信，他非常喜欢他们在高级宾馆中“多次有趣的谈话”。他努 力让瓦萨尔在经济上离不开他。他给瓦萨尔钱，使他能大大方方地住在海豚公园街 的豪华套房里。 当波兰的一名叛逃者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向情报处和军情五处交代了有关 乔治·布莱克的情况之后，罗金作为间谍头目在伦敦的第二个任期也突然结束了。 1961年4 月，根据英国情报机构的指示正在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课程的布莱克被召 回并逮捕。罗金也匆匆飞回莫斯科，否则他可能永远回不去了。布莱克被判处42年 的最高刑期，但6 年之后由于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名恐怖主义分子和反核运动的两名 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他被释放。1962年瓦萨尔暴露后被判18年监禁，但他只服了10 年。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在他房间的暗柜中发现了用来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和拍 摄在35毫米胶片上的176份秘密文件。 罗金的第二次伦敦之行正赶上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德也在英国。莫洛德 是克格勃最有天才的间谍，他的工作完全独立于驻外间谍机构。莫洛德1922年生于 莫斯科一个著名学者家庭。7 岁时母亲送他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姨妈家生活。在那里 他开始念小学。1938年他没有获得美国国籍就回到了苏联。战争期间在内务人民委 员部供职。1954年莫洛德用一张假护照来到加拿大，在那里搞到一张芬兰裔加拿大 人的出生证，并改用戈尔东·阿诺尔德·朗斯代尔这个名字。1955年他以加拿大公 民朗斯代尔的身份来到伦敦，报名参加了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国家研究院举办的汉 语学习班，用克格勃的资金开办了私人企业，成为几家专门出租乐器。玩具、和商 用自动装置的公司的老板。10年后他回到莫斯科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学习语言并 没占去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汉语已掌握得相当好，只是瞒着老师和同学而已。他 的同学中有很多西方情报工作人员，莫洛德进培训班就是为了策反这些人。后来在 总部和人谈话时，他只爱回忆他一个同学的话：“戈尔东，在这儿除了你我，大概 都是间谍。”莫洛德把自己企业的成功引为骄傲，他曾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看过他的 一家电子锁公司的照片。1960年这种锁在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家协会组织的展览会上 获金奖。很快莫洛德的间谍活动已经不需总部补贴，尽管他还必须付给自己手下的 间谍大量经费，但仍然给克格勃带来了巨款利润。后来莫洛德在与一名苏联记者谈 话时说，“我想请你注意：我们四家公司的所有周转资金和利润（价值几百万英镑） 在我的经营下每年翻番，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财产’。真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莫洛德对待自己的英国间谍简直厚颜无耻，这似乎是冷战期间克格勃职业间谍 头目们的一大特点。 “间谍头目，又称‘上司’，他们招募间谍（按我们的说法叫‘帮手’），根 本不像是在“发展自己的力量”，简直就是买一些他们需要的情报……而间谍的手 脚一旦被捆住，就无法逃脱。如果一个间谍具备以下条件就是个好间谍：例如在军 队机构供职，职务不高但很关键，能够接近机密；本人升迁无望，是个失败者（比 方说，因为得病失去了“美好年华”，没有念完总参军事学院）；喜欢喝酒（这笔 开销可不小！），爱女人（这也不会少花钱！）；对本国政府持批判态度而对招募 者的政府怀有好感。” 莫洛德承认间谍有“良好的思想基础”便是最好的。但遗憾的是像“五杰”和 乔治·布莱克那样的思想进步的间谍，在战后的英国少而又少：“英国人普遍不问 政治，他们对谁是自己的领导人，他你把国家引向何方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关心 ‘欧共体’的前途，他现只对自己的工资、工作和妻子是否满意感兴趣。” 莫洛德甚至不知羞耻地认为，间谍不能有专注的感情，只能满足于沾花惹草： “间谍离不开女人，但也不能与女人终日厮守。我的一位同事在吃尽苦头后就是这 样做的。经常有年轻姑娘从法国来英国进行语言实习，这就叫来‘配对’……她们 的最大好处就是只呆3 个月。他常同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招摇过市。三个月后只 需互相说一声：‘拜拜，我亲爱的姑娘”，“再会，先生！”一些小礼物，如大衣、 戒指一类通常是对这段美好时日的纪念。” 在谢罗夫领导期间及此后一段时期，莫洛德的这种态度在克格勃是非常典型的。 谢罗夫坚决反对在实际情报活动中使用妇女。他认为妇女只能用作诱饵或仅仅用于 招募其他女人。严重的偏见也使他反对在办公室中任用妇女。尽管有雷布基娜等几 名声名显赫的妇女在第一总局任领导职务，谢罗夫仍坚决禁止招募妇女从事间谍活 动，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莫洛德同他的大多数克格勃同事一样， 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犹太人也有成见。1964年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当时在C 局负责 文化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他搞到一张莫斯科“罗曼”茨冈人剧院戏票。几天后 莫洛德在走廊里碰到戈尔基耶夫斯基，气愤地问他：“你跟我搞什么名堂？你告诉 我那是茨冈人剧院，我去了——可那里全是犹太人。” 好像是命运的捉弄，莫洛德在伦敦6 年期间的技术保障由一对来自美国的犹太 夫妇莫里斯和洛拉·科恩负责。他们就是彼得和海伦·克罗格尔。在美国时他们加 人罗森堡的小组，以旧书商为掩护身份，而且生意做得很红火。1961年，军情五处 和政府专门机构进行刑事搜查时，在伦敦郊区的科恩夫妇家中，发现一架藏在厨房 地板下的发报机，其功率足以把信号传到莫斯科；一台用来收听莫斯科高频广播的 短波收音机；藏在手电筒和打火机中的密码本；装在粉盒的微型计算机装置以及用 于通讯的其他附件；炉子底下的罐子里还发现了用于快速拍发“莫尔斯”电码的磁 铁氧化物，几千英镑和美元，大量通行证和7本护照。 在莫洛德控制下、由科恩夫妇提供技术保障的英国间谍中只有两个人被起诉— —加利·哈夫顿和他的情人埃特·朱。莫洛德回到莫斯科后写道，绰号为“老将” 的哈夫顿完全按英国间谍的老一套行事。他在波特兰的水下武器总局作职员，有在 档案馆工作的埃特·朱的协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有关对潜水防御和核潜艇方 面的情报。军情五局从中央情报局在波兰安全局工作的间谍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 那里得到的有关哈夫顿的情报中发现了莫格德的踪迹。哈夫顿出狱10年后所写的回 忆录雄辩地证明，莫洛德如何欺骗了他。莫洛德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 他认为像哈夫顿这样的间谍是一群倒霉鬼。哈夫顿幼稚地认为（如同瓦萨尔回忆起 他同罗金的首次会面一样），“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尽管哈夫 顿也曾对从事间谍工作感到后悔，但他也承认他是迫于压力才开始干的；在同莫洛 德热诚的友谊影响下他付诸了行动，他也喜欢这种工作，因为“我们被一种真正的 同志情谊团结在一起”！虽然莫洛德在性方面很开放并有不少情妇，但他还是说服 了哈夫顿，“同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推心置腹”。 1961年，法庭判处莫洛德25年、科恩夫妇ZO年、哈夫顿和朱各15年监禁。1964 年莫洛德通过交换人质被释放。克格勃未作任何努力以便其他人也能获释。当然也 有几个莫洛德的间谍没有被揭穿。莫洛德在回忆录中强调，他从波尔顿一达乌纳的 细菌研究中心（他称之为细菌战中心）得到信息是公正合理的。他的附有评论的回 忆录在菲尔比帮助下准备交由第一总局复核，其中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即莫洛 德在波尔顿一达乌纳的主要任务在于阻止纳粹分子实现他们疯狂的计划一向英国传 播鼠疫新疫苗，然后嫁祸于克格勃：“有什么能比粉碎狂热分子企图制造毒药和细 菌加害人类的计划更高崇的工作呢？”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实莫洛德的意义，那就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第一总局工作期 间，他是唯—一个被列人第一总局荣誉室侦察英雄名录中的战后间谍。莫洛德1970 年去世，他是由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持续饮酒而丧命的，年仅48岁。盛放尸体的棺 材停放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的休息室中。他的同事们把他得的众多的奖章用天鹅绒 做座垫陈放着。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到场以表示对这位肃反工作者的 高度重视与评价。但是莫洛德的荣耀也引起了其他克格勃间谍的嫉妒。一位在西德 工作了15年和他年岁差不多的间谍曾苦恼地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抱怨：“莫洛德不怎 么样。他把事情搞糟了，而为了救他付出的代价可不小。我干了15年没出过一点差 错，可还是无名小卒一个！” 苏联间谍在法国暴露的人数比在英国少，但工作开展得并不逊色。1966年以前 因为北约总部设在巴黎，莫斯科总部对其尤其关注。打人北约内部的苏联间谍之一， 乔治·帕克就是1944年在阿尔及尔被首批招募的。帕克战后曾在第四共和国几个部 任办公室主任和顾问。1958年底，在戴高乐将军出任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建立前夕， 帕克开始专门负责国防问题。在后来的4 年中他一直被获准接近秘密军事文件。他 起初在法国参谋部，然后在国防研究所，后又到北约总部工作。他同最后两任上司 尼古拉·利先科和瓦西里·弗拉索夫每周见面两次，把有关巴黎周围几个目标的文 件交给他们。他所提供的文件全是北约的西欧防御计划。他们还一直使帕克相信， 他的活动直接影响着苏联政治。帕克为人好虚荣，因此让他相信这一点毫不费力。 后来他还把I961年柏林危机和平解决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声称危机后是在他的帮 助下才筑起了柏林墙： “公路被切断，航空线受到威胁。赫鲁晓夫在试探西方军队的战备水平。正在 此时我和苏联使馆经常同我见面的一名参赞（实际上是克格勃的间谍）谈了一次话。 他对我说，他们的政府将坚决。把自己的政策贯彻到底。我针锋相对地说，西方也 有这样的决心。他问我，能不能提供一些文字证明材料。当时我把有关西柏林的防 御计划给了他。大约两星期后他告诉我说如果赫鲁晓夫作出让步，那么就是因为我 提供的情报的缘故。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保卫和平。正是因为我，和平才维持 了下来。” 帕克还一再表示他曾见到过赫鲁晓夫亲笔写的致谢信。他执著于自己的特殊作 用，根本没想到，在他刚刚获准接近北约文件时，就有另外一个克格勃的间谍开始 在北约总部工作，此人便是赫尤·黑勃尔顿。他是一个会说两种语言的加拿大侨民， 早在1951年国家安全部就开始培养他。从1957至1961年黑勃尔顿每两周同苏联上司 阿列克谢·费德罗维奇·特里辛见一次面，把大量从军事计划到经济预测的文件交 给他。 为此克格勃的间谍头目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岑巴尔 （他就是1954- 1959年在巴黎工作的罗戈夫）不得不组建一个特别小组从事加工整理文件的工作。 这个小组在岑巴尔的下任安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任期内仍在继续工作。 有几次黑勃尔顿和特里辛会面时，后者直接开来一辆黑色大篷车，里面是克格 勃为就地翻拍文件而装备起来的一个工作室。 同帕克一样，黑勃尔顿作为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人员也有着长达20年的非凡经历， 此后与其说他们是为信仰而奋斗。不如说他们的工作是以自我价值意识和冒险精神 为基础的。特里辛竭力为黑勃尔顿的自负煽风点火。比如，他不止一次对他说；他 提供的北约文件是“足金”，它们价值连城，政治局委员都阅读过。后来黑勃尔顿 被请到莫斯科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共进晚餐并讨论国际关系问题，这使 他的自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冷战时期克格勃在法国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就是打人法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 1961年安纳托利·戈利岑叛逃到西方后不久，就证明说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中活 动着一个代号为“蓝宝石”的小组。他还证实，1959年第一总局领导人亚历山大· 萨哈罗夫斯基手头有一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完整计划，该计划是由对外情报和 侦察机构负责人波列·格罗林将军制定的。萨哈罗夫斯基还定期收到该机构这一报 告的副本。戈利岑也提供了一些有利于1963年逮捕审叛乔治·帕克的材料，这使他 的证词听起来更加可信。他还透露，克格勃已经知道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准备成立 一个在美国收集科学情报的分部的计划。该部于1962年开始行动。但是戈利岑只有 一些关于克格勃在法国行动的断断续续的消息，大部分情报都不涉及具体问题。即 使是那些促成逮捕帕克的消息， 实际上也只是将最初怀疑的圈子缩小到7人而已， 后来也是在对这7人进行监视之后才查出了帕克。 戈利岑的坦诚在对外情报和侦察 机构广为人知，因此不可能像对帕克那样对他进行长期的秘密监视。戈利岑作了上 述声明之后，一种阴谋理论得到传播，使调查进一步受阻。在美国类似的理论使得 詹姆斯·恩格尔顿开始怀疑中央情报局“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领导人大卫·梅尔弗。 在英国则导致彼得·怀特等人对军情五处处长罗杰·霍利斯爵士的怀疑。同英美相 仿，法国的“阴谋”理论发明者在许多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外情报和侦察 机构的文献表明，尽管“蓝宝石”小组最后被查出，但“大鱼还是溜走了”，所以 法庭并没有就此作进一步的调查。 冷战期间法国没有公开揭露一个苏联间谍，但这并不说明苏联间谍在法国的活 动不积极，恰恰说明了法国反间谍机构的软弱无力。反间谍毫无结果的原因，部分 在于法国没有破译出标志着“五杰”和原子间谍时代结束的“维诺纳”密码。帕克 案件之后，60年代中期，美英两国重新分析了“维诺纳”联络中出现过的全部有一 一关法国的材料，分析的结果转交给法国国土安全局（法国反间谍机构）。 这些材料表明，战前法国航空部中活动着一个苏联间谍小组，其成员都是30年 代招募的。在法国沦陷前的几年中，他们在情报总局的间谍亨利·鲁宾逊控制下工 作。作为组员之一的学者安德烈·拉巴特（代号为热罗）于1938年离开航空部，开 始主持几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的工作。 他是首批加入戴高乐将军1940年6月在伦敦 领导成立的“自由法国”协会的成员之一。有几个月他出任戴高乐将军武器储备部 门的负责人，但因为同戴高乐的近臣们不和后来退出了“自由法国”协会，在伦敦 创办了《自由法国》月刊。后来他还负责BBC 对法广播的工作。他在伦敦曾给一个 化名叫阿尔贝特的苏联人发送过政治军事情报。1943年拉巴特出任设在阿尔及尔的 “自由法国”临时政府的新闻部部长，乔治·帕克当时领导“自由法国”电台的政 治新闻工作。战后巴特主要靠从事新闻工作谋生。 皮埃尔·科是战前在航空部工作的最大的苏联间谍，后来由于“维诺纳”被破 译而败露。他曾两度在短命的第三共和国政府中出任贸易部部长。30年代此人政治 观点激进，也许是非共产党人中法苏军事联盟的最积极的支持者。西班牙内战时报 界曾指责他给苏联人提供法国空军系统和武器装备的情报。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克 里维茨基曾说过，科是苏联间谍。但当时他的告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包括 美国在内。同其他很多法国左派人士一样，科对1939年8 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的签定感到震惊。 但在指责该和约的同时， 他继续坚持法国和苏联联合的政策。 1940年法国陷落后，科被戴高乐解职，之后他在美国呆了几年，带着宣传联盟思想 的意图参与了一些科研工作。1942年，他曾再次被驻华盛顿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间谍头目瓦西里·祖别林（他就是扎鲁宾）收买。在后来的两 年中科同祖别林及其他一些苏联上司保持联系。 1943年底科来到阿尔及尔加人了 “自由法国”的顾问委员会。年3 月，受临时政府委派率领该团在苏联呆了3 个月。 他回国时兴高采烈，因为斯大林对人类个性价值的思想推崇倍至。按科的话说，这 比红军的枪炮更有威力，它帮助苏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他的出访报告以这样一句 话作为结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无可挽回地要丧失殆尽，而在社会主义制度 中它则必然蓬勃发展起来。”战后由于在保护苏联间谍组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科 赢得了国民议会最出色的演说家和苏联“在欧洲最赋天才的同路人”的美誉，并于 1953年获得斯大林奖金。 “维诺纳”资料中关于拉巴特、科等人的情报以及在后来的研究中所发现的线 索都已为时过晚，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在法国国上安全局受审时拉巴特承认了一切。 鉴于公开科的案件会引起并不希望看到的政治后果，也考虑到他年纪老迈，科未被 判处极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它1949年建国伊始，就是西欧各国对付苏联集团间谍活动 最薄弱的一环。这种间谍活动引起的一次重大事件时至今日仍不断引起纷争。1954 年7 月，联邦护法部门（西德安全机构）的负责人奥托·尤恩在西柏林失踪，但几 天以后却在东柏林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出现， 还发言指责西德纳粹主义正在复苏。 1955年12月他又在西德露面并声明，为克格勃工作的医生沃尔夫加恩·沃尔格穆给 他打了一针，他正处于毒品麻醉之下。西德最高法院对此声明抱怀疑态度。根据其 他资料表明尤恩嗜酒如命，沃尔格穆给他灌了大量威士忌，然后利用他对纳粹主义 复活的恐惧劝他出逃。1956年12且他被判处4年监禁。 在西德情报机构中活动的克格勃间谍中，最有成效的是汉茨·费尔费。1958年， 他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反间谍部主持工作，专门对付苏联。借助一个总部在莫斯科伪 组织的假间谍网以及克格勃的支持，费尔费为自己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联邦情报 局的头头骄傲地带领贵宾参观费尔费的办公室，那里挂着巨大的彩色卡尔斯霍斯特 地图，上面非常详尽地标注着克格勃总部，甚至能看清各类轿车的停放位置及男女 盟洗室的区分标志。在卡尔斯霍斯特（电码代号为“图表”）行动中，共编缉了厚 厚的5 卷材料，其中包括各办公室的计划、个人鉴定和内部电话号码本。联邦情报 局的总部设在离慕尼黑不远的普拉赫，那里不断收到索要有关卡尔斯霍斯特及其他 情报机关材料的请求。后来费尔费自吹说，对此类情报的需求表明了中央情报局驻 欧洲间谍机构的具体利益所在、由此使总部有可能对他们的行动有所了解。费尔费 成功地使联邦情报局及其朋友对卡尔斯霍斯特有了一个错误的概念。指导费尔费写 回忆录的第一总局A 处在其中加了整段表现第一总局自吹自擂的引文。其中有一处 这样写道：“没过多久就显示出，克格勃作战计划多么富有远见。”同时，费尔费 为卡尔斯霍斯特提供了几乎所有经过联邦情报局的重要文件复本。紧急情报通过无 线电传给卡尔斯霍斯特，其余的则装人带夹层的箱子，拍在胶片上装入儿童食品罐 内，通过秘密邮政信箱或联邦情报局的邮差埃文·季别尔（此人也在为克格勃效力） 投递给克格勃。据费尔费讲，在1961年8 月以前的两年间，柏林墙筑了起来，中央 情报局和联邦情报局正在制定破坏东德经济政治发展的计划，积极策动心理战引诱 欺骗工人力量，此时我不止一次冒险（已经记不清冒过多少次险），一次又一次地 接头，一次又一次送交情报资料——一切都只为一个目的：“使苏联能够做出有的 放矢的决定。我清楚地明白，那两年我给苏联的反间谍机构提供了他们赖以工作的 线索、我的被捕证明了这一点。” 同帕克和黑勃尔顿一样，费尔费工作的动机与其说是思想意识，不如说是虚荣 心。他和同事们经常受到克格勃将军们的鼓励和祝贺，有一次甚至是克格勃主席本 人。50年代在德国工作的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在1961年费尔费被捕后总结说： “如果写一份联邦情报局的损失报告，那大概得写几万页。不仅间谍和接头地点都 败露了，而且这10年情报人员提供的所有材料都必须重新审核。有些是敌方伪造出 来的，有些做过一些改动，还有一些则是捕风捉影的消息。” 在第十五总局（东德情报机构）组织的大规模渗透到西德的行动中，克格勃获 益匪浅。第十五总局成立于1952年，它归属东德国家安全部，1956年又改名为情报 总局。从它成立之初麦库斯·尤加思（米沙）·沃尔夫就是头目，而且也是他们那 一代人各种渗透计划的策划者。沃尔夫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作家，希特勒上 台后被迫逃往莫斯科。1987年快退休以前，沃尔夫开始自称为苏联集团内各国情报 界最具才能的一位领导，他任职时间比所有同行都长。沃尔夫最成功的一名情报人 员是久特尔·纪尧姆。他父亲是东德一名牙医大夫，勃兰特被盖世太保追捕时他曾 将其藏匿于家中并为他治伤。1955年受情报总局指使老纪尧姆找到当时任西柏林市 市长的勃兰特，求他帮助自己在东德受排挤的儿子。一见面勃兰特就喜欢上了久特 尔，并决定给他安排个好前程。1956年，纪尧姆和他的妻子——两人都是情报总局 的间谍——获准到西德政治避难。几年后两人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谋到正式工作。 1969年，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多党联盟执政，勃兰特出任总理，这对纪尧姆来说是 个绝好的机会。而其他情报人员只有羡慕而已、纪尧姆成为威利·勃兰特的朋友和 亲信，并任波恩办公室私人助理。他提供给情报总局（而情报总局又将它们提供给 克格勃）的情报中，包括西德试图同东德及其他东欧国家建立最初联系时的“新东 方政策”的详细内容。1974年纪尧姆作为东德间谍被揭露后，勃兰特被迫辞职，这 已足以说明其震动之大。 纪尧姆仅是东德庞大的间谍队伍中在西德活动的一个，尽管是最著名的东德间 谍。据1958年情报总局的叛逃者判断，西德那时至少已经活动着两三名间谍，躲在 幕后伺机而出。麦库斯·沃尔夫最成功的战术之一就是“女秘书攻势”，他善于勾 引中年单身妇女，而她们都是国家公务人员，能够接触到秘密情报。50年代中期沃 尔夫攻势的牺牲者中有一位44岁的女秘书伊姆加尔·列梅，她在波恩外交部作秘书， 负责同各国大使馆的联络工作，她把文件复本提供给了自己的“情人”、情报总局 的间谍卡尔·赫麦尔斯。1958年被捕后报界称为“红色的卡扎诺娃”。此后20年间 麦库斯·沃尔夫又派遣了不少更加成功的“红色卡扎诺娃”接替他。 冷战以前以及冷战期间，大部分有关西方的重要情报，克里姆林宫都是从电子 侦察中得到的。1951年情报委员会第七总局（负责加密解密工作）重新并入舍韦廖 夫中将领导的国家安全部第五总局。1954年克格勃组建以后，加密、联络和解密的 工作由第八总局负责，领导人仍是舍韦廖夫。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解密人员不像他 们的英美同行那样拥有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设备。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从1952年 建立伊始，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数据库。尽管苏联的电子侦察在技术方面落 后于西方，但它有另外两个优势弥补了这一不足。首先，它控制着苏联数学家和程 序设计师中最优秀的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时至今日仍时常被召去为克格勃和情报 总局工作。无论是美国安全局还是英国政府联络总部都不可能招募到如此雄厚的力 量。其次，苏联的电子侦察来无疑问大大受益于谍报侦察，实际上重大的破译工作 过去和现在都有赖于间谍收集到的电码、密码。冷战期间向大使馆进行渗透像往常 一样给了苏联破译工作很大帮助。莫斯科最感兴趣的还是它的“主要对手”的使馆。 虽然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在对待苏联人的监视方面已不那么幼稚，但对冷战高潮 时期驻苏联使馆的安全保障的认识仍处于原始状态。1952年乔治·凯南被任命为美 驻苏大使抵达莫斯科，他发现自己的府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一切，在它 的威力面前，我，我们所有的人都孤立无援”。这只无形的手属于外宾服务局。该 局为各外国使馆公开招聘服务人员，它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反间谍局） 的一个分支机构。外宾服务局的人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意外地出现。到莫斯科几 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凯南和妻子被一阵从紧靠卧室的走廊传来的隐约声响弄醒，凯 南走出卧室，“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仔细看发现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妇人。‘你是 什么人？’我问，回答是：‘新来的看门的’。” 自从1940年大使馆里发现几百个窃听器之后，便开始对使馆进行定期检查，但 再也没发现类似的“小甲虫”。凯南不得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安全部有了更完善的 电子窃听技术，而不是由于使馆的警戒加强了。1952年9 月从华盛顿来了两名专家， 他们开始仔细检查大使馆的建筑及大使官邻。专家请凯南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大声 朗读一份旧的外交呈报，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使隐匿的窃听装置工作起来。突然一 名专家开始用十字锤猛力敲打带有美国国微的镶板后面的墙壁。在一无所获的时候， 他一脚踩在镶板上。突然，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在碎片中找出了一个铅笔形的窃听器， 它把凯南所讲的每一个字都传给了使馆大楼以外的监听者。第二天早晨凯南发现国 家安全部的保安和苏联服务人员的脸色都变得格外阴郁，“充满了仇恨、敌视的气 氛，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不管怎么说，防止国家安全部窃听的保卫措施已远远超 出了国务院历来的规定，以至凯南自己也不知道破坏窃听装置这决定性的一步走得 对不对。甚至事隔20年后，当他撰写回忆录时仍旧有些怀疑：“一名大使能把自己 卷人这样一场恶作剧吗？但假如我不这样做，或许我的政府会因为我的疏忽而怪罪 于我？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对这些问题该如何做答。” 正是因为国务院反对，1953年以前中央情报局一直没有获准在驻莫斯科大使馆 派驻代表。中央情报局莫斯科分部的工作出师不利，第一任间谍头目爱德华。艾利 斯·史密斯就被来自国家安全部的女仆勾引去了。后来他向凯南的下任博列思承认 一切，羞辱地回国了。当时任中央情报局一个分队作战科科长的彼尔·德西尔负责 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他认为“史密斯的工作不但没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且 有不少是杜撰出来的”。除了史密斯外，至少还有12名使馆工作人员承认自己同国 家安全部（克格勃）派来的“乖宝贝”有过风流韵事。他们还说这些“乖宝贝”为 了招募他们做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间谍，竟把他们鬼混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相威 胁。博列思后来说：“所有这些人都在24小时内被遣送回国。” 1953年在柴可夫斯基大街开始营建一座新的美国大使馆。施工过程中美国保安 人员整日在工地上值班，以免在楼上两层安入窃听装置。但这种值班没有丝毫意义， 因为晚上就撤岗了。博列恩在回忆录中解释说这是由于不经意（很明显是他自己的 粗心大意）和出于“省钱”的考虑。1964年克格勃的叛逃人员尤里一公先科的证词 帮助在大使馆找到了40多个窃听器。它们被藏在暧气片后面镶衬墙壁的竹筒里，这 样金属探测器就无法发现。博列恩极力对这次使馆保安工作中的失误轻描淡写。苏 联窃听了两层楼的房间，而这些地方博列思曾认为“是莫斯科最保险的地方”。它 包括大使办公室，密码室和中央情报局的驻外机关。但他还一再说，这也并未说明 “俄国人探听到了什么真正的秘密。”这种不负责任的结论是与建造使馆时他撤掉 夜岗的盲目乐观相联系的。当然，使馆人员比以前机警了，他们意识到苏联人电子 间谍手段的危险并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可还不能说所有的使馆人员都是谨慎行事 的了，在博列恩任大使期间，12名工作人员承认自己与形形色色的克格勃性伙伴做 爱时被拍照，然后他们被先后遣送回国。但总体上说美国使馆的保安状况不比其他 国家的代表机关差，而且要想破坏美国外交官的名誉，并不比破坏其他国家外交官 的容易。在莫里斯·德让任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的8年间（1956196年），他和法国空 军武官路易·吉博都被克格勃的“乖宝贝”勾引。这是第二总局（反间谍局）的奥 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亲自指挥的一次周密行动。德让被一名装扮成勾 引者吃醋丈夫的肃反工作人员毒打，而吉傅则被示以他们惯用的床上照片。但这次 诡计没有成功，格里巴诺夫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吉博自杀了；在克格勃对大使进 行真正的敲诈之前，那个被用来勾引他的姑娘跑到了西方，并把这次行动的实情统 统说了出来。 冷战高潮时，驻莫斯科的大部分外交机构都被安装了窃听器。其中包括西德使 馆。尤里·诺先科回忆说，50年代末，大概是打算将来写回忆录之用，大使先生每 晚口授一份当日大事纪，其中还包括同波恩及北约各国大使的通信，他没想到他是 对着克格勃的麦克风口授一切的。两小时之后，“回忆录”中有价值的摘要草稿就 原样呈放在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克格勃的“大使”行动不仅局限在莫斯科，在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同样有针对头号及二号对手采取行动的可能。在匈牙利情报 部门协助下克格勃成功地打入了驻布达佩斯的美国使馆。 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安全部（克格勃）工作人员都能成功地直接进入外国代表机 构驻地。据诺先科回忆般照斯大林时代留下的传统，每次这样的“拜访”都需要赫 鲁晓夫亲自批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对日本使馆的秘密造访，其结果是密码 处的工作人员把使馆保险柜的号码和日本外交密码透露给了克格勃。在几个大国的 密码中被苏联解码人员破译最多的是日本密码，而且从20年代起就是如此。70年代 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一名日本外交部解密司的工作人员。此人同他20年前在莫斯科 使馆工作的同行一样早就有意合作。用同样的方法克格勃接触到了瑞典使馆保险柜 中的文件和密码。一个“乖宝贝”勾引住夜间值班员，又用大块大块的肉把狗引开。 50年代初从克格勃叛逃的伊利亚·吉尔科韦洛夫参加过其他成功的行动，曾潜人了 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使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奖励 给我们刻有名字的表并被授予名誉肃反人员的称号。” 将来有一天，当所有的秘密档案都已公开，再来仔细研究那些在克格勃和情报 总局间谍全力支持下破译出的截获的外交文件。将会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看冷战时期 及冷战以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目前还不能准确确定，克格勃和情报总局通 过电子侦察得到的大量情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过程。其实在克格勃，除去 主席和第一、 第八总局局长， 未必有人能接触致全部电子侦察得来的外交情报。 1969年电子侦察由重新组建的六局接替八局实施。冷战时期，克格勃的叛逃者无一 例外地都只能偶尔接触到一些电子侦察到的情报。戈尔季耶夫斯基所看到的克格勒 档案中的材料，实际上对已经公开的情报没有任何新的补充。或多或少可以这样认 为；大部分情报都是截获来的，截获稿都保存在解密档案中。实际上第一总局的任 何人都无法接触到这些档案。除了克格勃的最高级官员外，所有人员只有在被认为 是出于公务需要时才会被示以这些截获来的情报。 冷战期间这些电稿被抄写在薄而透明的纸上，存放在一些大一“红夹子”中。 1954年从第一总局叛逃到西方的彼得·杰里亚宾回忆说，大概每周两次在他们处的 处长办公室里他能看到“红夹子”中的一些截获情报。比杰里亚宾晚10年逃到西方 的第二总局的尤里·诺先科说，每次办事员把“红夹子”送来，并站在身后直到他 把获准了解的内容读完，摘录是不允许的。杰里亚宾和诺先科都曾回忆说，他们看 到过从各西方国家截获来的情报，而且有些是通过安装在大使馆的窃听装置截获的。 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法国人的通讯保密水平尤其差劲。彼得·赖特说，1960年他亲 自冒充接线员，在驻伦敦的法国使馆安装了一些窃听装置，以使英国政府的通信联 络总部，能够解译出经过一流加密处理的法国外交电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以 前，克格勃也始终卓有成效地窃听着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的谈话。杰里亚宾还回 忆说，他在“红夹子”里看到过截获到的有关西德、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情报。1954 年叛逃西方的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和诺先科则说，见过大量被破译的日本函讯稿。 谈到从“主要对手’哪里破译的情报，则或许是数量少些，或许是更加保密，更可 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诺先科说只偶尔看到过从美国截获的情报，而杰里亚宾则一 份未见到过。按诺先科的话说、在破译英国的通讯内容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却 提供不出具体的例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冷战期间克格勃叛逃者所能接触到的截 获情报，在整个电子侦察活动中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1958年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罗夫的活动，遭到两个善于钻营的赫鲁晓夫宠臣的批 评。他们是曾经动员几十万年轻人去实现赫鲁晓夫垦荒计划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 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和克格勃在列宁格勒的尼古拉·罗曼诺维奇·米罗诺夫。 他们认为克格勃应该起更大的作用，这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奖励他让 两人都进人了中央委员会。说到谢罗夫，他也确有一个“屠夫”的绰号。1956年春， 他到伦敦监督对即将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保安组织工作， 报界愤怒的言辞迫使他赶快溜了回来。他在同年镇压匈牙利革命中所起作用的传闻， 使西方对如下看法更加深信不疑：认为他是新斯大林镇压政策的象征。显然，需要 一名新的领导人，以便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58年秋，主席团讨论了谢列平就谢罗 夫关于克格勃国内外工作的报告提出的批评意见。谢列平肯定了克格勃在揭露“人 民之敌”和限制他们的活动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秘密的行动。 但是他也指出，克格勃的积极作用削弱了，原因是他在协助同西方进行战略性意识 形态斗争中做得太少了。主席团对谢列平的批评意见表示赞同。考虑到谢罗夫以前 的功绩，他没有被一撸到底，而是被调任到不太起眼的情报总局任局长去了。 谢列平同他的前任贝利亚和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一样自负，并不满足于当克格勃 的头子。 当他还是一名20岁的大学生时， 一次有人问他将来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苏联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话可信的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领 导！”谢列平只把克格勃当作继续升迁的一个跳板，他在仕途上的最终目标是爬上 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1961年他不再担任克格勃主席，但作为一个新的更有势力 的机关头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继续控制着克格勃的活动、继谢列 平之后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是他的得力助手37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 斯内，此人在共青团工作时就是他的部下。 当上克格勃主席以后，谢列平马上改变了自己的领导作风。斯堪的那维亚一个 国家负责监听克格勃无线电通话的情报官员指出，克格勃主席始终喜欢用“要求” 这个词、1958年底“要求”突然变成了“请”。很快他得知，谢列平取代了谢罗夫。 那些到克格勃来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很多在大学时代就受到过在共青团工作的 谢列平的关照，他们开始排挤“老禁卫军”的人。特别惊人的是第二总局（反间谍 局） 的人事变动、 该局战后同第一总局相比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并不高。1953— 1955年，尤里·诺先科在第二总局一处（美国）工作时，处里6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 两人拥有大学文凭，有几个人甚至连完整的中等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很少有人懂英 语。而1960年诺先科返回该处时，己有80％的人员受过高等教育，70％的人掌握英 语。从共青团和大学输人新生力量旨在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61年谢列平反复说明 “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完全杜绝，肃反工作者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 和苏联人民” 。 在被淡忘了20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对捷尔任斯基的个人崇拜。 “铁腕费利克斯”又重新成为头脑冷静而又满腔热情的肃反工作者的典范，他们忘 我地保卫着苏联人民不受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攻击。 在初步了解了1958年冬天实施的那些侦察活动后，谢列平就对第八总局电子侦 察和破译人员所取得的成绩惊叹不已。这些成绩是靠打入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以 及收买莫斯科及境外的外国加密员和外交官取得的。但是，过去第一和第二总局在 配合第八总局工作时协调得不够好，谢列平在第一总局的编制中组建了一个直属局 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的特别处，协调第一、二总局支持电子侦察活动，并帮 助它们与第八总局沟通情况。新机构注意的中心仍然是“主要对手”——美国。第 八总局美国处的处长亚历山大·谢列兹尼奥夫指示，特别处要收集破译员最感兴趣 的密码系统的情报。特别处最宏伟的作战计划，就是打人美国国家安全局（它是美 国所有情报机构中最大的和得到拨款最多的一个，它负责电子侦察，总部设在离华 盛顿不远的福尔特一米德）。只要偶尔看看电视导读报的美国人都知道有个中央情 报局，但知道美国还有个电子侦察部门的人就不多了。在知晓此事的为数不多的人 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他们把国家安全局的缩写扩展成“请勿闲谈”局。 1960年，福尔特一米德已有3 名苏联间谍。渗透工作的瞩目成绩有赖萨哈罗夫 斯基特别处的周密计划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安全制度不严造 成的。1959年12月国家安全局的两名破译员——30岁的米切尔和28岁的马丁神不知 鬼不觉地飞到古巴。一切迹象表明，他们在那里把自己的工作情况透露给了克格勃， 并拿到了一份克格勃感兴趣的电子侦察秘密的清单。国家安全局招募米切尔去工作 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坦白说，在他19岁以前的6 年中他曾把狗和鸡进行过 “性交试验”。至于马丁是否忠心耿耿，认识他的人众说纷坛。但有一点大家是一 致的，他是个不负责任和不可救药的自私鬼。在招募过程中这两人出众的数学才能 掩盖了性格上的缺陷，对米切尔来说他的“性交实验”也被忽略过去。1959年初两 人违反国家安全局规定，向国会议员温·海斯告发说，在几次无线电侦察行动中美 国侵犯了苏联领空。海斯错误地认为，这是两个中央情报局暗地派来检验他是否能 够保密的人，因此未采取任何措施。由于政治上和在处理社会问题中不老练，马丁 和米切尔相信了在苏联宣传品中日臻完美的神话般的苏联形象。在他们心中苏联是 和平斗士，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在他国领土上空非法飞行。苏联的社会制度看上去 是那么进步，以至马丁和米切尔认为苏联给了他们在美国未曾得到的深深的自我满 足感。 1960年6月25日， 每年3周的休假刚刚开始，米切尔和马丁就飞往墨西哥。第2 天乘航班飞往哈瓦那，在那里转登苏联运输机，把克格勃所列清单上秘密问题的答 复带到了莫斯科总部。休假结束8 天后，国家安全局才开始寻找他俩。在米切尔家 中，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人员发现故意放在明处的马里兰州银行保险柜的钥匙。打开 保险柜，他们发现一个密封的纸袋和一张便条，条上米切尔和马丁要求把袋里的东 西公诸于众。袋里有一份冗长的声明，其中指责美国政府卑鄙龌龊，“像它经常指 责苏联的那样不择手段”。与此同时，声明中对苏联社会极度粉饰歌颂，那里“妇 女的聪明才智被想方设法调动起来，而且，任用妇女要比美国多得多”，因此，苏 联妇女“作为女友更有魁力”。1960年9月6日，在“莫斯科记者之家”马丁和米切 尔举行了一次大概是美国情报史上最令人难堪的记者招待会。他们揭露的最大丑闻 就是国家安全局破译了几个自己盟国的通讯稿。马丁指出，其中包括“意大利、法 国、土耳其、南斯拉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58年2月一1961年9月埃 及同叙利亚组成的国家——译者注）、乌拉圭，——我想这些对大家了解真相已经 足够了”。虽然两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有提及美国的“U－2”飞机飞临苏联进行侦 察，但他们对此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向克格勃提供美国飞行员格里·帕乌埃尔斯飞 行失事的补充情况，此人所驾驶的飞机于1961年5月1日被击落。给苏联宣传战一个 大获全胜的机会。 马丁和米切尔不知道，在耶尔特一米德还继续活动着一名更重要的苏联间谍， 32岁的上士杰克·埃·丹莱普。二战期间丹莱普在朝鲜时因为“作战英勇、忠于职 守”而荣获“红心”勋章和“铜星”奖章。但丹莱普生性好色，又是7 个孩子的父 亲，因此总缺钱花。1958年，他成为福尔特一米德的参谋长加里森·勃·科维杰伊 少将的司机，他的工作包括向国家安全局各下属机关运送秘密文件。作为参谋长的 私人司机，他是少数不经查验可以离开福尔特－米德的人之一。他至少要为6 名安 全局的官员服务，往家里拉打字机和办公家具。这就更加扩大了丹莱普同安全局总 部的接触。 据推测，大约在1960年春或夏初，丹莱普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供了国家安 全局的文件。后来进行的调查表明，从那时起他是在情报总局的人监督下工作，而 不受克格勃的监督。丹莱普的工作事关重大，因此他的上司除了同他打交道外什么 也不做。丹莱普能够搞到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维修指南、数学模型和美国最机密 的加密机的科学研究与试验设计工作计划。他还能接触到中央情报局对苏军数量和 编制及东欧特别是东德导弹潜力的评估。 1960年夏天，丹莱普突然成了富翁。尽管他每周只能领取100 美元，他却供养 着情妇，养活一大家子人，还买了一辆“美洲虎”轿车，两辆“卡迪拉克”和一艘 30英尺长的设备精良的赛艇。后来在俱乐部优秀选手比赛中他出了意外，国家安全 局不得不为他派出急救车。即使此时，虽然他未对自己的暴富作出合理的解释，但 并未引起多大怀疑。 1963年初春，双重生活开始让丹莱普难以承受。3月接受测谎 仪测试时，他坦白自己有“小偷小摸和不道德行为”。5 月，他被调到福尔特一米 德的昼夜值班室工作。7 月22日，他把一根管子接到自己汽车的排气口上，另一端 从汽车左侧的窗缝中伸到车内，然后发动马达，中毒身亡。3 天后，他像4 个月后 的肯尼迪总统一样，按军人的全套礼仪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如果不是他的遗孀 一个月后发现一个暗室，里面存放着没来得及送出的绝密文件，那么也许永远不会 有人怀疑他的忠诚。经调查。国家安全局得出结论，就重要性而言，丹莱普出卖的 情报超过马丁和米切尔出卖情报的总和。 人们得到丹莱普自杀的死讯那天，另外一名原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维克多·诺 里斯·加米尔顿，在《消息报》头版向世界披露了一些福尔特一米德的秘密。此人 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同马丁和米切尔一样心理有些偏执。不过他还是以某种方式通 过了检查。1957年，在国家安全局“生产处”的中东部工作，同搜集到的阿拉伯语 情报材料打交道。1959年2 月，国家安全局的心理医生诊断他“患有精神病”，但 由于缺少阿拉伯语专家他被留了下来。7 月，在医生确诊他已“处于精神分裂症边 缘”后才让他回了家。一年后他却出现在莫斯科，公开揭露国家安全局“生产处” 对中东国家的情报侦察并表示，“特别应该强调的是：美国当局利用了联合国总部 设在美国这个便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和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土耳其、 希腊等国给自己驻联合国代表的密码指示，在到达真正收报人手里之前就已落到了 美国国务院手中”。 在丹莱普暗地里将福尔特一米德的文件转送给苏联情报总局的上司的那个时期， 克格勃在破译美国密码方面至少取得了一项重大成绩，其中克格勃间谍罗勃特·李 ·约翰逊起了很大作用。此人看上去不像一个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人，他是一名经 常抱怨命运不济的美军中士，有时生活还要靠妓女供养。1953年在西柏林供职期间， 他逃到东部并要求为自己和未婚妻——妓女赫迪提供政治避难。但是克格勃劝他返 回了西德，在那边他可以得到双份工资。很快约翰逊又收买了一名中士——他的朋 友、同性恋者詹姆斯·阿伦·明特凯恩巴乌。此人受命寻找其他能为克格勃工作的 同性恋者。尽管约翰逊在这方面有功劳，但他是一名很难驾驭的间谍，很多年间他 只能搞到些二流情报，1956年他同克格勃中断了联系，被军队除名后同赫迪一起去 了拉斯维加斯，他希望在赌场上发大财并成为一名著名作家。在两个幻想均告破灭 以后，他开始酗酒，强迫赫迪重操旧业。1956年底，赫迪由于身体不好不能再卖淫 时，约翰逊便无以度日。 1957年五月，明特凯恩巴乌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他们住的带顶篷的卡车里，随身 带着克格勃500 美元的礼物，游说他重新开始工作。克格勃想让约翰逊到美国空军 工作，以便搞到导弹布署的情报。但果不出所料，空军没有录用他。可陆军却接收 了他，因为那里没人知道他同妓女们的关系、他的嗜酒如命、当然更不知道他的间 谍行为。之后他到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导弹基地作警卫。两年期间，约翰逊先 后向明特凯恩巴乌提供了照片、计划、文件等。有一次他甚至提供了克格勃要求的 从燃料箱中吸出的导弹燃料实物。然后由明特凯恩巴乌把这些东西转交给克格勃上 司阿纳托利·阿法纳索维奇·叶利谢耶夫。一般他们都在华盛顿“布尔列斯克（意 为“脱衣舞”）剧院附近见面。据明特凯恩巴乌说，叶利谢耶夫对这些地方总是有 些比较感兴趣。1959年约翰逊被从得克萨斯调到美国驻法国军事基地。不久就有一 位新接线人同他在巴黎接头。此人叫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乌尔茹莫夫，约翰逊 只知道他是“维克托”，他把藏在烟盒里的500 美元给了约翰逊。“这是圣诞节礼 物！”乌尔茹莫夫开玩笑说。赫迪当时患了精神分裂症，因此同约翰逊一起工作很 不容易。但乌尔茹莫夫的耐心、恭维和钞票起了作用。1961年底约翰逊成为一个机 场的机要联络中心的警卫。这个中心负责传送在华盛顿、北约、美军驻欧洲指挥部 和美国第六海军舰队之间定期交换的秘密文件、密码系统和设备。 第二年约翰逊为了迎合“维克托”的不厌其烦的劝说，一步步接近了上有三道 锁的秘密文件库。他先是搞到了第一道锁的钥匙纸模，没过多久他偶然在废纸篓里 又找到了一张写着二道锁密码的纸片，最后利用从克格勃得到的便携式义射线仪发 现了第三道锁的密码。1961年2 月15日夜间，约翰逊首次潜入文件库，装了满满一 书包密码文件和其它秘密文件，并把这些统统转交给了资利克斯·亚历山德罗维奇 ·伊万诺夫。这个人是派来协助乌尔茹剪夫工作的，这些材料又由他转给苏联驻巴 黎大使馆的克格勃间谍头目。使馆内早有一批技术人员等候着，他们把文字材料和 书包里的东西进行了快速拍照。不到一小时文件包就送回到约翰逊那里。离下岗还 有很长时间，约翰逊就把一切都恢复原状。据诺领科讲，在机场的这次行动是赫鲁 晓夫亲自批准的，第一批秘密文件库中的文件很快就送到了赫鲁晓夫和其他政治局 成员手里。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曾开玩笑说，如果美苏把双方的情报机关联合起来 会省很多钱。尽管如此，他对苏联情报系统提供给他的帝国主义秘密一直保持着很 大兴趣。1962年约翰逊生日的第二天，他正准备给家人们分礼物时，收到了赫鲁晓 夫和苏联部长会议的祝辞，同时他还被告知授予了苏军少校军衔。他得到2000美元 的奖励，并允许他利用这笔钱在蒙特卡罗度假。1963年4 月底以前，约翰逊一共提 供了17包文件，其中包括对美国密码系统的详细记述，美国在欧洲的核部署以及北 约和美国的防御计划。但是约翰逊开始大意起来，克格勃怕事情败露决定暂时停止 行动。而当克格勃准备恢复这一行动时，约翰逊已去了别的部门工作。1964年诺先 科逃到西方透露的情况终于使约翰逊被捕入狱。 谢列平除了开展获取密码材料的行动并协调这方面工作以外，也没有忘记“积 极行动”，以便对西方国家政府和社会公众施加影响。1959年1 月，他在第一总局 设立了一个新的假情报部，即D处（后来的A处）。最初有50多名工作人员，伊万· 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将军任处长一直到1968年他去世。他是个其貌不扬的高个子 亚美尼亚人，但颇具魁力。叛逃人员叶夫多基姬·彼得罗娃对他很有好感，认为他 在所有同事中是个有魁力的温文尔雅之士，他精通英语、法语和波斯语。1941—— 1943年他在德黑兰工作，19461949年以阿瓦洛夫的假名在巴黎工作，此后任情报委 员会西欧处处长，最后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 阿加扬茨被任命为D 处第一任领导，是因为他伪造回忆录有功。他先后伪造了 弗拉索夫将军的《我选择了绞刑架》、伊万·克雷洛夫的《戎马一生》和登在某月 刊上的铁托同斯大林的通信（信中铁托似乎承认了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事 实上一切迹象表明，大部分这类作品的作者是前苏联外交官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 基——两次大战之间他定居巴黎，后来开始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别谢多夫斯基 制造的赝品中有两本是以斯大林侄子的名义写的（而斯大林根本没侄子），书的写 作技巧之高，甚至把像卡尔这样著名的苏联学者都给迷惑了（1955年他曾为前苏联 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写的新闻评论写了序言）。同这些作品相比，戈 尔季耶夫斯基70－ 80年代接触到的A处制造的赝品及假报道就显得粗糙多了。 1959年阿加扬茨上任后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西德，克格勃希望它成为新纳粹的 堡垒。在对西德采取一项“积极行动”之前，阿加扬茨先做了一次试验，他把自己 的一组部下派到距莫斯科50公里的乡下，在夜幕的掩护下到处涂画德国纳粹党徽、 张贴反犹太标语、掀翻墓碑雕像。克格勃驻该村的情报员报告说，事件使很多村民 感到恐慌， 它鼓动了一小撮当地反犹分子采取了针对犹太人的类似行动。 1959－ 1960年阿加扬茨在西德使用这一计谋获得巨大成功。一些东德间谍被派到西方，他 们受命捣毁犹太人纪念碑、教堂和小店铺，在墙上张贴反犹标语。克格勃策动的这 些活动自然而然得到当地流氓和新纳粹分子的响应。 从1959年圣诞节直到1960年2 月中旬， 西德当局登记在案的反犹太行动共有833起。后来苏联的行动突然停止， 但也早已破坏了西德在国际公众心中的形象。西德政治家和宗教活动家不得不饮下 这杯屈辱的苦酒。《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波恩无力彻底清除纳粹 遗毒》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外国报界对西德的普遍反映。 1959年5 月，谢列平在莫斯科组织召开了肃反委员会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情报 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克格勃需优先考虑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2000名克格勃工作 人员。政治局派出的代表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夫·基里琴科、党中央委员会的成 员、国防部科外交部的代表。谢列平提出了一个总体计划，为了达到苏联政治的长 远目标、消除来自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和日本的威胁，需要动员所有苏联集团的情报 机构。D 局奉命以自己的“积极行动”计划配合苏共中央国际部和国家机关。 尽管谢列平有“积极行动”这样设计周密的计划，但他并没有拒绝更彻底的境 外行动。谢罗夫领导时期，第一总局十三处负责暗杀活动，但它卷人了几起公开的 丑闻。在法兰克福暗杀全国劳动联盟（西德）领导人格奥尔吉·奥科洛维奇的行动 失败后，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克格勃工作人员尼古拉·霍赫洛夫于1954年逃到西方。 1955年十三处雇用了德国一名职业杀手沃尔夫冈·维利德普列特，企图除掉全国劳 动联盟会长弗拉基米尔·波列姆斯基，但维利德普列特重蹈霍赫洛夫的覆辙，在最 后时刻改变主意向西德警方把事情全盘托出。1957年9 月，十三局尝试用铝（一种 放射性物质）毒死霍赫洛夫的行动再一次遭到失败（它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是希望在 尸体解剖时轮残留物不会被发现）。几次失败之后接着是一次成功的行动，暗杀西 德的两名乌克兰移民领导人——1957年除掉了全国劳动联盟的主要理论家列夫·列 别特，1959年10月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这些经 过谢列平和赫鲁晓夫批准的行动使他们两人确信，暗杀个别著名人物仍然是克格勃 境外活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这两次行动的执行者是波格丹·斯塔申斯基，暗杀列别特时他只有25岁。在卡 尔斯霍尔斯特，克格勃小组和斯塔申斯基做了行动准备。暗杀用枪是克格勃武器试 验室研制的一种毒气枪，射出的是氰化钾，气体侵人人体时引起心脏停止跳动。十 三局的预料是正确的，病理解剖学家没有起任何疑心，很快在诊断书上写下，死因 是心力衰竭。斯塔申斯基先用狗试验了手枪的性能，他把狗牵到离卡尔斯霍尔斯特 不远的林子里，把它拴到一棵树上然后开了枪，几秒钟的痉挛之后狗就一命呜呼了。 实验表明，这种枪非常保险，于是他就开始了正式行动：他伺机等候在黑暗的入口 处枪杀了列别特和班德拉。1959年斯塔申斯基被召到莫斯科总部．在隆重的气氛中 谢列平授与他红旗勋章并宣读了嘉奖令；“嘉奖他出色地完成了政府特别重要的任 务”。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将送他去继续深造德语并学习英语，3——5年后他将前 往西方，完成一些新的一任务。“工作不轻，但很光荣。”当时谢列平这样对他说。 但是斯塔申斯基同霍赫洛夫和维利德普列特一样，后来对谋杀都感到了一种厌 恶。在这方面1960年同他结婚并带有反共情绪的东德姑娘茵加·波尔起了不小的作 用。1961年8 月，逃住西德的道路被柏林墙堵住的前一天，斯塔申斯基夫妇逃到了 西德。他供认了谋杀列别特和班德拉的罪行，1962年在卡尔斯鲁瓦接受审判，并以 参与谋杀罪被处以8 年监禁。法官宣布主犯应是那个将政治谋杀视为合法的苏联政 府。克格勃中马上就有人因此而掉了脑袋。比斯塔审斯基晚4 个月逃往西方的阿纳 托利·戈利岑说。”至少有17名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被撤职或降职。但更重要的是霍 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迫使政治局和克格勃的领导重新审视暗杀活动及其冒险性。斯 塔申斯基一案被国际社会广泛宣传，因此政治局决定放弃克格勃在苏联集团境外组 织的作为推行苏联政治一般手段的暗杀行动，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使用这一手段 （如1979年12月在阿富汗刺杀总统哈菲祖拉·阿明）。 冷战后期，包括在冷战之初，克格勃对外活动的方向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要对 手”的。60年代初克格勃首次有机会在美国“眼皮底下”的拉丁美洲建立行动基地。 这事发生在1959年1 月古巴推翻巴蒂斯塔统治，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之后。在此 之前，克里姆林宫始终对拉美革命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一直认为，由于美国的巨大 影响，在那里共产主义巨变是不可能成功的。卡斯特罗受过古巴大地主阶级的良好 教育，他从古巴人民党（正统派）及其创立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爱德华·奇巴斯的 理想中获得了政治灵感。1958年夏天以前，古巴共产党——古巴人民社会党一直强 调，推翻巴蒂斯塔统治只能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古巴工人起义。 第一总局二处（拉丁美洲处）先于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看出了卡斯特罗 的潜力。最早发现其天赋的是克格勃年轻的工作人员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列奥 诺夫，此人会西班牙语，50年代在克格勃驻墨西哥间谍总局工作。卡斯特罗因组织 进攻军营被关了两年，1955年出狱后在墨西哥流亡一年。在那儿卡斯特罗找到苏联 大使馆，要求向同巴蒂斯塔作战的游击队提供武器。提供武器的要求遭到了拒绝， 但列奥诺夫为他领导游击战争超人般的领袖素质而惊叹，于是开始同他见面并给以 热情的精神支持。列奥诺夫认为卡斯特罗的政治主张既不成熟也不明确，但却注意 到了他在控制自己亲手开创的“7 ．26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果断，以及情愿给自 己未来的统治蒙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的胆识。列奥诺夫还发现，卡斯特罗的兄弟劳 尔和他的得力助手切·格瓦拉都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1956年12月卡斯特罗回到 古巴，但列奥诺夫对他组织游击战前景的评价没有引起莫斯科的反应。卡斯特罗当 政后，列奥诺夫的先见之明和他同古巴领导人固有的联系使他官运亨通，并在1983 年当上了第一总局副局长，负责克格勃在整个南北美洲的行动。 甚至在1959年1 月卡斯特罗上台后，莫斯科仍然怀疑他抵抗美国压力的能力。 古巴人民社会党也只是把同苏联联盟看成是一个战术步骤，就像当初支持巴蒂斯塔 统治一样。卡斯特罗在党的老领导层中实行大清洗，使其瓦解，然后又利用这个党 迅速控制全国局势。后来卡斯特罗又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以示支持，他认为这些可 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古巴的玻利瓦尔。1959年7 月，卡斯特罗的情报 头目拉米洛·瓦尔特少校前住墨西哥同苏联大使及克格勃的间谍局举行秘密会谈。 此后克格勃向古巴派出了上百名苏联人，旨在重建古巴的安全情报系统。这些人中 有不少是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后代，国内战争后他们逃离西班牙在苏联定居下来。西 班牙老共和党人之一思利克·李斯特·法尔汉组织了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志愿组 织），协助同反革命怠工作斗争。另外一个共和运动的老将，阿尔贝托·巴哈尔建 立了一个教育中心网，培养游击队员。但克里姆林宫并不急于公开支持卡斯特罗的 非正式统治，而是让捷克人先作些表示。当年秋天以劳尔·卡斯特罗（不要和菲德 尔·卡斯特罗混为一谈）为首的古巴代表团到达布拉格，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 事援助的可能性。尽管劳尔习惯于和衣而睡并对金发妓女尤为热衷，但他对马克思 主义思想的狂热信仰给主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宣传部主要负责人路易斯吗斯·马 丁说，古巴人民社会党企图通过劳尔对菲德尔施加影响。我个人认为，菲德尔是个 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使他受到党的欢迎。劳尔在布拉格接到了赫 鲁晓夫要他访问莫斯科的邀请。 1959年10月，劳尔在莫斯科期间，有一个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了哈瓦那， 该代表团以原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间谍头目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希托夫（他就 是阿别克谢耶夫）为团长，试图为建立伺古巴的外交关系打基础。希托夫赠给菲德 尔一瓶伏特加、几罐鱼子酱和一本莫斯科风景摄影画册。然后他告诉卡斯特罗，苏 联人民对他个人以及古巴革命非常钦佩。卡斯特罗打开酒瓶，又叫人取来些饼干。 “伏特加太棒了！多好的鱼子酱！”他赞赏地惊叹，“看来同苏联建立贸易联系是 值得的。”希托夫回答说：“这太妙了，菲德尔。那么您对建立外交关系这件大事 怎么看？”最终，于1960年5 月，苏联同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完全承认了卡斯特 罗的统治。希托夫以文化顾问和塔斯社代表身份留在哈瓦那，实际上他是克格勃的 间谍头目。在最初的动摇之后，赫鲁晓夫热情地公开支持古巴的统治（但此时还不 是卡斯特罗当政）。7月9日在一次火药味很浓的讲话中他表示：“为了支持古巴的 斗争，我们会做出一切努力……现在美国已不像过去那样强大了。”第二天切·格 瓦拉夸口说，古巴受到“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的保护”。卡斯特罗和他的同 志们则开始在讲话中鼓吹，古巴革命“只是拉丁美洲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步”。尽管 卡斯特罗的思想基础仍然值得怀疑，但他在夺取和巩固政权斗争中的功绩使得克格 勃和克里姆林宫改变了在拉美的战略——改变传统的只对有正确理论的共产党的支 持，转而采取同民族解放运动“有所贪图地结婚”的政策，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得到 群众更广泛的支持。1961年4 月，在美国支持下旨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吉隆滩登 陆失败，莫斯科更改变了对美国实力的看法，因为美国在自己的后院都显得非常薄 弱。 尽管卡斯特罗对苏联大使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的敌意日益增长，但同克格 勃间谍头目安德烈·希托夫却保持热情友好的关系。1962年3 月，卡斯特罗发表电 视讲话，宣布解散原古巴共产党（他认为，库德里亚夫采夫一直在打该党的主意）。 不久，卡斯特罗同他的关系彻底破裂，并请求任命当时还使用“阿列克谢”这个假 名的希托夫为新大使。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希托夫走马上任。6 个月之后，苏联 在古巴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导致了二次大战以后最大的一次国际危机。1962年初，美 国在英国和土耳其布署了“民兵”新型洲际导弹作为对那里已有的中程导弹的补充， 这样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在距美国仅90英里 的古巴布署苏联导弹，就可以在核威慑上占上风。与其说这是赫鲁晓夫在分析情报 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他低估美国和年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决心 的一种自负。在同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谈话中赫鲁晓夫说，西方“民主” 到了足以发动战争的程度。“吉隆滩”行动中肯尼迪的优柔寡断使赫鲁晓夫深信， 这位年轻的总统“眼高手低”，“我有把握说，肯尼迪是个软弱的人，面对挑战缺 乏应战的决心”。如果能悄悄把核弹头布署在古巴，就可以迫使美国面对不得不讲 和的现实。1962年夏，苏联的工程师们开始动工兴建导弹发射基地，从这些基地发 射的核弹头有效射程均在3000公里以上，几分钟内便可到达美国东海岸的各主要城 市。 在冷战期间的所有危机中，苏联的侦察工作都比西方有效得多。而在1962年加 勒比海危机中，美国首次在情报方面同苏联打了个平手，甚至略胜一筹。部分原因 在于这次危机的“震中”距美国边境仅90英里。另外，西方在搜集情报技术方面的 两项巨大成就也打破了苏联的情报优势，其中之一是空中侦察方面。1955年艾森豪 威尔总统建议苏联实行“领空开放”政策’以使双方能互相从空中观察到双方的军 事调动。苏联拒绝这一建议后，美国开始单方飞行高度可达21000 米的“U－2”飞 机飞越苏联领空。1962年击落一架“U—2”飞机及在莫斯科举行的对飞行员盖利· 鲍埃尔斯的公审，只是暂时压制了美国的气焰。几个月之后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侦察 卫星。卫星照片的清晰度要低于“U—2”拍的照片。1963年，克里姆林宫默许了卫 星侦察，双方开始广泛使用侦察卫星，包括采用电子侦察和拍摄各种目标。 50年代中期，西方对苏联境内的间谍侦察工作也有很大改一进，尽管它不像空 间领域那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61年春，英国情报机构收买了冷战期间苏联在 西方的最大的间谍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别尼科夫斯基。他是情报总局的官员， 在国家科技委员会工作。 别尼科夫斯基的朋友中，有情报总局局长伊尤·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 火箭兵和炮兵总局局长、炮兵主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佐夫。别尼科夫斯 基搞到的情报（一年半时间用“米诺克斯”相机共拍下了5500幅照片）有很高价值。 其中有关于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最新资料，包括战斗性能、弹着点精度、点火实验 时出现的故障。别尼科夫斯基提供的情报表明，苏联导弹及航天武器作用日益明显， 这使得北约严肃地重新审视自己的对策。别尼科夫斯基同时为英国情报机构和美国 中央情报局工作，在最紧张的时刻有20名美国分析家和10名英国分析家研究他的成 果。及时有效地收集情报对西方必不可少，这使之能够在古巴布署导弹之前采取和 平手段解决加勒比海危机。1962年10月14日，“U－2”飞临古巴上空，拍摄下了首 批弹道导弹发射场的照片。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们借助于搜集来的、有关建造发 射场各个阶段详细资料的秘密文件确定了照片上建筑物的用途。这些文件是别尼科 夫斯基依靠同空军主帅瓦连佐夫的私人关系潜入导弹空军总局转拍下来的。10月16 日这些文件已经放在美国总统的桌子上了。鉴于这些信息，肯尼迪组建了一个解决 危机委员会，即众所周知的执委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此组织在未来 13天中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截止到10月19日，“U－2”飞机向执委会证明共有 10个建设中的弹道导弹发射场。10月22日肯尼迪宣布，美国实行封锁以保证对向古 巴提供任何进攻性武器实施检查。在几乎整个一周的时间里世界都在核灾难的阴云 笼罩之下。 克格勃驻华盛顿的间谍机构无论在加勒比海危机发生时，还是在调解加勒比海 危机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除了收集情报以外，间谍机构还担负着其他两项任务： 同白宫保持非官方联络渠道和传播有关苏联在古巴布署导弹的假情报。这两项任务 的主要执行者是格奥尔吉·尼基托维奇·博利沙科夫，他是克格勃的人，在华盛顿 以记者身份活动。据他说，在危机开始前一年多时间里，他充当了约翰·肯尼迪和 赫鲁晓夫之间的“热线”及“秘密联系渠道”。1961年5 月，一名美国记者把他引 荐给总统的兄弟及最亲近的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这之后他们每周在某个地方见两 次面。博利沙科夫的“正派”给罗伯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根本没想到，博 利沙科夫是克格勃的人，罗伯特说：“他是赫鲁晓夫的代表……每当他（或赫鲁晓 夫）有什么事要转告总统或总统有话要转告赫鲁晓夫，我们就去找格奥尔吉·博利 沙科夫……我能找到各式各样的理由去同他会面。”博利沙科夫使罗伯特相信，他 用不着那些多余的外交途径便可直接得知，赫鲁晓夫在想什么并且“毫不隐讳地直 言相告”。他说，“双方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提供的秘密渠道，“应该说，赫 鲁晓夫与肯尼迪之间的对话变得日益坦白直率了”。 但是加勒比海危机之前，克格勃建立“热线”的基本作用是希望苏联在古巴中 程导弹成为既成事实之前保守这个秘密。1962年10月6 日，博利沙科夫同罗伯特见 面，把赫鲁晓夫的例行信件转交给他。往常罗伯特出来迎接他是不穿西装的，衬衣 领口敞开着，领带也是松开的。但此次气氛异常：“和以往的会面不同，主人在家 中穿起了深色官服，平日不听话的头发也被梳理得齐齐整整。他面无表情……态度 冷淡而谨慎。一切都预示出正式会见的性质”。接着博利沙科夫叙述了信的内容： “赫鲁晓夫总书记为美国在古巴周边制造的局势感到担忧。我们重申：苏联提供给 古巴的仅限于防御性武器，以保卫古巴革命的利益……”罗伯特请博利沙科夫慢慢 地重复一下信的内容，他笔录后交给秘书去打出来。他说：“很好，我会把赫鲁晓 夫的信转给总统，在必要时他会通过我给你们答复。”第二天博利沙科夫被总统的 密友、记者查理斯·巴特种待请去共进午餐。巴特利特通知他，肯尼迪总统希望得 到赫鲁晓夫“更为详尽的书面信件，而非他兄弟传的口信”。博利沙科夫于是逐字 逐句地把对罗伯特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巴特利特全部都笔录了下来并转给了总统。 9 天后约翰·肯尼迪看到了“U－2”飞机拍摄下来的古巴正在兴建中的导弹发射场。 总统顾问特奥多尔·索伦森后来回忆说：“肯尼迪总统已经习惯于依靠博利沙科夫 这条渠道，通过他经常收到赫鲁晓夫的信，因此他感到自己受骗了，实际上他确实 受骗了。” 10月24日，巴特利特把博利沙科夫请到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给他看了2O 张“U一2”飞机摄下的导弹发射场的照片。照片右上角还保留着“仅供总统参阅” 的字样。“呶，你怎么解释这个呢？格奥尔吉？”巴特利特问，“我敢打赌，古巴 有你们的导弹，这你一清二楚。” 据博利沙科夫说，他当时回答：“我从未见过这种照片。我不懂，这上面是什 么。没准是棒球场？”第二天照片被公开刊登出来。巴特利特又打来电话，谈话是 这样开始的： “喂，格奥尔吉，你们在古巴有没有导弹？” “没有。”博利沙科夫回答。 “OK。鲍勃让我转告你，你们在古巴有导弹。这是赫鲁晓夫说的，总统刚刚收 到莫斯科的电报。” 对博利沙科夫来说这消息就像“晴天一声霹雳”。 博利沙科夫名声扫地以后，莫斯科为建立同白宫的“秘密联系渠道”重新挑选 了候选人。接替博利沙科夫的是克格勃驻华盛顿的间谍头目安德烈·谢苗诺维奇· 费克利索夫，40年代末他在伦敦出色地完成了政治侦察任务，因此在总部自我感觉 颇为不错。1960－1964年他化名福明在华盛顿任间谍头目。10月26日14点30分，他 打电话给正在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斯卡利，费克利索夫知道，此 人是白宫的常客。从声音判断，费克利索夫很激动。他要求斯卡利10分钟后同他在 宾夕法尼亚大街“西洋风味”餐馆见面。刚一落座，他就表达了想请斯卡利传递一 条重要消息的愿望。“如果苏联撤回导弹，美国是否同意公开许诺不驻古巴？您能 不能利用在国务院的关系弄清楚这一点？”19点35分他俩又在“希尔顿”大饭店的 自助餐厅见面。斯卡利说，他同国务卿金·拉斯克联系过，他对费克利索夫的建议 很感兴趣。在这以前已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详尽的、充满感情的信，信里也有类似 这样的建议。尽管任何正式交易都没达成，但在“西洋风味”餐厅中由费克利索夫 首先说出的建议成了调解危机的基础。10月28日赫鲁晓夫表示，将拆除古巴的导弹 发射场。同时美国保证不出兵古巴并从土耳其撤出服役期已满的“朱庇特”导弹。 古巴危机解决之后，赫鲁晓夫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与火冒三丈的菲德尔·卡斯 特罗的关系。莫斯科平息危机甚至没跟他商量一下，这使他十分恼火。安抚卡斯特 罗的任务交给了克格勃驻哈瓦那的前任间谍头目、现在的苏联驻古巴大使亚历山大 ·希托夫，因为他成功地同这位古巴领导人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后来希托夫在莫斯 科总部吹嘘说，在古巴危机时他成了菲德尔的私人顾问，对卡斯特罗来说苏联大使 馆是他的第二个家，有时他甚至同希托夫一家在使馆厨房中做饭。 正值危机处于白热化之时，奥列格·别尼科夫斯基被捕，他提供的情报无论对 加勒比海危机的爆发或是平息都起了关键作用。第二总局是在1962年监视英国大使 馆时，无意之中发现了别尼科夫斯基的行踪。” 1959年以前克格勃一直认为，西方侦察机关不会冒险同自己的间谍在苏联境内 直接联络，只会在国外同他们见面，而在苏联国土上，仅限于“邮政信箱”这一渠 道。然而1959年10月，6 年前在维也纳被中央情报局收买的情报总局中校军官彼得 ·波波夫被捕，他就在莫斯科直接向他的上司转交情报。他是通过一个“切点”完 成这一切的：人流中两个人好像完全无意地撞一下。波波夫的案件过去之后，1960 年第二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尔罗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决定监视美、英两国使 馆。这些规模巨大的行动每年进行两次，每次为期两周，而且监视面涉及外交官家 属，居住在莫斯科的记者、商人，还有使馆工作人员。监视活动基本上都由七局的 行动小组完成，但却是由第二总局指挥的。在1962年初，有一个行动小组开始监视 别尼科夫斯基在莫斯科的英国情报接线人的妻子詹妮特·奇卓尔姆。当时她从大使 馆出来，想从别尼科夫斯基那里取定期提供的一批微型胶卷。在阿尔巴特区，七局 的一个监视者发现了奇卓尔姆和一个陌生俄罗斯男子“切点”式接头。两名监视人 员一直“护送”奇卓尔姆太太到大使馆，但因为他们接到命令不暴露自己，所以没 有拦住她让其交出刚到手的纸包。另外两名工作人员跟踪别尼科夫斯基，但20分钟 后且标就消失了。从这时起第二总局就知道了莫斯科有一个英国情报机构的间谍， 并且怀疑这可能是一个情报网，但暂时还没有涉及到别尼科夫斯基的证据。 不久，别尼科夫斯基的过分自信使他处于败露的边缘。按照规定，情报总局和 克格勃的所有官员如果去外国使馆，都应该预先取得第二总局的同意。但别尼科夫 斯基有一次去英国大使馆，并未执行这一规定。第二总局的人很恼火，于是情报总 局局长谢罗夫将军（别尼科夫斯基的酒友）便亲自写道歉信请求不要计较这次误会。 格里巴诺夫将军表面对谢罗夫的道歉表示满意，但亲自命令在别尼科夫斯基的家和 工作单位进行监视。借助安放在别尼科夫斯基邻居家窗台上花盆里的长镜头，可以 清楚地拍摄到，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把收音机调至某一频道，收听广播并作某些记 录的。 1962年7 月，莫斯科来了一名英国商人格伦维尔·威恩，他是英国情报机构的 通信员。别尼科夫斯基再次违反保密规定，在“乌克兰”饭店威恩的房间里同他会 面，这足以使第二总局对他产生一定的怀疑。更可疑的是，进到房间里以后，别尼 科夫斯基打开了收音机和浴室中的水龙头来掩盖交谈声。但格里巴诺夫的技术专家 们还是分辨出一些谈话的片断，这是别尼科夫斯基从事间谍活动的第一个证据。此 后，第二总局让住在别尼科夫斯基楼上的一家去黑海度假，在他们房间的地板上钻 了一个小洞，安上一个大头针针头大小的镜头，通过它可以看到别尼科夫斯基使用 “米诺克斯”牌相机、密码和一次性密码本的情况。为了对他的公寓进行彻底搜查， 第二总局制定了一个能使他离家几天的计划。毒药专家把别尼科夫斯基的椅子用毒 药处理了，别尼科夫斯基暴病了几天。已经接到指示的情报总局的医生们，通知他 要住院治疗几天。在这几大中，第二总局的人从他家里翻出了从事间谍活动的必备 用品。但为了能通过他挖出一个大的间谍组织，并没有马上逮捕他，而是让他“逍 遥法外”。 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大量情报都是通过电子侦察得到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有 赖于克格勃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成功的渗透工作。据说，危机过 后赫鲁晓夫甚至“向情报总局表示谢意，因为在华盛顿截获的电话交谈有助于了解 美国官方内部发生的事情和进行讨论，从根本上讲有助于最终解决危机”。但是考 虑到事态发展之快和执行委员会的保密机制，电子侦察实际上对总统及其高级顾问 们做出的那些重大决定，只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情报。虽然总部一再要求，但驻华盛 顿的克格勃间谍头目费克利索夫似乎未能搞到大量可信的情报。费克利索夫当时的 情报来源同别尼科夫斯基有很多相似之处。此人是代号“萨沙”的美国军事情报人 员，1959年在德国服役时，被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沙利亚平收买。萨沙是 一名领薪金的间谍（他的女友一直靠他的钱糊口，所以在德国他负债累累）。据尤 里·诺先科说，他提供整箱整箱的文件来换取克格勃的钱。1962年萨沙调到华盛顿， 但他无权接近执委会的文件，所以只能提供些二流情报。 萨沙成功地度过了加勒比海危机，而别尼科夫斯基却没他那么走运。正当危机 高潮的时候，安在他房间天花板里的镜头发现，他正在研究假护照。格里巴诺夫怕 他的叛逃打算得逞，便命令马上逮捕他。10月2 日，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便 得知他的事已败露。当天在莫斯科的一根电线杆上出现了一个暗号，这表示别尼科 夫斯基在“邮箱”里留有资料。到“邮箱”取资料的中央情报局的人被克格勃抓获， 但他声明自己有外交豁免权。对此人的监禁引起了一场颇为可笑的第二总局各处间 的误会。此前从没有中央情报局的人去过“邮箱”那儿，克格勃误认为别尼科夫斯 基只为英国情报机构效力（当时，他是英国情报机构同中央情报局联合行动的当事 人），因此此案由二处（英国。加拿大和大洋洲处）负责，他们不愿意让负责美国 事务的一处插手这件事。当不知所措的中央情报局人员说出自己是何许人也时，二 处不得不同竞争对手一处一起调查这个案子。 在旷日持久的审讯中，别尼科夫斯基遭到严刑拷打，在1963年5 月的公审会上 他被判处死刑，遭到枪决。别尼科夫斯基暴露后，他的酒友、克格勃前任主席谢罗 夫将军也失宠了。别尼科夫斯基被捕后，谢罗夫的情报总局局长职务也被撤了。在 一次毫无节制的狂饮之后，他在阿尔巴特大街旁的一所院子里开枪自杀。有关他死 去的唯一报道是他过去的一些同志匿名发表的一条简短消息。 第十二章 勃列日涅夫时代，东方，第三世界和西方 （1964－1972／73） 1964年，很多主席团成员疏远了赫鲁晓夫，加勒比海危机一直被认为是苏联的 耻辱。1963年农业歉收，赫鲁晓夫不得不动用宝贵的外汇及黄金储备向西方购买谷 物。实际上这是苏联历史上谷物进口首次大于出口，所以从那时起监视世界谷物市 场行情，就成了克格勃的基本任务之一。但是引起对赫鲁晓夫政策不满的主要原因， 是他频繁地改组党和国家机构，这无论如何不可能取悦他的同事和成千上万的公职 人员大军。 谢列平和他的宠臣谢米恰斯内是最积极的阴谋策划者，他们支持主席团中反对 赫鲁晓夫的人。谢米恰斯内还组织了窃听赫鲁晓夫私人电话的活动。赫鲁晓夫的儿 子谢尔盖后来抱怨说：“在这以前我习惯于克格勃和其他机关在盟国范围内活动… …可突然这个组织调转了枪口。它不再保护我们，而是跟踪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在克格勃的帮助下， 阴谋策划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使对手措手不及的效果。 1964年秋赫鲁晓夫到黑海度假，临行前同事们还是笑脸相送。10月13日他被叫回莫 斯科参加主席团紧急会议。代替往常护送队伍到机场迎接他的只有谢米恰斯内和克 格勃的警卫局长。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讲，谢米恰斯内明显有些神情紧张。他向赫鲁 晓夫俯下身去，然后压低嗓门告诉他：“大家都在克里姆林宫等您。”“马上走！” 赫鲁晓夫答道。 谢米恰斯内后来一再说，赫鲁晓夫的某位同事建议逮捕他，但主席团否决了这 一提议，不过仍决定在必要时向他提及斯大林搞镇压时，他在乌克兰所起的作用问 题。另一名阴谋策划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向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讲明：“如果赫鲁 晓夫不听话，我们就给他看由他签署的1935－1937年的逮捕文件。”但是赫鲁晓夫 很快默认了无可挽回的结局。因为他的悄然隐退实现了十月革命以来最平静的政变， 他得到了列宁山上的一套住宅，一处别墅和每月500 卢布的退休金。苏联报刊解释 赫鲁晓夫隐退是因为“年纪老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此后他成了平民百姓。新闻界 对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970年，《真理报》刊登了赫鲁晓夫去世的简短讣告。在 讣告中只称他为一名“领取养老金者”。 因为参与废黜赫鲁晓夫有功，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职务上均得到提升。谢列平 成为主席团成员。越过通常的候补委员一级，而谢米恰斯内则被增选为中央委员。 但最大的赢家，还是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尽管很多 主席团成员都认为对他的任命是临时的，但他却成了除斯大林以外把持政权时间最 长的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勃列日涅夫统治的那些年，被称为“停滞时 期”。但在60年代中期，党的机关中保守的多数派则认为，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是改 变赫鲁晓夫长达10年的盲目实验和频繁的机构改组的稳定时期的开始。 1956年一 1961年，赫鲁晓夫撤换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委书记和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勃列日涅夫奉行“干部队伍稳定”原则，这实质上保证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安稳的 生活。但在70午代初，60年代的稳定时期变成了“长老制”时期。从1966年主席团 恢复旧称政治局开始，直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由56岁 提高到68岁。即便是那些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的人，仍可以指望被任命到体面的 职位上去，同时保留他们的别墅、汽车和其他特权。 尽管赫鲁晓夫下台后给斯大林翻案只是部分的，但反斯大林化运动更然而止。 在谢列平的积极支持下，谢米恰斯内开始向苏联知识分子进攻，他们两人都认为知 识分子是所谓的西方“意识形态攻势”的一部分。1958年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在 西方出版了自己的《日瓦格医生》一书。谢米恰斯内评论他说：“就是猪也不会在 食槽边拉屎。”从此以后谢米恰斯内在知识分子中就已臭名远扬了。1965年9 月谢 米恰斯内下令逮捕了两名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达尼埃尔。他们曾在 1960年参加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葬礼，后来也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敢于在西方发表自 己的“爆炸性”作品。1966年2 月的公审会上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反苏宣 传”分别被判处7年和5年劳役。据说，谢米恰斯内甚至扬言要逮捕1000名知识分子 借以杀鸡儆猴。也许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忧虑有些夸张，但却精确地反映了那 个时代的潮流。“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铁腕舒利克’谢列平正在策划一场企 图退回到斯大林时代的政变”。他后来这样写道。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的日子屈指可数。谢列平由于担任负责“监督机构”的中 央书记之职已经忘乎所以。再加上他的门客谢米恰斯内主管克格勃，这不仅使勃列 日涅夫，而且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忧心忡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谢米恰斯内倒台的首 要原因却是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1966年底她获准出境参加她第 三任丈夫，一名印度共产党员的葬礼。斯韦特兰娜一去不复返，苏联领导层认为谢 米恰斯内对此负有责任。除此以外谢米恰斯内还犯了一个错误，他不但没有帮助把 斯韦特兰娜弄回国，反而命令实施一个荒唐的劫持计划，导致被派到纽约监视阿利 卢耶娃的克格勃间谍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桑科暴露了。1967年3 月首次提议撤 销谢米恰斯内的职务时，谢列平保住了自己的朋友。但在5 月这个问题重新拿到政 治局审议，当时谢列平正住在医院里，接受急性阑尾炎手术。勃列日涅夫这次预先 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被请去同政治局委员见面的索科洛夫宣 布了“解除谢米恰斯内职务” 的决定（这种说法当时很平常） 、他后来回忆说： “根本没有进行讨论，勃列日涅夫对政治局其他成员说没必要讨论，没有这种必要。” 由于勃列日涅夫对高级官员实行“安慰”的政策，谢米恰斯内被安插到乌克兰 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位子上，负责体育运动。6 月谢列平从医院回来，得知自己也被 降职，从负责监督机关（包括克格勃的中央书记一职）成为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主 席。来到自己宽敞的新办公室，谢列平发现自己的前任维克多·格里申在隔壁房间 有一个“专用按摩室”，这是若列斯·梅德韦杰夫对它的文明说法。谢列平感到极 为不平的是，格里申在工作时间通奸，却得到升迁，成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于是他 就开始散布有关他的前任的各种传闻。“如果有过失的人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心耿 耿，那么后者在这种问题上就会非常宽容。”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被解职使新任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彼夫成为最大的受 益者。勃列日涅夫的两名宠臣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茨维贡和维克托·米哈伊洛 维奇·切布里科夫（未来的克格勃主席）被任命为副主席。任命安德罗波夫的最主 要目的是使“克格勃同党中央密切关系”。1957年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回来后， 在中央委员会负责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关系方面的事务。他是第一位领 导克格勃的党内高级官员。从贝利亚开始，他也是第一个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克格勃 主席。开始他是候补委员，1973年起成为正式成员。人们认为，对安德罗波夫的任 命“标志着从斯大林去世起一直持续的一场演变的完成——使党和克格勃关系变得 如此紧密，它们完全像一个肌体的两个器官那样行动”。但是，尽管在党的领导下 完成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任务，党牢牢地控制了克格勃，安德罗波夫仍不得不在很 多方面接受“勃列日涅夫的世界观”。安德罗波夫命中注定比他的所有前任的任期 都长，并在政治上获得最大的成功：1982年他取代勃列日涅夫成为总书记。 对刚刚出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捷克斯洛伐克事 件。赫鲁晓夫的女婿安德烈·阿朱别伊虽然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安德罗波夫的表 现很赞赏，但他同时指出，那些年的事件给他对东欧问题的看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在布达佩斯那些年的经历，以及“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者”拉科西在匈牙利事件中 所起的激发革命的作用，使安德罗波夫确信必须采取灵活的态度。戈尔季耶夫斯基 听说，刚刚回到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就在第一总局讲：“只有灵活机动才能使我们不 会重蹈1956年的覆辙。”当时赫鲁晓夫也持这种态度，他吩咐要多关注各人民民主 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他禁止克格勃在东欧搞间谍活动，他命令克格勃同当地安全 侦察机关联手工作，而不要对他们指手画脚。 60年代中期，对苏联集团各国更加温和的政策似乎开始有了结果。1956年革命 后，当政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在莫斯科很有人缘，他不断使莫斯科相信， 他的统治稳定，而经济改革也不是破坏性的。他得到匈牙利情报部门和匈牙利社会 主义工人党中提拔上来的年轻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安德罗波夫成为克格勃主席之后，莫斯科总部对东欧进程的担忧主要集中于罗 马尼亚。1944一1954年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的乔治乌一德治，在30年代曾作为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受过培训。1949- l953年，布加勒斯特的克格勃总顾问亚历 山大·萨哈罗夫斯基曾对他在铲除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方面所作的努力大 加赞赏。但当上第一总局局长后，萨哈罗夫斯基对乔治乌一德治的接班人尼古拉· 齐奥塞斯库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不满。与很多同东欧有联系的苏联公职人员 一样，他也对1958年赫鲁晓夫决定从罗马尼亚撤军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严重的失 误。 奇怪的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引起的不安要小得多。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高级专家安纳托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鲁萨科夫后来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1956年 第一总局不少分析家认为，几年后布拉格会效法布达佩斯。但预言没被证实，以苏 联集团的标准衡量，捷克斯洛伐克已成为非常繁荣的国家，于是总部确信以前是杞 人忧天了。1968年1 月，代替日渐年迈的新斯大林主义者、捷共第一书记安东尼· 诺沃提尼上台执政的是46岁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一开始总部和克里姆林宫对他 反映良好，在克格勃，杜布切克被称为“我们的萨沙”。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改革后， 第一总局十处（东欧事务处）开始认为，“我们的萨沙”受到捷克”资产阶级人士 的操纵。克里姆林宫和总部发现他是“布拉格之春”的推动力量之一，都感到事态 将发生变化。8 月苏联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会谈。与会 的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要知道我从一开始就支持你同诺沃提尼斗，我信任你， 保护你。我说，我们的萨沙是位好同志，而你却使我们如此难堪！”说到这里，勃 列日涅夫声音颤抖，哽咽，几乎就要哭出声来。 同1956年的纳吉不同，杜布切克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不打算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或 者放弃社会主义。 但正像莫斯科预料的那样， 这种社会主义是布拉格为之奋斗的 “仁慈的社会主义”，早晚会给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布拉格之春”在莫斯科总部的第一个大的后遗症，就是克格勃开始取消对人 民民主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禁令。克格勃驻布拉格的总顾问科托夫将军从具有不满 情绪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头目约瑟夫·霍乌斯基处拿到了该部门一些人的私 人照片，持进步立场的内务部部长约瑟夫·帕维尔也上了克格勃的黑名单。克格勃 还收买了他的副手威廉·沙尔戈维奇。“布拉格之春”期间沙尔戈维奇住在霍乌斯 基的豪华别墅里，得以经常同克格勃的人见面，而不致引起内务部杜布切克支持者 的注意。内务部的高级官员扬·博克尔也被克格勃收买，他帮助克格勃的人窃听内 务部的电话，窃听器甚至安到了主要改革者家中。靠这种办法得到的情报，后来在 华约军队入侵捷克、逮捕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人员及其他忠于杜布切克统治的人 时派上了用场。 和往常大多数时候一样，克格勃在搜罗情报方面卓有成效，但对这些情报作应 有的分析总是跟不上。因为意识形态的局限，总部把反对派完全看成是阴谋和暴动 的具体实施者。在东欧发生过的或是臆想中的阴谋背后，总部都能想像出有一只来 自西方、特别是西方情报部门的手在操纵。总部认为，西方情报部门又重新起用了 犹太复国主义间谍。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的克格勃间谍接到命令，要经常报告所 有犹太出身的同事的情况。尽管克格勃清醒地意识到向公众提供的大多数有关西方 阴谋的证据都是臆造出来的，但它却始终认为阴谋确实存在。 总部对那些无法纳入“阴谋理论”的资料再次抛弃不用，“布拉格之春”期间 被忽略的非常重要的情报来自华盛顿。在美国的对外侦察系统中，34岁的负责人奥 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被认为是一个精明强干之人，他获准接触“绝对可靠的 文件”。这些材料证实，不论中央情报局还是美国各部都没有参与过捷克斯洛伐克 事件的准备工作。而且他说，“布拉格之春”使华盛顿感到措手不及。卡卢金到美 国后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青云直上，6 年后他成为第一总局最年轻的将军。但1968 年对他提供的情报就不理不睬了。回到莫斯科后他才知道总部曾命令“不要把卡卢 金的情报给任何人看，把它们销毁”。为此卡卢金十分不快。克格勃一方面封锁卡 卢金得到的情报，一方面制造紧张空气，散布谣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成为北 约侵略或国内政变的牺牲品”。 尽管安德罗波夫才华出众，但同他的所有前任一样，他也对“阴谋理论”情有 独钟。 1968年10月， 即苏联出兵后两个月，他在对克格勃的共青团员讲话时说： “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社会主义”，这不可避免地将导致西方企图破坏社会主义 的成就，“敌人直接、间接地支持反革命分子，采取意识形态攻势，建立各种反社 会主义的、反苏联的和其他的敌对组织，为纳粹主义煽风点火，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就是鲜明的例证。那里的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兄弟般的支持下，果断地 制止了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反革命企图。” 西方情报机关一直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进程，这是事实，但安德罗波夫 却把这说成是他们参与“布拉格之春”事件的证据。7 月19日《真理报》登载了在 捷克斯洛伐克实现“意识形态攻势”计划的摘要，似乎这个计划是中央情报局制定 的，是“解放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奏。其中着重强调了拟议中的“打入捷克 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关、军事侦察及反间谍机构”的计划。虽然计划本身是第一总 局A 处（“积极行动”处）一手炮制的，但总部对“布拉格之春”对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部门的影响及其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系的担心并不是装出来的。6 月份，内务部 长帕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机构内部实行了清洗，把霍乌斯基换成杜布切克的支 持者。一个月之后帕维尔又公开声明，6 名克格勃联络官员被暂时调到其他的部里 工作。如果当初“布拉格之春”继续的话，毫无疑问，这些人的末日就为期不远了。 与此同时，负责调查50年代政治诉讼程序的主要专家卡列尔·卡普兰发表了一系列 文章，指出克格勃的“顾问们”在诉讼过程中的行动，完全独立于捷克斯洛伐克政 权之外。据传，委员会负责人皮列尔曾警告党的领导人，委员会的报告中将包含一 些“使人不快的内容，若将它们公诸于世会严重动摇党和一些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威 望”。虽然报告的公开被推迟了，一般认为，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基本上同意委员会 关于解散政治警察的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奥尔德日克·切尔尼克后来一再指出， 莫斯科为党在国家安全机关和武装力量中缩小影响而担心，苏联顾问令人惶惶不安 的情报简直就等于火上浇油，使莫斯科更加深了这种担心。 虽然安德罗波夫没有进入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做出重大决策的政治局五人集 团（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谢列斯特），但克格勃蛊惑人 心的评估仍起了不小的作用。柯西金和苏斯洛夫呼吁要谨慎从事，而谢列斯特大概 是第一个主张武装干涉的。至于勃列日涅夫，他随大流。安德罗波夫警告说，大规 模的帝国主义阴谋会迅速发展，正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构和党的领导。 这些警告至少在五人集团最终做出决定时起了作用，它使他们认为，在解决问题过 程中应该采取出兵干涉而不是其他稍温和的强制措施。1989年华沙条约组织终于为 入侵行为表示道歉，但葛罗米柯在这一年临终前仍强调，“毫无疑问，新捷克斯洛 伐克（共产主义的）的敌人得到了外来的支持，就象回损率在匈牙利发生的那样”。 他把一些毫不可信的预谋政变的准备工作的细节也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他大概是 从1968年那些令人惶惶不安的情报中搜罗了这些材料：“在某个时候，主要是夜间， 门牌被换掉，有时街牌也被换掉。这说明新捷克斯洛伐克的敌人们预先有了精心准 备” 克格勃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捷共的实力；它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会支持拿下杜布 切克。同有关西方支持策划阴谋的情报相比，这些观点似乎对出兵的决定起了更大 的作用。克格勃也制造了很多证据，证明存在所谓帝国主义阴谋，后来这些都被用 来为侵略辩护。30多名克格勃间谍以西方旅游者为掩护身份到处张贴教唆性标语口 号，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曾告诉他，克格勃参与了“自己建造、然后栽赃查获” 放有武器的密室的阴谋行动。 《真理报》曾迫不及待地将这些武器列入苏台德复仇主义者准备武装起义的证 据。东德党报《新德意志报》更不着边际，登出了美军及坦克开入捷克斯洛伐克的 照片。照片是从一部美国战争影片中剪下的（虽然东德报刊不承认此事），该影片 是在波希米亚拍摄的，捷克士兵身着美军1945年式样的军装参加了拍摄，带有美军 识别标志的坦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花外汇搞来的。1968年正在布拉格的第一总局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高级专家安纳托利·鲁萨科夫说，他和克格勃的顾问们都极力反 对总部指示的离间行为，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这些行动被查明，那么所冒的风险太 大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经历了这些离间活动，克格勃正是把任务交给他和 其他间谍来完成的。 苏联军队定于1968年8月20-21日夜在华约各国军队支持下进驻捷尔斯洛伐克。 苏联认为9 月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捷共民主化，因此出兵必须赶在 大会召开之前。恰恰在出兵前夕总部得知，瓦西里·比利亚克的女儿在英国学习。 比利亚克是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中保守的少数派的代表之一。总部马上命令驻伦敦 的间谍头目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设法找到这个姑娘并说服她回国。人侵开 始时，比利亚克的女儿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了。 仅一天一夜，入侵的主要军事目的就已达到了。8 月20日（星期二）晚11时， 苏联空军第24集团军的部队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机场，掩护了几百架运送部 队和坦克的“安”型运输机的行动。同时，苏军和华沙条约的部队越过捷克斯洛伐 克的北、东、南边境，切断了同西德的边境。8 月21日（星期三）拂晓，捷克斯洛 伐克的军队已经不再组织抵抗而保持中立，所有交通要道都处于苏军控制之下。杜 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的大多数主要改革家遭到了逮捕，逮捕他们的是博古 米尔·莫尔纳尔上校指挥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和克格勃的人。他们从苏捷边 境被押送出国，关押在喀尔巴吁山里克格勃的牢房中。克格勃间谍约瑟夫·霍乌斯 克很快就恢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中的职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克格 勃的行动不如苏联军队直接，克格勃的武装小分队只是配合正规军揭露反革命分子， 并迫使他们保持中立。苏军战士曾被告知，捷克斯洛伐克请求兄弟国家的援助。但 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现场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爬上坦克告诉他们，谁也没叫他们来， 并劝说他们回家去。而后几天以来地下电台不断指责侵略行径。8月22日举行了1小 时总罢工，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性的群众和平示威。 克格勃和驻布拉格的苏联大使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契尔沃辛科犯了后一个 大错误，他们过高估计了捷共党内及工人阶级中对武装干涉的支持程度。错误的产 生一方面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从来都认识不到工人阶级确实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统治； 另一方面是因为比利亚克和其他一些保守人士要求苏联插手（这些人明白，如果没 有苏联的干涉，他们的政治生涯就会到此结束了）。苏共政治局在作出出兵的决定 时非常希望捷共主席团中大多数成员会呼吁提供“友好帮助”同反革命作斗争，那 么这个措施就马上获得了合法性；接下来就可以按预想的那样成立新的革命工农政 府，清除这个国家“布拉格之春”的支持者。但这一期望实际上是落空了，而组成 工农政府的企图也破灭了。 因为没有找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卡达尔” ，苏共政治局被迫立即改变方针。8 月22日晚政治局得出结论，除了同执政党进行谈判以外别无选择。在莫斯科举行的 谈判结束后，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者们被准许返回布拉格，条件是他们必须顺着克 里姆林宫的意愿使局势正常化。10月杜布切克被重新召回莫斯科签署条约，条约准 许苏联军队常驻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付西德军国主义集团日益嚣张的复仇野心 的保障”。1969年4 月，狡滑的政客古斯塔夫湖萨克取代杜布切克成为第一书记， 从此“布拉格之春”被长达20年的“苏维埃之冬”代替。 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他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代表出面支持“布拉 格之春”，这也引起了克格勃的忧虑。在红场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史无前例的游 行，抗议苏联军队进驻捷克。当然，游行队伍很快被克格勃驱散。亚历山大·索尔 仁尼琴后来写道，这两天对他有“重大意义”： “这两天中我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一心想着一件事——要写下一句简短 的话，引用赫尔岑的一句名言：我耻辱，我是苏联人。” 在苏军入侵后的日日月月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以 后的年月里他一直在考虑该如何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1968年夏，苏 联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公开支持“布拉格之春”，但对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深 切同情已经使克格勃和共产党不得安宁。《苏联文化报》用了一个月时间，找到了 7 名名符其实的艺术家，他们分别在路德维克·瓦楚利克于1968年发表的《2000字 书》上签了字，这是“布拉格之春”过程中最激进的宣言之一。7 月，中央委员会 宣传部下了一道指示，其中强调了对苏联知识分子进行“崇高理想教育”的极端必 要性。 据阿列克谢·阿采别伊说，“安德罗波夫从未惊慌失措过，而且从未制造过恐 慌。但是他认为对意识形态基石的动摇不能熟视无睹，他曾非常不客气地提到过很 多作家、演员和导演”。克格勃为外国杂志提供的各种故事，使安德罗波夫的形象 很适合于西方口味。据《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报道，“安德罗波夫是一位藏 而不露的自由人士”，“他精通英文”，“收集著名乐团的录音带”，“闲暇时间 看英国小说”，“善于友好地同持不同政见者对话”。 但像实际上安德罗波夫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异己毫不留情，只是在压制不同政见 时更注意方法罢了。“布拉格之春”之后他重新组建了第五局，专门研究不同政见 的各种表现并与之作斗争。这个局的一些部门主要负责监视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 大学生、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教徒和犹太人。这些人虽然不再会在公审会 上被控告犯有各种莫须有的罪行，但像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那样，对他们取而 代之的是心理诊所。那里有对第五局俯首贴耳的心理学家。例如伦茨，他是莫斯科 谢尔布斯基犯罪心理学研究所的博士，在他那里诊断的结果总是“精神分裂症”或 “改革狂”。被认为是心理不健全的持不同政见者完全丧失了公民权，被灌下各种 药物。心理学的这种用场不仅仅因为它行之有效，而且使那些由苏联一党专政所产 生的坚定信念作基础的人们相信，党的利益才是唯一正确的利益。接替安德罗波夫 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塔利·费多尔丘克认为，那些不承认这一利益的人都是需要接受 “再教育”的疯子。为了避免国际上对他们将像索尼仁尼琴那样闻名于西方的著名 人士定为精神病患者进行指责，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持不同政见者被强迫离开祖国。 在20年的时间里，“布拉格之春”引起的震动一直对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的东 欧政策产生着影响。限制人民民主国家的主权首次在1968年的“勃列日涅夫的理论” 中被公开确定下来。在这个文件中强调指出，各国人民均有权“沿着各自的道路奔 向社会主义”，但所采取的政策“不能有损于本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有损 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该理论 中明确强调，一旦在任何一个人民民主国家出现类似的“损害”，那么“对反社会 主义力量进行果断的反击”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切那样。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为了挽回自己在莫斯科已经有所动摇的信誉，在苏军进 驻捷克以后便在克格勃联络官员的密切配合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 进行了严厉的清洗。150 万党员遭到审讯，比“布拉格之春”期间还要严重。有三 分之一左右的人被开除出党或“自愿”退党。在大学中、大众传媒工作者及其他自 由职业中也进行了类似的清洗。那些同“布拉格之春”关系最密切的组织，如作协 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都被关闭或是改组成其他政治上更保险的机构。尽管如此， 莫斯科总部仍然放心不下。 第一总局第十一处（社会主义国家处） 在详细分析了 “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得出结论：古斯塔夫、胡萨克和总统柳德维克·斯沃博 达当时的讲话同他们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承诺似乎关系不大。197O年1 月， 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他是保住了自己职务的最隐蔽的杜 布切克支持者。莫斯科本想让瓦西里·比利亚克或反动至极的阿洛伊斯·因德拉接 替胡萨克作第一书记，但这两人都缺乏群众基础，任用他们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铁托、纳吉、毛泽东、霍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相继“变节”，1968 年杜布切克（“我们的萨沙”）也步他们后尘背叛，这促使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总 部对东欧各国形成了顽固的偏见。70年代前总部就将东欧领导人分为五类：第一类 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第二类是“修正主 义者”，他们对西方暗送秋波；第三类是“未知数”，他们一方面对苏联的制度毕 恭毕敬，另一方面又同西方“调情”；第四类是亲苏联的，但显得软弱无力；最后 一类既亲苏又强硬，但在国内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期间，戈 尔季耶夫斯基也曾在总部及克格勃间谍局中听到过一些人一时冲动口吐真言，他们 承认，“反正这些国家早晚也将染上反苏情绪，变成一些政治上不可靠但要价很高 的盟国。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同它们中的大多数彻底分手为好”。但在勃列日涅夫 时期，即使是那些暗暗支持这一政策的人也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然而苏联在东欧的 失意最终还是成了迫使克里姆林宫1989年放弃于1968年形成的“勃列日涅夫理论” 的原因之一。 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最大的一 块心病。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出了几千名苏联顾问，克格勃的顾问们也撤了回 来，只有一个不大的间谍机构留在了北京。在随后的几年里，外交部和克格勃的中 国问题专家都迫不急待地想调动工作，他们认为如果别人继续把他们当成中国问题 专家的话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开始，中苏之间的一些小冲突是通过第三国的。莫斯 科痛骂阿尔巴尼亚的教条主义者，而北京则指责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后来，1964 年正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之时，两国矛盾公开化。虽然大多数共产党国家 都站在亲苏的立场上，亚洲很多党还是起来支持中国。60年代中期，在克格勃看来 中国已成为棘手的问题，那些早已放弃中国事务的专家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专业。 克格勃又招集了大量新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北京也成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机构。 对克格勃来说，在中国搜集情报变得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复杂、危险。 破译的外交电讯稿并没有使人对革命的进程有充分的了解。在中国的公职人员中收 买间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他们联系非常少而且受到严密监视。由于“红卫 兵”的监视狂和异己恐惧症使得外交人员也很难在北京移动半步。那些拥有外国图 书的人被迫跪在地上，以表示悔过自新，而被发现收听外国广播的人则被投入监狱。 后来在一份官方的报告中中国承认：“掌握外语或过去曾在外国定居，这都会成为 此人是该国秘密间谍的证据。”苏联使馆被围住，通往使馆的路改名为“反修胡同”。 从中国直接送往莫斯科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蒙古血统和中亚血统的克格勃人员 搞到的，他们穿上当地的衣服会完全被当成是中国人。他们藏在外交官汽车的后车 箱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被从使馆中拉出来，在一处没人的地方下车。然后混人成群 的中国人当中，在挂满标语的城里闲逛，阅读当天的“大字报”、买一些刊载着上 海、重庆和新疆新闻的“小报”。还有更多的克格勃间谍（大部分也是蒙古和中亚 人）是从阿拉木图、伊尔库茨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基地越过边境进人中国的，但这 些间谍中谁也不能提供中国高层制定政策的情况。 克格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设法搞到的情报为数不多，但也可勾勒出中国的基本 情形，这个国家正逐渐陷入混乱的深渊。 上了些年纪的中国工人，有时羞于将自己谈论地主和全国形势问题的大字报公 诸于众任人评说。因为在中国书法艺术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他们常常把 纸墨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一边盯着白纸，有人围上来后，他们就语无伦次讲起地方 大事来。但大多数大字报都涉及了全国性重大问题。1967年底开始出现攻击国家元 首刘少奇的大字报。第二年他被投进监狱，之后先后有22000 多人因同情他而被捕。 刘少奇曾在一次表彰劳动突击手的会议上祝贺一位清洁工人，并同他拍了照。后来 此人被挂牌游街示众。百般凌辱，直到发疯。 还出现了鼓动人们活活烧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但这些大字报很快就被撕掉 了。依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于反动儿混蛋”的原则，红卫兵把刘少奇的一个儿 子扔到了火车轮下。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的 2 号人物，被迫下乡劳动，但他活了下来。在物理系念书的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 被从北京大学二楼窗口扔了下来，造成他的下肢瘫痪。 莫斯科总部最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图尔恰克将军 1976- 1981年在北京是间谍头目。他曾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文革”期间克格勃 为克里姆林宫提供的情报比外交部要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总部收到 了大量有关混乱和武斗的情报，这些来自克格勃情报机构和无法接近党内高级官员 的间谍提供的情报，使总部常常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一总局预言说，毛泽东的学说会发展成“侵略性的亚洲独裁统治”，并企图 收回19世纪通过不平等条约划归沙俄的大片领士。 1969年3月8日，发生在中亚和珍宝岛的边境磨擦证明克格勃的预言是正确的， 预示着中苏间更大的冲突。特别使人担忧的是几年以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0亿，而且 这个国家有足以摧毁莫斯科的核武器。早在50年代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过，核战争 不见得就是坏事。甚至世界上一半人口死去，另一半也会活下来，而帝国主义将从 地球上消失。1969年9 月，中国在新疆搞了两次核材验，莫斯科通过卫星得知中国 正在建造自己的人造卫星（1970年第一颗卫星成功升空）。 1969年秋，事态发生急剧变化，同克格勃有联系的记者维克托·路易（他便是 维塔利·叶夫根尼·路易），在一些为西方报刊写的文章中暗示，苏联正在研究是 否在中国拥有核导弹威胁苏联以前，对它进行核打击以示警告。与此同时克格勃的 间谍机关也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散布这类传闻。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即便是克格勃负 责散布这些消息的人当时也不敢肯定，这是恐吓中国人的“积极行动”的一部分， 还是要警告西方，苏联总参谋部正在郑重其事地研究这种可能性。事后可以说，这 些措施的确是第一总局A 处的一次“积极行动”。而这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摆脱“文 革”的混乱，这些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就使中国恢复了为解决边境冲突的会谈。但这 种压力最终起了相反的作用，害怕苏联实施该打击似乎成为中国同美国开始秘密会 谈的原因之一。谈判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宣告结束。 70年代初，总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是否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就像 过去美国一样。最后决定，克格勃对中国的正式叫法是“基本对手”。而“主要对 手”仍是美国。由于对中国的政策缺乏确切的了解，克格勃驻外间谍机构收到的有 关中国的报告数量最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克格勃为 止。 60年代，克里姆林宫失去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北京和布 拉格。但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在第三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之得到了补偿。苏联 外交的最大成就在中东。战后英法势力的瓦解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而美国由于对 以色列具有某些义务又无法插足。1954年；纳赛尔在埃及掌权使苏联有可能充当阿 拉伯国家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了。纳赛尔36岁便成为埃及土著居民的代表人物，享有 这一地位的人从公元前525年波斯人推翻末代法老以后就掌握着这个国家。 纳赛尔写道：“小时候，每次有飞机飞过头顶，我就喊：‘万能的主啊’，降 祸给英国人吧。” 没有一个现代阿拉伯领导人能同纳赛尔的高涨的民族感和阿拉伯民众对他的好 感相媲美。 60年代，纳赛尔注定要成为自己雄言善辩和自己设计的英雄形象的牺牲品。但 是在他成为埃及领袖初期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塑造英雄所需的材料。1954年他上台 不久就在一次集会上发生了暗杀事件，他活了下来，但站在他身旁的人中有两人丧 命，其余的为了逃命从主席台跳了下去。纳赛尔却原地未动，喊道：“让他们打死 纳赛尔吧。他只是万众之一，不管他是死是活革命都将继续！”1955年他宣布同苏 联签订合同，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进口大批武器，这使西方为之震惊。这个协议严格 保密，甚至埃及驻莫斯科大使都毫无所知，只是两国领导人的大笔一挥，便结束了 西方对中东武器输出的垄断局面。 1956年7 月，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条运河曾一度租让给设在巴黎 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并被阿拉伯人视为西方对他们进行剥削的鲜明例证。当年11月， 英国和法国勾结以色列用武力恢复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的企图破产后，纳赛尔成为 大多数阿拉伯人心中的英雄（只有正统派的阿拉伯领导人不承认他）。1958年，纳 赛尔在苏联进行了为期3周 的旅行访问，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苏联全体领导人到机 场迎接他。在一年一度的红场五一游行中他是列宁陵墓观礼台上的贵宾。回国后， 纳赛尔在开罗举行的大型集会上讲话说，苏联是个“友好的国家，毫不谋求自己的 私利”，它对阿拉伯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 然而纳赛尔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严重的磨擦出现在纳 赛尔开始迫害埃及和叙利亚的共产党人、并指责伊拉克的共产党之后。克格勃确切 地知道，在纳赛尔公开批评1959年苏联奉行的政策之后，中央情报局向他提供了来 自美国的援助。但无论如何在60年代初，赫鲁晓夫和总部都确信，中东已经形成某 种力量平衡，这对同“主要对手”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并非所有政治局成员都 同意这种观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三国都持反美态度。1962年本·贝拉在阿尔 及尔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并吸收了几名共产党员进人政府。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饱受耻 辱之后，赫鲁晓夫决心在对中东施加影响的斗争中一定要占美国的上风。卡斯特罗 在古巴的胜利，便是苏联采取与第三世界反帝的（尽管在思想上并未完全一致）民 族主义分子结盟、代替原来只依靠共产党的新政策的一个证明，因为这些民族主义 分子在思想上是倾向共产党的。 苏联的意识形态学家们创造出诸如“非资本主义道路”和“民主革命”这样的 术语来表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些第三世界领导人向往的正是这 种过渡时期。1961年纳赛尔决定将大部分埃及工业国有化，这成了他奉行“非资本 主义道路”的一个可靠证据。60年代苏联在亚非领导人中对纳赛尔寄予的希望最大。 1953——1971年期间，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43％给了埃及。1965年埃及共产 党宣布解散，党员们申请加人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克格勃对苏联同纳赛尔结盟热情支持的表现之一，是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他左 右的亲信。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萨米·谢拉夫。此人大腹便便，两撇小胡子向下耷 拉，和他的代号“阿萨德”（狮子）很不相称。1959年他被任命为总统直属情报局 局长，实际上成了埃及侦察部门的领导人和纳赛尔的贴身顾问之一。谢拉夫的接线 人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基尔皮琴科后来成了克格勃在开罗的间谍头目。从1970 -1974年的5年间，他从事间谍工作的成绩使他在总部平步青云，终于当上了第一总 局副局长、谢拉夫负责检验埃及高级官员是否可靠，他可以听到任何他个人和克格 勃组织感兴趣的电话内容。除此以外他还在其他方面为克格勃效力，如派埃及情报 人员到莫斯科学习，为包括招募间谍提供机会等。纳赛尔对他的一些部长的亲苏态 度非常清楚，尤其是对阿里·萨布里。此人在不同时期先后担任过总理、阿拉伯社 会主义联盟主席和副总统。但好像他把谢拉夫看得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坚定的阿拉伯 民族主义者，会竭尽所能在不损害埃及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苏联最大的援助。基尔皮 琴科一再地刺激谢拉夫的虚荣心，他经常对后者说，赫鲁晓夫、后来是勃列日涅夫 认为他提供的情报极有价值。纳赛尔死后一年，谢拉夫终于在1971年苏共第二十四 次代表大会上见到了勃列日涅夫，并极尽感激友好之辞：“我非常感谢勃列日涅夫 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会见我，毫无疑问，这是您特殊加惠于我。我相信我们的 关系将不断发展下去，今后的岁月以及我们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将成为埃苏两国、 两党、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友谊最可信的证明。我深信，在埃苏友好关系史上萨米， 谢拉夫将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是伟大领袖纳赛尔的儿子。” 虽然克里姆林宫对纳赛尔不乏公开的溢美之辞，但60年代中期，他作为阿拉伯 世界不可战胜的英雄的威名被过分拔高后，也导起了总部内外对他的嘲笑。1964年 纳赛尔和他的总参谋长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一苏联最高奖是首次授予外国人， 后来这成为主席团会议上迫使赫鲁晓夫辞职的罪状之一。这次授奖还引起了一系列 在总部广为流传的笑话。尽管有关纳赛尔的顺口溜众所周知，但60年代总部还是相 信，甚至是过分地相信苏联在中东的形响在扩大。“力量平衡”似乎形成得很缓慢， 但确实是在朝不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的君主政体受到来自 反西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严重压力。克里姆林宫、总部和高层军事官员普遍认为， 依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埃及武装力量早已今非昔比了。可想而知，在叙利亚和 约旦的支持下，埃及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也有人极力反对这 种现点。1967年4 月，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访问埃及后报告说， 埃及和叙利亚需要苏联更广泛的援助，以便更有效地同从色列对抗。但没人重视他 的报告。1967年春，当埃及同以色列的关系进一步紧张时，谢拉夫提供给纳赛尔的 情报，仍然在附和总部“力量平衡”的乐观评价。 1967年6月5日（星期一），开罗时间早晨8 时45分，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突然 袭击，第三次阿以战争爆发，并持续了6天。战争的结局实际在最初的3个小时内就 已确定，以色列的突袭使340架埃及战斗机中的286架毁于一旦，在紧跟其后的西奈 半岛战斗中埃及军队完全失去了空中掩护。直至6月5日下午4 时，纳赛尔的将军们 都不敢告诉他，他的空军已全军覆没。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便马上声明，有迹象 表明以色列得到了美国和英国飞机的支持。西奈半岛作战初期埃及拥有同以色列数 量相等的坦克，在有生力量方面埃及人甚至占有优势。4 天的战斗使埃及人损失了 700 辆坦克，死亡和被俘的士兵达到1740人。纳赛尔提出辞职，但几百万埃及人的 大游行说服他留在了总统位子上，对他们来说纳赛尔仍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化身。 埃及及其盟国叙利亚在军事上的失利，经过以色列的大肆渲染，在阿拉伯世界 以外普遍认为阿拉伯人畏战。埃及战俘身穿短裤，以尚未损坏的苏联坦克为背景或 以其他沮丧的姿态被拍照。克里姆林宫公开站出来支持阿拉伯人，痛斥帝国主义的 侵略行径并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后来不得不后悔这一行动）。但在非公开场 合。阿拉伯军队的不善作战也受到了尖刻的批评。大批苏联军械被以色列人缴获引 起了苏联的愤怒。尽管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理论仍然存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指出， 莫斯科总部的很多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赞赏以色列人所取得的胜利并且承认，在 英勇善战方面阿拉伯人永远不能同以色列人媲美。 埃及在6 天战争中的失败迫使克里姆林宫做出唯一的选择：要么减少开支，要 么重建阿拉伯武装力量。最后选择的是后者。苏军总参谋部部长马特维·扎哈罗夫 元帅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一同前往埃及督阵，为整编和重新装备埃 及军队提出建议。在埃及的苏联顾问逐渐超过了20000 人。纳赛尔极想恢复昔日阿 拉伯民族英雄的荣光，为了换取苏联的援助，他准备做出比6 天战争以前更大的让 步。而在埃及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建立军事基地已经成了莫斯科的政治 目的之一。在埃及的一些港口——亚历山大港、塞得港、马特鲁港和塞卢姆港，伊 拉克的乌姆盖斯尔港，以及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亚丁港，苏联建立了一批物资技 术保障基地。1970年，应纳赛尔的要求为巩固埃及的防空系统建立了一些苏联空军 基地，装备有“萨姆一3”导弹的地对空火力系统和配有苏联机组人员的飞机。 鲍利斯·博恰罗夫是第一总局的阿拉伯学家，在开罗协助间谍们工作。他对戈 尔季耶夫斯基说，他已调到政治侦察部门工作；似便控制“埃及政府机关中一名非 常重要的间谍，此人更喜欢讲阿拉伯语”。1966－1970年谢尔盖·米哈伊尔·戈卢 别夫在开罗任间谍头目，在他领导下招募间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此他回到莫 斯科以后得到迅速提升。在总部经常可以听到有关“埃及苏维埃共和国”的玩笑， 克格勃对埃及国家机构的渗透在此时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但是，苏联投到埃及的大量资金因为没有可靠的基础而并未使埃及强大起来， 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埃及反而加深了苏埃两国人民之间的分歧。苏联人和埃及人很少 有结成夫妇的，这似乎可以是一个例证。要知道，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受教育 的5 万阿拉伯人有近一半同美国公民结婚。但从未听说过有哪位苏联顾问与阿拉伯 女子结成百年之好。 1970年9 月纳赛尔突然去世，苏联的强大影响开始逐渐减弱。将近20年过后苏 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还一再讲道：“如果他（纳赛尔）再活上几年，这一 地区的局势就会大不一样。”苏联总理阿烈克谢·柯西金曾对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 尔·萨达特说：“我们从未对纳赛尔隐瞒过什么，他对我们也没什么秘密。”柯西 金一清二楚，前半句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后半句由于有谢拉夫等人还算确切。上任 总统的第一天，萨达特就同谢拉夫在办公室里大吵一通。后来萨达特回忆说，“他 给我带来一大包东西。我问：“这是什么？’‘这是某些被监视的人的电话记录。’ ‘对不起，我不想读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是谁给你的权利窃听这些人的电话？ 把这些纸收走。’我说着一下子把这包纸扔到了地上”。 但终于萨达特有时也兴趣十足地去看待这些“胡说八道”，他曾向谢拉夫承认 过这一点。1971年 5月11日，一名年轻的警官未经谢拉夫的批准将一盘录音磁带送 到萨达特那里（萨达特肯定自己并不认识这名警官），录音带上有证据说明阿里· 萨布里，即克格勃确定的纳赛尔接班人，和其他一些亲苏官员“策划阴谋，企图推 翻萨达特和国家政体”。5 月16日萨达特命令逮捕了谢拉夫、萨布里和阿拉伯社会 主义联盟中亲苏集团的领导人。 这件事过去仅仅11天，萨达特就和波德戈尔内在开罗签署了苏埃友好合作条约。 后来萨达特承认，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苏联领导人压惊”。他试图使苏联领导 层相信，他不打算改变埃及的对外政策，此次只是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机场同波德 戈尔内告别时他请波德戈尔内向政治局传达：“请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要相 信！”实际上在此之前，莫斯科对萨达特的信任已经严重动摇了。萨布里集团被捕 后，克格勃的几名间谍也都同自己的接线人失去了联系。 纳赛尔死后，总部对阿拉伯国家的最大希望就是在苏丹发生共产党政变。克格 勃认为苏丹共产党是中东最忠诚最乖巧的党。1971年7 月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苏 丹军官企图发动政变，但被萨达特支持下的政府残酷镇压了下去。被绞死的阴谋策 划者中有共产党总书记阿布杜勒·马哈古卜和列宁和平奖金获得者艾哈迈德·阿里 一谢赫。与此同时莫斯科总部也得知，驻中东的苏联外交官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 维奇·萨哈罗夫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在约定的暗号警告下，他及时地隐蔽了起来。 他出卖给美国人的秘密中包括证明谢拉夫是克格勃间谍的证据。1971年底，苏联党 内和克格勃总部已经经常把萨达特说成是叛徒，因为当时已经得知萨达特的情报长 官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和中央情报局有染。1972年，萨达特把苏联顾问从埃及 赶了出去。在短短7天内共有21000名顾问飞离埃及。然而莫斯科暂时还不打算同萨 达特翻脸，害怕这样做会失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中东阵地。勃列日涅夫得 出结论，苏联除了对埃及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外别无选择，甚至萨达特公开转向美 国也是如此。 还是在英国统治时期，莫斯科给印度共产党的指示就常被设在德里的刑事调查 司的特务截获。 1947年印度独立后， 尼赫鲁任内阁总理（1947－1964年），直到 1964年的17年间穆利克一直负责特务工作，他说，截至50年代初，“从莫斯科来的 指示一直强调利用印度共产党的力量推翻‘反动’的尼赫鲁政府”。1951年初穆利 克把最后一份莫斯科给印共的指示交给了尼赫鲁。尼赫鲁“放声大笑说道，看样子 莫斯科不晓得我们的侦察部门干得很出色”。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第三世界兴起 不结盟运动，从中赫鲁晓夫发现了一名同西方斗争的潜在同盟者。同纳赛尔和铁托 （赫鲁晓夫同他们已部分和解）一起，尼赫鲁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之一。1955 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作了一次凯旋式的访问，它标志着苏印关系新时代的 开始。为了在亚洲同苏联取得平衡，美国把赌注压在了巴基斯坦身上，这使印度彻 底转向苏联。在60年代，苏印两国携手反对毛泽东统治的中国。莫斯科非常赞赏印 度在联合国中对它的支持，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大表决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苏联 集团而不是西方。1956年英法联军入侵埃及时尼赫鲁表示，他“从未遇到过如此触 目惊心、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但与此同时他却在联合国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 由联合国监督在匈牙利举行自由选举时，投了反对票。尽管尼赫鲁了解斯大林主义， 他仍认为，“苏联革命使人类社会有了一次重大的飞跃，它所燃起的熊熊烈火是不 可能被扑灭的”。 在有克格勃参与的出版物中，尼赫鲁被描绘成一个“政治天才”，他“从未在 危险面前怯步”，他的“政策及人道主义和道德准则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敬仰，因而 具有了世界性”。“新闻”出版局是苏联“积极行动”的工具，并负责为克格勃在 国外的众多间谍打掩护。1989年该组织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仍有尼赫鲁幼稚的观 点，他认为在苏联，“少数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完满解决”，这是苏联“民族 政策”成绩的证据。 1964年尼赫鲁去世，赫鲁晓夫下台。几年后克里姆林宫在对待印、巴方面采取 更为平衡的政策，希望以此促使巴基斯坦同华盛顿和北京分手。莫斯科的一名政治 家曾批评赫鲁晓夫在这个点火就着的地区偏向印度。在这种偏袒印度的南亚政策的 狂热支持者中，有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人和它在德里的间谍头目拉多米尔、格奥尔吉 耶维奇·波格丹诺夫，和他的下任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叶罗欣。克格勃对 印度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党制民主国家里侦察工 作有充分的可能，而且印度用英文出版的刊物数量众多。 60年代初，莫斯科总部的假情报高级专家伊万·阿加扬茨主持D 处的工作。根 据同该处的协议。波格丹诺夫帮助寻找能被广泛运用于“积极行动”的印度报纸， 他最终还真找到了一家。这家报纸同许多别的报纸一样，根本没有想到会被利用。 尤里·莫金就曾在1967年竞选前和竞选中把假资料鱼目混珠塞进印度报刊（莫金曾 任“五杰”的上司）。为了抵毁反共的孟买竞选者帕秀尔。莫金散布了一封假信件。 信中说，孟买的英国总领事弥尔顿曾写信告诉切斯特·鲍尔斯大使：“我认为策略 地停止同巴基斯坦的私情，哪怕仅在竞选期间节制我们的胃口，将使我们顺利达到 目的。说实话，我们的援助已经不少了，该适可而止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看到， 孟买已经开始传说，他已经从我们这儿得到50万卢比用于竞选。” 莫金还公开了一封英国最高专员“约翰弗里曼爵士”的电报，电报向英国外交 部报告，美国人为右翼政党及政治家的竞选基金划拨了大量资金。而真正的最高专 员弗里曼先生此时骑士爵位还未得到。莫金设法为自己的假情报销赃灭迹，大概可 以说明他为什么在1967年4月突然离开印度，而他在那里只呆了9个月。 60年代末，叶罗欣任间谍头目时，他搞的一次有效的“积极行动”是散布以美 国海军研究中心的戈尔东·戈尔德斯坦名义执笔的假信件，里面提到在越南和泰国 有美国的细菌武器。最初这封信发表在孟买的《自由新闻报》上，然后1968年3月7 日的《时报》又提及此信。而莫斯科电台把此事用于对亚洲的节目广播，证明美国 在越南制造流行病。印度的《闪电》周刊登载了一篇基于这一假消息的文章，题为 《美国将认可细菌战和原子弹》。后来查明，在此之前一年戈尔德斯坦曾投寄过一 些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请柬，他的签名和公文纸被人拍了下来。自从朝鲜战争时 “细菌战”的行动将一些西方学者引入歧途以后，“美国的细菌武器”这一题目就 不止一次被用于苏联的“积极行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印度的隐蔽组织中的主要人物是印共党员罗梅什·昌 德拉，二战前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他就对苏联抱有强烈的好感。1966年昌德拉任世 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这是二战后代替明岑贝格“无罪者俱乐部”的苏联最大的隐蔽 组织。开始时世界和平理事会设在巴黎，1951年由于有类似“第五纵队”的行为而 被驱逐；1954年迁往维也纳，1957年又由于从事“有损奥地利国家利益”的活动而 被取缔。其实此后世界和平理事会又以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名义继续在维也纳活动， 直到1968年9 月在赫尔辛基建立了总部。昌德拉使世界和平理事会同很多第三世界 国家的问题打起了交道，从而使该组织更有力量。1971年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 组织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作了关于60年代的总结报告，他痛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不仅是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也是全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不管是在亚洲还是非洲都可以感到北约的魔爪……帝国主义的力量，特别是 北约的剥削对全世界几亿人的贫困和饥饿负有责任。” 世界和平理事会表示，该组织是靠它的会员组织交纳会费维持的。确实，在各 国都有“保卫和平委员会”。但它如此充足的奖金实际上都来自苏联，70年代末苏 联每年为它提供5000万美元，这是因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忠实地遵循着由苏共中央国 际部制定的方针。后来它在联合国取得了一席之地，它努力证明自己是一种独立运 动。而实际上，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行动主要是针对西方的。昌德拉经常表示，来自 苏联的对和平的威胁是不存在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持稳固的和平以及与不同体制国家的和平共处。 苏联的军事政策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它完全是防御性的”。 其他一些组织的行动一般也都追随世界和平理事会。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 界和平理事会的公开行动和克格勃的“积极行动”都首先集中于越南战争。莫斯科 总部完全正确地预见到，美国的参战正好可以大大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对 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毯式轰炸和近50万美国兵的参战不仅使世界舆论开始谴责美国， 同时也分化了美国人民。昌德拉和和平理事会想尽办法促成这两种转化，1967——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年会上，反对美国的意见趋向一致。1969年大会通过了 一系列决议：有关“孤立和长期谴责美国政府官员”的决议；有关给“逃避兵役、 从军队中开小差的境外美国人提供帮助并在其军队内部开展宣传工作” 的决议； “扩大对美国产品的抵制，如武器、汽油，并抵制为越南战争供应武器、提供服务 的美国公司（加泛美航空公司）以及支持战争的非美国公司。” 第一总局“积极行动”分队在动员国际社会舆论反对越南战争方面功绩显著， 为了肯定其成绩。把它由处级晋升为A 机构。但正如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不止一次 指出的那样，总部对“积极行动”所起的作用有些夸大。尽管克格勃在第三世界散 布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谣言，引起了不少的反响，但没有一条苏联的假消息在影 响世界舆论方面能够赶上美国记者通过电视屏幕向全世界播放的镜头，里面有被团 体汽油烧焦的婴儿和各种战争惨象。引发约翰逊总统放弃1968年再次参加竞选的， 并非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的反越战行动，而是因为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中有 人说，约翰逊总统在战争性质和美国参战规模上欺骗了国会。 1962年来自中国的威胁终于使勃列日涅夫把同印度建立特殊关系作为南亚政策 的基础。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1967一1977年，1980－1984年任总理）已经 准备签订苏印条约，但因为她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所以没有足够的力量同认为条 约会破坏印度“不结盟国家”名声的反对党抗衡。但在1971年大选以优势取胜后， 英迪拉·甘地同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印度外交部常任秘书卡乌尔证实， “这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几次绝秘密谈之一。双方知道此事的都不超过6 个人，其中 包括总理和外交部长。大众传播媒界对此一无所知”。在8 月的签字仪式上荡罗米 柯指出：“这一条约的意义怎么说也不为过。”苏联得到了不结盟运动领头国家的 支持，两国马上发表联合公报，呼吁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印度此时也可以指望得到 苏联的外交支持，以及为不久就要发生的“印巴”战争提供武器。 在9月为期4天的战争中，尽管有美、中两国的支持，巴基斯坦还是遭到毁灭性 的失败。东巴基斯坦取得独立，成为孟加拉国。而巴基斯坦成了只有5500万人口的 国家，已不可能对印度造成严重威胁。苏联外交官在联合国欢呼：“这是历史上首 次美、中两国同时失败。” 莫斯科总部认为，印苏的关系之所以越走越近，克格勃劳苦功高。 60年代在德里任间谍头目的德米特里·叶罗欣于1970年回国，成为克格勃最年 轻的少将。作为奖励，克格勃在德里的间谍机构升了一格。叶罗欣的继任者是雅科 夫·普罗科菲耶夫·梅佳尼克，他还非副手。梅佳尼克领导着另外3 个克格勃间谍 局，它们分设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苏联领事馆。据戈尔季耶夫斯基 了解的情况，这3 个机构都直接同莫斯科用密码联系，他们力图从莫斯科而不是德 里得到日常工作指令。 1971年友好条约签订以后，印度成为苏联集团以外驻有克格勒数量最多的国家 之一。在大约300名苏联驻印度的“外交和业务人员”之中，有150人是克格勃和情 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克格勃在印度行动规模之大是因为这个国家在苏联外交中占有 优先地位，而且这里开展工作的条件十分有利。戈尔季耶夫斯基提出，克格勃有意 在任何一个像印度一样无法限制克格勃间谍机关规模的国家扩大活动。 无论是英迪拉·甘地还是拉吉夫，甘地执政期间，印度都没有减少苏联外交人 员和商务代表人员的数量，这样就给克格勃和情报总局打了一把无边的“保护伞”。 除此以外，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印度并不拒绝那些已被不友好的政府驱逐出 境的苏联情报人员呆在印度。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印度的同事曾对他夸口说，在印度想受贿的记者和政客要多 少有多少。西·尼哈·辛格曾先后作过《政治家报》和《印度快报》的编辑，他说， 可以说印度的社会精英们正用苏联人的钱尽情享受。一些政治机构的代表认为，” 苏联人的钱，特别是竞选时用于政党或个别活动家的开支的那些钱，把美国及其他 反共赞助者的钱挤了出去”。 1974年英迪拉·甘地发表一系列讲话，指责中央情报局的破坏活动给印度造成 了经常性的威胁。美国驻德里的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亨命令进行特别调 查，结果查明两起尼赫鲁执政期间在邦大选中向共产党的对手提供资金支持的事件。 一件发生在喀拉拉邦，另一件在西孟加拉邦。莫伊尼亨后来回忆说：“两次的钱都 转给了提出要钱的国大党，其中一次是给了甘地女士本人，她那时还是一名党内官 员。因为我们后来不再给她钱了，很自然她对我们把钱给了谁很感兴趣。这种做法 不能纵容。” 尽管从工作人员的数量和活动规模来说，克格勃在印度远远超过其他外国情报 机构，但它也不是唯一受到印度国家安全机关优待的机构。1985年德里由间谍行为 引起一场丑闻，其中牵扯到法国人、波兰人、东德人和苏联人。法国人认为印度人 用最严厉的措施针对他们，是为了把丑闻对苏联集团造成的不利后果降低到最小。 克格勃的任务并不是对印度政府施加影响，因为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 地执政期间，印度的政策一直对苏联非常有利。苏联是想利用印度作为行动基地， 对西方和第三世界开战。70年代以前德里已成为克格勃在海外“积极行动”的最大 基地。间谍头目梅佳尼克和他的下任都有一名“专门负责积极行动的助手”，一般 都是上校或中校军衔。随着科技间谍的发展，印度的作用变得更大，它为接近那些 无法接触到的西方技术提供了渠道。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70年代中期，有一次 T 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非常恼火，因为苏联在美国、西欧和 日本的技侦人员以系统都搞不到西方某种设备的一个零件。他大骂：“如果这样我 必须通过印度的渠道了，它们从未让我失望过！” 纳赛尔死后，在第三世界除了印度以外，古巴也是苏联的“家产”。1963年卡 斯特罗首次访苏，受到英雄般的礼遇，而加勒比海危机时的相互指责似乎被淡忘了。 他的随行翻译是尼古拉·列昂诺夫。列昂诺夫是第一总局的一颗新星，当时35岁， 比卡斯特罗小三岁。50年代中他在墨西哥的间谍机关工作，是第一个发现卡斯特罗 领袖天才的克格勃官员。列昂诺夫中断了自己在墨西哥的旅行，陪同卡斯特罗做了 一次对卡斯特罗来说从未有过的凯旋式的访问，周游了苏联，从列宁格勒直到西伯 利亚，在整整40天时间里，这位游击战争的超凡领导人身着保护色的作训服在工厂、 俱乐部面对情绪高涨的人群讲话，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检阅“五一”游行。他被授 予“苏联英雄”称号，获得了列宁勋章和“红星”奖章。国事访问结束后，列昂诺 夫在总部吹牛说，他和卡斯特罗已经成了永远的朋友。卡斯特罗访问后。第一批古 巴情报机构（古巴对外情报部门）的人员被派到苏联总部进修。在哈瓦那同卡斯特 罗联系最密切的还是亚历山大·希托夫，曾任克格勃驻外机构间谍头目，当时已成 为苏联驻古巴大使。他肯定地说、卡斯特罗同加勒比海危机时一样，仍然把苏联大 使馆当成自己的家。希托夫和切·格瓦拉一起负责选拔和培养拉美间谍。 尽管卡斯特罗和列昂诺夫、希托夫关系甚好，莫斯科却认为他是一个看不透的、 难以对付的同盟者。卡斯特罗是从马埃斯特游山游击队基地直接进入哈瓦那，夺取 了政权。他以此为骄傲，并声明；是他自己的武装道路而不是莫斯科提供的和平道 路，将使拉丁美洲的各共产党取得政权。1966年他宣扬一种反叛的思想，认为取得 通向民族独立和对帝国主义胜利的钥匙，不能在莫斯科而应在哈瓦那寻找。同年召 开的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古巴代表团竟然敢于批评克里姆林宫在帮助北越方面 做得太少。当时卡斯特罗声称，由于他同“官僚主义”和物质享乐做了斗争，古巴 正以比苏联还快的速度奔向共产主义。 60年代中期古巴革命的实际战果，如保健、教育方面的改革和彻底肃清匪徒， 很快被一些导致效益低下的经济政策的不着边际的空话所代替，被越来越多的限制 不同政见的规定所代替（卡斯特罗也承认，1965年古巴有20000 名政治犯）。尽管 政治犯问题，很少打扰克里姆林宫，但莫斯科一直快快地注视着古巴将来自苏联的 经济援助挥霍掉，他们的钱大部分都被用于非常荒唐的项目上。但是凭自己穿军装 的大胡子大卫的形象以及被美帝国主义堵在戈利阿福姆岛上的经历，卡斯特罗比身 着大西装的勃列日涅夫更受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激进年轻人的敬仰、中央情报局在 塑造卡斯特罗英雄形象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在白宫最初的鼓励下，中央情报局组织 了一系列不可思议而最后也并未实现的暗杀活动。1967年，切·格瓦拉在波利维亚 同游击队一起作战，被捕后被绞死。他英勇的死更使卡斯特罗的名字家喻户晓了、 卡斯特罗的形象也立即被印在背心上而享誉全球。 1968年，古巴举行了对由35人组成的“亲苏小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指责这 些人对党的政策进行反动的地下宣传和犯有其他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罪行，他们被 判长期监禁，这使苏古关系达到了危机的边缘。在古巴外交部任总顾问的克格勃工 作人员鲁道夫·彼得罗维奇·什利亚普尼科夫好像参与了“小集团” 的阴谋， 于 1967年被调回莫斯科。他曾断言：“使古巴成为新的匈牙利的条件已经成熟……国 内不满情绪已经相当高涨。”他认为，古巴现在的安全机关已经被“小资产阶级毒 素”污染，无力镇压暴动。总部把一部分责任推到希托夫身上，他使自己的朋友卡 斯特罗失去了控制。莫斯科指责他“古巴化”了，他本人也于1968年因病被召回。 代替他的是一名更加冷酷的职业外交家亚历山大·索尔达托夫，此前不久他是驻英 国大使。同卡斯特罗另外一名来自克格勃的朋友列昂诺夫不同，希托夫没能挽救自 己的仕途，而列昂诺夫后来成为第一总局副局长。1980年希托夫退休，后又在马达 加斯加做了6 年大使。希托夫的儿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日本偷袭珍珠 港之日，他自己认为这是吉兆，将帮他同“主要对手”斗争。后来果然如此，他的 这个儿子成为第一总局拉美事务专家。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一次听说他是在80年代 中期，他当时在拉巴斯任克格勃间谍头，他用的还是他父亲的代号“阿列克谢耶夫”。 当古巴面临经济崩溃的威胁和在弟弟劳尔的预先警告之后，卡斯特罗的“犯上 行为”停止了。什利亚普尼科夫曾对“小集团”的领导人讲，只要巴库的石油供货 迟到3 个星期，就可以使古巴经济崩溃。1968年初，苏联用缩减对古巴的石油出口 来压卡斯特罗，当时就有一些古巴糖厂停了产。8 月卡斯特罗准备妥协。苏军开进 捷克斯洛伐克后的两天内，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和古巴的同情者在哈瓦那高举“俄国 佬，滚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标语游行。8 月23日晚，卡斯特罗通过广播和电视发 表讲话，他警告说：“他们要讲的话将与很多人的愿望背道而驰……捷克斯洛伐克 已经走向反革命的边，走向资本主义，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 同‘美国情报界’、‘西德及所有法西斯反动势力的乌合之众’有着密切联系”。 卡斯特罗接下来进一步支持勃列日涅夫的理论：“社会主义阵营有权利用某种方式 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当其他几十个国家的 共产党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一边时，卡斯特罗支持苏联的侵略行为恢复了莫斯科对 他的信任。由于卡斯特罗的一片忠心，苏联以拯救古巴经济作为交换条件。1969年 底古巴对苏联的债务高达40亿美元。 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苏古在情报方面的联系也得到了巩固。1970年古巴对外 情报机构清除了克格勃认为有反苏情绪的人。在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马努埃尔·平 埃罗·洛萨多办公室隔壁，住进了一个以维克托·谢苗诺夫将军为首的苏联顾问组。 由克格勃提供资金，对外情报机构迅速扩大了行动规模。1971年驻伦敦的古巴使馆 外交官中10个人中有7个是该机构的人。同年9月大批苏联情报人员被驱逐出英国， 于是古巴和其他苏联集团的外交官就承担起莫斯科总部情报网的补缺工作。然而在 伦敦，克格勃同古巴对外情报机构的人并没有直接联系。谢苗诺夫坚持使他们的活 动同时受莫斯科和哈瓦那的协调和控制。卡斯特罗领导的“7 ·26运动”的主要参 与者之一平埃罗对克格勃日益插手对外情报机构的行动表示出越来越大的不满。 1974年他调出对外情报机构“美洲”局，此局是为组织帮助拉美解放运动而建立的。 平埃罗在对外情报机构的职务由更听话、更亲苏的霍赛·门德斯·科明切斯接 替。古巴革命在本国内迅速陈腐退化。秋天，大胡子卡斯特罗甚至反对留长发，他 认为长发是道德沦丧的标志，会导致政治经济上的散漫怠工，紧接着他下令为那些 违反禁令者强行剃头。此后社会道德被进一步形式化，小姑娘穿迷你裙，就被视为 是“有伤风化”，要强行送到乡下的劳改营。此时，国外的革命正呈蓬勃发展之势。 1970年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卡斯特罗也总算有了一个 拉美同盟者。阿连德亲自决定允许古巴对外情报机构，把智利作为向拉美革命运动 供应武器和培养游击队员的基地。革命领袖们用该机构为他们提供的假护照、假文 件纷纷投奔到圣地亚哥的古巴使馆。他们得到的钱并不多，古巴对外情报机构认为 他们应该靠抢劫银行、扣押人质收取赎金的方法自己搞资金。 同卡斯特罗一样，阿连德的世界名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盛顿的倒行逆施。 1973年，阿连德在军事哗变中被推翻并丢掉了性命。而在此前的3 年中中央情报局 按照白宫的指示，为颠覆他的统治花了800 万美元。尽管中央情报局没有直接参与 政变，但它好像预先知道此事，因此把政变的罪过加在中央情报局头上并不奇怪。 阿连德并没给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留下深刻的印象。1972年智利经济出现危机，克 格勃对它作了非常悲观的评价，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也是这样。正当古巴人得到一批 又一批贷款时，阿连德却无人理睬，给他的只是象征性援助和列宁和平奖金。1973 年9 月，军事政变中阿连德悲惨地死去（迄今为止不知道是谋杀还是自杀）后，在 莫斯科对他的名声大加鼓噪与渲染，这位倒台政府的首脑被看作是为反帝斗争而牺 牲的。这样，组织破坏活动。暗杀进步领导人的恶名更是非中央情报局莫属了。在 总部的某些帮助下阿连德的英名在第三世界大概能保持到本世纪末。 70年代中期，卡斯特罗开始谋求在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1972年5 月，他乘自 己的“伊尔一62”专机飞离哈瓦那，开始了他为期两个月、对跨越两大洲的10余个 国家的访问，这是他访问苏联8 年后的首次出访。1973年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不结 盟国家第四次会议上卡斯特罗非常引人注目，他巧舌如簧地表示支持苏联的政策， 有些话甚至连任何一名苏联代表都说不出口。阿尔及利亚坚持同东、西方保持等距 的原则，支持传统的不结盟政策，遵循存在“两个帝国主义”（一资一社）的理论。 而卡斯特罗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结盟国家自然而然又不可或缺的同盟者。 “怎么能给苏联贴上帝国主义标签呢？难道它参加了跨国公司？难道它在发展 中国家拥有工厂、矿山或石油资源？难道有哪个亚、非、拉的工人受到了苏联资本 家的剥削？ ……只有世界上所有进步力量最紧密的联合才能使我们战胜目前仍很强大的帝 国主义势力，新旧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势力，为全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和平和公正 而斗争。” 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没有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而西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 却没有逃脱这一厄运，他们在大会上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道路上最严重 的障碍”。古巴不仅是苏联在第三世界最热情的支持者，而且在70年代苏联情报和 军事行动中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集团对第三世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情报和军事机构的 渗透总的说要比对西方国家成功。只有联邦德国是一个例外，两个德国的同时存在， 特别是东德以马尔库斯·沃尔夫为首的情报总局，给克格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成功 条件。 西德海军少将格尔曼·吕特克是北约后勤部副部长，由于职务之便，他知道几 千枚战术核武器的部署。他曾利用“米诺克斯”像机拍下了北约的绝密文件，照片 被发现后于1968年10月8 日自杀。他的朋友、联邦情报局副局长少将赫斯特·文特 兰德也在当天自杀身亡。按官方的说法，文特兰德是因为“个人原因”自杀的。但 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叛逃者后来说，文特兰德为捷克安全部门效力。此后的几周中又 有几个人自杀，其中包括约加恩·亨克，他是波恩国防部征兵局局长；还有经济部 高级官员甘即申克。同时还有几名以前从东德跑过来从事科技间谍工作的知名学者 和物理学家纷纷逃回东部。留下来的卡耳斯鲁厄核研究中心的博士加罗尔德·戈特 弗里德被捕，从他那里发现了800页秘密文件。 与此同时，马尔库斯·沃尔夫想出来的“女秘书攻势”仍在变本加厉地实施。 1967年波恩外交部秘书莱奥诺雷·休得尔扬被指控通过自己的丈夫汉茨向克格勃提 供了3500份秘密文件。当她得知丈夫原来就是克格勃，只是为了收买她才同他结婚 时，在牢房中自杀了。因替东德情报部门工作而被指控的女秘书中还有科学部的伊 雷妮·舒尔茨（1970年）。克格勃向政治机关的渗透层次要高得多，不只一个德国 社民党的官员同克格勃的人会过面。这些克格勃分子以外交工作为“幌子”说服他 们尽自己所能缓和对东方的政策。情报总局在联邦德国最重要的间谍是亨特·吉尔 奥姆，1970－1974年他是勃兰特总统的私人助手。吉尔奥姆能够控制马尔库斯·沃 尔夫，通过他莫斯科总部对波恩东方政策的制定及波恩同美国的关系了如指掌，正 是他还提供了大量有关北约和西德安全机构的情报。 至于在“主要对手”美国及其主要盟友英国，克格勃没能招募到像柳特克、文 特兰德和吉尔奥姆那样身处高位的间谍。在这些国家里克格勃只收买了一些能够接 近重要文件的中、低层官员。70年代莫斯科总部在英国的情报活动既简单又富有实 效。连续四任间谍头目——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巴格里契夫（1962一1964年） 、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奇若夫（1964－1966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洛帕京（1966一1967年）和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1967—1971年）——在 任职期间使得间谍机关不断扩大。1960－1970年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在伦敦的人数 从50人增加到120 人，超过了设在美国（联合国未计算在内）或驻西方任何一个国 家间谍机构的人数。与此同时，苏联集团其他国家在英国的情报机关也迅速发展起 来。如此众多的情报人员充斥英国，使英国军情五处工作异常紧张繁忙，以致无力 把所有人员都置于有效的监视之下。当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约瑟夫· 弗罗利克1964年接到任命去伦敦时被告知，“英国情报机关目前人力物力奇缺，在 那里甩掉尾巴相对容易些”。1967年沃罗宁成为间谍头目，苏联在英间谍机构的条 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他手下的弗拉季斯拉夫·斯拉温，收买了伦敦车辆登记部门的 工作人员西里奥什·侯赛因·阿布杜卡德尔，他知道军情五处和刑侦厅特务部门所 有车的牌号。有几次军情五处非常狡猾的监视都失败了，因为苏联间谍毫不费力地 认出了那些车是用于侦察行动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伦敦被招募的间谍中绝大多数在科技侦察领域工作，特别 是在军事领域。间谍机关70年代这方面的主要专家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洛帕 京，1967年他成为第一总局新设立的T 局的创立者之一，该局负责科技侦察，并利 用国外间谍局X系统的工作人员。1968年初至1971年，X系统在伦敦的负责人是列夫 ·尼古拉耶维奇·舍尔斯涅夫，他为人严厉，是在社交界不受欢迎的工程师，他的 英语带加拿大口音，对西方语音系统不能适应。除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编制内间 谍外，T 局和情报总局还利用那些以商务代表身份被派出国的人。除此以外他们还 任用在英国学习的苏联大学生。T 局的秘史中还提到了60年代在一系列工业和国防 技术领域内取得的卓越成绩，其中包括电子技术的最新样品、计算机、有机合成的 化学纤维产品和航空航天技术。 军情五处对付科技情报活动困难重重，这不仅因为人力物力缺乏，同时也由于 诉讼程序带来的麻烦，而这些麻烦又不便大肆宣扬。如果情报人员没有公开认罪或 在交接材料时被当场抓获，通常无法判被告有罪。这些麻烦在1963年对朱津贝·马 尔特利进行诉讼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位30岁的物理学家在受审前的一年里，在卡 尔海姆原子动力局试验室工作，他因一名克格勃叛逃者提供的证据而被逮捕，并当 场发现了他同尼古拉·卡尔佩科夫及其他克格勃人员会面时的记录，藏在精致烟盒 中还未用完的一次性密码本，甚至还有拍摄文件用的设备。但是拥有间谍用具并不 能说明他有罪，况且马尔特利不可能公开接近秘密材料，尽管同他交往的人能够接 触到。马尔特利承认他同卡尔佩科夫见过面，但他声明，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恶作剧， 打乱企图讹诈他的苏联间谍的全部计划。法庭最后宣布马尔特利无罪。 1965年还有一起科技间谍案也以被告无罪释放而告终。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是 温特顿“柯达”公司所属工厂的工作人员，他的同事杰弗里·科努埃尔似乎也被他 收买了。他们俩均被指控，将防静电薄膜的技术和其他制造胶卷的技术流程细节卖 给了东德情报总局。因为案件没有涉及任何政府秘密，他们只是被判有贪污罪。但 后来新的证人让波尔·苏佩尔博士在法庭上确认他本人同罗伯茨打过交道，让一波 尔·苏佩尔是化学技师和双料（三料？ ） 间谍，他同时为苏联情报总局、克格勃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比利时情报机构工作，经过认真仔细的审讯，罗伯茨的谎言 终被彻底揭穿。 可以说军情五处负责调查的科技间谍案，大多数都很难搜集到必要的证据而无 法诉诸法庭。通常叛逃者提供的情况总被置之不理，无论在法庭外他们的言辞多么 可信，但在法庭上只被看作是旁证。在T 局的秘史中间谍很少被直书其名，但从中 仍可得出结论；最后做出有罪判决的案件简直是凤毛城角。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初期，共有三起案件最后被告被判有罪。这三起案件的当事 人都是在经济发生困难时，出于一种自私的动机作的案，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安全系 统的漏洞。1965年，航空部52岁的设计师弗兰克·博萨尔德被判21年徒刑，因为他 把可控导弹的设计秘密卖给了情报总局。他说自己是在4 年前被一名自称戈尔东的 人策反的。他俩是在伦敦的一家叫“红狮子”的啤酒馆里相识的，俩人都酷爱古钱 币。初次见面几天后戈尔东给了博萨尔德200 英镑，很可能是此前几个月博萨尔德 曾毛遂自荐的缘故。他很少同接线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格拉兹科夫见面。每两个 月他把摄有秘密文件的胶卷放在10个“信箱”的一个之中并取回数额不等的报酬， 有一次拿到了2000英镑现金。至于用哪一个“信箱”，是通过每月第一个星期二和 星期三莫斯科广播电台英文节目播放的歌曲序号决定的，在这些歌曲中有《马刀舞 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在紧急情况下播放《纤夫曲》，这表示行动暂停。 博萨尔德被捕后对他进行了调查，查明他曾有前科，但当时没有追查到底。1934年 他曾被判6个月劳动改造，原因是他用假票据大量收购钟表，然后拿到当铺再卖掉。 1968年BBC 电台的高级技师杜格拉斯·布里特同博萨尔德一样也被判21年监禁。 被捕前的6年中他利用设在塞浦路斯和林肯希尔的BBC秘密联络站将一些绝密情报传 送给了克格勃。他是在1963年被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间谍收买。尤里在肯辛顿的 科学博物馆中走近布里特，唤着他的工作呼号“高尔夫——三——狐步——利马”， 并告诉他自己是他的同行无线电爱好者。两个月以后布里特接到任命去了塞浦路斯， 并开始向当地的接线人发送情报。当他试图中断联系时，接线人就把他取钱时的照 片给他看，胁迫他继续干下去。1966年，布里特被调到BBC 设在林肯希尔的季格比 基地工作。在那里他同克格勃新上司亚里山大·伊万诺维奇·邦达连科联系。1968 年布里特被指控后，安全问题委员会对他进行调查，表明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 实，还是在塞浦路斯时就有过一次对他的审理，当时他在警备队的店铺里借债；他 的妻子则告他同酒吧舞女有私情。回到BBC 季格比基地以后他的经济出现了更严重 的问题，银行拒付他在士兵俱乐部和当地汽车修理厂开的支票，因为他的账号上已 空空如也。安全问题委员会认为，布里特是个“不错的演员和地道的说谎者。如果 这种人决定背叛，安全部门很难揭穿他”。 1972年海军少尉戴维·宾格姆也被判21年徒刑。被捕前他两次为情报总局拍摄 朴次茅斯海军基地的秘密文件。他在金钱方面的主要问题来自他妻子，有一段时间 由于债台高筑，妻子于1969年把孩子放到孤儿院自己离家出走。1970年她竟然走访 了苏联大使馆。此后宾格姆也被库兹明策反，并告诉他，付给他的600 英镑中有一 部分是给他妻子用的。按指示宾格姆买了照相机和曝光计，在吉尔德福德教堂同上 司见过面后，他接到了特殊指示，同时他还被告知如何利用吉尔德福德地区的邮政 信箱，如何翻拍文件。1972年由于来自克格勃和债主双方的长期压力，他向自己的 长官坦白了一切。 在伦敦如同在其他国家的首都一样，克格勃得到了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帮助。 在苏联扼杀“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人员开始逃往西方以前，捷克 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对克格勃的协助是最为有效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最重要的 科技间谍是尼古拉斯·普拉格尔，他父亲是布拉格英国使馆的一名小雇员，1948年 父子两人同时成为英国公民。第二年普拉格尔满21岁，他撒谎说一直生长在英国并 加人了BBC电台。 1956年他自荐是出色的雷达技师从而能够接触到秘密军事文件。 1959年普拉格尔决定回布拉格。按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叛逃者约瑟夫·弗罗利 克的话说，捷安全部门早就在等着普拉格尔。捷克安全部门抓住他对共产主义的好 感和贪财的特点招募他为间谍，代号为“马尔科尼”。1961年普拉格尔搞到了英国 用于核攻击的“V”级战略轰炸机上的雷达干扰系统的全部技术资料。 总部称这是捷安全部门搞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此后10年中普拉格尔在“英国 电气师”公司工作，他把一些秘密军事订货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捷安全部门。1971年 叛逃人员约瑟夫·弗罗利克和弗兰季什克·奥古斯特的告发使普拉格尔被判12年徒 刑。他本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但仅追究了他10年的罪行。 克格勃认为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最大价值就是同政治家和工会人士打交道，因 为这些人不像鄙视俄国人那样看待捷克人，而且他们还同情1938年慕尼黑阴谋中被 西方出卖的捷克人民。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建议自己的人在策反英国议员时应把 自己伪装成是久经沙场的外交家，不断抱怨伦敦和布拉格之间的不信任，然后好像 很偶然地说：“我怀疑，布拉格最高当局中大概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同英国人的冷 战早该结束了。如果在这儿找到个什么人，能够说服我们的人民该多好啊。甚至可 以用书面形式说明英国人真诚地希望能同二战时的好盟友改善关系。” 每个用这种方法被说服并写了有关改善英捷关系报告的议员都为此得到了酬金， 并附言“难道我们能让您白辛苦吗？”。如果收买的战略奏效，报告接二连三地寄 来，就说明这位议员已经进人圈套了。60年代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间谍机关控制着 3 名间谍，其中最积极的是威尔·欧文，他是工党代表，1954年当选后不久便被扬 ·帕茨利克（即诺瓦克）招募。扬·帕茨利克是捷安全部门的人，以使馆二秘身份 活动。尽管欧文在捷安全部门的正式代号是“利”，但在间谍机构中大家都知道他 的绰号是“日莫特”。约瑟夫·费罗利克60年代中期在伦敦间谍机构工作，看到过 欧文的工作成果。他说：“利只对每月从我们这儿得到的500 英镑感兴趣……他不 顾危险总是要求能让他到捷克斯洛伐克公费旅游，这样他可以为自己省下一笔钱。 他甚至每次到大使馆总要捎上满满几兜香烟才走。” 50年代欧文在伦敦的一个公园里同接线人见面，他每天清早都在这里迢狗。虽 然他只是一名“后座议员”（即普通议员），但他能够出入下院军事预算委员会。 弗罗利克说。他提供了有关英国部署在莱茵河地区的部队和英国参加北约的珍贵材 料。弗罗利克和另一名了解“利案件”的捷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奥古斯特叛逃后，欧 文败露。1970年4 月调查了欧文的银行账目，发现他有一大笔从未上过税的财产， 于是他被迫辞职。在伦敦老贝利街中央刑事法院的诉讼中，并没能证明欧文出卖过 秘密材料。因为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都不是他的接线人，他们的证词只能做为旁证， 不起作用。在法庭宣布欧文无罪之后，欧文向军情五处交代了一切，条件是五处保 证不再对他立案。议员兼律师利奥·阿布斯听了他的坦白之后写道：“毫无疑问， 欧文从心底嘲讽了自己的祖国。” 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工作的工党议员中职位最高的是约翰·斯托温豪斯， 他曾历任航空部议会秘书、殖民部副议会秘书、机械部部长、邮政部部长，在1964 - 1970年威尔逊政府中又任邮电和远距离通讯部部长。50年代斯托温家斯访问捷克 斯洛伐克时，捷安全部门曾将他诱入“爱情陷陕”并以此进行讹诈。弗罗利克说， 他也拿了捷安全部门的钱，“虽然他不是内阁成员，但能帮助我们了解到英国的军 事及情报活动”。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斯托温豪斯和捷安全部门的关系不是偶 然的。1970年威尔逊政府倒台前几个月，有关部门当着首相的面向他陈述了弗罗利 克和奥古斯特的证词，但斯托温豪斯矢口否认了这一切。由于军情五处没有证据可 以证实叛逃人员的证词，案件就此罢手。 但是，这场风波之后斯托温豪斯的所作所为同他自己完全无辜的声明并不相符。 1974年他在商务上遇到了严重问题，在导演了一幕自杀的假戏之后，他同情妇一起 跑到了澳大利亚。 被缉拿回英国以后，他因偷窃和伪造行为受到18项指控，被判7 年监禁。从监狱出来后，他出版了一部间谍小说。小说中提到欧洲委员会的一名名 叫拉尔夫·埃德莫德·斯的高级官员， 被东德情报机关迷人的洛特小姐诱人圈套 （拉尔夫的接线人后来告诉他：“她是我们最棒的一名工作人员，完成任务总是恰 到好处”）。拉尔夫在洛特房间里度过了一个快活的夜晚，她简直让他“销魂”。 在最后一次“伟大的进攻”之后，拉尔夫已经渐人梦乡，“突然，他在天花板一面 硕大的椭圆形镜子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像”。后来那些通过镜子拍下的照片交给他作 为那一夜的纪念，于是他同意合作。尽管斯托温豪斯的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尚值 得怀疑，但这个讲述拉尔夫如何落人陷谈的故事完全有可能是根据他同捷安全部门 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写成的。 英国下院中有一名代号“鳄鱼”的捷克斯洛伐克间谍，他的案件时至今日仍然 扑朔迷离，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鳄鱼”是汤姆·德赖贝格，任议员28年，后 来成为工党的贵族院议员（上院议员）；他还曾长期担任国家执行委员会委员，后 又出任工党主席。此人颇具魁力，是天才的政治家，但同时也是优柔寡断的牺牲品。 他还有一种情不自禁地在公共厕所发生同性恋关系的欲望。他死于1976年。1956年， 德赖贝格到莫斯科去同老朋友加伊·别尔杰斯聚会（他为别尔杰斯写了一本不真实 的传记，其中驳斥了别尔杰斯是间谍的说法），这时克格勃找到他，他也同意提供 工党领导人不可告人的隐私和有关工党党务的情报。后来他对军情五处说，克格勃 把两个完全一样的“工作提箱”中的一个给了他。他把装有情报的“工作提箱”交 给自己的苏联上司，换回另一只塞满钞票的箱子。德赖贝格同时还承认为捷克人搞 情报。“这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似乎在军情五局说过类似的话。据弗罗利克讲， 克格勃禁止捷安全部门同德赖贝格联系，认为他是“自己的人”。一切迹象表明， 军情五处也把他用作双料间谍。最终连德赖贝格本人大概也糊涂了，他到底给谁干。 70年代英国下院中第4 名捷克斯洛伐克间谍是一个代号为 “古斯塔夫” 的人 （他的个人情况不详）。弗罗利克证明，这名间谍是50年代中期瓦茨拉夫·塔博尔 斯基招募的，他是为了钱才干这一行的。“古斯塔夫不是‘利’那样的要人，但在 工党还是在野党的时候，他就能搞到工党内政外交的有价值的情报，威尔逊上台以 后，他还提供过军事情报”。 毫不奇怪，很多描写间谍的作者都把巴尼特·斯特罗斯爵士当成“古斯塔夫” （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他是议会中苏格兰工党集团的成员，出生于捷克斯洛伐 克，讲一口流利的捷克语。但他早已不能以诽谤罪指控任何人，因为他已于1967年 去世。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和克格勃都认为可以像收买工党议员那样收买保守党， 但似乎毫无希望，因为这些人在竞选候选人时总是失利。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间谍 机关制定了一份绝妙的计划：在布拉格为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特设下圈套，然后 毁坏他的名誉并招募他为间谍。（预想利用他对管风琴的爱好邀请他到布拉格的一 个教堂演奏）但果然不出所料，计划破产了，希特没有接受邀请。米哈伊尔·彼得 罗维奇·柳比莫夫是个具有罕见天才的克格勃政治侦察系统的工作人员，60年代初 他收买了某议员的私人秘书。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后来他又试图收买保守党的 记者佩列格林·沃尔斯特·霍伦和很有前途的保守党年轻议员尼科拉斯·斯科特， 但未获成功。1965年他终因策反加密员未遂而被驱逐出境。 60年代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在英国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后来被 3 起叛逃事件所破坏。1969年夏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叛逃到西方，此前他们都曾在 伦敦工作， 他们似乎出卖了不少捷安全部门间谍。 而给克格勃带来更大损失的是 1971年9 月从苏联在伦敦间谍机构出逃的奥列格·阿道福维奇·利亚林。利亚林是 格斗好手、神枪手和跳伞运动员。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叛逃以后，老十三处（专 门从事暗杀）声名狼藉，所以1969年成立第一总局B处取而代之（而B处比它的前身 更为专业化），利亚林就在该处工作。他的任务包括制定特别计划，在战争爆发或 出现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时对他国的公共场所、交通、通讯目标进行破坏活动。 1971年春，即利亚林逃往西方的前几个月，他被军情五处收买，从而出卖了在 伦敦、华盛顿、巴黎、波恩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搞破坏的计划。他透露，B 处在各 国首都的人员都受命盯住一些重要的活动家并监视他们的调动情况，一旦出现危机 就把他们除掉。他们还要在当地居民中招募间谍，以便协助他们工作、支持B 处的 间谍活动。准备在伦敦进行的破坏活动中有在伦敦地铁中纵火，炸毁法伊林格杰尔 的核打击预报站，摧毁地面上的“V ”型轰炸机并进攻其他军事目标。而利亚林的 主要任务就在于查明更重要的目标，在战争爆发时可以把它夷为平地。B 处的一些 计划就像中央情报局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一样不可思议。利亚林曾经说起其中一个： 苏联间谍装扮成仆役、邮差的样子在政府机关的走廊里放上一些装有毒药的无色玻 璃瓶，每个踩上的人都会中毒身亡。 利亚林叛逃英国之后，英国政府很少提及有关细节。但总检察长曾对下院说过， 已经对利亚林提出起诉，原因是“他在英国境内组织破坏活动”和“准备谋杀一些 被苏联认为是敌人的大人物”。利亚林叛逃后，莫斯科总部经历了一场危机。苏共 政治局不得不下令解散B处，并从国外间谍机关召回该处工作人员。 利亚林叛逃后军情五处说服希特政府下令驱逐大批苏联情报人员。90名克格勃 和情报总局的人被驱逐出境，还有15名回苏联休假人员接到通知，禁止他们返回英 国。这样，被驱逐的总人数达到105 人，莫斯科总部着实为此感到窘迫不已。大驱 逐标志着克格勃在英国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即使是在80年代中期，“驱逐前”的一 代间谍在英国组织的行动，还被当作年轻情报人员无可挑剔的典范在第一总局的学 术中心——安德罗波夫学院经常提及。学院3 门主课的教员都曾于1971年以前在伦 敦事业有成。尤里·莫金讲授如何主动搜集情报（他过去是“五杰”的上司）；伊 万·希什金讲的是对外反间谍行动（19661970年他在伦敦主持反间谍工作，戈尔季 耶夫斯基被认为是克格勃内英国情报工作的头号专家）；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 基讲授科技侦察（1941—1946年他在伦敦专事这方面的工作）。1971年克格勃活动 的“黄金时代”已经到了尽头。驻伦敦的间谍机构受到“大驱逐”的打击后再没有 恢复元气。虽然大众传播媒介经常散布一些广为流传的无稽之谈，发表一些苏联间 谍“大曝光”的消息。可事实与此相反，在后来的14年中，克格勃在伦敦比在任何 西方国家首都更难搞到高层情报了。 克格勃和情报总局人数锐减，情报人员也处于更加严密的监视之下。大驱逐期 间，驻伦敦的间谍头目尤里·沃罗宁正在苏联度假，他没有被禁止返回英国。自从 英国政府决定不再为已被查明的间谍签证之后（这个措施行之有效），总部就不能 让原定的人接替沃罗宁了。最后接任的是年轻的反间谍人员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 ·拉泽布内，他曾在商务代表处任安全官员，设法逃过了被驱逐的噩运。在任间谍 头目的14个月期间，拉泽布内试图保住了自己的“保护伞”。他抛下自己在商务代 表处的办公室，每天都到大使馆去处理情报业务。作为间谍头目他干得并不出色、 所以1972年底，雅科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卢卡舍维奇（即布卡舍夫）将他取而代 之。此人战后在拉脱维亚曾组织过一系列相当成功的行动迷惑了对手，因而也赢得 了名声。卢卡舍维奇不如他的前任那样有天才，他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没受过多 少教育、政治眼光短浅的外省民警。但莫斯科感到满意，因为卢卡舍维奇在任间谍 头目期间，再没有发生间谍被驱逐的事情。可最终还是由于他未能使克格勃在英国 重整旗鼓而被调回国内，他的余生是在拉脱维亚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上度过的。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向电子侦察机构渗透都是最 重要。的行动。令人惊奇的巧合是，克格勃两名最重要的间谍几乎同时被招募（相 隔仅仅几天时间），而他们又都是自愿效劳的。1968年1 月初，军士杰弗里·阿尔 图尔·普赖姆圣诞节之后返回英国BBC 电台在哈托夫（西伯林）的电子侦察基地。 在通过柏林的苏联检查路口时，他交给苏联军官一张字条，上面请求苏联情报机关 代表同他联系。几天以后美国大西洋地区潜艇部队参谋部的值班联络官约翰·安东 尼·沃克从诺福克（弗吉尼亚州）的基地来到华盛顿，把车停在市中心以后就钻进 了电话亭。在电话簿上他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的地址，然后他叫了辆出租车，在大使 馆旁边的街区下了车。沃克说他想同“大使馆负责安全事务的人谈谈”，他随身带 来了KL－47型密码机的解密装置。 尽管普赖姆和沃克在克格勃的情报网中所起作用相同，但两人却毫无共同之处。 普赖姆身心不健全，这不仅表现在性方面，也表现在社会交住中。上中学时他经常 旷课，在BBC 电台他离群独居。由于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1962年他开始打一些内 容淫秽的电话。1969年他第一次结婚并很快破裂。他开始给小姑娘打电话对他们进 行猥亵。渐渐地普赖姆开始把所有个人问题。事业上的失意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他醉心于宣传工具塑造的苏联和各民主国家的形象，他是通过《苏维埃周刊》报和 苏联及东欧国家电台的节目了解到这一切的。1982年被捕后他确信，自己为克格勒。 工作“部分是由于深层的心理问题造成了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过高估计”。 普赖姆在柏林检查站留的便条没有到达第一总局，而转给了相对慎重的第三总 局的代表们。虽然第三总局主要负责苏军内部的安全问题和监视工作，但它有时也 能招募一些在德国服役的西方军人（一般是中下级军官）。第三总局收买普赖姆是 想与更有威望的第一总局竞争一下。在便条中普赖姆请求情报人员同他在利亚布尼 茨地铁站的餐馆见面，但他在自己汽车的车门把手上发现了一张用磁铁吸住的纸条， 上面指定的接头地点是东柏林的腓特烈地铁站。 普赖姆同自己的接线人见过很多次面，但他只知道他们是“伊戈尔”和“瓦利 姬”，他被询问有关他个人和哈托夫与电子侦察有关的工作。尽管他一再表示自己 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才来工作的，但每次他还是能得到30－40英镑。8月份他在BBC 服役期满。经过与克格勃“上司”商议，他到切尔特南政府联络总部工作，在那里 他负责整理截获的俄国资料。在投入工作前，普赖姆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克格勃办 事处呆了一周，学习使用发报机、加密技术。微型点状发报和使用“米诺克斯”微 型相机的技巧，还有人给他解释如何利用“邮政信箱”。每天课后他被锁在房间里 过夜。在途经汉堡飞往英国之前，普赖姆有了个代号“劳伦茨”，并得到一个装有 一次性密码、密写用的一大堆材料和400 英镑现金的箱子（所有东西都藏在箱子夹 层中）。到政府联络总部工作的前6 年半，普赖姆在伦敦的材料整编小组工作，这 个专门从事解密的小组设在圣丹斯塔齐山。1969年秋天他结束学业，通过语言考试 以后到密码员岗位上工作。总部通过广播通知他设置在近郊的“邮政信箱”，在那 里他发现了莫斯科总部的祝贺信和400 英镑。在政府联络总部，普赖姆仍不大讨人 喜欢，人们认为他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但由于两个原因他没有引起怀疑。首先， 由于工作特点和需要经常只任用少量秘密专业人员，所以在联络总部怪诞异常的人 总是不少。另外，人们认为他之所以沉默寡言是因为婚姻不幸和心中气忿不满造成 的；眼看着那些更有能力的语言学家都得到了升迁，他抱怨说，这仅仅因为他们受 过高等教育而已。 同与世隔绝的普赖姆不同，沃克总是晚会上社交的中心。在世界各地的港口酒 吧里他总爱喊：“跑堂的！来杯威士忌，祝贺我被称作约翰·沃克！”实际上他很 早就走上了犯罪道路。少年时代他就到海军服役，他弃学是为了逃避对四次溜门撬 锁的惩罚。几次生意之后他负债累累，想强迫妻子卖淫以摆脱发发可危的经济窘况。 沃克甚至要全家人都参与为克格勃工作，他认为女儿怀孕会影响间谍活动就试图说 服她打胎。尽管沃克的相貌不能给人信任感，但他却轻而易举地骗过了亲朋好友、 情妇、同事和上司。在1972年他的长官为他写的评语中说：“沃克非常奉公守法， 为自己在海军工作感到骄傲，无条件的烙守海军工作原则的传统。他责任心极强、 为人正派、颇富幽默感。他待人友善，和朋友们相处和睦” 这首“颂歌”写成时，沃克已经为克格勃干了4 年。他拜访华盛顿的苏联使馆 时展示自己设置的样品，并声称他可以畅通无阻接近加密机和解密装置，为此他要 求每星期l000美元的酬金。他得到了2000－3000美元的预支款（具体数目他不记得 了）并商定几星期后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见面。然后，沃克穿上厚重的大衣，戴上 帽子，被塞进小汽车后座上。他低垂着头坐着，两个身材高大的俄国人坐在他的两 旁。小车把他送出使馆后门，他上了公共汽车。2 月份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见面时 沃克交出了几张解密卡，为此他又得到了5000美元，这在当时对克格勃来说是个庞 大的数目。此外他还被明确告知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重要性。使馆的人对他说，为了 他的安全，直接见面只在万不得已时才采用，联系将通过“邮政信箱”进行。他得 到具体指示、地图、邮政信箱所在地的照片和微型“米诺克斯”相机。沃克觉得在 大西洋地区潜艇指挥联络中心用“米诺克斯”拍一些秘密情报和密码材料是再简单 不过的任务了。后来他调侃地说：“连百货商场里的安全工作都比海军要好得多。” 被他污辱欺凌的妻子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间谍。1976年他俩离婚前，她曾两次试图 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但每次都因缺乏勇气而挂上了话筒。后来她只能在酒精中寻 找安慰。 60年代末，在华盛顿负责打入美情报机关工作的反间谍系统由奥列格·卡卢金 领导。由于他为克格勃培养了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沃克，使他在第一总局飞黄腾达， 1974年他成为局里最年轻的将军。 莫斯科总部的一些领导认为，以前英美在电子侦察领域里的间谍没有得到充分 利用，原因是对他们不够爱惜。比如，196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杰克·丹拉普因为 无法承受压力而自杀；联邦调查局在英国BBC 的间谍杜格拉斯·布里特，在伦敦准 备同自己的监控人接头时，被军情五处一次很平常的跟踪查获。与此相比，克格勃 与沃克的合作则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开展的。 普赖姆和沃克的同时被招募，导致了克格勃电子侦察机构大改组。改组前电子 侦察一直由八局控制，八局还同时负责密码和克格勃联络的安全保障工作。1961年 在尼拉古·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的领导下组建了新十六局，专门负责电子侦 察。1973年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马斯洛克接替了安德烈耶夫。新十六局的工作 同第一总局十六处的工作紧密相关，该处从这时起全权负责第一总局中刺探外国电 码密码及向电于侦察机关渗透的工作，十六局驻国外间谍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只从 事单一的工作。而且完全独立于间谍机关采取的其他行动。甚至在第一总局内部也 要遵守严格的保密制度。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尤尔琴科1975一1980年在华盛顿 的间谍机关任安全官员，他甚至不知道还存在一个约翰·沃克——间谍机关最重要 的情报人员。十六局还有一条雷打不动的规定，禁止同间谍在其工作国接头。十六 局最中意的见面地点是维也纳、赫尔辛基和德里，这三个首都均在苏联集团之外， 而且克格勃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 虽然沃克已改由第一总局十六局的人领导，但三局仍然操纵着普赖姆，他们拒 绝将自己的“明星”转让给竞争对手。他们让普赖姆在芬兰和奥地利中选择一个作 为同监控人会面的地点。”也许由于普赖姆懂德语，他选择了奥地利。不能排除， 他还于1970年度假时在以色列，1971年在罗马，1972年在塞浦路斯见过自己的监控 人。他和克格勃的主要联络方式是通过“邮政信箱”和莫斯科电台。沃克和第一总 局十六局的联系更为谨慎诡秘。从1968年2 月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的那次接头以后。 他再没同克格勃直接接触过，直至1977年才同自己在十六局的监控人在卡萨布兰卡 见面。因为在前一年沃克离开海军并开始监控自己的“下手间谍”——他的同事杰 里·阿尔弗雷德·威图奥尔特。沃克的监控人同他说定每年在印度或奥地利见两次 面。沃克选择了维也纳。尽管他对十六局的建议从未怠慢过，但那边还是不断劝他 多加小心，“如果有危险，最好别动手”。克格勃把同间谍的合作说成是有共同理 想作基础的，这未必能使沃克感兴趣，但大概对普赖姆有一定意义。这个共同理想 出奇地简单：双方都在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贡献力量。两人被告知，“我们只渴望 和平，而帝国主义者希望战争”。 虽然三局同普赖姆的工作进行得不像沃克和十六局之间那样天衣无缝，但安全 性和保密性也一直很高。普赖姆在伦敦电码整编小组工作7年半（1968.9－1976.3）， 在政府联络总部工作一年半（1976.3—1977.9），这期间他从未受过怀疑。离开政 府联络总部以后他干过出租车司机、 酒贩子， 与克格勃失去联系有3 年之久。但 1980年克格勃同他恢复了联系并说服他在维也纳同监控人见面，在那里他交出了15 卷以上的胶卷（后来他得知大多数显像很差）、一些照片和录音带，这些是他离开 政府联络总部后保存下来的。监控人没有指责他离开联络总部，也没指责他同克格 勃中断了联系，只是力劝他重返联络总部（当然，这毫无结果）。离开维也纳前普 赖姆得到了600 英镑。1981年他去了波茨坦，就他提供的那些文件回答了一些问题， 作了一些解释。这一次他被建议到比孔斯菲尔德的英国军队中教授俄语，这样他就 可以为克格勃未来的工作挑选一些合适的人。但建议仍毫无结果，临别他又得到了 4000英镑。 1982年夏，普赖姆因对未成年少女的下流行为被捕，这时军情五处和政府联络 总部才查出他的间谍行为。 三局的行动完全独立于第一总局， 戈尔季耶夫斯基从 1971年起在莫斯科总部负责英国方面的工作，1982年6 月到伦敦间谍机关，就连他 也是在普赖姆被捕后才知道他的情况的。据五角大楼估计，普赖姆给英美情报联盟 带来的损失有10亿美元。10年间普赖姆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包括政府联络总部的行 动、编制和有关国内外的基地的情况。1976－1977年在政府联络总部工作时他可以 接触到绝密文件，其中包括政府联络总部在破译苏联情报时的成败情况，还有两颗 美国侦察卫星的绝密材料。 然而最重要的情报，克格勃是从两个自愿效劳的美国间谍那里得到的。1975年 4 月至1976年底，美国毒品商人安德鲁·李向驻墨西哥的克格勃间谍头目提供了侦 察卫星系统投入使用和其他卫星系统的详细技术资料，他是从一名叫克里斯托夫· 博伊斯那里得到这些的，此人是加利福尼亚州TPB 公司人员。侦察卫星的研究人员。 1978年初，当时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监视中心任职的威廉·凯姆佩兹来到希腊、雅典 的间谍机关，带来了开始使用美国最新的侦察卫星KH—11的指令。 尽管1942—1943年继克恩克罗斯之后，在英国电子侦察系统工作的最重要的克 格勃间谍确实是普赖姆，但由李和凯姆佩兹所做的工作，有理由认为，五角大楼对 普赖姆带来的达10亿美元损失的估计是言过其实的。普赖姆被捕后，第一总局开始 批评三局在同间谍合作方面方法不当。三局没有像第一总局十六局同沃克那样和普 赖姆保持长久的联系。那一年正赶上普赖姆可以广泛接近政府联络总部的秘密文件， 而他从广播中得到的三局的指示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破译出来，与他的联系就此中断 了。因此他在政府联络总部搞到的部分情报一直到了1980年才在维也纳的会面中转 交给监控人。 在十六局同沃克的合作中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约翰·沃克为克格勃工作了 17年，直到1985年他的妻子鼓足勇气拨动电话把他的事报告给联邦调查局。在80年 代初的9 年中沃克控制了他手下的间谍杰里·威图奥尔特，除此以外他还试图发展 自己的女儿，但是毫无结果。他不仅提供了海军各系统的情报，还有其他武装力量、 政府、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十六局还要求他提供加密机每日的解密材 料，以便破译各种信息。沃克间谍小组提供了大量有关密码的密钥资料，他被捕后 有关损失的估计表明：他的背叛使苏联破译员破译了成千上万份美国情报。对于苏 联来说破译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可以预先了解美国人的行动。1968——1973年在西 贡任中央情报局驻外间谍机构头目的特奥多尔·舍克利曾说过，在越南战争的决定 性阶段，“他们（越南人）总能预知B－ 52的轰炸目标。甚至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停 飞备战时，他们都知道将要轰炸哪些目标。很自然，这种状况削弱了轰炸的效果， 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无论如何搞不懂，究竟出了什么 问题。”尽管舍克利的批评，毫无疑问，高估了苏联和北越消息灵通的程度，但这 可以使人明白，由于泄漏情报使对方了解作战计划对军事行动的心理作用是多么巨 大。美国海军经常说，每当举行秘密（自认为）军事演习时，周围总有苏联舰船。 一位海军将军埋怨说：“他们好像有了我们作战计划的副本。”有时莫斯科总部也 正是这样认为的。在一次会面中接线人兴奋地告诉沃克，由于他对世界和平的卓越 贡献他获得了苏联海军将军的军衔。“请替我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感谢。”沃克回答 说。 普赖姆和沃克的案件说明了克格勃活动的能力和他们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英、 美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二战末期克格勃最重要的间谍——“五杰”，英国的怀特、 希斯、李和美国的加利都是出于一种信仰而工作的。他们在事业上犹如在高空飞翔 的鸟，最后都能够到达国家权力的高层。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后，克格勃在英、美 那种有理想和天才的间谍已销踪灭迹。70年代在英、美的最重要的间谍是两个微不 足道的刑事犯——一个是溜门撬锁的小偷，另一个是行为下流的惯犯（当然不是重 大罪行），他们两人都没有特殊的才能，在无关紧要的职位上工作，但是这些职位 确实使他们能够接触英、美电子侦察的最重要的秘密。 第十三章 缓和的停滞和失败 （1972——1984） 1972年6 月20日，第一总局搬往位于莫斯科东南、距环行路半公里处的亚谢涅 沃总部大楼，这座大楼是按照芬兰建筑师的设计方案建成的。最初，大楼预定供苏 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使用，但是，大楼开始兴建后，中央委员会发现，它离首都中 心太远，便转让给了克格勃。行政主楼呈“丫”形，一边是会议大厅和图书馆，另 一边是医院、综合运动场和游泳池。这里四周是双层围墙，并配备有警犬和持枪哨 兵。在院内广场上、供观赏的人工湖前，矗立着巨大的花岗石列宁头像。1977年12 月20日庆祝克格勃成立60周年之际，又在广场上树立了“无名侦察员”纪念碑。从 办公室向外望去，呈现在眼前的是风景如画的假山、小桦树林和绿草坪，夏季则会 有金光闪闪的麦浪起伏涌动。 每天早晨八点到八点五十，车流从莫斯科的各个角落涌向亚谢涅沃，其中一部 分幸运者（在80年代中期其数量不足全国总数的 5％）是驾驶自己的小车而来。或 许，第一总局停车场上的小车比苏联其他任何一个车场都要多。 每天工作从上午9点正式开始。工作人员进人总局大楼要经过3道岗：外门、围 墙外主要入口和主楼入口。此外，在大楼内所到之处，还要多次检查证件。进入亚 谢涅沃要凭克格勃证件，证件上通常印有持有者的姓名。父称、官衔，并贴有照片， 否则，请留步！每个工作人员还都随身装着带有他的（而很少是她的）照片和个人 编号的通行证（上面不显示持有者名字），上面还画有专门的网格，凡是打孔之处 就意味着持证人无权涉人之地。通行证不准随身带往国外，在他国活动的人员要将 通行证保存在他所在的处里。极少有人参观访问总局，如果有，那必然是高层领导 人。第一总局的人员如需要和克格勃其他局的人员、政府官员接头，那么，他们通 常是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某个地方进行。 每天的工作在下午6点结束，所有汽车在6点15分离去。车发动前，司机们要从 车上摘掉线路号牌。当车队驶上归程时，警察要拦住所有的来往行人、车辆，以便 这些有权势的“乘客”畅通无阻地到家。 然而，尽管第一总局装有敏锐、精细的安全系统，但却无法解决食堂存在的问 题，至少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位时是这样。从附近乡村招来的食堂工作及服务人员， 对食品的花色品种和精美十分惊讶，他们总是往口袋里塞一些，以便带回家去。他 们在出口受到搜查时，就扬言辞职。这样，不久以后搜查就取消了。显然，至今为 止，第一总局一直通过食堂的这些外来人员的口袋供给当地居民食品。 大约在迁往亚谢涅沃前一年，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离开了他的工 作岗位，这把宽大、柔软的交椅他已坐了15年——打破了历史记录。接替萨哈罗夫 斯基的是早就得到他提拔的、53岁的副手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此 人除了曾短期到过国外检查克格勃在那里的间谍活动之外，无任何国外工作经验， 他甚至连西方的生活方式都不了解。然而，莫尔京在亚谢涅沃时却大摆阔气。当然， 他和第一总局的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乘坐自己的黑色“吉尔”和“伏尔加”轿车上 班。他们进人大楼时走特别入口，进人自己办公室时乘特别电梯。莫尔京的办公室 在二楼，带有卧室和洗澡间，宽敞舒适。尽管莫尔京曾是萨哈罗夫斯基忠实而精干 的副手，但在总局，对他的升迁仍有不少传言，说这是政治急速发展时期，安德罗 波夫需要身体更加强壮的人。1974年，莫尔京被提升为苏联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工 业开发署管理总局局长，这个掌管科技发展的肥缺，通常都是由克格勃军官填补。 莫尔京之后，安德罗波夫提拔50岁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 夫继任第一总局局长，此人是安德罗波夫的一名得力干将。克留奇科夫在亚谢涅沃 工作14年——和萨哈罗夫斯基在任时间大致相当，1988年，他荣升为克格勃主席。 在官方的影集中，这个鞑靼人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嘴角下垂。此人很少露出笑容， 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他主持总局工作期间，总局呈现出独特的活力。他充满自信， 管理技能拥熟，政治嗅觉敏锐，他以狂热的忠于职守、完全缺乏幽默感而闻名。在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印象中，克留奇科夫从不偏离总局大会所起草的报告，从不漏掉 恰当的字眼，从不说俏皮话。1989年一名记者采访克留奇科夫：“您知道什么是业 余时间吗？”“恐怕我根本没有业余时间”，他答道。 克留奇科夫喜欢强调自己的工农出身，常常回忆起他在工厂工作的年代。他是 函授法学院毕业生，当过侦查员和检察长。后来——正如克留奇科夫本人所言—— 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外交学院毕业后，在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工作5 年（1954 －1959年），在那儿受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提拔而成为苏联驻匈牙利大使。1959 年，安德罗波夫开始主持苏共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管理部工作，克留奇科夫来 到他身边，一直工作到1967年。后来，克留奇科夫在谈到他生活中的这段时间时说： “如今，挤入党的机关混饭吃成为时髦，而我却想说，我在那里学到了许多东酉， 结识了许多卓越的忠于事业者，虽然到处都伴有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他在中央委 员会期间，政治艺术和阴谋运用得相当娴熟。1967年安德罗波夫成为克格勃主席后， 克留奇科夫领导书记处的工作，并得以允许接触克格勃的重大机密。大约在1971年， 他升任第一总局欧洲业务部副主任，三年后又取代了莫尔京。 克留奇科夫不仅是个工作狂，而且热衷于体育活动。他手中经常握着一个小网 球，或是一个轻便拉力器，他的部下常常感到不解。在新落成的管理大楼内，克留 奇科夫有一私人体操厅，内设有按摩台，紧邻按摩台的是他专用的芬兰式蒸汽浴室 ——有时他邀请克格勃的将军们来此。一次夜班时，克留奇科夫的一个书记处委员 陪同戈尔季耶夫斯基参观了该蒸汽浴池，浴池之豪华为他平生所未见：浴池用名贵 的芬兰板而非俄罗斯松木板镶包；雅致的灯具及其它附属设备都是在瑞典专门定做 的；墙上挂着进口的松软的浴巾和浴衣。显然，克留奇科夫对于花在私人浴室上的 外汇是毫不吝啬的。紧挨体操厅和浴室的是食堂，但内无酒吧，因为克留奇科夫本 人滴酒不沾，并禁止已接到出国命令的人喝酒，这弄得第一总局中那些嗜酒如命者 异常沮丧。 克留奇科夫担任第一总局局长时的最大遗憾是，他对如何在西方生活和从事间 谍活动一无所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72年受政治情报机构指令前往哥本哈根时， 第一次见到克留奇科夫，当时克留奇科夫已是莫尔京的副手。他问戈尔季耶夫斯基： “请问，您打算如何在丹麦建立联络网？”那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刚从C 局（负责 从事地下活动）过来，于是就信口雌黄，开始说一些幼稚荒谬的话，没说上两句就 被克留奇科夫打断了，他“独白”一通，再也不给戈尔季耶夫斯基以插话的机会。 实际上，克留奇科夫把问题阐述得更糟，因为在有关西方社会情况方面他简直就是 一个白痴，他所有的观点都是一套套的僵死的教条和阴谋理论。第一总局中两个天 才的英美政治问题专家奥列格·卡卢金和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在1980年被迫离职， 因为他们正是冒犯了克留奇科夫的这种阴谋理论。在第一总局，由于克留奇科夫喜 欢阿谈奉承，因此在他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批善于溜须拍马者。 克留奇科夫在亚谢涅沃担任第一总局局长时，正值从“冷战”开始到戈尔巴乔 夫时代美苏紧张关系出现重大缓和时期。1972年5 月，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访 苏。理查德·尼克松来访后，勃列日涅夫于1973年6 月对美进行了回访，一年后尼 克松又第二次赴莫斯科访问。这期间，美苏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比两国建交以来签订 的总数还要多。其中，最大的成果是尼克松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两国签署了关于 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第一个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尼 克松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写道，是美国于1972年第一次把世界从长期战 争的沼泽中扶上了和平的高地。” 虽然两个超级大国间竞争仍在继续，但他们都希望两国共同努力，预防核灾难。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道：总部的面孔已经改变，美国终于开始把苏联作为平等对手 来对待。1974年8 月的“水门事件”丑闻和尼克松受弹劾而辞职，颇令人沮丧和怀 疑。1975年年初，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亚库什金成为克格勃在华盛顿间谍活动 的秘密负责人，那时他就确信：尼克松的下台不是由于社会公愤，而是因为他和对 手关于缓和的秘密会谈。犹太复国主义者已成为他们的主要敌人，这些人借助于自 己在国会中的欧洲院外活动集团、甚至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到处暗设圈套。正如亚 库什金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千方百计要求扩大军费开支。 然而，对“水门事件”危机作如是解释，显然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根本 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那些陈旧的思想糟粕束缚了他们的政治敏锐性。 习惯于集权制和指令性经济的克格勃军官们和苏联外交官难以想像，在国家调节无 足轻重的美国，却有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和高水平的技术，因此，苏联专家总是要用 各种阴谋理论来掩盖对美国的国家运行原则和运行机制的糊涂认识。苏联外交官、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柯（1978年移居国外）这样描写 他的苏联同行们：“许多人都抱有同一种不可思议的观点：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能 有一个秘密指挥中心。”而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习惯了由隐蔽在某个地方的工作 小组来暗中指挥整个系统。显然，多数苏联专家还在重复着列宁的主张：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府是垄断资本家的奴仆。“是的，或许是存在着一个秘密中心”，他们这 样设想。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美苏关系有所松动，这部分应归功于苏联外交官阿 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异常精明的努力。多勃雷宁从1963年3 月到1986 年3 月是苏联驻美国大使，他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为 美国国务卿）定期进行秘密会谈，这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沟通的渠道，为缓和开辟 了道路。后来，基辛格曾称赞多勃雷宁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并赞扬他深谙完美的外交艺术。但多勃雷宁无力去揭露风行莫斯科的阴谋，他的反 对者在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时不时地谣传他“被美国化”了。对于那些偏见，他只 是睁只眼闭只眼，借此以自慰。舍甫琴柯曾说，“多勃雷宁虽对美国国家指挥系统 了如指掌，但‘水门事件’时，他却末对美国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分权提供确切 分析”。 缓和虽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但不管怎样， 尼克松下台后缓和仍在继续”。 1975年8 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通过了重要决议。决议宣称， 全欧洲边界不可改变，呼吁东西方各国遵守国际关系文明准则，尊重人权。但是， 在苏联建立的赫尔辛基人权监察小组很快就被克格勃取缔，其多数成员遭逮捕或被 流放。 尼克松的继任者、前副总统福特在总部倍受蔑视。和安德罗波夫一起于1973年 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曾宽容地写道，“时常有人占据显赫位置而只 被人们顺便提及，在总统位子上只坐了两年的贾拉尔德·福特就属此类”。 虽然莫斯科对福特的才能评价不高，却极力帮助他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 比起没有远见、毫不知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来说，莫斯科的首脑们， 更喜欢以平庸见长的福特，因为他们认为，由福特来执政，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联 系可能会继续下去。随着大选的日益迫近，莫斯科愈来愈紧逼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和 那里的克格勃负责人预测竞选结果。当时，多勃雷宁告诉舍甫琴柯说：几个月来， 总部的注意力全在华盛顿。似乎在这场选举前的游戏中，大使馆和克格勃国外负责 人都下了很大的赌注。 吉米·卡特可能是美国整个战后时期最有学识的总统，但在1977年却成了华盛 顿的“外来人”和外交上的“新手”。相对于福特，葛罗米柯对卡特更嗤之以鼻： “卡特很勤恳。但是，一次在苏联发表讲话时，他竭力想说出苏联几个州和城市的 名字，却只吐出了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更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他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明白美苏关系最主要的特点。” 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之后，卡特试图在高尚的道德原则和尊重人权方 面对国内政策进行改革。当选总统后不久，他收到安德烈·萨哈罗夫的一封来信。 萨哈罗夫是苏联一位持不同政见者、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在信中要求卡 特支持他在苏联维护人权的活动。令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恼火的是，卡特竟将萨哈 罗夫来信的主要内容公布于众，并给他回了信。不久，卡特在白宫又接待了另一位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总部和亚库什金都错误地估计了卡特 维护人权的行动。其实，卡特是试图借此以加强美国在新一轮谈判中的地位——这 是1977年10月的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期满后的又一轮关于战略性武器的谈判。 克格勃A 处（积极行动处）对卡特维护人权的行动矛以高度重视，作为回报， 它指责美国在国内违反人权。1977年，A 处给总统夫人罗扎琳·卡特邮去一批信件， 内称“反对美国违反人权”。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时，克格勃国外活动负责 人说服一自由党政治家把那批信件的其中一封寄给了卡特先生。这件事搞得那位负 责人很被动，因为很快就有一政治间谍向作者索要信件副本。可欣慰的是，克格勃 预先准备的材料和那封信的内容完全一致。 美国领导人针对苏联1978年对于人权斗士们所做的一切发表了一系列官方声明。 克格勃把一个反对美国政府的犹太人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的活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 联系在一起，立即予以回击。夏兰斯基由于被指控向美国记者提供机密情报而被剥 夺人身自由10年。克格勃亲手捏造了这个事实，但他们自己也竟然相信，美国中央 情报局在白宫的协助下，以苏联人权状况为由搞出了一个特别阴谋报告。在这样开 放的时代，葛罗米柯竟还顽固地认为：这件事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对抗的 不可分割的部分……卡特亲自参加了这次挑衅行动。 70年代的缓和一直像个柔弱的孩子。勃列日涅夫喜欢重申：间谍活动不应取消 阶级斗争原则。甚至在1972年一1974年间美国仍是苏联的主要敌人。第一总局一处 （负责美国和加拿大方向）一直是最大的地区性间谍组织，并且始终在扩展。在60 年代，一处只有一个副职，70年代又增加了两名，它是唯—一个由克格勃将军领导 的、在国外设两个间谍机构的处（70年代初为华盛顿机构和纽约机构），后来它又 在旧金山设立了第3 个间谍机构。在缓和鼎盛年代，克格勃在美国和在联合国纽约 代表团内活动的人数空前增多：从1970年的120名，猛增到1975年的220名。当时， 与伦敦的情报人员骤然削员的情况相比，在美国活动的人数却增加了一倍。 华盛顿成了政治间谍的活动中心。1975——1982年的克格勃国外间谍头目亚库 什金以自己是十二月党人的后代而引以为骄傲。1982年，《华盛顿邮报》称他是全 苏“最有威望的克格勃军官”，这使他非常得意。然而，他在华盛顿期间，因一个 大误会而变得阴沉起来。一天，有人在距白宫不远的苏联大使馆里偷偷放了一个纸 包，内有一些秘密文件及写信人的姓名、地址和要求合作的建议。亚库什金认为纸 包是一种挑衅，有人暗中离间，便下令把它交给了警察局。其实，文件内容是真实 的，而送件人却被逮捕了。 尽管出了这么个令人气恼的“漏洞”，1982年亚库什金回到莫斯科后还是荣升 为第一总局一处处长。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看来，亚库什金领导下的一处的气氛，比 总部其它任何处的都紧张得多，这主要是由于他有强烈的权力欲望——这与在华盛 顿鸡尾酒会上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软弱外交作风毫不相称。亚库什金生气时，在亚 谢涅沃的电话中他叫得比谁都响。一处的气氛紧张还与该处的“威望”有关。许多 人都渴望到一处去，而到那里的工作人员又都竭力往上爬，因此，充斥这里的阴谋 家是其它处无法想像的。 坐上第一总局第一把交椅后，克留奇科夫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变动，借此利用克 格勃间谍创造的一切机会与“最主要的敌人”作斗争。一处专门设置了“北方小组” ，以协调对美国分布于世界上其它地方军事目标的侦察工作。小组的第一任组长是 瓦季姆·克里比琴柯，他以前是克格勃驻开罗的负责人，曾策反了开罗情报机关负 责人纳赛尔·萨米·沙拉夫。驻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克格勃秘密领导者曾得到指 令，要他们建立对付“重要对手”小组以组织“战役”，打击美国布置在那里的军 事目标。这些小组通常由来自政治情报机构、国内反间谍组织、甚至于科技情报机 关的军官组成。“北方小组”的军官经常巡视驻外机构以检查“主要对手小组”的 工作情况。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官僚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工作 效率，损害了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 随着与西方联系范围的日益扩大，克留奇科夫首先认识到，必须用新的对敌斗 争方法来训练他的人马。基于美国的大量国家机密已经公开，特别是“水门事件” 丑闻和耸人听闻的记者阴谋案败露后，克留奇科夫更加确信，传统的策反间谍的方 法已经过时，许多秘密已为人们所熟知。 克留奇科夫1974年就任第一总局局长后，令老肃反工作者大为惊诧的是他立即 要求驻外机构负责人集中力量建立大量的公开联络网，直接窃取他国国家机密，而 勿需通过繁琐的程序去和被策反的秘密间谍接头。在几次重大的失败后，他不得不 又马上放弃了这种实验，又重新集中精力开始在西方招募大批新的秘密间谍的活动。 70年代初的缓和繁荣时期，克格勃又试图起用早已被人遗忘的天才金·菲尔比。 此人1971年与鲁法结婚，对他所热衷的酒已有所忘怀了。米哈伊尔·彼德罗维奇· 柳比莫夫最先与菲尔比恢复接触。柳比莫夫是总部在英国的主要技术顾问，戈尔季 耶夫斯基认为他是当代克格勃最有才华、最惹人喜爱的军官之一。他精通英国文学， 深指威士忌酒的优劣。柳比莫夫在伦敦活动4 年，1964年被调走去招募密码译员， 是年31岁。 柳比莫夫回到莫斯科后的两年内，曾多次安排记者采访菲尔比。70年代初，他 开始撰写论文《不列颠民族的性格特征及其战役工作中的利用》，他和菲尔比详细 地商讨了这篇论文。1974年，论文以极大优势被安德罗波夫研究所审议通过。后来， 他把该论文的材料编写成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秘密教科书，这套教材作为克格勃最 主要的课本一直沿用到80年代中期。由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外交人员，柳比莫夫 不得不忘却在伦敦机构的仕途，1975年被派往哥本哈根。 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的克格勃K 局局长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也与菲尔 比保持着密切联系。K 局从事反间谍工作，深入到敌国情报机构窃取机密。卡卢金 经常造访菲尔比，听取他对如何在英国搞间谍活动的建议。他告诉卡卢金，英国外 交部除从牛津、剑桥大学物色人员外，更多的是招收郡立大学毕业生，显而易见，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也是这么做的。因此，菲尔比认为，布雷德福、布里斯托尔、伯 明翰、爱丁堡。埃塞克斯、赫尔、伦敦、索尔福德、萨立、苏塞克斯等大学，甚至 伦敦经济学校、东方学学校都值得克格勃详细研究。而这些大学学生的交流计划为 克格勃招募新的间谍提供了良好机会。 连A处也常找菲尔比寻求帮助。A处主要实施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舆论施加影响 的积极行动，专门伪造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其它机构的证件。在戈尔季耶夫 斯基的印象中，虽然菲尔比不太喜欢A 处的所作所为，但他对实施积极行动所做出 的工作却是高质量的。每年10月到次年4 月间，菲尔比在克格勃的地下办公室（位 于高尔基大街）为即将到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马耳他岛、澳大 利亚——亚地区去工作的第一总局三局的年轻军官们开办讲习班（他们都是首次到 国外活动）。讲课过程中，菲尔比常安排一些游戏，在这些游戏中，他装扮成政治 家、国家公务员、情报人员，或是企业家，要求学生们设法策反他。 讲习班结束时，菲尔比要给学生们作出鉴定。可以说，他最善于写些令人尴尬 的评语。学员瓦列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基斯洛夫被派往德哥本哈根情报处时，菲 尔比给他的评语是：“勿庸讳言，该同志毫无激情。”基斯洛夫在丹麦时，爱上了 一个已婚女人，常用大使馆的车接送她，常在她市郊住处的窗下溜达，最终被克格 勃丹麦负责人遣送回国。菲尔比给学员维克托·伊万诺维奇·穆扎列夫的评语同样 很糟糕，说此人“两度参加讲习班，却一无所获”。穆扎列夫1984－1985年在克格 勃伦敦情报机构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十分赞同菲尔比给穆扎列夫的评语，也准备 签字把他打发掉。后来戈尔季耶夫斯出逃，穆扎列夫也被逐出伦敦。如果他留下， 对不列颠人可能更有用处。 克留奇科夫虽然有时也与菲尔比商议一些事情，但他对后者那种非凡的、创新 的建议却持怀疑态度，就像他对待菲尔比的两个主要庇护人卡卢金和柳比莫夫的态 度一样。他们之所以引起克留科夫的反感，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在总部盛行的粗浅 的阴谋理论，毫不掩饰自己的鄙视态度。1980年，卡卢金在和克留奇科夫争吵后被 赶出第一局，派往列宁格勒担任安全部副部长。大约与此同时，柳比莫夫的婚变被 看作“不道德”行为而被赶出总部。菲尔比随之再次沉人命运的深渊。 整个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和继他之后，总部不再把缓和视为结束东西方竞争之 途，而认为正是缓和削弱了自身力量。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日益觉得自己是西方 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中国这个大包围圈中的一座社会主义孤岛。苏联认为，要打破这 个包围圈，就必须加强它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和与“不结盟运动”的联系。然而，苏 联在70年代初就失去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埃及，它是60年代莫斯科中东势 力中的关键部分。1973年开始的阿以战争起初对埃及极其有利，但结束时却并不那 么理想。总部十分清楚，使埃及和叙利亚免遭失败命运的不是苏联这个“武器”， 而是由于美国压制了以色列。戈尔季耶夫斯基及第一总局内部一致认为：中东地区 的战争持续下去，只能损害苏联的利益。 总部日益怀疑，在如何调停阿以冲突，解决埃及经济的问题上，萨达特总统正 把注意力移往西方，而暗暗地抛弃了东方。1976年5 月埃及方面中止《苏埃友好合 作条约》引起的惊讶，在总部远比在克里姆林宫小得多。就在走出这步棋前3 周， 勃列日涅夫公开讲话时还高度评价这一条约“不仅符合苏埃两国利益，也是苏联与 整个阿拉伯世界长期互利合作的基础”。1976年11月，总部写了一份内容详细的报 告，准确地预言到，萨达特已以美国为基础，进一步加强了同西方的联系。报告引 证埃及前总理阿齐兹·西德基的讲话：“萨达特口说准备和苏联修好是在耍手腕。” 然而，克格勃在埃及的活动却走上了下坡路，纳塞尔时期招募的间谍，有许多拒绝 继续合作。由于埃及国家安全部加紧防范，克格勃人员和剩余的被招募间谍只得在 塞浦路斯、贝鲁特和埃及境外的其它地方接头。 1977年10月1 日，苏美签署了就调解阿以冲突必要性的联合声明。勃列日涅夫 认为，他终于使美国承认了苏联在中东和平谈判中的地位。然而正如苏联官方对外 政策所称： “在以色列的压力下，卡特当局随即便背叛了这一协议。”协议签署7 个星期后，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与以色列谋求对话。他这次耶路撒冷之行是当代 最滑稽的把戏之一。11月20日，萨达特在特拉维夫机场刚一走下飞机，以色列广播 电台记者就对着麦克风说道：“现在，萨达特总统正检阅以色列国防军仪仗队。如 非亲眼目睹，我真难以相信！”访问结束时，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在谈到萨达特 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时说：“诺贝尔和平奖哪行！应授予他们奥斯卡金像 奖。” 总部常常受到阴谋理论、特别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院外集团阴谋 理论偏执狂的狂症的侵袭。当然，萨达特的这次访问就被视作阴谋，而非演戏。普 遍认为，华盛顿在同莫斯科签订那项协议时就已知道，萨达特即将前往耶路撒冷。 10年后，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还掩饰不住对萨达特的愤恨：“他是埃及上空的一朵 乌云，就像3500年前桑托林岛火山喷发后降落到埃及头上的、人类历史上一片巨大 的满含灰尘的乌云……他一生都在追求‘伟大’，当上总统后，简直到了病态的程 度。”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总部不止一次听到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愤怒地说：“该宰掉萨 达特！”虽无任何根据可证明克格勃有暗杀萨达特的阴谋，但他无疑是总部特别行 动小组的主要目标。克格勃强大的驻外情报机关接到A 处指令，四下散布谣言：萨 达特上台前是纳粹分子。纳塞尔在遗书中也称萨达特“心理不稳定，怕老婆、曾雇 用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保缥，他本人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奸细。中央情报局曾许诺， 在他不得不逃离埃及后，会给他提供一座别墅，并有24小时警卫”。1978年9 月， 萨达特、 贝京、 卡特在戴维营签署了中东和平协议。《真理报》立即谑称，这是 “以色列、美帝国主义和阿拉伯反动派为谋求自我利益，背叛阿拉伯人民达成的一 项交易”。这之后，特别行动小组加紧了活动。总部引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话说， 卡特和中央情报局诱惑萨达特落入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圈套，借此排斥苏联在中 东的影响。虽然广泛调解阿以冲突的戴维营计划注定不能实现，但1979年3 月埃以 却又签订了和平条约。1981年10月，总部欣喜地听说，狂热的伊斯兰教徒杀死了萨 达特。 对巴解组织日益增多的援助，使得克里姆林宫和萨达特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克格勃军官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萨莫伊连科曾多次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 阿拉法特接触。萨莫伊连科40年代末期在奥地利从事间谍活动，50年代初期和中期 在东德活动——在那里，他40岁生日时克格勃授予他中校军衔。1974年夏，巴解组 织代表团访苏。在莫斯科敬献花圈仪式上，阿拉法特同萨莫伊连科合影留念。巴解 组织代表团访苏期间，苏联发表的官方公报称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唯 一的合法代表”。克格勃在莫斯科郊区巴拉希赫训练中心为巴解组织培训游击队员， 并供给其战斗人员大量武器，援助他们袭击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巴解组织情报部的 许多军官都参加过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为期一年的培训班，在那里，其中一部 分被克格勃招募。 阿拉法特在60年代末曾请求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驻开罗负责人康斯坦了·蒙佳 努帮忙引介。1970年年底，蒙佳努安排阿拉法特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 特会面，两人很快便成了朋友。为公正起见，需要指出的是，在7O年代，齐奥塞斯 库深受白宫和白金汉宫赏识。1972年底，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同巴解组织建立间谍 同盟，借此给巴解组织提供护照、电子侦察设备及战斗所必需的武器。齐奥塞斯库 曾对当时的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部长和后来逃往西方的约恩·帕切帕说：“莫斯科 帮助巴解组织积聚武力，而我给它提供智谋。” 1972年，阿拉法特和齐奥塞斯库共同制定了一个以虚假情报蒙蔽约旦国王侯赛 因的秘密计划。齐奥塞斯库把侦察来的有关巴解组织的情报带到安曼。侯赛因不知 道， 这些情报是阿拉法特的情报官哈尼·哈桑编造出来的 （阿拉法特一直称他是 “狡滑的狐狸”）。作为对齐奥塞斯库慷慨大方的回报，侯赛因回赠他一些涉及巴 解组织情报资料，其中也把在巴解组织中的情报源泄露给了对方。帕切帕证明说， 哈桑被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正式收为间谍，化名为安涅特，1976年，定期支付给他 2500－10000美元。 莫斯科远比齐奥塞斯库更担心巴解组织的恐怖活动。这些恐怖活动一部分是由 阿拉法特的独立行动小组干的，一部分是由阿拉法特亲手导演的。如西方一些惊慌 失措者所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从未扶植国际恐怖主义，相反，克里姆林宫自 己也害怕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目标。1969年，一名患有精神病的中尉竟潜入克 里姆林宫，向一辆他认为是勃列日涅夫乘坐的轿车开枪射击。一年后，一个犹太人 小组试图把一架苏联飞机劫持到以色列。在70年代曾发生一系列类似的企图劫机事 件，其中大部分以失败告终，报界也只字未提。1977年，莫斯科地铁炸弹爆炸事件 引起克格勃极大恐慌，炸弹是亚美尼亚分裂主义分子安放的。之后，与此事件有关 的3 名亚美尼亚人被枪毙。在总部有人谣传：“克格勃和警察未能查到真凶，最后 便把3 个与此无关的亚美尼亚分裂主义分子拉出来作替罪羊，以此证明，恐怖分子 最终逃脱不掉惩罚。” 克格勃虽然不是中东恐怖主义分子的主要源地，但它却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然袭击非军事目标在形式上受到遣责，但总部异常明白，巴拉希赫中心有一些自 由斗士在活动，他们是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据巴解组织情报人员透露，一些恐怖 活动是和叙利亚、利比亚及其它一些国家驻莫斯科和东欧国家的大使馆共同策划的。 委内瑞拉百万富翁的儿子伊里奇·拉米列斯·桑切斯（即很有名气的卡尔罗斯·沙 卡尔）曾在莫斯科和古巴训练基地接受过训练，他是70－80年代最出名的恐怖主义 分子，为巴解组织独立行动小组和利比亚上校卡扎菲卖命。1975年，他带领巴勒斯 坦和德国恐怖主义小组在维也纳绑架了几个欧佩克成员国的部长，为此从伊朗和沙 特阿拉伯得到大量赎金。总之，相对于在苏联同一训练基地受训的第三世界国家游 击队员来说， 卡尔罗斯可以说是鹤立鸡群。1971年，巴解组织根据10个派系的194 名被派往苏联学习的军官的情况写的一份报告指出，训练水平和学员素质极其低下。 关于这一点，巴解组织武装司令拉沙德·艾哈迈德写道：“学员们不能正确理解派 往国外的军事代表团的政治意图，结果，代表团中一些参加营长培训班的职位较高 的军官纷纷拒绝学习并以各种借口要求回国。”艾哈迈德说，他曾经不得不开除了 13名酗酒、倒卖假币和性虐待狂军官。 艾哈迈德抱怨道，如果想要求军官们严格遵守行动准则，那就不得不把其中的 二分之一打发回家。他在一份报告中呼吁，要更加精细地挑选赴苏受训人员。 莫斯科虽然在同巴解领导人秘密会谈时忧虑地指出，巴解组织参与了恐怖活动， 但它却一直公开宣称，巴解组织与恐怖主义毫无瓜葛。1975年，莫斯科广播电台报 道说：“不久前，巴解组织指挥部采取果断行动，同恐怖主义作斗争……在这场斗 争中，巴解组织的措施具有成熟性和现实性。众所周知，恐怖活动和革命在斗争手 段上无半点共同之处，相反，它会严重危害革命。” 1976年叙利亚侵占黎巴嫩之后，总部开始担忧：作为叙利亚武器重要供应者的 苏联，可能会成为巴解组织独立行动小组恐怖主义者袭击的目标。7 月11日，克格 勃驻外情报机构得到警告：一部分巴勒斯坦人可能会相信“资本主义的宣传”—— 莫斯科援助了叙利亚的侵略行为。这样一来，苏联一部分驻外代表就有可能被谋杀。 驻外情报机构得到指令：立即采取安全措施。为了安抚巴勒斯坦人，苏联随即马上 在莫斯科开设了巴解组织代办处。关于开设代办处的原则性协议早在两年前阿拉法 特访问莫斯科时就达成了。总部甚至命令开始“积极行动”，以说服国际社会，似 乎莫斯科和叙利亚的侵略行为毫无关系。这步棋取得了一些效果。 莫斯科对阿拉法特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的努力表示赞赏。1979年，阿拉 法特应邀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会议，从此开始了他卓有成效的外交攻势。 1980年，欧共体各国同意巴解组织参加中东和平谈判，而美国却反对。英国外交大 臣卡林顿勋爵宣称：“巴解组织并非恐怖主义团体”。 阿拉法特成功地离间了美国与它欧洲同盟国的关系，这对提高他在莫斯科的声 望有很大帮助。1981年，勃列日涅夫正式确定了巴解组织的外交地位。然而，1982 年以色列袭击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总部时，苏联却袖手旁观，受到阿拉法特强烈谴 责。 与此同时，巴解组织领导人与美国官员秘密会晤的消息，也搅得莫斯科总部寝 食不安。总部怀疑，阿拉法特迫于西方压力，可能已经单方面决定取消苏联在中东 调解中的地位。当然，这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地发现： 在苏联的官方报道中，已不再称阿拉法特为“同志”。显然，在莫斯科人眼里，阿 拉法特已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者蜕变为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1983年，在一 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参加的驻伦敦大使馆的会议上，外交部中东国家局局长奥列格 ·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里涅夫斯基向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的军官们通报：莫斯科已 不再信任阿拉法特，最好由巴解组织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来代替阿拉法特。 然而，只有阿拉法特能够使巴解组织免遭解散的命运。因此，苏联继续给予他适当 的官方援助。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一东政策是旨在建立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同盟”，以 对付以色列及其同伙美国。70年代的几乎整个10年间莫斯科始终与伊拉克保持着紧 密联系，1972年双方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此后不久，克格勃又与伊拉克情报机关 签署了合作协议书。到1977年，这种合作变得极其密切，伊拉克成了中东唯一一个 苏联暂停自己间谍活动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总部给自己的情报机关下令停止针对伊 拉克的活动， 这是史无前例的。 总部还命令，同伊拉克间谍的一切联系都要变为 “官方接触” 。 这样一来，如果苏伊关系恶化，那么情报联系就必须重新开始。 1979年1月， 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将军把大批伊拉克共产党人投人监狱或 处死。此后，苏联与伊拉克情报机关几乎所有的特别联系都中止了。面对这种新的 形势，克格勃驻外间谍机构不得不再次下令，要迅速同伊拉克以前的奸细们建立联 系。1980年9 月，萨达姆·侯赛因举兵侵犯伊朗，于是，波斯湾爆发了战争，苏联 与伊拉克的关系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但经过深思熟虑，莫斯科决定给伊拉克以秘 密援助。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对外政策首席专家、戈尔巴乔夫未来的私人顾问尼 古拉佛拉基米罗维奇·希什林使戈尔季耶夫斯基相信：给伊拉克运送武器，伪装得 很巧妙，谁想揭露这件事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向伊拉克的邻国兼敌国叙利亚提供了更多的武器，借此诱使叙利亚加人 “中东反帝国主义同盟”。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这样称赞叙利亚领导人哈菲兹·阿 萨德：“一位坚毅的、有远见的领导人，在阿拉伯世界以至于其它国家都倍受尊敬。 他始终懂得苏阿友好的重要性……衣着华丽，有时嘴角滑过一丝微笑，看上去平淡 无奇，其实，他是一个坚定不移、具有极大内在力量的人。” 戈尔季耶夫斯基无论在总部，还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当下交谈时，常 听到一些对阿萨德不赞成的评价，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总 部对阿萨德情报部的领导人极为信任，7O年代双方就建立了紧密的互利联系。 1979年，为控制同苏联集团以外的“进步间谍机构”的联系，第一总局又新设 了第二十局。叙利亚政府不知道克格勃在大马士革也设有间谍机构。在大马士革的 苏联大使馆里，同样也活动着第二十局的代表，该局与叙利亚间谍机关有着密切联 系，他们共同组织叙利亚军官去莫斯科接受培训。尽管苏叙情报部门之间还未达到 互通秘密情报的程度，但叙利亚曾多次向莫斯科提供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西方情报机 构的材料，阿萨德甚至允许克格勃第十六局在他的11个电子侦察站开展活动。 在阿拉伯世界里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最接近的伙伴是也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它是1967年英国离开亚丁后才独立的国家。然而，戈尔季耶夫斯基记得，克格 勃一直把南也门当作经常性社会问题的发源地。克格勃驻亚丁的庞大间谍机构的主 要任务是监视也门社会主义党的对内阴谋和党内的权力之争，但要控制其进程几乎 是不可能的。1985年，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总统下令其内卫队冲进内阁大厅用 冲锋枪将政治局委员全部枪杀。总部担心，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巨大 财富组织政变，推翻南也门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然而，对南也门生存的最大威胁不 是来自外部，而是它自己残忍的、无能的统治者。 莫斯科花了几年时间用来确定，对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此人1969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利比亚国家政权。总部对卡扎菲这个集伊斯兰教、 社会主义和利己主义于一身的“杂牌”领导人，评价相当复杂。总部当时非常惧怕 他从中国购进原子弹，因为他一上台就在着手此事。克格勃发现，卡扎菲有一些心 理不稳定的特征，这是他政治上幼稚、心狠手辣和天真的虚荣心混杂而致。他衣着 十分怪僻，一天中不停地变换衣服：先是着饰有金穗带和功勋章的海军服，而后穿 带有奇异的贝都英人头巾的肥大的阿拉伯长袍，接着是配有金色披肩的红色丝织衬 衫。卡扎菲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偏执地害怕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和与西方石油 公司巧妙的谈判艺术。这些都与他对国际问题的愚昧无知形成鲜明的对比。卡扎菲 准备以大量的石油换取苏联武器，这给莫斯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4年，他的“右 膀”、少校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访问莫斯科后，苏利关系达到了高潮。在莫 斯科，贾卢德表现得远比卡扎菲稳健和实际，这种风度保持至今。访问结束时签订 的苏利联合声明强调，“苏联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相 同的和相近的”。这次访问后，紧接着苏利就达成了一系列重大军火交易，它们在 此后10年经济紧张时期给苏联带来了200 亿美元的利润。卡扎菲在不久前出版的自 传中指出：“我们像小孩集邮一样收藏武器，一直到连利比亚这个石油经济国也承 担不了这笔沉重的军费。最新型坦克在库房里蒙满灰尘，苏制歼击机在的黎波里的 帆布篷下睡大觉。总之，利比亚既没有自己的驾驶员，也没有必要的技术。” 1979年前后，苏利秘密签订了侦察及安全措施条约，这为苏联驻利比亚大使馆 里第二十局的军官们肆意活动敞开了大门。利比亚间谍人员到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 院进行训练，了解掌握监视方法、保证利比亚安全的措施及美国在中东地中海活动 的材料；而利比亚给克格勃提供有关埃及、以色列、北非的情报，甚至帮助它对付 在的黎波里的西方外交官。80年代初期，苏利合作曾几次削弱，原因是卡扎菲不守 信用。1981年卡扎菲首次访问莫斯科时就给人留下诸多不满，总部称其为“无赖的 花花公子”。他举止怪诞，穿着奇异，目的在于突出个人的矫健性，以造成对勃列 日涅夫的优势感。 勃列日涅夫执政末期，苏联在中东连一个施加影响的可靠据点都没有了：萨达 姆·侯赛因和阿拉法特背信弃义，对阿萨德的怀疑在1983年也急剧膨胀，以致外交 部中东司司长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对未经证实的情报——叙利亚和以色列就黎巴 嫩问题已秘密达成一项交易——也深信不疑。克里姆林宫为卡扎菲在国际恐怖主义 活动中扮演“教父”这一角色而深感不安。克里姆林宫与利比亚虽然没有公开决裂。 但逐渐疏远了利比亚领导人。1984年，在一次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官员举行的非公 开的情报通报会上，《消息报》首席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鲍文指责卡扎菲是“罪 犯和法西斯分子”。克格勃的联系可能是苏联在阿拉伯世界里最牢固的，尽管苏联 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但第一总局第二十局的工作人员和从前一样，仍在 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照常活动。 70年代为苏联在非洲第三世界国家扩大自己的影响带来了新的契机。葡萄牙皇 帝海勒·谢拉西耶被颠覆，帝制在全国彻底垮台，借此可乘之机，非洲的三个大国 ——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境内，出现了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 度。1975年，葡萄牙最富庶的殖民地安哥拉在庆祝帝制的垮台时，“安哥拉人民解 放运动”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之间爆发了大规模 内战。 1971年8 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阿戈斯基尼奥·涅多与克格勃驻 外情报处负责人在卢萨卡进行了谈判。此后，苏联开始转经赤道非洲的布拉柴维尔 （刚果）给安哥拉政府提供大量的武器。然而，1975年夏，古巴军队向安哥拉派兵， 这成了夺权斗争的导火索。1976年2 月，“非洲统一组织”正式承认“安哥拉人民 解放运动”是安哥拉的合法政府。虽然古巴的干涉受到莫斯科的欢迎，莫斯科还为 它提供武器和运输机，但这一切都是哈瓦那主动要求的。卡斯特罗把这次安哥拉的 动荡看成自己宣称是全世界伟大的革命领袖、能成功地巩固古巴昔日的革命精神的 大好时机。越南战争后，华盛顿已无力大举反对古巴介人安哥拉事务，中央情报局 也只是暗中资助“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情报机关的军官们开始被送往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 院培训班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在那里，其中一部分被克格勃招募。涅多本人也几 次前往莫斯科治病，总部说他“神经不正常”。总部认为，涅多不善于控制“安哥 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的派系斗争，然而除了他，“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再没有 更可靠、 更有能力的接班人。 克格勃驻南部非洲的情报处接到指令，要严密监视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内部斗争，适时地给涅多指出面临的威胁。先前在争取 安哥拉独立的斗争中产生的那种理想主义由于派系斗争、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不满， 面临破灭的危险。1977年，涅多平息了一场暴乱；1978年，他撤了总理和3 位副总 理的职。为了帮助涅多控制机会主义者，由国家安全部驻东德的顾问们组成了安哥 拉分部机构——安哥拉情报安全局，由安哥拉总统直接控制。1979年，前不久刚成 立的第一总局第二十局就向苏联驻安哥拉大使馆派遣了一名联络军官。应安哥拉方 面的请求，苏联顾问把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时的同事瓦季姆·伊万诺维奇· 乔尔内派往安哥拉。这种挑选令人怀疑，因为乔尔内喜欢酗酒，而在安全措施方面 一无所知。很快，他就不得不中止在安哥拉的工作——狂饮时摔断了胳膊。然而， 回国后他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尽管有过令人遗憾的误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还是授予了他一枚奖章。几次类似的情况发生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得出一个结论： 对于那些莫斯科已失去信心的“进步国家”，克格勃就派去像乔尔内这样的军官作 它们的顾问。 涅多1979年因患癌症在莫斯科去世后，安哥拉国内局势更加恶化。在南非共和 国支持下，“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在国内完全站稳了脚跟。80年代初，发自卢萨 卡的报道评论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层分裂加剧，经济形势面临着毁 灭的危险。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看法也不乐观。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有经验的顾 问尼古拉·希什林在一次私人谈话时预言：“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矛盾的日 益堆积，可能会迫使它与南非共和国签订条约。 苏联对东非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国家莫桑比克的政策，与对安哥拉的基本相同。 尽管古巴没有介人该国，却由莫斯科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提 供武器。该组织由总统萨莫拉·马谢尔领导，他于1975年夏天上台。同“安哥拉人 民解放运动”一样，“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每年选送一部分情报干部去莫斯科安德 罗波夫学院培训。更类似于安哥拉的是，由东德国家安全部来的顾问帮助莫桑比克 成立了“国家人民安全局” ， 它常把一些不信“国教”的人送往“劳动集中营” （正式名称为“非殖民地清智中心”）。第一总局第二十局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 的苏联大使馆内也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同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一样）。起初，总部 对马谢尔寄予的希望要比对涅多的更大，因为在争取独立斗争时，马谢尔就表现得 像一个老练的游击队领袖和富有魁力的政治首脑。 可是，克格勃80年代初从莫桑比克得到的由外交途径提供的情报比从安哥拉收 到的更可怜。1981年，马谢尔开始搞“合法化运动”，目的在于抑制贪污腐化和使 国家人民安全局用刑合法化。一年后，马谢尔宣布安全局的466 名军官被解职。然 而，这并没有给莫斯科总部留下什么好的印象。1984年，苏联在马普托的大使馆写 了一份工作报告，并把它发送到苏联各大使馆以及克格勃的驻外情报机构。在戈尔 季耶夫斯基印象中，这份报告是对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用词最为刻薄的一份报告。报 告中说道：“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疏远人民、领导不力和营河私舞弊；莫桑 比克的经济是“一片废墟”，地方政府和法律机关老死不相往来，“莫桑比克解放 阵线”只是口头上信仰社会主义，“莫桑比克民族反对派”在南非共和国支持下正 聚集力量。总部对莫桑比克事务持悲观态度，尤其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南非 共和国1984年3月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更是大为吃惊。 为了公正，需要补充的是，撒哈拉以南的几个“土生土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国家的不景气并非皆因不善经营所致。安哥拉的邻国——扎伊尔的总统蒙博托以受 贿闻名，他曾得到美国几亿美元的援助，条件仅仅是因为他向美国允诺推行反共产 主义政策。同时，他千方百计积聚私人财产，据估计，他的私人财产价值和扎伊尔 国家的债务大致相当。这样一来，在扎伊尔这个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居民的生活和 安哥拉、莫桑比克的一样贫穷。 70年代非洲讲英语的国家中规模最大的游击战争，是罗得西亚黑人反对扬·史 密特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罗得西亚是1965年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在这里， 莫斯科支持罗得西亚时犯了一个政策上的错误——支持错了对象。“津巴布韦非洲 民族联盟”领导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罗伯特·穆加贝是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的 首任总理，他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这在莫斯科看来 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迫使克里姆林宫支持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乔舒亚· 恩科莫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独立前，在游击战争紧张时期，苏 联供给了在赞比亚境内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大量武器，这令赞比亚总统肯 内特·卡翁达对集结于本国的外国巨大军事力量非常担心，便下令禁止武器输人。 恩科莫就武器供应问题在卢萨卡通过苏联大使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索洛多夫 尼科夫（恩科莫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与克格勃有过多次谈判。索洛多夫 尼科夫是苏联一名重要专家，他曾出版了几本有关非洲情况的书。除此之外，他还 定期与克格勃互通情报。“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人物，我们的私人关系很好。他是 个在行的职业外交官，如果请求他办点什么事，请相信，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拿到莫 斯科有关组织去研究解决，绝不拖延”，恩科莫这样说。 用恩科莫的话说，索洛多夫尼科夫就“业务人员培训问题”经常与安德罗波夫 通信，并至少有一次还就此问题同他在莫斯科进行过会谈。古巴对外情报部安全处 也给“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派有顾问。津巴布韦独立后，莫斯科中央就开始担 心：它的新总理罗伯特·穆加贝会忌恨莫斯科曾给他的对手以援助。总部给克格勃 在非洲、伦敦和其它地区的情报处分拍电报，要求他们搞到穆加贝对苏关系上的具 体政策。 1976年1月到1980年12月的5年间，苏联给予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军事援助达 40亿美元，是美国的10倍。7O年代末期，莫斯科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莫 桑比克解放阵线”深感失望，甚至也不再援助津巴布韦这匹黑马，而是把所有在非 洲大陆的希望和努力都加在了埃塞俄比亚身上。1974年，该国中校伺格斯图，海尔 ·马里亚姆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当上了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 总司令。1977年到1978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冬季交战期间，苏联对埃塞俄比亚 的军事援助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有消息报道：3 个多月内，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架 苏联运输机降落到该国。据估计，共有225 架苏联飞机参战。整个战争期间，由苏 联的军事间谍卫星完成协调任务。与此同时，17000 名古巴士兵从安哥拉调往埃塞 俄比亚，作为在那里的1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400 名东德士兵的补充，他们共同组 成埃塞俄比亚侦察机关和国家安全纵队。由于苏联大规模的军事介人，苏联国家情 报总局（军事情报局）在埃的重要作用，远非克格勃所能相比。1979年，克格勃第 二十局一名联络员被派往亚的斯亚贝巴，同时埃安全局的一批军官也被送往安德罗 波夫学院接受培训。尽管如此，门格斯图同涅多和马谢尔一样，很令克里姆林宫失 望。他上台后，埃经济完全崩溃，成千上万的居民陷于饥饿境地，同索马里的战争 和与厄立特里亚地区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没完没了。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总部又把最大的希望转向了非洲大陆的“非洲人国民大 会”，该组织与歧视黑人的南非当局不断斗争，因此，它曾被禁止活动。它从西方 得不到武器援助，就把物质求助之手伸向了苏联。克里姆林宫解释说，安哥拉、莫 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这类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失败，是由于那些国家缺少纪律性 很强的共产党。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南非共产党是苏联大有希望的一个同盟军， 因为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中占有关键地位。“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执 委会22名委员中，7 名在80年代初是南非共产党党员，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 副主席、南非共产党主席尤苏福·达杜博士、非国大军队副总司令——多年的南非 共产党总书记集·斯洛沃。 克格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招募间谍较为顺手，但这种活动在南非共产党 中却受到禁止，它与南非共产党的关系只有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能调解。然而， 苏联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提供的金钱资助却是通过克格勃转交的。 1982年6 月到1983年1月，通过戈尔季耶夫斯基之手就给尤苏福·达杜总计约54000 英镑，以支持南非共产党，而同时又给“非洲人国民大会”118000英镑的援助。当 这些钱到达伦敦情报机关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曾戴上手套，撕下银行包装，重新数 过。与克格勃合作的党的代表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亚基缅科在肯辛顿公园18 号楼接待了达杜。达杜收到戈尔季耶夫斯基送来的钱后，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 和南非共产党分别开了收据。他没把钱放在公文包内，而是分散在西装和大衣的几 个口袋内。戈尔季耶夫斯基看到，达杜瘦弱的身体被美元钱袋塞得鼓鼓囊囊。装好 钱后他徒步走回家去，显然，他根本不怕途中被偷或遇到抢劫。虽然戈尔季耶夫斯 基因苏联对达社粗浅的了解而感到压抑，但他对达杜给予了极大的尊敬。苏联援助 的资金达杜个人没花过一分，他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南非的解 放斗争上。 达杜1983年去世后，克格勃驻伦敦情报机构便停止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 南非共产党援助的转交工作。卢萨卡成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联络基地。 在那里，苏联驻赞比亚大使把几乎一半的工作时间都用来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流 亡者进行接触，经过赞比亚、安哥拉和坦桑尼亚的秘密途径给“非洲人国民大会” 转送武器。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克格勃主要在斯德哥尔摩与“非洲人国民大会” 的间谍碰头，因为那里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大的驻外代表机关。在那里，“非 洲人国民大会”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强大的支持和瑞典社会民主党 慷慨的财政援助。 莫斯科总部认为，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执委会占据着有权势的位置， 但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前景并不乐观；随着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不断 深入，西方可能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加紧联系，此举必将得到良好的反应。80 年代初，克格勃驻斯德哥尔摩、伦敦、纽约、罗马以及设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代 表处的非洲国家首都的间谍机构，连续不断接到指令，要他们注意研究南非共产党 威望下降的原因以及西方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接触的前景。总部还以此向 大家敲起了警钟：“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思想摇摆不定。戈尔季耶夫斯基1982年 来到伦敦后，“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处已开始越来越不愿接收那些以记者身份作 掩护的克格勃军官令人生厌的文章，更不愿意帮助在非洲新闻界发表它们。总部对 此表示不满和惊讶，并令克格勃驻伦敦情报机构加紧努力，搞清西方势力在“非洲 人国民大会”得以扩大的原因。 因为莫斯科同比勒陀利亚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克格勃无法在那里建立以合法身 份作掩护的间谍机关，因此，总部难以估计“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的活动情况， 对它说自己“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能够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的说法表示怀疑。 众所周知，“非国大”成员中支持南非共产党的主要是科萨人。戈尔季耶夫斯基明 白，苏联虽然给“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财政援助，但莫斯科对该 组织的政策没有多大的影响力，甚至对那些非共产党中忠诚的、经过斯大林时代的 亲苏老近卫军们的影响也不大（只是在1990年1 月，南非共产党常任总书记焦·斯 洛沃在报告中才正式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并宣称南非共产党曾走了“畸形”之 路）。可能让人感到费解，整个80年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莫斯科的关注焦点 并非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而是比勒陀利亚 的种族歧视制度以及西方国家准备给“非国大”的各种援助行动。在非洲向着自己 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克格勃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小于彼得·博塔总统和他的民族主 义党政府。 可是，在黄金、钻石、铂金和其它贵重金属市场调节方面，莫斯科和比勒陀利 亚仍保持着原有的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苏联和南非因各自对国际市场 的垄断而加强了联系。双方的联系严格保密，为了避免引起不测，这些联系就常由 克格勃来组织。1984年，克里姆林宫决定就国际市场价格调整与南非的代表增加秘 密会谈次数。为了使政府做到心中有数，克格勃驻美国、英国、西德、法国和瑞士 的间谍机构就需要提前搜集并向上呈报有关南非财政部门和企业的情报。 70年代在中东、远东和非洲连遭失败之后，80年代初，克格勃把自己的注意力 转向了拉丁美洲。1979年，在一次总部高级军官会议上，主席克留奇科夫分析了过 去几年的国际局势和克格勃近年来的优势，第一总局一处（情报分析）处长尼古拉 ·列昂诺夫作了重要报告（20年前，正是歹昂诺夫第一个感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有 远大的革命前途）。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80年代克格勃在拉丁美洲要扩张军事行 动消弱“主要对手”在该地区的影响、列昂诺夫的思想得到了克格勃驻委内瑞拉间 谍头目的大力支持。他们共同呼吁帮助拉丁美洲非共产主义解放运动，就像当时的 卡斯特罗时期那样，夺取本国政权、争做苏联的忠实联盟。 需要指出的是，1979年总部和卡斯特罗的关系曾有过不愉快，关于此事报界也 从未披露过。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古巴对外情报机构处死了一名克格勃在古巴的间 谍，因为该间谍通过无线电用密码向莫斯科进行情报传递，这就破坏了苏古官方协 议（按照这个协议两国之间严禁从事间谍活动）。总部恼羞成怒，但又不得不作出 官方道歉。可是，卡斯特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苏联对外政策（包括入侵阿富汗）的 忠实而又善辩的卫道士，在第三世界也很有威望。1979年9 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 主持召开“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代表会议，虽然共有92个国家的首脑参加，但卡斯 特罗始终是焦点人物，因为在此后的3 年中，将由他领导“不结盟运动”。1979年 10月，卡斯特罗来到美国纽约，随身带来了古巴的罗木酒和其他土特产，他在联合 国大厦12楼、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古巴机构是仅次于苏联和美国的最大的驻 联合国机构，也是古巴对外情报部在美国的主要基地）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发表了 长达两个小时的热情洋溢的讲话，要求“富裕的帝国主义者”在以后10年内向第三 世界提供3000亿美元的贷款。 这段时期，中美洲地区的政治中心仍是卡斯特罗。1979年3 月，在加勒比海地 区一个小岛国——格林纳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法学家莫里斯·毕晓普带领亲古 分子夺取了政权。后来在1983年美国侵犯格林纳达时缴获了一批秘密文件，这些文 件内容完全说明了毕晓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用一位法国大学生革命者的话说即 是：他的荒诞的马克思主义，只适合于连环画。毕晓普是这样说的：“同志们，请 想一想我国是如何逮捕人的。我们勿需收集证据，只同党的民族安全委员会或党的 上级机关商议一下，我就可以签发拘捕令逮捕你们。在我签发拘捕令后，不管你们 是否愿意，一切都完了。”莫斯科经过一番犹豫后，立即给予格林纳达以大量的军 事援助，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古巴的压力。1982年年初，一位格林纳达将军哈德森· 奥斯金给安德罗波夫的信中说：“又一次感谢你们的党和政府给予我们的军队以大 量援助，并再次请求你们给格林纳达培训4名情报人员。” 比毕晓普1979年3月登上格林纳达领导宝座更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4 个月后，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把暴君索莫查赶出了尼加拉瓜。尽管有古巴的支持和列昂诺夫 热情洋溢的演说，莫斯科并没有立即扶持桑地诺分子。虽然克里姆林宫对桑地诺分 子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表示赞许，也愿意欣赏称美国佬是“全人类敌人”的尼加拉 瓜国歌，但两年间。它还是十分希望尼加拉瓜弱小但正统的共产党能在新政权体制 中取代非正统的桑地诺分子。1981年年底，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克格勃的情报终于 使克里姆林宫相信，桑地诺分子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走的是古巴、苏联之路。在 苏联和古巴的帮助支持下， 桑地诺分子6年内把自己的人民军由5000人急剧扩充到 119000人，成为中美洲历史上的一个军事强国（美国支持下的反政府武装，按最乐 观的估计，也从未超过20000 人）。总部很快便与马那瓜（尼加拉瓜首都）签订了 组建情报机构的协议，并派第20局的代表去与“我们的尼加拉瓜朋友”（克格勃内 部对“友好间谍机关”的称呼）建立联络。尼加拉瓜情报机构叛逃人员米格尔·博 兰尼沃斯·汉捷尔证明，尼加拉瓜安全机构头目是古巴对外情报部的一名军官，化 名雷南·蒙捷罗。克格勃也曾派70名顾问帮助尼加拉瓜成立了国家安全学校，作为 回报，尼加拉瓜给克格勃提供了4个电子侦察基地。 里根当局疯狂地对待尼加拉瓜革命，只对桑地诺分子和莫斯科总部有利。美国 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1984年中央情报局对尼加拉瓜海港的布雷封锁以及参与炸毁 科林多油库行动，转移了人们视线，使人们忘记桑地诺分子违反人权的行为及他们 的不善管理。所有这些事件，只能唤起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浪潮，桑 地诺分子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得到了国际支持。里根虽然有很高的声望，但却无 力说服国会和美国舆论界继续给反政府武装提供财政援助（美国对反政府武装的援 助于1984年正式停止）。令莫斯科总部尤为高兴的是，白宫试图以民间方式继续帮 助反政府武装，将把自己拖入了一部兀长的令人忧愁的悲喜剧之中。而这时的尼古 拉·列昂诺夫在总部正陶醉于来自中美洲的荣誉光环之中。1979年，他准确地指出 克格勃扩大地区行动具有广阔前景，与卡斯特罗打交道时又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功， 这些成绩于1983年把他拥上了第一总局副局长的宝座，专门负责克格勃在南、北美 洲的行动。 苏联与古巴无论在间谍领域，还是在电子侦察方面继续扩大情报合作。70年代 中期，对扩大合作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克格勃。情报总局在距美国海岸不到100 海里 的卢尔杰斯建立了联合电子侦察基地。1983年，里根总统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 基地：“在这块几英亩的土地上，错综复杂地布满了天线和传感装置。”美国国务 院和国防部的联合报告中说，1985年在卢尔杰斯大约有2100名苏联技术人员，“他 们从这个关键地点监测着美国商务卫星运行、军用和商用船只的联系、美国国家航 空和宇宙航行局在卡纳韦拉尔角的宇航计划。他们甚至能从卢尔杰斯监听到美国国 内的电话谈话。” 7O年代中期，克格勃在西欧有两件忧虑的事。第一件是欧洲共同体。197O年以 前，在西欧的克格勃机构领导人被告知，欧共体区别于他的各成员国，除非其重大 政治问题方面的情报才值得注意，其它方面不必特别关注。然而，1975年12月比利 时首相列奥·金杰曼斯在欧洲共同体会议上作了报告之后，第一总局的观点彻底改 变了。金杰曼斯在报告中呼吁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会议消除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分散 之间的“精神分裂性”矛盾，他要求欧共体制定共同防御和对外政策战略。金杰曼 斯报告的意义还由于中国对欧共体事务兴趣的增大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1975年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向欧洲共同体派驻大使，并立即开始贸易谈判。 克留奇科夫在1976年夏天得出结论，金杰曼斯的报告和中国在布鲁塞尔的活动 正孕育着一个反苏阴谋。1976年7 月，他在签发的通令中要求驻外情报机构“借助 一切业务机会”尽快、尽多地搜集欧共体政策方面的情报。克留奇科夫强调，欧共 体有可能变成一个“军事、政治联盟，并置于侵略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的作用之下”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欧共体已经和中国结成反苏同盟。一个月后，总部就 欧共体正日益成为苏联的威胁，又签发了一个更为详尽的通令。通令说，欧共体政 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相当迅速。第一总局显然很担心金杰曼斯那个阴险的报告，因为 其中特别强调了下面这个结论：“只有在共同防御政策制定出来以后，欧洲联盟才 会稳定。”1976年8 月的通令强调，欧共体今后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所有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欧共体领导集团“似乎已经开始寻找机会，从内部破 坏社会主义国家体系”。 美国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表明，整个过程是反苏阴谋的一部分，此后的几年 中，莫斯科总部对驻外情报机构不断地强调这一点。1977年春天下发的通令，甚至 把次年的欧洲议会直接选举计划都看作是对苏联的威胁，因为这将加速政治一体化 进程。通令强凋，欧共体已变成“协调破坏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威望的经 济、政治和思想活动的中心”。 为了更准确地揭露欧共体的反苏本质，就迫切需要找到一条能够搞到其秘密文 件的途径，而这些文件只有在欧洲共同体的领导机关内部“成立可靠的间谍基地” 之后才有可能弄到。克格勃驻欧共体各国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接到指令，要他们任命 一名有经验的克格勃人员，通常是由政治情报机关的二把手来组织对付欧共体的行 动。总部认为，最有前途的招募间谍机关，是位于比利时布鲁日市的欧洲专科学校、 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和阿姆斯特丹的欧洲学院。第一总局说，这些大学的优秀毕业 生将来是极为宝贵的情报提供者。除了当间谍的热情之外，协调对付欧共体行动的 克格勃驻外情报人员在工作中还必须严格遵守各种规定，他们要定期给总部寄去欧 共体的电话簿，各国派驻欧共体的外交官、记者名单和所有访问苏联的欧共体官员 的详细情况。总部强调了“积极行动”对于延缓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拖延欧洲议会直 接选举的必要性。驻外间谍机构负责人还接到命令，要找出报刊杂志上反映欧共体 成员国之间、欧共体内部及欧共体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矛盾的文章。一些通令还像从 前一样，指出了欧共体和中国正在结成反苏同盟的危险。 尽管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时常发生冲突，金杰曼斯的共同防御构想也完全失败， 但总部还和从前一样，对未来的欧洲一体化深感不安。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克 格勃，这个话题一直未从通令中剔除，看来在他之后，这种心病无疑还要照样继续 下去。1984年春天，第一总局负责西欧事务的副局长维克多·格鲁什科向各处签发 的通令中，再一次向驻外间谍机关负责人强调了1976年形成的那种阴谋理论。格鲁 什科宣称，欧共体和中国不断加强合作，这引起了总部的“不安”；欧共体已制定 出长远的行动计划，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声望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团 给一致；“反动集团”的欧洲各国军事一体化计划已构成“特别的威胁”。由于所 有的观点（包括格鲁什科的）都一致认为“西欧一体化与苏联利益相抵触”，因此， 政治局（克格勃的行话是“上级”）把欧共体当作了“情报工作的主要目标”。 80年代初，欧共体在克格勃的眼中实际上已和主要敌人美国、北约、中国的地 位相当。无论这具有什么样的讽刺意义，但都已说明，欧洲一体化进程已取得了决 定性进展。总部收到了大量有关欧共体的情报，但对情报的质量很不满意，无疑， 它会像以前一样，斥责驻伦敦及其它西欧国家的情报机构对付欧共体的行动“质量 不合格”。驻外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接到指令，“为落实克留奇科夫同志的指示”， 要在欧共体内部积极安插间谍及实施其它形式的情报侦探手段。可是，总部的“不 满意”驳回了不少有关欧共体的情报，而更主要的是，对于西方的阴谋难以找到更 有力的证明。于是，当总部得不到关于破坏东欧国家的布鲁塞尔阴谋的报告时，便 推断说，这样的阴谋肯定存在，只是情报机构没有侦探到。克留奇科夫一直要求， 延缓欧洲一体化的行动一定要争取“更大的主动性”。 7O年代中期，总部对欧洲的第二大忧虑是北极地区——斯瓦巴尔群岛（包括斯 匹次卑尔根群岛）和巴伦支海。1920年39个国家共同签订的《斯瓦巴尔条约》规定： 斯瓦巴尔群岛领土归挪威管辖，条约签署国有权在此开发经济和自然资源。1973— —1974年的“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对斯瓦巴尔群岛的石油、天然气日益关注， 这对总部构成了极大的战略性威胁。因为其它国家会借助于斯瓦巴尔群岛和巴伦支 海上的石油井架，来监视北方舰队军舰和潜水艇的活动，这种担心也使苏挪在巴伦 支海的领界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此，1975——1976年冬，以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H·A·古洪诺夫为首成立了北极地带苏联各部门间联合委员会，克留奇科夫在该委 员会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培训对挪威和北极地带的情报人员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安德罗波夫亲自抓这 项工作。 联合委员会成立之前，总部在挪威有两张王牌：一张是已经完成了克格勃使命 的女间谍古恩沃尔·加尔通格·哈维克；另一张是号称“天字第一号”的阿尔涅· 特列霍列特。哈维克曾是挪威外交部长多年的随身女秘书，30年前，她爱上了一个 名叫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的俄罗斯俘虏。当年德国侵略挪威时，她在军队医院当 护士，护理过科兹洛夫，后帮他转移到瑞典。1947年，哈维克女士被派往莫斯科和 挪威大使馆，在那里，她与科兹洛夫再度重逢。这时的科兹洛夫已经结婚了，国家 安全部是把他作为诱饵派到这里的。1950年，按照早已设计好的步骤，她受到恐吓， 被迫开始为苏联国家安全部卖命，代号“维卡”。1956年她以新的化名“格列塔” 回到挪威，从此她不断地收到科兹洛夫的信函以及“老板”们寄来的钱款。在为苏 联情报机关卖命的27年间，她共和8个接线人接头250多次，给他们传递几千份秘密 文件。70年代中期，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任职，当他初次知道哈维克的存在 后，就警告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要他们严加防范。 1977年1 月27日傍晚，哈维克在奥斯陆市郊一个黑暗的街道上向她的接线人亚 历山大·基里洛维奇·普林齐帕洛夫递情报时，被挪威国家安全部逮捕。当时，普 林齐帕洛夫先是想动粗，但后来又声明他有外交豁免权，他被释放了。他的口袋里 有一信封，内有准备给哈维克的2000挪威克朗。被捕后的几个小时内，哈维克只反 复申诉说，她和科兹洛夫只有恋爱关系，曾经通过苏联外交官给他传过几封信。接 着便一声不响了。又过了一会儿，她想了想，然后说：“我现在说实话，我当了近 30年的俄罗斯间谍。”半年后，哈维克在被审判前，因心肌梗塞死于狱中。 1978年，第三处曾把被清理出来的哈维克档案拿给菲尔比看，其中连她的名字 和国籍都没提到。菲尔比分析了她的材料后得出结论：哈维克被捕，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有间谍潜入了克格勃。在向大家读了菲尔比的报告后，第三处处长维克多·费 奥多洛维奇·格鲁什科对部下说：“如果菲尔比说的正确，那就是我们处内部出了 叛徒。幸亏格鲁什科没有再往下说。当时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在场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十分担心自己会克制不住，他的全部意志都在要求自己不能脸红因为菲尔比 几乎已经怀疑到他了。 在审讯哈维克的过程中，挪威国家安全部似乎有一种印象，即后几个月来克格 勃好像对她已不感兴趣了。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怀疑（尽管几年都未能予以确认）， 挪威外交部内可能已有对克格勃更为重要的间谍。对于挪威安全部来说，还有一个 不祥的信号。有人听说就在哈维克刚被逮捕后克格勃在奥斯陆的一名年轻军官弗拉 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日任的妻子问丈夫： 发生了什么事们” 日任非常乐观地答道 “没有，不会有什么倒霉事的！” 总部在挪威的最主要间谍是阿尔涅特列霍利特，他与诺尔日帕克、赫尤，黑布 尔顿一样成了自己强烈的虚荣心和异常自负的克格勃的牺牲品。这位帅气的、妄自 尊大的先生被捕时还不到35岁。他娶了一位电视明星（第二妻子）高傲地站在挪威 工党一边。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政治学，好像是他的反美主义促使他与克格勃合作的。 60年代末他曾参与组织了反对靠政变上台的希腊军事委员会的斗争特列霍利特认为 该委员会受美国扶持。他曾是著名国际法专家延斯埃文先的助手，埃文先是欧洲法 院关于军事委员会一案的公诉人。 克格勃驻奥斯陆的情报机构发现特列霍利特后便开始认真驯服他，招募特列霍 利特的过程好像令人大为称赞。后来特列霍利待回忆说；“他们盛情邀请我赴宴， 席间我们分析了挪威和国际政治形势。”1968年到1971年间领导特列霍利特的第一 个军官是叶夫根尼·别利亚耶夫。他开始时逐步说服特列霍利特收下自己那份没多 大意义的情报的酬金。别利亚耶夫在1971年回莫斯科之前，在一家餐厅的告别宴会 上把特列霍利特介绍给了他的下一位老板——根纳季·费奥多洛维奇·季托夫，他 在1972- 1977年是克格勃在挪威的负责人。他在总部有个绰号叫“鳄鱼”，同事们 都讨厌他，而部下中，除了一些有靠山的，都怕他，可是上级却对他特别厚爱。戈 尔季耶夫斯基回忆说：“他是克格勃中最令人生厌、最无原则性的军官。” 季托夫1932年生于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5岁（也可能是6岁）时父亲被枪毙， 当时正值“大恐怖时代”。他在流氓无赖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低级下流的德性。 连他自己都非常惊奇，他这样的出身，1955年克格勃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竟录取了他。 在那里，他以极大的热情竭力洗刷自身的污点。与领导和同事们相处时，他最大的 天才是善于阿决奉承，就是靠这个本事他博得了特列霍利特和克留奇科夫的好感。 在特列霍利特眼里，他是一个“优秀的人才”：知识渊博、乐观、幽默，经常讲一 些苏联领导人的奇闻轶事。季托夫也很善于察言观色。当特列霍利特就越南、希腊、 北约、美国以及和平运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季托夫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并毫不吝 啬自己的夸赞之辞。他说，特列霍利特是唯一有可能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 人——这种可能性甚至要比传统的官僚外交大得多。 在一定程度上，特列霍利特发挥了一个苏联间谍应有的作用，1972年帮助挪威 左翼组织反对挪威加人欧共体的斗争就较有成效。但他的主要任务是给克格勃提供 有关挪威和北约政策方面的情报，当他以前的老师延斯·埃文先被任命为海洋法谈 判代表团团长后，他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他受埃文先的推荐，被任命 为代表团副秘书，这样，他就成了苏联北极地带（主要是斯瓦巴尔群岛和巴伦支海） 部门间联合委员会最重要的情报来源。1977年苏挪巴伦支海边界线谈判时，他不仅 为克格勃通报挪威的谈判立场，而且作为一个在挪威代表团中工作的苏联间谍施加 了各种影响。1977年7月1日，苏挪签订巴伦支海协定。后来，挪威国内对政府在谈 判中对苏联做出巨大让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季托夫由于“哈维克事件”于1977年被调离挪威，此后两年内他在总部作克留 奇科夫的助手， 并像以前向特列霍利特“进攻” 时一样，阿波奉承克留奇科夫。 1979—1984年，他任第一总局三处处长，主管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 国及亚洲一澳大利亚地区的事务。他认识到特列霍利特是他官运的决定因素，所以 他就说服克留奇科夫让他还抓此事。于是，他继续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同特列霍利 特定期会面（这两个城市是克格勃与其欧洲间谍会面的老地方），而大部分在本土 的例行“接头”任务，基本上是由克格勃驻奥斯陆的两名军官弗拉基米尔·日任和 亚历山大·洛帕京来完成的。 1978年岁末，特列霍利特接到新的任命，前往挪威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这份任 命对克格勃来说，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那时挪威已成为安理会成员国。特列霍利特 走之前，季托夫在赫尔辛基介绍他与日任认识，因为日任即将成为特列霍利特在纽 约的“老板”。他们约定以后在餐馆接头，或者在联合国代表团休息室彼此借读报 之机传递便条。在纽约的工作进展不错，只是特列霍利特常抱怨说，日任选择的餐 馆条件不好。 由于纽约自由散漫的生活，特列霍利特不再小心谨慎地“工作”。他开始倒卖 金银，为自己买了一匹马，常抛头露面去参加比赛。1982一1983年，他得到了接近 挪威国防研究所工作的许可，于是搞到了不少北约有关航天技术方面的机密材料， 因此，后来在法庭上，公诉人把他在这个研究所比作“雉鸡巢中的狐狸”。要知道， 北约战略上一直把挪威视作“北方的门户。” 美国一海军官员把苏挪交界处的科拉半岛称作“地球上的一块无价的不动产”。 苏联把规模巨大的海军力量都集中在了摩尔曼斯克。而北约也毫不动摇地认定：一 旦大西洋爆发战争，首先会在挪威打响，苏联就会试图占领挪威，从而把自己的潜 艇从挪威各峡湾造出投入战斗。 主要是根据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当特列霍利特在纽约活动时，挪威国家安 全部已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监视。尽管挪威当局根据已有证据，尚不足以 把特列霍利特赶出国防研究所，但他以后几次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同季托夫的接头 都被监控起来了，连他们在维也纳的漫步都被藏在儿童推车里的照相机偷拍了下来。 照片上，矮小壮实的季托夫挥动着双手，而瘦高的特列霍利特友善地微笑着。1984 年年初，季托夫终于实现了终生夙愿——升为克格勃将军，在这件事上，特列霍利 特的功劳要比季托夫本人的大得多。也正是在那时，正值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 访问奥斯陆，挪威外交部任命特列霍利特为新闻专员。11月20日，星期五，早上， 在舒尔茨离挪之前，特列霍利特就赶到奥斯陆机场，准备搭乘12点45分的航班飞往 维也纳与季托夫碰头。他手中的公文包里有66份外交机密文件。他坐在候机大厅时， 被挪威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尔努利夫·拉夫杰逮捕。与此后报纸上的渲染不同，在 逮捕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悲剧性的事件。正如托夫杰所说：“特列霍利特当时很 平静，一句话没说。我们给他戴手铐时勿需拧着他的双手。他被带出旁门，塞进早 已等候在那里的汽车，送到了警察局。” 特列霍利特1985年在接受审讯时说，他只不过在东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法庭认为他这是“过分夸张和夸耀”。季托夫极力培养了特列霍利特的自负，终使 他变得荒唐可笑，以至连他自己也确信，他成了联结东西方的桥梁。季托夫还同样 极力纵容他的贪婪。后来，法庭侦讯人员从特列霍利特住处搜出并没收了100多 万 克朗，这些钱都是他间谍活动的报酬。显然，“100万 ”还是降低后的数字，因为 特列霍利特除从克格勃拿钱外，还曾收到过伊拉克情报机构寄来的5万美元。 戈尔季耶夫斯基深信，如果特列霍利特再早几周被逮捕，那么，季托夫就与将 军肩章无缘了。克留奇科夫一得到特列霍利特被捕的消息，就立即把季托夫打发到 东柏林，担任克格勃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第二把手。同去的还有负责特列霍利特一 案的两名军官——弗拉基米罗夫日任和亚历山大·洛帕京。一年后，特列霍利特被 判处20年监禁。 1981年，当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由于健康原因而辞去所有职务时，总部在 斯堪的纳维亚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间谍” 。在此之前，克格勃在芬兰共招募了160 名间谍和“可靠的联系人”——这比第一总局三处在其它国家的总和还多。克格勃 赫尔辛基情报机构负责人维克多·弗拉基米罗夫及其对手弗拉基米罗夫·索博列夫 大使断言，吉科宁辞职后，接替他的肯定是他的同伴、中心党（前农业党）的阿赫 季·卡里亚莱年。这一次，驻外情报机构没有再犯像在吉科宁事件中的那种错误， 即把卡里亚莱年称为自己招募的间谍。卡里亚莱年被称为“机密联系”，但克格勃 并没怀疑，将来对他能施加巨大影响，克格勃甚至称他是“我们的卡里亚莱年”， 或者“我们口袋中的人”。 被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是第一总局中芬兰事务的首席专家。最优秀的分析家的 阿尔贝特·彼得罗维奇·阿库洛夫曾预言，卡里亚莱年“醉鬼”的名声，会导致他 在党派选举中失败。弗拉基米罗夫对阿库洛夫的预言不予理睬，偷偷跑到中心党主 席、外交部长帕沃·维亚里年那儿说，苏联支持卡里亚莱年，而反对现任首相、社 会民主党人毛诺·科伊维斯托。卡里亚莱年曾写到：“弗拉基米罗夫告诉维亚里年， 他要利用自己在共产党及其它党派中的影响来支持我。”他坦诚地向维亚里年说道： “苏联为我的选举能做些什么？”……“弗拉基米罗夫发展了国家经济合作思想， 形成了于我更有利的局势。”但是，正如阿库洛夫所预言的，尽管有弗拉基米罗夫 的积极努力，卡里亚莱年在中心党候选人提名时就被淘汰了，而社会民主党候选人 毛诺·科伊维斯托在1982年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总统宝座。 70年代，在瑞典的所有领导人中，克格勃对社会民主党人奥洛夫·帕尔梅寄予 厚望。在1969年帕尔梅当上首相之前，总部对他并未特别注意。后来，他在指责越 南战争时的能言善辩、呼吁西方国家削减军费开支、支持第三世界的进步运动马上 引起了苏联的关注。 总部制定了把他招募为有影响的间谍的计划， 并于1972年派 《新闻》出版社社长、会说瑞典语的拉脱维亚人、克格勃间谍H·B·涅伊兰德前往 斯德哥尔摩。涅伊兰德和帕尔梅的母亲是同乡，因此，他以“根”都在拉脱维亚这 一点很快与帕尔梅拉上了朋友关系。他安排帕尔梅到拉脱维亚的祖居地作短暂旅行， 还同帕尔梅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顾问会面。总部也尽一切可能，努力使苏联的政策 和涅伊兰德的言行引起帕尔梅的好感。1976年帕尔梅下野成为反对党后，他在裁军 方面似乎更倾向于苏联的政策， 而不再考虑美国的政策。 为了研究裁军问题，于 1980年成立的帕尔梅委员会，由于批评美国的立场，受到莫斯科的高度评价。 涅伊兰德在给总部的工作报告中；极力渲染帕尔梅对苏联政策的日益好感。克 留奇科夫在定期给安德罗波夫和政治局的报告中说，虽然帕尔梅没被完全招募，但 他却服从于克格勃的权威。显然，第一总局过高地评价了自己的成绩。涅伊兰德同 帕尔梅的定期接触以及他在《新闻》出版社的工作，本身就足以使人怀疑他与克格 勃之间有着某种瓜葛。而瑞典人在政治方面的幼稚也令人惊讶，竟然没有发现涅伊 兰德影响帕尔梅的政治方针的任何证据；无论这种影响存在还是不存在，只是到了 1980年涅伊兰德离开斯德哥尔摩后，才能说这种影响完全消失了。涅伊兰德的继任 者不善于博得帕尔梅的信任，因此，克格勃也就难以再接近他了。总部虽然欢迎帕 尔梅1982年重新执政，并赞赏他在自己第二次任首相期间（1986年被暗杀）支持苏 联的裁军政策，但还是把他看作是一个信仰西方价值观念的西方政治家。 7O年代仅剩的最后一点缓和成果，随着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成为历 史。1978年1 月共产主义政变时，共和国领导人穆罕默德·达乌德及其全家都被杀 死，于是，在阿富汗共产党巴尔查姆派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哈利克派领导 人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之间展开了对总统宝座的争夺，莫斯科总部支持曾是多 年的克格勃间谍的卡尔迈勒。可是塔拉基在许多方面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支持，占有 很大优势。而且他和勃列日涅夫曾经有过一次短时间的会面，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对卡尔迈勒的支持只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1979年9 月，塔拉基被副 总理哈菲佐拉·阿明杀害，莫斯科对此事视而不见，反而祝贺阿明的“当选”，并 向他表示，苏阿兄弟般的关系将来在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的基础上，会得到巨大 发展。可是总部不久便清楚阿明的末日已经不远。驻喀布尔情报处报告说，阿明的 反对派，伊斯兰领袖非常残忍，阿富汗军队内的叛乱和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都已对 他构成极大威胁。 与克格勃所有反对外国政治领导人的行动一样，除掉阿明的计划是经过政治局 讨论的，政治局最终同意了这一计划。奥列格·利亚林1971年逃到西方后说，第一 总局内有一个从事暗杀活动的处，后来经过改组后，其职权转给了从事秘密活动的 C 局八处。八处挑出了阿塞拜疆人米哈伊尔·塔列博夫中校去除掉阿明。塔列博夫 曾在喀布尔活动多年，能装扮成阿富汗人。1979年晚秋。他带着八处给的毒药到了 喀布尔，扮成一个阿富汗厨师，在总统府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据几年后从 c局 逃跑的弗拉基米尔·库济奇金说，“阿明的小心谨慎不亚于博尔吉家族，他时常变 换食品和饮料，似乎很害怕有人会毒死他”。 塔列博夫毒死阿明的计划没有成功，而阿富汗的局势却继续恶化。克格勃喀布 尔情报机构活动于阿富汗行政机关内部的间谍报告说，如果不除掉阿明，反苏的伊 斯兰共和国很快就会代替共产主义制度。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个要求武力介入阿富 汗，不允许苏联的邻国放弃社会主义。但是，比苏共中央国际部更了解西方和第三 世界立场的莫斯科总部和外交部认为武力入侵是不可取的。 安德罗波夫同第一总局的观点一致，起初也不同意苏联军队侵犯阿富汗，但随 着阿明下台后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他的观点逐渐有所改变。1989年出版的一部学术 著作中说，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匈牙利，镇压了“反革命势力”，恢复了可靠的共 产党政府，安德罗波夫开始从这件事中找寻经验。 总部认为，最终采取军事介入的决定，在政治局不会引起严重分歧。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像一年前击败伊朗沙赫（国王）那样战胜阿富汗的社会主义的前景，成为 军事介入的决定性理由。“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威信扫地，后果不堪设想。苏联 不能去冒这个险”。因此，通过武力入侵阿富汗的决议并没有征求政治局候补委员 们的意见。后来，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两人于1979 年11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证明说，他们最初是从报纸和广播得知苏联入侵阿富 汗一事的。 1979年圣诞之夜，苏联军用运输机开始往喀布尔国际机场运送大批军人和装备， 每3 分种就有一架飞机起飞和降落，苏联的后备部队从陆路向阿富汗集结。12月27 日晚，苏联的装甲兵纵队从机场向总统府推进，纵队由第一总局八处在巴拉希哈的 特别训练中心主任、上校博亚里诺夫率领的克格勃特别小组担任先头部队。所有这 些苏联官兵都身着阿富汗军装，乘坐挂有阿富汗标志的军用卡车。开往总统府途中， 纵队被检查站拦住了。这时，前面汽车的车门迅速打开，克格勃军队开始向阿富汗 人射击。博亚里诺夫上校亲自组织了攻占总统府的战斗，总统及其情妇被打死在楼 上的酒吧间里，博亚里诺夫命令，不留活口，把所有人员全部杀掉。战斗过程中， 博亚里诺夫上校被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是总统卫队成员而被打死，还有大约10名克格 勃突击队队员和其他苏联士兵在战斗中丧生。 占领总统府后，阿富汗共产党员、克格勃宿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马上从国外 赶赴国内，他是莫斯科选定的阿明的接班人。回国后，他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国 家政权已转交到他的手中，并正式向苏联请求军事上的帮助。他向全国的通告虽然 被认为是在喀布尔播发的，而实际上是从苏联转播的，因为阿明被杀时，喀布尔电 台在正常广播。 12月28日凌晨， 喀布尔电台转到苏联军队之手，并广播说，阿明 “根据革命法庭判决已被处死”。 阿明被处决后，在莫斯科对他的称呼由“阿明同志”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可恶 的间谍”。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指责阿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爪牙，并无理地要求美国政 府交出阿明与它作交易的所有文件。总部甚至抓住阿明同中央情报局的联系大肆散 布谣言说，阿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曾被美国情报机构招募。对于这样的宣传连 莫斯科总部内部也有人表示异议。苏军侵略阿富汗10年后，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写道： “阿明年轻时曾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这个事实只能加重我们的间谍恐怖症。” 金·菲尔比在1988年去世前几个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还顽固地认为：“大量 实事证明，阿明暗中同美国人勾结。” 总部整个说来是不赞成武力入侵的，其结果也证明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库济奇 金说：“我们有两方面的重大失算：高估了阿富汗军队的备战情况和低估了它的抵 抗能力。”1980年春天，有8 万（后来超过10万）名苏联军人去援助被起义者击溃 的阿富汗军队。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SO年代中期，阿富汗居民约减少了一半， 全世界逃亡难民中，阿富汗的占四分之一。还80年代初期，克格勃的一位将军就对 库济奇金说过，总部许多人都认同但决定不公开的一个观点就是：“阿富汗是我们 的‘越南’，我们都深深地陷进这场战争的泥潭里了，我们战不能胜，而又难以自 拔。这是件荒唐事，是沼泽，如果不是勃列日涅夫一伙人，我们决不可能滑进去！” 克格勃除在喀布尔情报机构外，在阿富汗的各大城市又设了八个分处，在这些情报 机关中共有300名克格勃军官和100多名技术人员，他们枕头下都藏着手枪，床头旁 备有冲锋枪。一个在阿富汗某省活动的克格勃密码破译员曾送给戈尔季耶夫斯基几 盘记录夜间强攻的录音带，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战争的残酷和 痛苦。在喀布尔的克格勃的一位主要间谍、侵略阿富汗后立即升为将军的鲍里斯· 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于1982年不得不离开喀布尔，因为他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令人惊讶的是，伊万诺夫的这个空缺，竟有许多克格勃人员争着去喀布尔填补它。 总部年轻而虚荣心极重的军官们，把战争当作他们迅速升迁和争得好名声的机遇。 一般情况下，总部每月都收到大约100 份反映阿富汗形势的报告。戈尔季耶夫斯基 说，那些整理报告的人身手不凡，汇报的情况要比喀布尔苏联大使馆的详细得多、 清楚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克格勃在阿富汗有神通广大的间谍网。像往常一样，第一 总局的报告只从军事角度反映阿富汗的局势。 阿明死后，克格勃立郎派残酷无情、精力充沛的32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领 导阿富汗新成立的安全部门工作，这是1980年1 月为取代阿明的秘密警察局而设立 的。纳吉布拉为避真主安拉之名讳，要求称他“纳吉布同志”。卡尔迈勒总统宣称， 新的阿富汗安全部与以往不同的是，它不再“摧残、压迫、折磨人民，相反，还要 在政府机关内建立侦察处，以保护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革命人民和国 家利益，同时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下，实行中立化，对阿富汗外部敌人的政治 阴谋一概不予理睬”。 阿富汗安全部的所有组织工作及人员培训任务都由克格勃帮助完成。在难以取 胜的反游击战争的残酷条件下，克格勃又恢复了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政策。国际大赦 组织搜集到的证据说，在阿富汗安全部的隔离室内，“对许多男人、女人和孩子” 都用过刑，拷问时，都有苏联顾问在场，像以前斯大林在东欧的“清洗”一样。一 位后来逃到巴基斯坦的喀布尔市女教师，被拷打时曾勇敢地向阿富汗安全部声明说： “在阿富汗的领土上，苏联人无权拷问阿富汗人。这触怒了他们，他们捆上我的双 手，用纸烟烧焦了我的双唇。”阿富汗安全部军官按照苏联顾问的指令，毫无人性 地把她打晕了过去。当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已被埋在齐脖子深的冰雪中。在以 后的几天内，她身体上被刺满了带电的针，他们还动用了可怕的电刑，并且，苏联 顾问一直都在场。幸运的是，这位女教师熬过来了。要知道，大部分人都没能活下 来呀。 1989年克格勃一退役将军公开承认，在开放时代，克格勃在阿富汗战争中扮演 的角色“很必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论证”。纳吉布拉自从加冕为阿富汗安全部部长后， 先是于1986年解除了优柔寡断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的总书记职务，后又于1987年 当上了总统。1988年，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令人惊奇的是，这件事并未使纳吉布 拉威信扫地的制度马上垮台。苏军撤走后，支离破碎、相互独立的反对派力量一时 间仍然无法解决自己内部根深蒂固的矛盾。 国际上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就像阿富汗人对苏联人侵的抵抗一样，远远超 出总部的预想。克格勃原希望，这次也能像1956年苏联侵犯匈牙利、1968年侵犯捷 克斯洛伐克后的情况一样；经过一段抗议后，一切都恢复正常。但是，第三世界和 西方一些国家认为，苏联武装干涉东欧国家和阿富汗，这完全是两回事。这一次是 苏军人侵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始。 在波兰发生的事件，使得1979年岁末苏联人侵阿富汗后的东西方关系变得更加 紧张了。1789年法国革命，1917年彼得格勒二月革命都是由“粮食暴动”开始的， 波兰事件的导火索，也是因为1980年夏季肉价上涨。正是在那时，成立了由列赫· 瓦文萨领导的独立“团结工会”。瓦文萨那时37岁，聪明机智，富有魁力，但名不 见经传，他是一个失业电工，每天早上都去教堂作礼拜。1980年8 月末，波兰副总 理梅奇斯拉夫·亚格利斯基前往格但斯克“列宁”船坞，与瓦文萨及其他一些罢工 领导人谈判。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的政治让步，承认工会的罢工权和每星期日通过国 家无线电台向教徒广播，在此条件下，双方签订了格但斯克协定，罢工停止。 莫斯科总部对威信扫地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主导作用”受到重创而感到震惊。 克格勃立即把所有会讲波兰语的闲职人员，派往驻华沙情报机构及苏联驻格但斯克、 克拉科夫、波兹南和什切青的领事馆。像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 时一样，在西方的克格勃间谍接到指令，前往波兰“旅游”。一般认为，反革命分 子与其他欧洲人打交道，要比与俄罗斯人坦率得多。虽然形式上禁止总部招募波兰 人，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安全部的保守分子，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有关反革命 分子搞破坏活动的耸人听闻的情报。因此，克格勃就波兰危机所写的情况通报的数 量，要比经过党组织渠道或驻华沙大使馆报告的消息要多得多。克格勃第一总局波 兰处处长尼涅尔·安德烈耶维奇·塔尔纳夫斯基，对1980年8 月波兰事件的发展前 景做了全面而悲观的评价，他说，波兰避免不了一场血腥屠杀。 1981年“团结工会”的影响继续扩大，它的拥护者已达1000万，形成了几乎每 个波兰家庭都有人支持工会行动的形势。克格勃在综合报告中肯定地说，团结工会 的奸细已潜入波兰安全部和警察局，工会的积极分子们常威胁党的奉公守法者。戈 尔季耶夫斯基对总部的分析材料中，想遮掩反犹太主义而又露出尾巴的做法感到吃 惊。材料指出，像亚采克·库罗尼、亚当·米赫尼克和莫伊泽什·芬凯尔什泰恩这 样的前工人保护委员会委员——所谓的犹太“国际主义者”在团结工会中起着主导 作用，因此在波兰就产生了犹太复活主义阴谋，波兰的邻国也常掀起这种狂潮。布 拉格电视台报道在华沙召开的反犹爱国主义者协会代表会议时以赞扬的口吻指出， 与会者谴责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行为，他们发现，米赫尼克的真名叫“舍赫 捷尔”。 总部宣称，拟定于1981年7月 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全会，将会增强团 结工会在党内的影响。总部要求给格但斯克协议签订后，当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 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斯坦尼斯拉夫·卡尼亚，以最大限度的压力，迫使他取消党代会 的召开。可是，身患重病、只剩下不到一年半寿命的勃列日涅夫，不愿听到令人不 快的新闻，而安德罗波夫也不愿失去得到总书记位子的好机会，不愿把这个复杂而 又自相矛盾的问题交由政治局讨论。令总部非常气愤的是，根本未能给卡尼亚施加 压力，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在7 月按计划如期举行。克格勃预感到的最令人不快的 事终于发生了：在秘密表决后，八分之七的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原有委员不得不 与自己的位子挥手作别。总部估计，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二十的新委员会公开支持团 结工会，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委员会对它表示同情。统一工人党九大结束后，克留奇 科夫和克格勃华沙情报机构负责人瓦季姆·帕夫洛夫将军受命向政治局报告。在安 德罗波夫的支持下，这两位将军声明，卡尼亚已控制不了本党和国内局势，如果不 将可靠的人纳入九大选举产生的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那么，波兰社会主义体系 势必瓦解。总部实际上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所有领导人都已失去信心，它认为，任 何文职官员都不配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 总部和政治局都一致认为，苏军介入是最后的手段，但莫斯科打算派到波兰去 的军队，要少于西方所想像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接触后 认为，党的领导层内部已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苏联在入侵阿富汗后紧接着再武装 干涉波兰，使得人们对缓和和军备控制多年的希望归于破灭。总部已预见到人侵苏 军可能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西方情报机构会和团结工会合作，将会组织秘密的武 装抵抗和反击苏联军队的游击战争。总部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在波兰 发动军事政变，比起党的领导人，克格勃更相信军队掌权者。大量的波兰军官来到 苏联军事学院接受培训，其中有许多老军官是波军中的宿将，而波兰军队在战时是 把苏联作为根据地的。总部估算，只要军队一得势，击溃团结工会，就能在党内进 行清洗，并选举出可靠的中央委员会。 波兰多年的国防部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沃伊采赫·雅鲁 泽尔斯基将军，是克格勃选定的军事政变领导者。1981年2 月，雅鲁泽尔斯基当上 了总理。他为人直爽，外表整洁而神态端正，戴着墨镜，表情神秘莫测，对于大多 数波兰人，他是一个琢磨不透的人物。刚任总理时，他确实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 象：任命著名的自由党人梅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为副总理，管理工会事务。拉科 夫斯基一直致力于和团结工会建立“伙伴关系”。1981年10月，在苏联的大力支持 下，雅鲁泽尔斯基接替了威信扫地的卡尼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号召新 的“全民和睦”，并同“团结工会”及教会建立联合阵线。11月初，他在华沙会见 了瓦文萨和大主教格伦普。 实际上雅鲁泽尔斯基玩了个双重把戏。在他接替第一书记之前，就已同莫斯科 约定要发动军事政变，并制定了周密计划，最后的细节在华沙的两次秘密会议上， 已同克留奇科夫将军和华沙条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克托·库利科夫元帅预先说 明了。然而，苏共中央委员会可不像第一总局那样相信雅鲁泽尔斯基。国际情报处 副主任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在会见克格勃军官时说，目前还不清楚，雅鲁 泽尔斯基是否能控制局势。法林甚至宣布，在同雅鲁泽尔斯基秘密谈判时，双方讨 论了由于担心“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破坏军纪而准备推迟征兵的问题。书记处和 第一总局波兰处克留奇科夫的同僚们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报告说，雅鲁泽尔斯基曾两 次请求莫斯科同意发动政变。勃列日涅夫健康情况不好，离末日也只有一步了，他 回避对影响将来的事做出决定。最后，安德罗波夫和政治局其他委员让他相信，这 个决定再也不能推迟执行。 1981年12月13日，在波兰实行军事状态的行动，按计划完成得很出色。总部极 其轻松愉快地赞赏雅鲁泽尔斯基这位波兰国家及波兰安全部的高级指挥官娴熟的政 治技巧。在行动完成的前几天，波兰上空乌云密布，干扰了美国侦察卫星对军队、 警察发动政变的监视，就是波兰人也对局势的变化感到莫明其妙。“团结工会”的 大多数领导人都在自己家里遭到逮捕。12月13日早上，波兰人醒来一看，每个十字 路口都布满了岗哨，每个角落都是关于实施军事状态的告示。显然，雅鲁泽尔斯基 本人也认为，他把波兰从苏联即将入侵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同时，波兰武 装警察机动分队迅速镇压了抗议罢工和人民的不满。至年末，军队控制了局势。波 兰乐观的民主主义者们在城墙和围墙上写道。“冬天是你们的，而春天将会是我们 的！”可是，在1989年之前，即成立以塔杰乌什·马佐韦茨基为首的“团结工会” 政府之前，春天并没有降临波兰，一党执政的局面仍然存在。 80年代初，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危险程度。 当时，美国正在举行总统大选。莫斯科认为，鉴于同尼克松打交道的经验，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获胜后，他的反苏演说很快将成为一纸空文。可是，当里 根入主白宫以后，克里姆林宫才完全意识到，里根对苏联的敌意并非是他的竞选班 子的战术阴谋，而是他的本性。在上台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里根就指责苏联 领导人急于发动世界革命， 力图把全世界各国都纳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体制。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把所有的犯罪权、撒谎权和欺骗权都据为己有……苏 联利用缓和而干着卑鄙勾当”。里根的第一位国务卿亚力山大·黑格（乔治·舒尔 茨于1982年6月接替了他） ，坚持致力于开辟美苏关系的新纪元：“新政府执政伊 始，空气新鲜，天气温和，朋友和敌人都很理智和健康，这正是双方彼此沟通的大 好时机。但我们还是要给苏联一个小小的警告：他们在第三世界放荡不羁的冒险主 义行为该结束了，美国再不能坐视莫斯科在古巴和利比亚扶植傀儡政权的阴谋了。” 里根当局确信，最近10年内苏联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美国是否有力量遏止 它已值得怀疑”。美国国防预算按照实际计算提高了百分之十，它比里根在选举活 动时所承诺的数字高出两倍。在武器控制方面，里根的立场要比卡特强硬得多，他 公开指责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很显然，在美国核打击力量没得到加强以前，他 不会急于再回到谈判桌旁。卡特时期，暂时中止了MX导弹和B—l轰炸机的研制，而 里根又恢复了这项工作。里根在粗俗地、顽固地称苏联是“罪恶帝国”的同时，并 未忽视苏联的一个很危险的缺陷——对西方行为的偏执理解。安德罗波夫评价里根 当局的政策是，“试图给自己创造成功地实施第一次打击的条件”。就在80年代初， 华盛顿对“罪恶帝国”言辞夸张的指责，和莫斯科对西方阴谋狂躁的恐惧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喧嚣不安的局势。1981年5 月，勃列日涅夫谴责里根的政策，说它把矛 头暗中指向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规模庞大的克格勃代表会议。然而，最富戏剧性的是 安德罗波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他宣称，美国当局极力准备发动核战争，为美国 进行首次核导弹打击创造条件。因此，政治局认为，苏联情报机构必须发挥自身优 势，着力搜集美国和北约核威胁方面的情报。令许多人惊异的是，克格勃和情报总 局将首次密切合作进行代号为“ppH”（核导弹攻击）的间谍战。 尽管西方的核威胁像《圣经》启示录中的幻想一样根本不存在，但在第一总局 局长克留奇科夫的坚持下，总部的许多美国专家还是惊慌失措地研究了它。显然， 安德罗波夫对于里根的政策也很忧虑，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设想并不是他的 “作品”，这一“创意”应归最高军事司令部。政治局中的发起人显然是国防部长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元帅，还在斯大林时代的1941年他就是武装 力量的政委。正如后来事实所证明的，他也是勃列日涅夫死后总书记候选人安德罗 波夫的主要追随者。 克留奇科夫把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计划的拟定，委托给了第一总局情报研究所， 该研究所是为了“制定新的情报政策”于1978一1979年间组建的。1981年11月，克 格勃驻西方各国、日本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接到正式指令。这样 的指令有时是很短的，例如：指示驻赫尔辛基情报机构监视可能出现的，诸如美国 大使馆的撤退、企业的关闭和其它一些危机到来前的明显征兆。而给驻北约的情报 机构负责人的指令要详细得多：命令他们不要放过所有政治、军事和侦察活动迹象， 因为它们有可能是西方准备战争的先兆。按计划，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是驻外情报机 构1982年全年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和总部1981年12月的设想是一致的。1982年1 月， 也发出了一些指令，但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的是，情报活动并未对西方导弹技术 赋予更新、更大的关注，而只把发现西方对外进行突然核袭击的可能性当作了间谍 工作的主要任务。1982年3 月，在总部协调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行动的第一总局一处 （负责北美事务）工作人员瓦西里·约瑟福维奇·克里沃希日，被派往华盛顿的主 要情报机构，亲自领导搜集美国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方面的情报。 1982年5 月，安德罗波夫离开克格勃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以巩固自 己作为即将离开人世的勃列曰涅夫接班人的地位。 事态很快见了分晓。 他成功地 “绕过”了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当上了苏共中央第二书记。 然而，安德罗波夫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安排自己的亲信去作克格勃的领导人。 他离开克格勃后，64的岁的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 克接替了他在委员会中的职务，此人自1970年至今一直是乌克兰克格勃主席。但此 项任命并未使总部感到快慰，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费多尔丘克是一个不胜任的 “二等品”。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安德罗波夫一当上总书记，克格勃的领导马上就 会换人。然而，对乌斯季诺夫和其他一些军人来说，费多尔丘克却是最好的人选。 费多尔丘克1970年前在军事反间谍机关工作，60年代末期曾是克格勃三局（军事反 间谍机关）局长。大家公认，他在核导弹攻击间谍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2年6 月被派往伦敦情报机构从事政治情报工作之前，第 一总局中一位北约政治、军事方面的权威专家曾就如何在不列颠进行核导弹攻击间 谍战向他“面授机宜”。他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说，虽然，搜集核导弹攻击准备工 作情报的最好方法是做好间谍工作，但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其它一些迹象：深夜政 府大楼和军事目标亮灯窗户的数量，重要官员的调动和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情况。 戈尔季耶夫斯基到达伦敦后即发现，那里的政治情报处的同事们对核导弹攻击 间谍战持怀疑态度。他们对可能要爆发核战争一事并不像总部那么惊慌失措，但谁 也不打算拿着自己的前途去冒险，去违背第一总局的意思。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 搜集情报与评价情报之间的矛盾性恶性循环：即使驻外情报机构没什么可证实，也 要求它提供一些令人忐忑不安的情报，总部接到这样的情报后，当然是非常惊慌， 于是便要求再搜集类似的情报。 在总部收到的伦敦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不准确的情报，这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那里的情报机构负责人阿尔卡季·瓦西里耶维奇·古克行为异常 古怪所致（他是1980年接替卢卡舍维奇的）。毋庸置疑，古克是自战前以来克格勃 在不列颠的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他被派往那里主要是英国人的功劳，因为他们1971 年以来连续不断地拒绝给那些他们所知道的克格勃人士入境签证。像卢卡舍维奇一 样，古克的官运也应归功于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战后的反对党这件事上。后来， 他被调往莫斯科克格勃第二总局，在反间谍机关工作，后到纽约情报机构干了一段， 之后又从那里被调往伦敦。 古克非常怀念自己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工作的日子，并抱怨说，总部和克里姆 林宫不知为什么都对叛徒那么心慈手软。他在纽约工作时，发现了从克格勃逃走的 尼古拉·霍赫洛夫的下落并建议干掉他。总部对此不同意，并说，戈利岑和诺先科 这两个叛徒是主要目标，但至今还未能除掉他们，在美国，任何暗杀都不能干。古 克没得到满足，便又提议收拾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和里加保护犹太人协会主席， 总部又未同意。古克在识破西方反对苏联的阴谋诡计方面是能手和搞暗杀活动的行 家。他并没深入研究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细节详情，但非常支持这一理论的重要原 则。 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到达伦敦之前，古克的妻子做了一件特别的工作，即限制丈 夫每日三餐中的饮酒量。古克的每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每次回家前，他都要干一 大杯伏特加，然后借着酒劲滔滔不绝地自吹自擂一番。1982年7 月，列夫·帕尔申 来到伦敦苏联大使馆任参赞，古克向他述说了这里反对部署飞航式导弹的游行示威 情况。虽然有一些克格勃间谍参加了抗议活动，但游行示威完全是由“核裁军运动” 自己组织的，并没得到驻伦敦情报处的任何帮助。然而，古克使帕尔申相信：“是 我们，克格勃情报机构，把25万人带到了广场上。”帕尔申礼貌地点点头，瞪大了 眼睛。古克刚一走出去，帕尔申便扭头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大叫起来：“真是胡说八 道！”古克经常没完没了地斥责苏联外交官，说他们在房间内讨论大使馆的事务时 泄露了秘密，因为英国国家安全部在那些房间内装了窃听器。然而，就在这些房间 内，古克喝了几杯酒后就当众炫耀自己在伦敦间谍战中取得的成绩。一天早晨，一 个苏联外交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您瞧古克，昨天晚上在我们的房间内。他向 我们、向英国人泄露了你们的机密！” 尽管古克善于吹牛，但由于他未能预见到英国准备和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的交 战，从而在总部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古克关于福克兰群岛（古克称是“马尔维纳斯 群岛”）的第一封电报是1982年4月4日送到总部的，这时战争已经进行两天了。随 后，他竭力补偿自己的过失，每天给总部发两封电报，而那时，大使馆每周才发一 两封电报。古克的电讯材料大多是从英国报刊上搜集来的，同时再附上诸如“应该 教训蛮横的英国人”这样的评论。今古克和总部吃惊的是，英国人取得了这场战争 的胜利，而古克给这次“不列颠对福克兰群岛的殖民战争”以最平常的解释——它 是一场阴谋。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政府紧紧抓住这次机会，以对弱小对手的迅速胜 利来提高自己正日趋下降的威信。当然，不列颠也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个机会试试自 己的新战术和武器。为了解释80年代初不列颠政治生活中事态的新发展，以及社会 民主党的基础和成功，古克甚至匆匆搞出了一套新的阴谋理论。古克说，美国中央 情报局和美国大使馆帮助成立社会民主党，目的是分裂工党而扶持保守党分子掌权。 1982年9 月30日，第一总局向驻美国及其它国家观察美国政策的克格勃情报机 构发出电传通令，传达总部的精神——要大家警惕，里根当局像当年对待尼加拉瓜 和莫桑比克一样，企图把争吵的种子播到社会主义各国，以此来抑制这些国家的发 展，削弱它们和进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从而迫使华约组织各成员国紧随华盛 顿之后，扩大军费开支。总部要求各情报机构开始反攻，破坏美国政策的信誉。 10月底，在华盛顿的主要负责人组织实施了代号为“高尔夫”的行动，散布捏 造的材料，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金·基尔克帕特里克威信扫地。捏造的材料转给了 美国记者，一点儿也没有引起伦敦“新政治家们”的怀疑。11月5 日，报上刊登了 一篇题为《姑娘们的最好朋友》的文章，其中披露了金一基尔克帕特里克和南非共 和国的“秘密联系”。文章还附有一张伪造的南非共和国大使馆参赞给基尔克帕特 里克夫人的信的照片副本，信中有南非军事情报机构领导人的“问候和感谢”，并 说在先生生日之际寄去一份礼物，以“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然而，A 处在伪造 这封信时又犯了一个以前曾经出现过的错误，它竟未来得及检查出信的正文有拼写 法上的错误。紧随“高尔夫”行动之后，又搞了“塞壬一2”行动，利用A处的伪造 文件揭露美国干涉波兰内政。可是，像其它类似的“积极措施”一样，“塞壬一2” 行动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大欠思考了。但在第三世界A 处利用这样的恶劣手段倒是 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西欧，克格勃采取这些“积极措施”的主要目的是预防拟定在1983年底部署 “飞航式”和“潘兴式”导弹。由于欧洲的和平运动未必需要由苏联支持来组织抗 议活动，所以，总部在这方面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说是徒劳无益的。尽管与反核 示威游行都只有点间接关系，但在苏联驻外机构头目中间。想把这项桂冠戴在自己 头上的绝不止古克一人。 1982年10月27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防部领导人时作了最后一次 讲话，流露了他对东西方关系的悲观看法。 勃列日涅夫再次指责里根当局的政策并宣称， 要保持世界和平， 就需要我们 “两倍、三倍的努力”。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弥留之际，他的接班人已经确定： “全体一致”推选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虽然党的新一代领导人不打算进行重大改 革，但却极想结束萧条停滞、贪污受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在这个党的历史转折阶段，安德罗波夫令人感到乐观。他当克格勃主席时对持 不同政见者态度强硬，从这一点可以保证他不会允许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影响 党的政策。然而，在同涉及到勃列日涅夫家族的反贪污受贿斗争中，他把希望寄托 在了同“不善经营管理”的斗争上。显而易见，安德罗波夫自己也想把劳动纪律和 同贪污受贿作斗争作为活跃苏联经济的必要条件。他1983年l 月在同工人们谈话时 说：“整顿秩序不需要巨额投资，但效果会又不错。”安德罗波夫的建议如空谷回 音，并未带来什么重大的改革。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使20％的州委书记退职，其中 大多是由于贪污受贿，但州一级党的工作者的平均年龄却有所增加。 安德罗波夫当选为总书记后，就马上接见了克格勃代表团，其中有先前他的副 手（克格勃副主席）之一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代表团由克格勃主要间 谍机关的负责人组成。他们都抱怨说，费多尔丘克蛮横无礼，妄自尊大，很难与他 共事。他们威胁说，如果不把费多尔丘克撤职，他们就集体辞职。为了不妨碍工作， 费多尔丘克上调为内务部部长，并同时授予他陆军将军军衔。接替克格勃主席之职 的是他的副手、59岁的维可托·米哈依洛维奇·切布里科夫。他与其前任不同，是 一位精力充沛的行政首长，在总部深受尊敬。切布里科夫的官运开始于党的机关， 1967年调到克格勃干部局任局长，1968年起任克格勃副主席。 安德罗波夫当选为总书记，这给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注入了新的活力。1983年年 初，苏联盟国的几个间谍机构也加入该行动。在伦敦，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给 了这一行动很大援助。2 月，驻北约各成员国首都的克格勃负责人接到指令，要进 一步监视来自西方的核威胁。总部错误地认为，年底前将在西德部署的“潘兴一2” 导弹，会把俄罗斯的军事目标置于它的直接威胁之下，导弹从起飞到击中目标的时 间已缩短到4－6分钟，而在这段时间内苏联领导人还来不及进人防空洞呢。然而， 克格勃的电报中却没有提到已经瞄准西欧的SS—20苏联导弹。在二月份给古克指示 中曾有这样的蠢话：总部对西方、尤其是对英国的生活不甚了解。同时，古克被告 知，英国“增加供血量并提高供血价格”显然是准备发动核战争的一个重要征兆； 要求古克立即向总部报告了供血价格的各种变化情况。显然，第一总局不知道，英 国历来都是无偿献血。总部荒谬地认为，教权主义分子和资本主义分子在英国的阴 谋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于是便给古克如下指示：研究获得有关教徒和银行家制造 事端的情报的可能性。 在进行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过程中，总部不断地给克格勃在北约各成员国首都 的情报机构下达任务。像驻其它欧洲国家首都和北美的情报机构一样，伦敦情报机 构也接到命令、要他们定点请数汽车的数量、所有政府机关大楼和与核武器有关的 军事设施晚上亮灯窗户的数量，并把所有的变化及时上报总部。情报机构必须设法 弄清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准备撤离时走的路线、方向和交通工具，并要制定计划， 监视他们离开前所作的准备工作。古克觉得这有点过分。虽然他在报告中还不得不 赞扬总部这些漫无节制的要求。但古克却把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方面的大部分工作， 都推给了负责日常登记的年轻军官，这个军官甚至连汽车都没有（即使他有汽车， 没有外交部的允许他也不能离开伦敦）。 1983年2月25日，总部命令在美国的3个情报机关制定“积极行动”计划，不让 里根在1984年11月的总统竞选中获胜，因为总部确信里根不会放弃首次核打击。尽 管在日内瓦正在举行控制军备的谈判，但没有迹象表明能够达成任何协议。因此， 不管是谁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共和党的人也好，民主党的人也好，都比里根本人获 胜要好。在美国的克格勃间谍负责人，应该与其它政党候选人的竞选班子建立联系。 在美国以外的克格勃负责人也接到命令，要寻找机会在美国安插间谍。所有这些接 触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搜集情报破坏里根在竞选活动中的威信，并通过新的渠道 把搜集到的丑闻散布出去。同时，在北约各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所有情报机构都竭 尽全力，广泛进行“里根就是战争”的宣传。总部为各地间谍机构制定了五项积极 行动提纲，以使里根的对外政策威信扫地。这五项提纲针对的是：里根的军国冒险 主义；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支持全世界的镇压制度；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在 北约成员国间制造紧张关系。上述提纲还涉及到里根对内政策方面的问题：歧视少 数民族；当局贪污受贿；与军工企业“态度暧昧”。 对外情报机构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充斥世界报刊的大量的反对里根的证据归为 己有。实际上，他们的战果还非常的微薄，至少在北约各成员国的情报机构，还没 有一个能够把“里根就是战争”这个总部赋予很大意义的口号推广开来。在总部暗 中准备颠覆里根政权时，总统本人却在公开号召所有美国人“祈祷拯救生活在苏联 极权制度黑暗中的人们”。3月8日，在奥兰多和佛罗里达州召开的一年一度的福音 会会员民族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里根诚心诚意地公开说。苏联领导机构是“现代世 界的罪恶荟萃地”。 两周后，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即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的核威胁 规模扩大了。这块太空防御盾牌的目的是，将苏联导弹在向美国目标发射的过程中 将其拦截击毁。 为了从吝啬的国会获得拨款，里根当局开始了形式活泼的电视广告攻势。电视 屏幕上是美国（而非欧洲）小孩动人可爱的小脸，他们在星光下安详地睡着。刚开 始，总部认为“星球大战”计划太不现实（后来总部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但 是，在总部看来，“星球大战”计划耀眼的防御证明：里根越来越相信，美国能够 在核战争中获胜。 罗纳德·里根的同盟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连任竞选时，总部也想尽一切 办法去攻击她。无论在联合王国本土还是在国外，克格勃都开始了对付撒切尔夫人 的“积极行动”，实际上这次行动从1979年她第一次在竞选中获胜后马上就开始了。 只是许多次“积极行动”策划不周密，因此也就没什么成效。戈尔季耶夫斯基曾亲 自参加了一次行动，那次他利用了后来升为克格勃奥斯陆负责人的列昂诺夫·马卡 罗夫于1973年招募的、丹麦间谍阿诺·赫尔洛夫·彼得松，此人在克格勃内有一定 的影响。彼得松是一个心地忠厚的左派知识分子、他对金日成、波尔波特和穆阿迈 尔·卡扎菲这样的反帝英雄钦佩不已。1973年到1981年间，他和马卡罗夫、斯坦尼 斯拉夫·切布托克、瓦季姆·乔尔内、弗拉基米尔·梅尔库洛夫合作得很成功。他 一般不轻易同意按照克格勃军官给的题目撰写文章，但在A 处替他用英语写的抨击 性文章上却签上了自己的名，因为他的文学修养远远低于自己的政治修养水平。 彼得松和克格勃合作的第一项成果是他于1979年写的题为《冷战骑士》的抨击 文章，他把撒切尔夫人称作“领导欧洲反苏斗争的十字军骑士”。显然，总部很为 自己的“作品”骄傲，但这篇文章中有不少明显的错误，如，说保守党内阁成员雷 吉纳利德·莫德林格“似乎是右翼工党分子”。文章毫不犹豫地指出，撒切尔夫人 亲自呼吁英国人重视“种族感情’”，是为了增强“资本主义的影响力”、发起对 付“不列颠工人阶级的斗争”。被A 处猛烈攻击为“冷战骑士”的还有那些被称为 最可憎恶的东西的人士：上院议员查里冯特（常被称作“裁军部长”）、享利·杰 克逊、达普·戈尔杜沃捷尔、罗塞夫·伦斯、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尔和弗兰兹·约 瑟辐·施特劳斯。 1980年又发表了一篇抨击文章《看家狗的忧伤》，这是完全朝着撒切尔夫人来 的。克格勃写这篇粗制滥造的文章是一个失误，因为它用的是小品风格，而克格勃 用这种风格是很少成功的，关于这一点从文章的副标题是《铺房顶的工人无力补好 自己的屋顶》（“撒切尔”，英文意思是“铺屋顶的主人”一译者注），就可以得 出结论。接着，文章用正面攻击代替了讽刺：“撒切尔夫人不擅长管理政府，却和 商界大亨保持着私人联系，迎合大垄断者的利益”，“沿着战争之途向前走去”。 克格勃和彼得格合作完成的“大作”，自始至终充满这种论调。1981年11月，彼得 松因被指控和克格勃有牵连而遭逮捕。可是，1982年丹麦司法部长撤下了对彼得松 的公诉，理由是主要罪犯应该是克格勃的军官们，而他们都已离开了丹麦。于是彼 得松被释放，这使丹麦国家安全部门大为恼火。 1983年5 月16日，苏联驻伦敦大使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波波夫召集高层外交 官、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军官开会，商讨6 月份将要举行的英国大选问题。会议一致 认为，从各方面来看，保守党和撒切尔夫人会在大选中获胜，无论是大使馆还是克 格勃情报机构，都无法改变这一结果。但莫斯科不这么认为。5月22日（或是24日）， 大使馆收到了莫斯科给工党就裁军问题的一封回信，莫斯科认为，这封信将有助于 工党的竞选活动。然而，当把此信的电文送到工党总部时，他们却拒绝在竞选前签 收。5 月23日，克格勃负责人接到电报，通知说，他们很快就会收到一份涉及到工 党候选人竞选演说的重要文件副本。电报是用英文和俄文混写的，辨认了很长时间 才明白。但文件直到5 月27日才准备好，情报机构认为工党在竞选中已根本没有可 能用它，因此也没采取任何措施。6月9日，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轻而易举地摘取 了首相桂冠。 英国全国大选刚一结束，伦敦情报机构就接到总部电报，说里根当局仍在准备 发动核战争，并再次强调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重要性。政治情报处的军官们也认 为，如果东西方关系出现重大危机，可能爆发核战争。 1983年8 月12日，总部签发了．由克留奇科夫亲自起草的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指 令，并立即发往北约各成员国家的克格勃情报机构。指令列举了西方情报机构的活 动范围，它们可能对备战突然而至的核攻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份指令清楚地反 映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反对西方的计划。 9月1日，一架从阿拉斯加开往汉城的南朝鲜航空公司007 班机，由于严重偏离 航线飞人了苏联领空，在日本海上空被击落，位于东京以北360 海里处的日本三泽 电子侦察站，记下了苏联截击机驾驶员的报告。在东京时间3 点26分，他对准班机 发射了两枚导弹，并报告说“目标已被消灭”。刚开始，日本电子侦察站以为是苏 联空军在搞空对空导弹演习，但几小时后一切都清楚了，成了站上人员南韩007 班 机乘客生命的最后一瞬间的见证人。机上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击落航空公司007 班机的悲剧，是由于苏联空军和南韩航空公司的草率粗心造 成的。这件事更加证明了苏联军队完全无视人的生命这一事实。早在5 年前，南韩 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902航班从巴黎飞往汉城途中，由于偏离航线，在距摩尔 曼斯克不远处误入了苏联领空。苏联防空军把飞机逼到布满军队的科拉半岛边境之 外，最后，飞机被拦截，迫降在摩尔曼斯克以南300 海里处的冻湖冰面上。当时苏 联曾向飞机发射了热力导弹，但未击中，只使机身受到一点损伤，两名乘客死亡， 13人受伤。 不能说这一点道理没有，在苏联军队中，都把国土防空军戏称为“苏联武装力 量的农业部”。1987年，他们被全世界人嘲笑，当时，一个西德毛头小伙子马蒂阿 斯·鲁斯特驾驶一架体育用飞机，顺利地在莫斯科的心脏——红场降落。 苏联官方对击落南韩航空公司007 航班飞机这个事实的初步反应是完全否定。 塔斯社宣称，苏联驾驶员只是“试图把偏离航线的飞机引航到最近的机场”。莫斯 科应当感到十分羞愧的是，3 天的时间内在伦敦的苏联大使馆和克格勃情报机构竟 都没接到任何指令去解释这次事故。无疑，驻其它国家首都的也一样。接着，9月4 日，总部接连发出3封快报，外交部也向大使馆发了快报。 第一封快报指出，里根当局利用南韩航空公司007 航班飞机，来加剧狂热的反 苏活动。总部指出，这次“战役”非常险毒，因此，情报机构要与大使、情报总局 和党的机关代表协调行动，以保护苏联代表，办公大楼，飞机和轮船免遭可能发生 的突然袭击。第二、第三封快报中附有“积极措施提纲”，把这次事故的罪过推到 了美国人和南韩人身上。总部警告说，美国和南韩航空公司有紧密的军事侦察联系， 因此，应该声明，南韩航空公司的007 航班客机是在苏联领土上空执行侦察任务。 后来，就这次事件又附加了许多伪造报告说，南韩机长钟边印早些时候就曾向朋友 们夸耀说，他完成过侦察任务，甚至让朋友们观赏了装在飞机上的间谍设备。总部 9月4日发出的所有电报中，都未直接承认苏联截击机击落了007 航班客机，尽管这 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电报也没说苏联空军是否知道，他们击落的是一架民用飞机。 两三天后，总部又发出了两封带有“积极措施”提纲的电报。电报指出，南韩 航空公司007 航班客机在侵人苏联领空时，同美国人和日本人保持有无线电通信联 系；并说，南韩飞机驾驶员非常清楚当时飞机的位置。电报中伪造的消息说，驾驶 员在用无线电通话时说“现在我们正飞经堪察加半岛”。为了更进一步加工这个阴 谋理论，总部命令情报机构搜集有关机上乘客的情报，尽可能搞清机上西方情报机 构工作人员的情况。9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长达两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苏联武 装力量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元帅宣称，苏联国家委员会可以“确凿地证明， 这次南韩航空公司的飞机侵人苏联领空，是美国和日本的指挥中心蓄谋已久。经过 周密计划的一次侦察行动”。 曾与戈尔季耶夫斯基商议过此事的所有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人员都悲哀地说， 这次事件严重地损害了苏联在全世界的声誉。只有少数人相信苏联官方的解释，大 部人认为这种解释太滑稽。 9月18日，《真理报》主编B·T·阿法纳西耶夫访问伦敦时，接受了BBC广播公 司记者的采访，他表示怀疑官方的那种解释。他说：“我很难说对我们的报道满意。 我想，这是我国军队的过错。或许，出现了某种差错，他们自己也不能准确地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阿法纳西耶夫发表的谈话差一点把总部气死。克格勃伦敦情 报机构接到总部的快报，索要阿法纳西耶夫接受记者采访的全文。克格勃女密码员 开始破译大使馆值班员监听到的密电，但当天没来得及译完。次日早上，总部发来 了第二封快报，要求迅速上报记者采访的全文。女密码员匆匆忙忙地结束了自己的 工作。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挥动着侦察报告气愤地说，9月1日苏联驾驶员当然知 道007 航班客机是一架民用飞机，可是却沉着地击落了它。里根总统在发表电视讲 话时， 拿出了几份苏联驾驶员与地面站的通话记录， 以证明舒尔茨说的是事实： “苏联驾驶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民用飞机错认为是别的东西。”在联合国，美国 大使金·基尔克帕特里克又让大家听了由电子侦察手段获得的录音片断。应该说， 虽然这些磁带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它们是经过慎重选择后报上来的。在为联 合国大会准备的翻译词上，还去掉了苏联人的尖刻辱骂：苏联驾驶员在发射导弹时 惊叫了一声“真见鬼！”用基尔克帕特里克的话说，这次戏剧性的事件是向世人展 示“这样一个事实：暴力和撒谎是苏联政治的惯用伎俩”。 在1983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克格勃情报机构率先四处散布谣言说，美国中央情 报局利用007 航班为自己搜集情报。在这方面，驻伦敦政治情报处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它在1983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我们促使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我们的言论， 正是在情报机构的努力下，电视台专门播放了揭露美国当局谎言的特别节目……” 总部向情报处的成功表示祝贺：“政治情报处工作人员在反击由南韩飞机事件所引 起的反苏活动中做出的努力，值得特别关注。”像从前一样，克格勃过高地评价了 自己在西方的成功。 莫斯科的反应是007 客机悲剧的最危险的后果。通过此事，总部和克里姆林宫 更加确信，里根当局似乎正在筹划长远的反苏阴谋。虽然苏联防空军指挥部出现了 重大失误，但苏联领导人，包括安德罗波夫。奥尔加科夫和克留奇科夫，都自欺欺 人地相信，南韩航空公司的007 航班客机确实是美国的侦察机。甚至在戈尔巴乔夫 时代，葛罗米柯还顽固地认为，“稍微聪明的人都明白，华盛顿给班机挂上南韩的 标志，实质上是借此保护自己的飞机”。甚至连那些怀疑中央情报局阴谋理论的人 也认为，华盛顿的行动是挑拨和离间东西方关系，促使其紧张程度逐步升级。苏联 借口在歇斯底里反苏的条件下，留学生的生命将受到威胁，召回了其留美学生，而 他们的家人就像迎接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一样迎接他们，只差没献鲜花。 美苏冲突妨碍了应于9月8日在马德里举行的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外交部长会晤。 葛罗米柯说：“现在，世界局势正滑向危险的深渊……防止核战争是全世界的主要 任务。”后来，当葛罗米柯谈起与舒尔茨的会谈时说：“在我和美国历届国务卿14 次的谈话中，显然，这一次是最尖锐的。” 在这次飞机事件前不久，安德罗波夫已经病重，他退出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然后就再也没有露面。然而，9 月28日他在病床上发表谈话，指责美国的政策，言 辞之激烈在冷战时关系最紧张的年代也闻所未闻。他说，美国是“充斥着前所未有 的狂热的军国主义的国家”，里根在“极端主义”方面罪恶累累……“如果谁幻想 美国当局的政策会进步，那么，最近的事件将使他们彻底惊醒”。安德罗波夫不仅 排除同里根合作的可能性，而且他已不安地预测到了将要到来的国际剧变。他说： “里根当局已深深陷于帝国的傲慢之中，因此，不得不使你开始怀疑：华盛顿能否 阻止里根不越雷池，使其恢复应有的理智。”在生命的最后5 个月中，特别是南韩 飞机悲剧发生之后，安德罗波夫成了一个多疑的残疾人，他阴郁地反复掂量着行将 到来的核灾难。 在由飞机事件引起的危机的最高潮时期，克格勃驻伦敦负责人阿尔卡季·古克 没料到自己成了莫斯科中央挖苦的对象，虽然他与飞机事件毫无牵连。5 个月之前， 即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月，英国国家安全局反间谍部门的工作人员迈克尔·贝坦 尼——这个暴怒的酒鬼把一个厚厚的信封丢进邮筒寄给古克。古克启开信纣，看到 的是英国国家安全局上个月将3 名苏联间谍驱逐出境的通报，其中甚至连监视他们 的细节都记载得很清楚。贝坦尼表示愿意提供更多的情报，并附有联系方式。这是 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古克第一次有机会招募英国国家安全局或者英国秘 密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然而，一种阴谋的想法缠绕着他：对别人赠送的马要看看 岁口。他猜想：这件事有反间谍行为的危险。反间谍局局长列昂尼德·叶夫列莫维 奇·尼基坚科不愿与容易动怒的古克争论，便同意了他的看法。戈尔季耶夫斯基没 有牵涉到这件事中，但他暗中报告了英国国家安全局。 贝坦尼在6一7月份两次把秘密材料塞到古克的门下，但这更加深了古克对英国 国家安全局阴谋诡计的猜疑。贝坦尼对古克深感失望后，便决定碰碰运气，与维也 纳的克格勃负责人联系。在打算乘机飞走的前几天，即9 月16日，他被逮捕。这件 事把古克的名声永远玷污了。次年春天，贝坦尼被判处23年监禁，古克自己也被宣 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台讽刺喜剧是古克担任驻伦敦间谍机构负责人4 年的必然结 果。 古克在伦敦居住期间，正好是核导弹攻击间谍战在不列颠的最危险阶段。南韩 飞机事件后两个月内紧张局势继续恶化。10月6 日，被总部认为是破坏东欧稳定的 西方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参与者列赫·瓦文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0月25日，白宫 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利用大众传媒报告说：有关美国出兵格林纳达的说法是“凭 空捏造”的。然而，就在次日，美国军队侵入格林纳达，推翻了莫里斯·比绍普自 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担心，现在灾难该降 临到他们头上了，总部对此同样非常恐慌。 11月21日，北约举行导弹演习，总部的偏执达到了顶峰，非常担心西方的演习 是针对苏联的袭击计划的。西方的演习在两个方面引起了莫斯科的特别恐慌。第一， 这是把常规战争转变为核战争，并有消息说，它与北约以前的演习大不一样；第二， 这一次北约对投入演习的兵力进行各种级别战备演练一一从常规到超常规。实际上 北约武装力量并未处于紧急战斗状态，但克格勃危言惑众者的报告使总部确信，北 约所有军队已完全进人战斗状态。美国欧洲基地周围的监视点报告，军官调动异常， 在莫斯科时间18：00－19：00，有几个基地的无线电同时停止了工作。由于近几个 月来的危机和互相指责使气氛异常紧张，所以克格勃推测，美国军队已完全进人战 斗状态，可能已开始核战争爆发前的倒计时。 11月6 日，总部给伦敦情报机构发了一份信件，详细列举了可能爆发突然核袭 击的种种迹象。总部首次公布了纯属子乌虚有的西方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详细情况： “可以推断，从决定采取核导弹袭击到发布核打击命令，这之间的时间间隔很短， 大约7 －10天。”在这短暂的“突然袭击的准备阶段内，相关责任人员的行动一定 会呈现出异常迹象”。总部已开列出一份详细清单，其中包括将在首次攻击前可能 与美国一起参加谈判的英国官员名单、国防部的重点目标、地下指挥所、中央政府 和地方当局的防空洞、北约在英国的信号站、英美核战斗轰炸机空中基地、核潜艇 基地、物质技术保障及弹药库基地和通讯、技术侦察中心。除此之外，在核灾难到 来之前。总部推测，唐宁街10号也会有‘异常行动”，城里会出现大批军队和武装 警察。要维修几个新闻频道以备播发将来的军事消息，居住在英国的一些美国“政 治、经济和军队上流社会”的家庭也要撤离。据推断，美国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的 工作人员将留在英国，住进大使馆专门的防空洞内。 1983年11月8日或9日（戈尔季耶夫斯基记不准确了），在西欧的克格勃和情报 总局的情报机构接到加急电报，说美国各基地毫无动静。总部对此做出两种解释： 轰炸贝鲁特时美国240 名海军陆战队员殉难，这使美国对海外基地的安全满怀忧虑； 美国在年底要进行军事演习。但在电报中明显含有总部的另一种解释：这一切表明， 西方正在抓紧准备进行第一次核打击。 随着导弹演习的结束，莫斯科总部稍微平静下来了。然而，这并没有马上缓和 东西方关系。1983年11月23日。当西分开始往英国和西德部署“潘兴一2 ”飞航式 导弹时，苏联代表团放弃了陷入僵局的日内瓦中程核武器谈判。总部没流露出任何 要减弱对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注意的迹象。 1983年年底，古克在伦敦情报机构年度工作报告中被迫承认，在搜集“美国和 北约准备以核导弹突然袭击苏联的具体计划”方面的情报中存在着“不足”，总部 也毫不掩饰对此的不满。但是，无论是古克，还是总部都未能明白，他们没能搞到 “美国和北约的具体计划”，是因为那些计划根本不存在。假设有这样的计划，那 么，特列霍利特1982－1983年在北约防御研究所工作期间，或者更早，肯定就能发 现一些迹象，因为他能够接触到北约绝密的航空资料。但是，像以前一样，总部深 怕阴谋，所以，任何能证明那些计划纯属子虚乌有的材料对它来说都毫无意义。 1984年1 月，总部就“1982－1983年度工作成绩”召开高级协商会议。在这次 会议开幕式的发言中，克留奇科夫重申核导弹攻击间谍战，在第一总局所有工作中 具有优选权，并举出令人惊异的证明说，他本人对西方的极度担心是有道理的。他 宣称，核战争的可能性已经达到“危险程度”，这种威胁来源于资本主义世界固有 的矛盾：“美国垄断组织妄想恢复它们近10年来失去的地位，并争取新的地位”。 五角大楼制定的核战争计划，建立在企图“称霸世界’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世界 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工业衰退，工人大批失业，因此，美帝国主义者妄想 借战争来消除所有危机。资本家决定毁灭缓和，准备发动核战争，这是与“团结一 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各进步力量的阶级对抗”。因此，第一总局唯 一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到美国和北约秘密军事计划的副本。“侨居国外的民族主 义、犹太复国主义”以及西方情报机构组织的破坏活动，就是帝国主义者对外威胁 的最好的明证。 与担忧西方突然袭击相比，伦敦情报机构却更为担心总部领导层中的这种惊恐 情绪，相信，其它情报机构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对美国和北约 政策的评价开始出现了一些可信赖的调子，这似乎是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的去 世促成了这些变化。安德罗波夫的继承人，以前的主要对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和 他一样，当上总书记伊始就已病入膏盲，只剩下一年多一点的寿命。不像安德罗波 夫在生命日薄西山时一样，契尔年科对西方的阴谋并没有抱病态的猜疑。戈尔季耶 夫斯基从克留奇科夫的书记处得知，克留奇科夫对契尔年科当选为总书记不以为然， 甚至还有些害怕。显然，他是怕自己被作为以安德罗波夫为靠山的人，很快就从那 把交椅上撤下来。 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出现了一些想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迹象。玛格丽特 ·撒切尔夫人、副总统布什及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首脑参加了葬礼。苏联驻伦敦大 使维克多·波波夫在大使馆和克格勃工作人员联席会议上宣布，玛格丽特·撒切尔 夫人尽一切可能去诱惑莫斯科的主宰者们：在议会大厦的灵枢旁，她表现出哀伤和 庄重的样子，在下葬仪式上，她不像其它西方首脑们那样和邻近的人窃窃私语。契 尔年科和撒切尔夫人会谈长达40分钟，而和布什只交谈了25分钟。波波夫甚至宣布 说，首相对这件悲哀的事非常同情，她的卓越的政治手段给莫斯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再次强调，莫斯科对东西方改变关系的前景很谨慎。显然，这位大使先生还没有 完全接受突然核袭击的观点。3 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首席专家H·B·希什 林来到伦敦，他和大使馆及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就世界局势问题召开了冗长的商讨会， 在会上他甚至都没提到突然核袭击的说法。 然而，总部在驻北约各国情报机构提交的定期（每两周一次）报告中继续坚持 会发生核袭击的观点，还定期发加急电报询问这方面的情报。伦敦情报机构的主要 任务，是监视格林内姆一科曼导弹基地的野战训练，该基地上布署有飞航式导弹。 第一次野战演习在1984年3 月9日举行。古克从BBC电台听到这个消息后，把负责核 对送交大使馆有关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情报的年轻军官叫到跟前说：“知道发生什么 事了吗？敌人准备发动核战争，而我们情报机构却一无所知！”情报机构大概不会 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确实已开始了。然而，古克很不满意，因为莫斯科将从塔斯社 得知这一消息，而不是从他的情报机构。年轻军官匆忙拟好急报，其消息是从不列 颠报刊上搜集来的。电文如下：“根据对敌人实施核攻击的准备情况的观察，我们 报告：美英武装力量于3月9日将进行第一次飞航式导弹野战试验。”还是那位军官 在3月29日BBC的早晨综合新闻中听到，英美前天夜里又进行了一次导弹发射训练。 因为在晨报上没发现对此事的报道，他想：还等晚报的消息吗？但他担心塔斯社会 抢先报告，便决定发急电，内容是BBC 的报道。无论是这一次，还是上一次，总部 显然都没怀疑，伦敦情报机构紧急报告的情报都不是自己侦察到的，而是不列颠大 众传媒报道的消息。 1984年春季搞到的有关北约方面的情报更加深了总部的怀疑。4 月25日，总部 在所发的通令中错误地宣称，北约通讯系统按照其军事委员会MC —225号指令已进 入战备状态。总部命令迅速上报这方面的情报。在迈克尔·贝坦尼受审判、古克回 莫斯科后，列昂尼德·尼基坚科于5 月暂代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之职，这时，情报 机构实际上已完全停止了对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关注。7月4日，总部批评了他，并 提醒他，作为负责人，即使没什么可汇报，也应该每两周作一次总结报告，“您没 有完成通令的要求。没有每两周寄一份总结报告。建议您严格执行关于该问题的指 示”。 显然，在克格勃的整个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一次行动这么重要：即使没什么可 报告，也必须定期汇报、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随随便便就把“争取核裁军运动”声 势浩大的抗议和反对部署飞航式导弹的妇女运动都记在了自己的功劳簿上。西方部 署飞航式导弹能引起这样大的抗议浪潮，总部一开始对此就持怀疑态度。因为苏联 也有五0枚中程导弹是对准西欧的，而且每枚导弹装有3个核弹头。但当由“和平运 动”组织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全面展开时，不知为何总部又认为，这是它“积极行动” 的功劳。 1984年夏季，从莫斯科休假回来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明显感觉到，核导弹攻击间 谍战的优先地位正逐步丧失，对于总部领导们着迷的“突然核袭击危险”一事，无 论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还是外交部都不再支持，就是在总部内部，似乎也有 所降温。1984年年底，在两个主要的危言惑众的军人退役后，对核导弹攻击间谍战 的关注就更加少了。 9 月， 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好像是因为 “非党性行为”被调出莫斯科。3 个月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离开人世永远 告别了这个岗位而接替他的谢尔盖·索科洛夫也未能成为政治局委员。 在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期间，世界并没有走到核深渊的边缘。但在西方进行导弹 演习时，世界虽没经历核威胁，却无论如何是接近了核战争的边缘，它远远超出了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危险。程度。在经历了这场危机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有苏联未来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显然，他那时已作出结论，认为缓和 东西方关系是最主要的政治优势。1984年10月。西方记者报道说，戈尔巴乔夫赞成 “为回到谈判桌上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第十四章 戈尔巴乔夫时期 （1983－1991） 1984年的最后几个月，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伦敦情报机构都已知道，克格勃拥护 候选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奄奄一息的契尔年科的接班人。1984年12月，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议会代表团团长访问英国期间，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进行 了会晤。在他来英国之前，总部多次要求伦敦情报机构为他准备材料。令人惊奇的 是，材料发出之后，总部又来了许多附加要求。显而易见。戈尔巴乔夫在与克格勃 人员交谈后，又询问了别的什么。比如：矿工罢工8 个月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矿 工靠什么生活；罢工期间他们的生活费从何而来；他们每周多少工资；他们的工资 能保证生活吗等。在戈巴乔夫访问期间，总部一直使戈尔季耶夫斯基处于高度紧张 状态，令他每天报告情况。访问显然很成功。“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被彻底扔进了 历史的垃圾堆里。 然而，总部还是担心美国和北约各国，会竭力取得对苏的强大战略优势。1985 年2 月，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一份篇幅短小的文章，其标题为《美国太空军国主 义化政策》。随同这份资料还有三处处长尼古拉·彼得洛维奇·格里宾的一封附函， 描述了美国的太空计划，这是“美国当局顽固坚持要取得对苏军事优势”的证明。 信中说，美国计划给它的太空站装备“武器，把这个飞船作为轰炸机使用，以击毁 苏联的卫星定向系统”。现在。总部比两年前更害怕。驻伦敦使馆武官A·H·萨任 中校在外交官和情报人员会议上宣布，据莫斯科核算，“星球大战”系统迟早能截 击苏联90％以上的战略导弹。他认为，苏联在研究“星球大战”计划方面很难与美 国并驾齐驱。 苏联糟糕的经济形势使它难于与西方竞争。第一总局非常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 对其不断增长的巨大的经济优势有精确的估计。西方国家只把苏联看作“带导弹的 牛皮大王”，而并非真正的超级大国。苏联以前对西方国家的核打击有一种偏执狂 的害怕，现在却担心西方利用它的经济弱点制造阴谋。总部在收到中央情报局的情 报后特别震惊，因为情报列举了美国要搜集苏联各部门的消息，包括苏联粮食和其 它国家产品的输入额、外汇储备、国外贷款、粮食的进口与分配等。 1985年年初，第一总局向驻西方各情报机构发出紧急警告：有人要搞“破坏活 动”，以“造成苏联经济的严重衰退”，最直接的危险表现在苏联进口粮食方面： “美国企图利用我国农业生产中出现的一些困难，迫使苏联粮食依赖进口，以达到 它在将来把粮食作为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武器之目的”。一家经营粮食公司的总经理 曾说：“与俄国人打交道很容易，他们不善经商，每吨粮食平均超付了八美元”。 第一总局建议说，苏联对外贸易部门要“积极利用”情报员去发现受贿者。进口粮 食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质量变得低劣，这造成了“重大财政损失”：不排除这种可能 ——敌人有专门机构，利用粮食接收公司在直达运输港污染了这些准备供给苏联的 货物。 克格勃认为，如果苏联领导层没有变化，苏联经济问题就不能得到彻底解决， 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就不会停止它们的剥削企图。由于不了解问题就出在苏联的 制度本身，克格勃期待着戈尔巴乔夫能带来新的活力，制定必要的纪律，以解决苏 联经济停滞问题，并同西方建立可靠的“力量对比关系”。克格勃在不久前等待着 契尔年科去世的几个月里（契尔年科于1985年9 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各方面 问题给了戈尔巴乔夫以详细咨询，期待着他能以自己对苏联和国际问题的真知灼见， 给政治局留下深刻印象。克格勃送给政治局的报告，完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立场， 当然这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1985年3 月当选为总书记完全是克格勃的功劳，但总部 认为这是自己的一次重大胜利。4 月，从1983年12月起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切布 里科夫，终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而国防部长照样还是候补委员。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表现出对克格勃在苏联国内和国外活动的支持。过去，当西 方国家把苏联间谍驱逐出境时，莫斯科虽然以牙还牙，但是驱逐的人员比较少，因 为驻莫斯科的西方代表机构本身就不多。 1977年，“哈维克事件”时，挪威驱逐6 名苏联情报军官，而苏联只驱逐了3 名挪威人。然而，1985—1986年，戈尔巴乔夫 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强硬，以牙还牙。1985年9 月，英国驱逐32名克格勃人员，作为 回报，莫斯科驱逐的英国人数量与此相当；1986年9 、10月间，美国从华盛顿、纽 约、旧金山驱逐大约80名苏联间谍，苏联立即赶走了同样多的同级别的美国大使馆 人员。当时，克里姆林宫根据克格勃的建议，命令在美国大使馆的全体苏联服务人 员停止工作。戈尔巴乔夫在支持克格勃的这段时间内，完全是按照葛罗米柯给他的 著名信条去做的，即“带着慈祥的微笑和钢铁般的牙齿”。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之前，苏联在近2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对其情报机构的无 限扩大工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建立了全球电子侦察网，它的任务是监视别国陆 军和海军军事设施，这项“荣誉职责”主要是由情报总局承担。到80年代中期，苏 军共有40个雷达团，170个营，近700个连。情报总局在20种不同飞机和60艘水面舰 艇的协助下，搜集电子侦察方面的情报。在1967年“太空一 189”卫星发射以后的 20年内，苏联又把120多颗侦察卫星送入轨道，完成情报总局太空侦察的任务。 克格勃从事电子侦察的第十六局，规模虽比情报总局第六局小得多，但它也得 到了迅速的扩充。十六局除了坐落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动主楼内的核心机构 外，在莫斯科市中心还有它的计算中心，在莫斯科亚谢涅沃西北15公里处的昆采沃 城，有它的规模庞大的科研试验室。像情报总局一样，十六局在遍布世界上60多个 国家的苏联外交和商务代表团内，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其中大部分主要从事电子侦 察情报搜集工作，而对情报的处理和密码破译则在莫斯科进行。克格勃和情报总局 的侦察站主要分布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亲苏国家，其中规模最大的位于古巴的卢 尔杰斯，距亚丁湾不远的南也门和越南的金兰湾，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共同利用这些 电子侦察站。情报总局原则上只从事军事通讯和电子侦察，但它和十六局一样，也 利用电子侦察手段搜集政治和经济情报，这两个局在行动上好像是互相仿效。 克格勃十六局一般是依靠第一总局十六处，来获取由外国间谍搞到的密码材料。 1985年，第十六处伦敦情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现在他们在 不列颠没有能够接近高级密码的间谍。但是，十六处在第三世界国家却取得了很大 成绩，因为在那些国家，对于十六处的密码分析人员来说，当地的通讯联系就是一 本明码册。北约其它成员国的情形也大致如此。1984年总部通知伦敦情报机构，北 约一成员国外交部的密码译员（他为克格勃卖命已10年）将调住伦敦大使馆，但在 调任前夕，该间谍突然死亡。 1986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再次出现防守薄弱的缺口。当时两名海军陆战队警 卫人员承认，是他们为克格勃间谍潜入大使馆开了绿灯。1987年，警卫人员、中士 克莱顿·洛温特里因受克格勃间谍维奥莱塔·塞娜诱惑，被判处30年监禁。但与上 一辈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此类事件相比，因完善了安全措施，显而易见，洛温特里带 来的损失要小得多。现在克格勃人员再想顺利地潜入了大使馆的密码室，或者在大 使馆其它能引起特工人员兴趣的地方安装窃听装置，恐怕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80年代初，在对美国的电子侦察渗透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纳尔德·威廉·佩 尔顿事件。佩尔顿1964-1979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1980年1月他自己主动表示， 愿为华盛顿的克格勃情报机构效劳。在被捕前6 年中（1985年11月被捕），他向克 格勃提供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在70年代的活动和安全系统的详细情报。虽然这些 情报已很陈旧，但十六处却认为它们异常重要。佩尔顿还编写了一份长达60页的文 件，标题为《通讯参数集》，他分析了美国国家安全局认为最重要的通讯手段，提 供了分析程序和结果。他甚至泄露了五个搜集情报的电子侦察系统，其中包括要从 苏联鄂霍次克海海底电缆中获取情报的行动。后来，克格勃叛逃人员维塔利·尤尔 琴科于1985年出卖了佩尔顿，这也是尤尔琴科所知道的唯—一个潜入美国国家安全 局的克格勃人员。 在戈尔巴乔夫登上党的总书记宝座之前，克格勃已是一个安全和情报的大帝国， 它在国内总计有将近40万工作人员，20万边防部队和大量的预备役人员。十六局虽 然搜集到了许多重要的电子侦察情报，但它却没有被授予总局的地位。而对外侦察 是克格勃内最富名声的部门，所以，虽然第一总局对内而言规模并不大。但它在20 年内发展得异常迅速。1985年，在亚谢涅沃又落成了一座11层的建筑，作为原有的 芬兰式20层大楼的辅楼。60年代中期，第一总局只有大约3000名工作人员，而80年 代中期却猛增到12000 名，活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愈来愈引起日本和太平洋地区 国家的关注。 1983年成为克格勃东京机构负责人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沙波什尼科 夫，在第一总局内有很高的威望。70年代，克格勃在日本的间谍网包括显赫的政治 家、记者、实业家和国家公务员，但1979年在东京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斯坦尼斯拉 夫·列夫琴科逃跑后，它第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沙波什尼科夫担任领导时，情 报机构的活动似乎又有了生气。第一总局在1982——1985年的工作计划中，第一次 把太平洋地区置于首要地位，虽然日本的名次至今还排在美国、中国、印度、联邦 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后。80年代中期以前，澳大利亚和亚洲地区还没有特别意义， 在三处只有3名人员研究该地区事务（他们同时还要监视爱尔兰和马耳他岛）。 1984年秋天，第一总局召开党委会，大部分高层军官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有 人向三处处长尼古拉·格里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澳大利亚有大量的中国侨民， 但为什么澳大利亚方面的情报却很少呢？格里宾反问：提问者是否知道情报机构有 几个人在那里工作呢？发问人不知道，其他高级军官们也不知道。格里宾回答道： 在澳大利亚只有7 名具有合法身份的克格勃人员，而从事地下工作的完全没有。于 是大会决定，要加强克格勃在澳大利亚的实力。1984年，新西兰工党政府靠代维德 ·伦加的反核计划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此后，克格勃在澳大利亚一亚洲地区的活动 逐渐活跃起来。在此之前，克格勃在新西兰的力量非常弱小。1979年年底，那里的 克格勃负责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沙茨基赫去休假，另一名克格勃人员也于 不久前被驱逐出境，所以B·H·索芬斯基大使受命亲自出马，向社会主义统一党秘 密转交援助款项，而这样的事通常都是由克格勃来完成的。索芬斯基因此事被抓往 把柄，最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然而，总部为伦加在大选中的获胜而感到高兴， 它通知伦敦情报机构，要组织相应活动，让欧洲方面支持新西兰不允许装有核武器 的美国船进港的决定，支持反核的政策方针，要把它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来对待。 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时，克格勃除在太平洋地区及其它一些地区的新领事馆内 稍微扩编外，并没扩大在国外的实力。在和以色列、南韩、智利和南非建立或恢复 外交关系后，克格勃经过深思熟虑，计划公开在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由于石油价 格下降和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苏联不得不紧缩了克格勃扩大活动范围所必需的外 汇支出。 毕竟还有许多人朝思暮想在第一总局内找到工作。安德罗波夫学院教学中心每 年要招收300 名学员进人一年级学习，但竞争得相当厉害。通过莫斯科几个有威望 的学院、特别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进入第一总局，是传统之途，戈尔季耶夫 斯基就是1962年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列别杰夫，也十分 坦然地受纳克格勃的军官们效劳，因为他们都要求把自己的儿子送人该学院。院长 曾让一个军官给他寄一份狩猎器具清单，然后他从中挑选了一支带有光学瞄准仪的 猎枪。这个克格勃军官很快便把猎枪寄去，他的儿子也顺利地被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录取。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他在院长的位置上只干了一年半，1986年年底，他丢 人地被赶了下去。 80年代中期，第一总局越来越抱怨，从莫斯科名牌学院毕业来工作的都是娇生 惯养的高干子弟，他们不思努力，却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安德罗波夫采取相应措 施，越来越多地从外省招收学员。总部定期要求各地克格勃机关给第一、第二总局 输送优秀的年轻军官作为候选人。因此，许多来安德罗波夫学院之前根本就没见过 莫斯科的学员开始进人第一总局接受训练。 对中学应届毕业生一直按民族挑选，犹太人进人克格勃的路已被堵死。特殊情 况下，只有母亲是犹太人，而正式民族不是犹太族的犹太人，才可以招收入人克格 勃。二战时期被驱赶到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包括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拉恰耶夫 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希腊人、德国人、朝鲜人、芬兰人也不能 进入克格勃工作。有趣的是，波兰人也不能在每天给亚谢涅沃的费利克斯·捷尔任 斯基纪念碑敬献鲜花的机关，最起码不能在第一总局工作。在捷尔任斯基时期的契 卡“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也受到怀疑禁止在亚 谢涅沃工作。亚美尼亚人也不被接收，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有国外亲戚。70年代 在马耳他岛唯一的一名亚美尼亚籍的克格勃军官是姆克尔强，他当时是以塔斯社记 者的身份在那里活动。当他竭力想得到去美国的委派时，总部发现他在美国有亲戚， 于是就把他赶出了第一总局。然而总部对其他少数民族并未限制。克格勃内部统计 表明，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乌兹别克人及其他中亚人比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可靠。安德罗波夫学院还进行性别和宗教歧视，它只招收男性（第一总局的女职员 除外，她们在专门的班级学习），不录取信教者。 1990年第一总局第一次颁布了安德罗波夫学院报考条件：“当然，希望体魄强 健，有外语天赋。第一总局的每位工作人员都要懂两门外语，许多人还要懂3 门以 上……燃而，毫无例外，对未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最主要的要求是绝对可靠， 忠诚事业！”1990年还得知，所有准备到第一总局工作的候选人都应该学会跳伞： “我们不需要胆小鬼”。 安德罗波夫学院从80年代中期开始对学制略有改变。鉴于过去的教育效果和学 员的经验，内设有l 、2、3年制班，学员来后要起新名字、造假履历，这些在他们 学习期间一直要保存。通常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不变，而姓要改变，但姓的起始字母 还应同原性相同。学员们的家信要由院工作人员亲手转交给他们，防止他人知道他 们的真实姓氏。学员们虽都有军衔，但他们平常都穿便装。3年制班每周学习6天44 小时：14小时学语言，12小时上情报专业课，8小对学政治和国情学，4小时科学社 会主义，4 小时体育课和两小时军事训练。学院内部有两个图书馆，可以借到许多 在苏联禁止的外国出版物；阅览室有克格勃的秘密行动材料和学位论文。如米哈伊 尔·柳比莫夫的《不列颠的民族特征及其在业务工作中的运用》。 8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学院的3 个主要系的领导，均由1971年苏联情报人员 被英国大批驱逐出境前，在伦敦情报处得以升迁的3 位间谍担任，他们分别为：政 治情报处处长尤里·莫金，反间谍处处长伊万·希什金、科技情报处处长弗拉基米 尔·巴尔科夫斯基。最有趣的课是邀请已经退休的间谍们，讲述他们在西方活动时 的亲身经历。 学员们每半年要到莫斯科“别墅”一一一业务培训中心生活一周，在那里他们 要接受单独训练和集体训练，内容有：如何招募间谍、同间谍接头、发现盯梢者、 瞬间秘密碰头、使用秘室及其它行动方法。国情学被认为是最难的课程之一，内容 是西方的传统和习惯，大多数学员难以理解像抵押贷款这样的简单的日常生活现象。 训练驾驶技术也被列人课程，克格勃年轻军官的开车技术都不太过硬，这是他们初 次被派往国外后出事的主要原因之一。 80年代中期的安德罗波夫学院毕业生；只有在接到去亚谢捏沃的任命后，才得 以参观第一总局的核心机构（毫不怀疑地说，现在还是如此）。第一周或稍长时间 他们跟随克格勃军官见习，因为这些军官的工作正是他们以后要完成的工作，如： 监听电话谈话。学会填表、开辟新业务、从档案室索借资料等。然后是交接业务的 手续，他们还要填写专门的准入证。平时从国外情报机构来的电报要先由处长过目， 由他决定哪些要转给部下们回电或解释。 第一总局的年轻军官在接到首次到国外的任命前，要经过一系列手续。如果是 苏共预备党员，必须先履行转正手续；必须是已婚男人——第一总局拒绝委派单身 汉，认为在国外的恋爱关系会严重损害其事业。军官们要非常习惯于自己的“掩护 身份”，通常是外交人员、记者、商务代表团成员或运输局成员的身份。每人都要 熟记自己的假履历，专门由一个“可恶的律师”对他们进行详细询问，看是否能发 现破绽。接着到了检查的决定性时刻。在1979年斯坦尼斯拉夫·列夫琴科叛逃前， 每个准备出国的人都应该有3名同事的个人推荐信，后来增加到5名。 每个军官在检查、验证之后，紧接着要制定出一份自己的“训练计划”，并要 获得认可才行。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了一位年轻的政治情报人员在三处（负责英国、 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澳大利亚一亚洲地区的情报工作）时的经历。当时他已接 到前往哥本哈根的委派今，于是他为自己制定了“行动计划”（对非丹麦目标实施 行动）和“训练计划”。在此期间，他用一个多星期跑遍了一处（主管北美方面事 务）、五处北约分处（主管北约、南欧方面事务）和六处（主管中国方面事务）熟 悉资料，接着他在间谍情报局呆了一个多月，在K局（反间谍机关）呆了几周，在A 处（特别行动处）和技术战役处又呆了三周。后又参加了一个实践驾驶和提高驾驶 技术短期训练班，最后又为使用“掩护身份”工作做准备：先在外交部工作三个多 月，然后又到《新闻》出版社新闻处去熟悉了六个月的记者“身份”。 在整个准备阶段，克格勃人员要学习将前往的国家的语言、阅读有关的书和小 册子。派去伦敦赴任的人员要按计划阅读狄更斯的作品和上级推荐的一系列书籍， 其中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从菲尔丁格的《汤姆·约翰斯》到新近出版的列·卡雷的 长篇小说，最新出版的恩顿尼·塞姆普松的小册子《不列颠剖析》也非读不可。所 有这些要求都是针对米哈伊尔·柳比莫夫的秘密论文和原《真理报》记者B ·奥夫 钦尼科夫有关不列颠的书提出来的。 克格勃人员的妻子也要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每周一次，常在晚上，有时 是白天。培训班位于莫斯科中心、祖博夫斯基广场上的特别培训中心，该中心是在 1980年建成的。在那里，她们要听关于克格勃工作和所到国情况的讲座，他们还被 告知，如果丈夫晚间工作，不许唠唠叨叨抱怨不休。1983年8 月，安德罗波夫学院 为专门招收来的妇女们开设了一年制学习班，这些妇女都将要随其丈夫走南闯北， 一起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统治初期，在第一总局内工作的妇女要比斯大林后 期少，而在国内，90％的中小学教师，80％的医生和30％的工程师都是妇女（政治 局委员和老外交官中没有女性）。在亚谢涅沃妇女占不到10％，仅有的一些女性一 般都是秘书、打字员、程序编制员、清扫工或者是厨师、食堂的洗碗工等，而在总 局的走廊内很少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在为数不多的女军官中，有一位在A 处（特别 行动处）法国分处工作，但她是男人们纠缠不休、亵读的目标，常被称作“吃法国 饭的女人”。 克格勃的许多重要岗位上没有女性，这是令人难堪的事实，于是克格勃在1988 年开始向社会各界修正自己的形象，但其人员成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1989年莫斯 科晚间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了5 名年迈的克格勃人员（当然全是男性）：“克格勃 内有女性吗？如果有，她们占百分之几？从事什么工作？”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 ·邦达列夫少将有点难堪地答道：“克格勃内有女性，在一些方面她们是不可缺少 的。至于说她们占百分之几，我很难回答。坦诚地说，我没料到这样的问题，手头 也没有统计数字。”邦达列夫的同事中谁都不愿提到妇女所占的百分比及她们所从 事的不可替代的工作（主要是在食堂和打字室）。 第一总局工作人员在国外的日常活动和在亚谢涅沃的一样，在戈尔巴乔夫上台 后并没有很大变化。对外情报机构的大部分军官都按照三个方向之一在进行着活动： 政治情报方向，反间谍和安全方向，以及科技情报方向。这三方向人员的相互配量 大致是这样：政治情报占40％，反间谍和安全各占30％。新的工作人员在到达指定 地点之前通常都要接到谨防西方情报机构挑拨离间危险的指示。戈尔耶夫斯基回忆 说，他们一到达目的地，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邻居、附近商店的售货员和他们每天上 班经过的伦敦公园的园丁；他们总认为经常有人监视他们，然而，对于其中的大部 分工作人员来说，这段时期很快就过去了。 情报机构每天八点半上班。政治情报人员每天先研究报刊，他们要阅读伦敦所 有的重要的日报、周报和定期发行的刊物。每天情报机构人员先从保险柜内拿出标 有“急电”字样的双层公文夹，它比公文包要大的多。夹内最重要的文件大概是工 作记录本，其中大部分是行动联络的情报和总部来的重要信件，还有一个记录本是 供向莫斯科发电报和汇报情况所用。每个军官都有刻有特殊图案和编号的私人印章， 经常带在钥匙链上。每天下班前，每人都要收拾起自己的公文夹，在锁上用蜡泥塑 料贴上“急电”，然后再盖上印章，封好。 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种汇报时用普通纸张，而克格勃情报机构用35毫米的摄影胶 卷。克格勃技术人员先破译出情报，再由战役技术人员转拍到胶卷上。总部收到材 料后，通常先把它们冲洗显影，然后再对他们进行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所有重 要材料都开始采取这种办法——从缩微胶片洗印到纸上。给总部的电报首行通常是 公式化的标题： 伊凡诺夫同志收 P—77—81090一91一111—126 下面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标题： “伊凡诺夫”，这是总部发电报时的密码，这里是指一局（主管北美方面事务）。 “P”意思是“间谍”，区别于特别行动或由奸细传送的战役情报； 下面从“7” 开始的数字，暗指材料来源。“77”就是情报机构，“78”是文 献资料，“79”是官方文件翻译； 数字“8”后面的是起草文件的月、年，本文中即是“1990年10月”； 下面以“9”开头，暗指文件类型，“91”是间谍活动（本文中即是），“92” 是机密，“93”是分析，“94”是官方； 数字“11”后面的是情报的可靠性。“111”是可靠（如本文），“112”是未 经核查，“113”是不可靠； 数字“12”是指情报提供者从事的职业，如“12”是指提供情报的人在政府机 关工作。“126”是指外交部，“1213”是指新闻界。 可是，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克格勃的汇报并不特别准确。如果情报来自招募的 间谍，那么，负责人就很少再在此基础上凭空虚构或伪造；对详细的分类情报，他 们一般要进行一下查证；而对那些从大众传媒搜集来的消息则较为随便，甚至再臆 造一些细节讨好总部。戈尔巴乔夫当政初期，像这样的少量的杜撰是很平常的事情。 1985年3 月25日，要求伦敦情报机构送交一份有关英国对戈尔巴乔夫参加社会党国 际咨询委员会会谈反应的特急情报，政治情报处没来得及同自己的情报人员联系， 就凭空捏造了一些评论以讨好戈尔巴乔夫，然后再写上几个真实的联系人姓名作为 情报源。第二天，情报机构又接到一封急电，要求提供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参加欧 共体谈判的情况。政治情报处人员B·K·扎莫林到英国报界随便走了一圈，便粗制 滥造了一份报告，署上几个联系人或秘密间谍的名字。事后情报机构很快就查明， 报告摘自经济学家福林·里波尔特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文章讲的是苏联成功地窃 取西方先进技术一些失败行动的趣闻。情报机构清楚地知道，总部不会接受这篇文 章，并会说它是虚构的，因此便又起草一篇报告，内有情报机构情报提供者的亲笔 证明。在国外活动的总部人员有一个通病：很少怀疑所收到的情报的可靠性。 和招募的间谍保持联系，这是所有负责人不费吹灰之力搜集情报的最重要的方 式， 而且这一切都辅之于一套经过精心考虑的反监视程序。为了在下午4点钟同间 谍接头，情报人员要在下午1 点钟离开情报机构，经过事先选定的巧妙的途径到达 接头地——最好的是在高层建筑旁边的小停车场。私人楼房边的小停车场不很合适， 因为外交车牌将招致不必要的注意，而大停车场通常有许多警察。克格勃人员把车 停到车场后，就朝约定地点走去，那里有另一个克格勃人员驾车等候，接着他们驾 车在城里转悠一小时，看看有没有“尾巴”。与此同时，反间谍处在截听可能出现 的当地安全机关监视人员的无线电联系，或注意发现其它跟踪迹象，这种行为称作 “脉冲”。去接头的人员和他的同事的车内都装有接收机，通过它可使用密码与大 使馆通话，密码通常是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就是克格勃人员本人的代号及通信代码）。 如果没发现有被监视的迹象，克格勃人员大约3 点钟走出同事的汽车，以普通人的 步速步行前往接头点，在4点钟准时赶到。 近半个世纪来，克格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对外侦察的主要战役手段， 从招募“五杰”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克留奇科夫在发往国外情报机构的1984年 战役工作计划中再次强调传统的做法：“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募间谍的工作上。” 他号召情报处研究新的招募突破口，“特别要注意青年，让他们渗透到我们感兴趣 的目标中”。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升为克格勃主席后大概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观点。 1985年3 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看到了克格勃国外活动的两个优 势。第一，他确信，瞬息万变的同际政治要求反应灵敏的情报机构；他的闻所未闻 的对外政策的首创性要求最大限度提供西方对此反应的政治情报。 在戈尔季耶夫斯基逃离俄罗斯之前，总部就给政治情报处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而从1985年夏季开始，这种要求无疑更高了。90年代第一总局的主要优势在于任命 了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为局长，他于1988年10月接替了克留奇科 夫。舍巴尔申同1953——1956年的第一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 一样，是在外交舞台上开始升迁的。1958—1962年、1966－1968年，他在巴基斯坦 工作，此后调到克格勃，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培训后开始在亚谢涅沃工作。1971年他 被派往印度领导政治情报处工作，直到1975年才提升为新德里方面主要负责人，在 那里工作到1977年；1979年沙赫倒台后，他前往德黑兰任负责人，直到1983年被驱 逐出境。1985年夏天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第一总局时，舍巴尔申已担任了一年的副 局长工作，主要是起草第一总局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他击败了觊觎总局局长 一职的占据高位的候选人，他的报告给政治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能给政治局留 下深刻印象， 肯定是触及了一些重大问题， 如西方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反应。 1984年，正是因为戈尔季耶夫斯基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咨询材料而升为伦敦情报机 构负责人，与此同时，帮助舍巴尔申后来升为第一总局局长的显然是他呈送的那些 报告。 显而易见，90年代克格勃利用苏联领导人像过去一样地对秘密报告的嗜痹心理， 继续把由公开消息源搜集来的情报作为秘密间谍的报告，呈交上去。舍巴尔申说： “第一总局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向苏联领导人提供可信、准确的有关西方主要国家对 我国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的现实计划和阴谋的情报。”第一总局努力维护这样一种 神话：只有他们才能正确理解西方，苏联在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只会 有助于加强他们的影响。随着华约组织的解体，克里姆林宫从东欧撤出了几万军队。 苏维埃国家的思想基础崩溃了，作为共产主义信仰中心的莫斯科，其威信也随即崩 溃了。苏联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它停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因而，间谍活动越 来越显出它的巨大的重要性：它成了保证苏联在全球影响的主要手段。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 苏联对外侦察的第二个主要职能是从事科技间谍活动。 1984年12月5 日，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大使馆一次非公开性谈话时（当时戈尔季耶夫 斯基也在场），禁不住称赞了第一总局T 局以及它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处 所坚持的工作方向。显然，那时戈尔巴乔夫就把秘密搞到西方的技术作为经济改革 的重要部分来研究。 几年中第一总局T局的行动很有成效。T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 采夫活跃而谨慎，他早在60年代就开始从事科技间谍活动，当时他在伦敦情报机构 工作。他试图把T 局从第一总局分出去，成为克格勃的一个独立部门。可是，克留 奇科夫完全不允许自己间谍帝国的这一重要部分被分离出去。扎伊采夫表示，T 局 财政上不仅要自给自足，还将承担克格勃国外活动的整个系统的费用。T 局虽没从 第一总局分离出去，但它有了足够的独立性。它的学员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单独学习 它自己的课程，几乎所有人都曾受过技术教育。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人员 很少同其它部门的同行们交往。 尽管如此，应该说，T局是按集科技情报庞大机构 的最重要的部门。 搜集科技情报的主要领域是国防领域，在8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协调 这方面的工作。戈尔巴乔夫时期，军事工业委员会（军工委）地位相当于国家军事 工业综合委员会，它的主席由一位副总理担任，协调5 个情报部门的行动：情报总 局、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院秘密处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 员会。据80年代初化名法尔韦尔的T 局法国间谍说，1980年，军工委曾3617次下令 搜集详细的科技情报，到年底完成了1085个命令，这些情报被用于3396项科学方案 和研究设计试验。在军工委看来，30年代初90％的有价值的情报来自情报总局和克 格勃。大量的科技情报在西方可以公开搜集到、如从科学大会、技术小册子等，所 以情报工作被赋予了极大意义、 1985年，军工委的情报61．5％来自美国的情报源 （不一定来自美国） ，10．5％来自西德，8％来自法国，7．5％来自英国，3％来 自日本。 尽管没有近年来的可靠数据统计，但所有迹象表明，大规模的科技间谍活动正 呈上升趋势。军工委最大的成就，大概是它仿制了美国空中预防和控制系统、美国 “ B－IB”轰炸机（即苏联“海盗旗”轰炸机）、计算机IBM系列等。 苏军质量的提高就是建立在这些“成绩”之上的，据估计，大约150 个苏联武 器系统依靠从西方偷来的技术。 T 局将近一半的工作都用来完成军工委下达的任务。至1980年，他们搞到5456 个“样品”（设备、枢纽站、微型系统图等），其中，4．4％用于国防领域，28％ 通过国家各部委用于民用领域，28％用于克格勃和其它组织。在T 局搜集来的情报 中，一半以上来自“盟国”的情报机构，更确切地说，主要来自东德和捷克。1989 年前，苏联盟国的科技间谍活动组织不断扩大。1990年年初，东欧的一些对外情报 机构想讨好新任的政治“盟主”，便集中全部精力搜集西方那些能顺利地用于工业 现代化的科技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怀布斯特说，克格勃在继续扩展行 动，“尤其是在美国。在这里，它们企图招募大量的懂得技术知识或能够搞到技术 情报的人员”。 在西欧，T 局从意大利成功地搞到了90年代初为北约研制的“卡特林”无线电 电子通讯的情报，甚至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西德程序设计员潜入五角大楼和其它科研、 军工电子系统的情报基地。90年代初，科技情报处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东亚地区，企 图渗透到日本、韩国等国家。 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科技情报，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作出了巨大 贡献，并使之更加巩固。正如埃内斯特·格尔涅尔所再三重复的那样，苏联打破一 党体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斯大林时期这种体制建立在恐怖和官方信仰的基础之上， 而对这种信仰很少有人怀疑过。赫鲁晓夫时期，那种恐怖消失了，官方信仰的人和 国教教徒都感到远离了斯大林主义的灾难，相对安全了，要知道在过去那种灾难能 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曾有一段短期的幻想热潮。但在安德罗 波夫时期，如同恐怖一样，对原有体制的信仰也消失殆尽。苏联文学家n ·巴特金 称这段时间是“灰色官僚”时期，即统治灰暗、平淡无奇、萧条停滞、行贿受贿、 官僚主义。 由于苏联领导人对周围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的原有看法已经改变，因此，内部 体制变得衰败，而开始实施新的，最文明的对外政策。从斯大林的独裁到戈尔巴乔 夫时代开始这段时期内，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真正了解西方，他们的天才就在于善 于理解克格勃政治情报处提供的情报的深层含义，而这种含义由于情报处思想上的 局限性和对阴谋理论的热衷而变得令人费解。在同西方打交道过程中，他们用战术 上的狡滑、残酷无情，企图在一些小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和从外交官和情报机构了 解到的西方的一些弱点，来掩盖自己的无知。苏联建立了庞大的外交官、间谍、记 者和科学人员队伍，由他们去搜集大量的有关西方危机的情报，以帮助苏联实现世 界超级大国的美梦。但到头来却破坏了已经从内部开始腐朽的苏联政体。 苏联终于发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型的领袖人物，尽管他也有许 多传统的教条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正确观点。但他很清楚共产主义制度已入了歧途， 他准备采取新的思想。戈尔巴乔夫的最有声望的顾问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 科夫列夫，在他上台前是一位政治家，他1973—1983年10年间是苏联驻加拿大大使； 凭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很了解西方。雅科夫列夫的脑袋只是部分被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武装。他在克格勃与戈尔巴乔夫的多次会见中，对新思维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克格勃在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计划撤销并锁人档案柜以后，也开始更加清醒地 一观察周围的一切。 1987年，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速度过快、规模过大。 他利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10 周年纪念日，重提关于西方情报机构（其中包括 托洛茨基主义）阴谋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渗透的旧理论，“我们社会的道德、政治 潜力和苏联哲学仍是一些特别机构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搞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 ……因此，它们不仅致力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而且企图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和共产党的政策，竭尽全力阻碍苏维埃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为 此，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多次兜售他们那些腐朽的理论，经常从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 机会主义学派的仓库中，搬出些陈词滥调作为论据”。遭到切布里科夫攻击的帝国 主义情报机构的“意识形态破坏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他们试图“破坏党和人民 这一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第二种是传播“民族主义 病毒”，这种“民族主义”，“不久前已导致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 出现挑衅性袭击”。切布里科夫自己也完全有可能相信这种胡言乱语，这使戈尔巴 乔夫感到难堪。1987年前，切布里科夫同善于随机应变的克留奇科夫非常亲近，他 曾劝说后者稍微压制一下传统的阴谋理论，以适合新思维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甚至 迈出了破天荒的一步，1987年12月，他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时竟带上了克留奇科夫。 这次访问将签署中短程导弹条约——第一个限制超级大国核军备的法律性文件。克 留奇科夫按照惯例，并没有大肆炫耀自己的华盛顿之行。但在此之前，苏联首液从 未带着第一总局领导人一起访问西方。 1989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热情地评论克格勃和第一总局领导人“在我们社会发 展的新阶段和民主进程混乱的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工作”。这之前，担任克格勃主 席的切布里科夫已感到自己的时日将至，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了他的职务。 切布里科夫在不得不把克格勃主席的位置让给克留奇科夫前11个月的时候成为政治 局委员。任命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担任克格勃主席（以前从未发生类似情况）。 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第一总局威望和克格勃重要性提高的最好证明。 克留奇科夫在外交部会议上宣读了他的题为《对世界的客观看法》的告别演说。 发言中新旧思维以奇怪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克留奇科夫的这次发言证明，第一总局 自核导弹攻击间谍战5 年来对西方的看法已有巨大改变。总之，他的讲话比较乐观。 他特别强调，消除和“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已最终成为“完全可以达到” 的目标。苏联的国际形象随着改革也已改变：“敌人的形象以及苏联被看作极权主 义和半文明社会的形象都正在被洗刷，我们在思想意识和政治方面的论敌，正在承 认我们改革的深度和它对国际政治的积极影响。”克留奇科夫说：“我们很难划出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社会政治阶层，同具体地区或国家富有特色的政治力量派别之 间的区别。客观地讲，至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还不客观，还没有摆脱刻板的论调和 陈规旧矩，所有说我们对外政策行动很有成效的说法还不切合实际。”克留奇科夫 的讲话表明，昔日的对阴谋理论的怀疑还在他的心中徘徊。他没具体提到核导弹攻 击间谍战，但他还试图再证明它的存在：“许多从前的任务（第一总局的）还在日 程上，其中主要的一项还是来自核冲突的直接危险。”与此同时，克留奇科夫还因 循守旧地攻击西方、“首先是美国”的情报机关：“他们完全扮演着右翼保守势力 突击队的角色，他们是帝国主义‘制动系统’的一件最锐利的武器，是我们改善国 际形势道路上的阻碍因素。在西方，间谍狂的广泛行动，和对付苏联国外机构的粗 暴的挑拨离间行为没有失去活力，这并非偶然。”克留奇科夫宣称，仅1988年上半 年，针对苏联国外使团和公民的挑衅行为就达900起。 克留奇科夫担任克格勃主席之职后，至少在公开场合的立场变得灵活了，他开 始了一场活跃社会舆论的运动。他宣称：“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克格勃 的形象都应同其高尚的目标一致，那些目标是我们的工作所要努力达到的。”1989 年初，克留奇科夫成为克格勃历史上第一位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美国大使的主席。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同其他的克格勃高层人员接受了西方记者采访，举行了记 者招待会，甚至在国外电视公司放映的《今日克格勃》电影中频频露面。克留奇科 夫举行了一系列记者招待会，接受苏联观众电视采访，出现在最高苏维埃举行的任 命仪式上，在那里被迫回答了代表们的96个问题。虽然许多人同意任命克留奇科夫 为克格勃主席，但在表决时，仍有26名代表弃权，6名投了反对票。 在克格勃的全部活动中，克留奇科夫关于要与社会各界保持密切联系的主张一 直未变。他认为，克格勃的行动要“同苏联法律制度严格一致”，置于党的监督之 下，愉快地、主动地接受最高苏维埃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新设的委员会的监察， 完全抛弃过去斯大林的恐怖。他建议建立“完善的保障系统”，以防止历史悲剧重 演。虽然克留奇科夫的言行富有新意，但他却明显地有些过分了。他宣称，克格勃 内没有告密者，“只有助手”，告密是受千千万万苏联人鄙视的行为。鲍里斯·叶 利钦当面对他说：“首先，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不是“助手”，而是 相关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间谍网，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道德损害……在民主化 时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虽然克格勃积极组织行动，破坏叶利钦的威 信，但1990年5 月他还是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他也迈出了前所未 有的一步，拒绝接受克格勃的警卫。警卫任务由最高苏维埃秘书处新成立的分队担 任。 80年代末期， 克格勃国外行动最重大的变化是开放程度和演说水平的提高。 1990年，列昂尼德一舍巴尔申的第一总局局长任命书第一次刊登在报纸上。《真理 报》记者获准进入位于亚谢涅祆的第一总局总部，舍巴尔申办公室给他的印象不像 克留奇科夫任总局局长时的办公室那样令人望而却步、阴森可怕。搁架上立着一张 合巴尔申的孙子的照片，书架上排放着西方出版的有关克格勃的书、索尔仁尼琴及 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以前这些书都被认为是反苏作品。舍巴尔申对《真理报》记 者说：“现在我们尝试着向国际政治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利用一切机会改善国际关 系，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决议。”然而，他对那种对第一总局历史所作的修正主义 的诠释却持不赞成的态度。“我坚决反对现在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罪过推到苏联 头上的做法。”西方的威胁并未消失：“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敌人的阴谋诡计。” 戈尔巴乔夫执政前5 年第一总局的变化主要是表面上的。但在行动上也不能说 毫无变化，我们可以从“积极行动”谈起。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并未试图介 入该行动领域。1975－1985年10年间A处（特别行动处）的人员从50人增加到80人。 A处机关设在亚谢涅沃， 普希金广场的《新闻》出版社还有它30－40名人员。克留 奇科夫本人满怀热情地支持“积极行动”、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看来，他对其行动成 功抱的幻想过高。他常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一起全面“积极行动”，他的热情似乎 由此也感染了国际部。 1985年初，A处第一副处长N·X·索茨科夫对戈尔季耶夫斯 基说， A处在行动中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三个方面：准备破坏美国各项政策威信的材 料；组织加深美国与其北约盟国之间冲突的行动；支持西方保护和平的运动。戈尔 巴乔夫时代初期，A处特别引以为骄傲的是组织了“煽风点火”行动，对1985年5月 里根总统在欧洲议会上的讲话进行抵毁。一位从事“积极行动”的克格勃高级军官 有根有据地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克格勃甚至能偷偷把标语塞给游手好闲的人。 在国外情报机构工作的政治情报军官，通常应把25％的工作时间用于“积极行 动”，而实际上他们这方面花费的时间要比规定的少得多。就像A 处伪造的文件和 材料的质量不—一样，它的人员也形形色色，纷繁复杂。其中，有近50％的军官是 “积极行动”专家，但其余的人大都是各处抛掉的渣滓。第一总局中有才能和虚荣 心的副博士中很少有人想去A处工作。 它被看作是一潭死水，无人员流动，只要进 了A处出国的机会就很少了。 由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叛逃，整个积极行动计划不得 不中止，其中包括两项最重要的计划——破坏监督前来苏联宗教生活的凯斯顿·科 列吉威信的计划和伪造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寄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国际 政策的文件。 80年代末。苏联在西方（而非第三世界）的积极行动的挑衅性减弱了。A 处在 80年代初曾为阿尔涅·彼德森这样的西方间谍准备了大量的攻讦里根和撒切尔夫人 的檄文和抨击性文章，但都逐步弃之不用了，苏联对那些曾为克格勃行动作掩护身 份的许多组织也冷谈起来。1986年，多年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罗默什·昌德 拉被迫做了自我批评，这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心甘情愿的。他承认：“对理事会主席 工作的批评应引起注意，同时对这项工作也应给予必要的纠正。”“纠正”的主要 方法是任命来自芬兰的约翰内斯·卡斯拉赫季为新的秘书长，正如所预料的那样， 日后他将替代罗默什·昌德拉担任理事会主席之职。但人事的变更未能恢复理事会 的威信。1988年，克留奇科夫的妻弟，苏联维护和平委员会主席亨里希·博罗维克 呼吁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成为“真正的多元组织”。1989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承认其经 费的90％来自苏联后，它失掉了最后的信任。戈尔巴乔夫时代，它的行动和优先地 位有所改观，似乎一些积极措施还在发挥作用。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继续通过其 它组织和渠道（苏联并未明显介入），监督它的“灰色的”半合法化的积极行动。 A 处继续同国际部合作，组织“黑色的”或秘密的积极行动，但苏联在这些行动中 相当隐蔽。 第三世界国家是国际部和A处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领域。80年代末期，A处每年 假借美国官方材料伪造l0－l5份文件，其中一部分是所谓“冷门”赝品，它们悄悄 地向第三世界国家有威望的人物证明，中央情报局和其它美国机关正在他们国家进 行敌对活动；还有一部分是依据大众传媒编造的。在这些伪造文件中，有一封伪造 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乌里亚姆·凯西的信，内载1988年，里根总统破坏巴拿马稳定的 有关指示；还有一封伪造的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1989年给美国国会的信，内有 同美国进行军事、侦察、经济合作的秘密协定。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积极行动”在第三世界最富有成效的战役，大概是把 艾滋病出现的罪过归咎于美国细菌武器试验室。这次战役由公开宣传和A 处秘密行 动两部分组成。这件事开始于1983年夏天刊登在印度亲苏报纸《爱国者报》上的一 篇文章。文章称艾滋病病毒是美国在马里兰卅进行遗传工程试验时产生的。开始时 文章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但后来在1985年10月份的苏联《文学报》上被一再 渲染。在此期间，俄罗斯出身的东德退休生物物理学家雅科夫·谢加尔教授用“间 接证据”试图向人们展示，艾滋病病毒是由人工手段从自然界自然存在的两种病毒 交合而来的。后来、这种间接证明被完全推翻了，然而，这次伪造的有关艾滋病的 充满科学术语的说法不仅风行了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引起了西方大众传媒的兴趣。 1986年10月，保守的不列颠《苏格兰人快报》头版刊登了一篇由谢加尔教授接受记 者采访时讲话改写而成的冗长的文章。1987年上半年这件事在4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 得到了广泛的阐释。 可惜这次“积极行动”在即将达到成功的顶峰时，被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败 坏了名声。1987年7 月，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讲真话， 只讲真话。”显然，他和他的顾问们都担心西方会揭露苏联时常出现的虚伪报道， 这会威胁到苏联在西方的新形象。在从国际科学组织收到美国官方关于这次艾滋病 事件的抗议书和反驳书后，苏联首席艾滋病专家维克多·日丹诺夫和克里姆林宫都 深为“积极行动”的这次成功战役感到难堪。1987年8 月，莫斯科向美国官方人士 声明，关于这次艾滋病事件苏联官方已予以批驳。的确，报刊已完全停止刊登这方 面的文章，而从1988年9月开始，苏联的大众传媒再没提及过这件事。 虽然苏联官方在1987年8 月驳斥了艾滋病的说法，但它同时却在第三世界用下 流无耻的积极反美行动来补偿。最成功的一次行动，是刊登了美国人将拉美孩子解 剖后进行器官移植的事件。1988年夏天，在布鲁塞尔的亲苏组织国际民主法学家协 会再次提到了此事，后来报界在50多个国家就此事大肆渲染。1988年9 月，法国共 产党员、欧洲议会议员达内丽·杰玛尔什女士建议官方给买卖儿童器官的人判罪， 并把要控诉的材料作为报告寄给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在众多会员缺席的情况下， 协会就此建议进行了公开表决。一些与克格勃无关的人员也参加了这场粗制滥造的 闹剧，如叶戈娃领导的情报网，1989年在它的杂志《觉醒》上刊登了一篇有关这方 面情况的文章，该杂志发行量达l100万份，用54种语言出版。希腊一家报纸写道： 在美国可以随便买到人的心脏，价格从10 万到100万美元不等。其它捏造的说法在 1990年也遍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如有一种谣言， 说美国正在研制或已经研制出 “民族武器”，专门消灭有色人种。1990年之前，新思维政治完全禁止苏联报界反 西方虚伪报道潮流的泛滥，但对A处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规模行动却没有多大影响。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克格勃对恐怖主义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莫斯科对它的 第三世界的几个恐怖主义者朋友的恶感不断增加，这在卡扎菲上校身上表现得尤为 明显。1984年4 月17日，利比亚人在伦敦塞恩特·詹姆斯街心公园的利比亚大使馆 （利比亚人称大使馆为“人民委员会”）前游行示威，这成了苏联和卡扎菲关系的 转折点。利比亚安全机构的一军官从一楼窗户向示威人群开了枪，打死了女警察伊 冯·弗莱切尔。不列颠马上同利比亚断绝外交关系，把60多名利比亚官员和卡扎菲 的一些追随者驱逐出境。当时《真理报》就此枪杀事件异常坦率地写道：“没想到 开了枪……结果一名女警察被打死，数人受伤……更有甚者，华盛顿散发的报告说， 借助间谍卫星截获了一封从的黎波里寄往伦敦的密码信件，信中命令，大使馆人员 可以向游行人群开枪。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的次日，不列颠当局通过了同利比亚断绝 外交关系的决议。”《真理报》刊登了利比亚的反驳文章，但读者毫不怀疑大使馆 内有人确实开了枪。 顺便说一下，克格勃对枪杀弗莱切尔事件的了解，要比《真理报》对读者讲的 多得多。1984年4 月18日苏联驻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的电报，其中有可靠消息 说，是卡扎菲亲自命令开的枪。电报还说，为了监督这次行动，利比亚情报机构这 方面的专家专程从东柏林飞往伦敦。后来里根总统称卡扎菲是“古怪的下流坯子”， 总部对此很赞同。1985年3月，卡扎菲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称开 枪时打死了“一条野狗”。总部评价说，这个讲话证明卡扎菲本人是一个彻底的行 为偏激狂。卡扎菲声明说：“我们全国人民具有合法的和神圣的权力去消灭我们的 敌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夜晚。”他还解释说，建立 由150 名经过培训的恐怖分子组成的“穆塔拉比索温”（意思是“时刻准备着！”） 新纵队是为了在全球肃清利比亚的敌人。 总部不赞成卡扎菲把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资金、武器、炸药再提供给爱尔兰 共和军。70年代末英国报界曾宣称，爱尔兰共和军中的恐怖分子获得了苏联武器。 后来克格勃一名高层领导做了紧急调查，查出武器来自利比亚。当时莫斯科正式介 入此事并声明，它对于卡扎菲这一作法及购买苏联武器的诡计所带来的后果不负责 任。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莫斯科的立场改变了，苏联十分不安地盯着恐怖分子使用 苏联武器。 70年代和8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曾不止一次地试图与在都柏林的克格勃军官和 以记者身份来到贝尔法斯特的驻伦敦情报机构人员建立联系，但总部对此不予理睬。 克格勃驻都柏林情报机构通常很不乐意去同这些非法组织有所接触，因为他们认为 在爱尔兰似乎没有任何保密的可能性。克格勃军官们说，随便走进一个啤酒馆，听 听那里的谈语，都可令人惊奇地了解到许多情况。而总部对来自爱尔兰的间谍的汇 报并不特别满意。1985年2 月，三处处长尼古拉·格里宾来到都柏林检查工作，并 想竭力提高当地克格勃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此前几年，他曾写了关于北爱尔兰情 况的书。当时，总部把爱尔兰作为年轻地下工作者的训练场，他们一般先在那里干 上一年半载，以便在接到去更重要的国家的（按克格勃的观点）任命之前，了解爱 尔兰和不列颠的生活。 总部不太想和恐怖主义者小组有牵连，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这方面的表现更明 显，这是因为过分害怕自己也成为恐怖主义行动袭击的目标。1985年4 月，总部发 出由克留奇科夫亲自签发的通令，要求对8、9月间发生在保加利亚的一系列爆炸事 件予以重视。虽然制造爆炸的凶手还未查明，但克留奇科夫宣称，炸弹装置的复杂 性证明有一个西方的“特别行动组织”参与了爆炸事件。克留奇科夫自然倾向于西 方可能耍各种各样的阴谋，因此他认为，西方可能试图利用恐怖主义破坏苏联盟国 的稳定。他担心西方利用保加利亚侨民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这就有可能成为在其它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类似活动的恶劣先例。克留奇科夫建议各驻外情报机构与当地警 察局取得联系，并向它们强调对付恐怖主义危险的国际间合作的必要性。需要指出 的是，这样的协商合作已经开始了。古克在1980－1984年任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的 4 年间，先后约有10次同当地警察局取得了联系，向它们提供了来自中东的恐怖主 义者的情报。当然，他主要是通报恐怖主义者对苏联目标的潜在威胁，但他很少提 供恐怖主义者可能袭击自己仆从国的情报。 约在同一时期，即当戈尔季耶夫斯基接到克留奇科夫关于保加利亚爆炸事件的 通令后， C局 （从事地下活动和特别行动） 局长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 （前纽约情报机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请他寄来了一套有关如何对付恐怖主义和西 方特别行动的材料。其中，最令人奇怪的请求莫过于索要彩色电影《制胜的勇士》 的拷贝，德罗兹多夫认为，通过这部电影能找到英国特别航空机构一些战役方法的 秘诀。除此要求外，他还要求提供左翼恐怖主义分子小组、不列颠“特别军事分队”、 武器交易行动及古怪、神秘暗杀行动的情报。C 局甚至想知道英国生产的防弹背心 的详细情况，这种防弹背心重量不足2 公斤。德罗兹多夫是作家弗雷杰里克·福尔 赛特的忠实崇拜者，他再三建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一读他的小说《第四备忘录》— —它是克格勃人员的案头必备书。如德罗兹多夫所说。该书描写的是一名克格勃特 别行动专家朝夕思慕的幻想：为了使左翼政府掌权，在大选之前，苏联间谍在英国 的一个美国航空基地制造了一起小规模的核装置爆炸案。 根据德罗兹多夫开列的这张清单可以看出，他很想更多地了解特别行动和恐怖 主义行动的情况。但戈尔季耶夫斯基猜想，他可能想在英国实施一项克格勃早已计 划好了的特别行动，德罗兹多夫一再要求伦敦情报机构租一些空仓库、这引起了戈 尔季耶夫斯基的怀疑：他确实在寻找储存武器和特殊设备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 一再索要一些情报，而这些情报只有在为克格勃某项战役组织掩护时才需要。 显然，克留奇科夫对恐怖主义向苏联蔓延的担心压倒了德罗兹多夫在西方掀起 冒险的“特别行动”计划。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切布里科夫任克格勃主席 之职后，东西方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成为他的一系列文章和接受记者 采访时的主要题目。 1988．年12月，一架从高加索起飞的“伊尔”客机被劫往以色列后，克留奇科 夫说：“我们的工作开始了新阶段。”在此之前的15年间曾发生过15次劫机事件， 它们虽都被及时制止了，但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报界对此只字未提）。1988年12 月亚美尼亚劫机犯要求飞机在以色列着陆时，克留奇科夫说，“克格勃没反对，因 为我们相信。我们同以色列能相互理解”。结果没发生流血，“没有一个孩子，没 有一名参加该行动的工作人员遇难，甚至没有一个恐怖分子丧生”。苏联外交部长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以色列为和平解决该事件，并遣返劫机犯方面所提供的帮 助公开表示感谢。克格勃对此表示赞同。克留奇科夫的副手维塔利·波谱马廖夫将 军在就劫机事件首次举行的西方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这是苏联和其它国家就此 类事件进行的首例合作。”克留奇科夫的另一副手格尼·阿格耶夫将军向塔斯社提 供了事件的详细情况，他说，劫机小组的策划者帕维尔。亚克什扬兹是个吸毒者， 克格勃给了他麻醉剂。“因为我们认为，这能使他平静下来。” 1989年克留奇科夫的一系列讲话中，都号召克格勃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它西 方间谍组织在与恐怖主义斗争时进行合作：“恐怖主义者的一只翅膀用来对付美国， 另一只对付苏联。我们对消除本世纪的这种可怕现象都很感兴趣。如果我们采取最 果断的措施，那我们就会很快结束这种罪恶。恐怖主义的残余部分还可能存在，但 它仅仅是残余部分，不是恐怖主义本身。”7 月，克留奇科夫在对最高苏维埃的一 次讲话中和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强调指出正在增加的核恐怖主义的危险，这也 是东西方国家间情报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最高苏维埃的听证会上我曾讲错 了一句话，即当今世界已丢失了几吨浓缩铀。可不是几吨，而是几百吨。虽然我们 可以猜测，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到哪里去了。当今世界上知识迅速传播，技术潜能越 来越高，以致于很容易地就能组装出一个核装置，它恫吓的已不再是一个城市，而 是整个民族。我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因为全球罪犯猖撅。简短地说，我 们都准备在同恐怖主义和毒品交易的斗争中合作。”1989年10月，克留奇科夫宣布 解散研究持不同政见者的五局（它的职能转给了第二总局，但在形式上已被淡化） 和成立维护苏联宪法体制的新局，该局要协调同“70年代初以来席卷全球的恐怖主 义”的斗争。他还宣布说，克格勃70年代在苏联揭露并打击了“1500多名带有恐怖 主义企图的人”。同时，克留奇科夫还派了两名不久前刚刚退役的克格勃高级军官， 前去参加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同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秘密会议，并讨论同恐 怖主义斗争的方法，他们是前第二总局副局长费奥多尔·谢尔巴克中将和前第二总 局反恐怖主义专家瓦连京·兹韦兹坚科夫少将。 但是克留奇科夫对其本人建议的，这种和平时期进行循史无前例的情报合作划 定了界线：“侦察，这是一种无规则的游戏。虽然它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 很遗憾，并不能使我们签署一些协议，规定我们如何、按什么原则来进行相互争斗 的情报战役。但是我想，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始终烙守‘礼貌的准则’。”克留奇 科夫提出的这种有限合作，使西方情报部门传统的恶魔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 我们知道，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报界经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它描写 成“令人极端厌恶的啊牙裂嘴的丑八怪，贪婪地吞食诚实的纳税人钱财的吸血鬼， 粗暴践踏一切道德准则、凌辱全民族尊严的恶魔”。70年代，第一总局内敢于明目 张胆地极力批评克留奇科夫的，是英国事务专家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和美国事务专 家奥列格·卡卢金；前者1980年被解职，后者是第一总局内最年轻的将军，1980年 被派往列宁格勒，他们都渐渐地被人忘掉了。 虽然柳比莫夫把罪过平均地推到东方和西方情报机构头上，但他还是常常鄙薄 地讥笑克格勃的自命不凡：“一次甚至极微小的成功都要颁授勋章。秘密情报机构 好像刘易斯·凯罗尔童话中的百兽和群鸟，围着一个问题转圈：谁是胜者。一听到 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会一齐回答：‘我们！’克格勃与其在西方的同行一样，变成了 间谍狂，‘破坏积极的外交努力’、‘在恶化国际形势方面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柳比莫夫认为，卫星侦察带来了“稳定的效果”，减少了双方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但当他在1989年成为克格勃第一个离任的驻外间谍头目后，他在苏联报纸上呼吁裁 减第一总局以及克格勃庞大的国内机构。1990年柳比莫夫出版了《关于传说的传说》 ——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之间有价值的秘密战滑稽剧。《莫斯科新闻》报认为可以 把柳比莫夫的这本书改编成一部“很好的音乐喜剧”。 奥列格·卡卢金由于着手调查几个带有政治背景的受贿事件，而于1987年被解 除列宁格勒克格勃副主席之职，此后，他开始公开批评克格勃。1988年他开始对在 第一总局掌权14年的偏执狂克留奇科夫，发起了几乎毫不隐蔽的攻击：“就在几年 前，上面有人强迫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不成体统，其根源不是隐匿在我们体制内 的弊病，而是由于敌人的包围、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极力压制、少数人的反 社会行为和国内犯，这些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恶意的宣传和挑拨离间的结果。”卡 卢金1980年被克留奇科夫从第一总局解职也是因为类似的言论。即使在批评美国的 秘密行动时，卡卢金也是从克格勃的角度来抨击中央情报局这个传统的敌人。他在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担任驻华盛顿政治情报处处长时，对以下情报就曾深思良久； 中央情报局对越南战争结局的观点要比五角大楼的现实得多。他说：“我曾多次同 中央情报局人员见面，但他们都没告诉我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是些极其敏感，富有 教养的交谈者，在发议论时不会走极端。我并没被他们善意的微笑所迷惑。但我认 为，他们对全体苏联人民并不怀有阶级仇恨。”卡卢金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 怀布斯捷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当他感到要维护正义的事业时，就不怕影响自 己同白宫的关系。”显然，卡卢金对克留奇科夫并没有太大的好感，他在1990年称 克留奇科夫的改革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涂粉。“克格勃的爪子和阴影充斥了生活的各 个领域，所有关于克格勃新形象的议论都只不过是伪装而已”。 克格勃和整个世界一样，都未能预见到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解体的速度和时间， 而实际上，解体早在1989年就已经开始了。但可能是它首先感觉到二战末期形成的 苏联集团注定必遭灭亡。80年代初期和中期，总部对东欧未来的态度就表现出绝望 和宿命论一一一80年代末更加深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戈尔季耶夫斯基就听到 一些悲观的抱怨、说共产主义制度不可信，责备说“我们推行了苏联的堡垒政策， 但这些国家都要完蛋了！”尽管这种说法未必很严肃，但类似的议论却在1989年的 变革中被东欧国家所证实。 在1985年3 月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任总书记以前，三个东欧国家就根据不 同的原因，严肃地向总部表示了他们的担心。第一个国家是波兰。1980－1981年间， 由于团结工会力量的迅速壮大，第一总局在波兰的地位已经动摇。1981年12月，雅 鲁泽尔斯基、波兰军队和波兰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动军事政变，镇压了团结工会。虽 然其娴熟的手段得到了莫斯科总部的赞赏，但克格勃比大部分西方观察员都明白目 前的情形只是暂时的。 总部主要担心罗马教皇在波兰的威望迅速提高并压倒波兰政府。当然，任何一 个苏联领导人都可以重复二战末期斯大林那个自负的问题：“教皇有几个师？”但 那个时代已成为历史。 总部的大部分波兰专家回顾过去时都认为， 波兰危机始于 1978年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特雷（后来改名为约安·帕维尔二世）被选为罗 马教皇之前。7 个月后，当沃伊特雷以新罗马教皇身份来到波兰时，全国几乎四分 之一的居民前去迎接他，其余的则通过电视注视着他9 天凯旋式的访问。访问结束 时新罗马教皇回到了他的故乡克拉克夫，他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对我都是非常珍 贵的”，感动得许多人在街上号陶大哭。当时已经腐朽的国家政治体制同教会的道 德威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部对克格勃参与1981年谋杀教皇的企图的说法不一致。几乎有一半同戈尔季 耶夫斯基谈过话的人都表示相信，克格勃不会干这类谋杀活动，即使是借保加利亚 人之手。而其余的人则怀疑从事特别行动的总局八处与此事有牵连，也有一些人对 谋杀未遂表示遗憾。 1983年约安·帕维尔回到故乡，当他号召对波兰体制持反对意见的人起来保护 教堂时，共产党政府再一次暴露出它缺乏威望的弱点。1984年10月，波兰国家安全 部宗教事务处绑架和杀死了支持团结工会的神甫——叶日·波佩留什科的父亲，大 约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瓦文萨在他的墓旁高呼。“团结工会永存，因为你为它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雅鲁泽尔斯基为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命令公开审判凶手， 这引起了第一总局新的不安。1984年年末，总部在通令中命令，要在1985年进行一 系列积极行动，破坏教皇约安·帕维尔二世的威信。 总部对东德并不像对波兰那样感到忧虑。总部虽然对东德的共产党制度没抱任 何幻想，但它在戈尔巴乔夫初期，也没希望那里的共产主义迅速崩溃。令总部最不 安的是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越来越不听命于莫斯科。1971年78岁的瓦尔特· 乌布里希离开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位置之后、莫斯科想扶持维利· 施托弗，但在选举时昂纳克战胜了他。恼羞成怒的施托弗告诉莫斯科，昂纳克的民 族主义会威胁到苏德关系。后来证明确实如此。 乌布里希能忍耐肆无忌惮的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人员，昂纳克却不能，因此就 出现了一系列事件。70年代中期，德国当局发现一名克格勃人员喝醉后在卡尔斯鲁 厄市中心开车，便逮捕了他，此后，克格勃东德中心局局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 ·拉扎列夫将军，向莫斯科抱怨，说东德当局用“纳粹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友好大 国（指苏联）。当时昂纳克对拉扎列夫满怀牢骚，在他的坚决要求下，拉扎列夫将 军被召回了莫斯科。1983年昂纳克又对苏联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 夫的举止傲慢产生不满，于是，后者也被召回，派任旅游局局长一职。东德国家安 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和任职多年的情报总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向莫斯科总 部抱怨说，昂纳克阻挠苏德间建立密切的情报合作关系。后来，当米尔克和沃尔夫 两人结仇后、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关于如何巩固米尔克和沃尔夫的影响以对付 昂纳克、如何保证他们二人最后不分道扬键的问题在总部争论不休，其中一部分辩 论在格鲁什科的办公室举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参加了。尽管如此，1985年总部还 是不希望苏联的改革再给苏德关系带来紧张因素。 在东欧各国中，总部最担心的莫过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建立的腐 败的新斯大林主义体制。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齐奥塞斯库已同华沙条约组织貌合 神离。1983年第一总局十一处（负责东欧事务）提供的一份详细的有关罗马尼亚情 况的资料预言。该国在近几年内将会出现经济崩溃——目前它已踏在破产的门坎上。 那份资料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罗马尼亚失去苏联的控制，它就可能投入西方 怀抱。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之前，就已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种可能性。戈尔 季耶夫斯基在伦敦的最后两年内（他先是副职，后任驻伦敦机构的第一把手），总 部曾几次询问他西方各国对罗马尼亚的态度。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独裁制度最终在 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倒塌了。它垮台得比其它华约组织成员国迅速，而且还伴随着巨 大的流血事件。 东欧各国共产主义制度开始衰落之前，总部大概已经容忍了它们的解体（在公 文中总部习惯上称它们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但是，它们的解体威胁到了“冷 战”以来苏联各盟国间精心编织的情报合作网。在东欧各国，按照克格勃模式组建 的当地安全部门毫无例外地都是主要的镇压工具，因此它们是民主改革的主要目标， 90年代初期它们大部分都已失去了以前的威力。 到1990年年初，克格勃就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指望在对 付北约和西德的行动中得到东德情报总局的帮助，在针对法国的行动中得到捷克斯 洛伐克国家安全部门、波兰国家安全部门的帮助，在反对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腊 的行动中得到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的帮助了。苏联同东德的情报联盟已遭到失败的 命运，因为在统一的德国内，原来的情报总局对外分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部门一样， 都将不复存在。虽然要彻底破坏克格勃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基地，需要付出更多的 努力，但那时苏联将失去国外规模最大的情报基地。苏德情报联盟的结束对克格勃 自身的一些行动构成了威胁，比如著名的克格勃情报中心的建立，就是利用了东德 的计算机设备。 苏联及其盟国的衰落对克格勃的拉美盟国也构成了威胁。卡斯特罗虽比昂纳克 在位时间长，但他越来越怀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1987年克格勃驻哈瓦那的代表 团抱怨说，古巴对外情报部根本不允许沾它的边。局势变得严重了，切布里科夫亲 自前往古巴，试图恢复正在破裂的情报合作关系。他的这次古巴之行大概没有什么 有价值的结果。克格勃显然没预料到，桑地诺分子在1990年2 月的尼加拉瓜大选中 落选，此次失败威胁到了克格勃在尼加拉瓜的四个电子侦察站。由于苏联大量削减 对古巴的援助，将给卡斯特罗的前途带来影响，同时也将对克格勃在卢尔达斯的一 个规模宏大的电子侦察站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克格勃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为它的未来埋下了祸根。通过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 上的总部，克格勃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领导了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和欧洲 历史上最大的集中营。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前体育明星尤里·弗拉索夫在人民代 表大会上说：“克格勃不仅仅是一个机关，它是真正的地下帝国，至今为止没向我 们公开过秘密，却只给我们开辟坟墓。”总部对开放档案馆的每一次要求都很神经 过敏，这表明了档案内容的极其重要性。1990年立陶宛要求独立时，克格勃的主要 反应是首先销毁了当地档案馆内成千上万的案卷。《维尔纽斯广播》宣布，立陶宛 的克格勃主席爱德华达斯·艾斯蒙塔斯承认，大部分档案或销毁，或运往了莫斯科。 艾斯蒙塔斯在发表这一声明之后就退休了。 对克格勃来说，最危险的是对外行动的档案。80年代末期，克格勃竭尽全力， 想把二战时期在卡延森林杀死一批波兰军官的责任推脱掉。1989年3 月，波兰共产 党终于决心把那次枪杀的罪过推给克格勃。波兰报纸刊登了在死者口袋中找到的资 料，这些资料证明，他们是被作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俘虏被处决的。但整整一 年的时间中，克格勃新闻局把所有过错都归咎于德国人，并拒绝对延缓召开的苏波 联合会议做出预估。当《莫斯科新闻》报要求克格勃对波兰提供的证据要么“承认”、 要么“驳斥”时，各种威胁使朝该报主编一拥而来。一些被告知卡廷枪杀事件的苏 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将们向《莫斯科新闻》报宣称，好像是克格勃命令他们对此 事守口如瓶。只是在1990年4 月。戈尔巴乔夫总统亲手把一些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 在这次枪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文件交给雅鲁泽尔斯基后，克格勃才最终承认了 这个逃脱不掉的责任。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又陆续发现了几处填埋大批波兰军官的坟 墓。 总部害怕公布任何一个有背景的外国人的档案资料，这在瑞典外交官劳尔·瓦 伦贝格一事中能得到很好的证明。瓦伦贝格1944－1945年在布达佩斯时曾救过数千 名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了瑞典的外交保护。但苏联红军占领匈牙利后，他就神秘地 失踪了。他一失踪，瑞典政府、他的家庭和社会都要求莫斯科说出他的下落，但克 格勃拒绝吐露事件真相，这就使得一些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四处传播，说瓦伦贝格 至今仍活着，他被关押在某个监狱里。1957年，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交 给瑞典驻莫斯科大使一份备忘录，内称瓦伦贝格在1947年因心肌梗塞死于苏联监狱。 苏联当局至今还把这份伪造文件视作“确凿事实”。可是，克格勃为了减轻国际社 会对它的压力，在1989年10月邀请劳尔·瓦伦贝格的亲友代表，包括他的同母异父 的妹妹尼娜·拉格尔格连、弟弟加伊·冯·达尔杰尔赴莫斯科谈判、克格勃副主席 瓦季姆、彼得洛维奇·皮罗日科夫和外交部副部长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尼基福 罗夫接待了他们，并把瓦伦贝格的护照、一些私人物品和1947年7 月17日由卢比扬 卡监狱主治医生署名的瓦伦贝格死亡伪造证明交给他们。皮罗日科夫和尼基福罗夫 表示了“深深的遗憾”’，说尽管在克格勃档案馆内“仔细”搜寻，但没找到更多 的有关文件。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公开表示怀疑：克格勃关于如此重要的外国外 交官事件的记录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其实，有关瓦伦贝格的大量文件并未失踪， 只是克格勃认为不便公布而已。克格勃保存的瓦伦贝格案卷中说，苏联红军占领布 达佩斯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便竭力要招募他，但瓦伦贝格随即便拒绝了。于是内 务人民委员部担心他将其企图张扬出去，便逮捕了他，转送到苏联。莫斯科后来继 续采取措施招募他，但都失败了。他被枪决的时间不晚于1947年、1989年，克格勃 为了制造谣言、混淆视听，便强拉硬拽把原“积极行动”的宿将拉多米尔·波格丹 诺夫请了出来，他曾是前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事务研究所副所长和苏联维护和 平委员会副主席。波格丹诺夫1957——1967年任克格勃新德里机构负责人，在把印 度变成苏联“积极行动”的一个中心方面起了主导作用。1989年春天，他开始报道 在莫斯科的外国客人和记者的情况，其中说瓦伦贝格曾是1944年拉夫连季·贝利亚 同纳粹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亨里希·吉姆列尔秘密谈判的调停人。莫斯科《新时代》 周刊过去是“积极行动”的一个渠道，现在继续干着这种诬蔑行动，它把瓦伦贝格 描写成花花公子、好色之徒和阿道夫·艾希马恩的朋友一一此人是最终解决犹太问 题的主要人物。 目前克格勃已无法保住自己的秘密了。东欧的民主革命就像1968年的“布拉格 之春”一样，来势凶猛，这样，通过苏联集团以前的盟国公布的一些秘密就使克格 勃陷于尴尬境地。 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关于克格勃1978年10月暗杀保加利亚侨民、作家格奥尔 吉·马尔科夫的专案文件，无疑会使克留奇科夫坐立不安。在马尔科夫死前几个月， 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寻求克格勃共同行动，以堵住以马尔科夫 为靠山的侨民的嘴，因为他们通过西方大众传媒攻击日夫科夫本人。总部立即答应， 并从克格勃现代化秘密实验室的仓库中给日夫科夫和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提供了 一些样品。这个秘密实验室隶属于技术战役局，受克格勃主席的直接控制。克留奇 科夫亲自批调第一总局K 局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卢别夫将军同保加利亚” 国家安全部联系，使用克格勃实验室研制的毒药。7 年后戈卢别夫领导这个实验室 毒药的研制和使用，在一次试验失败后他被迫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承认了试验的实情。 1978年戈卢别夫曾三次或是四次前往索非亚，帮助那里的同行们策划对付侨民的行 动。 住在英国的一位保加利亚侨民是这次行动的第一个靶子。当他到欧洲大陆过节 时，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招募的间谍把毒药涂在他住室的屋顶上，像克格勃实验 室保证的那样，毒药滴下来渗进皮肤，将人致死但不留痕迹。此人后来虽大病一场， 但还是活过来了。在得到克留奇科夫同意之后，戈卢别夫又来到索非亚开始了下一 个袭击行动。按照戈卢别夫的请求，克格勃驻华盛顿中心机构买了几把雨伞寄给总 部。技术战役局取下伞头，然后换上一个含有剧毒蓖麻毒素的金属伞头，尖利的伞 头能刺进受害者的身体。戈卢别夫带上这样的伞前往索非亚，教给保加利亚国家安 全部刺客使用的方法。格奥尔吉·马尔科夫是这种毒辣手段的第一个牺牲品，当时 他在 BBC国际部保加利亚处工作。马尔科夫在医院临死前对医生说，他在威斯敏斯 特桥上遇到一位陌生人，那人用伞刺伤了他，但道了歉。后来在马尔科夫右大腿上 发现了一处小伤口以及如同针头大小或稍大一点的遗留物。但是，开刀前蓖麻毒素 已经扩散了。 保加利亚侨民的第二个受害者是弗拉基米尔·科斯托夫，谋杀发生在马尔科夫 遇害后一周，这次是在巴黎，但以失败而告终。在蓖麻毒素侵人血液以前，金属头 就从他的身体里被取出来了。在1989年末托多尔·日夫科夫被逮捕以前，马尔科夫 的遗孀来到索非亚，要求尽力查到杀害丈夫的凶手。不管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关于 马尔科夫的专案文件是销毁了，还是送往莫斯科了，但是，前国家安全部了解该谋 杀案真相的人肯定还健在。随着保加利亚民主进程的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大胆说出 真相。 尽管“公开性”、“民主化”的宣传运动已经展开，但克格勃似乎仍是戈尔巴 乔夫时代改组最小的组织之一。现在克留奇科夫被看作克格勃历史的象征。他认为 戈尔巴乔夫开始了破坏苏维埃制度的进程。1991年8 月，他成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 政变领导人之一。然而政变没能推翻戈尔巴乔夫，却使他自己和其他几位阴谋家成 了阶下囚。 克格勃正企图努力掩饰它曾参与斯大林的恐怖活动和“停滞”时期的一系列犯 罪活动的事实。但苏联公民越了解克格勃令人厌恶的历史的详情，越禁不住要提出 这样的问题：难道不能彻底改造这样的组织吗？东欧各国的人民已经开始谴责所有 像克格勃一样的国家安全部门。人民迟早会摈弃克格勃。1989年人们举着蜡烛在克 格勃总部大楼周围游行，以纪念几百万恐怖手段的牺牲者们，这是“摈弃”的第一 步。1990年在距克格勃大本营不远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建起了一座“殉难者”纪念 碑， 1991年8月政变时，激奋的人们推倒了克格勃的象征标志——委员会创始者费 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纪念碑。 同其它任何大国一样，苏联既需要对内的安全机构，也需要对外的情报部门。 但是，要想拥有人民尊重的情报机构，就必须关闭克格勃，一切从头开始。 附 录 1 克格勃名称变更史 1917年12月 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 1922年2 月 国家政治保卫局 1923年7 月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1934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 1941年2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1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 1943年4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6年3 月 国家安全部 1947年1O月 至 1951年11月 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机构归情报委员会管辖） 1953年3 月 内务部 1954年3 月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2 克格勃历任领导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1917－1926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1926－1934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 1934－1936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1936－1938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38－1941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 1941（2－7月）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41－1943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 1943－1946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 1946－1951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 1951（8－12月）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1951－1953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53（3－6月）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 1953－1954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1954－1958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 1958－1961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 1961—1967 尤里佛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1967－1982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 1982（5－12月）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 1982－1988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1988－1991 3 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历任领导 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瑟尔 1921－1929 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 1929—1934 阿布拉姆·阿罗诺维奇·斯卢茨基 1934－1938 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 1938（2－7月）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1938－1940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 1940－1946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 1946－1949 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 1949－1953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 1953（3－6月） 亚里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 1953－1956 亚里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 1956－1971 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 1971－1974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1974—1988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 1988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