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怪异

[美]乔治·O·阿贝尔等 -- 科学与怪异

[美]乔治·O·阿贝尔等

　　 代序·前言·引言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出版了许多奇谈怪论的书，它们披着科学的外衣，实际上是在宣传神灵、迷信与伪科学。对于这种伪科学的宣传和普及，科学界和科普界理所当然地不能沉默。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一批著名学者，为广大读者编写了这本《科学与怪异》（纽约1981年版）。他们在书中首次就一些超自然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一、信，还是不信
　　作为一个对绝大部分超自然现象表示怀疑的科学工作者和一个对人感兴趣的心理学家，一个时期以来我总感到奇怪，为什么对超自然的信仰如此普遍。经过调查，我发现这源自两个方面：大众宣传媒介和个人经验。本文只涉及后者。我要考察一下为什么超自然信仰在人们只凭直觉经验时显得那么逼真，使人非信不可；为什么在形成这类信仰时，直觉经验会使人陷入歧途。
　　 二、怪物
　　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些体型巨大、模样古怪、正统科学所不了解的活物吗？某些通俗读物和杂志的读者一定会响亮地回答说：是的。世上不仅有尼斯湖怪、大海蛇、大脚怪、雪人一类广为传闻的怪物，另外还有关于许多种名声虽不那么大，但情况更为怪异的东西（我们统称为怪物）的传说。诚然，现今世界上关于怪物存在的材料无疑数量极多，但究竟有多大的作证价值呢？
　　 三、植物的敏感性和感觉
　　六十年代以来，一股反知识的浪潮席卷了美国，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反科学的喧嚣，其余波至今仍未平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本题为《植物秘闻》的书于1973年出笼了。这本书声称，植物具有许多过去人们认为只有人类和某些高等动物才有的精神方面的属性。这些属性包括感受人类的思维和情绪并对它们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对远方发生的损伤性事件（例如其它生物受伤或死亡）作出反应的能力。
　　 四、心灵学与量子力学
　　绝大多数心灵学家都相信，任何人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超凡的本领（超感官知觉与意念致动）。其中极少数人的这种本领相当强，而这种超凡本领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据说这是由于一种单一的力在起作用。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力呢？
　　 五、占星术
　　所谓星座，并不是真的在空间里聚成一团的若干恒星。恒星都是彼此相距极远的太阳，它们离地球的距离各不相同。星座只是一种表面上看来存在的结构。它们的名称则是古人根据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动物等命名的。当然，不同的原始部族所选定的星群图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星座也和黄道诸宫一样，是任意选择的结果。
　　 六、月疯症
　　月亮不仅仅在文学艺术中，就是在民间传说和迷信中也似乎都能引出各种各样的描述。比如有人声称，刚过满月种植的庄稼长势最好。人们一直把满月与人口出生率、妇女的月经周期、暴力行为（特别是谋杀和自杀行为）、风流韵事、癫痫发作、情绪恶劣、疯狂，甚至精神病联系在一起。在杂志、报纸书籍乃至专业期刊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关于各种月相的影响的叙述。
　　 七、生物节律
　　自有史以来，人类就注意到诸如日出日落、海潮涨退以及季节变化这样一些自然界的周期现象。这些现象的周期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预测凶吉的尺度，也给了人们认识过去和计划未来的依据。近来，人们花了相当大的功夫调查了人体各种生物节律。可以肯定地说，对这些节律的兴趣，至少部分是出自人类对预测其未来行为的基本愿望。
　　 八、科学家与心灵研究
　　185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化学荣誉教授罗伯特·黑尔出版了一本极不寻常的书，全名叫做《论证神灵及其显灵的实验：关于天堂、地狱、道德和上帝的神灵世界论，兼论圣经对基督教徒品德的影响》。在这讲述了他本混杂着心灵研究和神学的希奇古怪的书中，黑尔是怎样最初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去研究唯灵论，而最终却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宗教信仰者；他不仅记述了其他神媒的种种把戏，而且自己也成了一名神媒，声称直接从富兰克林、华盛顿甚至耶稣基督那里获得了神喻。
　　 九、论双重标准
　　1962年，J·V·麦康内尔和他的同事宣称，虫子吃了被碾死的同类以后会因此获得死虫的记忆。麦康内尔试验的具体做法是，每发出一次光线就紧接着对涡虫进行电击。这样反复进行多次后，虫子就会在一旦感到有光线照射时立刻蜷缩起来防御电击。继之，把这些虫子碾死喂食别的涡虫（涡虫是一种有同类相食习性的虫子）。后者在吃了同类以后一天内便显示出有了蜷缩身躯的习惯，虽然它们自己未经训练。
　　 十、微妙的差别
　　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我们怎样去区分生和死？如果我们对比的是活人和石头，问题就不存在了。但人类和岩石对比显示出的生死差别过于简单，因此显得无足轻重，也无助于我们解决难题。我们应选择更为复杂的例子。让我们不去考虑并对比人和岩石，而是谈谈活人和死人吧！
　　 十一、死后有灵
　　尽管要承认死后有灵的信念，存在各种各样认识论上的困难，但这个信念仍然十分流行。最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美国有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人相信来生。早些时候在洛杉矶地区进行的调查指出，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应答者宣称他们碰到过明知已死的人。
　　 十二、巫术疗法
　　巫术治疗法可以定义为用心理学方法进行的治疗实践。最著名的巫医总是些自称拥有超自然力量、因而能够治疗患者疾病的人。这些巫医往往把他们的治疗能力归功于上帝。他们常常断言说，他们自己是不能治愈病人的，他们只是起着某种管道的作用，而上帝（有时是圣徒）就通过他们这些管道来完成治疗的工作。
　　 十三、基尔里安摄影术
　　谢苗·达维多维奇·基尔里安是苏联亚美尼亚一位聪明好学的电气技师，他在1937年发现了所谓“基尔里安灵气”。在修理一台电疗器械时，他的一只手和器械上的一只覆盖着玻璃的电极之间发生了火花放电。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想探究一下，看一看发生在手掌周围的火花是否会在照相底片上记录下来。基尔里安的首次试验灼伤了自己，但也真的给自己的一只手拍出了辉光环绕的照片。
　　 十四、科学与超常现象
　　我在十三岁上第一次发现超常世界。从那时以来，对于那些追求这种神秘莫测的目标的人们所表现出的使超常说合法化的巨大才能，我始终抑制不住自己的惊愕。即使在那个年纪上，我对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借口就已多少有些免疫力。我发现，每当奇迹显示者失灵或是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的时候，他们就会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借口。
　　 十五、《碰撞中的世界》析
　　本世纪四十年代，俄国侨民，内科医生伊曼纽尔·维里柯夫斯基发明了一种理论，用地球和其他天体的灾难性相遇来解释某些圣经故事和许多古代传说。简而言之，维里柯夫斯基假设，在公元前第二纪中期以前，木星曾抛射出一颗彗星。这颗彗星在几百年间曾两次从地球附近经过，它造成了巨大的动乱并使昆虫和吗哪降落到地球上。
　　 十六、重新认识过去——威灵的金字塔、沉没的陆地和古代太空人
　　我们在历史进程中收集和发现的神话、传说文物和废墟，常能使我们回忆起过去。尽管如此，人类起源和进化的记录仍不完全。我们对自己的祖先虽然有所了解，但用来说明过去历史的传说、故事和古迹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我们就象健忘的人那样，时而想抓住无意中出现且又杂乱零碎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使我们着急，因为它们表明我们已经连自身都忘却了。
　　 十七、百慕大三角
　　冯·丹尼肯所持外星球生物来访过地球的论点是对早期人类聪明才智的一种轻视。与此相同，一味相信“超科学”说也是对人类健全发展起来的运用“正常”感官能力的一种轻视。再也找不出任何相信超科学，即相信有超出科学可知性范围的事，会比相信百慕大三角更为糟糕的了。百慕大三角是超科学、伪科学、科学幻想和宣传上胡作非为的最典型的例证。
　　 十八、不明飞行物
　　心理学家J·贾斯特罗把认为某些不明飞行物是勘察地球的地外宇宙飞船的流行看法叫做“投人所好的推论”。他在《人类信念的谬误和妄诞》（1962年多弗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对“投人所好的推论”下了这样的定义：“如果是真实的，就会使人生更有趣味而且具有似乎真实和引人入胜的魅力。”
　　 十九、宇宙中的智慧生命
　　亲爱的读者，且勿沮丧，是啊，您已经读完一个又一个的篇章，在那里，种种幻想已被一一抛入神话与骗局的垃圾箱。现在您已经知道，在我们之中真正黯然神伤的乃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奋力钻研那些激动人心的超自然现象的报导，可是又全然找不到任何真正令人激动的东西，所得的只是常见的谬误或庸医的劣方而已。
　　 二十、正确地认识奇异事物的起因
　　对德拉·波尔塔来说，自然界魔术的实践与巫术毫无共同之处，巫术是一种为所有有识和善良的人们所深恶的诡诈伎俩，它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理性或自然的真理。而自然界魔术的实践却是自然哲学的实践部分，它通过一种自然事物对另一种自然事物相互间适当的作用而产生效应。
与怪异
代序·前言·引言
代序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出版了许多奇谈怪论的书，它们披着科学的外衣，实际上是在宣传神灵、迷信与伪科学。其中，厄里希·丰·丹尼肯的《众神之车》就是代表作。这本书和他的其他几本类似著作在短期内竟销行了几千万册之多，再加上以此为依据而摄制的电视和电影的广泛放映，实在是谬种流传，影响甚广。
　　以《众神之车》为代表的这类奇谈怪论，被作为“科普读物”而大量涌进我国。各种译本不下数十种，总印数则达到百万册。而根据这类资料编写的文章，更是充斥报刊，泛滥成灾。其主要内容不外是外星人已经访问过地球、上帝是宇航员、百慕大三角、飞碟、天外来客、通灵人，等等。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都是科普书刊，又不是科学论文，未尝不可轻松一点，趣味一些，何必去认真追究其间的科学性呢？诚然，科普读物是应该生动、有趣，但它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宣传科学、普及知识。科学是科普读物的核心和基础，没有了科学的核心和基础，不管作品有多么华丽的外衣和色彩，亦不能妄称为科普读物。
　　对新奇事物的探索本来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但是，上述种种的所谓科普读物是与科学探索背道而驰的伪科学宣传，“科学”两字在这里仅仅是用来骗人的招牌。
　　对于这种伪科学的宣传和普及，科学界和科普界理所当然地不能沉默。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一批著名学者，如乔治·O·阿贝尔、艾萨克·阿西莫夫、卡尔·萨根和马丁·加德纳等，为广大读者编写了这本《科学与怪异》（纽约1981年版）。他们在书中首次就一些超自然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评论期刊《科学图书和影片》则将此书列为重点推荐书。
　　本书是我们已知的近年来出版的一本论据确凿、态度公正、内容丰富的科普读物。为了对一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有个正确的了解和认识，以正视听起见，我们对这本书进行了翻译，以适应各方面的需要。至于这本书的内容和价值，在此无须赘言，因为它本身已有详细说明，读者一阅便知。
　　最后，原著书名直译应为《科学与超自然的》，为了通俗和顺口起见，我们定为《科学与怪异》，特此说明。
　　李元
　　于中国科普研究所
前言
保罗·库尔茨
　　近年来，各种荒诞的迷信在社会上迅速流传，任何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均无不对此表示惊讶。从推崇种种心灵力量，超人视力、先知先觉、心灵感应、心灵致动、心灵外科、心灵愈合、心灵预测、灵魂出窍、植物超感官知觉、轮回转世、鬼魂作祟和幽灵显圣，到笃信不仅过去有乘坐“众神之车”的古代宇航员，而且今天仍有天外智慧生物乘坐宇宙飞船来访问地球的这类传闻，除了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外，还带有科幻式的联想。如“百慕大三角之谜”，就被解释成有一种神秘的水下飞碟基地（或称“黑洞”），会捕获过往的船只和飞机。当各种奇谈怪论甚嚣尘上之际，不少古代的玄虚迷信，如神鬼附身、借尸还魂、占相问卜、深海怪物、灵光和金字塔神力等等，也趁机纷纷出笼。
　　上述这些现象被人们通称为“超自然现象”，并且这一名词已被广义地用于泛指那些原因不明、超越常理的事情。看来，超自然观点违反了根据物理学和行为科学推导出的现存宇宙模式，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兴趣。他们深信，超感官知觉是客观事实；前生和来世已能确凿地推知；心灵感应能治愈身体疾患；太空智能生物已与人类有过交往；等等。
　　鉴此，科学家应作出怎样的回答呢？迄今为止，许多科学家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但也有些科学家深感不安，他们认识到有责任超越自己的专业范围，运用科学的方法去仔细研究各种超自然现象，从而为启发群众和教育群众做出贡献。
　　1976年，我曾协助建立“超自然见解科学调查委员会”，旨在对超出科学可知性范围的各种见解作出评价。科学家不仅不会简单地否定那些非正统见解，而且还要对它们进行仔细的研究。当前，有许多超自然说的支持者声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科学根据的，但实际上却缺乏可靠的理论、明确的概念、严格的检验方法和雄辩的事实。例如19世纪初的颅相术和当前的生物节律说，以及占星术均是如此。
　　一方面，科学家不能犯先验论和否定论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对某些新领域的知识不加探索就予以摒弃。在科学史上，由于建立了理论而有重大突破的事屡见不鲜，而这些突破往往又是人们事先未能预料的。爱因斯坦对经典物理学的修正，细菌理论和辛麦尔韦斯与医学界的斗争，大陆漂移的概念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也不是任何探索真理的所有见解均属可靠或值得接受。人们提出的概念和假说必须具有意义并经受得住反复检验。
　　过去，有些科学研究者已经对超自然说的某些领域，特别是对“通灵研究”这一领域进行过探讨。例如，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曾于1882年组织过通灵研究学会，该学会的宗旨是研究“精神”和“通灵”现象。此项研究后来因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灵学的出现而被取代。这件事表明人们曾努力使用实验的方法研究psi现象 ① 。遗憾的是，围绕着这些领域还存在着许多未经证实的见解，它们的推断已超出了实验室的狭小范围。这些领域中有不少研究者抱有偏见，不经验证就相信某一特殊现象的存在，相信这一现象只能解释为超出科学的可知范围。经常站出来反对他们的则是那些顽固的不可知论者，他们根本否认存在超感官知觉的可能性。争辩说这种现象与现存的科学原理相矛盾。很遗憾，这两种态度都错了。科学必须永远向思想领域的新发现敞开大门，并善于吸取新的理论——哪怕这些理论可能会推翻现存的规范。大多数认为超自然说的发现是示范性的新模式，但尚需证实。仅仅宣布一项“发现”并不能使之生效，在作认真调查研究并用实验证实以前不能定论——这种具有建设性的怀疑态度与不经探索即武断的态度是不同的，只有这样才能对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
　　①指所谓的心灵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先知先觉、精神动力、超人视力、心灵感应和其他的超自然现象。
　　当前，科学界面临着两个特别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区别科学幻想与真实情况时，人们的思想上有些混乱。现在是科学幻想的时代，人类的想象力超出了现实。本书撰稿人之一艾萨克·阿西莫夫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但他也怀疑超自然说是否真实。他清楚地认识到，即便某一观念似乎合理或可能合理，但并不一定说明它是真实的。人类的创造力能够建立起各种各样理想的社会，但在这些社会得到充分的证实以前，我们不应该把它们当作真实的东西来接受。
　　第二个问题是，在判断真知的标准或准则方面，人们的意见存在明显的分歧。有些分歧可能有它们最新的哲学根源。有些分歧也可能起源于物理和天文学的新领域，而这些领域是很难理解或很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的。不幸，有许多人，特别是今天的许多大学生，他们断言不存在知识的标准，一切知识都是主观的，任何一种信念均是真实的。然而，判断某项主张是否合乎真理，其依据应能在世界上任何实验室经得住反复检验。遗憾的是大多数被称为超出科学可知性范围的事件是伪科学的，因为它们不符合上述严格的检验标准。
　　本书的作者们久负盛名，有资格对众多的超自然说见解进行评述，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从不轻率表态。例如威廉·诺伦博士曾潜心研读“心灵愈合”，他曾前往菲律宾去接受一位“心灵外科医生”的“手术”；卡尔·萨根作为一位天文学家，十分注意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的理论，并参与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筹划召开的辩论会，探讨维利科夫斯基的理论；马丁·加德纳多年来专门研究灵学；知名的天文学家乔治·阿贝尔结识了一些占星术士，和他们一起工作，就他们的见解进行讨论；菲利普·克拉斯是研究飞碟的权威之一，他深入现场，检验过所谓的“目击”；拉里·库什仔细地分析过关于百慕大三角的资料。
　　近年来鼓吹超自然说的书籍多得不得了，而且十分畅销。现在终于有了一本不同的书。这本书不存偏见，批判地分析了上述的见解，指出了这些见解的欠缺之处。而对于公众来说，早就应该对超自然说有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了。
　　作者简介
　　保罗·库尔茨是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哲学教授。他于1925年出生在新泽西州的内沃克，到军队服役后又先后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几所院校任教，其中包括在法国伯桑贡大学任聘问教授。1985年到布法罗。库尔茨积极参加伦理学和行为研究活动，曾担任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理事和《人文主义者》杂志的编辑。1976年他推动成立了“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并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张湘 译　蔡伟蓉 校）
引言
乔治·O·阿贝尔　巴厘·辛格
　　在伽利略时代，科学比较简单。那时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机会熟悉当时已经被人类认识到的全部自然哲学的主要内容。那时还没有量子力学，没有核物理，没有生物医学，没有免疫学；数学基本限于代数与几何，而物理学也只有物体运动的一些简单法则。
　　但是到上个世纪，世界人口成倍增长，科学家数目剧增，学科及分支学科如枝枝杈杈蔓延，致使科学和一般人的距离愈来愈远，即使对一个已知的有限科目的了解也变得愈来愈困难。就拿专门探讨现代天文学的国际性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来说，从1895年创刊起到1950年为止55年内出版的全部期刊数在书架上只不过占据了14英尺宽，而1968年到1978年这11年中出版的期刊数在书架上竟占了17英尺之宽！天文学的前沿知识变得如此专业化，以至于某一领域的天文学家常常无法理解另一领域的学术论文。每个学科的各个分支都发展了自已的行话术语。即使是同一学科综合领域的科学家也常常无法与其不同的分支学科的科学家促膝交流。
　　在某分支学科前沿工作的科学家们常常为意见不一致而激烈争论。但是一般说来，由于对某一课题有了更多的信息，研究人员通过预见会发现哪种意见是对的，哪种是错的，从而取得小范畴内的一致。然而，当前沿跨入一个新的领域后又会产生新的不同观点。同时，某分支学科的科学家以及本学科综合领域的科学家，也会常常对其他分支学科中新近认可的假说产生误解。比方说，研究恒星构造的天文专家可能对他们的同行就某一星团距离的估计持有十分错误的看法。即使是本学科的科学家对其专题的某一方面也常常是认识不清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希望公众对前沿学科的新奇理论有所了解呢？专家们使用的语言对他们的许多同事来说尚且是陌生的，作为外行人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非专业人员怎样才能对某一门学科有所了解呢？那就是向那些最熟悉这个问题的专家请教。而科学期刊、科学会议和专题讨论会是交流学术的极好形式。
　　当然，专家们有时也会犯错误，甚至他们趋于一致的意见也难免会有谬误。有时一两个持不同意见的人会陷于孤军奋战，但结果证明他们反而是正确的，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伽利略就是一个典型。当时传统的观念是地球不动，居于宇宙中心，但是伽利略以及少数同行（如开普勒）认为地球是在自转的同时绕着太阳公转。不过这种情况毕竟是罕见的。即使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往往本身是那个领域的专家。伽利略就不是一个外行人，他的学识和经验在本领域中名列前茅。
　　即使错误的科学观点能够风行一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也总是会被抛弃掉的，因为科学有严格的规律性，而且在不断地自我纠正各种假说。只有那些成功地预见了新研究成果的假说才能获得严肃的承认。即便是对某个课题的一致意见，一旦被证明是错误时，往往也能够很快得到纠正。
　　本书中讨论的问题，多半是由非科学家提出、但引人注目和深感兴趣的主张和推测。提出问题的人都为他们的那些超越传统科学或与之有矛盾的发现而进行辩护；因而出现了“超自然”这个词。“伪科学”这个词常被科学家用来描述诸如此类的命题和主张。科学家们基本上不承认这类命题和主张的原因是由于它们经不起严格的检验，而且与已经被人们充分证实和充分理解了的事物相抵触。
　　在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给予科学家（专家）更多的信任，这应当说是明智的选择。然而，问题是公众很难知道对于某一学科最有发言权的是哪位科学家。更遗憾的是，许多人在很多方面尊重科学家的意见，然而当科学家们指责超自然事物的时候，他们却往往不把科学家当做权威看待，这或许是因为人们觉得科学家对超自然事物是无知而抱有偏见的缘故。本书便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值得强调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本书的所有作者在他所写的领域中都是公认的专家、杰出和正直的科学家和科学作家。
　　第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作者不仅以他们的地位作保证，让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而且还尽力对每一超自然命题用科学的观点作深入浅出、谆谆善诱地讲解，并请我们和他们共同使用显微镜去理解他们论证的细节。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将会欣赏这一论证过程，而且逐步理解，并同意我们所得到的逻辑严密的结论。
　　第三，我们的作者不但在他们的论证中试图做到开门见山、清晰明了和周密详细，而且对于科学偏见的指责和有关超自然事物的双重标准问题也在海曼的那一章和随后辛格那篇论双重标准的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
　　作者简介
　　乔治·O·阿贝尔曾是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天文学教授。他出生于洛杉矶地区并在那里上中学，在美国空军短期工作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得到学士、硕士位，最后在1957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一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职，并在休假期间曾经作为慕尼黑物理和天体物理学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特遨学者和爱丁堡皇家天文台的特邀教授。他的研究对象是密集星系团、宇宙宏观结构以及和宇宙学有关的其他问题。他在国内和国际的科学组织以及天文普及方面都很活跃。他除有许多研究论文和一般文章外，还写过几部被广泛选用的天文学教科书，其中包括《宇宙的探索》。1981年10月7日，乔治·阿贝尔因病逝世。
　　巴厘·辛格是美国长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1965年获心理学学士位，三年后在伯克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除了1978年曾去新西兰的梅西大学担任一年特邀教授外，都一直在长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巴厘·辛格发表的文章和书籍的内容涉及人类性行为、选择生活方式、科学心理学、犯罪学、教学法以及超自然信念等。由于对后者的兴趣，他和阿贝尔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组织并邀请了许多学者对不同的超自然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报告，并导致了本书的诞生。
　　（李元 译　廖康 校）

一、信，还是不信
巴厘·辛格
　　作为一个对绝大部分超自然现象表示怀疑的科学工作者和一个对人感兴趣的心理学家，一个时期以来我总感到奇怪，为什么对超自然的信仰如此普遍。经过调查，我发现这源自两个方面：大众宣传媒介和个人经验。本文只涉及后者。我要考察一下为什么超自然信仰在人们只凭直觉经验时显得那么逼真，使人非信不可；为什么在形成这类信仰时，直觉经验会使人陷入歧途。为了检查学生的直觉洞察力，我曾在课堂上要求他们不做实验而回答下列问题：
　　1，是什么使得岛屿浮在海洋上？
　　2，当玻璃杯子放在桌面上时，杯内水面与桌面呈平行(见图1(A))。但如果将玻璃杯如(图1(B))那样搁置（杯底平面与桌面成45°倾角）时，杯内水面与桌面的夹角是多少度？
　　3，月亮看起来是从哪一个方向或哪几个方向升上夜空的？
　　4，在左图中，一个4磅（约合1.8千克）的物体和一个2磅（约合0.9千克）的物体从离地16英尺（约合4.9米）的高度同时下落，它们各需要多少秒才能到达地面？
　　5，妇女的平均月经周期是多少天？
　　6，交通灯垂直排列时，绿灯是在顶部，还是在底部？
　　7，想一想和你最要好的同性朋友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8，在一个有30名学生的班级里，至少有2人生日相同的概率是多少？（可以用奇数或0和1之间的数表示）
　　答案：
　　1，岛屿并不是浮在海上。因为岩石和泥土不会在水上漂浮。岛屿是浸在海中的山、礁石或大块陆地的顶部。许多学生都不注意这一事实，他们认定岛屿比海水轻，从而被海流托浮在水面上。
　　2，零度，因为静水水面总是呈水平状态的。大多数男生（但不是全部）懂得这个基本的自然现象。然而，女生只有半数知道这个现象。你不妨在杯子里倒一些水，再把杯子朝多个方向慢慢倾斜。这样你就能明白无误了。
　　3，象所有其它天体一样，月亮总是从东边升起，沿西边落下，但只有少数学生注意到这个事实。可能是因为许多学生有时在白天看到过月亮的模糊轮廓，以为月亮不象太阳那样有升有落，而总是悬挂在空中，只是要到天黑下来才看得清。
　　4，两个物体同时落地，落地时间需要1秒钟。但许多学生以为重物体的下落要比轻物体快。做自由落体实验很容易，譬如在一个标准高度上让一个纸夹子和一本笔记本同时落下来，观察它们的落地时间。这两样东西会同时落地。除非某个物体重量太轻，例如一片羽毛，因受到的空气阻力过大，才会慢慢地飘落。
　　5，妇女的平均月经周期是28天。大多数女生清楚地知道这一事实。多数男生猜想妇女的平均月经周期是30天。就我测验的情况看，男生对妇女平均月经周期的猜测从5天到30天不等。
　　6，绿灯总是在底部。少数学生（象我一样）对这个事实经常搞不清或搞错了。
　　7，你可能会一下子说不出来。当我捂住脸，要求学生们写出我的眼睛颜色时，最普遍的回答是蓝色。其实，我的眼睛是绿色的。
　　8，一个30人的班级里至少有两个人是同一天生日的可能性是十分之七；说得精确些，概率是0.71。但几乎每个学生都估计这种可能性很小，不超过千分之一。
　　在上述问题中，学生很少能够得到理想的分数，而且常常为自己成绩欠佳而气恼。然而，学生碰到的情况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我们几乎每天都看见月亮升起，倾斜的玻璃杯里保持着水平状态的水，交通灯的排列，和最亲密的朋友眼睛的颜色。但这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似乎是无须注意并记住的事情，虽然司空见惯却没有意识到。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我们愚蠢，而是人类的一个特性——无系统观察的结果。拿我自己来说，每次进行上述测验时都不得不看一下笔记上关于交通灯排列的正确答案；连自己眼睛的颜色都几乎想不起，更不用说别人的了。假如我要求你在接受测验之前，先作一些有关的系统观察，那么正确的回答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要发现静止的水总是水平的，只须做5秒钟的实验，把一杯水倾斜一下即可；要知道你朋友眼睛的颜色，只须一次有意识的观察等等。系统观察是科学的特性，这说明了为什么与无系统的直觉相比，科学常常是现实的最佳鉴定者。
　　这种观点怎样用于解释超自然现象呢？引起一些关于飞碟（UFO）报道的，是某些不明确的物体，例如发光体或发光球体。这些东西常被看作是几英里以外运动极快的大型物体。然而，这类物体经常被证明是几百英里以外的流星或是缓慢飘过汽车玻璃窗的雨点反射光。这没什么可惊奇的，因为心理研究表明人们的大脑经常在感性方面欺骗自己。对人们观察能力的测验表明，人是自然环境的天生拙劣观察者，有时几乎不能辨清方向。
　　人们不注意无意识中观察的那些屡见不鲜、但通常又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犹如预兆性的梦。但人们如梦见至亲好友快要死去，或梦见其他一些后来与事实相符的灾祸，又会觉得自己在梦中得到了预兆。也许因为梦是如此隐晦和神秘，才使这种巧合带有令人畏惧的信服感。声称得到过梦兆的人断言，这样的梦并非偶然应验，而是每次必应。但对观察力测验的结果表明，他们以前曾做过数百次类似的梦，但是只要这些梦并未兑现，也就不加注意，随后遗忘了。
　　事实上，所有的人都要做梦，人们每晚睡眠中都有大约2小时做梦，伴随着眼球迅速转动。而大多数梦的基调都是消极的。如果我们一发现睡眠者眼球转动，即做梦时就把他唤醒，那么他就会说，刚才做的梦乱七八糟，有事故、死亡或迫在眉睫的危机。换言之，我们每夜都要做整整1小时左右的恶梦，其中大部分我们都忘记了。因为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死亡、税捐和灾难，恶梦的一小部分肯定会成为现实。当现实生活中的灾难真的临头，而我们前不久又做过一个“预兆性”的梦时，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把梦与现实的巧合错误地看作是不平常的事件。我不是在论证根本就不存在预兆性的梦。我论证的是，我们显然不能靠日常的观察和对自己经历的解释来推断预示未来的能力；只有采用系统的客观的方法，才有可能得到有关这些经历的合理看法。
　　研究表明，所有的人，包括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在估计可能性时都容易产生某种可预知的偏见。如果把一枚硬币连续向上抛掷5次，将结果列为第一组；重复进行6次，得到6组不同的结果。记下每组前4次抛掷的结果（正面或反面）为：
　　1 正正反正__　　　4 正反反反__
　　2 反反反反__　　　5 正正正正__
　　3 正反反正__　　　6 正正反反__
　　那么最后一次抛掷结果是正面还是反面的可能性均为百分之五十。然而，大多数人总是根据前面的结果作出自己的猜测，人们一般会推测第2、4组的答案是“正”，第5组的答案是“反”。但这种猜法从统计学上讲却是不正确的。
　　特别是罕见事件在数学上的可能性常常与直觉背道而驰，但正确的恰恰是数学而不是人们的直觉。例如，假设一位桥牌手得到一手同花色的牌，他可能会认为这是件不平常的事，值得惊叹。虽然出现一手牌全是梅花的先验可能性很小（低于百亿分之一），得到其它特定的一手牌也同样不太可能，然而毕竟还是有其可能性，而这种不同寻常的特性并不在于事情本身。
　　人们还倾向于低估罕见事件的实际发生率，例如得到一手特定的牌。假设在任何指定的试验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仅占千分之一。然而从长远来看，在1000次试验中，事件至少发生1次（扫校者注：此次原文为11次，当为错印。应当是1次，大家可自己计算一下）的概率是0.63，或者说，比十分之六稍强。如果从更长远来看，比方说，在1万次试验中，这样的事实际上是肯定要发生的（概率为0.99995）。同样，梦与真实事件的偶然一致也许是罕见的；不过从长远来看，在人的一生中，梦与真实事件戏剧性的一致肯定会仍然发生几次。
　　因此，从这个估计可能性的简单心理观察中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人都极不善于估计偶发事件的概率，不善于评定巧合事件。常有人告诉我，一连串的特殊事件一定含有心理上的力量，因为这不太可能仅仅是巧合。或象有时所说的，“这事太巧了”。巧合的意思是指两个偶发事件以恰好给人们留下戏剧性印象的方式在时间或空间上结合在一起。不过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多数人判断可能性的能力很差，很可能往往会在平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之间添上一层戏剧性的色彩。要证明某两件事并非是巧合，但又不做认真的统计分析，这是不可能的。
　　例如，假设你在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各个班上都发现至少有两个人的生日是在同一天，这一事实在你看来可能很奇怪，但根据几率这并非是出乎意料的事，甚至是”注定的”。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事在每个班出现的可能性都是十分之七，而且任何一个班的出现率都不会减少其它班的出现几率。再如，多数人的婚姻并不是罗曼蒂克式恋爱的结果，而通常有着许多实用的动机。假设一位通灵人或“能猜出别人心思的人”把你的手表拿在手里，说“这块表是你的亲爱者所赠”——他并不需要有什么超自然的能力。因为很少有人给自己买手表，而手表常作为礼物送人。再说，因为手表通常很贵，所以一般只能由亲爱者而不是泛泛之交的朋友所赠。在这种情况下，通灵人只是一位比你要善于判断几率的人。
　　阿莫斯·特维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是两位心理学家，他们最近调查了可能性推理问题中出现的常见谬误。其中之一叫做“典型谬误”，我认为这种谬误对形成错误的超自然看法要比其它任何因素的作用都大。假如，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身材细长，视力较差，生性腼腆，喜欢读书，那么这个人可能是个图书馆管理员还是个农民呢？多数人立即就会答道：“图书馆管理员。”然而，这并不是最好的猜测。说他是图书馆管理员，显然是因为人物的外表符合或“代表”了人们心目中男性图书馆管理员的模式，而肯定不符合所谓农民的模式。然而，这里的错误在于只考虑了一件事情在规定范围中的典型性，而没有考虑到这件事在可选择的范围中的几率，即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农民要比图书馆管理员多得多。做一个合乎情理的估计，假设5个图书馆管理员中有一个符合这种外表，再假设这个国家有5万名图书馆管理员，而100名农民中仅有一位符合这种外表，但这个国家却有500多万人是农民。这样，与符合这种外表的1万名图书馆管理员相对应的有5万个农民。换言之，符合这种外表的人是农民的可能性是图书馆管理员的5倍。
　　虽然“典型谬误”的概念似乎稍微复杂一点，但它有助于搞清楚人们形成超自然说的原因。我认为，人们很容易立刻将神秘事件与神秘原因联系起来，而容易忽略普通起因。事实上，普遍原因可能有许多机会以看来不太可能的方式综合起来，从而导致神秘的事件。如果我们有系统地思考一下这类事件，往往就能认识到这点。
　　再举一个例子，假设发现中型方帆双桅船“玛丽·塞莱斯特号”泊在被称为百慕大三角区的海面上。船上一切完好，厨房里剩着吃了一半的饭菜，几个星期以来天气一直良好。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设想，船员们是被来自大西洋的死光突然杀死的，或是被飞碟掠走的，或者被百慕大三角区产生的磁性旋涡吸走了。即便承认这些超自然的假设似乎不太可能成立，但是我们至少倾向于否定其它普通起因，因为这个事件不象是由普通原因产生的。
　　但是请等一等，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与超自然原因相比，普通原因引起这类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普遍原因是什么呢？也许船上的全体人员在船边游泳时，碰上了旋涡或遭到鲨鱼的进攻；也许船上的粮食发霉产生麦角酸，致使船员饭吃到一半就集体发作了狂想型精神病，从船上跳入海中或弃船而去。这种情况估计多长时间发生一次呢？几率当然极小。作为不无道理的推测，也许一艘船每100万次航行中只发生一次。但是，如果每年大约有400万艘船进入百慕大三角区，那么就会出现每年有4艘船被弃的几率。这样看来，玛丽·塞莱斯特事件更可能来自自然原因而不是超自然原因。
　　我并不想竭力使这个例子成为百慕大三角区实际事件的解释，我想要说明的是，当人们把神秘事件归结于超自然的原因，而且不考虑普通原因造成这些事件的机会时，推理中复杂而普遍的偏见——“典型谬误”，可以很容易地使人们陷入困境。
　　影响人们准确领悟的是人们过于重视巧合、并把巧合与事实混为一谈的倾向。巧合是指两个事件偶然同时发生，而没有因果关系和其他联系，但观察者却从主观上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来领悟。巧合常使人们感到富有戏剧性、奇怪和迷惑，但这些感觉并不意味着两个巧合的事件本身有什么值得奇怪或需要解释的地方。没有什么事情真正“需要解释”，需要解释的仅仅是观察者主观的要求。不过，强烈的要求有时会诱使人们相信，巧合确实有某种神秘的地方。
　　譬如，有一位叫布雷德的青年人正躺在床上思恋一位多年杳无音信的姑娘，并后悔当初的分手。突然那位姑娘打来长途电话，告诉布雷德，她恰好也在想他，要求见见面。第二天，布雷德冲进办公室告诉我这个情节，他提高嗓门问：“您怎么解释这件事呢？”那意思是“哈哈，这回我可抓住您了！除非认为这是超自然事件以外，您没有别的解释。”其实，这件事恰恰正是偶发事件。如果布雷德告诉我，他每次躺在床上，想到一位旧友时，这位朋友就会立刻给他打来电话，我会非常感兴趣。但是对于一次孤立事件——我没有兴趣。在我看来，这件事需要解释的倒是布雷德对解释该事件的内心要求。
　　我和其他调查这类事件的心理学家都认为，与个人有关的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由此产生印象并思索可能的潜在原因，这都是必要的，以利今后更好地预知和控制这类事件。当我们的一位祖先在夜晚远离山洞篝火而看到一只剑齿虎，受到惊吓后，他会对此印象深刻，想到黑夜与猛兽出现之间的可能联系，这是正常的。但一旦这类涉及个人的事件偶然同时发生时，就会使人们陷入困境。从理性的或客观的角度讲，只有当这类事件按照可以预知的规律发生时，我们才应为之所动。
　　人们认为自己的不管什么样的结论都合理并为之辩护的执拗性，加剧了他们贸然下结论的弊病。心理实验表明，在要求人们对某些猜测判断是对是错时，会有如下倾向：
　　1，立刻作出一个假设，并且专门寻找证实该假设的例子，而不去寻找反驳他们假设的证据。尽管这种方法实际上会极力把一切与该假设对立的证据弃之不顾。
　　2，如果在猜测过程中答案被偷偷地改变了，他们对改变曾经正确而突然成为错误的假设是非常缓慢的。
　　3，如果一个假设与事实非常符合，他们便坚持这一假设，而不再寻找可能更符合事实的其他假设。
　　4，如果提供的情况过于复杂，他们就采用过于简单的假设和解决的办法，而忽略一切与之对立的证据。
　　5，如果本来就没有答案，人们会就所知情况中自己认为存在的因果关系作出各种各样的假设，并且坚信自己的假设绝对正确。即使不存在因果关系，他们也一定要把它找出未。
　　在现实世界中，成年人常常显得比鸽子或儿童更善于解决问题，这不是因为成年人无偏见，而是因为他们理解力较高，富有经验，能够更为抽象地思维，并且已经逐步得出了解决问题和形成概念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包括考虑一切可能的假设来解释令人困惑的事件；按照可能性大小的顺序排列各种假设；试着寻找与某些假设相矛盾的证据来否定这些假设；最后，判断剩下的假设中哪一个可能性最大，从而作为最好的选择。同时，新出现的证据又可能会使原来的想法转变。
　　这种方法看来很合理，人们也都很熟悉。譬如，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就常采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病人的诉述。警探在侦破或刑事法庭在裁定时，也使用这种方法。这同样也是科学上采用的一般方法。但是，除了象科学、法律、警务以及医学等一些紧要问题外，我认为人们一般还是倾向于不使用这种方法。因为正如上面心理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人们不容易或不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套方法。
　　为了说明偏见是如何在考虑超自然现象中引起麻烦的，我想先用一个比拟。假设我断言月亮是用乳酪做的，我用什么证据呢？月亮是淡黄色的，很象陈年的干乳酪；月亮上有各种各样的大小暗点，看上去象这种干乳酪上的孔；月亮是圆的，很象我们看到在市场上挂着的进口干乳酪球；外空间的真空和刺骨寒冷把这乳酪完好地保存了千年之久。此外，月亮是个乳酪球的说法古已有之。你当然会说：“登月宇航员看到的一切不就是灰土和岩石吗！”“哈哈！”我反击道，“这有什么！这样大的乳酪在漫长的时间里难道不会从流星雨中获得大量的灰土和岩石吗？”还有，据宇航员留在月亮上的地震记录仪的报道，月动特性曲线不象地球上岩石的振动，而是一个巨大乳酪球所特有的振动特性曲线。只要我狡辩得体，你很可能会相信月亮的食用性。
　　除了月亮象乳酪这种论点外，还有另一种假设，即月亮是由岩石和金属组成的类似于地球的球体——这一假说具有更强有力的证据，而我忽略了这个假说而倾向于荒谬的论点。从广义上讲，只要不顾对立的假说，我可以为任何一种观点提供一种看上去令人信服的例证。譬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共产主义者；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是仅仅在一万年前天神心血来潮创造出来的；太阳是空心的；等等。同样，如果你愿意为“一群古代宇航员开创了我们的文明世界”搞出一个例证，你只需要简单地翻阅一下有插图的考古学课本，找出几十例古代技术的奇迹和看上去很象宇宙飞船的原始图画。这种理论既无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也找不到可以肯定它的证据，但它是荒谬的、武断的、有偏见的、凭空编造的。与之相对的理论，即“文明世界是社会进化过程的结果，是有机地逐渐发展而成的”，却有无数足以佐证的论据。我们往往倾向于赞同自己最满意的假设，而忽略更合理的其它选择，从而使自己陷入困境——必须谨防犯这样的错误。
　　在倾向于忽略合理的其它选择方面，最令人震惊的一个例子就是观察“通灵人”的方式与观察魔术师的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别。也就是说，当一个所谓的通灵人看出别人的心思、用意念弄弯一小块金属物体、使灰烬非物质化、或遥控指南针时，我们许多人都会因这种显而易见的通灵能力而激动，并产生深刻的印象。但是如果一位魔术师做了这些相同的惊人表演，人们就会认为表演是乏味的老把戏。假若我们形成某些看法是完全有理智和有条理的，我们就会仔细观察通灵人的表演，并询问魔术师能做这种表演吗？如果能，那么这个表演实际上会不会是变魔术呢？但是，也许因为对通灵能力的看法太令人激动，而且我们需要证实这些看法，所以我们常常只用倾向于证实自己看法的方式观察通灵人的表演。
　　最近，我和几位同事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我们请一位名叫克雷格的学生给学院的一些班级表演了标准的魔术节目。在表演中，他完全蒙住眼睛，用自己的手指读出一些三位数；在一位志愿者的手上，不加外力而使灰烬移动；用食指轻轻敲打一根较粗的黄铜棍，使之弯曲。其实，所有这些戏法都很简单，是标准业余性的，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学会，甚至可以在儿童魔术书里找到。
　　在表演过程中，克雷格从未说自己是通灵人或魔术师，他只是表演。克雷格在学院六个不同的班级里做了表演。在第三个班上，教授向学生们介绍说克雷格自称是通灵人，尽管这些教授自己也有怀疑。在其它班上，教授们详细地解释说克雷格是位业余魔术师，他将利用简单的舞台花招来模仿通灵表演。在这些班上，教授们要求学生记录并解释这段开场白，以确保学生们听到并理解了。克雷格结束表演之后，要求学生们写下他们的任何反应。
　　我们分析了学生的反应表，首先确证他们认为克雷格是什么人。在被告知克雷格自称是通灵人的那些班上，大约80%的学生也都明确地认为他是通灵人，只有少数学生对此表示怀疑。事先我们虽然料到相信的百分比会很高，但是我们仍对笃信的强烈程度感到吃惊：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许多学生喘息着，小声惊呼着，明显地受到了震动。许多学生在反应表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难以置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会相信的。每个人都能培养出这种能力吗？”大约有12名学生变得心烦意乱或非常惊恐，他们在表上写满了驱邪用的咒语，或警告克雷格不要与魔鬼来往。我们对如此轻易地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应感到不安。次日，我们全体回到那些班上，向学生们解释说表演是假的。
　　在被告知克雷格是位业余魔术师的那些班级上，我们发现了两个有趣的情况。第一，相信克雷格是通灵人的学生大约比被告知克雷格是通灵人的那些班级少三分之一。虽然这些学生看到的表演和其他班看到的完全一样，但是这些学生常常评论说：“真漂亮的把戏！”而不说“你是怎样培养出这种能力的呢？！”这些班级的一些学生对如何变这套戏法所做的一些猜测，有时还是正确的。第二，即使这些班级对通灵人的相信程度较低，但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学生相信克雷格是通灵人，其中某些学生甚至评论说，克雷格的表演根本不可能是舞台魔术。
　　总之，心理调查告诉我们，在人们的日常推理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们是拙劣的自然环境观察者和归纳者。人们经常低估可能性，并发现要准确地推论这些可能性是很困难的，人们把神秘事件过于轻易地归结于神秘的原因，还过于轻易地把对这些事件的感受混同于事实。人们在面对问题时，往往不是考虑所有可能的假设，而是选择一个自以为是的假说，然后只寻找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
　　科学方法可能会因其涉及的数学、术语和技术设备而令人生畏，但它基本上不过是一种审慎建立起来从而弥补人们天生的推理缺陷的实用而又系统的推理方法。因此，科学方法不允许把感觉和愿望与解释混为一谈，要求认真系统地观察环境，尽可能使用仪器而不是单纯的直观或者利用数学来论证正确的可能性，并考虑一切可以选择的其它假设，同时尤其要认真分析与所主张的假设相对立的证据，而不是武断地一概否定。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凭藉科学取得的成就要比单靠人直觉取得的多得多，这并非因为科学是一种非凡的体系——科学并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单靠直觉太容易出错了。
　　在许多科学与直觉相抵触时，人们会明智地认识到科学是正确的，直觉是错误的。因此，尽管直觉使我们感到地球是处于静止状态，而太阳是每24小时绕地球一周，但人们仍相信地球在绕地轴自转的同时绕太阳公转；尽管凭直觉看来椅子是实心的，但人们相信椅子是由原子组成的，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椅子几乎是空洞洞的空间。然而，当科学家告诉人们，占星术或超感官知觉的看法不合逻辑，也没有证据时，人们却认为科学家是错误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科学并非总是比直觉的认识要强，科学也不是一贯正确的。不过，最显著的科学进展是以科学超越或否定人们的普通知觉和直觉为特征的。过去，科学经常清楚地证明它强于直觉，因此，在超自然现象的直觉经验与科学观点相抵触时，我们就应当仔细考虑我们的推论，看看自己是否被作为人类天性一部分的偏见所蒙骗。诚如弗兰西斯·培根指出的那样，“当一种见解一经提出之后……人的理解力便会强使其他的一切来支持和证实这种见解。……容易被肯定的而不是被否定的观点所影响和激动，这是人的理解力的一种奇特的和永存的错误。”
　　（章方　译　　蔡伟蓉　校）

二、怪物
丹尼尔·科恩
　　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些体型巨大、模样古怪、正统科学所不了解的活物吗？某些通俗读物和杂志的读者一定会响亮地回答说：是的。世上不仅有尼斯湖怪、大海蛇、大脚怪、雪人一类广为传闻的怪物，另外还有关于许多种名声虽不那么大，但情况更为怪异的东西（我们统称为怪物）的传说。而且，不仅在遥远的丛林、茂盛的森林、积雪的高山和荒凉的沙漠，甚至在居民较多、交通较便利的地区，都有关于怪物的传说。发现怪物的报告后还常附有照片，甚至影片。难道所有的目击者（包括一些很不一般的人物）都是扯谎或幻觉？难道所有的照片和其他物证都是伪造的？
　　诚然，现今世界上关于怪物存在的材料无疑数量极多，但究竟有多大的作证价值呢？
　　让我们先分析一个典型的例子——尼斯湖怪。可以说，在所有出名的怪物中，大概没有一个能比据说生活在苏格兰的尼斯湖里的东西更引人注目了。
　　尼斯湖位于苏格兰的高原上。迄今为止，这仍是一个遥远而难以到达的地方。湖约有22英里长，但只有一英里左右宽。以容水量而论，它是英伦三岛中最大的淡水湖，在全欧洲也位列第三。
　　对那些只了解北美湖泊的人而言，尼斯湖真是一片奇异而又有点可怕的水泊。它特别深，上部分水域深达700英尺，据说有的地方超过900英尺。沿湖岸的大多数地方，陡坡笔直地插入水中。由于有大量泥炭微粒悬浮，使得湖水显得极为昏暗，即使利用强光照射，水下的能见度也不过数英尺。湖水极冷，常年的水温总保持在42°F左右。
　　许多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篇有关尼斯湖怪的文章出现在圣·哥伦巴的传记中，此人是六世纪时的一名苏格兰基督教传教士，传说他曾从怪物口中拯救了一个人。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又增添了一些有关湖中“某种东西”的描述。但看到现代关于尼斯湖怪的描述则开始于1933年即在那条沿着湖西岸的公路建成那年。早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湖早已成为富人的旅游胜地（女王本人曾在1873年乘一艘明桨火轮游湖一周），而在公路修成之后则面向广大公众开放。
　　一般认为，使人们对尼斯湖怪兴趣极浓的是1933年5月2日刊载在《无袖斗蓬信使报》上的那一篇文章。文章叙述当地一位商人和他的妻子目睹一个怪物在湖水中嬉戏了整整一分钟的情景。这位商人名叫约翰·马凯，是湖边一座旅馆的主人，这一点值得引起人们怀疑。撰文者是亚历克斯·坎贝尔，一个年轻的尼斯湖水上的巡查员，他担任巡查员的职务直到1966年退休为止，始终是一位热心的湖怪拥戴者。他说他自己也曾几度目击湖怪。他又说他为这东西取名“怪物”，并非由于它有什么可怕之处，而只是由于他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名字可叫。
图3
　　已知为“湖中的某种东西”拍的第一批照片摄于1933年11月。由于景象过于模糊，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尼斯湖怪最有名的一张照片是在次年4月间拍的。但这张照片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拍的，至今也未能弄清楚。照片的拍摄者是伦敦的妇科医生罗勃特·K·威尔逊中校，这是一位极不愿出头露面的人。因此，多年来人们甚至不知道拍摄者的名字，而只把那张照片称为“一位伦敦名医的照片”。事实上，威尔逊为那怪物照了两张。最有名的那张（见图3）是一个正钻出水面的、长脖子小脑袋的东西的剪影，可惜图中没有任何足以判断它的体型大小的凭借，以致怀疑者完全可以说：该目标可能极小——也许是一只鸟的头或一只潜水水獭的尾，而不是一头巨物的头和颈。不过，这幅“名医的照片”是与目击者的描述（即怪物有一长颈和一小头）相符的。
　　从那以后，尼斯湖怪的声名时升时降：在战争岁月里，很少有人关注，但战后对它的兴趣又复兴起。1960年4月，有一个叫蒂姆·丁思代尔的航空工程师兼湖怪迷，拍了一段据说是那湖怪在湖面游泳的短片。丁思代尔站在湖的此岸，而“那东西”是靠近湖的彼岸。影片中游动的物体既小又不清楚，可是经过皇家空军照片侦察专家的审查后，认为那可能是一种全长达到90英尺的生物，但也有人认为拍的是一条小汽艇。不管怎么说，丁思代尔的短片开创了一个调研的新时期。在暖和的月份里，某些携有良好装备的正规考察队以及数不清的猎奇者都自发拥至尼斯湖畔。
　　1972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由波士顿应用科学研究所组织的一个考察队，使用一架水下照相机拍到两张照片，看来好似是一只大动物的菱形前鳍及其躯体的一部分。1975年，研究所的另一个考察队又拍到若干张戏剧性的水下照片，其中的一张为一只长颈小头的动物，另一张是一个粗糙多疣的东西，被认为是怪物脑袋的特写镜头。受到这种进展的鼓励，纽约时报于1976年资助该研究所，发起一次规模最大、装备最完善的怪物寻觅考察，可是这次考察并未获得任何值得重视的收获。此后，对于怪物的兴趣就又低落下去了。然而，就尼斯湖怪的过去经历而言，可以断言将来对它的兴趣还会回涨。
　　除了照片和影片之外，还有一些引人入胜但佐证不足的声纳记录，以及为数不少的目击者，似乎证明湖中确有“某种东西”。
　　长期以来，大家都在猜测那怪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由长颈的海狮直到某种巨型的无脊椎动物，但主要倾向于认为是长颈龙，即生存于恐龙时代的一种大型海栖爬行类动物。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彼得·斯考特爵士甚至给那怪物起了一个学名，叫 Nessiteras rhomboptery ，大意是“生有菱形鳍的尼斯湖怪物”。
　　总的讲，在尼斯湖中生存着不知名的大型动物的证据要比世界上其他怪物的证据为充分。可是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摆脱“证据尚嫌不足”的结论。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尼斯湖一直是个受到仔细检验的目标。到那里去寻觅怪物的人中，有许多是很高明的专家，特别是近年来，他们还使用了最新的先进装备，但结果所能得到的无非就是几张模糊的照片或是某些诱人但混浊的声纳记录，从来未曾找到过任何确凿物证。而且，这种动物肯定不会是永生的，那为什么从来没有尸体浮现呢？据说怪物有时曾经上岸。但也从未发现过它的足（或鳍）迹。
　　确实，那湖又长又深，那水又冷又暗，而到那里探险困难重重。然而，这样一群大动物怎么可能在如此有限的地区里逃脱人们的发现竟达如此之久？虽然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曾经正式表示同意湖中有怪物存在，但绝大多数科学家却仍然疑窦丛生。
　　假定那尼斯湖怪突然出现在摄影机前让人拍下一张清晰的特写镜头，或者假定有一个怪物的尸体被水冲上了岸，则整个尼斯湖怪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否则，这个让人干着急的问题仍将继续保留，而且仍将有人继续去追查，不管那局面在怀疑论者看来是如何地无望。
　　有关大海蛇或大海怪存在的证据虽然远不如尼斯湖怪的那么多，可是发现它们的可能性却远比找到苏格兰那只无从捉摸的怪物要大。因为大海比尼斯湖宽广得多，而且尚未彻底勘探。
　　若干个世纪来，水手们早已传播过关于这样或那样的大型无名海怪，而且确实曾将它们看作是远程航行中的一种危险。但所指之物，有的可能是已知的海栖动物，例如鲸、带鱼或大乌贼之类，也有的可能是误解或纯粹的虚构。当然，也可能真有人见到过迄今为止尚未被科学发现的某种大型海兽。
　　在现在，见到海怪的报导已显著减少，怪物迷们会辩解说，这是由于海里的动物不愿象它们靠近古代木帆船那样在现代巨轮近旁露面。但不管怎样，从没有过一张清晰的海怪照片，而且有些所谓的海怪照片还是伪造的。此外，据说有被冲上海滩或被人从海里捞起的海怪遗体。不幸的是，这些遗体都属于以下二类：要么是在有资格的专家仔细检查之前便被冲入海中，或者说是丢失了，要么是在检查之后被认出是属于一种已知的海兽。
　　唯一的一个例外是1896年被冲上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岸的一大块粉红色的东西。经在场人们拍照丈量，认为那是一条巨大章鱼的遗体，它比任何已知的章鱼要大许多倍。但也有人认为那是一条鲸的遗体。遗憾的是，在专业生物学家未来得及下结论之前，这块东西就被冲回海里去了，仅留下的一点组织片被装瓶送到史密森学会保存起来，一直蒙尘到五十年代的后期，才有科学家重新启封作显微镜检查，最终确认是一只章鱼的组织。由此可见，真有可能在大洋深处生存着一种尚未被人发现的、触脚长达100英尺的大章鱼。（ 扫校者注：近年来，科学家在深海发现了长达十几米的巨大鱿鱼，拍到相当清楚的照片，参见 《海怪的传说与现实》 ）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故事，是关于那个新西兰怪物的。1977年4月，有一条日本渔船在新西兰近海捕捞时，从900英尺深处捞着一具已腐烂的巨大尸体，那东西有32英尺长，估计重量有4000磅。尸体发出恶臭，并渗出一种白色的粘液，流遍甲板各处。渔人们恐怕尸体会污染捕获的鱼，于是在给它拍照、丈量并留下组织切片后，就把它抛回海中。
　　照片被冲印出来后，在日本引起一阵轰动。各方面的权威人士很快对它作出种种猜测：一条鲸？一条姥鲨？或一只象海豹？但极大多数则认为那是一条蛇颈龙的遗体，因为照片和素描上的形象是小脑袋，长脖子，壮硕的身躯和四支鳍，还有一条长尾巴。在所有现存的大型海洋动物中，没有一种是这付尊容的。不过，对这条新西兰海怪切片组织的化验表明，其化学结构与鲨鱼相同、
　　把一条大鲨鱼（特别是那巨大的、体长超过40英尺的姥鲨）的腐烂尸体误认作蛇颈龙的遗体，在历史上已有过多次。这与鲨鱼的特殊的解剖结构有关。鲨鱼最明显的特点是上下颚松松地连着脊骨。当一条姥鲨的尸体开始腐烂时，颚骨很容易脱落，作为鲨鱼另一主要特征的背鳍也是如此。此外，鲨鱼的脊骨只连着上爿尾鳍，因此下爿尾鳍也会失掉。结果，剩下来的就只有—个连着一条长脊骨的小头颅，一个只带有下鳍而无背鳍的庞大身架，还有一条尖长的尾——貌似一具完整的假蛇颈龙遗骸。1970年11月，有一具和上述特征完全相同的尸体曾被冲上马萨诸塞州的西图阿特海滩。侥幸的是它没有被抛回海中，所以后来被明确判定为鲨鱼的遗体。
　　不过也不能忙于作出海洋里肯定不会有新发现的结论，说不定会有一天我们还能发现一种或者几种不同的海怪。
　　与尼斯湖怪和海怪同样广泛流传的是两种人形多毛的巨怪，即大脚怪和耶蒂怪（雪人）。但有关的证据甚至远不及尼斯湖怪的证据充分。
　　现在先让我们说说耶蒂怪。怪物迷们坚信，住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居民多次见过多毛人形的耶蒂怪。但有一位印度学者认为，所有喜马拉雅民间传说中提到的耶蒂，实际上都是熊或纯粹虚构的山妖。而且，根本没有人知道在当地居民中间，对耶蒂的信念究竟广泛到什么程度，因为从来也没有人作过这类深入调查。
　　怪物迷们的依据是说有大量的第一手目击报告。但事实并非如此。已故的伊万·桑德森是个热心的耶蒂支持者，他也只能说出九个（1887年至1960年之间）程度不等的目击报告，且其中大多是极可怀疑的第二手或第三手材料。
　　有关耶蒂的最早的也是迄今最好的一份目击报道来自N·A·托姆巴齐，这是一位参与1925年皇家地理摄影探险队的希腊籍摄影师，当时他在锡金山区大约15000英尺的高处安置营帐，他的搬运工告诉他在下坡有某个奇怪的东西正在移动。虽然光线强烈眩目，他到底还是看出了大约800码外的目标。
　　托姆巴齐写道：“毫无疑问，那东西的轮廓完全像一个人，直着身躯走路，有时停下来挖掘或揪拔一些杜鹃花丛。在白雪的衬托下，那东西显得颜色很深，没有穿衣服。还不到一分钟的功夫，它就钻入一些茂密的灌丛中不见了”。
　　后来这位摄影师检查了它留下的脚印。“在形状上与人的相似，但是只有6～7英寸长，最宽处约有4英寸。五个脚趾和蹠部十分清晰，但足踵的痕迹不清，仅依稀可见一个笔尖般的点。脚印共有15个，托姆巴齐断定说：“没有疑问，这是属于一种双足动物的。”当他问搬运工那可能是个什么东西时，他们答以神话故事中的妖魔。
　　虽然托姆巴齐的目击时间很短，而且是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看见的，但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叙述。
　　那天在锡金山上行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固然有可能是那个耶蒂，但另一种解释也是可能的。托姆巴齐在他的叙述中，始终强调他所见的那个形象是“与人的外形一致的”。托姆巴齐所见到的脚印并不像传说中讲的那种巨大的耶蒂脚印，而是在形状上和尺寸上都像人的脚印。有没有可能托姆巴齐所见的其实就是个人呢？1925年时他就是这样想的。
　　“当时我曾猜想这个‘野人’或许是一个孤独的苦行僧，或是某一与世隔绝的虔诚的苦行僧团体的一分子，他们弃绝人世，跑到尚未被尘世亵渎的高山上去寻找他们的神。”
　　这样的苦行僧确实存在，他们确能赤身裸体或半裸体地行走于寒冷的高山上。
　　在1951年11月间，登山家埃里克·席普顿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孟卢格兹山西南坡上发现并拍摄了一串神秘的足迹。席普顿跟踪足迹将近一英里，直到它消失在坚冰上。
　　照片上的足迹看来有点像人的脚印。但有的专家说这些是熊的脚印，也有的专家认为这是由一行列小动物造成的，后面的小动物踏着领头者的足迹前进。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那是猴子（可能是一只叶猴）的脚印，它用四足齐跳的方式行进。雪地上的脚印由于融化与再凝结，已经变形失真，无法作出明确的结论。结果，这些照片有如一面镜子，每个朝镜子里端详的人都只看到他自己的那套理论模式。
　　另外还有一类所谓的耶蒂证据，据说是作为圣物保存在当地喇嘛庙里耶蒂的头皮和骨头，残骸。喇嘛们虔诚地认为这些东西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不许任何人加以仔细检验，以免被亵渎。
　　到了1960年，人们对耶蒂的兴趣业已十分强烈。终于派出一支大型考察队去现场查个究竟。这次考察的主要发起人是一家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老板，其目的之一无疑是搞宣传。考察队的领导人就是第一个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他是一位真正的名人，但不是一位稀里糊涂的怪物迷。在山里经过一段时间不长的跋涉之后，希拉里回来宣布说，他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耶蒂的证据，关于耶蒂的传说压根儿是胡闹。他带回来一块“神圣的耶蒂头皮”以证明其说。这其实是当地老百姓常戴的一顶用山羊皮制成的普通便帽。
　　但希拉里之行并未使怪物迷沉默下去。他们宣称希拉里没有找彻底，或没有找对地方，或说他因自己未能找到耶蒂而产生嫉妒。可是他们又拿不出任何足以驳倒他的证据。结果，希拉里的考察虽然未能完全消除人们对耶蒂的兴趣，但至少也使之大为“减弱”。
　　或许“减弱”一词用得不当——说“转移”要更恰当一些。因为一旦人们停止到喜马拉雅山区寻找那个大毛家伙，他们马上就去寻找它的北美表兄弟。这个东西曾有过种种称呼，而叫得最响亮的则为加州北部的“大脚”和加拿大西部的“萨斯夸奇”（Sasquatch）。
　　怪物迷宣称，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的印第安人中间，一向就有一种关于那个巨大而多毛的人形动物的传说。但这缺乏事实根据。“萨斯夸奇”一名最早出现于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的一位不列颠哥伦比亚作家J·W·伯恩斯写的故事中。伯恩斯曾在一处印第安人保留区当过教员，熟知印第安传说，但人们不清楚在他的“萨斯夸奇”故事中有多少成分来源于印第安传说，有多少成分出于他自己的想像。此外，伯恩斯的萨斯夸奇是一位居住在荒野中的印第安巨人，而不是某种多毛的野兽。伯恩斯说他的“萨斯夸奇”多毛，是指他的头上的毛发很长，而不是指身上。
　　过去也有过几个故事，涉及美国西北部森林中的某种奇异动物或“野人”。但在1958年以前，这些故事的影响顶多仅限于本地人。到1958年，有一队在加州北部洪堡县山区中干活的修路工，声称在他们的营地周围发现了大脚印。其中一人把一个脚印浇了石膏模型，并出示给当地一家报社，于是成了头版新闻。那时人们对喜马拉雅山的耶蒂兴趣正浓，国内各电台当即传出关于“美国雪人”的消息。因脚印特别巨大，所以给它起个外号叫“大脚”。
　　过了九年，又第二次掀起了对“大脚”的大肆宣扬。当时，名叫罗杰·帕特森和鲍勃·吉姆林的两个怪物寻访者，拿出一卷据说是“大脚”穿行于加利福尼亚州尤里加东北方的荒原时拍下的影片。
　　继之，影片被广泛放映，从影片中选摘的镜头则被大量的文章和书籍所刊载。影片所显示的也许是“大脚”，但也许只是一个披着猴皮伪装服的人，即可能是个骗局。帕特森和吉姆林说得很直率，他们就是想靠这部影片发财。
　　在帕特森—吉姆林影片之后，其他所谓真实可靠的“大脚”影片也跟着出世了，但其中有些至少能让人看出毛皮服的缝口。
　　脚印也好，影片也好，都不难伪造，因此这决不能作为“大脚或“萨斯夸奇”存在的确证。所需要的是一些更实质的证据，一块骨头，一个头颅或者是怪物本身。但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证据，甚至连可靠证人所汇报的目击事件也少得可怜。所谓的怪物出没的地形可能是够崎岖不平的，但并不是不可穿行的。旅游者、狩猎者、宿营者、守林人，还有一些专业考察队，经常穿越被指称的大脚栖地，可总是无缘幸会。怪物迷常爱以攻为守：“如果那东西不存在的话，那些人所见到的是什么？”然而，也许更恰当的问题是：“如果那东西真存在的话，为什么人们不能更多地见到它们”？
　　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假称看见了“大脚”？理由之一可能是为了赚钱。写一篇好的目击报道，尤其是如果能附上一些照片的话，就能赚不少钱。更多的理由是为了制造刺激，最典型的就是俄克拉何马州一个名叫史迪威的15岁男孩的故事。他宣称在1977年8月间曾被一个大脚怪型的动物所攻击，就在最初的报道之后不过数日，俄州塔尔萨的论坛报辟谣，说那孩子承认根本没有这么回事。他说开头只是为了开玩笑，但是后来事情弄得无法收场了。
　　另外也有纯粹搞错了的。比如有人在树林里或在路旁看到了“某种东西”，他并未真正看清楚，但由于他听说过关于“大脚”的故事，于是他的想像力可能会把这一瞥发展成为对“大脚”的目击。不管怎么说，遇到了一个“大脚”总比瞥见一只棕熊更为耸人听闻和富有趣味得多！
　　地方性报纸在树立起“大脚”形象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时常刊登一些他们明知道（或有理由怀疑）是夸大的或纯粹假造的事件。一般地说，记者和编辑们都把怪物报道当作特写或趣闻，而不当成硬性新闻看待。他们认为不管其内容是真是假，反正没多大关系，因此就不作严肃的判断。电视网似乎对于怪物和其他可疑事物也抱同样的态度。这类节目，虽然时常被编入纪录片的系列，但大都是由文娱部或特写部而不是由新闻部来处理，很少派人去核对事实或者提出一种相反的看法。结果是，一般的读者或电视观众分辨不出哪些是软性的特写，哪些是硬性的新闻，这也是可理解的。你或许已经注意到，那个自称被“大脚”攻击的孩子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这本不是传统的“大脚”产地。事实是，有关“大脚”一类动物的传说几乎全国每一个州都有。那被指称的动物有着种种地方土名，如巨毛猿、臭鼬猿、沼泽猿、明尼苏达冰人，等等。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如此巨大而奇形的动物能长期隐藏的地方，也曾有过报道。
　　还有一种神秘事件会彼此呼应的趋势。“大脚”目击时常会与不明飞行物体的目击合并报道。每当西部某些州出现一阵子关于发现神秘动物残骸的消息，必伴随着关于在其附近见到一种多毛人形“东西”的谣言，还有人认为断肢残骸来源于魔鬼祭礼或不明飞行物体。可实际上根本没发生过任何异常事态。动物大都是自然死亡，肢体断残则是被小型食肉兽撕咬坏的。
　　大多数对于不明飞行物体和怪物之类的问题乱作推测的人，倒没有说过“大脚”是从不明飞行物体中走出来的话。但也有些人争辩说，飞行物体也好，怪物也好，还有其他一系列怪事，都是属于由外星人或超外星人所搞的大宇宙计划或阴谋的一部分。他们暗示说，虽然人们能亲眼看见这些东西，但这些并不是“真”的物质，而只是某种幻象或精灵的投影。这种理论可真够灵活，它既保存了那“神秘性”，又用不着提供任何实物证据。这样的理论只能吸引某些倾向于神秘主义的人或那些最狂热的福特派人士（查尔斯·H·福特是20世纪初的美国作家，他不喜欢现代科学或科学家，专门收集各种邪门怪事证明科学家什么都不对）。
　　除喜马拉雅山和北美之外，苏联的山区也一再有过发现类似怪物的报告。所不同者，“大脚”报道在美国通常受到科学界的漠视或嘲笑，在苏联却据说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做过详细调查，并且还曾发现关于这些怪物存在的确证。苏联还有关于心灵学、球外生命一类性质不明题材的报道。对此类报道，凡可能予以核查者，已都证明如非极端夸大，便是彻底伪造。有过几次，苏联科幻小说中故事在西方被当成真事。因此，除非苏联的“大脚”证据能获得确证，否则就应慎重对待。
　　被认为世界各地皆有分布的怪物，尚不止“大脚”而已。类似尼斯湖怪的东西，在苏格兰其他湖泊乃至世界别处的深水湖中都曾有过发现的报道。据说，有一种名叫奥戈波戈的动物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湖里，曾多次有人目击。有人见过苏联贝加尔湖里有一只怪物，结果查明这是把苏联科幻小说的故事当成真事了。此外，还传说在澳大利亚的某地，有一只名叫比尼普的大怪物。巨大的地獭现仍生存在南美。有人在新几内亚看见过恐龙；长毛猛犸仍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到处流浪。在伊利诺斯州有关于巨型大袋鼠的传说；在新泽西州派恩荒原上有一个名叫泽西魔鬼的怪物。在西弗吉尼亚州有一个叫蛾人的会飞的可怕东西，据说见者还不少。等等。
　　认真的怪物迷不一定相信所有的怪物报道，但他们认为有许多报道是言之有物的。他们常常会以腔棘鱼为例进行辩解。腔棘鱼是一种5～6英尺长的大鱼，属于一种被认为早已绝灭几百万年的古生物。1938年在非洲南部海岸捉到一条，其后又得到这种“绝种鱼”的几个标本。于是科学家作出论断说，这种鱼虽然很少，但远非已灭绝。怪物迷们由此断论一些大型而特异的动物是能够长期躲开科学的眼睛的。然而，一条5或6英尺长的鱼是一回事，一个七英尺或八英尺高的多毛人形动物则是另一回事，很难想像这样一种动物如何能这么长久地不被查获。严酷的事实是：自从本世纪初发现了霍加披之后（产于非洲中部的一种类似长颈鹿的动物），科学家再也没有发现过任何其他大型和怪状的陆生动物。在超过四分之三世纪的长时期中，人们对世界上的陆地和海洋的探索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彻底，但从来也没有找到传说中的任何一种怪物。
　　且不论这类发现是多么不可能，但继续寻找仍将是肯定的。因为寻找怪物基本上已不是一种科学性的探索，而成为一项浪漫主义的追求。不管怎么说，反正追寻怪物是一种无害用，甚至是有魅力的活动。
作者简介
　　丹尼尔·科恩，1936年出生于芝加哥，受教于伊利诺斯大学新闻学院。在《科学文摘》编辑部工作九年后，成为一名自由作家。他写作出版过60多本书，其中多数是有关超自然的题材，目的在于使年轻读者对此类问题有一种客观的态度。

三、植物的敏感性和感觉
阿瑟·W·高尔斯顿 克利福德·L·斯莱曼
　　六十年代以来，一股反知识的浪潮席卷了美国，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反科学的喧嚣，其余波至今仍未平息。公众对待科学方法和成果的某种敌视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某些科学技术的应用并没有改善人的环境．相反却破坏了现代生活方式的乐趣和雅致。那些批评者们则趁机把科学和反人类主义等同起来，进而呼吁寻求新的方式来认识我们周围的宇宙。在这个为污染、人口过多、失业、犯罪率上升，特别是为没完没了的肮脏战争（技术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困扰的世界上，这种呼吁引起了某些人的共鸣。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本题为《植物秘闻》的书于1973年出笼了。这本书声称，植物具有许多过去人们认为只有人类和某些高等动物才有的精神方面的属性。这些属性包括感受人类的思维和情绪并对它们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对远方发生的损伤性事件（例如其它生物受伤或死亡）作出反应的能力。这本书依据不加控制的实验、凌乱的观察和出处不明的报导，杜撰出了一个植物会算；能交流信息和收集宇宙其它地方的生命所发出信号的实例。据说植物能对某些音乐作出积极的反应（比如说，喜欢巴赫的音乐而不喜欢摇摆舞乐曲）；能作的条件反射；能预测风暴、地震等甚至能使元素蜕变（以避免矿物质贫乏）。 在这些希奇古怪的发现中，最神的一说是，只要把生长中植物的照片放置在特定频率电磁场的照射下，就可以消灭植物的病虫害，或者使它们借以生长的土壤变肥。这本书通篇都是把对人们所公认的现象的描述同虚构而离奇的报导混杂在一起。
　　毫无疑问，这本书的作者汤普金斯和伯德都是老练的科普作家，他们对现代植物研究的许多方面肯定都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这本书的出笼在时间选择方面，巧妙地利用了刚才所说的许多人对科学的厌恶感。所有这些，再加上不惜代价的广告宣传和一些出版商的卖力推销，使这本书影响甚广。假如大多数读者只是象读一部好的小说那样，为了消遣才读这本书的话，本来是无害可言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本书的带动下。无数从“一人实验室”里出来的离奇发现蜂拥而至，继而引起了外行人对职业科学家不考虑植物界的所谓“事实”的广泛责难，并使学生们在生物课上争论不休。
　　面对这片盲目的支持声，尽管为时可能晚了一些，几篇针对这本书的科学评论终于问世了。美国植物生理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召开会议对书中的某些说法进行了评议。汤普金斯和伯德在书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是说一位测谎器专家巴克斯特对植物进行的电生理学实验。1974年6日在纽约州伊萨卡举行的美国植物生理学会会议上，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的皮卡德博士组织了一次讨论会，会上介绍了一些独立进行的并经过周密控制的实验，这些实验试图重复巴克斯特的实验结果，但都没有成功。此后，高尔斯顿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1975年1月的纽约会议上组织了一次会议，把巴克斯特和他的对立面都请到了会上，这些对立面中包括两位科学家，一位是加斯泰格，另一位是克迈茨，他们都花了不少工夫试图重复巴克斯特的实验。在那次会议上以及在后来的公开辩论中，巴克斯特对其他人未能重复做出他的实验结果显得若无其事，并绝口不提由他自己示范一下实验。因而，人们所期待的科学性对话不得不宣告中止。
　　鉴于巴克斯特以及汤普金斯、伯德立论的主要依据是对电生理学数据的解释。所以本文的目的在于考查过去发表的实验，并从生理学和技术程序的角度把这些实验同别人的类似实验相比较。
　　自从十八世纪伽伐尼的时代以来，在动物特定的细胞和肌肉中有电位差特别是”动作电位”发生，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关于植物组织中有电现象发生的知识并没有为人们广泛接受。汤普金斯和伯德一书给人们留下的似乎为相当多读者所接受的印象是，关于植物电生理学方面唯一重要的早期工作是二十世纪初由著名印度物理学家玻色做的。而且，那项工作在1968年巴克斯特的报告发表以前的四十多年中，一直没有受到人们重视。关于巴克斯特实验的实质，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但我们必须首先纠正这种对历史的歪曲，然后再用现代科学的观点对”植物电“问题提出一些基本看法。回过头来看，玻色享有盛誉是当之无愧的。他以极大的创造性设计了测量植物组织电位和形状细微变化（如弯曲、肿胀等）的灵敏度较高的精密仪器。捕蝇草、茅膏菜、含羞草等植物引人注目的运动早就有人叙述过，但玻色等人则在藻类以及较高等的植物，甚至菌类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玻色相当正确地指出了植物和动物组织的电应激性在功能方面的相似之处，但他的论据无论如何不能支持汤普金斯和伯德关于植物也能象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那样对周围环境作出应变反应的结论。
　　玻色的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非常先进 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又很原始，与他同时代的美国人（主要代表人物是奥斯特蒙特）对植物电应激现象的物理认识比他更接近完善．根据当时正在兴起的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杰出的物理化学家能斯脱、普朗克等人提出的电解液理论，奥斯特蒙特指出，藻类细胞内部和外部环境的电位差肯定是由离子（如钠、钾、氯化物的离子）以微分子扩散方式透过细胞表面的选择渗透膜而引起的。这一假说连同究竟哪些“离子载流子”更易于穿透细胞膜的解释，成了现代生物电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生物电理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根据得克萨斯大学的伦德，耶鲁大学的伯尔和瑞典的龙德加德等人的实验而建立起来的。伦德观察到，在植物茎部和根部测得的电位差对某些毒素是敏感的，而龙德加德则发现，这种电位差，以及这些组织的耗氧率，同植物组织从介质中摄取的负离子速率是密切相关的。因而结论是，代谢作用能把电荷“泵”过细胞壁膜，从而在膜两侧形成电位差。这一概念在六十年代末就曾被米切尔用来解释关于生物系统内能量转换的许多实验数据。
　　生物电位的产生，是带相反电荷的离子趋向活细胞表面膜两侧的结果（“膜电位”一词即由此而来）。但这一事实直到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研制出能插入单个细胞内的玻璃毛细管电极以后才得到广泛证实。所以，大部分早期的工作都是用整块组织记录技术做的。典型的做法是使用一对浸过盐水的电极，其中一个放在组织的一个反应点上，另一个放在一个较远的静点上。（这项技术最重要的也是人们最熟悉的应用，是把一个电极放在人体胸壁上，另一个放在胳膊或腿上，以此记录它们之间的电位差．这就是心电图。）这项技术操作起来比插入细胞内记录技术容易，但可靠性要差得多，原因是它在整个记录过程中受多种因素所决定：电极同组织的接触是否良好；电极相对于单个细胞的大小如何；是否有“死区”（即角质层、结缔组织）；以及静点电极附近的电位是否稳定。所以，整块组织记录技术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在解释时就需要比使用细胞内记录技术时更加谨慎。
　　无论是在植物还是动物的电生理学中，哪怕是最小心技术最成熟的测量，也会因不慎造成的组织损伤而使数据测量工作徒劳。备样时造成的损伤可能产生长时间的退极作用，有时还会伴有波动。典型的情况是，这种反应开始很急，而恢复则要等到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以后。由于某些科学家生来性急，急于做下一步的工作，所以在以前发表的实验报告中含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差错．
　　伦德发现燕麦幼苗叶鞘的生长点相对于其底部的电位差约为负100毫伏。在植物其它器官，包括根茎以及生殖茎轴上，也观察到类似的电位差，而且这些电位差会随机械变形以及温度、光照和周围盐溶液浓度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在正常情况下，圆柱形植物器官内没有横向的电位变化曲线存在，但某些茎、根和叶梗在光照和重力场影响下也能产生100毫伏以上的横向极化。这种极化与生长激素的重新分布和随之出现的生长曲线有关。对于伴随海洋藻类植物（如墨角藻和鹿角莱）单个受精卵生长而变化的电流，也用超敏感细胞外电极作了测量。在测量中，同电位变化关系最大的化学事件是钙离子转移，而不是激素的重新分布。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植物组织的“生物钟”同电位变化是有关系的，这种变化无论用细胞内电极还是细胞外电极都很容易观察到。
　　那个在汤普金斯和伯德书中被绘声绘色加以指导的巴克斯特，是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测谎器专家，担任过美国测谎器协会的董事和科学查讯学院研究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对人使用测谎器时，能记录下不受控制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主要是出汗），这种反应常常和说谎及其他情绪障碍有关。记录的方法是测量两个独立的表面电极间皮肤电阻的落差。这种现象被称为心理电流反射。
　　巴克斯特最初踏进植物生理学的门坎显然是近乎偶然的，当时他想知道植物叶子的表面电阻是否也同人类皮肤电阻相似，能够随每次的浇水反映出汁液流动的变化。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他搞测谎器的经历告诉他，叶子中水份蒸发量的增加应该降低叶子上下层表面之间的电阻。正如电生理学家在进行新的实验时常常碰到的那样，最初的记录是相当不稳的，其中至少有两个无法解释的准周期性变化，分别约为1周／秒和2周／分。它们迭加在一条缓慢下降的曲线上。这种情况如果有什么含义的话，则应该表示叶子电阻在不断增加。在已发表的一份记录上还有一段曲线，乍一看就象测谎器记录图上表示人在说谎时电阻的缓慢起落（图4）。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违背科学的逻辑混乱。巴克斯特不去调查记录条件，找出和排除预想不到的噪声和漂移源，就匆匆得出结论说，因为植物记录图在某些地方象人在情绪反应时测得的记录图，所以植物一定感受到了某种类似人类情绪的东西。这就好象等于说，因为满月时的月亮具有象人脸一样的阴影，所以月球上肯定有个真人。
　　巴克斯特于是决定用能够激起人类强烈情绪反应的方法（如损伤和死亡）来对待植物，以进一步探索植物的情绪反应。他在报导其发现时说，（用热咖啡）烫伤邻近的一片叶子不足以激起测谎器上的反应，但当他考虑要用火柴烧这片叶子时，“曲线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里并没有提供任何记录一个念头开始时间的方法，但在发表的记录图即图5中，却能清楚地看到记录是杂乱无章的。）此后，对其他植物种类也做了类似的但没有记录下来的实验，“多次支持”了巴克斯特的假说。尽管书中对那些未能支持该假说的实验未能作出解释，但作者确实注意到了，“当叶子……脱离植物母体时，甚至当……处在电极表面之间的部分被切碎或重新分布时”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如上面所提到的受损伤组织的特性是无规则的，所以这种说法真是莫明奇妙。后来，巴克斯特用以下几种办法改进了他的实验方案：（1）用烫死咸水虾作为一种恒定的远距离刺激；（2）选择叶子阔厚、坚挺度理想的黄柏作为记录对象；（3）使实验自动化，每种实验重复进行三次；（4）用一个100，000欧姆的电阻代替叶子，把它接到第四个记录仪上以控制仪器的噪声；（5）把主要的记录仪器、每株植物和咸水虾分别放置在实验室不同的房间里；（6）使用随机器和控制（无虾的）无菌盐水的装置，使实验观察人员无从知道（在具体实验中）虾究竟是什么时候被杀死的或者是否被杀死；（7）使所有植物的光照和温度条件保持恒定。
　　用这种方式进行的七项实验所取得的数据分析如下：所有七个固定电阻图录都是平的。这表明仪器没有电子干扰。在二十一份叶子记录中，有两份由于笔记录器失灵而不能用，三份由于“明显的活动过大”而不能用，另有三份因“没有表现典型的流动性”也不能用。这样，可用的记录图共剩下十三份。每次实验的时间为2 1/2分钟，分为六个25秒钟的区段。在每个区段的头10秒钟内，可能有虾被杀死，但在所有78个区段中，实际上只有在13个区段（被称为刺激区段）里出现死虾。（其余65个区段被称为“控制”区段。）叶子电阻的突然偏离被作为一个正反应记录了下来。在13个刺激区段中，有11个发生了这样的反应，而在65个控制区段中。只有8个有这样的反应。单独用无菌盐水进行控制操作时，则得不到正反应。巴克斯特由此推断说，植物细胞自定有一种“第一感觉系统”。
　　这就是已经发表的实验资料的全部情况。这篇发表在1968年冬季一期《国际心灵学杂志》上的报告，是目前对这类实验结果的唯一报告。不过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1975年年会上，它又得到了补充。在那次会议上，巴克斯特又叙述了他用乳杆菌作为记录对象的新实验。据说在放有乳杆菌的盆附近放一些盛有可氧化基质的盆，那些乳杆菌能显示出电位变化。这也由许多报刊广泛报导过。
　　当人们看到这类无说服力而且逻辑不通的报导时，一般都是想把它们抛置一边的。要对所有未加控制的实验出现的变化进行鉴定和分类，会是一项极费时间的工作。由于这样做很可能得出否定的结果，所以又是吃力不讨好的。正因为此，我们要感谢两位认真的事业心强的科研人员，他们就是康乃尔大学的加斯泰格和当时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科学研究基金会工作的克梅茨。他们明确地要拿出过硬的实验数据对巴克斯特的报告作出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结论。为了使实验条件尽可能地同原来的实验一致，他们两人都接受了巴克斯特的口头指导。两套结果都在1975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上与公众见了面，其中一套得到了发表。
　　加斯泰格同两个大学霍格维茨和路易斯合作，对巴克斯特改进了的方案中所有七项内容进行了实验。他们还对实验程序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例如把植物保存在不透光的房间里；把咸水虾通过螺线管注入沸水中，其电激脉冲被自动记录下来；用录象带对整个杀虾操作进行监测；对电极、植物各样和电缆作了周密的绝缘和防护；使用高增益电容耦合电压放大器测量叶子电位（而不是电阻）的微伏变化。最后一项改进有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它的灵敏度更高。较少受外来噪声的干扰。由于安排电生理学装置则做到了极度的小心谨慎，获得的记录果然比巴克斯特的“安静”得多，只有一项内容可以算得上对情绪刺激的反应，这就是一个自发产生的短暂而且间隔不规则的10至45微伏的偏移。而这在所研究的植物中，只占30％左右。霍洛维茨、路易斯和加斯泰格根据杀虾（或仅以水进行试验）以后马上发生的偏移的幅度大于、小于或等于控制前的偏差（如果有的话）情况，把它们分成正负或零。他们共对20种植物进行了60次随意排序的杀虾试验和40次水试验，并用好几种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但没有发现任何标准可以用来把杀虾或水试验同电压变化联系起来。
　　尽管他们确实发现，根据同样的统计分析法，巴克斯特报导的数据是有意义的，但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验可以满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说：“我们采用了并且从几个方面改进了巴克斯特的实验技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植物具有第一感觉。尽管这一假说仍将会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推测，但人们应该注意到，在巴克斯特发表的数据中，能够支持该假说的只是很有限的一点东西。
　　克梅茨在重复巴克斯特实验条件方面比康乃尔那个小组更下功夫，他特别回过头去采用了用“测谎器”记录叶子电阻的方法（见图6）。但当他对42种植物进行了168次试验（其中杀虾和水试验各84次）以后（见图7），他没有发现电阻偏移和杀虾之间有任何有意义的联系。他还以同样的刨根究底的精神钻研了“乳杆菌实验”，结果也同样是否定的。也许更重要的是，克梅茨为了查找并记录下可能导致巴克斯特实验结果的原因。做了大量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工作。我们知道，巴克斯特从植物得到的记录图噪声很大，比他用测谎器测人的记录噪声要大得多。举例说，任何一个具有电路实践经验的人（尤其是做过生物电记录的人），看了发表在1966年文章中的图2以后，都会怀疑在某个地方有一个电接触点不稳定；即使拿图8那样的用经过巴克斯特改进的方案得到的记录来看，低水平的图录不规律性和基线的模糊不清仍能使人产生这种怀疑。问题是要找出这种接触不良的确切位置。
　　克梅茨注意到，把叶子接入记录系统以后，记录在开始时比后来显得“更活跃”，所以他进行了一次新颖而重要的控制测量；不是简单地用一个100，000欧姆的电阻去控制仪器的噪声，而是在电路中安了一对巴克斯特使用的电极（但仍没有叶子）。这样得到的记录，其”活跃程度”和接上叶子时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都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稳定下来。在多次实验中对电极认真观察研究以后，克梅获写下了这样的结论：
　　“在操作中放上一组电极以后，水立刻就开始从球脂冻胶中蒸发，使其中氯化钠浓度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反过来又引起了电阻发生变化，（在记录仪上）似乎形成了一个偏移。因为……蒸发过程不同，所以电阻变化差异相当大。换句话说，该系统从一开始就是极不稳定的。过了一段时间，（琼脂和空气之间）就形成了一层“皮”。尽管这层皮并不完全阻碍干燥的过程，但它充分遏制了这个过程，使电极系统不能呈现稳定。……我们的观察表明，均衡时间为20～30分钟。根据巴克斯特1968年的文章提供的情况来看，他所取得的植物读数，大部分是在均衡时间里取得的。我们认为……（当时）取得的任何读数可能都是无效的”。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巴克斯特的实验既不能支持他自己的假说，也不能支持汤普金斯和伯德书中的立论。看来，其他那些据说能证明植物具有象人一样的情感和感觉行为的实验，多数也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予以揭穿。不过．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精力上来说，这样做都因为代价过高而不足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因为这一概念确实具有革命的含义，所以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它肯定还会是科学的边缘上人们争论的题目。不仅如此，无论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科学史的角度看，都要求我们注意那么一种可能性（不管它是多么遥远），即有一天会有更过硬的数据出现；为此，简单扼要地讨论一下真正的植物感觉通信过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以及实验者应如何证明这一过程存在的问题，看来是适宜的。
　　为了证实一种植物或动物身上确有感受行为发生，必须要说明该生物体或其中某一部分能够对外界的某一刺激作出系统的反应。就大的刺激来说，信号的形状、大小以及（刺激与反应之间的）时间间隔，都是很容易鉴别的。而对小的刺激来说，主要问题是要把信号本身同“噪声”区别开来，这种噪声在生物系统中，类似收音机内的静电干扰。生物系统内噪声有时确实非常强。例如，多数动物的感受器都能自己放出象真正的信号那样的电脉冲，只不过它们是无规则的，因而往往不容易辨出它们对弱刺激的反应。通常用来区分信号和噪声的技术，要么是找出刺激开始后是否发生带有固定时延的脉冲，要么是用计算机技术确定刺激过程中平均值号频率是否高于无刺激的时候。
　　在过去七十五年中，通过电生理学实验（在这些实验中经常使用这种小信号辨别技术）实际上已经查出若干不同的植物感觉过程。但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感觉过程都显示了一个更基本的特性，那就是解剖定位。正如汤普金斯和伯德书中报导的那样，植物敏感性理论的支持者们不仅没有能够用刚才说到的这样系统的方法把（对“情绪”刺激反应的）信号同噪声分开，也没有能够找出这种感觉系统任何可能的解剖部位。在我们看来，正是找不到一种合理的感受体结构这一事实，宣判了巴克斯、汤普金斯和伯德关于植物“感觉”观点的死刑。知觉、通信和情绪，都是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的特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复杂的计算机电路的特性）。在植物王国中，找不到任何一种复杂程度能与昆虫甚至蠕虫神经系统相近的解剖结构，更谈不上同能够应付各种错综复杂事物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大脑皮层相比了。
　　我们在这次讨论的自始至终，反复援引了科学的两条基本原理，一是数据收集的可重复性，二是要独立验证。巴克斯特的结论以及汤普金斯和伯德书中的许多结论，都经不住这两条原理中任何一条的考验。由于各种观点在人们的头脑常常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近百年来，许多（甚至是大多数）科学家在其假说被科学数据和其他科学家证明破产以后很久很久，还仍然抱着这些假说不放。天长日久，时间终于把这些僵死的假说从我们的记忆中洗尽（以至少是变得很淡漠），尽管以后这些假说不时地会以某种形式复苏甚至还魂。
作者简介
　　阿瑟·W·高尔斯顿是植物生理学领域一位主要的国际权威。他于1920年生于纽约城，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学习，1943年在伊利诺斯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海军服役，并在加州理工学院任过教。1955年到耶鲁大学任植物系植物生理学教授。1973年以来，他一直任耶鲁大学生物系的植物学教授。高尔斯顿曾荣膺多种全国性和国际性荣誉，其中包括古根海姆、爱因斯坦和富布赖特奖金。他曾撰写过几部优秀的教科书，在许多全国性和国际性植物学术组织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并被其中一些组织选为领导人。他担任过美国植物生理学会和美国植物学会的主席。他作为科学家在社会上发挥了作用，曾就生态学问题在国会作证，并是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美国科学家（1971）。克利福德·L·斯莱曼是耶鲁大学生理学副教授。他于1936年生于俄亥俄州芒特弗农。先后在凯尼恩学院和洛克菲勒大学学习1983年在洛克菲勒大学获博士学位。自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博士研究金后在英国剑桥工作，然后又在克利夫兰西部预备大学任教，1967年转到耶鲁大学。他在学术组织中十分活跃，曾在能源保护生理学和生物化学领域、生物膜移植特别是电过程方面较有研究，并有论文发表。
　　（朱进宁　译　　王鸣阳　校）

四、心灵学与量子力学
马丁·加德纳
　　绝大多数心灵学家都相信，任何人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超凡的本领（超感官知觉与意念致动）。其中极少数人的这种本领相当强，而这种超凡本领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据说这是由于一种单一的力在起作用。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力呢？
　　现代物理承认四种基本的力：重力、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力与强相互作用核力，而所有这四种力都是强度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而衰减的场现象。美国心理学家莱因早就指出，心灵力量漠视时空的特性是无法用上述四种力来解释的。由于超低频的电磁波具有极强的穿透本领，某些心灵学家认为光子 ① 可能是运载心灵力量的工具，但是，这方面的证据是不存在的。
　　①按照波长递减的顺序，各种类型的电磁波排列如下：无线电波、红外辐射、可见光、紫外辐射、爱克司射线、伽玛射线，所有这些电磁波都通过光子进行传播。
　　同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其他粒子对心灵力量可能起作用。这些粒子是“引力子”（人们猜想它是“引力”的载体）、微中子（来自某些核反应），等等。近来又有一种推测，提出“快子”（所谓‘超光速”粒子）可能是心灵力量的载体。不幸的是，快子很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它们当真存在也不能用于通讯，因为它们超过光速将与狭义相对论的逻辑发生矛盾。苏联的心灵学家们曾提出“心灵子”，但那不过是杜撰了一种新的粒子来解释无人能理解的力而已，况且这种所谓的“子”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由于心灵现象看来不遵循任何已知的物理定律，因此莱因总是持有这种谨慎看法即心灵力量是完全超越物理学的。他说，我们根本就不明白心灵力量是什么东西，我们最好还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并耐心地等待新的进展。
　　可是，如今的心灵学家们却没有这样好的耐心。近年来，由于心灵学家伊凡·哈里斯·沃尔克推测的结果，那种认为量子力学也许能够解释心灵能力的看法相当流行。沃尔克的看法经过若干修正以后，受到了杰克·萨尔法蒂（一度是尤利·盖勒的崇拜者）的强烈拥戴并且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英国的布里安、约瑟夫逊那里取得了部分支持。此外，表示支持的社会名流还有巴黎庞加莱学院的科斯塔·德·波加特，斯坦福研究院的哈罗德·普特霍夫和罗瑟尔·塔尔格，以及另一些不很出名的物理学家如哥本哈根大学俄斯特学院的理查德·麦端克等人。
　　在把沃尔克的观点作一综述之前，有必要先说一说某些有关的量子力学概念。在量子力学中，一个粒子或几个粒子的系统的状态是由“波函数”给出的。这一函数的奇妙特性在於，对某些性质（例如位置、动量、自旋，极性等等）来说它不取确定的数值，而只给出当粒子进行物理测量时每个变量可能采取的各个数值的概率。而测量这种行动则基于量子力学未予说明的某种原委，将使粒子经受一种通常称为“波包的瓦解”的过程。其结果，粒子将会从一种被测的变量值为不确定的量子状态“跃迁”到一个变量有确定值的量子状态。
　　这种情形颇有点像一颗滚动的，还没有停下来的骰子，但实际上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之所以不能够预言骰子面上将出现几点，那不过是我们不知道所有影响骰子的各种物理力量。从原则上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力量全部考虑进去我们是能够正确预言骰子面上出现的点数的。但是一个未受量度的粒子的行为却不像一颗骰子，或一枚翻滚的铜板，或任何一种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在量子力学里，一种具有量子性质的变量在量度时所取的值乃是纯粹机遇的结果。例如，假定波函数告诉我们，一个粒子自旋的方向究竟取顺时针还是反时针具有同等的概率，那就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哪种自旋。这好像在进行测度以前，粒子本来就没有明确的自旋方向一样。两种自旋方向在粒子里都是固有的。在量度的行动把粒子抓住以前，大自然没有“决定”它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在进行自旋。
　　许多量子力学专家对于他们的学说的这种“纯粹机遇”的说法感到很不乐意。在量子力学发展初期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爱因斯坦曾说过，他不能想像上帝拿宇宙来掷骰子。他希望有朝一日，物理学家们将会发现更深刻的自然法则，来恢复微观水准上的经典物理的因果法则。为了戏剧性地表现他的认为量子力学是不完美的看法，爱因斯坦与他的两位朋友鲍利斯·波图斯基与纳桑·罗逊设计了一个理想实验，即著名的EPR（它是爱因斯坦，波图斯基与罗逊三人姓氏的缩写）悖论。
　　这个悖论可以用多种形式来表达。当一个电子与一个正电子接触时，两者同时湮灭，转化为能量，变成两个光子。例如，假定电子和正电子的湮灭得出一对相反方向运动的光子。一个光子既可被平面极化，即它的波幅按水平或铅直方向来传播或者被圆球状极化，即当它在空间运动时，波阵面进行旋转。这一旋转或者按顺时针方向，或者按反时针方向。量子力学预言，由湮灭所产生的一对光子必定具有相反的极化方向，两者都可以通过一个滤波装置来测定，它使光子通过两个通道之一。不论一个光子被测定为具有哪个极化方向，如果让它立即通过同一类型的第二个装置，那么极化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第一次量测“迫使”光子取定一种确定状态。按照量子力学的理论，即使对粒子本身来说，状态是未知的，除非要等到粒子和别的什么东西发生相互作用之后。不确定性是固有的，本征的，一直到极化被观测为止，那时就不再有任何可能既是这种方式，又是那种方式的了。
　　由电子和正电子湮灭所产生的一对光子，永远保持着一种相关性质，即在测度时，它们必定具有相反的极化方向（平面的或圆球式的）。为了使悖论更具有戏剧性效果，设想它们相距十个光年之遥。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如果对于这对光子中的一个测定各个变量的值，那么我们就立即知道另一个光子的各个变量所取的值了，甚至对它不作任何测定都行。
　　正如罗伯特·狄基与詹姆士·怀特盖在他们的著作《量子力学引论》（爱迪逊—威斯莱出版公司1960年刊行）中所说的，我们不可能想像一个光子同时被平面极化与圆球极化。量子力学说得很明白，除非一个光子被量测因而引起它的波包解体，它的每个变量是不能有确定数值的。然而，当测试迫使一个光子取定一种状态，譬如说，取顺时针方向极化态时，则另一个光子就立即瞬时地取定了反时针极化态。他们断言“一对光子组成了单一的动力学系统。关于这一系统所得的任何信息都是对两个光子的信息。对一个光子的交互作用必然是对整个系统的交互作用并且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状态”。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对光子设想为某种极其复杂的微小机制，在对它们量测之前本来就具有两种相反的极化形式的话，那么这一切就都没有什么可怪的了，然而这种想法恰恰就是量子力学所不准许的。非要等到量测的行动发生，光子的波包解体了，大自然才决定如何行事。与几乎所有的量子力学标准教材的作者一样，狄基与怀特盖只是描述了实情，而把其余一切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了。量子力学看来全然是一种古怪的戏法，可是它却取得了很大成功，尤其是在正确预言电磁现象方面更是如此。
　　爱因斯坦希望了解这种戏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声称，信息可以从一个粒子瞬时传输到另一个相距十个光年之遥的粒子——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可是量子力学看来恰恰要求如此。事情好像是：当一粒子被测量时，另一个就“知道”了量测的结果。最近数年来针对有关光子的实验测试，一个深刻的、被称为贝尔定理的学说肯定了量子力学的预言。基于贝尔定理的新结果向公众提供了两种可能性。其中之一是根据伦敦量子物理学家戴维·博姆与其他学者的猜测：相关粒子可能由一种超越相对论时空观的亚量子水平来进行联系的。另一种可能是：相隔如此遥远的粒子仍然是时空中的因果联系，然而其联系方式却是相对论所不知的，因而会动摇这个理论。
　　贝尔定理的错综复杂与新的实验观察在量子物理学家阵营中引起了一阵巨大骚动。在已经设计了更多实验的情况下，现在就来猜测EPR悖论最终将如何解决尚属为时过早。大多数物理学家属于那种重实效而不尚空想的学派，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量子力学的悖论，不担心事件“真正”是如何进行的。对一位不尚空想的物理学家来说，他不过是把量子力学看作一种数学工具，它将会以令人吃惊的精度告诉他在他做某些实验时，他将会看到什么。但它并没有告诉他，在这些实验之间，事态究竟是怎样进行的。注重实利的物理学家对这一工具感到相当满意，但对它的哲学意义根本不感兴趣，毫无疑问，他将会继续使用量子力学这一工具，直到有什么人带来一种具有可测结果、而且比量子力学更好的新学说为止。
　　爱因斯坦是个具有哲学家气质的人。他对被人告以下列事实感到不能满意：即你在这里测度一个粒子，另一个相距非常遥远的粒子就会急剧地改变它的状态。他认为信息可以用超光速从一个粒子传播到另一个粒子的说法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鬼话，这同相信用一枚针刺一个替身木偶就会使在许多英里之外的真人剧痛的说法一样滑稽可笑。可是现在贝尔定理以及新的实验结果业已排除了局部的潜在变量，于是爱因斯坦认为不可思议的可能性越来越变得应当予以认真考虑了，而且有相当数量的量子专家们现在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兴趣。只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类型极为有限的信息，绝对不是能量。没有任何一个人找到一种途径，能将相关粒子用于传递任何一种超光速的消息。然而存在着一种可能性：相距遥远的粒子也许存在着一种目前纯属未知的联系方式。
　　一个有用的隐喻——当然，它充其量不过是个隐喻而已——是设想我们的时空连续系统乃是某个广大无垠的超球 ① 的“表面”。在时空连续系统里没有什么信息的传播可以超过光速，但是我们不知道信息在超球面上的传播遵循什么定律。在亚量子水平 ② 的情况下说不定信息能以极高的速度来传输，甚至是瞬时即达的。
　　①超球是三维空间的球在四维或更高维的空间中的推广。它是想像不出来的。但在数学上可以有很好的定义。
　　②亚量子水平是一种假想的未知学说或原理，它要比量子力学更为“基本”。
　　很有必要来粗略地叙述一下这种背景材料，因为沃尔克的关于超常力量的学说假定了亚量子水平的存在。沃尔克认为，像所有的物理体系一样，人的心灵是一个进行中的量子过程。他声称，我们具有的新“意念”，它正在脑海中连续不断地使波包瓦解从而导致新的心灵状态。他猜想，这一过程蕴含着“电子凿穿神经突触的裂缝”，因此不存在任何实验证据。不过他相信，这种证据迟早是会有的。因为，按照沃尔克的观点，宇宙的各个部分在亚量子水平上都是互相连接的，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能否决人的意志，能利用比量子更深一层的层次来瓦解人们大脑以外的量子系统的波包，不管它们相距得如何遥远。
　　认为人的大脑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纯属猜测而已。在量子力学里，使波包瓦解的并不是人的观察，而是测量仪器。人的观察不过是通过某种宏观结构（例如照片或指针读数之类），来了解微观水平上的量度结果。当粒子在气泡室里留下了轨迹时，它表明室的内部波包的解体，通过这些轨迹说明了粒子自身的准确位置与形状。只是在长长一系列宏观交互作用（其中包含那些不可逆的事件）以后，人的心智才能看到这种轨迹。正像人们看到一颗星或一棵树那样，没有人会去设想这种观察会改变粒子的轨迹，对一棵大树瞥上一眼是不会改变这棵树的。总之，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撑这种信念：即人的大脑能够改变大脑之外的一个量子系统的状态。
　　沃尔克的第二项假定甚至更靠不住。他不仅设想人的心灵能够改变遥远物体的波包，而且还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变波包，即随心所欲地给某个变量指定一个想像的值。对这种子虚乌有的要求并不存在任何种类的可靠证据。它恰恰与量子力学的中心思想背道而驰，因为这个理论断言，在波包瓦解以后：一个变量所取的值，纯粹是出于机遇。
　　很明显，如果沃尔克的两项假设都正确，就会有一个是以安装超感官知觉与意念致动理论的脚手架。按照沃尔克的观点，通灵行动并不是一种从大脑到大脑的力，也不是从大脑到物体，或物体到大脑力的，甚至也不是从此处传到彼处的信息。当一个或几个人联合运用他们的量子力学能力，从有关的波函数所允许的所有可能状态中选取一个共同希望的未来状态，并按此种方式来瓦解波包时，一桩通灵事件就会出现。
　　让我们来看看它如何应用于心灵感应。古典灵学理论认为那是由某个人的心中发送出一种携带信息的波到接收者的心里去，可是沃尔克的量子力学解释则截然不同。假定在一个心灵感应表现中，发送者不时地在翻出一张张扑克牌，接收者则记录下他的猜测。最终的表演是否成功，要看这两本账是否相符。如果两方面都希望得到成功的表演，他们的心灵就必须通力合作以改变一切量子系统，使之出现双方共同向往的状态。
　　遥视（千里眼）的情况貌似不同，但其实并无二般。此时，实验者选择目的物，表演者则力图“看”到它们，但是，从全局来看，情况相似。在试验中的全体参与者，包括兼职的旁观者，是在共同合作以影响结果的，而并非是信息从目的物传到表演者那里。毋宁说，这乃是由于一切参与者利用他们的“意志”，从有关的波函数所允许的数以万计的可能状态中“选择”了一种未来状态。用完全类似的办法也可解释“预知”现象。于是，心灵感应、千里眼和预知未来只不过是同一种量子力学过程的不同名称而已。
　　沃尔克的“理论”能够清楚地解释通灵能力可以不受时空约束的独立性。此外它也很容易解释灵学家经常数说的“绵羊—山羊效应”。灵学家们通常都认为，不论作为表演者还是受试者，绵羊（信仰者）总是要比山羊（怀疑者）来得好。很明显，绵羊当然是希望得到成功的结果而进行着瓦解波包的工作，山羊们却希望试验失败。沃尔克认为，这就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甚至只要一个怀疑者在场观察一下，就可能导致一个通灵试验的失败：怀疑者是用错误的方式来瓦解波包的。
　　当他推测量子力学如何解释意念致动时，沃尔克的猜测甚至更为大胆放肆。历史上由莱因与其他人所做过的意念致动试验，包括那种心灵能力影响滚动骰子的测试，虽然一颗骰子是由无数粒子所构成，但它却可看作为是一个具有它的全局波函数的单一量子体系。
　　量子力学并未给出一个粒子的真实状态（譬如说它的位置与速度），而仅仅给出不同状态的概率。可是在粒子个数极其众多，例如一颗骰子的情况下，个别的不确定性近乎抵消了，而作为其合体的骰子的状态却能够很好地决定。这同以下情况很相似：在一家赌场里的个别赌徒的命运究竟是好是歹很难预测，但如果那里有数以千计的赌徒的话，则赌场老板对于那天晚上到底有多少进账是了然于胸的。总之，从统计学上来看，骰子的量子不确定性实际上趋于零——要比它的成分，即个别分子的行动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热噪声”）小得多。虽说如此它的不确定性亦并非就等于零了。设想有一颗骰子从一个长长的斜坡上经过无数弹跳，最后落到平地。如果有个人的意念能够在滚动开始的一刹那间影响骰子的波包，将其投入一种可能状态，那么这种不可察觉的、极为渺茫的微效应就会被一系列发散的弹跳过程所放大。沃尔克论证道，开始时一点点微小的改变就会在第一次弹跳的末尾产生一个稍为放大一些的效应；在第二次弹跳结束时，效应会更大一些——如此不断地进行下去。这类发散效应在宏观世界里并非罕见现象，譬如说，一支手枪的一星火花能引起一场森林大火。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巴西一只蝴蝶的拍击翅膀，可能促发一系列事件的因果链，最后足以在美国堪萨斯州刮起一阵强大旋风。
　　沃尔克继续论证道：“如果一颗骰子在它滚下来时弹跳次数足够多，则在开始时的一点点微小改变能否在结束时得到充分放大，从而使得当骰子停下来时其面上出现一个人们想要的宏观状态。”：他设想了一些办法来测试这种推测。例如人们也许会想：弹跳次数较多的骰子会比弹跳次数较少的骰子具有较强的意念致动作用。其次．如果骰子的个数越多，相互碰撞得越厉害，那么，预期会有的意念致动作用似乎也应当更强烈。这个基本想法也可以推广到热检测仪、磁强计、辐射探测器等量度仪表以及类似装置。如果这类仪表的最后读数受到开始于量子力学过程的任何一种自然噪声的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噪声就提供了一个可与弹跳着的骰子相比拟的发散序列，也就有可能提高灵学表演者通过意念致动术来改变仪表读数的成功率。
　　沃尔克的学说看来也能解释以下恼人的事实，即心灵学家们长期以来不能通过意念致动来影响一枚平衡得很巧妙的针，甚至他们许多人齐心协力用了很长时间，也观察不到意念致动的效果。移动一枚针，需要一个与针的质量成正比的推力。按照沃尔克的观点，量子不确定性还不足以提供这种推力（如果表演者不是一位超级灵学大师的话），除非它经由一个发散过程充分放大。由于一枚平衡了的针不具有发散现象，所以一般灵学表演者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能使之移动的意念力。
　　为了支持他“通过一个波包瓦解能触发一个发散过程，最终导致一个预期的宏观结果”的学说，沃尔克几乎把他的宝完全押在一个退休的瑞典电机工程师哈康·福华德二十几年前已发表过的实验结果上面。这些所谓“论文”，绝大多数发表于五十年代莱因主编的《心灵学杂志》上。它们不是研究骰子的而是研究一些用不同材料制成，形状、重量、质地不同，未加编号的立方体。福华德把它的立方体从一个很长的斜面上滚下来，落进一个已被分隔成两个完全相同的“室”，他的主要设想是，要灵学表演者通过意念来影响立方体，以使得落在一室的立方体个数超过落在另一室中的个数。心灵学家们称之为“分室效应”。
　　在他的长篇论文“超物理与超心理现象的基础”中，沃尔克用了很多篇幅来详细分析福华德的那些令人迷惑的结果。沃尔克坚信，这些结果在针对立方体进行意念致动的文献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显示了效应的大小与立方体特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关性。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沃尔克竟会如此强烈地依赖福华德的论文，不禁十分诧异。今天，绝大多数心灵学家对他的论文评价极低。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他单干的——那就是说，福华德既是受试者，又是表演人，而且没有任何照片。在今天，如果一位研究家向莱因的杂志提交一篇关于立方体的“分室效应”的论文的话，如果论文作者既是表演者又是受试者，那么这篇论文定会弃之不用。可是，在福华德做他的研究的那个时代，用稿规定是令人不可思议地马虎。
　　在对他的单枪匹马式的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篇论文之后，福华德于1957年去莱因的实验室工作，在普拉特的管理下指导滚动立方体的实验。福华德执拗易怒的脾气使人很难与他共事。在一系列不成功的试验之后，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位与他在心理上能够共处的助手。这位助手是一个二十岁的已婚妇女，受雇为实验室的秘书。实验的肯定结果促使匹茨堡大学的麦克康奈于1959年在其实验室进行重复测试，这次是将立方体编上了号并准备拍成电影。麦克康奈写道“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存在‘分室效应’作出更为有力的证明”。
　　糟糕的是，这些简单的控制办法却使结果完全是否定的。对此，麦克康奈的意见是，这种重复试验的失败完全出于理论上的原因。他指出，福华德于l957年曾在德汉姆逗留过八个星期，但他在匹茨堡只住了十九天。他还说：“即使他逗留得更长久一些，可是在一所座落在城里的大学的生物物理室中，要想产生一种类似于杜克大学实验室所独有的、南方的懒散与好客气氛也仍然是极为困难的。”
　　失望的福华德回到瑞典，在那里重新开始了他的单干，而“分室效应”倒又回来了。我可是从没听到过还有什么其他的意念致动研究，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以始终如一地不受控制。
　　沃尔克不仅接受了福华特草率的单干结论，并且还接受了这样的信念，即某些灵学家有本领使宏观物体在空间“转移”，即使它突然从一处消失，再在另一处出现；此外，还能产生“盖勒效应”（即通过意念使金属被弯曲的现象）。可是上述两种情形，都不具有像滚动的立方体那样的一个发散的因果序列，因此沃尔克被迫假定了一种不同的作用原理。他说通灵能力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有的正常通灵能力，或者称之为弱通灵能力，另一种则是超级灵学家所具有的强通灵能力。
　　那么，强通灵能力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像以前一样，沃尔克提不出什么像样的科学理论。他仅仅不过是作了又一次大胆的量子跃迁而已：从一种微小的可能性跃迁到一个大胆放肆的假定。他牵强附会地说，超级灵媒可以通过一种“非常的”意志与“持续不断”的集中意念，来改变足够多的波包，于是他或她就能使一个“极不可能的”、然而又是宏观物体的全局波函数所允许的状态出现。譬如说，一位名叫菲莉西娅·派利塞的女人，能够通过她的意念把一只塑料药瓶从这里移动到那里；或者像尤利·盖勒那样通过部分金属结构的转移来扭弯一只羹匙。这些话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它无非是一种草率的设想，即一位超级灵学家巨大的，持续不断的意志力量足以移动物体与弯曲金属。
　　事情还不止此。沃尔克深信他的“理论”能够说明历史上一切宗教的“奇迹”。在他的一篇论文“意识与量子论”的结尾,他端出了所有要说的话。哥白尼被作为科学家的一名代表，他们是相信逻辑推理与经验事实，而怀疑宗教信仰的。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则是其对立面的代表，他们怀疑科学而信仰宗教。沃尔克宣称，现在宗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感谢量子力学，我们今天对于路德的虔诚所导致的伟大圣绩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科学解释，推想起来对于其他宗教的圣绩大概也可以作类似的解释。他断言：“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样一个时刻，即某些确凿无疑的知识足以为‘上帝’这个概念提供可靠的科学基础。”
　　沃尔克继续说道，他的解释通灵能力的量子理论只不过略为给出了一些暗示，表明宇宙间一切意识的“集体意志”即可被视为“上帝”，这个上帝可以与历史起相互作用，此种作用看来似乎十分神奇，然而实际上不过是许多波包的解体。从而导致所需的未来状态而已。他的原话如下：“正是由于通过这样性质的努力，目前人们所接受的上帝、信仰等一些基础将会消亡，确凿无疑的知识将成为新宗教的基础。它将成为新时期的基石，也是我将要把它钉在你们门上的教谕。”
　　将要钉在我们门上的教谕！好大的口气！看来很清楚，沃尔克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新的马丁·路德，要把他的意识量子理论钉在全世界的门上来发动一场新的宗教改革运动。一个新时期将会来临，迄今为止的盲目信仰将由某些科学知识所取代。许多世纪以来，基督徒们根本不知道量子力学为何物，在他们看来，耶稣在水上走路，那是一位超人的神祗的法力，足可凌驾于他所创造的一切规律之上。现在沃尔克既然把他的教谕钉到了教堂的门上，基督徒们将会理解得更好一点。原来是耶稣依靠了宇宙间一切意识的集体努力，因而可以自由地拨弄千千万万个波包，使他的悬空飘浮——种极不可能的状态——终于实现！
　　对于不熟悉量子力学的读者，沃尔克的论文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因为其中充满了方程式与一些只有物理学家才能懂得的科学术语。但当它全部被译出，人们确切地了解到他所说的一切以后，他的“学说”就只不过是一些虔诚的主观愿望的拚凑结集而已。假使我们的心灵可以通过量子跃迁来操纵，假使宇宙的各部分是通过亚量子水平来相互联系的，假使人的意志可以影响远处物体的波包，假使意志可以影响波包使之出现所要期待的状态……在这样一连串的“假使”之下，那么我们就能得出尤利·盖勒之所以能够扭弯金属匙的一个“解释”。它根本不是一个学说，不过是一个学说的一幅漫画。
　　虽然广大公众未必了解全世界占压倒优势的绝大多数实验心理学家，根本不相信超感官知觉与意念致动业已被确证。然而几百年以来，那些真正信徒们一直企图从最新的物理学中寻求支持，以说明他们所深信的模糊现象是真情实事。这委实是可悲的历史。当马克斯威尔的电磁场是物理学中的一件新玩意时，用磁力来说明通灵能力的学说甚为吃香。当相对论新出现时，用高维空间来解释通灵能力的时隐时现也曾风行一时。目前，物理学的巨大奥秘在于微观世界。那些急于想把通灵能力与科学挂钩的真正信徒们自然会求助于量子力学，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我曾一度发现自己和莱因具有同样观点。心灵学家们最好还是放弃“理论”，集中力量来设计一些使不相信的人也能重复的实验。1974年，在一次有关量子力学与通灵现象的两天会议之后，举行了圆桌讨论。会上，作家查理·佩拿蒂（即“盖勒”材料的编辑者）说，波特霍夫与塔格对他们的超级灵学师英果·斯璜通过意志改变磁强计读数所进行的解释一直给他以深刻印象。佩拿蒂说，这件事看来“任何魔术师都不敢说他也能做得到”（虽然佩拿蒂承认他完全不懂魔术师们的戏法，他却又急于数说什么事情是他们所做不到的！）。为什么不去召开一个有著名物理学家与会的国际会议让他们目击一下斯璜的奇迹？难道这不会给他们全体来上一个“晴天霹雳”吗？
　　阿瑟·科斯特勒认为这个建议好得很，可是要不了多久，心灵学家们开始对它泼冷水了。科斯塔·德·波亥加提醒人家说，“这些科学家当中只要有不相信的人，实验就会失败。”沃尔克认为，斯璜的磁强计实验是比其他任何他所知道的通灵能力更为确凿可靠的决定性的实证材料，但是他仍然提醒人家：有一次尤利·盖勒在柏克利曾为不相信的人进行表演，由于这些人的意志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来瓦解波包，结果盖勒什么事情都干不了。结果，仍然是人们熟悉的五十对五十，打成平局相信者继续相信，不断为他们的失败开脱责任；怀疑者者继续怀疑，不断扬言无法重复。
　　作者简介
　　马丁·加德纳1914年生于美国图尔塞，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哲学1936年取得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在芝加哥参加编辑了由卡拿普任主编的《科学的哲学引论》一书。加德纳曾是《图尔塞民友报》的记者，又是芝加哥大学公众事务部的职员，也是著名的《矮胖子》杂志的编辑。从1957年起他为《科学美国人》杂志每月撰写一篇“数学游戏”文章，这些脍炙人口的专栏文章现已编集成书，截至目前为止已出了九本。加德纳的三十多本著作中还包括诸如《打着科学招牌的时髦货与假货》、《相对论爆炸》、《爱丽丝注解》这样一些作品。加德纳的主要业余爱好是变戏法，他定期为专业魔术杂志写稿。因对科学与文艺的众多贡献获得了社会公认，因而在1978年获得了布克耐尔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谈祥柏译）

五、占星术
乔治·O·阿贝尔
　　所谓“我是双鱼照命，天蝎主性”这句话，头一半是说双鱼宫是我的“照命宫”。大概人人都知道自己的照命宫是哪一个，但却未必晓得它的具体含义。就以我的情况为例。我的照命宫是双鱼宫。这就是说，当我出生时，太阳正位于以双鱼宫命名的那块天空上。当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时，我们会在地球的轨道上向不同的方位看到太阳，因此，太阳在一年中看起来在天空中划出了一条线。这条线叫做黄道。以黄道为中线向两侧展开18°，就成了一条带子，这条带子叫做黄道带。黄道带又被分为十二个相等的区段，叫做黄道十二宫。其中一宫便是双鱼宫。太阳在一年中把这十二个宫依次各穿行一次。一个人的照命宫，其实就是指他出生时太阳在黄道带中所位于的那个区域，即宫的名称。
　　把黄道带分成十二个宫，这纯粹是古代巴比伦人的一项随意性的发明（古埃及人将太阳的巡行路线分为三十六段）。这十二宫又袭用了沿黄道左右分布的十二群星星——即十二个星座——的名称。不过，各个宫如今的位置，并不与同名的星座相合。两千年前，当古人给它们命名时，这两套东西是相合的。但自此以后，由于岁差——这是地球自转轴的一种缓慢运动——黄道带已向西滑过了大约三十度。今天，双鱼宫已差不多和宝瓶座重合在一起了。
　　附带提一下，所谓星座，并不是真的在空间里聚成一团的若干恒星。恒星都是彼此相距极远的太阳，它们离地球的距离各不相同。星座只是一种表面上看来存在的结构。它们的名称则是古人根据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动物等命名的。当然，不同的原始部族所选定的星群图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星座也和黄道诸宫一样，是任意选择的结果。
　　我是双鱼照命，并不意味着当我于1927年3月1日那天在美国洛杉矶出生时，正值双鱼宫——即宝瓶座——当头照耀。三月初时，双鱼宫即宝瓶座是在白昼时挂在天空中；而我是晚间十时五十分出世的，彼时，它们都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
　　说到“天蝎主性”，是说我出生时，正值以天蝎宫表示的那部分星空从东方天际升起。由于岁差，这部分星空如今包括的是天平星座。因此宫啦，星座啦，虽说其中都有星辰——有亮的，也有暗的，但我出生时都并不正好位于我头顶上。当时我头顶上的星辰与双鱼宫或天蝎宫都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一来，“双鱼照命”、“天蝎主性”还有什么意义呢？笃信占星术的人相信，这两个宫乃是决定我的气质和人生道路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根据我本人和我的同事所进行的调查，在美国和西欧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占星术，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开明人物”。这就是说，他们虽不再认为地球是扁平的，但也不认为占星术是老掉牙的无稽之谈。
　　怎么，在这个先进技术的时代，竟还有这么多人仍抱住古老的信念不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确定无误的原因，就是占星术能说出与每个人有关的某些事情；而我们又当然不会不关心自己。我的不少同事认为了接受占星术，正表明接受者对传统科学教义的背离态度，以及对用新信仰来代替已为许多人漠然置之的传统宗教的一种心理需求。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占星术如今被一些现代式占星术士们装扮成一门科学，因而使许多人入了彀中。
　　事实上，占星术从来就不是什么科学。它不是为了描述自然现象或实验及观察结果而提出的某种假说或理论，而且，只是近年来，人们才开始对占星术的占卜内容进行验证。正是在人们相信土、火、气、水四种元素构成大地，又有另一种华美而永恒的水晶式物质构成天界的时代产生了占星术。那时，行星被设想成各位神明，或各神明的居所，至少也是神明的现形。占星术是古巴比伦与古希腊多神教的产物，它建立在象征主义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说，占星术在各位神明与同名的各个行星之间建立起了神妙的对应关系。
　　当然，古人并不象现代人那样，认为占星术是什么荒诞不经的东西。太阳对人类的生活逐日逐年发挥着影响，这一点就是很明显的。那么，再发展一步，也赋予各颗行星以某些作用，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人们了解到自然定律同样适用于天上和地下，乃是牛顿时代的事情；而在古代，大学者们都相信占星术。
　　占星术是大约三千年前在巴比伦萌生的。当时，它的内容只涉及我们如今称为尘世占星术的这一部分。它的占卜对象是君主和国柄，而与平民百姓无关。到公元前六世纪时，占星术已远远传播到印度等地（如今，占星术正在印度盛行）。与此同时，古埃及人也搞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占星术。不过，如今在欧洲和美洲流行的占星术，则是从古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的。古希腊人把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的观念揉合在一起，又用自己的想象力使之丰富起来。
　　要想知道占星术的名堂，先应看一看天空。天上的星辰距我们极远极远，而看起来则好象都固定地套在地球外部的一个空心球壳的内壁上。古人也确实认为，这样一个天球是确实存在的、随着地球绕自己轴线的自转。人们便看到天球逐日以地球的自转轴为轴绕着地球转动。天球的转动带着星星在天上周游，这便形成了它们的升和落，但同时又使得绝大多数星辰保持在天球球壳上不动，因此，由它们组成的各个星座在形状上也不改变 这就象澳洲大陆不会因地球的转动而改变形状一样。正因为上述原因，这些星星便被称为“恒星”。
　　诚然，太阳沿黄道的运动，只是反映了地球绕太阳的运行。不过，古代人认为地球是不动的，而太阳则在诸恒星间独立自主地向东行进。虽说太阳的光焰在白昼遮蔽了恒星的光芒，不过，古人也仍旧意识到恒星在白昼仍同在夜间一样，照样固定在天球上。而太阳在天空中的徐缓东行——大约每个月转过三十度——则是人们在一年的不同时间里见到夜空中出现不同恒星的原因。
　　月亮每个月绕地球运行一周，因此看起来在天空中也是独立自主地运动着。然而，月亮的位置变化相当迅速。虽说它也和天上的几乎所有星体一样，逐日在升起落下，但只消隔上个把小时，就可以看出它相对于恒星背景的位置变化。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路径，与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路径，二者几乎位于同一个平面内（交角只有五度许），因而，人们总是在黄道附近不远的地方看到月亮。用肉眼朝天上望去，还可以看到五个天体，它们也表现出相对于天球上的固定恒星背景的运动，这五个天体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被称做行星。（古罗马人用自己神话中的五位天神给它们命了名，它们分别是：墨邱利——诸神的使神；维纳斯——爱和美的女神；玛尔斯——战神；朱比特——诸神之长；塞忒恩——农神。古希腊人也采用了这几个名称。水星等名称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所起的。——译者）这五颗行星也几乎与地球在同一个平面内绕日运行，因而也同月亮一样，总是在黄道附近出没。不过，由于我们是在地球上观测这些行星的，而地球本身也在运动着，因此，行星便表现出复杂的运动方式。它们在天球上的表观运动，既表现出自己相对于太阳的运动，也反映出地球自身的运动。
　　今天，我们都知道，太阳只不过是多得不可胜数的无数恒星中极普通的一颗，月亮则是地球的卫星；我们还知道，行星都是和地球相似的世界。不过，在古人看来，太阳、月亮和行星都有一点与恒星不同之处，即它们在恒星间的相对位置都逐日、逐月、逐年地发生着变化。因此，太阳、月亮，以及当时凭肉眼可见的行星，都一度被称为“游星”（意思是“游荡者”）。这样。天上就有固定不动的恒星和游荡不息的游星，一些游星的独立运动有时会显得十分复杂。不过，古人还是发现了其中存在着规律性。
　　古代神话中的神明是长生不老的，但在其他方面却和人一样，有气愤、喜悦、嫉妒、愠怒和欢愉等情感。因此，代表它们，为它们提供居所，成为其现形的各颗游星，便也具备同样的性情。这样，每个神——也就是每颗游星——都是某种力量的中心；其作用能否发挥出来，则取决于其他神明是否从中作梗。
　　神明往往喜怒无常，但行星的运行是有可能预言的。我们人类的命运是如此的不甘逆料，这一定是神明任意播弄的结果。不过，既然游星就是神明或至少与神明有关，那么只要知道了游星的运行规律，不就能搞清神明的意愿，了解它们对人生的影响了吗？
　　正因为如此，随着古希腊天文学家对游星运行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他们便认为，自己对掌握支配人类命运的力量也知道得越来越多了。古希腊人提出——这真可谓先见之明——游星的运动是由某些自然规律精确确定的。就连那些人情味十足的神明怕也无法改变。由此，他们推断说，人类的命运也同样和这些游星的可预言运动编结在一起。那么，决定我们每个人命运的又该是什么呢？只能是我们开始在尘世间参与伴随天界的永恒而确定的运动的时刻——我们每个人的生辰。
　　因此，人们便形成了这样的信念，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当他（她）出生时由各个游星在天上的位置而确定好了的。除此之外，便只有遵从自然规律的游星运动。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神明的这些游星的影响。这便是生辰星相术，是由古希腊人在公元前数世纪时发明的。
　　生辰星相术的核心内容是一张叫做生辰星占图的东西。在这种图上，画着一个人出生时从当地来看各游星在天上的方位。古希腊人的第一张生辰星占图大约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绘制成的。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观测眼下恒星和行星的方位，是件比较简单的事情。但要做出过去某人出生时，或将来某一时刻时的这类星图，以占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诸种力量，却要困难得多。对于古希腊的占星术士来说，要制成这样的星图，就必须知道各游星的运动方式，即必须掌握某些天文规律，这样才能计算过去或将来任意时刻上的游星方位。古希腊天文学之所以得到发展，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极其热切地希望了解游星的运动。托勒密在公元二世纪所进行的研究，标志着这一时期工作的顶峰。托勒密的地心宇宙学说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不过不妨提一句，他的这一工作是一项巨大成就。凭借托勒密学说，可以预测各游星的位置。因此，在那个单凭肉眼观测天象的时代里，它被人沿用了数百年，直到哥白尼时代才出现重大改动。有了托勒密的研究成果，古希腊人在绘制过去或未来时间的星占图时，手里就有了依据。
　　在绘制星占图时，需用到两种测量。
　　其一为对黄道带的测量。黄道带以黄道为中心线，太阳、月亮和行星看上去都巡行于该带域内的恒星之间（见图9）。黄道带上有一个参照点，这就是春分那天太阳的位置，即太阳从南半天球进入北半天球时超越天球赤道的位置，叫做春分点。显然，由黄道上太阳相对于春分点的位置，便可确定一年的各个季节。
　　前面已经说过，古人将黄道带分为十二个相等的区段，即十二个宫。第一宫自春分点始，沿黄道带向东伸延30°，叫做白羊宫。春分点就是白羊宫的起点。黄道带的下一个30°的区段为第二宫，称金牛宫。再往下的诸宫，按照由西向东的顺序依次为；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平宫、天蝎宫、人马宫、摩羯宫、宝瓶宫和双鱼宫。除了天平宫以外，其余各宫都是以兽或人命名的，（宝瓶宫的原意又有鱼缸的意思。摩羯是传说中的一种长着鱼尾的山羊——译者。）正因为如此，黄道带又称兽带。
　　每颗游星都在一定的时刻位于黄道十二宫的某一个宫内。比如，从3月21日至4月20日，太阳位于白羊宫内。如果你是在这一期间出生的，你的照命宫就是白羊宫。其他各游星也各占有某个位置，该位置又因其所处何宫及在宫内的具体位置——依其距该宫两端的角度大小而定——而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在绘制星图时，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每颗游星在黄道带中的准确位置。今天，现代式的占星术士们是根据标准星表进行这一工作的。能从理论上计算游星在黄道带内位置的人为数极少，不过，古代占星术士同时又是天文学家，因此足以胜任。
　　定出游星在黄道带上不同区段中的处所，便掌握了它们与固定不变的恒星背景的相对位置关系，但这并没有指出从地球的某个特定位置上观测时的实际方位。由于地球的自转，星空看上去是在不停地转动着；另一方面，如果知道了春分点相对于地平线的精确方位，以及观测点的纬度，就能定出黄道带对地平线的取向，从而也就能判别天上的所有方位。只要掌握了有关恒星时的知识，取向也就能定下来。所谓恒星时，其实就是春分点从东半部天空跨进西半部天空后运动的距离。也可以说是春分点通过子午线（子午线就是通过观测者头顶上方，贯穿南北的一条线）后运动的角度。一旦知道了春分点在天空中的位置（即知道了恒星时），便能定出黄道诸宫相对于地平线的位置，诸游星相对于地平线的位置便也能确定下来了。
　　占星术中用到的第二种测量，是定出游星和黄道诸宫相对于地平线的取向。这就是“宫位”系统。所谓宫位，就是相对于地平线保持不动的一个空中环带。当天球转动时，黄道带诸宫和各个游星就会依次通过这些宫位（一共有十二个）。第一宫位刚好位于地平线之下，天球上即将在大约两个小时内升起的星空便位于此宫位内。第二宫位紧挨着第一宫位的下方。第三至第六宫位是地平线下的其余宫位，其中，第六宫位中星体是那些在过去的两个小的之内刚刚落下的。第七至第十二宫位在地平线上，并由西向东排列（见图10）。这里有意讲得要比实际情况含糊些，这是因为，不同时代里的占星术士对宫位边界的规定虽说明确，然而并不一致。今天，这种情况仍是如此。
　　一份完整的星占图，通常是一个圆，它表示黄道带的中线（黄道），十二宫位就是该圆所分成的十二个扇形。黄道诸宫及其边界，还有七颗游星，也在图上表示出来。有时，图上还标出黄道带内较明亮恒星的位置。图11是我本人的星占图，它所表示的是1927年3月1日晚间十时五十分对洛杉矶而言，诸游星对于春分点和地平线的方位。
　　图中标着从1到12的各块扇形区域就是各个宫位。土星以符号h为表示，位于第一宫位内。注意，东方的地平线是在天蝎宫内与黄道相交的，因此说我是天蝎主性。太阳在第四宫位内。而双鱼座就在此宫位中。木星（符号为 ）、水星（符号为 ）和天王星（符号为 ），也在双鱼宫内。
　　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三颗行星的发现是在望远镜发明之后，因此与古希腊占星术不沾边。在现代式的占星术中，它们也被包纳了进来，与传统的五颗行星一起出现在星占图中。大家当然会想到，由于占星术建立在象征主义和法力对应的基础之上，这些新行星的作用仍和与它们所代表的诸神相同。
　　请注意，在我的星占图中，除了已标出各个游星在各宫中的位置之外，还标出了各个相邻宫位的边界在黄道诸宫中的位置。这些具体数值使这张星占图显得更复杂了些，但都是客观而直接的东西。（我在这里采用了柏拉西丢斯对边界的定义标准。）现在，只要分析这张图，占星术士就可以说出我的性格、品性、交游、健康、婚姻、归宿等人生所有重要情况。
　　按照占星术士的说法，要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就须对整个星占图进行相解。所以，每天在报纸上刊登的“每日占星栏目”，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星占图，充其量是单凭照命宫这一项做出的一些十分简单的劝告罢了。拿占星术士奥玛尔的话来说，只根据照命宫一项行事，就象是服用药店里的现成药品，或许“能够对症”，但不能“妙手回春”。
　　除了照命宫之外，星占图上还有些重要内容，其中有“现界”（即星辰由此升起的边界）、顶界（即划分东半部天空与西半部天空的界限）等不少东西。占星术士认为，每颗游星都是某种力量的中心，而每个黄道宫又都由某颗游星统治着，因此，一颗游星的影响作用，会因它是否处于自己的辖宫内或有相助作用的宫内而加强或减弱。“地势”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游星间是否成“三分位”（即相隔120°）、“冲位”（相隔180°）或“方照位”（相隔90°），是很有关系的。
　　除此之外，各个宫位对人的性格等也有一定影响。因此，各游星和黄道诸宫在各个宫位内的分布情况，就是起决定作用的。举例来说，第一宫位（刚好位于地平线之下）主管性情和人格。如果马尔斯这位雄心勃勃的战神（即火星）位于该宫位内，就可能使它主性的人从事角逐性强的事业（如当军人或运动员），特别是当它所辖管的白羊宫也位于这一宫位内时，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些。第二宫位主健康与财富，第三宫位决定手足缘份，第四宫位主家世，如此等等。第八宫位谕生死，占星术士便根据这一宫位内的情况占卜出星占图主人将来的归宿。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图11，弄清上面的某些特点，以了解一下星占图的相解方法。我出生时，正值太阳位于双鱼宫，因此我便是双鱼照命。这就是说，我这个人是模棱两可、优柔寡断、没有主见的。不过又是面慈心软、愿意为人消灾弭患的，这正是使我成为一名好医生的原因。第一宫位（它主管我的性情和人格）里有天蝎宫的一部分，这赋予我易感的天性。第一宫位中还有人马宫的一部分，农神（土星）就在这部分星空中。农神是保守与局限的象征，于是乎，我的性格中就兼有人马宫的自由和开明倾向，以及土星的保守主义。所有这些，就决定了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以及选择长期性研究工作的特点。第十宫位与我的事业有关，而海王星在位于其内，这就带来了一种朦胧感，一种不确定性，预示着我在事业上会有不少转折。不过，狮子宫也在这个宫位里，它给我带来了动力和创造性。因此，我虽然会多次更换职所，但终将有所创造。
　　在我的星占图中，火星位于第七宫位，双子宫也在这里。双子宫标志着交际能力，火星表明有精力和主动精神，而第七宫位主管婚姻，故而，我该是个能说会写、善于交际的人，并对婚姻之事抱积极态度。请注意，维纳斯——金星在白羊宫内，位于第五宫位。维纳斯是恋爱女神，又会给人带来和谐和亲近，而白羊它却象征着执着和匆忙。因此，我这个人就应该是情感炽烈的。由于第五宫位主管享乐和性关系，所以我又一准是个性伴侣交换者。第四宫位有关家世。在我的星占图中，太阳位于这一直位，这便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幸福和权位；木星也在这一宫位里，这又说明我家崇尚奢华；太阳和木星联珠（位于同一方位上），给我带来了旷达和慷慨的家风，而它们又是在双鱼宫内，这便宣喻着我家的谦恭和仁厚。据我看，所有这一切加起来，说明我有一个极好的家世。此外月亮在宝瓶宫内，并位于第三宫位（此宫位主兄弟姐妹的缘份），这说明我该有不少长兄长姐妹。（但我却是独生子！）
　　在我的星占图上，还有些很有意思的位势：太阳和木星联珠，带来了旷达和慷慨；太阳与现界成三分位（相距120°），从而使太阳的种种效能大大增强。水星和金星也成联珠位，这使赋予我以驾驭语言的能力。此外——这一点可能最有效——金星与火星成“六分位”（相距60°），这便把爱神的柔情缱绻，与战神的一往无前结合成一体，因而把我造就成为颇具吸引力的男性。然而不幸的是，天王星也和火星成六分位，这就带来了突然变化，我也因之成了性变态者，等等，等等。
　　相解星占图的规则多得很，占星术士不仅不能一一用到，甚至不能全部知晓。对同一张星占图，不同的占星术士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正说明各术士的“相术”——权衡各种影响，从中选定最重要的——高妙不同。
　　不消说，如果给一位名人相解，结果多半会十分成功。因此，我们会在各种占星刊物上见到诸如电影明星马丽琳·梦露、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等名人的星占图相解，那都是和实际情况十分符合的。但是，如果据此便认为，对星占图的相解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那可是想错了。诚然，也有那么一些占星术上完全是凭想象乱说一气的，但“正宗”术士的确是遵循（或力图遵循）先人流传下来的相法的。如若找几个占星术士对某个陌生人的星占图进行相解，虽说各个结果在细节上会有不少分歧之处，甚至还会相左得可笑，但总的来看会相当一致。我的星占图就找过二十来个占星术士看过，他们所说的果然彼此相符。举例来说，大多数占星术士都推断出我这个人有钻研医道的趋向；我第一次结婚是在24岁那年；还说我有交际能力。当然，这最后一条或许是他们知道我是个教授，又发表过若干著作。可是，前面这两条推断，以及其它一些推断，都是根据传统相术从我的星占图上得出的，其中确有说中之处，比如，我确实是在二十四岁上第一次结婚的。
　　地球日复一日地运行着，诸游星日复一日地在黄道带里巡行着，人也朝复一朝地生活着。占星术士一面仰观天体的运动，一面把各种天象和人的生辰星占图联系起来。这样，他们便自认为能够预言人们一生中会有什么重要事件发生，如：什么时候交好运，什么时候宜出行，什么时候罹大难，什么时候命归阴。
　　进一步地，占星术士还认为，每个黄道宫各与人体的某个部位有关系，比如，白羊宫主头，狮子宫主心，巨蟹宫主胃，天蝎宫主阳具，双鱼宫主脚。如果火星位于星占图的白羊宫里，便意味着星占图的主人可能会一生被头疼苦扰；天王星若在巨蟹宫，就可能给人带来胃痉挛。中世纪的大多数医生都相信这一套，并照此行医。据占星术士泰耳不久前说，就是在如今，也还不断有医生上门求他帮助诊断。
　　黄道十二宫还与古人设想的四种元素——土、火、气、水——及冷、热、干、湿相关。据古人认为，不同的游星和不同的金属相对应，如太阳对应黄金，月亮对应白银，水星对应水银。在古人看来，国脉是靠黄道宫和游星支持着的。不但一个人的外表体征（如身材、发色、虹膜的颜色）可在星占图中作为细节情况表示出来，就连整个种族的体征，也都是由对应于该种族的黄道宫和游星所确定的，
　　占星术士们相解星占星的根据，即所须权衡的各种影响，是古人定下来的。不过，这些根据，这些影响，并不象如今一些占星术士们所宣扬的那样，是在什么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了统计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其实，在那么早的时候，统计学还没有产生呢。相解规则是从象征主义出发定出的，即根据建立在游星和同名神祗，以及建立在星座及对应的动物或人物之间的虚幻联系定出的。要想证实这一点，不妨去翻阅一下古代的权威性大作——托勒密的《四典》。托勒密是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也是最有影响的占星术士之一。他把当时积累起来的占星术知识归纳成四本书，这就是《四典》。后人的占星学说几乎完全脱胎于这四本书，或脱胎于源于这四本书的占星学说。现代式的占星术基本上也发韧于此。从这部《四典》中，可以读到木星凌掠狮子座端的效应，火星在室女宫中的效应等内容。而托勒密本人显然认为有些效应是有来历的。比方说，他在该书中就提到，由于月亮最靠近地球，它会浸吸到地球的水汽，由此具有—种湿润作用。他还提到，由于火星最接近太阳（在托勒密提出的宇宙模式里是这样），它便是炎热而枯旱的，因而具有一种干燥作用。土星因其远离地球和太阳，故而它很冷；因其运行缓慢，故而作用微妙。（这里附带提一句，现在已经知道，月亮其实干得要命，而火星上却有许多水以终年不融的霜华和冰帽的形式存在于两极地区。）
　　占星术士并非众口一辞地认为人生完全受游星状态的限定。现代有许多占星者认为，星辰只是促成条件而不是决定因素。即使是托勒密本人，也认为影响人生的条件有三个，即环境、遗传和星辰。不过，也还有些更正统的占星者认为，人生的一饮一啄，都早已由游星在黄道带上的运动一丝不差地安排停当；因此，如能全面理解它们的影响和作用，就能丝毫不爽地预知整个人生。
　　地球不但绕自己的轴线自转和绕太阳公转，还参与别的运动，其中一种就是公元前二世纪的天文学家伊巴谷发现的岁差运动。前面已提到过这种运动。由于地球本身有旋转，它并不是完美的圆球，而是在赤道部分稍有隆起。虽说这里的线度比起两极之间的线度只多出27公里，但这样一来，太阳和月亮的引潮力对这隆起部分的作用，就会使地球的自转轴改变指向。在这种形势下，地球的运动就象是个转动的陀螺，其自转轴描出的是一个圆锥面，这便是进动现象，在天文学上又称为岁差现象。由于岁差，天球的轴点便不再是固定不动的，而是描出一个圆形；每描完一个圆形，大约需耍26000年。伊巴谷能发现这样的微小运动，实在是一个杰出贡献。岁差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春分点沿黄道的西行，巡行一周的时间也是26000年。因此，黄道诸宫的位置也相对于同名星座缓缓西行着。正因为这样，如今的白羊宫已不再和白羊星座相一致，倒是和双鱼星座相合。再下去，春分点就会穿出双鱼星座进入宝瓶星座，宝瓶纪便将开始。当然，具体的开始时刻，应视这两个星座的边界是如何划分而定。古人对星座分野的划分相当合混，直到1928年，国际天文联合会才给以明确规定——当然，这种划分仍是任意性的。
　　如果以为占星术士忽视了岁差现象，那可是错怪他们了。事实上，发现岁差的天文学家伊巴谷本人也是个占星术士。托勒密也十分了解这一现象（只是说不出其中的物理体制）。因此，传统的（或说古典的）西方占星术以移动的星宫为基础，而并不着眼于固定不变的星座。我想，其原因可能出自季节的确定有赖于黄道上太阳相对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点（它们是向西运动的）的位置，而与太阳相对于各个星座的位置没有什么关系的缘故。这样一派占星术士属回归占星派。
　　还有另外一派，称为恒星占星派。这一派是根据实实在在的星座，而不是变动不已的黄道诸宫进行相解的。东方国家多流行恒星占星术，它在美国西部也正日趋流行。据我想，恒星占星术这一派认为，根据星座占星要比根据随意划定的星宫占卜更合乎逻辑；而回归占星派的反对理由，则是认为星宫会存留当初（两千年前）自己得名时位于其内的星座的影响。我真不明白，回归占星派又该怎么解释，这些星宫为什么就不能存留别的更早时期星座的影响呢？
　　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占星术的影响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它与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观念有明显冲突。然而，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占星术又得到振兴。宗教改革时期，知识界普遍笃信占星术，许多大学也都开设占星课程。伟大的天文学家第谷和开普勒显然也信奉它，并且都把编定和相解星占图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
　　不过，在开普勒发现了天文学三定律之后，科学开始与占星术分道扬镳。人们开始得知，诸行星的运动是遵循精确定律的，而且，这些定律也同样在支配着地球上的运动。人们开始发现，地球和游星是由同样的东西——原子——构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来，科学统一了整个宇宙。人们还进一步知道，宇宙间有许许多多世界，即使在太阳系里也是如此（古代人确实是这样设想过的），在其他恒星周围，也会有数不清的我们或许永远无从了解的行星在运转着。我们还知道了从地球到各个行星的巨大距离，知道了许多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也知道恒星都是些太阳，而太阳则是由恒星组成的巨大银河系中的一员。从这些有关宇宙真正本性的新知识出发，从支配宇宙间各种运动的真实普遍定律出发，古人对游星和神明之间的关系所持的观点，也就象生命的自发说——那种认为老鼠是从破旧衣物中自然产生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或剖开动物的内脏预言命运的作法一样，成了不足道的东西。
　　因此，自牛顿时代之后，科学家便告别了占星术，从此不再回头。我们本应料想，在二十世纪中，对占星术的这种古老信仰将在哪怕是最简单的头脑中消失。但在实际上，现在不仅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相信占星术，还有许多人据此行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因之一是科学的日益专门化。随着人类知识边界的不断扩展，科学已变得越来越复杂，科学家的知识领域也变得越来越狭。科学的每个小分支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话术语，使非科学家、甚至其他行业的科学家摸不着头脑。请看下面这些术语：减速因子、三分位、级数、罗伯逊－沃克度规、精镏、哈勃常数、近星点、月角、针状物、折射、现界。一般人怎么能说出哪个词是科学术语、哪个词与占星术有关呢？说真的，他们怎么分得清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非科学呢？
　　占星术有没有科学根据？在电视辩论中，我也曾接触过几位占星术士，这些人声称游星对地球的引潮力对人能发挥影响。他们说：“月亮能使地球上的海水升起几英尺高而成为潮汐；那么请设想一下，它对于人的体波又会有什么作用呢？”然而，月球对海水的引力作用分布在直径达八千英里的整个地球上，而对于象人体这样的小范围，其作用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占星术士们还提到行星的辐射作用。辐射的形式之一就是光。不过，婴儿大多数是在室内出生的，所以来自行星的光线都受到阻隔。而且，所有行星的光辐射统统加起来，与太阳光度的微小变差值相比，还要小上几百万倍！
　　有一位占星术士曾对我提起，天文学家不过刚刚发现木星会发出无线电辐射脉冲，而占星术士们却早已知道这种辐射的作用了。他说：“这些无线电脉冲当然对人有深刻的辐射作用。”其实，来自木星的这些无线电波，在它们到达地球时，已变得极其微弱。只是由于发明了巨大的射电望远镜，才得以发现这些电波的存在。相比之下，即使是一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也能令人满意地接收到自一百英里外由功率为一百瓦的无线电发射台发出的电磁波；我们周围的各个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所发出的无线电波，要比从行星那里送来的电波强大不知多少亿倍呢。
　　磁场也同样起不到什么作用。对某些行星来说，只有借助于非常灵敏的磁强计，并且在离行星很近的飞船里，才能发现它们的微弱磁场。那里的磁场强度，甚至比不上一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喇叭的永磁铁芯所产生的磁场强度。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无法根据已知的自然法则推断出天上的星辰会以占星术所宣扬的方式影响人的天性和命运。如果说它们的确对人有所影响，那也是通过人们尚未知的某些形式起作用的，而这种作用的性质也一定是很奇特的。它会发出某种东西，但又不是所有的天体都能发出这种东西。它能影响到地球上的人，但又不是一概影响。它的强度也不取决于发射这种东西的星体的距离、质量和其他特性。换句话说，它不具有人们在客观宇宙中所发现的各种力与自然规律所具备的那种普适性、有序性与和谐性。
　　是否能找到这种作用存在的证据呢？占星术士的答复是肯定的。理由为：“瞧，占星术有多灵验”。我得承认在找占星术士相解过星占图的人当中，大部分都觉得相解内容是准确的。不过，占星术士所用的相解语言大抵相当含糊，有时还可有不同的理解。从相解语言可以看出，占星术士们很了解心理学。人们常常因为被占星术士道中而深感惊讶。我在这里举出一个使我特别感到有趣的例子：
　　法国心理学家高戈兰在考核用计算机编制的星占图时，给一个大占星术士送去了十份出生时间和地点的数据。为了不泄露身份，他冒用了几个朋友的姓名。数据上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一点不错的，但既不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亲朋的，而是他查询到的十名大罪犯的数据。其中有一个名叫博迪纳，此人出生于1898年1月17日深夜3时，出生地为法国的欧克塞尔。经特别法庭审理，博迪约于1946年5月26日服刑。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他诡称为地下抵抗运动组织的成员，以协助难民逃离法国为由将难民骗到自己家中，把他们的钱财什物搞到手后，便将这些可怜人杀害，并把尸体拖进一间密室，用生石灰销尸灭迹。他被指控杀害了二十七条人命。博迪约死硬到底，自供谋杀人数达六十三名。根据这个人的星占图，有如下的相解内容：“木星在室女，故天性热情，有能力，富心智，有知识，性率直……被人以有地位之人视之。性喜资财，有身份、当为中产阶级而融融其乐焉……执著所爱，重情感，爱而能得报，为求可牺牲……居家而愈得其所，喜家舍而愿羁客长留。”
　　随后，高戈兰便在巴黎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内容如下：”免费赠送高手相解之星占图！内容多至十页！良机勿失！请惠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及地点……”
　　有160人来函索求。高戈兰给每一位都寄去一份星占图，相解内容都一模一样，都是关于博迪约的这份东西。随同每份材料，高戈兰还寄去一个回寄信封，内附一份意见征答表，要求对方答复该相解内容的准确性。结果有百分之九十四的复信人都答复说，他们的实际情况和该材料所说的一致。这就是说，这个曾谋杀了几十条性命、并用生石灰销尸灭迹的人，他的星占图也准确地叙述了这些人的情况！而且百分之九十的人还答复说，自己的亲友也都赞同这些相解内容。
　　在新近出版的一部综述性著作《生辰星相术的新进展》中，澳大利亚伯斯市的丁恩（自报的职业是分析化学家、科普作家和占星学家）概述了近七、八十年来发表的有关占星术的一千多种书刊，研究了几乎所能想到的与生辰星相术有关的一切内容，包括许多只是与之泛泛有关的东西。共有五十余人参加该书的编写工作。这部书表明，丁恩在数学、统计学、应用天文学及球面天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就技术性而论，这部著作超过了其他所有占星术士的作品。该书的写作目的不是给门外汉引路，而是为研究占星术提供百科全书式的资料。
　　丁恩在此著作中叙述了成百例试验，并进行了有关的统计学分析，从中得出结论说：没有什么明显证据表明可以用古典占星术（如有关黄道诸宫、宫位和游星等作用的说法）作出什么预言。这便有力地批判了古典占星术（尽管这未必是丁恩的本意）。不过，丁恩也和现代式的许多占星术士一样，特别属意于一些能说明“宇宙影响”的证据，特别是纳尔逊和高戈兰所提出的证据。对此，我们下面就要讲到。（不过，这些“宇宙影响”并不是古典占星术所预言的那种类型。）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人们所能受到的某些明显的宇宙影响。天球的视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白天和夜晚，让人们清醒和入眠。地球绕日的运动，再加上黄道的倾斜，就造成了四季的交替；气候和植被等诸现象也便由此决定。月亮和大阳分别是形成潮汐的首要和第二位原因。许多生物体内形成了与日夜交替、潮汐涨落、季节往复等变化同步消长的节律。不过，上述效应都可用明确的科学知识表述明白，而无须求助于未知的自然定律或古老的巫术。
　　当然，还有一些自然规律尚有待于发现，其中或许有些无法在现有的物质规律系统内被人们理解。发现这些规律，将会是极为振奋人心的——诺贝尔奖金不正是为了鼓励这样的发现而设立的吗！然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新发现，特别是奇特的新发现，只有提出极其明确无误的证据，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问题在于，每一年都会有成千项实验得到刊载，有成千份报告得到报导。其中无疑会有些站得住脚的东西，但也会有不少漫不经心、考虑欠成熟的产物，或是技术设计失当、数据选取有误的结果，是些胡言乱语。（这里头有些还出自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呢！）我认为，那种在科学文献里大海捞针，冀图挖掘出哪位独来独往的研究者所作出的惊人发现，然后将其树为无法用现有的科学理论予以解释的“宇宙影响”的作法是错误的。也许人们会发现几个这样的证据，但如果不加以严格验证，它们也决不会比丁恩批驳过的大多数占星术研究内容更令人信服些。
　　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想到了什么念头（比如“宇宙影响”），便去寻找它同各种数据的关联，一心打算从中碰到重要佐证。虽然俗话说“左套右套，兴许套着”，但是，这样找到的关联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也许能从大量实验中刻意搜寻到几个与众不同的结果。任意做一百次实验（比如抛掷钱币看正反面），就有可能得到几次所企求的结果（比如，会出现接连五次抛掷都得到正面）。当然，这并不是说，“宇宙影响”存在的可能性就可立即排除；这里只是提醒人们，在看到一些凭现有知识很难理解的奇特结果时，务须十分谨慎。
　　近来，有两个人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广泛报导，特别是得到了占星刊物的报导。丁恩也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便是纳尔逊对行星位置排列与高频电磁波信号接收阻扰的研究，以及高戈兰对名人出生时各行星在天标上所处位置的统计。
　　纳尔逊所研究的无线电波接收于扰，其原因在于太阳发射的带电粒子搅扰了地球大气中的电离层。当太阳表面上发生爆发（耀斑）时，射出的粒子数量增多。人们早就知道，耀斑的出现和太阳黑子，以及太阳的磁活动所导致的某些效应有关。纳尔逊相信，他已掌握了统计学上的证据，证明耀斑是在诸行星和太阳之间形成大约0°、90°或180°交角时出现的。据我所知，纳尔逊的这一结果，是在占星术士奥玛尔的宣扬下为公众知晓的。古典派占星术士早已说过，游星间成方照位或冲位时，地球上都有“煞象”出现。纳尔逊这一发现，似乎证实了这一说法。不过，古典说法中的方照位和冲位，是相对于地球而言的；而纳尔逊这里却是日心体系。从太阳上看来有两颗行星成方照位时，从地球上看去却未必如此。
　　对纳尔逊的这一工作很难作出评价。当然，我们不能像纳尔逊在他的论文中所做的那样，凭借所举出的一些恰巧对应上的例子，证明统计规律的存在。纳尔逊本人声称，他在数年的无线电波接收干扰现象的预报中，已取得了近百分之九十的成功。不过，纳尔逊进行预报时，除了用到位置排列这一条件外，还用到其他一些条件。此外，他衡量自己是否言中的标准也不够明确。美国科罗拉多州保尔德市的空间服务中心告诉我，该中心曾对纳尔逊的预报进行过非正式统计，结果发现他的“言中范围”未免太宽了一些，以至于不能证实该预报的准确性，因此不能表明这一方法有什么用途。
　　高戈兰也对古典式占星预言进行了统计。据我了解，他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比以往任何人都多。他分析了上万个人的星占图后下结论道，基本上未能发现游星所在的黄道宫或宫位对人的命运有什么影响，从而断言古典占星术没有什么价值。（前面已提到过他对由计算机对星占图所编定的相解内容所进行的分析。）不过，高戈兰又发现，在黄道带中有两个特别的区域。功绩卓著的人出生时，有些行星常位于这两个区城内，有些则往往位于这两个区域外。这两个区域，一个位于东方地平线上方，另一个在子午线西侧。举例来说，他分析了3647名科学家，结果发现，其中有704名正值土星位于这两个区域内时出生；而按照概率论计算时，只应有598个人。在3458名立过战功的军人中，又有7O3人去世时恰逢木星在这两个区域内，而概率计算的结果为572人。这些差值是显著的，尽管也许未必重要。说它们未必重要，是因为天上的游星（连太阳和月亮在内）共有十颗，每颗游星不是处在上述区域之内，便是处在它的外面，就使得出现这种显著的相关机会有二十种之多。
　　到目前为止，人们只以体育冠军为对象，对高戈兰的这一观点进行了认真研究。高戈兰发现，在体坛健将的星占表中，火星位于上述两个区域内的比例较他人为高。为简便计，我们称这一情况为“火星效应”。高戈兰曾提请比利时的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巴拉委员会”（该会的科学家表示愿意研究这一明显的异常现象）进一步研究这一效应。他帮助这个委员会取得了约500名体育冠军的星占图数据，委员会用这些数据得到的结果，和高戈兰原先对另外1500名对象的统计结果是相同的。然而，该委员会从技术根据方面批评了高戈兰计算预期出现频率的步骤，因此不肯支持这一发现。统计学家济兰、库尔茨和我三个人从高戈兰的这2000名体育冠军的数据中选出了二个子集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只有略胜于无的火星效应（比概率值高百分之四）。而如果从中去除在巴黎出生的成员，则连这个小小的高出值也不复存在了。对比利时出生的运动员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火星效应是根本不存在的。随后，我们又将在美国出生的数百名体育冠军为抽样进行了研究，也未发现有这一效应。上述各种结果不能支持高戈兰的假说，不过也没能驳倒它。
　　接触过纳尔逊或高戈兰工作的科学家中，大多数人对他们（特别是高戈兰）的结论是否有普遍意义表示怀疑。原因在于，用已知的科学理论实在难于解释这些效应。但怀疑并不等于反对。怀疑只意味着缺乏支持某种观点的重要证据。如果将来能证明纳尔逊或高戈兰是正确的，那将因其表明太阳系内还有未知效应存在而成为极端重要和令人振奋的事件。不过，我要在这里强调指出，即使这两个人的结论是正确的。也和古典占星术没有什么关系（虽然这两个人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当人们前去找占星术士编定和相解星占图时，当人们从占星术著作中寻找启示时，当人们翻阅报纸上刊登的每日占星栏目时，他们所关心的都是建立在象征主义——游星和神明间神秘的一一对应——基础上的古典占星术。那些以占星术为职业的人，他们在相解生辰星占图时，在声称根据占星学协助医生诊断病情时，都是从这种古典占星术出发，而不是从高戈兰或纳尔逊的研究成果出发，来进行相解和预言的。无论由唯物的现代研究中得出何种发现，都不可能是在这种古老信念的基础上作出的；否则，我们只好认为，人类的老祖先具有某种神睿，或是有神灵在冥冥之中使人类大彻大悟。就连托勒密本人也没有设想过这两种可能性。这样的设想，当然也不能视为宗教教义提出的“科学证明”。
　　总括起来说，我相信对于众多的平民百姓来说，占星术无非是一种无害的消遣；但对于按占星术行事，或按占星术治病的人来说，它就不再是无害的了。最近，我遇到几起因星宫“不合要求”而求职不成的事例，其中还有议员征求秘书的一例。这位议员在一名求职者的登记表中批了一句“命中缺水”！美国有些州正式认可用占星术占卜是一种职业，州政府给占星术士颁发执照，批准开办占星学校。在其他州议会里，也不断有人提出议案，要求正式承认占星学校的合法性，并给占星术士颁发行业执照。我认为，在今天社会面临犯罪率上升、污染严重、环境恶化、能源枯竭、以及严峻的人口过多等问题时，人们为了生存下去，需要发挥最大的智慧和理性。科学正能为我们提供智慧和理性。至于自托勒密时代起就是这付莫测高深面孔的占星术，则是无能为力的。
　　伏尔泰曾这样说过：“人类只有不再相信无稽之谈后，才能不再犯错误。”诚哉斯言！
　　（暴永宁　译　　李启斌　校）

六、月疯症
乔治·Ｏ·阿贝尔
　　月亮不仅仅在文学艺术中，就是在民间传说和迷信中也似乎都能引出各种各样的描述。比如有人声称，刚过满月种植的庄稼长势最好。人们一直把满月与人口出生率、妇女的月经周期、暴力行为（特别是谋杀和自杀行为）、风流韵事、癫痫发作、情绪恶劣、疯狂，甚至精神病联系在一起。在杂志、报纸书籍乃至专业期刊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关于各种月相的影响的叙述。
　　迈阿密州的精神病学者阿诺德·L·利伯最近与杰罗姆·艾吉尔合著的题为《月球影响》一书中也有一段这样的叙述。利伯相信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在满月期间变得极不安宁（尽管他没有提出这一模糊看法的根据）。为了说明这种影响，他推理说，月球的吸引力会在人和其他生物体中产生“生物潮”。他提醒人们说人体的百分之八十是水份，因此，人的怪癖行为很可能起因于体液的潮汐作用，这与月球对地球海洋的作用很相似。
　　目前，人们已经完全认识了引潮力。万有引力是一切物体之间的引力，引力的大小与物体质量成正比，而与物体之间的距离之平方成反比；也就是说，万有引力随着物体之间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小。
　　引潮力是一种引力差，并随着物体之间距离的增加而更为迅速地变小。从天文距离来说，月球离地球相对近一些，因此，月球吸引地球靠近自己一面要比背离自己的一面更有力，结果月球把地球拉成有点类似橄榄球的形状。地球的长轴指向月亮。（同时，地球也同样改变月球的形状。）
　　虽然月球是离地球最邻近的天体，但这种潮汐对地球实体形状的改变仍然极其微小——仅大约20厘米。假设地球完全是流体的，那么变形就会大一些。但是，地球实体的变形并不足以使作用于地球上的引潮力与地球自身的引力达到完全平衡。结果，地球上的水试图在离月球最近处和最远处聚涌起来。但是，对于月球而言，地球是转动的，因此，涨潮引力的方向每天反向两次——其速度非常快，使地球上的水来不及在地球表面蔓延。但是涨潮引力每天前后改变，使得海洋在它们的流域内前后晃动，结果大多数地区潮汐每日的确“进来”和“出去”两次。
　　月潮的潮高与月相（包括新月、满月等等）有关，但是潮高的确取决于离月球的距离。月球的轨道是椭圆的，这就引起了它与地球间距离的变化。月球与地球每月有一次（实际上是每27.55天）比两个星期后它们之间的距离接近百分之十。当月球处于高地球最近点（近地点）时产生的潮高，比月球在离地球最远点（远地点）时产生的潮高，要高出百分之三十还多。
　　太阳也会引起潮汐。但是太阳离地球比月亮离地球远四百倍。太阳对地球的总引力实际上是月球的一百多倍。然而，由于太阳太遥远，所以它是以几乎相同的引力吸引着地球的各个部分。结果太阳作用于地球不同部分的引力之差——即太阳的引潮力——要比月球的小一半多。另外，当太阳、地球、月球每两星期一次处于一条直线时（在满月或是新月时）它们的引潮力结合在一起，产生比平均潮汐要高的潮汐（大潮）。而当它们在天空中彼此处于直角位置时（上弦月或下弦月时），它们的引潮力相互部分抵消（小潮）。
　　因此，尽管在满月和新月时月球引力并没有增大（除非那时碰巧接近近地点），但是它的引潮力与太阳的引潮力的确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的潮汐比平均潮汐要稍高一点。这就是被一些人用来证明“在满月时月球影响增强”这种民间俗见的自然事实。一些像利伯那样至少部分了解这种情况的人还认为在新月时月球影响也会增强。
　　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利伯与合作者卡罗林·谢灵调查了迈阿密州暴力犯罪的发案率。在达德县15年内的1892起杀人案件中，他们发现发案量的一个高峰是在满月那天，另一个高峰是在新月后两天。在凯霍加县（克利夫兰) 13年内的2008起杀人案例中，他们发现两个高峰是在满月后三天和新月后两天。利伯怀疑这二个实例中高峰在时间上的转移可能是因为与纬度有关的位相滞差。
　　目前，每年都发表好几万份实脸报告和观测记录。其中有些是可靠的，但多数都是基于拙劣的实验技术，不适当的对照标准、带有偏见或挑选出来的资料，另外一些报告甚至是捏造的。通过查找科学文献来为自己的论题提供所谓的证据，这对于那些具有新奇理论的人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的了。从成千上万份记录中挑选出符合要求的二、三份资料确实不是什么稀罕事。
　　利伯在西北大学生物学家弗兰克·布朗对仓鼠新陈代谢活动的研究结果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布朗是个有些自行其是的人。他一直在研究生物体的各种节律。布朗认为这些节律是由外界所激发的——比如说，太阳或月球。然而他的大多数同事却认为，虽然自然选择也许有助于与外界周期保持一致的节律演化，但真正的时间安排是由生物钟控制的，高速飞行时引起的生理节奏的破坏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经过从欧洲到美国的空中旅行之后，我们大多数人都感觉到，接连几天，我们体内的“生物钟”总是在夜间一、二点钟把我们唤醒，直到自已设法使体内“生物钟”重新校准到我们的日常周期。
　　布朗测量的仓鼠新陈代谢活动与月周期中凯霍加县杀人率的波动情况大致相符。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要记住，利伯之所以选定仓鼠研究是因为这项研究确实与凯霍加县的凶杀资料相似。
　　除此之外，利伯受他自己的发现所鼓励，曾在1973年夏末预言：1974年的1、2月份，当地球、月球和太阳处于同一条直线上，月球位于特别接近地球的近地点时，各种事件和凶杀案都会有所增加。他后来又报告，1974年最初三周的凶杀伤亡人数是1973年1月份的三倍；而达德县的死亡人数和精神病急诊室的就诊人数以及杰克逊医院精神病研究所的就诊人数，在1974年头三个月内都异乎寻常地多。
　　一不用说，利伯这本书的出版使占星学家很高兴——这不是因为该书证实了传统占星术的预言，而是因为该书鼓吹宇宙影响，这至少对占星学家来说能使其学说显得更加可信。乍看起来，利伯罗列的大量证据和统计数字似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一下。
　　首先，我们来考虑一下月球对人产生的真正的引潮力。地球对人的引力叫做人的重量。平均说来，月亮对人的引力仅仅是人体重量的百万分之三，对一个体重200磅的人来说，月球引力只相当于大约0.01盎司。但是月球对人体的总引力并非真是成比例的，因为月球还吸引着地球。然而一个更有趣的数字倒是月亮所能增加或减少的人的体重——也就是说，人的体重在月球引力影响存在时和假设没有月亮的情况下是不同的。不过，对于一个体重200磅的人，这种差别最多只有0.01克，或大约0.0003盎司，甚至比他肩头上一只蚊子的重量还要轻。
　　但是，如果就生物潮概念来说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话，那就是月球对人体不同部位的引力差。月球对海洋的影响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月球的引潮力作用于地球整个约8000英里长的直径上，与人体相比，这一作用范围是很大的。经计算，月球引潮力对人体血液的作用，或者说对人体内任何流动或循环可能会受月球引潮力影响的体液的作用，大约是该体液重量的三十万亿分之六。人手里拿的一本书对人施加的“引潮力”是月球引潮力的千万倍。
　　简言之，我们不能相信月潮对人类行为有重大的影响，据我看要是发现利伯（以及其他人）提出的那种月球影响，我们倒是会大吃一惊的。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种关于月球影响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当然会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样一种影响如果是真实的，就可能标志着一门新的科学。那么现有的证据有多大说服力呢？
　　尽管利伯没有公布达德和凯霍加两县凶杀案的实际数字，但我还是尽量从他附在文章里的图表中找出了这些数字。简单的检验表明，在整个太阴周期里，达德县凶杀案的时间分布和人们一般预料的至少占整个周期时间百分之七这个数字没有什么不同（？？这句话俺没看懂）；还有，客观的日常波动情况也相当一致。虽然在满月时出现过高峰，但我认为这个高峰是一向出现在真实资料样本中的典型的偶然波动。第二个高峰并不像预言的那样出现在新月时，而是出现在新月后两天。凯霍加县案例的时间分布情况与所预期的不同，案件的发生有时比那个期间的百分之三还多。这种分布还不太令人吃惊，更准确地说，凯霍加县杀人案的分布与达德县大为不同。在凯霍加县杀人案的分布中有三个高峰，第二个高峰的时间接近下弦月，第三个高峰在新月后两天。此外，接近满月的高峰比相应的达德县杀人案高峰晚了三天。而接近新月的高峰却和达德县的相应高峰完全一致。利伯似乎为了要使事情与他的理论相一致而改变规律了。
　　其他调查人员一直无法重复利伯关于月球影响的研究结果。1964年贝勒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亚历克斯·波科尼研究了得克萨斯州从1959年到1961年期间的2017起杀人事件和2497起自杀事件在月周期里的分布情况。1974年波科尼和约瑟夫·杰奇姆齐克分析了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休斯敦）从1957年到1970年期间发生的2494起杀人事件；1969年，莱斯特、布罗克奥普和皮雷伯核对了纽约州伊利县从1964年到1968年五年中的399起自杀事件的分布情况和月相变化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发现凶杀或自杀与月相之间有任何重大的相互关系。
　　然而，利伯论证说波科尼和其他人的调查研究仅考虑到死亡的时间，而他自己的统计数字是基于最初伤害行为的时间。为了证实这一观点，利伯重新查对了达德和凯霍加两县的杀人案件资料，但这次他利用的是死亡时间而不是攻击行为发生的时间。而且，他把这些资料与纽约市发生的一万起杀人案结合在一起，这些为数众多的杀人案只记录了死亡时间。他发现这些死亡时间与月相没有相互关系。于是，他下结论说，只有暴力行为才受月球影响。
　　另一方面，根据波科尼的研究，杀人案中百分之八十五的受害者都死于伤害行为之后最初一小时内。利伯坚决认为以后死去的百分之十五会破坏他所发现的微妙的相互关系。但是，即使这百分之十五全都在几天以后死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只能减弱这种相互关系而不是破坏它。如果处于某种相位的月球真的能激发人的暴力行为，那么立即死亡的百分之八十五就肯定会产生一种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会在一个相当大的数据中显示出来——例如纽约市的一万起杀人案件，除非我们想假定只有在满月或新月时受到伤害的人才不会立即死去，而又拖延了几天。
　　利伯对1974年初在迈阿密州发生暴力行为的理论就含有对基础天文学的错误理解。当出现新月或满月，而月球又在最近点（近地点）时，大潮特别高。1974年1月8日、2月6日和3月8日满月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这些大潮仅出现了几天，在1月23日、2月22日和3月23日新月时的大潮期间，月球实际上是在最远点（远地点），因此这些大潮低于平均大潮。在27.55天周期中，月球要经过一切它可能达到的距离点。为了证实潮汐引起人的暴力行为这一理论，恐怕人们必须证明，这种暴力行为在各个地方都有值得注意的增加，而不仅仅只是在一个城市，还要证明暴力行为的增加仅仅发生在月球接近近地点时的二、三天而不是三个星期或三个月。
　　为了考查月相与精神病院就诊人数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许多调查人员检查了医院的记录。R·D·奥斯本并没有发现在满月当天进医院的人数有值得注意的增加，但他发现在满月后的四天中，就医人数高于平均数。在试图重复奥斯本研究的尝试中，波科尼独自调查了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期间得克萨斯退役军人管理局一家大型医院的4937例精神病就诊情况。但他没有发现就诊与月相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两项研究表明，就诊人数与满月之间存在着微小的联系，但意义正相反。对得克萨斯州所有医院九个月的就诊情况的研究表明，太阴周期以满月为中心的两个星期和其余两星期相比，就诊人数稍有超出，差额为百分之二。其他研究的结果都是否定的。在一篇出色的评论文章中，坎贝尔和比茨总结说：“假使月球影响的特性如这些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多变，那么把少数几个值得注意的结果称为（统计上的）错例倒也许很合适。”
　　1980年，塔拉哈西的内科医生埃德森·J·安德鲁斯在《佛罗里达医学协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叙述了他对扁桃体和腺样增殖例行手术中44例出血病例的研究，并报告了出血病例的百分之八十二都发生在满月为中心的两个星期内。他并没有单独提出数字，而只是用曲线代表七天的连续平均数，所以在他的数据中要想估计每日的随机性波动是不可能的。既然在月周期里平均每天出血的现象不到两次，那么一、二天特别“繁忙”的日子就很可能产生这种影响。安德鲁斯的论文受到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占星学家们，但是我听说没有公开答辩。另一方面，报纸上有描述伊利诺斯大学药学院的药理学教授拉尔夫·W·莫里斯研究工作的报道。报道说，他提出了出血现象和心绞痛突发在满月和下弦月期间出现较多的根据。我通过电话与莫里斯博士进行了接触，他说这其实是他一些学生的初步研究成果，他告诉我他正在普查他们的工作，虽然他发现了其中有些很令人感兴趣，但也发现了一些错误，他希望在他完成分析后再作判断。然而，要是月相与医学上的急症之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关系，那么各地医院就会按常规避免在太阴周期的“危险”期进行手术。
　　对月球影响最普遍的看法之一是在满月出生的人要比在月周期其他时间出生的人多得多。这种看法在产科病房的护士以及一些妇科医生中间广为流传。一位天文学同事回忆说，他第一个孩子是在满月时出生的，当他到医院时，走廊里有一些待产妇女在等待空出的床位。护士们全都解释说“满月的时候情况总是这样！”
　　有些已经发表的研究结果似乎也证实了这种观点，即满月时的出生率要高于平均出生率。例如安德鲁斯报道说塔拉哈西医院从1956年到1958年期间，有401个婴儿是在满月的两天中出生的，375个婴儿是在新月的两天中出生的，320个婴儿是在上弦月或下弦月的两天中出生的。W·梅纳克和A·梅纳克在调查研究了纽约市从1948年起的十年中51万余例出生情况后认为，满月后两星期中的出生率大约高于满月前百分之一。然而，其中一位作者后来又研究了从1961年到1963年37个月周期中纽约市的50万例出生情况，指出出生率高出百分之一的情况发生在以满月为中心的两个星期内。后来奥斯雷、萨默维尔和博斯特又报告了对1963年后（以前未特别指出）的三年内，纽约另外50万例出生情况的研究。报告表明出生率高出百分之一的情况发生在满月前的两个星期内。相反，里普曼分析了宾夕法尼亚州丹维莱十年期间的9551例自然出生情况，他发现出生与月相没有丝毫关系。
　　由于肯定关联作用的报告也相互矛盾，我和沃兹沃思退役军人管理局医院的贝内特·格林斯潘医生对从1974年3月17日到1978年4月30日期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院的出生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这期间，有11691例活产，其中8142例是自然生产（不是药物引产或剖腹产）。活产中包括141例多胎（136例双胞胎，4例三胞胎、1例四胞胎），此外还有168例死产。于是我们有了四种实例：完全活产、自然产、多胎产和死产。在这四例中，满月期间的出生平均数无一例高出整个出生平均数。实际上，在所有的实例中，整个月周期的出生数分布情况完全是随机的。
　　这些研究结果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院产科病房的几位护士来说是意想不到的。当然假如人们彻底检查所有的资料，就会发现偶然有某个月的满月或接近满月的时候，出生数目要高出平均数目。但这只是随机性的波动；也有许多月份在接近满月时，出生数目比所预期的要少。护士们可能只记得那些她们注意到的既是满月又特别忙碌的夜晚，这与人们的一种习惯很相似，只记得那些似乎实现了的梦，而忘记了占绝大多数的没有实现的梦。
　　认为月球的月相周期与人的月经周期有关，也许是对于月球的看法中最为普遍的一种。但是我对此也非常怀疑。月球的月相周期是29.53天，而人类中女性的月经周期平均为28天（尽管妇女的月经周期各不相同，而且个别妇女的月经周期还经常变化）；这几乎不算什么真正的巧合！其他一些哺乳动物中的雌性发情周期，负鼠28天，豚鼠11天，羊16～17天，猪20～22天，牛和马21天，猕猴24～26天，黑猩猩37天，大种鼠和小种鼠为5天。我想，人们可能要争辩，人类女性智力较高，她们也许认识了环境，进而适应了接近月周期的周期，而低级动物却做不到。但在另一方面，负鼠的发情期为28天就一定是巧合了。如果对负鼠来说这是一个巧合，对人类为什么就不是呢？
　　月球处于特定位相时给我们带来光亮，月球对海潮和其他自然现象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很可能存在着尚未发现的月球影响，而且有些传说的月球影响最终可能证明是真实的，但是关于月球影响的这些许多难以置信的“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
　　（章方　译　　蔡伟蓉　校）

七、生物节律
塔雷克·哈利尔 查尔斯·库鲁茨
　　自有史以来，人类就注意到诸如日出日落、海潮涨退以及季节变化这样一些自然界的周期现象。这些现象的周期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预测凶吉的尺度，也给了人们认识过去和计划未来的依据。象工作时间、就餐时间和假日安排这样一些社会活动的规律性，足以表明人类的活动按周期进行已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近来，人们花了相当大的功夫调查了人体各种生物节律。可以肯定地说，对这些节律的兴趣，至少部分是出自人类对预测其未来行为的基本愿望。
　　人体表现出许多重复性的节律：心跳、呼吸、脑波，以及一些其他生理过程。实际上，从无神经信息系统的单细胞动物到人脑这样最复杂的结构，各个等级的生物结构中都存在有生物的节律。
　　现有的支持生物周期确实存在的文献很多，并且可以分成许多类别，有关于每日或近乎每日重复发生的周期的研究；有对间隔时间较长，譬如一个月或一年重复发生的周期的研究。每日重复发生的周期被称为每日节律。不过，由于活生物体极少有正好二十四小时重复一次的周期，所以，“昼夜节律”现在被用来表示间隔约十九小时至二十四小时重复发生的周期。科学家们指出，植物和人的二十四小时昼夜节律，即使在人工延长的黑暗和光明中也仍能继续保持不变。
　　研究人类昼夜节律的科学家们对睡眠和注意力曾多次进行过测量，证实周期是存在的，并且对人的心理和社会行为具有影响。昼夜节律影响行为的一个普通例子就是高速飞行时的时差作用。一个人按东西方向作跨时区的旅行，会打乱他的睡眠周期；要恢复正常的周期或调整到一个新的周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表现出昼夜节律的其他功能还有尿、酶和激素的分泌，血压、心律以及人的生理和精神状况。
　　另一类生物周期包括那些每次间隔大约为一个月的周期，例如妇女的月经。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男子也有类似的激素和情绪变化。这些按月发生的生物周期大约每四个星期发生一次，不过，这个人和那个人不同，这个月和下个月也不同。
　　关于年周期，明尼苏达大学和法国罗思柴尔德基金会医院的研究人员正在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表明，生长和行为类型受一年的具体时令的影响。例如，根据巴黎的研究，男子的性活动通常在秋季达到高峰。
　　更缓慢的节律的周期，例如“种群周期”，生物学家们也正在研究。这些周期是按照野生生物类型的变化而确定的，可能几年才出现一次。
　　支持生物周期存在的科学证据应该说是非常充分的。尽管在生物周期方面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但我们相信，在人体中确有这些周期存在，而且它们确实影响着人的行为。
　　最近，人们对本世纪初由一些欧洲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介绍过来的一种人类生物周期理论又重新产生了兴趣。这种被人们通俗地称作“生物节律”的理论提出，人一生下来，就有三种有规律的基本周期性节律发生。如图12所示，这些周期是一个23天的生理周期，一个28天的情绪周期和一个33天的智力周期。
　　生物节律理论声称，这些周期是生命的基础，其规律性极强，它们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受昼夜变化的影响。它们在积极状态和消极状态之间波动，前半个周期处于积极状态，后半个周期处于消极状态。积极状态表示人具有一种强健有力、精力充沛的良好状况的趋势；消极状态则表示生理、情绪和智力状况低沉、力不从心的趋势。为了方便起见，这些周期可以被看作是从中性状态开始，逐渐向积极高峰上升，在周期的中点又回落到中性状态。就在这一点上，积极状态开始转变为消极状态；（根据这个理论）在相对于这一点的那天中，人显得很不稳定。以后，周期又继续通过消极阶段，在消极阶段末尾又开始由消极状态转变为积极状态。
　　处于转变的这些日子被命名为“临界日”。有人认为，在临界日发生的事故要多于其他任何时候。据报导说，有人发现两种〔或三种）周期同时处在转变期时所引起的不稳定性比只有一种周期处在转变期时要严重得多，当生理周期同情绪周期同处在转变期时，引起不稳定的潜在趋势最为严重。生物节律理论近来已受到了对于用它来减少事故感兴趣的各工业公司和研究人员的注意。他们的想法是，在临界阶段中产生的不稳定往往容易造成事故。因而，只要我们把一家汽车运输公司司机的各种周期制成图表，找出同时有两种或三种周期处于临界阶段的日子，就可以制定一项或者暂停其工作、或者对其进行告诫的计划。据报导，日本大宫铁路公司采用了生物节律理论对司机进行管理，效果已经得到了证实。据说，“根据五年的统计，在事故最多的212名司机中，在临界日出事的占31%，在临界日前后出事的占30%。这两种情况的比例共占61%，而采用了生物节律理论后，他们则实现了行车二百多万公里无事故。”
　　生理节律理论代表了人们企图预测人类行为模式的一种尝试；不过，其方式有些简单化。很多人之所以对这种理论感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是因为广告大肆渲染的缘故，因为该理论真正的预测效果尚未得到证实。生物节律理论提供了一种预测能够直接影响人类活动、心境状况和潜在差错的生物周期的简单方法。这种预测的前提是周期长度和幅度不变而且反复发生：这样才便于进行预测。商业部门现在愿意向个人提供一张生物节律图以“帮助计划”这个人未来的活动。在许多机场餐馆和旅店都安有“生物节律计算机”，只要花五角钱，这种计算机就会告诉你你的生物节律“将如何影响你今天的生活”。有的计算机还会给你一张打印的输出卡片，上面用图表说明一个人这天的运气、恋爱、创造力、健康状况、性生活、开车情况、忍耐性、收支情况、友情和休息计划究竟如何。表上的高峰表示“你当天机会最佳，赶快抓住利用”。许多设备：包括一些享有盛誉的公司生产的袖珍电子计算器，可以简化这种繁琐的计算工作，马上显示出临界日来。全国的报刊杂志都发表了介绍生物节律理论和如何让它为你效劳的文章。阐述生物节律“科学”以及如何将它应用于工业安全的教科书也正在出版之中。
　　围绕生物节律而广泛出现的商业活动促使人们对生物节律理论基础是否成立展开了调查。人们就时兴的生物节律理论提出的最严肃的问题是，该理论是依据一种严格的决定性进行预测的，而人类的特点却在于他们的行为和反应充满着变化。人们不能简单地指望在生理、情绪和智力状态方面有一种严格的、准确无误、能够不断重复的模式。而且人们当然也不能指望，所有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模式会完全一样。最后我们也不能指望，任何生物周期会象生物节律理论所宣称的那样能按人们的出生日期进行预测。
　　在生物节律理论尚未得到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就匆匆投入应用。这是极不可取的。对许多缺乏鉴别真伪能力和知识的人来说，这样做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弄清全部真相的担子便落到了科学工作者的肩上。
　　笔者曾经做了一些检验生物节律理论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我们考查了人们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件，以判定这些事件究竟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受生物节律影响而发生的。我们的做法是把“临界日”发生事件（比如事故）的实际数字，同假设没有生物节律理论影响的情况下预期可能偶然发生的事件数字加以比较。如果经过正式统计测定发现这两者之间有重大区别，那将会构成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科学证据。
　　为了获得预期事件的数字以便对生物节律理论进行统计测试，必须要算出某些几率。我们特别需要知道用来找出一个人一生中任意一天各种周期位置的理论几率。表1列举了一些几率。这些几率是根据生物节律理论和在支持该理论的统计中常常作为依据的若干假设而推算出来的。这些几率的求得取决于一个人出生的确切时刻。“出生时间”一栏下的前两项提供了我们已知的一个上午或下午出生的人的周期位置的几率。如果某个人出生时间是已知的，就可以使用第一项或第二项中合适的几率。如果出生时间是未知的，则要使用最后一项“无条件”几率。例如，假设我们任意挑选了四十六个人，他们的出生时间都是未知数，我们可以推断其中大约有四个人的生理周期处在临界位置。而如果现在有四十六个人涉及了交通事故，其中十二个人的生理周期处于临界位置，人们则可以争辩说生物节律起了作用。因为实际处于临界位置的十二个人远远多于仅根据机会推算出来的四个人。
　　为了弄清生物节律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并检验该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做了一项详细的研究。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生物节律同事件的发生以及人类活动的关系。
┌──┬───┬───────────┐
│周期│位置　│出生时间　　　　　　　│
│　　│　　　├───┬───┬───┤
│　　│　　　│上午　│下午　│未知　│
├──┼───┼───┼───┼───┤
│生理│临界　│2/23　│2/23　│4/46　│
│　　│积极　│10/23 │11/23 │21/48 │
│　　│消极　│11/23 │10/23 │2l/46 │
├──┼───┼───┼───┼───┤
│情绪│临界　│2/28　│2/28　│2/28　│
│　　│积极　│13/28 │13/28 │13/28 │
│　　│消极　│13/23 │13/28 │13/28 │
├──┼───┼───┼───┼───┤
│智力│临界　│2/33　│2/33　│4/66　│
│　　│积极　│15/33 │16/33 │31/68 │
│　　│消极　│16/33 │15/33 │31/66 │
└──┴───┴───┴───┴───┘
　　为了进行这一研究，我们收集了两种类型的数据，一类属于单个事件，一类是重复性周期。单个事件包括例如死亡、事故等等，重复性事件包括那些在不同时间重复发生的活动。象游泳运动会、滚木球游戏、拳击赛这样的体育运动，则包括在后一类中。
　　我们为此收集的关于单个事件的具体数据，包括了经联邦航空管理局判定由驾驶员造成的飞机失事的事故报告中的材料。我们整理了从一个地区办事处取得的有关63起这类事故的材料。我们从卫生部门的档案记录中取得了另一套有关105起死亡的资料。第三套数据资料包括了161起由驾驶员失误造成的交通事故。对每起这样的事件，我们都把当事人的出生日期同事件的发生日期记了下来。
　　关于重复性事件，我们从一所大学的游泳队23名队员的成绩记录中得到了具体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每个队员的出生日期和他们每次比赛的日期。第二套关于重复性事件的数据取自该校师生滚木球队25名队员的成绩记录。我们记录了每个队员每次玩这种游戏那天的得分数和他们的出生日期。
　　然后，我们首先用计算机算出了每个人在事件发生那天所有三种生物节律周期的确切位置。我们把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有关人的出生日期输入计算机，从而得到了事件发生那天这个人三种周期的各自位置，这些位置与周期的三种状态相对应，或者是一个正数，或者是零，或者是一个负数。
　　我们首先分析了单个事件，以便确定事件发生时每种周期处在积极、消极和临界阶段上的各有多少人。接着，我们又分析了有关数据以确定有多少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周期位置组合上。例如，三种周期（生理、情绪和智力）都处于积极状态的事件有多少：两种周期处于积极状态，而一种周期处于消极状态的事件有多少，等等。单项或多项处于临界日的事件的数字，我们也作了录取。我们特别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感兴趣，例如：在临界日发生的事件占多大比例？同周期处于积极状态时发生的事件相比较，有多少事件是在周期处于消极状态时发生的？如前所述，为了判断生物节律理论基础是否成立，我们把观察到的在不同周期位置发生事件的数字同那些可能在一个人一生中任意发生的事件（即不受生物节律周期影响下发生的事件）的数字作了比较。
　　我们对重复发生的事件的数据也作了同样的分析。分析游泳队数据所用的尺度，是每个运动员参加表演的那次特定事件中正式记录下的时间。我们把最佳表演和最差表演连同每个人的周期位置都记了下来，然后对所有最佳表演和最差表演的各种周期的积极、中性和消极状态作了统计。这为每种表演提供了比较周期位置的一种有用手段。如果发生的是一个任意性事件，这种做法还便于同预期结果进行比较。
　　为了判定周期位置是否影响一个人相对于他平均得分的成绩，我们对滚木球游戏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我们把某一天的得分分为高于或低于各人平均数两类。那天的周期位置也被记了下来。然后，又把得分高于和低于平均数者各种周期所处的积极、中性和消极状态数作了统计。我们对所有的周期位置组合进行了分析。
　　单个事件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事故或死亡）事件中周期处在积极状态和消极状态的各占一半，发生在临界日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事实上，根据假设的事件任意发生的几率计算机得出的预期结果同根据实际数据算得的结果差别不大，换句话说，这些事件与“生物节律周期”并没有关系。
　　从重复性事件（游泳和滚木球游戏）的分析结果，也看不出生物节律理论对这些活动有什么影响。
　　在所有二十三名游泳队员中，在生理周期处于消极状态时做出的最佳表演达13次，处于积极状态时只有8次，在临界日那天的只有2次。生理周期为积极状态时，最差表演为12次；消极状态时，最差表演仅有7次。这些结果，同如果把生物节律理论作为体育活动有效指标而预测的结果似乎正好相反，但实际数字和预期数字之间的统计测验却又看不出这两套数据有任何大的差别。从各种周期位置组合的分析中，也没有找到具有统计意义的证据来支持生物节律理论。
　　我们的调查结果促使我们密切关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其他人员的工作。我们发现了相当多的矛盾现象。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多是一些关于事故发生及其与临界日的关系的研究。韦弗报告说：在两年多时间里发生的因驾驶员过错而造成的军用飞机失事事件中，临界日发生率高出预期率一倍多的占四分之一。然而，他没有提供经过分析的事件数字。加拿大空军的一项研究表明，事故和临界日之间有着肯定的关系，据报导，他们采用了7000个案例。但所用的方法和技术不得而知。另外有几个单项研究（通常取用的案例较少）也报道了生物节律理论同事故的发生之间确有相互关系。从一份关于4000起由驾驶员造成的海军飞机事故的分析报告中，人们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即看不到生物节律对驾驶员的行为有任何影响。沃尔科特等人在分析了8000多起事故后，也把生物节律作为飞机失事的偶然因素加以排除。布朗利和桑德勒分析了506起导致汽车驾驶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他们对预期可能发生的情况同实际情况作了比较，发现这些事故的发生同生物节律论的临界与否没有关系。他们得到的结果同本文作者之一库鲁茨一篇未发表的关于609起车祸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布朗利和桑德勒还报导了桑海因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认为事故和临界日是有关系的，而他们后来同桑海因的谈话又透露说，原来的计算可能有差错，可能要改变那篇报告中的结果。由Fairmout出版社出版的图曼的一本新书《生物节津和工业安全》对生物节律理论作了更为详尽的讨论，并详细摘引了刚才提到的一些文章。
　　关于生物节律对表演活动影响的研究工作不多。调查人员曾报导某个人一生中的一次事件，譬如说斯皮茨，说他是“在生理和情绪周期曲线同处于积极状态的时候”获得奥运会游泳奖牌的。他的智力周期虽然处于低潮，但被认为影响不大。然而，据说比利·金1974年击败里格斯时，她的智力和情绪曲线都处在积极状态，从而才获得了好的成绩，在谈及有关其他显赫人物的事件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中经常被提到的有帕尔梅、杰克·尼克劳斯、李·特列维诺、穆罕默德·阿里、斯坦·史密斯和哈里·杜鲁门。
　　在一项对生物节律和长期活动较系统的研究中，奈尔和辛克对三个执行信息处理任务的人员进行了70天以日为基础的试验。他们测量了这三个人的反应时间、运动时间和进行信息处理的速度，企图找出他们活动的周期性。他们发现了十二个大的“谐音”，其中有九个出现在至少一种生物节律周期的一天之中。他们在解释这些结果时认为，这表明生物节律可能对执行任务有影响。
　　上述许多研究，特别是涉及到人的具体活动的那些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即他们在做出结论时所占有的材料太少。因而，人们怀疑他们只报导了那些生物节律理论与结果一致的事件。对于那些不能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例子，压下没有报导的有多少呢？路易斯最近在《今日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位生物节律理论的支持者曾经预言说，纽约扬基队的杰克逊“在1977年的世界足球联赛中将很难命中一球”，因为他的生理、情绪和智力周期都将处于消极状态。但是，杰克逊后来却作了一次联赛史上最为精彩的表演。路易斯还报告说，他分析了100次棒球队无命中的比赛和100次重量级锦标赛后，没有发现任何统计证据可以支持生物节律理论。
　　人们注意到的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有几项关于商业化的生物节律理论与现实情况相符的研究，在报导其实验方法、处理、设计细节或出示足以证实其结论的强有力的证据方面，尚不够完整。
　　在生物节律的研究中，加利福尼亚州比奥克伦公司做了许多最全面的工作。该公司认为，正象目前的科学知识所证实的那样，人们确有生理、情绪和智力状态方面的变化。不过，据说每个人因其周期长短和生物节律对人的影响不同，这些变化也不相同。他们收集了二百个人短至70天，长达400多天的有关数据，结果出现了一个2～54天的周期长短差异。其中一人的生理周期为2天，情绪周期为21天，智力周期为45天。但多数被测者的周期都比较短。该公司报告说，在这些人的数据中，周期长短和生物节律理论所称的固定为23天、28天和33天相吻合的情况极为罕见。不仅如此，这些数据还说明，不同的人受其周期的影响也不同，正如不同人的周期幅度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同一个人不同周期的幅度也不同。比奥克伦公司的数据完全否定了关于同一种周期对所有的人其长短和影响都绝然相同的说法。
　　应用生物节律预测来减少工业事故，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产生过积极的效果。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样的效果能够证实一种有效的生物节律理论的存在。在某些研究中，心理因素（例如暗示的力量）对人们看到的结果可能起主要作用。只有对周期状态已知和未知的两组人进行有控制的比较研究才可能发现这种心理因素的影响。
　　牛科姆运用这样的实验技术进行了一项工业研究。他挑选了一些领班，让他们知道各自手下工人的有关数据。第一组人获得了关于工人们临界日的准确数据，在这些日子里，领班们必须提醒工人们注意。第二组人得到的情况不准确，所以领班提醒工人注意时都是在非临界日。第三组人没有得到任何情况，所以对工人们也就没有作任何警告。对第一组人来说事故发生率“没有变化”，第二组就“略有上升”，而第三组就“急剧上升”了。这些结果被人们解释为是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同样的结果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即第一组和第二组工人定期受到他们的领班的警告，而第三组则不同，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关照。也许正是这种定期的安全提示和关照才使前两个组的事故发生率低于第三组。可惜的是，由于得不到这项研究的全部资料，所以不可能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来证明或否定后一种解释能否站得住脚，甚至无法对牛科姆的说法作可靠的估价。
　　1976年，赫什回顾了工业界使用生物节律理论的情况并报告说，有些公司利用这种理论是为了提高安全意识而不是为了预报事故。他还指出，关于美国工业界利用生物节律理论情况的风传肯定是夸大了事实。
　　由此我们看到，目前对于应用生物节律理论制定预防事故的计划和进行活动预测的兴趣越来越大。已经有人提议将它应用到医学、政府、商业、教育、工业、体育和军事方面。但要使生物节律理论能够得到实际的应用，首要的前提是这个理论必须是有效而可靠的。而那些对动物和人类生理和行为周期作过全面研究的态度严谨的研究人员，对生物节律理论的三种固定周期连提都没有提到过。
　　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我们既分析了单个事件的数据，也分析了重复性活动的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包括对收集数据中实际发生的事件数，与不考虑生物节律的影响时预期可能发生的事件数进行的统计对比。从事故和死亡的数据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明确的可以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趋势。游泳和滚木球的数据也表明，这些活动与生物节律理论的周期状态没有关系。在我们所看到的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研究中，没有一项提供了证明该理论能够成立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相反，这些研究在方法、取样技术、统计分析方面都有缺陷，或者提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而另一方面，有几项取样较多的研究结果却反驳了生物节律理论的概念。
　　已经确立的科学知识表明，人确实表现有节律性的生物型式。但是，生物节律理论不承认人们之中的差别和个人自身反应的变化，这就使这个甚为流行的理论脱离了科学知识的范围。另外，仅仅根据一个人的出生日期来预测这个人的生物节律的想法，也是同长期以来关于人们受生理、情绪和智力变化约束的研究相违背的。生物节律理论还否定了科学家们已经发现的一个人本身具有的周期型的变化。
　　广泛宣扬的生物节律理论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话题和社交谈话的中心，它也可以被工商业界用来提高安全意识或促使雇员们更好地工作。但是，把一种未经证明的理论贸然投入应用而不计其成本如何，也不考虑其对人们生命的影响，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的。同时，旨在揭开生物周期真正之迷的严肃的研究工作，也要继续开展下去。
　　作者简介
　　塔雷克·哈利尔是迈阿密大学工业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教授。他于1984年在开罗大学获医学工程学士学位，并在该枚讲授了两年的生产工程和工业安全课。其后他在得克萨斯技术大学学习，1989年获博士学位。1974年赴迈阿密大学任教。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生物技术，生物力学、生产和卫生保健系统，目前他在负责该校的职业安全及环境健康计划。他曾广泛地同工业、服务业和教育团体进行合作，获得过克拉夫特奖和美国工业工程学会人类工程学奖。
　　查尔斯·库鲁茨是迈阿密大学管理科学和工业工程学副教授。他于1940年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城，1969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学习时获博士学位。他先后在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陆军和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工作，1988年在迈阿密大学任教。库鲁茨的教学内容包括数学模型和应用统计学，但他也在交通安全和防止事故方面从事研究和发表文章。库鲁茨对调查生物节律理论及其是否对人类活动和事故发生有关系很感兴趣，在这些问题上下了不少功夫。
　　（朱进宁 译　　长弓 校）

八、科学家与心灵研究
雷·海曼
　　185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化学荣誉教授罗伯特·黑尔出版了一本极不寻常的书，全名叫做《论证神灵及其显灵的实验：关于天堂、地狱、道德和上帝的神灵世界论，兼论圣经对基督教徒品德的影响》。在这讲述了他本混杂着心灵研究和神学的希奇古怪的书中，黑尔是怎样最初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去研究唯灵论，而最终却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宗教信仰者；他不仅记述了其他神媒的种种把戏，而且自己也成了一名神媒，声称直接从富兰克林、华盛顿甚至耶稣基督那里获得了神喻。诚然，他的许多关于心灵现象的实验的确是在这些神灵的支配下进行的。
　　黑尔对唯灵论的宣扬使他的科学界同行大感惊愕，并为之气愤，然而却大受唯灵论者的欢迎。唯灵论者有理由欣喜若狂，因为黑尔是支持他们事业的第一位大科学家。用伊萨克·阿西莫夫的话来说，黑尔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能够同欧洲的那些伟天化学家相提并论的地道的美国人才之一。”
　　尽管黑尔颇有声望，他的科学界同行仍把他转向唯灵论的行为看作是老糊涂了。当黑尔开始去考虑唯灵论问题时，已经七十二岁；当他的书出版时，已到七十四岁的高龄。
　　然而，对于步黑尔后尘，公开表示赞同神媒或通灵人的那些科学家，却无法作为“老糊涂”来解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开始研究心灵现象时，都还年富力强，正进入或正处于获取科学成果的年纪。黑尔于1858年去世后没过多少年，有两位著名的科学家，一位是自然选择进化论发现者之一的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另一位是英格兰大物理学家威廉·克鲁克斯，也分别研究起唯灵现象来。他们两人都对心灵现象的真实性确信不疑，极力鼓吹。在他们之后，还有其他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在英国有威廉·巴富特爵士、奥利弗·洛奇爵士，以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瑞利勋爵；在法国有天文学家克劳德·弗拉马利翁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查理斯·里希特；德国有策尔纳教授；意大利有切萨雷·隆布罗索；美国有威廉·詹姆斯。这些地位显赫的皈依宗教的名人大多生活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今天，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又对心灵说发生兴趣，并成为它的支持者。
　　既然有这许多心智显然健全的杰出科学家都赞同心灵说，这就会引出许许多多问题。其中最现实和最迫切的问题是：有兴趣的外行人怎样才能搞懂心灵说的种种说法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一些科学家报告他们在“科学控制的条件下”亲眼目睹到那些奇迹，而另一些科学家却把这些报告斥之为“迷信胡说”。在这种情况下，外行人该相信谁呢？如果科学家自己都不一致，局外人又如何能对这场争论作出评断呢？
　　我认为，可以就此给出几条指导原则。我们可以不管争论双方因感情用事而说出的那些过激言词，而只用一些简单的基本标准去检验他们的主张。在大多数场合，只需经过这些检验，就足以把超常的断言排除在科学断言之外。不过，分析这种检验的最重要的作用，倒不在于我们有可能更精确地去评价那些超常的断言。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分析这些检验，能使我们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的本质，以及科学研究怎样才能使我们摆脱愚昧无知。
　　在我们着手找出这些评价标准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些著名科学家对超常现象的描述。
　　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是一位博物学家，他曾与达尔文同时独立地想到了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论。华莱士是在1865年开始研究心灵现象的，当时才42岁。他当时是一位唯物论者，不过，在那以前，他早已表明乐于去认真考虑一些希奇古怪的现象。他在21岁时，就对催眠术和颅相学发生了兴趣，他相信观察到了自己实验对象的精神感应能力。特别是有一次，他的一个催眠对象完全感受到了他作为催眠者当时的感觉。
　　华莱士从1865年7月开始去参加降神会。他的姐姐在1866年11月发现了一个名叫阿格尼丝·尼科尔（即后来的古比夫人）的神媒姑娘，华莱士因此看到了许多唯灵现象。尼科尔小姐在华莱士家中表演的那些现象，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都看成是确凿的事实。他在1888年5月8日写给约翰·廷德尔的信中这样写道：“在过去两年里我亲自目睹了各种超常现象，它们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以至于只要有疑点产生，就会有其他现象对此作出解答。我追究得越深，见得越多，认为是欺骗和幻觉的说法就越站不住脚。我认为这些是真实的自然现象，就象我认识的自然界中别的奇怪现象一样确切。”
　　华莱士多次看到了标准的降神表演：鬼魂出现的敲击，桌子翘起，飘浮空中，还有好听的音乐。他声言，他在一次冬季降神会上看见神媒拿出许多刚摘下来的鲜花。它们是“15枝菊花，6枝杂色莲花，4枝郁金香，5枝带果草莓，6枝蕨类植物（两个品种)，1枝耳状报春花（9朵）——总共37枝。”华莱士分辩说，那些花枝既鲜嫩，又冰凉，绝不可能是某个参加降神会的人预先带进房间里来的。当那些花“显形”时降神会已经在温暖的房间里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拿出带有水果的鲜花，在以后的许多次降神会上又一再表演过。华莱士还说，常常是，你要什么花，就可以拿出什么花来。“阿尔弗勒德·华莱士博士的一位朋友要一株向日葵，桌上立即就出现了一株，高六英尺，根上还附着一大团泥土。”
　　威廉·克鲁克斯是在1869年当他三十七岁时开始随马歇尔夫人去参加降神会的。马歇尔夫人是一位神媒，对于华莱士转向唯灵论也起过作用。克鲁克斯那时已经对化学和物理学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精力正旺。由于他对科学的贡献，后来被封为爵士。他的成就有发现铊，发明辐射计和克鲁克斯管（这使得日光灯成为可能），以及发现辐射效应，等等。他报道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与神奇的通灵人丹尼尔·邓格拉斯·霍姆相配合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然而，他对于心灵现象所作的最引人注目的叙述，还要算由他主持、由弗洛伦斯·库克从1873年12月起持续了五个月之久的那些降神会上所作的表演。
　　降神会上的表演通常是这样进行的：神媒弗洛伦斯·库克小姐走进一间小室（通常是在观众所在的房间里用幕布隔出的一块地方），进入灵魂附身状态。过一会儿，从小室里就会走出一位身穿白色长衣，戴着头巾的女性来，据称是凯蒂金显灵。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那位凯蒂·金同库克小姐实在是太相象了。克鲁克斯也承认两人有些相似，但他坚持说，肯定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别：“凯蒂要比库克小姐高六英寸。昨晚，她赤足，在不踮起脚尖的情况下还要比库克小姐高出四英寸半。昨晚凯蒂的脖颈是露出来的，她的皮肤无论看起来还是触摸起来都十分光滑，而库克小姐颈上有一大块疤，清晰可见，而且触摸起来会觉得粗糙不平。凯蒂的耳垂上没有穿孔，而库克小姐喜爱佩戴耳环。凯蒂的面色白皙，而库克小姐肤色很黑。凯蒂的手指也要比库克小姐的长得多，而且脸面较长。此外，两人的仪态和表情肯定也有许多不相同之处。”
　　要证明凯蒂·金和库克小姐并非同一个人，最好是同时看到两人。但怀疑论者指出这是得不到允许的。然而克鲁克斯却说，他曾有幸不止一次地同时看到过她们两个人。
　　从那时起过了一百年后有两位物理学家，拉塞尔·塔格和哈罗德·普索夫研究过一位名叫尤里·盖勒的以色列人的所谓超常能力。他们的研究是在斯坦福研究所进行的。盖勒在1972年从11月到12月历时六周，在1973年8月历时八天，两次访问那里。这两位科学家都在激光物理领域取得过重大成就。塔格对激光的早期发展颇有贡献，而且发明了可调谐的微波等离子体振荡器。普索夫博士则是一本标准的量子物理学教科书的作者。并拥有好些激光器件和光学器件的专利权。
　　1974年10月18日，一家声誉卓著的英国科学杂志《自然》发表了普索夫和塔格的一篇文章：“切断感觉渠道条件下的信息传输”。其中部分报道了他们做的一些实验。有一个实验看来证实了盖勒的超视说：“把一粒3/4英寸大小的骰子放进一个3X4X5英寸的钢制匣子里。继之，由实验者之一使劲摇晃钢匣，再放回桌面，使骰子各面的分布同随机分布没有过大的偏离。这时，三个实验者都不知道匣子里骰子的取向如何。然后，让盖勒随手写下骰子朝上一面的数码。”
　　这样一个简单实验的结果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盖勒以这种方式受试了十次。有两次，他“放弃了”（因他说他没有接收到印象，没有猜测）。其余八次，他都猜对了。两位作者报告说，以随机猜测取得这样的结果的概率只有一千万分之一左右。
　　当华莱士、克鲁克斯、塔格和普索夫公开表示相信超常现象时，全都处于科学研究的盛年。作为公认的、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们指望同行们能无成见地评价自己的观点。可是，他们的主张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简单的否定。塔格和普索夫在他们所写的一本书中诉说了他们的研究遭到批评家和科学家的激烈指责，但他们认为这些指责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毫无道理的。
　　尽管赞成所谓的心灵学的那些科学家经常遭到的或许是不公正的待遇，而且他们的主张常常是在其证据未经认真鉴定的情况下就被否定，但在我看来这也不是说，他们的主张就应该受到正统科学更认真的对待。科学界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情绪，有一些其实是有道理的。提供心灵现象的那些所谓通灵人，除了丹尼尔·邓格拉斯·霍姆外，全都在以前的某个时候因为搞欺骗或者被当场抓获，或者至少有严重嫌疑而被指控过。如华莱士向公众担保过的那十几名神媒，为克鲁克斯作过成功表演的两名神媒，以及由他们教出来的弗洛伦斯·库克，皆是如此。
　　当然，一个被说成是能通灵的人曾因作弊被抓住过，并不能说明他总是在弄虚作假。的确，差不多从心灵研究一开始，维护超常说法的人就把作弊倾向看成是神媒和通灵人的一种职业病。他们辩解说，这些天赋有特异功能的人的确具有超常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飘忽不定，不受意识控制。通灵人的报酬主要靠表演自己的本事。因此，他（或她）常常忍不住想要靠弄虚作假增加点花样，以取悦于观众。
　　除了那些所谓的通灵人名声不大好外，有许多迹象表明研究超常现象的人缺乏能力或者不值得信任，这就使得被宣扬的超常现象更加不可信了。关于这个问题，值得说明一下。说克鲁克斯、华莱士、塔格和普索夫这些科学家在调查研究通灵人方面不能胜任，并不是说他们在自己所选定的科学领域内也没有能力。不幸的是，目前不论是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还有把这两者相混淆的。有种种理由表明，一个人在他的正常科学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智慧和威信，同他所报告的通灵人的表演是否值得信赖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因此，下面我们准备提供一些例证，以说明一个已知的科学家所提供的关于通灵人超常能力报告，是不应该得到信任的。
　　华莱士的支持者当中，也有些人觉得他对于超常说法是过于轻信了。霍尔指出，“华莱士惯于轻信心灵方面的事情。”有一个叫做S·J·戴维的人，他故意施用巧计产生出神灵现象，为的是证明即使很用心的研究者也难于看出破绽。可是华莱士却不顾他本人的否认，硬说他是一个神媒。按照一位最近为华莱士写传记的人威康·埃丽丝女士的说法，“他固执地一定要相信，所以除了相信唯灵论以外，他就不再象他在科学工作中那样去仔细检查证据了。”
　　自从特里弗·霍尔的一本书《唯灵论者》在1963年出版以来，克鲁克斯对弗洛伦斯·库克小姐所作的心灵研究就一直是争论的中心。霍尔收集到一大堆证据，其中有一些是新近才披露出来的，表明克鲁克斯与库克小姐有私通行为，说他挺身而出为库克小姐的显灵表演的真实性担保，是为了保持与她的暧昧关系。不管你信不信这种说法，毫无疑问，霍尔的确披露了不少材料，使人对克鲁克斯的研究态度大感怀疑。
　　最近披露出来的克鲁克斯与丹尼尔·霍姆之间提到女神媒玛丽·肖尔丝的信件，更极大地损害了克鲁克斯关于超常现象主张的威信。霍姆要求克鲁克斯出来澄请对他的诽谤，因为那里面涉及克鲁克斯同年轻的玛丽的关系。克鲁克斯承认，由于1875年下半年的种种关于他与玛丽小姐交往的传闻，他克鲁克斯“获得了一个唐璜式风流浪荡子的坏名声。”他在给霍姆的一系列信件中极力向后者解释出现流言蜚语的原因，并嘱咐这些信件必须妥为保存。霍姆写道，“据克鲁克斯自己说，他得到过玛丽·肖尔丝的一份亲笔忏悔书，承认她的表演纯属骗局，偶尔用到一名同谋。可是克鲁克斯说，他已保证不去揭露玛丽的欺骗行为，即使对她的母亲，因为一旦把如此厚颜无耻的骗局公之于众，真理的形象必定会遭到非常重大的损害。
　　不少人提出许多别出心裁的点子，想要为超常现象的报告提供“正常的”解释。例如，汉龙竟说盖勒可能在他的牙齿里藏有一台无线电接收机，靠那台接收机的帮助，他才完成了绘画测试和猜骰子实验。我不想否认，可能有一些用来躲过实验监督的手段，对于检查证据的真伪是会起到作用的。但是我认为用这种做法来解释事情非常容易走入歧途。这祥做往往事与愿违，实际上是帮助了超常说法。原因如下：
　　第一，记述的事件必然与当时发生的事件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公开发表的记述绝不可能是完备的，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去作解释，只能是一种想象，不得不包含好些假设。这些假设，到头来可以被原来的研究者轻而易举地加以否认。而且，因为批评者的想象只能以对观察过程的记述为依据，所以想当然的自然主义解释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境地。批评者的用于表示反对意见的解释往往变得难以置信。塔格和普索夫不难证明，汉龙对盖勒猜骰子的解释，从现有技术水平来看，简直是无稽之谈。
　　第二，这场争论常常会从原来的报告是否站得住脚，一下子滑到去讨论批评者的想象是否有道理。在帕纳提辑录的支持尤里·盖勒的“科学性”事件的文集中，对于反对盖勒和他的支持者的种种指控，他唯一认真反驳了的，就是用一份牙科医生诊断书来证明盖勒牙齿里没有植入无线电接收机。帕纳提和其他支持盖勒的人，集中对付这种怪诞的、不难驳倒的批评，却实用主义地不去管那些虽然不怎么吸引人、却很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更糟糕的是，由于有一些反对意见被证明不合理，主张超自然力的人一举赢得了同情和支持，怀疑论者的信誉却受到了玷污。
　　第三，充满假设的想象以及这类想象所召来的反攻击，会使超常说法的支持者得以卸下提供证明的责任而转嫁到批评他们的人的身上。这又是企图为所报告的事件提供假设性情况的做法带来的不利后果。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提供证明应当是支持反常说法的人的责任。可是，一旦批评者性急地杜撰出一些假设性的想象，争论的结果会不知不觉地让批评者接过证明的责任来。
　　第四，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全都是因为当我们企图对黑尔、华莱士、克鲁克斯、普索夫及其支持者所提出的报告作出解释时，我们十分不幸地暗中承认了某种东西。那就是，我们首先承认了有什么东西需要加以解释。可是，仔细审查在过去125年间科学家为维护具有超常能力的人所提出的那些例证，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他们根本未能提出值得科学界加以解释的任何东西。
　　这场争论是从黑尔、华莱士和克鲁克斯的断言开始的，今天仍然围绕着当代科学家就特德·塞罗斯、英葛·斯旺和尤里·盖勒这些所谓的通灵人所做的研究在进行。争论非常激烈，引出了好些争论点。所有这些争论点，中心问题是如何去说明报告的结果：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正视某种超自然力的说明？如果华莱士对古比夫人飘浮空中所作的记述是真实的，而且是无法用自然定律加以解释的。那么不管怎样，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都必须加以修正，或者说，必须接受彻底的审查。对于克鲁克斯、策尔纳、塔格、普索夫和提出过这类事件的其他科学家的类似说明也是如此。
　　但是，这样的争论总是假定了真的存在着某种超常现象。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在正常的科学研究中，实践活动应当遵循比通夫人在烹饪法书中所规定的程序：“先抓住你的兔子。”一个人在一个给定的科学领域内，阐述的是在受到控制的和标准化了的条件下的各种现象或者关系。有关数据和资料，是靠一定的实验步骤和实验仪器从观测中取得的，而且这些步骤和仪器必须预先规定好或经过校准，确信十分可靠和有效。此外，所研究的现象必须在系统考察中作为研究对象自始至终不变，不仅能由原来的研究者一再重复，也要能由别的实验室里的不同研究者使之重复。
　　新发现的现象若要广大科学界同行重视和进行解释，就必须满足上述这些最低限度标准。科学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不能满足这些最低标准，理所当然地不会受到进一步的考虑。本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一些科学家曾以为他们发现了一种他们称之为分生辐射的现象。有些西方科学家也发现过这种新型辐射的证据。可是，别的许多科学家都未能重复做出原先公布的实验结果。稍后，甚至苏联科学家自己也无法有把握地找到分生辐射了。因此，生物学家认为他们无须去解释这种现象，也不必去追究原来那些科学家起初为什么会认为他们发现了这种辐射。多半是当时的实验中有什么还不知道的因素，使他们产生了误会。既然不能可靠地重复最先观察到的结果，分生辐射就被人们丢到垃圾堆里去了。那里还堆积了好些别的未能经受住进一步的科学审查却希望取得科学上承认的废品。
　　诚然，在某些场合，我们碰巧也能发现报道出错的原因是什么。在心灵研究领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心灵研究协会对史密斯和布莱克伯恩所进行的那些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实验时史密斯蒙住双眼，让布莱克伯恩看一张画，一个数字，或别的什么东西，由他通过精神感应向史密斯传递所看见的图象。布莱克伯恩能成功地完成这种精神感应传输，而所处的实验条件，在心灵研究协会那些早期发起人看来，则是无懈可击的。事实上，这一研究正被这些研究者看成是证明精神感应为确凿事实的两项研究工作之一。大约二十年之后，布莱克伯恩误以为史密斯已经去世，公开坦白了他与史密斯捣鬼愚弄研究者的真相。
　　倘若布莱克伯恩隐瞒始终，这项史密斯—布莱克伯恩研究工作就会一直是心灵学已经在“严格的”条件下审查过的若干例证之一，被认为无懈可击。只是出于侥幸，我们现在才能合乎自然地理解原先的实验。然而在我看来，即便布莱克伯恩不坦白，也没有科学上的理由需要去解释史密斯—布莱克伯恩实验的结果。因为对现象的报道从未满足我上面指出的那些最低限度标准中的任何一条。
　　我们应该把个人信仰与科学证明严格区分开来。不用说，黑尔、华莱士、塔格和普索夫本人全都坚信他们所报道的确实是超常现象。可是科学事业的总精神，是要使现象和数据令人确信不疑。科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都知道他们的个人信仰实在不值一文。不管他们个人是如何坚信不疑，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以使之满足标准化、可靠性、准确性和重复性这样一些最低要求。需要有这些简单的共同标准的原因在于，科学界从以往严酷的经验中懂得，光是个人坚信不疑，极易导致错误。科学的本质绝不容许用个人信仰去代替科学证明。每一位科学家懂得，若要同行重视他的意见，他就有责任提供科学证据。
　　克鲁克斯、华莱士以及我们提到的其他科学家看来全都懂得他们的这种责任。可是，当他们声言赞同超常现象时，奇怪得很，他们似乎忘记了最重要的这种区别。只是根据在非标准化的、不确实的和不能重复的条件下得到的观察结果，就硬要他们的科学异同行对他们的结果要么引出自然主义的解释，要么承认那是超常现象。而他们在科学界的批评者则落入圈套，不顾一切地要去解释所报道的观察结果。如果这些心灵学的支持者谈的不是超常现象，我看他们未必会在连最低标准都未达到以前就要求别人进行解释，恐怕也不会有哪位批评者会匆匆去进行解释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根据哪些理由，我们说科学家所报告的他们对所谓的通灵人进行研究所获得的发现并非是“科学”发现。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人，即使是有成就的科学家，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进入一个新的探索领域而强行使之成为一个科学领域。科学事业有这样一些特点：它是共同的事业；它是积累的事业；它在一个限定了的概念框架内集中研究一些特定的问题，因而这同一探索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气质—类似的训练，一致的语汇，以及在收集数据、控制误差、分析数据发表报告等方面有共同的感受。
　　因此，当罗伯特·黑尔从他原来的化学领域转而去研究唯灵现象时，他是从一个有高度结构的成熟领域进入到一个完全无结构的王国，那里没有标准化的程序，没有现成的范例，也没有一致的概念。在从事化学研究时，他对他的助手、学生和杂志编辑负有说明的义务，而这些人，全都有着类似的背景、共同的技术语汇、共同的标准，等等。这种共同的阅历能够从各方面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和衡量。在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和别人的评价，随时告诉这位科学家他什么时候是立足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什么时候应该再次进行检查，甚至撤回。当黑尔断言他对某个化学问题完成了一项受到控制的实验时，他在那个领域的同事明确地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们根据的是他受到的训练，他以往的成就，化学这一领域普遍承认的一般基本规则。
　　但是，当罗伯特·黑尔这位有成就的科学家就通灵的神媒进行实验时，他便失去了所有这些防护，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得不到别人的检查和评判。他受到的训练和专长本来是在有着严密结构和高度组织化的化学领域，转移到别的有结构的科学领域，他就变成一个外行，得去重新掌握新的语汇、基本规则和范例等等，何况心灵现象测试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有结构的领域。这个领域根本没有一套共同的语汇、程序、基本规则，防范措施等等。不管黑尔如何感情激烈地声言同在原来的化学领域一样，他在这种新型的研究中也完全是在“科学地”工作，这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番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声言“科学地”研究过心灵说的华莱士、克鲁克斯、塔格、普索夫和其他科学家。
　　其实，情况比我说的还要糟糕。所有关于通灵人本事的报告全都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们所作的观察为依据的，这些条件据说排斥了作弊和作其他解释的可能性。通常不止一位观察者在场，但也不尽然。即使有多位观察者在场，他们通常也不是各写各的报告，只不过是同意主持人的报告而已。既然一切都取决于观察的价值，那么这些观察最低限度应该符合可靠和有效这两个标准。
　　在过去125年中，某些科学家对所谓的通灵人的研究，没有一项符合社会科学家认为值得信赖的观察所应有的任何一条标准。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任何研究中，进行观察的人是关键的因素。当所研究的行为十分复杂或者需要作长期观察时，必须在拟定合适的观察系统之前先作大量预备性的和标准化的工作：判定这个系统是万无一失的；决定对有关行为观察的程度；拟描述的行为的数量和类型；在观察时容许有多大的干扰；怎样记录数据（当场还是事后记录）；等等。观察者必须接受训练，学会运用拟定的观察系统。并非每个人都适于作观察，不合格者必须淘汰。总之，观察系统以及观察者的可靠性都必须有所保证。
　　此外，任何一种观察系统都只能在拟定这种系统时所针对的标准环境和场合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目标、环境和任务改变了，则必须重新拟定观察系统并对之重作审定。把使用这种观察系统所得到的结果向公众报道，还必须符合有关专业的惯例和技术语汇。
　　上面我只是谈到了为使对人类复杂行为的观察具有“科学性”，所必须遵循的准则的一些皮毛。单就这些要求来看，我们就会知道这项工作是如何困难和花费时间了。如果一个研究者要使他的研究具有科学性，那么他只能如此，别无他法。从黑尔直至塔格和普索夫，他们所作的每一项报告，显然看不出曾为他们的观察拟定过任何系统的程序。既未对观察者进行过训练和检查他们是否已掌握有关的观察方法，也没有证明所采用的观察方法是可靠的等等。
　　相反他们的任务不是标准化的，甚至各项研究中的任务彼此也不衔接，各个研究者都独自行事各做各的测试，常常还与通灵人串通一气。这样，我们就无法从各种不同情况下所进行的实验中积累起数据，从而也就无从评断他们工作的价值。要想把同一通灵人在不同场合所作的表现拿来比较一番，是不可能的比较不同实验室的结果，也是如此。试设想，倘若在正统的科学研究中各个研究者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进行实验，随时随地冒出一些怪念头来，完全不顾别的实验者在做什么，那么，恐怕早就不会有正常的科学活动了。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整个心灵研究可说是混乱不堪，毫无内在联系。往往是，一位研究者对同一位受试者进行好些不同的测试，而不是在不同条件下去系统地完成一项或几项工作。就拿塔格和普索夫在1972年11月和12月间与尤里·盖勒进行的猜骰子实验来说吧。既然这是一种非常简单而又直接的测试，既然结果又是那样引人注目（八次猜测，八次正确），那么，他们倘若能在盖勒第二次访问时继续下去，在更为明确的和作系统改动的条件下对他再做一些同一类型的实验，他们本可能接近于达到科学证据所要求的标准。一位研究者想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去搞清他的“通灵人”估计会有的全部本事，这本没有错。但是这种预备性的普查属于试探阶段，它有助于研究者决定在以后选择什么样的任务来进行系统研究。塔格和普索夫，以及本文中提到的其他科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竟要求人们承认他们从一大揽子预备性实验结果中挑选出来的某些结果是需要加以说明的“科学“结果。
　　有一种现象值得科学界作进一步考虑，该现象的研究者自己必须能成功地重复同一工作并对它作系统的考查。但这还不够，至少有两种类型的重复是必须做到的：证明不同的通灵人能够在同一研究中成功地产生结果；证明不同实验室的不同研究者能够对同一通灵人取得成功的结果。
　　诚然，有人声言，认为这后一种类型的重复在尤里·盖勒的身上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然而，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完全文不对题。在有关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使用了满足我所说的任何一条标准的观察条件。盖勒花在斯坦福研究所的那七周多时间，主要是用来取得令人信服的证据，想说明他能用超自然力的手段弄弯金属以及还有其他一些意念致动效应。塔格和普索夫承认，他们完全未能取得这样的证据。相反他们只是断定盖勒有某种超常的透视能力和心灵感应能力。然而，在伦敦大学彼此独立工作的两组人，伯勃克学院的物理学家报告他们成功地观测到了常念致动效应，而金斯学院的约翰·泰勒观测到的则又是另一些意念致动效应。这两组科学家甚至未曾试图从盖勒那里取得据说在斯坦福研究所观察到过的那类超感官知觉的实验结果。
　　本文开头我讲到问题的关键是，当一位科学家宣称他亲眼目睹了所谓的通灵人所表演的超常现象时，有兴趣的外行人怎样才能去搞清由此而产生的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的意义。我还提供了125年间持赞同意见的一些例子，从罗伯特·黑尔开始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支持说法全都遭到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对，备受怀疑。每一位赞同的科学家也都受到了攻击，而且这种攻击多少带有偏见，不大公正。另一方面，受测试的“通灵人”的名誉多半也不大好，往往在其他场合行骗被抓住过。有时候还有间接的证据，表明有关的科学家的报告由于一种或多种缘故是不值得信任的。然而我又分析说，想要用真实的或想象的缺陷去把这些报告否定掉的做法定会走入歧途，适得其反。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那无数的可能性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我们绝不会有把握地知道，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调查原来的情况——会是产生原始报告的原因，问题在于在科学质询的法庭上，所报告的结果是否站得住脚和是否能重复出现？是否的确有在科学的条件下通过可靠的和系统的观察而见到的超常现象或关系？一件事物绝不会因为它是由杰出的科学家做出的或者被他宣布是在科学条件下观察到的，就自然而然地被赋予“科学性”。除了要有在一个给定问题上具有共同情趣和共同追求的一批人而外，观察还必须是按照业经考验的标准程序做出的，观察者和使用的仪器必须十分可靠，报告的数据必须合乎规范，实验安排和任务必须是普遍采取的或者是已标准化了的。此外，如果报告的是异常结果，同现有理论和命题相悖，那么这些结果更必须在多种不同条件下加以研究，应该能够由不同实验室的独立的研究者重复得到。
　　在上面一段中，我们概述了一项异常结果是否值得我们作进一步考查和解释的最低判断标准。可是，读者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运用这些标准去判断超常现象的报道，恐怕还是没有把握。普通读者多半不易读到原始出版物，只好依靠第二手资料。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否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循呢？尽管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真正代替仔细阅读原始报道，然而有些原则还是很有帮助的。至少，根据下面这几个问题就能把通过一般信息渠道公之于众的许多哗众取宠的报道筛除掉：
　　1。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如何？
　　一躲讲，有两种资料来源：熟人的辗转传闻和宣传工具的报道，即所谓第二手资料；有关科学家对他所认定的超常现象的直接报道，即第一手资料。克鲁克斯关于他与弗洛伦斯·库克搞的那些降神会的报道，只在唯灵论的杂志上刊登过，他未曾打算在正规的科学期刊上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原始杂志的性质对有关报道就很不利，因为科学家一般都不翻阅那些杂志。不过，关于尤里·盖勒的匣子内骰子实验的报道是发表在《自然》上，那是一份资格很老的极有声望的科学期刊。这对于有关报道当然十分有利，因为这意味着有关报道曾经过三位独立的科学家的审定。
　　《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和大众广播作为第二手资料来源，多半要比五花八门的小报、充斥街头巷尾的各色杂志和商业广播可靠一些。当前者声明有关报道是转引自科学期刊或者某次科学会议上的报告时，那至少已经过初步地甄别。但是，如果原始材料来自别处，也不必认真对待。如果第二手资料来源本来就是小报和商业广播，那就根本不必理会。
　　2。报告所依据的研究工作是以前做的还是最近做的？
　　一个外行人，对于根据不到一年以前的研究工作所断言的超常现象的报告应特别持怀疑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科学家在正统的科学领域总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肯公布自己发现的一种新现象，可是他们却急着根据一两次短期实验公开表示支持超常说法。而不愿花时间仔细考查他们所见到的现象。如果第二手资料报道的是几年前就开始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那么有关结果就要可靠得多。遗憾的是，新闻工具喜欢渲染“新的”和“最近的”突破，这正是“新闻”的特点。恰好是那些最近发现的尚未搞清楚的成果，新闻工具认为最值得报道，在多数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和进一步考查，最初看起来象是超常的现象得到澄清，不再具有神秘色彩，这时新闻工具也对它失去了兴趣，而去赶时髦，另外寻找起来自实验室的热门新“奇迹”来。
　　3。原来的研究者是否能重复做出他的发现？
　　克鲁克斯至少还报道过在好几个不同场合凯蒂·金显灵的事件，而其他所报道的通灵人的特异表现，许多都只不过出现过一次。不知什么道理，塔格和普索夫再没有重复做过猜骰子实验，按说那种实验非常容易。
　　4.有关现象是否由其他实验室另外的研究者重复发现过？
　　如果一位科学家宣布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元素，整个科学界只有在其他一个或几个实验室独立地证实了这一发现之后，才会对其进行鉴定。对于声称难倒了一切自然定律的事件，我们对它的要求自应更加严格。可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报道，没有一个例证是被不同的实验室证实过的。
　　5。原始报告是否符合观察人类行为应遵循的标准？
　　关于这个判据的内容，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这个判据，是在我仔细分析过的已完成的一些报告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有关的描述不仅不符合客观性、可靠性、有效性和明确性中的任何一条，而且总是写得非常简单，不合规格。这一类描述所依据的实验条件没有现成的观察标准和记录标准，所以它们本应比通常的科学报告写得更详尽一些。可惜，实际情况总是正好相反。
　　我们再来看尤里·盖勒的猜骰子实验。对于这样一项有可能十分重要的实验，细节描述竟然残缺不全，粗略得简直不值一提。我们只是被告知，“把一粒3/4英寸大小的骰子放在一个3X4X5英寸的钢匣子里。”关于骰子的成分等其他情况，则只字未提。事实上，原来的报告非常含混，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所有十次测试中使用的是不是同一粒骰子。塔格和普索夫后来在他们的一本名叫《心灵研究》的书中谈到这项实验时又有所补充，即提到那粒骰子和所用的匣子是由斯坦福研究所提供的，骰子上还编有记号。如此看来，在所有十次测试中使用的应是同一粒骰子了。可是另外一个叫威尔核姆的人，他曾花相当多时间与那次实验的有关人员交谈过，却又写道：“使用了许多粒不同的骰子，每一粒上都蚀刻有一个供辨认的记号，以防暗中偷换。有时候，实验者用的还是一粒透明骰子，以担保盖勒没有用一粒内部藏有微型发报机的特制骰子。”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实验中是用了好些不同的骰子。为什么原来的实验者不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呢？原来的报告只是说，盖勒是在实验者或盖勒本人知道匣子里骰子哪一面朝上以前写下他的猜测。可是，谁打开匣子验看里面的骰子，原来的报告中提也未提。威尔赫姆的叙述要具体一些，实际上也更有利于原来的实验者。他告诉我们，是盖勒画出他猜想的骰子朝上一面的点码，然后展示在电视摄象机前。可是，塔格和普索失根本未提及曾用电视录象机录下过实验过程，无论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还是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很可能，并非每次测试都录过像。他们的“科学”报告没有提到谁是观察者，谁是摇动匣子的研究者，以及他们又怎样确保盖勒无法偷看。（针对别人的批评，他们在他们的书中断言盖勒没有机会偷看到匣子里的东西，却没有告诉我们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去防止他偷看。）关于那次实验的物理安排，诸如实验的具体地点，盖勒坐的位置，等等，他们也是什么也没有说。读者自然会以为，那次实验是在斯坦福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房间里坐着进行的。可是令人惊奇的是，在威尔赫姆的叙述中又有如下的一段：“有几次测试是在盖勒下榻的客房中进行的，由盖勒本人摇动骰子。当问及这样的测试安排漏洞很大，他有可能控制骰子的滚动时，普索夫回答说、盖勒把匣子摇动得很凶，以致不可能在摇动中作假。”
　　我们还获知，盖勒在猜想骰子哪一面朝上时，有时把双手按在匣子上。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强烈地感到，原报告的作者不仅未能向我们提供一份科学的报道，反面是作了极不合适的，使人迷惑的描述。
　　我想，上面给出的一些简单判据已足以盖住科学家支持心灵说的差不多全部报道。在过去125年中竟没有一份这一类报道经受住严密的科学检查。这一点真可令人清醒。当我面对公众分析黑尔、华莱士、克鲁克斯和策尔纳这些人的事例时，听众中有几位物理学家对我说，由于自然科学已走过很长的路程，我们现在已经懂得更多的东西，今天已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百出的报告了。然而，事情仍然十分糟糕。今天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提出的关于尤里·盖勒、特德·塞罗斯以及其他当代通灵人的报告，在其科学的严密性方面一点也不比一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们强多少。相反，克鲁克斯的那些关于他与丹尼尔·霍姆进行的实验的报告，尽管漏洞不少，就提供科学证据而言，恐怕比后来发表的支持心灵说的报告还要高明得多。
　　对于那些愿意研究所谓的通灵人的说法的科学家，我无意同他们过不去。的确，这些人甘愿冒毁誉的危险，不怕讥笑，大胆进行研究，对于科学的长期进步恐怕还是好事。问题似乎在于，这些科学家没有认识到，为了使他们的研究植根于一种科学的根基之上，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作为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标准化研究程序、仪器设备、变量、控制办法、概念、数据分析等等，都必须一切从头拟定和设计。经过试验、调整来确保其可靠性。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恐怕还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在打好这样的基础之前，企图动摇现有科学体制的科学家就不应责怪他们的意见被人不屑一顾。因为，要求他们的科学界同行在当今科学文献浩若烟海的情况下花时间去认真对待他们报告的奇迹，就是要求科学界丢弃使科学成为今天有力的智力工具的那种一贯的努力。
　　作者简介
　　雷·海曼，美国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他毕业于波士顿大学，于1953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的专业是实验心理学，但当过魔术师，曾靠表演心读法和催眠术赚钱读完中学和大学。因此，他经常充当顾问，协助通讯和杂志社对所谓的通灵人（其中就有尤里·盖勒）进行研究。他得到过各种荣誉，曾被授予富尔布莱特奖学金。
　　（王鸣阳 译　　张龙 校）

九、论双重标准
巴厘·辛格
　　1962年，J·V·麦康内尔和他的同事宣称，虫子吃了被碾死的同类以后会因此获得死虫的记忆。麦康内尔试验的具体做法是，每发出一次光线就紧接着对涡虫进行电击。这样反复进行多次后，虫子就会在一旦感到有光线照射时立刻蜷缩起来防御电击。继之，把这些虫子碾死喂食别的涡虫（涡虫是一种有同类相食习性的虫子）。后者在吃了同类以后一天内便显示出有了蜷缩身躯的习惯，虽然它们自己未经训练。
　　这些戏剧性的结果使科学界，特别是研究脑功能以及记忆的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它似乎表明记忆是作为一种化学型而非结构型的代码储存在脑子里。但是，对特定的化学变化竟能产生特定的记忆这一点，许多科学家都表示怀疑。相比之下，人们自然更倾向于认为，几十亿脑细胞中少数神经细胞的结构变化或者细胞间各种联系的变化才是特定的记忆或知识代码的依据。即使记忆是化学代码，认为特定的记忆能够通过一个生物体吃掉另一个生物体而彼此转移的想法看来也是不合理的。当然，这些结果如果是真的，它们的意义就会是非常重大的。科学家曾经设想用吞服一种药丸的方法来达到大学教育的水平。于是很快又传开了这样的笑话：把年长的教授剁成肉酱让年轻的吃下去。这样一来科学家们开始重复和扩大前面说过的涡虫实验。
　　涡虫同类相食这件事是很引人入胜的，它能说明科学标准的问题。下面还要简略地谈到另一则调查的案例，请读者们注意虫子同类相食同心灵研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似处。
　　麦康内尔的惊人突破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别的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在重复这项实验时遇到了困难。首先，他们做不到让虫子学会些什么；就是学会了，也做不到通过同类相食转移学到的东西。当时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系研究生，学校的研究工作人员向麦康内尔的合作者A·雅各布森请求协助，但也没有用。伯克利小组还是无法重复这项实验。最后七个不同实验室（包括伯克利在内）的23名科学家于1966年联名写信给有威望的《科学》杂志，声明他们无法重复　实现麦康内尔的实验结果。信内写道：“一个确定的结果应当具有能被证明的可重复性和普遍性。遗憾的是，与普遍性和可重复性有关的论据看来都是否定的。”这一段外交辞令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相信这个结果。”
　　麦康内尔和他的同伴则继续坚称他们的实验结果属实，而且可以重复。麦康内尔在几年以后发表的一篇带有讽刺性的评论中指出“虽然有好几千名中学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能做到训练涡虫及重复转移的实验，但为数不少的老资格研究人员却不仅不入其门，还老在那里大声抱怨。”
　　196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再次邀请A·雅各布森来校给心理系教师和研究生做关于涡虫的记忆转移和他本人在这方面的工作的学术报告（我也是听众之一）。在谈话中，雅各布森对实验程序的某些重要部分好象没有把握。雅各布森说，他没有把有某种特定记忆的虫子全部喂给没有这种记忆的虫子吃，而是用前者配制成一种RNA（核糖核酸）化学制品给后者注射。他说就是这种注射液产生了记忆转移。当被问到注射剂量是多少时，雅各布森答说是虫子平均体重的两倍。有人提出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雅各布森好像有些迷惘，不知所措了。当被问到为什么别的研究工作者很难重复实验时，雅各布森答道：“因为他们对虫子没有同情心。你们对虫子必须抱有同情心才行。”换句话说，虫子和持怀疑态度的实验人员之间的关系没有摆对。
　　这个说法使听众不太满意。如果一项结果是正确的，真实的，它应当可以由别的实验室里的别的研究者重复实现。对于任何只能在某些时候、某些研究者取得的实验结果，科学家是深表怀疑的。这种现象很可能是一种侥幸的成功，偶然的结果，或者是研究人员的方法错误。而涡虫记忆转移的实验，甚至在另一间实验室里由原来的实验人员精心指导，也没有成功。至于雅各布森把重复实验的失败归咎于研究人员没有做到与虫子感情交融，则更是一种奇谈怪论。化学的记忆转移即使在观察者没有做到同虫子感情交融时也应该发生。如果说，是对虫子采取的实际措施发生了作用的话，那么这些能够取得确定效果的实验措施是应当可以观察得到和加以详细说明的。不然的话，“对虫子没有抱同情心”这句话便是纯粹的遁词了。
　　目前，涡虫研究仍然是桩悬案。又有人建议用其他物种做实验，认为这样会得到更明确的结果；因此化学记忆转移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用其他物种进行的研究，已经加快了速度。
　　超感官知觉(ESP)同“涡虫记忆转移”有异曲同工之妙。研究ESP的历史以及科学家对它的态度同“涡虫研究”的情况非常相似。官方科学家把超感官知觉选出来进行讨论并不是出于什么偏见。无论是涡虫体内的化学记忆转移，还是超感官知觉，除非这些现象能够重复，不然就没有办法阐明它们的性质，也没有理由推论它们的真实性。因此，超感官知觉不是科学的双重标准的受害者。
　　然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科学家对超感官知觉抱有偏见。有人主张，超感官知觉不是变幻不定，不可控制，不可重复的实验室现象。相反，他们断言，灵学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实际上，就是拿通常的科学标准来衡量，超感官知觉现象也已经被确认，而传统的科学家甚至不屑阅读确立这一事实的研究材料。虽然不见得所有的灵学家都会下这样的断言，但是象C·塔特这样多年来处于领导地位的灵学家却一再猛烈抨击这种科学的双重标准。塔特声称，证实灵魂现象的无懈可击的科学研究工作数以百计。他断言，灵学家“多年来在三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证实超感官知觉的文章，资料可说是极为丰富的。目前，总的情况是，若干基本的灵魂现象的存在已经确立，不容有任何怀疑。”他说，官方科学界的怀疑态度“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科学团体对质量差的实验和不充分的论据的合理否决，它只是一种偏见。灵学研究到底说些什么，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茫然无知，而且还采取了不屑一顾的偏执立场。”
　　看来答复这个问题恰当和公允的办法是对塔特本人的灵学研究进行一番评价。1976年塔特发表了一项引人入胜的实验报告，说他科学地证明了灵魂出窍的现象。塔特实验室邀请了一个自称经常有灵魂出窍的体验的女人。这位Z小姐在入睡后有时会感到自己的“灵魂”从躯体中漂浮出去，而且看到自己躺着的躯壳。为此，塔特设计了一种试验方法来测定这种体验是真的还是梦境。Z小姐在塔特的实验室里睡了四个晚上，“在一张舒适的床上。正好在一扇观察窗的下面，我可以随时从那里监视她是不是起来搞什么鬼。晚上，在她头部固定好脑电波测试电极，由于联接得很巧妙精细，她是不可能离开床的。另外，在她床上空离地面7英尺高处放一块搁板，我随便选了一个五位数写在一张纸上，再把它平贴在搁板上——只有升浮到天花板近处的人才能清楚地读到这个五位数。”Z小姐如果真能离开她的躯体，她应当设法漂浮到搁板的附近，以便读这个数字，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告诉塔特。
　　Z小姐说，头三个晚上有过几次灵魂离体的体验，但是看来她没有漂游到离搁板足够近的地方，所以没有读到数字。最后一夜（第四夜）过去了，她一大早醒来即报告了又一次灵魂出窍的体验，并且准确地说出了这个五位数字。塔特考虑她是否会事先藏起几面镜子搞欺骗。随后又认为这个假定太荒唐。我想，这一次研究主要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接受象灵魂出窍这样确实奇异的现象作为课题，在实验室里研究它，让它在实验室里发生。而且你还可以把它当作证据证明灵魂出窍的体验是真实的，就是说，你确实能够从你的肉体以外的某个地方（超感官地）感觉事物。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是十分荒谬的，荒谬之处就在于：只做了一次实验，只有一个实验对象，只得到一次正面的观察结果，就公开宣布已经证实。正规的做法是，一个科学家在把这种极富戏剧性和本质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付诸报刊之前，应当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检验他的观察结果。还有，哪怕是在科学知识方面最天真的读者也能想见，这次实验还缺少一些最基本的检查手段。首先，这个女人应当处于不间断的观察之下——仅仅一扇观察窗不足以构成充分的控制因素。其次，应有一架红外摄象机，记录下她的每一个动作。第三，她应当睡在一个闭锁的玻璃或金属笼里。任何一个曾经在头皮上固定过脑电图电极的人都知道，电极的联接并不是那么“精密，灵巧”的，它们允许实验对象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这些电极联接导线有多长，有什么特性，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无法估计发生了什么事。不过，看来完全可以想象到，Z小姐曾经迅速地从床上站起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偷看了搁板上的字条。
　　我发现，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实验至此顿告中断，因为“Z小姐离开了我的实验室所在的这个地区到别处去了”。如果灵魂出窍是真的，它必然是本世纪的一个重大科学发现。要是我真正相信我找到了一个象Z小姐那样的实验对象，能够帮助我证实灵魂出窍的话，我会跟随她到天涯海角，我会倾家荡产来支付她继续同我合作的酬金。
　　看来，说这项研究不科学是公允的。它是一帧科学讽刺画，我认为塔特还会举出成百幅确证灵魂现象的漫画来。我不是说，所有或者大部分的灵学研究都有这样严重的缺陷。其中不少在方法上还是合理的。实际上，有一些最好的研究正是C·塔特做的。然而我仍不能同意塔特和另一些人的主张：关于超感官知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明确而有结论意义的结果。依我看，那些方法正确的研究一般并没有得出确定性的结果。而那些声称取得戏剧性以及表面上有说服力的结果的研究则往往同上述实验一样，在方法上是荒谬可笑的。我不能同意说，我和我的同事们做出的判断代表了一种双重的标准。我也不能同意说，我由于缺乏对于灵学著作的透彻的理解，就代表了“无知和偏见。”相反，我颇引以自诩的正是偶然也阅读一些似乎有前途的灵学著作，而这种前途到头来十有八九是一场梦幻。报道如上所说那种研究的有关作品，是不值得花费时间去大量阅读的。
　　当我获知某些可靠的实验程序，使我能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对灵魂现象（如同对任何一般的科学现象那样）进行观察，当我读到的灵学著作中令人信服的结果经得起严格的科学标准的检验时，我会开始相信有灵魂存在的。这些态度代表了平常的科学标准，不是“双重”标准。某些灵魂研究者在我们仅仅应用惯例的科学标准时就指责科学家的个人品质，要求我们接受实际上不能重复发生的现象，还批评科学界对于大量的据云“真实”的灵学研究茫然无知。然而这种研究却有很大部分实属荒谬可笑。我深信，正是这些灵魂研究者们本身才理应受到使用了双重标准的谴责。
　　（长弓　译　　蔡伟蓉　校）

十、微妙的差别
艾萨克·阿西莫夫
　　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我们怎样去区分生和死？如果我们对比的是活人和石头，问题就不存在了。
　　人体由某些与蛋白质，核酸等生命物质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组成，而岩石则并非如此。另外，人体还表现出一系列的化学变化，构成“新陈代谢”。通过这些变化，食物和氧转化成能量、细胞组织和排泄物。结果，人类把简单物质转化成复杂物质，不断生长和繁殖。这在表面上（也仅仅在表面上）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而岩石不能如此。
　　但人类和岩石对比显示出的生死差别过于简单，因此显得无足轻重，也无助于我们解决难题。我们应选择更为复杂的例子。让我们不去考虑并对比人和岩石，而是谈谈活人和死人吧！
　　事实上，我们不妨把情况考虑得尽可能困难一些。我们要问，在一个人死亡前后的短暂时间里，比如在死亡之前五分钟和死亡之后五分钟的时间里，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
　　在这十分钟内，出现了什么变化呢？
　　人体的各种分子，全部蛋白质，所有的核酸，都一一俱在。然而，某种东西不复存在。因为，死亡前人体中一直进行着（不管多微弱）新陈代谢和自我适应行为，但死后就不再进行了。
　　对这一问题早先有一种推测，认为是血液。不难想象，血液和生命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较之人体其他细胞组织与生命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和内在。失血，终归会使人越来越衰竭，直至死亡。那么，或许血液就是生命的本质，抑或事实上就是生命本身。
　　在《圣经》中可以见到遗留的这种观点。《圣经》内有多处把生命和血液等同看待。例如，洪水过后上帝曾教导这次大灾难中幸存下来的诺亚及其家人，告诉他们可以吃什么以及不可以吃什么。上帝告诫说：“汝等不得以有生命，即有血液之肉体为食”。在关于食物的另一段叙述中，上帝的话就更为明确了。他说：“切记，汝等不得食用血液，血液即生命；汝等亦不得食用有血有肉之生灵”。
　　显然，生灵是上帝恩赐之物，所以不能食用。不过，血液七旦流尽，余留下来斥只是尸体，而且永远死去,故而可以食用。基于这种观点。植物没有血液，也没有真正的生命。只能作为食物的来源。
　　《创世纪》中引用了上帝在人类刚刚创生时所说的一段话：“看哪！我已赐予汝等孕育种子的各种草本植物，它们遍布于大地的表面；我还赐予汝等各种树木，树上生有能结种产籽的果实，可供汝等食用，亦可供地上走兽、空中飞禽以及地面爬行之一切生灵食用。凡有生灵之地，我均赐予各种食用植物。”
　　他把植物说成是“结种”“产籽”的，而只有动物才“具有生命”。
　　当然，今天我们不再进行这样的区分。植物和动物一样具有生命，植物的汁液履行动物血液的功能。然而，即使单纯就动物而言，血液论也站不住脚。尽管大量失血必然导致死亡，但反之却不然。不流一滴血，也完全可能使人丧生，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很明显，既然不丢失任何物质，死亡也能发生，那么，人们必须在某种比血液更微妙的东西中去寻找生命的火花。
　　那么，是不是呼吸呢？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都要进行呼吸。假如我们考虑到呼吸，就会发现，把呼吸做为生命本质要比血液恰当得多。我们不断地呼气，然后再吸气；不能吸气，就会导致死亡。如果一个人的气管受压迫，或者喉咙里卡了一块骨头，或没入水中，不能吸气，那么这个人就会死亡。.丧失呼吸能力和失血一样，无疑是致命的；而且，丧失呼吸能力会更快地致人于死地。
　　此外，对于血液来说，失血会导致死亡，反之却并非如此，人在不流血的情况下也可以死去;而对于空气来说，反过来的情况则可以成立。只要不丧失空气，人就不会死亡。一个人，不管他多么虚弱，不管他多么接近死亡，只要还活着，就要呼吸；但死了，呼吸也就停止。而且，呼吸本身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东西，既看不到，也摸不着。在古时候的人看来，呼吸是非物质的，但它恰恰是一种反映着、并理应反映着生命本质的物质，因而也反映生死之间的微妙差别。
　　例如，《创世纪》中这样描述了亚当的出世：“上帝用泥土做成了一个男子，向他的鼻孔中注入生命的气息，于是这个男子就变成了活人。”
　　在希伯来语中与“呼吸”相对应的词译成英文是“灵魂”（“精神”）。从“呼吸”到“灵魂”似乎是引伸过分了，其实全然不是如此。从字义上看，这两个词是相同的。拉丁语“Spirare”（使精神振作）一词的意思是“进行呼吸”（动词），“Spiritus”（精神）一词的意思是“呼吸”（名词）；希腊字“Pneuma”（精神）一词的意思是“呼吸”，它也用来表示“精神”。“Ghost”（鬼魂）一词是从一个意思为“呼吸”的古英文字衍生而来的。“Soul”（灵魂）一词从何缘起，尚不能确定，但我确信，假如能知道它的来源，想必也是出自“呼吸”吧。
　　因为在英语中我们有一种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派生词的癖好，而后忘却了那些传统单词的本意，结果就夸大成本不属于它的概念。
　　我们常说“Spirits of the dead”（“死者的精神”或“死者的灵魂”），如果我们说“breath of the dead”，其意义完全一样，而且毫不牵强“Holy Ghost”和“Holy Spirit”两词（均为“圣灵”之意）完全是同义的，其本意都是“God's breath”（上帝的灵魂）。
　　有人可能争辩，单词字面上的含意并不具有什么意义，最重要最深奥的概念必须用普通的单词表达．因此，这些单词的含意来源于概念，而不是相反。
　　是的，如果有人相信超自然的新发现可以使知识充分发展，那么，他可能会接受这种看法。但我认为，知识往往来自于下面的反映，来自于观察，来自于简单而并不深奥的想法，这种想法形成原始的概念。当知识积累得越来越多时，概念也就逐渐趋于复杂和抽象。因此，蒙上几千年深奥哲学色彩的词源学乃是追溯原始思想的线索。我想，人们开始是以一种完全质朴和直接的方式注意到呼吸和生命之间和联系，后来才产生了精神和灵魂等哲学和神学的概念。
　　人的灵魂（精神）也像赋予它名称的“呼吸”那样，是无形的和不具有个人特点的吗？所有死者的灵魂都混杂在一起成为均匀统一的生命体吗？
　　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与人在各种细微末节或不很细微的方面是不同的。似乎可以这样想象，每个人的生命本质在某些方面与其他人的不同。所以，每个人的灵魂会保持这种不同并能以某种方式使人联想起它曾经依附并赋予生命特性和个性的躯体。
　　如果每个灵魂都保持将它的特点赋予躯体的特征，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吸引人的设想：灵魂能以微妙、轻盈而飘渺的方式保持它所依附的躯体的体态和模样。通常，梦见已故的人——如死者仍然健在，这一事实可能有助于形成上述看法。从前，人们把梦看作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就这一点来说，现代也是如此），因此对梦十分重视。这似乎是一种有力的证据，说明灵魂和灵魂所脱离的躯壳是相像的。
　　如果不是为了其他原因，而仅仅是为了庄重起见，这样的灵魂通常都被描绘成身裹形状不定、好像由闪亮云彩或夺目光辉构成的白色长袍。当然，这就产生了鬼魂和幽灵身裹尸衣的连环漫画。
　　进一步，自然可以想象，灵魂是不朽的。生命的真正本质如何能死去呢？一个由物质构成的实体可以根据它是否具有生命的本质而确定其生或死，但生命的本质却只能是活的。
　　与这种说法相类似的是，海绵可能是湿的也可能是干的，这取决于它是否含有水分，但水本身只能是湿的；或者说，房间可以是亮的，也可以是暗的，这取决于阳光是否通过房间，但阳光只能是亮的 ① 。
　　①你可能对这两点都有争议。你会说，当水在温度很低结成不融化的冰块或以蒸汽的形式存在时，它不是湿的；而阳光如果是紫外线或红外线时，它看上去是不亮的。但我至少在这段文章中要象哲学家而不象科学家那样去竭力争辩。
　　如果存在着各种永生不灭的灵魂，它们能进入刚刚诞生的一团物质使之获得生命，而后又能离去使之死亡,那么必定会有大量的灵魂存在，每个灵魂分别属于一个活人或属于一个即将诞生的人。
　　如果其他各种生物也有灵魂，那么，灵魂的数目还要增加；但如果灵魂能够转世，脱离一个即将死亡的躯体转移到一个即将降生的躯体上去，那么，灵魂的数量不会减少。
　　上述这两种看法都各拥有一批信徒，有时又彼此结合起来，所以有一些人相信灵魂可以经由动物界进行轮回。一个行为特别不端的人可能会转世为一只蟑螂；反之，一只十分优秀和高尚的蟑螂也可能转世为人。
　　然而，不管怎样来解释这个问题，不管灵魂是局限在人类范围还是遍布于整个动物界，或是存在灵魂轮回转世的现象，为了引发生命和夺走生命，必然存在着大量的灵魂。那么，这些灵魂都呆在哪儿呢？
　　换句话说，一旦承认了灵魂，就必须设想有一个完整的灵魂世界。这一灵魂世界可能是在地下，可能是在天上，或在另一个世界，或在另一个“层面”。
　　或许因为掩埋死者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习惯，最简单的设想是死者的灵魂就聚集在地下。
　　人们认为，灵魂最简单的地下住处是一个使人但愿忘却的灰暗世界，就像是希腊语的地狱或希伯来语的阴间。那里的情况几乎像是处于永远的休眠。《圣经》中把阴间描绘成：“那里，邪恶不再使人烦恼，令人厌倦的事不复存在。罪人们长眠在一起，再也听不到压迫者的声音。小人物和大人物俱在，奴仆们也不再受主人的管束。”
　　这种虚无飘渺的情景似乎不能使许多人满足。人世间不平引起的愤恨之情使人们想象有一个使恶人死后受折磨的地方，这就是希腊语的地狱或基督教的地狱。
　　按照对称原则，也需要有个为好人安排的快乐去处，那就是基督教的天堂，希腊神话中的极乐岛，凯特尔人传说的苹果岛，印第安人的天国和北欧神话中的英灵殿。
　　结构巨大的末世学 ① 完全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活人会呼吸而死人不会呼吸，活人总是极力要去相信他们不会真的死去。
　　①研究死亡、末日审判、天堂、地狱等
　　当然，今天我们了解到，呼吸与生命本质并不比血液与生命本质有着更多的联系；这就是说，呼吸和血液一样，仅仅是为生命服务的。呼吸既不是无形的，又不是非物质的。它并不神秘。和身体其余部分一样，呼吸是物质的，乃由一些原子组成，而且这些原子并不比任何其他原子更为神秘。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相信死后有灵，即使对于那些了解气体、原子和氧气作用的人也并不例外。为什么会这样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不管有无证据，人们仍然愿意去相信；并且因为这样做了，就产生了一种即使知道荒谬也偏要去相信的强烈欲望。
　　《圣经》谈到了精神、灵魂和死后有灵。其中有一段是说，索尔王（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甚至叫一名女巫把已故萨穆尔王的灵魂从阴间请来。对于大众来说，这已足够了。但是在我们世俗观念甚重并怀疑宗教教条的一代中，有许多人并不真正喜欢不加区别地接受那些出现在古代犹太人传说和诗歌汇集里的说法。
　　当然，不乏目睹者的见证。我怀疑有多少人会说他们看见过鬼魂和幽灵，或许有成千上万。没有人会怀疑他们这们说过，但任何人都可以怀疑他们是否真正看到过他们所说的目睹的东西。我不能设想一位有理性的人会接受这些传言。
　　一批唯灵论的狂热信徒宣称巫师能与灵魂世界打交道。这种活动风靡一时。尽管戮破过无数大骗局，但受它诱惑的不仅有未受过教育的、愚昧的和头脑简单的人，甚至还包括像A．C．多伊尔和S．O．洛奇那样非常理智和富于思想的人；不过，绝大多数有理性的人根本不相信唯灵论。
　　此外，大约在二十年前，有一本名叫《搜寻布赖蒂·墨菲》的书，其中设想了一个死去已久的爱尔兰女人把灵魂附在某妇人身上，只要女主人处于催眠状态，人们就可以与死去的爱尔兰女人通消息。有一个时期，有人把这作为死后有灵的证据。但现在人们已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了。
　　不过，究竟有没有可以认为是科学的、合理的证据来证明死后有灵呢？
　　就在目前，有人断定存在着死后有灵的科学证据。
　　一位名叫伊利莎白．库布勒．罗斯的内科医生一再就此提出看法。她说，她从临终病人那里得到了似乎可以表明死后有灵的证据，而且关于这一题材的书籍正在连篇累牍地印刷出版。当然，每一种这样的书籍在轻信者当中保证都会销量不少。
　　按照目前出现的一些报道，有些人似乎曾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临床死亡"状态，但他们仍竭尽全力牢牢抓住生命不放。恢复生机后，就述说了他们“死去”时的体验。
　　显然，他们还保留着意识，朝下注视着自己的躯体，穿过黑暗的地道，看见了已故亲友的灵魂。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可能遇到一个浑身闪闪发光、热情而友好的灵魂，想指引他们到什么地方去。
　　这种说法能有多少凭证呢？依我看，根本没有。
　　但也无须设想“死”人谈他们的经历时会说谎。一个濒临死亡、被认为处于“垂危”状态的人，虽然还有神志，但他的神志已不能正常运用。如果人的头脑不是因酒精、麦角酸二乙基酰胺 ① 、缺乏睡眠等任何原因而失去正常活动能力，那么，它在人处于“临床死亡”时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产生幻觉。行将死亡的人往往会体验到自己盼望经历或愿意经历的种种情景。（顺便说一下，没有一则报道是谈到地狱或恶魔的）。
　　①一种麻醉药物
　　死后有灵论者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来自一切生灵居住之地的人，甚至来自在不信基督教的印度的人们，都在谈论着类似的传闻，这使得他们相信死后有灵是客观和真实的。 对此，我不能接受，理由有二：
　　第一，关于来世的说法遍及世界。几乎所有的宗教都相信有来世，而且基督教传教士和西方通讯技术已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各种看法传播各处。第二，无论经历过哪种幻觉的人，在世界杯过来后仍可能处于虚弱和迷糊的状态，但他们不得不叙述自己的体验，要他们以取悦于提问者的方式叙述自己的体验又是何等的容易。而提问者往往又是热衷于死后有灵的人，极力希望引诱出合乎需要的材料。
　　无数法庭审讯案件的经验都清楚地表明，即使一个人尽可能真诚地发誓，处在刑罚的威胁之下，也会记错、自相矛盾和胡乱作证。我们也知道，一位聪明的律师，通过适当的提问，就能从正直、诚实和明智的证人那里诱供出几乎任何一种证词。这就是为什么有关证词和询问的法规必须十分严格的原因。因此，要让我对一位垂危病人在某个忠实信徒热切提问下所诱发出来的话予以任何重视，那是要大费周折的。
　　假使那样的话，我先前所说人从生到死这一过程必须发生了某种变化并导致了某种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和原子和分子无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种差异既不涉及血液，又不涉及呼吸，但它必须和某种东西有关。
　　情况的确如此。人活着的时候有着某种东西，死后就没有了。这种东西是无形的，构成了生死之间最微妙的差别。
　　活的组织不仅由复杂的分子构成，而且还是由排列复杂的分子所构成。如果这种排列开始趋于混乱，人就生病了；如果这种排列完全混乱，人就死亡。
　　这时分子虽然一一俱在并保持原样，但生命却终结了。
　　让我介绍一种类似的情况。有一个人用成千上万小砖块建筑了一个复杂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采用中世纪城堡的形式建成，具有塔楼、吊门、内部牢房等等。任何人站在远处注视峻工后的建筑都不会看到一块块的小砖,而只是看到了城堡。
　　现在我们想象有一只巨手从天而降，打乱了构成城堡的全部砖块，把一切东西都弄成了不成样子的一堆破烂。所有的砖块都还在，没有一点丢失。所有的砖块都毫无例外地仍保持着原样，未受破坏。但是，城堡到哪里去了呢？
　　只有在砖块排列好了时，城堡才存在；排列一旦被破坏，城堡也就消失，哪里也找不到了。城堡本身已不存在，砖块排列有序，城堡自然建成；砖块排列无序，城堡也就无影无踪。
　　根据我的观点，我体内的分子以极复杂的形式独特的模样排列着，不同于任何其他活着的生物体。在此过程中，我一点一点地发育着，直到长成为一个我称之为“我”的有意识的东西。仅仅当分子处于有排列的状态时，“我”才存在。当分子像我死去时那样永远失去排列时，“我”也就永远不复存在了。
　　这对我来说，是太合适不过的了。依我看，没有哪一种我所听到过的关于地狱或天堂的说法，是适合于一个文明而有理智的头脑的。我宁愿死后一切都不存在。
　　作者简介
　　艾萨克·阿西摩夫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七岁时，他就能教五岁的妹妹读书。阿西摩夫于1920年诞生在俄国彼得罗维契，1923年移居美国，1928年加入美国国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1948年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65年，美国化学学会授予他詹姆斯·T·格雷迪奖。1967年，他又获得美国科学促进协会颁发的威斯汀豪斯科学作品奖。
　　（张瑚　译　 蔡伟蓉　校）

十一、死后有灵
西格尔·K·雷纳德
　　时间：1920年。爱迪生始终是电能的忠实信徒。他曾经写道，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就有一大股高度带电的能量离开躯体，进入另一个生命循环。但爱迪生毕竟是一个科学家，他觉得有必要用某种实验来演示这种能量的永存性。因此，在《科学的美国人》杂志对他进行专访时，他说道“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一种能够依靠那些已经转移到另一个世界的人格来运转的机器或装置，……我倾向于相信，我们的人格在来生的存在会对物质产生作用。如果我们能够研制成一种非常精巧的仪器，使它能够接受我们存在于来生的人格的影响，那么，这种仪器应该会记录下某些事情。”
　　时间：1973年。韦斯顿根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起的探索性研究，刚刚完成了研制一台绰号叫做“神媒”的大型电子计算机的工作。这台“神媒”依靠一些复杂的电磁原理进行工作，它设计得能够与一些在不同于我们所谓现实的时空连续系统中运转的奇特电磁构体对话。这种奇特的构体是死去的人的人格的能量。尽管韦斯顿不喜欢“灵魂”这个词，他却赞同某些试用过他这台装置的神学家和科学家的说法，同死人对话是可能的。死后有灵是真实的。
　　虽然上面描述的1973年那一幕是科幻小说家法默虚构出来的。但是，科幻作品的题材和风格一向是各个社会时代的气压计，它们预言着、甚至于设计着未来的科学现实。因此，我们就不必奇怪为什么作家凯斯特勒会在1976年写了一篇认真的文章，宣称根据那些残存的、可以不依赖大脑物质而存在的电磁能量，能够证明人死后有灵了。
　　时间：197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科学工业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展览，内容围绕着这样一些主题：能量是不可毁灭的，意识可以不依赖于物质躯体而存在，有许多证据说明意识在人死后仍然继续存在。这个展览会被命名为“连续统一体”。会上重点引用了一些支持死后有灵这个信念的大哲学家的语录。为了说明意识可以脱离物质躯体而存在，会上展出了许多死后见闻的报告和关于来生的描述，使参观者们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是，这个展览会回避了下述事实所提出的一个棘手的哲学问题：作出这些报告的总是一些有意识的物质躯体！
　　尽管要承认死后有灵的信念，存在各种各样认识论上的困难，但这个信念仍然十分流行。最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美国有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人相信来生。早些时候在洛杉矶地区进行的调查指出，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应答者宣称他们碰到过明知已死的人。《国民调查者》周报在1978年6月20日以头版通栏标题宣称已找到了“死后有灵的新证据”，并刊登广告推销“科学关于来生的答案”——每份只卖3美元。用这些钱买到的是一册《循环连续统一体》，其中说爱因斯坦关于能量和物质的永恒性的论述就是对死后有灵的证明，里面还附有一张插图，画的是一个人正在通过一条很长的螺旋状隧道进入来生。这份东西是心理学家列香用现代物理学中的场论来解释这个现象的一篇长文章的拙劣翻版。
　　美国电影界注意到，苏恩经典影片公司是把影片“死后复生”（1977）当作这类新证据的纪录片来发行的。这部影片中有来自因濒死事故而在“彼界”呆过的人或从临床死亡复苏的人的许多报告。他们全都有类似的经历：穿过很长的螺旋隧道；听见奇怪的噪声；看到他们自己的肉体躺在一段距离之外；脑中很快地闪现过去的记忆；碰到已死的亲友：面前出现眩目的白光；带着爱和被接纳的欢乐上升到景色象是天堂的地方……
　　有些通俗读物中充斥了投胎、神媒、鬼魂、魔怪和传心术的故事，以及其他说明人在死后仍然存在的证据。就连科学普及读物，也参加了宣传死后有灵这个日益高涨的大合唱。罗果曾拿出一些用磁带录下的声音作为证据，说这是在研究超常鬼魂世界方面的一大突破。温伯格还争辩说，要是有人无法听懂这类证据的话，那只是说明他不如捕蝇草，因为据温伯格说，捕蝇草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还提出了这种植物能够同亡灵对话的“实验证据”。
　　死后有灵的主题同样也日益强烈地影响到整个科学幻想文学。维达尔在他1954年的小说《救世主》中，创造了约翰·卡维这样一个角色。这个人后来成为崇拜死亡和追求自杀经历的一个新教派的先知。科学幻想作家诺兰和约翰逊想象出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居民为了能够“投胎”和重生，个个自愿要求去死。法默写了一本极其畅销的小说，它的主题是每一个在地球上死去的人，都会在另一个星球上再生。最后，马塞森就因为他写出一篇死后有灵的科学幻想小说（这篇小说中引用的参考文献全部是死后有灵的资料），而得到极其热烈的好评。
　　医学杂志也开始发表在濒死经历中见到过来生的病人的报告。同时有人因相信灵魂在躯体死后继续存在，便出于同情而研究出了一些专门用于垂危病人的治疗方法。一家重要的刊物《神经病和精神病杂志》也破例发表了一篇关于复苏和死后有灵研究的文献评述。由于认识到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可能引起争议，该杂志要求读者对那篇文章进行评论。可悲的是，评论虽然确是写了（那是斯蒂文森的亲密好友、二十五年的同事和公认的“崇拜者”写的），但却毫无批评，而是充满了各种陈词滥调。
　　不管怎样说，人类对于死后有灵的关心决不光是童年时代的一时兴趣。现代写过死后有灵作品的人，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资料上，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叫人看穿其非科学性的。这些人也认识到，他们的“资料”是自生自灭的，经不起对比实验的检验。他们还注意到，那些“访问过彼界的人”可能是由于吞服致幻药物而受到刺激，但他们却又十分奇怪，根本不考虑用这类药物进行对比研究的可能性。说到头来，他们倒是更赞成使用心灵心理学的方法。这一大堆东拼西凑的合成资料，是由许多来自“体验过”死后有灵的人的唯象学报告组成的。尽管也进行过一些质疑性的调查研究，但其中有许多仅仅是依靠那些只对临终病人进行过观察的个人的描述，并且是用推理的办法作出这些人在濒死时见到来生情景的结论。至于其他研究，则引用了一些经过挑选的非常片面的资料，尽管研究者们相当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象莫迪、奥西斯和哈莱德逊所进行的那类材料比较充分的研究说明，对于人们所报告的那些现象，事实上可以作许多种不同的解释。这些研究者看起来大多并不是那种或者想用强烈的宗教迷信，或者不公正地攻击对立的观点，或者创造一些复杂的新名词来使他们的解释合理化的怪人。只有相当少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对于神圣的科学理论进行非同一般的研究，可以同爱因斯坦、哥伦布和伽利略相提并论。不过，同伽德纳所描述的那种迫不及待地对大科学家和公认学说发出攻击的伪科学家不一样，目前许多对死后有灵问题进行研究的人，都力图使他们的解释同已经确立的科学思想相适应。这种貌似科学的做法总是比较不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它们把自己打扮成有根有据的科学思想，似乎经得起检验。不过，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信教者出于传播“福音”的热情所作的宣传，他们的书是多么畅销，或者他们在对该现象进行调查时有多么马虎粗糙，我们都应该根据这些资料本身的价值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评价。
　　总而言之，这里所要讨论的证据是把死后有灵当作涉及物理学、生物学、行为学、想象、经验、认识和文化等等变量的一种现象来看待。而在人们看来，整个自然界本身也就是具有这样一些属性的现象。人们正是在感知各种自然现象的时候，认识到有些事件具有许多共同的内在特点。相形之下，另一些事件却显得比较不稳定、不能持久不变。正如外斯所指出的，“所有这些年代的科学成就都证实了，我们在处理这类经常发生的实际问题时所涉及的抽象，是完全独立存在的”。死后有灵就是一种这样的抽象，它的行为、经历和理论等现象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
　　 相信来生的起因
　　历史学家汤比在1976年指出，一切终有一死的活机体，不管它们是否繁殖了后代，都总是力图继续存活下去。虽然有许多族类也象人类一样，在丧失配偶或丧失社会集团中的成员时会感到悲伤，但汤比道出了一个普遍的见解：唯独人类才能够认识到所有生命都必有一死。死亡，就其物质后果而论，丝毫没有什么神秘费解的东西。在死亡之后，躯体就腐烂分解，并重新归入周围环境的无生命组成部分之中。已死的人既失去了他的生命，也失去了他的意识。汤比提出了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既然生命和意识两者都是看不见的、无法捉摸的，那么在人死后，意识又到哪里去了呢？最合乎逻辑的猜想是意识的下场同尸体完全相同。奇怪的是，这种符合常识的观点并不占优势，大多数人都拒不接受这种死后一切都不复存在的假说。与此相反，他们造出了无数关于人在死后继续存活的信念。在这些信念当中，有许多版本绕来绕去，始终离不开完整的人格能够在第四维空间——来生——继续存在这个概念。汤比发现这个想法是可疑的，因为按照这种想法，尽管躯体腐烂分解了，死人的鬼魂却总是以活人所熟悉的、具有肉身的人形出现。“不仅如此，鬼魂在出现时并非裸体而是穿着衣服，而且衣服的式样往往比那些看到鬼魂的人的年代要早一些。……看来，鬼魂的明显可见性更可能是一种幻觉”。与此相反，当代一个研究死后有灵的人霍尔泽则认为，死人显灵时总是希望活人能把他们认出来，因此他们总是考虑周到地以生前的形态出现。
　　另一些版本则十分强调来生说，说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相继存活许许多多次，每一次都有一个不同的躯体，而在每两次生命之间，他们短暂地居留在第四维空间中。人们之所以提出这种通过再生而永恒存在的想法，似乎是由于人们所经历的梦境和由于活人与死者有从遗传得到的相似性——在物质躯体和行为特点这两方面都存在的相似性。近来对迷幻药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研究同样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常常会有超越个人的经历，那时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改变，但却生活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或不同的环境中。这种经历还包括明显感觉到再度活生生地回想起过去各个时期的肉体经历。不过，这些迷幻药经用各种动物以至于无生物鉴定具有同源作用能力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那些再生的故事只不过是由于共鸣而产生的幻想和回忆。尽管象心理学家詹姆斯这样一些作者把这类经历简单地称为“梦之创造”，但有些其他人对于这个课题却进行了认真的哲学上和神学上的考虑。
　　最近，有人一直在把这些死后有灵的信念同某些科学分支（包括物理学和生物学）联系起来。作家凯斯特勒曾指出，在现代物理学中基本粒子（例如光子）既可以表现为波，又可以表现为粒子。他说，“与此相似，通过精神把颜色的感受变为思想和图象的意识内容，是非物质性的虚无飘渺，但是它们却以某种方式同物质的大脑有所联系，就象物理学中非物质的波和场，以某种方式同亚原子粒子的物质性有所联系一样”。凯斯特勒还进一步认为，这种意识波可以不依赖于大脑的物质而存在，只是他无法描述这种相互关系而已。他争辩说，也许鬼魂就是人的反射波，因为人就象无线电发射机一样，总是在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发出信号，甚至在“关机”（死掉）以后也是如此。这种观点同心灵论者的所谓“能量体”密切相关——心灵论者宣称，在人死亡的时候，这种“能量体”就会脱离物质躯体而去。确实，我们可以通过射电望远镜听到遥远的、已经死亡的恒星的声音。因此凯斯特勒也要我们相信，死人的人格或灵魂也以这种方式继续存在，并且就象截肢人的幻肢一样，只能被那些过去曾同它们接触过的人所感觉到。他还提出这些死人的灵魂将会归入某种“宇宙精神原料”，其中包含有“我们这个行星和其他行星上智能生物的创造性成就”的记录。
　　达尔文在1891年曾写过一篇学术论文，说他相信鬼魂确实是死人在显灵（偶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他表达了生物学家的一个传统假设，即人是唯一持有永恒概念的生物。这种想法受到德国生物学家韦斯曼的进一步检验，他提到了“种质的连续性”和“单细胞生物和多细胞器官繁殖细胞的永恒性”。韦斯曼根据生命循环的不断重复，把生物的永恒性比作某些永恒运动（比如水的蒸发和降落的循环）。他认为，尽管一个人身体的细胞在他死亡时会“完全消灭”，但是生殖细胞（即遗传物质）将通过繁殖而保持生命的连续性——这也是一种永恒性。但是，韦斯曼和当代生物学家蒙塔古都认为，从个人的灵魂或精神能免于死亡这个意义上说，永恒性原理是不成立的。蒙塔古还补充说，人们相信死后能继续存在，大概是同机体的某种根深蒂固的生物学需要有关。这种信念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并得到加强，是因为它对各种社会集团的稳定性和人类的其他努力有所裨益。
　　既然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所遵循的物理学原理和生物学原理同人类所遵循的原理相似，那么，对动物在濒死和死亡时的行为进行分析，就可能使我们进一步洞察人类的有关行为。目前我们不能向另一种动物提问，让它回答是否相信死后有灵，但这也无关紧要。人类关于来生的信念大多是通过非语言的、然而也十分明显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这里包括各种宗教仪式、葬礼、以及把自然界发生的事件同正在进行的行动联系起来的各种迷信做法。
　　人类学家们把尼安德特人（大约十万年以前）郑重其事地埋葬死人的做法，看作是人类相信死后有灵的最早的证据。对伊拉克著名的沙尼达尔洞穴进行的发掘，证明了尼安德特人是举行葬礼的，他们的葬礼包括宴饮，用花和食物陪葬死人，并精心准备了墓穴和标志。人们甚至还发现了以胎儿蜷曲的姿势埋葬的克罗马努人的遗骨。这是遵循古代神话的葬法，据说用这样的姿势埋葬比较容易再生。对于非人动物的这类同源行为所进行的研究，使我们有机会理解人类产生这类行为的本质和它们想起的作用。不仅如此，无论动物是否相信死后有灵，据说也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它们象人类一样，能在死后存在下去。例如，当人们问及另一个世界的人有没有狗时，一个名叫贝蒂的著名女巫——她当时已经身在“彼界”了——回答说，有。拜勒斯报道说，象人的灵魂一样，已死动物的灵魂也有一个心灵体，当它被还活着的同类的思念所触动时，就会变作鬼魂显现出来。此外，在一本题目十分引人注目的书《死后有灵的证据》中，作者厄本报道说，已死动物的鬼魂几乎象死人的鬼魂那样经常出现，并且可以被可为人们看到和听到。
　　如果说郑重其事地埋葬死人是人类相信死后有灵的标志，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把大象郑重其事的埋葬行为看作是象族举行类似仪式或是宗教行为的标志。当大象碰到死去的动物时，它们常常用泥土和树叶把死者掩埋起来。已经知道，大象除了掩埋死去的同类外，还掩埋过死去的犀牛、野牛、黄牛，乃至于人。有的人性学家曾经观察到，大象用大量食物、水果、花朵和五颜六色的树叶把死去的同类掩埋起来。举行这种死之礼仪的不仅仅是大象这类大动物，有些很小的群居昆虫同样也对尸体表演立体造型的“送葬”仪式。例如，威尔逊注意到，切叶蚁总是把死蚁运送到干燥的穴室，而新几内亚的巨腹蚁“用数种昆虫的尸体残骸，围绕它们在雨林底部土巢的入口处，堆成一个牢固的圆环。”人性学家马莱斯描述过南非狒狒的一种同样神秘的准宗教行为。它们在日落的时候拥挤在一起，面对着西方的地平线，默默地注视一段时间，“然后从各个角落响起悲痛的声音，那是只有在极其悲痛的场合——生离死别的场合——才会发出的哀鸣”。这类行为在马达加斯加的疣猴当中也观察到过，而且在日出和日落时各有一次。大象同样认识到各种自然循环，因为它们也实行“对月参拜”，这种行为是对着逐渐变圆的月亮挥动四肢，并在满月时象举行仪式似地从事沐浴。
　　在提出了人类和某些动物对待死亡的行为上的相似性以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假定动物有灵魂或者动物相信来生呢？人类出于自负，向来是不承认这种情况的。但是为了解释人类的相应行为，同样也不一定要采取有关灵魂或相信死后有灵的假说。我们倒不如由此推测说，埋葬和其他同源的宗教行为是通过某些“本能”行为的逐渐成型而发生的。对于人类来说，这类行为可能包括模仿在其他动物身上观察到的行为。大家都十分清楚许多原始民族是通过观察动物生病和受伤时的所作所为，而学会最基本的医疗方法的。例如，北美洲切罗基族印第安人是因为注意到鹿被毒蛇咬伤后要站在冰冷的河水中，才学会用冷浴法治疗蛇咬和热病的。无论是新、旧大陆的人，都是在注意到受伤的动物总喜欢在烂泥中滚来滚去以后，才学会利用烂泥有促进伤口愈合的特性来治伤。在非洲，大象常常用这种在烂泥中打滚的办法调节体温，覆盖伤口和防御寄生动物的袭击。当大象碰到一头生病或濒死的大象时，就会试图为那头正在受折磨的动物涂抹烂泥或提供食物。当这头动物死去的时候，其他大象会继续进行这个过程，直到尸体被逐渐覆盖起来。当大象碰到已死的或正在腐烂的尸体时，会把死者掩埋起来。有些人性学家猜测这样做是为了消除腐烂躯体的气味（很可能也为了看不见躯体）。早期的非洲人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而模仿这种行为。并把它传了下来。从动物和人的基本动机可以找到共同的解释：如果不能够帮助生病和濒死的同类，就得竭力避开他（它）们。在这种无法帮助的情况下，健康的群居动物只好把自己同不健康的同类隔离开来，或者是把生病或濒死的动物抛弃掉。埋葬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这种隔离的逐步发展，当死亡发生在生存者必须继续居留的地方时，这种隔离方法特别有效。
　　象其他动物一样，人类具有强烈的生存下去的本能。但同其他动物不一样，只有人类才能够认识到，所有的人都终有一死。因此，正如卡文迪许所说，“人类解脱这种严峻困境的办法是相信死后能生活在某个不同的世界里”。有些人类学家很赞赏这种解脱办法，他们赞扬人类“发现了”来生。早期人类注意到自己正在重复某些生物学循环（例如组织的再生或恒齿取代乳齿），可能曾为这种信念提供了依据。卡文迪许认为，其所以会产生来生的信念，是由于人类认识到季节的循环。因为在这样的循环中，继冬天里的“死亡”之后，到来的是春天里的“再生”。此外，人类可能还受到自己观察到的其他自然循环的影响，这类循环包括日出和日落、白天和黑夜、月亮的盈亏、潮水的涨落等等。事实上，许多原始民族都有一些同自然界季节现象密切相关的赞颂来生的宗教仪式。印度人把来生比拟成花草在当年的繁茂死亡和被下一年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花草所取代的过程，并把两者紧密地联在一起。古埃及人相信永生是同太阳有关系的。“每天，太阳都以更新的强度和威力重新升起，而在未来的岁月中返老还童正是每一个埃及信徒的心愿和目标”。对于亚述人来说，太阳是来生的象征：他们相信如果一个人恰如其分地死去（比如说在战斗中或在祭坛上牺牲），他就会变成蜂鸟或蝴蜂而再生。南非的许多土著集团把暴雨后蘑菇神秘的周期性出现看作是神赐的礼物，而他们随后食用某些种类的蘑菇所引起的幻觉，则使他们确信来生是真正存在的。
　　早期的人类必不可免地要同动物的生活发生生态的接触，这使他们想到非人的动物也有类似的命运。蝴蝶是古希腊人的再生象征，阿维拉的圣泰拉撒曾用毛毛虫从墓穴般的茧中变成美丽的蝴蝶来象征死者复活。当代的精神病医生丘布勒·罗斯对她的一些晚期病人说，死亡的过程就象是蝴蝶摆脱它的茧而进入一种新的生活。《埃及的死者之书》（约公元前1500-1400年）用蛇蜕去老皮而呈现新躯体作为再生的象征。在自然界中没有现成的范例可用的地方，人类也会把它们臆造出来，在古巴比伦、印度、埃及和波斯，都把凤凰当作是代表再生的神鸟。按照神话传说，当一只凤凰死去的时候，别的凤凰就会用没药涂抹在死鸟的躯体上，并把它运送到某个庙宇的火葬柴堆上。死鸟就在那里被焚烧掉，然后从它自己的灰烬中再次飞起，开始另一个生命轮回。
　　来生信念的另一些人类学起因可能是出于某些偶然的事件。例如，当早期的埃及人埋葬死者时，大概看到埃及那又热又松的砂土有天然的灭菌作用，能把埋在里面的尸体保存得很好。既然躯体本身并没有腐烂，这或许就使他们相信有一个永恒的物质来生。类似的偶然事件可能使得这种信念不断加强。如果躯体继续存在，那么，它必定需要得到帮助。于是，随着这种死后永生信念的逐步发展，他们就建造了种种墓穴、坟冢和金字塔。
　　这种永生的状况一直在由人们的文字记述加以美化。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那些后来补充的死后有灵的证据是些什么玩艺儿吧。
　　 关于来生的描述
　　人们对死后有灵说的研究同描述中所用的词句、图象和其他符号有密切的关系。在所用的词句中，许多是涉及感觉方面的，它们所描述的是形象、声响、味道和气味这类性质。那些有过濒死经历的事故受害者往往说他们看到又长又黑的隧道，或者听到铃声和蜂音。而心脏停止跳动或停止呼吸以后复苏的外科病人则常常说他们感到漂离了躯体，并从远处看到进行手术的过程。晚期病人经常自动地回忆起早已忘却的童年事件和已故亲属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如此惊人地清晰和逼真，以至病人常常立即作出反应，同这些形象谈话或朝着这些形象移动。有位英国精神病学者曾写道，这些形象“在精神上的再现极其强烈，以至于变成了精神上的现实”。
　　人们在描述来生时，也常常用到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不太准确的词句。许多人看到眩目的白光，并认为那是更高级的存在或者是神。与此相似，癫痫病人在发病时常常“看到”和“听到”生动逼真的影象和声音，这在过去曾经被认为是无法解释的，因而患者就相信“他确实看到来自天堂的天使，听到天使的声音，或者看到了魔鬼，或者正在被带上天堂或投下地狱”。
　　不同文化的人关于临死经历和来生的描述有许多共同点。这些描述都同西方文化中从涉及濒死经历的个人或小组收集到的报告很相似（这些报告将在后面进行讨论）看来，在不同文化和不同个人的这些相似描述的背后，很可能有着共同的过程和机理。我们在比较详细地回顾这种征兆以后，将讨论拉巴雷和其他人提出的一个假说，即这类超自然的精神现象是由大脑的分裂活动或幻觉活动所引起的。
　　许多来自个人的报告提到他们曾通过神媒、招魂术士、鬼魂、幻影、无意识书写术、超视力和各种诸如此类的同源办法同死人交谈过。如果说这类办法在无神论者看来显然是不堪一击的话，那么，斯普莱加特却认为这个领域是特殊的，他争辩说，“要是我们想公正地、不怀偏见地检验关于来生的证据，我们就得摆脱一般常识的束缚”。根据这一点，他又争辩说鬼魂和幻影确实是幻觉，但他们是死者的精神通过心灵感应的办法在活人脑海中的投影！不管是经典的或现代的作品，都充斥了这类报告。有个报告说，已死的丈夫告诉他那还活着的妻子：“来生有一个草坪，这个草坪使尘世上任何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场地相形见绌。那里有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鲜花和色彩。到处都是人，千千万万的人。那是些幸福的人，他们都在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另一些报告在用正常的观点阅读时，可能就显得非常可笑了。例如，厄本描述了一次降神会的场面（在那种场合下，鬼魂通常会按响电铃或者敲打桌面），他听到了玛格丽这个名字，可是，“我根本想不起玛格丽这个名字是谁”。
　　还有一些报告则并不那么荒唐，它们是用比较正经的语气来进行描述的。乔治·利奇（1978）因肺炎死去9分钟（尽管没有任何病历记录能证实这件事），然后复活了，他报道了他死后在来生世界中的游历，说他在那里碰到了耶苏基督，并且看到了天堂和地狱。惠勒（1976）提供了一组来自“临床死亡者”的很有意思的报告，这些人不是经历过濒死的突然事故，就是有过脱离躯体的经历或临终见闻。他承认，人们也许不可能把这些报告同幻觉区别开来，但他觉得，幻觉大概会比这些报告奇异得多，并且会更加多样化。他所收集的这些有关来生的报告内容非常一致。所以他争辩说，它们是确实存在着奇妙的来生的证据。
　　美国医生R·莫迪也力图描述死后有灵的标准情景。他收集了许许多多有过濒死经历的人的报告和专访，他把这样的人定义为“曾经碰到很容易导致死亡的事故（甚至可能已经接近于被认为或被宣告为临床死亡的事故），但终于幸存下来并继续其物质生活的人”。莫迪专门访问过这些人，但他显然很有“同情心”，以至于认为在若干场合下，“我确实提了一些非常别有用心的问题”。因此，他也觉得他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他甚至于没有想到要提供他的统计办法或病人的完整病历，尽管这些东西对他的研究会有巨大的意义。不管怎样说，他总算是编辑整理了一份描述来生的报告清单。
　　按照莫迪的看法，临终时的标准经历包括以下几个共同的因素：产生莫可名状的感受（这是说，此时的经历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听到医生或周围的人宣告他已死亡；感觉到悠静安宁；听见很响的铃声或蜂音；感到他自己正在穿过一条黑暗的隧道；碰到别的人（包括向导、鬼魂和已故的亲友），看到一个人形的发光体迅速地回顾他一生的全景；看到一条逾越后就无法返回的界线；目睹一些了不起的东西而大开眼界，看到光之城，看到一些狼狈不堪的鬼魂的国土；靠某个鬼魂用超自然力量加以救护而免于真正的物质死亡；回到人间并改变了生活方式和信念。
　　心灵心理学家奥西斯从640名曾观察过病人临终行为的医生和护士那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情报。据报道，临终时的幻象是经常出现的，其中包括莫迪所描述过的种种现象，而“无法描述的美景和灿烂的色彩所构成的画面，同麦司卡林或LSD等药物影响下所经历的场面十分相似”。但是，奥西斯争辩说，既然除此以外，临终病人的感官在其他方面都很清晰，这就说明这些经历并不是幻觉。不过，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幻觉是有可能在意识十分清晰的状态下发生的。事实上药物所引起的幻觉的一个特点，常常就是感官格外敏锐。此外，密切尔曾指出当一个人受到居丧之类与死亡有关的情绪的刺激时，有可能在意识十分清晰的状态下产生看到已故亲友的幻觉。
　　所有这些现象都使人强烈地联想到因药物和其他原因引起的幻觉中的现象。例如，莫可名状的感受是极端的宗教和神秘主义经历（包括由致幻药物所引起的经历）的特点。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语言上的行为受到抑制，那是同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状态有关的。听见人们说话或其他声音是外科病人从麻醉中苏醒过来时的余留感觉，他们常常记起在手术中受到的听觉刺激。这种情况在使用精神分裂麻醉剂笑气和乙醚等时特别常见，因为这些药物会使感觉输入到大脑中去。
　　看见明亮的光是许多种精神幻象的特点，它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刺激、从而模拟再现了视网膜的光效应而引起了大脑中的电活动发生变化，以至对闪光的感知阈（视觉系统的电活性）降低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当事人会在一片黑暗的环境中看到明亮的光。这种光斑产生了隧道的透视效果，因而病人会报告说他们看到了许多这方面的影象。读者不妨把下面来自死后有灵的报告和来自药物幻觉的报告比较一下。
　　死后有灵报告中的隧道：“我对于房间的感觉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紧挨着我的世界变得象是一条隧道，它的四壁发出微弱的橙红色反射光。”“我觉得自己好象坐在露天娱乐场的滑行列车上，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穿过这条隧道。”“我发现自己处在一条隧道里——这是一条由同心圆构成的隧道，一条盘成螺旋形的隧道”。药物幻觉中的隧道：“我正在穿过某种地下铁道，那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光和色。”“我觉得这是一种象管子一样的东西，……我好象正在管子的底部朝上望去。我正在一条隧道里朝着外面的空间移动。”
　　来生见闻里的光之城和其他几何图案，都使人想到早期幻觉剂中毒和其他幻觉经历中占主要地位的、似乎常常是从空中俯视时看到的几何形状。就象亮光和隧道一样，这些几何图形有一部分是由视觉系统（眼睛里的一些结构）的内视现象和电活性引起的。试看看死后有灵的报告和药物幻觉报告中关于这方面的说明是多么相似吧！
　　死后有灵报告中的城市和亮光：“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色彩——明亮的色彩——同我们地球上的不一样，简直无法形容。……我能看到一座城市，那里有许多建筑物——彼此分开的建筑物——那是一座光之城。”“我相信，就在我感到自己死去的那一瞬间我开始以极高的速度朝着一个极其明亮的光网飞奔而去。”
　　药物幻觉中的城市和亮光：“我四周全是一些高大的结构——那可能是建筑物，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它们全都是五颜六色的。”“就象极端未来派的建筑术一样，有些东西就象你在80年代展览会上所能看到的或与之相似的东西，象是一些用非常不同的方法构成的球和其他物体。”“我似乎正在越来越接近太阳，它非常白……从这个距离上看，那好象是一个几何网络或几何格子。”
　　脱离躯体的经历是范围极广的各种各样变态和幻觉所共有的。莫迪曾引证一个在濒死事故中失去一段腿的应答者的话。“我当时可以感觉到我的躯体是完整的。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在那里，尽管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仅仅根据这一个事例，莫迪就轻率地作出结论说，肉体上的严重损伤并不会对灵魂产生不利的影响。看起来，那个病人更可能是在报道一次“幻肢”的体验，这是在近代截肢者当中经常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同大脑感觉中心继续存在神经活动有关。关于碰见别人的现象，则类似于出现一些向导来带领当事人经过令人不安的奇异境地的幻觉状态。这也类似于在孤独的探险者和沉船的水手头脑中出现幻想中的“伴侣”，类似于使孤独的儿童得到安慰的“幻想中的游伴”的情形。
　　那些向导和神灵通常都是已故的亲友或宗教人物，奥西斯和哈雷德逊把这些“人物”称为来自“死后生活模式”的“另一个世界上的使者”。那些亲友目前可能已经死去或者那些宗教人物可能从未存在过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他们在来世生活得很好。我们倒不如说，这些经历支持了这种论证，就是：这些临终见闻是记忆中的影象（或幻象）的再现——那些人物在最初存入记忆时，是活生生的、活得挺好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死后有灵和药物致幻这两种情况下都同样出现记忆中的影象象“过电影”那样回顾一生或者“一生的闪现”是非常生动的，它是自发产生的，色彩鲜艳，富有立体感，活跃而有真实感，它具有中枢神经系统处于激励状态所产生的幻觉的一切共同特点。作为例子，不妨把死后有灵和药物幻觉报告中下面几则关于这种影象的描述比较一下。
　　死后有灵的报告中关于记忆影象的描述：
　　“它在我面前象电影那样极快地闪现过。但我还是完全能够看到它，并且能够领悟。”
　　“我所能想到的可与之比拟的最合适的东西，是一系列象幻灯片那样的图象，那就象是有什么人在我面前不断变换着幻灯片，动作非常之快。”
　　药物幻觉中关于记忆影象的描述：
　　“就在我的面前，每一样东西的改变真是快极了，好象电影或电视中的画面那样。我注意到，它们就发生在我眼前”
　　“那些人站在办公室里，就象幻灯片一样经过我的视域。”
　　奥西斯和哈莱德逊认为，幻觉只能使贮藏在大脑中的信息重新出现，但是同死后有灵的真实知觉不一样，在幻觉中不可能出现他们认为是“奇异的新环境”或者新奇的经历。然而，幻觉（就象做梦想象、思考和幻想一样）不仅仅能复制一些画面，并且常常还能对记忆中的影象进行认识论上的精心加工和修饰。幻觉的这种积极作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经验来说明。试回忆一下你上一次去海边游泳的情况，并且问一问你自己，这个记忆是否包括你自己在沙滩上奔跑或者在水中运动的图象？这样的图象显然是虚构的，因为你根本不可能看到你自己，可是，我们记忆中的影象却往往包括这类一瞬即逝的图象。幻觉同样包括象空中俯视、飞行感觉、迅速浏览各种极其新颖美妙的景象这类同样不可能的影象。根据濒死病人自己提供的描述，死后有灵的见闻就象在幻觉中一样，也象是进入了这种世界：“……周围非常美丽。处处是青草和鲜花。她似乎很愉快，由于能看到这些赏心悦目的东西而高兴。她说，这好象是一座长满青草和鲜花的花园。她过去一直十分喜爱花草，她自己家里就有一个花园。”奥西斯和哈莱德逊争辩说，在这段叙述中，“好象”这个词说明她所看见的是尘世以外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花园。在这里，他们是把比喻和事实搅和在一起了。“好象”、“似乎”、“看来象是”这类措词都是幻觉报告的特点，那是因为当事人无法断定那些影象是不是真实的，或者是因为那些影象已经大大变形了，以至无法用通常的方法去描述它们。即使当事人认为死后有灵的见闻或药物幻觉的见闻都是真实的，他们的报告也具有包括飞行感觉和超自然“得救”在内的生动梦境的全部基本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幻觉有时也被叫做“白日做梦”的原因。请看看下面几个相似的报告吧！
　　死后有灵报告中所感受到的现实：“我漂落在一个长满青草的田野上，那里有牛马，狮子，以及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最初，这很象是一幅油画，但后来就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了。当你（指的是医生）把我拉回来的时候，我正在那片草地上观看这些了不起的动物。”
　　药物幻觉中所感受到的现实：“事实上，我脑海中的各个场景是非常真实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正进入这种境界，那么，你就会活象是处在一部电影中或诸如此类的环境中——那是一种精神的影象，并不是真实的。不过我想，要想说明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是十分困难的。”“现在这看来象是一个滑稽连环画的画面，要是我是在做白日梦，它是根本不会这样生动的。可我看到了这些东西！我的精神离开了我的躯体，显然到达了人们所说的‘第二状态’。我感到我处在一个巨大的、照得很亮的房间里，站在一个蒙着深红色法兰绒的雄伟宝座前面。此外，我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感到有一种更高级的智慧存在，它正在把我过去收集的每一种经历和印象从我头脑里倒出来。我恳求释放我，让我返回我的躯体。那是太叫人惧怕了。最后，我终于失去知觉，缓慢地进入我复苏的这个房间里。这就是我服用凯他明以后的经历。”
　　死后有灵报告中的生死界线，是同包括药物致幻在内的反常意识状态所经历的失去自我或“心理死亡”的状态非常相似的。这些经历可能包括超越空间和时间的感觉，畏惧、惊讶和神圣的场景；深深地感到心情愉快，并且常常伴随着极强的平静安宁的情绪；感到自己洞察或理解了某种普遍的真理或知识（带有“抽象的”性质），然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相信经历了一次死亡，并把这些经历当作活生生的记忆保存下来。这些经历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言喻的体验，那是幻觉剂和真正的宗教感受两者共同引起的。它们是由各种各样的刺激所触发产生的，因为这些刺激引起了大规模的皮质抑制解除和自我唤起。
　　 应该把死后有灵解释为幻觉
　　死后有灵经历和幻觉经历中的意象的明显相似性，促使人们去探究两者是否有共同的作用机理。这些经历可以看作是简单的意象和复杂的意象的组合。简单的意象包括隧道、明亮的光和色，以及各种几何图形。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它们大概是由光幻视引起的，而光幻视则是眼睛结构中某些神经元放电而产生的结果。它们也反映了大脑视觉皮质中某些细胞组织的电激发状态。
　　大多数企图解释人物和处所等复杂意象的研究者，都把所看到的影象描述成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某种激发的结果。早在1846年，法国的精神病学者莫罗就曾坚持说，幻觉是大脑受到刺激而产生的，因为这种激发会使思想和记忆转变成感官上的印象。近期的电生理学研究证实，幻觉直接与中枢神经系统专管调节外来刺激的部位功能紊乱有关。其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通常根据外来刺激而得到的感知削弱，而内在的意象则先入为主占据上风。
　　这类激发状态可以由极其不同的各种刺激所诱发，其中包括幻觉剂、外科手术时的麻醉、发烧、折磨人的疾病、某些损伤和事故，以及濒死时涉及的各种感情过程和生理过程。维沃德在研究致命的病害时发现，在从健康过渡到不治之症的过程中，病人有一个时期会感受到各种症状的折磨，觉得孤独无助。来自肉体的各种感觉信号（尽管有时是阈下信号）触发了精神上某种非同一般的或者说特殊的接受感觉的能力，随之而来的反应是进入幻想和意象的境界，以免直接注意到肉体上的痛苦，而能在个人的一些愉快的想象中找到解脱。死后有灵的幻象可能就属于这类反应。文堡就描述过由于生理上的变化而产生的类似濒死经历。他指出，随着器官逐渐变质，对于物理刺激的感受可能达不到感觉接收器，因而这些刺激不会被注意到。结果，那个人便摆脱了肉体上的痛苦而转而注意到内部的自我反省、追忆和正在接近死亡的种种想法。这些经历可能同对死亡的恐惧联结在一起，因为这种恐惧能够有效地触发死亡或濒死条件下的反常意识状态。毫无疑问，这类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触发在许多濒死时的来生见闻中都起过作用，因为据奥西斯和哈莱德逊的报道，他们的应答者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受过癌症、心脏病发作或手术后剧痛的折磨的。
　　关于由化学药物触发的死亡经历，可以在复方解热镇痛剂（亦称PCP或“天使粉”）中毒过程中找到典型的例证。这是一种幻觉剂，具有兴奋、镇痛、感觉缺失和致幻等复合性能。多米诺和鲁比认为，PCP中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说话的能力降低，患者看起来非常平静，并且报告经历过绝对的“虚无”。有一个患者报告说，他躺在一个牧场上，“那个牧场就是他常常认为他喜欢死后埋葬的地方。死亡的主题贯穿了他那断断续续追忆起来的故事的大部分内容。可能，这种由内、外感受结合成的简捷经历，非常接近于人们关于死亡一定会是什么样的概念”。PCP中毒时的其他共同类死经历包括莫可言状的感受，说不出话，感觉到平静安宁，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出现混乱，各种离开躯体的现象（包括无时间、无体重、平静、安宁等迷人的感觉），没有任何气味、味道、温度或动觉方面的感受，畏惧，以及感到惶惑。自然，这可以使PCP中毒者受到死亡和类似死亡的思想的折磨。这种具有死亡偏见的状态可能发展成一种暂时的精神错乱状态，那很容易使某些中毒者产生自杀或杀人的行为。
　　复杂幻觉意象的特定内容主要由心向（期望和态度）和处境（物理学环境和心理学环境）所决定。对于许多死亡经历和濒死经历来说，心向（对于正在来临的死亡的畏惧，肉体上和精神上功能的改变，等等）和处境（医院的病房，不幸的场境，等等）都可能产生影响而引起一些特殊的来世论思想和形象。格罗夫和哈里法克斯指出：这种意象的普遍主题可能同曾经起过作用、因而贮存在大脑中的生物事件的记忆有关。他们根据这一点提出，平静安宁的感觉可能同人最初处在子宫内的状态有关。那时，他在生物学上与环境完全达成平衡。进入黑暗隧道的经历则可能同分娩的临产阶段有关，那时子宫颈张开，并有一个通过出生渠道逐渐推进的过程。生死的界线可能同最初从母体露头的经历有关，因为接下去就是分娩（解脱）和超然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格罗夫和哈里法克斯指出了死亡或濒死的经历触发了大脑的某种机制，使得关于诞生经历的深刻记忆迅速回闪或再现。这就是说，死亡时的激奋状态唤醒了同早先在出生时可能出现过的这类激奋状态相联系的记忆和感受，这样一个过程大概就象一首特定的歌曲会自发地唤来一个过去爱过的人的影象，或者某种儿童的行为会使人回忆起他早已忘掉的童年。
　　也许，根据幻觉的知觉释放学说可以对死后有灵幻觉作出最为完整的解释，这个学说是英国神经学家杰克逊在1931年提出的。如果按照精神病学家韦斯特的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进行表述，那么，这个假说是说，正常的记忆总是受到某种“开关”的抑制，就象水龙头阻止水向外流一样，这种开关的作用是防止信息流掉。新的信息的输入使先前的感知和已经贮存起来的信息不能出现和被意识到。如果在意识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输入减少或受到阻碍（例如在死亡或休克时），早先的感知就会被释放出来，并且可能生气勃勃地进行有组织的活动，而使人产生幻觉、做梦或幻想的经历。在另一些场合下，如果大脑中感知的存贮库受到充分的刺激（比如受到药物、恐惧等等的刺激），而且刺激持续一段适当的时间，这些被释放出的感知也能被意识到，从而产生幻觉的经历，
　　韦斯特试图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这种过程。设想有一个人站在起居室壁炉对面关好的玻璃窗前，向外眺望着日落的景色。他完全被外面的景色吸引住了，没有注意到室内的东西。不过，当窗外夜幕降临的时候，他背后室内各种东西的影象就会从玻璃窗上反射回来，可以模糊地看出。随着夜色逐渐加深，壁炉内的火焰便把室内照亮，这时，那个人可以看到室内的逼真的反射影象，并且这个影象似乎是从窗外透进来似的。当用这个比喻来解释死后有灵经历的知觉释放学说时，可以这样说，日光——感觉的输入——在逐渐减少，而内部照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定激起水平——却保持同样的亮度，因此，在大脑各个“单位”内产生的影象可能就被当作是来自感官之窗以外的东西了。总结
　　从早先观察动物埋葬其死去同类，经过领会到自然界季节的循环，直至认识到死与生的内在相似性，人类逐渐发展了死后有灵的概念，企图用它来解释这些行为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感情。对来生概念和死后灵魂的旅游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在所有国家和文化中都极其惊人地相似。死亡状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具有不同的特殊意义，但是，濒死的经历却包含有一些可以预言和肯定的共同因素和主题。其所以会产生这些共同的因素和主题，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具有共同的结构，人类有共同的生物学经历，并且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刺激有共同的反应。这时所产生的总和经历尽管是一般都能理解的，却被一些自以为是的人解释成永生的证据。但是，这种解释只不过是描述共同的主观意识状态的一种隐喻。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主观状态可能显得极其真实可信。虽然那些相信来生的人也相信西方的科学可以解释死后有灵现象中的许多要点，但他们却象相信其他超常经历的人那样，只要有人说这是太轻率地否定了全部经历的意义，他们又会交得将信将疑了。
　　尽管死后有灵的经历不会真正导致另一个“现实的”世界，这种信念却可能大大改变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们的行为。当代的文学作品就已经在赞颂死后的生活方式了。通俗作家马特逊把他书中的一章题为“死亡的刺激”，并把这种经历写得好象是去公共游乐场乘一次游览车那样毫无害处。韦尔东和列维特把他们这本书的第一章叫做“奇妙的死界”，并且企图叫读者相信他一定会再次重生。
　　过去，死亡过程和死亡常常伴随着恐惧和孤寂，好象那个人是被潘神——希腊神话中的孤独恐怖之神——缠住了。通过这里所讨论的研究和解释，我们开始明白，这种死后有灵的经历实质上是根据大脑中储存的影象产生出来的幻觉。就象在荒凉开阔的沙漠和海洋中显示出壮丽的海市蜃楼的幻景一样，幻觉过程中的影象确实是处在另一个地方的真实物体的映象。海市蜃楼并不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失去它们的诱惑力或失去研究探索的价值。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倒可以建议临死的人把死亡当作一次旅行——但不是同潘神一起，而是同雅典娜（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一起旅行。不过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关于死后有灵在客观上将得到支持的想法则大可从此休矣！
　　作者简介
　　罗纳德·K·西格尔生于1943年，他在布兰迪斯大学得到社会学学士的学位，以后又在达尔胡西大学（加拿大）获得心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在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取得高级精神药理学研究员职位以后，他于1970年去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目前是该校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学系的研究心理学家。西格尔因研究幻觉剂和幻觉过程而闻名，他写过大量科学作品，包括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和《科学的美国人》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他和别人合编的《幻觉：行为、经历和理论》一书。除了进行学术工作以外，西格尔还是一位获奖的诗人、受欢迎的动画片作家和马拉松赛跑运动员。
　　（吴伯泽　译　　黄忠英　校）

十二、巫术疗法
威廉·A·诺林
　　巫术治疗法可以定义为用心理学方法进行的治疗实践。最著名的巫医总是些自称拥有超自然力量、因而能够治疗患者疾病的人。这些巫医往往把他们的治疗能力归功于上帝。他们常常断言说，他们自己是不能治愈病人的，他们只是起着某种管道的作用，而上帝（有时是圣徒）就通过他们这些管道来完成治疗的工作。这些巫医大多宣称说，当他们在对病人进行治疗时，他们自己就进入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因而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我碰到过的巫医或读到过的巫医的书，从来没有一个能够或者愿意清楚地说明他（或她）所实行的所谓治疗，究竟是怎样完成的。
　　巫医在对病人进行治疗时的行动，各家都不一样。有些巫医——特别是那些同基督教有关的巫医——用的是祈祷和把手放在病人身上的办法。另一些巫医则要举行他们自己的一套特殊的仪式。例如，诺尔布·程（这是个来自肯塔基州的囚犯，原名迈克·阿历山大，已故）在治疗时要穿上佛教和尚的服装，在一间象小庙堂那样点着香的黑屋子里象狼那样嗥叫一顿之后，他甚至不必费神把手放在病人身上，就能把他的神力“注入”病人体中。我最后一次听人说起他是在1974年，那时他为病人治疗一次要价750美元，并且自称他的治愈率是70%。诺尔布·程自称他是在西藏首府拉萨生活数个月时学会这种疗法的。对于那些想迫使他谈出他的生活细节的讯问者，他流露出愤恨不快的神情。
　　在马尼拉或阿辛甘省行医的菲律宾巫术外科医生——大约有十五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则利用他们叫做巫术外科手术的做法，去治愈找他们就医的病人。巫术外科手术是一种魔术手法。在变这种魔术时，“外科医生”先把某种小动物（通常是小鸡）的内脏捏在手心里，然后把手探到病人的身上，取出患病的器官。他们以此宣称说，由于圣徒附身，他们能够治愈任何疾病——从多种硬化病直到脑痛。巫术外科医生总是有几个助手，他们会偷偷塞给他一塑料瓶动物血或用酱果制成的染料，于是，他就把它出示给病人看，似乎这是从病人自己身上流出的真血。这种外科医生总是用手按摩病人身上的软组织、皮肤和肌肉，因此，在没有经验的人看来，外科医生的手好象真的曾探入病人的体内。
　　美国有许多电影宣传“巫术外科手术”有效。在那些从未见过真正的外科手术的普通人看来，这种伪手术似乎确实可信。由于这种手术迅速而无痛，又不必冒大出血或感染的风险，所以，同那些可能要切除病人的阑尾、有病的胆囊或恶性肿瘤的真正手术相比，这种伪手术不用说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了。
　　在看过几十部介绍巫术外科手术起作用的电影，并同许多经受过这种手术的病人谈话以后，我专程飞往菲律宾去观察几位最有名的巫术外科医生如何进行工作。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我立即证实了我过去从电影图象中所作的猜测——这种所谓的手术完全是一种障眼法。我曾经设法说服一位最著名的巫术外科医生焦伊·梅卡多为我施行手术，我对他说我有高血压（这是真的），并且我的高血压可能是肾病引起的（这也是真的）。在他为我进行手术时，我站在他那个教堂的圣餐台旁边（因为我体高6英尺，要躺在他为大多数病人施行手术的那张圣餐台上实在有太长之嫌）。从上面往下看他的手，我一下子就看出当他开始进行“手术”时，就把某种小动物的肠子和肉偷偷藏在手心里了。当他在我身上推拿时，我非常细心地进行观察，显然，无论是依靠视觉还是从他的双手压在我腹部肌肉上所得到的感觉来推断，他根本就没有穿过我的腹壁。当他“切除了”那块脂肪组织时，他把它拿得高高的，让所有旁观者都看得见，并且说了声“有害的组织啊”。然后，他马上把它扔进圣餐台后面一个一直烧着酒精的洋铁罐里。后来，梅卡多的助手对我说，这个有害的组织是我的左肾上长的肿瘤。这可真有意思，我见过的肾脏何止千百，其实，这块组织并不是肾脏，而是一块鸡肉。巫术外科医生立即消灭他们所“切除”的组织已经成为一种管理，这样，病人就没有机会获得这块组织，无法把它交给病理学家去研究了。只在有少数情况下病人才得以取得那些似乎是从他们体内切除的组织，但经过显微镜检验却证明这些组织是动物身上的器官。
　　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数以千计的人从世界各地飞往菲律宾，要求为他们进行无痛手术。但是他们所接受的实际上是虚假的手术。据一位通晓内幕的人估计，汤尼·阿格帕（一位最有名的巫术外科医生）平均每月要为300名病人施行“手术”。每个病人付给汤尼教堂的平均捐款为200美元。每年的捐款总数在700,000美元以上，这可是一笔不坏的收入啊！
　　我听说，所有的巫医都遵循某些规则。首先，他们总是一成不变地把他们的治疗能力归功于上帝、圣徒或者不具肉身的鬼魂。例如，约翰·富勒的《使用旧刀的外科医生》一书大大宣扬过的阿利戈曾经说，当他在施行“手术”时，总是有个几世纪前的德国外科医生的鬼魂附在他身上（但是，谁也无法证明过去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外科医生）。阿利戈是巴西的巫医，但他所用的技巧几乎与菲律宾那些巫术外科医生完全相同。我从来没有调查研究过他的工作，因为在我开始从事我这项研究工作的前几年，他就已因车祸死去了。我认为，探索那些已故巫医所报告的治愈情况是不会有多大收获的，特别是由于目前还有那么多活着的巫医在进行工作，那样做更是大可不必了。
　　巫医们宣称他们的治疗能力来自某个不能由他们控制的来源有个明显的好处，这就是当他们的治疗失效时，他们可以把罪责推给别人，自己逃之夭夭。例如，他可以说我那位圣徒今天没有赋予我治疗病人的能力；“或者采用一个最为普遍的借口说：“你（指病人）根本就没有诚意，所以我的治疗能力就不起作用了。”同正统的医生不一样，一个巫医在他的治疗失败时，是从来不必负任何责任的。我无妨坦率地承认，要是我碰到一位我无法治愈的病人的话，我也会喜欢采用这样的借口来为自己辩白的。
　　巫医们几乎总是一成不变地宣称他们的平均治愈率为70％。据估计，找一位开业医生（家庭医生，实习医师，儿科医生）看病的病人，有80%患的是自制病（即依靠他们自体内免疫力能够自发痊愈的病）。可见，当巫医们宣称他们的病人至少有70%能够复原时，他们还给自己留下了10%的保险系数哩！换句话说，不管哪位读者想改行当个巫医，那么，他只要穿上某种奇特的服装，再创造出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他就大可放心地接待一切可能去敲他的大门的病人了。只要他所做的事不致干扰病人身体的免疫力，他就可以万无一失地担保可将70%的病人治愈。
　　更具体地说，据正统的开业医生估计，在初次就医的病人当中，有80%为腰背劳损、伤风、喉炎和头痛之类的自制病；10%的病人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任何医生都无法治疗的程度；还有10%的病人只要经过医生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是能够治愈的，至少也能减轻病情，诀窍在于要懂得识别哪些病人是属于最后这个范畴；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有相当于一个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的知识和实践经验。
　　最后，巫医们有时获得的成功，是由于许多疾病事实上会受到心理作用的影响。医生们通常把病情分成三大类：纯器官性疾病，包括骨折、内部和外部器官的各种创伤、肺结核和麻疹之类的传染病、（也许还包括）癌症，纯心理性的疾病，诸如歇斯底里、焦虑、各种神经性的抽搐以及心理因素和器质因素相掺杂的疾病。许多最普通、最持久、最难治的疾病，例如气喘、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痛经、结肠炎、各种过敏反应和偏头痛都属于这类疾病。
　　巫医们在治疗纯器质性疾病方面是一事无成的。事实上，如果他们识别出某个病人所患的是纯器质性疾病时，大多数巫医就会对病人说：“你的病是一种常见病，一个医生就很容易治疗。而我的治疗则是为了拯救绝症病人的。”然而根本找不到一个例证，说明巫医们确曾治愈过病症、膀胱结石、阑尾炎、脾破裂或癌症。
　　对于纯心理性疾病或心理—器质性疾病的治疗，则是另一回事了。举个腿部麻痹的病例来说吧！如果这种麻痹是因脊髓断裂引起的，那就属于纯器质性疾病的范畴。要是某个巫医想施展他的“神力”让病人恢复走路，那肯定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也许那个病人所患的是一种歇斯底里性的麻痹症，他可能是由于面对着某个无法解决的家庭问题，才发展成腿无法移动的。
　　如果这个患腿麻痹症的病人完全是因心理原因得病的，巫医们大概就能够把他“治愈”了。巫医可以同病人建立一种亲善的关系，从而使病人相信巫医用手按在他身上或为他进行巫术外科手术，就能使他恢复行走的能力。这样，在巫医施行法术之后，病人将真的能够再次行走。病人将会把自己的治愈归功于巫医，从而大大增添巫医能创造奇迹的声誉。其实，任何一个细心能干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家庭医生和教师都能收到同样的效果。
　　在许多场合下，心理—器质性疾病对于巫医所施的法术也有同样好的反应。举例来说，十二指肠溃疡常常是因为胃皱褶细胞对盐酸过敏而引起的，而心情紧张是通过自律神经系统引起这种过敏的一个因素。一个得到溃疡病人信任的巫医，能帮助病人学会放松自己和避免各种紧张的场面，从而使病人胃酸的分泌量减少，而使溃疡缓解或治愈。于是，病人将认为这是个奇迹，并且把这个“奇迹”归功于巫医的神力。
　　溃疡性结肠炎、偏头痛、过敏、气喘病、某些心律失调病（特别是那些产生不规则心搏的病）——事实上都是心理—器质性疾病——往往是由于自律神经系统全部或局部功能失调引起的。自律神经系统是神经系统中我们无法加以控制的部分，而我们在举杯、走路、说话时——即做我们通常所做的一切事情时——所用到的神经系统则叫做随意神经系统（因为我们能随心所欲地做这些事）。它包括大脑和脊髓的主要部分。自律神经系统能够调节诸如消化、心率、血压等功能。有些人利用生物反馈、瑜伽术或其他技巧，能够局部地控制他们的自律神经系统，但是这个系统的绝大部分是自我控制的。（这对我们当然大有好处。要是我们在跑步时得操心去控制心搏的速率，在消化食物时得考虑应该分泌出多少胰液，在某种光线下看东西时得考虑瞳孔应该收缩还是放大，那么，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了。）
　　自律神经系统能够通过暗示加以操纵——这正好就是巫医们在治疗患有心理—器质性疾病的病人时所用的办法。例如，在进行巫术外科手术时，巫医们就是用假手术来暗示病人，使后者相信有病的器官已经切除，因而它再也不会使病人痛苦了。诺尔布·程象狼那样嗥叫和把他的神力“注入”病人体内，是要利用这些动作来加强他对病人所作过的暗示：他必定能用他那不可思议的神力把病人治愈。当巫医戏剧性地呼吁上帝授予他神力，以便治愈病人的疾病时，他们也是靠暗示来影响病人功能失调的自律神经系统，从而使由于这个系统紊乱所引起的疾病或症状得以治愈。这个办法有时是起作用的，患者的某些症状会消失（不幸的是，这种“治愈”往往是暂时的。当病人再次碰上紧张的场面时，他的自律神经系统就会再次出现功能失常，而偏头痛、气喘、溃疡、以及其他失调又统统回到病人身上了。）
　　利用心理学来减轻病情或治愈疾病并没有什么坏处；正规的医生同样也采用这种办法。真正的危险在于，巫医们有可能利用暗示成功地减轻病人的痛苦，但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治愈。这就可能导致要命的结果。举例来说，某个胃痛病人如果由巫医暂时解除了痛苦，他大概就不会去找正规的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要是他的胃痛实际上并不是因紧张而过敏，而是因胃癌引起的：那么这个病人就不可能得到及时的外科手术治疗，结果因耽误病情而变得不可救治。
　　巫医们用于治疗病人的暗示实质上是一种催眠术，不过，几乎没有哪个巫医认识到这一点。在医疗行业中有一条原则——任何一个医生都不能用催眠术去治疗病人的疾病，除非他能够用其他药物治疗或手术方法治好病人。大多数医生都尊重并遵循这条原则；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碰到麻烦。但是，巫医们由于对正规的内、外科诊断和治疗技术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可能坚持这条医疗原则。正是这种无知往往给那些依赖巫医的病人造成灾难。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巫医们拥有超自然的神力；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能起管道的作用，把来自超自然源泉的治疗神力灌注到一个人的体内去。巫医只不过是些普通人，他们利用暗示的力量，就象我们每一个人在无数事务中利用暗示的力量一样。巫医们治愈病人既不是什么奇迹，也不能证明存在着任何异常的神力。
　　我们不否认有些用巫术治病的人是诚实的、有献身精神的，但他们的可悲之处在于相信自己真的能被赋予超自然的神力。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巫医则是些骗子，他们从那些目前还无法治愈的病人和那些害怕药物和手术的病人身上诈取财物。十分不幸，当一个病人碰到一个能为他提供令人满意的科学医疗，但却无法给他安慰的医生时，这常常会促使病人飞越重洋去寻找巫医，寻求“真诚”的关心和照料。巫医们尽管对医学懂得极少，甚至于一无所知，但是在如何骗取病人信赖的方面却都是真正的行家。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患了器质性疾病，甚至只是患了局部心理性、局部器官性的疾病的病人，即使他处在正规医生的最冷淡的照料下，也要比处在巫医们最富有同情的照料下要安全得多。
　　巫术治疗是无痛的迅速的，而且相对说来花钱较少。但是，如果所要治疗的病是一种对生命有威胁的病，那么，巫术治疗法不仅毫无价值，而且还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致命的后果。
　　作者简介
　　威廉·A·诺林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利奇菲尔德市密克尔医院的外科主任。1928年他生于马塞诸萨州的霍利奥克市。1953年在塔夫特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在贝尔维尤医院任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1957～1959年担任美国陆军预备役医务班的上尉医官。1960年转去利奇菲尔德。诺林是好几个专业协会的积极分子，在国际上十分知名，并且受到尊敬。鉴于菲律宾有些巫医欺骗了成千上万病人，使他们不能得到及时而合适的医疗，他曾亲自实地目击巫医们的所谓奇迹究竟是什么玩艺儿，并且加以揭露。
　　（吴伯泽 译　 王晓华 校）

十三、基尔里安摄影术
巴厘·辛格
　　谢苗·达维多维奇·基尔里安是苏联亚美尼亚一位聪明好学的电气技师，他在1937年发现了所谓“基尔里安灵气”。在修理一台电疗器械时，他的一只手和器械上的一只覆盖着玻璃的电极之间发生了火花放电。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想探究一下，看一看发生在手掌周围的火花是否会在照相底片上记录下来。基尔里安的首次试验灼伤了自己，但也真的给自己的一只手拍出了辉光环绕的照片。
　　他和妻子瓦莲娣娜一起继续研究这一效应。他们改进了摄影方法和电气技术，并给各种生命体和非生命体进行拍照。这对夫妇的研究结论是：该摄影术对人的疾病和动植物病害的早期诊断都是有价值的。他们通过讲学和发表文章，使这一工作在五十年代末引起了苏联学术界的注意。研究人员开始来基尔里安夫妇的实验室参观。各行业的科学家也在科学刊物上发表了对基尔里安效应的研究文章。1963年，美国空军将基尔里安夫妇的一篇综述有关技术与装置的论文译成英文资料，但未能引起多大注意。
　　1970年，两名记者——席拉·奥斯特朗德和林恩·施瑞德——的畅销著作《铁幕后的灵学发现》出版。基尔里安夫妇的工作也作为摄录“人体能场”或称“灵气”的一项技术被该著作报道。而这种“灵气”，据认为对拍摄对象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十分敏感。由于这种观点所引起的争论，也由于基尔里安照片的复杂图象和多变色彩，这一摄影术很快便被娱乐部门和新闻界捧为热门货。杂志上刊印出各种色彩鲜明的基尔里安照片，据说它们各自表现出爱、憎、犯毒瘾、患病和通灵愈合过程等状态。但这时，美国人对基尔里安效应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七十年代初，一位名叫戴玛·毛斯的心灵心理学教师对她的一名学生肯达耳·约翰逊所搞的基尔里安摄影术萌生了兴趣。由于对苏联人所采用的电路所知甚少，他们采取了边试边改的方法进行实验，终于掌握了正确的摄影方法和电气技术。接下来，他们便给树叶、硬币、手指尖，甚至动物整体拍出了照片。在这些被摄物体周围，都环绕着极为美丽而形状复杂的兰白色光簇。随后他们又进行了大量实验，并发表了文章，提出基尔里安效应是特异性研究方面的一项重大突破。这一摄影术被认为不仅能够揭示出人的“灵气”（或称“能量形体”），而且，“灵气”的形状和色彩还能揭示出试验对象的内在状态，比如，是否在沉思，是否吸用了毒品，是否情绪激动。有关人员还进一步认为，利用基尔里安摄影术，能比常规医学技术更早更好地诊断癌症。基尔里安图象还能反映出通灵愈合治疗术中施术者和患者之间的能量传递，即施术者的“灵气”在施术过程中减弱，而患者的则增强。至于所谓“残叶全现”效应，即给去掉一小块的叶片拍摄基尔里安照片时，有时会得到完整的叶片图象，也被视为一切生命体中存在着“能量形体”的证据。克里普纳等从事特异功能研究的人士对毛斯和约翰逊的这些工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今天，差不多人人都见过基尔里安照片，也都听到过对基尔里安效应的若干种解释。花上五十美元——也许还用不了这么多——就能邮购到基尔里安摄影设备，还有许多人试着自己进行研究。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基尔里安效应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这种摄影术揭示和记录了人类所具有的一种精神能量。有关这一令人惊异的悦目效应，其具体情况又究竟如何呢？
　　从特异性角度看待这一效应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它表征出生命组织的“魂体”，另一种认为它揭示出精神状态及其活动过程。把这两种看法区分开来是相当重要的。
　　毛斯和约翰逊断言，在基尔里安照片上表现出来的是生命组织的“魂体”，即某种神秘的新能量。他们说“基尔里安效应……为我们亲眼看到不可见的能量和力场提供了可能性。这种能量，这种力场，可能是充满一切物质的——这也包括生命体在内。”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不仅具有物质形体，也具有由生物等离子构成的‘能量形体’。”“在我们看来，这种辐射场摄影术（即基尔里安摄影术）明白无误地揭示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或许迄今仍未被人类知晓的现象，这种现象或许和伊纽辛提出的生物等离子体有关。”
　　“魂体”，或称“能量形体”、“能媒体”，近来又得名“生物等离子体”，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奇特概念。它被设想成没有物质结构的东西，或许就是一种新形式的能量。它渗透于一切生命组织的物质形体之中，并与之共同存在。魂体一旦弥散到物质形体之外，就表现为“灵气”，并显现出各种色彩来。通灵术士们经常声言自己能看到这种“灵气”。
　　然而，所有研究特异现象的人都知道，基尔里安效应和一种常见的、叫做电晕辉光的物理效应相似，而且不只是表面上的相似。所谓电晕辉光，是指强电场中物体周围的空气里出现的放电现象（下面将进行具体讨论）。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基尔里安照片拍下的是“能量形体”，而不是这种不足为奇的电晕辉光。他们的根据大致如下：第一，基尔里安图象看上去正是灵气即能量形体应该具有的样子。第二，人们现在已掌握的有关电晕辉光的知识还“不够充分”，无法肯定基尔里安效应就是其中的一种。基尔里安图象似乎更为变化万端。也更为复杂。第三，毛斯和约翰逊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基尔里安灵气和皮肤的电阻和温度，以及血压的实测值并不能很好地对应起来。这便被当成一条证据，证明基尔里安图象的色彩和形状是由非生理因素决定的，亦即由心理和精神状态决定的。
　　还有一些研究特异现象的人士认为，基尔里安摄影术所涉及到的物理过程可能是很普通的，使照相底片感光的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能量。于是他们推理，基尔里安摄影术是一种由于某些尚未被人们知晓的原因，对拍摄对象的精神状态相当灵敏的电生理测定技术。用这些人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基尔里安摄影术本身当然不是什么灵学现象或灵学摄影术，这一技术就象脑电图测量技术一样，本身与玄秘主义并无任何关连。”
　　因此，他们建议根据基尔里安照片的形形色色的图象，来鉴定药物或沉思状态所引起的知觉状态的变化，以及诸如爱恋及亢奋等激动状态。他们还认为，由它们还可以测定通灵愈合治疗术中发生的“能量转移”，或测量人和植物之间特异关系的有关效应。这样，虽说拍摄这些色彩鲜明的照片时所直接涉及到的物理机制平平常常，但因为具有上述作用，也就成了查证和反映被拍摄物体内部特异现象的指南。
　　要想对上述说法做出评价，应先扼要地回顾一下有关电晕辉光的知识，并将这一物理过程与基尔里安效应进行比较。
　　电晕辉光是一种放电现象，它是电子的运动造成的。当气体中存在高强电场时，就会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这种现象。这种放电过程中有光出现，但不一定伴随有火花。放电原因在于组成气体的某些原子或分子发生了电离，即原子或分子被夺去一个或数个电子。当发生电离时，会产生自由电子，电子在气体中流过形成一股电流；这股电流通常总是沿着电导率最高（电阻最小）的路径行进。如果这些自由电子与组成气体的原子相撞，就会把自己的能量分给它们而使之激发，受激原子又以光量子的形式把能量再辐射出去，这便形成了可见的辉光。
　　在物理世界中这种伴有辉光或火花的放电有：闪电，圣埃尔玛火（出现在船只桅杆顶上的奇异光团，水手们偶尔会见到），高压输电线四周有时会出现的电晕，霓虹灯，以及在干燥的冬日走过地毯去摸金属门把手时出现的火花，等等。
　　作为一种物理过程，电晕辉光已为人们认识多年了，虽说离完全理解它确实还有一段距离。直到目前为止，对基尔里安效应的研究都是借助于能产生电晕辉光——就是在被拍摄物体（实验对象）和一只电极间加上高电压——的技术进行的。
　　从图13的电路图中可以看出。在进行基尔里安摄影时实验对象（如手指尖）与电路开路部分的一端相连接，形成一只电极；在另一只电极——一块金属平板——和照相底片之间放置一块绝缘体，通常是一块玻璃，厚度为半英寸左右。实验对象（手指尖）则位于底片之上。
　　当有短暂电流（实验中使用的是一串持续时间近一秒的电脉冲）输入电路时，充当一只电极的手指尖附近就有电场产生，该电场的弧度随手指与底片间距离的增大而迅速减小。电场会使指尖周围的气体电离。
　　研究基尔里安效应的装置在设计上保证了其绝缘体能够组织电流实现直接传导，这就阻止了电火花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电场就会在感光底片上方的空气中产生接近圆形的电晕辉光，其中既有可见光的成分，也包含紫外光。这时，底片就会象一架没有镜头的相机那样，把这种辉光记录下来。实验是在暗室中进行的，因此底片中不会混进杂散光线。
　　附带应当提一下，操作该装置需要有相当的技术。在一般情况下，象基尔里安摄影术中所需用到的高电压，会造成大电流的出现；而即便是很小的电流，也会对人体造成生理上的伤害。为了保证手指不致受到电灼，装置中加进了绝缘体和其它装置，以造成高电压，同时又不允许大电流通过。实验中采用的是弱高频电流，这对人体没有什么生理影响。但要说一句，业余爱好者最好还是不要动手搞这种实验。
　　如上所述，在基尔里安装置中，实验对象四周的空气里就有电晕辉光出现，底片则能将它记录下来。库柏和阿尔特这两位物理学家的早期工作表明，如果把实验对象周围的空气除去（抽成真空），就不会得到辉光图象。此外，实验对象的基尔里安图象在尖端突出处附近最为明亮，这一点用电晕辉光现象解释，也是能说得通的；而若看成“能量形体”，就无法解释这一情况。故而，现阶段所能做出的最合理的假设，就是认为基尔里安效应是一种电晕辉光现象。至于基尔里安图象的复杂和多变，以及未能建立起某些初步测量与生理因素的对应关系，都根本不能说明这种基尔里安效应揭示了什么“精神状态”或“能量形体”之类神秘的、非物质的存在。影响电晕辉光的色彩和形状的物理因素很多，科学家们只不过刚刚开始进行研究。就以拍摄手指尖的基尔里安照片为例，有关的影响因素就有：手指尖在底片上的位置和对底片的压力：气温、气压、空气湿度；皮肤的电阻；从皮肤上泌出的水汽；电路参数——电流、电压、频率、输送时间、脉冲数及电压上升速度；感光底片的特性——尺寸、感光性能、电阻值、乳胶类型；电极的特性——尺寸、形状、电阻、极性；绝缘体的特性，等等。
　　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可能有别的什么未知现象也会同电晕辉光一起被拍摄下来——这个问题已有人提出过。但究竟是否有这种可能，应由这些提出者自己加以检验。
　　正如基尔里安本人当初就认识到的，基尔里安效应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发现。1777年时，利希腾堡第一个记述了电晕辉光的成象。他注意到，当一枚尖针和一块松香间发生高压放电时，松香块上就会出现由松香末形成的放射状图形。本世纪初，电学奇才忒斯拉为了宣传自己的发明，经常让高压高频的弱交流电通过自己的身体，从而使自己笼罩在一团光晕之中，并且还能从指尖打出火花来。他曾把这些现象拍成照片。
　　因此，基尔里安夫妇所做的，只是重新发现了一个已知的物理过程和摄影方式。事实上，就在1939年，几位捷克人也独立发表过一篇有关论文，这几乎与基尔里安夫妇的工作同时。基尔里安——还有继他之后一些美国研究人员——的贡献在于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对摄影技术作了重要改进，以及扩大了拍摄对象的范围。
　　影响照片图象的形状和色彩的因素有哪些呢？前面已经提到过，基尔里安图象因被拍摄对象的心理状态不同而变化。一个人处于愤怒状态时的辉光在色彩、大小、亮度，以及光簇的分布范围和密度上，是与该人处于亢奋或沉思状态时有所不同的。那么，人们所观察到的这些变化，是由于拍摄对象的“能量形体”发生了变化呢，还是由于某些平淡无奇的普通变化？
　　德莱克塞大学的一批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近年来，W·埃迪森、H·凯勒、D·福斯特和J·O·佩赫克等人一直对基尔里安效应进行着细致的研究，他们的工作堪称客观、细心、内行和科学化的典范。他们拍摄了手指尖处于各种不同干湿条件下的基尔里安照片。结果表明，指尖内和指尖表面的水汽对改变辉光区的大小和亮度是有作用的。水汽会使光簇变稀疏。原因可能是潮湿的指尖会使水汽进入感光底片上方的空气中，并沾到底片上，因此影响了电流的通路，从而使电晕辉光区出现变化。
　　这个研究小组还发现，能引起情感变化的刺激因素，如很强的噪音或镊子的夹拧，都会使照片的图象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还是与拍摄对象的湿度变化有关。这一结论并不使人惊奇。我们早已知道，那怕是不太紧张的状态，也会造成皮肤内的水份含量发生变化。测谎器就是根据这一事实制造出来的。在基尔里安试验中，湿度的变化形式和测谎器测谎时湿度的变化形式相似，只不过前者可能更灵敏些。因此有理由认为，所观察到的实验对象在不同的情感或知觉状态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都是由于皮肤表面的湿度变化造成的。
　　寻求照片在色彩上的变化原因，简直象个有趣的侦探故事。用彩色胶片摄影时，基尔里安图象的色彩通常介于蓝色和青白色之间——具体色彩视胶片的型号而定。然而，有时照片上也会出现橙红色和黄色。对此，有人提出了一些颇为惊人的特异性解释。德莱克塞大学的研究人员根据斯坦福大学的鲍义耳和梯勒，以及美国海军部研究生院的浦克曾提出过的建议，指出橙黄色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透明片基的感光底片所致。如果片基不透明，便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当试验对象有较高的水份含量时，色彩也有可能向橙黄区域转移。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彩色胶片中从上到下涂着蓝、绿，红三层染料。在正常情况下，某一种色彩的光只会被相应的染料层吸收，即能量较高的辐射（蓝光）被上层的蓝染料吸收，其余能量较低的成分分别被下面的两层染料吸收。只要曝光不过度，图象就会表现出拍摄物体的本来色彩。然而，在进行基尔里安摄影时，试验对象与胶片直接接触。这是一种特殊的拍摄条件。德莱克塞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试验对象所含的水份沁到胶片上，电晕辉光将不只在有水汽的地方出现，还会在它的下面发生。这就是说，在胶片的背面也会出现电晕辉光。徜若片基是透明的，胶片底部的红色染料层就会被入射的任何光线作用，而且无论射来的是什么样的光，胶片上产生的都是橙红色的象。于是，原先在特异现象研究资料中被神秘而朦胧地解释过的这一发现，便又一次被证明是由简单的物理原因造成的。
　　有关基尔里安效应的研究目前仍在进行。我们已经发现，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对照片上看到的“通灵愈合术”的施术者，在施术前后灵气的变化，不应匆忙归因于某种超自然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影响成象情况的因素至少有二十五个。对所有这些物理变量都要一一了解与控制然后才谈得上理解基尔里安效应。再举例来说，德莱克塞大学的这批研究人员还多次发现，光簇——即从所拍摄的手指尖向外辐展的光带——的范围大小也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感光底片的型号；电路中通过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电压大小、电脉冲频率、脉冲上升时间、线路的电阻绝缘体的厚度；空气中的水汽含量；拍摄物体表面的几何形状；等等。
　　迄今为止，研究基尔里安过程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并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神秘的现象。看来，那种认为照片中反映了特异现象的设想，应是来自对有关物理过程的错误理解，来自缺乏严格的技术测量技能。对于认为它是特异现象的所有设想，目前尚未逐一考查过，然而应该认为，我们目前的战略应是运用自己具备的传统科学知识，对有关基尔里安效应的观察结果进行解释。
　　既然基尔里安效应会产生美丽迷人的照片，有理由设想大自然的这项艺术作品，乃是检查有关动植物组织含水量的妙法。但是，一些特异性研究人员想要证明基尔里安效应超出实体存在的范围，恐怕只能是徒劳。
　　（暴永宁 译　蔡伟蓉 校）

十四、科学与超常现象
詹姆士·兰迪
　　我在十三岁上第一次发现超常世界。从那时以来，对于那些追求这种神秘莫测的目标的人们所表现出的使超常说合法化的巨大才能，我始终抑制不住自己的惊愕。即使在那个年纪上，我对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借口就已多少有些免疫力。我发现，每当奇迹显示者失灵或是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的时候，他们就会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借口。那时，在我的家乡多伦多有个“通灵意念会”，里面常使用魔术障眼法，我却丝毫不会上当。可是就在前不久，我还发现有人在同一地方，打着同样的招牌，表演着一模一样的把戏。看来巴纳姆对人们容易上当受骗的本性真是估计过低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第一次识破投机者的虚伪的那个香烟缭绕、响器齐鸣的招魂寺庙里，错误的猜测如何被解释成“心不诚”或“有恶作剧的念头”，而被掩饰过去。在那里，不正确的预言是受到“干扰”的产物；巫术治病不灵验，反而成了“神灵所知胜于我们”的证据，诸如此类的花言巧语总是轻易地被那儿的信徒所接受。这些人在入会时受到精心指导，接连数月参加活动。他们得把令人失望的预言咽下肚去，而得了吉祥如意的预卜和诺言时，就象中了彩一样飘飘然，直到这些诺言化成泡影为止。
　　当初和我一起怀着好奇心探求奇迹的小组，开始识别出大部分诱人上当的手法，这些手法在我目前对那种用意念翻倒桌子的人，用意念弯汤勺的人和“先知”们所作的全面调查中仍能发现。大部分诡计是用心理学手段完成的，只有一小部分确实借助于肉体操作和使用金属器具。正是这一点使某些误入歧途的科学家愈发脱离实际，去研究那些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合乎理性加以处理的事物。他们寻找金属器具，探究这一切背后的逻辑联系，然而他们常常一无所获。
　　让我来澄清两个遭到误解的重要概念，那是超常论的捍卫者常常用俏皮的对话形式加以宣扬的。第一种误解认为，我和我那些从事调查工作的同事，都会用一些简单的魔术手法来再现我们想考查的神奇现象，于是我们就断言说，这种重复提供了证据，证明许多通灵人的奇迹也是用这些手法变出来的。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证据，而是一种有力的说明，它所表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大多数最初的说法相反，这些奇迹是可以重复创造的。第二，我听到有人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曾宣称诸如超感官知觉、飞碟和特异现象等都不可能存在。下这样的断言确实不合逻辑，并且人们也无法证明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们所说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没有足够确凿的证据可以使人接受这类事物。我们的这两种态度肯定是合理的。
　　对于职业骗子手来说，科学家远不是最难对付的观众。实际上他们往往是最容易对付的。科学家以逻辑推理进行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呈一条直线。科学家的职业要求他具备这种能力，这也是科学进行工作的方式。当科学家搜集到他相信是事实的东西时，就希望以恰当的形式将它们表达出来，公诸于众。这已成了一种习惯做法，在各个科学分支中都是如此。先是写出一份组织得当的“论文”，然后出版，最后落到需要它的书桌上。尽管论文的资料可能出自职业骗子提供的数据，因为他们惯于提供那种在“直线思维者”看来相当合理的资料，但由于论文是公开发行的东西，因而就被人们当作事实接受下来。
　　对于科学，我们要求它具有可重复性，这就是说，得出某一论断的实验和证明过程，必须可以被该学科的另外一些研究人员使用相同的工具、在相同的工作条件下重复再现。但是这一要求有它片面的地方，而灵学家们则正是抓住了这种片面之处作为自己的幌子。例如，我们可以把这类神奇现象比作一颗流星。我们确实能够制造出一块形状象石头、含有金属的东西。然后声称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这一物体的检验表明，它不同于地球上绝大多数矿物，具有某些特殊性质。但是，要证明它确是一块自天而降的陨石，我们显然不能要求重现目击它陨落的过程。如果指望站在某一地点，在给定时间内有一颗流星在我们头上一闪而过，然后落在等候着采集样品的人脚边，那可真是异想天开了。同样，在心理学中，人类的行为形形色色，不可能根据我们的主观要求而获得。对与所探索的目标相似或相关的情景所作的大量观察，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对于某些问题，我们不仅得放弃可重复性的要求，而且它也确实是几乎不可能再现的。这样的例子即使在相当正统的科学中也不难找到。
　　在对超常说的调查中，我们必须承认有一种难以深入其实质的偶然现象。例如，对某种靠不住的事情做出的仅只一次但却灵验得惊人的预测。尽管如此，周密的调查仍能在没法重复的情况下揭示其中的选择性和夹杂着偏见的实质。不过，根据相同的标准我们必须坚持，既然一件事在发生时是无法检验的，就不能要求我们去接受它。灵学家们声称他们的许多实验是可以重复的，那么我们就得逐一加以调查。
　　任何科学论断，在它经过该学科领域中其他人员的独立验证后，如果仍然拒绝承认它，那当然是行不通的。根据某人早先的成绩和已建立的声望，他可以稳稳当当地戴上权威这顶桂冠。然而，如果某人的论断没能得到重复验证，那么人们会对他先前结论的价值产生严重怀疑。使他不得不返工重来。科学上的失误就好象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应该是很容易接受的。要是为了保留有关人员的情面和声望而对错误姑息迁就，那就简直不能容忍。而现在的情况则正是这样。
　　C·伯特爵士对孪生子遗传影响问题所作的广泛研究，曾得到一致公认，后来发现他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掺杂进了自己的想象。但是有些科学家却碍于情面不予揭露。几年前，我访问伦敦皇家学院时，亲耳听到人们对上述虚假研究成果的窃窃私议，这些成果在当时就已经受到了强烈的怀疑。可是那里没有人愿意站出来针对它写篇文章。这是一位已故权威做的著名研究，全世界勤奋工作的生物学家的高深研究都以它为根据，因而一直没有人愿意向前一步对它究竟是什么下一定论。命运注定得由一位美国访问学者来揭这个问题的盖子。我敢说，自那时以来，这位先生一定饱受了一些人的白眼。
　　有关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N射线的可耻下场。一位尊贵的、头衔颇多的人物布隆德洛特在1903年宣布，他发现了一种呈现出不可思议特征的辐射，这立时震动了科学界。紧接着，其他人也纷纷声称，他们也能够探测到这种射线。关于发现这种射线的报告雪片似地飞向各个杂志。而与此同时，远离法国——这一奇妙射线发现地——的许多科学家却报导了重复这些结果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有几十名欧洲人证明不可能有这种射线存在。请注意，当时人们是倾向于承认这种射线的，因为同样呈现出人意料特性的X射线，那时已被有力地证实了。不过N射线事件说明了重要的一点：尽管这项发现表明是一个巨大错误，但布隆德洛特在全世界的同行仅仅让这一丑闻悄悄地溜出历史，几乎没有从中吸取什么教训。我最近访问了南西大学，在就超常科学这个题目作演讲时，我温和地引用了这一例子，虽然我当时站立的地方正是命名N射线的那个城市，但竟无一人知晓此事，也没人听说过布隆德洛特其人。而在听讲人中，还有好几位是南西大学教授呢！
　　难道我们应该从事私刑集团的勾当，把犯错误科学家的尸体高高举起，投入火中吗？当然不。可是，一旦形势要求，我们目前的生存和将来的安全所依赖的制度应该乐于宣布自己的错误并且在这样做时既不感到窘困，也不觉得有罪，因为我们是在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把神秘现象合理化是信徒们的拿手好戏，这种才能在参与研究超常现象的某些科学家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们的词汇量比我们大多数人要大，解释事物时有更多含糊其词的方式，他们能在追索超常现象时对所遇见的令人不快的事实进行加工。海森堡曾写过，被观察的现象所受到的干扰正是观察过程本身。于是他们辩解说，观察时离得远一些，对超常现象的证明就会进行得顺利。J·泰勒教授①甚至把这种观察命名为“羞怯效应”，意思是说：好奇者们往往喜欢这一切发生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①泰勒是英国数学家，在伦敦皇家学院任教。他最近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文章完全转变了他过去支持超常说的立场。
　　非律宾的巫术外科医生曾经突然间风靡一时，据称他们只需用手指摩擦腹部，就会伴随着血流抽出粘液状物体，从而除去恶性肿瘤，无须动任何剖腹术。有些勇敢的人设法取回一些血液和“肿瘤”的样品。化验证明，所谓血液是牛血和鸟血，而“肿瘤”则是猪内脏或小鸡肝。在这些证据面前，灵学家们总该灰心丧气了吧？一点也不。他们反而更加赞叹这些巫师所拥有的神奇力量，说是这种力量不仅能渗透到不幸患者的皮肤里面，而且竟能把恶性肿瘤变成良性而无害的物质！有的巫术医生还声称，他们从病人骨头里取出了合法外科医生用不那么玄乎的方法植入的金属针，而X射线透视表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只有那些执迷不悟或极其愚蠢的人还继续相信这种欺骗，他们说，巫术外科医生实际上仅仅取出了金属针的“实质”部分，而精神部分在慌乱中退缩了，仍然留在那里。
　　那么，菲律宾的巫医们究竟是如何显示他们的奇迹的呢？我在演讲中亲自演示这种手术已经不下一百次了，我使用的魔术手法一次也未被识破。对于门外汉和科学家来说，不论他们怎么想看个仔细，结果总是深信不疑。而对魔术师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这种“手术”借助于一种花一美元就能在任何魔术用品商店里买到的含有动物血或染料的道具。用的时候只要稍做手脚，它就可以轻易地帮助我完成这种骗术。
　　有趣的是，有许多拍摄巫术外科的出色的纪录影片，它们虽然想揭示巫术外科术是一场骗局，却没能识破这种手法。不错，他们将这归因于魔术障眼法，但这种解释并不能使观众满意。然而至少有一部著名的片子（加拿大麦克利尔商业电视片）将这种魔术道具摄入了镜头，并可以在慢镜头里看个清楚。可是摄影师在影片初映前没有想到应聘请魔术师来讲解一下。只是到了事后，我去向他们解释了其中奥秘。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种玩意儿是那么简单，而骗人上当却是那么有效。于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对原来的片子用广播加了一段说明。
　　在研究超常现象时，科学界人士发表意见极不慎重。有少数科学家宣布，他们相信那些与所谓通灵术、超自然或神秘物质有关的现象，是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这些人在其他领域的许多研究中曾赢得过荣誉和声望，至少在公众眼里他们仍然被视作科学的代言人。新闻界对他们的言论求之不得，报道时不仅仅是重复他们的论点，还加油添酱，大肆渲染。而一些有责任心的科学家则坐在台下，温文尔雅地对他们所看到的现象表示厌恶，却不愿提出抗议，并且连这种议论也是压低嗓门悄悄进行的。
　　但是也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1978年，一名超常说的信徒对一系列使人怀疑的观察结果进行了仔细检验，揭露出它们完全是虚假的。这位了不起的研究人员同英国灵学研究学会一起检验了著名的索尔博士所作的工作（这项工作后来被称为萨克雷登实验）。这项实验调查了一位有“天赋”的受试者的超感官知觉能力，并得出最肯定的结论。而这位研究人员却怀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深入检查原始数据后指出，学识渊博的索尔博士更改了大量数字，以改善表演的结果。（例如，为了使数字和实验对象的猜测相吻合，“1”常常被改成“4”。）不仅如此，他还在“任意”选择目标数字时不时插入额外的数字，而这些插入的数字正是获胜的那一些。这两种巧妙的弄虚作假手段，给本来毫无意义的实验增添了份量，使它有利于肯定超感官知觉。我请求大家为这位研究人员鼓掌喝彩，尽管她也宣布过她相信这种现象，但还是做了数量惊人、实事求是的研究，反驳了索尔的研究成果。
　　J·泰勒教授很久以来一直是灵学的有力支持者，写了大量有关的文章。他是尤里·盖勒的信徒之一。在观看这名年轻的以色列魔术师施展的折弯汤匙和远距离传物的奇术时，他曾责备他的同行们墨守正统科学标准。泰勒近来转变了他的观点，重新加入到正统科学家的队伍中来了。关于他自己目击的所谓“心灵致动”的奇异现象，他在电磁学理论中找不到任何解释，现在泰勒教授对我们说，科学上没有这类奇迹的一席之地。但是我向他保证，这一席之地可以由魔术师们变出来，也可以由他们作出解释。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司空见惯的老一套罢了。
　　应该说，作出这种转变是需要勇气的。如果某个科学家能在宣布自己的观点时能向对立面说一声“我错了”或是“我是无知的”，那么他确实称得上勇敢无畏。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勇敢行为，当同事作出轻率而站不住脚的断言时，他为了维护理性，哪怕有可能使这位同事陷入窘境，也会大声地与之进行辩论。不过，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大肆声张者往往不是被同行的不满所压服，就是有人尖刻地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首要的道义职责——维护行业的传统。显然，那些选择（或被迫）公开认错的科学家在回到学术界时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完全保留了原有形象。事实上就我个人来说，比起那些从未犯过错误的人来，更愿意信任那些犯过错误但从中吸取了教训的人。
　　1875年，《人文学家》杂志印发了一篇题为“反对占星术”的声明，192名有影响的科学家在上面签了名（其中有十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立时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这是一个突破，有责任心的科学家终于站出来捍卫理性，反对一种可以证明是错误的伪科学。这种伪科学曾得到公众广泛的信仰，而这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具有权威性的否认造成的。在文章中，B·J·博克——一名愤怒的天文学家抱怨道，他曾经敦促美国天文学会的理事会发表一篇声明，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天文学会认为对占星术的信仰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他两次要求学会采取行动都遭到了拒绝。在过去几十年中，向其他各个科学委员会提出的类似要求也得到同样的结果。理由如出一辙：承认各种非理性信仰的盛行有损科学家的尊严。从古至今，争论总不能给人好印象，总是显得陈腐而令人厌倦。
　　这种尊严该受到谴责！科学担负着保护我们大家生命的责任，这是我们大家批准的。公众对科学的支持及提供的资金培养了科学权威，因此在公众需要的时候，科学应给公众一个及时的、实事求是的答复。其中之一就是对迷信、各种伪科学观念和形形色色的占卜术作出权威性的、明确的表态。这些货色常常被当作完整的、得到证明的规律介绍给我们。然而，学问深奥的学者似乎觉得这种反击太世俗，不值得他们屈尊劳神。
　　关于神学家和科学家惯用的那种使奇特事物“合理化”的手法，近来我得到了一个绝妙的例子，有可能使一些门外汉感到很有趣味，而可能使另一些人窘迫不安。我曾在犹他州立大学讲过课，并且和该学校的一些教师交谈讨论摩门教问题。那次交谈之后，他们给我一本圣书，这是我生平所见的最非凡的圣书中的一种。布利格姆·扬大学的宗教历史学教授H·尼布利专门进行了“解释”使它显得具体形象。一位摩门教创始人曾经郑重宣布过，这些埃及莎草纸文稿碎片是亚伯拉罕的手迹，拼起来组成该宗教最基本的一种圣书——《亚伯拉罕书》，但是很快就有一项发现使尼布利教授受到指责——这种文稿碎片原来是一种很世俗的东西，是古尼罗王朝为死者写的经文的抄本，常和死者葬在一起。
　　但是那位摩门教创始人的功绩还不止这些，他借助其他莎草纸文稿，编写过一本《埃及语字母表及语法》。这真使信徒们欣喜若狂。这一些都发生在真正开始进行象形文字的翻译之前并且文稿又难以得到，所以任何人要对古埃及这种奇怪的符号文字进行“翻译”并使“译文”为外行接受，都相当安全。而它也确实被人们满心欢喜地接受了。
　　1967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把这位创始人为编写《亚伯拉罕书》所“翻译”过的原始文稿归还给教会。在将手稿翻译成现代文时，人们发现这位创始人的翻译极其随心所欲。不仅如此，他还在文中加进许多词句，位置与其它文件不符。有些事实颠倒了，时期风格和内容混乱不清。然而这些发现丝毫没有使尼布利教授的热情受挫。他仍然下决心把这份“最重要的文件”当作真正的“启示录”保持原样。关于其中弄虚作假的成份，他告诉信徒说，创始人的翻译是一种“神灵感应”的产物，不是字面上的译法，就此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这位教授至今还在强调，摩门教创始人编的《埃及语字母表及语法》一书（肯定要遭非议，因为没有任何埃文字母表与其相似）不必完全按字面引用。他还说，书中象形文字条目与相似的英文词汇和发音条目相对排列时，并不意味着二者是互相对应的。
　　人们接受这种“合理化”解释，一定是出于一片慈悲之心，然而这样一来，思维的逻辑性却丧失殆尽了。
　　毫无疑问，约瑟夫·史密斯（摩门教创始人——译注）是根本翻译不出埃及语言的。他需要借助一种神秘的发现来产生《亚伯拉罕书》，于是他给一些普通的莎草纸文稿编造出完全凭臆想进行的翻译，以进行欺骗。既然一切都已真相大白，那些不愿摒弃这一理论的科学家就只好置事实于不顾。这是种很明显、很幼稚的“合理化”形式，但现代灵学家的“合理化”手段则还要高明得多。
　　那么，无神论者能否恰到好处地攻击宗教信仰呢？在有限的场合下，这能够做到。宗教信仰和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信念，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可以用来衡量和估价它们，它们的卫道士也不需要任何一种科学证据的支持。卫道士们热衷的信仰结构不是由理性、而是由需要来支配的。有一些宗教声称能够复活，另一些自称能够再生；有些宗教断言唱诗念咒会产生神性，另一些则说在黑屋子里念咒能召唤死者的灵魂。有的宗教甚至告诉其信徒说，他们能够重新经历前世的生活，回到大洪水时代。因此在调查这种种断言时，科学参数是无能为力的——除非信徒们声称可以求助科学来支持他们的信条。
　　然而，至少有一个半宗教团体，在作出诸如此类荒诞不经的断言时受到调查者毫不含糊的攻击。马哈雷什创立的“超自然沉思者”组织，出版了大量精心选择的资料。他们以此作为证据，表明该组织的戒律能使信徒象神话中的潘彼得一样在空中自由飞翔。他们还告诉调查人，该组织的信徒学会了隐身术和穿墙术。最神妙的是，他们肯定，功夫到家的会员能够达到无所不知的神圣境界，他（或她）能够通晓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情。这些断言真叫我们无神论者大为惊愕，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总应该见识过这众多奇术中的一种吧。但是对号称有四万信徒参加的空中翱翔课程，马哈雷什拿不出一个演示实例，而他在文字资料中却说，这些奇术在实验室试验中已通过电视监视器录了下来。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实验的录像或影片吗？他对这样的要求置之不理。
　　再让我们对另一个事例作一下多少有点马后炮的回顾吧。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旧金山宗教领袖吉米·琼斯曾不仅施行巫术外科手术，还直言不讳地颂扬死亡。如果当初科学专家们听说了这些情况后不是无动于衷地坐视旁观，而是费点心喊出“骗局”二字，那么结果可能会好得多。然而他们不愿意干涉那人的宗教自由。于是，在圭亚那发生了悲惨的结局，将近一千名受愚弄的不幸信徒喝了氰化物而丧生。他们相信琼斯会领他们走一条直接通向天国的大道，去见上帝。但是，这些人的公民权利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呀！
　　科学和宣传机器对支持它们的公众所产生的疑问应给予解释，对伪宗教和伪科学应进行揭露。在大多数科学家看来，对这类事情还是保持沉默为好，省得麻烦。而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书籍出版商则摸透了公众的心理，人们喜欢把刺激性的“晚上闹鬼”之类的现象当成事实，而不喜欢听对这些现象的合理解释。尽管如此，科学和宣传工具都担负着给予解释和揭露的职责，而目前这种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打了折扣，失职的例证比比皆是。
　　在加拿大温哥华一个公共图书馆的阅览书架上，我算了算，共有102种对超感官知觉、巫术，飞碟等哗众取宠的“奇迹”持肯定态度的书籍，而持相反观点的书竟一本也没有——尽管出版发行过许多这样的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顾“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资料和反对意见，继续放映系列片《探索……》。由《星球跋涉》中饰前任科学部长的男演员L·尼姆埃主演。这部系列片曲解了各种问题，从古埃及图坦卡门王的诅咒到百慕大三角。它不以事实为根据，相反却对虚构的事情着意刻画渲染。每一集都以一段不负责任的说明作为开场白：“这部系列片提供的资料部分立足于理论和推测，制作者的意图，是对我们将要检验的神秘现象作出一些可能的解释，但它们不一定是唯一的解释。”系列片《飞碟计划》告诉观众说，这些片子是根据美国空军的《蓝皮书计划》的资料摄制的。每集末尾都有美国空军印章的彩色特写镜头，同时叠印如下字样“美国空军经过22年的调查得出结论：所报道和评价的不明飞行物没有一个曾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则声明在荧光屏上仅出现了2.4秒，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当然是不可能将它读完的。然而更糟糕的是，这只是《蓝皮书计划》实际结论的一小部分。在同一个结论性文件中美国空军还说过，没有证据表明“飞碟”代表着高超的技术，也没有证据表明可以把它说成是自然界中的天外来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作出的选择，则是不把这些结论告知公众……。
　　过去被欺骗而目前转变了立场的科学家写了各种书（例如这一本），这些书如果还称不上普及的话，至少也是越出越多了。我坚信这些书籍，以及对超常科学和伪科学作出非理性解释而引起的整个科学界的不满，会导致人们对真理的追求。但是在写本文的时候，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将来还会冒出一些人，他们会使各种科学上的历史遗物重新活跃起来；还会有一些未来的科学家，他们匆匆忙忙地接受各种神话，在大街上为承认各种怪异现象进行辩护。只要人类的天真本性存在一天，只要有人打算从中获利，这种极端愚蠢的行为就会不断出现。
　　但是，还是回到目前这场争论中来吧，我随时准备奉陪到底。
　　作者简介
　　詹姆士·兰迪，艺名“神奇的兰迪”，属于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之列，经常在美国及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露面。同时他担任超常说的调查人超过二十五年，他还是“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长期以来他一直宣布说，任何人只要在缜密控制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具有超常能力，他愿意付出一万美元。兰迪的训练赋予他特殊专长，使他能够探测超常绝技中的简单魔术手法。他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许多大学和学院都就这一题目作过演讲，其中包括英国皇家学院。他的《尤里·盖勒的魔术》一书是对盖勒的神话以及卷入其中的科学家的明确揭露，而他的近作《欺诈》涉及了从生物节律到飞碟的广泛领域。
　　（王晓华 译　 吴伯泽 校）

十五、《碰撞中的世界》析
卡尔·萨根
　　（本世纪四十年代，俄国侨民，内科医生伊曼纽尔·维里柯夫斯基发明了一种理论，用地球和其他天体的灾难性相遇来解释某些圣经故事和许多古代传说。简而言之，维里柯夫斯基假设，在公元前第二纪中期以前，木星曾抛射出一颗彗星。这颗彗星在几百年间曾两次从地球附近经过，它造成了巨大的动乱并使昆虫和吗哪 ① 降落到地球上；它还从火星近旁经过，使火星改变了轨道，因而火星也曾从地球附近经过，其潮汐力造成了另一些毁灭性的灾祸。最后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这颗彗星转化成金星，从此它便一直留在目前所处的轨道上。1950年4月，麦克米伦图书公司以《碰撞中的世界》为书名发表了这种理论。）
　　①吗哪（manna）系《圣经》中所说古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获得的神赐食物——译者。
　　科学家们也和其他人一样，有他们的希望和恐惧，激情和失望——他们强烈的感情有时可能会打断其清晰的思路和可靠的实践。但是，科学又是自我校正的。那些最基本的公理和结论也可能受到挑战。盛行的假说必须经受观测的检验才能存在下去。诉诸权威是无济于事的。有说明力的论证中每一步皆须一清二楚。实验必须是可以重复的，科学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事实：先前的理论和假说被彻底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能够更好地解释观测与实验资料的新思想。
　　尽管存在着心理上的惰性——通常大概要持续一代人的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在科学思想方面的这种革命，乃是科学进展的必要而顺乎需求的因素。实际上，对流行的信仰进行言之成理的批评，乃是对该信仰的拥护者的一剂良药；倘若他们不能作出答辩，那么明智的做法便是抛弃它。科学方法这种自我设问并纠正谬误的特征乃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本性，这使它判然区分于人类的其它许多活动领域，例如政治和神学。
　　科学是一种方法而不只是一种知识实体，这种想法在科学界以外，或者实际上在科学自身内部的某些“走廊”中，并未受到广泛的重视。朝气蓬勃的批评，在科学中比在人类活动的某些其它领域更富有建设性，因为在科学上对于可靠性有着充分多的标准可为全世界能够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所赞同。这种批评的目的不是压制，而是鼓励新思想的发展：那些新思想经过怀疑而又扎实可靠的追究而留存下来，这正是它们在斗争中证明自己正确、或者至少有用的好机会。
　　对于发行伊曼纽尔·维里柯夫斯基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第一本书，即1950年出版的《碰撞中的世界》，科学界的情绪是十分激昂的。
　　我本人强烈地持有这样的观点：无论推理过程是多么离经叛道，或者结论是多么令人生厌，压制新思想的任何行为都是不能原谅的——至少对于自由交流新思想的科学家们是这样。
　　在本文中，我试着分析批判了《碰撞中的世界》一书的论点。我努力做到既用维里柯夫斯基的语言、也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谈论问题——也就是说，要牢牢地记住维里柯夫斯基作为论证焦点的那些古代记述，与此同时，又必须用我掌握的事实与逻辑同他的结论相对证。
　　维里柯夫斯基的主要论点是，在地球的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一系列的天灾，即与彗星、小行星、以及大行星相撞。宇宙间存在着碰撞的可能性这种想法并不荒谬。过去天文学家们也曾毫不犹豫地借助于碰撞来解释自然现象。
　　碰撞和灾变是现代天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事实上，在太阳系的早期历史中，碰撞一定是很频繁的；那时太阳系中的天体很可能比现在多得多，其中有些天体位于偏心率极高的轨道上。
　　那么大家剧烈争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是时标，以及所谓的证据是否充分。在太阳系45亿年的历史中，一定发生过许多碰撞。但是在最近这3500年中是否出现过巨大的碰撞？研究古代的记载能不能证明发生过这种碰撞？这乃是争论的要害所在。
　　维里柯夫斯基提请人们注意，相距极远的各种民族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和传说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相似性与一致性。对于这些民族的文化或语言，本人并没有什么造诣。但是我发现了为维里柯夫斯基所鼓噪的那些传说之间的联系。诚然，熟悉这些文化的专家们对此并不以为然。我清晰地记得在一所知名大学里与一位声望卓著的闪语教授讨论《碰撞中的世界》时，他谈到诸如亚述学、埃及学、圣经学，以及所有“塔木德”和“米德拉西”的拉比训言 ① ，当然都毫不足道。但是，我还是不要为他人之见所左右吧。我自己的主张是即使维里柯夫斯基提出的传说中有百分之二十是真实的，那么就会有某些重要的东西需要我们作出说明。此外，在考古学史上有着一系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例——从史里曼在特洛伊的发现到耶定在马沙达的发现，古代记载中所描绘的这两处内容业已最终被证明是事实。
　　①“塔木德”是希伯来文talmudh的音译，原意为“教学”，它是犹太教的口传律法集，为犹太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米德拉西”是希伯来文midrash的音译，原意为“解释”。它是犹太教讲解《圣经》的布通书，为该教通俗性典籍，教徒自幼即须学习。“拉比”是希伯来文rabbi的音译，意为“老师”是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者的称谓，“拉比训言”是公元前后若干世纪中犹太教拉比的传统言论，代表了当时的犹太教思想——译者。
　　如果彼此远离的许多文化有着显而易见相同的传说，这又该作何解释呢？看来，似乎有四种可能；共同的观察、扩散、思维感应以及巧合。让我们对这几种情况依次作一番考察吧。
　　一种解释是，所说的那些文化都反映了某一共同的事件，并以同样的方式对它作了解释。当然，对于该事件究竟是什么，也可以有不止一种的看法。传说源自某一种文化，但是在人类频繁的远距离迁徙中，这些传说逐渐在许多明显不同的文化之间散布开来了；同时，在散布的过程中又多少走了样。有一个很平常的例子。那就是美国的“the Santa Claus"（即“圣诞老人”）系从欧洲人的“Saint Nicholas”（在德语中Claus乃是Nicholas的简称）演变而来，而后者意思是“儿童的保护圣徒”。归根到底，这源自基督教之前的传说。还有一种假说，有时称为“种族记忆”或“集体无意识”。它认为，有些思想、原型、传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乃是人类生而有之的；这大概就象一只刚出生的狒狒便知道怕蛇，一只鸟在与其它鸟隔绝的环境中长大也还是懂得如何筑巢一般。很明显，如果一个来自观察或源自扩散的故事与“思维感应”发生了共鸣，那么它大概就更容易为文化所保存。
　　两个独立地衍生出来的传说也可以纯粹由于巧合而具有相似的内容。实际上，这一假说逐渐演化而导致了思维感应假说。
　　如果要评价这种明显的一致性，那么首先必须留心这样一些明显的问题：这些故事是不是真正说的同一回事，或者具有相同的实质性内容？如果将它们解释成由共同的观察所致，那么它们是否形成于同一时期？我们能不能排除在所讨论的时期中或在此之前，所谈及的那些文化的体现者发生实际接触的可能性？维里柯夫斯基显然选择了这种共同观察假设，但是，看来他过分轻率地抛弃了扩散假说。例如，他说，“一些独特的民间传说题材怎能到达那些孤岛呢（意思即那儿的土著居民根本没有渡海的可能）？”但是，这一点却很明显：岛上的居民肯定是以某种方法到达那里的。
　　我们举出一个例子，以说明维里柯夫斯基是如何处置符合问题的。他的解释是若干彗星在非常靠近地球时，由于潮汐或电的影响而畸变，从而呈现出女巫、灰鼠、蝎子或龙的形状，历史背景大不相同、在文化上又互相隔绝的各个民族显然都可以将它解释成同一种动物。我们纵然可以暂且承认曾有一颗彗星与地球十分靠近这样一种假设，但对由这样的方式可以产生出那么明朗的形象——例如，一位妇人骑着一条扫帚柄，而且头戴着一顶尖角帽也还是缺乏证据的。因为不同的人是以不同方式观看同一个无明确意义的图象的。维里柯夫斯基实在走得太远了，他甚至相信，火星与地球十分接近时形状畸变到了这样的地步：它明显地呈现为狮子、豺、狗、猪以及鱼的外形（264页）；而且还说他认为这还可以解释古埃及人的图腾崇拜。这种推测并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我们同样也可以假设在公元前第二世纪有整整一个动物园单独飞上了天，种种后果都是由它造成的。扩散假说的可能性则要大得多。事实上，我曾在另外的场合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研究地球上关于龙的种种传说，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各种各样的西方书籍中都被称之为龙的那种神兽，彼此的差异实际上是多么巨大！
　　维里柯夫斯基的方法还有另一个问题，即读者不禁会怀疑那些隐约相似的故事可能产生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在《碰撞中的世界》一书中，几乎完全没有讨论传说的同时性问题，虽然维里柯夫斯基嗣后所写的某些作品中谈到过这一点。例如在第31页上维里柯夫斯基特别提到，古代的四大时代均以大灾难而告终这一想法乃是印度和西方的宗教经典中所共有的。然而，在薄伽梵歌中以及在吠陀 ① 中，这类时代的数目差异极大，其中也有的说这样的时代有无穷多个；而更有趣的是，介乎诸大灾难之间的各个时代的持续时间是数十亿年，这与太阳系的实际年龄相近得简直令人神往，而与维里柯夫斯基的大事年表则不甚相称，后者所要求的乃是几百年或者几千年。这里，维里柯夫斯基的假设和论证数据大约相差了一百万倍。至于维里柯夫斯基引证古希腊、墨西哥的火山活动与熔岩流以及圣经（91页）传说，同样对它们只作了含糊其词的类似讨论，而对它们所涉及的时代却不予论证。但由于所有这三个地区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过熔岩流，所以就不需要共同的外部事件来解释这类故事了。
　　①薄伽梵系梵文Bhagavat的音译，意译则为“世尊”，原为婆罗门教对于长者的尊称，佛教用以尊称佛祖释迦牟尼。薄伽梵歌，亦意译作“世尊歌”，系印度教经典之一，源于史诗《摩诃婆罗多》，约二、三世纪成书。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梵文Veda的音译，原意为“知识”，主要指宗教知识。约于公元前十余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编订成集——译者。
　　尽管维里柯夫斯基旁证博引，可是在我看来，在他的论证中仍有大量未予证明的关键性假设。让我来举几个例子吧。
　　有一种非常有趣的想法：任何民族的神话所涉及的相应于某个天体的神，事实上就反映了对该天体所作的直接观察。这是一种既大胆又饶有兴味的假设，尽管我并不能肯定有什么天体与大神朱比特在勒达面前的化身（一只天鹅）、以及他与达那厄相会时的化身（一阵金雨）真有什么联系。总而言之，当海希奥德和荷马说到雅典娜以成人的形态生自宙斯的头颅时，维里柯夫斯基就接过了海希奥德和荷马的话，真的认为雅典娜那个天体乃是木星这颗行星抛射出来的。但是，究竟哪个天体是雅典娜呢？维里柯夫斯基屡次认为就是金星这颗行星。人们几乎不可能由于读了《碰撞中的世界》而猜想到，古希腊人偏偏只认为金星乃是爱神阿佛洛狄忒，而并没有什么天体是智慧女神雅典娜。此外，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乃是“同时代的”女神，她们都生于宙斯当众神之王的时代。在第251页上，维里柯夫斯基写道，卢西安“不明白雅典娜是金星这颗行星之神。”仿佛是可怜的卢西安错将阿佛洛狄忒当成了金星女神。然而在第381页的脚注中看来出现了某种疏忽，维里柯夫斯基在那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采用了这样的写法“金星（阿佛洛狄忒）。”在第247页上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说法：阿佛洛狄忒，月亮女神。那么阿耳忒弥斯——太阳神阿波罗的姐妹，或者更早些的塞勒涅又是谁呢？由我所知的情况来看，也许会有较好的理由可以把雅典娜与金星视为一体，但是这大大超出了今人或二千年前的古人的才智，而这却是维里柯夫斯基论证的要点。既然对于雅典娜究竟是什么天体尚且如此轻率地敷衍搪塞，那么再搬弄一些人们不那么熟悉的神话也就不会增强我们的信心了。
　　维里柯夫斯基对于其主要论点所作的关键性陈述中，还有许多理由极不充分的说法，现列举如下：“陨星，在它们进入地球大气时，造成某种可怕的喧闹声”——而通常人们观察到陨星时它们总是静悄悄的（288页）：“当一个霹雳猛击一块磁铁时，便逆转了它的两个磁极”（119页）；将“巴拉德”视为陨星（51页）：“众所周知，帕拉斯 ① 乃是堤丰的别名”（在85页）。在第179页上有一条原则说的是当两个神名用连字符号相连时，它实际上是象征着某个天体。例如阿斯特罗斯—卡尔纳伊姆神，这个名字的原意是头上长角的爱神 ② ，维里柯夫斯基便将此解释成“月牙形的金星”，并据此认为金星一度曾经十分靠近地球，以致用肉眼就能清晰地辨认它的位相。可是，对于阿摩—拉神，这一原则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古埃及人看见的太阳（“拉”）竟象一头公羊（“阿摩”）？
　　① 帕拉斯即智慧女神雅典娜——译者。
　　②这儿的爱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在西方世界，金星就是以维纳斯的名字命名的。记住这一点，下文便容易理解了——译者。
　　还有一个有争议的论点（63页），维里柯夫斯基想把《出埃及记》及中杀死埃及人“长子”的第十次天灾，更改成杀死“犹太人”。这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它至少会使人怀疑当圣经与维里柯夫斯基的假设不尽一致时，维里柯夫斯基就会对圣经另作解释。所有上述疑点也许都有很简单的答案，但是在《碰撞中的世界》里却不容易找到。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维里柯夫斯基的稗史传奇以及他的古代知识全都同样地糟糕，但是大部分看来确实如此。因此我无法找到维里柯夫斯基假说的令人口服心服的传说基础。不过，只要他那行星碰撞和全球性灾难的假说有充分的物理学依据，也许就会诱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信任。然而，如果这种物理学依据并不很强，那么肯定是不能以神话学为依据的。
　　现在，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维里柯夫斯基基本假设的主旨作一小结。我把它和《出埃及记》中描述的事件联系起来一起考虑。
　　木星“吐出”一颗大彗星，它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与地球掠撞。《出埃及记》中的各种天灾和埃及法老罹受的苦难皆直接或间接地源自这次与彗星的邂逅相遇。使尼罗河水变成血的物质，以及《出埃及记》中描述的那些害虫亦由这颗彗星所生——从这颗彗星落下了苍蝇和（也许是）圣甲虫，而地球上土生土长的蛙类则受该彗星热量的影响而成倍成倍地增殖。这颗彗星造成的地震夷平了埃及人的寓处，而希伯来人则安然无恙。
　　所有这些显然都是该彗星的彗发（彗头）造成的：由于那时摩西举起了手杖并伸出了他的手，红海便分开了——这或者是由于彗星的潮汐引力场所致，或者是由于彗星与红海之间有着某种不知详情的电或磁的相互作用。然后，当希伯来人业已顺利地通过红海时，彗星显然也己经走得很远，这就使分开的海水重又涌合，并淹没了法老的军队。随后，以色列子孙在旷野徘徊的四十年间，天赐的吗哪养育了他们，而吗哪乃是降自彗尾的碳氢化合物（或碳水化合物）。重读一遍《碰撞中的世界》还可以看出，各种天灾与红海事件代表着这颗彗星的两度经过，其间相隔了一、二个月。摩西死后由约书亚继任领袖，同一颗彗星再次呼啸而来，为的是再和地球碰撞一次。当约书亚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停在亚雅仑谷”的时候，地球——也许又是因为潮汐相互作用，或者由于地壳中某种未知的磁感应作用——被迫停止了自转，以便让约书亚在战斗中赢得胜利。然后，这颗彗星与火星近距碰撞；这次碰撞异常剧烈，以致于将彗星本身抛出原有轨道而与地球近距碰撞两次，结果使亚述王西拿基立的军队覆灭，因为后者使好几代犹太人生灵涂炭。与火星近距碰撞的结果是：将火星抛入它今天所循的轨道，且将该彗星抛入环绕太阳的圆轨道，而它就是在那儿变成金星的。在此期间，地球不知怎地又重新自转起来，而且其速率几乎与未发生那些遭遇之前完全相等。大约自公元前七世纪以来，这些行星再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行为，虽然这在公元前二世纪也许是很平常的事情。
　　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谁都得承认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故事。幸好，到底是不是真有那么回事，尚需看它是否经得起科学上的深究。维里柯夫斯基的假说作了某些预言：彗星由行星抛出，彗星很可能与行星近距碰撞或掠撞；在彗星、木星大气和金星大气中生活着害虫；在那里可以找到碳水化合物；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降临西奈半岛，养活了在沙漠中徘徊四十年的以色列人；偏心的彗星轨道或行星轨道可以在几百年内变圆；地球上的火山活动和大地构造活动、以及月球上的碰撞事件与这些灾变同时发生，如此等等。我们将要讨论所有上述这些见解，以及其他一些见解：例如，金星表面是热的（这显然并不是维里柯夫斯基假设的中心内容，但是不少人已把它当作这种假设的有力佐证而大肆宣扬）。我们还将考察维里柯夫斯基捎带作出的“预言”——例如，火星极冠是碳水化合物。我的结论是，凡是维里柯夫斯基自己创造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错的；凡是他弄对了的地方，有关的想法便是前人已有的。还有大量的事例，他既没有弄对，也不是他首先发明的。鉴于当时的情况，优先权问题是很重要的：例如金星具有很高的表面温度这一点被说成是，当任何人都把金星想象成与地球相似时，维里柯夫斯基却作了这个正确的预言。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金星表面高温的优先权并不在维里柯夫斯基手里。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力求尽可能多地运用简明的定量推理在对种种假说进行筛选时，定量论证较之定性论证显然是一种更细的筛孔。例如，倘若我说巨大的潮汐波席卷了地球，那么这种可能用来做我的论证的灾难的严重程度实际上是很不确定的（可以从诸沿海地区的受淹直到全球性的没顶之灾）。但是，倘若我具体地说某种潮汐有一百英里高，那么我谈论的就只能指这种具体的潮汐。此外，也可能会有某些关键性的证据，来反驳或支持出现此等大小的潮汐的合理性。也许重申这一点已属多余：如今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中，对假设进行这样的定量检验完全已成为必由之途。否定了不符合这些分析标准的假说，我们就可以迅速地转向更符合事实的其他假说。
　　并非所有的科学陈述都是平权的。牛顿力学以及能量与角动量守恒定律具有极其牢靠的立足点。另一方面，有关行星表面、行星大气及其内部性质的问题，立足点就要脆弱得多，近年来行星科学家们在这些问题上的重大争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分析《碰撞中的世界》时，我们同样必须牢牢记住要区分哪些是根基扎实的科学论据，哪些论据却是以我们尚未完全弄清的物理学或化学知识为基础的。基于牛顿力学或基于物理学中那些伟大守恒定律的论证必须给予非常大的权重，而基于行星表面性质的那些论证相应地可能只有较小的权重：我们将会发现，维里柯夫斯基的论证就这两方面而言都很难得分。只是在前一方面遇到的困难较之后者还要严重得多而已。
　　 问题1　金星是木星抛射出来的吗
　　维里柯夫斯基假说的是一个这样的事件，它既从未被天文学家们看到过，而且与我们所知的行星物理学以及彗星物理学也很不相符；这就是说，木星抛射出一个行星那么大小的天体。鉴于短周期彗星轨道的远日点具有靠近木星的统计趋势，拉普拉斯和其他早先的天文学家便假设木星乃是这类彗星的源泉。这种假设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木星的摄动，长周期彗星也可以转入短周期的轨道，所以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早就不再宣扬拉普拉斯的这一观点了；苏联天文学家符谢赫斯维亚茨基则是个例外，他似乎相信木星的卫星会从巨型火山中喷出彗星。
　　为了能脱离木星，这样一颗彗星必须具有1/2 mV0 2 的动能，此处m是彗星质量，V0是木星的逃逸速度，其值约为60公里／秒。无论抛射是怎样造成的——火山或是碰撞，至少会有百分之十的动能消耗在加热这颗彗星上。于是，被抛出的单位质量的最小动能便是2×10 13 尔格／克，转化为热的部分则超过2×10 12 尔格／克。岩石熔化的潜热约为4×10 9 尔格／克；也就是说必须具备这么多的热才能将接近熔点的灼热固态岩石转化为液态的熔岩流。将处于低温下的岩石加热到它的熔点大约需要10 11 尔格／克的热能。因此，从木星抛射一颗彗星或行星的任何事件必定会使被抛出的物质至少加热到几千度，无论它是由岩石、冰，还是由有机化合物组成，届时都将熔化殆尽。经抛射而留下一颗行星的可能性远较留下一颗冰质的彗星为小。
　　另一个问题是彗星由木星抛出所必须具备的临界速度。离开木星本身的逃逸速度是60公里／秒，在木星的距离上脱离太阳系的逃逸速度约为20公里／秒。如果彗星从木星抛出时速度小于60公里／秒，它就会落到木星上；如果速度大于[（20) 2 +(60) 2 ] 1/2 =63公里/秒,那么它就会离开太阳系。因此，与维里柯夫斯基的假说相容的范围是很狭窄的，从而也是不太可能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金星的质量非常大——超过5×10 27 克，或者，按照维里柯夫斯基的假说，在它从太阳近旁经过之前恐怕还要更大些。于是，便容易算出将金星推进到木星的逃逸速度所需的总动能数量级为10 41 尔格，它等于太阳在整整一年中辐射到太空中去的全部能量，这要比迄今所观测到的最大太阳耀斑还强1亿倍。这要求我们在并无进一步的证据或更深入的讨论的情况下，去相信有那么一次远较太阳上的任何事件强大得多的抛射，而太阳却是一个能量比木星大得多的天体。
　　造就大天体的任何过程必定会产生出更多的小天体。在碰撞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维里柯夫斯基的假说便属此列。这里，因碰撞而粉碎的物理学内容是众所周知的，若颗粒的大小为最大颗粒的十分之一，则其数目将会多达成百上千倍。确实，维里柯夫斯基在他假设的行星相遇之后也有石头自天而降。他想象金星和火星都尾随着一大群巨砾；他说，火星的尾随物导致了西拿基立军队的覆灭。但是，情况倘若真是如此，倘若我们在区区数千年之前曾与质量如行星大小的天体近距碰撞的话，那么在数百年之前我们就会遭到质量如月球的一些天体的轰击，而且迄今每隔一周的星期二都会有足以产生直径在一英里以上的陨星坑的天体来轰击我们。可是无论在地球还是在月球上，都没有不久之前曾与这类低质量天体频繁碰撞的迹象。反之，只要很少几个作为太阳系稳定成员的天体在可能与月球相撞的轨道上运行，就足以（在地质年代的时间尺度上）解释在月海上观测到的环形山数目了。并不存在数量极多的、其轨道恰与地球轨道相交的小天体，这对维里柯夫斯基的基本论点乃是又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反驳。
　　 问题2　地球，金星，以及火星之间的反复碰撞
　　“一颗彗星击中我们地球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这种想法并不荒谬”（40页）。这完全正确；剩下的只是计算概率，遗憾的是维里柯夫斯基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幸而，与此有关的物理学极其简单，甚至不必考虑引力就可以得出数量级。运行于从木星附近到地球附近的高偏心率轨道上的那些天体，其运行速率之高使得它们在确定弹道轨道时，可以忽略几乎与之掠撞的天体和它们的相互吸引力。初步计算表明，一颗远日点在木星轨道附近、近日点在金星轨道以内的“彗星”，至少也得经过3，000万年才会击中地球一次。因此，在任何给定的年份与地球发生一次碰撞的可能性是3×10 7 比1；在任意指定的一千年中，发生这种碰撞的可能性则为30,000比1。但是据维里柯夫斯基认为却不是只有一次碰撞，而是（例如见388页）在彗星（金星）与地球或火星之间，有过五次或六次近距碰撞。如果概率是独立的，那么同在这一千年中发生五次这样的遭遇，其联合概率便小于4.1×10 -23 （几乎是一千万亿亿比1)。同在这一千年中，有六次相遇的概率则约为一千亿亿亿比1。实际上，由于上述原因，且由于与木星近遇很可能将碰撞天体整个儿地抛出太阳系（这和木星将先驱者10号宇宙飞船抛出太阳系多少有些相象），所以这些概率只是给出一个下限罢了。这些概率是评定维里柯夫斯基假说可靠性的一种相当合用的标准（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假说遇到的其他困难）。通常人们都认为概率如此之小的假设乃是站不住脚的。再加上前面和下面提及的其他问题，《碰撞中的世界》的整个论点正确的概率就小得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了。
　　 问题3　地球的自转
　　对于《碰撞中的世界》，许多声讨皆针对维里柯夫斯基将约书亚的故事与有关传说解释成地球的自转曾一度煞住。大多数激愤的抗议者看来都记得，在根据威尔斯的科学幻想故事《能够创造奇迹的人》拍摄的电影中，有这样一个场面：地球奇迹般地停止了自转，但是由于疏忽，却没有事先对地球上没固定的物体采取措施，于是它们便以每小时一千英里的速度继续运动，从而飞出了地球。不过，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地球的自转可以逐渐慢下来，这时不但谁也不会飞出地球去，而且甚至连钟乳石和其它精细的地貌特征也都可以保全。
　　然而，这还不是对维里柯夫斯基解释约书亚故事的最严厉的驳斥。也许，最严厉的批驳还在于事情的另一极端：地球是怎样重又开始以近乎原先的速率自转起来的呢？由于角动量守恒，地球是不会自动地从不自转变得自转起来的。
　　在《碰撞中的世界》中，没有任何提示可资说明：为什么与彗星碰撞就会使地球突然煞住，从而暂停自转，而不是导致其他结果（例如自转或多或少地加速或减速）呢？事实上，这种与彗星遭遇恰好消除掉地球的角动量的机遇是极其微小的，而在此之后又与什么彗星邂逅相遇，从而使地球重新以近乎每24小时一周的速率自转起来的概率则更是二级小量。
　　关于使地球自转突然煞住的机制，维里柯夫斯基又是含糊其辞，它也许是潮汐引力所致，也许是磁作用所致。这些场产生的力都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骤然锐减。潮汐力与距离的立方成反比，潮汐耦合作用则随距离的六次方而减小。由于磁偶极场与距离的立方成反比，所以随着距离的增大，等效磁潮汐力的减小要比潮汐引力减小快得多。因此，煞住地球自转几乎只能是在彗星与地球靠得最近时造成的。这种“最为接近”的特征时间约为2R/V，此处R是地球的半径，V是彗星与地球的相对速度。若V约为25公里／秒，则此特征时间在十分钟以内。这就是彗星有可能对地球自转施加影响的全部时间。相应的加速度是很小的，还不致于使军队甩出地球而飞入太空。但是，在地球内部声音传播的特征时间（即某种外来影响要波及整个地球所需的最少时间）为85分钟。因此，即使彗星与地球掠撞，其影响也不可能使太阳在吉比恩 ① 的上空停住。
　　①巴勒斯坦之古首都
　　如果某种强大的磁场致使地球突然暂停了自转，那么所需的磁场强度就非得十分巨大不可。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地球岩石曾经经受过很大的磁场强度；同样重要的是，苏联与美国的宇宙飞船都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证据：金星的磁场强度小得可以忽略——比地球表面的磁场强度（0.5高斯）小得多，因此就维里柯夫斯基的目的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
　　 问题4 地球地质学与月球环形山
　　维里柯夫斯基相信，另一颗行星与地球近距碰撞可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这也许是由于潮汐引力，也许是由于电的或磁的影响（对此维里柯夫斯基并不十分清楚）。他相信(96页和97页），“在出埃及的那些日子里，世界在震撼，在摇晃……所有的火山都在喷射熔岩，所有的大陆都在颤动”。
　　这样的近距碰撞应该伴有地震，这看来没有什么问题。阿波罗月震仪发现，在月球经过近地点期间月震最普遍，那时地球最接近月球；有一些迹象可能表明在同一时间也发生了地震。但是，宣称普遍存在着熔岩流、以及包括“所有的火山”在内的火山活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火山熔岩流的年代是很容易确定的，维里柯夫斯基应当将地球上熔岩流的数目作为时间的函数，作出一个直方图。我相信这样一幅直方图将表明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600年间，并非所有的火山都在活动，它也将表明这一时期的火山活动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之处。
　　维里柯夫斯基相信（115页），地磁场的逆转是和彗星相遇造成的。岩石磁化记录清楚地表明这样的逆转大约每一百万年就出现一次，而不是最近几千年内发生的新鲜事。它们或多或少象钟表那样循环往复。莫非木星上有一只钟计时，每一百万年就瞄准地球射来一颗彗星不成？通常的看法是，地球磁场是某种自我维持的“发电机”造成的，它的极性反转乃是地磁场逆转的根源。这似乎是一种较为可信的解释。
　　维里柯夫斯基关于山脉的形成发生在区区数千年前的论点，与所有的地质学证据不符。这些地质学上的证据表明山脉是在几千万年前甚至比这更早的时代形成的。至于猛玛是数千年前由于地球地理地极的迅速移动而被深冻保存下来的想法，则可以用碳14或氨基酸消旋年代来检验。如果检验得出一个很近的年代，那么我将惊讶不已。
　　维里柯夫斯基相信，降临于地球上的灾难也影响到月球，所以在几千年前月球表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构造事件，许多环形山就是那时形成的。这一想法同样也有一些问题：阿波罗飞行带回的月球样品表明在最近几亿年中没有岩石熔化过。
　　况且，如果月球环形山确实在二千七百年前大量地形成，那么在同一时期也应该类似地在地球上造成大量直径大于一公里的环形山。在二千七百年内，地球表面的侵蚀尚不足以消除掉这样大小的环形山。事实上，这样大和这样老的地球环形山甚至连一个也找不到。对于这些问题，维里柯夫斯基似乎忽视了关键性的证据。当我们考察这些证据时，便发现它们与维里柯夫斯基的假说大相径庭。
　　维里柯夫斯基认为，金星或火星从地球近旁经过将造成至少有几英里高的潮汐（70页和71页）：事实上，如果这些行星象他模模糊糊想象的那样，曾经与地球近得相距只有几万公里，那么我们这颗行星上的水潮或者固体潮就都将高达数百英里。就我所知，没有任何地质学证据可以说明，在公元前八世纪或公元前十五世纪，在世界上出现过全球性的洪水泛滥。要是真出现过这种洪水的话，哪怕它们为时很短暂，也应该在地质记录上留下某些清晰的痕迹。
　　 问题5 类地行星的生物学和化学
　　木星主要由氢和氦构成，而维里柯夫斯基认为源自木星内部的金星，其大气却几乎完全由二氧化碳组成。此外，维里柯夫斯基还主张，降自西奈半岛天空中的吗哪源自彗星，因此在木星上以及在金星上都有碳水化合物。另一方面，他又旁征博引，以说明火与可燃液体自天而降乃是由于天外的石油在地球的大气中氧化引燃之故（53～58页）。由于维里柯夫斯基相信这两组事件的真实性与同一性，所以他的理论要求金星大气中既存在碳水化合物又存在碳氢化合物。从某些方面来说，事情仿佛成了这样：古以色列人在沙漠中游荡的四十年间，也许一直在吃汽油而不是吃神赐的营养物。
　　维里柯夫斯基的书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336页）：火星极冠由吗哪构成，而吗哪则被随意地描绘成“本质上也许是碳”。碳水化合物具有很强的3.5微米吸收特征，这是碳—氢键的伸缩振动造成的。在1969年“水手”6号和7号宇宙飞船取得的火星极冠红外光谱中，并未观测到这一特征的丝毫迹象。相反，大量证据表明火星极冠的成份是冻结的水和二氧化碳。
　　维里柯夫斯基认为石油来自天外，这种论点煞是令人费解。某些（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① ）记述对于从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地表渗出的石油燃烧情况作了真实而详尽的描绘。正如维里柯夫斯基本人指出的那样（55～56页），天降火雨和可燃液体的故事恰恰来自地球上有天然石油沉积的那些地方。如果维里柯夫斯基的假设正确的话，那么从地下提取石油时遇到的困难就会大大减少，但事实上今天开采石油却有着许多实际问题，同样令人费解的是，如果石油是公元前1500年自天而降的，那么石油沉积又为什么与数千万年甚至数亿年前的化学化石和生物化石如此紧密地混合在一起呢？反过来，如果象大多数地质学家已经作出的结论那样，石油原自石炭纪或其他早期地质年代的腐败植被，而不是来自彗星，那么它与那些化石混合在一起的情况就很容易说明了。
　　①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04～前425年，在在西方有“历史之父”之称，所著《希腊波斯战争史》九卷，以记载希波战争为主，兼及希腊、波斯、埃及与西亚的地理、民风及往事。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材料——译者。
　　维里柯夫斯基关于地球外生命的观点尤为离奇。他相信许多“害虫”，特别是《出埃及记》中提到的苍蝇，真的降自其他的彗星。难道我们当真应该预期在行将探测的金星云或木星云中会有家蝇吗？要是结果发现在那些云中没有苍蝇，维里柯夫斯基的学说是不是就垮台了呢？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机体中唯独苍蝇起源于地球之外这种想法，不禁使人联想起马丁·路德那令人恼怒的结论：所有的生命均为上帝所创造，苍蝇却必定是魔鬼创造的，因为它没有言之成理的实际用途。但是，苍蝇乃是极有代表性的昆虫，在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生物化学方面均与其他昆虫纲生物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木星上，即便它的物理条件与地球上完全相同，45亿年的独立进化竟能产生出与其他地球生命机体无甚差异的生物，这无疑是对进化过程的曲解。苍蝇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机体具有同样的酶，同样的核酸，甚至具有同样的遗传密码（它将核酸信息转化为蛋白质信息）。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事实：苍蝇会使分子氧产生代谢变化，但是木星上却没有氧，那儿也不可能有氧，因为在热力学上，氧在过量的氢中是不稳定的。维里柯夫斯基隐约提到了“许多小昆虫……生活在缺氧大气中的能力”（187页），但是他忽略了关键所在。问题在于，一种在木星上进化而来的生命机体怎能生活在富氧大气中，并使之产生代谢变化呢？
　　另一个问题是小小的苍蝇恰恰具有与小的流星体相同的质量与尺寸。小流星体在彗星轨迹上进入地球大气时，约在地面上空100公里的高度上燃烧殆尽。此时发出的光使人们可以看见这类流星。那些彗星害虫在进入地球大气时不仅会迅速地变成油炸苍蝇，而且还会象今天的彗星流星那样蒸发成原子，它们决不会大群大群地出现在古埃及的上空而使法老极度惊愕。如前所述，从木星抛出彗星时所伴随的高温，也同样会把维里柯夫斯基的苍蝇都油炸了。因此，既要被油炸又要蒸发成原子的彗星苍蝇从一开始就禁不起追究，它们是站不住脚的。
　　 问题6 吗哪
　　按照《出埃及记》的词源考证，manna（吗哪）一词派生于希伯莱词man hu，原意为“这是什么？”妙啊，真是个好问题！关于从彗星落下食物的想法能否成立，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甚至在1950年出版《碰撞中的世界》之前，光学分光术已表明彗尾中存在一些简单的碳氢化合物碎片，但是并不知道彗尾中有没有乙醛（它是碳水化合物的结构单元）。诚然，它们有可能存在于彗星中；可是，根据科霍太克彗星从地球附近经过时所作的研究，人们现在已经知道彗星包含大量简单的腈——特别是氰化氢和氰化甲基。它们都有毒，很难指望彗星是什么好吃的东西。
　　不过，我们还是先把这种质疑放在一边，姑且承认维里柯夫斯基的假说，并计算一下会有什么结果。供给几十万以色列子孙食用四十年，究竟需要多少吗哪（见《出埃及记》）？
　　在《出埃及记》第16章第20句中，我们看到头天晚上留下的吗哪在第二天早晨便生虫变臭了——碳水化合物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是碳氢化合物却绝不可能。这事也表明吗哪很不耐贮藏。按照《圣经》的叙述，在四十年中每天都降落吗哪。尽管维里柯夫斯基恨据“米德拉西”向我们保证（138页），天上落下的吗哪足够供食用二千年而不仅仅是四十年，但我们还是假定，每天降落的吗哪数量刚够以色列子孙食用。我们假定每个以色列人每天所吃的吗哪为三分之一千克，这比通常的口粮还少一些。于是，每个以色列人一年中将食用100千克吗哪，四十年内将吃掉4，000千克。《出埃及记》中明确提到在沙漠中徘徊的以色列人有好几十万，他们在四十年中将消耗一亿千克以上的吗哪。但是，我们无法设想来自彗尾的碎屑每天都特地降落在偏巧是以色列人在那儿徘徊的这部分旷野。这种想法的离奇程度较之圣经故事可谓是毫不逊色。几十万部落游民（他们在一位首领率领下排徊着）所占据的这一地区，非常粗略地估计约为地球面积的千万分之几。因此，在以色列人排徊的四十年间，整个地球必定累积了几倍于10 18 克的吗哪，这些吗哪足可覆盖整个地球表面几乎达一英寸之厚。倘若真的发生过这种情况，它当然是令人难忘的。但是，我们投有理由认为吗哪仅仅降落在地球上。在四十年内，这颗彗星的彗尾（如果局限于太阳系内）将飞越大约10 10 公里。考虑到地球体积与该彗尾体积之比，作出某种适当的修正，我们便发现由于这种事件而分布于太阳系中的吗哪质量大于10 28 克。这一质量不仅比已知质量最大的彗星还要大很多个数量级，而且比金星这颗行星的质量还大。况且，彗星也不可能仅仅由吗哪组成。（事实上，迄今为止在彗星中还全然没有探测到过吗哪。）人们已经知道彗星主要由各种冰构成，彗星质量与吗哪质量之比按保守的估计也要比10 3 大得多。因此该彗星的质量必定远远大于10 31 克。而这已经是木星的质量了。如果我们打算接受维里柯夫斯基对“米德拉西”的引证，我们就得推论，该彗星的质量可与太阳相比拟。这样的话，在太阳系内的行星际空间，甚至在今天也还应该充满着吗哪。请读者根据这样的计算，对维里柯夫斯基的假说究竟有多大的可信程度作出自己的判断吧。
　　 问题7　金星的云
　　维里柯夫斯基预言金星的云由碳水化合物组成。这曾经多次被作为段学预言成功的范例。根据维里柯夫斯基的论点，以及刚才描述的计算，清楚地表明金星上的吗哪应该多得饱和了。确实,维里柯夫斯基说道（第10页），对于他的想法，“金星云被中是否存在碳氢化合物气体与尘埃将构成某种决定性的检验”。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他混淆了碳氢化合物与碳水化合物。还有一点也没有说清楚，即上面引的那一段话中，“尘埃”指的究竟是碳氢化合物尘埃还是通常的硅酸盐尘埃。在同一页上，维里柯夫斯基引用他自己的话说“基于这项研究，我设想金星必定富含石油气体”，这仿佛明白无误地是指天然气。诸如甲烷、乙烷、乙烯和乙炔。
　　我在多年前已指出，如果金星云是由简单碳氢化合物构成的，那么在金星云附近，这些碳氢化合物的蒸气压应使它们可以被探测到。然而这些年来尽管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分析技术，却并未探测到数量显著的碳氢化合物，亦未探测到碳水化合物。金星云的组成问题——几个世纪来它一直是个谜——现在已经解决了。金星云由近乎百分之七＋五的硫酸溶液组成。这一确证结果与金星大气的化学组成相符（人们已在金星大气中发现了氢氟酸和盐酸），与从偏振测量导出的折射率实部（已定出三位有效数字）相符，与11.2微米和3微米（现在尚有远红外）吸收特征相符，且与云层上方与下方水蒸气丰度的不连续性相符。这些观测特征与金星云为碳氢化合物或碳水化合物的假设不相容。
　　既然这种有机云已经如此彻底地不容置信，为什么还有人说空间飞行器所作的研究已经确证了维里柯夫斯基的论点呢？这需要解释一下。1962年12月14日，美国第一艘成功的行星际空间飞船“水手”2号飞过金星。它是喷气推进实验室制造的，在它携带的较重要的仪器中，有一架红外辐射计，我恰好是它的四名实验者之一。当时的情况是，甚至第一艘成功的月球“徘徊者”宇宙飞船还没有发射，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在公开透露科学发现方面还比较缺乏经验。为了宣布所取得的成果，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我们这个实验小组的成员之一卡普兰博士被授权向云集的记者们描述那些结果。在这项实验的技术性结果介绍完毕之后，卡普兰应记者们的要求谈了他对（为使金星表面保持灼热所需的）温室效应的看法，由于大气组成在3.5微米附近某波长处似乎是透明的，所以卡普兰认为温室效应可能不起作用。要是金星大气中在该波长处存在着某种吸收体，那么这一窗口就会被堵住，温室效应便得以维持，金星表面的高温便可以解释了。卡普兰指出，碳氢化合物将是极佳的温室分子。
　　记者们曲解了卡普兰的评论，第二天人们看到许多美国报纸的头条新闻报导：“水手”2号发现金星的碳氢化合物云。不幸的是，该记录进入了喷气推进实验室有关这次飞行的报告——它是由一组实验室评论员写就的，并题名为“‘水手’号：飞往金星”。后来，在政府报告中，甚至在某些教科书中，又一再重复了这种不正确的解释。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实际情况与此大不相同。无论是“水手”2号还是此后对金星大气所作的研究，都没有发现存在气态、液态或固态碳氢化合物或碳水化合物的证据。现在已知二氧化碳和水蒸气足以堵住3.5微米处的窗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水手”2号“证明”金星上有碳氢化合物云，实际上乃是为了挽救用温室效应解释金星表面的高温而衍生出来的，维里柯夫斯基本人却不同意这种温室效应解释。同样嘲弄人的是：嗣后，卡普兰教授正是这样一篇论文的合作者之一——根据对金星大气的分光考察而得出一个非常灵敏的甲烷丰度上限。
　　总之，维里柯夫斯基认为金星云由碳氢化合物或碳水化合物构成的想法是错误的。“决定性的检验”失败了。
　　 问题8 金星的温度
　　另一件怪事涉及金星的表面温度。一些人经常援引金星的高温作为维里柯夫斯基假说的某种成功预言和支持。但是看来他们未必真正清楚或认真讨论过得出这一结论的原由，以及这一论点将导致什么结果。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维里柯夫斯基对于火星温度的看法。他认为火星这颗相对说来较小的行星在与质量较大的金星以及与地球相遇时，所受的影响较为严重，因此火星应该具有较高的温度（367～368页）。
　　维里柯夫斯基宣称，“火星发射的热比它从太阳接收到的热更多”，这显然与他的碰撞假说相符。然而，这却是绝对错误的。苏联与美国的宇宙飞船以及地面观测者反复测量了火星的温度，结果表明火星各部分的温度恰恰就是根据其表面所吸收的太阳光量计算所得的温度。要是证明火星果然热得出乎意料的话，那么大概早就会有人说这进一步肯定了维里柯夫斯基的观点。但是，当结果查明火星的温度恰如人们所料时，我们却听不到那些人说这是对维里柯夫斯基观点的反驳。他们采取的是无一定见的双重标准。
　　现在，当我们转向金星时，我们发现论证的情况与此相当类似。维里柯夫斯基告诉我们，由于与地球以及与火星近遇金星必定被加热了；况且“这颗彗星的彗头……从太阳近旁掠过，因而处于白热状态”（77页）。然后，当那颗彗星变成金星这颗行星时，它一定依然“非常热”并散发出热量（9页）。
　　我想，维里柯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他的金星也象他的火星一样，散发出的热量比它从太阳接收到的热量还多！可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金星的热反照率约为0.73，与所观测到的金星云红外温度约为240K完全吻合；也就是说，金星云的温度恰恰是其所吸收的太阳光热量。
　　维里柯夫斯基主张，金星之所以热是由于它和火星以及和地球相遇，以及从太阳近旁掠过。由于火星并不反常地热，所以金星表面的高温必须主要归因于它的彗星前身曾从太阳近旁掠过。但是，金星掠过太阳期间所能接收到的最大能量值，以及这些能量辐射到太空中去需要历时多久，是容易计算出来的。根据这一计算，我们发现在从太阳近旁经过之后几个月到几年期间，这一能量就会丧失殆尽，它们决无可能留存到维里柯夫斯基那份大事年表中的今天。
　　维里柯夫斯基从来没有说明他认为金星在1950年的温度是多高，所以他说金星是“热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他在1965年的前言中写道，他所说的表面高温与1946年所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而结果查明事情并非如此。鲁珀特·怀尔特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主张，由于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金星表面要比传统的天文学所想象的热得多。最近，已用分光方法在金星大气中发现了二氧化碳。怀尔特正确地指出，所观测到的大量二氧化碳将捕获金星表面散发的红外辐射，直至表面温度上升到某一较高的值，从而使入射到金星表面的可见太阳光恰与往外的红外发射相平衡为止。怀尔特算出，这一温度差不多为400K，或者说在水的正常沸点左右（373K=212℉=100℃）。
　　现在：我们根据地面射电观测，以及苏联在金星表面着陆的探测器获知，金星的表面温度在750K左右，表面大气压约为地球表面大气压的九十倍（主要由二氧化碳造成）。大的二氧化碳丰度，加上已在金星上探测到的较少量的水蒸气便足以通过温室效应将金星表面加热到所观测到的温度。
　　维里柯夫斯基一再宣称，金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冷却下来。他在许多出版物中对已发表的、在不同时间所作的金星温度测量结果作了比较，以便证明他所想要的这种冷却。下面我们以一种无偏见的表达方式给出金星的微波亮度温度（它是并非来自宇宙飞船，而又可据以确定该行星表面温度的唯一资料）。由图14中我们看到不存在丝毫表明温度随着时间而下降的迹象。（如果说温度随着时间而稍有差异的话，那倒可能是随着时间而增加；不过误差很大，因此根据这些资料也不能下这样的结论。）类似的结果也适用于（在光谱红外部分所作的）云温度测量；它们在数量级上较低，且不随时间而下降。
　　图14 “不同时间的金星亮度温度。图中竖线表示观察者自己估计的不确定性。“λ”为观察波长
　　金星表面的高温，是所谓的维里柯夫斯基假说的又一证明。我们发现：第一，维里柯夫斯基对所讨论的温度从未给出具体数值；第二，为提供这一温度而提出的机制极不充分；第三，金星表面并不象有人大肆宣扬的那样随着时间而冷下来；第四，金星表面温度很高的想法在《碰撞中的世界》出版之前十年就已发表在当时重要的天文学期刊上了。
　　 问题9 金星的环形山
　　1973年，戈尔茨坦及其合作者利用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戈德斯通雷达观测站发现了金星表面的一个重要特征。戈尔茨坦等根据穿透金星云层并从金星表面反射回来的雷达信号发现，该行星多环形山，而且也许象月球上的某些部分那样，环形山达到饱和的程度——即环形山密集得彼此重迭了。这些环形山也象月球、水星以及火星上的环形山那样，几乎都是由行星际碰撞的碎砾所致。虽然金星大气的密度很高，形成大环形山的天体进入金星大气时也不会损耗殆尽。在最近一万年中，不可能有这种碰撞天体到达过金星，否则地球上也就会有许许多多环形山了。这种碰撞的来源之一是小行星和小的彗星，但是要它们在金星上产生那么众多的环形山就得花费几十亿年的时间。另一种可能是，在太阳系的最早阶段中形成环形山的过程进行得较为迅速。但是近来却不再发生这类事件。另一方面。如果金星是三千五百年前在木星内部深处形成的，那么它就不可能积累那么多次的碰撞。因此，根据金星的环形山所得的明显结论乃是：金星是一个数十亿年来一直遭受行星际碰撞的天体——这直接与维里柯夫斯基的假说的基本前提相矛盾。
　　 问题10 金星轨道的变圆以及太阳系中的非引力力
　　金星在区区几千年内由一个处于高偏心率轨道上的天体转入目前的轨道，这一想法与我们对天体力学中所知的三体问题不符。在所有的行星轨道中，除了海王星轨道外，以目前的金星轨道最近乎正圆。必须承认，三体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维里柯夫斯基的想法与有关三体向题的知识相抵触，也未必就意味着维里柯夫斯基绝对错了。此外，当维里柯夫斯基求助于电力或磁力时，他并没有计算它们的数量级或详细论述它们的效应，因此我们很难强行评价他的想法。然而，根据使一个彗星轨道变圆所需的磁能密度作出的简单论证表明，所涉及的场强高得很不合理，研究岩石的磁化也表明情况正与之相反。
　　我们还可以从经验上来探讨这一问题。牛顿力学就可以以显著的精确度预告字宙飞船的弹道——例如，“水手”9号所进入的轨道与原设计轨道相差不超过100公里；“金星”8号被精确地置于金星赤道上明暗界线的日照一侧；“先驱者”10号正好到木星附近进入预计的太空走廊，使之可凭借木星的摄动而飞出太阳系。它们都没有遇到什么神秘的电影响或磁影响。牛顿力学足够以很高的精确度预告（例如）伽利略卫星被木星影子掩食的确切时刻。
　　诚然，预告彗星的轨道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那是由于当这类天体接近太阳时冻结的冰沸腾，产生了某种小小的火箭效应。金星的彗星前身，如果存在的话，也可能有这种冰的蒸发。但是火箭效应却无法特别优惠地使这颗彗星与地球或火星近遇。人们观察哈雷彗星大概己有二千年的历史，这几乎与维里柯夫斯基“彗星”的年龄一样长；但是哈雷彗星依然位于高偏心率轨道上，而且还看不出其轨道有变圆的趋势。维里柯夫斯基的彗星（如果它曾经存在的话）变成了金星，这种情况乃是极不可能发生的。
　　《碰撞中的世界》是一次尝试，它试图证实圣经和其他民间传说也许不是神学而是历史。我尽可能不先入为主地来看这本书。我发现，各种神话的一致性非常引人入胜。它很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它们也许可以基于扩散论或其他理论而得到解释。该书的科学部分尽管一再声称已被“证明”，却明显地有着上述十大困难；然而，还有别的问题。
　　在如上所述对维里柯夫斯基作品的十项检验中，没有一项属于这样的情况：他所说的想法既肇始于他本人又与简单的物理理论及观测相符。此外。有许多反对意见——特别是对问题1,2,3和10——权重是很大的，它们的基础乃是物理学中的运动定律和守恒定律。在科学上，一项论证要使人接受，其证明就必须有很清晰的推理链。推理链中只要有一环出了问题，整个论证就会失败。而在《碰撞中的世界》的推理链中，每一环都靠不住。为了挽救这种假说，需要进行特殊的辞解，需要含含糊糊地发明一种新的物理学，需要有选择地对许多与己不利的证据视而不见。因此在我看来，维里柯夫斯基的基本论点在物理学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在神话学材料方面还有一个危险的潜在问题。那些假定的事件是根据传说和民间故事重构的，但是，这些全球性灾难并未出现在许多民族的历史记载中。在协调一致的地方，维里柯夫斯基随时都会据此作出干净利落的结论。当这种协调不复存在时，他又乞灵于“集体健忘症”，而对面临的困难置之不理。要是作为证据的标准马虎到如此地步的话，那么任何事情就都可以“证明”了。
　　《碰撞中的世界》中有许许多多奇怪的自我矛盾处，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些，特别是在该书倒数第二页上，它若无其事地背离基本论点的做法更是令人震惊。我们忽而读到将太阳系结构与原子结构错误地进行类比的陈词滥调；忽而又会看到这样的假设那些行星飘忽不定的运动并非碰撞所致，而是由于伴随着吸收一个（也许是几个）光子而发生了行星的量子能级变化。太阳系由引力维持在一起，原子则由电力维持在一起。尽管这两种力都与距离平方成反比，它们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大小：它们众多的差异之一是电荷有正有负，而引力质量却只有一种符号 ① 。我们对于太阳系和原子两者都很了解，足以看出维里柯夫斯基提出行星的“量子跃迁”乃是由于他对理论和实验观测证据两者均不甚了了。
　　①即不存在负引力质量——译者。
　　就我所知，《碰撞中的世界》从未以足够的精度正确地作出任何一项天文预言，它充其量只是含糊不清地作一些碰运气的猜测——况且如我已经力图指出的那样，它还有着一大堆业已证明实属谬误的断言。人们有时将木星具有强射电波作为维里柯夫斯基正确预言的最惊人的实例。但是所有的天体，只要其温度处于绝对零度以上，就都会发出无线电波。木星射电发射的主要特征乃是：它是非热的、偏振的、间歇断续的辐射，它与包围着木星的巨大带电粒子带有关。这些粒子则为木星强大的磁场所俘获；可是，维里柯夫斯基在哪儿也没有对此作出任何预言。实际上，他的“预言”就本质而言显然与他的基本论点并无联系。
　　《碰撞中的世界》在科学上可谓是债台高筑，它又是怎样变得此如流行的呢？在这里我只能猜测而已。首先，它是一种使宗教（在科学上和历史上）合法化的尝试。维里柯夫斯基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按正确的方式予以解释，那么古老的圣经故事就会是真实的。例如，由于那乐于助人的彗星的干预而从埃及法老和亚述王那里，以及从无数其它灾难中拯救出来的犹太人，完全有权相信他们自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维里柯夫斯基不只是企图拯救宗教，而且还想拯救占星术：战争的结局、整个人类的命运都由行星的位置所决定。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著作是坚决主张人类与外界宇宙有联系的，并且要使人相信古人以及其他文化归根到底毕竟不是那么缄默无言的。
　　许多平素很温和平静的科学家，出于义愤与《碰撞中的世界》“碰撞”了起来，这已经造成一系列的后果。科学家们有时会高傲自负，这当然会使一些人感到厌恶；有些人对于他们认为由科学与技术带来的危险感到畏惧；或者，某些人只是难于理解科学。这些人也许会从旁观科学家们吃点苦头中得到一些安慰。
　　对于维里柯夫斯基的这本书，需要言之成理的分析。对其中科学家们未曾论及的领域，我们已经作了自己的回答，以防书中那些糊涂观念继续谬种误传。但是，并不能指望科学家们染指边缘科学的一切领域。例如，为了思考、计算和准备本章的内容，就占去了我本人进行科学研究所亟需的时间。但是，这当然不是无聊的事情，至少是与某些有趣的传说打了一场遭遇战。我希望在将来，其他热衷于边缘科学的人所持的、能在科学上赢得富有说服力的响应性观点，可望比这简短些。
　　作者简介
　　卡尔·萨根，康奈尔大学天文学与空间科学教授。1994年生于纽约，后就学于芝加哥大学，并于1958年在该校取得博士学位。在去康奈尔大学任职并于1968年成为该校行星研究实验室主任之前，他曾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哈佛大学担任学职。萨根在行星研究、美国空间计划，以及国际组织方面均极其活跃。除了数量庞大的专业论文，以及作为行星科学杂志《伊卡鲁斯》的编辑所作的工作外，他还写了大量的通俗文章和书籍。他获得了许多荣誉，其中包括康奈尔大学物理科学的戴维·邓肯教授衔，以及几个荣誉博士衔。他对科普所作出的贡献已使他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科学家。
　　（卞毓麟 译　 蔡伟蓉 校）

十六、重新认识过去
————威灵的金字塔、沉没的陆地和古代太空人
E·C·克鲁普
　　 过去就在你发现它的地方
　　我们在历史进程中收集和发现的神话、传说文物和废墟，常能使我们回忆起过去。尽管如此，人类起源和进化的记录仍不完全。我们对自己的祖先虽然有所了解，但用来说明过去历史的传说、故事和古迹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我们就象健忘的人那样，时而想抓住无意中出现且又杂乱零碎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使我们着急，因为它们表明我们已经连自身都忘却了。
　　过去的事常使我们难以理解。每一次考古学上新发现所带来的难解之谜，至少与已经解决的问题是同样多的。无论我们的资料是少得令人沮丧还是比以往取得的还要丰富一些，我们都会把自己关心的事和我们的观点硬说成是古代的事物，因而很可能对难以认识的古代遗物作出错误的解释。然而，考古学者总是力图系统而又科学地获取资料，以避免主观武断和错误的解释。同时，考古学者也有义务发展他们的假说，但不能超出资料所给予的限度。这条戒律的好处是使人信任能得出的一些结论，不利之处是对往事的解释仍会留下空白点和难以解答的问题。
　　但在考古学者受到这条戒律限制的地方，其他人却不受其约束。推测就是对神秘事物作出的逻辑反应。对于人类的想象力来说，解释古代遗迹和推测当初建造者的目的并不困难。过去，人们都用英雄精神和罗曼史来解释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史前巨石柱、埃及金字塔、耶稣时代居住于秘鲁以制陶业闻名于世的那斯克人的线条画和图案画以及无数古代和史前的遗址，而这样的解释几乎不能说是由常用的推理和科学方法得出的。各种各样非规范的解释本身就要求随心所欲的想象。我们可以从一个想法飞快地跳到另一个想法，从消失的文明到沉没的大陆，从超级文明到古代太空人，从用符号表示的神秘知识到就在我们眼前的未知能源，既无限制，又无常识。限制和常识都被一种表面上显示出的神秘力量所吞没了。
　　我们遇到一些人，他们认为吉萨大金字塔的每一个尺寸都反映着地球大小、形状和运动的详细情况。另外一些人提出，古代的许多神话和传说零零星星地叙述了阿特兰梯斯的历史，这块陆地灾变性地沉没了。最初的文明，即人类文化之母，也和它一同消失了。阿特兰梯斯的支持者们从大西洋两岸众多民族的纪念碑、语言和神话传说中发现了表明这次重大沉没事件所造成影响的证据。
　　关于飞碟的现代神话和当今太空飞行的真实情况，则以另外一种方式与过去的奥秘结合起来，幻化出其他一些星球的太空旅行者的情景：很久以前，他们就曾拜访过地球，帮助人类走上通往文明之路并最终走上通往星球之路。尽管在所有这些看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题目，那就是关于过去的失传了的知识。
　　当科学家笼统地谈到文明的发展时，他们往往强调文化和社会的连续性。但大陆沉没说和古代太空人的支持者却对科学家在恢复过去面貌时的疏漏之处作出了反应，他们用古代一些民族对此原本十分了解而后又失传了的说法去弥补那些漏洞。所有这些说法都表现了对黄金时代的怀旧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人类往昔的新神话才应运而生。现代神话是在当代的一些假想中构成的。它们虽然用科学语言加以装饰并以科学方法所获得的资料作为依据，但仍具有幻想的标志。我们祖先的想象不但没有被遗忘，而且恢复了先前令人兴奋的状态，这反映出我们对于天堂由来已久的怀念。
　　当然，我们的祖先很可能更聪明，更复杂，更机智，甚或比我们先前推测的更象今天的人类。然而，即使科学研究可以证实这一点，重新评价金字塔神秘主义者和古代太空人辩护士的争辩，对我们也是毫无补益的。根据他们争辩中所引用的证据，现在可以评价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问一问，证据是否属实，是否一直依循处理证据的准则。我们可以问一问，证据是否与争辩的问题相吻合，是否合乎逻辑。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有关的假设是否超出了数据所能告诉我们的范围。我们可以虚心、精明而又讲求实际地探素这些尚不成熟的概念，看看它们如若具有真实性的话，可能具有多少。我们还可以确定一下，科学的解释是在哪里终止而迷信又是在哪里开始的。
　　 金字塔、金字塔力量和圆周率
　　很难设想有比埃及金字塔更合适的东西能象征着神秘的过去了。这些耸立在天然沙漠景色中的巨大几何形岩石体，默然无声，古朴无华，使人回想起古人和那些尚未可知的事情。
　　从开罗现代化的旅馆驱车不过20分钟，即可抵达吉萨，那里的金字塔特别有名，几千年来一直使旅游者沉醉入迷。
　　尽管大金字塔现今已比它的建造者胡福法老预期的尺寸小了31英尺，但它在埃及已知的八十多座金字塔中仍然是最大的一个。它的顶端曾一度高出多岩石的吉萨高原481.4英尺，但其顶部的十二层石块现已缺失。大金字塔占地13.1英亩，基底原来每边为756英尺长。
　　胡福在人称古埃及王国的时期（公元前2780～2280年）统治着第四王朝。他的父亲斯奈费鲁在开罗以南58英里的美杜姆建立了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现已倒塌。弯曲金字塔和北部石质金字塔都位于从美杜姆往北30英里的达舍尔。这两座金字塔也是斯奈费鲁修建的。他使第三王朝时期杰赛尔法老开创的修建金字塔的传统延续下来。杰赛尔在萨卡拉修建了阶梯式金字塔。萨卡拉位于开罗以南约20英里，靠近古埃及王国首都孟菲斯的遗址。
　　杰赛尔的金字塔大约在公元前2780年就已存在。一个世纪以后，胡福的金字塔才开始修建。当它落成时，塔面覆盖着一层细腻光滑的石灰石贴面，在阳光中闪闪发亮。
　　如今，大金字塔就要成为度墟，其外部的图拉石灰石贴面几乎全部失去，因为后来的建筑者贪图方便把它们抢走了。大部分贴面可能在十三世纪的建筑物和古开罗的墙壁中找到。
　　修建大金字塔所用的2，300，000块石头，大部分采自吉萨附近的石灰石场，细腻的贴面石则采自尼罗河上游东岸数英里处的图拉采石场。此外，还采用了一些花岗岩，尤其是在大金字塔的内部墓室更是如此。花岗岩因其硬度和强度而受到埃及人的高度评价，但这种石头很难开采和凿琢，而且最近处的花岗岩采石场也位于往南五百多英里的阿斯旺。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金字塔中采用的花岗岩数量比较少。
　　修筑大金字塔的石方平均每块重2.5吨，有的重达15吨，而无一块是小于1.5吨的。虽然已成废墟，这一古迹仍惊人地庞大。
　　大金字塔的大部分秘密都牵涉到它的施工细节。为什么把金字塔修建成它所特有的那种形状呢？它是怎样建造起来的？目的又是什么？金字塔神秘说，即对大金字塔所作的神秘而非传统的解释，由于一些对金字塔热衷的人千方百计地把一些符号的含义理解为大金字塔尺寸和设计上的每一个细节，而又有了发展。这种艰难的尝试不但常常涉及《圣经》预言中的传统说法，而且不难使人了解为什么如此。
　　埃及的形象在《圣经》中十分突出，特别是在旧约全书中叙述了希伯来人受奴役和他们后来出走的情况。这些事件发生在大金字塔建成之后很久，可能是在法老莱姆赛斯二世统治时期，即胡福修建金字塔之后的十四个世纪。尽管考古学表明并没有使用奴隶去修建金字塔，但作苦工的情况在金字塔的石刻中多次再现了希伯莱人。
　　人们有时还把埃及金字塔看作谷仓，约瑟利用这些谷仓把七个好年成的余粮贮存起来，应付了随后七个歉收年份之需。人们还对金字塔做了一些有关《圣经》的其它联想，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已有的传说却发生了复杂的新变化。
　　1859年，伦敦一位名叫约翰·泰勒的出版家兼编辑，在题为《大金字塔：为什么修建和谁人修建》一书中揭示了建造大金字塔的建筑师根本不是埃及人，而是犹太人（具体说，就是诺亚）。在神明的指引下，诺亚把地理和数学知识引进大金字塔的实际度量中。
　　例如，泰勒发现，如果把大金字塔的高度乘以270，000，那么，结果就等于地球的周长。泰勒同道：“埃及人是怎么知道地球的大小呢？”他进而论证，金字塔高度的自乘积与塔的一面面积和比，可以得出与黄金分割率同样的比率。把一条线段分成两段，较短一段与较长一段之比等于较长一段与整个线段之比，这就是黄金分割率。发现这一使设计非常协调的原理，应归功于希腊人，某些希腊建筑即是以这一原理为基础的。但假定是如此。埃及人又如何能在大金字塔中体现出黄金分割率呢？
　　至少，古代埃及人已大体知道圆周和直径相比的数值，即圆周率π。赖因德抄本，即中古埃及王国第十二王朝时赖因德用纸莎草纸手抄的数学课本，说明埃及人取3.16作为圆周率。实际上，更准确的圆周率近似值为3.14169。然而，据泰勒计算，大金字塔基底周长被塔高的二倍去除，商为3.14。显然，这一数值和圆周率是接近的。他确信，金字塔的建造者完全掌握了圆周率，并且在设计金字塔时考虑了这一数值。
　　按照泰勒的见解，可以认为大金字塔象征性地代表着地球。大金字塔的基底周长对应于地球的赤道，而大金字塔的高对应于地球的极半径。
　　泰勒还宣称，大金字塔的主要特点在于使用“圣腕尺” ① 单位。据说，所罗门寺、亚伯拉罕神堂，诺亚方舟建筑时也都是使用这一单位的。一圣腕尺的长度约为25英寸。更为重要的是，2000万圣腕尺等于地球两极间的直径长度。泰勒确信，金字塔的尺寸属于一种有深奥学问的大地测量单位制。
　　①腕只为古代一种量度单位，自肘至中指端之长，约18英寸至22英寸——译者。
　　泰勒的某些结论纯系随心所欲。没有理由可以认为270, 000或2000万这样的数字有什么特殊意义。我们还知道，泰勒从未见到过大金字塔，他把金字塔估计得太高了。
　　人们编写了大量富于想象和言过其实的书籍，谈论大金字塔揭示出的久已失传的埃及科学。甚至连艾萨克·牛顿爵士也卷进了对圣腕尺的研究。1864年，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所著《我们从大金字塔获得的遗产》一书出版后，对金字塔的研究达到了全盛时期。
　　史密斯是苏格兰的皇家天文学家，他在偶然发现了泰勒的一部著作之后，开始深入思考大金字塔的问题。他进行了大量的计算并得出结论，认为任何人对大金字塔的推测都远不及实际存在的秘密多。最后，史密斯亲赴埃及进行了各种测量，进一步证实（至少对他来说是如此）了他的假设。
　　大金字塔的修建者再一次由于他们对圆周率的精确认识而受到称赞。史密斯重申大金字塔基底周长与其高度二倍值的比例，和圆周与圆直径的比例完全相同。此外，史密斯提出，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恰恰等于大金字塔高度的109倍。
　　史密斯也象他的前人那样，相信大金字塔是根据一种基本度量单位建造的。他试图发现这种度量单位，并推断说，大金字塔外表石灰石贴面的宽度是发现这一度量单位的关键。因为他的计算结果表明，金字塔基底的整个周长除以一方贴面的宽度（这样的贴面已所剩无几），得出的商为365.2422,这象征着石灰石贴面对一年中天数的数字显示。而贴面石的宽度反过来又能被25除尽，这一长度比标准英寸仅短千分之一，史密斯称之为金字塔寸。
　　史密斯还就大金字塔的地理位置发表了另外的一些看法。事实上，他还提出，金字塔的体积如以立方金字塔寸为单位表示，则等于上帝创世以来的总人数。
　　史密斯把他的发现公诸于众之后，人们对苏格兰天文学水平的普遍信任大为降低。不过，这却激励起其他热衷于研究金字塔的人提出设想更为精心的解说。
　　1805年，史密斯逗留在吉萨期间，通过书信联系结识了苏格兰一位名叫罗伯特·孟席斯的年轻造船技师。孟席斯对金字塔的兴趣是与他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他相信金字塔内部通道和墓室的复杂布局反映着《圣经》的经文。在孟席斯的启发下，史密斯将金字塔寸应用于金字塔内各条通道的地板和墙壁，并从一些看起来有重要意义的位置上发现的记号或刮痕中，破译出过去的编年记录。这种用符号表示的历史不但验证了《圣经》，并已推广用于对未来的预测。
　　皮亚齐·史密斯设想，大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建筑。它不仅以一年对应于一金字塔寸的比例记录了金字塔修建以前《圣经》上所说的全部世界历史，而且还预示了未来。当然，史密斯在世时的埃及文化古物研究者对此是抱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大金字塔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建筑物，而且实际上还是较晚建成的一个金字塔。约翰·格里夫斯甚至在两个世纪以前就推断说大金字塔是胡福的陵墓，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含义。史密斯的科学界同事却对他著作中有关宗教预言的部分大加奉承。尽管史密斯的观点遭到广大学者的否决，但却难于全盘否认他的工作。碎石堆覆盖了大金字塔的基底，妨碍着对它的周长直接进行测量。无论是谁，即使是史密斯本人，也没有精确测定出大金字塔的尺寸。
　　直到1880年，被誉为现代建筑学之父的威廉·弗弃林德斯·皮特里到达埃及，开始对大金字塔进行全面考察，这才终于驳倒了史密斯的谬论。皮特里证明，大金字塔确实是根据一种古埃及的度量单位建造的，但这种单位是皇腕尺（约为20.63英寸）而不是金字塔寸。
　　无论是精确测量金字塔基底边长，还是石灰石贴面碎片（已发现具有不同的宽度），都不能使人相信当时用的是金字塔寸。人们指出史密斯估算的基底边长大约有±0.008的误差。也许这一数值看来并不大，但史密斯关于金字塔基底象征着一年365天的说法，却被皮特里精确的测量结果推翻了。
　　根据埃及人的度量单位皇腕尺和他们测量角度的方法，也可以理解大金字塔尺寸中为什么会出现圆周率这一数值。埃及人不象我们那样用度数表示角度，而是给出两个数值：垂直长度和距垂直长度上端的水平位移长度，以此来表示他们所需要的角度大小。可以设想，垂直长度为1皇腕尺；反过来，1皇腕尺又等于7“掌” ① 。这样，以“掌”为单位表示水平位移距离，即可直接表明任一所需的斜度。这种方法所用的是已知测量单位和一个简单直角三角形。斜边表示斜率。正常情况下，埃及人用整数或简单分数表示水平位移。如图15所示，一个垂直边等于7掌和一个水平边等于5 1/2掌的直角三角形，其斜率为51°50'.6。如果埃及人不是这样做，而是打算使大金字塔的基底周长通过圆周率和它的高度相比，那么斜度角应为51°51'.2。这两个结果几乎没有区别。威利·利还指出，按照黄金分割原理建造的金字塔，其斜率为51°49'.6。大金字塔的实际斜率为51°50'40"±1'05"。在测量误差范围内，这一数值与三种可能的建筑原则均相吻合。因此，选择5 1/2掌这一角度是最简单、甚至或许是最合理的一种解释。
　　①指手掌宽度，约为3～4英寸（76～10厘米）——译者。
　　由赖因德的手稿可知，在大金字塔建成七个多世纪以后，埃及人还在用3.16作为圆周率值。如果古埃及王国时代金字塔的建造者们想把圆周率值使用于大金字塔的话，那么，它的尺寸应该体现出这个数值，而不是3.14。但金字塔圆周率的支持者们却争辩说，在中古埃及王国时代，古代的知识失传了。
　　一位名叫库尔特·门德尔松的英国物理学家研究了各种金字塔，并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它们斜率之所以不同的原因。门德尔松在《金字塔之谜》一书中推断，美杜姆的金字塔在修建过程中已经倒塌。随后，埃及人开始采用“更安全的”角度和更完善的内部工艺技术去修建金字塔。他认为，达什舍尔地区的弯曲金字塔上半部斜率变化较小和北部石质（红色）金字塔采用平缓的斜率，就正是对美杜姆金字塔侧塌事件作出的反应。
　　虽然皮特里的考察否定了对金字塔的某些较为浮夸的说法，但他的著作，特别是丁·H·科尔于1925年加以修订了的著作却表明，大金字塔的各边均极为精确地与基本方向成一直线。东边吻合得最差，但也仅仅向西北偏了5 1/2弧分。这一误差不过约为满月外观大小的1/6，你伸直手臂竖起拇指就能把它遮住。其他各边则与基本方向吻合得更好。不过，这种精确度与埃及人的观测技术是一致的。就大金字塔这样巨大的规模来说，它能如此精确定位，真是了不起。当然，埃及人认为，为了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金字塔，这样做是十分重要的。
　　大金字塔各边的基本方向反映出埃及人在当时已认识到一些基本的天文现象。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也认为大金字塔具有天文学的意义。根据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的一项建议，史密斯提出，金字塔下通道的斜率为27°17',与天龙座的α星围绕天北极旋转时的最低摆幅成一直线。史密斯认为。天龙座α星与天北极的距离为3°42'时，构成过这种成一直线的现象。按照史密斯的说法，假定大金字塔位于北纬29°40'，因为地球自转轴的周期为26000年，则岁差曾在公元前3440年或前2170年时造成过这种成一直线的现象。实际上，大金字塔位于北纬29°58'51"，而且它的已知建造年代也与上述两个年份不符。
　　有人争辩说，大金字塔曾被用作观象台。著名的英国天文普及工作者里查德·普罗克特于十九世纪晚期，曾就金字塔通道与天龙座α星成一直线的现象确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体系。
　　普罗克特也认为，人们有意使下通道与天龙座α星成一直线，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在建造过程中保持金字塔的基本方位。此外，普罗克特还认为，大金字塔曾经修建成截去顶部的形状，有“大走廊” ① 那么高，作为观象台的平台使用，他设想，古代天文学家在详细绘制埃及星空图时，曾以“大走廊”用来测定中天。正象普罗克特的想法一样“聪明”，这些天文学家注定是错了。下通道与天龙座星并不成一直线，也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埃及人应用过或需要应用“大走廊”去测量星体的位置。然而，大金字塔却具有天文学的意义。
　　①指金字塔内的一条大通道——译者。
　　有两个井穴从大金字塔深部的国王墓室中延伸出来，一个通往北面，另一个通往南面。这两个狭长状的构造特征，传统上叫作空气井穴。但埃及学家亚历山大·巴德威和天文学家弗吉尼亚·特林布尔指出，北井穴的斜度角为31°，在北边与天龙座α星的最高弧拱完全成一直线；南井穴的斜度角为44°5',在南边与猎户座三星（星带）的中天完全成一直线。然而人们并未打算进行天文学观测，因为两个井穴在向上转折之前均在与国王墓室水平方向上延伸了一段距离，不能看到天空。
　　图16 天金字塔的两条所谓的“空气井穴”在天文学上成一直线。一条井穴朝向天龙座α星和拱极星（即永恒之星）的范围，另一条井穴朝向猎户座星带。后者代表奥赛厄里斯神（古代埃及的主神之一）的复活。这种成一直线的意义，在金字塔经文上得到了证实。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大金字塔确实是一座陵墓
　　如果说这两个井穴是为了使空气进入墓室，这同样不可能。因为，众所周知，古埃及住室的通风方式比用这两个井穴对墓室的通风方式更为有效。假定这是打算通风的，那么，穿过一排石块打一个水平的井穴要简单得多。巴德威引用了金字塔经文上的文字材料并有力地论证：两个井穴象征着升上“永恒之星”（拱极星）和奥赛厄里斯星（猎户座），它们代表法老星宿的命运。
　　金字塔神秘说虽然是在十九世纪呈现出真正的繁荣景象，但有关大金字塔位置、方向、尺寸和设计方面的非正统解释至今仍未销声匿迹。当今研究这些问题的最严肃的学者是利维奥·斯台契尼教授。在彼德·汤普金斯所著《金字塔之谜》（两卷本）一书长达300页的附录中，最充分地叙述了他的复杂分析。
　　斯台契尼对古代计量学知识十分渊博，古代计量学就是古代称重和测量的方法与单位。他并不沉迷于象金字塔寸那种根据想象虚构出来的长度单位，而是认为通过了解古代的测量单位可以获悉古文明社会的有关情况。
　　斯台契尼的一些想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性的，但并非完全难以令人相信。例如，他设想甚至在古埃及王国时代埃及人已对自己的国土具有一种抽象和理想化的地理概念，这种概念就表现在对城市、庙宇、寺院等位置的测量方法上。这些建筑的地理位置部分地证明了它们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影响。按照斯台契尼的看法，长度、面积、体积、重量和时间等量度单位均具有内在联系，而且都是从埃及大地测量学的表示法衍生而来的。
　　斯台契尼的著作看起来令人生畏，它深奥而又错综复杂。其中，定量上的数学论证和迁回别扭的文体使一般读者难以理解。结果，斯台契尼的努力几乎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不过，这也得一分为二，斯台契尼因此而逃脱了对他的批判。
　　没有直接或原始的资料可以证实古埃及人的确发明了这样一种大地测量学方法，但这方面的某种东西却存在于它们所具有的基础天文学和地理学的知识范围内。斯台契尼对第十八王朝信奉异端邪说的法老阿肯奈特恩把首都从底比斯迁移到河下游不毛之地（现称特勒阿玛玛）的论述，为他的某些观点提出了详细的证据。不过，斯合契尼把他的主张引申得太远了。他认为，他所提出的大地测量学方法意味着当时对地球形状和大小有详细而又精确的认识。由于斯台契尼竭力说明这种前所未有的认识就包含在那座至今仍被人们大量探索的古建筑之中，大金字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尽管斯台契尼对大金字塔做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论断，但他对金字塔高度的解释却足以说明他是怎样探讨问题的。按照斯台契尼的看法，大金字塔的预计高度为280腕尺，这个数字不仅象征着地球的半径，而且还象征着地极的扁率。
　　地球不是正球体，它的两极处稍扁。牛顿已预见到这一事实。十九世纪后期，人们还得出地球扁率的合理估计值。二十世纪初，对此又作了改进。甚至在今天，我们还在不断修正对地球精确形状的认识。根据斯台契尼的意见。埃及人在四千六百多年前就已估算出地球的扁率。
　　在斯台契尼发现大金字塔的高度为280腕尺的证据以前，没有令人信服的资料表明埃及人了解地球是圆的，更不用说了解两极处呈扁平状了。地球的扁率实际上为1/298.3。斯台契尼论证说，埃及人发现，把地球的扁率确定为1/280比较方便，因此有了280腕尺这一象征性的高度。显然，在以腕尺表示的金字塔高度和地球扁率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逻辑上的联系。即使存在着这种联系，斯台契尼也没有说明286和298.3这两个数值并不一致的事实。
　　实际上，斯台契尼相信埃及人确实了解地球扁率的正确数值，并从《死者经书》中引用了一段文字去证实这一点。在此书的第六十四章中有一段文字计算出阴间的灵魂数目为4,601,200。据说，每个灵魂的身高为12腕尺。斯台契尼把这两个数值相乘，得到了灵魂的总高度为55, 214, 400腕尺，等于138，036地理视距尺。斯台契尼声称，这一数值代表地球两个直径的长度。地球的赤道直径为69, 076地理视距尺，它的两倍为138，152地理视距尺。当然，这和138，036的数值并不完全一样，比斯台契尼认为他从《死者经书》中摘引出的数字大116地理视距尺。斯台契尼解释说，如果你把地球的赤道直径与由于极扁率形成的较短直径加起来，就会得出138, 036。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推断说。第二个极直径（68，968。地理视距尺）等于正常的赤道半径和较短的极半径之和（见图17）。真正的极直径等于68，844地理视距尺，较短的极半径所对应的扁率为1/298，这是正确的。但斯台契尼不得不推论说埃及人仅仅认为北半球是扁的。他把一个特别的设想建立在另一个特别的设想上，把他的结果与他对大金字塔高度的任意解释联系起来，并由此得出结论：埃及人已了解到地球扁率的实际数值，只是由于大地测量学上的原因，他们才对大金字塔的高度取了一个不正确的近似值。
　　图17 从约翰·泰勒到利维奥·斯台契尼，金字塔神秘主义者都论证说大金字塔的面积类似于地球的北半球
　　他的论据是如此软弱无力，看来根本不需要这样详加评述，但如不一点一点地加以剖析，我们就很难说明这种论据的核心是什么。这种论据可能象胡福的石棺一样是空的，但若不象我们在本文中那样研究各个细节，就不能弄清楚事实。
　　法国人安东尼·博维斯在三十年代初期访问了吉萨之后断定，金字塔的形状有某些独特之处。于是，金字塔神秘说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方面。
　　博维斯是一个热衷于利用魔杖探寻矿脉和水源，即热衷于感应力的人。这种方法强调的观念是物质都会发射出一定的能量，不过，并不是现代物理学中所说的那种能量。博维斯推断，金字塔的形状能以某种方式集中一种能量，这种能量能使尸体迅速脱水而木乃伊化。照此，它还能保存食物。这种独特的能量最终就被称为金字塔能量或金字塔力量。
　　一个名叫卡尔·德巴尔的捷克斯洛伐克无线电技师获悉博维斯对小型金字塔进行实验后，于四十年代开始用保存木乃伊的方法来保存食物、鲜花和动物尸体。德巴尔还用刮脸刀片进行实验，指望金字塔能量会使刀片变钝，但结果恰恰相反。看来，德巴尔用金字塔能量处理过的刀片不但仍保持着剃光胡须的性能，而且比普通刀片更为耐用。德巴尔于1949年为他的“吉奥普斯 ① 金字塔刀片磨刃器”或“法老刮面器”申请专利，直至十年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才批准了这项专利。
　　①吉奥普斯是大金字塔的修建者，埃及第四王朝的国王——译者。
　　美国一直在广泛宜传金字塔力量，最早主要是通过希拉·奥斯特兰德和林恩·施罗德写的《铁幕后的心灵发现》一书大肆宣扬。现在，已出版了十多种关于这一题目的书籍。销售金字塔用具是营业额达千百万美元的一个行业。报纸上的一则广告说：“三千多年来，金字塔的力量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法老国王、学者和科学家。各种神秘的力量都是它造成的……它能使用户深感有用并获益匪浅。甚至，金字塔的建造方式也表明它具有某种无法解释来源的能量或力量……据说，金字塔可以改进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增强支配其它事物的能力……可以带来健康和力量……甚至名誉和财产。”
　　广告当然是吸引人的，许多家庭里的金字塔实验者用苹果、廉价的酒和刀片对市场上制造的设备进行试验。拥有金字塔模型的人在他们的金字塔下冥想，在他们的金字塔下睡眠，在他们的金字塔下栽种植物。他们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科学的民主化。任何人都可以购买一个金字塔模型并象“维扎德先生和他的科学秘密”那样去进行试验。然而，金字塔力量是一个尚需传统科学涉足的领域。
　　对于以上金字塔力量的研究来说，主要的错误是缺乏实验监督。大多数家庭实验者还没有进行严格试验的经验。如果结果是肯定的，就断定金字塔是成功的；如果结果是否定的，则归因于金字塔能量特性的难以捉摸。无论情况如何，这种试验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例如，就保存食物来说，实验者的味觉是决定因素。
　　大多数研究金字塔力量的专家都遵循博维斯和德巴尔提出的原则，小金字塔模型必须按照大金字塔的比例去建造，用于试验的物体应放在金字塔正中，置于由塔底至塔尖距离的三分之一高度上。这正是大金字塔中国王墓室的高度。同时。金字塔应与磁北极成一直线。为了正确定位常常使用一个小罗盘。
　　金字塔能量和磁性并不是一回事，但人们设想它是和地磁场有关的一种地球能量或大地能量。人们假定，无数古迹排成一条条长距离的直线，在整个地表上形成能量中心和能量渠道组成的网格。
　　金字塔力量的信徒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金字塔之谜的答案。古代人已经认识到了金字塔外形的微妙力量，不过这种知识今已失传。奇怪的是，小金字塔必须与磁北极成一直线，古埃及人为了使大金字塔与标准北极成一直线，进行了十分艰巨的工作。显然，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一古迹的全部秘密。
　　不管埃及人究竟有什么秘密，我们已经了解了泰勒和史密斯那些人的看法，他们深深被这些秘密的来源问题迷住了。他们推断，大金字塔是一种神明灵感的产物，可能为一个古以色列人所建造。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金字塔的建造者是久已消失的陆地阿特兰梯斯大西洲的居民。
　　 大陆消失和发现
　　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最先谈到阿特兰梯斯（大西洲）的故事。柏拉图在两卷本对话录的《蒂迈欧篇》中，让对话的人物说出了阿特兰梯斯（大西洲）的故事。克里蒂亚斯描述，有一个古代帝国在受辖于“海格立斯天柱”之外的一个岛屿上。柏拉图认为这座岛屿曾存在于大西洋上，它的面积略大于利比亚和小亚细亚的面积之和。阿特兰梯斯人的影响不但植根地中海，还远至埃及和意大利西部。但在一次强烈地震和洪水泛滥的严重自然灾害中，这个帝国在一昼夜间就毁灭了，所在的整个岛屿沉投入波涛之中，迅速消失了。
　　在《蒂迈欧篇》中叙述阿特兰梯斯命运的克里梯亚斯是柏拉图的叔父。据克里梯亚斯说，他是从祖父老克里梯亚斯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而老克里梯亚斯又是从雅典伟大的政治家苏伦的一位亲戚德罗派德斯那里听来的。苏伦则是从埃及赛斯的祭司那里听来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从柏拉图开始已经转述了五次。何况，我们也无法保证整个情节中不会有柏拉图的虚构成份。
　　按照柏拉图所写的情节（不管它是否真实），埃及祭司向苏伦说明，雅典人即使是对自己历史的了解也是零散和失真的。本来，雅典人在很久以前曾打败了阿特兰梯斯人，并遏止阿特兰梯斯民族的向东扩展。雅典和阿特兰梯斯都要比苏伦所了解的古老得多。事实上，早在苏伦九千年以前，这两个民族就已很繁荣兴旺。
　　阿特兰梯斯也象大多数事物的起源一样，开始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的。当众神分配地球时，阿特兰梯斯由大海和地震之神波塞顿负责掌管。当时阿特兰梯斯已有人居住，波塞顿倾心于当地一位名叫克莱托的妇女。她年方及笄，便与波塞顿同居。波塞顿考虑到他的这位凡间爱人的安全，在他俩安家的小山周围构筑了两道屏障和三条深沟，形成一个同心的保护圈。波塞顿和克莱托一共生育了五对双胞胎，都是儿子，他们最终成为阿特兰梯斯的十位国王。波塞顿将疆土分封给他们，十位国主结成联邦进行统治。长子阿特拉斯为十王之首。阿特兰梯斯即由他的名字衍生而来。
　　克里梯亚斯的对话中提到阿特兰梯斯文化和社会的许多具体方面。那里有鲜明的社会阶级和劳动分工，是埃及和原始雅典人的对手，是一个军事强国。其农业高度组织化，水利灌溉和适宜的土壤可以使每年获得两次收成。柏拉图提到的“碑文资料”说明阿特兰梯斯人已有系统的文字，已会使用贵金属（金、银、铜和锡）及合金（青铜和古代的一种黄色合金）。此外，阿特兰梯斯人还从事纪念性的建筑。白、黑、红石块构成的巨石建筑，至少可以与美锡尼人 ① 建造的巨型建筑相媲美。富裕和文明礼貌——这就是青铜器时代的阿特兰梯斯的特征。
　　①希腊东南部之一古都，太古青铜器时代的文明中心——译者。
　　柏拉图作品中的阿特兰梯斯，实际上是一群岛屿。虽然他主要谈的是最大的岛屿，但他的地理图表明若干岛屿是相互联系并由联邦所统辖的。克莱托和波塞顿居住的小山就在柏拉图称之为“古代母城”的最中心。阿特兰梯斯人在这里为克莱托和波塞顿修建了一座宫殿和庙堂。三圈深水沟上架起了桥梁。一条行船的水道沟通了两个内部陆圈和外城陆地，直达距离宫殿中心8英里的外海。根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推断，古代的母城大体上是一个圆形岛屿，其直径约为12英里。
　　柏拉图的代言人克里梯亚斯在描述了阿特兰梯斯的古代母城之后，又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其余部分”的情况。他说道，这一岛屿高高地屹立在海上，大部分岛屿为一矩形平地，周围环绕着山脉。平地面积为340英里×227英里。约相当于美国依阿华州的大小。原文上的不一致和多种解释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阿特兰梯斯王国并不是前面所说的古代母城。由于有十个这样的王国，我们可以估算阿特兰梯斯的大小大约十倍于上述的面积，或者说约为80万平方英里。
　　二十世纪期间，人们对现已消失的阿特兰梯斯的科学技术水平做了过分的断言，不过从柏拉图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假定阿特兰梯斯确实存在过，那么它是个青铜时代高度文明的古国。阿特兰梯斯一直繁荣昌盛到公元前9600年，那时它在一昼夜间沉没了。传统上，人们一直把阿特兰梯斯说成是大西洋上一块巨大的陆地，但柏拉图的描述使我们可以认为，阿特兰梯斯至少是由两个相邻岛屿组成的。
　　现代考古学告诉我们，一万二千年以前还不存在青铜时代的文明；也根本没有地质资料证明大西洋中有一块沉没了的巨大陆地。对阿特兰梯斯的任何推测必须合理地解释这两项矛盾。古希腊人并没有因为有这些看法而为难，但许多人，包括亚里斯多德，都怀疑柏拉图所说的阿特兰梯斯。
　　中世纪时期，人们对阿特兰梯斯的兴趣日渐衰退，但在十六世纪发现新大陆之后，这一神话又复活了。为什么在墨西哥和秘鲁会令人费解地存在丰富多彩的印第安文明？阿特兰梯斯成了一种合适的说明。欧洲人对存在过文化这样发达的民族感到困惑。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民族在没有欧洲人的影响的情况下能如此进步。回答当然还是阿特兰梯斯。文明的真正发源地就是阿特兰梯斯岛陆。它的使者把艺术、科学和语言向西带给了愚昧无知的印第安人，向东带给了具有接受能力、并不太愚昧的地中海民族。
　　新大陆的发现使拥护阿特兰梯斯说的人感到高兴。这整整一个半球的土地上充满了神秘的遗迹。新奇的神话和奇特的民族。在大量事实涌现之前，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解释者几乎可以为他想表示的任何违反传统的主张，轻而易举地找出充分证据。1864年阿贝·查尔斯—埃蒂纳·布拉肖尔·德·布尔布格甚至还发现过玛雅人描述阿特兰梯斯毁灭的手稿。
　　布尔布格是一位法国学者。他在美国度过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献身于研究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但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改变了他自己惯常的看法。在他看来古埃及和古墨西哥之间令人难以思议的相似之处，可以解释为与阿特兰梯斯有关。他相信阿特兰梯斯是新大陆和旧大陆文化的发源地，并用一个与玛雅雕刻文字相对应的字母表开始翻译仅存的几份玛雅文抄本或插图手稿中的一份。这份所谓的特洛伊诺抄本一直保存在马德里。它显示的是一部大家都认为很混乱的地震、火山喷发和洪水泛滥的编年史。布尔布格把反复出现的一对雕刻文字看作是字母M和U这样，他就把这份资料判断为描述阿特兰梯斯毁灭和淹没的文字报告，并称之为MU（音MU）。
　　实际上，特洛伊诺抄本和流传到西班牙的另一份玛雅文手稿“科提西阿努斯抄本”是一本篇幅为112的“书”的两个半部，现在合称为特洛—科提西阿努斯抄本。布尔布格为了翻译这一抄本的部分内容而发明的玛雅字母顺序表是以弗拉·迪哥·德·兰达在他所著《尤卡坦的家族关系》一书中提出的材料为依据的。
　　兰达开始对玛雅进行人种史的研究时，在调查所及的范围内，拷打了数以千计的印第安人，破坏了偶像、花瓶和祭坛，焚毁了他到手的全部象形文字手稿。后来，他被召回西班牙，并因使用了残酷高压手段而受到严厉的斥责。他写出《尤卡坦的家族关系》一书作为辩护。最后，他被免罪，退回到尤卡坦去当主教。
　　至今，研究玛雅的学者仍面对被兰达大规模地破坏了的玛雅人的作品缩步不前；而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仍以兰达叙述的关于尤卡坦玛雅人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原谅兰达，因为他的意图是好的。当时玛雅人仍在实行人祭，特别是童子祭，兰达决定要铲除这些恶习。当然，因此也消除了其他许多习俗和历史资料，使我们的知识更为贫乏。
　　在大量焚烧了玛雅人的书籍之后，兰达决定去访问能为语言调查提供资料的当地人，以便重建文字系统。但毁坏各种抄本，并没有使他的工作更为轻松。兰达自己错误的先入之见，使他相信玛雅曾经有过音标。
　　玛雅人不曾有过音标或别的语音符号。但兰达与此相反的假设使他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的问题，并由此得到错误的答案。这种毫无益处的做法最后产生出纯属虚构的玛雅“字母表”。布尔布格关于大陆沉没的特洛伊诺抄本的译文正是以这一虚构的字母表为根据的。自从阿贝·布尔布格的时代以来，我们已经学会辨认玛雅人的许多雕刻文字。现在我们知道，特洛—科提西阿努斯抄本是一篇天文学方面的文字材料，与自然灾变的历史记载毫不相干。
　　维利科夫斯基对太阳系三千五百年来发生的情况作过非传统的叙述。在为他的叙述辩护时，他引用了具有迷惑力的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强烈地吸引着一些人，他们坚决支持他关于地球和金星最糟糕的近距离相遇的看法。尽管维利科夫在天文学方面的言论是反复无常的，但他的支持者和好奇的旁观者很快就发现，他的争论必然存在着某种真实性。否则我们怎么说明世界各处都有流传的关于灾变的神话呢？这里一部分问题在于原始资料的正确性。迅速查一下《碰撞中的星球》第一版第64页上的按语，即可以看出，维里柯夫斯基提出的玛雅人对宇宙灾变的记录，就是布拉肖尔·德·布尔布格的完全不可靠的特洛伊诺抄本译文。
　　阿特兰梯斯学的真正经典著作是伊格内修斯·唐纳利于1882年发表的《阿特兰梯斯：大洪水以前的世界》一书。很难说唐纳利是属于哪一类人。他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一个地产投机商。他想在当时尚不发达的明尼苏达州创建一座中西部大城市，这样一种看来真挚但不切实际的愿望，将他在事业上的阴暗面抵销了。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在28岁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年龄，就当选为副州长，他还在州的立法机关服务过，并当了八年美国国会议员。他有时从事政治活动就象从事商业活动那样玩世不恭和肆无忌惮，但他的政治观点也反映出真正的理想主义。他资助建立人民党，支持那些毫无希望的分裂活动。他似乎是一个真正的“业余活动家”，是一个全然为了爱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从这些角度看，他的热情和怪僻是可以理解的。在他身上常识和幻想特殊地给合在一起，通过重现消失的阿特兰梯斯的活动，这两者明显地表现出来。
　　对唐纳利关于阿特兰梯斯的观点，不能简单视之为无稽之谈而不加考虑。他系统地研究了他的课题，并把在他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最佳资料作为他的思想依据。在唐纳利的观点行时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对他的观点发生怀疑，因为他把我们对过去的看法过分简单化：并利用阿特兰梯斯解答一切难以解答的问题。如今，既然我们在地质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知识已经增长，我们就可以说唐纳利的解答，既无益又谬误。但我们不能说唐纳利对阿特兰梯斯的看法是微不足道的。恰恰和反，它不但壮观，而且复杂。
　　唐纳利毫不怀疑地设想，柏拉图的故事是真正的史实，何特兰梯斯曾经存在，它位于海格力斯天柱之外，是大西洋中的一片岛陆。唐纳利想象中的阿特兰梯斯是文化之母，是帝权之源。它是世界文明的摇篮，文明即由此传播到欧洲、美洲和非洲。我们那些遗传下来的神话和传说，正是一部被篡改了的阿特兰梯斯历史回忆录。古代文明圣地埃及和秘鲁都是阿特兰梯斯的一部分殖民地，而埃及文化最真实地表明了阿特兰梯斯文明的盛况。唐纳利确信在一次可怕的自然灾害中，阿特兰梯斯沉没了。仅有少数人逃离出来，把消息带到美洲和埃及，于是阿特兰梯斯沉没的传说在一些描述过洪水的神话中保存下来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考察船《挑战者号》发现了证据，表明海底有一条巨大的大西洋中脊。美国考察船《多尔芬》号和其他船只的调查结果也使唐纳利得出结论，认为沉没的阿特兰梯斯已被发现。与亚速尔群岛相关的海底山脉是阿特兰梯斯传说在地质学上的证据。
　　唐纳利用许多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对比材料来支持他对阿特兰梯斯的论证。他引证了大西洋两岸发现的骆驼、穴熊、猛犸和麝牛的化石遗迹。在美洲和亚洲都发现了驯化植物，包括番茄、番石榴和香蕉。唐纳利还提到墨西哥和埃及的金字塔，对比了大西洋两岸的传说和语言并列表说明它们的相似之处。
　　我们现在知道，海底洋脊并不局限在大西洋中部，也不是由沉没的大陆所形成。尽管某些沿海陆地可以比较快地升降，但是从来还没有过哪一次地质灾变能使一大块陆地在一个周末的时间沉没于海底。
　　实际上，大西洋中部是最不可能指望发现沉没大陆的地方了，因为那里的陆地在上升而不是下沉。洋中脊是两块大陆之间的断裂线。由于地壳板块在地幔上漂移，熔融的岩石从断裂处冒出，逐渐形成洋中脊，导致海底扩展和隆起。板块之间的另外一些边界形成深沟。一块地壳板块在此处被迫处于另一板块之下，并进入地幔。
　　我们现在对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单独物种的了解更多了，唐纳利所作的对比，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今天则更少有人能接受它。利用一些洋流所作的偶然航行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洋两岸共有某些种类的生物。事实上，如果新旧大陆之间曾经有一座自然的文化桥梁，那么我们可以预计两者之间相似之处要多得多。如果仔细考虑，则唐纳利对历法、宗教、语言、文学和工艺等文化方面一致性的论据同样是没有价值的。这些论据象传说中的陆地一样消失了，而它们本来是被引用来支持这一陆地存在过的传说的。
　　唐纳利随心所欲地罗列出大西洋两岸民族间的相似点，看起来给人以深刻印象，也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要把问题处理公平，就必须象罗列其相似点那样去罗列出它们的不同之处。目前，为了解释某些遗留下来的奇特一致性，认为常有穿越大洋的接触。但是，关于文化从阿特兰梯斯发源地扩散开来的说法所产生的问题却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多。
　　不管唐纳利的见解和资料曾引起多大争议，他至少还是想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索阿特兰梯斯问题的。唐纳利的书包罗万象，它重新激起了人们对阿特兰梯斯的兴趣。至今，这一兴趣仍盎然不衰。然而，从唐纳利的时代以来，曾经发生了许多次不寻常的变化。阿特兰梯斯岛的全部情况都是以神秘的传说和直觉的知识为基础的，其中大部分是由通神论运动的奠基人布拉瓦特斯基夫人创造的。
　　布拉瓦特斯基夫人在《神秘的教条》一书中，通过精心设计一系列沉没的大陆和七大原始人种，对人类种族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发展过程编造出了一部冗长而又曲折的伪历史。她说，每个原始人种都有七个亚人种，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正准备前往圣伊维斯。
　　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大西洋中有一块陆地沉没了，但却可能存在一些微弱的证据，说明太平洋中有一块久已消失的陆地。最近，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戴维·L·琼斯博士和他的协作者认为，太平洋西北岸一块四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是一亿多年以前一个太平洋大陆分裂而形成的。
　　1828年，詹姆斯·丘奇沃德在《消失了的MU大陆》一书中对消失了的太平洋大陆发表了另外一种论述。从此，这一论述一直引起公众的兴趣。《消失了的MU大陆》是他就同一主题所写的五部著作中的第一部。丘奇沃德曾在驻扎印度的英国军队中服役。他是一位冒险家，旅行之地甚广。他的那些关于MU的著作是作为考古学研究结果而发表的。但事实上，他的资料来源是现在印度并未保存下来的碑文和一些谨慎的、未提及名字的西藏庙宇的虚构记载，以及迄今尚未译出的复活节岛的铭文和未经处理的特洛伊诺抄本。丘奇沃德对这些资料以及其他许多难以理解的手工制品的“说明，实际上是对它们用形象或符号表示的内容所作的任意解释。他根据这些资料编造出一个太平洋巨型大陆的文明概况。这个大陆从夏威夷直至斐济诸岛，从复活节岛直至马里亚纳群岛。早在五万年前，MU的文明就超越了我们的文明。不过，这一黄金时代于一万二千年前就结束了。当时“地下发出隆隆声，随后地震不已，火山爆发，扰乱了平静的大地。最后，整个大陆象海浪那样起伏和滚动起来……庙宇宫殿轰然坍倒在地……注定灭亡的大地沉没了。它向下，向下，一直坠入地狱之口。”
　　丘奇沃德对降临到MU头上的末日曾有一个现成的解释。他争论说，地球上布满洞穴，洞穴中充满了极易爆炸的火山气体。当这些地下洞穴逐渐失去内中含有的物质时，地壳变得脆弱了，MU就坍陷了。它是地质空虚的牺牲品。在这一点上，有趣的是康奈尔大学天体物理学家托马斯·戈尔德近来建立了一种理论。他认为，伴随着地震的海啸和发光，以及太平洋东部海岸难以理解的隆隆声，这些都可以用地球形成时地壳中包容着的大量甲烷来解释。
　　1947年，两位希腊考古学家库马里斯和马里纳托斯对有关阿特兰梯斯的传说提出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合理解释。库马里斯教授提出，关于阿特兰梯斯的传说起源于地中海某次局部灾变。在同一次希腊人类学学会的会议上，马里纳托斯将这次灾变看成是现今位于克里特岛以北约100英里的桑托林群岛的火山喷发。这组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叫做塞拉岛，所有的五个岛屿都是塌陷了的火山破口的剩余部分。1909年英国古典历史学教授弗罗斯特曾提出，阿特兰梯斯的故事可能是从公元前1500年米诺文明比较突然地毁灭后发展来的。三十年后，马里纳托斯又补充了因塞拉岛火山海发克里特遭到破坏的考古学证据。马里纳托斯、地震学家加拉诺波罗斯和其他学者从塞拉岛获得的新证据进一步支持了阿特兰梯斯就是塞拉岛和克里特岛的说法。最后，加拉诺波罗斯详细证明了米诺文明和柏拉图对阿特兰梯斯及其毁灭情况的描述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当然，塞拉岛的灾变最近还发生过十多次，而且克里特岛和塞拉岛也太小，与柏拉图所描述的岛陆相比，大约只有十分之一。许多作者，从威利，利到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都将这一差异合理地解释为把古埃及的符号“10”误译为“lO0”了。
　　现在仍然是阿特兰梯斯的黄金时代，或者说人们还在对它进行猜测。尽管关于塞拉岛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但新的假说继续出现。
　　有时，批评维利科夫斯基星球碰撞说的人承认，即使不算维利科夫斯基本人所署名的天体详情图，他所收集的神话、传说和轶事也可能说明某一次古代的灾变，这一次灾变或许就是塞拉岛的火山爆发。德国工程师和金字塔专家奥托·马克又将这一想法扭转回去，他用地球与一颗较小行星的碰撞来解释一个真正而不是传说中的阿特兰梯斯的毁灭。这颗较小行星的轨道与地球的轨道相交叉。按照马克的看法，这一次灾变产生了查尔斯顿附近的加罗林坑地和波多黎各地沟。大西洋中脊的每一座火山都喷发起火，亚速尔群岛附近一座巨大的岛屿阿特兰梯斯在一昼夜间沉入海底。马克所著《阿特兰梯斯的秘密》一书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修订者的姓名不详。其中大部分仅仅重复了自唐纳利以来阿特兰梯斯写作者的陈旧观点。
　　然而，马克希望超过他的前人的是，精确测定阿特兰梯斯毁灭的时间是公元前8498年6月5日阿特兰梯斯岛标准时间晚上8点钟（非夏令时间）。这一重要的判断是根据玛雅历法周期所谓的起始日作出的。马克的计算和对玛雅历法的熟悉程度尚有待提高，根据古德曼—马丁内斯——汤姆森的校正，想象中的所谓长期计数的起始点绝不是公元前第九世纪中叶六月初的一天，而实际是公元前3113年。马克是如何得出这个日期的，他的文章根本没有说清楚。
　　现在着来，人所共知的新阿特兰梯斯位于巴哈马群岛，与比米尼附近浅滩的水下地形特点密切相关。在水下奇迹中，最为有名的是所谓比米尼墙或比米尼路。人们描述它是巨石构成的，沿着一条与海岸平行的直线延伸一千九百英尺。迈阿密的曼森·瓦伦丁博士于1969年最先描述了这些巨大的石块，后来瓦伦丁和其他一些人又分别举了一些他们认为属于古巴哈马遗迹的例证。
　　查尔斯·伯利茨将比米尼路和其他巴哈马奇观的发现与美国赋有洞察力的埃德加·凯斯1933年预言在比米尼路附近可能发现一座阿特兰梯斯庙宇的遗迹相提并论。伯利茨坚信，沉没的阿特兰梯斯和它的先进技术在某方面来说是造成传闻中飞机、船只和人在百慕大三角地带消失的原因。
　　哈里森、伯恩和林奇对瓦伦丁和伯利茨的主张提出了疑问。他们论证说，对比米尼路的周密调查发现，它原来是石灰岩的自然现象，块状结构是浸蚀和断裂造成的假象，他们进一步推断，在比米尼路南端入口处附近水底，发现的两根带凹槽的大理石柱和几根圆柱是十九世纪运往比米尼路并丢失或抛弃在近岸处的建筑材料。桶状的水泥圆柱可能就是在木桶内固结成的。这些原来装有干水泥的容器大概已经烂掉了。
　　近来，希恩一直强调比米尼路和其他“海滩岩石”形成物的相似性。他从地质学的角度正确解释了比米尼路石块的位置。这些石块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
　　最后，关于特里格·亚当斯和罗伯特·布拉什在安德罗斯岛附近拍摄的矩形构筑、并宣称这就是凯斯在预言中说的阿特兰梯斯庙宇，据一位拿骚人说这原是海绵养殖场，是他在四十多年前帮助修建的。
　　 众神的黄昏
　　《众神之车》及其他一些关于古代太空人的书籍的作者埃里奇·冯·丹尼肯与昔日古怪的灵学家相比，只是个可怜的第二提琴手。埃里奇·冯丹尼肯在维护曾有其他星球的古代太空人访问过地球这一观点方面，无论怎样衡量，也是个浅薄之人。
　　冯·丹尼肯竟然在考古学臻于成熟并在考古学中已应用了自然科学复杂定量技术的时代，使我们对古代人的认识变得模糊糊不清。以往的历史上是存在着一些神秘现象和异常之事。我们对古代的一些石碑和土碑感到很惊奇，并且发现自己不能准确地识别古代人建立这些纪念碑的目的和方法。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代和史前时期的人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更为聪明。但冯·丹尼肯却选择了古代太空人来访之说，以图解释许多难以猜透的古代手工制品和奇怪的传说。
　　关于从前某个时期曾有其他星球的宇宙旅行家访问过地球的设想，不一定是糟糕的事。在冯·丹尼肯使这种观点普遍流行之前，已经有人谈论过这种想法。苏联天体物理学家I·S·什克洛夫斯基和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在1966年出版的《宇宙中的智能生物》一书中就研究过这种想法。但要证实这一假说是困难的。“证据”不能肯定，而且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使得冯·丹尼肯的论述具有独特之处的是，他对事实都加以过滤，并有意用过滤的事实使读者相信只有冯·丹尼肯的解释是说得通的。他的书籍是错误推理的综合典型，其中引用了许多谬论。
　　尽管别的著者已经指出，冯·丹尼肯的大多数解释纯粹是对有争论的考古学材料不完全理解而发的一派胡言，但他后来仍在六本书中炫示同样的一些神秘的人工制品。在《丹尼肯的证物》一书中，他夸耀自己取得的最新成果是发现了墨西哥玛雅人遗址的帕伦克“太空人”，吹嘘这是公元七世纪太空人在玛雅人中间作客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最近几年，关于帕伦克碑铭寺内石棺盖上铭文的传统解释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考古学家对这一引人注意的浮雕的看法一直在改变着。冯·丹尼肯似乎是不怀好意地将此种情况引为乐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家们有可能接受“石雕表现的是一个穿着宇宙航行服、驾驶着火箭的人”这种看法。相反的是，人们比以往更为清楚，石雕上的图案具有葬礼和宗教的含义。
　　我们完全不必要因为人们对帕伦克石雕的意义有更深的了解而感到惊奇。近二十年来，在辨认玛雅石雕方面已有了很大的进展。通过塔契娅娜·普罗斯科里阿考夫、戴维·凯利、彼得·马修斯、约翰·格雷厄姆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努力，我们已经认识到石碑和庙墙上的浮雕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料。现在越来越有可能根据遗迹设想出当初帕伦克统治者世袭罔替的情况。我们甚至已知道，所谓的古代太空人的名字叫帕凯尔。
　　帕凯尔这一名字的意思是“盾”。公元615年，他成为帕伦克的君主，后于公元683年逝世。12英尺长的石棺盖上象征性地表明了帕凯尔逝世的情况。
　　碑铭寺坐落在一处75英尺高的金字塔形平台上。金字塔分八级也就是八层平台，帕凯尔就象古埃及王国的法老，被埋葬在地窖的深处。
　　冯·丹尼肯所谓的“太空人”，实际上就是帕凯尔。玛雅学专家琳达·谢尔在辨认帕伦克象形文字的碑文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指出，碑文表明帕凯尔正在死去。在帕凯尔的正下方是一个妖怪的面庞，帕凯尔和妖怪一起正在通过形似某种爬行动物上下颚的地狱门口进入“阴曹地府”（见图18)。
　　这里一点也用不上冯·丹尼肯所谓古代太空人的假设，因为我们能够识别陪伴帕凯尔的那个妖怪。无论是在碑铭寺，或是在十字庙，妖怪脸旁边都有相同的符号。其中“Kingiyph”代表“太阳”、“时间”和“白天”。在这两个寺院中，妖怪脸象的上半部有血有肉，下半部是骷髅，这意味着妖怪和帕凯尔一样，正在由生到死，沦入地狱。
　　事实上，十字庙中象征黑夜的图案画在妖怪的一边，而象征白天的图案画在另一边。谢尔根据这些图象以及取自其他地方的证据，认为怪物就是太阳。帕伦克表现的是太阳死亡的时刻，也就是太阳在天空处于最低弧线时的日落和冬至。
　　谢尔还报道，从帕伦克的高塔瞭望，冬至这一天的太阳好象沉落在一条山脊背后，象是进入了大地。实际上，下落的太阳在碑铭寺的上方，它的轨道与通向帕凯尔陵墓的石头台阶的角度一致。在同一天，一缕阳光照射着十字庙，阳光末梢落在地狱之神的脚下，地狱之神就雕刻在圣殿的入口处。
　　帕伦克庙宇的符号中具有天文含意，但并没有对外层空间航行进行描绘。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强有力的君主的墓碑，以及纪念他儿子继位的庙宇，生死轮回和王位继承都是以寓意手法与太阳联系起来的。太阳甚至也通过帕凯尔的陵墓“进入”地狱。从若干方面的证据中得出了相同的解释，这就排除了丹尼肯的古代太空人之说。
　　图18 帕伦克石棺上的浮雕描绘的不是太空人，而是一位名叫帕凯尔的玛雅君王：他正在从生进入死的王国
　　显然冯·丹尼肯将帕伦克的石棺看作是他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实际上，这也是他列入《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中的少数物证之一（这本书与他早年所写的著作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众神之车》、《外空间之神》、《众神的黄金》、《寻找古代之神》等书中，读者可以饱阅无数史前时期的难解之谜和古代的奥秘，有关的描述和照片连篇累牍，几乎没有休止。冯·丹尼肯的第五本书《众神的奇迹》完全不是谈古代太空人的，而是宗教的幻想。然而，《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几乎没有谈到考古学的问题。
　　《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是著者为回答批评他的人而写的。然而他在书中却删掉了批评家们对玛·丹尼肯的错误逻辑提出的强有力异议，和明确谴责他的那些与事实相违背的谬误的材料。然而，没有那些材料，关于古代太空人的假说也就失去了它的传奇色彩。结果，《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与以前的几部著作相比，不但大为逊色，而且内容空洞。
　　冯·丹尼肯最近以文学手法写了一本关于法庭审判的书，他自己扮作被告，当然，读者就成了陪审团。冯·丹尼肯和批评他的人都不否认有一些过去的悬疑尚未得到解答。问题是怎样去解释。冯·丹尼肯的基本前提是，来自外空间的太空人曾在远古时访问过地球。这一前提是无法反驳的。要证明与此对立的假定根本不可能。人们怎么能证明古代太空人没有到过地球呢？专家们和抱怀疑态度的旁观者并没有义务提供这样的证据。毕竟还是冯·丹尼肯提出了这样的想法，认为太空人到过地球，通过遗传控制创造出他们想象中的智慧人类，并在宗教、神话、传说和人工制品等方面留下了他们到过的证据。所以也应该仍由冯·丹尼肯来证明这曾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然而，科学要求对一项理论的真实性进行严格的论证。史前时期是否可能有宇宙航行者，这不是问题的争论点。我们期待的是他们确实来到过人间的证据。在这方面，冯·丹尼肯的辩解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中对星际旅行似是而非的评述冗长而又使人乏味。冯·丹尼肯把批评他的人当成稻草人。他说他们认识不到星际交往和运输是可能的，然而又鹦鹉学舌似地重复着这方面专家的言词，以便证明事情就是如此。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援引的一些权威正在他所反对之列。他轻易地推倒了稻草人，然后，以胜利者自居。然而，这样的胜利是一钱不值的。天文学家和太空科学家从来也没有说过星际旅行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对日益发达的技术有充分的认识，这种技术在短短的几年中已使人类对我们行星的邻居比几十年前的想象有了更多的了解。与冯·丹尼肯的论断相反，抱怀疑态度的人并没有因他为星际旅行的可能性辩护而保持沉默，他们不仅看不到星际航行者来到过地球的证据，也看不出重复冯·丹尼肯对他们研究工作的反应有什么好处。
　　《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的另外一章也十分冗长。作者在这一章中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持怀疑态度并论证说，地球上的生命是“太空航行之神”直接干预的结果。但这一章有点象谜语，因为其中大部分是讨论35亿年前的前寒武纪时期生命的最初起源。无可否认的是，很难准确地设想生命最初是如何出现的，甚至科学家们有时也陶醉于古生物学家和前寒武纪问题专家J·威廉·肖夫博士所谓的“生物地球诗”。但是，从化石中找出线索仍是可能的，人们正在进行这种艰苦的探索。
　　最初人们对冯·丹尼尔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去争论生命起源问题并不清楚。过去他曾断言，太空人的介入发生得较晚，是在原始人类进化以后很久。早期的类人猿是淘汰繁殖和遗传变异的受益者，结果产生了智能人类。然而，这一看法与进化论发生了冲突。冯·丹尼肯很想用上帝创造人类的论点打击进化论树形世系图的任一论点，而不论这些推断是否与他原来的假定有矛盾。例如，他为了打败他的对立面，非常喜欢在谈话中援引所谓的人类化石脚印，据说这些脚印是在不同地层中发现的，这些地层对应于一亿四千万年以前的白垩纪、二亿五千万年前的二叠纪、四亿年前的寒武纪。
　　有一组这样的“人类脚印’保存在得克萨斯州格伦罗斯附近帕卢克赛河的古河床上。据说这些脚印与恐龙的足迹混在一起。诚然，这是一件奇事，但它与古代太空人没有什么关系。关于帕卢克赛河的人类脚印迄今尚无一份可靠的科学报告。而伪造或错误解释却是大有可能。上世纪末在内华达州卡森城附近上新世砂岩中发现的一组有名的“人类脚印”，后来证明是巨大的地獭留下的足迹。
　　冯·丹尼肯在《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中援引了《众神之车》鼓吹者的丰富想象力。卡尔·布鲁格是一位居住在巴西的德国新闻工作者，也是《阿卡科尔编年史》一书的作者。冯·丹尼肯对这本书很熟悉并为它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阿卡科尔编年史》与冯·丹尼肯对宇宙航行之神的推测非常吻合。
　　布鲁格称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是他在巴西玛瑙斯城一家装有空调器的旅馆房间里对一位印第安酋长塔滕卡·纳拉的叙述录音。据说，纳拉是亚马逊河流域一个叫做乌加蒙古拉拉部落的最后一位嫡系王子。纳拉说，他们部落的史诗开始于公元前13，000年。当时，在一片火光和雷鸣声中，天空出现了几艘金光闪闪的航船。结果得知，这些天外客人来自一个名叫施韦尔塔的星球，他们的使命是将文化和知识带给其他星球上的人们。
　　星空来客选择了几户人家。这几户人家就是后来的“同盟精选部落”乌加蒙古拉拉。他们的历史是皇权和灾难的记录。据说，他们的首都何卡科尔（《阿卡科尔编年史》由此而来）至今还存在于亚马逊河上游安第斯山东侧的马丘皮克丘和蒂亚瓦纳克之间
　　阿卡科尔的居民住宅大部分不在地面上，而是在地下。阿卡科尔在地面上是一片废墟，但也只是在1969年才遭到破坏的。纳拉声称，他在宗教最高会议和祭司们的支持下，已下令毁掉这座城市，以免外人得知它的居民们的存在。
　　在《众神的黄金》一书中，冯丹尼肯声称他参观过厄瓜多尔巨大的地道网和地下洞穴。他在为布鲁格的著作撰写序言时，将这些地道和洞穴与阿卡科尔的地下洞穴联系起来。冯·丹尼肯书中谈到的厄瓜多尔地下洞穴的发现者贾恩·莫里兹却否认冯·丹尼肯的说法。即他曾带领冯·丹尼肯穿行过这些地下洞穴。随后在一次采访中，冯·丹尼肯承认关于洞穴的说法和那些所谓他在洞穴中看到的东西是他臆造出来的，是为了取得“戏剧效果”。然而，在两年以后他却又在布鲁克的书中毫不脸红地提到这些洞穴。
　　如果说冯·丹尼肯不能与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和伊格内修斯·唐纳利为伍，那么，《天狼星之谜》的作者罗伯特·坦普尔却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书装扮成极有学问的样子，什么脚注、晦涩难解的参考文献、极其复杂的论证和难以猜透的情节，样样俱全。坦普尔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的书谈论的是一个真正有趣的奥秘——多贡族关于天狼星的传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传说。冯·丹尼肯具有认识坦普尔报道的潜在影响的鉴别力：事实上，他说他因此事而感到震惊。在《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中，他用了很长的篇幅谈论了这一传说。
　　多贡族居住在廷巴克图以南的山区，那里一度为法属苏丹，现在称为马里共和国。若干世纪以来这个非洲部落受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仍保存着自己独特的传说和精心编造的神话。这些传说和神话与非洲大多数人的信仰不同，因此人种史研究者对他们很熟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人类学者马塞尔·格里奥和杰曼·迪特尔伦从当地人那里收集了有关多贡人信仰的资料。有一部分资料的内容是关于天文学的。尤其是多贡人的传说提到，天狼星有一颗黑暗的、致密的、肉眼看不见的伴星。
　　天狼星是天空中仅次于太阳的一颗最明亮的恒星。虽然它距离我们约有8.7光年（约为52万亿英里）之遥，但与其他星体相比，还是相当近的。我们通过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对天狼星了解得相当多。这颗星比我们的太阳要热得多，也亮得多，体积是太阳的两倍。多年来，人们对它的位置进行了细心的测量。天文学家测出，它在星图上的位置在逐渐改变着，造成这一移动的原因是天狼星和我们太阳系之间的运动速度有差异。这种移动通常是明显的，如果画在星图上，则是朝着某一方向的连续位移。然而，天狼星位移时是摆动的。1844年，法国天文学家弗里德里克·贝赛尔根据天狼星这种在预期轨道两侧摆动的现象，认为天狼星与一颗看不见的伴星在一起摆动。同时它们彼此围绕着作轨道运行，每49.9年完成一个周期。因此，天狼星运行时微小的摆动是另一颗星体的引力造成的。1862年，美国望远镜制造人阿尔万·克拉克首次看到了这颗昏暗的伴星。经证明，这颗被称为天狼星B的伴星是一颗白矮星。它很小，直径与地球差不多，然而质量几乎与太阳一样。所以，这颗星非常致密。一茶杯天狼星B的重量就是12吨。
　　正如坦普尔报道的那样，多贡人对天狼星的认识既详细又准确。多贡人将这颗伴星叫做“波托罗”（“托罗”的意思是“星星”，“波”是非洲出产的一种谷物名）。多贡人认为“波”是颗粒最小的谷物。天狼星伴星小得几乎看不见，所以起了这样的名字。据说，波多罗是由最重的金属所构成的，这种金属甚至比铁还重。在坦普尔看来，多贡人已认识到天狼星B的质地非常致密。
　　多贡人画了许多正式的天狼星系图。坦普尔认为，这说明他们已经知道天狼星B围绕天狼星A的运行轨道是椭圆的，而天狼星A的位置是在一个中心点。根据多贡人的看法，这颗伴星绕轨道运转一周的时间是50年。坦普尔还绘制了一幅天狼星和这颗伴星的摆动轨迹图，井说明这幅图与当代研究天狼星A和天狼星B的天文学家所画的轨迹图惊人地相似。
　　多贡人在天文学方面的传说决不仅限于天狼星。他们说，木星有四颗卫星，土星有一个晕圈（或暗环）。他们绘出的这两颗行星的图画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特征。
　　当然，从表面看，多贡人的这些看法是惊人的。但坦普尔并未放松对这些看法来源的探索。他的追索越过撤哈拉到利比亚，一直到达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埃及。许多资料表明，埃及人专门研究过天狼星。
　　然而完全弄不清楚的是，埃及神话中对天狼星的某些着法为什么与多贡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天狼星之谜》一书中有一大部分篇幅是用来搭起一座解释这些神话的脆弱的桥梁。这本书花费了许多篇幅去谈论亚古尔的英雄史诗、由传说中的人物所代表的星座，以及可能存在着根据天体图绘出的古代神谕发布中心在大地测量上的定位体系。书中还画出了类似于巴比伦关于奥内斯传说的图画。奥内斯是人和鱼的混种。据信曾将文明和文化带到美索不达米亚。
　　奥内斯被认为就是苏美尔人（古代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一个民族）的Ea神，所以也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的一部分。多贡人断言，艺术和科学是由象鱼一样并与天狼星有关的两栖生物带给人类的。坦普尔认为，这两种传说反映的是同一事件，即古代两栖的地外宇宙航行员曾由天狼星系中的一颗行星降落到地球上。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在坦普尔对神话和“神秘”传说的论述中有许多事情或许是值得探索的，但对于神话，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方法。看来，坦普尔为了维护他的说法而采用的是叫人把握不定的多贡人关于天文学的知识。
　　我们无需相信多贡人那些天文学方面的传说是非常古老和未受外界影响的。事实上，多贡人长期以来就是个以四海为家和适应性很强的民族。他们居住在马里的廷巴克图附近。许多世纪以来这里就是一个商业大城市。并且是西非学校和学者集中的地方。多贡人居住的地方非常靠近联系着北非、埃及和南撒哈拉的一条主要通商线路，因此他们一直保持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初，在多贡人居住的地区就设有法国学校了，那时欧洲人已经对天狼星发生了相当大的兴趣并开始研究它的伴星。
　　我们不能肯定是否就是近期的外界影响把那些奇怪想法渗透到多贡人对天狼星看法中去的，但这些想法本身并不象坦普尔所说的那样明确。多贡人并没有真正说天狼星B具有一个绕轨道运行的50年周期，这是从不很直接的说法中推断出来的。更加复杂的是，多贡人有一种以天狼星B运行情况为依据的历法，它的周期是60年，而不是50年。
　　彼得和罗兰·佩奇曾经论证，双星说在多贡人的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任何一颗在宗教仪式上的重要星宿都被说成有一颗伴星。譬如多贡人认为与天狼星一样十分重要的北极星，也有一颗伴星。
　　佩奇兄弟认为，所谓的天狼星B的椭圆形轨道只是一个界限。而不是它运行的轨迹。因为多贡人还有许多天狼星系的图画，其中包含着很多其他要素，这说明不可能将这些图画看成是双星的轨迹（见图19）。
　　多贡人还说天狼星有第二颗伴星并称之为“埃梅雅”，但他们根据假定所提供的埃梅雅轨道数据与事实不符，也与开普勒定律不符。此外，也没有观测资料表明天狼星体系有第三个成员。而且，木星至少有十四颗或者是十五颗卫星而不是象多贡人画的那样只有四颗卫星。土星则是他们所说的最远的行星。诚然，天外人应该事先就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向他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坦普尔的天狼星—PO系的自行图（见图20)是极易使人产生误解的。尽管他在解说词中加以否认，但他把这一张看起来非常象当代天文学家实际观察到的图形称为“多贡部落的示意图。”然而事实上，多贡人画的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坦普尔热心地要求艾萨克·阿西摩夫在书出版前阅读他的手稿。或许，这是由于坦普尔希望得到一些好评，以利于推销他的书。但阿西摩夫不为所动，他未加评论。坦普尔又通过电话要求阿西摩夫给予一些评论，最后还询问，是否他已犯了什么错误，阿西摩夫答道：“不，我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后来，阿西摩夫解释说，他对多贡人几乎一无所，因此，如果书中有错误他也无法识别出来。
　　图20 罗伯特·坦普尔根据《天狼星之谜》一书绘制的多贡部落示意图（左）与现代天文学示意图（右）的比较。
　　完全可以论证，多贡人与现代欧洲天文学的接触并不能充分解释“天狼星之谜”。然而，英国著名天文学家W·H·麦克雷已经提出一项可供选择的聪明办法，可以解决其中的某些难点。麦克雷同意，多贡人之所以对天狼星发生兴趣，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埃及。埃及人利用天狼星每当从夜空消失70天后第一次与太阳同时升起的黎明时刻，去校准他们的日历。
　　在下半年中，天狼星恰好在70天消失前与太阳同时落下。麦克雷设想，在天狼星与太阳同时降落，即夕阳西下后，可能会出现天狼星的海市蜃楼现象。这时，天狼星的第二个影像呈现在真实恒星之下，这个影像可能向偶然看到它的观测者表明，它是一颗难以捉摸的、黑暗而巨大的伴星。
　　很难说，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多贡人的奥秘。诚然，他们说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古代太空人并不一定就是答案。总之，《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充分地利用了“天狼星之谜”。但多贡人的传说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他们与布鲁格所谓的阿卡科尔的奠基人接触过。同样，冯·丹尼肯引用的其他一些证据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者简介
　　E·C·克鲁普是洛杉矶格里菲斯天文台台长。他生于1943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克莱尔蒙特波莫纳学院，又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课业，于1972年取得天文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课题是“星系团的特点”，后来，又对古天文学发生兴趣，曾与他的夫人罗宾一起率领野外考察队到过许多古天文学现场，研究过二百五十多处古代和史前时期石碑的详情细节，足迹遍及不列颠、布列塔尼半岛，爱尔兰，墨西哥、秘鲁、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马尔他、埃及和美国中西部。克鲁普讲学的范围甚广，涉及古天文学、时尚、神话和伪科学，对这些课题他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他的演讲集中有一本名叫《古天文学探索》的。曾荣获1978年美国物理研究所—美国钢铁基金会最佳科学作品奖。
　　（张瑚　译　 蔡伟蓉　校）

十七、百慕大三角
拉里·库什
　　冯·丹尼肯所持外星球生物来访过地球的论点是对早期人类聪明才智的一种轻视。与此相同，一味相信“超科学”说也是对人类健全发展起来的运用“正常”感官能力的一种轻视。再也找不出任何相信超科学，即相信有超出科学可知性范围的事，会比相信百慕大三角更为糟糕的了。百慕大三角是超科学、伪科学、科学幻想和宣传上胡作非为的最典型的例证。
　　对百慕大三角最普遍的错觉是，为证实想象中的奥秘，所报道的失踪事件乃是对“远处”正在发生的情况的描述：尽管关于原因的解释可能不同，尽管对是否需要作出超科学可知性的解释可能有争论，但我们“的确知道”远处确实发生了非比寻常的事情：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件事从根本上作出解释。这种推理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经常发生奇异失踪事件的百慕大三角只是存在于纸上和电影中，只是靠一些拙劣的调查资料和谣传来证明和支持的，既属谬见，又缺乏逻辑性。
　　要了解有关百慕大三角的幻想是怎样产生的，最好是仔细看一下我在写作《百慕大三角之谜—已经解决》（1975)时我所研究的两个奥秘。这本书已被伦教劳埃德船舶协会、美国海岸警备队及其他有名望的组织和科学家誉为这一问题上最有权威的著作。书中还有大约六十五个例子也可以看一下。
　　1972年，我在开始撰写关于百慕大三角的书之前，已经收集了许多杂志、报纸的文章和书中的章节，这些文章和章节将百慕大三角说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下秘密话题。照这些文章的说法，自哥伦布时代以来水手们就谈论着百慕大三角，谈论着轮船如何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作者们说，这完全可能是一种巧合，然而经资料证明的奇怪情况太多了。人们说，一切普通的解释，如风暴、机件失灵和人为的过失等，都不足以解释这一奥秘：还说，海军、海岸警备队、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和第一流的科学家也迷惑不解。
　　支持这种“超出现今科学所知范围的”现象的证据，主要由一张假想的船舶、飞机和船员的神秘失踪事件清单构成。当我开始写书时并没有想到我会发现什么，或者我的调查研究将会得出什么结果。我也没有想去试图揭示这一奥秘，而只是想报道我对它所能发现的每一件事。
　　1972年谈论百慕大三角最多的资料是自由作家文森特·加迪斯写的两篇文章。他的“致命的百慕大三角”一文刊登在人的冒险活动杂志《大商船》1964年2月号上。翌年，这篇文章经过稍微修改和补充，成为他《看不见的地平线》一书中的第十三章“死亡的三角”。加迪斯谈论的事件成为神秘事件的核心。
　　我所研究的第一批事件中，有一件是“萨达弗科”号案件。据加迪斯称，“萨达弗科”号是一艘货轮，它于1926年“由纽瓦克港（新泽西）向南航行时，连同它的二十九名船员从此一去不复返”。整个神秘事件只牵涉到一艘轮船。然而，案件对情况陈述之简短，使我怀疑加迪斯实际上究竟作了多少调查。我纳闷的是，这一事件是真的神秘莫测，还是仅仅由于缺乏资料。一些人对这两者分辨不清。我注意到有些作者提出的资料同样简短，他们明显地用加迪斯的著作作为资料来源，并且不耐烦去做进一步的核实。对新奇事物调查研究的欲望看来低得惊人。
　　要得到这艘船的资料并不难。纽约时报对于轮船遇难事件有着出色的报道，它先后发表过五篇有关这艘货轮的文章。据第一篇文章揭露，货轮失踪后的三个半星期内，轮船公司方面一直未能请到海军去搜索“萨达弗科”号的踪迹。文章的最后一句写道：“萨达弗科”号沿着海岸航行时，海岸上正刮起大风暴。”而加迪斯和其他作者一次也没有提起风暴之事。据其余几篇文章报道，搜索未获进展，最后于五月初大家公认这艘船已经丢失。我还发现了一篇关于“阿基塔尼亚”号远洋航轮的文章。这条船到达纽约时，“萨达弗科”号正离开港口。“阿基塔尼亚”号船长报告说，船是在他前所未见的糟糕夭气里航行的。“象热带旋风一样的大风”迫使轮船不得不返航。
　　我的结论是，以“萨达弗科”号作为百慕大三角发生的一件难解之谜，乃是草率研究的结果。
　　在我进行研究的初期，我发现了一本当时还鲜为人知的1969年版平装书，书名为《一去不返》，作者是约翰·华莱士·斯潘塞。当我仔细阅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其中大部分是经过改写和节略的纽约时报文章（在斯潘赛描述“萨达弗科”号轮船的一节中，有一个二十二字的句子，除了变换一个动词的时态外，与纽约时报文章中的报道完全雷同）。然而，斯潘塞的书中却不见该报中最关键的一句：“‘萨达弗科’号沿着海岸航行时，海岸上正刮起大风暴。”他在报道其他几则神秘事件时也做了同样的删节。
　　1974年秋季，在我的手稿完成后六个月，离该书出版也还有六个月时，另外有两本关于这一题目的书问世。理查德·威纳尔写的《魔鬼的三角》和查尔斯·伯利茨写的《百慕大三角》都说到《萨达弗科》号事件是一个未解之谜。从词句上看，威纳尔的写作材料取自纽约时报，而伯利兹的则取自加迪斯的文章。他们谁也没有提到大风暴。应当说，加迪斯、斯潘塞、威纳尔、伯利茨及其他一些作者遗漏了这一关键的情节，至少也是研究中的疏忽。我在研究其他一些事件时发现，所有将这一问题写成神秘事件的作者都是仿照这种蹩脚研究方式行事的。
　　也许，百慕大三角的主要故事之一“埃伦·奥斯汀号”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各个作者如何处理一份并不可靠的给定“原始”资料。对大多数作者来说，不论他们是否已经知道，这一故事的出处是1914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占星家谈话集》的书，作者是鲁珀特·古尔德。以下是他的全部叙述：
　　“最后的，也是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在适于航海的环境中出现弃船的情况。英国轮船“埃伦·奥斯汀”号在大西洋中部遇到了这种情况，时间是1881年。“埃伦·奥斯汀”号派遣一小组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登上陌生弃船的甲板，并指示他们开往纽芬兰的圣约翰，那也是“埃伦奥斯汀”号的目的地。两条船在浓雾中分手了，几天后再次相遇。那条陌生船只又遭遗弃，押送捕获船的船员们和他们的前任一样，也永远消失了。
　　遗憾的是，古尔德没有让他的读者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一资料的。为了与以后的文章对比，现将古尔德文章的基本材料列举如下：
　　字数统计：86
　　地点：大西洋中部
　　时间：1881
　　弃船的环境：适于航侮
　　两船分离的原因：浓雾天气
　　第二次发现：几天后两船再次相遇，这条陌生弃船再次被遗弃
　　弃船的最终命运：未提及
　　这一故事后来又在文森特·加迪斯的文章和书中出现。他承认古尔德的文章是他书中资料的来源。加迪斯1964年的文章摘要如下：
　　字数统计：115
　　地点：亚速尔群岛以西
　　时间：1881
　　弃船的环境：一切正常，有（在暴风雨中）挣扎过的痕迹。
　　两船分离的原因：暴风
　　第二次发现：纵帆船被抛弃，新船员消失
　　最终命运：在第二批救援队员经劝说登上被抛弃的船只之后，又刮起暴风，使两船分开。纵帆船及其船员即不复见
　　在加迪斯一年后出版的书中，描述情况与他的文章不同，也与推测中他取材的古尔德的文章不同。
　　字数统计：188
　　地点：大西洋中部
　　时间：1881
　　弃船的环境：适合于航海的天气，一切正常，无任何物件丢失，无（在暴风雨中）挣扎过的迹象
　　两船分离的原因：浓雾天气
　　第二次发现：两天后，浓雾消散，船长发现被抛弃的船只。他看到它的航线飘忽不定而感到惊奇，遂命令舵工使船接近它。给予信号，而无反应。登船人员搜索了陌生船只的每一角落，但未发现有关失踪人员命运的任何线索
　　最终命运无法劝说“埃伦·奥斯汀”号的其余水手再次登上弃船。“埃伦·奥斯汀”号驶离时，它被遗留在后面，最后消失在地平线处
　　加迪斯关于这一事件的两次说法相当矛盾。他在书中的描述比他资料来源的古尔德报道要长一倍多，主要是由于他增添了描述的细节。他告诉我们，船长曾感到惊奇，弃船的航线飘忽不定，船长给舵工下达了命令，向弃船发出信号，并搜查了它的每一个角落等。如果这一事件当真发生过，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完全可能如此。然而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来说，他作出如此详尽的叙述，但在其引以为资料来源的著作中又没有这样的描述，这就是不正当的了。
　　在加迪斯的两次报道中有几处重大的矛盾，其中包括地点的矛盾。他在文章中写道：“有挣扎迹象”，但在书中写的是“无挣扎过的迹象”。这可能是由于排字工人在文章中排漏了一个“无”字，因此这一矛盾不一定是加迪斯的错误。可是，古尔德唯一提到纵帆船当时所处环境是适合于航海的。加迪斯没有丝毫根据可以说有挣扎迹象或者无挣扎迹象。两种情况的证据他都没有。关于挣扎的任何说法都会使读者以为加迪斯实际上掌握着更多的资料。
　　两次说法中关于两船分离时所处环境的矛盾以及救援队员人数的矛盾，表明研究工作做得既匆忙又粗糙，可靠程度很小；然而，我也不赞成将事实小说化，例如描写船长的惊奇以及古尔德书中所没有的另外一些情节。如果这看起来有些吹毛求疵，那么让我们研究一下以下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
　　伊万·桑德森在七十年代出版的《看不见的居民》一书中说明，他使用加迪斯和古尔德的书作为他叙述“埃伦·奥斯汀”号的资料来源。我再总结如下：
　　字数统计：对事件的描述——242，分析——187，合计429
　　地点：大西洋北部
　　时间：1881
　　弃船的情况：船上无人，其他情况完全正常。发现时船只完好，食物和水都很充足，无暴力或事故的迹象。船舵受到波浪冲击，船只处于下风，在微风吹拂下飘忽不定。横桅索松开。船长向纵帆船发出询问，未获回答，于是派出登船搜查人员，并决定由押送捕获船的人员设法援救
　　两船分离原因：当他们驶向纽芬兰时，天降大雾
　　第二次发现：大约两昼夜后，大雾消除得见纵帆船在海上飘忽不定。它再次被舍弃了。但船上一切都很正常。索具已修复，船帆已扬起
　　最终命运：其余船员拒绝登上纵帆船，船被留在后面
　　桑德森在分析这一事件时报道说：这一事件可能与海上抢劫、（通常为得到保险金而谎报轮船遇难的）欺骗行为或“埃伦·奥斯汀”号的船员有关；在第一次发现纵帆船后并没有找到船的证件；救援队写的临时航海日志或已丢失，或未找到，也没有进一步提到。（“进一步”这三个字的意思是，这件事曾经提到过，但他不说是在哪里提到过。）桑德森提出，这件事可能是个神话，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押送捕获船的船员，或许他们已经被谋害。但另一方面他却写道：“他们的名字已记录在案”（也不说记录在什么地方）。还说，剩下的船员能若无其事地干一场暴行，而每个人又顶住盘问，这未必可能。（他并不说明假定他们受到的审讯的细节或根据推测从哪里可以得到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录。）这里请再读一下古尔德的著作，它会使我们想到这就是桑德森所用资料的直接出处，也是他通过加迪斯的著作所得资料的间接出处。然后，请想一想，桑德森告诉读者的其他“资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查尔斯·伯利茨于1974年写的《百慕大三角》一书中也讲到“埃伦·奥斯汀”号的故事。他在参考书目中列举了加迪斯和桑德森的书名，但没有明确谈到关于“埃伦·奥斯汀”号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出处很明显是加迪斯的文章，他却没有列举出来。他也没有列举古尔德的著作，显然他并不知道，这本书实际上就是“最原始”的资料。
　　字数统计：172
　　地点：亚速尔群岛以西
　　时间：1881
　　弃船的情况：船被抛弃，一切井井有条，船帆捲起，索具完整
　　两船分离原因：风暴骤然而起
　　第二次发现：两天后重新发现弃船，派人登上该船，前一批登船人员已消失，无迹象表明他们为什么离开和到哪里去了。伯利茨还告诉我们船长坚持查清情况，船员的态度有保留，但他最后说服第二批船员登上弃船
　　最终命运：又刮起一场暴风，失去联系，纵帆船和第二批船员均不复见。伯利茨并未将该船的目的地告诉读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怎样发展起来以及著作者创造伪科学的生动例子。桑德森报道中对船长的行动、船桅的松散支索、修复的索具的详细描写以及对航海日志的渲染，使人们看起来好象作者确实做了深入的研究。多少读者在听了这些完美的细节之后，最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切是否真正发生过？作者真正了解的有多少，有多少又是虚构的？
　　现在，流行着一种荒诞的说法。认为有些作者在思考超科学可知范围的问题，深入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看来不敢涉足的领域，探索“科学的边缘”方面是领路人，他们是勇敢地用光辉照亮崎岖小路的先驱者，有朝一日墨守成规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将不得不遵循他们的道路。我完全不能赞同这种说法。我发现，有一些人的意见和这类作者对自己作用的看法相反。这些作者往往以不合逻辑的错误资料和公众的错误意愿将科学界搞得混乱不堪，阻碍了科学的进步，或至少妨碍了公众对科学进步的了解。我在他们身上着不到一点对问题的好奇心和彻底的探究精神，看到的只是十足的轻信和疏忽。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的兜售者。
　　我不知道，对“埃伦·奥斯汀”号和其他一些事件十分好奇，因而去作一些有益的研究并试图找到当时对实际发生事情进行报道的作者现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由于十分尊重群众智慧因而将实际情况告诉他们的作者在哪里？我希望了解“事实真象”，并开始亲自去弄清“事实真象”。
　　在开始调查研究之前，我分析了古尔德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其他说法都是由它而来的。我认为他的资料来源和报道都是不充分的；否则他所报道的日期会更加精确。人们未予注意的一个关键之点就是他所报道的事件发生地点为大西洋中部，那是至少在百慕大以东1000英里处。任何人如果把这一事件写作发生在百慕大三角地区之内或附近，那么他不是十分粗心就是以为他的读者是十分粗心的，以为读者不会自找麻烦地到地图上查找这个地点。然而我在调查研究了其他事件之后，了解到百慕大三角的“边界”是极为灵活的，它的“边缘”十分宽广。有些作者把百慕大三角描述为“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一小片海洋”，但他们把实际发生在“百慕大三角边缘地带之谜”包括到远至纽芬兰、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甚至令认不可思议地远至太平洋！为了探讨这一误差的范围，如条件允许，请参看一下地球仪，否则看看地图也可以。首先请确定一下百慕大—佛罗里达—波多黎各三角地带的位置：然后看看上述的其他地方位于何处，并自我询问一下，另外的一些作者怎么会出现这样大误差？
　　我从事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访问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这一机构保存着此类海上事件的记录（要不是古尔德死了30多年，我还要找他询问此事）。不过，这次事件是异常复杂的，因为不知道纵帆船的名字，因此劳埃德船舶协会不能找出有关它的任何资料。我查阅了许多讲述船只失事的权威书籍，但一无所获。我也查阅了《纽约时报》和伦教《泰晤士报》的索引，这两家报纸对于研究船只事件颇有价值，但没有一份列出这一事件。由于报道中说那船是开往纽芬兰圣约翰港的，所以我与当地图书馆取得联系，看看他们是否能助一臂之力。结果在档案中或在1881年的《电讯晚报》上都没有查到有关资料。我借了圣约翰另一家报纸《纽芬兰人》的缩微胶片，由于不知道确切日期，我就从1881年1月1日到1882年7月1日，逐日、逐页、逐栏地查阅，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资料。细读这种通常没有大字标题的文章中的小而模糊的印刷字体，是一件使人厌烦的工作。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每晚都要花费几个小时。在1881年，圣约翰完全不是世界观注的中心，任何一件有趣的当地新闻都能登上头版甚至可能冠以大字标题。然而在那一年及其后的半年内，根本没有提到“埃伦·奥斯汀”号或任何一艘船只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假如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会在报纸上登载好几天。有些远为逊色的船只事故都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
　　正当我结束对“埃伦·奥斯汀”号事件的调查研究之时，在1974年下半年出版的里查德·威纳尔所著《魔鬼的三角》一档中又出现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新说法。作者提出的日期是1881年8月20日，地点为巴哈马群岛和百慕大之间，目的港为波士顿。威纳尔在此书的第198页上写道“许多作者为了更好地引起读者兴趣而多少有点歪曲事实。但完全歪曲事实，就是耸人听闻了。”威纳尔在这段话里，明显地宽恕了“为了更好地引起读者兴趣”而“歪曲事实”的作法。而且，这种作法的一个实例却充分表现在他在“埃伦·奥斯汀”号的论述中。他的大部分论述读起来象是一部小说，而且明显地超出了他的实际知识范围。他谈到当纵帆船停驶在大西洋巨浪中时，靠三眼滑轮拉紧的索具如何随着缓慢漂移的船身节奏而令人悲叹地嘎嘎作响”。他描述了现代的上面铺有砂石磨面的柚木舱面，整齐卷起的船帆、纵帆前缘的主帆、旋线和随着船身摆动而不时砰然开关的厨房门。他写道，贝克船长为了证实他的四名船员仍然和他同在，如何“扭头从右肩上向后观望”，以及当他挥舞科尔特左轮手枪指挥这四名船员随着他向前冲时，如何把一只拇指大小的蟑螂踩在脚下。威纳尔甚至“告诉”他的读者，当这位船长登上弃船的甲板时还在想着“玛丽·赛莱斯特”号。按照威纳尔的说法，当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登上弃船的甲板后，风暴把这两条船吹散了。几天以后，有人发现这只船在海上飘忽不定。人们登上弃船的甲板，看到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的食物原封未动，床铺也没有睡过，哪里也找不到新的航海日志，而纵帆船看上去还是初次被发现的样子。威纳尔详细地叙述了保证第二批登船人员安全的预防办法以及这只纵帆船如何在一个午后雨天的潮湿浓雾中慢慢地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看到这只船或听到它的消息。
　　我怀疑报道中冗长而又添枝加叶的虚构故事，但还是重新开始调查，希望能根据这一新的日期和地点我到当时发表的某一报道。过去在伦敦劳埃德船舶年鉴上、《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上没有找到，现在我必须核查波士顿的报纸。查找了当年到10月15日的那些结果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章或记载，仅仅从波士顿公共图书馆获知，的确有过一只名叫“埃伦·奥斯汀”号的船，可是无法证明确实发生过弃船事件。
　　我长时同研究的结果表明，那些谈论所谓“埃伦·奥斯汀”事件的作者们的立足点并不稳固，他们以想象出来的、小说化了的说法作为依据，却不想提供有权威性的资料出处。他们不能证明事件确实发生过。他们实际上在告诉读者要毫不怀疑地信赖他们。在调查研究了这些作者们撰写的其他事件并发现他们常常是错误的之后，我不能接受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说法。“埃伦·奥斯汀”号事件是“超科学可知范围”报道的一个典型例证。公众应该要求作者们为他们说过的一切提供依据，而不是接受报道的本身。
　　在我深入研究百慕大三角同题时，我调查了将近七十起“令人费解的神秘事件，”按照推测，这些事件提供的证据表明，百慕大地区存在着奇异的力量。我在《百慕大三角之谜——已经解决》一书中逐项表明的调查结果是十分广泛的，此处就不打算概括了，但却可以介绍一下结论。
　　▲没有一种全面的统一的“理论”能以恰当、简洁和标语式的语句去说明所有的船只失踪事件，这些事件是彼此无联系的。
　　▲没有证据表明，在百慕大三角地带失踪的飞机和船只数目高于别处海洋。不过，可以肯定，被人们虚伪报道为神秘地失踪于百慕大三角地带的船只数目却比任何地方都要多得多
　　▲人们发现，对于能找到当时资料的每一事件来说，都有合乎逻辑的、实事求是的解释。
　　▲仅有的一批“悬而未决”的不幸事件就是那些尚未找到资料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无法提供文献，至今没有人能证明象描述的那样发生过那些事件。唯一的证据就是作家的话。但现已发现，他们对其他一些能取得资料的事件的描述，是一贯不可信的。不能将缺乏资料误认为是奥秘。
　　▲许多据信发生在百慕大三角地带的失踪事件实际上发生在遥远的爱尔兰、纽芬兰、非洲等地和太平洋中。
　　▲有些船只可能通过了百慕大三角地带，而且人们公认这些船只并未在那里“失踪”。
　　▲由于时间的流逝，或缺乏通讯系统，几乎完全不知道某些船只失踪的地点；而搜索目标则是大面积的海域，而且有时是在船只失踪几个月后才行动的
　　▲大多数失踪事件是“追溯以往的奥秘”。在这些事件发生后许多年：直到作家们寻找新的事件去补充有关百慕大三角的传说时，它们才成为“奥秘”。实际上，所有的例子都已有人作过变动，使这些事件披上了神秘的色彩。
　　▲与通常的故事相反，在许多这样的事件发生时，天气是恶劣的，但作者们往往并不提及这一点。或许这是故意的，或许是研究工作做得不慎密
　　▲大多数对百慕大三角之谜的研究工作是非常糟的。作者和电影制片人依靠的是未经很好调查的第二手报道，而不愿花费必要的时间去找出可靠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往往与神秘之谜相矛盾）。
　　▲在许多情况下，作者们会将明显可以解答失踪之谜的消息隐瞒下来。
　　▲飞行、航运、航海、迫降、搜寻和无线电技巧的技术细节已简化到不精确的程度。
　　我将百慕大三角客气地称之为“虚构之谜”。另外有些作者更为直率地称它为彻头彻尾的骗局或诈骗行为。一些作家和电影制片人有效地利用了粗心的研究，各种各样的错觉，错误的推理，技术上的误差和耸人听闻的手法，将这一传说说成是不朽的。
　　从百慕大三角之谜的解答中也可以吸取到积极的教训。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对待我们读到或看到的事情。“言论自由”的意思，一方面是作者们具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可向他们的读者谈论任何他想要谈论的事情，而不论这些事情的真假；但另一方面，别人也应有权指出这些在真理和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错误。
　　作者简介
　　拉里·库什是亚利桑那州坦佩人，现已飞行170多小时，其中包括民航飞行、教学飞行、仪表飞行、仪表教学飞行和研制飞行的额定时间。他对百慕大三角发生兴趣，利用可靠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广泛的研究．1875年问世的《百幕大三角之谜——已经解决》是他的处女作，书中包括研究结果和结论，认为百慕大三角是“虚构之谜”。这本书在许多国家出版，受到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美国海岸警备队和其他团体及科学家的称赞，被誉为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权威的著作。库什在1980年又写了一本书，名叫《第十九飞行小队的失踪》，其中对五架海军复仇式鱼雷轰炸机和一架侦察机于1945年12月5日起飞后未返航这一百慕大三角地带最有名的失踪事件作了详尽的研究。库什为进行研究亲自按失踪飞机的航线作了飞行。他已有好几百次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出现，并在美国许多大学里作过演讲。
　　（张瑚 译　　蔡伟蓉 校）

十八、不明飞行物
菲力浦·J·克拉斯
　　心理学家J·贾斯特罗把认为某些不明飞行物是勘察地球的地外宇宙飞船的流行看法叫做“投人所好的推论”。他在《人类信念的谬误和妄诞》（1962年多弗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对“投人所好的推论”下了这样的定义：“如果是真实的，就会使人生更有趣味而且具有似乎真实和引人入胜的魅力。”
　　毕竟，在我们的银河系里有数以亿计的恒星，在宇宙中有数以亿计的类似我们的银河系。简单的概率指出：必然存在许多可以居住智能生命形式的行星。而且，如作家亚瑟·克拉克所描述的，其中必定有一些行星上的生命要比地球人更成熟，他们的技术比我们的要先进得多，甚至已经达到在地球人看来“与魔术难以区分”的程度。
　　只要回顾一下短短的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自己在技术上取得的进展，我们就很难想象发展比我们快上万年的另一个文明所拥有的技术能力。举例来说，仅仅在三百年前，艾萨克·牛顿爵士就完全有理由把诸如电视、袖珍电子计算器、飞行器和载人宇宙飞船等概念斥为无稽之谈。
　　前面所说的，从科学上来看，都是正确合理的判断和推测。于是似乎就可以说，要是全球有数以千计的貌似诚实、聪明理智的人们，包括科学家和有经验的飞行人员都报告在天空中看见过不同寻常的物体（据称这些物体的速度和飞行动作远非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所能企及），那么这些物体必定是来自非常先进的文明的地外的宇宙飞船。大概这些非常先进的文明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成功地消除了象疾病、贫困、战争和能源短缺这样一些仍在不断困扰我们这个早期社会的紧迫的难题。
　　显然，认为不明飞行物是地外来客的信念是一个投人所好的推论，因为它“有一种似乎真实引人入胜的味道”。而且如果是真的，就会使人生更有趣味”。然而，要解决是否真有来自地外的航空器这个问题，必须完全以目击报告以及对这样的报告进行严密调查为依据。
　　让我们来看一下1973年10月5日傍晚时分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附近的一次不明飞行物事件吧。发现人是一位经验很丰富的天文学家，一位有数千小时观察夜空经验的科学家。据他说，这个飞行物是“如此之引人注目和不同寻常”，以致他不加思索就写下了观察资料并着手寻求解答。
　　后来，这位天文学家的调查表明，他所发现的不明飞行物实际上是一枚巨大的空军大力神II式洲际弹道导弹的火箭发动机的火舌，导弹发射地是远在500英里以外的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一位美国空军发言人后来告诉天文学家，日落后发射的洲际导弹常常成为在远至俄勒冈州和新墨西哥州发现不明飞行物的报告的起因。这次发射对于这位图森市科学家来说，碰巧是第一次看到。
　　在这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不明飞行物转变为已知飞行物以后，天文学家颇有见地地重新检查了他在事件发生时仓卒写就的报告，检验了他自己观察短暂而陌生事件的能力。不出所料，他发现了“几处不精确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他正确地把这些错误归因于“在感觉和追忆不寻常的、快速变化的现象时经常出现的困难”。
　　但是图森市天文学家在最初的目击事件发生之后，曾向AFRO（天空现象研究组织）作了报告。这是一个研究不明飞行物的规模较大的组织，总部设在图森市，创办人和许多成员都相信不明飞行物是地外飞行器。APRO把这一事件交给当地的一位科学家（该组织成员，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天文系的研究生）进行调查。
　　在年长的天文学家本人所做的调查已经揭示了不明飞行物实为大力神II式导弹，并且把结果通知APRO调查人时，后者却拒绝接受这一明白的解释。年长的天文学家写道：他“更愿意相信我的报告和同一晚上（其他证人对同一事件所做）的报告是关于一次真正的来自地外的访问，而不是更符合现实的大力神导弹的发射”。
　　1968年3月3日夜间中央标准时间8点45分左右，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附近三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在户外看见了事后他们描述为一个巨大而呈碟形的金属飞行器。飞行器上有许多方形窗，窗内灯火通明，自西南飞向东北。它无声地飞越头顶，高度仅约一千英尺。
　　美国空军也收到纳什维尔以北约200英里处印第安纳州肖尔斯市附近另外6个人的报告。他们说看见了同一物体呈雪茄状，有许多方窗，窗内通明，飞行器后部还发出一股类似火箭排出的废气。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位曾获四个学位（包括博士学位）的科学女教师也送来了关于同一天（1968年3月3日）事件的报告。她描述的细节略有不同。她说看见了三个小的不明飞行物，都是翻转过来的碟子的形状，结成紧密的队形飞行；这说明它们处于“智能的操纵之下”（这是不明飞行物学中常用的词语）。
　　不明飞行物的出现看来对这个妇女的狗产生了影响。女教员报告说，她的狗卧在地上“象是吓得要死”。对这位妇女本人的影响也是同样的奇特。她说，当她回到家里以后，就突然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嗜睡的欲望，而头一天晚上她已经睡了十个钟头，当天下午还睡了一个午觉。这个妇女说，她为了醒着等一个朋友的电话而打开了窗子，让夜里寒冷的空气吹进来。但是她还是支持不住，后来当她被朋友的电话铃声惊醒时，她说她当时又毫无睡意了。
　　这些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在1968年3月3日晚间看见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支重返大气层的俄国火箭。它是用来发射苏联“探针”4号宇宙飞船进入绕月轨道的助推火箭，沿着西南—东北方向的轨道重新进入大气层后飞越田纳西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西南部的上空。火箭以高速重返大气层时分裂成许多发光的碎片。
　　纳什维尔和肖尔斯附近的观察者急于为他们看见的物体导找可能的解释。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一架夜间飞行的巨型客机，机舱里的灯光从窗口泻出来．然而这个物体不可能是一架客机，因为它看上去距离很近，却没有发动机的响声。既然不是客机就只能是一个“飞碟”了，因为据传，不明飞行物在飞行时是没有任何声响的。于是人们想到多年来新闻报道所提供的消息资料，从而头脑里产生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独特细节。例如，这个物体是碟形的，“机身是由许多类似金属物质的平板建造的，看上去好像是铆接起来的”。
　　女教师描述这次事件则比较准确，她说有几个较小的物体，这或许是由于她用望远镜观察发光碎片的缘故。她对美国空军说，她领着狗外出散步时总是把望远镜带在身边，因为她在早些时候曾经发现过一次不明飞行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有机会再遇上一次。虽然使用了望远镜，女教师仍然把这些物体描述为“翻转的碟子”的形状，——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形状。就这样，她的出于一番好心的叙述在不知不觉间也受了以前阅读的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作品的影响。
　　这个妇女在事件发生后出现的强烈的睡眠欲望，可以很客易地解释为由于有幸看到来自遥远世界的三艘宇宙飞船而产生的兴奋的结果。至于这个女人在写给美国空军信中提到的不明飞行物对狗所产生的影响，也有一个同样明白的解释。她在一处提到过，当时的温度是零下8度，在另一个地方又说过，她的狗特别怕冷。在这个女人兀自端详不明飞行物（还打算用手电向不明飞行物打信号）的时候狗之所以发出呜咽的悲声，最好的解释不外是，这个动物想回到温暖的家里去！
　　1869年6月5日傍晚时分，两架在圣路易斯市附近向东飞行的喷气式客机以及位于它们西边的另一架向东飞行的空军国民警卫队战斗机同自东方出现的“一队不明飞行物”发生了惊险的遭遇。据当时以随机观察员身份坐在第一架客机座舱里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交通管理员的事后叙述，当时的飞行高度为39，000英尺，看上去这一队不明飞行物就要同客机相撞，它们似乎飞到距离客机只有几百英尺的近处！它们有“发光铝”的色泽，外形象“水上飞机”。
　　在相撞的威胁一经消失，客机副驾驶员便呼叫圣路易斯机场指挥塔，报告遭遇事件并询问指挥塔雷达是否显示在客机（当时正飞越圣路易斯市）的西边出现过“不明目标”。指挥塔用无线电回答，在客机西边确实有“两个不明目标”——表面上似乎独立地确认了不明飞行物的存在。随后不久，位于第一架客机西方约8英里处的第二架客机的机组人员（已经听到关于事件的无线电报告）也向指挥塔报告“不明飞行物中队”刚刚与他们相遇而过，继续向西飞去。又过了不久，飞行在41，000英尺高度的空军国民警卫队飞行员用无线电报告，不明飞行物险些同他的飞机相撞，然而就在最关键的时刻，不明飞行物似乎作出了闪避的动作，这说明它们处于“智能的操纵之下”。
　　这个“不明飞行物中队”究系何物，目前不仅已被确凿无疑地证明，而且还被伊利诺斯州皮奥里亚地方一位名叫小哈克雷德的机敏的新闻记者拍下了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火流星，尾部拖着一条长长发光的带电的气体。流星的后面紧随着另一个较小，但也拖着长尾的燃烧的流星碎片。哈克雷德对我说，他看见流星上还爆裂出另一个碎片，可是他没能把它拍下来。
　　虽然这三位在圣路易斯市附近飞行的有经验的驾驶员都报告说，燃烧的物体几乎同他们的飞机相撞，但是哈克雷德的照片以及来自伊利诺斯州中部和衣阿华州的地面观察者的大量目击报告却不容置疑地证明，当时火流星及碎片在飞机的北边至少125英里远处，而不是象有经验的飞行员所想象的只有几百英尺。衣阿华州塞达拉皮兹机场的两个飞行员在看见火流星以后曾立即向当地的联邦航空管理局官员提出报告。他们估计燃烧的物体在当时已经飞越东西向跑道的上空，高度不超过1500英尺。然而，火流星的轨道却在他们的南面100英里处，高度有好几万英尺。
　　圣路易斯市指挥塔所做的“雷达证明”，可以作出同样明白的解释。在事件发生时，指挥塔台的雷达只能确定并显示飞机的方位角和距离——但不能确定它们的种类或高度。从那时以来，各主要机场的雷达设备已经现代化，可以自动测定和显示任何雷达信号的高度和种类。但是在1969年6月也就是事件发生时，圣路易斯市指挥塔只会关心那些计划在该机场降落的飞机的类型，这些飞机也会在事先用无线电同机场联系，它们的雷达信号由机场一位助理指挥员用许多小塑料标示器进行手工定位来加以从鉴定。
　　既然同事件有关的三架飞机都不在圣路易斯市着陆，所以它们在指挥塔雷达显示屏上的信号“未经鉴定”。因此当第一架飞机的机上人员报告该机正飞越圣路易斯市，而不明飞行物位于该机后方时，指挥塔飞行指挥员立即观察雷达显示器，在该机西方发现了两个不明目标。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个信号就是第二架客机和空军国民警卫队的飞机。
　　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地方的一位职业音乐家，自从同友人看见夜空中一个形状奇异的发光飞行物之后，便把装上了高速彩色胶卷的家用电影摄影机放在车里，希望再次看见并拍下这个奇怪的东西。几个月以后，他同小儿子终于在夜间又发现了那个闪烁发光的不明飞行物。他跳出汽车，在摄影机出故障前拍下了几英尺的胶片。第二天晚上，在大约相同的时刻，音乐家再次发现了它，并拍下了大约20秒钟的电影胶卷，直到不明飞行物消失为止这位音乐家后来写信对我说：“当时我简直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
　　当晚，他打电话给第一次发现不明飞行物时也在场的朋友，向她报告他的好运气。这位朋友说，她也看见了这个不明飞行物并且驾车追赶它过。等追至不明飞行物的正下方时她跳出汽车往上看只看见了这样几个字：“安东尼汽车车身——免费估价”。原来，这个不明飞行物是一架做广告的小飞机，机身上装有成串一亮一暗闪烁不停的电灯和拼组广告的文字．从倾斜的角度望上去这类广告飞机很象不明飞行物。从而招致关于发现不明飞行物的报告。对于经营这些广告飞机的人来说，这些不明飞行物的报告正中他们的下怀，因为它会吸引更多的人在夜间搜索天空，从而为他们的广告招徕更多的观众。
　　在调查著名不明飞行物事件方面，我有14年以上的经验．总结出了十条原则。下面是其中的第一条：
　　“基本上诚实、聪明的人们在打算精确地追述他们曾经突然面临的短暂、意外特别是涉及到一个陌生物体的事件时，他们的描述可能严重地失误。”
　　对事后企图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寻找一个可能的明白解释的人们来说，这种情况就提出了严重的问题。
　　“尽管在面临短暂、意外和异常的事件时，人类的知觉本身存在内在的限制，然而观察者回忆起的若干细节却可能合理地正确。不明飞行物观察者面临的问题在于，要努力辨别哪些细节准确无误，哪些细节明显失误。在能够确定不明飞行物究为何物以前，这一点可能做不到，因此在某些事例中便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
　　“不明飞行物支持者”（他们坚决反对被叫做“不明飞行物信仰者”）承认，大多数不明飞行物报告结果都会得到简单明白的解释，而被证明是可知飞行物。但是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告，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可辨飞行物，多少是“真正的不明飞行物”，不明飞行物支持者们提供的数字是前后矛盾的。例如，让我们来看看曾任西北大学天文系系主任多年的天文学家J·A·海尼克博士引用的比例悬殊的数字吧。美国空军在对不明飞行物进行调查期间，海尼克曾任美国空军顾问长达20年，当时被认为是不明飞行物的怀疑论者。但后来当美国空军决定关闭不明飞行物调查办事处、停止调查活动时，海尼克却一反往日，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不明飞行物运动的领袖。
　　1976年1月，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学会在加州帕萨迪纳召集不明飞行物讨论会。会上，海尼克在他提出的一份论文中说，对空军档案中大约12，600起事例进行的调查表明，绝大部分的原始报告（约占80%）经证明只不过是对普通物体或现象的错误鉴定，或是其他类型的误会，还有几个骗局。这个调查结果也为我本人多年的经验所完全证实。
　　但是在1976年，海尼克自己的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重新调查了美国空军档案中的12，600起不明飞行物事件。得出的结论是94%的报告都得到了简单明了的解答，因此实际上是可知飞行物．只剩下百分之六是“真正的不明飞行物”。在对1977年直接收到的903件不明飞行物事件报告进行分析后，研究中心证实，91%是可知飞行物，只有9%是真正的不明飞行物。1978年头9个月里研究中心发表的材料表明，他们收到的不明飞行物报告中94%经调查证实为可知飞行物。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大部分对不明飞行物事件的调查正是由那些坚定的不明飞行物支持者所进行的。他们自然极愿相信，异常现象正是“不明飞行物之谜”的关键。
　　讨论不明飞行物事件虽已长达三十多年，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告虽有数万起之多，然而由于拿不出一件经得起严格检验的物品或照片，不明飞行物支持者便不得不完全依赖表面上无法解释的事件报告来作为他们的观点。他们争辩说，无法解释的不明飞行物案例越多，说明不明飞行物存在的证据就越充分有力，
　　因此，难怪许多不明飞行物的调查者宁愿花费时间收集表面上神秘的不明飞行物故事，而不愿花费力气寻找简单明了的现实解答。根据我长期的亲身体验，如果他人进行了严格的调查并找到了明白的解释，这个解释往往会被立即拒绝，调查者也会受到猛烈的抨击。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事例。
　　当时，作巡航飞行的一架贝尔UH-lH型直升飞机正位于从哥伦布飞往基地克利夫兰机场的中途，高度为海拔2，500英尺，速度约为100英里／时，航向30°，时间为东部夏令时间午后11：05。直升飞机正接近俄亥俄州曼斯菲尔德机场东南一无线电导航不定向信标。驾驶员曾计划在该机场着陆加油。
　　坐在 UH-lH直升飞机座舱里右后方的机长科恩上尉发现东方有一个红色的灯光，于是叫当时也坐在右方的驾驶员加以注意。如果红光是东方几英里外几个广播／电视天线塔中一座塔顶上的警戒灯，或者是在直升飞机东方平行飞行的另一架飞机上的左侧翼灯，自然就不存在什么威胁了。
　　时过不久，机长断定红灯正在以高速向直升飞机靠近，于是他命令驾驶员警惕可能发生的危险，并立刻从副驾驶员手中接过了操纵装置，使直升飞机以最大的速度垂直下降。
　　尽管直升飞机快速降落（事后科恩估计落速为2.000英尺／分），火红的物体似乎仍在继续朝着直升飞机冲来。科恩事后追忆，他最后一次看高度表时，表上的数字仅为海拔1，700英尺。科恩知道，下面起伏的丘陵高度为海拔1，200～1,300英尺，即使躲过了空中相撞，他的直升飞机仍然面临坠毁的危险。
　　突然间，逼近的物体飞到了他们的头顶上空。机组人员的正式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注意到这个物体在直升飞机的上空踌躇了瞬间。”科恩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直升飞机舱内“一时充满了绿色的光线……持续约数秒钟之久！然后，发光的物体继续以高速飞越曼斯菲尔德上空，消失在西北方向上。
　　机组人员的正式报告谈，当科恩再次想起看高度表时，他大吃一惊地发现，直升飞机的高度是3，500英尺，并且正以1，000英尺／分的速度爬升，而此时操纵杆仍然固定在全速垂直降落位置上！看上去，这个物体有某种神秘的“吸力”，甚至在它已经飞向远方并且消失以后，仍然在影响直升飞机的操纵功能。
　　1974年，1月23日我第三次会见科恩时问起，当他发现直升飞机爬升时干了些什么。科恩踌躇了一下，似乎是头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回答说：“我把操纵杆拉了起来。当时它处于最低位置（全速降落的位置）。”当我指出拉起操纵杆是一个错误的反应动作（因为这只会使直升飞机增加爬升的速度而不是使它停止）时，科恩解释说，他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操纵杆已经处于全速降落的位置无法再往下推了。
　　总之，当科恩一发现直升飞机正在3，500英尺的高度上，并在继续爬升、随即作出反应以后。直升飞机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于是他使直升飞机回到了原有的2，500英尺的巡航高度上，并命令副驾驶员同克利夫兰机场联系，报告这次事件，同时由于燃料不足请求按应急情况处置。
　　副驾驶员把直升飞机无线电设备调到克利夫兰指挥塔的频率并开始呼叫，但是没有回答。继之，又先后呼叫阿克伦—坎顿机场、哥伦布指挥塔和曼斯菲尔德机场，均无回答。科恩应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时说，从当时直升飞机无线电的发声判断，似乎设备工作正常，但是直到“大约6分钟或7分钟”后才最终与阿克伦—坎顿指挥塔取得联系。当科恩被问到，他是否能就与不明飞行物遭遇后立即出现的直升飞机无线电通讯神秘的中断现象提供什么可能的解释时，他回答说：“没有，无法解释。”
　　事件发生后，当直升飞机继续向克利夫兰飞行时，再没有发现有什么其他异样。第二天对直升飞机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技术员使用了超声波仪器探测隐伤，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故障。
　　在30年来的不明飞行物报告中，这一次事件属于最神秘和可信的一类。它的证人多，列为骗局的可能性可以很快地排除掉。然而，根据我在这一方面的长期经验，同不明飞行物遭遇时产生的激动或恐怖会使观察者在事后作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的推断。
　　不明飞行物事件后紧接着出现的无线电通讯的神秘“中断”是最容易解释的。空中—地面无线电通讯是在超高频和甚高频波段中进行的。这些波段象家用电视信号一样，只限用于比较短（视线可及）的距离。举例来说，当一架飞机的飞行高度在2万英尺时，它可以同2百英里以外的地面电台进行联系，但是在紧随事件发生后科恩的直升飞机所处的比较低的高度上，视线通讯距离只有40英里左右。而在当时，直升飞机距离克利夫兰，阿克伦—坎顿和哥伦布机场大约各有60英里。1974年1月15日同科恩第二次会面时，我请他在下一次飞近曼斯菲尔德时做一次试验：把飞行高度降到海拔2，500英尺左右以后，试同克利夫兰，哥伦布和阿克伦—坎顿机场塔台进行无线电联系。不久以后，他进行了试验。待到第三次会面时，他承认没有同这些机场联系上，而当时一切都正常！
　　为科恩同附近的曼斯菲尔格机场没有联系上找到解释也没有多费周折。我设法与UH—1H（807A型）直升飞机中无线电设备的制造人（威尔科克斯电气公司工程师）见了面。他解释说，807A型直升飞机中无线电设备已过时，在换调新频率时往往要等上5秒钟时间。科恩在报告中说，在发生令人惊惧的遭遇以后，副驾驶员拼命想取得无线电联络，因而一直在快速地改变频率。匆忙中，他可能在频率调准以前就向曼斯非尔德呼叫了。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曼斯菲尔德塔台台长对我说在发生不明飞行物事件时，只有一个管理员值班。如果在直升飞机呼叫时他正在同另一架飞机对话——假定副驾驶员在重新调谐无线电时已经等候了足够的时间，那么这个管理员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要求，是不应中断对话的。而当他结束对话时，副驾驶员却又忙于呼叫其他机场了。
　　至于直升飞机从急剧降落变到1，000英尺／分的爬升也可以找到同样浅显易懂的解释。
　　恰好在发光的不明飞行物飞越头顶以前，科恩想起来着了一下他的高度表，表上指示数为1，700英尺。这就是说，当时直升飞机在地面上空的高度不会超过400～500英尺。用科恩的2，000英尺／分降落速度计算，不到15秒就会坠落地面，机毁人亡。（事后我同贝尔直升飞机公司设计UH—1H型机的工程师核对，他们说，在科恩所说的情况下，直升飞机的落速会高得多，也许会高到4，000英尺／分。根据这个数字，就在不明飞行物飞越头顶以前，直升飞机离坠毁地面的时间不到8秒钟。）因此，在直升飞机避免了同不明飞行物的碰撞以后，除非驾驶员或副驾驶员立即向上拉起操纵杆，否则直升飞机在几秒钟内就会撞毁在地面上！
　　我同一些有经验的飞行员，包括若干驾驶同类型UH—1H直升飞机、有数千小时飞行经验的驾驶员讨论了这一事件。所有的人都同意，在相撞的威胁过去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拼命拉起操纵杆，而且是急拉杆”。
　　然而，科恩在追忆时说，他和副驾驶员竟然把拉起直升飞机的这一脱险措施忘个一干二净，而且当时的能见度良好，他们应该看见地面正以飞快的速度向他们逼近。如果说，科恩对连续发生的事件回忆得正确无误，他同副驾驶员在同不明飞行物碰撞的危险过去后几乎长达两分钟之久的时间里，甚至没有想到采取校正动作或者看一下高度表。（说这段间隔几乎长达两分钟的根据是：后来当科恩看仪表时他发现直升飞机正以1, 000英尺／分的速度爬升，而且已经从原有的1，700英尺高度爬升了1，800英尺，这大约需要l.8分钟。）这说明他同副驾驶员犯下了玩忽职守的错误。然而，更容易令人信服的是：科恩或他的副驾驶恰恰做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都会做的事。他们当中的一个本能地拉起了操纵杆，从而避免了坠毁的事故。如果事实确是如此，他们的过错就只能是在事后没能准确地追忆起关于骇人事件的全程。
　　这一假设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使是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他对短暂的恐怖时刻里历经的事件的追忆究竟会可靠到什么程度？这可以从1975年11月26日夜里发生的一次类似空中险情中找到启示。一架美国航空公司客机和一架环球航空公司喷气客机，由于对面不见人的恶劣天气条件，正面临撞机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交通指挥员发现了这一险情，他立即用密码无线电讯通知美国航空公司驾驶员G·伊利上尉“急速下降”。美国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在随后30秒内所经历的惊惧必然同1979年10月18日科恩直升机组人员的恐怖极相似。
　　全国运输安全部对客机事件进行调查后在报告中指出“伊利上尉回忆不起来他在空中交通事故即将发生，遂又避免的短暂时间里所做的观察和举动的准确顺序。”那时，伊利已经有25年以上、计21，800多小时的飞行经历。如果说这一位资历深、见闻广的客机驾驶员承认他“想不起来”在面临空中相撞危险的恐怖时刻里“他的观察和举动的准确顺序”，那么科恩和他的机组人员遇到相似的困难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前面的解释还另有一个事实上的证据：一当科恩想起看高度表并采取措施回到原有的2，500英尺的巡航高度时，直升飞机的运转正常。这就表明不存在对飞机起作用的异常的外来力量。第二天对直升飞机进行仔细检查的结果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假如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曾经在飞机作下降运动时却把直升飞机向上“吸”升的话，那么必定会造成结构（至少是叶片）损坏。
　　至于在夜间11：05左右从东方出现的发光不明飞行物究竟为何物，以上所述各节都无法提供明白的答案。但是，它很可能是诸如猎户座流星雨中的一颗火流星。因为发生直升飞机事件时正值流星雨高峰将要到来的时刻。
　　为了研究这一可能性，我同美国流星学会主席、流星学专家D·D·迈泽尔博士进行了讨论，从他那里我了解到，“猎户座流星雨尤其以它的火流星的活动而知名”。还有，猎户座流星在东方出现——正是不明飞行物飞来的方向。而且出现的通常时间恰恰为夜间11时左右，同遭遇不明飞行物的时间极相接近。
　　如果不明飞行物真是一个火流星，在它飞越直升飞机时它长长的尾部所发出的夺目光辉就会穿过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头顶上两个绿色的塑料窗，使机舱内部象科恩报告的那样沐浴在绿色的光辉里。由于发光的长尾有好几百码长，所以照亮机舱的时间可能会延续1～2秒钟。事后，机组人员在试图解释这一延续而短暂的绿色照明时，自然会轻易地做出推断：这个物体似乎在直升飞机上空“踌躇了瞬间”。
　　在第一次同科恩谈话时，我提出了这个物体可能是猎户座流星雨中一颗火流星的见解，他的回答是：“嗯，这倒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然而过了几个月，当科恩同他的机组人员接受了“全国查询者”的1973年不明飞行物最佳案例的3000美元奖金后，科恩和他的伙伴即成为了确证不明飞行物的国际知名人物。同年晚些时候，我的《不明飞行物浅析》一书出版，报告了我的调查结果，指出那个不明飞行物是猎户座流星雨中的一颗火流星。
　　一位同海尼克博士的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有联系的调查者在美国和英国的几家不明飞行物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我的调查和结论提出尖锐的指责。然而近来这位调查者已经承认：“至于说以1，000英尺／分的速度爬到1，800英尺高，以及明显的无线电故障乃是不明飞行物接近的结果，并不存在物质的证据。”
　　然而，这位调查人仍然拒绝接受火流星的假设，他的根据是直升飞机的机长最近声明，不明飞行物曾在直升飞机的上空停下来并逗留了一些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它停了下来，大约有10至12秒的时间”。然而也就是这同一位机组人员在事件以后几个星期呈送的正式报告上签名证实说，该物体看上去“踌躇了瞬间”。
　　此外，据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的调查者说，在同不明飞行物遭遇时，直升飞机的“磁罗盘一直在不停地旋转：90度，180度，270度，0度，90度。科恩说，第二天这架直升飞机停在机场保养区时，罗盘还在旋转，最后只好拆换这台仪器了。不过，难以理解的是，科恩在送给他的指挥官的正式报告里，或是在我同他所做的三次长谈中，或是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里，或是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谈话里，或是在事件发生后接受的多次采访时，都没有提到过有一个永远失去了效用的罗盘。一直过了好几年才冒出了这个异常的后效。
　　如果磁罗盘确实受了不明飞行物的影响，而在不明飞行物已经消失和直升飞机着陆后还继续旋转了若干小时的话，那么这早就应该成为整个事件中最神秘和耸人听闻的事情——并且也会被许多其他人发觉，包括第二天请来检查直升飞机的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技术员。然而，这件事在过了若干年以后才出现，为的是向不明飞行物的火流星假设提出诘难。
　　在不明飞行物运动中倍受尊敬的组织之一——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仍然坚持认为，对科恩所见不明飞行物事件无法做出正常的解释。认为这个物体必定是一艘地外宇宙飞船或者是某种为目前的知识所无法理解的更为奇异的现象。人们引用海尼克博士的话说，不明飞行物不可能是火流星，因为猎户座流星雨“根本不会产生火流星”。
　　然而，在科恩所见不明飞行物事件发生后整整四年，即1977年10月18日东部夏令时间午后约9:15，一颗大火流星在东方出现了，它的轨道在曼斯菲尔德南方约数百英里远的地方。虽然这一次“周年事件”不能证明科恩不明飞行物是一个类似的火流星，但是它批驳了“猎户座流星雨根本不会产生火流星”这一谬论。
　　不明飞行物支持者曾经尖锐地批评科学机构对所谓的“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奥秘”无动于衷。但是，近年来不明飞行物支持者又不断夸口说，积极参与不明飞行物学领域活动的科学家已日益增多。
　　如果说，有哪一门学科的成员应该对不明飞行物表示热情的关注（如果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地外宇宙飞船的微弱可能性存在的话），这门学科就是天文学。因此，现在来看一看70年代中期对2,611名美国天文学会会员（包括专业和业余天文学家）所做的一次调查吧！调查主持人是斯坦福大学的P·A·斯特罗克博士，博士本人也是美国天文学会会员，并且对不明飞行物怀有浓厚的兴趣。斯特罗克的调查表明，2，6ll名美国天文学会会员中只有7人（会员人数的百分之0.25左右）对不明飞行物表示足够的关注，为这方面的材料所吸引并付出一定的个人时间研究不明飞行物学。可以推测，这7人当中有两个就是斯特罗克本人和海尼克
　　海尼克在1967年12月号的《花花公子》杂志发表文章，倡议尽快解决不明飞行物之谜。他敦促成立一个集中的不明飞行物调查中心，下设若干可以及时派赴发现现场的调查小组。中心应设有电话交换机、全日制工作，以便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告。
　　“如果如前所述，确实存在不明飞行物的话”，海尼克写道，“那么在开始执行这样一个绝非诞妄的方案以后一年之内，我们就会掌握到照片、电影、光谱图、石膏压痕模型（如果有着陆事件的话）、详细的大小尺寸，以及亮度、速度、等等的定量估计值。”“然而如果在认真、细致地工作了整整一年之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的话，那么这本身就显示了重大的否定意义。”
　　1913年秋，海尼克创立了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这是一个类似他在1967年建议成立的机构，研究中心已经通知全国各地的执法机构，全天24小时有操作员值班，接收关于发现不明飞行物的报告。虽然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还无力派遣本部的调查小组前往每一个发现不明飞行物的现场，但它确实拥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地方调查网。这些地方组织的调查人员可以很快地到达现场。
　　到目前为止，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已经工作了7年之久。然而，这些年来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的所有活动，同早于他们的其他不明飞行物支持者的组织一样，并不曾取得能够经得起严格检验的、在科学上有用的资料或实物——只是积累了更多的通常被称为“看上去可信的人提供的不可信的故事。
　　作者简介
　　菲利普·J·克拉斯是《航空周刊和宇宙技术》杂志的航空电子学高级编辑。1941年毕业于衣阿华州立大学电机工程系，因工作成绩卓著，于1973年被聘为“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员。1966年开始积极参与调查著名不明飞行物事件的活动。《科学美国人》杂志在评论他的第二本畅销书《不明飞行物浅析》时写道：“在叙述不明飞行物的著作中，没有比这本书更明白和富于洞察力了。”克拉斯先生还是美国科学促进会，航空—太空作家协会和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的会员。
　　（长弓　译　　蔡伟蓉 校）

十九、宇宙中的智慧生命
弗兰克·D·德雷克
　　亲爱的读者，且勿沮丧，是啊，您已经读完一个又一个的篇章，在那里，种种幻想已被一一抛入神话与骗局的垃圾箱。现在您已经知道，在我们之中真正黯然神伤的乃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奋力钻研那些激动人心的超自然现象的报导，可是又全然找不到任何真正令人激动的东西，所得的只是常见的谬误或庸医的劣方而已。
　　幸好，有一件我们所梦想的、最令人神往的事情却在真正的科学研究面前存活了下来，事实上，它甚至很兴旺繁盛。太空中存在着其他富有智慧的文明，它们也许是一些我们梦想不到的振奋人心的世界，这完全是一种堂堂正正的科学预言。应该存在的这个世界，许多人想象它们有着光辉灿烂的城市，那儿的生命远较我们更为优良，我们将会发现，他们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学识和才能。要是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并不在于这样的文明是否当真存在，而在于我们怎样能够找到它们，怎样与之通讯联络。广漠无垠的宇宙中随处散布着那样的文明世界，有如颗颗明珠。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搜索相当困难，然而却明白无误地属于真正科学的领域。
　　在本书所讨论的所有令人兴奋的题材中，与地球外智慧生命的通讯乃是最引人的议题之一。与其他文明世界接触无疑会向我们提供有关他们的技术信息和科学信息、关于社会体制和政府体制的信息，甚至还可能提供有关其艺术形式和娱乐方式的信息，所有这些将会大大地丰富我们自己的这个文明。我们也许会在最终的文明社会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构，这方面获得良好的启迪。我们可以由此绕过种种目前正在反复进行的探讨，而大大加快到达某种最佳文明境界的速度。然而，直到前不久为止，与其他文明接触仿佛是大大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没有任何合理的生命表现形式可为我们拥有的仪器探测到。不过，这只是昨天的情况。在最近几十年内，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已有可能越过恒星之间的遥远距离探测到文明智慧生命的某些表现形式。但是，在我们获得一次良好的成功机会之前，我们必须搜索多少颗恒星呢？实施我们的搜索的最佳途径又是什么？我们相信，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虽然很初步、然而却相当不错的回答。
　　目前我们估计，在我们银河系中粗略地说，存在着一万个文明世界。这个数字是以我们对银河系的结构与演化、以及对于生物化学的了解迅速增长为基础而得出的。我们是怎样求出这个数字的呢？我们已经知道，银河系是一个不断演化着的体系，星际尘埃气体云在其中坍缩而变成恒星，后者也许还会伴随着行星系统。在恒星中发生着原子核反应，它们创造出诸如碳、氮和氧这样的元素，而这些元素对于发展生命而言乃是必需的。后来，在恒星死去的各种过程中（超新星爆发，行星状星云，以及红巨星阶段）这些物质又被吐出而复归于银河系内的星际介质。这种物质使星际气体和尘埃变得富庶肥沃，从而使后几代恒星和行星拥有更多的为发展行星和生命所必需的材料，终于在如此形成的恒星系统的某颗行星上诞生了生命。给予充分的时间，进化便达到发展出智慧物种的地步，又进而出现了某一技术物种。最后结果是产生了某种文明，它通过自己的技术以好几种方式向太空宣布自己的存在，这些方式是无线电发射，光发射，也许还有大规模的技术工程，诸如空间移居地和对恒星或行星系统的建设与改造，从而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生存空间。
　　这幅宏伟的画面可以描绘得相当精细。在这幅画面中，技术文明的总数将和恒星形成的速率成正比。根据对各种类型恒星的统计，以及对这些恒星在耗尽其核能源之前的存活期的了解，我们现在对恒星的形成率已经知道得相当准确。这些事实导致对恒星更替率的某种要求，后者又导致这样的结论：在我们银河系中恒星的形成率曾经是、而且现在也还是非常接近于每年一颗。
　　在这些新诞生的恒星中有多少颗会带有行星系统呢？很多。我们已经知道，恒星是由银河系中旋转着的气体尘埃云产生的，因此也从这些云获得了相当大的角动量，或者说相当多的“自转”。容易算出，伴随着一颗初生恒星的坍缩，它必定会丧失大部分的“自转”；否则它就会在变成恒星之前早就四散飞溅开了。但是，只有一种方式会使恒星失去自己的“自转”，那就是将它转移给另一个或另一些天体的轨道运动。对此，我们已经观测到相当重要的证据：有一半以上的恒星是双星，这表明在多数情况下，“自转”传给了另外一个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内，从太阳到本行星系统质量最大的地方（它在木星和土星那里）的距离大致等于双星系统成员星之间的平均距离。这表明我们的太阳系是以非常类似于双星系统的某种方式诞生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我们的太阳系偏偏造就了许多小天体，而不是形成一个大的第二天体在太阳系中，98%的转动存在于行星系统的轨道运动中，存在于太阳自转中的仅占2%。所有这些都暗示着天空中每一颗看来似乎成单的恒星，实际上都有一个行星系统陪伴着。
　　在每一个这样的行星系统中，都会有少数行星的条件适宜于生命。我们对于能够导致生命的种种化学过程并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把地球上生命的化学过程作为判断的基础，那么，倘若一颗行星上的温度介于水的冰点和沸点之间，则该行星对于生命而言将是相宜的。这也许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判据。如果我们利用自己的行星系统作为指南，并考虑到行星分布以及形成行星系统的理论模式，我们便得出结论：在每个行星系统中也许有两颗或者更多的行星乃是合适的生命乐园。在我们太阳系中至少就有一颗这样的行星——地球。此外火星、甚至木星和土星也是很有潜力的生命之家。考虑到所有这些天文学上的事实，便导致这一结论。在我们银河系中，每年大致诞生一颗能够维持生命的新行星。
　　但是，在这样一颗行星上是否真会出现生命呢？地球上的生物化学实验已经证明无论在哪里，只要其化学性质与原始地球上的化学性质相似，那么生命的发展就不仅是容易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模拟原始地球大气状况的化学实验，每次都产生了就地球生命而言常见的大有机分子，即构成生命基砖的氨基酸（产生蛋白质的基础）、各种糖以及构成地球生命中最核心的东西：DNA（脱氧核糖核酸）。而且，这些产物的量都不小，占化学产物总量的10%以上。看来，只要条件相宜，生命的产生就是毫无疑问的。
　　该行星至少有一点与其他所有的行星相同：它大体上是圆的。这看起来仿佛无关紧要，然而其意义却非常深远，也就是说，它具有有限的表面积，因而该行星的动植物可用的资源亦有限。对于那有限的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则是进化。我们可以自信，进化最终将会造成高度的智慧。事实上，在过去的各种不同时代，有着比今天更大的陆地动物和飞行动物，有的动物则比今天的动物重得多，奔跑也快得多。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化石记录表明，只有一样东西一直在增加，那便是智力。经过充分长的时间（这也许是以十亿年计），所有适宜的行星上必定都会出现智慧生物。
　　我们认为，大多数智慧生物都会及时地发展技术。在我们自己的这颗行星上，这种情况至少独立地出现了三次，在中国，在中东，以及在中美洲。在每一例中，技术的发展都是对人口不断增长所造成压力的反应。人口增长了，显然就需要更多的食物；农业发展了，进而又需要专门的工具，需要匠人来制造和分配这些工具。不久，城市出现了——当然，它们是很原始的，但它们是技术和知识的中心，这类技术和专门知识最终将我们引向了喷气式飞机和核能。也许并不是所有的智慧生物都会发展技术，因为说不定在某些地方人口的压力永远也不是很严重。然而，事情大概会是这样：大多数载有生命的行星是会及时地产生某种技术社会的。
　　所有这些事实导向了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结论：我们的银河系可能每年产生一个新的技术文明。一年一度，在银河中的什么地方，某个新的技术文明首次开始行动，向太空发射光和无线电波——表明其存在的主要标志。要是我们知道该把自己的仪器指向何方、知道应该用什么频率监听：那么我们现在的射电望远镜就能探测到这些无线电波。
　　然而，当我们用自己的仪器扫描天空时，我们并未察觉到宇宙间充满着技术活动。夜空何其宁静，迄今为止“听”到的只是恒星、气体云、以及星系悄然的瑟瑟声。我们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十亿个文明先后出现了，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如今正在宣告自己的存在。看来，技术文明世界向太空释放巨额能量，可能只是一个有限的时期，而不是永久性的。我们假定，一些象我们一样新出现的文明点起“火炬”照亮宇宙，在经过一个相对而言甚为短促的时期后，由于我们所不知道，但是肯定非常重要的理由而从视野中消失了。他们为什么退出舞台呢？也许，他们由于核战争而毁灭了自己——他们差不多恰好在能够向宇宙宣布自己存在的同时，具备了核战的能力。也许，他们为宇宙间的事故所毁，例如某颗小行星与他们的行星相撞；但是，这样的可能性极小。我们认为，一个文明从宇宙舞台上最终消失，很可能乃是他们的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我们只能通过探测他们所浪费的东西——抛入太空的能量——来探测他们自身。但是，恰如我们正在深切感受那样，他们肯定懂得节约和保存能量的重要，他们也将建立起某种贮存能量的技术，而这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的“消隐”——这并非是因为他们消失了，而是因为他们节能技术的进步。这可以看看我们自己这个文明世界里发生的情况。譬如电缆电视的推广，还有在电话和电视信号的传输中应用光导纤维。要是电缆电视遍布全球的话，那么地球上智慧生命宣告自己存在的主要形式便从宇宙间消失了。再如防空雷达系统，如果地球上实现了和平，从而达到可以拆除军事雷达系统的地步，那么我们之存在的又一种最强的可探测信号便将消失。这样我们的文明世界虽然会比现在先进得多，但实际上却变得很难探测到了。
　　因此我们相信文明世界会连续不断地出现，并向宇宙发出辐射。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们又变得不可探测了，这很象圣诞树上闪烁的灯光。许多较古老而较为先进的文明依然存在着，但我们要发现他们却是较为困难的。结果是总会有一族光辉灿烂的文明，他们的总数大致保持不变，只是其具体成员常在随着时间而变化。
　　在任一给定的时刻，我们银河系中可探测到的文明数目只是这样一些数字的乘积：那些文明产生的速率，乘上他们将大量能量射入太空的平均时间长度。我们已经算出，上面所说的速率是每年大约一个：可是这样的文明能被探测到的时间有多长呢？我们只有在探测到某些他处的文明世界、并求出在我们银河系中他们的典型寿命有多长之后，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有些人觉得，一个文明可被探测到的时期，不会比我们自己这个文明已经度过的可探测岁月（三十年光景）长多少；另一些人则觉得，某些象空间探索之类的活动将使文明可以被看到和探测到的时期变得非常长，也许长达数百万年。如果我们折衷一下，假定说文明可被看见的时间是一万年，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在我们银河系中可探测的文明世界的数目大体上是一万个，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在每一千万颗恒星中才有一颗拥有这样一个文明世界，我们必须搜索为数极大的恒星之后，才能最终找到一个可探测的文明。此外，恒星之间的距离大得使诸文明间相距远达一千光年上下。因此，对任何文明的搜索都得使用某种方法，它可以探测到远在一千光年（甚至更远）之外的智慧生命的适当表现形式。
　　要检查几千万颗恒星来寻找智慧活动的信号，最有希望的方法是什么呢？正如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的那样，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会向我们发来宇宙飞船、从而使我们较容易地找到他们。我们相信，应该由我们用自己所拥有的任何手段主动向外探测其他文明的存在。我们该怎样做呢？我们不能光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不能拿我们自己的技术去想象其他文明所拥有的最光辉灿烂的东西。归根到底，我们只是处于初级阶段的文明，谁知道他处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技术水平呢？确实，在考虑彼方与我方的技术时，我们必须接受的制约只是物理学定律和宇宙的布局。结果表明，这些制约对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实际上依然允许有各种各样的可能途径，虽说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其中有一些比另一些更为高明。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几乎肯定不会存在某种永远最适于搜索的技术形式。各种各样的文明将在不同的水平上使用不同的技术，因此采用某种类型的搜索方式也许能对某种文明奏效，而对于另一种文明，其他类型的搜索则可能更好。我们所能搜索的乃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容易探测的那种技术。
　　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方法是火箭。由于电视和电影的宣传，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星际火箭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那个“一千光年”——即我们算出的诸文明世界间的平均距离——是一段相当长的路。我们现在使用的火箭要飞那么远，将耗费3，000万年左右。因此，要飞越恒星际的距离，我们就需要某种比今天的火箭快得多的工具：要在短得可敷实用的时间内从一颗恒星飞到另一颗恒星，所需要的将是能以近光速飞行的宇宙飞船。
　　而难就难在这里：我们面对着狭义相对论的不可规避的结果，一个物体接近光速时会变重。对于一支火箭来说：当它变得较重时，就需要更多的燃料来加速；可是燃料本身也变重了，于是又需要更多的燃料来加速这些燃料。如用数学对这种恶性循环进行计算，结果是：一艘接近光速的火箭不可能用现有的火箭发动机来驱动；我们必须设想以核能为基础的推进系统——而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技术业己达到的水平。事实上，为了得到一个从各方面来看都合理的宇宙飞船系统，我们必须假定使用在物理学上最有效的能源，即一个由物质与反物质互相湮灭而产生能量的系统。当物质与反物质相结合时，质量完全转化为以γ辐射的形式出现的能量。由这种结合造成的γ射线闪亮可以变成火箭排出的“废气”。可是，怎样制造出足够的反物质来点燃一支即便很小的火箭呢？还有，用什么物质来制造一支能够同时载有物质与反物质的火箭呢？恰恰就是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我们目前的技术能力。
　　即使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建造这样一个系统的要求也委实令人生畏。如果一支这种类型的多级火箭，以相当于光速70%的速度飞到遥远的行星上着陆，尔后仍以这个速度飞回地球，那么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根据科学家伯纳德·奥列弗博士的计算，假定火箭的负载是1,000吨（其中包括该飞船的本体结构——它最终是要回到地球上来的），那么该火箭的总重量为34, 000吨（其中大约16，500吨是物质，16,500吨是反物质），这简直令人发晕！由于不存在反物质矿，我们必须通过某种尚属未知的技术来制造反物质。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办成这件事，我们都可以算出该制造过程至少需要多大的能量。按照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它就应等于16，500吨乘以光速的平方，结果大致为美国现有年发电量的50万倍——而所有这些只是为一支火箭作一次飞行提供燃料。当然，为了探测其他文明，我们也许不得不发射1，000万支这样的火箭。显然，对巨额能量的需求使这种火箭昂贵得令人瞠目结舌：无论一个试图发射这种火箭的文明可能会多么先进而高超，看来肯定都会为之而却步。顺便说一下，要是处理不当的话，这些火箭还会导致另一种很糟糕的结果：它们在发射时可以把半个地球毁掉。
　　这些计算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该指望为了星际交往而广泛地使用火箭。只有在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的运输时间内，火箭才有意义。然而，即便如此，对于我们来说也肯定是不行的，只有对于那些寿命长得与上述时间尺度相当的生物，这种火箭飞行才有意义。
　　这使我们了解到很重要的几点。首先，决不值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发送一个飞越太空的实体。其次，从经济上而言，永远也不值得对非常遥远的文明世界发动进攻，或者去剥削他们。将群星隔开的巨大距离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隔离区，它可以防止一个文明损害或掠夺另一个文明。最后，由于任何先进文明必定都会以很经济的方式使用它的资源，并妥善地处理上述那些问题。所以，将UFO视为来自其他文明世界的宇宙飞船便纯属无稽之谈了——这是除本书的理由以外其他地方述及的另一个理由。
　　但是，我们难道就该在一片泄气声中歇手不干了吗？空间与时间的障碍是否就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文明就注定只能永远彼此分离而在银河系中漂泊呢？不！正是那些妨碍星际飞船的物理学定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星际交往的方法，它很迅速、有效，而且在能量消耗方面极为经济，这就是电磁辐射——光波、无线电波、γ射线等等。这种辐射以光速行进，而且很便宜。例如：我们利用现有的射电望远镜，可以将一份60个英文词的电报成功地发往十光年外的一架同类望远镜，而在此过程中所用的能量只值十个美分。仅仅这一事实就表明，就寻找太空中的其他世界而言，为什么搜索电磁辐射远较搜索火箭更有希望。其他文明世界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们可以预期各文明的相互探测以及相互通讯，主要是通过电磁波来传送信息，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有的话）才越过辽阔的星际空间来传送实物。
　　我们的论证能不能使我们作出更精确的选择，以确定星际接触或通讯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在许多电磁波频率中，是否有一些是普遍受到偏爱的？答案是确有其事。某些电磁波频率用于星际通讯要比用其他频率经济得多。这方面，宇宙显然帮了我们的忙。特别是有两种效应导致了这一点。第一种效应是电磁辐射的量子性质。辐射可看成一份份的光子，每一份光子的能量直接正比于辐射频率。例如，一个可见光光子的能量大约要比一个典型的无线电光子能量大一百万倍。而每个光子所能携带的信息量则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一个无线电频率光子携带的信息量大约就等于一个可见光光子携带的信息，可是前者付出的能量却只有后者的百万分之一左右。
　　如果全部情况仅在于此，那么人们就会强烈主张用最低的无线电频率来进行星际通讯。然而，还有另一种现象使得事情复杂化了，那就是来自银河系本身的无线电噪声。这种噪声会进入所有的射电望远镜（不论它们是如何建造的），而且按照物理学定律，它们是无法消除的。这种特殊的噪声在低频处较强。它进入望远镜干扰我们的无线电接收机，因而影响了可能接收到的任何信号光子的可靠性。其结果是为了可靠地进行通讯，就得使用更多的光子。但所需的光子多了，每单位信息的费用与所需的能量都得上涨。银河系射电噪声在最低的无线电频率上会变得相当大，使得发送每单位信息的代价增加。另外，还有第二个噪声——无线电噪声。这种无线电噪声乃是当初形成这个宇宙的原始火球的辐射在今天的表现形式：它仿佛是一种布满整个天空的阴沉暗淡的闪光。我们，以及任何其他文明，可以利用关于上述三种现象的知识，来决定用哪种频率在银河系内进行通讯的花费最小。对所有的文明而言，这个答案都一样：应该使用3，000兆赫的
　　I无线电频率，而这正是地球上雷达系统使用的标准频率。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相当宽的频带，在其中发射无线电波的开销大致是一个常数：这个频带大约从1，000兆赫延伸到40，000兆赫。在此带内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特殊频率，如1，420兆赫（氢原子在此频率上发出辐射），1，667兆赫（羟基分子的辐射频率），以及22，000兆赫（水分子辐射频率）。氢是宇宙间最丰富的元素，氢和羟基结合形成水，而就我们所知，水似乎是生命最根本的物质。鉴于这些理由，我们不只是应该期望在上述这一频带内接收到其他文明世界的信息或进行星际接触；而且应该特别注意三个特殊频率，因为它们跟对地球生命生死攸关的那几种物质有关。由于这种一致性，人们便将无线电波谱中的这一区域称作“水坑”，并将它视为用来搜索地外智慧生命的主要波长范围。人们普遍得出结论，象我们这样的智慧生物将在太空中相会于这个“水坑”；而这个“水坑”并不在我们这颗行星上或宇宙间其他的任何地方，只是无线电波谱中的一个特定频段。
　　非常幸运，我们已经拥有在这一波段范围内探测信号的极其精良的射电望远镜。在英国、德国、苏联以及美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大型的射电望远镜，它们都装备着适用于这几个最佳频率的极好的无线电接收设备。现有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位于波多黎各阿雷西博城附近的阿雷西博天文台，其直径达1，000英尺（305米），收集能量的总面积约为二十英亩（这比世界上其他一切望远镜收集能量的面积之和还大）。它有一架功率极强的无线电发射机，其发射频率接近于星际通讯的最佳频率。事实上，如果在银河系中的任何地方另有一架与阿雷西博那一架完全相同的射电望远镜，而且它恰恰指着正确的方向的话，那就能探测到由阿雷西博望远镜的发射机产生的无线电波束。要不是这架望远镜将无线电波聚焦起来的话，那么要想产生同样的辐射水平所必需的有效功率就是20万亿瓦，相当于目前全世界发电总功率的20倍。在发射此波束的频率上、在它行进的方向上，源自地球的这一信号实际要比太阳的射电发射亮好几百万倍，这表明智慧生物的无线电信号能够在宇宙的尺度上名副其实地达到真正明亮的程度，这与我们智慧活动的多数其他表现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78年，阿雷西博望远镜被用来搜索二百颗邻近恒星的智慧无线电讯号。即便这种智慧信号抵达地球表面时的总功率仅仅是一万亿分之一瓦，仍能被这架望远镜检测到。可见它有多么地灵敏。
　　现在大约有十台射电望远镜能够探测来自一千光年以外的无线电讯号。其中有不少已被用于搜索地外智慧信号，它们多数都在氢原子的发射频率上工作，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阿尔贡圹射电天文台在水分子谱线附近的频率上作了很灵敏的搜索。在大多数情况下，望远镜瞄准的都是一些与太阳相似的邻近恒星。
　　1960年，（美国）国立射电天文台对地外无线电信号作了首次搜索。当时，用于搜索信号的是一架85英尺的射电望远镜，它有一台单通道的射电接收机，所用的频率接近于氢原子的发射频率（每秒1，420兆赫）。这项计划称为“奥兹玛计划”，它搜索的目标是来自两颗最近的太阳型恒星（即鲸鱼座τ星和波江座ε星）的信号，搜索的总时间大约为200小时。今天，用一架象阿雷西博那样的望远镜，只要几分之一秒钟的时间就可以重复当初的整个搜索计划。
　　在近来的搜索中，电子仪器被用于监测尽可能多的不同频道。例如，在阿雷西博，一次典型的搜索同时启用3024个监测频道。1978年，阿雷西博进行的搜索使用了计算机设备，于是同时监察的频道多达65，536个。
　　如果我们想要在某个合理的观测时间内考察延伸甚宽的“水坑”，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监测为数极其众多的通道。现在有人建议造一架能够同时监测一百万个通道的专用无线电接收机。专门用来搜索地外智慧生物的无线电信号。最终的目标则是一次就能监测十亿个通道的无线电接收机系统。这样一个接收机系统尽管将会耗资钜万，但仍在今天的力所能及范围之内。
　　在近年来的搜索中，用于检测智慧生物无线电信号的方向数目和无线电频率的数目加起来已经接近一百万个。
　　对我们银河系作了一百万次检测是否就大功告成了呢？不。我们只能说是刚刚起步。总的说来，有六种不同的因素影响着这种搜索：地方、频率、带宽、信号调制时间、偏振、以及发射周期。如果我们使用很大的射电望远镜，那么我们把它指向天空时，大约就可以对准4000万个不同的地方，而不会使同一个地方被重复地观测两次。如果我们用最狭的带宽进行搜索，而仅仅考虑“水坑”内的无线电频率，那么就得搜索大约1, 000亿个频率。我们估计，有必要搜索五个不同的频带宽度，以使以良好的灵敏度检测所有合理和可能的带宽。为此还必须在每个带宽使用五种不同的调制时间。此外，要搜索两个偏振。最后如果对方最强大的（也就是我们最有可能进行探测的那一些）发射机与我们自己的那些相似，那么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这样一台发射机只有一百万分之一的时间很好地瞄准着我们的方向：从而使我们可以检测到它的信号。如果把所有这些数字相乘，以确定必须搜索的方向、频率、带宽，调制时间、偏振、以及发射周期的组合总数，那么所得的结果便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数：10 26 ，这便是我们面临的这个宇宙之海的规模！在审慎考虑搜索地外智慧生命、并设计执行这种搜索的技术时，我们的主要障碍便是这个巨大无比的数字：10 26 。
　　搜索地外智慧属于我们所知晓的正规科学的领域，但这并没有使这种搜索变得容易些，它肯定是人们所曾担负过的最为艰辛的科学任务。我们要不是估量出因成功而获得的报偿与所付的代价相比是何其有利，那就决不会去奋力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对于搜索地外生命，人们最关注的并不是地外生命的性质或存在之类的问题，而是地球上的技术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以某种能够支付的代价相当彻底地搜索那浩瀚无际的宇宙之海呢？
　　我已经提到，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步骤建造能力极强的多通道无线电接收机。还有另一步很重要的棋，其代价则要昂贵得多，那就是建造非常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其目的首先就是为了搜索地外信号。目前，我们只能希望利用各个大望远镜的很少一部分观测时间进行搜索。而拟议中专门用于搜索的望远镜则会大大地增加我们的搜索时间，同时使搜索变得比今天有效得多，这是因为这样的望远镜可以配上专门用于搜索的有关设施和计算机设备。
　　最后，该使用什么语言呢？我们能不能和那些与我们大相径庭的异星生物通讯呢？完全有可能我们接收到用异星语言表达的信息却因为线索太少而无法解释。另一方面，我们过去已经破译过地球上诸古代文明那些非常古怪的密码系统。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密码系统，或者说“语言”，可供向外星生物传送比较复杂的概念，而无须事先进行接触。这些密码系统中，大多数都由携带着信息的图案构成，其信息由许多（约为一千个量级）印刷符号组成。有可能做到用它们发送一些图稿，以说明有关我们自己这个文明的非常基本而又十分重要的信息。例如，图20所示是由阿雷西博望远镜发出的一份信息及其译解。它是用“水坑”中的一个频率(2,380兆赫）发出的，发送速度是每秒钟十个字符。这份信息中字符的总数是1，679，所以发送时间仅约3分钟。该信息由在一个或两个频率上的一系列发射组成，一个频率代表图中呈白色的印刷符号，另一个频率则指示图中呈黑色的特号。于是，即使只用这么少量的符号，也已经能够用某种数字系统来描述某些相当复杂的化学物质（包括地球生命的最重要的分子结构）。该系统有可能表明这种分子是多么复杂，从而隐喻着我们的进化水平，甚至对我们的智慧水平也能有所暗示。最后，有些图形信息提供了有关人类解剖学、太阳系排列以及有关我们的技术水平的信息。
　　图21 1974年11月阿雷西博望远镜朝武仙座球状团团M13方向发送的信息解码。该信息大约将于25,000年后抵达此星团的300，000颗恒星
　　迄今为止，业已从地球发出的最长的信息是“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宇宙飞船携带的唱片记录的一系列形象。每份记录包括很多种地球上的音乐（代表性的声音用各种语言说的问候话，最后还有116幅详细说明地球、太阳系、特别是人类文化的种种重要特征的图画。这一系列图象中的字符总数约达一亿个。这么多的字符可以非常详细地描绘地球上的文化。然而，饶有趣味的是，在普通的电视频道上大约十秒钟以内就可以发送出一亿个字符。因此下述想法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有可能接收到来自其他文明的信息，它们很容易译解，而且这种星际无线电联络的发射时间极短。在银河系文明之间进行复杂的信息交换时，语言看来并不会成为什么障碍。
　　搜索地外智慧生命完全属于正统科学的范畴。因为我们对于为了取得成功需要作出多大的努力，以及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能作出充分的预言，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这反倒使我们的任务更艰巨了。我们不去乞灵于什么神秘的炼金术或水晶球占卜术，或者指望哪位来自外星球的宇航员向我们提供什么最新消息——从而无需作出多大的努力便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与此相反，我们信奉正统科学的实在性，它告诉我们前头有着一项极端困难、同时又极端激动人心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自己能够取得成功，但是究竟何时方能成功则并非取决于奇迹或幻术，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能动性。
　　作者简介
　　弗兰克·D·德雷克于1930年生于芝加哥，1952年在康奈尔大学以优等成绩获理学士学位。他曾在海军中服役三年，当一名电子技术军官，然后又进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1958年，他取得天文学博士学位，并进入（美国）国立射电天文台，成为望远镜运转和科学服务部门的负责人。1984年他回到康奈尔大学就职，并于1971年成为国立天文学和电离层中心的第一任主持人。位于波多黎各阿雷西博的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即由该中心经营管理。1976年德雪克博士成为康奈尔大学的戈尔德温·史密斯天文学教授，他在国内和国际上一些天文学组织中十分活跃，且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他对行星射电天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最为著称的则是在搜索地外智慧生命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以1960年的奥兹玛计划肇始。
　　（卞毓麟 译　 蔡伟蓉　校）

二十、正确地认识奇异事物的起因
菲力浦·莫里森
　　早在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以前一个世纪，甚至比伽利略的林克斯学院还要早的时候，在那不勒斯地方就已经有一群业余爱好者聚集在聪明博学的德拉·波尔塔的周围了。德拉·波尔塔的发明包括一架低倍数的双透镜器具——望远镜的先驱（大概在伽利略还是孩子的时候制造的）。这些那不勒斯的闲客共同规定“必须在自然科学方面有过真实的新发现”作为入会的条件。他们的组织是第一个现代的科学团体，他们的遗产主要是创建人的著作：这些书曾经风行全欧，有时长达一至两个世纪。对德拉·波尔塔来说，自然界魔术的实践（1658年他的同名著作的英文版第一版这样写道）与巫术毫无共同之处，巫术是一种为所有有识和善良的人们所深恶的诡诈伎俩，它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理性或自然的真理。而自然界魔术的实践却是自然哲学的实践部分，它通过一种自然事物对另一种自然事物相互间适当的作用而产生效应。
　　《自然界魔术》一书计二十章，各有专旨（如“论妇人美容”，“蒸馏”，“奇妙的玻璃”等），首章为理论性导言“论奇异事物的起因”。导言说，世界的结构存于事物的内在要素和形态之中，它们的力量受星体的牵引和支配，时间和地点具有明显的重要意义，无限纷繁的结合能够开拓许多有价值的崭新道路。交感和异感（或相克疗法—译注）是普遍的联系形式，能够付诸广泛的应用。因而，“据普利尼说，狗对人最为友善，如果你把一条狗贴在你身体上的病变部位，它就会把病痛转移到它的身上去。”另一方面，在面临另一种罕见而可怕的危机时，“因为狗和狼势不两立，所以在被疯狗咬伤的人身上披上狼皮就会延缓病情的恶化”。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在世界各地治疗狂犬病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效。从表面上看，现代的疗法似乎不及德拉·波尔塔的方法更有道理，然而两者却共有某些意料不到的特性。我们从死于狂犬病的兔子身上抽取具有魔力的接种剂——脊髓。脊髓用甲醛溶液按照严格的时间和稀释程序进行处理，然后将制成的试剂逐日注射到病人的血液中去。如果治疗及时（被狂犬咬伤至出现初期症状的几个星期），几乎每个病人都会康复。这里，深刻的异感因素确实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异感就是病人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的作用。
　　用散发恶臭的毒物（如甲醛）处理过的患狂犬病动物的脊髓对病人连续接种可以避免狂犬病引起的死亡，这确是一个奇迹。如果德拉·波尔塔能够活到巴斯德的时代，他是会高兴地把后者发明的技术看作她自己的朴素思想的发展的。我们的实际应用科学，从它操作过程本身的离奇的性质来看，同魔术也没有什么区别。镌刻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物理学教学楼上的“没有什么东西会奇妙到不真实的程度”这句话，据说是非常谨慎的实验者法拉第的名言。他说的很对，“一种自然物对另一种自然物相互间适当的”又往往是奇异、独特的“作用”，能够创造奇迹，能够在我们视之为常识之源的平凡喧闹的经历中产生无与伦比的效应。
　　同我们一样，德拉·波尔塔将他的疗法纳入物质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的范畴。德拉·波尔塔以前人的经验为依据，我们也是一样，要指出他的自然魔术和现代应用科学之间的明显的方法学差异并非易事。事实上，如果有人能够证明大多数狼皮中的某些稳定抗原可能同某种免疫反应的微妙感应有牵连的话，那么德拉·波尔塔“疗法”甚至也能够同我们的理论相提并论了。实际上，可能是引起了一种巫术疗法的安慰性效应，从而使病人体内连续不断地产生医治疾病的抗体。
　　不，狼皮疗法的缺点如同我们利用经过精心处理得到的灭活病毒所取得的成功一样，并不在于方法的普遍性，它不可能存在于操作程序的不可预见性和不一致性之中。它也不存在于使用温和手段所取得的效能之中。我们往往把好象超出常识范围的体内快速的自愈过程看做魔力产生的“神效”；然而，只要把机器里的一根松动的金属线重新接好或者在人体内使用了正确的抗生素或激素，就必然会通过“相互间适宜的作用”导致这样的结果。真实的原因往往深埋在消耗或磨损最烈的器官或部位。老普利尼究竟接触过多少病例？德拉·波尔塔难道掌握了更好的材料？还是他不加怀疑就根据一段古老的引文进行概括？（甚至对我们来说，疯狗的啮咬也不是每一次都会注入活的病毒，所以不能仅仅以一件幸运的病例来评价治疗的价值。）
　　下一个问题是对理论的推断进行各种试验时理论的实质和健全性。公狼皮和母狼皮都一样吗？是不是也可以用猫皮或仿狼皮呢？古代的学者自然没有做过这种试验，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做。然而在今天，巴斯德尔方法是健全可靠的方法。人们可以使用取自羊、马甚至玻璃器皿中活的组织培养的病毒。紫外线可以取代福尔马林的灭活作用。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看见神经元中的病毒微粒，抗体可以被滴定。实践的成功使技术不断进步。我们预期，有一天统计资料本身会完美到无暇可击的地步，在大量的案例中连一次无法解释的失败也不会发生。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因果链一步一步地寻找出病毒和抗体；纵然这里或那里还会有一些逻辑的空白，然而我们已经找到了一套详细、明确，而不是捉摸不定的操作程序。它能够适应在理论上可被接受的细节变化，而且在实践中、甚至在统计学的控制下也能不时得到改进。现今，对狂犬病疫苗的研究已经扩大到对形形色色的疾病和宿主的研究，其中包括胸腺的功能、高级生物体的进化，以及蛋白质结构的大分子量。
　　16世纪的先驱所建起的灯塔至今仍然指导着我们的航行。德拉·波尔塔试图解释和揭示奥秘，即公布狼皮用法、说明其中道理的作风，同今天表演奇迹的人（象马尼拉乡村的通灵外科医生）迥然不同。在后者成功的手术中，隐秘的安排和熟练的手法起着主要的作用。通灵外科医生模仿真正外科医生的切开动作，从实际上未切开的皮肤中取出“病变”组织，并立即将它们投入火中，以此来对病人和旁观者产生影响。如果他们指出这些组织是事先藏在手掌里的动物组织，这些影响就会不一样了。如果说这类疗法同安慰剂有某些相似，其中隐秘的操作手法就很可能具有实践的价值。在现今的医学中，仍然可以找到十分相似的情况（虽然欺骗性小一些），如用拉丁文开处方。在这里，目的是竞争的利益。掌握了某些自然界的奥秘就如同拥有一笔财产，是不肯轻易传授他人的。这些神秘做法的道理何在，人们却不甚了了。来自特定产地的某一著名配料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也不知道其所以然的道理。从放牧在金黄色芥菜草场上的牛身上制得的动物胶能够制成高灵敏度的感光乳剂，因为它含的巯基杂质在卤化银晶粒中形成了许多电子捕集器。在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以前，这一著名的发现可能是（说不定就曾经是）一桩行业秘密。在每一件复杂的制成品中都有一系列这种难以理解的内容。甚至专家本人对他自己的秘密操作往往也不自觉，因为他并不理解其中的规律和奥秘。其中有的还是最平凡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所熟悉的现象。我们往往只知道怎样去发动一辆老式汽车或者开合一个破旧的电闸。经验本身往往只是取得成功的途径，却不能解释其所以然的道理。
　　因此要了解一个程序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必须更多地探究程序的本身，而不能只满足于它是否有效。高昂的费用，言之凿凿的证明文件，亲朋挚友的述说，都不足以确切地说明某个电视广告的主题或通灵外科医生的手术到底是怎样发生作用的。要么做到步步公开，允许条件的变化,允许随时提出推论的问题：要么必须采用严格的归纳法，包括使用周密的统计学控制，做实验和临床试验。因为绪论中的错误可能不仅在患者方面（他们对巫术医师精心炮制的舞台手术的真相茫然无知），甚至也可能在诚实无欺、但不知内情的实验者或临床医生方面。
　　这些都是一目了然、没有半点新鲜的事情，然而还不止于此。必须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欺人或自欺在实际上却能提高预期的效果。道理很清楚。在许多场合，为了避免对晚期疾病做出诊断，进行欺骗是惯例的做法。这样做的理由是来源已久的。波尼族的医生在举行盛大的季节性庆典之前照例都要表演魔术：从这个或那个惊呆的观众的鼻子里变出一块水晶玻璃或是把一只泥鸭扔进一桶水里变出活鸭子来；或是吞下一颗鹿头、鹿角和一只整鹿。他们可以随意利用狂欢节的环境和舞台技巧，在观众中预先安插助手和安排烟火，在关键时刻燃放，同时把舞台遮暗，等等。干这套把戏，圈子里边的人是了如指掌，而且毫不感到愧疚的。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小演出，正是引导观众走向接受严肃的宗教仪式的正确途径。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了。
　　魔术师克雷格在教室里所做的与此相类似、但比较简朴的“信不信由你”的实验，也触及到人性的同一方面。学生们对其中的奥秘有浓厚的兴趣。克雷格是一个业余魔术表演家，他的技巧虽然谈不上登峰造极，但却合乎情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