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精英的聚会》凯恩斯
精英的聚会





出版前言

　　《传记文集》的初版于1933年问世。它由一些小品和片断组成，那是凯恩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写成的。最早的文章来源于《和平的经济后果》一文中最终被凯恩斯删去的部分。另外一些，包括关于博纳·劳、阿斯奎思和埃德温·蒙塔古的文章，是凯恩斯为《民族》周刊撰写的小短文和备注。其他的，包括“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关于温斯顿·丘吉尔的两个备注，把托洛茨基和把弗兰克·拉姆齐作为哲学家来写的文章都来源于凯恩斯所写的书评。而关于经济学家们的文章则几乎全部是登载于《经济学杂志》上的讣告，因为作为该杂志的编辑，凯恩斯感到有责任对那些过去时代的代表人物给以严肃的评价。1933年版中唯一的例外是他为马尔萨斯所写的文章，他1932年从事该文的写作，关于此文的书信往来在他众多函件中保留下来，印刷者根据这一手稿在1933年版中排印出来。

　　1933年此书第二次印刷，除了一些微小的改动外，基本保持原状。在其后的13年中，凯恩斯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写作。1951年，凯恩斯死后，鲁珀特·哈特·戴维斯重印了本卷书，并且在杰弗里·凯恩斯爵士的帮助下增补了凯恩斯后来所写的三篇重要文章，它们是关于斯坦利·杰文斯和牛顿的文章以及关于玛丽·马歇尔夫人的引人入胜的传记，而在《传记文集》的首版中，“经济学家的生活”这一部分正是题献给马歇尔夫人的。

　　《传记文集》的编辑面临着一堆难题，令人满意的做法显然是把凯恩斯所写的传记类文章全部收录进来、然而凯恩斯赋予了本书建筑物一样的结构和独有的风格，因此要尽可能地保持凯恩斯对本书的原有设计，像1933年版一样，从开篇的“政治家的素描”到独立成篇的“经济学家的生活”都要如此。每一篇又都增补了一些文章。

　　凯恩斯对他在《传记文集》中重印的文章并没有进行严格的选编。由于许多文章都是刊载于周刊上的书评或备注，其中的一些章节只是为了这种临时的目的而写成，为使之具有长久而固定的形式，编辑对这些章节采取了删节、重新编排以及适当的修改。我们依据的是修订过的文本，因为我们设想，如果为了达到长久而固定的形式，凯恩斯也会这样做。

　　在本书的一些地方，我们尽可能地添加了新的材料，这是因为由于历史原因或其他原因，把凯恩斯对某些人物的研究呈现出来是非常适宜的。我们把凯恩斯关于杰文斯的大作排在马尔萨斯的传记之后。凯恩斯在描绘他们二人时是从学术资料出发而不是从个人见识出发的。

　　我们决定不仅仅收录凯恩斯的大块文章，还要收录那些描绘经济学家和皇家学院的朋友们的小品。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许多这样的作品包括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字句，它充分反映了凯恩斯在刻画人物上的高超天赋。其次，这些人物都是杰出经济学家、政坛人士或学术人物，而凯恩斯的文章有时是保存下来的对这些人物的唯一记述。

　　在凯恩斯所有的传记文章中，关于牛顿的文章刻画了这一人物矛盾的天才；另列两篇以“两篇传记”为题的作品由鲁珀特·哈特·戴维斯在凯恩斯死后于1949年发表，这些文章也许是凯恩斯最杰出和最具纪念意义的文章之一。对战败的敌人梅尔基奥尔的描绘则一经读过便无法忘记。凯恩斯的自传性记述“我的早期信仰”对于理解他本人则是绝对必需的。在版权所有人杰弗里·凯恩斯爵士的大力支持下，以上这些作品都收录于此。

　　只在一件事上我们自作主张。在1933年版中，凯恩斯只收入了几个人物的肖像——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弗兰克·拉姆齐。对其他不能再现人间的经济学家我们也赋之以肖像，使他们在本书中栩栩如生，也使本书继续流传，成为描述过去时代的伟大经济学家们的生动的烛照后世的知识宝库。

　　除了在本书中印行的传记作品列，凯恩斯还是其他一些传记文字的作者，如收入1922-1930年的《国民传记辞典》中的马歇尔和埃奇沃思的小传和收入《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埃奇沃思小传。它们是根据本书中的完整内容简明扼要地写出的辞条，如果把它们也收入本书，则只会造成无益的重复。

　　让我们在此感谢那些对鲁珀特·哈特·戴维斯的劳动享有版权的所有者们，正是由于他们放弃了对本书的版权，才使它得以成为整套书中的一部分。


　　






精英的聚会--初版前言






初版前言

　　除了几个明显例外，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老相识。它们多数都是建立在直接印象上的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它们正是以这样的特点奉献给读者（关于罗伯特·马尔萨斯的文章除外），而不是历史洞察般的冷漠记述。关于劳合·乔治先生和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的文章此前未曾出版过，其他文章的资料来源在书后附录中给出。

　　尽管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一些人物树碑立传，但在书中的第二部分，读者仍可看到一些有关历史和经济学学说进展的零散评论。通过一些细微之处似不经心的笔墨，我勾勒出了英格兰才智之士同心同德、一脉相承的特点。从洛克那本第一部现代英语著作《人类理解论》开始，这些智士就在其后的两个半世纪内铸造了人们的思想。我在下文中列出了乔治·维利尔斯爵士那些令人惊异的后裔。但这些才智之士的传承谱系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错、相互融合。让维利尔斯血缘去迷惑君主和群氓们吧；让它看似如此地主宰那些过去的世事变迁吧。这里还有来自洛克学派的自豪之情，精神上的传袭与血缘上的联系形成了这一英国人的链条，这也正是本书第二部分中那些名字所应归属的地方。这些人物即非最睿智的，也是最诚挚的；即非最优雅的，也是最具妙趣的；即非最富经验的，也是最具良知的；即非最具天赋的，也是在人类知识范围内成就卓著的。

　　　　　　　　　　　　　　　　　　　　　　　J.M．凯恩斯

　　　　　　　　　　　　　　　　　　　　　　　剑桥，皇家学院

　　　　　　　　　　　　　　　　　　　　　　　1933年2月


　　






精英的聚会--第一篇　政治家素描






第一篇　政治家素描

第一章　四人委员会，巴黎，1919年

　　在四人委员会中，克里孟梭无疑是最卓尔不群的一位，他对同僚们了如指掌，他自有见地，而且深谋远虑。在混乱不堪的环境下，他的年龄，他的性格，他的才智，还有他的相貌，都充分展示了他公正无私、态度鲜明的形象。人们无法轻视克里孟梭，也不可能厌恶他；只是，出于文明人士的天性，人们可能持有相异的观点，或者不同的看法。

　　克里孟梭的外表和举止，现在是公众所熟悉的。在四人委员会里，此君身穿黑色双幅厚布制成的考究的燕尾服，灰色羊皮手套裹着他的从不露出的双手，他的靴子是用厚实的黑皮做的，质量极佳，可是样式土气。令人诧异的是，他靴子前部有时不系带子，而是用扣环扣起来。在总统府的房间——四人委员会的例会即于此处举行（不同的是，他们在下面一个较狭小的房间召开私人秘密会议），他的座位是对着壁炉的一把锦缎方椅，正好处在一个半圆弧的中间位置上。西格纳·奥兰多坐在他的左首。总统挨着壁炉，首相则在克里孟梭对面壁炉的另一侧，位于克里孟梭右首。克里孟梭不带文件和公务包，也不携私人秘书，但有几位法国部长和官员陪在他身边，他们往往同眼下的特定事务有关。他的步履、他的手势以及他的嗓音，都显出精力匮乏的老者形象，尤其是在受过攻击之后，他自己很少讲话，而是由他的部长们、官员们就有关法国的问题作初始发言。他常常是闭着双眼，仰靠在椅子里，羊皮纸似的脸不露声色。简短的一句话──或者是决策性的或者是嘲讽性的，一般就足够了。这句话可能是一个提问，也可能是一个被他的部长不小心遗漏的情况——这位部长的面子是不会被照顾的。

　　劳埃德·乔治在用英语发言之后，会在它被译为法语的间隙里，经过炉前地毯去总统那边，在私人交谈中来强化他的论点，或者脚搓地板以示妥协。总统的顾问们挤在他周围，一会儿之后，英国专家们凑过来，了解结果如何；接着，法国人驾到，惟恐别人正背着他们搞什么名堂；直到最后，他们两种语言的谈话声混成一片。克里孟梭，沉默地、冷淡地居于外围──因为还未出现任何触及法国安全的问题，但却以一种讥讽的、近乎调皮的神气综观着这种场面，最后，当一切重归于寂静，人们各复其位时，会发现他已毫无踪影。

　　犹如佩里克莱对雅典的感觉一样，克里孟梭感到了法国独特的价值，如将其他一切国家看得无所谓，但他的政治理论是俾斯麦似的。他只有一个梦幻——法兰西；他也有一个非梦幻——人类，但至少不包括法国人和他的同僚们。他的和平原则可以被简单地表述如下。首先，就德国心理而言，他坚信，除了威迫之外，德国人是不懂妥协的，也不会妥协，他（指德国人——译者注）在谈判中没有丝毫的大度或悔恨，没有什么利益是他不想从你这里攫取的，为了利益他可以自贬身份，他谈不上什么荣誉之感、自尊之心或仁慈之情。因此，你永远不要同德国人谈判或和解；你必须命令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清楚克里孟梭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特点为德国人所独有。强权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战争或者战争的目标，没什么太新颖的东西可学；如同往日一样，英国摧毁了一个个贸易对手；德国之光荣同法国之光荣之间进行的尘世争斗，已经翻过了宏伟的一章。出于审慎，需要给予愚蠢的美国人和虚伪的英国人的“理想”以某种不实之惠；但是，认为在这世界上有容纳国际联盟的很大空间，或者任何关于自决原则（除非作为出于各自利益而安排势力均衡的天才方案）的想法，都是愚蠢的，因为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然而，这些不过是原则而已。为了追寻克里孟梭的“和平”──他认为对法国的势力和安全而言的必要的“和平”——的实际细节，我们必须溯回到贯穿他一生的历史性起因。在法德战争前，法国和德国的人口近乎相等；但是，德国的煤炭业、钢铁业和运输业尚处于幼年阶段，而法国在财富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即使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在这两个国家的真实资源之间也没有很大差别。不过在干预时期，相对地位产生了彻底性的改变。至1914年，德国的人口几乎比法国多70％；她已变为世界上最早的制造与贸易国之一。她的技术技巧，她生产未来财富的方式方法，无可匹敌。另一方面，法国的人口却趋于停滞或减少，在财富及其生产能力上已严重落后。

　　这样，尽管法国在当前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得益于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但在一位认识到欧洲内战将是周期性的人看来，她未来的地位仍将是不确定的。根据这种观点，欧洲历史将是永恒的争夺战，法国虽然打赢了这个回合，可这个回合肯定不是最终的回合。基于这种看法——旧秩序并未根本改变，因为它根植于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基于随之产生的对国际联盟所代表的全部教义的怀疑态度，法国和克里孟梭的政策就显得合乎逻辑了。因为，在总统“十四点”那种思想模式所主张的宽容公平、平等相待的和平的基础上，只会产生出这样的结果：使德国的恢复期缩短，使她再一次凭人多势众和丰富的资源而对法国形成压力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所以，“担保”的必要性就产生了。所采取的每项担保，通过渐增的愤怒和随之而来的德国复仇的可能性，使更多的强制条款显得有必要了。这样，一旦这种世界观被接受而另一种世界观被抛弃，一种对迦太基式和平的需要就不可避免，并为实施它而需要最大限度的临时权力。因为，克里孟梭没有故作姿态地将自己限制于“十四点”，而往往将这类表面文章在必要时主要推给别人，以照顾总统的良心和面子。

　　这是一位老人的政策，他最鲜明的印象和最生动的想象系于往昔，而不是面向未来。他从法国和德国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由向新秩序奋斗的人类丈明和欧洲文明出发。这场战争，以某种同我们不同的方式震撼他的感觉，他既未预期也不希望我们处于一个新时代的门口。

　　然而凑巧的是，事情不仅是理想问题。迦太基式和平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产生这种想法的人，尽管对经济因素认识得很清楚，但忽视了将支配未来的更深层的经济趋势。时钟无法被拨回，不调整欧洲结构中的这些倾向，你就不可能使中欧回到1870年；释放突破边界和种族的这种人类的和精神的力量，将不仅摧毁你和你的“担保”，而且会击溃你的制度和你的社会的现存秩序。

　　这种政策是借助何种障眼法代替了“十四点”的？回答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它取决于性格和心理因素，也取决于环境的微妙影响，而这些是难以探究、更难以描述的。然而，如果说单独某个人曾经发生影响的话，总统的溃败就是历史上决定性的教训之一，我必须设法来解释它。

　　1918年11月，福什的军队和威尔逊的言辞，使我们从正吞没一切希望的处境中突然解脱出来。无论作何预测，看起来局势都是有利的。胜利是如此彻底，以致在事情的解决中毫无担心和害怕的必要。敌军信任庄严的和约而扔下了武器，和约被视为和平的证书，其条款似乎将确保解决问题的公正和宽容，确保从破碎的生活中恢复过来的合理希望。为使这一保证更为确切可靠，总统亲自前来，在他的作品上加盖印章。

　　当威尔逊总统离开华盛顿时，他陶醉于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遍及全世界的威望和道义影响。他大胆而审慎的言辞传给欧洲人民，盖过和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家的声音。敌方的人们相信他会贯彻他与他们的约定；协约国人民不仅把他当作一位胜利者，而且几乎把他当作一位先知来感激他。除这种道义影响之外，真实的权力也握在他手中。美国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具有优势，欧洲在食品供给上完全依赖美国；在财政上，她更是绝对地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不仅欧洲对美国的付债超出了偿还能力，而且，只有再次实施巨额援助才能把她从饥饿和破产中拯救出来。

　　这种幻觉之破灭是如此彻底，以致一些最为相信的人几乎不敢谈起它。这会是真的吗？他们问那些从巴黎归来的人，条约真像它看起来那么糟糕吗？

　　然而，起因非常普通和合乎人性。总统不是英雄或者先知，他具有其他人的很多弱点；在会议上予与取、面对面的角逐中，他缺乏支配性的智慧武装，这种智慧武装对于对付那些复杂的、危险的诱惑者是有必要的。对这种游戏，他毫无经验。

　　的确，我们曾对总统抱有非常错误的看法。我们知道他孤独、冷漠，相信他非常坚定和倔强。我们没有把他描绘成不拘细节的人，但我们认为，他用以抓住确定的主要观念的清晰性，同他的坚定性相结合，使他能够扫清蛛网。除了这些品质，他还将具备客观性、修养和作为一位学者的广博知识。作为其著名声明之特征，语言上的精微辨别似乎标志着一位拥有高超、强大的想像力的人。他的肖像显示出优雅的面貌和命令的气度。凭借所有这些，随着增长着的权威，他到达并掌握了在一个政治家艺术未被忽略的国度中的首要位置。所有这些，似乎是解决目前事务所需要的各种品质的良好结合。

　　对威尔逊先生的第一印象将损害这些幻觉中的某一些，但非全部。不过，像奥德修斯一样，总统在就座时显得更有智慧；他的双手尽管有力和相当健壮，但不够敏感和灵巧。对总统的最初一瞥，不仅使人推测，无论他在别的方面会如何，他的气质主要不属于学者型；而且他甚至没有很多这个世界的那种文化气质——将他们这一阶层和这一代中的克里孟梭先生和鲍尔佛先生塑造成精致绅士的那种气质。然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他不仅在外部直觉方面对他的周围环境不敏感。这样一个人，哪有机会对抗劳埃德·乔治先生对迅速围在自己四周的每一个人的毫无差错的、几乎通灵般的敏锐感受力？请看这位英国首相，他注视着人群，用常人难以企及的六种或七种感觉，来判断个性、动机和潜意识冲动，辨察每个人正在想的、甚至每个人下一步将要说的；他将通灵般的直觉，同最适宜于其邻近听众之虚荣、软弱或自私心理的辩论或恳求融合起来；由此可以悟出，在那种集会上，这可怜的总统将陷入捉迷藏游戏。从未有一位步入会客室的人，比总统更绝妙、更注定地成为首相战果的牺牲品。无论如何，旧世界是险恶而顽固的；旧世界的铁石心肠，会硌钝这最勇敢的游侠骑士最锋利的刀刃。

　　但是，如果说总统不是哲人之王，那他又是什么呢？毕竟，他是曾在一所大学度过许多人生时光的一个人。他丝毫不是一个商人或一个普通平庸的党人政客，而是一位具有力量、个性和重要性的人。那么，他的气质如何呢？

　　线索一旦找到，就会使一切迎刃而解。总统就像一位不信国教的牧师，可能也像一位主教。他的思想和性格，基本上是宗教型的，而不是智慧型的；带有那种思想、感情和表达方式的所有力量和弱点。这种类型之庄严典范，如今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已不复存在了。虽然如此，这种描述将给予普通英国人以这位总统最清晰的印象。

　　脑际有了这幅图画，我们就可以回转到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总统的世界蓝图，如他的谈话和声明所表达的那样，展现出如此令人敬慕的精神和目标，以致其拥护者们最终的期待是评论其细节——他们觉得，这些细节目前先空缺着是正确的，但将随着应有的程序被填上。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个庞大的顾问团的帮助下，总统已经不仅为国际联盟，而且为“十四点”在实际的和平条约中的体现，考虑好了综合方案。但是，实际上总统什么也没考虑好；当需要付诸实际时，他的观点是含糊不清和残缺不全的。他没有什么计划，没有什么方案，没有什么建设性观点来将他曾在白宫雷鸣般发出的圣戒同活的肉体融合起来。针对每一条，他能够传播说教或向全能的神庄严祷告以填充计划的细节，但他不能把它实际运用于欧洲。

　　他非但没有详细的建议，而且在很多方面，或许不可避免地，他所掌握的关于欧洲局势的信息是错误的。并且，他不但掌握了错误的信息——劳埃德·乔治先生也是如此——而且他的头脑驽钝而不善适应。在欧洲人中间，总统的迟钝是显著的。他难以做到这些：在一分钟内弄懂别人在说什么；轻瞄一眼就掌握环境；设计一个通过背景的微妙变动来对付问题的回答；所以，他易于被劳埃德·乔治这样人的敏捷性、理解力和灵活感所击败。在会议室中的敏捷方面，几乎不曾发现有一位上层政治家比总统更难以胜任。假若通过作出某种你可以保住对手的面子的轻微的妥协姿态，或重申对他有益又无害于你自己基本利益的话而与之和解，实际胜利属于你的时刻就会经常来到。总统没有武装以这种简单而惯常的权变之术。他的头脑太迟钝、太呆板，难以为任何选择做好准备。总统能够固执己见，拒绝改变态度，就像他对菲乌梅所做的那样。可他没有别的抵御方式；作为一条规则，只须他的对手们稍微地灵活移动一下，就可以防止事情陷入摊牌地步，直到木已成舟。借助愉快的和一种和解的表象，总统就会被动摇立场，就会忘记他固执己见的时刻；当他想起自己身处何境时，已经晚矣。另外，在密切联系中的亲昵、虚伪的谈话中，不可能月复一月地任何时候都固执己见。仅仅对这样一个人而言，胜利才是可能的：对于总体形势，他总是拥有充分、生动的理解以保存他的火力，并确切知道作出决定性行动的珍贵的恰当时机。对此，总统是头脑迟钝和极为困惑不解的。

　　他不去寻求副手们的集体智慧的帮助，以纠正这些失误。为了条约的经济类条款，他在周围集合起了一群很能干的商界人士；但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没有经验，关于欧洲（除了一个或两个例外）知道得像他一样少得可怜；并且只是当他为某个特定目的而可能需要他们时，他们才被不定期地召去。这样，在华盛顿时就已发现的冷漠被保持下来了，他本性的不正常的保守，不允许他身边的任何人矢志争取道义平等或持久的影响效果。他的全权代表只是傀儡，甚至被信任的豪斯上校——关于人类与欧洲拥有比总统多得多的知识——也随着时光流逝跌入幕后。总统自身性格所产生的与外界隔绝的状况，被他在四人委员会的同僚们所促进，通过十人委员会的解体而完成。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在他为获得成功而需要每一种关于资源、丰饶状况的描述、需要知识的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他听凭自己处于封闭、没有支持、没有建议和孤零零的状态，而人们比他敏锐得多。他听凭自己麻醉于他们制造的氛围，在他们的计划和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这些，与其他各种原因合起来，产生了下述形势。读者一定记得，这里扼要简述成几页文字的这一过程，是在五个月左右的时期中，缓缓地、渐渐地、悄悄地发生的。

　　由于总统想不出什么办法，会议一般是在法国或英国草案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如果草案在某个方面，变得同他自己的观点和目的完全不一致时，他只好采取一种顽固的阻挠、批评和否定态度。如果他遇到某些带有明显的慷慨性的观点（因为总有一类谁都不会重视的荒谬建议，作为安全的边缘带），对他来说不赞同别人是困难的。妥协折衷是不可避免的，在本质问题上永不妥协非常困难。此外，他很快被弄成似乎加入德国一方，并使自己公开置于“亲德”的莫须有的暗示下。

　　在十人委员会的早期日子里，展示过很多原则和尊严之后，他发现在他的法国、英国或意大利同僚的方案中有一些确定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对此他不能采用秘密外交的方式保证投降。那么，作为最后一着，他将如何行事呢？他可以通过纯粹固执的行为使会期无限期拖长。他可以使会谈破裂，怒冲冲地返回美国，使什么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或者，他可以超乎会议首脑们之上向全世界倾诉。这些，都是低劣的选择，对其中每一种，都有许多批驳的话可说。它们也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对一位政治家来说。总统在国会选举上的错误政策，已经削弱了他在本国的个人地位，而美国公众是否支持他采取不让步的政策，是一点也不确定的。它将意味着一场政治运动，在运动中，这些问题将被每种类型的个人的和党派的考虑所笼罩，谁也无法预测在一场胜负当然不取决于优点的斗争中，正确者就是获胜者。而巳，与其同僚们的任何公开破裂，必将使“反德”的盲目激情——一所有协约国公众，仍对此情绪激昂——压到自己头上。他们将不听他的争辩，他们将没有足够的冷静，将此事作为国际道义问题或欧洲的正确治理问题来对待。呼喊声将简单地成为：出自各种险恶、自利的原因，总统希望“放走匈奴人”。法国和英国新闻界的这种几乎异口同声的调子是可以预料的。因而，假如他将手套公然抛到地上，他可能被击败。如果他被击败，同他保持自己的声望、尽力在欧洲政治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争取好的结果相比，最终的和平会更糟糕吗？然而首要的是，如果他被击败，他不会丧失国际联盟吗？毕竟，这难道不是关系到世界未来幸福的最重要的事吗？条约将会被时间所改变和软化。其中，现在似乎如此重要的许多内容，将变得微不足道，无法实施的许多内容，将因故永不实施。可是联盟，即使在不完善的形式上，也是永久性的，它是政府新原则的最初开端。国际关系中的真理与公道，不可能在几个月内确立起来——它们必须通过联盟缓慢的孕期，依照适当程序诞生。克里孟梭使人们明显地看到，他将以极高的代价吞噬联盟。

　　当危机来临时，总统是一个孤独的人。在旧世界中的辛苦劳作，使他极大地获得了同情、道义拥护和群众的热情。但现在埋葬于和平会议中，窒息于巴黎闷热的牢狱般的气氛中，没有激情的震动、同情或鼓励从他在所有国家的沉默的选民那里传来。他感到，曾迎接他抵达巴黎的普遍燃烧的烈火已经黯淡下来了；巴黎公众公然嘲笑他；在他老家的政治对手，正趁他不在之机制造反对他的氛围；英国冷淡、尖刻，无动于衷。他对随从人员的态度，使他无法通过私人渠道，来获得公共渠道似乎已阻塞的忠诚与同情的水流。他需要补充集体忠诚之力，但它是缺乏的。德国恐怖仍然悬在我们头上，即使持同情态度的公众，也是非常谨慎的；绝不能鼓励敌人，必须支持我们的朋友，这不是争吵或煽动的时候，总统必须被人们确信在尽最大的努力。就是在这种干旱之中，对总统的忠诚之花枯萎了。

　　因而，这位总统撤回了下达给“乔治·华盛顿号”的命令；在怒火燃起的一刻，他曾经命令它做好准备以把他从虚伪的会议大厅送回到他权力的宝座，因为在那儿他能够重新恢复自我感觉。但是，他一采取折衷路线，我们曾指出的他性格和素质上的缺点就不幸暴露无遗了！他可以走阳关大道；他可以坚定不移；他可以从西奈或奥林匹斯签发表明；他可以在白宫或甚至在十人委员会里保持不易亲近的态度而平安无事。可是一旦他进了四人委员会的亲密的平等的氛围之中，显然游戏就结束了。

　　现在，我谈起过的他宗教的或长老会的性格，开始变得危险起来。既然已经决定了某些不可避免的让步，那他就可以借助坚定性、技巧和美国金融力量的运用，寻求保护他能够保持的实质性东西，即使以某些字面之义的牺牲作为代价。然而，总统自己没有能力达到此处所暗示的如此清楚的理解。他过于有责任心了。尽管现在妥协已是必要的，他仍然保持一副讲原则的人的样子。“十四点”的合同牢不可破地束缚了他。他不做任何有失高贵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欠公正有欠正确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悖于他伟大的、忠诚的声明的事情。这样，“十四点”在口头阐释上，没有任何减损，它们也就变成了虚饰，变成了对任何智力器官而言都是自欺欺人的文件。我敢说，在这一方面，总统的先祖们已这样做过了，他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步骤应同摩西五经的每一个音节相一致。

　　总统对他的同僚们的态度，现在变为：我愿意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希望能够同意你们的设想，可是，我不能做任何有失公正、正确之事；首要的是，你们必须向我表明，你们想干的事情未超出约束着我的声明中的话。然后，那诡辩的、虚伪的注释之网就开始编织了；终于，混合着不诚之丝，织成了整部条约的语言和框架。下面的话很适于描写全巴黎的女巫们：

　　公道即卑鄙，卑鄙即公道，

　　于浊雾中徘徊，在秽气中飘摇。

　　最狡猾的诡辩家们和最虚伪的起草者们，就是这样开始了工作；他们制造出不少巧妙的伎俩，对于比总统聪明的人，这些伎俩足以将他欺骗一个钟头以上。

　　这样，条约不说德属奥地利被禁止与德国统一，除非通过法国的离去（这将与自决原则相抵触）；而是通过起草人微妙的措辞，宣称“德国承认并严格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其边界可通过该国与主要的联合与联盟国家订立条约而确定；她同意这种独立是不可剥夺的，除非有国际联盟会议的认可。”听起来，这似乎迥然不同，然而非也。总统难道忘记了：条约另一部分指出，为此目的，联盟会议必须全体一致？

　　条约没有把丹斯克给予波兰，而将丹斯克规定为一个“自由”城市，却又把这个“自由”城市包括在波兰海关关境以内，授权波兰控制河流和铁路系统；并宣称，“波兰政府应承担该自由城市丹斯克的对外关系事宜，以及该城市公民在国外的外交保护。”

　　条约将德国河流系统置于外国控制之下，宣称使那些“天然地不止为一国提供入海口，提供或不提供船舶换乘的河流系统”国际化。

　　像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总统之故，法国政策的诚实、清楚的企图——限制德国人口和削弱德国经济体系，借助令人敬畏的自由和国际平等的言辞获得了表达。

　　然而，在总统之道义地位同其头脑昏聩的分裂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一刻是：由于他的顾问们的怯懦，他最终使自已被说服，各协约国政府在抚恤金和各项津贴上的开支，应被公平地视为“德国陆海空侵略给联合与联盟国家的平民们带来的损害”，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他战争花费不能这样看待。这是一场漫长的宗教斗争，在拒绝了许多不同争辩之后，在作为诡辩家艺术杰作前，总统终于有条件地投降了。

　　工作终于完成了，总统的良心，未受丝毫触动。无论如何，我认为，他的性格，使他留给巴黎一位真正厚道人的印象；大概他至死也会真诚地确信；实际上，条约没有包含任何与其以往言论相抵触的东西。

　　可这工作做得过于彻底了，这个戏剧最后的悲剧性插曲即归功于此。布洛克道夫·兰茨的答复坚持这样的观点：德国已经在特定保证的基础上放下了她的武器，但条约在很多方面与这些保证相抵触。可这恰恰是总统无法承认的；在孤独思索的苦役中，在向上帝的虔诚祷告中，他没有做任何有失公正、有失正确之事；对总统来说，承认德国的答复具有说服力，就等于损害他的自尊，破坏他心灵的内在平衡；他倔强天性的每一种本能，都起来进行自我保护。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是不可忍受的，每一种下意识的本能，都密谋着去阻止对这一话题的进一步探究。

　　如此一来，克里孟梭便将数月前似乎离奇和不可能的建议——即不听德国人的——推向了成功。只要总统不曾这样尽职尽责，只要他不曾对自己隐瞒他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即使在最后一例，他还处于能够恢复已丧失的立场、获得一些很可观的胜利的位置。然而，总统被僵固了。他的双臂和双腿被外科大夫捆扎成特定姿态，它们必须被重新分离才能调整。令劳埃德·乔治先生──在最后时刻，他盼望他敢于保持的全部中庸──震惊的是，他无法在五天内说服总统，使他明白曾花在五个月时间向他证明的正义、正确的东西中的错误。使这位老长老会教友摆脱困惑，毕竟要比以前使他陷入困惑更难，因为前者关系到他的信仰与自尊。

　　因此，在最后一幕，总统立场坚定，拒绝妥协。


　　






精英的聚会--第二章　劳埃德·乔治先生：






第二章　劳埃德·乔治先生：

一个片断

　　我本来希望在此处结束这一章。但是，读者会问，英国首相在最后结局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英国在最终责任上占多大分量？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非常确定的。至于第一个问题，谁来描绘这条能将扫帚柄缠住的变色蜥蜴呢？劳埃德·乔治这个人物尚未涂好底色，我并不渴望这项任务。

　　英国之自私的，或者如果你愿说的话，合法的利益，如现实所示，与“十四点”的冲突并不像法国与“十四点”的冲突那样重大。舰队的覆灭，海运权的剥夺，殖民地的放弃，美索不达米亚的宗主权——这里没有很多总统所渴求的东西，即使从其公开声明的角度看；尤其是当英格兰——其外交的温和性一如既往，未如法国人头脑的逻辑强硬所阻碍——愿向可能被要求的任何事情让步时，英国自身对德国舰队没有欲望，德国舰队的覆灭是裁军的一个步骤。海运权的剥夺，作为对非法的潜水艇战役——这曾是美国参战的明确理由——的补偿，是停战前形势下的一种特别措施。对于殖民地和美索不达米亚，英国不要求任何排他性的最高权力，它们有国际联盟的托管权原则的规定。

　　因而，当英国代表团启程前往巴黎时，英美谈判者之间似乎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地平线上只有两朵乌云——所谓的海洋自由，以及抵押于赔款的首相选举。令人们普遍感到惊讶的是，第一点从未被总统提出来；这种缄默，大概是他认为因英国在其他更重大事务上的合作，而应该明智地付出代价；第二点比较重要。

　　合作，因此被赋予了可能性；它在实践中也得到了相当的实现。英、美代表团的成员们，以兄弟般的感情和相互尊重的纽带联合起来，为一种诚实交易政策和宽宏的仁爱，忠诚地工作在一起、站在一起。同样，首相也很快使自己成为总统的朋友和对抗拉丁人声称的会心与国际理想主义之缺乏的强有力的联盟。这两位强大的独裁者的联合势力，那时为什么没给我们带来好的和平呢？

　　应更多地从演出炉前地毯上之悲剧与喜剧的心灵与个性的那些亲密运作中，而不是从凭空推测的政治家的帝国野心或哲学中，来寻找答案。总统、老虎和威尔士女巫一块被关闭在一个房间里达六个月，条约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东西。是的，威尔士女巫——因为英国首相对这个三角阴谋施加了女性成分。我曾称威尔逊先生为不信国教的非正统牧师。让读者把劳埃德·乔治先生描绘成一位倾国倾城的娇姬吧！这个世界中的一位老人，加上一位妖姬和一位非正统牧师——这些，就是我们剧中的人物。虽然这位女士有时候很虔诚，但还是难以期望那十四戒律会完好无损地出现。

　　当扫帚柄驰过巴黎昏暗的天空时，我必须努力使它现出原形。

　　劳埃德·乔治先生在巴黎会议上的克尽职守，对一切公仆来说都是一个榜样。他不偷闲，不享乐，没有什么作为英国首相及发言人的生活与工作便利。他的劳动量是巨大的；他将精神与精力的巨大储备，毫不吝啬地耗费于他已着手去接的艰难任务上。他对国际联盟的拥护是真诚的；他对于在德国东部边疆地区公正实施自决原则的支持，是无私的。他没有强加以迦太基式和平的愿望。他对战争的痛恨是真实的；在波兰战争期间，支配他的反战主义倾向和激进理想主义，是他人格整体中一个非伪装的部分。本来，他应当更用心地在下议院前保卫好和平，而不应当在实际上使它们倒退。

　　可是，在巴黎提供的这样一种性格与方法的考试中，首相的良好天性，他的勤奋，他用之不竭的神经活力，却是无益的。在那火炉旁边，需要的是别的素质──深深根植于永恒原则的政策，不屈不挠，强烈的义愤，诚实，忠诚的领导。假如劳埃德·乔治先生没有良好的素质，没有魅力，没有魔力，那他将不会是危险的。如果他不是海妖，我们就无须害怕漩涡。

　　然而，对他运用普通标准是不相宜的。我如何向不认识他的读者，传达关于我们时代的这位非凡人物，这个海妖，这位山羊脚的游吟诗人，这位来自克尔特古迹的森林——常受梦魇侵扰的神秘而迷人的森林──拜访我们时代的“半人”的任何公正印象？在他圈子里的人们，注意到了他极端的不负责任，超脱或远离我们萨克森优点与邪恶的存在——混合以奸诈、不知懊悔和热衷权力；这，赋予这位北欧民间传说中迷人的巨术师以魔力、迷醉和恐怖。驾着三桅帆船“乔治·华盛顿号”，威尔逊王子自西方而来，踏入魔力醉人的巴黎城堡，准备将拥有永恒青春与美丽的少女欧罗巴——他的母亲和新娘的合一——从束缚与压迫以及一个永恒的诅咒中解放出来；在城堡里，面孔有如黄羊皮纸的国王，已100万岁高龄，一位弹奏竖琴的销魂女郎陪伴着他，唱出媚人的调子。只要这位王子能够解除蔓延到他身上的麻痹，并能画着十字向天国求救，那么伴随着雷霆震响和玻璃碎裂，这座城堡将逐渐隐去，魔术师将消逝无踪，欧罗巴就会倾入他的怀抱。可是，在这个民间传说中，半个世界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人的灵魂臣服于地灵。

　　劳埃德·乔治扎根于虚无；他空虚而无餍足；他是一件工具，同时又是一位演员——在同伴们之前表演，而也被他们要戏；他是一个三棱镜，就像我曾听他描述过的那样，聚集光又扭曲光；当光从许多角度同时进来时，它最为光辉灿烂；一个剥削者和掮客的合一。

　　英国战争的主要目标（除赔款外，如果它是其中之一的话），已在会议最早的几个阶段中解决了。那时，克里孟梭因为在保护法国的主要要求方面表现迟缓，遭到了批评。但情况表明，他不加快步伐是正确的。法国的要求，如我已指出的那样，同英国的要求相比，极有可能引发更大争论；在将会议宣言推向更严峻的考验之前，基本的问题是，要使英国深深卷入自我利益的纠纷中。英国的要求，在正宴之前提供了一盘绝好的开胃小菜，使总统的敏锐味觉能适应即将到来的更浓烈的滋味。一旦首相显得对法国的要求反应太苛刻，这种程序安排就使他公开处于受指责的境地：他已首先获得了他自己想要的任何可想象的东西，而他现在出于个性的奸诈，准备抛弃对法国的承诺。在巴黎的氛围中，这似乎是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的讥笑。但是，在三种特殊的背景下，它通过对首相的影响而获得了真实力量。在两个方面，首相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无法摆脱地处于克里孟梭一方。假如总统不屈不挠的决心完好无损，劳埃德·乔治先生就不可能期望在这些事情上随心所欲；所以，为了逐渐制服这种不屈不挠的决心，他几乎同样地对克里孟梭感兴趣。

　　因此，假如他坚定地、实际地立足于总统一方，那么，就需要一种充满勇气和忠诚的行动；这只能以根本的信仰和原则为基础。可是劳埃德·乔治先生在这方面一贫如洗，政治考虑指向了一条中间道路。

　　因此，读者将会理解劳埃德·乔治先生如何开始占据一种表面上的中间位置，向克里孟梭解释总统、向总统解释克里孟梭；以及劝诱周围每一个人如何成为了他的角色。对于这种任务，他真是太适合太适合了；然而，对付总统，比对付克里孟梭要更适合得多。克里孟梭简直太善于冷嘲热讽了，无疑太老于世故了，实在是太有教养了，以致凭他的年纪不会被来自威尔士的这位女士的魔力所欺骗。但对总统来说，被这样一位专家所支配，是一种美妙的近乎欢乐的体验。劳埃德·乔治先生迅速将自己装扮成总统唯一的真正朋友。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处于中间位置的劳埃德·乔治先生；但他对于总统，比对于克里孟梭更为动摇不定。现在，让读者的思绪重新回到那个隐喻吧！这位首相对杉树的无法治愈的爱；他放弃此物以换取荫影的甘愿之心；当月复一月拖延不决时，他对了结此事以返回英国产生的强烈愿望。

　　即便如此，观察者直到这件事情结束，也从未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真理：首相较好的直觉和较真实的判断，或许曾经占据上风——他心中明白，这种和平会使他难堪，它可能会毁灭欧洲。可是，他已经给自己掘好了坑，如此之深以致他无力跳出来了；他被自己的辛劳俘获了，被自己的方法打败了。此外，在其命运的巨大危机之时，低级本能占据上风，这是他的内在存在以及他同地球上的巨神和无灵魂幻影的亲缘关系的一种特点。

　　这些人，就是巴黎的名人——我暂且不提其他国家的或较为次要的人们──克里孟梭，从审美角度看，最高贵的人；总统，从道德角度看，最可佩的人；劳埃德·乔治，从智慧角度看，最灵巧的人。从他们的不相匹配和弱点中，条约诞生了；这个婴儿禀承了每位亲长最无价值的属性，不高贵、非道德、无智慧。


　　






精英的聚会--第三章　三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第三章　三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1919年4月29日，巴黎

　　4月底，威尔逊总统和意大利代表团之间的关于菲乌梅的辩论，达到高潮。部分地出自家乡舆论之故，部分地作为对总统施加压力，使之态度缓和一些的有策划的虚张声势，意大利代表团撤离巴黎，并声称：他们将不再进一步参与这个会议进程，直到总统愿意对他们重大的国家利益更加尊重为止。这件事对会议的影响效果，惊人地微弱。意大利的恫吓受到了责骂。会议完全照常进行；现在少了一个盟国，这种状态稍稍加速了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但意大利人的离去，产生了一种具有某些重要性的间接影响。它使比利时人的态度变得僵化了。因为，比利时人如此算计：尽管会议能够镇定自若地承受一位参加者的离席，但失去两位参加者，却将是真正严重的事情，将会损及在外部世界心目中的声誉。因而，在于意大利恫吓之上的比利时恫吓，或许能比前者获得更多得可观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因而，比利时代表团选准这个时机，紧锣密鼓地抱怨说，他们被四人委员会（现在减为三人委员会）不恰当地忽视了——这部分地是正确的。他们想借此机会，抬高和极大地彻底改变他们的身价。他们还有更多的优势：虽然他们同其他欧洲代表团极为不和，但他们深受——他们认为如此——美国人的欢迎。在那里，有亲笔记录的胡佛先生为他们的事情辩护；对总统来说，他们是“一群小人物”，因而宜于纳为宠物；并且，首要之处是，既然比利时的要求同美国无任何关系，这儿就有了一种机会，可以使美国人以他国人民的代价，实践他们强烈的利他主义嗜好。

　　这就是那种氛围——在此氛围中，1919年4月29日的三个委员会会议，因听到比利时人的委屈而搁置。委员会听到了比利时人对赔偿支付之优先权的要求；还听到了他们进一步的要求；根据他们的情形，德国应该对全部“战争费用”承担责任，而不是仅仅承担补偿之责，其理由是，入侵比利时是破坏国际法的突破口，总统“十四点”之类的要求限制了赔偿的一般范围，不适用于他们。

　　汉基上校——委员会秘书，据我的记忆，那一天不在场，担负秘书之职编写正式备忘录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下面的内容，以当时同时作的一些非正式记录为基础。

　　三个人，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一种盛怒状态。他们已经被意大利的恫吓所困扰，现在又被比利时的恫吓加倍困挠着。他们也被惹烦了。因为，在外交中存在着利益；比利时人可能打算在听众中说的话，并非对任何人都仅有微弱的利害关系。对于所谓比利时的重大牺牲和英勇忠诚之类的华丽辞藻，他们真是太熟悉了。

　　然而对M．海曼、范·德·赫维尔和M．范·德·维尔德来说，这是他们外出的日子，他们都不想使他们的固定发言被延迟。这一场景，正像我曾在别处描写过的那样。总统坐在壁炉较远一侧的沙发上，然后是比利时人；中间是克里孟梭；总统的对面，是劳埃德·乔治先生，我跟一两名别的秘书坐在他旁边和后面的低椅上。M．海曼以读一些信件为开端，开始提出比利时问题，对此无人理睬。克里孟梭煞有介事地闭着双目，将双手叠放在肚子上，以使自己镇静。总统坐在沙发一侧，浏览着一张报纸。唯有劳埃德·乔治先生显出参加议程的模样，但也仅仅是对他身边的我们这些人悄声低语，以维持一簇批评之火焰；他的低语大意是说，M．海曼正处于最佳形象，他在外交方面是一个老式的装腔作势者，正试图进行敲诈。然后是范·德·赫维尔先生以一种说谎似的声音发言，这使英国首相感到非常有趣。劳埃德·乔治先生补充说，无论如何，范·德·赫维尔先生是极其孤芳自赏的。

　　第三位是社会学家，M．范·德·维尔德。在开始发言后不久，他说的什么话惊醒了克里孟梭先生；在三人中，克里孟梭第一个开始在议程中发挥作用。可是，他几乎刚刚张嘴说话，被他中途打断的M．范·德·维尔德又不识时务地阐述起来，这位老绅士显出耍脾气孩童的脸色，耸着肩膀气急败坏地说，——“那好”，他说，“你如果不愿听我必须说的话，我就没必要说了。”M．范·德·维尔德继续发言，同其他人相比，他更称得上是演说家。劳埃德·乔治先生指出，这家伙确实很不简单，可同与比利时的战斗相比，他对比利时的权利讲得太多。实际上，比利时人丝毫没有战斗，他们拒绝战斗。然而如今，他们企图恃强凌弱。劳埃德·乔治先生无法容忍被欺凌。同澳大利亚相比，比利时有多少人曾浴血沙场呢？

　　这些准备好的发言，此时结束了。总统撂下他的报纸，提醒大家：他的良心无法应允比利时对战争费用提出要求，这将同“十四点”相抵触。

　　现在，比利时人带着一些官员撤出去了，看他们是否能起草一份实际议案。会议间歇被一份电报的到来占据了，这份电报提供了西格纳·奥兰多抵达罗马时对公众的讲话。当奥兰多谈及他与威尔逊总统达成一项安排时，——“你可以打赌他做过，”总统评论道。当奥兰多的意大利式夸张升至更高级别时，“看哪！”克里孟梭用一种惊异的声音喊道，一面指着他面前精致的壁炉台上雕刻的特米尼，“这些像已失去耐心听奥兰多的鼓噪”。

　　最后，克里孟梭先生询问比利时人是否已经跑了，从而使关于奥兰多的话题就此结束。克里孟梭说，他将杀死M．海曼，因为他的糟糕的举止、糟糕的法语和糟糕的外交手腕；并劝每个人也都这么做。这时，M．海曼回来了，拒绝承认这期间已同官员们的妥协，并作进一步发言，大体意思是说比利时坚持其要求。“混蛋！混蛋！”克里孟梭先生嚷道。劳埃德·乔治先生感觉出，摆出狂怒面孔的时刻已经到来。“M．海曼是建议制造一种分裂的和平吗？”——他用一种恐吓的语调问道。M．海曼吃了一惊，威尔逊总统对他建议，最好花5分钟时间好好想一想。美国人方面的这种尖锐，对比利时人是一个很大障碍；——它超乎我在一开始提到的那种算计之外，并且——的确——也超乎最终所发生的事情。

　　M．克劳茨企图乘混乱之机，填塞将有利于法国的各种内容。这引起了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异议，导致了房间中央的大骚乱。最后，劳埃德·乔治先生迈着怒气冲冲的步伐离开会议，声言他寸步不让，于是会议结束。当聚会解散，我们出来走向汽车时，我觉得臂上被克里孟梭先生捏了一下，只见他愉快地咧嘴而笑，又一次喃喃低语道——“比利时的混蛋们……”

　　我相信备忘录记入了这一内容，比利时对协约国的债务应被解除，这笔债务应添入德国人的义务之中。不过，最终解决方案的其余部分——通过它，比利时人最终真的优先得到了他们的1亿英镑。

霍斯角，1925年4月15日

　　几天前，我使劳埃德·乔治先生忆起了这一事件。它使他的记忆转回到克里孟梭先生同M．海曼之间的另一个小插曲。一天，这位年迈的老虎把它亲切的手爪搭在M．海曼的肩头——“M．海曼，你是否想为你的国家，”他说，“做出非常伟大的贡献？”这位老外交家自豪地挺起腰板——“克里孟梭先生，为了我的国家，我可以赴汤蹈火。”“那好，”老虎咆哮道，“去自杀吧。”“是的，”劳埃德·乔治先生补充道，“当克里孟梭伸出手臂拥抱一个人时，这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你的格拉德斯通如何？’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回答说；站在旁边的博纳·劳插言道，‘他是个很了不起的骗子’。克里孟梭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一切伟大人物都是伟大的骗子。’”

　　　　　　　　　　　　　　　　　　　　　　　1925年6月20日


　　






精英的聚会--第四章　安德鲁·博纳·劳






第四章　安德鲁·博纳·劳

　　博纳·劳先生的下台是一个重大的不幸，对他的政敌们来说，这种不幸并不比对他自己的拥护者而言更差。我们将很难再找到另一个如此没有偏见的保守党领导人。博纳·劳先生首先不是别的，而一向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党员；他为党殚精竭虑，并且在每一次危机时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在两个关键性问题，即关税改革和支持阿尔斯特方面，他采纳了党的极端观点。可是真实情况是，他几乎没有丝毫的保守党的原则。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基督教长老会会员，对于昔日的传统和象征，没有充满想象的敬畏之心，没有对既得利益的特殊关照，没有对上流阶级、城市、军队或教会的任何依附。他总是根据每一个问题本身性质之好坏来加以看待。

　　博纳·劳先生的保守主义，不是基于教条、成见或维护英国生活之特定方面的一种激情。博纳·劳先生在论战——既包括私人交谈，也包括公开辩论中的高超技巧，不仅归因于他思维的敏锐和记忆的持久——这给所有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也归因于他将争论限于真正属于正题和能确切预见超前步骤的实践。在论辩中，博纳·劳先生难以被回击，是由于他几乎总能给出聪明绝顶的答案。假设棋盘上可见的棋子构成了争论的整个前提；做遥远预见的任何企图，都因假想性太强、困难性太大而毫不值得，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博纳·劳先生：他正在排除一切思想杂念地玩着辩论游戏，除了在那特定对局中走出正确的招数之外，有时候，他正如同别的政客一样狡诈；像他有一次曾指出的，他绝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在任何既定场合，由他来毫无保留地表述他的整个思想内容，比由其他人来表述要容易得多。博纳·劳的对手，总会发现在同博纳·劳先生争论时，自己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他的镇静、他的推理能力，使他能将任何从相反态度看来是歇斯底里或过分夸张的东西，变为牢固的信仰。

　　在那些为这个国家而战的人们中，没有任何人的头脑在对事物表面的反应方面比他更敏捷；没有人能比他更迅速地获得必要的资料，并在会议前短暂而紧急的时刻将迫在眉睫的问题理出头绪；没有人能从与该问题有关的经验教训中记取这么多。然而，这种理解上的敏捷——不仅是关于事实和争论的，而且是关于个人及其素质的。那些大约四年前参加三一节纪念会的人，记得那次宴会后对大学生们所作的迷人的短暂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蔑视一所大学所代表的一切。博纳·劳先生一向喜欢将自己看成一位坦率的商界人士，认为凭自己对市场而非长期趋势的判断，如果选择工商业的话，肯定已经赚了一大笔钱。他认为自己能正确把握短期的重大变化，能凭借冷静的头脑和一位一流工商业巨子的有限目标而支配战争、帝国与革命。这是贯穿于他战时和战后政策的一个特点。例如，他认为，防止法国进入鲁尔，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提议，但这样做的后果尽管很糟，却未必像一些人所预料的那么糟。

　　博纳·劳先生对成功的过度崇拜，是值得注意的。他崇拜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对于被别人所使用而达到成功的方法，他不太容易感到震惊。从前他对劳埃德·乔治先生的极度崇拜，主要是基于他的成功；随着劳埃德·乔治先生成功的衰减，他的崇拜也成相应地衰减了。

　　谦逊、优雅、无私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所有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的爱戴。然而，公众的感觉大概取决于他们对关于他的一件更重大、更关键的事情的理解，而不是取决于这些简单的品质。他们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公仆，他严肃的、忠于职守的生活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有很多政客，太沉醉于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刀光剑影，他们欣赏着他们的地位和职业，捧着这些甜蜜的开心果，仅仅是为了自我娱悦而已。

　　　　　　　　　　　　　　　　　　　　　　　1923年5月


　　






精英的聚会--第五章　赫伯特·阿斯奎思






第五章　赫伯特·阿斯奎思

　　那些仅仅在洛德·奥克斯福德后期生涯中认识他的人，一定会发现自己很难相信有关他30年或更多年头之前的形象或名声的报道。才干和沉默寡言，是会被认可的；但某些容易惹起麻烦的特征，这位来自贝列尔学院的雄心勃勃的律师，在战时和战后岁月里，他看起来就是首相的角色，自格拉德斯通先生以来尚无人如此，他慈祥的表情和使人肃然起敬的威严，在后来的岁月中，可以很容易地被察觉到。

　　除却对别人的无情和对自己的麻木之外，洛德·奥克斯福德拥有一位伟大政治家所具备的绝大部分天赋。人们可能想知道，在当代条件下，像他这样敏感的人，是否还会有足够的活力使自己暴露于公共生活之中。洛德·奥克斯福德通过缄默以及对于反击或抱怨的克制，来保护他的敏感性，他拒绝帮助，拒绝利用为金钱而奔走的新闻界。他可以当一个国家或政党的领导人；他甘愿为保护一位朋友或一位同僚而奔走；但是，他不屑于保护自己，甚至到了几乎难以适应生活的程度。然而大概正是这种为人、这种性格，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为地塑造出高尚的形象、和蔼而镇定的风度，以及优雅而粗犷的面孔；那些在他离开政府之后才认识他的人，将把这些当作他的特征而牢记。

　　此时谈论他的品质，是很自然的。在他生涯的结束阶段，从他为国家提供的建设性服务来看，这个阶段极少或者说没有增添什么贡献，可是大大增添了世人对他本人之个性的印象。不过，将他推向国家重要机构的，当然是他的智慧力量和勤奋。洛德·奥克斯福德的智慧，把理解的敏捷、头脑的清醒。判断的敏锐、丰富而准确的记忆和辨别、对偏见和错觉的超脱，同独特性与创造力结合在一起。我不能断言，这种对独创性的需要是形成成功个性的最必要的成分之一。他的头脑，是为了对付外部世界之既定事实的目的而建造的；它是一座工厂或者说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矿区或者说一片涌泉之地。洛德·奥克斯福德没有会将他引入迷途的智力幻想，没有会将他双足提离地面的自我奋斗的气球。倾听和判断就是他的事务；他所占据的职位——内务大臣、财政大臣、首相──是那种最好被职业政客所占据的职位。对他来讲，透彻理解他人的意图，只需要寥寥数语和极少的时间；他能毫无偏见和熟练地在这些事务上运用适宜的知识和经验。

　　他的性格天然就是保守的，再添上一点愚笨和少许偏见，他就会在政治上也显得保守的了。回顾战前八年的自由党立法，可以非常奇怪地看出，它是何等丰富然而又何等有选择性，它在总体上多么完整地形成了各种事件的准绳。我们应当归功于洛德·奥克斯福德的，不是对那种计划的任何部分的发明，而是选择和执行它的智慧。在关于如何处理战争——它在1916年底首届联合政府垮台时达到顶点，我那时候相信，现在也是如此，他基本上是正确的。

　　极少有人在其一生中，完成过比洛德·奥克斯福德更多的艰难工作。他能以学者的敏捷，对付印刷或书写事务。他从不屈服于速记这种现代灾祸以及它所造成的冗长。洛德·奥克斯福德属于伟大人们的族系，我祈祷他们永续不绝，他们能够提起笔亲手以简短笔记的方式做那些必要的事情。洛德·奥克斯福德的缺点，与其工作相联系，大概存在于：在工作被临时推开后，他情愿将注意力由此分开；当工作日的事务完成后，就不再把它装在脑子里、挂在嘴边上。有时候，这无疑是力量的源泉，但某些时候也是弱点的发源地。这种思想习惯，也能为各种借口提供便利，特别是关于私人事务的借口。内阁运转所必需的、对忠诚的朋友们和不太忠诚的对手们之类人的纪律和严格的苛刻，对他来讲，是非常令人不快的。

　　所以，当酝酿中的重大事情是纯政治性的、丝毫不带私人性时，当他身后的那位支持者和副手与他同心同德，仅在激励程度上存在差别时，洛德·奥克斯福德处于最佳的、最幸福的状态。在这种场合，他能够运用所有那些在重大政治集会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并直接踏上智慧之途。为自由贸易而战、为国会法案而战，战争开局之年提供了这类机会；这个时候，阿斯奎思先生能够作为一位领导人站起来，思想充满力量，精神镇定自若。

　　应当被记住的一点是，洛德·奥克斯福德热爱学习，他是一位真正的读者；他能以爱心对待图书馆中的书籍。当古典的和文学的嗜好——他在这方面的资质，曾使他在人生阶梯上迈出了最初的一步——不再有用时，并未被他丢弃。我想，他之所以比较喜爱这些东西，正如他喜欢宪法的和政治的重大论战一样，是因为它们同个人事务的污泥搀合不多。

　　除了在独特的家庭环境中，那些与洛德·奥克斯福德亲密相知的人不会想起他。他是那灿烂圆环旋转围绕的坚实中心——最欢乐、最光明的天地的核心，现代英格兰最慷慨而最简朴的殷勤主人。无与伦比的女舞伴与他面对，智慧、丰富、直率和所有那些最粗鲁、最厚颜的东西绕着他飞翔；置身于如此充足的辉煌中，洛德·奥克斯福德喜欢表现得最为迟钝和沉闷，以使自己放松，欣赏这理性和非理性之流；他摸着下巴，耸着肩膀，真是一位睿智而宽容的仲裁人。

　　　　　　　　　　　　　　　　　　　　　　　1928年2月


　　






精英的聚会--第六章　埃德温·蒙塔古






第六章　埃德温·蒙塔古

　　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报纸报道，对埃德温·蒙塔古的人格写得太少了。他属于这类人中的一员，他们承受着剧烈的情绪波动，迅速地经过鲁莽的勇敢和自我辩护而到达可悲的惊恐与沮丧——他们总是把生活和自己的角色搞得戏剧化；他们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本性时，不是从最有利的视角，就是从最不利的视角，却很少持一种冷静和稳定的观点。在某个时刻，他会是东方的帝王，骑着一头大象，穿着华丽的衣饰；可是下个时刻，他又成了路边的乞丐，将富丽与光荣插入肮脏的灰尘之中。

　　他是一位东方人，却赋有智慧技巧；西方气氛自然地将他拉进了印度政治问题，并容许在他和它的人民之间存在一种本能的彼此同情。但他感兴趣的是所有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的个人方面；他是一位最热忱的政治家。几乎别的任何事情都使他厌烦。一些传记作者曾猜想他实际上是位科学家，因为从本性上看，他有时能从这种演员似的职业中找到消遣。其他的人，根据他的出身来判断，设想他天然地是一位资本家。这也是远离真实的。

　　当然，劳埃德·乔治是他政治生涯毁灭的原因，他无法离开那支明亮的蜡烛，但这可怜的飞蛾知道，火焰将烧着其翅膀。就是从他的口中，我，还有其他很多人，曾听到有关那位（在其主要方面）讨厌鬼的最辉煌、最真实、最机智的描述。但同时，在这场景后面，蒙塔古的舌头是主宰；他的弱点，使他在实践中成为自然而然的工具和牺牲品；这是因为，在所有人当中，他是最易于利用并抛在一边的人之一。

　　我从未了解到像他那样雄心壮志的男人中，有比埃德温·蒙塔古更沉溺于闲聊的。或许，这就是他无法忍受处于局外的主要原因。在部长和官员们的公务大厅里，他是一位闲聊客。他的乐趣是，在内阁里争论国家事务，然后出来向一个小群体提供一首借助于模仿的、美妙的揭露性讽刺诗——关于每一位大人物，包括他自己，说过的话。但是，当他能将闲谈推至亲密气氛时，他更为欢喜。他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表白自己甚至暴露自己，以从他的知己那里挤出一点——可能是勉强的──亲爱之情。

　　　　　　　　　　　　　　　　　　　　　　　1924年11月


　　






精英的聚会--第七章　阿瑟·鲍尔佛






第七章　阿瑟·鲍尔佛

　　鲍尔佛伯爵暮年辞世，使皇家经济学会失去了那些非凡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位，40年前我们创立学会之时，他们是最早的副会长；不过，在我们最初的委员会成员中，有不少于6位的成员如今仍在为学会服务。

　　阿瑟·詹姆斯·鲍尔佛大概比任何人的天赋都高，他曾是现代大不列颠的首相，在我们的团体中担任高级职务。他初次接触这个主题，是在剑桥的大学时代，作为他内兄亨利·西奇威克的学生和朋友时。他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主题是关于复本位制。他的《关于狭隘自由贸易的经济评论》，无疑是一位首相曾向其内阁所散发的最具“学术性”的文件。

　　他对上一代的两次经济大论战——复本位制论战和关税改革论战，在这两次论战中他都承担最重要的角色，很好地显示出他最显著的智力特征，表现出结合着谨慎和平衡的保守主义的非凡的开放性头脑。除那些太“热情洋溢”、太草率以致无法将观念化为行动的人之外，在英格兰的智力世界里，没有任何人比这位最博闻的、出色辩证的、开放思维的保守人士，更能凭魅力与完美而引人注目；他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保持了完美的均衡。

　　自然，首先要谈及他无畏的政策飞跃。对于鲍尔佛先生1892年10月27日在曼彻斯特的演讲，《经济学杂志》当时评论为，“标志着英国货币讨论史的新纪元。”他对金本位制在其90年代早期运作形式上的拒绝是无条件的。“你们实际拥有的这种交易工具，”他说（意指金单金属主义），“是一种坏工具，出于你们的赞同，我向你们提供一种工具，它如果不是完善的，也是在所有情况下可行的，同你们用任何其他我所了解的方法可能会得到的任何工具相比，它更好。”如今，从任何在国会中领导着自己的党的政治家那里，都不容易找到同等的勇敢——像鲍尔佛1892年具有的那样。

　　《关于狭隘自由贸易的经济评论》，是一位在任首相曾经发表的最杰出的、科学的意见之一。它写得很出色，值得反复读。我想，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将以怀疑、犹豫、模糊的感觉来对待鲍尔佛的著作，L.L.普赖斯先生，在《经济杂志》（第13卷，第567页）上回顾这个小册子，评论说这本小册子出版次日，一种鲁莽的批评（A．C．庇古先生在写给《时代》的信中）宣称，鲍尔佛先生只不过表述了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在这种抽象形式上都会赞同的提议，在某些论点上他们还会比他走得更远；但是，他补充说，首相尚未作出努力来将这些未受异议的、无可置疑的、假定的推理，带入与当今英国环境的实际事实的联系中；这种联系在判明一项实际政策时是需要的，但这样一种企图注定要失败。

　　今天，在重读这个小册子时，这种感觉并不太明显。但谈及大不列颠情形的事实，就如后来的事件所证实的，人们一定因作者的预见和灵敏而产生一种尊敬之情。在剑桥的马歇尔图书馆，可以找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评论》复制件，上面用铅笔在空白边缘处作了很多评论。请看看鲍尔佛的句子，“我们现在必须接受这种事实：我们的商业竞争者中最先进的那些人，如今不仅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而且从动态角度看将继续保持如此。”马歇尔的评论是，“不一定”——在此人们再次感觉到，这位政治家对于商业与工业政策此后进程的预见，已被证明为更加正确。

　　我们已经失去了阿瑟·鲍尔佛，他是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增光者之一，他是一位处在科学、艺术和正确学识的高级位置的可靠朋友，大学及其所代表之事物的热爱者，一个在任何礼貌或鉴赏场合都敏锐、雅致的人。


　　






精英的聚会--第八章　温斯顿·丘吉尔






第八章　温斯顿·丘吉尔

　　一、战时的丘吉尔先生

　　这部光辉著作并非是对史实的叙述。它是系列的插曲、连续的鸟瞰；设计它，是为了照亮这一伟大角逐的特定侧面，证实作者关于现代战争行为——带着广阔的战略观点。这种构思有极大的好处。丘吉尔先生告诉了我们很多极其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我们大多数人以前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在细节中迷失自我。他从战略角度，看待关于战争行为的高层思想的基本问题。如大多数有价值的书一样，这部书为一种目的而写。他不像那些沉闷作家一样假装空洞的中立；在那些作家的头脑中，最伟大、最令人激动的历史事件不会不产生任何清晰的印象之痕而逝去。丘吉尔先生的著作，大概包含着最敏锐、最凝炼的智慧——他凭借对内幕事实和事件主要发动者内在思想的了解，自始至终近距离地看到了这场战争。关于真理与错误存在于何处，他得出了清楚的结论——不仅仅是借助于以后发生的事件。在这里，他以修辞的、但不过分华丽的语言，把这些告诉了我们。这自然意味着，有关他离得最切近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的最多；有关他认为自己最明智的地方，他提出的批评最多。但在这样做时，他试图避免不适当的自我吹嘘。他不追求报复，不展示敌意。即使是舰队司令们和将军们——他的分析的牺牲品，也没有被太深地追究。阿斯奎思先生、劳埃德·乔治先生、鲍尔佛先生、博纳·劳先生、爱德华·卡森爵士——他公正友好地谈及他们，承认他们的一些品质，不去打击那些因他们处在同一战壕而的确提供过服务的人。丘吉尔先生比狄斯雷利以来的任何政治家写得都出色。这部书，无论它的成见对错与否，都将提高他的声誉。

　　丘吉尔先生的主要论点，等于这样一种看法：从总的方面看，在每个国家，职业军人、“黄铜帽们”（指高级军官——译者注）在有关军事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一般是错误的——从事前争论的标准来衡量，是错误的；从事后证据的标准来衡量，也是错误的——然而职业政治家，那些“僧袍”们，像亨利·威尔逊先生对他们的称呼那样（他自己也有一点“僧袍气”），一般是正确的。这个问题，那时对一位局外观察家来说，不可能对它作出判断；这是因为，虽然问题似乎是，在战争的每个转折点上每一方都犯了基本错误，但无人能在内阁和总参谋部之间划分责任。在英格兰，流行的意见是嘲笑那些将军们——那些比我们的老滑稽剧朋友即“僧袍们”更生动、更光荣的人物，那些享受着从来无须公开作自我解释的重大好处的人们。丘吉尔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借助于如今从各方面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料，来说服我们，使我们相信：从总体上看，智慧在阿斯奎思、劳埃德·乔治和他自己以及布赖恩德、潘勒韦和克里孟梭，以及贝思曼-霍勒韦甚至克朗王子那里，而面临危险或丧失战争的是黑格和罗伯逊，约菲和尼韦尔，法尔肯海恩和鲁登道夫。

　　让我概述一下丘吉尔先生对总参谋部的诉状吧。显然，每一方都缺乏一个丘恩特·马克西姆斯。未出现费毕阿斯来观望、撤退、怂恿。“黄铜帽们”总是急不可待，急于展示他们拥有新型的攻击武器——德国毒气、德国U形舰艇、英国坦克——在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储备来产生决定性结果之前；他们奔忙于他们致命的“推进”所导致的无济于事的杀戮。战略放弃，有意撤退，引诱敌人进入能够被包抄的口袋内，所有这些属于战争的更高超想象的有利计划，几乎未被尝试。1918年7月曼金面对福什的反向攻击，是这类努力中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然而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部都倾向于反对和不信任。参谋部的观点自始至终基本上都是极端的——在攻击方面，寻找敌军最精锐的部分，猛冲过去；在防御方面，英雄般地死在第一道战壕里。对于这条规则，只有两个例外：1917年德国人向兴登堡一线的撤退，和约翰·杰利科先生不变的态度。在门外汉看来，丘吉尔先生对日德兰战役的精彩分析表明，杰利科错过了机会——他本来应该抓住的机会。不过，像丘吉尔先生承认的那样，杰利科肩负着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的风险与责任的担子，他是唯一属于任何一方的人，是一个可以在一个下午输掉战争的人；他的确像一位成功的丘恩特那样坚定不移，尽管他可能错过了机会，但他自始至终未犯丝毫灾难性错误。即使从丘吉尔先生有能力作出的尖锐批评的角度看，我也不认为人们希望这场战争会推出任何国家的任何其他人来负责北海战事。

　　丘吉尔先生的下一个观点，涉及总参谋部狭隘的地理眼界，双方在覆盖战争全部潜在领域的战略和政治想象力的广阔视野方面的无能。军队犹如磁铁一般被彼此吸在一起。士兵们总是忙着辨清何处的敌人最精锐，然后就要求相当的或更多的兵力去迎击他们，却从不探察它何处最薄弱而向那儿推进。这是一个老的争论话题，在这方面，我们久已了解丘吉尔先生持何种立场，劳埃德·乔治先生也是这种立场。我不知道这本书对他们的事是否补充了很多，但丘吉尔先生的第三个论点，我后面要谈到的，我认为的确证实了政治家们不能安静的洞察力之潜在价值，作为对胜利的暗示，作为总参谋部固执的僵化之对比。丘吉尔先生认为，德国人，特别是法尔肯海恩，在这方面犯的错误至少像我们那样多。双方的将军们同样支持西部人，他们的部署相互促进，都违背了各自政府的意愿。

　　同这种狭隘的地理与政治视野相似的，是职业士兵们狭隘的科学眼光，他们在跟随新的机械观念方面出奇的迟缓——就如坦克史所昭示的那样。坦克一出现，我们的参谋部就反对；即使在对它的效果充满兴趣之后，军需部也从未在适当数量上对其提出需求。甚至在坦克存在之前，鲁登道夫就已被提前告知其秘密，但他从未在较大规模上对它进行仿效。过量的炮兵和不合时宜的骑兵，甚至在1918年占用了几乎与机械武器同等、几乎为坦克人员两倍的英国兵员；同在飞机、机械武器、坦克和毒气方面大规模集中人力的替代性政策相比较，这是脑瓜不适应的进一步的例证。除丘吉尔基于对1919年战役的远见而于1918年采纳之外，这些替代性政策从未被采用。

　　第三个论点大概构成丘吉尔先生著作中最新奇有趣的部分，它涉及这方面：根据现在已从双方资料中完全了解的结果来判断，在西部前线的大规模进攻的实际价值如何。就是在这里，存在着职业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之间最尖锐、最持久的分歧。除1917年劳埃德·乔治先生向着参谋部观点的暂时转变之外，职业政治家们一贯持这种意见：军人们低估防御的价值，而高估进攻的潜在收益；通过在西部前线猛攻敌军已加强的部位，绝不会达到决定性结果。战时内阁几乎总是不变地反对1915、1916和1917年的“推进”。既然连任的内阁从这些可怕的进攻之中期望甚少，就没有什么能减少残酷的与事无补的损失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到了1917年底，一种局势真的来到了，在这种局势下，劳埃德·乔治先生避免了有关部队被派渡海峡，然而他们确实需要被派驻在那里；劳埃德·乔治先生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权力能阻止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将他们送人曾发生于法国的大屠杀。“但因为帕钦德尔在首相和战时内阁头脑中引起的恐怖，”丘吉尔先生写道，“黑格无疑已经提供了非常的、更为强大的增援。”丘吉尔先生的证据逐渐表明，在从阿斯奎思先生持久、坚决地反对征兵开始，直到1917年冬天的这个插曲中，心肠软弱的是那些政治家们，不过以军事背景来看，总体上正确的也是他们。

　　在每次进攻之后，总参谋部都愿意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他们倾向于以这种考虑来安慰自己：敌军付出了重大损失，在消耗对手方面取得某些令人满意的进步。丘吉尔先生指出，当时他就不相信这些结论，而且现在能寻找到的来自双方的伤亡数字表明，几乎每次进攻的结果，都是使进攻一方在人力上比以前更加削弱。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在给《时代》的一封信中，对于这种对统计数字的解释提出置疑。不过，即使丘吉尔先生在他的问题上走得太远，他毕竟从总体上似乎已使它成立了。不寻常的是，正是1918年鲁登道夫非常成功的进攻，真正为德国的最终瓦解铺平了道路，并的确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丘吉尔先生的书中，最有趣的是他对盛行于双方的最高司令部的人物类型的印象。他说：“总之，缺乏那种在历史上伟大征服者中显然存在的帝王-勇士-政治家的高度结合的人物。”除去约菲这个可能的例外，绝大多数最高司令官无疑在其职业上是有杰出才能的人。但在他们中占多数的是那种迟钝的笨蛋类型，是那种神经比想象力发达得多的人。兴登堡不是唯一的木头形象。约菲、基奇纳、黑格、罗伯逊、鲁登道夫——他们也可以同样被纪念。他们睡得酣，他们吃得香——什么事情也无法使他们。已烦意乱。由于他们很少能够自我解释而宁愿信赖他们的“直觉”，所以他们从来难以遭到反驳。丘吉尔先生引用了罗伯逊写给黑格的一封信，在信中，罗伯逊建议坚持在西部发动进攻，“更多地是因为我的天性促使我坚持这一点，而不是由于任何我可据以支持它的好意见。”丘吉尔先生评论说，“这些话，在其导致近40万人蒙受牺牲时，是可怕的。”这种人物类型，在丘吉尔先生关于皮埃尔·约菲的半喜剧性肖像画中，达到了极限，毫无疑问，敏感性较强的人是无法忍受最高司令部的耗损的。用丘吉尔先生的话说，多亏了那些能将其处变不惊风度蕴藏于灾难性袭击之中“几乎到了无法同麻木不仁相区别的程度”的人，他们才被必要地淘汰了。此外，总司令大概几乎是最后一个听取事实真相的人。“一位军事参谋的整个思维习惯，是以意见之附庸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政治家的不那么重要的思想，对于达到正确结论不是可有可无的。德国的最终失败，实际上归因于她的总参谋部的最高权威。假如德国政治家具有像我国或法国、美国政治家那样同等的影响力，她绝不会遭受类似的失败。依丘吉尔先生之见，她的三个关键性错误——对比利时的侵犯、无限制使用U型舰艇、1918年3月的进攻——都是总参谋部特殊的和独有的责任。鲁登道夫是总参谋部影响力和它的最高才能的最终化身——那总参谋部的成员们，被职业同志关系和普通教义的最紧紧地束缚在了一起。他们对于军中的其他人，犹如耶稣会教士们在其最辉煌时期对于罗马教会。他们在每位司令官身边的、在每个总部的代表，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保持着他们自己的自信。在这个善人团体眼中，德国特种部队和陆军的将军们，陆军军团司令官们，还有兴登堡本人，被视为傀儡，仅此而已。就是这非同寻常的善人团体，将德国军队大概推到了恐怖的境地，激发和组织了残忍的行动，也将自己推向了惨败。

　　丘吉尔先生没有掩饰在宏大规模上指挥战争的强烈体验所带给他的快乐；这种宏大规模，是决策者所欣赏的。另一方面，他也不隐瞒对那些为其快乐提供原材料的人而言，这种宏大规模的可怕。此书强调的重心偏于重大决策和高层争论。但是，他的著作并不因此在对读者产生的最终印象上，削弱一种反战性质——实际上，它比一部反战主义者的著作能达到的效果更强。这是来自一个热爱这场角逐的人的一种揭示，不仅揭示了这场战争之目标与方法的愚蠢，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这种愚蠢不是特定角逐者偶然的品质，而是存在着固有的精神与规则。

　　　　　　　　　　　　　　　　　　　　　　　1927年3月

　　二、和平时期的丘吉尔先生

　　丘吉尔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无疑是并且远远是对战争史最重大的贡献，一部将史学家与天才作家的禀赋同事件主要推进者之一的深刻体验与实践相结合的仅有的著作。最后这一卷，我认为不及前两卷出色——一次滑坡，可能是有关作者在政府中的失望经历的书。这是由于，写作是一种全日制工作；财政大臣也是如此。不过，它比那些读过《时代》发表的实在平庸华丽的文摘的人所猜想的，要好得多。因为，那些文摘失去了综揽整体的印象。

　　在他的序言中，丘吉尔先生记载了他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是如何经过他的头脑的。他补充说，这对大多数主要参与者而言大概是一种很普通的经验——“一个印象埋掉另一个。”对任何生活于行政变迁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就我而言，麦基斯蒂克饭店提供的米德兰铁路早餐中苦味柑桔酱的质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迅速地刺入我的心中。我能准确了解那种体验像什么。只有对那些月复一月生活在战壕中，或经受着反复的军事常规活动，印象一次比一次强烈的人而言，战争才能在记忆中复生。然而丘吉尔先生设法传达一种当时的动机与气氛的印象——尽管使人好奇的是，他极少通过引述同时代的文件来传达这些印象；对文件引述，读者是会本能地略过不读的。这本书也含有一些奇特的生动段落，带着深深的情感印迹；对此，我可以特别拿关于英国军人退役和关于爱尔兰条约的描述作例子。而且，它以令人关注的效果将我们最易忘却的每件事情重新带回我们面前──暴力、喋血，以及战后岁月的纷扰，即丘吉尔先生的标题《余澜》。

　　这本书主要由四个不同的主题组成，有关这些主题的各章是相当分散和相互混杂的——和平会议、俄国革命、爱尔兰叛乱，以及希腊－土耳其纠纷。在这些内容之中——如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关于俄国事务的描述最令人不能满意。丘吉尔先生没有想为俄国内战之惨败中他自己所担当的角色作不适当地辩护。但他没能从长远角度看到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没能将本质同偶然的插曲分开。他吞吞吐吐地承认了他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的最终无效；他使人们看到了他曾如此理想化的俄国白军的邪恶性格和衰弱无能（“不是对物质财富的需求，而是对同志关系、意志力量和坎坷中的坚定性的需求，导致了斗争的失败。”）；在评论“有较强辨别力”时，他引用了福什这个强硬地拒绝承认与此事有关的人的话，“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这些军队难以持久，是因为他们后面没有国内政府”。而在他看来，除去他对列宁之伟大性的赞辞之外，布尔什维克们只是一种低能的暴力而已。他的想象力使他无法将他们视为鹰隼，无法将白军军官视为更像是在电影中被雇佣的演员。不过他竟能相信他美妙的结尾——“俄国，这个自我放逐的国家，在她寒冷的北极之夜，磨锐了她的刺刀，通过自我致饿的双唇，机械地宣告着他的憎恨与死亡之哲学”——这真是事实的全部吗？

　　除了俄国的情况外，丘吉尔先生表现为一位绥靖政策的热情而持久的倡导者——在德国、在爱尔兰、在土耳其的绥靖。例如他于1920年给劳埃德·乔治先生的信中写到——“休战以来，我的政策应当是，‘与德国人民保持和平，对布尔什维克暴政发动战争。’”贯穿于整个和会期间，像他所具有的这种影响力施加到了温和派一方。

　　同这本书其他任何部分相比，他对和平会议本身的描述中个人色彩较少。这是因为，他的确仅与它有很少的直接关系。他访问过巴黎一两次，但主要还是在伦敦缠身于其他事务。因此，就像很多置身于谈判主流之外的英国内阁人士那样，他对之持有的是一种一般性看法。他的态度是为之痛惜——但只是耸耸肩而已。在那时以及在此后，已经有太多的人耸肩了。他从两个方面为他的耸肩作了说明：第一，是因为政治家确实很怯懦，他们的怯懦实际上是一种无能的体现；第二，是因为金融和经济上的错误自然会产生其结果，反之，未被会议处理的麻烦的边界问题，却是唯一的长期现实。关于战争本身之悲惨——现在它们全部结束了；关于此后进程中的大多数事情——它们仍在持续，但一般也会湮没在时光之河中；人们也可以这样说。当不如此做就会丧失他们的职位时，政治家们必须悖其信念行事，这种教条暗含着他们不像现实中那样容易替代。我那时相信，并且现在也相信：在一种环境下，对政治勇气的投资，最终将得到奇妙的报偿。

　　丘吉尔先生对会议的描写，缺乏对一个当时被困扰的人而言很自然的感受的强烈性。然而同时，它又是描写实际发生的一般人物活动的最好手册。在这方面，有一两点值得挑出来。丘吉尔先生很出色地将1919年上半年对德国封锁的延长，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予以强调。关于停战协定更新和德国粮食供应的持续谈判的不平凡的历史，尚未出版过。他意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但他对它们的描写（第66－67页）一点也不详尽准确，并且指出他对那些细节不谙熟或已忘却了。应该被责备的不是“官员们”。如果要挑出任何人来对致命的中欧贫困的延续负责，他必定就是有口皆碑的蒙斯若·克劳茨。我认为他这样说是正确的：劳埃德·乔治先生对于绞死德皇是非常真诚的，并且将这种情绪隐藏了很长时间，直到别人已冷淡下去之后；但他从未在任何时候存在关于赔款的幻想，或说过任何琢磨起来不包含足以弥补的条款的话。

　　关于1919年6月1日劳埃德·乔治先生在巴黎召集的研究德国对和约草案之答复的英帝国代表团会议，他比以前出版的文献给了世人更多的描写，这也是很出色的。首相曾称这次会议“促使他努力争取和平条件的缓和。”丘吉尔先生自己散发了一份备忘录，被帝国总参谋部长官所赞同，力主我们应至少到中途去迎接德国人。这些观点，实际上被整个代表团和整个内阁，包括奥斯汀·张伯伦先生，那时他是财政大臣，洛德·伯肯黑德、洛德·米尔纳和鲍尔佛先生，所接受了。这次会议决定，应当做出许多重要妥协；并附加了一个决议，授权首相“运用整个英帝国的全部权力以拒绝英国陆军兵力推至德国境内，拒绝英国海军加强对德国的封锁。”这是劳埃德·乔治先生第二次作出天才的然而失败的努力来争取“好的”和平，但事情将并非如此。作为一次几乎唯一的让步，上西里西亚的公民投票被获得了。至于其他的，是威尔逊总统——如我已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描写过的——在这个阶段“毫无所获”。

　　关于威尔逊总统，丘吉尔先生所言甚多。他不仅有个人记忆的有利条件，而且有豪斯上校最新书籍的有利条件；豪斯上校的书已为这一场景投下了如此明亮的侧光。随着证据的逐渐积累，这种印象被强化了：一位盲人，令人难以置信地脱离现实，充满着一切错误的怀疑。不过他的精神是和平的。丘吉尔先生的总结是公正的。

　　“美国对欧洲问题解决的强大、超然、善意的影响，是一种珍贵的希望之力。它基本上在含糊的冲突和半命令半纠缠的干涉中被浪费掉了。假如威尔逊总统从一开始就使自己与劳埃德·乔治和克里孟梭团结一致，那么这三巨头的整体力量可能会在欧洲悲剧的广阔场景上施加以绝对的和仁慈的力量。他将自己的和他们的力量浪费在了冲突中，在冲突中他总是被打败。作为一位对手和纠错者，同那些能获得同志关系的人相比，他得到的成果非常遗憾、可怜。他本来会使每件事变得迅速而容易，他却使每件事变得更缓慢更困难了。他本来能在领导力量强大时解决问题，他却在精疲力竭和枝节横生的阶段默认了二流结局。”

　　“但是，作为船长，他使他的船沉没了。”

　　这部编年史结束了。人们翻过丘吉尔先生的第Z000页时，感觉如何？感谢此人，他能以如此的雄辩，和对作为所有我们这场战争中一代人生活中一部分的事情的感受——但他看见的、了解的比我们更切近、更清楚——而写作。钦佩他思想的活力、他对这一工作的智力兴趣和基本感情的强烈专注——这是他最好的素质。可能，还有一丝嫉妒，由于他的无可置疑的宣告：边界、种族、爱国心，甚至还有战争，如果需要的话，就是人类的终极真实；对他来说，它赋予事件以一种自负甚至高贯性，对其他人来说，则仅仅是梦魇般的间隔，应当永远避免的东西。

　　　　　　　　　　　　　　　　　　　　　　　1929年3月


　　






精英的聚会--第九章　雷金纳德·麦克纳






第九章　雷金纳德·麦克纳

　　当个人的和党派的裂痕——结束于阿斯奎思先生的辞职——将雷金纳德·麦克纳的内阁部长生涯推至终点时，他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新职业。在这个职业上，他的卓越程度已开始变得不逊于在政治领域。

　　不过直到1925年这个国家遭受致命的损失为止，曾围绕阿斯奎思先生的那光荣班子的最富于冒险性又最富于建设性和持久性的智慧，由于离权力的宝座太遥远，难以对事件进程起决定性影响。从恢复黄金前的岁月到它在灾难中被抛弃，以及到更晚一些时候紧缩主义的声名狼藉，麦克纳以其他任何银行家未曾尝试的方式，使他这重要机构的主席职位变成了一个讲坛，从那儿指挥和训练着公众舆论。通过这种方法，他担任着信号的角色，创造那种新的公众意见，使那时显得不可一世的20年代正统犹如旧伦敦的雾一般消失了。在那些年月中，他是新观念的一位有力支持者，从这个城市一个不可挑战的位置上讲话。不过，他仅仅是作为一名教师而已，同实际上政策形成是相隔断的；直到灾祸发生后，他才能占据支配地位。

　　在发生着另一场战争的这个季节，我的思绪回到了1915年的财政部，以及他给予那些人——一些发现自己在为他工作的人——的重要友情和真诚接近。如今回忆起来很有趣，我本人与他的首次密切交往，是在1915年6月他访问奈斯期间。他访问的目的是对财政状况进行安排，在此基础上意大利将站在同盟国一方参战。自那以后，我就接触到了他自信、乐观、然而怀疑的思想——有时过于自信，过分乐观，过度怀疑，但总是热情投入到公众福利中去。在政治同僚们同他对阿斯奎斯先生坚定的忠诚之间的斗争，那时引起了如此多的挫折和分歧，以致一种始终一贯的战时财政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最大的不幸。在战争期间，麦克纳习惯于因这一次对事务的处理比上一次好得多，而慷慨地为他的继任者祝贺。不过尤其在抛弃昂贵的货币和高利率时，他就像在危机时期应合适地做的那样，是亲自操作。

　　雷吉·麦克纳深爱看自己和睦的家庭，他的妻子从她母亲杰基尔女士那里，继承了最美好的传统，它不是英国富豪之户、而是中产之家的传统。女主人对他的客人们的真诚照拂，就像优雅的诗一般令人舒适。在闲谈中，在音乐和野外风光与气息的背景下，人们至少可以通过放弃劳作而奉守着安息日，即使战时也是如此。在芒斯埃德和梅尔斯，他这个久过单身汉生活的人体验着生活的温馨，他的儿子们正在茁壮成长。

　　　　　　　　　　　　　　　　　　　　　　　1943年9月15日


　　






精英的聚会--第十章　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






第十章　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

　　冈恩先生致力于推进高尔顿发明的富有吸引力的题目——搜集关于名人和准名人的遗传珍闻——这个题目，截然不同于对可确切决定的特征，如蓝眼睛、圆脑袋、六脚趾之类，科学地编制完整的家谱。他的方法，与高尔顿的方法类似．是依次逐一选取一定数目的相互区别的“血缘”，然后向我们展示：许多名人之间有着某种同族关系。

　　冈恩先生的最引人注目的血缘之一是毫不奇特的一个，但又并不至于陈腐得不值重复——德赖登、斯威夫特和霍勒斯·沃波尔的血缘关系。这三个人都是卡耐斯·阿什比和诺桑普顿·希雷之子约翰·德赖登的后代，迪安·斯威夫特是诗人约翰·德赖登的隔代远房表亲，霍勒斯·沃波尔是他的隔三代表亲（霍勒斯传自其母一方——因此不考虑其父系的问题——从德赖登的姨妈伊丽莎白）。冈恩先生想追踪这壮观的排列一直到最初的约翰·德赖堡的妻子——伊丽莎白·科普，伊拉兹马斯的朋友和拉尔夫·佛尼爵士之大孙女的孩子；她使许多其他人加入了同一个血缘，包括罗伯特·哈利。今天，有关这庞大的佛尼血缘关系的代表是奥托兰·莫雷尔女士。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记得奥托兰女士不仅传自佛尼，这位布匹商，而且传自威廉·皮尔庞特爵士（并通过他的妻子传自亨利七世的恩普森，制筛商恩普森的儿子），我们就建立了他同佛朗西斯·博蒙特、洛德·切斯特菲尔德和玛丽·沃特丽·蒙塔古女士的表亲关系。我们的族系失去了自己支脉的踪迹；我们不知道奥托兰自己是否知道她能称博蒙特、德赖登、斯威夫特、沃波尔、哈利和切斯特菲尔德为表亲。一脉相传？大概人们在血缘关系中，能察觉到一种特定的延续性元素？

　　冈恩先生对1515年捐躯于弗洛登菲尔德这个地方的约翰·里德的后代的分析，更为奇异，至少对当今作家而言如此。这里有一种杰出的多才多艺——也可能是一种平凡的素质？在18世纪，约翰·里德先生对博斯韦尔，历史学家罗伯特森，建筑师罗伯待·亚当和布鲁厄姆负有责任。在他的在世的后代中，有伯特兰·拉塞尔先生，哈罗德·尼科尔森先生，布鲁斯·洛克哈特先生，以及救世军将军布恩·塔克。

　　冈恩先生竭力表明，有多少著名的当代作家在他们的血脉中有着古老的血液。他提醒我们想起，G．M．教授和R．C．特里威廉先生以及罗斯·麦考利小姐是苏格兰高地人奥利·麦考利（并因此与T．B．麦考利血缘相近）的后代，关于其子肯尼思的著作，约翰逊博士写道：“除了关于自由与奴隶的某些浮夸外，写得相当好”；他提醒我们想起，休·沃波尔先生，利顿·斯特雷奇先生，康普顿·麦肯奇先生，莫里斯·巴林先生，以及（他确实应该添上）佛吉尼亚·伍尔夫夫人可以几代人要求殊荣；他提醒我们想起，奥尔德斯·赫克斯利先生不仅是他祖父的孙子，而且是汉佛莱·沃德——马修·阿诺德的侄女——的外甥女。

　　要提到的还有所有族系中最杰出的——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从中传下了所有雄心勃勃的魅力之士，他们的面容和声音具有如此难以抵挡的强大魔力，是17世纪我们的君主们和此后议会民主政治的宠儿和娇女。在两百年中，恐怕不曾有一个内阁——或许要除去两任工党内阁——未包含乔治·维利尔斯和圣约翰爵士的后代，他们是詹姆斯一世统治时代的两位乡绅，前者的儿子与后者的女儿结了婚。这两个家族的著名后裔实在太广泛而无法在此列举完。但一个简要的名单是会令人印象深刻的：白金汉第一公爵，詹姆斯一世的红人；巴巴拉，卡斯尔曼女伯爵和克利夫兰女公爵，查尔斯二世的情妇；阿拉贝拉·丘吉尔，詹姆斯二世的情妇；伊丽莎白，奥克尼伯爵，威廉三世的情妇（斯威夫特称她为“他曾认识的最有智慧的女人”）；白金汉第二公爵；洛德·罗彻斯特；洛德·桑威克；贝里克公爵；马尔伯勒公爵；格拉夫顿第三公爵（乔治三世的首相）；两个皮茨；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查尔斯·汤森；洛德·卡斯尔雷；内皮尔一家；赫维一家；兰斯多恩一家；卡文迪什一家；德文希尔公爵；赫斯特·斯坦诺普女士；玛丽·沃思利·蒙塔古女士；菲尔丁，以及在很多有同一血缘的在世的当代人中，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和法伦的怀康特·格雷。的确，这是英格兰真正的血缘王族。

　　我们将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如果我们都能追溯我们的族系，那么所有英国人将被发现在400年内是表亲？或者，特定的小“血缘”同其规模相比，能产生甚多的卓越人物，这是真的吗？冈恩先生没有帮助我们得到一个科学的结论，但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在放下他的书后不带有后一结论的偏见，那他一定是位非常细心的、善于怀疑的读者。


　　






精英的聚会--第十一章　托洛茨基在英国






第十一章　托洛茨基在英国

　　一位同代人评论该书说：“他用一种伴着沙沙杂音的唱机般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着陈辞滥调。”我猜测是托洛茨基口授了这本书。它穿着英国外衣，出现在一条浊流之中，发出威吓的汩汩声；这是译自俄国的现代革命文学的特征。它对于我们的事务的武断腔调——关于我们的事务，甚至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也被他对正在谈论的无知事所障蔽——不可能使一位英国读者对它感兴趣。不过，存在一种与托洛茨基有关的特定风格。透过扭曲的中介物，可以看到人物性格。而且，它也不全是陈辞滥调。

　　首先，这本书是对英国工党官方领导者们的一个攻击，由于他们的“宗教情感”，由于他们认为：为社会主义作准备的同时不为革命作准备，是有益的。托洛茨基看到——这或许是真的——我们的工党是激进的反传统者和博爱的资产者的直系后裔，没有丝毫的无神论、血气和革命性。因此，他充满感情和智慧地发现，他们极缺乏同情心。可以选择一个简短段落来展示他的思想状态：

　　“工党领袖们的教条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种拼凑，为适应于工会的需要而作部分地调整……工党的自由党和半自由党的领导人仍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欧洲大陆的悲惨失误。”

　　“‘在感觉和意识的王国，’麦克唐纳宣称，‘在精神的王国，社会主义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这些话立即暴露出资产者的慈善和自由党左派——它‘服务’于人民，从一个方面，或更真实地说从上面接近他们——的面目。这种方法的根源，整个存在于迷蒙的往昔，那时激进知识分子生活在伦敦的工人阶级区，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

　　“与宗教文学一起，改良主义大概是最为无益的、在任何场合最令人厌恶的辞句发明形式……对胜利纪元的廉价乐观——明天似乎将比今天好一点、后天似乎又将比明天好一些——在韦伯、斯诺登、麦克唐纳和其他改良者那里找到了它的最终表达。……这些大唱高调的权威们、学究们、骄子们和口吐狂言的懦夫们，系统地毒害工党运动，迷惑无产阶级的意识，麻痹他们的意志。改良者们，贸易同盟的保守党官僚们，在这个时刻代表着英国、可能也是世界发展中最为反革命的势力。改良主义、麦克唐纳主义、反战主义，是英帝国主义和欧洲——如果不说世界的话——资产阶级最主要的观点的集中。无论付出何种代价，这些自我满足的书呆子，这些闪烁其辞的折衷主义者，这些热衷名利的人，这些穿资产阶级仆从制服的暴发户，必须向工人们现出原形。让他们现出原形，将意味着他们无可挽回的名声上的破坏。”

　　好，这就是那位严重警告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绅士，在文章中发出的攻击。我们一定希望，这发自他内心的文章，感觉起来能更好些。请读者注意，只须变动很少的辞句，就可以便属于我的文章进入权利的哲学拳击。这种相似点的理由是明了的。在这些段落中，托洛茨基涉及的是对待公共事务的一种态度，而非终极目标。他恰恰展示了强盗政治家团伙的脾气；对他们来讲，行动即意味着战争，他们被甜美的合理性、博爱、容忍和慈悲的气氛所激怒，在这种气氛中，尽管风在东方或南方呼啸，但鲍德温先生和洛德·奥克斯福德以及麦克唐纳先生却吸着和平的烟斗。“他们在不该有和平的地方吸着和平之烟，”“这是伪善，衰弱的蠢货的象征，老朽和死亡，生命及生命之力的对立面；生命和生命之力，只存在于毫不怜悯的斗争精神中。”只要事情是这么容易！只要人能够通过吼叫而取胜、无论他吼叫得像雄狮或一只舐食的鸽子！

　　咆哮占去了托洛茨基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简要说明，值得给予较密切的注意。

　　第一个假说。要使文明得以保存，那么历史进程就使得向社会主义彻底转变成为必要。“不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的一切文明都受到衰落和腐败的威胁。”

　　第二个假说。难以想象，这种彻底转变能通过和平争论和自动投降而达到。除了以暴力进行答复外，统治阶级什么也不会放弃。“阶级斗争是公开的或伪装的势力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它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被国家所限制，国家又代表着对立阶级中较强大的势力——换言之，统治阶级——的有组织的工具。”这样一种假设，即工党会通过宪法方式参与政权，然后将“非常谨慎地、非常机敏的、非常聪明地继续履行责任，以至资产阶级不会感到有任何积极反对的必要”，是“开玩笑似的”——尽管这“确实是麦克唐纳公司的最低期望。”

　　第三个假说。即使工党通过宪法方法或早或迟地获得了权力，反动政党也会立即向权力挺进。统治阶级只要控制着议会机器，就会对议会作出空头承诺；但假如他们被驱逐了，那么，托洛茨基认为，设想他们对于恢复他们一派的权力表现拘谨，是荒谬的。他说，难以设想议会中的工党多数会以最合乎法律的方式，决定将土地无偿充公、对资本课以重税、取消皇位和上议院，“至少可以怀疑，统治阶级不会无斗争地屈服；此外，所有的警察、司法和军事机器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还操纵着银行和整个社会信用以及交通与贸易机器，以至伦敦的包括工党政府本身的日常食品供给都依赖于巨大的资本主义联合体。托洛茨基论证说，显然，这些惊人的压制手段“将带着强烈的混乱被付诸实施，以抵制工党政府的活动，使其运转瘫痪，恐吓它，在它的议会多数中制造裂痕；最终导致金融恐慌、供给困难和企业关闭。”的确，设想社会的命运将取决于工党能否获得议会多数而非取决于当时物质力量的实际对比，是一种“盲目崇拜议会形式的奴化思想”。

　　第四个假说。总括所有这些观点，虽然以宪法力量为目标也可能是一个好的辅助战略，但如果不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组织就是愚蠢的：物质力量将成为最终决定因素。

　　“在革命斗争中，只有以最大的毅力才能打击复辟势力、缩短内战时间、减少其受害者数目。如果不采取这种步骤，那最好就根本别拿起武器；如果不使用武器，组织一场广泛斗争是不可能的；如果放弃了广泛斗争，那就不会有任何严峻斗争的思想。”

　　考虑他的假说，我想，托洛茨基的大量论辩是不可答复的。没有比游戏于革命更愚蠢的了，我想这就是他的有意义的话。不过，他的假定是什么呢？他假定社会转变的道德与智力问题已被解决了——存在着一个计划，除将其付诸实施外，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进一步假定，社会被划分成两块──信仰计划的无产阶级和出于纯粹利己原同而反对它的其他人。他不懂得，在说服许多人之前没有一种计划能取得胜利；假如真有一种计划，那它会从许多不同来源获取支持。他如此倾心于他的手段，可他忘了告诉我们它究竟目的何在。

　　　　　　　　　　　　　　　　　　　　　　　1926年3月


　　






精英的聚会--第二篇　经济学家的生活






第二篇　经济学家的生活

献给玛丽·佩利·马歇尔
威廉·佩利之曾孙女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妻

第十二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一、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Bacchus——如果一个英国人叫Bacchus——来源于Bakehouse（面包作坊）。与此类似，罕见的姓氏Malthus（马尔萨斯）的来源是Malt－house（麦芽作坊）。随着世纪更迭，英语中正式姓氏的读音比它的拼写显得更为固定。拼写要受到来自语音和语源两方面的影响，因而变动不定，但如果对不同的拼法逐一检查，就可以十有八九地做出推断。如果做这样的检查（比较Malthus，Mawtus，Malthous，Malthouse，Mauthus，Maltus，Maultous），我们就可以几乎不加怀疑地说，马尔萨斯（Malthus）应该被叫做“马尔特斯”（Maultus），因为

　　Maultus的第一个元音与酿酒的麦芽（Malt）的发音相同，而在Malthus （马尔萨斯）中，h的发音是大可怀疑的。

　　我们追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祖上到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就够了，他在克伦威尔时期成为北奥尔特的教区牧师，而在复辞时代职位又被剥夺。加拉米称他为“一个有古风的圣职人员，思维有力，精通至经，富于雄辩和激情，虽然在发音上有缺陷”。但他的教区人员却认为他“是个无用的神职人员”，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收取苛刻的什一税时十分严格。在一份要求他调离的请愿书中，人们攻击他曾“对在苏格兰的军事行动口出不恭之辞”，而且称“马尔萨斯先生不但说话声音小，而且表达有障碍”。看来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不但与他的曾曾孙有共同的名字，而且都有下腭撕裂的缺陷。他的儿子丹尼尔在著名的西德纳姆医生的帮助下成为国王威廉的药剂师，其后又为女王安妮服务，因此成为物质上富足的人，他的遗孀也拥有了马车和马匹。丹尼尔的儿子西德纳姆使他的家庭富上加富。作为一个法庭职员，南海公司董事，他的富足足以使他为女儿备下一份价值5000镑的嫁妆，他还在伦敦附近各郡以及剑桥郡拥有多处地产。

　　西德纳姆的儿子，找们的主人公的父亲丹尼尔发现自己能够过上在英格兰人们称之为“自立”的生活，于是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点。他在牛津的女王学院接受教育，但没有取得学位，他“在欧洲广泛旅行，更是遍游本岛”，最后在一处邻里和睦的地方安顿下来，过上了英国小乡村绅士的生活，在这里陶冶性情，培植友谊，闲作篇章，自足守拙。在记载中，他“脾气和善，有一颗仁慈之心．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穷人们都因此蒙惠”。在他死后，《绅士杂志》（1800年2月号，第177员）称他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奇人”。

　　1759年，丹尼尔·马尔萨斯买下“一处多金附近的小小雅宅，被称作燧石门农庄。这里美景宜人，山峦溪谷，丛林流水，一览无余。如此景致点缀着这位绅士的家园，他们把这里称为‘卢克里’，意为‘群栖之地’”。1766年2月13日，就是在这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丹尼尔的次子诞生了，他就是《人口论》的作者。这个婴儿诞生三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766年3月9日，两位先贤让·雅克·卢梭和大卫·休谟聚首卢克里。也许他们吻过这个婴儿，就此赐与他种种天赋。

　　丹尼尔·马尔萨斯不但是休谟的朋友，而且是卢梭的一位即使不是狂热的，也可称得上虔诚的崇拜者，卢梭第一次来英格兰，休谟就努力把他安顿在与丹尼尔·马尔萨斯近邻的萨雷去住，而丹尼尔·马尔萨斯则“非常乐意为他效劳”，渴望成为他的趣味相投的伙伴，对他怀有一颗爱戴之心。但是，像休谟对他这位不安分的客人的许多好意一样，这一计划也破产了。位于雷恩山脚厂的一座小别墅多年以后被指定给范尼·博内用作“让·雅克的避难所”，虽然卢梭从未居住于此，但毫无疑问，这正是丹尼尔·马尔萨斯为他准备的舒适的隐居之所，让·雅克本人在1766年3月8日到这里做了一番检阅，然后他却拒绝了。两个星期之后，卢梭就开始了他在德比郡之巅的沃顿的惨淡居留，在那里，他冷漠、孤寂而令人厌烦，几个星期之内，他就与大卫·休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争吵。

　　如果当时让·雅克接受了丹尼尔·马尔萨斯的盛情邀请，我想，这场著名的笔墨官司也许不会发生。因为他会发现他的感情有了倾诉的对象，他也会获得安慰和理解。对让·雅克的热情洋溢的崇敬之辞，也许是丹尼尔·马尔萨斯生命中唯一一次彻底打破自己的自我克制。我想他们仅仅会见过三次——一次是在1764年的春天，马尔萨斯到莫捷所做的旅行；一次是1766年3月休谟带领卢梭对卢克里的访问；一次是同年6月马尔萨斯到沃顿去看望卢梭。但从保存下来的马尔萨斯致卢梭的13封信以及卢梭的一封回信来判断，他们的会见是非常成功的。马尔萨斯爱戴让·雅克，而让·雅克也回报以热情与友好，说他“唤起了他的尊重与依恋之情”，并且感谢马尔萨斯的“殷勤好客”。马尔萨斯甚至能够为休谟的品格辩护而不引发争吵，关于他们一起考察野生植物有很多资料。卢梭对他在德比郡散步时不能辨认出地名而大加抱怨，因为他说必须“做一些需要运动的工作，没有什么比让我静坐读写更不利于我的了”。后来（1768年）我们发现丹尼尔·马尔萨斯曾为了使卢梭的植物学藏书更加完整而大费脑筋，这时候，卢梭可能正在构思他在1771年完成的著作《关于植物学的要素与一位女士的通信》。两年之后，有不时地处理掉自己藏书的癖好的卢梭把这些书又全都卖给了马尔萨斯，并把自己的一部分植物标本当作礼物送给他。这些书在丹尼尔·马尔萨斯的遗嘱中出现了，其中的一款是：“我把我所有签有卢梭名字的植物学藏书和一盒卢梭先生送的植物标本全部赠送给珍妮·多尔顿夫人”。如今在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所有的住所——艾尔伯里的多尔顿小庄园的藏书室中，仍然保留着两本这样的书，它们是雷的《英国树木概要介绍》和索瓦热的《通过树叶鉴别植物的方法》，这两本书都有着卢梭的名字。

　　奥特称丹尼尔·马尔萨斯是卢梭的遗嘱执行人，这看来并不可能。但丹尼尔·马尔萨斯把他的忠诚保持到底，他花费了30个畿尼，订购了六本卢梭的遗著《我的困苦生活的抚慰》，现在，我以这几页文字来虔诚地完成他的心愿：“如果有一天我成名了，那是因为是卢梭朋友的缘故。”

　　在丹尼尔1768年1月24日致卢梭的信中，有一段关于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引人入胜的叙述。夏天，在做探察植物的散步时，“亲爱的亨利埃特夫人和她的子女们与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我们常常去采集植物。我住在那个您可能还记得的小山坡上……冬天我就做一点阅读（我已经从您的信中感受到影响，因为我被《爱弥儿》迷住了）。我和孩子们做长距离散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附近城堡的茅草屋里。在一个农庄里总有东西可用，总有一些小的经历。我追逐狐狸，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习惯，同时也激发了我对野生生活的想象力。”

　　作为《爱弥儿》的作者的朋友，丹尼尔·马尔萨斯有意进行教育试验。罗伯特带来的希望唤起了丹尼尔的爱与雄心，因此决定让他在家中接受教育，由他本人和家庭教师共同教导他。第一位家庭教师是理查德·格雷夫斯，“一个学识渊博而风趣的绅士”，他是申斯通的朋友，他还写有一本著作《神界的堂吉诃德》，用以讽刺卫理公会教徒。16岁时，罗伯特被转交给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一个异教的圣职人员，他“粗野、不安分，观念上自相矛盾，是一个急躁而顽固的辩论者”。他与查尔斯·福克斯通信，是卢梭的信徒，他这样阐述他的教育信条：“家庭教师最重要的职责是教育青年培养自己的能力，引导他通过身体力行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并使他为自己能够心领神会而兴高采烈”。1799年，威克菲尔德被关进多彻斯特监狱，因为他表达了要让法国革命征服英格兰的意愿。

　　“一些现存的学生式的信件”说明，罗伯特·马尔萨斯对威克菲尔德十分依赖。威克菲尔德曾是剑桥基督学院的会员，因此关系，罗伯特·马尔萨斯，这位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在1784年的冬季学期成为墓督学院的一名自费生，时年18岁。1784年11月14日，他致信家中：“我在我的房间里好好地安顿了下来，讲座明天就开始。上个星期我抽时间把数学复习了一下，昨天参加了考试。我发现将要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我们从机械学以及麦克劳伦、牛顿和基尔的物理学开始。周一和周五的讲座是邓肯的逻辑学，周三和周六是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传》。我找到一个书商，我将从他那里订购我所有需要的书籍。学院里有一些人很聪明，在这里阅读几乎成为风尚。主要的科目是数学，因为要获得学位主要看这门功课，而多数人的最大目标都是成功地取得学位。我相信这里有一些杰出人物，我与其中的两个相熟识，其中一个与我同年级，他确实非同寻常地聪明，如果他珍惜自己的话，将极有机会获得优等奖学金。我到教堂做过两次祷告。”他的花费已经达到每年100镑。丹尼尔·马尔萨斯写信说，如果开销再增加，教士们将无法让儿子来学院学习，在国外的莱比锡，开销仅需25镑。

　　这时的剑桥刚刚从长眠中醒来。基督学院曾是睡得最昏沉的，现在却成了精神之源。马尔萨斯在这里受到他的那些精神伙伴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和诱导。马尔萨斯的导师是威廉·弗伦德，他曾是佩利的学生．还是普利斯特里的密友。马尔萨斯入学的第三年，即1787年，他因为从圣公会脱离，拥护一元神教派，思想自由以及坚持和平主义而成为剑桥的一场著名论战的中心人物。佩利本人于1775年离开剑桥，但他的《道德法则与政治哲学》，或者称其原名《道德与政治法则》，是在马尔萨斯入学的第一年，即1785年在剑桥出版的。我想这本书对这位《人口论》的作者一定影响很大。马尔萨斯还是一群出色的本科生组成的小团体中的一员。这一团体中，毕晓普·奥特，即马尔萨斯的传记作者，和E．D．克拉克教授，一个旅行家，剑桥奇人是较为知名的。在马尔萨斯获得文学学位之后，柯勒律治来到基督学院（在1791年）。当年轻的柯勒律治在那间面向大门，楼梯右边的底层房间里住下来的时候，基督学院不再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了——这样的喃喃之声在庭院中回响不绝。

　　记得那时，缪斯翩翩而来，

　　我走上前，等待知识女神的称赞。

　　她在头顶，为我戴上桂冠，

　　同我相吻，算是回答我的誓言。

　　“在那些房间里，我度过了怎样的夜晚啊！”一个那个时代的人写道，“我们一边享用着简单的晚餐，也就是‘填鸭’，像他们说的那样，一边把埃斯库罗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和一大堆辞典推到一边，开始讨论当天的小册子，那些伯克不时写出的小册子。我们完全不必把它们拿到眼前，柯勒律治早上读了，晚上就可以逐字逐句地复述。费伦德的公案正在进展之中，小册子蜂拥出现，柯勒律治统统读过。夜晚来临，伴着我们的尼百斯酒，我们热烈地讨论。”

　　1793年6月马尔萨斯成为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参与通过了1793年12月19日的那条命令：“同意：如果未经允许而擅离学院的柯勒律治一月之内不能返回，并且支付对导师的酬金或提供支付的可靠证明，他将被董事会开除。”看来，柯勒律治已经以西拉斯·汤姆金斯·库默贝克的名字被列为第15个暴徒。对柯勒律治在基督学院的经历我只能记述到此了，需要说明的是，这起恶作剧之后，他被判处在学院区禁闭一个月，并要把德米特里·法莱雷奥斯的著作译成英文。后来柯勒律治对《人口论》的攻击是世人皆知的：“最后，看一看这个强大的国度吧，它的统治者和智士们对佩利，对马尔萨斯言听计从！这是非常悲哀的（《赛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文学遗著》，第328页）。

　　我庄严地宣布，我并不相信那些由人类的无知，虚弱和恶毒造就出来的邪教、异端和宗派比一个基督徒、哲学家、政客、市民以及这讨厌的教条更耻辱（《席间闲谈》，第88页）。”

　　在学院中，据说马尔萨斯爱好板球和溜冰，获得过拉丁语和英语演说奖金，1786年被选为学院的布伦塞尔奖学金获得者，并在1788年以剑桥数学考试甲等第九名毕业。在他毕业前夕的一封家信中他说自己正在研读吉本的著作，即将读到最后三卷。几个月之后，他在信中写道：“我最近正在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落》一书。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内容涉及那些野蛮民族的发源与发展，而正是这些野蛮民族形成了今天欧洲的精致的政体。吉本还使那一黑暗时期的开端更加清晰，这一时期曾长期占据历史舞台，不能不激起人的好奇之心。在我看来，吉本是个令人愉悦的作家，他的文风是有些地方庄严，但每个地方都充满趣味而且用词得体，尽管对历史著作来说也许文风过于华丽了一些。我将满心欢喜地等待看到他的其后诸卷（1788年4月17日）。”

　　后来的日子里，马尔萨斯的柔和谦恭的脾气和品行也许有些过分，但他在剑桥是个讨人喜爱的人。奥特说，他的诙谐的性格“在年轻时就已显露无遗，成年之后依然未改，尤其是在剑桥，当他兴起之时，就会做出滑稽的表情，装出独特的声调，这常常给他的伙伴们带来无限欢娱。”

　　据奥特说，甚至在本科时马尔萨斯就已非常与众不同，因为“（他具有）那种温文尔雅、细心明辨的风格，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他稳健而不急躁，对在剑桥培养的各种学术都平等以待，而并不是仅对其中某一方面倾心有加。”

　　1793年6月10日，当由驱逐弗伦德引起的风波正处高潮的时候，马尔萨斯被接受为研究员，开始居无定所，直到他于1804年结婚。他已在1788年取得牧师职位，1796年后他就在剑桥和艾尔伯里担任副牧师职务。1803年11月21日，他离开了该教区，由他的亲戚亨利·多尔顿推荐而被任命为威尔斯比和林克斯的教区长，在他的余生里，他就以此作为一个不定居的牧师。

　　奥特在他的《传记》中收录了一些当马尔萨斯还是学院本科生时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给他的信。其中一封谈论马尔萨斯被选为研究员一事的信清楚地表明了父子二人间的关系，因此全文收录如下：

　　我衷心地祝贺你的成功，它给我带来了欢乐，因为这弥补了我的遗憾。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错失了它，因此我更有感慨地向你祝福。

　　唉！我亲爱的鲍勃，我没有权力谈论怠惰，但当我给你写那封你所不喜欢的信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失败的目标和遗憾的追求感触良深。我想，从对自己年轻时的回忆中我预见到了你，同样的自乱阵脚的倾向，同样的自责的气质，有希望能使我的不幸经历有益于你。这也的确是你所需要的，尽管只是一点点，但已让我更热切地想要告诉你，我写信给你时，比我通常装作的那样心肠更软，然而我的这种方式换来的却是你粗暴的失望之语，这让我感到自作自受。如你所说，你已克服了这些，能做到这样你是很有资格的，因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最无懈可击的品格，文雅的风度，最明智、最和蔼的举止，避免了我所痛恨的妄自菲薄；你能让每个人都轻松愉快，带给他们快乐。即使我最易发怒或吹毛求疵，我也不能从一个伙伴身上要求更多了。在我对你的幸福有所期望时，我也未感到还有什么缺憾，除非我的那些期望过于古怪、不近情理或根本就是错误的。在我拒绝向你表达感情，拒绝给你我的嘉许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常常禁不住要握住你的手，流下泪来。

　　如果我能为你的教堂做些什么，或者你还需要为你做些什么，就写信给我，像我一样。相信我，亲爱的鲍勃，最爱你的，

　　丹尼尔·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第一篇文章是《危机，一个宪法支持者对最近的有趣的大不列颠的状况的看法》，写于1796年，这时马尔萨斯对皮特政府的批评已是第13年。这篇文章没能找到出版商。由奥特和安普森引用的摘要表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甚至人口问题已经引起他的兴趣：“在人口问题上（他写道）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观点。他认为，人口是度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国幸福与繁荣的增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的增加。如果说人口总数是富裕程度的标志的话，它所代表的也仅是过去的富裕。”

　　1798年，马尔萨斯32岁之际，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就是《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对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进行评价》。

　　正是在与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的讨论中，罗伯特·马尔萨斯才逐渐为人所知并最终成名。这一典故来自于毕晓普·奥特，而他正是从马尔萨斯本人那里听来的。1793年，戈德文的《政治公正》出版。马尔萨斯父子频繁地谈论未来社会的平等与幸福，父亲抱有理想主义的观点，儿子则抨击这种观点。毕晓普·奥特这样描述说：“在与父亲进行这种富有生气的讨论的时候，马尔萨斯已经确立了他的事业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于人口增长快于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给人类社会进步造成的障碍。”为了使这一想法更成熟，他写下他的论点的要义，这形成了后来的《人口原理》。我们不知道父亲是否被儿子说服，但可以肯定的是，丹尼尔·马尔萨斯强烈地感受到儿子手稿中的观点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创造性，因此建议儿子将他的劳动成果公之于众。

　　第一版是约5万字的八开本，与后面诸版相比，这一版几乎完全不同，并且更宜于传世。五年以后以四开本出版了第二版，到第五版时已成为约25万字的三卷本。正如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所解释的，第一版的写作是“出于一时冲动，仅利用了在乡村所能接触到的少有的资料，”不过是一本先完成的著作。它的内容一方面是与完美主义者的辩论，一方面证明造物主造物之道的合理性，尽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反其意而行之。

　　这第一篇论文运用演绎的方法，富于哲理，文风大胆而精于修饰，语言华美，情绪饱满；而在其后的诸版中，政治哲学让位给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被社会学所做的证据归纳所掩盖，这位年轻人在执政政府后期写作时所具有的天赋和高涨热情却不见了。“冗长与毫无意义的重复”，这是柯勒律治写在《人口原理》第二版页边的评论：“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

　　第一版很难见到，可见它的发行量一定很小（1820年马尔萨斯声称他从自己的著作中获得的收益总数不超过1000镑），它一经面市，马上就脱销了，尽管五年之后才出了第二版。这本书立刻引起注意，小册子之间的笔仗也随即展开（据博纳博士说，在第二版之前的五年中就有20本之多），135年来，这种笔仗就没有停止过。反对者们提出理由抨击那一在进化历程中从生命初始就已深深植根的本能，并且认为，在有意识地对幸福的追求中，人们敢于从那些盲目鼓吹支配性生存的人们手中夺得政权。

　　佩利本人被说服了，而他从前认为“一个国家可能遭受的最惨重的灾难就是人口的衰减，人口的增长的目标，在所有国家都应当胜过其他一切政治目标。”《人口论》同样引起了政治家的注意，奥特记载了皮特与马尔萨斯于1801年12月的一次会面：“碰巧这时皮特先生正对剑桥大学做一次竞选访问……在基督学院院长住宅举行的晚餐会上，有几个年轻的旅行者作陪，特别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人。在谈到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雅法的大屠杀、阿卡的帕夏、克拉克和卡莱尔等轻松话题时，皮特先生也放松下来与大家闲谈。”在1796年，皮特认为一个人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行为，即使他全家都是穷人。而到了与马尔萨斯见面的前一年，皮特却放弃了他的新的《济贫法》，在众议院他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们表示敬意，“对他们的意见他必须要加以尊重，”据说，他指的是本瑟姆和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达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类苦难的线索。《人口论》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些新奇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并对这一原理做出极富冲击性的强调，这才是此书的重要性所在。实际上，他的主导思想曾被其他一些18世纪的作家利用过，但由于表达拙劣而没能引起世人注意。

　　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文科学的英格兰传统之中——植根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思想传统之中，在这一传统之中，我认为，在情感上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延续性。从18世纪到现在，如果我要如此表达——这一传统与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佩利、本瑟姆、达尔文和穆勒，这一传统表达着对真理的热爱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没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学，它代表了公正和民众精神。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脉相承，在实际内容上也息息相联。马尔萨斯身列其间，当之无愧。

　　马尔萨斯从他的演绎的剑桥方法——无论是数学学位获得者佩利，还是一无神论者采用的方法——到后面诸版采用的归纳性论点的转折起因于1799年的一次旅行。他为了搜集资料，访问了瑞典、挪威、芬兰和俄罗斯的一些地方，这些是当时对英国旅行者开放的少数的几个国家。在1802年的短暂和平期间，他还访问了法国与瑞士。北方的旅行是与基督学院的朋友奥特、克拉克和克里普斯相伴而行。E．D．克拉克是个天生的旅行家和收藏家。马尔萨斯和奥特被他的异常的、可怕的旺盛精力搞得疲惫不堪，而对克拉克，这不过是稍作表现而已。

　　克拉克和克里普斯又继续了两到三年的旅行，当他们从君士坦丁堡返回时，已经收集了许多五花八门的东西，其中很多目前保存于菲茨威廉博物馆。他们在家中的朋友们则坐在基督学院的研究员休息室里，怀着极大的好奇和兴趣阅读克拉克的来信。这些信件有许多收录在克拉克的《生活与旅行》。克拉克后来成为基督学院的高级导师（1805年），第一位矿物学教授（1808年），最终成为大学的图书管理专家（1817年）。

　　与此同时，马尔萨斯在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并在1800年匿名出版（像他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一样）了一本小册子，其名为《对目前供应的过高价格的原因调查》。这本小册子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重要的，而且表明他已倾向于使用处理具体经济问题的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在此后与李嘉图的通信中进一步展开。我对这种方法我深有同感，并且认为，比起李嘉图的方法来，这种方法更可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按照马尔萨斯的颇令常识的主张，价格和利润主要决定于他所说的（尽管并不很清楚）“有效需求”。李嘉图则采用了苛刻得多的方法，在“有效需求”背后，他一方面归因于货币状况，一方面归因于产品的实际成本和实际差别，认为这些基本因素以唯一的和清晰的方式自行发挥作用。他把马尔萨斯的方法看作是十分浅陋的方法。然而，李嘉图在使他的许多成功的论点要义简单化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偏离了客观事实；而马尔萨斯却使他的说法接近结论，从而紧紧抓住了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东西。李嘉图是诸如货币数量论和汇价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创立者。当人们在观念上痛苦地脱离这些伪算术定律的控制时，人们才能够，或许是100年来第一次，理解马尔萨斯的晦涩结构的真正意义。

　　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概念在这本早期的小册子中被天才地表达出来。“这一想法对他的震撼之大以致于他骑上马从黑斯廷斯跑到镇里”，在他的“镇里的阁楼”上呆了两天，“熬夜到两点来完成这一想法，以便它在议会开会之前产生出来”。他在思考为什么供应价格上涨之高远远超过收获不足所能产生的影响。他没有像李嘉图几年之后那样归因于货币数量。他把原因归结于劳动阶级收入的提高造成的随着生活费用增加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薪金。“我极其强烈地感觉到，在王国的多数地区随着谷物价格上升而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薪金的企图，连同国家的富足，这使得提高薪金的企图得以实现，相对说来是造成此次供应价格上涨的仅有的原因，因为这次价格上升的程度大大超过了短缺的程度，大大超过了那些以上原因不起作用的国家价格上升的程度……

　　“让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有50个人都急需的商品，但由于生产上的某些失误，只够供应40个人。如果第40个人可以花两先令买这件商品，而他前面的39个人的出价都不同程度地高于两先令，余下的十个人的出价都少于两先令，根据真实的贸易原则，这件物品的实际价格将是两先令……让我们假设现在有人给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十个穷人每人一先令。现在所有的50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先令，即先前确定的价格。根据公平贸易的每条真实原则，这件商品将马上涨价。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问，根据什么原则把能支付两先令的50个人中的十个排除在外？因为依据假设，商品还只能供给40个人。穷人的两个先令与富人的两个先令一样是钱；如果我们不采取涨价而让最穷的十个人（或许他们是）支付不起的办法，就必须掷硬币、抽签、摸彩或者动武来决定谁将被排除在外。我的目的是要找到比对同样的钱进行不光彩的区分的办法更合理的方式来分配一国的商品，而以上这些方法显然偏离了我的目标。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文明的、已启蒙民族的习俗，根据每一条商品交易规则，价格必定会上涨到可以排除50人中的十人的那一点。这一点也许是两个半先令或更多，将成为商品的价格。如果再给那被排除的十人每人一先令：每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半先令，价格必然立即随之上涨到三先令或更多，以此类推。”

　　语言和道理都是简单的，但这却是系统性的经济学思想方法的开端。小册子中还有很多——几乎整篇——都值得引用。这本《调查》是马尔萨斯所写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尽管在《人口原理》中有很多伟大的章节；现在，既然已经从引述开始，我就禁不住引用第二版（第571页）中的那一著名段落，其中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但以不同的行文做了更出色的包装（转引自佩因《人的权力》中的评说）：“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食物，而且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大自然的盛宴中，没有他的坐席。就像是一个人没被邀请而前去参加宴会一样，女主人命令他离开，如果他不能唤起某些宴席中的宾客的同情的话。而如果有宾客站起来为他让座，其他不请自到人会立刻闯过来要求得到同样的恩赐。如果来者将分食物的消息传开，宴会厅里将会挤满数不清的想要得到的人。宴会的秩序与和谐就此破坏了，先前的富足变成了现在的困乏；宾客们的欢乐被破坏了，大厅中的每个角落都是痛苦和依赖的场面，都是被激怒的人们闹嚷嚷地纠缠不休，因为他们曾被告知能得到一份食物但并没有找到。客人们将后悔不已，他们不该抵制女主人发布的对闯入者的严酷命令，因为女主人希望她所有的客人都有足够的享用，但她知道她无法满足源源不断的人们，因此当她的宴席已经坐满时，她就要客气地拒绝接纳那些新来的人。”

　　马尔萨斯的另一本小册子《致萨缪尔·惠特布雷德议员先生的一封信——关于他的修改〈济贫法〉的建议案》则无如此幸运。这完全是一次对《人口论》中原理的应用。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议“授权教士们建造房屋”，就是一项建房计划，一方面想补救惊人的短缺状况；一方面想创造就业。但马尔萨斯急切地指出无论如何也不能减轻“获得住房的困难”，因为正是由于住房的困难才使得“针对贫民的法律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刺激早婚”。这些法律提高了税率，较高的税率阻碍了建房，而住房的短缺减缓了贫民法律在其他方面刺激人口增加的灾难性影响。“这一倾向使得男女关系过早发生，如果在充足的住房条件的刺激下，我毫不怀疑人口将大大增加，这样大规模的劳动者被随即投入市场，将使得那些独立的劳动者陷入绝境。”经济学是一门本常危险的科学。

　　1803年，《人口原理》的新版出版，它是精美的四开本，全书600页，标价一个半畿尼。直到这时，马尔萨斯才没有特别职责而专心于经济学研究。他于1804年结婚。1805年他39岁之际，担当了前些年就已做出的任命，即担任新成立的东印度学院的现代历史与政治经济学教授一职，开始是在赫特福德，不久就迁至海利伯里。这是在英格兰建立的最早的政治经济学教席。

　　直到1834年去世他一直居住在海利伯里。他的住所在钟楼下面，后来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居住在这里，他是马尔萨斯讲座的最后一任主持者。马尔萨斯有三个子女，一个女儿尚未成年就夭折了，另外一个女儿，普林格尔夫人活到1885年，而他的儿子，雷维伦德·亨利·马尔萨斯于1882年去世，没有留下子女。

　　《人口原理》在后面一系列的著作中得到引申。1814年和1815年他出版了关于《谷物法》的小册子，1815年出版了他关于地租的著名论文，1820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由实际应用的观点考察》。

　　“海利伯里学院存在的时候，马尔萨斯夫人一直保持着她的欢乐的晚宴的传统，伦敦的学术界精英经常参加她的晚宴。”“马尔萨斯的仆人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结婚之后生活安顿下来。”他的学生们管他叫“老爹”。他是个辉格党成员。他的布道常常是详细阐发上帝的仁慈。他认为海利伯里学院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地方，认为对那些“不但能理解，并且不以之为枯燥”的年轻人来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项适宜的研究。他的性情和善，脾气和蔼可亲，品格忠诚，富于感情，并且天性次快——这些都验证了他1798年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所写下的论断：“人生，一般说来，是一件与未来状态无关的幸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除了那些在历史进步大潮中必不可少的罪恶之外，世上再无其他罪恶。”

　　与这幅画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论战中的小册子作者们描绘的冷酷、恶毒，如怪物一般的马尔萨斯的形象。对此，马尔萨斯看来是采取了尽可能不闻不问的态度，但一些朋友门却十分愤慨。在这件事上，西德尼·史密斯把握得更好一些。他在1821牢7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哲学家马尔萨斯上周来到此地。我参加了由未婚者们为他举办的令人愉快的欢迎会。其中只有一位妇女是有小孩的。但马尔萨斯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只要没有发现有身怀六甲的迹象，他会对每位女士都彬彬有礼……。”

　　《绅士杂志》（1835年，第325页）在讣告辞中告诉我们：“马尔萨斯先生身材高挑，体态优雅，他在相貌上如同他的品行一样，堪称完美绅士的典范。”

　　约翰·林内尔先生在1833年曾为马尔萨斯画过一幅令人钦羡的画像，现在为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所有。从这幅画像以及同样出自于林内尔之手的著名的马尔萨斯雕像可以看出，他是个红脸膛，有着红或褐色的鬈发，那是一张不同凡俗的俊秀的面庞。马蒂诺小姐在她的自传中写道：“全英国也找不到比马尔萨斯先生头脑更单纯，更具美德，更充满生活情趣的人了……在所有人当中，马尔萨斯是我不用喇叭经常就能很轻松地听到的人之一；——由于下腭的缺陷，马尔萨斯讲话时的毛病简直不可救药，当他的朋友有意安排我们认识而邀请我与马尔萨斯会见时，我不禁心生畏惧。想到我自己的耳聋，而他不能读出字母表中的一半辅音，以及他的薄薄的嘴唇使我很难把我的助听管给他，我意识到我们的会见将会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幸运的是，我错了。他的第一句话——缓慢而温和，不管辅音怎样，元音响亮而清晰——就使我完全放松下来。我很快就发现他用的元音我实际上都听到过。他发音最差的字母是I，当我毫不困难地听懂他的问话，——‘难道你不想去看看基拉内的湖吗？’的时候，我已经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们的记忆在经历了卢俊和休谟之后的漫长空白之后，上面这一愉快的场景又让我们回到了我们所熟识的年代。约翰逊博士、吉本和伯克对我们影响之深，以致于我们很容易淡忘了马尔萨斯成长的那个年代，即18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那个年轻、激进的英格兰；我们也淡忘了带来沉重失望的法兰西革命以及它对英格兰的毁灭性影响，尽管我们还能在从华兹华斯到柯勒律治到怀有不可扼制的热情的雪莱的作品中了解到它，但我们已经淡忘了这两个重大事件在从18世纪向19世纪的过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如何，随着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过去，马尔萨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与知识范围中已经完全被忽略了。卢梭、马尔萨斯之父丹尼尔、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1784年的剑桥同仁们、佩利、皮特以及《人口原理》的第一版仿佛都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文明。而马尔萨斯与我们的联系却日渐紧密。他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而这一团体仍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召开聚餐会。他同时还是在他去世之前建立的皇家统计学会的初始会员。他参加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剑桥召开的1833年会议。

　　晚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与李嘉图的亲密关系，为此他写道：“除了我的家人，我从没有像这样爱过他人，交换看法，我们毫不保留，之后我们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只为真理，别无他念，以致于我不得不设想，或早或晚，我们总会取得一致。”玛丽亚·埃奇沃思与两人都相熟识。她这样描绘他们：“他们齐心协力探寻真理，无论谁是第一个发现者，他们都欢呼相庆；我真切地看到他们以自己有力的手臂拉动绞盘，让那痴心眷恋于井底的真理女神升出地面。”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间的友谊始于1811年6月，马尔萨斯“冒昧地引见自己”，希望“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能站在一边，对那些观点上的分歧，我们只需要私下进行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笔墨官司。”这带来了他们之间从未断绝的亲密关系。李嘉图在周末频频造访海利伯里；而马尔萨斯到伦敦的时候也常常逗留几天，起码要与李嘉图共进早餐，后来的年月里，马尔萨斯也习惯于到盖特科姆公园，李嘉图的家中住上些时日。这表明他们相互之间怀有最深切的爱戴和尊敬。他们在智力天赋上的对比很鲜明，也很有意思。在讨论经济学问题时，李嘉图是抽象思维和演绎法的理论家，马尔萨斯则是归纳性的和直觉的调查者，他不愿意与可验证的事实依据和直觉中偏移太远。然而在实际的财经问题上，这位犹太裔的证券商与这位贵族血统的牧师的角色就会完全颠倒过来。我记录下了这样一件小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李嘉图是一个辛迪加的主要成员，这个辛迪加从事政府债券的操作，相当于目前的“包销”。他的辛迪加通过参与招标从财政部的债券总额中得到了包括各种期限的债券，然后作为投资机会逐步向公众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往往要帮马尔萨斯一个忙，马尔萨斯不用掏一分钱，李嘉图就把一部分债券份额记到他名下，这意味着，只要马尔萨斯持有的时间不是太长，一定的收益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辛迪加的初始价格条件比当时的市场价格要低得多。这样，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几天，马尔萨斯发现自己手中的公债正处在一个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经已经无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图，只要不是“错的或不方便的”，“就干脆赶紧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诺给我的收益实现了，哪怕只是一小点也好。”李嘉图执行了这一指令，尽管他自己绝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他的消息来源告知他公债可以在滑铁卢战役那一周达到牛市的峰顶。在1815年6月27日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他谦逊地汇报说：“像往常一样，我从对上涨的预料之中获益颇丰，我成了公债的大赢家。”“现在让我谈谈我们的老课题，”他接着投入到对商品价格上涨原因的探讨之中。

　　可怜的马尔萨斯禁不住心中懊恼：“（他写于1815年7月16日）我得承认我曾以为第一场战役的胜机属于波拿巴，因为他有进攻的机会；的确，从威灵顿公爵的调兵遣将看来，波拿巴一时曾经胜券在握。然而事后看来，法国人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如果他们拿出了为保卫独立而战应有的力量和热情，一场战斗，无论它如何血腥或彻底，是无法决定法兰西的命运的。”

　　这一友谊将在历史中长存，因为它产生出了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文字往来。1887年，博纳博士发现了由科勒内尔·马尔萨斯所有的李嘉图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件，然后出版了他的署名的版本。然而对马尔萨斯所写的信件的寻找却是一无所获，这些信件本来应该由李嘉图的家庭成员所持有。1907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些散轶信件中的一封，这封信是大卫·李嘉图偶然送给伊斯顿·格雷的史密斯女士的，她乐于收集名人手迹。这位教授同时还声称——极有先见之明地——“大卫·休谟对《国家财富》的评论曾被销毁，而马尔萨斯的这部分信件的遗失将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仅次于此的文字之灾。”对皮罗·斯拉法先生来说，什么也隐藏不住。为编辑即将出版的《大卫·李嘉图著作》的全本和定本（此书是为皇家经济学会准备的，将于近年内出版），斯拉法先生在研究工作中发现了那些散轶的信件。这两方面的通信的出版将会大大提高它所包含的趣味。其中的确可以发现经济学理论的种子，也能发现他们论证命题时分歧的线索——在一开始就形成如此大的分歧，除非分歧消除，否则很难认为他们所用的定义是一致的。李嘉图研究均衡条件下产品的分配理论，而马尔萨斯则关注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现实世界中每日产出的数量。马尔萨斯所针对的是我们碰巧生活于其中的货币经济；而李嘉图针对的是一个货币中性经济的假想概念。他们很大程度上知道存在分歧的真正原因。在1817竿1月24日的一封信中，李嘉图写道：“在我看来，我们在那些经常讨论的题目上的观点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你在头脑中经常考虑那些个别变化带来的直接和暂时的效应，而我则把这种直接效应和暂时效应撇在一边，全神贯注于这些效应所造成的结果，即事物的长期状态。或许你对这些暂时效应评价过高，而我则过于低估。要正确对待这些命题，就需要认真加以区别和注意，并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原因。”

　　马尔萨斯在1817年1月26日对此做了很有反响的回答：“我同意你所谈及的问题是我们的观点分歧的原因之一。我确实倾向于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虑，因为这是便写作在实践中有益于社会的方法，我也认为这是避免犯拉普他岛的裁缝们所犯的错误的唯一方法，如果失之毫厘，则必谬以千里。另外，我的确认为社会进步包含着不确定因素，如果忽略那些能在八年或十年中促进或阻碍生产与人口增加的因素，就等于忽略了导致国家贫穷或富足的因素，而这正是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主要目标。一个作者诚然可以做出任何他喜欢的假设，但如果他的假设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他就不能从假设中得出任何有实践意义的推断来。你在关于利润的文章中假设实际劳动工资是恒定的；但它是随商品价格波动的（二者在名义上是一回事），利润也是变动不定的，因此你的推断就无法应用到事物的实际状态之中。我们在周围的国家，尤其是在我国，看到的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长短不定的历史时期，而从未见到过你仅仅考虑了的一成不变的社会进步。

　　但造成我们的分歧的更细致、更本质的原因，我认为是这样。你似乎认为人类的需求和口味时刻在等待着供给；而我则坚决认为没什么比激发新的需求和口味更难的了，尤其是要从原有材料中创造新需求和新口味就更难。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所赋予它的价值，供给越适合于需求，其价值就越高，一天的劳动就能换来或曰带来更多的可支配的购买力……我非常肯定地认为，在实际阻碍生产和人口增长的因素中，需求刺激的不足更甚于生产能力的不足。”

　　一个人如果细读了这些通信，就不能不感觉到，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里，马尔萨斯的一系列方法被完全抹煞，而李嘉图的方法居于完全的统治地位，这对经济学的进步可称是一场灾难。在这些信礼中，马尔萨斯一次又一次地谈论着简洁的思想，但头脑笼罩在阴云里的李嘉图却全然无法理解这种力量。

　　早在1814年10月9日，由福克斯韦尔教授发表在《经济学杂志》（1907年，第274页）中的信中，马尔萨斯写道：“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你的观察，你认为‘由积累欲望引起的需求同消费的欲望一样有效’，即‘消费和积累能同样促进需求’。我知道，对于利润下降，你一般会从积累上找原因，而我则坚信，这是因为生产价格比生产成本相对降低，或者说是有效需求缩减，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原因。”

　　但从马尔萨斯写于1821年7月的两封信的摘要中可以看到，到那时为止，这一在马尔萨斯头脑中清清楚楚的问题，在李嘉图的头脑中仍然迷迷糊糊。（1821年7月7日）我们在世界的每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闲置着的巨大的生产能力，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由于对实际产品分配不当，造成继续生产缺乏足够的动机。

　　为了探讨财富增长的直接原因，我显然要探讨动机问题。我根本不想否认人们有权消费掉全部产出，但根本问题在于，在各部分之间进行分配的方式是否能最大程度上引起有效需求，从而激发以后的生产。我毫不怀疑地坚持认为，快速积累的意图必然意味着非生产性消费的大幅度缩减，这极大地损害了一般的生产动机，从而必然过早地阻碍财富的增长。这才是最具实际意义的问题，至于是否应该把这种不景气称为供应过剩，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但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即快速积累的意图造成的劳动与利润的分配损害了今后积蓄的动机和能力，从而损害了供给能力和人口就业的增长，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积累的意图，或曰储蓄过剩会对一国造成切实的损害。

　　（1821年7月16日）对于目前讨论的这一问题，看来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地相互理解了，如果你读了我的最后一章第一部分的头两段，而仍然“认为把巨大的生产力投入生产，其结果对人类不利”，那么我几乎对是否有能力表白自己感到绝望了。

　　我明确声明，我的目标是阐明引发生产力的原因；如果我建议保持一定比例的非生产性消费，显而易见那不过是为了保证最大程度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动机。而且我依然认为，对于一国的财富来说，随土壤肥力而有所不同的非生产性消费的占一定比例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在各种生产动机当中，最核心力当然是使那些运作产业的人获得产出的适当比例。然而你却主张大规模的暂时储蓄，在利润足以促使它投入生产时却开始储蓄，这可能导致对于产品的分配不能引发进一步增加生产的任何动机。

　　如果把一段时间里没有进一步增加生产的状态不适当地命名为不景气，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它，尤其是在这种不景气不可避免地使正在成长的一代沦于失业的时候。我们从重复的经验中知道，除非有一些工人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工作，否则劳动的货币价格是不会下降的。

　　问题在于，这仲资本的停滞，以及由于在增加的产品中没有使地主和资本家得到适当的非生产性消费的份额而造成的对劳动需求的停滞，在发生时会不会无损于一个国家，会不会导致幸福和富足的程度降低，而如果使地主和资本家在自然社会剩余中得到非生产性消费的适当比例，从而继续保持生产的动机，就会首先避免对劳动的不正常需求，避免将会发生的这一需求的突然缩减，这样是否导致社会幸福和富足程度的降低呢。

　　如果资本和劳动停滞不会导致恶果，那么怎样才能说明，对生产者可能有害的过于节俭反而不会对国家有害呢？怎样才能说明，在生产失去动机的时候，增加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不能作为一个适宜的解决办法呢？”

　　如果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成为19世纪经济学领头人，今天将是一个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为了重新发现，为了冲破误导我们头脑的重重迷雾，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而这本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一直称罗伯特·马尔萨斯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而在这些信件发表之后，带着更多的同情与崇敬，这一荣誉他将更加当之无愧。

　　在这些信中，马尔萨斯的确在重述他出版于1820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第七章第四部分的论点，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者引发的分配，以此作为增加全部生产的交换价值的方式，”它未能打动李嘉图，也未能影响后世的思想，但马尔萨斯使这一论点更加清晰。

　　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论点的精髓在《政治经济学》中已露出端倪。在本章的第五部分，“对1815年以来劳动阶级的苦难”，马尔萨斯继续应用了这些原理。他指出痛苦应当归因于资源的转向，先前资源投入于战争，投入于储蓄的积累。而在如今的情况下，储蓄不足不可能是问题的原因。储蓄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已不再是一种公共责任。公益事业以及地主和有财产的人的消费才是适宜的解决办法。

　　下面的两节可以引用为对1815年到1820年所发生的事件的最好的经济分析：“当利润偏低并且不确定的时候，当资本家在那些本应安全地利用他们的资本的地方却遭受损失的时候，当由于这些原因造成资本外流的时候；一句话，当问题的性质所体现出来的所有证据都清楚地证明了对国内资本缺乏有效需求的时候，却建议进行储蓄，并且把更多的收入转化成资本，这不是违背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吗？这不是毫无意义地反对供给和需求原理这一诸多原理中最首要、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原理吗？这不是等于在人们忍饥受饿、流离失所的时候却建议他们操办婚姻之事吗？

　　“总之，我要说，参与战争的士兵、水手或其他阶级突然转化为生产劳动者会造成生产与消费均衡的紊乱，而治愈这一恶魔的最力所能及、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雇佣穷人参与筑路和公共工程，而地主和那些拥有财产的人致力于建设，改善和美化他们的工地，以及雇佣工人和仆役。”

　　储蓄与投资平衡问题在书中序言里已全部提出了：“亚当·斯密声称，资本增加源于节俭，每个节俭的人都有益于社会，财富的增长依赖于消费与居于其上的生产之间的平衡。毫无疑问，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显然也绝不是无条件的，因为储蓄的原则一旦过度就会损害生产的动机。

　　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最简单的食物、最破烂的衣服和最鄙陋的住所，那么这世上就绝不会有其他的食物、衣服和住所……两个端点是显见的，需要的是有一个中间点，虽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不一定能确定它，但考虑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愿望这两方面，这一点应该是最能激发财富增长的一点。”

　　对李嘉图来说，全然无视这一系列思想的意义当然是个重大错误。但马尔萨斯也存在缺陷，即在于他完全忽略了利息率所起的作用。20年前，我本可以反驳马尔萨斯，他所设想的事情的状态，除非利息率首先降低为零，否则不会发生。像往

　　常一样，马尔萨斯洞察到了什么是正确的，但只有解释清楚过度节俭不会带来利息率降低为零，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它是正确的。

　　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对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来说，除了一般的感情，这三个人物还激发了我们精神上的其他东西。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并未被他们相反的头脑品质所阻隔，而是终其一生在和平与友好中相互交流。

　　李嘉图去世之前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中的最后一句是：“现在，亲爱的马尔萨斯，我完了。像其他争辩者一样，在许多辩论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各自的观点。然而这些辩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你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爱你。”

　　马尔萨斯比他的朋友多活了十年。“（他在死前所写）我的观点是公开的。如果我要修改什么，也只能在语言上做些改动，而且我不知道是否能改得更好。”

　　1833年，马尔萨斯去世的前一年，马蒂诺小姐到海利伯里来拜访他。她很高兴看到“绿化得很好的赫兹郡。几乎每天工作之余我们都出去—一五六个人愉快地骑马相聚，踏遍每一条绿色林荫道，欣赏周围的每一片景色。其他教授们的家庭则组成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团体——我们没有兴趣谈论学生中的哪一个会成为未来印度的行政官。年轻男人们谈论的风行一时的笑话，郑重其事的相互尊敬，以及不时爆发出的喧闹；年轻女士们的射箭术；波斯语教授那奇特的君子风度；勒巴校长的渊博学识和诚恳的学者风度，以及夏夜聚会中颇有古风的谦恭，所有这些都过去了。”

　　二、罗伯特·马尔萨斯：百年训谕

　　在《伊斯兰革命》的序言中，雪莱写道：“形而上学，以及对道德和政治科学的探讨，已经蜕变成了使那些已被破除的迷信再生的妄想，或者是马尔萨斯式的诡辩，算计着使那些人类的压迫者们在永恒的胜利中安然入睡。”

　　戈德文的女婿如是说，他抨击着《人口原理》对人类未来的美好希望。另外一个诗人，马尔萨斯在基督学院的同窗柯勒律治，其观点也并不友善：“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博纳博士写道：“其余的纸边批语主要是一些感叹语（如‘蠢驴！’），很多都有欠文雅。”

　　如此看来，无论对于富于革命精神的诗人还是对于富于保守精神的诗人，马尔萨斯都是经济学家中诡辩者的代表——这个露骨而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家伙，偏离了人道主义的本源，他用不言自明的道理证明：所有减轻贫困和灾难的企图都会适得其反；开通的自利行为比一时的慈悲心肠更是一种社会公德；商人们为了那些最红光满面的人——指那些最富于财产的人——的生存而奋斗，而一旦他们无法继续，世界将极有可能陷入悲惨之中。

　　这两位最具睿智而气质相异的诗人就是这样来解读他们所听到的东西的。他们的控诉矛头指向19世纪的经济学家，但也并非全然错误。今天我们也没能完全逃脱出他们的控诉。

　　如此纪念马尔萨斯似乎有欠公平。《人口原理》的第一版是为了批评戈德文的《政治公正》，第二版则是为了批评佩恩的《人的权力》，其中有一段是经常被引用的：“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儿食物，而且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

　　当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议“授权教士们建造房屋”时，马尔萨斯写了一本小册子，敦促无论如何不能减轻“获得住房的困难”。

　　这样提及马尔萨斯的名字仍然忽略了一点，即他的生活与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工作被截然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都起因于他周围的事件和影响。其中的第二部分是一次无效的努力，李嘉图和他的学派正在把他们的理论套在我们的脖颈上，而马尔萨斯却想推翻它。在我前面的引文中，雪莱继续写道：“四散的阴云也已笼罩在我们的小说与诗歌之上。然而在我看来，人类正在从昏睡中觉醒。我感到了一种缓慢的、逐渐进行中的悄悄的变化。”

　　在一个脚注中，雪莱把《人口原理》后面诸版中的一些变化慷慨地称之为“公众希望苏醒的标志”。有这样一段，这是《人口原理》第二版中接近结论的那一部分，也正是雪莱头脑中所想的那一部分：“总而言之，由于人口原理的作用，尽管减轻苦难的前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光明，但也远非毫无希望。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人类社会逐渐向前的进步，在出现最近的胡思乱想之前，这正是理性期望的目标。财产和婚姻的法则，以及狭义的自爱原则促使每个个人努力改善自己的境况，我们应当感激这些法则，因为正是在这些法则之下，人类的天才得以发挥，人类得以由野蛮走向文明。根据人口原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出结论，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抛弃使我们升高的这一阶梯，但这绝不说明我们不能借助于它更进一步。社会结构的许多特征也许仍会保持原状。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社会仍会由有产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组成。但每个阶级各自的状况，两个阶级之间的比例都可能大大改观，使整个社会趋于和谐与完美。如果在自然科学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地发展的时候，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却裹足不前，以至于连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前进障碍都无法解决，这种对照的确令人悲伤。然而，无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显得多么坚不可摧，我们仍然心存希望，因为我们探讨的结果并没有使我们放弃人类社会进步的事业。一点点好处，只要是可以得到的，就值得我们拼尽全力，就足以让我们付出努力，让我们满怀憧憬。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人类的美德与幸福能与自然发现的光辉历程齐头并进，但只要我们不自暴自弃，我们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前者将随后者的进步而进步，并从后者的成功中分享好处，其程度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劳动阶级的苦难主要因为他们的低水平的生活状况引起了马尔萨斯的注意。滑铁卢之战以后以及战争结束之后，呈现在马尔萨斯面前的是失业问题。正是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他提出了人口原理。他强调，除非减少劳动供给，否则无法提高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水平。然而在第一版中，他强调的是减少劳动供给的困难，在其后诸版中，他却强调减少劳动供给的重要意义。在他一生中的后半期，他被战后失业的问题困扰着，失业的范围第一次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00年来，本应有人读到他对强大的李嘉图的有力而不容辩驳的抨击，哪怕仅带着一丝同情与理解。就这样，马尔萨斯这个名字因“人口原理”而不朽，而他提出更深刻的“有效需求原理”时的天才直觉却被遗忘了。

　　然而今天，让我们把马尔萨斯作为第一个剑桥经济学家吧——最重要的是，把他作为用规范的思维框架面对世事纷坛的伟大先驱吧。马尔萨斯通过一条最佳途径接近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马尔萨斯在佩利时期的剑桥大学走向成熟，他开始有志于哲学和道德科学，并运用政治哲学家们的演绎方法。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头沉浸在经济史实和当代世界的问题之中，运用历史归纳的方法，并吸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最后，他又回到演绎方法，不过这次是作为专属于经济学家们的纯理论方法。他寻求将规范的思想方法应用于事实资料，并通过直觉选择类似规范原则的方法来透视这些事实，进而解释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总之，在经历了一个道德学家的幼虫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蛹之后，他最终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张开思想的翅膀，翱翔于世界之上。

　　作为结论，让我来为你读出马尔萨斯所写的这一段文字，它总结了一个经济学家应当怎样看待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耳边经常能够听到反对理论和理论家的呼声，它们来自那些自以为在实践中精明强干的人。应当认识到，差劲的理论是非常差劲的东西，他们的作者非但无用，而且常常成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但看来这些实践的鼓吹者并不清楚，他们自己也往往会像他们所反对的那样。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属于当时最具危害性的理论家之列。当一个人信心十足地对人讲述他观察范围之内的事实的时候，无论这些事实具有多大的局限性，它们也增加了社会知识总量，从而有益于社会。但是假如一个人竟然从他的局限性的经验中，从他对自己的小农场的经营管理中，从与他相邻的作坊的鸡毛蒜皮中得出一个普遍性的推断，他就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理论家，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然而这是尤为危险的。因为确立理论的唯一基础是经验，而人们往往一听到词汇的音节就被迷住了，甚至不停下来仔细分辨一下局限性经验与普遍性经验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有理由称颂马尔萨斯：他的深刻的经济学直觉，他不但能对变换的经验图景保持一颗开放的头脑，而且一直不间断地以他的规范思想中的原理来解释经验，把此二者结合起来，体现了他非凡的能力。我相信，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现在在他的母校纪念他，应当向他致以永不褪色的敬意。


　　






精英的聚会--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一

　　斯坦利·杰文斯在马尔萨斯死后的第二年诞生，他只比马歇尔年长七岁，比埃奇沃思年长十岁。在他获得教授职称之前，由福克斯韦尔教授代替他在大学学院中主持讲座。他是我父亲参加剑桥大学1875年的伦理学学位考试时的监考人。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据我父亲回忆，是在早年之时，把他当作一位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福克斯韦尔教授代他主持讲座已是60年前的事了，而他作古已有50余年了，虽然我们今天（晚了一点）才来纪念他诞辰100周年，但我们认为，在穆勒于1873年去世之后的半个世纪中，他是统治着经济学思想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对我们这些今天汇聚于此以表纪念之情的人来说，他又是我们的教师和前辈。

　　他的家庭属于受过教育的脱离国教教派的教友阶层。他们没有学术界的社会关系，但在19世纪的前半期，他们组成了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和伯明翰的知识界，并成为伦敦大学附属学院中的本瑟姆基金会（成立于1826年）的骨干，以及曼彻斯特大学（建于1846年）欧文斯学院的中坚分子。他的家庭和许多亲属都是无神信奉者，因此斯坦利·杰文斯也就终生保持这一信仰。他的父亲是一位铁器商，是史蒂芬森的朋友。他对那个时代的机械革新很感兴趣，据说他建造了（1815年）用于海上航行的第一艘铁船。他自己出资支持建造泰晤士隧道，他还曾写有一本有关法律的小书和一本经济学小册子。他的母亲是一位女诗人，她生的第九个孩子就是杰文斯。她是威廉·罗斯科家族中最年长的孩子。这是一个颇具天赋的家族。威廉·罗斯科本人是利物浦的律师和银行家，也是一位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写有很多著作，其中有《洛伦索·德·梅迪奇传》以及《利奥五世的生平和教皇生涯》（他还写有一本儿童文学作品《蝴蝶的舞会和草蜢的宴会》）。杰文斯娶了J．E．条勒之女，泰勒是《曼彻斯特卫报》的创立者，与《旁观者》的R．H．哈顿是姻亲。

　　他的父亲和外祖父罗斯科尽管都有非凡的天分并且为人诚信可靠，但却双双沦于破产。前者是在1848年的财政危机中破产，后者则是因为他的银行1816年发生的挤兑。杰文斯因此获得了很好的遗传细胞，不能忽视商业波动现象。他对自己的投资和财产状况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如果他在通信中的一些暗示可信的话，那么他自己的经营活动与他关于商业循环的理论以及煤储量渐将耗尽的理论密切相关。杰文斯自己的资本很小，但他妻子有一些家产，据说杰文斯通过对他们的储蓄进行有利的投资来增加收入。但为了保证生活中主要目标的实现，每当事业面临严峻形势时，他都会毫不吝惜地牺牲钱财，在这方面他堪称典范。但也绝不是鄙视金钱，在不得不破费钱财的时候，他也会痛苦不堪。在许多方面，或许绝大多数方面，他都是一个优秀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从精神上和道德上嫌恶极“左”派的表现，欣赏保守党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我引用的是他自己的话——“像保护普遍利益的主要堡垒一样保证这个国家的不间断的、特有的繁荣，”另一方面，他也同样欣赏自由党的“不要谨小慎微，要信心十足地挖掘自然的法则和它的不受拘束的趋势”。

　　由于斯坦利·杰文斯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很感兴趣。他的外祖，威廉·罗斯科热心于社会改革，积极鼓吹废除奴隶贸易。他的父亲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其名为《地主的富裕不能依赖谷物法》。据记载他母亲曾与他一起阅读过大主教惠特利的《论货币问题》，而他第一次求学所在的利物浦机械学院高等学校的校长，霍奇森博士，后来成为爱丁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然而，杰文斯接受的并不是道德科学方面的教育，而是学习数学、生物学、化学和冶金学。1852年，即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七年之前，杰文斯正好17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与哈里进行了几次有关道德哲学的颇具学术性的讨论，讨论中我显得全然是个‘道德依附论者’，不相信我们的‘道德感’与动物性的情感是全然分割的或是根本不同的。我也曾经讨论过物种的起源问题，或者说动物中的诸多物种的衍化方式问题。就我目前所知，我坚决认为所有动物都是由某种原始形态演化而来，其演化过程受到气候、地理等条件数千年来甚至数百万年来的持续影响。莱尔对拉马克这方面的理论增添了很多趣味，但在我看来并没有提出很好的反对这一理论的理由。”

　　在他18岁的时候，由于家境困难，不得不担任悉尼造币厂的检验员，这家工厂是由于当时在澳大利亚发现金矿而设立的。他担任这一职位将近五年。正在一心学习的他不得不半途离开大学学院，这对他的雄心是个很大的打击。而他之所以离开澳大利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文学硕士学位课程，但他在澳大利亚的那段时期正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处于巅峰时的年纪，因此他那时的独自沉思和慢慢酝酿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在他返回后不久，他所做出的那些知识贡献的轮廓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十分牢固地建立起来了。30岁之后，杰文斯的人生就主要致力于对他已经挖掘出来的知识精华进行阐述和巩固。

　　他在澳大利亚以及后来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比起他1859年底回到英国之后的研究来范围要广泛一些。他这些独自沉思的成果明显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与他对经济波动的归纳性研究有关；第二部分则与他所演绎的经济学纯理论有关。这两部分都在他与1862年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剑桥会议的通信中有所预示。在仔细讨论这些之前，让我们顺便提及《煤炭问题》，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第一次引起世人瞩目。

二

　　《煤炭问题》这本书称不上是杰文斯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它是天才之作，也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吸引力和冲击力。但它的预言却没有实现，因为它的基本论点不够成熟。今天重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太过牵强而且夸大其辞。

　　杰文斯在本书中所持论点是：要保持大不列颠的繁荣以及工业领导地位，必须保持重工业在一定程度上的持续增长，而这要求煤炭产量以几何级数增长。他把这一原理作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引申，并将其命名为“社会增长的自然法则”。他以这样的形式来阐明这一原理：“性质相同的物质或处于相同环境中的物质以相同的几何级数倍增”，他认为“如果真正理解了这一语句的含义，它将是不言自明的”。尽管他警告说：“即使我们不改变自己的内在特征，我们的外部环境也将照常变化”，他对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的引申也很容易产生误导。因为他继续说道：“现在，这一仅仅对人口数字来说是正确的道理对生活的其他要素同样有效。如果我们的先辈造就了一定的社会进步，那么除非我们与他们不相配，或者环境有所不同，我们都将造就同样的社会进步。如果他们使自己的收入或铁的消耗量或国家的农业产出翻番，那么我们也应取得这一成就，除非我们的特性或环境有所改变。”

　　在这里，“煤”的地位向马尔萨斯理论中“谷物”所具有的地位接近了一步：“我们的生存不再依赖于谷物生产。废止《谷物法》的严重后果是使我们由谷物转向煤炭。无论如何，这标志着最终把煤炭看作是一国主要产品的时代已经来临，标志着制造业的收益开始上升，而这不过是煤的使用将有所发展的同义语。”

　　容易看出这将得出一个怎样惊人的推断来，令这一代人深深信服，对他们来说就等同于接受一个马尔萨斯的简单翻版。因为，如同杰文斯所指出的：“煤的消耗量实际上是一个双维度的量：人的数量和人均消费量。在整个数字中，人口比世纪之初大约翻了一番，而煤的消耗量却增加了八倍或更多。这里，个人消耗量又是一个组合量：在原有使用方式下的增长和发现新的使用方式。我们确实不能总倍增铁路的长度或船只、桥梁以及工厂的规模，但煤炭的新的使用方式却是无限的。”

　　但这时读者已经被引离了他开始时所精心构造的原理。杰文斯以明确的、令人兴奋的语句得出他的结论：“我们正在走向富裕，人口也数不胜数，因为我们有一笔资源财富，对我们的需求来说它还没有明显不足。由此造就了这个国家所呈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的、非凡的增长速度。我们就像刚刚在一个新国度里落户，对它的边界还杳然无知。

　　“但接下来我不得不指出这一不幸的事实：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久之后就会使煤炭消耗量与目前的供应量持平。煤矿的深度增加，开掘难度增大，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到达那个模糊的边界，停止增长。就像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布莱克印地斯的彼岸。人口的浪潮将冲破这一堤岸，但紧跟着一个回流。作为定居者，我们无法选择内陆深处那肥沃的处女地，只能退回到更差的地方，到山腰去耕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像从前那样发现新的煤田，而只能痛苦不堪地把现在的煤矿挖得深而又深。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区别。一个农场，无论拓得多远，只要耕作精良总能获得收成。而矿产却不能再生，一旦开采殆尽，产量就很快降低为零。

　　因此，既然我们的财富和进步都特别受制于煤炭，我们就不仅仅必须停住——而且必须后退。”

　　必须承认的是，杰文斯希望这本书成为一本了不起的著作。在我看来，把这本书夸大其辞的写作方式归因于他想使自己的思想引人注意的极端渴望是不公平的。他与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862年）的极富独创性的通信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他对商业预测的图解（也是在1862年）像许多烤得半熟的面包，60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这本预言的小册子由他自费出版，只有《泰晤士报》和《经济学家》提到了它，这让杰文斯赔了钱。他关于黄金的小册子（1863年）虽然后来引起了一些注意，但也只卖了74本。然而他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想奉献给这个世界一些有价值的东西。1863年4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想我情绪很低落，因为我的关于黄金的论文问世后，只有姐姐说过一句赞扬的话，而她也不过是尽了姐姐的义务。如果人们都像这样来对待我的所做所为，我该怎么办？一种可能是，你开始怀疑你对自己的所有信心是不是仅是幻象而已；另一种可能是，你认识到即使是最出色的作品也可能永不被世人所接受、所赞颂。最近，我对自己的状况想了很多，写也写不完，道也道不尽。我甚至想，很多时候，自己像个傻瓜，自己的许多观念是那样荒唐可笑。最终我也承认，要敲开这个世界的大门，一个重要的办法是多交朋友，让他们得出你是个聪明人的印象，让他们四处宣扬你的聪明，把他们的推荐书当作一根根杠杆，把你推向你想去的地方。莎士比亚在写他的第66首14行诗的时候，把这一切看得多么透彻啊。

　　显然，我再去空耗力气，破费钱财地出版著作是毫无用处的，它不会引起任何一个人的注意。我必须重头再来，换一种新方法，时时处处去逢迎别人。因为只有在经过漫漫岁月之后，一个人的观念才可能有机会拿出来让那些有能力判决它们的人们过过目。

　　“尽管我处处有错，但我感到我的内心深处并不是自私的，而且在渐渐远离它。有时我甚至想，如果我能感觉到我的努力并非全无用处，我就不该去关心什么名望、财富、舒适，甚至生活本身。如果我能不具姓名地做这一切，也许我会同意这样做。然而，朋友们的责难和你所有的遭遇都是难于承受的，而他们的赞颂之声与钦羡之情却是令人心醉的……我必须驶向另外的航向。”

　　这次他决心要引起世人瞩目。为了使政治经济学从土星上回到人间，所有为了引人注意的艺术都派上了用场。仅在几天之后，亚历山大·麦克米伦先生就发觉他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一年之内，大获成功。杰文斯在日记中写道：“晚间晴好，1865年12月3日。思想者和发明者的工作可能的确证明是永无用处的，是错误的。但即使它已走上成功之路，它也不能，或许是根本不会，马上被人接受，起码是不能。我对社会缺乏爱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的希望和情感几乎双双破灭了。”

　　“1865年12月14日。昨天我收到一封约翰·赫谢尔爵士的来信，盛赞我的《煤炭问题》，那是我最近寄给他的。长时间的劳作和压抑在这封信带给我的片刻满足中得到了报偿——或许我该说是足够的报偿。这本我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书，如果少有人读，更少有人能理解，那么至少它得到了这位科学界人士的首肯，而他，我认为也许是世界上最有资格对这一问题做出全面评价的人。”

　　这位精明的出版商寄给格莱德斯通先生一册，格莱德斯通回信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实际是内涵无限的题目，本书对此做了精彩的回顾。”他还邀请作者去拜访他。“我对格莱德斯通的拜访，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不会轻易忘怀——一个作者会见一位处于权力巅峰的伟大部长。”在对议会的一次演讲中，穆勒提请注意这本书，“在演讲中，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他敦促人们付出更大努力，以实现目前减少国民债务的责任。”实际上，这本书恰好充当了针对偿债基金的一场大辩论的政治弹药。杰文斯写道：“人口扩大，并且总有人们生存的空间；国民收入增长，并伴以缩减的税收；资本积少成多，同时利润和利息上升。这是一个有利状况的结合，以前很少有国家曾经历过，并且不能指望一个国家长期如此。”

　　这很容易激起这一建议：我们靠自己的自然资本而生，所以目前应当迅速缩减已经不堪重负的债务。然而只要转念一想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对煤的需求以几何级数无限增长，那么我们将来的国民收入会有极大的增长，以致于债务膨胀简直是小事一桩。实际上，杰文斯并不怎么担心哪种想法能逃过尖刻的批评。我怀疑，他的结论受到某种心理特性的影响，这种特性许多人都有，但在他心中尤为强烈。这是一种隐秘的本能，他情愿经受资源耗尽所带来的震惊和兴奋。关于这一点，H S．杰文斯先生在与我通信时做了有趣的说明。杰文斯对纸张即将耗尽怀有同样的想法，其原因为对相关原材料的需求十分庞大（这里他又忽视了对技术进步给以适当考虑）。并且，他为自己的恐慌而采取措施，不但储存书写纸张，还储存薄的棕色包装纸，以至于到今天，即他死后50年，他的子孙们还没有用完他留下的这种包装纸；从性质上看，他购买纸张更像是一次投机，而不是买来自己使用，因为他自己在做笔记的时候，常常是写在旧信封的背面或者碎纸片上，而这些本来是应该扔进废纸篓里的。

三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杰文斯对商业波动和价格所做的一系列归纳性研究了。这一研究是从他在186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上宣读的论文开始的。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对周期性商业波动的研究，附以五个图解”。这一页数不足一打的简短论文标志着经济科学新阶段的开始。在杰文斯之前，有人曾经注意过商业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商业形势好与不好的转换。他也不是第一个把经济统计数字画成图示的人。实际上，他的一些图示与普莱费尔的图示很相似，而杰文斯似乎读过普莱费尔的著作。但对经济数据，杰文斯以新的目的来编排、处理它们，从新的角度来考虑它们，他的方法的意义可以表达为：他接近了现实世界中复杂的经济事实，而他的方法无论在字面上还是暗含着，都像是气象学。实际上许多他从前的论文都是关于气象学的。在做出如下宣言之后他才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看来有必要在对商业波动进行调查的时候使用我们所熟悉的其他复杂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气象学和地球磁力学的方法。”

　　就像我们后面将看到的，杰文斯对纯理论的概括与抽象同样精通。他也很清醒，要掌握的资料是不断变换的、复杂的，要发现它们的一致性和变化趋势，就必须加以处理，比较和分析，这样才能得出答案。杰文斯以一个自然科学家所独有的侦查的眼睛和丰富而又有所克制的想象力来观察他的数据，他是第一位能够这样做的理论经济学家。他会一连数小时地对那些图表进行整理、描绘、变换，然后像一个解剖学家制作幻灯片那样小心翼翼地为它们着色，接下来就全身心地观察它们，思索他们，去发现他们的秘密。回首过去，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1862年之后的50年中，对这一归纳经济学的魔术，很少有学习者和模仿者，但今天他显然已经拥有了数不清的继承者，虽然正确地读懂像沙粒一样的经济数据在今天更需一种科学天分，而不是平平常常就能做到的了。

　　首先，杰文斯主要对发现和消除季节性波动感兴趣。实际上，他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上宣读的论文的题目是有可能误导别人的，如果那是在暗示它所讨论的是有关商业循环的问题的话。他指出，尽管在商人的头脑中总有一些关于商业波动的知识没有写出来，但他只了解到两个这方面的研究——吉尔巴特关于银行券流通的研究和巴贝奇关于票据清算的数据的研究，它们分别发表在1854年和1856年号的《统计学杂志》上。接下来他就进一步研究贴现率、破产情况、统一公债价格和小麦价格的季节性波动。这时他还没有考虑到大的波动，他的气象学兴趣也还没有把他引向太阳黑子。但是，他从1844年开始的对许多物品的月度价格的研究已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想法。“1853年前后的巨大的总体价格上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着价格基准的变换。”结果，在第二年（1863年），他的小册子《黄金价值的严重下降》就已把他引向了长期波动，而不是循环波动。

　　当这个不知名的年轻人花费自己的储蓄发表自己在黄金方面的观点的时候，这一题目的研究还非常落后。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曾使得薛瓦利埃（1859年）作出金价将大幅下跌的预言。然而黄金价格这一名词的含义以及适宜的度量标准还十分模糊不清。纽马奇（1857年）和麦克库洛赫（1858年）怀疑并不存在黄金购买力的下降，因而纽马奇在《统计学杂志》（1859年、1860年和1861年）上使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杰文斯不得不从头切实解决价格指数问题。他在这一简短的小册子中所取得的进展，毫不夸张地说，等于所有后继作者的总和。他考察了逻辑问题与辩证问题、称量问题，在算术方法与几何方法之间做出选择，考虑是否排除那些波动不正常的物品，或者一般地说，选择哪些商品才能作为最佳样本。然后他就编写了从1845年到1862年每一年的价格指数，编写的基础是39种商品的平均月度价格，另外他还考虑了79种小商品，以资补充和检验。他这样表述他的最终结论：“我必须信心十足地断定金价下降的事实，但这方面的数字描述却也十分令人泄气。我得出的最低估计是下跌了97个百分点，读者能接受到此我就已经满足了。然而，以我的看法，实际上下跌了将近15个百分点。甚至可能更多。然而，要使数字估计具有更大的准确度肯定还需要很多年。”最后，杰文斯考察了货币价格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根据受影响的程度给各种收入分类，估计对预算和国民债务的影响，探讨“解救办法是否需要或是否存在”，“是否应该放弃金本位制？”“发现金矿是否增加了世界的财富？”最后的估论是：“我只能同意麦克库洛赫的观点，排除那些个别不幸的情况，如果它们存在的话。总之，黄金价值的下降，已经产生了非常有利的效果。它放松了一国在债务和习惯上的束缚，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做到的。无论是那些创造财富还是获得财富的人，报酬都陡然增加。它促使社会中那些上进的、有一技之长的阶层更加努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就像减轻了破产之后的债务一样会不断减轻他的负担。取得这样的效果而并没有打破国民良好的信用，如果信用关系被打乱的话，将造成无法补救的后果。”

　　这本小册子在处理大量统计数据时体现出来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对资料恰到好处的把握，以及由于只能单枪匹马地研究，又缺乏能减轻工作量的工具而付出的巨大的劳动，它在我们这一领域的历史上建立了无可匹敌的地位。在统计描述的历史上，书中所附的大量图示与表格也显示出很高的价值。

　　正像杰文斯对季节性波动的研究把他引向对价格长期变动的探查一样，他对后者的分析使他弄清楚了同一时期循环波动所具有的特征。对循环波动的分析与剔除在他对付论敌对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对黄金价值长期下降是否存在的疑问主要是由于这种长期变动被商业循环所引起的价格变动掩盖住了。那些否认存在价值标准的长期变化的人们，把观测到的变动归因于人们所熟悉的商业状况的好坏转换，他以新的精确度给商业循环定期以及进行度量。这使他后来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而他目前对商业循环内在原因的观察虽然只是附带做出的，但据我判断，这比他后来通俗化的结论更醒目。他做了如下的概括：“这些巨大的商业波动，在大约十年之中结束了，它改变了商业的进程。所有参与商业的人对此都是熟悉的。商业波动的深层次原因还不能完全确定，看来似乎是用于永久性和远期投资的资本与仅用于短期投资以求增值的资本之间变动不定的比例关系。”

　　“如果一国的资本每年都能拿出确定的比例用于这样的长期投资，那么投资回报将像投入本身那样有规律，但情况却不是这样。在特定时期内增加，是这些庞大的、长期的项目的特征。”为了支持自己的结论，杰文斯把37年间在联合王国每年生产的砖的数量、进口木材的数量以及铁的价格列成图表表示出来——这是关于杰文斯对归纳的广泛的好奇，以及这段时期的无比勤奋的很好例证（这仅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在这里提及此事是恰当的，即杰文斯这时感到申请成为我们这一团体的成员已经时机成熟。他在1864年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正在考虑自荐成为统计学会会员，因为使用这一称号、使用它的图书馆以及与其他统计学家的结论都对我大有裨益。”

　　他的下一篇论文《论自1782年以来的价格和通货价值的变动》于1865年5月在统计学会宣读。在这篇文章中，他发展了指数理论，并为继续他对18世纪的系列回顾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第二年，他在统计学会宣读了他的扩展性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使他的社会交往进一步扩大，1877年达到顶峰，他成为协会的秘书和国会议员。此时他移居伦敦，并经常参加我们的会议。1880年他在辞去秘书职务时被任命为副会长。

　　从1862年到1866年的四年时间里，他的头脑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杰文斯靠他在澳大利亚的积蓄生活。他没有职位，感到孤独和失落。即使在1866年的早些时候，他已经声名鹊起，但却依然感到焦虑和压抑。可见他一直如此。1866年5月，他被任命为曼彻斯特大学欧文斯学院的逻辑学、精神学和伦理学教授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希登讲座教授。“现在我每年从学院收入300镑，”他在日记中写道，“从自己的钱财中还能得到将近108镑。有了这些钱，还有什么做不成呢？”但现在他要在思考和写作以外的事情上大耗精力。1867年他结婚了。大约十年之后，他才开始另一项重要的统计学研究。

　　人们常常忘记，杰文斯是在一生中比较晚的时候才发展了他的太阳活动理论，他以太阳的活动来解释商业循环的周期，这一理论永远烙上了他的名字的印记。这一理论发表在两篇论文之中，它们分别于1875年和1878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宣读。其中第一篇比较简短，它不仅仅是在提出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1801年，威廉·赫谢尔爵士曾“努力发现谷物价格与阳光能量之间的关系，把太阳黑子每11年一次的变化作为其标志。”1861年，R．C．卡林顿“在他关于太阳的规范工作中，给出了一个上一世纪和本世纪中谷物价格与太阳黑子活动曲线的比较关系的图示。”这两次研究都以失败告终。但杰文斯在欧文斯学院的同事，阿瑟·舒斯特却使这一理论再现生命力。他指出，“在西欧，葡萄获得好收成的年景大约每11年出现一次，而这正是太阳黑子明显活动的平均周期。”索罗尔德·罗杰斯的《英格兰的农业与价格史》1866年开始问世，这为杰文斯分析较长时期的小麦价格提供了资料。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商业危机每10年或11年发生一次：1825，1836－1939，1847，1857，1866。难道这中间就没有什么联系吗？“我很清楚，”杰文斯断言，“这样的思路看起来太过牵强并且像是精心编造的，然而最近50年中，金融危机发生得如此有规律性，看来这样或那样的解释都是可靠的。”但他很快就醒悟过来，不能发表这一想法，它还仅仅是一个思维的闪光。“后来的研究使我确信，我的数字并不支持我从中得出的结论，于是我撤回了论文，未予发表。”

　　然而，病毒已侵入他的体系之中。每个人深陷于“天衣无缝”这种事情的时候，都将很难自拔。1878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宣读的一篇论文中，他又回到原地，并在发表了《自然》上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一观点进行重述。三个新的发现成为支持他的理由。首先，他上溯到几乎18世纪初的历史，发现了商业危机10年或11年的规律性。其次，他的天文学家朋友们指正他，太阳周期并不像他原来猜想的那样是11．1年，而是10．45年，这与商业危机的序列搭配得更好。再次，他不再用欧洲的收成来解释太阳黑子对商业的影响，因为它的价格数字产生出来的是不利的结果。这次他改用印度的收成情况。他辩解说，由于印度农民的购买力不断增大，他们在购买进口商品同时，也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发展。

　　杰文斯的观点从未如此清晰过。他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证明商业危机大约每10．5年发生一次。天文学家们告诉他太阳周期大约是10．5年。他称此为“完美的一致”，这使他对这一巧合过于武断。“请允许我证明，”他在写给《自然》的文章中写道，“我从未如此急切，在经过进一步的仔细研究之后，我完全相信，这些每11年一次的危机的的确确依赖于相同周期的气象变化。”然而，对与商业危机的时间相关的坏年景的确切时间，他大大忽视了，而这是寻找直接联系的必要的第一步。在1875年的一篇论文中，当时他还把证据建立在欧洲的收成之上，他发现了好收成带来的乐观精神这一环节：“约翰·米尔斯先生在《曼彻斯特统计学会会报》（1867－1868）上发表的有关信用循环的出色的论文中指出，这些周期性的危机实际上是精神性的，是源于沮丧、希望、兴奋、失望以及恐慌等心理的反复变化。……如果假设商业信用以及企业的变化主要是精神性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外部因素使人们忽而希望、忽而失望、忽而沮丧吗？可能是英格兰民族的商业阶层就像现在这样组成了一个群体，它受到精神上的或其他方面条件的影响，从而自始至终经受了一个似乎与太阳黑子有关的波动周期。在这样的条件下，食品价格的一个比较微小的波动，如果以相同方式反复出现，在波动的某一相关点上，就可能足以造成强烈的影响。”

　　1878年，他把这一理论称为“奇思异想的假说”，并把一切都建立在由于印度或其他地方周期性的收成变动而造成的对外贸易10年一次的波动上。不幸的是这引起了确定时间上的困难，而他却轻率得不可思议地把它放过了：“出现的一个困难是，当英格兰发生商业危机的时候，德里的价格却很高，或者甚至正处于升高的过程之中。而结果不可能先于原因，我们应该设想到，印度的坏年景可能在一到两年之后，我们这里才能感到它的影响。实际上，孟加拉的饥馑看来是在马德拉斯发生同样事情之后才发生的。”

　　由此看来，归纳性观点的内容无疑是脆弱的。然而以各种作物和各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为基准，如果世界上寅吃卯粮的年份与能够存粮的大丰收的年份交替出现，而且总的说来与太阳周期相一致，如果这个假设能成立的话，杰文斯就可以为他的理论找到坚实的基础，把他的论题与他在1863年就已得出但却被抛诸脑后的理论，即商业周期源于投资波动这一理论联系起来。因为对由于消费过多而引起的作物产品储存上的投资与不投资之间的交替，与杰文斯以前归因其上的对耐用物品新增投资的波动在结果上是相似的。

　　无论把假说建立于归纳性研究之上这样做对杰文斯来说是否是错误的，或是轻率的，这都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因为他本人是个逻辑学家和专于理论演绎的经济学家，却以这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这使经济学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从伦理科学使用的先验方法转向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但是经济学所面临的实际素材总是处于反复变化之中的。杰文斯追求的是一种极端困难的艺术，他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孤身一人磨练技艺。

　　无论是在天赋上还是成就上，关于太阳黑子的论文都不能与《黄金价值的严重下降》相提并论。在他之后出现了对他的结论不利的情况，天文学家们转而认为太阳平均周期是11．125年，而对于商业周期，7或8年一次也比10或11年一次更常发生。1909年，他的儿子H．S．杰文斯教授以一种巧妙的方式重新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收成的统计数字可以被解释成3．5年的周期，两个或三个这样的小周期形成7年或10.5年那样的周期。战后，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对收成统计做了更为精细的研究，他的结论是一个15．2年的复杂周期，并可以分解成若干次周期。目前这一点已被广泛认同，即使发现收成周期与太阳周期或更复杂的气象现象相关，这也不能作为对商业周期的完整解释。以过于精密、过于绝对的形式来表达，使这一理论陷入偏见之中。但是，杰文斯关于气象现象影响收成波动以及收成波动影响商业循环（尽管今天不像过去那么重要）的观念，不会被轻易抛掉。

四

　　杰文斯对于建立在简化的、抽象的假设之上的演绎经济学的贡献同样是富于创造性的。他的思想可以回溯到1858－1859年，他22或23岁，在澳大利亚独自思考的那段时期。到1860年，当他已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时，一个成熟的理论在他头脑中业已成形。1860年6月1日，他写信给兄弟赫伯特：“前一时期，我在政治经济学上花了很大精力。短短几个月，我就幸运地得出了‘真正的经济理论’，对此我确信无疑。它是如此透彻、如此连贯，以致于我在阅读其他这方面的著作时简直是满腔愤慨。这一理论在原理上全部是数学问题，我同时表明了数据计算如此复杂，目前是没有希望完成的。但是，对政治经济学从前得出的那些主要原理，我已经用数学方法全部做了证明。只需处理一系列定义、公理和定理就可以得出结论，它们非常严格而且相互联系，就像是许多几何问题一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公理是，以人们必须消费的简单食物为例，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从最后一部分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和好处依某种程度递减。人们吃饭时从开始到最后所得到的享受是递减的，这可以作为例证之一。我作出假设，即平均说来，效用比率是商品数量的某一连续的数学函数。效用原理实际上总是被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复杂得多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冠以供给与需求原理的名称，而一旦以简洁适当的方式加以表述，整个政治经济学就会豁然开朗。当然，多数结论还是原先已有的，并用与从前一致的方法表述出来，但就我所知，我对资本的定义以及我所提出的资本利息的原则是颇具新意的。我并不想把这些东西束之高阁而让别人抢占先机，所以我想明年春天将它们公之于众。”

　　然而，直到两年多之后，他的理论的梗概才得以公开发表。杰文斯寄了一篇题为《对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的介绍》的短小论文给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下部，在他缺席的情况下，1862年在剑桥举行的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当时马歇尔正是剑桥一年级的本科生。杰文斯对这篇论文的价值和水平是有信心的，虽然不免心存疑虑，但还是盼望它产生某种效应。1862年9月，他写信给他的兄弟：“虽然我很清楚我的这篇论文的价值可能抵得上其他所有宣读的论文的总和，但我不能断言它一定会被接受——它是不是被宣读，或者它会不会被看作是胡言乱语……实际上，我十分好奇地想知道我的理论对我的朋友们乃至全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响。我会像一个炮手注视着炮弹或弹丸的飞行轨迹那样关注着它，看它是否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这篇论文未能引起任何注意并且未能发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秘书写信给他说，“对以上提到的理论进行深入解释以及发表它的工作将被推迟，直到出现合适的时机把如此困难的问题确立为研究目标之后才能予以考虑。”四年之后它才被发表在《统计学杂志》（1866年6月）上，占用了五页的篇幅。尽管对现在的读者来说，杰文斯的27个段落都很流畅，但作为一个完整理论的摘要和提纲，它还是显得复杂了一点。但他后来所有思想的实质都已经在这里了。一个享乐主义者的计算使我们在消费带来的效用与劳动带来的负效用之间谋求平衡。商品价格不是决定于商品的总效用，而是决定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和生产的边际负效用之间的均衡。或者像他在这里表述的那样，“效用系数是物品供应最后那个无限小的增加量与它带来的快乐增加量之间的比率。”“在一定强度和持续时间下，劳动将被持续使用，直到再增加使用劳动所带来的痛苦大于因此带来的产出增加所代表的快乐。资本量则是由资本用于投资所造成的享受推迟所代表的效用来估量的……因为劳动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资本相协助，而利息率总是由新的产出增量与用于生产的资本增量的比率所决定的。”在一个结论句中表明了他与古典学派的分野：“资本的利率与对劳动的全部回报无关，而只与最后的资本增量所增加的回报相关。”

　　这一摘要并未比第一次宣读它时得到更多的重视，但在五年以后，它被完整地表述出来，《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71年10月出版。H．S．杰文斯教授记载说，“根据我父亲手稿上的一条笔记，如果不是由于1868年和1870年弗莱明·詹金教授的两篇文章出现，这本书的出版可能要大大推迟到1871年之后”。这本书无论在顺序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紧扣约十年前的那一个摘要。但它却完成了后者当时做出的承诺，“减少以数学形式表达这一科学时会碰到的主要难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引入了图示，并以数学形式表达论点，为此而频繁使用了微积分符号。

　　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这一学科历史上的地位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对它的内容我就不再赘述。1871年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像1862年时那样具有独特的开创性。因为，即使撇开古诺、戈森、杜普特、冯·屠能及其他先驱者不谈，还另有几位经济学家，尤其是瓦尔拉斯和马歇尔，1871年的时候，他们正在忙于涂写各种方程，“X”和“Y”，“△”和“＆”。然而，杰文斯的《原理》是第一本以完整形式提出价值的主观评价、边际原理以及这一学科中现在常见的代数和图示技术的论著。这是经济学的第一本现代著作，对那些被新近吸引到这一学科上的智慧的头脑们来说，这本书已经显示出独有的吸引力——简洁、流畅而不闪烁其辞，在马歇尔精雕细刻的地方它却大刀阔斧。为了让你回想起它的这些特质，让我随便翻开一页，找一个段落读下去：“事实上，劳动一经付出，对物品的未来价值就毫无影响了：它已被永远失去了。一旦失去便永不再回。在每一个起点我们都头脑清楚，通过事物的未来效用来判断它的价值。实质上，工业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很少有一项事业的结果与对它的初衷能完全一致。

　　“虽然劳动不是决定价值的原因，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却是决定性条件，因为价值只决定于最后的效用程度。而我们怎样改变这一效用程度呢？——增加或减少用于消费的商品。而我们又怎样增减它呢？——为获得供给而增加或减少劳动。根据这一观点，劳动与价值之间存在两个步骤。劳动影响供给，供给影响效用程度，而效用程度决定价值或交换比率。为了使这一系列重要关系准确无误，下面我用行列形式重新表述：

　　生产成本决定供给；

　　供给决定最后效用程度；

　　最后效用程度决定价值。”

　　最近，杰文斯的资本理论赢得了特别的赞誉，因为他与奥地利学派一起，强调了资本数量两个不同的向度以及由资本到产出所必需的时间。然而（正如罗宾斯教授已然指出的）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论述被那些“工资基金”思想的附和所玷污了。依杰文斯所说，“只在那些需要由某个行当或某个阶层的劳动者不间断地工作的商品集合中，才存在着资本”。他认为，“工厂、船坞、铁路或船只这些都不是资本，它们只代表了沉淀下来的这么多资本”。“所以，我不会说铁路是固定资本，我宁愿说资本凝结在铁路之中。资本并不是铁路，而是那些铺设铁路者的食物。”但另一方面，在一些段落中，他也令人钦佩地洞察到，在供给方面，资本是由预先决定的当前的效用量所度量的；在需求方面，资本是由预期中的未来效用的现值所度量的。

　　令人稍感惊奇的是，甚至这本书也没能马上获得成功。关于它只有两篇重要的评论，一篇来自代表老一代的凯尔恩斯，一篇来自代表着新一代的马歇尔，马歇尔的评论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东西。凯尔恩斯声称，由于他不懂数学，因而这本书对他来说十分晦涩难懂，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得出结论，将这本书全盘否定。马歇尔的评论则显得不冷不热、勉勉强强。他写道：“即便我们深入阅读此书，也不会发现确有新意的重要观点。”“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那些堂皇的原理，而在于一些细微之处的独创性的论述，一些暗示性的评说和小心翼翼的类推。”最后他十分个性化地得出结论：“如果删掉其中的数学，同时又保留它的图示，那么这本书将会有所改观。”对此，杰文斯在一封信中发表了如下评论：“在1872年4月1日的《学术界》上的确有一篇评论，尽管它比《星期六评论》的那一篇公平些，但也没有什么评论价值，不值得你去劳心注意它。”到了1874年，杰文斯还写道：“我并不清楚我的观点是否被某个什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接受了，但的确有些人对它们另眼相待，这是一些涉足这一学科的年轻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其中乔治·达尔文先生，那位著名的博物学家之子，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敏锐的经济学家。”

　　杰文斯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在杰文斯去世八年之后，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只是勉强提到了杰文斯。他很不情愿承认他欠杰文斯什么。1874年之前，他从未去过剑桥，那一年他首次到剑桥充当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监考人。“我唯一一次见到他，”马歇尔给我写信说，“是在1874年，他担任我的监考人。他使得肯尼迪博士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他们是年近花甲还是已然古稀？

　　哦，皮尔森、加德纳、福克斯韦尔和杰文斯’。”当然，他是福克斯韦尔教授的亲密朋友，经常与他通信，1880年底再一次到剑桥拜访了他。杰文斯在1875年和1879年致福克斯韦尔教授的两封信中，言语间似乎表明，在他们的交谈中福克斯韦尔教授曾为马歇尔在一些理论建树上的所属权。1875年杰文斯写道：“你的信中谈及我的论文，对此我很有兴趣。它告诉我很多目前在剑桥风行的哲学科目上的思想，而这是我从前无法了解到的。我不知道马歇尔很早就接受了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理论，我认为没能及时发表它是个遗憾。

　　“对于我所使用的数学方法，你、他以及其他人的反对当然是很坦率的，我也很愿意看到其他方面的评论，但我想争辩的是，我关于效用的观念是正确的，而以数学方法建立它是唯一适宜的方式。”

　　在1879年的信中，他写道：“至于谈到工资和地租原理的相似性，我当然不知道马歇尔1869年在他的讲座上讲过些什么，因为我从未去听过这些讲座，也没有见到讲座的笔记。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在做监考人的时候我倒是听到了考生们的回答，但我不记得他们谁说过这方面的事情……

　　“至于马歇尔的独创性，我从未有过半点异议，既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理由。但是，你似乎忘记了，我的理论的主要观点早在1862年就已完整地表述出来了，那是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剑桥会议上。我没有理由猜想马歇尔曾经见过有关我的第一篇简短论文的任何文字，但同样，在我1871年的书（《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我也不可能从马歇尔那里借用了些什么。不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早至戈森、古诺、杜普特等人的著作，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意义不大或者根本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应该把占先权的问题搁置起来，当然，还可以对那些细节以及总的表述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

　　杰文斯忽略了一点，他的整个理论的摘要曾经在1866年的《统计学杂志》上发表过，这并不难找到。实际上，暗示说杰文斯曾从马歇尔那里抄袭过什么是非常荒谬的，但在杰文斯做出上述陈述的十年之后，其他人对“马歇尔1869年在他的讲座上讲过些什么”都三缄其口。是不是由于马歇尔对杰文斯缺乏一定的同情心而对他有失公允呢？对此，一些年后，马歇尔似乎略感不安。下面这个未具日期的片段是从他的文札中找到的：“我兴冲冲地找到杰文斯的《原理》；但他对我的困难毫无帮助，对此我大为羞恼。自此以后，我对他有较高的评价。他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善于把统计数字与分析研究联系起来，这些都给我以越来越深的印象。现在，我把他尊崇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他在《原理》中的核心论点立意不如古诺和冯·屠能的著作高。他们运用数学得心应手，而杰文斯则像大卫穿上了梭罗的盔甲。他们手中持有一面能照亮自然力的多方面相互作用的镜子，虽然在写到货币、统计学以及一些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谁也比不上杰文斯。然而杰文斯在他的核心论点上，却深受数学之累，他居然想渗透自然运动的法则，然后把它们一一列出。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他的忠诚与慷慨：穆勒那教皇般的权威对学生们大有危害，而他也深受影响。他竟然扭曲自己的道理，试图与穆勒和李嘉图保持一致，实际上他也没能做到这一点。然而，虽然李嘉图没有受过数学训练，但他却安然走过了数学推理中最易使人滑倒的部分，他的这一天才（这是穆勒所不具备的）使他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对他的这种热切忠诚在我阅读杰文斯的《原理》时达到了顶峰。《学术界》的编辑听说我对这本书绞尽了脑汁，就请我撰写评论。虽然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仍然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几个愤怒的字眼几乎被我写进草稿之中，后来不得不删去，用在其他地方，而后再次将其删去……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我从杰文斯那里学到的比从其他经济学家那里学到的要多。但是，在我的《原理》的序言中，我有义务向古诺、冯·屠能表达感激之情，而不是向杰文斯。”

　　这一段落揭示了这两位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之所以相互缺乏认同感的原因，一个比由于方法相同而导致竞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虽然身份相异，但对李嘉图这个预言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尚未解决的争论，他们都投入了很深的感情（这正是这个学科所要求的），但他们的立场却恰恰相反。1875年，杰文斯致信福克斯韦尔教授：“我开始强烈地感到，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斯密经由马尔萨斯到西尼尔的这一支是正确的一支，而从李嘉图到穆勒这一支虽然也带来了真理，但也带来了同样多的谬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1879年）序言中，杰文斯得出如下结论：“当经济学的正确体系最终趋于建立的时候，就会发现，滥用才华的李嘉图使经济学误入歧途，而他的崇拜者，同样滥用才华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在这条歧途上越走越远。有些经济学家，像马尔萨斯和西尼尔，对正确的学说（虽然还没有摆脱李嘉图式的错误）有看好得多的理解力，但由于李嘉图－穆勒学派的团结一致与影响力，他们大受排挤。在经济学中重头再来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对此，那些盼望经济学能有所进步的人决不应畏缩不前。”

　　杰文斯对穆勒的强烈反感达到了病态的程度，这是人们所熟知的。1874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要想批评穆勒的著作而不招致敌意，我想恐怕是不可能的。但当你在说我并不是出于脾气暴躁和感情用事的时候，我希望并且相信你是对的。我所说过的以及将要说的有关穆勒先生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他的著作的长期思考，我现在越来越确信，无论它们对于激发思考和引导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多大的价值，它们都决不应该像一种新教义一样强加在我们身上。”

　　在与他交往密切而比他年轻的人中，福克斯韦尔教授的观点完全被他扭转过来了，这是出于一种同情心的联系。但他不能原谅埃奇沃思，他们过去常常在汉普斯特德荒原上漫步，晚年又都居住该地附近，但埃奇沃斯居然“仍旧沉迷于穆勒的谬误之中。”我认为，这有一些个人经历上的根源。1860年，他从澳大利亚返回后不久，在大学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这时他自己的理论正在头脑中酝酿。在心中他相信自己将成长为世界上唯一握有正确概念的经济学家。对一个考生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1860年6月，学院考试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在政治经济学上，我不幸遭遇挫折，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独立地、富于独创性地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阅读了成堆的优秀著作，而把那些平庸之作抛在一边。当我满怀信心能够获得第一名奖学金的时候，却被排到第三或第四。我只能把这归因于观点分歧，它使得教授对我的回答心存偏见，但这却是完全允许的。然而，在我拿出我的《经济理论》的时候，我要大大地报复一下，我要在一个切实的基础上重建这门科学。”

　　有趣的是，第一名奖学金被授与了H.H．科曾斯-哈代，他后来成为罗尔斯学校的校长，他比杰文斯小三岁。同年的几个月之后，在政治经济学的李嘉图奖学金考试中，杰文斯击败了科曾斯-哈代，获得了奖学金。还有，在六月的精神与逻辑哲学的考试中，杰文斯被列为第一（与西奥多·沃特豪斯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然而这对他精神上的影响是奇怪的。当他成为欧文斯学院的教授时，他的学生们已经习惯了伦敦大学的考试方式。他想到，让学生们遭受像他那样的冷落是不公平的，他的良知使他没有去讲授他自己的个性化的教条。他在曼彻斯特的课程主要局限在对穆勒学说的陈述上。这是我很久以前从我父亲那里听到的，他还告诉我，由于压制自己的理论，使杰文斯对穆勒的厌恶之情达到顶点。最近我看到一本书，这是杰文斯课堂上一个学生认真记下的笔记，这本书证实了以上这些说法。

五

　　我在撰写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传记时，突出了其多才多艺特点，这看来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必备条件。杰文斯当然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科学和实验上的训练使他谙于归纳研究，而他在逻辑能力和分析能力上的天赋又使他精通演绎，除了这些之外，他还独有一种对历史学，甚至对文物学的强烈偏好。从早年开始，杰文斯就怀有这种天然倾向，对于归纳性研究务求追本溯源，对于感兴趣的理论则要探寻它的历史渊源。在《煤炭问题》中，他使用历史资料之丰富是非常显著的，很少有其他经济学家能做到这一点。他使用的参考文献早至18世纪。在他研究太阳变化的时候，他把商业循环的历史上溯到18世纪初期，并且考察了数个世纪的收成统计。由此，在经济史领域中，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价格史和商业波动史方面的先驱。

　　他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理论史的兴趣还不止于此。他在接触每一个专题的时候，对于他关心的理论，他总要寻找出那些不知名或已被遗忘的先驱们。他在这方面最辉煌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康替龙的著作和它的重要意义。而最具实际意义的贡献则是他在经济文献目录方面所做的探索性工作。他把“数理经济学著作、学术论文以及其他出版的作品”上的参考文献的目录集合起来，作为附录发表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上。他在货币问题上的文献目录则附于《通货与金融研究》之后。

　　除此以外，杰文斯还是一个天生的收藏家。他是那些收藏经济学图书的藏书癖一族的首倡者。他们为图书专家们留下一种风尚，即让书商们四处搜求那些最不知名的经济学小本本、小册子。收藏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图书和小册子者当首推杰文斯，虽然是麦克利勋爵第一个发现了它们作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意义。杰文斯从未高价购书，也没有达到收藏爱好者那种如痴如狂的地步——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图书馆——即便如此，已令福克斯韦尔教授深受其苦。在他的信件中还散落着许多有关图书的记载，让那些现代藏书家们可望而不可及。1879年4月8日，他在索尔兹伯里的三天鹅写信给妻子：“我做了一笔大买卖，买了将近500本经济学和政治学小册子的藏书，大约每本半便士。其中有些尤为珍贵。有一本收有几个世纪中价格的铜版图示。有一两本罗伯特·欧文的著作。我还搞到了这些藏书的精心誊写的清单，宛如一个图书目录。”

　　1881年，他从巴黎写信：“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塞纳河畔淘书。我已经搞到几乎一整箱经济学图书，都很有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价格却低得不可思议。”

　　他的妻子记录说：“在一个悠闲的下午，他尽享逛老书店之乐。他的温和谦恭的态度——无论是当他地位较低时还是对那些比他低下的人都同样如此——使店主们深受感动。在他经常光顾的书店中，起码有两个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店主们都很乐意把那些他们认为适合于他的书留下来，直到他看过之后。”

　　去世之前，他已积有数千卷书，有的沿墙而列，有的放在走廊上，有的堆在阁楼里。那时，这些书对他的妻子和家庭来说成了一个难题，后来移走这些书时也颇伤脑筋。移走的这些书后来逐渐分散于各处。1907年，曼彻斯特大学欧文斯学院图书馆被允许第一个挑走了他们想要的书，约有2400卷书被贴上特殊标签积存在该图书馆中。其后，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也有机会取走了几百本。在剩余的部分中，他的儿子H．S．杰文斯教授保留了一部分工作用书，主要是一些较为现代的图书，在他放弃阿拉哈巴德大学的教授职位时，他把这些书献给了该校由他建立的有名的经济学图书馆。杰文斯还藏有一些旧的银行券，他把它们称为“其他人几乎不可能拥有的收藏品”。

六

　　我们已经对杰文斯在经济学和统计学上的杰出贡献做了一番巡礼。但这还远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工作。在他的一生中，杰文斯作为逻辑学家的声望堪与他的经济学家的声望相比。以现代观点来判断，逻辑学的英国学派在后穆勒时代未能维持下来，杰文斯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们在逻辑学上的重要性在趋于下降。大约从1866－1876年，在他的工作的第二阶段中，他占用了大部分时间用于逻辑学的思考，这也成为（在欧文斯学院时一直如此）他的一大部分教学任务。在他一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半数以上是关于逻辑学的。其中，《科学原理，一篇关于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的论文》是他篇幅最长的著作，并且在很多年里被广为使用。虽然如此，杰文斯在逻辑学发展中的作用也不能与他在经济学以及统计学历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我在这里就不再回顾他在这一知识领域中所做的贡献。

　　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里，他发现自己有一种强烈愿望，想以简洁、清晰并且有趣的文风写出他喜欢的专题的基本梗概。除了在美国印行的和以六七种外文印行的众多版本之外，到目前为止，他的《逻辑学初级教程》（出版于1870年）售出了13万本；《逻辑学入门》（1876年）售出了14．8万本；《政治经济学入门》（1878年）售出了9．8万本。另一本内容较广的基础性著作，《货币与交换机理》（1875年）在本国已售出大约2万本，另外，在美国销量也很大，并曾一度出现廉价的盗版本。半个世纪里，生活在大不列颠帝国、印度和自治领域的那些学习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初等学生们，实际上都是在杰文斯的著作哺育中长大的。他的这些小册子少有难懂之处，毫无沉闷之感，观点鲜明肯定，没有过分的教条主义，这对基础教育来说，的确是再理想不过了。依据这些书，还可以给出简单而明确的考试题。——杰文斯对此绝无责备之心，因为他是一个考试制度的崇信者，而考试制度是那个时代在教育和行政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有一篇关于“束缚”的文章发表在《精神》（1877年）上，其中的结论值得引用：“针对大学考试制度可能会提出种种反对意见，我并不想一一加以批驳。我的目的只是要说明，无论是对智力施以严格而确定的训练，还是从那些最能经受严格考验的人中选拔人才，考试都是最有效的方式。这是对那些口口声声反对‘束缚’的人所做的回答，我坚信，如果一种教育模式能使人成为严格、有序、公开的考试中的佼佼者，这必定是一种良好的教育体系。无论你把考试叫作什么，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唤起智力、道德，甚至体力。无可辩驳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考试使人很好地适应生活。

　　“这就是我对教育所持的观点。我们不能认为教师的工作是去培养哲学家、学者和各种各样的天才，因为同诗人一样，他们都是天生的，而不是教出来的。如同我上面已经说明的，教育者的工作也不是把那些对于指导生活有用的知识灌输到学生头脑中去，这才的确会成为‘束缚’。教育的目标是开发头脑的潜能，使学生们对后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经历能够清醒地认识、理智地对待。这是最重要的终极目的，被人们宣判为‘束缚’的考试制度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精良、最有效的训练体系。”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期，他对政府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尤为感兴趣。在道德与感情方面，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个人主义者，这一特点他保持终生。早在1869年，他为曼彻斯特统计学会做了一次非常奇特的演说。他对各种各样的免费医院和医疗慈善机构大加痛惜。他认为它们败坏了穷人的品格（他认为品格比健康更重要，并且与健康无关）。他说道：“我确信，我们针对免费的公共医疗处、诊疗所、医院和大部分私人慈善机构这些医疗慈善事业所制定的政策是大有问题的。我想说的是，这些慈善机构使最穷困的阶层滋长了对富裕阶层的依赖感，他们为能从这里得到日常用品而感到心满意足，而我们本来应该引导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如果我们能再一次感受到这种苛酷的感情，或许它会支撑我们，给我们以力量，使我们面对强劲的“东”风，让我们坚信未来，从而忍受目前的任何苦痛。深藏在这种维多利亚式的强硬的背后的感情是伟大的。杰文斯下结论说：“我们还不能认为已经到了那一刻，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公共或私人的慈善行为可以完全抛开，但我们应该向这一方向努力，切实的进步将会使每个阶级都能自食其力而不依赖他人。”

　　虽然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受到一些现实想法的影响，杰文斯逐渐向“左”靠拢，虽然远没有达到穆勒生前所达到的程度。他始终不渝地呼吁对教育（因为这显然与医疗不同，它会改善穷人的“品格”）和适宜的博物馆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他在“民众的娱乐”一文中，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为广泛的民众提供有益的音乐看作是一项公共职责。他把由于“大量定居的、有教养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存在而产生的大厅管弦乐看作是可以引进到曼彻斯特的最好的东西。他在伦敦的日子里曾写道：“一个人时常会渴望那伟大的管弦乐中嘹亮的长号、滚滚而过的鼓声、音叉的庄严鸣响以及那推向高潮时愈来愈急的兴奋感”。显然，不管杰文斯对医院怎么想，他会

　　为英国广播公司而欢呼。他逐渐对公共事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例如对于邮政，他就不止一次地写过有关对包裹运输与电报的政策的评判标准的文章。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政府与劳动者的关系》（1882年）采取了一种谨慎、折衷的态度。“最重要的一点，”他在序言中解释道，“是尽可能地解释我们为什么一般会支持自由放任的原则，并在很多方面的事情上向地方或中央的权威挑战……这一质询的结果是使我们不再制定粗制滥造的法则，而是根据是非曲直来仔细判断每一件事情。”

　　记录下杰文斯的出版作品到目前为止的发行量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里排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通俗课本：

　　《纯逻辑》（1863），1000。

　　《煤炭问题》（1865），2000。

　　《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7000。

　　《科学原理》（1874），9000。

　　《演绎逻辑研究》（1880），6000。

　　《政府与劳动者的关系》（1882），9000。

　　《社会改革方法》（1883），2000。

　　《通货与金融研究》（1884），2000。

　　《经济学原理》（1905），1000。

　　从表面情况来看，他的一生中再没有什么需要记录的了。1876年，他成功地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他居住在汉普斯特德高处，荒原边上的一所房子里。1880年，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稳定，而且由于他更乐于写作，所以他就辞去了教授职位。他计划在瑞士花三到四年的时间完成拟议中的《经济学原理》，这本遗著在1905年出版了已经完成的部分。1882年8月13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在加利，贝克斯希尔与黑斯廷斯之间游泳时，突然感到一阵虚弱，溺水而死。他留下了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儿子，赫伯特·斯坦利·杰文斯像他父亲一样，接受的是科学方面的教育——地理学与化学，然而他依靠经济学方面的天资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他成功地获得了加的夫大学、阿拉哈巴德大学以及仰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的席位。杰文斯的妻子活到了1910年，比他多活了将近30年。

　　对于杰文斯的死，举世同悲。虽然他在46岁就英年早逝，但我认为，他死得其所。在从1857年到1865年的青年时期，他的天才、神圣的直觉以及炽烈的使命感处于鼎盛阶段。最后时刻，他智慧的火焰已经微弱而且闪烁不定。

七

　　杰文斯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关于他，没有强烈的个人印象被记录下来，而在他去世54年后，已经极少有人认识他了，即使有人认识，在他们头脑中寻找有关杰文斯的清晰的印记，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我相信，在他一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他都并未给他的同伴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现代语言来说，他是非常内敛的。他靠自己的思维能力强单独工作。他既被外部世界吸引着，又被它所拒斥着。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对自己的能力怀有无穷的信心。他渴望去影响别人，而不受别人的影响。他深爱看自己的家人，但和他们每个人都谈不上亲密。在他27岁的时候，他以这段话来描述自己16岁时的精神状态：“在1851年的时候，我在高厄街——那是一所阴森的房子，至今看到还心有余悸——生活得并不愉快，同伴们不是恶劣就是自私。就是在那时候，当我在房顶上的小卧室里有一个钟头的安静时光的时候，我开始想，我能够而且应该比别人做得更多……我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致于我相信对于我的动机与目标，任何人都不能知其万一。我父亲可能知道但很少。我从来没有和他敞开心扉地谈话。在学校和学院里，我在班级上的成功不过是表明了我的能力而已，而我所想往的和我所做的事情都被我仔细掩藏起来。我常常想，这种冷漠性格既不欢快也不可爱，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不正是必需的吗？”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差不多是一个人独居。他不愿意参加殖民生活中的社会活动。1857年，他22岁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姐姐，来分析自己的能力：“我在想象力和机敏方面没什么闪光之处。我所仅有的是糟糕的记忆力，任何时候我都只能记住所学的东西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多数人都能记住很多。我不是一间堆放物品的仓库，而是一台制造物品的机器。给我一些事实和资料，我就可以把它们加工成井井有条、细密编织的理论，或者给它们以新的外观。我的头脑里有着最有序的结构，我对给事物分类的兴趣如此之强烈以致于常常招致痛苦。同时我想，如果说我在什么方面确有能力的话，那么就是我有一定的创造力，我能搞出新东西来。这并不是说我能迅速地形成新思想、新观点，而是指我能抓住一两个想法并把它们发展成协调的东西。这就像一个万花筒，只要往里扔一个曲别针，或其他什么小玩意儿，一个全新而匀称的图案就会显现出来。”

　　1865年，在他就要结婚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成功的时候，我会得到丰厚的报偿，而其他时候，我只是感到责任的压迫。我越来越醒悟到，在我的前面，有一项毕生的工作在等着我，逃脱它是不可能的。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感到我所怀有的潜能，它们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培养和开发，对它们的任何误用和忽视都将是一种最大的背叛。然而，这样一项艰深繁难的工作带给我的麻烦却是绝不轻松的。一种责任又在与其他责任相冲突，我的头脑总是处于矛盾之中。我将去爱与被爱。然而我要从事的研究如此吸引着我以至于我感到无法在其他方面实现我的想法。首先，我将命定贫穷。我不能像希望的那样去帮助别人。在这样一个挣钱爱钱的世界里，忍受贫穷带来的粗鄙与寒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我自己能忍受，我也不能指望妻子和其他亲属能同样忍受。那么，我的另一半感情与挚爱只能怀着伤痛深深埋藏起来。

　　结婚之后（他的妻子有私人财产），他的天性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他很少出门。只有几个熟识的朋友。音乐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音乐、游泳和独自散步自始至终是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他不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常会为家庭生活中的烦扰而恼怒，对噪声过分敏感，容易陷于沮丧之中，总是为自己的健康而心神不安，并且沉默寡言。但据说“他的欢快的笑声很独特，会给听到的人带来更快乐的情绪”。从早年起，他就被肝病、消化不良和便秘所困扰着，这些病痛后来变得非常剧烈，以至于影响了每件事情并经常打断他的工作，这其中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他的讲座勉勉强强，不受欢迎。“我有时候喜欢讲课，”他在给大学学院的退休报告中写道，“特别是关于逻辑学，但多年以来，当我走进课室的时候，总摆脱不了是在走向颈手枷的感觉”。他的讲座的价值受到损害，因为他决定少去介绍自己的思想，而主要零售穆勒的纯牛奶，这被他认为是毒药的东西。就我所知，他从未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但在晚年，他与福克思韦尔和埃奇沃思这两位比他年轻的同代人相交甚密。他在伦敦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福克思韦尔都会叫上他一起到汉普斯特德的荒原上做长距离的散步。埃奇沃思也住在附近，是与他经常来往的同伴。前几天，当我和福克思韦尔教授谈起杰文斯，又回忆起这些日子的时候，他说：“他不怎么说话，再没有比他更糟的演讲者了，人们不去听他的课，他工作起来断断续续，从没有把什么事情做彻底过”，然后他停了一会儿，怀着一种不同的表情，“关于杰文斯，唯一可说的一点是，他是个天才。”

　　他年长时的一张照片附在《书信与日记》的前面。人们熟悉这张照片。打着弯儿的胡子，鬈曲的头发，宽眉毛、方脸膛、圆鼻孔以及丰满而略显凸出的下唇，这样的相貌，可以说，是个犹太人的模子，而正如福克斯韦尔教授所确认的，杰文斯就是一个埃文斯的变种，这显然可以从他的部分威尔士血统中得到解释。他的脸色红润，头发是暗棕色的，眼睛是蓝灰色的。这是一张孔武有力但并不容光焕发的脸，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高贵的银行家。这里还有一张他在22或23岁时的照片。这张照片要有趣得多，非常强壮、敏锐、利索，脸刮得很干净，鼻子挺直，双眼有神，气色上佳，一团未经梳理的黑发倒背在挺拔宽阔的额头之上，——一个天才而绝非什么银行家。这两张照片的对比确证了这样的印象：伟大的杰文斯是青年时的杰文斯。

　　我频繁地引用了他的日记。他从1852年17岁时起，直到1867年年底结婚时为止一直保留着它。这本日记本身有极高的价值，并且它还向世人展露了杰文斯的品性。我要是看了全部的文本而不是他妻子所出版的选本就好了。据说，当他的孩子们获得版权时，这本《书信与日记》的卷数还会增加，但它们目前的下落还不清楚，所以也无法得到。这本日记包藏了他所有的信心和自省，这是一种过分的自省。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日记更多地是记录着他心灰意冷的时刻，但有时，他也会记下一颗富有创造力的心灵之光闪现时的欢乐。例如，1866年3月的一天，他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当我从晨曦中醒来，阳光直射进我的屋里，我突然醒悟到：就是我发现了未来世界的真实逻辑。短短几分钟里，我感受到了人们不常经历的那种快乐。”但随即他又写道：“我马上又想到，我是一个多么无用、多么弱小的工具，因为我要完成的工作如此浩大、如此艰深”。

　　附

　　对凯恩斯先生的文章的讨论

　　H．S．杰文斯先生：我非常荣幸地向凯恩斯先生表达谢意，他的充满趣味的文章对我个人来说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几个月前，当我知道是谁将在我父亲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发表这篇纪念文章时，我非常高兴。他是最适宜的人选，他更有可能对我父亲的一生和工作给以全面而公正的评价。凯恩斯先生不但对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了如指掌，而且由于他父亲的关系，对逻辑学也知之甚多。

　　凯恩斯先生提到，经济学家的核心特征是多才多艺。当我们回顾我父亲在不同学科的知识进步中所做的贡献时，我当然会认为，可以把他当作是具备了这种核心的多方面素质的人。他是从自然科学开始的，在悉尼的时候，他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对气象的日常观测之中，这种观测他不间断地保持了两年。他是在新南威尔士州进行这种气象观测的唯一的人，现在这些观测结果留传下来并将永远作为新南威尔士的气象记录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他也写了很多文章，例如“以提高标准的雨量计测出的雨量缺乏”。

　　凯恩斯先生也对他关于统计学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在这些文章中，他所引入的方法具有永久的价值。在他的经济学理论和逻辑学著作中，他沿用了他所熟悉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即概念与定义的精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发明的逻辑机，在这一机器中，相互影响是通过机械方式进行的。制造了两个这种机器的样机，其中一个可以在牛津的与波德雷恩图书馆相连的存放科学仪器的博物馆中见到。

　　我父亲对经济学的社会应用也感兴趣。这种兴趣首次体现在他的“悉尼社会调查”之中。这一调查可能是他在悉尼的最后一年中做的。它没能在本国出版，但它的一些摘录近些年在澳大利亚出版。不幸的是，他在调查时使用的地图遗失了，我至今没能见到它。另外就是他关于社会改革的文章，其中许多发表在《社会改革方法》之中。

　　我个人认为，《煤炭问题》这本书中最有趣而且最有远见的一章是“商业团体”。这一章中，他展开分析了煤炭成本上升带来的第一轮影响。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对美国征收的莫里尔关税以及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财政保护和自给自足的趋势。他预言，如果这一趋势愈演愈烈，那么英国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我们将不得不忍受把矿井挖得越来越深，煤炭价格越来越高，以及同国外制造商竞争时越来越困难。

　　凯恩斯先生极为公正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即马歇尔对我父亲的感激之情，以及相反的情况。考虑这样一个事情是很有趣的，那就是如果我父亲的生命延续得更久一些，如果他读到了马歇尔的《原理》，那么他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将会怎样？那一定会使他们走到一起来，而这对他们每个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在凯恩斯先生所做的评论中，有一个是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他提到马歇尔和杰文斯在方法上的相似性，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方法并不存在相似性。我个人认为，以数学方法来处理经济学问题是对一种特殊方法的应用。的确，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但如果你看到那些基本假设和处理方法的真正基础，我想他们是非常不同的。我父亲的方法可以说是源于本瑟姆，是他创立了经济学的心理学派，而我父亲主要属于这一学派，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大量引用了本瑟姆的言论。

　　我父亲也非常感激西尼尔。心理学派是由本国的许多作者形成的，而由奥地利学派加以发展。在我看来，这一思想派别大大不同于穆勒－马歇尔学派。

　　顺便提一句商业波动与太阳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现在这仍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且争议很大的课题。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感到，如果人们是在100年前讨论我父亲的工作，他们很可能把这当作是他所做出的最值得称颂的发现和揭示。对这一专门课题研究越深，我越是趋于相信人类的许多事情都与太阳辐射的波动密切相关，而这种波动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周期性变化。熟悉近年自然科学读物的人们都会感到震惊，因为竟然有那么多的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农学家正在研究这些周期性变化，例如，地球表面的动植物分布，这当然依赖于天气的波动。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与某些变化联系起来，这是一些气象学家们可以跟踪到的变化，它们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尤为显著，而对这些变化的追寻正在回到太阳辐射的波动之中。

　　最近几个月，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即无线电波受太阳辐射的影响很大，与太阳黑子的变化相一致。鉴于它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人们希望把这一问题尽快查清。

　　我不能占用更多的时间了，但我注意到，凯恩斯先生没有提到我父亲的政治活动。当然，这很有限，但却很有趣，因为它反映了他的观点。看起来，他对政治的兴趣仅仅局限在曼彻斯特，在那里他组织了一个辩论协会，前些时候我看到它的活动记录。它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学院的同事，还有一些学生。协会仅维持了一个时段或稍长一点。但其后不久，我父亲又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授予维多利亚女王“印度女皇”的称号。这份请愿书至今仍在我手中，并试图呈交给当今首相。我父亲在学院人员中征集到了六个人的签名，但由于没有得到更多，这件事情就失败了。

　　我再次声明，我非常愉快地聆听了凯恩斯先生以他那优雅而轻松的笔调写成的文章，我提议向他致谢。

　　博纳博士：今天我们来纪念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诞辰百年的时候，有两个突出的优势。首先，是我们的朋友杰文斯教授的出席，他是伟大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之子，而他自己也有着崇高的声誉，其次，是由凯恩斯先生向我们宣读纪念文章。借用卡莱尔的话说，如果让我们来“筛选万物”，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比凯恩斯先生更有资格的人。你可以拿自己来判断一下，如果是你，你能做到比今晚的状况更好吗？这简直不可想象。凯恩斯先生与杰文斯有相似之处，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统计学家，并且还不止于此，他也像杰文斯那样多才多艺。对凯恩斯先生的多才多艺我知道一点儿，但不知道是不是达到了像杰文斯那样甚至精通气象学的程度，很可能是达到了。

　　在凯恩斯先生的评论中，批评的因素占据了很大部分，这或许有点遗憾，但我们并不欢迎那种只歌功颂德、遮掩粉饰的传记文章。凯恩斯非常坦率地描述了杰文斯的各种意图，有时候他成功了，有时候他失败了，但总体上来说，这些意图几乎使他爬上了高山之巅。总体说来，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失败的印象，但这种失败是一个先驱者的失败，他没有说服所有他想说服的人，但最终他将会说服许多人。

　　我感到了我们中间存在着一个危险，刚才杰文斯教授已经指出了，那就是，我们在想象，如果杰文斯完成了他的工作，而不是由于早逝而打断了工作，那情况会是怎么样。凯恩斯先生所持的观点是，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最好的杰文斯，而毋需再抱怨什么了。但，你可以想到，46岁或47岁的年纪，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人生的确是过于短暂了。这让我想起了“所罗门的智慧”里的一句谚语，如果我没有引错的话，就是“短时间里已经把他做得如此出色，长些时候将达完美之境。”如果解释得随便些，这句话可以用在杰文斯身上。

　　有些“层次更高的批评家”这样说，“他没有留下出色的作品。为什么还要称颂他？”这些批评家当中，很多人都远没有像凯恩斯那样的鉴别力。他们说，杰文斯总是试图去做那些他根本完成不了的事情，而且总是东一块、西一块，不能使它们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又有多少人比这做得更好呢？

　　对于杰文斯在学院授课时采取的方针我很气愤。他在欧文斯学院讲课的时候，非常想有权保证学生们都能通过考试，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只好讲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因为如果他讲授自己的观点，学生们的考试会统统“挂红灯”。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对了，还是错了？我想还是留给那些能说会道的人们去判断吧。

　　至于穆勒自己，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有关我们学会的小小轶事。有一次我突然想起穆勒曾经参加过我们的会议，于是就询问了一下，工作人员查了一下记录，看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不是有我们的成员资格。

　　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曾为成为我们的一员而努力过。如果要问我他们两人中谁更值得纪念的话，我坚决投杰文斯一票，而不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我非常乐意支持向凯恩斯先生致谢的提议，因为他的文章为他本人，为这个题目，为我们学会带来了荣誉。

　　威廉·贝弗里奇爵士说，他想对由这篇文章引出的三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首先，他想人们可能愿意听他谈一谈关于太阳黑子的问题。对他来说，他一直坚持认为太阳黑子与商业循环、与商业、就业的大的波动，以及与19世纪发生的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关联。关于第一点，他曾在28年前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他指出商业循环的周期变动不定，而太阳黑子周期是不变的。他担心后面这种说法可能不尽正确，因为天文学家们确定的太阳周期长度也是时常变动的。但他认为，的确没有什么证据，也不可能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太阳黑子与农业收成以及与工业国家的主要的周期性运动有什么关系。

　　至于人们考虑到另外的方面，比如太阳辐射的波动会不会对地球上的事情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反映在经济统计数学之中，那他完全是在不同的基点上讨论问题。

　　太阳影响着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现象，如果说它对庄稼的生长没有任何影响，那是不合情理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亲自着手调查，并仍然认为应当把这一调查继续下去，因为庄稼的生长表现出一个15.2年的周期。对于这一数字，尤尔先生在排除了其他结果之后说，他认为这个结果不会错误，因为统计上的论据非常有力。这一点把威廉爵士引向了价格史，但在了解价格史的时候，他有意避开了对天气周期进行更多的研究，以免形成先入之见影响价格本身表现出来的结果。

　　威廉爵士认为，杰文斯最终将被证明是对的，并不是因为他揭示了商业波动与物理现象相关，而是因为他揭示了经济数字可以被用来解释物理变化。

　　对于杰文斯的工作，他最熟悉的部分是价格史，这是一项值得继续下去的工作。这项研究表明杰文斯既是一个归纳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演绎性的经济学家——每个经济学家都应该这样。威廉爵士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只靠单纯的演绎，那么他不能到达任何地方；至于依靠单纯的归纳能不能到什么地方，他认为这不好说。杰文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很高的层次上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学家中有望出现一大批杰文斯的继承者。

　　威廉爵士最后说，凡是听到凯恩斯先生的致词的人一定都会感到无比愉快的，他同意向凯恩斯先生致谢的建议。

　　R．G．霍特里先生说，他也愿意为凯恩斯先生出色而明快的文章向他表达谢意——在一定的目的下，这篇文章的价值要胜过两卷本的传记。

　　对于杰文斯，他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为经济分析所做出的贡献。杰文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能从智力活动中获得快乐，怀有能激起科学研究和调查的感情，并且渴望表达自己，渴望把那些满含激情的思想传达给这个世界。杰文斯一点也不否认在他的分析体系之前就有一些经济学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做过类似的工作，但他们都没能表达给这个世界。杰文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的表达的渴望形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表达能力。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突出特点是，大量的道理都是以最令人信服、最卓越的方式，且相对短小的篇幅表达出来的，所以才能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他在这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以及后来一直成为政治经济学精华部分的思想，可以和实际事物中那种天生的领导才能相提并论。具有这种素质的人可以为了一个目标把他的同代人召唤到一起。领导才能是伟大政治家和伟大将领的特性，而使思想深入人心，给人们以精神力量的才能则是伟大经济学家的特性。这就是为什么杰文斯毋需惧怕那些在他的领域，与他的思想争夺先创权的人。既有一些先驱也有一些同代人为引入这些思想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马歇尔——但，以霍特里先生的观点来看，杰文斯的才能表现出比马歇尔更精炼的形式。从某方面来说，马歇尔的领域不如杰文斯宽，在建立这些思想传统时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精力。而在杰文斯做出贡献的其他许多领域中，都可以表现他在陈述思想时的精力与才能。他的贡献一直保留在公众头脑中，即使有些人不能接受他的结论，也仍然对他所说的保持着兴趣。

　　霍特里先生说，他想补充一个文中没有提到的事实。杰文斯在加入皇家统计学会前先加入了曼彻斯特统计学会。他更早地为曼彻斯特统计学会做出贡献，并在移居伦敦之前被选为主席。之后，他加入皇家统计学会时已经确立了作为一个杰出统计学家的地位。

　　格林伍德教授说，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他必须要向大会投票了，但在这之前，他首先履行一下通常的仪式，就是提醒凯恩斯先生不必为任何批评做出回答，他尽可以把这些回答写到日记里去。他说，如果凯恩斯的文章再长一些，每个人都会很高兴的，因为这篇文章的魅力已经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他说，这样说只是表达了在场的每个人的感受。

　　凯恩斯先生的心理学研究特别吸引了他。他先谈了一小点。马歇尔早年对杰文斯的下意识的反感可能是出于一种职业者对业余者的不由自主的讽刺。马歇尔非常年轻，他一定知道他所接受的数学训练要比杰文斯更深入，他可能也觉察到了，或者自已被觉察到了，杰文斯在使用数学方法时不够优雅、不够熟练。

　　一个涉及面更宽的问题是杰文斯的性格。他的确性格内向，但这么说太模糊了，感情发展与智力增长不能同步可能是一些天才的典型情况。像歌德那样的全面、均衡，即使是在那些堪称天才的人中也是罕见的。这个学会的另一个英雄，威廉·法尔，直到老年的时候在某些方面还相当缺乏实际常识。杰文斯有时得意扬扬，他又拒绝向学生们讲授他认为极其重要的真理，这些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很难想象一个情感正常的人，又有相当的教学和考试经验，向学生们传授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会不利于他们的毕业考试。但当孩子或青少年发现自己满怀热情的东西，别人却不感兴趣时，他就会冷漠下来，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况，也许凯恩斯先生应该考虑一下这种症状。

　　他的建议是，凯恩斯的文章值得投于热情的一票，来表达对他的谢意。

　　J．M．凯恩斯先生的回答：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今天在这里宣读有一种特别的荣幸，因为在场的人中有杰文斯的儿子和他的孙女，有人告诉我，她也是一位经济学家。

　　说杰文斯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可能过于鲁莽了，很可能我是错的。显然，他临终前所做的工作是出色的、有趣的，但我最近大致按照杰文斯写作的顺序把他的几乎全部作品浏览了一遍，得出一个深刻的印象，虽然他后期的作品是出色的、有趣的，但并不像他的早期作品那样才华横溢。他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天才几乎盖过了所有的经济学文字。对格林伍德教授关于他的情感不成熟的说法，我很感兴趣，但在其他方面没有找到更多的例证。我认为他是一种内向型的人，他更愿意掩饰自己的冤屈，而不是消除它，这是一种内向心理特征。对于马歇尔的情绪是出于一种职业者对业余者的讽刺的说法，也许是正确的。

　　这篇文章宣读以后，凯恩斯先生又添加了一些有关大学学院经济学教学的细节，相关的资料是由克拉拉·科利特小姐提供给他的。


　　






精英的聚会--第十四章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第十四章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一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于1842年7月26日出生在克拉彭。他的父亲威廉·马歇尔是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母亲名叫丽贝卡·奥立弗。马歇尔家族是西部的一个牧师世家。马歇尔的曾曾祖父威廉·马歇尔牧师在17世纪末成为康沃尔郡萨尔塔什地区的教区牧师。他是一个因力大无穷而被蒙上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德文郡做牧师的时候，据说他曾经用双手扭弯马掌，惊得当地的铁匠大呼小叫，以为是撞见了魔鬼。马歇尔的曾祖父约翰·马歇尔牧师是埃克塞特语法学校的校长，他的妻子名叫玛丽·霍特里，是查尔斯·霍特里牧师的女儿，埃克塞特天主教副教长和天主教教团成员，她还是伊顿中学校长的姑母。

　　他的父亲，那位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是个作风古板的人，他意志坚定，富于洞察力，生就一副最虔诚的福音派教徒的脾气。他的脖子很细，下额突出而长有硬须。他曾用一种自创的盎格鲁-萨克斯语言写了一首颂扬福音教派的叙事诗，这首诗在一些小圈子里赢得了赞许。他在自己的92年生命里，一直保持着专横的性格。他发挥这种专横天性的最方便的对象就是他的家庭，而他妻子自然而然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实际上他抱有的这种观念是针对全体女性的，直到年事已高时，他还撰写了一篇短论，名叫“男性的权利与女性的义务”。遗传的力量是强大的，马歇尔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父亲的影子。他对妇女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慢之情，这与他对自己妻子的深情与钦佩相互冲突，也与他所处的环境相冲突，因为他与妇女的教育与解放事业紧密相关。

二

　　马歇尔9岁的时候，父亲觉察到自己孩子的天赋，于是他恳求银行的一位董事保举艾尔弗雷德进了莫肯泰勒学院。父亲对儿子既慈爱又严厉，在这一点上他秉承了詹姆斯·穆勒。他常常陪孩子做功课，学习希伯来语，直至深夜11点。艾尔弗雷德不堪重负，他总是说，是路易莎姑妈救了他的命。他与姑妈在道利什附近度过漫长的暑假，姑妈送给他小船、猎枪和小马，让他任意游玩，这样，到假期结束将要回家的时候，他已经黝黑健壮。他们当时的班长E．C．德默说，在学校的时候，他身材瘦小，脸色苍白，衣衫不整，神色委顿，被人叫作“蜡烛”。并且他不爱玩耍，经常琢磨棋艺，不喜欢交朋友。

　　1861年，马歇尔在成为第三名导生之后，他被授予了牛津圣约翰学院的奖学金，这使他能够在3年后获得这里的研究员资格，也使他享有了获得皇家学院伊顿奖学金以及新学院温彻斯特奖学金的永久性资格。这是父亲为他设计的走向福音派教职的第一步，但这并不是艾尔弗雷德的目标，因为那将意味着夜以继日地苦读古典文学。在他痛苦的回忆中，暴君般的父亲总逼迫他挑灯夜战，攻读希伯来文，同时又禁止他进入令人心醉的数学迷宫。对于数学书，父亲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艾尔弗雷德只好把一本波兹编的几何学藏在口袋中，在从家到学校来回的路上边走边看。他每读完一个定理，就在头脑中沉思，还不时地停下来，用脚尖在地上比比划划。莫肯泰勒中学六年级的课程中就包括了微积分，这激发了他的天性。数学教师艾里说：“他有数学天赋。”对艾尔弗雷德来说，数学就意味着解放。他父亲对数学一窍不通，这对他是一件大感庆幸的事。不！他不会在牛津埋没在那死气沉沉的语言之下，他要逃跑——他要逃到剑桥，即使是做一名杂役，他也要探求几何的奥秘，窥测无穷的寰宇。

　　就在这时候，一位好心的叔叔出现了，他答应借给他一小笔钱，从而为他打开了通往数学和剑桥的大门（因为他的父亲生活拮据，在他放弃牛津的奖学金之后，父亲就无法继续资助他了）——在他获得学位不久，利用教学挣得的钱和每年从剑桥圣约翰学院领取的40英镑帕金奖学金，他偿还了这笔借款。而40年后，这位叔叔又留给他250英镑的遗产，使他对美国的访问得以成行。艾尔弗雷德经常谈到这位叔叔的发家史：查理斯·马歇尔在金矿大发现的时候来到澳大利亚谋生并安顿下来，但他身上秉承的家族怪癖使他具有一种间接的生财之道。他继续经营牧场，而令左邻右舍们高兴的是，他不雇佣那些身体正常的人，而只雇佣那些或跛、或盲，或身有其他残疾的人。淘金热达到顶峰的时候，也给他带来了回报，所有的壮劳力都移居到了金矿区，他成了能继续经营的唯一的人。几年之后，他行囊鼓鼓地回到英格兰，并马上对自己聪明而又任性的侄子发生了兴趣。

　　1917年，马歇尔对他在当时及其后的工作方法做了如下描述：“我想，大约17岁的时候，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纪元。那是在摄政街，我看到一个工人很随便地站在一个橱窗前，他的神情十分专注，我于是便驻足观看。原来他是要用白颜色在玻璃上写下一些简短的字句来说明商店的经营宗旨。为了使字体美观，他只能一下一下地着笔，所以总是兴奋一两秒钟之后就停下来歇上几分钟。如果他为了节省这几分钟而一气呵成的话，那他的雇主所遭受的损失可能就不止是付给他全天的工资了。这一切引发了我的一系列想法，并最终决定决不在头脑不清醒的时候继续思考，而是间或休息一下，彻底地放松。在剑桥，当我完全能够自制的时候，我就决心决不连续攻读数学一刻钟以上而不休息。我总是在手边准备一些轻松的文学作品，利用中间的休息，我就不止一遍地通读了莎士比亚的几乎所有作品以及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这是我能轻松阅读的唯一一部希腊戏剧），还有卢克莱修的大部诗作，等等。当然，我也常常因数学而兴奋起来，半个小时或更长时间里不休息，但这说明我的头脑是高度集中的，而这于身体并无害处。”

　　短时间内能够全神贯注，而时间稍长就无法集中思想，这是马歇尔终生的特点。对于稍微繁重一些的工作，他很少能一气呵成。他还深受记忆力不强之苦，甚至在本科的时候，记忆数学课本上的内容就如同解答难题一样让他大费脑筋。童年时期，他还有很强的算术能力，但后来就不行了。

　　在剑桥的圣约翰学院，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实现了自己的抱负。1865年，当时雷利勋爵正是该校的高年级学生，就在这一年，马歇尔荣获了数学学位考试第二名，并马上被选为研究员。他打算献身于分子物理学的研究。有一段时间，他在自己非常尊敬的珀西瓦尔指导下，在克利夫顿担任数学教师，这样他就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还还清了查理斯叔叔的借款）。不久之后，他又回到剑桥，短期担任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辅导。就这样，他说：“数学，使我偿还了欠款。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了。”

　　马歇尔在克利夫顿的主要收获是与H．G．戴金斯成了朋友，戴金斯是在1862年克利夫顿学院建院时来担任院长助理的。通过戴金斯，马歇尔又与J．R．莫兹利结识了。与他们二人的友谊使马歇尔得以进入到以亨利·西奇威克为核心的一个知识界的小圈子。在此之前，马歇尔与当时的知名人士之间尚无交往，而在他回到剑桥之后，他就成了“格罗特俱乐部”这个小型非正式的讨论会的成员。

　　格罗特俱乐部的成名，源于约翰·格罗特牧师在特朗平顿住所的餐后讨论会。格罗特牧师自1855年至1866年逝世时为止一直担任伦理学的奈特布里奇教授。创始成员中，除格罗特之外，还有亨利·西奇威克、奥尔迪斯·赖特、J．B．梅厄和约翰·维恩等人。皇家学院的J．R．莫兹利和圣约翰学院的J．B．皮尔逊稍后入会。马歇尔这样记述了他与这个讨论会的关系：“我在1867年被吸收入会的时候，当时会中的活跃分子是F．D．莫里斯教授（他是格罗特的继任者），西奇威克、维恩、J．R．莫兹利和J．B．皮尔逊……在1867或1868年之后，讨论会曾经冷清了一段时间，但W．K．克利福德和J．F．莫尔顿的到来又给俱乐部带来了新的活力。后来的一两年中，西奇威克、莫兹利、克利福德、莫尔顿和我都是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每次活动都按时参加。克利福德和莫尔顿当时对哲学还所知不多，因此讨论的前半个小时他们都缄默不语，而只是凝神静听其他人，尤其是西奇威克的发言。这之后，他们就开始滔滔不绝地畅所欲言。在我所听到的精彩的讨论中，如果让我原原本本地记述哪一次，我一定会选择主要由西奇威克和克利福德侃侃而谈的两三个夜晚。另外还有一次格罗特俱乐部聚会之前的茶间谈话，我当时虽然没能及时记录下来（我想大概是在1868年），但这也是一次值得怀念的场景。当时发言的只有莫里斯和西奇威克，西奇威克尽情地逗引莫里斯，使莫里斯回顾了30、40乃至50年代的英国社会政治生活。莫里斯神采飞扬，满室由此而生辉，他与西奇威克之间一唱一和，有问有答。结束之时，我们其他人纷纷向莫里斯致谢，感谢他带给我们一个如此美妙的夜晚……”

　　就在这个时候，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他的精神历程发生了一次危机，这一点他后来常常谈到。他研究物理学的计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对知识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对神学陡然生起的浓厚兴趣而中止了”。

　　马歇尔在剑桥读本科的时候，虽然他喜爱数学胜过古典文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仍希望得到教会的任命，有时还热情祈望能到异国他乡去传教。他终生都是个传教士，但在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的宗教信仰消褪了。在他的余生里，他成了一名当时所称的不可知论者。关于他当时与西奇威克之间的关系，他这样说道（1900年11月26日在三一分会纪念西奇威克的集会上）：“虽然名义上我不是他的学生，但在伦理学领域，我的确是他的学生，而且是那些寄宿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是他塑造了我。可以说，他是我精神上的父母。在困惑的时候，我向他寻求帮助，在痛苦的时候，我向他寻求抚慰，而我从未扫兴而归。与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是不寻常的分分秒秒，它们使我重获生机。我所经历的磨难与疑虑可能与他早年的开拓历程有相似之处，但他的学识更渊博，洞察更深远。也许，在那些需要向他致以谢意的人中，我是最应该感恩戴德的一个。”

　　马歇尔开始他的剑桥历程的时候，我想，如果以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因为这时，基督教教义正在从英国或者至少是从剑桥的哲学世界中退却。1863年，24岁的西奇威克同意以遵守“三十九条”为享有研究员资格的条件，并正在致力于阅读希伯来文的《申命记》和准备讲授《使徒行传》。而当时对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穆勒，在1865年出版《汉密尔顿哲学探讨》前，从未写过任何明确背离教义的东西。在此前后，莱斯利·斯蒂芬是英格兰国教会的牧师，詹姆斯·沃德是脱离国教教派的牧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正是牧师职位的候选人，W．R．克利福德则是高级国教教徒。1869年，西奇威克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员资格，以便“从教义束缚中摆脱出来”。之后不久，所有这些人都不能再被称为基督徒了。然而，与西奇威克一样，马歇尔尽可能地不采取“反宗教”的态度。他仍然认同基督教的道德准则、基督教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动机。在他的表述中，从未出现过贬损宗教的语句。他的学生们也很少有人能说清他的宗教观点。临终之际，他说：“宗教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生态度。”这就是说，虽然他已经放弃了神学，但对于信仰，他却越来越诚笃。

　　这场60年代的大转变是一种理智上的转变，而不是后来的时代中发生的那种伦理或情感上的转变，这场转变完全是由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而诱发的。马歇尔常常把自己思想转变的原因归结为围绕H．I，曼塞尔的那本《班普顿演讲集》而展开的争论。他最早是在J．R．莫兹利那里看到这本书的。对当代人来说，曼塞尔已经算不了什么。但在60年代，作为把基督教义建立在理智基础之上的最后一次尝试的倡导者，他却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曼塞尔曾任牛津大学的导师，后来成为圣保罗学院的院长。1858年，他“采纳了汉密尔顿的独特理论，把康德引入到英国国教事业中来”——人类精神的一种古怪的逆转，这种理论在整整50年中一直在牛津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1858年，出版了《班普顿演讲集》的曼塞尔作为传统观念的卫道士而一举成名。1865年，正当马歇尔获得学位，并开始专注于探讨宇宙奥秘的时候，穆勒出版了他的《汉密尔顿哲学探讨》，书中对曼塞尔把汉密尔顿附会于基督教神学加以批评，曼塞尔也作了回答。曼塞尔为正统观念所做的辩护“向我表明，”马歇尔说，“需要辩护的地方何其多”。这次大辩论主宰了马歇尔的思想并促使他一度研究形而上学，进而又转向社会科学领域。

　　1859年，即《班普顿演讲集》出版之后第二年，《物种起源》问世了，它使人们的思想从云霄之间回到陆地，并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1860－1862年，赫伯特·斯宾塞的《第一原理》（现在依然难以读懂）也在汉密尔顿-曼塞尔争论中应运而生，它独辟蹊径，使形而上学融于不可知论，并且告诫那些并非持有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观念的人不要走入死胡同。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进化论以及——前一代知识分子所推崇并留存下来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一起把青年一代的思想推向新的方向。

　　这样，马歇尔从形而上学转向伦理学。我认为，马歇尔从未明确背离过主宰着他的经济学前辈们的功利主义思想。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是相当谨慎的。就是在这一点上，马歇尔超越了西奇威克，而与杰文斯则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我想，在马歇尔的著作中，没有哪一项经济学研究是专门针对某一条伦理学教义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对马歇尔来说并不是享乐主义计算的应用，而是人类发挥自己更高才能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更高”的才能到底指什么并不重要。经济学家们可以向世人宣告：“对于贫穷原因的研究也正是对很多人堕落原因的研究”。这一宣告已足以说明经济学家的目标。因此，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领域内的事实与推断，而这也正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和最高旨意”。当然，不可否认，社会进步同样“部分地依赖于人类在道德与政治上的天性。在这些事情上，经济学家们没有特殊的资料来源，而只能做与其他人同样的事，并尽可能地去猜想”。

　　这就是他的最终姿态。他是通过伦理学进而涉足经济学的。在晚年对自己的精神历程所作的一次回顾中，他说道：“我从形而上学走向伦理学。我当时认为要对现存的社会状况进行一番论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人们现在称作道德科学的领域里很渊博，他总是对我说：‘懊！如果你懂政治经济学，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于是，我就阅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并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怀疑机会不均等状况的合理性，甚于我对物质享受不平等状况的怀疑。因此，我就利用假期走访了几个城市中最贫穷的地区，我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看到了一张张贫穷的脸。这之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尽我所能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彻底的研究。”

　　他在1917年，为《货币、信用和商业》所准备的序言中，也描述了自己转向经济学研究的前因后果：“大约是在1867年（当时我在剑桥正忙于讲授数学），我见到了曼塞尔的那本《班普顿演讲集》，它使我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人本身的各种可能性才是他应当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于是，我花了一段时间来研究形而上学，但不久就转向了似乎较为前沿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对人类才能向更高的方向更快地发展的可能性的种种探讨把这样一个问题带到我的面前：为了过上美满生活，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必须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年长而睿智的人们告诉我，生产资料的数量不足以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闲暇，都能有机会从事研究。他们还告诉我，我应当学习政治经济学。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我开始消徉于各种枯燥事实之中，并期待着很快获得思想上的丰收。但越是对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我越是发现自己所知甚少，而应学甚多。到现在，我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已近半个世纪，然而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比刚刚入门之时更加无知了。”

　　1868年，当他还处在形而上学阶段的时候，一种想要阅读康德原著的渴望把他带到了德国。有一次，他说道：“康德，我的导师，他是我唯一崇拜过的人，但也仅此而已，因为除了他晦涩难懂之外，社会问题也不知不觉地来到我的面前，难道享受真正生活的机会只属于少数人吗？”他和曾指导过西奇威克的一位德国教授一起住在德累斯顿。黑格尔的《历史的哲学》对他影响很大。他还接触到了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罗雷尔的著作。最后，在圣约翰学院院长贝特森博士的劝说下，学院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道德科学的讲师职位，他的经济学家的生涯由此开始了。但他还一度讲授过道德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逻辑学与边沁的功利主义。

　　他为经济学奉献终身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他总是认为，与遵从他父亲的愿望比起来，这才是他注定要走的精神之路。两年间的反复考虑与犹豫不定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常常向他的学生们讲起自己这段选择的历程，教诲他们要与经济学这一高尚职业——他正是这样认为的——相配。因为他们要怀着科学的无私精神对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事务进行研究，研究它的方式和原则，而正是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幸福与走向美好生活的机遇。

　　在19世纪的最后几个年代，当他担任剑桥伦理科学教授职位时，亨利·西奇威克与詹姆斯·沃德是他的同事。与他的这两位同事一样，他也属于贤人兼牧师的一类人，然而，他也与他们一样被赋予了双重的天性，即又是一名科学家。作为一名神职人员，他并没有比其他的神职人员有特别突出的地方，然而作为一名科学家，在他的领域里，他却是这一百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尽管如此，他总是把自己天性中的第一个方面置于更为突出的地位，在他看来，第一个自我是主人，第二个自我是仆人。这第二个自我只需在自己的范围内自发地寻求知识，而第一个自我要服从推动实际进步的抽象目标。鹰隼那锐利的眼睛和张开的翅膀常常要被召唤到陆地上，来完成一个说教者的使命。

　　这一双重天性是一条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理解为什么马歇尔时而坚定，时而脆弱；可以理解他相互冲突的目标以及为什么有时候会徒费心机；可以理解他总表现出来的双重观点；可以理解他何以同情，何以反感。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多重的天性又完全是一种优势。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马歇尔虽未达到这样多才多艺的理想境地，但他已具备了诸多天赋。然而，他的多重的天性以及后天的训练主要赋予了他经济学家最核心、最基本的素质——他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和数学家，他自由自在地游刃于特殊与一般、暂时与永恒之间。

三

　　一部著作从最初触发动机，经由向学生口授，直至最终面世，中间要经历漫长的间隔期，因此要详尽阐述马歇尔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困难的。如此，在进行这一尝试之前，我们可以先就马歇尔从1868年被任命为剑桥圣约翰学院的讲师到1885年继任为剑桥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这一段人生历程做一番简单的追寻。

　　九年之间，马歇尔一直是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和讲师。这时他已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学基础，但从未发表过任何东西。在被介绍到格罗特俱乐部之后，他与W．K．克利福德和弗莱彻·莫尔顿关系甚密。克利福德“爱做惊人之举”，但他是俱乐部中最受欢迎的伙伴。之后不久，马歇尔成为“埃拉努斯”的成员，开始与西奇威克、维恩、福西特、亨利·杰克逊以及剑桥开放初期的其他领导者建立了联系。这段时期，他总要到国外度过漫长的假期。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带着60英镑和一个旅行背包出发，然后就长时间地在阿尔卑斯的高山之间漫游。数个夏天的旅行使他的身体由虚弱变得强壮。六月，他拖着疲倦的身躯离开剑桥，待到十月份归来之时，已经黝黑、强壮，腰身挺直。背后的旅行背包使他的身体自然挺直，这种身姿他一直保持到80岁之后。有时他甚至不惜忍痛来保持身体的端直。在阿尔卑斯漫游之时，他总是早晨六点就起身打点行装，八点之前就动身上路，背着背包走上两到三个小时，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有时是坐在冰河上，开始读一阵子书——歌德或黑格尔或康德或赫伯特·斯宾塞——之后继续赶路，直到下一个夜宿之处。这是他研究哲学阶段。后来，他就开始在漫步之间思考国内和国际贸易理论。一大箱子书和其他物品都是让人由一站送到下一站的，在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里，他只是和他的背包在一起。他在激流中洗净衬衫，然后把它搭在肩上的登山杖上晾干。他的许多艰深的思想就成形于在阿尔卑斯山的独自漫游之中。

　　“这些漫游时光使他对阿尔卑斯山常怀眷恋之情，直到1920年（最后一次），我们还来到南蒂罗尔山，他在白云深处继续休息和工作。

　　“艾尔弗雷德在露天工作时总是精神抖擞。在他成为圣约翰的研究员之后，他总是习惯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和晚间10点到凌晨2点之间完成那些最重要的思考。白天，他就独处于旷野之间，晚上，他又独居于修道大院。80年代早期在巴勒莫的时候，他在一幢幽静的旅馆屋顶上工作，把浴室的遮拦当作凉棚。在牛津，他在花园里建了一个小书斋以供写作之用。在剑桥，他先是在阳台上工作，后来把一间旋转式的防护棚改装成工作室，他把它叫作‘方舟’。在蒂罗尔山区，他就把一堆石头，一个折凳和一个气垫搭在一起，他管它叫‘宝座’。晚年，我们到那儿去时都随身带着帐篷，他就在帐篷里度过白天的时光。”

　　1875年，马歇尔到美国作访四个月。他的足迹遍及整个东部，并且还到了圣弗朗西斯科。在哈佛和耶鲁，他与经济学家们促膝长谈。所到之处，被频频引见给社会名流。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新建国家的贸易保护问题”。他对此进行了多方探询，在旅行临近结束之际，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我在费城与那些保护主义的倡导者们进行了数小时的交谈。现在我认为，只要我读完他们推荐给我的那些著作，对他们的立场我就了然于胸了。我想现在没有，过去也未曾有哪一个英国人能说出同样的话。”

　　一回到英国，他就于1875年11月17日在剑桥伦理科学俱乐部宣读了一篇论述美国工业的论文。之后，在1878年，他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发表了“美国经济状况”的讲演。这次美国之行给他的印象极深，这使他后来所有的工作都受到影响。他总是说，这次美国之行的收获并不在于他实际上了解了什么，而在于他知道了哪些是需要了解的，而且他还学会了从比例关系观察事物。这次美国之行也使他看到了美国正在走向强盛，并了解到其原因和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马歇尔还一直在帮助当时业已成为教授的福西特和亨利·西奇威克把政治经济学建设成为在剑桥大学具有正式地位的研究科目。H．S．福克斯韦尔和稍后于1875年完成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我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马歇尔最早的学生，他们与上述的三位前辈一起担当了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座的任务。

　　1876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与玛丽·佩利小姐订婚。佩利小姐是那位著名的副主教的曾孙女。她是马歇尔早期的学生之一，她还是纽纳姆学院的经济学讲师。马歇尔的第一部著作，出版于1879年的《工业经济学》是与她合著的。实际上，这本书本应属于她而不是他，因为是她在剑桥大学函授部一部分讲师的要求下开始着手写作的。他们于1877年结婚。婚后47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对马歇尔的感情成为马歇尔的精神支柱。几乎可以说，她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他和他的事业。他们之间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使朋友和学生们很难将他们两人分别看待。在马歇尔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应当归功于马歇尔夫人的才华。

　　结婚后，由于失去了研究员资格，马歇尔只得暂时离开剑桥前往布里斯托尔，担任大学学院的首任院长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当时正值（马歇尔记载）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和新学院在布里斯托尔组建第一所‘大学学院’，亦即专为一个没有自己的大学的大城市创办、旨在向城区范围内的居民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学院。我当选为首任院长，上午是我妻子为女学员为主的一个班讲授政治经济学，晚上则由我为年轻实业家为主的一个班授课。”

　　除了正常授课以外，马歇尔还进行了一些晚间公开讲座，其中包括就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开设的一个系列讲座。马歇尔夫妇在布里斯托尔的工作大受欢迎，甚至在他们离开之后，这个小镇还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着马歇尔。然而这里的行政事务，尤其是向四方筹款的活动令人厌烦、难以忍受。布里斯托尔由于财源匮乏，筹款就成了院长的主要任务之一。婚后不久，由于他患有肾结石，很快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了。他急于辞去院长职务，但直至1881年才等到合适的时机，这时候，拉姆齐被任命为化学系教授，他才找到一个称职的继任者。随后，他和妻子到意大利居住了将近一年，在巴勒莫的五个月里，他在一座幽静的小旅馆的屋顶上工作，之后，他们又去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由于他仍是布里斯托尔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882年他又回到这里，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大有好转，但在余下的后半生里，他一直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疑神疑鬼，总觉得自己快要垮了。实际上，他的体格十分强壮，所以年届高龄之时，他仍能笔耕不辍。脆弱的是他的神经，一旦用脑过度或由于与人辩论以及意见纷争而引起头脑兴奋，他的神经就会失衡。遇到比较繁复的工作的时候，由于无法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展现在他面前的研究前景，也准备把他头脑中已经成形的理论结晶奉献给这个世界，但体力和精力如此不济，这让他深感痛苦。到1877年，他已经35岁了，但他所完成的工作还不足以建立一门新的科学，而这门科学对人类却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的五年中，他的健康迅速恶化，在他本应大展宏图的时候，这样的身体状况却使他的勇气大受挫折，尽管他的决心从未动摇过。

　　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董事中，有担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院长的乔伊特博士和亨利·史密斯教授。他们在定期赴布里斯托尔履行公务时，常常到马歇尔家中作客。乔伊特始终对经济学怀有兴趣。在担任巴里奥学院导师期间，他就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座，而直至晚年，他还坚持在这一学科上单独辅导那些本科生。乔伊特对马歇尔的兴趣和信任是在董事会会议之后的晚间长谈中建立起来的。1883年，阿诺德·汤因比英年早逝，乔伊特就邀请马歇尔接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研究员和政治经济学讲师，并给驻印度行政机构候选文职人员授课。

　　马歇尔在牛津的经历虽然短暂但却是成功的。他吸引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他的公开讲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他们听课的热情之高为马歇尔的教学生涯中所仅有。在不同场合的公开辩论中，他得到了亨利·乔治和海因德曼的信任，因而他在牛津大学的地位也就日渐显赫。不过，由于福西特于1884年11月去世，马歇尔就于1885年1月回到剑桥，接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之职。

四

　　马歇尔正式开始经济理论的研究开始于1867年，到1875年，他的理论已独树一帜，最终成形是在1883年。然而直到1890年（《经济学原理》），他的这些理论从未以著作的形式面世。他最早开始而完成于1875年的研究课题甚至直到1923年（《货币、信用和商业》）才得以出版。他并不是想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占为己有，通过讲座以及与朋友、学生们的谈话，他已毫无保留地展现了自己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又通过一些私下印行的小册子和他的学生们的作品为更广泛的人们所了解。他的这些分散的理论也被摘入皇家委员会的征询录中。这样，当他自己的著作问世之时，也就失去了本应有的轰动效应和震撼力。而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在阅读他的著作时，也就很难理解在英国他的同代人和晚辈们为何给他以如此崇高的地位。既然如此，我在这里就不妨做一尝试，尽管因资料不全而难免有所疏漏，下面我将先来追寻马歇尔思想发展的轨迹，然后再来探讨他的著作迟迟不能出版的原因。

　　马歇尔1867年开始深入研究经济学。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样一系列日期：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第一版，1871年第七版，是穆勒1873年逝世前亲自修订的最后一版；马克思的《资本论》，1868年出版；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年出版；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也出版于1871年；凯尔恩斯的《主要原理》，1874年出版。

　　因此，在马歇尔起步的时候，穆勒和李嘉图还被尊为泰斗，地位不可动摇。唯一可与之比肩的是马歇尔经常提到的罗雪尔。在方法上运用数学的观念已经蠢蠢欲动，但还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成果。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初版序言中提到，古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1835年）曾经对他产生过独特影响，但我不知道他是在何时得到这本书的。古诺的影响；一位剑桥数学家当时对李嘉图的自然反应；或许还有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篇，第十八章论述“国际价值’，的算术示例中隐约可见的代数分析，所有这些，就是马歇尔的起点。对于自己从1867年到1875年美国之行的思想发展状况，马歇尔曾作过记述，现正好引用于此：“他不但在担任私人教师时讲授数学，还尽可能地把李嘉图的推理转换为数学方法，并努力使它们更具一般性。与此同时，他又被罗雪尔以及其他德国经济学家，乃至马克思、拉萨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所持有的新的经济观点所吸引。但是在他看来，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往往不足以证明他们为经济事件所找到的原因是正确的。他认为，预测经济的未来当然是困难的，但要正确地解释过去的经济状况也非易事。而且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者们低估了所遇到的困难，他们仓促之间就下定结论，认为通过废除私有财产就可以清除人类本性中的缺陷与弱点，……他努力去深入了解实业界的实际运作以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这样，他一方面可以了解每种主要工业的各种技术特征，另一方面又与那些工会主义者、合作者和其他工人阶级领导人建立了联系。然而，多年间的实际研究并未取得多大的成果，于是他决定抽出时间撰写一篇关于对外贸易的专论或文章，因为这方面的事实资料都可以从现有的文件中找到。他认为首先应该撰写一批这种有关各种经济问题的专论，然后再寄希望于把这些专论编写成一部综合性的论著，其涵括范围与穆勒的著作相仿。在完成了综合性的论著之后，而不是这之前，再看手撰写一本简短又通俗易懂的论著。依他的意见，这才是最佳的工作顺序，但由于环境的压力，他的这一计划被打乱了，甚至几乎颠倒了。他确实撰写了一篇有关对外贸易的专论草稿。1875年，为了研究新兴国家的贸易保护问题，他前往美国，访问了那些重要工业的所在地。然而，婚姻打断了这项关于对外贸易的研究。他与妻子一起合著了一本工业经济学方面的短论，这本书为了使工人阶级读者能够看懂而大大简化了。然而正当此时，他却身染重疾，以至于一段时间里他看起来再也不能胜任任何繁重的工作了。稍后不久，他感到体力有所恢复，于是就完成了经济问题的图解说明。虽然已故的瓦尔拉斯教授曾在1873年左右敦促他出版这些图解说明，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感到，在对实际状况进行具体研究之前发表这些成果，会使它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切合实际。于是他开始着手做一些必要的限制，添加一些必要的条件，而这就成了他的第五本著作《经济学原理》的核心部分。以这些核心内容为基础，他又前后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直至全部定形后才于1890年出版。”

　　马歇尔放弃了先写“一批有关各种经济问题的专论”，再把它们合编为一部综合性论著的计划，这一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大部头著作是要由一位经济学大师的头脑经过深思熟虑才能最终得以完成的。这样，他的那些专论就被大大延误了，尤其是关于货币与对外贸易的部分，由于在逻辑上它们属于靠后的内容，因而直至50年后才重见天日。

　　马歇尔的研究顺序可以表述如下：1867年，他开始发展图解方法，并将这种方法特别应用于对外贸易的研究中，这方面他主要受到李嘉图和穆勒的影响。而后，在古诺以及一定程度上在冯·屠能的影响下，他“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我们在观察世界时，无论是在伦理方面还是在物理方面，都更注重于增量而不是总量。特别是，对物品的需求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这种需求的‘边际’增量将与相应的生产成本的增量达到稳定的均衡。要想使这种连续性的论点一清二楚，不利用数学符号或图解说明是不行的。”

　　到1871年，他沿着这条线索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把这些新思想以及他的图解经济学的切实基础详详细细地讲授给学生们。就在这一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了，这是一部独立完成的著作。这本书的出版多多少少让马歇尔感到失落和恼怒。因为在他看来，他正在这些方面进行一点一滴的研究，而趁他尚未给这些新思想适当而确切的表述之前，这本书却先拔头筹。然而无论怎样，是杰文斯最先发表了有关“边际”（或者按杰文斯自己的话来说，是“最后”）效用的一系列思想。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杰文斯争辩，然而同时又间接地但却明确而肯定地指出，他并未从杰文斯那里吸取过什么。

　　1872年，马歇尔在《学术界》上对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了评论。这篇评论虽然不是否定的语气，但却透出几分冷淡并指出了几处明显的错误：“（评论最后说）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那些突出的理论内容，而在于它对若干次要问题的富于独创性的论述以及那些富有启示意义的评述和细致的分析。书中新瓶装旧酒之处屡见不鲜……例如，任何商品的总效用都不与其最后的效用程度成正比，这原本是人们所熟知的道理……而杰文斯教授却把它列为头等重要的思想，并为此花样翻新地展示了大量经济事实。”

　　虽然他的确在一个章节中写道：“不幸的是，像其他地方一样，杰文斯在这里论述时的得意之情使他做出了一个不但不准确、简直是错误的结论……”但他也说道：“如今，很少有作者的天才创造力能像杰文斯那样如此接近李嘉图。”他又说道：“几乎再没有什么思想家的成就，能像杰文斯那样激起我们多方面的、强烈的敬佩之情。”

　　实际上，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确可称得上是一部天才之作，但与马歇尔的不厌其烦、力求全面、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相比，这本书又显得仓促、不够准确，像一本残缺不全的小册子。当然，它所提出的最后效用的概念以及劳动负效用与产品效用平衡的理论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在马歇尔那包含着耐心、坚韧与天分的巨大的工作机器面前，这不过像是思想火花的一时闪现而已。杰文斯看到水壶在沸腾时，兴奋得像一个孩子那样大喊大叫，而马歇尔则默默地坐到一旁，开始建造一台发动机。

　　与此同时，对于在阐述对外贸易和国内价值纯理论时揭示出来的图解法，他也作了一番概括。这些论文想必在1873年前后就已完成了，而且当时就已经与他的学生们作过交流（尤其是与H．H．坎宁安爵士）。它们作为不连贯的几个章节收录在《对外贸易理论》中。这本书在他从美国返回后的1875－1877年间就已接近完成，内容包括了他自1869年以来的研究成果。1877年，他转而与马歇尔夫人合著《工业经济学》。1879年，亨利·西奇威克生怕别人从马歇尔手中夺取优先权，于是私下印发了这些文稿，并将它的副本分别寄给了国内外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但这些章节最终没能正式出版，因此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它们的原文了。不过，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已经被安排到《经济学原理》第五篇，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并（在其产生之后50年）收入《货币、信用与商业》的附录J中了。

　　马歇尔在经济理论中对数学和图解方法的运用娴熟、陈述全面而且科学严谨，这远远超出了前辈们的那些“思想火花”，我们由此可以堂堂正正地说，马歇尔是现代图解经济学的奠基人。图解方法这一精致的分析工具对那些聪明的初学者来说是引人入胜的。我们开始接触到它时都深受启发，它还可以用来验证我们的直觉，充当速记的手段，而当我们在这一学科上登堂入室时，它就成为我们研究的背景。马歇尔的成果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外部世界，其完整形式只有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才能接触到，这使他丧失了许多本可以得到的世界性荣誉，而且这也许甚至阻碍了这一学科的进步。虽然如此，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我想，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马歇尔不愿意仅仅以发表他的图解方法来开始研究生涯。

　　这是因为，虽然思维方法对这个学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对它的过分强调或沉迷其中，就背离了马歇尔早年就已确立的对待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态度。不仅如此，马歇尔是数学学位考试的二等荣誉获得者，又曾对分子物理学怀有抱负，因此无论从思维角度还是审美的角度，他对数理经济学中那些七零八落的初等代数、初等几何和初等微积分都有点不屑一顾。比如，与物理学不同，经济理论中那些能用数学表达的部分，比起对那些复杂而残缺的经验事实的经济解释来说是太容易了，而且对于得出有用的结果不会有很大的帮助。

　　马歇尔对此有着强烈的感受，而他的学生们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在他眼里，初等数学只是孩子们的游戏。他想要进入到这个世界更广阔的实践中去，去倾听它的呼喊，去分辨其中不同的声音，用实业家的语言来发言。因此，正如他在前文中所表白的那样，“他努力去深入了解实业界的实际运作以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

　　由此可见，起初，是马歇尔建立了现代图解方法，而最终，他又毫不吝惜地将其置于适当的位置上。《经济学原理》出版时，图解只有在脚注中才能看到，充其量不过是在附录中做了简短陈述。早在1872年，当他评论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时，他就写道：“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些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把他们所善用的数学方法用来解决经济学问题，从而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对此我们应当表示感谢。但他们做出的所有推理和结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用普通语言表达出来……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如果去掉其中的数学而保留它的图解，将会有所改观。”

　　1881年，当他评论埃奇沃思的《数理心理学》时，他在开头写道：“这本书显露出了天才的迹象，并表明作者将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他加了这样一句话：“尤其有趣的是，我们将要看一看，这本书在避免数学方法的作茧自缚和诱使他脱离经济现实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最终，在1890年，他在《经济学原理》序言中首次强调了他对于图解的偏爱甚于代数，他认为前者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用的，而后者不过是作者为图方便的权宜之计。

　　马歇尔之所以反对滥用数学方法，还出于另外一种动机，害怕这会吓跑那些“实业家”读者（一种不太合理的动机）。尽管如此，他在这方面还是走得太远了。无论怎样，“有许多纯理论问题，人们一经使用图解方法就不愿意再做其他尝试了”，因此图解方法注定会成为经济学高级教程的一部分，它应该尽可能以最完整、最清晰的形式提供给学生们。

　　然而，马歇尔在他研究对外贸易理论兼及与自由放任主义相联系的若干有关问题之时，尽管尚有缺陷，但最终没能于1877年发表，却不啻是一大憾事。无论怎样，是马歇尔开始对这一方面进行专题研究的，“与其相关的主要事实可以从现有的文件中得到”，这些事实依据，再加上马歇尔访美期间通过对新兴国家贸易保护的实际运作进行调查而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已经足以构成一本专著。然而这却没能实现。部分原因在于，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时，他感到自己时日不多，而只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完成他在价值和分配方面的基本思想。

　　我们同样对马歇尔直至晚年才出版他的《货币论》而深感遗憾。因为他那些本来生气勃勃的思想以及敏锐而富有震撼力的表述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光辉。在马歇尔的经济学研究中，没有哪一部分像他对货币的研究那样集中展现了他的创造力和专注精神，也没有哪一部分这样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洞察力和渊博知识。

　　货币是经济学中一个半独立的部分而堪可形成一部专著。然而当时他除了在皇家委员会的证词中有所阐述以及偶有文章见诸报端之外，就再也没有向这个世界奉献任何以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写成的东西了。70年代初以来，货币问题是马歇尔在讲座中最喜谈的题目之一，因此他的主要思想广为学生们所知。这使剑桥形成了一种口授的传统，从马歇尔自己的讲座开始，而在他退休之后，则是庇古教授的讲座。与出版成书相比，这种方式不但与之不同，而且（我想可以这样说）要优于它，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不同。此时，对马歇尔在货币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做一简要叙述是恰当的。

　　在金银复本位制的大辩论之前，马歇尔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货币问题的东西，甚至在辩论开始之后，他也是在观望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方才介入。他对这一课题首次正式发表的见解，包含在他对皇家委员会1886年就贸易和工业萧条状况印发的问题单所作的回答中。接下来，他在1887年3月号的《当代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的文章。之后不久，他又分别在1887年和1888年向金银委员会呈交了大量证词。1899年他又为印度通货委员会提供了证词。直至1923年，在《货币、信用与商业》中，他才对自己关于货币问题的思想做了系统阐述。而此时，几乎他的所有主要思想都已在其他著作中公之于众了。他已经八十有余，体力大不如前，所能做的只能是把以前分散的文章连缀成篇了。它的表述显得很枯燥，又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各种繁难之处，总之与20年前或（更早一些）30年前写的著作相比，是大为逊色了。但是，马歇尔1871年前后写的现存最早的手稿，碰巧是讨论他的货币数量理论的。这是说明他的思想从1867年和1877年之间始终保持前后一贯的一个极好例证。他的《货币、信用与商业》的第一部分，第四章的全部内容就是由此而来，它论述得极为全面，在解释和说明方面精雕细刻，这是他在50年后所无法达到的。我并不清楚他在《当代评论》上所发表的文章中，以及在对金银委员会的证词中所体现出的主导思想是何时树立的。不过，在《工业经济学》中已经有了关于“商业危机”的段落，他在回答贸易萧条委员会的问题时也引用了这些段落，这表明，在1879年他就已经怀有同样的想法了。下面，我将一一列举马歇尔在货币理论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创见。

　　（1）把货币数量论当作一般价值理论的一部分而对它进行阐述。他总是强调，货币的价值一方面是货币供给量的函数，而一方面又是货币需求量的函数，而这种需求量是以“每个个人保证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量的平均储存量”来度量的。他进一步解释了个人如何在货币与其他财富形式之间进行比较、寻求平均，从而确定自己持有的货币量。“（他在前面提到的1871年手稿中写道）英国全部货币的交换价值与社会成员希望能够随时购买到的商品量的总额相等。这样，在银币通货制度下，如果我们已知流通中的全部银币的盎司数，就可以计算出每盎司的银所代表的其他商品的价值；这只须以前面所说的商品总量除以总的盎司数就可以了。假设平均说来，社会中的个人希望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数量占他的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么，这时如果流通中只存在银币这一种通货，英国的货币价值就会等于全国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果人们的习惯改变了，为了以其他方式获得财富，在购买力增加时并不急于购物，比如说，如果平均说来每个人希望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数量只占他的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那么当流通中的银币数量不变时，它就不能保持原有价值，其价值会下降。这时，工业用银就会增加，而银矿的产银量将会有所减少……”

　　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避开了“流通速度”这一笨拙的概念（尽管他能够准确地说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们试图在‘流通速度’和货币价值之间建立联系，那么问题就会错综复杂。穆勒先生对这个难处一清二楚（《政治经济学》第三部分、第八章、第三节的后半部），但他并没有给出解决办法。”有时，人们由于对货币缺乏信任，不愿意持有它，而造成价格上涨——这种现象由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备受人们关注——对于这种现象的前因后果，马歇尔也曾做过详细说明。他也清楚，价格水平与商业循环相伴相随，它与公众愿意持有的“即时支配”额的波动相关。

　　（2）“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区分，以及货币价值波动时，这一区分对于信用循环的意义。对此所作的明确说明，我认为最早是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六部分，第六章（结尾注释）中。

　　（3）现代信用制度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影响价格的因果顺序，以及贴现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引用以及中学生们可以参考的唯一的详细论述，是马歇尔1887年为金银委员会所作的证词（尤其是证词的前半部分），再加上他1899年为印度通货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这些本来是货币理论最基础的内容，但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学生们只能从呈交给那些对一时的实际问题感兴趣的政府委员会的问答式文字中找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4）阐明了“购买力平价”是决定不可兑换货币在国家间兑换比率的理论。实质上，这一理论应归功于李嘉图，卡斯尔教授以适于现代情况的方式对李嘉图的理论进行了重新表述，但马歇尔的备忘录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这份备忘录附于他为金银委员会所作的证词（1888年）之后。这个理论在他于1899年提交给印度通货委员会的结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下面是马歇尔对金银委员会发表的意见的一段摘录，它说明了他的理论梗概：“设B国有一种不可兑换的纸币（如卢布）。在每个国家，货币价格都取决于货币量与它发挥的功能之间的关系。随着贸易的进行，黄金对卢布的比价将达到A国的金价与B国的卢布价格之间的比率（考虑运费因素）。”

　　（5）编制指数的连续法。他在“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1887年）的最后一部分（标题为“如何估计一个单位的购买力”）中的一个脚注中，首次提到了这一方法。

　　（6）建议在金银混合本位制的基础上实现纸币流通（与李嘉图的“对建立一种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的建议”一脉相承）。这一建议最早见于他在1886年对商业萧条问题政府专员的回答中。他争辩说，普通的金银复本位制将会慢慢成为变相的金属本位制。（他继续说道）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要因为金银复本位制而大吃苦头的话，那实在是我们自找的……我的替代方案取自他的（李嘉图的）简单方案，就是要把比如说是2000克的银条与100克的金条结合起来，同时政府随时准备买入或卖出成对的金条和银条，从而确保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维持稳定……这一计划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启动，而不必等待其他国家的协同。”

　　他并不是在促使马上采用这种本位制，而是旨在向世人说明它起码要优于金银复本位制。这一建议又先后在他1887年的文章“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和1888年对金银委员会的证词中重现。

　　（7）建议编制便于长期合同选用的按物价指数计算的官方币值标准表。这一建议最早见于一篇论文的附录中，这篇论文探讨了解决就业不连续状况的对策，于1885年马歇尔在“工业补偿会议”上宣读。1886年，他在对商业萧条问题政府专员的答辞中重申了这一建议，并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他写道）工业运转之所以缺乏连续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不知道一个英镑在一段时间以后还能值多少钱……如果采纳了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一直呼吁的一项计划，由此造成的严重影响就会大大减轻。我提出这一对策并不是要求政府自已经营实业，而是希望它能够为实业提供帮助。它应该公布币值表来跟踪黄金购买力的变动，这将方便合同在签订时按照固定的购买力单位确定报酬……因为合同的双方都是自由地做出选择，所以无论是对于利息支付的几乎所有合同，还是对于偿还贷款的合同，关于地租的合同以及涉及工资和薪水的合同，这种恒定的一般购买力单位都是适用的……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建议与我们的货币流通形式无关，并不要求它加以改动。我得承认，对于国际贸易，这一建议很难行得通。但是，作为国内商业的稳定因素，它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而且它实行起来非常简便，也不会像政府干预企业那样引发弊端。鉴于此，我冒昧地恳请诸位密切注意这一建议。”

　　在前面曾提到的“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这篇出色的论文中，马歇尔又深入阐述了这一重要的建议。这篇论文前三部分的标题分别是：（1）“价值标准波动的弊端”；（2）“贵金属不是一种良好的价值标准”；（3）“价值标准与金或银无关”。马歇尔在写作时有一个独特的习惯，就是喜欢把那些最新颖、最重要的内容放在脚注里。下面这段文字就是对这篇论文中一个脚注的摘录：“我想，每一项旨在控制货币供给从而维持币值稳定的计划都应当是仅限于国内而非国际性的。我将引证两个计划来说明这一点，尽管我不赞同其中的任何一个。第一个计划中，货币是不可兑换的，这时只要一英镑的价值超出了一个单位，政府部门就会自动地购买公债从而投放货币，相反，当一英镑的价值不足一单位时，就应当售出公债从而回笼货币……另一项计划中，货币是可兑换的，这时一英镑的纸币将有权要求政府部门按照现时的金价和银价兑换成半单位的金和半单位的银。”

　　《经济学家》对金银混合本位制和备用币值标准表进行了嘲讽，而马歇尔总是过分担心被指斥为脱离实际或凌驾于“实业家”（这种传说中的怪物）之上，因此他就没有继续坚持。

五

　　我在前文中曾经承诺，要挖掘出马歇尔推迟出版他的图解方法、对外贸易理论以及货币与信用原理等成果的原由。在这些原因中，许多都贯穿他的终生，而就其结果来说，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不利的。让我们先来探讨那些有益的。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马歇尔很早的时候就已认识到，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本身并无多大价值，对于做出切实可行的结论也无多大帮助。其全部价值仅在于对当前的经济生活进行解释。这就需要对工商业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了解。然而这些具体事实以及它们与个人的关系总是处于不间断的迅速变化之中。马歇尔在剑桥的就职演说点明了他的立场：“当代经济学在观点上的转变是由于人们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人本身也是环境的产物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们所犯的主要错误并不在于他们对历史和统计的忽视，而在于他们把人看作一个定值，而几乎不去关心他的变化。因此他们认为供给与需求的作用是机械的、不折不扣的，这与实际情况大不相同。他们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看到工业中的常规和制度是多么易于变化。而社会主义者们总是用过于强烈的方式感受事物，他们对人类行为的隐秘动机有所了解，这正是经济学家们所忽略的。有一点李嘉图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们并未向世人讲清楚，甚至他们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那就是他们所建立的体系并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在发现某些真理时加以普遍应用的工具。我认为，只有经济学核心的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超越的普遍性，而没有哪一条经济学教条具有这种普遍性，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是实际真理，而是探索实际真理的工具。”

　　马歇尔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他的经济学前辈们的错误危害最甚的时候，他所持的观点以及对他们所持的反对态度自然而然地使他不愿意在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之前就发表那些孤立的经济学专论。单独发表图解方法和纯理论有可能造成弊大于利的后果，因为那将会使数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在目标与方法上更加混乱，从而做出不合他本意的强调。如果不对理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进行苦苦探索就草率地发表那些纯智力成果，人们就会纷纷效仿这种做法，他就会成为一个错误的示范。然而另一方面，要得到相关的事实依据是极端困难的——比现在困难得多。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是在美国，事情发展的速度超乎寻常，因而整理过的信息资料非常罕见，远非现在这样丰富。实际上，在1875-1895年的20年间，马歇尔对于事实资料的掌握以及他的经济学判断力都大有提高，所以，如果他在1875－1885年间发表那些著作，那将会比他在1885－1895年间发表逊色得多。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一个个人性质的原因。在关键时刻，马歇尔的身体却垮了下来，而在健康有所恢复之后，他在准备课程和培养学生上花的时间又大大推延了他的写作进程。并且，他在写作时精益求精，锱铢必较，表述力求准确，这也妨碍他成为一位写作快捷的作家。他还特别不擅于把各部分合为一体以及为使各部分间相互照应而进行改写的工作。他一直试图写大部头的著作，但他缺乏运笔如飞的能力，又不能长时间地全神贯注（这正是穆勒所具备的），还缺乏一种前后一贯的整体感（这正是亚当·斯密所具备的），而这些对于一部宏篇巨制的圆满成功都是必备的条件。

　　前面已经指出，他认为经济学不可能达到极致状态，同时现实世界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而他在文字能力上又有所局限，也不能用大量的闲暇来著书立说，正是这些原因使他放弃了先写独立专著再将它们合为一部宏篇巨制的想法，这难道说不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吗？我认为是的，正是那些障碍与不足之处导致了这一点。

　　对于那些尚且健在的同代人，马歇尔很清楚自己在能力上的巨大优势。他在1885年的就职演说中说道：“12年前，英格兰拥有或许是最才华横溢的一群经济学家，像他们这样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在同一个国家的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一个接一个，穆勒、凯尔恩斯、巴奇霍特、克利夫、莱斯利、杰文斯、纽马奇和福西特先后离开了我们。”当时剩下的人中，再无一人堪与马歇尔并驾齐驱了。对于自己的学生，马歇尔加以精心培养，因为他们将要承担未来的经济学研究。然而，马歇尔却不愿意把半生不熟的面包撒在水面上，不愿意考虑与别人合作的可行性，不愿意让这个世界从他身上获取能够滋补的养分。他不正是在违反他自己的信条，试图达到一个不可能的目标吗？经济学的宏篇巨论或许有很大的教育价值。我们也许的确需要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洋洋洒洒的大作。既然经济事实具有变动不定的特点，而孤立的经济原理又苍白无力，那么经济科学的进步与日常用途难道就不需要一些先驱和开拓者们撇开大部头的论著而埋头于小册子和专论的写作吗？我曾在前文中说道，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不失为一部杰作，但充其量也不过像是一本小册子。这里我却要说，正是杰文斯乐于与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才使他赢得了崇高的个人地位，产生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杰文斯的所有经济学著述都属于小册子的性质。而马尔萨斯在《人口论》出版第一版后，想把它扩展为大部头的著作，这却反而毁掉了《人口论》。李嘉图最伟大的著作也都是一些风行一时的小册子。穆勒倒是凭借他的天赋完成了一部成功的巨著，但它对教育的意义远甚于对科学的意义，而且当新一代的辛巴德们已经在海上乘风破浪之时，他不也像个老人一样只能枯坐一旁吗？只由亚当·斯密一人享受宏篇巨论的荣誉就够了，经济学家们应当只争朝夕地撰写专著和短论，并祈求以此方式达到不朽。

　　那么，马歇尔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做法岂不是偏离了他那独特天赋的真实本性吗？“经济学”正如他在前面的引文中所说的，“本身并不是实际的真理，而只是探索实际真理的工具。”我们目前所使用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马歇尔的创造。他在将其展示给这个世界之前，早早地把它交到了学生们的手里。这一工具的建立是马歇尔那独特天赋的最主要的成就。他认为经济学不是“实际真理”，他也极力地追求这种“实际真理”，然而在这方面他却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的父亲曾经作为一名学生兼同事，目睹了马歇尔自始至终的思想发展历程。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时甚至我还不知经济学为何物，我就听到过我父亲的慨叹，慨叹马歇尔的顽固不化，这使他无法弄清自己的优势与劣势的确切所在；慨叹他的不可理喻的雄心，这使他不能把自己精神与天赋中的真正财富奉献给这个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学本来可能发展得更快，马歇尔的权威和影响本来可能更大，只要他的脾气稍稍有所不同。

　　马歇尔还有两个特点必须提到。首先，马歇尔过于害怕犯错误，面对批评脸皮太薄，对反对意见太容易着恼，甚至是在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一种极端的敏感使他对于批评和反驳不够宽容。这种害怕由于言语冒失而招致批评的心理在其他方面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不管怎么说，偶而犯些小错毕竟无关大障，尤其是如果能及时发现，那么更不会造成什么恶劣影响。然而，说这是马歇尔的一个缺陷，是立足于他对科学的准确性与真实性的高标准——这种高标准常常令他的学生们望而生畏——的基础上的。

　　其次，马歇尔太急于做善事了。对于这一学科中那些与人类福祉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直接相关的部分，他总是不屑一顾，即使有些内容间接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如果自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那就不是在追求至高无上的目标。这种观念来源于他内心的冲突，在充满了艰难、枯燥、苛刻、毫无感情色彩的理智与显然完全不同的、饱含热望的激情之间的冲突。当他的理智在追寻图解方法、对外贸易与货币理论的时候，他的内心一个传道士般的小精灵却在说，不，这样不行。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他的理智之火行将熄灭。而那个一直被压迫的小精灵却跳了出来，有一次他说道：“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就要献身于心理学。经济学离理念的世界太遥远了，如果我在这方面说得过多，实业家们就不会读我的东西。”然而他毕竟还是把那种观念保持终生。他经常讲述这样一个早年的故事：“当我开始下决心尽我所能对政治经济学（当时‘经济学’这一词汇还未创造出来）进行彻底研究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街头橱窗里看到了一幅小小的油画（画中人面容憔悴，表情若有所思，是一个‘落魄者’的形象），我就花了几个先令把它买了下来，回到学院宿舍把它挂在壁炉架上，从此以后我就把它称为我的保护神，我立志努力让世间那些像画中人一样的人们都能达到幸福的境界。当时，我对经济学理论中的数学部分极感兴趣，于是我就抬头望一眼我的保护神，它把我带回到正路上来。有一次尤其灵验，因为是它把我从对终极目标的研究中拉了回来，使我开始研究喧嚣一时的金银复本位制问题。我是鄙视这样的问题的，但追求的本能把我引向它们。”这就是他的另外一种伟大品格：崇高的无私与献身公益的精神——这一点常常令他的学生们感动——中的瑕疵。

六

　　无论如何，1877年，马歇尔是在帮助夫人撰写《工业经济学》（1879年出版）。按原计划，这本书是夫人为剑桥大学函授部讲师作教材用的，但随着工作的进展，马歇尔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后，他不仅压制那本书的发行，而且在同一题目下以完全不同的内容替代了原书。这本书改写后，基本上是《经济学原理》的缩写本，并“力求适应低年级学生们的需要”。在原书中，他的价值理论不得不以简短而不完善的形式表达出来，世人也只能以这样的形式来接受，我想，马歇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在11年后改写这本书。在1887年和1888年《经济学季刊》上与美国经济学家的辩论也使他进一步确证了这种印象。另外，他也放弃了那种认为对初级学生讲授经济学只需一个半指导性的函授教师辅以一本半严肃的教科书就已足够的观念。1910年，他在给1879年出版的《工业经济学》的一位日本译者的信中写道：“本书在撰写之初，是希望能够把简明易懂与科学严谨结合起来。现在看来，尽管有些专题可以写成简明的著作，但经济学的核心教义却不能如法炮制。”

　　正是这些情绪便他对这本书怀有偏见。实际上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受到了行家们的高度赞誉，而且这是一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小型教科书。如果说有什么初级教科书的话，那么这本书可能是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最好的——比福西特夫人、杰文斯所编写的入门书以及后来出现的一些教科书要好得多。不仅如此，本书第三篇后半部分中论述商业联合、工会、商务争议以及合作的章节，是在当代对这些重要题目首次作出的令人满意的表述。

　　本书脱稿后，马歇尔的身体衰弱到了极点。1881年出国休养期间，他并没有重新回到货币或对外贸易上去，而是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后来出现在《经济学原理》中的那些核心理论。在这期间，他到牛津任职，又回到剑桥执教备课，参加金银复本位制的辩论，和为金银委员会作证词等等诸多事务缠身。

　　马歇尔最初打算以一部书涵盖经济学的全部内容。1883和1884年，他的分配理论现出雏形。1885年夏天（在湖区），他在回到剑桥后的第一个长假期中开始为这本书最后定型：“（他写道）这一年的工作不尽如人意，部分原因是由于我正在摆脱对这本书的陈旧而狭隘的设想，应该使那些构成经济学支柱的抽象推理居于更显要的位置，但与此同时，我未能鼓起勇气，马上投身于撰写一部两卷本的著作，这部著作（逐渐润色之后）将成为我一生著述中最主要的成果。”

　　1886年：“我的主要工作是改造自己的写作计划。这一工作在夏季住于克罗姆附近的谢林汉姆时告一段落。这时我已使全书的内容基本定型，起码就第一卷来说是这样。随后，我第一次开始着手按照排印时的设想安排各个独立的章节。”

　　1887年（在格恩西岛）：“在写作此书方面大有进展，并且已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安排了出版事宜。这个学年一结束，我就开始向印刷商寄校样。除了第六部分的半部内容外，其余各章节都已打印完毕，虽然还不能马上用于出版，但已具备了出版的模样。我是说，事情已经安排妥当，基本完成了。”

　　1888年：“长假期临近结束，我已将第五部分交付印刷商，第四部分也完工在即。之后，我准备在撰写‘正常价值或分配与交换’之前，添加进一步讨论‘生产成本’的新部分，把原拟留待关于‘正常价值’那一部分后半部中讨论的内容（稍作补充）放入这一篇内。这就是本书现在的第七部分。这个想法是慢慢形成的，因而这一学期的进展也就不是很大。”

　　1889年：“1889年的前四个月忙于第六部分的写作，先是写出了前四章的初稿，并修改了第五部分。同时，我还花了很大精力来撰写数学附录，其中很大部分已经付印。长假期中的八个星期是在波多尔港度过的，主要用于第六部分五六两章和第七部分一到五章的写作。”

　　这时工作进展神速，该书于1890年7月出版。

　　1890年之前，马歇尔就已是著名人士了，而《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的出版则使他梦想成真。报章杂志纷纷以标题文章进行大张旗鼓的评论。记者们并不能确切分辨出这本书给科学带来的贡献和创新，但他们却极其敏锐地判断出经济思想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蓓尔美尔新闻》说，“在我们一所古老的大学中出现了这样一位教授，他以毕生的精力用来把政治经济学改造为一门推进社会完善的科学。”旧的政治经济学“把人看作是完全自私、只知攫取的动物，而国家不过是这样一些动物所组成的群体。”如今，新的政治经济学诞生了，旧的政治经济学一去不复返了。《每日新闻》说：“这本书将会恢复人们对政治经济学曾经动摇的信任，它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将会像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上个时代一样。”“它使这门科学中的其他著述都成为过时的东西，”《曼彻斯特卫报》说道，“如果说马歇尔教授的著作将成为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里程碑，这恐怕并不是冒失的说法，因为它将指明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加快经济学研究的进程。”这些都只是一片赞誉声中的几例。

　　对于我们这些在马歇尔及其著作的哺育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要确认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这一段长长的空白期中经济学的发展状况是一件困难的事，同样困难的是确定后者的出版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埃奇沃思教授提供的笔记的帮助下，我将做这样一个尝试，指明这本书为人类知识宝库做出的几个尤其突出的贡献。

　　（1）最终澄清了在价值决定中需求与生产成本各自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曾经由于李嘉图的隐晦和杰文斯的反应过激而引起一场不必要的争论。而在马歇尔作出分析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多说了。“（埃奇沃思教授写道）对生产成本的新的论述使人们认清了它在价值决定中所起的作用。正如马歇尔在某个地方所说的，当古典学者们强调供给的作用甚于强调需求的作用时，他们凭借直觉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当马歇尔在本书第一版中重新回到那些老一代作者——他们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遭到杰文斯和庞巴维克等人的贬低——的时候，那些评论者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喧嚣一时的批评带来的迷雾被驱散了。永恒的山峰又在同一高度重现了她那自然的雄姿。’”

　　（2）把由需求和供给在均衡点上决定价值的命题发展为一种一般性的思想，这就宛如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哥白尼体系，因为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经济学领域中的各个要素才在彼此均衡与相互作用中各就其位。而关于经济均衡的一般理论之所以能够巩固，又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思想法则，则是得益于两个重要概念的引入。这就是“边际”与“替代”。

　　边际的概念已经超出了效用的范围，对于那些能够作定量的微小变动处理的经济要素，边际概念都可以用来描述它们在给定条件下的均衡点，也可以用来描述它们与一定量的边际变动的函数关系。引入“替代”这一概念则是为了说明达到均衡和恢复均衡的过程。尤其是“边际替代”这一概念，它不但能够说明消费过程中两种物品的替代关系，还同样能够说明生产要素的替代关系，因此引入这一概念所带来的成果是十分丰厚的。

　　不仅如此，“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它们在使用上是相互排斥的，功效与成本之比较高的要素会替代较低的要素，并限制了对后者的需求价格。而另一方面，它们又是通过相互组合才构成被使用的可能的。任何一种要素都不能单独构成使用的可能，只有在其他要素为其提供了这种可能时它才得以被使用。国民报酬是这些要素的共同成果，每一种要素供给的增加都会增加国民报酬，而国民报酬也是这些要素的唯一需求来源。”

　　这一分析方法，在供给与需求这一一般价值法则下，包含了对工资和利润的分析——就像它也包含了货币理论一样。同时，决定劳动者工资或雇主利润的供求作用的特点也在其中得到了全面的分析。

　　（3）把时间因素直接引入到经济分析中来，主要应当归功于马歇尔。“长期”和“短期”的概念，是他提出的。他引入时间因素的目的之一，是要追溯“一条贯穿始终，并把供求均衡的一般原理与长短不同的时期联系起来的连线”。与此相关，马歇尔还首次对另外一些概念作了区分，这是我们现在进行清晰的思考时至关重要的依据。马歇尔对“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主要成本”与“辅助成本”进行了区分。其中的第一对概念，我认为，在《经济学原理》出版时，完全是一个创新。而后一对概念，如果不是曾经在经济分析中出现过，就是已经存在于工业词汇中了。

　　通过对长期与短期进行区分，“正常”价值的含义得以确定；而借助于马歇尔另外两个独创的概念——准地租和代表企业——正常利润说形成了。

　　这些思想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也是人们在进行清晰的思考时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依我来看，这一部分也是马歇尔论述得最不全面、最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他留下了许多工作需要由后继者们来完成。正如他在《经济学原理》初版序言中所说的，时间因素“几乎是每一个经济学难题的核心”。

　　（4）消费者地租或曰消费者剩余这一独特概念是从杰文斯的思想中自然派生出来的，实际的结果证明，这一概念也许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富有成效。但是在思维工具中，它又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概念在《经济学原理》中尤其重要，因为它的使用（用埃奇沃思教授的话来说）“表明了自由放任主义，即无限制的竞争的最大收益，不一定就是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

　　马歇尔证明，在某些条件下，自由放任主义作为社会最大利益的一条原则，不仅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但马歇尔并没有对这一独特的论点进行更进一步的阐述，而是将这一领域留给他的得意门生和后继者庇古教授来继续探讨。而庇古教授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了，对那些已经心领神会的学生们来说，马歇尔的分析方法在披荆斩棘的探索之路上是一种多么有力的工具。

　　（5）马歇尔对于垄断的分析也应当在这里加以说明。因为他对报酬递增的分析，尤其是当外部经济存在条件下的报酬递增，在这里提及比在前面各处都要恰当一些。

　　马歇尔在这方面的结论以及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强烈同情与他那种对竞争力量的古老推崇之间并无矛盾。埃奇沃思教授写道：“当我第一次接触马歇尔时——我想那是远在80年代的事了——他认为竞争在价值决定中的支配地位将会长期保持下去，他如此旗帜鲜明的表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并不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但这与他在‘经济学家的老一代和新一代’这篇文章中的判断是相一致的。‘如果卖者出价，而买者接受，他们就会不顾国王、议会或托拉斯、工会的禁止而设法成交。’”

　　（6）在创造术语和思维工具方面，我想再没有什么比马歇尔引入“弹性”的概念更令经济学家们获益甚多的了。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的第三部分的第三章中，他对“需求弹性”的含义作了设定，这实际上是对这一概念的最早表述。如果没有这一概念的帮助，关于价格与分配的前沿理论很难取得进展。

　　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并不是成正比的，而是比之多或比之少，这种观念在经过19世纪初关于供给与小麦价格关系的讨论之后，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了。因此，无论是穆勒还是杰文斯都没有对这一概念加以澄清，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然而事实的确如此，e＝(dx/x)/(dy/y)这一概念完全是马歇尔的创造。

　　马歇尔在引入弹性这一概念时，并没有指明这是一个创新，这一点发人深省，而这又充分体现了马歇尔的特色。在这一思维工具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之后，进一步研究的累累硕果又一次被庇古教授而不是马歇尔本人悉数吸取了。

　　（7）《经济学原理》中涉及历史的部分值得作些评论。第一版中，第一部分包括了以“自由工业和企业的成长”为题的两个章节。而在最近的几版中，这些章节中保留下来的部分又被打入到了附录中。对此，马歇尔始终是犹豫不决的。

　　一方面，他深知经济学的相关事物具有变动不定的特点，因而他十分重视研究的历史背景，并以此来纠正那种认为现存的公理将永远颠破不灭的想法。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在这方面占用过多的时间（有一段时期，他大张旗鼓地开始历史方面的研究，如果写出来，据他说要用六卷的篇幅），他也不愿意让这些内容成为他的著作的重心。在马歇尔致力于经济史研究的时代，这方面现成的资料还少之又少，虽然他下了很大的气力，但仍然在这条偏僻的历史小道上徘徊不前，对于在书中应该把历史背景置于何种地位他也大费脑筋。结果是折衷的，正如在《经济学原理》中体现出来的那样，这并不尽如人意，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压缩成了泛泛之谈，而其中的证据却无法详加罗列。

　　马歇尔在历史方面最出色的作品可能是《工业与贸易》中的某些部分。这本书出版于1919年，此时他的大部分著述工作都早已完成。而《经济学原理》中有关历史的章节却遭到了威廉·坎宁安博士鲁莽的攻击，他在皇家历史学会发表了演说，演说内容刊载在《经济学杂志》第二卷（1892年）中。马歇尔这次却打破了对批评置之不理的一贯原则，在这一杂志的同一期上著文反击，成功地结束了这场论争。

　　漫不经心的读者可能不会注意到，《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方法不同凡响。对于新颖与首创的声明一概被免除了，文中也绝少指责他人的错误，那些早些时候声名卓著的作家，无论他们到底说过些什么，在马歇尔的解释里，他们的意愿都是良好的，无可指责的。经济要素之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诚如马歇尔的两个座右铭——“自然界没有飞跃”和“万物归一，一寓于万物”——所示，是经济学难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即便如此，除非对于初学者，这本书，尤其是其前四部分还是十分浅显易懂的，它明白、恰当，宛如是对平常事情所作的文雅一些的表达。

　　这种行文风格使马歇尔实现了他的目标。这本书为广泛的大众所接受，它提高了经济学在公众中的声誉，而又极少引发争论。一般的评论者很欣赏作者这种对待论题、对待前辈、对待读者的态度。而令马歇尔高兴的是，他唤起了人们对道德因素的重视，使经济学重新焕发出应有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与此同时，这一切却未损及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所蕴含的精神品质对英国的经济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过程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着，没有引发任何的喧哗与骚动，以致于人们常常会感受不到。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写作方法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本书落墨时轻重欠分明，除了那些堪称重大突破的地方，对于一般的突出之处只是一笔带过，读者就很容易随便放过这些地方。困难都被隐藏起来了，棘手的问题也都放在脚注中加以解决，原本涵义隽永、富于创见的内容被平平淡淡地表述出来。

　　如果说读者的头脑是一个衣橱的话，作者根本没有为他的思想贴上品牌名称，甚至也没有设计衣钩。学生在阅读《经济学原理》的时候，可以因为它的明白晓畅而着迷，以为自己弄懂了一切，而一周之后，却发现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就连那些在《经济学原理》的哺育中长大的学生，偶然碰到某个新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法，回头再查阅这部著作时，发现这个问题和一个更好的解法明明已在书中，而自己竟然一直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了。读者只有在经过勤奋的学习和独立的思考之后，他才可能窥视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这一知识宝库之门径。

七

　　马歇尔夫妇1885年回到剑桥之时，正值对研究员的结婚禁令解除不久。他们为自己建造了一处小小的房舍，并将其命名为巴里奥·克罗夫特。这座住宅位于马丁利路，用的是圣约翰学院的土地，靠近巴克斯河，不过就在巴克斯镇的郊区，因此在它的一边，有开阔的农村向马丁利山伸展开去。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这里居住了将近40年之久。这所住宅的花园很大，设计不落俗套，因而采光充足，空间恰能容下他们二人和一位忠诚的女仆。他的书房，列满了书架，摆满了图书，只在壁炉旁才有地方放下两把椅子。就在这里，他与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促膝谈心，天色将晚之时，在边上的凳子或架子上，他为来访的学生准备一杯清茶、一块蛋糕。大的聚会则要在楼下举行，为了娱乐的需要，可以把餐室和马歇尔夫人的起居室合为一体，这所住宅保持着一种始终不变的气氛：楼上，满是书籍和装着手稿的抽屉；楼下，家具上镶嵌着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人物画像；门口，迎面站立着女仆萨拉。这一切，总是深深吸引着马歇尔的学生们，他们年复一年地来这里拜访他们的导师，就像来到了圣人的栖居之地。

　　这是剑桥婚姻小团体的第一个年代，在由那些学院首脑夫妇和几位教授夫人构成的小圈子开始扩大之时，一些最知名的导师，尤其是伦理科学的导师，先后娶了纽纳姆学院的女学生。这样，来自夫妇双方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单一然而杰出的精英团体。

　　在我童年之时，这一团体正生气勃勃，当我稍稍年长，能够应邀参加午宴或晚宴的时候，我就是到这些人家中作客。那是一种温馨而高尚的气氛，在今天庞杂的剑桥是很难找到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款待某个经济学同行，尤其是某位外国同行，马歇尔夫妇的家中常常举行聚会。在小型午宴上，还常常邀请一些本科生以及来自纽纳姆的学生或年轻讲师。我清楚地记得，就是在这样的场合，我与阿道夫·瓦格纳和N．G．皮尔逊结识了，他们是过去那个时代中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马歇尔不太愿意到别人家中作客，他更愿意在自己的斗室里热情款待他的客人们，这时，他总要把夫人支使得团团转，自己则谈笑风生、语音朗朗、妙语如珠。他对各种五花八门的事情都能侃侃而谈，他脸上挂着笑意，眼睛闪烁着光亮，不时显出几分滑稽，这时，有谁不会欢乐开怀呢？

　　早些时候，特别是在1885-1900年间，他喜欢邀请一些工人首领与他共度周末。比如，托马斯·伯特、本·蒂利特和汤姆·曼等人都曾接受过他的邀请。有时，这种拜访恰逢社会问题讨论协会开会，拜访者们还要到会上发表演说。通过这种方式，他结识了过去一代大部分重要的合作社成员和工会主义者。实际上，除了学术思想外，他对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等等一切都抱有同情（同J．S．穆勒一样）。

　　马歇尔此时已经安定下来，也已习惯了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对他从1885－1908年辞去教授职位的这一段人生历程作一简要描述。

　　从1885-1890年，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他主要致力于《经济学原理》的写作，但此外还有几项活动：1885年主要是他向“工业补偿会议”提交论文；1887-1888年为金银委员会提供证词；1889年他在合作大会上发表主席演说；1890年夏，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利兹会议上，他为经济学小组作了“关于竞争的若干问题”的引人入胜的主席演说。此外，上课也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因此这五年是他一生中最活跃、最有成果的五年。

　　普通课程他一周讲授两次，在理论上有特殊困难的课程他一周还要讲一次，但是作为惯例，三个学期中他只讲两个学期的课，这样一年下来他大约有45个课时。马歇尔教授宣布，一周中的两个下午，从四点到七点，“大学里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到家里来拜访他，无论此人是否听他的课程，他将为来访者提供建议和帮助。”80年代后期，听他的公共课的人数在40-70之间不等，听他的专业课和理论课的人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一半。但他这种授课方法——多半是故意所为——后来使那些不太认真的学生半途而废，不再来听课，而几个学年之后，听课的人又少了一些。

　　马歇尔是不会把他的课程写成讲义的。“（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很少事先作笔记，除非是在讲授经济史的时候，这时他就在课前作些笔记，然后在到课堂的路上在头脑中整理一下。他说他的学生中有很多都善于独立思考，其原因就在于，他从不愿意按部就班地系统授课或者为学生们提供资料，他更注重让学生们自己思考。每个星期，对于那些还没讲完的课程，他都要出一些思考题，然后自己在课堂上给出答案。在他批阅学生们的作业的时候，他一定很痛苦，因为他不停地用红笔勾画。”

　　我想他的课越来越不正规了。到1906年，当我去听课的时候，已经很难作一些有条理的笔记。但他还是保持着前面提到的那种授课方法，他不像西奇威克那样讲授即将成书的讲义。这或许也是妨碍他出版著作的原因之一。在用书本授课和口头授课中，他明显地偏爱后者，这大大激励了那些优秀学生和那些小课堂里的学生。这种方法在超过40人的大课堂（我记得我听课时课堂人数接近20人而不是40人）中很难实行，它也不适于那些对经济学没有真正的兴趣和意向的人（如今经济学的大量课程都是为这些人设计的）。在他回到剑桥后不久，他就开设了下面这几门前后关联的课程，这也说明了他想要讲授的内容：

　　1885－1886秋季学期：对外贸易与货币春季学期：投机、税收及其他

　　（穆勒，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1886－1887秋季学期：生产与价值

　　春季学期：分配

　　在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之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此书的缩写本。这本书以《工业经济学》为标题，在1892年初出版。他也花了很多时间不断地对《经济学原理》进行修订，最重要的改动出现在1895年的第三版和1907年的第五版中。然而至于改进的程度是否与投入的劳动量相关，就不得而知了。这些修订工作也妨碍了他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写作《经济学原理》的第二卷。

　　然而，打断这一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他被选为皇家劳工委员会1891年至1894年的成员。他很欢迎这一机会，因为他由此可以深入接触到研究课题的原材料了。在起草“总结报告”的工作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其中有关工会、最低工资和无规律的就业状况等部分出自于他的手笔。

　　然而，他毕竟还在继续《经济学原理》第二卷的工作。他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因为他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论述方法。1894年，他开始进行历史方面的论述，后来，他把这项工作称为‘白象’，因为它实在太浩大了，写成书要用很多卷。后来他在《工业与贸易》的描述性部分引用“白象”中的一些片断。

　　马歇尔在劳工委员会的工作只是他为政府进行的研究之一。1893年，他向皇家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老年穷人”的证词，他在其中建议，将慈善组织委员会与济贫法的管理机构联系起来。1899年初，他为印度通货委员会精心准备了一份证词，其中关于货币理论部分的有些内容是他在11年前为金银委员会所作证词的重复，但他自己认为这一新的版本有所改进，这是他对货币理论进行的最好的表述。对那些特别涉及印度的部分，他提供了许多统计图表。他对印度经济问题和通货问题的兴趣源于他在牛津时为派驻印度文职见习生的授课。他对自己在印度问题上细致入微的实际研究很满意，他那些并未全部发表的大卷的印度图表总是放在手边，以备研究之需。

　　就在1899年的晚些时候，他为皇家地方税委员会准备了关于帝国税和地方税的分类和影响范围的备忘录。1903年，正值关于关税改革的辩论处于高潮之时，他应财政部的请求，撰写了“国际贸易的财政政策”这一令人赞叹的备忘录。1908年，这份备忘录由于有当时的财政大巨劳埃德·乔治的建议而作为议会文件印发，因为它“写得的确富有独创性”。但这份备忘录在整整五年后才得以发表，对此马歇尔别具特色地解释道：“1903年8月，这份备忘录的一些重大修改和补充在国外的邮局里遗失了。秋天，我重读了那些未作修改的论证，我对它们很不满意，因而决定拒绝允许我将其单独出版的好意。由于成文匆忙、落笔局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文布局不当、个人的武断见解过多，有些论点我本应该仔细推敲。而且，这也违反了我避开争论的原则。另外，在这篇文章中，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不如学生作业那样认真。因此，我决定对于财政问题保持沉默，直至我能把要说的东西以更镇密、更完整的形式表达出来。我现在正在从事这项工作，然而进展缓慢，时间却已飞逝。”

　　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看出，马歇尔已经不似以前那般才思敏捷了。他无法把心中所想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几乎成了他无法克服的困难。1908年，他辞去了教授职务，希望能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脱出来，以期加快工作的进度。

八

　　在马歇尔担任教授的23年里，他参与了三次重要的运动：创办英国经济协会（即现在的皇家经济学会）；参与剑桥大学授与妇女学位的争论；设立剑桥大学经济学荣誉学位考试。这三次活动值得分别谈一谈。

　　（1）题为“成立一个英国经济协会的建议”的一封公开信，是向着建立皇家经济协会这一方向努力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它在1890年10月24日发出，在其他人的协助下，由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个人签名。这封信邀请了联合王国所有大学和公众学院的经济学教师、伦敦和都柏林市议会的成员、曼彻斯特统计学会的成员、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会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下部委员会的成员等等，来参加1890年11月20日在伦敦大学学院自发举行的这次会议。会议主席是财政大臣戈申勋爵，会议的议程是“讨论创建英国经济学会或协会并出版经济学杂志的建议”。这封发起的公开信设定了该学会成立后实际上遵循的总路线。会上唯一持异议的是G．萧伯纳先生。

　　（2）1896年，关于向妇女授予学位的争论使剑桥一分为二。马歇尔站在反对妇女要求的阵营中。实际上，早在纽纳姆学院建立之初，他就通过夫人和西奇威克的关系，与之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曾说过：“那里吸引我的，主要是由于它是英格兰第一所向妇女敞开大门的学院”。而他的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标题为“工人阶级的未来”，1873年发表）中，起篇他就发表了一番郑重声明，支持穆勒关于妇女解放的言论。他在文章中说道，穆勒的所有例证都“旨在说明，如果解除了人为习俗强加在妇女头脑中的束缚，使她们有充分的机会担当起对这个世界的职责，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将会大大加快。”正因为如此，马歇尔的态度对他周围的那个小圈子来说不啻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在经过另一方的大肆鼓噪之后，他的这一态度在改革者们最终遭受的惨败中起了某些作用，就马歇尔的智力而言，他足以找到维护自己立场的强有力的理由。实际上，在他呈交给校评议会成员的那份长长的文件中，他在反对使妇女的教育与男性完全平等时，语气温和而谦恭，言辞则华美而富于说服力。然而，使他作出如此结论的，主要是一种天生的偏见，再加上一个男人54年来的生活经历所积累下来的那种神秘的力量，他的理智，只不过是屈从了这种偏见而已。

　　（3）最后，是马歇尔为创建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所做的贡献。

　　1885年马歇尔回到剑桥的时候，政治经济学既是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科目，又是历史学学位考试的科目。20多年前，这两个系先后建立，从而开辟了剑桥大学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但马歇尔担任教授之后，就强烈地感受到：已经到了“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了。他特别不喜欢现有的课程设置，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学必须安于附属学科的地位。因此，1885年，一俟他回到剑桥，就开始据理力争，反对把经济学只作为考试的一部分，而他的课程又必须屈从这种考试。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实际上他已提出要求：给经济学一个新的地位，这与西奇威克不谋而合。下面就是他在演说中的宣言，这一宣言具有历史意义，它喊出了争取经济学独立地位的第一声，而今天，这一梦想已经处处实现了。“现在缺乏的是，对事实更广泛、更具科学性的知识，也就是一种更有力、更完整的研究方法，它将有助于更好地分析解决当代的经济问题。正确地发展和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是我们的头等任务，而这需要那些经过科学训练的人发挥他们所有的才能。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在经济学中已经太多了，他们虽然不失为优点，但目前最急需的却是一种保持头脑冷静和清晰的能力，这样才能追寻和分析那些由复杂原因引起的复杂的作用。然而撇开那些超人的天才不谈，这种能力只有在经过对各种前沿科学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获得。在剑桥大学，具备这样能力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学都要多，然而，可悲的是，竟很少有人来担当起这一任务。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极端重要性仅仅是体现在伦理科学的课程之中。与此同时，许多适于做最尖端、最繁难的经济学工作的人，一方面对伦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研究并不感兴趣，一方面又不得不限于伦理学这一樊篱之中。”

　　马歇尔的呼吁正应验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一学科所持有的观点。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把这一学科建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使它拥有自己的基础，并且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确性。“某个特里默夫人、马塞特夫人或马蒂诺小姐曾经以口头问答或讲故事的方式，在某个聪明伶俐的家庭女教师的帮助下，向依偎在身旁的孩子们指出经济学的真谛。单靠这些，她们就能赢得声誉，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正是在马歇尔的推动下才得以实现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后，经济学就不像穆勒、杰文斯和西奇威克的时代那样，作为伦理科学的分支之一，可以由一位哲学家轻而易举地驾驭了。他最先树立起了对这一学科的专业的科学态度，让它超脱于世俗的争论之上，像生理学远离普通医学那样远离政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学终于占据了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二部分的位置，这一位置接近于马歇尔理想的位置。但是，直到1903年，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相关学科合建为一个独立的系并为此设立了荣誉学位考试之后，他的胜利才算得圆满，他自己也才完全满意。

　　如此算来，从一个正式意义上说，马歇尔是剑桥经济学系的创建者。而就他与几代学生们的关系而言，这一荣誉就更当之无愧了。他把他的大半生活都奉献给了学生们，与此同时，他也决定了学生们的生活。

　　对同事们而言，马歇尔有时也许令人厌烦、顽固不化；对外部世界而言，马歇尔可能显得刚愎自用、高高在上；而对学生们而言，他始终是一位真正的圣哲和导师，在他们的眼里，所有批评都化为乌有，他就是他们的精神之父，是他们获得灵感与抚慰的唯一源泉。马歇尔的那些怪癖和嗜好，可能是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但对学生们来说，这些正是他们所深爱的一部分。他们为马歇尔编造各种轶闻趣事（费伊先生可能是这种轶闻趣事的仓库），不到惟妙惟肖的程度决不罢休。如果他们的苏格拉底不那么古怪，青年们是不会满意的。

　　要在纸面上把马歇尔对学生们施加的影响以及施加影响的方式描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学生在离开马歇尔的家时，头脑中的强烈感受可能就是：他刚刚参加了一次最有趣、最重要的海上探险。他在沿着马丁利路向回走时，怀中抱着一大摞刚才会见时从书架上拿给他的书。一回到住处，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渐渐感悟到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用一生去研究的课题。

　　马歇尔的双重天性常常在不经意间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使坐在他身边的学生们获得了双重的启迪，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和对于目标的公正无私，这使他在理智上和道德上都大获裨益。对学生来说，刚才与导师探讨的课题竟然如探囊取物一般。这里有无尽的可能性，而又都可以追寻得到。

　　“一切都是那么融洽，那么无拘无束，”桑格先生记述了这样的时刻（《民族》，1924年7月19日）：“他从不装腔作势地把经济学说成是已成定论的科学——像语法或几何那样——人们只须加以学习而它已经可以不再经受批评，相反，经济学是一门正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学科。马歇尔在向学生赠送他的那本名著的时候，他会写下这样的赠言：‘某某惠存。希望他将会令这本书成为过时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自嘲，而是他对自己信念的坚持，那就是：经济学正在成长之中，没有哪部分内容已告终结。”

　　切莫以为马歇尔对待学生是一视同仁的。他非常严厉，有时甚至刻薄。他也想鼓励鼓励，但实际上往往正相反。学生们把自己的著作送给他时，都还是惶恐不安，不知道他会怎么说、怎么想。克拉彭博士讲过一则他的轶事，很能说明他在讲课时的洞察力和敏锐的观察力：马歇尔对一位学院的导师说：“你们学院有两个很有趣的人在听我的课，当我讲到比较难的地方的时候，A.B就自言自语说：‘这太难了，我不想学了。’C．D努力去学了，但又没弄懂。”马歇尔大声说完，爽朗地笑了。他对这两个人的智力和秉性抓得很准。

　　与其说他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不如说他是通过自己的学生成为当今的英国经济科学之父的。早在1888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就写道：“联合王国经济学教席中的一半是由他的学生们占据着的，而在英格兰的一般经济学教育中，这个比例甚至更大。”如今，通过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们，他已经完全统治了经济学。只要以他的成就同他在1885年就职演讲结束语中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作一对比，人们就可以知道，他在离开人世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含笑瞑目的。“尽管我才疏学浅、力量微薄，但我仍怀有这样的宏愿：要竭尽我的所能为剑桥这所英才的伟大摇篮培养更多的人才，使他们走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头脑冷静、内心热情，能够不遗余力地与周围的社会苦难作斗争，为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美好、高尚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努力，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

九

　　1908年，马歇尔从剑桥的政治经济学教席上退休，此时他已六十有六。他所处的时代，薪水微薄，退休无养老金。他在政府政策咨询和报刊上也并未获得额外收入，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从他的教授年薪（700镑，包括他作为大学评议员的报酬）中拿出一部分，为本科生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借书室，还建立了一项三年一次的优秀论文奖，奖金60镑，用以鼓励创造性的研究；另外，他还每年给一位，有时是两位青年讲师提供私人津贴100镑，学校没有这项专款，但不如此就无法使他们安心于教学工作。

　　与此同时，他从出书中获得收入，这些积蓄已足以应付他退休后的生活。在《工业与贸易》出版之后，他的出书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以至于他的晚年比从前的生活要殷实许多。他常常说，当麦克米伦公司送来年度支票时，他简直不知道怎么处置这笔钱。他把经济学图书馆留给了剑桥大学，他的大部分财产和未来的版权收入最终也都归大学所有，用以奖励经济学研究。

　　从教学和培养学生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之后，他现在可以用余下来的时间和精力，作最后一次努力，搜集整理盛年之时的那些成果了。《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已有18年了，他在此期间积累的事实资料已经可以集结成书了。在确定晚年这几卷著作的范围和内容上，他的计划几经变换。他积累的材料如此之多，要把它们组合起来对他来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对此，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五版（1907年）序言里解释说，1895年他决定把那些材料编为三卷：一、工业与贸易的现代状况；二、信用与就业；三、政府的经济职能。到了1907年，他已认为必须编为四卷了。于是他就决定集中全力编出其中的两卷，即：一、民族工业与贸易；二、货币、信用与就业。这是最后的方案，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曾在第二卷中略去就业，而代之以国际贸易或商业。即使是这样，直到12年后，他77岁之际，《工业与贸易》才得以出版。

　　这段时期，马歇尔埋头于手头的主要工作，其他事务并不太多。他偶尔给《泰晤士报》撰稿，其中有对劳埃德·乔治先生所作预算（1909年）的评价；撰写了“酒精中毒与效率”（1910年）与卡尔·皮尔逊教授进行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撰写了“战斗到底”和“战争中的平民”；对“有奖债券”也有所论述（1919年）。1916年他致信《经济学家》，敦促提高税收以支付战费。1917年，为W．H．道森先生所编的《战后问题》撰写了一章，题目为“战后的国家税收”。

　　战争爆发时马歇尔写给《泰晤士报》的那些信件有一定的价值。在尚未正式宣战之前，他受邀签署一项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并无利害关系，因而不应该参战。

　　他回答说：“我想，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不仅涉及我们的利益，而且事关民族责任。我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进行战争动员，只要德国人入侵比利时，我们就应该马上宣战，而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他们一定会入侵比利时。”多年以来，他一直对泛日耳曼主义心存戒心，他的信念就是“战斗到底”。

　　因此，他采取的是明确的反和平主义态度，这一态度也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不过，他非常反对煽动民族情绪的行径。他记得自己“了解并热爱德国这个国家”，他们是一个“非常诚实而正直的民族”。因此，他认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并向他们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他们的友谊，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要同他们全力以赴地作战，这既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他也曾表达过“一种不安之感，恐怕公开演讲会激起民族情绪，而这不仅对于保证胜利毫无益处，而且会大大激发双方的相互屠杀，这将成为反抗德国侵略倾向的代价”。他的这些观点，招致了那些狂热的爱国者的愤怒。

　　最终，在1919年，《工业与贸易》出版了。这体现了他的坚定意志，很多人到了他这种年纪都已经不再工作而安享晚年了。

　　这是一本与《经济学原理》完全不同的书。它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整整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对他长期劳作的成果总结。他把各部分合为一卷，这给人以斧凿之感。这种组合的困难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他，这次也未能真正克服。这本书本来是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把那些想要告诉这个世界的相互关联的有价值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但这本书在结构上的整体性并不强。尤其是本书的附录，他在其中收录了16篇单独的专论和文章。其中有几篇是在这本书出版的多年之前就已写成的。它们都很适于单独发表，因此马歇尔把它们都堆积在这里，只能说是一个错误。

　　这本书被分为三个部分，同附录一样，如果将它们分别出版，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第一部分，标题为“工业与贸易现存问题的根源”，这一部分是从英国、法国、德国，直到美国这一工业领导地位变迁的历史，涉及的时期主要是19世纪的后半段。

　　第二部分，标题为“企业组织的主导趋势”，尽管不完全是谈历史，但也主要是对19世纪后半段这一时期内企业组织形式演化过程的描述。第一部分是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演进过程进行国别上的研究，而第二部分则是对此进行技术上的研究。

　　第三部分，标题为“垄断趋势：其与公共福利的关系”，对同一时期，由交通、托拉斯、卡特尔和联合企业所引发的特殊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如果说这部著作仍不乏整体性，那是因为它对1900年左右在西欧确立的个体资本主义的形式，它的变迁及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从整体上说，这部书也表明了马歇尔总是念念不忘的一个观点，即企业组织形式和经济活动形态所具有的不断变化的特性。他特别提请人们注意，英国的工业领导地位曾建诸其上的基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核心主题，而在于那些不那么确切甚至有些模糊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体现了马歇尔对各种事物的渊博学识和老谋深算。这本书不像是一条铁路，而更像一个矿藏——和《经济学原理》一样，包含许多有待发现和开掘的宝藏。和《经济学原理》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这也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但我相信，感到这本书有价值的很可能是那些已经具备了一定知识的人，而不是那些初学者。它包含了许多提示以及研究的出发点。没有哪本书像这样清楚地为读者罗列出那些独创性研究的来龙去脉。但对那些还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要去抓住马歇尔的要领，这本书又过于平淡、流畅、文雅而且个人特色不突出了。

　　《工业与贸易》取得了相当大的社会成功。第二版很快就应运而生，到1932年底，已印刷了1．6万册。这本书的读者面非常广泛，而且没有遇到什么苛刻的批评，这对年事已高的作者来说是个巨大的鼓励和安慰。他感到，在他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时间这个敌人并未成为他的障碍。

　　然而，岁月终究不饶人。他在《工业与贸易》的序言中写道：“年老说明容我著书立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写作并不像大型绘画那样，老态龙钟还可以继续工作。他还有很多构思完整的著述，恐怕很难发表了。但他的决心与勇气使他恰好还能再出一书。

　　他集中精神的能力和记忆力开始急速下降。他只能一切围绕写书并且节省每一丝气力。与来访者的交谈会使他疲惫不堪并大大损害他的工作能力。马歇尔夫人不得不开始谢绝客人的来访。此时，只有夫人在他身边，而他在和时间做着斗争。他需要长时间地休息，听自动钢琴弹奏那些他最喜爱的乐曲，这在他最后的十年生活中成为一种莫大的抚慰。有时，他也听马歇尔夫人为他阅读那些熟悉的小说。每个晚上，他都沿着马丁利路在黑暗中独自漫步。在78岁生日的时候，他说他并不那么渴望来生。马歇尔夫人问他在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100年以后，他愿不愿意再到世上来走一遭，看看正在发生着什么，他回答说，即便他愿意，那也纯粹是出于好奇。“现在我所关注的，”他接着说，“已经日益转向地球变得可居住之前或许就已达到高度文明水平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以及太阳冷却、地球不再适于居住后可能达到相似发达程度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了。”他说，使他相信来世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知道来世是在人类存在的哪一阶段开始的。很难相信类人猿或早期的树居人类会有来生。那么，来世出现这一巨变又是在哪个阶段发生的呢？

　　马歇尔终生都为消化不良所苦，到晚年则益发严重。1921年10月，他80岁时，作了如下一则记述：“一工作脑袋就发胀，还浑身没劲，这种感觉越来越严重，这让我很苦恼。只要还有一丝气力，我就必须再工作整整两年（如果以一半时间工作那还需要四年），如果我还能活那么长的话。这之后，我就可以说一声‘永别了’。我并不在乎寿命本身，我只是想能安排好我的工作，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把那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说出来。”

　　1922年8月，在他的80岁生日之后不久《货币、信用与商业》完稿了，并于次年，即1923年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有别于他的设想，书中并没有“对可以利用的资源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进行研究”。他在书中展现了自己在货币理论和对外贸易方面的贡献。

　　全书大部分由那些早期的文章片断组成，其中有些写于50年前，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记述，并对他在这方面贡献的特点作过概要的评价。这本书中显现出《工业与贸易》中所没有的年老的迹象。然而本书仍然资料翔实、思想丰富，收集了很多学生们无法见到或很难见到的篇章。“如果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写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埃哥沃思教授在《经济学杂志》中写道，“那么其中很多在本世纪的80年代还值得一读。”

　　“尽管年纪在逼迫着我，”他在《货币、信用与商业》的序言中写道，“但我仍然希望能够发表我已形成的对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某些观念。”尽管记忆力减退，身体极端虚弱，但在完全卧床不起之前，他仍在勉强支撑着去编写另一部书。计划起名为“进步：它的经济条件”。但这项工程太浩大了。在某些方面，他的才能依然如前，写短信的时候，他还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在步入他的第82个年头之后，有一天他说他要看一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因为他要写下一个“理想国”，使柏拉图如果活着会感到欣慰。然而，尽管他还伏案写作，但衰老已使他就此止步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眼窝深陷，目光炯炯，白发苍苍，头戴黑帽，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位圣哲或先知。最后，他一点一点衰弱下来。每天早晨他依然能够醒来，忘记了自己的状况，以为自己还能像从前一样工作。1924年7月13日，离他的82岁生日还有两个星期，他与世长辞。


　　






精英的聚会--第十五章　玛丽·佩利·马歇尔






第十五章　玛丽·佩利·马歇尔

　　我们今天怀着恭敬的心情纪念玛丽·马歇尔，并不仅仅因为她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夫人，诚然，如果没有她的理解与奉献，马歇尔的著述生涯就不可能功德圆满。我们纪念玛丽·马歇尔，还因为她在纽纳姆学院历史上的地位，大约75年前，她是剑桥的第一位女经济学讲师；我们纪念玛丽·马歇尔，还因为她在最后20年的生活中对剑桥大学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她的祖上是自耕农，血统高贵，这个阶层是形成这个国家诸多美德与价值标准的源泉。自耕农在16世纪及这之前拥有自己的土地，18世纪他们变成了节俭的教区牧师和古典学者。佩利家族定居在约克郡的吉格莱斯威克已经好几代了。她的曾祖父的父亲于1733年取得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学位，并任吉格莱斯威克中学校长长达54年之久。她的曾祖父，威廉·佩利，出生于整整两百年前，是基督学院的研究员和导师，还担任过卡莱尔的副主教。他所著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先于边沁的同类著作，通常被人称为“佩利的证据”（“自然神学，或根据自然现象推测的表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的证据”）。下一代的另一位基督学院的学生，查尔斯·达尔文，在读过这部著作后，离弃了它的观点而走上正途。马歇尔夫人生前给过笔者一幅这位伟大的副主教的小小画像，以前她一直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她还曾让笔者看过一只刻有花纹的箱子，里面珍藏着一小袋这位最不浪漫的哲学家的情书。副主教的孙子中，一位是F．A佩利，他是19世纪中叶的古希腊语学者，另一位就是玛丽·马歇尔的父亲。他是斯坦福德附近的厄福德的教区长，最严格的西米恩教派的一名福音派教士。玛丽·马歇尔的母亲是约克郡沃莫尔德家族的成员。

　　玛丽·马歇尔晚年之时，把那些自传性的文字合订在一起，她称之为《所忆》。直到临终之际，她一直把它放在座位旁边，有时，她一人独坐，悠悠往事涌上心头，于是就动笔记下，为这本书增添一些新的篇章。书中记述了纽纳姆学院刚刚建立时的日子，还有1882年剑桥解除婚姻禁令后，宛如在荒漠上焕发出生机的定婚夫妇们的生活。这本书应当出版，因为对那段时光，再没有比这本书更细腻、更风趣的记述了。下面，我就要尽可能地从中借用一些段落，也许多了一点，但如果她不是一经写出就及时发表了这些文字的话，我可能还要借用得更多。

　　在这些文字中，她追忆起了在乡间教区住宅中长大的时光，1850年10月24日她出生在这里。“这20年的岁月，我是在一所高低错落的古老住宅中度过的，它的前面种着红色和白色的玫瑰，远处是一片草地和树林，花园有着长长的植物沿边和绿色阶地。我一直没有觉察到这个地方的美，直到几年前，我已是一个老妇人时，才感受到这一切。”读过她对这段时光的回忆之后，几天之内再读一读库尔顿（他的祖上也是约克郡的自耕农，家世可以上溯到16世纪，后来也成为牧师和律师的家族）对与此相隔不久，他在诺福克郡成长经历的描述，人们就可以领悟到这个世界失去了什么：简朴的生活、高尚的情操、含蓄的美和克制的情感，这些，曾是怎样陶冶着人的心灵啊。也许那些不是从小就被培养成福音派教徒或非国教教徒的人，将来就无法自由地思考——这意味着很快就没有人能自由思考了，显而易见，事实也的确如此。环境与自然赋予了玛丽·马歇尔优雅、高贵、风趣的品格与情感，94年中，风采始终不变。在图书馆里，她让最年轻的学生感受到她身上的那种文明时代的美感、举止和含蓄，而这一切现在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那些清规戒律又是多么怪诞、又多么可怕啊！为什么只有那些相信荒谬或教人相信荒谬的时代才可称得上是伟大的时代啊？这位西米恩教派的教区长心中怀着苛酷的信条，以至于任何一个相邻的教士都不能与他保持亲密。他认为狄更斯的道德不可怀疑（也许的确如此）。而当他亲爱的玛丽逃脱了这些狭隘的教条之后，他们之间就产生了深深的鸿沟。她曾这样记叙自己的童年：“我妹妹和我原本是有玩具娃娃的，直到有一天大难临头，父亲把它们全都烧了，还说这就是偶像崇拜，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玩具了。”

　　然而他却允许玛丽成为剑桥大学的学生，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他曾与孩子们一同嬉戏，而他对孩子们的教育又是那么的出色。80余年后，玛丽·马歇尔自己回忆道：“9岁以前，我们的教育也就是听父亲朗读马卡姆夫人的《英国历史》以及从《近邻》和《远方》两本书中学习地理知识。1859年，一位德国女教师的到来使我们开始了较为正规的课程。历史主要是一些日期，我们依靠一种记忆术，从‘卡西贝鲁德·博德尔普’诸如此类的东西开始背。地理则主要是一些城市与河流的名字。我们从头到尾地学了法语和德语，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就说德语。我们还从《儿童知识启蒙》和《酿酒人指南》两本书中学些科学知识。我现在只记得黑色长统丝袜是何时传入英国的，再有就是‘雷雨之夜该怎么办’，答案是‘把你的床挪到屋子中间，把你的灵魂托付给万能的上帝，然后上床睡觉’。我们还跟父亲学了点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再就是欧几里德几何学。至于故事书，我们读的是《大世界》、《假日的房间》、《亨利和他的脚夫》以及《桑福德与默顿》。每到星期日，我们就学教会的教义问答集、短祷、圣歌和考珀的诗，当时有一种叫《家中星期天》的周刊，也是我们的读物。而我们爱不释手的则是《天路历程》和《费尔柴尔德家族》，它们每章的结尾都附有祈祷文和圣歌，对这些，我认识的一些孩子只是翻一翻就跳到最有趣的部分，津津有味地读起来。不过我们主要的文学知识是在傍晚听父亲朗读时学来的。他给我们通读了《一千零一夜》、《格利佛游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英译的古希腊戏剧和莎士比亚戏剧，而我们最喜欢的是司务特的小说。我们在花园里扮演书中的故事，互相称呼书中主人翁的名字，我们每天都盼望着傍晚这段时光，那情景我终生难忘。不过有一点我始终迷惑不解，父亲允许我们读司各特的小说，却不让我们读狄更斯的小说，我在长大之后才读了《大卫·科波菲尔》，即便是那时，也只能偷偷地读。我想大概是由于司各特的作品中有些宗教色彩，而狄更斯的作品却没有。”

　　1869年，剑桥大学对18岁以上女生的地方高等考试制度建立了，这就宛如阳光的普照，而那只乡间的小蝴蝶就要张开她的翅膀了。她与父亲一起准备神学和数学，他的法语和德语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她来到伦敦参加考试。“监考的是利文教授。交完二次曲线的答卷之后，我不禁哭了起来，克拉夫小姐走过来安慰我。”出于她在考试中表现出色，如果她随克拉夫小姐到剑桥去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份奖学金。“我父亲又自豪又高兴，由于他敬仰克拉夫小姐，就不再反对把他的女儿送到剑桥（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行为）。我父亲与克拉夫小姐成了知心朋友，几年之后，我们在默顿舞厅举办舞会时，我就看到他们带头跳了一种乡村舞蹈。”克拉夫小姐的哥哥是诗人阿瑟·休·克拉夫，“马修·阿诺德的酒神杖。”看来克拉夫小姐并未深受她这位思想自由的哥哥的影响。实际上，她的行为举止很严谨，这更像她的祖先，伊丽莎白时期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的著名的代理人理查德·克拉夫（然而奇怪的是，他居然也是思雷尔夫人的祖上）。玛丽本人和安妮克拉夫之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这样，在1871年10月，玛丽·佩利成为克拉夫小姐的五位学生之一，她们一同入住剑桥的摄政大街74号（即现在的格伦加里饭店），这里就成为纽纳姆学院的核心。第二年，这群勤奋的少女增加到了12个，她们迁到默顿大厅来住。“这里的花园很可爱，夜莺叫个不停，惹得我们难以入睡，古老的毕达格拉斯学院据说常闹鬼，不过唯一来访过的鬼就是那种大蜘蛛。”杜绝丑闻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以亨利·西奇威克为首的那些支持这项新运动的朋友们制定了最严格的纪律和礼节。当时的《笨拙》杂志也许会把她们称作一群邋遢女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玛丽·佩利本人相貌高贵，她长着一头秀发，面色光鲜，对此，她自己并未记述，然而“我的室友，玛丽·肯尼迪，长着一双爱尔兰人的眼睛，肤色娇嫩，十分美丽。这让西奇威克先生感到不安。多年之后，我的挚友皮尔夫人绘声绘色地给我们描述了西奇威克先生是怎么到她的客厅里紧握双手，踱来踱去，一边还喃喃自语“她们长得这么美，可真让人头疼。”有些住在剑桥的女士们反对妇女就学，对我们的服装也看不上眼，西奇威克听说风传我们穿着“背后系扣”的衣服（这是当时的时髦样式），就问克拉夫小姐是怎么回事。克拉夫小姐跑来询问我们：“背后系扣，能解开吗？”[她谈及往事时，一贯言语风趣，这段惟妙惟肖的叙述，大约是马歇尔夫人在93岁高龄时写就的。]

　　3年之后，令玛丽·佩利和埃米·布利这两位女子万分激动的时刻到来了，她们作为纽纳姆的两个先锋，要来参加男人们的考试了。这就是1874年的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当时只有这一考试不包括政治经济学。让这两位考生通过考试的过程很不正规。下面就是玛丽·马歇尔自己记述的那个最后时刻：“我们的考试是在肯尼迪博士贝特曼街的家中客厅里进行的，这个肯尼迪就是教拉丁语语法的那位。他容易激动，脾气暴躁（我们管他叫‘爱红脸的小伙子’）”。

　　“我们把那些取试卷的叫作‘跑腿儿人’，他们从校评议会办公处拿到试卷后急忙跑到贝特曼大街。这几位‘跑腿儿人’是西奇威克、马歇尔、塞德利·泰勒和维恩。在考官会议上，当时还没有设立能投关键一票的主席，所以当两个人同意我获得一等荣誉，另两个认为我应当获得二等荣誉时，我就被悬了起来，正像西奇威克所说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肯尼迪博士还为此写了几行诗句：

　　两人给她最高荣誉，

　　两人只是适当赞许，

　　她的精神、品格，坚强毅力，

　　每个考官都暗暗称奇。

　　他们众说纷坛，各执一辞，

　　哦，就像是福克斯韦尔·加德纳

　　皮尔逊和杰文斯。

　　“因为我们是克拉夫小姐的学生中最先参加考试的，所以受到格外的关照。肯尼迪家的小姐们为我们准备了精美的午餐，考试结束后，她们把我们带到埃利，结果公布之前一直与我们呆在一起，恐怕我们会过于激动。”

　　所有这些“跑腿儿人”都是我年轻时在剑桥所熟知的人物，除了马歇尔以外，另几人都身材矮小，长髯飘飘。不过，也许当时他们的胡子还没有25年后我认识他们时那样长。在我看来，他们就像是充满智慧、心地善良的小矮人，焦急地用灵丹妙药把公主们从沉睡中唤醒，使她们在智力上达到与男子一样的程度。至于“她的精神、品格，坚强毅力”，将在后面70余年的岁月中得到证实。

　　第二年，也就是1875年，西奇威克邀请玛丽·佩利住进纽纳姆学院的老楼，在那里克拉夫小姐现已召集了大约20名学生，她的到来可以接替马歇尔为女学生们讲授经济学。当时的纽纳姆，汇集了一群多么出类拔萃的女子啊！在这批最早的女生中，马歇尔夫人在笔记中提到的有“凯瑟琳·布拉德利，‘纽纳姆的女诗人’（她与外甥女合名为迈克尔·菲尔德，这个名字更为人熟知），艾丽斯·加德纳，玛丽·马丁（詹姆斯·沃德夫人），埃伦·克罗夫茨（弗朗西斯·达尔文夫人），梅里菲尔德小姐（维罗尔夫人）和简·哈里森”，人人都有一定的才华。一提到简·哈里森，她就滔滔不绝：“这是前拉斐尔时期，我们在房间里贴上莫里斯的作品，我们还买来伯恩·琼斯的照片，按照片里的模样梳妆打扮。我们在玩草地网球时，简·哈里森为我们设计了网球裙的刺绣图案。她的绣上石榴，我的绣上五叶地锦。晚上，我们就坐在一起，边绣边聊。我还是女孩子的时候就听说过她，那时她就被人称作‘全英国最聪明的女子’。尽管她最终选择了攻读古典文学荣誉学位，但她险些被马歇尔先生说服攻读伦理科学荣誉学位。她后来一直管他叫‘骆驼’，她说自己一见到他，就像马见到骆驼那样颤栗。她总是宣称，我与马歇尔先生的定婚，是由于她那天在我的衣服上缝上了洁白的褶边。’”

　　接下来这一年，也就是1876年，玛丽·佩利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定婚。对她来说，我猜想，5年前对马歇尔是一见钟情，那是她在剑桥摄政大街74号的第一个学期，她回忆道：“我对西奇威克先生和马歇尔先生的最初印象是在一个晚上，那时我们在克拉夫小姐的起居室里围坐一圈，缝制家用亚麻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马歇尔先生。我当时想，我从未见过这样一张富有魅力的脸，它的轮廓如此清秀、双眼炯炯有神。当他们与克拉夫小姐讨论高深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满怀敬畏之情，在一旁静静聆听。”

　　第一学期，她就去听他的课——那是在院长住宅区的马车房，专门租来为女生们上课。“马歇尔先生站在黑板旁边，神情颇有些紧张，连鹅毛笔都给弄弯并从指间滑落了，他讲得很认真，两只眼睛熠熠闪光。”贝特森夫人，也就是圣约翰院长的夫人，曾在院长住宅区的舞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舞会。“看到马歇尔先生神情抑郁，我就邀请他跳兰瑟斯。他显得很惊讶，说他不会跳，不过他还是同意了，随后我就带着他跳，不时有一些为难之处。我对自己的大胆感到震惊，但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他也一直未曾开口。”再后来，就是他在圣约翰学院新庭院自己的房间里邀请她喝茶，克拉夫小姐在一旁作陪。关于马歇尔先生的课程，还有一则引人入胜的记述，我不能弃而不用。“在课堂上，他经常发表一些关于实际问题的个人观点，比如跳舞、婚姻、赌博和走私等等。”谈到婚姻时，他说：“人们通常说，理想的婚后生活就是丈夫与妻子都为对方而生活。如果这是指两人都为对方的满足而生活的话，我想这是极不道德的。丈夫与妻子不应该为对方而生活，而是应该为了某个目标而共同生活。”马歇尔夫人对此所加的评论是“他是个伟大的说教者”。

　　其间，她答应斯图尔特教授，为函授部讲师写一本教科书。定婚之后，他开始帮她写这本书。“这本书以我们两人的名义于1879年出版。艾尔弗雷德坚持这样做，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本书实际上成了他自己的著作，后半部几乎全部是他写的，其中包括了许多《经济学原理》的萌芽。他一直不喜欢这本小书，因为这违反了他的信条‘简短的道理就是错误的道理’，他还说，‘你不能只为两个半先令就说出实话’”。

　　实际上，这是一本极为出色的著作。多年之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这更好的教科书，也许根本就没有另外的教科书出现过。我父亲总是认为马歇尔的态度不够公平，因为这本书原本是马歇尔夫人的，但她还是毫无怨言地同意停止印刷这本书，尽管当时的需求量还很大。1892年，另一本书取而代之，标题与原书相同，而只由马歇尔一人署名，这是一本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书，它差不多就是《经济学原理》的缩写本。1879年的这一本开一时之先河的书，是那本绿色封面的小书，而不是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那本布封面的大厚书。

　　1877年7月，他们结婚了。但我想，他们真正的蜜月是在1881年，那时马歇尔担任希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院长已有4年之久，身体健康大受损害，于是她就带他到巴勒莫做长时间的疗养。我想，这几个月可能是她一生中最为幸福美满的一段时光。60年之后，她如此回忆道：“我们在巴勒莫呆了五个月，在那个房顶上。每当我觉得应该想些快乐的事，我就想象我在那个房顶上。那是一个名叫奥利瓦的意大利小旅馆的房顶，当然是平的，还铺着彩色的瓦井。白天，艾尔弗雷德就在房顶上坐在一个美国式的椅子里，把活动浴室的盖撑成帐篷。在这里，他写下了《经济学原理》的前几章。有一天，他从房顶上下来，告诉我他发现了‘需求弹性’这一概念。”

　　这是一段文章的开头，接下来便是对西西里风光的引人入胜的描写。马歇尔虽然为肾结石所苦，但当时病情还不十分严重。这正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期。这里没有争论、没有课程、没有沉闷的同事，也没有任何一点小小的烦扰来打乱他那过于敏感的神经，为做到这一点，马歇尔夫人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大自然是那么仁慈、那么美好。“从房顶上能看到康长德罗，看到向内陆伸展数英里的黄澄澄的桔子和柠檬树林，看到两面临海，围成半圆的各种形状的山峰。”他们向下看时是一座小小的院落。“院子虽小，但别有韵致。一条幽径，上面的葡萄架上爬满青藤、挂满葡萄；一棵桔子树和一棵柠檬树伫立院中，鲜花于处处盛开。周围房屋的露台上铺着彩瓦，圣诞节一到，火鸡们就栖息其上，墙洞和角落里还有一群群的鸽子。”她还喜欢一大早就去市场买水果。她直到垂暮之年都一直热衷于水彩画，虽属业余但也颇有些天分，对她来说，描描画画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了。当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屋顶上潜心于《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时，玛丽就带着毛笔和水彩外出作画。“我最爱去并花数小时作画的地方是皇宫里的教堂。这里很小而且很幽暗，刚从外面的阳光里走进来的时候，除了一丝微光，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渐渐地，美妙的轮廓和细微之处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那些轮廓是正在劳作的诺曼人和撒拉逊人，他们色彩绚丽，身着东方服饰。最美的是那金色的教堂后殿，伟大的基督头像在朦胧中若隐若现。”这几个月是无比幸福的一段时光。

　　其后的40年中，她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这并不像韦伯夫妇那样互为搭档，本来如果他们性格相异，这是有可能的。对于夫人的睿智，马歇尔虽然曾经认同，而且他也一直在享用，但他却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妇女的头脑没有多大用处了。1896年，力量的大审判来临了，关于向妇女授予学位的建议，马歇尔背弃了他那些终生的挚友们，也不管妻子做何感想，站到了另一个立场上。然而玛丽·马歇尔从小就了解，并且也尊重并接受了那种“信念苛刻”的男人。她的玩具娃娃（她险些以之为偶像）被自己所爱的人烧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他们还是能够心心相印。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她的完全依赖（没有她，他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一方面是由于她对他的深情与崇敬，这种感情日久弥深，而并未因为她心明眼亮、能觉察一切就受到损害。没有什么能逃脱她那双直指人心的眼睛。她必须面对一切，以便他不必过问。由于她那种天生的品格、聪明的头脑和我从未见过的那种心灵手巧，不管是琐事、烦心事还是无聊之事，她都能风趣谦和地应付裕如。无论是马歇尔在世之时还是在此之后，她都从未为自己谋求过什么、盘算过什么。她的头脑中一直有一个念头，就是，千万不要给别人惹麻烦。

　　她有着如此高尚的情操，现在她把自己融入到他的生活之中。在希里斯托尔，在牛津，她都讲授经济学，但在这两个地方都没呆多久，他们回到剑桥之后，她就重新担任了纽纳姆学院的讲师，多年之中，她一直管理着学生们。她一丝不苟地校阅了《经济学原理》前几版的校样和索引，虽然不做公开的、直接的批评，但她以另外的方式始终影响着这本巨著的进程。希里斯托尔大学授予了她文学博士学位。但据我记忆所及，她从未与来访者们探讨过经济学问题，她甚至从不参与巴尔奥·克罗夫特的那些无休止的经济学谈话。一谈到严肃的问题，她就把客厅留给男人们或来访者，自己到楼上的书房去，即便是最无知的女士也没有像她这样装作毫无学术素养了。假期，她也并不讨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理论问题，而是醉心于以南蒂罗尔山为对象的水彩画。实际上，她的艺术天份是相当高的。她很少向朋友们展示自己的作品，但她定期参加剑桥绘画协会的展览，最后她把这些画留给C．R．费伊先生，后者则将其保管在马歇尔图书馆。她画风景画的时候，把画具和画架放在身边，这时，我们的大师铺上一个气垫，打开一个折凳，把它靠在石头上，形成一个舒适的靠背，然后就坐在这个“宝座”上，用比她作画的手更颤抖的手，写下了代表性企业的篇章。

　　他们从巴勒曼回来之后，又在希里斯托尔呆了一年。1883年，马歇尔接替阿诺德·汤因比担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的讲师，给印度学生授课。在牛津的时候，他班上的学生比任何时候都多，因为听课的既有成长中的印度文官，又有一些“大人物”。她记述说：“当时，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引人注目。在希里斯托尔的时候，艾尔弗雷德就这本书作了三次演讲，埃利奥特女士说，这三次演讲使她想起了大蟒吞食猎物前先用涎把它弄湿的情景。在牛津，他与亨利·乔治面对面地遭遇，当时是约克·鲍威尔作东，马克斯·米勒作陪。紧接着又和海因德曼发生论战，论战是由海因德曼提起阿瑟·西奇威克的《见鬼去吧海因德曼》而引起的。复本位制和地方自治也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不过这类话题过于危险，不便在宴会上提出。”

　　在巴里奥的这段短暂的插曲，还是巴里奥声威大振、别具异彩的时候，这把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带到了一个前所不知的新天地。他成了乔伊特手下的年轻人之一。乔伊特本是希里斯托尔大学理事会的成员，但在这里，两人才不期而遇。在牛津的这段时光，乔伊特与马歇尔夫妇建立了友谊，后来他到剑桥的时候就常去拜访他们。马歇尔夫人记述道：“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帕西瓦尔夫妇举行的一个宴会上。他和亨利·史密斯都是学院理事会的成员，他们定期地每年三次来这里开会，这时他们总要到我们家里来作客，他们的来访是一件乐事。他们二人是颇相投契的一对，在一起时彼此都很愉快，乔伊特本来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与亨利·史密斯这个意气相投的伙伴在一起时，他也显得挥洒自如。亨利·史密斯则是我所见到的最才华横溢、最幽默健谈的人。我经常陪他们一起谈话，而马歇尔则一直要陪他们到夜半之后。由于乔伊特的羞涩，5年之间我们才相处融洽，到了后来，我们的谈话就全凭意兴所至了。有些时候，我与他一起散步，他会不时地说上几句，不说话的时候，他就哼上几支小曲。”

　　这样，马歇尔夫妇就轻而易举地在巴里奥和牛津的社交圈中站稳了脚跟。伊夫林·阿博特、刘易斯·内特、希尔普、安德鲁·希拉德利、斯特罗恩·戴维森、艾伯特·迪西和艾尔弗雷德·米尔纳等人，都是当时巴里奥学院的研究员。“妇女学院最近设立，我十分荣幸地结识了沃兹沃思小姐，她是玛格丽特女子宿舍楼的第一位主管者。她既聪明又诙谐，经常口出妙语，与她一起漫步真是一件乐事。当时，拉斯金正在牛津讲授绘画课，听众很多，他经常鼓励本科生们锐意求新。汤因比楼正在建设中，巴尼特夫妇经常来巴里奥学院鼓动年轻人积极参与这项工程。慈善机构协会也刚刚设立，费尔普斯先生任主席，艾伯特·迪西先生和埃莉诺·史密斯女士（带着她的狗）定期参加协会的会议。还有一个专为讨论社会问题而成立的协会，由悉尼·鲍尔先生领导。因此，我们在牛津度过的四个学期充满了乐趣和兴奋。”

　　除此之外，还有乔伊特的宴会：“他喜欢把朋友们聚集到一起，学期中的几乎每个周末，他都要邀请那些想要相互结识或相互帮助的人到他的寓所一聚。星期六，他还计划举行一次规模更大、安排周到的宴会。阿瑟·西奇威克把这称为‘诺亚方舟’宴会，因为有这么多陌生的动物成双成对地到来。罗斯伯里女士身材高大，而暹罗王子却身材短小，他们真是有趣的一对。其他客人还有戈申夫妇、赫胥黎夫妇、马修·阿诺德夫妇、罗伯特·布朗宁，经常说‘见鬼吧神学’的澳大利亚总理罗杰斯、罗伯特·莫里尔爵士、科妮莉亚·索拉比和艾尔弗雷德·格雷夫妇等。晚间，他喜欢与朋友们沉浸在静谧之中。他曾会见艾伯特·迪西和埃莉诺·史密斯，后者是亨利·史密斯的姐姐，她以谈吐锋利而为大家所熟知，正如她的弟弟以天生幽默为人熟知一样。还有一次他邀请了罗斯金，罗斯金讲了许多笑话，从他口中讲出的小猪都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史密斯小姐跟他很熟悉，她说以前从未见他这样兴奋过。有一天，艾尔弗雷德偶然碰到了维诺格勒多夫教授，他喜出望外，邀请他到我家吃晚饭，并会一会晚上要如约而来的乔伊特。开始还有些拘束，因为乔伊特以前没见到维诺格勒多夫教授，而他对生人总是过于腼腆。渐渐地，谈话就越来越无拘无束了。晚餐之后，我们来到屋后的小花园，树影掩映，皓月当空，这样的良辰美景，正是乔伊特所说的谈论哲学与诗艺的‘好时光’。我从没有见过乔伊特像那天晚上那样海阔天空，那次谈话值得回忆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他喜欢和艾尔弗雷德讨论经济学问题，每当听到他特别感兴趣的观点，他就掏出自己的小笔记本记下来。他曾经跟我说，艾尔弗雷德的谈话是他所听到的最精彩的谈话。还有一次，他说‘艾尔弗雷德是我所见过的最无私的人。’我们忠诚的老女仆‘萨拉’也引起了他的兴趣，萨拉只是和他才谈起了自己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困难。后来当他到剑桥拜访我们的时候，也总要到厨房里和她坐一会儿，谈论那些困难。”

　　关于他们1885年回到剑桥的情况，马歇尔夫人自己作了最好的记述：“四个学期之后，我们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牛津的生活。我们在伍德斯托克路的住宅和花园都很惬意。我教我的女学生，艾尔弗雷德也喜欢讲他的大课堂。尽管他总觉得剑桥才是他真正的家，但当时我们以为我们的未来是在牛津。然而，1884年福西特去世了，他留下的职位，另一位正式竞争者是英格利斯·帕尔格雷夫，最终艾尔弗雷德当选了。1885年1月，我们来到剑桥，先是在切斯特顿路租屋住了一年，1886年，巴尔奥·克罗夫特建成，我们就搬到那里一直居住下来。1885年，价格还很便宜，在合同上，建房只花900镑，虽然建筑师出了点错，也不过才花了1100镑。几年之中，马丁利路只有我们这一所房子，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主要是看上了那片树林。为了设计这所房子，节省空间，尤其是厨房，艾尔弗雷德大伤脑筋。他非要把书房建在几层楼上不可，因为他觉得在剑桥他应该住得离地面越高越好。不过，建筑师J．J．史蒂文森还是说服他把书房建在二层，并设一个阳台。”

　　马歇尔夫人去世之后，巴尔奥·克罗夫特将近60年的租约到期了，它以2500镑的价格卖给了另一位从巴里奥移居剑桥的教授。货币价值变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这笔钱成为马歇尔夫人小小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她的遗产继承了副主教的大量稿费，18世纪祖上长期担任吉格莱斯威克中学校长的积蓄以及更远的时候作为约克郡自耕农的一些家产，这些遗产先是投资于建这所房子，现在已经转入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图书馆。这笔遗赠的第一项成果，就是在1944年6月购买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的原稿。

　　其后的40年间，“年复一年，年年相似。”马歇尔夫妇住在一所小住宅里，有一位忠诚的女仆，热情地款待着涉世不深的本科生或声名卓著的采访者。关于“一位忠诚的女仆”，值得提一下。生前，人们叫她萨拉，死后，则是佛洛伦斯·萨拉，她（马歇尔夫人写道）“几乎每到11月，她就总说要离开，但我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她不会走”。她是普利茅斯教友会的成员，这是最阴郁的教派中最阴郁的一支。“她成了一名出色的厨师，并且乐于承担重任。尽管她认为贪图快乐是错误的，但她还是常常说，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星期，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剑桥召开会议的那个星期，那时，每顿饭有将近十二个人用餐，全部由她料理，夜里也睡不着，想着第二天的菜谱。有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世上没有多大用处，后来她想到，自己可以做好饭菜，使艾尔弗雷德身体健康并能写出重要的书来，这时她又感到了欣慰。”

　　马歇尔夫人懂得如何赢得爱戴。她记得那位杰希女士，“这位美国寡妇在70年代来到英格兰，一出现就使人们神魂颠倒，一个又一个的导师为她所倾倒。”正是这位女士，在一次谈及仆人之时说道，她很相信赞扬的作用，最后她说：“连万能的上帝都需要大家赞颂呢”。

　　在劳工运动的最初日子里，马歇尔经常邀请一些工人阶级领袖来家里作客。“本·蒂利特、汤姆曼和伯内特都是我们的座上客，还有一位特别令人愉快的托马斯·伯特。”埃奇沃思也经常到访。“我们当然有许多来访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荷兰。我们很喜欢皮尔逊教授夫妇，他们来我家住过多次，另外我们还很欢迎陶西格教授及夫人。”当然，只要有有趣的人物到访，午餐会上就一定少不了我们这些学生。或者我们在书房里独自品茶，这对我们的心灵与头脑大有裨益。

　　但除了来访的客人之外，那时的剑桥自己也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团体：“我成了女士聚餐会的成员，我们有大约10到12人，一个学期内一次或两次由每个人在家里轮流做东。这时丈夫们就在各自的学院用餐或在书房里独自吃饭。女主人不仅要备办一顿美餐（但不准喝香槟），还要提出一个适宜的谈话题目。如果必要，还可以介绍一位外面的女士参与进来。但这仍然是一个排他性的团体，只要一个否决票就可以把拟议中的新成员拒之门外。我们的成员有克赖夫人、阿瑟·维罗尔夫人、阿瑟·利特尔顿夫人、西奇威克夫人、詹姆斯·沃德夫人、弗朗西斯·达尔文夫人、巴罗尼斯·冯·休格尔、霍勒斯·达尔文女士、乔治·达尔文女士、普罗瑟罗夫人和杰布女士。”马歇尔夫人暮年之时回忆道（恐怕这很中肯）：“看来，如今的‘人物’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马歇尔夫妇的长假期大多是在南蒂罗尔山区度过的。他们尤其常常到费洛梅纳在阿希泰托尔的斯特恩开设的路边小旅店去住。“有一年，我们发现邻村汇集着一群‘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其中有冯·维塞尔夫妇、庞巴维克夫妇、米克坎多尔夫妇和其他几位。我们鼓足勇气邀请他们全体到我们宽敞的卧室里来参加茶会，这里已经是这所小店最大、最舒适的房间了。然后我们又到在附近田野搭起的帐篷中稍事休息。费洛梅纳为有这么多杰出的客人而感到自豪，他清晨四点就起床，为宴会准备新鲜的黄油和精美的菜肴。庞巴维克身材瘦小，结实而敏捷，热衷于爬山，几乎每天都要爬一座白云石山。这多少也消耗了他的精力，因而无心谈论利率理论。我一碰到这个题目就感到害怕，因为最近他和艾尔弗雷德曾就这个题目不厌其烦地进行通信。维塞尔教授相貌不凡，是一位令人愉快的朋友，他的夫人和女儿也都很有风度。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消夏之地，一位老农的漂亮的房间里为我们举行了答谢茶会，我感到非常快乐。”

　　1920年，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国外旅行的尝试，这也是一次相当危险的尝试。在这之后，离他们甜蜜的伙伴关系结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接下来的三个夏天，我们是在多塞特郡美丽而幽僻的小海湾里什·梅尔度过的。在那里他继续致力于第三卷的写作。但在《工业与贸易》于1919年完成之后，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差了，之后不久，医生就悄悄告诉我，‘他再也不能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了’。情况的确如此，幸运的是，他自己并不知晓。”在过去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从书房上走下来，说“多么幸福啊这段时光，没有什么能与建设性工作带来的快乐相提并论了。”

　　不过，在艾尔弗雷德逝世之后的20年里，玛丽·马歇尔依然展现着她那恬静的美，并且与艾尔弗雷德的那些老学生和他们夫人的友情愈见深笃。

　　40年前，专为学生们设立的、能够出借图书的图书馆是很少见的。马歇尔的教学方法的核心部分就是让学生们在本学科内广泛阅读，并学会如何使用图书馆。为了回答一个价格指数方面的问题，一个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生只查阅那些最新的权威著作是不行的。他必须向前追溯，即便追溯不到毕晓普·弗利特伍德，起码要追溯到杰文斯和吉芬。他还必须参看最近20年间《经济学杂志》上所刊载的这方面的所有文章。如果浏览一下中世纪以来的价格史，或是比较一下梭仑和查尔斯2世时期按工资计算的小麦价格，也将是有益而无害的。如果一个学生还没有翻阅10到12本书，就匆匆忙忙给出答案，那么他就称不上是马歇尔的得意门生（既有负于经济学家这一伟大使命，又无法承袭崇高的说教者的传统）。为了做到这一点，马歇尔采用了三种方法。首先，他在教室里建立一个浅显读物的书库，规模虽小，但比起任何本科生自己的藏书来则都要大得多了。在他辞去教授职务的时候，他把这个书库留给了他的继任者，我想我是这个书库的第一个正式的管理员，我为它编制了第一份目录。除此之外，就是他自己那些更丰富的藏书了，他希望学生们在巴里奥·克罗夫特喝过茶之后，都尽可能地多拿些书，只要他在沿着马丁利路向回走时能背得动。最后，他就采取了把学术期刊拆开，按论题挑选、装订论文的做法，因此他有时要增购一套用以保存。许多这样的论文集如今都收在马歇尔图书馆中，这些资料连同其脚注，能使刚入门的学生按图索骥，从一本参考书找到另一本参考书，不出一周，他就可以成为这个论题的活文献。不要忘记，准备这些论文集，把它们按作者和课题编好目录，并放在那些“棕色盒子里”，这些都是马歇尔夫人的特别任务。

　　所有这些，作为教育，建立个人联系和激励学生的手段，她都是热烈赞同的。背负书籍的来访者离开之前，总要在楼下与她道别，而她也总要目送他出门，沿着车道远去，眼中露出无限满足的神情。因此，在艾尔弗雷德离开之后，把这一传统保持下去，让他的这些书籍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手中继续存在下去，就成了她倍加珍视的目标。

　　首先，把他的藏书全部移交给剑桥大学，供学生们使用，并把它与上述提到的教室学生书库合并，组成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进而，她以根据协定条款所得的款项建立了一笔可观的留本基金，并以马歇尔著作的版税每年交付一定数额，来补充这笔基金。马歇尔死后，他的著作的销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在她的遗嘱中，她还留给图书馆10000英镑以及她丈夫的全部版权）。然而最重要的是，她还决定使自己成为马歇尔著作以及新一代学生的保护人。因此，在75岁之时，她还被任命为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荣誉助理管理员，她担任此职将近20年。这一举动是违背大学规章的，规章规定，每个人65岁必须退休，现在看来，这一规定是合理的。每天早晨，她骑着自行车，穿过从马丁利路到图书馆（1935年迁到一所精致而宽敞的楼里，这里原来是乡绅法律图书馆，紧挨唐宁街的地质博物馆）那段不近的路程，穿着一双便鞋，这是她在60年前的前拉斐尔时期留下的习惯。将近90岁时，尽管她很不满意，医生还是阻止了她继续骑自行车（部分是由于朋友们的鼓动，这主要是考虑到连最强壮的人都可能遭遇危险的剑桥的交通状况，对她自己的体力的考虑倒在其次）。上午，她就在图书馆做些管理工作，开始是由一些本科生协助，随着工作量加大，从1933年开始，改由一名专职的图书馆管理员米森先生协助。马歇尔图书馆的历任馆员，丹尼斯·罗伯逊、赖尔·费伊和1931年之后（中间有一段间隔）的皮埃罗·斯拉法就减少了她的日常工作。不过，整理那些“棕色盒子”还是她的专门职责，这也是她最爱做的工作。她总是把这里称为“我的图书馆”。漫漫人生路中，无论对她的心灵还是对她的精神来说，这都成了她接触生活之流的主要方式，她也从这里感受到了自60年前的巴尔奥·克罗夫特就开始强烈跳动着的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们的脉搏。

　　1936年11月7日（见《经济学杂志》，1936年4月号，第771页），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仪式，马歇尔夫人向图书馆赠送了一幅马歇尔肖像的复制品，这幅画出自威廉·罗森斯坦之手，原作挂在圣约翰学院的大厅里。此后，在图书馆的前厅，中间的那张办公桌上方悬挂着这幅肖像，她就在这里伏案工作（幸运的是，有一张她如此就座的颇具特色的照片）。1941年，91岁之时，气管炎开始发作，她第一次没能照常上班。1942年，她已无法在这里工作，不过，11月14日，她还是出席了马歇尔诞辰百年纪念活动（见《经济学杂志》，1942年12月，第289页），并精神抖擞地发表了演说，向与会者讲述了她的丈夫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获得了怎样的幸福和快乐。1944年3月7日，她与世长辞，骨灰洒在巴里奥·克罗夫特的花园里。

　　谦和似清晨，聪敏日璀璨，

　　温柔如傍晚，激情夜阑珊。


　　






精英的聚会--第十六章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






第十六章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

1845－1926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是一个著名家族男性一系的几乎最后一员——这解释了他对“平均律”的偏爱。他的曾曾祖父，弗朗西斯·埃奇沃思，娶了3个妻子，他的祖父，古怪而闻名的理查德·洛弗尔·埃奇沃思，娶了4个妻子，生了22个孩子，在他死后还有7个儿子和8个女儿活了下来。F．Y．埃奇沃思本人就是这第6个儿子的第5个儿子。1911年，其他的继承人死去时都没有留下男性子嗣，他就继承了家族在朗福德郡埃奇沃思镇的产业。埃奇沃思家族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在这里建立家业的。他们的姓氏取于埃奇韦尔，就是从前米德尔塞克斯的埃奇沃思。他在继承家业之后，乐于搜集整理族谱，并希望埃奇沃思镇的庄园能在一个已婚的侄女，蒙塔古女士的照料下恢复原来的传统。他每年夏天都要回到爱尔兰，但并不在埃奇沃思镇居住，然而他却声称希望能够看到他的祖居重现“过去时代”的欢乐时光——尽管我不知道他是否认为这一时代曾经真正出现过。

　　埃奇沃思与一个世纪前的诸多名人都有关联──他是小说家玛丽亚·埃奇沃思的外甥，这位小说家生于1767年，而在这一世纪内就已闻名于世。他又是诗人托马斯·洛弗尔·贝多斯的大侄子，这位诗人于1847年去世。华尔德·司各特爵士在《威弗莱》出版第一版时，送了一本给埃奇沃思的姑母，并在此书的最后一章（后来是在小说序言中）中写道，正是她对爱尔兰特色的描述最先促使他在苏格兰进行一次类似的试验。简·奥斯汀送给她一本《爱玛》的第一版。麦考利送给她一本《历史》，并在书中谈到了她。晚年的时候，她曾到盖特科姆庄园拜访过李嘉图。

　　F.Y．埃奇沃思的父亲，弗朗西斯·博福特·埃奇沃思，生于1809年，在沙特蒙斯和剑桥接受教育，在那里，他是斯特林周围的一群人中的突出分子。托马斯·卡莱尔在《约翰·斯特林传记》（第二部分，第四章）中用了三页的篇幅，以毫不粉饰的笔法描绘了他，使他的名字得以传世。卡莱尔写道：“弗兰克身材矮小然而匀称，方形的脸膛上光滑而白皙（很像他父亲的相貌），蓝色的小眼睛奇异地闪烁着一种阴沉的笑意，他的声音沙哑而尖利，语调中透着几分刻毒、几分顽固，或许还有几分讥讽的味道。这是一个冷漠、武断、耽于玄思、苛刻而讨人嫌的家伙。他精通柏拉图，还有康德，在哲学与文学方面比较渊博。他不接受任何信条，除了那些柏拉图式的和康德式的幽灵般的信条。他以他那双眼阴沉的闪烁，嗓音无休止的吱嘎作响，轻蔑地冷笑着把所有保守党式的作派和迷信抛在了一边。然而就其他方面而言，他这个人非常诚实、非常勤奋，或许还有其他美德。”

　　托马斯·莫兹利牧师在他的《回忆录》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描绘弗兰克·埃奇沃思。他笔下的弗兰克·埃奇沃思与卡莱尔描述的“矮子弗兰克”简直判若两人。“我的耳朵告诉我，埃奇沃思的声音中也有悦耳之处，有时也语调温柔，风度翩翩……弗兰克·埃奇沃思被相互冲突的思想体系折磨着，可以说还有从童年起就存在的相互矛盾的敏感。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能够自我牺牲的人。”在斯特林自己对弗兰克·埃奇沃思的描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儿子的影子。“在我看来，埃奇沃思还没有摆脱那种纯粹观念式的生活。很显然，他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到从‘知识’到‘本质’（就是说，从‘认知’到‘存在’）……埃奇沃思到英格兰来，我认为是一件非常庆幸的事情。如果是在意大利，他甚至还不能对存在的现实世界有任何的感受，而这是一个与纯粹的‘玄思’和‘观察’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如果他不是到英格兰来，他还会仅仅在‘灵知’上止步不前，而这就好比一个穷光蛋，虽然手里攥着地契，但他的地产不是被熔岩覆盖就是已然沉入海底。”

　　然而斯特林的这位朋友仅仅是创造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的一方面原因。弗朗西斯·博福特·埃奇沃思“娶了一位年轻的西班牙妻子，他们是在伦敦非常罗曼蒂克地邂逅的”。埃奇沃思的母亲就是一位西班牙妇女，名叫罗莎·佛罗伦蒂那·埃罗尔斯。弗兰克·埃奇沃思由他的外甥T．L.贝多斯陪同到德国去学习哲学，为了到大英博物馆阅览而中途在伦敦暂留，于是就偶然结识了塞纳丽塔·埃罗尔斯。她年仅16岁，是一位来自加泰罗尼亚的政治避难者的女儿。他们三周之内结婚，然后奔赴佛罗伦萨，并在那里住了几年。F．Y．埃奇沃思是个语言上的行家，他可以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阅读，他的这种爱尔兰-西班牙-法兰西的混合血统可能对他在头脑中形成显著的世界观念有所影响。

　　埃奇沃思一生中所达到的边界很快就可以说完。他的父亲弗兰克·埃奇沃思试图成为一所学校的校长，但没有成功。他从佛罗伦萨返回埃奇沃思镇后就专心治理家产。1845年2月8日，埃奇沃思在埃奇沃思镇庄园降生于世。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在家庭教师的管教下长大，直到17岁时离开埃奇沃思镇前往都柏林三一学院求学。他的记忆力和机敏的头脑在那时就已是可圈可点。临终前几个星期，他告诉在牛津的表妹们，对年轻时所学过的那些诗歌，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对弥尔顿、蒲伯、维吉尔和荷马的全部作品他都能脱口而出。他能够在各种场合原原本本地自由引用那些古典名著。在他去世的时候，还保有这种传统的人已经非常罕见了。

　　他作为一个麦格德伦·霍尔奖学金获得者进入牛津，随后升入巴利奥尔，并在这里获得一等荣誉的文学学士学位。在牛津有一个传统，人们常常说起埃奇沃思结业考试时的那次

　　“口试”。据说，当被问到一些艰深问题时，他反问道：“需要我回答得简短一点，还是详细一点？”然后就在半个小时里滔滔不绝，他的风采使得那些原本只够获得二等荣誉的地方变得微不足道，因而获得了一等荣誉。1877年，他成为内院的一名法庭辩护律师，并在伦敦生活了一些年月。他是那份已经破败的爱尔兰家产中比较小的儿子的最小的儿子，而这时，他还没有从他的诸多天赋与兴趣中找到最终的方向，所以这段在伦敦的日子里，他的生活很窘迫。他成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逻辑学讲师，后来成为图克讲座政治经济学教授。1891年，他接替索罗尔德·罗杰斯成为牛津大学德拉蒙德讲座政治经济学教授，并被选为万灵学院的研究员，后来他就一直生活在这里。1922年，他从牛津的教授职位上退休时是埃默里特斯讲座的教授。他在1889年和1922年两次被选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组组长。他是皇家统计学会的前会长，皇家经济学会的副会长以及英国科学院研究员。而最重要的是，他是《经济学杂志》的第一位编辑，是它的设计者和铸造者。从1891年3月的第一期直到1926年2月13日他去世时，他一直是这本杂志的编辑、编辑委员会主席以及合作编辑。我也是这本杂志的编辑，在得知他死后的消息后，我还收到了他关于编辑事务的最后一封信。

　　在巴利奥的时候，埃奇沃思曾经很推崇乔伊特。乔伊特对政治经济学兴趣浓厚并碰巧当时在教授这门课程，可能正是从他这里，埃奇沃思第一次感到了对这门学科的冲动。然而我认为，对埃奇沃思早期的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影响是来自于杰文斯，他们在伦敦相识，埃奇沃思在汉普斯特德的住所与杰文斯的家仅几步之遥。埃奇沃思对马歇尔也无比尊敬，但他们是稍后才开始接触的。在1881年的《学术界》上，马歇尔对埃奇沃思的《数理心理学》进行了评论——这是马歇尔所写的仅有的两个评论之一，另一个是对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评论。这篇评论使他们相识，并发展成为终生的私人友谊和精神上的伙伴关系。马歇尔夫人常常愉快地回忆起埃奇沃思对剑桥的访问——尽管世上几乎再找不到比他们的谈话方式更格格不入的两个人了。

　　从他出版的著作来看，埃奇沃思是从数学和伦理学进入到经济学的，就和从前马歇尔所做的一样。但他们的相似仅仅到此为止。马歇尔的兴趣在于智力上和道德上，而埃奇沃思的兴趣则在于智力上和美学上。埃奇沃思希望建立包含智力趣味和美学趣味的定理，而马歇尔则想写出具有实际意义和道德意义的箴言。仅就数学训练以及笔法的精巧、可靠性而言，马歇尔要胜过埃奇沃思一筹。——马歇尔是剑桥数学学位考试的第二名，而埃奇沃思获得的是文学学士学位。但是，尽管埃奇沃思在使用数学工具的时候常常显得笨手笨脚，但无论在创造力上、造诣上还是天性偏爱上，埃奇沃思都是一个伟大得多的数学家。我想这一点将是无可争辩的，即对于在社会科学领域精巧地、广泛地使用数学方法，埃奇沃思是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最多产的倡导者，而他也正是这样来赋予他的《数理心理学》。

　　把埃奇沃思的作品写成一个完整的清单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投给各家学术刊物的稿件。我最早见到的他的著作是《伦理学的新旧方法》，这是在1877年，他32岁的时候，由帕克和牛津出版的一本92页、纸封面的书。西奇威克曾出版过一本《伦理学方法》，巴勒特在1877年的《精神》上对西奇威克进行了批评，而埃奇沃思的这本书则是对以上两者的评论，它的主要内容是对由于对功利主义的考察所引起的大量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埃奇沃思的独特风格、卓越的遣词造句能力、行文之晦涩、目标之模糊、方向之犹疑不定，以及他的谦恭、他的谨慎、他的精明、他的机智、他的渊博、他的保守——所有这些，在这里都已显露无疑。他在一番微积分演算之后紧接着引用大段的希腊作品，这使得那些外行的读者晕头转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荷马的诗句能与抽象的数学符号融合在一起。然而无论怎样，经过漫长旅行的航班最终还是到达了终点，他最后下结论说：“伦理科学的庞然大物正在走向前方，在一位大师的引领下，它在走向豁然开朗的新天地，然而正是那里急需这样的论点，这时，一个掉队的人正在逐渐赶上来，他一步一个脚印，他所走的是一条曲折的路。这条曲折的路正在逼近从前被视为奇思异想因而从未涉足过的新方法，而这种运用数学方法的快乐必将走向真正的自然伦理学，这正是冥冥中已经确定的一条路。”

　　另外一本薄薄的小书（150页），《数理心理学：关于在伦理科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论文》于1881年问世。这是埃奇沃思第一次为经济学作出贡献，其中有些内容是他曾经得出的最出色的思想。他在临终前的最后几个月，反复考虑想要重印其中的一部分。

　　在关于伦理学的那本书中，他试图对功利主义进行数学计算。而在《数理心理学》中，他使这种“对情感，也就是对欢乐与痛苦的计算”更上一层楼。这篇论文包括两部分，它们“分别讨论了在社会科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原理与实践、根源与成果、应用性与应用方式”。第一部分的篇幅很短，“目的在于说明使用数学推理而不涉及数字的可能性”——这一理论在当时是极富创见、意义重大的。“我们不能数清生活中的金色沙粒，我们也不能数清爱的海洋中‘无数’的微笑，但看来我们能够观测到或多一些、或少一些的快乐单位的总量以及幸福程度，而这已经足够了。”

　　第二部分则是埃奇沃思对数理经济学的大量工作的根源，其中特别述及自由市场中的契约以及它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里，他的著名的“契约曲线”第一次露出真面目。

　　我曾留连忘返地沉迷于埃奇沃思的这两本早期著作中，因为在这两本书，尤其是在他的《数理心理学》中，他的精神、他的艺术的独有的韵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第二本著作由于风格古怪而饱受嘲讽。在后来的著作里，在我看来，埃奇沃思就再也没有充分展露过他的天性。他所独有的诗艺与卖弄、科学与艺术、智慧与学识的拼盘式的风格虽然奇异但却引人入胜，然而他已经有点经受不住那些外行评论家们的冷言冷语了。他费尽了心机，使自己的风格犹抱琵琶半遮面，但这不过是使他所奉献出来的精神产品成了更躲躲闪闪，更扭扭捏捏的东西。对于男女工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他终生都怀有兴趣，并把这个问题作为1922年他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下组组长就职演说的题目；然而这时的埃奇沃思已近80高龄，他这样看待这一问题，人们在阅读的时候几乎能听到他狡黠的轻笑：“性别的尊卑同样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它认定男性具有获取幸福的卓越能力，其行动和思考的效率更高。总之：

　　“女人不能与男人相比，她的感情之于我的心肠正如月光之于日光，又似清水之于佳酿。但妇女这种被认定的总体能力上的不足可以得到补偿，因为她们怀有某些特殊的情感、别样的美和纤细精巧。正是由于这种天赋的美感，现代女性们才得以分享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奢华和青睐。但是风流倜傥‘这种源于古代骑士制度的纠缠不清的情感’中还包含着其他因素。彬彬有礼的休谟把它称之为对弱者的关怀，而热情如火的卢梭则认为这是天性使然……总而言之，对于女人天性的这些意见，无论正确与否，都体现了这样一点；即效用原则的推论与包围着现代女性的无能力和特权之间完美的一致。”

　　接下来，埃奇沃思又一次在伦理科学中出色地运用了数学，这一次是“对信仰，对概率计算”的应用，而这方面的工作可能是他最喜爱的。1883年和1884年，他为《哲学杂志》、《精神》和《赫墨塞纳》撰写了七篇有关概率和误差法则的文章。这引发了他后来的一系列作品，其中最后一篇是对误差法则的更精细的论述，在他去世的日子里，这篇文章还出现在《统计学杂志》上。

　　对于概率论本身，埃奇沃思最重要的作品是他在1884年《精神》上刊登的文章“机会的哲学”，以及他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11年修订）中所写的“概率”的词条。埃奇沃思是作为一个概率的频率理论的追随者开始这项研究的，他把概念的基础建立在自然的而不是逻辑的基础之上，这正像他在作为一个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追随者时，把基础建立在自然的而非先验的基础之上一样。但对这两项研究，他都还心存疑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疑问越来越加深而不是越来越减轻。尽管如此，在这两项研究中，他并没有推翻最初的假设，结果是使他对这些理论的哲学基础抱着一种越来越怀疑的态度，哲学基础虽然并不稳固，但建诸其上的实际应用却非常成功，对此，埃奇沃思则采取了实用的态度。结果，他的兴趣的中心逐渐由概率论转向统计理论，由功利主义转向经济学的边际理论。我经常敦促埃奇沃思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个意见来，就是说，如果频率理论降而成为一条逻辑法则，那么现代的统计学和相关关系理论还能维持多久。他总是这样回答说，频率理论的崩溃将会使统计学理论得到普遍使用，他认为，大量的统计数据能够满足统计理论有效性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无论这些条件是什么。希望他是对的。对于一个有意于从事统计学研究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态度也传达出这样一个意思，即埃奇沃思不愿意对他早年的较为思辨性的成果进行修订或重新研究。他对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也抱有同样的态度。他和古典学派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不愿意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功利主义伦理学和功利主义心理学失败了，那么边际理论的种种假设能够继续维持还是同样濒于失败，因为边际效用理论正是由前者引发出来的。穆勒、杰文斯、70年代的马歇尔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埃奇沃思都对功利主义心理学深信不疑，并在这种信仰的引导下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后期的马歇尔和后期的埃奇沃思以及年轻一代却对此心存质疑。然而，尽管并未对这一根本基础的成熟性进行彻底的考察，我们仍然对建立于其上的那些上层建筑抱有不可动摇的信任。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他对概率论的贡献相比，他对统计学的专门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从1885年起，他陆续发表了一些内容比较广泛的文章，其中，在1885年的《统计学杂志》50周年纪念集中刊登了他的“统计学方法”，在1910年的《国际统计协会公告》中刊登了他的“概率计算在统计学中的应用”。这些文章都很重要，有着很高的价值，它们使英国的学生们能够接触到由莱克西斯创立的德国学派的思想，并从一开始就能够对那些英国统计学家关于相关关系的理论加以支持、批评或赞扬。他的建设性工作，尤其在晚年，主要集中于对他自己的“误差的一般法则”进行精益求精而又繁复无比的讨论。埃奇沃思在这里所采用的独特的处理方式，在我看来，部分是出于尽量少用假设的需要，这样他就可以从更具普遍意义的假说中得出结论，而不是把结论建立在其他统计学公式上。在目前的统计理论的逻辑基础与实用主义基础中，他在逻辑方面有所欠缺，而他使用的方法使这一点得到了弥补。

　　他在撰写有关概率和误差法则的论文的同时，也就是说，在1883年，他38岁的时候，他又开始了他的第五个课题：指数，即以数学方法对经济价值的度量，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为他一生的研究范围划上了句号。这五项数理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是：对效用或伦理价值的度量；确定经济均衡的代数和几何方法；对信念与可能性的度量；对论据与统计的度量；对经济价值的度量或曰指数。这五项研究以及它们的推论、分支和阐释构成了埃奇沃思一生的工作。如果埃奇沃思是那种善于制造论文的人，那么毫无疑问，在1900到1914年间将会出现以“数理心理学”为题的五本论著。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他在1877年和1881年发表了两个专论之后，又在1887年发表了第三个专论《米制，概率与效用的度量方法》。这本书令人失望，没有太大的可读性（埃奇沃思本人也同意这一判断）。在这之后，他也并未从专论一跃而回到论文的写作，而是走到了与马歇尔相反的极端上，他开始沉湎于各种文札、短章、论文以及具体事务中。40余年中，他以自己睿智头脑中迸溅出来的火花照亮了（同时也使之艰涩）《统计学杂志》和《经济学杂志》的每一页。

　　有一次，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试图创作宏篇巨制时，他以他那独有的莞尔一笑回答我说，过于浩大的事业，比如创作巨著或男女婚姻之事对他并无吸引力。可能他把这些看作是徒耗心力而得不偿失的事情，或者说这些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也超出了他为自己划定的事业范围。这样的解释已经足够了，“奥卡姆剃刀”使我不必多言。但这其中应该存在乐于奉献的动机。

　　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还是一项研究，数理心理学都没能实现它的既定目标。我想，在上个世纪的70和80年代，把它当成是前景光明的学科是顺理成章的。当年轻的埃奇沃思选择了这一学科时，他可能期望能够做出堪与当时物理学的辉煌发现相媲美的贡献来。然而，当我提到马歇尔已经逐渐对数理经济学改变态度时，这一梦想非但没有实现，而且已濒于破灭。像原子理论那样在物理学中风光无限的学说并未在心理学中出现。我们时时处处都遇到如何把各部分捏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问题，因为各部分之间原本是分割的、不连续的，而整体显然不同于各部分的简单加总，单纯地比较数量是无效的，小的变化就可能带来巨大的效应，而我们所做的均匀而一致的连续性的假设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样，数理心理学就变成了从其他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理论的基石，就变成了对序数的计算，而不是度量，最多也仅是对度量的近似而已，但指数又是常常出错的，近似也不可能精确，那么以指数和近似所表达的东西也就大可怀疑了。没有谁比埃奇沃思更清楚这一切了。在他一生的智力活动中，他自始至终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根基正在逐渐松动。如果在他天性中的谨慎、苛刻、怀疑和相互矛盾之外，再加上这些困惑，那么那个巨大而沉重的上层建筑还怎么可能吸引住他呢？埃奇沃思清楚自己的处境就像是在薄薄的冰面上舞蹈。随着岁月一年年流走，命运却跟他开了个恶毒的玩笑；他越来越喜爱在冰上翩翩起舞，但同时却越来越憎恶脚下的冰面。当恶意的目光向他投来的时候，他就旁顾左右；当命运刁难他的时候，他就闪烁其辞，他把不好客的黑海当作好客海，把怀有恶意的真理卫士当作善良之人。埃奇沃思很少直面他的读者以及那些想和他探讨问题的人，他隐晦艰涩、拐弯抹角，总想一个人悄悄溜走，而一旦被其他行人喝住，他就更要紧走几步。

　　在1887年他的《米制》问世之后，埃奇沃思就再没有什么单独的出版物，只有他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四次讲演被印成了小册子。直到1925年才由他自己编辑，以皇家经济学会的名义出版了他的《经济学论文选集》之卷本。在这部书中，以适宜的方式保留了埃奇沃思对经济学这一学科的贡献，这些正是埃奇沃思本人希望保留下来的，而前面提到的《数理心理学》中的部分内容却被排除在外。

　　经济学论文的出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满足。他本人谦逊而甘于寂寞，所以按他自己的意思并不愿意出这样的风头，但当其他人在为这件事费心尽力的时候，他也就顺水推舟。开始遴选文章、准备出版。而在出版之后，四面八方传来的都是大获成功的消息，世界各国的学术刊物纷纷发表评论，赞扬之声蜂拥而来，就好像这位与世隔绝的作者刚刚被发现一样。我想，埃奇沃思的的确确被自己所享有的世界性声望惊呆了，当然，这也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虽然他还在不间断地写作学术文章，但他把他最后3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上。人们总是从他的崇高声誉出发把他想象成一个不谙世事、不理俗务、高高在上、耽于抽象思考，并以玄奥为乐事的人，但作为一个在《经济学杂志》中共事15年的人，我要说，事实恰恰相反，作为一个编辑，他在实际工作中很有天份。他工作准时、老练，在一切日常事务中都堪可信赖。他总是不能发现自己文章中的排印错误，但对别人的文章却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他对什么是好的“校样”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对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同样做不到这一点），并且屡试不爽。他常常利用自己作为编辑的权力严格地使稿件保持简洁，并且施加影响，优先考虑那些有时事价值的文章，而限制对方法论或类似的东西的拖沓冗长（在他看来，德国的刊物就深受此害）。我比较喜欢那些分量重的文章，所以常常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竟和埃奇沃思对立起来了。是他建立了这本杂志的国际声望，并且十分看重把这种声望保持下去。我敢肯定，在英国的经济学家中没有比他更精通外文的了，而且，他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也是交游最广的。埃奇沃思是个好客之人，外国的经济学家，无论知名与否，很少有人到伦敦去而没有受到埃奇沃思的热情款待。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使全世界的经济学能够一气同心，他还努力在各个地方发现对经济学有天赋的人，并以爱尔兰和西班牙传统中特有的优雅风度来对待他们。他的耐心是无所不包的，虽然自己声望卓著，但对奖掖后进却不遗余力，以至于让人们感到如果这不是在对他们有意讽刺，那就实在太过分了。他的所有的奇异、古怪都局限在写作之中，而把自己出色的实际工作能力，精明强干的风格都奉献给了《经济学杂志》。

　　凡是认识埃奇沃思的人一定都会对他形成强烈印象。但这并不是说描述他是件容易的事。他和蔼、热情、谦逊、喜欢自嘲、言谈幽默、能够直视人的内心世界；但他也自制、生硬、有城府、骄傲、敏感、拘泥礼节、着意谦恭，对外部压力却绝不低头。马歇尔在谈到埃奇沃思的家世的时候，常常会说：“弗朗西斯是个迷人的家伙，但对伊西德罗你可得小心提防。”

　　他的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非常人之所能及。70岁之后，他还经常爬山，在帕耗斯普莱热，他一大早就下到冰凉的水中游泳，要不就是不知疲倦地行走在牛津郡的草场上。他总是在工作、在阅读、在校对、在“确证参考资料”（他尊重权威，而不愿意用自己的话表达任何东西，这使他浪费了大量时间）、或者是在纸片上专心致志地演算深奥的定理（据玛丽亚·埃奇沃思记载，这也正是他祖父爱做的事情），要不就是在写信，总之，他不问收获，而只是勤勤恳恳地耕耘不止。在他临终之时，他已经很难用口头做什么完整的表述了——随着年龄增长，他开始失眠并且精神焦躁，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对于写作，他甚至在80岁之后还毫无问题。最后，像他希望的那样，他在工作中死去。

　　埃奇沃思终生未婚，但这并不是由于他缺乏感情。是他难于共处的性格，而不是他对生活的观念阻碍了他与别人构成真正亲密的关系。他没有获得本应享受到的那么多幸福。但

　　从很多方面来说，他的品性更适于这种单身汉的生活。他只需要不能再少的生活用品，他不愿意为任何家庭责任所牵累，他也满足于这种没有私生活的日子。没有人像他那样不断地游走在教员休息室、图书馆和俱乐部之间，并为能在这些地方获得一点惬意之感而恋恋不舍。他的财产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也没有什么瓶瓶罐罐，甚至没有多少书籍（他更愿意附近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没有贴身的记事本，没有文具和邮票。红线绳和胶水是我能想起来的归他所有的仅有的东西。但他对自己的仪表很讲究，总是按自己的风格精心装扮。他的长相更像西班牙人，而不太像埃奇沃思家的人。前额宽阔、鼻子很长、脸色带点绿色，胡子是精心修剪的短髭，双手比较粗大，他的相貌高贵，但有时他的样子让人觉得他似乎衣服不合身或身体不舒服。他在牛津万灵学院的住所是座简朴的房子。在伦敦时他住在弗农山5号，还有两所孤零零的房子，耸立在汉普斯特德的悬崖上，俯瞰平原，那是他在50年前在这里住过一周之后就买为己有的。每年夏天，他总要回爱尔兰小住几周，这时他住在金斯敦的圣约翰俱乐部。饮食问题他就到饮食处或万灵学院的餐厅、或阅览室、萨维尔、艾尔贝马尔等地方解决。看书，他就到大英博物馆、达布林的三一学院或皇家统计学会的图书馆去。

　　据说他在埃奇沃思镇度过的童年时代里，总是爬上苍鹫的窝去阅读荷马的作品。看来，他总是呆在那些远离凡尘的地方。


　　






精英的聚会--第十七章　赫伯特·索默顿·福克斯韦尔






第十七章　赫伯特·索默顿·福克斯韦尔

　　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圣约翰学院堪称剑桥经济学的摇篮。1868年，马歇尔由数学转向伦理科学，同年，福克斯韦尔也参加了伦理科学的学位考试，1870年参加这项考试的则是亨利·坎宁安。圣约翰学院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马歇尔和福克斯韦尔奉送给剑桥大学，他们两个相互比照，相互补充，除了同样真诚之外再无相同之处。我认为，是圣约翰的校长，伟大的贝特森博士施加的个人影响使圣约翰与三一学院一起鼓励对伦理科学展开的新的研究工作，而这时在剑桥大学，年轻教师们从事这样的研究却得不到任何的捐助。当三一学院把兴趣重心转向哲学（西奇威克和詹姆斯·沃德）、法学和历史学（梅特兰和威廉·坎宁安）的时候，圣约翰的兴趣完全转向了经济学（马歇尔与福克斯韦尔）。的确，这个学院为这些学科独自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60年代初，J．B梅厄和J．B．皮尔逊被任命为学院伦理科学的讲师，而在1868年和1875年，分别由马歇尔和福克斯韦尔继任了这一教职。在从1873年到颁布“新规则”以及取消伦理科学高年级学生的那段时期里，从后来取得的成就看，伦理科学学生比数学学生更出色，而这时的18名伦理科学考试一等荣誉获得者中，有9名来自于圣约翰。

　　福克斯韦尔最初讲授逻辑学、心理学和哲学，而把经济学留给马歇尔。但1877年，在（福西特获得教授职位之后）马歇尔离开剑桥去担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负责人时，福克斯韦尔与亨利·西奇威克和J．N．凯恩斯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经济学教学的光荣任务。这一状况持续了8年，直到1885年马歇尔作为教授重新回到剑桥时为止。从这时直到1908年这段马歇尔担任教授的时期里，无论在教学上、授课上、还是制定政策上（尤其是在1901年设立经济学学位考试这件事上），福克斯韦尔一直是二把手。值得回忆的是，福克斯韦尔第一次对学位考试进行监考是在1874到1875年，与杰文斯一起进行的，这时詹姆斯·沃德和J．N．凯恩斯正在校读书。而他最后一次监考是在1900年到1901年，这时则是A.C．庇古和D．H．麦格雷戈正在校读书。30年之后，他又正在主持皇家经济学会，可见，对剑桥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他经历了非常大的跨度。他从未离开过剑桥，尽管他与伦敦大学关系密切，到他去世时，虽然他已经不再参与教学，但按他在剑桥的居住时间计算，正是他在剑桥的第205个学期。在60余年中，福克斯韦尔一直是学院的讲师和导师，他在剑桥只获得了这两个职务。

　　对于自己没能获得其他职务，福克斯韦尔常常不无苦涩地说，这是由于马歇尔对他在这一学科上的治学方法怀有偏见。“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很大分歧，而在性格上分歧就更大。以至于我非常关心的事情在你眼里却毫不重要。”这是马歇尔有一次在信中特别写给福克斯韦尔的话。福克斯韦尔是受到19世纪中期在剑桥风行一时的行为准则的熏陶而成长起来的，这一准则要求一个人不仅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还要维护朋友的权利，所以，福克斯韦尔无法原谅马歇尔在1908年退休时支持庇古教授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但实际上，福克斯韦尔是马歇尔第一个真正热心的经济学学生，而马歇尔夫人则是福克斯韦尔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马歇尔还没有离开剑桥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他们都住在学院里，相互来往非常密切。实际上，直到1907年，他们还一直保持着亲密的私人感情，尽管他们之间的通信表明，两人之间不断爆发争吵。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对方所具有的天赋，马歇尔在写给杰文斯的前几封信中为自己争辩的时候，福克斯韦尔表示了支持，而当福克斯韦尔在1901年申请伯明翰商会主席职位时，马歇尔也写信表示支持，其中一段描述福克斯韦尔的文字很有引用的价值。“他是英国一流的经济学家，这是世人皆知的。他的作品，尽管还没有集结成册，但已经在世界精神宝库中树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的成功来源于他的睿智、清晰的头脑，强大的思维能力，宽广的感知能力以及良好的直觉；也来自于他那一经涉足就不遗余力的勤奋精神；还来源于他流畅而优雅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他的这种能力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恐怕后人也难以超越……他乐于与实业家们交游，他能够使人们很快就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他举止温文尔雅，学识渊博，而且处世老练。他的迷人风度一定会使他受到人们的爱戴。”

　　但在经济学的性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极端对立，这使他们没能较早地建立友谊和相互尊重。福克斯韦尔是这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我不能假装对实业有任何的亲身经验，但我是在实业和铁路建设的环境中长大的，并且从小养成了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习惯。在最近的15年里，环境的变化促使我与本国许多地方的商人和实干家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我也获得了很多机会来观察实业经营的方法和它遇到的困难，我也看到了实干家们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这一经历更确信了我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即在经济领域，所有的实际问题都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当然事先要对面临的特殊环境作一番细致，前后比较的调查，但从那些箴言中寻章摘句或者照搬什么普遍的教义都是无用的。”

　　与他的谈话和在讨论中的发言比起来，这些表述仅仅是和风细雨。据艾尔弗雷德·霍尔先生回忆，他早年在圣约翰的时候，曾坚持认为经济学不能算是一门科学。而在60年之后，他没能向皇家经济学会做关于李嘉图的会长演说。李嘉图是使世人相信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沉腐的邪说的人，然而福克斯韦尔为自己放弃演说寻找的借口竟然是他认为自己对李嘉图的抨击太有挑衅性。这并不表明福克斯韦尔反对对经济问题进行严格推理。无论是在90年代关于金银复本位制的大讨论中，还是在战后关于金本位制的大讨论中，他都对银行家和他们的“本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但他同时认为有效的推理是必不可少的，但推理的对象应该是既有历史又有当代的、范围广泛的事实资料，而不是那些抽象的、臆造的假说。沿着这条思路前进，使福克斯韦尔成为“自由放任主义”教条的很有分量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他比同代的大多数其他学术界人士都觉悟得早。他并不像他们那样了解自由竞争的普遍优势。他时刻准备着支持货币控制计划的出台。他曾经在80年代支持工业联合，在90年代支持复本位制，他也支持19世纪的温和的保护主义（拒绝在著名的教授宣言上签名），而在20世纪以来则支持放弃金本位制。他抨击英国经济中存在的愈演愈烈的“非道德”趋势，他认为这“比道德败坏更严重，它带来的后果是”“脱离时代潮流，阻挡了本世纪那些最成功的运动的进展”。“它的精神本质是极端实利主义的，为了积累个人财富而牺牲国民福利。在有些作者笔下，资本主义已经越走越远，他们竟然对高工资大加痛惜，认为这是堪与坏收成相比的灾难。”从他年轻时的预言可以看出，他是受到了金斯利、F．D．莫里斯和拉斯金的影响，并同情他们的抗议行为。尽管福克斯韦尔强烈地反对马克思，但我想，他可能是承认马克思的重要性的第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有些方面，他与另一位剑桥经济学家，阿瑟·詹姆斯·鲍尔弗很接近，鲍尔弗差不多与他是同代人，70年代的剑桥经济理论同样使他形成了怀疑主义的态度，但与福克斯韦尔不同的是，他常常是貌似谦恭而实则冷嘲热讽。马歇尔在他最初的理论建树与1890年发表的“原理”之间存在一个方法上的转变，如果说这种转变多少是受到了福克斯韦尔早年言辞的影响，这恐怕并不是捕风捉影。无论怎样，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很少形诸文字，但通过许多讨论和谈话，福克斯韦尔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即经济学不是逻辑学或数学的分支，而是一种处理公共事务的艺术，这种艺术的方法则是在充分利用全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后来，当马歇尔沿着这一方向一无反顾地前进时，福克斯韦尔在剑桥的存在对马歇尔多少成了一种讽刺，而当福克斯韦尔支持副主教威廉·坎宁安时，这种讽刺意味就更明显了，因为此公不但能言善辩，而且以争吵为乐事。然而，争来争去，马歇尔仍然是剑桥学派的首领，他也统治着那些前途光明的青年们，而这，从另一方面来说，更加削弱了福克斯韦尔“二把手”的地位，使他在剑桥落了下风，这种处境自始至终纠缠着福克斯韦尔，而这也正是观察福克斯韦尔的人生历程时抹煞不了的背景。

　　赫伯特·索默顿·福克斯韦尔1849年6月17日出生于曼迪普斯的谢普顿玛列特。他的父亲是一个小五金商人，后来又经营石板和木材，他自己的生意十分兴隆，但他的投资却不太有利，在1866年的奥弗伦·格尼破产风潮中遭受了损失。这样，到了儿子将要上大学的时候，家里却不像从前那么富裕了，这位父亲开始不断地抱怨（儿子也继承了这个习惯并保持终生）他的投资状况。尽管如此，到了1868年1月22日，福克斯韦尔终于能够心平气和地在日记中写道：“与妈妈下象棋，爸爸对我去剑桥很满意，因为我的好运气使花费减少了。”他的父亲对家教信条十分虔诚，并把他培养成一个卫理分会教徒。年轻的时候，他对参加布道极为热衷。例如，1868年1月5日“雷弗德·威廉姆斯在早晨做‘来自上帝的抚慰，它们是否微不足道’的布道，在晚上对年轻人做‘伯沙撤当晚死去’的布道，这两个布道都非常精彩”。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又到了伦敦：“上午到坦普尔教堂，出色的礼拜，美丽的教堂；下午到威斯敏斯特教堂，优美的颂歌；晚上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下做礼拜，穆尔蒙斯的精彩布道，庄严肃穆的场景。”1868年2月16日，他到剑桥的第三个星期天，又参加了五个礼拜，“上午和晚上在学院教堂，杜里尔在晚上布道，下午在圣玛丽教堂聆听利奇菲尔德大主教的布道，关于教会在本国的失败，高尚而无畏的布道，上午与晚上在卫理分会教堂。卡特先生。”但到1872年时，卫理分会已经逐渐不再布道了，只有学院教堂的每个星期天下午还在进行。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很少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更像一个有神论者，对宗教抱有宽容而同情的态度。

　　他的生母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她是汉德科克家族的一员，这个爱尔兰家族的首领是卡斯尔曼因勋爵，对他的历史，福克斯韦尔十分感兴趣。福克斯韦尔的母亲是一位很有天份，很聪慧的妇女，她自己教育四个儿子，直到12岁左右把他们送进汤顿的卫理分会学院。她弹得一手好钢琴，这使福克斯韦尔对音乐养成了浓厚的趣昧。4岁的时候，福克斯韦尔开始跟他的姥姥学法语，他很爱自己的姥姥，他姥姥的母亲曾经属于波因德斯特里家族，居住在海峡之间的岛上，所以主要说法语而不是英语。福克斯韦尔自己也偏爱说法语，在他的性格中很容易看到法国和爱尔兰气质。他小时候在家中嬉戏的日子多彩而迷人，这段童年时光他永远难以忘怀。和兄弟姐妹们在大花园里玩耍，他们的豚鼠、白鼠和25只兔笼子，艾伦家和墙壁另外一边的怀布伦特家的孩子和他们一起玩得兴高采烈，他的小矮马“范尼”，跟随他们多年的露茜对他们细心呵护，妈妈在茶后弹奏的钢琴，和父亲的长途旅行，在曼迪普斯的荒原上四处漫游。一直到死，这些都始终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是个早慧的孩子，虽然没有达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1岁就阅读牛顿的《原理》的程度，但他4岁就能读懂法文，7岁就开始对报纸上发生的事情品头论足。16岁时，他所写的日记已经十分成熟。在汤顿的女王学院做寄宿生的时候，他得到了西布利先生的精心教育，1866年他就成为伦敦大学录取光荣榜上的第三名，这时他年仅16岁，是入学的最低年龄。刚过18岁，他就取得了伦敦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8岁半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圣约翰学院伦理科学的学生。1870年，他获得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一名，1872年，他获得了休厄尔奖学金。1874年，他被选为学院的研究员。他总是把这个好运气归因于三一学院院长，W·H．汤普森先生的影响。汤普森先生以他的职务成为休厄尔考试的当然考官，他被福克斯韦尔的论文深深打动，他把这一印象告知了圣约翰学院的院长贝特森博士。但福克斯韦尔的性情并不适合于作一个哲学家。他的头脑既不精于玄思，也不长于抽象，也并不善于概括。他更像一个历史学家——在这个领域还存在许多偏见。他的天赋是他的记忆、品味、穿越时空的想像力以及做事时的井井有条。正是他的有条不紊和喜欢分门别类的习性，再加上一点鉴赏力决定了他一生的工作。从很早的时候，他就习惯了按部就班。在17岁，他就开始记录下自己每天走路，或者像他所说的“出门漫游”的里程，他还要把每天睡觉和起床的时间一一记下，这些习惯他保持了很多年。只要是对他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那些贴贴补补或记满各种笔记的纸张。他的笔体隽秀，粗大而醒目，在他本科毕业之后，除了字体更大以外，这种风格保持至终。

　　在马歇尔离开剑桥到布里斯托尔之前不久，福克斯韦尔遇到了一件对他很有利的事情。1874年，福克斯韦尔还很年轻，但却被指定监考当年的伦理科学学位考试。他的同事之一就是杰文斯，杰文斯借这一机会第一次访问了剑桥。这是他们之间亲密友谊的开始，这一友谊始终保持，直到1882年杰文斯去世。在1875年的信中，福克斯韦尔曾试图缓和杰文斯对李嘉图和穆勒的抨击。1876年的春季学期，杰文斯虽然已经当选为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但由于他还不能离开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这时候就由福克斯韦尔代他主持讲座。5年之后的1881年5月7日，福克斯韦尔接任了杰文斯在大学学院的教席。同年12月，正当杰文斯开始选辑他的《通货与金融研究》之际，他到剑桥对福克斯韦尔进行了最后一次拜访。1882年他去世之后，福克斯韦尔被邀请完成这本书的编辑工作，这本书在1884年问世。后来，他又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校对杰文斯未完成的遗著《经济学原理》，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最终是由希格斯先生完成并于1905年出版的。

　　由于杰文斯的关系，福克斯韦尔与伦敦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保持了40年之久，直到他于1922年辞职。在1896年伦敦经济学院建立之后，他就在那里讲授通货与银行学。他还是新的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但他从未居住在伦敦，与伦敦大学的关系也未能尽如人意。他还两次申请过其他职位，1901年，他竞选伯明翰商会的新一任会长，他得到了A.J．鲍尔弗、吉芬、马歇尔、埃奇沃思、尼科尔森和J.N．凯恩斯的支持；但由于戈申和米尔纳施加了影响，使这一职位落在了W．J．阿什利的头上。1908年他还曾谋求接替马歇尔的职位。关于福克斯韦尔与大学学院的关系，下面附有科利特小姐所做的一番记述。福克斯韦尔在伦敦教学的漫长岁月中，最令他满意，而这种满意之情又最为长久的事，大概就是他与亨利·希格斯之间的友谊与相互爱戴了。希格斯是福克斯韦尔在伦敦最早的学生之一。在长达50年的岁月里，希格斯与福克斯韦尔都保持着相同的品味、相同的兴趣，并且并肩工作。在福克斯韦尔的晚年，当希格斯开始编辑《经济学文献目录》时，他们之间的友谊变得更加深厚，因为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福克斯韦尔所做的各种笔记和收藏，福克斯韦尔生前看到了此书第一卷的问世。

　　由于他在伦敦和剑桥承担着双重的教学任务，而且要在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他再无暇从事创造性的工作。1886年他发表了自己第一篇论文“就业的不稳定性和价格的波动”，但这一研究并未能最终完成。他为考试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他还经常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与人通信，尽管他有时要拖延回信。实际上，他终生都被各种细枝末节所缠绕，使自己没有机会专注于某本书的写作。除了这些具体的困难之外，他还常常一本正经地宣称，尽管他喜欢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或装订成册，但他不愿意埋头看书，除非是为了什么严肃的目的。他反对那种认为学术界人士就该整天爬格子的想法。他对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小的快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而无须用两个硬封面之间的那些书页来作为减轻丧命之痛的药剂，在他看来，这种药剂只是为那些不能像他这样从生活本身获得快乐的人准备的。实际上，对这种硬封面他只利用了一次，他更愿意为别人的著作提供资料或撰写介绍性的文章。对他在漫长一生中所写的各种作品，我在下文中都一一记录下来（福克斯韦尔是众人当中尤其不能不为他撰写作品目录的人），但他的精华部分，或者说他对培育英国的经济学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却不在其中。可以看出，他的论题主要集中在金融与货币，尤其是金银复本位制方面，在关于金银复本位制的辩论中，他独占鳌头，他既是推动变革的学术界杰出人物，又是美国当局，F．A沃克和达纳·霍顿的朋友与智囊。但他的最完整、最重要的作品却是他对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记述，这是一篇为安东·门格尔的《获得一切劳动产品的权利》的英文版所写的一篇介绍性的前言，这篇前言长达百页，并在文后附有一个80页的文献目录。从文中三处对李嘉图、穆勒和科贝特的引用，对福克斯韦尔的思想可见一斑（但也许这篇序言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对那些不知名的作者的评价以及它对欧文的影响的论述）：“我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各种文献的时候，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李嘉图以及在他旗下的那些虽有能力但却生硬刻薄的作家给经济学教育投下的不祥的颜色将会带来遗害极深的灾难性后果。门格尔博士明白无误地指出，正是李嘉图那些粗滥的推断使现代社会主义拥有了一个貌似科学的基础，这些推断激起了革命而并未证明革命。我们常常会低估在学术训练中至关重要的方法训练的价值。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李嘉图。李嘉图和那些鼓吹他的学说的人在思考社会问题时使用不科学的假说，把主观臆断的结论强加在实际事务之上，他们将作为危险地使用错误方法的范例永久地流传下去。当李嘉图不假思索地把他那过分精巧的推理用于解决严肃的实际问题的时候，这种方法就带来了恶劣的、误导性的后果。他已经陷入抽象而脱离现实，但他却浑然不觉。这样，正如杰文斯已经觉察到的，李嘉图使得英国经济学的历程大大扭曲了。他使英国经济学脱离历史、脱离现实，丧失了科学的根基，沦为政治党派的工具。而且，经济学险些失去了在立法和公共事务中公正的权威地位。直到一些理论家们致力于更为精确的论述，而历史学派使那些真实命题获得了更开阔的视野，这样在大厦将倾之际，这种方法上的错误才被扭转过来。然而，造化弄人，李嘉图本来试图去阐释社会主义，但正是他，而不是其他的社会主义作家一点一点地损害了这种社会的基础。李嘉图曾坚信社会主义将是一种典范式的，返朴归真式的社会，然而，这实际上不过是幻想中的国度。”

　　“在詹姆斯·穆勒和希鲁厄姆之后，再没有哪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对英国的革命社会主义加以注意，社会主义那些主要作家的名字对经济学家们是陌生的，情况只是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很难理解为什么J.S·穆勒会忽略这些人。霍利约克告诉我们，穆勒经常参加早期的合作社会议。他一定从他父亲那里听说过霍奇斯金，还从边沁那里听说过汤普森，他与汤普森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但约翰·穆勒的思想最擅长的领域是对社会哲学公理进行传播，对于那些真正富于创见而又深刻的概念，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社会学的，他都不能很快地接受。没有迹象表明他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这几位同代人，而他们倒是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启发。对穆勒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傅立叶和欧文的浪漫的乌托邦，或是圣西门与孔德的空想工业主义。无论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在其他问题上、他的流畅文风的魅力以及富于煽动性的气质使他的读者们感到，他的著作已经达到了不可逾越的巅峰。他的影响，总体上来说，是造成了万马齐暗的局面。自他的《原理》出版之后、整整一代的英国经济学家手中只握着这一本书。”

　　“威廉·科贝特，他的祖上也曾是英国农民中的一员，这位最伟大的民众领导人，与其说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位政治家。这与他的同代人罗伯特·欧文恰恰相反。他更多地抨击人和阶级而不是信条，更多地抨击政策而不是制度。但他经常倒向社会主义信条，尤其是当他断言生产者权利之时更是如此。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使劳动者在政治上觉醒，也没有人像他那样使人民问题的状况广为人知。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煽动家。他的风格与他的目标融为一体，他完全理解那些与之相连、为之奋斗的劳动者们。他的著作清新、活泼、令人愉快，正如吹过他那白垩山丘的漫漫海风，作品中体现出沉稳。健康、强壮而古朴的本能。其文、其人都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田园风格、乡野之气。……他是一个把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的赞同合为一体的典型。也许保守社会主义之父的称呼不应当加在金斯利和迪斯雷利头上，而正应当加在他的头上。”

　　福克斯韦尔的第一项浩大工程是准备编纂定版的亚当·斯密文集。1880年9月，杰文斯写信给他：“希望你的亚当·斯密进展顺利。”然而他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最终还是埃德文·坎南接手了这项工作。但即使福克斯韦尔完成了什么巨著的话，那也不是关于银行业和通货问题的，尽管他的教学和社会活动大多与此相关，那将是关于经济思想和经济文献的发展过程的。他在剑桥的早些年里，就经常讲授这一课题。在他的书目文献的帮助下，他形成了别人难于匹敌的渊博学识和历史洞察力，他还对经济学中的那些离经叛道之说怀有同情，这使他能够理解那些潜藏着的观念并能够加以解释。这些都是福克斯韦尔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其中没有掺杂任何的个人好恶。

　　福克斯韦尔喜欢谈话，乐于交游，因此他成了那些讨论经济问题的俱乐部和小团体的一个有力的支持者。早在1882年，他在被大学学院任命为教授之时，就成为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成员，并且一直是其中一名年长的成员，直到去世。他对英国经济协会，也就是如今的皇家经济学会的建立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他是理事会的初始成员，是三个名誉秘书之一，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将近47年之后去世。他是学会1929年至1931年的主席。他还是英国科学院的创始研究员。他也曾一度担任过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部的秘书，并参加了在加拿大召开的会议。科利特小姐在下文中记述了他在建立并维持经济学俱乐部中所起的作用，这一俱乐部过去常常在大学学院集会，如今已迁移到了伦敦经济学院。他是萨维尔俱乐部的早期会员之一，1879年加入，直到1917年一直是它的成员。多年之后，他还成为星期二俱乐部的创始成员，这个俱乐部建立于战时的1917年，在最近的20年中，它汇集了许多公务员、记者、学生以及金融和工业界人士，他们在一起讨论当时的热门话题，一时间热闹非凡。在这些集会上，福克斯韦尔的发言最引人入胜，最彬彬有礼，也最具魅力。在圣约翰的教员休息室里，一代又一代的同事们都乐于聆听他那清新的谈话，他的谈话毫无学究气，尽管他始终固守着学术这片领地和它所孕育出来的每一个保守观念。他的生活恬淡、质朴，一顿美餐、一瓶好酒、一个好伙伴，都能让他感激不已。

　　福克斯韦尔在55岁之前一直是个单身汉，1898年7月他娶奥立夫·梅为妻，她是W·E·多灵顿的长女，是一个有名的曼彻斯特货运公司的成员。他还在教学的时候，把学院的那间屋子用来储藏书籍，自己则搬到剑桥哈维路1号居住，他在这里住了将近40年，直到去世。他有两个女儿，长女名叫奥德里，在他妻子于1930年去世之后，这位长女就为他照管家务，从他晚年直到垂暮之时，一直以无限爱心对他进行无微不至的照料。尽管福克斯韦尔很有魅力，但他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他既任性又顽固，有时还非常不尽情理——如果谁想与他疏通龃龉，避免争吵，就会发现他非常难缠。可能是他的爱尔兰血统使他如此倔强、不肯退让，并且完全漠视英国人那种尽量避免决裂和出言不逊的习惯。对于那些薄脸皮的英国人感到痛心疾首的争吵，他却完全能够泰然自若。戈德史密斯图书馆存放着他的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书籍，而伦敦大学当局处置这一图书馆的态度使他大为不满，并与之展开了无休止的争吵，1915年之后，他就再未踏入这个图书馆的门。当然，他有理由大加抱怨，不过如果采取温和一点的方式，事情可能就会得到解决。他的我行我素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但这阻碍了他在讨厌争吵的英国学术界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曾以为60年前他在剑桥的青年时代脾气并非如此，这只是后来才发生的转变，但看来恰恰相反。刚才我们提到戈德史密斯图书馆，这使我们又回到那个最后的、也是首要的主题上来。福克斯韦尔一生主要的工作以及他值得为后人所称道的成就，是他对17世纪到19世纪中有关经济学的所有书籍、文字的研究、分类和收藏。

　　麦考利和约翰逊博士一样，也强调了那些短命的论文和小册子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可以指引历史学家们追溯当代思想的源流。麦克库洛赫第一个对这样的经济学文字做了收藏，不过他的收藏，按福克斯韦尔的话来说，缺憾很大，因为他“把那些不符合自己正统标准的书全都排除在外”。第一个进行无所不包的收藏的是杰文斯，福克斯韦尔也正是从他那里才学到了这一习惯。那是在1875年，杰文斯与福克斯韦尔一起在伟大波特兰街上漫步时，杰文斯劝福克斯韦尔在一个书亭里买下了一本兰德纳的《铁路经济》，自此而一发不可收，其后的60年中，福克斯韦尔购得7万多本书。仔细研读二手书的目录，挑选、购买、阅读那些新发现的文字，为它们作批注、编目录，以及把它们捆扎起来，这些，占去了福克斯韦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和精力。买来的书他读了很多，他所写的简短而重要的笔记和摘要多达数千件，它们有的写在封面内侧，有的写在衬页上，有的写在有衬页的纸封套上，还有的就写在纸封面上，这些使他的藏书的价值大大增加。他所收藏的小册子中，有很多是为哈佛大学预订的。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他开始买成套的著作，而不仅仅买那些单行本。如果错过一本值得买的书，那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道德问题。我记得他曾劝告我说，在这种事情上绝不能犹豫。他常说，“我经常为没有买一本书而后悔，但却从未因为买了哪本书而后悔。”去搜寻、查访，如果可能就买下来，这样就是一笔意外的收获。为了买到自己所喜爱的珍稀书籍，什么也挡不住他——不过，也许在过去那个时代他还无法习惯现已十分平常的高价格，因为他主要得靠自己。这种不可遏制的热情常常使他陷入相当尴尬的境地。他自己财产微薄，从没担任过报酬较高的职务，我怀疑他的年收入是否曾经达到过1000英镑。因此，当他想方设法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藏书家之一时，那的确是令人赞叹的。不过这意味着在其他方面的节制以及他夫人的热心帮助——他们的生活多年中竟没有一个仆人。

　　他常常大笔地透支，那样大的数额即使是比较宽容的银行也不会允许。后来，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危机，他不得不卖掉了一部分藏书，不过，一旦有了收入来源，他的另一批收藏就马上开始了。他总共积攒了四批藏书，两批较大，两批较小。

　　第一批，也是最辉煌的一批藏书，世间难能再有。1901年，戈德史密斯公司买下这批藏书并将其转赠给伦敦大学。在希格斯先生所编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词典》第一卷的书后附录中，福克斯韦尔以“经济学图书馆”为题讲述了这次购买的前后过程，同时也谈到了许多这批藏书的情况。本来，一家美国图书馆准备购买这批藏书，但在英国却没有人乐于购买。“在许多失败的尝试之后，皇家经济学会理事会在1901年6月25日的《泰晤士报》上向公众做了呼吁，同日还得到一位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支持。两天之后，令人尊敬的戈德史密斯公司提出愿意购买，于是双方成交。这样，这批藏书就留在了这个国家，而藏书的内容正是对这个国家历史的描述。戈德史密斯图书馆随后把这批藏书赠给了重组的伦敦大学，并将其储存在南肯星顿帝国研究所的中心大楼里。”戈德史密斯公司最初支付的价格是1万英镑，然而在1901年之后的13年里，它依然表现了它的慷慨大方，又追加了大约4000镑，以使福克斯韦尔能够继续收藏，并且使他能够以十分豪华的风格对这些小册子作了装帧。然而，福克斯韦尔继续藏书和使这些书获得精美外表的兴趣遭遇了挫折，挫折并不是来自戈德史密斯公司，对于它的慷慨大方福克斯韦尔曾赞不绝口，挫折是来自于大学。在福克斯韦尔看来，大学的官员们总是忘记托付给他们照管的这些东西的独有价值。尤其过分的是，藏书室同时还要用作会议室、衣帽间和其他一般用场。由于被这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占据着，那些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们却总是被拒之门外。在如何处置那些用额外赠款购置的图书上，也存在着许多官僚主义问题。最后，福克斯韦尔终于忍无可忍了，他退出了图书馆委员会，并从1915年春开始，就不再踏访他的这些珍爱之物。这种状况对福克斯韦尔打击极深，在他后面三分之一的生命里，这成了他的焦躁与愤怒的持久来源，以至于只要说起他，就不能不提起这件事。问题的原因当然在于大学的空间过于拥挤。在希鲁姆斯伯里，离大英博物馆不远的地方，又建起了一所新的大学，其中专门为这批书设计了与之相匹配的安放之所，这样，福克斯韦尔的灵魂可以在他的财富上空心满意足地盘旋了。

　　收藏是从1880年正式开始的，当时是为了编纂“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本的《国富论》”而搜集资料，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福克斯韦尔把这当作自己当时头等重要的工作。后来，福克斯韦尔自己记述道：“阿诺德·汤因比对工业革命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为了他能够使用，藏书涵盖了1760－1860年这一时期。后来，放弃银本位制这一不幸事件变得引人注目，于是藏书也开始注意通货和银行业问题。这样，藏书就呈现出一种总体上的特点，对于涉及英国历史的内容务求其全，某些方面的国外动态也尽量使其具备代表性……涉及英国的经济思想史是十分完整的，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在此之前的经济学家的资料也十分全面……如果说这里有什么侧重的话，那就是它力求搜集那些残缺而晦涩的文字，因为沿着这条线索可以发现那些几乎默默无闻的大众们的观念。这些文字，在将来，可能产生独特的价值和感人至深的意义。”这样，这些藏书就显著地体现出个人作品的色彩，它表明了福克斯韦尔本人在各个阶段的主要兴趣。最终，福克斯韦尔把它确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记录社会阵痛和思想困惑的资料，它与那些经济哲学家们对终极幻象的憧憬相去甚远，但是，现代社会正是从这些阵痛和困惑中诞生的。

　　这样，直到1913年或1914年，福克斯韦尔的主要工作就是使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的藏书更加完善，尽管他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有机会通过购买这些藏书的复本形成自己的第二批藏书。不过在此之后，第二批藏书就成了他的主要目标。战后，那些英国绅士们在17-19世纪收藏起来用作适宜的家居装饰的图书大量散失，这成了福克斯韦尔的大好时机。到1929年，他80岁的时候，尽管还有戈德史密斯公司支付的购书款带来的收益，但他已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又一次的透支危机。福克斯韦尔认为，银行家们应当把这些独一无二，而且总是升值的藏书看作是更安全的投资，其他投资，以他自己的经历来看，却常常贬值为零。然而，银行家们有自己的观点，对此，福克斯韦尔常常表示抗议，这对他来说倒不是装腔作势。当时，除了他的主要藏书之外，他的第二批藏书中大约还有4000件复本，为了解决眼下的危机，他决定首先把这些复本卖掉。他为此写了一个内容简介，对这批书的特点作了介绍。这个简介后来落入阿利·扬教授之手，他当时在伦敦短期任职，在他的建议下，这第二批书被哈佛大学以4000镑的价格买走。不过，当他为此目的到剑桥访问时，他发现能在圣约翰和哈维路参观到的那些主要藏书要有价值得多。这次访问的结果就是，这批图书也最终转归哈佛所有，不过，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福克斯韦尔死后才转交哈佛的。这批图书，大约共计20000余册，比起1929年来，它们今天显得更有价值、更难以替代。它可以与伦敦的戈德史密斯图书馆以及哥伦比亚的塞利格曼藏书并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经济学图书典藏。当然，在某些方面，它还无法与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相比——尤其是，戈德史密斯藏书中有许多来自名家的图书，而且哈佛这批藏书还尚未达到戈德史密斯藏书的精美的装帧标准。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它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它对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作品收藏丰富。福克斯韦尔早年并未对此产生特殊兴趣，不过随即他就发现，这些内容对历史、对经济制度的进行过程具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现在称作制度主义的那些内容，福克斯韦尔很早就把它们作为经济学家们必须加以研究的课题，他是意识到它们的重要价值的先驱之一。另外，他还经常抨击那些证明社会不过是独立个人的简单加总的虚假证据。总之，与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相比，哈佛的这批藏书在历史方面更突出，它必将成为历史学家们有用的资料来源，无论是那些研究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以及经济文献的历史学家，还是那些研究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演化过程的历史学家，乃至那些研究政治史和一般历史的历史学家。

　　福克斯韦尔的藏书有两大特点。他为它们编写了目录，并做了整理，但并不是按作者来编排的，而是首先按年代，其次按专题。这就是说，所有发表于（比如）1741年的作品都被编目在一起。这样，就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每年发生的事件和观念的概览，从中可以判断出那个年代的人瞩目于哪些问题。希格斯先生在编写《经济学书目》时也遵循了这一程序，这本书主要就是建立在福克斯韦尔藏书的基础上的。它的编纂得到了英国科学院和皇家经济学会的赞助。它的第一卷，覆盖了1751－1775年，已经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福克斯韦尔藏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把结止点选在了1848年，而对此后出版物的购买则仅限于历史方面的著作以及与前1848年时期相关的著作。他经常说，他之所以选定这一年部分是因为这一年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部分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欧洲革命。也许我们可以不无伤感地加上一句，就是这些部分是因为福克斯韦尔希望他本人和整个现代社会能在接下来的1849年（收获的一年，他说）中获得新生。福克斯韦尔只选择了在他发表作品之前就已发表的那些作品。

　　与杰文斯不同，福克斯韦尔不但是个藏书爱好者，简直就是个藏书狂。他喜欢把一本漂亮的书拿在手中，然后回想它来自于哪一个著名的图书馆或所有者。出处，是他总要在笔记中作一记载的。他既作笔记，也经常向人谈起这些事情，他津津乐道的样子也的确能使读者或听者相信这些细节何其重要。那些曾到哈维路的书房中拜访过他的人，有谁没有握过原属于大弗星德里克的斧柄呢？又有谁没有读过他1882年1月16日在布里斯托尔以3先令6便士买下的那本《国富论》第一版的还算像样的抄本呢？桑德兰、奥斯特利公园、汉密尔顿宫、萨塞克斯公爵、坎布里奇公爵、伯克卢公爵、波特兰公爵、劳德代尔伯爵、乔治·查默斯、罗伯特·皮尔爵士、蒙蒂格尔勋爵、翁斯洛议长、阿什伯顿勋爵的某些藏书——实际上包括战前半个世纪中的历次书籍的重大流散——都出现在戈德史密斯图书馆中。还有一些图书来自于阿瑟·扬、亚当·斯密、李嘉图、科贝特、弗兰西斯·普雷斯、奎特赖特、西尼尔和斯迈尔斯等人的个人藏书。福克斯韦尔除了大量搜集议会的印刷品和法案之外，还收藏有一部分旧的银行券、许多经济学家的雕版画和版画。如果他的钱袋足够他买这些珍爱之物，他会像成为一名藏书家那样成为一名狂热的印刷品收藏家。

　　重要的是，在经过一番认真试验以后，他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原则，其中包含了许多思想、经验和行家的品味，因此有些方面值得一提。他很不喜欢卡片目录而更偏爱条目，可以在一张四开纸上写下很多。显然他是对的。对于那些喜欢一目十行的人来说，卡片目录完全不符合他们的习惯，而最难办的事情就是，除了图书馆和办公室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家具来装它们。他还坚持每本小册子都该独立装订，他可能是第一个背离了18世纪以来的习惯，直到19世纪，在剑桥或其他什么地方，还习惯于按照内容不同把6到8本小册子粗粗地装订成一本书，从而使这些书形成一个系列。他非常反对给书重装背衬。只要原书的装帧饶有趣味，即使快散架了，也应该用盒子装起来；如果原书的装帧并无价值，那才可以重新装订。在这里，他可能走得太远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书商们买到书后，在重新出售之前总要再装订一番，没有比这更讨厌的事了。尽管他也喜欢当时做得精美的装帧，但却反对继续沿袭那种装帧方式。他也并不反对“简装本”和“纸护封”，因为这样等于没有包装，用起来十分方便。他要固守这些原则，就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装订的任务。在戈德史密斯公司那笔特殊捐款的协助下，这项工作才得以完成。剑桥的斯托克利公司保持了16世纪的剑桥工艺传统，因而多年之中，一直由它来承担这项工作。福克斯韦尔对自己需要什么一清二楚，所以他给装订工人们下的指令也很细致精确。材料，一开始用摩洛哥的，后来选用了更好的尼日尔材料。一般是本色压印，或者在硬封面上加上又细又薄的金色镶边。一开始，对书籍和珍稀的早期小册子全精装，其他的半精装，最终他更偏爱皮脊精装（两头是上等皮纸）。有一段时期，熟练劳动很便宜，于是他就沿袭了现已弃之不用的19世纪的习惯，把那些有价值的书逐页擦净并重新上光。斯托克利的工人们对此驾轻就熟，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他经常细致入微地阅读那些二手书目录。他把研究像麦格斯公司那样的出版物当作是一种自由人应受的教育，他常说：“他们比我懂得多的多。”垂暮之年，阅读这些目录成了他特别的快乐——在目录中察看这些老朋友们的标题和价格就像新的发现一样让他高兴。他生前最后一年曾微笑着对我说，他已找到了欣赏书籍目录的诀窍。在他87岁那年，虽然已经年老体衰，但最让他烦恼不安的就是，在没读完当天的目录之前眼睛就已经受不了了。他的图书管理员，圣约翰的司各特先生每天都来拜访他，请他回忆他已经了然于胸的那些东西。他显得老得不能再老，穿着晨衣站起身来，一手拿着一本目录，一手拿着一张电报表格，此时的样子正是伦勃朗应当刻画的“老收藏家”的好形象。

　　有些细节能够点明他的性格。马歇尔曾经写信给他（1906年2月12日）：“我注意到，当哪本书或者小册子让你兴奋不已时，你总说它是‘有学者派头的’；而我却从未对什么东西满怀热情，除非在我看来它完全是‘合乎科学’的。”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区别和个人特色。不过福克斯韦尔的秉性既像是个学者，又像是个艺术家。他身上完全没有朝三暮四的毛病，或者说他是个守旧的人。事物的外观、质地的手感、手工的技艺以及制作的精良，都能给他带来快感，而他一旦发现这样不错，就不愿意再改动。他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寻找那些最好的，无论是一块饼干还是一种装帧，而一旦找到，就不再改弦更张。他对大自然的美有一种强烈的热爱，而且同样也是一经形成永不再改。多年之中，威尔士的巴尔茅斯都是他的桃源胜地。他曾不厌其烦地向人讲述从巴尔茅斯俯瞰埃斯特里和凯德·伊德里斯的情景，他把这里看作世间最美的地方，而且每每神游于此。最后，他正是选择这块高地，作为自己的骨灰撒落之处。

　　全文的写作，我得到了奥德里·福克斯小姐的大力协助，她为我提供了笔记和资料。另外，希格斯先生也为我提供了资料。

　　出版物

　　1884年　编辑出版了杰文斯的《通货与金融研究》，附有内容介绍。1909年出版了此书的新版本。

　　1886年　“银行业的社会方面”。银行家朗读协会，1886年1月20日。《经济学杂志》1886年2月号。重印为一本51页的小册子。

　　为利息正名，反驳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指出了利息存在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1886年　“就业的不稳定性和价格波动”。以三篇演说为基础。初次发表是与其他论文一起收录于《劳动的权利》一书中，该书由工业补偿会议基金主持出版。后又重印两次。价格分别为2便士（80页）和6便士（96页）。

　　福克斯韦尔主要的个人作品。

　　1887年　“英国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哈佛）1887年10月号，第84－103页。

　　对最近的经济学观点变化所作的描述。福克斯韦尔最重要的文章。

　　1888年　“有关金银复本位制中固定金银比价政策的若干错误概念”。发表在1888年4月4日曼彻斯特金银复本位制会议上的一篇演说。

　　对金银复本位制中金银比价问题的研究。10年中出版了6个版本，第20页。

　　1888年　“垄断的增进及其与国家职能的关系”。英国朗读协会，巴思，1888年9月7日。可能是由一位说英语的经济学家对大规模的工业联合作出的第一次辩护。发表于1888年10月13日的《都市评论》。由吉德教授译为法文，发表于1889年9月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

　　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见下文。

　　1892年　“戈申先生关于通货的建议”《经济学杂志》1892年3月号，第18页。

　　关于银行储备问题的研究。1892年　“国际货币会议”。《当代评论》1892年12月号，第797－816页。

　　1893年重印为小册子；1895年再次重印，第31页。

　　1893年“金银复本位制：含义与目标”。《经济评论》。

　　1894年　1894年2月6日为金银复本位制联合会曼彻斯特年会所作的演说。发表于1894年会刊之上。14页。

　　1895年　“关于货币本位问题对法勒勋爵的批评”。《民族评论》1895年1月号。

　　关于货币稳定性的含义与检验的研究。重印为一本小册子，第24页。

　　以德语发表：

　　“英国政治经济学与币制问题”。《金银复本位制月刊》第一年度，第4和第5分册。柏林，1895年。

　　1895年　“货币状况”。在民族自由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小团体中宣读，1895年3月27日。

　　重印为一本小册子，44页和2幅插图。由吉德教授译为法文：

　　“货币状况”。《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九卷，1895年。

　　1895年　“肖的《通货史》”。发表在1895年10月《英国历史学评论》上的一篇评论文章。

　　1896年　“肖的《通货问题论文选》”。发表在1896年6月《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文章，第8页。

　　1899年　为安东·门格尔博士的《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一书英文版所撰写的介绍（106页）和文献目录（87页）。

　　由科尔曼教授译为德文，以“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为题发表，这篇文章是他编辑并于1903年在柏林出版的威廉·汤普森的《财富分配》的内容介绍。

　　1907年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的一封信”。《经济学杂志》1907年6月号，第4页。

　　1908年　“戈德史密斯公司的经济学文献图书馆”。1908年发表于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词典》（参见“经济学图书馆”的词条）附录中。后又发表于1925年希格斯所编的此书新版第一卷，第870－872页。

　　1909年　“银行储备”。《秘书》，1909年3月。对特许秘书协会的一次演说。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1909年　“美国的1907年危机”。《秘书》，1909年4月号（第125－133页）和五月号（第150－158页）。

　　对特许秘书协会的一次演说。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09年　为安德烈亚德斯的《英格兰银行史》英文版所撰写的序言。

　　1910年　为W．R．比斯乔普的《伦敦货币市场的崛起》所撰写的序言。

　　1911年　为冯·菲利波维茨的《英格兰银行史及其为国家提供的金融服务》一书撰写的序言，第16页。

　　1913年　“J.M．凯恩斯的《印度的通货与金融》”。在1912年12月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第12页。

　　1914年　“哈特利·威瑟斯的《货币变化》”。发表于《经济学杂志》1916年6月号的一篇评论文章。5页。1914年　为G.H.波纳尔的《英国银行业》撰写的序言。

　　1915年　“英国战时金融”。《经济学杂志》，1915年12月，第18页。

　　一篇评论文章。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6年　“道路与方式”。《经济学杂志》，1916年3月。19页。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7年　“工业斗争的性质”。《经济学杂志》，1917年9月，第15页。

　　为皇家研究院所作的两篇演说中的第一篇。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7年　“贸易与工业的金融问题”。《经济学杂志》，1917年12月，第21页。

　　上述演说中的第二篇。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7年　“通货膨胀：何以存在以及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加以控制”。《精算师协会会刊》，1917年10月。

　　为精算师协会所作的一篇演说。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1919年　“威廉·坎宁安副主教”讣告。《经济学杂志》，1919年9月，第12页。

　　1919年　《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第17页后的280页。

　　对上述载录的八篇文章的重印。

　　1922年　“英镑”。《会计员》，1922年11月21日，第6页。

　　为藏书家协会所作的一篇演说。1927年　“巴克利银行史”。《经济学杂志》，1927年9月，第7页。

　　一篇评论文章。


　　






精英的聚会--第十八章　亨利·坎宁安






第十八章　亨利·坎宁安

　　亨利·坎宁安爵士死于1935年5月3日，享年87岁。在马歇尔最喜爱的诸多学生中，他第一个离开了我们。他有着杰出的天赋，早年的时候，在他自己称作“几何经济学”的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坎宁安出身于军人和法官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而他祖父则是一位陆军元帅（哈丁子爵）。他既是大法官瑟洛的后裔，又是大法官卡姆登的后裔。起初，他就在来自这两方面的遗传影响之间摇摆不定，然后先是加入皇家工程院，后来才下定决心为成为一名律师而来到剑桥。1870年，坎宁安进入圣约翰学院，攻读伦理学学位。当时，马歇尔刚刚被任命为学院的伦理学讲师，而福克斯韦尔则是当年的伦理学学位考试的第一名，坎宁安入校不久就受到了他们二人的影响。坎宁安在1873年获得伦理学学位考试的第二名，而前一年是威廉·坎宁安与梅特兰同获这一学位考试的第一名，在他之后的一年，詹姆斯·沃德获得第一名，再后一年，获得第一名的是我父亲J．N．凯恩斯。可能正是在与坎宁安的通信中，马歇尔第一次讨论了对外贸易与国内价值的纯理论。1904年，坎宁安在撰写那本关于曲线的著作的时候，马歇尔写信给他，提醒他注意那些他本人从小就熟悉的对外贸易曲线。马歇尔在信的结尾写道：“这封信很长，但我并不想为此道歉。因为它使我们回忆起了过去的时光；那些古怪的教室，那些贴近地面的小窗子，窗外那些高高的榆树，还有那些至今我仍然深深热爱着的一张张脸。而这封信的收信人正是其中之一，写信人却是那个不修边幅的老教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这对坎宁安产生的影响和对他思想的启发是持久的——大约20年之后，他成为关于数理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的作者，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刚刚组建的《经济学杂志》（1892年）上；30年后，他出版了他的《几何政治经济学》（1904年）。马歇尔夫人写信给我，回忆起那段日子：“70年代初，亨利·坎宁安是马歇尔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我第一次听说他，是有一次在课堂上马歇尔说，出乎他的意外，坎宁安竟然不是伦理学学位考试的一等荣誉获得者，而只是获得了二等荣誉。后来，当时圣约翰的校长告诉我，他常常看到艾尔弗雷德和坎宁安并肩坐在‘新建筑’的走廊台阶上，专心致志地讨论经济学问题。他在获得学位之后经常来拜访我们，无论是对经济学还是其他什么偶而感兴趣的学科他都激情澎湃，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令人惊讶。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又宽又壮、圆头圆脑，红润的脸上总带着幽默的微笑。他一点儿也不流于尘俗。我记得在一个星期天，我和他一起沿着贝克斯漫步，当时他把高帽戴在脑后，嘴里叼着烟斗，这种举止在80年代的剑桥显得很不相宜。70年代，他为艾尔弗雷德发明了一个工具，马歇尔用它可以画出一系列分布均匀的双曲线，他在讲授关于垄断的章节的时候，这个工具派上了大用场。”

　　马歇尔夫人提到的这种能在黑板上画出分布均匀的双曲线的工具，听过马歇尔的课程的四十批学生都很熟悉。马歇尔把他最早的一篇经济学论文（这也是他第二篇印成铅字的文章）交给剑桥哲学学会的时候，这个工具就更为人所熟知了。马歇尔的这篇论文名叫“以一系列的双曲线图表示的与垄断相关的若干经济问题”，刊登在1873年10月的《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

　　离开剑桥之后，坎宁安的职业几经变化，令人不可思议。他先是撰写了一部关于专利法的颇受欢迎的论著，后来却慢慢由法庭转向了行政机构，其间他曾担任委员会和皇家委员会的秘书，成绩卓著。其中的一项杰出成就是，在他1884年受任为处理城市慈善基金的助理专员后，建立了伦敦综合工艺学校。另一项成就是他当选为皇家委员会煤矿委员会的主席（1906年），在他的努力下，1911年通过了《煤矿法》。《泰晤士报》讲述道：“尽管有时显得异想天开，但这位委员会主席的才能的确不同凡响。他从大不列颠的这一头跑到另一头，在各种矿井里上上下下，穿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工作服，亲自考察矿工们的工作条件。”

　　1880年，他担任英属圭亚那事务专员；1888年，担任帕内尔委员会秘书；1892年，担任白令海调解委员会秘书；1894年，担任鲍厄勋爵委员会处理“羽石骚乱”问题的秘书；后又担任驻法、驻德各种国际委员会的英方代表；1899年，担任皇家委员会处理铁路事故的委员；1903年，担任皇家委员会战时食品供应方面的委员……诸如此类，数不胜数。1894年，阿斯奎思先生任命他为法律事务助理以及国内事务办公室的副秘书，这一职务他担任了20年之久。《泰晤士报》的讣告作者把他在这一职务上的履历作了总结：“恐怕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政府职务是由像坎宁安这样古怪，或者说颇具个性的人来担任的了。他的聪明才智是无可置疑的，尽管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很难说是展现聪明才智的最佳场所。看起来没有哪一学科是他一无所知的，也没有哪个论题是他不能滔滔不绝的。他是个电气技师，并曾一度担任过电气工程师协会的副主席，他的家中设有实验室和工作间。在正式会见中，他经常引用黑格尔哲学、巴尔扎克的小说（对其情节他了如指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以及他最近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的其他文学或学问的分支，他的旁征博引使会见增色不少。有一次，火柴生产中的‘磷毒性颌疽’引起了国内事务办公室的注意，坎宁安宣布，他自己发明并生产了一种无磷的安全火柴。随后在国内事务秘书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验证这一发明，不过坎宁安火柴的前景在腾起的一阵烟雾中破灭了。另有一次，皇家矿业委员会调查预防矿工肺结核病的问题，坎宁安在自己的工作间里造出了一个尺寸很大的模型人，它能够演示喉咙和肺的工作情况，还能说明烟尘是怎样进入呼吸系统的，这让他的同事们惊诧不已。这些不过是他锐意求新的公共服务的典型例子。就他本人来说，如果他在生活各方面的渊博学识以及实际知识能够专精于某一方面，他也许会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专家之一。与此同时，他的官场历程并不比那些智力上不如他的人更成功，令他感到失意的是，在1908年麦肯齐·查默斯爵士退休之后，他并没有被任命为国内事务办公室的负责人。”尽管如此，像坎宁安这样的人仍然是英国政府部门的骄傲与光荣。

　　还需指出的是，在他的诸多爱好中，他还是制图员、上釉技师、钟表方面的权威以及黑格尔的信徒。因为他曾写过“金属上釉工艺”、“欧洲的釉质”、“电腐蚀”、“时间与钟表”、“哲学短论”等著作，他还写过一本电照明方面的书。

　　他在经济学方面的作品，我经过搜寻，现罗列如下：

　　（1）“一种能够画出一系列分布均匀的双曲线的工具”，《剑桥哲学学会会刊》，1873年10月。

　　（2）由大学函授教育伦敦协会的主办，在汤因比楼发表了十次演说，题目是“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工业状况”，时间大约在1883年。马歇尔图书馆的一本论文集中收有这些演说的概略，这是从《慈善机构记事录》上翻印下来的。

　　（3）“表述交换价值、垄断和地租的简单几何方法的某些改进”，《经济学杂志）（1892年），第2卷，第35页。

　　（4）“以几何方法检验的从价的和从量的进出口关税效应分析”，《经济学杂志》（1903年），第13卷，第313页。

　　（5）《几何政治经济学，以图解方法对经济学纯理论进行的基本论述》第128页，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04年。

　　（6）在191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学部和统计学部发表的主席演说，《统计学杂志》（1912－1913年）第76卷，第88页。

　　今天，可以就1883年汤因比楼的演说讲一堂精彩的课，因为这位经济学家，像所有经济学家应该做的那样，同时也是一位道德科学家。有两个预言性的段落可以引用如下：“有人惯于认为，只要使一个民族保持无知，就可以避免革命。事实却恰恰相反……富人的财产和生活正在由穷人任意支配，这个教训是不需要认字就能学到的。实际上，最无知的人们就最容易掌握这一点。俄罗斯农民把他们所憎恨的犹太人野蛮地驱逐出俄罗斯，一旦他们掌握了‘人的权利’这一观念，那些拥有庞大家产的人和那些远方的城堡可能就要大难临头了。”

　　又：“如今在英格兰大肆鼓吹的社会主义纯属无稽之谈，在我看来，它们不过是建立在偏见和谬误的基础之上。但我斗胆预言，在未来几年里，人们会听到更多这方面的谈论。

　　“这段时间里，在这些以及其他理论找到更稳固的基础之前，我建议要像科学家对待假说那样对待它们——就是要姑妄听之，而不可行之。”

　　“当今英国人的任务，就是要承担起落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去教育下一代，去铲除徇私舞弊，全力以赴地支持公正，并且，以最明智的方法努力减轻困苦，推进我们国家的社会状况和道德水准。为了得到对社会问题更清晰的理论观点，我想，最好还是等待，而不是在黎明来临之前就误用我们那点儿见识的微光。”

　　他最重要、最富创见的作品是1892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几何方法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中夹杂着许多资料，我挑出那些基本观点，用以说明：

　　（1）坎宁安一开始就强调指出，几何方法要优于代数方法，因为在经济学中，我们所表述的并不是严格的函数关系，比如说，如果把f（x）=y当作供给函数，我们也不能预言出f函数曲线的整个形状，因为经济学中存在的是实际的统计关系。他认为，我们在使用图解时，也不能像写下错误的分析函数f那样忽略这一点。这显然很有说服力，值得当代作家们加以注意。

　　（2）他利用一种他自己称作“连续效用曲线”的分析工具，试图说明，需求曲线从总体上说并不独立于供给曲线，因为它与供给的不同状态相对应。这实际上涉及这种现象的三维特性，他的阐述是这方面独具匠心的创见。

　　（3）与此相似，他又引入了“连续供给曲线”的概念，用以说明短期内的成本上升和长期中的成本下降。他的论述有些纠缠不清，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这是解释生产者剩余的可能性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较早尝试，如今一般把这看作是与报酬递增相关的工业问题。就严谨地解释报酬递增这一难题来说，这是一次最早的尝试。

　　这篇文章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文笔优美流畅，时而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下面引用的段落正是体现他的思维能力与想像力的例证。“只要能够进行，并且法律保持稳定，资本积累就总会根据环境自我调节。除了共产主义之外，能够成功地破坏资本积累的方法一是定期征用或在所有者死亡以及其他情况下将财产瓜分，一是依据法律在不确定、无法预知的时机里全部或部分征用。前者在法国有所运用，后者则在祖鲁族人中通过所谓巫术审判的方法得到有效的运用。他们的理论是，获得不正当财富的人不能正当地占有它。他因此将被剥夺财产，财产转归首领所有。这些方法无论是由共和民主政体实施，还是由独裁政府实施，其成功必须都要先让人们感到安全，诱使他积累资本，然后突然夺取过来，有时这是依靠工厂主的支持来打击地主，有时又是联合土地利益打击工业资本。如果经常性地使用这种方法，资本最终可能会落入金融辛迪加之手，因为这种组织行动迅速，它能够打破那些缓慢的操作规程。同时，它也使得不定期的全部征用成为必要，有时干脆是驱逐出境，就像犹太人在俄国的遭遇一样。”

　　有趣的是，马歇尔读到这篇文章时却大为不满，在与埃奇沃思的一封未发表的信（1892年3月26日和28日）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于“连续效用曲线”，他准备部分地接受，他写道：“我称它们为‘暂时’需求曲线，这里对‘暂时’和‘短期’作了细致的区分，这是一个为专门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术语，与坎宁安的方法大不相同。在他那里完全是随随便便的。经过深思熟虑，我断定暂时需求曲线（与能够转换形状的名义需求曲线相比照）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它们将会给读者造成困难，并且转移他们对更重要的部分的注意力。对它们所表达的概念，我已作过讨论。”

　　（接下来是对《经济学原理》的一些引述）

　　但对于“连续成本曲线”，马歇尔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我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我知道其他人对它们评价很高，并著文大加称赞，而我也正想说我无法理解它们……当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懂，我想他自己也不懂。在我给他写过信之后，对这一点就确信无疑了。他头脑聪明，但过于鲁莽，他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理解自己要表达的东西，而事实并非如此。你的性格比较沉稳，写作也比较负责任，因而，在你运用你的强大的权威力量支持我所认为是似是而非的概念之前，我有理由请你先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把y＝f（x）作为坎宁安的连续成本曲线的方程式，那么y表示什么，x又表示什么？……我问坎宁安‘连续’是不是‘短期’的意思，他说，不！他还说，‘连续成本’也不同于我所说的‘特别费用’（第483页）。但我想这与它很相像，可以说相差无几。”

　　今天重读这篇文章，人们会感到，如果马歇尔以更清晰的术语准确地表述了他的“名义”供给曲线的含义，坎宁安就会向他解释得更清楚。坎宁安主要是想建立更具一般性的需求和供给曲线，使它们脱离普通情况下曲线所需要的那些限制性（而且一般是隐含的）假设。

　　他在《经济学杂志》（1903年）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也很有参考价值。他在这里的目的同样是使过分简化的表述更具一般性，同时更具现实性。他提出了他的反向相切曲线，这一方面摆脱了对外贸易易货理论中报酬恒定的假设，一方面又表明了各国的生产成本都取决于它们根据进出口做出调整的产出规模。

　　坎宁安的《几何政治经济学》并未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添加什么更有新意的内容。但这是一本出色的小书。我还记得当时阅读它时的愉快心情，那是此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我参加过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后兴趣刚刚转到经济学上来。在马歇尔和埃奇沃思看来，这本书重新唤起了12年前的那场争论。马歇尔手中的这本书（现藏于马歇尔图书馆）作了大量批注。关于“连续曲线”他写道：“复合曲线可能有些用处。我从未在表达特殊单位的成本时使用曲线，而只是在表达（长期或短期）名义需求和供给时使用它们。他不过是暗示了他的推理与我的曲线存在某些联系，从而使学生们陡增迷惑。”埃奇沃思在《经济学杂志》（1905年）第15卷，第62页上对这本书做了精心的评价。他依然保持着他那精妙绝伦的文风，虽然他对坎宁安不无赞同之意，但（请回忆一下1892年的通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马歇尔的不快。经济学家们是身上带刺的一群，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想到这一点或许使人略感宽慰。


　　






精英的聚会--第十九章　亨利·希格斯






第十九章　亨利·希格斯

　　亨利·希格斯为皇家经济学会做出了独特贡献，我们应当在《经济学杂志）中为他作一单独记述。1888年2月7日，当时他年仅23岁，他就写信给福克斯韦尔：“拟议中的英文杂志在我看来很快就会赢得一批读者。现有许多事务分散于统计学会、英国科学促进协会、银行家协会、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当代的报刊以及其他评论杂志之中，如果把这些事务集中起来，成立一个经济学会，那将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组织。但我甘愿做一个行列中扛枪的士兵，作战计划应当由上级军官们去完成。”学会于1890年建立的时候，他是初始会员，并在1891年就开始为《经济学杂志》第1卷撰稿。不过，他与学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则是在学会的第二年，即1892年年末，自此直到他去世的50年中都未曾中断。一开始，埃奇沃思既是学会的秘书又是《经济学杂志》的唯一一名编辑。1892年，希格斯接替他担当秘书职务，1896年，作为一名助理编辑又与他一起主持编务。他担任这两个职务并与埃奇沃思保持紧密联系一直持续到1905年，这一年他成为首相的私人秘书，“更高的官方事务的压力”（当时的《经济学杂志》是这么说的）使他不得不辞去这两个职务。但他一直都是理事会的成员。埃奇沃思对于行政事务信心不足（虽然远不是没有能力），因此他得到了希格斯的大力协助。埃奇沃思认为他天生就是处理世间事务的人，他将会在社会公共工作中青云直上，不过，他们二人都能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今天恐怕再没有人具备这种神奇的本领了，他们二人在讨论学会的事务时是那么温文尔雅、郑重其事！我一直认为，使学会通过皇家委员会的认可以及1902年英国经济学协会过渡到皇家经济学会，都是希格斯推动的结果，与此相关的各个实际步骤也都是由他实施完成的。

　　他在辞去公务员的职务之后，为学会所做的主要工作（不算他作为理事会成员所担任的工作）其一是编选康替龙文集，这一文集我们已经出版，再有就是一本未完成的经济学文献书目，这一书目以福克斯韦尔的藏书为基础，是他为W．R司各特领导下的一个联合委员会编写的，这个联合委员会代表着英国科学院、皇家经济学会和戈德史密斯公司，它们分别承担了一部分实际开销。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希格斯晚年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不过这时他已无力胜任在那些细微之处进行严格地推敲了，当然这并不是像这样一个浩大工程的最重要的地方。这项工作，于他的天赋并不相宜，他只是出于对福克斯韦尔的忠诚与爱戴才接手了这项工作，另外他也虔诚地希望能从劳作与学习中有所收获。而像这样的工作，福克斯韦尔是天性厌烦的。

　　希格斯是个非常“善于交际”的人。在我们的学会成立当天，他又在大学学院组织了一个经济学俱乐部，作为初级的经济学会，关于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领导作用，科利特小姐曾经作过记述。另外，他经常参加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宴会，其次数恐怕比任何人都要多，他还为这个俱乐部编纂了百年纪念文集。由于某种思想上的偏好，在学会的理事会上，他总是坚持使学会成为一个思想界的团体，他认为学会的成员不能像《经济学杂志》的订阅者那样随便，而应该组成一个较为个性化的团体，其成员资格应该更仔细地加以审查，成员之间也应该经常会晤、讨论问题，为此还必须有一处永久住所。他的这一主张在初次制定“章程”时遭到了马歇尔的反对，因而未被接纳，持这种主张的人虽然一直存在，不过他们始终都是少数。

　　他总要为这个论题做精心的准备。因而他也总是按时参加理事会的会议，即使在他已不住在城区的时候，也要准时赶来赴会。唯一的例外是在逝世前不久他访问埃及的那段时期。后来，他差不多完全聋了，听不到别人的评论，虽然他并不关心别人怎么说，不过当他在讨论其他问题时突然冒出来的时候，他的发言就完全成了独角戏。就我的经历而言，唯一能在他没说完时就打断他的会议主席是埃德文·坎南，他经常撕破喉咙，在他耳边大声喊叫，告诉他我们正在讨论其他问题，并且用手捂住他的嘴，直到他不再说话。另有些时候，如果他想知道正在讨论什么，他就摆弄他桌上的几乎失灵的电子设备，使它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一时间什么也听不到了。我希望我能对希格斯这种极具个性化的发言方式作一说明。在这个时代里，或者在上面那样的环境下，如果过于急躁，就会惹人厌烦，并且欲速不达。而如果耐心一些，就会有好的结局，其本身也富有美感，显得风度翩翩。这些在理事会上的发言虽然常常文不对题，但其本身是经过精心准备并且令人愉快的。我有时想，这些的确都值得一听，而且是他的个性的最佳体现。我想这些可能是他对那些自己曾经效力过的维多利亚政治家们的模仿。当然，他们也留下了一些可怕的习惯，也许19世纪80年代的那些内阁会议就是这么开的。悲夫，埃奇沃思、马歇尔、福克斯韦尔和坎南都已先后逝去，如今希格斯又离开了，只剩下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精英的聚会--第二十章　艾尔弗雷德·霍尔






第二十章　艾尔弗雷德·霍尔

　　我们怀着异常沉痛的心情得知艾尔弗雷德·霍尔于1938年11月6日去世。这一天刚好是他88岁生日后的第二天。我们学会建立的第一年，他就被选为学会理事会的成员，从1892年开始就一直担任这一职务。1907年，他成为学会的查帐员。在过去的大约25年里，他是学会的名誉会计员。

　　他生于1850年11月4日，是亨利·霍尔的第五子，是那一历史上著名的银行家家族的核心人物。在伊顿公学，他获得了汤姆莱因数学奖金，并作为一名奖学金获得者来到剑桥的圣约翰学院，1873年他以数学学位考试第十四名的成绩毕业。他与H．S．福克斯韦尔恰为同代人，当福克斯韦尔还是一名本科生时二人就已相识，但他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兴趣则是在此之后。他从未为自己的数学成绩而感到骄傲，晚年之时，他常常说自己把时间花在数学上真是一件憾事，他希望自己本来学的是古典文学。后来，他转而学医，并获得了外科医生的资格，但他从未攻读医学学位，而是接受邀请参加了舰队大街的一家家庭银行。他后来一直把这当作一次正确的抉择，他说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因为他完全没有“猜想”的能力。

　　1882年，他成为霍尔银行的合伙人，自此他保有这一身份直至1925年退休。在英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霍尔银行是唯一幸存下来的私人银行。在20世纪的伦敦私人银行界中，艾尔弗雷德·霍尔是仍然享有稳固的地位并受人尊敬的少数几人之一。贝奇霍特曾在1870年的《隆巴德大街》上撰文颂扬伦敦的私人银行家，把他的这些颂词用在霍尔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我想读者定会原谅我在这里引用这一已为人熟知的段落。“他被认为表现着，而他也的确时时表现着，将金钱上的精明和受过教育的良好素养合而为一的特点，这一特点在社会的其他阶层中是不多见的。那个时代，商人阶层比现在要粗鲁得多，而许多私人银行家却都知识广博、旨趣高雅，甚至在现在，这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样一种身份的确是得天独厚的。这种行业可以代代延续，银行的信用业务从父亲传到儿子，儿子在继承财富之时也继承了高尚。从事银行业必须警惕，然而并不劳碌。即使是大宗业务，银行家也可以确信他的交易是万无一失的，因而不必劳心过度。他的一部分时间和头脑可以随时用来在其他方面有所追求。而且，一位伦敦银行家只要他本人愿意，他就可以步入世界上最是人文荟萃的社交团体。世上恐怕再也没有比作为一个伦敦私人银行家更幸福的事了，而且大概永远也不会再有了。这样一个阶层能否延续下去是令人怀疑的，而且恐怕是大可怀疑的，意识到这一点令人沮丧。”

　　1673年，这家银行成为一项家庭产业。自此以后，由父传子，不间断地沿着父系传下去，直到今天的第九代传人成为该银行的合伙人。1690年，他们迁移到舰队大街，此后他们一直在这里开展经营活动，从未因开设分支机构而引起混乱“；也未因合并而缩小规模；既未被任何的世事更迭而搅扰；也未在两个半世纪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受到动摇。因为他们既不好高骛远，也不滥用“猜想”，因而避免了许多风险。他们为塞缪尔·佩皮斯、约翰、伊夫林、纳西瑟斯·勒特雷尔、罗杰·诺斯、约翰·德荣登；为哈利、哈利法克斯和戈多尔芬提供服务。伊顿学院1714年在这里开设帐户。作为国王学院的财务管理人员，我在这里有一个已经开设了200多年之久的帐户。这段时期，艾尔弗雷德·霍尔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工作一天，夜晚也不例外，因为霍尔银行的合伙人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古老的习惯，就是要有一人晚上睡在营业所，以便第二天早上亲自开张营业。多年之中，艾尔弗雷德每周都要在舰队大街睡三个晚上。他经常带人参观银行后面石子铺成的小花园，花园尽头有个游泳池，早晨他都要在这里游上片刻。

　　他要花一些时间处理银行业务，但还称不上事务缠身，因而他还完全可以过上一种学者式的生活，并成为朋友们谨慎而热情的好伙伴。在伦敦郡的第一届议会上，他作为一名进步党人成为霍尔伯恩的代表，他还是本届金融委员会的主席和第二届议会的参议员。他是慈善机构协会的创建者或起码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对于该组织的活动他十分热心。在以合理的速度为工人阶级提供体面的住房方面，他是个先驱，他是东头住宅公司和公寓住宅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在直至去世的52年中始终担任后者的主席。不过，他那用之不竭的精力，最终还是主要表现在学者的工作中。一段时间里，他曾尽可能地放弃一切活动，用节余的时间致力于编纂一本意大利语-英语词典，一开始他并没有意大利语方面的专门知识，但仍然孜孜不倦，他早早起床，凌晨四点就开始在空荡荡的银行里工作，他把字母表中的一半放在银行，一半放在家里，8年之中辛劳不辍。像约翰逊一样，他在序言中把自己的计划解释为分辨那些过时用语、方言以及“拉丁俚语”的衍生词。他此前从未写过书，也怯于发表任何作品。但这本词典在191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核准通过了，并于1915年出版，很快它就成为一本标准的参考书。紧接着，在1919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简明意大利语词典》，分为两卷（意-英和英-意），都曾多次重印。

　　他读过很多书，像埃奇沃思一样，对经济学和古典文学的著作几乎无不涉猎，他尤其喜欢荷马和但丁的作品。战争之后，编完了《词典》，他就把兴趣转移到经济学上来。对于那些最新的理论，他总是勤勤恳恳地阅读，但只要他觉得那些理论与现实关系不大，他就没有耐心读下去。他思想开明，不存偏见，同时又生性谨慎，偏爱个人主义的观点，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他对控制通货膨胀和国债增加的态度，这是两个他特别感兴趣的题目。他喜欢奇思异想，但又从不践越雷池；他总是想些旁门左道的事情，但行动起来又十分谨慎。他写了几个简短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名叫《英国的国民需求》（埃奇沃思曾在《经济学杂志》第31卷，第91页对此书作了评论）。去年，当他87岁的时候，又下力气研读了我的《就业通论》，并就此与我多次通信。他最后为《经济学杂志》撰写的稿件就产生于这些通信，此文以“时论”为题收录在后面的第760页。我曾承认他的术语虽然有用，但比较拗口，这之后，他就又发明了一套术语，听起来就更不顺耳。去世前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一段摘录：“希望你身体还好，我已经不行了，昨天我又长了1岁，88岁了。虽然还不一定，但也可能你我再也见不到了。请在下周四把这封信读给我们的朋友听。我们的学会是统计学会的一个衍生物，但正如哈罗德所说的，我们发展了它的动态方面，因而现在没有什么待别的统计学方面的特征。我希望经济学会加强对非党派政治的注意，比如几个经济学家通过联合发表公开信（最近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例子），向公众解释清楚可能提出的任何计划的可行性和局限性。指明了局限性之后，公众的目光就可能被引向更长远的未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目光短浅。幸运的是，现在看来世界能够保持和平的发展，各国可以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英国发展的道路几乎可以肯定是社会主义的，差别并不在于某项社会改革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在于推行它的速度。

　　这些都与关税、税收、通货膨胀等问题相关联。尤其是通货膨胀，为保持适度的通货紧缩，这正是政府管理的应有之义。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所有这些，就是我的遗言，希望学会的成员们能够加以考虑。”

　　下面这段摘录取自于他在生前最后一个月所写的另一封信。“未来将会怎样，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在我看来是可能的，那就是，如果信仰得不到更广泛的发展，欧洲就不会走向繁荣。我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特指某种宗教或教会，而是指认识到对上帝、对人类的责任，同时拒斥那种只针对于某一国家的责任，除非是偶然发生的重大的国家责任。”

　　他于1881年娶了比阿特里斯·波拉德，爱德华·邦德之女为妻，他们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妻子1930年去世。他的女儿，海伦·霍尔小姐这样记述他：“他在萨塞克斯置了一小处地产，和妻子一起在那里建了一所住宅和一个花园，并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他尽享大家庭的天伦之乐。经常与家人们玩游戏，尤其是草地网球和高尔夫。他喜欢打猎，对自行车的发明也兴奋不已。他还热衷于打桥牌。晚年，他还有另一项爱好，就是整天兴冲冲地忙着种树。尽管他的精力慢慢不济了，但直到临终他还能干点儿什么。小时候他身体十分虚弱，只是在一个与他们共同生活了70余年的保姆的精心照料下，他才得以长大成人，不过到后来，他的身体非常之好。邻居们都知道，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到车站做四英里的散步，即便年老之时也依然如此。他的脾气非常冷静平和，不知生气为何物。他心胸宽广，有一次他曾经说，在他认识的人中只有两个他不喜欢。他声称喜欢自负的人，因为他们总有值得自负的东西！在哲学上，他最喜欢的箴言是：‘无中有万物’。”

　　在我早年担任学会官员的时候，以及在此之后，我都一方面得到了埃奇沃思的支持，一方面得到了艾尔弗雷德·霍尔的支持。随着他们两人的逝去，为人们所深爱的古老文明也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听到，野蛮人正在蠢蠢欲动。


　　






精英的聚会--第三篇　人物小品






第三篇　人物小品

第二十一章　威廉·莱克斯

　　我们极其惋惜地宣告威廉·莱克斯教授的逝世，这个不幸的消息刚刚来自格丁根。莱克斯于1837年7月17日出生在阿肯附近的埃施韦勒，1855年注册入读波恩大学，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他在波恩预科学校当过几年助教。1861年，他前往巴黎，投入对法国经济状况的研究，很快作为一名经济问题的权威而知名。1872年，他被选为施特拉斯堡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两年后，他移居多尔帕特；1876年，又从这个地方前往布赖斯高的弗赖伊。1884年他应邀到了布雷斯劳；1887年他最终定居于格丁根，在那儿，他继续从事教学达四分之一个世纪。

　　莱克斯在经济学方面的工作，主要与著名的《社会科学大辞典》有关。在这部著作的编辑中，他是康拉德教授的同事之一（在《法尔比彻》的编辑中也是）。在内容庞大的编辑中，他负责同通货和货币的一般问题及公共财政有关的大量工作。直至生命的尽头，他继续就货币科学与实践的进展为《法尔比彻》撰稿。

　　莱克斯对知识的最具创造性的贡献，大概是他将统计调查在人口和性比率问题上的应用，以及这些调查引导他发展出的纯统计理论。以《婴儿性别比例的先天可能性问题》为代表的论文就是他这方面的贡献，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些至为重要的新的理论概念。但大约1886年以后，他的头脑似乎已开始转向货币与金融问题；他的统计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其重要性很缓慢地得到普遍认识——留给了别人，尤其是留给了拉迪斯劳斯·凡·伯特克维茨。莱克斯的方法，于1885年被埃奇沃思教授在其关于《统计方法》的文章中介绍给英国读者并引起了关注，这篇文章刊登于《统计杂志》狂欢节卷。

　　1904年当选为皇家统计学会名誉会员的莱克斯教授，是《经济学杂志》的一位极有价值的偶尔的撰稿人。1895年他写了《黄金升值与国际贸易》，1897年写了《德国的新汇兑法》，1910年写了《德国银行委员会》。莱克斯兼备高度的科学卓越与无私的可敬个性（作为证明，例如，他对复本位制问题的态度），是资深经济学家群体中令人尊崇的一员；这个资深经济学家群体中的少数几位，仍然占据着德国主要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席位。上个世纪的70和80年代，这些席位在德国经济科学中被赋予极高水平的荣誉。


　　






精英的聚会--第二十二章　弗雷德里克·希雷斯登·基林






第二十二章　弗雷德里克·希雷斯登·基林

　　康沃尔的第六任公爵弗雷德里克·基林准尉在索姆河前线的牺牲，使学会失去了一位研究社会和经济状况极有希望、有前途的一名学者，使杂志失去了一位很可珍贵的撰稿人。他于1916年8月18日倒在了德国战壕里，安息于他的轰炸机的头部。

　　弗雷德里克·基林在他的30岁时，受教育于温彻斯持（在他对“公学传统”的厌恶中他有时倾向于隐藏的一件事实）和剑桥三一学院。在剑桥他因很多英勇行为而著名，这些行为可以说为社会主义者占据的职务恢复了清白，使其成为大学社会中一种被信任、被尊敬的职位。作为剑桥大学费边社的实际重建者，他是该社主席。继任者是鲁珀特·布鲁克，处于它名望与影响的第二个全盛时期。

　　离开剑桥之后，他在伦敦南区的一处工人住宅生活了一些年，随即成为利慈政府就业辅导处的一名管理者。在此期间，他写了一本关于童工管理的书。战前不久，他返回伦敦，在搞其他活动的同时，忙于担当《新政治家》的经常的投稿人，编辑《蓝皮书补编》。战争爆发后，他旋即从军于基奇纳的第一军纵队，并迅速升至准尉职位；根据他的个性、同样根据他的理论，轻蔑地拒绝了任何这样的建议：作为准尉如此重要的一个权威，应当屈尊接受陆军中尉的委任状。在他的营队在奥尔德肖特和索尔兹伯里平原训练的这段相当长的时期，基林感觉非常幸福，在他的排和营中体验着团体共同生活带来的强烈感觉，对此他总是渴望和鼓吹。使他的朋友们大笑的是，他曾热衷于争辩如共同就餐等的巨大精神好处，在军队里他的天性和活动得到了满足。编辑营部杂志，组织越野赛跑，在第一军团的可能的优越之处的基础上高谈阔论甚至吹到具有远征军的神话般的优点。他的一位朋友，一位在奥尔德肖特准尉食堂拜访基林的人感到他的渴望和喧嚣的头脑最终快乐地综合着共产主义、同志关系和阶级的多样化平等思想。

　　在过去的很多个月中他在法国同他的轰炸机团体一道持续地处于危险、严格的任务中，他已负伤过一次。尽管他的精神活动和身体活动如今被大量地占用在战壕建设和炸弹使用上，他仍然考虑老问题，并在延期的一封信中有个性地争论：只要我们能树立起称帝国为“联邦”的习惯，将会有多大的益处。近来他已微染那些在法国见得太多。在其阴影下生活得太久的人们的忧郁和悲惨的凶兆。但他几周前给我写信说：“我和我的人当然现正处于最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全体都恐惧于任何大炫耀，但我想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像需要的那样以一颗出色的心冲进去。”这个联邦，她的高贵的热爱者的熔炉，已经为了男人们、女人们和人类，而吞没了他的胡须、他的笑容和他充满活力的激情。


　　






精英的聚会--第二十三章　A.A.楚普柔






第二十三章　A.A.楚普柔

　　我们非常痛惜地宣布，A·A·楚普柔教授于4月19日在日内瓦辞世，终年53岁。楚普柔在莫斯科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1902年，伟大的彼得格勒理工学院开办后，他在那个学院当了数年的经济统计学讲师。但他生命的早年与晚年大量地与德国联系在一起，并且他的很多最重要的论文发表在德国。他在柏林和斯特拉斯堡研究经济学和统计学，当他准备他的第一部重要论著时，还是作为纳普的一名学生。俄国革命以来，停留于斯堪的那维亚之后，楚普柔主要生活在德累斯顿。他的天性总是希望避免教授席位的束缚，以使他的头脑保持完全自由，投入创造性工作。在布拉格的教授席位，是他迫于财务环境而在生命接近终点时接受的，证明是不舒适的。不管战后时期的贫穷和物质困难，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德国，他总是将彻底的智力独立性估价得非常高。结果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关于理论统计学的论文都要归属于他在德累斯顿的岁月。

　　从经济学、数学和应用统计学到理论统计学，楚普柔成为统计理论和概率理论之间的边缘线方面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从某些方面为英国统计学者们的工作和德国、俄国学派的工作之间提供了一种联系。他的早逝是这个领域内的一个重大损失。


　　






精英的聚会--第二十四章　本杰明·斯特朗






第二十四章　本杰明·斯特朗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年仅51岁就过早地逝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不幸。自从1914年联邦储备体系成立以来，斯特朗总裁一直是该银行的首脑，并且在以后的体系演进中，他无疑是具有最重要的指导力和影响力的人。他的正直、独立的人格、对公务问题的深透的洞察力，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即使是在美国学术界中，比他思考更深入的人也为数不多。比如，两年前在关于信用管理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他对国会稳定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公开市场政策”——现在在美国，其重要性已几乎不低于贴现率——作为控制信贷发展的方法，在其现有形式上主要是斯特朗的创造。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具有宽厚的国际同情心的人，斯特朗总裁在减轻国外货币困难问题中总是扮演明智和慷慨的角色，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位可靠朋友。他与英格兰银行现任总裁的特殊密切关系，使得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措施得以正常地执行，没有他，我们自己的货币问题将可能会更加困窘。对于目前物价水平的有效的国际控制已经不确定的状况和前景，斯特朗的尚未任命的继任者可能采取的政策，又引进了一个新的令人怀疑的因素。


　　






精英的聚会--第二十五章　C．P．桑格






第二十五章　C．P．桑格

　　我们深为痛惜地记录下年仅58岁的桑格先生在2月8日的去世。桑格先生以前是剑桥三一学院的高级成员，作为一位执业律师行职。近年来他有些脱离经济研究的倾向，但他一度是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领导性权威。他曾在伦敦大学就这方面的题目讲过课，还曾经常在剑桥检查经济学学士学位考试。他曾是《经济学杂志》的一位经常的投稿人——我查看记录时震惊地发现，他投稿于我们的杂志不少于50次——并曾服务于我们学会的委员会。他将特别被皇家统计学会的成员们所痛惜和悼念，他曾经非常积极地参加他们的议程和活动。

　　桑格敏锐和有判断力的头脑，以及他那如鸟一般的灵感的闪现，是不适于通过论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的。而在谈话，讨论和教学中，他这些才华充分显现出来，他的天赋被人们钦慕和欣赏。所以，他将被所有那些曾在过去35年中通过口头方式参加经济讨论的半学术性的伦敦世界中的人沉痛悼念。不仅仅因为他和蔼可亲的人格和让人可以与之一生为友的品质，更在于他那些出众的才华。

　　桑格和拉姆齐都是温彻斯特和三一学院的学者，都是被经济科学强烈吸引的职业数学家。在《民族》周刊2月22日号上纪念他时，G·洛斯·迪金森把他同弗兰克·拉姆齐联系在一起（通过所指而未通过姓名），这样写到他：

　　为他的大学要求太多就不成其为剑桥人，我也不试图这样做。但是我想，看来有一种像其他所有好的事物一样珍贵的特定类型，以某种特殊方式与我的母校联系在一起。我想到的正是像莱斯利·斯蒂芬（梅迪雷思的佛农·怀特福德的创始人），亨利·桑迪威克、梅特兰那样的人们，像一个几天前还带着所有未实现的希望刚刚死去的人那样的人们。他属于这样一种类型：不世俗但也不神圣，无野心但也不松懈，热情而又不伤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报道和评论，他们遵循他们所看到的真理之光，而努力追求、继续工作；能够怀疑而不被麻痹；满足于了解能够了解的东西，谨慎于判断不能了解的东西。世界进程永远不能被这样的人们推动，因为行动的源泉深存于无知和疯狂。但他们是暴风雨中的灯标，世界需要这样的人们，并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愿他们的后继者永续不绝！


　　






精英的聚会--第二十六章　沃尔特·凯斯






第二十六章　沃尔特·凯斯

　　沃尔特·凯斯，纽约投资银行家的企业——梅瑟·凯斯，波默罗伊公司的总裁，离我们而去了。他在伦敦有如此多的密切关系，在这儿有如此之多的亲密朋友，如果我们不说几句纪念他的话，他的悲惨死亡就不应逝去。

　　他曾与许多建设事业有联系，包括战后美国南方铁路的修复、早期的罗德西安铜矿的建设和广布于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现代科学勘探的冒险。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性格把他进一步引入到了需要企业家和先锋勇气的活动中，他开始将他的业务中纯粹金融的和证券交易所方面的内容视为最有用的，这是因为它们向他提供资金用于世界资源的积极开发。在当今一代美国金融家中他是出类拔萃的，因为他对将来科学适用于商业事务有着几乎发狂的热情——不管他是经济理论、化学、冶金学，地理学还是气象学，并且为了获取有益的帮助和建议，他总是不吝钱财，出手大方。他在自己周围建立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参谋团体和智囊组织，他的主要伙伴是沃尔特·斯图尔特先生，以前曾担任英格兰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顾问。

　　尽管他是备忘录和专家报告的热心读者和辩论的爱好者，但他却从来没写过什么东西甚至懒得提起笔，他过多地依赖于利用电话，超出了一般美国人的利用。他几乎每年都访问伦敦，这个夏季他的朋友们高兴地发现，像他所想的那样，他从一场长期的严重疾病中复原了；但后来实践证明，对他而言恢复活动过度了。今天的华尔街再也见不到他那有魅力的身影了。他是一位独一无二的银行家和投机家，但他的心从不满足。他的强烈的精明的习惯，他的大胆冒险和小心谨慎的结合，以及他对科学观念和新发现的兴趣，使他对那些仍能保持一些老的开拓精神和在其最好的化身中的资本主义的人来说，成为探求现代企业隐藏的潜力方面的杰出的令人愉快的伙伴。第二十七章乔治·布鲁姆霍尔

　　我们非常痛惜地记录下乔治·詹姆斯·肖特·布鲁姆霍尔于6月23日的去世。这位可能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应用统计学家的去世，应当不止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注意。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广泛的数据首先被私人企业所编辑，而收集它应当是政府的天职。但是，作为一种惯例，这种开拓工作被做了一些年后，这项任务被官方机构接替了；一旦它们注意于这件事，当然能处理更广泛详尽的数字。乔治·布鲁姆霍尔和《谷物贸易新闻》就可做为这方面的卓越的事例，因为他不仅建立了处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务的非常有效率的开拓性机构，而且他们的工作着手进行很长时间以后，在各种各样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包括世界主要政府，在罗马的农业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所，被看作这方面事务的首要权威。人们可以发现这些机构的编纂物仍然在更多地依靠乔治·布鲁姆霍尔在《谷物贸易新闻》中的资料、数据，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

　　布鲁姆霍尔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使他非常适于他的根本任务。他受教育于伦敦一所大学，继而又在一所德国学校学习。学业结束后，他开始了有关谷物贸易的工作，首先在伦敦，然后在利物浦，最后他与一位伙伴合伙开办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经纪企业。与之相联系的是，“他对商业经济科学的兴趣和热爱要大于贸易”。1888年，他创建了《谷物贸易新闻》，他去世之年《谷物贸易新闻》已走过了50年的辉煌历程。从那时起，他彻底抛弃了私人贸易和投机。他的报告和预测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被公认为是毫无偏见的，并且世界谷物贸易的参与者们都在不止一个场合，不止一次地对他判断的极端独立和公开精神给他们带来的帮助表示感激和尊敬。他的任务要求他广泛地旅行——北美、南美，贯穿欧洲和欧俄。

　　为了使迅速出版成为可能，布鲁姆霍尔还在利物浦市中心建立了他自己的印刷工厂。《谷物贸易新闻》作为日报和周刊得以及时、顺利地与大家见面。1891年，他又创办了出版物《磨粉》，一个专门服务于面粉加工业组织的刊物。

　　他对工作的极端认真态度是非常突出的，他投身于出版通行统计数据的迅捷是难以一一例举的。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这些数据覆盖了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包括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谷物和油籽，以及与谷物贸易有关的详尽广泛的运输统计。可以说，在世界上还从未有任何一家私人企业在统计范围和重要性上可与《谷物贸易新闻》相比。这样说并非夸张：在过去50年中，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在为国际贸易最大的部门提供有秩序的，有价值的帮助，使他们的贸易更为便利这方面，起过比乔治·布鲁姆霍尔更重大更有益的作用。


　　






精英的聚会--第二十七章　乔治·布鲁姆霍尔






第二十七章　乔治·布鲁姆霍尔

　　我们非常痛惜地记录下乔治·詹姆斯·肖特·布鲁姆霍尔于6月23日的去世。这位可能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应用统计学家的去世，应当不止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注意。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广泛的数据首先被私人企业所编辑，而收集它应当是政府的天职。但是，作为一种惯例，这种开拓工作被做了一些年后，这项任务被官方机构接替了；一旦它们注意于这件事，当然能处理更广泛详尽的数字。乔治·布鲁姆霍尔和《谷物贸易新闻》就可做为这方面的卓越的事例，因为他不仅建立了处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务的非常有效率的开拓性机构，而且他们的工作着手进行很长时间以后，在各种各样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包括世界主要政府，在罗马的农业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所，被看作这方面事务的首要权威。人们可以发现这些机构的编纂物仍然在更多地依靠乔治·布鲁姆霍尔在《谷物贸易新闻》中的资料、数据，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

　　布鲁姆霍尔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使他非常适于他的根本任务。他受教育于伦敦一所大学，继而又在一所德国学校学习。学业结束后，他开始了有关谷物贸易的工作，首先在伦敦，然后在利物浦，最后他与一位伙伴合伙开办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经纪企业。与之相联系的是，“他对商业经济科学的兴趣和热爱要大于贸易”。1888年，他创建了《谷物贸易新闻》，他去世之年《谷物贸易新闻》已走过了50年的辉煌历程。从那时起，他彻底抛弃了私人贸易和投机。他的报告和预测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被公认为是毫无偏见的，并且世界谷物贸易的参与者们都在不止一个场合，不止一次地对他判断的极端独立和公开精神给他们带来的帮助表示感激和尊敬。他的任务要求他广泛地旅行——北美、南美，贯穿欧洲和欧俄。

　　为了使迅速出版成为可能，布鲁姆霍尔还在利物浦市中心建立了他自己的印刷工厂。《谷物贸易新闻》作为日报和周刊得以及时、顺利地与大家见面。1891年，他又创办了出版物《磨粉》，一个专门服务于面粉加工业组织的刊物。

　　他对工作的极端认真态度是非常突出的，他投身于出版通行统计数据的迅捷是难以一一例举的。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这些数据覆盖了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包括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谷物和油籽，以及与谷物贸易有关的详尽广泛的运输统计。可以说，在世界上还从未有任何一家私人企业在统计范围和重要性上可与《谷物贸易新闻》相比。这样说并非夸张：在过去50年中，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在为国际贸易最大的部门提供有秩序的，有价值的帮助，使他们的贸易更为便利这方面，起过比乔治·布鲁姆霍尔更重大更有益的作用。


　　






精英的聚会--第二十八章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






第二十八章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

　　很少有公务员比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更频繁地变动过。1908年他第一次进入公务员行列，4年以后得到了一次提升，在那段时间出现了一件可以说令人惊骇的事件——他一个人被国会导致了一次提问，他后来作为财政大臣为这次选择组织了很好的理由。1917-1918年，作为朗达勋爵的一个食品配给的发明证实了他的主张。然后是与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进行交往、努力的年月。国际联盟是菲利普斯的特殊兴趣和工作重点所在；他在国际联盟的金融活动中担任着领导角色，并且是联盟金融委员会主席。而且，作为一位有经验的高素质的财政人员，他知道，如果联盟要生存的话，就必须保持适当的预算平衡，他的技巧经验和努力为联盟的预算平衡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菲利普斯做了最好的公共服务的，大概要算在战争期间了。在华盛顿的英国财政部代表要执行很多困难的但又关系微妙的任务，并且这些任务很少是不带冲突性的。但菲利普斯始终镇定自若、游刃有余，他有难能可贵的节奏感，使他的代表活动很有效，能够原则地忠实于他所代表的利益而又较灵活地处理。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就是，他工作的直率诚实和内行使他获得了摩根索先生和美国财政部官员们的信赖。

　　但“F·P”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他简洁的风度，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表达想法时同意或争辩的咕噜声，在华盛顿或渥太华被知名和理解的程度，正如他在日内瓦白厅能在数种语言中沉默一样。他那笨重的体形、硕大的脑袋、以及他透过眼镜上方的令人不安的直视，使他在第一次会议时成为一个令人难以对付的人物。但他很少有官式的冷漠，毫无傲慢之感。他讨厌纷杂无绪的冗长的思考和辩论，如果一种观点好，他不浪费时间地接受它；如果不好，他的前兆性的咕噜声预示着简单清晰的批评。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以如此少而清楚的语言来表达得更多。看他横扫纷杂的争论，中肯地提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向他们表达一个冷静的、建设性的判断，对他的同事们真可以说是上了生动的一课。

　　广泛的经验和应有的尊严使他愈加成熟和老练起来。很多人通过他的腼腆发现了他那可贵的简洁性以及他巨大的智力兴趣──对一种题目，菲利普斯通常比这个团体的其他大多数人知道得更多：从不动产权到法国文学或侦探故事──一种未预料到的热情。一种粗扩讽刺的幽默。我们对这位“老人”的怀念将会更深、更广。他以他自己的许多方式填充了一个大的空间，对那些不得不接过他曾如此胜任的一些工作的继任者们来说，如今没有了他的智慧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来指导和加强这些工作所造成的缺憾，将会越来越多地被人感觉到。


　　






精英的聚会--第四篇　他在皇家学院的朋友们






第四篇　他在皇家学院的朋友们

第二十九章　E.P．拉姆齐

　　1．作为经济学家的拉姆齐

　　剑桥皇家学院会员、温彻斯特和三一学院昔日的学者、马格达兰校长之子——弗兰克·拉姆齐在26岁上的英年早逝，对经济学纯理论是一个重大损失，尽管他的主要兴趣在哲学和数理逻辑方面。从他年龄很小时，我想大约是他16岁时，他早熟的头脑就对经济问题发生了强烈的兴趣。生活于剑桥的经济学家们，从他大学时代起，就习惯于在他有判断力的和逻辑的天赋的锐利锋刃上试验他们的理论。如果他遵循了单凭爱好的容易一些的道路，我不能肯定他会不会已经失掉了思想和心理学之基础的折磨人的练习，在那儿这个头脑试图抓住它自身的尾巴；为了我们自己最适意的道德科学分支的愉快的道路，在那儿，理论和事实，直觉想象和实际判断，以一种对人类智力而言舒适的方式相混合。

　　当他真的从他习惯的多石高地下降时，他仍然毫不费力地生活在一种比大多数经济学家喜欢呼吸的更稀薄的大气中，用一种习惯于远远更困难的事物的人的轻而易举的优雅，操纵着我们的科学之技术仪器。他（不包括他的哲学论文）只留在身后两个他的力量的见证——他发表于1927年3月的《经济学杂志》关于《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的论文和1928年12月的关于《一个关于储蓄的数学理论》的论文。尤其是后一篇论文，我认为，是对数理经济学的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无论就其题目内在的重要性和困难程度，所运用的技术方法的力量和优美，还是就被读者所感觉到的作者头脑凭以驾驭其主题的阐述的清晰纯正。对于一位经济学家来说，这篇文章是困难得可怕的读物，但欣赏在它里边结合了多么科学和审美的素质是不困难的。

　　因而，对他的朋友们来讲，个人品质与智力力量最和谐地结合起来的拉姆齐的失去，将使他们久久不能忘却。他笨重的体形，他发自内心的咯咯的笑声，他感觉与反应的简洁，在其直接性和实际性上有时和偶尔地几乎残酷的半警惕性，他头脑和心地的诚实，他的谦虚和贮存于他宽阔的太阳穴和前额之后的智力机器的令人惊异的轻而易举的效率，微笑的脸庞，都被从我们这里带走了，在那辉煌的高处，在它们工作和生活的收获被收集进来之前。

　　2．作为哲学家的拉姆齐

　　逻辑，像热情的诗，不是中年人的工作，可能在这个册子里我们有了我们这一代中最聪明的头脑之一能够给出的一些最好的阐述，尽管他死于26岁。对那些愿以现代方式思考基本问题的人们来说，我认为没有一本书能与他的这个小册子一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一个其作者给予完成的作品一个圆满外表的虚荣纯然是欺骗的题目中，试验性的、非结论的、非最终正确的情况不是一个障碍。

　　看一看发表的弗兰克·拉姆齐的所有逻辑论文，我们能非常清楚地察觉到他的思维所采取的方向。它是一个奇异的事例：年轻人如何能在这样一个水平上从事研究、探索，对此，以前的各代人承担它已有点喘不过气来，然而拉姆齐从这个起点上继续前进，用不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彻底消化至今被完成的任何东西，以任何人甚至年长10岁似乎也困难得毫无希望的轻而易举的东西来理解。人们甚至不得不相信，拉姆齐在马格德兰附近的幼儿室里，从1903年至1914年无意识地吸收了任何人在三一学院可能说的或写的东西。1903年也就是弗兰克·拉姆齐出生这一年，伯特兰·拉塞尔的《数学原理》出版，给正统逻辑学以新生，也似乎在其范围内带来了新的王国。这本书提出了许多特定的基本问题，但并未令人满意地给它们以全部解决；在其后的7年中，拉塞尔和怀特黑德在他们的《数学原理》中更多地专注于有关揭示数学和正统逻辑学之间真实联系的技术问题，而非加强它们赖以建立于其上的基础。在这同时，路德维格·维特根施泰因已被与拉塞尔交谈的渴望吸收到了剑桥，维特根施泰因整个地投身于逻辑分析的基础问题中。那时，19岁的弗兰克·拉姆齐出现在帮助旨在向世人详细解释其含混难解的内容的一个英语译本的准备工作。如今，拉塞尔承认，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有与它相适应的业余爱好，逻辑的基本练习不适合那些生命已达到第60个年头的人们。维特根施泰因怀疑在时间的双轮马车已走得太远之前他的下一本书能否完成，至于拉姆齐，唉！正当他像一位年轻地主进入他的地产要取得丰硕的成果时，却死了。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由以前发表过的论文组成，包括在拉塞尔和维特根施泰因的论著中一些置而未论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拉姆齐用了很大的力量解决了，而且解决得那么优雅，那么清晰明白，那么成功。第二部分，以前从未发表过，是解决概率及相关题目的，从批评我于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作为开端。后面这一部分未发表过，是因为它不完整且不完全令人满意。但它是最为有趣的，不仅由于其自身内容，而且在于它实施第一部分抛出的提示中，在某种较为详细的程度上显示出他的头脑离开他近期的先驱们形成的，客观的解决方式有多远。拉塞尔的著作所传达的第一个印象是，形式逻辑的领域惊人地广阔。然而在他自己，在维特根施泰因和拉姆齐手中，形式逻辑处理的渐进的完美逐渐地导致内容空洞，越来越将内容削减为干枯的骨头，直到最后使得它看来不仅排除了一切经验，而且排除了合理思想通常是一些估计逻辑的绝大多数原则。维特根施泰因的解决方法，是将其他一切视为一种受神感召的无意义的瞎扯，对单个人来说的确有重大价值，但无法被确切地讨论。拉姆齐的反应是向着他自己曾描述过的一种实用主义，对拉塞尔并非不表示同情，但对维特根施泰因则有些反感。“实用主义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是，一个句子的意义应参考它将导致的行为来确定，或者更模糊地说，应决定于它可能的原因和结果。我认为这是当然的，再无更多的限定了。”

　　这样，他被引导着将“人类逻辑”与“形式逻辑”区别开来。形式逻辑不是关于别的，只是关于一致思想的规则。但应补充的是，我们还有特定的“有用的心智习惯”来解决我们的洞察力、我们的记忆以及可能以其他方式提供给我们的材料，达到或走向真理；对这样的习惯的分析也是一种逻辑。将这些观念应用于概率逻辑，是非常富有成果的。作为对我曾提出的观点的反对，拉姆齐争辩说，概率论所涉及的，不仅是命题之间的客观联系，还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信念等级问题；他继续表明，概率的微积分只相当于一系列规则，用以确保我们持有的信心等级体系将是一贯的体系。因而概率的微积分属于形式逻辑，但我们信心等级的基础──或者说一个更重要点的概率，如他们过去习惯于被称呼的——是我们的人类全副装备的一部分，可能只是由自然选择给予我们的，类似于我们的洞察力和我们的记忆力而不是形式逻辑。至此我向拉姆齐让步——我认为他是正确的，但在试图区分信心的“理性”等级和一般信心时，我认为，他不很成功。仅仅说它是一种有用的心智习惯，不足以达到归纳原理的底部。当形式逻辑已经被整理好，其高度受限的范围已经被适当确定时，拉姆齐试图区分出一种“人类”逻辑，一方面从形式逻辑中，另一方面从描述性心理中，他这样做可能已经指出了通向下一个领域的道路。

　　拉姆齐更容易使人想起休谟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特别是在他的常识和对待整个事务的一种精明的实用性方面。读者将发现，很多段落表达了他头脑、思维的特殊之处，很多段落的表述——尽管未被他包括在哲学的目标中——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3、一篇短文

　　拉姆齐的大部分著作，都发表于他死后出版的文集《数学基础》、《经济学杂志》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带有很强的技术性。但在他生前未发表过的，也从未为发表而有过润色的，已被汇总于《数学基础》末尾的札记中，有一些警句和精彩的片断小品文。我从中挑选了一些献给大家，因为他们可能传达一点我已在上面提过的“他的思维的特殊味道”，但对那些从未真正有过直接体会而认识他智慧的作品和人格——如同给予一个人一种单独的综合印象——这就是为什么布雷斯维特先生能够公正地写道，他的去世使剑桥被剥夺了作为其主要智力光荣之一的人们来说，绝不可能有任何东西被完全无误地传达给他们。让我也引述戈兹沃酉、洛斯·迪金森写及弗兰克·拉姆齐和C．P．桑格——另一位温彻斯特和三一学院的学者，几乎在同一时候去世，然而在其成熟期——时说的话：为他的大学要求太多就不成其为剑桥人，我也不试图这样做。但是我想，看来有一种像其他所有好的事物一样珍贵的特定类型，以某种特殊方式与我的母校联系在一起。我想到的正是像莱斯利·斯蒂芬、亨利·桑迪威克、梅特兰那样的人们，像一个几天前还带着所有未实现的希望刚刚死去的人那样的人们。它属于这样一种类型：不世俗但也不神圣，无野心但也不松懈，热情而又不伤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报道和评论，他们遵循他们所看到的真理之光而努力追求、继续工作；能够怀疑而不被麻痹，满足于了解能够了解的东西，谨慎于判断不能了解的东西。世界进程永远不能被这样的人们推动，因为行动的源泉深存于无知和疯狂。但他们是暴风雨中的灯标，世界需要这样的人们，并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愿他们的后继者永续不绝！

　　4、哲学

　　“哲学必须有某种用处，并且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它；它必须清理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否则它就成为我们必须检查的一种陈设，就是一种探究以看到这就是这样；换言之，哲学的主要命题是，哲学是无意义的。然后我们必须再次严肃地认为它是无意义的，并且不像维特根施泰因那样，假装它是重要的毫无意义！”

　　“在哲学中，我们采纳我们在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命题，试图以一种逻辑体系将它们用简单的术语和定义之类展示出来。一种哲学本质上是一个定义体系，或者过于经常地，是一种关于定义如何可能被给出的描述体系。”

　　“我不认为有必要和穆尔一起说，通过我们的命题定义解释我们迄今所意味的东西，而宁愿说，它们表明我们如何试图在将来应用它们。穆尔会说，它们是相同的，哲学不改变任何人通过‘这是一张桌子’所意味的东西。对我而言，看来它可能会的；因为意义主要是潜在的，因而一种改变可能在稀少的和关键的场合被显露。此外，有时哲学应当澄清和区分以前模糊的和混淆的观念，很清楚这只意味着决定我们未来的指义。然而很清楚，定义会至少给出我们未来的意义，而不仅仅给出任何一种获得特定结构的好方法。”

　　“我过去习惯于在极端的经院哲学中哲学的性质方面自我烦恼。我无法理解我们怎能理解一个词，也不能认识一种设想它的定义是否正确。我未认识到关于理解的整个观念的模糊以及它所言及的东西，它涉及到大量的行为——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没有而需要被回归。逻辑事例的同义反复，数学的相似，哲学的定义；所有都是琐屑的，但都是澄清和组织我们思想的重大工作的组成部分”。

　　（1）哲学思想

　　“对我来说，似乎在澄清我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我们不能通过定义它们的意义以明白的方式说明的术语和句子。例如，我们不能定义理论术语，但我们能解释它们被应用的方式，在这种解释中我们被迫不仅要看我们正谈及的对象，而且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智状态。”

　　“于是这意味着弄不清楚意义我们就无法理清这些术语和句子，我们似平进入了我们无法理解的环境。例如，不首先理解意义，我们关于时间和外部世界所说的，然而，不首先确切理解时间、大概理解外部世界——我们与之有牵涉——我们也无法理解意义。因此，我们无法使我们的哲学向着目标进入有序进步，而不得不将我们的问题作为整体，跳向一种同时解决的方式；这将具有一种假设的性质，因为我们接受它不是作为直接推论的结果，而是作为我们能想得到的使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几种中仅有的一个。”

　　“当然，我们不应该严格地谈及推理，但在哲学中有一种类似于‘线性推断’的过程，在其中事物变得连续地清晰；出于以上原因，既然我们无法将这贯彻到底，我们就处在了科学家们的平常位置，不得不满足于零碎的进步：我们能使几个事物更为清楚，但我们无法使任何事物都清楚。”

　　“我发现，除在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内，这种自我意识在哲学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被推至哲学家态度是因为我们不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意义；问题总是‘我通过X表示什么意义？’只有非常偶而地，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反映意义。这种对付意义的必要性不仅是一种障碍；它无疑地也是通向真的基本线索。如果我们忽略了它，我感觉我们可能会进入孩童在下述对话中的窘境：‘说早餐’，‘不会。’‘你不会说什么？’‘不会说早餐。’”

　　“对我们哲学的主要危险，除懒惰和模糊之外，是经院哲学，其本质是将含糊的东西当作似乎是精确的东西来对待，试图将其填充进一个精确的逻辑部门。一种典型的经院哲学是维特根施泰因的观点，认为所有我们日常的命题都是完全有序的，不合逻辑地思考是不可能的。（后面这句话像是说打破桥牌规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打破它们，你就不是玩桥牌，而是像C夫人所说，是在玩非桥牌。）”

　　（2）有什么要讨论吗？

　　“科学，历史和政治除专家外不宜讨论。其他人只是简单地处在需要更多信息的地位，到他们已获得所有可得的信息为止，除依据权威接受那些更有资格的人的意见外无法做任何事。然后是哲学，这对外行人也已变得太技术性。除这个不利条件之外，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家的结论是，没有哲学这样一门学科；它是一种活动，不是一种教义；其目标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治疗头痛。可能被思考的是，除这种以逻辑为中心的技术性哲学外，有一种流行的哲学解决如人对自然的关系，道德的意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严肃地对待这种题目的任何企图，都会将它们贬低为或者是科学问题，或者是技术性哲学问题；或者更迅速地导致察觉它们无意义。”

　　“我认为我们极少，如果曾有过的话，讨论基本的心理问题，却远更经常地简单比较我们的几种经验，而这不是一种讨论方式。我认为我们太少地认识到我们的辩论多么经常地是这种方式：——A：‘今天下午我去了格兰切斯特。’B：‘不，我没有去。’我们经常做的另一件事，是讨论何种类型的人或行为我们感到钦佩或感到耻辱。例如，当我们讨论爱的永久性时，A说如果他不坚定他将感到愧疚，B说他一点也不愧疚。但是，尽管这是消磨时光的适意手段，却不是在讨论任何东西，仅仅比较意见而已。”

　　“另一方面，真正的心理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关于它我们绝大多数人了解得还相当相当地少，以至于难以指导我们去尝试一种意见。”

　　“最后，有美学，包括文学。这通常远比其他东西更能使我们兴奋；但我们对之真正讨论得并不多，对这方面的论证也是非常地虚弱，我们仍处于‘赶肥牛者必自肥’的阶段，关于美学真正包括的心理学问题说得极少，例如，为何颜色的特定组合给我们这样特殊的感觉？我们真正喜欢做的，是再一次比较我们的经验；一种此情境下特殊有用的活动，是因为评论家能够对其他人们指出这样一些东西，如果他们从事的话，他们将获得他们珍视的感受，否则他们就不会获得，我们不讨论也不能讨论一种艺术作品是否比另一种好，我们仅仅比较它给予我们的感受而已。”

　　“我的结论是其实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结论也符合于我关于普通交谈获得的感受，它相对来讲是起源于19世纪的一种新的气氛。贯穿于19世纪的这一趋势逐渐发生作用的原因有二个：一个是科学的进展，另一个是宗教的衰落，导致所有老的一般问题成为或者技术性的或者荒谬的。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在自身重复文明进步的这一过程。例如，我作为新手曾感兴趣于交谈与论证胜过世上任何其他事，但我现在已逐渐开始认为它越来越不重要，因为似乎除了购物和人们的私人生活以外，从未有其他任何要谈论的，而这两者都不宜于一般交谈……

　　“如果我要写一本《世界观》，我将不称它为‘我信仰什么’而称为‘我感受什么’。这联系于维特根施泰因的观点：哲学不给我们信仰，而仅仅减轻精神不适的感觉。并且，如果我要同拉塞尔的讲座争吵，它将不是针对他信仰什么，而是针对它给出的关于他感受什么的暗示。人们绝不能真正同一个人的感受争论；人们只能自己拥有不同的感受，也可能认为自己的感受更值得钦敬或更有助于幸福的生活。从这个观点，即它不是事实问题而是感受问题出发，我将通过一些评论进行总结，这些评论是关于一般事物的，或者如我宁愿所说的，不是关于一般事物的，而是关于一般生活的。”

　　“在我与我的一些朋友有所不同的地方中，其中之一是对物质尺寸而言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在苍穹的巨大面前我丝毫不感到卑微。星辰虽然是巨大的，但它们不能思考或爱；而思考或爱远比尺寸的大小更给我深刻的印象。我并不因体重几乎17石而获得荣誉。”

　　“我关于世界的图景是以透视法画的，不像是一个按比例的模型。最引人注意处被人类所占据，星辰都像三便士的硬币那么微小。我不真正相信天文学，除了作为人类的可能还有动物的感觉之过程一部分的一种复杂描述。我不仅将我的透视法运用于空间，也运用于时间，在时间上世界将变冷、万物将死亡；但那是一个离我们很长的时间，它复合折扣的现值几乎为零。但现在绝不因为将来是空白而价值会变低。人类，充满我的图画前景的人类，我发现是有趣的、总体上是值得崇敬的。我发现，至少在这个时刻，世界是一个令人快乐兴奋的地方。你可能发现它使人沮丧，我为你感到惋惜，你蔑视我。但我有理由，你却没有，你将只有一个瞧不起我的理由。如果你的感受是以一种与我不同的方式对应于事实，而这二者又都不与事实相对应，我想事实本身无所谓好坏，而问题仅仅在于，它使我兴奋却使你沮丧。另一方面，我有理由为你遗憾，因为兴奋比沮丧更愉快，并且不仅仅是更愉快，而且是对任何人的活动都更好。”

　　　　　　　　　　　　　　　　　　　　　　　　　　1925年2月28日


　　






精英的聚会--第三十章　A F．R沃拉斯顿






第三十章　A F．R沃拉斯顿

　　多年历经野蛮国度和高山峻岭的危险之后，桑迪·沃拉斯顿在皇家学院的僻静角落死于一颗子弹，成为一位偶然的无辜的牺牲品——凶手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像是一个寻衅滋事的南美人。

　　他是天才之人的一个极端事例，他杰出的天赋没有也不屑于在普通被认为是成功证据的任何明显显示成就的领域寻找出路。他具有一种非常罕见的优秀，这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不是在他的思想中或成就中甚至是感受中，而是在他的行为本身的区别于它们的原因和后果的某些素质中，可以发现他的这种优秀。紧急事件的出现可能会提高它，可能必定会增加一种他自己喜欢的兴奋成分，并且为他具有的其他品质提供机会。但对这种独特的品质发现表达机会而言，紧急事件是不需要的——最普通的、平常的环境就将会为它提供天地。因此，他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组织活动中，拥有任何涉及行动的然而琐屑的经验都是一种特别的快乐。他有魅力的眼睛和声音使小事情增添了价值，大事情就更不用说了。在上周鲍德温先生就任大学校长职位的就职典礼上，沃拉斯顿被鲍德温先生恰当地描绘为人中王子。

　　这种行动上的优美资质，如果不曾结合其他很多品质，当然不能发现其圆满的表现。沃拉斯顿先生大概最可一提的是他倾身于周围的环境而非自身。他的观察力、迅速、冷静、果断行动的能力、演讲和叙述能力，他的聪明及对事实的敏感和实际的认识，都从根本上促进了他的完美。

　　认为他的天赋应当在他生命中最伟大的部分——从其游历和探索中找到主要表达，是不恰当的。它们是这样一种类型，对于所有种类和条件的人，文明的或原始的，它们都是可见的，且都能赢得他们。然而他的友情的那些品质，在安静之处会给人特别的快乐和愉悦，对那些在紧急情况和压力下同他在一起的人们来说，则是如急需的肉和酒一般中的雪中送炭。

　　但他生命中作为皇家学院导师的这最后两年，可能——首先有点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是他一生中圆满的表现的一个阶段。他将生活在皇家学院一代人的记忆中，作为完美的导师，所有生命的美与智慧的体现——这位幸福的战士能够以寥寥数语同年轻人交流。对于一个不得不对待大量尚未定型的年轻人来说，关于人和事的知识的不会是一种浪费。赢得有同等权威的人们的能力，不管他们是文明的还是原始的，不管他们的性情是行为的还是智力的，在这个学院的微观世界中没有失去。此外，他还是这样一个人，对他而言，谈论真的不同寻常，他能用一个词和一道目光打开心扉之锁，打破每个人的沉默，除他自己以外。


　　






精英的聚会--第三十一章　W．E．约翰逊






第三十一章　W．E．约翰逊

　　威廉·欧内斯特·约翰逊先生于星期三不幸去世了，终年72岁。作为剑桥皇家学院的高级成员，多年来，约翰逊先生在该大学道德科学教学中一直扮演着一个领导角色，既作为一位讲授者又作为个人研究的方向，特别是在逻辑学和心理学方面；并在最近的30年中成为桑迪威克讲座的主持人。

　　他极有判断力的智能并没有被毫不迟疑地用于著作事业中。除在《头脑》上发表的很多论文和对《经济学杂志》的重要贡献外，在1921－1924年前未出版他的主要著作，那时在策划的四种著作中，三卷《逻辑学》，终于形成了。很多年来，他曾一直被公认为是剑桥最深刻的哲学家之一，特别是通过他对关于过去40年中几乎所有剑桥道德科学家们的讨论和交谈的爱好——他们中有为数甚多的人是他的学生而且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确实，交谈性讨论可以算得上是他最伟大的天赋；他性情的和蔼可亲再加上他头脑的敏锐，使半交际、半辩论的交往成为可能，这甚至成为促进哲学进步的最好手段。如果要对他对剑桥思想的影响简要总结的话，可能这样说是比较合适的，即他是第一个实践逻辑学的知识派的人，努力实践在思想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联结。在一个自然倾向是朝着形式逻辑的思想学派中，他有特别的才华来自己写作形式逻辑学并评论任何事物，并且他已沿着这条正统的路线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约翰逊是一个著名的剑桥家庭中的一员，这个家庭中的好几位成员已在大学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没能于1885年被选为皇家学院高级成员，该年是J．K．斯蒂芬的选举；但学院于1902年依据条例的一项特别条款选上了他。他已从曼彻斯特和阿伯丁大学获得了名誉博士学位，并从1926年以来成为不列颠学院的高级成员。在他的妻子数年前死去之后，他的妹妹、范妮·约翰逊小姐为他理家，这两个人成为一个非常恬静的好客的中心。在他的两个儿子中，较小的斯蒂芬·约翰逊先生是斯旺西湾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


　　






精英的聚会--第三十二章　威廉·赫里克·麦考利






第三十二章　威廉·赫里克·麦考利

　　威廉·赫里克·麦考利——其父、祖父与曾祖父是宗教牧师——来自约翰·麦考利——他在英国的因弗雷里有灵魂牧师职位，曾被约翰和博斯伟尔在旅途拜访过——的著名家庭。扎卡里·麦考利是他的曾叔，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和特里威廉女士、乔治和罗伯特·特里威廉的母亲，是他父亲的近表亲；罗斯·麦考利是他的侄女。如他的名字所提示的，通过他的祖母，他还有血缘联系于罗伯特·赫里克。他几乎整个一生都献给了皇家学院的服务上，在服务中他曾先后是会计员、导师和副院长。他肯定被认为是学院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建立者之一，从在创建人法令之下的那个样子成为现在这样；他还是近几代人所知道的最好的内务会计和最好的导师。麦考利是一个有杰出个性和力量的人，他有几乎绝对可靠的判断力，无论是智力方面的，还是感觉方面的，对于落在他的注意范围之内的事务，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依据他自己的名誉和尊严妥善地处理好一切，从来不会出现不真实性，哪怕是最小的误差。

　　在皇家学院非伊顿学院成员的第一代中，他是一个温彻斯特学院的毕业生。在中学和剑桥之间，他在达勒姆大学度过了一个短时期，他是该大学的高级成员。在皇家学院他是以桑迪威克和亨利·杰克逊为领导人的皇家学院和三一学院中的一个小圈子的一员，他还是这个小圈子的杰出成员的亲密朋友。1877年他是第六任辩手，并于1879年被选入高级成员团体。然而，在他被重新带进对学院的持久服务之前，5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这个间隔给了他两个持久的影响。1879年8月，在他得到他的高级成员资格不久，他与他的弟弟肯尼思踏上了远去加拿大西部的几个月的旅途，这次旅行给他留下了许多关于这个国家的如那时所示的有趣的回忆，和对拓荒者及在那些遥远的地方风餐露宿的人们的强烈同情。这是在他和晚一些时候在皇家学院的两个伟大朋友，L．F．吉宾和A．F.R．沃拉斯顿之间的特殊纽带；多年以后，他重访了这个国家，作为另一位皇家学院朋友——热衷于伐术的M．A·格兰杰的客人。麦考利对那些远奔他乡者的赞许和同情，加上他对事物价值的可靠判断以及他的天赋的才能，使他，特别是在他作为学院的导师期间，在这些方面成为他的弟弟雷金纳德的见解正确的顾问：主要根据他的观察从剑桥的年轻人中吸收博母贝公司和博母贝-伯马法人公司的高级职员。对那些将特定的头脑天赋和特定的目标、信心相结合的人们，像那些第一个发现火和布料或第一个建造桥和船的人，和那些山峦和森林的开拓者，麦考利表示了最深的赞同和爱，他对这些有天赋的人们的赞同超过了对哲学家们、政客们、文人雅士们和其他含糊语言的小贩们的评价。

　　从加拿大回来后，他很适宜地开始了有关制造耐切割材料方面的事务。最初一个较短的时间中在斯梅西克、斯庞莱恩的钱斯兄弟玻璃厂，他的弟弟肯尼思就在那儿创出生涯。此后在不少于4年的时间内在芒特萨德花岗岩公司，莱斯特郡的一家建立已久的采石企业。现任芒特萨德企业首脑的罗伯特·马丁先生曾写道：

　　“大概会有疑问，这样一种普通的企业生涯是否曾经真的与麦考利的志趣相合。那种偶尔的温淡的伪善没有轻易地来到他那里，而另一方面，他与公司人事、管理者们、职员和采石工人等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和谐的。他在阅览室里所作的关于坦尼森讲座的记忆，在他返回剑桥之后，持续了好多年。他对于精确的、完整的措辞的热情，给那些与他共事的人和在他手下工作的职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麦考利先生，先生，”他们中最后一个残存者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绅士，但他是一个告诉他半真话半假话时可怕的人。”

　　这最后一句话如此完整、准确地总结了实际生活中的麦考利，以至于它几乎应当被写在他的墓碑上。对于你的隐瞒实情他会变得非常难以对付，带着极其严重的问题——设想你所意味的恰好对应于你的话的字面意思，然而期望你去理解他自己的意思，只带着可能的最少的解释。因为他总是这样做，似乎最少的暗示就会使你获得所有他自己知道的东西，然而在他那一边又声称丝毫不知道有什么未落到他自己的观察之下或什么以最平常的语言与他相联系。允许他以这些假定逃脱不固执地给予或需要解释的任何人，将很快发现他自已被无可避免地牵涉进去。他对半真半假话的迟钝部分是真实的。但它被他部分地运用为一种批评形式，不仅是关于混乱的和虚假的知识，而且关于各种各样的胡说和欺诈，关于习惯保守的感觉和错误观点及浮夸言辞等等。

　　他回到剑桥时，找到了两个对他来说非常适宜的职位，他在这两个职位上工作了许多年。1884年他被委任为学院数学讲师（继而是大学应用力学讲师），1887年是第二任会计。尽管他名义上是数学讲师，实际上，我认为，他被带回詹姆斯·斯图尔特，第一任工程教授初创的事业，帮助他在大学发展尚未成熟的工程学院。这正好符合了麦考利的天赋和兴趣。剑桥数学的抽象性和“优雅的”方面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他非常高兴将他的数学才华运用于材料应用、拉力和实际物体的运动方面。在早期生活中，他曾参加克拉克·马克斯伟尔的讲座并把他视为英雄，但他受到了在皇家学院的密友和同龄人卡尔·皮尔逊以及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更大影响，应用数学的另一方面不久吸引了他的热情。他在学习、研究方面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但他出版的著作却不多（这让人想起他的祖父奥利·麦考利，很多年沉于《梅兰克顿的生活》的写作，但从未将其付梓），直到退休后他才有时间按他自己精益求精的标准来做一些仔细的准备，他的主要为学生之用而写的《热力学定律》（1913年）和《固体几何）（1930年）被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15年的第二任会计，他负责学院建筑和用项。博德利的建筑、教堂的结构工程和窗子、在普罗沃斯特·奥克斯死后学院布局和原来办公室的变动，以及准备现在的伟布法庭、礼堂的扩建，学院的首次电气化和唱诗班中学的扩建，是那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在所有有关建筑的事务特别是有关它们材料的事务中，麦考利比那些他雇佣的人更知道他在做什么。一位旧时的剑桥送货员（一位建筑师和画家）曾被记载着说过：“我们总是喜欢为皇家学院工作，因为麦考利先生是这样一位绅士，他总知道他希望完成什么以及他希望如何完成它，而其他许多先生做不到这一点。”他对石头和玻璃的特殊兴趣总是明显的。而且他还有个特点：在给出他的意见和建议时，他从不提及他曾一度在这些领域内是一位职业专家，这个事实在学院不广为人知。

　　1902年他成为唯一的会计主管。继而是晚些时候的伊顿学院院长，他的职责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对年轻人缄默而腼腆，以前对大学生们而言并不著名。然而，虽然他在演讲和谈话中可能曾经腼腆，但他不害怕年轻人，并能正确地估计他们的性格。他避开那些半真半假的话和任何种类的闲谈，他对年轻人思想和秘密的绝对尊重，我认为，是他的最大优势之一，当一位小学生告诉他一个坦率的故事并请求他的帮助时，做这样的事是容易的；并且带着确定无移的公平、友好和对无限度的麻烦的接受；当然不可避免有时他也会出现非常难以平息的狂暴，然而极少有人比他更知道，如何将公平与大度更好地结合起来。一个有序社会的各种法律规则必须是辨明正确和令人满意的；但是，他们的受害者能够这样做，就像他是他的儿子一样，依靠麦考利的援助和兴趣。当他认为它们不合适宜时，他也能够破坏规则，“规则，规则，规则是为了什么？”他有时会说。“应该打破，应该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规则注意得不是太多就是太少。而麦考利在这方面有一项杰出的品质：他通过直觉能够确切知道在一个道德社会里规则应有的正确位置。

　　当他成为会计主管时，他已年近50岁。由于紧张的劳作，一封封数不尽的亲自出自他那清晰、漂亮的字迹然而要让他常常写到深夜的那些信件，耗尽了他的精力，1913年当他60岁时，他退休了。并且战争期间的严峻进一步束缚了他。然而在1918年，当沃尔特·邓福德成为院长时，他当选为副院长，给学院提供了另外几年的服务，作为所有学院主要委员可信赖的顾问，并成为1926年新法令的带头起草人。在1933年，当他80岁时，岁月的沧桑积累成他的衰弱，他退向了邻近斯陶尔布里奇的克伦特，到了他继承自他的弟弟肯尼思、邻近他的姐姐史密斯夫人的一所房子。麦考利从未结婚，但尽管在学院时他是一个独居的单身汉，他在他的家庭关系中却从未感到过孤独，因为他属于一个有兄弟姐妹们的大家庭，属于一个有众多表亲们，侄儿侄女们的大圈子，这些在他的生活和感情中扮演着重大角色，给他以亲情和同伴情谊。

　　对那些了解和喜爱他的风格的人们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快乐的、令人愉快的伙伴，他是一个伟大的读者，对他喜爱的经典著作具有渊博的知识，记忆力也很丰富。他对内省和外侵（如果这个词可被创造的话）的缺乏，他的未被计算的和无意识的无兴趣，以及他清晰的感觉，使他比那些能够看到任何事物的方方面面，对自己和他人了解太多的人们来说，生活在一个更纯洁的世界中。

　　他出生于一个以其好的外貌而突出的家庭，并且，特别是在以后的岁月中，经历和性格塑造、雕刻他的面容，他呈现出一种高贵可敬的容貌。1927年罗杰·弗赖伊所画的他的一幅肖像，悬挂在皇家学院的联谊室中。他喜爱所有活动，无论在室内还是在野外。他是学院中遵循旧俗保留一匹马的最后一位高级成员，一直到战争时期，他经常与一班朋友们在邻近地方骑马打猎或骑马出游。的确，他直到70岁都追循着德文和萨默塞特。他极少感到有舒适和纵情的需要，他所具有的必定是属于这样一种品质：最能适应于它的目的。他的逝世使社会——他如此长久地服务和崇敬的社会——贫穷了许多。简言之，我们将怀念他，作为这样一个人：我们最钦佩的很多行为与感觉的原则支配着他，并且是自发地支配着他，在那儿没有任何选择或决定被需要。


　　






精英的聚会--第三十三章　迪尔温·诺克斯






第三十三章　迪尔温·诺克斯

　　迪尔温·诺克斯是曼彻斯特的毕晓普·诺克斯四个儿子中的次子，他曾先后获得了拉格比和伊顿的第一入学奖学金。我是否可以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作为从1897年当他作为我的选举头目（他此后是学校领导）进入伊顿学院之后与他最亲密的一些生活，直到上次战争离开剑桥，如它永远显示的那样，去为政府接受特殊工作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向世界展示其光芒的人，并且他近来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他不可能被广为人知。但在那些年中认识他的我们这些人，认识到：在他悉心为自己设定的狭窄的限度内可能选择从事的任何事务上，他具有在他同代人中最天才的、灵巧的、复杂的大脑之一，无论在传统学识的较隐藏的区域，作为扑克牌游戏的一位有灵感的选手（也是设计者）；还是需要特别资格的政府工作，像他在上次战争期间首次从事，并继续在海军部和外交部工作长达30年，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如他的一位老朋友最近对我说的，除非那些主要要紧的，他对大多数事情都怀疑，那是因为激情。对他的伊顿学院和皇家学院的老朋友们来说，我们将永远不能再见到我们所爱的迪利，这真是一种悲痛。


　　






精英的聚会--第三十四章　朱利安·贝尔






第三十四章　朱利安·贝尔

　　朱利安·休厄德·贝尔生于1908年，是克莱夫和文萨·贝尔的儿子，莱斯利·斯蒂芬的孙子，佛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J．K．S和H．AL．费希尔的隔一代近表亲，他在一首“自传”诗中这样写到自己：

　　我保持我自己——／花了几百个英国年／产自于被驱逐的低酬劳动者／产自经营牧师贸易的维恩斯／产自弑君者，克拉彭教派／产自高度的维多利亚式的智力／莱斯利，菲斯詹姆斯。

　　他就学于莱顿·帕克，在1929年的历史学士学位考试和1930年的英语学士学位考试中被排在第二等级的第一部分。1930年持有了雷金纳德·约翰·史密斯学者职位，1931年持有了奥古斯塔斯·奥斯汀·利学者职位。他获得学位之后的4年，投身于为会员资格而工作，首先用一篇关于教皇的诗的论文，此后用一篇关于伦理学在美学和政治学上的某些应用的论文。1935年，他被任命为汉克奥中文大学的英语教授。然而到达他那里的关于西班牙事件的小量而迟到的新闻，使他于1937年焦急地返回了家，渴望对西班牙的政府运动尽力，并不顾阻拦他的努力重访剑桥，作为一名卡车司机加入了在西班牙的英国医药联合会。1937年7月18日当他在布鲁内特前线驾驶他的救护车时。被来自一架叛乱飞机的炸弹炸死。现被葬于离马德里北方约两英里的丰拉卡尔公墓。

　　朱利安·贝尔的兴趣和感觉几乎同等地在政治和诗之间划分。像战后一代人的其他人一样，他不确定地摇摆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主义和愤怒的不满、对季节、田野特别是对鸟类的观察的沉思默想的有时是抽象的诗的寂静主义之间：

　　光秃的犁形山脊，直扫而上；／黑色的树犁不结浆果；枯死的草变成了褐色，／褐色尖端的灯芯草，生长在每片野地，／还有那光秃秃的树林。雾气弥漫旷野，／当夜晚很快／模糊了下午的景色。

　　他常几个星期一个人独自住在苏塞克斯丘陵草原，观察和细腻描写自然的衣裳，然后重新返回同一班朋友的狂烈的放荡不羁的集合和热烈的政治辩论中。每当他的想象从华而不实的现在转向思考未来时，对他来讲，未来就绝不和平。他具有极度的坦诚性格和纯洁动机，简洁而高雅，真与诚铭刻于他，逐渐地雕刻他的个性并表达它。他缓慢地发展，只是最近才开始获得一种成熟。他的最终成就，虽然现已中断，可能极大地超过他明显的早期承诺。他出版了两本小诗集，1930年的《冬天的运动》，和1936年的《为冬天而工作》，将来的人类学家将有可能希望从中撷取几个片段。1935年他还编辑了《我们不战：1914－1918年抵抗者的经历》，由卡奈·H.R．L．谢泼德作序。在他对此的介绍中，他那一代人头脑转变的特征——从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转向相信无论怎样，可能有值得和需要牺牲的事情——已经很清楚。其中有一种深深的内部一贯性，在与生俱来的不顺从——带着引导他走向他初次同情的无畏的个人判断的权利和责任——和驱使他越过所有阻挠走向一种未使他惊讶的最终牺牲之间。在他1935年自己的介绍的一些句子中表达的忠诚，是他最好的墓志铭。比较他自己和他同代人的态度同理想主义者和对专制主义者的有责任心的反对者，他写道：“我自己这一代人，这些关心人类和人类所发生的事件的人，已开始相信，只有有效的行动才有价值……战争抵抗者的更年轻一代的态度，已从他的敌人那里学到了太多，它已成长起来——甚至在和平时期——成为一种战争头脑：有时甚至成为战争歇斯底里。然而，尽管它有缺陷，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战争抵抗运动将最终在扑灭战争中胜利——通过暴力，如果必要的话。”


　　






精英的聚会--第五篇　两位科学家






第五篇　两位科学家

第三十五章牛顿，真正的人

　　在牛顿自己的家里，我试图就他本来面目那样对你们演讲，是有些差异的。我长久以来便有意为1942年的圣诞节——他的三百周年诞辰，积累一些资料并将我的印象诉诸文字。但战争使我既不能有闲暇充分地对待这样重大的题目，也没有机会查阅大量的图书和文章来证实我的印象。因此，假若我今天将置于诸位面前的简短研究比它本来应该那样更马虎，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另一个初步问题。我相信牛顿不同于习惯图画中那个样子，我并不是认为他不伟大。他相对于19世纪处心积虑所描述的、更不平凡、更杰出的天才们，是非常特殊的。请不要在此猜想我今日的目的是通过描写来贬损剑桥最伟大的儿子。我正努力宁愿像他自己的朋友和同代人看他那样去看他。他们毫无例外地视他为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18世纪和此后，牛顿开始被认为是现代科学家时代首屈一指的最伟大的人，一位理性主义者，一个教会我们在冷静的和纯粹的理性路线上思考的人。

　　我不用这种眼光看他。我不认为任何仔细研读过他在1699年最后离开剑桥时包扎好，尽管有一部分被散失了，但已经传下来给我们的盒子的内容的人，会像那样看他。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魔术家中的最后一个，他是巴比伦人的和苏美尔人的最后一个，用与那些不到10，000年前开始构建我们的智力遗产的人同样的眼光观察这可见的，智力的世界的最后一位伟大头脑。伊萨克·牛顿，在1642年出生的无父亲的遗腹子，是最后一个神童，对他，三博士能够真诚地，适当地效忠。

　　如果有时间，我愿意读给大家关于孩童牛顿的同代记录，不带评论地，恰如它所代表的。因为尽管它对他的传记作者而言是熟知的，但它尚未大量出版，不为很多人所知。这儿的确，是关于这位年轻魔术师的一个传说的版本，一幅关于不拘于这位年轻人和学生的焦虑、忧郁和神经质激动的天才的开放头脑的一幅最充满快乐的图画。

　　因为用现在一般流行的现代术语说，牛顿属于一种不熟悉的类型的深深的神经过敏，但是——我要从记录中得出——是一种最极端的类型。他最深的天性是玄奥的、隐秘的——带着深深的遁世，一种对向世人的探究和批评的赤裸裸袒露他的思想、信仰和发现的麻木性害怕。“我所曾知道的最惧怕，小心和多疑的性格之一，”惠斯顿，他的后继者如此说。牛顿很著名的与胡克·佛拉姆斯蒂德和利贝内兹之间的冲突和不光彩的争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像所有他这种类型的人一样，他整个地疏远于女性们。他什么也不发表和出版，除非在朋友们的极端压力下。直到他生命的第二阶段，神圣的孤独，通过强烈的内省以一种可能永无匹敌的精神毅力坚持他的研究。

　　我相信在他非同一般地持续的倾力的内省力量中，将发现他思想的线索。可以论证，就像对卡特斯那样，可以认为他是一种成功的实验家。没有什么能比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的机械发明的传说更引人入胜的了，有他的望远镜和视力实验，这些是基本的成功，部分地出于他无可匹敌的全能的技巧，但我确信不是出于他特殊的天赋，特别是在他的同代人当中。他的特殊天赋是持续地在他头脑中持有一个纯粹心智的问题直到它看透它为止的力量。我猜测他早期的卓越归因于他的直觉的力量——一个人曾被赋予的最强大、最坚忍的。任何曾尝试过纯粹科学的或哲学的思想的人，知道一个人如何能在头脑中于刹那间抓住一个问题，并运用它所有的专注力去穿透它，知道它将如何不能解决和逃逸，于是你发现你在勘测的是一个空白。我相信，牛顿能够在他的头脑中抓住一个问题数小时，数天和数周，直到它向他放弃它的秘密。然后作为一个至高的数学技师，他能够将它装扮起来，像你将如何做那些，为了解释的目的，但卓越的不平凡是他的直觉——“在他的推测中如此幸福，”德摩根说，“以至于似乎比他有可能以任何方式证明的知道得要多。”这些证据，如我已说的，为了它们所值得的，以后被装扮起来——它们不是发现的工具。

　　有关于他如何告知哈利他关于行星运动的基本发现之一的故事，“是的，”哈利回答说，“但你如何知道的？你证明过它吗？”牛顿被吓呆了——“啊，我已知道它多年了，”他回答，“如果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将当然为你找到它的一个证据”——如他所言，他及时地完成了。

　　当然，没有疑问，用以装扮《原理》之阐释的特殊的几何形式一点也不相似于牛顿实际得出结论的思想进程。我认为，他的实验总不是发现的一种手段，而总是证明他已经知道的东西的一种手段。

　　我为何称他为魔术师？因为他看待整个宇宙及所有宇宙内的事物如同一个谜，如同一个将纯思考运用于特定证据，特定神秘的线索——上帝将这线索置于世界各处，以允许一类哲学家的财富去获取秘密的通道——能够被解读的秘密。他相信，这些线索将被部分地发现于天空的证据中或元素的构成中（那给出了错误的关于他是一位实验的、自然的哲学家的设想），但也部分地存在于特定的文献和习俗中，这些文献和习俗带着末被打开的铁链被兄弟们传下来，可以追溯到在巴比伦的原初的秘密的启示。他将宇宙视为万能者存放的密码文件——恰如他自己在一个秘密文件中包裹起来的，当他与莱布尼兹通信时，微积分的发现。他相信，通过纯思考，借助于头脑的专注，这个谜底将被揭开。

　　他的确解读了苍穹之谜。他相信，通过他内省想象的同样的力量，他还将解读神性之谜，神灵预先注定的过去与未来事件之谜，元素及它们从一个原始的无差别的第一物质的构成之谜，健康与不朽之谜。对他而言，一切都将被揭示，只要他能够坚持到底，不被自己打断。没有人进入房间，读、复录、检验——一切由他自己进行，为了上帝的缘故没有打岔，没有揭露，没有不一致闯入，也没有批评。当他猛击这些半命令、半禁止的事物时，他带着害怕或退缩，爬回神性的胸怀中去如同进入母亲的怀抱，“独自航穿奇怪的思想之海”，不像查尔斯·莱姆，“一个不相信任何事物除非它像一个三角形的三条边那样清楚的家伙。”

　　他如此继续奋斗了大约25年。1687年，当他45岁时，《原理》出版了。

　　在三一学院这儿，我将对你们报道他如何在你们中间生活，在这些年中关于他的最伟大的成就是在这儿取得的，这是适当的。在17世纪下半叶，在三一街和连接大门和教堂的建筑之间的空地上有一个围墙花园。南墙出了大门的角楼与教堂有一段距离——至少相当于现在人行道的宽度。这样这个花园有了适度的而合理的规模，如在1690年洛根关于学院的版画很好地显示的那样，这是牛顿的花园。他在守门人住处和教堂之间有一套高级住房——我猜想，现在那里被市罗德教授占了。这花园连有一条有扶栏的楼梯，通向木柱撑起的阳台，阳台从建筑区凸伸进花园，在楼梯顶部立着他的望远镜——不要将它混淆于牛顿在世，但离开剑桥后罗格·科茨和牛顿的继任者惠斯顿所用的竖立起来的天文台。我想，这个木建筑物被休厄尔于1856年拆除，代之以布罗德教授卧室的隔间。在花园的教堂一端是一个小的二层建筑，也是木制的，是他的试验室。当他决定准备出版《原理》一书时，他雇佣了一位年轻的男亲戚，汉佛莱·牛顿来做他的抄写员（《原理》的手稿，当它付梓时，很清楚是在汉佛莱手中）。汉佛莱与他呆了5年——从1684到1689年。牛顿死后，他的内侄康迪特为他的回忆录写信给汉佛莱，在我拥有的文献中有汉佛莱的答信。

　　在这强烈的25年的研究中，数学和天文学只是一部分，可能不是他的事业中最有吸引力的。我们有关这些的记录几乎全部局限于当他离开三一学院去伦敦时保存并放在他那个盒子中的文献。

　　让我给出一些简单的关于这些主题的提示。它们是巨大的宏篇巨制——我应该说在他尚存的手稿中有100万字以上。但是，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除了作为对我们最伟大的天才的头脑的吸引人的侧面来说。

　　在对抗过去200年来曾经如此顽强地被创造的另一个牛顿神话时，让我不要夸大其辞。在他的疯狂中有极端的方法。所有他的关于秘密的和神学的事情的未发表的著作，均刻着这样的一些特征：仔细的研究、精确的方法和措辞的极端清醒。如果它们的整个事务和目的不是魔性的，其智慧可以同《原理》相比。它们分几个部分，几乎都是在与他的教学研究相同的25年期间写作的。

　　在很早期的生活中，牛顿就在三一学院抛弃了正统的信仰。这时，索西奴斯教派是知识分子圈中一个重要的教派，可能牛顿受到了这个教派的影响，但我想不是，他更不如说是一位麦孟尼底学派的犹太教一神教者。他到达这一结论，不是站在“如此这般说来”的理性或怀疑的立场上，而是整个地基于古代权威的解释。他被说服认为，显露的文件没有支持三位一体教义，它应该是后来的伪造。

　　但这是一个致命的秘密，牛顿在其整个一生中忍受艰难痛苦隐藏它。这就是他为什么拒绝霍利奥达斯的原因。因此不得不得到特殊分派持有高级成员资格而不能做三一教师。甚至1689年的容忍法也排除了反三位一体主义者。有一些谣传，但不是在当他是三一学院年轻的高级成员的危险时期。从主要之处看，秘密随他死去了，但它在他的大盒子中的很多著作中被显露了。在他死后毕晓普·霍斯利奉命检查这个盒子以希望出版这些著作，他看了盒子中的内容，惊恐地猛然把盒子盖上了。100年后戴维·布鲁斯特再次察看这个盒子，他用小心挑选的摘录和一些严肃的小谎言完全掩盖了痕迹。他最近的传记作者，莫尔先生则较为坦诚一些。在我的判断中，牛顿广泛的反三位一体主义的小册子在他未发表的论文中是最有趣的。我有一个被完成的小册子，除了他更严肃的信仰肯定外，充分表明了牛顿想到了记载的极端不诚实和篡改，对此圣·阿萨内修斯有责任，特别是因为他散布关于阿里亚斯在一个厕所而死的谎言。17世纪后半叶三位一体信徒在英格兰的胜利，不仅像圣·阿萨内修斯的最初凯旋那样完全，而且像它那样辉煌。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洛克是一个唯一教徒，我曾见过论证未尔顿也是。而牛顿在这儿留下了一个污点记录：当惠斯顿，他的继承者，因公开承认牛顿自己曾在过去40多年中暗暗坚持意见而被逐出他的教授职位和大学时，牛顿未说一个字。

　　他对这种异端邪说的持有，加剧了他的沉默，隐秘和性情的内倾。

　　另一大部分涉及启示著作的所有分支，从中他求索去推想宇宙的秘密真相——所罗门神殿的力量，丹尼尔之书，启示录。其中一部分是在他晚年出版的巨大卷册的作品。与之相随的是关于教会历史之类的数百页。

　　通过在最早的著作之中的笔迹的判断，一个大片断联系于炼金术——转化、哲人之石、长生不老药。这些文献的范围和特点一直被秘而不宣，或被几乎所有那些察看过它们的人降至最低限度。1650年左右，在伦敦有一个可观的集团，以出版商库珀为中心，他们在此后的20年中复兴了不仅对15世纪英格兰炼金术的兴趣，而且阐述了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后的炼金术士的兴趣。

　　在剑桥图书馆里有关于早期英国炼金术士的相当大数目的手稿。可能在这所大学内部有某种持续的秘密传统，这种传统在1650到1670年的20年时间里兴起并非常活跃。无论如何，牛顿是一个放纵的耽溺者，他沉溺于此“大约春天六个星期和秋天六个星期”，恰好在他构思《原理》的几年——关于这些他对汉佛莱只字未提。此外，他几乎整个地投身于不是严肃的实验，而是试图解读传统之谜。发现隐义诗的意义，模仿以往世纪创始者的宣称但主要是想象的实验。牛顿在他身后留下了关于这些研究的极为大量的记录，我认为较大的部分是他所作的现存书籍和手稿的阐释和复制本，也有广泛的实验记录。我曾浏览过这方面的很大数量——至少100，000字，可以说，完全不可能整个地否认它是魔术的，毫无意义，毫无科学价值的；也完全不可能不承认，牛顿对其投入了数年的工作。对于某个比我装备更好，更悠闲的研究者来说，弄清楚牛顿与传统以及他的时代的确切关系，有时可能是有趣的，但是无用的。

　　在这些混合的和奇特的研究中——一只脚在中世纪，一只脚为现代科学踩出一条路——牛顿度过了他人生的第一阶段，在三一学院的生活时期，这时他做了所有他真正的工作。现在让我过到第二阶段。

　　《原理》出版后，在他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中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我相信他的朋友们，首先是哈利法克斯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必须从在三一学院沿循的生活中拔出脚来，否则它必定很快会导致精神和健康的衰落。总而言之，出于他自己的动机再加上别人的劝说，他抛弃了他的研究。他从事大学事务，在议会代表大学；他的朋友们忙着试图为他获得一些高贵、有酬的职业——皇家学院院长，宪法院教职，造币厂主计员。

　　牛顿不能做三一学院教师，因为他是唯一教徒。他被拒绝作为皇家学院院长，是出于更无聊的原因，即他不是一个伊顿学派的人。牛顿认为这个拒绝很恶劣，准备了一份提纲，说明他被接受为院长为何不是非法的原因。但是，坏运气抓住了他，牛顿作为院长职务的提名正碰上了这样一个时刻：皇家学院已决定对抗皇家提名权，在这场斗争中学院胜利了。

　　牛顿对这些职位的任何一个都是很有资格的。当他选择去从事事务时他的缺乏资质，一定不是推论自他的内省，他的恍惚，他的隐秘和他的孤独。有很多记录都证明了他非常伟大的能力。例如，读一下当他作为大学在议会的代表，不得不处理1688年革命之后微妙的誓约问题时，他与副首相、科维尔博士的通信，从中就可见一斑了。与佩皮斯和浪兹一起，他成为我们的公务员中最伟大最有成效的公务员之一。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资金投资者，越过了南海泡沫经济，死时是一位富人。他在罕见的程度上几乎拥有每一种智力才能——律师、历史学家，而不仅仅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当他生活的转折点到来，他将他的魔术之书放回盒子时，对他来说这是容易的：将17世纪扔在身后，演变成为传统牛顿的18世纪形象。虽然如此，在他的朋友参与下改变他生活的措施来得太晚了。1689年，他所深深依恋的母亲去世了。大约在他50岁生日即1692年圣诞日，在某个地方，他患了我们现在所称的严重的精神崩溃。忧郁、失眠，对烦扰的恐惧——他给佩皮斯，给洛克无疑也给别人写信，这些信使得他们认为他的神经错乱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失去了“他思想的从前的一致性”。他再也没有投身于旧风尚，也没有做任何新工作。崩溃大概持续了将近两年，并且从它出现时起，轻微的神经衰弱，却仍旧毫无疑问地，作为英国最有力的头脑之一，传统的伊萨克·牛顿爵士。

　　1696年他的朋友们最终成功地将他挖出剑桥，在不止另一个20年中，他作为他的时代——当他的力量逐渐衰弱，他的和蔼可亲逐渐增加时——并且是大概一切时代欧洲最著名的人，在他的同代人看来是如此，统治着伦敦。

　　他与他的外甥女凯瑟琳·巴顿建起了家，她毫无疑问地是他的老朋友和忠诚朋友查尔斯·蒙塔古·哈利法克斯伯爵和财政部长的情妇，当牛顿是三一学院大学生时他曾是牛顿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一般人都认为凯瑟琳是伦敦最灿烂最迷人的女性之一，她的有名一点也不是因为她在斯威夫特的杂志上的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而牛顿，“当他驾着他的马车时，一只胳膊总是在一边伸出马车，另一只胳膊在另一边伸出。在一团雪白的头发下面，是他那淡红色的脸”，“当他的长假发去掉时，是一幅令人肃然起敬的样子”，越来越仁慈而庄严。一个夜晚在三一学院的后厅，牛顿被安妮女王授予爵士荣誉。将近24年，他位居皇家学会主席。他对所有来访的外国知识分子来说，成了伦敦的主要景色之一，他慷慨地款待他们。他喜欢在身边有聪明的年轻人编辑《原理》的新版本——有时仅仅似乎是新版本。

　　魔法已尽忘。他已成为理性时代的智者和君王。正统的伊萨克·牛顿爵士——18世纪的伊萨克爵士，离诞生于17世纪上半叶的孩童魔法如此遥远——被建成了。沃尔塔亚从他的伦敦之旅返回时，关于伊萨克爵士如此报告——“这是他特有的幸福，不仅出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而且出生在一个所有的学究的无礼被逐出世界的时代。理性是独自培育的，人类只能是它的学生，而不是它的敌人。”牛顿，隐瞒他的秘密的异端邪说和学究的迷信，曾是一生的研究！

　　但他从未倾力于、从未恢复“他的头脑的以前的一致性”，“有客人在时他说得极少”，“在他的目光和举止行为中有些其实迟钝的东西。”

　　我猜想他极少察看那个大箱子，在那里边，当他离开剑桥时，他曾装进所有关于曾占据和如此吸引他强烈和热情的精神的证据。

　　但他没有销毁它们。它们保存在那个大箱子里，深深震惊着任何一双18或19世纪探察的眼睛。牛顿的大箱子，带着数以百、数以千言的他的未发表的著作，成为凯瑟琳·巴顿然后是她女儿莱名顿女士的财产。1888年，数学部分被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它们被编了索引，但至今未被编辑。其他的，一个非常大量的数目，被凯瑟琳·巴顿的后代，现在的洛德·莱名顿于1936年在拍卖室分散拍卖了。被这种不恭所妨碍，我逐渐试图重新收集了大约它们的一半，包括几乎整个传记部分，目的是将它们带回剑桥，我希望它们将永不再离去。其余的较大一部分在我的能力所及之外被一个辛迪加攫去了，它希望借最近的三百周年纪念之际，以高价出售它们，大概在美国。

　　当人们沉思这些奇怪的收藏时，似乎较容易理解——以一种，我希望，不在另一个方向被歪曲的理解——这个奇怪的灵魂，他被撒旦怂恿着相信——当他正解答着如此大量的问题时——他能通过纯头脑力量探到上帝和自然的所有秘密——集哥白尼和福斯特斯于一身。


　　






精英的聚会--第三十六章　伯纳德·肖和伊萨克·牛顿






第三十六章　伯纳德·肖和伊萨克·牛顿

　　牛顿的生活分成两个部分，他在这一部分的生活习惯显著不同于另一部分。分界线大约开始于1692年，这时他的年龄是50岁。乔治·伯纳德·肖（G．B．S）在1680年已出版了《在好国王查理的黄金岁月》。通过对众所周知的事实的轻率叛离，他对牛顿的描绘如同他在那一年当然不是的那个样子。但通过对他的天性之可能性的预言性洞察，他提供给我们一幅30年后不会太不合理的画——“在昏国王乔治的黄金（远胜过黄金色的）岁月”。我可以通过说明他的过时的预言性在这儿称赞G．B．S吗？

　　［编者注：乔治·伯纳德·肖，剧作家、社会哲学家，他那个时代的爱尔兰牛虻，在1946年7月26日庆祝他的90岁生日。为表示崇敬，S．温斯顿从肖的一些朋友那里收集了他们对他的赞辞。这些在《乔治·伯纳德·肖：90》的题目下被出版（哈钦森，1946）。在撰稿人中不仅有梅纳德·凯恩斯，还有其他人如吉尔伯特·默里、约翰·梅斯菲尔德、悉尼·韦伯、H.G．伟尔斯、迈克斯·比尔博姆以及约20个相似特色的其他人（莫里斯·多布写了《伯纳德·肖和经济学》）。在温斯顿的建议下，凯恩斯言归正传于肖的戏剧《在好国王查理的黄金岁月》，其中的主角是伊萨克·牛顿、国王查理二世和他的廷臣及随员。该剧写于1939年，当时凯恩斯自己已沉湎于牛顿研究，凯恩斯在投稿中通过愉快地嘲笑伯纳德·肖的非常典型的一般错误和不合适宜来娱乐自己。凯恩斯在1946年4月9日将它寄给温斯顿时写道：

　　“谢谢你给我一个惊奇。关于我承诺的对G．B．S的卷册的投稿，因为我不喜欢被置于外面。我现在寄给你，希望它未迟到。我真诚地道歉，因为它是如此可怜而马虎的东西——但我实在是太忙了，我能腾出身来考虑事务的唯一连贯点的时间是这个周日，我不得不满意于我在这一天内能汇集而写出来的这个东西。”

　　这是，除了官方的记录外，凯恩斯写的最后的东西。他死于4月21日，这个周日之后的第14天。它写于他刚从关于建立银行和基金的塞芬拿会议——这对他证明是如此重大的一个失望——回来之后，在疲劳和笼罩在一列美国火车里发作的严重心脏病的阴影下写成的。〕

　　开始于一个小细节，这场戏的背景是，未交代地，在伊萨克·牛顿某处的一所房子里，显然地，在剑桥镇——牛顿从未有这样一所房子。他在剑桥的所有年头都居住在三一学院，在那些现在仍在那儿可以看到的房间里。但G．B．S准确地谈到“一个铁阳台在外面，有一个铁楼梯通下到花园里”，尽管这些现在都除去了；因为牛顿作为他的花园曾拥有现在建筑物和街道之间的一块草地，他的实验室就在这花园里。30年后牛顿确实拥有如他描述的那样一所房子，是在莱斯特广场旁边的圣马丁街。据记载，他的窗帘和室内装饰物全是深红色，剧作者可能将此记在了脑中。他在剑桥也没有管家和女仆，仅仅有一位老剑桥理床人，也有时是一位年轻人，学院的一位公费生或以后的一位秘书，他们在此借住，并帮他做一些事情。

　　但1680年在这个剑桥居室的牛顿，主要处于他生活的第一时期，那时除几位科学家朋友外知道他姓名的人还不算太多，距《原理》一书出版还有7年的时间。他像隐士一样生活，疯狂地专心于所有的宇宙之谜，一位魔术师，带着深深奇怪的秘密，怀疑的、孤独的，不能与光明世界交往。恰好我们有他一张稍晚一点，1685年的画，来自汉佛莱·牛顿，他在学院里与他住在一起，在《原理》创作的最后阶段作他的抄录员。“那时他的仪态非常温和、庄重和谦恭，表面上从不发怒，思想深沉。他面容温柔、快活、漂亮。”“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如此专注于他的研究以至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时常忘记吃饭，我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的饭末动，当我提醒他吃饭时，他会回答——“我吃了吗？”然后整理好走到桌旁，站着吃一点或多一些——可以说我不曾看到过他自己坐在桌旁……他在2点或3点之前很少会上床睡觉，有时要直到5点或6点，躺上4或5个小时，特别是在春天和秋天，在这些时候，他常常要在试验室里花大约6个星期，无论白天黑夜灯很少熄灭，他熬一个晚上我再熬一个，直到他已完成了他的化学试验，在操作中他是最大限度地仔细、严格、准确。他的目标是什么我不能看透，但在这些时候他的辛苦、他的勤奋使我认为他的目标在于超过人类艺术与勤奋所及的什么东西。我不能说我曾见过他喝白酒、啤酒或麦酒，除非在就餐时，然后就是非常俭苦。他极少去大厅进餐，除非在公共日子里，而且如果他未被提醒的话，他会非常马虎地出去，趿着鞋子，不系长统袜，穿着白披褂，他的头极少梳。

　　汉佛莱的怀疑是对的，正如数以百计页未发表的手稿存下来所证实的，牛顿当时正寻觅哲人之后，长生不老药和基本金属向黄金转化的可变性。他的确是一位魔术师，相信通过将强烈的头脑专注力用在传统密卷和隐藏的书籍上，他将能够发现自然的秘密和未来事件的进程，恰如通过将纯粹的智力游戏运用于几项观察事实，他已经除去了苍穹之谜的面纱一样。当他的工作向前瞻望，并向着现代科学的所有奇迹引路时，他自己的精神穿过中世纪回望到最古老的东方的传统和秘密。G．B．S放到他口中的话是对的——“有如此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物质的转换，长生不老药，光与颜色的魔术，压倒一切的是圣经的隐义。当我集中思想专注于这些时，我发现自己漫游开去，进入到沉思无穷系列数目的闲散的游戏中，并将弧分成不可分的短三角形边。多么愚蠢！多么大的时间浪费，无价的时间！”这些话是对的，尽管难以想象它们曾从那位秘密人士紧密的双唇中发出，他甚至没有向与他生活了5年的汉佛莱提示那实验室中的火可能隐藏的东西。

　　G．B．S允许他戏剧中的角色熟悉直到几十年后才发表的牛顿的著作，那没有害处。但我是否可以，大概公平地抱怨一点？因为它不仅变更了日期（牛顿比剧中晚45年才说出这一思想），而且变更了牛顿为数不多的被记录的思想表达的最著名、最可爱的话：

　　“G．B.S的牛顿：我花费一生来沉思我无知的海洋。我一度吹嘘曾在那无尽海洋的沙滩上捡起过一颗卵石，我本应说是一粒沙子。”

　　“牛顿自己：我不知道我可以向这世界表现什么；但对我自己来讲我似乎仅仅像一个小男孩，在海岸上玩耍，偶尔娱乐自己于发现比普通的更光滑的一颗卵石或更漂亮的一只贝壳，而伟大的真理之海尚未被发现地铺在我面前。”

　　如汉佛莱描述的那样，经过10年或更多的花费于紧张热烈的研究劳动和自我忽视之后，伊萨克·牛顿——已经给这世界带来了《原理》，到达了生命中的更年期，失去了他深深依恋的母亲——陷入了一种神经衰弱，如我们现在描述他的那样，如此强烈以至它助长了一种流行的传言，说他疯了。他错乱而且有病；他失去了他在头脑的集中力（并且再未恢复如初）；他认为他被他的朋友们迫害和欺骗，便给他们写信，带着荒谬和无稽的控告。到这个时候1692年，他已50岁，是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朋友们感到什么都不能恢复他和他的理性，只有将他从三一学院的房间里挖出来，为他寻找某种名誉的、高贵的职业。他们的第一个努力是不成功的，对牛顿的神经的影响是使他厌恶整个计划。国王提名他为剑桥皇家学院院长；但遭到了学院的拒绝，因为他既不是一位伊顿学院派，也不是一位国教牧师；——存在牛顿准备的关于为什么这些重大理由都不有效的长长的简纲。还有一个使他成为宪法院教师的试图。最后，一位三一学院的老朋友，查尔斯·蒙塔古，现在的财政大臣和洛德·哈利法克斯，为他获得了先是造币厂监察员然后是造币厂雇主的职位，有相当可观的收入和适度的职责。

　　牛顿移居伦敦，并在此后的30年在伦敦社会占据着很像G.B．S．在其早20年到30年的背景中为他预料的那个位置。牛顿已进入他人生的第二阶段。魔术之书籍已合上了；他的长简袜拉好了，他的头发也梳好了（尽管他的饮食未变好：凯瑟琳·巴顿过去常说：“他总是让他的午餐呆上2个小时；他的粥、牛奶或鸡蛋，这些热着端给他作为晚饭的东西，他却经常吃凉的作为早餐”）。他参加了波普和斯威夫特的圈子，被一个人称颂而被另一个人讽刺；他，皇家学会的主席，对伏尔泰和所有来自大陆的拜访者而言的伦敦风景之一，科学家与学术的高贵的年高德劭者和赞助者，英国与世界的被公认的光荣。在一个场合，的确，他去了剧场，但仅有一次，——“有太多的好东西。”他后来说，“它像一顿过量的午餐。第一场我快乐地听；第二场使我的忍耐到最大限度；第三场，我跑掉了。”

　　他从乡村来的一位年轻的外甥女，凯瑟琳·巴顿，年仅17岁，为他理家。凯瑟琳被证明是伦敦社交界最聪慧最漂亮的女孩之一。斯威夫特喜欢与她单独用餐，在给斯特拉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爱她胜过这儿的任何人。”她成为哈利法克斯的伙伴以及某些传闻所说的情妇。她照料牛顿的生活起居刚好30年。牛顿死得富而著名——像莎士比亚、达尔文和肖伯纳。

　　我希望G．B．S能够填充他的疏漏，将凯瑟琳·巴顿和查尔斯·蒙塔古带进剧中。牛顿在圣马丁大街的房子和图书馆（经过长期荒废的流浪之后，今年他的书籍又重新回到了三一学院），非常接近现在麦克未伦先生的庄严房产，带着深红色的室内装饰和窗帘，以及有凯瑟琳·巴顿为他理家，可能正好是G．B.S在上一个世纪给予他的拜访者和对话的场景。但剧作家们有他们公正的特权。将1710年的牛顿向回移动30年，要比假装查理二世及其女士们在乔治一世统治下硬朗有力较容易些。G．B.S毫不迟疑地宣称，确实在吹嘘：“自莎士比亚使特洛伊的赫克托引用亚里斯多德以来，舞台上未犯过更使人惊愕的时代错误”比他在他的这部戏中，尽管他头脑中的特殊例子（使牛顿明白了水星的近日点有问题）是，就我想来，他在这个安排中所犯错误是最小的。“同时我承认，”肖总结说，“我剧中的牛顿是一位舞台天文学家：那不是一个时代而是所有时代的天文学家。牛顿作为一个人是不凡之人中最奇怪的；我有章节和诗句说明所有他的矛盾。”那的确是真的，我只需通过说牛顿比他在这儿显示得还远远奇怪来证实它。当牛顿离开剑桥并合上魔法之书时，他将他的大量的手稿装在一个大箱子里。在他死后，凯瑟琳·巴顿的丈夫添上了他能搜集的关于这位神童和天才魔术师生命第一阶段的所有故事和回忆录。它们躺在那儿，直到几天前拍卖人的木槌将它们分散开给了不同的买主。其内容的某些部分是很著名的，但这些资料从未像它从大箱子里出来那样被作为直接的连续的故事而发表。那儿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是“最奇怪的”——远远最奇怪——“在不凡人之中”，几乎从他作为遗腹子出生开始。

　　我希望不错过这册献礼之书，但仍然被这个世界令人困惑的太多的事物占有、剥夺了头脑的闲暇——我只有匆匆写下这几行不太够的文字。它们对于我对乔治·伯纳德·肖抱有的爱与尊敬来说太不公平了，太轻了。

　　　　　　　　　　　　　　　　　　　　　　　　　　1946年4月7日。


　　






精英的聚会--第三十七章　爱因斯坦






第三十七章　爱因斯坦

　　沃兹沃思，未见过牛顿，为牛顿的雕像写道：

　　一个头脑的大理石表征，永远；

　　航行在奇怪的思想之海，独自。

　　我，一个曾见过爱因斯坦的人，不得不明显地记录——大概真正不同的——某些东西：他是一个“淘气的男孩”，一个淘气的犹太男孩，当世界“踢”他屁股的时候伸着长鼻子；可爱的顽童，带着纯洁的傻笑。很显然，不夸张地说，他的屁股已被踢了多次了，他预料到了它，他发现它与真和独立是相宜的，甚至几乎是独立的象征，它并没有使他沮丧。

　　那是我在柏林大学所做的一次演讲，他去了，接着是一个官方宴会，他也去了。看来在柏林，他们不把他当作明星对待，他是我未被对其作个人介绍的为数不多的客人之一——我不得不自己寻觅出他来，他坐在桌旁下手倒数第二个位置，我不太幸运地坐在教区长夫人和部长夫人之间。我第一眼没有认出他。看到一位奇怪的暗色生物带着好看的圆脑袋怯生生地进了房间，我戏谑地对我的邻座说——这儿来了M．布赖恩特！但当得到回答——那是爱因斯坦，我移得近一些看到真正的相似者是查利·查普林。带着莎士比亚式前额的查利·查普林是爱因斯坦的最好描写。查利的神情和顽皮的斜视恰好是同样的。他是那种犹太人——极少将它的头高出水的那种，甜甜的温柔的小淘气，不曾将不朽升华成复利。

　　他谈到我的讲座——看来理解英语但不说英语。我问他是否同意我的最后一段，在那儿我暗示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的同情。“是的，”他回答，“在我心中是红色的，但我的头脑不适从。”

　　午宴上我只能在远处观察他。在德国宴会上，在每一道菜中间都来一次讲话，其间侍者退出、门关紧。正当第二次讲话进行时，爱因斯坦想起了一个主意，如莉迪亚所说的，使一点水洒出，然后露齿而笑站起来移向门边，再一次难以言喻地使人联想到一个逃课的男孩。但发现门从外面关上了，他不得不腼腆不安地重新回到他的座位，带着更深更局促的露齿而笑，他被周围的老德国人的目光踢了屁股，由于他困窘，外行甚至有点无耻的举止，却不难为情，不悔悟，不畏惧。爱因斯坦独自航行着，他的神情是一个头脑的表征——即使用沃兹沃思的语言给出一个完整的描绘也将是很困难的。

　　宴会后，我不得不同老经济学家们谈话，但我在他离去之前从他那里得到了对我讲话的一种共鸣的样子和一点赞扬。我的确曾对他有点淡然处之。

　　他是我在全柏林看到的最好的、并且唯一天才的人，可能除了老富尔斯特伯格，这位莉迪亚如此喜欢的银行家，和卡特·辛格，来自汉堡的不可思议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位犹太人；富尔斯特伯格和辛格也是。如果我生活在那儿，我感到我可能转向反问米特族，因为这位可怜的普鲁士人太迟钝，双腿沉重为另一种犹太人，那些不是顽童却是服务的魔鬼，有小角、干草叉和油乎乎的尾巴。看到一个文明如此被它的拥有所有的金钱、力量和头脑不纯洁的犹太人牵着鼻子走，是不惬意的。我宁可为率直的主妇们投票。其结果是在德国政坛上，左和右并不太意味着我们认为它们所意味的。右派是民族主义者、反问族者、反道斯方案。左派则是盘旋、转向、躺下，与国际金融、红色苏联和任何东西调和。右派只是资本主义者，因为它是保守派。无疑在实际中与右派的牛和猪们为伍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得不与蝗虫一块飞翔。但我不敢确信，我将不会宁愿与劳合·乔治混合，与德国的政治犹太人相比。


　　






精英的聚会--第六篇　两篇回忆录






第六篇　两篇回忆录

《两篇回忆录》序

　　这儿印出的两篇回忆录是凯恩斯勋爵晚年所写读给一小群老的和亲密的朋友的，我是其中之一。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一年聚会两三次，在一个餐馆进餐，饭后通过听我们一伙中不同成员大声读一篇、更经常是两篇回忆录，来唤起我们对昔日生活的回忆。

　　此后的年月中，这种聚会经常地在凯恩斯勋爵的宅第里举行——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一个夏夜在蒂尔顿会面。非常经常地我们在戈登街第46号会面。

　　莉迪亚总是欢迎我们，引我们上楼到一个大房间，这房间是凯恩斯通过将46号和47号起居室打通为一而建设的。梅纳德常斜倚着躺在长沙发上以休息他的心脏，一盏读书灯在他旁边，他的头在阴影里，有时用他自己关于正在读的人谈到的事件或人物的记忆加进去。

　　这些回忆录的第一篇无需强调——其主题是具有巨大的历史重要性的。它提供了对停战信号发出后，继续在1919年对德国实行食品封锁达数月之久负有责任的人们的性格与生活的极其清晰的分析。在当时最优秀的评论家看来，那种政策在政治上看来是不明智的；他们的观点被这一事实所证实：封锁的持续被希特勒最有效地利用了，对于他通过宣传——对抗和约以及和约制定者们的宣传——加强他的地位是最有利的。

　　两篇回忆录都保持原貌印在这儿，带着它们被读向的小圈子里的人们能迅速领会的隐义和个人的诙谐。我没有全部予以注释，但我添上了那些名字的清单，因为它们未被完整地提到；以免误解或费解。但请这本书的读者记住，那是他的特权。这是仅为那些人的耳朵而写的：对他们而言，作者能毫无保留地说，他们永远不会弄错他的意思。许多人觉得，真实与智慧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优点，它们只有戴着得体的面纱，才应出现在公共场合。这儿没有面纱，但那时这些回忆录并非为发表而写，现在它们被发表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它们丰富的趣味或因为文字上的优点——尽管它们，我想，处在凯恩斯勋爵写过的东西中最佳者之列；它们被他的遗嘱执行人所发表，以满足他遗嘱中的一个明确愿望：这些文章，这些他未发表的单独的著作，应予以印行。

　　　　　　　　　　　　　　　　　　　　　　　戴维·加尼特


　　






精英的聚会--第三十八章　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位被击败的敌人






第三十八章　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位被击败的敌人

　　在伦敦，与和平会议相联系的官员中，没有任何人知道会议何时开始。这符合首相的一贯方法。必须有足够的官员无所事事，以备他万一需要他们；但是，会议的真正事务将由他本人和其他两位（或者可能三位）亲信来处理。官员们对进行着的事情了解越少，他的双手就越自由。于是，在某个特定日子──事先不予宣布──首相会动身前往巴黎；但会议进程将以巨头们之间的非正式会谈为开端，官员们何时被需要，他们最终或当时将干什么，是非常不确定的。

　　这就把他们置于最尬尴的困境之中。早些启程前往伦敦，可能意味着：当他们抵达那里时，会无事可干；而在伦敦他们的办公室中，却有一大堆事务等着完成。另一方面，那些已经努力被选入会议工作人员之中的人，已使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很重要，没有他们，会议是根本无法开始的。此外，与其他人和工作相联系，每个人的位置很不确定，所以存在极大的风险：在现场的那些人有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上车”。最后，麦基斯蒂克饭店被认为无与伦比地壮丽，最后到达的人可能不幸失去入住机会。

　　面临这些问题，我决定采取折衷做法，把我的秘书杰佛里·佛赖伊送上旅途，去抢占房间；不过，对这个任务他没能显示出强大的胜任能力。我也把我的主要顾问达德利·沃德送上了旅途，去探知气氛、汇报小道信息、保护财政部的特权、并及时迅速地打电报以防患于未然。对所有这些任务，据我所知，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19年1月，上旬，当我终于到达巴黎时，情况正像我预料的那样，还没人知道会议正在讨论什么、或者它是否已经开始了。但那麦基斯蒂克饭店的特殊气氛和预演已形成和确立，打字员们在休息室喝着茶；餐厅服务员已使自己与餐馆服务员区别开来；从苏格兰大院来的安全官员焚烧着法国清洁女工觉得没用的废纸；那种可怕地方的发烧的、持久的和讨厌的闲谈客，已经充分发展出卑微、愤世嫉俗、藐视一切和惹人厌烦的兴奋的特殊味道，那种味道是永远不会淡化的。

　　不过，我抵达以后也发现，达德利己打听到一件事情；虽然它与会议无关，却有些意思和重要性。1918年11月11日，当一项停战协定已与德国订立时，它仅曾被视为海军和陆军当局的事，没有非军方权威人物出面或被商及。这类可能需要与敌人在陆地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将是陆军的事情；那就是说，将由福什、并且仅仅由福什来处理它，而没有其他协约国的任何军事代表相陪伴。英国海军在海上同样拥有的那些无可非议的特权，由海军上将布朗宁代表，那人是一头最乖戾与无知的海豹——有一只真正的大爪子而非手，具备极强的航海传统；他的头脑中没有什么主意，有的只是对一个屈辱的失败之敌的灭绝和进一步的羞辱。当这些安排初次达成时，设想的可能是停战将只持续几星期，下列问题却被忘记了：封锁的持续，对敌方国土的占领，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必将导致无穷的金融和经济问题，而这正是非军事部门的事情。法国人迅速抓住了形势中可能的机会。

　　那时，达德利·沃德所发现的是，在福什所管辖的整个事务进程的掩盖下，法国人已经任命了一位财政代表；他未与其他协约国协商，正在同德国人进行直接的财政谈判——就在海军上将布朗宁的鼻子和瞎眼睛底下。谈判的事项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一向非常怀疑、生怕自已被晾在后面的美国人，首先发现了这件事。沃德就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这个消息。因此，美国财政部代表诺曼·戴维斯与我商定：如果我们于一两天后登上马歇尔的列车前往特里尔——他将在那儿会见埃茨贝格尔和其他德国人，以讨论或指示目前事务——这会是极为有趣和可能有益的。我向洛德·哈德格发了一个通知，并给财政大臣发了电报，书情就这样安排好了。时间一到，我们就踏上了马歇尔的列车。显然，这令他感到讨厌，但他对我们无可奈何。

　　我不记得曾见过关于马歇尔·福什的详细报道。他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但在空洞的外表之外，对他的普遍想象是怎样的呢？这位马歇尔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他粗壮的妻子在生活方式上，是一对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夫妇——这些，人们已听过多次，它是很有趣的。在印沃雷兹和特里尔，我形成了关于他的下述概念：

　　福什属于一种法国小农的类型，相当矮，是明显无疑的罗圈腿；他的小胡子蓄得很糟糕，他总是用力扯它；在印沃雷兹他的办公室里，吸着烟斗；在听令他厌烦的平民讲话时，他有个非常典型的怪癖：大概通过舌头对着假牙的运动而使下唇耷拉下来，并使它在风中轻轻摆动。他早早起床、早早吃饭并早早休息。他无自我意识，也不自高自大。他具有一种权威风度。这些品质，赋予他一种仪容和一种相当可观的尊严。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你不会注意到他。但当你被告知那就是伟大的马歇尔时，你也不会完全失望。我怀疑他是否太雄心勃勃。

　　在严格意义上说，根据他狭隘的思想看，他是一位军国主义者。他相信，在军方事务和民方事务之间，存在绝对的、清楚的区别。前者自有其重要性，平民对此管闲事是不可容忍的。关于民方与民方事务，他是完全无知并声称如此。他以一种礼貌的蔑视来看待它。正如牧师们和耶稣会会员们有其特定事务、他们公正地厌恶门外汉们的干涉一样，军方事务也应被免予干涉。

　　我可以肯定，福什的思想和性格属于极为简单的那种——属于一种近乎中世纪式的简单。他是诚实的，无畏而不懈。但人类事务的十分之九，被他从视野中抹掉了，他的头脑不能容许对它们有所注意。因而，在适宜的环境中，就像其他那些狭隘与自以为是的头脑加上虽有力的简单个性的人们已显示的那样，他有能力对人类福利构成危险。但是，你千万不要因此而高估他的重要性。尽管他是个真正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小农。

　　我丝毫不了解，马歇尔是否亲自写他的报告。但他通过口头语言的自我表达能力是孱弱的。在委员会中，他倾向于默默地坐着，长时间面无表情，直到被问及他的意见；他整天都以这种态度，毫不妥协、不可说服地表达他的意见。有时，魏格德将军，侍从他的精灵，会基于马歇尔的利益而发言。这位马歇尔毫无辩论艺术，也毫无劝说艺术。除非在他能通过军事权威赢得一天时，作为主席他是不胜任的。因此，对于如何应付外国政府文职代表们的一次会议，他几乎没什么概念；不过，在总的方面，他保持着好脾气。我见到福什的第一次场合，是在一片普遍的人声嘈杂中，他无力地摇响一个小铃；但对于文官们的无序，他似乎更多地感到轻视，而不是恼怒或惊讶。

　　在和会期间，特里尔之旅是我唯一打桥牌较多的时期。在火车上碰巧有四个人：诺曼·戴维斯，这位美国人，谢尔登，同食品界有关的另一位美国人，约翰·比尔爵士，米德兰铁路律师和食品部长官，以及我本人。在整个旅途中，在特里尔三天的羁留中，我们几乎夜以继日地打桥牌，除了我们真正同德国人开会时。

　　你们都知道，特里不是在德国。对我们全体人来说，踏上德国的土地。似乎是1919年1月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冒险。我们想知道，街道看起来会如何，儿童们是否饿得肋骨突出似乎要穿透衣服．以及商店里能有什么。达德利·沃德迅疾如电地穿行在街道上，收集银行零票、纸制币和其他纪念物。但是，我们对待里尔所见甚少，因为火车是我们的住处，我们很少离开车站。一个景象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这个城镇处于美国占领区，掌握在美国陆军手中。美国代表们据此请求，能否为他们征用合适的房间。他们对其优越的地位相当骄傲，并邀请我去作客居住。这样，我们就被一位美军中尉带着，去察看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两处地方。我们进入的第一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家里空荡荡的，但干净得一尘不染。面容悲伤但有礼貌，这家的女主人和他的丈夫带着这些外国征服者四处参观。对整个这件事，我感到很羞耻。我们彼此大声讲着话，询问洗澡间，察看床垫，最后宣布它总体上还过得去，并拿到了弹簧锁钥匙。我认为，我们的确力图做到有礼貌和体谅他们的感情。这位美军军官的举止，是无可挑剔的。但来自华尔街的绅士们没有为这种偶然场合受过训练，对这些美国人而言，这种情形实质上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在豪华的火车里确实要舒服得多，但我们应尽情享受作为战胜者的权力——出于我们暂时的、微小的便利，而将意志强加于这些可怜的人。我们文官为自己获取的，正是这样一种类似的兴奋之感。那时我第一次生动真切地意识到：一支胜利之师中最微贱的人，也一定感觉到了这种兴奋——当他们将自己安扎在被打败的外国国土上时。真的，我们正在施以残暴，而且那就是如此惬意的东西。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都悟到了：深夜离开我们的火车，步行穿过泥泞的街道，仅仅为了获得睡到我们掠夺的草垫上这种利益，将是一大自扰。我们再也没有拜访我们的住处。仅仅在我们将离开特里尔时，我才发现我还拿着那位好女士的钥匙。

　　这期间德国人会见了我们。我们的火车大约是在早餐时间抵达的。他们从柏林来，到得稍晚一些。埃茨贝格尔，穿一件皮外套，胖而讨人厌，走下站台到了马歇尔的会议厅。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将军和一位海军中级军官，后者脖子上挂着铁十字架，在脸型和身材上，同《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猪极为相似。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奇迹般地符合关于匈奴人的流行的概念。实际上，那个民族的外观容貌与他们截然相反。将这些德国人同那位愚蠢、冷漠的军国主义者，我们的海军上将布朗宁作个对比吧！

　　我们像观光者一样观察着他们。他们的步伐呆板、不安，似乎是一幅照片或一部电影中的人们在抬脚前行。透过车厢的窗子可以看见，这位马歇尔用力拽着他可笑的小胡子，放下了他的烟斗。

　　过了一会，我们被叫回到车厢，因为那些德国金融家被宣布抵达了。铁路车厢很小，而我们和他们都人数众多，我们将做何表示呢？应该握手吗？我们在这个车厢的一端挤在一起，一张小桥牌桌横在我们和敌人之间。他们拥挤着进入车厢，机械地鞠躬。我们也机械地鞠躬，因为我们中一些人以前从未鞠过躬。我们紧张地做出动作似乎要握手，然而没有握。我以一种故意装出的愉快声调问他们，他们是否都讲英语。

　　在早期那些日子里，他们是悲哀的一群；他们的脸绷着显得很沮丧，眼睛疲惫地凝视着，像在证券交易所中被拍卖的人一样。不过从他们中间，一个身材很小的人走上前，来到中间位置；此人极为洁净利落，穿着优雅而整齐，戴着一个显得比一般领子更干净、更洁白的高硬领；他的圆脑袋上覆盖着灰色头发，头发剪得犹如密织地毯，他的头发边缘将他的脸和前额嵌上了一条非常鲜明、极为高贵的曲线；他眼睛闪着光盯着我们，里面存有不同寻常的悲伤，宛如处于绝境的一头诚实的困兽。这就是他，在继之而来的数月中，我将对他产生一种旷世之奇的亲密感，拥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经验片断——他就是梅尔基奥尔博士。

　　在第一部分结尾，梅尔基奥尔博士已进入了特里尔的火车车厢。大概，我最好先解释一下我们会议的议题。

　　1918年11月的停战，是专门为封锁的持续而安排的，但是补充以“协约国对德国供给的考虑达于将被视为必要的程度”。1918年12月的停战协定附件，是由法国和比利时的金融代表达成的——英国和美国不了解—一禁止德国动用她在海外的任何黄金、外国证券或其他流动资产，理由是它们是一种抵押，协约国可凭以服务于赔款之目的。革命之后两星期，在运气和活力的最衰微的时刻，德国人同意了这一条款。你们或许感到惊讶，这样一个条款竟能加到最初的停战条件上去。但是，最初的三个停战协定均规定一个月的有效期；法国人认为，在它每次更新的时候，我们都有权从我们的角度添上任何新条件，尽管这些新条件在最初的协定中被遗忘了，现在却会对我们有好处；并在这种威胁下坚持要德国人接受：推迟停战，以及德国的重新入侵。

　　随后，封锁持续下去，德国凭以从邻近中立国购买食品的剩余金融资源被冻结了。她无法购买任何食品，这样一个时期已迫在眉睫：她自己收获的果实逐渐耗竭，已经挫败她的饥荒继续延长下去，直至她的生命力消失，她的政府垮台，希望之柱被摧毁。

　　在胡佛先生的影响下，美同人──部分地作为人道主义者，部分地预想到其后果——认为这个政策是错误的；而且在12月间，伦敦正进行着争论。我几乎不知道，我们英国人为什么决定促进它的持续。我将之部分地归因于雷丁阁下的优柔寡断，在我们一方是他管这件事；因为那时他正日夜密谋成为赴巴黎代表团的一员，害怕在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上持太鲜明的态度。我忆及跟他一块在白厅花园的战时内阁他的房间里，他一连几分钟剔着左手拇指的指甲，处于观望时机以待形势的疑虑之苦中；他的高顶丝帽是完美无瑕的，他整个脸庞、整个人显得那么轮廓鲜明、光润整洁，从如此多的角度反射着细微的光芒，以致人们盼望把他当作一枚别针卡在领带上；别针上套看别针，直到人们几乎分不清哪个是公爵、哪个是饰品；可怜的公爵！

　　但在更深层次上，我将之归因于官僚政治的固有原因。到那时，封锁已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工具。它花了4年才创生，是白厅最优异的成绩；它已在英国人心中的最微妙处，唤起了他们的特性。它的创始者已开始变得为它自身的缘故而喜爱它；如果它走向终结，它所包含的一些最新进展将被浪费掉；它非常复杂，一个庞大的组织已建立起了既得利益。因而，专家们报告说，它是将我们的和平条件强加于德国的一个工具，一旦暂缓不决，我们的条件就几乎不可能再被强加了。

　　因此，当我们抵达巴黎时，这个问题对我而言仿佛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作为最高经济会议的英国财政代表，这个位置使我有机会对该问题感兴趣。显然，和谈可能要持续几个月，在此期间，寻找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某种途径，必定是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如果德国政府机构瓦解，那么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旗帜下的混乱将席卷莱茵彼侧的欧洲余部，这对任何人都无任何好处。这个方案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罗伯特阁下公开地持同样的意见，首相心中也是如此；只有法国人反对它。

　　博奕开端于1919年1月12日的经济会议，并在次日的战争会议上继续进行。威尔逊总统——那时他的精神尚未混乱——以高尚而华美的措辞作详细发言。“只要饥饿持续吞噬德国，”他说，“政府的基础将继续瓦解……”。他信任法国财政部——我引用他的话——“将撤回他们的异议，因为我们正面临布尔什维主义的重大问题和瓦解的力量，它们正威胁着社会。”M·克洛茨有点屈服地回答说，他将乐于满足总统的愿望。可它不全是食品供给问题。它也是一个正义问题。将它作为一件有关正义的事务，他问道，为什么德国应优先为食品付款，而不是优先还清作为其所犯罪行造成损害之补偿的债务？那一天的胜利，实质上归于克洛茨，因为尽管他不得不原则上同意德国可以为食品付款，但他在关于她应当如何付款的问题上持保留态度。

　　我已经说过，总统用了高尚的措辞讲话；然而人们的动机是各色各样的。胡佛先生坐在他旁边，此人作为美国食品事务的负责人，已向美国农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猪争取较高的底价；这个承诺已经过分刺激了那个大陆上的母猪们；猪价正在下降。下面，是那天晚上我从巴黎寄给财政大臣的一份报告的摘录：

　　“至于熏肉，美国人已建议我们卸下准备运往德国的低级熏肉的巨额储备，而代之以来自美国的更新鲜的储备。它将更易于销售。……形势是明朗的。对中立国，脂肪的封锁正在解除，德国将大规模地收到脂肪供给。布尔什维主义将被挫败，新纪元将开始。在最高战争会议上，威尔逊总统在关于即刻实施这些政策方面作了很雄辩的发言。……这时胡佛先生正睡在这样一种梦魇中：猪群从他的被褥上漂游而过；他坦率地承认，必须不惜任何危险，驱散这种梦魇。”

　　这就是我在特里尔的原因。我们努力去挫败法国的计划，根据他们的计划，在停战期间将只有军方要人与德国人会谈；我们要在那儿为向德国供给食品作出初步安排，并同德国文职代表们讨论他们可能的支付方式。

　　在我们返回特里尔车站的列车车厢之前，我必须较详细地向你们解释一下两个较为复杂的困难情况，因为它们对于我的情节此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为食品和财政之事来到了特里尔，但是手头上还有另一件事务。最初的停战协定遗漏了非常多的事情，继起的欲望将会把它们提上议程。在这些事情中，德国商船队就是一个。协约国费尽心机想将这些船列入和约，但同时却没有获取它们的有关条款。然而，吨位供应非常紧缺，德国船只可能应该是有用的。于是就设想，使它们的立即让渡成为第二次停战协定的条件之一。你们会记得，正是这第二次重订，由如今在特里尔的福什负责谈判。可这件事并不像它听起来那么简单。当然，德国人会全力以赴抵抗他们船只的让渡之事；然而，既然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将在多大程度上忍受对德国的侵犯－简单地基于德国拒绝做某件她放下武器时未承诺也未写入条约的事情——是有疑问的，那么说他们的拒绝将威胁到停战的中止，就不免含有可观的诈骗成分；此外，那时，如现在一样，德国军队没有被真正遣散和解除武装，因此侵犯将不得不使用武力，这将延宕我们自己军队的复员、使政治家们变得不受欢迎。

　　海军总司令部——曾被要求报告英国海军简单地突袭德国码头，海盗般地劫取德国船只的可能性——回答说，这将是一项尴尬的努力。

　　这样就存在着外交余地。我们的外交计划的中心观点，是将船只的放弃与食品的供给联系起来。既然无论德国放弃船只与否，向德国供给食品都对我们有利，那么这个计划也涉及一种虚张声势的成分。不过在世人面前，可以使它以更好看的面孔出现；因为我们能够很真诚地——像事实上我们做的那样——指出：如果德国不把她的船只交由我们处置，我们将难以找到足够的船只向她供给食品。通过她的潜艇，德国已将运输能力减少到使整个欧洲面临饥饿危险的水平上；如果她自己想被供给食品，唯一合理的做法是，她应将储存在她的港口中的船只借给我们，向她、也向她的邻国运送食品。所以，船只换食品是一笔合理交易。这个诈骗也远不那么危险，因为德国对食品的需要，大概比我们对船只的需要更紧迫。

　　还有另外一个复杂的困难情况——一种心理方面的──使迷茫的、屈服的、神经崩溃的、甚至饥饿的德国代表理解这一计划的实质所在。在后面你们将听到，为了使他们顿悟，最终需要采用什么冒失方法。在他们的思想中，有两个支配性观点。第一个是，在和平谈判中，这些船只可能是他们最好的交易筹码，除非为了一种完全确定的等价物，它们绝不能被提前交付。第二个是，他们可能合理地希望，不用自己的资源、而是通过得自美国的一笔贷款来为他们的第一批食品付款。因为那时候，他们很真诚地相信总统仁慈的意图和他的国人的人道主义动机。但是，这两个主意其实都不好。这是由于，我们已铁了心，无论如何要得到这些船只作为潜艇造成的损失的弥补，他们最终的交换价值倒是微不足道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反德情绪已上升到最高点，以致一笔对德贷款（它必须经过国会投票）的政治可能性绝对地等于零。心思全扑在这两个想法上，就妨碍了德国人看清真实形势：英国和美国是真心盼望并力图为向德国供给食品提供便利；由于我们不得不同法国玩游戏，这就使我们不能太公开地这样说、或者做出绝对承诺。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我们无法借钱给他们，但愿意允许他们为购买食品而动用他们的海外资产——如果不动用的话，这些海外资产肯定会在稍晚一些时候被抵作赔款。他们德国人如果力图保有这些船只和黄金，那就会一无所获，这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机它们将被允许用来换食品，但根据条约，它们是将被抵作赔款的。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是虚虚实实的，但他们这些德国聪明人辨别不出实在何处、虚在何处。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相当地高估了那时他们进口食品的紧迫性。如今我似乎觉得，那时候他们其实有我们预料之外的更多锦囊妙计。在以后三个月的谈判中，一个奇怪的特点是：根据所知所见来判断，英国关于德国食品供给的焦虑，从其与时间相联系的急迫性来看，决定性地比德国人自己的焦虑更为强烈。在我自己的思想中，从未很清楚地弄明白：这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人秘而不宣的储备；多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对供给食品所需时日之长——从海外购买小麦的谈判之日到小麦实际运入德国之日──的低估，对此我们是非常了解的；多大程度上归因于那时占据德国头头们头脑的对大计划之破产的不负责任、缺乏先见和缺乏任何计划。

　　我们机械地鞠躬，然后很拥挤地面对面坐在列车车厢一端，中间有一张可折叠的桥牌桌。我们是九个人，他们是六个人。大家赞同讲英语，这有排拒法国人的优点。因此，这位C——伯爵变得不悦，把一根长手指搭在长鼻子上，不合时宜地说道：“为了我本人，我抗议”，“为了我本人，我不能依从”。这个傻瓜！我怀疑他有什么毛病了。我不认为曾对任何人合计起来如此粗鲁过。我初次遇见他，是在罗亚尔咖啡店的午餐会上。当时，他和我正做西班牙证券交易所的工作，我们相处的还不错。他是一位“有教养”的基督徒，在和平时期，凭稍稍有些可疑的财务，勉强维持着一小块不动产。但是后来，他变为福什在法国财政部的侦探，以受过训练的耶稣会会员那种惬意、狡诈、半瞎闯的风格玩着他的游戏。有一次，我跟他在巴黎他的小公寓房里吃饭。那是一个小型宴会。三名受雇的侍者穿着洁净无瑕的衬衣，戴着干净的白棉手套，很是不同凡响；每一道菜都伴有一新杯新酒；丰盛精美的食品不知是何处所做，但每一盘以及每一盘的调料都因袭地做成土豆的各种形状，这一切恰像我某次在伊利斯参加的正式午餐的复制品。就我是一位单身汉的话题，那位夫人和我诙谐而谈，交换着妙语。克罗斯比先生——由一位法国母亲生于路易斯安那，作为唯一会说法语的美国人而获得了至尊之荣──以彻底的流利性喋喋而谈，讲述内战后在他儿童时代南方所遭受的贫困。那个房间刻板的不雅和狭窄的不适──我虽然难以描述，但仍然能感受到——使一种法国式的贪婪的贫乏深深压迫着我。

　　梅尔基奥尔博士是他们的发言人，讲着生动的、有说服力的、近乎流利的英语。在其他人中，现在我只想起了两位——考夫曼博士，德国国家银行的代表，年龄较长，精神颓丧，双眼透出渴望和紧张，典型的中产阶级，似乎有点像一把陈旧的破伞；他一开始就没抓住会议的议题，也再未恢复到议题上来，不过他对梅尔基奥尔所讲的任何内容都急切地予以肯定。另一位是外事局的代表，属于那种特种部队学院的类型，狡猾而相当快活，例着嘴舒畅而笑，急切地捕捉着我们这些人的目光。梅尔基奥尔以一种使人对之产生真诚印象的方式，从容、谨慎而不停顿地讲话。我后来知道，就是这位犹太人，并且只有他，确立了失败者的尊严。

　　这第一次会议几乎未产生什么实质性东西。在对付法国人的企图方面，我们浪费了一些时间。他们以免遭布尔什维主义威胁、使之更安全一些为借口，主张将存放在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转移到占领区。对我来说，不难执行伯纳·劳先生的指示，即不鼓励这个方案。梅尔基奥尔徒劳地为获得贷款作辩解，为此他机敏地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我专注于我的职责，冷淡、明确地发言，力图使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将这种念头逐出他们的脑袋．因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坚持的话，那就会浪费掉珍贵的时间。在船只换食品方案方面，我们几乎毫无进展，因为对德国人而言这种设想是新的，他们没有来自魏玛的指示，并且他们的船运代表尚未到达特里尔。不过，我们的确达成了一项有益的临时性协议，通过这项协议，他们立即以黄金和外币形式向我们支付约500百万英镑的款项，用以交换一项即刻供应的食用油和炼乳。对他们的食品供给已在一个小的规模上开始了，专门负责食品供给的组织机构正在建立。我起草了计划，尽可能在细节上做到严格地公平。我认为，他们是高兴的；感觉到气氛并非完全不友好；开始认为（从食品供给正被考虑来看，的确不是被欺骗）存在着一种被公平对待的机会。

　　下午，船运代表们抵达了，既是官方代表也是支配性的德国航运公司代表。这是因为，他们刚从电报中得知：他们的海船的让渡，将是停战协定更新的一项条件。这个会议没我的事。我是出于好奇参加了它。相对于那节列车车厢，汉堡的大船东们人数太多了；因此，会议被定于特里尔火车站外面的一个酒吧中举行。我们，这些协约国代表，在接待室集合。他们，这些战败者，没有他们的地方，只好凑合着聚集在酒吧中；不过，这个酒吧还在继续营业，特里尔的职员们进进出出。主席职位由B——先生占了，他是一位自命不凡和近乎低能的美国人，曾因不费代价地从发明者那儿购买对现代洗衣机而言很基本的一种小设计而发了财。德国人被叫到了会客室。他们的主要代表已经在发言了，法国年轻译员开始翻译道“诸位……”，这时这位德国人用英语急促地喊道“‘诸位’！如果你愿意的话，说‘先生们’！”这些奄奄一息的海上霸主，就这样为他们的命运而致礼。

　　回到巴黎时，我感到极不舒服，两天后，就躺在床上休养了。高烧接踵而至，比切姆博士宣布说，在特里尔火车站的不洁环境中，某种有毒细菌已感染了我。我躺在麦基斯蒂克饭店我的套房里，几乎要发狂；在黑暗中，新奇的艺术壁纸图案的幻象如此使我敏感地感到苦恼，我不得不打开灯，通过觉察到真实的壁纸图案，而从其幻象的可怕压力中解脱一会儿。退烧后，我身体很虚弱，难以胜任辩论的混扰；在巴黎，事情进展缓慢；因此我从那里溜走了，到了里维埃拉，坐在西蒙·伯西的阳台上，沐浴着阳光度过了两星期。

　　从达德利·沃德来的一份电报叫我返回时，自特里尔以来已过了一个月。停战协定的更新再次失效，另一次会议即将来临。2月13日，我再次登上火车，随马歇尔去德国。这是因为，尽管表面上相反，其实特里尔的第一次会议几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虽然我们已说服梅尔基奥尔向我们提供400百万英镑的黄金作为对食品的支付，但我们对此的接受还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最高会议的约束。这是因为，克洛茨对于为此目的动用黄金的禁令仍然有效。尽管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他对于接受这一笔小金额的承认，却尚无服务于这一食品计划和谷物进口的财政供应。关于其他非黄金支付方式同梅尔基奥尔的讨论，几乎未产生什么结果。并且，在船只问题上，带着强烈抵触情绪、处于威胁之下的德国人，尽管已同意于对停战条件的下列追加条款“为确保德国和欧洲其余部分获得食品再供给，德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在停战期间，将整个德国商运船队置于协约国权力和联合国控制的旗帜之下，由一名德国代表协理。这一安排，无论如何不损害这些船只的最终处置”；然而未确定特定的日期，而且需要通过另一项协定来补充初始细节。为此目的，举行了一次毫无结果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解块。那时我正在法国南部。因此，我一个月后回来时发现，仍然没有通过关于德国食品进口的金融条款，没有采取任何船只让渡的步骤。

　　这位马歇尔竭力躲避我们。原先设想，我们的列车随他横穿法国。但我们被告知说，这次会议将在卢森堡举行，德国人在那儿同我们会面。我们抵达后，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卢森堡是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地上的雪正在消融；我们拖着不舒适的身躯四处跋涉，想找到能给我们提供消息的人。最后，一个电话传来消息：马歇尔和德国人在特里尔。我们发动引擎，直冲那个方向而去。

　　第二次特里尔会议不那么有趣，仅仅提出和集中于第一次会议所创造的条件。航运代表们争论着细节问题，没能使船只事宜更可靠地取得进展。我们，这些金融家，同梅尔基奥尔及其同伴们在详细细节上继续讨论德国为食品付款的各种可能方式。这一点变得清楚了：不可能迅速获得可观的金额，除非以黄金形式或通过来自协约国的一笔贷款。德国人强调后者，我正式宣布了它的不可能性，埃德塞伦兹·凡·布劳恩于2月15日为德国利益作了如下声明：

　　“在竭尽全力考虑了德国金融处境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信贷保证，德国不可能为食品供给筹得足够款项。关于美国和协约国不能向德国作出信贷保证的心理和金融原因，凯恩斯先生已向我们作了解释。然而，我们的意见是：对德国提供食品是停战条件之一。远至第一次停战协定……第26条同意在可能被认为必要的措施下为德国供给食品……1月15日的协定要求出于‘担保对德食品供应’的明显目的而暂时让渡德国商运船队。因而，我们的意见是……关于让渡商运船队、供给食品和融资的协议代表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三者中任何一项单独协议都不能相对于其他二者被单独实施，对于向德国供给食品的保证，是优先于让渡商运船队的一项条件。”

　　他补充说：

　　“如果在德国人看来，没有信贷就无法为食品融资，而在协约国看来，这样一种信贷是不可行的，那么德国人必须拒绝交付船只。”

　　他以呼吁而结束发言：

　　“这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的人道主义感情，更取决于世界的政治良知。我们坚信，如果我们终止这些谈判，那么，德国被布尔什维主义所击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泛滥于全欧洲就是无法避免的。应当遏制这种势头，这符合所有文明民族的利益。”

　　气氛紧张而沉郁。宣言作得很严肃，我们都相信它是真的。我回忆起了埃德塞伦兹·凡·布劳恩粗笨、愚蠢的脸孔，他的鼻翼稍有缺损，就像一只削成的中国面具。在那个时刻，他曾提出远远超过我们胜任之力的问题，我们调转火车头驶向巴黎。

　　在彼此都已承诺的条件的基础上，凡·布劳恩的声明部分地是不错的，但部分地是圆滑世故的。我们的两项承诺──即尽管存在封锁，德国应被容许供给食品；以及，我们获取她的船只的目的，部分地是为了运送这些向她供给的食品——使得我们不可能在她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假如我们在作出这些承诺之后，再禁止德国运用其流动资产为其购买进行支付，实质上就违反了我们的承诺。但他们不可能争取到使我们发表这种意见：我们自己为食品付款。当停战的谈判者们写下“协约国和美国关注着德国的供给问题”这句话时，他们当然意味着将允许这种供给，而不是他们自己将供给食品并为之付款。那天，凡·布劳恩将问题推得太远、也提得太晚。

　　但是，法国人和我们自己的海军及航运权威们所持的观点，当然是认为德国人拒绝按照一月份的承诺让渡他们的船只。他们关于应在船只让渡之前就食品供给细节明确地向他们作出保证的要求，超出了停战条款的任何内容。它是德国式奸诈的一个典型实例；他们正玩他们的老诡计；我们现在应采取强硬路线，在船只到手之前拒绝讨论任何事情；等等，等等。你们是了解那种风格的。

　　在金融方面，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运用德国的黄金。这已经变得很清楚了：他们没有足够数量的其他流动资产；我们一旦同意这个原则，黄金就可以迅速使用。另一方面，德国从我们这儿得到一笔信贷的计划，是真的毫无希望的；因为它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并且在那时候的舆论环境中，这是根本不必考虑的：总统向国会提出这个要求，或者劳埃德·乔治向议会提出这个要求。

　　这时，时间正在流逝，德国食品系统的崩溃一天天逼近了。在最高经济会议上，无休无止的讨论毫无结局，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没有越过法国障碍之路。在五巨头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之前，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但他们正埋头于其他事务。他们在争论中度过了三个下午：在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投票的分委员会上，巴西应拥有多少票数；在他们面前，是有趣的一长串代表团的节目：科普特人，阿美尼亚人，斯洛伐克人，阿拉伯人，以及犹太化运动者，拥挤在法国外交部的接待室里；每个代表团被允许在这些巨头们在场时，以一种不为人知的语言作一套演说。据说，大约就是这个时间，穆斯林酋长费萨尔在M．皮希恩的内阁里背诵可兰经的一章，毫不在乎鲁本斯的玛丽·德·美第奇的裸体魅力。这时，克罗内尔·劳伦斯，却以穆斯林酋长译员的身份，提出了一项机敏的政策供考虑：创造从地中海到波斯湾、覆盖大马士革、摩苏尔和巴格达的阿拉伯领导权。

　　虽然如此，但随着时间逐渐推移，在表象之下也发生着某些进步。总统和首相坚定地和我们在一起；看来，法国对动用黄金的反对终将破产，尽管必须照顾他们的面子。食品权威们正在细节问题上取得进展，并共同作出了他们的计划：一旦安排好融资，就迅速装运20万吨面包原料和7万吨猪肉制品。此外，对于凡·布劳恩的声明，也不得不作出了某种答复。它包含各种各样的次要的让步，便利于德国从国外获得食品的各种各样的次要的方法。但它未对贷款作出保证，未在黄金问题上让步；从整体上看，它以商运船队的让渡为条件。

　　这样，仅仅两周后，我们就再次坐上了火车，这次的目的地是斯帕。会议的人员组成不同了。由于这次不涉及停战协定更新问题，我们就摆脱了那位马歇尔酸溜溜的样子和带着敌意的谦恭。主要议题是船只问题。海军少将霍普是我们的头，他是一位优雅、聪明、无疑有点耳背的海员，粉红色的似乎依然年轻的双颊，我曾见过的最特殊的眼珠虹膜——在蓝色背景下一个弧形的玳瑁色带。我喜欢他，也信任他；就他而论，有点不熟悉事务，显然也想依赖我。我们对德国人的出价，当然与上次极为接近；不过，尽管我们仍被阻止达成松动黄金以作为食品融资的任何正式协议，霍普和我都一向这样理解：看到德国被供给食品是英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他们可以信赖我们，只要他们妥善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按照他们的承诺交付船只。

　　斯帕位于比利时前线，一度曾是著名的浴场，但在战争的后期阶段成了德国陆军的总司令部。如今它是停战委员会的驻地。停战委员会是协约国和德国军事官员组成的一个机构，主要受托处理停战协定的日常执行细节，也是德国政府与巴黎之间的唯一联络渠道。这个机构已建立了灵敏的联系。我们的代表黑肯将军，每天准备一份关于局势的一般性报告，这报告无疑是从所有所谓信息来源那里到达我们这里的最公正、最有价值的评论——关于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评论。但是，除了悉尼·沃特洛之外，这些报告谁也不送给；而且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悉尼只是自己保存着，从不示人。

　　黑肯将军请霍普和我跟他呆在一起，我们就把其他人留在火车上睡觉，这列火车停在车站一侧的月台旁。

　　这位将军已被让给了别墅，数月前它在鲁登道夫的司令部。在环绕浴场、松树覆盖的山岭一侧，隐居的德国统治者们遭到了命运的裁决。几步之外，就是凯泽的别墅，山上面再远一点，是兴登堡的别墅。在那儿，三位暴君居住在电话网的包围中，远离枪炮与军队，离开了柏林的机构，也远离饥饿的城市和咆哮的群众。我感觉这种背景现在仍萦绕在我的心中。这种感觉不仅是伤感，而且在空气中，仍然充满着那种大崩溃的情绪。这地方是忧郁的，有黑色松林相陪伴的戏剧般的日耳曼式忧郁。走在别墅的台阶上，地平线与松林边缘的黑线相重合，在它们的后面，太阳正在落下；屋后的树叹息着，仿佛一位害着单相思的普鲁士人。当鲁登道夫的神经开始崩溃时，他从大自然中是得不到安慰的；大厅后面房间里的电话铃声，混杂着树木的声音，使他想到了一种德国的绝望的传统象征。

　　我猜测，房子建于战前不久，那时是当作某个不太重要的工业大亨的夏季度假胜地。他希望在欣赏他成功的果实的同时，通过山间微风和谷中泉水减小他身体的体积。这房子是崭新的，豪华而高贵，然而几乎不比查尔斯顿大，装饰以挂毯和德国中世纪晚近的巨大、恐怖的壁画仿制品，呆板、空洞到几乎令人讨厌的程度。

　　人们有时会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应比瓦格纳承担更大的战争责任。除了瓦格纳式三流歌剧中的低音外，兴登堡是什么呢？除了胖高音外，鲁登道夫是什么呢？

　　分到了别墅的黑肯将军，已召集来了他的英国妻子和两个已届婚龄的英国女儿，他的来自志愿骑兵队的副官，以及他聪明的上尉参谋——我怀疑，就是他为将军写了那些聪明的报告。一切都富于家庭气息，我们坐下来，讥笑过墙上的装饰和原房主及其妻子的比真人还大的肖像画之后，开始用英式午餐，它全部是从英国进的；两位友善而稍有古怪的英国托咪侍奉我们。按照惯例，《时代》来了，来得恰是时候。喜欢野外冒险的副官，已与他的上尉兄弟进口了一群猎犬，在抵达那儿八周后，像往常一样正在野外打猎。然而，我似乎能够听到鲁登道夫在外边台阶上解开他亮闪闪的护胸甲，高声喊叫让人为他奏乐；树木的飒飒声与之混合着。贝茨小姐已征服了布鲁恩希尔德，伟斯顿先生的脚已有力地踏在沃顿的脖子上。

　　次日上午，霍普和我下山去德国停战委员会的驻地，我们将在那儿举行会议。霍普——我与他邻座——是主席，德国人方面是凡·布劳恩，他的邻座是梅尔基奥尔。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将会有麻烦。魏玛，这时已结束其内部问题，正在料理外交事务；船只的让渡有遇到麻烦的危险——同汉堡海员的麻烦（因为我们的强烈要求之一就是应清除德国船员）；凡·布劳恩的指示是没有弹性的。他们也摆出尊严之相，拒绝说也拒绝理解除德语外的任何语言。这样，就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在德语、英语、法语之间互相进行翻译。

　　很显然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彼此之间没有取得一致，也没有把握住局势。他们的主张与我们的主张相矛盾；我们的主张也是无法变更的，除非回巴黎。并且，只要他们不能通过与魏玛的电话联系使他们的主张缓和一些，破裂就在眼前。休会时间临近时，我感到绝望了。自特里尔以来，两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处于3月中旬。我们的食品人员严肃地宣布说，如果食品供给不能迅速启动，食品就无法及时到达。黑肯关于德国的报告说，如果物质匮之状况不能很快缓解，德国将逼近崩溃；这种观点是黯淡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昨天吃过晚餐后，他已经对我们谈了他关于德国人精神状态的个人印象，他拜托我们要理性和善于适应。根据他作为一位军人的判断，他告诉我们，巴黎似乎已失去理智。你们一定不要把这些家伙逼得太急。

　　我从桌子上望过去，看着梅尔基奥尔。似乎他与我有同样的感受。眼睛凝视着，垂着眼皮，一副无助的样子，就像我以前见过的那样，看起来犹如处于痛苦中的可敬的动物。难道我们就不能打破这次会议的空洞的形式、打破三角转译的三栓大门、像心智健全的聪明人那样开诚布公吗？休会了。我们出了会议室向男厕走去。我在一边拉了拉霍普。“我可以跟梅尔基奥尔私下谈谈吗？”我低声说。“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继续下去的机会。”他以他奇特的虹膜扫视着我，吃了一惊，但并未被惊呆。“你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回答道。我在大厅里转悠着，直到周围看不到法国人了；然后有点紧张地站在中央楼梯的台阶上；我不认识的一些人正在附近匆匆而过或悠悠慢行。我看见有人正走下楼梯，我认为他是一位德国秘书，“我想跟梅尔基奥尔博士谈一会儿，”我对他说，“谈一谈下午的安排。”“上楼去吧，”他回答说，“我试着找找他。”我在楼梯平台上等了几分钟，然后就看见梅尔基奥尔走上前来。“我可以跟你私下谈谈吗？”我问他。他领我沿走廊而行，进了一个房间。在房间内端有三位年轻的德国人：一个人正响声很大地胡乱弹着钢琴，一个肥胖笨拙的家伙吼着沙哑的男高音，第三个人摊开四肢躺在一张桌子上。“请原谅，”梅尔基奥尔说，“假如我可以占用这房间几分钟开个私人会议，我将非常感谢。”他们朝他粗鲁地吼叫开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一天中这个时间此地允许音乐声吗？难道他忘记了——指着他的烟——五点之前此地禁止吸烟吗？我们沿着走廊继续前行。他耸耸肩，“在这儿，”他说，“你见到的是革命中的德国的景象。这些人就是我们的职员们。”

　　终于，我们单独处在一个小房间里了。我激动得颤抖着，被我正做的事情吓得简直魂不附体，因为那时对于交往的障碍尚未开始拆毁。梅尔基奥尔想知道我的意图，我对于这次面谈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我试图向他传达我的感受是怎样的；我们多么相信他悲观的预言；在启动食品供应的紧迫性上，我们如何受到不亚于他的压力；我个人如何认为，我的政府和美国政府真地决定将食品运过来，但在给出正式承诺方面我们的手受着束缚；如果他们，德国人，坚持他们上午的态度，致命的延宕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须下决心交出船只；只要他能从魏玛获得一点松动余地，我们就能在彼此之间订出一个方案，使食品供给实际启动起来，躲过法国人的障碍。德国政府应存在下去，这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确力图供给食品。找承认，我们最近的行为未能使他相信我们的真诚；但找请求他相信，至少在那时，我是诚恳和真挚的。他像我一样很感动，我想他相信了我。在整个谈话中我们都是站着。他将尽他的最大努力，他说，但是，成功的希望极小。他将通过电话与魏玛谈一谈，力劝他们给予他某种自由度。但他们不理解这种处境，他对于这次会议的结果期望很小。他讲话时，带有一种犹太人的动情的悲观。德国荣誉、组织和道德正在崩毁；他到处都找不到光明；他预料德国将会崩溃、文明将趋于暗淡；我们必须做我们所能做的；但黑暗势力正掠过我们上空。我们紧紧握手；然后我匆匆来到街上，在那儿，霍普已派他的汽车回来接我。

　　我把事情过程概略地告诉了他。下午的会议很简短。霍普对凡·布劳恩作了一个正式声明：上午的讨论没能为一项安排提供基础，要求他向他的政府要求进一步的谈判自由度。如果他不能获得这种自主权，这个会议继续下去就是徒劳的，我们将返回巴黎向最高会议报告。从上将坚定的口吻中，法国人得到了极大满足。这正是对付可恶的博希的正确方式。凡·布劳恩同意打电话向他的政府汇报，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或次日上午让我们知道结果。

　　我在松林中散步，并与黑肯一家进了餐。沃尔特·劳伦斯爵士将军，黑格的参谋长，正视察经过此地，也是晚会参加者之一。我很喜欢他，我们相谈甚欢；直到大约十一点钟，我们想睡觉时，一份公文从德国人那边来了。凡·布劳恩抱歉地说，魏玛不能改变它的基本立场，不过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明天上午的会议将重新开始，因为他认为我们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取得进展。

　　显然，梅尔基奥尔失败了，在我们去巴黎汇报、他去魏玛汇报之前进去的每一天都将是时间的浪费。我们必须使事情到达摊牌的地步，以吸引巨头们的注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戏剧性举措是不可缺少的。让会议出现公开破裂吧，巨头们将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我请求霍普立即中止会议，命令我们的列车当晚返回巴黎；这样，德国人早晨醒来时，将会发现我们悄然离去了。他同意这个意见；将军的汽车已叫来了，将霍普和我送下山去，在火车站加入到我们同伴们中间；在餐车里，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法国人、美国人和意大利人中，一些人还穿着睡衣裤；到了凌晨一点钟，我们的火车冒着蒸汽驶向巴黎；每个人都赞成，除法国人、特别是那位孔特·德·C之外，他对事情的突然转折感到惊慌，开始怀疑这样一种戏剧性举措是否会有利于他们的利益。

　　我们是3月6日回到巴黎的。我们的报告引起了首相的重视；我们那些美国同事们的报告——我没能描述他们，但他们是会议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紧密团结——同样使兰辛先生和豪斯上校留下了深刻印象（到这时总统尚未出席）。显然，必须立即寻找一种解决方法。3月8日下午，为此目的召集了一次最高战争委员会会议。这个时候，四人委员会还没建立。有59人出席。

　　这次会议不是在法国外交部的大会议厅举行的，而是在皮查恩的私人居室。这个房间饰以浅色橡木板，环绕房间是大规模的陈列：伟大的鲁本斯作品的系列挂毯制品。代表们围成马蹄铁形，顾问们挤在他们身后。在马蹄铁状里面是克里孟梭。对着壁炉坐着福什。在福什左边依次排列着日本人、意大利人、我们这些人以及美国人，在他的另一边对着我们的是法国人。

　　不要设想我们的事情是会议的唯一议题。如果我提一下在它之前的事务的话，可能使你们获得最高委员会当时如何忙碌的一种印象。

　　首先，取消亚得里亚封锁的事情被同意了——在停战的五个月之后。其次。任命了一个将军委员会前往第巴赫，就那儿发生的事件作出报告；并对其职责进行了辩论。然后，根据1839年条约的比利时事务委员会提交了它的报告。随之而来的是下午：皮斯的抵抗运动问题。穆·朱尔斯·坎贝恩指出，他已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国会议，选举它们在委员会的代表——该委员会将拟定和平条约的经济和金融条款。不幸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已预先达成了一项协议，形成联合之势，结果在金融委员会中的五个席位落在了秘鲁、巴西、玻利维亚、巴拿马和葡萄牙手中，在经济委员会中的五个席位落在了巴西、中国、古巴、暹罗和厄瓜多尔手中。这样，欧洲的小国就发现在投票总数上被人超过了，所以拒绝进一步的参与。例如，比利时发现，在深深影响本国的事务上，完全被一种有利于中国和秘鲁的投票权所排斥了。这是一件最令人困窘的事务，委员会此时无法作出回答。经过长时间讨论，M．皮查恩受托为下星期一的会议准备一个解决草案。

　　终于，轮到我们的事情了。罗伯特·塞西尔阁下作为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与首相和鲍尔佛先生坐在前排。霍普上将和我伏在首相的椅子后面。洛德·罗伯特的发言使辩论开始了。船只的放弃是其中一件事，食品的供应是另一件事。德国人已对前者作出了承诺。但根据停战协定，我们已经对后者作出了承诺。如果不向她运送食品，不仅存在人道义务问题，还存在德国被布尔什维主义所控制的危险。因此，他建议对德国发出通告：她必须交付船只；我们绝对保证她一旦交付船只就立即供应食品；允许她动用她的流动资产，包括黄金，以对食品进行支付。封锁被取消至这种程度：允许德国出口商品（有某些例外），以及在中立国购买食品。他不得不补充指出，他的法国伙伴们尚未同意黄金被动用。这样，一切都依赖于黄金；因为在缺乏其他流动资产的情况下，没有黄金，其他所有事情都是纸上谈兵。我已使这一情况清晰地、牢牢地印在首相的脑海中。

　　在法国人那边的M．克莱门特尔立即提出非难。我们不应当提前一个多月作出任何承诺。根据法国政府的意见，那些想吃饭的人们应当工作，应当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他们只能用原材料来换取食品。M．克洛茨插进建议说，应该听听马歇尔·福什的观点。争论缓慢而枯燥地进行着。在法国一边，这位马歇尔和克里孟梭偶尔讲几句话。胡佛的发言强调我们这些代表关于斯帕会议的报告，说，根据我们的判断，如果得不到关于食品的绝对保证，德国将永远不会让出船只。然而，争论未沿着有益的方向进行；问题正变得混乱起来；似乎法国人将再次获胜，尽管显得有所让步：它成功地插入了某种限制，这种限制实际上将使他们阻挠整个事务。在辩论过程中毫无热情的成分——只是进行观点的争论，集中于技术性目标，整个真正的事务被鸡毛蒜皮淹没了。洛德·罗伯特提出了一种无聊的意见，说，虽然我们的后脑勺中都有着人道义务的考虑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担忧，但没必要将这些东西粗鲁地插到这件事务中。

　　但这个时候劳埃德·乔治正处于激动之中。当人们赞同他时，他可能感到迷惑。我从未比在这次会议下面的半小时中更钦佩他的非凡力量。直到现在，他还未说一句话，但我从后面能够看见，他正在酝酿着激情，颤抖着，皱着眉头。现在，他发言了；在议程中缓缓移动的倦怠沉闷被一扫而光，他怒气冲冲地连珠炮一般讲起来。这是他特有的那种语言，措辞平凡，但具有扫光蜘蛛们及其蛛网的气势。他希望倾其全力促进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步骤。这涉及协约国的荣誉。根据停战协定的条件，协约国确实应允许食品进入德国。德国人已接受了我们足够严苛的停战条件，他们已答应了那些条件的绝大部分。但至今还没向德国运去一吨食品。渔船队甚至被禁止外出捕几个鱼群。协约国现在盛气凌人，但饥饿的记忆某一天可能会转到他们身上。德国人被听任挨饿，然而同时数十万吨食品搁在鹿特丹。这些事情，形成了比任何正寻求限制的军备远更可怕的武器。协约国正在为未来播种仇恨：他们在积累痛苦，不是为德国人，而是为他们自己。我们拒绝对德国提供食品，这使英国军队感到愤慨。普卢默将军已说过，如果儿童们被听任处于半饥饿状态在街头游荡，他就无法对他的军队负责。英国士兵们（带着头脑的特有的震撼）将不会容忍那种情形……只要秩序在德国得以保持，那么一块闸板就横在了协约国同外边的革命洪水之间。一旦闸板被抽掉，他不能为法国说话，但他为自己的国家而颤抖。那些帮助协约国征服德国人的人，士兵们，在发出呼吁，这呼吁传到了他的耳中，他只是在声援这种呼吁。他们说，他们拒绝为了将人口维持在一种饥饿状态而继续占领一块领土。当他谈到黄金这个词时，他使用了几分钟后将被推至顶点的语调。它是一种意义和情绪、自然的修辞和精巧的艺术的宏伟融合。到结尾处，他已经至少像听众那样深深地感动了自己，回过身对着他后面的我们这些人，我们听见他震耳欲聋地威胁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明天他就命令英国占领军撤回英格兰。

　　没有别人、只有克里孟梭能接下去发言。这位老者看出，他必须大大地让步才行。他仍然老谋深算地维护他的立场。他说，在停战协定中，不曾作出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承诺；对此，鲍尔佛先生以银子般的声音提出异议说，“几乎是一个承诺”已经作出了。克里孟梭继续说，他得到的消息倾向于说明，德国人正利用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妖怪来吓唬协约国。主要问题在于，德国人已承诺放弃他们的船只，但尚未这样做。不过，他同意，在适当条件的约束下，必须向德国供应食品。只要德国人将为他们的食物而工作，他将放弃他对动用黄金的反对。这位老无神论者奇怪地补充道，这种要求将被发现与基督教的训诫相一致。至于他的伙伴，M．卢舍尔，M．克洛茨和M．克莱门特尔向来就乐于被人道感情所引导。

　　争论继续进行着，但法国人正在节节败退。一位秘书忽然匆匆进来，带给首相一封封好的信。信里包含另外一份在会议进行时从普卢默那儿发来的电报。首相立即以一种令人激动的语气读了起来。“请告知首相，”这位将军的电报是，“以我之见，食品必须毫不拖延地发至这一地区……妇女、儿童和病人中的死亡数目是极为巨大的，饥饿引发的疾病正在蔓延。人们的态度变得绝望，他们觉得，死于枪弹比死于饥饿更可取……因此，我要求对第一批供应的到达规定一个确切日期。”这封电报产生了可观的效果：对法国人来讲，提出卑鄙的、系统的阻挠变得非常困难了。我后来得知，整个事情是预先按步骤设计好了的，普卢默的电报是应来自巴黎的要求而发的，这个要求是那天上午传达给他的，以为下午作准备。

　　现在，法国人溃败了，但并不善罢甘休。他们同意了对德国的食品供应。但他们提出，在将此事通知德国人之前，德国人必须正式承认他们让渡船只的义务。这也被同意了。克里孟梭说，那好，马歇尔·福什将与德国人会面并将这消息转达他们。这些话说得光明正大，但劳埃德·乔治足够敏捷地看出，这里边有陷阱。显然，这个马歇尔可能设法以一种德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拒绝的方式传达这个最后通牒。劳埃德·乔治摒弃了他的华丽修辞，以戏谑而幽默的方式说，不，这件事必须与船只打交道，与海洋而非陆地打交道；尽管他怀着对这位马歇尔的钦佩、在陆地上除马歇尔外谁也不服从，不，不服从任何人（伸出双手指着福什），但这位马歇尔在海上也同样内行吗？他，劳埃德·乔治，从未与他渡过海峡，因此不能确定地说（微笑）；但在英国，他将肯定陷入可怕的麻烦，如果他不保持一位上将在这种事情上的统治特权。威姆斯上将，我们的第一海军军务大臣，是送信的合适人选。这位马歇尔对这些话不太愿意，但看到他被奉承和打趣，就咧着嘴笑了，拽着他的小胡子。首相被出色的幽默所笼罩了；每个人都对打破束缚和压力感到高兴。立刻被同意了：这位上将应当传达最后通牒。这是一个棘手的时刻，劳埃德·乔治关于这位马歇尔晕船的喜剧式暗示，是一种创造气氛的妙想。

　　但克洛茨尚未屈服。他仍然压住黄金。应该允许德国人以任何其他方式支付，但不能用黄金。他宣称，他已显示出一种非常妥协的精神，已作出了重大牺牲，但对他来说，不顾他本国的利益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的。这（气势汹汹地，并摆出一副尊严之状）是他的职责。

　　我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攻击，凭着它，那可怜的克洛茨被击溃了。你们见过克洛茨吗？——一个矮个子的、圆胖的、长着浓密小胡子的犹太人，修饰得很好，但有一只骨碌碌乱转的眼睛，他的肩膀有点塌。劳埃德·乔治一向厌恶他，轻视他；他简直想杀死他。妇女和儿童们在贫困度日，他喊道，而这儿的M·克洛茨，却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地谈他的“黄金”。他身体前倾，作着手势，向人们表示出一位丑恶的犹太人紧紧握住钱袋的形象。他双眼闪着怒光，这些话带着一种如此强烈的蔑视迸发出来，以至他似乎在啐他。每个人都带着刹那的轻视和憎恨看着克洛茨；这可怜鬼蜷在他的座位上，显然畏缩了。我们几乎不知道劳埃德·乔治在说什么，但“黄金”和“克洛茨”这些词被不断重复着，每次都伴着夸张的蔑视。然后，转过身，他要克里孟梭对这些阻挠伎俩予以停止，否则，他喊道，穆·克洛茨将在那些欧洲传播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中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列。首相停下来环绕整个房间。这时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咧嘴而笑，向他的邻座低语着“克洛茨基”。

　　克里孟梭尽其可能地挽救他的部长的面子，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咆哮着说他的国家已被如何毁坏和掠夺；为此法国得到了什么担保作为回报？——仅仅几块黄金，几张证券，现在却正设想从他们手中拿走这些。一言以蔽之，他正被请求背叛他的国家，他绝不会这样做。

　　但事情真正结束了。豪斯支持首相，现在意大利人也是。六位日本人一直坐着，并仍旧坐着，静默地，僵硬地，令人费解地，是在这剧中另一个星球上的参加者。喝茶时间到了，卢舍尔和我被告知去另一个房间准备一份方案。黄金毕竟将被使用。

　　四天后我又在火车上，与威姆斯参谋去布鲁塞尔。这次，确定地，我们应当着手进行。但有一个障碍，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这样的观点：德国人将对船只放弃提供一个无保留的承诺，在他们被告诉我们的关于为他们供应食品的意图之前。在这一点上他们必须被教导：他们将不得不遵守他们的契约，无论我们可能做什么。但在他们已在斯坎显示的那种狂躁、激怒和怀疑情绪中，他们不会有可能拒绝，并坚持在他们关于船只约定自己之前要我们亮出关于食品的“手”？

　　罗斯·威姆斯，第一海军军务大臣，是一位新类型的海军上将，不像特里尔的布朗宁或斯坎的霍普。威廉四世的一个私生子的后代，一张有趣的挪揄的脸，带着单片眼镜，中年，喜欢快活。罗斯仍有喜调情的皇家海军低级军官的相当多的本能。在那种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在餐车里吃了一次很惬意的正餐。他以前从未在正餐时坐在一位教授身旁，他这样说，使我感到很惊奇。德国人次日将被他极端地迷惑了，他是半聪明的，低能的吗？或者他正远比任何可想象的东西更聪明地与他们玩游戏？他们从未下定决心是哪一种。直到历史尽头，我预料，今日的英国罗斯的个性将使中欧的理解迷惑。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个时刻，主持的德国人开始提出一些金融问题，关于其答案罗斯连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我坐在会议桌下第三个位置。因此没有任何躲避那些坐在对面的人们的企图，他转向我的方向，发出一个苦恼的信号，投过怕海的海豚似的一瞥，仿佛在说“看在上帝份上赶快告诉我回答这个蠢驴的问题应说些什么。”我将答复写在纸桌布上，将它撕下来递给他；他，在我写的时候，保持着一种嘲弄的绝望，就像带着它在学院会议上当麦考利正发言时院长（邓福德）经常喜欢盯着我的眼睛。但德国人简直惊呆了——对于他的完全抛弃最微小的这样的企图：保持知道这次会议讨论什么的形象，结合着他至高的泰然自若和不可攻击的，也可以说，地位上的优越，就像一位主持一个地方慈善机构的财政事务的幽默和和蔼的公爵夫人——这不知怎地使他们，如此严肃和自夸的，显得有点可笑。

　　那夜晚些时候，当我已回到我的车厢准备上床睡觉时，杰克·格兰特上校——皇家海军上校，上将的参谋长，来到火车上说，上将想在他的地方见我。“啊，”上将说，“这件事会顺利而行吗？你怎样想？他们会给我们船只吗？”“我们的建议作为一个整体看，”我回答，“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并非常接近他们在斯帕所要求的。但如果他们处于与在斯帕时同样的脾气，用同样的指示，他们可能在初步声明方面制造麻烦。这是你明天的工作中困难的部分。”“是的，”他继续说，“但关于这绝对不能出错，你明白吗？那些是我从首相那里得来的指示。”停顿了一下，“你曾与这些家伙有关，是不是？”他补充说，相当奇怪地看着我；显然，霍普已告诉他关于我和梅尔基奥尔的冒险行为。“是的，”我说，“有一点。”“你认为你能使他们不制造任何不必要的麻烦吗？关于这绝对不能出错，你知道。”我领悟了他的意思，看着他的眼睛，我们都微笑了。“是的，”我回答，“我可能做到。”“好，你和杰克最好在这儿一块照料它。”没再多说，我回到了我的车厢。

　　我们到达布鲁塞尔，按正式仪式在英国使馆见了上将。然后杰克·格兰特上校和我悄悄溜走，乘一辆汽车驶往德国人住的旅馆。我们进入休息室，能够透过一扇玻璃门看到他们：下巴下塞着纸餐巾，正吃着沉闷的，很早的正餐。我们尴尬地等着，直到我看见切削般脸庞的秘书穿过休息室。我走上前搭讪。“协约国代表刚刚到达，”我说，“我想见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会儿，关于下午会议的时间问题。”梅尔基奥尔被叫了出来，我们三人在电梯里上行，到了梅尔基奥尔的卧室。床还未整理，未倒的夜壶放在地板上，还有一件看起来像是宽松女内衣的东西横在床上；它一定是一个走错了的房间或者这些是前一个夜晚的客人的残余物。但梅尔基奥尔没在意。“我想告诉你，”我开始了，“下午进程的程序。开始布劳恩阁下将作关于船只的下列声明，直到他作完没有别的事务能被列入。”梅尔基奥尔的脸拉下来了。“但是，”看着他，我继续说，“作为你自己最私人的信息，你应该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我想这是值得的。如果布劳恩感到有能力作这个声明，没有限制。协约国代表然后将继续保证在下列条件下向德国供应食品。你能向我确保布劳恩将做这个吗？”梅尔基奥尔吃了一惊；从我这儿环顾过去看他的另一边杰克·格兰特上尉。仅仅一会儿的中断之后，他再一次用他严肃的眼睛看着我。“是的，”他回答，“关于那些将不会有什么困难。”没说更多。我想，我很切近地记着在我们之间经过的整个事情。杰克·格兰特和我站起来了，几分钟后我们已与我们自己的代表团在旅馆里吃午餐。在桌子首席的上将转动眼睛望着我。“我想今天下午将一切顺利，”我对他低语。正是如此，一切按方案进行。上将以他所能集中的严肃语调召这位阁下作关于船只的声明。法国人焦急地等待着。“当然，”凡·布劳恩平静地不停顿地回答，“我们一向乐于严格保持我们所有的约定，我完全乐于以一种被要求的方式重复它们。”

　　有很多技术性细节要解决，我们与梅尔基奥尔和食品专家们在会议上讨论了整整一天。但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食品列车开始驶往德国。

　　在我永远离开巴黎之前，我又见了梅尔基奥尔博士很多次。布鲁塞尔会议引致了大量细节性的事务，需要面对面的磋商、谈判才能安排。然而频繁访问特里尔或斯帕是我们时间上的可怕浪费，并且正变得与我们在和平会议上的其他职责不协调。因此，在未有福什来的消息的情况下，我随后发出一封电报，邀请梅尔基奥尔及其同事们在法国住下。他们同意了。我们出于我们的方便将他们安排在贡比涅附近的沙托·维莱特，从巴黎开汽车即可到达，我每周一次拜访他们，办理一些现时事务。后来，当德国代表团其余成员被邀至凡尔赛时，梅尔基奥尔也移到那儿，我们此后的会议便在公园旁边的大旅馆进行，我曾于1914年夏天到那儿拜访我的兄弟杰佛里。

　　但我掠过这些会议不谈而专门记载一下我与他独处的第三个或最后一个场合。1919年10月，我回到剑桥之后，一些荷兰金融家邀请我参观阿姆斯特丹以便与他们讨论当前形势；10月12日我抵达荷兰。梅尔基奥尔成为和平条约成员不久就辞职了。从那时起，他两度拒绝成为德国新政府的财政部长，静静地返回汉堡从事他的银行业务。我盼望再次见到他，而这是一个机会。因此我设法让人从阿姆斯特丹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说我将在数日后抵达那里，希望能见到他。三天后他到达了。

　　阿姆斯特丹充满了间谍和多事者，我们认为最好不要在旅馆会面。所以我的朋友维瑟思，荷兰银行总裁，将他的书房交由我们支配。他住在基泽运河附近，那些运河坐落成同心圆圈，形成阿姆斯特丹的特色。他的屋舍前是一条运河，花园后面是另一条运河。这座房屋，作为荷兰过去光荣的商人府邸，有一个狭窄但极为幽深的可以用来散步的小道，屋舍的设计使得货物能直接从运河上的驳船中被安排到阁楼里去，它可能成为住处或货栈之一。在他早期生涯中，维瑟思博士做过爪哇银行总裁，在他长长的书房里，窗子向后延伸在运河上空进入黑暗，来自东方的爪哇灯具、影像、酒柜和一切笨拙的中产阶级商人的小摆设，覆盖着I7世纪荷兰的舒适的高贵和尊严。没有人在那儿，天下着不小的濛濛细雨，我放眼向运河望去。这时我开始奇怪于导致我发电报通知梅尔基奥尔的冲动，因为在我离开英国之前，大脑中没有这样的念头，这次会面能达到什么可能的目标呢？然而，我极度希望见到他。终于，门开了，梅尔基奥尔走了进来。

　　我们这两个曾如此经常地在敌对、礼节和拘束中互相见面的人，能毫无阻碍地会面，是很不平凡的。那些巴黎谈判似乎是可笑的，属于一场梦；在一刻的感情局促之后，我们坐下来开始了一次漫长的闲谈，像两个普通人那样。他告诉我关于在魏玛的最后日子；以及在条约上签字的斗争；他自己的辞职；这些日子如何曾是所有岁月中最可怕的；埃尔兹伯格如何精心背叛，向英国政府的一个代理人出卖在诺斯科、戴维和他自己之间的一次秘密内阁会议的决定，在这会议上决定在任何事件中他们必须签字，他，梅尔基奥尔，如何认为，劳合·乔治最终决定抛弃向着中庸的努力，是不知道这个决定。梅尔基奥尔的感情是向着德国，和他自己的人民带给他们自己的虚假和屈辱，而不是向着我们。那时，第一次，我也最清楚地理解，东德居民如何向东看而不是向西看。对他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对俄国的战争；最困扰他的是，关于黑暗势力的考虑，这股黑暗势力现在可能正在从东方兴起。我也比以前更好地理解，他是一位真正的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一位严格的，正直的道德家，一位犹太法学者。违犯承诺，违犯法律，体面举止的衰退，一伙人背叛承诺，另一伙人不诚实地接受不可能的条件而无实行之心，德国接受他不能履行的条件，几乎和协约国强加他们无权强加的东西一样是有罪的——就是这些违背戒律的罪过，如此严重地伤害了他。

　　当我们谈下去时，上午过去了，这开始对我而言显得荒谬：我们不应公开地一块吃午餐，像任何其他一对一样。因此我请他到我的旅馆，在那儿，一位德裔美国犹太人，保罗·沃伯格，梅尔基奥尔的汉堡伙伴的兄弟，他以前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要人物，美国领导性金融家之一，他也成为我的客人。我们外出穿过阿姆斯特丹漫步，梅尔基奥尔，这个很了解它的人，在路上带我去看古代贫民院的庭院，他说，它最完美地传达给他这个城镇的亲密气氛。这是个迷人的所在，安定和隐居的象征。我的书那时没出来，我随身带有我写的关于总统一章的草稿。午餐后，我将它读给他们听。为求清静我们上了楼，这次没有去梅尔基奥尔的卧室而是去了我的卧室。我注意到这两位犹太人的反应。沃尔伯格，出于个人原因，憎恨总统，对他的窘迫感到一种高兴；他笑着，咯咯笑着，认为它是一个极好的打击。但梅尔基奥尔，当我读时，变得更严肃了，直到结尾，他显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这，就是幕帘的另一面，既不是深邃的原因，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也不是庄严的邪恶。

　　对《我的早期信仰》的导注

　　下面这篇文章是作为我的一篇回忆录的结果而写的。我的回忆录被读时洛德·凯恩斯不在，我想是由于他的疾病。后来送给他读。我没有把握确定凯恩斯读我的文章的日期，但装它的信封表明，是在1938年8月底。他的文章，印在这儿是9月初写的。这时我的文章在他的头脑中是新鲜的。我的回忆录的题目是关于这些事的故事：我介绍我的几位朋友给D.H.劳伦斯，他强烈地不喜欢他们，这使我非常痛苦也非常失望，这也使得我停止见劳伦斯。凯恩斯是劳伦斯最不喜欢的我的朋友们中的一个。他关于他们的感觉，从实质上说，是宗教的不宽容。他是一位预言者，恨所有那些他们的信条使他们永不能成为他的信徒的人。在我的回忆录中，我将这写了出来，因而导致凯恩斯重新审视他的早期信仰如下。

　　我开始认识劳伦斯和佛里达是在1912年，归因于我父亲同他的友谊。

　　我非常喜欢他，并且毫不怀疑他也喜欢我。我从未遇见过表现出具有如此天才的作家。我极为崇拜，现在仍然崇拜——他的短篇故事，他的诗和他的几部小说，特别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但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我反感他直觉的和武断的哲学。同时，我来自剑桥的朋友们的观念使我感兴趣并吸引了我。

　　因而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迟或早，劳伦斯将会训斥我，既然我永远不能严肃地接受他的哲学。通过他会见我的朋友们，这份原已出现的裂痕越被加深了。我最后一次拜访，同劳伦斯呆在一起之后，他写给奥特兰·莫雷尔女士——我也曾将他介绍给她——在一封收入他出版的通信集的信中：

　　“我们有戴维·加尼特和法朗西斯在这儿和我们一起度过周末。当比勒尔来时，累且有点茫然若失，心神不安——我爱他。但，我的上帝，听他谈话使我发疯。听这些年轻人谈话真是使我充满黑色的愤怒：他们没完没了地谈，仅仅没完没了——从不，从不说什么好东西。他们每人被装在他自己的一个坚硬的小壳里，他们像从这里面说出话来。再也没有任何感觉的友善．没有尊敬——没有一片甚或一粒尊敬。我无法忍受它。我不愿有像这样的朋友——我宁可独处。他们使我梦见了一只像蝎子一样咬人的甲虫。我杀死了它——一只非常巨大的甲虫。我弄伤了它，它跑了──但我再次追上它，杀死了它。它是我无法忍受的对这个一小群自己人的恐惧。

　　在同一天，1915年4月19日，劳伦斯写信给我：

　　“我亲爱的戴维，

　　永远不要再带比勒尔来看我。他身上有像黑甲虫一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他是可怕的、不洁的。我感觉我将变得疯狂，当我想到你的志趣相投的一群人——邓肯·格兰特和凯恩斯及比勒尔。它使我梦见了甲虫。在剑桥我做过一个同样的梦。以前，在斯特雷奇身上我稍微感到了它。但它现在整个来到我面前，在凯恩斯和邓肯·格兰将身上，昨天我在比勒尔身上又一次认识了它……你必须离开这些朋友，这些甲虫。比勒尔和邓肯·格兰特永远不可救药了。凯恩斯我没把握……当我那天上午在剑桥看见凯恩斯时，它是我生命中的危机之一。它使我发疯了，带着痛苦、敌意和愤怒……

　　它真是告诉我同他或同我的朋友们决裂的一个最后通牒，我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答复了这封信。以后偶然地，在停战之夜，1918年11月11日，在阿德尔菲的蒙塔古·希尔曼的房间里，我仅仅再见过劳伦斯一次。裂痕将无疑已愈合了，假如劳伦斯更经常地在英国。当佛里达定期访英时我继续看望她，并于1928年写给劳伦斯一封使他高兴的信中，告诉他我多么崇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为回报，他也给我写了一封温暖，友好的信。

　　读者现在明白了这些事实，这些事实导致梅纳德·凯恩斯重新检查他的信仰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的信仰——当他们是剑桥的大学生时。

　　　　　　　　　　　　　　　　　　　　　　　　　　　戴维·加尼特


　　






精英的聚会--第三十九章　我的早期信仰






第三十九章　我的早期信仰

　　我对1914年（邦尼说是1915年，但我的记忆告诉我要比这早一些）与D·H·劳伦斯的会见记忆犹新。他后来也在一封信中记述了这次见面，这正是俱乐部上次集会时邦尼所引用的内容。不过不幸的是，我对当时的谈话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只是依稀记得一些感受。

　　那是一次早餐聚会，在内维尔大院伯蒂·罗素（伯蒂在此是伯特兰Bertrand的昵称）的房间里举行。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我来之前，劳伦斯大概一直与伯蒂呆在一起，他们在前一天晚上举行过一次集会，席间，劳伦斯遇到的都是剑桥的人士，而他并不喜欢这个集会。我记得，从我们谈话的开始，劳伦斯就神情抑郁、沉默寡言，只是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反对的话。整个早晨都是如此。谈话主要是在我和伯蒂之间进行的。至于当时谈了些什么，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了。如果我们二人单独在一起，我们是不会这样谈话的。这次谈话是专为劳伦斯安排的，我们希望他能参与进来，但看来我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失败了。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的沙发里。劳伦斯坐在右首，他差不多是在蹲着，还低垂着脑袋。伯蒂时不时地在火炉旁站起来，当我思考时我也站起来。你知道，在与来访者的聚会中，两位老朋友之间谈话的那种情景。我以前没有见过劳伦斯，后来也再没有见到他。多年之后，他的通信集出版了，在一封信中他说，我是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唯一支持他的成员，因为我订购了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我所记得的就是这些了。不过邦尼对劳伦斯的生平作过记述，从中我可以作出一些推断。我想，劳伦斯的一生受到两方面的情感纠缠的影响。其一是集中在奥特兰身上。奥特兰始终都不仅属于一个社交圈子。除了伯蒂以外，剑桥和布卢姆斯伯里也正准备接纳她。劳伦斯、格特勒、卡林顿是她裙子上不同的几道褶边。劳伦斯对其他几位心存妒嫉。当时，剑桥的唯理主义和犬儒主义正处于鼎盛时期，这使他产生了抵触心理。我想，伯蒂使他形成了对剑桥的第一印象。这压倒了他，吸引着他也拒斥着他——这就是他另外一种情绪上的纷乱。这显然是一种教养，也显然是他感到不适的和无法企及的——这既极大地拒斥着他，也极大地吸引着他。现在，邦尼自己走入了他的生活，既不是通过奥特兰也不是通过剑桥或布卢姆斯伯里。他显然很喜欢邦尼，当他看到邦尼为剑桥所吸引时，他就妒心更盛了，正像他对奥特兰最近倾向于剑桥而心有不满一样。除了嫉妒之外，劳伦斯与战前剑桥的对立情绪也严重得无以复加。

　　虽然如此，那么劳伦斯的感受中是否有一些可取之处呢？一般说来是有的。他的反应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我说过我已忘记了谈话内容，但可以想见得劳伦斯的态度是很容易被击破的——虽然不像弗兰克的态度那样完全站不住脚。因此，对于他的谈话的表面价值，认可它或估价它都是愚不可及的，但在其表面价值背后，他对生活的态度中有没有重要之处呢？劳伦斯忽略了生活中那些本来具有价值的东西，他对生活简单粗暴的理解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邦尼所写的传记使我又重新回顾了战前十多年中我们的心灵史。如果这不会令俱乐部过于震惊，那么我将在这篇投给会刊的稿件中回顾一下我们在智力上和精神上，而不是肉体上的历程，以此来说明一个空白的头脑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这些印记又从何而来，以及一个人是否应然保持着年轻时的信仰。

　　我是在1902年的朱迦勒节来到剑桥的。当年年底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出版了。现在这一代似乎很少有人去读它，然而它显然对我们影响至深。这种影响以及围绕它进行的种种讨论曾经统辖过一切，也许至今仍然统辖着一切。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人的信仰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这也正是年轻人的特性，在成年人那里往往就会淡化。那时我们所形成的独特的情感至今未改。正是这些独特的情感影响了我们大多数人，使我们汇集成这个俱乐部，而又与其他人分开。尽管我们这些人物各不相同，但这种影响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摩尔本人是个清教徒；斯特雷奇（这就是他当时的名字），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伍尔夫是位拉比；我自己是个非国教教徒；谢泼德是个国教教徒和（现在成为）牧师；克莱夫是个整天乐乐呵呵的家伙；悉尼-特纳是个寂静教教徒；霍特里是个教条主义者。而在那些刚刚参加进来的人中，麦卡锡和安斯沃思与摩尔有私人情谊，因而受摩尔的影响就更深。福斯特我们那时候见得不多，他那时已经成了离群之马了。只是对我们这些在1903年很活跃的人来说，摩尔的影响完全取代了麦克塔格特、迪金森和罗素。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压倒性的，而且是与斯特雷奇常说的“令人沮丧”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这一切都多么令人兴奋啊，这是又一次文艺复兴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人间天堂，我们正是这新的天命的预言者，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因而即使在我们最为落魄失意的时候，我们仍然富有活力。这是如今的年轻一代所不具备的，他们只是对某些人物稍加效仿，然而非但不能超越他们，就连他们在心中的幻象都逐渐淡化了。

　　我们从摩尔那里获得的并不是他所给予的。他的一只脚已经跨入了新的天堂的门槛，然而另一只脚却仍然深陷于西奇威克和边泌的功利主义计算以及正统行为的一般准则中。《伦理学》原理中，有一章我们是不屑一顾的。可以说，我们接受了摩尔的信仰，又拒斥了他的道德信条。实际上，在我看来，他的信仰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使道德信条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信仰”指向人本身以及终极目标，而“道德”不过指向外物与中介。下面我将会说明，一个人如果怀有信仰，而抛掉道德准则，那将会怎样。

　　即使俱乐部的新成员们知道信仰为何物（他们真的知道吗？），在这里回顾一下它的大致轮廓也是有益而无害的。除了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当然主要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之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这种精神状态与行动、与成就、与结果无关，它超越时间，它就是思索和交流，它不必有“先”有“后”。按照有机统一性的原理，它的价值存在于事物的整体状态之中，对各部分一一加以分析是毫无用处的。例如，一个人处于爱的精神状态之中，那么这种精神状态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感情的性质，还要取决于其对象的价值、对象的感情的性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它不取决于，或者不十分取决于一年之后发生了什么或者双方的感受如何，这在我看来才是一种理智的态度，尽管我本人始终提倡在时间过程中的有机一致性。富于激情的思索与交流，它的适宜的对象是被爱的个人、美和真，生活的首要目标就是爱，就是审美经历的创造和体验，就是对知识的追求。在这三者之中，爱又首当其冲。不过，在摩尔影响下的早些时候，公众对爱的看法以及与爱相关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严肃的和柏拉图式的，我们有人会说，肉体的快乐会破坏并减损精神状态的整体性。然而后来，斯特雷奇指出，使用那些关于性的专门的拉丁词语是无可厚非的，相反，有意避开它们则是个严重的错误，含混地使用是脆弱的表现，而使用它们的同义词则纯属粗鄙。我不记得斯特雷奇发布他的这一敕令的确切日期了，但可以肯定这是后来的事，在1903年，这些词语甚至还并未作为专用的术语出现在一般的论述当中。

　　我们的信仰紧紧追随着英国的清教传统，它主要与我们的灵魂得救相关。神性只存在于很小的范围之中。在“善心”与“善果”之间并无紧密的联系。我们也往往感觉到，在实践中，存在后者干扰前者的危险。然而，一种适宜的宗教，它不同于现代旨在提供“社会服务”的伪宗教，因为它正具有那样的特性。大概，足以弥补的是，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完全超脱世俗的——它对财富、权力、声名与成功不屑一顾，视之如粪土。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哪种精神状态是好的？这是个直接省察的问题，是个不可分析的直觉问题，对此进行论证是徒劳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发生意见分歧时如何确定孰是孰非呢？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双方讨论的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说，双方的直觉指向的不是同一对象，依据有机整体性的原理，对象上的失之毫厘就可能造成结果上的差以千里。另一种解释是，有些人的判断力更加敏锐，正如有些人能分辨出某种葡萄酒而其他人不能一样。就我所知，基本上是这种解释更为盛行。实际上，观点论争的胜利者总是属于那个表达清晰有力、对自己充满自信，而又能巧妙地运用语音语调的人。当时，摩尔正是这方面的大师——每当听到别人的发言，他总露出怀疑的神情——“你真的这样想吗？”他的表情就仿佛是听到了什么愚不可及的事情，他的嘴大张着，脑袋使劲地摇晃着，头发剧烈地颤动着，“什么！”他大喊一声，然后对你侧目而视，这让你感到，如果不是你自己疯了，那就是他疯了，而此时你根本无言以对。斯特雷奇另有一套办法。他总是不动声色，就宛如他的观点根本不容质疑，也无需多说，这种保持沉默的办法也很有效果，对那些他认为不可理喻的事情可以应付裕如。伍尔夫善于表达否定，但他最擅长的莫过于让你感到，与其与他争论不如说服自己。迪金森知道如何耸耸肩膀，然后不服气地走开，不过他总是悻悻地走开。至于谢泼德和我，我们就像是摆脱不定的可怜虫，但我们最终总能被驱赶到有价值的观点之中，可见，可怜虫起码具有摇摆的权力。尽管如此，我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细枝末节上的差别。总而言之，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良好的精神状态，也都知道它正存在于与爱、美与真的对象的交流之中。

　　我曾称这种信念为一种宗教，而它也确实与新柏拉图主义存在某种关联。但在当时，我们对这一想法是颇为愤怒的，因为我们把这一切看作是完全理性的和具有科学性的。像其他任何科学分支一样，它无非是逻辑与理性分析对感觉数据材料的应用。我们对于“善”的理解正如我们对“绿”理解那样明白无误，并且用适于后者的逻辑与分析方法来对待前者。的确，我们将一种关于经验性质的教条态度与过于学究气的处理方法结合了起来。罗素的《数学原理》与《伦理学原理》是同年问世的。在精神方面，前者为处理后者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让我给你列出几个我们以前经常讨论的诸如此类的例子。

　　假设A爱上了B，并认为B也同样爱他，而实际上B并不爱他而是爱C，显然，如果A的判断正确，那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既然如此，是让A发现自己的错误更好呢，还是一直蒙在鼓里更好呢？是让A继续这样盲目地爱着B好呢，还是他根本就不爱B更好呢？既然A的眼力不足以识别出B的真面目但却爱着她，那么这是不是就完全，或部分地破坏了A的精神状态呢？假如时光倒流，我们的生活历程顺序颠倒过来，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精神状态的价值呢？如果把我们每个人享有的精神状态汇集起来然后重新分配，这又会不会影响精神状态的价值呢？在有坏的结果的好的精神状态与有好的结果的坏的精神状态之间应当怎样进行比较呢？在评价这些后果时，是按照它们的最终的真实价值呢，还是按照它们当时可能存在的价值呢？如果是按照当时的价值来评价，那么又当如何估价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呢？关于美，是否存在独立的客观评判标准呢？美，从它的定义来说，就是看起来好的东西吗？是否真的存在“美”这样一种客观的属性，正如“绿”或“好”那样呢？知识，同样也是个问题。是不是对每件事实的研究与思索都同样有益呢？——比如说，数清一堆沙子的颗粒数是否有意义呢？我们极力否认这样的观点，即有用的知识比无用的知识更可取。然而我们又不无轻率地认为，存在一种是否“有趣”的内在品质——这可能与“绿”、“善”和“美”这几个概念不相干——而探索那些有趣的知识比探索那些无趣的知识更有意义。假定“重要”与“有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那么“重要”就成为另一个令人困惑的修饰语。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最爱谈论的话题上来，是短暂而热烈的爱更美好呢，还是持久而平淡的爱更美好呢？我们也许倾向于前者。然而，在作了这么多的质疑之后，我们已然清楚的是：衡量这一切是何其困难。

　　这都是受了摩尔的方法的影响。根据这种方法，你可以通过使用精确的语言和提出准确的问题使基本上模糊的观念变得清晰。这是借助于完善的语法工具和清楚的语汇来发现问题的一种方法。“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经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一句话。在反复的询问下，如果你没能确切地表达出任何事情，那么你就会被指斥为言之无物。这是辩证法中的一种严格的训练，但实际上这又是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人格的力量远比思维的精细有价值得多。在他的巨著的序言中，透过许许多多的斜体字，那些了解他的读者们就会听到他那激烈的措词，这一点就像是维多利亚女王。摩尔一开篇就指出，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急于回答问题，而不事先想想你到底想问什么问题……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两个问题的确切含义，我想，回答问题的种种理由也就变得简单而明白了。”所以，让我们先来花时间搞清楚我们所问的问题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只要我们是在确切地提问，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摩尔正是这样做的。在有关“理想”的那著名的一章中，他写道：“实际上，一旦对问题的含义有了清晰的理解，那么其概略的答案就会显而易见了，从而似乎有成为陈辞滥调的危险。我们所知或所能想象的极有价值的事物，就是一定的意识状态；可以简单地将其称为人类交流的快乐和欣赏美的客体的快乐。任何一个向自己提出过这一问题的人，也许绝不会怀疑：对个人的爱和对艺术品或自然美的欣赏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如果我们仔细地考虑一下，哪些事物是单单因其本身的缘故就值得拥有，那么任何人似乎也不可能认为：除了包括在这两大项目之内的事物，其他事物也几乎具有同样巨大的价值。”

　　接下来就是快乐问题。当时间渐渐指向20世纪初，我想我们对快乐问题有点犹豫不决了。然而，在我们的全盛时期，快乐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我以为，如果两个人的精神状态在其他方面都相同，而只不过是一个人快乐而一个人痛苦，那么关于前者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而，有机整体性的原则却不允许我这样做。当时的普遍观点是（虽然不完全是来自于《伦理学原理》），快乐与要讨论的问题无关，而且总的说来，快乐的精神状态总让人怀疑是否缺乏深沉的感情。

　　那时候，×还没有对女人产生兴趣，伍尔夫也还没有喜欢恶作剧，他们还都不像今天这样快快乐乐。他们两人总是呆在黑黢黢的屋里，面对面坐在火炉旁的柳条椅里，一言不发，不抽烟斗的时候，就喃喃自语：良好的精神状态总是极其痛苦的，而痛苦的精神状态则是无比幸福的。斯特雷奇也支持他们——他在自己的第二个童年里才开始享受快乐——尽管他并不像他们二人那样总是郁郁寡欢而只是时时感到忧伤。而谢泼德和我则总是沉溺于欢乐之中，为此我们颇受羞辱。一天晚上，我们变得不服管教，鲁莽地坚持认为，快乐就其本身而言是无可厚非的。结果他们作出结论：与三一学院的肃穆相反，这种低级趣味正是皇家学院独有的特点。这可真是个可怕的晚上。

　　苏格拉底曾奉劝普罗塔库斯说，纯粹的享乐是荒谬的。摩尔则把快乐仅仅看作是其他美好事物的点缀。但摩尔痛恨罪恶，他在自己的信仰中设下了不可宽恕的惩罚。“快乐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毫无益处的，而且会招致罪恶……对一个精神状态恶劣的人，只要痛苦不是过于沉重，那么就应该使其经受痛苦而不是宽恕他。至于这会不会产生好的结果，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请注意“只要痛苦不是过于沉重”这一限定条件。我们的理想是拥有一个仁慈的上帝。

　　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柏拉图的本质上的善；胜过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加尔文教派的远离快乐和名利；并且压制了像维特一样的种种忧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常带欢声笑语，我们非常自信，富有优越感，鄙视群氓。但这种精神状态并不是一个成年人的良知所能始终维持下去的。当麦卡锡来度周末的时候，他就会温情脉脉地微笑着邀请摩尔到钢琴边来演唱他的德国浪漫曲，我们一起感受这美好的精神状态。或者鼓动鲍勃·特里维作一次蹩脚的演说，来滑稽而狂乱地模仿一些人物，其中的乐趣在于，你无法确定哪些是鲍勃自己的表演，哪些是他在模仿别人。

　　回首往事之时，看来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成长的。尽管今天人们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不再算计和衡量、不再问自己的所知所感，但我仍然认为我们的信仰更接近于真理，它把那些无关的问题抛在一边，它也不包含任何的羞耻心理。它所带来的纯净而美妙的氛围远远胜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因而，它仍然是我内心的信仰。上个星期，我又重读了摩尔关于“理想”的那著名一章。他试图确定生活中的行为品质和生活的总体模式，而这些都被人们大大淡忘了。他沉浸于一种无限的喜悦之中。他把自己的独特情感转化为抽象语言的方式是多么富有魅力、多么令人惊喜啊。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段落呢？如果一个人更注重精神品质，那么当他爱一个人的时候，是否应该看重美貌呢？他的结论是，美貌要略胜于“精神品质”一筹。这个段落如此曼妙，我且毕恭毕敬地引述于下：“我认为，可以承认：在这种热爱最有价值的场合，对各个精神品质的鉴赏必定构成其中的一大部分；而这部分的出现使得整体的价值远远超过没有这部分时的情形。但是，这种鉴赏本身所能具有的价值，是否同这样一个整体，即这种鉴赏和对上述各个精神品质的恰当的有形表现之鉴赏结合而成的整体所具有的价值相等，这似乎是大大值得怀疑的。毫无疑问，就有价值的热爱之一切实例而言，品性之有形表现，无论见之于仪表，或见之于言词，或见之于行为，确实都构成所热爱的客体之部分；而整个状态包含这些表现这一事实，显然使其价值有所提高。实际上，很难想象对各个单纯的，不伴随任何有形表现的精神品质到底是什么；而且，就我们能作出这种抽象而言，所考虑的整体无疑似乎会具有较小的价值。因此，我的结论是：对于可赞美的各种精神品质的赞美是重要的，这主要在于这种赞美所属的整体胜过一个不具有这种赞美的整体，而不在于这种赞美本身具有任何巨大的内在价值。这种赞美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否同对单纯有形的美的鉴赏所具有的价值一样大，那就是说，对具有巨大内在价值的东西的鉴赏，是否同单纯对美的东西的鉴赏同等有价值，这似乎是颇可怀疑的。

　　“而且，如果我们根据值得赞美的各个精神品质本身来考虑其本性，那么，很明显，对其正当的鉴赏包含对单纯物质美的另一种关系。值得赞美的各种精神品质基本上确实在于对各个美客体的有感情的鉴赏，如果我们上述结论是正确的话。因此，对其鉴赏将根本在于此种欣赏。实际上，对人物的最有价值的鉴赏似乎在于鉴赏其对别人的鉴赏。但是，不但就这个例子中所鉴赏的可能是单纯对美的东西的欣赏而言，而且就对一人物最有价值的鉴赏似乎包括对其有形表现的鉴赏而言，这里似乎都包括一种对物质美的关系。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承认，对一个人对他人的态度的鉴赏，或者说，对爱的爱，确实是我们所知的最有价值的，并且远比单纯对美的爱更有价值；但是，只有把前者理解为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包括后者，我们才能承认这一点。”

　　与摩尔关于“理想”的一章比起来，《新约全书》不过是给政治家们看的手册。自柏拉图以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文字能与这一章相当。它甚至要胜过柏拉图，因为它从不耽于空想。它传达出了摩尔的思想中的美感，他的识见的纯粹和饱含激情，他的从不空想和从不斧凿。有一次在梦中，摩尔把命题与桌子搞混了，但即使在他清醒的时候，他也无法把爱、美与真同家具分开。在他看来，它们都同样地确实、稳固、实在、客观，它们的存在如同常识一般。

　　没有理由放弃《伦理学原理》中那些基本的直觉，尽管与内容丰富多彩的经验事实相比，它显得过于局促。但它提供了一种与外部事件无关的经历，这是一种额外的惬意，虽然，对我们这些人乃至所有人来说，今天都已经不能安然地生活在个人主义之中，而这正是爱德华治下早期的杰出成就。

　　我距离D．H劳伦斯还相去甚远，也还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说我们已经“不中用了”。但现在我还不准备讨论这个主题。首先我要解释一下我们的信仰当中的其他层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是个人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态度，那么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又当如何理解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呢？

　　摩尔的著作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区分作为精神属性的善和作为行为属性的公正。关于行为的一般法则，他也有所论述。他关于正确行为的可能性的理论对我来说尤为重要，我把我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于研究这一课题。我的写作受到了来自于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和罗素的《数学原理》两方面的影响。然而对于该书的绝大部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还没有注意此书在这方面的特点，也还没有对它尽量加以运用。我们沉醉于那些华而不实的礼物中，却还没有开始玩推断的游戏。我们生活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还没有接近他的《理想国》，更不用说他的《法律篇》了。

　　这使我们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我们已把享乐主义抛出窗外，又放弃了摩尔那些很成问题的利益计算，从而回到了现实中来。社会行为本身即是目标，而不仅仅是在我们理想之外的悲哀的责任。不仅仅社会行为是如此，生活中的一切行为：权力、政治、成功、财富、野心都是如此，另外还有经济动机和经济标准，尽管这在我们的哲学中并不像那位做毫无意义的收藏的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看待得那样突出。因此，我们成了这一代人中最早，也许是唯一的摆脱了边沁传统的人。实际上，起码就我自己来说，我当然没有把外部世界抛到九霄云外。我只不过是在反思早些年里，我们认为思索和交流应当排斥其他一切目的的想法。在这篇回忆录中，我并不准备解释为什么摆脱了边沁传统就是一大进步。不过，我的确认为，正是边沁主义传统在蚕食着现代文明，它应当对现今的道德败坏负责。我们过去总是把基督徒看作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似乎就是传统、保守和欺骗的代表。实际上，是把经济标准奉为圭桌的边沁的功利主义计算在破坏着大众的理想。

　　不仅如此，正是从边沁传统的脱离，再加上我们始终不渝的个人主义哲学，使我们所有这些人都避免了从边沁主义矫枉过正到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我们没能保护我们的后辈们，也没能使他们满意，因为我们没有提出能与这种虚假的经济信仰相抗衡的东西。不过，我们自己——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说所有我们这些人——还都能免于这种病毒的侵害。我们有我们最后的避难所，正如罗马教皇有他的最后避难所一样。

　　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但摩尔不仅仅在第五章“关于行为的伦理学”中讨论了行为的义务，即应当通过因果联系在未来的数个年代中创造出最大可能的善（这部分的讨论充满了谬误），而且还指出了个人遵循普遍原则的义务。我们完全否认个人有遵循普遍原则的义务，我们主张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加以实事求是地分析。智慧、经验和自制力正可以胜任这一切。这是我们的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毫不动摇地维护着它，在外部世界看来，这正是我们最明显和最危险的特征。我们拒斥那些传统的道德、保守的观念和陈腐的智慧。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是不道德的人。考察其后果就应该考虑其价值所在。我们不承认有什么道德义务或内在约束，我们也不准备顺从或遵守什么。在天堂面前，我们自己对自己进行审判。我逐渐意识到，这也许更像是俄国式的特点，总之英国不是这样的。这产生出了一种虽然有所隐藏但却普遍存在的自我怀疑，怀疑我们的动机和行为。这种怀疑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存在，而且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它笼罩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相关的生活。现在，我认为，这种怀疑是有正当理由的。然而，就我自己来说，已经无法改变了。我是，并将永远是，一个不道德的人。

　　然而，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惊世骇俗的。但是，即使当我们完全正确之时，也往往会令人震惊。其中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看法的基础是薄弱的，它建立在一种先验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而这一错误却是灾难性的。

　　我说过，我们是最先摆脱边沁主义的人。但我们却是18世纪另一项异端邪说的坚定的继承者和拥护者。我们是最后的乌托邦论者，或者是人们有时称作的社会向善论者。我们相信，人类的道德水准将会不断进步，因为人类已经拥有了一批值得信赖的、理性的和正直的人们，他们在真理和客观标准的引导下，能够摆脱那些传统的、保守的观念和陈腐的行为准则，并且自此以后，形成他们自己的信念、纯洁的动机以及关于善的可以信赖的直觉。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在1903年之后就绵延不绝。它存在于自私自利——这被称为合理的自私——的伦理学之中，正像它存在于康德和边沁的指向普遍的善的一般伦理学中一样。正是由于自私自利是合理的，才可认为个人主义体系和利他主义体系在现实中的结果是相同的。

　　简言之，我们反对原罪说的各种版本，我们对人的内心存在罪恶之源的愚蠢说法嗤之以鼻。我们也并不认为文明是建立在个人和少数人意志之上的摇摇欲坠的大厦，而只能以苛条酷律和阴谋诡计来维持下去。我们对传统的智慧和习俗的桎梏心存大不敬。正如劳伦斯和路德维希所说，我们不尊敬任何事和任何人。我们也不准备尊重那些为制定生活秩序（正如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做出杰出贡献以及精心保护这一秩序的前辈们。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说道，最好的一套法律就是禁止年轻人询问法律的是非，而老年人却可以在年轻人不在场的时候把他们发现的法律中的缺陷通报给统治者或其他老年人。这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名言。作为我们的普遍的精神状态的原因和结果，我们大大地误解了人性，包括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性往往流于肤浅，不仅仅在判断上是这样，在情感上也同样如此。我们不仅仅在精神上是前弗洛伊德主义者，而且丧失了前人具有的某些东西。我现在仍然无可救药地相信别人的感情与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也相信自己）。有一个微小但却鲜明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正常”思想的荒谬性，那就是抗议的冲动——给《泰晤士报》写一封信，在吉尔德大厅召集一次会议，或者当我预想为“正常”的事情未能实现时捐助某个基金。我大喊大叫，就像真的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权威或标准一样，这可能是相信祈祷的功效的遗迹。

　　我曾说过，人是理性的这一虚假观点往往会使我们的判断和情感流于浅薄。在我看来，摩尔关于“理想”的那一章罗列了有价值的各种感情。人是理性的这一看法，不仅没有促进理性，反而破坏了理性。它忽视了某些强有力而有价值的情感源泉。人性中某些自发的、不理性的冲动往往具有某种价值，因而我们的完美的体系出现了缺口。甚至某些与罪恶相关的情感都有一定的价值。除了那些自发喷涌的、甚至是邪恶的冲动之外，还有一些不为我们所了解的有价值的思索与交流的对象。我们所了解的是仅限于那些从生活秩序或生活模式的一致性以及情感中激发出来的对象。我们一定还记得佩利的名言：“虽然我们常常谈及知觉存在的一致性，并把幸福、苦难、欲望、利益和情感都归结于此，但实际上，除了个体之外别无他物存在”。不过，我们使个人主义走得太远了。

　　当时间指向1914年的时候，我们的人性论的浅薄或者说是错误就愈加明显了，而这也正偏离了人性本善的论点。如今，一对情人的短暂相会与快乐完全纠缠在一起，而这正是曾经被拒绝的，生活的模式有时不过是一系列短暂而浅尝辄止的“私通”。我们对于生活和各种事务的评论是睿智而有趣的，但又是极易击破的——正像罗素、我和劳伦斯之间的谈话一样——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关于人的本性的确切诊断。伯蒂把各种根本不可能相容的观点兼收并蓄起来。他一方面认为人类事务的发展进程是不理性的，一方面又认为解决办法是既简单又容易的，因为我们只需遵循心中的理性就够了。讨论这方面的实际事务是件令人厌烦透顶的事。而如果把那些隐含的、暗藏的、无论是好是坏的情感抛开，讨论人的本性也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在时间过程中考察生活模式，并且不再把它看作是一系列独立的、不连续的闪烁，那么唯一起作用的就是人的精神状态，然而，精神状态体现价值的方式，以及其对象都是各种各样、丰富多彩，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我想起，在过去，我们处理这种经验的多样性的办法是不合理地扩大了审美经验的范围（比如说，在悲剧情绪这一名义下，我们会研究它的各种分支）。并且把那些人类经验归为审美经验，通过这种错误的归类来消灭多样性。

　　如果我就此忽略我们的优点——我们的魅力、智力、超凡脱俗和热情——我可以把我们看作水蜘蛛，它在水面上优雅地掠过，像空气一样轻盈适意，没有激起任何的漩涡，也没有触动水下的潜流。但在劳伦斯那无知、嫉妒、暴躁而恶意的眼光注视下，我们这些人的品质又是多么令人生厌啊：在薄薄的熔岩表面上跳跃的理性主义；对粗俗感情的存在与价值的忽视；既放荡不羁又大逆不道；与邦尼的朴实相比显得故作聪明；把奥特兰的高雅看作是糖衣的毒药。这些，对我们这群可怜又愚蠢、还满怀好意的人来说是多么不公平啊。但这就是当劳伦斯1914年说我们已经“不中用了”的时候还不无道理之处。

　　　　　　　　　　　　　　　　　　　　　　　　1938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