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啮痕录

《锯齿啮痕录》流沙河
《锯齿啮痕录》作者：流沙河

　　书名：锯齿啮痕录
　　作者：流沙河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
　　出版时间：1988.1
　　页数：363　页
　　开本：32开


　　读《锯齿啮痕录》

　　这个书名有些“朦胧”，却并不浪漫，不知会不会有人误认为是一本讨论木工经验或各类锯具功能的实用性著作？
　　然而这的确是一部写实的书，记录了作者——一个崭露头角、颇富才华的青年诗人自一九五七年罹祸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生活遭际；罹祸后的诗人也确曾做过拉大锯的“解匠”，他用有形的大锯将圆木分解成一块块木板，同时自己的灵魂也在经受着人生中无形、却更尖利的锯齿的啮噬……
　　流沙河是以发表“大毒草”《草木篇》而闻名于全国的青年“大右派”，加之父杀母管，此后的厄运便不想可知了。他被开除了团籍和公职。在监督劳动期间，扫地、烧水、拉车、炼铁、开荒种菜都干过；后来又被赶回了故乡，拉了六年大锯，继而又钉了六年包装箱……羸弱的诗人，全靠出卖体力劳动维持着生计。然而，以“老九”骨头之“贱”，他仍旧苦读不已，写诗作文不止，正派地作人，不自暴自弃，顽强地挺过来了，他的精神依然坚韧而完整，没有被人生中那把无形而又无情的大锯分解成一小块儿、一小片儿加上一大堆锯末。诗人终于能自豪地引证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一九五七年罹祸者不少，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迫下，有人颓唐了，有人怯懦了，有人庸俗了，有人“聪明”了，有人甚至也学会害人了，但更多人没有，他们依然故我，正直作人，锐气如初，流沙河正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一本只有十几万字的小集子，堪称作者个人二十年的小《春秋》，但从中也可见出整个国家的大《春秋》。那的确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全体人民都在受苦受罪，不独流沙河一人而已。然而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他的这本人生实录是可以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的，且不说作为“文革”序史和“文革”史的一隅看待，即以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人生观而论，就颇有一点哲学意味了，至少可以启迪人们，哪怕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也要能扛得过去，而事实也证明没有什么是扛不过去的！
　　时间对于人们的记忆来说，犹如一层层的过滤纸，过滤后留在记忆中的往往是比较美好的东西。因此需要有人或有更多的人从各个角度将悲剧性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使后人永不忘记，而免于重蹈覆辙。我想，这也正是一切所谓“伤痕文字”（我不用文学二字，并非否认文学具有一定意义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性，而是以为不加渲染的实事求是的纪实文字更适宜再现历史，当然有纪录影片就更好）存在的价值。　　-----　　摘录《读书》二十周年合集


　　流沙河，文学奇才，文革因言获罪，当了20年木匠，拉了20年的锯。二十年间，经历了弟弟自杀，妻子被捕，上街挨揍，夜半抄家，好几次目击亲友的死亡，躲过自己的死亡。营养不良，疾病缠身，手指也被锯断一根。20年后终于恢复工作，仅剩贱命一条。这条贱命却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回忆录《锯齿啮痕录》。20年的厄运用如此幽默老辣的笔调写出，文字的背后，是一个受了致命伤的灵魂发出的微笑。他不认为这20年没有书读的拉锯生活是浪费生命，第一，他用劳动创造着财富，自食其力。第二，没有这20年的苦难，就没有《锯齿啮痕录》，对于一个丰富的灵魂来说，任何苦难都是人生的财富。所以这部作品描写的是人间地狱，但到处是自嘲式的幽默和乐观，透露着一条贱命的尊严。　



　　流沙河简介：

　　流沙河（1931－），原名余勋坦，四川成都人。1948年高中时期开始发表作品。五十年代初任编辑开始写诗。195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农村夜曲》。1957年1月参与创办诗刊《星星》，并发表散文诗《草木篇》，由此为诗界、文学界瞩目。但后者不久即遭到公开批判，被认为是“站在已被消灭的阶级立场”上，“向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由此被打为右派，遣送回原籍劳动。七十年代末回归文坛，仍然以诗作为主，记叙自己以往的生活遭遇和心理体验，后结集为《流沙河诗集》（1982）、《故园别》（1983）、《游踪》（1983）等。



　　因才识扬名，因清脱为人仰重，因谦虚而备受爱戴，这便是人们心目中的著名诗人流沙河。

　　流沙河曾在中国诗坛上笔走龙蛇，饮誉海内外。10年前，先生突然“见异思迁”，弃诗而作文，鼓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拨弄出举世瞩目的一个大旋涡。近年来，突然又波澜不兴，一时间，文化人都在询问他的“流向”。蜀国的文学圈子压根儿就消失了他那瘦比黄花的影子，消失了他那让人心头搁不下的谦恭，消失了他兴之所至谈笑惊座的幽默。先生的近况如何？难道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先生已逾七旬，身高1.7米，体重却只有90多斤，怎一个“瘦”字了得，他的样子，容易使人联想到经霜后的枣树，秋塘里的残荷。光阴似箭催人老，先生已是两鬓如霜了，但双眼依然睿智深邃，神态依然恬淡超然。

　　问先生近来可好？他说身体尚佳，无大病，一日三餐，素食而已，不饮酒，烟已戒10年。素闻先生仅吸烟这一嗜好，因何戒了？为健康？为生计？对此先生笑侃一趣：我吸烟从来均属低档，10年前在烟摊购回一条便宜香烟，回家拆开一看，竟然是伪劣品。退不掉，扔了又可惜。于是乎，硬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坚持一支支抽完它。意想不到的是，多年抽烟的愉悦和快感也随这烟雾而散了。

　　先生言谈海阔天空，雅俗共赏，亦庄亦谐。他幽默的质量，可谓绝唱，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引经据典，从早“幽”到晚。先生说：有两个人逛书店，看到一排排包装精美的书，两人在浩叹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各自大发了一番高论。一人说，这个作家太骄傲了，出了一本书，竟然在封面印上“老子著”；另一人说，那个作家太谦虚了，自我作贱署名“孙子著”。先生说：有天一来访者到家中，交谈一阵后才发现来者语无伦次，神志不清。原来是个精神病患者，赶忙将其哄骗出门。此后装置了一门镜，每有敲门声，便先趴在门镜上仔细观察，并大声提问，确定来者正常无异后，再开门迎客。

　　先生是四川金堂人，生于1931年11月11日，幼习古文，做文言文。1947年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1949年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历任创作员、《四川群众》和《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草木篇》被毛主席亲自点名，“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流沙河在全国上下被批倒批臭，后连续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累计20年。1979年他被调回四川省文联，从1985年起专职写作，并先后出版了《锯齿啮痕录》、《独唱》、《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流沙河随笔》、《流沙河诗话》、《故园别》、《游踪》、《庄子现代版》、《Ｙ先生语录》等著作。迄今为止，已出版小说、诗歌、诗论、散文、翻译小说、研究专著等著作22种。

　　先生原名余勋坦，“流沙河”中的“流沙”二字，取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因国人名字惯为三字，遂将“河”复补。先生说，“流沙河”三个字都有水，哪知命中注定就与河沾不得边。8岁时，母亲找八字先生算命，说我26岁那年要在河中淹死。母亲就对我严加管束，我也小心翼翼，从不到河边玩耍。岂料是祸躲不脱，1957年，就在我刚好26岁的时候，还是被淹死在流沙河里了。那时，在报上一见“流沙河”我就胆颤心惊，有一次，《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标题赫然入目：《坚决同流沙河作斗争》。我吓了一跳，读了文章后才知道，原来河北有一条流沙河需要治理。后来，我还知道全国有五条流沙河。那个时代，没有真正的文艺批评，只有“活学活用”的政治批判。我发表的《草木篇》，本来是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借草木咏志，古已有之，白居易“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之类的诗句，千百年来，没有人批它为毒草。而我却因几首小诗，被打成“反革命”，引来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为什么要选《草木篇》作为大毒草的典型呢？因为它篇幅短小，符合当时“节约闹革命”的精神。毒草太长看都要看半天，批起来太麻烦。其它毒草都长，惟独《草木篇》短，全国大专院校、各省市县政协都把这篇毒草打印出来，人手一份进行批判，节约多少“革命”的纸张和时间？因为有了《草木篇》这根毒草，“多、快、好、省”一下就牵出了25000多个右派。这种短平快，其它毒草行吗？祸福相倚伏，大批判让我成了举国上下的“名人”。平反后，人们的逆反心理又认为我的诗水平不得了，其实现在我自己读起来就很惭愧。我儿子读了我以前写的诗后也说：爸，你写的啥子诗哟，我就看不出有啥了不得的。这评价倒很中肯。



　　自　传
　　别了布后街2号
　　农场也要别了　
　　辞行访友
　　离开成都
　　回老家去劳动　
　　大锯生涯
　　“五一六”这一天
　　六弟之死　
　　吹火向下烧
　　快快结婚
　　新婚别　
　　红卫兵来了
　　夜半抄家
　　躲蟾酥　
　　戴高帽子游街
　　一红一黑
　　昂谖謇唷币寡　
　　替别人挨打
　　鬼迷了心窍
　　儿子来得不是时候　
　　给女儿编课本
　　两关派出所
　　做了砖又锯木　
　　不能拖死在一路
　　国难来了又去了
　　闹地震　
　　家灾踵至
　　怪事一丛
　　别了故园　



　　自传

　　1931年11月11日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忠烈祠南街一个小院里。我的老家在距离成都市八十八华里的金堂县城厢镇（该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了）槐树街余家大院内，原是一个大地主家庭。我三岁那年随父母迁回老家的时候，家道早已式微，父辈们分了家，各自挥霍殆尽。我的父亲余营成这一房有田二十亩，算是小地主。

　　父亲余营成1920年求学北京，学业不佳，酷爱京戏。书未读完，回成都经商，折本歇业，入四川法政学堂。就学期间娶了我的母亲刘可芬。母亲刘可芬，四川省双流县乡下人，其家庭系地主，被其继母拐骗来成都，说与我的父亲做了二房。其继母欺骗我的外祖父，诡称我的母亲已在成都病死，并在郊外的青羊宫附近造假坟一座，说就埋葬在此。母亲向父亲哭诉了被拐卖的经过情形，父亲便向法院起诉。真相大白，可怜的外祖父找到了“死去的”女儿，相对大哭。此案详情刊载在当时（二十年代）成都的一张报纸上。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母亲已嫁给父亲了，外祖父只好承认这一门婚姻。父亲待母亲好，教她识字，后来母亲就能春节写信了。母亲至今健在。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我是母亲的长子，备受宠爱。槐树街余家按大排行计算，我是同辈中的第九，所以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而我的本名是余勋坦。自幼体弱多病，怯生，赧颜，口吃。两岁以前在母亲的麻将脾上已识“中”字，这是我认得的第一个汉字。四岁已认完一盒字方（正面是字，背面是图，看图识字），都是母亲教的。

　　1938年入学。先读县城里的女子小学（因为怕挨男同学的打），后转读金渊小学。读小学毕业班的那年，自学李煜的词，尤爱《梦江南》《虞美人》两首，这是学旧体诗词之始。同时开始学做文言文，无非是“夫人生天地之间……”“何以言之？”“岂不痛哉！”那一套。1944年入金堂私立崇正中学。每周一篇作文，做文言文。春天做《春郊游记》，秋天做《观刈禾记》，端午节来了，做《观龙舟竞渡记》，天寒了，做《说冬日之可爱》。学了贾谊的《过秦论》，做《过秦论书后》，学了司马迁的《李斯传》，做《论李斯》。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了，做《悼罗斯福》——这篇作文我得一百分。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此文，萌醒了我最初的发表欲。出题做文，都有旧规陈套，全是八股翻新。国文老师只选讲《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不采用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文言文结构谨严，条理分明，极少废话，对我日后从事文字工作大有好处。除了在校攻读文言文而外，每日课余及每年寒暑假，我还得就学于一位贫穷而善良的老秀才黄捷三先生，听他逐字逐句他讲解《诗经》《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还自学了一本《声律启蒙》，这真是一本奇书！“云对南，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钩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官。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帘春雨杏花红……”低吟缓诵之际，但觉音韵铿锵，词藻华丽，妙不可言，很自然地领会了平仄对仗。当时以为懂得平仄对仗，就能做旧体诗了，便偷偷写了一些可笑的五言六言。老家门前有五株古槐，晨昏鸦噪，夜半枭啼，炎夏浓荫，寒秋落叶，为我提供了最初的诗材，当然都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了。那时候我梦想做一个诗人，认为抒发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又有趣的事情。至于“歌诗合为时而作”的起码道理，当时是根本不知道的，当然更想不到一吟一咏如果不合时宜竟会给自己带来穷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辞》注释家蒋骥说：“骚忧乃不祥之书也！”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也是1944年我刚入中学的时候，读到了第一首印象最深、至今尚能背涌的新诗，那就是我们四川诗人吴芳吉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写的《婉容词》。这首叙事诗说的是一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束缚的弱女子，名叫婉容，贤淑美丽，被其留学美国的镀金博士丈夫所遗弃，几番感伤徘徊之后，投江自杀。写得哀婉凄切，一吟三叹，读之泪下。此诗在语言音韵方面兼有旧体诗词之长，如新蝉自旧蜕中羽化而出，似旧而又非旧，一鸣惊人，风靡全川，对我影响很深。

　　1947年春季离开老家，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那正是国统区进步学生运动如火燎原的年代，罢课抗议，游行示威，风起云涌，我卷入其中。一位姓雷的同学领着我们上街游行，到省政府门前呼口号：“打倒王陵基！”我们唱着两支红色的歌，一支是《团结就是力量》，一支是《山那边，好地方》，意气昂扬，心向延安。顺便说一句，这位姓雷的同学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险遭杀害，得救出狱，在六十年代做了我的故乡金堂县县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虐不堪，自杀身死了。后话不提，书归正传。当时我无心读书于课堂，有意探求于文学，狂热地阅读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特别是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抄录了厚厚的一本，认为《向太阳》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首诗，而唐诗宋词被我弃之如敝履。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叛逆者了。

　　也是1947年早春我刚入高中的时候，重庆《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的前夕，该办事处的书店公开散发书籍。我闻汛急往，得一本萧三著《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如获至宝而归。如今物换星移人渐老，每次经过祠堂街的时候，还要注目留情于那家书店的旧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当时成都有一家进步的《西方日报》，报社里有好些地下党的同志在工作。1948年秋季我向该报投稿，报道校园生活，多次刊用。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折扣》，侧写一位老师的困苦生活。说来惭愧，构思借自二十年代女作家黄庐隐的一个短篇小说，只能算是模拟之作。作品排成铅字，受到鼓舞，此后便有志做一个作家了。于是又读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小说，还读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读美国小说《飘》，而对新诗的兴趣大减。这年还惹过一点小小的麻烦。在《西方日报》上写消息揭露学校生活的污糟，激怒了以姓涂的为首的几个三青团学生，联名贴大字报威吓我，叫我出来答辩。幸以笔名发表，不知是我写的，得免罹祸。我胆小，再不敢乱写了。

　　1949年春季，在成都的《青年文艺》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街头巷尾》，因而加入青年文艺社，该社成员多系成都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同时在成都的《新民报》《西方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共十多篇。这年秋季以高中五期学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以该系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被录取。入学后不想去听课，只写东西。年底，喜迎成都解放。

　　成都解放后，此时已入1950年了，我想做作家，不愿返校求学，也不愿参军到文工团（纪律太严）。于是回到故乡金堂县城，在县学生联合会协助宣传工作。后来又到金堂县淮口镇女子小学教书，近一个月。那时候自学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眼界顿开，立即照办，为了“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志愿上山去教村小。二十多天以后，因已在《川西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演唱作品和短篇小说，引起了该副刊主编西戎同志（当时他是青年作家）的注意，在素昧生平的情况下，蒙他信任，来信约我去报社参加工作（当时都说参加革命）。我便结束了五十天教师生活，到西戎那里报到去了。看见我不是他所估计的一个老头儿而是一个小青年，他很满意，一直对我极好。1951年，我编《川西农民报》副刊版兼时事版，同时发表了许多演唱宣传品，工作很努力。还发表了与别人合写的中篇小说《牛角湾》。该小说有严重缺点，在党报上受到十多篇文章的严厉的有益的但是未必中肯的批判。由于有西戎关照，只批判到“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现实”，“将导致亡国亡党”为止，没有再加码，没有把我当敌人看待。写了一篇检讨文章公开发表，松松活活地我就过关了。

　　西戎不摆官架子与文架子，平易近人，带我下乡体验生活，与我合写东西，鼓励我，批评我，使我获益不浅，终身难忘。在随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勇于批判自己的旧观念，并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觉得自己大有进步，于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以后，调至四川省文联工作，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评论文章。

　　1953年我到大邑县三岔乡第七村体验生活，住村长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太平富庶与农民的快乐勤劳，至今不忘。在那里写中篇小说与剧本，都不成功。这年秋天又转移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体验生活，住社长家中。第二年又在这里做普选工作，做粮食统购工作，同时写一些东西，也都不成功。原因是自己缺少求实精神，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的套子去套量生活，主观主义地从概念出发，缘着教条瞎编故事，这样还能写出象样的东西来吗！后来回省文联到《四川群众》做编辑工作，发表几个短篇小说，其中《窗》一篇稍好。当时我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入迷，深受其影响。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我也写了两篇文章发表，无非是顺大流唱通调而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1955年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我也写文章发表，并写宣讲提纲，多有强词夺理之处，歪曲了人家的本意，然后又把人家臭骂一顿。在此谨向胡风同志致歉！

　　这年写诗《寄黄河》发表后稍有好评，乃努力写诗。写组诗《在一个社里》发表后又稍有好评，便写诗愈勤。此后才走上了写诗的轨道，仍做创作员。几个月凑够了一本，交给重庆人民出版社。第二年即1956年出版了，书名《农村夜曲》，现在读了很惭愧。

　　1956年早春去北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眼界大开，诗思大涌。会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去采访先进生产者，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会后又求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那是一个大出人才的学习斑。美丽的北京给我以丰富的感情燃料，觉得到处都有诗。八个月里写了许多小诗，又凑够了一本，交给作家出版社。第二年即1957年春天我的《草木篇》刚刚被批判以后出版了，书名《告别火星》，现在读了有些惭愧。1956年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窗》，其中只有《窗》一篇和《辣椒与蜜糖》一篇稍好。

　　1956年秋天在文学讲习所结业后，心情悒郁，回四川去，在南行的列车上写了题名《草木篇》的五首小诗。回去不久，我参加了《星星》诗歌月刊的筹备工作。“星星”这个名字是丘原同志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死于监狱了，愿他灵魂快乐！《星星》编辑部只有四个编辑：白航（主编），石天河（执行编辑），白峡（编辑），流沙河（编辑），即“二白二河”，反右派运动中无一幸免。一个编辑部弄得全军覆没，象《星星》这样的下场，海内仅此一家，再无二例！

　　1957年元月，《星星》创刊号面世十四天以后，在《四川日报》上受到可怕的指责，罪名是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发表在创刊号上的《草木篇》，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也招来了省市两报大规模地猛烈地轰击，使我惊讶。批判愈演愈烈，升级到“反革命”与“阶级仇恨”的高度，海内为之侧目。我想不通，抗辩，发言见报，徒自取辱而已，有个什么用呢！后来许多人（几乎都是从未晤面的）为此受牵连，遭遇很惨。

　　被错划为右派后，诚惶诚恐，“认罪”尚好，幸获宽大，开除共青团，开除公职，留在省文联机关内监督劳动，扫地，烧水，拉车，到崇庆县山中去炼铁，混完了1958年。其间写了一个长诗《三人行》，三千行，稿本被收去了，不知下落。劳动之余，潜心研读《庄子》，记得烂熟。1958年被叫到省文联的《草地》编辑部打杂，登记来稿，修改刊用稿，尽心悉力，为时一年。工余研读《诗经》《易经》《屈赋》。1960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农场开荒种菜。病水肿，叫回机关休息，便研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61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已停工的建筑场地种菜，夜夜守菜园，专抓偷菜者。由于克尽厥职，过分积极，反被偷菜者打了一顿，还被扭送派出所，哭笑不得。1962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利用方便条件，阅读大量古籍。我一贯爱读书，相信开卷有益，三教九流，来者不拒。被孤立了，无人同我往来，免除干扰，正中下怀。不回寝室睡觉，在图书室里夜以继日地狼吞虎咽地读，在沙发椅上过夜。先是研究古代天文学，从此成为一个兴趣历久不衰的天文爱好者。后来搜集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写出叙事诗《曹雪芹》，五百行，稿本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焚毁。

　　从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八九年间，利用劳动之余暇，我研读了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史、民俗学、古人类学、唐宋明三代的野史笔记、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做了大量的摘录与索引，写了许多心得，都是写在废纸背面的。我对古汉字学最有兴趣，钻透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做了上十万字的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部颇具趣味性的解说古汉字的普及读物，花了我三年的时间。此稿题名《字海漫游》，约八万字，被红卫兵抢走，终不可寻。怅怅！

　　1966年春天，黑茫茫的长夜来临了，我被押解回故乡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造，此后全靠体力劳动计件收入糊口了。这年的七夕我结婚了。接着来的是抄家、游斗、戴高帽。成都的红卫兵来抓我，意欲弄我回成都去批斗。幸好本县某领导人及时将我潜移乡下三日，躲过了一场可能被打伤致残的横祸。那些领导人，包括本镇派出所所长，都是严肃认真地按照当时的政策对待我的，没有给我以额外的难堪的折磨，我至今对他们毫无怨尤。他们都是好人，可惜后来很快地就被人家打倒了或靠边站了。

　　我在故乡劳动十二年，前六年拉大锯，后六年钉包装箱，失去任何庇荫，全靠出卖体力劳动换回口粮维系生命，两次大病，差点呜呼哀哉。后六年间，压迫稍松，劳动之余暇，温习英语，为小儿子编写英语课本十册，译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通读《史记》三遍，写长诗《秦火》，一千行，此稿自毁了。在那十二年的长夜中，只留下《情诗六首》《故园九咏》两组小诗和《唤儿起床》《故乡吟》等几首小诗，实在惭愧！另外，香港某出版公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照相翻印出版我的诗集《告别火星》发卖，乃属盗印，我完全不知道。

　　二十二年的艰难日月给了我有益的锻炼。我一直朦胧地眺望着未来的光明，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努力求学，正派做人，相信将来还有为人民服务之日。惜乎头发渐渐花白，岁月不我待了。保尔?柯察金说得好：“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回顾自己的大半生，我是满意的，我值得。

　　江青反革命集团落网后，我很快活，背负着生病的小儿子上街看大标语，教他认标语上的大字。我的妻子从外地归来，她也很快活。我说：“从今以后，我可以拚命地钉包装箱了。”她说：“我用不着东躲西藏了，我可以去收破烂维持生活了。”我们所求甚微，只望国家安定，个人能够劳动谋生，便是万幸了。

　　1978年5月在故乡我被宣布摘帽，年底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三中全会后，天大亮了，我才真正苏醒了，想起我曾经是一个诗人，也许还能写几句的，于是技痒了。1979年4月，在沉寂二十二年之后，首次在《诗刊》上发表《诗二首》。这该感谢《诗刊》的编辑同志，是他们叫醒了昏沉沉的我。7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的《梅花恋》，《成都日报》又发表了我的《带血的啼鹃》，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9月，由中共四川省委下达正式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歌月刊平反，为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编辑平反，也为《草木篇》平反。至此，我被错划为右派的结论才得到改正。10月，《星星》复刊，我被调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仍在《星星》做一名普通的编辑人员。

　　1980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我加入了研究飞碟现象的中国UFO四川分会。我的组诗《故园六咏》有幸获得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新诗奖。谢谢。

　　　1981年7耳24日在成都写定

　　

　　1．别了布后街2号

　　1960年7月我从北郊凤凰山麓的农场回到成都布后街2号。这里是四川省文联机关所在地。我是被叫回来治疗水肿病的，住在进大门倒右拐入小院的一间客房里，日日读明清两代的野史笔乘。坐着不想动，动了饿得快。治疗水肿病，一点也不难。特效药是一种白色的丸剂，呈卵条形，长约半厘米，加水煮熟，每日三服，每服三碗，多服疗效更佳。治疗八个月后，我的病就好了，被叫到东风路省文联已下马的建筑工地去，裁红苕，栽南瓜，栽菜，促使大城市街头风景田园化，增加美观。夜夜坐守通宵，捉拿那些偷摘我们栽的观赏植物的人，其数上百。1962年5月我被叫到省文联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饭吃饱了，里比多（libido）过剩，想做学问。好像发了疯，有鬼在祟我，拼命去攻许慎《说文解字》。这一部辉煌的文字科学著作，每一页内都有一个奇妙的世界，任我邀游其中，沾沾窃喜自己的后半生找到了一个寄托。难怪从前有人说《说文解字》是中国七大奇书之一（其余六大是《易》《诗》《楚辞》《史记》《水浒》《红楼梦》）。围绕着这一部奇书，我又旁攻了殷商甲骨文和两周金文以及《仓颉篇》《班马字类》《玉篇》等等十多部能找到的著作，眼界大开。每有心得，见古人之所未见，又惊又喜，奈何无处发表，便躲入公家藏书室，也是我不付房租的寝室，关了门窗，假设东汉的许慎坐在我面前，听我滔滔抗辩。还记得有一回我的辩词如下：

　　叔重先生，你说臣字像屈服之形。你的意思，照我理解，是说在国君面前，臣必须屈服，屈，屈体，服，服务，就是佝着背，弯着腰，老老实实做牛做马，不许乱动。如果他要乱动，挺起胸膛，站直，便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语调轻柔）是这个意思吧，叔重先生？（微露笑容）好。好。谢谢你的首肯。你是个老实人，能对晚生的我，说老实话。难得，难得，你能公开承认，你是个坚定的君权主义者。（收敛笑容）你脑袋里有了这个臣必须屈服的想法，再去看篆文的臣字，便觉得那真像一个人的形状，佝着背，弯着腰，正在那里服务，所以你说：“臣，牵也，事君也。像屈服之形。”唉，先生，叫我怎么说呢。你读过殷商的甲骨文吗？（点头微笑）我知道，你当然没读过。你老仙逝一千七百年后，甲骨文才被发现。那玩艺儿比你读过的西周古文还要古老。你问在哪里发现的吗？殷墟。“洹水上之殷墟”——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这样写过呢。你去翻《史记》吧。（语调高亢）甲骨文的臣字根本不像什么屈服之形，倒很像一个横置的目字，只不过眼球凸到眼眶外面来了。臣字的眼球外凸，目字的眼球不外凸，差别在此。我认为臣字就是你解释为“张目也”的那个瞋字的古写。臣就是瞋，张大眼睛。替主子办事情，不可眯目瞎弄，必须张目明察、所以臣字后来变义为君臣的臣。做工作总要长眼睛，所以职官有什么什么监什么什么督，监字里面有个臣，督字里面有个目，都是眼睛。做工作总要长眼睛，所以办公又叫视事。（语调回归轻柔）请你原谅我的狂妄，叔重先生，我不敢赞同你的解释，更不敢赞同你的君权主义。你老绰号“五经无双”，这我知道。你的《说文解字》给我许多快乐，这我感激。可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一个人在藏书室内踱来镀去，自言自语，自得其乐。1957年后，我被彻底孤立，在机关内，大家都不同我对话，有的人是不屑于，有的人是怕。我自己又傲性难改，不肯胁肩谄笑，曲意逢迎。这样孤立下去，长久不说话，影响胃液分泌，神经得不到必要的兴奋，恐怕会生病的。出于生理需要，我找古人同我对话。常规的对话方式是埋头攻书，抬头凝目窗外，微动嘴唇默语，蜀人谓之“说鬼话”。特殊的对话方式便是躲在公家藏书室内，作大学教授状，踱来踱去，高谈阔论，时而娓娓，时而滔滔，辅之以手势、配之以笑容，就像我们四川的名伶王永梭溃他自编的独角谐剧那样。前面引的同许慎的对话只是一例而已，被我拉入室内做了靶子的论敌多得很，不及备载，只不过许先生挨打次数最多，挨得最惨罢了。这些不幸的论敌，既然都是死人，同我阴阳隔路，当然有口难辩，没法反驳，所以每一次对话的结局，在我，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非常过瘾。这不仅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可以改善自我感觉，认识自己确实不是饭桶，从而加固人生信念，去攻更多的书，去好好地我行我素，照旧（而不是重新）做人。

　　在图书资料室工作一年零四个月，日日早起，扫地抹桌，协助清理藏书，自己装订报纸，替别人跑腿啦借书啦查资料啦，兼替伙食团拉煤拉米，勤勤恳恳，克尽厥职，对得起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工作余暇，拼命读书而外，还偷偷地写了两部稿子，梦想将来摘掉帽子之后，能够公开发表。“人还在，心不死！”这话倒是真的。

　　第一部稿子是长诗《曹雪芹》，脱稿于1962年秋（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这首长诗共五百行，写了三十多个夜晚，自己觉得挺不错的。如果当时给我摘掉帽子，肯定我要寄出去的。如果寄出去，肯定能够发表的。如果发表了，不超出三年，肯定会被一群棍子打成毒草的。如果打成毒草，肯定我不会有好下场的。多亏那顶摘不掉的铁帽子，是它救了我的蝼蚁贱命。稿成四年之后，文革爆发，风闻要抄家了，我还舍不得烧掉。何洁也不赞成烧掉，她带着稿本回成都去，交给右派分子难友邱原保管。邱原用层板做一只方凳，稿本夹藏在方凳的坐面内。不久，风声紧了，怕不安全，何洁去邱原家取出稿本，送到双流县乡下亲戚家中，埋藏在灶门前的灰槽里。又不久，那里也不安全了，亲戚家人便把稿本烧掉。我知道《曹雪芹》被火葬，不但不难受，倒很快活，仿佛头顶上移走了一柄悬刀。

　　第二部稿子是挺有趣的科普读物《字海漫游》，尚未脱稿。我拿一只矩形木匣，一尺二寸长，八寸宽，原来是放置在机关内走廊边当作公共痰盂用的，倒掉石灰，洗掉秽迹，钉一副合叶锁扣，改造成一只小箱，将这一部未完工的稿子藏在箱中，锁好，放在枕边，好做美梦。不用说，这一切我都是悄悄干的。如果你要苛察严责，这当然是盗窃社会主义公共财物的行为，是右派分子的反改造的破坏活动。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与其用来装大家的毒，不如用来装我一个人的毒！”（lz）

　　我在工作余暇拚命读书。1963年夏，为了方便，干脆在图书资料室的长沙发上夜宿，不回公家藏书室去睡觉。那里又闷又热，蚊子又多，又有旧书散发的霉臭。图书资料室很宽敞，前有大窗，后有高窗，空气对流，十分凉爽，利于暑夜攻读。我这个人又不择床，哪里都能酣睡。睡长沙发，一不用席子，二不用枕头，只需一张破破烂烂的毛巾被子便行了。这样就触发了一些人的革命义愤。他们认为右派分子只宜劳动，不宜读书，愈读愈坏，便要求省文联领导上赶我回农场去。还有人提醒大家说：“同志们要注意，流沙河在同我们搞卧薪尝胆！”

　　回农场去，没有什么不好。贱躯只害怕饥饿性水肿（1960年尝过这滋味），不怕劳动，尤其不怕丢人现眼的苦役。白天劳动，脑子得到休息，入夜攻书，神思倍加猛锐，斩获特多。何况机关内左风又乍起，三年饥馑结束了，肚子又饱了，现在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了，我还赖在那里，于人于己，诸多不便。谢天谢地，1963年9月26日我走出了成都布后街2号的后门。下面是那一天的日记：

　　秋分已过。

　　今日上午收拾行李以及零星杂物。要回农场去了。中午肉食。饭后酣睡如常。大好晴天，颇热。

　　下午4点怅然离去。背背被盖卷，手提竹篮，肩挂小书包，自后门悄悄出，走到五世同堂街口，乘车到隆盛街，转车到梁家巷，再转车到大湾，下。蹒跚负重走到农场，5点过了。

　　铺床，挂帐，6点过收拾完。

　　晚饭后，天凉好个秋。弦月如弓，夏历已是八月初丸，中秋近矣。

　　日落许久，西天犹见红亮的光锥，疑是天文学所说的黄道光，每年春分前后秋分前后常见者也。

　　夜看报，拟早睡。读书暂停一夜。

　　室内蚊子仍猛，四野秋虫鸣声盈耳。

　　此次下农场来，带着这一些书：《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玉篇》《说文稽古编》《说文释例》《字学蒙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素问》《古谣谚》等。未完工的《字海漫游》初稿五帙也带下来，要继续搞。

　　当时想得太天真了，总以为只要我不再惹祸，老实听话，拚命劳动，终久必将感动上帝，摘掉我的右派帽子，给我一枝之栖，让我去潜心研究古文字，做一个学术专家，也不枉自圆颅方趾，吃饭穿衣。如果有了成就，还可以说：“我为国家做了贡献。”以安慰我一颗共青团员的良心，虽然已被开除团籍，什么都不是了。天真的幻想，加上已经改造六年，愈改造愈变厚的脸皮，构成一副龟甲，武装了我，任踩任踢，都能忍受。我是一块石头，已经落沉海底，还能再把我怎样呢，还有什么熬不过的呢。似乎山己穷了，水已尽了，前面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只须再走很短一段路程，桃花源就到了。做梦也想不到前面的路愈走愈险，天色愈来愈暗，而且黑暗长达十年之久。想不到，这也好。如果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前面竟有那么多的侮辱、劬劳、饥寒、疾病在等待我、我不吓死，也会愁死。多亏我满脑袋天真的幻想，再加上文革前已获得九年劳动的训练、九年羞辱的训练、九年寂寞的训练，足以对付来日的奇灾大祸，终于走了过来，看见灿烂阳光，并在这阳光下动笔写回忆录式的《锯齿啮痕录》，让年轻的读者从一条狭窄的缝隙中看看我们的国家发生过怎样的奇灾大祸，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务使灾祸永远消泯，不再重演。

　　1963年9月26日我走出布后街2号的后门，同平常出门去办事情一样，一点也没想到从此就别了四川省文联机关。当时认为去农场嘛至多劳动一年，早迟还得回图书资料室工作，所以毫无感情波斓，也不回头多看一眼后门之上的过街楼。那一天的日记写得从容不迫，风平浪静，读了令人失望。早知道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我真该装模做样地抒他妈的许多情在里面，绝不会写一些哪里乘车啦哪里转车啦铺床挂帐啦在里面。可是，唉，谁能预料到未来呢！

　　

　　2．农场也要别了

　　去农场后，随着批苏联的“九评”陆续发表，左风渐猛，叫人心寒。我开始做噩梦。1963年12月5日天亮前梦见战争爆发，我在荒郊逃命，跑到一院农家，翻墙跳进去，躲在蓬蒿间，吓得发抖。只是弄不清楚谁和谁在打仗。醒来遍身冷汗，心跳怦怦。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夜又梦见进监狱，景象仿佛城隍庙的阎罗十殿：，一个熟人引我从夹墙中逃出来。这些阴暗的潜意识活动，不能说同左风的威胁没有关系。左风刮到农场来的第一个信号便是场长卢德银叫我不要再读线装书了，今后应该多学政治。“这是机关领导同志的意思！”他说。作为农场场长，他从来不给我穿小鞋，我得听从他的劝告。于是我把带下来的古书全部锁入抽屉，夜晚不再攻读。闲得发慌，便在灯下教火娃下象棋，夜夜不休。火娃陈廷贵，小学毕业生，当时十四岁，住家在农场大屋背后的坡上。火娃极其聪明，一张瘦猴脸，两只鬼眨眼，会抽烟会喝酒会说笑话，三年饥谨饿过饭的，发育不良，体弱多病。从下象棋开始，火娃和我成了忘年之交。后来我们常常一起去河边游泳，还多次去赶场。火娃知道我是个大右派，还是一个（用他的话说）文屁眼儿，但他对我很好，什么话都肯对我说。每天晚饭后，他就跑来了，在方桌上唏哩哗啦倒出棋子，铺开棋盘，摆好，坐在那里狡黠地微笑着等我。

　　白天劳动，遇雨学习”九评”。夜晚下棋。这样过了一个半月，书瘾憋不住了，1964年2月15日晚间，我又打开抽屉，解救了那些无罪的书籍，在灯下摆开我的战场，继续搞我的《字海漫游》。火娃跑来缠我，被我挥走。莫奈何，他便去拉卢德银对阵。从此以后，他俩杀得难分难解，夜夜酣战。我在隔壁变回蠹鱼本相，游泳在线装的书渊里，好不快活。卢德银睁只眼闭只限，不想多来管我。迷恋古书，在他看来，只是服毒罢了，毕竟不是放毒。何况他那里情况不太妙，火娃常设优兵，多用诡计，往往逼得他马跳不出，炮打不响，气得狠敲棋子，哪有闲心管我。我出去小便，一瞥战场，总是卢德银一脸铁青，火娃摇头晃脑鬼眨眼，微露笑容。

　　1964年底，左风升级。11月1日，星期天，我去天回镇赶场，兼看报纸。惕然而惊的是邵荃麟竟然也挨批判了，说他的“写中间人物论”如何如何的坏。整人的运动又要来了，我敢肯定。心绪一乱，茶馆也不想去坐了。归途遇雨，帽檐滴水，衣裤尽湿，夜读之后，忧惧失眠，听见高空有声，嘎嘎咯咯，由远而渐近，又由近而渐远，慢慢慢慢地消失。那些随阳的雁鹅，赶在北国草原上的湖泊封冻之前，成群结队，昼夜兼程，飞向南方，飞向温暖的水草茂盛的江淮流域，躲避严酷的大寒流去了。我能飞向哪里去呢？我是人，庄周所谓的“一受其成形”便只能“不亡以待尽”的人，我不是鸟，我没有自由的翅膀。两天以后，刘星火和黄丹被赶下农场来了。九天以后，张幅也被赶下来了。他们三位，在省文联机关内工作得好好的，又不是右派，也没有别的什么帽子，本来就没有问题，或许该这样说，曾经有过某些问题，后来弄清楚了，了了，不再成其为问题了，可是左风一升级，“写中间人物论”一批判，那些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又大成问题了。不久以后，又一位问题人物牟康华被赶下来。他的问题出在为人过于老实，合该倒霉。大约两个月前，看见党报上面登了一则很严肃的广告，说是凡是持有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旧股票者，请到某某银行，凭旧股票办理退还股金手续，他便信以为真，如法照办。结果非常滑稽，退还给他的不是什么股金，而是一顶资产阶级帽子，随即被赶下农场来。左风贯彻之速，恰似孟轲所说“速于置邮”，一年以后林彪所说“立竿见影”也是这个意思。他们四位问题人物，加上一个早已不是问题待解而是铁案难翻的我，混在一起。蒙他们的照看，倒也不分轩輊，都能平等待我。每日田间劳动，五人大讲笑话，荤的素的都来，虽然大家各怀鬼胎，都在忧虑着自己的问题。中午常常包水饺吃，一边吃一边笑，真能吃出暖融融的轻松气氛。古人有言：“唯食可以忘忧。”说得不错。升了级的“左”风刮来一个可怕的传说，说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凡是住在大城市的，将被遣送外地或遣返原籍，好好看管起来。这在我无异于致命一击，回故乡去劳动，这我不怕。怕的是上有老母，住在老家，下有妹妹弟弟，都在故乡工作。七年前我惹下弥天大祸以后，害得他们吃苦，已摘帽的母亲重新戴上，妹妹弟弟工作的被排挤，上学的被开除，待业的不予安排，都已经够惨了，我如果戴着帽子被弄回去，肯定会使他们的处境更加难堪！但愿这永远是一个传说，不要兑现才好。殊不知人家已经动手了。12月6日二妹来看我，我才知悉省文联已经派人到我的故乡四川金堂县去联系过了。据二妹说，县上不愿意要我。母亲听见这个消息，惊恐万分，叫二妹来转告我，人世间哪里都去得，千万不要回老家来。

　　这一棒真把人打瓜了。一连多少天，做什么事都恍兮惚兮的。常常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要求复述一遍。夜晚读书，读不进去。下象棋，老是输。12月24日天亮前又做噩梦，梦见敌机空袭。那一天的日记摘录如下：

　　……夜空中飞来一群亮点，数目上百，盘旋往来，速度极大，噪声震耳，显然是超音速喷气式轰炸机。惜乎看不清飞机的形状，但见亮点作火花状，色红。投炸弹共四次。第一次俯冲掠过头顶上空，予在田间与多人在一起，皆逃难者。田间庄稼已收割了，一片空旷，无处藏身。予卧一高埂下，但闻砰砰爆炸之声。第二次俯冲掠过头顶上空，予已转移到一段土墙下，蜷伏不动。一阵爆炸声后，见土墙由远而近地一路倒塌过来，压死多人。土墙将倒塌至予处，予急爬开。第三次俯冲掠过，予已躲入一座大屋（仿佛北京东安市场），投弹爆炸，屋瓦屋梁纷纷乱堕，一片浓烟大火。第四次，予已在农场的晒坝上，见亮点远飞到磨盘山的那一边盘旋去了。估计是正在炸四川化工厂，予大恐。彼厂距予老家甚近，不知母亲及弟妹罹难否，忧心如焚。朦胧半醒之时，犹闻轰轰砰砰之声震耳。既醒，乃农场前面公路上之汽车声也。看手表，近7点。天已明，心尚跳，气尚喘，命尚存，颇觉幸运。

　　枕上细想，想起昨夜入睡前读过近期的《科学大众》，见上面有原子弹爆炸之照像图片二帧：一帧是一团火球，一帧是一柱冲天的蘑菇烟云。当时凝视许久，感到可怕，随即遗忘。梦中景象或与此有关耶？

　　但愿今生不要醒着看见梦中景象，作太平犬，以终天年。

　　梦中的恐惧感、现在分析，可能来自害怕被弄回老家去。敌机空袭，乃是梦的伪装。梦是会伪装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从“所思”到“所梦”，这是一个反映过程，既有直接反映型的，也有间接反映型的。伪装了的梦好比象征派的诗，属于间接反映型的。做噩梦的翌日，12月25日下午，我和别人正在河边捞沙（改土用的），司机曾绍华跑到农场来，通知我务必在明晨10点以前到达机关，有要紧事。到底是什么事，他又不说。要掩饰自己的恐惧感，我也不好多问。估计是快要遣返我回原籍去了。一夜怔忡，不能安枕。第二天早早起，煮饭开饭都提前了（我兼做炊事员）。事毕，骑车奔向机关。路上精神恍惚，险些在驷马桥变成汽车轮下之鬼，留在桥头看司马相如高车驷马衣锦荣归，眼红他苦尽甘来，做了汉武帝的御用文豪。我提前到达机关大门口。司机曾绍华凑上来，显得很神秘，小声说：“就在这里等着。我进去通知。有人要找你。”然后用左手遮住嘴，用右手指一指礼堂，抿嘴一笑，补上一句耳语：“正在审十八子！”我这才望见礼堂内坐满了人，似乎有人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言批判曾绍华所说的“十八子”，机关内姓李的至少有七八个，不知是哪一个又合该倒霉了。我忽然有所悟，心想：“该不是已经在搞运动了？批判写中间人物？”反正与我无关。我是快要爬了的人，时候一到，一腿踢出相府，管得人家牛打死马，马打死牛。我连做牛马的资格都没有！于是我掉开脸，背向礼堂，站在二门旁边，怀着鬼胎：“有人要找我，谁？”

　　席向走出来，向我招招手，我便跟在他的后面，不是走向礼堂，而是倒左拐，穿小门而入，走向音协从前的办公室。

　　一个陌生人坐在那里等我。看那模样，挺严厉的。

　　“这是省委的同志，找你谈谈。”席向说。他连陌生人的姓名也不肯向我介绍，便退到旁边去坐下，准备记录。

　　“你坐下吧。”陌生人说。

　　在他对面，隔一张办公桌，我坐下来，忐忑不安，因为这是审案的格局。

　　陌生人凶狠地盯着我，说：“我是省委工作组的，要你老老实实谈谈情况。”他也不肯介绍自己的尊姓大名。犯人是没有必要知道法官的姓名的，历来如此。

　　我从上午10点谈到下午4点，对自己1957年前后的言行作了细致的回顾，表示认罪求饶，状甚可鄙。陌生人两肘靠在桌沿上，二目圆瞪，逼视我的面部。后来他的颜肌渐渐松弛，革命的警惕性慢慢缓解，微露温和的人性。思索他的插问，我很快弄明白，他感兴趣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别的两位负责同志。现在要整垮这两位负责同志了，批判他们的“右”。他们也“右”？我只觉得这是滑稽胡闹而已。

　　跨入1965年春，月月噩梦至少一次。梦见我被枪毙。梦见别人杀我如杀猪一般。最可怪的是2月13日夜间梦见别人手待菜刀要剖我的胸腹，而我倒很愿意。我说：“恐怕我要挣扎，你可以先捆我在长凳上。”还主动协助那人捆好我的手足，然后闭紧眼睛，感觉到刀刃在胸腹上一推一拉地剖开一条长口，又感觉到那人伸手探入胸中，摘取我的心脏。我好像略微有些悲哀，觉得这一生便这样了了。这个奇怪的梦，现在分析，可能是震慑于遣返原籍，潜意识渴望着彻底改造，愿意主动向党交心（摘取心脏）的曲折的反映。在此以前，卢德银借给我一大叠《红旗》，要我好好学习政治。他很诚恳他说：“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十三岁啊！好好干吧，我愿意帮助你明年摘掉帽子。这农场哪能是混一辈子的地方啊！摘掉帽子，安个家吧！”这次我听从了他的劝告，不再编写《字海漫游》，当然也不再读线装书了。可是那一大叠《红旗》读起来实在乏味，左调尤其可厌。为了对得起人，我仍然把它们读完了。

　　整整有十个月，我在夜晚只读自然科学，要不就同火娃下棋。他的棋艺已经猛晋，超过我了。

　　1965年底，极左派大班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了，左风随之再升级。我终于第二次受到他的教益（第一次是1957年他有专文打我），认识到自己不宜再做摘帽子的蠢梦，便又把线装书搬出来，同时停止棋战，抓紧时间攻读，务必在灾祸临头之前，写完我的《字海漫游》。何况农场已经在11月8日宣布结束，只留我一个人守在这里，没有什么劳动要做，正好昼夜兼程赶写。1966年2月下旬，《字海漫游》脱稿，约十万字，分成十二帙装订，恰好放满那只痰盂改造成的小箱，我终于抢到了灾祸的前头，我很快活！

　　1966年3月3日早饭后，我熟悉的那一辆美制小型吉普（它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空车牵引着空空的小拖斗，拖一个空空茫茫未知的命运，低沉叹息，缓缓驶来，停在农场的晒坝上。正在伏案温习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字学蒙求》的我，抬头一瞥，看见司机曾绍华下车来，已交差的农场场长卢德银也跟着下车来。我知道他们是来拉肥猪回机关的，与我无关，便低头继续攻书去。

　　《字学蒙求》是一本薄薄的启蒙读物，很浅，读初中一年级，我的国文老师讲过，当时觉得非常有趣。中国文字学的种子在那时候，1944年春，就播入我的脑畦中了，现在重温此书，如晤故人。我正在思索“于”“平”两字的形音义，卢德银走进来，低声说：“流沙河，快些收拾行李。回去！”

　　我怔了一会儿，便把那一页的角角折叠了，合上书本。我以为将来还能够从这一页接着读下去，哪知道从此就是永别！

　　我把行李收拾好后，卢德银正在忙着把三条肥猪抬上小拖斗。肥猪们横蹦竖跳，大声抗议，拒绝登车。我想想我自己这样听话，忍不住苦笑了。

　　这一生不可能再到这里来生活了。我赶快出去走一圈吧。走到农场南端的水塘边，忽然想起1960年夏，我害了饥饿性水肿，脸肿了，腿肿了，整天嗜睡，迷迷糊糊。有一天正午我从二砖厂拉粪车回农场，倒在这草碧如染、茭荻沙沙摇响的水塘边，在炙肤如火燎的阳光下，竟昏昏沉沉地睡去。被一位从机场里出来散步的解放军摇醒时，残阳已快落山了。想起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再向前走了，因为前面还有更伤心的故事，我不想去触动它们。

　　所谓省文联机关农场，无非十几亩地，加上一座大屋而已。1960年1月建场，我是最早的拓荒者之一。这里原是凤凰山飞机场的东边缘地区，二次世界大战时有美国空军驻在这飞机场。农场的十几亩地全是飞机场的跑道和停机坪，后来废弃了，变成荒地的。建场初期，省文联机关每天派人来用鹤嘴锄挖荒地。一锄落地，铿铿碰响，下面砌着卵石一层又一层。我在这里做过这些劳务：拉车，挖地，栽菜，栽油菜，种瓜，种洋芋，种玉米，种棉花，养猪，煮饭，守夜，等等等等。还有，那一座大屋在修筑时我上屋架去盖过瓦。

　　我在农场先后两次共住三年零一个月。这里是我的大学，歌于斯，哭于斯，胼手胝脚于斯，栉风沐雨于斯，劳于斯，病于斯，寂寞于斯，做梦于斯，发愤求学于斯，而现在我毕业了。对于一个诚实的人说来，上这一家大学绝非浪费生命。我的所学将有用于对付未来的艰难岁月，使我能够在逆境中生存下去，坚强地生存下去。我想起了一句民谚：“再穷不过讨口！不死总要出头！”

　　吉普车在那一头鸣喇叭叫我了。我急步跑回大屋，同省科协住在农场的同志道别。我和他们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同锅吃饭好几个月了。我到井边去挑满厨房的水缸。井唇有一丛箭车菊，年年秋季开几朵黄蕊紫瓣的小花，每天挑水时我都要看她们几眼。现在是春季，她们还在梦中。等到秋花开时，她们将看见一个陌生人在那里挑水，而不再是我了。

　　

　　3．辞行访友

　　1966年3月3日午前，停车在省文联的后门卸下两头待屠的猪，牵入圈去暂时安顿。我想：“它俩总算有了归宿，将葬入同志们的腹中。我呢？”忽然听见一个愉快的亮嗓子，仿佛在向别人报告什么喜事，一边走一边说，由远而近。我只听清楚了“押送回原籍监督改造”一句，知道这是在谈论我。说话人一转拐瞥见我，立即住口，不过脸上仍有着愉快的表情，微微泛红，似有赧色。其实他也是左风的受害者，被刮到党外去已有八年。我一贯尊敬他，从来没有冒犯过他，所以我对他刚才的愉快报喜很不理解。自己的臀部挨了强者的左腿，却又去踩弱者的鸡眼，这样的人那时候多得很。我不怨怼他们。左风之下，谁都涂一层保护色——需要愉快的场合，你得愉快；需要愤慨的场合，你得愤慨。

　　在后门面对面遇见了省文联新来的领导人，一位断臂大校，穿军便眼，据说是调来加强领导的。我心里害怕他，从来没有招呼过他。他倒满和气的，开口一串哈哈，同我握手，还问好呢。从他富泰的笑脸上，我读不出我自己是一个阶级敌人。在他背后两丈远处，老前辈沙汀停步在后门过街楼的扶梯上，回头望我，目光忧郁，向我微微点头，倾听我同断臂大校谈话。我将被押送回原籍去，沙汀肯定早就知道。停在那里不走，他好像有话要嘱咐我。还记得1955年批胡风，那时我也是小打手，为了起草一份报告提纲，我曾有幸多次面聆他的教诲。在他的书桌上，一只熏黄了的海螺烟灰缸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我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蒙他不弃，叫我替他抄过稿子（电影剧本《焊茶壶的人》），顺便校校字句。大作家往往划不清“阶级界限”，所以早晚必定倒霉。倒是小作家精明些，划得一清二楚，决不丧失“阶级立场”带来的好处。又记得六十年代初期，有一天沙汀叫我想办法扶正他窗前的一株歪树，以便遮荫他的书桌。我用大锄挖开树根周围，斜撑一柱，硬将歪树撑正，弄得汗流浃背。他走出书房来，反背双手，笑盈盈的，歪头说道：“小时候根子不正，现在就麻烦了。”使我十分尴尬，继之以冷漠，扛起大锄，不辞而去。现在他老人家停步在扶梯上，用忧郁的目光望着我。他望见了什么，我不知道。半年以后，当他被揪出来，新打手们骂他是“新巷子19号的新恶霸”的时候，我知道了，他那天站在扶梯上望见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一柱告警的烽烟，从中国的地平线上袅袅升起，预报十年浩劫即将来临。

　　断臂大校说了一些不关痛痒的话，例如“表现得很不错”啦，“一定能改造好”啦，等等，然后又是哈哈，又是握手，说他过几天再找我谈谈。我翻眼瞟扶梯，沙汀已经走了，回到新巷子19号去了。十五年后，历尽长夜风雨，我再见到他时，他已经认不出眼前的我就是流沙河了。啊，光阴，可怕的光阴！

　　我被暂时安顿在布后街1号宿舍。宿舍小院平房，檐低室窄，破破烂烂。邻居多系机关家属妇媪，出于好奇，纷纷前来侦察，或假装打水，或假装过路，从窗外投我一瞥。只这一瞥，他们便能捞去许多谈资，在饭桌上发表。“从今天起，我是客了。”我这样想。草草地收拾好床铺，也不在乎桌破椅蹶，临窗一坐，专心读起书来。

　　当日傍晚，邻居来说，有人会我。抬头一看，见一少年，呼我“九哥”。我不认识，好生诧异。逼视其面容，细审其声调，原来是我的幺弟余勋禾，五年睽隔，小孩已经变成少年。想起1961年大饥饿的日子里他来看我时，我在北门梁家巷茶馆外接他，塞给他冷馒头，看他大嚼。由于家中生计困窘，他的发育不良，十二岁了，还像七八岁的小孩，又瘦又矮，又佝着背。五年一晃而过，现在变成英俊少年，让我一眼认不出来。遗憾的是饭吃饱了，人长好了，大饥饿的日子渐渐远了，左风又循环地刮来了。幺弟在故乡的木船社做工糊口。这次他负着全家的使命，专程前来成都，向我进言。昨天他从一位工友口中知悉，省文联将送我去金堂五凤溪沙石场监督劳动，已同县上通过电话，联系好了。所谓的沙石场不过是一长段荒凉的河滩地，麇聚着成百的下层苦力，包括一些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夏顶炎阳，冬冒寒霜，日日筛沙捡石，取低值以谋生罢了。像我这样的大右派一旦落入那里，不但生活困难，而且容易惹起麻烦，因为那里龙蛇混杂，我若言行偶有疏失，便会授人以柄，自讨没趣。全家人的意思，据幺弟说，劝我留在成都，不要回去。我则忧心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当日晚上，安排幺弟住在横九龙巷一家旅馆，同他洒泪告别（明晨他将回去），独自走回布后街1号去。沿街灯火，恍若幻景。世界虽然广阔，却没有一条给我走的路。这一天的日记，我写下了戴望舒《过旧居》的名句：

　　生活，生活，漫漫无尽的苦路！咽泪吞声，听自己疲倦的脚步！

　　第二天我去找省文联人事科长李彬，一位可敬的女同志，对我挺公平的，今已作古。愿她灵魂安息。我问：“你们要送我去五凤溪沙石场？”她反问我：“你听谁说的呢？”我便如实回答。她说：“有这个意思。前天通电话，那里不要你，说是那里情况复杂，怕你去惹麻烦。”我说：“我也不愿意去那里。”她说：“纵然不去，你也不是省文联的人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已经不是省文联的人，你的档案已经转到金堂县，你已经是那里的人了！”我说：“我有母亲，还有三个妹妹三个弟弟，都在金堂，处境都不好。我回到那里去，对他们更不利。我不回去。我请求留在成都。”“做什么呢？”她打断我的话，扶一扶眼镜架，表示惊异。我说出了多年来的梦想，用热烈的感情，用自信的口吻：“拉架架车。1958年起，断断续续，我已拉了八年的车，拉煤拉米拉建筑材料。别人能拉的，我都能拉。我有气力，在城市里，我一个人能拉半吨。我也没有什么面子观念，什么场合我都能去。念及我八年来规规矩矩听话，毫无公私过犯，我请求领导上写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街道办事处管辖的运输队去拉车吧。我会努力劳动的，绝不会丢脸。八年来我这是第一次向领导上请求。我一点也不想赖在省文联，李彬同志，我只想拉车！”听完我的梦话，李彬长叹一声，吸燃香烟，也递给我一支，严肃地说：“运动快要来了！拉车？谁不知道你的身份呢？你想过吗？太天真了，你！”说到这里，俯身向我，压低嗓子：“留在城市里，像邱原那样，危险得很哪！”

　　对，她说到邱原。邱原，我的同案难友，1958年戴上帽子后，被省文联开除公职，留在成都，自谋生路。他先是开小店画广告，大饥饿的日子里又摆小摊卖汤圆，近两年在家中做模型工，又在提督街一家小店内刻字，生活过得不错。我应该去找他。他也许能替我谋一个能糊口的劳动，在成都。什么“危险得很哪”，我不相信，因为我相信我自己不会去犯法。谁知道五年后那句话应验了，邱兄在狱中自杀惨死……

　　谈话临结束时，李彬再次婉言劝我千万不要留在成都。我说：“我要考虑考虑。”

　　此后三天，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慌乱爬，五次跑到提督街那一家小店去寻访邱原，五次他都不在。向店内一个胖老头打听邱原的家址，他又不肯告诉我一——想是邱原对他有所吩咐。这三天啊，困坐愁城，急死人了，我只能读一读消闲书，《御香缥缈录》啦《瀛台泣血记》啦《清宫二年记》啦等等，做学问的正经书一本也读不下去。三天过了，热梦冷醒，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还得面向现实，及早收拾诸般杂物，准备哪天归去来兮，于是动手清理杂物，一一集中。我有英国的自行车Raleigh一辆，早已卖掉。家具不少，前几年挨饿时我卖得差不多了，所剩不过书橱、书架、灯柜各一，衣箱三口，盛书用的麻布口袋八九只而已。唯独书多，六百余册，多系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用微薄的稿费，从旧书摊和古籍书店辛辛苦苦搜罗来的，寄存在公家的藏书室内。清理这些书的时候，每一本都引起我的一段记忆和一缕感伤。书们虽曰智慧，实则同我一样愚蠢，不知大难之将至，还在那里神气地微笑着，逗我去读它们。我用扁挑和绳子将它们一挑又一挑，总共六挑，请到客房内来暂时安顿，堆成金字塔，然后分类集中，盛入麻布大口袋，忙得头上冒汗。

　　邻居熊嫂（农场场长卢德银之妻）走来一看，吃惊地说：“天哟！这么多书，要值多少钱哟！”我抬头一笑说：“当初确实花了我不少钱。”她说：“我的老家在乡下，从前也有许多书。我父亲是中医，一辈子辛辛苦苦买了许多书。他一死，家里人不识字，都贱卖了，好可惜哟！书这东西，用之为贵，不用为贱。”说完便走开了。

　　从前我只知道苏轼说的“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现在又听见同这话对立的至理名言出自文盲妇人之口，我的灵魂遂被狠狠触及，终身难忘。“用之为贵，不用为贱”的东西多得很，岂止书吗？熊嫂如果追缀一句“和人一样”，这句至理名言就更加圆满了。

　　“不用为贱”。贱就贱吧，回我的故乡去劳动糊口吧。要紧的是不要露出一副贱相，招人哂笑。所以3月7日我第六次寻访邱原，终于在提督街那一家小店内找到他时，我只对他苦笑着说：“邱兄，我要回老家了，特来向你告别。”只字不说我想留在成都。他放下手中的一本小说，引我去坐茶馆。两人海阔天空，随意放谈。我问他对摘帽的看法，他笑笑说：“摘不摘都一样。”他的倔强一如往昔，毫无“悔改”。我想起李彬说的“危险得很哪”，不免替他担忧，劝他注意交往。他却笑我胆小。他说：“社会上至今还有许多人在打听你，在关心你，你不是孤立的。老弟，好好保重。”我后来才知道，他所说的“许多人”其中有一个何洁——一百六十八天之后，她做了我患难中的妻子。

　　离开成都之前，除了邱原而外，我还去寻访了四位右派分子老大哥。他们都是聪明正直的人。同他们交往，如登山，如临水，使人胸怀亮阔，忘却忧患。

　　3月6日早晨，我去长顺中街看吕鸿年。他是省文史馆馆员。他住家在铺面，门对治德号牛肉馆。找到这一家名小吃，就能找到他的家了。他家住房湫隘，街上行人都能看见他的寝居。我站在门外，探首向内望，见他正在起床穿衣，便呼“吕老”。他从声音听出是我，大喜，急忙披衣趿鞋下床，连声说：“来得好。来得好。去年夏天与君分手之后，我一直在等着你来。我有一句极其重要的话要对你讲！”

　　吕老室内光线很暗，家具破旧，陈设凌乱。床上不见毯子，唯有草席而已，虽然气候尚寒。他擅长书法，四壁挂满自写单条，作自我欣赏用。行书带草，意态苍老。署名穰翁，盖取“穰穰满家”之义。当了九年右派，至今和我一样戴着帽子，弄得家业萧然，哪有什么穰穰之象。还爱写写旧诗，严肃的有“大易原不易”句，哀艳的有“不知何处唤卿卿”句，都曾被我嘲谑。他不生气，反过来嘲笑新文学。后来文革时期，我托何洁去看望他。他即兴写单条一幅送我，七言绝句一首。结尾两句，他也不怕革命造反派的检举，来得很猛：“若是有人欺侮我，一拳打倒逃关东！”在某次抄家的前夜，我把它烧掉了。

　　我环赏四壁龙蛇的时候，吕老一边喷响鼻一边洗脸。他的盥洗用具，不用说，很简陋。他的面巾也颇黯黵，令人生疑。他的精神状态却很旺盛，一边漱口一边解释他为什么署名穰翁。“五谷丰登谓之穰。”他说，两手围腹作肥胖状，满意地晃着头。“胸臆充实，形态饱满，谓之穰翁。哈哈。”他的两个儿子，一个青年，一个少年，站在一旁不以为然地抿嘴笑。看得出来他们不是第一次笑自己的爸爸，我也跟着笑了。

　　吕老哼了一声，那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也顾不上告诉我了，便当着我的面，开始庭训教子：“你们还笑呢。过来！这是余叔叔。有名的流沙河就是他，你们知道他吗，唔？余叔叔在你们这个年纪，诸子百家，已经读了许多书了。你们？你们懂个屁！人要懂旧文学；不懂旧文学，也就不懂新文学。不信你们问余叔叔是不是这个道理。”

　　两位贤侄你看我我看你，忍不住笑。

　　“是这个道理。”我笑着说。

　　吕老接着说：“你们看，人家余叔叔多懂礼节，哪像你们两个哟，只会瓜笑。你们要跟余叔叔学礼节。唔，快去给余叔叔泡茶来！”

　　“没有茶叶了。”小儿子说。

　　吕老摸出两角钱来，叫小儿子去买茶叶，又吩咐去上班的嫂子中午带菜回来，意思要留我吃午饭。我知道他自己尚未早餐，也就不便久留。我向他说明来意：我是来辞行的，我要回故乡劳动去了。他连声表示惋惜，并不厌其烦地夸奖我旧文学根柢好，不时地说几句对新文学很不客气的话，又同我谈《易经》，说鼎卦说革卦，又同我谈旧诗格律音韵之妙，一首接一首背诵他的诗，仿佛我们还生活在五四运动以前。

　　茶叶买回来泡好后，吕老才对我讲他要讲的那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他很严肃他说：“去年夏天我们同窗两月，在右派集训班学习，我就很喜欢你。你天资敏悟，又非常好学。但是，你没有注意养浩然之气。这是你的缺点，你得留心。还有，你的下颏收缩，此乃暮年困窘之相。还有，你的双颐欠丰，恐怕不长寿啊！我要劝你，凡事宜看远些，宜看淡些，就像我这样。当了右派，这算什么，一场儿戏而已！你不是在学习会上引过《庄子》的话吗：子呼我为马则马，子呼我为牛则牛嘛。哈哈。”他说话的嗓音很洪亮，站在街上也能听见。他说得很自信，我听了想笑又不好笑，只有不停地唯唯，不停地点头罢了。

　　“极其重要的话”我也敬闻了，该走了。我几次告辞，他几次挽留，留我听他谈修身谈养性，谈一个老憎和一个老妇的故事，说那个老妇去抱着那个老僧求欢，老僧周身冰凉，巍然不动，此之谓“枯木傍寒崖，了无温暖气”云云。在送我的路上，吕老仍然亮开喉嗓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嘱我自求多福，自寻多乐，万万不可堕入老僧“枯禅”自找苦吃；嘱我以后有机会到成都一定要来看他，食宿由他管了。我一边点头一边在想：“他是一个寂寞的儿童。”一场极左灾难快要来了，报纸上在批判《燕山夜话》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条曾经葬送我辈的诛语现在又抛出来了，可怜的他居然毫无知悉，还在说些什么梦呓！

　　送我到黄瓦街，临歧分手，我念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结尾两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暗示他后会恐无期矣。他却大笑，说我已经堕入“枯禅”。他把住我的臂摇摇，说了一段使我诧异不已的话：“人说科举制度不好。不好？未见得吧。像你这样的读书人，在那时候，月月还领到二两银子的膏火费——也就是灯油钱。夜间读书要点清油灯嘛。二两银子不少，吃饭也就够了。谁也不会弄你去做重劳动啦！可惜！可惜！保重！保重！”

　　后来文革时期，有一夜我梦见大雪纷飞，在野地里，吕鸿年如婴儿捆束在襁褓中，双目瞑合，周身僵硬。醒来后我吩咐何洁：“去成都时，你到长顺街看看吕鸿年。他可能呜呼了！”何洁去看了他，精神上好，没病没痛，还在天天写字。根据弗洛伊德《释梦》之说，我想圆说此梦，敬请吕老原谅，如后：野地大雪暗示他的环境冷酷，襁褓婴儿暗示他的性情天真，瞑目僵硬暗示他的思想陈旧。不知吕老以为然否？

　　挥手道别之后，我去盐道街看傅洁予。他是省博物馆工作人员。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一条窄巷进去，左边第二家双扇黑漆门便是。入门见他蹲在地上，正在搓洗一盆衣物。见我来了，非常快乐，一边洗衣一边告诉我去年夏天右派集训班诸同窗的近况。他们到他家来过，所以他知道他们的近况。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即将被押回原籍去接受监督劳动，他们的命运都比我好。

　　“上面为什么要弄你走？”他问。

　　“要搞运动了，我猜想。”我说。

　　“这是一个信号！”他说。

　　傅老是右派朋友中的一个革命传奇人物。老实说，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像他这样的所谓右派。他是1924年的中国共青团团员；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他是三十年代初期为革命牺牲了的一位女共产党员的丈夫；他是四川的著名革命烈士车耀先的挚友；他是现今国务院某部部长四十多年前从上海到延安去的引路人；他还是五六个右派朋友的可敬的老大哥。朋友们敬爱他，不仅仅因为他为人古道热肠，还因为他是一部活生生的党史参考材料。

　　洗好衣物，傅老到外面去引来一位同大院住的李同志（不是右派）向我介绍。彼此一见如故，无所顾忌，什么都谈。李同志专业历史考古学，在他所在单位，堪称权威。我在这方面自来有兴趣，便向他请教，并流露出羡慕之意。李同志一声长叹，说：“学这行没有用。我在机关内打杂跑跑腿罢了，没啥搞头。何况出身不好，稍有一点问题，别人便说这是阶级本质决定。别人的出身好，再有天大问题，也是后天习染所致；我们则是先天注定。我们，包括你在内，自知前途无望，只好老实做人。成名成家的奢望，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如今只是混世而已。”我想起了，傅老曾经对我说过，他们那里有一位同志自称是“不戴帽的右派”，不知道是不是指的他。我们还谈到支机石和古巴蜀的大石文化，还谈到用阶级斗争史取代通史的可笑做法，以及用史论取代历史本身的简单做法，还谈到戚本禹批判罗尔纲，硬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大叛徒……这时候老嫂子端出面条来，大家用餐，气氛和睦如一家人。这样的气氛，我在本单位从未领略过。十八年过去了，至今依然记得那一天的面条是怎样吃的。

　　午饭后，上街去坐茶馆。在茶桌上，傅老说了许多消沉的话。对摘帽，对前途，他都不再放在心上。他说：“我们这些人纵然摘了帽，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境。你还记得去年夏天同窗的柳毅吧，那时候他不是摘了帽吗？前不久在街上遇见他。他的脸色阴郁，仍然做一个办事员。而他从前是某军区情报处长，老干部呢，尚且如此！”李同志也说了许多令人扫兴的话，主要是学术界方面的。川大教师职员，或以所谓表现不好，或以所谓出身欠佳，被转业调走者己数百人。学术界老前辈纷纷被打倒了。被认为左得还不够的所谓落后分子的文章已发排者，给抽下来，更不用说摘帽右派的文章了。左风看来方兴未艾，李同志说，不知将来更要吹得如何猛烈，还钻什么学术！他一番话在我听来恰似雪水浇头。我从前幻想过有朝一日摘帽之后去搞学术研究，实在蠢得可爱。促使我下决心早日滚回原籍，劳动吃饭，了此一生，李同志一番话起了极大作用。下午近3点辞去的时候，我站得端端正正，向李同志一鞠躬，口称“感谢教益”，胸怀一腔悲愤。

　　为一种结束感所催逼，第二天午后我又忙忙慌慌地到外西罗家碾省委招待所附近去看胡定远。他从前是马列主义教员，如今在省总工会的养猪场劳动。他的日常革命实践无非是从量变（养肥）到质变（屠宰）而已。胡兄一人两灶，一灶煮猪食，一灶煮人食。他很乐观，认为一旦时机成熟，帽子自然摘掉，不必过虑。我很悲观，认为此生休矣，说了许多伤心话。他不放心，第二天写了一封信，批评我的别愁离绪似欠健康，也算尽到朋友之谊。毕竟他是教马列主义课的啊！

　　3月8日上午，我又去外南小天新村看何剑熏。他从前是大学教授，重大中文系主任，后来又调到西南民族学院任教，如今是省文史馆馆员。他当右派，同拙诗《草木篇》有关系。小天新村，居民是城内的拆迁户，平房小屋，低矮密集，维持着拆迁前的旧貌。我在村中转了很久，问来问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小天五路1l5号。走近一看，哈，何教授蹲在门前，又是吹又是扇，正在给蜂窝煤炉子生火。我叫一声“何教授”，他惊诧地抬起头。嘿，一脸煤污！认出是我，大喜，扇子一丢，擦一擦脸，憨笑着说：“扇了一上午，还是不燃。”便引我入室去。室中空荡荡的，家具很少，尘埃厚积，唯有二多：书籍多，桌上、椅上、床上、地上都是；酒瓶多，桌上、架上、橱上，还有床底下，都是。床上被褥不理，烟灰缸中残烬不倒，地不扫。坐定了，抽燃他递来的劣质香烟，我才发现他是赤脚趿着露趾布鞋，走路佝背，向前倾俯，脚步前踬后跋的，比去年夏天同窗时又老一头了。他的衣裳有破缝了，久不洗了。他的夫人已经调到外地去了。家中二子都在上学，过一会就要放学回来了。他刚才蹲在门前生火，就是要给他们做午饭的。他是慈父兼慈母，一身而二任焉。两年后，二子之一将惨死于“文革”械斗。不过现在暂时还活着呢，人不知，鬼不觉，正坐在教室内听老师讲课，也许肚子里正在咕噜响，该饿了吧。做爸爸的一边同我谈话，一边站起来探首窗外，看那急死人的鬼炉子燃了没有。

　　我说，我将被送回原籍去劳动，特来辞行。他不相信。他认为不可能，这天真的教授。他说话，声音在颤抖，罗罗嗦嗦，老是重复去年夏天同窗时对我说过多次的话，例如夸奖我聪明啦有才华啦，批评我1957年写的《火中孤雁》一诗是瞎胡闹啦，说他同胡风吵过架，当初不该定他也是胡风分子啦，说他讲课讲溜了嘴，讲了一句“东晋西晋”，到1957年学生就揭发他“不学无术”。“不知西晋在前而东晋在后”，这是他终生抱憾的奇耻大辱啦等等，唯独不说他为《草木篇》受牵连当右派一事。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感伤地想：“可爱的教授，你是暮年之人了！”

　　眼看快中午了，他又慌着要去生火。我拉住他说：“街上去吃。”他脸红了，说：“没钱。工资，嘿嘿，我用完了。”我说：“我还没有用完呢。走吧。”便拉他往外走。出门瞥见炉子已经熄了，他叫我等一等。他回室内去找到铝锅，量好米，加好水，双手捧着出门，去请邻人代煮二子的午饭。谈妥以后，高兴地引我去进饭馆。走了半条街，身后有人追来，高呼“何老师”。原来他忘记了铝锅煮饭得有盖盖。于是他又跌跌窜窜赶回家去，东找西找，总算找到了盖盖，交给邻人。然后气喘吁吁地走来，拍着前额，自己笑自己的健忘。见他这样，我就更加心酸了。

　　何教授引我去一家他常常去的饭馆。坐定以后，营业员来摆筷子，问吃什么。他拽营业员的衣袖，小声说：“我赊帐。”营业员笑着说：“没问题，何老师。”我赶快摸出钱，先付了帐，叫来两菜一汤二两酒。我不会喝，二两酒全归他。三杯下肚，他的目光渐渐散乱，他的言语渐渐含糊，嘟嘟囔囔，不知所云。我只听清楚了断断续续的一句话：“我要去问……问沙汀……为啥不……不留你在省文联。”这时候营业员走过来向我耳语，说何教授每月领了工资以后，夜夜来这里喝酒，醉得一塌糊涂，常常倒卧大街。我听了暗暗发愁，怕他醉了跌倒。二两喝光，他嚷着还要酒。营业员骗他说：“酒卖完了。”我扶着他到茶馆去。他推开我，悄悄说：“不要抱。羞人！”喝了两道酽茶，他才渐渐清醒。然后我陪他回家去。

　　回到家中，歇了许久。酒醒后，他问我：“你真的要离开成都吗，不骗我？”

　　“上面已经定了。真的。”我说。

　　他连声说“可惜”。接着从抽屉内拿出他多年来的心血之作《骚札》稿本，同我讨论。他解释屈原的《云中君》写的是闪电神，我不同意。两人愈争论愈激烈，惹得邻人来窥窗户，看我们是不是在骂架。接着又谈到古文字，他解释“吉”这个字，说：“吉字就是现在的吃字，古音相同。吉，从士从口。士就是兵士。民间所谓吃粮投军，这是吉的本义，专指士兵吃粮。”我很赞成。他解释毛泽东《送瘟神》的“千村薜苈人遗矢”一句。说薜苈是像声词，同啪啦一样，用在诗中形容“遗矢”（矢即屎也）的啪啪声。我原以为他是在说笑话。看见他那一副严肃的探讨状，我才知道他真是这样想的。我笑痛了肚子，说不出话来，直摆手。

　　这天晚上回到布后街1号客房，我心里忽然空虚了。我的朋友就只有这几个，该去辞行的我都去过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扇我可以去叩开的门了

　　

　　4．离开成都

　　离别成都之前，除了听从省文联总务科刘科长的吩咐，多次去凤凰山麓的机关农场，运回育栽的桉树苗和桑树苗，运回猪饲料、劳动工具、家具、窗框、门扇等等什物，并在省文联东风路建筑工地栽树、种棉花而外，我抓紧时间做了两件事：一是焚稿，一是读书。

　　先说焚稿。我把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存积的一大堆函件、底稿、笔记，乃至我认为没用处的书本，一一清理出来，最后过目一遍，回味回味，感伤感伤，然后狠心撕碎，大有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之概，投入南方丙丁。我的前半生足足烧了一个钟头。在清理过程中，最有趣的是在箱底发现一大张新崭崭的全国粮票九十斤。想起了，这是1956年省文联总务科寄给我的，当时我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进修，日子过得飘飘然。三年后，大饥饿的日子里，我竟然忘记了这里还藏着九十斤粮票。如果当时找到它们，我也不会饿得发昏，害肿病了。佛说，一饮一啄，都是前生注定，倒真的有一点像呢。七个月后，天下大乱，邱原躲红卫兵，离开成都流亡，我叫何洁把这九十斤全国粮票给他送去了。

　　再说读书。朦胧地感到大难之将至，到时候恐怕读不成书了，不如趁它将至未至，拼命多读几本，正如篮球赛快要终场了，双方都要拼命投篮一样。我对每一本翻开的书说：“你们要寂寞了！”便用双目紧紧地吻它们，不分昼夜。四十天内，我温习了五部书，它们是《庄子》《涌幢小品》《殷虚卜辞综述》《中国古代历史新研》《古典新义》，新读了六部书，它们是《殷虚文字集联》《积微居小学述林》《读书管见》《古史零证》《远古文化史》《读金器刻辞》——这一本马叙伦著《读金器刻辞》是我在离开成都之前亦即文革爆发前夕最后购买的一本书。我读每本书的时候，常常在想：“哪天叫我走呢？这本书能不能读完呢？”每读完一本书，总是暗自庆幸，仿佛高崖垂下的绳梯我又攀了一段。我当然希望绳梯不要断，让我一直攀到崖顶。不过我也深知，这一具绳梯早迟会断的，只是不知道断在哪一本书的哪一页。人面临着威胁读书，就像都德笔下的那个法兰西小学生读最后一课，对所学的印象特深。倒是悠闲读书，如吃零食，过嘴便忘。在这期间，曾经在农场管过我改造的卢德银两次劝我用架架车把藏书拉到古旧书店去卖了，我都一笑置之，心想：“你未免太不了解右派分子了。”还有一位至今不知是谁的同志，想来也是一条蠹鱼，他托司机曾绍华来商谈购买我的藏书，整卖零卖随我。我很不悦，对曾绍华说：“你去告诉他，我还在买书。”最后买的这一本《读金器刻辞》被我抢先读完了，在1966年4月19日我被通知命运已被决定之前。阿Q又一次胜利了。

　　1966年4月19日下午，省文联人事科长李彬找我谈话，说：“刚才和金堂县委组织部通了电话，已经最后决定，送你回原籍去，可能是到你家乡城厢镇的菜蔬社劳动。你的档案早已转到县委组织部去了，今后该那里管你了。到了那里，千万要听话啊。你是作为退职处理，我们给你退职费五百多块钱，你拿回去添置些家具吧。记住，还要订一份《四川日报》，好好学习，跟上形势。”我立即表示愉快服从，决心劳动一生。在前一日，我因为等待得不耐烦了，已向李彬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快些送我回原籍去。这份报告，同我九年来写的那些思想情况报告一样，想来还存在我的档案内。幸好原稿尚在日记本上，我现在读了觉得很真实，不妨摘引结尾一段，向读者老实交代，如下：

　　我只希望做一个体力劳动者，而且做到生命最末一日。这个愿望是真诚的。自我有生，三十五载，还从未作如是想过。劳动九年，亦未下过如此决心。以往劳动，虽不嫌脏怕重，看似积极，其实从未立志劳动终身。每月领三十元生活费，横顺有的是。有此可依赖，自然会认为劳动不是我的终身事业。改造不好，此当是一大原因。今则既下决心，誓不徘徊。若存一丝一毫苟且恋栈之想，则非圆颅方趾之人，犬？？豬？？视之可也。岁月不待，农场归来，匆匆将两月矣。请求领导速决，好去新的岗位。流沙河　1966。　4。　18

　　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当然能够愉快服从，甚至不打一个嗯吞。临结尾那一句口气很硬，译成白话便是这样：“谁还想赖在你省文联，便不是人，是猪，是狗！”一个被改造的右派分子，不做出一副摇尾乞怜状，竟然说这样的硬话，恐怕应予教育。不过领导上急于赶我走，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我愿滚蛋，免除领导上“包庇”大右派之嫌，他们就放心了。他们只顾他们自身的安全，所以踢开我。

　　李彬同我谈话以后，省文联党组书记，那个断臂大校，又找我去临别赠言。他一开腔就走火，说了一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我若要耍赖，便可以扭住这句话，要求留在省文联，不走。我笑笑，听他继续说。万法归宗，最要紧的是“多买一些主席著作，一有空就学”啦，“劳动要用主席思想作指导，不要为劳动而劳动”啦。抱歉的是太难做到，在我。这时候，省文联党组副书记，一位诗人，大约是有事情要找断臂大校商量，走了进来。断臂大校赠言暂停，拟作介绍，望望诗人，又望望我，问道：“你们认识吗？”诗人红着脸，只笑不点头。我谅解他，便抢着说：“不认识。”其实是认识的。岂但认识，九年前还有幸与他同坐茶馆，在他家中住过，无所不谈。后来我出了事，彼此便忽然互不相识了。我不想妨碍别人的官运，所以主动划清界限，说不认识，于是断臂大校又作介绍，很认真地。我站起来，向诗人一鞠躬，心里想笑。

　　两天后，奉省文联之命，卢德银押送我回原籍金堂去。他不是董超、薛霸之流，他在路上待我很好。我也不是林冲，我在路上小声唱歌，庆幸自己永别了布后街2号。我唱的是弗斯特的《康塔基老家》。离开那古老的双扇黑漆大门的时候，我没有回头。我的离开，被押送回原籍，不错，真是一个信号——中国历史上荒谬罕见的所谓文革在布后街2号宣布开始的一个信号。挨第一炮的，有幸，是我！

　　五天以后，即4月26日，《四川日报》发表批判李伏伽的文章，来势甚猛。文章末段，不忘旧恨，又揪出九年前已被批臭了的我的《草木篇》来。4月28日，《成都晚报》发表批判李伏伽《夏三虫》的文章，又扯着我骂。我被当作天平秤的砝码使用，要衡量某人的“罪恶”，便放我到天平秤盘上去。搞臭一个好人，只须说他像流沙河一样就行了，何其省事。幸好这时候我已经离开省文联了。

　　

　　5．回老家去劳动

　　金堂县旧治在我的家乡城厢镇，距成都四十五公里。城厢镇很大，有东南西北四条长街和几十条小巷，还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公园。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镇上度过的。五十年代初期，县治迁往赵镇，距成都六十公里。1966年4月22日早晨，卢德银押送我先去赵镇，找中共金堂县委会组织部。卢德银进去同组织部的人联系，我在办公室外面等着。过了一会，卢德银出来，说县上的意思是安置我在县农场劳动，食宿皆方便，每月发给生活费二十元，还说留在县农场有利于改造（指管得紧）。我拒绝了，要求回老家去，到社会最底层去劳动，自谋生路，自由毕竟比饭碗更宝贵。这个点子是两千年前的庄周同志给我出的。他劝人学泽雉，宁愿“五步一啄”“十步一饮”，不愿“畜乎樊中”。我拒绝去农场，县委组织部也不好强留，便同城厢镇通电话商量，安置我回老家去劳动。于是当天下午卢德银押送我离开赵镇，步行折回城厢镇去。

　　时在春末夏初，天气燠燥。赵镇去城厢镇十五公里，沿途丘陵，多上坡路。眼看夕阳西昃，赶路心切，走得我直喘气，内衣汗湿。想古人得意于“富贵而归故乡”，我乃戴着右派帽子，被押送回原籍，一副狼狈相，心情自不免栖栖皇皇，忧虑着后半生茫茫的命运，任他沿途青山绿水，也无兴趣观赏了。但又不愿意露出可怜状，招卢德银目笑，并带回省文联去传播，有损鄙人形象，我便装出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笑嘻嘻的，仿佛这次是我在帮助他完成政治任务似的。同时又找一些正面的话题，反帝啦防修啦国际国内形势大好啦，同他攀谈，向他说教。要讲这一套漂亮的废话，老实说吧，我的油嘴开合自如，随便可以滔滔不绝，一点也不比别人逊色。“右派分子确实狡猾！”卢德银也许会这样想吧。其实我讲那些废话，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相而已，可悲的还是我！

　　疾步赶到城厢镇已是黄昏时候了。巍巍峨峨的朝阳门（东门）城楼和两翼城墙上仰啃天空的齿堞，历风雨数百年，今己荡然无存。好像一个人免了冠，褫了衣，城镇的外貌被毁了，内态暴露出来，显得丑陋。大东街仍然是那样的大东街，路面凸凹，房屋更破败了。我幼时求学的那一家金渊小学，黑漆龙门，石砌台阶，怎么毫无刷新，完整保留着昔年的记忆。停步望之，既亲切又感伤，仿佛看见顽童的我背着书包从里面跑出来。再向前走，是那一家金堂县立中学，我也读过，仿罗马教堂式的大门雄壮高矗，还是民国十九年驻军旅长杨秀春督修的旧物。中学对面，那是金刚公园，已成废苑荒池，远望唯见竹树人家而已。再向前走，大东街转向上北街，但见关门闭户，市井萧条。本镇尚吃，饭馆生意不错。街上行人匆匆，想是劳动下班回家去的。我很高兴，行人没有一个认得我的。这里虽曰我的故乡，我却是在成都出生的，四岁那年才随父母迁回这里，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又独自离家去成都上高中，每年只是假期回家短住，解放后又一直在成都工作。三十五岁的我仅在故乡生活了十二年，所以这里认得我的人很少。再向前走，一路问去，在上北街找到了要找的镇政府即镇人民委员会——这块白底黑字招牌不久以后将被造反铁拳砸碎，而用所谓的镇革命委员会的那块黄底红字招牌取代之，从而带来一场空前浩劫，败坏党国，残害民众，流恶深远。不过此时大家都还蒙在鼓里，谁也想不到惨变之将至。走入镇政府大门，庭院寂寂无声，不见人来人往，可知政简风清，一切尚未乱套，唯有正面厢房壁上怵目惊心四个大字“闻风而动”预示着中国非大乱不可。

　　几个工作人员下班，从院内走出来，一边走一边交谈着。其中一个女的，怯生生地一惊，停步小声唤我：“九哥，回来了吗？”原来是我的堂妹余勋锦，她在镇上当会计。我说要找镇长，她旁边的一个瘦高个子，眼睛鼓鼓的，显得很干练，看看卢德银，又看看我，说：“唔，你们来了。”便引我们到院内的办公室去。

　　镇长姓王，嗓音洪亮，说话眼珠直转，做事颇有魄力，从最基层逐步升上来的，算来该是本镇的老干部。我向王镇长报了到，交出户口迁移手续和粮食供应关系。从此以后，我就是城厢镇的居民了。我向王镇长陈情，说今天只是来报个到，明天我还要回成都搬运家具和书籍，待诸事了当了，便赶回来听候安置。王镇长同意给我几天假，嘱我早去早回。然后由他单独听取卢德银汇报我的改造情况，我则离去，疾步回家看看。母亲肯定听堂妹勋锦说我回来了，她老人家难免提心吊胆，东猜西疑，会不会认为我在外面又惹了什么祸，才被发配回老家呢？

　　算来1950年故园一别，如今已是十六年了。想我为人长子，少年离家，在外面不好好学乖弄巧，自取身败名裂，还要祸延慈母，连累她老人家重新戴上地主帽子，实在问心有愧。我走出镇政府，斜窜入糠市巷，一路低头自责。走到我家所在的槐树街，迎风嗅着愈晚愈浓烈的柚花香，我知道这熟悉的香气来自故园，那些遗忘了的记忆便忽然唤醒了。多好啊，如果我现在是背着书包，滚着铁环，放学回家去！

　　自责自愧之情，于是一扫而光，我快步轻走着，满心温暖。走着走着，余家院子大门尚未走到，怎么老远就望见母亲的住房了？原来院墙塌了一段，只须横过邻家的菜园地，便可回家。我不想走捷径，便踏着童年的旧踪迹，走向大门，欢欢喜喜，一直走回家中。

　　母亲正在忙着做晚饭。

　　“妈，你老人家好啊。”我笑着说，心里想哭。

　　母亲很激动，双手在围腰上擦来擦去，不知该做什么才好。我向她老人家解释为什么要回来，让她放心。在那阶级斗争的时代，株连治罪的年月，一个恶名昭著的大右派儿子回家来长住，显然会给她带来不光彩，甚至带来威胁。可是我的那些解释，那些让她放心的话，她都听进去了，还不停地点头说好。她是心甘情愿被欺骗啊。妈毕竟是妈！

　　这一夜住在本镇招待所。王镇长来通知我，说我已被安置在本镇家具社拉大锯。从此一拉就是六年。

　　6．大锯生涯

　　婴年趣事，多已遗忘，还记得母亲抱我跨坐在她的两腿上，握着我的双腕，一推一拉，一拉一推，随着推拉的节拍，曼声吟唱：“扯一锯，还一锯，吃口奶奶又来锯。”逗我欢笑。稍长，看见别家做母亲的也这样逗小孩，不过唱词更有趣些，如下：

　　扯一锯，还一锯，家婆门口有本戏。请外孙，来看戏。看饿了，吃啥子？牛肉包子夹狗屁！

　　光阴如白驹之过隙，一晃，人到中年，想不到我真的拉锯了，一拉就是六年。这活路够燥辣，全不似“吃口奶奶又来锯”那般有趣。如今事隔十多年了，友人见面，总要问我：“看你这样瘦，也能拉锯吗？”言外之急，颇有怀疑。我笑一笑，只有一句很坦白的解释：“人要吃饭，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1966年5月3日是我拉锯的第一天。联手罗绍和师傅，矮矮胖胖（我是高高瘦瘦），家在农村，比我大一岁，文盲，拙于言辞。他引我入门，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双手端平，亮出腋窝”，一句是“两腿跨开，前如弯弓后如箭”。说起来倒简单，做起来就难了。我的四肢僵硬，姿态可笑，憨使蛮劲，弄得联手穷于应付。“罗师傅，对不起，痛脚连累好脚了。”我频频地向他致歉。他只嘿嘿一笑，倒不生气。作坊里的木工师傅常常放下活路，走来旁观，或提醒我“亮出腋窝”“后腿打伸”，或替我拉几锯，做个示范动作教我，没有一个当面嘲笑我的。不过也有这样的情况，某个木工师傅突然×妈捣娘高声叫骂，抱着一块木板跑来，冲着罗师傅吼道：“我说你狗×的只有饿饭！你来看看，解些什么板子，坑坑包包，推刨子推死老子了！”原来木工也和解匠一样，都是做计件工资的，我们解的板子不平，害得他们多做背工活路，影响收入，所以他们要骂。我明白这是罗师傅替我挨骂了，赶快赔笑自责，声明是我手艺太瘟。罗师傅胆小怕事，挨了骂急得脸红，至多在喉咙里嘟脓一句“你自己也有妈”，算是对“×你妈”作了回答。两三个月以后，我渐渐上了路，这样的情况就很少发生过了。

　　解匠活路极重。国家给的粮食定量四十五斤，月月被我吃光。有多少次，日暮收工，大锯一放，全身都瘫软了，不由自主地落坐在背后压马杆的大木料上，仿佛再也站不起来。必待一支烟抽完，才恢复了一丝气力，站起来披衣服，穿裤子，趿鞋子，然后拖着两腿走回家去。夜间入睡以后，梦中还在哎哟连天的呻唤着，而自己却不知道。

　　计件工资制逼得人不敢偷懒，每一分钟都得计算着使用。我若偷懒，月底挣不够买米钱，就得饿饭。我忘记了星期日这个概念，一年做到头。腊月三十的黄昏还在做，正月初二的早晨又铮铮嚓嚓挣挣扎扎拉起大锯来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勤奋过。天亮起床，烧火煮饭，胡乱吃了，出门疾走如风，赴去上班。从我家走到北街木器家具社，只需八分钟，路上决不耽误时间。走入木器家具社的店门，便忙着解纽扣，脱衣服。走到架木料的马杆旁，裤子已经脱了，只剩一条么裤遮丑，裸体，赤脚，二话不说，便同联手拼命地拉起来。为了不浪费时间，上厕所小便总是和联手一道，跑去跑回。本社有解匠四人，自愿结合成两组：我和罗师傅一组，小邹和陈师傅一组。掌墨师姓黄，熟读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教过私塾，开过棺材店。解匠们当面叫他黄老师，背后叫他耳聋。每天早晨，黄老师翻出一堆木料，一一弹好墨线，给解匠们作几句必要的指示，便袖手到店上闲坐去了。那一堆弹了墨的木料，有好解的，有不好解的，也就是说，有肥有瘦。谁吃肥的，谁吃瘦的，两组解匠之间，不免勾心斗角，常常争吵。我和罗师傅这一组，有了我这痛脚连累好脚，能力当然弱些，进度当然慢些，所以常常是失败者。看见一块肥肉（又软又湿的大木料）已经弹好墨线放在那里，我和罗师傅垂涎欲滴，恨不得两锯三锯锯完架在马杆上的木料，好去抬那一块肥肉。同样地，小邹和陈师傅那一组也在拼命追赶，铮铮嚓嚓之声愈来愈急促。结果总是他们那一组领先锯完架在自己马杆上的木料，两人笑盈盈地将那一块肥肉抬起走了。这时候罗师傅伤心之至，黑起脸，嘟起嘴，气得狠敲抓钉。我呢，这时候就得一边拉锯一边讲一两件奇闻怪事，给罗师傅疏导疏导，使他快乐。他像小孩一样，喜听凶宅闹鬼、猛兽吃人、猪生三足、牛长独角之类的怪事。

　　常解的木料被分为正料和杂料。正料只有松、杉、柏、桐四种，一般说来好解，解出一丈板面（以一尺宽计算面积），两人共得工值三角五分。正料以外，都算杂料，包括白桦、赤桦、青棡、洋槐、皂荚、菩提、麻柳、夜合、楠、樟、枫、榆、桉、柳等等，有的太硬，有的太绵，一般说来难解，解出一丈板面，两人共得工值六角。我在那六年内解的几乎都是正料。从早到晚，抓紧时间苦干，可解八丈板面，两人各得工值一元四角。解匠生活很苦，大多面黄肌瘦，穿着破旧，比木工低一等。苦中寻乐，最好的途径是幻想。解匠们都幻想世界上有一种又软又脆又疏松的木料如芭蕉树一样，堆积成山，供他们天天解。可是这个幻想又被解匠们自己否定了。有他们自嘲的谣词一首为证：

　　青朋硬。麻柳绵。芭蕉好解不给钱！

　　记得有一天下午，炎阳斜照，懒蝉长嘶，两把大锯铮铮嚓嚓之声催人昏昏欲睡。忽然听见小邹和陈师傅一边拉锯一边发起牢骚来。牢骚的主题是诉解匠的钱太少，骂人间的不公平。好在岳社长不在这里，掌墨的黄老师也歇凉去了，木工师傅们又都躲在各自的工房内忙活路，没有外人听见，不会被谁密告上去，夜间开会挨刮。罗师傅也有牢骚要发，便扭过头去伸嘴搭白。他供养着家中四个农村人口，自己顿顿吃泡菜，比我苦多了。我当然也有牢骚，但不敢发。要知道，公安局派出所布置的专门监督我的言行的某个小组共有二十个成员，遍布本镇，小邹就是其中之一。我若“乱说乱动”，他会去告我的。”

　　铮嚓声中，牢骚发完，三个解匠转入发表幻想演说，你一句，我一句，好不热闹。我也伙到他们瞎说凑趣。

　　小邹是文革前的中学毕业生，稍具见识，头脑灵醒。他的幻想富有情节性。说某日一辆小汽车开到本镇来，停在木器家具社的店门外。车门开了，走出来一位老干部。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劳动部部长，后面跟着我省省委书记。他们是到民间来私察暗访的，就像包青天大老爷一样。他们步入我店，说家具做得好。听见内院铮铮嚓嚓之声，他们就走进来，看我们拉大锯。部长说：“这活路太苦了。”问我们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们据实回答。部长吃惊，回头对省委书记说：“工资太低了吧，唔？”省委书记当即把岳社长叫来，一顿痛刮。部长回到北京以后，发了一个中央文件，专说提高解匠工资，加一个番。

　　罗师傅不懂得什么叫“加一个番”，小声问我。

　　“解一丈，拿两丈的钱。”我说。

　　罗师傅憨笑了，仿佛文件已经下来。

　　接着是陈师傅发表幻想演说。他说：“有一把神锯就好了。根本不用气力拉来拉去，两人只须抬平锯子，这头走到那头，一块板子就解下来了。那头走到这头，又一块板子解下来了。走过去，走过来，只消走几分钟，一天的饭钱就挣够了。什么中央文件，多事！”

　　轮到我说。我说，我们锯的木屑，再经我们赤脚踩过，沾了我们的汗，便成了治癌的特效药。全国各大医院都请我们去解木料。我们只收药钱。

　　轮到罗师傅说。他的幻想非常简单：“我唯愿天大部解腐朽了的木料，好比锯豆腐。”

　　“做什么？”我问。

　　“做棺材。”他说。

　　这倒是实话，本店出售的棺材都是用朽木拼凑的，专骗死人。大家一想，都哈哈大笑了。

　　铮了又嚓嚓，嚓了又铮铮，这是能够被听见的寂寞。一锯一锯，锯锯锯的是光阴。有时疑心自己是在慢性自杀。为了排遣寂寞，我便搜索枯肠，找些有趣的话同联手说。联手显然也有这种要求。于是在我和罗师傅之间，互相交代历史，彼此流通见闻，无所不谈。当然，一不谈国事，二不谈文化。这两门他一窍不通，而我也不敢谈。我们的谈话总是先说夜梦，后说晨餐，再说今天走在街上又看见了一些什么——这方面的内容特别丰富，某个当官的戴了高帽子游街示众啦，本镇名人李疯子又在街上抓锅魁吃啦，某人喝醉了在街上同某人打架啦，某男和某女乱睡被捉住啦，某人骑自行车被汽车撞死了啦，谁家夫妻双双到镇革委打离婚案啦，造反派某司令轰闹派出所啦，东街某饭馆卖甜烧白啦，一位农二嫂卖猪的钱被扒窃了气得去跳水啦，等等等等，都在我们口头发表，一一加以评论。所见所闻流通之后，我们又说彼此的家务事。我家的巴白鸡生了个双黄蛋啦，他家的幺女子吃多了屙痢啦，等等等等，都能触发我们的联想，引绎出一大堆废话来，够我们咀嚼半天。罗师傅最感兴趣的是听我谈大城市的花花世界，吃的什么，玩的什么。年轻时候他到成都去过一次，尽管是住在金华街一带破烂的鸡茅店里，每日在北门大桥河滩地上拉锯。如今在穷困中偶然回首，在他，那已是最美丽的记忆了。罗师傅听我谈，听得又香又甜，拉得愈来愈慢。必待我猛还他几锯，他才清醒，想起“吃口奶奶”还得“又来锯”。

　　可怜的解匠，悲欢全不由己。碰着料好解，其乐也融融，眉开眼笑，一边拉一边找话说。碰着料难解，火冒八丈高，肚子里阴骂掌墨师的祖宗，用一个最难听的动词。阴骂继之以阳骂，骂木料，骂马杆，骂抓钉，骂撑钉，骂天气太热，都用那个动词，动词后面还要加上“死”字。联手之间因料难解彼此都不耐烦，你责怪我，我责怪你，一句话不对头便吵起来。在这方面，我的涵养并不比罗师傅好，也常用那个动词，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一次解硬料，罗师傅生闷气，一只牛虻飞来叮他的腿。本来一拍便可打死，但他不。他放下锯子，一扫手活捉了那只牛虻，细心撕掉双翅，然后放它到锯屑中去乱爬，骂道：“让你狗×的去饿死！”随即嘿嘿一笑，享受了报复的快乐。

　　解匠最恨深藏在木料中的石质的或铁质的异物，哪怕丁丁一点，也会打坏一排锯齿。重新挫好锯齿，至少也得损失半小时的活路，少拿钱啊！如果接二连三打坏锯齿，那就惨了，这一天的买米钱都挣不回！解料六年，打坏过多少次锯齿，已经没法说清。我用手锤敲抓钉，从木料的锯缝内挖出过深藏的卵石。碎石、小砾石、角钉、大针、寸钉、毛毛钉、断钉、铁丝、鸟枪霸弹、箭鏃、砖块、瓦块、煤块……有一次解一株大皂荚树，三次打坏锯齿，从树心内挖出三条像匕首一样的耙齿，每条长六寸。原来这株为人间洗濯污浊作过贡献的皂荚树，在它年轻的时候，曾经被愚昧的乡民指控为“树妖”“木魅”，说它作祟害人。谁家失火了，谁家死人了，谁家闹鬼了，都说是它在作祟，从而移罪于它。乡民讲阴阳五行，金是能克木的，所以那些失火死人闹鬼之家先后三次用铁锤敲钢质的粑齿，楔入树干，以便克它。几十年后，树干已经长得很粗，三条耙齿就被包藏在树心内了。“树也有冤案呢。”我想。

　　有一次解一株夜合树，实在有趣。唐诗有句云“夜合花开香满庭”，引我遐思。夜合树的花就是马缨花，很美。夜合树的羽状复叶非常奇怪，一到夜晚，叶片就成双地两两叠合，故名。唐人钱起诗云：“钱塘江上是儿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马缨花在这里暗示夜合，出自女性口吻，显系性的挑逗。此诗已经涉嫌精神污染了，是吧？

　　我和罗师傅解的这一株夜合树很大，树干直径二尺，当然是百年方木。它生长在清朝的金堂县衙门里。后来这个县衙门又做了国民党的金堂县政府。解放后这个县政府又做了金堂县人民政府。如今这里是本镇的幼儿园，这株夜合树该是三朝元老了，它的年轮里记录着多少兴亡啊！

　　可是这位三朝元老传递给我的嗅觉信息却很不妙。原来夜合树的锯屑太难闻了，散发着一股股辛辣冲鼻的怪味，害得我一边拉锯一边打喷嚏，涕泗涟涟，什么思古之幽情都给冲散了。

　　一张一张的寸板解出来了，锯片逐渐逼近树心。忽然眼前一闪，锯缝中飞出黄亮亮的金属锯屑来。与此同时，听见咕噜噜一声——异物打坏锯齿的声音。赶快停锯，细看锯齿，果然锋棱有所损坏，但不厉害。这说明深藏在树心的异物是一种黄亮亮的软质金属，绝不可能是铁。

　　罗师傅用食指蘸着锯片上的金属锯屑，看了许久，感到疑惑。

　　“这是啥呀？”他问。

　　“黄金。”我说。

　　幻想成癣的我一瞬间看见了百年以前的一个明月之夜，地点就在县衙门的后院内这一株夜合树下。有一个人偷窃了衙门库存的黄金，投入夜合树的树洞。后来他死了，黄金未取出。这个秘密从此无人知晓。百年以后这块黄金碰着了我们的锯齿，遂有黄亮亮的金屑从锯缝中飞出来。

　　我的判断结论激动了罗师傅。我们顾不上锉锯齿，赶快用手锤敲抓钉挖树心。那里果然有一个洞，洞内沉积着腐黑的木渣。罗师傅从木渣中抠出一颗步枪子弹头来，弹头表层有黄亮亮的锯痕。真相大白，黄金梦醒，我们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脸颊微烧。锉锯齿的时候，我们愈想愈气，便痛骂国民党的丘八乱打枪。悲欢全不由己，可怜的解匠！

　　我们也到乡下去给农家解料。时值文革两派内战，乡村路口常有派性武装人员放哨，盘查行迹可疑的人。哨兵若问：“你是啥观点的？”你得先弄清楚这些背枪的家伙是哪一派的，再作回答。他们是跟着“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跑的，你就回答“八二六观点”；他们是本镇“尖刀团”的应声虫，你就回答“产业军观点”。你若回答错了，轻则挨一顿臭骂，重则挨耳光，还要跪下向毛主席请罪。罗师傅胆小怕事，又不关心所谓国家大事，所以回答不出来，由我相机替他回答。轮到问我，我就作诚恳状，低声回答：“不敢有观点。”再由罗师傅补充一句：“他还在改造。”在乡下给农家解料，主人都对我们很好，尊称我为“余师”，拿烟倒茶，打酒割肉，盛情款待。黄昏时候，罗师傅总是大醉而归，一路偏偏倒倒。有一回过小桥，他醉了踩虚脚，跌落在水沟里，爬起来还在傻笑。

　　我们也常常在木器家具社的店门外临街解料。这是因为木料太大太重，不好抬迸店内后院去解，所以就在街旁架马。临街拉锯，裸体，只穿一条幺裤，展览给满街的行人看，实在有点那个。可恼的是一群小孩，他们站得远远的，合着我们拉锯的来回节奏，齐声吼唱：“解，匠，解。解，匠，解。解，匠的，东，西，两，边，甩。”气得我们骂也不是，笑也不是

　　

　　7．“五一六”这一天

　　1966年5月16日，可悲的“五一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于焉开始。愿我中华民族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了这一天。未来的董狐，未来的司马迁，我向你们致敬。对于那场奇灾大祸，请你们秉笔直书，不要为尊者讳，不要为贤者讳，不要曲笔掩饰真相。作为一个被孤立的右派分子，我的所见所闻实在可怜，我不明了真相。我只知道“五一六”那一天中国还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三四个月以后，他们才粉墨登场的，怎能把罪责都推给他们？早在他们登场以前，文革不是已经宣布开始了么？早在宣布开始以前，文革不是已经事实上在进行了么？灾祸不是已经周期性地濒临华山夏水了么？这该从哪一年算起呢？1964年的四清运动？或是更早些，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还是回头说说“五一六”这一天我在做些什么事情吧。

　　十三天前，5月3日下午，我开始拉大锯锯大木，做了解匠。在本镇北街人民剧场的空地上，我和罗师傅架起马杆，接连几天解泡杉木。解出来的板子运回木器家具社，交给木工师傅，做毛主席语录牌——本镇各个单位急需此物装点门面。这些语录牌，长方形，红漆底，黄漆字，所说的多半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必要以及阶级斗争之必要，挂在各个单位的门面上，赫然生辉，一夜之间便显得大家都在革命了。解泡杉木，进度快，很来钱，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拚命干。我的肩膀和背胛被阳光灼伤，起泡，脱皮，露出嫩肉，红得难看，搽些凡士林，油亮亮的，像腌卤肉。“我唯愿天天解这个。”罗师傅说，笑嘻嘻的，黑脸露出白牙。他的肩背黑得像烟熏的腊肉。他不怕晒。“等嫩肉晒黑了，你就不怕晒了。”他安慰我说。

　　不等嫩肉晒黑，我们就暂时改行，吃抬工钱去了。本镇正在建厂，需动力电，镇劳动站就抽调拉车的、打铁的、做砖瓦的、烧窑的、拉锯的，选他们中间那些身强力壮的，近五十人，编成抬工队，去青白江区（属成都市郊）抬电线杆。罗师傅被选入抬工队，我虽然身不强力不壮，也只得跟着去。抬工们怜悯我太瘦弱，不让我抬，只叫我同三位打杂的壮妇一道跟着走，上坡下坎，过桥涉水，从旁扶助那些桩子欠稳的抬工。做的是辅助性的小工，拿的是抬工的大价钱（每天两元一角），问心有愧，第二天我坚决要求做了抬工。别的抬工嫌我差劲，不愿同我联杆对抬，有个年轻的抬工还整我，趁我弯腰蹲下去准备上肩的时候，他猛地一下直起身来，让抬杆将我压翻在地，砖瓦窑的黑胖大汉杨季火就叫我去同他联杆对抬。杨季火是本镇有名的莽汉，不识字，老光棍，酗酒成癖，饭量惊人，力气极大，腿比我的腰粗，勇于斗殴，打架曾经咬掉别人一只耳朵。看见他的尊容，我就想起《水浒》上的没毛大虫牛二，暗自畏怯。他把那个整我的年轻人训斥一番，然后对我说：“我们两个一文一武，我不会让你吃亏。”他将套在抬杆中央位置上的绳圈往他那一头移动两三寸，这样就减轻了我肩上承受的重量。每逢我们走到险处，他察觉我桩子不稳，两腿颤抖，总叫我伸出手臂去搭在他的肩膀上，以便有所攀援。我们多次横涉稻田，水深没膝，遇到翻越田埂，他总放矮桩子，一腿跪在田埂上面，让我先跨过去。尽管有杨季火的照顾，十六个人抬那重量超过一吨的水泥电线杆，于我毕竟是太重了，弄得我非常狼狈，多次踩虚脚，跌倒在池，腿上胫上碰得伤痕累累，下唇碰破流血，发生进口危机。我的两肩，前些日子拉锯时晒脱皮露出的红嫩肉，如今又被压肿，进而压青压紫，最后压烂溃脓。“遭孽，文人落难！”我听见杨季火对别人这样说。此话当时属于反动言论。杨季火是文盲，不知厉害，所以这样瞎说。

　　起自青白江区的桥梁厂，终至城厢镇的钢锉厂，以直线计，约有七公里的路程。抬完了这一路的电线杆，抬工队又动手挖窝，竖杆，架线。前前后后，忙了五十多天，都有我在。其中有一天就是“五一六”。查当时的日记，这一天看来也平平常常，在我。这一天天刚亮我就醒了，急急忙忙吃了母亲为我煮的早饭，便往正在修建的钢锉厂跑去。在那里，我和别的抬工乱纷纷地踏着车轮爬上两辆货车，双臂撑着，翻跨入车厢内。人到齐后，两辆货车相继驰向青白江区的桥梁厂。货车厢内当然没有座位，抬工们都站着，彼此攀肩附背，一任簸来簸去，正好相撞取乐。一个爱说笑话的抬工忽然吼叫：“簸箕街到了！”惹得大家轰笑。簸箕街是成都市区一条热闹的大街，大家都熟悉的。一个烧窑工，小名熊二娃，其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他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被呼为“安禄山”。还有个砖瓦工，戴眼镜的，视力不佳，被谑呼为“珍宝岛”。他姓曾，说话很“宝”，走路常跌倒，故名。这一群快乐的抬工都属下层百姓，挺能吃苦耐劳。他们说起笑话来，无所顾忌，就是不肯议政。严酷的政治运动，闭塞的社会生活，粗俗的文化趣味，天长日久，养成他们怕官怕斗，知足常乐，休谈国事的人生态度。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天，这平平常常的一天，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奇灾大祸已经宣布开始。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不久以后他们竟会突然发作政治疟疾，奉诏去“关心国家大事”，奉诏去“造反”，奉诏去砸烂这个和那个，去唱语录歌，去揪当官的，去成立“革命组织”，去参加“大辩论”，去“保卫毛主席”，去打人，去挨打，去被另一派打成“反革命”，去跪着“请罪”，去哭，去戴大红花“平反”，去“文攻武卫”，去“解放中江”，去上战场，去杀人，去被杀，去同“保皇狗”“大联合”，去“清理阶级队伍”，去被“清理”出来，去入“牛棚”，去批林彪，去批孔老二，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评《水浒》兼骂所谓的投降派，去批邓……这些政治魔术，他们都想不到，在“五一六”的早晨。想不到未来的这一切，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快乐，挤在车上簸来簸去，大讲笑话，不论荤索。每天二元一角，这在本镇该是最高的工资标准了，他们很满意。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不快乐。我头晕，想呕吐。我昨夜失眠了，因为我家中出了使我忧伤的事情。

　　三天前，5月13日，在我家中，大弟再次殴打十六岁的幺弟，居然操刀要砍。我跳出去挡住大弟，幸末发生流血事件。我回老家以来，当木匠的大弟一直认为是我这个“大右派”影响了他的前程，使他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所以恨我，一向不理睬我。幺弟对我很好，听我的话，夜夜还要我教他识别北天的星座，听我讲希腊神话中这些星座的故事。大弟骂幺弟“中了右派分子的毒”。幺弟不眼，同他吵起来，他便大打出手。夜晚，本镇第三段居民委员会开会调解我家的纠纷。大弟常看报纸，了解近期风向，他坚信他自己和一个“大右派”划清界限，并帮助幺弟划清界限，乃是革命壮举，绝不会错。殊不知居委会的干部不看报，思想落后于形势，不但不表扬他，反而把他臭骂一顿，还要他写检讨，保证以后决不操刀。受了这番羞辱，大弟回到家中，愤然扬言：“我要斗争到底！”两天后他去木器家具社投诉于我的监督小组组长，一个绰号白脸鸡的木匠。白脸鸡的革命觉悟很高，鼓励大弟今后多多向他告密。我知悉了此事，所以忧伤失眠。

　　同车一位壮妇给我几粒仁丹，噙在嘴里，头晕稍减。到桥梁厂，下车。幸好这一天的活路不重，尚能支持，虽然头重脚飘，背脊寒颤，常打喷嚏。上午抬的都是短型的电线杆，较轻。下午两组轮换抬一根长型的电线杆，也还可以。中午照例借农家的锅灶，付农家的柴钱，由三位壮妇下厨，煮洋芋面皮稀饭两大锅，随大家舀。抬工们饿极了，也不择席，三三五五蹲在遍地鸡屎鹅粪的农家院子里，吃得霍霍有声，笑语喧哗。有那些带了辣豆瓣酱来的，带了泡酸菜来的，带了腊肉来的，大家就一窝蜂拥上去吃。闷恹恹的我只吃了半碗，便在院角的竹篱边坐下，看杨季火一碗又一碗地埋头大嚼，吃得好香。他的门齿因打架被撞落，致使狗窦大开，有利于喝稀饭。他的身边放了半瓶酒，不时地拿起来灌两口，满意地舒一口长气，接着又喝稀饭。他的胖脸和肥胸被汗水浸出了油光闪闪的橄榄色。他吃一会松一松裤腰带，旁若无人。

　　“你吃几碗了？”我问。

　　他不应声，张开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八。想是半醉了吧，他一边灌酒一边谈起旧事来。我这才知道，年轻时他在广汉机场给美国兵当过炊事员，也是见过大世面来的。使我惊奇的是他说五十年代初他在《川西日报》食堂又当过炊事员。难怪有些面熟，我早就见过他！“我们那位家门社长对我很好！”他说。我知道他指的是社长杨效农，一位很有学识的老干部。我曾经是杨社长的下级的下级，在五十年代初期。如今我面对着杨季火，忽然怀起旧来，好像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般，暗自感伤不已。问杨季火为什么后来又离开了报社食堂，他不肯回答我，吞吞吐吐，面有愧色。三年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揪了出来，我才知道他有过小小的贪污劣迹。他在会上认罪交代，一开口就惹人哂笑：“我不说大家都晓得，我这个人从小就是无产阶级……”文革结束以后又过了好几年，砖瓦厂的莽汉杨季火死于酗酒伤肝。愿他夜台常有冥钱买醉，呜呼！

　　抬工们吃完午饭，纷纷到竹林间去小睡。我独自坐在院角的竹篱下望着青翠的田野发呆，看见几条田埂上走着三三两两的农民，手提木凳和竹椅，各自回家去。一位老农走向我们所在的这一座院子，想是这儿的主人吧。一位农妇站在门前问他：“今天队上又开什么会哟？”

　　“廖馍馍不咸挨了秤砣。”那位老农说笑话作回答。

　　我懂，他说的是“廖沫沙吴晗还有邓拓”。连我们这里的乡下也在批“三家村”了，在“五一六”这一天。两天以后，邓拓自杀身死，做了文革的第一个冤鬼。

　　8．六弟之死

　　“五一六”这平平常常的一天过去了，城厢镇的阶级斗争形势急转直下。第三天晚上，在北街剧场内开大会，王镇长作动员报告，中心内容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密锣紧鼓，来势汹汹的又要整人了。第四天晚上，木器家具社岳社长通知我到瞭望台去开会。瞭望台乃是本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通称“四类分子”，也就是剥夺了公民权利的阶级敌人，每天晚上开会，低头聆听训话的场所。岳社长说：“从今天晚上起，你不能再到社里来同人民群众一起开会了。快到瞭望台去吧！”我知道这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从此以后，阶级敌人由“四类”扩大为“五类”了。当时我很伤心。白白地改造了整整九年，规规矩矩，勤勤恳恳，不但不被谅解，倒做了法定的阶级敌人。天啊，结局竟会是这样！

　　我的大弟很高兴，常常在家中放声怪笑。我做了法定的阶级敌人，仿佛竟是他的胜利。我的幺弟很气馁，忽然怕起我的大弟来。十天以后，幺弟凄然辞家远行，到威远县做工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想开些，横顺这辈子劳动吃饭就是了。她到街上买回一包黑色染料，把我仅有的两套灰卡叽制服都染黑了。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低眉俯首说：“不要让别人想起你从前当过国家干部。”我联想起秦朝的罪徒都穿赭衣，似有道理。如今黑色又是阶级敌人之色了。后来我注意到，夜夜在瞭望台开会的本镇“五类分子”确实有许多穿黑衣的。

　　我每天照样去抬电线杆，早出晚归，两头摸黑。5月下旬某日傍晚归家，路上饿了，急步行走，从糠市巷斜穿范家坝的菜园，往余家大院的缺墙口走去。这里没有路灯，黑蓊蓊的。小时候听说这里有鬼。走到缺墙口，迎面遇着一个黑影移来，差点对撞着，吓得我一叫。黑影抬起头来，一张灰白的脸，原来是我的六弟余勋镒。他佝着背脊低着头，双手插在裤袋内，大约是晚饭后在这里散步吧。我正要点头招呼他，他却低下头去，急步走入黑暗中。我怔了一下，这才想起他的神色不对，眼睛里好像有恐惧感，眼皮又是肿的，似乎刚刚哭过一场。

　　晚饭桌上，我对母亲说：“六弟也不理我了。”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俯身向我耳语：“他出事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去拉车了，天天躲在屋里。听说上头叫他反省，交代问题。”

　　“他能有什么问题？”我漫不经心池问道。

　　“不晓得嘛。听说是他坐茶馆，三朋四友，说了一些不满的话，别人去告发了。唉，茶馆酒楼自来就是是非之地，去不得啊！”母亲愁眉苦脸他说，又补一句：“你在外面说话也要注意。”

　　“我想去找他摆一摆。”我说。

　　“去不得！去不得！”母亲吓得缩颈摆手，不时瞟着窗外，害怕有人偷听。窗外一片墨黑，纵然有人站在那里偷听，也不可能被她看见。这是她老人家的习惯性反应。我想笑她，却又笑不出来。母亲由于规矩守法，勤劳家务，严束子女，早在1956年就被摘掉了地主帽子，给予公民权利。1957年我出事以后，她也被牵连地重新戴上帽子，予以监督管制。她是钟鼓楼的麻雀，吓破了胆。如今我又成了法定的阶级敌人，于她的处境显然更不利了。为她老人家也为我自己考虑，我应该谨慎些才是。“那我就不去找他摆吧，”我说。母亲这才放心了，微露笑意，两肘搁在桌上，灯下看我吃饭。这也是一种幸福，在她。

　　六弟余勋镒是我的堂弟，同我共一个祖父。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亲兄弟。槐树街余家的勋字辈男丁，按大排行，我是老九，余勋镒是老十六。十字碍口，简呼他为六弟。六弟小我四岁，高头大马，爱说爱笑，在本镇运输队拉架架车。早在解放初期，他就离家参军去了。在部队里，先是学医，后是做医务工作。其间详细情形，已不可考。他的双亲先后病死在三年饥馑时期，其状甚惨。他的父亲，我呼幺爹，解放前抽鸦片，当过保长。这对六弟在部队里的前途显然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未能入党。双亲去世以后，他从部队转业回家，在本镇某医院当医生，娶了一位农村姑娘为妻，生活还过得去。后来在工作上不小心，出了医疗事故，被贬到运输队去技车。生活困窘，导致他的妻子回了娘家，形同离异。我被押送回老家时，他已经在拉车，一个人独居了。他住在余家大院的一个小庭院内，同我的堂妹余勋锦一家紧邻，同我一家斜对角。我和他都是早出晚归的人，天天忙着挣钱吃饭，所以很少晤面。说他坐茶馆说了一些牢骚话，以常情推之，恐怕也是确有其事。日子艰难，还能没有牢骚。也是我太天真，竟没有憬悟到前几天开大会王镇长宣布的“打击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究竟指的是什么。

　　此后一连几日，我劳累于抬电线杆，涉水田，淋雨，又受了凉，弄得发烧咳嗽，疲惫不堪，便忘记了六弟的事情。每夜归来，从缺墙口步入庭院，远远一瞥六弟的窗户，总是黑灯瞎火，也不想想他到哪里去了。后来他死了，才听说那些夜晚他被叫到镇政府接受严厉的审问去了。

　　5月30日晚上，北街剧场内又开大会，揪一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出来批斗。真是立竿见影，“五一六”才过去短短的半个月，小小的城厢镇就冒出了这么多搞“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本镇的四类分子一百多人，加上我这个右派分子，在大会开始时，被持枪的民兵押上台去，一排排的坐在地板上，在全场炯炯的目光下，低头接受陪斗和示众。我坐在那里，既不好太低头做出一副猥琐状，又不好昂起头来给人留下抗拒改造的印象，只好适当地低一低又适当地昂一昂，低低昂昂，如鸡啄米。殊不知这样做更不好，徒惹台下群众注目而已。正在狼狈之际，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四类分子用肘触我，小声说：“叫你去。”我侧脸向旁边望一望，望见舞台后角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向我招手。我站起来，向他走去，不免心怀鬼胎，怕叫去挨批斗。

　　他引我人后台，叫我坐下，然后用臌凸凸的眼睛审视我，问追：“你就是余勋坦？”

　　我点头。

　　“就是流沙河？”他又问。

　　我又点头。

　　“你认识我吗？”他又问。

　　我摇头。

　　“我是派出所的张邦荣。”他说。

　　“哦，是张所长。”我说。

　　“对，是我。”他接着说正题：“你不要同四类分子坐在一起。对右派的政策，你也是知道的。你到台下去找个座位吧。要好好改造哟！”说完他就走到前台去了。

　　这舞台修得绝，后台三面抵紧墙壁，没有出口；要下台去，还得回到前台，从台口的阶梯走下去。我不想再一次出去亮相，只好留在后台，坐等大会结束。夜风从窗口灌入，冷得我牙腮抖。白天抬电线杆，我滑倒在水田，衣裤尽湿，又被太阳晒干。如今再被冷风吹背，我便发起烧来。此时前台闹得啊嗬喧天，又是叫骂声，又是口号声，吵得我头痛。这舞台今后还有许多好戏要上演，现在才开头呢。精彩的闹剧将会一幕又一幕地在这里公演，包括王镇长挨斗啦张所长挨斗啦造反派头头挨斗啦“保皇狗”挨斗啦，呃，当然也有鄙人挨斗——两个大汉挟持着我，推我跑到台口下面，抬起我朝台上一抛……

　　大会结束，回到家中，母亲为我刮背。上床落枕后，我的头炸痛，眼睛都烧烫了，迷迷糊糊，却又睡不着觉，半夜过后，听见窗外走廊上有来回蹀躞的脚步声。起初我以为是民兵来监视我的动静，接着又听见两响故意扬声的咳嗽，才知道是六弟。此后我便昏昏沉沉入睡，什么都不知道了。

　　一睡睡到凌晨4点，又被吵醒。枕上细听，是六弟在他的房内呻唤。一声声的哎哟哎哟，好像是肚子痛。过一会，呻唤声愈来愈频密，愈来愈响亮。接着听见堂妹余勋锦在和堂妹夫向大哥说话。又听见向大哥开灯起床，去看六弟的病况，好像在询问他吃了什么。六弟没有答话，只有一声比一声凄厉的喊叫，仿佛谁在撕裂他的肠子。又过一会，喊叫变成哭叫。两声哎哟之间突然迸出两句悲惨的呼号：“我不是反革命呀！”“我还有女儿呀！”接着听见堂妹余勋锦出门到医院去了。

　　六弟痛得在床上乱滚。砰的一声，滚落在地板上。接着听见他惊惧的叫嚷：“向大哥！快！快！快塞住我的肛门！快塞住！快塞住！不要走气！走气我就完了！快！向大哥！快！”后来他的“快”声渐低，终于听不见了。

　　凌晨5点过，医院来人抬着无声的六弟走了。

　　天亮后又抬回来，放在走廊上，用棉被遮着。

　　黄昏时候，一具用寸板赶制的棺匣抬来。砖瓦窑的两位工人用一床破棉絮将六弟的遗体裹了，放人棺匣。棺匣稍短，腿伸不直，膝弯向上拱起。来收殓的工人用双手狠压膝弯，强迫塞入。然后盖严，钉死。砰砰的钉锤声为六弟的悲惨结局敲出一串惊叹号。

　　六弟是喝碘酒自杀身死的。“五一六”刚过去半个月，文革在本镇已经制造出第一个冤鬼了，真快！


　　9．吹火向下烧

　　1966年中国失火了。

　　摩天的金字塔被点燃了。

　　火趁风威，来势甚猛。风是从塔巅向下吹来的。放火者要烧的也许只是塔腰，而不是一整座金字塔。坐在塔腰阶梯上的那些同志，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也，其中有极少数大智大勇者，拍案而起，顶风而出，为民灭火，“死不悔改”。其余的大多数，有捐躯死谏的，有明哲保身的，更多的是委屈求全。还有一些，叫人怎么说呢，虽无救火之良策，却有移火之妙法，他们纷纷披上了防火衣，然后顺着风势，吹火向下，去烧塔底。多年屈居塔底的人，可怜，都是弱者，要跑跑不开，要躲躲不脱，只好蜷在那里，眼睁睁地被火烧焦，做了运动初期的替死鬼。我的六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在宽阔的塔底四周，被烧者多得是。

　　六弟死后，过了两天，6月2日晚上，在一处旧名朱衣楼的地方，镇政府又召开“打击阶级敌人现行破坏活动”的批斗会。我和别的“五类分子”一样，也被带到那里去“陪斗”。挨斗者陈国志，一个脸色惨白的跛子，扶着一根竹杖，表情似有不服。解放前此人是国民党的一个低级军官，1959年以后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接受监督管制。他的罪名是抗拒改造，妄想复辟。罪证是，据揭发，他向别人说过：“等两天国民党打回来了，我就要把这根拐杖丢了。”此外还有态度傲慢之类，记不清了。不久以后，此人被判有期徒刑，大约是十年或十五年。我这才明白六弟为什么要去自杀了。他若活着，便该捆绑上台，捉将官里去。与其丢人现眼，不如死了的好。他是为保全脸面而丢掉性命的。

　　炎夏六月，二十三天之内，本镇召开批斗会六次，判处罪犯七名，举行声讨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群众示威大游行一次。这些事情我都写在日记上了，只怕还有遗漏。回想两个月前，我初回老家时，大街是那样的安静无哗，小巷是那样的幽深有味，人群是那样的和睦多礼，哪怕这些仅仅是表面的气氛，也使我惊喜，也使我庆幸，心想此生就终老故乡吧，让人们都把我忘记吧，我已别无所求。殊不知“树欲静而风不止”，才短短两月，世面就变了。左风从塔巅，更多的从塔腰，如山瀑一般地霍霍吹下，吹得塔底四周之火愈烧愈旺，烧破了我的故乡安乐梦。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又添了风威。7月7日《四川日报》发表了批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的文章。7月10日何洁从成都来看我，带来了大动荡已开始的凶讯，使我心惊。她怨我当初不陪她去游一游青羊宫和杜甫草堂。她说这两处名胜古迹今后可能被横扫，将来再去那里，恐怕只好伤心凭吊废墟了。她感叹说：“别时容易见时难啊！”我暗暗吃一惊，不知她指的是青羊宫和杜甫草堂呢，还是指的是我和她。7月13日《四川日报》发表了省文联三十一人联名揭发他们的老首长、当代文豪沙汀的文章，使我惊叹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幸好与我无关，我暗自喘口气。这类事情，我最怕血溅在身上，离得愈远愈好。又哪知是祸躲不脱，四天以后那家报纸又抛出了一篇文章，占了整整一版，怵目惊心：《揭开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一伙黑帮的黑幕》。我双手在颤抖，捧着报纸恭读下去，终于在文章内碰着了这一句：“他们甚至把开除公职的极右分子流沙河也拉到编辑部改稿。”我眼前发黑晕，坦白说，很害怕。1957年批判我的文章上百，我不害怕。那时候我年轻，欣逢太平盛世，党纪国法尚未乱套，对国家，对自己，我都怀着信心，相信将来总会好的。现在情况大不同了，饱经风霜，悲逢乱世，暴政虐法方兴未艾，说声要命就要命的，我还能不怕吗？现在只须用小指头轻轻触我一下，我也会痛得双脚跳，何况是在党报上面点我的名，一掌打我入“黑帮的黑幕”！这篇文章作者署名很怪，好像是左什么——左风？左锋？记不清了。本想去图书馆查一查旧报纸，又怕别人说我什么向后看啦，且罢！7月24日《四川日报》又射出了一篇文章，给已经被打倒的沙汀补一火，又扯到1959年我在省文联《草地》编辑部帮助改稿一事，使我更加害怕。是忧患者敏于预感吗？不是。读者须知，一个被乡邻认为是“皇犯”的人两次被党报点了名，在那个闭塞的小镇上，这是何等令人惊骇的事！

　　立竿见影，横祸来了。一天晚上，坐在庭院阶前纳凉，我正在指点着星空，教堂妹勋锦认识天琴星座。木器家具社的一个木匠到我家来，说岳社长叫我快去。我心中忐忑着，跟着那个木匠去了。到了社里，原来本社革命职工正在开会，灯火通明。那个木匠叫我站在会场外黑暗处等着，他先进去。我听见岳社长在训话，语调严肃，好像在说什么“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等了一会，训话结束，我听见他大声吩咐：“把余勋坦带进来！”

　　走入会场，站在中间，向墙上的伟大领袖一鞠躬后，我看见周围的木料堆上坐满了人，除了本社的，还有外单位的，一个个板着脸，全不似往日的和气相，便知道很不妙。这是批斗会的格局呢。

　　岳社长把一张前几天我奉命写的《改造规约》递还给我，叫我念给大家听听（后来我才知道岳社长不识字）。念完，我退还岳社长。岳社长清清喉咙，说：“这个人来头大，又有文化。大家要揭发他的放毒，叫他规规矩矩，不许捣乱！”

　　会上揭发出来的事实全是我想不到的。第一，《改造规约》上“毛主席”三个字前面没有冠以“伟大领袖”四个字。揭发者质问找：“你是不是认为毛主席不伟大？”第二，我咒骂马列主义是野兽。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有我写的这一句话：“我从前只学了马列主义的皮毛。”有皮有毛，不是野兽又是什么！第三，我瞧不起劳动人民。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把木工写成木匠——旧社会才叫木匠，新社会叫木工。第四，我妄想翻案。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我的姓名前面没有戴上“右派分子”四个字的帽子。揭发者质问我：“你是不是认为自己不是右派？”如此等等，叫我瞠目结舌，不知怎样回答是好。看见我现窘相，一上阵就打败，发言者更踊跃，会场气氛遂由紧张转为热闹，抽烟的抽烟，摇扇的摇扇，说笑的说笑，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也渐渐消散了。后来我才明白，身处这类场合，宜打败仗，切忌辩驳。

　　绰号白脸鸡，专管我改造的那个木匠说话了：

　　“你交代，为什么还在看苏修的书！”

　　我摇头，说没有。

　　“不老实！你兄弟揭发的！”

　　我想起了，大弟前几天看见我读一本《高尔基论文集》。我解释说，高尔基是革命作家，不是修正主义。

　　这才难不倒白脸鸡呢。他不慌不忙，用细嗓子追问道：“你说他是革命的，那苏联为什么又出了修正主义呢？”

　　我又瞠目结舌，打了败仗，站在会场中间，两手直搓裤缝。于是四面吼起了喝斥声：“老实交代！”“态度放端正点！”“低头！”“你不要麻我们劳动人民不懂！”

　　最精采的一段发言出自外单位的一个技工，姓巫，读过书的，口齿伶俐，也难怪他后来当了造反派小头头。他站起来，挥着手臂，斩钉截铁他说：“知识分子的坏，就像辣椒的黑幕”！这篇文章作者署名很怪，好像是左什么——左风？左锋？记不清了。本想去图书馆查一查旧报纸，又怕别人说我什么向后看啦，且罢！7月24日《四川日报》又射出了一篇文章，给已经被打倒的沙汀补一火，又扯到1959年我在省文联《草地》编辑部帮助改稿一事，使我更加害怕。

　　是忧患者敏于预感吗？不是。读者须知，一个被乡邻认为是“皇犯”的人两次被党报点了名，在那个闭塞的小镇上，这是何等令人惊骇的事！

　　立竿见影，横祸来了。一天晚上，坐在庭院阶前纳凉，我正在指点着星空，教堂妹勋锦认识天琴星座。木器家具社的一个木匠到我家来，说岳社长叫我快去。我心中忐忑着，跟着那个木匠去了。到了社里，原来本社革命职工正在开会，灯火通明。那个木匠叫我站在会场外黑暗处等着，他先进去。我听见岳社长在训话，语调严肃，好像在说什么“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等了一会，训话结束，我听见他大声吩咐：“把余勋坦带进来！”

　　走入会场，站在中间，向墙上的伟大领袖一鞠躬后，我看见周围的木料堆上坐满了人，除了本社的，还有外单位的，一个个板着脸，全不似往日的和气相，便知道很不妙。这是批斗会的格局呢。

　　岳社长把一张前几天我奉命写的《改造规约》递还给我，叫我念给大家听听（后来我才知道岳社长不识字）。念完，我退还岳社长。岳社长清清喉咙，说：“这个人来头大，又有文化。大家要揭发他的放毒，叫他规规矩矩，不许捣乱！”

　　会上揭发出来的事实全是我想不到的。第一，《改造规约》上“毛主席”三个字前面没有冠以“伟大领袖”四个字。揭发者质问找：“你是不是认为毛主席不伟大？”第二，我咒骂马列主义是野兽。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有我写的这一句话：“我从前只学了马列主义的皮毛。”有皮有毛，不是野兽又是什么！第三，我瞧不起劳动人民。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把木工写成木匠——旧社会才叫木匠，新社会叫木工。第四，我妄想翻案。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我的姓名前面没有戴上“右派分子”四个字的帽子。揭发者质问我：“你是不是认为自己不是右派？”如此等等，叫我瞠目结舌，不知怎样回答是好。看见我现窘相，一上阵就打败，发言者更踊跃，会场气氛遂由紧张转为热闹，抽烟的抽烟，摇扇的摇扇，说笑的说笑，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也渐渐消散了。后来我才明白，身处这类场合，宜打败仗，切忌辩驳。

　　绰号白脸鸡，专管我改造的那个木匠说话了：

　　“你交代，为什么还在看苏修的书！”

　　我摇头，说没有。

　　“不老实！你兄弟揭发的！”

　　我想起了，大弟前几天看见我读一本《高尔基论文集》。我解释说，高尔基是革命作家，不是修正主义。

　　这才难不倒白脸鸡呢。他不慌不忙，用细嗓子追问道：“你说他是革命的，那苏联为什么又出了修正主义呢？”

　　我又瞠目结舌，打了败仗，站在会场中间，两手直搓裤缝。于是四面吼起了喝斥声：“老实交代！”“态度放端正点！”“低头！”“你不要麻我们劳动人民不懂！”

　　最精采的一段发言出自外单位的一个技工，姓巫，读过书的，口齿伶俐，也难怪他后来当了造反派小头头。他站起来，挥着手臂，斩钉截铁他说：“知识分子的坏，就像辣椒的辣！辣椒，随便你怎样弄，它都辣。生斩，斩碎，做豆瓣酱，它辣；晒干，切成截截，用油煎了，它还是辣；丢进泡菜坛子，泡它个一两年，它还是辣；用碓窝舂它成细面面，它狗日的还是辣。吃在嘴里，它满口辣；吞，它辣喉咙；吞到胃里，肚子火烧火辣。屙出它来，它狗日的还要辣你的屁眼儿！”

　　好一篇《辣椒颂》，可惜我不敢当。我惭愧。年轻时我还敢辣它个三分钟。这九年改造来改造去，锐气消磨，苟且偷生，早已改造成四川特产的灯笼海椒，只大不辣了。难得这一段坦率的发言，使我猛然省悟到“左家庄”是怎样地仇恨知识分子。

　　这一场小小的批斗会临结束时，岳社长命令我，《改造规约》必须重写，写好后张贴在会场的墙壁上，以利革命职工对我加强监督。此外，从现在起，今后必须每个星期书面汇报一次，交岳社长。他说，书面汇报必须逐日写明去了何处、干了何事、晤了何人、谈了何话，还必须检举他人，争取立功赎罪。此外，必须尽快搬入社内住宿，不得留宿家中，以利经常监督（怕我逃亡）。还有，他说，无论到何处去，只要走出本镇范围，必须事先请假，事后销假，不得有误。最后，他说：“你回去吧。”

　　我低着头走出会场。后面忽然七嘴八舌叫嚷起来，喊我回会场去。于是我又低着头走回会场，站在原处，莫名其妙地望着岳社长。

　　“你就这样走了？”白脸鸡冷笑着问道。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傻兮兮地搔着头发。

　　“想一想，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岳社长说。

　　会场上闪烁着窃笑声，好像是善意的。我瞥见近处的老李桶匠，一个瘦弱佝背的老汉，笑嘻嘻地用翘嘴指墙上，向我暗示。我总算明白了，赶快转身，面向着墙上的伟大领袖，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老李桶匠的大儿子小李桶匠怕我鞠个不停，便说：“够了够了，又不是敬菩萨三叩首，一鞠躬就行了。”老李桶匠后来对我一直很好。他没有读过书，但他懂得尊重知识，从不认为我是坏人。此后不久，有一次我走到他面前，看他箍桶。他抬头小声地劝慰我：“常言说得好，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他谈话爱引用《增广贤文》，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啦，什么“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啦，什么“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啦，等等。运动中期，老李桶匠同本社的职工一道下乡支农，帮助割麦，过分热心，累成瘫痪，卧床年余，病故。小李桶匠对我也还不错，只是欠缺他父亲的忠厚，爱出风头。两三个月以后，有一天我正在拉大锯，他从成都回来，感染了流行的造反症，无心继续做桶。他把手中的工具狠狠地一摔，自言自语骂道：“做你妈的妣！老子他们也去造反！”他去组织了一个小老虎战团，自任团长，红极一时。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表。

　　首次批斗会后，第二天我遵命搬入社内住宿，三顿饭仍在家中吃。在社内住宿的职工，连我在内，只有四人。岳社长和我的联手罗师傅住在前院会场旁边。老木匠白大爷住在后院右角。我住在后院左角，紧靠一带土墙。门口横置古碑砌的洗衣台。大木料如山叠，遮蔽门外。来来去去，穿行在木山间，必须走之字胳。稍远处有一株老龄的核桃树，时有栖鸟鸣啭。木山间多鼠蛇，还有黄鼠狼窜来窜去。黄昏时坐门前，看不见一个人，十分僻静。室内原有地板，拆了，所以地势卑湿，入门便闻着霉味，无窗，门一关白日便是黑夜了。室内无桌椅，只有一条木匠做工用的马凳，七尺长，八寸宽，凸凹不平。写日记啦给何洁写信啦都伏在这一条难忘的马凳上。电灯是没有的，用墨水瓶做一盏煤油灯照夜。夏夜多雨，雨水向低处流，流入室内，逼得蟑螂和蜈蚣爬上我的床。独坐室中，无人对语，便默诵文天祥《正气歌》的小序：“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宽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汗下而幽暗……”不免浩叹一声，心想这就是被党报两次点名带来的甜头。

　　我道事态发展到此为止，哪知道还有连锁反应在后头。几天后跨入了八月上旬，攻我的大字报上街了。两张出现在东街，见鬼，要我老实交代和周扬，沙汀“一伙黑帮”的关系。一张贴在北街木器家具社的铺板上，安心向街上往来的行人介绍：流沙河在此！这张大字报是以“本社全体革命职工”的名义写的，如下：

　　　警告大右派分子流沙河你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赶快交出你从成都带回家的大批封资修黑书否则将对你采取革命行动特此勒令

　　前两张大字报都是胡扯，我不害怕。这一张却厉害，绝非捕风捉影。我带回家的六百多册书，用左尺量，可以说全是“封资修”，悉在横扫之列。莫奈何，连夜清理出一百二十多册，从甲骨文到基督教《圣经》，从孔子到普列汉诺夫，分三次由母亲用背篓送到镇政府去了。母亲送书如送鬼，绝无怨言。把这些作祟害人的鬼书送出去了，家宅就吉祥了，她以为。

　　10．快快结婚

　　被党报点名后，相继收到何洁三封来信，感到宽慰。心灯接通电源，大放光明，便连夜伏在马凳上写诗。十三年后排成铅字，是为《情诗六首》，赠何洁的。三封信的最后一封，她说，看见我被点名，她很忧虑，将在8月2日前来看我，叫我到青白江去接她。上次她来看我，闹了地理笑话。她以为城厢镇就是金堂县城，便买了去金堂的车票，直抵县治所在的赵镇。到了赵镇，东问西问，她才知道城厢镇不在那里。有一位被她问路的好心人指引她去赵镇木船社找我的二妹余勋萍。二妹接待了她，请她乘车去城厢镇。这样往返之后，她才找到我家来的。这次她聪明了，只买成都市郊区的公共汽车票，到青白江下车。我去那里接她，走七公里的路程，不远。

　　8月1日收工下班，放下大锯以后，我向岳社长请假，说我明天要去青白江接一位女朋友。岳社长迟疑了好一阵，似乎在研究“女朋友”一词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对象”。他想问我，又怕失格，便嗯了一个朦胧，算是准许。然后我和联手罗师傅商量从明天起休假二日。罗师傅没二话，因为他刚领了工钱，要送回乡下家中去。他是个恋家者，说走就走，晚饭也不煮了，背着一筐柴，拄着一根棍，笑嘻嘻地向我道别，忙慌慌地回家去了。望着他的背影出门，我忽然感到秋天的凄凉，悄悄念出一句：“Home，　Sweet home！”（“家啊，甜蜜的家！”）

　　这天晚上我睡不着，老是担心她有事来不成。太兴奋了，便会萌櫱种种不祥的预感，如车祸之类的，愈想愈怕。上次她来看我，距今不过二十一天罢了，可是我觉得已经很久了，久得像几十年。我甚至怀疑她是否还在，是否还住在成都鼓楼北三街56号附2号的小楼上。她不会像一朵白云吗，风一吹就散了？她是真有其人，还是一个幻影呢？我是清醒白醒，还是在做梦呢？信不过，点燃灯，从枕底摸出信来从头再看。笑一回又叹息一回，如痴如醉。廉价的“飞雁”，一支接一支，飞烟结成雁阵，绕着瓶灯盘旋，又各自飞散去。临近半夜，吹熄瓶灯，说服自己好好睡去。一觉睡得真好，醒来瞥见门缝透入白光，知道天已大亮。赶快起床，穿好。咿呀一声拉开板门，抬头一望，原来是西天的下弦月。看表，怎么，才3点过！独自暗笑，掩门上床。这一折腾，再也睡不着了。听见邻家的鸡啼，一遍，二遍。看见门缝透人的月光如银锭，从地上缓缓移到壁上，又渐渐消失。天不但不壳，倒黑下来了。临近6点，起床，扫净社内的走廊、甬道、会场、厕所，一如平日，然后回家。母亲知道我要去接何洁，早已备好早饭。母亲上次见过何洁，很喜欢她。

　　早饭后，忙登程。母亲送我出门，说天有雨，叫我带伞。我赶路心太切，摆手不要。中途果然飘落秋霖，衣裳尽湿。到一家茶馆内去烤干，待雨稍小，又急步赶路去。到了青白江车站，时间尚早，便去大街邮局找个角落坐下，专心读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何洁最迷这篇小说。十年前我也迷过它，记得它的结尾一句：“米修司，你在哪儿啊？”多优美的感伤，念着想哭。如今重读，兴味不减当年，而感伤倍增矣。

　　读完后才想起看看表。糟！10点过5分了，米修司很可能已经下车，在车站等我了！

　　跑到车站一看，下车的乘客都已经散去。正在徘徊，东张西望，忽听一声熟悉的“嗨”。回头望去，那边矮屋檐下，一个披雨衣的小姑娘在招手。我试着走向她，见她脱下雨衣，对着我笑。原来是何洁啊！起先她披着太长的雨衣，雨帽又覆着额，人显得小了，所以认不出，我们握着手，如旧友重逢，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还在飘微雨，便引她去邮局躲雨。她原在信上说，今天我们要去游新都宝光寺。雨还在下，当然去不成了。我们坐在邮局的角落里，互道相思之苦，视而不见眼前人来人往的拥挤，听而不闻室内混响的烦嚣声。我们竟有那么多话要说，都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与其说是要告诉对方一些事情，不如说是我们醉心于向对方展示自己的趣味和性情，观念和梦想，而展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我们都是诚实而有弱点的人。我们没有想过，这一句话说出去了，会给对方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好的或坏的，有利的或不利的。我们都不掩饰自己的短处，包括可笑之处。“给你看一样东西。”她探手入提包，含着神秘的微笑说。

　　接过手来，我怔住了。这是一个浅蓝色玻璃纸小包，不用拆就能看见里面包了三枚烟蒂，飞雁牌的。“忘了？”她笑问着，一把抓去，放回她的提包。

　　我想起了。三个月前，邱原引我去她家中，临窗同她谈话，我抽了三支烟。我穷，抽廉价烟。居然被她收藏，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藏在枕头底下，给妈妈发现了，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是我抽的。她用奇怪的眼光看我，给我丢了。我又悄悄下楼去捡回来。”她笑着说，调皮如小女孩。然后又摸出一个纸包递给我，说：“送你的。”

　　她同我一样穷，买不起堪称为礼品的东西，送我的是一块洗澡海绵。这块海绵至少用了三年，儿子鲲鲲婴时，常捏着啃。

　　雨停。邮局门外檐滴收了。我们走回城厢镇去，一路笑谈。公路旁多泥泞，脏了她的塑料凉鞋。每遇小溪，她便停步洗脚。她双臂攀着我，轮换伸双脚入水去，划来划去，觉得好玩。我笑她。她问我笑什么。我说：“难怪你叫何洁——多么干净！”她快乐了，便唱苏联歌曲。我也跟着她唱，好在路上车辆多而行人少，没人听见。同唱苏联歌曲的习惯，结婚后我们仍保持了好几年。七十年代前期某夜，我偷听莫斯科的华语广播，听见那边的某个评论员大骂1957年中国的所谓右派分子如何反党，我们才不再唱那边的歌曲，也不再有兴趣听那边的左调了。

　　这是何洁第二次来看我。她这次在我家中住了两天，脚不出户。门外的世界是反对我们恶毒，我们很清楚。不时有人假装过路，或假装检查清洁，前来窥觇。母亲上街买菜，有人向她探问：“听说你家来了一位电影女演员？”其实早在何洁第一次去县上找我时，由于她向别人问路，不小心说出了“找流沙河”的话，就已经有人在注意她，并怀疑她是女特务了。本来嘛，电影里的女特务不是都很漂亮吗。

　　我们的谈话内容不外乎三方面，虽然海阔天空，似无边际，虽然一会笑，一会哭。

　　一是共忆五十年代前期的光明，由此而引起我们感情的共鸣。

　　二是同评1957年的“阳谋”，由此而导致我们思想的一致。

　　三是互诉九年来彼此的坎坷，由此而促成我们命运的相依。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此话不错！

　　两个晚上，我们并肩坐在庭院的石阶上，携手谈到半夜。不闻人声，但闻竹响萧萧，虫鸣唧唧；不见灯光，但见明星灿灿，银河耿耿。这世界静极了，仿佛能用灵耳听见地球的自转声，那么和谐美妙。她唱了《莫斯科近郊的晚上》之后，我背诵苏轼的《洞仙歌》给她听：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秋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人间虽好，可是，她一想起成都街头的大字报，我一想起几天前的第一次挨批斗，我们就感到“来日茫茫愁如海”了。还有更凶的，我们不知道——此时此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在举行。大火烧来，今夜的“冰肌玉骨”便是来日的焦头烂额。我们不知道，却预感到了。不要让左风把我们吹散，我们商量定了，准备结婚。说到结婚，我们频频相吻，泪流满面。

　　8月4日凌晨4点半，点灯起床，叫醒同母亲共枕的何洁。梳洗既毕，天还没亮，我牵着她那冰凉的小手，送她出门上路。走了三公里，天渐渐亮了。回头看见朝霞如大火，点燃半壁天，距离我们似乎很近。走到青白江车站，赶上了头班车。忧伤使人糊涂，我竟忘记问她下一次何时来。目送她远去了，怅怅而归。回到木器家具社，罗师傅已挫好锯齿，站在马杆外面等我了。

　　几天以后，“文革十六条”公布。大火燎原，已成不可扑灭之势。又过几天，何洁来信，说北京的红卫“天兵”奉命来成都煽风点火，在街头同市民唇枪舌战。又说邱原听到风声：全市右派将被集中，押往边远地区。邱原说，一旦风声紧了，他将逃往外地，劝我也作准备。何洁信上还说，再过几天，她一定来看我。

　　我得作好准备，当然不是准备逃往外地。我请母亲去南街买篾笆，将一间屋隔成两个小房间，母亲住宿内间，我以后从社内搬回来住宿外间。母亲明白我的用意，她很快乐。此外，还得准备一些什么，我再也想不出。

　　此后，每日黄昏下班回家吃饭，我在路上总要设想何洁已经来了。回到家中，总要先看屋内。母亲总是轻声带着歉意，说一句“她还没有来”。于是饭桌上又添一样菜，凉拌沉默，味苦。吃完饭也不想坐一坐，我就回社去了。晚上总是凭着马凳发呆，看瓶灯的火焰摇摇曳曳，听老鼠在墙角追逐打架，一页书也读不进去。

　　8月22日中午回家吃饭，我看见母亲笑得很异样，赶快瞥一眼屋内，还是没有来。我进屋去再看，忽然背后伸来一双小手攀住我的两肩，还哇的吼一声吓我。啊，是何洁从门背后跳出来，笑盈盈的！母亲在门外探首看我们亲热，她笑了，随即去厨房备午饭去了。

　　“昨天从乐山沙湾我姐姐那里赶回成都，天都黑了，才看见你的信。哟，你瘦了！”她说。

　　我看看壁上的日历，想了片刻。我说：“我上街去有事，很快就回来。”她问我上街去有什么事。我笑笑而不答，挥挥手就走了。

　　我想此事有必要向岳社长说一声，所以才去社内找他。他听了，很惊诧，嗯了好一阵，便叫我去找派出所。我到了派出所，说给黄干事听。黄干事说：“可以。”我真想不到此事居然这般容易。踏着轻快步，飘飘然回家，站在门外招手，请母亲出来。我低声向她耳语：“妈，我同何洁今天结婚。你看还得准备些什么？”母亲说：“枕头。”她用欢喜得颤抖的手指解下围腰，忙着去百货商店买枕头去了。

　　然后我迸屋来，望着何洁笑。她一边梳头一边问：“你在搞什么鬼啊？”我拉着她的手，说：“我要对你突然袭击了。”

　　她用食指顶着下唇，眼痴痴盯着我，等着听我到底要说些什么趣话。

　　“我们结婚，今天。”我很认真他说。

　　“哎呀呀，你真是！我毫无准备！”她说。

　　“今天是七月七。七夕到了。”我说。

　　她哦了一声，若有所悟。接着又似怨非怨地笑着说：“这一来你就使我被动了。”

　　我的日记本上有她在1966年8月22日写的一段话：“我心爱的坦仅仅凭了自己的灵感就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我仍能原谅他。这一切的一切意味着我们相爱得如此真挚。”这是那天夜晚我请她写的。我说：“我们写给未来看吧。”

　　是夜月黑风高，不见牛郎织女双星。人间要乞巧，天公偏不给，给了一个不巧，不巧母亲夜晚病了。我去东街医院请向医生。他说她是食物中毒，给巴比妥吞服。我与何洁服侍母亲——今夜唯一的证婚人。临近半夜，母亲病况好转，脸上有了笑容。她说：“我想我是藤藤菜吃多了，菜叶有猪儿虫。”顺便说说，我们的结婚晚宴只有两样莱：一是红烧肉，二是炒藤藤菜。

　　这一夜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有那么多话要说，怎睡得着。我们听见屋后邻家的鸡啼，看见纸窗变白。听鸡啼，我哭了，因为想到新的一天又来了，那茫茫难料的未来更逼近了。

　　11．新婚别

　　不明白为什么结婚后我变得感伤了，爱哭。记得那时候夫妻俩枕上议论民情冷漠，我引一句古语：“足寒伤心，民寒伤国。”嘴上轻轻念着，眼中就湿润了，真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人民寒不寒，国家伤不伤，干我鸟事！还有，谈到当时被党报点名批判的周杨，我也咽喉梗塞，仰天唏嘘。其实我和这位前辈绝无往来，不过是十年前听过他讲课而已。我有什么必要惦念他的安危！我看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可厌甚至可杀，当了九年的“阶级敌人”还是不死心，还要做出那一副“唯我独醒”的酸相，还要念念不忘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夫妻俩就这样疯疯傻傻，一会说，一会唱，一会笑，一会哭，酸甜混糅，如广东味。说啦唱啦笑啦，新婚嘛，好理解。唯独这哭，实在弄不明白为了什么。结婚后第四天中午，我拉锯回家太迟，何洁和母亲都已经吃过饭了。我饿得心慌，独霸方桌，顾不上说话，埋头猛吃，吃得虎虎有声，嚼得啧啧有味，虽然只有两样小莱加一碟泡豇豆。我吃得正来劲，听见背后何洁喉咙哽咽，断断续续用鼻抽气，就像小孩伤心一般。我回头一瞥，见她斜凭在床档头拭泪水。

　　“出了什么事？”我问，感到紧张。

　　她摇摇头。

　　“腰还在疼吗？”我又问。

　　她又摇头。’

　　“那你哭什么？”我再问。

　　她不回答，掉开脸去，用手帕遮住眼睛和鼻子，咪呜一声就哭起来。哭够了又扑哧一笑，小声说：“你吃饭的样子好饿痨哟，看了伤心。”我赶快端着碗跑去亲她。我向她解释，当解匠以前，我吃饭不是这样的。她说：“这我知道。我是想起你的命好苦哟。”于是又哭。

　　就在这天晚上，铁帚入门，夫妻俩的感伤情绪一扫而光，不再哭了。

　　事情是这样的突然，城厢镇派出所张所长夜访我家，在窗外叫我的本姓本名。当时母亲刚刚上床，我和何洁正在煤油灯前笑语。听见有人叫我，好生诧异。出门一看，是张所长，手中握着一支电简，站在窗外，状甚严肃。张所长说：“你叫何洁出来。”

　　何洁闻声，不须我叫，立即出来。张所长例行公事问一句：“你就是何洁吗？”然后向何洁作了自我介绍，要她现在到派出所去一趟。何洁闻变不惊，回到室内添了一件外衣，强笑着安慰我两句，随即出门，跟着张所长走了。庭院墨黑，听见她的履声渐远，我站在石阶上，茫然不知所措。要知道，我从来未遇过这类事，加之以又胆小，当时惶悚，可想而知。

　　黑暗中我闷坐在阶前，等了很久，不见人归，忧心如焚。看了表又抽烟，抽了烟又看表，真要命。“不会又是一篇《新婚别》吧？”这样一想，便不再感伤了，只有愤慨。我想应该去南街派出所看一看，便向外面走去。走出余家大院，看见一个民兵背着步枪，站在路灯下面，惊诧诧地看着我，走出槐树街口，又看见一个民兵背着步枪，站在街口旁边，好像知道我会上街，先在那里等我似的。我明白了，他们审问何洁的同时怕我畏罪潜逃，所以布置岗哨。我怕他们怀疑我有异动，只好乖乖地折回到墨黑的庭院去，绕阶徘徊。这一年秋风来得早，吹得我背脊寒颤，已有深秋意味了。若按阴历，七月半尚未到，才是初秋时节呢。想是雨水太多，使初秋早行了深秋令。身感宋玉说的“薄寒之中人”，我入室添衣裳。这时母亲已经醒来，我告诉她，说何洁已被张所长带走。母亲懵懵然不相信有这事，下床到外间来看了，果然空床无人，才相信了。她说：“张所长好，不会怎样。事情问清楚了，就会放回来的。”我没有告诉她，大院门外和断墙缺口处以及槐树街口外部有民兵监视我的行动。她若知道这个，肯定吓傻。我说：“妈，你快去睡吧。”她进内间上床去了。隔着一层篾笆，我听见她在喃喃地祷告。她信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数十年如一日，虔诚不改。在艰难困苦中，纵然儿女不在身边，她也不会感到孤独。她的信仰是坚定的，但又是隐蔽的，从来不敢公开标榜自己是观世音的信徒。唯其隐蔽，所以愈加坚定，儿女拿她莫可奈何。我自从成人后，一贯信仰马克思先生首创的我所能理解的那个共产主义，但我无力也不忍心去打破她的迷信。每逢她祷告时，我总是假装未听见。

　　为了验证庭院的断墙外是否也有民兵放哨，添了衣裳后，我便去侦察。我吸燃一支香烟，向断墙缺口走去，一边慢步着一边猛吸着，让这一星烟火在黑暗中亮成信号，好给那很可能隐藏在缺口外菜园中的民兵一个通知，免致互相惊扰，发生误会，乃至啵砰一声结束我的贱命。走出缺口，假装呛咳，沿小径斜穿入邻家的很大的一片菜园，站在一丛瓜架旁边，随地小便，排泄满腹恐惧。四面竹树剪影，萧萧瑟瑟，阴气逼人。三个月前喝碘酒自杀身死了的六弟就是在这里同我路遇的。站了片刻，确信这里没有民兵。我想：“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我有可能潜逃。”便不再侦察了，急步回去。走近断墙缺口，竹林下忽窜出一个黑影，挡住我的归路。

　　“还没睡？”黑影问。

　　我只唔了一声，算是回答。

　　“吸个火。”那人说。

　　他叼着一支香烟，凑上脸来同我面对面吸燃火。他看清楚了我的脸貌，我看清楚了他的步枪。走回我家庭院，心跳怦怦，我想：“还是我傻！”

　　我在窗外阶前坐下，借烟火的微星看手表，已经11点过。我担心他们会把何洁扣留在派出所。现在是乱世，什么都可能。我决定去那里看一看，便又走出余家大院。原先站在大门外路灯下的那个民兵，难受风凄露冷，这时已经坐在大门口的石墩上打瞌睡了。我向槐树街口大步踏去，黑暗中看见前面有电筒光，听见走来的脚步声。我屏息停步，看清楚了渐近的两个人影——一个是何洁，另一个握电简，显然是奉张所长之命护送何洁回家的。

　　等这两个人影更近了，我咳两声响嗽，让何洁知道是我在这里。于是何洁向护送者致谢，说不必再送了。待到那人晃着电筒走远以后，她才轻声寻唤我的小名，摸摸索索伸出手来，让我牵她如牵盲人一般地走向余家大院。她的小手冰凉，说明她很紧张。她不笑，也不语，说明事态严重。我想问，又不敢。

　　两人跌跌撞撞走入大院，但见家家户户都是黑灯瞎火，悄然无声，唯余我家孤灯一盏照纸窗微亮而已。这一朵荧荧暗火，在我们眼中，在我们心中，毕竟是光明而又温暖的，胜过那些高举的火炬。何洁吁一口气，心情由紧张而舒缓，这才压低嗓子，贴着耳朵告诉我：“他们要赶我走！”

　　走进屋内，母亲还在等着我们。我催她快睡了。她看见何洁平安回来，也就放心睡了。于是我们洗脸洗脚。倒水声，碰盆声，响得叫人听了心惊肉跳。吹熄煤油灯，准备上床去，我又溜到外面庭院中去察看是否有人来听壁脚。所谓阶级敌人鬼鬼祟祟，大概就像我这个样子。屋前屋后都察看了，我才溜进屋来，摸上床，吸燃烟，听何洁在枕上陈述详情。

　　派出所内三个钟头夜审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主审者：中共金堂县委组织部陈松林部长。陪审者十余人。除张所长一人外，何洁都不认识。审厅外面有持枪民兵走动。

　　第一阶段，审查何洁。陈部长当天下午从县上来，就是为了此事。听说我们结婚了，他们不理解，遂怀疑何洁是女特务。何洁作了详细的历史交代，从戴红领巾说起，说到入成都市川剧团，说到1958年被错误处分，说到去新疆入兵团歌舞团，说到回成都，说到去贵阳，说到她的妈妈郑雪华在省工商联工作，说到她的舅爷李宗林在省委统战部当部长还当成都市市长，一直说到她目前在成都市鼓楼街幼儿园工作。说得不惊不诧，叫你不得不信。看来看去，实在不像特务，恐怕是个好人。

　　第二阶段，启发何洁。她固然是好人，可是，太幼稚，受人欺骗成婚。张所长说：“你肯定不知道流沙河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还有呢，这个好人觉悟太低，同坏人划不清阶级界限，现在就吃亏上当了。何洁只好照实陈说：“早在1957年我就知道详情了。”又说：“我当然是爱他才嫁给他的嘛。我可以帮助他改造思想嘛。”

　　第三阶段，驱逐何洁。听她那样说来，又不像好人了，恐怕不宜留在本镇。陈部长好言相劝：“你明天就回成都去吧。以后不要来了。”张所长婉言提醒：“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呀！你一会成都一会城厢跑来跑去，叫我们怎样监管流沙河！”何洁申辩说：“我们已经结婚，应该住在一起。”张所长说：“结婚证都没扯，不算！”

　　夜审过程气氛严肃，没有詈骂，没有嘲讽，且不乏善意焉。都是按照当时政策办事的，不幸也按照运动的荒谬需要办事。我写这段文字，没有半点要伤害主审者和陪审者的意思。陈部长啦张所长啦，就我所知都是好官，半年后他们也挨了别人的整，相继靠边站矣。运动无情，国步多艰，现在才开始呢！

　　夫妻俩在枕上商量对策。何洁想回成都迁户口到金堂县城厢镇来，同我共分患难。市上迁县上，水往低处流，不难。我说还是不要迁来的好。我深知她性情刚烈，受不了压迫，受不了羞辱，不像我，我已经被压扁了，我已经被羞木了。我这九年来的改造成绩大得很呢，一是获得了最可宝贵的奴隶性，二是学会了最可赞美的无耻性。这两种品性她根本没有，怎能迁到这里来呀。何况在成都教幼儿园，总算有个工作。迁到这里来，被目为大右派臭老婆，想找碗饭吃，难哪！“我把缝纫机从成都搬回来，申请加入缝纫社！”何洁争辩说。“你想得好天真！万一右派被押到远方去集中，你在这里怎么办呀？”我想起从邱原那里听来的右派可能被集中的传闻，便这样问。“我跟着你去嘛，在集中营大门外摆个地摊，补衣裳啦补袜子啦也能挣碗饭吃。”何洁说，脸上居然浮起笑容，好像看见了美丽的天堂。我心绪更乱了。我们什么对策也未商量出来，已听见鸡啼。急于想法应变，鸡声再也引不起我的感伤了。问题很现实，诗意的眼泪救不了燃眉之火。

　　第二天早晨，我要去拉锯。何洁病恹恹地凭倚在床档头，叫我请假陪她一天。我去社里请假，岳社长说：“你误工太多了，罗师傅有意见。”我想也是。联手罗师傅家中还有三张嘴，嗷嗷待哺。我不能再误工，那样对不起他。可是对得起他来却又对不起我的妻子——她在家中临窗望我归呀。心乱如麻，头晕如醉，拉起锯来老是跑离墨线，解出来的板面都是“浪打浪”。抓钉松了，撑钉又未敲稳，大木料

　　差一点沿马杆的斜坡滚下来轧断我的两腿。

　　中午回家，进屋不见何洁，入内间去看了，也不在母亲的床上，母亲从厨房走进屋，悄声说：“她走了。”一潮悲凉，新婚别的悲凉，从心中奔涌到眼中来，又从眼中强压回心中去。我在桌前坐下发呆。燕去了，巢空了，只留下一张字条放在桌上：“坦：我走了。为了生活，保重。妻字忙抄。”我问母亲：“她怎样走的？”母亲说：“她等你好久，不见你回来。派出所张所长又到家中来了，催她快走。她说偏不走，同张所长吵起来。张所长提醒她，说她的户口在成都，不在城厢镇。后来张所长走了，她就清理你的藏书，装满一藤箱最好的，请余勋楣（我的三妹）帮忙，两人共提到北门车站去。离开车时间还早，她又冒着大雨跑回来，从菜市上买了黄瓜和大椒给我带回来。她说雨大，叫我不要去菜市了。大雨不停，她又走了。我拿着草帽去追她，一路喊她，她不回头。我晓得，她在哭。”母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又补充说：“她说她九月上旬一定回来。”

　　多日以后，我才知道，那天上午她同张所长吵，双方曾有一段激战般的对话。这段对话是躲在屋内的母亲所没有听见的，如下：

　　“这里是我的家。我不走！”

　　“你们这是非法同居。不走，赶你走！”

　　“我们要求补办结婚登记手续！”

　　“补办了也不准你住在这里！”

　　“我把户口迁来！”

　　张所长吃一惊，瞪大眼睛逼视何洁。在成都有工作，生活满好，偏要迁到小镇上来受苦，这样的年轻女子是他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他凭常识判断何洁是在提虚劲，争个嘴巴硬罢了，未必肯认真迁到这里来，便笑笑说：“那你就迁来吧。”

　　12．红卫兵来了

　　何洁是在1966年8月27日上午走的，哭着走的。两天后，红卫兵来了。这些小将由老师带着，列队上街游行，敲锣打鼓，裔呼口号，惊动本镇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看热闹的观众鹄立街边巷口，有感到快意的，有感到新鲜的，有感到茫然的。想来也还有感到恐慌的，不过我未亲眼看见，不敢妄记。人有了恐慌感，一般都掩饰着，不肯形之于色，例如鄙人便是。当时我回家去吃午饭，路过北衔，正好遇见红卫兵游行。躲吧，来不及了，面对面了。我脸上做出一副温驯无害且能“正确对待”的表情，心中却在诅咒“小法西斯”。这又是奴隶性的表现。读者不妨骂我虚伪好了。须知，“左家庄”的“十年教训”厥功甚伟，岂止教成了一批又一批的棍子和打手，而且训熟了更多的吃棍挨打者。整人的，被整的，双方均已成熟，彼此的表演都很得体了。

　　这是本镇最早出现的一批红卫兵。他们都是城厢中学的学生，一般属于家庭出身好的所谓红五类子女，对他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据说怀有深厚感情，对他们心目中的阶级敌人据说怀有刻骨仇恨。不过据说而已，他们毕竟年幼无知，尚缺乏定向性，所作所为多系受人利用。后来由于组织扩大，兼容了一些“可以教育好的”所谓黑五类子女，又由于政局的苍黄反复对他们产生了种种影响，他们原有的组织便分裂了。于是最早出现的那一批红卫兵被他们的对立面（也是红卫兵）骂成是“官办红卫兵”。这恐怕不公平。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其实都是奉“主家庄”之命旨行事的，本质相同。不同的只是有的组织主奉天命，有的组织主奉地旨而已。而“左家庄”是到处都有的，不论天上地下。记得那时候在故乡听见一首从成都传来的民谣，主题是讴歌红卫兵对立的两大派：一派是主奉天命的红卫兵“八二六”，一派是主奉地旨的“红卫兵成都部队”。谣曰：

　　“八二六”好，“八二六”好。“八二六”教我偷手表。“红成”坏，“红成”坏。“红成”教我偷泡菜。

　　官办不官办，都是“教我偷”，本质一样。这首民谣真绝！

　　还是回头来说这一批列队上街游行，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的红卫兵吧。这一天他们的任务是杀向社会，大破所谓“四旧”。他们先后冲入东南北三条街的几家茶馆，叫那些茶客站起来，跟着他们诵读《毛主席语录》，多半是“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啦，“你不打，它就不倒”啦之类的。可笑茶客们许多是老头，不熟经书，喉咙里打和声，天晓得诵了一些什么，诵毕，都给赶出茶馆，各自散去。于是红卫兵又高呼口号，贴大字报，勒令茶馆关门，从此不许营业。这些勇锐的小将还沿街袭击下象棋的和打扑克的。象棋子有“帝王将相”，扑克牌有K便是王（KING），有Q便是后（QUEEN），都要没收，予以焚毁。商店的老招牌，名字古雅，涉嫌四旧，都要当场砸烂。南街牛肉饭馆的招牌是“清真”，砸了，坡成“回民食堂”。至于街名巷名，有那些古雅的，后来都改成革命的，换挂新牌。西门外有一条破败肮脏的小街，原名“庆泽路”，改成“光明路”，是其一例。历史上的种种革命都很艰难，唯有这种革命十分容易，一夜之间便可大功告成。凡藏有古董、文物、字画、书籍之家，这一天都被红卫兵袭击，横遭抢掠。小将们的这些战况都是我后来听别人讲的。我当时是从北街窜入小巷回家去的，不可能目睹这些战况，特此说明。

　　急步回到家中，仍然感到恐慌。“上午母亲又去替我交了一背篓书籍，他们也许不会再来找麻烦了。”我这样安慰自己。吃午饭的时候，大弟从街上跑回来，幸灾乐祸地向母亲笑着，大声报告：“来了！来了！进槐树街来了，红卫兵！”他很快凳子上面再搭凳子爬上去，用斧头砍削房柱上端的装饰木雕。装饰木雕两面刻着古代的人物，属于“四旧”。那玩艺儿在他的房门外，他怕红卫兵问罪，所以自己先破。他的房间内，横梁上原绘有贴金的大极图和八卦，几天前他已经用黑漆涂盖了。这时候锣鼓声隐隐可闻，余家大院一片忙乱，院内各家各户都在慌着破自己的“四旧”。哪些东西属于“四旧”，本无明文规定，大家只好按各自不同的理解去破。院内各家各户都在抓紧时间大破特破。吃完饭我出去察看了，前院和后院并无我想象的愁惨气氛。孩子们乱纷纷跑出大门又跑回来，嬉笑喧哗，觉得好玩。锣鼓声既惊心又助兴，合斗争与娱乐为一。有些大人也像孩子一样又笑又嚷，等着看戏，幸灾乐祸者哪里都有呢。

　　红卫兵队伍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和大人，涌入余家大院，挨家挨户匆匆扫完一圈之后，直取我家而来。锣鼓声，口号声，声声逼人。母亲躲入厨房角落，不敢露面。大弟早就锁了自己的门，到外面避风去了。红卫兵进入我家的庭院，带队老师作了战略部署以后，便开始革命行动。一部分小将在庭院里维持秩序，不让那一群看热闹的人挤得太近。另一部分小将进屋来搜查。床下剩余的三四百册书，都搬出来了。箱子、立橱、桌柜、灯柜都打开了，里面也有书。一切抽屉全拉开了，里面也有书。最初他们一本一本的翻着检视，看其内文是否属于“封资修”。拿不定主意的书，还请老师过目。后来发觉这样太慢，便只看封面和前言了。这种仍嫌太慢，便只看其书名是否有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意向。有，便留给我。最后的结局是只给我留下了几本书，那三四百册书，全投入两具大竹筐抬走了。我的一匣底稿《字海漫游》约十万字，那是解说古文字的科普著作，他们也要没收。我说：“那底稿是散页，容易丢失。你们就连木匣一起拿去好了。”

　　书们稿们，我的朋友们，恕我无力保护你们。你们曾经给我安慰，给我光明，给我梦想。你们最了解我，你们可以为我的前半生作证，证明我的清白无辜。我还活在世上，你们却要去了。你们不要感到冤屈。你们应该知道，火刑绝非史无前例。你们的先辈，名叫《诗》的，名叫《书》的，还有统名叫“百家之语”的，都曾受过火刑。你们要勇敢些！你们每一本都不是独儿。你们都有自己的同版兄弟，他们散播在辽阔的华夏乃至瀛海之外的大九州，谁也无法烧绝他们！去吧，朋友们，不要哭！

　　第三天，这个红卫兵组织在东街贴出一张大字报，欢呼昨日首战大捷。说昨日小将们查获流沙河拒不交出的一大批“四旧”物品：有反动日记即“变天帐”若干本；有封资修的反动书籍若干册；有反动文物古董若干件。说流沙河反党野心不死，革命群众必须擦亮眼睛。说流沙河的这些罪证被查获，乃是毛泽东思想在本镇的又一光辉胜利。最后又来什么“勒令”，要我“低头认罪”云云。

　　我很恐慌，当天下午写了一张“低头认罪”的大字报，说感谢革命小将们的教育。我把这张奴隶性十足的乞怜书交给岳社长，请他转交给那个红卫兵组织。这一天是1966年8月31日，天气晴明。

13．夜半抄家

　　1966年8月31日的日记是这样结尾的：“别了，我的日记。从明天起我不写一个字了！”一写就是“变天帐”，怎敢再写。说不定过几天又来搜查，像前天中午那样，查出来怎么办！二十一岁那年写日记上了瘾便再也戒不掉。打成右派以后，仍然偷写至今。现在三十五岁，蝶挂蛛网，命在旦夕，还写什么，戒掉算了。奈何戒了几日，笔尖又痒，遂写在每一天撕下来的日历纸上，折成一叠，藏入衣袋。纸叠逐日加厚，衣袋胀臌臌的，又怕惹人注目，便只好誊抄在本本上。殊不知刀剖竹终久还得碰着节疤，某夜忽来抄家，本本又被查获，给自己添一笔“变天帐”。于是又戒掉，戒掉又痛苦，痛苦又上瘾，上瘾又抄家，抄家又查获，查获又戒掉。如此循环两三圈后，终于老实，笔尖不再痒矣。直到五年之后，林彪炙骸黄沙，政局微现一星星光明了，我才又写起日记来。哪晓得批林批孔又批到我头上，又来抄家……

　　说远了，且回头，何洁被张所长赶走后，音书杳无。她那天冒大雨回成都，肯定病了，想起令人忧愁。半个多月以后，某日我正在拉大锯，忽见她笑盈盈地窜入木器家具社来。我放下锯子，跨出马杆，前去迎接。她递来一张纸，我看了又是喜又是忧。她真的从成都把户口迁来了。

　　是夜夫妻恩爱，自不必说。第二天她去派出所办户口迁入手续，找张所长。张所长为人讲信用，当初既然说过“那你就迁来吧”的话，不好食言，虽然违背他的本意，也只得照准了。使我铭感在心，至今不忘的是这位所长还给何洁找了一个饭碗，让她加入北街缝纫社。后来我的大弟打我，兼骂何洁“滥货”，纠纷闹到派出所去，这位所长明辨是非，狠刮了大弟，叫他写检讨，保证不再欺兄凌嫂。虽然何洁从前同这位所长吵过，虽然这位所长明明知道我是个所谓的危险人物，他仍然能做到秉公执法，不给谁穿小鞋，不踩谁的痛脚。这位所长清贫自守，公务余暇，回家种菜养猪。我多次在街上看见他担一挑猪泔水，或牵一头猪，或同其妻子抬一笼猪儿，犹有旧时农民本色。张所长名邦荣，臌眼睛，络腮胡，清水脸，高颧骨，走路佝着背，样子古板可畏，我想不起他是否有过笑容。那些年在故乡路遇他，我总要向他鞠躬致敬意，同时想道：“可惜，这样好的官不多。”

　　何洁加入北街缝纫社，她的缝纫机也跟着抬入店内，每日勤勤踩缝。同我一样，工资也是计件，不敢不勤。店内欺生，来钱的活路总不给她做，所以每月收入低得可怜，活路又紧，晚饭后还要到店内去踩夜车。月经期间不敢休息，照常踩缝，血浸了凳垫也不顾得了。她不觉得辛苦，每天早晨和我同路上班，黄昏和我同路下班，总是又说又笑。夜深我去店上接她，牵着她走入小巷内如沉在甜梦中。她的户口迁来以后，我们又去镇政府补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心里踏实了，谁也没法赶她走了。晚上如果我去瞭望台参加“黑五类”的学习，她在家中便不肯睡。实在渴睡了，也只肯和衣而卧，等我夜深归来叫醒她。她醒后总是嫣然一笑，忙撑起身来，同我一起洗脚。结婚前我曾有《情诗六首》赠她。第六首有这样的段落：

　　我们将为生活终日奔忙早晨你送我出门傍晚你等我回家我们勤劳如暮春的工蜂自己采的花最香自己做的蜜最甜让花常开在家里让燕子年年来拜访我们我们将珍惜每一个幽夜在灯下读书在窗前望月在枕边谈笑在梦中听屋上的风雨和邻家的鸡啼让尘世的纷争遗忘我们让岁月在门外悄悄地走过

　　　除了“在灯下读书”这一句因书籍被抢光而化为泡影以外，其余的预言似乎正在实现。哪知道“尘世的纷争”才不肯遗忘我们呢，“岁月在门外”不是“悄悄地走过”而是狠狠地打门，打得乒乒乓乓，继之以踢，踢得硁硁矿矿，终于惊醒了共枕的夫妻。我看见窗纸上乱晃着眩目的电筒光，听见乒乒乓乓硁硁矿矿之声愈来愈猛，闹不清楚出了什么事情。何洁小声说：“快去开门吧。”我向窗外应答一声：“来了来了。”便披衣下床，趿着鞋去开门。这时候打门踢门之声停了，窗纸上的电筒光也熄了。门外依旧寂寂冥冥，无声无光，似乎瞬间前的声与光都是幻听与幻视在作怪。我迟疑片刻后，拨开门闩，拉开门扉。一道电筒光逼着脸射来，射得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仍然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门外一声严厉的查问：“你是流沙河？”我点头。电筒光从脸上移向身上，看我手中是否握着什么。看见我两手空空，电筒光又移回脸上来。那人又问：“屋里有哪些人？”我答：“一个母亲，一个爱人，都是女的。”那人警告我：“你少装怪！”我才明白自己失言，不该说“都是女的”这一句废话。站在那人旁边的另一人说：“叫她们都起床！”这两人背后还有几个人，黑暗中看不清楚，只听见他们在窃窃耳语，可能是在谈对我的观感。这时候电筒光移向入门的厨房内，这一伙人随即跨迸厨房来。我请他们坐，他们不理我。我进房间去，点燃煤油灯，看见何洁正在穿衣裳。内间的母亲已经穿好了。

　　何洁很镇静，吩咐我再点一支鱼烛。鱼烛点燃，走出房间，放在厨房的饭桌上。于是厨房内大放光明了，我这才看出来这一伙人是中学生，大约七八个。不久以前何洁说过成都已经在抄家了。我暗自思忖着：“这些中学生该不会是来抄家的吧？”

　　“叫她们都出来！”为首的那人说。

　　母亲和何洁来到厨房内。那人翻开《毛主席语录》念了几段。这是一种宗教暗示，暗示他老人家此时此刻也在现场。那人问：“你的《语录》呢？”我说明天去买。母亲赶快去把她的那一本拿来递给我。那人叫我翻到某页，念某一段可用于我自己骂自己的。我念了，站在那里恭候发落。

　　这时候那人庄严宣布：“我们是红卫兵，大弯中学的，来造你的反！”然后叫我老实交代罪行。我把那一套背熟了的又背一遍。那人喝斥道：“不老实！去给毛主席跪下请罪！”我迟疑好一阵，阴叹一口气，走到厨房正面墙下，向毛主席像一鞠躬，跪下。

　　小将们审何洁，问她家庭出身。何洁不答，叫母亲把户口簿拿出来，交给为首的那个红卫兵。小领袖翻开看何洁的那一页，知道她的家庭出身原来是贫民（户口簿上写成贪民），便缓了颊，只责备说：“你出身好，应该同大右派划清界限。”何洁答：“我帮助他改造思想嘛。”便过关了。小领袖又翻到母亲刘可芬那一页，知道她是地主，便喝斥她，叫她也到毛主席像下面去跪着。毛主席像下面堆放着杂物，空地被我一个人跪完了。母亲挤不进来，便只好改跪在灶台边，好像腊月二十三夜祭灶神一般。不过她此时此刻暗中祷告的不会是炊神爷爷，很可能是观世音奶奶。这才是错中错哟。

　　我这人一贯地苟且偷安，心存幻想，遇事总爱做乐观的预测，而往往被结局掌了嘴。这一次也是如此。跪在那里，我想：“骂也挨了，跪也下了，恐怕这样就了了吧。”后来才省悟到，斥骂和罚跪仅仅是革命行动的礼仪性部分，实质性部分还在后头呢。小将们哪能容我一趟子跑过阎王十殿——这是心存幻想！挨挨骂，下下跪，这能算什么哟。吾乡黎民百姓从来不认为挨骂啦下跪啦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把挨一顿骂说成是“吃一碗宽面”，所以把下一回跪说成是“下一趟贵州”，都纳入了饮食和旅游的范畴。老舍先生，傅雷先生，两位大文豪请听我跪禀。文革以前，你们如果先来敝乡习染习染，或者竟至像我这样生于斯劳于斯，不习而自习，不染而自染，文革期间你们就不至于吃了宽面条立刻去投湖，下了贵州省立刻去碰车，从而得以苟活偷生，同今日之鄙人一样了。什么“士可杀不可辱”，你们太迂了。有一些棍子和打手至今还不承认挨骂和下跪是什么受辱，他们说你们只不过受了“一点冲击”罢了。

　　小将们随即从礼仪性的革命行动转入实质性的革命行动，杀进房间，放手抢劫。

　　他们先开启我的一口大红箱，把箱内不值钱的东西抛出来，值钱的留着。然后把桌上的一座闹钟也没收了，投入箱内。我家唯一的灰底绿条毛毯，折叠起来，塞入箱内。还塞了一些什么入箱，时隔十九年，我已记不得。他们动作熟练，不费多少时间便完成实质性的革命行动，提着那一口大红箱，挟着一些包裹，再骂我一顿，便扬长而去。我听见其中两个小将耳语密谈，知道他们还要去某处敲某家的门。此时距天亮还有三四个钟头，来得及再抄他妈的两三家。

　　他们是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中学的红卫兵。大弯距城厢镇八公里，那一带解放前经常出抢案。大弯被夹在金堂、新都、广汉三县交界处，旧社会谓之“三不管地”，故多土匪抢劫。传说古代某地有一眼“廉泉”，贪夫饮了也会变得廉洁，又有一眼“盗泉”，好人饮了也会变成强盗。不知道大弯有没有“盗泉”。或许时代变了，自来水早已取代了泉水吧。文革期间，大大小小的左营自来水公司到处都有，何止大弯一处，又何必非有一眼“盗泉”不可。好好的青春少年人，只因为饮了那些左营公司的“盗水”便去抢劫，这还不可怕么？十九年过去了，他们现在想起自己当初的错误行为，肯定良心有愧。我在这里向他们问候，希望他们提醒子女：“饮水当心！”

14．躲蟾酥

　　在成都市城区内，某中学的红卫兵的某战斗队一群小将，1966年深秋某日，杀向布后街2号四川省文联抓我，扑了个空。获悉我已“逃”回老家，他们便跑到金堂县城厢镇来抓我。又获悉我“躲”在木匠那里，他们便去本镇公园内的木器厂捉人。木器厂的人说我在北街木器家具社，他们又奔向北街来。

　　木器家具社有相邻的两间门面，一大一小。大门面是门市营业部，卖木器家具，摆满大床小床立柜平柜方桌圆桌椅子凳子盆盆桶儿之类。小门面是细木工张云舟的作坊，他专做镜匣像框鼓风器之类。两间门面都可直通后院。木匠都在后院干活，各有各的作坊，设在室内。解匠无作坊，架马在室外走廊上，各有各的地盘。

　　小将们从大门面窜入后院来抓我。没有谁给他们“点水”，他们未能认出我来，怏怏而出。出门看见小门面贴着那一张过时的“警告流沙河”的大字报，他们遂怀疑在那里佝着背推刨子的张云舟师傅可能就是流沙河。盘问他：“哪个是流沙河？”他回答：“不晓得。”小将们说：“你就是！”要围上去捉他。他操起斧头向马凳上砰的一捶，摆开架势，假装迎战。小将们手无寸铁，被他吓退。在门前摆地摊卖草药的潘大爷说：“他不是流沙河。流沙河早就不在这里了。”小将们这才明白认错人了，遂向别处去找。这个张云舟师傅，那年大约六十岁，与我非亲非故。他掩护我，只是出于相信因果报应，不肯做损阴德的事情。他也许听说过，当时成都斗人兴打，像我这样的人，弄去可能打伤打残。

　　我很恐慌，去派出所找张所长。也算凑巧，县委组织部陈部长（他审过何洁）也在座。我告诉他，成都来的红卫兵要抓我回去。我希望领导上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陈部长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便目送我走了。陈部长和张所长，我猜想，当即做了某项安排。

　　本镇的一些民兵奉命在北街巡逻，其任务是阻止成都来的红卫兵到社内抓我走。如果抓了，民兵们就将我反抓回来，说：“我们要斗，不能带走。”我每日提心吊胆，上下班绕小巷，怕碰见成都的红卫兵。后来风声转紧，上面又将我混藏在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群内，每日押送到南门外姚家渡河滩捡石头，早早出，晚晚归。来来去去，我都夹在队伍中间，草帽压眉，衣衫褴褛，低头佝背，拖脚走路，模仿那些地主。地主林伯伯对我母亲说：“我们都是来陪勋坦的哟。”明知捡石头只是做过场，一挑挑堆在岸边毫无用处，大家还是努力干活。请容我直说吧，这些人在旧社会，或收租剥削农民，或溷迹旧军队，固各有其历史过失，但是在新社会，他们早已自食其力，他们谨言慎行，循规蹈矩。天下大乱，谁在煽风点火？谁在推波助澜？谁在打？谁在砸？谁在抢？谁在抓？谁在抄？谁在斗争共产党员？谁在占山为王？谁在持枪杀人？谁在残害百姓？谁在动摇国本？不是他们。阶级敌人，他们曾经是，总不能老是。人心是向善的，世态是趋新的。死死揪住他们不放，遇事总拿他们开刀，便是形而上学猖撅。就我个人而言，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待我不错，对我小儿鲲鲲很好，爱他，逗他，塞糕饼给他。我从前也以为他们都是凶残阴险之辈，后来自己被推入阶级敌人群内，与他们同劳动同学习，得以就近观察研究他们，才发现绝大多数都不是。他们由坏变好，不是也反映出国家的兴盛和新社会的人道主义性质吗？我看只有左家庄才需要他们永远做阶级敌人，以便制造出“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假象，从而找到发起运动整好人的理由。

　　捡石头有一次收工太早，队伍走近本镇，天尚未黑。怕我被成都的红卫兵认出来，领队干部便叫我们在城外路旁溪畔坐等天黑。那一轮老太阳悬停在西山上，迟迟不坠，令人心烦。想起我这几日为了躲成都的红卫兵，一个钱也未挣，拿什么去买米，不免忧从中来。眼前是秋收后的稻田，一群游牧的棚鸭在田间觅稻粒，嘎嘎呼应。既饱者便跳入我临坐的溪水，找鱼虾吃，游来游去，各享生命之乐，都不像我这样无聊。遥遥听见城内的有线广播大喇叭，又是那个可厌的革命腔，而且出自女广播员之口，正在报告本镇红卫兵又横扫阶级敌人若干之类的战况，以及“只许左派遣反，不许右派翻天”之类的恫吓，令我纳闷。我想：“本镇右派总共四人，她在说谁？”后来我才明白，广播站替本镇官方发言，所说“右派”是指红卫兵“八二六”派以及那些正在暗中串联，准备奉伟大领袖之命起来勤王“造反”的英雄豪杰。红卫兵在成都闹事，公开煽动“火烧省市委”和“炮轰西南局”。波及本镇，便有少数野心勃勃的人，加上一些多年受压的人，再加上更多的既无野心又不受压，仅仅是太热爱伟大领袖，爱得迹近宗教迷信的人，暗中串联，跃跃欲试。本镇官方当然憎恨他们，但又苦于对付。政局如火山将爆发，我的命运茫茫难测。“变棚鸭好！”我想。

　　每日去姚家渡捡石头，有一位本镇的红卫兵，姓刘，眼镜，随队伍监视我。他后来做了本镇红卫兵的小领袖。可能是他把内情透露出去了，县上遂有造反派的大字报贴出来，攻中共金堂县委“包庇大右派流沙河”。造反派都是些极左的夸大狂，幻觉特强，能够白日见鬼。陈部长啦张所长啦不是在保护我，他们是在保护中共对右派的政策不受干扰。这项政策已经够左了，左出许多家破人亡。造反派认为左得还不够，所以攻县委“包庇”我。造反派其实也并不恨我（当然也不爱我），攻县委却把我扯出来，只是为了给对方抹黑脸，以便搞而臭之，打而倒之，取而代之。这套拳路不是造反派发明的，文革前十七年早就有，旧社会国民党早就有，中国历史自有封建主义的权力争夺战以来，一直就有！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这套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拳路，但是不幸也有！而且被他们的对手学去，用来回整他们！

　　捡石头不得不中断。我又回到马杆旁拉大锯，从此无处可躲。我是五月的蟾蜍，川谚说它“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此话出自《淮南子》云：“造鼓（蟾蜍）避兵，寿尽五月之望。”五月十五过了，采药人就不再捉它取蟾酥了。怕只怕过不了，捉住要挨一刀。所以吾乡说人躲祸谓之“躲蟾酥”也。

　　不久以后，某日早晨我正在拉大锯，忽听背后一片杂沓的脚步声，见一群年轻人涌入后院，东张西望，似在找谁。他们厉声逼问木匠唐娃儿：“哪个是流沙河？”那位少年木匠不知所措，正在为难。明知躲不脱了，不如自首，也显得那个些。我大声说：“我是！”那一群年轻人跑过来，半圆圈围了我。联手罗师傅放下大锯，回避开去。包围圈缩小了。又一群年轻人从小门面飞跑而来，七嘴八舌问道：“在哪儿？”他们蜂拥而上，包围圈由一层变为两三层。原来这两群年轻人就是成都来的某中学红卫兵战斗队的小将，他们驻扎本镇多日，煽了不少风，点了不少火，已将此地革命形势推向了高潮。现在他们即将凯旋成都，准备抓我回去，行“献俘”之礼，开斗争之会。他们先去家中捉我，又扑了空。可能有邻居给他们“点水”，他们跑到这里，兵分两路，一路从大门面，一路从小门面，杀入后院来。他们的小领袖甲问我：“你就是流沙河？”他似乎怀疑我是假冒的。

　　“同学们，我就是。”我握着锯柄说。

　　“你说你的本名。”小领袖乙说，似乎有考核我是否是假冒的意思。

　　我说出本名来。他们不再怀疑，但显然很失望。我是这样瘦弱，蓬头垢面，裸体跣脚，只穿一条幺裤，寒伧之至，不像他们斗争过的“黑帮分子”。

　　“你为什么躲在这儿？”小领袖甲问。

　　“我被押回老家，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已经半年。我不是躲来的。”我放开锯柄，伸手掌请他们看凸起在指根下的茧皮。我说：“我靠拉大锯维持生活，已经半年。”

　　小领袖乙愤怒地喝笃道：“狡辩！你以为我们不看报！你是黑帮！沙汀黑帮！”他双臂反抄在背后，似乎双手捏有一件东西而不让我看见。我怕，可能是打人的凶器。

　　我解释说，1957年定我右派罪，当时沙汀是省文联负责人，我怎么可能入他的“黑帮”。我说，我与文学绝缘已九年了，根本不是文学界的人，不可能入任何帮。

　　“是小汽车送你到这儿来的吧？”有人问。

　　我解释说，1958年我被开除公职，只拿生活费，每月三十元，做体力劳动，迄今九年了，怎么可能坐小汽车。

　　小将们还提了许多质问，都显得很无知。他们居然以为我的生活很好，拿稿费啦有存款啦住洋楼啦吃营养啦。他们不了解当右派多么苦，因为他们太年轻了，又都是红五类子女，没有当右派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质问。他们都很失望，遂不再问。

　　这时候小领袖甲向小领袖乙做眉眼。小领袖乙面容黑瘦，眸子清亮，一副聪明相。他仍然双臂反抄着，不让我看见他捏的东西。他把嗓子提得老高，表情非常严厉，吼道：“你！好生改造！”随即垂下双臂，不再反抄。我看见了，他手提的是一卷粗麻绳。他那清亮的眸子轱辘一转，向小领袖甲投一个询问的眉眼。于是小领袖甲用目光扫一扫半圆形包围圈，命令：“走吧。”又掉脸向着我，叫我写一份认罪书，下午交到他们的驻扎地，由他亲收。然后他们一窝蜂似地走了。

　　我坐下来，准备吸烟。手抖，擦不燃火柴。叼着烟的嘴唇也在抖。罗师傅走回来，不好意思用眼睛看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说话，只坐着。我说头疼，下午再锯，便回家写认罪书去了。“十五也躲过了。”蟾蜍这样想着，不快乐，只悲哀。


　　15．戴高帽子游街

　　有一天看见做桶的小李（小老虎战团团长）放着桶不做，坐在那一株秋深叶落的核桃树下，一边与人淡笑，一边用刀剖竹，扎制高帽子的骨架。骨架扎好，只须用纸糊了，便成。“也有我一顶吧？”我一边拉锯一边想，渐渐沉入愁海。耳边铮铮嚓嚓之声愈去愈远，听不见了。罗师傅以为我瞌睡，狠送一锯，催我快醒。

　　考证高帽子之古制，想起楚国的切云冠。屈原说他自己“冠切云之巍峨”，这不就是戴高帽子吗。古之儒者“峨冠博带”显得英俊渍洒，可知高帽子绝不丑化人，相反，倒美化人。汉代有方山冠，又有进贤冠，也都是高帽子，皆沿袭古制。这类高帽子，不是那个人，还不能戴呢。到了宋代，苏轼的老朋友陈季常（此人害怕老婆“河东狮吼”）到山中做隐士，出门总戴着高帽子。山民“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不但不羞辱他，还认为他是在遵古制。事见苏轼《方山子传》。大约唐宋以来，戴高帽子已不时兴，或早已淘汰了。不过，高帽子之古制，作为残余观念，仍然保留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所以吾乡百姓见某人喜听奉承话，便笑他“爱戴高帽子”。这是善意的嘲讽，不是恶意的羞唇。高帽子丑化人，可能同封建迷信有关系。城隍庙内有塑像名无常，左手摇扇，右手执牌。牌上楷书：“正在拿你。你也来了。”无常鬼，俗名吴二爷，头戴高帽子，同手提铁链子的鸡脚鬼一道，专职收摄将死者的魂魄。他俩是阴司冥府的衙役，形象丑恶。旧戏曲舞台上的无常鬼尤其可怖。丑化人的高帽子是否从无常鬼的头上借来的呢？

　　这都是我书生迂阔之论。实际情形简单得多。听当时的红卫兵说，他们是从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搬来的，那上面就有戴高帽子的记载，只一句。我查了这一句，并未发现有提倡的意思，更未发现有四十年后照此办理的批示。居然有这样的“凡是”！

　　看见小李做高帽子的前几天，我听见罗师傅说，本镇最近成立革命组织“刀儿团”和“棒棒会”。这两个名称使我深感错愕，因为旧社会的市井恶少就有“刀儿团”和“棒棒会”的组织名称。我认为罗师傅是在乱说。后来才知悉，确实已成立两个革命组织即尖刀团和千钧棒。造反派说这两个组织是保皇狗，谑呼之为“刀儿团”和“棒棒会”，罗师傅遂信以为真。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有人叫我跟着他去。我放下大锯，跟着他走。走到大东街某处，他叫我进门去等着。原来这里是尖刀团团部。尖刀团头头之一的黄连长（其实他是民兵队长）正在指挥一群青年成员忙着准备游行。几个女青年正在赶着用纸糊高帽子。近11点，准备就绪。黄连长把一顶三尺高的给我，冷冷他说：“自己戴上！”这就是几天前小李扎制骨架的若干顶之一。我的头颅小，难为他想得周到，扎的帽圈不大，刚好戴上。接着便押我去游街示众。黄连长领队。一群青年成员，还有两三位女的，簇拥着我，沿途高呼口号。看热闹的很多，因为这是本镇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真个前无古人，使本镇一万多人耳目为之一新。有笑看的，有静观的，有惊视的，也有掉开脸不看的。大街游了游小巷。小巷里，有胆小的女人吓得惊叫唤，仿佛我是无常鬼来收摄她们的三魂七魄。也有心慈的女人急忙叫回自己的孩子，关门不许看。

　　游到西街丁字口，押我的一位女青年，黑蛮蛮的，不知为何骂起我来。她向押我的另一位女青年，名叫曼英的，愤慨他说：“还有他的婆娘何洁！”我吃一惊，怕她们去抓何洁游街。这时候曼英小声说：“何洁是贫民出身。”那黑蛮蛮的女青年便息怒了。两年后，曼英同何洁成了好朋友。此是后话，不提。

　　这一天和我同游街示众的还有两人。一个姓曾的地主，串脸胡，宵箕背，犯了什么我不知道。两三年后，“黑五类”被押到公园去参加批斗大会。被拖出来抛上台去挨斗的有我，所以记得。这个姓曾的老大爷在会场上惊恐太甚，大脑溢血，当天去世。另一个游街示众的是江裁缝，犯了私藏一件戏袍，被上纲到“妄想复辟”之罪。尖刀团的成员叫他穿着那一件多年前自己花钱买的戏袍，弄得他面红耳赤，羞得要命。我在童年，他就是裁缝，开过缝纫店。他吃亏在参加过国民党（当然是解放前），被人抓住这个历史问题慢慢整治。他的剪裁技术本镇第一，干活勤劳，为人本分。

　　记得那天有风，三尺高的帽子戴不稳，我只好一直用双手扶着，使它不倒。我没有羞耻感，所以表情冷漠。我一路不停地默语着：“你们践踏国法！你们践踏国法！”

　　小小襄球，只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在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镇，在同一段时期，用高帽子羞辱数十万人于阳光之下。岂但史无前例，而且世无双例。华夏子子孙孙，永其毋忘：这是国之耻！这是人之羞！

　　还记得游行到北街剧场门口，一个红卫兵，大弯中学的，戴着皮帽子，冲上来打我。我的双手必须扶着三尺切云之冠，无法推挡，只好干挨。背上，腰上，胁上，小弟弟啊，你打得好狠啊。我不恨你，我知道教唆者是谁。你是无知的。愿你有一天能醒悟。你，还有你的同龄人，如果你们永不醒悟，中国早晚必亡！

　　游街示众一个钟头，正午结束。回到尖刀团团部，黄连长叫我把高帽子拿回家保管好，以便下次再戴。我捧着这玩艺儿，不甘示弱，不走小巷而走大街回家，放它在厨房内。邻居猫来，见风吹帽顶的纸缨抖动，便扑去抓。抓破了可不行，我将它悬系在壁上。我的大弟喜见我又倒霉，引乡下他妻子家中的妇孺来我家瞻仰这一顶罕见的高帽子，乐得嘻嘻哈哈，气得母亲发昏。这一顶高帽子悬在那里，终于未能再戴，很久以后，被母亲悄悄烧掉了。

　　第二次我戴的那一顶高度低些，只有一尺五。那时候尖刀团已散伙，群众专政大军已取代民兵组织，政局改变。崛起的造反派导演的游街示众，在方式上，不同于尖刀团导演的。造反派弄出一大群“黑五类”上街，只图量，不图质，而且高帽子都是同一种规格的，只见一般，不见重点。造反派很少党团员，所以在方式上存在着一些缺点。尖刀团内党团员多，毕竟水平高些。更可笑的是弄出来示众的“黑五类”，在小镇上，谁都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底细，造反派偏要给他们背部各贴一方纸，写明地啦富啦反啦坏啦右啦不同的字样。贴纸又不细心，我贴成“反”，另一个该贴“反”的却贴成“右”，被街上的观众笑话。本镇无“富”，不知道从哪里硬弄出一个来凑数。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在方式上，造反派导演的比之尖刀团导演的多出一项节目，致使趣味增添，博得满街哂笑，那就是自骂。给我制定的自骂词如下：

　　各位革命群众：我是大右派分子流沙河！我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拘，狗都不吃！

　　我一路叫喊着。中途，根据一位姓黄的小战士的口授，结尾增加一句：“喂给猫吃，猫都嫌臭！”此外，还要叫喊三句从成都传来的自骂词：“群众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这首《新编好了歌》规定一群“黑五类”必须同叫齐喊。奈何末经训练，所以听来总是乱糟糟的不成样子。“黑五类”大多数很穷苦，衣衫破旧，又走得慢，脚步拖泥带水，一片可怜的叫喊，就像旧社会的一群乞丐沿街悲唱讨饭词，实在凄凉。

　　本镇白铁社有人锤制一顶白铁高帽子，重达二十一斤，戴着等于顶一桶水。造反派倒霉后，对立面翻起来，上面追查铁帽事件，说此帽是用来追害本镇革命干部的刑具。被追查者理直气壮，抗辩说：“我这是做给流沙河戴的。”上面立即停止追查。

16．一红一黑

　　故乡小镇有两位年轻人，一红一黑，1966年秋前和秋后，与我各有一面之缘，使我至今不忘，想起他们，心中难受。

　　红的那一位姓张名友洪，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在镇政府分管民兵与保卫工作。他走路挺着胸，甩着臂，目不斜视。穿一条亮膝的短裤，英姿雄态，仍保持看军人作风。为人正派，声誉很好。如果不发生文革的噩梦，他可能有一条美丽的前途。

　　我去镇政府取钱，认识了他。省文联遣返我回原籍，给了我一笔钱，由镇政府代管——实际上是由他代管。那年秋前，何洁在成都决意学缝纫。我去找张友洪取钱，寄给何洁买缝纫机。两次去镇政府，他都不在。第三次是他到木器家具社来找我，我跟着他去镇政府。镇政府内，庭院深深，回廊曲曲，幽静宜人。转了许多弯，进了许多门，走到他的住处。他入室去拿钱，让我站在室外，也不叫我进去坐坐，更不问长问短。九年来一直被孤立，我已养成“君子自重”，决不和人攀谈。瞥见他室内有有线广播设备，我退得远远的。这玩艺儿弄不好要惹麻烦，我怕。他走到室外把钱交给我，彬彬有礼，但不说话。他的脸色是和蔼的，看得出来不敌视我，不同于镇上其他工作人员。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这样的人竟做出了胆大包天的事情！

　　成都的红卫兵来点火，本镇的红卫兵也“跟着洋人造反”，贴大字报啦搜查人家啦闹得乱翻翻的。谁不知道这些小将人小鬼大，他们是奉天命造反的，后台硬，惹不起！有一些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老百姓，只怕红卫兵；不怕红卫兵，只怕“紧跟”不上；不怕“紧跟”不上，只怕纱帽不稳。还有一些清醒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忧在心里，说在嘴里，就是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碰一碰那些歪人。这时候街上贴出反击红卫兵的大字报，张彪写的。张彪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听说先后贴了四张痛斥红卫兵的，火力甚猛，轰动全镇。可惜我一张也未能拜读。派出所张所长已向“黑五类”宣布“八不准”，包括不准看大字报，我得遵守。拉锯时听人说“张彪不怕惹祸”“张彪又出来了”“快去看张彪”，说这些话的人都很兴奋。我真想看看这张彪是何威武模样。

　　造反派在本镇崛起后，要找张彪算帐，把那个被认为是张彪的人揪出来斗。斗来斗去，那人反复申诉活天冤枉。再作调查，那人确实不是张彪。后来查明，张彪乃是张友洪的化名，要去揪张友洪，他却跑了。

　　想不到小小吾乡也出了一个小小张良。两干年前，张良博浪沙率力士铁锥打秦皇，惊天动地，何等剽悍！太史公司马迁瞻仰张良遗像，看见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一点也不“魁梧奇伟”。这使他深感意外。张友洪也使我深感意外。

　　张友洪跑到北京去投靠姐姐。　1967年春节前，为了确保伟大领袖的安全，北京驱逐外来人员，张友洪不得不潜返成都。城厢镇不敢回，造反派要打他。一无工资，二无口粮，为了找碗饭吃，他在成都加入保守派的成大武斗队，当了射击教练。这一步踩虚脚，从此落入了悲剧的深渊。

　　1968年初，张友洪受命参加成都十中保卫战，率武斗队支援保守派的“红成”守陕西街教堂钟楼，与来犯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作战。兵团街道分团团长宋立本，雅号“蓉城武斗之花”，凶猛异常，亲自抱炸药冲来炸钟楼。张友洪他们守不住，撤入十中校内。成大武斗队由此与宋立本结了深仇。后来宋立本被敌方抓获，关押在成大教学楼。成大武斗队痛恨宋立本，捆他在椅子上，一顿毒打。武斗队司令姓潘的命令张友洪也去打。张友洪说：“打死人，我脱不到手！”潘司令说：“不打死，打成残废。”于是张友洪也去打。打毕，张友洪吩咐负责看守的两个女学生：“不能给他喝冷水，只能喝人尿。”后来，宋立本要水喝，女学生误给了两杯冷水，一饮而毙命焉。“武斗之花”殒谢，当年轰动蓉城，消息传播四方，我在城厢镇都听见说了。杀人者，人亦杀之，还说什么呢。可是江青说：“越乱越好，乱了敌人。”多美的葬花词！

　　事过不久，张友洪一错再错，又枪伤过路行人。此事发生在1968年2月28日。那天下午，成大武斗队的人员在杜甫草堂侧门外公路旁拦截“撬狗儿”——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丑称。当时保造两派都在拦截敌方的人，截住便要弄去审问，乃至拷打。中学生唐金桥，一个逍遥派，骑车路过那里。他不肯停下来接受盘查，一冲而过。成大武斗队的小头目姓赵的从后面向他连射三发，未中。赵小头目恼怒，立刻递一支半自动步枪给张友洪，叫打。张友洪问：“要死的，还是要活的？”赵回答：“打死他！”张友洪瞄准了唐金桥的背心，一瞬间他的心忽有所动，便将准星向下微移，一发射中腿部。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张友洪以打死宋立本和枪伤唐金桥这两项罪名被拘留在成都大学。革委会军代表告诉他：“你的罪起码判二十年。”他便越窗逃脱，展转流亡。后来两派“大联合”了，全国“一片红”了，无处藏身，才不得不潜去广州，偷越边境。被捕，押回成都丢监，差点判处死刑。关押五年后，判刑十五年，送凉山劳改。许多年过去后，唐金桥到城厢镇去看望张友洪，两人感慨不已。原来这唐金桥命运也很坎坷，出院后被卷入一桩所谓的反革命案件，饱尝辛酸，直到1983年才平反。

　　张友洪是躲避造反派的迫害才逃离本镇的。以后，他的老母无人侍候，饥寒频频。街巷儿童无知，投石打她，吐她口水。她关死门，又向门缝撒尿淋她。可怜老母，旧社会做女佣人，新社会翻身，晚年遭罹文革之祸，陷入比旧社会更悲惨的境况。身心受创，哭诉无门，她疯了。1984年张友洪刑满返故乡。现在在纸盒社劳动，已结婚了。近况不详，想来早已失去二十二岁那年的英姿雄态了，这就是反对红卫兵运动的下场！掷笔拍桌，老泪纵横，叹叹！

　　说了红的说黑的。黑的那一位姓蔡名长乐，下乡知青，务农。本镇人背后叫他蔡小偷，可能是指他在乡下务农时同某些下乡知青一样的爱在夜间“跳丰收舞”。他的身材瘦弱，脸色苍白，眼眸灵活乱转，一副聪明相。如果不发生文革的噩梦，他可能也有一条明亮的前途。他弄我去审，我认识了他。在他审我以前，我已多次听人谈到他了。他是反到底战团的头头，勇于惹祸，敢于同保守的尖刀团作对，敢于冲派出所，在本镇的造反派内威望颇高。1966年秋后，我的处境已相当可悲了，书籍被抄没一空，又被抄家，上面不再将我“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一夜，两位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到我家中，叫我跟着他们去。他们引我到镇政府旁边的劳动讲习所旧址去，叫我坐在角落等着。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约都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的成员。这些人过去地位低，现在随造反派而崛起了。我看见同社的木匠韩二哥也在这里。他过去同我有点头招呼，现在没有了，好像不认识。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简称“红工”）的指挥部。

　　等了好久，那两个引我来的年轻人叫我进房间去。房间内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办公桌靠墙放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好像中学生，怪怪怪，有椅子他不坐，却高高坐在办公桌的桌面上，双手抱膝，背凭着墙，仰面向着屋上。那两个年轻人各坐一把椅子。我没有座位，憨痴痴地站着。

　　坐在桌面上的那个中学生模样的人偏头向我微笑，似乎在研究我。他忽然问：“认得我吗？”

　　我回答不认得。

　　“唔，不认得？”他又问。

　　我仔细看了他那稚气而清秀的脸，估计只有十六七岁（当然估计低了）。断定从来没见过他，我说：“真的不认得。”

　　他脸一沉，警告我：“你不要看见我在笑。哼！笑官打死人！”说完话又微笑，笑中透出冷威。

　　我猜他会不会是有名的蔡长乐。觉得年龄看来太小，不会是。何况他的长相又这样清秀，眼睛又显得很聪明，绝不会是手脚不干净的小偷。使我迷惑的是为什么那两个年轻人在他旁边坐着，不但矮一截，而且表情恭顺，似乎在贴着他。

　　他不再笑，开始审我。他想知道是谁派我到城厢镇来的。这时候坐椅子的一个年轻人出去拿来一只包装用的草袋，抛在地面，示意我坐。我打盘腿坐着，必须仰起脸来，才能望见双手抱膝高高坐在桌面上的小法官。我向他详细解释，力求消除他的怀疑。这样受审至少半小时，我的颈项仰疼了。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使我相信他是很幼稚的。他问：“你从前是坐小汽车的吧？”早知道他这样幼稚，我真不该向他作那么多解释。

　　审毕，他吩咐那两个年轻人带我到隔壁去写交代。我只需一张纸便写成。他晃着头读完，放我回家。回到家中，向何洁如此这般说了。何洁断定此人就是蔡长乐，在“红工”勤务组任职。我真想不到他是这样天真可笑。

　　1967年的“二月镇反”把他抓了，关入本县监狱，俗谓之“上焦山”。入狱前，他被捆着游街。游入小巷，我看见他。当时有百姓在路旁端水给同游街的本镇党总支部书记沈全彬解渴。蔡长乐也渴了，乞水，没人给他。《红十条》公布后，本省政局又变。造反派战友放鞭炮迎接他光荣出狱。于是他的威名大振，据说还当了官。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他又“上焦山”，演了《二进宫》。他的罪名是打砸抢。关在狱中，他还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后来疯了，关入单间。开四届人代大会，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焦山一带敲锣打鼓。他每次听见了，都要高呼口号：“热烈欢呼九大胜利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统帅！”“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的近况不详。他是运动的牺牲品。如果不疯，还有可能回头是岸。可惜他吞服迷幻药过量，恐怕理智不容易回归了。倒是那些“左家庄”的毒品贩子，老谋深算，从来不疯，红黑都有糖吃。

　17．“黑五类”夜学

　　当时本镇“黑五类分子”约有一百五十多人，每晚聚集在消防队的瞭望台下，听读报纸，有时也听派出所张所长训话。王镇长、城厢区武装部罗部长，偶尔也来训话。1966年秋后，造反派崛起，局面复杂化，考虑到一百多号人聚集在一起容易出问题，上面遂将“黑五类”分散为七八个小组，每晚各组在各组的地方学习。所谓镇办福利事业，亦即街道各行杂业，包括木器家具社、砖瓦社、铁件社、菜蔬社、洗染社、缝纫社、蜂窝煤社、运输队，共有“黑五类分子”十九人，编成一个小组，每晚聚集在我拉大锯的木器家具社的会场内学习。这个所谓会场，实在可怜，只是木器门市营业部通往后院的过厅罢了。会场很窄，内有百瓦电灯一盏，沿壁有矮长凳两条，不够坐，迟到者坐壁下的大木。没有桌子。壁上贴一张毛主席像。像下挂一座老式自呜钟，滴滴答答，让学习者有个盼头。我就在这个小组，每夜在灯光下大声读报纸给同学们听，不时插入几句讲解。岳社长管我们这个组的学习，他的住房就在会场旁边，所以他用不着亲临会场陪我们枯坐。夜学两个钟头，他来两次：一次在7点30分以后，他来看看谁缺席了，明天好去理抹；一次在9点30分以前，他来望望壁钟，稍坐片刻，然后宣布：“今天就学到这里。大家回去。”岳社长家在乡下，桶匠出身，不识字，对政治学习也不感兴趣。我朗读的那些，他多半听不懂。六年后，全国批孔老二。岳社长以为孔老二就是孙悟空（吾乡土音，叫孙悟空是孙吾孔）。在本社的职工学习会上，他发言说：“说他一个斤斗就能打十万八干里，这就不合实际，应该批判！”全场先是糊涂，后是大笑。他管我们学习，一向宽大为怀，从来不骂也不刁难我们。“五类分子”背后都向我说：“你们那个岳头儿是个好人。”（lz）

　　多亏夜夜读报，终日埋头拉锯的我得以了解天下大事，没有变成政盲。我读报纸非常热心，讨论发言也很积极。当然都是照着报纸宣传口径去说，不敢说出自己心头想的。明知那是谎话，那是邪说，我也带头发言，热烈拥护一番。我有本领转弯抹角把谎话说成是实情，把邪说说成是真理，而不脸红。同学们敬佩我，认为我有学问。有几位不识字的同学，解放前当过士匪的啦当过差役的啦当过法警的啦买卖过枪支的啦，都请我替他们写检讨写保证——检讨他们近期犯的鸡毛蒜皮过失，保证他们今后革面洗心永不再犯。他们认为我写的检讨最深刻，我写的保证最具体，他们拿去交给自己的监督组长，挑不出毛病来，容易过关。

　　也多亏夜夜读报，“黑五类”总算有了社交活动。革命职工是不愿也不敢理睬他们的。所以每晚聚集，他们多半早到，趁学习未开始，三三两两促膝谈笑，或回溯昔年见闻，或报道今日消息，都显得很快乐。更有那五六位运输队拉架架车的同学，因为每晨必去成都市青白江区厂内装货，不免偷看了新贴的大字报，多少知道一些斗争近况，某处揪斗走资派啦某处发生打斗啦某处撬狗儿（造反派）闹事啦某处保皇狗（保守派）挨打啦之类的，带回来给大家分享分享，以助谈资。我就是从他们口头读到“参考消息”以弥补读报之不足的。

　　1966年11月某夜，9点30分还差得远呢，忽然听见门市营业部外面大卡车轰隆隆至少五六辆驰过北街，同时听见口号爆裂：“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谁不知道李井泉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岂可狂呼打倒。对于这样反动的口号，“黑五类”同学们又惊又怕。惊的是这世道如此苍黄反复，做梦也想不到。怕的是这口号如此危险，可别沾着自己的边。从车声能听出那是从北门外的青白江区方向驰来的。从口号声能猜出大卡车上挤满一群群的造反工人，也许是四川化工厂的。同学们一个个面面相觑，惶惶不安，谁也无心听我读报。这时候岳社长急匆匆从街上走回来，脸色阴沉，望望壁钟，提前宣布：“今天就学到这里。大家回去。”还缀上一个尾巴，小声吩咐：“不要走大街，从小巷子转回去。”大家低头快走，互相不敢交谈。从小门面的铺板门挤出去，沿街关门闭户，灯火阑珊。自从造反派崛起后，革命组织除已有的尖刀团、千钧棒，又添了一些新成立的，名目繁多，记不清了。其中有个红色工人造反兵团，敞开大门发展组织，吸收成员不管家庭出身，也不深究个人历史，所以迅速壮大，声势煊赫。两派革命组织晚上忙于开会，致使街上冷冷清清，家家商店提早关门。我从北街转入小巷，耳边还留着口号的余响。那爆裂而出的口号声多么悲壮啊！老实说，我不喜欢李井泉这个人，但我更不喜欢这个口号。把他打倒，四川将会更乱。那些想要取而代之的野心家比他更左，更酷！

　　成都很快传来李井泉被批斗的消息。

　　中国政治的金字塔在燃烧。雄踞塔峰的人，呼唤八面的风铲地刮来，吹塔底四周之火向上烧，烧那些坐在塔腰一贯吹火向下烧的官员，也烧那些坐在塔腰并未吹火向下烧的官员，也烧那些绕塔腰奔跑着努力灭火、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党的官员。“昂岗烈焰，玉石俱焚”，悲哉悲哉！

　　本镇很快演出罢官闹剧。孟冬寒夜，红色工人造反兵团在公园召开群众大会。我没有资格去，何洁去了。大操场上拥挤不堪，女人呼，小孩唤，秩序混乱如一锅粥。台上悬挂着煤气灯，照亮会场内晃动的兴奋的其数上千的脸面，而腰身以下尽淹没入黑海看不见了。镇长王建周和镇党总支书记沈全彬被押上台，接受批判。他俩身穿纸衣，低头站着。批判完了，大会头头宣布一声“罢官”，便有助手跑去哗哗撕掉他俩的纸衣。于是满场欢腾，大家都确信他俩罢官了。这套戏法起源于野蛮人的巫术，形成于中国的封建帝制时代。在封建帝制下，当场“褫衣”表示罢官。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套戏法便不玩了。左风一吹再吹三吹，封建亡灵又吹回来。他俩罢官以前，街上的大字报已经把王建周改写成王“贱狗”，沈全彬改写成沈“犬殡”，再各打上三个红叉。这不也是可笑的巫术吗！清王朝盛期，曾把英吉利三个字各添反爪（犬旁）。末期，捉拿革命党人孙文，布告上把孙文改写成孙“汶”——汶字有浑黑的意思。至于李井泉，吾乡的大字报也把他改写成李井“犬”了。回想1957年大字报批我，还没有谁把流沙河三个字的水旁改成犬旁。前进了呢，后退了呢，中国这十年间？

　　在成都，李井泉被批斗的结果是产业军瓦解，工人造反兵团壮大。在本镇，王镇长和沈总支书被批斗的结果是尖刀团瓦解，红工造反兵团壮大。有趣的是这派来了，那派去了，走马灯开始快速度旋转了。

　　木器家具社内，岳社长、陈副社长、木匠陈大嘴巴、解匠罗师傅等等都取下胸前的尖刀团徽章。罗师傅对政治毫无兴趣，当初是岳社长叫他参加的。尖刀团开夜会，他一贯打瞌睡。现在取下徽章，他不觉得有什么损失。他双手握大锯，左右一瞥，伸嘴向我低声说：“垮了。”然后嘻嘻一笑。两个月后，跨入1967年，他随大流流入红工造反兵团，夜会照睡不误。“二月镇反”以后，“红工”战士被弄上街跪地请罪，罗师傅也得跪。何洁去北街买菜，看见他畏缩缩地跪在街心，想招呼他。他不好意思，赶快低下头。这一回弄伤心了，从此他再不参加任何革命组织。“都是烫人的！”他对我说。

　　尖刀团瓦解的前夕，聚集在木器家具社的会场内夜学的“黑五类”又惶惶不安，无心听我读报了，因为外面街上人声嘈杂，似乎出了事情，岳社长走进来，叫大家快回去。我拉开铺板门，黑暗中看见满街尽是人，街沿两边都挤爆了。我不但挤不出门去，外面的人倒挤进门来。这些造反群众手无寸铁，乱吼乱叫，轰闹街对面的镇政府。我怕血溅在自己的身上，不敢观战，连声说“对不起”，拨开人群，挤出门去，快快回家。第二天早晨我上班，看见镇政府大门外遍地碎瓦。镇政府临街的屋顶上，只见檩子椽子，不见盖瓦。想来昨夜有一场恶战吧。据说尖刀团战士昨夜登上屋脊，居高临下，防守镇政府大门，投瓦打退造反派战士的进攻，又据说尖刀团头头——对立面叫他们“尖脑壳”——区武装部罗部长不小心踩断椽子落下来，落在灶头上，坐破一口锅，已住医院。此外，别无损失伤亡。

　　“红工”壮大后，急于表现自己比过去的尖刀团更革命，便弄出更多的无辜者来批斗，当然也有我的份。谁整我谁就是大左派，此理无须证明。那晚是在旧名清善堂的地方，同挨斗的还有三人。我有病，晚饭又吃了肥肉，可能是脂肪酸轻微中毒，我头晕站不稳，便向“红工”头头之一的周抓手请求下贵州。他知道我病了，倒还宽大，叫我原地坐下就是。我穿着棉大衣，跏趺坐地，低头闭眼，像个和尚坐禅。额冒冷汗，天旋地转，不知别人说了一些什么。

　　何洁此时被迫抬回缝纫机，退出缝纫社。从此她就失业居家了。缝纫社有人说她是走资派介绍来的，不要。她又不肯求情，只好退出。在困苦中，她回想起男锯女缝，同出同归的那四个月，好像回想起失去的天堂一般。

　　“黑五类”夜学，不论两派冲突怎样激烈，都未中断过。本镇官方做了一件积德的好事，使这些不幸的人在工余有个寄托，不至东游西荡，诖误卷入两派之争，自讨苦吃。本镇就有好几位文革前已摘帽的“五类分子”，不慎卷入两派之争，被人狠狠收拾。同派战友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群狼乱咬，哪讲什么义气！

18．替别人挨打

　　1967年2月17日是阴历正月初一，晴。遵照岳社长的吩咐，这一天我在社内后院休息。凡遇节假日，事前他都要这样吩咐我。我独坐走廊听鸟叫在邻院的高树，看黄鼠狼在院中的木料堆间窜进窜出，颇不寂寞。近午，天空嗡嗡震响，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光临敝镇，撒满天红红绿绿的纸片。一片飘向院中，我用双手捧接。四寸宽，五寸长，铅印。读了，是军方警告造反派的宣传品。后来，一派美称这是“二月镇反”开始，一派丑称这是“二月逆流”开始。还记得墙上墨涂的大字标语，“八二六”改写成“扒耳驴”，“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改写成“成都公认造粪病团”，实在有趣。这又是符咒之用于革命。于是本镇开始抓造反派头头，关入县公安局监狱。两个月后，《红十条》传下来，又都放回本镇，公安机关给这些人赔礼道歉。他们凯旋故乡，戴大红花，好不快活。

　　一天下午，来人叫我去大东街联合诊所。这里是6701纵队所在。头头姓曾，青年医生，招呼我在他的诊桌旁坐下。他的诊桌靠墙。墙上歪歪斜斜写了小字标语数十条，条条一样，全是“打倒曾烧棒”。想来这是前些日子“二月镇反”别人给他写的了。他竟不肯擦掉，让这些标语留着，令我费解。“此人真有雅量。”我想。

　　他先问我是怎样离开省文联回这里的，又问我的家庭现状。他总是面带笑意，显得从容不迫。我被墙上那一片无声的吼叫所干扰，老是忍不住要去想：“他犯过花案吗？”

　　最后进入主题，他问我和余柏奎的关系怎样。余柏奎是我的侄辈，比我年长，摘帽右派，在蜂窝煤社当会计。我回原籍这一年来，怕株连他，所以主动避开他，几乎没有往来。我知道他在替红工造反兵团执笔写《口诛笔伐》大字报专栏，轰动全镇。我回答曾医生，说我和余柏奎没往来。

　　诊所深处，一个红鼻子中年人走出来。曾医生叫我跟着红鼻子去，我便去了。深入内间，倒拐入室。室内有十多人，背靠四壁坐成一圈敌意。红鼻子念了《语录》经三四条，叫我站在中间，老老实实交代。他们总是不肯直说要我交代什么，从前那些人斗我就是这样的，现在这些人还是这样的。他们总是要我同他们玩儿童游戏“瞎子逮猫”，当然是我当瞎子，他们这边咪呜一声，又那边咪呜一声，让我迷惑，无所适从，不知道他们的意图在哪里。我只好从1957年交代起，先说《草木篇》，后说鸣放，怎样向党进攻。他们听得不耐烦。一个带痰的喉音闹起来，好熟，原来是木器家具社的陈大嘴巴。半年前他还戴着尖刀团的胸章到处提劲，怎么现在混到造反派的6701纵队来了。他叭着叶子烟，警告我“少来卖些陈谷子烂芝麻”。于是我一跳跳到了文革，交代我的思想如何反动，表现在拒不交出封资修的黑书，罪该万死。红鼻子听得冒火了，严正警告我“不许用鸡毛蒜皮来搪塞”。我赶快又跳到最近几天……可是又有人警告我：“余勋坦，你放老实点，不要想一趟子跑过十殿！”读者有所不知，我得解释几句。据说人死后都要去城隍庙十殿阎王那里下跪受审，生前所有公私过犯必须老实交代。一殿一殿的审，十殿得审十次，什么罪孽都能审个水落石出。然后定罪量刑，予以惩处，割舌头啦剜眼睛啦锯子锯啦油锅炸啦抱烧红的铜柱啦给抛上刀山啦给推下火海啦等等。谁也休想“一趟子跑过十殿”。

　　我站在中间发楞，不知道该交代什么才好。

　　有人出来指引迷津，说：“交代写大字报。”

　　我赶快说没有写过。那人又点醒我：“《口诛笔伐》大字报呀！”我说那是我的侄儿余柏奎写的，与我无关。他问：“总跟你商量过吧？”我说没有。他又问：“你总帮他改过一两篇吧？”我说没有。他又问：“总改过一两笔吧？”我说没有。他又问：“总看过吧？”我说没有。那人拍掌一笑，据理反问“这就怪了。既然没有看过，你怎么又知道他在写《口诛笔伐》大字报呢？”他向前跨两步，指点着我的脸，说：“你们院子里，有人，我不说是哪个，恐怕你都晓得，亲眼看见你的婆娘，就是到余柏奎家里去过，还拿着纸，她手里！”

　　我相信这件事很严重。6701纵队弄我来斗，就是为了这件事。我那位上过朝鲜战场，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转业回故乡教过中学，写大字报提意见当了右派，受尽折磨终于摘帽的老侄儿，他真不该去给红工造反兵团当笔杆子。四个月前，有人夜半来抓他，还鸣枪两响示警，弄他去某处一顿黑打，打得五痨七伤，就是为了他写的大字报刺痛了一些歪人。其实他执笔的《口诛笔伐》专栏，据他十年以后告诉我说，都是本着《人民日报》《红旗》的社论精神和宣传口径写的。我虽没有看过，却能想象出他的那些大字报一定很左，一定是典型的文革腔。那些歪人不是东西，欺软怕硬。要揪，他们就该去揪姚文元和姚文元以上，不该死死揪住一个无权无势的摘帽右派不放。“二月镇反”坐了监狱以后，本镇的造反派头头们内部分裂，一分为二。一部分人铁了心，要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继续造反，不想回头。他们是一伙糊涂的杀手。另一部分人学了乖，既要继续造反，以便捞取一官半职，又要讨好实权在握的所谓保守派，以便将来再发生反复时不会吃亏。他们是一伙精明的市侩。6701纵队头头们属于后一部分人。他们要倾轧前一部分人，便从软处下刀，整余柏奎。可是余柏奎毕竟摘了帽，享有公民权利。要整他，不如从更软处下刀，先整我。余家大院内有一位医生，也是造反派战士，他在“二月镇反”中还同余柏奎夫妇以及同院的另一对造反派夫妇一起逃过难，躲避过尖刀团可能的迫害。现在这位医生却去向6701纵队的头头告了密，说我和余柏奎通过双方的妻子有秘密的联系。头头曾医生听信了这位医生的告密，便弄我到联合诊所内室来斗，要我交代。如果余柏奎的大字报专栏真有我参与其中，对他们说来，那就太好了。我相信这件事很严重，所以竭力辩解，力求说明真相。我深怕这件事到头来既污了我的清白，又害了我的老侄儿。

　　他们误认为我是在狡辩，态度又傲，说话又聱，所以群情愤愤，众口汹汹。红鼻子跳上来扇我一耳光，陈大嘴巴冲上来扭住我打。他自幼当木匠，臂粗拳大，打得我叫：“我还有，唉哟，一家人，唉哟，要吃饭呀！打成伤残，唉哟，拉不动锯，唉哟，我咋办呀！你咋兴这样打，唉哟，陈师傅！”另一些人跑来，拉的拉，挡的挡，将他劝住。会开不下去了，不了了之。

　　我走出联合诊所，看看天色尚早，便回社内解料。联手罗师傅还在等我呢。

　　陈大嘴巴从土地改革那一年起，一直当民兵，打人打惯了。他曾胁追一个地主女人同他睡觉，后来做了他的妻子。文革一来，他就很少摸过活路，成天在外面闹革命，多次吃社里的补助。他的工房常常是锁着的。他文化低，所以粗暴，这我能理解，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人上面最爱。至于那个红鼻子，我后来才知道姓傅。他是江湖郎中出身，在联合诊所当医生。因为医术太瘟，病家多不找他。他每月诊桌上的进款还不够发他自己的工资。好在所内有两位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医生，一是朱中医（后来救过我的命），一是余牙科，医术都很精，进款特高而工资特低，足以分润养活红鼻子之流的庸医，而红鼻子之所以闹革命特别热心，也就好理解了。

　　何洁发现我左脸青一块，有指痕，第二天便跑到联合诊所去找6701纵队的头头曾医生说理。曾医生说他当时不在场，又说以后也没法保证不打，因为下面的人他管不了。何洁同他顶撞，红鼻子便跑来骂何洁是“残渣余孽”。何洁回骂：“解放那年我才七岁。谁是残渣余孽，我和你？”红鼻子大怒，威胁说：“弄你到丁字口去辩论！”何洁说：“好！马上去！”便要拉他同去。那天是本镇赶场的日子，看热闹的乡民围在联合诊所门前，遮断半边街道。何洁痛哭，骂红鼻子。两位不认识的农民大嫂扶她走开，悄悄劝说：“你咋惹得起他们！他们要整你的男人呀！”

　　当时何洁妊娠七月，挺着大腹。是夜鲲鲲在她腹中躁动。小拳头顶肚皮成一个可笑的凸包。他倒急着要到人间来了。他哪里知道呢，人间已有许多拳头正在等他来挨，只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大右派”。

　19．鬼迷了心窍

　　何洁被迫退出北街缝纫社以后，常在家中给顾客踩缝衣物，挣一点零钱补贴家用。青白江区大同公社光明八队有个顾客陈婶婶，认识何洁后，对何洁极好，为何洁拉一些新顾客来。陈婶婶的丈夫也是解匠，姓吴，见过一面。吴解匠是在成都市郊干活，计件工资标准比金堂县城厢镇定的标准高得多。松杉一类正料，我们这里解一丈四角五分，他们那里解一丈八角。本来地区差额是不会这样大的，只因为我们这里要抽解匠的管理费供镇政府的开支，所以我们的工资很低。而我，由于常常被弄去批斗，审问，开会，办学习班，做义务劳动等等，误工也就特别多，工资当然也就比别的解匠更低了。经济困窘，加上政治压迫，弄得人穷志短，很少想到国家和人民，也很少想到自己的未来。志短了，一遇刺激便容易抑郁。在联合诊所门前哭街以后，何洁的神态忽忽若有所失。同她谈话，她总是眼睛望着我，又似乎不是在望着我，而是在眺望我背后很远很远的地平线。一天黄昏，她在室内寻寻觅觅。我问她找什么，她不答。找到一束竹绳，她拿着出门去。片刻，我听见屋背后厕所那里有响动，便出门去。

　　半年以前，我和母亲就分家了。每次抄家，殃及池鱼，祸延老母，这个情况迫使我们非分家不可。母亲搬入厨房以后，我将房间通向厨房的门钉死，断绝交通。我和何洁在房间内炊，吃，睡，坐。我另开一扇原有的板门向着院墙。门前有一小方空地，其间有幺弟手植的枇杷一株，我手植的女贞一株，母亲奉第三段居委会之命手植的桑树十八株（居委会每年养三次蚕）。

　　我听见屋背后有响动，便出门沿屋壁绕行到那里去。在厕所的蹲坑旁，在一株荫蔽屋后的构树下，何洁站在一张凳上，正在把竹绳向屋檐下的横枋抛去。刚才我听见的响动就是她抛绳的声音。

　　我好像明白了她正在做什么。我也懵了，没有半分惊讶，没有半声呼叫，更没有跳上前去抱她下来。我呆呆地站在她背后，看她向上抛竹绳，一次又一次。啊，如果像小说中编的那样，或者像舞台上演的那样，此时夫妻相抱，丈夫流泪，妻子大哭，丈夫说：“亲爱的，你不能走那条路！”妻子哭够了，丈夫告诉她某书某段斥责自杀行为乃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还念给她听。她听了，恍然大悟，然后自责，丈夫又爱抚她，最后夫妻共同宣誓：“我们要坚决活下去！”如果真是这样，写入找的这篇回忆录，那该多么感人，而且富有教育意义。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我不能编小说，虽然编小说不能算是骗人。

　　我拍拍她，递一只手去。她回头看看我，似乎不认识。我小声说：“我们回去。”她用冰凉的手捏住我的手，从凳上跨下来。我放开她的手，提着凳子，拖着一条长竹绳，跟着她走回去。

　　她在床沿坐下，盯着地板，似乎要把地板盯穿。我坐在马架椅上，把竹绳收成一束，缠了又放，放了又缠。

　　夫妻沉默许久，互相不看一眼。

　　“我头疼。”她说。

　　“你睡吧。”我说。

　　这时候距天黑尚早，不宜就寝，何况晚饭还没吃呢。她面壁卧下，很快入睡。我揭开蜂窝煤，备炊晚饭。饭熟，叫醒她。她好像饿极了，忙忙慌慌地吃。吃完，拿起菜刀便出门去。从她那灵动的眼神，我看得出来她现在清醒了，不再是黄昏时候的梦游神态。我也清醒了，想起她抛绳的情形，感到可怕。只是她现在拿菜刀出门，我不再感到可怕了。

　　我一边吃饭一边听她砍树的刀声。

　　吃完晚饭，我在门口坐下，看她砍门前的桑树。树身只有酒杯口大，铮铮铮十几刀便倒一株。我说歇一歇，她不理睬我。她挥臂猛砍，好像杀敌一般。我认为这是她发泄郁愤的最好的方法，不制止她，让她砍个痛快。

　　天擦黑时，十八株桑树被她砍光了。

　　“好了。该休息了。”我笑着说。

　　她不，她叫我把小凳拿给她坐。她要把每一株已砍倒的桑树一一剔掉枝丫。我说这样太费事了，明天再剔。她说非在今夜剔完不可，并且不让我帮她剔。

　　剔完，夜已深了，她便睡了。

　　第二天早晨，她看见门前昨夜的一场大屠杀，不相信刽子手是她本人。“我有那么大的力气？”她困惑地问我。她想不起自己昨夜屠桑时是何模样，只感到现在臂膀酸疼，周身无力。

　　“你看，我们门前亮了！”她惊喜地说。

　　“原先被桑树遮了光线嘛。”我说。

　　我忽然想起从前读《搜神记》，其中的某一篇有一句云：“桑，丧也。”又想起甲骨文的桑字和丧字根本就是同一个字——中间画枝丫，周围画许多叶片。繁体的丧字有两个口，这两个口便是残留的一对叶片，而其余的部分便是枝丫。啊，桑，丧也，砍得好！砍去死丧，引来太阳，门前亮堂堂！

　　堂妹余勋锦的母亲，我称她是大婶，走来看见了，也说砍得好。她已年老，不免迷信。她引用“门前不栽桑，屋后不栽构”的迷信话，证明该砍。

　　我们屋后就有一株构树，真巧！

　　奈何它已太粗，不好砍了。何洁常摘构叶拭擦洗脸盆和痰孟，它也并非无用。每年秋季，构果红熟，总有一群红嘴相思鸟来啄食啾啾唱鸣，给鲲鲲带来惊喜。不过这已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当时他还蜷缩在屠桑者的腹中挥舞小拳头呢。记得有一次何洁袒腹，叫她姐姐的女儿虹虹来捉小弟弟的小拳头。虹虹一把捉住了，大声喊我：“姨爹，来看！”我跑进屋去。她又叫道：“缩回去了，小狡猾！”

　　此后，何洁一直不好意思再提到抛竹绳挂横枋的旧事。她说：“当时我真糊涂。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想去死。会不会是鬼迷了心窍？”

　　我不信有鬼神。我知道，她是患了癔病，亦即歇斯底里（hysteria）。病因不是门前的桑树和屋后的构树，而是经济的困窘和政治的压迫，但我不愿向她点醒。就让她，也让我自己，对居住环境保持着几分敬畏的神秘感吧，相信那些桑啊构啊都具鬼性，且能迷惑我们的心智，作祟于我们吧。朦朦胧胧，似乎万物有灵，生活在其中亦有乐趣，当社会环境是那般冷酷绝情的时候。

20．儿子来得不是时候

　　吾乡迷信者说：“七月半，鬼乱窜。”。

　　小鬼余鲲就是在1967年阴历七月半那天早晨窜到人间来的。不是时候！

　　何洁仰躺床褥，满脸痛汗，不再呻吟，放松冰凉的小手，也不再紧抓住我的手了。民间接生婆徐大娘向我道喜，说生个“做活路的”而不是“煮饭的”。我看腕表，8点40分，这时候听见巷口电杆上的大喇叭正在哇哇叫，本镇有线广播站一个严厉的女声高诵《毛主席语录》。就有那样巧，正是这一段：“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当夜这个“做活路的”居然大扯其噗鼾，使我与何洁惊愕相视，忍不住笑。“这小子长大了恐怕又是个打梦脚的。”我说。

　　坐蓐三旬，何洁只吃过一只鸡，四十个蛋，此后多年，听别的女人说坐月吃了几十只鸡，几百个蛋，我就惭愧。何洁不说这些。可是后来同我吵架时，她就要说了，而且哭着说，说得我再不敢气焰嚣张，只好挂免战牌。

　　鲲鲲襁褓中吃米羹，兼吃何洁奶。何洁营养可怜，奶泉只有涓涓滴滴。牛奶啦奶粉啦买不起，她就遵照某贫妇的传经，每夜剥两角钱的生花生米，慢慢细嚼。第二天果然泉涌汨汨，就像诗人灵感滔滔一般，让那小鬼嘬了个饱。那时吾乡物价很低，又逢挖花生的季节，两角钱可以买一大包呢。倏忽秋去冬来，造反派揪何洁到居民段去批斗。何洁背负婴儿，站在革命群众中间，挨骂受辱。一气之下，奶泉断流，一涓一滴也难乎为继了。于是鲲鲲四个月便断奶，坐在竹椅轿内，一天三顿净吃蒸红薯。半岁，红薯之外，又添米饭抓吃。没有梗死呛死，也是幸运。营养严重不良，一岁多了还站不稳，跨步即跌。再大一些，何洁就顾不上鲲鲲了，每日在家领看同巷曾绪容的婴儿冬冬。曾绪容在大东街金城食堂当招待员，是何洁最好的女朋友。我们都叫她小名满满。她叫何洁为姐，叫我为九哥，经常给我家端一大瓷盅肉菜来，并不忘记塞给鲲鲲一个馒头。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喊她一声“主人家”，喊冬冬一声“小买主”。她却从来不以保姆看待何洁，虽然月月她都按时给了工钱。金城食堂经理多次提醒她不要和何洁好，她才不管那一套呢。经理也拿她没办法，她家庭出身好，本人又无文化，能把她怎样呢！七年后，何洁蒙冤被浦，满满仍然经常来我家，看看有什么困难，给以帮助；摸摸鲲鲲的头，给一点吃的；问问何洁狱中近况，两眼噙泪而去。满满拖着冬冬，丈夫不幸去世，一个人工资低，生活并不宽裕。后来再组家庭，拖一大群孩子，更困难了。就是这样，鲲鲲每次跑去找她，都能捞到一些口福。

　　家中常吃泡菜，所以鲲鲲蛔虫严重。八岁那年夏天，蛔虫纠结，堵塞肠内，造成严重肠梗阻。无钱送医院，只好在家中拖延着。剧痛四天四夜，痛得绕桌跑圈，抱着肚子大哭大叫：“我害癌症了！我快要死了！”日不能食，只喝醋水、盐水、糖水，已呈危象。夜不能睡，由我通宵伏卧，拱起背脊向上顶着他的肚子，这样稍可减痛。历四日而缓解，屙出蛔虫七十八条，满一瓦钵。幼年他吃得太差了，常常害病，每逢自我感觉不良，他就走来说，“爸，碰碰头。”用他的额头抵紧我的额头。我若说：“不发侥。”他就又跑出去玩耍，我若说：“发烧了。”他就去找我的堂妹夫向迪琦要药吃。向迪琦在医院工作，家中常备药品。

　　鲲鲲小时候没有耍过用钱买来的儿童玩具。他的玩具全是我钉包装木箱时抽空暇给他做的。还记得的有：木刀二，木剑二，弓箭一，弩箭一，秤一，木制手枪一，木制汽车二，竹蜻蜓若干，纸？？弋鸟？？若干，木制弹射滑翔机一，木制装有滚珠轴承的滑车三——其中一辆性能特佳，有手扶的类似自行车龙头的方向操纵杆，有前轮和后轮各一，都是用滚珠轴承代替的。鲲鲲左脚踏车板上，右脚蹬地。一蹬地可滑行两三丈远。不停地蹬地便可飞驰大街。车速可跟上自行车，而又极省力，且穿行在人丛中比自行车更灵活。车身小巧，从后面望去，只见他的背影飘滑在大街上如溜冰一般，而看不见车身。重量很轻，不想滑了，他便放在肩上扛回家。运动后期，“黑五类”夜学变回到运动前的“黑四类”夜学，我放闲了。晚饭后若不须赶夜工，我便领他去北街长长的一段缓坡路面滑个痛快。这辆滑车引起过许多孩子的羡慕，堪称杰作。为制作它，我曾思索三夜，为之心醉神迷。

　　制刀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最初是制木刀，纯属儿童玩具，做给鲲鲲玩的。后来是制钢小刀。磨擦钢锉于大砂轮，砂成毛胚。再磨擦毛胚于小砂轮，砂出刀型。然后用手工在磨刀石上慢慢细磨，磨出锋锷。最后放入灶膛，烧成白热耀眼，急投冷水淬火。再细磨，磨出闪闪寒光，便成。这也是做给鲲鲲玩的。钢小刀接连制出三柄后，我自己也入迷了，便精心用大板锉制出一柄真正的匕首，长七寸，一戳便可杀人致死！夜间睡觉，我放匕首在枕头下面，骗鲲鲲说：“有人想暗杀我！”待他睡熟了，我便从枕头下面抽出匕首，摩挲玩弄，幻想出许多惊险故事来。这把匕首一直被我珍藏到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一丝一毫杀人之意，好玩罢了。

　　鲲鲲爱玩蟋蟀，可以说是受了我的影响。运动后期，右派分子不再参加夜学，年年秋季，我都带他在小园捕蟋蟀。门前小园，本无遮拦，何洁斩尽桑树以后，只是一片空地而已，说不上什么园。后来何洁利用这片空地栽菜，成了菜圃。后来不栽菜了，何洁栽花，我便栽竹栽树。我用石方砌成一带矮墙，同外面的庭院隔断，这片空地便成为小园了。园中孟夏草长，初秋便有蟋蟀叫了。夜深，我们照油灯捕蟋蟀，捕来养在瓦罐罐里。后半夜睡醒来，听它们的多部轮唱，有趣之至。四人帮时代结束后，我们养了几只鸡，小园的蟋蟀就很少了。秋夜只有一两只偷唱，听来好凄凉。下面是鲲鲲的一篇日记。我当初给他修改过。改好了，才叫他誊上本本的。

　　［1978年8月22日］现在有一只蟋蟀正在我们的园子里唱歌。亡唱的是秋天的歌。我坐在书桌前，能够清楚地听见这个歌。它似乎正在告诉我们：“天气渐渐地凉了！你们应该注意自己的健康，不要得感冒！”从前那几年的秋天，园子里有许多蟋蟀，在夜里举行音乐会，为什么现在只有一个呢？因为我们养了鸡，鸡是昆虫的敌人。

21．给女儿编课本

　　小女余蝉一直跟着外婆郑雪华。1969年，外婆到湾丘五七干校，蝉蝉也跟着去。外婆在那里要劳动，照料她有困难，我们便接她回老家来。全家四口挤在一张床上睡。蝉蝉的睡态又不老实，常常把我蹬得惊叫喊，她多次梦见新尿罐，结果总是梦中来尿。湿了床，何洁赶快和我起来收拾。蝉蝉白天玩累了，夜间睡得沉沉不醒，我若忘记后半夜叫醒她下床小便，她就要梦见新尿罐。记得有一夜叫醒她以后，我太困乏，等不到她爬上床，我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何洁踢醒我，问：“蝉蝉在你那一头吗？”我摸一摸，没有。想起她下床去小便过，怕是坐在尿罐上睡着了，我便唤她，何洁也唤。终于听见她含糊的回应，在床底下！她在床底下的刨花堆中睡得好香！

　　1971年春，我给蝉蝉编课本。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我用当天我家发生的琐碎事情，择其对儿童说来有兴趣者，编写一课，交给蝉蝉，叫她午后念读，读熟以后，照看抄写练字。每天我编一课，日积月累就成册了。第一册是《蝉蝉三字书》。第二册是《蝉蝉五字书》。两册书多少含有一些日记性质，从中可以窥见一点我们的家庭生活。摘录一些课文如下：

　　［2月15日］姐蝉蝉，弟鲲鲲，爸和妈，共四人。小家庭。［2月16日］外婆好，寄来钱，还有糖，溜溜圆，蜜蜜甜。［2月18日］吃泡菜，俭省钱。味道淡，添点盐。一大坛。［2月22日］蜂窝煤，眼眼多。请妈妈，煎馍馍。“油要多！”［2月23日］弯弯月，锯锯镰。我问你：“好久圆，照人间？”［2月25日］烂字纸，没人要。打开看，五斤票。蝉蝉笑。［2月27日］燕燕飞，草草绿。妈妈走，鲲不哭。我守屋。［3月5日］樱桃花，满树白。花花谢，果果结，红颜色。［3月13日］红桃花，到我家。树上开，瓶中插。像妈妈。［3月14日］妈妈病，流血多。没得钱，买补药，肿了脚。［3月16日］我读书。妈栽菜。鲲理发，马桶盖，头上戴。［4月3日］蝉蝉望樱桃。鲲鲲望批杷。爸爸门前望，天天望妈妈。［4月5日］清明天气好，鲲去幼儿园。横牛要不成，鼻子穿眼眼。［4月6日］鲲鲲小娃娃，逮个大青蛙。“快些放了我！我要找妈妈！”［4月8日］爸爸手脚笨，弄烂温水瓶。应该挨顿打，写他上本本。［4月15日］爸爸害了病，说话没精神，手足软绵绵，脑壳昏沉沉。［4月19日］爸爸挨一针，打的屁股墩。今后发个狠，永远不害瘟！［4月25日］小小小麻雀，一飞飞出窠。妈妈飞来找，又哭又唱歌。［4月26日］爸爸去成钢，电火照胸腔。结果没问题，赶快穿衣裳。［4月29日］虼蚤跳进屋，闻到六六六，吓得惊叫唤：“有人在放毒！”［5月6日］黄狗好伤心，颈上捆绳绳，五个小鸡儿，看到吃不成。［5月7日］尼姑么师父，样子像叔叔。听她说句话，原来是姆姆。

　　这些记实的顺口溜，蝉蝉照抄练字，便有邻家小孩走来围看，一边念一边笑。这些课文有情有趣，不像他们在小学校读的那些课文，死板枯燥。他们看了，回去告诉父母。这样就传到了居委会何主任耳朵里，再从他嘴巴里流出来，便成了“阶级敌人同我们争夺下一代”的新动向，赶快报告上峰。

　　何洁常常唱歌自娱，同时给儿女听，当然是关着门悄悄唱，她爱唱陕北的《蓝花花》和印度的《拉兹之歌》《丽达之歌》，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宝贝》。儿女听熟了，都跟着她唱。她还爱领儿女唱北欧某国的一支儿歌。歌名已忘，只记得反复叠唱“好大的西北风呀吹在树林里”和一句“我们看见野猴和狐狸”。我听了就觉得置身雪野，寒风透骨，好荒凉，这世界！

　　何洁还唱传统川剧。《评雪》《归舟》《秋江》《长生殿》《三祭江》《三娘教子》这些只有我听，儿女不听。儿女要看有表演的。我和儿女坐在床上，看何洁演《窦驼子回门》。她佝偻看背脊，跛脚走路，边走边唱。鲲鲲乐得拍掌笑。蝉蝉尿都笑出来了。

　　22．两关派出所

　　还得退回到1968年去。这年春季，本镇革委会成立后，揪人斗人，到了高潮。一天黄昏，年轻木匠唐娃到家中来领我去揪斗。何洁向他求情，请他招呼不要打我。唐娃人好，从来不欺侮谁。他安慰何洁，说不会打我。我跟着他去了，在镇革委大门旁边，红工06纵队队部门外等着。会场内闹哄哄，所谓镇办福利事业各社的职工挤在里面。我当然是第一个被揪斗的。小李木匠举臂高呼：“现在！把特大号右派分子流沙河！揪出来！”门外两人各抓我的一臂，一下把我拖入会场，朝着毛主席像下面一推。我打一个踉跄，跌跪在地。然后给我挂黑牌于胸前，开始斗我。所谓斗，无非是要我站在长凳上把已经交代过多次的1957年《草木篇》反党啦之类的旧事再重复一遍罢了。一夜过关之后，第二夜起，我便在毛主席像下面坐着，看别人一个个被挂黑牌揪斗。斗毕，便来挨着我坐。我旁边坐的人逐夜增加，愈来愈多。包括我在内的这些挂黑牌者大有“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之概，渐渐心安理得。倒是那些坐在下面的革命职工一个个提心吊胆，盯着小李木匠（他不时觑看手中的名单），深怕他举臂一呼把他们自己呼出来。最妙的是我的大弟，两年来他不断密告我，到头来他也被小李木匠举臂一呼：“把地主家庭的孝子贤孙！余勋鉴！揪出来！”每夜散会，这些揪斗人员从颈脖上取了黑牌，挟在腋下，鼠窜而归。下次开会，还得夹来，自己挂上颈脖。黑牌上的字样就是小李木匠举臂的那一呼。黑牌有大有小，因人而走。我的最大，字样分行如诗：“特大号／右派分子／流沙河／余勋坦。”流沙河三个字大如人头。福利事业系统有二三十人被揪斗挂黑牌，编入揪斗人员学习班，每夜聚集在木器家具社内会场学习。

　　揪斗人员两次被押上街，挂着黑牌，恭立在高凳上，向赶场的往来行人交代所谓罪行。我站在大小东街拐角处示众。有几个青白江区的工人要我把《草木篇》交代出来。五首小诗，我背诵了两首。他们掏出笔记本，要我一字一句交代清楚，他们记录原文，包括标点符号。第二天有一群四川化工厂的青年工人骑车赶来，各携带笔记本，都是来记录《草木篇》的。后来上面就不要我示众交代了。

　　此后不久，本镇卷入武装攻打中江县的“继匪”即保守派继光兵团的内战。同巷一位小青年对我说：“这是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战争。那边有国民党的上校指挥作战。”这位小青年很天真，他同许多造反派战士一样，听信了这类无耻谣言。这次战役，本镇武装部队？？曰升？？尸两具而归。

　　1969年暮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被关入派出所内。在镇革委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陈道清负责审我。他冷笑着，引用《增广韵文》之句：“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善化不足，恶化有余。”要我接受善化，不要铁了心；铁了心的结果将是被烧成灰烬。可我不知道他究竟要我交代什么。他连续四昼三夜不许我睡觉，叫我写交代，第四夜缓解了，叫我在派出所庭院内左边一个房间睡觉。上床脱袜，双脚已肿亮了。第五天深夜，同院的傅四先生被派来接我回家。当时关在那里，何洁给我送饭，送洗脸水，送烘笼，送香烟。回家不久，上面又把我隔离在木器家具社内月余，住在我结婚前住过的那间黑暗潮湿的土屋。某夜，我在那里听见街上放爆竹敲锣鼓庆贺党的九大。九大以后，隔离的禁令逐渐放松了，我又搬回家去。何洁告诉我，某日给我送饭，途经邻院楼下走廊，楼上的工人射尿淋她的头发和饭篮。人心被左家庄染黑了。夫妻相对无言，欲悲无泪。

　　二十周年国庆前夕，省公安厅一行四人，三男一女，驱吉普车，插警司三角小红旗，从成都驰来本镇派出所，他们先找何洁去审，然后从社内叫我去。两位公安人员坐在室内等我，此时何洁还在另一室内，尚未审毕。我心情报平静，因为他们都是专业人员，不像本镇的造反派那样毛手毛脚。

　　眇一眼的那位叫我坐下，逼脸看找，状权凌厉。我也同样逼脸看他，觉得他这一套精神战术全是形而上学。我死死盯住他的印堂穴，甚至做出很恨他的假象。五分钟后，他缓颊了，说：“你还不像邱原那样反动。”我也缓颊，收回了假仇恨。

　　“你知道邱原现在怎样了？”他问。

　　我说知道。前些日子何洁从邱原的妻那里已经知道邱原被捕。这位眇一眼的要我交代同邱原的关系。另一位伏案作记录。自信光明磊落，我便如实谈了文革前同邱原的友谊交往。十二年来，我与邱兄见面七次，没有什么不敢见人的事。审毕，我在口供记录上面郑重签字。我指出他误书“吟啸茶园”为“银笑茶园”——我与邱兄路遇，在此饮茶。遥远了，那是1959年的旧事了。

　　我与何洁一路回家吃午饭。他们有意让我们互相对一对口供，所以一个钟头以后又派人来家中叫我去派出所。我被关入后院右边的房间内，有人拿来纸笔，镇上的白头发向主任要我写交代。我把已记录的口供从语言变成文字，反正无聊，当写回忆录一样，共写出二万五千字。写完，又无聊了，便侦察另一张空床下的弃物。好呀，一本红皮的党的八大文件！1956年，作为机关干部学习文件，我读过这本书。现在被他们弃若敝屣了，这本书。什么党的方针路线，说推翻就推翻，一个人说了算。

　　向主任来谈话，暗示要我交代有关邱原拟叛逃方面的情况。我不相信邱兄策划什么叛逃。但我总算顿悟了，原来他们从成都赶来是为了追索这个。我那两万五千字显然不合他们的胃口。我对向主任说：“我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他也不迫逼我。我不再写交代。我在心头写诗。定稿在脑子里，怕出去就忘了，我用我发明的缩语偷写在香烟盒纸背面，藏入衣袋。其中就有十三年后发表出来的《故园九咏》的几首。

　　日长无聊，听隔墙民家的锅碗声和说话声，仰望一角天宇，忧从中来。这样关下去，我用什么钱去买米呢！何洁带着孩子来看我，幸获允许。我问她这些日子靠什么生活，为什么送来的饭菜有肉食。她告诉我说，缝纫机卖了。

　　派出所关了大约二十天，深夜11点来人通知我立即回家。卷被盖时，我把空床底下的那一本八大文件也偷偷卷走了。我给自己壮胆，说：“不是我偷，是他们不要！”

　　走在街上，觉得眼前一切都很新鲜，似乎我已经关了很久很久了。回到人间，我很快活。何况向主任白天已经通知我，说隔离交代期间每日给我生活补助一元，这就更快活了。我真希望今后同公安机关多多打交道。我不怕公安，我只怕那两派和那两派的杂交种——革委会！他们把我，把所有“黑五类”，叫去修路，一修两月，分文不给！做不完的义务劳动，月月不下三日！他们不知道“黑五类”也是人，而人是要吃饭的！

　　走入余家大院，家家已入梦了。走入庭院，透过竹笆看见窗下厨房内一灯荧荧，何洁正在为我备夜饭。她在白天就被通知说我今夜要放回家了。

　　我把那本八大文件珍藏着。我对何洁说，“让后人知道，从前的中国共产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第二天去上班。岳社长说，这里没有我做的了，叫我去砖瓦社做砖。谁都知道，做砖比锯木更苦。我不敢有一个字的抗议，逆来顺受惯了。回家同何洁商量。何洁说：“做砖吧，我和你一起去做。”于是我去东门城墙废墟余家湾处，向砖瓦社张人秀社长报到。经过小学校背后，想起二十六年前我是这一家小学校的毕业班的优秀生。我和别的同学曾经在当时的城墙上，现在的双脚履践之处，打棋子牌赌钱。现在我还望得见毕业班教室的屋盖。如果让我进教室去，我还指得出我的座位所在。我记得曾老师讲国文课和钟老师画地图。人生是云，时间是风。啊，都吹散了。

　　23。做了砖又锯木

　　我与何洁做砖两月。我踩砖泥，她拌砖坯。时近腊月，寒气侵人。我用光脚在稀泥中反复蹂躏，踩块泥成糍泥，其冷可知。糍泥踩好，我用鍬堆垒成泥塔。所谓拌砖坯，就是从泥塔上割取一坨糍泥，在石板上搓揉成团，然后双手高高捧起，猛用力向下投入木制砖盒，刮平上面，取开砖盒，一个砖坯便做成了。拌砖坯的这个拌字，不是搅拌的拌，而是我在前面说的“猛用力向下投”。何洁小手细嫩，撒炭渣垫坯底，割泥，搓泥，拌泥，不到几天就？？俊皮？？裂了。使人吃惊的是做出一个砖坯工值只有五厘钱，也就是说，要做出二百个砖坯才能挣到一元钱。工值太低，只因为砖瓦社和木器家具社一样，也属镇办福利事业，镇政府要抽取管理费。福呀利呀乃是对镇政府而言，与劳动者无关，我们夫妻体力单薄，手艺生疏，两人劳累一日，共做出砖坯三百个，得工钱一元五角。还不要下雨才行，因为这里是露天的场地。

　　同做砖者都属本镇社会最下层，对我们夫妻都很好，不时给予指导。

　　砰砰的拌砖声送走了多灾多难的六十年代。做砖两月，渐渐摸上路了。命运突然转折，我家又被赶上山去。人还没走，户口已迁。1970年1月1日起，我们失去城镇居民身份，就连做砖也没有资格了。我们失业，在家坐待流徙。何时通知，何时就得搬家，到九十公里外的高山中去。那里只产红薯和玉米。这时候我开始教两岁零四个月的余鲲识字。他最早接触的是“高山有玉米”这五个字。

　　坐待通知期间，没有分文收入。何洁把家中的旧衣物拿到街旁地摊托人代卖。我抽经济牌香咽，每包七分。拖到三月下旬，得到通知：我们这一家又不上山下乡了，仍做城镇居民，这得感谢四川省文联人事科长，今已作古的李彬。金堂县革委提醒城厢镇革委说：“流沙河是省文联遣送回原籍的，你们得去征求省文联的同意。”镇革委叫人去征求同意。李彬不同意。她说：“流沙河已经从大城市下到镇上了，不能再下。”镇革委拧不过，只好把我家的户口迁回来。李彬一句话救了我全家。人就应该这样，还有权时，多做好事。

　　我又回到社内解锯木料。我的联手不再是罗师傅，而是张师傅了，他也一字不识，年龄也比我大，只是性格一点也不像罗师傅那样和气。他古怪得要命，可以拉一天锯不说一句话。说起话来又冷又硬。动辄鼓起眼睛恨人，大吼大叫。解匠老陈曾经同他联手，深尝其苦。老陈之言曰：“全世界死得只剩他和我两个人了，我是女的，情愿人类绝种，也不嫁给他！”他是个老鳏夫，从未有婚姻史。性格古怪，也许原因在此。他也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一派啦那一派啦他都不沾。他对我很粗暴，但也并非出于政治歧视，只能说他涵养太差罢了。他对别的人也没有好脸色。我同他吵过架，不止两三次。他也向岳社长控告我，但他不想给我上纲到“阶级报复”“仇视革命群众”。他只是震着嗓子顿着脚，向岳社长忽然大吼一声：“岳头儿！他要×我妈呀！”便没有多余的巧言了。此外，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敢同掌墨的黄老师大吵大闹（罗师傅是不敢的）。如果黄老师待我们不公平，尽给些骨头叫我们啃，他就要去找他闹架。事涉我俩共同的饭碗，我怎能一刀切，责备他爱吵架呢。

　　张师傅有一回害痢疾，无人照料，我去侍候过他。他住在余家湾一个很偏僻的角落。他只有一间小室，有门无窗。吃、睡、屙、炊都在一室之内，能不生病？他的居住条件竟比我的还差！跨入他的小室，便有奇臭熏人。他躺在床上呻吟，无力回答我的问安。枕边放半碗水，苍蝇在碗沿爬。他已病了三天，脱水严重，致使颧骨高突，眼眶低陷。他同邻居关系又不好，都得罪完了，谁也不埋他。他不也劳动了一生吗！我心中好难受，想哭。可是一看见他那阴冷的表情，我就不好自作多情。我扶他上一辆架架车，拉他到医院去。医生说他病危，立即让他住入病房，输液抢救。我侍候他两个白天，没有听见他说一个谢字。他有一位师娘，也是女友，住在乡下。那女人是他已故师父的遗孀，有儿女一大群，要钱就来找他，病危就不来了。

　　我同张师傅联手近两年，没有一件趣事可供回忆。我一边拉锯一边瞟眼看廊柱上的日影——这是我的日晷。我在廊柱上用粉笔划出一些横线，恰似钟面的刻度盘。午后日影缘柱升爬，爬过那些横线。抬头瞟眼，我就能准确地说出现在是几点几刻了，我同联手无话可谈，所以盼望日影快爬。

　　我给女儿编《三字书》《五字书》的那段时期，就是在同张师傅联手。那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成强弩之未，两关派出所，挂黑牌，流徙，部成旧梦，正好拼命干活。下班回家，也有闲情侍弄小园，栽花栽竹，喂鹅喂鸭，同儿女游戏了。门口石砌洗衣台前，何洁栽的曼陀罗和美人蕉也开花了，白白红红耀眼，向我家报平安。也就是这年的秋天，我听到林彪丧命的新闻，好痛快哟！左家庄终于闹内乱了！可是第二年又批他的“右”。这拙劣的玩艺儿叫人目笑。后来又说“黑五类”是林彪的社会基础，这就更加叫人齿冷。也是顽习难改，我又继续写已中断的日记了。

　　1972年读了某文豪抬李白揍杜甫的文章后，我给何剑熏写了一封信骂这篇文章。何教授回赠我两首七律。我抄入日记本，烧掉他的原稿。日记本上，我还写了三四首诗，其一便是这年9月13日写的《周年祭》，祭惨死在狱中的邱兄的。十年后这首诗被收入《流沙河诗集》出版，改题为《M的周年祭》。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上面又来抄我的家。日记本抄去了。1979年金堂县公安局发还我日记本若干册，唯独这一册至今不还我，当时上面拿着这一册日记本整我，兼整何教授。省文史馆那年正想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一见这两首七律，便不摘了。殃及池鱼，对不起何教授。拿着我那首《周年祭》整我，乃是误会。上面看见那首诗是1972年9月13日写的，便说这是我在给林彪写祭文。上面的上面读得仔细些，看见那首诗明明有“画画谋生”“娇妻改嫁”之句，就不相信祭林彪的说法。事情传到省文联去，有人说得活灵活现。事涉我的清白，不得不辩如上。

　　24．不能拖死在一路

　　同张师傅联手两年，又同老陈联手。老陈年龄也比我大，但有文化，见多识广，为人正直，且对我极好。他原是城厢中学职员，六十年代初期被人诖误，戴上反革命帽子，弄到木器家具社来解锯木料。木匠白脸鸡负责监管他，对他很苛刻。有一次老陈被白脸鸡羞辱打骂，忍无可忍，愤然自卫反击，一拳打白脸鸡一个踉跄。他是想横了的，存心去坐班房。殊不知白脸鸡欺软怕硬，反而去派出所报告，说老陈改造得满不错。不久以后，老陈就摘帽了。白脸鸡也打过我。我气力小，体质弱，又乏少林之术，无法搬用老陈的宝贵经验。老陈同我联手，多所关照。他又很爱说笑，所以我们十分快活。可惜好景不长，1973年春，他去圆盘锯上解板子，我去做包装木箱，便分手了。

　　包装木箱是给本镇的四川钢锉厂做的，用于包装钢锉。木箱规格多种，有大箱有小箱还有扁箱。一只木箱，大的要钉一百六十多颗钉子，小的也要钉一百二十多颗。我钉木箱非常认真，绝不偷工减料，质量比别人的好。我的木箱送到厂方，一贯免检。钢锉厂负责收验木箱的人姓张名国靖，原是上海的一个小业主。我们背后叫他“英国人”，因为他身躯挺直，鼻尖微钩，办事又很认真。“英国人”后来指定由我一人包揽做箱。同拉大锯相比，做包装木箱松活多了。解圆盘锯的老陈负责供应我每日所需的木板子，从不让我停工待料。遗憾的是钢锉厂用不了那么多木箱，“英国人”多次来叫停做。这样就使我月月半失业，生活日趋困苦。1974年秋，曾有二十天我家只用去四元多钱，其俭省可知矣，一连三年，拖欠房租。我家常靠借贷度日，顿顿只吃泡菜。营养极差，我与何洁多次大病。蝉蝉较好，她早已回成都投外婆去了。鲲鲲在家，虽入小学，但也无法专心读书，因为他要帮我做包装木箱的档头。他也月月害病，不是感冒，就是腹痛。

　　生活这样困苦，祸源就在我头上的这顶帽子。何洁1974年在温江县找到临时工作，还出差去上海，顺便看望巴金伯伯，受他之托，回成都时又看望了沙汀伯伯。可是后来临时工作又出脱了，原因多半是她的丈夫是个“大右派”。后来又到外地两个县川剧团糊口，可是都搞不长。当官的一旦知悉她的丈夫是我，便将她婉拒了。“夫妻总不能拖死在一路吧！”有一天我说。于是我们商商量量做了一件当时看来似乎很聪明，后来使我们悔恨不已的蠢事——决定离婚。这个决定是在1974年6月下旬做出的。何洁说：“将来日子稍微好点，我们就团圆吧。”于是我和她一路去找镇革委，又去找城厢区人民法庭。得到的有声回答是“这类事不属我们管”，无声回答是“你们在演戏”。我替何洁写一份离婚申请书底稿，由她抄誊另纸，并由她单独出面，于1974年7月6日去找城厢区革委，递交上去。上面回答：“等我们了解一下，研究一下。”既然要闹离婚，就不能住在一起，何洁当天下午回成都娘家去。当时我家只有十三元钱，而我又在病中。我只给她三元做来回的车费。我要哭，又忍住了。何洁忍不住，伤心哭了。我送她出房门，她在庭院角的花椒树旁站着阴哭很久，擦干泪水后，才低头急走了。

　　在成都等了一个月后，何洁回家，又单独去找区革委。上面回答：“这是个特殊问题，我们作不了主。你还是去找区法庭吧。”听得出来这是推口话。住了两天，她只好又走了。

　　就这祥，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了，半年内约五次，无任何能离脱的迹象。是年12月，何洁又回来。我们又商量，说得烦了，吵起架来。这半年内，我几乎每月病一场。社内来通知，有箱箱钉了，我便抱病去做。做不了几天，又完了，只好回来。何洁住在娘家，也不愉快，常和岳母吵架。她便去投她姐姐，给姐姐带娃娃。

　　跨入1975年，我们商量决定，婚还得离。是年2月28日何洁去赵镇找金堂县革委，仍然不得要领。她是在这前一天从成都回来的，住同巷满满家。夜深人静后，她悄悄走回家来看我。夫妻抱头小声痫哭，因为前途看不见半点光阴，鲲鲲早已睡熟。我听见他在说梦话：“I work！”（我做工）“Cake！”（糕饼）“Sweet potato！”（红薯）何洁不愿叫醒他，只轻轻亲他。亲了又哭，哭了又亲。她没有钱，这次深夜回家，只给鲲鲲带了三个冷馒头。她上次托满满给我带来十元，我一直舍不得用掉，这时候摸出来退给她。她哭着责备我不该这样和她生分。她说她只要一元便够明晨乘车去县上。结果是平半分，退她五元，我留五元。结婚以来，我们也多次吵过架，但没有一次是为了钱。她从破书柜里找了几件换洗的衣裳，便到满满家去了。第二天上午，鲲鲲听同院的小孩说昨夜妈妈回来过，他便回屋侦察。发现地上丢了许多烟蒂，他知道我是不丢烟蒂的，我总是存着烟蒂，剥出烟丝，用来吸竹水烟袋，所以他认定妈妈昨夜回来了。我说：“我昨晚上睡不着，抽了许多烟。”他才罢了，中午吃馒头，我说：“这是满满孃孃给你的。”他毕竟是小孩，容易被骗。他不知道昨夜妈妈为他流了那么多泪水。是年6月1日我们还在商量离婚，决定变换方式进行。于是我写一份离婚申请书，由我单独出面去找派出所。上面又推了，说这不该他们管。我们闹离婚闹了一个对年，就这样毫无半点能离脱的希望。何洁烦躁地说。“算了算了。还是拖死在一路吧。”25。　国难来了又去了

　　经过夫妻别离，经过半失业，经过疾病，经过日记本上长长的债务清单，经过司马迁《史记》的两读，我跨入难忘的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我正在拼命钉箱，1月9日那天我做出三十只包装木箱，挣来整整三元。一月份我破记录，挣来五十一元五角。要多挣几个钱准备买过年货，我撬开室内的地板，挖出从室外窜入的药瓜根六十多斤，送到药材站，卖了七元多，为了不让全家拖死，惭愧啊惭愧，我已无暇留心国家大事。直到本镇四家工厂职工群众为周总理开追悼大会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他们静默无哗列队走向公园，被他们深沉的悲哀所感染时，我才想起国难当头，从而萌发自责之意。可是我能为祖国做什么事情呢，我是右派！

　　不久，住在我家窗口对面的那一对造反派夫妇，为了他们栽的一株价值一分钱的桉树苗被别人折断了，两次打我。第一次是其夫姓李的扇我两个耳光。第二次是其妇姓赵的揪住我的衣领打我。这两次我都是一手未还。其妇打了我，又去打九岁的鲲鲲。打了，她还投大石入厨房，砸破我家水缸。别以为这都是十家院坝里的无聊纠纷，都是莽夫泼妇的逞凶耍横，可以海量涵之。不，这里面有政治——周恩来死了，邓小平霉了，造反派要翻起来了，其夫夺过手而又失去了的东街印刷厂的大印，其妇夺过手而又失去了的西街糖果厂的大印，可能都要重新夺回手了，所以他和她的气焰就高张起来，敢于出手打我了。他们这样打我，促使我改变了想法：“现在是国难家灾两当头。”

　　又不久，在报上读到天安门事件，我又挨到一顿触及灵魂的打，比触及皮肉的打更凶狠。4月8日之夜，那一对造反派夫妇把他们家中的收音机调到极限音量，向庭院其余的四家人示威似地高声传送邓小平被撤职的决定。我至今仍不忘其夫的鼓掌声和鸱鸮夜啼一般的哈哈怪笑声，这促使我再一次改变想法：“还是国难当头！”

　　我不能说那时候我憎恨四人帮。那时候我尚未听说过四人帮三个字，从何恨起。我只能说，我恨文革，从开始我就恨。我恨文革，也包括恨文苍的两派。一想起我在故乡亲眼看见的那两派如何争宠，如何标榜只有他们自己这派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嫡系真传，我就感到肉廊。一想起那两派如何整我，整善良的百姓，整正派的官员，整他们自己这一派的对立面派，我就感到血热。我恨义革，顺理成章地我爱民主、自由、法制，我爱真正的社会主义。我恨文革的两派，顺理成章地我爱那些被文革的两派所共同切齿的所共同迫害的所有的好人。

　　鸱鸮夜啼之后的第六日，沈序福来家中看我，他是做小工出身，在困境中自学成才的英语教师，二十多岁，我叫他Teacher沈，他在成都工作，有老家在城厢镇南门外乡间。过去他来我家，我总向他请教英语。这次他来看我，告诉我天安门事件真相，使我激动不已。从他口中，我获悉北京的大学生要求清算左倾错误，从1957年清算起。这一段话，也许是考虑到“墙有耳”吧，Teacher沈是用英语对我讲的。from nineteen fifty seven（“从1957”）这一句他重复说了两次，面带笑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没有任何人，除了我的妻子，对我讲过这样的话。真是“好言一句三冬暖”啊！到那时为止，我已被孤立整整二十年，成了井底之蛙，我不了解天有多大，云有多美，我不了解中华民族复兴希望之所在的那些年轻人，包括我面前的沈老师。现在我开始了解了。“国难当头也不可怕！”我想。

　　这一天沈老师亲眼看见那个造反派女人怎样打鲲鲲。沈老师站在房间门口，质问那个女人。我把沈老师劝住了。我怕那个女人去告沈老师“和大右派勾结”，将不利于没有背景的沈老师。

　　五个月后，毛主席逝世时，我也正在拼命钉箱。当天下午4点，社内的大喇叭播送讣告。我暂停手中的钉锤，侧耳倾听。听毕，只有一个想法：“他从此失去改正错误的可能性了，永远地。”

　　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到本镇引起普遍喜悦，以情理推测之，该有些人惊慑忧愤，不过我没看见。10月26日晚上，本镇各单位职工，手持竹筒，灌煤油点燃，高举火炬游行，欢庆四凶落网。鲲鲲去看热闹，岳社长牵着他，带他跟着游行。我为此很感激岳社长。

　　“继续批邓”作为第一章，历史翻开“华国锋时代”。　1976年底，我已听到一个现代民间传说。说邓伯伯来成都游杜甫草堂，被游人发现，报以掌声。邓伯伯含笑挥手答谢说：“继续批邓，继续批邓。”这个传说富有我蜀人的幽默感。我听了没有笑，却差点哭起来，当然不是悲哀。

26．闹地震

　　不要感叹人间的不公平。文革十年，毕竟公平过一次，那就是闹地震。地震风声一紧，本镇全民皆闹。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后，8月6日闻说成都已经闹得如沸如羹，我们这里岂能不闹。官员和百姓，专政者和被专政者，“红五类”和“黑五类”，造反派和保守派，所谓左派和所谓右派，从这天起，全部心慌意乱，坐不住了。这不是挺公平吗？

　　迄至8月6日这夭，我已失业半月（七月份我的工资只有二十二元五角），日日在家为鲲鲲编英语课本。黄昏时候，总是带着鲲鲲和堂妹余勋绵的两个儿子——旭旭和阳阳，去西门外罗家碾河边水浅处，教他们游泳。就是8月6日这天黄昏，我都还带他们去游了。看来我好像还能稳得起。可是到了晚上，想起这天黄昏在河边看见的一具死尸，便从水淹死联想到房屋震塌压死，从别人的死联想到自己的死，就再也稳不起了。这天晚上写日记，我埋怨“洁也不回来看看”我和儿子。“如果一旦不幸来临，也算彼此见了最后一面。”这时候才想起我家尚未采取防震措施，这样下去恐怕不行。我对鲲鲲说：“睡觉警醒些！一有响动，赶快往床底下滚！”他说：“房子垮下来打坏我们的家具，那才可惜哟！”儿童的想法确实可笑，他以为房屋震塌只打家具不打人。难怪他这几天一说起闹地震就很兴奋，惊险有趣嘛。

　　第二天看见余柏奎老侄率其子女和段老师从住房内搬床到大院坝中间来了。余家大院内还有几家人也在往大院坝中间搬。我总觉得睡在院坝中间就像在办展览，有些不雅，所以不愿意往这里搬。这天晚上，我在床底下放一张塑料布，以便在必要时滚进去。捏着鼻子哄眼睛，也算采取了防震措施。

　　又过几天，在连续失业二十日之后，又有包装木箱做了，我赶快去上班。这天是8月11日。我在木器家具社后院从前拉大锯架马处，挥动钉锤，乒啉乓咙，在我的工作台上钉起箱来。埋头做了许久，才注意到后院的几间木工房的人都逃走了，只有旁院做棺材的彭师傅还在。他衔着叶子烟袋走来，笑嘻嘻地说：“嗨！你也是个要钱不要命的！”原来地震风声这几天更紧了。镇革委早已通知所有居民（这又是平等的）：12日、17日、21日这三天有可能发生地震。我何尝不知道有危险，可是人要吃饭呀。我问：“彭师傅，你为啥不去躲？”他稀开牙巴一笑，满不在乎地说：“活着有个×意思。打死算×。”六年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过是病死而不是打死。

　　第二天就是12日，我仍然去上班，但把鲲鲲留在家中。父子俩分开，总能活一个出来，不会死在一起，这天深夜，写日记如下。

　　整日钉箱。

　　晚上到处空气紧张。许多人在逃了。隔墙楼上的工人宿舍似已逃空，家家窗口墨黑。他们都在坝子里搭棚睡。他们的命比我们的命值价些。钢锉厂的上海人已有逃回上海去了的。

　　对面住的恶邻造反派夫妇平时盛气凌人，此时全家惊惶失措，大喊大叫，跑进跑出。

　　更可笑者同院某胖婆竟将锅碗之类全搬到院坝中间地上放着。又抬方桌到院坝中间，全家五口钻入桌子下面，挤在一起端坐，如儿童扮姑姑筵然。大凡此类怕死之辈都甚愚昧，平日心肠不好，整人害人，所以现在怕老天爷惩罚他们。他们迷信因果报应，所以万分惊惶，如恶邻夫妇之所表现者。

　　风声紧急，我本也该惊惶一下。可是看见他们如此惊惶，便决意不要惊惶了。

　　传说唐山死去百分之八十。我们这里将来不知怎样。但愿少一些。最好大难化小，小难化无，平安无事，一场虚惊。一想到一片瓦砾场，满街倒房塌屋，到处闻到尸臭，便今人心悸。何况人愈穷，死亡的可能性愈大。所以还是不震为好。

　　13日我照旧整日钉箱。这天晚上仍然空气紧张。同院邻居几乎每家都捆好了被盖卷，备好了干粮，只等本镇西街瞭望台上的警报器一拉响，便要出门逃命去也。据堂弟余勋钺回家来说，此次震级可能很高。又说，凡预报了的后来都震了。可见情况严重，不可小看。听他这样一说，我倒希望快些震了，免得提心吊胆，神经紧张得难受。

　　14日钉箱。青白江区四川化工厂某车间的一个阀门爆炸，引起惊恐。人们误以为地震发生了，纷纷往城厢镇逃命。青白江区立即发了警报，于是更多的人逃命，造成跌伤踏伤。

　　15日钉箱。空气稍缓和。后院木工房又有人干活了。16日钉箱。白天也在平静中度过。晚上我在堂妹厨房背后小天井闲坐纳凉，听她谈北京有一位地震学女专家姓梅的到成都来监测地震……刚刚谈到这里，一句话尚未完，忽然听见天井三面的木结构老式房屋嘎嘎咋咋响声大作，似乎房屋有生命了，活了，一瞬间剧烈咳嗽了。我当时躺在马架椅上，感到身体微微一荡，同时听见房屋剧烈咳嗽，但尚未想到这是地震，几秒钟后，又听见隔墙的邻院传来一片混乱的呼喊声，才想到这是地震。想到这是地震，地震已经成为过去。所以地震都属回忆，谁也不可能当面告诉我：“你看地正在震！”当我双脚探入塑料拖鞋，从马架椅上撑起来，叫一声“地震了”的时候，地已经不震了。地不震了，我才感到情况危急，开始恐惧，开始逃命。坐在我对面的堂妹也从竹椅上站起来，和我同逃。可笑的是我们都往厨房内逃，进而逃入房间，好像地震是从天空掉下来的，躲入屋内，我们便安全了。其实我们当时应该留在天井，坐着不动。如果接连再震，露天处总比屋盖下安全。逃入房间，乃是自寻死路！（lz）

　　我的鲲鲲，堂妹的旭旭和阳阳，都跟着我们一窝蜂逃入房间。堂妹夫向大哥在房间内指挥应变。他家防震措施也是往床底下滚。床底下早已垫好被褥准备着，收拾得很精致。大婶爬入床下。外面圆门旁的陈婆婆也来寄居，提着包袱，爬入床下，同大婶分享安全。阳阳也爬进去，还在笑呢。向大哥叫阳阳缩头入内，不要伸出。因为，向大哥指着前床枋说：“这里容易断。断了压下来，正好压在你脑壳上！”

　　我带着鲲鲲往家中跑去。我们穿了衣裳，换了鞋子，提着几天前已装好了的帆布包，锁了门，往外逃。此时已是夜深10点半了。

　　跑过大院坝，见这里好热闹。整个余家大院数十户人家都麇聚在此了。叫声唤声，一片嘈杂。大院坝中间肯定是安全的，哪怕四面房屋合围塌下，也打不着。非中间地带就很难说了。我带着鲲鲲跑出大院，穿过槐树街，往西街跑。槐树街其实是一条小巷。巷口有一座砖砌的门洞，门额石刻槐树街三个字。门洞左右两边，承受重量的砖柱，原已被人拆去不少砖块，显得摇摇欲坠。我怕门洞顶部因再震而坍塌，便牵鲲鲲试着试着一下冲出门洞。结果没事。说来好笑，到我写这篇回忆录时，将近十年又过去了，那危险的门洞依旧健在。

　　冲出门洞便是西街，向右便可以逃出西门城。所谓西门城早已不存在，仅仅作为地名保留在居民的口头上罢了。这一段西街两旁的居民都逃到开阔处躲地震去了。我一边跑一边想：“等我回来时，这两旁的房屋还在吗？”

　　跑到城外水沟边的开阔地带，我和鲲鲲临水而坐，坐以观变。黑暗中一些居民还在不停地跑出城来，有抱被褥的，有背小孩的，有提包包的。向西望去，看见青白江区的方向正在发射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还隐隐听见零星的枪声四起，这是乡间的警报信号。本镇的警报器在地震发生时就已拉响，现在还呜呜的缭绕在夜空中，如泣如诉，鲲鲲坐不住，跑来跑去看热闹，觉得新鲜有趣。我却回忆起小时候，也像鲲鲲这样大吧，夜间跑警报躲避日本飞机空袭，那情景和现在差不多。

　　临水坐到半夜过了，提包内的馒头也吃了，不见再震。这时候，跑出城的居民又纷纷回去了，我们也回家去，进了余家大院，大院坝挤满了。我们去依傍老侄余柏奎。鲲鲲在一张竹椅上睡了。我在矮凳上枯坐，坐到天亮。

　　此时已是17日。更多的人搬到大院坝来住。我懒，未搬。夜晚鲲鲲在这里同老侄的小女挤一床睡。我在这里坐到半夜，估计不会再震，便回家去睡了。

　　此后一连四日大雨。大院坝积水如池塘，床群密集成水中小岛。大婶和陈婆婆都住在床岛上。向大哥背负她们来回渡水。这般怪异景象为我平生所未见。

　　我这五天照旧去做木箱。街上几乎关门闭户，一片萧条景色。地震前的所谓阶级斗争——追查各地曾经响应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终于被闹地震闹散场了。从此以后，松松垮垮，人心涣散，谁要想搞运动整人，再也不那么容易了。

　　8月22日晨近6点，我被地球妈妈猛烈摇醒，听见房屋又是一阵嘎嘎咋咋大响。我拖起鲲鲲滚入床底下，吓得发呆。随即听见大院那边一片惊诧的喊妈喊爸的童声。惊魂甫定，才想起这次比16日夜间那次厉害得多。天大亮后，看见再无动静，我们便爬出来，转移到堂妹那边去。我家所居和她家所居虽然同在一乘屋盖之下，但是我家这边山墙孤绝，没有别的房屋拉扯，不如她家那边牢固。大婶和陈婆婆前两日已从大院坝床岛上迁回室内床底下了。陈婆婆是摘帽地主，一贯奉公守法，逃命仍然不忘随身带着选民证和户口簿和购粮册以及摘帽证明书。她一个人独居，所以一切贵重物品全部纳入一口大提包内，放在床下。此外，她为人细心，电筒、火柴、手纸、牙刷、牙膏、针线、糕饼等等，也都随身带着。

　　此后还小震一次，发警报两次。直到8月29日，本镇仍处在警戒状态。那天是星期日，本镇赶场之期。怕地震造成市面混乱，四门都有民兵守卫，阻止农民入城赶场。

　　闹地震闹完了整个八月份。本月做工十九日，失业十日，躲地震两日。领工资二十七元，偿债十二元。尚余十五元，将用这点钱支撑九月份。

　　跨入九月份，不再闹地震。本镇全民皆闹的公平的日子遂告结束。看来又该搞运动了。

27．家灾踵至

　　圆盘锯可不是走马灯，虽然都在旋转。走马灯你想看就看，不想看就掉开脸。圆盘锯一开动，你就得不停地给锯口喂木料，而且必须全神贯注地喂。稍有不慎，便要出事，我从前的联手，那位可爱的罗师傅，就是由于偶一失慎，到头来吃了圆盘锯的大苦头，被飞旋的锯齿啮掉四根手指和半截手掌，致残终身。这是我离开那里五年以后的事了。

　　1977年2月14日下午我正在圆盘锯的工作台上喂木板，把原板裁锯成箱板。我是带病上班的，额烧，头晕。想到明天是腊月二十八，我家团年之期，囊中钱少，不知如何是好。忧从中来，未能做到全神贯注，不慎将右手中指喂去。那家伙还算客气，只啮掉中指尖的背面，连根啃去指甲，便一弹弹开了。当时不觉得痛，还笑。夜晚才痛起来。此后夜夜痛得难以入睡。中指既伤，整整一个月不能握钉锤做包装木箱，我家生活更困窘了。我以为四人帮下台了，我家就会好起来了。哪知竟是这样！

　　还有更恼人的事呢。上海《文汇报》一篇文章批姚文元，说他支持《草木篇》。原来两年前《诗刊》准备复刊，姚文元批示曰：“我们不怕出《草木篇》！”明明是一句战斗口号嘛，怎么会是“支持”我呢？

　　我想起了，1958年我这一类人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1959年变成美蒋匪帮在大陆的代理人。六十年代前期反修，又变成帝修反的代理人。文革开始，变成“党内走资派”复辟的社会基础。林彪丧命黄沙以后，才发现原来是林彪“克己复礼”的社会基础。后来又挂到了孔老二的帐上。批《水浒》时，批邓时，我这一类人又被叫去投靠了新主子四人帮。四人帮下台了，终于最后查清，什么都不是，只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罢了。既然如此，姚文元“支持”我，也就不足怪了。

　　家灾接踵而至。1977年3月25日何洁被关入城厢镇派出所。鲲鲲每日给她送饭。4月22日晨他送饭归来，说：“爸，他们要把妈妈押走！”放下盛碗筷的提篮，他又跑去派出所。进大门后，他看见民兵正在捆绑何洁。他要上前去把钱粮交给何洁，别人不准。何洁被捆押着带出派出所，向东门方向走去。鲲鲲跟着走，走到大小东街拐角处，确信何洁是押送到县上去了，他才含泪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捕人之举不但是全县规模的，而且是全省规模的，全国规模的。一次运动捕人之多，超过四人帮时代。

　　白日埋头做箱，不想什么。黑夜为忧伤所煎熬，我便译书遣愁，有友人赠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一册，且弄来译译吧。每夜译出一段，翌日即被堂妹索去阅读。于是夜夜必译，历四十夜而译完全书。想不到五年后还能出版，成为我归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书译完了，《史记》三读完了，还得找些事情来混混，于是每夜继续编英语课本，默抄唐诗宋词，用以教鲲鲲。后来又教堂妹的小儿阳阳和老侄的小儿建章夜学英语。1977年秋冬之交，堂妹家中灯下，夜夜书声琅琅。堂妹之母大婶感叹说：“这才像个读书人家了！”这时已不再禁止百姓家读书求学，显然是一大进步。还有呢，窗口对面那一对恶邻造反派夫妇也不再打骂我了。

　　我仍旧处在半失业状态。钢锉厂的产品质量低劣，锉具卖不出去，包装锉具的木箱自然也不需要那么多。我常常失业，原因在这里。若是让我放手做箱，像1977年8月份那样，半天我也不肯休息，结果挣来五十五元五角。从1966年到1978年在木器家具社的十三年中，这是我的最高月纪录了。可惜只有那样一次。八月份以后又一蹶不振。总是这样，钉着钉着，钢锉厂的绰号“英国人”的张国靖走来了，直摆手说：“别做啦，老余。”他知道我家很困窘。可是他的库存木箱已够多了，只得叫我停做。我总是一笑凄然，二话不说，锁了工具，去圆盘锯工作台旁和老陈讲笑话，偶尔发发牢骚。老陈总是低声说：“有困难，开声腔。”我几乎月月都要向他借钱，少则两元，多则五元。有一次我同他正在发牢骚，叹人间的不公平，掌墨的黄老师走来听见，从旁插嘴。他读过很多线装书，总爱旁征博引。这一次他引来明代某文人的感叹：“诗书误我！我误妻儿！”我听了这句话，恰如雪水浇头，仿佛眼帘忽卷，瞥见一群可怜的清白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到今，排成长龙，低头走向地狱。

　　妻在囹圄之中！

　　儿在校园之外！

28．怪事一丛

　　［御赐马褂］本镇传说我是“皇犯”。还说我有御赐马褂，背绣“大右派”字样。有人悄悄走来问我，可否给他看看。

　　［鲁迅照片］抄家拿走玻璃板下照片，说是照的家父抱着婴年的我。我不忘父仇，照片是铁证。不知那是鲁迅与周海婴。照片一隅有鲁迅手书“五十与一”。家父清癯，貌似先生，事出有因焉。

　　［用狗头撞领袖］国庆二十周年近矣。某日，我与历史反革命六人奉命搬移一幅毛主席像。像高一丈五尺，斜凭高墙，刚画好的，须移到院中去。六人面向领袖，提抬像框底边。我遂自告奋勇，独立像后，撑抬像框横梁。移到院中，风吹像斜。我思保卫有责，急用贱头死死顶住。终因力弱，顶不住了，像乃从我头上压将下来，轰然仆倒在地。惊魂未定，头颅已洞穿领袖胸部矣！我从像面爬出。想到已入现行反革命罪，额沁冷汗。是夜批斗，红工06纵队小头头罗某控诉我说：“他用他的狗头去撞伟大领袖的胸部！”此事轰动全镇，幸有镇党总支书记沈全彬为我旁证，上面才未追查下去。沈总支书当时在现场帮着抬，目睹经过情形。批斗三夜，总算过关。国庆前夕，这幅毛主席像经多人努力得以升悬于东街丁字口。路过其下，仰视背面，犹见三尺缝合痕迹，令我心悸。

　　［壁钉误］本镇地主某媪黏贴宝像于壁。见纸不平，旋用掌抚压之。壁有旧钉，遂透领袖右目而出。媪眼瞀，未察也。红卫兵发现，说她妄图钉瞎领袖，弄去批斗。

　　［哪一个hei字］第三居民段地主媪王清松，有子姓肖，共产党员，某中学校长也。王媪既摘帽，尤热心于学习。第三居委会主任领读《毛主席语录》，始读“领导我们事业的hei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句。王媪有疑，急插问曰：“哪一个hei字啊？”遂犯罪矣，重新戴帽。四川土音，核黑二字混为一读。发音相同，故有是误。王媪被批斗后，其子亦被红卫兵以“走资派”罪批斗。其间有无株连，则非我所知矣。

　　［反反动派］中医朱明致，书法家也，悬壶本镇联合诊所。奉命恭写最高指示于诊厅壁。横书大字，自左向右，两行。第一行写“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八字。第二行写“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八字。诊厅人来人往，凡三日无一人看出多一“反”字，怪哉！朱中医自己发现后，惶悚请罪。他戴有历史反革命帽子，招来一顿狠批猛斗，自不待言。

　　［算命瞎子］盲翁某被县上评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送来本镇表演唱读《语录》，能唱通本。我在北街剧场听他唱读“老三篇”，声调咿咿呜呜，全似曲艺。后知其为乡间算命瞎子，暂时改业而已。

　　［打鸡血针］抽雄鸡血，注入人体，谓可强身。打鸡血针风行，乡间尤盛。邻居某医生说，此乃死囚所献秘方，李井泉验之有疗效。又说，李竟敢秘其方，不献给毛主席，足见其心叵测。

　　［疯妇夺印］本镇革委会成立，沈全彬当第一把手，捧大印，率班子，游行庆祝。鞭炮锣鼓，热闹非常，疯妇易学明拦街夺印而逃，被民兵拿获。民兵以挑粪桶挂其颈项，罚她街口示众。予路过，亲见之。易大姐对予家很好，时有泡菜肉食见赠，看似不疯。予妻何洁被揪斗，易大姐为之不平，愤骂会场而出。一日，易大姐来予家陪何洁踩缝衣物，忽停手中针线，倾听巷口广播。听毕，低头暗笑，笑得双肩抖动。何洁问她笑啥。她答：“取些怪名字，莽东西（汪东兴）没得（吴德）！”予在侧，亲闻之。［天上掉下来的］县上某官员文革中作报告，照读别人代拟之稿，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全场暗惊。他翻到下一页，再读曰：“吗？”全场暗笑。妹夫徐德勋，在县上工作，语予如此。

　　［揪出连长］本镇运输队职工米崇德文革中被揪斗。造反派追查他在国民党军队当连长的罪恶历史。后查明，确实当过连长，不过是解放军的。

　　［丧命于挨黑打］何青云，木器家具社木匠也，自造反风起，便锁了工房，不见人影。常年在外为某造反组织跑腿，不顾妻儿每日油盐柴米从何而来。真所谓舍家室以闹革命，一迷何深！其人油黑肉脸，肥身短腿，步走急促。某夜捉人，竟敢鸣枪示警。捆人打人，无所忌惮。予因忆旧社会本镇有李老五、李老七，皆袍哥舵爷之狗腿，为乡人所切齿者，解放后己双双啵嘣，不料复见之于今日，且为数增十倍，岂止一何青云！天道循环，是那？非那？何青云结仇既多，终遭毒手。某日黄昏，自外地归，途经北官山，为仇家所伺。一顿黑打，五脏俱伤。爬归其家，病卧不起。未几而呜呼矣。

　　何死后，予见其孀妻弱子哭诉于岳社长以求抚恤，状甚可悯。乱世无法，冤冤相报便是法也。

　　［刀旋肛门］两派打人，皆出毒手，亦伯仲之间耳。尖刀团一头头何某，忘其名，人呼何待诏，理发师也。“二月镇反”被否定后，造反派再崛起，尖刀团遂倒霉，何师亦被对方“触及皮肉”甚苦。同派战友，悲愤难泄，乃以门板抬何师走前头，示威游行。时予在南门溪边堆木场上解料，停锯观之。联手罗师傅说：“他的屁眼被人用刀旋了！”予惶悚而惧，觉肛门被割痛，遂不敢再看。后听人说，实无其事，毒打则有之。且谓尖刀团故作此宣传，不知是否。

　　［八十三］一少女被人呼为八十三，予甚异之。后听人说，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以所谓保皇罪扣留她。放后，她指控对方一伙皆有侮辱她之意图。保守派欲搞臭造反派，便宣传说，对方一伙皆侮辱她。造反派亦厉害，贴大字报回驳说，当时己方一伙共有八十三人（男性），彼一少女岂能承受八十三人之侮辱耶！此番争辩，引起吾乡人士低级趣味，遂背后呼她为八十三。某日埋头拉锯，联手罗师傅说：“快看，那就是八十三！”予视其人，身材中等，相貌平常，穿着朴素。尚未字人而竟被此恶名，殊为不平，愈恨双方宣传手段之无耻。凡左必假，此话倒是真的！

　　［造反成孀妇］妇某，本镇供销社经营站女工也，有夫在成都工作，假日返镇，回家团聚。一般夫妇团聚，《易》有“饮食衎衎”之乐，《诗》有“言笑晏晏”之欢，最宜共享天伦，少谈政治。岂料此夫此妇因观点对立而引起辩论。夫乃产业军观点，要保。妇乃八二六观点，要造。方进餐时，由辩论而吵嚷，而詈骂，而斗殴。妇颇悍，以手中饭碗掷之，伤夫脸颊，流血。历七日，夫死于破伤风，妇遂孀焉。

　　［短期烈士］中江县，中国人民志愿军黄继光烈士之桑梓也。县内两派武装冲突，保派继光兵团打垮造派东方红战团，独霸全县，实行血腥报复。造派残余战士逃出县境，投靠金堂县之造派，且效申包胥之哭秦庭，乞师反攻继光兵团。金堂县之造派，包括本镇之造派，因有上峰某人支持，遂组成武装部队，逾越县境，远征“继匪”，决意“解放中江”。本镇武装战士不熟实战，远征受挫，舁尸两具而归。死者被尊称为烈士，追悼祭奠，葬之公园，以便游人瞻仰英魂。岂料灯转走马，不数年而造派散，烈士称号亦取消焉。于是掘墓曝尸，两具骸骨共盛一棺，由“黑五类分子”八人抬往北官山改葬。时予方解料于北官山附近粮食仓库，停锯往观。遥见棺木朽黑，渐闻尸臭传来，不敢近前。因念当时战死者今卧朽棺中之一蔡长远，乃砖瓦社烧窑工，曾在抬工队抬电杆于北郊外。予亦在，故认识。其人身材魁梧，脸微肿而色青黑，干活甚勤。犹记彼坐路旁，用竹篾为抬杠扭套圈，旋扭旋说笑话。死者无罪，罪在文革。虚名几年烈士，实乃一场骗局，骗两个枉死鬼而已。

　　［捉拿资本主义］北街茶旅杜经理李国源，公务余暇，独往集市捉拿资本主义。查获一农叟正在卖花生，便要押走。农叟提花生袋逃跑，李追之。农叟逃出北门，李仍穷追不舍，一路高呼：“前面抓住！资本主义！投机倒把！”奈何路上行人觉悟不高，竟无协助者。李稍胖，气喘咻咻。追之不及，而农叟愈逃愈远矣。适见一货三轮从后驰来，李呼停车。车停，李上。嘱蹬车人快速追之。追及，李厉声吼：“站住，老头儿！”农叟顽固不听，仍向前跑。货三轮超农叟而前驰已数丈，李回头向农叟大笑哈哈。随即背朝行车方向，飞身跳下。触地而仆，不再醒来。送入医院，急救无效，以脑震荡死亡。李国源经理系共产党员，思想正统，工作努力。多次只身捉获小偷扒手，为公安部门所倚重焉。文革初期，遭本镇红卫兵批斗，诬他开茶馆为牛鬼蛇神提供阵地，又诬他开旅馆暗杀外地来住宿之红卫兵两名。自身既挨左捧矣，又用左捧打他人。为此牺牲，光荣何在？半袋花生也是资本主义，怪哉！

　　［诽谤县革委］运输社黄邦藻，“戴帽右派”也，日日拉架架车，吃苦耐劳，被人呼为日本马。文革中期，全家被赶下乡。黄兄老实，埋头务农，绝不过问世事，亦不读书看报。某年春荒，窖藏红薯八百斤悉被盗，濒临断炊。虽已侦知盗者是谁，仍不敢去索回。诉之公社，公社不理。乃写信向金堂县革委告状，哀求代为催促盗者速退红薯。信封写明“金堂县派革委收”。不久，黄兄被公社召去批斗。罪在诽谤县革委为“县派革委”，有信封为罪证。黄兄恐惧，乃如实交代说：“有一天进城去，偷看大字报一眼。看见大标题有‘打倒金堂县派革委’字样，我便以为改了名称，所以信封上也多写一个派字。现在才晓得这是诽谤犯罪了。”黄兄毕业四川大学法律系，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任县法院秘书。公社官员认定他是有意诽谤，狠斗三日，不退红薯。

　　［宣传毛泽东思想］大院邻居沈某，人呼为沈猪儿，在成都邮电局当工人。嗜酒，常醉。一字不识而觉悟甚高。假日回家，胸佩毛主席像章大大小小多枚，背负收音机，调最大音量，昂首阔步本镇大街。人有问之者，答曰：“宣传毛泽东思想！”某日醉后，与邻人吵架，大呼：“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予亲见之。

　　［一人战团］大院邻居某医生，不苟言笑。独自一人宣布成立一个战团。自制战旗一杆，上有团名，伸双臂紧握之，目不料视，步行七里回家，状极严肃。

　　［老红军卖药］老红军曾麻子，长征路上背过朱德。1957年3月朱德来金堂县赵镇访旧踪，曾麻子拦路拜谒。县委拟授以闲职，高薪养老。曾麻子不受，唯乞得一纸免税证，卖药乡镇间，兼行医。本不识字，医术甚庸，无可道者。不过治治跌打损伤、腰酸背疼，类似旧社会地摊卖打药之所为而已。常来本镇赶场，借商店铺板五六个与长凳两条，摆药摊于街边。药摊三面围悬病家所赠锦旗多幅。所卖者多系中成药及自觅之草药。曾麻子坐其间，恰然自得，逢人便笑。治病取值低廉，农夫农妇多往求之。其人瘦缩，面黑貌丑，垂垂老矣。见予至，频点头，若相识焉。收摊后便喝酒，醉颜酡红，多说低级趣话。明晨，提药囊又赴别镇赶场去矣。吾县所辖地面甚广，无处不有曾麻子之行踪。文革中两派皆有人拉彼加入革命组织，悉被拒。盖亦乱世之隐者欤？

　　［南京梦］予做砖两月，认识叶永臣。其人胖且笨，衣裳褴褛，唯帽常新。问其故，答曰：“冠居头上，不可不整。”曾任职员于国民党金堂县政府。解放后被判刑，劳改新疆多年。刑满放回本镇，鳏独且老，又无一技之长，故安置在砖瓦社做杂工。常对人回忆旧事，自称抗日战争初期曾侍候邓小平两月于贵州某地。人亦未知其确实否。文革以前，写信寄邓小平求助。内有句云：“曾与凤凰同林，皆是俊鸟。”信投邮箱，即被截获，交派出所。于是挨一顿刮，遭众人笑，不敢再写。文革初期，听砖工杜世元（戴帽坏分子）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成立南京政府了。毛主席写《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篇文章骂他们两个。你从前侍候过邓小平，为啥不去投靠他呀！”叶永臣信以为真，便与杜世元密商去南京投靠一事，并计划路费六十元如何凑足。杜说：“你老兄这一去，至少可以当个专员。我跟着你，当个县长，给你贴起。”叶说可以。又说当了专员便要结婚，青头姑娘不行，二婚嫂也可以。两人放肆幻想，好不快活。杜世元为人“穷斯滥矣”，多次诈骗财物，屡教不改。后托造反派某代为翻案，不承认坏分子帽子。事败，被捕。供出投靠南京之梦，牵连叶永臣。叶被捉时，伏匿砖瓦社破屋内篾筛下，战栗不已。时值全国刮批邓风，叶永臣遂被重判无期徒刑。1984年落实政策放回本镇，月给生活补助。社会既安定矣，南京梦亦醒焉。

　　［张姑娘］女姓张，失其名，与予同巷。解放初期，学扭秧歌，结识驻军营长何某，私心爱之。何营长率驻军离去后，张女渴念不已，遂疯。后嫁菜蔬社陈大爷，人犹以张姑娘呼之。头插鲜花，脸抹白粉，身着彩衣，日日守西街口电杆下。自云：“等何营长。”有军人过，必跟踪细察之。人叫她唱，便唱：“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此旧歌也。旋唱旋扭，了无羞色。年四十矣，犹作少女打扮，等何营长。人有欺之者指点何洁说：“她的哥哥就是何营长！”便跟踪何洁，来我家守候。何洁赠以红缎花鞋，当场穿上。小声问何洁曰：“他还好吗？”1966年底，本镇沈、王两负责人被造反派“褫衣”罢官，张姑娘在场看。人有吓之者说：“张姑娘，快回去！老干部都打倒了！”遂匿家中，不复等何营长于电杆下矣。

　　［旧军官之可笑］老漆匠黄鼎伯，戴帽历史反革命，旧军官也，与予同在木器家具社觅食。少时去成都学漆匠，后当警察站街。因路面正翻修，禁止车辆通行，便命令一官员下车徒步。此官员乃市警察局长。黄鼎伯忠于职守，获上峰嘉奖。当警察毕竟太穷苦，乃投军阀刘存厚部，做低级军官。辗转军界二十多年，职不过教官，阶不过少尉。每返故乡，必穿黄呢军装，着长筒马靴，斜佩刀带，作威武状，被人目为“宝器”。予儿时亲见之，临近解放，奉国民党某特务“回乡招兵打游击”之命，并擢升为少校。黄鼎伯招兵总共招来滥眼儿两名，枪支弹药全无，游击遂成空话。解放后去成都拉架架车，宿鸡茅店，凡六年。1958年捕送金堂县监狱。四年后保外就医，实则释放。戴帽管制，从此又做漆匠。本社职工，喜其干活认真，恨其出语不逊。文革中常被斗，总因态度硬撑所致。某日无聊，见黑漆棺盖积尘，乃用食指写“花好月圆巫山梦”七字。忘记用鸡毛帚掸去，遂被本社职工发现，斥为淫词，将交革命群众批斗。黄鼎伯既羞且惧，乃向家中壁上画幅毛主席、林彪、周总理一一鞠躬请罪，致告别词，祝“永远健康”，写遗嘱一纸，然后服用蜂蜜和葱各半斤，端坐待毙。有顷，毫无中毒反应。乃去外南老陕沱沱投水。彼系旱鸭子，入水便沉。时在初冬，水落。由深沱冲到下游浅滩处，竟复出水面。失却勇气，爬上岸来。回社请罪，获宽大，免批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宽，县政协邀请黄鼎伯列席会议。时予去县上看望老母，见彼下会走出街来，穿新蓝布中山装，腰系瓷盅与电筒丁当作响，手扶竹杖，仍昂首挺胸，作军人状，唯眼眸已昏浊，发亦尽白。黄叟今已作古，享年八十以上。一生莫名其妙，临终方见夕阳。叹叹。

　　［唱古歌］文革闹剧终场之翌年，川台广播川剧《五台会兄》诸传统节目。予听而泣。友人家女孩说：“妈妈，收音机里唱古歌了。”传统川剧绝迹人间凡十三年，女孩不知川剧为何物，故以“古歌”称之。

　　［美国老头寻旧踪］1978年夏，予方摘帽，仍钉包装木箱。某晨，有美国老头率其子女来访本镇。入公园大操场，对子女说：“三十五年前，我在这里打篮球！”又询公园附近居民：“你曾见过我吗？”被询者皆摇头。询至中学校附近，有老妪称，抗日战争年代，山西铭贤学院逃难，迁来本镇，当时她见过几位美国人。美国老头大喜而泣，握老妪手，嘱其子录像焉。又询本镇官员：“当年同打球的能见见吗？”有老体育教师已退休者被引来。美国老头上前拥抱，拍肩，泪出，又嘱录像。旋即率家人驱车赴姚渡，往看铭贤学院旧址曾家寨子，午后，折返本镇。美国老头恭立车上，沿街点头，频频挥手，告别街民。想到今生不能再来此地，便缓车速，平伸左手，反握录像器，为自己录像。小镇偏僻，算来三十余年，美国人来访，尚属第一次。七八天前，镇上预作布置。饭馆面馆，家家新砌炉灶，打扫清洁。大东街甜食店卖汤圆，每碗特添蜂蜜一勺。予携小儿每晨必顾，喜其甜也。美国老头一家，匆匆晨来夕去，意在寻觅旧踪，不在饕餮。既去，蜂蜜亦取消。

29．别了故园

　　1978年5月6日午前9点摘掉帽子。戴上帽子是在1958年5月6日午后3点。只差六小时，便是二十年。戴帽是在成都市布后街2号省文联小会议室。我坐中间，抱臂望着宣读人。心中不服，难免反映在脸上，所以当面被宣读人骂成“九少爷威风不倒”。摘帽是在金堂县城厢镇中学校大操场边。我坐教室外石阶上，低头聆听有线喇叭宣读，看不见宣读人。心中快活，脸上不好反映出来。脸上只是皱眉蹙额，作愁苦状。深怕显得快活，被有线喇叭看见了，惹得有线喇叭不快活。心中快活，这是因为我知道从今后我可以一心一意钉木箱，不受刁难，不被亏待，不做那做不完的义务劳动了。

　　我总是天一亮就起床。淘米下锅后，叫儿子鲲鲲也起床。我坐在灶门前，一边添柴烧火，一边课督鲲鲲英语。从1975年9月起，自编课本教他英语，迄至摘帽时已两年零八个月了。吃了早饭，我就带着他去木器家具社上班，赶钉包装木箱。每只木箱的两个档头都是他帮我做的。我必须每天赶钉出十五只木箱，每只工值一角，这样一个月才能挣得四十多元，维持生活。我很俭省，一日三餐之外，只抽廉价的春燕牌香烟，鲲鲲几乎没有零食，纵有也不过是一块糕饼或一块锅魁罢了，所以每月四十多元已经足够。为了钉出十五只木箱，白天做了，晚饭后还得去加两个钟头的夜班。夜班做了，回到家里，再教鲲鲲的英语夜课。夜课教了，他去睡了，我便在灯下编写他的英语课本。那些年的中学生英语课本只能算是左倾政治初级课本的英译，可笑之至，我不采用，所以自编。摘帽时，我已编到同时也教他到第七册了。后来总共编了十册教他读完。还有一本《片语ABC》编完了来不及教他，我们就告别故园，到县文化馆去了。说是为儿子编课本，其实也是为我自己进修。就像古人日日耕田夜读书一样，我们是白日钉箱夜读书。我的生活是充实的。摘帽后，心中也快活了，钉箱更有劲了。

　　可怕的是停电。电停了，圆盘锯不转，我领来的那一大抱原板就不能裁锯成箱板，只好坐等电来。等得不耐烦，便回家读书。读书心慌，读不进去，惦念着电是否已来了，便叫鲲鲲跑到社内去看。他若看了跑回来一路欢呼“来了来了”，我便赶快跑去抢用圆盘锯。停电，对月薪制工人说来，落得清闲，有的人还巴不得，而对计件制工人说来，便是断粮。白天停电，停几小时，夜晚电来了，就得去加几小时的班。这样，有许多次我都是做到半夜过了才回家，儿子一个人在床上等我，等呀等的等睡着了。衣裳还未脱呢，看了心酸。

　　摘帽后第七天，何洁被放回家。她在焦山上金堂县监狱拘留审查一年零一个月，被人牵连的问题早就审查清楚，不成其为问题了。可是有那些恨我也恨她的官员，挖空心思，罗织成罪，安心要把一个无权无势无背景且无辜的“右派”婆娘置之死地，并加以利用，以满足他们派性斗争的需要，硬是抵着不叫放人。现在放回来，只是为了罗织得更周密，整得更惨。我与何洁都是幼稚的软弱的知识分子，遇人总往好处去看，遇事总往好处去想。我们以为四人帮时代总该要结束了吧。我们忙着重整家园，做明天的好梦。

　　不错。四人帮时代两年半以前已经结束了。我们早就生在“华国锋时代”了。

　　叫我们怎么说才好呢？四十天后，何洁再次被抓。上次抓是“拘留审查”，这次抓是“逮捕”。逮捕的同时搜查了我家——这是文革以来第十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抄我的家。这一天的日记尚在，全录下来，并在括弧中加以必要的注释和文意的补足。

　　［1978年6月21日夜］

　　洁于5月12日上午被放回家。在四十天的平静和谐的家庭生活之后，今日不幸终于来临。
　　早晨，我与鲲鲲走后，她被叫到镇革委内，宣布逮捕。随即被押回家。
　　同时，何代表（本镇第三段居民委员会主任）来社（木器家具社）叫我回去。我万万想不到是为了此事。到家方知已出事了。如晴空雷电，使我发呆。门外已挤满无事闲人。室内正在搜查。此时是上午9点过。
　　洁已被铐。她说自己太天真，想不到会如此。我只好劝慰她，望她说清楚后会回来，并望她相信党的政策，端正态度。纵然不能回了，也要好好生活下去，勿有轻生之念。
　　她说，她这一去，必然影响我的前途，叫我提出离婚。我说，影响了也没来头。我就这样劳动下去，和鲲一起等待若干年她的归来。这是我的真心话。我说了许多，都是重复的话。我强压自己的悲伤，平静地劝慰她。
　　鲲在社内不见我转回，便赶回家来。鲲哭了，我叫他不要哭。
　　11点过，洁收拾行李完了，被押走。我扛着被盖卷，送她至外北车队。上车前，又说了许多话。洁已失去冷静，心中痛苦。我为她拭了额上的汗（她双手被铐）。送她上车。挥手。并跟着车跑出大门，到岔路口。一直向她挥舞手中手帕。车远去，看不见了。她（的车）向右边的道路去了。我向左边的道路走回家。此时已正午12点了。
　　回到家中，鲲独自一人在室内等我。到这时我的痛苦才涌上心来，站不稳了。
　　夜晚，勋锦（堂妹）和柏奎（侄）劝解我。我这才知道明天县上公判（大会）。但愿洁早些判。要平安归来，已绝对不可能了（这是我的估计错误）。我等待她，无论十年十五年。但愿她能熬出来。

　　四十天的家庭生活，真像做了一场梦！

　　家被抄得乱翻翻。地板都撬开了。我一一收拾还原后，烧火煮饭。饭熟，我吃不下，儿子也吃不下。空着腹，我说：“鲲鲲，走！钉箱箱去！”
　　想我自从1957年起，望了这么多年，天却愈来愈黑。一黑十年，又亮，亮了又黑，妻捕。黑了又亮，摘帽，妻归。如今亮了又黑，再捕。这就是我个人感觉到的“华国锋时代”。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我也不想归咎于某一个人。一个人只是一颗锯齿罢了。我得铁化自己，不要让人家把我锯成一撮木渣。为此，我得拼命干活。我家养着三只母鸡，天天有蛋。我不能死于营养不良，当此光明遥遥在望之际。
　　本镇的和四郊的摘帽右派现在敢于互相公开交往了。他们每天在大东街一家茶馆聚会，互通消息。他们一些人去找县委统战部，一些人去找外地原单位。应邀，我去那家茶馆两次。我要忙着钉箱，不能多陪他们。夜晚加班更勤。夏至到冬至，我劳累致病三次。
　　县委统战部一位姓杨的工作人员找我去谈了话。我说，我要求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老杨说，去联系过了，那里不要我。于是我死了心，决定终老故乡。老杨说，教中学，去县文化馆，随我选择。我选择了后者。1978年12月20日，县委统战部正式通知我：任县文化馆馆员，行政二十二级。
　　这一天，女儿余蝉从成都外婆家赶来奔丧。她的外婆亦即我的岳母郑雪华，在省政协做财务工作。她老人家听省政协的人说，我已死了，死于喜极喝酒过量。老人家不知道我家喜从何来，从铁窗内的妻那里来吗？从不要我回去的省文联那里来吗？
　　事出有因。本县最近确实有一位姓金而不姓余的摘帽右派死于喜极喝酒过量。我叫女儿余蝉快回家去向忧伤的外婆报喜，就说爸爸不蠢，不会去死。
　　我赶着把手头的活路做完，一一交割清楚。12月22日，我向木器家具社岳社长告别。社上送我一支自来水笔和一个工作日记本。我把自己的工具箱带回家去。我想那些工具，将来或许还有用处。我没有想过从此我就算是弄对了。我知道，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必须有忧患感。

　　1978年12月25日早晨，我不再煮早饭了。父子二人各喝一杯糖水后，我提一口破箱，他背三个书包，出门去外北乘车到县上报到。后来我写了一首《故园别》。结尾一段如下：

　　这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是我偶然地交上好运像我这样提着一口破箱回城去的在中国至少有五十万人。曾经认为这黑该是终点站哪知前头更有遥远的路程我以微笑告别了历史手牵儿子跨出了柴门

　　1985年4月21日脱稿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