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传奇

《胡耀邦传奇》齐鲁
胡耀邦传奇



第一节　毛泽东的小老乡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少年胡耀邦和杨勇爬在学校的围墙上听毛泽东的演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胡耀邦是湖南省浏阳县时文乡（现在的中和乡）人，从小聪明过人，会读书，在乡里的胡氏族小学读初小，后转到文家市里仁学校读高小。胡耀邦与杨勇是同学但不同班，他们是姨表兄弟。胡耀邦的母亲与杨勇的母亲是姊妹，他俩从小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后来又追随毛泽东，一同走上了改造中国的道路。胡耀邦的性格较沉静，善思索，杨勇活跃好动，喜好在屋后山头玩占山打仗的游戏，而胡则喜好读书，成绩一直优于杨勇。

　　胡耀邦还是5岁孩童时，就已显示出他超群的聪慧。

　　胡耀邦的父亲是普通的农民，只是粗通一点文墨，对于这个第二个出生的男孩，没有给予更多的照顾和培养， 3岁就跟着哥哥上山打柴，分担家庭生活的艰辛。可是他不同一般孩子的记忆力，是他一个当私塾先生的堂叔父发现的。他一次注意到这个只有5岁的孩子能准确记忆下书中的生字，并且写出来。堂叔破格将5岁的胡耀邦收进他的“种桃树屋”发蒙（好比今天的学前预备班），并起字号“国光”，一年后，启蒙结束考试时，站起来只有别人肩膀高的胡耀邦却考了全班第一。

　　因为胡耀邦天资好，6岁就进入了小学读书。从此开始了严格的求学生涯。

　　胡耀邦10岁从初小毕业，他破格由胡家祠堂保送进了当地最高学府文家市立人高小部，这时正是1925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学校里开设了国文、算术、地理、历史、体育、音乐等课程，这对胡耀邦早早接受革命理论打下了基础。

　　当时他和他的表兄杨勇都在一个学校读书，积极跟随校长他们参加新文化运动、年仅11岁，胡耀邦就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组长，表现了他天才的组织能力和严格律己的品质。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了，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在毛泽东指挥下，由江西抵达浏阳，随后一、二、三团会师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胡耀邦读书的学校里召开前敌委员会议。在这里毛泽东提出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开始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学校的草坪上，1000多红军战士倾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当时只有12岁的胡耀邦和杨勇爬在学校的墙头上，观看了这一有着历史意义的场面。

　　毛泽东气宇轩昂的演讲给年幼的胡耀邦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特别当毛泽东讲道“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碎大水缸”时，他仿佛汲取到一种力量。

　　毛泽东这番讲话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才12岁，红军不带他，那次他差点就跟着红军走了。

　　1929年冬天，刚满14岁的胡耀邦正式加人了共产党。开始了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

　　15岁的他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尽管大家都叫他红小鬼。而他学涯时的“国光”名，渐渐被人们淡忘。

　　长征时期，胡耀邦在筹粮中的突出表现上报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表扬了胡耀邦，第一次认识胡耀邦。

　　胡耀邦在浏阳县中学只读了一年、1930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黄公略率红军占领了浏阳城，学校停学。学生各自回家。胡耀邦与一个同学赶到正在被红军攻打的长沙，被一位堂叔碰见，这位堂叔见长沙战况紧张，第二天就把胡耀邦送回了浏阳。这是1930年夏天，浏阳的文乡是红军的根据地，乡里成立了

　　苏维埃政府。当时农村的中学生很少，胡耀邦有文化，苏维埃政府要他负责儿童团，他表现出很好的组织才能和演讲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乡苏堆埃召开的大会，由于乡干部的文化水平低，很多时候便由胡来讲话，他喜欢演讲，也讲得有声有色，感染力强。

　　随着局面的展开，中共湘东特委急需干部，就在特委所属的浏阳、茶陵等十一县选拔，由乡苏维埃政府选送。初露头角的胡耀邦被选派去湘东特委工作。途中几经波折。第一次他一人单行，走到江西芦溪一条河边，遭敌设防拦截而返回。第二次由特委派人护送才到达目的地。在湘东特委，胡耀邦从事少共工作，当过少共书记。湘东特委撤消后成立湘赣省，胡仍是负责少共工作，直到中央苏区以及长征中的中央纵队。

　　长征经过四川、贵州时，红军部队严重缺粮，派人四处筹粮。胡耀邦是所在部队筹粮的负责人，他待人热情，会讲话，会作群众工作，所在的团往往筹粮很多。在贵州一个彝族部落，胡耀邦想向部落头领筹集一些粮食，头领声称没有粮，胡在与头领谈话时，发现他的眼睛老盯着一个方向，便估计肯定有粮食，而且就藏在他盯着的地方。胡耀邦反复耐心地与头领作工作，终于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

　　粮食是部队长征中生死相关的大事。胡耀邦在筹粮中的突出表现上报到中央，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非常高兴。红军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的总结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胡耀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认识胡耀邦。

　　“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20多岁的干部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胡耀邦出身于贫寒的农家，初中还没念完，14岁就参加了红军。前半生戎马倥偬，他善于自修，酷爱读书。他在马背上、战壕

　　里， 在枪炮声中，也能手不释卷。1937年9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时，曾表扬他能刻苦读书。他读书时遇到古典诗文、名人名言等佳作警句，常要强记、背诵一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几乎能把全文背下来。

　　胡耀邦读书的范围很宽，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从中外古今名著到伯恩斯坦、希特勒、苏加诺的书，以至一些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册子，都在他的阅读之列。有一次，他用三天的时间，读完了尼赫鲁的巨著《印度的发现》，兴奋地对客人说：“尼赫鲁这个人了不起，年轻时期就很有事业心。”

　　有一次胡耀邦说：“要读马、思、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 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1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1937年5月，胡耀邦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1939年，他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并为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耀邦于1946年1月到冀热辽军区工作，任代理政治部主任，7月任晋察冀四纵队政委。1947年8月，任晋察冀第三纵队政委。他先后参加领导了大同、 张家口、石家庄等战役。1948年8月，他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太原、宝鸡等战役。1949年冬，他率部参加解放西南的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1952年后，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1962年，他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底，他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1988年12月，胡耀邦在长沙深居简出，回忆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回忆毛泽东对他的教育和培养。

　　1988年12月，湖南长沙九所，室外北风呼呼，大雪纷飞，松柏迎风斗雪，依然挺立。

　　室内温暖如春，繁花盛开。胡耀邦兴致勃勃回到家乡湖南，居住在九所一号楼。也许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故乡的情给了他喜悦和宽心，婉留住这位伟人一住就是二个多月。

　　两个来月，知道的人不太多。他经常约请一些老战友、老同志谈心。特别约请了和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一起在延安工作过的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袁学之、穰明德等人亲切交谈。他回忆在延安战斗生活的岁月，两眼闪灼着光芒。他说：人生过得真快，一晃眼过去了七十多年。回顾自己的过去也是广种乐趣，有些事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他向老同志恳切地谈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敬心情。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在延安，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毛泽东当时平易近人，倾听群众意见的精神令人叹服。有一次，毛主席到延安抗大召开一次座谈会。开会时，毛主席问：抗大的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座谈会么？主持人回答，没有通知。毛主席立即布置说，快找几个支书来，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会上，我提出办好教育的三点意见，毛主席很赞赏，并采纳我的意见。毛主席说，应该发挥党支部的模范作用，抗大有几个支部，可以成立党总支，总支书记可以从在座的支书中推选。仕总支书记，学要有一定的党总支书记，又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我当时25岁，还当上了十八集团军留守部组织部长。解放时，毛主席又把我从香港调到北京做

　　青年工作，以后，我又当上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感慨地说，我的成长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主席丰功盖世，万古长存。只是毛主席到了73岁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一向待人诚恳，胸无城府。他对前去看望他的作家张扬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我还要做人。”

　　1988年12月底，曾经饱经风霜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从北京寓所回到长沙，听说胡耀邦已在湖南两三个月，正住在省委“九所”，离文联只有几分钟路。多少年来，他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得知胡耀邦就近在咫尺，想起他为自己平反所做出的努力，张扬不禁怦然心动。

　　12月30日深夜，他给他的恩人写了一封短信，请胡耀邦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告知他，是否收到了早先寄给胡耀邦的作品《金箔》一书；如果没有收到，他还可以就近送上一套。 信的结尾写道：“明年1月18日，是我平反出狱十周年。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许多往事，在这十年中，许多原来坚不可推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崩溃了，有一个东西却不曾崩溃，那就是坚信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

　　1989年1月4日下午， 张扬托人将这封信送进了“九所”。5日上午，便从“九所”打来电话，但张扬不在；夜里又来了电话，约6日下午去“九所”。

　　1月6日下午，张扬如约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听说胡耀邦正在做治疗，他就在呈环状摆列的多张单人沙发中随便挑一张坐下，闭目小憩，女服务员为他沏来茶。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吧？”

　　张扬睁开眼，站了起来。胡耀邦微笑着走了过去。胡耀邦的衣着极普通，他端着一个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听说您病了？”张扬关切地问。

　　“感冒了……”胡耀邦回答得很轻松。

　　胡耀邦刚坐下便开始抽烟，张扬劝他戒烟。彼此谈得亲切、随便，好像他们是经常会面的老朋友，只是在长沙又相聚了。

　　但终究是第一次会面。所以张扬出于一个作家的本能，一面交谈，一面观察着胡耀邦。

　　他觉得胡耀邦的耳垂很长，三分之二以上的头发仍是黑的，面部皱纹不深重，更没有老年斑。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楚，思想活跃，待人诚恳，胸无城府。同时，张扬也注意到，此刻胡耀邦的笑容似乎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礼仪性的；一种是勉强的，惨淡的。他形容樵悴，表情抑郁，时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胡耀邦告诉张扬，收到了他的《金箔》，还收到了王蒙、魏巍、朱仲丽等人的书。当听到社会风气败坏和作家生活的困难时，他表情沉重，久久沉默。谈起他的同乡战友和“恩人”杨勇时，他无法抑制欣慰和缅怀之情……

　　在谈话临近结束时，胡耀邦凝视着前方，平稳而轻声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他送张扬到大厅门口。

　　“再见了，耀邦同志！希望你多多保重！”张扬向胡耀邦伸出了右乎。一字一顿地说：

　　“请您相信：人民是爱您的！！”



胡耀邦传奇--第二节　挂帅团中央



第二节　挂帅团中央

　　“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胡耀邦经常把周恩来的这句话说给身边的人听。胡耀邦在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提出“背靠党委，面向青年”的口号，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从此以后，胡耀邦的一生就和青年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建国初期，胡耀邦主持团中央工作，在没有直接可供借鉴的经验情况下，“上下请示，左右求援，自我奋斗”开辟了青年工作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

　　1952年，胡耀邦来到团中央主持工作，当时正值我国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前夕，但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刚刚三年，面对经济建设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没有直接可供借鉴的经验可循，所以，开展青年团工作的困难很大。

　　胡耀邦经过慎重思考，针对青年团工作

　　“战线长，配合多”的特点，果断提出了“上下请示，左右求援，自我奋斗”的工作指导思想，这一方面表现了一个青年干部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一种积极工作、努力开创新局面的革命精神。

　　随后，胡耀邦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确定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照顾青年特点，开展团的独立活动的工作方针，统一了全团的认识，带领全团开始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工作。

　　他要求广大青年团干部，不要只关心本部门的工作，而要关心整个工作的全局，要认真领会和理解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精神。遇到一些重要的问题，还要召开团中央全会，进行讨论，作出相应决议后，加以贯彻执行。这样，保证了党对团的领导，使团的工作紧紧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去进行。

　　在胡耀邦出色的领导和组织下，广大青年团干部都自觉地去把握全局，了解青年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团的独立活动。

　　由于工作方针与措施得力，所以，在五六十年代，青年团的工作相当活跃，团的独立活动多种多样，成绩巨大：在工业战线，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青年团发动和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活动。极大激发了青年人的生产热情；在农业战线，为发展农业生产，配合党和政府提出的“开展移民恳荒”任务，青年团适时发动和组织了“青年志愿恳荒队”活动，既开垦了荒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又在青年中倡导了一种“垦荒精神”和“向困难进军”的精神；在林业战线，青年团发动亿万青少年开展绿化祖国、植树造林活动，使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从而改善了生态环境，保持了水土；在文教科技战线，青年团则发动和组织了青年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和“向科学进军”的活动，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平作出了贡献。

　　对此，在他逝世后，中共中央有如下评价：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 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很强的吸弓I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胡耀邦十分关注《中国青年报》，他领导《中国青年报》，既放手，又不丢手，既有强有力的领导，又无得手得脚之处。

　　在青年工作中，舆论引导与教育极为重要。

　　1952年秋，刚刚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向《中国青年报》的几个负责人谈起了办好团报的问题。

　　胡耀邦认为，团中央之所以要办《中国青年报》，就是为了通过它指导青年运动，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

　　同时，他又指出，《中国青年报》区别于“党报和其他报纸之处，在于它具有青年特点，因此，今后应当使这个特点更加突出。”

　　如何办好团报？胡耀邦说，办报不像上课，也不像编杂志，而是必须提出和解决实际工作问题。他认为对青年讲道理是很必要的，因为青年对于很多事情是非观念不明确，需要对他们比较系统地讲些道理。但最深刻、最能感动青年，影响青年的，还是具体的事例，这是办报注意的一个方面。

　　胡耀邦还谈及了加强报纸的战斗性问题。

　　他说，报纸是个号角，要吹着人们前进的，因此声音必须宏亮，力量微弱，战斗性便不强，就不能很好地起引导鼓舞大家前进的作用。他指出，以后《中国青年报》应当加强战斗性，也就是加强指导性、鼓舞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要有声音，有言论，采取每期有一篇社论。同时，要拿出好榜样，让青年学习，也要把坏人坏事公布出来，让青年不要学，并鞭策有这样那样错误和缺点的人改正。

　　胡耀邦走马上任之初，为什么主动过问《中国青年报》宣传工作？这是因为，“要把整个青年工作由为革命战争服务转到为建设祖国服务，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下功夫。”这一点，与他解决执政党条件下的青年工作的战略思想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他亲自掌握了这个武器，并在办好《中国青年报》的事情上，不遗余力。

　　他领导中国青年报，既放手，又不丢手。让人感到，既有强有力的领导，又无碍手碍脚之处。他的领导注意从青年学新闻理论到青年报纸业务（比如宣传重点、社论写作、新闻采访、版面安排、标题编制等）都悉心研究，提出真知灼见。

　　有时，他也直接指挥采访新闻。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贵宾一行已由北京去上海访问，他亲自写介绍信，拟定了问答题目，派总编辑连夜飞往上海采访。

　　在领导方法方面，他注重面对面的交流意见，亲自和编委会、总编辑、编辑、记者开座谈会，交流办好报纸的思想心得。从大家反映的情况和现实矛盾中，他再抽出题目，提笔示范，亲自作标题。

　　每次《中国青年报》记者会议，胡耀邦都要讲话，这样积累下来，报社特意印了一个小册子，用以指导报社的工作。

　　除了《中国青年报》，胡耀邦也非常重视其他机关报刊的建设，他经常召开不定期的务虚会，邀请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的同志议论宣传工作。

　　胡耀邦认识到，这些团中央机关刊物的读者对象是青年人和青年团的干部，它们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和指导思想迅速传达给各级团组织的干部和广大青年群众，作为青年团的喉舌，根据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向广大青年开展宣传与教育工作，勿庸置疑，是十分重要的。

　　与青年人交朋友，成为胡耀邦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常说：

　　“年轻人腼腆，你不主动去结交他，他才不会理你呢。”

　　“背靠党委，面向青年”是胡耀邦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提出的青年工作口号。这个口号不仅体现了青年团的性质，而且反映了青年团的工作特点和任务。

　　胡耀邦认为，青年团干部应当主动到群众中去，面向广大青年，开展团的工作，他常说，“年轻人腼腆，你不主动去结交他，他才不会理你呢。”因此，他要求团的干部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

　　在他主持团中央工作时，团中央机关有这样的制度：每一位书记要直接联系几个基层支部，作为了解情况的渠道和开展工作的试点。

　　他本人就曾深入北京大学，与中文系59级汉语专业团支部建立了联系。

　　五六十年代搞团的工作的人都记得，那个时候，北京团组织搞什么活动，胡耀邦几乎每请必到。有时候他连续二十几天泡在北京基层搞调研，倾听青年的心声。

　　与青年人交朋友，成为胡耀邦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天晚上，他叫来一位团干部，说：“走，到少年宫玩去。”于是，两个人从大甜水井团中央驻地步行走到少年宫大门，少先队员却把着大门不许进。他发表声明了：“让我们先进去看看，不动手，不吵闹。”这时，出来一位大同志，才认出是团中央的书记光临，喜笑颜开地带他俩进去了。

　　1955年，胡耀邦出差到广东，在火车上，他走进一节满载大学生的车厢，和大学生们聊上了，彼此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谈了个把钟头，大家才知道交谈对手是团中央书记，一下欢叫起来。

　　胡耀邦身体不行，带动了从团中央到地方的团于部，改变了过去某些“面向党委，背对青年”的不正确作法。

　　IN＃年，胡耀邦在共青团九大工作报告中总结道：密切联系青年群众，对于共青团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把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每个团的干部，每个共青团员，都必须关心青年，接近青年。一了解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做青年的知心朋友。

　　青年团不能用一般化的方法去带领青年，要了解青年的特殊要求，从青年特点出发，开展各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活动。

　　胡耀邦主持团中央期间，特别是50年代，将青年工作搞得十分活跃，成绩很大，直至今天许多团的干部仍然津津乐道，加以称赞。其中原因何在？关键是在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基础上，按照青年的特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广大青年和团员。

　　早在1953年，胡耀邦就指出：“在工作中不少干部不善于领导团员正确地发挥作用，不善于按照青年的特点，采用青年所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方法来进行工作，不懂得青年团的作风应当是既严肃而又活泼，既反对轻浮而又反对沉闷枯燥，如果我们要求青年和要求成年老年一样，就一定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他认为，青年有旺盛的精力，有着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而且青年时期又是思想上矛盾最多的时期，少年没有出现的问题，他们已经出现，成年人已经解决的问题，他们还没有解决。正因这样，青年团就不能用一般化的方法去带领青年，要创造一些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去发挥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满足青年的各种进步要求，并且使青年干部在干的当中增长才能。总之，要开展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又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

　　胡耀邦深刻地认识到，青年团的独立活动能否适合青年的特点，这关系到独立活动的成败。因而，他带领团中央积极深入基层，了解青年的特殊要求，从青年特点出发，开展各种各样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活动。

　　青年思想活跃，好奇，喜欢翻新花样，团组织就根据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不断提出新口号，采取新形式，使得活动变化多样，生动活泼；青年求知欲强，当时的文化水平又低，团组织就协同有关部门建立各种技术夜校、技术培训站、文化补习班， 进行业余教育，帮助他们学习文化技术。仅1956年一年，在农村就有530万青年脱盲；青年朝气蓬勃，进取心和上进心强，团组织就在活动中通过可比性强的各种竞赛，通过宣传树立先进人物来激发青年的积极性。1955年，团中央召开“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由此在青年中掀起了”立功”‘的热潮。会前，各级团组织广泛发动；会议期间，内外结合，扩大影响。通过这一活动，极大鼓舞了全国青年的斗志，出现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性热潮。

　　胡耀邦在党的八大上说：我们还只解决了一个半问题，初步摸到了一些按照青年特点工作的方法。

　　1956年，胡耀邦在党的人大上作了《把我国青年引向最伟大的目标》的发言。他说，回顾过去的八年，全国青年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就青年团的领导来说，我们还只解决了一个半问题。一个问题是指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青年团，半个问题是指我们初步摸到了一些按照青年特点工作的方法。

　　胡耀邦认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了“青年团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这一正确的建团路线，团的发展是健康的，绝大多数团员的思想是进步的， 工作是有朝气的。他举例说，到1956年6月底，全国已有2000万团员，差不多占全国青年的百分之十七。因此，他认为，青年团已成为党的一支可靠的后备队，成为吸引全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巨大力量。“在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并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完全符合广大青年愿望的。”

　　在肯定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胡耀邦也指出，我们才初步摸到了一些按照青年特点进行工作的方法，在青年的独立活动中，仍然有不少问题和缺点：由于我们有些活动没有注意同有关部门多加商量，取得它们的支持，有时就和这些部门的步调不够一致；由于我们有时提出的要求过高过急，到了下面又层层附加任务，就使得某些；情不太行得通，甚至发生一些强迫现象；由于我们有时过分强调青年打先锋，“包下来”，就使得一部分青年过分劳累。使得青年和中老年之间的关系不够协调。这些就是青年团工作中还没有解决的半个问题。

　　胡耀邦还指出，我们有些同志，不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正视自己的缺点，这是不对的；另有一些同志，一听批评，不管对与不对，就赶紧“收兵回朝”，关门检讨，甚至得出这样一条“经验”’，叫做“少做工作，少犯错误”。这同样是错误的。

　　他强调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一样，都是我们党在过渡时期带有根本性的任务，而且是密切相关的任务。我们相信，全党一定会更好地关注我们这未来的一代，引导他们朝着最伟大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前进。

　　胡耀邦在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这一重要关头，及时总结了青年团工作的成绩与不足，提出了未解决的“半个问题”，为青年团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深人探索与研究青年团的工作方法，指明了一个发展方向，在青年团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

　　“文革”开始后，许多青年蒙受冤屈，胡耀邦在精神上鼓励他们，告诫他们要经得起挫折。毛泽东同志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这样。

　　但是，青年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青年期的消极因素，他们思想较为单纯，缺少政治经验，往往经受不起困难与挫折的考验。

　　胡耀邦长期从事青年团工作，他认为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加强锻炼，提高修养，经得起一切考验，不为困难所吓倒。

　　1963年，胡耀帮带职下放到湖南湘潭，担任地委书记，他来到响塘区南谷多公社视察，他看到公社年轻干部龚国仁的宿舍里贴着一副对联：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翱翔。胡耀邦问龚国仁：“你知道这两句的出处在哪里吗？你懂它的意思吗？”

　　龚国仁面带愧色：“我不知道，我是看了《湖南日报》上的，觉得有意思，才抄了下来。”

　　胡耀邦告诉他，这两句话出自《史记·陈涉世家》，并且说：“一个人要有志向，要树立远大的革命志向。这是鸿鹄之志。但是光有志向，没有实际行动，不能脚踏实地；也是不行的。作为基层干部。工作条件较差，工作比较辛苦，你要安心，要经受起磨炼；作为一个革命同志，更要经得起一切考验，要不为困难所吓倒，在任何艰苦的情况下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接着，胡耀邦讲了一个故事：长征的时候，我们那个连指导员因为经不起考验，受不了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皮带的苦，就悲观失望，最后自杀了。

　　他告诉龚国仁，我们一切革命同志要不怕困难，不管东南西北风，一心一意往前冲。

　　接着，他对公社秘书说：“我跑了30多个公社，这些秘书都很年轻，确实不错，不过缺乏经验，应该加强锻炼，提高修养。”

　　“文革”开始后，许多青年蒙受冤屈。胡耀邦对于他们，总是极力安慰，鼓舞他们的士气，告诫他们要经受得起挫折。

　　1972年，一位叫武如春的同志，被怀疑受审查，他觉得很委屈，有些沉不住气，便去找同在干校劳动的胡耀邦。

　　胡耀邦安慰他说，不要因此泄气，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也不怕坐牢、杀头。

　　他还提笔写了《后汉书》里孔稚圭的一段话来勉励他：

　　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

　　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

　　这位青年人视为珍宝地将它收藏起来，并久久思考着坐冷板凳的话，心情惭惭开朗起来。后来，他的问题也查清了。

　　“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胡耀邦这一青年工作思想耐人寻味。现在，报纸上经常提到对于青少年要进行“挫折教育”，这岂不与“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有异曲同工之妙P

　　在“左”的风气盛行时，胡耀邦兴读书之风，他归结12个字：

　　“埋头钻研业务，抬头了望政治”。

　　1956年中共八大上，胡耀邦在题为《把我国青年引向最伟大的目标》报告中就提出了青年人要读书学习的问题。

　　他分析说，当时我国青年大部分人还没有摆脱文盲状态，团中央要带领青年实实在在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使我国青年不单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而且还要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科学知识水平。他还特别指出，青年团提高战斗力的关键是加强我们自己的学习。

　　胡耀邦在报告中说，共青团应当担负起教育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扫除文盲的重任。

　　他认为，青年团的同志虽然有热情，工作积极，也听党的话，但年纪轻，锻炼少，经验缺乏，思想往往存在着片面性，这是青年工作中经常产生缺点和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摆脱这个困境，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熟悉同本行有关的科学知识，加强自己的学习。

　　他深刻指出，“我们还没有深刻了解，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是革命胜利以后青年最迫切的要求。现在这一代青年，是将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中坚力量，如果现在不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那时便要遇到极大的困难。”

　　站在这样一种高度，胡耀邦身体力行，大力在全团和广大青年中提倡读书学习之风。

　　大家常常看到他紧张地工作，不倦地学习，办公桌上放着书，从早到晚，手不释卷。

　　在他的影响下，团中央机关的同志，刻苦读书学习，蔚然成风。

　　1957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左” 的风气。胡耀邦Z一次讲话中说，有人说现在许多青年埋头钻研业务，不间政治。我说这句话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一般地批判。现在国内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更长的时期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自然科学，需要钻研业务。怎么办呢？他风趣地归结两句话，12个字：“埋头钻研业务，抬头了望政治。”他又说，这样做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1959年，他针对读书之风被反掉的情况，在一次讲话中说，从1956年起，读书之风兴了一下，但有缺点。如目的有问题，方法不对，没同实际结合，要求过高。这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的问题，提倡读书之风是正确的，后来一反，就连缺点带读书之风都给反掉了，必须再来大兴读书之风。

　　关于读书学习，有一次他说。“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书1万字。 整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胡耀邦传奇--第三节　史转折的前夜



第三节　史转折的前夜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把胡耀邦一次又一次地硬拽到批斗台上坐“喷气式”。“小将”们厉声责问：“你和刘、邓是怎样往来的？”胡耀邦答道：“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胡耀邦当众嘲笑林彪：“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

　　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不过林彪怕水。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胡耀邦也重新“出山”，不料不到一年又“反击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又被“揪”了出来。

　　“四人帮”倒台，胡耀邦要时选宁告诉他父亲叶剑英：“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象抓小鸡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牌，游街批斗，并对胡耀邦说：“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66年夏季“文革”初发，中央直属机关头一个受到冲击的是共青团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由身强力壮的“小将”把胡耀邦硬拽到批斗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让他“坐喷气式”；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炽热的太阳在上空烤晒着。他面色发晦，汗水浸湿了衣衫，强忍着难言的痛苦，耐心地接受“小将”们的厉声责问：

　　“你和刘、邓是怎么往来的？”

　　“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那么你有没有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判。”

　　“是什么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说了。

　　这样的批斗一次又一次，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6年11。月，当红卫兵和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日夜批斗胡耀邦最激烈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王力等人接见了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王力在会上大声说：“你们应该狠狠地批斗胡耀邦。他是镇压北京各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应对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罪行负责！”

　　当即有红卫兵问王力：“可不可以给胡耀邦黑帮们挂大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王力很轻松地说：“群众运动嘛！即使有些过火的行动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于胡耀邦，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他绝不仅仅是什么“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相旗帜，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而是正像许多小将所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三反分子，是从根本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问题。因此，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你们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难搞好的！”

　　于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悼念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时发生武斗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师。王力、关锋和吴德等人出席了这个大会，一口咬定这个悲惨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划和教唆的。王力在会上还高呼口号：“打倒胡家店，解放红小鬼！”

　　大会还没结束。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像抓小鸡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一路上、浆糊、碎纸、木棍、瓜子皮儿劈头盖脸地向他们飞来，直弄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红卫兵对胡耀邦说：

　　“你尝到群众运动的滋味了吗？‘’

　　“尝到了！”胡耀邦说。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被“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充军到河南的胡耀邦，被军代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分子”。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两千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胡耀邦也来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先与几十人合住一座仓库，后又与好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级每月四百多元工资的高于，现在每月实际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费，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一角六分钱一盒的“工”字牌香烟。不论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还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烧茶炉、掏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欢。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灾，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抢险。一次暮色迷朦，雨声渐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胡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他们一连的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堤岸的涛声。

　　就在他领受着这种特殊的、远过于战争的血与火的艰苦磨历时，中共中央西南局派来专案人员，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张黎群在团中央时的“反党劣迹”。

　　张黎群在陕北米脂县当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于1960年初被调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担任兼办公厅副主任。庐山会议结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平息后，毛泽东又决定恢复1954年“高饶事件’”后撤销的各大区中央局，于是取消了中央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财贸工作部，让工业部的人分为华北局和西南局两个班底，张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担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党全国大谈实事求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前线》杂志频频发表议论，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张黎群在《重庆晚报》和《成都晚报》，分别开辟了《巴山漫话》和《夜谈》两个专栏。“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彻底一砸烂”；西南的两个“三家村”被点名的成员——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四川文联主席沙河、《成都晚报》总编辑陈伯林等人也立即被关进了监狱。首先被关进监狱的张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专案组的人来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从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够加重张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们看错人了！

　　专案人员对胡耀邦说：“张黎群窃踞《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达八年之久，在报社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我们揭发他的这些反党罪行！”

　　胡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几句话，就把专案组的人打发回去了。

　　当然，他们是悻悻而返的。他们回到大西南，“提审”张黎群时就指着张黎群的鼻子说：“那个胡黑邦真是顽固透顶！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大包大揽地死保你哩！不过他不说，你自己得老实交代……”

　　1972年4月， 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把胡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了这个“审查报告”很生气，逐条予以反驳，拒不签字，并对这位中央特派军代表说：你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

　　然后他在自己写的《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其后直到“文革”结束，他也没签字。

　　就在这拒不签字的时候，他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很长的覆信，信的最后一段说——

　　我很幸运地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变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1972年秋，他才离开了潢川干校，回北京检查身体和休息。不久，干校的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北京。

　　“九大”时，康生主动伸出手来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扭头便走。结果他没能担任“九大”中央委员。

　　胡耀邦敢于当众嘲笑林彪：

　　“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胡耀邦襟怀坦白，大义凛然坚持与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早在延安时期担任总政组织部长时，他就不与康生交往。 1966年8月3l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免一大批团干部的官。尽管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可那天晚上，胡耀邦还是公开讲：“康生是老左”。并谈了对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总理请示毛主席，要找几个年青的“八大”中央委员担任“九大”中央委员，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

　　“九大”时，康生主动伸出手来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扭头便走。结果，他没能担任“九大”中央委员。

　　后来，团中央干部集体上书请愿，要求胡耀邦担任人大代表。汪东兴找他谈话并指出，只要你承认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你就可以担任人大常委。胡耀邦绝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两次拒绝。他说：“我没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我是八大中央委员，江青什么也不是，怎么说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他曾对人说：“我感到最苦闷的时候，不是在团中央住‘牛棚’的时候，而是在l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lop年4月‘九大’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对林彪的问题有所察觉。当然，那时候不可能想到林彪会反党叛国，但是已经感觉到了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来，同时对别的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别的方式，提了一条意见，说：‘洪湖苏共没有中央委员’。二是林彪关于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我总觉得有点荒唐……因此，开完‘九大’到黄湖（五七干校）以后，我就不再提‘林副主席’了。”

　　胡耀邦早在林彪发迹之时，就对此有所觉察。他曾对林彪鼓吹的许多唯心主义、实用主义谬论表示过轻蔑与反感。早在“文革”前夕，林彪神吹“突出政治”之说时，胡耀邦就敢于当众嘲笑：“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对过去盛行的对领袖人物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方式，胡耀邦也表示过异议与反感。他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礼仪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说过“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说法不科学嘛！”他提倡青年学会独立思考，即使是对领导人物说过的话，“也可以怀疑”可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

　　胡耀邦在受审期间。 接受过无数次“外调”与“审问”，先后写过100多万字的材料。他自己认为，除对一位领导同志一度上纲过高外，一般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几次，逼他写材料证明一个老干部曾“叛党通敌”，他说：“叛党通敌不能随便说哟，我反复想，不是这么回事，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林彪垮台后，我立即写几千字的材料，揭发这件事，说林彪的罪恶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l974年春天，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林批孔批木儒”的文章，对所谓“法家”的评价越来越高、闹了不少笑话。有些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总理，使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感到担忧。一位同志对胡耀邦讲了上述疑问与忧虑，胡耀邦心照不宣地笑了，说：“咱们只谈观点，不谈人事。”他翻开正在阅读的一本列宁著作，指着一段划红杠的地方——

　　“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严重的危机之一。”

　　“文革”期间，胡耀邦不仅在政治上立场坚定，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思想理论上，他也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犯错多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诚实。诚实的品格最重要，他还鼓励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胡耀邦曾经嘲笑这样一种“笔杆子”，他们好象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你想用什么。他能写什么；还能写得振振有词，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亩产几万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

　　最、最”，现在又把“法家”说成“爱护人”的革命家，陈胜、吴广与秦始皇几乎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胡耀邦对这种“笔杆子”极为轻蔑，说这种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骨头！”

　　随邓小平复出，胡耀邦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随着邓小平再次下台，胡耀邦也再次受到冲击。

　　l974年邓小平复出， 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l957年3月， 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年批判批判。胡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了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胡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胡耀邦认为知识分

　　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院，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l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人学人托难）、票子（工资大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啥》的正确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胡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受到了冲击……

　　胡耀邦要时选宁告诉叶剑英：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l976年10月6日， 那四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该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简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顿感大解放。他觉得我们这个党又有救了。他想到：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谓的“刘邓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呢？

　　归根结底，他说，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而这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胡耀邦更掰着指头对人——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5％左有”，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5％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十年“文革” ，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75％。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么这种没完没了地“与人斗”而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因之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

　　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l976年10月12曰，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 胡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巧功勋！”

　　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胡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华国锋推出“两个凡是”，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胡耀邦这里说。他与华国锋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青团户央第一书记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4年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华国锋也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胡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

　　第一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次，l977年2月7日，《人民曰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肯定了“两个凡是”。

　　那时，不仅在“文革”中形成的，几乎等同于党中央号令的“两报一刊”的余威犹存；而且在实际上，这篇社论就是由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党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写并定稿，经党中央主席批准发表的。

　　第三次，l977年3月10日，华国锋本人在公开讲话中，也强调了“两个凡是”。

　　如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如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是“反革命事件”；

　　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赫然的四个大字：“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 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

　　“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2月18日， 春节。在中央苏区时代就与胡耀邦亲如手足的冯文彬去看望胡耀邦。冯文彬看胡耀邦愁眉深锁，面呈重优，对胡耀邦说：“出门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宽宽心！”胡耀邦说：“我哪儿也不去！”

　　时过八天，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之一汪东兴，”还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 找胡耀邦谈了话，胡耀邦还是哪儿都不去。直到3月10日华国锋也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了

　　“两个凡是” 之后，3月12日，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叶剑英找胡耀邦谈了话，胡耀邦在3月14日就去见了邓小平。

　　胡耀邦对小平说：“粉碎‘四人邦’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党校校园的时候，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发表，石破天惊，人们认为终于可以盼到大天亮了。

　　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于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胡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于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胡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役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胡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所以，胡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决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胡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得到胡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经前后十七次修改，定了格，胡耀邦却让先放着。

　　l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 ，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

　　这时， 胡耀邦感到， 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 l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全文刊发。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和拥护，人们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终于可盼到大天亮了。



胡耀邦传奇--第四节　设防的中央组织部



第四节　设防的中央组织部

　　这场斗争如果不是正义的一方获胜，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可能人头落地。胡耀邦说：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以非凡的胆略和豪气担当挽狂澜于既倒的急先锋，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他对身边的人打招呼：“找我申诉的人，一律不要阻拦。”一向最为神秘莫测的中央组织部，何曾出现过这样一位“不设防部长”？

　　这场斗争如果不是正义的一方获胜，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可能人头落地。胡耀邦鼓励大家：“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定不拔之志。”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其中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胡耀邦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是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一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口。

　　接着胡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定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韧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一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位军政委。“文革”风起后不久，康生把他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康生还说，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开始，郭玉峰只是中组部的业务组负责人，后来先后成了中组部的核心领导小组长和中组部部长。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康生对郭玉峰的赏识与思典，因为康生当时就是党中央组织宣传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康生的妻子——“康办”主任曹轶欧的办公室就设在中组部的大楼上。

　　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

　　一天，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也到西单商场北邻的中组部大院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邦”对他的诬陷迫害，并要求看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批示。郭玉峰虽然派人与他谈了话，但当他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时， 招待所的人却将他的手提包扔出门外， 要他“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

　　就这样，这位建国前后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有时骑在马背上也不忘练字的著名书法家，被冷落在北京街头，茫然无去处。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呆着。

　　在外地，被“押”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听到了中央台广播的文章摘要，就狠声狠气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们更加明白：这场斗争如果不是党的正义一方取得胜利，那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很可能人头落地（已有人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惨遭杀害），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仍将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阴影笼罩着！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个人的尊严，他们又一次纷纷奋起抗争。一刹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

　　中央组织部大院里的大字报斗争持续了三个月。胡耀邦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中组部大院里的大字报斗争持续了三个月。极盼结案分配工作的杨士杰——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把人家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另外还有人把一些大字报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层层阻力的下一步、他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地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在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于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编者为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

　　《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安岗，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又一批大字报交给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以报社党委的名义委托他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王泽民写了一万多字。胡绩伟、安岗过目斟酌后，再请袁任远、杨士杰、张策等同志传看，然后送给了叶老帅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

　　看来，郭玉峰的仕途有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华国锋主要依靠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一个是人事工具，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是典型的粉碎

　　“四人帮”以前那个做法……

　　一天夜晚，党的副主席江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组部的老干部袁任远、杨士杰、张策、郭述申等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时，中组部的很多老同志已在座。汪兴东问郭玉峰：你对在座的这些老同志怎么样？

　　郭玉峰面不改色地回答：很好啊！

　　汪东兴掏出了《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让郭玉峰细细地看看，然后说：“对老同志的住房、用车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为难老同志。”郭玉峰连声答应：“好好好。”可是，不论汪东兴还是郭玉峰，对审干结案、安排工作的大事，却只字未表。即便对老同志在生活上必须予以照顾的这种小事，郭玉峰回到中组部后也滴水未漏，更谈不上开会传达。老干部们又一次掀起了张贴大字报的高潮，愤怒声讨郭玉峰欺上瞒下的两面派勾当，要求党中央尽快撤换他。否则，所谓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只能是又一场白日梦！

　　这样，郭玉峰才不得不浮皮潦草地传达了汪东兴的那点儿指示。但传达归传达，行动还是不见影，正像一张大字报引用的《马太福音》中的那段话所说，他眼中的梁木还没去掉，怎能看清世道真谛！

　　1977年12月初，郭玉峰只能打点好他那只公文包，永远离开了那个由他把持了十年、令人望而厌畏的大院。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胡耀邦接任中组部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

　　对郭玉峰来说，这种结局也许使他有些想不通；但在大众心目中，这种结局是理所应当的。1980年11月19日，在研究华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些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在干部工作问题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

　　“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胡耀邦到中组部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上访，全月来信达六麻袋。

　　1977年IZ月15日早上八点整，胡耀邦来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烟花朵朵。院内的老老少少，激情满怀地欢迎胡耀邦的到来。街上行人不知内情，都好奇地驻足凝望，西单商场的一些顾客也纷纷跑来踮足围观，不知这个过去老是铁门紧闭的大院，究竟发生了何等大喜事。胡耀邦带着他的秘书小梁快步登上了办公楼，立即召集处级以上于部开会。胡耀邦在大会上说：今天只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那边还有一些事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再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12月19日，胡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胡耀邦这次见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胡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他说这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这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入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

　　“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大杀“AB团”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这叫“积案如山”！

　　胡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者如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胡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员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们过去紧跟“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着‘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S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了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吕枫等几十位部局级老于部，—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说是“与很多老同志好久不见面了，叙叙旧”。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回月，即胡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序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六麻袋。

　　“这简直是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痪、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原又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二百零五位干部的联名信。由于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到有关各部，只有这二百零五位干部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

　　他们在信上说：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们都欢欣鼓舞，振奋异常。但身染极左路线遗毒的一些人一直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还说我们是“社会糟粕”。我们强烈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

　　信末署名的有副部级干部五人，司局级干部十四人，处科级干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一百人，其中包括曾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的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国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胡耀邦看了信忿忿地说：“这简直是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的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小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成鞘伯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看望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深入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

　　工作组更是快马加鞭，他们前后忙了十余日，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就送到了胡耀邦面前。胡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作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立即从中央有关部委借调来一批干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后改称为千部分配办公室，吕枫为主任，下设若干组，不但迅速解决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璧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消息疾如风，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中央民族学院（即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 讲师郑神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又成了“党员之家” 、““干部之家”，立即用街道公用电话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中央民族学院校园里的几只大喇叭同声呼唤郑仲兵，要他听到广播立即赶到院党委办公室有要事传达。郑仲兵听到广播怦然心动，不知为何声势如此之大。他满头大汗地跑到院党委办公室才得知，原来是胡耀邦要他火速去谈话。等他倒了两次车赶到中组部，又不巧：胡耀邦正临时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指派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

　　“我受耀邦同志的委托，向你传达这几句话。”这位局长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来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写的这份材料，也被列为中央发布全党的“谢富治指使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依据之一。

　　而且在郑仲兵与中组部的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作出了平反结论，结论写道：“两次对郑仲兵同志拘留审查，。是由林彪、“四人帮”及谢富治的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公安部几位局长会见郑仲兵时指出：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壁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1979年秋，正值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长时，郑仲兵被调到中宣部工作，他感到无比欣慰。

　　“你可以直接去见胡耀邦同志，请他为你申冤。”两个老报人直接找到胡耀邦。

　　一天，著名老报人挥逸群，来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 当年他才21岁。l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的第二年，他是其家乡江苏武进县的中共县委书记。1932 年奉党的指派进入上海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且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创始人之一。

　　1950年，挥逸群的做缝纫活谋生的同父异母大姐挥清芬，因老家五亩地出租，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并被挟嫌报复的流氓恶霸打伤。挥逸群给华东土改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苏南区党委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进医院治疗。华东土改会和苏南区党委派员调查并征求了恽逸群的意见。恽逸群表示：此事如何处理悉听当地领导机关决定。

　　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挥逸群因曾将《解放日报》相当于两千个“折实单位”（每单位等于大米一斤、麦粉一斤、煤球一斤、龙头白布一尺的市价）的公款，相当于1954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千元，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为此作了多次检查。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硬说挥逸群企图“从中牟利”，责令其停职反省，由张春桥接任《解放日报》社长。

　　1952年3月， 挥逸群就因上述两项“罪行”被开除党籍。《解放日报》发布了头版头条新闻并发布社论，大张旗鼓地公开批判，全国各大报亦广泛传播。

　　1955年4月， 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冤案发生。挥逸群因1936年后在上海、香港等地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于同年5月10日也被秘密逮捕。 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纯系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九年，在这十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完全与世隔绝，也不能与家属通信见面。l965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照样对他起诉；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照样对他秘密开庭审讯，判其。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以示把他冤关了十年半完全有理。

　　同年12月8日， 他被“假释”离京，并被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笔者家乡江苏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原行政七级每月三百多元的副省级高干，每月只给生活费三十七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哮喘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不久，七十一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来京打探消息。他在新华社的老友庄重对他说：“‘你可以直接去见胡耀邦同志，请他为你申冤。”果然，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

　　彻底平反昭雪。胡耀邦还介绍他去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十一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就根据挥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在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一百二十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挥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挥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 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作了结论：挥逸群同志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后，挥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同年5月12日， 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举行了挥逸群骨灰覆盖党旗的悼念仪式，宣读了长篇悼词，新华社和京津宁沪各大报都发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手持张稼夫介绍信，踏入胡耀邦家门槛，向胡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 时， 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说在全国，现在虽然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同时，他还正式向上报告要求不再呼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与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背道而驰，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不但如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竟把彭老总在庐山招灾惹祸的那份“万言书”，推荐给一个号召大伙讲真话的单位负责人，作为向其本单位做形势报告的核心材料。在起草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宣传提纲时，他又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提纲的引语……

　　所有这些作为与言论，都很快一一击响了康生耳鼓。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

　　l975年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有人提议让秦川去负责中共北京市委科教部；即将寿终正寝的康生还是不放过他，叫人传话对秦川要“控制使用”。直到“四人帮”垮了台，秦川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胡耀邦陈述主要冤情，胡耀邦边听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要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胡耀邦说“没问题”，并留他共进晚餐。李昭端上一碗甲鱼汤。那时候北京市面上的甲鱼，还不是“身价昂贵”的饕餐者们的专享物，只不过块把两块钱一斤。胡耀邦一筷未动，只吃辣子豆腐和芹菜炒豆腐干，那碗甲鱼汤让秦川一人独享。

　　不日，方毅要秦川去中国科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很快就批准；相隔不久，在《人民日报》支左的迟浩田即将归队，胡绩伟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秦川去《人民日报》做他的左右臂，这立刻得到了中央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一一批准。中组部干部调配局的同志，把这先后两种批件都亮在秦川的面前：你看怎么办？

　　当然党的正副主席们的完全一致的批件更算数——秦）川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未几，迟浩田一离开，胡绩伟成了报社的一把手，秦川就成了二把手。他们紧密配合胡耀邦拨乱反正，相得益彰。

　　“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上访人员直奔胡耀邦卧室，胡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胡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胡耀邦的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胡耀邦卧室。胡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凌晨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胡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死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胡耀邦动情地说：‘哦一定要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七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胡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胡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胡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中组部大门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刻曾三已七十二岁。

　　1924年，曾三十八岁，即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曾三奉党的指示到上海党中央特科培训班学习无线电通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央红军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并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讯学校政委，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讯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曾三被派往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继被派往新疆联络友军，1940年回到延安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I946年冬天，胡宗南部队开始进犯延安。曾三奉命率领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带着大批核心机密档案东渡黄河到达晋绥根据地，1948年又转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地完成了中央重要档案的安全转移。

　　1966年6月13日“文革” 一甫始，中央办公厅“造反有理”的人们突然向中央各部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同年11月15日，又发出撤销曾三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文件，给曾三同志扣了“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等的大帽子，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全党全国档案工作的重大成就。接着国家档案局和很多地方的档案机构被砸烂，大量重要档案被任意焚烧损坏打砸枪，大批从事档案工作的同志被撤职的撤职，坐牢的坐牢，不少同志被打伤致残或迫害致死。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讯报务和秘书档案而视力很弱，“八大”期间又夜以继日地整理文件以致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他和老伴沈义也还是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让搬。曾三找了原来在一起共事多年并相当要好的中直管理局负责人，没想到这位老熟人竟一推六二五，说他不知道这档子事，没法管。曾三老两口又去找中直管理局政治部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虽然下了文件恢复了正部级待遇，但还没有具体分配正部级职务，咋能住部长楼？”

　　胡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

　　“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

　　“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胡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给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汪东兴看了信和胡耀邦写的几行字，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两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零点一，上下三层楼有一回竟两次踩空，险些摔断骨头。随后，他们调整到没有上下接危险的一层楼的要求，也顺利实现。

　　“中央专案组的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胡耀邦和中组部的许多同志决心进行关键性的一战。

　　从曾三、沈义老两口放下信就走，胡耀邦想到一定还有很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胡耀邦在自己家里，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

　　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些老同志，并开了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叹。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老同志却不大愿意心扉尽敞。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似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胡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

　　“不出所料，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整个碎了心。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个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负起历史性重任！”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作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

　　1978年2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长达万言的文章，迅疾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很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胡耀邦和《人民日报》来信发电报，表示坚决放下包袱向前闯，向一切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行为作果敢的斗争，以振兴我们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和十亿人口的大“家”。

　　在这又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中，也有1975年被中央专案组分别赶往陕西、安徽等地“监护改造？的彭真、安子文等人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诉说他们被押解到这些“监护改造”场所后，继续备受磨难，健康每况愈下。他们要求迅速返回北京治病，并解决自己的“莫须有”问题，重新为党奉献一份力量。

　　胡耀邦看到了这些老同志的信，即刻将其转呈主管中央专案组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遗憾的是，汪东兴没有批准这些老同志的要求，胡耀邦建议由中组部直接复查这些同志的。悬案，汪东兴与中央专案组的人亮出了“两个凡是”：中央专案组的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

　　事已至此，胡耀邦和中组部的许多同志只能横下一条心，进行关键性的一战……



胡耀邦传奇--第五节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



第五节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

　　个人迷信不是真理，强权不是真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象一发’重磅炸弹直奔“两个凡是”派的主阵地。

　　吴冷西责难胡绩伟；汪东兴发表严厉讲话……但胡耀邦说：“真理在手，心里不愁，决不后退！”

　　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冲破不准开百人以上大会的壁垒，胡耀邦决定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也成了全国的大会了。

　　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红灯”，胡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一个会。

　　胡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得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讨论热烈而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　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战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的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那么谁来主持这一系列座谈会？

　　胡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党委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

　　高奇是一位中年干部。胡耀邦曾启发他注意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有空多读书。

　　多读历史，特别要熟悉党的历史，“那是现实生活中正确做人的知识宝库啊！”

　　这一次，胡耀邦又把他请到自己办公室，对他说：“你来具体操办“疑难案例座谈会”怎么样？”高奇说：“我还没主持过这样的会，中央又没有解决疑难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时还没有，”胡耀邦说，“这得靠我们去讨论实践。我现在只能给你四个字：实事求是。你就按这个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难色。他说：“您已知道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我……”

　　因为会期已临近，胡耀邦毕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着他说：

　　“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受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胡耀邦的这一言一行，都透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胡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荡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

　　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

　　在座谈中说到“疑难”案例，大家说得最多最难办的，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人既强烈反对林彪、“四人帮”，又稍带批评了毛主席的一些错误和对毛主席有些怨声怨语。如有个人说：“我看林彪有野心，就像当年赫鲁晓夫一样，早晚会坏事坏在他身上。”“刘少奇、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中央有什么分歧，可以坐下来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为什么一定要打倒？”“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顶峰’，我就不同意。‘顶峰”，马克思主义还怎么发展？”“江青凭什么当中央文革负责人？“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似的。这是搞迷信，很庸俗！”这个人被判了死刑。

　　有人响应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说了一些心里话。他对毛主席在“反右’中说的“引蛇出洞”、“阳谋”，等等表示“一度不够理解”；他认为我们的党“为什么不反对个人迷信？”这样的人，竟也被开除了党籍，判刑十五年。

　　有人极其强烈地憎恨林彪、“四人帮”疯狂地制造现代迷信，喊出了“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理由是：“党的领袖也是党员，共产党不要‘党皇帝’ 。 ”他还说：“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亡党亡国的路线。”“‘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后遗症已逐步暴露，后果将不可收拾。好人受气，坏人上台，党国全变。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沿党的‘八大’路线前进！”这样的人，立即招来惨不忍睹的杀身之祸。

　　这样的案件，各地都有，有的多达数千起。

　　罹难者中有干部、工人、教师、学生，也有职务较高的老党员、干部、老红军。他们都被冠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或“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凶恶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按照毛主席“圈定”的《公安六条》，多数均被处以极刑立即执行，轻的也被处以死缓、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以后，尽管这些受害者的遗属或幸存于囹圄的受害者本人不断地申诉要求复查平反，许多熟知其情的干部群众也为这些受害者大喊冤枉；但由于“两个凡是”论的出现，绝大多数办案人员都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谁也不敢贸然向前迈一步，致使这些受难者的亲属至今仍在痛苦的深渊中无力自救。有的父母双亡的孩子到处乞讨，有的老母亲悬梁而去，有的母亲整日在党政领导机关大门前发出撕肝裂肺的冤喊，有的全家绝望至极而全都服毒自杀……

　　每述及这类冤情惨景，叙述者往往饮泣梗语，听者几乎无不动容且泪水涟涟。但对这类“疑难”大案，究竟如何了断才更情理俱合，座谈者又往往面面相觑，莫衷一是。

　　对此，胡耀邦所说却出人意料的简单。他说：对待所谓“恶毒攻击”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应有严格而科学的区别。严格这种区别，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追求认识的发展上，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停步不前了。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作茧自缚，在真理面前设下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不可逾越的襟区”……

　　这样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从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结束，共研究了一百多个疑难案例。每一次前一个会议刚刚接近尾声，后一个会议的与会者就已到中组部报到，使三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紧凑。在这前后会相接的短暂间隙，胡耀邦对中组部参加会议的同志鼓劲说：“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

　　几乎与此同步，胡耀邦请另一个人主持

　　的、也分三批召开的中央与国家机关二十多个部委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也顺利结束。这三个座谈会，共研究了八十多个疑难案例＿

　　每一次座谈会结束，胡耀邦都向即将分手的同志说上几句话。他再次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来抓，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一齐抓。这种座谈会的方法，可以层层推广。务必要搞清事实，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胡耀邦在座谈会上的这些讲话，使每一个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则很明确，对平反冤假错案是个大促进。他们回去之后都作了认真详细的传达。

　　1978年 8月上旬，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又对所谓“恶攻”和一般认识问题作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使这类被视为“禁区”的疑难案件的平反，纷纷化险为夷。

　　个人迷信不是真理，强权不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象一发重磅炸弹直奔“两个凡是”派的主阵地。

　　如果说到此为止，　胡耀邦与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许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两个凡是” 论的外围战， 那么对“两个凡是”论的直接交锋，则是随之而来的“真理标准”的全党全国大讨论。

　　上面提到， 在疑难案例座谈会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率先指出“两个凡是” 不符合马列主义。4月10日。他在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及党中央的信中说，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胡耀邦，积极指导党校讲授哲学与党史的同志，深人研究这一课题。

　　胡耀邦明确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并非自此刻始。早在这之前数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他就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乌烟瘴气明确提出，应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又具体地说，“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

　　就是说，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去总结“文化大革命”，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8月25日，中央党校在胡耀邦倡导创办并直接指导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就刊发了一篇经胡耀邦审定的批评“风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说这种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这等于又一次提出用实践检查真理的问题。

　　这样，在当年11月，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堂上，就开始批评过去多少年以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用强权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错误做法。

　　当年12月2日， 在中央党校教育长冯文彬主持的学校党委会讨论党史教学计划时，胡耀邦又针对一些人的不同议论，多次插话或讲话。他说：“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我看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嘛！”

　　冯文彬当即表示完全同意胡耀邦的讲话。

　　他说：“要研究党史，就应该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框、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就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布置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同志搞一个新的党史教学方案，起草成一个文件。

　　1978年1月18日， 吴江将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请已去中组部但仍兼任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定。胡耀邦提出：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精神实质为指导；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在胡耀邦提出这种真理标准“，并指导《理论动态》初步发表一些有关文章的过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等人，从“十年内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严重摧残和天安门“四·五”运动之被残酷镇压等事实出发，也认为必须在理论上和认识路线上，找出一个明确区分路线正误是非的标准。同时，胡福明应（光明日报）所约，于1977年秋天写成了《实践是检查真理的标准》一文。

　　1978年3月， 中央党校开始组织全校八百多名学员，讨论研究党史的那个指导文件。

　　在讨论中， 发生了一些争论。 少数学员仍主张以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明显地倾向于“两个凡是”。

　　一、据此，吴江布置理论研究室的同仁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针对性的文章。孙长江以耀邦的多次讲话为依据，写成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南京的胡福明可谓不谋而合。

　　正当吴江等人研究孙长江的这篇文稿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党校学习半年，曾两次与胡耀邦深人交谈，‘支持用实践标准来总结党的路线斗争的是与非。他到《光明日报》履任后，才知道《光明日报》已约来南京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并经报社编辑部作了五次修改，他感到文章的份量还不够，没有着力突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哲学命题。同时他知道党校的孙长江在写同一主题的长文，遂通过吴江邀请孙长江到《光明日报》，帮助修改胡福明文。吴江嘱咐孙长江：尽量把两文捏合成一文。

　　孙长江勤奋思考把两文融合成一文后，仍以他自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两次送胡耀邦审改。

　　与此同步，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九周年，胡耀邦又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撰写了《科学与民主》一文。

　　这篇也强调了“实践”的文章，于1978年5月4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 上如期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隆重推出《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全文播发，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这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

　　但在国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砍旗”、“丢了刀把儿”、“反对毛主席”。

　　吴冷西责难胡绩伟；汪东兴发表严厉讲话……

　　但胡耀邦说：“真理在手，心里不愁，决不后退！”

　　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夜晚，“文革”前的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吴冷西，就在电话中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了严厉指责。他认为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5月18日上午， 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

　　（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很显然，这是一次发动并布置围攻“真理标准”一文的谈话。这对尔后的一些地方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实起了“打气”作用。

　　当天下午，张平化就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或宣传部长，召集到当时中宣部所在地钓鱼台东门内的一座楼里开会，传达了汪东兴的谈话。张平化说：关于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

　　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于，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与此同时， 胡乔木去了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对胡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6月9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胡耀邦进行表扬。

　　6月15日，汪东兴又召开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发表了严厉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和胡耀邦组织的几篇文章，并对《人民日报》作了一系列批评：

　　一、《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么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1976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

　　这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三、《人民日报》在《刚刚召开过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对邓副主席的讲话，在标题上用了“精辟阐明”，而叶副主席讲的话，

　　华主席讲的话，为什么就不标出“精辟阐明”呢？

　　四、（《以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的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能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

　　这一系列批评，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真理标准”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但通篇依然突出地强调了“两个凡是”的不可动摇性，其要害是：

　　“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可是，千百万的冤假错案弄得天怒人怨，不翻过来能行吗？莫说在这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就是在“摔死林彪”，到“活捉‘四人帮’那个变幻莫测的年代，胡耀邦就为如何才能替天下冤苦人助一臂之力而朝思夕虑着。那时他的态度就是“多读书，不出门；有人来，不关门”……无论亲疏远近，来者一律不拒，为许多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或恢复工作而操心劳碌，或出主意，或转材料，虽然从干校回京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自个儿一直在家里被挂着没工作。以后在1975年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江青等人曾发出这种威胁性的信号：“在北京，有几个专门搞右倾翻案的地下联络站，胡耀邦家就是一个！”

　　然而胡耀邦当时泰然置之。这一次，汪东兴又向胡耀邦他们发出了警告：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但是，争论的实质并非如此！

　　现在江青之流都已去了该去的地方，整个神州大地要求实事求是、真正遵照真理办事的强烈呼声犹如山呼海啸的时候，汪东兴等人还片面地认为这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在这之前两个月，汪东兴就似乎按照这个逻辑，坚决不让胡耀邦对新华社《内部参考》一篇报道的震撼人心的批示公开见报。

　　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处于紧张修改完善阶段的4月2日，《内部参考》刊登了新华社吉林分社副社长康国志的一篇报道——“长春光机所前主要负责人单奎章残酷迫害科技人员制造的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4月8日，胡耀邦看到了这个报道，立刻从历史的高度作了一个相当长的批示。他批道：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材料。对我们党的干部人事部门、政治部门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一年的历史了。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这个材料就充分说明了

　　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坏人当权有关，同我们平时教育不严有关，同人们的法律观念不强有关，一句话，同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因此，我们的干部部门、政治部门应该经常注意用这种反面材料教育我们的同志，以提高我们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新华社编辑部得到了这一批示，当即给吉林分社康国志挂了长途电话，要他火速来京把这篇《内参》稿改为公开广播稿，并将这个批示作为《新华社编者按》，冠于广播稿前。

　　《人民日报》闻讯，也按照这个批示的内涵写了一个短评，将配合这篇广播稿一齐见报。两大新闻单位的这一默契，得到了全面支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密切关怀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人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等人的支持；但是到了分管宣传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面前，这《编者按》和短评被全部砍掉。新华社在当月28日只光溜溜地向全国播发了这篇报道，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左下角予以见报——《吉林省委彻底昭雪长春光机所“特务”冤案，“‘四人帮”的爪牙、冤案直接制造者单奎章将依法严惩》。

　　当时一些知情人就说，谁想全面地恢复实事求是、彻底地拨乱反正。“两个凡是”论者必然起而阻挠与遏制……

　　在下面，也有一些人在“顶牛”。山东烟台地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问山东《大众日报》理论部副主任：“为什么《大众日报》不宣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位副主任说：不是我们不宣传，而是省委负责同志不准报道，理由是要“看一看”。

　　在上海， 上海市委对“真理标准”问题，从5月中旬到9月中旬长达4个月，在全市的理论宣传系统没有组织过一次讨论。报纸上除转载新华社发出的文章外，没有登过一篇有关“真理标准”的文章。市委宣传部长在一次会议上说：“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总不能超过（清查‘四人帮’余党的）第三战役吧！”这位部长竟把这没有任何矛盾的两件事对立起来。

　　七、八月间，群众再次广泛要求组织讨论，这位部长又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收到中央文件，所以不组织讨论。我们只能按中央文件办事嘛！”9月初，这位部长又借中央四十八号文件借题发挥说：“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高举’。在国内有一股风，企图贬低毛主席。中央报刊上两篇文章，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不妥的……”

　　真是上上下下，阻力重重。但是胡耀邦对甘愿跟他“下油锅”的同志说：“真理在手，心里不愁，决不后退！”

　　“真理标准讨论”捷报频传，各路“诸候”纷纷表态，“两个凡是”派阵营在理论大军笔锋之下土崩瓦解，拿不出一篇反攻的文章。

　　1978年5月13日， 即吴冷西打电话批评责难胡绩伟的第二天，胡耀邦在自己的家里，请来《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开了个小会。《人民日报》的同志介绍了吴冷西的电话内容，胡耀邦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一些同志提出，对“砍旗”与“反对毛主席”之类的谬论，必须公开批驳。胡耀邦想了想，支持这个意见，并出了个题目，叫做《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胡耀邦说： 这篇文章要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 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抵挡的。“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文革”如此深重的大灾难，反面教育如此之深痛，在今后几十年，若再重复这种灾难与倒退，人民是定难饶恕的。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胡耀邦强调：这篇文章要把历史潮流是怎样地不可阻挡这个道理，说深说透。

　　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思潮，十分明确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6月16日，就在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

　　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提出一接受教训，下不为例”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刑贲思的文章——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

　　专门反驳“两个凡是”论者对“真理标准”一文责难的首篇重头文章，是由吴江撰写、孙长江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由于汪东兴已对各报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了禁令，为减轻胡耀邦和《理论动态》、《人民日报》、恍明日报》已受到的压力，这篇文章得到了已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的罗瑞卿的大力支持。 他赴德国动手术之前， 还专门为这篇文章的发表给胡耀邦打电话说：“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不幸他这一去，在手术台上与世长辞，这个电话成了他给胡耀邦的最后一句遗言。

　　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篇一万六千字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日全文转登。

　　这篇文章首先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阐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真理、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依据；然后针对“真理标准”讨论后出现的种种指责与非难，发表了鲜明有力的不同意见。

　　文章也不客气地指出：改变一些旧口号往往很不容易。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饰辞），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会因此受到损害。

　　6月30日， 《理论动态》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署名“岳平”（特约评论员的谐音）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批评了“两个凡是”，同时也对一切反对“真理标准”的种种议论作了总回答。

　　7月15日， 第七十三期的《理论动态》，发表了韩树英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文中也有“真理也是一分为二”的小标题。

　　7月21日， 邓小平找张平化谈了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禁区、下禁令。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的又一力作《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向更深的层次。

　　这天下午，邓小平找胡耀邦谈了一个多小时。邓小平说，“真理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的班底很不错，这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也在这一天，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该社黑龙江分社记者孙铭惠的报道，介绍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真理标准”的情况。

　　胡耀邦当天看到了这份《内参》，立即提出给中央党校每个学员小组发一份。胡耀邦这样做，对学员们的思想大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新华社又将这篇《内参）稿改为公开电讯播发全国。《人民日报》于第二天在头版头条刊载时用了这样的大字标题。《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

　　7月23日下午， 胡耀邦在家里向《理论动态》的同志传达了头天下午邓小平对他的谈话。胡耀邦说：有些人一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大吃一惊，一听说《“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又大吃一惊。对这样一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就不知道。因此，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就很需要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了！

　　过了几天，胡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的同志开会，布置撰写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又一篇重头文章，即《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

　　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由王聚武执笔。此文经几次讨论，胡耀邦几次修改定稿，发表于9月10日《人民日报》和第八十四期《理论动态》，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这些文章，不但为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报纸和中央一级的大报所转载，还引发更多为“真理标准”而呐喊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了《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民主和法制》、《一定要把林彪、“四人帮”连在一起批》、《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把理论研究的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天才论与实践论的斗争》、《理论工作唯一正确的方针》，等等；《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哲学研究》等报刊的文章分别有：《斥林彪所谓“句句是真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非肃清不可》、《评所谓“专家路线”》、《在理论工作中要发扬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同志，也在报上发表了题为《实事求是地宣传党的历史》的文章。

　　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全国已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文章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正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真理标准”问题在全国范围的讨论十分广泛而热烈。

　　对这样一个大好局面的出现，有人评述其原由说：除民心所向，最重要的因素之＿，是在胡耀邦的组织指挥下，迅速形成了一支健康的理论大军，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这支大军简直所向无敌，笔锋锐不可挡。统治中国多年的“左”倾理论，以及妄图在新时期继续坚持这种错误理论的“两个凡是”，在这支大军的横扫下，顷刻间土崩瓦解，连一篇反攻的文章都拿不出。

　　如是， 直到9月中旬还在“等等‘中央指示”’而拒不宣传讨论“真理标准”的中共上海市委。也不得不赶忙登出几篇表示认同“真理标准”的文章。以应付一下“门面”。



胡耀邦传奇--第六节　中南海短兵相接



第六节　中南海短兵相接

　　六十一人的问题，毛泽东在1943年说：

　　“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然而在“文革”时，这六十一人全部成了被任意揪打凌辱的“叛徒集团”，株连所及，冤狱遍布全国。

　　＿1975年邓小平就说过。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

　　胡耀邦打开突破口，汪东兴釜底抽薪。

　　针锋相对，“两个不管”决战“两个凡是”。

　　1936年，中共中央为了营救关押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同志，批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可以让他们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出狱，以便尽快投身抗日救国运动。然而，3O年后，他们却因为此事而被康生等人定为“叛徒集团”。

　　一边进行决战的外围战，一边为平反“文革”中的一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的斗争，也在紧张尖锐地进行着。

　　这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于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所谓

　　“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蚕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些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个字而离开监狱，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

　　那时候，这些同志都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政府北平反省院。他们当中，有北伐战争前1924年人党的老党员，和土地革命战争及“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白区工作的老干部，也有1936年在监狱中被狱中秘密党支部吸收的新党员，还有当时还没有人党入团但积极要求抗日的热血青年。他们都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有些同志在被捕前，已担任了党或团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特委书记或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尽管道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一直与敌人进行多种顽强斗争。有些人刑期早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其时日寇魔爪已深人华北，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开展工作严重缺少得力干才。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少奇同志建议，可以让这些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他们还进一层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转押到南京去，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党央研究决定。党中央经过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让李葆华迅速派人巧送狱中党支部立即执行。李葆华和徐冰委派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党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但狱中党支部一致拒绝执行。他们的理想是：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将来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走出敌人的牢门。

　　1936年夏天，柯庆施等人再次写信，让孔祥祯辗转送到监狱去。信上说“你们知道谁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等几位同志都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这才勉为其难地着手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决定。 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了监狱。事后，柯庆施对薄一波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

　　1943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与代表团一起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与毛长谈时，他曾说到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在这个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了话。在谈到出狱一事时，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作了同样的表示。

　　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l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

　　惠民地区阳信县何家湾——过春节。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清康生和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吃饭。

　　饭后，康生与团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同志出狱的事。

　　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又已到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平津敌人的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一这些同志就只有全部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都照办了，唯有不属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八年牢。

　　这个“饭后漫步闲谈”足以说明，康生对这段往事的曲折过程也清清楚楚，并不觉得薄一波等人自己对这件事该承担什么责任。所有党的领导人对这件事的历次表示，更说明这些同志自身在这一点上都清清白白、苍天可鉴。

　　正因为这些同志的狱中表现甚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功勋卓著，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被党的“七大”和“八大”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乃至中央政治局成员。党的“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都只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薄一波等同志于1936年奉党中央之命，以那种方式离开敌人监狱，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日月轮转，三十个寒暑过后，这突然成了特大问题。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呼应彻底整垮刘少奇，下令在已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与刘少奇密切相关的“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老同志中已有十九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为人民壮烈捐躯，或在建国前后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战争的生死关头，没能经受住新的严峻考验而叛变，被自己人处决。“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四十人，其中二十二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另有十三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他人为一般职务。

　　对所有幸存的这些同志，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成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予以揪斗迫害。　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接着康生又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去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在这个杀气腾腾的过程中，尽管周恩来多次出面劝阻，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发电报，说明这个问题由中央负责，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给正在广州养病的薄一波发电报，叫他“千万不要回北京”；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动，各地纷纷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把过去所有被敌人逮捕过但已作过正确结论的同志的旧案统统翻了出来，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冤假错案。

　　l967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随之，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等地国民党或侵华日寇监狱中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集团”；株连所及，冤狱遍布全国。

　　此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也被正式肯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四十位老同志悉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的成千上万。

　　邓小平说：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

　　中央专案组的人大发雷霆：

　　“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的头上来啦，这还了得？”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说：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

　　然而，由于“四人帮”捣乱作梗，这个问题不但没能得到解决，而且中央专案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还再次派人对这些同志进行威胁，强迫在北京已被解除“监护”的老同志离开北京：安子文去了淮南，刘澜涛也去了安庆；与“三六”专案毫无关连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陕西。他们也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阳，并派来了河南省公安局的三个人要押着去。薄一波坚决不从，并再三抗议，才被勉强留在北京。

　　专案组的人警告薄一波：“你讲这个问题（指1936年出狱经过），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你有利；讲了就对党不刮，对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们的意见办，将来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从宽考虑。”

　　对薄一波的这类警告或“提醒”，不止三次五次。

　　对刘澜涛等人，专案组的人也是这样说：

　　“不要写36年履行手续出狱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这一历史事实抹掉，重写”

　　粉碎了“四人帮” ，尤其在l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原有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

　　l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转达过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样祯，此刻也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我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殒；而亲自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孔祥祯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时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孔祥祯在信中还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李葆华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指示，以及后来薄一波等人出狱的经过，等等，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但是，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的一些人依然冥顽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城。薄一波也照样坚决不去。正在这无法调和的相持中。胡耀邦到了中央组织部。他觉得，必须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头上的这口大黑锅。对此。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却大为震怒。大发脾气：“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极，都翻到我们的头上来啦，这还了得？”

　　胡耀邦看了邓小平和汪东兴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申诉信，决定了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恰巧，这时与“六十一”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

　　申诉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

　　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才二十二岁。

　　“九·一八”事变他十七岁，在北平读大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担任支部书记；1933年1月加人共青团，同年7月转为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他去从事兵运工作，他就毅然离开大学，去国民党军队当伙夫、车夫、勤务兵、马弁，积极发展军人党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敌人逮捕人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奉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区党政军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人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分工委书记，指挥部从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西藏军区副政委。

　　虽然王其梅功高位显，但他一直艰苦朴素，对文恬武嬉骄奢淫逸之风深恶痛绝。1955年实行军锅制后仍十分注意节俭，除买书和接济困难同志外。他从每月三百多元工资中省下二百元。虽然他与王先梅已有五个孩子，需要抚育，而他认为让孩子们自幼多吃苦，有好处。“三年灾害”期间，他将五年来节省下的一万多元全部献给国家，以解国困于分毫。据认为，这是当年有此义举的唯一高干。

　　康生等人酿造了“三六” 大案，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就被害辞世。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是十四岁（1938年）参加新四军、十五岁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此刻与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分住四处。年岁稍长的大女儿要求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或云南农场都被打了回来，说是“没资格”。为了生存，她自己执火车去了内蒙阿荣旗插队务农。王先梅后来把分住几处的八岁到十六岁的两儿三女都收拢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轻工部江酉“五七”干校。

　　1973年5月， 江西干校撤销，按规定，没工作的孩子应随父母回北京，王先梅才把孩子们带回北京。周总理再次批示，才开始发给这些孩子的生活费。但轻工部仍未能对这些孩子一视同仁，而将他们的户口，转去河北固安县五七干校。后来，大男孩掌握了制作和修理大小提琴全套工艺，并会修理钢琴做道具，报考海政歌舞团，文化素养、艺术技能、个人历史等等全部合格，只因其父在“三六”专案中一直悬而未决，而未被录取。小女儿在外地读初中，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到北京读高中，又被评为三好生，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优秀团员。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召开的毛主席追悼大会和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学校其他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参加了，唯独她这个团支部书记不能去，也因其父是“三六”案成员。

　　历遭如此许多不平事， 王先梅心境很难平静。1977年12月8日，她向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信，信中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遭遇。

　　经过一番辗转投递， 此信到达邓小平面前已是12月25日。 邓小平当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了也接着批：

　　“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才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当天下午三时许，胡耀邦委派的中组部一位副局长王建梅和王盛湖两位同志，就找到了右安门王先梅家的两间房，传达了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胡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和她的子女都激动得流着泪，一再表示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从政治上解放了他们。当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说：

　　对王其梅的结论应该重新做。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已经十年没让我工作了，我要求尽快恢复工作。另外按党的政策，应该给孩子们出路，够参军条件的，就该让他们去。

　　l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轻工部，担任科研室外事处长，仍做外事工作；大儿子被批准参军，去了海政文工团；学医的二儿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植树医院；小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1978年2月18日，　《人民日报》 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并经中央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泛反响。 各地给中央组织部、 《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纷纷而至。熟知“六十一人案”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同志家属和子女的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又说了那样的一大段话，说明康生们蓄意制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只是迟早的事。

　　然而，人们对这种事常常想得太天真。

　　那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然而胡耀邦要求对重大案件进行复查处理时，汪东兴觉得有必要釜底抽薪。

　　一天，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写信提议，是不是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同时，胡耀邦与中组部同志的这些举动，都—一被人传到了汪东兴等同志那里。后者觉得，有必要予以釜底抽薪。

　　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第一办公室的人更盛气凌人。他们一位姓范，来自海军某部门；一位姓杨，来自陆军某个学院。他们以命令的口气对胡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并说，帅孟奇（深受大家尊敬的帅大姐）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

　　胡耀邦明白：这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

　　他先洗耳恭听，然后才开始答辩。他说：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方说，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所引用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个“启事”是有的，但这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六十一人”问题，早在“七大”时就已作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三十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账？对这本账，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他是唯恐天下不乱，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浑水摸鱼。

　　胡耀邦最后说：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汪东兴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带来这样一个大难题：这许多所谓的“结论”，无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当年设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党”、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部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给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费，已被迫害而死的就听其死去。

　　对于汪东兴、张耀祠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再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不少人都知道，中央专案组是由怎样的一些人组成的。其中开始审查“彭罗陆杨”案，后又加进“六十一人”案的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恰恰就是薄一波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兼太岳军区政委时的一位老部下——太岳军区所属第一纵队下面的一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文革”开始十多年来，他在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指使下，对他的老首长薄一波及其他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竭尽迫害之能事。

　　“四人帮”的猖狂时代一结束，仍在冤案阴影笼罩下的薄一波为了给这位步入歧途的故旧创造一个口心转意的余地，特地拜托当年同在太岳军区的另一位老战友去向这位故旧捎了口信，希望他利用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一改旧习多做好事，向新的党中央提供全部实情。

　　没想到，这位听了口信的故旧一下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气急败坏地说：“这不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

　　胡耀邦和许多同志还知道，瞿秋白同志的遗孀杨之华大姐直到病重垂危之际，中央专案组的有关人才假惺惺地宣布对她“解除监护”，送往北大医院治疗。送到医院不久，杨之华大姐就含冤死去……

　　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的某位副部长，在审讯时捏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了过去。在场的医生将他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打手们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个狗熊般粗壮的汉子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鲜血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被强行扒掉领章的军装。

　　专案组还对许光达施行车轮式滚动审讯。

　　一次，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一个姓党、一个姓都的两个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持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自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算了！”

　　姓党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样边打边叫骂：“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 1968年11月到1959年1月人院治疗六十天，仍受审七十九次，被逼写所谓的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审二十九次， 逼写材料二十九份。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 5月31日，即许光达悲辞人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主席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年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八时送到301医院， 于下午二时也离开了人世……

　　这些，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记录！！

　　l973年12月21日，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我看贺龙同志（被）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广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1974年9月， 邓小平恢复工作时，贺老总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1975年6月9日——

　　贺老总辞世6周年，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参加了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对贺老总作了高度评价，再次肯定“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这也等于为受“贺龙专案”株连的所有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但是“四人帮”和搞专案的一些人，竟然把周总理抱病参加的贺老总骨灰安放仪式还称为“复辟翻案的典型”。时至1叨8年的此时此刻，胡耀邦要求将中央专案组的一切档案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统一复查处理的当儿，有关专案组的一切违背党的传统精神的黑暗内幕，对胡耀邦和中组部的老资格来说，又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对如此专案组的一些人，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你还能抱什么“善哉善哉”的指望么？胡耀邦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胡耀邦另起炉灶，大江南北，寻常巷陌。明查暗访，争分夺秒，搜集每份资料，积储了翻案的足够材料。

　　胡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说：

　　“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胡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

　　胡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说，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简明有力。这时，胡耀邦才向大家谈了这次与汪东兴等人的正面交锋，并下达了准备一另起炉灶”的动员令。

　　但为稳妥起见，胡耀邦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 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

　　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胡耀邦说：作为专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个“结论”所依据的有关材料，都是中央专案组已经整理好了的。真正有重要价值的实事求是的东西，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们最不屑一顾的。他们可算是做到了各尽所能地。“各取所需”，把被立案的人置于“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后快。事实上，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来的，这必须查清楚。

　　在搞的过程中，中央专案组当然也作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能需”的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如获至宝；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会写到结论上去。而这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果光看那个“结论”是看不出其一丝痕迹的。所以，我这“另起炉灶”，就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哪些责任应是组织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

　　说完，胡耀邦又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上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谈完话正好吃午饭，胡耀邦也拿着自己的碗筷，和大伙边走边聊地向大食堂走去。他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得紧紧的。搞得美美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

　　进了大食堂，卖饭的大师傅一眼瞅见胡部长排在大老远队尾，连连大声招呼：“胡部长！您靠前来；您工作忙，靠前来广胡耀邦说：“大家都忙啊！你就顺着来吧！”

　　胡耀邦买完饭，像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胡耀邦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儿又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转脸对坐在一旁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

　　当天下午，贾素萍一行四人就去探望了无家可住而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第二招待所传达室，贾素萍一见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者” 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 便十分热情地上前问候，并伸出手：“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顿即感动得涕泪交流。十多年来，不少的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对他调查审问，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更没有任何让人稍稍过得去的结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贾素萍等四人，不但亲亲热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是奉胡耀邦部长的委托特地前来探望他的，所以他激动异常。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贾素萍说。“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么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

　　边说着，薄一波就把贾素萍们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一吐十多年来的悲愤和夙愿。

　　从此，贾素萍一行四人冒着盛暑，在京城到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元、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并逐一交谈。孔祥祯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经残废了的双腿说：“过去红卫兵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来，口称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全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再找我‘调查’时，我就不再同他们谈一句话，给他们吃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8月上旬，贾素萍一行飞到了安徽合肥。

　　一下飞机，江淮的炎热使他们好像突然掉进了蒸锅一样，但他们还是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 关押审讯了八年。1975年5月28日，他虽然被从监狱中开释出来，但专案组仍把“叛徒”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给他自由，不许他和任何亲友见面，并逼迫他“下放”安庆。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 党是亲娘神州家” ，以表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志。现在见到了“党员之家”派来的人，让他倾述他们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与敌人的斗争，以及他的一家在自己人的“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富有理智而坚强的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他热诚地要用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菜豆角亲手做菜，招待贾素萍一行。贾素萍说任务紧，婉言拒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仆仆风尘地赶到淮南去见安子文。

　　被幽禁于淮南的安子文，面对他在“文革”前做了十多年部长的中组部来的同志倍感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拧掐，遭受过许许多多的迫害与凌辱。以及康生们强加的“叛徒”罪名，原以为人们早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或仍然对他歧视敌视，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部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刹那间苦屈难诉，呜呜痛哭不已。

　　贾素萍，行结束了在安徽的调查访问，又快马加鞭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们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伊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

　　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患了心脏病。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 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今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四八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胡耀邦家。

　　胡耀邦连忙挑灯夜读。这一段时间，胡耀邦不但常常夜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归来，他都立即听取他们的汇报，认真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先后批写了这样一些字句：“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

　　随后，胡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如何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复查报告。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胡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两个不管”对付“两个凡是”。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一场面对面的决战拉开战幕。

　　1978年9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胡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正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市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胡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茬儿呢，你还送到门上去”’

　　胡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林彪、“四人帮”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难道还不够吗？

　　胡耀邦说到这儿，在座的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在，人家既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就会说我们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标准”文章出来时就已经这样大说特说了。对这种谬论的反驳，我们也得想得周全些。

　　说得对。胡耀邦说：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两个凡是”论者是有原则区别的。对待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

　　这次谈话后，一连数日，在中组部的部长办公室，胡耀邦都抽出一点时间，向政研室的苗枫林等同志口授全国信访会讲话的主要内容，委托苗枫林起草讲话稿。

　　对胡耀邦的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因而在起草过程中，他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等把稿子弄好送给胡耀邦过目时，他又一次劝阻胡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胡耀邦一听，不免有点气，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谨小慎微。”苗枫林请胡耀邦再考虑一下，胡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这一边，人们忙忙碌碌，心情欢畅；另一边。有人气得咬牙咯咯响。

　　9月11日， 就在全国信访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刚刚印出了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刊有《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遭到了查禁。因为，文内有这样的小插题：

　　林彪、“四人帮”是现代迷信的制造者；

　　现代迷信是新长征路上的一大障碍；

　　站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

　　文章提醒广大青年：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现实告诉我们，科学与迷信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不但现代迷信妖雾未散，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再出现借“高举”以营私的政治骗子，很难完全避免以更新更巧妙的形式出现的现代迷信。为坚持真理而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永远需要的……

　　很显然，这也是犯了“两个凡是”、“永远高举”的大忌的。汪东兴火急下令禁止发行。有些火爆不服气的青年人急得没法，把这篇文章和《春风吹又生》的复刊词帖上了西单民主墙，还有人搬请共青团中央的元老邓（颖超）大姐出面表示深切关注这件事。一位开国老将军也为这件事给《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打了电话。这位同志回答说“是汪（东兴）副主席执意要这么干”。气得这位老将军把电话一掼：“什么副主席？”这时，汪东兴才很不情愿地，为这本青年男女广泛喜爱的杂志的发行开了绿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一文。

　　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胡耀邦从从容容地走上了怀仁堂讲台，并发表了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他一回到中组部，一直提着心的苗枫林，急忙迎上去问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讲得怎么样？”张耀光回答了三个字：“很对劲！”胡耀邦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胡耀邦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胡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犊，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胡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说，他没有权力删改主持会议的中组部部长的讲话。胡耀邦遂找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问：“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这位同志说：“这是汪（东兴）副主席让删的。”胡耀邦转身就走，没说第二句话。

　　会议闭幕，汪东兴同志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 的说法不妥。散了会，9月25日，胡耀邦找汪东兴等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不妥。被询问的同志中有人反问胡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胡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

　　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

　　胡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对方哑然。

　　过了些日子， 中组部的《组工通讯》 发表了胡耀邦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

　　突破“两个凡是”的主阵地．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一系列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经过反覆检验的真理必然无敌于天下。

　　经过胡耀邦一系列委施加强劲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不管” 的洪流节节壮大。 到最后，汪东兴等人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说：

　　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

　　“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

　　他的批覆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簿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l978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最后冲刺之后，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历史的尊严不容亵渎！经得起反覆检验的真理才能无敌于天下！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了这一系列决定。雷厉风行的胡耀邦即刻回到“党员之家”研究部署，迅速从外地接回健在的同志，处理好含冤而死的同志的善后；有些同志病老伤残，不便行走，组织部的同志——前往拜访，加紧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一切，都如胡耀邦所一再叮嘱的：快刀斩乱麻。



胡耀邦传奇--第七节　拨乱反正风起云涌



第七节　拨乱反正风起云涌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宪全是革命行动宣告了邓小平蒙受的不白之冤彻底昭雪，申国迎来了思想解放的高潮。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从此确立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历史的脚步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如滚滚春雷响彻四方。

　　胡耀邦这时想起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的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镇压吧，我不怕！坐牢吗？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迎来了思想解放的一线曙光。

　　对震撼全中国、必将永驻青史的1976年“四五运动”，在粉碎“四人帮”的五个月之后， 即l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要为它平反。虽然这个提议没有获得成功，但它打破了不许拨乱反正的“铁幕”，揭开了推倒“两个凡是”的序幕。l978年，在党中央尚未作出平反决定前，一些地方就率先为参加这次运动而受到迫害的青年先驱平反昭雪。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就以大半个版面，介绍了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1976年4月8日，“‘四人帮”血洗天安门广场的第二天，二十四岁的庄辛辛还向当时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了“打倒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口号。当年7月，他被冠以“反革命”而被捕，9月被判刑十五年。

　　庄辛辛被判刑没几天，“四人帮”就完蛋了。当年12月31日，他申诉要求平反释放，居然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拒绝。四个多月后，“天安门事件”一周年，他写出了第二份申诉书，接着又连续写了三份申诉书，以十分有力的事实揭批“四人帮”，批驳了法院的荒谬批覆。

　　广州市许多干部群众要求为庄辛辛平反的强烈呼声，传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

　　庄辛辛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介绍了庄辛辛的事迹，同时发表评论说：庄辛辛的冤案，是“四人稻’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镇压革命群众的又一罪证。无产阶级报纸镇压革命群众，是党报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事。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从来是党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完全改变了毛主席的办报路线，破坏了党报的传统。必须肃清“四人帮”在新闻战线上的流毒，恢复和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

　　当天，新华社将《人民日报》的评论和庄辛辛的事迹转发国内外。

　　同年8月9日，北京举办了“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

　　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王海力的《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一文。

　　王海力是北京铁路分局丰台电务段通信工。“四五运动”时，这位在部队当过兵的二十三岁年轻人，写了一张血书，悼念周总理，被“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死党逮捕入狱。78年夏天，北京铁路分局党委召开广播大会，宣读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新决定，为王海力彻底平反。分局党委还根据王海力早先的人党申请，批准他为中共预备党员。王海力在他的这篇回述往事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三个小插题：《我们要做无愧于先烈的后代，也要做无愧于后人的先人》、《镇压吧，我不怕！坐牢吗？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要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党，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于匈厚等人的长篇通讯《暴风雨中的海燕》，满怀激情地赞颂了北京手表壳厂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带领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英雄事迹。

　　10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记者王永安的通讯《在急风暴雨中）。通讯记述了共青团员韩志雄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正是这位当时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叭民英雄纪念碑东侧张贴并宣读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那篇史诗般杂文。

　　10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通讯员葛运池、记者辜坚的通讯《披荆斩棘。冲锋陷阵》，记述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评论组副组长曹志杰和他的伙伴们声讨“四人帮” 的史实。正是这二十八位平均年龄二十六岁的青年工人，于76年3月30日，在英雄纪念碑上帖出了第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与檄文，从而开始了永垂史册的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

　　正确的舆论是人民的心声。在中国，那时候的舆论是十分坚韧有力的。当年11月15日，时为新华社社长的曾涛获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曾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曾涛立即给林乎加打电话，说这是事件发生地所在的最高组织负责人对这个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把它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林乎加说：“请不要提我‘林乎加’三字，还有：要不要请示一下党中央？”

　　“这由新华社负责。”曾涛说。＿

　　当天，新华社就向海内外发布了这条新闻：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跟着，11月18日，新华社又发出一条消息：《“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多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消息说：“l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 ，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从lgrs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为这些被捕的同志平反时，都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与此同时， 中共江苏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等纷纷宣布，ITh年清明节前后在各自省区内的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全国多种报刊纷纷发表有关这种革命行动的通讯、回忆和评论文章：

　　11月ZI日，《中国青年报》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报》连载了该报记者的《“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1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其评论员文章《“四五”精神永放光芒》；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了《“四人帮”蓄谋镇庄天安们革命群众一罪证揭露姚文元和那个女黑干将炮制的一份黑材料》……

　　各地报刊和有关省市委对天安门事件的充满革命豪情的充分肯定，迅速得到了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认同。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在回答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时说，中共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作出了决定，肯定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的。这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也可以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决定。

　　邓小平还对日本客人说，毛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当然必须纠正。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有错必纠，这正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好四个现代化。

　　全国各大报刊随之对这一事件作出了更深刻更全面的新一轮评论：

　　当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以两个版面刊登了一万七千字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并在文内加了如下几个小插题：《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殊死搏斗》，《历史的里程碑》，《生活在教导人们》；

　　l679年4月5日，“四五运动”三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的社论；

　　同一天，《中国青年报》为号召广大青年学习《扬眉剑出鞘》一诗的作者王立山，发表了社论《发扬“四五”精神，做王立山式的突击手》；

　　也在这一天，《工人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发扬“四五。”精神，献身四化事业》。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事实证明，广大群众继承发扬了“四五”运动的精神，对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对破除现代迷信、解放思想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都起了积极作用。希望参加这场斗争的人们在新的长征中再立新功。

　　随着十一届三。今全会的召开，和“两个凡是”的极左主张被推倒，平反冤假错案象阵阵春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以推倒“两个凡是”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使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人们又一次喜放鞭炮、痛饮开怀。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杨献珍、赵林等人相继回到了北京。坚决不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而被专案组人员打掉了几颗牙的安子文，也从淮南一农场回到了北京。白发苍苍的刘澜涛也告别了流放地安庆市。在“理论家”康生的特别“顾问”下，在监狱中截了四年“背扭铐”或叫“苏秦背剑”的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居然也活着回来了，而没有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那样，在这同一酷刑的摧残下惨然死去。

　　l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元帅和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全国政协等所有领导人，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彭德怀、陶铸同志的生前友好，都出席了追悼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遣像，安放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骨灰盒，陶铸的骨灰盒是在追悼会前三天由中央派出专机从安徽合肥按来北京的。

　　追悼会上，邓小平为彭德怀同志、陈云为陶铸同志致悼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向彭德怀同志的夫人浦安修、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及他们的亲属作了亲切慰问。

　　1979年1月25日， 又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为“三六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或出席了追掉会。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沉痛地致了长篇悼词。

　　此前此后，北京和外地还召开了一系列追悼会，为我们的开国元勋贺龙、庐山会议开始落难的张闻天和周小舟、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作家冯雪峰、我国杰出的作家周立波等同志平反昭雪。

　　随之，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的冤案也得以昭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他曾主张稳健发展，不图虚张声势，被毛主席说成是“小脚女人”，被别人扣以“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的帽子。后被迫害致死。“文革”正式开始前，从《海瑞罢官》引发的“三家村”及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在“三家村”冤案之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又一前奏的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而被诬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藉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冤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权威”，并被迫害而死的冤案，连带着全国史学界也被扣以“‘保皇党’霸占了史学阵地”的冤案；林彪、“四人帮”意欲整倒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进而打倒周总理与朱总司令以架空毛主席的“二月逆流”案；林彪、“四人帮”诬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冲击中南海”“到中央文革抓人”案；原海军司令萧劲光的所谓“上贼船”案；跟着彭老总在庐山落难的黄克诚同志，被林彪、“四人帮”捏造的“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推行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彭德怀一起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案；由，“四人帮”密谋策划。其黑干将迟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诬蔑全国教育战线建国后十七年“都搞封资修，培养‘白专’苗子”案；1973年轰动全中国的河南唐河县马振抚中学“复辟考试制度，和孔老二一样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案；“中宣部阎王殿”案和“总政治部阎王殿”案；诬蔑长篇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为习仲勋涂脂抹粉”、“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而鼓吹另立山头”，从作者到出版社到审阅过书稿或对小说草稿提过修改意见的大批同志都遭迫害，有的被摧残致死的大冤案；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一些著名人士的重大冤案，都相继被平反昭雪，对这些冤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同志，都开了追悼会。

　　为死难者平反昭雪，有人却认为”杀人有理”，要上告党中央，习仲勋教然大怒：“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天安门事件”这个震撼全中国也震惊全世界的大案，在推倒“两个凡是”后，就这样迅疾而干净利索地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彻底平反。在这个过程中及其后，神州大地平反纠正各种冤假错案的讯息，犹如滚滚春雷，响彻四面八方。

　　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报道：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文革”中的一百二十个“反革命”案件宣告无罪。

　　1978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万人大会，为所谓的。“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l978年10月底，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召开了大会，为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制造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案彻底平反。为遭受残酷迫害的九十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昭雪伸冤。

　　1979年冬天，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广东海丰县彭湃烈士的亲属，及忠于革命正义的海丰县乡亲父老惨遭血腥屠杀的严重事件，也得到了公正处理。

　　早在l966年春天，原中共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等人，就把彭湃烈士的九十五岁老母周凤打成“黑旗”。孙敬业说：“不砍倒周凤这面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文革”开始。汕头地区和海丰县的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又直接写信给林彪，恶毒攻击彭湃同志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说海陆丰起义是“盲动主义”，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就是，“抵制毛泽东思想”。他们叩求林彪：“我们日夜期待你的指示，盼望你的支持。”

　　不久，反彭湃的黑派更不断涌起。孙敬业等人大肆攻击海陆丰的三次武装起义是“不必要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甚至利用当年国民党反动派诬蔑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反革命宣传材料，攻击彭湃同志和海陆丰农民运动；而且还对这个有六位亲属惨遭蒋介石集团杀害的革命家庭，继续进行屠杀迫害：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被秘密害死，尸骨被秘密毁埋；彭湃烈士的侄儿彭科被用篾刀连砍带割地砍下脑袋，挂在海丰县城闹市区“示众”三日的；彭湃烈士的堂弟被枪杀后，彭湃烈士的九十五岁高龄老母也被秘密监禁，直至摧残折磨而死。他们还暗中组织“彭湃专案组”。要把彭湃烈士打成“叛徒”。

　　孙敬业公然宣布：今后谁再收藏海陆丰农民革命史料，就以“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分子”论罪。他们把彭湃烈士所著、周恩来题写书名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以及新华书店发行的宣传彭湃烈士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书籍。统统诬为“黑书”于以没收；与海陆丰农民运动密切相关，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宫、红场也被改了名，红宫与红场的大门被捣毁，、红色围墙也被涂成了黄色，大革命时期沿用下来的’赤坑”、“红草。”两个地名也被换掉。广大干部群众愤慨地说：当年还乡团反攻，就是这样“红红灭赤”的。

　　许多干部群众挺身而出，愤怒声讨孙敬业等人大反彭湃烈士的罪行。孙敬业们遂疯狂叫嚣，“海丰的事情，血不流，事不止”。他们秘密调动武装民兵进城，于1967年8月26日开始，制造M了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一百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八百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三千多人被打伤。其中行凶作恶最歹毒的，用篾刀连砍带割、把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闹市区“示众”三日的，正是其父乃血债累累的伪乡长和日伪维持会长、其叔祖父在大革命时代被起义农民镇压的伪区长的杀人凶手洪桂文。

　　他们还假借“清理阶级队伍”，把过去跟随彭湃闹革命的老同志，成批地打成”叛徒”、“反革命”，把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家属打成“反革命家属”。

　　1978年夏天，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举行整风扩大会议，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提出，应对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有人当即表示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这才揭开了海丰问题的盖子。接着，省委会同广州军区派出工作组，协助汕头地委彻底清查海丰事件。

　　经过一年多的深人查访，工作组收到群众来信八千多封，接待来访群众五千多人次，彻底查清了反彭湃事件的真相。被残杀迫害的彭湃烈士的亲属和大批革命群众被平反昭雪，纪念彭湃烈士的遗物遗迹全部恢复。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和疯狂进行阶级报复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及其他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受到了专政机关的严惩。稍后，那个靠打砸抢上台的罪恶累累、又一直拒绝对这起大血案进行平反昭雪的县委书记叶马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40％上下，有的地区高达70%、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董，令人吃惊。

　　庐山会议之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者的遗留问题，也被顺利解决。

　　对于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没有认真落实有关政策的人士，也迅速落实了政策。

　　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同年夏天，由中组部牵头，在民族饭店召开了如何正确处理“右派”’问题的五部会议后，中国社科院就加紧了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相继平反纠正了大批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问题。

　　l979年春天，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在为《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平反的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批示。批示说，对强加于《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和全国科技战线的一切诬蔑之词全部推，对在这一系列冤案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都一律恢复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全部平反昭雪。档案中的有关材料全部销毁。

　　到l979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各种冤假错案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全院八百多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丢掉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的政治包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也在l979年3月，国家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抓住毛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那一句话，就说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存在一条所谓的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文艺黑线”和大批“黑线代表人物”等等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对所有因此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以彻底平反。

　　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大会，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摘去“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帽子，为所有由此而遭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平反昭雪。

　　紧跟着，全国总工会九届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准。为全国工会系统的一个重大错案彻底平反。

　　1979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

　　“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沙甸，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回民聚居村。 1968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推行极左路线，“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在沙甸和文山：玉溪等地回民村庄，采取了侮辱回民的恶劣做法，引起回族村民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又进一步混淆敌我，激化矛盾，酿成了1975年7月的武装对抗的沙甸事件，造成了死伤众多的严重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平反，使沙甸等地的回族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说“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终于被洗刷干净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终于又回来了。

　　在平反善后工作中，负责平反善后的同志关心群众疾苦，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依靠群众共同做好抚恤救济等工作；同时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继续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受到了抄甸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及至1980年9月20旧，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说，“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万五千多个、十八万四千余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

　　江华说，“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百分之四十上下，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与全国各地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全国政法、民政、文艺、科技、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都大力拨乱反正，肃清过去极左路线扭曲社会现实、把一切的一切都与“阶级斗争”、“两个凡是”挂钩的做法，清除其窒息社会空气、阻碍社会进步的流毒。对于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庞大对象群体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中共中央也适时地决定全部摘去其中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人的帽子，给予农村社员待遇和公民权。对于地富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同等待遇；在人学、招工、参军。

　　人团、人党和工作分配等问题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现，不得歧视。对于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不应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视。对于过去被错划为“四类分子”的人，也同样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经死亡的，也无一例外地予以纠正。

　　“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

　　“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

　　“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一年之后，共和国平反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冤案，刘少奇不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1980年早春，全国“文革”最大冤案——

　　“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对这一大案的复查工作，早在胡耀邦率其“甘下油锅”的助手们，冲向“两个凡是”主阵地的时候就胸有成竹了。

　　l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很多同志在中组部大食堂共进午餐，胡耀邦就对于审局副局长贾素萍说：“六十一人’的问题终于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贾素萍不加思索地立即回答：“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胡耀邦说：“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两个月后，贾素萍等人给胡耀邦送去《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胡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与贾素萍等人多次商量修改， 上报党中央。l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一案。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

　　1981年2月29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从而平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高级领导人中的最大冤案，并公布于全党全国。这也等于向全党全国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国共产党内压根儿就没有“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至此，从l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了三百多万件，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精英，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且这种枷锁往往都是现代个人迷信造成的。而亘古以来的实践证明，“句句是真理”的伟大圣贤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l979年连续数月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尖锐批判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为“理论根子”、“理论恶霸”的同时，也披露了毛泽东的两次鲜为人知的谈话。前一次，l965年，彭德怀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对他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

　　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后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天下午一点钟，毛泽东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听了一夜没睡着……

　　胡耀邦说了这些往事，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一些人当天就在私下评论说——很显然，毛泽东也早已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或确实错了。但由于现代迷信的统治，毛泽东被当作永远没有错误的神仙，即使他晚年也曾有过这种多少有点实事求是的想法，也被一些人严加封锁，以免有损其伟大形象，从而动摇人们的崇高信仰。胡耀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打开了消除现代迷信的缺口，伟大形象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这对大家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使人们勇于冲破各种不可触动的禁区， 重新认识种种敏感的历史问题才得以成为现实， 使全国人民跨越“愚昧之河”和“贫困之河”才有了更大的可能。



胡耀邦传奇--第八节　小平决策胡赵担纲



第八节　小平决策胡赵担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墓本路线，在新老交替的重要时刻，十二大胜利召开，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与赵紫阳等走上了前台。

　　胡耀邦曾说：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

　　在取得历史性转折之后，在新老交替的重要时刻，十二大胜利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形成，胡耀邦，赵紫阳走上了前台。

　　1982年9月13日下午， 十二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举行它的第一次全会和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二十八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在讲台上铺着雪白桌布的长条桌前主持会议，同出席全会的三百四十七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二百八十多位列席全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面对面地坐着。这种朴素、亲切的气氛，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中央全会完全一样。但这次全会同以往的中央全会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年龄比较轻的明显地增加了。

　　胡耀邦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总书记，在一中全会结束前的讲话中，代表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四点意见。一他讲完后，满怀激情地说：

　　我还要着重强调一点，就是从现在起，今后五年内、、党和国家的命运，是同我们这个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的战斗指挥部息息相关的。我想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意识到自己肩上的历史重任。

　　只要大家都能向前看，都能时时想到人民的需要和自己的不足，那就一定能够不断前进，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但可以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而且应当比上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做得更好一些。

　　这一席充满信心的语重心长的讲话，深深地激起了大家的共鸣。春雷般的掌声，顿时席卷全场。

　　一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领导同出席、列席全会的人们就来到楼下洋溢着欢愉气氛的大厅里。全体十二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共一千七百多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多梯级的钢架上，等待着同中央领导一起合影留念，这是又一幅别开生面、激动人心的图景。在围成一个半圆形的钢架前，摆着约摸两百来张靠背椅。十二大的秘书处规定，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座位外，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代表或候补代表都有座位，而七十岁以下的，不论他担任什么职务，都是或者站立在钢架上，或者蹲在座椅前的地毯上。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候补书记乔石、郝建秀，国务委员黄华等，这些不到七十岁的领导人，都同其他代表一起，站在座椅的后面。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则同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一起，盘腿席地而坐。虽然他今年已六十九岁，可是按规定，也没有坐在椅等上。代表们笑着议论说：这正是我们党所倡导的敬老尊贤，党内平等，不搞特殊化等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具体体现。

　　解决好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尽快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是十二大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历史上看，交接班的问题从来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惨痛的教训，在中国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十二大顺利地、有意不紊地进行交接班，这是罕见的。正如陈云讲话中指出的，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

　　新老交替的问题，在中国是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被提出来的。那时候，党中央领导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年龄在五十岁左右。有鉴于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曾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这样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盛衰存亡的大问题被搁置下来。

　　干部一年比一年老化，新老交替的问题一年比一年更严重地摆在党的面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7月底， 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组织路线的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他大声疾呼：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后来，邓小平又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说：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鉴于党历史上曾经有过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摔死后又提出王洪文当接班人那种侧重个人交接班的失败的教训。党中央确定，新老交替采取集体交接班的方式。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 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经过深思熟虑，建议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于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机构，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要逐步年轻一些，增选比较年轻一点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主持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还提出，他们在五届三次人代会后不再兼任副总理。十一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并选举了书记处的其他成员。

　　19gr） 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几位年纪较轻的同志为副总理、这是中央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替而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由于犯“左”的错误而提出辞职。在酝酿新的人选时，尽管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全党公认的，但是他推荐了胡耀邦担任党中央主席，得到全会的批准。他的这种胸怀，为党实行新老合作、新老交替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构改革，是中央为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又一个重大决策。这次改革，不仅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大缩减，而且使部、司（局）两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四至六岁，其中新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已分别占到部、司（局）两级新班子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六和三十二。

　　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党历史性的创举，是根据中国党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党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目的是要使中央委员会能逐步更年轻化一些，同时相应地使一些老同志退出第一线后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早在七十年代的后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建立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他同时指出，顾问委员会只能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要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根据新党章的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实际上它要对中央委员会起支持和传帮带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委员除必须具有四十年以上的党龄外，还要对党有过较大贡献， 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十二大选出的172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3．3岁， 其中81岁以上的有14人，年龄最小的为63岁；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人党的占97％以上；他们中间有64人是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和委员。

　　同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相比，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一大批德才兼备

　　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年轻一代党员中的这些优秀代表，将在老一辈人的直接培养和扶持下挑起重担，成为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

　　中央委员会里112位55岁以下的中青年， 是在党中央这些年来不断敦促下从全国各地悉心选拔出来，第一批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年轻一代党员中的这些优秀代表，这些将要在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培养、扶持下挑起重担的后起之秀，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中央决定趁一中全会召开之际，让他们同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全体领导见一次面。

　　9月13日下午， 中央领导同出席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后，来到大会堂的新疆厅。 下午4时半，39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怀着兴奋的心情依次步人大厅。中央领导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和政治局、书记处的其他领导人，这一天全都到场了。这种“满堂红”的欢迎方式，使那些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们围了一圈，坐在中央领导的后面。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唱名，向中央领导简要地介绍这些新一辈接班人的情况。第一个被介绍的、是52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女副部长李淑铮，她是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当介绍她的情况时，她腼腆地原地站起身来。介绍到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王兆国也同前面几位一样，原地站了起来。陈云问他：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答：41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王兆国亲切地的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起红光。中央领导仔细地端详着这位1966年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测同志都照办了。

　　中央领导对后辈们的亲切感情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解除了拘谨。他们在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前，走到每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面前，同中央领导同志—一握手。这39人，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53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2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47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52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52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51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只有39岁。另一位年轻的是42岁的李慧芬，她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任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所有这些人，都是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专业的实干家。

　　将近一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胡耀邦最后说，今天是同大家认识认识，这一次见面的， 只是中央委员会112位55岁以下的同志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同志，今后开全会时再分两次见面。

　　在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胡赵担纲制订“七五”计划，坚定改革信念，承担风险。

　　1985年春天，北京西郊的一个幽静院落，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一个文件起草小组，正在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因为这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央决定由胡、赵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七五’计划应该是一个改革的计划。”赵紫阳在向起草小组的成员传达中央对“七五”计划的看法时明确指出了这个总方针。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说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订计划，另一层意思是说计划要以改革为重要内容。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一再讲到：如果我们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制定的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对“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央十分慎重。为了考察“七五”计划战略设想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中央领导除了在中南海运筹之外，还到全国各地做了大量的深人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各阶层的意见。

　　在文件起草的前一阶段，无论是胡耀邦出访南太平洋五国，彭真对日本的访问，还是赵紫阳对西欧三国的考察，他们都想到要了解中国“七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世界环境，称一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世界经济发展“天平”上的分量。

　　在国内，他们对经济建设和改革的考察就更具体细致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田纪云等都曾多次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新鲜经验。

　　与此同时，中央还为起草小组邀请了一些

　　“外脑”，其中不仅有一些负有盛名的专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颇有建树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从不同渠道汇集的许多重要想法和建议，源源不断地从中南海传递到西郊起草小组所在的大院里，使在这里酝酿起草的“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想框架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和深化。

　　经过认真地讨论和修改，六月间，形成了（建议草案）的第四稿——也是提交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讨论的第一稿。

　　于是，一场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前途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在中南海内外展开了。

　　7月上旬， 在中南海勤政殿书记处的会议厅里，由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连续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对（建议草案》草稿逐句逐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形成了第五次草稿。

　　过了不久， 在北京举行了有207人参加的为时一个星期的大讨论，其中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有老中青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还有特意从地方和大企业请来的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负责人。

　　在此期间，中央把《建议草案》草稿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当地的党委常委分别主持召开了同样的讨论会。

　　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同时都收到了

　　《建议草案》草稿，请他们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

　　各地参加讨论或个别提出过修改意见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经过八易其稿，终于产生了“七五规划”。

　　《建议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提出了一个科学的设想，拟出了一个崭新的模式：

　　在“七五”期间，中国的改革将全面展开，要以建立新的管理体制的雏型为目标，用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运行机制和调节手段，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这成为“七五”计划的核心内容。

　　当然，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我们当前仍然面临的许多困难，中央也不回避，而是在《建议草案》中都实事求是地指了出来。

　　胡耀邦指出：无论从经济形势上看，还是从改革形势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是曾经预料到的。中央既然坚定了改革的信念，就作了承担风险的准备。如果想用停止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那是“因噎废食”。

　　胡耀邦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利用两神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书记处多次讨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一致赞成胡耀邦阐述的一个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地位。

　　84年4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中南海翠柳拂堤百花争妍。

　　30日下午2时半， 一辆辆轿车驶进中南海西门，在怀仁堂的朱红大门前停下。这天，党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的会议厅召开会议，作出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怀仁堂是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场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都是在这里讨论决定的。

　　政治局会议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会议要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前不久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议，作出最后的决定。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前，中央书记处在4月19日的例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纪要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派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向在外地的陈云汇报。政治局常委对纪要都表示同意，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然后由书记处提请政治局会议讨论。

　　为了集思广益，政治局请书记处、国务院、中央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的领导人列席会议。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办好现有的四个经济特区（包括把整个厦门岛划为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在这些地方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增强它们开展对外经济的活力。这是继五年前在深圳开始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在实行对外开放方面又一个重大步骤。这些港口城市加上所在的省、自治区，是我国经济、技术、文化的发达之地，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国民收人、财政收人都占全国之半；科技力量、对外贸易、企业经济效益，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沿海城市连同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和海南岛，从北到南形成我国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

　　加快这一地带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会带动、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这是长期以来，中央反复考虑的一个战略思想。现在，开始逐步付诸实现了。

　　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提出，对外经济工作是关系我国四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问题。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确定了我国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

　　1982年1月， 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就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问题，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十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事业，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是，我们又绝对不能围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他还指出，马克思。

　　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考察，而不能与之割裂开来。

　　当代许多事例也都说明了这一问题。联邦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经济的复苏和起飞，都大量吸引了外国投资，引进了外国技术。历来有大量资本输出的美国，同时也有大量资本输人。

　　1982年美国在国外的资产为8340亿美元，外国在美国的资产为6660亿美元。据今年5月ZI日出版的一期《美国与新闻世界报道》 的预测，到1985年底，美国在国外的资产将达到9500亿美元，而外国在美国的资产将达到9700亿美元。美国作了很大的努力，从别区引进他们急需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苏联从六十年代以来借用外资累计达280亿美元， 用来开发石油、煤炭、木材等资源。各国之间经济交流日益扩大，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一大特点和必然趋势。

　　党中央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过，我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只是为了解决我国当前缺少建设资金和技术落后的问题，即使将来我国经济强大之后，对外经济交往和技术交流，仍将是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度的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国策。

　　发挥地理优势，建立经济特区。胡耀邦说：新事新办，特事特办。赵紫阳说：跳出现行体制之外。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周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五年多，中央和国务院在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进出口贸易等对外经济活动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效果明显的重要措施。建立经济特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兴办经济特区， 是邓小平倡导、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谈到要发挥广东的优势。邓小平提出了办特区的问题，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随后，中央和国务院派谷牧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领导一起研究办特区的问题。1979年7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当时叫“出口特区”。lop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文件，正式定名为

　　“经济特区”。1980年吕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批准建立特区。这以后，中央和国务院在1981年和1982年又发出三个文件，进一步规定了办经济特区的各项方针政策。

　　经济特区主要是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谷牧在一次讲话中将其要点归纳为四条：一、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吸收和利用外资。特区产品主要供出口。特区的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中外合资和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的综合体。这不同于内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二、特区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这不同于内地以计划指导为主。三、对来特区投资的外商，在税收等方面给以特殊的优惠和方便。这也是与内地不同的。四、经济特区内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用赵紫阳总理的话说，叫做“跳出现行体制之外”。

　　对于经济特区的兴建，中央一直十分关心。试办特区以来，邓小平多次给予肯定的评价。1982年，陈云曾经在一份文件上批示：

　　“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先后到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作过实地考察，进行现场指导，使特区的建设健康发展，也极大地鼓舞了特区的建设者。

　　1983年春节前夕，胡耀邦在深圳考察时非常高兴地对当地负责人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对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他指出：经济特区是个新生事物，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新事新办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共产党员的立场不能变嘛！

　　1月24日至2月间日，邓小平和王震、杨尚昆去南方，特地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他说他要亲自看一看特区是不是能够成功。通过这次实地考察，他对特区取得的成就表示谢意。他在这三个特区都高兴地题了词。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后， 于2月24日上午同胡耀邦等中央一些领导人座谈，讨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问题。

　　邓小平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

　　他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提出：厦门特区划得太小了，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邓小平概括了经济特区的作用，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这个座谈会开得非常热烈。在座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都很赞成邓小平的倡议，认为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海城市，是继续实行开放政策的重要部署。也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六个沿海港口城市被提出来，准备当作进一步开放的城市。随后，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开始筹备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进行具体的设计、安排。

　　“中国政治局面不管怎样发展，不管在台上的领导人哪一个消失了，决定政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心向背。”

　　胡耀邦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时，反复强调了被历史证明为颠扑不破的真理：顺民心者昌，逆民意者亡。

　　胡耀邦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所奉行的政策顺乎民心，这就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任何时候都不可背离民心民意，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准则。

　　胡耀邦说：“我们党今年六十一岁。我们党和国家所以能改变中国面貌，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归根结底是我们适应了时代的潮流，符合了人民意志。今天我们这些在台上的人有点本事，本事从哪里来？主要是代表人心，也就是我们的政策顺乎民心，符合绝大多数人的要求。有了这一条，就充满信心。离开了这一条，即使是天下的奇才，也要犯错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谁违背民心，谁就会失败。”

　　胡耀邦说：“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很关心，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我看，只能走团结之路，富强之路，统一之路，稳定之路。经济上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富强起来；政治上要安定；全国要统一，我们不要外国一寸土地，但中国的领土必须统一。安定、富强、统一，是中国人民的人心所向。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党目前奉行的政策符合民心，这就保证了我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胡耀邦说：“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历尽了艰险，吃足了苦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吃的最后一次苦头，十年内乱把中国搞得更穷了。现在还要往穷上走，人民不会答应。

　　这一教训很深刻。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搞愚昧，搞分裂，把自己搞穷了。”

　　胡耀邦指出：“现在中国人心思定、思富强、思统一，我们就是要适应这一潮流，顺乎这一民心。”

　　胡耀邦又说：“中国政治局面不管怎样发展，不管在台上的领导人哪一个消失了，决定政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心向背。中国的政局一定会稳定。中国一定会实现四个现代化，使国家富强起来，统一祖国的大业必定要完成。这是人心所向。到底中国会向何处去，我认为，可以概括为：政局必稳，四化必胜，统一必成。

　　胡耀邦强调：“我们党要经常教育党员和干部不要违背人民的意志。不要违背人心。只要我们顺乎民心，我们的事业必胜无疑。”

　　端正对教育的认识，不能把教育视为纯粹的消费事业，而是一项生产投资。

　　19M年胡耀邦在北戴河会见了著名美籍华裔学者、 美国圣他·卡勒拉大学电机工程及电子计算机学系教授陈树柏及其夫人、儿子。胡耀邦对陈树柏教授筹办“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表示支持，并给予极大的鼓励。

　　胡先生一见面就对我说：“外面很多人说中国是一言堂，其实这个情况已改变了。我这次和你会面，不是代表邓小平主任，也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党中央，向你表示筹办

　　“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已获批准。”陈教授回忆起这些话不禁带上了几分激动。‘“胡先生对实验大学的筹划，显然考虑得很仔细。他说，你向中央要求两亿元，我们决定给你两亿三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深圳一平方公里‘七通一平’工程已需费一亿，二亿元刚够平整两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平整土地后没有钱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再给你三千万作首期基建费用。……筹办期间，一定遇到很多困难，希望你不要碰到困难就泄气，不要性急，即使办得不成功，国家一样感谢你。’”

　　中央领导人能如此支持和体谅，陈教授怎能不感动？事实上，提出筹办实验大学的设想后，支持者固然有，但泼冷水者也不少。一位好心的亲友就曾赠陈教授十个字：“即甘冒九死，家国两无益。”这些意见，陈教授不可能不考虑。然而，每当他想到与胡耀邦的一席谈，他就更认定中国在经济开放后，教育也在开放，而实验大学就正是教育开放的一个新的突破。有这样开明的领导人，中国的改革不是很有希望么？陈教授正是看到了这个希望，所以，他愿破釜沉舟，向一切阻力挑战，为中国的教育创一条新路2

　　胡耀邦就一篇题为《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的讲稿复信千家驹，赞扬他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风格。 胡耀邦4月29日的复信说：讲稿拜读过了，你这种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风格是值得提倡的。我已经把这份讲稿转给依林、宋平、丙乾同志，我想他们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当然，我国教育经费要脐于世界先进之林，大概还得若干年的努力，但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千家驹讲稿的要点是：我们过去的传统观点和做法是：财政支出首先要保证经济方面的基本建设，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把教育、科学文化放在第二位，这种做法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要端正对教育的认识，不能把教育视为纯粹的消费事业，而是一项生产投资。要把教育投资放在第一位，国家财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教育要走在经济建设的前面，而不是跟在它的后面，只有在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经济建设才能很快上去。而不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教育事业。

　　胡耀邦对查良镛先生说：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

　　胡耀邦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先生谈到关于接班问题。胡耀邦说，全国干部，包括科技人员、教员、医务人员等，共二千一百万人。除去教员、医务工作者，也还有一千二百万人。老同志总是要一步一步退下来，这是自然法则，不可抗拒，我们的接班问题，总是要一辈一辈上，一批一批退。

　　胡耀邦说，中央常委六人，叶帅身体不好，一年前就不管工作了。小平同志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一切大事由他掌握，但日常具体工作也不做了。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我的实际年龄是69岁，紫阳同志是65岁。我们搞不了几年。我个人想法，到1987年十三大，要慢慢脱钩、脱身。

　　胡耀邦还说，目前的中委，三分之二超过60岁。如果说有什么危机的话，这就是危机。所以明年要下决心补上年轻而能干的人。

　　胡耀邦于1984年10且16日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时，谈到了“四人帮”和华国锋、汪东兴近况。他说：“四人帮”还活着，他们每天看电视、看报纸。国庆节他们还在电视上看了我们的阅兵游行。（王兆国插话说：王洪文说，阅兵搞得这么整齐，很佩服。他对阅兵的武器有评论，说有些武器很有发展。）江青看了电视，她说邓小平那么健康，真没想到。。

　　国庆节那天观礼，外国记者发现华国锋、汪兴东也照样上了天安门。他们不同，他们打倒‘“四人帮”有功，不过错误也不少。他们还是坚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华国锋现在的待遇比我高，我当组织部长时把他的工资提高到三级。我们现在最高的是三级。毛主席54年把一、二级取消了。现在三级的只有小平同志、叶帅、徐帅、刘帅、乌兰夫、陈云同志七、八个人，其他的中央负责同志是四、五级，我是五级。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响。

　　中商海勤政殿，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科学家。胡耀邦提议合影，赵紫阳要科技人员坐在前排中央，他们坐边上。

　　1985年1月13日， 胡耀邦在会见出席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的科学家时提出，中央领导今后要加强同科学家的联系。

　　中南海勤政殿里，灯光璀璨；水仙盛开，淡雅清香；尽管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却充满着春天的气息。人们正在陆续人座。最先来到的是六位科技工作者，接着，方毅、胡启立。

　　张爱萍和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以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的负责人和几个部的部长、副部长；相继进人会议室就座。

　　这是1985年2月4日下午4点50分。 在这里，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要同在四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六位科技人员座谈我国当前的科技政策。

　　勤政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

　　平常，坐在会议室这环形会议桌周围的，全是中央和书记处的领导同志。望着这不平常的地方，六位科技人员心情激荡觉得全身热乎乎的。

　　下午5点正， 胡耀邦和赵紫阳步人会议室，亲切地同到会的科技人员以及其他同志一一握手，然后就座。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向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逐一介绍了六位科技专家。

　　这边坐着的两位中年和一位老年科技工作者，是北京航空学院的讲师高歌、曹明骅和他们的指导老师宁晃教授。40岁的高歌，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教授，执教于山东一所大学。十年浩劫中，父亲不幸去世，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专业的高歌也被迫改行，到了柴达木盆地西部一个电厂工作。茫茫沙漠中的奇特现象——沙丘在大风中始终保持着自

　　己形状，给他以启示。他终于把沙丘稳定的奥秘用到了喷气发动机的火焰稳定上，研制出

　　“沙丘驻涡火焰稳定器”，获得国家一等发明奖。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成就，引起了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切。

　　看到高歌年纪不大便已秃顶，胡耀邦关心地说：“韩愈说他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看来，你比他健康，只是头发少了，是不是用脑过度的关系？”

　　坐在另一边的是机械工业部成都工具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黄渲年。提到黄潼年，赵紫阳接过话头。 他对大家说， 我和黄潼年是老熟人了。1978年，他主持研制的“圆柱齿轮整体误差测量仪”取得成功，第一次取得领先于世界的成果，比旧装置提高工效三十多倍，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现在已在全国推广应用。前几天，我又参观了他最近研究成功的“弧齿锥齿轮整体误差测量系统。现在国际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

　　安徽省农牧渔业厅副总工程师赵乃刚也是中年人，今年46岁，研究的是河蟹在人工半，咸水中繁殖和养育问题。胡耀邦高兴地说，河蟹大家都喜欢吃，多生产了，不管南方、北方都能吃到，是件很好的事。螃蟹价格高，经济效益也很高。

　　坐在黄潼年身边的是80高龄的华中农学院教授章文才。半个世纪来，他潜心研究柑桔。

　　的育种。栽培和储藏技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主持培育的多种优良的无核、少核、高糖分柑桔新品种，正在南方十四个省市推广，一种新品种脐橙，不仅味美，而且个头大，一个重达半斤多。

　　胡耀邦说。他尝过这种脐橙，确实很好吃。赵紫阳也说很好吃。

　　胡耀邦在了解柑桔生产、 销售的情况后问章教授，现在柑桔产量200万吨，到本世纪末能不能达到两千万吨？

　　章文才回答说，现在我国各地正在大量发展柑桔，预计到1990年便可以超过世界上最主要产柑桔的国家。到本世纪末超过两千万吨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时间静静地向前流淌，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座谈结束后。胡耀邦提议：“我们一起照相吧广

　　在勤政殿门口，中央领导同志和大家一道合影留念。开始，六位科技人员都往后排站。

　　“把前排的位置留给引导我们前进的中央领导同志！”大家心里想。

　　不料，赵紫阳宣布：“‘今天我们改个规矩行不行？你们坐在前排中间，我们坐在边上！”

　　大家想留在后排不动，赵紫阳却点起名来，把六位科技人员都请到了前排，同中央领导同志交错而坐。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中间坐着高歌和黄潼年，部委的领导干部在后面站立。

　　照相后，中央领导同志请六位科技人员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首都电报大楼的大钟敲响了，已经是晚八点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站在餐厅门口，同六位科技专家—一握手告别，目送着他们离去。

　　胡耀邦接见核科学家，从核弹到核电，科学家们找到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1986年1月21日， 胡耀邦接见了来自我国核工业部的十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同部长蒋心雄、副部长陈肇博一起，兴冲冲地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后厅。他们之中，有白发盈头的核化工学家姜圣阶、核物理学家王涂昌，有中年高级工程师和科学家刘兴忠、闵耀中、黄齐陶、于敏、连培生、钱皋韵、吕得贤、孙科训。年长的已近八旬，年轻的也有半岁。在既往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和他们的伙伴、同事们奋战在风雪荒原和戈壁滩上，为创建我国的核工业体系、研制战略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现在，大家称之为核工业的创业时期已经过去了，国家进入了“七五”计划建设时期，核工业战线上的三十万职工也以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始书写核工业创业史的新篇——和平利用核能的篇章。

　　和平利用核能的方面很广，究竟应该向哪个方向使劲呢？正在这时，传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同科学家、专家们直接晤商的消息。科学家们高兴极了，带着准备好的建议，来到了中南海。

　　科学家们刚刚在怀仁堂后厅落座，胡耀邦、方毅、李鹏、杨尚昆、郝建秀等就走了进来。蒋心雄部长向领导人—一介绍核专家们。

　　亲切的问候之后，大家聚拢来合影留念。胡耀邦、杨尚昆走过去拉着姜圣阶和王法昌的手说：“年纪大的同志请前面坐！”

　　座谈会在活泼、亲切的气氛中开始了。胡耀邦说：“核工业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为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宝贵贡献的。在同志们的努力下，研制成功了核武器，增强了国防力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核工业体系；有了一支素质好的核工业队伍。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所作的历史的、光辉的贡献的！”

　　胡耀邦又说，希望核工业部的同志要一专多能，多搞一些多种经营，积极支持所在地方的民用工业，为民用工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新的贡献。

　　“当然啦，过去各方面都支持你们，给你们开绿灯，你们好比在高楼上。现在。希望你们下几层楼，从高楼上走下来呀！”胡耀邦笑着说。大家也会意地笑了起来。

　　这次座谈会前，李鹏副总理曾视察了我国的核设施，其中包括正在建设中的秦山核电站。在座谈会上他说，发展我国核工业的根本方针是：在保证军工生产的同时，着重发展和利用核能。也就是说要“保军转民”。核工业部搞民用工业，要以发展核电为主，当然，也要搞其他的工业。谈到这里，他讲了视察中的见闻。他高兴地说：我们的核电站建设虽然步履艰难。但毕竟是起步了！发展核电＿我们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当然也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

　　李鹏告诉大家：“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已经初步决定，把研制建设核电站的工作全部委托给核工业部负责。这样，核工业部的同志们就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了！”他说着，用殷切期望的目光望着在座的核专家们。

　　胡耀邦赞同李鹏关于核工业部门有广阔用武之地的说法，他希望核工业部的各部门要广开门路，同地方工业、厂矿部门、乡镇企业加强联系，派科技人员支援地方。并说，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也可以同国外合作。

　　方毅接着说：“保持一支核工业研究队伍也是很重要的。要不断输入新生力量。在研究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希望在发展核化工、同位素、激光等方面也创造新的业绩。总之，核工业部门的同志们在各方面都大有可为，前途光明！”

　　胡耀邦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关于达赖回国的五条方针，引起了达赖喇嘛的注意，当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总书记时，达赖喇嘛发来贺电，并希望在将来某一天同他会晤。

　　1981年7月； 胡耀邦接见了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在交谈中胡耀邦向仍然流亡在国外的达赖喇嘛传递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

　　胡耀邦坦诚地对嘉乐顿珠说：“对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人，我们开诚布公地商定这么几条：一、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

　　胡耀邦又说，“第二条，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于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1959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1959年3月， 达赖喇嘛曾领导组织武装叛乱。对这件事即往不咎，足见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三、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胡耀邦接着对嘉乐顿珠说：“我们欢迎他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在谈及达赖回国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时，胡耀邦特别说明，“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中共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年轻的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当然也可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不要担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因为国家发展了。”

　　胡耀邦又说：“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并发表消息。”

　　“最后，请嘉乐顿珠先生转达达赖喇嘛，叶剑英委员长、邓小平副主席、李先念副主席、陈云副主席和赵紫阳总理等都对达赖喇嘛很关心，希望他善自为之。”

　　胡耀邦提出的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这五条方针，经过嘉乐顿珠传递到达赖喇嘛那里，引起他的注意。后来，1982年9月，当胡耀邦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达赖喇嘛发来了贺电。贺电说：

　　当胡耀邦于1980年访问拉萨时，我便开始信任他了，因为他敢于承认在管理西藏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是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我现在仍然对胡耀邦抱有信心，并希望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同他会晤。

　　1980年4月7日，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西藏工作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央批准。

　　5月22日，受中共中央委托，胡耀邦。

　　万里率领中央赴西藏考察团启程，前往拉萨。

　　已经“岁高龄的胡耀邦一到拉萨，便遇上了严重的高山反应，但是他仍然坚持和万里一起分析在西藏的实地调查情况，并阅读文件、看地区、听汇报，同西藏同志共商尽快提高西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大计。

　　拉萨之行，使胡耀邦深切体会到西藏的最大问题是贫困，西藏的生活水准远远低于其他省份，甚至还低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他也认识到，农奴制给西藏社会留下的深深伤痕，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医治好，因此，西藏存在的许多问题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状况。

　　胡耀邦在西藏考察期间i一方面向西藏人民承认了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一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给藏族人民带来了许多苦难。同时，胡耀邦与中央赴西藏考察团决定采取措施改变西藏的现状和发展西藏的经济。

　　胡耀邦专门召开了自治区干部大会，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提出“为了实现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这个总目标”，应该做好六件大事。

　　在这一对西藏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讲话中，胡耀邦最后语重心长地说：

　　明确提出上述六件大事，目的是为了在两三年内扭转西藏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历史上最好的生活水平，十年要使西藏有比较大的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为西藏人民、为全国人民、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办好事，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胡耀邦力倡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向蒋经国等人发出邀请。从此拉开了两岸民间往来的序幕。

　　1981年10月9日，首都各界人士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辛亥革命刀周年。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力倡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胡耀邦充满感情地说，“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我们要做的第三件大事。这在纪念辛亥革命刀周年之际，尤其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台湾在被割让50年之后，才得复归中国，而随后由于国共和谈破裂，国内战争重起，台湾又同祖国大陆分离达32年之久。这是我们民族多么深重的不幸啊！”

　　胡耀邦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又着重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元旦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地宣告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随后不久，我们提出了尽早实现大陆和台湾间通邮、通航、通商和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主张。国庆节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又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叶委员长的这个谈话代表了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我们讲话从来是算数的。

　　胡耀邦提出，国共两党向前看，既往不咎，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说，台湾问题，纯属我国内政，这个问题自然要由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已经有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和抗日的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现在为什么不可以为建设统一的国家而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呢？诚然，过去两次合作都没有延长下去，但是任何公正的人不能不承认，两次不幸的分裂都不是共产党方面挑起的。我们不想在这里算旧帐，让过去的一切都成为过去吧！而且让过去的教训使今后的合作做得更好吧！

　　中华各民族从建立统一国家的几千年来，一贯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的爱国传统。历史上的国家分裂从来只是暂时的，从来是不得人心的，因而总是复归于统一。 194年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在祖国大陆上永远结束了几十年来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人民所要求的国家统一。但是，大陆与台湾至今没有统一，始终成为笼罩在全国同胞心头的阴影。胡耀邦由此断言，“时至今日，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快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的要求，已成为日益高涨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胡耀邦又说，现在我们的建议，对于台湾当局方面没有任何不公平、不安全的地方。如果台湾方面还有不放心的问题，也不妨在双方谈判中提出来研究解决。胡耀邦坦诚真挚地说，“由于长期隔阂而存在着某种不信任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触，不交谈，怎么能消除隔阂，建立互信呢？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难题，还要让彼此的力量在对峙中互相抵消，我们将何以上对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以来的先烈，下对海峡两岸的各界同胞和子孙后代呢？”

　　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指出，共产党决不用国民党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回报，同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火行为永远不会再重复。

　　“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台湾当局，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茸，而且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妥善安置。”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难道蒋经国先生就没有故乡之情？就不想把蒋介石先生的灵柩迁移到奉化蒋氏墓地来？”胡耀邦向蒋经国等发出了邀请。

　　我今天愿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闽先生、蒋彦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蒋纬国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请宋美龄女士、严家治先生、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陈立夫先生、黄杰先生、张学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邀请台湾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这对子蒋经国等先生和台湾各界同胞有什么损失呢？

　　胡耀邦最后总结说，最重要最可靠最有力的还是本国10亿人的爱国大团结，唯自助者天助之。自毁长城的人，无论高唱什么不现实的口号，任何人也无法帮助他转危为安，化否为泰。如果我们能够互相谅解，互相尊重，长期合作，风雨同舟，使我数千年文明古国真正昂首阔步于世界，中山先生必当含笑于九泉。

　　同日，根据胡耀邦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10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召开会议，发出致台湾工人兄弟姐妹和工会的公开信，欢迎他们来大陆参观、度假、探亲访友，并愿意和台湾工会一起开展活动，进行接触，加强联系，商谈促进祖国统一的有关事宜。

　　11月3日，台湾同学会在京成立。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去台人员和在祖国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

　　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又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统战会议。

　　12月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

　　12月‘31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广大侨胞在“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民族的富强、祖国的统一做贡献。

　　1986年10月9日， 胡耀邦会见爱国人士黄顺兴、张春男。他借机向两位朋友表示，祖国统一是一定要实现的，我们争取和平统一祖国，要以台湾当权者为主要和谈对象，同时也重视其他爱国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在会谈中，他告诉两位朋友，祖国实现和平统一之后，我们将照顾对统一有功的当权者的利益，同时也会照顾其他爱国力量和人民的力量。

　　1987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从此，他离开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胡耀邦同志毕竟是凡人，不可能没有过错。正是由于他的失误，极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于1986年底，在中国大地上，煽起了一股自由化思潮，许多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提出了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和要求。学潮闹起来之后，胡耀邦同志只强调疏导，而未能旗帜鲜明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这场学潮，致使事态愈演愈烈，形势日益严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创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已受到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危及业已进行的改革的四化建设，势必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这时，在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对胡耀邦总书记表示不满。最后是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采取有效的措施平息了这场学潮，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

　　1987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许多领导同志都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次会议的公报这样写道：“胡耀邦同志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同志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是：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就这样，在胡耀邦政治生命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此，他离开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为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振兴，为着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和富强奋斗了7个年头。

　　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闭门谢客，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1987年底，在中共十三大上，他再次被代表们选举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唯一的一个不负责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十三大以后，胡耀邦动身去外地休养。先去山东，在烟台小住几个月。然后又去湖南故乡和广西。所到之处，都是深居简出，除了经常约请一些老战友、老同志谈心，回忆往事，闲暇时打打桥牌，游览名胜，却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所以，了解他的行踪的人不太多。他在湖南期间，正赶上湖南在宁乡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活动，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赶赴长沙参加这次纪念活动。胡耀邦却一个人单独去了花明楼，寄托对刘少奇的怀念和哀思。在去国家森林公园——湖南张家界游览时，他婉言谢绝了当地领导人的迎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和少数几个人游玩，静静地享受大自然天凿神功的美景乐趣，陶冶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的情操。1989年初，社会上曾一度谣传胡耀邦投奔了苏联。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为此，胡耀邦在一些公开场合露面，以澄清事实，在3月份召开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胡耀邦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谈笑风声，显得十分活跃。

　　在1988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曾和胡耀邦在一起工作多年的一个同志前去看望他。

　　他们在胡耀邦的会客室里亲切交谈，互致问候、胡耀邦关切地询问这位同志的生活情况，“近来物价上涨很多，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这位同志则十分关心胡耀邦的健康。 他说还可以，只是有胃病，每天散步1个多小时，锻炼身体，其他时间看书会客。当谈到1987年初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情况时，胡耀邦深情地说，他本来不想再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体工作。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两句话，十二个字，即：服从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可以看出：这两句话是胡耀邦晚年政治生活所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体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胡耀邦传奇--第九节　治国在民间



第九节　治国在民间

　　胡耀邦到基层做调查研究，有人作过粗略统计，我国共有2200多个县，胡耀邦到达1500多，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大地。

　　五年总书记任上，四年春节都在民间。

　　他时常出现在中国的穷山大川的平民中间，与百姓共苦乐，为大众谋财路。

　　胡耀邦重返长征路，健步左摇右晃的铁索桥，抚今思昔。

　　一架银色客机穿过浓密的云层，降落在四川邛崃县郊区的机场上。舱门打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霏微细中快步走下了舷梯……时间是1985年9月26日上午11点零10分。

　　胡耀邦这次视察的重点是四川西北高原和陇南山区。汽车从邛崃县城出发，沿川藏公路西去，翻过悬崖万丈的二郎山，便进人川西北高原。首先遇到的是银光闪闪的雪山，这里空气稀薄、冰封雪冻。接着是连绵百里的林区，公路两旁古树参天，丛林莽莽。然后是举目无垠的草地，到处绿草如茵，沼泽密布。再从川西北向东南行进，沿白水江畔来到陇南山区。在短短十天时间中，胡耀邦就沿着这条路线时走时停，耳闻目击，视察了四川的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的陇南地区共十多个县。

　　在这次视察中，胡耀邦选择的是一条很不寻常的路线。人们知道，五十年前，在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就是沿着这条路线翻过了雪山草地。当年的胡耀邦作为红军部队的一员，也曾沿着这条路线进行过艰苦的征战。总书记跋涉千里，重访昔日的长征路，他这次所进行的是一次很不寻常的视察。

　　9月28日， 是高原多雨的秋季中难得的大晴天，胡耀邦驱车来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的塔公草原。

　　天空碧蓝如洗，朵朵白云象哈达似地洁净。翡翠般的草原，黑色的牛毛帐篷，在熠熠阳光下分外悦目耀眼。胡耀邦坐在一座饰有民族图案的帐篷里，几位身着彩色长裙的藏族姑娘走到他跟前，献上一条条雪白的哈达，胡耀邦用藏语祝愿她们：“扎喜德勒！”（吉祥如意）接着，他端起面前一碗热腾腾的酥油奶茶，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连声称赞：“真香！

　　我再喝一碗！”藏族同胞看见胡耀邦如此喜爱他们传统的食品，高兴地鼓起掌来。

　　胡耀邦被群众的欢乐气氛所感染，仿佛变得年轻了。他走出帐篷，坐在这群藏族青年中间，接过一把弦子，满面春风地拉了起来……

　　一路上，胡耀邦也观察和了解到，在中国中西部这块面积广达20多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山地，经济发展水平同内地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潜在的巨大资源优势尚未发挥出来，群众的生活虽有很大改善，但还不富裕。他们在经济建设中还存在种种困难。

　　胡耀邦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今天这个局面不容易。过去在农村无非是搞什么“四固定”，什么“干部参加劳动”，总是困在这个圈子里跳不出来。现在我们的农业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抓住这一环，全盘都活了。这几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不容易呀！

　　汽车沿着云雾缭绕的盘山公路疾驶而下，一条波光闪闪的大河突然横亘在人们的眼前。

　　湍急的河水穿过陡峭的峡谷，翻卷起滔滔白浪。这就是中外驰名的大渡河。

　　五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从这里飞夺沪定桥，突破敌人的防线，打通了北上抗日的道路。毛泽东的著名诗句“大渡桥横铁索寒”，朱德在一副楹联中所说“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就是描写的这个地方。

　　9月28日下午两点， 胡耀邦出现在横跨大渡河的沪定桥东的桥台上。这座桥和沪定县西城门相衔接，建成于公元1706年（清康熙45年）。解放前，整个大渡河上只有这座唯一的桥梁，是川藏交通的咽喉要道。今天，山区久雨初晴，天高云淡。由十三根长达百米的铁索组成的沪定桥，象一道长虹横跨大渡河上，使人联想起当年红军战士迎着硝烟进击的情景。

　　欢腾的人群让开了一条路，胡耀邦踏上左摇右晃的铁索桥，健步走过桥去。他站在桥西的石台上，望着脚下汹涌奔腾的河水，深情地告诉人们，当年红军战士就是从这里出发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向对岸的。他的话把人们的思绪带向那血与火的战争年月……

　　胡耀邦十分关心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9月26日下午，胡耀邦听取雅安地委书记汇报情况时，得知中央讲师团有十位同志在雅安帮助当地培训师资，工作很有成效，非常高兴。他马上派随行同志在当晚冒雨去看望这些同志，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第二天一早，又亲切会见了他们。以后，到甘孜州和阿坝州，他都在百忙中分别会见了中央讲师团的同志，鼓励他们安心工作，胜利完成任务。

　　丰富的资源，落后的面貌。胡耀邦认为繁荣山区经济的首要问题是端正思想，引导群众开辟多种劳动致富的新门路。

　　胡耀邦一路看， 一路问，一路思索……尽管汽车以平均每天200公里以上的进程在高山、峡谷和原野上奔驰，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仿佛有情于当年的老战士，如实地袒露现状、展示前景，催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再展宏图。

　　在林区，他看到：采伐过的林地上，横七竖八地倒着几丈长的圆木，还有大量的火烧木、风倒木。任其腐朽。坐汽车跑了几天，沿途只见有一个地方在加工木材。

　　穿越一处处峡谷时，他看到：条条急流，落差很大，可建电站的地方很多，而附近的居民却在烧柴做饭。

　　在幅员八千多平方公里，拥有四十五万头牲畜的红原县，他看到：只在县城里建了一座奶粉加工厂，偌大的草原上看不见其他畜产品加工点。

　　在被誉为“人间瑶池”、“童话世界”的黄龙山和九寨沟风景区，他发现这里每年接待中外游客达数万之众，而当地农民收人并不高。

　　他还听说，这一地区埋藏着黄金、大理石、云母、石膏、石棉等数十种有开采价值的矿物，但富余的劳力却无活可干。

　　马尔康招待所的一间会议室里，汇报会正在热烈地进行。胡耀邦谈笑风生，其他同志也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或插话。气氛虽然轻松活跃，但讨论的问题却非常重要。

　　四十岁的阿坝州委副书记周化勋，向胡耀邦汇报说，从五十年代开始，国家陆续在阿坝林区建立了十五个林业企业，共为国家生产木材四千多万立方米，上交税利四亿多元。因为采伐过量，目前控制采伐，剩余劳力二万五千人，要求中央和省里帮阿坝州卸下这个“包袱”。

　　“你们不是卸包袱的问题。”胡耀邦立即抓住这一指导思想说：“要把包袱变成财富，要把现在闲置的劳力变成有用之才。总的来讲，阿坝州八万多平方公里，只七十多万人口，是人少了。不是人多了。问题在于你这里就业结构不合理。一面是许多人没事干，一面是好多事没有人办、许多产业根本没有开发。”

　　胡耀邦时而站起来，时而用手势加重语气：“大的不讲，讲小事情。马尔康的鸡蛋很贵，你们这里电多，可以办几个养鸡场，用电孵鸡。你们有草山，可以养奶牛。还可以搞木材加工。林区的人民要富起来，只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什么修公路、建水电站，都让老百姓去搞。还有商业、运输、旅馆、饭店，也让群众去办。总之，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端正指导思想，满怀信心地引导群众充分认识和发挥高原、山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开辟多种劳动致富的新门路，这是胡耀邦认为繁荣山区经济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雅安，他提醒地委和行署的领导同志，要看到本地有利条件，很好地利用木材、竹子这一大资源，在林业、林业副产品的开发上，多做点文章。

　　在号称“遍地黄金”的甘孜州，他建议州委和州政府放手让群众开采黄金和其他小矿点。

　　在九寨沟风景区，胡耀邦提出让农民直接办旅游，由农民为旅游的人提供副食品，发展养鸡、养兔、种植蔬菜、水果的专业户；组织群众生产各种旅游纪念品。

　　在陇南地区森林茂密的康县、成县，胡耀邦要求各级领导充分依靠群众，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创造出营林致富的新经验。

　　在视察途中，几乎每个地、州、县的领导都向胡耀邦反映，他们那里缺资金、缺人才，要求中央支援。胡耀邦对他们说，党中央、国务院对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向是十分关怀的，尽可能在人力、财力上给予扶持和帮助。但是，作为当地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应该只依靠上面，而要自力更生。办法有两条，一条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集资，依靠群众的勤劳和智慧；一条是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引进外资，吸引沿海、成都等外地的企业来投资。

　　谈到人才问题，阿坝州委书记阿登向总书记说：“我们这里条件艰苦，人家不愿意来，希望中央和省里给我们派些人来”。

　　“你把关系颠倒了。”胡耀邦纠正了他的看法说：“不是给你派人来，而是你要有吸引力。你把经济发展起来，门路多了，就能留住人，吸引更多的人来。今后我们国家越来越多地要采取招聘的办法，吸引的办法，而不是全靠指派的办法，捆绑不能成夫妻嘛！”

　　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通过亲身体验，胡耀邦为这里的干部能长年坚持工作在海拔高、气候寒冷、交通闭塞的地区，感到由衷的欣慰。但也觉察到他们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学习不够，视野不宽，妨碍了思想、工作水平提高。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后，他便向州委领导提出要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胡耀邦说，你们州、县、区三级干部，一年下去多长时间，什么时候下去，要作一个安排。大雪封山是下不去的，这段时间可以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半天工作，半天学习，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一年完了要考试、这样搞上三年，大家的水平都提高了。凡是地广人稀的地方，都可以采用这种新的工作方法。根据各地的特点，确定自己的工作方法，这就叫实事求是！他勉励大家只有埋头苦干，才能再展宏图，就象楚庄王的名言：“三年不飞，飞将冲天； 三年不鸣，鸣则惊人。”这是胡耀邦对）I晒北高原和陇南山区的期望，也是对全国所有经济还不发达的地区的期望，期望他们后来居上，一飞冲天！

　　胡耀邦鼓励基层同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必绝对服从上面的规定，要因地制宜，搞好林场。

　　初冬时节，鄂南、鄂东和赣西北山区阴雨连绵，寒风刺骨，天气显得比北京还冷一些。

　　两辆旅行车载着胡耀邦一行，沿着崎岖不平的泥泞公路，往来奔波于幕阜山麓和大别山麓的崇山峻岭之中。

　　这是一次日程很紧的旅行。尽管山高路滑，汽车仍以相当高的速度行驶，因为从1984年12月4日至14日这十天之内， 要视察访问两个省十九个县市。这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胡耀邦第二次到基层调查考察。山区群众对胡耀邦在寒冬岁末这样不辞辛苦地从北京来到遥远的深山密林看望他们，同他们共同商讨开发山区的大计，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每当胡耀邦从驻地出发时，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胡耀邦笑容满面地向自动位候的男女老少挥手致意，欢呼的人群朝着他热情地鼓掌。

　　12月5日一早， 胡耀邦一行乘汽车离开京广铁路附近的咸宁温泉镇，很快就进人山区。

　　约两小时后，汽车驶进一座小山城——通山县城。在县政府的招待所里，胡耀邦一下车就召开座谈会，请县里的同志介绍情况。胡耀邦风趣地插话说：通山通山，通通是山。你们要把山搞“通’”，把库搞“活”，多养鱼。要发挥山区的优势，山上的树和山里的矿一起开发。山“通”库“活”，山区致富就有希望。

　　他还强调说，要加快山区建设，就必须进一步放开山区政策，凡属群众能办的，就要大胆放手让他们去办。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副书记钱运录建议胡耀邦去这个县属的九宫山察看林木。胡耀邦欣然同意，并立即驱车前往。高高耸立于鄂赣两省边界上的九宫山，海拔1280多米，峰岩壁立，雄伟浑厚。据当地同志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兵败后就是在这里被地主武装杀害的，后人还在这里设墓安葬了他。汽车越往上爬，雾越浓，整个山岳都淹没在茫茫的云海中。胡耀邦在山顶一座招待所里会见了当地干部，建议把九宫山辟为旅游避暑场所。

　　为了实地考察林区，次日胡耀邦到崇阳县访问时，特地去那里的林科所和桂花林场进行了调查，同木场工作人员讨论了包山造林等问题。在修水，他对县里的同志说，一路上，我看到你们这里过代的现象比较严重。国营林场、集体林场应该采育兼顾。看来，林业政策要继续抓落实，林区群众收人少，积极性不高。要拿个办法出来，还是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好。在铜鼓县，他说：“我认为山区林权应下放，林业管理体制要改革，要搞承包，让林农有自主权。国营林场也要把责任制落实到家庭，长期（比如说五十年）不变。农林扩权到家庭，渔业扩权到船。只有这样，才能搞活。他认为，山上的小村小料，什么枝丫材、等外材、困山村等等，应该统统放开，让林农去加工成锄头把、镰刀把等等。这样，山区的多种经营就能比较快地发展起来。他还说，他不赞成用开梯田的办法在山上种树。把山坡垦了，至少五年之内树长不起来，水土就会流失，还浪费了人力。他对县里的同志说，如果是上面规定的，你们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此外，我看到你们这里水平梯田上种的是清一色的杉树。清一色容易发生虫灾，要种混交林，既可以防止虫害，又可以保持生态平衡。

　　胡耀邦还注意到，差不多所有山区县都有荒山。他不止一次对各地的同志建议：你们这里雨水多，条件好，能不能发动群众把这些荒山种上草，一人种十亩，一亩地两、三年就能长几千斤草，可以养活一头牛，这样，还可以发展畜牧业，当年还可以卖草籽，当年就有收益。即使一时种不上牧草，种茅草也好，茅草生命力很强，可以造纸。这件事要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搞。第一搞好了，第二个就会跟上来。各地的同志听了感到很受启发，都说胡耀邦给他们出了个好主意。

　　胡耀邦很注意考察山区矿藏的情况，他从各县同志的汇报中得知，这一带矿藏资源丰富，煤、铁、钨、铜、锰、磷、黄金、石英石、石灰石、大理石等分布面广。他高兴地说，这是山区群众致富的一大门路，要放宽政策，鼓励群众开矿。他在南昌同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白栋材、书记许勤和、省长赵增益等座谈时提出：请你们考虑，是否能够把有色金属矿放开？是否可以规定，除国家开采的主矿不能动之外，其余那些小矿，还有大矿的尾矿，都可以放手让群众开采。在大矿的周围也可以划定范围放开。有人担心群众开采会“破坏资源”，我看只要有国家的统一规划和指导，有明确的纪律，并且认真检查监督，是可以避免的。这方面也要解放思想啊！要想通一条：加快地下资源的开发，这才是真正的大局。胡耀邦还要随行的中央经济部门的几位负责同志把这个问题也带回去研究。

　　农村经济结构要进一步调整，要更大胆地加快发展乡镇企业，搞好农副产品的加工。

　　车抵赣西北的上高县城已是下午4时半。

　　胡耀邦就把大家找到一间会客室里， 同县委的同志一起开会。12月7日一早，胡耀邦乘旅行车从修水县城出发，一连跑了铜鼓、宜丰、上高三个县，中间一点也没有休息。

　　上高是江西省连续三年人均收人最高的县。县委书记用了一个半小时向总书记汇报了他们的情况，将他们的经验概括成三句话：利用粮食的优势发展经济作物，利用种植业的优势发展养殖业，利用农业的优势发展工副业和乡镇企业。

　　胡耀邦饶有兴味地听了了这些情况，他不时插话赞扬他们的成就，并且鼓励他们再上一层楼。他一再强调，农村经济结构要进一步调整，要更大胆地加快发展乡镇企业，搞好农副产品的加工。他说，我认为在这方面，应当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自己干起来，主要依靠家庭工业和专业联户，支持专业户和专业村的发展。要放手让农民自己发展乡镇企业，放手让农民到城镇来办第三产业。要告诉县、乡干部，不要一说办什么，就想自己收上来，统统抓在自己手里。这是一个重大方针问题，必须明确。

　　一路上，胡耀邦亲切地会见了各地一些专业户、专业村的代表。湖北通城县有一个闻名遐迩的专事生产茉莉花茶的专业村——花亭大队。带头创业的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黎水保在通城汇报这些成绩时，胡耀邦连声赞扬这个路于对。他还询问了他们1985年的打算。黎水保说，1985年准备生产和加工花茶八千担，比1984年增加1／3。胡耀邦祝这个专业村取得更大的成就。

　　12月13日，在鄂东大别山下的黄梅县，当地三位专业户代表一起来到招待所向胡耀邦汇报他们的成就。胡耀邦同他们亲切握手，请他们坐下，并—一询问了他们的生产情况。　张福村四十七岁的农民张令松联合本村另外两户农民大规饲养甲鱼（即无鱼） 和黄鳝，是黄梅县有名的专业联户。胡耀邦问：“你们养了多少2销往什么地方？”张令松说，甲鱼八千斤，黄鲜五千斤，都是在我们自己挖的水池里人工繁殖的，主要是销往浙江温州一带。今年仅甲鱼就卖了一千斤。他还告诉胡耀邦，他通过三年的摸索，现在人工繁殖的技术已过关了。他们三户还自筹资金和贷款，买了一辆东风牌载重汽车、一辆拖拉机和一辆三轮车，从事长途和短途运输。胡耀邦说，“你们这里交通方便。甲鱼、黄鳝生命力强，可以直接运往上海。”被人们誉为一农民工艺家”的卢登桥有一手精制麦杆画的好手艺。1981年，他组织七个人办起了“工艺美术厂”。他们利用棉花、麦杆、锯屑粉，精心制作各种人物、风景、禽兽等玻璃屏画，模式新颖，栩栩如生，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他向胡耀邦汇报后，还用自己的照相机为胡耀邦拍了几张照片。粮食专业户严均先汇报了他全家承包湖田走向富裕的情况。胡耀邦同志高度评价了他们的成绩，鼓励他们带动更多的农民勤劳致富，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从上高来到锦江畔的高安，这个县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搞得都比较好。县委书记向胡耀邦汇报时谈到，为了搞活流通，全县设了37个小集，使农民每三天能赶一次圩，每次参加赶圩的人有三、五千至二万不等。县委认为这是个好办法。

　　胡耀邦沉思了一下，说：“你们想了没有，一块方圆二十华里的地方，东南西北十公里，骑自行车要花费多少时间？”有的答三十分钟，有的说要四十分钟。胡耀邦接着说：

　　“如果经过若干年努力，按照对群众方便的距离，把小城镇星罗棋布般地建设起来，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会有什么好处？我建议我们探讨一下。”于是，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县委书记翟时达说，有了小城镇，产品可以随时推销出去，需要的货物可以随时买到，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可以传播技术带动周围农村。胡耀邦点点头说，农民赶集，你们叫赶圩，不管几天一次，总要花一天的时间，这是低商品生产的产物，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结果。欧洲许多国家的小城镇很发达，人们并不羡慕大城市。我们也要逐步把小城镇搞起来。他强调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建设小城镇将是改变城乡关系，改变劳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一项大措施。

　　12月14日，胡耀邦一行结束了鄂赣山区之行。这次的行程是：鄂南的咸宁、通山、崇阳、通城、赣西北的修水、铜鼓、宜丰、上高、高安、奉新、定义。南昌、九江，从九江渡长江到广济、东鄂的黄梅蕲春。浠水和黄石。

　　面对甘肃中部十八个干旱县的穷困面貌问题，胡耀邦深夜找来王兆国，商讨对策。

　　八十年代初以来，胡耀邦的足迹印遍了中国的西部——西藏、新疆、云南、青海和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一整套发展西部的特殊政策，在中央的主持下制定出来。中国西部地区，正在发生着使人喜悦的变化。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里的繁荣富裕关系着中国大局的安定、团结、兴旺。

　　在甘肃， 1983年7月胡耀邦共停留七天，先后访问了陇南的天水地区、陇东的庆阳地区、中部西南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兰州市。他过去曾不止一次出人甘肃，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他认为，甘肃从地理、气候、面积、土质方面说，发展林业牧业有全国第一流的好条件，解放后又建立了可观的工业基础。因此，甘肃应当成为将来开拓大西北的一个重要基地。然而，就目前来说，由于历史上生态平衡破坏严重，干旱频频，甘肃一些地方比较穷困。他这次来考察，着重去一些比较穷困的地区，同当地的同志一起研究怎样治穷致富并为将来的开拓准备条件。

　　胡耀邦对如何改变以定西地区为代表的甘肃中部十八个干旱县的穷困面貌问题，特别关心。这里雨量稀少，生态破坏严重，粮食产量低，几乎年年要靠国家救济。去年夏天赵紫阳来这里考察后，国务院决定每年拨出专款帮助这些地区恢复和发展生产。 胡耀邦7月ZI日到定西地区的临挑后，特地把这些穷困县所在的定西、平凉两个地委的负责同志请来，共同商讨如何使这些地区快一些在经济上彻底翻身的问题。同时还派了几位随行的同志去定西地区最困难的社队的一些村庄，逐户了解农民的生活。在座谈中他说，你们这十八个困难县怎．样才能较快地恢复过来，什么时候能翻身，都要认真搞点调查，在这个基础上采取切实的措施。要力争尽快消除历史上带来的严重后果，恢复生态平衡，使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逐步走上安定富裕的道路。他要求这两个地区的五万多名干部带头种草植树，每人每年种两亩草、栽十棵树。他说，就是要干部带头，多干实事，不能含糊。

　　当天晚上，胡耀邦把随行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找去，商量发动全国，主要是北方青少年义务采集草种树种支援甘肃改变面貌的问题。王兆国当晚就打电话给团中央进行筹划，回到北京后，他很快就召开电话会议，向各省、自治区的团组织布置任务，并向全国青少年发出了号召书，雷厉风行地落实了这件事。

　　一支疾飞猛进的车队。冲破盛夏闷热的气浪，扬起满天飞舞的尘上，驶向海拔2700米的高原新城——龙羊峡镇。在这里，清清的黄河水如同白链一般，在悬岩陡壁之间呼啸奔突，泻人一片平湖之中。这是它漫长旅途中的第一个阶梯，也是我国重点工程之——龙羊峡水电站工地。总书记胡耀邦来了，陪同他们来的还有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肖华，青海省委书记赵海峰……

　　“。胡耀邦一行是1985年7月23日下午6时到达龙羊峡镇的。他们不顾旅途劳顿，六时半到工地视察，晚八时听取汇报，龙羊峡水电站是一个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 水库总容量为240亿立方米，电站建成后，每年可发电六十亿度，每年可节约原煤240万吨， 供电范围除青海和甘肃两省，还可与西安、华北联网，对于发展工业、农业、畜牧业，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切中央领导同志自然是了如指掌。胡耀邦在听取汇报时说：工程不要讲得那么细，简单几个大数给我们知道一下。原来总书记更为关心的是人。他—一询问了几位工程局负责人的情况、年龄、籍贯、文化程度，问得很细。

　　胡耀邦说：“英雄终究会有人知道的，真正的英雄终究有一天总会有人知道的，坏蛋总会有一天破产。‘四人帮’不是破产了吗？要相信这一条。”

　　胡耀邦在听取汇报时反复强调说：一件事情，要么就不干，要干领导就要自己带头，这叫打硬仗，干部带头，自己过得硬，才有资格去评论人家。

　　胡耀邦说道：公道自在人心。做了好事，人民忘不了。

　　7月28日，胡耀邦一行，就要离开龙羊峡了。清晨，胡耀邦走出招待所的大门，在招待所门前，亲切地接见了等在那里欢送的数百名龙羊峡人。

　　胡耀邦一面和工人们握手，一面热情地大声说：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是来看望大家，问候大家，大家辛苦了。我向根治黄河，造福中华民族的同志们致敬！

　　山东农村， 胡耀邦了解农民的衣、 食、住、行，提出在吃饭问题上也得来个“改革”。

　　1984年Ic月ZI日晚，胡耀邦乘船到达烟台。紧接着就乘车东行。到胶东农村去了。

　　访问的第一个村子，是牟平县宁海镇的西关村。胡耀邦一下汽车，一排身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村镇干部热情地迎上前去。在一间摆满沙发和红木茶几的客厅里，村党支部书记李德海向胡耀邦汇报了西关村的变化。

　　西关村原是一个穷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村子里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吹塑玩具厂。

　　电子仪器厂，在县城开办了大型商场和饭店。

　　1983年集体纯收人比1978年增加了八倍多，连续三年人均分配一千元。农民先是搬进了排房，之后，又搬进了楼房。如今，别墅式的

　　“第四代住房”正在兴建。村里有花园和动物园，花园中建起游泳池、体育场，盖起了影剧院。他们还投资五十万元与深圳一家公司搞产销联营，投资四十万元与长岛县搞水产联营，预计今年集体纯收人可突破一千万元。

　　听到这里，胡耀邦插话说：你们生产年年大发展，逐年适当增加一点积累是应当的，但为什么分配老是一千元？搞“封顶”可不好啊。封了顶，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每年增加几十元，或者分阶段，几年增加一次。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对群众也是个鼓舞。

　　李德海解释说：近几年分配虽然没有增加，农民实际收人却增加了。买一台彩色电视机，集体补贴20％的钱；从小学到初中，都不收学杂费；村里还出钱给上学孩子做校服。

　　胡耀邦问李德海，你们一人有几套衣服？

　　李德海说，春、夏、秋、冬的衣服都有。胡耀邦说，一年四季，衣服要多搞几套，穿得好一点。接着，话题又转到了“一日三餐”。他问李德海，农民三顿饭都吃些什么？有没有牛奶？

　　李德海回答说：油条、豆浆、鸡蛋、点心，这是早餐；想喝牛奶，天天都有新鲜的；午饭晚饭自己做，许多人家里都有电话，来了客人，一个电话到饭庄，“几菜一汤”就送来了。

　　胡耀邦听了，非常高兴。他说：中国人的体质，还得多增加点高蛋白，要多吃点肉和巧克力。跑马拉松，人家是二小时八分多一点，我们今年的最好成绩是二小时十五分十一秒。

　　田径、游泳、足球搞不上去，与我们的体质很有关系。要引导农民多吃肉。干八个小时的活，累得不得了，回到家里，切上一盘牛肉，说声：“拿杯酒来！”岂不痛快！

　　几句话，引得一屋子的人哈哈大笑。

　　在荣成县石岛镇南车村，党支部书记王祖民告诉总书记，明年村办企业纯收人要翻一番，人均收人可达一千五百元。

　　胡耀邦说，一千五百元就是好几百美元，你怎么消费呀？收入多了，要鼓励农民吃有营养的东西，逐渐改变食物构成。他看了看坐在旁边的胖墩墩的王祖民，风趣地说：看起来，你的身体比我好；但论体质，还是不行。你吃的淀粉太多了。要减少淀粉，增加一些奶、鱼、肉、蛋。要舍得吃。每月吃上五十元，一年才六百元嘛！

　　胡耀邦说，在吃饭问题上，我看也得来个

　　“改革”，要废除那些不好的习惯。第一，要改变“暴食暴饮”。平时舍不得吃，逢年过节，十几个菜，大吃大喝，结果，反而把身体吃坏了。“暴食暴饮”对我们民族的体质损害太大。第二。要废除不卫生的吃饭方法，提倡分食，放点刀子、叉子，多买点盘子，同桌分吃，中餐西吃，这样可以避免传染病。第三，要改变烹调方法中那些落后的东西，讲究营养，讲究卫生。第四，要逐步改变人民的食品结构。如果用一代人即三十年时间，使我们民族的食物构成改变为以肉、奶为主，那就是一大胜利，这关系到中华民族体质的根本好转。农业部门，还有卫生部门，都要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卫生，不光是治病，首先还应当注意增进人民健康。

　　在胶东半岛，胡耀邦看的是农民的衣、食、住、行，但他思考的领域却远不止此。胡耀邦对陪同访问的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说：我脑子里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农村的电气化。不搞电气化，乡镇工业发展不起来，劳动生产率提不高，农民的消费也上不去。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近几年，家用电器进了农家，一户每年需要多少电，一个县每年需要多少电，电源从哪里来？一定要有一个总体设想。你们山东农村有五百万千瓦电，够不够？

　　苏毅然说：我估算了一下，大约要二百五十万到四百万千瓦。

　　胡耀邦说，就算四百万千瓦，只需四十亿元就可以搞起来。象山东这样大的省，由群众集资办电，行不行？

　　苏毅然说，我们准备用集资的办法，多采一点煤，搞火力发电。胡耀邦对这个办法表示赞赏。他说：你们山东的煤炭储量是一百四十亿吨，一年开采一亿吨，还可以开采一百四十年嘛。山东能不能提前实现农村电气化？全国总得有那么几个省、市搞试点，争取1995年以前基本实现农村电气化。实现了电气化，农村的文化、教育、环境、卫生都会起变化。要充分认识农村电气化的意义。

　　一个普通的星期天，生性好动的胡耀邦一日巡视三个县，行程一千多里。

　　1982年4月18日， 星期天的早晨，一架草绿色的直升飞机，披着和煦的阳光，穿越湛蓝的晴空，从北京向河北省易县飞去。这是胡耀邦到河北保定地区访问乘坐的飞机。易县是他今天出访的第一站。

　　昨天，胡耀邦忙碌了一天，他刚刚送走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行；明天，还要参加另一个重要会议。今天，他应该休息一下，象北京普通的居民一样，过一个恬静的星期天。但是，他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安排这样一个日程：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到河北保定地区的易县、安新、雄县农村去看一看。

　　8时叨分左右， 胡耀邦乘坐的直升飞机飞到易县上空，没有马上降落。它从易县东北部转向西南部的狼牙山，在易县上空转了两个大圈，细细地观察着从东北向西南蜿蜒而去的太行山的绿化情况。

　　9时30分， 飞机降落在清西陵附近的一块空地上。胡耀邦走下飞机，便同等在这里的易县县委的同志们亲切地交谈起来。胡耀邦说，从飞机上看，安格庄这面山上有树，西南面山上都是光秃秃的，西边的安格庄水库周围也没有树。一定要多植树多造林啊！易县面积是二千五百多平方公里，三百八十二万亩，你们一年造林面积只有三万亩，十年三十万亩，这样的造林速度，一百年也绿化不了。他说，绿化太行山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不把太行山绿化起来，不仅太行山的面貌改变不了，整个河北也翻不了身。

　　最后，胡耀邦看到来易县西陵游览的人很多，便提出了一个饶有风趣的建议。他说，可以发动游览的人植“纪念树”，给他们准备好林苗、工具和肥料等，让他们上山植树，自己挂上牌子，写上名字，作为纪念。胡耀邦接着说，天津、保定、北京来游览的，欢迎他们栽五棵树、八棵树……，第二年，第三年他还可以来看看自己栽的树长大没有？前来游览的外国人如有兴趣植树留念，也欢迎他们栽几棵树。中国的名山很多，泰山、华山、衡山、峨嵋山、狼牙山都可以这样办。

　　4月18日下午2时，胡耀邦乘飞机抵安新县白洋淀湖畔，飞机降落在宋庄大队一块湖中苇滩上。胡耀邦下了飞机，便提议同县委的同志在湖中滩地上席地座谈；县委的同志建议上机动小木船，到白洋淀里看看，胡耀邦欣然同意了。他们登上机动小木船，出了与苇滩相通的水道，向浩荡的“大鸭圈淀”驶去。四月，虽然不是丰水季节，但白洋淀却水天一色，一碧万顷。那被树丛围绕的是一个一个淀中村庄，那青绿成片的是刚长出一尺多高的苇田。小船在发动机推动下，催开浪花，向前行进。胡耀邦时而举目远眺，时而转身同坐在身边的县委书记王杰交谈：

　　胡耀邦问：“苇田实行了责任制没有？”

　　“实行了责任制，而且包了产。”

　　“包了好，包了好！”

　　这时，从芦苇丛中游出一大片白洋淀著名的“湖鸭”，胡耀邦看了异常高兴，用手指着鸭群问：“养鸭是不是也实行了责任制？”王杰答：“实行了大包干！”耀邦同志说：“包了好，包了好！”

　　小船在波中转了一个大圈，约行八、九里，回到了岸上，胡耀邦邀请安新县委的同志到飞机上谈话。在谈话中，他几次问到了群众生活水平怎么样；县委的同志们回答说，群众生活逐年有所提高，原因是认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胡耀邦听了这句话，马上指出，实行责任制，要进行民主评议，不能让干部搞优亲厚友，厚此薄彼，这个问题不只农村干部有，县里干部也有，这要查一查，主要是教育的问一题，要及时发现及时纠正。

　　在谈到发展多种经营时，胡耀邦谈起白洋淀得天独厚的水产资源。他一个一个地数着，发展淡水渔业、肯定前途很好，青虾、螃蟹是白洋淀的特产，闻名全国，可以人工饲养；苇田要发展，产量要提高；把树种起来，要种果树，也要种杨柳林，发展柳条编织业。三年后，你们让社员的收入翻上一番，好不好？

　　下午3时， 胡耀邦来到了雄县。河北第一书记金明已经先一步赶到雄县，等候胡耀邦到来。胡耀邦对雄县是很熟悉的。这个县在十年动乱中，由于两派斗争激烈，反复多，工作和生产长期上不去。这次胡耀邦到了温泉招待所会议室，第一句话就问：“雄县的派性问题从思想上解决了没有？”县委书记李桂钧汇报说，全县出现了安定团结，生产向上的好局面。胡耀邦听了笑着问：“是真从思想上解决了，还是一时销声匿迹了？胡耀邦接着说，河北党组织是有功绩，有光荣传统的，但也要讲两点论，它也有长期留下来的盲目的山头、宗派情绪和盲目的自满情绪。这两个盲目情绪把党的是非搞混了。共产党是讲是非的，是对人民负责的。不要以人划线，要以党性划线，以党的原则划线，谁是谁的人啊，都是党的人！”

　　太阳快落山了。在这十一多小时里，胡耀邦乘坐直升飞机四起四落，行程一千多里。所到之处，他既要考察现场，又要听取汇报，先后同省、地、县几十个干部座谈，并就大家关心的许多重大问题谈了意见。这个普通的星期天，胡耀邦就是这样度过的。



胡耀邦传奇--第十节　走向最后的沉默



第十节　走向最后的沉默

　　1989年4月15日清晨， 胡耀邦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

　　4月22日， 当缀着黑纱的灵车，从人民大会堂缓缓开出，人群潮水般地涌动起来，宽阔的长安街再次记录下一个悲痛的史实：

　　耀邦走了，他带着娄山关的弹片，带着“文革”的鞭痕，带着60年革命生涯的硝烟风尘，带着未宪成的宏愿——走了。

　　四十八载夫妻，从延安到北京，所生三子一女，四个孩子却三个姓。

　　在京华一些社交场合，尤其是与时装有关的会议或表演活动中，常常可以见到胡耀邦的夫人李昭。

　　她是一位服装专家。1983年当她从北京纺织局的领导岗位离休之后，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家里，从此享受天伦之乐。她依然四处奔走，为把北京人打扮得更漂亮而操心。

　　她做了北京服装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因连续举办了几届群众性的服装展销和评比，知名度正日高。它还乐于在中外服装界之间当

　　“红娘”。由于协会牵线搭桥，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蒙服装店和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小彼顺子已携手合营。

　　李昭比京城里众多的高干夫人更早地穿起了裙服，她很有几套颜色雅致、款式新颖的时装。不过，她不赞成中国的服装过分欧化，对北京少女一度流行的黑色紧身裤，她更是明确地表示“实在不好看”，哪怕被人戏称为“保守的老太太”，她也不肯苟同。

　　她最喜欢的时装设计师或许是李艳萍，因为她常常向别人介绍李艳萍设计的由旗袍演绎出的各式美妙时装。她多次表示：“我的思路是用我们自己的原料，开拓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潮流的服饰产品。”

　　北京门头沟区以及昌平、密云、怀柔等县的农民比城里人还熟悉李昭。从1985年开始，她经常下乡，帮助这些地方发展养羊、养兔、养蚕。农民们为卖羊绒、兔毛、蚕茧赚回大把钞票开心，李昭则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如此发展下去，北京的纺织业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天然纤维原料。

　　无论胡耀邦在台上还是赋闲家中，李昭待人始终平易谦和，丝毫没有“官太太”的气指颐使，她颇有人望。

　　李昭与胡耀邦有共同的消道：看书，看累了涂几笔字休息。不过正象他们四十八年的夫妻生活早已习惯各于各的一样，即使看书，也是各人按各人的计划，绝不干扰。

　　两人的健身也各有各的章法：李昭学过一点太极拳，每天或早或晚打上十五分钟拳；而胡耀邦笃信走路是最佳锻炼方案，他每天坚持走一万步，有时身体不大舒服，也要走七千步。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这样做，腰间系着一只计步表，准确地记录着他步行的步数。他当总书记到西藏视察时，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上，随行人员都气喘吁吁，头脑发胀，他仍然每天坚持步行一万步。尽管京城“气功热”不断加温，他却丝毫不为之所动，每天照旧走他的步。

　　李昭与胡耀邦在延安时结婚，他们有三子一女，四个孩子却姓着三个姓，两个儿子姓胡，女儿姓李，还有一个儿子姓刘。讲起这位姓刘的老二，颇有一番故事：1945年当他呱呱坠地时，因时局发生变化，部队即将开赴新的战场，胡耀邦夫妇把他送给一位陕北老乡，五大三粗的刘世昌当时是延安南区一位模范合作社长。胡耀邦说：“从现在起，他就是老区人民的孩子了，一定要姓刘，名字也要请你取。”老刘想来想去，最后说：“那就叫他刘胡吧！”胡耀邦说：“也好，不过‘胡’字要加三点水。”刘湖在黄土地上一直长到十三岁，刘老汉把他送回北京家中，胡耀邦夫妇叮嘱儿子：“你永远是刘老汉的儿子，是老区人民的儿子。”刘湖上学时一放假就跑回延安看望养父母。l976年7月1日他结婚，第二天就带媳妇回延安老家来了，一住就是一个月。

　　胡耀邦和他的亲人们

　　胡耀邦从小聪颖好学，尽管家境贫寒；初小阶段就由他的房兄胡耀清老师把他带到现在的山枣乡长寿村，即当年黎姓人开办的琢玉小学读书（胡耀清当时在该校任教）。后来读里仁高小和阳县中，都是由他们胡姓族会上提供学费考取去的。许多亲友都说：“他无论读小

　　学、中学，成绩都很优异，测验累居榜首。”里仁学校的老师甘恩锡老先生说：“我在里仁学堂教了二十几年的书，所见最为好学的学生莫过于胡耀邦。当年他在班上的年龄最小，可是他的功课成绩却名列前茅。一个高小学生能写出长篇大论的文章者，这在当时就属寥寥，若在今日，可断言更是凤毛麟角也！”胡耀邦也并未忘记他的恩师，在故乡刚解放不久的1950年，他就给老师写了一封感人的信，信中叙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还寄去人民币五十万元（币制改革前的数额，相当五十元），以表示他对老师的深厚敬意。

　　胡耀邦从太原来到川北，就让夫人李昭带领小孩到家乡浏阳去探望双亲。翌年冬，又派专人将父母接到川北南充去赡养。

　　他的父亲胡祖伦，是一个饱经风霜、善良忠厚的老贫农。由于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生活较为困难，致使他熬练成为一位钢筋铁骨、勤劳俭朴的好庄稼人。因而家道也慢慢地好起来。尽管老人家读书甚少、文化很低，但胡耀邦还是非常尊重父亲的意见。他们的儿子有了三岁，尚喊着乳名，一直等到家乡解放与家人通讯时，才在书信中请求祖父给孙子取名字。

　　老人家到了川北之后，尽管满可以含饴弄孙，乐享天年，但他并未失去劳动人民那勤劳俭朴的本色。家门前的道路上长着野草，老人家却时常要去亲手铲除；给他买了一双皮凉鞋，一天他提出要孙子去为他买桐油来搽，他说搽了桐油要经穿得多。遗憾的是老人家享受晚景的岁月不长，从川北去北京之后，只有一年多就辞世了。

　　胡耀邦的母亲刘老夫人，性格温厚，慈祥可亲，待人接物，贤良慷慨。年逾古稀，尚耳聪目明。一家人都很尊敬她，许多家务事都要征询她老人家的意见。他老人家是在十年浩劫之中，精神上受到产重的冲击后，悻然离开人世的。

　　胡耀邦有同胞兄弟姐妹多人，其中成年的五人，他的年纪最小。他的三姐菊华，嫁给曾家， 生育子女三人， 丈夫病故后，由于儿女小，家庭生活异常困难，便于1947年改嫁。1950年第二个丈夫又去世了。胡耀邦刚去北京的那年冬天，便接三姐到京团聚，并自那时起，每年负担三姐大部分的生活费，直到浩劫之年他们自身难保时才中断。lg7l年三姐病重弥留之际，尽管他们自家尚在苦难之中，还给三姐寄来七十元医药费。三姐逝世后，又寄款来帮助料理后事。

　　他的哥哥耀福，是三十年代土地大革命时期的老赤卫队员。在白色恐怖的血腥岁月里，他却做过不少白面红心的事，曾巧妙地营救了几位革命同志的生命；国民党封锁苏区时，他设法购买过八百斤粮食去接济苏区。1949年家乡解放前夕，又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投入了既是轰轰烈烈，又是无声无息的迎解工作，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现在是浏阳县政协委员，长沙市人大代表。

　　他的另一位姐姐建忠，也在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共青团员，做过苏区妇女工作，立过不少功劳。她曾经辛勤地从事浏阳著名土特产编炮制作的手工劳动，并以其微薄的工资收人，尽量资助胡耀邦读书。但不幸早已病逝。

　　爱唱歌的胡耀邦说：否定流行歌曲是一种愚昧。

　　“爸爸，还记得那一年在北戴河你和我们一起唱歌吗？”女儿问道。

　　“嗯，快20年了……”

　　那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开会。会议闲暇期间，胡耀邦常常抓紧点滴时间博览群书，锻炼身体，并第一次同子女们一起学唱歌曲。茶余饭后，他常常拿着歌本招呼：“大家来唱歌呀，唱歌喽！”随后，便自哼自唱地坐到藤椅上。孩子们当然踊跃响应，围住他学唱。歌本里有革命历史歌曲，也有当时流行的电影插曲；有他会唱的，也有他不会唱的。他呢，有时当先生，有时当学生。当先生的时候，他一丝不苟，哪个地方符点音符没唱对，哪个地方

　　唱拖了拍，他都马上停下来，—一纠正。而当学生的时候，他却总是虚心听孩子们指教，反训复练习。他学得很快，一首没听过的比较复杂的歌，他往往学上几遍就会了。

　　有个描写我国跳水运动员刻苦训练的电影，叫《女跳水队员》，其中有支插曲——

　　《女跳水队员之歌》，是胡耀邦喜爱的歌曲之一。胡耀邦听到孩子们唱这支歌时，就立即请他们教他。他还问孩子们能不能做到歌中唱的那样“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一群展翅高飞的海燕……样样本领过得硬，要求从严不从宽，千难万难都不怕，下苦功在少年……”后来，不管风浪多大，天气有多冷，胡耀邦总是和孩子们一起唱着这支歌，风雨无阻地下海游泳。他身上那种大无畏的革命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使他们立志作个坚强的人，不怕前进中的磨难……

　　胡耀邦还经常唱《黄水谣》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他一遍又一遍地耐心教孩子们学唱。这是多么好的歌曲啊！在战争年代里，它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人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前赴后继。胡耀邦在抗大工作时，常常在集会上指挥大家唱抗大校歌。这首歌如今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胡耀邦十分重视音乐在人民中间所起的巨大作用，他时常用歌曲激励大家的革命热情和斗志。他到胜利油田视察工作，在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又一次唱起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胡耀邦唱得那样的高亢，那样的富有感染力，使到会的一千多名石油战线的干部都情不自禁地热烈地鼓起掌来。

　　胡耀邦接着说：“你们这里不也叫黄河之滨吗？……现在我就把歌词换几个字。‘人类解放’ 换几个字， 叫‘四化希望’；‘救国的责任’也可以改两个字，叫‘能源的责任’；‘全靠我们来担承’，我看也可以改成‘全靠我们打头阵！’歌词就改成了这么几句话：

　　“黄河之滨，集体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四化希望，能源的责任，全靠我们打头阵——

　　“同志们，你们是不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子孙？能不能打这个头阵呢？”胡耀邦的手臂有力地挥动着，殷切的目光从前排看到后排。一瞬间的沉寂之后，突然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长期以来，胡耀邦一直把唱歌看成是联系青年、联系群众的一种好办法。一天，几个年轻人来看望胡耀邦，闲谈中谈到了青年人喜欢唱一些流行歌曲的问题，胡耀邦说：“什么叫

　　“流行歌曲’？概念要弄清楚。是歌曲就要流行嘛，难道还有怕流行的歌曲？在群众中能流行说明群众喜欢。象《我的中国心》、《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样的歌曲流行有什么不好？不加分析地否定流行歌曲，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要同愚昧作斗争。另外，一首歌曲的好坏，我看应该由群众来检验。看它在社会上是否流传得广泛、久远，这是检验它好坏的唯一标准。应该肯定地说，在群众中流传得广泛、久远的歌曲才是好歌曲……”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这歌声从北戴河海滨的一座小楼中传出，在那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回荡。仔细听来，这是多么有趣的合唱啊，老年人苍劲的嗓音和尖细的童声混合在一起。

　　又是繁忙而愉快的一天，西斜的夕阳把天际染得通红。胡耀邦开完会回到住所，似乎一点也不疲劳，兴致勃勃地让小孙孙拿来歌片：

　　“爷爷教你们唱歌啦。”孩子们欢呼着跑过来，总书记就领着他们唱起来。一遍又一遍，大家高唱着，越唱情绪越高。很快，胡耀邦就唱得很连贯，很准确了。“爷爷， 你怎么学得这么快呀？”7岁的孙女奇怪地问道。孩子们哪里知道，胡耀邦早在红军时期就会识简谱了。

　　“你们什么时候能学会？可不能比爷爷落后哇！”

　　“我们决不落后。”孩子们回答道。客厅里充满了歌声和笑声……

　　1989年4月8日上午9点，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突发，4月15日清晨7时53分他离开了人间。

　　1989年4月15日清晨7时许，胡耀邦醒来后，躺在病床上喝水。吃西瓜，准备接受安排在上午的专家会诊。吃完西瓜后，胡耀邦因用力气，致使左胸部血管大面积破裂，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

　　经医生紧急抢救无效， 于10分钟后，即7时53分停止呼吸。胡耀邦发病时，身边仅有其三子胡德华及二儿媳在场。 7点45分，其夫人李昭赶至现场，刚好赶上与胡耀邦见最后一面。

　　胡耀邦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是在1989年人大会议上。人们发现，胡耀邦较前明显地消瘦了。

　　1989年春节期间，胡耀邦离京去湖南。

　　在湖南休假期间，从未犯过心脏病的胡耀邦曾因感冒致使心脏病发作，他的夫人李昭紧急赶往长沙照料。胡耀邦经多方抢救后病情稳定，且恢复很好，遂又前往广西继续休息。 3月份，胡耀邦为参加全国人大会议返回北京时，许多人对他消瘦表示关注。

　　3月26日，其子胡德平在与香港记者交谈时，曾表示胡耀邦身体尚好。

　　其后胡耀邦得知此事后说：“你怎么又发表谈话了”胡德平说：“海内外都关心你嘛，那么多记者围着我，怎好一点不讲。”

　　4月8日上午9点， 胡耀邦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该次会议主要谈教育工作。据透露，会议进行40分钟以后，胡耀邦忽然感觉不适，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逐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面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

　　赵紫阳问：“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在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就扶他在原位上坐下。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

　　大家万分着急，在医生到来之前的十几分钟内，就可能出危险。为了救急，就问谁带了

　　“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当即就给

　　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成脂，缓解了病情。

　　不到十分钟，中南海的医护人员到场，又过了五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到。由于胡耀邦的病情不允许移动，赵紫阳嘱咐温家宝和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

　　怀仁堂成了抢救胡耀邦的临时病房。

　　至当日下午4点，胡耀邦病情稍见好转后，被转人北京医院治疗。

　　因其病情尚未稳定，医院方面对其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医院只允许一位秘书在旁。此后随着病情逐渐平复，“禁令”逐步放松，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李鹏总理等，均获准前去医院探访。

　　9日、 10日，胡耀邦病况继续好转，并能进食稀饭，大家遂感到轻松。直至14日，胡德平在答复一位友人询问时表示：“情况已经稳一些，但还不够好。”未料到，却因病情发生急剧转变而突然去世，委实令人惋惜！

　　川流不息的人群怀着难以言说的悲痛来这里祭奠一一这是无可阻挡的人流。

　　这不足18平方米的小屋——胡耀邦同志的亲属和工作人员设置的家庭灵堂，原本是胡耀邦同志迎送来宾的客厅，往昔充满了胡耀邦同志的朗朗笑声，如今，却倏然变成哀乐声声催人泪下的灵堂。 从4月15日上午九时半起，前往胡寓所的吊唁者络绎不绝。他们中有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李铁映、吴学谦、秦基伟、阎明复、芮杏文等领导人及科技、教育、理论、新闻等各界人士艾青、胡绩伟、李昌、朱厚泽、平杰三、于光远、严家其等六百多人。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儿子邓朴方分别前来吊唁。赵紫阳委托儿子赵军代全家在灵前悼念。李鹏、李先念分别打来电话致哀。

　　黑纱环绕着他的遗像，置于苍松翠柏和君子兰之间，更被层层叠叠的花圈挽联花篮簇拥着，每一朵小花都是一只泪眼，每一句悼词都是发自内心的呼叫：耀邦同志，你去得太急了！

　　两位军人肃立在遗像两侧，胡耀邦的子女亲属轮流在灵堂守灵。胡耀邦夫人李昭率十三位晚辈敬献的花圈摆在灵堂正中，花圈挽带上写着“耀邦，请您安息吧。”

　　哀乐声中，人们含着热泪，向这位为中国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卓越领导者致以深切的敬意。

　　干部、工人、学生，一个接一个无言地走过这里，只有挽联上的字留下了他们的心声：

　　“一身正气深得人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度’，

　　“至大至刚”；

　　“高山仰止拓荒总履险，

　　瓢浆甘兮饮水长思源”。

　　小屋里，第一只花篮是王光美送来的。当她去花店选购时，店员们听说这只花篮是为了吊唁胡耀邦同志的，执意不肯收钱，说：这花篮也代表了我们全店人的心意。

　　老部下张黎群与胡耀邦的小儿子德华抱头痛哭，噩耗传来，他夜不能寐，伏案疾书：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卓绝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赤子之心停止跳动了！一个多么仁义正直的人民的儿子离去了！一位多么忠贞的共产党人停止了战斗！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员代表分批前来吊唁他们的老领导。该院党委书记带着孩子们来到灵前，他说，同学们一提起他就哭，都要求参加追悼会。我们当晚就在学院设立了灵堂，让师生们表达对胡耀邦的哀思，还准备举办胡耀邦的生平事迹展览。五十年前在延安担任胡耀邦警卫员的蒋文模老人，在胡耀邦的灵堂前泣不成声地说：“半个月前他还在家里请我吃饭，送我一件毛衣作为纪念。昨天我带来家乡小豆，可他如今什么也吃不下……”。

　　老红军赖大超拄着拐杖匆匆从广州赶来。

　　回忆起1933年在瑞金四中央儿童局与胡耀邦共同战斗的日子，他不禁老泪纵横。他怎么能

　　相信充满生气的胡耀邦已离开了人世呢！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太多了，太多了，以至亲属和工作人员无法历数他们的姓名。有的在灵堂里号啕大哭，有的跪在遗像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每一个被解放、被昭雪的人，都铭记着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卓著的功勋和刚正不阿的品格。

　　受过胡耀邦爱护和关照的老教授葛佩琦迈着艰难的步履，一步一步移到灵堂，是胡耀邦在他的申诉信上亲自批示，他才跳出沉沉苦海，今天，在胡耀邦遗像前，他怎能不思绪万千。

　　楚辞专家文怀沙送来挽联，他以沉重的语调朗颂着：“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爱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跳动，因袭放翁句，书此联以奉灵右：民望甚饥渴，公心胡滞留。”他的声音在颤抖，他的手也在颤抖。他对记者说：“留，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留。胡耀邦同志应该留下，我已经78岁，我多么愿意替他去死！”

　　80岁的诗人艾青拄着拐杖来了。他十分伤感地对记者说：“耀邦同志当总书记的时候，有人从广州送来鲜荔枝，耀邦派人将这些鲜荔枝送给我、丁玲、马海堡和艾黎，如今送荔枝和吃荔枝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着成千上万的人流。人们排着长队，络绎不绝，他们的愿望就是在留言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子，然后向胡耀邦遗像鞠躬。一贯以“隐忍”著称的中国人，此时此刻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泪水，他们为失去领袖、良师、益友而放声痛哭。胡耀邦，这个名宇将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并存，他在为中华民族振兴的事业中所表观出的热忱以及他本人坦诚宽厚廉洁的品格深深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

　　4月20日， 为胡家三代人讲过故事的孙敬修老人，在孙女的搀扶下来到灵堂，他泣不成声，半晌说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来：

　　“你是一个大好人啊！”

　　胡耀邦夫人李昭在一旁也泣不成声。她率领儿孙们在遗像前作最后的家祭：

　　“耀邦，儿孙们都到齐了。你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你生前一心想到的是群众，群众才这样悼念你。你种的树，种的草，都已茁壮成长，你没有死，你将与大树小草长存。看到这些，你该含笑九泉了！”

　　缀着黑纱的灵车，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缓缓开出，人群潮水般地涌动起来。宽阔的长安街再次记录下一个悲痛的史实：耀邦走了！

　　1989年4月22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庄严肃穆。

　　鲜红的党旗覆盖在他身上。此时，他身着黑色西装，神态安详地躺着。他身旁环绕着洁白的马蹄莲和青青的松柏。脚下是一丛火一般的杜鹃花。

　　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总是那样充满活力，热情洋溢。而此刻却静静地躺着。他太累了。他操劳过度，背负的东西过多！

　　会场正中高悬着镶在黑框内的胡耀邦大幅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4月6日拍摄的，也是他最后的一张照片。在这幅由他的夫人李昭亲自选定的照片上，他比以前苍老了、消瘦了。

　　唯有那双眼睛，仍然是那样深沉，闪烁着智慧之光……

　　9点54分， 李昭在王光美和亲属的搀扶下，率子女缓缓步人大厅，站列在胡耀邦的遗像下。

　　9点58分，邓小平、赵紫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缓步进人会场。

　　10时，杨尚昆主持追掉会，宣布默哀，奏国歌。当赵紫阳致悼词时，胡耀邦的亲属中，一位带孩子的农村青年妇女低声抽泣。她是胡耀邦的侄媳，19日陪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从湖南浏阳文家市老家赶来参加追悼会。

　　大厅内，4000多名来自各条战线的代表肃立着，向胡耀邦致哀。天安门广场上，从昨晚起就聚集在广场上的首都高校学生和其他群众，收听高音喇叭中转播的现场实况，向青年的导师、群众领袖、知识分子的知音胡耀邦表示深切的哀悼。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亿万人民在收音机、电视机前收看现场直播，同声悲泣。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在灵前放声大哭。

　　卓琳率子女，满含热泪，向胡耀邦深深鞠躬，然后同李昭长久地拥抱，请她节哀保重。

　　李昭轻声说：务必请小平同志多多保重身体。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沈宝祥深情地回顾了胡耀邦创办《理论动态》时和大家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他说，耀邦同志办这个刊物，起始目标就很明确：把被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的思想、理论、政治上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耀邦同志思想深刻，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

　　朱老总的副官、胡耀邦任四纵队政委时，该部后勤部长、老红军赵熔，已90高龄了。

　　他坐在轮椅上对记者说：耀邦同志对人对己表里如一，从不利用职务搞不正之风。他的子女都是靠自己奋斗成长的。与胡耀邦共事24年的胡克实，饱含热泪对记者说，耀邦同志为政清廉，光明磊落，坦诚待人，正是这一点，赢得党和人民的普遍尊敬和热爱。

　　悼念仪式结束，还有很多人找到胡耀邦的亲属抱头痛哭。

　　十里长街，无尽的人流，在无声地等待

　　中午12时零5分。一声轻雷由东向西地在人流中滚过：“来了！”“来了！”

　　缀着黑纱的灵车，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缓缓开出。“呼啦”一声，人群潮水般地涌动起来。宽阔的长安街再次记录下一个悲痛的史实：

　　耀邦走了！

　　耀邦走了，带着娄山关的弹片，带着“文革”的鞭痕，带着六十年革命生涯的硝烟风尘，带着未完成的宏愿——走了。

　　耀邦走了，牵动着千万颗心。从天安门广

　　场到八宝山，15公里长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挤满了人。

　　“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

　　“让我们再送耀邦一程！”

　　工人、学生、市民，老人和孩子，人们默默地目送灵车经过。他们之中一些人胸前佩戴白花，一些人臂上戴着黑纱。

　　＿灵车经过南长街口， 距这里200多米远的一座小院，就是胡耀邦的家。尽管这座小院有门与中南海相通，可是，他为十亿人日夜操劳，常常一两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他曾接待过无数群众，亲自处理过许多上访信件，“六年两千件”，人们怎能不记忆忧新！

　　十里长街，仿佛盛不下这么多的悲哀。人群涌动，灵车时开时停。人们都希望灵车开得慢些再慢些。一位老人说：“耀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凭这，就该送送他。”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胡耀邦生前所改的这幅古对联，正是他光辉一生的写照。胡耀邦生前不收群众送的礼物，今天却不得不收下人民的一份厚礼：敬仰和哀思。

　　此时此刻，护送遗体的胡耀邦家属以及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等，和车外的群众互相招手，泪眼相望。胡耀邦的长子德平双手放在胸前，向为他父亲送行的人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灵车从军事博物馆经过，一位青年骑着自行车跟随在车队后面。他的背上披着一张拖地长纸，上书“耀邦”二字，一直向八宝山送去。

　　八宝山——

　　8名身着黑色服装的青年工人抬着耀邦灵柩， 缓缓走向告别室。这个有着火一般激情的人，将在烈火中永生。

　　下午，当宋平、温家宝陪同胡耀邦的子孙，将胡四邦的骨灰盒捧回家中时，李昭在大门口连声说：“耀邦，你又回家来了。”

　　李昭眼含泪水说：“今天，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感情。你去了，去得这样利索，没有痛苦。你和你所热爱的事业同在，你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要把悲痛变成力量……



胡耀邦传奇--第十一节　一个不寻常的灵魂



第十一节　一个不寻常的灵魂

　　一个生性好动的政治家，静悄悄地在一片红土地上安歇了。然而，这位政治家简单而不寻常的安葬仪式。此前却从未披露过……

　　1990年12月5日， 胡耀邦逝世1年又8个月之后，他的骨灰远离北京，乔石到机场送行。

　　初冬的北京，寒风萧萧。

　　雾气还未散尽的清晨里，人们和以往一样。

　　用匆匆的脚步走进新的一天。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东来西往。匆忙中，谁也没有注意有几辆轿车正悄然驶出中南海，急速向北京机场驶去。

　　这是1990年12月5日。 这一天，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胡耀邦的骨灰，将由他的亲属们陪伴着登机南下，埋葬在他生前寄予热切希望的“共青城”——江西省德安。这位生前极为好动，充满活力，驱车走遍中国75％贫困县的共产党人，将永远长眠在那片青山绿水间的红土地里。

　　此时，胡耀邦淬逝已1年又8个月。

　　和他逝世时不同，新闻界对他的骨灰安葬一事未做任何报道。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来到了机场，为当年的总书记送行；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与胡耀邦的亲属一起扶灵到“共青城”参加安葬仪式。

　　1989年4月6日，胡耀邦为杜修贤同志的摄影作品集题词。

　　曾经使千家万户为之动容、落泪的胡耀邦遗像的摄影者杜山，应胡耀邦夫人李昭的邀请，也登上了这架飞往江西的专机。

　　如洗的阳光透过机窗，照射在覆盖鲜红党旗的骨灰盒上。李昭一身素装，虽然身边有不少人却仍显得凄单；她默默凝视着丈夫的灵盒，没有抽泣，没有硬咽，平静的外表下掩抑着巨大的悲痛。旁边是长子胡德平，酷像父亲的脸庞挂着男人深沉的悲哀，他用双手捧着父亲的大幅遗像，也就是杜山拍摄的那张最后的瞬间。

　　杜山望着眼前这一幕，不知怎地心里阵阵酸楚。他想起某书上一句话：“父亲背起儿子时，父亲笑了；当儿子背起父亲时，儿子却哭了。”

　　杜山的视线最后落在了胡耀邦的遗像上，照片下面清楚地写着；1989年4月6日摄。

　　4月6日，这是耀邦留给人们的最后瞬间，4月15日，他心脏病复发，猝然逝去，走得那样匆忙、急促、甚至都来不及审视一眼自己留在相纸上的身影。但是，他的最后身影却久久地在留了杜山深沉的记忆中。

　　胡耀邦住宅的后门通向中南海，前门开向老百姓居住的小胡同。

　　进中南海东门，贴着朱红色的围墙往前走不远，就会看见一个灰色石台，奇特地嵌在高大的围墙上，一扇鲜红的门映进眼帘。如果不知道内情，还会以为是中南海通往外面的一个便门，要不就是安在红墙上起装饰效果的什么门头。

　　说这门非同一般，不仅仅因为它突兀地凿开在红墙上，还因为它能通到前总书记胡耀邦最后岁月的住宅。

　　胡耀邦原来居住在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北面富强胡同6号， 那是清末一个太监所住的宅院；80年代初搬到了紧靠中南海东门一个胡同里和红墙紧贴的普通四合院，当了党中央的总书记后，他没有搬进中南海里，为了工作方便，他因地制宜地在红墙上开个门，这个门可以直接通进他居住的后院。这样一来，他家的后门和中南海连通，而前门一如既往开向平民百姓居住的胡同。

　　曾经人进人出、忽启忽合的门扉如今紧紧地关闭，高高的灰色石台也显得冷冷清清的。依然鲜亮的红门被长长的红墙环围着，被岁月吹拂着，却失去了往日的火红和繁忙。杜山每次从门前走过，心头就被逝去的岁月拉扯一次。他熟悉这扇门，也喜爱这扇门，但又害怕看见这扇门。

　　1989年4月6日，胡耀邦第一次为摄影作品集题写书名，一连写了六七张。

　　60年代，专为中央领导人拍摄新闻照片的摄影记者杜山，镜头里留下过不少胡耀邦年轻、矫健、充满活力的身影。那时胡耀邦是团中央书记，摄影师的镜头没能过地捕捉他个人多姿的神韵。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杜山又因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离开了工作16年的中南海。他的镜头和耀邦多次失之交臂。直到1989年，胡耀邦已经离开了总书记的岗位，杜山也卸去了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的头衔，离休了。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杜山由他的一位老朋友引路，跨进了胡耀邦通向中南海的后门。

　　“老杜，我认识你，你是中南海里有名的老摄影记者嘛！”

　　杜山还没有站定，手已经被耀邦直率热情的手紧紧握住。杜山这双手与很多领导人的手有过接触：毛泽东的潇洒随意，周恩来的专注亲切，而胡耀邦这只手是那么的热情而又不失庄重，让你感到你是他平等的朋友！一股滚烫的热流迅速向心房传递，他来时的拘谨刹那间被这句话融化了。

　　正中朋友所说，胡耀邦是个爽快人。显然，和爽快人说话不必绕山绕水讲多余的客套话。壮山不犹豫，开门见山讲了他此行的意图：请耀邦为他的作品集题写书名。说着将带来的30多张放大24英寸的领袖照片，依次铺在客厅的地毯上。顿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还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们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胡耀邦全神贯注，一张张仔细观看，直到香烟燃尽，烫灼指尖，他一惊，才收回视线，又一次握住杜山的手：“拍得好，传神！”

　　胡耀邦没有虚词，爽快地答应：“为你的摄影作品题写书名，没问题！”

　　现在什么“家”出集子，都喜欢请更大的

　　“家”封面题字，竟成时尚。杜山此行可不是为追随时尚。因为政坛摄影几十年，拍摄的几乎都是国家领导人的瞬间，这次选出来的精华作品，也是如此。而今，有许多珍贵的伟人瞬间已是不可再得的“孤本”，他希望反映中国领导人的“作品选” 能得到有关领导的首肯。还在他筛选照片时，就先请了几位老帅题词。等200幅作品选好后，朋友向他提议请胡耀邦为封面题字。虽然，胡耀邦当时已经不在总书记之位，＿仅仅是个不负责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但是，杜山非常敬佩他清廉正直的品行，在他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由于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他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使得一大

　　批老干部重新获得政治生命；背了几十年沉重的十字架的“右派”们，也恢复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和权利；也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竭尽全力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忠实地把总设计师制订的改革蓝图付诸实践。尽管他也有错误，但他的正直无私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

　　……杜山决定将这本“领袖瞬间”的作品集呈请胡耀邦题写书名。

　　见到胡耀邦，杜山感到他的确是一位正直诚恳，没有架子的领导，他不仅热情，而且充满激情，这对一位由最高职位退位在家的人来说，能保持这样良好的精神状态实在难能可贵。壮山趁胡耀邦和朋友侃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在一边默默地注意观察，突然，他被胡耀邦一个深思的瞬间神情所打动，快速前移几步，眼明手快抓拍了一张。胡耀邦那不易察觉却有着鲜明个性的表情被“快门”紧紧关住，定格在胶卷上。

　　谈了一会，胡耀邦起身，提议大家一同到他的书房。书房在前院里，也就是大门通向胡同的院子。书房不大，书架却显得气派，整整占满一面墙，他在一张宽大的书桌前坐下，铺开宣纸，慢慢捻笔添墨，运思下笔的感觉。一时，屋子里静极了，杜山和老朋友都屏着气，生怕出了响动，打破这宁静的空气。片刻，一行苍劲有力的字体在胡耀邦的笔下一挥而就。

　　胡耀邦侧着头看了看，不满意地推到一边，又写了一张；看看，又不理想，再写，竟一连写了六七张。杜山和朋友在旁边连连劝阻，直到要抢他手里的笔，他才停住，从中选中了两张交给杜山：“我这是第一次给人写影集书名，写得不好，见笑了。”他谦和地笑道。

　　冬青树下，胡耀邦留下了最后的身影，他提议穿西装照相，摄影镜头闪动的时候，不幸的是人体密码已编写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

　　走出书房，阳光金灿灿地洒满了庭院，这时，杜山才注意到，胡耀邦的庭院竟如此之小，只二三十平方米，不过一间房子大小。再看看四周低矮的房子，也是北京典型的老式四合院，虽然经过装修，但仍然显得陈旧狭小。杜山心里感慨万分，如今许多企业家甚至富裕农民的房子也远比现在胡耀邦的房于强得多，私人拥有高楼、别墅、花园、汽车的，早就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杜山又一想，觉得自己可笑，耀邦同志的精神境界岂能用房子这些东西来衡量，他苦苦操劳，忘我的工作，不就是为了全国人民都住上高楼大厦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华民族的这种

　　“圣人”境界在胡耀邦身上体现得是多么的充分！

　　不起眼的小院子，在耀邦眼里可是大绿洲。他从不小看他的小空间，他喜欢绿色，喜欢自然，小院里满是花花草草，一片茂盛，让人感到春意盎然。院子中央竟然还有个一米见方，绿苔爬壁的小小鱼池。一池清水，却盛下了蓝天和白云。池子旁，岔出几条鹅卵石铺就的羊肠小径，密密匝匝的冬青树围着院子四周，紧紧箍了一圈。春光下，郁郁葱葱的绿枝任意地生长，生气勃勃，透出一股子的倔强气息。

　　胡耀邦站在树前，用欣慰的眼神望着眼前的绿色世界，脸上浮现了笑容。这是一个多好的镜头！杜山心里一喜，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人Eo

　　多年执机照相，他始终喜欢用自然光线，他向胡耀邦提出拍半身照的要求，胡耀邦理了理身上的中山装，点头笑了。

　　柔和的光线均匀地洒在胡耀邦饱经沧桑的脸颊上，　身后是齐人高的冬青树。“咋嚓”，胡耀邦凝重的神情摄人镜头。杜山满意地放下相机。这时，胡耀邦却提出要换西装，再照一张。杜山当然求之不得，高兴得连连叫好。一般说来给首长照相都是穿什么照什么，不会有谁中途提出换衣服的，而且大都是穿中山装照。穿西装？说不定还能拍出更好的片子呢？果

　　然，着一身西装的胡耀邦从屋里出来，显得格外精神。

　　饱经沧桑、深沉凝重。杜山相信自己接快门的感觉，他已经准确地找到了胡耀邦的“性格经脉”，因而内心充满艺术家完成作品时的那种欣喜与快乐。

　　可是，杜山哪里知道，不幸的人体密码已经编排了胡耀邦最后的日程：3天后，1989年4月9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突然倒下，他痛苦’11紧闭双眼。

　　本来并不严重的心脏病突然严重地爆发了，病魔像一只巨大的手死死捏住他的心……。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医护人员日以继夜地抢救，希望一颗大面积坏死的心脏能在死神的手里起死回生。

　　奇迹有时会出现，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同样能给人带来喜悦和希望。几天后，胡耀邦的病情终于控制住了。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匆匆地走了，杜山连夜赶制出照片，李昭看见那张西装彩照说，这张最像耀邦；申央同意使用彩色照片作为遗像。

　　胡耀邦4月9日发病时，杜山正好从中南海西门进去，路过怀仁堂时，发现很宽的路面被挤塞得水泄不通。他们的车子只好掉头出去，从另一个门进去。当时他没有意识到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事情，还以为是开什么大的会议，要不就是汽车抛锚，堵车了，尽管后一种可能足以成为警卫局的大事故。善良的人宁愿猜测是车祸也不愿猜测是人祸。

　　到了中南海画委会的楼里，他才知道胡耀邦在怀仁堂突发心脏病，正在抢救。他着实吓了一跳，这怎么可能？愣怔了一会，他猛然掉头往楼下跑，二话没说，叫上车就回家，他拿出留有胡耀邦身影的照相机，不顾机子里的胶卷大半还没照，哗哗倒了出来，送到图片社冲洗，他要亲手将照片送到胡耀邦的床头，不然会成为他永远的遗憾！

　　照片很快就出来了，杜山的眼眶红了，照片上的胡耀邦注视着他，那执着的眼神，那饱经沧桑的面容和深沉的目光竟是这样逼真地写在他沉静的脸庞上。照片拍得非常成功，他落下了半颗心。可是另半颗心仍然悬着，胡耀邦还没有脱离危险。

　　好容易捱到12日，胡耀邦的病情终于控制住了。但是还不能起床活动。杜山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踏实多了，准备等胡耀邦病情再好一些，就将照片送给他。那几天，也不知什么原因，杜山似乎有点魂不守舍，他总是打听着耀邦的消息，希望早一点再见到他。

　　15日，不幸的消息传来，胡耀邦因心脏病再次复发，与世长辞。

　　胡宅承受着巨大的不幸，也承接着全国人民深切的爱戴和哀思。“公生明，廉生威。”工人、农民、军人、学生怀着悲痛的心情，自发自觉络绎不绝地来到胡耀邦家，在前院的灵堂前，对着耀邦同志遗像深深鞠上一躬。

　　杜山忍着悲痛，一种失去有思于己的亲朋好友的悲痛；带着遗憾，一种成功在即却而突然失去的遗憾， 连夜将胡耀邦穿中山装和西装的照片各放大24英寸，4月17日上午他和中国图片社的副总经理一同来到胡耀邦家。李昭含着泪，颤抖着双手接过胡耀邦的照片，她看见耀邦穿西装的照片，两行清泪又涌了出来，只哽咽了一声：一这张最像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泪水无声地落在照片上，旁边的亲属们也抑制不住泪水，阵阵悲泣声令人心碎。李昭止住泪，说：“这张照片最像耀邦同志，我们家属建议耀邦追悼会上的遗像用这张！”她的建议立即得到其他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赞同。

　　后来，经过中共中央研究，同意了李昭和亲属们的意见。胡耀邦的巨幅遗像连夜制作。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使用彩色照片作为遗像，而且是室外拍摄的自然照。

　　4月22日，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庄严肃穆，邓小平等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追悼会。

　　“30岁，你们就祝寿啊？”回荡耳际。转眼迎来了40岁。胡耀邦英灵已经溶进共青城年轻的生命里。

　　江西共青城是中国人熟知的地方，如今经过40年的雪雨风霜，经过两代“共青”人的辛勤创业，将沉寂千年的无人居住的荒滩变成了泱泱10万人口；拥有Ic亿固定资产；集工业和农业为一体的新兴城市。

　　年轻的共青城好比不带修饰，最纯净的风一般，没有什么可忧心，没有什么可紧张，许多城市特有的痼疾在这里是不存在的，这里充满了年轻城市的勃勃生机。

　　这清澈明净的天宇间，回荡着一个清澈明净的名字——胡耀邦。

　　胡耀邦和共青城那份独特的关系，令人动情。他亲临共青城只有两次，一次是1955年11月29日，另一次是 1984年 12月 4日。可对于“共青”人来说意义绝非一般。

　　胡耀邦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到江西考察工作时，听说有98名上海志愿来开垦的知识青年，在德安县东南的荒滩上成立了共青垦殖场。他立即赶往德安县，那时通往德安的铁路还没有正式通车，他坐着铁轨压道车，一路寒风，一路颠簸，走走停停，用了大半天时间才走完 110公里，来到了德安县，然后又徒步十多公里，来到了鄱阳湖畔，那个只有98口人，全部资产不过几样简单农具和刚刚搭起的茅草棚。

　　这些知青离开繁华的大上海才40天。

　　40天前，大家唱着嘹亮歌声，来到千年沉寂的荒滩时，都惊呆了。神州大地上，竟然有如此不毛之地！荒原土岗荆棘丛生，野兽出没，芦苇密布的滩地上，钉螺遍地，血吸虫肆虐，人迹罕见。仅仅用豪言壮语，用革命热情去面对荒凉贫穷，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空间是远远不够的。无法预料和想象的困难如同大山一样朝他们沉沉地压来，是咬牙坚持下去还是卷起背包回家2成为许多人激烈斗争的心病。

　　这时，胡耀邦成为第一个看望他们关怀他们的中央领导人，他到达的第一天起，便和大家形影不离，一同住窝棚，一同喝稀饭，一同出谋划策，制定了一系列种植计划，这里水多，适合种植水稻，干旱季节分明，也适合种植棉花，广大湖面最适宜发展渔业和水禽，直到今天，这里拳头“品便是水上骄子——鸭子的杰作“鸭鸭”牌羽绒衫。

　　几天几夜，胡耀邦和大家一笔一笔地算账，直到算出大家的希望，算出共青社的明天。他和98名垦殖队员才松下一口气！

　　用自身的力量战胜困难，度过难关，是一种征服！一种快乐！在艰难处境中得到领导的支持和关心，则是获得这种征服和快乐的力量所在！这是那个年代的中国青年共同的人生经历。

　　身为青年领袖的胡耀邦，在和农垦知青交往中，就显示了他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有胆有识的魄力。回顾胡耀邦60多年的革命生涯，概括一个字——实！共青城就是他这个“实”字的结晶，有力的见证。

　　40年成就展览会上， 陈列了胡耀邦3次为共青城题字手迹，其中1955年最早的一次题字，字体有点奇怪，笔画很粗，不像毛笔写的。

　　于是，又一个细节显示出历史面目：胡耀邦离开这98名农垦战士时，大家依依不舍，让他为新生的共青垦殖队题个字。胡耀邦答应了，可是大家居住的茅草棚里却找不到一支毛笔。胡耀邦想想，就因地制宜，用山竹枝缠裹棉团，蘸着墨水写下了“共青社”三个大字。

　　1984年12月，已经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又一次来到共青城，此时的共青城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共青社”了，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现代化大型农场。并且信心十足朝着现代化城市的目标进军。

　　饭桌上，胡耀邦看见农场自己生产的副食品，品种齐全，花样繁多，不由感慨万分。

　　“记得1955年我来这里，当时你们生活很苦，我也无力提高你们的工资，只好陪着你们吃稀饭，吃咸菜，但还是吃的你们的口粮，心里难受啊。现在你们生产上去了，人均产值这样多，真让人高兴！但是你们要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工资争取年年要有所增长。”

　　饭桌上有人提议，明年是共青城创建30周年的纪念日，希望总书记能来参加庆祝活动。

　　胡耀邦放下筷子，用惊讶的口气说：

　　“啊，你们30岁就祝寿啊？”

　　红色的土地迎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灵魂，独特的墓碑形似一面红旗，上刻党徽、团徽和少先队队徽。

　　胡耀邦的陵墓背依郁郁葱葱的富华山，面朝浩浩荡荡的鄱阳湖。

　　胡耀邦逝世不久，李昭就向外界公布了胡耀邦身前的遗愿：“我死之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就是共青城。”

　　1990年12月5日， 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也随专机护送胡起邦的骨灰来到江西。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在南昌机场迎接。下午，送葬的队伍来到陵墓前，李昭率子女亲手将耀邦的骨灰安葬在墓穴里，随后，人们在墓前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仪式。

　　巨大的墓碑形似红旗的一角。上方刻着胡耀邦浮雕像，旁边依次排列着中国共产党党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和中国少先队队徽。

　　喻示着墓的主人与这3个政治团体的特殊关系以及他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胡耀邦少年时投身中国革命，成为“少共”的领导人；青年时献身共青团，成为一代杰出青年领袖；晚年致力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事业，在邓小平麾下冲锋陷阵，死而后已。“旗角”刺向广袤的蓝天，“旗子”下面还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的墓碑，横跨陵墓的底部，用金色的字体刻写着耀邦同志的生平和评价，落款：中共中央委员会。

　　2995年3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集体领导的核心江泽民考察共青城时， 也来到胡耀邦的墓前，献上了一个精致的花圈，并且在墓前留影。以后，更多中央领导人也陆续来到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