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生与死
《贺龙生与死》权赤延 贺龙生与死 水龙 天子山，尘世与天堂衔接处，矗立着父亲的雕像。三个耄耋之年的老妪背了粮食一步一颤地登上山来。正与上山凭吊父亲的我相遇。再往上就没人家了；我纳闷地问：“老大娘，你们干什么去？” 她们停下脚，喘息着，终于说出话：“上山，烧饭。” 我更惊讶：“为什么上山烧饭？” “我们三个烈属。”最前面的老人，牙齿已经不剩，说话难得听清，“男人都是跟他闹革命牺牲的，我们走几十里，就是要给他烧顿饭……” 那只血肉耗尽，只剩一张皱皮粘在骨头上的老手指向天地衔接的极峰，指向我父亲的雕像。我突然感觉心头一阵震荡，分明有万念跃动，却又头脑空空洞洞无所捕捉，唯有一颗心在孤独而亢奋地跳动。不知过去多久，那惘然的雾霭一样缥缈的痕迹渐渐在眼前凝结起来，便看到三个少女像白云一样轻盈地飘舞而上，终于在那人世的巅峰明光闪烁地舒展开情怀，毫无犹豫地显露出炫目的青春…… 历史同当年阿娇一样去而不返，但是，那毕竟是存在过的辉煌，与更早的辉煌一代又一代地连接起来，宛然是不尽的江河，造就了我们民族的悠久和高贵。 湖北钟祥县，堪称“紫气东来”。城东两山依傍：一曰松林山，弥漫皇家瑞气，葬有明世宗之生父朱佑(木元)；一曰龙山，山上兀立文风塔，形若锥体，风姿挺秀，直冲霄汉。“邑中人文之盛，盖由于此”。临山的贺家湾，生息繁衍着我的祖先。 其中一位祖宗叫贺从先，明末从军，随部由鄂来湘，清顺治初年慈利县九溪落户，康熙初年定居桑植洪家关，临近澧水的源头，便有了“安陆三迁来澧水，儒宗百代启人间”之说。用现在话讲，我的祖先是投笔从戎的文化人。大概这也是父亲后来做将军、做元帅却总是表现出内秀其心的缘故。彭真1982年8月12日在一次谈话中就说过，“他这个人看来很粗，其实不然”，他是“粗中有细”。 洪家关贺氏，以贺从先为第一代，到我的父亲贺龙，已经是第八代。 洪家关的老人，莫不将父亲当神人看。今天的青年可能觉得无稽之谈，但这却是历史事实，就连当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红军第二军团创始人之一，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在准备南昌起义时，给中央写的报告也承认“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龙为神人，故当时唯有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为宣传之资料”。周恩来起草的南昌起义命令，也不是以党中央名义发出，而是以父亲贺龙的名义发出。那时父亲尚不是共产党员，却做了共产党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的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周逸群等十余名革命者潜回湘西准备重新举义。到了澧县境内一个村子，正在搞饭吃，枪声骤起，三十多名国民党兵忽然闯入村。父亲拔枪，冲出屋准备应敌，奇怪的事却发生了。三十多名举枪射击的敌兵在刹那间都中了魔一般愣住了，随即条件反射一般收枪立正。敌军官竟跑步上前，对贺龙敬礼：“报告镇守使，我、我们来搞点东西吃，没想到惊动了您……” 父亲追随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时，曾当过澧州镇守使。 贺龙把手一摆，说：“免了。我就住在这里，你们给我放哨，要保证我的安全。” 这名敌军官又敬一个礼，恭恭敬敬，认认真真又无限荣耀地给贺龙站起岗来，直到贺龙吃饱饭，睡足觉，才小心翼翼送走贺龙。 贺龙从石首到桑植，一路所遇国民党部队和团防武装，一听贺龙的名，一见贺龙的人，明知他当了共产党，仍然踊跃着追随左右。周逸群等许多共产党人都不胜感慨。在大的历史革命和社会变迁中，谁能否认个人魅力的巨大作用呢？ 在贺龙的革命生涯中，曾有多少次失败。队伍打散了，打光了，只要贺龙在，登高一呼就骤集起千军万马。在中国的革命史上，这样的统帅人物有几个？ 这样的人物，名字就是旗帜。 于是，生活中的科学就成了传说中的神话。 一次，部队在横市附近被敌人包围，全军惶恐，父亲贺龙却叭嗒叭嗒吸着烟，指指天说：“莫慌，我叫老天帮忙，夜里要它一场大雨，借着大雨我们钻出去。”半夜，果然下起访沦大雨，父亲率部队借雨钻出包围圈。这件事不得了，三军都说贺龙是“活龙”，比诸葛亮借东风还厉害。父亲对师长段德昌说：“日晕三更雨，夜晕午时风。我不过是会看天，哪里能借雨？” 解释也没用，三军乃至百姓，还说他是“活龙”。 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同廖汉生一道回老家，坐汽车到桑植，一路千山叠翠，万木葱茏。有趣的是，每天一上路就下雨，一住下参观就天晴。我以为是父亲在天之灵保佑。先后参观常德、大庸、桑植、太平镇……见到那么多老人，听到了那么多动人的故事。 洪家关的老人都说我的父亲贺龙是水龙。我问为什么？他们举了三件事为证，并和我有争论。 我的祖母王金始是土家族的姑娘，原籍湖北省鹤峰县太平镇，与祖父所居湖南桑植县洪家关仅隔一山一水；山似虎踞，水似龙蟠。民间传说，山是汉族的儿子，水是土家族的女儿，他们相亲相爱，生前一道反抗压迫，死后化作山水相依。我的曾祖父重复了这个故事，将土家族姑娘罗氏娶回为妻；我的祖父也在重复这个故事，用两斗养子将处境艰难、为人做“闲饭”媳妇的王金姑赎出，接回洪家关结为夫妇。接人那天，雨霁日出，一道彩虹横跨桑植鹤峰。土家族的父老乡亲都说，山水阻隔，彩虹化桥；这是老天爷为他们架起的彩桥。 祖母怀了我的父亲那个，雨水多得吓人，临产的三天雷雨之声不绝于耳；澧水暴涨，汹涌澎湃。洪家关的老人都说，一团镶了金边的乌云就在祖母生产的屋机上徘徊不散，闪电一道接一道地滑落，喀嚓嚓地雷声惊心动魄。先是祖父慌了，燃起香烛祷告、接着贺氏族人纷纷燃起香烛。正慌得不知所措，内室里突然爆出一道婴儿的洪啼，直冲霄汉，接着便是接生婆惊喜的叫：“生了，生了，是个大胖小子！” 这个“大胖小子”，就是我的父亲贺龙。 祖父长吁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忽然又想起什么，冲出屋去看。煞是作怪，雨水零落，那团镶了金边的乌云已经散去。当贺氏宗族的人都赶来道喜时，已是云散日出，一片灿烂。于是，一个传说便流传至今，说贺龙不是凡人，是澧水里的龙投胎而生。 我曾解释：“那是迷信。南方多雷雨，这种巧合多了。” 洪家关的老人都说：“不迷信，为啥不传别人只传他？” 我说：“可能是他后来为做了些事……” 老人们说：“早80年就这么讲了，不是现在传。包文正是靠嫂子奶大，贺文常（父亲的原名）跟包公一样，也是靠吃嫂子的奶水活下来的。 这事我知道。祖母没有奶，父亲是靠他的堂嫂陈桂英奶大的，建国后还一再给这位奶大他的嫂子写信问候。 我说：“你们就是迷信，才把有关没关的事都拉扯一起去，越传越神了……” 老人们急了，搬出第二个证明。 澧水“奔流湍疾，道路为梗”。贺龙的曾祖父首倡修桥，由于工程浩大，“费用不赀，至斤腴亩以偿其负”，未能完工。贺龙的祖父“代继其役”，虽“屡筑屡圮，形神劳淬”，但“终获成功”。 贺龙七岁时，我的祖父便带他上了这座“屡筑屡记，终获成功”的桥。贺龙正望着桥下的流水高兴叫好，祖父忽然飞起一脚，将他踢下桥，跌落湍急的河水中。在人们片惊呼声里，祖父却拍响双手不慌不忙说：“莫怕，喝几口水他就会游水，水里来就要水里去。” 就那么怪，贺龙在水中挣扎叫喊，没几下子居然真游起身子，独个儿爬上岸来。就这么一脚就学会了游泳。 现在，这座桥就叫“贺龙桥”。 我说：“这不能证明什么。在中南海，毛主席用稿费修了游泳池后，父亲带我和哥哥去游泳。父亲在躺椅上一坐，喝令我们不许在浅水处下水，要在深水区跳下去。我们眼一闭，牙一咬就跳下去了，也要喝几口水就游起了身子。后来哥哥贺鹏飞在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上拿到奖，我也是北京大学游泳代表队的成员，我们却都不是龙。我的儿子自小被我用自行车带去工人体育馆，叫他参加幼儿游泳学习班。第一天接回来，我就问他：‘会游了吗？’他一脸自豪：‘会了。’我问：‘怎么学会的？’他说：‘老师抱起来就一扔，扔到水里我就喝水喊救命。后来，后来也不知怎么就游起来了。’” 我家世代都是喝几口水就学会游泳了。 洪家关的老人们瞪起眼，举出第三个证明：你朝深水里跳，喝几口水就学会了游泳，可你怕雷不怕雷 我说：怕雷。一打雷，我和妹妹就不敢睡觉，就往妈妈被窝里钻。 老人们说：“贺龙自小就不怕。打雷不怕，打炮也不怕。哥老会的大小头子请贺龙去吃酒，桌子底下悄悄埋了土炮。贺龙端起酒杯时，就有人点燃了炮。轰隆一声巨响，这些大小头头虽有准备，仍然变色丢了酒杯。再看贺龙，举着酒杯滴酒未洒！就这么，少年贺龙便当上哥老会的“十排老么”。不是龙，哪来的龙胆？ 我笑着摇头：“父亲不怕雷，那是胎教，奶奶怀父亲时，不是天天打雷吗？已经听惯了。” 更有一位老人认真地说：“贺龙带兵，不下雨不打仗，下小雨打小仗，下大雨打大仗，越水多越得胜。他为什么去洪湖？你老子就没跟你讲他打云落的故事？南昌起义他就想到了去洪湖！龙离不开水。 父亲贺龙率南昌起义的部队打到广东云落的时候，对一团团长刘达五说：“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占领广东的计划失败了，队伍也打散了。站不住脚就下海，你带一团当前卫，先把云落打下去。” 刘团长听到“云落”两个字，犹豫道：“云落不能打呀。” 贺龙问：“为什么？” 刘团长解释：“越大将越怕犯地名。你叫贺龙，又叫贺云卿。云落了，你这条龙也就完了，还能飞吗？云落一定不能打。” 贺龙哈哈大笑，说：“我不信神也不信邪。我这条龙，有云就飞，云落了可以钻海，钻不了海还有江河湖泊，仍然要翻江倒海的。”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父亲贺龙果然在洪湖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关于这段历史，刘达五生前有回忆，父亲生前也多次讲过。没想到这段史实传回洪家关，竟成了家乡老人手中的证明，证明贺龙不是凡人，是投生人间的一条龙。 我终于明白，我虽然是贺龙的女儿，但父亲不属于我，只属于生他养他的人民。土家族始终坚持：贺龙是土家族的英雄，是土家族的母亲生养了他的父亲，又是土家族的母亲生养了他，他体内循环的更多的，四分之三的是土家族勇敢、剽悍而又智慧的血。洪家关的汉族乡亲们自然不肯“让出”贺龙，争议不下，便一站出一位读书识礼的老人说：“莫争了，汉族也罢，土家簇也罢，说到底是咱中华民族的一位大英雄。” 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贺龙确实无愧于龙的子孙，是真正的龙…… 在我祖先的血液里，踊跃奔腾着一种精神：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这种精神一代又一代传下来。 从第四代起，洪家关贺姓按“大廷良士，文学兴邦，光宗耀祖，世代永昌”十六字排辈。 第五代是“廷”字辈，贺廷璧是父亲贺龙的曾祖父。咸丰四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横征暴敛以供军用。百姓缴不起税赋的，不是被抓就是被砍头。当太平军由粤入湘时，贺廷璧在洪家关一带聚集数千农民，揭竿而起，响应太平军，攻入县城。后与清军相待两年，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贺廷璧被捕，判处秋斩。 临刑时，贺廷璧将自己带镣的双腿发力踩入土壤里，他像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与生俱来地眷恋着这方土地，将自己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同土地联系在一起。他面朝着澧水发出一声浩叹：天不随我志啊！ 他是武艺超群，敢掷头颅的义士，又是读书知晓大义的秀才。他从澧水可以望到控揽万里的长江；昏聩腐败的清政府在太平洋上一只只兵舰的威逼下畏缩、退让、投降，帝国主义的经济压力正顺那滚滚长江溯流而上，直达远僻的澧水源头；而千万两白银年年都要顺着滚滚长江流出中国、流向世界各列强。 他沸腾着一腔热血，死不瞑目！ 他的妻子，我父亲的曾祖母刘氏女赶到了法场，一眼见到自己的丈夫昂首挺胸，两脚已经没入土壤决不肯下跪，高呼站着死，博得群众山呼海啸地支持的赞呼声。监斩官妥协了，不再要求受刑者下跪，朱笔一挥，判下行刑令。 贺廷璧面对刽子手的屠刀，又(目真)目高呼：“老子死便死，头不能落地！” 古有人头落地为英雄悲剧之说。头不落地表示宁死不屈，坚信后继有人。 刘氏女冲入法场，扑到丈夫面前，向浩气冲大的大丈夫跪倒，庄严地撑开衣襟。她的丈夫感激地点点头，忽然爆出惊天动地的哈哈大笑，把头颅向妻子伸出。 一道寒光落下，那一腔热血喷溅而出，飞染如虹。刘氏女在刀光血雨中不曾吓晕，镇定勇毅地大撑开衣襟跃身飞迎，兜住丈夫滚落而下的头颅…… 从此，“贺廷璧聚众造反，刘氏女仗义兜头”便历史地载入地方志，并在人民口中一代又一代传颂下来，鼓舞着后来人。单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贺家便前赴后继，牺牲八十余人。史之所谓英烈之家，有几个能逾于此者？ 我的父亲贺龙，延续着祖宗的血脉，继承了先人的精神。他孕于中国签定《马关条约》的屈辱时刻，又是康有为领衔发起“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的前夜。当中国的命运像游丝一样缥缈时，他伴着隆隆雷声，轰轰烈烈地来到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一年后，谭嗣同慷慨激昂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英烈的血再次流在刑场上，渗入黄土地。但是，那一种属于民族的激扬澎湃的热潮，终究是堵不住，淹不没，并且不断地发展着。我的父亲贺龙，就在这一年学会了走山路，走崎岖险峻的路。那崎岖险峻的路预示着历史需要再而三，三而四地流血、流血…… 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不是油，而是血！ 父亲贺龙，四岁学拳，五岁读书，六岁下田，像先辈一样文武不废，像先辈一样生活成长。读书的私塾与贺氏宗祠邻近，词内存在曾祖贺廷璧生前佩带的五尺长宝剑和重约一百二十斤的习武大铁刀。读书之余，父亲贺龙总要跑入词堂，抚摸曾祖留下的宝剑大刀，听堂叔讲“贺廷璧聚众造反，刘氏女仗义兜头”的故事，反抗旧社会的火焰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熊熊燃起。 1981年，洪家关几十位九十岁以上的老人给我回忆过这样三个故事； 一次，县禁烟委员坐了大轿，颤悠颤悠来到洪家关。保长操一根棍子将赶来围观的百姓，连打带骂赶得四下选散。 同在私塾读书的一位富家子弟触景生情，很有“抱负”地说：“要做就要做这种人上人。” 贺龙也早已触景生情，冷冷问：“什么人上人？” “还用问？”富家子弟翻个白眼，“你没想过当官？” “你想当什么官？” “我就当个能打人骂人的保长。” 啪！贺龙扬手打去一记耳光，冷冷说一句：“老子长大就专当打保长的官！” 1904年，贺龙八岁。天大旱，地如同燎燃着火焰。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不能遏止而升腾几近顶点，给了贺龙一个痛苦绝深的刺激。无数破了产的农民，走投无路的农民，被饥饿鞭挞着凝成群，汇成队，像一股又一股的黑烟，漫无目的地顺风游窜，寻找着地主，寻找着富户，寻找一切有粮的人家，去要求去抢夺一份吃的东西——叫做“吃大户”。 饥饿、饥饿、没有边际的饥饿。八岁的贺龙终于跟他父亲一道投入这饥饿的黑烟一样流窜的队伍中。他看到了褴楼枯瘦的男男女女：小孩子向着苍天张开垂死的嘴巴；妇女们的目光茫茫昧昧，带着绝望的痛楚和痴迷；强悍的男人们眼睛红通通燃着怒火，流动起骇人的毒焰。无数黑条条的干手臂举起了扁担，举起了杆子，要做最后一次挣扎…… 然而，官兵开始捕杀。那马上舞刀弄枪的人，有的红马褂，有的在对襟团花马襟下罩了战裙，或在背后拖了发辫，或者头裹包巾粗辫绕颈，骏马驰向哪里，就把“饥饿”扑灭在哪里。天空激荡的是呼号，大地流淌的是血…… 可是，“饥饿”冲不散，杀不尽。散了又聚起来，活着的路过死者的血肉，继续寻找那一线生机。贺龙跟随他的父亲，随一股饥民冲进城内，到公家义仓籴米。凶悍的堂勇挥鞭抽打饥民，贺龙第一次尝到了挨鞭抽的痛楚。他的父亲血性锐气，挺身而出与堂勇打起来。八岁的贺龙骁勇豪猛，腾身扑上，助他的父亲夺下堂勇的皮鞭，抡圆了反抽过去。从地方志上可以看出，那一次他是与父亲同时被抓，关入大狱。若不是遍地饥民，沾了“罪不罚众”的光，若不是县令怕激起更大民变，贺龙同他的父亲是绝难幸免一死…… 从大狱里出来的贺龙，更酷爱武术，拜族叔贺士远为师，学得一身武功一，尤其是武当拳打得出神入化。十二岁，便仗义出拳在桑植县“打”出了名。 桑植县县衙有个姓陈的领班，其子会几下拳脚，是名武秀才。老子恶霸，儿子强暴，成为地方上一条“大虫”，时常骑马逛街，横冲直撞，明抢硬夺，百姓都侧目而视，不敢稍触其锋。 一天，洪家关赶场，武秀才骑马闯入，撞翻许多小摊，百姓们叫喊躲闪，乱成一片。父亲贺龙恰好来到，见状不觉大怒，抓起一根木棒，横身拦到马前，发声吼，雷一般响：“滚下来！” 武秀才吃一惊，勒马定眼看时，不过十二岁一个小孩，直觉得三分好笑，七分好恼。 “小兔崽子，我看你活不耐烦了！” 喊声未落，武秀才已经打马冲来。他自恃练过武功，等闲人交手，打倒三五个不在话下，一个娃娃还不是一鞭子的“菜”？只怕被马撞一下就跌没了这辈子…… 然而，他万没料到，贺龙面对狂奔而来的烈马竟如岩石一样稳忍不动，近在咫尺时，那条木棒忽然虚晃一下，随着棍风呜呜，那烈马惊嘶着人立而起，随即闪向一边。武秀才的鞭子不曾触及贺龙，背后却在刹那间实实在在挨了一闷棒，屁股顿时离鞍，手脚四扬地掀下马来。 贺龙人踏步枪上，将尘埃里爬起的武秀才只一脚便又翻跟斗赐倒，抡起拳头一顿饱揍，揍得武秀才只剩下了讨饶的一口气。 父亲贺龙赤脚踏牢武秀才胸脯，精光的拳头照准武秀才面孔说：“别说你才是个武秀才，你就是武状元，敢来洪家关撒野，老子也敢打翻你！” “是是是，不敢，再不敢了。” “不论哪里，只要你再敢作恶，叫我知道了，除非你脑袋比它硬！” 贺龙说着，落拳捶在垫路的一方青石上，青石顿时裂成几块。武秀才吓得翻身跪倒，连磕几个响头。 “滚！” 武秀才听到这声喝，不异听了大赦令，在乡亲百姓的哄声里，一溜烟逃回县城，就那么鼻青脸肿地找到他爹，把贺龙告到县衙。 知县把“打人狂徒”捕来，押上大堂，探出头望时，不禁目瞪口呆。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将县里有名的武秀才打个落花流水的竟是个娃娃！ 贺姓族人请一位举人帮忙，把武秀才鱼肉乡民，欺凌百姓的劣迹揭出来。知县见士绅民众都同情贺龙，只好当堂释放贺龙，并革除了武秀才老爹在县衙里的官职。 这段故事，也历史性地记入地方志：“夏，因在洪家关集上痛打骑马撞入的恶霸陈小藩之子涉讼，在家族和主持正义者帮助下，官司打赢……” 于是，“贺龙伢子是神仙下凡”，“七岁找‘保董’，八岁打堂勇，十二岁打翻武秀才”的说法便在整个桑植县不胫而走。 吃多大苦，办多大事。我的父亲贺龙，为了谋生，十三岁便当上了许多成年人都望而却步的“骡子客”。那是山恶水险，盗匪丛生，强人出没，税警明夺豪抢的最艰难险恶的路上奔生活；贩几驮货，赚两吊钱。那是真正的血汗钱，生命钱。 艰苦险恶的生活不但磨炼了贺龙的勇气和意志力，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和心胸。 湘西的山川，格外地表现出奇突、惊险、壮美；奔腾的澧水孕育出山里人热烈豪迈的精神和性格。贺龙日后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不能不说“精神出于山川”。 湘西的城镇幽美、秀丽，街面上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他看到穿着漂漂亮亮“玻璃衫子”的太太小姐，看到挺挺抖抖长袍马褂的老爷少爷，也看到褴楼憔悴破破烂烂的乞丐和逃难人。其间还罗列着兵痞、流氓、强盗和娼妓。无限的爱和无限的恨，无限的同情和无限的不平，汇聚交融，煎熬着他的心。当他赶着一匹四蹄踏雪的山花骡走过一镇又一城时，一种原始的充满血性的反抗浪潮便在胸腔里澎湃着，冲撞着，随时要喷发而出。 十四岁，他便摩拳擦掌要和税警对着干，虽然被几个伙伴劝挡住，仍然咬牙切齿指着税警说：“几个汗水钱让你们挤光了！这回要钱没得，打个条了，咱们二回见，不怕不还帐！” 十五岁他便对伙伴说：“我们要搞刀枪，打皇帝，才有饱饭吃！” 十六岁时，父亲贺龙在川东黔江县赶骡马市。一个云南的马客赶来一匹烈马，贺龙带着一种暗暗赞赏的目光看那烈马看得出神。 父亲爱马，也学会了相马。俗话讲：“先买一张皮，后买四个蹄”。那马通体雪白，银闪闪地泛着油光；碟子大的四蹄稳稳踏在地上。它有松鼠一样的面孔，老虎一样的胸脯，鼻孔宽敞能插进三根指头！再细打量，那匹龙马高贵的体姿洋溢出一种傲气，墨黑的眼球透着放荡不羁的野性，两只耳朵灵性地转动着察听四周的动静…… “喂，小伙计，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马客拍打他肩膀，得意洋洋地挤挤眼。 “好马！”贺龙发自内心地赞叹。 马客不看龙马却上下打量贺龙，忽尔粲然一笑：“年纪不大就敢论马。你要敢骑上它跑两圈，这匹马分文不取，白送给你。” 贺龙两眼一睁：“说话算数不？” 那目光不同凡俗，马客怔了一瞬，但很快又释然了。他在那转瞬间对龙马和贺龙作了个对比，不无好心地警告：“当然算数。丑话放前面，多少会家子不敢骑，又有多少会家子栽下来，断胳膊断腿，你要是逞强，摔死了可跟我不相干。” 贺龙微微一笑，笑得那么轻松，那么平淡，笑得马客生出一丝懊悔，忐忑不安地看着贺龙朝他那暴烈的龙马凑近。灵性的龙马立刻感觉到逼近来的威胁，仰头曲颈，前蹄用力刨地，抖鬃举尾喷响鼻，终于龇出金黄的牙齿，沉下头来死死盯紧贺龙，发出一种威胁的愤怒的沉闷的嘶鸣。就在烈马拿不定主意是攻是退之际，贺龙淬然起动，飞身而起，疾若闪电，不容人看清动作，已然跃上马背。几乎是同时间，白龙马也愤激地发作了，长嘶着人立而起，转瞬间前蹄猛落，弓背低颈，拼命翘起后蹶，圆鼓鼓的臀部直竖上天去；后蹄刚落，前蹄又起，开始猛烈地甩颈，就那么脾气大发，跳踉不止，并且拚命甩颈想咬住贺龙。贺龙如胶皮糖一样粘在马背，贴紧马颈，任凭山岳摆簸，休想动得他分毫。白龙马又一次嘶吼，忽然放开四蹄，狂奔而去，那是“颠马”的跑法。即便驯服的“颠马”，骑一炷香的工夫，也会“省下一双鞋，颠碎一顶帽”，何况是未经驯服的暴烈的白龙马…… 白龙马驮着贺龙颠向哪里去了？没人知道，只隐隐听到马嘶声在山峦里时时传出，告诉人们那惊心动魄的较量仍在继续。已经过了一炷香的时间，别说颠碎一顶帽子，就是铁打的汉子也该颠碎骨架了。众人正惶惶议论间，只听得远处蹄声得得，嘶声悠悠，懂行人都不由得由惊转喜。不用看，只有驯服了的走马才会踏出这种轻盈明快的小碎步。 果然，贺龙骑在白龙马上，从山弯处转出来。那一副轻松洒脱的姿态，不由人不喝彩。他在众目注视之下，又策马绕了两个大圈，然后驰到云南马客面前。 “还算数吗？”贺龙笑着问。 “我没说不算数。”云南马客拍拍湿漉漉的马颈，大手豪爽地一挥：“送你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贺龙爱马，接收下来，从怀里掏出一把钱拍在云南马客手里，“这算我的一点心意。” 云南马客笑了：“行，小老弟够仗义。” 就在这一年，贺龙参加了哥老会。他的父亲当了哥老会的“闲散大爷”，少年的贺龙由于“崩雷”响在眼前面面不改色，当上“十排老么”。 那时没有共产党，也不曾传入马克思主义。像历史上的某些农民起义一样，反抗有时是利用宗教或帮会组织。哥老会虽然不能超越愚昧古老的发展阶段，虽然存在着迷信和浓厚的宗教色彩。虽然表现着散漫，没有纲领，以及远离科学，但是，他们竖起了反抗侵略、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大旗。这个旗帜一竖，就使他们在本质上有了伟大和光辉。这是比一切号称有知识懂科学而又甘愿“再当了百年殖民地”的奴才都要伟大和光辉，因为民族和民主的精神绝不会在奴才身上产生，只能在决心当家做主的主人身上闪烁。 于是，我的父亲贺龙，开始了他的探索和组织革命起义的斗争生涯…… 贺龙生与死--贺龙与菜刀 贺龙与菜刀 在红军的将帅中有两大奇迹： 徐海东大将戎马一生，全身几乎被打零碎，从头到脚伤痕累累，以至伤疤摞伤疤而数不清，却奇迹般地活下来，活过“古稀”之年。父亲贺龙戎马一生，历经千万战，却奇迹般地一次也没受过伤，即使用菜刀面对持枪敌人搏斗，也不曾擦破一块皮。 在红军的将帅中有两位特殊经历的传奇式人物： 许世友进过少林寺，亲近武和尚，少林棍打得八面威风，父亲贺龙上过武当山，喜欢道士，武当拳打得出神入化。至今武当山的道士们还传说着贺龙当年与他们的前辈论武交友的种种故事。他的一身武功在组织起义的初始阶段是发挥了很大作用。 父亲开始组织起义早于“闹红”，没有“闹红”时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也不可能“明火执杖”轰轰烈烈地搞，那时还是少数先进分子和勇敢者的秘密行动，必须保持隐蔽性和突发性。没有手枪，能够作为隐密武器的莫过于家家做饭都要使用的菜刀了。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在江西永新县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时曾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现在，稍懂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但具体说法又不同。有说两把菜刀，有说三把菜刀，甚至有说八把菜刀的，这些说法又都有当事人的回忆为证。到底哪种说法准确？ 其实都不假。 斗争环境及条件使父亲贺龙与菜刀结缘。“小试菜刀”不算，靠菜刀起家的大的起义活动就有三次。 第一次“菜刀革命”发生在1915年腊月，袁世凯称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之后没几天。 湘西的冬天，有一种潮湿的寒气，那是北方的风与南方的水交融，凝聚出一种特殊的钻透力和屠杀力。于是，石门到鹤峰那葱茏的景象便消失了，变得千山峥嵘，万木凋零。然而，石门与一鹤峰的交界点，那座环山傍水的泥沙镇，却在一片凛凛的肃杀之中显出另一番喧腾的热气。 这是腊月十七，泥沙镇的赶场日。街市上的热闹嘈杂自不必说，张记饭庄里更是声浪鼎沸。四桌酒席，围坐了三十余人。有贺龙的骡马客，有鹤峰来的土家族“老庚”，也有泥沙镇团防局的几名枪丁。碰杯声、划拳声、粗旷豪放的开心大笑声，飞出饭庄，传向大街。不过，细观察你会发现，那热烈中还藏着亢奋、激颤，甚至是紧张。仿佛是被什么明知危险却又跃跃欲试的某种大胆的念头所缠绕，许多人一次又一次地将目光向居中一席上的年轻人瞄去，在他那结实精壮的身体上追逐探寻…… 他实在太年轻，才十九岁，却很明显地是这些二三十岁青壮年们的核心。他的上唇刚出现一层还不够“胡子”的茸毛，眉毛浓黑，有力地弯在额上，眼睛大而俊毅，很深的双眼皮，黑眼珠凝聚了熠熠的光彩；挺秀的鼻子下，双唇交合呈着柔和的双弧线。一旦他笑起来，眼睛和嘴唇就会变成弯弯的三个“月牙”，很有感染力，常会引得四桌客人都跟着开心大笑。 他就是我的父亲贺龙。 他成为朋友们的核心，不仅因为伴随他与生俱来的有关神龙下凡的传说；不仅因为他七岁打“保董”，八岁打堂勇，十二岁就打翻了武秀才；也不仅因为他十三岁开始赶马帮，闯荡江湖，广交两湖的英雄豪杰，最主要的还在于他已经投身革命，由留学日本回来的陈图南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革命”这个词，现在的人都觉得太平淡，太家常了，三岁孩子也会说。那时却不然，实在太陌生，太新鲜，简直比阴阳八卦还神秘。毕竟是活了几十年，头一遭听说这个词，就是听贺龙讲的。 前几天贺龙赶着骡马来到泥沙镇，分别把多年来结交的朋友联络到一起，揭露袁世凯是“窃权弄柄，专制皇帝”。他说：“我非常赞成孙中山的主张。别人说他是孙大炮，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大炮。”特别是同他所组织的“八义团”的英雄，都是有着金兰之交，所以把自己的想法兜底告诉了他们：“袁世凯搞复辟，当皇帝。我们就要搞革命，拖枪建武装，讨伐袁大头！…… 经过一番密议，“八义团”的朋友们分头活动，动员组织了这三十多名义士，就定在今天这个赶场日，要举行“泥沙暴动”。 可是看看贺龙，他并不提夺枪，也不讲起义，好像压根没有这回事儿一般，只顾谈轶事，谈风土人情，特别是谈马，谈马帮的那种豪放不羁，自由自在的旷野生活…… 贺龙这种轻松豪放的神情自然可以镇定人心，免除惶恐，但也使起义骨干，那些勺＼义团”的朋友们感到一丝纳闷。有人忍不住悄悄探手怀内，硬梆梆的还在，那是磨快了的菜刀。 当贺龙提出打团防局时，有人担心地说：“没得家伙呀，空手打得了吗？” 有人说：“多打点大刀长矛，实在没得就拿齐眉棍！” “不行，这些家伙都不能拿，太显眼。”贺龙胸有成竹，不慌不忙说，“能用的家伙是现成的，不用找。” “什么家伙？” “菜刀。” “菜刀？” “对，杀得猎狗就杀得奸人。”贺龙笑着说，说得很轻松，“掖在怀里还隐蔽。” 贺龙就是讲再大再危险的事，也不变那种轻松的神态和语气，朋友们最佩服他这种大将风度，马上齐了心：“要得，就拿菜刀跟他们干！” 现在，起义的人早聚齐了，贺龙为什么不谈“大事”，只顾喝酒讲闲话？正在大家疑惑得有些忍俊不住，贺龙的姐夫谷绩廷匆，匆掀帘而入，对贺龙附耳低语几句。 贺龙微微一点头，脸上的笑容瞬间敛尽，做了一个手势。于是，张记饭庄陡地静下来，静得惊心动魄。 谷绩延已经关严门。贺龙缓缓起身，双拳一抱：“我贺云卿今天找大家来，要商量一件大事，相托各位，不知愿不愿跟我一起干？” 这三十多人，除“八义团”的志同道合的起义骨干，还有一些人只知道要办“大事”，并不明白具体内容。但这气氛已使他们感到非同一般。一阵不安的骚动之后，大家肃静下来。带来稳定和勇气的是贺龙那双火炬一样明光闪烁的眼睛，庄严而热烈地从每个人脸孔上扫过，充满了激荡人心的魅力。 “云卿有事只管说，”站起一位骡马客，“有你挑头，什么大事我们都敢干！” “就是把皇帝老儿拉下马，咱也敢！”土家族的老庚们豪气冲天。 “只要用得着咱弟兄，”一刀子一割的事儿咱也不眨眼！”一名团丁被酒力鼓荡用力拍响胸脯。 “好，我就直言了。”贺龙左手叉腰，右手握拳撑在桌面上，“袁大头卖国，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为的就是当皇帝。我要拖枪组织武装，响应孙中山，讨伐袁世凯！今天我想请大家一道去夺团防局的枪支。这事很危险，可是都不敢干国家就更危险。”贺龙从怀里掏出一把菜刀，朝桌上一剁，“没别的意见，请大家来就是要咬蛮跟他们干！” 湘西的山里人血性豪侠，土家族的老庚们更是剽悍勇毅。互相交换一下眼色，立即鼓噪而起：干！咬蛮跟他们干！” 贺龙举起酒碗：“今天我和大家盟个誓；响应孙中山，护国讨袁，万死不辞！” 大家轰然而起，举起酒碗：“响应孙中山，护国讨袁，万死不辞！” 在贺龙的血液里，不但秉承了湘西山里人的热烈豪侠，湖北土家族老庚的剽悍勇毅，而且继承了湖北钟祥县贺家湾的祖先“邑中人文风之盛”的学识和智慧。他第一次搞起义就表现出超人的谋略，望着参加起义的几名团丁说：“你们几位来跟我认老庚，助我一臂之力，事成之后我是要报答的。现在团防局的士兵都出去赶场了，没去的也被我的弟兄叫走，送他们几吊钱去赌宝。刚送来的消息，团防局只剩下一个哨兵和抽大烟的局长。我们现在马上行动。我带十个人去团防局提枪，得手后马上奔所市，那里还有二十条枪。张大发带十个人奔南北镇，就在永茂茶行藏身，候到晚上，枪丁们吸鸦片时，你们冲进去把枪提了就走，尽量不纠缠，到走马坪再歇脚，然后回桑植同我会齐……” 张记饭庄里的酒席转瞬间散去。鱼贯而出的人三三两两奔向各自目标。贺龙大踏步直奔团防局，或近或远跟了十名志同道合的义士。 “站住！”团防局的哨兵横枪喝问，“干什么的？” “嘿嘿，”贺龙笑得一脸粲然，“你看看这是什么？” 哨兵见贺龙去怀里掏东西，便探出头去看。这种动作他见惯了，掏出来的不是钱就是鸦片。可是——他眼前忽然一花，脑子还没转过弯，那道寒光已经冷森森地闪过。哨兵一声不响就倒了下去。 十位义士一拥而入，干净利落地拖了二十条长枪，并从烟榻上活捉了团防局的局长唐臣之。 近千人口的泥沙镇轰动了，贺龙拖着二十条枪，押着唐臣之，从集市上走过，对镇上的群众及四乡赶场来的农民宣传：“我们提了团防局的枪，活捉了唐臣之。受唐家欺压的，想出头的就跟我们干哪！天亮的日子在后头…… 贺龙在泥沙镇及南北镇共夺得团防局四十余条枪，聚集了三百多人，建立起：“湘西讨袁独立军”。他联络附近各县民军万余人，两次攻打石门县，由于民军缺乏训练，武器粗劣，又没有统一指挥而未成功。 这次“菜刀革命”失败了。民军散去，参加泥沙暴动的三十余名骨干被当地团防惨杀二十九人。父亲贺龙并没有灰心，马上重新组织力量，又开始了第二次“菜刀革命”。 春色怡人的三月天，给洪家关带来了勃勃生气，也带了骚动不安。贺龙提统子（即领头），聚集二十一名义士，又准备起事了。大家正忙着扯腰带、扎包头、打裹腿，外面已经喧闹着围来许多长辈，门里门外堵着劝： “你们这些伢儿，硬要闯天祸呢！” “那是要砍脑壳，烧屋子的。刚砍下二十九颗脑壳，还不知消停几日……” 贺龙缠不过这些老人，悄悄传下话：“到屋门口搞不安静，我们到樵子湾朱大爷家里去。” 二十一名青年义士分头赶到樵子湾。朱大爷是个光棍，开着火铺。青年们将自家带来的米和肉煮饭吃，朱大爷将门一关，再没任何人来打扰。 一个攻打桑植县芭茅溪盐税局，为民除害，夺取枪支的计划就在这顿饭中最后商定了。 芭茅溪离湖北鹤峰不远，地形险峻，扼住湘西通往黔川的交通要道。盐税局在这个咽喉之地设卡，有十二个兵，十二条毛瑟枪。他们横征暴敛，过往货物见三抽一，交不出税就扣人卡货，老百姓恨透了这些人，贺龙赶马帮多次在此受到敲诈勒索，深有体会，所以把夺枪起事的目标首先定在了芭茅溪。 可是，贺龙发现了问题。由于上次起事用了菜刀，怕闯天祸的老人们有了经验，都将家里的菜刀看严了。二十一名青年，只有贺龙、贺勋臣、韦敬斋三个人各有一把菜刀，其他人至多不过腰别个“小签子”，缺少合手的家伙。 “没得关系。”贺龙略一思索，充满信心地说，“寿卿和春之当探子，前走一步，咱们天明前探得他们睡死了再动手。我们三把菜刀在前打门，占标带三个人跟着冲，寿云你们四个把油纸伞缠上布，放桐油里裹一裹，跟上来照红（打火把），贺占卿你们九个人搞包围，管保掳他十二条枪！” “探子”下午出发，贺龙率领其他人傍黑出发。樵子湾到芭茅溪一百多里地，贺龙口更天赶到，在约定的河边与“探子”碰了头。 “局子里的兵都嫖女人去了，剩下五六个也在局子里睡死哒。”韦寿卿小声报告，“这阵子正好下手！” 贺龙对说过的话，极少婆婆妈妈去重复，只把手一挥，率先向盐税局扑去。这要比“反覆交待”更能调动人们临战的精神和士气，二十一名青年立即按计划要求的那样行动起来。 “三把菜刀”在前打门，刚出师便受阻。因为盐税局是两层楼的木房，大门用两寸厚的红松木板做成，并且闩了腿粗的大木杠。如果一下子撞不开门，受惊的敌人就会持枪反抗，后果将不堪设想。 “你们让开。不要出动静。”贺龙沉声喝退众人，独个儿上前，距门三步站定，开始运气，胸腔里发出一道低沉的龙吟一般的声响，又像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一种闷闷而隐约的滚雷；渐渐地，他全身由静而动，又由动而静；重新获得的静已然是激颤的静，如箭在弦…… 众人也跟着静得激颤。若是这一撞解不开门，惊动敌人作好准备，这次行动就八成失败了。 蓦地里一声怒喝，恰似崩雷爆裂，贺龙发功了，团身撞向那道大门，这叫“肩撞”。轰隆喀喇的巨响，声震四野。那道大门骤然闪开，腿粗的杠子断成两截，飞了出去。贺龙全身连同一扇门板一齐扑倒下去，卷起一片飞尘。“两把菜刀”随着撞倒的门板冲进尘土飞扬的大门。 税警姜队长也是练过功的人，随着撞门那声巨响，已然从床上跳下地，顺手抄起床旁的一根齐眉棍，冲出耳门，正看到两个人影冲人，也不打话，棍风呜呜，拦腰扫去。韦敬斋眼快，闪身一把扭住棍子，顺势朝怀里一拖，姜队长脚下稍一踉跄，贺龙已经鲤鱼打挺般跃起身，菜刀一挥，那颗强横一世的人头便咕噜噜滚落于地。 “三把菜刀”并着膀子继续朝里冲，四名手握“小签子”的青年紧随其后，左右追随着用油纸伞点燃起来“照红”的义士，呐喊声中冲入右边房门，捞到八条毛瑟枪，从床脚下拖出盐税局的李局长。 六十年后，八十五岁的韦寿云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对贺龙青年时的神力兀自感叹不已。“肩撞”大门不说，一手拎起盐税局长，确如捉小鸡的一般，厉声喝问：“还有四条枪在哪里？” 李局长四脚不着地，嘴张一张，舌头恰似粘在颚上了，就是讲不出一句话，右手抖个不住地往楼上指。 “捆了！”贺龙像扔一束稻草似地将李局长扔在尘埃里，直扑楼梯。 可是，楼上的敌人早被惊醒，正扯掉楼梯，并用椅子来挡楼梯口。贺龙指挥义士们搭人梯，人顶人往上冲。连上两个人都被敌人用椅子砸伤，摔落下来。 贺龙喝一声：“占标！”王占标将身一矮，贺龙飞身跳上王占标肩头，右手操一把菜刀就往楼梯口上冲。可是，对准他的已不再是椅子，而是毛瑟枪黑洞洞的枪口。 当时的毛瑟枪灌子弹不方便，只能塞一粒打一粒。开始敌人手忙脚乱，毛瑟枪没灌好子弹，只能用椅子往下砸人。两个回合后，一支毛瑟枪灌上了子弹，便黑洞洞地朝冲上来的人伸出。 “砰！”枪声啊在屋子里格外惊心动魄。 再看贺龙，竟像没事人一样将左手搭上了楼梯口。后来便有人传说：“贺龙神人，刀枪不入”。其实不是那么口事，只因他练功人眼格外明锐，身手敏捷矫健，在枪口对准他的刹那，并没吓闭了眼，反而睁圆眼，将菜刀一横，准准地挡在枪口前，将那粒子弹这飞向一边。 敌人再往枪里灌子弹是来不及了，便抢圆椅子劈头砸下来。贺龙略闪闪身，顺手用菜刀一拨，椅子便从敌兵手里脱飞而出，被挑出老远。贺龙菜刀不停，在空中旋个弧，寒光掠过，反手砍断敌兵一条腿。惨叫声中，贺龙左手略撑一下，精壮的身躯已经飞上楼，再复一刀，砍死了疯狂反抗的敌兵。剩下三名敌兵挤成一团，高举双手叫喊饶命。于是，楼上的四条枪也被掳到手。” 几支火把将盐税局满院照得通红。镇上的百姓们以为盐税局起了火，都围来看。贺龙趁机打开仓库，将盐巴财物分散给穷苦一百姓，又命令李局长将帐本、公事（文件）全部交出，抬到天塔里一把火烧光了。 接着，贺光又率领青年义士们乘胜打了分水岭团防分局，提枪四支。回返洪家关时，樵子湾的财主带了几十支火枪拦截，想夺回这十六条枪。 当时二十一名青年义士正在走到潘家山。山险林密，地主武装人多势众，黑压压堵住去路，火枪砰砰，打出一片青烟，弥漫了去路，并且发出阵阵狂吼：“想活命的把枪放下！” 义士们连续作战，已经有几人负伤，都疲惫不堪，遇到这种情况，不免有些慌。再看贺龙，面对砰砰震响的乱枪，居然腰也不弯，叉腿稳稳立在路中间，脸上是一副讥闻的冷笑。 “几条火枪，打兔子去吧。”贺龙朝身边的田子云把手轻轻一挥，“打几枪叫他见识见识。” 这二十一名义士中，只有日子云会打毛瑟枪。大家帮忙灌子弹，田子云连放几枪，那边传来几声中弹的惨叫： “哎唷，是快枪……” “烟子都没得，是快枪不是火枪……” 于是，这伙“人多势众”的地主武装掉头就跑，顷刻间便如鸟兽散，逃得无影无踪。 贺龙回到洪家关，举起“讨袁护国军”的旗帜，自任总指挥。他招兵买马，加紧军事训练，在很短时间里便组织起几百人的武装，奔袭慈利三官寺，消灭了屠杀泥沙起义二十九位义士的凶手都团总，又挥师攻占桑植县城，宣布桑植独立，护国讨袁。到四月下旬，贺龙创建的这支武装正式编入程潜将军的护国军序列，任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 人民反袁举义风起云涌，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于六月郁郁死去。他所统率的北洋军阀们互相争权，分裂成直、皖、奉等派系；护国军的将领们也为争夺权利开始互相兼并、冲突、厮杀，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贺龙第二次“菜刀革命”的成果，也在军阀混战中被葬送了…… 然而，救国救民的理想却不会被葬送，它永远在贺龙的心头明光闪烁。第二年，也就是1917年，贺龙又组织了第三次“菜刀革命”。 深灰色的迷云低低地压迫着大地，古老迟暮的常德市在烟雨中更显凄清衰朽。这是1917年的12月，我的父亲贺龙出狱之后，经常像大树般阴郁地立在道旁沉思；四周围人迹渺渺，独个儿神情冷冷。 他追随孙中山，参加中华革命党，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两次“菜刀革命”，却都在军阀混战中遭到失败，先后三次入狱。失败使他更加认清军阀、官僚、攻客的本质，也使他迷惑：正确的道路在哪里？ 张勋复辟，段棋瑞反对恢复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开展护法运动。一年来发生的这些大事，使贺龙更加拥护孙中山，他也投入到护法军的队伍中。万没想到的是，身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的张学济。却玩弄阴谋，将他关押，把他的部队吞并了。现在他出狱了，孤身一人，任凭冷雨秋风吹打，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云卿，到处找你。”他的父亲，我的祖父贺士道寻来了，将伞撑在儿子头上，“跑这里淋雨来了？” 贺龙抹一把脸上的雨水：“淋淋脑子清醒。” 贺士道想起关于儿子是水龙的传说，再想想目下的处境，叹口气说：“唉，莫淋了。随我走吧，回乡务农，图个平安。” 贺龙缓缓摇头，望着他的父亲：“图得上吗？” 贺士道张了张嘴，没说出声。 “爷爷给你改名立堂，是想立起宗堂；奶奶给我改名振家，是想振兴家业。结果呢？”贺龙眉头一皱，眉宇间便绽起形似“山川”的纹络。他的目光透出了隽冷的思考：“您七立八立，揭不开锅；我七振八振，当了骡子客。后来，咱父子拥护孙中山，明白了反帝反封建的道理，有了建立民国，打倒贪官污吏的抱负，这才有了奔头。丢了这个抱负，咱还有什么活头？” 贺士道点点头又摇摇头：“话是这么讲，可你赶马时，人家关过你两次；参加革命党，又坐三次班房，算得是死里逃生了。这就是你曾祖讲的，天不随人志啊！不如好好收场，莫干了，莫学你曾祖被砍了脑壳……” “莫干？”贺龙脸上恢复了惯常那种血性、强毅的气色，咬着牙，“该死的朝天，不该死的万年。我不拖枪，上对国家不忠、下对祖宗不孝。我就不信队伍拖不起来。孙中山搞队伍还不是成了垮，垮了再搞，搞出了民国来！” 知子莫若父。贺士道叹口气道：“你呀，自小就是胆大包天，仗义为人。既然你认准了孙中山，要闯就闯去吧。不过，外面人生，要拖队伍还是回家乡好拖。我先走一步，帮你打打底儿，等你回来起事。” 贺龙在革命的初始阶段，多次获得他的父亲及姐妹们的大力相助。他的父亲、弟弟、姐姐和几个妹妹，先后为革命捐躯，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这些都是后话。 贺龙回到小旅馆，屋里迎出一个人。定睛看时，是原来的部下谷顺如。 “你怎么找这里来了？”贺龙问。 “弟兄们不服张学济吞并，几个人一商量，脱队跑了。他们口乡了，我潜回常德就为寻找你。”谷顺如拉住贺龙的手，“云卿，大家还盼你能提统子，重新拖枪搞起咱的武装，跟那些军阀斗！” “好兄弟，你算跟我想到一块了！走，到屋里去议。”贺龙拉谷顺如回屋，谈了大半夜。最后认为还是回家乡好拖枪建武装。第二天一早，两人便离开常德返回家乡。 路经桃源县，遇到一起赶过马帮的朋友刘开章，贺龙讲了自己的打算，这位朋友佩服贺龙的志气胆识，借一笔钱给贺龙：“云卿，你拿着当路费，买枪支，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走到桃源、慈利两县交界的两水井时，又遇到一位朋友吴雨霖。吴雨霖一把拉住贺龙：太巧了，这真是天意。” “有什么事吗？”贺龙问。 “我是专来投奔你的。”吴雨霖敞开衣襟，腰上赫然插了两把明晃晃的菜刀，“这家伙你喜欢吧？” “好样的！”贺龙两手抓起菜刀，碰撞出铿锵之声。 “我还给你带来一笔生意。”吴雨霖附耳小声说，“慈利县新来个县长，乘了轿今天上任，身边跟有七八个护兵……” “打团防局，我用了八把菜刀，打盐税局用了三把菜刀，现在我们有两把菜刀。”贺龙将一把菜刀交吴雨霖，自己留一把掖在腰间，已经拿定主意。“走，跟上他们，提他几条枪！” 父亲贺龙与吴雨霖尾随上任的县长之后，迤逦而行。走过一段路程，果然寻到机会。两名护兵不堪山路行走的辛苦，坐在路边休息。贺龙与吴雨霖走到他们身边时，突然动手，挥起菜刀砍倒两个掉队的护兵，夺了枪就走。 接着，他们又用赶马帮的朋友借给的那笔钱买了一支马枪，给了谷顺如。这样，三个人就有了三支枪。 他们走到石门县与鹤峰县交界的南北墩时，又获得一个重要消息。有一支川军被湘军击溃，残部二十三人窜到南北墩，持枪在集市上强行敛钱作盘缠，准备逃回四川。 这是个夺枪的好时机！桑植老乡在这里做生意的人不少，受这些川军敲诈，都愤愤不平。发动起他们来，不怕办不了大事。 于是，贺龙出钱包了一个茶坊，将做生意的桑植老乡请来三十多人。贺龙的大名在桑植县雷一般响亮，这些乡亲一见到贺龙，都欢欣鼓舞，激动不已。一阵热烈的问候之后，贺龙双手抱拳说：“诸位乡亲，我贺云卿请大家来，有一笔生意相托，是一笔大生意……” 第二天，晨光熹微，二十三名川军士兵背着大枪匆匆踏上四川的归程。离开南北墩三里，便走人山谷里，路旁是一人多高的田膛。正走得匆忙，前面田膛上忽然跳出一个粗壮的汉子，系腰带、扎包头、打着裹腿，黑洞洞伸过来一支枪筒，吼声如雷：“不许动，缴枪不杀！” 早已成惊弓之鸟的二十三名川军士兵一时间都呆住了，想逃，两腿却筛糠一般迈不得步。田塍上，前后左右已是吼声一片，“不许动”，“缴枪不杀！” 几乎是条件反射，二十三名川军士兵同时举起了双手，腿一软，齐齐地跪倒一溜。 最先跳出来截住这二十三名川兵的粗壮汉子，就是我的父亲贺龙。几十年后，他在自己的履历书上写道：“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司之游击司令。” 这才是人们常说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那段故事。这次起事之后，贺龙打击贪官污吏，缴警察队的枪，打盐税局，消灭横行乡里的恶霸，把财物和粮食分给穷苦人民。这些行动都不同于其他军阀部队，所以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独立地打开一个局面。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将队伍发展成一个军，如毛泽东所言：靠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 这一个军的人马，在父亲贺龙的率领下，最终成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军。 贺龙生与死--情义、原则和主义 情义、原则和主义 父亲贺龙是个有原则的人，同时又是重感情、讲侠义的人。他厌恶那种标榜原则便六亲不认的极左面孔和作为。他认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是虚伪的，也是不长久的。 父亲十三岁便当骡子客，赶马帮讨生活。有天煞黑歇到一家伙铺，搬条高板凳，站上去卸下驮子，接着又铡草喂骡子。伙铺里还歇了个骡子客张盛勋，三十二岁正当壮年。他见贺龙小小年纪精明干练，有股不凡的气宇，便主动上前搭话，互相结识了。 那时，当骡子客有个讲究，见荤才吃饭。贺龙不吃荤不喝酒，端一碗包谷粉子饭，面前放一碗“和渣”便大口小口吃起来。 “伢儿，怎么不吃荤？”张骡客问。 “家里还有几口子人呢。”少年贺龙回答。 张骡客心里一动，问：“伢儿，你往哪里去？” “鹤峰。” “我们一路走好不好？” 少年贺龙望着张骡客点点头：“我喜欢和年纪大的人一道走。” “为什么？” “可以摆龙门阵，多听听长见识。” 张骡客豪迈说：“我比宣统皇帝还要大二十八岁。” 那个时代，敢拿皇帝比年纪实在是需要一些勇气和胆量的。张骡客又豪侠地说。“伢儿，我看你比宣统皇帝还要强点，以后你就跟我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我赶骡子的力钱比你多，每天的饭钱我包了。” 就这样，少年贺龙与张骡客像亲兄弟一样赶着骡子，早起晚歇，爬山越岭，闯过多少盐税卡，摆过多少龙门阵，贺龙学到了大量社会知识以及江湖上的规矩。 七月的一天，贺龙说：“张大哥，家里带信叫我回去，我要跟你分手了。” 张骡客动情地拍拍贺龙的双肩：“舍不得哟。可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迟早总要分手的。有什么难处吧？” “没有。您待我这么好，日后我要报答的。” 张骡客将十几吊钱塞在贺龙手中：“伢儿，我看出你是个有大出息的，走吧，咱们后会有期。” 贺龙双手合十，道一个恭喜：“张大哥，眼下我没有别的好报答，发个愿，愿你百岁不老。” 张骡客有眼力，二十年后贺龙已是军长，专程去看望了张缧客，离老远就高喊张大哥。 “张大哥，给你些骡子吧。”贺龙真诚地说，“现在我赶的骡子可多理。” “不要不要，你的骡子多，有大用场。”张骡客连连摆手，“你当了军长，还来看我，这就是我的造化了。贺军长，我们出门人讲的就是个义字。” “张大哥，么得军长啰！还不就是跟您赶骡子的常伢子？”贺龙唇上已经留下一道黑胡子，笑得却还像少年时一样天真无邪，“老哥这个义字讲得好，义侠交友，厚待故交，这是纯心做人的重要一条。张大哥，这里有些钱你要收下。” “既然讲的是义，再莫提钱。”张骡客说：“贺军长还记得你发过的愿吗？一定要送，我就要你发过的愿。” “记得记得，愿你百岁不老。”贺龙从来不忘贫贱之交，说过的话全记得。他指天说：“那好，愿你百岁不老。老天敢不随我愿，我就跟老天干！” 天随贺龙意，张骡客1980年7月病逝，距1910年7月贺龙第一次发愿70岁，享年102岁。 义侠交友，厚待故交。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前是这样，入党后还是这样，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及元帅之后仍然是这样。 1950年2月25日，青年刘冠群随着一位解放军战士来到成都商业街四川省委所在地。这套建筑曾属国民党特务组织励志社，也是蒋介石来成都的下榻之处，向来给人以阴森肃杀之感。然而现在，携着新春气息的南风已经吹绿了天府，吹红了桃李。昔日“魔鬼的宫殿”如今变成解放大西南的指挥中心。 刘冠群迈着轻盈的步履。他的脸上，肃穆的神情之外还洋溢着暗暗的喜悦。当他在会客室里坐下来时，虽然盼望早一刻见贺龙，但是他也明白需要等候。因为还有七八个国民党起义将领等候接见呢，也还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和干部在等候，像他这样初来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怎么能着急？他默默地垂下眼帘，睫毛颤动着，可以想像出，他已经沉入静谧无言的回忆与遐想中…… 刘冠群的父亲叫刘达成，农民出身的烈性汉子，又是位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他追随贺龙，参加北伐，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红军时代的战争，伤瘫双腿后退伍还乡，宁肯做一名贫困潦倒的磨石匠，始终不为反动派做事。正因为有这层关系，刘冠群才接到通知：“贺老总想见见你……” 司令部一位干部朝他招手，示意请他上楼。刘冠群稍稍一怔，马上兴奋得红润了脸颊。贺老总不忘故交，有这么多重要人物等候接见，贺老总首先要见的却是他这位故人之子！ 刘冠群上楼，走进右角一间较大的会客室，一眼就认出了常在照片上见到的贺老总。他激动地鞠了一个大躬。 贺龙已经快步赶到他身边，一把拉住他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 “像，鼻子眼睛都像你老子……就是身体没有他那么结实。”贺龙不住地点几下头，脸上漾出忆念，漾出感慨，“多大年纪了？” “二十七岁。”刘冠群略显拘谨地回答。 贺龙手里夹着一支雪茄烟，边吸边又打量一遍刘冠群，像是要更多地找出故人的影子。墓地，他眉头微皱，急切地问：“你老子有饭吃吗？” 刘冠群伤感地小声说：“他负重伤以后，回了云南大理，靠磨大理石过日子……现在还是这样。” 贺龙将头微微仰起，望着天花板慢慢地慢慢地吸烟，他的眼神有些黯淡，吐出的青烟似乎笼罩了抑郁的思念和忧虑，声音也变得低沉沙哑：“他该有七十了吧？” “今年整七十。”刘冠群小声说，“有什么办法呢，没田没地，没房没钱，老的老，小的小，只有靠两只手磨石头吃饭。” “你马上发个电报！”贺龙将夹着雪茄的左手一扬，下定决心地大声说，“要你老子到四川来。先到重庆，就在重庆等我！” 刘冠群垂下头，难过地摇一摇：“他来不了……” “为什么？” “在石门，他的两腿都打残废了，一步不能走，只剩两只手磨石头，养活我们这一家人……” 贺龙望着刘冠群，片刻的沉默，眼圈蓦地红了。 “北伐的时候，我们打公安，打输了。部队在澧州两三个月，搞整顿。周逸群抓政治，你老子抓练兵，我们的部队就大变样了。去打宜昌，吴佩孚的兵比我们多，枪比我们好，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一个师就把宜昌拿下来了。那一仗缴的枪，每个兵多扛一支都扛不完。那时候，贺锦斋是旅长，你老子是第一团的团长。” 贺龙在会客室里缓缓踱步，缓缓吸烟，缓缓回忆着说：“南昌起义前后，我的队伍里也有两派：革命派和投降派。你老子始终跟着我。他和贺锦斋的感情特别好，也很佩服周逸群年轻有为。可惜啊……石门一仗！”贺龙长长吁一口气，不胜感伤，“你老子打残废了，贺锦斋打死了！锦斋死的时候只有你这么大，也是二十七岁！你老子在汉口医伤，还做了不少工作，帮着买枪买子弹。后来敌人围剿，我们就没有办法和他联系了…… 贺龙停下步，朝刘冠群一招手：“你老子为革命做出牺牲，功不可没。既然来不了四川，我派人去看望他，叫当地政府照顾他，来，给你介绍一下，”贺龙指指一直陪在一旁的另一位负责干部，“你到他们革大去学习吧，他就是李长路同志，你们的校长。” 贺龙早为故人之子想好了出路，事先便把成都革大的校长请了来。 这时，贺炳炎等部队将领进来了。贺龙向他们介绍刘冠群，介绍刘达五当年的战功和目下的处境，并且连连感叹。 “他父亲要是不打残废，现在比你们都强，当然也可能早已打死了。”贺龙用一种惘然的神情看着周围：“‘运气’，这个东西，恐怕是有的。运气来了，门坊都挡不住；运气走了，牛也拉不来。这在哲学上应该怎么解释？” 贺龙亲自带着故人之子穿过走廊，到隔壁办公室，叫有关干部给刘冠群写好去革大学习的介绍信，送下楼。握手告别时还一再嘱咐：“要好好学习，唔！要常常给你老子写信。告诉他，我念着他哩，我们会见面的！” 此后，贺龙多次给刘冠群去信，关心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多次给故人刘达五去信，并请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带去照片，带去关怀和问候。大理县杨县长也受托，同李军长一道去慰问刘达五。中央但凡有老同志去云南大理，贺龙总要托他们去看看这位“功不可没”的故人刘达五。可惜，刘达五双腿残废，出不得门，1952年就病逝了。贺龙在建国之初，平匪靖边，恢复生产，繁忙公务，没能抽出时间见见这位故人，深以为憾。但他始终没忘关怀故人的妻子、儿子，请当地政府给予优抚待遇，并常常托人到故人家中去慰问，直到“文化大革命”自己含冤去世前，还念念不忘当年的战斗生活和共同奋斗过的“故人”…… 父亲贺龙在四川还收留并托养了十几名亲朋故旧的孩子，送往干部子弟学校学习。这些孩子多是烈士后代，父母亲人当年都曾追随贺龙闹革命。在胜利之初，建国不久，这样对待亲友是容易触碰那个敏感问题的，即会不会有人议论这样做违背政策，不够大公无私？ 父亲贺龙没有为了避嫌而不要情义。正如王震所言，他“待人热情，诚恳，豁达大度”，“胸怀坦白，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父亲贺龙多次表示：胜利了，当官了，搞鸡犬升天是错误，那样做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但是当官了，就六亲不认了，也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是共产党，连好人也不是。 生活中，原则与情义，党性与情性是常常发生矛盾的。有了矛盾怎么办？就要做出牺牲。父亲贺龙又是怎样做出这种牺牲的呢？…… 北伐的军歌还在武汉三镇的上空回荡，但那低垂的几乎笼罩了全部天空的乌云仿佛预示着什么；空气显得那么沉闷，每个人都能感觉出呼吸的困难。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十八日又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一切反动的力量都联合着行动了起来。吴佩孚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准备反扑武汉，奉系军阀张作霖出动十万大军沿京汉路南下，企图夺取武汉，与吴佩孚共同扑灭革命。国共两党于此形势下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贺龙所统帅的独立十五师受命沿京汉路东侧攻占开封。 回到师部，贺龙准备召集军事会议，可是参谋长陈图南、军部副官长柏文忠等人都不在。 “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贺龙皱起眉头问。 沉默中，军官们互相望望，终于有人说：“又到汉口大旅馆去了。” “师座，进武汉之前您有命令，不许嫖妓……” “我看不光是这个问题，据说朱绍良也去了。”旅长贺锦斋说着，膘一眼周逸群和刘达五， 贺龙一口接一口吸着雪茄烟，神色冷峻。朱绍良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一再向贺龙传话，只要贺龙拥护蒋介石，马上可以委任他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当国民党中央委员，而且要在南京为他造一栋楼置一份产业。朱绍良见贺龙不语，以为动心了，便凑近低语：“你要注意那个政治部主任周逸群！” 贺龙当然知道周逸群是共产党员。他从嘴里拔出雪茄烟，目光闪闪望住朱绍良：“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朱绍良茫然地摇摇头。 贺龙冷冷地：“我在想，要不要把你抓起来送交军法处处置。” 朱绍良吓出一身冷汗，忙不迭溜走了。 贺龙明白，他的队伍里军官正逐渐分成两派。以参谋长陈图南为首的一派是右派，这一派的骨干在本师资历深，都是带兵军官，实力雄厚。左派的领袖是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以广东来的新生力量为骨干，半年来已经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发展了上百名的共产党员。这一派虽然资历浅，但是有贺龙明显的支持，所以同右派的抗衡中还略占上风。一个月前陈图南曾私下对贺龙说：“云卿，看来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你莫要看武汉表面上很平静，政治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部队里，有些事也值得注意……” 党内外形势越来越紧迫地逼来时，贺龙清楚，对于他来讲最要紧的莫过于自己的意志力必须及时选择出一个确定的方向。他的脑子里转动周恩来、叶挺、朱德、林伯渠、周逸群等人，也晃过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朱绍良乃至南京的蒋介石……他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做着比较，他将各党派的领袖人物一个一个地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地进行着比较。七年前他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越来越接近共产党，现在他要做出最后的关系终生的决定性选择。 同一时刻，汉口英租界一码头后花楼口的汉口大旅馆里，在高级的“福字”房间，独立十五师参谋长陈图南也在召集着秘密会议。那时虽没有“窃听器”之类的担忧，但发言却是诡秘的。比如，用“老板”来代表“贺龙”或“师座”，用“先生”代表周逸群，用“老资格”代表陈图南。 “照你们讲的，老板是拉不过来了？”陈图南神色阴郁地听完几个人的议论，紧皱眉头问。 “老板跟先生越来越近，已经是言听计从。”副官长柏文忠轻拍一下桌子，“老资格，我看就死了这条心吧。” 朱绍良慢悠悠的分析：“蒋总司令上次派李仲公秘书长来劝你们老板，你们老板把他抓了，押送到总指挥部。我这次找他谈，要不是过去有些交情，也得叫他抓起来。蒋总司令都拉不过来，你们能拉过来？笑话了。” 机枪营长陈策勋忽地站起身：“妈的，拉不过老板拉部队，我们机枪营我说了算，还有手枪营长陈佑卿、步兵营长刘锦星，还有一团的营长陈黑，四团是文忠的老底子……” 陈图南压压手势，厉色阻止陈策勋的大声喧嚷，然后不无讥嘲地：“只要老板在，把我们这些人全加上，又能拉走几个兵！” 陈策勋眨眨眼，沮丧地垂下头。他明白，独立十五师一万多将士全是凝聚在贺龙的名字周围，别人无法替代。 朱绍良慢悠悠地声音又响起来：“老板不报销，一切无从谈起哟。” “比言一出，不啻是崩雷爆烈，那些军官全变了色。目瞪口呆良久，才缓缓响起惊惶的议论： “老板神人，是活龙下凡，动不得啊……” “他的昆仑金刚体，刀抢不入，谁能报销他？” “只怕没人敢朝他开枪……” 陈图南将手一摆，冷森森地：“全是迷信，无稽之谈！我跟他相交十多年，深知其人，没有三头六臂，一样肉体凡胎，穿草鞋冻裂了脚一样流血，打一枪照样穿了眼。他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他接近共产党，唐生智停了他几个月薪饷，当兵的领不到饷，只要有人挑头，部队一起来闹饷，我看他就到头了……” “福字”房间里的密议天天不断，独立十五师闹晌的风潮也越演越烈。贺龙敏锐地察觉闹饷的背后有名堂，决定亲自向官兵讲明情况，对挑头的人做出处理。他首先通知一团徒手集合，带入师部侧面的大智门火车站广场。贺龙历来胆大心细，去讲话时，一反不带卫队的习惯，这次带了整整一个手枪连。 果然，情况有些不正常，部队没有按命令徒手集合，而是全副武装地进入广场。以往，师长到场，部队要吹三番号欢迎，全体立正敬礼。今天没有号声，没有立正敬礼，全体官兵抱抢而坐，只有值日官跑上去敬礼报告。 贺龙还了礼，随即将手一挥，挥退值日官。队伍前已用两张方桌拼成一个讲台，贺龙并不忙上台，他走入队伍中，伸手从一名士兵怀里拿过枪，哗啦，枪栓拉开，一颗子弹跳了出来。 全场鸦雀无声。那名士兵吓得全身发抖。 贺龙冷笑，一言不发，将空枪掷还士兵，背手走几步，再抓过一支步枪，哗啦一声枪栓响，便又跳出一颗子弹。 贺龙捡起子弹，吹吹尘沙，转动着弹头看看，扔还给士兵。他大步走到队前，手枪连已经紧张地横列于队前，要保护贺龙。 贺龙坦然一笑，用手势叫手枪连坐下，自己正面暴露出全身，目光像闪电一样朝全场一掠，声如巨雷： “退出子弹——枪上保险！” 一片枪栓声里，紧跟身边的警卫员小声劝道：“师座，太危险，下次再讲吧。” 贺龙唇际漾起一丝冷笑，他随身提来一只黑皮包，拍一拍，交给勤务兵，走向方桌拼成的讲台，纵身一跃，在讲台上稳稳立住了。 “同志们！”贺龙开始讲话，“出师北伐以来，第一团官兵作战勇敢，取得了很大胜利，不愧‘精锐一团’的光荣称号。现在第二次北伐已经誓师，部队不日北上，大家还要做好准备。目前上面的款子未到，军饷有困难，一时发不下来……” “师长不发饷，我们就不上火车！”队伍里突然跳起一个人喊，马上又有几名跟着站起来朝台上挥拳挥枪，大喊大叫： “不发饷就不北上！” “哪个敢上火车就朝他开火！” 队伍乱了，手枪连跳起几名战士朝闹事的地方跑去，想设法制止。据曾经跟随过贺龙三年的勤务兵、现任贵州省铜仁县政协副主席刘庆铭回忆，贺龙当场示意随来的勤务兵打开大皮包，甩出一捆绳子。厉声说：“现在有人在里面捣乱，要闹饷，你怕贺云卿不会杀人吗！？”说完之后，就点名将第一连、第四连、第五连连长和二营营副一个个喊出来，押走执行军法。最后押走第四连连长时，四连连长喊：“弟兄们，你们看着我们去死，看得过意吗？闹得饷大家得，你们就看着我们去死吗？”话音刚落，一些士兵就乱哄起来。突然，队伍中响起枪声，场上更加混乱。贺龙刚跳下桌子，枪弹已把桌面下的横木打断了…… 师部秘书张达举当时正靠在师部大楼的窗口观望，他也回忆了目击的现场情况：贺龙讲了不长时间，下边就哄哄闹起来。突然间，有几个人站起来，伸出拳头向台上叫嚷，又比手划脚向全场叫嚷。接着哄闹就更大了。闹些什么，听不清楚，只感觉得要出什么大事。手枪连中有几个人从前排到队伍中，看样子是制止那几个带头喊叫的人。就在这个时候，乒乒乓乓响了几枪，是朝着台上打的…… 过去，贺龙的部队也发生过欠饷的情况。因为贺龙不谋私利，不置私产，银行没一文私人存款，一切同部下同甘苦，所以从未发生过闹饷的事情。绝大多数官兵心里都明白，欠晌是因为汪精卫、唐生智搞鬼，闹饷的根本目的是破坏北伐。所以，绝大多数官兵并没跟着闹，真正闹的只是少数人。当乱枪射来时，贺龙跳下桌子，从部队外围飞跑而过，他的前面是一堵两米多高的大墙，墙那边是第八军第四团。陈图南等人精心安排的这些闹兵变的骨干，乱枪齐发，料定贺龙绝难脱逃了。其中一枪将贺龙的帽子都打飞了。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贺龙并未被大墙拦截住，毫无停顿地一脚踏上墙体，身子一纵，手已搭上墙头，只用一只手一撑，整个身体就如飞燕一般越墙而过，全部动作都是在眨眼间完成的。 于是，那早已在广大官兵中根深蒂固的信念便再一次强烈地震撼了整个部队：贺龙真神人也！惊呼声中，开过枪的乱兵扔下枪就逃，没开过枪的官兵也都跑散了。 汉口大旅馆那个“福字”房间里，陈图南一伙听到师部那边传来的一片乱枪声，都喜形于色。是啊，台上台下，咫尺之间，十几条枪齐射，就是十个贺龙也都打死了。柏文忠得意忘形地说：“老板报销，先生难逃，老资格要当师长、军长了。” 柏文忠讲“师长、军长”是有些道理的，贺龙统帅的本来就是一个军，被汪精卫、唐生智整编成独立十五师，目的是削弱贺龙领导的部队，现在要打吴佩孚和张作霖，还得以贺龙的部队为主力，不得不恢复其军的建制。陈图南、柏文忠一伙以为夺得兵权，投靠蒋介石，“老资格”陈图南当军长当然没有问题。 有些老人回忆，贺龙经调查，得知兵变的实际策划者是陈图南、柏文忠一伙，并有人揭发出他们讲的话：“老板报销，先生难逃，老资格要当师长、军长了。”便马上采取措施，逮捕并枪决了陈图南等为首的分子。这些回忆其实还不全面。贺龙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历来慎重，历来重情义。何况陈图南与他相交十几年，更不会枪毙。 陈图南与贺龙是桑植老乡。他确实资格老，1912年孙中山就任命这位同盟会会员为川黔湘联络使，返籍发展组织，准备武器，开展讨袁武装斗争。陈图南慕贺龙之名，首先到洪家关拜访贺龙，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使贺龙初次接触到孙中山的救国学说，投入民主革命，并经陈图南介绍，于1914年秋参加了中华革命党。第二年，便一道在石门县泥沙镇靠菜刀举义，夺枪组织讨袁护国军。陈图南还曾协助贺龙在桑植开办军事讲习所，招收青年，学习孙中山的演说和军事、政治、文化，然而，大浪淘沙，革命向前发展，不断有人落伍，沉淀，或不革命，或反革命。1921年，当贺龙开始接触和靠近马克思主义时，身为中华革命党人的陈图南却大谈特谈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了。1927年，当贺龙已经坚决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公开宣布：“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时，陈图南不但坚决反对共产党，而且也背叛了孙中山的遗训，背叛了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 发生了“主义”之争，贺龙也并不是要“杀人”。他曾对全体将士宣布：“你们愿意跟我搞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送你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娘老子问好。可是有一条讲清楚，不许拉走部队！” 贺龙光明正大，有情有义，这与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可是，陈图南等一伙，不但反对革命，而且要拉走部队，并且玩阴谋杀贺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贺龙也没有马上“捕人”“杀人”。他仍请陈图南到司令部来，真诚地同他谈话。 陈图南错误地认为贺龙的真诚是处境凶险，心生怯意，要看风转舵了，趁机游说：“只要你拥护蒋总司令，回手打共产党，打这个武汉国民政府，不但可以当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他们还答应扩师成军，立许你三百万大洋！” 至此，贺龙确实搞清了陈图南的真面目和全部罪行，才报请武汉国民政府，请予判处陈图南等三人死刑。 有位谷老太爷是贺龙的长辈，也是陈图南、柏文忠的长辈，要亲自来为陈、柏向贺龙求情，甚至要“跪死在贺龙面前”。贺龙搀扶起他，沉痛地说：“您老人家不要这样。我贺云聊重情义，谁不知道？可是，为情义牺牲主义，云卿万万不敢。” 这三名为首的反动分子，便在汉口市济生三马路被当众枪决了。 田子云曾经跟随贺龙参加泥沙暴动，是最早举义的一个，但后来背叛革命，投靠军阀，鱼肉百姓，结果被贺龙杀了。贺占卿是贺龙的侄儿，追随贺龙参加革命，立有战功。但后来背叛主义，欺压百姓，贺龙命一位排长带着士兵抬一口棺材去处决了侄儿贺占卿。当贺占卿的父亲贺文沛去找贺龙时，贺龙说：“沛哥，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你的儿子仗势作恶，欺压百姓，我屡次劝告，他不听。所以我把他惩办了。你是懂理的，应该想得通。你老了，今后的生活不用担心，我负责。” 父亲贺龙，对人民爱得深，对主义信仰真，所以为人民，为主义，可以做出任何牺牲。 该杀的要杀是一种牺牲，还容易做到。该杀的不能杀，甚至还要重用，这个牺牲就更大也更难做到了。 那是1925年初，贺龙率领部队驻澧州，准备北伐。 一天，贺龙与贺敦武、谷青云等麾下几位旅长及陈图南、严仁珊等幕僚议论扩大北伐队伍的问题。谷青云说，澧州一带活动着一支民间武装，有几百条枪，要有能招拢来。可以壮大北伐队伍。 可是，贺龙周围没有谁同这支队伍的头头熟识，找不出合适人去活动。有位幕僚犹豫道：“有个人能把这支队伍招来，只怕师座不肯用。” 贺龙急问：“是谁？” “柏家厚。” 这话一出口，屋里顿时静下来。贺龙吸着雪茄烟，垂下眼帘若有所思。 柏家厚是贺龙的杀父仇人。贺龙唯一的亲弟弟贺文掌才十五岁，就被柏家厚捆在甑子里活活蒸死了。 贺龙是有名的孝子，他同父亲贺士道的感情极深，这不仅是由于血缘之亲，而且有共同的追求，多次一起举义，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贺士道就是为了协助贺龙扩充靖国军，带着贺文掌赴澧县购买枪弹时，遭柏家厚袭击中弹身亡。就在贺士道牺牲前两年，贺龙曾专程去黄石观音寺拜望智莲和尚，听。说智莲和尚已不幸病逝，便特地给智莲刻了一块石碑，立在墓前。现在这块“智莲纪念碑”就保存在湖南博物馆。贺龙为什么这样怀念智莲和尚？就因为智莲曾救过他的父亲贺士道。当贺士道被敌兵追杀时，智莲将贺士道藏进供奉菩萨的神柜中，使他得以脱险。贺龙对智莲的感情有多深，对柏家厚的仇恨就有多深。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就在贺龙沉吟间，几名旅长已愤然出声：“柏家厚是师座的杀父仇人，恨不能把他抓住活蒸了，哪里能够去请他……” “不，”贺龙将手一摆，定下决心，“为国办大事，个人私仇不能计较；孙中山委任我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授我中将衔，我在就职仪式上刚讲过，龙当激励保国卫民之素志，以尽义务于国家。现在袜马厉兵准备北伐，怎能以个人私仇影响国家之大事，先生之主义？” 说罢，贺龙便给柏家厚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一位幕僚去找柏家厚。 柏家厚见信后，始而惊愕，继而大受感动，对那幕僚慨然表示：“请转告贺师长，他如此宽宏大量，不计私仇旧怨，家厚敢不竭尽全力以效犬马之劳？家厚一定不负师座委托！” 柏家厚几经努力，终于把这支队伍拉过来，跟随贺龙一道参加北伐。贺龙就派柏家厚当团长，带领这支部队。 贺龙生与死--一排龙，一排明 一排龙，一排明 父亲贺龙与他的政委关向应友谊极深，用当时老红军的话讲，叫贺关一体，好得穿一套衣服，亲得像一个人。 “贺关一体，亲得像一个人”不假，“好得穿一套衣服”却不准确，有点误会。他们一个司令一个政委，不是穿一套衣服，而是穿一样的衣服。贺龙自己做件咖啡色皮夹克，同时也给关向应政委做一件；自己的军装加个斜插兜，关政委的衣服也必定有。一句话：吃的穿的铺的盖的，要有都有，要没都没；兄弟也不会那么整齐一致，夫妻也没那么亲密一体。 父亲贺龙与母亲薛明结婚后，薛明也常去看望关向应，她就喜欢听关政委聊天，不但能懂得许多道理，而且能从聊天中得知贺龙的许多往事，更多地了解这位“传奇式”的丈夫。 “老总是好人，难得的好人。有人说他就喜欢找背运，有人说他一辈子自找倒霉，其实这正说明了他人格的伟大和精神的高尚……”关向应斜靠在垫了枕头的床栏上，不紧不慢地给薛明讲贺龙的“自找背运”。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黄兴在两湖联络哥老会，扩大反清力量。孙中山闹革命几起几落，贺龙始终不渝站在孙中山一边，越是革命受挫，他态度越坚决： 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被迫转到上海，这是孙中山企图依靠军阀武装完成其民主革命的一次重大失败。远在川东的贺龙得知孙中山处境困窘，马上派人赴上海晋谒孙中山，表示坚决支持孙中山。孙中山非常感动，给贺龙写了封回信：“周参谋持来大札，备悉一是。边缴久戎，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谓干城之奇，当勉望于无穷者也……” 后来，孙中山与列宁通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后来，孙中山委任贺龙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授中将衔。当时父亲贺龙还不满二十九岁。他接受委任令后一个月，孙中山便逝世。噩耗传来，贺龙万分悲痛，下令部队停操一月，降半旗三天以示哀悼。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血雨腥风中，大批共产党员及革命者被屠杀，意志薄弱者纷纷叛党脱党。就在共产党处于最危难之际，贺龙又“自找背运”以一军之长的“尊贵身份”，脱下皮鞋换草鞋，不当国民党中央委员，不当江西省政府主席，不为三百万大洋所动，领导并直接指挥了“八一”南昌起义并且在革命的最低潮之际，毅然加入了共产党。 “对于贺龙的‘自找背运’，蒋介石十分不理解。”关向应笑着摇摇头，咳过一阵，又接着说，“抗战开始后，1938年，老总跟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去洛阳，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师长以上军官会议。老总回来跟我说，蒋介石还找他单独谈了一次话……” 那是193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一间小客厅接待了贺龙。当贺龙在侍从引领下踏进门时，蒋介石立起身。他没有迈步迎上，立在那里两眼不眨地望着贺龙，有点出神的样子。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见过贺龙，也听过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这些传说当然也传入蒋介石耳中，蒋介石常常纳闷，为什么出类拔萃的将领都叫共产党拉去了？ 贺龙从容庄严地走过去，伸出右手：“委员长！” “哦，贺将军！”蒋介石仿佛刚回过神，忙伸手出去，并且勉强带出笑容，“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打交道可很久，从北伐时候开始。”贺龙的闪闪目光同蒋介石的目光相遇。蒋介石的目光颤了一下，转身做个手势：“坐吧。” 蒋介石自己也坐下，不得不提一句北伐：“你在湖北、河南打得都不错，那时我就很注意你……” 蒋介石突然停住嘴。确实，那时他就高看贺龙，竭力想把贺龙拉过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求贺龙，他先后派过三名代表，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许以上海南京的小楼，许以三百万大洋……他还不曾花过这么大代价，结果呢？第一次派去的李仲公秘书长被贺龙抓起来送交了总指挥部，第二次派去的朱绍良又被抓起来，押往九江交军事法庭，第三次派去熊贡卿、梁素佛，不但被贺龙抓起来，而且进行了公审，最后居然予以枪毙…… 从此，蒋介石死了这条心。这些往事现在怎么好提呢？蒋介石缓缓呼口粗气，转了话题：“你的一二○师部署情况怎么样？” “配合忻口战役，我们攻占了雁门关、太和岭，截断了忻口之敌后方的主要交通道路。”贺龙介绍情况，“友军失守忻口，太原告急，我一二○师派兵至大同、雁门关、忻县及太原以西，在北起左云、右玉、清水河，南至汾离公路的广大地区分散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蒋介石缓缓点头，又问：“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摇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 “秃的？”蒋介石下意识地将手在剃过的光头上挠过。 “没有刺刀，秃的。”贺龙做个手势。 “懊。”蒋介石把头点一点。 “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喔，困难不少……”蒋介石表示同情地点点头，却绝不提给一二○师补充装备，眼皮慢慢眨动两下，忽然把眉头一皱，望着贺龙问：“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跑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笑，爽直地将手一划，划出分道扬镳的那条线：“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蒋介石已经当惯了领袖，很久没人用这种语气手势同他讲话，最初一怔之后，脸沉下来，但马上又想起对方的身份，不便发作，可也无话好讲，彼此都沉默了。 这种尴尬对蒋介石讲还善于应付的，他喝过一口茶，便将手轻轻摆过：“过去的事算了。”他用了比较亲近的语气，“云卿，你家里可好？” 贺龙望一眼蒋介石，那目光令蒋介石心悸，刹那间便后悔不该问了。然而晚了，贺龙嘴角冷冷地牵动一下，硬梆梆掷来一句：“我家的房子被烧，家里的人被杀光了，八十多口子，剩下我贺龙一个拿枪的。” 蒋介石虽有点思想准备，贺龙的回答仍然出乎他所料。当年他下令“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对苏区围剿，石头过刀，林木过火，何等的惨绝人寰，却并未料到对贺龙一家也是“房子被烧了，家里的人被杀光了。”如今面对这位“剩下”来的“拿枪的”贺龙，他那一时的尴尬是任何人都不难想象的。他嘴唇微笑，面对贺龙愣了片刻，终于将嘴巴一抿，鼓出一点说话的勇气。 “喔，我知道，你是老革命。” 他再不敢将目光转向别处，一眨不眨盯着贺龙，并且朝贺龙的腰间频触频瞄，匆匆讲几句“大敌当前，合力抗战”之类的话便草草结束了这次会面。 据说，蒋介石直到望着贺龙走出屋门，才松了一口气，朝靠背椅上一仰：“以后我不要见他了。” 蒋介石这一辈子，无数次地听到贺龙，无数次地说到贺龙，见面却只有这唯一的一次。以后虽然还有见面的机会，他都是把手一摆：“我不要见他。” 他是不是害怕贺龙？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三十年后林彪搞反革命时，似乎是和蒋介石一样的毛病。当贺龙按毛泽东的意见去同林彪谈话时，据林彪秘书讲，整个“林府”上下紧张，派专人在叶群指挥下监视贺龙的腰际，怕他是个“拿枪的”。 国民党蒋介石将贺龙的家里人“杀光了”，却杀不绝。用老同志们的玩笑话讲，薛明与贺龙结婚后，很快便怀了“龙种”。听到这个消息后最感高兴的，自然又是关向应。不幸的是关向应患了病是肺结核。那年月，那环境，肺结核无异于现在的肺癌，算得上是绝症。有幸的是，薛明有孕，亲密一体的老战友又要多个接班人。关向应一次又一次叫薛明来聊天。 “老总和我两个人无话不谈，彼此了解得像一个人。他爱兵如子，比我会关心人。我们两个人看了好多书……”关向应声音悠缓的讲述着，像是在讲一个古老而亲切的故事。“他这个人聪明，知识面非常广……” “你别乱夸奖。说他打仗行，我相信；说他有文化，知识面广，我不信。”薛明摇头，“他这个人厚重少文。” “你了解我了解，你跟他结婚才多久，我他去一起打仗，回来睡一个屋子吃一锅饭，又有多少年？”关向应咳一阵。薛明帮他轻轻擦去额上的汗。关向应喘口气：“你说，老总和周逸群哪个文多？比文谁能比赢？” “还用问？他们俩一文一武配合那么久，当然周逸群是文胜，他是武强了。” “你片面了不是？”关向应笑道：“给你讲个事儿。周逸群和老总比文，拿来一本小册子，两个人先比赛阅读。贺龙读完一遍，周逸群已经读完一遍喝了一杯茶还帮贺龙纠正三个错别字。结果是周逸群赢了。接着比赛背诵，同样一段文字，贺龙读二遍就背出来了，周逸群没背下来。结果是老总赢了第二局。第三局比赛理解，周逸群联系古今中外多，贺龙联系社会现实和民族历史多，比了个平手。最后结果是平手。你说我是不是乱夸奖？” 薛明脸红红地喃一声：“算我没说还不成？” “老总懂历史，懂社会，经验非常丰富，一般的领导同志都比不了他。他讲理论话不多，可是言简意赅，一说就是本质。老兵常说：‘贺龙三句话，胜过一堂课。’你有这个本事吗？你当组织部长的没有，我当政委的也没有。”关向应半靠枕头，仰面望着天花板，情思悠悠地继续说，“多少年我们睡一个屋子，夜夜聊天，聊历史人物，天南地北。有人把他比作夏伯阳，我非常不同意。夏伯阳怎么能同贺龙比？他不是师长团长的角色，老总么，他是统帅人物，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我们聊天，都对岳飞这个人物有好感，常常谈起岳飞……” 薛明点点头，她听许多老同志讲过，岳飞在贺龙心目中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北伐时，贺龙首战鄂西，以装备简陋的一个师，击溃吴佩孚数倍于己的兵力，攻克宜昌，俘敌两个整师，缴获了其全部武器装备，一时间，贺龙的名字如隆隆雷声滚过湖北。大军向北，保卫京汉路，穿越上蔡，强渡瀑河，将张学良集结于小商桥、逍遥镇一线的奉军主力彻底击溃。接着克临颖，一路歼灭朝阳寨、石佛寺、朱仙镇，最后攻占开封府。 贺龙在下达命令时，曾鞭指地图慨然道：“开封，就是宋朝时候的汴京。我们现在走的恰好就是当年岳飞北伐的路线。收复汴京，直捣黄龙！我们北代的‘黄龙’在哪里？就是北上幽燕，直捣奉京！”贺龙所言奉京就是指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老巢沈阳，他将鞭一挥，指向各团指挥官：“不过你们要注意啊，小商桥是大将杨再兴落马的地方，当心落马哟！” 北伐军攻克开封，士气高昂，声威大震，本可以一鼓作气，“北上幽燕，直捣奉京”。可是，宁汉分裂，蒋介石背叛革命，准备西征武汉，贺龙一天接几道命令，严令他率所部回师武汉。 “又是十二道金牌啊！”贺龙痛心顿足，“我们比岳飞，只多走了几步路，可惜可叹！” 同贺龙参加北伐的老兵都知道这段史实，当时贺龙麾下的团长刘达五对此也有详细的回忆。由此也就不难明白贺龙为什么对岳飞的感情特别深。 关向应回忆他与贺龙谈论岳飞的情景，将目光转向薛明，换了深沉的口吻，缓缓道：“人无完人。岳飞不错。老贺也不错。他需要有个家庭，家庭要有个孩子。我现在是病人了，都说贺关一体，我只希望贺龙有个好家庭，好妻子，养个好儿子。共产党人不是不讲感情，也希望有天伦之乐。我们共事十多年了，我对他佩服，我就希望他有个孩子。我整天躺床上起不来，没事情。我连这个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 “关政委，你想那么远……”薛明脸红上来。 “不远，快了。”关向应的脸更红，那是肺病人所特有的红色。“我躺床上没事，就想老贺。我看到他有了家庭，有了妻子，我还要看到他有孩子。我起个名字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 “关政委，”薛明羞涩地喃喃着，“你休息，以后再谈这事。” 关向应咳一阵，深深喘口气，坚持说下去：“贺龙的孩子应该是学字辈。学什么呢？我们俩都喜欢一个人。” “谁？” “讲过了。夏伯阳乱闯，差点事儿，我们还是喜欢岳飞。岳飞北伐打到朱仙镇，贺龙北伐多走几步打到开封府。岳飞字鹏举。学飞不好，叫学举也不好。名字么，有名有字。把岳飞的名和字各取一字，我看就叫鹏飞吗。好不好？” 这名字确实不错，可是…… 薛明说：“关政委，您是有学问的人，当然起的名字好。只是这事还早些。” “不早。”关向应擦去额上的虚汗，胸脯微微起伏，“你愿意就是这个名字吧，我不定哪天就会死呢……” “关政委！”薛明连忙握住关向应的手，“不，不许你瞎说。你会好的，你的病一定会养好的！” 关向应平静地笑笑，平静地闭上眼，平静地关照一句：“叫贺鹏飞。” 1944年9月28日，大雨倾盆。薛明一边忍受着剧烈的腹痛，一边喃喃：“又是下雨。” 仿佛要证明那个迷信的传说：贺龙就是活龙，如今他的后代要出生，素以干旱闻名全国的陕北，居然整日大雨不停。当那雨线扯天扯地，看不清一条条，只剩了一片片，一阵阵，在地上射起无数箭头，在屋檐落下万千瀑布之际，蓦地一声婴啼，接着便是医生护士的欢喜声：“男孩，是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我的大哥。 消息随着风随着雨，迅速传向四方，传到贺龙耳朵里。当时贺龙正在参加“七大”准备会议，听到得了消息，没有马上回家，只是笑，笑得眉、眼、嘴都成了月牙形，两个拇指轮番去擦眼角笑出的泪水。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电话来了：“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接着，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领导人纷纷打来祝贺的电话。 第二天，贺龙才打马赶回家，进门便抓个小板凳朝地上一摆，笑着喊：“来，咱们给孩子洗个澡吧！” “白天不要洗，晚上再洗吧。”薛明在床上望着丈夫说。 “不，就现在洗。”贺龙当年七岁就被他的父亲扔进河里，学会游泳。现在他可舍不得把刚出世一天的儿子扔河里，抱着儿子不撒手地说：“让儿子早得水。” “那你就洗呀。”薛明在床上说。 贺龙的眉毛、眼睛和嘴巴又笑成五个月牙，手脚不知往哪里放好：“我不会洗这么个小玩意儿，你来帮帮。我就这点时间，马上要走，马上洗。” 薛明只好下床，帮忙弄来一盆水。贺龙将儿子放入水盆，抓着儿子的小手拍水，嘴里念念有词：“打打水，打打水……” 妻子嗔怪一声：“你别玩孩子。” 贺龙一把推开妻子伸过来的手：“不教就会游水了？他才一天。你给孩子吃什么呀？” “奶粉。”薛明没有奶。 “喝那清水怎么行？”贺龙皱眉毛，“两天我出去给他打牙祭。” “他不会吃！” “我教。”贺龙信心十足，“打只豹子给他吃！” 话音才落，贺炳炎身后跟着一群将军，一阵风地闯进来，高门大嗓地问：“老总，给儿子起名了吗？” “关政委说叫鹏飞好。” “嗨，叫什么飞呀。我的儿子是打雷生的，叫贺雷生，老总的儿子是下雨生的，顺着干，叫雨生吧！” 随贺炳炎来的将军们七嘴八舌乱参谋：“贺龙的儿子要有龙字才好。就叫小龙吧！” 乱过一阵，贺龙的儿子便叫了贺雨生。为有龙字，小名就叫了贺小龙。 贺雨生也罢，贺小龙也罢，关向应政委都不予以承认。他坚持自己想出的名字：贺鹏飞。 从听到贺龙得子的消息，关向应当天便拒绝再吃奶粉。当时延安生活艰苦，关向应重病在身，为保证他的营养，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决定供给他一定数量的奶粉。可是现在他不肯吃了，无论护士怎样劝也不肯再喝一口奶。 “我不行了，我要养后代。”关向应在病床上咳着，喘着，断断续续说，“我没有儿子。贺关一体，鹏飞就是我的儿子，我要养薛明，养鹏飞……把奶粉给薛明送去，给鹏飞送去，给鹏飞吃……” 关向应始终坚持把贺龙的儿子叫贺鹏飞。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噩耗传开，延安一片悲声。延安和晋绥都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贺龙为这位最亲密的战友英年早逝而悲痛欲绝。在晋绥召开的追悼会上，他念悼词，泣不成声，终于没有念完，掩面放声大哭，悼词只好由别人代替念完。 多少年来，“贺关”一体，名字总是写在一个文件一个命令一个决议上；紧密不可分。如今“贺存关去”，贺龙悲不自胜，痛定思痛，对妻子薛明说：“儿子不要再叫雨生了，就叫鹏飞吧，这是向应同志起的名……” 于是，这个寄托了无限情谊无穷忆念的“鹏飞”，便永远不可改变地做了贺龙之子的名字。 哥哥之后，母亲薛明又生了我和妹妹。巧了，都是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之际生下来，分别取名贺晓明和贺黎明。这个“明”，不仅是天明，也是继承了母亲薛明的“明”。于是，毛泽东由陕北渡黄河赴西柏坡的路上，住晋绥司令部时，见到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便幽默地将大手在我们一家人中间划过，说。“老总啊，你家里是一排龙，一排明，”他换成京剧的腔调，摇晃着肩膀和身躯，做着得意的样子迈开京剧台步，“一排龙，一排明，老龙老明坐当中，你们好得意啊，哈哈哈……” 由于父亲有许多传奇式经历，他的四岁学掌，七岁打“保董”，八岁打堂勇，十二岁打翻武秀才，十七岁杀死一名催租伤人的豪绅家的枪丁，十九岁便开始靠菜刀起家，连续三次举义，独立创建了一个军的队伍，并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他一生骁勇善战，杀敌无数，这一切都容易使人把他想象成粗犷、剽悍、豪猛的人物，类似京剧舞台上哇呀呀吼声震天的花脸儿将军。 这其实是误会。天大的误会。恰恰是那些长期共事的老人们没有这种印象，说他勇毅而不粗鲁，强硬而不蛮横，生得来一副豁亮肚肠，待人热情、诚恳、大度。他发脾气的时候很少，眉眼常是笑眯眯地呈现出弯弯的月牙形，登高一呼可以山摇地动，乎日里说话却是柔和缓慢。他的衣食住行要比一般人“讲究”，那是一种文明和进步。他喜欢练字，偶尔也作首诗。一位研究军史的同志说：“他其实是儒将之风。”他就像一张反差强烈的黑白照片，对旧社会的叛逆与对共产党的驯服，对敌人的狠辣与对人民的热恋都是同样的强烈。 在我们子女面前，他的慈爱多于严厉。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打孩子，全家只有我挨过唯一的一次打。 那天，母亲正在织毛衣，我们在旁边玩。父亲叫我们别给妈妈捣乱，我们并不在乎父亲说什么，只觉玩得高兴。当我从母亲面前跑过时，恰好毛线团滚落下来，滚到我脚边。父亲错以为是我捣乱，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一手抓起把尺子，就朝我的屁股上打，打第一下我就委屈地尖叫起来：“不是我！”打第二下，祖先遗传下来的那种反抗的血液便在全身沸腾了。我扭头在父亲的手腕上用力咬了一口。父亲淬不及防，哎哟一声，松开手。我扑向母亲，母亲抱起我就走，走到另一间屋里不再出来。 片刻，父亲推门进来，他的神气已经显出希望和好。 “你看把孩子打的！”母亲脱下我的裤子，屁股蛋上赫然几条红印，“你不知道你的手重吗？” “行了行了，她也不吃亏。”父亲息事宁人地赔上笑脸，把手腕一亮，“你看，把我咬的，一圈牙印。” 大约是为了“赔偿”打孩子的损失吧？父亲正式宣布：“这次我带晓明去北京。” 这是1953年。父亲过去到北京开会，从不带孩子。他破例打了我，所以也破例地决定带我去北京。哥哥妹妹嫉妒地盯着我，这使我便觉得光荣骄傲，真有点飘飘然呢。 “晓明，”父亲抱起我，胡子在我脸上扎一下，“你到北京有什么要求？” 过去我很怕父亲的胡子扎，这次为了感谢父亲给我的荣耀，我高高兴兴接受了这一扎，翻着眼珠边想边说：“嗯，要看毛主席，要看天安门！嗯……还要着雪！” 父亲笑了，说：“前两个要求么，给你办到。第三个要求，这次可办不到了，北京已经是花红柳绿，看不见雪喽。” “能看见。”我坚信不移地望住父亲，“叔叔都说你会、会、会叫风来会叫雨来！” “呼风唤雨？哈哈哈！”父亲摇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 “有！好多叔叔都说你会。” “会也不行啊，”父亲改变了办法，“叫来一场雪，不就把树把花都冻死了吗？那怎么行啊？” 于是，我放弃了第三个要求。那时进京真不得了，是大事。母亲特意带我去一趟拍卖市场，买了条紫色的旧裙子，回来改一改，前面缀个小和平鸽，就成了我的进京礼服。 母亲还特意训练我一番：“见了毛主席要有礼貌，不许淘气。”我问：“妈妈，见了毛主席我说什么好呀？”母亲笑着说：“你不是早就唱过吗？‘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我就跟着往下唱：“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了你的领导，我们才能得胜利。” “对了，”母亲满意地点点头，“见了毛主席，你就说，毛主席你好。懂了吗？” 就这样，我随父亲第一次来到北京。当天就坐三轮车去看了天安门。然而，见毛主席就没那么快了。父亲或者叫我去坐有轨电车，或者叫我去东安市场买小金鱼，就是不提带我去看毛主席的事。 其实，这件事一直搁的父亲的心上，他是在寻找机会。当他感到有个机会时，便对我说：“走吧，今天带你进中南海。” 那时我并不知道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父亲将我放在杨尚昆家中，他便独个儿走了。杨尚昆的爱人和孩子都在，陪我聊天。 “你在重庆看过电影吗？”杨尚昆问。 “看过。”我像个小大人似地点点头。 “看过什么电影？”李阿姨问。 “苏联的。” “看过《三个坦克手》吗？” “看过。” “《拖拉机手》？” “看过。” “《勇敢的人》？” “看过。” “幄，你看过的电影真不少哪。” 我自豪地笑，眼睛得意的膘来膘去，一下子膘见父亲返回来了，忙喊：“爸爸！” “走吧。”父亲拉住我的手。 “干什么？”我边走边问。 “带你去看毛主席。” “真的？”我又跳又欢呼：“噢——”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了叫我见到毛主席，费了不少心思。他得知今天在毛主席住的丰泽园里谈事，便把我带入中南海，放在杨尚昆家。他先去谈事情，看场合是否适合，然后再做打算。大概这次气氛比较轻松随便，不是那种开会或正式汇报的气氛，父亲便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说：“主席，我女儿一直想见见你……” “来了吗？”毛泽东问。 “带来了。放在尚昆同志家里。” “带来么，带来我看看。” 父亲带我走进菊香书屋的客厅里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拉着父亲的手不放，眼睛盯着毛主席，小声说：“毛主席，你好。” “喔，这不是一排明吗？”毛主席笑着立起身，过来抱起我，“长这么大了。” “我叫贺晓明。” “你妈妈叫薛明，你妹妹也叫明，叫……” “贺黎明。”父亲在旁边说。 “对，你妈明，你也明，你妹妹又明，这不是一排明吗？”毛泽东的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我的妹妹贺黎明便有了另一个名字，叫贺又明。 毛主席把我抱到屋中间，那里摆个桌子，他打开小罐，从里面抓几块糖放在我手里，说：“吃糖。” 我眼睛一眨不眨望着毛主席，忘了说话。父亲过来抱我，一边说：“晓明，毛主席还要谈工作，爸爸送你回去。” “好，跟我们的晓明再见。”毛主席跟我握手。 “毛主席再见。”我一步三回头地随父亲走出了会客厅。 “晓明，爸爸好不好？”父亲在院子里问。 “爸爸好。”我亲了父亲一口。父亲甜甜地笑了，那是满足了女儿心愿之后的愉快的笑。 1954年11月，父亲调北京，催母亲带我们尽快到京。到京那天，正是晚上。父亲站在灯光下迎候我们，他的头上飘舞着雪花，老远就喊：“晓明，爸爸已经满足了你的第三个愿望，你看看这漫天飞舞的雪，看哪。” 我没有仰头看天，我只看我的父亲，张扬起两只手臂向他冲去，边跑边兴奋极了地喊：“爸爸！我的好爸爸——” 贺龙生与死--元帅的衣食住行 元帅的衣食住行 过去，我曾参加编写有关父亲贺龙作战谋略和军事指挥艺术的著作《贺龙用兵》，因为元帅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想谈谈父亲贺龙的衣食住行，因为元帅的衣食住行可以让我们从历史出发对一位元帅进行文化的评价，也有助于了解他的性格。 父亲贺龙，对穿衣有研究也有讲究，在他那一代人中，经常是“代表了历史的新潮流”。这与他们的家世不无关系。 贺龙的祖父是个“驰怒马，挽强己意气氵光氵光，力屈等夷”的武秀才；他的父亲却又是“心秀手巧，善于刀剪针线”的裁缝。贺龙自幼喜舞先人用过的宝剑大刀，同时又随父亲学得心秀手巧，梆得一手好针线。听父亲母亲“斗嘴”，知道一点他们当年恋爱的罗曼史。父亲向母亲表示爱慕之意时，母亲曾犹豫“缺少共同点”。父亲马上反驳，并说出五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裁缝”。 贺龙说：“还有共同点。你姓王，你父亲叫王锦发。我母亲也姓王，叫王金始。” “你怎么知道的啊？”薛明惊讶地叫起来，目光在贺龙身上稍触即离。 “哈哈，”贺龙得意地笑了。“没说错吧？你母亲是做衣服的，我父亲是裁缝。对不对？” “这算什么共同点？”薛明小声嘀咕。 “可以共同研究衣服啊，我们还可以比一比缝纫嘛。” 父亲和母亲这一生没少以缝纫为“共同语言”，至少我是见过他们比赛缝纫的，就是用嘴比，动嘴不动手地从量体、选料、剪裁一直比到缝纫、镇边，互相炫耀自己“做”出的那件可意会不可眼见的成衣。当然，最终总是比成平局，谁也不服谁。 父亲贺龙对穿衣的讲究，与他投身戎伍后，注重军容风纪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说：古人打仗还讲军威，讲个衣甲鲜明呢！在我有记忆中，父亲每做一件衣服，必要立到穿衣镜前，做几个姿势，马上能指出服装的不足，有时叫裁缝改，著改得不合意便也曾自己动手，这里裁瘦，那里加肥，必须穿出去挺挺抖抖，威武雄壮不可。 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罗坤山将军回忆说：“贺老总经常批评我们邋遢。怎么不邋遢？那时的军装就是缝起来能穿就行，我们又不像他会自己改改。他有两个斜插兜，我们没有。” 当时，一般军官服有四个大贴兜，里面装点东西便显得鼓鼓囊囊。唯有父亲贺龙，军装要经自己重新设计改制，在保留制服外形不变的前提下，设制两个斜插兜，隐蔽于贴兜之下。不显山不显水地装些东西。其实这与他惊险的斗争生活有关。一般人不会想到他有两只隐蔽的斜插兜，在某种特定的危急场合，如果敌人以为他四个兜都空了，松口气时，他很可能种不及防地从斜插兜里掏出小手枪，转危为安。 他只为政委关向应设制过同样的斜插兜。 贺龙对衣装的讲究，给他那一代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成为共和国元帅后，聂荣臻、罗荣桓等元帅都曾注意向他“看齐”：休息时和他穿一样的甲克衫，一样的裤子，手持一样的拐杖，曾留下许多“三帅一体”的宝贵照片。 但是，贺龙讲究衣装合体，样式美观，绝不讲究华丽名贵；讲究整洁干净，决不允许奢侈浪费。抗战时，父亲穿一件缴获敌人的皮大衣，建国后，干干净净传给了我的哥哥贺鹏飞；后来，哥哥又把大衣干干净净传给了我；再后来，我又干干净净将这件仔细缝过不少补丁的皮大衣传给了妹妹贺又明。又明穿着这件皮大衣到延安，到上丹县去插队。返京时，妹妹将皮大衣干干净净地送给了陕北乡亲。妹妹说：“当年我父亲就是在陕北穿上这件大衣，现在就让这件大衣永远地留在陕北作个纪念吧。” 父亲注意自己的衣装，也注意部下的衣装。许多老同志回忆起来都说：“我们见老总时，都得注意一下衣装，他那时就讲卫生，说讲卫生是讲文明，谁衣装不整不卫生，肯定要挨批。” 大军入川时，许多干部不喜欢川剧；过去没听过，现在乍一听接受不了。说“听川剧得少活半年”，看见就想跑。贺龙严肃地批评干部们，是在会上批评：“大军入川，你们看不看川剧，是检验你们能不能在四川人民中间扎根的重要标志，也是看你们能不能深入群众，与群众关系如何的一个标志。” 这一讲，干部再看川剧便不逃跑了，渐渐地，接受了川剧，喜爱了川剧。 有次看川剧，大家都鼓了掌，唯独贺龙没有鼓掌。演出结束后，贺龙接见剧团领导和演员们，将他们戏装的衣领、袖口及袜子分别指点出来：“太脏，你们太脏了。你们在台上，战士们在台下，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们，你们演再好，脏了就不可爱了。演戏要讲穿‘三白’：领口、袖口、袜子白。台下的人不讲卫生不行，台上的人不讲卫生更不行……”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有次打胜仗，他穿上一件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贺龙见了，手一指：“脱下来，送延安去。” 廖汉生说：“老总骂我邋遢，我们打仗缴获了好衣服，刚想精神两天不再邋遢，身上还没穿热呢就要送延安。” 贺龙说：“你这脑壳要敲敲呢，要把延安把中央放第一位。你不要邋遢延安就要邋遢？再说，干净就好，谁告你非要穿呢子大衣不可？” 在那物质匮乏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父亲既保持着艰苦朴素又决不肯邋遢自己，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卫生，讲究精神风貌，领导着穿衣的“新潮流”。他常说：我父亲会裁缝，我也会裁缝，这个优势别人比不了。所以，建国后，军装的设计样式，每次他都能提出具体意见，讲出内行话。他的意见也总是极受重视。 不过，他在穿衣上也曾“赶潮流”，学过别人。这就是学周恩来总理。 记得有一年冬天，贺龙不肯穿薛明为他准备好的毛裤，发现新大陆似地问：“你看总理的风度好不好？精神不精神？” “那还用问。” “总理就不穿毛裤，大冬天也只穿两条裤子。我跟总理学，毛裤不穿了。” 我们几个孩子插话：“大冬天不穿毛裤怎么行，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总理不穿毛裤，又特别能熬夜，那是会一种气功。” “没关系，我跟总理学学试试。”父亲从此也不肯穿毛拆了。 父亲在参加革命前，喜欢穿蓝底云字花的衣服，北伐前留下过这样的照片。红军时喜欢军装要合体平展，建国后，条件好了，“讲究”也更多了。比如：灰衣服是白天穿，黑衣服是晚上活动时穿。他喜欢钓鱼，钓鱼时必要穿卡其布衣服网球鞋或米色裤，鹿皮夹克，戴一顶巴拿马礼帽。现在仍保留一些这样的照片。 他很重视外事活动时的衣装，说仪表风度代表着国家的精神面貌。有次外事活动需要带夫人，他就说：“晓明，你帮你妈穿衣服去，平时穿邋遢不要紧，外事活动要打扮好。”我帮母亲打扮一番，请父亲“验收”。父亲盯住母亲，深情地打量打量，点头说：“一鸣惊人。”于是，母亲红着脸笑了。 和穿衣一样，父亲对吃也很“讲究”，许多老人都说他是“美食家”。他这个美食家首先表现在不挑食，什么都能吃，会吃，爱吃；敢吃异味，敢品新味；能吃出花样，吃出名堂。 有一种菜叫鱼腥草，土话叫摘耳根，父亲很爱吃。我闻着有异味，本是唯恐避之不及，见父亲吃那么香，便生出疑惑，莫非和臭豆腐一样闻着奥吃着香？ “我也吃一吃！”我下了决心，夹一筷子入口，忽然嘴巴一咧，那股又似鱼腥更似铁锈腥的异味顺上颚直冲脑门，胃一上翻，就要吐。 “吃掉，”父亲严厉地一声，“不许浪费！” 我屏住气，把嘴里那一小口鱼腥草咽下去，难受得就像吞了只苍蝇。 “我的妈呀，还有比这更难吃的？”我又漱口又大喘气，不可理解地问父亲，“你怎么能吃这股味？” “你不会享受。”父亲用筷子指点我，“没吃过的东西吃到了，这就是一种享受。不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咬一口，咬一口就知道甜不甜。多数人喜欢吃甜，一吃就接受了。可是苦味、辣味、腥味就不那么容易接受。越不容易接受的滋味一旦接受了就越持久，吃惯了就上瘤了，战士们一吃一脸盆呢。这也跟看戏一样。大军入川，看不惯川剧，一听说想跑，说那声音听一次叫人少活半年。听进去了，就上瘤，听流行歌不会有听川剧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文化艺术享受呢，享受不了才可惜哩！” 大概就是出于这种道理这种原因吧，父亲是南方人，却喜欢吃小米饭、山药蛋；母亲是北方人，偏爱吃大米饭、新鲜鱼。 当年贺龙率部进军西南，许多山西干部不愿入川留川工作，思想工作不好做。贺龙听了汇报，把手一摆：“什么思想工作不好做？”两句话的事，遇上秀才就越搞越复杂。” 在干部大会上，贺龙也不要麦克风，在台上两腿一叉，大声说：“我们南方干部到你们北方来吃了八年小米，抗了八年战，现在我带你们北方干部到南方去吃几年大米还不行呀？还要再做多少思想工作？” 就这么两句话，问题全解决了。 父亲把大米叫“大米子”、小米叫“小米子”，叫得很亲切。他那湖南腔，搞不好还会听成“大妹子”“小妹子”。 父亲说：“大米子越嚼越甜，小米子越嚼越香。” 父亲不但爱吃小米饭，还爱喝棒子面糊糊，长时间不喝就会馋这一口糊糊。也爱吃杂面条，面疙瘩汤之类，都是晋西北的特色。我的母亲薛明祖籍是山西，对棒子面糊糊、面疙瘩汤之类当然也熟悉。老俩口虽然无需下厨房做饭，但像比缝纫一样，也经常比做饭手艺。那也是口头上比。贺龙滔滔不绝地讲一番拌面疙瘩汤，熬玉面糊糊或是蒸小米饭的手艺，薛明便挖苦他：“别听你爸爸吹牛，他整天开会打仗，都是警卫员帮他熬碗糊糊喝，他要熬准得熬糊了。” 我插一句：“爸爸也不学炒几样大菜，那才叫手艺，学熬糊糊算什么手艺，拿得出手吗？” 父亲摊开两手，做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有啥办法，你妈那个山西就是个穷地儿，只能喝上棒子面糊糊。” 母亲马上反唇相讥：“别提你们湖南那个穷，种个西瓜长得不比山药蛋大，放到菜缸里还晃里晃荡响。” 在我们的哄笑声中，父亲常常跟母亲挑战：“说你山西人你就真山西人了？你是天津长大，在山西还不如我呆的时间长，喝糊糊你也不如我呀。” “我不如你？”母亲毫不示弱，“我跟你比喝糊糊。” 我们这些孩子立刻哄闹着要看父母比试喝糊糊，他们还真地比试两次。熬了糊糊，用大海碗盛了，一边吹气一边丝丝噜噜转着碗圈喝，“山西人”喝糊糊真是一种艺术，那丝丝噜噜的声音就很撩拨人的食欲。比赛结果，还是母亲先喝完了。笑声里，全家人享受到一种开心的天伦之乐。 其实，作为湖南人，父亲贺龙真正爱吃的还是家乡饭。他常常带着神往之情，给我们讲家乡的糍粑的馨香；还有一种油粑粑。父亲说：“摆个小油钢，把粘粘的米面放到勺里，勺子沉入油锅。油就翻腾出花来，熟了就拿出勺，一个扣一个油粑粑，里面要是包了馅就更上讲究了……” 父亲还爱吃一种家乡饭就是：“和渣”。那是将豆渣和蔬菜炒出来的，很好吃，又有营养。还有湖南腊肉，父亲更爱吃。他说：“咱家乡那里，都有一个土坑，冬天烧炭，土炕上支个木架子，杀了猪就挂上去，用烟火熏，油滴下来，火苗在炭里跳，有的甚至熏一年，那腊肉就别提有多香了……” 父亲贺龙投身革命后，不断探索革命的真理和革命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在不断吃着过去闻所未闻的“食物”，甚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不得不像祖先神农尝百草一样去吃各种野草；他打遍全中国也吃遍全中国各地的“风味”。父亲曾讲过很深刻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能吃家乡饭，吃不得其他新东西，那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在父亲眼中：“江青就是个没出息的人。那是在广州，有年春节，陶铸请客。吃到半截，江青忽然退席了。 我正纳闷为什么？服务员端上来了蛇羹。原来是上这道菜之前。先通知江青一声，她临时退席躲避蛇。父亲笑着说：“江青没出息，见不得这东西。” 吃过蛇羹，江青才重新回到席上来。 父亲也曾几次请毛主席吃饭。他总是把毛主席叫毛大帅，在延安就这么叫：“薛明，晚上请毛大帅来吃饭，多留些辣椒。”父新贺龙亲自钓来鱼，说湖南人爱吃辣椒和鲜鱼，远离家乡请客要请家乡饭。偶尔搞到一点腊肉，或者给毛主席送去，或者请毛主席一道来吃。 吃饭时，母亲薛明替毛主席夹鱼，往出弄刺。毛主席边吃边说：“在外吃上一顿家乡饭，真是一种享受啊！” 父亲见毛主席吃得香，便用拇指抹抹胡子，开心说意地将眉眼和嘴巴都笑成了月牙形。 父亲不喝酒，从我记事起他就不喝酒。据说他年轻时酒量不小，能喝一斤。岁数大和身体的原因，不喝了。他是个很有节制的人。 我曾问父亲：“喝一斤你不醉呀？” 父亲带着神秘的笑容说：“这里有名堂。喝酒前先吃两口黄油，酒量就增大不小。空肚子喝才容易醉。” 父亲也有开酒戒的时候。周总理访问缅甸，在昆明停留时，吃饭大家都向总理敬酒。父亲怕总理喝太多，便挺身挡上前，把敬来的酒全喝掉了。到这时我才相信，父亲虽然平时不喝酒，但他确实有酒量。 父亲讲究吃，对炊事员自然挑选严。建国后，贺龙选炊事员，叫警卫参谋王金水到食堂去看看。一看卫生，二看饭菜做的好不好？香不香？王金水看过之后，选中了朱庆康师傅。刚解放，阶级斗争还很激烈，政治审查必不可少。这一审就审出了问题，说朱师傅有许多亲戚去过缅甸、泰国。王金水便如实向贺龙汇报：“就数朱庆康饮菜做得好，做得香，也就数他社会关系复杂……” 父亲贺龙把手一摆：“我就不相信他老朱那么复杂呀，他就敢在饭里下毒毒死我？我就不信我和他老朱建不起感情来！” 就凭这两句话，王金水就去调来了朱庆康师傅。朱师傅来后，与父亲贺龙建起了深厚感情，就像一家人那么亲。他天天动脑子将饭菜换着花样上。贺龙始终保持了那种追求新鲜，愿意吃没有吃过的东西，朱师傅便也注意猎奇猎新。如去上海，他听人说一道菜叫“烤冰淇淋”。现在这算不得新鲜了，许多人都知道，在50年代却是很少听说。朱师傅很聪明，去看一遍就学会了，并且举一反三烤出许多花样。他将冰淇淋夹在蛋清之间，烤出来外焦里冰，又烫又凉。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烤香蕉、苹果之类，父亲吃着新鲜很高兴。 后来，父亲有了糖尿病，吃饭不再像过去只是求新猎奇，而是在医疗方面越来越讲究。朱师傅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付出许多心血。每次做饭，他都要计算，一棵菜热量是多少，一个猪蹄儿热量又是多少，既要保证营养，又不能热量过多。 这时，饭桌上常有父亲的“专菜”，一般就是一碟青菜。那依据毛泽东的四句话：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心胸开阔，坚持走路。父亲称这四句话毛主席第一个是为体育系统写的，印成小册子，体委的人都看。 我们做子女的都可怜基本吃素的父亲，他整天馋，越馋越不能吃。过去他所喜爱的小米饭、山药蛋、棒子面糊糊，由于糖尿病忌食淀粉含量高的食品而不得不恋而远之。更何况有母亲的严格监督。冬天烤红薯，他馋得受不住他就像小孩子一样求我们，“给点，给我吃一点吧。” “不能吃，”母亲拦住，一红薯含糖量很高，你还要不要本钱了？” 母亲说的“本钱”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和哥哥没有那么坚决，只觉父亲太可怜，就帮他打掩护，趁母亲不注意，悄悄偷一个红薯给父亲。父亲拿到鼻子下深深地唤着，呵一声道：“真香哪！” 有我们打掩护，他不着急，慢慢咬，细细嚼，充分地享受着红薯的香味。但他很自觉很有节制，吃半个就停下来，喃喃着：“知足者长乐，再吃就对不起你妈妈的一片心意了。” 唉，谁能料到呢，“文化大革命”爆发，我的父亲贺龙蒙冤入狱，一切有益于身体的蔬菜都吃不到了。从糍粑、和渣、腊肉到小米饭、山药蛋、棒子面糊糊都只能在母亲的卿天中出现；在院子里发现一棵野草，都珍贵地挖回来，细细地有滋有味地吃掉。在他去世前，听到连队杀猪的叫声，他曾想吃一口猪耳朵，被粗野地拒绝了，花钱买也不能，甚至连饮水都保证不了，共和国的一个元帅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贺龙戎马一生，过惯了军旅的集体生活。所以，我们自小便听惯父亲的一句话：“住集体，过集体生活去。”所以，我们上学都是住校过集体生活。 贺龙作为共和国的元帅，不可能再去住校或住军营，但那种喜欢凑群的习惯从来不曾改。比如夏天住北戴河，几个老帅住得很集中，活动也在一起，没有任何大墙的感觉，有时吃饭都是“公社化”，饭后一道散步，晚上一道看电影，下部队统一行动，很有集体生活的味道。 冬天，父亲贺龙常住广州，广州田园有三栋房了，贺帅与叶帅、聂帅各住一栋，三栋房之间是草坪，三家人随便往来，完全是大家庭式的集体生活。警卫营战士天天在草坪上练刺杀，三位元帅每天也必要来草坪上观看，手痒时便各抓一条木枪来做几下示范，父亲对这种生活非常喜爱，真有些“乐不思京”。 不过，父亲的“集体生活”也是有选择的。比如江青，她在广州住小岛。从我们住的留园到小岛要走过一道大堤。父母特意指着一栋小楼告诫我们：“这个楼你们不准进。”我很好奇，越不准进就越想进，找个机会就溜进去了。于是，我见到了江青。她穿一套西服裙，披一件不抻袖子的西装。当时，“八路阿姨”们都是穿长裤，只有这个阿姨穿裙子，还养了一只小猴子，很小，能托在手里喂香蕉。回来我悄悄对母亲说：“妈，我进那栋楼了，有个阿姨很漂亮，穿裙子呢，高跟鞋前面后面都缺一块……”“她是江青，”母亲对我说：“她穿的那叫凉鞋，以后你不要去那里……” 这种“住集体”的生活毕竟有限，多数时间还是得回到北京，住在自己家中。那时贺龙住在东交民巷，他住的房间与众都不同，只像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主席。 生活中，父亲毛泽东总是叫作毛大帅，确实是有着很深的崇敬之情。 贺龙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说：“你们不知道，毛大帅的床就是这样。” 现在人们参观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当年我什听父亲讲时，却是有着极大的新鲜感。他也是将床的一半放了书，当然没有毛主席床上的书多，可也摆满半张床，有马列著作、毛选，有大量历史书籍，还有许多武侠小说。 我们曾不解地问：“爸爸，床弄成这样还能睡觉吗？” 父亲笑着说：“毛大帅床上的书可比我这点多多了。躺床上，随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觉前总有些零散时间么，拿来看看书，看困了就睡，总比没事等着入睡要好。” 有次父亲回家，带着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激动神情说：“嘿，毛大帅的厕所太高级了，真叫人佩服！” 我们自然又跟着新鲜：“厕所还能怎么高级？” 父亲说：“里面全是书！” “啊？”我们都惊讶。厕所里怎么会全是书？ “毛大帅厕所里摆着书架，上面全是书。”父亲解释。“坐马桶，想看什么书，伸手就可以抽出来看。毛大帅知识那么渊博，上厕所也不忘学习呢。你们都要学习毛大帅这种学习精神。” 贺龙没有在厕所里摆书架，但每次解手，总要带书进厕所带书出厕所，坐在马桶上必要看书看报。有时他也看小人书，并且看得很入迷。我们笑他像小孩，他认真说：“看小人书怎么了？毛大帅也爱看小人书呢。那么多故事和人物，一张画，两行字全概括了，那才不简单呢。” 有一天，父亲一回家就喊：“晓明，给你看样东西。” 我跑去一看，高兴地叫起来，那是一张海绵垫。那时土包子，没见过也不懂什么海绵垫，只是看着新鲜，黄灿灿地诱人，便高兴地叫起来：“这是什么呀？哟，这么软和，太高级了，一握就没了，一松就这么大……” “这叫海绵垫。”父亲两眼笑成月牙形，“是总理送的，就给你当褥子吧。” 这么高级的东西，可真不舍得当褥子，不当褥子又能干什么用？还得往床上铺。这一铺，问题发生了。这块海锦垫子比单人床宽又比双人床窄，加宽垫子是不可能，但要把海绵垫剪窄了也是决舍不得的。于是，父亲拿了大主意：“嘿，这还不简单吗？就照这块垫子做张床吧！” 一般都是看床配褥子，这次父亲是看褥子配床。这块海绵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抄家时，林彪曾指示把抄来的东西搞个展览，让群众看看贺龙生活有多“奢侈”。抄家的清单送到林彪那里，他又下令不办展览了。抄家的报告也说“不办为好”。我明白原因。“文革”前，父亲收养十几名烈士子弟，家里生活是随便而俭朴的。记得国家最后一次卖公债，父亲说：“我买三千。”工作人员笑了，问：“老总，你知道你有多少存款吗？”父亲一怔：“有多少？”工作人员说“全买了也不够三千。” 如果给父亲办抄家展览，等于宣传贺龙生活的艰苦朴素。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列清单要求归还抄走的私人财产，第一项就提出那块海绵垫。虽然海绵垫早已不算什么了，但这块海绵垫是周总理送的，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现在，这块海绵垫已经传到我儿子手中，就铺在他的床上。 谈到贺龙的“行”，他走路有个“毛病”。稍作留意你就可以发现，他走在胡同或走廓里时，从不走中间，总是靠近一侧，时不时地要用手敲敲墙。 “爸爸，你敲什么呢？”我曾好奇地问。 “噢，习惯了。”父亲笑了，他并没意识到这个动作对现在的人来说难以理解，“过去斗争严酷，怕有夹壁墙，走哪儿都敲敲，防备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贺龙一生，走遍天下，离不开马和汽车，“文化大革命”中，贺龙在交给中央的检查里说：“我过去喜欢马，现在喜欢汽车，喜欢一个快。” 这一切都不难向历史寻找原因。贺龙少年时曾以赶马帮谋生路，对马的喜爱便容易理解。他经常挂在嘴头上的是马经，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马通人性”。 贺龙一生千次万次谈论马。谈得最动感情的一次是长征走到“东布子”、“西布子”一带宿营，准备第二天打一恶仗，然后就可以向甘肃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了。 营地静悄悄，战士们喝过野菜汤便躺下闭了眼。全军吃野菜，打恶仗，行万里路，体质恶劣到极点，必须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体力消耗。 贺龙骑着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枣红马，到各部队检查一圈回来，钻进帐篷，朝行军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据跟随他的警卫员唐云清老人回忆，贺龙那一段瘦得厉害，脸色青灰，胡子遮了近半张脸。他并没入睡，闭目养神一段，小声问：“小鬼，听到部队有什么思想活动吗？” “要打仗，司务长动员杀马，谁也舍不得杀。”唐云清又叹口气：“唉，老总说马通人性，一点不假。长征一路，跟战友一样，怎么能杀呢？哭了好几个，都说宁愿饿着肚子打仗。” 沉默片刻，贺龙悠缓地说：“我们红军是最懂得情谊，最讲情义的。这些马都是跟着我们从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中一同冲杀出来的，谁能忍心杀？我那匹枣红马也是五次要杀，五次没有杀，人勒紧裤带挺一挺也就挺过去了。” “马不能杀。”唐云清望住贺龙说，“过雪山，过草地，单是咱这匹枣红马就救过五十多个战士，马背上驮着，马尾巴上揪着，借一把力就挺过来了，我计算过。” “过湘水时，遇上洪水，要不是枣红马冲浪过河，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突破乌江时，遇上山体崩塌，要不是枣红马反应快，一跃几丈，我早被巨石砸烂了……”贺龙的两眼稍闪开一条缝，马上又合拢了。声音有些喑哑：“这匹千里驹有大恩于我贺龙啊……” 然而，当唐云清一觉醒来时，贺龙不见了，枣红马也不见了。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碗里有了肉。唐云清意识到什么，飞跑着去寻找贺龙。在一块山岩后，他墓地立住了脚，半晌作声不得。 贺龙背靠山岩坐在那里，马鞭捧在怀里，大颗大颗的珠泪从脸上滚落，点点滴在马鞭上。 “老总——！” 唐云清叫了一声，扑过去，抓住贺龙的两手摇着，再说不出一句话。他也哭了。 过了很久，贺龙鼻音喃喃地叹出一声：“唉，饿着肚子打恶仗，会多死多少战士？战士战马不可皆得啊……” 曾经跟随贺龙打天下的老人们都说，贺老总爱马如命。只有为革命，他才会不惜牺牲生命，不惜牺牲马。 进城后，父亲贺龙弃马坐车。因为城里是不允许你骑马乱跑的。他开始是坐美国吉普，后改坐一辆青绿色的“别尔克”牌轿车。保卫部门多次劝他，说土匪多。不要坐车乱跑。他总是笑着把手一摆：“我骑马不怕土匪，坐车还会怕土匪了？” 1954年贺龙调北京，组织上为他配一辆吉姆车。吉姆车底盘软，他不喜欢，只喜欢吉普车。外出打猎都要坐嘎斯六九。 从进城到“文化大革命”，父亲的专车改换几次，从美国吉普换成“别尔克”，换成“吉姆”，换成“吉斯”，又换成国产的“红旗”车，始终不曾改换的是他坐快车的习惯。记得每次坐车，他总要说一声：“开快点。”如果司机开太慢，他就认真问一声： “你吃饭了没有？吃了为啥开不动车？” 父亲喜欢一个快，工作节奏快，生活节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为了快，他很喜欢坐飞机。 第一次坐飞机，许多人劝贺龙：“要坐飞机就坐男飞行员的飞机，女飞行员应变能力差，体质不如男飞行员，意志也不比男飞行员……” 贺龙把手一摆：“你们这样说，那我就偏要坐女飞行员的飞机，我就不信那一套。” 以后，父亲贺龙就喜欢坐女飞行员的飞机。他曾充满感情地说：“一个女孩子上天开飞机，要有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要说危险，人家不危险吗？只要可能，我就坐女飞行员的飞机。” 贺龙生与死--元帅的休息和娱乐 元帅的休息和娱乐 休息时，有人喜欢清静，父亲贺龙喜欢“人间烟火”。 我们家的巷口新添一个小饭馆，我发现后告诉了父亲。没过两天，他问我：“你知道那个小饭馆是怎么来的吗？”我摇头：“不知道。”父亲笑着说：“是从上海迁来的。”我叫起来：“啊，你去吃过了？”父亲笑着点点头，带了一种感慨的神情：“人，不食人间烟火不行。进城了，官做大了，想食人间烟火就难多了……” 我理解父亲。他过去一刻也没离开过群众，整年整月整天生活在老百姓之中。现在难了，想出去散散步都不行，保卫人员要拦阻。而且，一到群众中就会被包围。他那两撒胡子又“目标显著”，一露面就受围观，这很使很苦恼。有次他要去街上走走，保卫人员要求他戴口罩，他不戴。保卫人贝说，“你戴上口罩还可以走越街，你不戴口罩，只怕一出大门就迈不开步了。” 事实正如保卫人员所言。于是，要上街就只好戴口罩。父亲曾忧虑：“越到外面活动少，越戴口罩，老百姓就越觉稀罕，我们就越无法正常地与群众在一起了。这怎么行呢？”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别人发言谈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到贺龙发言时，却出乎人们意料地说：“该讲的大家都讲了，我没啥补充。我说总理啊，我们多吃点人间烟火怎么样”我那儿开了个小饭馆，卖的馄饨可真好吃。” 有人不明白贺龙怎么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起饭馆和吃馄饨来，周总理明白，望着贺龙忽然一笑：“这个提议好，我跟你去吃。” 陈毅忽有所悟地哈哈大笑：“算上我一个！” 晚上，贺龙和陈毅陪着周恩来总理到我家巷口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 从来也没见父亲回家来表现得那么高兴，眉眼嘴巴笑成弯弯的月牙，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不停地说：“开了一个好头，开了一个好关。” 这以后，他们多次“溜”出去，在东单东西等热闹处，在街头巷尾的小馆子，食人间烟火，与群众随便聊天，了解到不少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 有一次，父亲后半夜才回来。母亲问：“怎么回来这么晚？”父亲一脸粲然：“会散得晚。”母亲疑惑地打量他：“开会？开会能开出一身汗？”父亲哈哈大笑：“我跟总理去当了一回清道夫。” 原来，会议是晚上十点多钟结束。贺龙提议，出去走走小巷，周恩来说：“走小巷还走不出公仆，我们去扫马路吧。” “要得，”贺龙和陈毅同声响应，“今晚就当一夜清道夫。” 一个总理带两个副总理就这么“溜”出中南海，在长安街上扫了大半夜的马路，最后被工作人员“请”回中南海。 记得有年在昆明，晚上看花灯戏。台上的女演员一手拿扇，一手拎花蓝，纤腰束带，舞得美极了。正看得入神，女演员忽然袅袅地飘下舞台，一直舞到面前，真让人以为仙女下凡了。我还没有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周恩来已经立起身，原来是女演员在邀请他一同登台。 刹那间，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如大潮一般灌满每一个角落。周恩来从女演员手中接过扇，接过花监，模仿着女演员的动作，边舞边登上了台。我的母亲没有敢接扇子和花蓝，逃一样躲到后台。我的父亲贺龙还是有很大的勇气的，他竟接过扇子和花篮，跟着女演员舞上台去。 于是，全场掀起新的更大的欢呼浪潮。贺龙生得虎背熊腰，平生不曾舞蹈，现在和那些仙女一样的演员们舞在一起，那情景不难想象。礼堂沸腾了，人心也沸腾了，欢笑声掌声汇成震耳欲聋的雷鸣声…… 回来的路上，父亲热烈的情绪仍在极峰上明光闪烁。他两眼亮亮地望着我们说：“群众欢迎我们，说明我们的政策好，受到他们的拥护。可是，有没有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呢？” 父亲明光闪烁的两眼渐渐换上了沉思的神色，片刻，他似问似答地自言自语：“群众越来越不易见到我们，见到了就会兴奋。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希望生活在群众中，有时却想做面做不出；不是不想，是不让。这是哪里的问题？……我讨厌那些个保卫制度。” 除了“食人间烟火”，贺龙休息时还喜欢“吃球饭”。 部队里的老人知道，贺龙三件宝：球队、报社、文工团。他常说，文体活动开展得好不好，能看出这支部队的作风和战斗力。所以，直到现在，各地驻军都很重视球队建设，哪个部队的球队好，哪个部队在当地就影响大。用现代的观点看，那是活广告。 贺龙率部队进军西南时，抓球队就抓出了名。他通过打比赛，挑选优秀球员组成篮球队、足球队。有的球员是文化人，打球只是作为业余消遣。现在一下子调入代表队，都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贺龙问有关负责人。 “主要是一些有文化的同志，觉得打球下贱，和戏子一样，丢人。” “你问问他们，什么叫文化？打球唱戏就不叫文化？” “写文章作诗是文化，打球唱戏也能算文化？”体工队的负责人也糊涂了。 “那是孔老二的文化，唯有读书高。这个观念要改一改，吃球饭一样有文化，而且是新文化。” “我看不容易想通。有些球员进了代表队，发军装不愿穿，发薪金不愿领……” “你不要讲了，我去跟他们讲。”贺龙来到体育代表队，往前面一站，开拳就打：“听说你们有人不愿干，以为吃球饭没文化。谁说没文化？就那个四书五经叫文化？这个观念要破一破，我们祖宗创造的一切物质、精神财富都叫文化！如果说吃球饭，我贺龙是新中国第一个吃球饭的人；哪个说我没文化，下贱，我就和他比一比，看看谁高贵谁下贱？你们出去就挺起胸脯子讲：没文化的人吃不了球饭，就说我贺龙讲的，不服气我跟他辩！” 不多几句话，全都服气了。贺龙组织这些球队下部队，下乡，与地方比赛。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人们都说：贺老总的球队来了。每到一地都揪起一阵体育热潮。 贺龙“吃球饭”，敢用人，为了寻求好教练，贺龙让大家荐贤。有人推荐说：“上海有个人才，怕你不敢用。” 贺龙说：“什么人？” “国民党里有一个有军衔的人，真有才真有本事，但本人的出身和经历也有些问题，没人敢用，还闲在家里呢。” “杀过人，投过毒，放过火吗？” “那没有，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敢用？我用！我派专人去请！。” 贺龙果然派了专人去上海找这位教练。这位教练一听是四川来的，就摇头：“我拖家带口的，从上海去四川？不行，谢谢你们的好意了。” “是贺龙同志专门派我来请你的。”来人只解释一句。那位教练任了一瞬，激动地跳起身：“我现在就跟你走！” 教练一见贺龙就说：“还有个能人比我不弱，老总敢用不敢用？” “没有我贺龙不敢的。” “你敢，可我怕你请不来。” “为什么？” “他在香港。” “香港有什么了不得？只要他爱国，愿意回国，我就能请他来！” 就这样，著名运动员、教练员傅其芳等人，被父亲贺龙从香港那边请回来了。当时贺龙还不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就已经先行了一步。 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后，“吃球饭”更吃出了水平。曾经轰动全国的徐寅生的演讲，还有震动全世界的“小球转动大球”，无不凝聚了父亲贺龙的心血。 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对中国体育的重视，是从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的。记得赛前，是父亲工作最紧张的一段时间，荣高棠每天都要到我家里来，多是吃饭前来，饭桌上也不停讨论，具体战术和团体赛出场名单顺序都是由父亲贺龙亲自拍板决定。 有几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赛前获得请报，日本发明了弧圈球。贺龙问：“这是什么球？”大家弄不清。贺龙下令要搞清，说：“这就和打仗一样，必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后来搞到了情报，专门为“弧圆球”开了个会。有关人员介绍说：“这种球有很强的前冲力，要是再带上侧旋就更厉害了。” 贺龙说：“有矛就有盾，别叫他们吓住，我就不信治不住它！怎么治？你要治住人家就先要打人家的球，会打入家的球了，才能设法治住它……” 于是，专门挑选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记得是广东人，瘦长脸，长得结实精壮，我印象是叫胡炳权？我曾随父亲一道去看他们练球。父亲拉住他的手，捋起袖子，很动感情地对我们说：“他叫无名英雄。你们看他的胳膊，提拉弧圈球都肿了。他练球不是为了打别人，是为了挨打。他挨同伴的打，叫同伴练出硬功去打真正的对手，这是什么精神？你们都要学习他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 一方面要搞别人的情报，另一方面还要做好自己的保密工作，真像打仗一样。 当时，张燮林是我们的一件秘密武器。他打出的球像施过魔法一样，飘忽不定，用外国人的话讲，球像一团火，闪烁不定，捕捉不住，明明看见落点，一拍过去却扑个空。为了这件“秘密武器”，父亲多次召开专门会议。 “眼光要放长远，保密时间越长越好。”贺龙想得很远很细，“二十六届一亮相，保密工作更难也更重要。要想到二十七届、二十八届。大家动动脑子，怎么搞好保密？” 有人提议，模仿张燮林的球拍，再做两三个球拍，上场的真球拍有一面长胶粒，给别人看的变成短胶粒。 贺龙点头夸赞：“这个主意好。假拍子要做到以假乱真，不但颜色外形要一样，新旧要一样，留在拍子上的手形、印痕也要一模一样。外国人要看时，就给他们变戏法，这叫兵不厌诈。” 果然，张燮林这件“秘密武器”一拿出，震动了世界乒坛，尽管各国都研究他的球拍，甚至将他的全部动作都用高速摄影拍摄下来，场场不丢，却仍然研究不透其中的奥秘。这项保密工作一直延续到第二十八届，始终是令外国人“谈虎色变”，没等上场已经先失去了勇气和信心。 庄则栋是早于中国女排为我国赢回三连冠的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当时人称“小老虎”，是家喻户晓的“小老虎”。有次父亲带我们去看他打比赛。庄则栋先失一局，可以看见教练正在紧张地向庄则栋“面授机宜”。父亲鼻子里哼一声说：“我一句话就能叫他赢。” 父亲叫来荣高棠，用手一指庄则栋：“你去对他说，什么小老虎，是纸老虎。就说是我贺龙讲的。” 荣高棠去了，传达了贺龙这句话。庄则栋脸孔一下子涨红起来，朝贺龙坐着的方向望一眼，举管用短袖衫用力擦一下汗，什么也没说就上了球场。再开局，他龙腾虎跃，大砍大杀，真有股暴风骤雨、摧枯拉朽的凌人之势，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接着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见了那狼狈相你就可以理解什么叫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了。 父亲笑着对我们说：“看见了吗？他有第一流的技术。对这样的人请将不如激将。” 父亲“吃球饭”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影响得我们全家无一例外地全身心投入。二十六届世乒赛是在北京举行，我们全家人天天看，场场看，比现在人们看亚运会、奥运会的热情还要高几倍。每胜一球、胜一局，我们都跟着全场观众轰地“爆炸”一声，就这么从早到晚地“爆炸”，那种民族自豪感决非语言所能形容出来。 问题也跟着发生了。先是母亲垮了。她看球太投入，也太紧张太激动，一紧张激动就肠功能紊乱，没完没了拉肚子，上厕所。开始不知道原因，以为是饮食出了问题，可是吃了一样饭，别人并不拉。而且吃什么药也止不住拉肚子。只好请医生诊断。 医生检查之后，问：“这些天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大事了？” “没有呀。”母亲皱着眉头回想，“除了看球，没干什么大事。” “每天看球吗？” “二十六届，我当然天天看呀。” “这就对了，你一定很紧张很激动？” “谁不紧张激动？看你问的。” “你太紧张太激动了，造成肠功能紊乱。这种拉肚子靠药物不解决问题，只有不去看才能止住。” 于是，我们留母亲在家，不许她去，因为她拉得太厉害，没完没了上厕所，身体吃不消。 可是，不去看也不行，更着急，想知道输赢，那就打开收音机听宋世雄现场播音，听着听着肠功能就又乱套了，又得上厕所。 就这样，直到比赛全部结束，母亲的拉肚子才不治而愈。 我和哥哥、妹妹也都迷上乒乓球，看完比赛就自己打起来。那段时间，不是看乒乓球比赛，就是自己打比赛。二十六届乒乓球赛结束后，父亲等候运动员洗澡，然后直接把他们拉到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近百张宴会桌，坐满了贵宾和各界代表。父亲讲了话，嗓门大得吓我一跳，跟在家讲话完全不同了。我忽然想到，过去战争年代，父亲打了大胜仗一定也是这样讲话吧？ 当晚回到家里，父亲组织全家讨论，怎样给乒乓球队祝贺一下？后来一致推选我为代表，代表全家给荣高棠打电话，献上了最热烈的祝辞。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工作人员请我们到客厅，只见一个大蛋糕，像宝塔一样矗立在桌上，有很多层。原来是荣主任把我代表全家献给乒乓球队的祝词，连夜传达到运动员那里。运动员们一商量，就把华侨大厦送给他们的大蛋糕转送了父亲贺龙。 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的一副球桌被送到我们家，这张球桌是男子单打庄则栋夺冠的球桌。“小老虎”的威风深深留在了父亲脑中，他也拿起了球拍，要跟我比赛。他很想像庄则栋那样虎威虎势地打，可是没有那个技术，便心急地把球在台上一拍，然后拼尽全力一板扇去。这一板确实打出了威风，小小银球疾如流星，在球台上一触，便直跳上房去。 “爸爸耍赖！”我叫起来。 “哈哈哈，”父亲笑出声，笑得两眼生泪，用拇指一边抹去眼里的泪，一边说：“像不像老虎？” 印尼体育部长的女儿和我年龄差不多，是印度尼西亚代表队的队员，刚参加过二十六届世乒赛，有胜绩，也算是国手了。部长带着女儿来拜访我的父亲，在我家吃的饭，饭后出来，一眼看到乒乓球桌，兴致极高地问：“唔，你家里谁会打球？” 贺龙说：“孩子们都打着玩玩。” 部长的女儿望着我问：“你会打吗？” 我说：“我们是自己瞎打着玩。” 她说：“我跟你打。” 翻译是一名华侨，给我鼓劲说：“跟她打。” 我从未打过正式比赛，更不要说同国手比。但也有过同国手较量的纪录，是同庄则栋。那水平相差不异天上地下。庄则栋用左手，不用他那只令人生畏的右手，而且让我二十个球。就是说，我只要能赢他左手一个球，就可以赢得全局。可是，记不得比过多少次了，我从来不曾赢过一局，也就是从来没有赢过庄则栋左手一个球。 但是，我从不认为我的球艺太差，我只承认庄则栋球艺太高。因为我和同学打球，基本上都是赢球。 比赛开始了。几个回合下来，我信心更足。翻译用中国话对我说：“你要赢她！”我说：“能赢。” 三局下来，我很轻松地赢了这位印尼国手。三比零。 印尼的体育部长竖起拇指夸我。翻译告诉我，部长讲的意思是，类似中国那句成语：“将门虎女。” 贺龙不但影响了一家人“吃球饭”，更注意发动“群众”去吃球饭，他说的群众都是大群众，是指领袖群。动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看球，看体育表演。不久前王震副主席忆当年，还曾对我说：“你爸最会干这种事，会议一完就磨着主席、总理去看球，看体育表演。还不叫白看，看完了就磨总理，要钱，要总理批地皮……” 其实，父亲这样做是一举两得。一方面让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多地了解、关心和支持发展体育运动，另一方面，对运动员也是一种鼓舞。记得有次父亲动员毛泽东、周恩来来看望运动员，先看陈镜开举重。陈镜开刚创造过世界纪录，但那天试举，第一次没成功，贺龙马上拦阻说：“不要再举了，今天主席和总理来了，运动员太激动，容易发生事故。以后再举吧。” 主席和总理都笑着表示赞同。主席还风趣地说：“老总真是爱兵如子啊。” 父亲贺龙，业余生活丰富，爱好十分广泛。游泳打球之类即兴活动不算，经常性的活动我们给总结了六项三句话：读书看戏、钓鱼打猎、下棋玩牌。 贺龙读书有瘾，半张床放书，半张床睡觉，决非摆样子，睡前若不看会儿书，那是睡不着的。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办公室桌前，点燃一支雪茄烟，放一杯热茶，备一支红笔，静悄悄一个人读书。这种时候往往读的是政治理论书籍。我曾观察过他读书，也看他读过的过。他读过《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列经典著作，上面标过各种红的蓝的重点线和一些感想。但读得最多，真正读出兴趣的还是《毛选》，也不知读过多少遍了，每次读都要划几条线，写几个字，久而久之便把全书都画成重点线，写满了感想。 我曾问：“爸爸，你全画满了，那还叫什么重点啊？” 父亲摘下眼镜，笑呵呵说：“每次读都有新体会，读到最后就发现句句好，句句重要，毛主席写东西没废话。” 我问：“是不是毛主席的书浅显易懂？” 父亲将书一折，端起茶杯，一边喝一边摇头：“你不懂哪。练功、练字、写文章，天下事都出一理：功夫到家，自然返朴归真；练字、写文章，天下事都出一理：功夫到家，自然返朴归真；练字练成气候，必然返老还童；文章写到极处，只是一个淡字。高楼万丈平地起，故弄玄虚，标新立异很容易；而淡中知真味，非大家伟人做不到。” “爸爸最喜欢主席哪篇文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父亲说这个话的神情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仿佛从他眼里看到了许多没有说出的想法，“越往后，社会越发展，人们越会认识到这篇文章的意义……” 还有一次父亲给我留下印象极深。他读书沉静，忽然卟哧笑出声，将书一折一合，摘下眼镜，像秀才吟诗一样仰起头来，独个儿念念有词：“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文不在奇而在用，用好就是奇！” 一旦躺上床，父亲便极少看政治理论书，怕用脑造成失眠。这种时候他多是读些消遣书。他喜欢看《杨家将》、《说岳全传》、《说唐》、《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以及《三侠五义》这些斗智斗勇、英雄侠义的书。他天资聪颖，读这类书尤其过目不忘。读一本《罗成》，看一遍就能讲，给我们从头讲起，可以一章不丢。 至于上厕所，他更多是拿本小人书，书看完了，解手也完了。有时吃饭也不释卷，或拿一张报，或翻一本书，边吃边读，乐在其中。偶尔也抓狼毫写写大字。大凡文人写字怕落个匠气，匠气便是俗气，只宜民间流传；文人写字追求书卷诗文气，书卷气就是雅气，诗文气就是洒脱之气。我曾问过一些文人出身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将军，贺龙的字是什么气？他们说：“非匠非书，绝对是英豪之气。古人云，文若其人。非英雄豪杰，一代风流，写不出这种虎骨龙筋，敢放敢收，自由自在的大字来。” 父亲贺龙，看戏和看书一样容易进入角色。常言道，英雄气，儿女情。贺龙戎马一生，大小战役战斗，何止经历万千次？越是吃枪药多，越是感情细腻充沛。那种种表现，有时决非常人所能理解。 父亲爱听《走西口》，百听不厌，他对我说：“你妈唱走西口唱得最好。” 我问：“怎么好？” 他说：“土腔越浓越好，你妈唱得土味足。” 我问：“为什么土腔越浓越好？” 他说：“没有土就没有人，没有我们民族。” 父亲作报告都是直来直去，出口明意。但是聊天时，常能出人意外地说几句极富哲理的话，令你回味无穷。 他喜欢看电影，尤其喜欢《五朵金花》。我家住的是座长条楼，实际分成四个独立体，是四家合住。每次放电影，轮流由四家首长选，一轮到贺龙选，他必然说一声：“看《五朵金花》。”第一遍他选《五朵金花》，第二遍还是，第三遍仍不改，其他三家就有反映了。有反映他也不改口，轮到他仍然是《五朵金花》。看到后来，再请他选片子，他索性只笑不言，放映员便明白他的心思，不再问，到时候就放《五朵金花》。这部电影他看了十几遍，有时其他首长向他打趣，他就笑：“可不是我点的啊，我没吱声。”放映员明白，他不吱声就是想看《五朵金花》。 类似的电影他都喜欢看。比如《刘三姐》，比如《阿诗玛》，都曾看了又看。他去云南视察，张冲副省长陪他参观石林，向他介绍：“阿诗玛的传说就来自小石林，现在小石林还有阿诗玛的头像。” 父亲贺龙立住脚，望着石林神思悠悠，半晌，忽然叹口气，发出议论：“可惜我当时不在啊！如果我给阿诗玛一辆水陆两用坦克，她就死不了啦！” 父亲爱看电影看戏，也爱与写剧演剧的人交朋友。他常去看望一些老作家。有次他晚上出门，我和母亲问他干什么去”他说：“看老舍去。”他和程砚秋是朋友，多次去看望程砚秋，程砚秋也多次来我家看望父亲贺龙。 交往多了，谈话也深了。有次，父亲推心置腹地问：“程先生，你说真心话，共产党怎么样？” 程砚秋说：“讲心里话，我这一生最服那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 “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贺龙率直地问。 “我怎么不想加入啊？”程砚秋说着，又摇摇头，“我不过是有自知之明。我这人一生经历复杂，参加共产党我不够格，也没那个条件啊。” “听你说的，讲复杂你还能复杂过我贺龙啊？只要真正站到人民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就可以参加共产党。” 程砚秋望着贺龙，眼圈湿了，大约是受贺龙坦诚性格的影响，他说话也变得十分坦诚：“老总啊，没见过你的时候，我以为你是李逵式的人物，见了面才感到误会了，你应该属靠背武生，相交久了，才发现你还不全是靠背武生，你其实是统帅人物。你把话讲到我心里了，我一定百倍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程砚秋经过努力，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周恩来与贺龙。 在父亲贺龙英武豪侠的性格中，确实还同时存在着一种感人至深的柔情。他喜欢白玉兰，每当玉兰花开，必要弄个碟子，放上水，转圈摆满玉兰花，一边观赏一边深深地嗅。走路也要带几朵在身上。他说：“我喜欢这种清香。” 贺龙还喜欢夜来香、桂花、茶花。喜欢果树。我家的院子里，栽满了苹果和桃、梨。 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一幕：父亲在院子里散步，正好桃花开了。他拿个拐棍，双手拄拐仰面桃花，久久地一动不动，看得那么入神入情，仿佛要领悟这天地造化、日月精华，完全将自己融入了这大自然的结晶中…… 除了读书看戏的户内活动，父亲还喜爱钓鱼打猎的户外活动。 说起钓鱼，父亲贺龙还真算得上历史悠久。少年时他就喜爱钓鱼，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战事繁忙，便放弃了这项爱好。他曾说：“钓鱼浪费时间，对革命无益，以后军人不许钓鱼。” 然而，红军战争时候，他又拾起了钓竿。那是在洪湖斗争中，由于“左”倾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仗打得不顺，贺龙心情烦躁，休息时，跑湖边看一位老渔民垂钓。浮标开始沉落，贺龙脱口一声：“上钩了！” 话声才落，那浮标又漂起来不动了。 “谁这么没静气？”老渔民头也不回地问。 “对不起，我多嘴了。”贺龙道歉。 老渔民朝后瞟一眼，继续望住浮标问：“看你的胡子，是贺老总吧？” “是我。”贺龙点点头。 “钓鱼和你打仗一样，要有静气。”老渔民慢条斯理地说，“最忌浮躁。浮则错，躁则昏，又错又昏，哪有不败之理？” 贺龙心动，连称：“有学问，有学问！”不由得俯下身去虚声请教。老渔民指指筐里的不同鱼饵，讲了一番垂钓的道理，然后说：“鱼儿百种，钓法不同；千篇一律，两手空空。你们打仗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从此，贺龙便又拿起了钓竿。他钓鱼钓出了大名，长征快结束时，胡宗南给部队发下材料，说贺龙有三个特点：一是八字胡，二是爱钓鱼，三是骑枣红马。命令骑兵在草地边缘巡弋，说贺龙正率部走出草地，悬重赏让骑兵根据这三个特点设法捕杀贺龙。 这个情报被贺龙得到了，是部队抓来的一名俘虏供出的。贺龙将计就计，把枣红马拴在水边，只带警卫唐云清一道坐在石头上钓鱼。一下午钓了满满一桶大青鱼，傍晚果然“钓”来了胡宗南的骑兵，预先埋伏在附近的大军立刻将敌人围住，干净利落地全部歼灭。 建国后，父亲几乎每月都要去钓鱼。钓鱼处有记录，每月父亲去结一次帐，按市价付款。他带回家的都是小鱼，我们笑他钓不到大鱼，他笑眯眯说：“大鱼都送人了，不信你们问聂帅，问陈帅，问罗帅。” 我们没有问，都笑着喊：“爸爸就会吹牛。” 父亲只是笑，并不解释。后来父亲钓鱼的本事有口皆碑，中央领导们聊天总要提起父亲钓鱼一钓就是大鱼，我们才知道父亲讲的都是实话。 有一次父亲去山东济南，和罗瑞卿大将一起垂钓大明湖。两人坐的位置不远，就那么怪，父亲贺龙一会儿钓一条，一会儿钓一条，罗瑞卿那边却没有鱼咬钩。罗瑞卿气得一个劲骂。他腮部负过重伤，说话时，人们常以为他是咬着牙说。越骂鱼越不上钓。 终于，贺龙笑眯眯地说了一句：“钓鱼和打仗一样，要有静气。” 父亲打猎可不像钓鱼那么有本事。他教会我们兄妹瞄准射击，我们兄妹都练出一手好枪法。手枪、步枪、冲锋枪，打得都很准。前几年我去一军采访，碰上他们打靶，我也参加进去，出手便打个优秀。军长笑道：“想不到你还能打优秀。”我说：“哎，我可是十三年不打枪了，过去我打得要更准呢。” 父亲教会我们打枪，他自己从不打枪，我们兄妹谁也没见他打过枪。他打猎，与其说是打猎，不如说是看猎，因为他自己从不开枪。 那时，我还没有小口径步枪高，射击时，枪不能顶在肩窝，顶肩窝手就够不到板机了，只能将枪托扛在肩上打。父亲将一块土圪垃放树权上，教我三点一线瞄准，教我轻而柔地勾动扳机。叭！土圪垃应声碎落。我笑，父亲也笑。我说：“爸爸，你也打枪。”父亲一手抓起枪，掂一掂，又放下了。说：“不行，我老了，眼花。”我说：“没事，又没外人，打不准也没人看见。”他笑了笑，悠悠地说：“爸爸英雄一世，名声在外，该退就退，不能放空枪。” 可是，苏联专家团的专家都喜欢郊游打猎。他们久闻贺龙神枪，一定拉他同去行猎，要一赌胜负。带了酒水干粮，在河滩上野餐，举杯祝贺龙打猎成功。 一行人各自埋坑隐蔽，准备猎雁。哥哥鹏飞与副官埋伏在一个坑里，寒气袭人，工夫大了，鹏飞不无忧虑：“哎呀，这么等下去不行，非把老父冻坏了不成。” 副官点头，爬到另一个坑，只见贺龙抱了枪已然睡着了。他忙摇醒贺龙，劝说：“老总，你年岁大了，这样非冻病不可。你回去吧，我给你找个借口打发那些专家。” “行，你去办吧，我先走一步。”父亲便先行一步回去了。副官向专家们解释：“中央有会，老总回去参加会议，下次再跟你赌胜。” 这一天，专家们在坑里冻一天也没打着一只雁。 父亲好胜心强，心里放不下这场赌猎，二次再来，他带了一名优秀射击运动员。 “元帅谋略，将军动武。”父亲观察一番地形，小声说，“不能这么打，这个位置不行，到那边去，那边准定有雁，而且好打。” 贺龙选的地点果然好，工夫不大就有雁飞起，从头上掠过。贺龙小声下令，射击运动员应声瞄准射击，一枪打落一只。远处的苏联专家紧跟着乱枪齐放，却雁毛也不曾打落一根。 拾回那只落雁，苏联专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子弹准准地打在头上。便惊诧地叫起来：“怎么能打住头？” 父亲笑眯眯地吸燃雪茄，慢条斯理地说：“不打头还打身子呀？打身子怎么吃？” 苏联专家还想看贺龙打雁，但是父亲笑着摆摆手：“对不起，今天不行了，我得赶紧走，中央还要开会。” 赌猎便以贺龙获胜而告终。 父亲贺龙还喜欢下棋打牌。他这一生，大胜吴佩孚，大胜张作霖，大胜国民党蒋介石，大胜日本侵略军。战场上赢惯了，下棋打牌也从不愿输。 贺龙下棋也是“渊远流长”。大凡习文练武之人，没有几个不喜棋。贺龙先人喜棋，贺龙也喜棋；在家下，赶马帮下，北伐下，就是红军长征那样大险大难之中仍然不丢棋子，有点空儿还要下。 中美建交后，对外友协来人，对母亲薛明说：美国访华团里有名成员叫史密斯，再三要求见见贺龙的亲属，见见薛明。因他父亲老史密斯曾在中国当传教士，被红军抓住，随红军长征，与贺龙有过一段时间交往。小史密斯来中国访问，老史密斯反复叮嘱儿子：一定要设法见到贺龙亲属，并致问候。 母亲同意了，在北京饭店见面。小史密斯很高兴，说他就生在庐山妇产医院，对中国感情深。他拿出一份美国报纸，30年代的，上面报道老史密斯被贺龙领导的红军抓走，可能没命了。他又拿出一张贺龙当澧州镇专使时的照片，说：“老史密斯没命的报导出来后，马上有另一位医生给我家送来这张照片，说他曾经被土匪绑架，后被贺龙救出来。说贺龙完全懂得西方文明对中国进步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他反帝反封，但决不盲目排外，是会分清‘洋人’里的敌友。老史密斯肯定不会死。”不久，老史密斯果然回来了。 小史密斯在这次见面，特别讲了一段下棋的故事。 老史密斯是个中国通，喜爱中国文化，对中国象棋有研究，下得很好，号称没有失败纪录。贺龙听说后，便向老史密斯发出挑战，要在棋盘上决胜负。 老史密斯一边走棋，心里一边犯嘀咕：这棋怎么下？如果我赢了，贺龙会不会发火杀了我？如果我输了，贺龙会不会因此瞧不起我，连命也一起输掉？ 这一嘀咕不要紧，棋盘上的形势已经全变，老史密斯即便想不输也回天乏力了。 贺龙立起身，老史密斯的心也跟着提起，不知输棋会不会输命？贺龙抓起一个棋子，望着老史密斯：“你懂这是什么意思？” 老史密斯小心翼翼瞟一眼举棋望着他的贺龙，没应声。 “这叫举棋不定。”贺龙忽然笑了，“你本可以不输，举棋不定就非输不可。” 于是，老史密斯也笑了。他从贺龙的眼里找到了理解宽容，也找到了友好的表示。 建国后，贺龙一直喜爱下棋打牌，特别是年岁大以后。建国初，他更多的是游泳、骑马、打网球。人老都是从腿脚开始老，到60年代中期，有轻微的眼底出血，我们常陪他散步聊天，尽力把他从繁忙的工作中拖出来，多休息一点是一点，支持他下棋、打牌。老警卫员说：“我跟老总十几年，下棋打牌没赢过一次。” 当然，这里有相让的成份。所以，下棋打牌不叫贺龙与朱德对手，他们都属于一心想赢，怕他俩争起来。下棋不当对手，打麻将、打扑克，就让这两位老总打对家，两个人可以公开换牌，我们一边说他俩赖、一边笑得开心。只要两位老帅得到休息和愉快，我们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使我宽慰的是，父亲在战场上一直是赢家，在棋盘和牌桌上，也从来没有输过。 贺龙生与死--都是元帅的孩子 都是元帅的孩子 父亲贺龙在我眼中，除了他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他的另一个最高荣誉便是爱。我们也只能通过爱才能真正与他接近。 父亲的爱常是通过笑来表达，或无声地笑，或哈哈大笑，有时甚至一边笑一边用两个拇指轮替抹掉眼角笑出的泪。我们考试成绩好，他笑；我们打枪打的准，他笑；我们在运动会上拿到名次，他笑；我们游泳超过他，他也笑。他笑起来时，眉眼和嘴巴都成细细的月牙形，那种只属于父亲的慈爱之情便从“月牙”里一泄而出…… 有几件事留给我印象很深。 父亲特别喜欢女孩子留长发，梳辫子；他很懂辫子，三股辫，四股辫，脱三股，脱四股，因为清朝时老人们都梳过辫子。我和妹妹小时候都留长辫子，后来岁数大些了，我实在想剪头发，父亲不答应：“别剪，不要剪，女孩子留辫子好看。” 我又想剪头发，又怕父亲不高兴，决定和父亲开个玩笑，先试探试探父亲的反应。我把辫子折上去用带子一扎，从正面看不见辫子了。我从屋里出来，见父亲站在门外，双手叉腰笑。 “爸爸，我剪辫子了。” “我看看你怎么剪的？”父亲走过来，不等我避开，那只大手已经探到我脑后，从发根往上一捋，辫子垂下来，一切都露馅子。 父亲笑得好开心，甜甜的，于是，我便不忍心剪头发了。我也曾试过把辫子拆开，扎成马尾巴。父亲仍然摇头。我说：“爸爸，我这么梳不好看吗？” “哎，这么梳也挺好看啊，”父亲勉强说，“进步了。” 我知道父亲还是喜欢辫子。从此再不作剪辫子的打算。 父爱不只是对自己的子女，而是对着整个后一代。星期六，一个侄儿回来说，北京航空学院一位学生偷馒头吃，被抓住了，准备开批判会。父亲贺龙本是极憎恶偷盗，这次却不唱高调了，皱起眉说：“困难时期，他是饿的么，你告诉学校，不要批判了，还是孩子，下面教育几句就行，不要抓住兔子尾巴当老虎打，那样不好。” 他的司机开车，和一辆马车相蹭，出了交通事故，被停止开车。他听到消息，马上散步到司机班看望司机，批评几句安尉几句鼓励几句。回家后对我们说：“人家出了事，正需要关心，我能不去吗？”再说了，我要不去看看，他以后还能开车吗？” 在怀仁常看话剧《青年一代》，我坐过道边，恰好刘少奇也坐过道边。剧中萧继业念母亲在狱中留下的遗书时，我发现少奇同志哭了，掏出手绢，不停地擦泪。再看父亲，也在用拇指擦眼角。剧终散场，父亲对我们说：“老一代对你们青年一代，就一个愿望啊，接好革命班，把祖国建成真正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最能体现贺龙那种伟大父爱的故事还不是这些，那故事开始于解放之初，发生在四川重庆市，至今为许多知情者传诵着。 一天，我们家的门口，摇摇晃晃走来个小脚老太太。她是土家族的打扮：头上围了一圈又一圈的厚厚的黑布，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衣，身边簇拥着四五个小孩子，身后还跟着一溜。面对卫兵的盘问，她表现出一般农村老太太所没有的从容和大度，不慌不忙说：“你去告诉贺龙，就说桑植一个姓钟的穷老太太看他来了，有事想求他。” 卫兵打量这位脸孔黧黑，饱经风霜的老太太，又打量那群衣衫褴楼，面呈饥困之色的孩子们，心里有了几分明白：“你们是贺老总家乡来的？” “对头，你告诉他一声。” “来这么多……孩子。”卫兵略一犹豫，还是向里面通报了。胜利后，共产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亲友找上门要求帮助和照顾。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讲过话，并且作出榜样，一律不能搞特殊…… 卫兵不及多想，里面已经传来声音：“快让他们进来！” 钟老太太领着孩子们走进院子，贺龙已经从屋里匆匆迎出来，喊一声：“二姐！” 母亲薛明跟在父亲贺龙身后，虽不认识这位老太太，但她知道贺龙的祖母和母亲都是土家族，想必是有亲缘关系，便也跟着叫二姐。 不过，一下子发现这位二姐身边簇拥了那么一大群孩子，我的父亲母亲还是愣住了。 钟老太并不在意贺龙发怔，轻轻拍着孩子们的头：“跪下，跪下磕头，都给老爷爷磕头。” 呼喇喇，孩子们跪下一片，齐给贺龙磕头。 “这是怎么回事？”贺龙手足失措，”二姐，你也讲个明白嘛。” 钟老太太仍然对着孩子们讲话：“给老爷爷磕头，让他留下你们念书，给碗饭吃。” 孩子们一边磕头，一边学舌：“给老爷爷磕头，留下我们念书，给碗饭吃吧。” 用现在的话讲，这是先造成“既成事实”。 “起来起来，都快起来。这是怎么说的……”贺龙叫孩子们起来，眉毛微微一皱，显然不悦，“二姐，你该了解我贺龙是什么人。你们来看我，我欢迎。可是现在这样子就不合适……” “我明白你们的章程，不能鸡呀猫地都跟着升天。”钟老太太指指孩子，“可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父兄，他们的爷娘都是跟你闹红牺牲了！” 贺龙身体一震，重新将目光投向那些孩子。一张面孔一张面孔仔细地看过去，渐渐固定不动了，仿佛坠入亿念的沉思中，仿佛面对了一页用血写成的历史。谁要学会眼睛的语言，谁就可以从贺龙那双深邃似海的眼睛里听到湘鄂西的天风，洪湖水的浪涛，如雷激荡的呐喊。多少次揭竿而起，多少次挫折和失败，只要贺龙登高一呼，活着的父老乡亲便会揩去身上的血迹，重新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前仆后继地战斗下去。为了今天这个胜利，贺龙牺牲了八十多位亲人…… “贺兴亚、贺兴同、贺兴国、贺腾蚊、贺学雨、贺婉珍……”钟老太太指点孩子们叫名，然后又说一遍他们父兄爷娘的姓名。每个名字，都在贺龙的心中唤回经久不息的隆隆回响。他的眸子时而闪烁如燃烧的火，时而黯淡如悲痛的海。他下意识地伸手抚摸靠近自己的一名少年，从少年的眉眼和脸孔的轮廓追寻过去所熟悉所亲热的影像。钟老太太的声音继续在耳边回响： “他叫贺兴洲。当年你败回来，从武汉到桑植，划船接你的就是他爹！后来跟着你闹革命了，马前马后一直到牺牲。他死了，他的伢儿连口饭都没得吃……”钟老太眼圈红了，轻轻摇着头，“今天胜利了，你，你可别忘了贺氏家族牺牲的上百口人哪！” 贺龙垂下眼帘，两道浓黑的眉有力地弯在眼棱上方，又仰头深吸一口气，忍住不让泪水流下来。是啊，家里牺牲的人太多，贺氏家族就上百口人。可问题就在于是家里人。如果是其他烈士子弟，也许要容易下决心…… 贺龙望住他的二姐，湿漉漉的沉静的瞳孔里，有一种不能描绘的复杂内容的存在，沙哑地说： “为了今天的胜利，贺家牺牲上百人。可是，也不只是贺家，全国牺牲了两千万烈士……” “我明白你要说的道理。”钟老太太虽然裹出一双小脚，头脑却早在“闹红”时就得到解放。她说：“桑植穷，你不是不知道。他们如果成人了，我也不会带来找你。可他们太小，都是孩子，没有独立，没人抚养啊。共产党留清名，也不能不念旧情，不问该不该……” “二姐，”贺龙叫一声，显然又受一次震动。他望着钟老太太，抿抿嘴唇，点点头，目光忽然变得柔和平静，脸上甚至有了笑容。那是拿定主意后轻松的笑：“二姐在理。烈士后代，年龄太小，没人抚养，那就都是我的儿子了。” 贺龙顿了顿，转向薛明说：“这里有公有私，要管，但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就只好增加你的负担了。你看怎么样？” 薛明说：“有我，还有老聂呢。” 我们家里的管理员叫聂占新，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直跟随贺龙。 “快给老爷爷磕头，谢谢老爷爷给一碗饭吃。”钟老太太那边一声招呼，十几个孩子又要跪倒。贺龙抱起这个扯那个，一连声说：“都是我的儿子，以后都是我的儿子了……” 可是，聂占新还有点不同想法。他既然负责管理这个家，就不能只算政治和感情帐，还要算经济帐。我们兄妹四个，一下子又增加了十多个孩子，只靠父母两人的工资，生活会太紧张。聂占新提议：“他们都是烈士子弟，在经济上可以由国家适当负担一下嘛。” “你这个理不通。”父亲贺龙摇头。 “怎么不通？”聂占新坚持意见，“他们是烈士子弟。” “烈士是为新中国献身，所以国家就应该负担。” “他们都是贺氏后代，都是我的儿子，当然应该我负担。” 聂占新一时没话讲了。想一想，叹口气：“唉，反正我讲不过老总。留下人说他们是烈士子弟，抚养时又不论烈士子弟，论起贺氏家族了，这道理还能变啊？” 聂管理员肩负起这些烈士后代的责任。孩子们进了巴蜀小学、中学，那是干部子弟学校，学生们都住校。学费、伙食费、每月零花钱及换季衣物等一应杂事由管理员操心负责，贺龙和薛明工作之余也关心照顾一下。每到节日，孩子们都回到家来，贺龙必要开心地笑，边吸雪茄边说：“我的孩子都回来，两个桌子坐不下……” 确实坐不下，因为父亲贺龙的孩子还远不止这十几个。 在一个星期天，贺炳炎将军来看望贺龙元帅。 虽然都是姓贺，贺炳炎与贺龙并非亲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又非常亲。因为贺炳炎将军曾给贺龙当过警卫员。 “老总啊，看你来了。”贺炳炎熟门熟院，自己就闯进屋，马上吃一惊：“哈，你这儿这么多孩子啊！” “都是我的孩子。”父亲惬意地摸摸他那两道著名的黑胡子，眼睛和嘴又笑成了月牙形。 “够一个班了，哪里弄来这么多孩子？”贺炳炎开玩笑地朝薛明挤挤眼睛。 “桑植来的，”薛明说，“都是烈士子弟。” 贺龙便指点那些孩子们，说出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牺牲了的亲人。 贺炳炎到贺龙家历来很随便，从收音机到腌泡菜，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毕竟是当过警卫员，家里人一样。这次却忽然变得正经起来。 “多好的孩子们啊，都这么懂事有礼貌。”贺炳炎将军像唱赞歌一样夸奖，捏捏下巴，冲贺龙一笑：“老总，我们雷生可是跟你有缘份啊。” 前面讲过，贺炳炎的儿子是随着天上轰隆一声雷响脱离母体，所以取名叫雷生，贺龙的儿子是大雨中出生，所以曾取名而生；民间传说贺龙是水龙，家里的房子三次被国民党放火，三次天降大雨将火浇灭；许多老将军开玩笑说，贺炳炎跟随贺龙多年，沾了龙气，所以响雷生儿，这是一种缘份。 现在，贺炳炎看见贺龙家里一大群孩子，动了心思，便绕山绕水说：“我那个姜平年轻幼稚，教育孩子不行，说不出道理来。哎，薛明，还记得那年吗？” “哪年呀？”薛明不知贺炳炎搞什么名堂。 “我跟着王震去大别山打仗。” “怎么不记得，你让我关照姜平。” “我把一家都交给你了，还有雷生，有什么困难就请你多照顾点。” “那时困难，大家都困难。” “可你还是尽心照顾了。”贺炳炎绕了圈，绕国主题，“薛明，这次还得麻烦你。” “你又困难了？去哪儿打仗呀？” “唉，你别逗我么。说正经的，你这儿这么多孩子，教育的又好。一个是养，十个也是养，让我的雷生也跟你们吧，跟着老帅我放心，小兄弟们也能建立起感情。” 薛明还没来得及开口，贺龙已经笑响一串，说：“好啊，来了就都是我的儿子。” 于是，贺炳炎将军也把儿子送来了。 于是，我家里又多了一个孩子。 聂管理员对我的母亲嘀咕：老总脑子里不想收入多少，养起养不起，就知道喜欢孩子，就是高兴。一个孩子要十五元生活费，再养几个就快揭不开锅了…… 北京协和医院一间高干病房里，空气紧张，沉重又略带几分凄凉。 陈希云将军仰卧在病床上。雪白的墙壁、雪白的褥单、雪白的被子、雪白的枕头、还有医护人员身上雪白的大褂，他就像卧在雪天雪地一样抖个不止。他的脸孔就像行将凋谢的木兰花一样青白而泛灰，两只枯瘦竹节似的手在被子上抽搐着，干皱的皮肤下隐隐显露出缕缕青筋。谁能想像这就是当年驰骋疆场、气吞万里的红军将领？他的生命已近弥留之际。 但是，他不肯离去。顽强地坚持着。他的头发蓬乱，脸孔每过片刻便抖抖地偏侧一个方向，一双眼窝塌陷的已经变混浊的眼睛不甘心地瞧瞧这个又看看那个。他的喉结痉挛着，不住地倒气，又突然地使大劲抽动一下，用难以想象的努力完成一次呼吸。 周围的战友和同志瞧着这情景真有说不出的痛苦，纷纷俯下身，安慰着：“老陈，薛明同志马上就要赶到。你再坚持一下一要不然，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吧……” 陈将军嘴唇一张一合，喉结抽动着像是吞咽什么东西，喉咙深处咯咯地响过几声，终于又完成一次呼吸。 外面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有人说：“来了来了，薛明同志来了！” 薛明像一阵风似地走进来，气喘吁吁，像是刚爬过一座大山。她顾不上眼熟人们打招呼，迳直赶到陈希云病床旁，俯下身就呼唤：“陈部长，陈希云同志！” 陈希云是贺龙的老部下，跟随贺龙南征北战几十年，曾任八路军一二○军后勤部长，与薛明也很熟悉。 听到薛明的呼唤，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陈将军忽然“闪烁”了，大约就是人们常讲的“回光返照”吧？他那混浊暗谈下来的双眼重新放出富有生气的光辉，在一张即将熄灭的脸孔上闪烁不已。 “老陈，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薛明握住陈希云的手，她能感到陈希云也在努力抓她的手。 “我，心里有，有件事……思、考、好久……” 薛明点头，她听到一阵咯咯倒气声，接着又是顽强而痛苦的一次呼吸。 “只、有跟你……说。” “知道。你说。” “我家里，孩子多……五个……” “你放心，老陈……” “我挽回不了啦。放、放心不下……孩子。我的爱人，没什么……收入，养……不活啊。” “老陈，放心，交我好了。” “张，张子仪要了……两上。李贞……要走一个。全分出去……去了……” 泪水在陈将军眼角闪耀。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来去赤条条，临终不得不看骨肉拆开寄养的现实： “老大，洪生，我的大儿子，想托付给你。你和老总，给碗……饭吃。能到你两位手下，把他，把他……” 薛明眼圈一红，泪水涌出。她忙起身，把那孩子拉过身边，一同站到陈希云面前：“陈部长，交给我和老总了！” 陈希云死死瞪住薛明和他的儿子陈洪生，嘴角忽然绽出一丝苦笑，那浅浅的笑纹渐渐凝固了…… 陈将军就在这苦笑之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于是，我们家里又多了一个孩子陈洪生。 我们家孩子成群，但相处得好，全是兄弟姐妹，热闹欢乐，有家庭气氛又有集体生活的气氛，吸引了不少的人。 当时，李井泉任四川省委书记，住在成都。他来重庆看望贺龙，见了这一大群孩子，感动不已。 李井泉曾任贺龙的政治秘书，很熟悉。当年在延安，在晋绥，他工作在父亲贺龙身边，孩子常住我们家，与我们兄弟姐妹很熟，整天玩在一起，亲兄妹一样，感情分不开。现在李井泉见了我们家里的气氛，不觉也动了念头。 “老总啊，我那孩子黎风，现在快成野孩子了。”李井泉先诉苦。 “有爹有娘的怎么会快成野孩子了？”父亲贺龙吸着雪茄烟，笑眯眯地问。 “唉，有跟没有差不多。你也知道，我忙得顾不上家，萧里也忙得顾不上家。她是一早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得休息，又是开会又是谈话又是批文件，顾不上管孩子啊。”李井泉说到这里，开始转话头，“黎风可是想你，想鹏飞他们，有感情了，总想见你们。” “那就带他们来看看嘛。” “你看你这里多好”，李井泉指那一群孩子们，“这么多孩子在一起，互相作伴，有家庭气氛又有集体观念。把我们家黎风也送来，叫他跟着你吧。” “你舍得吗？”母亲薛明插一句问。 “自小就跟你们熟，还有啥舍得舍不得，他来了还能学好。” “那就送来吧，都是我的儿子。”贺龙仍是那么开心爽快，眼睛和嘴又笑成月牙形。 “好，我就等老总这句话，你养活这么一大群，也够紧的，我的孩子抚养费我掏。” “看你说哪儿去了，谁要你的钱。”贺龙捏着雪茄将手一摆：“我还养得起！” 于是，上小学的李黎风也来到我家，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父亲贺龙接到中央调令，要进北京时，这一大群孩子成了问题。都带去北京显然不可能。户口、学校、吃住行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和不便。特别是桑植来的孩子，十来个，动静太大，影响也是多方面。 父亲母亲几次商量，最后决定，桑植贺氏家族的烈士子弟，只带贺兴洲一个，其余的孩子仍留重庆上学，每月由管理员给每个孩子邮寄十五元生活费。那时候多数市民的生活费每月也不过十元左右，十五元就生活得很好了。什么时候孩子结束学业，参加工作了，什么时候才停止寄生活费。 重庆留下的这群孩子，后来陆续参加工作，都很有出息。其中有个贺兴同也走了“笔耕”之路，我看过他写的文章。 陆续有孩子参加工作，也陆续有孩子来到我们家。在北京，在我家里生活的除我们兄妹四人外，还有李黎风，陈洪生、贺兴洲，并且这支队伍一直不停地扩大。 与贺氏家族这些烈士子女相似，母亲薛明家里也送来一个女孩子，叫薛怡秀。父母供她读书，毕业后，成为人民教师。 一个女孩子被扶养成人民教师，又一个女孩子来到我家里，就是廖小理。那时，廖汉生在青海工作，女儿廖小理想在北京上学，廖汉生就带了女儿来看贺龙、薛明。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女婿，廖小理就该叫贺龙舅老爷。有这份亲情，说话便无须转变。 廖小理说：“爸，我要在北京上学。” 廖汉生把手挥一挥：“去吧去吧，你就在这儿住吧。” 经过就这么两句话，事情就这么定了。 母亲薛明笑着问：“小理呀，你住我这里，该叫我什么啊？” 廖小理回答又脆又甜：“我叫妈妈、妈妈！” 我和哥哥鹏飞便喊起来：“你叫什么妈妈？”鹏飞还指住自己的鼻子：“你还得叫我叔叔呢！” 我和哥哥不无道理。廖汉生是贺龙外甥女婿，自然和我和鹏飞同辈。但他现在的妻子白琳又是母亲薛明在延安时的同学，则我们又该叫她阿姨。所以母亲薛明表态了：“小理呀，我和你妈妈白琳是同学，从这条讲，你可以叫我妈妈。但你爸爸又是老总的外甥女婿，按舅老爷的关系，就该叫我舅姥姥。鹏飞那么说也不是没道理。现在解放了，不兴那么多讲究，你就叫我妈妈吧！” 就这样，我们家里又增加一个女儿廖小理。 廖小理叫薛明妈妈，一直叫到今天，比我还叫得甜。我有时叫妈，有时叫“老太大”，小理却一直叫“妈妈”，少一个“妈”字都不肯。 白琳与杨尚昆、杨白冰是兄妹，廖小理当着他们的面也仍然把薛明叫妈妈。 那天，杨白冰问小理：“你在哪儿工作？” 廖小理说：“财政部。” 杨白冰说：“你这个娃儿别调皮，我们还跟你要钱呢。” 廖小理逗乐说：“我妈妈可从来不跟我要钱。” 她说的妈妈就是指我的妈妈薛明。 贺龙的孩子们有不少上了大学。 陈洪生在大学里功课很好，他是学军工的，毕业后分配到五机部，成为一名工程师。 贺鹏飞、李黎风和我先后考入大学。李黎风的弟弟李明清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李井泉又来看望我的父亲贺龙，他指着考上大学的两个儿子说：“两个孩子都考到了北京，两个都要有个家才行啊。” 贺龙说：“这不就是他们的家吗。” 李井泉说：“我在四川，平时也照应不上，又得麻烦老总了。” “我就喜欢孩子。”贺龙把手一挥，“我养了，不要你管。” 这样，父亲贺龙在重庆那边养了十来个孩子，在北京这边也养了十一个孩子。那时，元帅的工资在国内最高的，比党和国家的主席还要高。母亲薛明作为一名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行政九级，也不低。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可观。但我父母没有什么积蓄，日子过得很仔细，很节俭。因为我们家里孩子多。 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正如那时所标榜的，是“燎原之火”。这场火烧毁了许多真善美，父亲贺龙受尽迫害，含冤而逝。他的孩子们也被株连，受到不同程度的残酷迫害。最令人难过的是李明清，他被“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给活活打死了。 记得“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曾围攻我们家，白天黑夜不散，坚持要冲进家来搜捕李明清。正当卫兵阻拦不住时，贺龙出现了。他像半截铁塔似地往门口一站，刚才还气势汹汹大吵大叫的红卫兵立刻老实许多，有的发怔，有的想往回缩。 “不要乱，怕什么？”几个头头喊叫着稳住阵脚，色厉内荏地冲着贺龙吼：”贺龙，我们是北航红旗造反派，勒令你立刻交出李明清！” “你们想干什么？”父亲冷冷问。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的狗急子，我们要把他揪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这是你们说的？”父亲嘴角流出一丝讥嘲。 “这是无产阶级造反派说的！” “你们说了，我还没说呢。”父亲认真地一字一板地说，“我告诉你们，李井泉同志是革命的老干部，好干部！李明清是革命的好青年，红孩子！” 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轰地乱了： “李井泉是黑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现行反革命！” “贺龙对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 “造反派”们乱纷纷朝院门拥来：“交出李明清！”“坚决把李明清打翻在地，斗倒斗臭！” “不许进我的门！”父亲突然吼出一声，那是过去在战场上才会有的巨声，震得那些造反派发愣，僵在原地不再动。 “一个人也不许放进来。”父亲向卫兵下令，“我看他们哪个敢进！” 这些狂热的大轰大嗡的“造反派”被这位声震中华、名响历史的元帅镇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这片刻的犹豫，贺龙已经点燃一支雪茄烟，缓缓吸一口，然后将捏着的雪茄烟朝造反派们一指：“你们听着，我不但不许你们进我的家来搜人，而且要求你们把李明清好好地给我送回来。你们跟我要人，我还跟你们要人呢！如果我的孩子出了什么事，不但我要跟你们算帐，历史也绝饶不过你们！”说罢，父亲贺龙甩下那群呆若木鸡的造反派们，旁若无人地走进院门，回屋休息了。 父亲命令那些造反派送回李明清，警告他们不许碰李明清是因为李明清并不在家，已经有段时间没联系了。他为李明清担心忧虑，他要保护他的孩子李明清。 但是，那一场浩劫，特别是有林彪、江青那样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疯狂迫害，贺龙终于没有能保护住李明清，并且自己也被囚禁，受尽折磨，终于被迫害至死…… 贺龙生与死--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 1969年6月9日下午3时4分，共和国元帅，我的父亲贺龙被迫害至死。当晚大雷雨。其后连续三年，每年6月9日大风雷雨，传言终于出来，都说这是天哭元帅沉冤不得昭雪。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要为贺龙平反。”也怪，这一年的6月9日没有下雨。 我至今记得1969年6月9日那天的情景。 下午，我在北大篮球场看人家打篮球。在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没有什么人搭理我，都与我“划清界线”，我自己也注意不要给别人找麻烦，尽量少与人来往。 可是，忽然有人喊我“贺晓明！” 我看到军宣队的几个人在招呼，那位组长就是中南海一区的老李同志。 “哎哎，你来来，”他看我发怔，继续招呼，“来，咱们谈谈。” 我随他们进屋，不知要谈什么？ “你们机关来人，”他指指屋里坐的两名军人，“要接你去谈话。” 我望望那两名军人，心里咯噎一下。那是一惊一诧的年代，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可以发生，什么荒唐故事都可能成真。找我谈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脑子转了转，决定他一拖，缓冲一下：“你，你们等等，我拿个书包去。” 上楼取书包，走一圈也没想出任何名堂，自然也想不出做什么应对准备，就那么心乱脑空地随他们上了车。 车出北大校门，没朝城里开，直奔运河方向，我的心又怦怦起来：坏了，看来是要关押我了…… 沉默一段路，坐司机旁的军人侧身回头，望住我说：“告你件事，你爸爸病重，我们现在接你去看看。” 脑子轰地一响，仿佛遭了雷击，又像从山崖摔下，轰然落地。半晌我才透过一口气。顿时明白了什么。“文革”的经验，像父亲这样“失踪”的领导干部，活着肯定不叫见面，叫见面一定是死了…… “爸爸！”我心里惨叫一声，泪水便如泉涌一般溢出眼眶，滔滔不绝。在那一瞬间，我鲜明地想起两年多前与父亲的分手。由于“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父亲临时住进新六所。一天吃完饭后，我向父亲告别：“爸，我回学校去了。” “唔，你走吧，要听毛主席的话，在大风大浪里锻炼……”父亲像是有许多话想讲，却又忍住了没说下去，他将我送到楼梯口，一直看着我走出屋门…… 谁能想到，这一别就再未见面，连父亲被关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父亲手扶楼梯忧心忡忡又慈爱不舍地望着我的情景历历在目，可现在，现在我将会看到什么？ “不，我不去看，”我泪下如雨，哭喊出声，“你们送我回去！” 我的心碎了，我不敢去面对那个无论如何也难以置信的残酷现实。 “不行啊，这是首长的关心，”那个军人停了停，说：“你得去看看。” 汽车飞驰，载着我直奔那个可怕的现实。我只剩了哭，哭一路，泪水不尽。我感到自己那么孤立，便想到了唯一能见到的亲人：“我哥去不去？” “已经派人接去了。” 我的心多少踏实点。哥哥鹏飞是我的一个支柱。父亲失去音讯，我们兄妹相依为命，互相帮助。鹏飞得了重病，发高烧，我以为是感冒，设法出去买点牛奶给他喝。买回奶来一看，他的眼睛都黄了。我惊叫：“糟了，是肝炎！”忙把他送到同仁医院，经检查，果然是黄疫性肝炎急性发作。我们没有钱治病，更没钱住院，我急得耍死，终于想到给父亲过去的秘书打电话。秘书说需要向上报告，这一报告就迟迟没了消息。我半夜去找贺彪，他帮忙找老中医，买中药。后来把消息传到陈毅那里，陈毅“发牢骚”，在一次谈话中说：“啊贺老总的儿子得了肝炎，连医院都住不上！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哥哥才住进医院。是用蹦蹦车送去的，送的人把全身衣服都烧了，怕传染。只有我们兄妹情不怕传染…… 汽车驶入三○一医院，我被带到外科大楼医生办公室。门开时，看到哥哥鹏飞已经阴沉着脸坐在那里。我不会说话，也说不出一句话，只会哭，没完没了流泪。 专案组一位高个子姓卢的人，谈公事一样宣布：“啊，来坐来坐，我让医生来讲最后的抢救情况。” 他的旁边有位中等个，四方脸的人，拿着本和笔，随时记录。 “首长很关心这件事。”姓卢的所言首长，是指黄永胜。“他一再交待，要让家属看遗体，你们要明白，这是组织上对你们的关心。” 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人多数都不难忆起，在那一个接一个运动中，多少人挨整，哪怕整残人，整死人，整得妻离了散，家破人亡，最后还要让人“心服口服”地感谢“组织关心”。 我们没说感谢关心的话，我们没有话，我一个劲流泪，哥哥一个劲出汗：我泪下如雨，哥哥汗下如雨。 专案组的人递上茶杯：“你们喝水。” 哥哥说：“我不喝，我要烟。” 专案组的人说：“可以。”他们买来两包烟，哥哥就一支接一支地吸起来，在烟雾弥漫中听医生讲完了“抢救”过程。 片刻的沉寂，那寂静在浓浓的烟雾中尤显沉重。 “你们有什么要求？”专案组的人先打破了沉静。 “只有一个要求，我要见妈妈。”哥哥比我坚强，他提出要求。我跟着点点头。 “可以可以，”专案组的人说，“她就在这里。” 我们被带进一间阴暗的散发出霉味的储藏室，见到了熟悉而又变陌生了的母亲。她坐在一张床板上，床板是架在两条长凳上，长年的监禁，使她头发变白，目光变得滞涩。她戴一顶黄帽子，穿着毛衣，像是仍然感觉冷，默默地望着我们兄妹。 “妈！”我嘴唇抖了好久，才终于叫出声。两年半音讯全无，我叫妈都拗口了。我扑过去，抱住母亲，哭得昏天黑地。 长期关押，母亲讲话都显得困难，只会机械地重复：“我很好，我很好，组织上对我还很好……” 那样的环境，还能说什么呢？母亲抚摸我，又看看哥哥鹏飞，轻声问：“你们怎么穿这么单薄？” “妈，”我心里一阵酸痛，泪水以新的势头涌出，“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我的长期被关押的母亲，她说她很好，可她连春夏秋冬都没有条件去分辨！我哭着去打开了窗子。 然而，哥哥鹏飞抢上一步，把我打开的窗子又关上了。 “哦，你还记得我怕对流风。”母亲朝她的儿子投去一瞥，那一瞥之间，母爱的光辉重新在她眼中闪烁起来。她端详我，端详哥哥，趁专案人员不注意，悄悄说一声：“我要衬衣衬裤，没穿的了。” “好了，现在去看遗体吧。”姓卢的进来了，叫我们走。母亲抓住我手，用力捏捏，小声提醒：“坚强些，你要坚强。” 我和哥哥一人一边，搀扶着母亲走。走廊很深，沿路有一些病号带着青石一般稳忍的表情默默地望着我们，目送我们走过去，一直走进十三病室十七号病房。 进门的一刻，我们都窒住了呼吸，那是猝然的打击、冷酷的现实、巨大的悲痛和郁积一室的情冤义愤气将我们窒息了。我的轰轰烈烈、英雄一世的父亲贺龙，如今静悄悄地躺在床上，被白被单盖住了，那身体的轮廓像汉白玉的雕塑。白被单一直盖到他的挺拔的鼻子部位，将那两撇举世闻名的黑胡子遮在了白色里，只露了棱角鲜明的额头和变灰白的头发…… 我们被限定在那里默默流泪，默默望着那汉白玉一样的躯体和仅能看到的头发额头，不能去揭单，也不忍去揭单。不知站了多久，流了多少泪，母亲才发出叹息一样的声音：“走吧……要坚强些。” 出来，专案组马上对我们宣布：“给你们规定一条纪律，贺龙死这件事，对任何人都不许说。” 我问：“军宣队要是问呢？” “你不要说，对一切人都不要说！” 专案组的人要押母亲走，母亲拉住我的手不肯松，我也拉住母亲的手不肯放，但是他们还是把母亲拉上吉普车，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和哥哥鹏飞要求自己走，也不行，用车把我们分别拉回学校去。 到校后，天已经黑了。我碰到一个男同学，他悄悄问：“晓明，他们接你，是不是看你爸爸去了？” 我不能说话，回头就走，泪水又悄悄涌出。我在海淀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街上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不会用目光或唾声伤害我。我忽然看到了鹏飞的背影。 “哥哥！”我喊着，哭着、冲过去拉住他的胳膊。他扭回头，诧然地望住我。 我怔怔地立住了，嘴唇半张着僵在那里。不是，不是哥哥，我认错了人。 我暮地转身跑开，不禁痛哭失声。我不知要跑向哪里，也不知何处是归宿，黑漆漆的夜色中，风也寻找什么似地急匆匆卷过来，东一头西一头乱撞，撞得我踉跄。 突然，一道耀眼的电闪滑落下来，接着，喀嚓嚓的雷声炸裂，像要把整个天地劈开一般。我立住了脚，仰起脸，仿佛整个心也被那密密层层的浓云围紧而挣脱不开。我渴望闪电霹雳，我渴望那一种发泄…… 电闪拖着雷鸣，雷鸣追着电闪，大雨点接着便砸下来，一种土腥的潮气刚刚浮升而起，马上又被更密更急的雨水镇压下去。我淋在大雨中，雷电响在心中。我分不清脸上哪是泪水哪是雨水。爸爸，你冤哪——！铺天盖地的雨幕中，这里那里都是极宏大又极细切，极深远又极近切的哭诉声…… 第二天早晨，雨停了。我给哥哥打电话，然后去找他。 哥哥从清华大学出来，和我在小道上相见。一见面我就又哭了。我问：“哥，咱们还能不能见到妈妈了？”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哥哥摇头，“昨天那就是最后一面。” “昨天你在哪儿？我找你找不到。” “在稻田里。” “在稻田干什么？” “喝酒，喝光一瓶二锅头。” “哥哥！”我的泪水已经湿了整个脸。 那时，正在运动中，确实不知前景如何。但是，历史总是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历史作出的选择，是任何力量也不可能转移的。林彪折朝沉沙，“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如今，他的雕像矗立于天地衔接处，他的名字他为人民所做的建树，像天子山一样，将万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