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桑逢康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一）“黑猫”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沙湾镇人，本名开贞，号尚武，在兄弟中排行第八。 1912年旧历正月十五日，二十岁的郭开贞奉父母之命，和苏溪张家的姑娘琼华结婚。人们都说这是“天作之合”，又正值元宵佳节，所以赶来祝贺的宾客和看热闹的闲人特别多。这一天，四川乐山沙湾镇街中的“郭鸣兴达号”，门里门外喜气洋洋，笑语喧喧。 提起郭开贞的婚事，说来话长。本来他在十岁以前就订了婚的。按乡里人的习俗，婚姻大事早早就得订下来。可是郭开贞十四岁那年还在读小学时，女方便夭折了，这门亲事也就不了了之，年少的郭开贞对此自然更是无所谓喜无所谓悲。后来，县视学王畏岩先生遣人到郭家替女儿说亲，论年龄郭开贞最相当，偏偏他五哥的未婚妻刚刚亡故，郭王两家商量的结果，王师蕴小姐最终成了郭开贞的五嫂。不幸的是，这位五嫂产后仅仅三个月便吐血亡故了，郭开贞每每想起她来，便不免发出一种追怀的怅惘。他自此以后便不愿从速订婚，自小学而本府中学而晋省读书，在这几年当中每有婚事提说，他都以“不忙”二字推却了。 这样拖了几年，陆续提亲的多达四五十起而无一成事者。 大约是头年的一个星期日，天气阴晦得很。正在成都分设中学读书的郭开贞，去看望在铁路公司做科员的三哥。这位堂兄是大伯父家的长子，大排行数三，所以郭开贞一向以“三哥”呼之。他见开贞来了，便从抽屉里拿出一封家信，打趣地说：“恭喜八弟！贺喜八弟！”“喜从何来嘛？”郭开贞莫名其妙地问道。“你看了信就晓得罗。” 室内光线较暗，郭开贞走到窗子跟前，把家信展开来读着。信上说，母亲已经给他订了婚。女家是苏溪场的张家，和远房的一位叔母是亲戚。叔母亲自做媒，她为这件亲事还特地去看过人。那个叫琼华的张家姑娘原来是这位叔母的表妹，若论辈份比郭开贞还高一辈呢。 三哥在一旁笑着说：“因为是门当户对，叔母又亲自去看过人，说女子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这些不都正合你的心意吗？所以用不着再得到你的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郭开贞却感到出乎意外。他皱了皱眉头对三哥说：“母亲是那样爱惜我的，为什么忍了四、五年，而这一次却突然改变了态度呢？” “她老人家怕你真的成为一个鳏夫子。再说，你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子都已经订了婚。你当‘寡人’不要紧，阻挡了弟妹的佳期可使不得啊。” 旧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郭开贞不便拒绝，违抗母命，只好趁这一年的年假回故乡时草草完婚。同张家姑娘的这门亲事，虽说使他感到有点突然，但要说是绝望罢，似乎也没有到那样的程度。当迎新的花轿在鞭炮声和喊叫声中抬进了大门时，在他心底深处，依旧存在着这样一个幻想： 她或许就是深谷中的一朵幽兰？ 她或许就是旷原里的一株百合？ 已经阅读过不少新学书刊的郭开贞，年龄正值青春，思想正趋新进，在未订婚之前就有他自己的诸多梦想。他幻想着如像米兰的王子一样，在飓风中的荒岛上遇到一位绝世的美姬；他幻想着如像撒喀逊却后的英雄一样，在决斗场中得到花王的眷爱。这种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浪漫情趣的姻缘，在少年时代的郭沫若看来，是最高级、最称心的了。即使得不到，那么他在人生的路上也许会遇到一位女子，如像在山谷中遇到了一朵幽兰，原野中遇到一株百合，也足可以娱心适意的了。 梦想总是美丽的。然而…… 一重一重的装饰帷幕，把花轿围得水泄不通。拜轿之后，轿门才缓缓打开。坐在轿子里面，闷得快要半死的新人被伴母伴娘拖拖扯扯，才勉强扯起了身子来。 郭开贞此时仍恍若梦中。他想：“叔母说，这位张家姑娘决不会弱于我家任何一位姑嫂，也决不会使我灰心的。叔母还认为，姑娘的人品和三嫂不相上下！” 一想起三嫂，郭开贞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幅极其生动的春日仕女图来：时逢三月天气，风和日丽，花园里几笼丛林泛着春水一般的新绿，弯如蛾眉的女儿山、美女峰横亘在墙外，以碧蓝的天空作了背景。郭开贞耐不住家塾里苦读的煎熬，便借口要解小手向沈焕章先生告了假出来，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儿似的朝后院的花园里奔去。他想呼吸呼吸新鲜的、自由的空气，嗅一嗅花香，听一听鸟语，那比幽闭在家塾里面死记硬背古代圣贤的经书要有趣得多呢！ 刚来到花园门口，意外地看见堂嫂正背着手站在一笼丛林的下面。她和三哥新婚不久，在姑嫂中是最美丽、最幽雅、最贤淑的一位。 郭开贞轻轻地停住脚步，从后面端详着三嫂的背影。今天她穿着一件洗白了的葱白竹布衫，两只手掌的颜色有如玫瑰、有如粉棠花一般。无名指上戴着一个金色的顶针。大约是感觉到春闺的寂寞吧，她颇有些慵倦而又有所期待的样子。继而又轻轻吁了一声，像是从心底深处漾出来微微的波纹，吹气若兰而余音袅袅。 好一幅美丽的春日仕女图！郭开贞心、想：“三哥也在家塾里读书。三嫂怕是想在这儿和他邂逅的吧？” 原来族中子弟在家塾里读书的，年岁相差甚大，有的还是孩童，有的已经成亲。郭开贞本打算回家塾去把三哥悄悄唤出来，可是他的一双眼睛却被堂嫂的那粉红柔嫩的手掌紧紧吸引住了，痴痴地望着，望着，竟无暇顾及其它…… 啊啊，那朵玫瑰，那朵粉棠花！ 春日融融，空气中似乎流动着淡淡的胭脂。园里园外一片寂静。微风过处，竹尾轻摇。花影光影，斑斑驳驳。 极美的女子，极美的景致，又是极美的时辰。七、八岁的郭开贞，这时突然涌起了一种美的念头，一种从未经验过的莫名其妙的欲望：他很想去扪触那位三嫂子的粉红的柔嫩的手。然而终于又不敢，只呆呆地立在园门口踌躇，一颗心就好像风吹着的竹尾一样，不断地在乳糜色的空中摇荡。 郭沫若后来说：“这个回忆我始终觉得是我的性觉醒的最初的征兆。” “如果这位张家姑娘果真和三嫂不相上下，她或许就是理想中的人物，我和她可以共同缔造出一座未来的美好花园……” 在那座花园里，盛开着百合和幽兰。张家姑娘也和三嫂一样，穿着葱白竹布衫，柔嫩的手掌颜色如玫瑰如粉棠花一般。于是花园里永远是春天。 总之，郭开贞幻想着新娘子和百合一样美丽，和幽兰一样清香。可是，正当他用种种幻想来安慰自己的时候，轿门打开来了，帷幕启处有一只尖尖的小脚先下轿门：原来是一朵三寸金莲！ “啊，糟糕！” 郭开贞在心里叫了一声。他是喜欢天足的，大哥郭橙坞早就对他说过：“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现在知道了迎娶来的张家姑娘竟是一双缠得小小的尖足，郭开贞真是大失所望，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直觉地感到自己是受了愚弄了。乡谚云：“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竟是黑的！”难道果真如此吗？ 他的心机像突然取去了秤盘座的天平，两只秤盘只是空空地摇动，上下左右都没有个着落。“八弟！……” 这时好像有人在轻轻唤他。是三嫂吗？郭开贞低头不语，装作没有听见。那个对比太强烈了，他不愿意再想下去。 新娘凤冠霞帔，通红一身。脸上在几层盖头之上更罩上一层红的盖头，使人根本不可能窥见其美丑。这在郭开贞看来，简直是名副其实的“隔着口袋”了。然而事已至此，这场悲剧也只好继续演下去。 第二进的正厅上供着家神。在神龛面前平摆着两张方桌，并系有一条长桌帷。桌子上放着一对高大的红烛。台桌前面在地上铺着红毡，下面掩着新人跪拜时用的两个蒲团。 一对证婚人点燃了大红蜡烛，那红红的烛焰和红红的盖头交相辉映。新郎和新娘并立在神桌面前，宛若由一根红线牵着的两个木偶。 司仪最后高声喊道：“夫妻交拜！” 新郎和新娘各自转身，面对面地互相拜了拜。这种仪式自然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神前交媾的遗习，只不过是把交媾变相而为交拜罢了。三拜过后，鼓乐齐鸣。郭开贞在交拜的时候好像犹豫了一下，因为新娘子的脸用盖头罩得严严实实，他不知自己所拜者究竟系何面目？ “把灯点起来！”不知是谁又大声吩咐了一声。 原来是该入洞房了。虽说是在白天，但新郎仍要用一只手掌着一盏灯，另一只手牵着新娘头上盖着的黑色纱帕，引着她进入室内。这个情景又使郭开贞联想到掳掠结婚时代的复活。 进了洞房，一对新人双双并坐在一张牙床上，这时由第三者端过来两杯酒，一杯给新郎一杯给新娘。新郎和新娘各饮了半杯，第三者又把杯子交换到两人手中，让新郎新娘把彼此余下的酒各自饮下。此即是所谓的“吃交杯酒”。这种仪式大概是接吻的转化。 “交杯酒一喝，快活到心窝。” “喝了交杯酒，夫妻偕白头。” 众宾客们笑着，喊叫着。可郭开贞却觉得表示喜庆的交杯酒又苦又辣——辣在嘴里，苦在心头…… 喝了交杯酒之后，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对面。在这之前犹如隔着口袋买猫儿，彼此从未见过一面的。下面的仪式则是由新郎把新娘头上的脸帕揭开。这是婚礼中最关键的一幕，美乎丑乎一揭就能明了。郭开贞心里怦怦直跳，他被人指导着，战战兢兢地伸出手去把纱帕揭开来。“口袋打开了，究竟是白的呢？还是黑的呢？”他屏住呼吸想要看个仔细，但昏昏然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见一对翘天的猩猩鼻孔在他眼前直端端地伸了出来！ “活啦，糟糕！”他心中禁不住又是一声喊叫。 梦想彻底破灭了。美姬花王、幽兰百合统统如烟云般消散。郭开贞在极度失望中，有人把新娘头上的黑巾揭下来揣在了他的怀中，表示这个女人已归他所属。郭开贞二话没说，返身走出了洞房…… 啊啊，一双三寸金莲！ 啊啊，一对翘天的猩猩鼻孔！ 它们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形体，盘绕在他的脑际，如同生了根一样驱之不去。那红红的盖头和黑巾又好像扭结成了一根红黑交错的绳索，紧紧套住了他的脖项。 第二天清早，郭开贞头昏眼花，陪新娘子一同坐船到苏溪。据乡土学者的诠索，苏溪是应该写成“苏稽”的，因为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到过那里，所以才有了苏溪的雅名。苏溪地方虽然不大，但一向以手工业出名，著名的嘉定大绸就出产在这儿。 天气阴晦得很。河风很大，大渡河面深深皱了起来，好像它也怀有什么不可排解的忧愁似的。 郭开贞和新娘子乘坐轿子，轿子又被抬上了船。他的心情不好，又加之昨晚上酒喝得太多，一上船被冷嗖嗖的河风一吹，便呕吐了起来。一位轿夫惊问道：“八老师，你的脸色怎么那样苍白？你是不好受吗？” “我是不大好受。” 张琼华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古训，又年长郭开贞两岁，一夜花烛之后，这时已经在主动地执行她作为人妻的妇道了。她和郭开贞是分乘两座轿子的，一听说丈夫呕吐，便立刻打发伴娘过去问候，还送了一些和胃止呕的蔻仁。这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她想新郎君一夜宿醉，加之晕船，十之八九会呕吐不止。 郭开贞接受了新娘的好意：“啊，啊，多谢啦。” 张琼华是吃水烟的人，她又吩咐把她的铜制水烟袋送到丈夫的轿里来，对郭开贞说：“抽几口嘛，提提精神！” “我……不抽，”郭开贞摇了摇头，不得不婉谢了。小脚、猩猩鼻孔，又加上水烟，他对新娘子不免增加了几分不快。流水深深恨，云山叠叠愁。郭开贞坐在轿子里，一路之上都闷闷不乐。 中午过后才赶到了苏溪。船在一处古老的松树林前靠岸。待下得轿后，郭开贞等即被人引进了张家院子，又被领到靠下墙的一间客厅里略事休息。几个吹鼓手在天井里不断地吹吹打打，还有不少人在窗子外面簇拥着看热闹。穿过天井走向对面的内堂时，吹鼓手更是起劲地大吹大擂起来，一个个脸孔红涨得像猪肝。内堂内外人头攒动，一双双如饥似渴的眼睛紧紧盯住新郎官。拜客的仪式也和婚礼的仪式相仿佛，照例是三跪九叩，稽首顿首。在众目睽睽中，郭开贞觉得自己像是在唱猴戏，惶惶然，昏昏然，究竟拜了多少人，磕了多少头，他都弄不清楚了。日影西斜，寒月初上。张家待上灯时才开了晚饭，郭开贞胡乱吃了一点，便一个人躲在耳房里独自闷坐起来。没有一个人过来和他说一句话，但他也正落得个清静，不愿有人来打扰。 张家大约也是所谓的旧家，院子的结构很古，房屋很低，书架上除去一些旧戏本、旧小说如《天雨花》之类外，还有一部古板的《文选》，它的上面蒙满了厚厚的灰尘，一定是许久许久没有人看了。原来这家的主人张怀深也读过书，中过秀才，娶妻任氏，生有六个子女，张琼华排行为二。张家有两百多担田租的收入，比较富足，但张怀深嗜烟成癖，鸦片又昂贵得很，也就渐渐入不敷出了。张琼华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自然得不到什么良好的教育，她仅仅读过私塾，课本又无非是《女儿经》、《列女传》之类散发着封建遗训的古籍。 夜色已经深深了。郭开贞好像在千里之外遇着了故人一样，十分爱惜地把那部《文选》从书架上取了下来。张家这一晚特别热闹，好些人猜拳、赌酒、打牌、抽大烟闹了一夜，而郭开贞摊开《文选》一直读到天亮。其中江淹的《恨赋》尤其使他感慨万千：“恨而成赋，足见古今恨事之多也！” 他觉得自己的这次草率结婚，实实在在是一场灾难。这两天的婚礼，对他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结婚受难记”。 婚后第五天，郁郁寡欢的郭开贞便坐船去成都了。这一年的暑假曾回家居住，但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绝不和张琼华同房。 虽说“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去竟是黑的”，但郭沫若的童贞自是被破坏了的。张琼华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此她便作为有名无实的郭沫若的原配妻子恪守妇道，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活寡，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峨眉山月空自圆。大渡河水空自流。张琼华在郭家空自做着一世的客。这位被重重封建礼教紧紧束缚住的女子，独守闺房，孝敬公婆，对郭沫若从未产生过哀怨的情绪。她虽无西施般貌，黄氏①般才，但她有一颗忠厚的善良的心。 -------- ①诸葛亮娶黄承彦之女为妻,黄氏虽貌陋而有奇才。 和郭沫若结婚时用过的家具，她一件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光亮如新。郭沫若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陆续寄回来的书信……所有这些，张琼华全都当作圣物一般珍藏起来。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对郭沫若的爱情（这是她所不懂的），不如说是一个旧式女子对丈夫应尽的妇道。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二）佐藤富子 （二）佐藤富子 1916年8月初的一天，郭沫若从冈山来到东京。在这之前，1914年1月，他从北京出发，经朝鲜到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在东京住了一年半的时间。预科毕业后被分发到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医科继续学习。因为有人误把他称作“开贞女士”，所以他根据故乡的两条河名沫水（大渡河）和若水，取了“郭沫若”的名字，并一直沿用了下来。 他这次到东京来，是为不久前去世的友人陈龙骥料理后事的。天气很热，他又急着办事，所以步子走得很快。经过了许多大街和侧巷，来到了陈龙骥曾经住过的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在洁白而又宁静的走廊里，郭沫若无意之中见到了一位年纪很轻的看护。她的身高约有1米67左右，在身材一般都较矮的日本女子中，要算是佼佼者了。她体态丰润，皮肤白嫩，圆端端的脸庞上闪耀着一双灵活的眼睛，脸颊上则晕着粉红，显露出一个艳丽少女的妩媚。 这就是佐藤富子，是年二十二岁。 大约在一个多星期以前，有一位身穿一高校服、个子不高的中国学生患病住院，陪同前来的有十多个人，也都是学生模样。佐藤富子前来看热闹，她把头从窗外探进病房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面容白净的学生，他的脸色和病人发青的瘦削的脸庞恰成了鲜明的对照。富子的性格素来毫无顾忌，乐观开朗，她独自悄悄地笑了。第三天下午，富子正沿着走廊向前门走的时候，迎面又遇到了那个面容白净的学生。当时她主动打招呼说道：“你那位同学的病可不轻呀！” 面容白净的学生也许感到有些突如其来，脸刷地一下红了。他慌慌张张地继续往前走去。富子觉得有些好笑：这个学生怎么这样腼腆呢？她转过身来，有意识地和他并肩顺着走廊往回走，可是一直走到病房，那个学生连一句话也没说。当天病人转到了养生院。 这个面容白净的学生就是郭沫若。 今天在走廊里，佐藤富子又遇见了他，就好像有什么缘分似的。 “你好！”她又主动招呼起他来了，脸上笑微微的，又用双手按着膝盖鞠了一躬。这是日本女子见人时的一种礼节。 在这位年轻的护士面前，郭沫若不知怎的有些脸红起来了。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混和着欣喜和艳羡——掠过了他的心头。“这回总要说上几句才好，不然就太没有礼貌了。”他想，于是就镇定了一下自己，向佐藤富子说明了来意： “陈龙骥君有张X光线的摄影放在病院里，我今天特地来索取。” “陈君？就是你的那位友人么？”佐藤富子想了一想，态度友善地问道。 “嗯嗯。他进了一高之后，得了肺病，从杏云堂转到圣路加，又从圣路加转到了养生院。” “陈君的病好些了么？” “8月初一在养生院故去了……” 郭沫若伤感地回答说。佐藤富子是个温柔善良、极富有同情心的女子，一听说他的友人已经死了，眼睛里便顿时流出了悲悼的眼泪。接着她又安慰郭沫若道：“陈君是到上帝身边去了。我们以后都要到上帝那里去，天国才是归宿呀！” 她说话的时候，爱把头偏在一边，又时时爱把眉头皱成“八”字。郭沫若注视着她的眼睛，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辉，令人肃然起敬。 与此同时，佐藤富子也在注视着郭沫若：苍白的面孔，紧紧闭着微微翘着的嘴唇，眉间额上如不十分注意时很难看得出来的皱纹，钝郁凝滞的眼光……这一切都表示出这位年轻人受到了超出他年龄以上的、内部的不安和外界的刺激。 “啊啊，看来他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哪！”佐藤富子心里暗暗地想着。于是又说道：“x光影片寻出来后，我会给你邮去的。请问寄到哪里呢？” “请寄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我在那里读书，明天就回去。” “哦，你是未来的医生！”佐藤富子欣喜地说道，黑耀石般的眼仁分外放出了光彩。“我真喜欢学医的人，你们学医的人真好！” 郭沫若笑了笑，诙谐地说：“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杀人不偿命罢了。” “啊啦！”佐藤富子惊叫了一声，随即又好像注意到她的声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说：“哪有……哪有那样的事情呢？” 郭沫若脸上又微微红了，在他心里漾起了一阵莫名的骚动，比刚才初见时又强烈了几分。 正当郭沫若无谓地揣想的时候，佐藤富子把陈龙骥生前的X光照片寄到冈山六高来了。她还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安慰郭沫若，信中说了许多宗教上的教训。 原来佐藤富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信徒。她生于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5日，仙台人，父亲是位牧师。在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尚jiong女校毕业后，这位年轻的日本姑娘立志献身于慈善事业，便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一人从仙台来到东京，在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了看护妇。 郭沫若一遍又一遍的读着佐藤富子的来信，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带着苦味的甜蜜。既在国内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在异邦备受欺侮之痛，这时的郭沫若得到了这样一位日本女子的尊重、同情与爱怜，恰如在苦难中遇着了圣母玛丽亚一样，怎能不叫他万分感动呢？ “啊啊，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位契己的良朋，便送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么！” 他这么激动地想着。再看那信时，字里行间分明又闪现出佐藤富子特有的那种圣洁的光辉来。郭沫若的心灯被拨亮了，智光被点燃了，他当即给佐藤富子回信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丽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上放出佛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像樱桃一样。您到现在一定救助过无数的病人，我爱上了您。我忘不了同您的那次谈话，我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在异乡非常寂寞。” 几天以后，佐藤富子便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读罢之后，她禁不住笑起来了，心想：“这是情书啊！爱上了我真是奇怪，不过，他是一个可爱的学生，好男子……” 东京——冈山。虽相隔千里之遥，但隔不断一位中国留学生和一位日本姑娘的绵绵情思。 从那以后，郭沫若和佐藤富子书信往返十分频繁，一个星期之中每每要通上三、四封信。夏去秋来，通过纸上谈心，他们相知了，相爱了，两人认作异国的兄妹。 转眼到了12月，年假又到了。郭沫若怀着无比激动而又有些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来到了东京。他要和佐藤富子商量一件大事，这对他来说是生死攸关的。 “我以为你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任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目的。我劝你改进女医学校，我可以把我一人的官费来作两人使用。” 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五所高等学校订有契约，凡考取的中国留学生，均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郭沫若自愿把自己的官费拿出来帮助佐藤富子进市谷的女医学校深造，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一个月的官费起初仅有33元，医科费用又大，买参考书就贵得吓人，所以并不富裕。但他认为爱情的美丽的花园，需要两人共同来建造，替自己所爱的人尽微薄之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佐藤富子对郭沫若的建议很感动。同时又有些犹豫。她凝眸想了一想对郭沫若说道：“假如我真是能够进去的话，那真是高兴呢。我将来能够稍微帮助我的哥哥，那真是幸福呢。但进女医学校的事情假如在我哥哥身上稍微都要加上些苦痛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去。哥哥假如支持不起的时候，我就留在这儿等到哥哥毕业吧。哥哥回国的时候，假使我一点也不能帮助，对于哥哥的祖国一点也不能贡献什么，这是最没意思的。只顾自己的私图，不顾哥哥的甘苦，这样的事情我是不忍做的……” 佐藤富子说得又诚恳又深情，眉目之间荡漾着圣洁的光辉。郭沫若注视着佐藤富子，把他心中蕴蓄已久的话鼓足勇气说了出来：“市谷的女医学校每年3月招生，时间紧迫，病院里整天忙碌不休，没有准备的余暇。我看你索性把病院生活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山去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好不好？” “主啊！……”佐藤富子叫了一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又慢慢地垂下了眼帘。 佐藤富子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辞去了圣路加病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 他们住在冈山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里。时间虽然是寒冷的冬天，可他们却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 郭沫若得到了佐藤富子的爱情，多年来他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终于得到了弥补。几年前他像是拖着一个活着的死尸一般跑到日本来的，如今正是佐藤富子给他这具死尸赋予了一段新的生命。佐藤富子对他来说犹如圣母玛丽亚。所以，他又给她取了一个圣洁的名字：安娜。 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学教汉文的先生，非常崇拜中国的孔夫子。他和妻子生有三女一男：长女居孀，次女宇多十六岁，小女十三岁，儿子在东京的帝国大学读书。郭沫若和佐藤富子初来时，二木先生的妻子和长女总爱盘问他们的关系，佐藤富子只得诱说是兄妹：“我八岁的时候，自己的父母死在上海，只剩了我一个人，是我哥哥的父亲把我收为义女抚养大了的 二木先生的妻子信以为真了，就笑着说：“我要富子小姐做媳妇，把宇多许给这位年轻的先生。” 宇多姑娘那像盘子一样的圆脸涨得绯红了，郭沫若只好笑了一笑。 这一天，12月25日，是圣诞节。晶莹的雪使大地变得一片白净。教堂的钟声庄严悦耳。巷子里熙熙攘攘。人们互相祝福着，欢欢喜喜地从圣诞老人那里接到了愉快的礼物和卡片。 虔诚的安娜早早就起来了。她神情端庄地立在耶稣的圣像前，双手合十地做着祈祷：“主哟，寄居我的心……请把我这受污秽染了的身躯，洁化来比雪还要白净……” 郭沫若是一个泛神论者，并不专一信仰上帝，但他熟谙基督的教义，认为其中的精髓在于一个“爱”字。安娜正是出于爱，出于同情，才不顾帝国的偏见和家庭的阻拦，从东京来到冈山，和他这样一位已经结过婚的中国留学生同居的。安娜有一颗伟大的爱心，安娜的灵魂比白雪还要洁净！ 这么想着，葱笼的诗兴突然向郭沫若袭来了。他伏在案上写了一首英文的散文诗，待安娜作完早祷后，他就兴致勃勃地对她说道：“安娜，这是我献给你的！” 这是一篇象征性的作品。郭沫若满怀感激地说：“安娜你就是那诗中的少女，我是那一条小小的鱼儿，是你用爱情的泪池使我苏活了过来……” 次年3月，安娜去东京读书。 其时安娜已经怀孕了，因此学习起来感到很吃力。进校后不多久，有一天妹妹佐藤操到女子医专来看她，不大放心地对姐姐说：“上次你没有征得父母同意，就只身来到了东京。这次跟一个中国人结婚，又没有征求父母的同意，我怕他们……” 富子打断了妹妹的话，带着坚毅的、充满信心的神情说：“阿操，跟中国人结婚和跟日本人结婚没有什么两样呀！再说，结婚不是为了父母，而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是吗？”佐藤操半信不信地说。她对姐姐同中国人结婚，一开始表现出了“讨厌”的漠然态度，但富子像小时候一样称她为“阿操”，使她感到亲切，心中又隐隐觉得（或者说唯愿）这桩国际婚姻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安娜因为怀孕，过了两个月便不得不辍学返回冈山，年底时生了一个儿子，纯洁无垢像个天使。郭沫若的长兄橙坞给婴儿取名“和生”，郭沫若希望他像诗一般自自然然地生长。 郭沫若和安娜两人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严格的基督教徒，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便同一个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结婚，是断断乎不能允许的，安娜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 郭沫若自己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和安娜的自由结合，同样遭到他父母亲的反对。尤其是他提出来要和张琼华离婚，更受到了他们的斥责，很长一段时间竟断绝了书信来往。郭沫若想到父母都老了，张琼华又是旧式的脑筋，他假如一定要同她离婚，她可能会会因而气坏。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了永远和家庭疏远的办法。 直到安娜生了长子和生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但在写信的时候，仍称这位日本儿媳为“妾”，称安娜生的儿子为“庶子”。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伤心。 他想起他的家庭的时候，每每和着眼泪在无人处呼号，但是他的苦情，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人知道。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三）博多湾的情思 （三）博多湾的情思 博多湾畔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房子。楼上有两间房屋作为寝居，日本人称之为“部屋”。底下是渔家式的建筑，一边是墙壁，一边是敞开着的，虽然也是两间的间隔，但并不成其为房间。 从这小房子出来向左转，再往西走不上一百步路远，便可以到达海岸了。沿着海湾绵延五六里远的“千代松原”，像围墙一样在村子的南北紧贴着海岸穿过，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松原中，离大学后门不远处有一座箱崎神社，供奉的是日本人的守护神——八幡大明神。 郭沫若和安娜就住在这所临海的小房子里。 约莫是上午9点多钟的光景了，邻近的渔民早已出海打鱼，大学里上课的钟声也早已响过多次了。 安娜背着博儿在楼下烧茶。阿和三岁多了，独自在沙滩上弓着背儿拾拣蚌骸。海水时不时地涌上来舔吻他的小小的、赤裸的双腿。 “孩儿爹爹！你今天又不上学堂去了么？” 安娜朝着楼上喊道。没有应声——此刻郭沫若又沉浸到那一堆文学和哲学的书籍中去了，他的诗魂正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在梅花树下醉歌，在笔立山头展望，在夜步十里松原，在电火光中，在演奏会上…… 这两三个月来都是这样，郭沫若一天到晚在楼上读书和写作，连学校也不愿意进。他对安娜解释说：“轮船要煤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装进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但安娜却断定他是因为烦闷而发狂了。今天又是如此。也就没有再催促他去上学。 壶里的水滚沸着，茶煮好了。她接着又要忙着哺乳、洗衣、做饭。这是安娜每天固定的工作程序，一个善良的灵魂消磨在繁琐的家务劳动里了…… 1918年夏天，郭沫若从六高毕业以后升人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转到了福冈。 郭沫若虽然学的是医科，但他酷爱文学，有志于新文学的开拓事业。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将近三四个月的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郭沫若抓住这瞬间进发出来的思想的火花，并及时把它们写在了纸上。这些内容和形式完全崭新的诗作，经宗白华之手陆续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印成了铅字，他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陶醉，从而更给了他炽热旺盛的创作欲一个很大的刺激。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一天上午，他在学校的课堂上听讲，突然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长诗《凤凰涅pan》的前半部分。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安娜为他铺好榻榻米，但郭沫若却毫无睡意。诗的后半部的意趣又袭来了，一行行昂扬、铿锵的诗句如潮水一般汹涌而至。“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伏在枕头上，用铅笔只是飞速地写呀，写呀，全身都有点像发疟疾似的乍寒乍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安娜奇怪了，关心地问道：“怎么啦，你病了吗？” 火光熊熊，香气蓬蓬。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从此不再死。郭沫若一口气把长诗写完了，乘兴又用歌吟似的声调给安娜朗读了一遍：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安娜不大明白诗的含义。郭沫若充满感情地向她解释道：“这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诗语的定型反复，是受着华格纳歌剧的影响，是在企图着诗歌的音乐化，但由精神病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 在3月尾上，安娜又生了一个儿子，乳名博生，取其生于博多市，更祝其将来成个渊博的学者。 因为没钱请佣人，一切家中的杂务完全是他们自己动手。孩子刚生下三天，田汉（寿昌）由东京到福冈来访问郭沫若了。在这之前，他们两个还有国内的宗白华已经在通信中建立了友谊。田汉来到寓所的时候，郭沫若正在厨下烧火煮水，好等安娜来替婴儿洗澡；手里还拿着一本诗剧在读。安娜听到有客人来，也就起了床。郭沫若不顾烟熏火燎，一面做着家务，一面和田汉谈笑。两个都是自命不凡的人，郭沫若自比歌德，田汉自比席勒。谈到高兴处，郭沫若偶而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 安娜下楼来为婴儿洗澡了。田汉借题发挥，笑着对道：“往来有产婆。” 田汉这么说也许是出于无心，但郭沫若听了却感到受了不小的侮蔑。他想：“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上得楼去，田汉犹自声韵滔滔，口若悬河，郭沫若侧耳敬听，几乎没有插口的余地。古罗马时代最下等阶级的市民除了产育儿女之外，无任何资财奉仕国家。因为郭沫若又添了一个儿子，田汉就向他开玩笑道：“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讲来，你要算是粗制滥造了。” 郭沫若听后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又想到古人说的“多男子则多惧……非所以养德”的教训，他只好使泪湖里面的水灌向鼻孔里去。 晚上去十里松原中散步。田汉尚未结婚，正在和表妹易漱瑜女士恋爱。郭沫若则是过来人，所以他用征询意见的口吻问郭沫若道：“结婚之后，恋爱能保持么？” 郭沫若不加思索地回答说：“结婚是恋爱之丧礼。” “也有人说结婚是恋爱之坟墓的。”田汉皱着眉头说道：“我现在正在研究中，如莫有好方法时，我不想结婚。” 郭沫若想到了安娜和两个幼子，便点点头说：“能永不结婚，常保纯洁的爱情心境，最是理想的。结了婚彼此总不自由。这层倒还容易解决。有了生育更不自由，这层简直莫有解决的方法。” 春日融融，樱花烂漫。接连两天，郭沫若陪着田汉游览了福冈附近的太宰府和市内的一些名胜。光照灿烂的自然供给了他们无限的诗料，从两个年轻诗人的心中唱出了许多自然的牧歌。 路旁有株老梅。田汉数道：“一、二、三、四、五……”花开可数。郭沫若蹁跹于梅花树下，引颈放歌：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没有花， 人生没有爱， 倒底成了个什么世界？” 归时已是黄昏了，夕阳返照中一切物相都像在燃烧着一般。途中，田汉忽然对郭沫若说道：“其实你很像席勒。” “何以如此说？” “席勒曾学医，你也学医……不过你有种关系又像歌德。” “何种关系？” “同妇女的关系！” 一句话把微醺的郭沫若喝醒了过来。大诗人歌德可以称为德意志的贾宝玉，海涅就曾说过歌德只晓得和女人亲吻。田汉不在别的方面，偏偏在和女人的关系上把他比作歌德，郭沫若不禁吓了一跳，心中只是有说不出来的苦。“我想我今后也不学席勒，也不学歌德，我只忠于我自己的良心！”一路之上他都在这么告诫着自己。 从1919年夏天开始，郭沫若便开始零零碎碎地翻译《浮士德》。次年7月19日，他意外地接到了《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的一封来信，请他把《浮士德》全译出来，条件是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广告，售稿抑或抽取版税都听随自便。郭沫若对这项提议感到异常高兴，安娜觉得有了版税可以接济家用，所以也喜出望外。 整整一个暑假郭沫若都没有休息，每天清早四五点钟便起床，连吃饭的时间都疼惜着。费了两个月的劳力，好不容易译完了诗剧的第一部。初稿是用毛笔在质地柔软的日本“改良半纸”上写出的，涂抹得厉害，所以他又工整地誊写过一遍。不久学校开课了，郭沫若把译稿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打算等有机会时再译第二部。 大约过了一个月光景，有一个星期日郭沫若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一下。当他兴致勃勃地打开了壁橱以后，脸色顿时变了！——原来那壁橱有一个窟窿并且和旁边的一个橱子的地板相通，约莫三分之一的译稿被老鼠拉去做窝了，纸头咬得和粉末一样碎： 面对着译稿的残骸，郭沫若巨怔怔地，惊懂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本来还有一份底稿，在第二次清写时己经先先后后消费到厕所里去了。而被老鼠咬坏了的这一部分（《街坊》以前的各场），在诗剧的第一部中又恰恰是最难译的部分，把它重译出来不知还要花费多少精力！ 郭沫若真是失望极了，连声叹道：“不幸呀，不幸呀，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灾’！” 安娜也感到很失望，她摇摇头对郭沫若说道：“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到这样的打击。” 郭沫若和安娜不得不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刚到福冈的时候，他们住在离大学后门不远的一家性质与“当铺”相当、但规模较小的“质屋”的质库楼上，面积只有一丈见方，人立起来可以抵着顶板。东北两面各有一堵铁格窗，看去很像鸟笼，也很像监狱。就是这样的楼房，每月也要六块钱的房金。 幸好这时成仿吾来看望他来了。成仿吾见郭沫若住处狭窄，就让他们另外在箱崎神社前找了一处有楼的房子，和来日本就医的湖南籍的陈老先生同住。于是安娜便成为陈老先生一门的家政妇，郭沫若便成为听差。陈老先生住院动手术时，他下课后常去看望，有时在病室里陪住。 陈老父子在11月中旬走了之后，因为租房时预交过三个月的定金，郭沫若和安娜在那所大房子里一直住到年底。除夕之夜，又搬到了附近临海的那座被鱼腥包裹着的小房子，和渔民为邻。 搬家是在夜里，天上亮着星星，松涛和海涛合奏着低沉的悲怆的哀音。安娜背负和儿，郭沫若手提行李，在家家户户都在欢度除夕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受迁徒之苦了。同受着生活上的压迫，啜饮着人生的苦味之杯，夫妻两人都不免有些伤感。途经十里松原，郭沫若昂首向天，忽然大笑起来：“哈哈哈！……” “你笑什么呀？”安娜停下来问道。 郭沫若的眼眶红了，非常伤感地对安娜说：“说来真是巧合，五年前也是在除夕晚上，我离乡背井经朝鲜来日本。五年之后的今天，又是在除夕的夜里，我们不得不搬出那所大房子。我们总没有安生的日子。幸福总是远离着我们。想起这些来我的感伤索性大动了一下，做了好几首绝诗呢。” 穿过十里松原，便到了海边了。一股浓重的鱼腥味迎面扑来，渔家处处吐放着朵朵有凉意的圆光。原来这是一座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名叫网屋町。 好在地方近，行李又不多，郭沫若和安娜手提背负地搬运了一两次，也就搬空了。新居一楼一底。虽然简陋得很，但住在海边，住在森林的怀抱里，清风明月不要钱，松声海声任耳听，倒也怡然自得。每当夕阳落海时，血霞涴天，海色猩红。人在松林中，自森森的树柱望出海面时，最是悲剧的奇景。 一对青年男女立在海边昏茫的旷野里。女的一只手持着洋烛，另一只手罩着西北风，免得把烛吹熄了。她的修长的手指被灯光照透，好像一条条鲜红的美丽的珊瑚。男的借着灯光在图谱上寻索星名。女的问道：“那北斗星下鲜红的一颗大星是什么？” 男的把头举起来，朝天上看了一会儿，又找寻图谱：“晤，那是牧夫呢。” “那同牧夫品起的一颗清白的星子呢？” “……那是少女呢。牧夫燃到了那个样子，少女总是淡淡的。”男的回答说，分明在暗示着什么。 “你是想说？——”女人的声音带些领悟的笑意了。只见那男的把她手中的烛光吹灭，两人在天星之下拥抱着了，紧紧地接吻着…… 这一对拥抱接吻的男女，就是郭沫若和安娜。 郭沫若虽然打消了向京大转学的念头，他的烦闷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有两三个月的时间竟至狂到了连学堂都不愿进了，一天到晚踞在临海的这所小房子的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制作》，莫泊桑的《波南密》、《水上》，哈姆森的《饥饿》，波奕尔的《大饥》，还有好些易卜生的戏剧，霍普特曼的戏剧，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它们给他展示了一个无比辉煌的文学殿堂，一副多姿多彩、千奇百怪的人生的画卷。他愈是和这些文学书籍接近，便愈是厌弃医学，回国的心事便抬起了头来…… 正在这时，上海泰东书局邀请成仿吾回国任文学科编辑主任。踌躇满志的成仿吾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抛弃了，决定3月底由神户乘船动身。郭沫若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急转直下地决定和成仿吾同船回国。“这样急迫么？”安娜问他道。“是的，我想马上回到国内去。”郭沫若向安娜解释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当国内许多青年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处在国外的郭沫若却苦于知识的桎梏而欲求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爱人”的怀里。 安娜平常虽是阻挡他，不要他转学，不要他回国，但她看到郭沫若就像成为了狂人一样，呆在家里几个月不进学校，也就决心让丈夫把医学抛掉，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这样也好，”她对郭沫若说：“你的天性如此，谁也不可强求的。” 安娜的脸上滚动着几滴水珠，不知是雨滴还是眼泪。郭沫若和她吻别后，独自一个人到箱崎车站去搭夜车。在夜雨中从十里松原穿过时，他回头望了一下那座临海的小房子——那里犹自亮着灯光，安娜仍伫立在门首向他眺望 她的心一直紧紧跟随着他，如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在为他送行。 郭沫若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和夜雨一样淋淋漓漓地洒落着。他的心中这时涌起了万千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 “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这样思量着，他冒着夜雨大步朝前走去。不一会儿，他的身影便消失在黑黝黝的松原之中了，而声声海涛仿佛在身后催促着他快快赶路，又仿佛在呼唤着他早早归来……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四）福哉圣母 （四）福哉圣母 “五·四”运动以后，郭沫若为了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往返奔波于上海和日本之间。1921年7月，他和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并为《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撰写和组织稿件。同年8月5日，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新诗集。 在文学事业上取得卓著成就的同时，1923年3月，他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并获得了学士学位。这一年的年初，安娜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佛儿。 毕业前夕的一天，郭沫若曾收到长兄郭橙坞的来信，让他回四川谋职，并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前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咸与维新”；后一种则是沿用的旧习了（旧时妻妾同居者甚多）。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 “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只好这么过下去。与安娜母子相依为命。 现在他们已经是五口之家了。虽说郭沫若在取得学士学位后自己可以独立行医，但毕业之后却不能再继续享受官费待遇。唯一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绝之后，生活的重担陡然间又加重了许多。这时老家给他汇了三百块钱来，要他回四川。郭沫若因此于1923年4月1日携安娜和孩子乘船回上海。他当时的计划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浮士德》的译稿整理出来，然后或回四川或到别的地方去，再从长计议。 安娜是一个日本女人，又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第一次到中国去，安娜心情特别兴奋。她觉得自己离开生长的故土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国度去，而这个陌生的国度恰恰又是她应当熟悉的，亲近的。中国——已经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之地。临行前，安娜满怀憧憬地对郭沫若说：“我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样。” 次日便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们临时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的楼上。郁达夫偕妻儿从安庆来上海期间也同他们住在一起。再加上成仿吾，创造社的三位主要成员同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创造社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然而在文学不值一钱的中国，郭沫若的物质生涯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里，完全没有生根茁壮的希望。他和成仿吾为泰东图书局出了大力，不知流了好几斗汗水，但始终没有接过聘书，没有正式领过薪水。书局老板赵南公只是像朋友似的间或给他们一些零用钱，他们的地位好像是奴隶又好像不是奴隶。四川老家汇来的三百块钱是郭沫若唯一的财产，但这一点钱又岂能供长久的开销？郭沫若整日做文会友，抚养孩子的责任主要落在安娜的肩上。眼见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安娜愁着三个儿子的衣食教育，几乎连睡觉也不能安稳。实在无法了，她就旧话重提，劝郭沫若开业行医。 “你如今医科毕了业了，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世间有很多怕死的病人，开业行医吃饭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郭沫若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情形深恶痛绝，他激愤地对安娜说：“医学有甚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做医生的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 安娜虽然觉得郭沫若说得有理，但她不能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想。因此换了一种平缓的口气，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有钱的人。” 郭沫若的态度仍执拗得很。安娜没法，只得在上海和孩子们节衣缩食，勉为度日。 上海人满为患。他们住在民厚南里真是如像住在监狱里一样。这是一所弄堂里的房子，寓所中连一坯自然的土面也找不出来，更无一草一木了。郭沫若素来尊崇自然的灵性，认为美丽、开阔、自由的大自然对儿童们的身心发育有莫大的益处。他可怜孩子们被禁锢的心灵无处伸展，便决心带他们去吴淞看一次海。可是一问车价：单趟要五块！来回要九块!只得作罢了。又不忍让孩子们过于失望，只好带着他们去黄浦滩公园看月蚀。 那时上海的几处公园门口都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所以郭沫若特地穿上了一件西服，冒充东洋人。安娜问他道：“为什么，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吗？” 郭沫若一边打领带一边说：“不行，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国衣服是不行的。上海的几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 安娜听后很为中国人鸣不平。她愤愤地说：“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吧！” 月亮悬在浦东的夜空。因为是月蚀，在第一象限上残缺着一块。按照迷信的说法，所谓“月蚀”是指天狗把月亮吃了。因此在黄浦江的江心中有几只装饰着彩灯的游船游来游去，一边打着铜器一边放花炮。立在岸上观看的人很不少，残月和彩船成了谈笑的中心。安娜和两个大一点的儿子瞧着热闹，但不知道这种习俗是什么意思。 “哦，还没有圆。”和儿望着残缺的月亮，问道：“那些人打锣打鼓放花炮做什么呢？” “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儿赶开的。” 郭沫若给他们讲了中国民间的“天狗吃月亮”的传说。和儿和博儿听后一齐叱咤起来— “是那样吗？吓哟，吓哟……” “赶起狗儿跑吧！吓哟，吓哟……” 黄浦江水在夜里好像变成了青色一般。安娜从未见过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大江大河，日本的河流都是短短的，窄窄的。望着夜色笼罩的江面，她问身边的丈夫：“是扬子江？” “不是，是黄浦江，只是扬子江的一条小小的支流。”郭沫若告诉她说。“扬子江的上游就在我们四川的嘉定叙府等处，河面也比这儿要宽两倍。” “唉！”安娜惊骇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吗？” “是啦，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轮可以上航至嘉定。” 郭沫若望着黄浦江水，十分深情地说。是的，从这儿乘船可以一直上溯到嘉定。他是多么怀恋故乡的山水啊！他是多么想念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啊！然而他不能回去，因为…… 故乡的家中有原配的妻子张琼华，他怎能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去呢？ 江水幽幽，勾起了郭沫若心中一段不能忘却的伤心的往事。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条鱼：如果是一条鱼，也可以从这里向上游到大渡河的呀！…… 正当郭沫若心中隐隐作痛之际，安娜突然转过脸来对他说道：“我昨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到了东京，还梦见了宇多姑娘……” 作为一个日本女子，她同样怀恋着自己的故土。 月光照在黄浦江的水面上亮晶晶的。月是故乡明。 在上海住了将近一年，安娜苦干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带着三个孩子回日本去。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郭沫若说：“我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上海来，或许还可以做些生计。” 乍暖还寒的时候。上海汇山码头。 飘扬着太阳旗的日本轮船“长崎丸”，横泊在昏水茫茫的黄浦江边。从巨大的烟囱里冒出了黑沉沉的青烟。东方的天上呈现出金黄色的曙光。码头上此时十分悄静。郭沫若把安娜和儿子们送上了船。和儿、博儿都是生长在海国的儿童，一见到轮船就快乐极了，争着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看水。嘴里还一边欢叫着—— “我们又要回到海边上去啦！” “去拣金蚌壳儿！……” 郭沫若心中辗转反复着，一时竟拿不定主意：上岸去呢？还是留在船上和妻儿们同行。安娜见他迟疑着不肯上岸，便猜中了他的心事，于是再次安慰他道：“我们去了，你少了多少累赘，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最好是做长篇。我们在那边的生活你不要顾虑。停了几个月我们还要转来。樱花开时，你能来日本看看樱花，转换转换心机也好。” 安娜的脸上洋溢着圣洁的光辉。她的这一番话突如其来，好像天启一样。七年前他们最初恋爱的时候，安娜就是这样一种甜蜜的声音，音乐的声音，郭沫若在心中早就谱写了下来，如今重又响彻了郭沫若的心野。他在心中狂叫起来： “哦，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的爱人哟，你是我的Beatrice（贝亚特，但丁的好友，在《神曲》中引导但丁进入天国）！你是我的Beatnice！你是我的！长篇？是的，最好是做长篇。但丁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啊，福哉圣母！福哉圣母！永远的女性哟！…… 安娜走后将近三个礼拜了，还不曾有什么消息。郭沫若焦急地盼呀盼，起初他写信去恳求，后来渐渐生怒，又后来渐渐怀疑，以为是生出什么意外了，于是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亲自把妻儿送回日本去。在这种摇曳不定的思绪之下，今天早晨突然接到了安娜的一封长信，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了。家书抵万金，更何况又是久盼方至！他一面读着，一面潸潸地感谢着。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眼泪如贯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和纸上旧有的泪痕融合为一体。 旧痕染处添新痕，夫泪妻泪合一流。 此时响起叩门声。郭沫若赶紧拭干了眼泪，把两位客人请进屋里就座。原来他们是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来的。其中较年长的一位把两封书信交给了郭沫若，说：“我们是奉了会长的命令来的，命令我们来迎接郭先生，这是会长的信，这是令兄先生的信……”另一位解开衣裳，从最里一层的衬衫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张一千两银子的汇票来，双手捧着笑嘻嘻地说道：“我是揣在怀包里的，路上的扒手很多呢！” 郭沫若收下了书信。两年前，长兄郭橙坞就为他谋得了重庆红十字会医院医务主任的职务，月薪四百，但郭沫若一直未肯赴任。前不久橙坞兄又有一封快信寄来，嘱咐他道： “须知现在世局，谋事艰难，谋长远之事尤难，红会局面较大，比之官家较为可靠，幸勿付之等闲也。父母老矣，望弟之心甚切，迅速摒挡，早日首途来渝，一图良晤，至盼至嘱。” 然而郭沫若对此事却有难言的苦衷。他本来就不大愿意做医生，他尤其不愿意回重庆。因为重庆和家乡乐山离得近了，如果他回到那里去，再要不回家就太不近情理了，即使他硬着心肠不回家，家里的人，父母也好，琼华也好，他们也会自己来找他的，而他又不能拒之门外，那样的话，旧式婚姻的祸水便不能不同时爆发，一场纠葛不得不决裂。父母是绝对不能和他一致的，张琼华也许会因此而自杀，安娜和孩子们也不能不无端受屈受苦。每当想到这些无法解脱的矛盾时，郭沫若总是心乱如麻，终夜不能成寐。 这些苦衷他自然不便向外人明讲。所以他对两位客人表示了一番感谢之后，明确告诉他们他不能回去，也说了一些不能回去的原因，比如自己患有耳疾（重听）不宜做医生之类。“因此嘛，这张汇票在下是不能接受的，请二位一道带回四川去好了。” 两位客人听后不禁面有难色。年长的一位说道：“我们受了会长的命令交给先生，交给了先生我们便算是尽了职分，否则我们将来会讨会长的怪。会长很希望先生回去呢。” 郭沫若推辞说：“医院里面不说是有两个德国医生吗？” “是，是有两个。”另一位接茬说道：“中国医生还有三十几个呢。” 郭沫若笑了一笑：“哦，有那么多的人，那更用不着我回去了。” 年长的那位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诉起苦来：“但是，人还不够用呢！‘二军’一败，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不能不医；‘一军’又一败，又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也不能不医。所以人总是不够的。” “那也没有办法了。军人们这么爱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太医，恐怕也不够用吧？” “吓，吓，吓吓吓……” 两位客人被臊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了。但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他们却不肯拿回去，郭沫若无奈，只好权且收下。 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它代表着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郭沫若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收到这么大的一笔巨款！ 对于穷愁交困的郭沫若来说，这张薄如纸重如金的汇票未尝没有相当的诱惑力。 “我假如妥协一下，把这汇票换成钱，跑到日本去把妻儿接回来，再一路回重庆，那我们一家以后的物质的生活是可以再无忧虑的了……” 桌子上放着安娜的长信。这是她回到日本将近三个礼拜后写来的。郭沫若重读安娜的来信，如像刚接读时一样兴奋，一样急切。他的心尖迅速地战颤着，胸腔紧张得好像要爆裂开来。每读一句，他的眼鼻便要涨痛一次。如此这般地读下去，他的眼泪忍不住又如串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了…… 他还是不能去重庆。回到了那里，一幕家庭的悲剧便很可能发生，人命的牺牲是明于观火的。他决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牺牲别人的性命，而且还可能牺牲年已耄耄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啊，父母哟！父母哟！请原谅你的儿子罢！你的儿子忍心不回来，固然是不孝，但是你的儿子终竟不忍回来，也正是出于他的还未丧尽的一点孝心。你儿子回来了，便会把人害死，便会把你两老人害死。这教你儿子怎么能够忍心呢？父母哟！父母哟！我同你们别来已有十一年了，我是永远不能和你们相见了！” 这么痛哭着，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安娜的来信上。安娜在信中诉说的生活的苦状，使他悲愤万分： “啊啊，不错，我们真正是牛马！我们的生活值不得一些儿同情，我们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儿怜悯！我们是被幸福遗弃了的人，无涯的痛苦便是我们所赋予的世界！女人哟！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哟！我们是甚么都被人剥夺了，甚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甚么生存的必要呢！”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踞在他的心头。脑筋沉重得不堪，心里炽灼得不堪。那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又把他的眼睛刺得疼痛不堪。 “啊！算了！这金钱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你且看我来蹂躏你吧！”这么说着，他突然把那一千两的汇票，和着信封一齐投在地板上，还狠狠地走去踏了几脚。 他把金钱的魔鬼踩在地下了。心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连着说了几声：“痛快！痛快！金钱哟，我是永不让你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了！” 他决心不回重庆去了。于是便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哥橙坞，一封给重庆红十字会会长。把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也封在后一封信中退回，把唾手可得的官聘坚决辞掉了。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五）革命加恋爱 （五）革命加恋爱 一支武装的和非武装人员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了流沙，朝着横亘在西南方向的山头进军。流沙位于广东汕头附近，这一带属于粤东北山地的一部分，群山高耸，海拔约1000米左右。山上林木蓊郁，从村外一直到山脚则是一片广阔的田畴。已经是9月下旬了，有些晚稻还没有收割。 郭沫若走在队伍的中间。他身上穿着一套蓝布军服，但神情和气质仍然是一位诗人。 最近几年来，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24年，他通过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他在上海目睹了“五卅”惨案，于悲愤泣血之余亦看出了希望的光辉。1926年3月18日他来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初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其后又投笔从戎，于7月间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先后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行营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他撰写了讨蒋檄文并因而遭到通缉。“八·一”南昌起义后他随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样剧烈的变动中，他和安娜时聚时散。1924年4月他离开上海，东渡日本，欲写《洁光》而未果，11月又携妻儿回到上海。南下广州时安娜和四个孩子留在上海，过了两个多月始来穗同住。郭沫若随师北伐，妻儿们又留居广州。出发前他身着戎装同安娜一起照了相，安娜是短发西装，站在投笔从戎的丈夫身旁，其神情就像一位知书明理、温柔多情的闺妇把丈夫送上烽火连天的战场，于皎洁可爱中又隐含着深深的忧戚。“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形势危急，安娜带着孩子经上海逃到武汉。后来，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叛变了革命，郭沫若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安娜又带着孩子返回上海。总之，在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中，他们相聚的时间少，分离的时候多。安娜虽然是日本人，并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也随着丈夫的动荡的生活而漂泊不定。 天气阴晦得很，队伍是在接到村外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后，仓促集合整队出发的，虽然浩浩荡荡，却显得参差不齐。人人都意识到了严重的危险就近在咫尺之间——如果背面山头上果真有敌人的话。尽管如此，在田踌上行军，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拂在面上让人感觉着舒适，路旁的杂草闲花，又平添了几分野趣。在郭沫若旁边走着的一位女同志，低声地唱起了《国际歌》。 她——就是安琳女士，剪着一个男子式的分头，穿的也是蓝布军服，蓝布马裤。如果不是那一张秀丽的面孔和高高隆起的胸部，这一身装束几乎让人不大相信她是女子。 郭抹若听着安琳唱歌，便侧过脸去注视着她：一个是美丽的、勇敢的，新时代的女性；一个是克拉凡左式的骑士。他心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情愫，并暗暗地自语道： “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安琳是安徽省芜湖人。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学院长时，安琳在预科读书。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著名的诗人，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女青年。在校园里，在各种集会上，他们两个人时常见面，但并没有直接的交往。头年10月，安琳由广州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其时，郭沫若已经升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成为了一种时髦的形势下，一般革命的将官当然为民众所羡慕，尤其为一般女众所羡慕了。在人们的心目中，革命诗人又兼革命将官的郭沫若，是一位骑士，而这样的“骑士”又几乎肯定是一个“浪漫鬼”。加之他的夫人不在身边，自然会有不少美丽时髦的女子乐于围在他的周围旋转。 然而有一天，郭沫若把一位女士送给他的像片烧了，因为夜半醒来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安娜。 当有人询问此事时，郭沫若把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圆眼镜擦了擦，十分风趣地回答说：“我这人究竟是脱不掉东方文化的束缚，我实在没有谈我们那位性学大博士的‘新文化’的资格。有许多人误以为我是浪漫鬼，其实我之不浪漫，犹如鬼之不浪漫也。因为鬼是没有的，那里会浪漫得起来。” 当时武汉盛行着一种“要恋爱”的风气，“单身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安琳初来不久，对一些男同志的纠缠也和茅盾笔下的静女士一样感到“十分地不高兴”。郭沫若是十分关心下属的，尤其对投身革命的年轻女学生倍加爱护。他告诉安琳说：“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意大利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此时郭沫若正单身独处。安琳便问起安娜夫人的近况：“你的家眷还在广州吗？” 郭沫若叹了一口气，说：“好久没有得到消息了，说不定已经到了上海。”“该没有什么危险吧？”“危险或者不会有，因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啊哈！日本帝国主义者！”安琳忍不住笑出声来了。的确，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彼此都敞开了心扉。 风雨伴君行。南昌起义后，在由南昌到汕头的长途行军中，郭沫若和安琳始终同路。他们原本是书生淑女，自然没有战士般的脚下功夫。跋山涉水，千里之遥，可想而知是多么劳顿困苦了。8月又正是盛暑季节，南方高温多雨，疾病流行。郭沫若在路上患了赤痢，安琳很是关心，每到一处城市她都不顾劳累，替郭沫若找医找药。 一处屋檐下。瓦罐在炉子上冒着热气。斜风细雨，淋湿了的木柴不大好烧，安琳用一把破竹扇使劲往炉口扇风，以期火苗能燃旺一点。她那白嫩的脸庞上染上了几点烟熏的黑迹了。 李一氓从外面走进来，问道：“安琳，你在做什么呢？” 安琳转过脸来，回答说：“好不容易弄到了一点中草药，给郭主任熬一熬。” 郭沫若疲弱不堪地躺在屋里一张竹板床上。李一氓走进来笑着对他说道：“安琳对你真不错呀！” “这一路上全靠她了……”郭沫若点点头说，大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的样子。 不一会儿，安琳笑微微地把熬好的药端进来，又服侍着郭沫若吃了。李一氓看到安琳如此热心和周到，知道这时候的郭沫若和安琳已经情深意笃，年龄的差异和职务的高低，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感情的递进。 “砰！——叭！——” 前面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零碎的枪声。队伍立刻成了乱了阵的蚂蚁群，在田畴间东奔西窜起来。挑脚夫抛下了担子乱跑，勤务乱跑，穿上短衫的革命老爷们也乱跑。安琳紧紧靠在郭袜若的身边，恐惧得什么似的。尖锐的枪声打断了郭沫若对往事的回忆。他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来，拽着了安琳的胳膊。 幸好枪声没有继续。队伍又重新在一段浅浅的高地上聚集起来，然后一小队一小队的以冲锋的姿势向山麓前进。但由于联络工作没有做好，一小队一小队的队伍间隔着出发之后，简直就像一枝枝的箭矢射向了空林中一样无影无踪。彼此不通消息。前面的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天色却逐渐的昏黑下来了。耸立在前面的连山呈现出模糊的轮廓，阴森得像一条庞大的吃人的怪物，这无疑又加重了恐怖的气氛。 队伍悄悄地摸索着前进…… 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背后不十分远的地方忽然又响起了尖锐的枪声。黑暗中也分辨不清楚是敌人追上来了，还是附近的土匪在打冷枪？参谋团的几名动作敏捷的年青卫士，立即掉头伏在地下，用手中的驳壳枪还击，郭沫若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赶紧掩伏在一个墓碑的下边。 安琳呢？她不在他的身边，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郭沫若心里惦念着，不免东张西望起来。可是在一片昏黑中，什么也看不出。郭沫若忧心仲仲，此时他担心着安琳的安全，远胜过关心自己。 枪声沉寂后，郭沫若从墓碑下爬起来，全体人员都已撤退了。向导也没有，只知道路向是从一个缺口处翻过山去。 天色愈来愈黑了。郭沫若照着既定的路向急匆匆追赶上去。一个人摸黑走路，在这种时候，又在这种地方，他未免感到孤单和恐惧。道路又不熟，走起来高一脚浅一脚，一个趔趄接着一个趔趄。安琳的安危又紧紧地揪住了他的心。 走不一会儿，前面有一个黑黝黝的人影朝他走来。郭沫若的眼镜在徐家埠被打掉了，又加上在黑夜中，自然无法看清来者的面目。“如果遇到了敌人或土匪可就糟了！”他想。心里方自吃惊，忽又骤喜起来，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性的声音在亲切地唤他：“是郭主任吗？” “安琳，是我，是我。” 原来安琳是折回头来专为寻找他的。随部队撤退过山以后，安琳发现少了郭沫若，二话没说，返身就往回走。她断定郭沫若仍在刚才交火的地方。在万分危急的时候，一个女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摸黑回来寻找他，这不禁使得郭沫若万分的感动了。他紧紧握着安琳的柔软的纤手，感谢地说道：“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安琳十分动情地说。“我不会忘记这一切。” 两个人相携而行。再走不远，又遇着了两位掉队的朋友，傅君和易君。四个人由田间小径登上一条大堤道。在一个村落里，有一位魁梧的汉子自愿充当向导，他把郭沫若等领到了一座瓦窑厂的前面，当晚郭沫若和安琳傅易二君睡在窑厂内的干草堆上，次日一早醒来，士兵们和那位向导连影子都没有了。窑厂外面还有好几户人家，男的女的都簇拥着来看他们，尤其对安琳的装束倍感兴趣。郭沫若对当地人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幸好安琳在广州住过半年光景，广府话能说一些，于是她就权当了几个人的“喉舌”。 他们已经和部队离散了，郭沫若和安琳等谈到今后的去向，大家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再去香港。这自然需要钱。郭沫若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他很是犯愁地说：“找向导，换装，乘车乘船，凡事都要用钱。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安琳笑了一笑，轻轻拍着自己的裤腰带说：“钱，我这里有呀！” 原来安琳以她女性的特有的仔细，从汕头出发后，把四十块硬洋缝在了裤腰带上，以备急用。易君原是会计，随身带有两百元左右的伙食费。有这么多的钱，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一大批财产了。他们拿了些钱出来买了旧衣服穿上，装扮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模样。此外，凡是身上可疑为“革命”者的东西统统丢掉，就连图章上的姓氏也要磨去，以免被人认清了姓名和身份。郭沫若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把自己用的那一技红色的头号派克笔丢弃，他摇了摇头对安琳说道：“这大约也就是知识分子劣根性的绝好的象征吧，要丢掉它还真不容易的啦！” “我替你保管着好了。”安琳笑着说，把笔收藏了起来。 吃早餐的时候，那位充任向导的魁梧汉子像游魂一样去而复来，催促他们起身。他用强迫的口吻对郭沫若说：“你们几位呆在这儿很危险，地方上的当局一知道，便要来拿人。我的家离这儿不远，我把你们接去住一段，看看风色再说。” 郭沫若疑心这家伙是当地的土匪，便推辞说：“我们要出海口，到甲子港或碣石港去。” “那也离不得我。我懂话，除我之外，没人懂。”那汉子执拗地说：“反正，你们有钱，迟几天不关事。” 郭沫若和傅君等面面相觑了一下，不约而同地想：“钱？这家伙是在打鬼算盘吧！”安琳沉静得很，她接过去说： “我们是落难的，钱都丢光了。” 郭沫若心里筹划着应付这位汉子的办法。他回头对庄主人说道：“请替我们找四根扁担，我们出钱买。我们要装成挑脚，一面也好用来柱路。”他想他们四个人用四根扁担对付一个土匪，还是足够应付的。 “你们也走路吗？”汉子在一旁有点泄气地插了一句。“到甲子港要走好几天，这位女官（指着安琳）至少会吃不消。” 土匪大都欺软怕硬，杀鸡得借用牛刀。所以郭沫若提高了声音，特别夸大地说：“你不要看见她是女的，她还打过仗呢！她从江西的南昌一直走到汕头，难道还怕走不到甲子？” 安琳故意挺了挺胸，好像她是一位巾帼英雄，一位绿林女杰。又拍了拍裤腰处——那里硬硬的本是硬洋，可汉子以为女官腰里别着驳壳枪。 不出郭沫若等所料，魁梧的汉子果然是一个土匪头子。幸好途中又遇着了当地农民协会的一位青年，他几句话便把那汉子打发走了，并主动带路，领郭沫若等到盐酸寮去。这一路上天气晴朗，空气里饱和着浓重的土香和木香，时而有些不知名的鸟儿在山林间清脆地叫着。还有一只活泼可爱的百灵鸟在欢唱，那是安琳又在低声唱着《国际歌》。 盐酸寮是一个富庶而又宏大的乡镇。农会主席把郭沫若等安顿在后山的草仓里潜伏了六天。以后又装扮成盐贩子，冒着大雨用十个钟头的时间走了一百二十里，来到了海边的神泉。因为要等适宜开船的风向，他们在一座侧巷的楼上又住了整整十天。 天天都坐在楼上等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什么书可读，因为言语隔阂，和主人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谈。外边也没有什么风声，只知道场上有不少反动派。危楼临海立，相伴有红妆。久盼风不至，回首徒神伤。 郭沫若和安琳在楼上相伴了十天，无论“红妆”代表女性还是象征革命，安琳都是名副其实的红妆。就她内心的愿望来说，她愿意永远和郭沫若相伴一生。郭沫若自然亦如是。 此刻，他们有时间作倾心的长谈了。谈革命，也谈文学。而当他们回首往事时，又都不免有些黯然：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噼噼叭叭闹过了一阵，结果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 “散了，也就算了吗？”安琳深深地叹息着。“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 郭沫若很有信心地说：“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炮了。”“啊啊，但愿如此！”安琳望着窗外的海水说。她相信郭沫若的预言会实现的，中国革命的火焰一定能燃烧得更炽烈，更鲜红。然而她和郭沫若的关系，也许只能像燃放的花炮一样，今朝散了——以后也就算了…… 个人的命运和革命的命运有时并不相同。 这么一想，安琳又不免有些伤感起来。 郭沫若关心的是早一些去香港，而从神泉乘船到香港必须要刮东南风才行。他问安琳：“风向转了吗？” “哦哦，还没有。”安琳回答道：“刮的仍是西北风。”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去沧海。十天之后，东南风起，郭沫若和安琳乘一艘贷船去了香港。这一次两人是名副其实的“风雨同舟”。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六）贤妻为贵 （六）贤妻为贵 上海窦乐安路的一栋小弄堂房子。安娜带着四个孩子赁居在这里。周围住的大都是日本人。 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由香港秘密回到上海。他的生活年年都漂泊不定，这次从烽火连天的战场辗转回到了妻儿们的身边，真是有“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欢喜。安娜“惊定还拭泪”自不必说，四个孩子也在楼上欢迎爹爹，喊呀笑呀跳呀，大有“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的样子。可是安娜却把他们喝住了：“嘘！——” 郭沫若正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安娜怕附近有侦探，故而不让孩子们大声嚷嚷。四个孩子乖顺地静默了下来。郭沫若也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他想：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国也是不能久呆的。往哪儿走呢？ 最初的计划是全家人去苏联，而且定了行期。可是在12月8日的晚上，郭沫若突然头痛，两眼充血，脸色发红而带浮肿，高热达四十度。经诊断为斑疹伤寒。由于正在受通缉，他只好偷偷摸摸地住进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私人医院。石井勇和郭沫若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先后同学，安娜噙着眼泪一再央求他道：“请多多关照，无论如何使他康复。” 石并勇医师认真负责地说：“我会尽力的。” 入院后的头两个星期当中，郭沫若完全失掉了知觉。他的大脑神经好像错乱了，腥风血雨，战场、死亡，从那赤道的流沙中吹来烈火，从西伯利亚的荒原里吹来冰魂，黑夜和他对话，头颅被人锯下，如像肃杀的秋风吹扫残败……这一切杂乱无章的影像充塞在他颠倒了的记忆里。 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炎。但她毫不顾惜自己，用一个妻子的全部的爱来照料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个孩子安顿好，便匆匆赶到医院里来了。早上来时她要坐到中午，午后来时她定要坐到深夜。每次来都给郭沫若带来鲜花和果品。 那红亮的苹果溢着清香。 那鲜嫩的花朵犹自带着朝露。 它们不是药品，但比药品还要珍贵，因为其中凝结着安娜的爱情。 然而郭沫若的病情日益恶化。危笃时他甚至连安娜都认不得了，他大声骂詈她，加给她无数的冤枉的罪名。过一会儿又祈求死神迅速地前来结束他痛苦的生命： “安娜，安娜，快给我一把犀利的匕首！” “或者是一管灵巧的手枪！安娜。” 安娜坐在偏僻处，望着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丈夫，暗自伤心垂泪。石井勇医师悄悄走近她的身边，低声说道；“可以准备后事了……” “不，不！”安娜心痛欲碎。“请救救他吧，医生1” 石井勇医师沉吟了一会儿，又对安娜说道：“谋事在医，成事在人。得了斑疹伤寒的人，在三四十岁以上的过半数是要死亡的。如果郭君自身的抵抗力强，或许能死里逃生。” “万能的主啊！请保佑他——”安娜在胸前连连划着十字，她以一个基督徒的十倍的虔诚为郭沫若祷告。 奇迹果然出现了：两天之后郭沫若的病情开始有了转机。他自小身体素质不错，抵抗力强，石井勇医生的医术又高明，再加上安娜的精心护理，他慢慢地好了起来。又住了两个星期便出院了，他重新复活在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 安娜和几个朋友把他送回到窦乐安路的寓中。一场大病之后，郭沫若的身体虚弱极了，踉踉跄跄自己还不能走路，上楼是用两脚两手爬上去的。孩子们在楼上簇拥着欢迎爹爹的归来。寓室里收拾得异常整洁。郭沫若上了楼便又倒睡在床上安息。安娜忙着去厨下为他熬粥。孩子们把所有的玩具都搬到了床前，欢欢喜喜地在电灯光下做着游戏，为的是要让爹爹看着高兴。小小的亭子间里充满了家庭的温暖的气氛。 在医院里的几个星期当中，郭沫若几乎没有睡着过。晚上吃了安娜烧的粥以后甜甜地睡去，竟足足睡了八个钟头！一觉醒来，时针指着四点，天色已经蔚蓝。郭沫若如像脱胎换骨了一般，他的精神像那窗外的蔚蓝的宇宙一样新鲜，脑筋异常清醒，心、里异常安静，一点也不忧虑，一点也不熬煎。 安娜睡在床前的草席上。郭沫若伸出一只手去试探——他想这些日子安娜实在太劳顿了，此刻一定还在熟睡中。谁知，安娜即刻睁开了眼睛。其实她老早就醒转来了，夜来只要一有动静她便立刻睁开眼睛来看看郭沫若。她心里老惦着他，即使在睡梦中也是如此。 郭沫若告诉安娜说：“我睡得十分惬意。” 安娜满足地笑了，丈夫的康复对她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安慰。她本来打算如果郭沫若真的被死神拖走了，她便要带着孩子们到苏联去，实现郭沫若未遂的遗愿。如今她帮助他战胜了死亡。在处境危险的家中他反转得着了这样的安眠，怎能不让安娜从内心深处感到高兴呢！ 这么想着，安娜抬起上半身来，和郭沫若亲吻了一下。然后，她把他的手放进被子里，叮嘱着：“你不要伤了风。天亮的时候，空气很冷的啦。” 安娜给予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郭沫若非常感动。他久久地注视着安娜，他从她圆圆的脸上又看见了那种圣洁的光辉，如像圣母玛利亚一样。 “这是我的妻，她的爱情！ 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 郭沫若在心里这么感激道。安娜的爱情，安娜的关怀，他知道不是药品所能给与他的，它不是吗啡，不是催眠药粉。这是爱的联系，骨肉的联系，是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怀着对安娜的挚爱，他在两天的时间里一连写了《恢复》、《归来》、《得了安息》等好几首诗，表达对妻子的深深感激之情。 安琳是同郭沫若一起回到上海的。在郭沫若病重住院期间，安琳没有去医院探视，因为她怕使郭沫若为难。 据内山完造在其所著《花甲录》中记述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东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说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在意。”这些说法同郭沫若在《离沪之前》里的记述有所不同，似乎暗示了安娜同安琳的关系有某些微妙之处。 郭沫若每当想到安琳，心、中便隐隐作痛。邓南遮的剧本《角孔达》，描写了一位有妻室的雕刻家和女模特儿角孔达的恋爱故事，其主题是：艺术与家庭——自然与责任——希伯来精神与异教精神。由这些矛盾发生出了种种的纠葛。这给郭沫若以启发，同安琳在监酸寮中的生活便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了。他打算把这一幕亲身经历的话剧写下来，主题是：革命与家庭。并拟好了七篇小说的题目： （1）酒家女（2）党红会（3）三月初三（4）未完成的恋爱（5）新的五月歌（6）安琳（7）病了的百合花 这几篇小说除第五项有成稿外，其余的都没有写出。但郭沫若利用潜伏在窦乐安路的亭子间的机会，把早年译的《浮士德》第一部又重新整理、润色了一遍。翻译也是一种创造，他把近十年中的经验和心、境含孕在里面，使译文成长了起来。其中《我的心儿不宁》那首诗他重新翻译了一遍，虽说是译诗，但可以说完全是郭沫若自己的情绪借了件歌德的衣裳。没有安琳他绝对译不出这首诗来，换句话说，《我的心儿不宁》实际上是郭沫若对安琳的一篇献词：安琳使得他的身心不宁，而他愿意向安琳献出全部的心肝。 郭沫若把《浮士德》第一部重新改译好了之后，立即交给创造社付排。2月1日，《浮士德》第一部便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作为“世界名著选第八种”，印刷装帧相当精美。多年来的心、愿得以实现，郭沫若真是有说不出的愉快12月3日晚上，正巧成仿吾来访，言谈话语之间自然又把这部译作大大称颂了一番。安娜为了庆祝《浮士德》的出版，特地买了一盘“寿司”（日本制的冷饭团）。几个孩子一向是日本的饮食习惯，一见“寿司”顿时馋涎欲滴起来，唯有博儿因患肋膜炎，脸色苍白，食欲不进。大人小孩你伸我拿地一起吃“寿司”，郭沫若即兴吟道： 嗟我小斋中，灯火今复燃， 胸底生光明，深心知内观。 花开希望蕊，理智复能言； 景慕生之川，景慕生之源。 这是浮士德在复活节时出外春游，从原野回到书斋之后的一段唱诗，郭沫若觉得它完全是自己心境的写照：从烽火连天、腥风血雨的战场回到上海的亭子间，回到妻儿们的身旁，就好像漂泊了数年回到故乡一样。虽然这所谓的“故乡”田园荒芜、xiao蛸满屋，而他又失掉了自由，但心情是宁静闲适的，并且保持着对于未来的葱笼的希望。战斗之间的短暂的憩息，愈合一下流血的伤口，是为了更有力、更充沛地重新投入战斗。这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又何尝不是一种必要呢？ 这种宁静的幸福，不消说是安娜赐予他的。正是安娜用全部的爱帮助他战胜了病魔，赢得了第二次生命。郭沫若想到这些，不由得不怀着感激的心情久久地端详着安娜那张闪着光耀的圣洁的面孔。一种幸福和满足的神情分明浮现在她的脸上了：安娜从来就是这样，把郭沫若的每一次成功都看作是自己的莫大的幸福，莫大的慰安。她记得那一次《浮士德》的译稿被老鼠咬坏了之后，她曾经说过郭沫若第一次出马便不成功，说明他当不了文学家。十年过去了，如今郭沫若已经成为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成为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不仅仅是文学家，他还是叱咤风云的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安娜怎能不为此感到幸福呢？ 郭沫若是完全懂得安娜此时的心情的，他把《浮士德》送给了安娜，并且用钢笔写了两则献辞： Anna： 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 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M·K．3Feb1928 第二页上用德语写着： 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夜境渐深，安娜将儿辈们服侍睡了之后，又坐在灯下为淑子织围巾。郭沫若帮着理了几团乱丝和旧绒线。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屋子里没有生火盆，很有些冷。 夫妻俩一边制毛围巾一边闲话家常。说到今后的生计问题，安娜停住了手里的活计，对郭沫若诉苦道：“和儿已经九岁了，超过了人小学的年龄已经三年。博儿也七岁了，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总是这么漂泊不定，终究不是办法。” 这也正是郭沫若所焦虑的事。苏联是去不成了，祖国是不能呆的，游历欧美又没有钱。究竟往哪儿跑呢？安娜自然是想回日本去，日本毕竟是她的母国。郭沫若是不甘心再去日本的，但为了安娜和儿女们着想，似乎又不能不去。这使得他颇感苦恼了，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总是纠缠着这样一些难解的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儿女们一定要受日本式的教育才行吗？ 究竟往东京呢？还是往长崎？ 到日本去靠着什么生活？ 啊啊，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的路要自己去走! 因为生病，误了赴苏联的行期，郭沫若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决定携妻儿再赴日本。临行前，成仿吾、民治（李一氓）夫妇、继修夫妇、公冕、啸平等一些朋友在都益处为他饯行。安娜自然同去。恰巧安琳也来了，两个女人和郭沫若同桌共食。 席间，朋友们和郭沫若谈笑风生，无拘无束。郭沫若豪情未减，他用诗向大家表白心迹道： 我今后的半生我相信没有什么阻挠， 我要一任我的情性放漫地引颈高歌。 我要唤起我们颓废的邦家，衰残的民族， 我要歌出我们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生活。 成仿吾插话道：“上海滩上有些文丐说你已经老了，不会再有诗了，你已经成了枯涧，不会再有流泉。” 郭沫若哈哈一笑，随口吟道： 我不相信你这话，我是不相信的； 我要保持着我的花瓣永远新鲜。 我的歌喉要同春天的小鸟一样， 乘着和风，我要在晴空中清啭。 我头上的黑发其实也没有翻白， 即使白发皤然，我也不会感觉我老； 因为我有这不涸的，永远不涸的流泉， 在我深深的，深深的心涧之中缭绕。 大家边吃边谈，气氛融洽而又欢欣。因为安娜在座，安琳和郭沫若应对却极其拘束，好像颇有些坐立不安、食不知味的样子。郭沫若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觉得安琳比从前消瘦了，脸色也很苍白。 为了打破僵局，他主动为安琳夹菜：“请尝尝这个——” 安琳瞧了安娜一眼，脸上禁不住泛出了红晕。她不大好意思让郭沫若替她夹菜。她不愿意和所钦慕所热爱的人显得过分亲热。因为这里不是盐酸寮，不是在那座临海的危楼上，也不是风雨同舟去香港。郭沫若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他的夫人正坐在他的身旁。 安娜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安琳，她没有说话。 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看起来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呀！……” 李一氓是了解郭沫若和安琳的那一段情愫的。他笑着赞美两位女性道： “安娜夫人是圣母玛利亚，安琳是中国的罗莎·卢森堡（德国早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者）。” “啊哟！她们一个是圣母，一个是无神论者，岂不成了矛盾了么？” 不知是谁嚷了一句，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了。安琳满脸通红，勉强附和着笑一笑，但笑得很不自然。郭沫若呷了一口酒——辣得有些异常，好像从嘴里一直辣到了心里似的。 晚上，回到寓所里，安娜问郭沫若：“安琳女士和你什么关系？” 郭沫若把他和安琳相识并一同由南昌南下汕头又转赴香港的大概情形，向安娜讲述了一遍。讲到长途行军中安琳如何关心他，他们两人又经历了多少风险，郭沫若的眼睛湿润了。看得出来，他是很动感情的。 安娜进一步问道：“你爱她吗？” “自然是爱的。”郭沫若毫不隐讳地回答说。“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 “既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 “唯其爱才不结婚。” “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安娜自言自语地说。她并不抱怨丈夫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相反，她完全能够理解这种感情，她甚至准备着由自己作出牺牲。 夜已深了，草席上睡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是她和郭沫若生育的儿女。她是孩子们的母亲。她可以作出牺牲，但儿女们却不能没有父亲，没有父爱。想到这些，安娜又指着四个儿女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郭沫若没有再说话。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这样想着，他的心境随着夜境深沉下去，竟这样地不宁！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七）相濡以沫 （七）相濡以沫 一艘从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邮船。开饭的时间到了，船上的佣人把饮食送到一间舱房里去，那是单独住在这间舱房的先生指定要送的，一上船就这么交代过了。 佣人把饭菜放在桌子上，笑嘻嘻地和乘客闲聊了起来：“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吴诚。”那人推了推眼镜，回答说。“在贵国做什么呢？”“我是南昌大学的教授。”“现在正是樱花开的时候，先生是去日本游玩么？”“不，是到东京考察教育。” 吴诚——其实就是郭沫若。作为受到通缉的政治犯，他在国内是不能住下去了，事实上，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已经探听到他潜伏的所在。郭沫若和安娜商量了以后，同成仿吾匆匆忙忙跑到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引到一家日本人的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由内山老板亲自陪同把他送上了开往神户的日本邮船。买船票的时候就用了“吴诚”的假名，因为事先考虑到了一家人同船走目标太大，容易被人注意，弄得不好非但上不了船，说不定在码头上便会被侦探扣留。所以，安娜带着四个孩子乘另一条由上海开往长崎的船，她们母子在长崎上岸后再改乘火车赴神户。这样安排，安娜也是为了想把当局的注意力引到她身上来，好掩护郭沫若安然出海。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再次去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亡命生涯。 邮船离开了码头，离开了上海，郭沫若望着渐行渐远的沉默着的祖国，潸潸地流出了眼泪。他是很不情愿离开自己的祖国的，祖国也不是不需要他。然而他却被逼逃亡国外了。唯一使他宽慰的是：流亡，流亡，安娜始终和他相依为命。他们是贫贱夫妻，也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三天之后，郭沫若在神户和先期到达那里的安娜母子会合。安娜到码头上来迎接他，夫妻紧紧拥抱，共庆死里逃生。一家人当天下午即同乘火车赴东京，投奔安娜女友花子夫人的娘家。以后又托友人村松梢风帮助，以安娜的姓氏——佐藤的名义，在千叶县市川市住了下来。 郭沫若是在国内受到通缉的政治犯，所以在日本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政治性的文章是不能写了，离开了祖国，离开了现实，文学作品也写不出来。于是他就转入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认清楚过往的过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然而即使研究历史，他也不得安宁。在他周围始终布有一道严密的罗网。 盛夏的一天，吃了午饭后不一会儿，郭沫若因为连日来撰写《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感觉着有些头痛。他正想打起地铺来休息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几个人的脚步像马蹄一样气势汹汹地窜进了大门，还大声嚷叫道：“找郭沫若！找郭沫若！”“这是我的家，我叫佐藤富子。你们要干什么呀！”“找的就是你家！赶快闪开！ 安娜在门口没有拦住，有两三个人直接闯进了屋里。郭沫若撑起身子来。从他们都穿着一色的黑羽纱的西装，就一眼看出了是便衣警察。这种便衣警察在日本又称作“刑士”。着“便衣”而又服饰一律，这本身就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令人可笑。郭沫若鼻子里“嗤嗤”冷笑了两声。 其中一个警察看见郭沫若睡在地铺上，就粗暴地问道：“哦，生了病吧？” 另一个警察则做出一副办公事的样儿，板着面孔说：“我们是东京警视厅派来的，有事情要你到东京去谈话。” 郭沫若知道事情不妙，又觉得应该到来的一个瞬刻毕竟是到来了。从上海来到日本，犹如从狼群掉进了虎口，他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于是便起了床，没有多说话，只答应道：“我去。” “不，你不能跟他们去！”安娜抢过来阻止道。她和便衣警察争辩，抗议他们无理逮捕：“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呀？他犯了什么法？” “哼哼！哼哼！”这一批警察是在市川的警察局打了招呼来的，有恃无恐，蛮横至极。有几个留下来搜查住宅，有两三个人便把郭沫若强行押到东京警视厅：“走！——” 安娜顿时急红了脸。拦又拦不住，她便要同郭沫若一起去警察局。“要走，我们一起走！”她说，回头便叫和儿关照好弟弟妹妹。四个孩子见此情景，哇哇哭开了。安娜又禁不住，心如刀绞。 郭沫若劝止了妻子。他对安娜说：“即使有问题，也断不会枪毙我的。安娜，你还是和孩子留在家里的好。”安娜勉强忍住了眼泪，目怔怔地看着丈夫被蓄察强行带走了，对亲人的爱和对自己同胞的憎恨交织在她心里，像着了一把火。 到了东京，郭沫若被引到日本桥区的蓄察局。一位绅土模样的外事课长，详细询问了他的履历和来日本的经过，还问到安娜的履历，郭沫若都一一告诉了。外事课长最后又问道：“为什么要用假名吴诚？这不是证明你有什么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的警察吗？” 郭沫若微微一笑，坦然地回答道：“我要用假名是备上船时瞒过上海的警察，并不是对日本有所企图。我住在市川，虽然没有公开用我的本名，但都是经过了检事和警察局的同意。到了日本快半年，我也没有做过对于日本不利的丝毫的活动。” “那你每天都做些什么事呢？” “我在打算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甲骨文……” 虽然审问不出一点名堂来，但警察局仍不释放郭沫若。他们把他关进了第三号监房，为了防止自杀，还解下了郭沫若腰间的皮带。 郭沫若被警察带走以后，安娜多方奔走营救。她先去市川的边区找到了击剑名人横田兵左卫门。这位横田兵左卫门是仙台藩的土族，交友很广，东京的思想检事的首席平田薰是横田的同学。安娜和横田一起路到东京请平田薰检事帮忙斡旋。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检事的指挥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没有检事的传票，警察一般是不敢专擅的。经了检事亲自出马奔走说项，警察局长当然是奉命唯谨。因此郭沫若在东京警察局被拘留三天后，终于释放了出来。 已经是傍晚时分，他急急地往家走。家中的一切和往常一样。郭沫若见到安娜由于连日奔波劳顿，丰腴的容颜一下子消瘦了好些儿，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把妻子紧紧搂在了怀里，这一对患难夫妻久久偎依着，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小的女儿淑子照样欢呼着跑来拥抱爸爸，稚气地问道：“爹爹，你带回土产来了吗？”“土产？”“我没有告诉她。”安娜笑着解释道：“她以为爸爸是出外旅行了呢！” 郭沫若明白了，安娜就像基督耶稣，宁肯自己担惊受怕，奔走辛劳，承受一切的苦难，也绝不让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受到一点点的压抑，蒙上一点点的阴影。 郭沫若这次被东京警视厅无理拘留，给安娜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日本人本来就瞧不起中国人，郭沫若又是一个亡命之徒，左翼分子，那些邻居们便都闪着戒备而又轻视的眼光。有的人甚至说安娜的坏话。 郭沫若的行动是受到双重的监视的，一重是刑士，一重是宪兵。他的相片，乃至全家的相片，都曾经在日本的报纸上登载过。郭沫若被视为“左派的要人”，搬到新居来没几天，刑士便像甩不掉的警犬猎狗一样跟踪而至。他们每隔一、两天便要来打扰一次，还美其名“保护”。 郭沫若在北伐时期曾被授予过中将的军衔。有一天，一位刑士问郭沫若：“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啊？” 郭沫若知道这位刑士是把他视同如中国的一般军阀了：自己虽然亡命在外，国内却还有残留的部队存在。“真可笑！”他想。身旁站着安娜生的四个儿女，他本意是想说他只有四个儿女，这就是他的“部下”，所以就开玩笑似地伸出四个手指头。 那位刑士一点也不懂得幽默，反而吃惊地伸出了舌头，说：“噢，了不得！四万人，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哈哈哈……”郭沫若禁不住哑然失笑了。安娜也忍俊不禁。 市川驻有一个宪兵营，宪兵经常来纠缠不休。这些家伙穿着马裤，脚穿黑皮的长统马靴，一个个凶神恶煞，孩子们见到他们就赶紧躲到父母身后去。 为了丈夫的安全，安娜巧妙地和宪兵、刑士周旋应付着。 郭沫若来日本后，创造社的朋友们每月给他一百元的生活费。1929年2月7日创造社被封闭，这每月百元的生活费便断绝了。幸亏安娜处家俭约，她一个人操持家政，炊食洒扫，洗衣浆裳，乃至对外的应付等等，几乎一切全都靠她。1928年成仿吾去欧洲时路过东京，曾经给郭沫若留下了一千元作为生活费。这笔钱安娜一直舍不得用。一直到1930年9月，郭沫若和安娜才用成仿吾送的一千元钱在千叶县国分村须和田弁才天买了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共有五六间，有书斋、客厅、茶室、厨房以及儿女们做功课用的房间。房子前面有一带凉棚，上面爬着朱藤。再前面是菜园花圃。从此他们就定居在这里了。 大的两个儿子在东京上中学。安娜每天要为他们准备早饭和中午的“便当”；为了让孩子们搭乘电车不至迟到，安娜早上五点钟前后便须起床。她又有养鸡的癖好，在屋前的空地上种了好花木以及蕃茄、朝天椒。总之，在这个家庭里处处都凝聚着安娜的心血和汗水，屋里屋外整天忙碌的是她的身影。郭沫若在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研究之外，又写了不少自传性的作品并从事翻译。有了稿费收入，也就免除了一家人饿死的危险。除了卖文以外，他们是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的。 庄子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xu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在那些困苦的日子里，郭沫若和安娜就像两条泉水干涸之后挣扎在陆上的鱼，彼此用口水沾湿对方，相濡以沫，共度难关。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八）别妇抛雏 （八）别妇抛雏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郭沫若决计回国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国内政界要人张群、邵力子以及老友郁达夫等，或进言，或斡旋，或书信联络，最后经蒋介石同意，表示对郭沫若要“有所借重”。国内进步文化界在鲁迅逝世之后，更是翘首以待，盼望郭沫若早日归来，担当起领导文化界团结抗日的重任。 祖国召唤着亡命海外的游子共赴国难。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迫切需要像郭沫若这样久经考验的文化战士。 然而回国就意味着和相依为命的安娜再次分别。在中日全面交战的时刻，这次分别更不比往常，还不知道今生今世能不能够重逢？ 他迟疑着，不敢把要走的真情向安娜讲明。钱瘦铁和金祖同为安排他回国的事继续忙碌着。与此同时，日本的警察和宪兵则进一步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唯恐郭沫若乘机潜渡回国。 时局在不断地变化。郭沫若心想自己在日本警察和宪兵的严密监视下，恐怕一时是难以脱身的。日本警察当局甚至可能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把他投入狱中。他曾经尝过日本式的铁窗的滋味。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不仅会把他监禁起来，而且有可能将他秘密杀害；或者盗用他的名义发表拥护日本的声明…… 为了以防不测，郭沫若预先写好了一张遗嘱交给金祖同，万一他脱身不得而又遭到了意外的话，就让金祖同在国内发表。 遗嘱是这样写的：“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的，精神上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 他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关在书房里写这封遗嘱的。当他饱含着热泪写下最后一句“努力吧，祖国的同胞”时，心里分明同时在对自己说道：“努力吧，郭沫若！努力吧，郭开贞！” 遗嘱写好之后，郭沫若又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盖了一颗“沫若”的二字阴文底印。 7月14日。吃罢早饭，邮差给郭沫若送来了一张明信片。他急忙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石沱先生： 青年会已经去看过，现有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号等 间空室，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崖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那间 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 生殷尘上×月×日 安娜问他道：“谁写来的呀？” “横滨的一位友人。” “你要去横滨？” “是啊，我想去海滨避避暑。” 其实这张明信片所写乃是隐语。“青年会”指神户，西式房间指外国轮船，几个房间号码指开船的日期。叔崖即钱瘦铁，殷尘即金祖同。原来钱瘦铁打听到了本月内由神户开出的外国船只，金祖同随即给郭沫若写了这张明信片，征求郭沫若的意见。 究竟定在哪一天走呢？郭沫若既想回国抗战，又不忍和妻儿们生离。此时安娜在缝衣，大儿子和夫在看书，另外三个小一些的孩子在庭园中玩耍。郭沫若内心里泛起一种难言的苦衷，犹豫再三，他才选了最后一天——24日。 啊，啊，他还是想尽可能和妻儿们多呆一些时候！ 他想亲眼看到安娜整天忙进忙出，他想见到两个大一些儿子埋头书案，他想看到小儿女们在园子里玩耍，掘小池喂金鱼……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亲切而又多么难分难舍啊！ 他有一颗做丈夫的爱心，他有一颗做父亲的爱心，他更有一颗对祖国的爱心。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郭沫若在明信片上写了一首五言诗： 廿四传死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岱岳，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钱瘦铁和金祖同为了郭沫若回去时在轮船上不被日本警察注意，本来预备购买三等舱的，这样可以让郭沫若混杂在众多的旅客之中而不致被发现。无奈二三等票都卖完了，只得改买头等舱位。花了一百六十多元的日元买了两张，一张给郭沫若用，化名是“杨伯勉”，另一张金祖同用，化名是“殷祖桐”。经过朋友们的周密安排，郭沫若决定7月24日离家，25日从神户上船回国。 这个事情一直是瞒着安娜秘密进行的。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寓内很沉静。郭沫若和妻儿们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享受着最后一个晚上的天伦之乐。他手执剪刀修指甲——心里突然像针刺一样疼痛起来，手一抖索，差一点剪破了手指。明天一早就要悄悄地离开妻儿们，他心里实在太难过了呀！…… 安娜在一旁说：“电灯光太微弱了么？” “晤晤，”郭沫若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他的两眼在不很明亮的电灯光下闪着挣扎和彷徨的光，他的心在剧烈地颤抖。 睡前，郭沫若踌躇再三，终于用试探的口吻，向安娜暗示道：“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 他不敢向安娜透露回国的确切日期，因为他不忍见到妻子和他诀别时难过伤心。那种催人泪下的场面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其实安娜早就觉察了他要走的意思。这些日子，空气异常的紧张，完完全全是一种战时的气氛。到他们偏僻的寓所里来访的客人骤然间多起来了，刑士和宪兵也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安娜是有心人，她对这一切异常的现象怎么会熟视无睹呢？ 有一天，安娜一个人走到市镇上去，看见有好些妇女拿着布匹和针线巡行街头，请求过路的人缝上一针。她们之中，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儿子，或者是兄弟，被军部派遣到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去，名义上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去屠杀那里的人民，去掠夺那里的财富，去占领那里的城市，去烧毁那里的村庄。总之一句话：是去制造死亡和仇恨。制造死亡必然种下仇恨，死亡和仇恨从来都是一对孪生体。安娜不明白这些缝千人针的本国妇女竟何以这么愚蠢，难道她们不明白战争对妇女来说意味着什么吗？这时，一位年青的女子拦住了她，央求道：“请缝上一针吧！” 安娜迟疑着未肯接手。那女人于是又向她解释道：“这密密缝就了的布送到军部去，可以作为前敌将士避弹的护身符哪。” 安娜苦笑了一下，问道：“那东西真正能够避弹吗？怕是迷信吧。” 那女人瞪了她一眼：“什么话？难道你不是日本人吗？” 安娜心里明白，发动战争的是日本——自己的国家；被侵略的是中国——丈夫的祖国。中国实际上又是她的第二祖国。这是一个矛盾，只有深明大义的人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严酷的现实。安娜每天都读报纸，她对日本军部发动侵华战争不时加以抨击：“实在说来，我虽是日本的女儿，但我对于本国的人民竟有由衷嫌恶的时候。”所以，听了郭沫若暗示的话语以后，她虽然还不知道第二天一早郭沫若就要别她而去，仍然像妻子送丈夫重上战场一样，略为沉思了一会儿，叮嘱郭沫若道：“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像从前那样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 宁静的夜，一颗无论怎样也不能宁静下来的心。盛夏的夜晚是短促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响着，像是不可见的神灵在念着催征的符咒。 “最好还是再等一等看，”郭沫若低低地自语道。“因为国内的情形还不够明朗，我今后的出路仍然是毫无把握的。我走后安娜母子的生计与安全也是大问题……” 转念又一想，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他觉得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正是唯一的路！ 心潮起伏，夜不能寐。郭沫若在枕上吟成七律一首：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理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首七律用的是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的原韵。尽管郭沫若和鲁迅末见一面，甚至曾以笔墨相讥过，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郭沫若这次回国是有鲁迅精神笼罩着的，可以说他是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回国，献身于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 凌晨四点半，郭沫若便悄悄起床了，换了一件和服，踱进了自己的书斋。他给安娜及四儿一女分别写好了留白，打算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 然后，他又蹑手蹑脚地走进寝室。安娜已经醒了，开了电灯在枕上看书，面色十分安详。儿女们纵横地睡着，尚在熟梦中。 “别了，我的妻！别了，我的儿！……” 分离在即，郭沫若的眼泪禁不住流出来了。他揭开蚊帐，在安娜宽宽的额上满注着深情亲吻了一下。 “安娜！”他心里叫着，差一点儿喊了出来。 安娜不知道郭沫若的用意，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卷。 郭沫若心肠硬了一硬，转身走出寝室，赤足穿着木屐走下庭园。身上仍穿着那件居家的和服，里面只有一件衬衣，一条短裤。这绝不是出门远行的打扮，只是到外面散散步罢了——他想要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今番出门是别妇抛雏，独自远走高飞。 正是拂晓时分。东方露出了鱼肚色，天空洁净而又透明。园中的花木静静地立在有凉意的空气中，栀子开着洁白的花，香味儿浓重而又略带微甜。孩子们所掘的一个小池中，两只可爱的金鱼在碧绿的莲叶间浮了出来。 “别了，我的园！别了，妻的花！别了，儿们的鱼！我是这么地亲爱你们，请你们不要怨我吧！” 郭沫若向园中的一切默默地告别。心里默念着妻儿们一切平安，便从篱栅缺口处向田垅上走去。正门开在屋后，他有意避开了它。 篱栅外乃是一片田畴。稻禾颜色深青，约有三四寸高了。草头宿露。多情的露水沾在他赤裸的脚上久久不肯离去，好像是恋恋着伴他远行似的。而那璧圆的月垂在地平线上，迎头望着郭沫若，她像在用无声的语言问他道：“你要往哪儿去？” “我要回祖国去。” “可是你的妻儿们却留在日本了。” “这正是我最挂心不过的事！”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以后你的妻儿见着月亮便会想起你来的。” “我也一定会那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郭沫若在心里暗暗和月亮对着话，从田垅走上了大道。他一步一回首，望着自己的家：灯光仍从开着的窗子露出来，安娜定然仍旧在看书，孩子们定然仍在熟睡。郭沫若想到妻儿们知道了他已出走后，该会是怎样的惊愕啊！他的眼泪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了，他默默地在内心深处遥向安娜呼喊道： “女人哟，你的话是使我下定了最后决心的。” “你，苦难的圣母！” 走到看不见家的最后一步了，郭沫若此时又想起了安娜说的那些话。他勉戒自己：“立定大戒：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魄，受戒僧的清规。”他在心中千万遍高呼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为鉴证。 电车开来了。郭沫若决绝地上了车，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和钱瘦铁、金祖同会齐后，先到东京，又改乘汽车赴横滨，钱瘦铁把他的一套灰哗叽西服和一件短袖子衬衫送给郭沫若换。然后乘“燕号”特别快车赶到神户，平安地登上了加拿大公司的邮船“日本皇后号”。 海水碧蓝，夕阳斜斜地挂在西天。连日来堆积在郭沫若心头的阴霾这时才扫去了一些，他心里欢唱道： 十年的有期徒刑已满， 在这樱花烂漫的时候， 我要向我的故国飞还……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九）苦难的圣母 （九）苦难的圣母 那一天早晨，安娜起床后见到了郭沫若留给她的信，知道他已经走了。这既在意料之中，又好像颇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安娜心里难过极了，眼泪禁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想起昨夜的情景，她悟到了郭沫若说的“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那句话和印在她额上的亲吻，正是一种难以言明的诀别。她唯一能宽慰自己的是：应该嘱咐的，她都已经告诉郭沫若了，那就是她对丈夫的临别赠言呀！她是支持郭沫若回国抗日的。 几个孩子一看爸爸不见了，一个个都大为惊愕。顶小的可爱的鸿儿还不到六岁，他张着一双疑惑的眼睛不住地问：“爹爹呢？爹爹呢？” 安娜毕竟是坚强的女人，她把四儿一女叫到身边来，把父亲的留言一一给了他们，并叮嘱道：“你们的爸爸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了。他是中国人，他的岗位在中国。” 和夫、博孙已经上中学了，很懂事了。小哥儿俩把胸脯一挺，齐声对妈妈说道：“那我们也要到中国去，我们的岗位也在中国！” “这个，妈妈以后再想办法……” 几天以后，郭沫若回国的消息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日本外务省首先得知了这一消息。千叶县警察局由于监视不力，遭到了训斥。于是他们一怒之下，立即闯到市川来，对郭沫若的寓所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一个警察把榻榻米翻了起来，看看下面藏着什么东西没有。另一个警察打开了壁橱，把里面的衣物统统扯到地上，又一件一件地翻寻查看。 “咚咚！嘭嘭！” 几个警察一边吆喝一边把天花板撬了下来。大概他们怀疑天花板里隐藏着什么秘密文件，诸如郭沫若的书信文稿之类…… 安娜一言不发，默默地站在旁边，观察着警察们的横暴行径。她的嘴巴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睛里分明满含着愤怒和蔑视：“啊啊，这就是大和民族吗？” 一番彻底地搜查以后，满屋子狼藉不堪了。但警察们一无所获，因为安娜早就把郭沫若的文稿送到了岩波书店妥为珍藏了。恼羞成怒的警察，不由分说把安娜抓去监禁了起来。 监房是长条形，宽约六尺长约一丈。左右两壁是砖墙，前后两面是铁窗。房间里面只铺着一张日本式的草席。人关在里面就像是关着猩猩。 郭沫若曾经在这样的监房里被拘留过。现在又轮到他的妻子安娜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在布满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监狱里，关押着许许多多的左翼分子和反战人士。人间的愤怒、抑郁、幽怨、号叫，充塞在那些阴暗的监牢里。实际上，整个日本就没有一寸乐土净土。 安娜是日本人，但警察对她甚至比对郭沫若还要凶狠。这位日本的女儿，只因为她的丈夫是中国人，是郭沫若，就遭到自己同胞的百般虐待。 他们紧紧揪住安娜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安娜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下一次，他们把安娜倒吊起来，用皮鞭抽打。一条条鞭痕烙印在安娜的身上，她周身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每当安娜遭受皮鞭之苦时，她总是在心中默默地念着耶稣基督，念着自己的丈夫郭沫苦。耶稣和郭沫若是她精神上的两根支柱。 十天以后，安娜才获释。她知道儿女们在焦急地盼望着妈妈能早点回家，但安娜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她这样一副“囚徒”模样，从而在心灵上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她的儿女们都像郭沫若留白上所说的那样“无病息灾地成长起来”，是安娜作为母亲的最大的愿望。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安娜临时改变了主意，她没有即刻奔回家中（她是多么想回家，想看到儿女们啊！），而是顺便先到一个朋友家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把监狱生活给她身上带来的污垢统统洗掉了，又借了一件干干净净的衣服穿在身上，这样，她才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去。 鸿儿看到妈妈回来了，一边亲热地叫着一边扑到妈妈身上。可是，身体健壮的妈妈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大腿上还留有一块青紫色的肿块。鸿儿心里明白：这是被毒打时留下的伤痕。 “妈妈，你受苦了呀！” 安娜抚着鸿儿的脸，亲切地说：“没什么，妈妈挺得住。妈妈什么苦都能吃。” “可是——” “鸿儿，你想爹爹吗？” 鸿儿连连点头：“想！想！” “妈妈总要想个法子的。”安娜对鸿儿也是对自己说道，她的脸上重又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这种光辉虽经牢狱的折磨却未曾失去光彩。 安娜前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强地熬过来了。她毫不屈服。她支持中国抗日，支持丈夫回国抗日。她说：“只要我的丈夫工作得好，我不怕，苦一点也行。” 当时，除了安娜和小儿子志鸿是日本国籍外，其余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中国国籍。日本军部要让他们都加入日本国籍，诡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不然的话，在日中交战的现在，他们作为敌对国的子民就会受到虐待。 日本军部的用心是很险恶的：只要郭沫若的儿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就能明正言顺地把他们强征入伍，让儿子去进攻父亲的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 “母亲是伟大而坚强的，当事情涉及到她所产生和所热爱着的生命的时候。”（高尔基语）对于日本军部企图强行改变儿女们国籍的企图，安娜严正拒绝了。她对军部说：“他们都是中国的血统呀！中国的人呀！中国的骨肉呀！” 拒绝加入日本国籍就意味着继续遭受虐待和欺凌，安娜对此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极大，战线过长，兵员不足，为了补充炮灰，竟连学生和未成年的人也强征入伍。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均已到了入伍的年龄。安娜用全力保护他们，她知道保护了儿子就是保护了儿子的爸爸，同时也就是保护了儿子和丈夫的共同的祖国——中国。她对儿子说：“军部无法拍到一张你们身穿军装站在中国土地上的照片。要让你们去和爸爸打仗，根本做不到！因为。因为有妈妈！……” “妈妈！妈妈！”孩子们簇拥着安娜，亲热地叫着，亲着。在儿子们的眼睛里，妈妈可亲可敬，不愧是一家的顶梁柱。如果说在父亲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那么妈妈就是他们目前唯一的依靠了…… 由于战争的关系，郭沫苦回国以后和安娜音信中断，也没有再给妻儿们寄过钱。在艰苦的岁月里，安娜独自维持着她和五个儿女一共六口之家的生计。生活的重担再次压在了她的肩上——不，生活的重担从来也没有从她的肩上卸下来过，如今更是加重了。自从郭沫若离开日本以后，安娜就痛切地感到生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此外别无他路。 她们的家住在市川镇的郊区，四围是青翠的农田。安娜租了几亩地，和孩子们一起辛勤耕耘劳作，全家的主食和蔬菜勉以为继。农忙的时候，她还替别的农家打短工，这样可以多挣几个钱用。 稻谷成熟了，田畴一片金黄。安娜顶着烈日，帮农家收割。只见她弯着腰，低着头，熟练地挥舞着镰刀。一行行稻谷在她手下倒伏了，一滴滴豆大的汗珠从她脸上滴落到地上。几个小时连着干下来，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 地瓜、白薯成熟的季节，安娜又在田里忙碌了。从日出劳作到日落。每当夕阳垂西之际，她总要情不自禁地朝着西方眺望：中国在日本的西边，她的丈夫在中国。 一天劳动下来，安娜累得全身酸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女面前流眼泪，或者抱怨什么。女儿最能体贴母亲的心，每当母亲疲惫的身体瘫倒在榻榻米上的时候，淑子总要跪伏在妈妈身旁，伸出两只手来，轻轻说道：“我给你按摩按摩……” 安娜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关节仿佛顿时轻松了许多。她用充满爱抚的眼睛看着女儿，叮嘱说：“淑子，你要好好读书，好好学钢琴。妈妈累死累活，也要挣钱养家，让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安娜有她自己的计划：她要让和夫学化工，博孙学建筑，佛生学水产，淑子学完数学后再到京都大学学习建筑……她总为郭沫若学医而没有成为医生而感到遗憾，所以她努力要使儿女们都成为有专业能力、能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人。这是安娜的计划，也是她的希望，她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为儿女们献出母亲的一切，就犹如她作为妻子对丈夫郭沫若献出了一切一样…… 有一段时间，安娜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从同情她的熟人那里借到了一些无息贷款，经营过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不久，日本政府对建筑材料实行统制管理，这项生意就维持不下去了，安娜不得不往山里去跑单帮。 ——“买柿子啦！金黄的柿子啦！” ——“谁家做酱汤？我这里有圆滚滚的豆子啦！” 不少人家听见喊声开开门来探头探脑地张望。安娜笑容可掬，弯腰行礼，嘴里还说道：“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大家都高兴买她的东西。因为价格合理，态度又好，与那些漫天要价、唯利是图的小商贩子迥然不同。 有时候，安娜也把食品送到东京女子大学去兜售。那些日本女学生听淑子讲过“佐藤富子”的故事，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买，嘴里还甜甜地叫着“佐藤妈妈。” 安娜是知识女性。她的丈夫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在日本也相当有名气，曾经得到过西园寺公望的赏识。但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像一个小商人一样跑单帮，做生意，四处叫卖。她从不间断地这么做着“下人”的活计，而且也不介意自己的穿戴寒酸。这正是安娜生存价值的具体体现。她顾不上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但无论她做什么事，她的脸上总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在闪耀。那是上帝赋予她的。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上帝和安娜同在，郭沫若和安娜同在。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拍拖 （十）拍拖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林林的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的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相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的轻丝。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上海文化界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于伶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该报报头由郭沫若亲笔题写，郭沫若经常在《救亡日报》上发表诗文鼓动民众抗日。郭沫若还多次和于立群一起上前线慰问抗敌将士。于立群参加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的工作，郭沫若去那里视察过，事后写过一篇文章《希望不要下雨》，对难民的境况极为关注，对工作人员的辛劳极表钦佩。 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主持下，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于立群参加了由洪深和金山为领队的第二队，在上海和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郭沫若曾为他们书写了队旗。每当这面队旗在街头、在田间、在工厂、在阵地上高高飘扬时，于立群的心情就分外激动。因为她在郭沫若书写的队旗上看到了郭沫若礼赞的“们”——集体力量的坚实的象征。于是她的胸中便鼓荡起无限的潜沉的力量；于是像灼热的熔岩一样喷爆而出的是她和队友们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的歌声压过了敌人射出的高射炮声。 于立群是一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青年女性。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战争年月，兵荒马乱，北上的路途充满了艰难险阻。郭沫若劝告她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由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设法到陕北读书。 “立群，你说这样好么？” “好的，好的。郭先生真替我想得周到。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郭沫若笑而不答。 于立群听从了郭沫若的劝告，同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等结伙于11月26日离开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国邮船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这个行期在于立群走前是已经定了，但是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告诉于立群。和立群在香港相见，郭沫若自己心中有数。 所以，当于立群在香港见到郭沫若时，真是有些出乎意外了。那是在郭沫若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他从九龙访问了一位朋友回来，在皇后大道湾雪厂街的十字路口，迎面碰到了林林他们。于立群首先看见了他。街头遇故人，向来不大说话的于立群惊喜地先叫了出来： “啊，那不是郭先生？”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接过去，带着夸张的调子对郭沫若说：“哦，我们还怕你死守上海呢！” “死守没得必要。中国地方大得很，我们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要准备长期抗战。” 郭沫若笑着说道。虽然和立群在香港再见他早就心中有数，但今天在香港的街头遇见她，他的心中分外高兴。 郭沫若住在六国饭店三楼一间临海的屋子里。于立群几个人原来住在海陆通旅馆，和郭沫若商量以后，当天下午他们也都搬到六国饭店里来了。在此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由相敬而相爱。 香港的救亡工作当时也相当活跃，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上海失陷以后，从上海撤退来的文化人大都以香港为中继站，从这里再转赴内地。郭沫若本来打算去南洋募款，连护照都办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后来考虑到最好在广州建立一个“根据地”，恢复出版《救亡日报》，所以改变了计划，在香港只住了六天，12月6日即与于立群等人乘船到达广州。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正式复刊，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 郭沫若来广州后最初住在梅村，后来又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元旦这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陈诚来电，云：“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郭沫若考虑之后，决定去武汉一趟。于立群本来就打算去武汉再转陕北的，为了结伴同行，她便与其他朋友分开，搬进了新亚酒楼与郭沫若同居。 新亚酒楼，成了于立群生活中的一个新起点，而对郭沫若来说，则意味着他在婚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于立群原籍广西贺县，她和姐姐都生长在北平。她们家原是官宦人家，后来破落了。受到家庭的薰陶，于立群喜爱书法，能悬肘写一手黑顿顿的正宗大颜字。她性格文雅娴静，住在新亚酒楼里整天价只是不声不响地读书写字，擅长书法的郭沫若，在这种情况下便自然地充当了于立群的老师。 “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他问于立群。“是我们的家传，”于立群回答道。“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 于立群说起话来，也和她写的颜体字一样，带着些严肃的神情。郭沫若心想颜字的严肃性能起某种规范的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于立群“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大约正是受了颜字影响的缘故吧？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郭沫若兴味盎然，陪着她一连写了几天大颜字。 “要练就一手好颜字，最好先临摹《颜家庙碑》方是正宗。来，立群，我和你一起临摹！” “好的，”于立群悬肘含笑说：“我先写这一笔——” 郭沫若接过笔去：“我来这一划……” 笔能达意，墨能通情。郭沫若和于立群跨过了年龄和经历的差距，两个人的感情像墨汁一样浓得化不开了。尽管郭沫若已经结过两次婚，但他的心却变得像一张洁白的宣纸，可以书写更新更美的文字，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于立群比文字更新，于立群比图画更美。 于立忱的那半缕轻丝，到了于立群手里变成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红线了。可谓：阿妹遂了胞姐愿，千里姻缘一线牵，至此方成正果。 1月6日晚，天色昏黄。郭沫若携于立群北上武汉，许多朋友到车站送行。接替郭沫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握了郭沫若的手，又握着于立群的手，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 众人一起爽朗地笑了起来。“拍施”是广东话，意指男女手搀着手在街上行走。于立群毕竟是一个女孩子，脸禁不住羞红了。郭沫若也笑得很不自然，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已经紧紧地把于立群“拍拖”着了。于立群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断线的风筝”，她成了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 重庆那时是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也是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郭沫若和于立群1938年底来到重庆以后，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郭沫若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39年元旦。这一天他参加了在中山公园网球场上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并即席发表演说：“向四万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这两件“礼物”正是郭沫若为之奋斗的目标。 重庆离故乡乐山近了。十多年以前，郭沫若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以后，曾经有一次回四川的机会，那时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有意聘任他为院长，并专门派人到上海给他带去了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作路费。但郭沫若顾虑到他回四川后难免不会发生一场家庭的纠葛，累及父母双亲，累及安娜和张琼华，所以终于放弃了那次难得的机会。岁月悠悠，许多许多年头过去了。他日夜思念的母亲，已经于1932年仙逝，郭沫若终未能和母亲再见上一面。每当想起这件事，郭沫若总觉得自己是个“不肖之子”有负于母亲的养育之恩。 郭沫若东渡日本求学以后，张琼华作为郭家的儿媳孝敬公婆，二十多年如一日。郭母生前已经知道郭沫若又在日本娶了一个妻子（那时还没有于立群的出现），她老人家担心琼华儿媳将来无依无靠，所以临终时特地指着张琼华，用微弱的声音对丈夫郭朝沛说道：“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 现在，战争把郭沫若又逼回了重庆，逼到了故乡的家门口。 郭沫若动了返乡的念头了。恰巧在这时，他的两位侄子郭培谦和郭宗jin来到重庆张家花园，说家中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都殷切希望郭沫若“近期内回家省视一下”。郭沫若考虑了以后，便请了一个月的假，在1939年3月初旬的一天乘水上飞机飞抵乐山，随即赶回已经离别了二十六年的沙湾老家。 此时郭父朝沛已八十六岁高龄，卧病在床，神志迷糊不清。郭沫若回到家中，立即走到老人的病榻前，跪在地上颤着声音叫道：“爸爸，爸爸……” 老人环视了一下四周，慈祥而又带着感激的目光停留在了张琼华的身上。他转过脸来，用微弱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女儿麟贞说道：“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就好过了。” 八女子指张琼华。麟贞四姐告诉郭沫若说：“这么多年，八弟媳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父亲病倒以后，好几年了，都是她和兄嫂弟媳轮流侍候，天天喂药喂饭，扶上搀下，没得半句怨言。真是难为她了！” 听了父亲和四姐的话，郭沫若心中对张琼华顿时肃然起敬起来。虽然她不是他所爱的女人，但她是他应该尊敬的、应该报答的女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焉得无义？郭沫若在一一拜过父兄长辈以后，也要对张琼华行大礼跪拜。张琼华脸孔通红，赶忙把他制止了：“这昨个要得嘛！要不得！” 在张琼华看来，孝顺公婆，侍奉公婆，乃是作儿媳妇应尽的责任。丈夫不在家中，她应该比旁人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这有什么值得“跪拜”的呢？郭沫若见张琼华执意不允，也就不再坚持了，改为长揖到地。 “心意嘛，总要尽到才是——” 郭沫若立起身来，当着卧病在床的父亲，向原配妻子张琼华一躬到底，对她多年来替他侍候父母双亲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母亲的遗言我是晓得的。多谢！多谢！” 郭父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都十分高兴。 张琼华年近五十了，红颜早已消褪，白发早已丛生。但她似乎并没有为青春在无谓而又无望的等待中白白地耗尽而悔恨，相反，郭沫若的区区一躬使她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好像这就是对她空守闺房、恪守妇道的报偿。 郭沫若在家中住了几天。他看到自己的一帧相片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他看到当年同张琼华结婚时用过的家具，一件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光亮如新；他看到过去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以及陆续寄回来的家信……总之，凡是他的东西，都保存得整整齐齐，完好无损。在这一切的上面，他看到了张琼华的那一颗善良忠厚的心，从而深深感到是自己“误了人”。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四个字。并逗趣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 “啊呀呀，”张琼华惊愕了。“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 郭沫若的任何一样东西，对她来说仍视为圣物。因为这是“夫君”的东西。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张琼华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对之忠贞不二。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一）万里寻夫 （十一）万里寻夫 日本。千叶县。一所曲尺形的平房。院子里的花木都静静地立在清晨有凉意的空气中。水池里的金鱼从碧绿的莲叶间浮了出来。 安娜很早就起来了。照例对着耶稣的圣像作祷告。每次祷告又总是无一例外地祈祷郭沫若平安无恙。 她的头发开始花白了。她那键壮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劳苦而渐渐地衰损。然而她的精神一直很好。在她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圣洁的光辉，虽历久而不减其光彩。 自从郭沫若在那一天早上不辞而别后，安娜盼了一年又一年，熬了一年又一年，她常常一个人站在屋外的篱栅旁，久久地眺望着那一望无际的田畴：当年郭沫若就是从篱栅的缺口处向田陇上走去的，从此一去不见踪影。田畴从深青变为金黄，又从金黄变成深青色。周而复始，寒暑交替，万古不变的只有安娜的那一颗至死不渝的爱心。 整整十一个年头在等待与盼望中过去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解放战争也已临近尾声…… 从1948年8月25日起，香港《华商报》的副刊《茶亭》开始连载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历时达三个多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远在日本的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悉了郭沫若的消息。她激动万分，含着喜悦的泪水对儿女们说道：“啊啊，上帝保佑！你们的爸爸还活着，还活着啊！……” “爹爹在香港！” “香港——在哪里？在哪里？” 儿女们围着妈妈，说呀，笑呀，一家人顿时乐开了花。为了庆贺，当天安娜又烧了红豆饭。 安娜是在1916年的年底在冈山和郭沫若同居的，他们没有正式履行过结婚手续。所以安娜一直是日本的国籍。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批准，从而在1947年3月失去了日本国籍。 当时中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正进行着激烈的内战，陆路不通，长子和夫已在台北大学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及其夫陶晶孙也在台湾。所以安娜决定带着三子佛孙及女儿淑子，从日本启程，绕道台湾去香港寻找郭沫若。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她把自己也视为中国人，所以她要回到中国去，寻找孩子们的爸爸。为了这一天，她实在盼得太苦太苦、等得太久太久了呀！ 安娜是个果断的女人，一经决定，她便立即着手收拾行装。 正在这时，忽然有几个身份颇高的人物，来敲长久被冷落的安娜的房门了。他们一直走进里屋东睃西睃，然后压低声音，用很秘密的口吻对安娜说：“我们特意来访，想和你谈一笔生意。” 安娜莫名其妙，就问道：“生意？和我？” 其中一个带头的人诡秘地一笑，点点头说：“对，太太，和你谈一笔大生意。” 安娜摆摆手：“我没有什么买卖可做呀！” “有的，有的，”那个人提高了些声音说：“你不认为你生活太清苦、太寒酸了吗？你的那些东西是很值钱的，只要你答应出售，会得到一笔不小的钱数，会使你的生活大大改观，坐等享福啊！” 安娜仍弄不清楚这些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心里老大疑惑着，她盯住那几个人问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 还是那个带头的人物，有些沉不住气了，就直接了当地向安娜和盘托出道：“直言吧，就是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写的一些没有发表的作品和他的全部手稿。太太，我们愿意高价购买！” 原来是这样！安娜的确保存着郭沫若许多作品的手稿，还有不少日记。她把它们看得比什么都珍贵，即使在战争期间，以及日本战败以后最困难的日子，不管生活多么困苦，安娜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出卖丈夫的手稿。在她看来，出卖这些珍贵的手稿无异于出卖自己的灵魂。所以，她斩钉截铁地回绝那几个人物道：“我是不卖的。” “刚才说过了，我们愿出高价！” “高价我也不卖。” 那几个人物见安娜态度坚决，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只得作罢了。郭沫若在日本的全部手稿因此得以保存，没有落入他人的手中。 在一个云开日出的日子，安娜携带着郭沫若的手稿，同三子佛孙和女儿淑子一同登上开往台湾的客轮，开始了她万里寻夫的第一步，她的心情是这样愉快，这样兴奋，好像同郭沫若久别重逢、举家团圆的日子就在眼前。 现在以安娜这样的人物要到中国去，自然是一件有重要新闻价值的事情。一些新闻记者又蜂拥而至了，他们要抓紧机会在安娜上船之前进行采访。1937年底南京陷落时，安娜对新闻记者的提问一概不作回答，现在她乐于回答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她沉默了许多许多年，郁积在心中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了。她现在可以讲话，愿意向众人表达自己的心情。 一个记者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中国去？” 安娜对这个问题早就胸有成竹了，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把中国看成自己的故乡才去那里生活的。” “这些年你在日本是怎样生活的？” 安娜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了，她极力镇定一下自己，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战争爆发后，我一直被国人看作是‘敌人的妻子’、‘卖国贼’。我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 “可想而知”这四个字包含了多少内容啊！屈辱、挣扎、苦斗、期待……记者先生们为安娜的这一句简短而又内涵丰富的回答深深打动了。他们看得出来，在他们面前站着的这位郭安娜，这位佐藤富子，是真正的优秀的日本女性，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女性的骄傲。沉默了好一会儿，一位记者才怀着崇敬的心情问安娜夫人道：“你现在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安娜朝着大海的西方望了望：中国就在西边，丈夫就在西边。西边意味着重逢，意味着团圆。她十分愉快地说：“经过柔肠寸断的十一年之后回到丈夫身边，如今积忧烟消云散……” 碧海蓝天，海鸥在快乐地、自由自在地飞翔。 轮船破浪前进，朝着朝思暮想、梦绕魂牵的中国驶去。 行至中途，海上起了风暴。轮船颠簸摇晃，安娜和一对儿女挤在三等舱里，像是闷在锅里被翻炒的鱼。安娜呕吐得厉害，佛孙关心地抚着她，问道：“妈妈，你不要紧么？” “我不要紧的。”安娜用手揉着胸口，叮嘱儿子说：“舱里的人又多又杂，当心你爸爸的手稿。” “是，是！”佛孙答应着。 淑子抱怨起来，说：“刚才天气还好好的，怎么说起风就起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佛孙笑道：“中国古话里还有一句：‘人有旦夕祸福’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安娜嗔道，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见到了你们的爸爸，我们今后只有‘福’没有‘祸’了……” “哈哈，祸尽福来！”佛孙、淑子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和妈妈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长子和夫在台北大学任教，陶晶孙和佐藤操夫妇也在那里，陶晶孙是卫生学教授并兼任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安娜在妹妹、妹夫家里住了三个星期，略事休息，一面办理去香港的有关手续。 安娜抵达台湾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了。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派人来极力挽留，劝安娜不要到大陆去，并答应给她以优越的条件。安娜拒绝了，因为台湾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她委婉地对来人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是带着孩子寻找失去的丈夫的，别的就不知道了……” “可是”，那个人故意做出一脸苦相说：“郭沫若在中国又有一个家庭了呀！” 安娜心里一怔。继而又想，这也许是为了劝阻她不要去大陆，留在台湾或者返回日本的一个计策，她在日本时也曾经听到过类似的流言，但她总是不屑一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总要找到郭沫若才能弄得明白。于是安娜偷偷买了从台北飞往香港的机票，带着长子和夫和女儿淑子继续万里寻夫。 飞机比轮船快得多，想到很快就要与郭沫若见面了，安娜心情比任何时候都兴奋、都激动，她坐在机舱里，望着舷窗外面茫茫的云海，一边揣想郭沫若现在身体怎样了？面容改变了多少？……想来想去，出现在她脑海中的郭沫若仍和十一年前一模一样。 郭沫若此时住在香港位于九龙山林道上的一幢小楼上。当安娜和两个孩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着实感到了意外！ “安娜！………” 他见到阔别十多年未见的安娜，已经苍老了许多，不过身子还是挺硬朗的。和夫已是三十的人了，淑子也长成了一个大姑娘。想到这十余年来，安娜独自挑起了养育儿女的重担，又因为他吃了许多许多的苦，郭沫若深深感到愧疚。 他尤其愧对安娜的是：他从日本回国以后不久，就和于立群结了婚，至今已生有五个孩子了！ 安娜见到郭沫若的最初一刹那间，心情是异常激动的，如果倒退十年，她一定会像初恋时一样，即刻投入到丈夫的怀抱里的。然而，她见到郭沫若身边还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又从大到小、从高到矮，依次儿排着五个小儿女，她犹如大梦初醒。不需要郭沫若向她说明，她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的事本是不应当发生的，可是终竟发生了。 她所担心、所忧虑的事，当别人说起她却当成流言不屑一顾的事，现在无情地摆在了她的面前。 命运对安娜来说，太不公平了！ ——“走，是可以的，只是你性格不定，最足担心。” 安娜十一年前对郭沫若说的话，不幸而言中了。郭沫若和安娜现在几乎都同时想起了这句话。那果真是圣母玛利亚的预言吗？ 重温这句话，郭沫若不能不感到愧疚，安娜则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惆怅。魂萦梦绕，万里寻夫，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安娜不是张琼华，怨愤一时竟填塞了她的心胸。 他们在一起住了几天。但谁都明白：这是一个不能共存的局面。 老朋友们看到这一种尴尬的场面，都出来斡旋。冯乃超找安娜恳谈了一次，指出造成这种不幸的责任，当然不是安娜，但也不是于立群，也不是郭沫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郭沫若是为了参加抗战而回国的，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使得他们离散了，而且音信不通。冯乃超恳求安娜道：“安娜夫人，请你本着对沫若兄一贯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愁肠万断的局面吧！” 安娜这时想起了郭沫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曾经爱过另一个女性——安琳。她记得那时她曾对郭沫若说过：“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可以让你自由的。“旧戏重演，但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则，那时安琳并没有和郭沫若正式结婚或同居，而现在于立群已经和郭沫若结婚多年了；二则那时她和丈夫有好几个儿女，安琳和郭沫若并没有儿女，现在尽管她有儿有女，但于立群同样给郭沫若生了五个儿女了呀！…… 无论如何，孩子是无辜的。 自己生的儿女如果不能没有父亲，那么于立群生的儿女同样不能没有父亲。 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有五个儿女，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而她自己的家庭，由于郭沫若回国，早已在十一年前就支离破碎了…… 不能为了恢复一个旧的家庭，而破坏一个新的家庭。上帝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思前想后，安娜终于决定本着基督的精神，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我走，让她留在你的身边吧！”她对郭沫若说。在她的脸上，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在她的心里，则流着血和泪…… 郭沫若心如刀绞。他想要送送安娜，但有一只手把他“拍拖”住了，回头一看，是于立群伸过来的。在她的身后，从大到小。从高到矮，依次站着五个儿女。 啊啊，他们也是插在他心上的剑哪！ 郭沫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此时东北已经解放。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安娜到大连定居了，和长子和夫住在一起。和夫相貌酷似父亲，这对安娜是一种安慰。郭沫若那些手稿安娜也全部献给了国家。 上海是安娜在1923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最先踏上中国土地的地方。她对上海怀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几年后又移居上海。她抚养的四子一女解放后都先后回国，参加了祖国的建设。 1949年，安娜加入了中国国籍。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二）永恒之女性 （十二）永恒之女性 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他的感情有时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1959年，他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蔡文姬从遥远的匈奴返回故土时的悲喜交集，她和左贤王和胡儿、胡女两个孩子诀别时的痛彻肺腑……这种种矛盾而又复杂的心情，正是当年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祖国参加抗战的写照。郭沫若在蔡文姬这个人物身上，再现了自己的影子，再现了自已类似的经历和相近的感情，他一再说过：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演出时，每当舞台上蔡文姬为思念一双儿女仰天叹息或掩袖而泣时，作为剧作者的郭沫若也禁不住珠泪滚滚……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写《蔡文姬》的日日夜夜里，安娜会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蔡文姬》这部历史剧中，寄托了郭沫若对安娜最真挚、最深切的怀念： 山高地阔呵见汝无期， 更深夜阑呵梦汝来斯。 梦中执手呵一喜一悲， 觉后痛吾心呵无休歇时。 解放以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张琼华过去每年收的几十担租谷就没有了。生活无着落，她就从沙湾搬到乐山城里居住。最初以典当为生，卖衣服，卖箱柜，卖盘盘碗碗。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卖了，她就做叶儿粑卖。这是一种用糯米做的甜食，四川人很爱吃的。忠厚本份的张琼华不会“偷工减料”，她做的叶儿把工精料足味道好，虽然卖得快，却亏了本。只好又做小娃娃的小鞋儿小帽儿卖，但也赚不了什么钱。年纪老了，日子又过得这么艰难。郭宗jin看不下去，就对张琼华说：“给八爸写封信，让他每月给你寄些生活费来吧。” 说了几次张琼华都不同意。她怕给郭沫若添麻烦。生活实在无着了，她才把自己一月的开支反反复复算了又算，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限额，嘱咐郭宗jin说：“让他一月寄十五元来吧。” 郭沫若收到郭宗jin的来信后，主动承担起了张琼华的供养责任。他每月给张琼华寄去人民币十五元，以后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逐步增加到二十元、二十五元、三十元。张琼华每次收到汇款后，都遵照郭沫若的要求寄去回笺。 这，成了这一对名义上的老夫妻的唯一联系了…… 张琼华有一个姨侄女在西安工作，写信请张琼华到她那里去耍一耍。于是，张琼华去西安住了两个月。她本打算回乐山的，但姨侄女劝她说： “你老人家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西安离北京不远，干脆再去北京耍耍。” 张琼华想想也好，就独自踏上开往北京去的火车。 这是1963年的事，离那次郭沫若回乐山又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了。郭沫若和她见了两次面，摆了摆家常，还专门蒸了一顿川味zha肉款待张琼华。但两人的耳朵都不好，说起话来必须提高嗓门，就好像一对老夫妻在大声吵吵。 郭沫若的秘书王庭芳陪张琼华游览了许多北京的名胜古迹，诸如故宫呀，北海呀，天坛呀，颐和园等等。张琼华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东张张，西望望，显得又惊异又兴奋。活了七十多岁，她总算是开了眼界了，为此她深深感激着郭沫若。 临走时，王庭芳问她：“想在北京买点什么？” 张琼华摆了摆手，说：“不买啥子。” 经王庭芳一再动员，张琼华才去商店里转了转，但也只扯了一截黑色灯芯绒布。她爱不释手地对王庭芳说：“这种料子好看，耐穿，我这辈子还没穿过。” 王庭芳觉得太过意不去了，回来向郭沫若汇报后，郭沫若特地叫秘书买了暖水瓶、铝锅、衣料等生活用品送给了张琼华。 回到乐山以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似的生活。不喜杀生，极少吃肉，除早晨一顿是荷包蛋外，其余中晚两餐都是素菜素饭。身体好一点时就到街上走一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摊子前，看着别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纪愈来愈老，不能上街转了，她就端把竹椅，静静地坐在院子门口往街上默默张望。有时望着望着眼睛里就会涌上了泪水。 此时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又是别有一番景象。 1963年。春天的季节。花园里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在郭沫若的书室里，也洋溢着一派浓浓春意。 这一天，于立群在默诵毛泽东的词《淀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深有感悟，就对郭沫若说：“我特别喜欢‘万方乐奏有于阗’这句。” 说罢，她兴致勃发，立即展纸挥毫。此时于立群的书法日臻成熟，已经是国内有名的女书法家了。那几个字经她书写，跃然纸上，气度非凡。可是仔细一验看，才发现把开头的“万方乐”写成了“万方春”了，错了一字！ “糟糕！”于立群嘴里嘟哝了一声，便要把这张纸扔掉。 “慢来，慢来，我看一看！——” 郭沫若一边说，一边走过去，从于立群手中接过笔管来，略为思索，就用隶书在“万方春”三个字下边加了几个字。然后，颇为自负地笑着对于立群说：“这样一来，不就变废为宝了么？” 于立群一看，原来郭沫若凑成了一副四言联： 万方春色，千顷湖光。 于立群开心地笑了。本来是一张废纸，经郭沫若稍一加工，果然点石成金，顿添风采。 郭沫若和于立群经常这样“合作”。他们的夫妻生活中充满了温馨的爱意，文人的雅趣。 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本人虽然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未能幸免于难。有一天晚上正好郭沫若要参加周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于立群再三叮嘱他无论如何也要请周总理帮帮忙，营救被绑架的孩子。郭沫若去了，他就坐在周恩来的身旁。他和周恩来有着几十年的深厚友谊，他相信只要他把这件事提出来，恩来是一定会伸出救援之手的。当时周恩来仍然保持着“第三把手”的地位，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然而，郭沫若终于没有开口——他不愿意、也不忍心让已经操劳过度的周恩来再为自己儿子的事操心。整个神州大地正处于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有多少国家大事正等着周总理去处理啊！比起国家和民族来，儿子的被绑架、关押毕竟只是一件小事…… 于立群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她本来是怀有满腔希望的：沫若一定会向周总理讲，总理一定会设法营救，孩子一定能平安地回家来……可是，郭沫若回来后告诉她说，他根本没有向周总理提世英被绑架的事。于立群满心的希望顿时化成了乌有，她生平第一次向她敬重与爱戴的郭沫若动了肝火，埋怨与责怪一齐迸发了出来…… 郭沫若沉默着，既无言安慰妻子，又无言告慰爱子。过了好半晌，他才吃力地说着：“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但他只说了这一句，便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走出去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竟连儿子处在危险的时候，做为父亲的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从这一天起，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院里，有一位老人经常伏在案头，一只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儿子留下来的日记。好像儿子和父亲在亲切地交谈。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 1974年的秋天，安娜从日本回来后，得知了郭沫若病重的消息，便和女儿淑yu一起赶到北京医院里看望他。他们已经许多许多年没有见面了，这一次在医院中相见，郭沫若和安娜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郭沫若八十有二，安娜也已八十高龄。悠悠岁月已经冲洗尽了他们之间的一切芥蒂，唯独留下来温馨的回忆。 “瞧！这就是我们在市川县的故居……”安娜把这次去日本时特意拍摄的故居的照片拿给郭沫若看，并告诉他哪些地方仍旧保持着原样，哪些地方已经改建过了。郭沫若躺在病榻上兴致勃勃地听着，照片一张、两张……看得是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仿佛他又回到了市川故居的庭院中间，回到了安娜和孩子们身边。 “那些树都长得这么高了……” “是你亲手栽种的呢！” 郭沫若和安娜像一对怀旧的老人，缓缓地，但又兴奋地谈着往事。窗外——发黄的树叶在秋天里飘零，坠落，恰似人的暮年。 探视的时间到了。安娜和女儿把她们的双手放在各自的膝盖上，用日本的礼仪向郭沫若告别。在病榻上的郭沫若，用深情的目光望着安娜，他在安娜的眉宇间，又看到了那种令他神往和肃然起敬的圣洁的光辉，如像初恋时一样。然而由于病体不支，他不能同样用日本式的礼仪和安娜及女儿告别了。他只能在病榻上用专注的目光，把妻子和女儿送出门外。这种目光只有大病之中的老人才会有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恋恋不舍”，而是“见一次少一次”，因而也就愈发难以割舍，含有特别的悲凉的成分在内。 于立群几十年如一日，跟随着郭沫若，服侍着郭沫若，如像婵娟跟随着并服侍着屈原一样。 1978年，湖南汨罗县计划修复屈原祠，写信到北京来请郭沫若题联。郭沫若是研究屈原的专家，又是把屈原诗化了的诗人，由他为屈子祠题联自然最为恰当不过。可是郭老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的病时好时坏，反反复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离死神显然已经为期不远。然而他躺在病床上构思，从《离骚》的诗句中集成一联。他勉强支撑着病体，立起身子来亲自书写，握笔的手却总是打颤。写了几张都不满意，只好请于立群代笔：“立群，你来吧。我不行了……” 于立群含着眼泪，替郭沫若书写了一联： 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 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 这是郭沫若集屈原诗句而成的一副对联。确切地说，这副对联系夫撰妻书。《离骚》虽为屈原所撰却未必由婵娟书之，郭沫若和于立群则时有联袂之作。遗憾的是，这副题联竟成了他们夫妻最后一次联袂了！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与世长辞。次年2月于立群猝然去世，相隔仅仅八个月。 1979年6月，四川乐山召开了第一届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那时张琼华尚健在，与会者都想亲眼见一见她。一天下午，阳光很好，一些代表去乐山市内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看望张琼华。她老人家正坐在门口晒太阳，身着依然是典型的四川农妇的装束。她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是一位善良、慈祥的老太婆。尽管她耄耄高龄，但从她面目的轮廓看来，仍可依稀品察出她年轻时的人品并不错。我们尤其注意观察了她的鼻子，因为郭沫若在《黑猫》一文中说过张琼华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曾经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观察的结果是：张琼华的鼻子是相当端正的，虽稍稍有一点翘，但绝无“猩猩鼻孔”，更无“露天”的缺陷。不知道郭沫若当年何以要用那样的笔墨来形容她？ 寡居乡间的张琼华大概从来没有被这么多的人拜访过，关心过。她在众人的目光中显得有些局促了，木木地僵坐着，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一位女同志打破了沉默，走到跟前和张琼华攀谈了几句： “你老人家身体还好？” “好，好。” “我们是来开会的。郭沫若的讨论会！” “好嘛，好嘛。” “你还记得到郭老不啊？” “郭老？他比我小……” 张琼华198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她的一生，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真正的幸福。巴尔扎克曾经用沉痛而又惋惜的文字概括了欧也妮·葛朗台的一生：“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又无家庭。”张琼华除了同郭沫若有过一场结婚的悲剧，在名义上有一个丈夫而外，她不是和欧也妮同样的不幸吗？ 1989年，安娜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荣获了第一届亚非和平奖。她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饱经忧患、历尽艰辛的安娜，晚年的心情宁静而又淡泊。她一生为郭沫若、为儿女、为中国、为中日友好贡献了那么多，那么多，可是她从来不愿意让别人在文章中提到她的名字。她总是这么说：“我的爸爸是耶稣教的牧师，我的心也是在天的，天都知道的！” 是的，安娜做的一切天都是知道的。在漫长的人生之途中，她的脚印就像一瓣一瓣的辛夷（玉兰）那样洁白，每走一步便留下一片芬芳。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永远记着她。 安娜于1994年8月15日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张琼华、安娜（佐藤富子）、于立群，是先后同郭沫若发生过婚姻关系的三位女性。当她们在世的时候，生活对她们有厚有薄；当她们百年之后，历史对她们一定是公正的。郭沫若之所以成为参天大树，在一定程度上也得之于她们的爱的滋润。因此她们也必将和郭沫若同样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