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郭沫若传》龚济民 方仁念
郭沫若传





第一章　“海棠香国”出骄子

一

　　深秋时节，已近正午，温暖的阳光丝毫没有减轻室内紧张的气氛。在母腹中躁动已久的小生命，再也忍受不住包围着他的沉闷异常、蠕动不已的黑暗，迫不及待地脚先下地，跨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在强烈的光线刺激下，他眯着惊恐的眼睛睇视这陌生的世界，面对一张张惊喜交集的脸庞，显得迷惘、浑沌，不安分地张开嘴啼哭着。床上的女人刚经受了难产的痛苦，这时露出疲惫的笑容，伸出滚热的双手搂住他，仔细端详着这个与自己十分酷似的宁馨儿：略呈三角形的面孔，前头部十分发达，突起的眉峰下嵌着一对机灵的大眼。

　　这是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农历壬辰年九月二十七日）发生在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郭家的情景。婴儿乳名文豹，据说母亲受胎时曾梦见过一只小豹子咬她左手的虎口。由于在他之前已经有了两兄两姐，而且还有一兄两姐夭折了，因此母亲又叫他“八儿”。学名开贞，“开”是排行，“贞”是本名。号尚武。一九一九年首次发表新诗时，自署笔名“沫若”，并以此为号。这是由其“故乡的两条河，沫水与若水合拢来的”，“沫水”即大渡河，“若水”即青衣江，名号意在不忘故土。

　　“绥山高，沫水清，茶溪野畔稻青青。”沙湾镇依山傍水，迎面流泻着湍急的大渡河，背后横亘着雄伟的峨眉山，身边更有清澈见底的茶溪从山麓蜿蜒而下，把周围素有“海棠香国”之称的土地装扮得倩丽多姿。

　　儿时的郭开贞，常对着这远山近水出神。在这小生命中，有的是象河水一样的过剩的精力，他的身心老是勃勃跃动，永不衰竭的好奇心，异样的、没有来源的热情和激动。大渡河在屋前奔流，春夏秋冬，不断改变着颜色。在孩子的心目中，河好象是个有生命的东西，那特有的红色的河水，波涛汹涌，这大概是这条怪兽的血液吧？闭上眼睛，哗啦哗啦，澎湃的水声包围着他。呵，我听见了，听见它的吼叫声和撕咬声了，他从心底里笑开了。……跌跌撞撞，拼足力气爬上窗口，太阳升起来了，雾霭渐渐隐去，白雪盖顶的峨眉山耸立在他的眼前，那就是戴白帽的小公鸡吧，怎么一清早就昂着头在生气哩？不，它是在跟天狗哥哥吵嘴，深怕天狗一口把太阳吞掉，怪不得连身边游过去的红象、红龙、红狮子都来不及理睬。“晨安！明迷恍惚的旭光呀！……醒呀！醒呀！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二十多年后，这位诗人似乎还记得他孩提时代窗边的清晨。……俊美的绥山，多象仰卧着的美女。噢，那是年轻的娘娘，正在中午的大太阳下洗头发，迷人的秀发散披在大渡河里——他想起大人们讲过的那么多神话故事，什么女娲补天，什么凤凰……我看见了，我看见她美丽的脸啦！他激动得心都颤抖了。多么神奇啊，是什么神把天捅成了这么个无边无际的黑窟窿，而且天天如此，要是没有星星，这将多么怕人啊！“天上一颗星，地下一颗心”，呵，闪烁不定的星辰，牛郎、织女、北斗、双子，他数着认着，哦，这个最大的可不是什么星星，“月儿啊！你同那黄金梳儿一样。我要想爬上天去，把你取来”……世界的一切呵，人生对他是个谜，他在无垠的宇宙中开始学游泳了。

　　“可怜还是故乡水，呜咽诉予久别情。”①多少年后，“海棠香国”的骄子不管在异国他乡，抑或是去祖国的北土南疆，都永远眷念着他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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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晨发嘉州返乡舟中赋此》，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郭沫若少年诗稿》。

　　郭家原籍本是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据说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靠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家道几经兴衰，直到郭开贞父亲一代，才真正成了殷实的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父亲郭朝沛（1853—1939），字膏如，秉性耿介，精明能干，早年辍学从商，酿酒、榨油、兑换银钱、粜纳五谷，甚至贩卖烟土，“所企之业，业无不成”，未及成年就为四世同堂、伯叔共炊的大家庭当家管事，终于把开贞祖父郭明德（字秀山）因仗义疏财而凋零了的家业重振起来。由于懂一点医术，为人又慷慨大方，乐于免费行医送药，郭朝沛深得乡人敬重。他常谆谆告诫子女：“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①这基本的家教，深深铭刻在开贞幼小的心灵上。跨进郭家大门，有两副楹联特别引人注目：

　　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事无奇但率真

　　事以利人皆德业言堪持赠即文章

　　这更集中地反映了他家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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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先考膏如府君行述》，见《德音录》。

　　在长辈中对郭开贞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母亲杜邀贞（1857—1932），出身州官门第，由于开贞的外祖父杜琢璋（字宝田）任职贵州黄平期间遇苗民“造反”，全家自杀殉节，幸有奶妈搭救，逃回四川省乐山县杜家场，十五岁就下嫁到郭家。

　　为人聪颖、开明、俭朴，洗衣浆裳、伙食教诲，从来不惮辛劳。尽管她完全没有读过书，可是单凭耳濡目染也识得一些字，且能默记暗诵许多唐宋诗词。开贞瞪着好奇的大眼，张开嘴跟着母亲咿咿呀呀地念着：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

　　似懂非懂，然而琅琅上口，也许这就是诗人头脑中最早的诗境吧。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到了四岁半，这个“翩翩少年郎”真的想当学生了。好在父亲和祖父都十分重视子孙的教育，早就聘请了颇有名望的一位廪生来家中设专馆执教，开贞便由父亲带去拜师发蒙：点燃一对红蜡烛，焚烧三炷清香，父亲用手按住他，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三个响头，他莫名其妙地东张张西望望，可这就算完成了当地人称为“穿牛鼻”的仪式。塾师姓沈名焕章，乐山邻县犍为人，他把这所面对绥山的家塾命名为“绥山山馆”①。学生总数不过十人上下，大都是自己家里人，但程度却参差不齐。同窗中当数开贞最聪明，然而也数他最调皮，读不上三天竟逃起学来，在一片“逃学狗，逃学狗”的笑骂声中，被父亲胁迫着重又跨进学堂门。此后又常因顽劣而挨打，头角块磊如骈珠，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虽然心疼，但绝不护短，她早就说过：“惜钱休教子，护短莫投师。”②经沈先生朱砂笔圈点，开贞先后读的古书有《三字经》、《诗品》、《唐诗》、《诗经》、《书经》、《春秋》、《古文观止》，等等。读不完的圣经贤传，尝不尽的“朴竹教刑”，可恼可喜的学子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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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现在郭沫若旧居已将“绥山山馆”改为“绥山馆”。

　　②《先妣事略》，见《德音录》。

　　不过，这里也有郭开贞爱读的书，他最爱读的要算司空图的《诗品》了，后来关于诗的见解，大体是受了它的影响。《唐诗》也给了他莫大的兴会，他“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①。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其“标榜性情”亦与开贞喜“摆脱羁绊”相合。此外，每天晚上他还欢喜独自翻阅《资治通鉴》。这部卷帙浩繁的史书，贯串了一千三百六十余年史事，他越读越有兴味，常常深更半夜手不释卷。为此父亲很不放心，不是叫人去催他就寝，就是亲自到他房里叮嘱。由于夜晚长时间在菜油灯下苦读，因而他的眼睛开始近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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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少年时代·我的童年》

　　②据陈龙泉：《郭老童年生活点滴》，《沫水》1982年第4期。

　　“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绥山山馆的学习生活原是为将来步入官场作阶梯的，因此沈先生的规矩很大，教刑极严，白天读经，晚上诵诗，每隔三天还要上一次诗课，从属对到学做试帖诗，那五言六韵或八韵的排律，韵脚限得死死的，简直搅得人头昏脑胀。郭开贞在这里所受的科举时代余波的折腾，于身心虽有戕害，倒为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些美好的诗篇常由胸中油然而生：

　　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

　　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这首后来题为《茶溪》的五绝，是他课余与小伙伴们去溪边垂钓的即兴之作，生动地表现了天真无邪的童心和生活情趣，大概算得上他最早的诗作了。

　　当郭开贞快要学做八股文的时候，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掀起的维新热潮使他幸免于难。庚子之变后的清政府，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也试图对封建的老大帝国稍加改造，于是正式宣布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三、五年后又明令废科举而建学校，从此读书人挣脱了一大羁绊。这种情势必定促使家塾教育也发生变革：《地球韵言》、《史鉴节要》、《算数备旨》以及上海出版的各种新式教科书，终被采用为课本，从而扭转了千百年来认定的“圣贤书外无学问”的倾向。这时候开贞读古书的方法也有了改进，他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就读《东莱博议》，双双对照，相映成趣。后来他曾说：“我的好发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①真得感谢沈先生锐意革新，带领学子紧紧跟上了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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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少年时代·我的童年》

　　自从这股新鲜空气流入绥山山馆以后，在郭开贞看来，这里的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了。“雨余窗竹图书润，风过瓶梅笔砚香”，家塾大门两边的这副对联，似乎到这时才显得名副其实。他觉得面前出现了一个新世界，诱发他不断在思考。墙壁上新挂的《东亚舆地全图》彩色纷呈，大陆群山伴以海洋，一个东亚就这么大，整个地球又该有多大呢？小小的沙湾，沙湾镇上的我，……宇宙之浩瀚与自身之渺小的对比，使他急迫地渴望着遨游知识的海洋。大哥从省城不断寄来的《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刊，正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其中《启蒙画报》文字异常浅显，每段记事都有插画，少年开贞总喜欢把许多图画临摹下来，涂上各种颜色，然后贴在床头墙壁上细加观赏：狂风卷起了军大衣的下摆，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这个伟人的步履使脚下的阿尔卑斯山为之颤抖，使整个欧洲为之震撼，……一看到拿破仑的形象，开贞的热血似乎要从血管里喷射出来了，握着毛笔的手好象正紧捏着那威震世界的宝剑。哼，别看身不满四尺，却能对全欧洲发号施令。……开贞的视线由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又移到德国“铁血宰相”身上去了，他得意地摆动着大脑袋，正如俾斯麦一样欣赏起自己特大的头颅。他一时分不清谁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只知道这些名人画传展示了一个令他憧憬不已的天地，他崇拜英雄，他崇拜力的象征！

　　能自幼得到大哥的栽培，确实也是开贞日后得以成才的重要因素。大哥郭开文（1878—1936），字成五（后改为崇武、橙坞），对新事物十分敏锐，为人豁达大度，曾一度成为乡里启蒙运动的急先锋。除父母和沈先生之外，他是影响开贞最深的一个人。平日喜欢做诗、刻印、习字，也学过绘画。幼年时代的开贞，常把大哥备用的《海上名人画稿》和《芥子园画谱》，当作《儿童画报》一样翻阅。大哥临过的苏字帖，使这位八弟也和书法亲近起来，他喜欢苏字连真带草，豪放雄健，这与开贞本人富有浪漫气息的性格是一致的。每天清晨他要写三道字：第一道用墨写核桃字，第二道用土红写大碗字，第三道也是用土红写斗方字。数年如一日，始终未间断过。为了节约，他用的都是土彦纸，叠起来有书桌那么高。①那时郭开文正在成都新办的东文学堂读书，一九○五年春即被派赴日本留学，他很想把八弟带去，为此临行前特地征询了开贞本人的意见。弟弟当然求之不得，预备听从哥哥的话往东洋学实业，将来可以富国强兵，遗憾的是终因父母舍不得放他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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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龙泉：《郭老童年生活点滴》。

　　大哥走后，开贞从他的书橱里意外地发现了《西厢》、《西湖佳话》和《花月痕》，这些都是当时被视为小孩子不该看的“禁书”。然而禁果的滋味往往是格外香甜的，在从小富于反叛性格的开贞看来，“禁书”自然成了“奇书”、珍品，非得品尝一下不可。其时恰逢暑期放学，白天他便假装头痛，躲在帐子里偷偷阅读。于是莺莺与张生相会的情景，苏小小的倩影，秋痕的孤魂，一幕又一幕呈现在眼前，弄得似醉如痴，简直不可收拾。不料被大嫂发觉，将这个秘密告诉了母亲，以致开贞遭到了一顿呵责。其实这是青春期快要来到的征兆，大概由于文艺的东西读多了些，促使了性的早熟，本来毋须大惊小怪，开贞自己心中明白：“责备有甚么裨益呢！已经开了闸的水总得要流泻到它的内外平静了的一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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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少年时代·我的童年》

　　尽管绥山山馆内进行了重大的改革，馆外毕竟另有新天地，不过当时没有吃过苦的郭开贞，尚不能洞察罪恶的人生，他看到的、想到的，只是：农夫唱秧歌——好听，牧童吹芦笛——好玩，炭工脸白浑身黑——好奇。这是他所不能理解、也不想去理解的世界，因而当时在他的笔下，只能诵出田园牧歌式的篇章：

　　闲居无所事，散步宅前田。

　　屋角炊烟起，山腰浓雾眠。

　　牧童横竹笛，邨媪卖花钿。

　　野鸟相呼急，双双浴水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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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邨居即景》，见《郭沫若少年诗稿》。

二

　　科举初停，各地纷纷兴办学校。一九○五年九、十月间，乐山县高等小学堂还在草创时期就贴出了招生广告，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沙湾，许多人奔走相告。象旧时进城赶考一样，考生都由自己的父兄亲自送去应试。郭开贞由父亲带领夹在同乡十余名考生中间，来到了飞甍跃瓴的乐山城，他无须向城隍老爷求签作揖，就取得了好成绩：初试在近两百名录取生中列第二十七，复试在正取九十名中列第十一。在这“考试的规矩差不多完全和旧时的科举一样”的紧张气氛中，他每次依旧未及终场就早早缴了试卷，优先吃了考场中供应的面包之后，便寻觅伙伴把考案移到石桩上，当作翘翘板，一人骑着一头，痛痛快快地玩起轩轾戏来。

　　一九○六年初春，高等小学堂一开学郭开贞就入学寄读。这所由草堂寺改建的学校，明显地是过渡时代的产物，学生的年龄悬殊很大，早已做了父亲的三十岁上下的成年居然过半，未满十四岁的开贞自然被排在小字辈里。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贪玩的小字辈学生，却比那些成年学生深谙做人的道理。譬如，他与朋友讨论对愚者的看法，朋友认为愚者浑浑噩噩，没世而无闻，十分可悲；开贞却不以为然，他说愚者有“天下之达德”，即：“其为性也，泛爱百物，不寒蝼蚁之穴，不侮惴甍之虫。人之有患若己有之，恤鳏寡，养孤独，不伐己之德，不惜货贿以济人之穷困，仁也。无荣辱之辨，不忌人之修，不议人之短，被莫大之辱而不忿，惟能下人，是以虽暴戾恣睢，待之不能伤，智也。不避权贵，不畏强圉，视生死如蘧庐，虽王公大人不能屈，赴汤蹈火而不辞，勇也。”他对愚者如此刮目相看，因而心悦诚服地表示：“愚乎愚乎，吾将以汝为师乎！”①这样的言行，对同学中的那些久考不第的老童生来说，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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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愚者辨》，见《郭沫若早年作品三篇》，《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尤其使他们不可思议并且轰动全校的是，这个贪玩的小字辈学生，于第一学期期终考试发榜时竟名列前茅。这可损伤了那些老学生的尊严，一场风波由此而起：那些人大闹监学（清末考察学生的学官）办公室，强烈要求复查试卷，并擅自撕榜，逼着帅平均（1870—1953）先生借故扣了郭开贞六分而把他降为第三名，这才了事。无端借故，“故”从何来？原来端午节开贞曾请假回家一周。这本是得到学校许可的，而今却出尔反尔，他当然含冤抱屈。这件事对于开贞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他“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①，为了洗刷自己的耻辱，以后便专门与那些老学生们所惧怕的教员相抗衡，于是成了最爱闹事的一个代表。往日，他最喜欢溜到校园内残存的原寺院的正殿和后殿去，揭开帘幕内种种神像的秘密，憋不住满腔义愤而将这些骗人的东西推倒在地，然后再尿洒全身。而现在，这种方式不足以发泄他想复仇的心理了，他急不可耐地把矛头从偶像身上转移到污辱他的那些人头上去。监学易曙辉袒护在饭桌上欺侮人的老学生，郭开贞敢于当面顶撞，不怕受记大过的处分；校方无理取消周末半日休假制，又是郭开贞领头罢课抗争，因而遭到“斥退”（即勒令退学）的处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将他推上了学生中“小领袖”的地位，名震邻近中小学。他的学籍得以恢复，就是文昌宫公立小学堂的教员们联名致函质问易曙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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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

　　“我纵横是破了脸的，管他妈的！”自从遭了一次斥退，郭开贞反叛的性格逐渐向不良的一方面发展，居然酗酒，吸水烟。甚至逛胭脂巷，但他的学习成绩却还是优等。到了一九○七年六月，他终于结束了这“畸形的小学生活”，不禁感慨万分：“毕业了，毕业了，好容易才盼到了的毕业哟！虽然只有三学期，但就好象受了三十年的监禁。”①正当毕业宴席上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突然从操场后边的教室里传来“砰”的一声，接着是一句：“你这混帐东西！”原来这是带有几分醉意的郭开贞，双手套着刚从脚上脱下来的两只鞋子，用尽全身力气猛击玻璃窗，以发泄一年多来胸中郁积的怒气。这能怪他吗？旧教育制度接二连三地往他身上泼污水，肆意摧残少年的天性，然而具有叛逆性格的郭开贞绝不认输。从高等小学堂甲班毕业照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倔强少年的身影：他，人虽小，却偏要站在那最高的一层，挺着胸脯昂着头，露出一副矜持的样子。这就是郭开贞最后给母校留下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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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少年时代·我的童年》

　　同年秋天，郭开贞抱着新的希望跨进了嘉定府中学堂。遗憾的是，这里的学习条件并不比高等小学堂优越，国文教员讲韩退之的文章竟不懂“望诸君”的含义，地理教员居然分不清东南西北，博物教员更把章鱼的嘴当成肛门，这样的“师”怎能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呢？开贞在课堂上得不到满足，又没有可以填补这种不满的课外研究，他真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结果第一学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与同学打牌、喝酒和游荡上，成为全校号称“八大行星”的八个顽皮学生之一，修身课勉强得了二十五分。其实他的心里并不好受，从一首题为《九月九日赏菊咏怀》的五律中，可以体察到他当时复杂的心理状态：

　　茱萸新插罢，归獨醉馀酤。

　　逸性怀陶隐，狂謌龢狗屠。

　　黄花荒径满，清眼故人殊。

　　高格自矜赏，何须蜂蝶谀。

　　可见开贞没有自甘沦落，旧教育制度的腐败是他所愤慨的，他仰慕陶渊明的“逸性”，以菊花的“高格”自誉，而讨厌“蜂蝶”的阿谀。

　　新学期伊始，他与那群游荡儿疏远了，想自修文学，因为学堂里足以供学生们聆教的也只有通文学的教员。著名经学家廖季平的高足黄经华恰在这里教《春秋》，这位先生很赏识郭开贞，借许多书给他看，进一步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同时社会上流行的“林译小说”，也对他起了勾魂摄魄的作用，他第一次读的西洋小说，就是林纾（琴南，1852—1924）翻译的英国作家哈葛德的《迦茵小传》，主人公迦茵及其丈夫亨利的际遇，引起他深厚的同情。林译的英国另一位作家司各特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更紧紧扣住了郭开贞的心弦：刀光剑影下，艾凡赫闪电般地一个转身，击中了对手，当他正要从比武会上的“皇后”罗文娜手中领取桂冠时，突然昏倒在地，……艾凡赫与他的情人被强盗掳去，绿林豪杰罗宾汉从天而降，杀出一条血路，引他们逃出魔窟，……冒险的经历，曲折的爱情，神奇的侠盗生活，浪漫蒂克的情调，郭开贞自己好象也充当了书中的一个角色，怪不得他曾说：这部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①。此外，还有机会读到了章太炎（炳麟，1869—1936）主编的《国粹学报》和梁启超（任公，1873—1929）主编的《清议报》，尽管太炎先生的文章不好懂，然而并不影响开贞对他的崇拜；至于梁启超，虽然这时他已成为保皇党，不过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其中描述的马志尼、加里波第、加富尔等志士仁人的爱国壮举和亡命生涯，煞是令开贞心醉神驰，他反复吟诵“勿妄菲薄我祖国，勿妄菲薄我藐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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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少年时代·我的童年》

　　正当如此兴味盎然地于书海中潜游的时候，肠伤寒症突然袭击郭开贞，来势凶猛，不得不回家足足休养了两个月，方从死里逃生。不幸的是，其间由于得并发症中耳炎和脊椎骨疡，导致一辈子两耳重听和腰椎亏损。

　　大病之后重返学堂，体肤虽不免大伤元气，精神却依然保持锐气。为了替无辜受处分的刘祖尧同学鸣不平，他酒后大骂监学丁平子，骂了整整两个小时，差点又遭斥退。此次处分虽未果，然而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那是一九○九年中秋过后，他与同学往萧公庙看戏，获悉有同学与营防军发生冲突而被打成重伤，不禁怒火中烧，即以学生代表身分提出条件要求校方出面交涉，无奈校方非但不予支持，反而派人登门向肇事者赔罪。这种媚强欺弱的恶劣行径，惹得校外的风潮陡然转为校内的风潮，同学们相率罢课。校长却不分青红皂白，一次挂牌就斥退了包括郭开贞在内的八名学生，并通饬全省，另有几十名学生也受到记大过的处分。开贞知道这一招的厉害：被斥退而又遭通饬，这意味着从此不能再用自己的本名，甚至不能再在本省读书。可是他却一点不懊恼，因为这正可以促使他实现两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不甘“眼界如井蛙”，一心要离开羁留他的“井底”——乐山。往哪儿去？海内早就掀起了留学热潮，远则飞越太平洋赴欧美，近则横渡东海往日本，少年郭开贞的心何尝不被新潮鼓荡，即使这些地方去不成，能跑到北京或上海去也不错，至少可以去成都。他越想越高兴，觉得这次受斥退，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幸运”。他摩挲着上次病中脱尽至今尚未长齐的头发，禁不住会心地笑了。

三

　　泛泛水中流，迢迢江上舟。

　　长夜鼓波澜，助之万里游。

　　一九一○年二月，郭开贞自沙湾由水路转道乐山前往成都。流水、小舟似有情，他口吟尚未完篇的即兴之作《泛舟谣》，一面庆幸自己终于有机会晋省，一面又担忧能否进得省城的学校。喜出望外的是，从提学使衙门获悉，他虽被斥退但未下通饬。经王畏岩先生推荐，结果通过一道国文题《士先气质而后文艺》的试验，他就顺顺当当地插入了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丙班。

　　芙蓉城海内知名，芙蓉城的这所学校又是数一数二，这怎能不叫郭开贞欢天喜地呢？可是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大失所望了：这里与乐山无甚差别，一样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不求上进的骗文凭的学生。免不了他要痛恨不长进的中国，为什么独多欺骗国家、误人子弟的所谓“教育家”？由希望一下陷入绝望之中，他便又与酒打起交道来，每每与一些酒友相约，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东门外和南门外的名胜古迹，是他们的足迹常到之地。望江楼的清旷，武侯祠的肃穆，浣花溪的潇洒，草堂寺的幽邃，将永远留存在他的美好的记忆中。

　　阳春三月，柳树已悄悄爆出嫩绿的叶芽，新绿应该给人们带来生机和情趣，青年郭开贞却为了国运日衰而黯然神伤。望江楼上，多少诗人曾凭栏俯视那滔滔锦江水，豪饮放歌。但文人毕竟是文人，他们之中又有谁曾用自己的笔挽住狂澜？同样的江边同样的小楼上，今天又聚集一群青年人，也在乘着酒兴慷慨悲歌。是感叹人生的短促而在及时行乐？不！是痛陈学界腐败，是咒骂清廷昏庸。据说当初唐代女诗人薛涛，曾在此创制深红小笺写诗，句多伤感，那又算得什么？“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能象岳飞那样血洒疆场精忠报国，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而我，我们……郭开贞撕开衣领，痛捶着又闷又胀的胸脯，心儿啊，为什么这样的疼？热血啊，为什么只在血管里流？他霍地站起来，发狂般地奔向窗口，恨不能纵身急流，将有形的躯体包裹着无限的烦恼永沉江底……

　　我已久存厌世心，每思涤虑脱尘俗。

　　头上头发如沙弥，人是如来古金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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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澡室狂吟》，见《郭沫若少年诗稿》。

　　然而，生活在全省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省会，随时可以受到革命情绪的感染，也到处可以看到旧势力的挣扎。孙中山（1866—1925）、黄兴（1874—1916）的排满兴汉，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的保皇立宪，在这里都有深远的影响。此时此地，郭开贞对四川君主立宪派喉舌《蜀报》的鼓噪已经感到聒耳，而愿意站在排满兴汉的大纛下做一名战士。他崇拜牺牲了的邹容、徐锡麟、秋瑾、温生材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也崇拜一切活着的有名的革命党人，深信只有他们才能拯救中华。多想接近他们呵，他“时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①。不用说真正的革命党人的面目和生活，他并没有真切的了解，只是从读过的一些描写外国烧炭党人的小说里，约略知道一点情况，真是“按图索骥”，他找呀找，在师长中间找，在同学中间找，在校役中间找，但始终没有一个象他心目中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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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少年时代·反正前后》

　　实际斗争总是错综复杂的，郭开贞虽然主张革命，反对改良，可是当全国立宪运动的声浪日益高涨之际，他出于爱国心切也曾一度被卷了进去。一九一一年初，国会请愿风潮波及四川，成都学界立即响应，由高等学堂发起召集各校代表在教育总会开会，活跃的郭开贞被推为分设中学出席会议的代表之一。大会议决全市罢课，要求赵尔巽总督代奏清政府，敦促早开国会。罢课的第四天，恰逢分设中学期终考试，学校监督（清末学官名，相当于校长）都静阶眼看学生们跟着代表继续闹事，便声色俱厉地对郭开贞说：“郭生！你可以叫他们上课堂啦！”郭开贞不动声色地回答道：“连监督都叫不动的，我怎么有那样大的魄力呢？”都监督瞪了他一眼，索兴下了一道命令：“那吗，你就先上课堂做一个榜样！”郭开贞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旗帜鲜明地宣称：“大家都为爱国运动甘愿牺牲自己的学业，我不能来做破坏运动的罪魁。”①这样他几乎又一次被斥退，不过他觉得，这次斥退与往昔在乐山遭到的几次斥退，性质“大有不同”，那时都是为了“一些百无聊赖的事”，而现在却是缘于关心国家大事。因而他越发感到校方的处置不合情理，不免“中心隐忧”。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矧丈夫生别，弟以为当磊磊落落，笑傲低昂，不应唱缕缕阳关，绵绵延延，如儿女子悲，如驽骀恋栈。且降生不辰，遭国阽危，奋飞高举，以蕲去患，吾辈之职也。日暮路远，古人用以兴悲，故我与足下，分道扬镳，各有所怀，敢抚心自问，总皆有蕲裨益。

　　处斯时势，前路茫茫，于我心则忧之忡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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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少年时代·反正前后》

　　②《答某君书》，见《郭沫若早年作品三篇》。

　　一九一一年，在这个中国历史上难忘的年头，热血沸腾的郭开贞怎能安心坐在课堂里。六月十七日，在成都成立的四川保路同志会上，个个炎黄子孙的眼里喷出了怒火。洋人仍撕咬着母亲干瘪的肉体，铁路，血脉呵！母亲流着血，淌着泪……耻辱啊！我在你伤痕累累的怀抱里长大，吮吸的是你的乳汁，我是你的一个有罪的儿子呵！泪如泉涌的郭开贞摇首捶胸，痛苦地伏在地上。起来，抗争，为了母亲抗争吧！他奔走在激愤的人流中，慷慨陈词。九月七日，成都街头流淌着请愿志士的鲜血，城市，在血晕中旋转……梭镖、扁担、锄头、开裂的头颅、断残的肢体、舔血的苍蝇，天地，红色、灰色的一片……郭开贞痛楚地、愤怒地闭上眼，留在心里的是血、泪和恨！

　　教室里，拖着辫子的国文教员，正在唾沫四溅地评讲李劼人（1891—1962）同学的作文：“什么‘其人虽死血犹香’，简直狗屁不通，迹近胡闹！”……啊，又是舔血的恶蝇嗡嗡营营……在一排横七竖八的尸体上，在一片血肉模糊的世界中，郭开贞好象看见了母亲那双悲痛的泪眼，他那一手豪放的“苏草”在李劼人的作文本上飞舞，从顶批到后赞，无数赞词汇成一个“妙”字……一双双颤抖的手，暗暗传递着这本珍贵的作文本：一只只遒劲的手在挥毫疾书，《陋室铭》，《获麟解》，《满江红》……一个个别致的标题，一篇篇热情的颂词，一双双激动的眼睛，李劼人绷得紧紧的面皮终于绽开了笑容，郭开贞以挑战的眼光睥睨着沫星横飞的教员。

　　辛亥革命前的大小事变，就这样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运动推向了新阶段，斗争已经脱离君主立宪派和平请愿的轨道，而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途径。这一番风风雨雨的战斗洗礼，也唤醒了郭开贞革命民主主义的意识。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各省纷纷响应，相继宣布独立，这更使这位年轻人欣喜若狂。

　　十一月二十四日深夜，分设中学的学生们等不及第二天宣布四川独立，就先在自己的头上“革”起“命”来，刚剪下的一条条发辫如死蛇般躺在屋角，郭开贞高昂着“解放了的”脑袋在微笑。次日凌晨，激动得通宵未眠的开贞，又与同学们簇拥着走进校长室，不胜其惊惶的都静阶监督，他的养尊处优惯了的辫子，最后也不得不挨上两剪刀。晨曦微露，在“革命成功万岁”的欢呼声中，象征清廷统治的大黄龙旗蔫蔫地降了下来。不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诞生了，谁也阻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车轮。

　　绝代豪华富贵身，艳色娇姿自可人。

　　花国于今非帝制，花王名号应图新。

　　废除了帝制，还必须追求民主与共和。郭开贞的这首题为《咏牡丹》的七绝，既是历史的记录，又是理想的赞歌。

　　革命的年，喜庆的年，这在许多人家贴的春联上也反映了出来，平常用惯了的“莺啼燕语”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增添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开贞于年底回家度年假，就曾应乡亲们之请，撰写了三四十副这样的联语：

　　故国同春色归来，直欲砚池溟渤笔昆仑，

　　裁天样大旗横书汉字；

　　民权如海潮暴发，何难郡县欧非城美澳，

　　把地球员幅竟入版图。

　　革命后的沙湾确实气象一新，一二百户人家居然也联合倡办了保卫团“观字营”，以维持地方治安，保卫胜利果实。郭开贞的么叔是这支队伍的参谋，开贞自己则充当了文牍，起草招兵买马的檄文这类事都由他负责。队伍虽小，只有一二百人、八十来支后膛枪，可是影响却很大，周围四五十里的劳苦大众都赶来请求为他们申冤报仇。开贞曾参加过捕杀恶霸杨朗生的战斗，当他看到受尽杨家剥削的农民也赶来助战时，更认识到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事隔三四十年之后，他还念念不忘保卫团的活动，并给予高度评价：“虽然说不上人民翻身，但把革命推进到了最基底层，倒是毫无夸张的事实。”①可是好景不长，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南京临时政府，竟与北洋军阀袁世凯妥协，辛亥革命只赢得清廷逊位，换上了中华民国的空招牌而已，一切封建政权和制度都毫无实质性的变更，旧势力在卷土重来。郭开贞自己就有深切的体会：“于是乎我们在家乡闹过的那一幕便成为悲喜剧了。我们自己被人告发，官司足足打了两年，打到省的阶段，才靠人事关系，和平了结了。”②辛亥革命究竟给广大人民群众留下了什么呢？至此，郭开贞不得不感叹道：

　　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眈眈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

　　覆车具在宁仍蹈，殷鉴犹悬敢受欺？

　　伤心国势漂摇甚，中流砥柱仗阿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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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辛亥革命的教训》，1948年10月10日《华商报》。

　　②《辛亥革命的教训》，1948年10月10日《华商报》。

　　③《感时》，见《郭沫若少年诗稿》。

　　由怀疑到失望，有时不免怅惘，然而并不颓唐，为了“练就坚铁心，灼热终不冷”，他“夜舞剑光挥雪白，时期颈血染沙殷”。

　　这期间，郭开贞心头的负担真够沉重的了，不幸的婚事竟又伴着伤心的国事而来。一九一二年农历正月十五，他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1890年7月—1980年6月）结婚。吹吹打打的热闹场面恰恰同他昏昏蒙蒙的痛苦内心成对比。宾客散后他不进洞房，而全靠一本《庄子》陪伴他在厢房里度过了花烛夜。第二天“回门”，又是靠一部古版《文选》消磨了时光。第五天就结束了这“结婚受难记”，不过终究还是“自行破坏”了“童贞”①，他感到说不出的痛苦，便干脆乘船回成都府中学堂（由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并入）去了。人虽然是从此跟她分开了，但这个一生“囚禁”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一块心病，以后每当提起这件事，他总觉得有难言的苦衷，说：“我的一生如果有应该要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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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三叶集》第42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②《少年时代·黑猫》

　　不久即面临中学毕业，人生的道路应当怎样走下去？已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长兄，曾一再劝他进法政学堂，出于对宦途的鄙屑，他毅然拒绝了。在他的心目中，有志救国的人仍需倾向于实业，而要倾向于实业就不能不注重数理，因此他考进了成都高等学堂理科。矛盾的是，“应该注重的数学有点畏难，心想轻视的文学却爱来引诱”。当他就原文读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THE ARROW AND THE SONG》（即《箭与歌》），便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好象“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的精神”，从而孕育了“诗的觉醒”，但很快被轻视文学的念头所扼杀。

　　“肃杀金风犹未起，嗟哉时局令心寒。”昨天嗜血成性的万恶的军阀，今天居然成了三民主义的忠实的信徒，这班人登台，当然只能扮演“上皇帝”的角色，在他们的背后同样潜伏着杀机。郭开贞“如今就好象囚在了群峭环绕的峡中”，他要走出夔门，到别处去闯荡。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考取了天津陆军军医学校，他的怀抱里终又鼓荡着春风，择日启程北上，孙中山举兵讨袁的“二次革命”的炮声，似乎成了欢送他的礼炮。

　　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一只稚嫩的雏鹰正用力鼓动着翅膀飞出夔门。长江为离去的游子撒下了迷蒙的愁雨，而年轻的郭开贞却不知道什么是离别的惆怅，他是一枝弦上的箭，向往着穿越沙场大显身手。险恶的暗礁、漩涡凶狠地窥视着，陡峭的岩壁飞快地后撤着，前面不知去向，后面不见来程。是的，人活着就必须做那“大江东去”，浪也淘不尽的“千古风流人物”，做航道上坚强有力的舵手，驾着轻舟闯过千道峡、万重山，即使有朝一日投身江河，也不是弱者去寻找憩息的归宿，而依旧将美髯皙肤、峨冠博带，骑着白龙去神游亲爱的祖国。苏轼，李白，屈原，正陪同着我们未来的新诗人遨游长江。在青年郭开贞的梦中，虽然也会出现险隘的峡谷，低沉的云层，咆哮的河道，狂怒的山雨，但爱好梦幻的他，更常常憧憬那能容纳一切洪波巨涛的长江。远走高飞吧，“海棠香国”的骄子！在人生的长河中，你会成为一个搏击风浪的强者！

　　

　　






郭沫若传--第二章 初渡瀛洲






第二章 初渡瀛洲

四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六日，郭开贞到达天津。一路上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轮船、乘火车，饱览垒垒高山、漠漠平林、滚滚长江、滔滔黄河的风光，似乎不无新奇之感，但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却是北国的萧条和凄凉。大概时令的交冬更助长了青年人的伤感吧，耳闻火车“呜——呜——”的鸣叫声，他觉得这是黑色巨龙“驮着满载的骷髅在铁轨上痛哭”，好象是一曲古代文化摇篮的葬歌。由于当时尚未存心学医，同时去军医学校参加复试后又感到不满，所以他没有等到揭晓，就往北京投奔正在做川边经略使驻京代表的长兄去了。北京之行，成了郭开贞“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①，因为在这里，由大哥橙坞决定托友人张次瑜带他去日本留学。“久欲奋飞万里游，茫茫大愿总难售。”②他未曾料到如此好事竟成于一旦，真是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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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

　　②《寄先夫愚》，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郭沫若少年诗稿》。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在昏暗的北京站月台上，开贞深情地望着大哥黯然失色的脸，彼此相对无言，他心里在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

　　列车沿着京奉铁路穿过山海关，开贞目睹盘绕万山的高峻城垒，想起明末经略使诸公坚守关隘的英雄气概，实在叹服古人志节和才力之伟大。而今“天下第一关”关门大开，帝国主义强盗随时都有可能闯进来，怎不叫人担忧和心寒？到了奉天（今沈阳），他们改搭安奉铁路的日本火车，一下子更好象跨入另一个国度，因为安奉铁路沿线广阔的土地早已“租借”给日本，一切全由人家摆布。车过安东（今丹东），向这不是国境的“国境”告别，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愿我学归来，仍见国旗鲜。”①可是祖国的命运、个人的前途，倒好象安奉铁路上的两股轨道，是通向苦难的深渊，还是驰往幸福的彼岸呢？开贞陷入了沉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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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代友人答舅氏劝阻留学之作》，见《郭沫若少年诗稿》。

　　从朝鲜渡海登临瀛洲，已是一九一四年初。开贞对这块陌生的国土，处处感到新奇和狐疑。在码头上，他曾误把满街的木屐声当作杂沓的马蹄声，想来不禁失笑。他暂时寄居于东京郊区小石川大冢，一面入神田日本语学校补习日语，一面突击基础科学知识，全身心都扑在学业上的郭开贞，青春的活力有了发挥的正当场所，因此连往昔苦闷期间引以为友的烟酒都戒绝了，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二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说：

　　不苦不勤，不能成业。男前在国中，毫未尝尝辛苦，致怠惰成性，几有不可救药之概；男自今以后，当痛自刷新，力求实际学业成就，虽苦犹甘，……所矢志盟心日夕自励者也。①

　　功夫毕竟不负有心人，经过五个月的勤苦学习，郭开贞在日本语学校顺利结业，并于七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备班，名列第七。凭他的天资和努力，在我国留日学生中创造了一个神速考取官费的奇迹。那时的留日学生，规定必须先入高等学校读一年预科，再读三年本科，然后才能升入大学。至于此时开贞之所以“立志学医，无复他顾”，那是因为他意识到“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②，将来学成归国，“做一个跑道医生，背着药囊，走遍全国的乡村，专门替贫苦的人们作义务的治疗”③，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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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樱花书简》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

　　②《樱花书简》第33页。

　　③《沸羹集·赞天地之化育》

　　有了官费，欣喜之余，便与同乡、高年级学生吴鹿苹等人相约，同往房州海岸避暑。房州的镜浦常常风平浪静，开贞畅游于异国的海水中，每每觉得仿佛在家乡的茶溪里凫水。有时独自一人赤身裸体躺在沙滩上，一边静听细诉大海身世的潮声，一边观赏对岸从云端里探出头来的富士山，免不了由它的秀姿联想到峨眉山的倩影。他被大海迷住了，只要一看见海水的跃动，激情就会波逐浪涌。其实这时他还不怎么会游泳，可是他一点也不惧怕大海，大海的波涛在他看来就象母亲的胸膛，因此居然有一天，他一个人向大海深处游去，差点儿淹死，幸亏被一位好心的日本人救上岸来，并送回寓所。他似乎深信“母亲”绝不会淹死她的儿子，不过他心里仍然十分感谢那位救他的日本人。想想自己来到这个岛国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是碰到的象这样对中国留学生表示友好的日本人并不少。当然，也有一些异样的日本人，他们不无恶意地叫中国留学生为“支那人”，当他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说“那”字的时候又要存心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听起来真令人反感。

　　海边生活煞是新鲜、舒畅，然而也更容易牵动情思，生发遐想。清晨在海滨散步，有时会从远方朦胧的海雾中发现一座座黑色的山头，这就是夜来停泊的军舰。而此时此地在开贞的眼中，房州海岸却与渤海湾复合了，他好象又看到了日本陈兵祖国东大门的情景，胸中迸发的爱国反日情绪忽而凝结为如下的诗篇：

　　飞来何处峰海上布艨艟

　　地形同渤海心事系辽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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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自然底追怀》，1934年3月4日《时事新报·星期学灯》第70期。

　　为了集中精力准备“习一技，长一艺”，藉以“报效国家”①，开贞不得不暂时遏制着如潮水般涌出的诗情。他觉得一切必须有利于当前的学习。鉴于大冢离校太远，他特地与吴鹿苹等人在本乡区真砂町合租了一间房子，集体开伙，生活极为简朴。在一高医科预备班，他仍把重点放在攻读日语上，同时对于其他各科亦不偏废，因此不但很快就能用日语会话和作文，而且连向来感到棘手的数学，这时也已冠于全班之首。同学们称赞他聪颖好学，戏呼之为“郭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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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樱花书简》第97页。

　　“大头大头，落雨不愁，……”入冬以后，每当同学们在教室里围炉谈天之际，总有人喜欢摸摸他的头顶跟他开玩笑。其实开贞何尝不愁，东京郊区的冬天并不好过，天寒雨多风沙猛，冻得他把已小缩得不能扣结的卫生衣都绷上了身。不过这还好熬，最难受的是听见那些“水旱灾异频繁”、“袁世凯加紧复活帝制”、“中日交涉险恶”之类的新闻。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1859—1916）复辟帝制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为了强迫北洋军阀政府无条件接受条款，五月七日日本竟然下了最后通牒，限于二十四小时内答复。

　　“祖国危亡，至堪悬念”，郭开贞闻讯后热血沸腾，义愤填膺，觉得国家积弱到这等地步，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个欺侮“母亲”的国度里读书，随即决定与同寓友人吴鹿苹等连夜回国抗议。行前折卖了书籍以及锅碗等用具，甚至还作好了参军的准备，只要中、日一宣战，他将立即投笔从戎。为此，愤然写下了一首七律：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①

　　然而待他们抵达上海，获悉袁世凯已经屈从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开贞一方面感到“国家之损失实属不少”，另一方面又觉得“至是数百年积弱之敝有致”，“欲归罪政府，思图破坏，殊属尖当”②。对时局存在的糊涂观念，对祖国命运的无穷忧虑，就象那又咸又涩的泪水浸渍着他心头的创伤：愿为“母亲”抛洒热血的孩儿，在祖国看到的却是一张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面孔，他仿佛感到了被“母亲”拒之于门外的浪子的悲哀。独踽在上海街头的他，一时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还是于同月十一日重又返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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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创造十年》。

　　②《樱花书简》第65页。

　　国内如此多灾多难，欧战又正烽火连天，开贞惴惴不安，时在家书中谈及此事，还特意将此间新闻杂志所载时事插图寄归父母亲浏览，并希望在乡邻间广为传阅，以开通风气。连开贞自己也没有想到，返回东京后竟又如此思念家国，海外游子的心情，他算是体验够了。

　　一九一五年七月，郭开贞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毕业，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该校第二部学工的成仿吾（名灏，1897—1984）初次相识。两人都“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幻想科学救国”，“又都有着对文学的狂热”，这些共同的志趣使得他们一见如故，便相携“住在一起，一块到六高上学，一块登操山，一块到旭川划船，还一块儿游了日本四国的栗林园和濑户内海”，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①仿吾为人真挚朴讷，颇得沫若好评。平日他俩常于课余去学校附近的后乐园散步，每当看到园中翩翩起舞的丹顶鹤，总要伫步细细观看，喜不自禁。走累了就躺在草坪上聊天，少不了谈论中、日关系问题。在开贞看来，日本不久一定会对中国发动战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几度对仿吾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只能通过战争解决。”他很讨厌学校向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断然拒绝参加军事训练。②

　　“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开贞知道，既然踏上了学医的道路，就得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坚定不移地往前走，为此他特地抄录了曾子的这段话，并取字“毅夫”以自勉。③不幸的是，由于为国事愁肠盘结，学习上又急躁冒进，以致忧劳成疾，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头昏脑胀，心悸胸痛，少睡眠多噩梦，记忆力几乎丧失，真是苦不堪言，“因此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④，“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⑤，结果是王阳明拯救了他。在东京的一爿旧书店里，他偶然买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知道王阳明是讲究“静坐”功夫的，于是萌起了静坐的念头，立即上街买回一本《冈田式静坐法》，由此入门，每天早晚坚持静坐半小时，同时每天翻阅《王文成公全集》十页，不到两周时间，开贞的身体就渐渐复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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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成仿吾：《怀念郭沫若》，1982年11月24日《文汇报》。

　　②黑田寿男：《六高时代和郭先生》，见日本雄浑社版《郭沫若选集》第1卷。

　　③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同学录》，见1916年6月《中华留日大高同学会报》第2号。

　　④《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⑤《文艺论集·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读王阳明的书，还使开贞在思想上受到了这位古代哲人的熏陶。他把王阳明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与庄子的“恬淡无为而无不为”和泰戈尔的“梵我如一”观熔于一炉，进行玄而又玄的探讨，从而“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①他时常问自己：“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他那颗被对国事的忧虑、客居异邦的孤寂以及失意婚姻的苦恼所齿啮的心，似乎一时得到了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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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郭开贞在孤寂和痛苦中对王阳明、庄子等人生发出来的顶礼膜拜，“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阈”，幸好在他即将迈开这一步时，爱神突如其来为他治愈了伤痛得近乎癫狂的心灵。一九一六年八月初，郭开贞往圣路加病院为一位刚去世的朋友料理后事，与佐藤富子（生于1894年10月3日）邂逅相遇。佐藤富子出身于日本仙台藩士族（旧时武士的子孙），父亲是位牧师。她的祖先早在五六百年前就和中国有来往，祖父、父亲都到过中国，家中一直珍藏着中国的古书，因此她从小就喜欢中国。她在仙台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尚絅女校毕业后，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看护妇，想学习产科。她是那样富有同情心，听说开贞的友人死了，顿时流了许多眼泪，并说了不少安慰他的话。他望着她娴淑的身姿，那多情的话语顷刻间化成了一股股暖流，流遍了他的全身。分手后，冈山——东京虽然相隔千里，但对这一对恋人来说，空间的距离似乎并不存在，自有飞鸿为他们编织情网，一周之中两人要通三、四封信。他为她另取了一个名字，叫安娜。①“安娜啊，安娜！”郭开贞不止一次满怀激情地呼唤着这个最亲爱的名字，他坚信自己的心声必能穿越遥远的路途，激起她情海中不平静的涟漪。那白净净、圆端端的脸庞呵，象圣母玛利亚一样，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升起在他的心房。想象中的亲昵和温存，更加速他心儿的颤动。抚摸着称他为“哥哥”的来信，他一次又一次地吮吸着爱情的圣水，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芳香的字迹。他的心时而弥漫着阴霾，如咆哮的海水掀起狂澜，想整个地吞噬那迎风飘来的小舟；时而又撒满了阳光，象干涸的池鱼，在姑娘的泪泉中获得了新生。他越来越感到在今后风风雨雨的旅程中，唯有这一对丰腴的肩膀能帮他挑起人生的重担。想到这里，不知什么时候读过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大路之歌》中的诗行，又迴响在他的心头：

　　我给你我的手，

　　我给你我的爱——它比金钱更珍贵，

　　我给你我的整个身心——在神明与法律面前。

　　你愿否给我你的整个身心？

　　你愿否与我携手同行？

　　你愿否与我终生相爱，永矢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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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和夫1986年1月7日复笔者信，其中说：“安娜名字据母亲说父亲给取的。”

　　终于在这一年的十二月，郭开贞专程去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多年来他“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从此得到了“补置”。①然而也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与他一度断绝书信往来。开贞虽曾屡次想与张琼华离婚，但总怕伤了父母的心，同时又担心那不幸的女子会自杀，于是只得一面写信恳求父母饶恕，一面驰函张氏希望她能理解他的心：“我们都是旧礼制的牺牲者，我丝毫不怨望你，请你也不要怨望我罢！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直到次年安娜生了个男孩，开贞的父母这才宽恕了他。这桩婚事也没有征得佐藤家的同意，结果安娜因此受了“破门”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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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三叶集》第42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五

　　日本的高等学校，实为大学预科，注重于外语学习。郭开贞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三年期间，外语课所占比重最大。由于日本的医学是德国系统，因此学校规定第一外语为德语，第二外语为英语，此外还有拉丁文。日本人教外语注重读，当学生略通语音和语法之后，便拿很高级的文字来做读物：学德文时，主要就是读歌德的作品；学英文时，又常读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这种教授法，对开贞发生了一个与目的相反的影响，即把他决心抛弃的对文艺的热情重又煽动了起来。

　　开贞初到日本的那年，曾偶从同寓的一位高年级同学所读的英语课外读物中，第一次见到泰戈尔这个名字。次年，他好不容易买到了英译本《新月集》。这本充满童稚的想象和纯真的感情的诗集，一下子就把他迷住了，他尽情地感受着泰戈尔诗作的清新而恬淡的风味，觉得这与他向来所读过的英国诗不同，与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也大相径庭。他实在爱不释手，一边读着一边居然用中文转译了若干首，《婴儿的世界》就是其中之一：

　　我愿意我能在我婴儿自身所有的世界中心得占一隅清静的地位。

　　我知道那儿有和他说话的群星，有俯就他的面庞把些柔云和虹霓来安慰他的天宇。

　　那些使人相信是不能言说，好象是不能动颤的东西，都匍匐着走来窗前说话，并捧着满盘的明媚的玩具。

　　我愿意我能走上那横过婴儿心中的道路，而能脱去一切羁绊；

　　那儿有多数使者漫无目的在无稽的国王们的王国间传递着消息；

　　那儿“理智”以其律令为风筝而飞散，而“真理”使“事实”得从其桎梏解脱。①

　　泰戈尔把郭开贞从他所怀疑的贪婪、罪恶的世界，带到了神奇、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一切自然现象于此都成为有生命、有人格的个体，而且其本身蕴含着赤条条的真理，犹如才生下地来的婴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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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

　　一九一六年泰戈尔访日，使正在此邦流行的泰戈尔热达到了炽热化的程度。就在这年的秋天，开贞在冈山图书馆里寻出了《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之王》、《加皮尔百吟》等书，好象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样，他兴奋极了。每天午后学校一下课，他便跑来坐在幽暗的阅览室里，面壁捧书默诵，感受着欣赏诗美的欢悦，时而流着激动的眼泪，时而似有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他的身体内外，使他享受着涅槃的快乐。直到万家灯火通明，他才慢慢踱回自己的寓所去，一路上还在细细咀嚼、回味着《吉檀迦利》中的诗句：“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诗歌。”在泰戈尔诗句的感召下，开贞的诗情似潮水般涌出，流向了笔端：“月儿呀！你好象把镀金的镰刀。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哦，我也被你斫倒了！……”《死的诱惑》、《新月》、《白云》、《Uenus》、《别离》以及“牧羊歌”等，便是通过诗人的心灵而流涌出来的痛苦，爱与欲。

　　既与泰戈尔结下不解之缘，又喜欢歌德和庄子，于是本来有些泛神论倾向的郭开贞，必然与有这种倾向的印度古诗人加皮尔，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也产生思想共鸣。他在《三个泛神论者》一诗中，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爱庄子、斯宾诺莎和加皮尔，就是因为爱他们的泛神论。所谓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①。他借助于泛神论扩充了自己形象思维的能力和领域，以丰富创作的幻想，把宇宙全体作为对象，把思想化为形象，这与他的浪漫主义创作主张是完全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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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然而精神上的渴慕终究代替不了物质方面的需求。郭开贞与安娜同居后，曾送她去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读书，可是不久即因怀孕而辍学回家。眼看孩子快要出世，一个人的官费怎够养活一家三口？为生计所迫，开贞便向精神上的导师泰戈尔寻求物质的帮助：他从泰戈尔诗集中选译了若干首，采用汉英对照，并加注释，结集成一部《泰戈尔诗选》，先后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不料均遭拒绝。他与泰戈尔的精神的联络受到这番打击，从此便疏远甚至决裂了。

　　当长子和生呱呱落地的时候，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尚未绝耳。随着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创，郭开贞对新社会的憧憬似乎是明朗了些，产生了想进一步探求的愿望，因而也更增添了对旧社会的不满。他思念家国，忧心忡忡，深夜常在梦中哭醒，口中还念念有词：

　　　　　　　　　　　　　　今我天之涯，泪落无分晓。

　　　　　　　　　　　　　　魂散魄空存，苦身死未早。

　　　　　　　　　　　　　　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

　　　　　　　　　　　　　　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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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夜哭》，见《三叶集》。

　　开贞爱自己的祖国爱得这样痛苦，遥望俄罗斯人的家乡已经改换了从前的故步，却总不见自家故里的面貌有新的起色。他在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曾对扑灭张勋复辟的段祺瑞（1865—1936）寄予希望，可是段氏继承的仍是袁氏的衣钵。一九一八年五月，这个国务总理竟与日本内阁签订了陆、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拱手让日本军队大批进入我国东北境内；同时频频向日本乞求借款，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如此丧权辱国之行径，中国留日学生忍无可忍，立即相率全体罢课，两周后又选派代表回北京、上海从事请愿和宣传，排日情绪极为高涨。郭开贞当然也参加了罢课，然而由于妻子是日本人，竟引起一些留学生的误解，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凡是有日本籍妻子的人都是汉奸，理当受到警告甚至勒令离婚。一时间有不少夫妇因此被拆散了，而开贞颇不以为然，他既伤心又气愤，觉得自己“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决不愿违心地将自己的爱情做那些人口舌的牺牲品，他坚信爱国的资格是谁也剥夺不了的。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郭开贞由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八月初，他抱着和生，与安娜一同向他们住过的小屋告别，遥望往日常去登临的操山，常去划船的旭川，以及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的后乐园，他的眼睛由湿润而模糊了，是和儿的啼哭声催促他迈开了脚步。这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不仅仅是丈夫，而且已经是父亲了，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需要肩负更沉重的担子。

　　九州大学在福冈县，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之一，地处九州岛北端的博多湾海岸。由于有一条狭长的海中道与外海相间隔，博多湾就象一个平明如镜的大湖。这儿气候温和，景色宜人，散发着南国的氤氲。开贞挈妇将雏来到此地，主要不是贪慕这里的风光，而是别有原因的。据说这里是元兵东征日本的大战场：六百三十九年前元军第二次征倭，遇着飓风，泊舟博多湾，致使全师十万余人、四千只楼船一夜之间覆没。开贞“便是因为有元时战迹而选入九大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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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沸羹集·追怀博多》

　　一家人初到博多湾海岸，就看见一群小学生围着一个教习，手舞足蹈，指天划地的在这沙岸上讲演，讲的正是当年元军覆没的事，引起开贞无限的敌忾。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饱受了旅馆掌柜和下女的奚落，费了半天工夫，才在大学对面一爿当铺里，租到了储藏室楼上一间纵横不过两丈宽的屋子，泥墙土壁，人立起来可以抵着望板，而且离厕所太近，时有粪臭扑鼻。好歹也只得安下家来，室内除了几件简陋的家具，四周以至席上、桌角都堆满了书。开贞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只有一件事是最方便的，那就是每当缴不起杂费或揭不开锅的时候，可以咬着牙马上把自己的参考书送到楼下的当铺去。安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让丈夫能安心学习，她包揽了全部家务，并且节衣缩食。不久，已入东京帝国大学深造的成仿吾，陪着同乡陈氏父子来福冈医治眼疾，特邀开贞全家搬至箱崎神社附近与他们同住，请安娜管理家政，可免去全部房金。经济拮据的开贞夫妇当然非常乐意，安娜竟至泪花闪闪。

　　大学医科的课程设置十分严谨，头两年是基础课，诸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心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必须通盘学习，循序渐进，不能躐等，也不能中断。学习这些课的确很紧张，不过也很有趣，无论观察显微镜，抑或医化学实习，开贞都觉得这差不多等于在变戏法，实在是一些很好玩的事。

　　天气转冷了，人体解剖开始。开贞早就跃跃欲试，而今一周有三个下午呆在解剖室里，四个月内每人需轮解八具尸体，人体的秘密从此在眼前和手底得以揭示，其兴奋和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八个人围坐在锌板制成的长条桌的四周，象吃西餐一样，桌上的尸体在刀、剪、钳子和锯子的穿梭往来中被肢解，然后各自抱着分工的部分细加剖析。供解剖实习用的尸体都是从刑务所运来的，不是处死就是病死的犯人。大凡日本人，当时都有文身的习俗，所以这些尸首全身往往也文有红蓝相间的人物画，而且画得异常工整。在这样奇怪的氛围中，开贞的创作欲又活动起来了，仿佛看到面前的这具男性尸体，胸部的文身是一个裸体女人像，旁边还有“滨田爱子”四个字……他不知不觉沉浸在想象之中：“啊，这不是斋藤寅吉的尸首吗！”与“我”一起解剖的一位日本同学突然惊叫了一声，接着这位同学便跟“我”说了一段盗尸的故事：名门闺秀滨田爱子洗海水澡时不幸淹死，尸体打捞上海岸已是黄昏时分，需待翌日黎明才能请来警官检验。谁知第二天尸首却失踪了，经过多方侦探，警察终于发现渔师斋藤寅吉行迹可疑，原来是他把尸首偷盗到船上，每天买来冰块冰着，夜间与她共眠……。开贞对自己所幻想的情节犹嫌不足，最后又以“我”梦见“骷髅”在大叫“还我的爱人来”而惊醒作为结尾。他的小说处女作《骷髅》就这样一气呵成了，读给友人听，颇得好评，尤其称赞落尾的梦收得最好。得意之下，斗胆将稿子投寄给国内《东方杂志》，遗憾的是未能采用，收到退稿后，一气之下，竟然被他火葬了。

　　解剖室原是培养医学人才的实验室，谁也不会想到它会成为驰骋艺术创造力的有效场所。与别的同学不一样，郭开贞在这里并不特别为人的骨胳、筋肉、神经系统和五脏六腑的种种秘密感到惊奇，而主要是被由此引起的各式各样的联想所激动。确实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想象力远胜于他的观察力。他张开想象的翅膀，借助浪漫主义的激情，孕育了发人深思的艺术形象。他哪里是在解剖日本犯人的尸体，他觉得在手术刀下呻吟的分明是自己母国的身躯。为了拯救、医治大中华，开贞发出了紧急呼吁，一心期待精于医术的新时代的黄帝和岐伯出世：

　　解剖呀！解剖呀！快快解剖呀！

　　快把那陈腐了的皮毛分开！

　　快把那没中用的筋骨离解！

　　快把那污秽了的血液驱除！

　　快把那死了的心肝打坏！

　　快把那没感觉的神经宰离！

　　快把那腐败了的脑筋粉碎！

　　分开！离解！驱除！打坏！宰离！粉碎！

　　快！快！快！

　　快唱新生命的欢迎歌！

　　医国医人的新黄岐快要诞生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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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解剖室中》，1920年1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

六

　　常常沉浸在艺术想象的天国里，多少总要影响医学的学习，这对郭开贞说来似乎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说，医学和文学，这是他同时认识的“两位姑娘”，她们两位东拉西扯地牵着他，往往把他陷到了“左右做人难的苦境”，他日后的生活也因此多生些变化。

　　开贞在课堂里“听讲稍差”，因为他有耳疾，平日虽不痛不痒，但时常嗡嗡作蚊鸣，不能听远察微。好在他的阅读能力很强，听课不足自己“还可以看参考书”。更为庆幸的是，他在这里也碰到了当年鲁迅在仙台医专碰到过的藤野严九郎那样的老师。内科学开课了，担任主讲的是小野寺直助（1883—1968）教授①，邻座的日本同学介绍说，他曾留学德国，怪不得那些拗口的医学名词术语，他能用德语念得那样顺口，字也写得十分漂亮。在讲课的过程中，他的眼光总喜欢在全班十七个中国学生的脸上扫来扫去，好象探询什么似的。他很快就发现，郭开贞因耳背而不能完全听清楚授课的内容，便于课后进行个别辅导，并为之检查、修改笔记，实习诊察时尤其格外关切。他还屡次邀请郭开贞上他家作客。在他家客厅里，开贞一边观赏小野寺教授珍藏的中国古代陶瓷器。一边听先生侃侃而谈：“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中国对日本是很有帮助的。”异域老师出自肺腑的真挚话语，温暖了这位中国学生的心。开贞每当想起小野寺教授，学习上就勇气倍增，信心愈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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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生卒年等均据日本斋藤秋男、横松宗两先生1986年4月4日致笔者信。

　　②据钱潮：《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1979年10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

　　九大毕竟不愧为日本的名牌大学，为了提高教学和学术研究水平，除自身拥有许多本国知名的专家、教授任教之外，还不断聘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学。郭开贞在学期间，就曾听过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用德语讲的课，前后长达半年之久，内容为关于消化腺生理问题，并且看他亲自做了狗的“假饲”和胃瘘手术；另外还听了当时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关于“相对论”的讲演。①这些科学家的伟大创造精神犹如明灯，照亮了开贞勤学精进的征途。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开贞在给元弟翊昌的信中说：

　　学之于人，犹相之于盲也。人生斯世，固非如书蠹砚鱼死向纸墨间，然而茫茫浮世，无楫无梁，邈邈前途，如夜如漆，学有缉熙于光明，不藉学之光明，失所搘拄，鲜不中流失柁，而歧路亡羊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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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钱潮：《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1979年10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

　　②《樱花书简》第152页。

　　“学有缉熙于光明”出于《诗·周颂·敬之》，原意为“且欲学于有光明之光明者，谓贤中之贤也”。开贞援引此语开导弟弟潜心向学，全是他的经验之谈。是啊，人生如登山，巴甫洛夫、爱因斯坦能够爬上的高峰，有朝一日我郭开贞未必不能登临！

　　成天价钻研医学，有时也会令人厌倦，于是开贞免不了又要去亲近一下文学。来到福冈不久先后与两个人的交谈，更助长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一天，他在博多湾海岸散步，偶与昔日东京一高预科同学张资平（1893—1947）相遇。张资平当时尚在九州熊本第五高等学校补习，随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他攻读的虽是地质学，但亦爱好文学。两人一见面，就谈论中国国内文化出版界的情形，颇多感慨。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资平不住地摇头叹气。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刊载文学方面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开贞胸有成竹地说。

　　“能出文学杂志当然很好，”开贞的话得到了资平的首肯，“但哪里去找同人呢？”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中。

　　他们想来想去，觉得有两个人可谓志同道合者：一个是成仿吾，另一个是也曾在东京一高读过书的郁达夫（名文，1896—1945）。人手显然不足，资平不免有些迟疑。

　　“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就可以做印刷费了吗？”

　　资平终于表示赞同，便约定以开贞处为联络中心，待征得成仿吾和郁达夫的同意后，再作进一步打算。

　　一九一八年九至十一月间，开贞有机会得以与仿吾同住箱崎时，当然也商谈了筹办文学杂志的事，仿吾欣然同意，不过他主张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

　　有了张资平和成仿吾两人的同声相应，郭开贞受到了很大鼓舞，真想能在文学上显一显身手。富有诗味的博多湾时而诱发他的诗思，每天清晨或黄昏，他常往海滩去踏歌。这时他刚读了雷沫尔所著德国印象主义诗人《李林克隆传》，李林克隆晚年曾在北海配尔屋牟岛上做堤防总督，每当暴风咆哮的深夜，定然前往海堤，临风披襟，向着汹涌的狂涛高唱出激越的诗调。想到这位名噪一时的德国诗人，开贞身心受到感发，他也常朝着大海，旁若无人地放声朗诵自己的新作：

　　博多湾水碧琉璃，

　　银帆片片随风飞。

　　愿作舟中人，

　　载酒醉明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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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自然底追怀》。

　　所谓“舟中人”，指的是箱崎一带渔村上的居民。这些渔民为了御祭，总喜欢拉起三弦，伴着弦声载歌载舞，畅饮狂欢，开贞十分羡慕他们的乐天。

　　然而，开贞自己似乎很难乐天。平日生活穷苦一点倒没关系，可是转瞬之间已是岁尾，日本人过年都喜欢吃米饼（相当于中国的年糕），这需要预先约好匠人上门舂制。匠人来时，三五成队，自抬锅灶、甑桶和臼杵，挨门挨户下灶开火，随煮随舂，舂时口中还唱歌，一唱数和，热闹非凡，充满了节日将临的喜庆气氛。踡局在屋角复习功课的开贞，时而为左邻右舍舂饼匠人的歌声所扰，便干脆上街瞧瞧，只见家家户户已按照日本过新年的风俗习惯，在门前两旁竖起松竹，门上则挂满粘有字条的草链，以示吉庆。想想自己家中既未请匠人做米饼，又无钱买红鲷，甚至连红豆饭也没煮，简直不知以什么志喜，心中自然有些惆怅。恰在这时，邻人登门馈赠三十多个米饼，为开贞解了燃眉之急，感激之余，特赋小诗一首：

　　多情最是邻家子，送来米饼若干枚。

　　堪供“杂煮”过新岁，豆饭明朝不用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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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樱花书简》第155页。

　　年关真不好过，解决了吃的，还得安排好住的。眼看与成仿吾和陈老先生聚居的屋子租期已满，他们返校的返校、回国的回国，因此郭开贞不得不赶在除夕另觅更便宜的住处。大年夜，夫妻俩“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他们迁移到附近临海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网屋町，在那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房子里住下。室内前后均有窗，但无帘子可遮，真是“朔风欲打玻璃碎，吹得炉燃亦可嘉”，虽苦，亦只好以苦为乐了。然而可别小觑这座矮屋，它对日后开贞跃身诗坛起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毋怪乎后来诗人自己曾深情缱绻地抒发道：“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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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致郁达夫信，见泰东书局1933年9月版《沫若书信集》。

　　

　　






郭沫若传--第三章 凫进文艺新潮






第三章 凫进文艺新潮

七

　　一九一九年来得不寻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散尽，巴黎和会上又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非但否定了我国提出的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而且决定将过去德国侵夺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来，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实习的郭开贞，再也按捺不住愤懑的心情，他的眼睛虽然对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看到的却是日军铁蹄蹂躏下被支解得四分五离的“母亲”的肢体。难道祖国也会象朝鲜一样沦亡吗？他不禁想起当年赴日“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构思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闵崇华子爵于国家存亡之秋，毅然上书朝廷请求除佞安邦，不成，弃官乡居金刚山下，寄希望于未来的女婿尹子英。不料续弦李玉姬勾结外寇，妄图暗杀闵氏父女，偶被尹子英探得底细，出于营救亲人的目的，结果牺牲了自己。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开贞特意将年前写的旧体诗《怨日行》移植到小说中来，作为主要人物闵崇华的铭志诗。诗中以“杲杲炎阳”隐喻日本帝国主义，主人公“长恨漫漫”，誓寻“后羿弓”、“鲁阳戈”把它射落海涛、打下山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以反帝为主题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情景下诞生了。这时郭开贞的身子尽管还扑在实验桌上，不过他的心早就飞出了九州帝国大学的校园……低气压紧迫在中国的上空，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余名学生集会游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并宣布全市总罢课。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和声援。六月三日，上海、南昌、天津、杭州等地的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商人先后举行罢市，全国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怒潮中沸腾了。

　　五四运动的浪潮拍打着瀛洲海岸，日本统治者对此反应十分灵敏，在他们的报纸上自然将这作为“天变地异的事情”描述着，居心叵测地诬蔑投身运动的爱国学生为“学匪”。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歪曲事实的真相，总蒙骗不了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留学生。为了与国内的斗争相呼应，六月间郭开贞即与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同学聚会商谈，议决组织一个义务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以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与会者都是中国人，中国原称华夏，而结社地点又是在夏禹鼎家里，所以开贞便建议给这个团体取名为夏社。

　　夏社成立后，大家捐款买了一架油印机和若干纸张、油墨，便宣告正式开张。无奈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只得由开贞一人承包了翻译和撰述的事。

　　暑假期间赤日炎炎，住在蒸笼似的斗室里本来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开贞感到分外的气闷。一刻不能释去的对祖国命运的忧虑，象一个难以力载的重负，压得他快要窒息了；一刻不能熄灭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象一蓬燃势旺盛的大火，烧得他快要爆炸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运行，熔岩在奔突，它们想要寻找一个喷发口，不过暂时还未能找到。眼前夏社的工作倒颇合他的心意。有时他一手抱着和儿，一手挥毫疾书，汗水滴落在和儿天真的小脸蛋上，和儿的口涎又滴落在他的稿纸上；有时又紧张地油印、包扎，连脸颊都沾上了油墨，和儿伸出小手好奇地摸着他。当他将自己心血的结晶——一卷卷宣传品亲手投进邮筒，仿佛觉得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射了一排排炮弹，心中得到了慰藉，一切困顿和倦意全都化为乌有。一个暑假他就这样发了几次稿，令人兴奋的是，不久《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借口，那文末的七绝：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

　　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

　　更喊出了亿万同胞的心声。

　　为了工作的方便，夏社订了一份《时事新报》，这成为郭开贞经常阅读的一个出版物。该报学艺性副刊《学灯》办得非常活泼，广泛刊载介绍各种新思潮的文章，反映了“五四”以来国内文化界的真实动态。特别是宗白华（1897—1986）接替郭虞裳担任该刊编辑后，增设了“新文艺”专栏，主要刊载新诗，引进文艺新潮，因而开贞最爱读它，一度与它“相依为命”。九月初，他偶然从这里第一次读到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送慕韩往巴黎》。诗的语言平白如话，使开贞委实吃了一惊：如果这就是新诗，那么自己以前写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也尽可以拿出来发表了。有了这种自信，他便将《鹭鹚》、《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两首抄寄给《学灯》，首次署名沫若，没有想到当月十一日诗稿就见报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作诗的兴会从此陡然大增。

　　诗国的英雄们大都重主观，强调写我为主。沫若一跨进诗国大门，就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偏于主观的人，他要借诗歌这支芦笛以抒发自己的胸臆。他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必须“表现自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每读一遍《我之歌》，就感到与惠特曼又贴近了一步。惠特曼喜爱大海，曾云：“我和你合为一体，我也是既简单又多样。”郭沫若同样也喜爱大海，每当他扑向大海的怀抱，就觉得自己好象也与大海合为一体了，《浴海》

　　一诗中分明这样写道：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惠特曼对郭沫若的巨大魅力，更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套都摆脱干净了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相合拍。《草叶集》雄浑、豪放的调子震撼着沫若的心魄，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感到诗兴的猛袭，“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①，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喷薄而出，化作了斑斓、灼热的篇章。

　　--------

　　①《沸羹集·序我的诗》

　　他以反叛传统的精神，为被世俗认作“匪徒”的人物大喝赞歌：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这首题为《匪徒颂》的诗共有六节，不仅歌颂了包括列宁在内的一切社会革命的领袖人物，而且为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杰出代表三呼万岁。

　　“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沫若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他怀着火一样的心肠为她勾勒新颜，为她描绘理想，为她尽情歌唱。同时他把养育他的地球当作母亲，无限深情地向她倾吐衷肠。

　　那是年假中的一个上午，沫若正安静地坐在福冈图书馆里看书，突然诗兴袭来，再也不能安坐片刻，他似乎听到地球“母亲”在轻声呼唤他的乳名，看见她热情地向他伸出双臂。于是他冲出图书馆，急步跑到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脱了“下驮”（日本的木屐），光着脚板踱来踱去，还不时地躺在地上，和地球“母亲”拥抱、亲吻，以接受她的爱抚，感触她的温存。他偎倚在“母亲”的怀中，有那么多贴心的话向她倾诉：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①

　　--------

　　①《地球，我的母亲！》，见《女神》第2辑。

　　诗句就象喷泉般地直往外涌，这大概就是灵感吧？对，必须及时抓住它。沫若神色紧张地奔到家里，连话都顾不上跟安娜说一句，随手拿了一张纸，也来不及摆正，就一头扑在矮桌上写起来。诗成后，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口中反复低吟着，好象在向“母亲”宣誓：“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这种对四海同胞的深切感念，又驱使他随即走出家门，去为一位回国探亲的广东同学送行。他自告奋勇地扛着沉甸甸的大皮箱，连肩都不换一下，便一口气把同学送上了火车，他觉得这是大地“母亲”给自己体内输送来了安泰的力量。

　　在这段时间内，诗神频频光顾，不断撩拨着沫若的情思。三周后的又一个上午，沫若正坐在课堂里听讲，不知哪儿传来了鸟鸣，“即即”“足足”，不绝于耳……这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古代天方国的神鸟“菲尼克司”在悲啼？噢，大概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凤凰。回想少年时代在乐山上学，清晨常去城外的肖公嘴散步，不是一再听到过这种鸟的叫声吗？……“即即”“足足”中幻化出丹穴山上这样一幅景象：“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在这惨淡、阴冷的除夕，凤与凰同心协力啄燃了它们衔来的香木，在烈火中翩翩起舞、哀哀歌唱，等待着死亡。古神鸟在缪司的灵光照耀下，就这样与诗人自我、与整个旧中国合成一体。沫若多么希望旧我、旧中国以及一切黑暗的化身都能在这熊熊的烈火中焚毁。他借凤之口，诅咒了那腥秽的旧中国：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

　　《凤凰涅槃》的前半篇就如此这般地一气呵成。

　　当天晚自修后行将就寝时，突然灵感的火花又爆发了。沫若激动得一会儿象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峰顶上，牙关直打颤，一会儿又象曝晒在赤道的烈日下，热汗尽往外冒。他只得伏在枕上，任凭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用铅笔火速地录下“生底颤动，灵底喊叫”：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

　　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

　　这是“凤凰和鸣”，诗人讴歌凤凰“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得到了更生，《凤凰涅槃》一诗至此赓续成篇。沫若放下笔，好象自己也与凤凰一起得到了更生，苦难的祖国也得到了更生。他的感情平复下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激动时如同“一匹奔马”的他，这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僵卧在床上动弹不得。

　　火中再生的凤凰，更加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他觉得自己身上储有“全宇宙底Energy（物理学所研究的“能”）底总量”，就好比一条“天狗”，敢于吞下日、月和一切星球以至全宇宙，从而庄严地宣布：“我便是我了！”①“我”到底是什么？“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崇拜工农，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偶像破坏者，因而“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②。显然，诗人的泛神论和个性解放思想诱发了叛逆精神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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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狗》，见《女神》第2辑。

　　②《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见《女神》第2辑。

　　沫若的如狂涛暴涨般的创作激情，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年上半年，共写了几十首新诗。一年后，他把这些篇什连同在此前后写的一些新作、旧稿，结集取名为《女神》，以单行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他在《序诗》中说：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很快就找到了千百万与诗人的“振动数相同”、“燃烧点相等”的人，点燃了他们胸中革命的火焰。沫若为诗坛竖起了一座丰碑，“《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①！正是这永生的女神，弹拨着时代的琴弦，鸣奏出雄浑遒劲的乐章，激励着我们的民族掀翻旧世界的筵席，冲决一切罗网，向着“至高的理想”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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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4号。

八

　　郭沫若之所以会凫进文艺新潮，是有赖于《学灯》编辑宗白华（1897—1986）的提携。在白华看来，要在文艺上摆脱两千多年传统形式的束缚，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沫若正具备这种人格，因而新诗人也就应运而生。宗白华比郭沫若小五岁，他们虽然素不相识，只是由于一九一九年冬沫若对《学灯》所载关于墨子的一篇文章持有异议，两人才开始通信，但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从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到上海望平街（今山东路）《时事新报》社，这两个年轻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白华十分赞赏沫若的诗，说是自己“最爱读的”。他在报社，每天傍晚总要凑近编辑室堆放信稿的小桌子，仔细看一看邮差新送来的稿件——这些都出自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之手，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春、朝气、希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①白华迫不及待地翻阅着，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世。他多么希望每天能发表一首郭诗，好“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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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

　　经宗白华介绍，郭沫若同时又跟田寿昌（名汉，1898—1963）通信、做诗友。当时寿昌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白华非常器重他，祝愿他和沫若“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三人相知恨晚，彼此引为同调，虽都未谋一面，但书信往来频繁，就象陷入了恋爱状态一样：或互相倾诉内心的不平，真诚地进行自我解剖；或缅怀美好的理想，相率神驰“天路历程”；或共同探讨人生、事业，文化、艺术，以至婚姻和恋爱。这友情的甘露点点滴滴洒在沫若的心头，他感到欣慰，他感到振奋，他要把全身的血液来做浇灌友谊之花的水，他要把全身的脂肪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三人之间，伴随着尺素书往来的还有诗文手稿，各各欣赏一番之后，每每还要发一通议论，既是谈创作经验，又是进行文艺评论。一九二○年一月十八日，沫若在给白华的信中说：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

　　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l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如果说这时郭沫若已形成自己的诗论，那么这就是它的核心。他明确提出诗只能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是“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音乐），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曲调）”，而绝不是无病之呻吟。他的主张得到了宗白华、田寿昌的首肯和赏识，白华特地将这封信在《学灯》上揭载了出来，寿昌则认为沫若的诗正是他的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产物，因而赞叹道：“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①他们三人都倾慕歌德，信中常以这位诗人为谈话的主题，相期多多介绍和研究他的著作，这是因为歌德所处的“胁迫时代”，同他们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很相近”。为此，白华草拟《德国诗人歌德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沫若给他提供材料，寿昌撰写《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沫若又帮他翻译了大部分需引录的诗。此外，沫若还曾一度建议纠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歌德研究会”，以求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应共学社函约，翻译了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第一部。他觉得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很象我国“五四”这一新旧嬗变的时代，自己的心弦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以致在译述的过程中时而大声朗诵，时而爽朗大笑，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支配下完成了译事，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遗憾的是译稿未能及时出版，只是曾在《学灯》上刊载过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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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三叶集》第79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以文会友终究不如直接晤面。一九二○年三月十九日午前，沫若正在厨房里边烧水煮饭，边阅读比利时诗人和戏剧家维尔哈伦的英译本诗剧，突然听到叩门声。开门一看，只见一个颜面清癯的陌生青年站在面前，不待发问就先启齿：“你是密司脱郭么？我姓田，……”沫若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寿昌，便转身请他到楼上去坐。安娜闻声也从床上起来，她垂着黑发，手抱婴儿，含笑迎客上楼。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博生出世刚满三天，家中自然显得忙乱不堪。沫若一会儿上楼陪客，一会儿下楼煮饭，好在宾主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寿昌口若悬河，大谈自己的抱负和著译计划；沫若除表示赞许之外，亦谈到自己的志愿，说是“只想当个小小的创作家”。由于只顾谈话，锅子里的牛肉竟烧焦了，午餐只得请客人将就着吃焦糊牛肉，外加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午后，沫若手牵和儿陪同寿昌漫步博多湾。展现在眼前的，一边是莹洁如玉的砂岸，一边是青翠蓊郁的十里松原。沫若指着海岸上残留的古代战垒，重温了元军东征日本于此遇强台风全军覆没的旧事，寿昌听得津津有味。他们沿着海岸，穿过医科大学，走进东公园。令人怵目的是，园内松林中骈列着龟山天皇和日莲和尚的铜像，这两人都与元军东征失利的事有关。龟山像脚正面有一碑，上书“敌国降伏”四字，引起沫若和寿昌无限的敌忾。寿昌问：“是‘敌国来降伏’，还是‘降伏于敌国’呢？”按照日文词序，两种读法都可以。沫若带着嘲讽的口吻说：“这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他心里明白：当初只可惜东风未与元军便罢了。

　　离福冈不远有个太宰府，名见中国史乘，亦因元军东征而得名，是一游览胜地。二十三日早晨，沫若特邀寿昌同去一游。他们乘坐的火车在一望无际的田畴中飞奔。沫若望着车窗外旋回飞舞的大自然，听着车轮鞺鞑的进行曲，念着立体派诗人韦伯的《瞬间》一诗，一边体会诗中借自然音律所表现的“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都在流徙创化”的妙味，一边在酝酿自己的立体诗《新生》：

　　…………

　　火车

　　高笑

　　向……向……

　　向……向……

　　向着黄……

　　向着黄……

　　向着黄金的太阳

　　飞……飞……飞……

　　飞跑，

　　飞跑，

　　飞跑。

　　好！好！好！……

　　车过二日市，他们改作步行。一路上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青青的麦苗，涓涓的溪流，啾啾的鸟鸣，大自然供给了无穷无尽的诗料，他们时而触景生情，即兴占吐。沫若于此颇悟得了些诗的妙诀，忙不迭地对寿昌说：“凡为艺术品于最不经意时得来的，最是神品。”

　　他们在太宰府内观赏之余，饮酒谈诗，醉后互相扶依，蹁跹于梅花树下，倏地灵感又自天来，沫若放歌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底本体：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的世界？①

　　--------

　　①《梅花树下醉歌》，见《三叶集》第160页。

　　两人还一同“照了一个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①。当时沫若和寿昌的确在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就在这次相会期间，他们曾在沫若家的小楼上对座共读了这两位作家的不少作品，并交谈了各自赞赏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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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田汉：《关于〈关汉卿〉的通信》，《剧本》1958年6月号。

　　这次与寿昌相聚，仅仅六天就分了手。初交撒下的友谊的种子，必将破土发芽、开花结果。为了让白华也能分享他们的快乐，沫若便赶紧写信把这一切告诉了他。郭沫若、田寿昌和宗白华，恰似三叶草的三片叶瓣，彼此并蒂矗生，相互依存，后来由寿昌提议将他们三个月来的二十通书简结集公诸于世，沫若特取《三叶集》为书名，以三叶作为三人友情结合之象征。被田寿昌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这部通信集，真实地记录了这三个有为的青年并肩跃身文艺新潮的心声和足音。该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一九二○年五月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和社会的关注，三、四年内竟重印了六次，“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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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凫进文艺的新潮》，1945年7月《文哨》第1卷第2期。

九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①“五四”以后，我国文坛新潮澎湃，健者云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郭沫若一出山就处在这样的时代，他的创作生活是同新文化运动一起开始的，但在“五四”风云人物的队伍里，他是后起之秀，不用说第一个尝试白话诗的胡适（1891—1962），就是周作人（1885—1968）、沈尹默（1883—1971）、刘半农（1891—1934）、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在诗坛上露面也都比他要早一些。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沫若的诗作络绎不绝地在《学灯》上揭载出来，有时一首诗连载两天，把整版的篇幅都占了。接着，《民铎》、《学艺》、《少年中国》等杂志也开始刊载他的作品。“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歌”②，“具有新诗国的开国气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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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适：《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②周扬：《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③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

　　当时日本的新思潮也已经波推涛涌。一九一九年四、五月间，《改造》、《解放》等杂志相继创刊；一九二一年二月《播种人》又面世，“宣言”表示“我们为现代的真理而战”，“全部打碎过去的艺术偶像，……要播新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此开始。沫若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也很受了影响。反转来，他的诗作也引起了日本文艺界的注意，《死的诱惑》、《鹭鹚》等篇曾被当作中国新诗的标本而译成日文，分别刊载于《朝日新闻》和《日华公论》等报刊上，受到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称赞，以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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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创造十年》；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创刊号。

　　不过，从当时的整个情况看来，新诗创作还显得比较贫乏、单调，连胡适也承认，他尝试的白话诗很象一个“经过缠脚后放大了”的“放脚鞋样”，实际上还“很接近旧诗”。对于这种状况，郭沫若当然很不满意。他尤其讨厌那种冒牌的“假新诗”。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陈建雷的信中说：

　　我看《学灯》中很登了些陈腔腐调的假新诗，所以我对于新诗，近来很起了一种反抗的意趣。我想中国现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蛮都军底手兵和假新诗的名士了。

　　这时候，《学灯》编辑早已易人，宗白华已于五月间奔赴德国留学。郭沫若失去了“我的钟子期”的照拂，《学灯》对他似乎不太公平，居然把他的诗附在人家抄袭的他的诗后面发表，致使他写诗的欲望冷却了一些日子。好在有许多朋友鼓励，他并未停笔，除了继续在与宗白华、田寿昌以及成仿吾、张资平通信和交换新作之外，又由寿昌的介绍，与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郑伯奇（1895—1979）神交。这一年的九月完成的诗剧《棠棣之花》，以及翌年年假期间脱稿的《女神之再生》，他都将初稿先寄给了郑伯奇，然后又请伯奇转寄成仿吾和郁达夫，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尝试创作诗剧，这是沫若读了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剧作后，产生的新的创作冲动，结果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了有很深的外国文学修养的郁达夫的支持。

　　达夫当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与沫若一样也十分爱好文学。他读了《女神之再生》手稿，觉得诗中融合了惠特曼的豪放、泰戈尔的清幽、海涅的忿怒、歌德的深远，以及庄子的恣肆和苏轼的畅达，深深为老同学聪慧过人的创造力所打动。此时此刻，他多么想伸出手去向沫若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可惜从东京湾乘火车去博多湾要三天才能到达，怎么办呢？他别出心裁地用德文写了一首诗寄赠沫若。一个多星期之后，沫若收到了这首友谊的诗稿，于是在案头，在被窝里，在十里松原，在博多湾边，他读了又读，心中感到无限的温暖，修改《女神之再生》时，“尤得其暗示不少”。后来诗剧公开发表，他曾将这首诗译成中文附录于篇末：

　　他在远方，他在远方，

　　青而柔的春之空，

　　晨钟远远一声扬！

　　不知来何从。

　　只有一声，确是只有一声，

　　向往令我心深疼，

　　烦闷，烦闷，

　　我在十分思慕君！①

　　--------

　　①原题为《百无聊赖者之歌》，载1921年2月《民铎》第2卷第5号。

　　在《女神之再生》里，诗人借上古时代共工与颛顼争帝之战，象征二十年代初中国封建军阀的南北战争，想假炼石补天的众女神之手，来“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至于这个中国究竟如何创立，诗人只是于诗剧的末尾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可喜然而也颇渺茫的消息，说是他已“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由于诗人目击这无垠的黑暗，不愿再写那黑沉沉挓蹚蹚的文章，因而他努力在诗剧中灌注光明和希望：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如此把理想和愿望当作活的现实来描绘，化为现实的人生图画，正体现了郭沫若卓然独步的浪漫主义精神，显示了他特有的艺术个性。因此，一九二○年十月，当沫若在《学灯》双十增刊上第一次阅读鲁迅（1881—1936）的小说《头发的故事》的时候，虽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①

　　--------

　　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在文艺新潮中拍浪击水的郭沫若，自然向与自己的浪漫主义意趣相同或近似的弄潮儿靠拢。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郑伯奇以及陶晶孙（1897—1952）、何畏（即匡亚民）、徐祖正（1895—1978）等人书信和文稿往来更加频繁，每有佳作必钉成小册子相互传阅，而且各人会随兴在篇末所留空白纸张上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有的象诗，有的似抒情散文，有的则是短评，这简直成了一种不定期的手抄本“回览式的同人杂志”。有人为这个别具一格的杂志取了个名字，叫做《Green》，中文译音为《格林》，意即绿色，取其象征生命，象征希望。该刊第一期的主要作品是成仿吾的短篇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第二期的主要作品是陶晶孙用日文写的短篇小说《相信运命》，后由沫若建议译成了中文，并改题为《木犀》。这两篇后面都留有沫若的手迹。被达夫誉为“散文诗”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实际上描写的是仿吾自己的留学生活，表现了流浪人的孤冷的情怀：新正初一，流浪人独自漫步街头，见有许多人无声无息地“跟着那抬灵柩的跑”，只有放风筝的孩子快乐地在雪地上蹦来蹦去，有的在“丢雪球儿玩”。达夫说“通篇被一种灰色的气氛充满了；令天涯愁客，不敢再读”，而沫若却读了又读，他以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由仿吾的小说幻化出一个新的境界：

　　仿吾！流浪的人！

　　待我再来丢个雪球儿罢，

　　抬灵柩的人我们让他跑去！

　　我们要把这满腔底氤氲，

　　酝酿成弥天的晴雪，

　　把生命底潮流美化，净化，韵化！

　　不可思议的雪哟！

　　我祈祷你永远存留，

　　待到地球冰化哟！①

　　--------

　　①见1922年3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Green》确实代表了这一群凫进文艺新潮的年轻弄潮儿活泼的生命力与勃然的希望，它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从此大家更热情地创作，也更想对新文学运动发表意见。这样，组织文学团体和开辟新园地的要求，便愈来愈迫切了，于是，沫若的脑海里又漾出了二、三年前他分别与张资平、成仿吾洽商邀集同人筹办纯文学杂志的情景……

　　

　　






郭沫若传--第四章 敲响“创造”的大钟






第四章 敲响“创造”的大钟

十

　　沫若对文学的狂热，越来越导致对医学的厌弃，几度想转学文科，终因挚友和爱妻的劝阻而作罢。他于烦闷绝顶之际，迎来了满怀希望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正当他提笔给田寿昌写信的时候，恰好又收到了成仿吾的来信，大伙儿不约而同，谈论的都是关于筹办纯文学杂志的事。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①。他们明白，如果说前阶段新文化运动的锋芒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那么现阶段应当着重于新文学的建设了。这个想法，不但意味着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而且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步，为日后成立社团奠定了思想基础。

　　--------

　　①成仿吾语，见1921年1月18日郭沫若致田寿昌信，1930年3月《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

　　不久，仿吾连大学毕业考试都顾不上参加，就忙不迭地应正在改组编缉部的泰东图书局的邀请，准备去担任文学科编辑主任。沫若觉得这是实现他们愿望的好机会，便决计暂时休学，跟仿吾一同回上海工作。四月一日，两人在门司市会面后登上轮船，风急浪大，仿佛置身于摇篮之中。大海在欢跃，船儿在游曳，白鸥在追踪，眼前的这一切物象，好象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沫若顿时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他与仿吾同睡在三等舱的一只角上，读着仿吾随身带的德译本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和《新时代》（即《处女地》），与这些书中的人物交上了朋友，发觉自己的性格颇有点象《新时代》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不是吗？“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高蹈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①轮船驶入黄浦江口，沫若倚着船栏远望，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平和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他恨不得跳进江心，饮几口国内同胞喝惯了的水。跨进市区后，他盱盱晘晘，想好好看一看这阔别了六年的上海滩。黄毛蓝眼的水兵狎持妖艳的女郎，驾驶着马车横冲直撞，留下一股股难闻的腥骚味和一串串刺耳的笑声；大腹便便的老爷伴着嘴唇猩红的太太，从铮亮的乌龟壳里爬出爬进，在变幻万千的霓虹灯下，他们的脸色一会儿发青变紫，一会儿又闪着血的红色与鬼的绿气；挂满了烧鸡烤鸭的橱窗里，透过灯红酒绿的折射，一双双被饥饿之火灼伤了的眼睛，……原来这理想中的“平和之乡”，不过是光怪陆离的“冒险家的乐园”！从梦中惊醒了的沫若，感觉到了幻灭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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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沫若和仿吾落脚下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三百二十号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不料改组的事已成泡影，人家已经有了编辑班子，因而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不热情。泰东图书局原是个资本空虚的小店，经理赵南公只顾赚钱，虽要他们帮助编书出刊物，却迟迟不下聘书。仿吾见此地没有容下两个人的位置，便叫沫若留下继续经办上海的事，自己则回到家乡去，在长沙兵工厂当了一名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沫若独寓在编辑所里，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学杂志，三番五次与书局经理交涉，终于获得同意。然而孤单单无人可商量，事茫茫没有一点头绪，到底杂志该用什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由哪些人供稿，怎样结社，如此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定出具体的办法。看来有必要重赴日本，以走访各地的朋友，征询他们的意见。

　　六月初，沫若回到福冈。离家仅两月，可妻儿已被追求高额租金的房主逼得搬了家。当他看到在新居门口玩耍的蓬头垢面的和儿，以及背负着博儿里里外外奔忙的安娜，忍不住“泪浪滔滔”。为了丈夫的前途，枕边还来不及叙完离愁别绪，第二天安娜又把沫若送上去京都的火车。

　　在京都，沫若与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李闪亭、沈尹默等人晤谈后，随即又赶往东京。他坐在夜车里，独自盘算着办杂志的事：友人们的态度不能说不热情，不过大家的课业都很重，稿源将难免供不应求，似乎以出季刊为宜；至于刊名，谦逊一点可用《辛夷》，夸张一点，不妨就用《创造》。有了这番比较周密的考虑，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何况他知道，去年仿吾也曾多次与达夫、资平等人商议过这件事，现在再谈正是时候。

　　到了东京，他先去骏河台杏云病院，看望因胃病而住院的郁达夫。久别重逢，正是“六年别泪知多少，不道相逢泪更多”，两人的感情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达夫问起上海新闻杂志界的情形，沫若气呼呼地说：“别提啦！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近来什么小报，《礼拜六》、《游戏世界》之类又大大抬头。有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当作工具，去和政治团体相接近，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从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歇斯底里）的患者！”他还尖锐地指责了那些连德文字母也不识的人，竟在那里侈谈康德、尼采和超人，连法文巴黎也不知道的人，居然在那里妄评柏格森的哲学。

　　“但是我国的鉴赏力，同这些文学的流氓和政治家，恐怕如鲍郎郭郎，正好相配。”达夫不无讽刺意味地答道。他联想到他们将要办的刊物，又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我们的杂志，若是立论太高，恐怕要成孤立。”

　　“先驱者哪一个不是孤立的？我们且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吧。”

　　沫若的话入情入理，达夫没有再说什么。

　　紧接着，沫若又访问了田寿昌和其他许多朋友，但对此事最热心的还数达夫。于是在达夫出院后，沫若又赶到他的寓所第二改盛馆去，并邀来了张资平、何畏和徐祖正等人。初夏的东京已经开始了燥热，在这间六铺土席的屋子里，由于一下子接纳了好几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顿时不免显得又挤又闷。最爱讲话的何畏，在听沫若谈了日前看的电影《格里格里博士》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分析之后，正兴致勃勃地就此生发开去，喋喋不休地议论社会上的犯罪现象，主人达夫打断了他的话头，表示：“我们还是乘沫若在这里的机会，赶紧商量商量办杂志的事吧。”病后格外清瘦、苍白的他，说了这句开场白就带住了。大家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前庭饱满、双目充溢着睿智的沫若。

　　“你说说看，咱们的刊物取个什么雅号？第一期是不是已经约到了些稿子？还要兄弟们凑些什么？……”尚未待沫若开口，多嘴多舌的何畏又连珠炮似地向他射出“话流”。从来不爱多说话的徐祖正扯了扯何畏的衣角，示意他住口让沫若来讲。

　　“刊物我建议取名为《创造》，我们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个光明的世界！”这后面一句抑扬顿挫，如同朗诵诗歌，特别有激情，博得伙伴们的一片掌声。“至于稿件嘛，就得靠兄弟们出力啰！”沫若以期待的眼神环顾着大家。

　　“没说的，我先报，向你老兄学习，来一首诗，题目可还没想过。”何畏邀了头功后，又转身对张资平说：“你去年发表的那个短篇小说《约檀河之水》，实在写得不坏，再来一篇怎么样？”

　　“行！我正在构思一篇，是写一个中日混血儿的悲惨遭遇的故事，等考试结束后动笔，暑假缴卷。”张资平到底是学地质的，一个鎯头一个印，十分干脆。

　　“对了，你以前寄给我看过的长篇《冲积期的化石》，可以作为我们社的丛书出版嘛！达夫已经脱手的《沉沦》、《南迁》、《银灰色之死》这三个短篇，不也可以结为一个集子吗？”沫若极为钦佩达夫的创作才能，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你再给《创造》写点什么吧？”

　　“放心，我可能远不止提供一篇呢！”神气间常带点忧郁的达夫，这次为了同人刊物有了出世的希望，显得有些亢奋。他指了指桌上的一叠稿纸，接着说：“这篇《友情与胃病》马上就好了，说不定我要给《创造》写篇更象样的东西。”

　　就在七嘴八舌中，决定了《创造》暂定为季刊，出版的时间愈早愈好，创刊号的稿件由各人分头在暑假期间准备起来。一个日后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就这样在一次平平常常的几个年轻人的集会上诞生了，时为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下午。

　　七月初，身负重任的郭沫若又由日本匆匆赶回上海，精心筹办《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他哪里知道，中国共产党刚在此地诞生，代表们正在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大展宏图。他仍栖居于泰东图书局编辑所里，小小的一间厢房权当卧室兼工作室，而且是与一位姓王的编辑合住的。本来盛夏季节暑气的熏蒸已够难受，汗水从毛孔里滋滋地往外冒；更糟糕的是，那位编辑总喜欢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英文或弹奏风琴，实在叫人不得安宁。为了加紧工作，沫若常用毛巾连头带耳地裹起来，以排除干扰，不知内情的人每每以为他头痛，他只好苦笑着默默顿首称是。案头堆积的文稿齐眉高，有的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创造社同人的作品，有的是新近由友人推荐的诗文，也有一些是自己的手稿。“他修改别人的稿子，和对待自己的创作一样，非常严肃认真”，特别是润色诗稿，“他总要一面改，一面念，一再推敲，力求字句妥帖，音节和谐”。郑伯奇推荐的王独清（1898—1940）的译稿《新月集》，由于基础太差，就曾由沫若挥汗为他大改特改，几乎重译了一遍，这才列入“创造社丛书”正式发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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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伯奇：《忆创造社》，《文艺月报》1959年6月号。

　　八月五日，沫若的诗集《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打了头阵。接着，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又分别作为丛书的第二、第三种，相继于九月和十月间问世。这些图书的畅销，为泰东图书局闯出了新局面，因而增添了赵南公与创造社合作的信念和劲头。可是沫若却不想在上海久住，他感到这些日子来，就好象猴子落在沙漠里一样，烦躁得要命。他心里明白，要想在上海滩靠文笔吃饭、养家，未免太天真了，还是去日本完成未竟的学业之后再谋职比较有保障。于是便向书局推举达夫以自代。达夫于八月下旬抵达上海，九月初沫若就启碇东渡了。

　　在风雨的黎明重又回到福冈，复与妻孥相见，想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句来，沫若觉得味更亲切。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完全丢下创造社的社务，在入九州帝国大学补考、复学的同时，他于课余仍继续为《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征文、改稿。十月初旬，他于繁忙中偶从九月二十九—三十日《时事新报》上，见到了以他和田寿昌、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人联名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这是达夫执笔草就的，其中这样写着：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沫若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他为集体孕育的“婴儿”有了确切的预产期而欢欣鼓舞，同时也新增了无限的责任心，便立即写信给达夫，表示：“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窗边，初升的旭日照入他的诗心，庭前，随秋风起舞的月桂和美人蕉，也好象在向他点头微笑，他“知道神会到了”：“要努力创造！”从今以后同人们都是“创造者”，他禁不住代大家唱出了一首《创造者》的歌，以生花的彩笔“高赞这最初的婴儿”，“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

　　经过几番周折，《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了。那醒目的封面上画有怀胎十月的夏娃，在望着一艘桅高帆满的航船环绕地球漫游，她期待远征的孩子们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创造》面世的讯息如同一块石子投入春申江，溅起了朵朵浪花，许多年轻的心灵跟着激动起来，一封封要求入社的信带着投邮者的希望和赤诚，从四面八方飞到哈同路民厚南里（今铜仁路慈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新址内。这时达夫已去日本参加过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考试，正在设法进该校文学部深造。而在七月初，沫若又再度返回上海，住在民厚南里负责编辑第二期季刊。他含着泪花拆阅着读者们的来信，感受到了年轻母亲特有的一种心情，那就是亲耳听到别人对新生婴儿赞美时所产生的激动、欣喜和幸福之情。夜灯下，当他编完新的一期季刊，脑海中现出一张张热情期待的年轻人的脸庞，他好象有许多话要对这些知音们讲，便借《编辑余谈》的形式聊表心意：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朋友们！你们如是赞同我们这种活动，那就请来，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罢！我们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朋友们的优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你们飞来，飞来同我们一块儿翱翔罢！

　　诚然，起初他们确实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彼此集拢来原是“本着内心的要求以图个性的发展”，绝“没有夸大他们的成果会对于祖国或人群发生怎样怎样的作用”①。直到一九二六年底，他们才正式公布了《创造社社章》和《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名录》②，人们方知总务委员为郭沫若，编辑委员为成仿吾、郁达夫，会计委员由成仿吾兼，监察委员为张资平和王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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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今昔集·今天创作的道》

　　②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当时泰东图书局的门市部设在四马路（即福州路），地段虽处“十里洋场”的闹市，生意却并不怎么兴隆。七、八月间的一个晚上，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达夫去逛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他们长期身居海外，哪里知道这样的销路在那时节已经算不错了。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怎么办呢？他们决计请仿吾回来主持社务。

　　创造社在经受着历史的考验！

十一

　　当创造社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文学研究会早已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诞生了。这个以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而名扬遐迩的新文学团体，在其酝酿阶段曾由郑振铎（1898—1958）发函，邀请郭沫若和田寿昌一同加入发起人行列，不料此信耽误在寿昌手中，沫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初，文学研究会的主将沈雁冰（1896—1981）和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特地请与沫若相识的柯一岑陪同，邀沫若在上海滩上颇为闻名的休憩游乐场所半淞园便饭。这一天风和日丽，西装笔挺的沫若更显得气宇轩昂。他们选在园中紧临池塘的餐馆入座，边饮美酒边赏翠绿的新荷。热情、直率的振铎说话最多，雁冰则有点儿矜持，总是埋首思考，不时将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默默观察着谈话的对手。饭后，振铎又把沫若引到池边，倚着栏杆，揭开了这次晤谈的中心话题：原来他们想当面邀请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以便借重他的力量，把他们即将创办的又一会刊《文学旬刊》办得更有声色。沫若鉴于日前刚从仿吾口中获悉寿昌没有与该会合作的愿望，如果自己背着他单独加入，未免对不起朋友，可是同时又深深感到文学研究会的一片诚意，真叫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地步，最后只得向振铎表示愿意在会外帮忙。①初次相见，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分别时，沫若望着雁冰、振铎频频挥手相送的身影，心中荡漾着温暖的情意。此后，郭沫若与郑振铎时相往还，并由振铎的介绍，认识了叶圣陶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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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茅盾：《复杂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与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

　　然而曾几何时，当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敲响“创造”的大钟后，原来友谊的情空中突然出现了阴霾的乌云，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关系逐渐紧张了起来，这却是始料未及的。追其源，早在《创造》季刊的预告中已见端倪，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当然明白，所谓“垄断”文坛的“偶像”就是暗指文学研究会。同时，创造社同人也隐隐约约感到《文学旬刊》在施放冷箭，诸如“肉欲描写者”、“盲目的翻译者”云云，无非是指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于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揭载了达夫的《艺文私见》和沫若的《海外归鸿》，一个指桑骂槐地抨击所谓“假批评家”，声称只有把他们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才能“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另一个则含沙射影地指责批评界存在“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不相上下”，“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心”，“简直可以说是狂妄”。雁冰和振铎见到了这样的文章，吃惊之余，便由雁冰化名“损”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对于创造社诸君的‘创造品’”逐篇加以评析，断定它们“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因而“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爱用尖刻的字眼批评别人，自己则受不起一点委屈，以致双方高悬战旗，壁垒分明。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许多方面，前后差不多持续了三年。但他们毕竟同是向旧势力进攻的猛士，在彼此持有一些成见的同时，也还存在着团结合作的愿望。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正值《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想模仿日本的做法开个纪念会，便拉郭沫若登门拜访郑振铎，邀约文学研究会的人一同参加，振铎欣然同意。纪念晚会是在一品香旅社举行的，出席的有沈雁冰、郑振铎、谢六逸和庐隐等人，雁冰还即席演讲，慷慨陈词。席间大家举杯共祝沫若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于末了相携合影留念。这个会议不妨也可以说，是对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形成的两支独立队伍的一次检阅。

　　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笔墨官司没打完，又与胡适等人展开了论战。郭沫若对于胡适（1891—1962）本没有什么恶感，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间，他们曾先后两度在宴会上相晤。沫若久闻胡适其名，认为他的《尝试集》是“五四”潮流中富有文学意义的第一个集子；胡适也早对沫若瞩目，觉得他的新诗颇有才气。当他们初次握手相会时，同席友人禁不住热情称道：“有幸亲炙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胡适赶忙分辩：“岂敢、岂敢！要说新，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这不能完全说是敷衍，倒也道出了几分真谛。那么，他们又怎么会发生冲突的呢？

　　事情是由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夕阳楼日记》引起的。该文指责了余家菊自英文转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德国威铿著）一书的误译，胡适看了非常恼火，随即在自己主办的《努力周报》上以《骂人》为题撰文，亲自出马为余家菊辩护，骂创造社成员“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这一下可把创造社的人激怒了，立刻群起而攻之：达夫的《答胡适之先生》、沫若的《反响之反响》、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象排炮一样向胡适射去。胡适为此感到不安，觉得这场笔战很无聊，便主动出来求和。沫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复信给胡适，也表示了良好的心愿，并劝他重振当初提倡白话文的革新精神，说：

　　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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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

　　是的，“五四”高潮退后，在这“士气沦亡，公道凋丧”的年代，有志之士当然“极思有所振作”。早就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的郭沫若，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这短短的两年，竟三次彷徨无定地在黄海上渡来渡去，为的是求实现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他和他的伙伴们努力啊努力，创造啊创造，以心血不断浇灌着他们的园地。且看这期间沫若的劳绩吧，除为论争而写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等文章之外，还创作了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篇目最多的当然要数诗歌，记载了“自己的心泉随着‘时间的潮流’闪动过的波迹”，其中包括诗剧《广寒宫》、《月光》和《孤竹君之二子》（后来这些诗结集为《星空》）；偶尔也写小说，而且尝试借鉴西方流行的创作方法，如《残春》，就有意打破“注重事实的进行”的传统方式，着力表现人物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注重在心理的描写”。在创作的同时，沫若还穿插着翻译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和英国诗人雪莱的诗，认为“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因而译别人的诗便如象自己在创作一样。

　　“创造”的钟声继续在“十里洋场”的上空荡漾，沫若的步履几度在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徜徉，“五四”以后出现的美丽的幻景已经破灭，他无可奈何地倾饮着人生“苦味之杯”，往日赞美过的大自然如今却成了他寄托满腔抑郁和无边寂寞的所在。夜晚，他爱独自仰望常动不息的星空，自比“一只带了箭的雁鹅”偃卧在莽莽的沙场上，从那“闪闪的幽光”中寻觅“无穷的安慰”。此时此刻，身在异邦的沫若不禁又追念起故乡的明月，渴慕着峨眉的风光，他在睡梦中竟突然飞上了金顶，手摸星月，脚踩白雪，仿佛“太空中只有闪烁的星和我”。他含着几分凄凉的情趣睇视远方的流星，无限感慨地低吟道：

　　已往的中州的天才哟！

　　可是你们在空中落泪？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子孙，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文化，

　　哀哭我们滔滔的青年

　　莫几人能知

　　哪是参商，哪是井鬼？

　　悲哉！悲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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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星空·星空》

　　一时摆脱不了彷徨和苦闷的郭沫若，多么怕直面惨淡的人生：和儿和博儿射向邻里孩子的羡慕的眼光，安娜憔悴的面庞和又隆起的肚子，叠起来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医学讲义和参考书……唉！已届“而立”之年，青春的时光在不断地流逝，人生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他下意识地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呵，上面画着和儿最爱画的火车、电车、火轮船……不，这不是火轮船，而是洪水时代的一叶方舟。他钦羡“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他思慕“古代的英雄”，他讴歌“近代的劳工”：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

　　你未来的开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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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星空·洪水时代》

　　面临这“第二次的洪水时代”，沫若这只“带了箭的雁鹅”，他抚摸着身上留下的昨天的伤痕，又重新扑向他始终醉心的理想。

十二

　　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断断续续读了四年半，一九二三年三月郭沫若终于毕业了。本来毕业不毕业对他说来“无可无不可”，只是要毕了业之后才能实习，要实习之后才能“独立医人”，因而不得不完成学业，并取得医学士学位。可是真的毕了业，他又不打算行医了。两年前，父母早就吩咐他的长兄橙坞，为他在重庆红十字会医院物色了医务主任的职务，前不久还寄了路费来，而他却一直不愿受聘。友人张凤举亦曾来信邀赴北京大学任职，他也谢绝了。那么，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好不容易盼到丈夫毕业的安娜，背着刚满月的第三个儿子佛生，与丈夫共同盘算着今后的去向，她当然满心希望他行医。面对她那被苦难的生活揉皱了的脸，尤其是那双充满欣喜和期望的眼睛，沫若凄然地背转身去，却仍不含糊地表白了自己的意思：“当医生有什么用？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叫我这样伤天害理地去弄钱，我宁可饿死！”

　　安娜并非不理解丈夫的心情，不过她想如果一家之主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这个五口之家又靠谁来撑持呢？为此她不得不一再敦促沫若：“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迁就些。”沫若不忍心马上让妻子失望，因此虽然他心中已另有谱，却推说一切待回国之后再定。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日，沫若偕同首次来中国因而比他更兴奋的安娜，搀着、抱着、背着三个孩子，又一次踏上了上海这块既陌生而又熟悉的祖国的土地。哪儿是一家五口的牺息之处呢？先还只得跟好友成仿吾一起蜷局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第二天，在安徽教书的郁达夫也失意地带了妻子孙荃和龙儿，挤进了这一上一下的弄堂房子里。祖国仅用这么一块狭窄的天地，来迎接、安置海外归来的赤子，但这一伙年轻人并不在乎生活条件的艰难。

　　创造社的三员大将在春申江畔安营扎寨，招兵买马，扩大阵地，爱好文学的青年纷纷慕名而来。一天，楼建南（适夷）、朱公垂和叶宗泰造访，在沫若面前显得十分拘谨，当时身分是一名店员的楼建南腼腆地说：“我们只会读，不会写，连一个文学青年的衔头也挂不上。”沫若听了哈哈大笑，他习惯地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诙谐地说：“写嘛！大胆地写！契诃夫有一句话：大狗叫，小狗也叫！写了来，我们给你们看！不叫你们光看我们的！”①一席话消除了三个文学青年的顾虑。他们受到了这次初访的鼓舞，每人很快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即《龙山顶上放歌》、《日出之晨》和《火之洗礼》，后来都经过沫若的手揭载于《创造》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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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适夷：《访问郭老的故乡》，《当代》1980年第2期。

　　沫若和他的伙伴们尽力扶植青年作者，他们还通过《创造社启事》，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召唤广大文学青年一同来耕耘他们的园地：

　　现在高级文艺的杂志，实在不多，而且一部分颇有点象我们的党同伐异的政党；作者苟不是现在的名人，或不是他们的同党，就不论作品如何出类超群，要想发表出来，是万办不到的。我们都是一些被压迫的无名的作者，所以我们极愿意为全国的青年朋友们，把我们的小庭园——我们这些无产阶级者的唯一的财产，也实行开放，请他们来自由地栽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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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见1923年2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

　　阳春已到绚烂的时分，百草竞秀，万木繁枝，创造社也愈加生机勃勃，似要抽发出新的枝条。沫若与仿吾和达夫多次商量，拟办《创造周报》，和季刊结为姊妹，“姊姊”偏重于创作，“妹妹”则偏重于翻译和评论。然而鉴于人手短少，一时很难定出发刊的时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上午，沫若突然兴冲冲地来到仿吾的卧室，一进门就乐滋滋地说：“喂，把我们的周报干起来吧！我在电车上得了一首诗，倒可以当发刊词。”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急不可耐地扑在仿吾的书桌上写起来。仿吾见他头发蓬松而散乱，知道他早晨起床后没顾得上梳洗就外出办事去了，现在这样告白，正说明事情已有八九成的把握。“不错，在我们的季刊的出版纪念日，我们再创办一种出版物来纪念它，这是最有意义的纪念的方法。”①两位心贴心的挚友完全想到一块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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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成仿吾：《一年的回顾》，1924年5月9日《创造周报》第52号。

　　说干就干，沫若和仿吾全力以赴，五月十三日就把《创造周报》创刊号送到了广大读者手中。沫若借发刊词说话，指责“上帝”在所谓“创世工程之第七日”突然粗滥贪懒，把人类制作得“自私，自相斫杀，冥顽，偷惰”，进而宣称“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这就要从“上帝”偷闲的“第七天上做起”。由发刊词的意思，周报定为每礼拜日出版，实际上周末即可见报。从此，“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又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定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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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

　　当《创造周报》风行全国的时候，创造社的声誉也更加昭彰，不少人想和他们合作。七月中旬，在一次宴会上，《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1888—1941）当面向郭沫若约请创造社同人代编副刊。经沫若与仿吾、达夫磋商的结果，决定接受邀约，沫若提议取《创造日》为刊名，同时还亲自设计了刊头，撰写了卷头语。当月二十一日，被沫若喻为“在荒漠中生出的一株小花”的《创造日》，就已经崭露头角，吸引了许多不知名的作者来一同培育和爱护。

　　《创造日》与季刊、周报并驾齐驱，大家忙上加忙，沫若虽不担任主编，但需时时兼顾。三个刊物都少不了他的文章，周报几乎每期都在等着连载他翻译的德国尼采的著作《查拉图司屈那》（今通译《扎拉图斯拉如是说》），日刊也期待他不断提供小诗和短文，总之，他这个多面手为“创世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创造社的声名从一开始就是与郭沫若联系在一起的，而今身为创造社巨子、著名新诗人的他，外界邀约赴宴会、作报告、写文章更是应接不暇。他曾先后前往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大学和中华学艺社年会演讲，题为《生活的艺术化》、《印象与表现》、《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等。他在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起草的《宣言》中，呼吁一切爱和平、爱自由的青年艺术家赶快“觉醒”，将艺术的熏陶“普及于人寰”。这时他所说的“艺术运动”，是富有革命意味的。在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他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宣称“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然而沫若知道，王母的蟠桃不是一日结得成，罗马的城堡绝非一人筑得就，创造社的成长与发展需要更多朋友的支持和赞助。他欣喜《创造日》和《创造周报》上出现了许多新人的名字，敬隐渔、周全平、叶灵凤、淦女士（即冯沅君）、倪贻德、严良才、白采、邓均吾、柯仲平等有才气的作家，都是在这期间初露锋芒的，他们为创造社增添了有生力量。这时候，有将近三十个成员在同心同德地进行奋斗，有三个刊物权当阵地，有广大青年作为后盾，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可以说是前期创造社的全盛时期。

　　在举家归国以后的日子里，沫若如此痴心地把自己的情爱奉献给文艺女神，以唤醒世人病了的良心为职责，以致把十年来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里，他的那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襞塞得不通气息了。不用说，朋友们约他在医务上共同开业，他都婉言谢绝；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人来接，他也推诿不就。说实话，他已无心于医学，根本不愿替人看病，除非至爱亲朋才是例外。田寿昌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今铜仁路慈厚北里）时，他的儿子海男患了病，曾登门求医。这时寿昌虽因与仿吾等人牴牾而脱离了创造社，但与沫若仍时相往还。沫若毫不迟疑地做了海男的主治医师。他见海男病得不认识祖母，为诊断是肺炎抑或脑膜炎，便点燃一根火柴试验病人的眼球会不会动，结果未燃尽的火柴头掉在海男的鼻梁边，烧了一个小洞洞，寿昌便戏呼之为“郭沫若氏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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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田汉：《与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诗创作》1941年第6期。

　　尽管沫若对文学倾注了全部的爱，可是在文学不值一钱的旧中国，他的生活根本没有保障。单靠饮书局的薄醴实在难以度日，安娜无法处之泰然。眼睁睁看着孩子们在成长，他们的衣食和教育的费用却无着落，可把她愁得如坐针毡，不得不又一次劝丈夫开业行医，然而怎么也说服不了他。安娜是个要强的女人，她决计回到日本去设法进产科医院实习几个月，然后重来上海，或许可以寻到生计。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索性连儿子也都带走了。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这对沫若说来真是个难忘的日子，他往汇山码头送别了自己无力抚养的爱妻和孩子们，脑海中又浮现出七年前他与安娜初次相见的情景：她的眉宇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洁光，刚才他又一次看见在她的眉宇间闪耀了！“祝福你，圣母玛利亚！永远感谢你哟，我最亲爱的妻！”他自言自语了一会，念起往昔清贫的团圆远胜于今日凄切的孤单，眼泪禁不住如喷泉一般倾泻出来。他觉得对不起安娜，让她第一次来中国竟连起码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他也觉得更对不起孩子们，十个月来尽是把他们困守在不见一株草木、一抔泥土的民厚南里，剥夺了他们孩提的欢乐。也许带他们回四川的好，老家当然去不得，不过可以在那儿的荒山古林之中，自己去建筑一椽小屋，种些芋粟，养些鸡犬，工作之余吟诵吟诵自己做的诗歌，孩子们则任他们同獐鹿赛跑或跳舞，……确实他想得够美的，可是他又怎舍得丢下“创造”的事业？

　　安娜走后，沫若过着炼狱式的生活，很想乘此机会静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然而又时时感到孤寂难熬。尤其伤脑筋的是，创造社的事越来越不顺心，除了《创造日》早已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底满百期后宣告停刊之外，《创造》季刊亦不得不于一九二四年二月终刊，而且《创造周报》也不可能再维持多久，因为书局和报社都别有打算，寄人篱下终究不会有好结果。生在这个世界，真是连牛马也不如，连狗彘也不如，沫若不知自己绞尽心血到底为的是什么。一时间，他只觉得文学、艺术、名誉、事业不过是些“镀金的套狗圈”，什么都不想再要，他只求赤裸裸地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可是待他抬起头来，猛然看到卧室墙壁上悬挂的歌德和悲多芬的像，好象听到了他们尖刻的詈骂声：“你这个意志薄弱的低能儿，眼光是这么近视，思想是这么浅薄，感情是这么自私！象你这样亵渎艺术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终于羞愧地低下头，大脑似乎一下子冰结了。

　　上海的地盘不算小，却容不下创造社的几员大将。苦于生活的煎迫，先是郁达夫奔赴北京另谋新职，后来成仿吾也想到南方的革命首都广州去参加实际斗争，郭沫若则更渴望早早离开这个令他感到孤寂和窒息的鬼地方。四月初，他终于登上了开往日本的“长崎丸”轮船。至此，创造社完成了它前期的历史使命。

　　

　　






郭沫若传--第五章 登上“宝筏”前后






第五章 登上“宝筏”前后

十三

　　这次重来福冈，正是樱花烂漫的季节，街头巷陌花团锦簇，到处春意盎然。可是沫若却无心观赏，他觉得春天不是我的，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他逼到了十字街头：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吧，以安娜为模特儿构思的一篇题为《洁光》的小说，现在应当可以动笔了，然而他自己虽可以作困饿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但在合家老小受着饥饿威胁的时候，他又怎能安然陶醉在缪斯的怀抱中？去九州大学跟石原教授研究生理学吧，他究竟是否有决心以毕生的拼搏，挤入科学的堂奥，永远与“冰冷的真理姑娘”拥抱？烦闷，倦怠，悲哀，飘泊，失掉了路标的郭沫若徘徊在十字街头，倍受人生苦难的煎熬。

　　幸亏有一笔意外的款项可以支取，这就是去年大学毕业时未曾认领的三百元留学生归国费。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沫若亲自去东京领款。他在年前惨遭大地震已成废墟的东京城里游荡了三天，唯一的一次享乐是在浅草公园看了一场《往何处去》的电影。当他看到影片中的使徒比得从火光冲天的罗马城堡逃出，在路上遇见耶稣的幻影，立即跪在地上问道：“主哟！你要往何处去？”耶稣回答：“你既要背弃罗马的兄弟们逃亡，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了！”这一情景使沫若浮想联翩，自己不也是丢下创造社的弟兄们，从上海滩“逃”到东京湾来的吗？倘若继续往前走的话，这不也意味着自己将使心爱的“创造”女神钉死在十字架上吗？电影散场后，他独自坐在觉音堂畔的一座小亭子里，回顾、追悔、思索。阴郁的天气，荒凉的街头，无尽的哀思。民厚南里局促、拥挤的住房，挚友仿吾含笑沉思的面庞，通宵不眠的赶稿，紧张伏案的校对……镜头在旋转，旋转，昔日一切平凡的事务，现在都成为珍贵的回忆。泪水渗出了眼角，《创造》啊，《创造》！沫若多么响往立即回到你的身旁！

　　这时由仿吾独力支撑的《创造周报》已难以为继，不得不在满周年的那天宣告停刊。当仿吾在清理《创造周报》的大量余稿时，站在一旁的周全平看了觉得十分可惜，便建议再办一个刊物来弥补这个缺憾，以尽量容纳周报容纳不了的好稿子。于是，周全平与他的伙伴儿贻德、敬隐渔和严良才开始筹办《洪水》半月刊。他们写信告诉沫若，沫若表示热烈支持，衷心希望他们努力办好这个刊物，“《洪水》的封面字便是他用破笔蘸了蓝墨水写好寄来的，因为那时他没有毛笔和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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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全平：《关于这一周年的洪水》，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穷得连象样的笔墨都买不起的郭沫若，而今有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即翻译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河上肇（1879—1946）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他边读边译，常为书中精辟的论述拍案叫绝，深深感到那些平日把列宁当成暴徒看待的传闻真正是无稽之谈，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天经地义，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当数马列！不过该书内容也有沫若所不满意的，那就是河上肇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沫若认为这实在不是马克思的本旨。

　　从春末到夏初，费了两个月的光景，沫若总算完成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全书的译述。他的态度十分认真，特请友人何公敢借来《SovietRussia》（即《苏俄杂志》），据此将书中有关章节的引文又校改了一遍。七月一日已是夜半时分，他校完了末章《政治革命后俄罗斯之经济的地位》的最后一句，虽然感到头胀、腰痠，十分疲乏，但大脑却格外清醒、亢奋，便情不自禁地又提起笔来，在后面加上了一段“附白”，其中说：

　　此文于社会革命之道途上非常重要，国人对此颇多

　　误解，有人以为列宁改宗，遂援引为例，欲于中国现状之下提倡私人资本主义者，这真是污辱列宁，遗害社会了。译此文竟倍感列宁之精明和博大，追悼之情又来摇震心旌，不禁泪之潸潸下也。

　　在泪眼朦胧中，他想起年初闻列宁噩耗时作的一首题为《太阳没了》的悼诗，仿佛耳边又滚动沉雷般的怒吼：“你我都是逐暗净魔的太阳，各秉着赤诚的炬火，前走！前走！”他这时非常清楚，半年之前的自己还处于半觉醒状态：虽崇敬马克思、列宁，对于共产主义也是憧憬的，但只朦胧地感知到一些气息，思想还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缺乏有机的统一。因而在诗文中，有些话说得似乎还不错，而有些话却又十分糊涂。然而现在可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坚信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他要登上这艘“宝筏”横渡到共产主义彼岸。

　　一本书的译述竟如此强烈地震撼着沫若的性灵，思想的飞跃，感情的炽热，他感到仿佛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翻转来洗涮了一番，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洗礼。这意外的收获，这新奇的变化，使他多么想与友人们分享自己无穷的喜悦。八月九日，他伏在高不满一尺的饭桌上致函仿吾，写啊，写啊，从正午写到子夜，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倦。写啊，写啊，“委曲风波事，难为尺素传”，没完没了的知心话语，似浪潮般无间歇地拍打着心岸。写啊，写啊，他恨不能乘着鸿雁越过大海，飞抵挚友的身边，掏出自己这一颗赤诚的心。

　　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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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这封长达万言的书信写完后，他方从对光明的憧憬中回到了现实。扭转头望了望横三倒四地躺在草席上的妻儿们，发现他们的脸上、手上和脚上，因打蚊子而留下了斑斑血迹，这时他才觉得自己的颈子和手足奇痒难耐。鸡怕快要叫了吧？他倒下身去，安娜枕畔放着一本翻开的《产科教科书》又吸引了他的注意。可怜而又坚强的妻子呵，她在暗暗地准备分担丈夫肩负的生活重担。他轻轻地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收敛不住的泪珠滴落在她的秀发上，怀着新生的喜悦和对妻子的感激，他久久不能入睡。

　　本打算靠卖《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译稿解决五月以后的生活费的，结果情况发生了变化，需待出书后才能抽版税。远水解不了近渴，沫若一家实在穷得无法可想，以致书刚译完便将原本拿到当铺去当了五角钱。一个月二十元的房租再也付不出，拖到六月尾终于被房东赶了出来，于是去找六年前住过的那家当铺，承蒙店主不忘旧情，恩准沫若全家仍搬到仓库的楼上去住。旧屋重居，六年一循环，草席和窗壁比从前都旧得不成样子，而房租却由原来的一月六元涨到了十元。

　　这次搬家使孩子们十分伤心，他们留恋原来住的网屋町，因为前面临海，后面有小花园，这是他们喜爱的小天地。园子里，安娜和沫若领着孩子们种的牵牛花和大莲花正含苞待放，两株橘树已经开了花，青色的果实在渐渐地长大。安娜时常说：“看在孩子们的分上，房金虽是贵得一点，但是有花有木，有新鲜的空气，这样感到对得住他们。”其实沫若又何尝不想继续住在这里，当铺仓库的楼上毕竟不会有什么好滋味。每天清早需打发和儿到箱崎的米店和小菜店里去贳小菜、贳豆腐，如果和儿病了，沫若只好亲自出马。看着儿子营养不良的脸色和神经过敏的眼光，沫若的心都碎了。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冬服和被子都可以交给当铺去保管了，比较值钱的书也差不多已经当光，手头只剩下一部当不出钱的德文版《新时代》，这是四月间与仿吾分手时特地向他讨来作纪念的。此时此地也许这本书可以帮一下沫若的忙，他想：假如能变换得若干钱来，暂时拯救一下可怜的妻孥，至少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乐。因此七月初旬，他决计将它译成中文，再度尝试一次卖文生涯。

　　对沫若说来，翻译屠格涅夫的《新时代》乃是一大乐趣。书中所描绘的农奴解放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罗斯，很象清廷倒台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只要把人名和地名都改成中国的，把扑克换成麻将，把雪茄换成鸦片，把伏特加换成花雕，那醉生梦死的俄国官僚的生活，不正是灯红酒绿的中国新旧官僚生活的写照？至于涅暑大诺夫、马克罗夫、梭罗明、玛丽亚娜，他们性格中好的坏的方面也都杂呈在中国青年男女的身上，在这里沫若也照出了自己的面影，他好象也充当了书中的一个角色。

　　前后不到一个半月，沫若译完了这部小说，试图运用新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作了评价，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部书所能给我们的教训只是消极的，他教我们知道涅暑大诺夫的怀疑是无补于大局，马克罗夫的躁进只有失败的可能，梭罗明的精明稳慎只觉得日暮途遥，玛丽亚娜的坚毅忍从又觉得太无主见了。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现在所已经知道的“列宁的俄罗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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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时代〉序》，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6月版《新时代》。

　　从此，再也不对书中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含情脉脉，他觉得在译成这部书之后，已经把自己心中的“涅暑大诺夫”枪毙了。他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以列宁的俄罗斯为榜样来建设新的中国。

　　随着世界观的变化，沫若对文艺的见解也与以前不同了，所谓“纯文艺”的提注，而今在他看来已经显得幼稚可笑，生在这样的时代再侈谈什么“纯文艺”，他认为只有到年轻人的春梦里、有钱人的百宝箱里、吗啡中毒者的迷魂阵里、酒精中毒者的酩酊里和饿得快要断气者的幻觉里去找！既然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奔赴革命征途，那么追求的就只能是革命的文艺。也就是说，他要把文艺活动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以文艺为宣传的利器，“到兵间去”、“到民间去”鼓动革命情绪，他向往从以前的浪漫主义倾向走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决定了今后的去向：“我要回中国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国是最当要冲。我这后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义地送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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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原拟九月归国的郭沫若，无奈被月初爆发的江浙战争所阻。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与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的这一场火拼，战线由宜兴一直延伸到上海附近，搅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沫若已经作好归国的准备，他先带着妻孥来到福冈的邻县佐贺，这是从长崎回中国的必经之地，他们在这儿的山村里找了个便宜的住处作为过渡，一面体憩养生，一面等待战事平息。不过对沫若说来，这暂时的田园生活也无法尽情享受，他给自己定下了新生活的规程，最要紧的一条便是每天至少要写三千字的文章。象户外的溪水不分昼夜地奔流，少时的停歇他不贪恋，崎岖的道路他不回避。流吧，流吧，大海虽远，向着大海的方向流去，总有扑进大海胸怀的一天！

十四

　　在海外飘流了半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沫若三十三岁生日这一天，他带着一妻三子和一捆近三十万字的文稿，又折回到上海。只见他身穿一套在日本已经穿了十二年的学生装，外面套着一件破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十年前在东京买的棕黄色骆驼绒鸟打帽。这样的打扮和他的实际年龄似乎有点不相称。上海滩依然故我，沫若又莅践故土，却引不起半点感兴：说是高兴吧，实在谈不上；感到羞耻吗，似又大可不必。

　　他把家安在八仙桥附近的环龙路（今南昌路）四十四弄内，本想隐居片时，可是不出十天，朋友们就找上门来了。这时卢齐之战已经以江苏军阀获胜而告终，没想到这局部的动荡竟牵动了全局，整个国家的形势也发生了剧变：直系军阀吴佩孚（1873—1939）倒台了，皖系军阀段祺瑞公然当了北京临时政府执政，孙中山已应邀由广州北上讨论国是。由于南京的齐燮元和北京的执政府还在争持，以致上海的一帮官僚政客各以南北两京为背景，两班人马虎视眈眈地对峙着。吃够军阀混战之苦的中国人民，对不管什么籍什么系的军阀都恨之入骨，于是有人建议组织调查团，踏访战地调查江浙战祸，以揭露和抨击此次战争制造者的罪恶行径。这件事由孤军社负责，恰好该社许多成员都是留东同学，他们便邀请郭沫若参加。早就嚷着“到兵间去”、“到民间去”的沫若，觉得这正是从事实际活动的好机会，便一口答应下来，担任了宜兴一路的调查。

　　临出发时，沫若特地邀了周全平同行，因为他是宜兴人。十二月一日启程，车过真如、南翔、黄渡、安亭、昆山和无锡，这一带田野荒芜，杨柳枯槁，芦草衰黄，秀丽的江南如此之愁容惨淡，这不就意味着中华的沦丧吗？第二天改乘轮船，在昏茫的运河上察看两岸的累累战痕，更令人感到凄凉、神伤。抵达宜兴以后的四、五天，足迹沿着蜀山、兰右、湖汶、悬脚岭，直到浙江境内长兴县界上的尚儒村。沫若的眼睛象是摄影机的镜头，在“镜头”前掠过的是：满载太师椅、红漆马桶等战利品的车皮，弹痕累累的竹林，穿着灰色军装的大兵，拖儿带女从上海归来的难民，遍野眼神呆滞、烧着纸钱的带孝妇女，汗水淋漓、疲惫不堪的担煤少年和老头，贪婪地啃着沾满泥屑的骨头的孩子，……而随着人们嘴唇喃喃地蠕动，沫若眼前又幻化出被奸淫的产妇一双绝望的眼睛，真如、南翔大火中被火舌舔卷着的惊恐的人群，抓着糟豆腐、生豆渣往嘴里塞的饿疯了的民夫，……他的躯体被愤怒充斥得几乎要爆炸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象猪狗一样的活着？为什么他们要任人宰割而不起来反抗？为什么中国新兴的文艺家无视这被屠宰者的生活？——“你们为什么定要想跑到巴黎，跑到德意志，为什么定要龟藏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做些虚伪的表现呢？”①看来要想打破旧式诗文的格调，怕只有彻底改造旧式的生活才能办到吧。回想过去自命清高，昂首天外，实在太要不得了，从今后必须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体验体验穷苦百姓的生活，多领略领略灾难深重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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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水平线下·到宜兴去》

　　从宜兴回来，沫若原先说定还要担任调查报告集《战痕——甲子苏祸记》的总编辑，未曾料到孤军社竟约了曾琦（1892—1960）写序。尽管沫若与曾琦是旧友，但他绝不愿与这位“醒狮派”的首领合作共事。“醒狮派”以当时曾琦在上海创办的《醒狮》周报而得名，他们鼓吹国家主义，居然把真正爱国的人当作“国贼”。孤军社成员亦大多信奉国家主义，因而与“醒狮派”关系密切。至于沫若与孤军社的交往，早在一九二二年《孤军》杂志创刊时，他就曾受托将该刊介绍给泰东图书局出版，因而被视为孤军社的准同人，出席过他们的会议，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诗作。不过沫若与孤军社同人的政治见解大相径庭，他在《孤军》上发表的一些诗作常遭到他们的曲解，誓如鼓吹“如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进行“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的《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刊出时，他们居然加了这样的附注：“这篇文稿……虽有鼓吹革命的地方，一见似乎与《孤军》护法的意思有些出入，然仔细考察起来，沫若先生所谓革命单指扑灭军阀而言，非调约法也可抛弃，读者切勿‘以辞害意’！”①但鉴于彼此友好的交往，沫若对此并不介意。由于这种关系，他当然不便于直接反对曾琦为战祸调查报告集写序，而是对全书的编辑工作采取拖延的态度，想不了了之，结果孤军社只好收回成命自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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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23年1月1日《孤军》月刊第1卷第4、5期合刊“推倒军阀号”。

　　沫若没有编成《甲子苏祸记》，而且连自己执笔写的调查报告《到宜兴去》也成了“一座未完成的塔”，却创作了组诗《瓶》和小说《落叶》，这些作品都可以用“苦闷的象征”来解释。毋庸置疑，诗人自己是苦闷的，他也能很顺畅地以创作表达个人的苦闷，即使是在去宜兴调查的途中，民众猪犬般的生活虽使他感到心头闷胀，感到羞愧，但他在旅途中写啊写的还是个人熟悉的身边琐事；他有宜兴念念不忘的还是要尝尝当地特产松菌和黄雀的滋味；离开那些生活在战祸中的不幸人们之后，最能激起他创作冲动的也还是青年人复杂的恋情。沫若无法否认自己身上的两重性，内心翻腾着波澜，想要跟自己的以往告别，却又充满了矛盾：

　　啊，青春哟！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迟，离别你得太速，但我现在也无法挽留你了。

　　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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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塔〉前言》，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1月版《塔》。

　　严酷的现实，血淋淋的人生，告诉他应该容不得往日那些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再来光顾。他关心起在这次调查中接触到的中国经济问题。在去无锡的火车上就曾与人议论当时纺织业面临的危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外国棉纱大量输入中国，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开办了几个大工厂，我国民族资本家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连最大的大中华纱厂也已经倒闭。中国今后到底应当走哪条路？有人提倡资本主义，有人说要实行共产主义。究竟孰是孰非？沫若在联系实际进行深入的探讨。他先后扣问过不少经济学家，但他们都好象漠不关心。恰巧有个研究经济学的老同学漆树芬（？—1927），就住在沫若寓所附近，他常来串门，两人便就这个问题交换看法。沫若表明自己是反对讴歌资本主义的，不相信在中国有资本主义发展之可能，认为目前只有把外国资本家从国内市场赶跑，中国才有生路。平日谈话容易激动的漆树芬，听了沫若的意见后更是激昂慷慨，惊喜自己有了同道，他一口气举出了许多例证，把沫若的观点阐述得头头是道，还说他已经写了一部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书稿。沫若知道漆树芬留日时曾师事河上肇，他们的意见之所以会如此默契暗合，原因正在这里。

　　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一个晚上，漆树芬夹着那包书稿又兴致勃勃地来找沫若。这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济学手稿，厚厚两大册，三十余万字，倾注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沫若最懂得它的价值，他破例允诺为该书作序。当天夜里他就读完了全稿，觉得自己的一些直观的见解在这里都得到了系统的论证，他叹服这位不修边幅的老同学居然写出了这么精辟的著作。浮薄的学术界有希望了，他为笃挚的研究家的出现而欢跃，同时真诚地希望这部书的问世，能帮助广大同胞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合上书稿凝神细思，他干脆将原来冗长的书名改为《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在那个时代未免显得怵目，因为敢于直呼“帝国主义”的人，往往被当作共产党，以致后来的书名又被马寅初改成了《经济侵略下的中国》。

　　这些日子来，沫若由中国纺织业的破产而引起的一系列思考，到这时算已成熟。他终于得到了“一个伟大的教训”，四月二十六日夜间他以这七个字为题做了一篇短论，大声疾呼：

　　我们假使不想永远做人奴隶，不想永远做世界的资本家的附庸，我们中国人只剩着一条路好走——便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劳农俄国的道路。我们不要只看着红的颜色便缩头缩尾吧。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我们临到了穷途，为甚么还不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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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盲肠炎·一个伟大的教训》

　　走，中国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已经走在前头。当时上海不断爆发工潮，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五月十五日，日商内外纱厂竟然枪杀罢工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三十日，两千多名学生集队上街演讲示威，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结果惨遭英国巡捕的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热潮。

　　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天气阴沉闷热。沫若和周全平有事偶尔到南京路去，走近浙江路口时，突然涌来不平静的人潮，一张张苍黄的面孔呈现出惊恐的神情。是怎么回事？“郭先生，不要往前去了，英国赤佬在开枪杀人！”一位认得沫若的学生模样的人气喘吁吁地对他说道。这消息震得他头脑轰鸣，金星直冒。这些该死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凭什么屠杀我国同胞？血管里的热血在不安分地波动，走！必须逆流而上，亲眼看一看他们制造的血案。

　　沫若身上迸发出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在汹涌的人潮中吃力地逆凫着……铅块似的乌云压着高楼的尖顶，在摩肩接踵、万头攒动的人潮的推拥下，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似乎在吱吱嘎嘎作响，随时都会散架倒塌下来。黄睫毛、蓝眼睛，黑面孔、红包头，汇合着注铅的警棍，乌亮的来复枪——一堵死亡的围墙在不断地扩大，扩大……墙内同胞们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和一双双怯弱的眼睛，眼睛的海洋淹没了沫若，又托起了他，一下把他拥到了大公司的铁栅栏边，一下又把他卷到了人行道下。他感到心头难以遏制的闷胀与噁心，深深地透了两大口气，眼望着先施公司的大门，再一次随着人潮涌了过去，紧紧抓住铁栅栏的把手，终于荡进了公司的大门内。

　　门内依然是一片惶惶然的眼睛的海洋。沫若一心盼望能登上一块突兀的礁石，好鸟瞰眼前的一切，即使下面是鲜血一般的熔岩在奔突，他也愿意纵身跳下去，与受难的同胞们熔化在一起。他疾步爬上三楼，好不容易觅着一页向上半开的玻璃窗，于是惨案的现场赫然显露在眼下。

　　老闸捕房门前的路面和电车轨道上，一汪汪水潭，一阵阵血腥，尸骸已不见，血迹刚冲掉，鹰犬们仍在逞凶肆虐……不！不！沫若分明看见一个满身枪窟窿的同胞僵卧在马路中央，死神虽夺去了他眼中的光彩，但那双夺眶而出的圆瞪着的怒目并没有闭上，紧握成球状的双手也没有张开。成堆成堆比老鼠还大的蚁蝼，正在东奔西突地嘬着他的血和肉；一群一群如乌鸦般大的苍蝇，带着饱食了血污的满足在嗡嗡营营地飞来飞去。转瞬之间，那高大的身躯便被啃光了，连地上的血迹也被舔个干净……余下的又是一双双凶残的眼睛在搜索着捕获的对象，突然鹰犬们的目光弹丸似地射中先施公司三楼这个窗口，霍地一下几十根枪管和警棍同时举起，沫若浑身的血液沸腾了，他恨不能冲下楼去与他们面对面地拼搏，夺过枪来也给他们一个就地解决。“快关上窗，拉上窗帘！”还没等沫若完全清醒过来，临街的窗帘已被拉得严严密密，他好象吞下了一块烧红的铁。

　　回到家中，所有的邻里、同事和朋友都在谈论这场惨案……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大学生，也在枪弹纷飞中身负重伤，他的姐姐不顾一切地在医院中看护他……无数青年同学到处奔走，在为死难的同胞们募捐……是的，有这等年轻、热血儿女，中华绝不会完，鲜红的热血必将浇灌出自由之花，自由之花一定会开遍中华！沫若拿起笔来，想用戏剧的形式绘下这壮丽的一幕。起先他打算写一个三幕现代剧，就以那十七岁的大学生为主角，全剧以弟弟的死亡向姐姐启示一条必由之路，让她化悲痛为力量，努力使自己成为我们民族的一名女中豪杰。但是在具体构思过程中，他却改变了主意，觉得这些认识照亮了他心中早就孕育的聂荌、聂政的形象，他决心描写战国时代的这一对姐弟：姐姐一心支持弟弟的正义行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以说，《聂荌》是借虚拟的历史故事，歌颂现实生活中的那一对大学生姐弟，这是作者特意献给站在反帝爱国斗争前线的人民群众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

　　“五卅”高潮中的上海，完全改变了平常的模样：租界冷清清，往日喧嚣的商场现在大门紧闭，悄然无声，马路上风驰电掣般的车水马龙似乎也已失踪，只有铁甲车和机关枪在抖威风；华界却闹嚷嚷，无论沪东、沪西抑或南市、闸北，一群群工人、学生来来往往，标语到处贴，传单满城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吼声惊天动地。沫若于悲愤泣血之余，由此也看到了希望的光辉：睡狮已经甦醒，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为了支援、救济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勇士，他把自己刚草成的《聂荌》交给上海美专学生会组织的游艺会义演，从七月一日起在新舞台共演了三天。酷暑之中，剧组人员忙得油汗满身，耗尽全部精力；吐着血的女主角扮演者，脸上泛着肺结核的红晕，坚持到吐出剧中的最后一个字；观众因鼓掌而发红的手，一次又一次高高举起，口号声震沸了浦江水。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中华，中华！此次演出所得票款，全都捐献给了上海总工会。

　　五卅惨案激起空前的民气，社会各方面的人士都动了起来，声援的群众团体在不断增多。郭沫若也与他的同乡漆树芬、曾琦、阳翰笙、郭步陶等人组织了四川旅泸学界同志会，并被选为职员，负责文字工作。六月中旬，他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明确提出对于英、日帝国主义的方略，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必须实现全民大团结。当他把宣言草案交付职员大会讨论通过时，曾琦嗅出了“赤党的经济理论”味，一再指摘其中多处露骨地用“帝国主义”字眼。这个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确实说中了，然而不谈这些还称得上什么旗帜鲜明？沫若面带愠色，严肃地回敬了曾琦一句：“谁注意：这是同志会庄严的声明，不是为贵刊《醒狮》撰写的稿件！”他寸步不让，一方面宁愿不被采用，而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于《晨报副刊》，另一方面向同志会请求辞职，以表示与曾琦之流的彻底决裂。

　　刚与“醒狮派”国家主义者交过手，“孤军派”国家主义者又扑了过来。有个化名为“灵光”（即林骙）的人，长期以来藏在“国家”的美名之下煽惑青年，痛骂科学社会主义者为“穷汉”，扬言中国只要一共产便要受人“共管”。有的青年竟跟在这伙人的后面，借用考茨基骂列宁的话，来骂信奉共产主义的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奚落他恪守“祖师的名义”。沫若挺身而出，勇敢地迎战对方的挑衅，从一九二五年十月连续发表的《穷汉的穷谈》和《共产与共管》起，到一九二六年三月离沪之前赶写的《卖淫妇的饶舌》止，往往一下笔就是一个通宵。他从不躲躲闪闪，勇于公开承认：“象马克思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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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盲肠炎·卖淫妇的饶舌》

　　当郭沫若与国家主义者论战得难解难分之时，他曾得到瞿秋白（1899—1935）的支持和指点。一九二五年入冬以后的一天下午，蒋光慈（1901—1931）陪同瞿秋白来访。沫若久闻秋白大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待客人坐定后，他便大谈与醒“狮派”、“孤军派”的论争，评述国家主义者关于中国必须效法日本和土耳其的主张如何荒谬。秋白始终默默地听着，他那因严重的肺病而显得惨白的脸上，偶尔呈现些许的激动。末了，秋白肯定了沫若的意见，并希望他及早写成文章，为此还答应向他提供一些关于土耳其的资料。这短短一小时的交谈，使沫若增强了斗争的自信心，同时也给秋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鉴于“五卅”之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变本加厉地施行恐怖政策，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年底郭沫若又与恽代英（1895—1931）、张闻天（1900—1976）、沈雁冰、沈泽民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正式成立中国济难会，以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该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

　　现实斗争的感召，理论战线的探讨，把沫若从纯文艺活动中解放出来了，原来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他，如今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个性和自由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和自由，实在未免出于僭妄；似乎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争回大众的个性与自由，这才合乎情理。这时候，熟悉郭沫若的人都说他变了，变在哪里呢？这期间与他朝夕相处的周全平，说他“渐渐变成现实的了”。①这个变化不仅标志着郭沫若个人的转向，同时也表示了创造社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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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仿吾：《上海滩上》，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2卷第1期。

　　正是以这种新的思想和姿态，沫若带领一批年轻的创造社成员，在上海滩奋勇开辟新阵地。他将《聂荌》和以前写的同类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连同《文艺论集》以及周全平的《梦里的微笑》，一起用来与光华书局作为互惠的条件，促使对方同意为创造社出一个定期刊物。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画着一个奇怪的封面的洪水半月刊创刊号陈列在四马路的书肆里了。这奇怪的封面和封面里面的一些新的人名使上海的读者们吃了一惊。于是洪水便缓缓地从上海而泛滥到各处了。”①《洪水》半月刊实际上是《洪水》周刊的复活，主要由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柯仲平、邱韵铎、成绍宗、梁预人等经办。为了和创造社原来的成员有所区别，一般都习惯地把这些新近加入创造社的年轻人叫做“小伙计”。除此之外，郭沫若还拉漆树芬和蒋光慈参加了创造社。“小伙计”们虎虎有生气，把《洪水》办得很有特色，从内容来说虽然没有一个标准的主义，但是一贯倾向社会主义和尊重青年的热情，显示了年轻人的率直。沫若更把《洪水》当作与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的重要阵地，后来收集在《盲肠炎》一书中的文章，大都在这里发表过。有郭沫若在继续为创造社撑大旗，有一群“小伙计”共同努力，中期创造社的勃兴便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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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全平：《关于这一周年的洪水》，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这时，沫若越来越认清了文学与革命的不可分割性，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二六年三月二日，他在《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公开号召：

　　朋友们哟，和我表同情的朋友们哟！我们现在是应该觉悟的时候了！我们既要从事于文艺，那就应该把时代的精神和自己的态度拿稳。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我在这儿敢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一句话。文章在《洪水》上刊载出来后，很快有人投书编辑部，热烈欢呼沫若“‘斩钉截铁’的高举起第四阶级文学的鲜红旗帜”，诚恳地表示愿站在这面旗帜下做“一个小卒”。①同情和拥护创造社的青年人日益增多，创造社自身亦感到需要进一步发展，尤其应当成立自己的出版部。达夫主张最力，沫若亦很同意。经过一番酝酿，由周全平拟订了具体计划，决定采取募股的办法，小至五元一股，大至五十元一股。这个消息一见报，远近的青年翕然响应，连一些中学生也省下了零用钱来认股。《创造社出版部章程》规定：“本部组织之目的在打破出版界恶习，谋社内外优良刊物发行之便利。”这不是一个商业化的书局，而是读者和作家的公开的合作机关。该部设股东会、理事会和监察员会，由郭沫若出任理事会主席，成仿吾任会计兼总务，郁达夫、周全平等为理事。②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正式开张，后来还在广州、武昌、扬州、长沙以及日本设立分部。不过这时候，沫若已经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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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翔梧：《沫若，我要站在你的旗帜之下》，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11、12期合刊。

　　②《创造社出版部章程》、《总部第一届理事名录》，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十五

　　向来喜爱文艺的郭沫若，竟与教育也有一定的缘分。别的不说，单在上海，先后就有好几所大学邀请他任教。

　　一九二五年四月，沫若应聘去大夏大学任讲师，教《文学概论》，每星期两节课。报酬虽然微薄，不过并没影响他热心教学的情绪，他很想乘这个机会认真钻研一下，把平时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直感，结合近代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来一个升华，以求得系统的理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有独到见解的“文艺的科学”。为此需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但他无钱购买，连图书馆都没有的大夏大学当然也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只好远道去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借阅或立读。这个特别的顾客，一开始就得到了店主内山完造（1885—1959）的多多关照，日后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并经内山介绍，与日本大众文学作家村松梢风有过一段交往。

　　沫若常常从环龙路寓所乘黄包车赶到学校——严格说，这哪儿是什么学校，只不过是校方借来开散学的一座旧公馆。他在教室不象教室、礼堂又不象礼堂的房间里上课，从文学的胎元形态入手，寻求出“文学的原始细胞”，即纯粹的情绪世界。他举出了实例加以说明：当初幼小的和儿看见迷人的博多湾和可爱的月亮，总要反复呼唤：“呵，海！呵，海！呵，海！呵，月亮！呵，月亮！呵，月亮！”这可以说是表现了儿童的情绪世界的诗，由此才引出了沫若自己的诗《新月与晴海》：“儿见新月，遥指天空；知我儿魂已飞去，游戏广寒宫。儿见晴海，儿学海号；知我儿心正飘荡，血随海浪潮。”两相比较，形式上后者比前者复杂，但节奏完全一样，只是字里行间所表现的情绪明朗化了。然后沫若又以这“文学的原始细胞”为对象，进一步分析研究文学的创作过程、感应过程和进化过程，从而构成文艺总论；再在总论的基础上，按诗歌、小说、戏剧讲述分论。这样丰富的内容可惜还没讲到一半，由于“五卅”运动学生参加罢课而终止。以后沫若不愿继续受聘，他将讲课的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学的本质》和《论节奏》两篇文章，公开发表在《学艺》等杂志上。

　　《学艺》是中华学艺社的刊物，郭沫若系该社成员，曾被委任为总事务所编辑科干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他还应邀担任了学艺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八月学艺大学正式成立，他受聘为文科主任兼教授，并主持学艺图书馆工作。但终因与董事林骙、教员曾琦等人的矛盾，而于年底辞掉了该校的职务。

　　没想到上次晤面后不久即奔赴广州工作的瞿秋白，已经向广东大学推荐了郭沫若。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大学寄来了聘书，请沫若去担任文科学长。乌烟瘴气的上海当然不值得留恋，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广东的确令人神往，这是沫若“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便立即回信表示接受邀请，并要求添聘郁达夫和王独清，结果达夫被聘为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独清为文科教授，还有先期到达广州的仿吾已在做文科兼预科教授。老朋友们将重新并肩战斗在一起，沫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在胸中勾画着新的蓝图。

　　三月十八日，沫若将家眷以及创造社的事务都托付给周全平，即与郁达夫和王独清乘“新华”轮由水路南下，二十三日早晨安抵广州。不料途中方五日，从北到南竟发生了两大令人震惊的事件：启程之日，段祺瑞在北京残酷镇压集会反对日本干涉我国内政的学生，酿成了“三·一八”惨案；第三天，蒋介石在广东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而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制造了“三·二○”事件。沫若到达广东时，羊城还处在“三·二○”戒严期中，市面上的气氛有些紧张，来码头迎接的仿吾赶忙将这儿的现状告诉了他。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一同来到林祖涵（伯渠，1885—1960）家接洽，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毛润芝（泽东，1893—1976）。与这位久仰大名的文学家见面，润芝显得分外高兴。“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这便是毛润芝初次留给郭沫若的印象，但不知他有否察觉，面前的这位大诗人耳朵相当背，当他低声介绍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情况时，诗人只听清楚了两三成。

　　林祖涵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平时对广东大学的工作非常关心。他把郭沫若等人引进广东大学，学校已经开学。三月二十七日，沫若即参加了第七十二次校务会议，讨论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等事宜。为了纪念孙中山，广东大学拟改名中山大学。学生们获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不远千里南来，都已先后到校就职，深感荣幸，特发起于星期天（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处于大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大学，对国内外重大政治斗争非常敏感。三月三十日上午举行追悼北京“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大会，由学生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主席毕磊主持。沫若应邀赴会，并发表了演说。他想起，孙中山当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演说，就是在广东大学钟楼礼堂作的。眼前痛悼烈士的哭声，讨伐刽子手的口号声，震得钟楼都要爆炸了。不过他很清醒、沉着，几天来痛定思痛，硬将那火山熔岩似的诗人气质蕴藏在心底，奉劝大家追悼烈士不应只悲哀痛哭，要积极地、坚决地负起他们所未完的使命，尤其是必须从中引出教训。他在演说的末了强调指出：

　　故此次所得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今后要一致向前革命，不要作无谓的内讧和意气的争闹，我们今后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第二为促成北伐。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局面，单打倒一两个军阀或帝国主义者无用的。我们要根本推翻一切恶势力，彻底改造！那末，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可！现在为与北京诸烈士报仇及消灭弥漫北京一切恶势力起见，更要请国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这就是今天追悼北京诸烈士最大的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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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沫若先生演说词》，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国立广东大学演讲集》第2集。

　　广东大学自成立以来已越两载，学生们对学校有许多不满意之处：特别是文科学院的学生更觉得系科办得暗淡无色，课程凌乱杂沓，中学之科目竟入大学课堂滥竽充数，讲授者亦复笑话百出。学生们早就热切期待有一个彻底的改革，好不容易盼来了郭沫若学长，敢于当机立断，坚决支持他们的正当要求。可惜沫若上任时，课程早已排定，欲改无从，且一时难以撤换不称职的教师，本想等到暑假过后再作大变动，然而眼看学生要求愈益强烈，刻不容缓，便立即与校长褚民谊商妥，于四月二十日贴出布告，准许学生重新自由改选科目，就其所满意的教师听课。学生们感到“法良意美，无逾于此”，而以教育学系主任黄希声为首的一批教师却觉得人格受了侮辱，他们串联了部分文科教授和讲师，于次日宣布罢课，同时书面呈请校长罢斥郭沫若。他们还虚张声势，将呈文交《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并上书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到处起哄鼓噪。沫若知道这些人的底细，他们大都属于前任校长邹鲁留用的清末举人和贡生，也有一些是不学无术的“假洋鬼子”，在学生们的眼中，这些八股先生和基督教徒虽一中一西，但都是“饭桶”。由这样的人执教，学校怎么能有生气？现在他们既然跳了出来恶意诬告，沫若当然不甘示弱，他在致校长信中针锋相对，详细陈述了自己的心曲：

　　沫若此次奉命来粤，非为素餐而来，力虽棉薄，对于教务之革新，颇思效命。乃该教员等早含敌意，故为刁难，每有施设，动辄掣肘，今复小题大做，任意捏诬，……沫若视该教员等之行为，实欲为国家前途痛哭。夫以师长之资，乃为青年所不容，且复任意罢课，牺牲学生之光阴而不顾，所谓蔑视校章、捣乱学程，实属莫此为之。……

　　沫若行事，以校长为依归，以学生为本位，以良心为指导，自信毫无恣肆。乃该教员等竟以罢课要挟，致激成学生之风潮，咎有攸归，责无旁贷。该教员等捏诬捣乱之行为，应请校长予以相当之处分。至于沫若本身，如经校长认为有失当之处，沫若当引咎辞职，以谢罪于全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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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1926年4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绝大多数学生都支持郭沫若，明确表示“我们对于郭学长改革学校的热忱，是抱有无限的同情与希望的，不料我们的希望尚未达到时，就又有风波发生了”，这“实际上是给文科数百同学之热烈的希望上一个大打击，亦即是文科改革进行上一个大阻碍”。①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文科本科学生和预科学生同时组织了革新委员会，公开发表宣言，开展择师运动，呼吁广大教职员及同学“驱逐为饭碗而鼓动罢课之不良教员，拥护褚校长郭学长及其改革计划，奋斗到底，反对妥协”②。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力量为主体的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也召开了党员大会，一致通过了四条决议：援助文科同学的择师运动，拥护为学生谋利益的褚校长和郭学长，拥护褚校长、郭学长改革文科的计划，全校普遍开展择师运动。这样，部分“饭桶教师”的闹事，反而促成了全校规模的大风潮，结果郭沫若不但没有倒，而且赢得了更高的声誉，倒是黄希声等十五人遭到了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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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科全体学生宣言》，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

　　②宣言全文见1926年4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

　　斗争风浪使沫若和青年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他经常发表演说，指导他们正确处理革命和读书的关系。根据广东大学的现状，他把当时的学生分为革命的、读书的、不革命又不读书的、专假借革命的名义以出风头的四类，热情鼓励“革命者必发愤读书”，努力唤醒“不革命的老气横秋者”，而主张打倒“那班专出风头者”。学生们毕业之际，他又殷切嘱咐他们踏上社会后，“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不能忘了自己所负的责任。①

　　担任文科学长不到一个学期的郭沫若，已经充分表现出他的办学才干和魄力，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当时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②实际上这也是广东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对郭沫若所做的鉴定。

　　在广州的日日夜夜里，沫若虽然主要忙于总揽教务，但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以及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是多方面的：

　　曾与毛泽东应邀同赴东山青年会演讲，痛斥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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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沫若先生五四纪念日在本校演讲词》、《郭沫若先生在本校高师部十五年班毕业典礼会演讲词》：均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国立广东大学演讲集》第2集。

　　②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26年6月印行的《党务月报》第2期。

　　应毛泽东之邀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担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在广东大学主持欢迎中华全国工农代表团大会，首次与刘少奇（1898—1969）晤面。

　　与来广东大学演讲的周恩来（1898—1976）第一次相晤，屡次一同应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择生，1895—1931）之邀，参加讨论、拟订政治部工作方案。

　　出席由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并演讲。与彭湃（1896—1929）、苏兆征（1885—1929）、彭述之（1875—1956）等人相晤。

　　赴青年会观看由何香凝（1878—1972）领导的血花剧社演出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首次与邵力子（1881—1967）晤面。

　　与陈启修等发起组织四川革命同志会，被推为该会执行委员、出版部委员长，主编会刊《鹃血》。

　　从报上获悉段祺瑞政府通缉文化教育界人士，鲁迅亦被列于黑名单中，便“商同校长，聘请鲁迅做教授”①。

　　应张秀哲请求，为其所著《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后改名《毋忘台湾》）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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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坠落了一个巨星》，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致函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的欧阳山，支持他创办《广州文学》周刊，并介绍他入广东大学预科当旁听生。

　　可见当时郭沫若接触的人，有共产党的领袖和工农干部，也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这时候他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不过他对国民党是持观望态度的。有一次邓演达问他：“革命成功后，国民党的前途会是怎样的？”沫若回答颇发人深思：“这要看国民党怎样来适应人民的要求，假使能够随着时代的改进，国民党不会失掉它的领导地位，假使不然，那就难说。”①他更信赖共产党，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更值得追随，自从登上马克思主义这艘“宝筏”以来，他已经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他要将自己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告诉党，让党接纳他作为组织的成员。经慎重考虑后，他向毕磊吐露了真情。当时中共广东大学总支委员会是不公开的，只有毕磊是公开的党员，他和郭沫若经常联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1899—1927）和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在政治上也很关心郭沫若，了解到他有入党要求后，他们兴奋地作了仔细研究，想让他再参加一下实际工作锻炼。于是区委派恽代英和沫若谈话，建议他去参军，到黄埔军校去做宣传工作，沫若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当时正值北伐发动之际，邓演达在筹组政治部，遂决定郭沫若去该部当宣传科长。②伴随着思想上的变化，沫若的生活也将发生变化，他要从文艺界、教育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中去了。站在宿舍所在地的东山龟岗上远眺，充满了对崭新的跃马横戈的战斗生活的憧憬，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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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纪念邓择生先生》，见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12月版《天地玄黄》。

　　②据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版《鲁迅在广州》。

　　

　　






郭沫若传--第六章 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第六章 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十六

　　“郭沫若同志由文学大家而大学教授文科学长，由学长而宣传科长，可以说他现在武装北伐，一枝笔能够横扫千万军的！自从创造社成立以来，所发行的刊物，无人不受沫若同志的影响，而今沫若同志由东方的诗人，浪漫的文学家实行武装起来了，明日就道长征，大有还我河山之慨，……”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广东大学法科院热气腾腾，四川革命同志会正在这里举行欢迎郭沫若、李一氓等人参加北伐大会，阳翰笙的欢送词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台上的那个头戴军帽，一身戎装，佩着刀带，精神抖擞的人身上，他就是郭沫若。接着由他发表演说。他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军阀的反动腐朽本质，指出国民革命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呼吁必须联合广大民众一起进行斗争。他的话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一时间，人们对郭沫若参加北伐有种种的议论，尤其是要他做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许多人都以为是委屈了他。而沫若却表示，只要有工作干，职务高低，他是不在乎的。其实宣传科长一职十分重要，很有实权，当时已经开始排共的蒋介石（1887—1975），不愿意让共产党员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国民党里又没有人可以胜任，现在由郭沫若担当此职，他们也还通得过。这本是周恩来的锦囊妙计，当他从阳翰笙、李一氓口中得知沫若愿意参加北伐，即约沫若到家里来，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于是就决定让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1885—1927）出面，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和邓演达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另外还给了郭沫若一个行营秘书长的职位，军衔是中校。

　　眼下马上就要远征，数日来沫若既要出席北伐誓师大会，又要忙着应酬和参加欢送会。最使他感动的是，孙炳文特为他在一座餐馆里大开饯别的欢筵，并赠予“戎马书生”的徽号，这使他感到十分荣耀。左广州整整住了四个月的他，结识了许多新朋，遇见了不少旧故，一旦又要离别，实在也有点依依不舍。他会怀念这儿盛开红花的英雄树，会怀念在英雄树下并肩战斗的伙伴，不过他一定会做到在誓师大会上的誓词：“革命不成功，誓不回广东！”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出师北伐，兵分三路，分别向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部和江西以及福建、浙江的孙传芳（1885—1935）部进军。郭沫若是二十一日跟随总政治部离开广州的，这支连工作人员和夫役在内约有一千人左右的队伍，负有特殊的政治使命，诸如宣传、动员、组织祝捷之类的工作，样样都得管。出发那天，赶来送行的创造社的同仁们早就等候在黄沙车站，他们激动地挥手向沫若等人高喊：“等待你们胜利归来！”沫若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火车。翌日抵达韶关，即下车行军，翻越南岭，追踪以北伐军先遣队叶挺（1896—1946）独立团为核心的第四军。队伍每天在酷暑中行进，不怕日晒雨淋、餐风宿露，很快进入长沙。

　　政治部原先只备有两匹马，专供主任邓演达和俄国顾问铁罗尼（即塔伊罗夫）使用，一路上沫若都是步行的。到了长沙之后，才给沫若和俄国顾问的翻译纪德甫也配了马，可是沫若不会骑，常让给别人享用或驮行李。这个丢掉“戎马”的“书生”，却往往跑在队伍的前头替大家张罗宿营地，有时还为大家烧菜煮饭，怪不得他在给安娜的信中十分自豪地说：“我是异常的顽健，连自己也出乎意外。”①本来邓演达曾担心他一不能吃苦，二于军事是外行，现在看到他这种昂扬的精神状态，一切忧虑都化为乌有。由于邓演达需要经常住在司令部参预军事谋划，他差不多把政治部的事情全都托付给了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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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北伐途次（四）》。

　　叶挺独立团突进到湖北咸宁，已经逼近武昌。沫若接到了邓演达的指令，带领总政治部先遣队紧跟而上。八月二十五日清晨过汩罗江，火红的朝霞映在江面上，沫若骑着马在江岸的浅山中颠簸，想起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跋涉过的路程，不觉豪情满怀，久无诗兴袭来的他，此时此刻竟在戎马倥偬之际吟得一首五律：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汩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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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过汨罗江感怀》

　　然而征途中并非时时都慷慨激昂，也有低沉丧气的当儿。一天晚上队伍走散，沫若与秘书李一氓继续在山间的田畴上赶路，暮色越来越浓，周围的山冈渐渐由深蓝化为黑影，好象在紧紧包抄过来。沫若突然生出由广东出发以来不曾有过的恐怖念头：怕附近山里藏着的吴佩孚的散兵，会乘着黑夜冲下来；又怕林中窜出土匪、强盗，前来趁火打劫。一路上胆颤心惊，好不容易找到歇脚的村庄时，他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八月底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相继告捷，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国民革命军急需马不停蹄地去占领武昌。这里有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要做，沫若一行即于九月初赶到纸坊南湖，把政治部临时办公处设在南湖的文科大学内。此地已进入敌人的大炮射程，武昌的城廓隐约可见。武昌本是相当坚固的要塞，城墙高而且厚，都是用石头和砖块垒成。城墙外有碍防守的建筑物，已在日前国民革命军第一次攻城时被烧掉了，看来没有攻城炮，城墙是难以摧毁的。当时城下的国民革命军只拥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三英寸口径的野炮，而城楼上的军阀部队却用从炮舰上拆卸的大炮，来加强他们的防御。面对这种境况，铁罗尼幽默地对郭沫若说：“K同志，不好啦！我们不能够在武昌城内开午餐会啦。”沫若亦诙谐地回答道：

　　“或许我们可以开一次夜会哩！”

　　要攻克武昌城，的确不容易。总司令蒋介石曾提议对于攻城士兵只许前进不准后退，后退者一律枪毙，但遭到了大家的否决。九月二日决定组织敢死队，准备在当晚借着夜阴爬上城去。这就需要大量的云梯，可是国民革命军没有工兵队，怎么办呢？只好把政治部当作临时的工兵队。沫若刚写好标语、拟就传单，现在又要立即派人到民间去征集梯子，然后还得将它们扎接起来，才能作爬城工具。他身先士卒，顾不上对这种活儿的生疏，亲自动手，居然也绑了三、四架。能将自己的汗水洒在攻城的路上，他感到无限的欣慰。夜暮降临，在南湖的一个空旷的大院内，墙上满靠着各式各样的“云梯”。沫若站在院中的高台上，在苍茫的夜色中向攻城的勇士们作了动员讲话。战士们怀抱着献身的精神，决意连夜拿下武昌城，他们当然清楚这样做代价将是惨重的，因此氛围异常悲壮。当夜未能攻克。五日夜间重又发动攻势，结果仍遭失败，死伤惨重。

　　次日凌晨，苏联顾问铁罗尼的翻译纪德甫不幸在宾阳门饮弹身亡。平日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自从踏上征途以来，和沫若虽时常呆在一起，却很少直接交谈。但在这次参加攻打武昌城的晚上，临出发时他竟特别用力地拉着沫若的手，沉静而决绝地说：“今晚上我们无论怎样是要打进城的，打不进城我不回来见你了！”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忏语。沫若抚着德甫的担架，默默听着从现场归来的战友描述他牺牲时的情景，心中充满了哀思。一个往日与自己成天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伙伴，现在一下子就被无情的子弹夺去了生命，这给幸存者心理上的震动和负担可真难以承受，沫若生平还是第一次体验这样浓重的悲哀。他怀着沉痛的心情，为这位亲密的战友购置了棺木、衣衾予以收殓，还特意将那颗致德甫于死命的子弹当作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晚间躺在床上，他回想着两个月来与纪德甫相处的日日夜夜，心里觉得空落落的，索性爬起来一口气做了四首悼诗，这才踏实了些。所作都是七绝，其中第三首云：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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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悼德甫》

　　纪德甫牺牲后，武昌城下的军事行动一时没有什么进展，沫若受命带领部分同志偷偷渡江去主持政治部汉口办事处的工作。当时的汉口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刚刚攻克不久，各种报纸依旧唱着老调，因而有必要在这儿压压周围敌人的气焰，壮壮革命的声威。沫若大刀阔斧地封闭了两家反动报馆，迅速成立了新闻检查委员会，同时组织和加强民众团体，促使民气大大高涨了起来。这样前后只化了一个星期，整个市面便顿然改观。当然事情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当汉口码头工人将他们逮捕的工贼送交政治部办事处法办时，沫若坚决主张就地镇压，可是请示了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却和蒋介石一样主张下令释放，并责备办事处“不懂策略”，批评郭沫若“是一位感情家”。既然是感情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又何苦要占着职位干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差使，令人讨厌呢？沫若一气之下写了辞职信。幸好邓演达及时过来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沫若直抒己见，认为他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过于顾忌、妥协。邓演达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且表示今后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由他作主。

　　长时间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敌军已经弹尽粮绝，部分守军不得不开城迎降。这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沫若是最先知道这件事的人之一，此时他正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幕典礼，会上他兴高彩烈地向代表们宣布：“今天敌军要开城迎降，今年的双十节值得加倍庆祝，可说是四十节。同时，总工会又在今天开幕，更加值得加倍庆祝，合起来是六十节！”①会后，他想尽快将攻克武昌的消息告诉三镇市民，可是已经来不及发号外，也来不及打锣通知了。急中生智，他立即写了“攻克武昌，活捉守将”八个大字贴在汽车上，然后自己坐在里面，请司机沿着大街小道四处行驶。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满街都是放鞭炮的，鞭炮屑把马路都垫高了。街上全是人，汽车只得慢慢的走。有人误将车子里的郭沫若当作活捉到的守将刘玉春，就拼命用石头砸汽车，以致车子的漆和玻璃都有损伤。沫若眼看宣传目的已经达到，便吩咐将车开进小街，绕道返回设在汉口南洋烟草公司内的政治部办事处。②两三天后，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级为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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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讲革命掌故》，1948年10月16日《华商报》。

　　②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战争时期调动频繁，十一月七日沫若刚刚参加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突然接到邓演达的电话，嘱咐速往刚攻占的九江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为了适应军事进展的需要，沫若二话没说，即于第二天与李一氓等人乘船赶赴九江。南昌攻克后，总政治部在那里设立了驻赣办事处，沫若随即又转道南昌正式兼任办事处主任。本来预定在九江工作两周即回武昌，不料被先后坐镇九江、南昌的蒋介石拖住下放。早在汉口时，蒋介石就曾托邓演达转告郭沫若，希望他能随同进发江西，当时他婉言谢绝了，可是现在却无法脱身。蒋介石对他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每次接见都要起身相迎。一九二六年除夕，总司令部在旧督军公署餐厅设宴招待部直校级以上干部，沫若亦在座。席上，蒋介石操着一口浙江官话致词，声称武汉不宜建都，要把正在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驻南昌，一切听他指挥。席间竟有人高呼“蒋总司令万岁”，蒋介石也居然默默领受而不加制止，沫若看着他那一对居心叵测的眼睛，心中不禁升起疑团：蒋介石的野心正在不断暴露，他究竟能不能革命到底呢？

　　由于蒋介石不顾部分已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反对，擅自挟持中央政府暂驻南昌，致使南昌和武汉实际呈现出分裂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一月初邓演达已去武汉，他在离南昌前夕曾约郭沫若谈了一次话，认为沫若已经由尝试革命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希望为了革命的前途要特别多加保重。不断经历革命烈火的锻炼，沫若在政治上确实越来越成熟，因而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也日益迫切。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他就曾以迫切的心情写了一封信，由南昌秘密寄给“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亲启”。陈独秀（字仲甫，1880—1942）接信后不久即复示，对于沫若的入党要求颇为赞许，同时说明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履行组织手续，自己个人不能越过组织来允纳他的要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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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牛生：《郭沫若的政治生涯》，1933年2月《社会新闻》第2卷第17期。

　　北伐节节胜利，蒋介石却在乘机酝酿着更大的阴谋。他到处安插亲信，扶植反革命流氓势力制造事端，镇压工农革命力量。沫若把他此时此地的一言一行统统记入账内，且试目以待，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沫若义愤填膺，但他不知内情，仍希望蒋介石能制止暴徒的罪恶行径，因此曾以政治部名义报请总司令“免职查办”肇事者，蒋介石假惺惺地作了批示，然而只准登报，不准电告赣州付诸执行。这一纸空文，帮助沫若进一步认识了蒋介石虚伪的嘴脸。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差遣沫若上庐山视察阵亡将士墓工程，同时雇佣暴徒在九江制造了“三·一七”惨案，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被捣毁。沫若当时尚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总以为他是“为群小所误”，不了解暴徒们的所作所为，因而急切地亲自去向他反映真实情况。可是接踵而来的，三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安庆惨案，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种合法民众团体遭到袭击。沫若通过蒋氏手下的一名心腹，即安庆电报局长，探听到了原来种种惨案均系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最后一层面纱被揭开了，三月二十四日，沫若怀着异常愤慨的心情离开了蒋介石，他一定要用笔向民众揭露自己所了解的种种内幕。

　　其间，为了拉拢郭沫若，蒋介石也曾耍尽手腕。他秘密地委任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一再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三月十五日在南昌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声音不够大，还特地选中了郭沫若做他的传声筒。最后当沫若向他透露了要走的意思时，平日很少露出笑容的总司令，突然显得可亲起来，连声说：“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现在我要到南京，你过两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后，长江六省的政权就请你负责。”沫若却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只能做做文章、搞搞宣传。”①蒋介石依然不肯放松，“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沫若自然不会真的答应他，只是独自在心里盘算着出走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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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等：《谈郭沫若研究》，《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1期。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

　　总政治部派郭沫若往沪组分部，郭定有（念五）日起程。

　　实际上没有这样顺利。蒋介石虽已先期赶赴长江下游地区，但他留下了参谋长在监视郭沫若，总政治部周围布满他们的喽啰。沫若冒着风险去游说李宗仁（1890—1969），鼓动他在安庆举起反蒋的旗帜，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无奈对方优柔寡断，不能成事。如果这时总政治部有相当的武装力量，即使是一连人，沫若一定会亲自举事，遗憾的是现在他手中只掌握两支驳壳枪。

　　反蒋的风声已经走漏，必须火速离开安庆。沫若改装并化名“高浩然”，假充第三军参谋，由水路辗转来到南昌，借住在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1886—1976）家中。三月三十一日，就在这东湖边上花园角二号，他躲进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房间里，奋笔疾书，草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历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号召广大民众擦亮眼睛起来反蒋：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这篇檄文正好与当时听说即将发布的武汉中央政府免除蒋介石职务的命令紧相配合。脱稿后沫若即装入信封，在上面划了“·十·十·十”字样，以标明这是紧急军事文书，派机要交通员专程送到武汉，不久即在《中央日报》副刊上面世。①同时他也在江西印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人们争相传阅，雄文犹如震天的号角，唤醒了千百万群众投入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一两天后，他又写了一篇《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偏重在理论上阐述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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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84年9月8日笔者访问黄慕兰谈话记录。

　　在南昌的四天中，沫若目睹革命民众活捉伪省党部的反动分子，并且曾亲自挎着驳壳枪，参加去捕捉伪财政厅长，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强烈的革命刺激，使他亢奋不已。可是到了九江后，他才知道国民党中央还在一味与蒋介石妥协调和，连邓演达也居然责备他公开反蒋，诗人多愁善感的气质，不免又陷入了深沉的苦闷之中。叶落而知秋深，四月四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着：

　　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总觉得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我好象从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抛撇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这时邓演达在武汉频频催促沫若奔赴上海开展工作，沫若无可奈何，只得服从命令。当他乘坐的小船途经石头城时，只见江岸士兵林立，空中旗帜飘扬，显然是在迎接蒋介石“登基”；远处一艘艘日本军舰在往上游航行，大概是去威胁武汉。顶着这股席卷而来的黑色风暴，沫若挺立船头自言自语道：“风哟，你能摇动我的船，不能摇动我的心！纵使是樯摧舵折，我也要向前迈进。”途中闻讯，派往上海工作的政治部部分成员已经到达目的地，并且在报上公布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上海分部通告》，表明该分部已正式成立，不幸的是，很快遭到了心狠手毒的蒋介石的查封，十九名工作人员被逮捕。沫若心急火燎地写信给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请求他营救被拘留的同志们，说：“务望设法，或由兄出名，或另托沪上友人具保，使他们早日免掉缧绁之苦，则不啻感同身受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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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山笛：《郭沫若与刘海粟》，《文化与生活》1983年第3期。

　　待到沫若秘密抵达上海时，已是四月十四日。这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三天，尽管是晴天，阳光却显得白惨惨的，街头白色恐怖的气氛尚未消尽。打扮成绅士模样的沫若，混杂在栖栖遑遑的人群中闪进内山书店，与李一氓等人接上头。当晚听周恩来介绍了上海的情况，觉得在这里已经没有可以公开工作的余地，在征得恩来的同意后，于次日又离沪赴武汉，准备去与邓演达等人商讨如何组织力量打倒蒋介石。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国日报》上出现了一条题为《郭沫若之私事·如此而已》的报道，胡诌“郭沫若第二妻日妇，向郭索损害赔偿费，郭惧，携妾避匿”。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竟被化成如此这般的桃色新闻，真是可笑的杰作！

　　许多人都以为郭沫若大半在上海遇难了，没想到他又好端端地回到了武汉，而且正赶上第二次北伐。鉴于奉军南下，步步进逼武胜关，武汉政府不得不先起兵北伐张作霖（1875—1928），然后再回师东征蒋介石。此次军事部署以唐生智（1889—1970）和张发奎（1896—1980）为主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郭沫若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与李一氓等人暂时留守武汉。四月底送走了出征的十万大军，帝国主义者威胁性的挑衅便一天紧似一天，在武昌和汉口的江面上，时常陈列着四五十艘外国炮舰；同时四川的军阀又乘机东下，宜昌的夏斗寅和长沙的何键、许克祥相继叛变，因此武汉的局面一度岌岌可危。沫若不断收到被蒋介石“清党”逼到这儿来的进步青年们寄来的信，他们本以为这革命的新都一定是理想的王国，怎么也不会想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衮衮诸公已经越来越脱离民众，已经难于稳住革命的局势了，连沫若也在想：早晓得武汉成了这种样子，真不该跑回来，留在上海即使做一匹文氓都比现在好得多。失望象一张大网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自己，他常常望着黄鹤楼下的江水出神，心中每每生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颇为气愤地说：

　　潮头现在快要跌落到水平线下了。现在的所谓“领袖”们，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民众，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政治工作。天天在喊铲除贪官污吏，我们的“领袖”们那一个不是新的贪官污吏？天天在喊铲除土豪劣绅，我们的“领袖”们那一个没有和土豪劣绅勾结？民众现在成了革命底仇敌了。民众一提出要求，便说是甚么“幼稚”，甚么“过火”。几位投机的所谓“领袖”，被一些旧军阀底残余挟持着，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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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信是写给黄慕兰的，后录入小说《骑士》中。黄时任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

　　第二次北伐的主要战场在河南，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打败了张作霖。六月初旬，沫若往郑州慰劳前线将士。在军人们企图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民众换来光明前途的高涨的革命热情中，沫若是有所感动的，不过他心中总在嘀咕：先打河南是犯了战略性错误，应当乘南京政府尚未稳定之际，先挥师征讨蒋介石。在军民联欢大会上，他发表了鼓动军心的讲话，与大家一起议决：通电请求国民政府肃清河南土匪及军阀余孽的同时，立即讨伐蒋介石。

　　六月中旬，北伐军班师武汉，沫若亦与一直在前线督战的邓演达同车回到武汉，两人一同住在汉口黄陂路的一幢房子里，对面的楼上架着机关枪在暗暗监视着总政治部主任。沫若见演达深居简出，苦闷得沉默无言，心中自然有数，这是因为极度不满意武汉政府的现状，尤其对于汪精卫（1883—1944）突然趋向反共更为愤慨，为此邓、汪两人曾发生过几次剧烈的争执：汪坚决主张反共，邓执意仍与共产党合作。几天后的一个夜里，邓演达终于悄悄地离开武汉去莫斯科了。不久，沫若从他的秘书手中接到一封他留下的信，写得十分沉痛。沫若何尝不是跟他一样，郁积着满腔的悲愤。回想起他出走之前，差不多整天都不下楼，清晨和黄昏时分，只听得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的沉重的脚步声，沫若仿佛觉得一脚一脚都踩在自己的心窝里。现在捧着战友洒满辛酸泪的手书，他重新思考了今后的道路：武汉政府将何去何从，一时尚难断定，如果它真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流合污，那么自己又该怎么办呢？他的心在痛苦地战栗。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新闻，题名《郭沫若将膺新命》，云：

　　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业已编制就绪，昨经政治委员会议决：任令郭沫若为该军副党代表云。

　　其实郭沫若还同时兼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该军总指挥是张发奎，由于他在第二次北伐中有功，因而得以升任此职。七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在武昌旧督军公署参加张发奎就职典礼。会上，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致训词，指手画脚，拿腔拿调，借题大骂共产党，脸上充满了杀气。接着孙科（1891—1973）代表国民政府致训词，别有用心地将“联共”篡改为“容共”，谁都知道“容共”实际上已成为“反共”的同义词。当时叶挺镇定自若地留心听着；贺龙（1896—1969）听得忍无可忍时就做个鬼脸；郭沫若却很潇洒地在读壁上的标语，从这条到那条，往返重读着，对汪精卫之流的训话听而不闻，但他心里明白：这又是一个信号！

　　武汉的时局每况愈下，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竟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从此“宁汉合流”。沫若密切注视着这一切，觉得事态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明朗。七月底他随张发奎所部来到九江，住在鄱阳湖烟水亭内。这时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人正在庐山开会，密令缉拿共产党员、群众运动领袖和各方面进步人士。眼看共产党的许多负责人都往南昌汇集，沫若便向中共九江市委负责人也表达了愿往南昌去的意图，党组织劝他不用急，且看看再说。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将有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来临，他渴望入列，他引领待命。

十七

　　果然，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云集在南昌的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北伐军中受共产党影响的三万余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纪元。枪声在召唤郭沫若。三日，他与张发奎商定解散了政治部，张发奎邀请他同往日本去，他谢绝了，而决定与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等人奔赴南昌。当晚，他们乘坐两辆手摇车急匆匆地上了路。黑夜如漆，不见星月，沫若的意念中却似有一颗“北斗星”当头闪耀着，为他清楚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以往的惆怅、悲愤一扫而光。他的胸膛里吸满了清新的空气，感到十分熨贴、舒畅。他无声地笑了，尽管黑暗中潜伏着万般险恶，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那举起了革命红旗的圣地。

　　第二天早晨过了德安，他们在南浔路上继续前进。铁轨闪亮、坦荡，南风馥郁、沁凉，田园青翠、妩媚，一路上总还顺当。可是到了九江和南昌中途的涂家埠车站，突然遭到由南昌败下阵来的敌军散兵的打劫，顿时乱拳飞腿交加，把沫若从月台打下轨道，又拉上月台打倒在地，扭断腰间皮带抢走了手枪，连衣服和日记本都被掳光。同车的李一氓，也被踢伤在候车室里。待散兵走后，他们挣扎着爬起身来，与后到而幸免于难的阳翰笙、梅龚彬会齐，重新登上征程。笑谈此次遇险，戏言谑语不绝于口，居然七嘴八舌地凑了一副对联，是沫若出的上联，叫做“郭主任背腹面受敌”；翰笙等人马上交口对出下联，乃曰“李秘书上中下俱伤”。①大家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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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傍晚赶到赣江边，隔江可以望见南昌城，糟糕的是恰逢大雨滂沱，江水猛涨了两三尺，茫茫江面上不见一只船影。众人徘徊、焦急，一筹莫展。沫若提议：“凫水过去。”凫水？谈何容易，一氓、龚彬都是旱鸭子，翰笙也只会狗爬式，这么宽的江面，波涛翻滚，怎么过得去？沫若略加思索，决定先和翰笙泅渡过江，然后再来接余下的同志。他鼓励翰笙说：“你大胆地跟着好了，在我旁边，游不动时我拖你一下。”正当他们准备脱衣下水时，对面开来了一只小船，上面有人在招呼：“哪一位是郭沫若同志？我们是贺龙贺总司令派来的，请你们过江。”原来是，沫若在涂家埠车站时，曾挂电话请牛行车站通知了南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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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等：《谈郭沫若研究》

　　沫若一行于夜半时分安抵南昌，在起义军军部与贺龙、周恩来等人重逢，彼此紧紧拥抱，显得格外亲切。沫若笑谈途中狼狈情景，众人即表深切慰问，贺龙、恩来各赠以军服和内衣。这时沫若才了解到“八一”起义的详情，知道自己不仅忝与宋庆龄（1893—1981）、邓演达、谭平山（1886—1956）、贺龙、恽代英等同被列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同时还被委任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由于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在调兵遣将包围南昌，起义部队已决定撤离此地，取道赣东过福建入潮梅，再经海陆丰直取广州，仍以东江为基地，重新组织力量，待机再度北伐。军情急如火，大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沫若连稍事休息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带着疼痛、疲乏的身躯和充满幸福的心情，甜甜美美地睡了一夜。

　　五日清晨，沫若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起义部队进军广州誓师大会上，会后即与周恩来、贺龙、恽代英、谭平山、张国涛（1897—1979）、李立三（1899—1967）、吴玉章（1878—1966）、林祖涵等率大军离开南昌，冒着烈日溽暑，浩浩荡荡地向南方进发。火伞一般的骄阳当空照，咸滋滋的汗水流在伤口上，麻辣辣的，而沫若并不怎么介意。他一面走，一面吟着自己新做的诗，有时也和战士们一起高唱《大军进行曲》和《少年先锋歌》：“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绵绵山路和持续高温增加了行军的艰难，这就更需要宣传鼓动。部队在临川休整四天，加强了军内外的政治宣传工作；一场夜雨带来的清凉，也使士气高昂了不少。当队伍在细雨濛濛中继续前进时，沫若的口中又吐出了新篇：

　　夜雨落临川，军书汗马还。

　　一声传令笛，铁甲满关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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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萧克主编：《南昌起义》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

　　蒋介石探得起义部队麾头所向，急令盘踞两广的李济琛（1886—1959）设法堵截。李部倾巢而出，兵分三路，分别以黄绍竑（1895—1966）、钱大钧、范石生为总指挥。起义部队过宜黄、广昌、宁都、石城，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待到壬田时，才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初战很快告捷。我军尾随敌后，于二十七日一举攻占瑞金县城，逼得敌军主力退至会昌。沫若白天忙着召开祝捷会，晚上还要协助举行提灯会，在这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他听说孙中山当年北伐时也曾在此驻军一个多月，因而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大。

　　会昌之战是南征途中的一场硬仗，大破了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这个战役结束之后，郭沫若与贺龙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的一天，在瑞金河边的小学里，党组织为他们举行了入党仪式：小学教室是简陋的，挂在墙上的红旗辉映着壮严肃穆的光彩，沫若湿润的双目盯着红旗上的镰刀和斧头，他那握过狼毫、执过马鞭的右手紧握成拳高高举起。张国涛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领呼誓词，沫若、贺龙都表示要努力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好党员。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都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欢迎。①当沫若紧紧握着入党介绍人周恩来、李一氓的手，和他们热烈拥抱时，激动得声音都有点唦哑，他感到他们的心已融合成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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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张侠：《南昌起义研究》第379—3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自从加入共产党之后，沫若的精神比以前显行更加饱满。每到一处，他总要尽力接近群众，做好宣传工作。队伍在他的祖籍福建汀州逗留时，他曾与恽代英在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报告会，热情宣讲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和起义军所取得的胜利，一开口就说“三百年前我也是汀州人”，他的这种和蔼可亲的态度和诙谐有趣的语言，激励了许多青年对革命的热切向往。沿汀江而下抵达上杭后，他在西校场军民联欢大会上抱病演讲，大谈一路上如何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讲完后禁不住捧着肚子跟身边的同志开了个玩笑，说：“哎呀，我肚子痛得很，看来也要落花流水了。”这是实情，当时他染上了赤痢，脸色苍白，身体也比以前消瘦得多。幸有女战友彭漪兰（即安琳）关心照顾，一路上为他寻医找药。两人的情愫油然而生，一时陷入了热恋之中，沫若并不讳言：“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后来他在安娜面前也承认了他与安琳的关系，安娜问他“既是爱，为甚么不结婚”，他坦然答道：“唯其爱才不结婚。”然而他是永远不会忘记她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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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海涛集·离沪之前》

　　在上杭小住期间，沫若在朱德领导的第九军军部参加了政治工作会议，与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徐特立（1877—1968）等人共商如何改进工作以适应新的情况，恩来还谈了我军宏伟的远景规划。不过随着大军的前进，新的问题也不断在产生。九月中旬，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入潮州、汕头，竟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英、日、美、法等国的军舰纷纷窜到汕头海面上来，日本陆战队甚至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而上岸逞凶，英国水兵也以维护教堂的尊严为理由登陆肆虐。这是革命委员会始料未及的，因为我们的部队一向在内地活动，从未遇到过对外关系问题。此时此地到哪里去觅外交人才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郭沫若，他懂外文，又在日本留过学，而且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理所应当派他去汕头与洋人进行交涉，这样他就又被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汕头交涉员兼汕头海关监督。沫若到任后，还接管了原由国民党右派势力掌握的岭东《民国日报》，将它改名为《革命日报》，用周恩来一九二六年任东江行政主任时亲笔题的“革命”两字作报头，自任主笔，亲自撰写了《红军进入了汕头市》一文刊布于报端，宣传起义军继承革命传统，与蒋逆、江逆不共戴天，誓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按原定计划，起义部队本打算在汕头建立新的国民政府，争取国际援助。不料形势急转直下，敌军从四面分围合击过来，其主力已先我占领揭阳、汤坑间一带有利的山地。九月二十六日，郭沫若与周恩来、贺龙、叶挺、彭湃等人在揭阳召开军事会议，由于不明敌情，以致错误地部署了进军计划，使我兵力在汤坑一战中蒙受了重大损失，并且迫不得已放弃了汕头市。

　　十月初，起义军领导机关与从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普宁县境的流沙墟会合，受到了当地农民协会的热情接待。沫若喝着农民为他们煮的热乎乎的稀饭，瞧着高高飘扬的农民协会的镰刀旗，想着从潮州转战汤坑、流沙以来的日日夜夜，感到惊险但并不恐慌，他意识到军事上虽是失利了，然而革命的种子已经在农村生根发芽，这是深入，是发展。他的眼中闪耀着坚毅的光芒。

　　楼台倒映涵虚碧，旗帜高扬似火燃。

　　一夕汤坑书附羽，千秋英烈血喷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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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潮安》，1965年7月3日《广州日报》。

　　这段小史令他终生难忘。

　　六日午后，在流沙天后庙里，沫若出席了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召开的起义军领导成员会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总结了战事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同时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起义军放弃潮汕，抽调一批领导成员秘密去香港和上海，余部转移到海陆丰，去组织工农红军并建立苏维埃政权。身患疟疾病得连稀饭都喝不下的恩来，已经为战友们物色了好些当地农会会友作向导，以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奔赴香港或上海。这时谍报员仓惶报告：在镇外的山头上发现了敌人的踪影。贺龙立刻派出队伍迎战，领导机构也迅速开始突围。沫若带领总政治部人员走到山脚下，四周一片敌军“杀！杀！杀！”的狂喊和枪弹“嘶嘶嘶”的怪叫，看来一场遭遇战迫在眉睫。总政治部人员大都赤手空拳，只有军事教导队的三十几位同志是全副武装的，并不很懂得军事的郭沫若当机立断亲自指挥战斗。他倏地从腰间拔出勃朗宁手枪，站在田埂上大声喊着：“打！大家冲啊！”战友们向敌人猛扑过去。阳翰笙见状不妙，赶忙提醒沫若：“郭主任当心！你站的地位不对，那是个目标！”幸亏勤务兵“啪”的一声把沫若按倒，随即一梭子机关枪子弹从他头上飞过，溪里水花飞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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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谈郭沫若研究》。

　　总政治部在流沙附近的战斗中被敌军打散，沫若亦掉了队，与起义军首脑机关失去联系，便同彭漪兰等人结伴而行。夜间，天上繁星密布，群山寂然无声，沫若提着痠痛难熬的双脚，在被露水打湿的小路上艰难地行进。他思念着战友，特别是病重的恩来；他懊恼只因偶尔的差池，而导致与大部队的分离。翌日清晨，原先与沫若一同从流沙突围出来的吴玉章、阳翰笙等人，他们在山坡上露宿醒来想起了沫若，便派人四处去找，终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他，谁知他正若无其事地在挥毫为村子里的人写字。来人告诉他：“吴老和欧阳秘书长叫你立即走！”他却一点也不着急，说：“不忙，我还要给农友写字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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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

　　后来，沫若他们跑到一个名叫盐酸寮的地方，得到那儿的农会主席陈开仪老人的照应，在他家的草仓中避居了六天。十月中旬，他们又由陈开仪带路，赶到百里之外临近海边的神泉，暂时呆在许洽和的碗店里，等待风势搭帆船去香港。陈老汉的拳拳之心，许老板的一番盛情，沫若等人敬领不误，可惜无以相报，倒是陈老汉提了个建议，让沫若写了些字送给许老板，这确实使他们欢喜了一阵。

　　十天后的一个早晨，他们终于披星戴月登上了一只有两道帆樯的货船。“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去沧海”，沫若此时虽说不上有多少豪情，不过感慨倒是更行更远还生：自从随北伐军由广东出发以来，跋涉八省，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而今原地回不得，将要孤影悄然地漂流到珠江中的小岛上去。个人的挫折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难道一场大革命就好象放了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之后竟这样销声匿迹了吗？不，绝不！留得革命的火种在，革命的烈火依然要燃烧起来，沫若坚信：烽炬总会传千里，风雷必定遍九陔。

十八

　　香港的海水绿得可怕，香港的天地小得可怜，香港的社会令人讨厌，分明是中国的领土，却处处使沫若觉得是生活在异域。周围没有朋友和同志，也听不到什么有关革命的好消息，沫若整天无所事事，简直如同耽在封闭的罐头里，革命时期那股火热的劲头，现在已经一落千丈。他多么想找个知心朋友畅谈畅谈，聊慰寂寥的心情，求之不得，便写了一封信给成仿吾。“这封信写在一个很简单的纸片上，署名是R．L。这两个字是革命、文学的缩写。这封信的简单意思是，郭沫若主张应从革命回到文学的时代，当时他对革命有悲观情绪。”①仿吾为沫若的这种消极情绪感到十分不安，立即回了一封信，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并诚恳地批评了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旬，沫若再度秘密地回到上海，重又与安娜和孩子们团聚，住在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一栋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里，左邻四舍大都是日本侨民，这正有利于他的隐蔽。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今后到底做些什么呢？上回北伐途中，他毅然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时，曾一度打算此后永远做文学家；这次南征归来，他把什么都丢了，只带回了一枝红色的头号派克笔，意味着他解下指挥刀后要重理笔墨旧业。“有笔的时候提笔，有枪的时候提枪。——这是最有趣味的生活。”②他怀着重新挥戈疆场的心情，从箱子里翻出了安娜为他保存的《浮士德》第一部译稿，费了十天工夫，对这迭已被老鼠咬坏了的十年前的旧稿，重新补缀、润色了一遍，而且把十年来自身的经验和心境也含孕在译文里，真是愉快极了，以致暂时忘却自己是个失掉自由的人。他的这种心情，和歌德在该书《献词》中所表述的重理旧章的喜悦，可以说如出一辙：

　　嗟我小斋中，灯火今复燃，

　　胸底生光明，深心知内观。

　　花开希望蕊，理智复能言；

　　景慕生之川，景慕生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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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成仿吾的回忆，转引自宋彬玉：《郭沫若和成仿吾》：1983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7辑。R·L，即Revolution（革命）、Literature（文学）。

　　②《文艺论集续集·英雄树》

　　从战场返回书斋，沫若又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战斗。向来对创造社怀有特殊感情的他，打听到创造社仍安然无恙，便立即与它取得联系，并把《浮士德》译稿交给创造社出版部付排。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滩群英荟萃，鲁迅、成仿吾、蒋光慈、李一氓、阳翰笙、段可情、黄白薇等进步作家和革命青年纷纷来到这里，创造社成了许多人经常出入或临时安身的地方。沫若认定这是发展创造社的大好时机，自己有责任加强它、保护它，于是一面经周恩来同意，拉李一氓和阳翰笙入社，一面又与蒋光慈、郑伯奇等人商量，通过他们恳请鲁迅来合作。鲁迅慨然允诺，沫若喜出望外。回想当初在广州错过了与鲁迅晤面和共事的机会，沫若心中一直引以为憾。鲁迅也早就表示过他想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①。他们的愿望不期而合，过去在广州未能联合造成的战线，今天在上海可以得到弥补，这当然大快人心。十二月三日《时事新报》上同时刊出了《创造周报》复刊和优待订户的广告，其中“特约撰述员”名单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郭沫若因本名不便公开，则以麦克昂的变名列居第二。可是结果《创造周报》并没有复活，而被《文化批判》取而代之了，原因是成仿吾和创造社的少壮派——刚从日本回来的一批留学生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等人，认为《创造周报》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应当创办一个新的战斗性的月刊，并且他们对与鲁迅合作，态度都很冷淡。沫若感到左右为难，为了避免创造社的分裂，他只好作了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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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两地书（六九）》

　　《文化批判》的创刊，标志着后期创造社活动的开始。沫若虽然仍继续热情过问，但是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正在忙着出国的事。对他说来，上海不能久呆，甚至中国也不能久呆，蒋介石早在五月间就在密谋逮捕他，二十三日《广州民国日报》曾刊载了《蒋总司令通缉郭沫若之通令》：

　　〔东亚社〕昨廿一日政府接南京蒋行营来电云，（衔略）钧鉴：案准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开，现准政治会议函交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呈报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去党籍，通电严拿归案惩办，当经本会第十六次会议议决照办在案，相应录案，并连同原呈，函达查照，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等由到部，合行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总司令蒋。印。听说下达这一通缉令时，还悬挂了“三万元赏格”呢！①看来不能不躲避一下。经与周恩来商量，沫若决定全家搭乘苏联领事馆的轮船转道海参威去莫斯科，行期定于十二月初旬。全家欢欢喜喜地作好了一切准备，朋友们甚至已来送别，可是结果当轮船起锚离开吴淞口的时候，沫若却躺在日本同学石井勇医师开的医院里呻吟，他染上了斑疹伤寒，几乎丧命，治疗了将近一个月才出院，以致失掉了跟最后一班苏联船赴苏的机会，而且本来就重听的耳朵，从此差不多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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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地玄黄·拙劣的犯罪》

　　沫若住院期间，安娜也得了慢性肾炎，她带着浮肿的脸庞，硬撑着身子，每天要去看望他两次，从早上陪到中午，从午后又陪到深夜，为他费尽了心机，耗尽了力气。一九二八年一月初，她把小楼收拾得干干净净，小心翼翼地将他接回家中休养，凭着妻子对丈夫特有的柔情，凭着护士对病人特有的关心，她把自己的一切精力全都倾注在他的身上。他的生命是她救起的，他从心底里感激，悔不该在梦呓中詈骂过她，悔不该旁枝蔓生罗曼史，这时他感到只有她才是“我永远的唯一的爱人”！正是这种“爱的联系”，他觉得躺在家里养病，比在医院还要安稳、惬意。

　　心静利于神思，病榻因而成了诗兴的摇篮。沫若一会儿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一会儿又清醒地回到现实世界上来，一会儿又恍恍惚惚进入了梦乡：他仿佛驾御着一朵红云在飞翔，转瞬间红云化成了一片血雨，他便从那高不可测的苍穹坠落到无底的深渊，只见无数的恶魔在眼前跳舞，无数的火焰天使化成了模糊的血影，血海、血山在漫延……眼看自己快要灭顶了，他突然“啊！”地大叫了一声，睡在床前草席上的安娜赶忙抬起身来，噢，原来他是在做噩梦。她把他的手放进被窝里亲了他一下，才放心地重新躺下。这时候他兴奋得再也睡不着觉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白天他确曾思考过自己亲身参加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也想到过怎样冲破眼前的白色恐怖。他相信，反动派张牙舞爪是长不了的，不断武装的工农终究会有一天要将他们送进地狱。

　　可我们的农民在三万万二千万人以上，

　　困兽犹斗，我不相信我们便全无主张。

　　我不相信我们便永远地不能起来，

　　我们之中便永远地产生不出陈涉、吴广！

　　更何况我们还有五百万的产业工人，

　　他们会给我们以战斗的方法，利炮，飞枪。

　　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

　　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①

　　--------

　　①《恢复·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若问这个力量有多大？沫若在北伐和南征途中已经实地领教过，即便在此时此刻，他也能听到大地最深处“Gonnon（工农）—Gonnon—Gonnon—Boudon（暴动）—Boudon—Bo—udon”的雷鸣，正在努力探寻这种声音，与它发生深深的共鸣。他相信“这是一个最猛烈、最危险、最庞大的炸弹，它的爆发会使整个的世界平地分崩！”①可喜的是，前阶段灰暗消沉的情绪这时已被新的战斗激情所替代，他虽然身体虚弱，却感到内心充实、精神焕发，他恢复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应有的斗志：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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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恢复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

　　②《恢复·截取》

　　在健康恢复期中，诗兴连续侵袭沫若，“观念的流如狂涛怒涌，应接不暇”，这样的体验是继《女神》、《瓶》以来第三次了。他在枕下放了一册抄本，每当诗的感兴涌出，就用铅笔录在本子上，有时一天多达五、六首，不到一星期就写了二十余首，后汇集为《恢复》。一月十五日清晨，他将这些诗誊写完毕，午后又校读了一遍，觉得里面也还有些可读的诗，但嫌气魄不雄厚，有时更带着浓重的悲抑气味。权且把它当作对大革命的一个纪念吧，于是交给成仿吾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二月一日，沫若的译著《浮士德》第一部问世。仿吾登门祝贺，安娜特地买来寿司请大家吃，以示庆贺，孩子们皆大欢喜。三日，沫若遴选了一本《浮士德》，用钢笔在扉页上题着：

　　Anna：

　　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

　　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M．K．3Feb．1928

　　然后又在第二页上用德语写了“GewidmerMeinerEwiglic－herLiebeAnna”，意即“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创造社的朋友们高兴地看到沫若的身体一天天在康复，他们又有机会与他一同讨论办刊物、出新书、倡导革命文学了。沫若建议将《创造月刊》的水准放低，作为教育青年的基本刊物，并赞成另办一个双周刊，可取名为《流沙》，他亲手题了刊头，说这个刊名“不单是包含沙漠的意义，汕头附近有这样一个地名，在我们是很可警惕的一个地方”①。是的，政治舞台往往会风云突变，文化战线亦时时有艰难险阻，他感到为了有效地进行战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觉。新月派的动向早就引起了沫若的注意，他在《英雄树》一文中挖苦道：“你们要睡在新月里面做梦吗？这是很甜蜜的。但请先造出一个可以睡觉的新月来。”甚至连语丝派沫若也不怎么满意，认为他们的“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一度感到其中“反动空气弥漫，令人难耐”。他与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坚决主张以辩证唯物论来检讨今后革命文学的路径，认定“普罗列塔利亚的文艺是最健全的文艺”，这些在他新作的《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等论文中有详尽的阐述。他力促成仿吾写成《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赞助李初梨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欢迎太阳社的蒋光慈、阿英（即钱杏邨，1900—1977）等人一同为革命文学大喊大叫，不久即与鲁迅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推动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建设。

　　--------

　　①《海涛集·离沪之前》

　　乘着养病的间歇，沫若努力著述的同时，还购读了诸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党关于宗教的态度》、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德哈林的《康德的辩证法》、哥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高尔基的《夜店》、芭蕉的《七部集》、国木田独步的《号外》、《春之鸟》、《穷死》等政治、哲学和文学名著，一面充实和丰富现在的自我，一面检讨和总结以往的道路。当安娜去内山书店帮他买《资本论》时，内山完造带着惊异的眼光对她说：“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搞这个！”的确，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郭沫若依然是文学家。不过，也有人把他认作革命家的。当时邓演达在香港与谭平山、章伯钧（1895—1969）等人发起组织了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他们把上海作为该党中央所在地，特派章伯钧游说郭沫若，邀其加入该党，并请代为起草一篇宣言，沫若均谢绝。二月三日，有人送来邓演达所做的政治宣言，意欲托沫若付印，沫若看了一遍即交还。邓演达、谭平山等人虽与他是老朋友，但他对他们的思想现状十分不满：怎么可以认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已经失去了领导的作用和可能性呢？难道只有他们的中华革命党才能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吗？真是无稽之谈！他们绝不能动摇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前不久他在小说《一只手》中早已表明，工人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而眼前的白色恐怖更加厉害，风声越来越紧。二月十九日沫若在日记中写道：“近来外边检查甚严，又破获了机关三处。”为他的安全着想，周恩来又重新考虑了沫若的出走方案。是仍旧奔赴苏联呢，还是再次横渡日本？有人说赴苏是上策，沫若也觉得去日本如同进监狱；但恩来反复思量后，还是劝他选定日本，因为日本离中国近，在这儿著书立说出刊物，可以很快影响中国的民族文艺，而苏联隔得太远了，要在那里出点刊物影响中国，必定既慢且难。好，就到日本去吧，沫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反正路是人走出来的。

　　行程确定后，朋友们争着为沫若夫妇饯行，最使沫若心儿不宁的是，彭漪兰也在座，多日来的思念之情彼此心照不宣。日前他曾酝酿以他俩在盐酸寮的那段生活为剧情，表现一个新的主题——革命与家庭，现在女主人公就在面前，可是在这样的场合却有口难言。她怕使他难堪，他怪她过于拘谨，两人憔悴的脸色反映了一样的忧心。这扰人的烦恼折磨着安娜，也齿啮着沫若的心……

　　行色匆匆，刻不容缓。为躲避敌人耳目，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郭沫若化名吴诚，假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身份，独自登上日本邮船“卢山丸”，家眷则另乘“上海丸”，约定三天后在神户会合。沫若与来汇山码头送行的内山完造相互拍拍肩膀，彼此交换了眼色，便匆匆走进船舱。昨晚幸蒙郑伯奇、李一氓通报，说国民党龙华卫戍司令部已侦探得他家的地址，准备今晨将他捉拿归案，多亏内山完造相助，介绍他与成仿吾临时在日本人开设的八代旅馆住了一夜，这才得以顺利地上路。

　　汽笛拉响了，沫若透过玻璃窗环顾江面上的一切，风景依旧而时局全非，不胜白云苍狗之叹。去吧，苦难的祖国在默默为你送行，可怜的母亲完全体谅你的依恋之情，待到他年云消雾散时，她会伸出双手重新将你召回。

　　

　　






郭沫若传--第七章 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






第七章 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

十九

　　大革命失败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在猜测郭沫若的去向，有的说他早就琅珰入狱，有的说他已经血卧疆场，谁会想到他竟隐姓埋名，又悄悄地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在神户与家人会齐，当天下午即同乘火车去东京，投奔安娜女友花子的娘家。

　　久违了，东京！这个在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中几乎溃灭的都会，现在又已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被日本人誉为“火中再生的凤凰”，沫若对她怀有特殊的感情。尽管东京的市容对他说来已经不那么熟悉了，但听着满街踢哒的木屐声，他感到无限的亲切。东京！你曾为我和安娜作了美好的“嫁接”，如今枝蔓上已经“果实”累累，可是自己多年来却未曾好好尽过做丈夫的义务和做父亲的责任，现在似乎有些愧对你这“月下老人”。一种补偿的急切感追迫着沫若，必须赶快找个地方安居下来，好让孩子们进学校读书，不能再耽误他们的学业了。他想起北伐前在上海内山书店，曾结交过一个叫做村松梢风的日本朋友，目前正在东京编辑《骚人》杂志，不妨找他想想办法。村松热情接待，并辗转拜托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向市川检事樋口打了招呼，最后沫若由樋口陪同见了当地警察局局长，说明了来此地寄居的缘由。于是，沫若和安娜才得以从东京品川区花子娘家搬到了千叶县市川市居住。

　　千叶县是东京湾边上的一个半岛，与东京市隔着一条江户川，河西是东京，河东便是千叶。沫若在江户川畔安下家来，用的是安娜的姓氏佐藤的名义，孩子们上学也暂从母姓，这倒不仅仅是为了使他们免受同学的歧视，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把自己的本名隐蔽起来。因为郭沫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经由当年的诗人一跃而为现在的“左派要人”了，此间报纸上早就登载过他及其全家的照片，作为一名“政治犯”，怎能抛头露面呢？何况日本的政治气候也够严寒的，沫若来到市川不上十天，田中义一政府为了镇压共产党和扼杀工农运动，于三月十五日逮捕了一千六百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着又下令解散工农革命组织和无产阶级青年同盟，制造了大规模的白色恐怖。于是中国又在谣传郭沫若被日本政府递解回国，甚至北平的报纸上还煞有介事地刊载了《郭沫若成了断头之鬼》的消息，不少青年人悲哀地为他洒了一掬又一掬同情之泪，有的还做了长诗表示深切的悼念。沫若知道自己竟然成为关心他的人心目中的“亡灵”，实在感慨万分！

　　正如江户川的水昼夜奔流，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心潮激荡，国内外的青年朋友们对自己如此关心，我怎么能这样隐没无闻？应当拿出勇气和智慧来，因地制宜，开辟新的战斗阵地。在这鬼气沉沉、浊流横溢的时代，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不是还在致力于探索科学的真理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宣传和介绍在中国尚处于启蒙阶段，如何使这种科学真理中国化，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找到它的根蒂，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沫若便从这里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思想、中国社会的发展，亦即中国历史的发展。他广泛涉猎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论著，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七、八月之交，他忽然想到儿时曾背得滚瓜烂熟的《易经》，便到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镌”本，细细研究起来。这部两三千年前的古籍，向来被人们当作一座“神秘的殿堂”，沫若探身觌面，却发现它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不是意味着以矛盾的对立来解释事物变化的原因吗？书中表现的宇宙观，正蕴含着唯物论、辩证法的因素。他化了六天工夫，完成了长篇论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揭去了长期以来蒙在《易经》上的神秘色彩，从卦辞、爻辞中窥见的周代社会生活的状况和精神生产的模型，证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由原始公社变成奴隶制。

　　沫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次弯弓就中的。沉浸在喜悦和疲惫之中的他，正准备抉择第二、第三个选题时，八月一日午后，突然几个蛮横的警察不经招呼就闯入他狭窄的小屋，根本不容问清来意，便连推带搡地将他押往东京京桥区警察局，经过一番审讯后即被拘留。真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古人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现在反过来倒是“《周易》演而沫若被拘”了，他越想越莫名其妙，那里会知道，这是由于京华堂店主小原荣次郎走私案的牵连。原来创造社约定每月资助沫若生活费一百元，按月交给上海的内山完造，然后再由东京的小原荣次郎转交沫若。此次警方侦查小原的走私行为时，发现了他与郭沫若的关系，以致沫若亦涉嫌被关进警察局。不过这只是导火线罢了，其实日本方面早就在注意郭沫若的行踪，当初冒名“吴诚”的陌生客人踏上他们的国土后转眼之间便不见了踪影，他们曾多方搜索，怀疑“吴诚”就是郭沫若。后来他们暗中扣留了成仿吾自柏林给沫若寄来的信，终于从这封信中得到了证明。

　　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入牢狱的沫若，却在异国他乡第一次尝受铁窗风味。昏暗、霉臭、窒息，愤慨、疑虑、惆怅，直至深夜，同监早已进入梦乡，而他却始终不能入寐，一个又一个问题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自己：日本鬼子是要把我正式投入监狱，还是把我引渡给中国政府？是要不明不白地偷偷杀掉我，还是把我驱逐出境，事先通知中国方面，待到一上岸就将我逮捕？……沉闷而燠热的天气，更助长了他的烦恼。他一夜未合眼，心里不断在诅咒：鬼子，你侮辱了我！你更侮辱了我的祖国，侮辱了中国人民！

　　第二天又经过一番审讯，所提的问题大抵和昨天一样，诸如为什么要用假名吴诚？这样做岂不是负有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警方的耳目？沫若再度坦然地作了答辩，说明使用假名的用意只在蒙混上海的宪警，而对于日本却毫无歹念，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不利于日本的事。警方抓不到把柄，却又不放心，因而又重新把他投入牢房。又是多么难熬的一个不眠之夜呵！到了第三天，日本警方才宣布将他释放，但是给了他一顿严厉的“训饬”，要他循规蹈矩，绝不可图谋不轨，否则随时可以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这意味着什么呢？沫若完全明白：从此以后，他在这个岛国已经成了被监视的对象。跨出警察局的大门，天是阴沉沉的。代替刚踏上这岛国时的亲切之感，是满腔的怨恨之火在燃烧。生身之国驱逐了我，寄身之国又随时可以囚禁我，沫若丝毫感觉不到“恢复自由”的欣喜，他明白自己不过是被日本警方从狭窄的小监房，转移到社会的大监狱中去罢了。

　　这次事件，多亏安娜及时恳求横田兵左卫门同去拜托平田熏检事斡旋，她的奔走才算奏了效。看到眉目间充满忧愁的丈夫回到了身边，安娜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沫若无声地把她搂到了怀里，两人久久相偎依，说不出一句话来。夫妻是能共患难的，朋友就不尽然了。因此事受牵连也被拘留过的村松梢风，如今见到沫若，再也不象以前那样热情。至于小原荣次郎夫妇，更是埋怨不迭，表示今后决不再帮助沫若办理汇兑。原先和睦相处的邻居，如今也都投之以异样的眼光，是戒备，也是鄙夷。这是一堵人为的墙，沫若感到烦闷，安娜更感到窒息。不得已，只得易地而居。新址离原来的住处不远，背靠松林茂密的真间山，面向宽旷的田野，地方相当僻静。沫若时常带着孩子们上山散步，站立在一座佛寺前的高墩上，倚着一棵古老的苍松，遥望江户川的滔滔流水和对岸的东京郊外，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呼吸到一点自由空气。

　　可是刚搬进新居，被称为刑士的便衣警察即接踵而来，这是警察局专门派来“保护”郭沫若的，每隔一、二天就要登门拜访一次，不管你欢迎不欢迎，他都要缠住你问这问那，目的在监视你的动静。自从被拘留过一次以后，日本当局竟把郭沫若当作“巨头”，刑士当然不敢放松。有一天，一个刑士好奇地问郭沫若：“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啊？”沫若开了个玩笑，他伸出四个指头，本意是想说有四个子女，不料刑士伸出了舌头，吃惊地说：“噢，了不得！四万人，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沫若不禁哑然失笑，好吧，就让你们怕怕我这位拥有四万兵马的“巨头”吧！

　　最讨厌的是，沫若同时还受日本宪兵的监视。这些家伙身穿马裤、脚套长统马靴，来时必定吆五喝六，耀武扬威，孩子们一见到他们就吓得躲在父母身后，沫若一见到他们就感到一阵恶心。经常光顾的是一个恣肆横暴的宪兵中士，总是不打招呼就径直由后门闯入，有时还从甬道跨过栅栏窜进正屋。按日本的国法，这是犯了家屋侵入罪的。一天，沫若忍无可忍，不得不予以干涉，中士居然咆哮如雷：“怎么样！？我就是奉命来看管你的！”沫若亦不甘示弱，喝道：“岂有此理！你管不着我，你犯了你们的国法！”后面这句不说犹可，一说出来反而给对方抓住了话柄，遭到了一番奚落：“哼，你是支那人，我们的国法不是为‘枪果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恶称）设的。你有胆量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却有胆量就在你支那境内也要横行，你把我怎么样？”似万枝利箭穿心，沫若心头一阵又一阵绞痛，却只能紧攥着直冒冷汗的拳头。有什么好分辩的呢？趾高气扬的鬼子之所以能在自己面前耍威风，是因为他的同类正在中国境内横行，前不久发生的“济南惨案”，不知有多少同胞被他们奸淫杀戮，听说单单躺在血泊中的就有五千余人，连中国政府特派交涉员也被割去耳、鼻，最后与其他外交人员同遭杀害，而蒋介石却下令不准抵抗。小日本鬼，暂且记下你对我一次又一次的侮辱，更不会忘记你对中国欠下的一笔又一笔血债，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总有一天要找你算账的！

　　就这样在日本的刑士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沫若重又钻进书斋埋首著述。新居的书斋是他的宝地，虽然只有四席半面积，但是蜗居在这里，他可以暂时忘却种种的不愉快，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所研究的问题上去。继《易经》之后，现在他又专攻《诗经》和《书经》，撰写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进一步探寻了殷周之际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东周之后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的变革的痕迹。

　　“自操典籍忘名利，欹枕时惊落蠹虫”，他把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一部又一部古籍的研究和探讨上，对此他充满了自信，不过并不心满意足。因为这毕竟是娱情聊胜无的事，他的心底里企求的原是更多的实际革命工作。一九二九年新春伊始，他在给友人张资平的信中说：

　　我可以说一句开诚布公的话：我们都是因为有了老婆和很多的孩子。假使我们是单身，无论怎样冲，我们都冲得来的，而且不仅是在口头，不过我们尽管不能作怎样轰轰烈烈的活动，我们的志趣操守总是正确的。①当此革命低潮时期，沫若根据形势发展和具体环境作出了新的努力，既注意保存实力，又积极充实自己，确实表现了志趣操守的坚贞不移。他要在这块新开拓的领域内，用智慧和汗水竖起一座辉煌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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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资平：《读“创造社”》，见黄人影编、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12月版《创造社论》。

二十

　　在江户川的铁桥上，常常会看到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从东往西走着：前者方额广颐，一身和服，大大咧咧；后者身穿黑色制服，手上拎着一只提包，小心翼翼。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大亨带着跟班出门办事，其实这是刑士在跟踪郭沫若，他之所以为被监视者义务拎包，目的在于为了防止对方溜掉。一九二八年九月初，这一“主”一“仆”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东京城里。沫若走进文求堂书店，打听有没有研究“殷虚书契”的入门书，店主田中庆大郎随手递给他两本《殷虚书契考释》。他喜出望外，可是一看书价要十二元，而自己的腰包里总共不过六元多钱。怎么办呢？承蒙田中庆大郎指点，可以去藏书丰富的东洋文库免费借阅。这当然必须有人介绍，沫若有幸找到过去在广州相识的日本新闻记者山上政义，在他的帮助下请作家藤村成吉出面，让沫若借用山上政义在中国使用过的假名“林守仁”，与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联系，终于取得同意，能够在一两个月内读完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而且把关于中国境内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全都翻阅了一遍。

　　沫若潜心于《诗》、《书》、《易》的研究，怎么会转到甲骨文、金文上来的呢？因为他对那些研究对象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觉得《诗》、《书》、《易》尽管是为一般人所相信的可靠的古籍，但那是在世上流传了几千年的，有无数的先入之见掺杂在里面，简编既难免偶有夺乱，文字也经过多次的翻写，尤其有问题的是，三部书的年代都没有一定的标准。在这样的古书上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实在难免有海市蜃楼的危险。他要寻找第一手资料，即未被后人加工过的、确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这自然要找最可靠的考古发掘所得的地下材料。想起一九一九年在九州帝国大学求学期间，曾为日本和国内报刊上介绍的殷墟出土文物所陶醉，一度兴致勃勃地研读过所见到的甲骨文照片和摹本，可惜未曾识得几个字。如今翻开罗振玉（1866—1940）编著的《殷虚书契前编》，面对一页又一页甲骨文拓片，沫若看到的除了可以断定是文字的白色线纹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这些文字原是商周时代王室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可识的汉字中它是最古老的文字体系，读不懂就休想揭开其中的秘密。结果靠了王国维（1877—1927）《殷虚书契考释》、《观堂集林》等书的指导，沫若终于破门而入，只化了一两天工夫，就完全排除了文字障碍。他细细揣摩着一个又一个甲骨象形文字，几千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图画一幅幅展现在眼前，仿佛看到殷代的人们饮酒射猎，在山野丛林中与野兽搏斗的情景。他深深沉浸在探索的亢奋之中，随着门扉一扇扇打开，他惊喜地发现在古老深奥的历史庙宇殿堂中，珍藏着多少璀灿的瑰宝。甲骨文就如同一盏神灯，帮你打开了门，引你走上那探宝的神秘的曲径。每当他经过琢磨，从并不清晰的线纹中辨识出那古奥的文字，他的欢悦不亚于经过与海浪长时间搏斗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他的欣慰也不亚于经十月怀胎的辛苦而终于抱着了大胖儿子的母亲。

　　搜集和辨认甲骨文字，也给家庭增添了乐趣。有一段时期，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沫若总喜欢把骨片一块一块地摆在食案上，让全家人一起来辨认，说：“来，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字？”次子博生往往猜中的最多，沫若常常竖起大拇指夸奖他。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爷儿俩还是一对暗中的酒友呢。事情是这样的：郭家的饭桌上一般不备酒，因为安娜怕丈夫嗜酒饮过量对身体不好。但他们家却从未断过酒，厨房的一个角落里总是放着一瓶。一天一天地酒在减少，谁也不追究是谁喝掉的，一旦酒瓶空了，安娜又会重新摆上一瓶。原来沫若总是趁没人看见的时候，跑到厨房去干上一杯过过瘾。博生便钻空子，也时常偷偷去呷上两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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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菊地三郎：《郭沫若先生流亡十年拾零》，1986年《郭沫若研究》第2辑。

　　诚然，甲骨文字之学大抵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两大宗师，沫若对他们极为推崇，但又认为他们未能摆脱陈腐的封建观念，诸如“山川效灵”、“天启其衷”之类的神话时不免流露于笔端，这当然会影响他们治学的科学性。至于一般古文字学者，平素更缺乏科学的教养，对绝好的史料往往只是零碎地发挥出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作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不过是一些材料的杂揉，沫若戏呼之为“纸上的杂货店”，对此他当然很难满足。他的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即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罗、王等人的业绩为出发点，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他觉得：

　　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

　　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过手来，正好是事半功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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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毋庸置疑，这个设想十分令人鼓舞，然而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沫若也碰到了不少困难：一是资料匮缺，连必要的工具书都无法自备；二是孤军作战，苦无相与研讨之人。东洋文库藏书虽丰，但身居乡间的沫若，远道前往查阅深感不便。《殷虚书契前编》和《殷虚书契后编》当是常用书籍，可惜前编无力购置，后编仅能买个残本，以致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他不得不冒昧投书国内学者，祈求给他这个“未知友”以帮助。从一九二九年八月开始，他与王国维曾称许的当时燕京大学容庚教授订下了亲密的文字之交，以后频频通函，乐与相商，彼此同气相求。沫若尤其感激容庚慷慨惠借珍贵图书资料，主动为他推荐文稿。此外，李一氓也经常在上海为他搜集、购寄所需要的书。患难之中得到朋友们的勖勉和支持，更鼓起了他攻克科学堡垒的勇气。

　　考释甲骨、研究历史是极为严肃的工作，任何一个结论都必须建筑在对材料的审慎研究上。沫若觉得书斋生活的乐趣就在于不断获得材料，不断消化材料，不断有所发现，不断有所突破。每当他打听到哪里有新发掘的地下材料，必定千方百计觅来过目。获悉董作宾曾于一九二八年冬从事过殷墟之发掘，著有《新获卜辞写本》，他便通过友人的帮助得以一睹。一九二九年十月底，传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赴安阳小屯发掘甲骨，他恨不能飞返国门。不久又听说发掘工作遭到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阻止，他为之惋惜、感喟不已。类似小屯的被封锁在地下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潜藏在祖国的腹腔中不知有多少，有哪个执政者懂得要利用它们来为人民造福？他愤慨，他烦恼！放眼欧美各国，无论是地上的考察抑或地底的发掘，短时期内几乎把所有的领域都踏遍了。旧大陆的西半部就好象动过腹腔手术一样，已经把五脏六腑的秘密全都探明，学者们自然要背负行囊希冀开垦东半部的处女地赤县神州，毋怪乎西欧各国纷纷派遣学术探检队来踏访中国，连日本人的足迹也已经到达了满蒙、山东，中国的学者怎能按兵不动？沫若热切期待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快点到来，能集合多方面的学者、多方面的资金，作大规模的科学的发掘，自己亦能跻身这一行列，因而他在给容庚的信中说：“归国恐尚非其时，弟之梦想将来如有机会，与兄携手同把锄头于秦陇之间，必一快事也。”①无奈理想毕竟不是现实，中国的学者们尽管动了起来，中国的当权者却又把他们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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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卜辞艰涩，考释颇费功夫，抄写尤耗精力。沫若日以继夜地钻研，废寝忘餐地撰述，不幸偶感风寒发了高烧，可他仍然不肯放下手中的毛笔。作为书稿《甲骨文字研究》重点篇目的《释支干》，他已经连续抄写了好几天，文字愈写愈大，手愈来愈不听指挥，病躯终究支持不住而躺倒。安娜摸摸他的额头，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扶上床去，他在呻吟中还念叨着书斋里的那些宝贝。虽然他头疼脑热，但他的意识十分清醒：“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①沫若天天独坐小书斋，心里却时常想着外面的大世界，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每每有助于他认识现实斗争的纷繁复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他为了把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一部书稿《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在继续赶写最后一篇文章《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以周代的彝器和铭文进一步证明西周社会是奴隶制度。青铜器铭文多属于西周，自北宋以来方零星出土，而且出土情况多已泯灭，伪器甚多，千余年来虽有不少著录，而体系尚未能建立，作为史料是十分珍贵的，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沫若选择的这个课题，在他的脑海中盘桓已久。历来的见解一向以为周代的社会是封建制度，实际上这个观点经不起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检验，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程序，氏族制崩溃以后，必定经过奴隶制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展到封建社会，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沫若的这篇文章，是对一九二八年冬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的补证，用事实回答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者李季、陶希圣之流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非难。沫若写完最后一句话：“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他放下笔，抬起头来，双目紧紧盯着墙上的挂历，心中默默纪念着“十一月七日”这个闪光的日子，唤起了他对三年前的这一天的回忆：北伐中才攻克不久的武昌城民情沸腾，为了筹备庆祝北伐以来的第一个十月革命节，沫若忙得穿梭于长江南北之间，没等庆祝会开完，就奉总政治部主任命令，火速带领人马去九江、南昌开展工作。当时似这般奋斗下去，中国也会迎来与苏联一样的革命节。是的，只不过时间有早有迟，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他越想越兴奋，如果不是安娜来催促，他丝毫就没有一点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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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一九三○年三月，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著作，在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接连再版、三版，简直供不应求。当时国内正在开展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社会脱离了原始公社制的“野蛮时期”之后，进入了阶级社会的“文明时期”，起初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阶段。论战的主要战场在上海，而蜗居东海彼岸的郭沫若却成了论战一方的主要代表。从这本书开始，沫若又署本名，人们惊讶地发现，蜚声文坛的诗人，又在史学界名满天下。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的前夕，沫若还有一部书稿《甲骨文字研究》也在寻求出路。原稿曾寄给容庚看过，容庚十分赏识，并让他的许多友人亦一饱眼福。以致这部书稿从容庚的案头跳到傅孟真（斯年）的案头，不久又出现在钱玄同（1887—1939）的书桌上，最后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翻过，但有一点是公认的：真正能把甲骨文字作为历史材料加以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的，当首推郭沫若。为此容庚十分珍惜这部书稿，曾郑重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主持其事的傅孟真一口应承，但以改用笔名为条件。更名之事本无足轻重，沫若耿耿于怀的是，研究院系官办，他仍自比孤竹君之二子，在给容庚的复信中，明确表示“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①。

　　全靠李一氓在上海多方交涉，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另一部书稿《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得以于一九三一年五、六月间先后由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发行。沫若曾函告一氓，请他径直向书局领取《甲骨文字研究》代为分赠鲁迅等人。鲁迅收读后，“说他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②。不久，沫若收到了书局寄来的四十部赠书，他打开两部细细摩挲着，两三年来的辛劳、欢乐和痛苦似乎都漾开在墨香扑鼻的书页里了。就以此告慰江东父老吧，你们的儿子没有放下战斗的笔！那天中午，安娜还特地煮了红豆饭，全家喜气洋洋。然而大煞风景的是，下午宪兵老爷又光临了，象条猎犬似的，一进门就东嗅嗅西闻闻，盘问收到的大批东西是什么宝贝，他以为这是宣传品。安娜一边话中有话地挑逗着：“是呀，是很好的‘宝贝’，而且还是无价之宝哩！”一边快手快脚地拆开了两只包裹，把两部著作塞到了宪兵的手里。宪兵自知讨了没趣，灰溜溜地走掉了。沫若紧紧拥抱沉着、机智、为他受尽了磨难的妻子，她才是他的“无价之宝”哩。孩子们围在父母的身边欢呼雀跃，他们胜利了。傍晚，沫若将赠书留下两部，其余放在一起打成一个大包，亲自与十四岁的长子和生抬着上了高架电车，送到东京文求堂书店，按七折作价全部卖给了田中庆大郎。他取了现款，心中盘算着：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又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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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47页。

　　②侯外庐：《深切悼念郭沫若同志》，《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一年半以后，当初在九州大学给沫若教授过内科学的小野寺直助来信，希望沫若研究东洋医学史。这位老师一直为沫若因耳病不能从医而感到万分惋惜，现在知道他喜欢治史，特地驰函劝告他能将精力重新投到与医学有关的课题上来。沫若深为老师的关怀和好意所感动，经再三考虑，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回信说：“东洋医学史诚如尊言急宜研究，然此事似非一朝一夕及个人资力所能为者，绠短汲深，仆非其器也，奈何，奈何！”他的兴趣仍在甲骨彝器上，因而直言不讳地告诉先生，并请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说：“仆近正从事《卜辞通纂》之述作，不识九大文学部于殷虚所出龟甲兽骨有所蒐藏否，其民间藏家就先生所知者能为介绍一二，或赐以写真拓墨之类，不胜幸甚。”

　　长时间埋首于甲骨、青铜堆里，并未磨灭沫若拯救中华民族之大志，当年的满怀豪情的“戎马书生”，如今又驰骋在另一疆场。正如一九三一年柳亚子（1886—1958）写的一首称颂他的七绝所云：

　　太原公子自无双 戎马经年气未降

　　甲骨青铜余事耳 惊看造诣敌罗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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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文坛杂咏》之二，见《枷亚子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版。

　　诗中说郭沫若是东汉一代宗师、太原人郭泰的后裔，赞扬他亲历了大革命失败仍虎虎有生气，不甘流亡生涯的寂寞，出其余绪，于古文字研究领域敢与罗振玉、王国维相匹敌。有志者事竟成，其造诣果真令人吃惊：一九三二年一月，《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八月、十一月，《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又相继问世；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月，《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古代名刻汇考四种》亦陆续发行。这些书稿都是由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印的，初版册数不多，一般每种只印五百部，输入国内为数更少，坊间倚为奇货，许多史学工作者竟相购阅而不可得。在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大郎的眼中，郭沫若的前途真是无可估量，一度想认他作乘龙快婿，未成，又把次子田中震二托付给他，拜在他门下攻读中国古文字学。

　　沫若于甲骨彝器之研究可谓费尽心机，许多古文奇字都被他天才地辨识了。罗、王诸家曾以阙疑、待问相号召，以待能者冰释，而今沫若一再揭榜呼应。在他看来，人患不知用心，倘若知道用心，有如国际间谍，虽密码电报亦有法破之，何况祖先所使用过的文字。当然，这并非说在他面前就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所感慨的只是，有些学者对于难题往往未经苦思就以其难而弃置一旁，这太没有出息了。《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全书录成后，他在序中倾吐了这类肺腑之言：

　　并世学者多优游岁月，碌碌无为，其或亘数年而成一编者，语其内容则依样葫芦，毫无心得，略加考释，即多乖互，而彼辈乃动辄以阙疑、勤慎自矜许，而讥人以妄腾口说。呜呼勤慎，呜呼阙疑，汝乃成为偷惰藏拙之雅名耶？余实不敏，亦颇知用心，妄腾之讥在所不免，阙疑之妙期能善用矣。知我罪我，付之悠悠。

二十一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日本的思想统治更加趋向反动，经济生活也很不稳定。中国境内亦同样如此，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在加紧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二九年二月连创造社及其出版部都被封闭。郭沫若好比夹在两块板中间的一团肉，几乎动弹不得：一方面，原先创造社承担按月接济的生活费从此断绝，另一方面，又碰到日本金价暴涨，一时简直难以应付，真是：“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①为了顾全一家六口的生活，他不能再专门从事古代社会的研究，而必须分出精力兼搞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写什么呢？直接描绘祖国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嘛，显然不可能，那么就从追记自己往日的经历中抒发眷恋祖国人民的情怀吧。他时断时续地写下了内容相蝉联的《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等回忆散文，就象大渡河由于在崇山峻岭中迂迴曲折地流着必然形成自己特殊的河道，他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自己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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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的童年〉后话》

　　至于翻译，对沫若说来倒是更符合他心愿的快事。从知名作家的大手笔中遴选自己心爱的作品，边欣赏边译述，乐此不疲，确有无限的情趣。美国作家辛克莱用血汗、呻吟和眼泪写成的小说《石炭王》、《屠场》和《煤油》，深深地打动了沫若，觉得自己从不曾读过这样有力量的作品，书中的主人公保罗等人的命运使他牵肠挂肚，虽然他不满意在辛克莱的作品中，追寻不出苏俄新兴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尖锐意识，不过对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勇敢的暴露了，强有力的暴露了，用坦克用四十二珊的大炮全线的暴露了，这是这位作者最有光辉的一面”①，因而他将这三部小说都介绍给了中国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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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写在〈煤油〉后面》，见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6月版《煤油》。

　　早年瞿秋白曾劝郭沫若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沫若虽有意却一直未遂心愿，现在有时间重新考虑了，恰好上海文艺书局也托人来交涉翻译这本书的事，尽管他有难处，但主要为解决生计也就答应了。这次的译事相当艰巨，因为他不懂俄文，是从德译本转译开始的，同时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本，后又改用英译本为蓝本。由于书局急于出版，他只好边译边寄，书局则边印边出。从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第一分册诞生，到一九三三年三月中第三分册问世，书局出于营业困难竟戛然而止。这时全书只译到了将近一半的光景，还有部分译稿寄存在内山完造那里，当然已无须转交文艺书局，沫若被迫也只好立即停笔。

　　除文艺作品之外，这期间沫若还翻译了给过他不少教益的德国米海里斯所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歌德的《真实与诗艺》，以及英国威尔斯的《生命之科学》等著作。有意思的是，沫若当时的译著，出版时署名有时被换作了别人的名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后，不久坊间即出现了另一种版本，封面上居然标着“李季译”。这位曾留学德国后来参加了托派组织的史学家李季，其本人当然事先并不知道，而是书局企图借用他的大名以逃避国民党政府的禁令，可见当时“郭沫若”这个名朋字实在是个危险的信号。有一次，一位刚从中国来到日本的友告诉沫若，国内反动当局在拿他的作品来测量青年们的思想，凡是喜欢读他的著译的，往往遭到反动当局的杀害。沫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声迭问：“真有这回事吗？”朋友回答得十分干脆：“当然有这样的事，而且我曾亲眼看到在长沙为了一部《橄榄》，杀掉了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至于为《新时代》、《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及其他著作被杀的，也不知有多少。”①听完这话，热血直往头部涌，沫若觉得晕眩，几乎站立不稳……《橄榄》，滴着鲜血的头颅，一张张渴求知识的稚气的脸，一具具失去脑袋的躯体，它们在旋转，倾倒，都压在沫若身上，眼看青年的血快把他淹没了，他感到血的份量，都快窒息了，有气无力，只是在喃喃自语：“笔！我的笔！重！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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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蒂：《郭沫若印象记》，见黄人影编、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2年12月版《文坛印象记》。

　　一九三○年，沫若还完成了一部“生平最得意之作”，即长篇小说《同志爱》，后定名为《骑士》，是歌颂北伐中的一位女战士的，女主人公金佩秋的原型，就是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黄慕兰。篇幅在十万字上下。这部书多少弥补了他一桩未了的心愿：那是一九二九年，高尔基（1868—1936）有意把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国革命写成一部小说，希望有中国的同志和他协作，朋友们推荐郭沫若去，遗憾的是沫若终因种种羁绊而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自此，高尔基的那个意趣时时挑逗着沫若，多少个熟悉的面孔经常浮现在他脑海中，多么沉重的对牺牲了的同志的缅怀，不时缭绕心头，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中国那段光辉的历史形诸文字。于是他一鼓作气地写了散文《武昌城下》，同时又创作了这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骑士》。

　　在此前后，有人曾将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也有人将郭沫若比作中国的高尔基，沫若认为这大可不必，各国有各国的情况，难道中国的作家不跟外国的名家相比较就不足以显出自己的身价？如果一定要比，“中国的高尔基”这一称号只有鲁迅才配。对于鲁迅的伟大，郭沫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清楚地记得这次来日本不久，曾与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的声浪相呼应，用笔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当时可谓竭尽了挖苦嘲骂之能事，觉得唯有这样才痛快，可事后却深感内疚、羞愧，甚至不愿向朋友提起他曾写过这篇文章。他知道历史上的这一笔是涂抹不了的，怎样弥补自己的罪过呢？只有借一切机会来作一些自我批评。他坦率地承认过去对鲁迅激烈的抨击是旧式“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作怪，诚恳地向鲁迅表示：

　　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

　　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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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一九三○年初，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阿英曾就此事写信向沫若征求过意见，沫若即回信表示支持。三月二日，由鲁迅与郭沫若、沈雁冰、冯雪峰、沈端先、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寿昌、李初梨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起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沫若无法直接参加成立大会，他在心里遥祝多年来四分五裂的左翼文坛，从此开创了大联合的新局面。作为“左联”的一个忠诚的盟员，他特地献给新团体一份礼物，即自己的译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将该书版税用作联盟的基金。

　　不到半年时间，北平、东京等地都成立了“左联”支部，同时在上海还组成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沫若为文化界出现的新形势感到振奋，他想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好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尽心尽力。好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成仿吾赴欧洲路经东京时，为帮助沫若全家的生活，曾留下一千元。一九三○年九月，沫若和安娜就用这笔钱在千叶县国分村须和田弁才天买下了二六七番，从此定居在这里。①这是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有五、六间屋子可供使用，书斋、客厅、茶室、厨房和孩子们的起居室都全了。屋前的凉棚上爬着朱藤，凉棚外有一块空地，既是花圃又可当菜园，闲不住的安娜带着孩子们在这里种了许多花木：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椒，蘘荷花和番茄互为邻里，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和蒟蒻。沫若全家特别喜爱牛蒡和蒟蒻，因为它们除了可供观赏之外，前者还长有肉质根，后者是块茎，都可食用，能攻毒、消肿、散风热。②看着妻子儿女们的劳动成果，沫若常为之动心，他不愿做闲士惰夫，便于读书写作之余，也在园内亲手栽种了大山朴（广东玉兰）和银杏各一株。特别是这株大山朴，是他在庙会上花了一元五角钱买来的，他更为珍惜。此外，他还种了许多鹦哥红，花开时满园一片红色。一位日本朋友见了十分喜欢，沫若诙谐地告诉他：因为不能在中国革命，只好在这里种上这些红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来那位朋友也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了这种花，沫若笑嘻嘻地对他说：“呵，你也革命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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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朱长滨：《安娜老人谈郭沫若、成仿吾》，《老人天地》1985年第3期。

　　②1982年11月16日承蒙郭和夫面告笔者：“父亲、母亲最喜欢吃牛蒡、蒟蒻，我们小孩子也很喜欢吃。”

　　③辛文芷：《泰山木和诗碑——访郭沫若的日本故居和故友》，1978年7月5日香港《大公报》。

　　新居的环境堪称地利人和，这里的邻舍对佐藤家非常友好。为图孩子们出入方便，邻人特地把两家中间隔着的篱栅锯开了一个通道。出门不远有一条公路，对面松林覆盖的浅山是附近村里人的公墓。沫若每当写作疲倦了，或者忧郁不堪的时候，便登上那小丘在松林和墓丛中徘徊，脑海里不知多少回翻腾过这样的念头：“我结果怕也只好成为这墓丛中的一座了！”①当时的感受，直到二、三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长松荫古墓，孤影为流连。

　　故国正涂炭，生民如倒悬。

　　自疑归不得，或将葬此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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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芍药及其他·影子》

　　②《访日杂咏·别须和田》，见《骆驼集》。

　　生活环境的改善，并不能完全改变沫若的心境，他忘不了自己是流亡到江户川畔来的不速之客，刑士对他的盯梢一刻也没放松过，连篱栅处打开的那个通道都被注意到了，居然怀疑这是他偷偷开辟的逃路。困居在如此不自由的小天地里，他每每挥舞破毛笔，借抄录庄子的《逍遥游》等古籍以明志。一九三一年初夏，炎热的天气早早来到岛国，沫若又卷起衣袖铺开纸张，学用隶书工工正正地写道：

　　方地为车

　　员天为盖

　　长剑耿耿

　　倚乎天外

　　右节录宋玉小言贱语

　　破笔不能成字可笑

　　辛未初夏

　　郭沫若

　　沫若觉得自己的处境和那些受日本警察凌辱的朝鲜人一样，他们也有祖国，然而自从惨遭日本侵略者大屠杀逃亡到此地之后，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隶，天天起早摸黑做苦工也填不饱肚子，却还要被指控为偷这偷那，甚至诬蔑他们杀人放火吃人肉。有时沫若抱着孩子到工地去，看他们为人家推车运土填沼泽打地基，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他为他们抱不平：“释迦牟尼也要吃东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儿子，在日本放浪着的几万朝鲜人的奴隶，怕不只是偷偷鸡、播播风说的种子便可以了事的。”①

　　当年对征服朝鲜已经露出了侵略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又妄图在中国领土上制造同样的惨剧。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同时将魔爪伸向吉林和黑龙江，而蒋介石却命令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绝对不准抵抗。沫若从报纸上看到祖国大好河山一片一片沦陷，心中无限悲伤，恨不能立刻回到母亲的怀抱，再一次投笔从戎。可惜报国之心无处诉，他只能在致北平友人的信中含蓄地表白一二：“弟遁迹海外，且在乡间，万事均感孤陋，惜无壤流可报耳。……近颇欲于年内或开春返国，届时或能来旧都奉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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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归去来·鸡之归去来》

　　②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116页。

　　真能实现归国的愿望吗？沫若心中并无确切的把握。想想自己原是个被赶出国门的人，现在又受着敌国鹰犬的监视，要获得归国的自由谈何容易！展望前景，归途冰雪弥漫，感叹之余，成五律一首：

　　相对一尊酒，难浇万斛愁。

　　乍惊清貆损，顿感泪痕幽。

　　举世谁青眼，吾生憾白头。

　　人归欲上路，冰雪满汀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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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郭庶英、郭平英等编：《郭沫若遗墨》第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

　　有国归不得的郭沫若，只好咬紧牙关继续度着流亡的生涯。

　　岁月的轮子碾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不断牵动沫若忧愤的情思。继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寇又悍然攻占了沫若早年赴日途中经过的山海关，不久魔爪即伸向热河和河北。三月，我驻守喜峰口的官兵奋起反击，全国各界闻讯争相支援抗日前线。对国内情况十分隔膜的沫若，只能从日本的报纸上将正面报道当作反面消息看。当他推测到喜峰口战役大捷时，好象亲临卢龙山下、濡水之滨，目睹长城一带狼烟滚滚，胸中怎能不翻卷洪波巨澜？他提起多年来从不离身的笔，心驰神往，情不自禁，顺手在抄录甲骨文的稿纸上写下一首七绝：

　　濡水南来千里长 卢龙东走塞云黄

　　毫端怪底风云满 望断鸿图写故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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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叶簇：《祖国情深风云满纸》，《星星》诗歌月刊1984年第5期。

　　然而，人毕竟是最复杂的动物，“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郭沫若当然同意狄德罗的这句话，而且他绝不否认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在他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生存忧患深如苍海之际，他还有另一种难于向人启齿的隐私，即由于个人行为不检点而酿成的祸害。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在致小野寺直助的信中说：

　　且说我万分惭愧和悔恨的是，今年三月末一时寻开心，由仅仅一次不洁的行为感染了淋病（外表尚无显著表现）。在此期间，我传染给了妻子。她忍耐了很久，但是现在病势已经相当严重，症状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今天早晨开始自行检查了小便，发现有多量菌丝和类似之物，至此才感到吃惊，不过已经没有办法了，真是自作自受。我不忍心看着妻子熬受病毒之苦，所以想尽快彻底治疗，已请当地妇产科医生看过。现在非常希望能找一位信得过的医生，如果您在东京或千叶有知交，拜托您能为我们介绍这样的妇科医生。恩德无量，不胜感激之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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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信为日文，现存小野寺直助的女儿小野寺和子处。郭沫若落款标示的日期为11月1日，信封上的邮戳却是10月31日。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折磨，沫若夫妇的病才得到了根治，尽管沫若自己也曾一度很悔恨，但终究不及安娜那样认真和伤心。

　　

　　






郭沫若传--第八章 “了无风处浪头高”






第八章 “了无风处浪头高”

二十二

　　三十年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心目中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郭沫若。许多人都想就近与郭沫若相识，特别是东京左联支部的盟员，一直在积极争取他的支持和指导。鉴于沫若的处境，他很难广泛接触青年们，但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一次参加这类活动的机会。

　　一九三三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沫若应从上海来到东京的一家书店老板的邀请，往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下宿屋有明馆晚餐，顺便与青年作者杜宣晤面。饭前，大家围坐在火钵周围的蒲团上，随便交谈着，由于初次相见，杜宣不免有些拘束。沫若听说杜宣是江西九江人，便问道：“我在高等学校上学时，有个同学是你的同乡，回国后就一直不知他的下落，他的名字叫萧仁炳，你知道吗？”杜宣立即回答说：“他是我私塾的老师，我来日本前还去看过他哩。”沫若感到十分诧异：“怎么萧仁炳去教私塾了？”杜宣赶快作了解释：“他回国后找不到职业，穷愁潦倒，只好回到家乡，在一个小庙里收了几个学生，靠此糊口度日。”几句话勾起了沫若对故国的深深怀念，和对国民党政府祸国殃民的无比愤慨，他把手中捏着的“希望”牌纸烟掷在火钵里，突然站了起来在室内踱着方步，忿忿不平地说：“这真不象话，他在帝国大学是学地质的，是一位胸有抱负、学有专长的人，竟找不到一个工作，这是怎么样的国家啊！”杜宣看他真诚坦率，一点都不矜持，从此谈吐再也没有什么顾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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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杜宣：《夏夜星空》，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一九三四年五月，青年画家傅抱石（1904—1965）在东京银座松坂屋举行《书画篆刻个展》，沫若不但为他的许多作品亲笔落款题诗，而且亲自为他主持了开幕式，热情接待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法家中村不折、作家佐藤春夫等莅临参观，并协助举行记者招待会，亲自在会场担任翻译。日本观众对傅抱石的艺术造诣大为惊叹，尤其推崇他的刻有《离骚》全文的两方鸡血石印，认作中国艺术的奇迹，许多人买了他的图章、字和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人向来被视为该受奴役、宰割的对象，而抱石却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尊严，这委实令沫若欣慰。他觉得这次展览虽然收入并不怎么可观，但替中国人确实是吐了一口气。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他劝抱石再开一次个展，并表示自己愿向一般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推荐。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沫若应邀往东京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题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他以《庄子》中的一段典故作引子，说古代有个越国人逃亡国外，几天后看见本国的友人便很高兴，几个月后看见一般的本国人也非常高兴，一年后看见貌似本国的人竟也高兴极了。正是“去人滋久，思人滋深”，自己离开祖国已经八年，现在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骨肉同胞见面，真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了。这一番满怀深情的话语，使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家乡与亲人团聚在一起。接着，他含义深长地谈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是从中国流到日本，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是从日本流到中国，然而前者得到了成功，后者却失败了，原因何在呢？绝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头脑比欧洲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劣等。他有心举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德国学者康恩从非洲人、澳洲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四种民族中，各取了一百个头盖骨来衡测它们的容量，测量结果表明，头脑大的，中国人居多，头脑小的，中国人居少，而且最大的头脑中国人也比欧洲人多，最小的头脑中国人则比欧洲人少。为此，沫若激动地高呼：

　　我希望我们中国人

　　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

　　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

　　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

　　会场上掌声雷动，群情沸腾。坐在头两排的日本的刑士们干瞪两眼，一声不吭。混杂在人群中的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的几名反动留学生却骚动起来，他们歇斯底里地狂呼“打倒共产党郭沫若”，并往台上乱扔梨和苹果。沫若神态自若，面不改色，对他们嗤之以鼻。几天以后，他在青年会主办的小报上刊登了两句打油诗：“权宜梨儿作炸弹，妄将沫若叫潘安。”

　　可算作对这伙歹徒的绝妙报答！

　　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沫若在家中接待来访的青年诗人蒲风（1911—1943），从自己的诗歌创作经历一直谈到中国诗坛的新动向，对新诗的形式、创作方法和诗人的组织等一系列问题都发表了看法。当蒲风问及为什么近来少有诗作时，沫若坦然答道：“主要的原因，大约是生活上的限制吧，其次是头脑已向理智方面发展，没有余暇来致力于诗歌了。”他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诗人身上，盼“努力化除个人的意气，坚定思想上的立场，作时代的前茅，作大众的师友”。在此前后，他曾就诗歌创作问题，与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通信，还写了《七请》、《关于天赋》等文章以答疑。

　　一九三七年春，东京的一部分留学生公演曹禺的剧作《日出》，扮演女主角的是刚从复旦大学毕业来到日本留学的封禾子（即凤子）。演出的第二天晚上，沫若前往剧场观看，遇见了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1883—1962），他已经是来观看第二次了。秋田老人诚恳地表白道：“中国人的确是天才，象《日出》这样规模宏大的剧本，日本很少见；尤其是象封小姐那样的演员，日本是自从有话剧运动以来，从不曾培养出过的。”沫若谦逊地说：“封小姐还是一位大学生呢。”“是啦，”秋田立即补充道，“我昨晚同她谈了好一会，所以中国人的确是天才。”老人那一头的银发，都好象荡漾着诚意。沫若听了这话，确实感到自豪，是的，中国人的确是天才！数日后，封禾子等人往须和田拜访沫若时，沫若和安娜杀鸡买鲂热情款待，并在玉版笺上题了一首七绝赠送给她：

　　海上争传火凤声，樱花树下啭春莺。

　　归时为向人邦道，旧日鲂鱼尾尚赪。①

　　--------

　　①见凤子：《雨中千叶》，198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他一边写，一边还向她解释“火凤声”、“鲂鱼赪尾”的含义。

　　……年年月月，赴不完的约会，谢不绝的来客，沫若的流亡生涯一点也不清闲。单是设在东京三闲庄的杂文社，他每月至少要去一两次。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东京左联支部陈辛人、魏猛克、林焕平、林林、邢桐华、任白戈（1906—1986）、杜宣等人创办的这个《杂文》月刊，沫若可谓特约撰稿人，也还参加了东京左联支部，实际上他是刊物的顾问。《杂文》是在东京编排印刷，然后寄到上海向国内发行的，出到第三期就引起上海反动当局的注意，随即被禁绝。大伙开会商量对策，沫若建议：“就改名《质文》吧，歌德有本书叫《质与文》。”于是刊物改了名又继续办下去。质文社为了宣传革命文学理论，还发起编印“文学理论丛书”，由沫若带头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本《神圣家族》中摘译了后半部，取名《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后改名《艺术的真实》），被列为该丛书第一种，于一九三六年五月正式出版。除《质文》之外，得到沫若帮助的，还有《东流》、《诗歌》（后改名《诗歌生活》）和《留东新闻》等刊物。另有一些进步留学生李春潮、覃子豪、李华飞、彭澎等人，也在郭沫若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并由他提议取名《文海》。

　　对于青年人的要求，沫若是有求必应。他为王亚平的《都市的冬》题签书名，为张白衣的《信号》、甦夫的《红痣》、张天虚的《铁轮》、周而复的《夜行集》、金祖同的《甲骨文辨证》、杨凡的《文学论》等书作序，为丘东平、臧云远等人审阅、修改文稿，为冯和法、陈文彬等人筹办“不二书店”提供书稿。他认定“青年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是青年的产物”，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他们的，故关心、爱护、提携他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当他知道邢桐华懂俄文，便对他说：“《战争与和平》我不想再译下去了。我只从英文参照德文来译，你就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下去吧！”邢桐华表示愿意一试。于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的《质文》第二卷第一期上刊登了这样一则预告：

　　《战争与和平》……前由郭沫若先生英文译至中文，惜功成半途而罢！现在郭先生愿将自己权利让与邢桐华君，俾从原文直接翻译，完成翻译界壮举。邢君现根据比留考夫监修托尔斯泰全集，苏联新版托尔斯泰全集，并参照英日译各种全集，着手翻译。

　　遗憾的是，结果邢桐华未能真正接译，直到四十年代初，才由他的朋友高地完成了这桩译事，斯时郭沫若对高地也同样给予了支持。

　　当郭沫若如此不遗余力地栽培年轻一代的时候，鲁迅不顾地域的暌违，也于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间从上海来信、来稿，鼓励和支持杂文社的青年朋友们，主张左翼文艺界都应当大力加强团结，并表示要与郭沫若携起手来一同对敌。他在信中还说：看见郭沫若在《杂文》上发表文章很高兴，因为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法西斯压制，左翼作家的作品已经很难发表出去，这时候郭沫若能出来发表文章，进行各种活动，那是非常重要的，但也要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注意。①鲁迅这封给杂文社的信曾由魏猛克送给郭沫若看过，沫若心悦诚服，报以会心的微笑。东京的文学青年们见到这两位“五四”新文艺运动的旗手和闯将互通音信并致意，受到了很大鼓舞。他们也积极支持沫若的事业，听说他早就怀有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志向，留学生们曾为此发起募捐，每人自愿资助日币五元，作为该书中译本的印刷费。②可惜当时国内没有一家书店敢冒这个风险，以致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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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猛克：《关于左联的一些回忆》，《湘江文艺》1978年第10期。

　　②据笔者1982年12月30日访问罗永麟谈话记录。罗是当年在日本的留学生。

　　“心有灵犀一点通”，鲁迅关心在日本的文学青年，郭沫若也在关心国内的文学青年。就在鲁迅与杂文社书信往来不绝期间，沫若也在频繁地与上海《宇宙风》杂志的编辑通信，同样一再强调：

　　目前处在国难严重的时代，我们执文笔的人都应该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不要划分畛域。彼此有错误，可据理作严正的批判，不要凭感情作笼统的谩骂。（以前的左翼犯有此病，近因内部纠正，已改换旧辙矣）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意见，你们如肯同意，我决心和你们合作到底，无论受怎样的非难，我都不再中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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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宇宙风乙刊》1939年3月第2期。

　　这时“左联”已宣布解散，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另行组织了作家协会（后改名中国文艺家协会），沫若也参加了这一组织。

　　沫若与众多青年联系，势必引起日本警方的注意，几乎他走到哪里都有穿黑西服的人尾随在后。炎夏，他跟妻子儿女去太平洋畔的浪花村岩和田避暑，只不过小住十日，居然也有刑士在跟踪探头探脑地窥视。他从报上获悉周岂明（作人，1885—1968）亦在江户小寓，日方礼遇甚殷，时有宴请，这与自己的生活恰成鲜明的对照：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这说明什么呢？他下海浸了一会儿，没有风，浪头倒不小。人们往往爱说“无风不起浪”，其实熟悉大海的人方才知道，大海惯爱无风起浪。忽然他的脑海中涌出了两句诗一样的文字：

　　举世浮沉浑似海，了无风外浪头高。

　　他洞察到了生活的底蕴：在大风大浪中奋臂搏击固然是一种考验，于无风处劈波斩浪也是一种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后一种考验更为严峻。

二十三

　　一九三六年春，东京街头坦克车在结队游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华后备军正在紧急行动，战争的风云密集于中国的上空。郭沫若虽然难以及时打听到国内有关抗日的种种新信息，诸如：东北义勇军在汤源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以杨靖宇（1905—1940）将军为总司令；陕北红军组织的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发表《东征宣言》，随即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蒋介石却命令何应钦驻守太原，调集兵力予以堵截；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呼吁各党派联合抗日。但他从此间各种突兀的迹象大体亦有所察觉，他已经闻到了浓烈的火药味。

　　连日来沫若的心情烦躁不安。前几天他在东京街头的一家鳗鱼食堂内，曾听到收音机里在播放恼人的日本军人的演讲，什么“……满洲……支那……膺惩……不逞……非常时……帝国……”，这些词儿象流弹一样向他的早已破了的鼓膜打来，尽管听得不甚清晰，不过大意尚能捉摸得到。这种刺耳的音响仿佛一直在耳边萦绕。

　　对沫若说来，一天中唯一比较轻松愉快的时刻，是午前九点前后，因为这时候邮差要来，会送上一些已知或未知的友人的信件以及刊物。这是五月的第一天，他随手翻阅邮差刚送来的日本《世界知识》二月号，见卷首刊载了一组照片，冠着醒目的标题《镜头上看见的支那共产军》。他本能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借题发挥了。细看那些照片，其中有一幅：前面，两个青年赤裸着上身，双手被反剪在背后，颈子上高高地插着一根标签（看不清上面写的人名和罪名），两脚都锁着铁镣，而他们的面部表情却是从从容容，泰然自若。后面，三个荷枪的士兵在监视着；旁边，一个头戴铁盔、身穿短打的便衣人员，当是刽子手，他带着一脸的嘲笑，用手杖指着青年脚上的铁镣。显然，这是共产党员被捕后押赴刑场的镜头，可是刊物的说明文字却写着“被共产军捕住而强迫他们投降的住民”。再看另外几幅照片的说明文字，也都与实际内容完全相反。这不是故意歪曲吗？已逾不惑之年的沫若，激起的爱国义愤丝毫不减当年。被帝国主义的狂涛恶浪席卷着的母国哟，幸亏有象照片上的这些共产党员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海堤在保卫着她！沫若轻轻抚摸照片上遇难同志的头颅，心中升腾起崇敬之情。

　　母国的形象岂容歪曲！他想到日本《文艺》杂志编辑部的约稿，要他以“作为日本文学课题的，支那”为题，做一篇关于怎样描写中国的文章。此时此地，他觉得从日本人口中吐出的带有蔑视意味的“支那”这个词，显得特别刺眼，就象个死苍蝇似的，简直叫人恶心，必须将它从标题中挖掉，而代之以“我的母国”。文章一开头，他郑重其事地声明：

　　我不想叫我母亲在那儿生下我而且把养大了的“中国”为“支那”，固然，我不是世间的所谓国家主义者。

　　但是我也不想在爱国者的一件事上而落人后。为着“弱”就是罪的原故，我的母国正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危难。为着她，就是在这一瞬间要我舍去我的生命都是所不顾惜的，我时常这么想着，也许仅是这种意趣是可以代表中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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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稿为日文，中译文见上海《文学丛报》1936年7月第4期。

　　是的，没有这种意趣，怎么配称炎黄子孙？沫若为母国悲哀，同时也为母国骄傲。母国的真情实况到底是怎样的，沫若心中自然有数：“在那儿正有着伟大的，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俨然的现实活着，在那儿有从被战车，坦克车轧杀着的大地的心底迸发出来的铁流的浩荡，有多次新生机的胎动，阵痛，流产，……”他写到这里，多么希望日本作家和广大人民不要受他们统治者的蒙骗，他敦劝他们“在将中国当作课题之前，积蓄关于中国的体验，是第一条件。如果想积蓄体验，跨过黄海去，至少对中国生活有一年或两年的修养”，否则就休想写出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真实身影。

　　在战火中挣扎的母国，她的每一声呻吟、每一个举止，都牵动着沫若全身的神经。眼看抗日救亡的声浪弥漫全国，并且横溢到了国外，与政治方面有人建议组织国防政府相呼应，在文化方面又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主张。他想起不久之前在质文社的一次编委会上，曾听任白戈说上海文艺界的一些同志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当时心中不免有些犯疑：“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吧。”这是因为他对“国”字有所犹豫，国是蒋介石在统治着的，而他对蒋介石是够憎恨、厌恶的了，笼统地谈“国防文学”岂不是模糊了阶级阵线？因此，有人约他写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他一时多所顾忌。一天，质文社的林林来访，兴冲冲地带来了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是他在东京神保町青年会从国内寄来的书报里，乘着人手杂、邮件多捡来的。很久没有得到党的消息的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他贪婪地读着这份印在淡红色纸张上的《八一宣言》，顿觉拨开云雾见青天。宣言指出：当前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种的惨祸已经迫在眉睫，因而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立即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沫若还看了季米特洛夫（1882—1949）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细细体会《八一宣言》的精神，终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理出了主线，明确了目前的中国民族矛盾已经超过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国”，当务之急在于实现全民总动员，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文化战线也必须总动员，作为意识形态有力斗争工具之一的文学，当然也要纳入这一斗争行列，因而提出“国防文字”的口号应当说是及时的，他从心底里表示拥护，这时他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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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国防文学”的口号原是周扬、夏衍等人提出的，当时没有来得及和鲁迅商量。同是出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和茅盾、胡风（1902—1985）等人也酝酿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他们曾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①，以致未能如愿以偿。两个口号都各有一批赞同的人，双方论争十分剧烈。郭沫若起初认为没有必要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他是站在“国防文学”论者一边的。一九三六年六月间，他连续写了《在国防的旗帜下》和《国防·污池·炼狱》两篇论文，鼓吹“国防文学”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是“积极的反帝运动”吹起的军号，对担心提倡“国防文学”会堕入“爱国主义的污池”的错误论调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倘若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那样的爱国主义才是“污池”，而如果爱的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这样的爱国主义只能视为“炼狱”。鉴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自身的缺陷，沫若还特意申述己见作了补充：

　　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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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为了与朋友们进一步交换意见，七月十日沫若又以“国防文学”为专题，跟陈北鸥、任白戈、林林、张香山等质文社同人举行了座谈。他在发言中强调“国防文学”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含义更广，前者包括了后者，因此后面这一口号“如果在国防文学问题的内部提出是对的，如果同国防问题对立起来自然是错的”。

　　对于郭沫若的这些看法，鲁迅非常重视，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篇万言长文中，诚恳地表示“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

　　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不过，他也持有异议，比如，他指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

　　由于鲁、郭之间长期以来时有笔墨纠纷，再加上这次关于文学上两个口号的意见分歧，一些反动政客和文人便乘机挑拨离间，飞短流长，妄图破坏和分裂他俩的关系。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上海出版的反动杂志《中外问题》（其前身为《社会新闻》）第十六卷第四期上，置于《党政秘闻·文化情报》专栏的显著地位刊载的《郭沫若与鲁迅》，居然扬言“文坛上没有两把并列的交椅”，鲁、郭绝不会“释嫌为欢”，这些家伙巴望能“坐山观虎斗”，眼见他俩落得个“两败俱伤”。

　　事情果真有点麻烦，东京的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读了鲁迅的长文后都很愤慨，而且有许多人感到彼此的分歧愈见严重，他们对事态发展的估计更加悲观了。唯独沫若不以为然，他披阅了鲁迅的万言书，觉得问题是明朗化了，看到了解决纠纷的曙光：鲁迅先生毕竟不愧是我们的鲁迅先生，他的态度是这样鲜明，他的见解是这样正确，原来他对于“国防文学”并没有反对，而是同意两个口号并存，他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鲁迅说得好：“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使沫若深感内疚的是，自己对鲁迅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论争吧，在读那篇长文之前，竟没有摩触到他的真意。阋墙的兄弟应该外御其侮，八月三十日，沫若打着赤膊费了一日之力，草成《蒐苗的检阅》一文，把这次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看作一次军事演习，就象古时候按季节征集全国壮丁举行大规模田猎一样，春天的谓之“蒟”，夏天的谓之“苗”，鲁迅也是“在调遣着我们”作“检阅军实的蒟苗式的模拟战”。

　　敌人的阴谋诡计终究未能得逞，通过两个口号的论争，郭沫若与鲁迅非但没有决裂，反而更加亲近了。他们始终有着同一的目标，而今主动紧密配合，有时还采取统一行动。十月一日，郭沫若与鲁迅、茅盾、巴金、冰心等二十一人，在上海《文学》月刊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呼吁全国文学界同人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起来，要求废除“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他们的爱国呼声，很快传遍海内外，反动派为其威力所震慑，十分懊丧。

　　正当郭沫若对鲁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时，万万没有料到鲁迅会溘然与世长辞。这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黄昏时分，伏案工作了一天的沫若拿起刚送来的晚报随意浏览，突然见到了这条消息：鲁迅先生于今晨五时二十五分在上海逝世。他惊得呆了好一会，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对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十分怀疑，特意跑到邻家去借阅了别种报纸，见也载着同样的噩耗，他的心被揪成了一团。秋风卷着秋雨扑进窗内，不断的雨丝更增添无限的哀愁：从此永远失去了与这位文化伟人晤面的机会。无论是人和物，为什么到失去了的时候才特别感到可贵和恋念呢？沫若恨与鲁迅相知太晚，现在只能让怀念永远与惆怅交织在一起了。联想到六月间获悉高尔基死耗的那天，也是个阴沉沉、雨凄凄的日子，这雨啊，怕是上苍在哀悼人世间这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吧？唉，仅仅相隔四个月，竟接连失坠了两颗宏朗的巨星！在浸淫的雨意内外交侵着的夜晚，他觉得周围的黑暗好象增加了浓度和重量。他默默地重又提起笔，想写点什么。晚饭时间早就过了，安娜看他木然坐在那里一时不想离开书房的样子，也就没有催他。陷在哀思中的沫若，他想到要撰文给鲁迅以高度的评价，又怕自己是最不适当的人，但最终还是挺身而出，敢于直率地对着一些谗谤者吐出自己的心声：“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他便取《民族的杰作》为题做了一篇悼文，这才放下笔起身往厨房走去，口中还在念念有词：

　　中国文学由鲁迅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是以鲁迅为真实意义的开山，这应该是亿万人的共同认识。……鲁迅的战斗精神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尤其是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鲁迅的死震动了全中国，进步的人们哀思不绝。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躲过日本法西斯鹰爪的干扰，以东流文艺社、质文社、中华戏剧协会、文海文艺社、中华留日世界语学会等团体的名义，于十一月三日在日华学会举行追悼鲁迅大会，到中日文艺界七百余人，郭沫若亦冒险赶来参加。礼堂中央供奉着鲁迅遗像，两旁满悬哀挽屏联和花圈。

　　沫若亲笔书写的挽联是：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鲁迅先生千古

　　郭沫若拜挽

　　他赠送的花圈亦显目地摆在主席台上。演说、致词者一个接一个，其中佐藤春夫和郭沫若的演说最引人注意。沫若的话每当结句均掌声四起，他说：“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在国际间的功勋，是孔子没有的，鲁迅先生之死能得着国际间伟大的追悼，这在中国是空前的一个人。”最后他提高了声调，援引中国崇仰孔子之词改为纪念鲁迅，云：“呜呼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之前，既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呜呼鲁迅，鲁迅鲁迅！”①然而曾几何时，鲁迅尸骨未寒，就有苏雪林等人往他脸上抹黑，竭力反对颂扬鲁迅，无中生有地列举所谓“鲁迅之劣迹”，恣意诬蔑他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好恶小人”。更有日本的一个有名的集纳主义（新闻主义）者谬托知己，居心叵测地将鲁迅歪曲为“亲日作家”，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华制造口实。沫若认为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对于鲁迅的重大的侮辱”，他先后写了《不灭的光辉》、《替鲁迅说几句话》等文章，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

　　人不能死而复生，鲁迅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新文艺可不能让它和鲁迅一同逝去，沫若深深地感到鲁迅遗留下来的责任的重大，怎么办呢？好在“鲁迅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他想：“拿着剑倒在战场上吧！以这样的态度努力工作下去，怕才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道路。”②

二十四

　　自从流亡日本以来，郭沫若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的研究，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已经被他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只要是他所能涉猎的畛域，他都作了尽可能的勘探和耕耘，其成果是一篇又一篇、一部又一部署名郭鼎堂的文章和专著。“鼎堂”，沫若此次来日后新取的别号，从一九三一年发表《毛公鼎之年代》起正式公开署用，现在几乎代替了他的本名。由于他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已将郭鼎堂与著名古文字学家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合称“四堂”。说起“鼎堂”的来由，还有一段故事呢。《说文解字》云：“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贞、鼎两字可以通用。鼎而附之以堂者，取其音“丁当”，取其义“鼎当”。沫若曾说“在感触上这个别号，实在有点陈而且腐，它的作用也就在有意地取其陈腐”。③当时不是有人担心他成天价摩挲古物，会“玩物丧志”陷入陈腐而不能自拔吗？其实这是沫若在特殊的环境里，借金石之学磨炼自己对祖国的忠贞。一九三二年，他曾在《金文丛考》标题页的背面，用古文字题了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心情：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公子囚秦，《说难》《孤愤》。

　　我遘其厄，媿无其文。

　　爰将金玉，自励坚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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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鹅：《留日学生追悼鲁迅》，1936年11月12日《新民报》。

　　②《坠落了一个巨星》，原为日文，中译文见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③《鼎》，1936年6月《质文》第5、6期合刊。

　　沫若怎么会自甘沉沦？在他的心底蕴藏着英光正气，他要向自视甚高的“国粹”先生们挑战，特别是要向标榜“整理国故”的不可一世的胡适之流挑战。就在鲁迅逝世的那一年，沫若从报刊上见到胡适大言不惭地声称：“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格法诺·兰登来打罗斯福——有人说：你不能拿没有人来打有人。我们对于左派也可以说：你不得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对于如此这般狂妄的论调，沫若以为只有靠实战才能取胜，即准备拿点他们所崇拜的“东西”，货真价实地“打”得他个落花流水。

　　鉴于殷墟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除林泰辅著有《龟甲兽骨文字》之外，未见其他著录，沫若即乘寄寓此邦之便，想方设法广为搜集。早在一九三二年夏秋之交，他就偕弟子田中震二开始从事探访，先后到过东京大学考古学教室、上野博物馆、东洋文库和京都大学考古学教室，造访过的收藏家则有中村不折、中岛蠔山、田中庆大郎、内藤湖南、富冈君撝家属等，总共看到的甲骨多达三千片左右。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国内收藏家刘体智把他所藏的甲骨文拓本二十册，托金祖同（笔名殷尘，1914—1955）送到东京，希望能有人加以利用、进行研究，这又给沫若提供了方便。从此，金祖同亦师事于郭沫若。师生二人朝夕过从，孜孜仡仡，反复研商，整理编释，其乐无穷。面对一张又一张拓片，由纸上不同形状的甲骨文字，沫若常神游旷古，陶醉在幻想与现实难分的境界中。看，这一张拓片上的字，一连串都歪歪斜斜不成体统，其中仅有二、三字合乎规矩，显然这是初学者刻鹄不成，为之师范者从旁捉刀相助之结果。此师弟二人蔼然相对之态，恍如目前，沫若觉得这实在是饶有趣味的发现。在众多甲骨拓片之中，时有断片残简，长期以来无头无主可寻，沫若居然能条分缕析，顺藤摸瓜，合二、合三甚至合四为一而成整简，使原来不可读或读不通的卜辞，得以返其本来面目。

　　当沫若正在着手将刘体智所提供的拓本选编为《殷契粹编》的时候，东京的著名汉学家河井荃庐托人捎来了信息，表示愿意以自己所珍藏的资料与他换阅刘氏拓本。对于河井荃庐，沫若久闻其人其事：他是日本财阀三井银行的老板三井源右卫门的学术顾问，对我国殷墟文物、明清艺苑十分熟悉，手头掌握的甲骨以及其他诸器物的拓本极多，向来视之为天壤瑰宝，秘不示人。据说中村不折曾向他告借石鼓拓本照片而未允，但他对郭鼎堂却非常敬慕，早就有谋一面之意。

　　这年初夏的一天，沫若偕金祖国往东京拜访河井荃庐。他穿着一袭府绸大衫，这是安娜特地从衣箱底下翻出来的，大概考虑到河井荃庐是位有名望的人，她一定要丈夫穿得体面些。这件衣裳还是当年他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她为他做的，多年来一直未舍得穿过。师生二人来到河井家，主人大喜过望，真象五体投地似的伏在席上欢迎，表示久仰和景慕。沫若也连忙回了礼。河井老人从书房对面的一间木板屋里搬出他的宝贝，让客人仔细端详了三井和他本人的藏龟。沫若感到大开眼界，他悄悄地告诉祖同，无论在中国抑或在日本，这种古物要算河井的最精了。河井看他们对他的藏品赞不绝口，不免有些喜形于色，便伺机说：“既然郭样（先生）和殷样（先生）对于这些很有兴趣和心得，我想在明年与藤原君办《书道杂志》时，要请你们两位给我们写稿了。”沫若满口应承，他还指着祖同对老人说：“他要拓你们贵国藏的甲骨，将来也需要你多多地帮忙和指教呢。”后来金祖同编的《殷契遗珠》、《龟卜》等书，就是取材于河井等人所藏的甲骨拓片，沫若曾一一为之作序，叙述其成书之颠末，说明其成就之不易，以公同好。

　　沫若与河井荃庐的这次晤面，收获更大的还在于得以借阅渴望已久的石鼓文拓本照片。石鼓文系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原文是十首四言诗，分别刻在十块鼓形的石头上，其制作年代久远，唐初方被发现。明代嘉靖年间锡山有位著名的藏书家兼印书家安国，他收藏了石鼓文最古的北宋三种拓本，号称“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传世后可惜三种本子均于抗日战争前被民族败类出售给日本三井源右卫门，其间从中斡旋的就是河井荃庐。一九三二年秋沫若在文求堂书店曾有幸目睹“后劲本”的照片，这是三井的儿子借给朋友观看而流散在外的。沫若即据以写成《石鼓文研究》一文，收入《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之内，并把翻印的照片寄回国内，由史学家马衡（1881—1955）、唐兰两人负责印出，当时误信耳食之言，曾以为是另一种拓本的“前茅本”。与此同时，上海艺苑真赏社又将“中权本”冒充“十鼓斋中甲本”。此中蹊跷怎样才能阐明呢？必须查对三种拓本。现在沫若终于从河井手中看到了这三种拓本的全部照片，真是快不可言，便立即委托美术家林谦三照了相，拿拍电影用的卡片重印下来，再去扩印成大幅照片。对之细加考察，沫若断定石鼓的制作年代当在秦襄公八年、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七七○年。他还发觉，石鼓呈馒头形，这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它所象征的是天幕，如同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今人所谓蒙古包，说明秦襄公时代的生产状况离游牧阶段不远，所以在刻石上采取了这种形象。随即他补充和修改了《石鼓文研究》，然后将书稿连同照片寄给了上海孔德研究所负责人沈尹默。沈氏收到后，即以“孔德研究所丛刊之一”予以公开出版，并在序中说：“近来研究《石鼓文》者实非一家，比诸往昔，发明已多。唯于建石之意推阐无遗，而持论精辟者，固当推此著为第一，要非阿私之言也。”

　　沫若对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鼓文的考释都有所建树，大大有助于他对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文艺创作准备了条件。他是喜欢以历史人物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在流亡日本期间，孔丘、孟轲、老聃、庄周、秦始皇、楚霸王、贾谊、司马迁等，都曾先后成为他笔下的人物。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将自己的历史小说结集为《豕蹄》，当时正在提倡汉语拼音文字，朋友们替他加上了插画的同时，每篇后面还特地附上了新文字的译文。“豕蹄”者，猪蹄也，沫若于序中有言：“这个名目我觉得再合口胃也没有，而且是象征着这些作品的性质的。这些只是皮包骨头的东西，只要火候十足，倒也不失为很平民的家常菜。”

　　创作历史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研究，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这时候他在史学家搁笔的地方，往往需要借助想象以发展历史的精神。孔子是“道贯中西”的大圣人，然而在郭沫若的眼中他也还是人，而绝不是神。《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孔子困于陈蔡的故事，通过沫若的大脑，竟幻化为充满生活气息和幽默感的历史小品《孔夫子吃饭》，一个“巧伪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孔子等人困饿了七天，是颜回解围并得到了馈赠，拿着米回来煮粥给大家吃，孔子心里着实佩服他，可是嘴上却说：“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是有老天爷看承的呀。”大家担心锅里的粥不够吃，孔子亦不免忧虑，他看到颜回先掏了两指头饭送进嘴里，便觉得伤了自己作为领袖的尊严。后来弄清楚这是误会，他把自己的疑心告诉了大家，于是又得到了安慰：“我的领袖的尊严，并没有受伤。”

　　《荀子》有句云：“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疆也。”这句话经过沫若巧妙的艺术加工，居然被敷陈为情节生动的又一历史小品《孟夫子出妻》，惟妙惟肖地揭示了圣人之徒为圣贤和女色不可得兼而矛盾的心理：一会儿想舍老婆而取圣贤，一会儿又决定与其远师孔子不如近法夫人。

　　《孔夫子吃饭》和《孟夫子出妻》中的孔孟都是“巧伪人”，沫若自信并没有故意要把他们漫画化或者胡乱地在他们脸上涂些白粉，而是在事前已经尽了相当的检查和推理的能事以力求绘出其真容。在他看来，“任意污蔑古人比任意污蔑今人还要不负责任。古人是不能说话的了。对于封着口的人之信口雌黄，我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①但对已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作者的笔则是要采取反叛的途径的。孔孟有虚伪的一面这原是客观事实，而沫若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和盘托出这一面，那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都在鼓吹尊孔，妄图借历史的幽灵以掩饰他们的丑恶面目，用“大成至圣先师”的香火以迷惑大众的心窍。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情地刨了这些坏种的祖坟，的确可以收到讽谕的效果。

　　栖身了无风处的沫若，尽管不能亲历祖国境内斗争的风浪，但他也还是感觉到了浪头迎面扑来，他不愿坐视，迫切需要参战，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写小说、做文章都能配合。遗憾的是自己时时痛感对于国情的隔膜，无法从祖国人民活生生的生活中采撷资料进行创作。近来不是有人责备他“石女化”了吗？他不想辩解，对他说来要紧的是行动。他一天都闲不住，就连胸部生了碗口大的痈，医生说有生命之虞，他也还要坚持读书、看报和作文。疼痛难忍的创口，使他产生一个执拗的念头：“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大约已经变得来只晓得吃自己的赤血球，不会再抵抗外来的细菌了。”②他多么渴望返回祖国，直接参加火热的斗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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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从典型说起》，1936年10月《质文》第2卷第1期。

　　②《归去来·痈》

　　沫若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祖国的动静，每有好友来访，总要尽情谈论抗日的形势。这种对母国无限怀念的心情，在他题赠给朋友的一首五律中，表现得极为真切：

　　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

　　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

　　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难甘共鱼烂，矢得一升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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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信美非吾土》

　　离别祖国快十年了，无论国还是家，都发生了怵目惊心的变化。亲爱的母亲和大哥已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先后病故，最使沫若痛心的是无法回国奔丧。来日本的第五年，又由沫若亲自接生，新添了一个儿子志鸿。家庭的拖累倒不算什么，最难受的是精神上的种种刺激。一九三六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原是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的武装政变，宪兵居然也要把沫若拉去询讯。此次暴乱很快被平息，其后执政的广田内阁更加反动，积极策划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在经济上推行“战时体制”，在政治上则搞什么“国体明征”，并实施“社会新编制”，妄图健全法西斯体系。生活在这样一个比监狱还不如的国度，连一般有爱国情绪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被加紧监视中，何况对郭沫若？他想起有人说他“海外十年”是在享清福，诚然，比起“火线十年”或“铁窗十年”的朋友，自己委实要惭愧得流泪的，不过他实在并不想再这样“福气”下去。

　　这年年底，在福建省政府供职的郁达夫，以出国购买印刷机为名顺道游历日本。当他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佐藤家门前时，可把沫若和安娜乐坏了。十年不见，一旦重逢，彼此不知有多少话要相互倾诉。达夫和沫若专门约见了一次，两人畅谈了整整一天。记得一九二十年达夫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广州事情》，沫若站在当时的立场上曾去信批评这篇文章“倾向太坏”，后来再加上王独清的挑拨，达夫“因一时感情作用”而与创造社脱离了关系，两位亲如手足的朋友之间顿生龃龉。然而一旦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便什么隔阂都消除了。眼下，他们取着偏僻的路径并肩而行，时而漫步在真间山一带，时而徘徊于江户川畔的大堤上，冬阳煦煦，江风习习，友情的话语互相温暖着心肺，这中间自然少不了谈论中日两国交锋的形势，达夫希望沫若再度归国共事，沫若何尝不想重温旧梦？

　　在达夫滞留东京期间，沫若曾先后应改造社、中国文学研究会、东京诗人俱乐部、日比谷山水楼主人之邀，出席他们为达夫举行的欢迎会。在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作东道主的晚宴上，沫若应增田涉索求留下一首七绝：

　　银河倒泻自天来，入木秋声叶半摧。

　　独对寒山转苍翠，渊深默默走惊雷。

　　在座的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木村毅、林芙美子等人都在围观，但见字迹歪歪扭扭，似乎象作者本人一样带着醉意，然而诗中的意识完全清醒。

　　在中国文学研究会设的宴会上，酒过几巡之后，沫若突然代达夫接杯痛饮，他有些担心达夫酒醉之后会自我暴露，泄漏他俩谈话的内容。散席前，主人武田泰淳照样吩咐店里的侍女拿了些斗方来要大家题字，沫若一口气写了好几张，其中给达夫的也是一首七绝：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题罢，他怕自己的用意太露，便握着武田泰淳的手反复说：“我永远在日本住下去。”出门时还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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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两次赴宴的情况系据增田涉等人的回忆以及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转引自吕元明：《郭沫若在日本》，见1983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7辑。

　　一个月后，达夫又回国了。这一对“孤竹君之二子”哟，“叔齐”西去，“伯夷”仍留东国。此番携手相期何处聚？但愿不久春申江畔重相会。

　　

　　






郭沫若传--第九章 “又当投笔请缨时”






第九章 “又当投笔请缨时”

二十五

　　日本早已于一九三二年进入军人专政的时代，这以后内阁频频更换，日益成为军部的傀儡，他们疯狂地发动和扩大侵华战争，梦想重演“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惨剧，因而正直、反战的政治家不断遭到杀害。沫若十分敬佩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1849—1940）和尾崎行雄，尤其感激尾崎敢于在一九三七年的内阁会议上仗义执言。这年的四、五月间，日本的一部分基督教徒特在东京日比谷设宴慰问尾崎，沫若亦应邀出席作陪。席间，他请求尾崎谈谈对中日战争的预测，得到的回答是：战争难免，日本的政治家已经对军部无可奈何，只有让他们去碰一次崖，然后才有可能觉悟。这话句句说到了沫若的心里，他相信中国这座“崖”如同铜墙铁壁，而今四万万同胞正在用自己的血肉建筑新的长城，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参加筑城的行列。

　　眼看战争的确不可避免，沫若更加心急如焚。为了推进抗日，当他听说丰禾子迫于日方刑士的滋扰已决定回国去广西，便托她捎了一封信，请颇受桂系军阀重视的她的父亲转交白崇禧（1893—1966），以敦促蒋、桂合作一致攘外。不久，这封信顺利地送到了收信人的手中，这是“四·一二”政变前后曾一度受命逮捕郭沫若的白崇禧，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一桩奇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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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凤子：《雨中千叶》，198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五月下旬，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于十八日同时发出的两封来信，一为航空，一为平邮，说明有急事通知。原来达夫为沫若回国的事长期奔走已见效，他在信中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至于南京方面怎么会召沫若回国的，达夫只约略提了一下，说“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沫若一时当然无法知道其中的奥妙，后来他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这位颇有名望的日本政界元老认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日本报纸早就把这个消息当作新闻报道出来，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而且不惜添油加酱。一九三四年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著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他们这样做，无非想证明郭沫若已投靠西园寺公望当了汉奸。看看社会上没有多大反响，不久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时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便又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因而他们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

　　回国果真有了指望，沫若心花怒放。可是在动身之前，有两件事需要当局预先办好：一是取消通缉的手续，二是汇上足够的旅费。达夫原说“此事当能在十日之内办妥”，结果等了一个多月还未见音讯。弟弟、妹妹都早已风闻并来信询问，叫他如何回答是好？为了使亲人们安心，他只得在回信中说“出处进退我自有权衡，请不必为我过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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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37年6月21日致妹夫胡灼三信，见1980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8辑。

　　沫若叫别人不要过虑，而他自己却忧心忡忡。恰逢端午，按照日本风俗，附近农村每家的空场上都竖起了旗杆，上面挂着用红布和黑布做的鲤鱼，小的有几尺长，大的长达一丈多，一遇风便在空中飘荡起来，俨如鱼儿在游泳，这大概是象征鲤鱼跳龙门。孩子们嚷着要爸爸带他们去看“鲤帜”，可是说什么沫若也提不起兴致。接着又是梅雨季节，天总是那么黄沉沉地摆着一副不阴不阳的面孔，周围的空气好象在融化着的黑铅，分外的闷人。报上载着，苏联和日本在黑龙江边发生了什么纷争，据说日本兵打沉了苏联的一艘炮舰。只要国际上一有这类风吹草动，沫若就不得安宁，六月底七月初，刑士和宪兵轮番来探询，简直把他当作苏联间谍似的。他想起前几天四川达县城区第二小学全体师生寄来的一封信，便又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从这里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信中对沫若深表关切，并以雨果相期许，说雨果亡命英伦时，一个人在多维尔海峡的半岛上遥望他的祖国法兰西，那种情景是何等雄伟而豪放；遥想先生远在东洋独个儿出游于海岛或沙滩之上，对于母国怀念的情绪必定不亚于当年的雨果。出于家乡人民之口的知己之言，沫若怎能不动心？他谦恭地写了回信，并应师生们的索求为他们作了校歌。他含着热泪，在信中说：

　　你们以法国的雨果期许我，我是敢当不起的。我自己离开中国又快满十年，离开我们四川，更已二十四年了。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成就，真是对不起自己的国族，想起来，实在是很惭愧。不过我思念我国族的情趣，实在是有难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者。自己一息尚存，总想努力，以期不负一切已知未知的朋友的希望。我们国族目前处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做国族的儿女的人，尤当是生死与共，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珠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朋友们，你们以后请时常鞭挞我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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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双鲤鱼》，1937年7月《中国文艺》第1卷第3期。

　　归国的事尚无着落，“七·七”事变的消息却赫然载于报端。为了看到真实的报道，几天来沫若的床头堆着许多中国报纸，他当然不会轻信日本报纸上的歪曲宣传，说什么事变的起因在于中国驻军枪杀了一名日本士兵。上海出版的《大晚报》上分明说，七月七日那天夜里，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的日本侵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并要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遭到中国军队的严辞拒绝，日军竟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驻军即奋起抗击。沫若意识到此事非同凡响，实际上昭示着母国已经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时局吃紧得很，有许多日本妇女拿着布匹和针线在街头巡行，请求过路人每人缝上一针，据说这密密麻麻地缝了“千人针”的布送到军部去，可作为前方将士避弹的护身符，这当然是一种迷信。这些妇女或是出于对儿子的钟爱，或是出于对丈夫的依恋，脸上大都显露出悲苦、迷茫、抑郁的神情，显然她们绝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到他国去送死。街上还有一些在乡军人少年团团员，也在拦住行人输金募捐。沫若不愿看到这种种情景，事变发生以来他深居简出，然而眼虽不见，耳朵却不能摆脱空中飞机的轰鸣声，这是寓所附近航空学校的学员，正在日夜不停地驾机演习。最讨厌的是，刑士、宪兵和警察上门纠缠更勤，他们无端地追问沫若对这次事变的意见，喋喋不休，没完没了。一天，一个刑士又来盘问：“这几天蒋介石大概很苦吧？郭样，你知道得很多吧？”“大概是吧！”沫若故意接住他的话头，然后从反面作了回答：“好在我这几天很糊涂，反正这些事和我漠不相关。我向来是反对他，才跑到此地来的，现在就让他去吃些苦头吧！”刑士听了他的话，高兴地点点头、耸耸肩，一会儿就被打发走了。这时日本当局之所以密切注意蒋介石的动向，是因为他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已经宣布对日作战。

　　在沉闷难耐的空气中，幸有金祖同常来扣访。七月十五日，祖同又来了，师生两人随便交谈了对“七·七”事变的看法。沫若说：“事情很有扩大的可能，因为这里天天在报纸上宣传中央军胡宗南部、商震部、陈诚部和东北军万福麟部北上的消息，藉此欺骗他们的人民，从而可以调动自己的大军，实现并吞华北的阴谋。”祖同看见沫若一脸的怒色，声调也越来越高，待他略微镇静了一些，才又发问：中国军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沫若绝对主战，他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必须以铁血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物质上会损失很大，因为日本的军备要超过我们十倍，但好在这次中国的民气很激昂，很可大事抵抗，我想这是绝对有把握的。”祖同十分关心老师个人的出路，便直率地提出：“这是你走的最好机会了，看形势，全面抗战或有因此爆发的可能。”他担心如果两国正式开战了，那时候沫若就完全成了笼鸟槛猿，再也脱身不得。沫若很感谢弟子的好意，但又说：“你走的机会比我多，你是个单身汉。”是的，沫若不能不为自己走后家属的生活无着而踌躇。同时他也清楚，自己的出走比谁都麻烦，单是摆脱日方的严密监视就不容易。他在猜测，这些日子刑士和宪兵来得特别频繁，就是怕他逃离日本，一旦他们感到防不甚防，也有可能会弄死他。于是他想到了要写遗嘱，祖同愣了好一会，方才明白他的用意，便为之磨墨润笔。沫若从书堆里抽出一张日本稿纸，沉思片刻，就决绝地挥毫疾书：

　　遗言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从新建筑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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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已佚，此系金祖同据当时记忆录写，见殷尘：《郭沫若归国秘记》，言行社1945年版。

　　落款后又加盖了一枚刻有“沫若”二字的阴文印章，即交给金祖同，郑重嘱托：当他万一遭到不测，能替他带回国内发表。

　　过度的烦恼和心焦折磨着沫若，夜梦乱纷纷，白昼昏沉沉，他已难以掩饰在此邦不可一日安居的神态，然而又怎能忍心抛下生死与共的家室儿女？安娜一时还没察觉沫若的行色，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她每天在焦急地读着报纸，探测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消息，咒骂发动侵华的军政当局早日覆灭，一心期待两国的和平。她说这些话时毫无顾忌，即使有刑士和宪兵在面前也不回避。夫妻情深，相依为命，而今劳燕不能双飞，叫沫若如何向安娜开得了口！

　　友人钱瘦铁（字叔厓，1897—1967）也竭力主张沫若以快走为上策，他认为看上去南京不象没有诚意，并表示愿意为沫若张罗路费。走，当然要冒风险，但不走，也得担风险。

　　“走，或许可因而脱险”，沫若觉得还是金祖同说的对。回国的意念既已确定，要走就得赶快走。当时中日之间有好几条航线，其中来往于温哥华和马尼拉的加拿大航线可以避免日本警察的干扰，只要乘上这条航线上的路经日本横滨和中国上海的邮船“皇后号”，船一启碇，驶进公海，就算是安全出境，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外了。沫若选定这条航线，他托祖同去打听最近几天的船票，约定寄明信片通知他，为防当局检查，信中用青年会空房间的号码暗指船期。祖同的信来了，说：“青年会生已经去看过，现有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等间空室，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厓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那间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青年会者，神户也；西式房间者，外国船也。沫若想预订二十四日船票，即赋诗夹隐语复金祖同，云：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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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战声集·归国杂吟（一）》

　　可是写好了又不免有些犹豫，终未投邮。经与钱瘦铁和金祖同再次面商，最后仍决定二十四日动身，由祖同陪伴回国。

　　走的日子越来越逼近了，就这样瞒着安娜不告而别吗？实在于心不忍。船于二十四日从横滨出帆，二十五日沫若将由神户上船。再也不容迟疑了，这天晚上他终于向家人作了暗示：“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不过他很谨慎，没有透露确切的日期。安娜明白了他有走的意思，觉得并未出乎自己的意料，只是两个大的儿子感到有些惊愕。她思忖了一会儿，深情地带着告诫的口吻对他说：“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象从前那样的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细细品味安娜的话，沫若自然问心有愧。面对二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妻子，他虽然说不出什么忏悔的话，但也深为自己的生性浪漫，有时给妻子带来的烦恼而悔恨。特别是三、四年前，他曾不慎染上某种不名誉的性病，并且传给了安娜，一时痛苦异常，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介绍关东专科名医给予治疗。①还有，前不久他与于立忱的一番风风雨雨……真是越想越对不起安娜。他在心底里暗暗“立定大戒”：从此决心“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甘受戒僧的清规”。夜深了，他仔细端详着枕畔安娜熟睡的面庞，腹中似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讲。预想到三天后返抵上海将投入抗日洪流，他于枕上吟成七律一首，用的是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的韵脚：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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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33年10月31日致小野寺直助信，原件为日文。

　　②《战声集·归国杂吟（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半钟，沫若悄然披衣起床，蹑手蹑脚地走进书斋，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贴在墙上，希望他们以此为座右铭，好好学习做人；给最小的儿子写的一张纸，则用的是“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盼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当他转身再踱入卧室，见安娜已醒，正怡然于枕畔就灯阅读，而孩子们尚在酣睡中。他轻轻揭开蚊帐，在安娜的额头上重重吻了一下，作为诀别之礼，安娜似乎未曾察觉他的用意。沫若顾不得身上只穿了一件居家的和服，赤着脚套了一双木屐，默不作声地离开卧室走下庭园。再见了，洁白的栀子花！再见了，斑斓的大莲花！再见了，孩子们心爱的金鱼！再见了，亲爱的安娜、温暖的家，我们相见不知在何日？请原谅我如今既是归心似箭，又似万箭穿心。抹不尽腮边的泪啊，不！这不是泪，这是涌自心头的血，一步一洒，一步一回首，……他沐着残月的青辉，踩着带露的田畈，无限依恋地慢慢走到了看不见家门的最后一步。在日前约定的灌山车站，他与钱瘦铁、金祖同会齐，然后一同折回钱家，换上了瘦铁的灰色哔叽西服以及袜子和皮鞋，打了领结，头上戴了一顶草帽，手中拿着一根司的克，肩上还背了一只圆筒形的旅行袋，与平时完全判若两人，这才坐车辗转去神户。当时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双方都不需要护照或签证，出境更无需检查，沫若和祖同就混在旅客队伍中，于当天傍晚在神户港上了加拿大公司的“皇后号”邮船。生平第一次坐头等舱，有如跻身天堂，遗憾的是妻子儿女无法同行，沫若神思恍惚，心中总在惦念：安娜和孩子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可知道从此将堕入地狱？

　　晚上九点正，起航的铃响了。沫若蛰居舱中，从窗孔窥视码头上送行的人们，钱瘦铁早已离去，只见有些人按照日本的风俗，为了表示惜别之意，正在往船上抛纸卷，送别者与远行者各持彩色纸带的两头，顿时在码头与船体之间的空中形成了蔚然可观的缨络。随着船只的离岸，纸带慢慢被拉长，最后被拉断，于是船上又有人把断了的纸带集成团再投上岸去，岸上的人也把断了的纸带集成团再投上船来，然而终于坠落在中途的小筏子上。此情此景，勾起沫若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他对先后居住了二十年的岛国倒没有什么留恋，所牵挂的只是自家那六条眼不能见的“纸带”。

　　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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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战声集·归国杂吟（三）》，原题为《黄海舟中》。

　　沫若在船上化名杨伯勉，籍贯假托湖南长沙，处处小心谨慎。第三天清晨，舟过黄海，他兴奋地口占上述那首七绝，表示为献身民族解放斗争而甘愿毁家纾难，于公私、生死他早就作了安排。

二十六

　　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沫若终于逃出了虎口。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皇后号”轮安全地停靠在上海公和祥码头边。沫若手执司的克，故意挺胸凸肚，好象一个大腹便便的商人，不慌不忙地踏上跳板。天空黑烟弥漫，巡警的吆喝，卖苦力的兜揽，做小生意的叫喊，声音嘈杂得令人耳噪心烦。“十年不见了，上海的情形原来还是这样！”他好象自言自语，又好象是在与身旁的金祖同交谈。他不便东张西望，只好嘱咐祖同留意接客的人丛中有没郁达夫。没想到迎面却走来了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他是奉命专程从南京赶来迎接郭沫若的。“尊驾该是鼎堂先生吧？”他恭敬地向沫若鞠了躬。沫若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经他自我介绍，方才弄清楚眼前的对象是什么角色。当他提出“想与先生谈谈并解释国内和南京的情形意旨”时，沫若便以“我现在先得去看一位朋友”为托词，暂时回绝了何廉。于是沫若和祖同雇了一辆汽车，直驰大西路（今南京西路）美丽园九号孔德图书馆。

　　沫若受到了孔德图书馆馆长沈尹默的热烈欢迎。老朋友对他回国后的处置十分关心，坐定后就商量他的出路问题：是在国民党里谋职呢，还是从事青年教育工作？尹默对这两条路都不赞同，他说：“我们还是静观时局的发展再决定一切吧！”言下之意，他认为目前沫若不宜从政，最好还是继续研究古代文化。沫若心中暗自忖度：“到了这里之后还是那么地不积极，不就等于同没有回国一样吗？”这时，杂文社同人姚潜修、创造社旧友张凤举和李初梨也闻讯先后赶来，在图书馆的三楼参加了这次座谈。不一会，郁达夫和施蛰存等人也跟踪而至。达夫是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电报，连夜从福州赶来的。刚才在船埠上，他们不巧与沫若失之交臂。沫若见了达夫，只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大家仍旧热烈地谈论着沫若回国后的种种问题。当晚由达夫作东，在来喜饭店为沫若洗尘，尹默、初梨等人作陪，彼此豪饮畅谈，直到深夜。

　　第二天，沫若搬到沧州饭店，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人纷纷来访。因为觉得来客愈来愈多，简直难以应酬，便由党组织安排，于八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一所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公寓里居住。夏衍看他只有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枝笔。”的确，他这次回国就是要用这枝笔，为神圣的抗日战争谱写气壮山河的洪波曲。

　　郭沫若回国成了一条重要新闻，被公认为一件带有神秘意义的事情，以致人刚上岸，他的那首步鲁迅原韵的七律就在上海滩上广泛传开了，张菊生、沈尹默等人还写了和诗，各家报纸、杂志争着刊载，一时好不热闹。更有许多文化团体以及新朋旧友邀宴，备致赞佩。在八月二日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答谢后深情地说：“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挥泪朗诵了那首步鲁迅原韵的诗，婉转陈词，满腔忧愤，合座为之感奋不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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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两文化团体昨宴郭沫若》，1937年8月3日《大公报》。

　　八月七日，中国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的多幕剧《保卫芦沟桥》在蓬莱大戏院开演，为了欢迎郭沫若回国和救国会“七君子”出狱，特地临时加演一场。座落在南市区的蓬莱大戏院，虽然条件不及“大光明”和“兰心”，场子小、座位挤，周围都是碎石铺的小路，但这里是真正的华人区，附近住着的大多是典型的贫苦的中国老百姓，看不到外国巡捕的棍棒，有的是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沫若应邀观看了演出，观众们对他的出席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说明书上印着几天前他为这个剧本所写的亲笔题词，可以说是为广大观众点明了这出戏的主题：

　　芦沟桥已经失掉了，

　　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

　　芦沟桥，它是不应失掉，

　　在我们精神中的芦沟桥，

　　那永远是我们的墓表。

　　芦沟桥虽然失掉了，

　　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

　　国民党达官贵人亦摆出姿态，接二连三地开会、设宴欢迎郭沫若。在一次会上，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致词，谈到“目前的中国，就象一列火车，国民党就是这列车的火车头，蒋委员长就是火车司机”。沫若听了，微微一笑，随即在答词中说：“能当司机当然很好，问题在于司机称不称职，或者他喝醉了酒，或者他开的方向不对，那么，全列车就跟着遭殃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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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方殷：《记一次难忘的亲切会见》，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经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不过对沫若说来，此刻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自由，而是广大人民的民主与自由了。在《抗敌与民主的不可分性》一文中，他告诫蒋介石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给人民以民主；他大声疾呼“政治是国民生活的权利”，应当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不可侮的中国”。白天，他常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激情所感染，慷慨激昂地到处发表讲话，觉得忙碌、充实。到了夜晚，念及尚未十分明朗的形势，他又感到茫然、空虚。就在回国后的第六个深夜，他独自坐在公寓里，瞻仰当初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廖仲恺（1877—1925）先生的遗容，不觉泪下，感喟“奈何随先生之终而三策亦殉葬矣”，如今狂寇日逼，平津陷没，人民涂炭，怎生是好？他轻声念着廖仲恺的名字，题了一首诗以激励自己的战斗意志，最末一句是：“我们要追踪你的血迹前仆而后起。”

　　沫若多么希望抗日的烽火快快燃遍中华，然而在蒋介石统治下，金台寂寞，故国苍茫，正是“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街犹听旧京声”，他确实有点失望。一天，刚随军调到上海的张发奎将军来访，沫若问他会不会开战，他说这要看最高当局的态度，连他也吃不准蒋介石的肚子里到底怀着什么鬼胎。沫若倒是吃准了一点：“我看日本军阀是决定要大干一场的，不过这次中国也不会示弱，倘若真打起来，日本免不了要吃苦头。”

　　盼啊盼，盼到八月十三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当地驻军奋起反击，终于推动全国进入全民抗战的新阶段。夜晚，沫若从公寓的窗口清晰地看到，中日两方的铁鸟在空中决着雌雄，大炮轰鸣，机关枪声密集，炸弹声彼伏此起，火光映红蓝天。多么伟大而神圣的战斗呵！“这是喜炮，庆祝我们民族的再生。”沫若无比兴奋，心律随着战声或紧张或弛缓，他几乎不加思索，诗句便涌上笔端：

　　战声的一弛一张关系民族的命运，

　　我们到底是要作奴隶，还是主人？

　　站起来呵，没再存万分之一的侥幸，

　　委曲求全的苟活决不是真正的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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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战声集·战声》。

　　“国亡与亡，国存与存”，沫若磨拳擦掌，誓为民族的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与夏衍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以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了《救亡日报》，自任社长，由夏衍和阿英分任主笔和主编。他不但亲笔题写了刊头，而且撰写了不少评论、杂感、诗歌和战地通讯，广大读者争相购阅，以致报摊上常有人不说买什么报纸，而只讲“买郭沫若”。《救亡日报》大大鼓动了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情绪，广大读者纷纷送来丝棉背心和各种慰劳品，要报社转交前方抗日将士。一时间，《救亡日报》所在地南京东路慈淑大楼（今东海大楼）四楼成了抗日军民的联络站，各界人士主动与报社通信息。九月二十八日，薛祚光旅长从宝山罗店来信，对郭沫若自称“敬慕先生的战友”，报告该旅坚守西南阵地，与日寇“大小战不下十多二十次”的情况，表示“我们所恃以抗敌的，是牺牲精神”，这是“永远无限止”的，因而敌人准会溃败。①十月初旬，诗人任钧自镇江来信，详述在京沪间的要冲所见所闻。②《救亡日报》大量刊载这类实际采访的战地通讯和特写，而从不刊登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显示了与其他报纸不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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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37年10月6日上海《救亡日报》。

　　②见1937年10月12日上海《救亡日报》。

　　沫若自己亦常亲往前线访问、慰劳抗日将士，陆续写了不少通讯和访问记。“炸裂横空走迅霆，春申江上血风腥。”他不畏迅霆，迎着血风，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东奔西走。想当初参加北伐南征，到如今“十年退伍一残兵”，归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入阵营”。早在八月间，他就领衔与杨朔、孟十还等四十余人发起“投笔从军”宣言，这一消息曾轰动了不夜城。①之后，他风尘仆仆地一会儿往浦东慰问张发奎部属，一会儿又去昆山扣访陈诚（字辞修，1896—1965）、冯玉祥（字焕章，1882—1948）、薛岳、黄琪翔（1898—1970）诸将领，就抗日斗争形势和部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交换了意见。冯玉祥希望郭沫若做一篇文章，谈谈为什么当年北伐军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援，而现在的国军却遭到冷遇。沫若说：“这正是我跑来想要跟你们谈的问题。”他从北伐时代国共合作尚未破裂谈起，说到那时候军中政治工作和后方民众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形之下，“目前的民众是效命有心而出力无路，他们并不是冷淡，只是有所期待。在我看来，政策要鲜明，要信赖群众，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及早恢复，民间组织应及早开放，怕是保证胜利的最切要的事情吧。”老将军连连点首，颇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之慨。沫若还应张发奎、陈诚等人的要求，分别为他们组织了战地服务团，一个由钱亦石任团长，另一个由袁文彬任团长，成员都是爱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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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第14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5月版。

　　抗日救亡运动在不断高涨，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陕西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听到了这些消息，沫若和全上海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他不辞辛劳地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战时设计委员会、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界救亡协会、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曾为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中国文化界告国际友人的沉痛宣言》，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提请全世界人民协同防止战祸蔓延；曾为唐瑜、丁聪创办的《民族呼声》题签刊名，为汪馥泉所编《中日战争预测》题签书名，为洪深（1894—1955）、金山率领的救亡演剧队书写队旗；曾往国际电台作题为《抗战与觉悟》的演讲，鼓动军民认定“抗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只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全面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沫若的心总是牵挂着前方的抗日将士。九月初旬的一云，他随四川旅沪同乡会救护队和文艺界战地服务团一同去宝山罗店前线劳军。满是弹坑的公路，低空盘旋的敌机，不时发出死亡的威胁：机枪俯射，炮弹开花，天地旋转，气浪袭人。沫若的耳朵虽背，却能清楚地听到周围正在弹奏着的“命运交响曲”，中华民族将不遗余力与命运之神恶战。伤脑筋的是，他穿的白衬衫容易暴露目标。为了能和大家一同奔上前沿阵地抢救伤员，他不顾同伴们的劝阻，权且借了一套米黄色童子军装紧巴巴地繃上身，就向那炮火深处冲去。①前些日子夜晚的茫然、孤独、伤感骤然消失，他感到当自己融汇在这支抗日大军中时，便又象是当年鏖战武昌城下、流沙境内的年轻的将领，浑身充满了对血战到底的渴望与力量。由于沫若经常出现在前线，并频频与众多抗日将领接触，以致日本当局一时摸不准他的真情实况，居然在广播中说什么：郭沫若“带了五万兵和中央军联合在上海前线作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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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兰畦：《犒军去》，1937年9月7—9日上海《救亡日报》。

　　②《郭沫若谈军中故事》，见上海杂志公司汉口总店1937年10月版《上海抗战记》。

　　自淞沪抗战爆发以来，不知有多少同胞流离失所，沫若的眼前总抹不掉那一幅幅惨不忍睹的难民图，幸好有各种社会团体在负责收容和遣送。当他听说法租界马斯南路（今茂各南路）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是救济难民最有成绩的地方，便专程前往看望了一次。所中老弱妇孺居多，看到那些孤儿天真烂漫，却已永远失去了他们幼年时代最珍贵的父母之爱，听到那些孤老鳏寡悽切的抽泣，想到他们失去了晚年最大的家庭欢乐，沫若不由得一阵阵辛酸。这里的生活条件并不怎么好，厂棚内臭气浓烈，栅顶篾片稀疏，似乎只能蔽日而不能遮雨，沫若不禁黯然神伤，他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老天爷不要下雨。

　　在这个收容所里，有几个工作人员是沫若的朋友。其中的于立群（1916年7月7日—1979年2月25日），乃是沫若在日本流亡期间结识的挚友于立忱（1912—1937）的胞妹。于立忱原系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记者，她与郭沫若彼此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在沫若的心目中她永远是一株“大山朴”，他“喜欢它那叶象枇杷而更滑泽，花象白莲而更芬芳”。后来立忱比沫若早几个月回国，没想到她竟于五月间自缢身亡，留绝命书云：“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对于她的死，沫若悲痛欲绝，歉疚交加。他回到上海后的第四天，曾与朋友一同去中国公墓凭吊立忱，不久即由林林等人介绍与立群相识。于立群曾演过戏、拍过电影，艺名黎明健。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晒得黑黑的面孔，显得朴素而又大方，第一次见面就给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①当她将姐姐所作思念沫若的遗诗转交给他时，沫若伸出微微颤抖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想：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②自此以后，两人常常见面，她对他——敬重，他对她——爱慕，可谓一往情深。

　　立群曾多次与沫若一同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一天晚上去东战场劳军后，沫若因事前往昆山了，立群仍折回上海。当她乘坐的车经过大场时，正遇敌人大举进攻，她几乎成了炮灰，沫若为此虚惊了一场，而立群却满不在乎。他们愿携手共赴国难，即使真的成了炮灰，也算是尽了做子民的责任。大场失守后有不少人感到忧虑，立群却从沫若的新作中得到了另一种解释：

　　前线的旅进旅退是战术上所必有的事情，

　　在未参加作战的我们倒可以不必过于关心，

　　所当关心的是抗战到底的决心究竟有没有十成。

　　我们持久抗战的决心要十二分地坚定，

　　我们从“屡败屡战”，剩到最后的一个士兵，

　　剩到最后的一珠血，都要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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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在南岳避空袭寄怀立群桂林十首（四）》

　　②据谢冰莹：《于立忱之死》，1984年6月15日台北《联合报》。又据笔者1984年9月8日访问黄慕兰谈话记录。

　　③《战声集·所应当关心的》

　　这时候沫若的诗文“都是在抗战中热情奔放之下，匆匆写就的，文字之工拙当然说不到，但是有一点却可供读者的借鉴，那便是抗战的决心”①。立群所珍惜的，正是这样一颗在字里行间跳动着的火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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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沫若抗战文存〉小序》。见上海明明书店1938年1月版《沫若抗战文存》。

　　在上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郭沫若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点连国民党政府亦不否认。他回国还不到两个月，就突然接到陈诚转交的蒋介石的来电，命往南京晤面。要沫若此时此刻会见曾经通缉过他的蒋介石，感情上未免很别扭。到底去还是不去？周恩来劝他一切以大局为重，他听从了。

二十七

　　中秋过后的石头城理当秋高气爽，可是沫若莅临后的感觉却是钟山深锁，天色昏蒙。不过这倒是他的幸运，因为阴雨天敌机很少出动。听说敌人早就扬言，九月二十一日正午以后要把南京化为灰烬，结果古城依然无恙，沫若却在这里喜闻八路军于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他高兴得逢人便讲，好让朋友们也能尽快知道抗战以来首次取得的辉煌胜利，以分享这一大欢乐。

　　抵南京后的第二天傍晚，沫若被接到蒋介石的住处，刚进厅堂，穿着深灰色袍子的蒋介石即远远由左首走出，笑脸相迎。“你来了。你的精神比从前更好。”平日号称有威可畏的蒋介石，对待郭沫若却格外的和蔼，沫若握着他的手也觉得分外的温暖。看他的气色，似乎比北伐时丰润多了，尤其眼睛特别有神，因而沫若打消了原来的疑虑，感到他的眼神已经表示了抗战的决心。联想到日前中央社正式公布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以及蒋介石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讲话，不管他是否被迫，这总是值得欢迎的。蒋介石对郭沫若从事金文和甲骨文研究深表关心，他看了一眼在座陪同接见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1890—1948），想起了芦沟桥事变前后，陈曾捧了一大迭郭在日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书来给自己看，并说这些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记得当时曾随手翻阅了一下，表示同意陈的意见：抗战可以借重郭沫若这样的人物。①现在他问坐在自己面前的郭沫若，对古文字今后是否还有继续研究的兴趣，沫若回答说只要有材料和时间，是仍然可以研究下去的。不过沫若自己心里非常明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对于那些研究好象已经隔了两个世纪，如果再沉潜在里面，实在是一种危机。蒋介石仿佛有所觉察，便转换了话题，先请郭沫若推荐担任宣传工作的人才，后来，又提出希望他留在南京，多多做些文章，并说要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沫若赶紧回答道：“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蒋介石立即许愿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沫若知道不便再说什么，又约略谈了些无关紧要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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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陈布雷和郭沫若》，1985年9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南京期间，沫若还拜访了叶剑英、叶挺、博古（即秦邦宪，1907—1946）、孙科、汪精卫、张群、邵力子、陈铭枢（字真如，1889—1965）等人。叶剑英和叶挺是北伐时代的老友，剑英如今留在第八路军后方办事处工作，叶挺正在负责集中江南各地的红军部队，准备改编为新四军。沫若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不少陕北方面朋友的消息，真想飞到那里去和他们并肩战斗。前不久，在上海遇见一位来自延安的友人，说成仿吾缺少生活用品，沫若曾特地拿出一百元，托他买了一条绸面丝棉被子、两套毛衣裤和一支派克钢笔，请带交仿吾。①临离南京前，沫若专程往郊外汤山公路，凭吊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了的邓演达。墓草凄凄，秋风萧瑟，他在墓前伫立良久，思绪万千：演达是以他自己的生命来教训了我们，生与死，是与非，善与恶，民主与反民主，抗战与卖国，在这中间决没有妥协微温的道路。如有人幻想有这种道路的存在，请睁开眼睛再凝视一次邓演达的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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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第153—154页。

　　蒋介石接见郭沫若的消息很快登了报，沫若自己也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朋友们都说这是郭沫若的一大胜利。他高兴地对夏衍说：“照恩来同志的话做是不会错的，这样跟蒋介石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确实是一个胜利。”①从南京回到上海后，沫若的日程表上排得满满的，诸如庆祝双十节，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与周信芳（1895—1975）、高百岁、金素琴、田寿昌、欧阳予倩（1889—1962）等人商讨旧剧改革，桩桩事情都与抗日救亡有关。就说戏剧创作吧，他坚决主张“旧瓶盛新酒”，大胆采用最近抗战中涌现的热烈悲壮的故事来编剧。他向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这是新近在南京听陈铭枢说的：旧十九路军有位团长与一个日本女子结了婚，两人相亲相爱，家庭十分美满。“一·二八”的那天晚上，是他在闸北向日军射出了第一发子弹，这也正是他们的长子诞生的时刻。该部云散后，他曾游历过欧洲、日本等地，后来回到广州工作，这时候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七·七”事变以来，他坐立不安，终于得到妻子的支持，决心毁家纾难，上华北的最前线去。在离婚席上，妻子当着证人的面对丈夫说：“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刻，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行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教导他们承继你的志气，永远做中国的好儿女。”……沫若涔着泪水越说越激动，他摘下眼镜用手绢擦了一下双颊，又补充了一句：“中国有这样的军人，中国不会亡！”

　　他希望能有人将这类故事写成悲壮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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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沫若的希望没有落空，有些戏剧工作者很快就从现实斗争或历史事件中撷取有关题材写成了剧本。在浦东大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他看到了赵景深创作的大鼓《平型关》立即给作者以充分的鼓励。之后不到一个月，欧阳予倩编导的历史剧《梁红玉》也在新光大戏院开演。一天晚上，沫若由田寿昌等人陪同去观看。名演员金素琴扮的主角表演非常出色，把观众完全带到了规定的场景中去了，只见南宋大将韩世忠与金兵大战于黄天荡，其妻梁红玉亲擂战鼓助威，打得金兵抱头鼠窜，终不得渡。这很容易引起人们联想，大大鼓动了抗日爱国情绪。沫若、寿昌不断拍手喝彩，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看望了全体演出人员，沫若还当场题五绝一首：

　　昔有梁红玉，今看金素琴。

　　千秋同敌忾，一样感人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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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看〈梁红玉〉》

　　继大场失守后，这时闸北、江湾等阵地也因战略需要而转移，前沿许多工事都遭到破坏，淞沪战局濒临更为艰难的阶段。沫若从十月二十三日晚上起，一直到二十九日止，几乎每天都在前线驱驰。他先后走访了叶伯芹军长、罗卓英（尤青）将军等高级军事人员，并对广大士兵发表演说，官兵们都很愿意多和他见面。三十日，《救亡日报》刊载了郭沫若、田寿昌、罗卓英这次晤谈时唱和的手迹：

　　敌机镇日绕城飞，虎帐新成破阵诗。

　　十万健儿齐肉搏，东南此战决安危！

　　嘉定军次赠尤青先生田汉

　　报国精忠古岳飞，满江红浪泛罗诗。

　　一心运用君诚妙，狂寇已如累卵危。

　　廿六年十月廿五日访尤青将军于嘉

　　定军次，寿昌即席吟赠，余亦效颦，工

　　拙在所不计也。郭沫若

　　民族高潮已怒飞，蘸将热血写征诗。

　　管他倭寇来多少，杀个光儿国不危。

　　战地畅叙，田汉先写诗，沫若先

　　生和作，余亦为此。罗卓英

　　廿六、十、廿五、

　　十一月初，叶伯芹军长转来他部下一位士兵做的题为《后死感言》的诗：“弹雨淋漓转空气，阵前木叶如蝗飞；同仇敌忾卫祖国，为争生存狮展威。”作者在短跋中说：“昨闻郭先生沫若驾临军部指导，因赋此，请转斧正！”沫若读后很受感动，觉得诗虽不佳，但那弹雨淋漓、空气改色、木叶蝗飞、伤亡枕藉的壮烈景况，写的都是实感，出自一个普通士兵之手，实在难能可贵。不应当辜负这位士兵兄弟的厚望，他字斟句酌，将那首诗改为：

　　弹雨淋漓风改色，阵前木叶如蝗飞，

　　同仇敌忾拼生死，狮吼摇天万里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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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羽书集·一位广东兵的诗》。

　　淞沪战局终于不可挽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不夜城成了一片漆黑，刺骨的寒风从那鲜血还未干透现在已冰冻的地方吹过来，真不是滋味。文化工作者似无继续大批留在这里的必要，大家都在考虑并计划着怎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或者转移到大后方去。十九日早晨，阿英来高乃依路寓所商量撤退问题，一进门就见沫若面窗默坐，忧心忡忡。原来沫若接到了安娜的来信，得知她因他出走而被拘禁月余，饱尝鞭笞之苦，孩子们亦常遭无赖欺侮。他拿出信译读给阿英听，声音悲咽苦颤。读罢，阿英一时口讷，无言以慰，两人相对木然。翌日清晨阿英再来，沫若已赋就七律一首遥寄安娜，刚书成立轴，墨迹尚未干。诗云：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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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38年5月10日《杂志》月刊创刊号。

　　分明知道妻孥陷入魔掌，可是无法援救，沫若好不伤心。他致函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请求设法予以营救，并让他们回到中国来，然而日本当局借口安娜未脱离日本国籍，且有间谍之嫌，根本不准她自由行动。难道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妻子，她就不可以热爱自己丈夫的祖国吗？在那些军国主义分子的眼中，安娜愿意跟中国丈夫走便是“间谍”，应骂为“野狗”。安娜无视这些胡言乱语，她明白表示：“我是‘野狗’，我就是热爱中国！”日本军部还要她把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籍，声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她以孩子们都是中国血统而严词拒绝。她相信，有朝一日总要带着子女回到中国来的，这当然也是沫若的愿望。

　　随着大上海的瘫痪，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往日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街头巷口的书报摊，如今都偃旗息鼓，《救亡日报》当然也无法再在这孤岛上存活。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沫若为《救亡日报》写“沪版终刊致辞”，不免有些忧伤，但一想到三个多月来听着敌人的飞机大炮的狂轰，听着遭遇了敌人轰炸的无辜老弱的血啸，听着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哀号，听着百万健儿们在火线上冲锋陷阵的绝叫，便又精神百倍，信心十足。我们失掉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对，就以这个做标题，他下笔如有神，向上海的广大读者倾吐自己的一片真诚：

　　……同胞们请相信，我们决不是放弃了上海。也决不停止了战斗。我们是希图我们的战斗更加有效，而使上海成为事实上的地雷和潜航艇。

　　我们要再说一遍：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全面的，所争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并不是一个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

　　我们目前所失掉的并没有什么，只是做奴隶的镣铐而已。

　　日寇占领上海以后，又沿着长江、沿着津浦线和苏嘉路向南京猛扑。沫若已经办完了该办的事情，决定离开孤岛，想转道香港到南洋去，向侨胞筹款办报或从事其他文化工作。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早，他从公和祥码头登上了一艘挂有红十字会旗帜的法国邮轮，同船的有何香凝、邹韬奋（1895—1944）等各界知名人士。这是党组织为确保大家的安全精心安排的，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交战国对于悬挂红十字会旗帜的交通工具不得轰炸。不料黄浦江上突然飞来一架敌机，耀武扬威地绕邮船三匝而去，沫若怒目而视。

　　轮船起锚远航了，沫若与韬奋在二层的甲板上并肩踱来踱去，他俩难得相聚，这次有缘畅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沫若知道韬奋到过南洋，便向他打听那儿的情况；韬奋寄希望于桂林和新疆，他想从边疆着手来促进神圣抗战的全面化。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相互祝愿能尽快实现各自怀抱的理想。他们还交换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极为赞赏苏联仅仅花了二十年工夫就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韬奋想到日前曾在《救亡日报》上，读到沫若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写的社论，便说：“还是郭先生的大作《后来者居上》那最后一段说得好……”沫若淡淡一笑，他在心里重温了那段话：“我们也要算是枉路走得太多了的民族，迷落在八阵图里面，因而确实地落了后。但我们现在似乎已经觉醒了。捷近的路是摆在那儿的，只要我们肯驾起飞机冲出自己的前程，我们敢保证，努力的‘后来者’一定又可以‘居上’。”

　　前面的航道开阔了，邮轮满载着觉醒了的、肩负着抗日救亡重任的知名人士，已经安全地出了吴淞口，自由地驶向大后方。

　　

　　






郭沫若传--第十章 辗转大后方






第十章 辗转大后方

二十八

　　香港，对郭沫若说来并不陌生，十年前他曾来过，而今旧地重游，“兴亡增感慨”，情绪大不一样。他住在六国饭店的三楼，房间临海，从骑楼上远眺，烟雾迷茫，九龙对岸的浅山影影绰绰，宋皇台依稀可见。呵，一见到这由三两块巨石堆积成的宋皇台，不由得令人想起当初宋朝、明朝都是在这儿送终的，这可是不大吉祥的预兆，难道现在又临到了宋末、明末那样的时代了吗？不能忘了“有责在肩头”，让历史重演就意味着犯罪！他想到贸然去南洋募款恐无把握，有些后悔南下，还是应当与周扬等人一同北上延安为好。这难以排解的矛盾心情，只有借诗来渲泄：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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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南下书怀四首（四）》

　　正当沫若踌躇、惆怅之际，他在大街上不意遇着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本来在上海时，立群接受了沫若的劝告，与朋友相率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然后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因而他们比沫若早到香港。惊喜之余，他们便从海陆通旅馆搬到六国饭店来与沫若同住。这一下可改变了沫若的原定计划，他把刚申请到手的出国护照暂搁一旁，准备先去广州提前恢复《救亡日报》，这样既可以在华南建成一座精神堡垒，又可以解决朋友们的工作问题。将《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去复刊，这原是党组织于沪版终刊时作出的决定，当时夏衍曾向沫若请示今后的办报方针，沫若毫不迟疑地说：“一切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找我。”①而现在沫若又亲自过问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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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香港虽是个小小的岛市，救亡工作并不亚于内地，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沫若曾出席港沪文化界联欢会，并发表演讲，针对目前抗战形势，提出要克服军事的悲观、外交的悲观和历史的悲观，鼓励大家自觉肩负拯救中华民族的使命。眼看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已经宣布迁都重庆，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却越发嚣张，居然拒绝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解决中日问题的国际会议，沫若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立即恢复《救亡日报》，好向民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宣传。

　　在香港只住了一星期光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沫若就与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乘“泰山”轮前往广州了。船上有个音乐工作者刘雪庵，与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是朋友，他们意外相逢显得特别高兴。他新近创作了一首表现东北人民惨痛遭遇的《流亡三部曲》，郁风特地跟他要了谱子，边看边大声唱了起来。歌声惊动了船舱里的郭沫若，他走到船边来看望，刘雪庵喜出望外，赶快恭敬地将歌谱送到他手中，并又唱了一遍，请他提意见。沫若听完之后，十分诚恳地说：“不要感伤，要悲壮，要激励人心，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刘雪庵当即修正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再叫郁风唱了一遍，沫若随即表示非常满意和高兴。①

　　轮船抵达广州码头，没想到会有一群文艺界的朋友来迎接，其中有五月间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的原“左联”东京支部负责人林焕平。朋友们见沫若虽辛劳数月，又经长途跋涉，而仍英姿潇洒，精神焕发，爱国激情溢于眉宇，觉得非常兴奋和喜悦。沫若笑问焕平：“你是广东人，你们广东的抗战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焕平不无感慨地回答道：“鲁迅先生说过，革命策源地可以变为反革命策源地。经过‘四·一五’以后的十年‘围剿’，广东民生凋敝，文化凋零，到如今民气还是比较消沉的。”沫若沉思了一下，说：“要发动民众，要发动。民气是可以振奋起来的。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文艺界人士，积极开展抗战文化宣传工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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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刘雪庵：《〈流亡三部曲〉与〈屈原〉的音乐写作》，《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2年第13辑。

　　②林焕平：《深切的怀念沉痛的哀悼》，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初到花城，沫若借宿在郊外梅村朋友家。高雅的亭台，清静的楼阁，丝毫不能使他的心情平复。回想十二年前从这里出师北伐的往事，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成诗一首：

　　竟随太岁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

　　鸡鸣剑起中宵舞，狗吠关开上浣弦。

　　昨夜宋皇台下过，帝秦誓不有臣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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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广州郊外》

　　“戎马书生”今犹在，往事如烟追不回，要紧的是必须正视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不能沉浸在怀古思旧的惆怅里。鉴于此行主要为了办报，沫若不得不违情逆性去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士交涉，想争取他们的资助。可是大失所望，市党部主席吴铁城一下就“关了门”，市长兼财政厅长曾养甫也一毛不拔。结果几经周折，才征得广东军阀余汉谋的支持，愿每月捐助毫洋一千元，作《救亡日报》经费。沫若赶在年前做好了复刊的准备，十二月二十八日就已经写好了复刊词，重申“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表示“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摧毁敌人的鬼蜮伎俩，肃清一切为虎作伥的汉奸理论，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①一九三八年新年伊始，《救亡日报》粤版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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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羽书集·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

　　经受国民党十年法西斯统治的广东，本已生机萧条，现在又微微地有生命的脉搏在跳动了，抗战的大风暴把消沉了的民气重又开始鼓荡起来。沫若亲眼看到，高悬在马路两旁电线杆上的横幅标语，被风吹得鼓鼓的，斗大的黑字在上面跳跃：“军民团结起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保卫大广州！”沫若亲耳听到，加紧操练的广州士兵，每天都雄赳赳、气昂昂地放声高唱：“对准敌人开枪，前进。不要内战，忠于人民。”的确，广东的民众毕竟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关键在于动员他们、武装他们；问题不是民众不肯动，而是当局害怕民众运动。这次沫若在广州的时间不长，却多次参加民众的集会和游行活动。在广州学生举行的“一二·九”两周年纪念大会上，他高呼“我们应该担当起第二次北伐的任务”，去讨伐日本帝国主义，他的讲话把广大青年的抗日热情进一步鼓动了起来。会后举行群众示威游行，沫若被大家拥着走在最前列。十天后他又应广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之邀，往市无线电台作播音演讲，题为《武装民众之必要》。他指出广东现在虽然还是后方，但在经济上极为重要，几乎是我国唯一的海口，敌人觊觎已久，随时都有成为前方的可能，因而“武装民众的事情，在广东尤为必要”。宏亮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大街小巷。广播大会结束后，沫若再一次走到群众中去，跟他们一起上街游行。他被请去站在队列前头横跨马路两边的大幅标语旗帜之下，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进，“动员，动员，全国总动员！”群众用广东话齐声唱着，沫若兴高彩烈地略带四川口音和着，他与广州的民众完全融合为一体了。

　　为了社交的方便，沫若已于年底搬到城内新亚酒楼居住。一天，绿川英子（1912—1947）的丈夫刘仁慕名来访。他原是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进步青年绿川相爱并结婚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两人自愿相携来华，想去汉口参加对日广播或其他抗战工作。刘仁向沫若叙述了他们夫妻在日本遭到迫害的经过，沫若感同身受，他低声说了一句：“悲剧！”就默不作声了。①他联想到不久之前在香港，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1903—1982）曾托人带信给他，说自己和妻子池田幸子受敌人迫害，生活无着，希望能帮助想些办法。他心中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发挥这些日本进步人士的作用，不久即帮刘仁、绿川英子夫妇顺利地到达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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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见三联书店1981年5月版《绿色的五月》。

　　沫若为《救亡日报》和朋友们安排好一切之后，自己仍想下南洋，不料又被一通突如其来的电报阻止了，这是元旦那天陈诚从武汉拍来的，说“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一时也不知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在赴南洋之前先去武汉会会阔别已久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邓颖超，倒也不错，听说他们已在那里筹设八路军办事处。于立群获悉郭沫若要去武汉，特别高兴，因为她转道武汉往陕北的主意一直没有改变，这一下路上可有伴了，为了行动方便她索性也搬到新亚酒楼来住了。

　　立群生性文雅、娴静，成天价只顾呆在房间里读书写字，累了的时候就抬头看看高高的天花板，或俯首瞧瞧脚下镶设几何图案的磁砖地。由于从小受家庭的薰陶，她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正宗的颜体。沫若见她悬肘走笔，正楷端庄雄伟，行书遒劲郁勃，可谓已悟得颜真卿笔法的妙诀，真是惊喜不已。俗话说“字如其人”，颜字的严肃性正和她容貌端整、言不妄发相一致。是出于对她的爱慕抑或关心，说不清，反正他身不由己也陪她写了几天大颜字。他们一起临摹《颜家庙碑》，一笔一划紧相连，一举一动传真情，广东话把男女手挽手地在街上走叫“拍拖”，此时此刻的沫若和立群在精神上紧紧地“拍拖”着了，已经谁也离不开谁。她不是有志赴陕北吗？他当然有心成全，且预先以小诗一首以代临别赠言：

　　陕北陕北我心爱，

　　君请先去我后来，

　　要活总要在一块。

　　陕北陕北太阳红，

　　拯救祖国出牢笼，

　　新天镇日漾东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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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汐集·陕北谣》。

　　该启程去武汉了，日前已拍了电报催夏衍速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夏衍于一月五日抵穗，沫若细致地向同人们交代了一切，并把自己的图章留下，让大家随工作需要而用他的名义，盖他的印鉴。六日中午，他应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之邀往该校演讲后，即于当晚偕立群登上粤汉路火车。来到黄沙车站送行的朋友很多，夏衍不止一次握了沫若的手，最后又握着立群的手，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对她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引起众人一阵爽朗的笑声，沫若赪然，立群嫣然，双颊蓦地升腾起两瓣红晕。

二十九

　　北上途中经过的大小车站，许多都是北伐旧战场，沫若一一指给立群看，她感到新鲜，他则每每陷入深情的回忆之中。三天的行程，在平时会使沫若感到多么漫长而心烦，如今有了立群在身旁陪伴着，他非但不觉得寂寞，相反感到说不出的甜蜜，就象火车噙住铁轨一般，他愿永远挽着立群，在人生道路上共同前进。就自这儿起，沫若开始正式与立群同居。

　　他们是与孩子剧团同一天到达武汉的，这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傍晚。孩子剧团的存在，沫若早在上海期间就有所闻。这个由二十多名无家可归的儿童自愿组成的剧团，积极宣传抗日，事迹十分动人，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叶挺、王明（即陈绍禹，1904—1974）、叶剑英、博古、邓颖超、潘汉年等人特地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他们举行欢迎会，郭沫若也出席了，他望着这群活蹦乱跳的孩子，年纪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八、九岁，一个个高兴得在使劲地鼓掌，把一只只小手都拍红了。当他们齐声同唱自编的歌曲《流浪儿》的时候，恩来难过得低下了头在擦眼泪，沫若的双眼也湿润了，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宗教家说“儿童是天国中之最伟大者”，难道儿童不就是“中国之最伟大者”吗？因而他在致词中说，今天是自己回国半年来“最快乐的一天”，并称赞和鼓励孩子们道：“中国有了你们这群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的。你们就象征着中国，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王明接过沫若的话，含义深长地说：“沫若先生丢掉他亲爱的妻子儿女回国参加救亡工作，是中国人中的做爸爸妈妈的模范；同时，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离开父母温暖慈爱的怀抱来努力救国工作，是中国人中做儿女的模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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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慧琳：《孩子剧团欢迎会上》，1938年2月10日《新华日报》。

　　沫若刚到武汉，正逢《新华日报》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报纸。对于郭沫若这样的人物，新闻界自然十分注意，常有记者登门访问，不是谈广州、武汉观感，就是谈目前抗战形势，而且还要题词。在沫若看来，作为当年北伐会师的重镇武汉，沉睡了十年之后，现在似乎又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势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虽然都已搬到重庆去，但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以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差不多都先后汇合到这里来了，可以说武汉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抗战首都。当务之急在于“恢复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笔者）的精神保卫大武汉”，沫若给《新华日报》的这一题词，充分表明了他的心愿。

　　重来武汉，能与北伐当年的一些老朋友晤面，也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沫若和立群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叶挺就把他们从旅馆接到太和街二十六号新四军筹备处去住。当沫若与叶挺、陈铭枢、黄琪翔等人欢聚时，大家叙旧议新，滔滔不绝。陈铭枢以自己的字“真如”分作上、下联的首字，征求用梵语作嵌字对联，他先吟得下半联：“如是我闻，佛说如来”，沫若即顺口说出上半联：“真有人对，谁即主宰”。大家拍手称绝。他们还一同合影留念，沫若戏题为《五光图》，并系以七绝一首，惹得众人捧腹大笑。诗云：

　　将军主任何辉煌，仿佛当年克武昌。

　　十载风流云散后，惟余棍子五条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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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田汉：《迎沫若》，战时出版社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就是这位当年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而今又有人要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宣传工作了。叶挺和黄琪翔首先向沫若透露了这个消息，此即陈诚邀他来商量的“要事”。原来军事委员会新近撤销了第六处，成立了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四厅，目前正在物色人选。为了争取一些有利的条件，恩来也赞成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可是沫若并不愿意，他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如果能让自己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那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更有效力。当时，沫若是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公开参加抗日民主活动的，其实他一回国就已经恢复了党籍，现在作为中共特别党员，他受党中央长江局周恩来等少数负责人直线领导，不过党的小组生活，不与任何地方党委发生关系。他本来就有点不满党外民主人士这一身份的寂寞，如今再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恐怕连青年们都不会谅解，因而他向恩来请命：“让我住到长江局（对外叫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来，以公开党员的身份进行痛痛快快的工作嘛！”①恩来以老战友的情谊，对他慰勉交加，请他暂时得忍受一下“寂寞”，奉劝他还是接受三厅的职务为好，希望他在这方面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最后推心置腹地把话都说到了底：“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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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沫若不愿出任第三厅厅长，还因为国民党安排的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都是复新社的头目，他觉得与这帮人是无法合作共事的。尽管陈诚拉了恩来三番两次上门敦促，朋友们也都力促其成，然而沫若还是不愿就职。一时当面批评他的，背后议论他的，都大有人在。一天，他接到了恩来手书的一张便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沫若捧着这字条读了又读，眼眶中噙满了泪水，多少年来不能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内心的痛苦，能理解的莫如恩来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能洞若观火地看清这“感情”的问题；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会毫不含糊地批评他感情用事。沫若感到欣慰，也感到惭愧，到底怎么办呢？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尤其是二月六日，陈诚背着周恩来以请吃饭为名，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沫若因事先不知底细，便拉了阳翰笙一同去参加了，待到饭后揭开了序幕，他们方才觉得进退维谷。会上颁布的《政治部组织大纲》，竟标榜“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这更使沫若恼火。陈诚请他发言，他声明自己事前并不知道要开部务会议，否则就不入席了，因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所以只能以一个朋友的资格说话，希望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不要拿“一个主义”来延揽人才。对于这帮人如此玩弄手腕，沫若极为反感，他再也无心作冯妇，于是托翰笙代向恩来汇报会议的情况，自己便决定当晚动身去长沙，以躲避陈诚等人的纠缠。临上火车前，赶到车站送行的翰笙又带来了恩来的便条，说是“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沫若发出会心的微笑。

　　“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①沫若怀着这样的心情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1909—1938）、胡萍等人同往百年老菜馆“李合盛”为沫若洗尘。席间，这一对昔日在日本曾以歌德和席勒相期许的老朋友，酒兴、诗兴都不减当年，他们向茶房要来文房四宝，“席勒”首先挥毫，作七绝一首以赠，云：

　　十年城郭曾相识，千古湖南未可臣。

　　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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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二）》

　　“歌德”略加思索后，即执笔步原韵奉和，云：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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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一）》

　　众人围观、赞叹，站在一旁的茶房竖起大拇指，连声说：“真是了不起，拿起笔来就象我们拿扫帚扫地一样！”“歌德”哈哈大笑，随手端起桌上斟满酒的杯子一饮而尽，连手指尖都感到了酒意，便立地又草一绝，有“作书如扫地，把酒欲问天”句，当即被茶房讨去作为墨宝。

　　田寿昌的热情、豪爽，郭沫若已经不止一次地领略过，此次叨扰，又蒙多多关照，他几乎天天陪伴沫若寻幽揽胜。登上岳麓山顶，俯看湘江中的水陆洲，如同一艘长艇，特别引人瞩目。那淡淡点缀着的清寒的水气、潇舒的落木，颇有娱目清心之妙，沫若真想将来国难解除后能卜居此间，恐怕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吧。忽听得游客中有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壮烈的救亡歌声令人亢奋，沫若不由得对寿昌说：“在武汉一个月以来的闷气，总算稍稍地一吐了！”

　　长沙的名胜古迹实在多。沫若游罢岳麓山，又游玉泉山。他与友人特往民众俱乐部，参观南明爱国将领何腾蛟为抵御清军所筑的箭场，颇为壮观。在这里，沫若忆及自己的战斗经历，与同游者畅谈北伐战争时路过长沙的情景，说：“十年日月若不浪费，何至让日寇猖狂至此！”友人索句，遂赠“何来后羿箭，射日破愁天”一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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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田汉：《沫若在长沙》，战时出版社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古人说长沙乃卑湿之地，但给予沫若的印象并不怎么忧郁：天气既不怎么忧郁，人情也不怎么忧郁。这里同样集中了不少文化人，除田寿昌、廖沫沙、张曙之外，还有徐特立、薛暮桥、翦伯赞、孙伏园等。他们为郭沫若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会，并公推他为文化界的领袖，沫若表示自己只能充当“大将出马以前”，先出场“打旗子替大家引路”的那种角色。他几次发表演说，指出“文化人的地位和责任，在这时和前敌将士是没有两样的”，殷切“希望目前集中于后方大都市的文化人，更能够向乡村间散播”，要自觉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抢工作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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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羽书集·对于文化人的希望》。

　　为了答谢朋友们，沫若托人备了两桌饭菜回请大家。他恭恭敬敬地挨着席面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大概由于“立定大戒”以来久未这样开怀痛饮的缘故，他居然醉了。于醺醺然、昏昏然之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他还重重的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地骂自己也是“混帐的政客”！

　　长沙有那么多逗人喜爱的山山水水，长沙有那么多情深谊笃的新朋旧友，可沫若的视线并没因此放松对时局的注意和警惕。二月十八日，汉水上空展现了我雄鹰与敌机搏斗的奇观；同月二十三日，我空中健儿炸毁台北日军机场的壮景，沫若耳闻如目睹，激情满怀，久不作新诗的他，禁不住再显身手，欣然草成《在天空写的壮快的诗篇》，表示甘愿“把心脏剔出”、“割下头颅作为祭品”。

　　时局在动荡，沫若的内心也在动荡。看来长沙不是久留之地，对待频频发电或来函催促的武汉方面的朋友，怎能置之不理呢？何况离开了立群，沫若的精神上也有说不出的苦闷。二月二十六日，立群突然悄悄地出现在面前，她带来了恩来等人的亲笔信，明白告诉沫若：陈诚请他立刻回去，一切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恩来还邀请寿昌一同去三厅工作。沫若仍在迟疑，他感慨万分地说：“周公之请，理当奉行。但陈诚当家的政治部是去得的么？那是地狱，寿昌！”作为头二十年的老朋友，寿昌自然理解沫若的心曲，他诙谐地回答道：“国事如此，我不入地狱，又有谁入地狱呢？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寿昌毕竟是寿昌，快人快语，说得痛快淋漓！沫若终于明确表态：“好吧，我们就去受罪吧。”寿昌哈哈大笑，掉头对立群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呵！”立群涨红了脸，羞涩地埋下头。

　　这位突如其来的使者，在沫若的人生旅途中与他携手共艰危，甘苦两心知。立群是有抱负的，虽然她在武汉时已经接受朋友们的挽留，不再去陕北读书，但决不因此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她用自己的名字拟了一副对联，特请沫若书写后，作为她的座右铭：

　　立德立言乃是立功之本

　　群有群享须从群治得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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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庶英、郭平英等编：《郭沫若遗墨》第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30年5月版。

　　在长沙滞留了二十二天，春天渐渐苏醒了，沫若陪立群再次过湘江去游览岳麓山时，见百草已返青，四野充溢着清新的气息。然而人世间与自然界太不协调了，扼杀春天的日寇的铁蹄到处践踏，长沙也不时遭到空袭。二月二十八日，沫若在警报声中写好了《长沙哟，再见！》一文，警报一解除，便立即与立群和寿昌、张曙等人乘上了去武汉的列车。

三十

　　国民党之所以要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目的是想利用他的声望去羁縻人才，装璜门面，表明他们煞有介事地在“改组政府机构”了，以掩盖其一党专政的真面目。郭沫若的出走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第三厅一直虚悬至今。眼下好不容易把他请了回来，陈诚即于三月一日晚上丢开重要会议，特地赶到太和街来与他晤谈。为了稳住郭沫若，他们只得让步，不但撤走了刘健群，而且完全依从沫若所提的三项条件，即：工作计划自己订，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不受其他限制；人事问题有相对的自由；确定事业费，预算自己提。

　　沫若着手筹组第三厅，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是的，尽管仅仅掌握了这一点点政权机构，也必须充分利用它来体现党关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路线和政策。多少个深夜，太和街二十六号灯火通明，沫若与董必武、周恩来、博古、阳翰笙等人聚在一起，仔细研究三厅的一系列问题，从任务、组织机构到具体的人员安排，都几经商讨，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要把第三厅建设成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其中心任务是宣传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至于人员，则推荐范寿康为副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傅抱石为秘书。下设第五、六、七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处长为胡愈之；策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处长为田寿昌；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处长本拟请郁达夫担任，因赶不及而改由范寿康兼，郁来后则任设计委员。各处均设三个科，科长分别由徐寿轩、张志让、尹伯休，洪深、郑用之、徐悲鸿，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等人担任。由于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又有郭沫若这样的旗帜，很快就把文化界的这些有生力量动员、组织在一起，除个别人之外，都陆续赶来报到就职了。这样的阵容，这样的速度，怎不叫陈诚惊诧！名单报上去，蒋介石看了也很高兴；传到社会上，人们都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

　　在筹备过程中，有一件事沫若最满意，那就是他亲自与陈诚交涉，在部务会议上排除了张厉生、康泽等人的刁难，由政治部收编了孩子剧团，把它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于三厅一科。三月底，孩子们喜逐颜开地搬进第三厅所在地武昌昙华林，沫若随即陪同恩来前往看望。跑遍每个宿舍，拍拍这个孩子的肩，摸摸那个孩子的头，问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了蚊帐，还缺什么？……沫若俯下身去仔细端详着孩子们因劳累过度而显得消瘦的脸蛋，嘱咐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反映上来。他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孩子们编的壁报，细心地为他们一笔一划地改正错字，并督促他们说：“以后生活条件好一点了，你们可要好好学习哟！”不久，即安排了一些教员给他们讲时事、戏剧和音乐知识，还派了老党员担任他们的指导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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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陈模：《郭老和孩子剧团》，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三厅的成员在不断充实，这时候沫若又想到了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要搞好对敌宣传，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他把这个意思对陈诚说了，并且推荐了鹿地亘夫妇。通过种种关系，终于从广州请来了这一对日本友人，由沫若提议聘为设计委员，实际上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昙华林内喜气洋洋，郭沫若在掌声和鞭炮声中宣布第三厅正式成立。当天，他与阳翰笙、田寿昌、洪深等人商量，准备举办扩大宣传周，名义上是应陈诚的要求，借此扩大政治部的影响，实质上是为了大规模宣传抗战的意义。宣传周每天一个重点：第一天为开幕大会和文字宣传日，第二天为口头宣传日，第三天为歌咏日，第四天为美术日，第五天为戏剧日，第六天为电影日，最后一天为武汉三镇大游行日。沫若动员和组织了三厅的全部力量投入这一空前的宣传活动中去。开幕的那天是四月七日，恰逢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击毙万余敌人，缴获大量轻、重武器，消息传来，武汉三镇一片欢腾。沫若先往汉口总商会大礼堂参加宣传周开幕典礼，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的精神武装起来”。旋即又赶到汉口北郊的旧华商跑马场出席“广场歌咏会”，应寿昌邀致开幕词，即兴吼出了一篇《来他个“四面倭歌”》，可谓别出机杼：

　　目前我们的敌人尽管是怎样横暴，尽管有多量的大

　　炮飞机，我们要准备着用歌咏的力量来把它摧毁。

　　张良给了楚霸王一个“四面楚歌”，

　　我们现在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四面倭歌”。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宣传；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

　　当天晚上，沫若还主持了庆祝胜利大会和火炬游行，欢呼台儿庄大捷。大会结束后，他和战友们登上黄鹤楼，只见长江两岸数十条火龙在翻滚，映得春江红烂漫，救亡歌声和口号声响彻夜空，到处洋溢着万众一心坚决抗日的热烈气氛。他看着看着，眼前的盛况不知不觉幻化成为北伐时的壮景，心潮澎湃不能平息。他在心底里欢呼：武汉，这个大革命时期的首都，经受过多少次血与火的洗礼，今天终于重又焕发出战斗的青春！

　　扩大宣传周的第一炮震得武汉三镇地动山摇，震得广大民众拍手叫好，彻底打破了政治部成立以来的冷冷清清的局面，朋友们纷纷跑来祝贺，一个个赞不绝口：“老郭的运气好！”

　　“三厅的运气好！”没想到却招惹了陈诚、康泽等人的忌恨，因为人民群众在不断发动起来，其声势之浩大令他们惊恐万状，同时恼怒万分，康泽在政治部部务会议上竟然叫嚷：“半夜三更还在那里喊口号，这叫什么宣传！”坐在他对面的郭沫若昂首望着窗外，表示不屑一驳。以后几天，陈诚他们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

　　宣传周的闭幕日又将有五六十万民众参加集会和大游行，陈诚、康泽他们不便公开反对，就在暗中策划了对付的花招。这天，虽然天公不作美，可是成千上万的民众冒着细雨，早就从四面八方向会场集合拢来。雨越下越大，群众依然精神抖擞，百般踊跃。主席台上的郭沫若和阳翰笙等人正要宣布大会开始，突然空袭警报响了。奇怪，下雨天哪来的敌机？台上、台下自然不免惊愕、纳闷，但见康泽带来的宪兵团长已经急不可待地抢过话筒，声嘶力竭地嗥叫“解散！解散！”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就如此这般地被破坏掉了。

　　三厅成立以来还不到一个月，不愉快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报上去的经费预算始终得不到解决，其次是政治部居心叵测地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规定一切对外文件须经该委员会审核后始得印发，紧接着的就是康泽以假警报解散扩大宣传周的大游行，……这一切等于捆绑三厅手脚的绳索，是可忍孰不可忍！沫若憋着一肚子气，实在不想再当厅长了，然而又难于向周恩来启齿。恩来对他一直有点放心不下，曾对阳翰笙说：“沫若老是清高，他不想当厅长，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我们是到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去斗争。我们不是去做官，我们是去干革命嘛！你不干，我不干，那么谁来干？你和他关系深，要做做他的工作。”①这些话传到了沫若的耳里，不能不引起他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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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五月的昙华林，满坡榴花红似火，弦歌之声响遏行云，三厅附属的团队为上街头和前线进行抗日宣传，正在紧张地排练。沫若坐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放下刚为广州《救亡日报·“诗歌节”纪念特辑》写好的题词，激动地站了起来，望着院子里活跃的人群，觉得他们的行动和歌声好象是为他的题词谱写的曲子。他不想辜负这个诗歌月，他领导下的三厅也不想辜负这个诗歌月，这是开展群众性抗日宣传的大好时节，无奈康泽等人时时干预、事事争夺，他们把五月份各纪念日的宣传活动全都抢归二厅主持，说三厅只需从旁协助。可是他们包而不办，结果从“五一”、“五三”、“五九”直至“五卅”，除了一些官样文章的应景活动，简直无声无息。

　　这段时间，三厅的成员仍在猛干，沫若更是忙碌不堪。新组成的抗敌剧团已派往台儿庄、徐州等鲁南前线慰问演出，冼星海（1905—1945）、张曙等音乐家正在为指导群众歌咏团而奔忙，洪深、应云卫（1904—1967）等编导则为繁荣抗战戏剧而煞费苦心，连孩子剧团也在日夜忙着演出、开会和座谈。战友们都与沫若同心同德，当阳翰笙对洪深说：“洪先生，郭先生的意思让您到前线去，您觉得怎样？”洪深回答得非常干脆：“没有问题。只要抗战一天我就干下去，一天不抗战了，我第二天就滚蛋。我洪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做官的，你放心好了。你跟郭先生说，我一定尽全力干。”①多么好的同志，多么好的队伍！沫若感到欣慰，是他们的行动督促、鞭策了他，还有什么理由再离开自己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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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

　　周恩来早就提请大家注意，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里工作，必须时刻提高警惕：限制、破坏只是他们的一手，拉拢、腐蚀又是一手。果然，张季鸾（1888—1941）、王芸生充当国民党的说客来了，他俩在郭沫若面前唱了一曲双簧：一个闪烁其词地劝他多找张群谈谈，另一个则明目张胆地鼓动他放手倒向国民党怀抱。这一对不速之客的游说恰如一阵耳边风吹过，沫若又读到中央社一则通讯稿，其中有一条国民党恢复包括他在内的三十余人党籍的“最高决议”，联想国民党当局正在高唱“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滥调，这不是妄图“融化”共产党吗？对于这一切，他根本不予理睬。

　　沫若已于四月底偕同立群，从太和街搬到珞珈山原武汉大学的一幢教授宿舍居住。这儿，上一个坡就到达山顶，下一个坡便面临东湖。当此抗战时期，尽管工作很繁重，生活很艰苦，沫若却感到异常的满足。自从有了立群作贤内助：撰写文章或草拟文件时，查找资料常由她代劳；客人来了，又少不了她这位“财政部长”热情款待；工作累了，她还常常陪他去东湖边上散步，或者登临珞珈山巅，极目纵览武汉三镇的全景。更使沫若满心欢喜的是，不久周恩来也偕同邓颖超来到这里的另一幢教授宿舍居住。两幢房屋紧相毗邻，两家人家亲如一家。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贤妻，又有这样的好邻舍，沫若生平寄迹过的地方很多，当以这儿为最理想了。

　　理想的生活环境应该有利于开创斗争的新局面，沫若决不辜负亲人的关怀、组织的嘱托、同志们的期望，他要和战友们一同把第三厅建成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郭沫若传--第十一章 从武汉到重庆






第十一章 从武汉到重庆

三十一

　　“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呵……”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深夜，沉寂的珞珈山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沫若还在伏案埋首阅读《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译稿。原书系英国《孟却斯德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所编，沫若应译者杨明之请，准备为他题签书名并作序。田伯烈说得对，人类是决不会“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的，全世界人士对于中国的抗战也决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今年年初，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不是派来白求恩大夫上抗日前线救死扶伤吗？前不久，苏联政府不是贷款五千万美元资助我们抗战吗？田伯烈编写这本书，以及那么多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为他提供珍贵资料，其本身也是个有力的明证。沫若对同情我们的国际友人肃然起敬，同时越发意识到自己必须倍加奋勉。

　　自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以来，六月十二日安庆又沦陷，武汉的局势岌岌可危。日寇正兵分三路，由长江下游水陆并进，妄图一口吞掉三镇。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武汉，已迫在眉睫。郭沫若与周恩来等人商定，抓住“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的机会，再搞一次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活动。他负责拟订的纪念“七·七”的具体办法，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为此又一次被召见，但是他们想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蒋介石的目的无非想借此宣传他个人，抖抖他这个所谓“抗战领袖”的威风。不过这倒给沫若提供了不少方便，“奉旨出朝”，管他陈诚、康泽，谁敢不放行！

　　纪念活动从七月六日正式开始，持续了三天。武昌、汉口和汉阳每天白天都有盛大的集会，夜晚则有火炬游行，其间还有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和化妆表演车上街、下厂、去伤兵医院进行宣传，抗战画展、木刻画展也按时展出，献金台前更是人如潮涌。说起献金，沫若与陈诚曾发生过一场争辩，陈诚原先竭力反对，他怕“有钱的人不会捐，愿捐的人没有钱”，会有损他这个部长的面子。没想到这几天在献金台前，各阶层的人都自愿跑来了：气喘吁吁的人力车夫，每拉一次客就登台献款一次；由小孙儿搀扶着的老奶奶，颤颤巍巍地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七个铜板；抱着三弦为人算命的瞎子，特地从乡下赶来奉上自己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五元钱；乞丐教养所的乞丐竟全体相率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全部捐献，……一个个面带菜色的劳苦民众，在他们跑上献金台时，脸上都泛着激动的红晕。沫若望着那装满现钞和金银器物的几十只大口袋，眼睛由湿润而模糊。中华啊，中华！你绝不可能沦为异国的奴隶，因为你的子民对祖国的深情，就象滔滔的长江水永远不会枯竭，他们不仅为你献出自己珍贵的一切，还将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来保卫你！

　　武汉民众掀起的献金热潮，使沫若联想起五月间，广州一所小学的孩子们曾自动组织了儿童救国募金队，他们将募得的钱随信汇给郭沫若，委托他“转献给为民族而抗战的斗士们”。如今募得这么大一笔款子，当然应该用来慰劳艰苦战斗在前方的抗日将士。鉴于前线最缺乏医药和医疗器材，沫若便建议动用一部分献金向外国购买紧俏药品。后来派阳翰笙等人奔赴香港，几经周折，才了却这一番心愿。

　　国难当头，亿万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国民党达官贵人却在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与他的同僚每周至少要举行一次舞会，他们在豪华的公馆里，邀来名媛淑女尽情行乐，有时也邀请沫若，目的无非要把立群也拖入他们的舞池。他们抗战不懂得求外援，寻欢作乐倒知道“走国际路线”，每每借苏联顾问的公馆做舞厅，沫若觉得真是奇事一件。

　　中国抗日的烽火，确实连接着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硝烟。为了配合巴黎国际反侵略大会的召开，十月二十三日武汉举行响应国际反轰炸大会，沫若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发表讲话，坚决主张“要予打击者以严重的打击，予轰炸者以猛烈的轰炸”①。这与有人散布的奇怪论调恰恰针锋相对，最高当局不是说什么武汉在政治上不如南京，经济上不如上海，文化上不如北平，守与不守都无关大局吗？沫若明察对方的用心，才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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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38年7月24日《新华日报》。

　　当时，敌机轰炸武汉更加频繁，武昌城已被炸得千疮百孔，机关、团体和家庭都在纷纷疏散，三厅也派了三分之一的人员，由杜国庠（笔名杜守素，1889—1961）率领随政治部先遣队撤往衡山。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居然接二连三地解散抗日民众团体，而将大批流氓地痞和鸦片烟鬼拉来充当“保卫”大武汉的骨干，并提升张厉生为政治部副部长，贺衷寒为秘书长。本来自尊心就相当强的郭沫若，怎么能委屈他向贺衷寒之流称“职”呢？于是辞职的念头由此复萌，整整三天都躲在寓所里不去办公。他与立群一同吟诗作画，以此消气。他爱画兰草，范寿康的女儿求他题画扇面，他不愿使孩子失望，即援笔为她画上兰草。他太喜欢兰草了，“叶似茅草花似竿”，每逢春天朵朵香，兰艾岂能同焚？晚饭后，他常常拗不过范寿康女儿的好意，携她一起去东湖之滨散步。月明风清，心情却不平静，他拖着沉重的步履，一边走一边在低吟李白的名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中的意境使他分外感到孤寂。是啊，周围为什么如此寂寥？他转身问身边的小朋友：“青蛙在叫吗？”孩子觉得郭伯伯真有意思，怎么在这一片蛙噪声中，居然还问有没有蛙叫。她笑呵呵地答道：“哇哇哇叫得正欢哩！”

　　“可惜我一点也听不到，真遗憾。”沫若真有点扫兴，大概心境不好也会影响他的听觉，何况他患有重听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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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范令棣：《回忆郭沫若伯伯和于立群同志》，《艺丛》1982年第1期。

　　沫若真的“独酌无相亲”吗？不，相亲就在眼前。当周恩来知道了他不去办公，便在第三天晚上请他到家里吃饭，三厅的另外几位负责人亦应邀作陪。席间，恩来循循诱导，与大家一起回顾了三厅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语重心长地指出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为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顽固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投降阴谋。谈到部里的人事更动时，沫若憋不住再次表示不愿在贺衷寒下边受气。恩来浓眉紧锁，如炬的目光盯着他，略带怒色地诘问了一句：“那么怎么办呢？”看他低头不语，便又补充道：“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的委屈，比这大得多呢！”沫若感到了恩来这番话的份量，他第一次看见恩来在自己面前发火，知道确实是自己错了，从此打消了怠工、辞职的念头。

　　对于党组织的关怀、同志们的信赖和群众的拥戴，沫若既感激又不安，特别是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①从郭沫若自身来说，他实在愧不敢当，但又不能辜负党的殷切期望。三厅的工作义不容辞，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更有责任为“统一文艺战线，巩固精神国防”②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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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②郭沫若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题词，见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

　　暑期，郭沫若与田寿昌主办“战时歌剧演员讲习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吸收了楚剧、汉剧、京剧、评剧、绍剧和杂耍等各种艺人七百余名参加学习，向他们宣讲时事问题和抗战意义，灌输新的戏剧艺术知识，改造他们的旧习惯。他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振奋人心的讲话，后经寿昌整理，成为讲习班班歌的歌词，由冼星海谱曲并教唱。两个多月以后在结业典礼上，当沫若听着学员们感情充沛地齐声唱着这支歌：

　　同志们，别忘了！

　　我们第一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第二是戏剧界的同行。

　　抗战使我们打成了一片，

　　抗战使我们团聚在一堂。

　　要救亡必先自救，

　　要强国必先自强，

　　戏剧的盛衰，关系着民族的兴亡！

　　我们要把舞台当作炮台，

　　要把剧场当作战场。

　　听着听着，他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给每个学员都发了由李可染绘制、自己亲笔签名的毕业证书，旋即又以三厅的名义，将他们组成流动宣传队，报请政治部签发护照、补助旅费，全部撤到湘、鄂边境和云、贵、川地区，去实践他们“为民族张正气，与抗战共始终”的誓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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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四）》，《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龚啸岚：《“永远为自由而歌唱”》、《从昙华林到紫光阁》，分别见《武汉文艺》1978年第5期、《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

　　在此前后，沫若还写了不少文艺论文，诸如《文艺与宣传》、《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文化人当前的急务》，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加强团结和统一，勇于到乡村去，尤其是到沦陷区去开展工作。当时文艺界的聚会不多，由沫若主持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打破了数月来的寂寞，周恩来、博古、田寿昌、胡愈之等人都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演说。处于十万火急的武汉举行这样的大会，自有其特殊意义，正如沫若在讲话中所说：

　　鲁迅精神，是无论如何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争到底，直到他生前最后的一天，还不曾磨灭和减低意志，这是鲁迅伟大的要素，亦是他在学问上、文学上，有所建树的要素，……

　　我们在今天正同日寇进行激烈的战争时，我们更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希望今天更能够发扬鲁迅精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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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38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

　　有鲁迅这座精神上的灯塔，沫若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他明白，要忠实地做鲁迅的继承者，就必须坚持以鲁迅精神领导抗日文艺界。

　　大武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到处都不得安生，沫若不得不于八月底由珞珈山搬到汉口的杨森花园，九月底又迁往鄱阳街一号，不久恩来也搬过来同住。政治部各厅绝大部分人员已往衡山和长沙疏散，沫若安排立群也先离武汉去了长沙，三厅只留下他和胡愈之。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陷，消息传来，加重了武汉的紧张气氛。当此“孤城落日”时分，出乎意料的是，二十二日朱德突然从天而降。他与蒋介石晤谈之后，即往鄱阳街与恩来、沫若欢聚一堂。沫若回想一九二六年他们第一次在汉口相见，那时朱德刚从德国回来，穿着一件毛蓝布大褂，好象乡下的一位村长。如今又是风尘仆仆，一身灰色粗布军装，更显得苍劲雄健，英姿飒爽。他们没有什么客套，略略寒暄几句，便纵谈军情、敌情、党心、民心，如话家常。二十三日朱德又飞回华北前线去了，临别时留诗一首赠给沫若，题为《重逢》。诗是用墨笔写的，云：

　　别后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

　　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

　　敌深入我腹地，

　　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相见——

　　必期在鸭绿江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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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洪波曲》、《羽书集·龙战与鸡鸣》。

　　沫若把它当做珍贵的纪念品，后来还细心地裱背好，一直保存在身边。

　　十月二十四日早晨，沫若奉命为即将转移的《扫荡报》赶写一篇社论。由题目《武汉永远是我们的》定下了主旨，他努力往下写，一会儿援引高级司令长官的话，说什么“我们虽不能立即打倒敌人，但我们能拖倒敌人”；一会儿又传播“最高领袖”的指示，说什么“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这哪儿是自己在写文章，分明是为别人捉刀代笔。他恨自己就象是学舌的鹦鹉，但又摆脱不了这样的境遇。

　　又要与武汉告别了。二十四日晚上，远处已隐隐约约传来闷雷般的炮声，沫若这才与愈之等人同恩来分途登上撤退的船只。鸦鹊无声的三镇淹没在如磐的夜气之中，黑沉沉的长江好象在低声哀泣。想想在这儿忙碌了八、九个月，天天高喊“保卫大武汉”，然而毕竟还是没保住，眼下必须离它而去转移阵地，自己真的能象朱德说的“去支持南天”吗？沫若暗暗地下了决心：看我再努力！

三十二

　　头上不断有敌机盘旋，眼前一片兵荒马乱景象。费了四天四夜，轮船才到达沙市。这里素以商业发达著称，此时却萧条得令人吃惊。难得穿军装、佩戴证章的沫若，为了路上方便，今天却戎装出现在沙市街头上。他看见一群乞丐模样的壮丁，上身一律着破旧卫生衣，下身多数没有穿裤子，在深秋的寒风中冻得索索发抖，便好心地上前盘问：“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到这儿好久了？一天吃几顿饭？归什么人在管？”但是谁也不肯回答，一个个都报以冷眼。经多方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从自己老家四川抽来的，由于经费饱了上司的私囊，以致害得他们至今无人收编。苦难的家乡弟兄们呵，实在应该设法营救你们，可是向谁交涉呢？国民政府的机构都腐朽透了。沫若的脑海中迭映出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顾祝同等人的名字，这才识破他们的一大秘密：他们的部队之所以屡战屡败，原来都是由这样的壮丁拼凑起来的。

　　沙市不是目的地，又坐了两天汽车，沫若终于赶到长沙，与三厅的大部队汇合。一直为沫若沿途安全担惊受怕的恩来和立群，现在总算放宽了心。长沙暂时成了军政要员荟萃的地方，三厅就驻扎在水风井长沙师范学校内。然而战时动乱无常，一星期之后，军政重心又移到衡山去了。十一月上旬，沫若也往衡山去了一次，为的是找陈诚商量今后三厅的人事部署，结果获悉必须缩小组织，废处减科，即三厅原来的三处九科只能保留四科。这当然十分棘手，可是又无可奈何。

　　十一月十日岳州沦陷，长沙危在旦夕。按预定计划，沫若着手布置三厅人员向桂林、衡阳撤退。立群随先遣队去桂林，公而忘私的沫若，忙得连送别的时间也没有。她舍不得他劳累过度，他也为她日益憔悴而心疼，正是：“情知是短别，分袂亦依依。耳畔频低语：归来莫太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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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在南岳避空袭寄怀立群桂林十首（十）》

　　由于人多车子少，沫若和恩来便决定让大家分两路走：一路乘火车，另一路步行，行李和办公用品则用卡车运送。在三厅仅剩下的两辆卡车中，他们特地拨出一辆，将孩子剧团全体成员送到衡阳去。至于他们自己，则又留到最后，以帮助照料一切。十二日午夜，除有一小部分行李尚未运走之外，其他都已撤离完毕。忽见街头出现三五成群的军警，他们有的提着洋油桶，有的拎着小火炉，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其中有人过来催促沫若快点搬走，沫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秘而不宣。不一会，满城起火。是日寇已经攻占长沙了吗？可是天上既无敌机，地面又无炮声。沫若惊诧莫名，一面记挂着恩来、洪深及车站上的其他同志，一面赶紧乘上小车，被人海裹挟着在路上慢慢爬。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了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使沫若惨不忍睹；惊慌失措的呼爷唤儿，歇斯底里失望的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又使他的每根神经都繃得紧紧的。人流在火巷里窜着、炘着，沫若的心在火海中烤着、煎着。好不容易于第二天拂晓时分到达湘潭境内下摄司渡口，恩来也在稍晚一些时候赶到了这里，他是和叶剑英各拎一只手提箱从大火中冲出来的。两人相见都对昨夜发生的事感到忿怒和诧异，当即决定一同驱车踅回长沙探看究竟。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唯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漫延。恩来说：“看来，敌人是没有进长沙，否则他们一定要穷追的，不会全没有动静。”沫若点点头，他正在沉思：这大概是最高当局的“英明”决策，把好端端的一座城市当做“焦土抗战”的试验品。想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曾以火烧莫斯科作为他战略中的重要一步，想以此阻挡拿破仑侵略军的铁蹄；今天的蒋介石显然是在盲目模仿库图佐夫，居然也寄希望于一场大火，结果使几百万长沙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国民党终究失算了，狡滑的日军元凶并没有扮演拿破仑，长沙城倒已烧成一片废墟，无辜的长沙人真把他们恨透了！谁来收拾残局呢？这项苦差使又落到郭沫若身上，他刚率领部属安抵衡阳，就接到了政治部的命令，着三厅火速派人去长沙“办理善后”。他和恩来安排洪深、田寿昌带队执行这一任务，两三天后又亲自带领一个宣传队去支援。水陆洲颦着淡淡的眉头，等待着诗人的慰藉。叹屈祠成砾，贾宅生烟，多少国宝付一炬；痛灾民失所，伤员毁身，满目疮痍剧堪怜。为了及时救济、抚慰受难同胞，鼓动大家重建家园，沫若不怕余烬炘人、危壁欲坠，与战友们一起整整突击了一星期。临走前，他和寿昌踏着岳麓山的红叶，望着湘江彼岸的焦城，想着早春时节于此相晤的情景，两人不约而同地联句抒发了共同的感喟。

　　回到衡阳，已近十一月末尾。记得月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曾发表声明，警告中国政府“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政府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似乎心领神会，自从武汉失守以来，一直在消极观战、积极防共。这时候，他在南岳忙着召集高级将领举行政工会议，提出了“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的口号。沫若也去出席了，他仔细捉摸主持会议者的讲话精神，经过恩来的启发，方才悟到“抗战领袖”已经不要抗战，教你从此只需搞搞口头抗日和纸上宣传，不必真刀真枪去和敌人死拼；教你以后只要在政治上注重防共，无须再在军事上提防日军进攻。

　　与会的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沫若实在不愿同他们为伍，便与恩来等人相约一起攀登南岳。传说中“喷云泄雾”的衡山，在从峨眉山下长大的沫若看来，当然不算神奇，他感兴趣的是座落在半山腰上的铁佛寺。多日来繁忙紧张透顶，今天该可以放松休息一下了。庙虽破旧，铁佛倒还完好，但不知是哪个朝代所铸。此时此地，不由得又引发了沫若的考古癖。老和尚飨以一顿可口的斋饭，然后沫若又在寺前小卧片时，他的诗兴伴随考古癖翩翩而来，顺口赋得七律一首：

　　铁佛披金色相黄，纪元宝庆未能详。

　　戏从杂卦征休咎，聊倚残餐润肺肠。

　　鸡脍应输萝菔味，契斯难敌豉乳香。

　　邺侯藏轴称三万，此地空余一废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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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录自手迹，原件现存乐山文管所。

　　吟罢，恩来笑了，大概他觉得诗中不乏“打油”气味。沫若也笑了。他虽不想附庸风雅，但豪情壮志亦不可不抒，于是又用原韵再哼成一首，也是七律，格调却大不一样：

　　中原龙战血玄黄，必胜必成恃自强。

　　暂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

　　云横万里长缨展，日照千峰铁骑骧。

　　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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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登南岳》

　　十二月初，沫若由衡阳奔赴桂林，重与三厅的朋友们相聚，住在乐群社。敌机经常来轰炸，听说立群初来时租的一间小屋，数日前已被炸得粉身碎骨，幸好当时她不在屋内，真是好险，沫若想到这里都不禁有些后怕。他在南岳期间也遇到过空袭，那时十分怀念立群，曾作小诗十首，现在一并奉献给她。“芳心逐岁开”，“相伴有苍苔”，抗战的风暴把他们卷来卷去，血与火不断考验他们的生死之恋。

　　不幸的是，张曙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为好友的不幸丧亡，沫若心中充满了悲伤，亲自替他写了墓碑，把他安葬在桂林郊外的冷水亭旁。想想他勤勤恳恳为三厅所做的工作，想想他才气横溢为抗战所作的歌曲，沫若更意识到所失去的是多么惨重和珍贵。“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湖山微水今又生洪波……”他的《洪波曲》正响彻洞庭湖畔、扬子江头，唤起三楚健儿敌忾同仇，热血飘洒。“九歌传四海，一死足千秋。冷水亭边路，榕城胜迹留。”①沫若连做了几首挽诗，还是觉得抒不尽对战友的悼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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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挽张曙诗两首（一）》

　　在桂林的时间不长，要做的事却很多。《救亡日报》已于广州沦陷前夕被迫停刊，前些日子夏衍、林林等人辗转到了桂林，现在沫若自然要设法帮助他们再度复刊。战争期间的事真是难以估摸，八月间华南的朋友们曾给当时还在武汉的沫若来信，说是当《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满周年的时候，希望他能抽身南下一次，谁会料到几个月后竟在桂林重逢。沫若最清楚，在恶战苦斗中要维持这样一份报纸，充分发挥它的抗战建国、唤起民众的作用，这是多么艰难。如今要重新复刊，经费又从哪儿来？与陈诚几番交涉，只同意政治部每月津贴二百元。这点钱能派什么用场，不过这倒也有个好处，借此可以让人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津贴的报纸，今后地方党部就不敢刁难。最后又派夏衍去香港筹款，争取于一九三九年元旦，能让广大读者重睹《救亡日报》的新颜。

　　广西大学的校长白鹏飞听说郭沫若来到了桂林，作为当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先后同学，理当尽地主之谊，不但殷情款待，还邀请他为师生们演讲。沫若觉得叨光得很，碰巧这所大学的校舍系于立群的从外祖父岑春煊（1861—1933）所捐赠，因而师生们对他更为敬重。他来演讲的那天，师生们夹道欢迎，大礼堂座无虚席。他不谈一般的抗日大道理，而从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谈起，说明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是富有创造力，二是富有同化力，三是富有反侵略性，因而：

　　凡是和我们站在对立地位的民族，即占有欲望强而创造欲望弱的民族，我们却和它势不两立。自有历史以来，凡具有民族性的战争，可以说都是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我们从不曾以武力去侵略过别人，但遇着别人以武力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彻底的反抗，纵使绵亘至二三百年，非将侵略者消灭或同化，我们永不中止。我们是具有着举世无匹的最强韧的弹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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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羽书集·复兴民族的真谛》。

　　整个报告没有提到一句抗战，听众却自然而然联想到当前的抗日斗争，以致后来白鹏飞偕夫人陪同沫若夫妇泛舟漓江时，这位老同学还在满口称赞沫若此次演讲的成功。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然而沫若哪有心思留连于山水之间，这次他在桂林只是应白鹏飞之邀玩过一天，要他“暂把烽烟遗物外”也不容易，他的心里总在惦记时局的发展和三厅今后的工作。国民党当局的动向值得警惕，副总裁汪精卫已与其党羽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潜离重庆越国投敌，随即近卫文麿又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叫嚷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和“经济提携”，不知总裁蒋介石将如何应对？至于被蒋介石、陈诚分割了的三厅，人员已陆续移往重庆。沫若和立群也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乘欧亚机22号离开桂林。

　　“一别夔门廿五年，鸟惊花泣恨频添”。而今他重入夔门，回到群山环抱的雾都重庆，更是感慨万千。

三十三

　　一九三九年元旦，沫若前往重庆中山公园网球场，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这是他到达陪都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人的山，人的海，坡上坡下满挤着人群，沫若象和暖的春风似的开始演说了。听吧，象奔流，象悬河，象渺茫的大海，而那些听众随着是微笑，是愤怒，是奋然而起……。①他说“今天的阳光，是象征着中国前途的光明”；他说要“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②从听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可以知道这两件新年礼物的贵重，广大民众将不惜代价去奋力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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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②见1939年1月2日《国民公报》。

　　开岁发春，喜从中来，新的一年总算有了个好的开头，《救亡日报》果真于元旦在桂林复刊。这虽是一张四开小报，但它担负着宣传抗日、团结、进步的重任，力求赢得左、中、右读者的欢迎。这是很不容易的，沫若深知夏衍、林林等人所付出的艰辛，他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当该报响应义卖时，他特地寄了一首五绝去：

　　纾难家宜毁，临危命可捐。

　　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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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为了让山城的读者能及时看到这份报纸，沫若还把他的稿费和生活费节余用来出《救亡日报》重庆航空版，直到印刷所被毁才中断。

　　当时沫若和立群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名为“陪都”的重庆，白天街市繁华，夜间歌舞终宵，俨然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只有当高竿上挂起红球，发出空袭警报的时候，这才显露出些许战时的气氛。蒋介石自从将大本营迁到这里以后，更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第三厅则进一步加以钳制，不但压缩编制、裁减人员，而且紧卡经费。调整后的三厅由四个科组成：第一科掌文字宣传，科长为杜国庠；第二科掌艺术宣传，科长为洪深；第三科掌对敌宣传，科长为冯乃超；第四科掌印刷、发行以及其他总务工作，科长为何公敢。象政治部的其他几个厅一样，三厅也被安置在两路口山头上的一所中学内，以两个大教室充当全体人员的办公室，这与武汉时代的昙华林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里，三厅的活动还受到种种限制，很难再象以前那样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不过沫若并不灰心，他要重整旗鼓，领导三厅为开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宣传工作而继续努力。

　　陷于进退两难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其困境，已于一月初进行了内阁改组，由更加法西斯化的平沼代替了近卫文啰。这到底是表示敌人的强大，还是意味着已步入穷途末路？连日来沫若忙得不亦乐乎：六日作《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七日往青年记者学会重庆分会演讲，八日为新民报职工读书会作报告，十一日主持各国记者招待会，中心内容都是抨击日本内阁改组，指出这是“回光返照”，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持久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定将崩溃无遗”。在如此这般地对民众进行不懈的宣传教育的同时，沫若也很重视对敌宣传工作。三厅发出的传单、小册子和通行证等日文宣传品，有的就出自厅长本人之手。有一次沫若撰写的日文传单，由空军载送到东京上空散发，引起了敌国极大的震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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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翁植耘：《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在重庆》，1984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3辑。

　　眼看“一·二八”快七周年了，许多报刊的编辑都来约稿，写些什么好呢？自到重庆以来，沫若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和这儿的天气一样，每天都笼罩在雾海中，迷迷茫茫，浑浑沌沌。他与几十个同事一起坐在教室里办公，怎么也排除不了周围的干扰，连别人的呼吸都好象在刺激自己半聋的耳鼓，更不用说其他的杂音了。他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和迷濛的雾，依稀可见机场上静静停留着的一架架银灰色的飞机；他想象在山那边的绵延的前线，战火中又不知有多少伤员？我们要纪念“一·二八”，最好是当兵——对，这不是诗的题目吗，“最好是当兵”！他的思绪终于活跃起来了，赶忙拿起笔来写了几行，可是公文来了，客人来了，秘书也来通知开会了，……

　　其实沫若所担负的何止是三厅厅长的工作，诸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其所属电影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诗歌工作者抗敌协会、美术工作者抗敌协会等）、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市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进会等社会团体，他都负有重任。然而不管怎样忙，他总离不开自己的笔。四月九日，他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大声疾呼“提高作家的冒险性，勇敢性，拿起笔杆如同战士扛着枪杆一样地上前线去”。也许言犹未尽，十一日他又作《发挥大无畏的精神》一文，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克服怕这怕那的弱点，“要用自己的血来写，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写出这个大时代中的划时代的民族精神”。在文化战线上，他自己就是握笔猛打猛冲的战士。看到了汪精卫连篇累牍地炮制散布失败主义论调的文章，他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如刀，给予迎头痛击，把汉奸卖国贼的花言巧语戳穿了示众，原来所谓“求和，正无异于向日本投降”。

　　四月间，汪逆竟与平沼订立协定，纵容日寇将魔爪伸向西安、南昌等地，并甘愿策动“倒蒋反共”战争。日寇随即向蒋帮施加压力，于五月三日、四日轮番轰炸重庆，致使通衢闹市成火海，千百居民血肉横飞。未等敌机飞走，三厅人员就组织了救护队和抚慰队，奋不顾身赶往重灾区，或救死扶伤，或排除交通障碍。其中美工人员则在还冒着青烟、吐着火舌的断垣残壁上刷写标语和壁画，他们写上“看！是谁炸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打走日本强盗，才能过太平日子！”他们画的是亲眼目睹的种种惨象：母亲被炸死在地上，婴儿还趴在她胸前找奶吃……在这一片火海、血海之中，沫若在逡巡，他但愿能闭上眼睛不要看到这一切，可是又必须把眼前的惨象看得更真切，他要牢牢记住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深仇大恨：

　　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

　　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

　　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

　　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

　　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

　　他把这首题为《惨目吟》的小诗写好后，悄悄地走到床边，见立群正敞开衣襟在给刚满月的儿子汉英喂奶。他轻轻吻了一下儿子的小脑勺，然后将新作向妻子朗读了一遍，他的声音是那么沙哑、低沉，她的双眸是那么潮湿、悲愤。

　　这次大轰炸后，敌机常来骚扰，机关人员不得不紧急疏散，二厅第一至三科全部迁往郊区金刚坡下赖家桥三塘院子和全家院子办公，只留第四科部分人员在城内。沫若基本上驻城，不过要兼顾城乡两地，为此只好不时往返于两路口和赖家桥，平日则由杜国庠代他坐镇乡间，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这是由中共南方局决定的，为的是让沫若能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创作和社会活动。此时周恩来虽然不在重庆，但他每次从外地回来，都尽快与沫若见面并商讨工作。在恩来离渝期间，沫若有事则去南方局向董必武、王若飞等人请示汇报。

　　三厅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连他们编写的宣传品，都必须先送到部长办公厅审查，往往不是通不过，就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即使通过了，也迟迟不给付排、印刷，或拼命压低印数；印好后又故意拖延不发行，全都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咬。沫若每每为这类事大发其火，乃至拍桌大骂。有时他给陈诚、张厉生、贺衷寒等人挂电话质问，有时亲自出马向有关部门交涉，有时还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告状。他几次向政治部提出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务，遗憾的是均未获准。

　　六月的山城，夜空碧蓝如洗，重重迭迭的万家灯火与密密匝匝的灿烂群星交相辉映，沫若时常为之出神。他站在高坡上，目光随着迤逦远去的灯火，好象看到了北国弟兄们矫健的身影，唉！何必陷身反动堡垒活受罪，真想驱车北上显身手，正是：

　　比来人怕夕阳殷，月黑仍令梦不闲。

　　探照横空灯影乱，烧夷遍地弹痕斑。

　　相煎萁豆何犹急？已化沙虫敢后艰？

　　朔郡健儿身手好，驱车我欲出潼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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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有感》

　　然而，在国民党愈益积极反共的当时，沫若的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他只能翘首北望，却奋飞不得，为此他对立群浩叹道：“此乃无望之望也！”

　　由于张家花园寓所被炸，六月底沫若只得挈妇将雏暂时移居赖家桥三塘院子。乡下毕竟比城里闲适，三厅图书馆薄有储藏，正好可以多多抽些时间来阅读，有余暇时还可从事写作。三年来由于事务繁忙，致使脑子里的田园太荒芜了，到底还是读书要紧。韩退之云“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对于文艺家不失为最有益的箴言。作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勉精进，如不坚持读、写、观察、自我批判，就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自己虽说不上“嬉怠”，但长期以来忙得连读书和创作的时间都没有，还算什么作家呢？这时恰逢成都《西部文艺》主编来信请求为该刊题词，沫若便把这些话写给了他们①，是励人，亦是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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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手迹见1939年9月《西部文艺》创刊号。

　　三塘院子是一座地主院落，盘山绕道离市区约五十公里。三厅向屋主租了十余间作办公用房，工作人员则散住在邻近的农家，已成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领导人的鹿地亘夫妇亦借寓此地，该同盟总部就设在赖家桥与三塘院子中间。翌年，三厅部分人员集资在三塘院子后面的小丘上，面对金刚坡盖了十余间茅屋，名曰“金刚村”，绿川英子夫妇也住在这里。沫若常常走东家串西家，或作客，或讨论学术问题，偶尔也商量工作。反战同盟的成员大都是从战俘营里挑选出来的，经教育成为反法西斯战士，然后由鹿地亘和三厅人员带领上前线向日本士兵现身说法，鼓动他们起义投诚。在反战同盟战友出征之际，沫若曾亲往总部欢送，并用日语致词，说：“由于各位的勇敢的决意和出色的行动，完全证实你们和我们是全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我们大家受同一脉搏的鼓动，我们大家的血向相同的目标流动，拥护正义，争取真理，在以决死的意志完成作为先驱者的使命的这方面，我们完全是一心同体。”①在三塘院子周围，沫若一家借住的是佃农尹绍荣的两间厢房。两家人相处得非常和睦，有了好菜，沫若夫妇总要请尹家共餐，一再说：“我们是一家，你我称兄弟。”尹家有时做了河水豆花，也少不了请沫若夫妇同吃。尹绍荣的父亲六十大寿，沫若特地送了寿面、寿桃积寿糖，尹家万分感激，连声道谢：“郭厅长对我们这样好，我们不知怎么报答！”沫若爽朗地回答道：“承你们看成我，我是来避难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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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载日本在华反战同盟机关刊物《真理的斗争》1940年10月号，此处引自吕元明的译文，见1982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3辑。

　　②据学文：《郭沫若在赖家桥的生活片断》，《重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山城重庆艰难竭蹶，城里遭轰炸，郊县逢干旱，金刚坡下铄石流金，农人愁眉苦脸，沫若见了亦愁肠百结。七月初喜降甘霖，持续数日，农人皆大欢喜。沫若望着周围得救了的禾苗，想到今年米价虽不会锐减，但米荒可以不成问题了，他满心希望与苦难的家乡同胞共度这不吉利的流年。

　　

　　






郭沫若传--第十二章 故乡行生辰庆






第十二章 故乡行生辰庆

三十四

　　沫若回到重庆还不能算真正回到故乡，从渝州到嘉州虽然路程已经很近了，但于戎马倥偬之际一直未及归省。乡下早就来人敦促，而他总觉得自己之所以归国，完全是为了抗战，现在还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哪有心思回去探亲呢。后来听说父亲久已卧病在床，不时处于昏迷状态，他这才下了决心告假两周，带了也在三厅工作的侄儿郭培谦（五哥翊新的儿子，1910—1962），一同乘水上飞机返故乡。

　　这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的一天，飞机停在乐山城外的肖公嘴。少年时代的沫若，不是曾在这里听到过凤凰鸣叫吗？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尤其当此“万里关河烽燧绕”的年代，故土已面目全非，哪儿再能追寻凤凰的踪影！反正他也无心领略风光，只想尽快赶回绥山之麓的沙湾老家。然而毕竟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儿时的回忆不想追寻也会触景生情，一路上感慨自然不免油然而生：

　　依然碌碌一庸才，廿六年后始归来。

　　何处海棠香讯在？草堂寺内几徘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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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张肩重：《在郭老周围的日子里》，1980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8辑。

　　“海棠香国”的骄子重新回到父老乡亲们的身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众人把他推上用方桌临时搭成的讲台上，请他发表演讲，他开口第一句就说：“离别了二十六年的家乡父老兄弟们，我是一个不肖的子孙……”

　　思子心切的郭朝沛已届八十高龄，卧病以来由沫若的元配夫人张琼华和四姐郭麟贞悉心侍奉。沫若一回到家，立即来到老人病榻前，跪在地上轻声呼唤着爸爸。泪流满面的四姐见父亲迷迷糊糊没有反应，便用拇指和食指比着一个“八”字伸到老人眼前，意思是说“你的八儿回来了”。这一举动可真灵验，老人面对这个“八”字，果然微微张开双眼，缓缓地偏转头看着跪在他身边的人，很吃力地点了一下头。过了片刻，老人启齿即询问孙子、孙女的情况，他哪里知道八儿尚有四子一女被抛置在海外，更难明白媳妇立群不久又将给他增添一个小孙儿。沫若泪眼莹然，想想当年母亲于弥留之际还不断地用微弱的声音呼唤他的乳名，再看看面前深切惦念自己的老父，心中好不伤悲。

　　老人深明大义，三月九日正逢他的诞辰，沫若与家人本来准备为他做寿，他却以国难期间不令铺张为口实，阻止了儿孙们的孝行。他喜欢大家围坐在病榻前，听八儿谈抗日救国的事。沫若说：“有人以为日寇强大，来势凶猛，其实，只要我们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抗战，前赴后继，最后胜利必定是属于我们的。现在抗战已经一年多了，日寇当初扬言三个月内荡平中国的狂妄叫嚣，不是破产了吗？”他见父亲连连颔首，便进一步解释了要郭培谦参加三厅工作的道理，说：“你的儿子为抗日尽力，你的孙子也要为抗日尽力，这也叫前赴后继嘛。”老人的脸上展现出慈祥的笑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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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笔者1982年11月16日访问魏蓉芳（郭培谦的夫人）谈话记录。

　　“少小离家老大回”，与家人重新团聚多么快慰。兄弟姐妹，还有众多的小字辈，济济一堂，情谊怡怡。五哥翊新和元弟翊昌喜绘水墨画赠人，沫若则忙着为他们题诗写跋。五哥给侄女珩瑛画了一幅荷花，沫若题诗云：

　　亢节婷婷上千荷，污泥不染意婆娑。

　　万千险境都经过，方信人间乐事多。

　　元弟给四姐麟贞画的是梅花两枝，并配以芭蕉叶，沫若在跋中说：“余见此则思及父母，盖梅花寓有祝寿意也。”由此又忆及儿时因与五哥翊新偷盗芭蕉花为母亲治病而备受父母笞楚的事，不禁感叹“而今父衰母逝，橙坞大哥亦早归道山”。

　　至于婚后第五天就开始独守空房的张琼华，此时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二十多年来，她一直把自己生活中的最大不幸深深地埋在心底里，从没有表现出任何哀怨。她孝敬公婆，操劳家务，赢得了全家人的尊重和信赖，公公、婆婆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无论走到哪里，婆婆都要把她带在身边。丈夫的照片始终端正地挂在自己房间正中，结婚时的家具一件件擦拭得光亮照人，她还把他幼年时代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所写的作业本和诗文手稿、取得的毕业证书以及后来陆续寄回家的书信，全都珍藏着。沫若对她尽管没有爱情，然而充满感激之情。家人早就告诉过他，母亲临终前曾留下遗言：“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①因此，现在他当着父亲的面，对张琼华一躬到地。②他在给兄弟姐妹以及小辈们题画留诗的同时，也给琼华写了两首，并逗趣地说：“你如果往后没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十个大洋。”③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雷霆轰炸后，睡起意谦冲。

　　庭草摇风绿，墀花映日红。

　　江山无限好，戎马万夫雄。

　　国运升恒际，清明在此躬。

　　民国廿六年九月赴昆山访辞修，遇敌机

　　轰炸，在明远室中小卧片时后作此，距今一

　　年将半，望清新之意无问今昔。书付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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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祭母文》，见《德音录》。

　　②据笔者1984年10月23日访问郭宗瑨（郭沫若的侄子）谈话记录。

　　③黄高彬、唐明中：《新文化运动的珍贵史料》，《沫水》1982年第4期。

　　另一首为七律《铁佛披金色相黄》，在短跋中亦有“书付琼华”的字样。①这次沫若没有在家久留，为了及早返回重庆，三月十日就告别了父亲，首途乐山，在城里小住两日，以拜会亲朋和地方官府。先去行政专员公署，专员不在，秘书坐在那里懒洋洋地摆出一副似搭理非搭理的架势。沫若暗自高兴，“行客拜坐客”本系例行繁文缛节，他就是希望“坐客”不在才好，可以省掉许多事。于是留下了一张名片：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郭沫若

　　四川乐山

　　--------

　　①原件均藏乐山文管所。

　　本意无非表示他已来过，哪知秘书接过名片一看，象触了电似的，一下子从长足竹椅上弹了起来，点头哈腰完全换了一副嘴脸，奴声奴气地说：“啊！厅长！专员是有事才出去的，不知几时回来。厅长住在哪里，请告诉我，回来我向他说，好去拜望。”沫若淡淡地回了一句：“还没有住定。”便转身走了。

　　沫若真正想拜见的是自己的业师、原乐山高等小学堂的帅平均先生。跨进县立中学教员院帅先生的寝室，沫若亲切地叫了一声“先生”，随即趋步向前欲跪拜，帅先生赶快扶住，连声说：“使不得，使不得。”让他在身旁坐下。面对三十年不见的老师，沫若热情祝颂他健康长寿，先生则频频称贺学生的成就。当话题转到经学上来之后，帅先生列举了自己读过的沫若所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极为赞许；沫若半躬着身子，恭敬地表示：“我在经学方面，所以能够有那样一点成就，完全是得自先生的教诲和赐予。”先生听后乐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得是那样慈祥，笑得是那样甜蜜。

　　从帅先生处出来，沫若信步重访乌尤寺。登上乌尤山绝顶的尔雅台，临江远眺，感事怀人，不由得勾起对老友朱德的思念之情，遂成七律一首：

　　依旧危台压紫云，青衣江上水殷殷。

　　归来我独怀三楚，叱咤谁当冠九军？

　　龙战玄黄弥野血，鸡鸣风雨际天闻。

　　会师鸭绿期何日，翘首嵩高苦忆君。①

　　--------

　　①《汐集·登尔雅台怀人》

　　听说郭沫若荣归故里，乐山各界人士均欲集会欢迎，并纷纷请他演讲。最大的一次会是在嘉州公园中山堂前的广场上举行的，沫若妙趣横生地从追溯往事谈到抗日斗争形势，说：“父老兄弟姐妹们，朋友们，同学们！沫若今天和大家见面讲演的地方，是我幼年被学校‘斥退’的地方，”他用手指着中山堂前的一根柱子，“也许，这根柱头就是挂我‘斥退’牌的柱头，……”群众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道理，并引导大家展望家乡前景：“铜河百万匹马力的水力，到时候必定供发电之用，铜河流域的天然森林，也必将化为一望无际的烟囱……”场内鸦雀无声，场外还不断有人群往里涌。为了容纳更多的听众，会议主持人征得沫若应允，临时将会场移到了乐山最大的广场——月咡塘。

　　三月十二日，沫若仍乘水上飞机返抵重庆。不到四足月，父亲病逝的噩耗飞来，便偕立群怀抱刚生下三个月的汉英，于七月十一日星夜回家奔丧。由于沫若的声名和业绩，“内则上而国府主席，党军领袖，下而小学儿童，厮役士卒，外则如敌国日本反战同盟之代表，……莫不表示深切之哀悼”①。唁电、唁函如雪片，挽联、奠幛挂满郭家厅堂，是对死者的悼念，也是对生者的赞誉。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合送的挽联为：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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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家祭文》，见《德音录》。

　　《新华日报》送的长联，更集中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

　　北伐扫军阀残余，抗战驱法西寇盗，令郎训政赞戎机，动员千百万士民，戮力同心，共襄伟业；

　　眉山为灵气所寄，铜河有秀色可餐，大德耆年参化育，享受八十六寒暑，国祥人瑞，群仰高风。①

　　--------

　　①以上挽联均见《德音录》。

　　正在苏联治病的周恩来，也送来了挽联。诸多联语传佳话，抗日救国心连心，这次治丧活动，无意间倒促进了家乡人民抗日救亡热情的高涨，这是沫若求之不得的。

　　旧社会里治丧不易守丧更难。七月中下旬之交，铜河洪水猛涨，沙湾全镇均被浸淹，街中公路浑如大河，波浪翻涌水声汩汩，郭家全宅泡于水中。沫若与五哥通宵未眠，一再为父亲的灵榇垫砖加高，以防水袭。八月间又遇敌机轰炸乐山，殃及沙湾，本来就很繁忙的丧事，又增添了许多麻烦。

　　由于父亲要到十一月间才能安葬，沫若对三厅的工作放心不下，便于九月初单独奔赴重庆。临行前元弟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地叮嘱他早日回来，沫若默默顿首，两人以诗惜别，但愿他们这一对“少时忧戚最相关”的弟兄，能“各倾余力学双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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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见《汐集·别季弟》。

　　立群和汉英则暂留乡间，母子两人受到了张琼华的多方照顾：她不但主动将自己长期居住的当年结婚用房让给他们住，而且还在饮食方面给予特殊优待。按旧风习，治丧期间不许食荤腥，可是正在哺乳的立群，这怎么能行？张琼华便托人买了活鸡鲜鱼从后院拿进来，另砌一土灶亲自为她烧煮。诙谐的张琼华，偶尔也同于立群开点小玩笑。有一次，她指着立群对侄儿说：“你八爸给我带回来了一个媳妇。”①似乎只有在她的怀抱之中显得最乖，为此她高兴地说：“只有我还能够抱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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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笔者1984年10月23日访问郭宗瑨谈话记录。

　　十月中旬沫若重又回到沙湾。在家守丧期间，获读长兄橙坞负笈日本时所作诗文，今由大嫂装订成册，嘱为题识。沫若捧读再四，往事历历在目，不幸自北平与大哥分别，竟未能再谋一面，自己之有今日全是出于他的栽培，不意毫未报答就从此永别了。思今感昔，不知涕之何从，率成一律，恨不能重得先兄斧政：

　　连床风雨忆幽燕，踵涉重瀛廿有年。

　　粗得裁成蒙策后，愧无点滴报生前。

　　雄才拓落劳宾戏，至性情文轶述阡。

　　手把遗篇思近事，一回雒诵一潸然。

　　葬罢父亲，十二月初，沫若偕立群和汉英离别家人启程返渝，张琼华把他们送到了嘉州城。飞机起飞了，天上的人在俯看凌云山麓的苏子楼，感叹“风景尚无大殊，而余年则将届知命矣”，地上的人则在凝视飞机远逝的方向，久久不愿离去……

三十五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进犯边区，开始掀起抗战期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厅也跟着受到了更多的挤压、阻挠、刁难和破坏。蒋介石越来越感到三厅是扎在他内脏里的一根钉子，但又不好明目张胆地拔除，于是唆使贺衷寒、张厉生等人严加监督和控制。他们乘周恩来和郭沫若暂时离开重庆之际，胁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阳翰笙和冯乃超觉得事态严重，在赶忙写信向沫若汇报的同时，又立即派人去乐山向沫若面陈一切，请他火速返渝，

　　沫若回到重庆的时候，三厅的形势正剑拔弩张：国民党顽固派见三厅人员不肯就范，便又使出一招，他们扬言有人告发三厅偷运共产党的宣传品，因而在一天深夜，贺衷寒亲自带领了二十名喽啰来三厅搜查堆栈，连准备包装上车准备第二天运往前线的书报，也都被一一打开检查，结果却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沫若获悉后暴跳如雷，严词斥责，并再一次提出辞职以示抗议。鉴于三厅的社会影响和郭沫若的声望，国民党顽固派感到十分棘手，既不便于公开撤掉这个机构，也不便于公然批准厅长挂冠离职，而且连强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只好暂时收起。

　　第三厅在顽固派的不断威胁中挣扎着，郭沫若在凛冽的寒风中呼啸着。“不入虎穴焉得子，岂得甘心羊兔驯？”①沫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一九四○年一月《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他借题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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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题赠影片《塞上风云》摄制组，见沈基宁：《郭老与电影》，《大众电影》1979年第6期。

　　②见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在这动乱的年代，文人的气节至为重要。眼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又听说过去创造社的同人张资平也堕落为汉奸，沫若觉得可耻而又不免有些可惜，这些曾经共事或共社过的朋友，如此经不起磨难，居然成了历史的罪人！他想到了流落异国他乡的郁达夫，去年还曾听人谈起他发表《毁家诗纪》，现在不知情况又是如何？三月间，在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沫若又与老舍（即舒舍予，1899—1966）、王昆仑、施谊、阳翰笙等人谈到郁达夫，出于对朋友的共同思念，当即联句合成一首五绝寄给他，沫若还在诗下附了几行文字：

　　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

　　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沫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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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诗、信均见郁风：《三叔达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达夫收到诗和信后十分感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张资平甘心附逆，引起他深深的感慨，特作《文人》一篇刊载于《星洲日报》，喟叹“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同心同德的沫若和达夫，真不愧为“孤竹君之二子”！

　　正因为郭沫若志节坚贞，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监视就更加严密，只要有机会可以诽谤，绝不愿意放过。阳春三月，沫若与友人卫聚贤相约去生生花园找汉砖，未成，便一同摆渡去嘉陵江北岸赏风光。他们偶然在一农家的墙根处发现了许多铸有“富贵”、“昌利”字样的砖块，不一会又在一对已经开了的石椁外面也看到有这样的砖块，不由得惊喜异常：这不是正要寻觅的汉砖吗？消息传到了马衡、常任侠等考古学家耳里，他们与沫若相商，拟订了试掘善桥汉墓的计划。连日试掘的结果，得铁剑、土偶、陶盂等多件，证明确系汉时文物。又见许多“富贵”砖，一端且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等字样，足证此为汉砖无疑。沫若亲自拓墨，并作旧体诗《题富贵砖拓墨》、《题延光砖》多首。

　　“富贵为何求，尼父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①沫若与友人试掘汉墓，本是出于所好，而且最后将出土文物都函请内政部处理，不料中央社却别有用心地发了一则消息，假借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之口，声称“此次发掘与规定手续不合”，“已由该会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一面函郭沫若等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照这样看来，郭沫若岂不成了盗墓者了吗？显然，有人妄图借此把他推上审判台。沫若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戳穿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并带有讥讽的口吻说：

　　汉墓的发现，并不始于这一次，很荣幸的是这一次

　　的发现却引起了委员会诸公的“注意”。我很希望这“注意”能够加强而且持久。嘉陵江下游两岸到处都是汉墓，以前为筑路或建屋，不知毁灭了多少。前天我曾到红崖嘴，看到金城银行所准备建设的新村。那儿正在平地基，筑道路，无心之中又发现一座被毁了的汉墓。因此，我更切实感觉着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责任实在重大，而这会的阵容实在是有恢复起来的必要。仅仅保管着几条规则或规定，那是不够的。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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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宋丛：《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时至一九四○年九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终于采取更毒辣的一手，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部务委员，另安排国民党反动分子何浩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同时，他亲自下了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于是他安插在三厅的亲信，立即在每个三厅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摆了一张国民党入党申请书，并在三厅本部金刚坡下三塘院子内召开动员大会，扬言“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而要留在三厅，就必须加入国民党”。在座的沫若再也听不下去，他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并当场打电报向当局辞职。他的言行鼓舞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的斗志，大家都表示与他共进退，也纷纷提出辞职书。会后，即在会场里摆开书画台，沫若壮怀激烈、意气风发地振臂挥毫，连连题赠诸同志。其中有一副对联，特别引人注目：

　　大河前横流水今日

　　生气远出明月雪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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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手迹见《东海》1979年第8期。

　　李可染等人盛赞这一联写得气势磅礴，堪与“易水寒”媲美。人们看着联语都在沉思：厅长语重心长砥励我辈，要在寒冬雪夜皎洁发光，从国民党顽固派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奔赴革命的长江大河。

　　“金刚矢誓，坚似金刚”。最后导致三厅进步人士集体总辞职，尽管新任厅长好话说尽，也无法“挽留”大家。为此，已经回到重庆的周恩来，特地找政治部新任部长张治中（字文伯，1890—1969）谈话，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这一下可急坏了张治中，连忙说：“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几天后，蒋介石召见了郭沫若和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寿昌等人，安抚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沫若表示：“我们在朝也是抗战，在野也是抗战。我们离开了政治部，也一样抗战嘛！”蒋介石有意避开话头，成竹在胸地说：“我与文白先生已经商量过，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你郭先生主持。”这个部门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仍属政治部，其宗旨据说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沫若等人不便于当面硬顶，便表示回去考虑考虑再说。他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说：“蒋介石划圈圈，圈不了我们，可以跳出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大家研究以后，决定答应蒋介石把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担子挑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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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五）》，《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一九四○年十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仍分城乡两地办公，本部设在重庆市内通远门外天官府街七号，乡间地点是赖家桥全家院子。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专任委员有沈雁冰、沈致远、杜国庠、田寿昌、洪深、翦伯赞、胡风等，兼任委员有舒舍予、陶行知、邓初民、侯外庐、王昆仑等，原第三厅约有四五十人也大都被沫若请了回来。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为了造声势，以显示进步文化界的力量，沫若等人与恩来商量，并征得张治中同意，于十二月七日假座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抗建堂，以政治部名义举行了招待晚会，向文化界、新闻界正式宣布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那天有四百余人应邀出席，“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会上，张治中、孙科、沈钧儒等相继发表演说，“盛称笔杆之功”。沫若则接过话头，最后在致词中说：“抗战本身即为文化运动之发展，我文化界同人抗战以来，精诚团结，以发挥其无比力量，今后更盼加强团结，笔杆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化工作委员会更望能与大众合作，并请多多帮助，本人愿全力追随。”①席间，田寿昌、舒舍予、洪深、马彦祥等人先后登台表演，救亡歌曲、川江号子、京韵大鼓、京剧清唱、诗歌朗诵不绝于耳。两周后沫若“犹有余兴”，他把写在两张宣纸上的签名单拿出来，请人裱成一横轴，然后补题七律一首：

　　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炷竞辉煌。

　　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心头万烛光！

　　笔剑无分同敌忾，肝胆相对共筹量。

　　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涛日绕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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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0年12月8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手迹见《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这幅签名轴，后来一直挂在天官府七号楼下中厅里，象征着团结和进步，激励文工会全体人员同仇敌忾，“相期永不磨”。

　　文化工作委员会可以说是第三厅的继续，不过它已不能象三厅那样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国民党当局明文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然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就这样让他们捆住手脚吗？不！沫若领导大家，一方面利用其政治部所属团体这一合法地位，积极开展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另一方面跳出这个圈子，以个人身份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文工会经常举办文艺讲座、文化讲座、国际问题讲座、国际问题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如请老舍讲小说，请冯玉祥讲《三国演义》，请张志让、邓初民、王昆仑、邹韬奋、沈钧儒、张友渔、章汉夫等人讲《欧战给予我们的教训》、《轴心国春季攻势的展望》和《四年来国际形势的演变与我抗战》，每次差不多都是沫若亲自主持。这样以学术活动的方式广泛联系群众，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当希特勒军队进逼莫斯科的时候，国民党御用文人龚德柏受其主子指使，公然散布“苏联必败”的论调，为蒋介石进一步卖国投降张目。郭沫若与阳翰笙等人决定给予迎头痛击。便借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苏德战争座谈会，在请对军事问题素有研究的屈武来主讲的同时，把龚德柏以及其他主张“苏联必败”的人也请来发言。会上，屈武画了一幅军事形势图，从苏德双方力量消长的情况和战争的趋向，论证了德国必败。龚德柏等人固执己见，仍然叫嚷莫斯科必将被德军攻克，甚至料定日本必然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出兵进攻西伯利亚。沫若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按作战地图细细分析了苏德战争的形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希特勒所谓三星期占领莫斯科的奇谈早已成为泡影，从而指出：“对苏德战争的认识和分析，必须以事实论事实，不能拿不着边际的，只作空想妄谈。”①当时，龚德柏等人十分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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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苏联，为人类自由幸福而战着！》，1941年7月16日《新华日报》。

　　有许多活动沫若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同样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借观音岩《新蜀报》营业部，为作家们提供“卖字捐款劳军”的场所，沫若书写了不少抗日诗词和联语，与老舍成为此次卖字售出最多者。为了效法屈原的精神，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他还与重庆的诗人们联名发出倡议，定端午节为诗人节。在首届诗人节庆祝会上，他怀着满腔深沉的爱国热情讴歌屈原，说：目前是考验屈原精神最突出的时代，他的诗可以叫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发抖，他的诗也可以鼓奋无数战士为摧毁强暴而崛起。

　　“屈原之投江，实由于当时不甘忍受楚国之沉沦现象，并非如一般批评屈原是工愁、牢骚而自杀。他确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诗人。”①“旋转乾坤又一年，冲涛破浪似行船。”一九四一年对郭沫若说来，也是面临严峻考验的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奉命在由泾县向茂林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此即“皖南事变”。蒋介石竭力封锁消息，同时反诬新四军“叛变”，然而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十八日，《新华日报》发专稿报道“皖南事变”的消息，稿子临时被国民党当局抽了下来。眼睁睁看着报纸开了“天窗”，周恩来怒不可遏，即奋笔题词补了空白：“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天沫若拿到报纸后，心情特别沉重，闷坐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许久之后，他突然抽出一迭白纸，挥毫疾书，将恩来的题词抄了一张又一张，交给文工会的同志说：“帮我贴到外面去，贴到街头去！”这样悲愤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之后两天，他看到丁正献在拓印木刻新作《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刻的是一群工人知道“皖南事变”这一消息后的愤懑与悲痛。沫若随手拿起一张，凝视了片刻，立地在这张木刻画边上题了一首七绝：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

　　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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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1941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见丁正献：《从〈洪波曲〉谈起》，《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怅望江南余隐痛”，事隔不久由此又发生了一件恼人的事，政治部特务连竟把原孩子剧团成员、现已参加文工会工作的李少清抓了起来，说是因为他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募捐。沫若得知后，立即挂电话给张治中，忿忿地说：“一个青年，为新四军募点钱，犯什么罪？值得抓起来吗？……你快给我放出来！”张治中支支吾吾，沫若更加恼火，声音也更大了：“我手下的人如有问题，责任在我。要关就关我！要枪毙就枪毙我！”张治中没法，只好释放了李少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进一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皖南事变”事实真相，无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的时候，张治中赶到三厅训话，长达三小时之久，除了说明新四军事件完全是所谓“军纪军令”问题之外，中心内容有两点：一是说政治部中其他的部门认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是“租界”，因为这里面有的是左翼作家，都是党外人，即不是国民党党员；二是他主张取消“租界”，即请大家都加入国民党，这才是真正拥护三民主义。大家倾听了张部长的讲话之后，由主任委员郭沫若起来答复，他很坦白而诚恳地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我自己以前也做过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实际上执行三民主义，形式上的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的问题。这好比，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是相信佛教的。”接着，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至于‘租界’云云，各委员受宠若惊，被称为‘左翼作家’，左翼作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又被加上‘开辟租界’的罪名，一变而为帝国主义者！”最后他表示：“我已经感到干不了了，就来请部长‘收回租界’罢。”①结果张治中无言以对，十分尴尬。这和尚妙喻，曾在陪都文化界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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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韬奋：《郭先生的和尚妙喻》，见韬奋出版社1946年10月版《抗战以来》。

　　“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为防备“四·一二”事件的重演，坚决执行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有计划地迅速疏散力量，从重庆撤离一批文化人去延安以及香港和桂林等地。田寿昌即将奔赴桂林，沫若特地抱了汉英陪他过江春游。他们到南山试马，沫若抱着孩子从马上跌下，有人问：“你能再骑吗？”“为什么不？”他又跃身上了马背，向着崎岖的峰口驰去。他们接连玩了三天。三月六日晚，沫若和立群为寿昌饯行，饭后题赠七绝一首：

　　南山昨日事春游，并辔江边君兴道。

　　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骅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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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送田寿昌赴桂林》

　　跋语中有“寿昌……乘舟东下，将永别矣”，寿昌觉得后面一句不妥，要他改过来，他笑了笑，才将“永”字涂去，改成“暂”字。

　　山城雾重，随着一批进步力量被迫撤离，曾有过的一点抗战气氛也消失了，一时间各种活动都处于停顿的状态。留在重庆的郭沫若，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勤业、勤学、勤交友”，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准备开展新的斗争。他极为钦佩恩来做任何事都那样稳健周密、认真细致，有恩来在，他就定心、舒坦得多。他写信给已去香港的夏衍，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①的确，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这块小小的“租界”上，沫若正依傍恩来这棵“大树”，酝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一次前所未有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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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三十六

　　天官府原是一条冷落的小街，据说得名于明宣宗朱瞻基恩赐吏部尚书蹇义的府第，由于一九三九年遭受了敌机的大轰炸，如今疮痍满目，瓦砾成堆。自从文化工作委员会设在天官府街七号以后，郭沫若全家也搬到了这条街四号三楼居住。寓所虽有三间，但屋子很小，而且已被炸弹震裂，粉墙早就剥落成半裸体的竹蔑。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危楼”，沫若戏呼之为“蜗庐”，朋友们却把它当作“我们的解放区”，因为周恩来常在这里召集民主人士或文化工作者开会，有时多达六七十人，大家尽可以开怀畅谈，毫无顾忌。小街从此苏醒过来了，活跃起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一天，阳翰笙来“蜗庐”与沫若商量工作，不一会恩来也欣然而至，他提出要庆祝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沫若谦辞道：“我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不必了吧！”恩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听了这话，沫若不再吭声了。恩来将这件事交给翰笙负责，并叮嘱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参加筹备工作，一定要把这次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为此，特以中共南方局的名义通电成都、昆明、桂林、延安以及香港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庆祝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希望各地密切配合。①经过一番努力，很快约请了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罗隆基、侯外庐、王昆仑、屈武、黄琪翔以及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本人亦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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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寿人寿世此情真”，重庆的各家报纸，早在沫若生日的前几天就披露了庆祝活动的消息，人们都在热切期待十一月十六日的到来。悬弧之辰的早晨，是《新华日报》首先揭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第三、四版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沈钧儒、沈尹默以及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人的贺诗或贺词。沫若先睹为快，他翻开报纸，立即被恩来一句句、一段段恳切的言词所感动：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下面，恩来还分析了沫若的三大特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精神，二是深远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他不同意有人说鲁迅的韧性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沫若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他指出“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沫若的眼睛湿润了，报纸上的字迹似乎越来越模糊，慢慢地幻化为恩来的笑容。他对秘书翁泽永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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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38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悬弧之辰的下午，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参加者两千余人。会场设在餐厅和院子里，从午间起宾客就纷至沓来。秋阳洒着金辉，粉墙四周悬挂的郭沫若、鲁迅、屈原、李白、杜甫、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雪莱等人的画像显得格外明亮。会场内外陈列着文化界人士和各界群众以及国民党官员送来的寿联、贺诗和立轴。此外，大楼“文化之家”的檐前还高挂着一枝五尺多长、碗口般粗的毛笔，笔杆上嵌有“以清妖孽”四个大字。这是鹿地亘和一批青年人合送的寿礼，吸引了众多宾客的注意。这里辟有三间专室，展览寿星二十五年来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心血结晶，有各种专著和译本，亦有手稿，总共八十多种，约两千余万字。

　　同时还陈列了他各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

　　纪念茶会由自称“老少年”的爱国将领冯玉祥主持。他在开幕词中，对郭沫若的革命劳绩、爱国热忱和赤子之心备加赞扬，强调纪念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沈钧儒的发言表示出他对郭沫若的热爱，他殷切希望沫若要更多地写些反映劳苦人民生活的诗篇，同时也要在当前蓬勃的民主运动中发出更有力的战斗呼唤。周恩来在发言中则指出，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而且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是他的著作抑或行动，都燃烧着烈火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苏联友人米克拉舍夫斯基也到会，他热情称颂寿星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即使在苏联，也有着“郭沫若”的响亮的名字，因为他的创作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为了人类的文化，愿郭先生千秋亿万岁。会上相继发言的还有老舍、张道藩、黄炎培、张申府等人。沫若始终默默地静坐着，右手支住前额，象是在沉思，象是在反省。五十年来的生涯，有不少镜头摄入了心版中：少年时代的勒令退学，青年时代的饱尝异族的冷眼，壮年时代的挥戈疆场，中年时代的埋首古器物研究，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毁家纾难，……这一切在严峻的历史老人面前算是通过了，但自己的现状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不够。因此，最后他在答词中谦逊地说：“如果说冯玉祥先生是个老少年的话，那我简直还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因为我还有许多要向国家、社会和朋友报德的事没有做好。”他既援引卢梭的《忏悔录》，又讲述燕昭王为郭隗筑黄金台的故事，说明“今日之会，意在鼓励青年们，使大家这样想：象郭某这样的人，也有人纪念，我们努力吧！”他郑重其词地表示：“回首五十年，深感惭悚。从今日起，当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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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诗笔灿烂的二十五年》、《创作之寿》，分别见1941年11月17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

　　悬弧之辰的晚上，天官府七号红烛高烧，“亲朋”满座，文化界人士在这里聚餐为郭沫若祝寿。酒席计十桌，屋小人多，以致连露天的走廊上也摆了四桌。大家猜拳敬酒，好不热闹。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唱的是龚（云甫）派老旦，逗得众人乐淘淘，沫若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十一月十六日这天，延安、桂林、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俱乐部集会，何凯丰、周扬、丁玲、艾思奇、萧三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致电郭沫若表示祝贺。吕骥特将《凤凰涅槃》谱成大合唱，由鲁迅艺术学院学生集体演出。桂林文化界举行了纪念茶会和祝寿晚会，有李济深、田寿昌、熊佛西、邵荃麟等人致词，并由中国戏剧社合唱田寿昌作词、姚牧谱曲的祝寿歌《南山之什》，同时演出了杜宣以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为题材而写的话剧《英雄的插曲》。香港文化界近百人集会庆祝，到会的有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马鉴、夏衍、胡乔木、胡风等人。新加坡文化界则有郁达夫、胡愈之等人发起大型聚餐会，二百余人频频举杯遥祝郭沫若：“先生永生，民族永生！”当天，各地不少报刊也都出了纪念特辑或专号：《华商报》刊载了茅盾的《为祖国珍重》，《大公报》刊载了乔木的《一个真实的人》、杜国庠的《中国历史新研究的拓荒者》，《星岛日报》刊载了叶灵凤的《个人的铭感》、宗白华的《欢欣的回忆和祝贺》等文章。这次祝寿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月才结束，纪念文章则陆续刊载了达半年之久。沫若特电谢延安、桂林、香港诸友好，云：

　　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深慊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挞。郭沫若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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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1年11月18日《广西日报》、1941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

　　同时他还写了许多诗词，以答谢沈尹默、陈布雷、柳亚子等人。其中给柳亚子的是一首七律，小序说明此诗敬步柳氏原韵奉和，“兼谢各方诸友好”。诗云：

　　千百宾朋笑语哗，柳州为我笔生花。

　　诗魂诗骨皆如玉，天北天南共饮茶。

　　金石何缘能寿世？文章自恨未成家。

　　只余耿耿精诚在，一瓣心香敬国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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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汐集·用原韵却酬柳亚子》

　　为庆祝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重庆文艺界还献出了两台话剧：纪念日前上演了阳翰笙新近创作的《天国春秋》，纪念日后上演了寿星本人刚修改过的早年作品《棠棣之花》。在此期间，著名平剧、楚剧、川剧演员王震瓯、沈云陔、张德成等人，也演出了祝贺专场。

　　这次演出的《棠棣之花》，是作者根据四年前通盘整理过的五幕剧重新加以增改的，剧情有了更大的变化，人物性格也更加突出了。在修改过程中，曾得到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原稿中写有聂政为母亲“服三年之丧”，恩来即指出：“孟子比聂政晚出，那时候儒家的三年之丧还没有普遍推广，游侠聂政更不会庐墓三年。”沫若认为这是个“非常宝贵的意见”，但这牵连到歌词甚至全剧的情调，因而改起来非常棘手。为保证演出效果，恩来还建议该剧采取全名星制，即从主角到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结果由石凌鹤导演，舒绣文、张瑞芳、周峰主演。沫若曾多次亲临排演场，为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和孩子剧团的少年演员，讲述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和当时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理解和表现角色，同时还为导演和美工选择服装、道具和布景。在排练过程中，他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对剧本作了不少修改和增删。第二幕结尾聂政赴韩城，他原想加一小段喜剧场面，但石凌鹤认为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引起观众大笑，于剧情的气氛极不协调。他们把戏排了两遍：第一次演到春姑献花后即落幕，第二次则把幕升起，加酒家母赠花的场面。经过这一比较，沫若自己也感到后面一种是蛇足，就一挥手表示不必加了。①从这里他体会到，“舞台是戏剧的实验场，一个剧本总要经过好几次的演出，才能够得到它的完成”，“其中有一些部分也的确是可以称为集体创作的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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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翁植耘：《郭老虚心改作品》，1985年9月18日《重庆晚报》。

　　②《〈孔雀胆〉附录·〈孔雀胆〉的润色》

　　纯阳洞不久前刚开张的抗建堂，因公演《棠棣之花》而门庭若市，许多观众连看三、四次，周恩来先后竟看了七次。由于该剧颂扬正义和团结起来反对强暴，因而引起广大观众联想到国民党不断搞投降分裂活动的现实，反响极为强烈。剧中插曲《湘累》，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中间流传开来，许多人都喜欢唱这首歌：

　　啊，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烂了！

　　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

　　…………

　　观众们与剧中人春姑怀着同样的心情，盼望“为知己者死”的壮士聂政早日归还。

　　一九四一年是重庆最阴暗的岁月，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使沉寂的山城又开始活跃起来。一天晚上，恩来约了沫若和另外几位亲近的朋友，到他的寓所曾家岩五十号便饭畅谈，大家都为这次祝寿活动的成功笑逐颜开。饭后，恩来请张颖唱《湘累》助兴，悦耳的歌声启示沫若重温了朋友们的美好赠言和祝愿：“事业百年刚及半，无涯宝藏待君开”（马衡）；“他年驱逐倭奴后，濯足扶桑共举卮”（董必武）。是的，当此第二青春开始之际，“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他又想起前不久在反战同盟的一次集会上讲过的话：“自己到五十岁了。自己还得要向那荆棘的路上走去。郭沫若的名字和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成绩都不要，只是一个人，为革命干下去。不管我活着的时候革命是否成功，我要一直干到死为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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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月16日《新华日报》。

　　

　　






郭沫若传--第十三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第十三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三十七

　　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共高潮，殃及四十年代初期的重庆，文网密布，特务横行。郭沫若、阳翰笙、石凌鹤等人的一百六十余种剧作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和上演；他们外出，后面往往有特务盯梢。一天，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从外面走回家，路上发现有两个特务在跟踪，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两个特务面面相觑，见沫若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只得接过书来，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①沫若刚跨进门，就戏谑地对立群说：“今天多亏两位‘义务随从’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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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杨铭庆：《郭老二三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9月版《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在天官府四号和七号的周围，国民党反动派也布置了不少特务在严密监视。四号对面的一间屋子便是他们的一个特工据点，这个屋子的窗口恰好面对沫若的窗口，成天有人在窥察郭家的动静。每当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来到郭家或文化工作委员会时，不但周围的特务们要全体出动，而且从通远门到天官府这一带的保甲长也得紧急动员。有趣的是，在郭家的二楼住着的重庆卫戍司令部通讯营营长李奈西，竟是地下共产党员，当时与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保持着联系。他本是国民党授意监视郭沫若的，可是实际上却一直在暗中保护郭沫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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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62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普天皆冰雪，依旧要开花。”①不管环境怎样恶劣，斗争总得进行，不过形式更需要灵活、巧妙。既然上演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难于通过，那么不妨演出历史剧，《棠棣之花》上演的成功，可以说为话剧开创了一条新路。沫若五十寿辰之后的短短两个月内，这出戏应各界要求竟三度公演，“上座之盛打破任何演出之记录”，连演了四五十场，居然还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剧团不得不在《新华日报》上“敬向连日向隅者道歉”，并“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周恩来抓住这一大好时机，领导戏剧工作者对《棠棣之花》和历史剧创作问题开展讨论，并建议《新华日报》出专刊，他亲笔题了刊名《〈棠棣之花〉剧评》。沫若自己也总结了创作经验，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说：

　　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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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题画翎毛花卉三首（二）》

　　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愈难于考证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

　　这个宝贵的经验，后来被许多戏剧工作者当作历史剧创作的原则。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沫若的创作热情，也有力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话剧工作者。当该剧于一九四一年底第二次公演的时候，演员江村等人怂恿沫若以屈原的事迹为题材再写一个剧本，这可真是正中下怀，他慨然允诺。消息不胫而走，一九四二年元旦，报章上就已预告“今年将有《汉姆雷特》和《奥赛罗》型的史剧出现”。

　　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沫若开始动笔，每天不管社交、会务、应酬活动多么忙，他都要挤出时间写《屈原》。恩来知道了，特地登门看望，并一同讨论创作中的问题，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①沫若会心地微笑着，他在想：屈原的悲剧是一个时代悲剧，今天尽管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类似的悲剧依然还在重演，眼前就不乏这样的事例，大大小小不知有多少呵：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驰骋江南抵抗日寇有功的新四军，竟被所谓国军围剿，……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决计“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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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黄中模：《雷电的光辉》，《红岩》1979年第1期。

　　“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亦无别种意外之障碍。提笔写去，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此种现象为历来所未有。……真是愉快。”①由于写得过猛，连一枝新的头号派克笔都被劚断了。他一边写，一边把原稿送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去刻蜡纸油印，往往刻蜡纸的人远远赶不上他的写作速度。整个写作过程完全突破了原先的构思，没有依据一定的步骤，各幕及许多情节差不多都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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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2年1月11日日记，见《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

　　一月十一日夜，天官府周围的电灯早就熄灭了，四号三楼北边房间里的灯光却愈来愈明亮。五幕历史剧《屈原》已经写到最后一幕最末一场了，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的沫若，仿佛看见囚禁屈原的东皇太乙庙燃起了一片熊熊大火……。他换了一张稿纸，标明第“126”页，得意非凡地写上了最后几行字：

　　一切俱已停当，火光烟雾愈烈。卫士垂拱于死者之右侧。

　　屈原（手执花环在空中招展）婵娟，婵娟，婵娟

　　呀！你已经发了火，你已经征服了黑暗，你是永远永远的光明的存在呀！（将花环投于尸上）

　　——幕徐徐下

　　他这才搁下笔，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山城的冬夜虽然寒冷，但由于过度兴奋，他什么也不觉得。剧本结尾让婵娟死掉，实属异想天开，尤其是她化为永远之光明，永远之月光，更是初念所未及，他确实感到满意。可是睡了一觉之后，突然回想到第三幕中宋玉赠婵娟以《橘颂》尚未交代，便又产生了新的想法：索性用《橘颂》作祭文，和第一幕相呼应，使坚贞的橘树形象贯穿全剧，这是再适合也没有的了。他马上作了修改。至此，全剧本来打算写屈原一世的，结果只写了屈原一天——由清早到夜半过后，但这一天已把屈原的一世概括了。这实在是“意想外的收获”！

　　《屈原》脱稿后，沫若如释重负，接连轻松了三星期。在这些日子里，他“好象变成了小孩”，总喜欢自告奋勇地把稿子拿出来朗诵给朋友们听，每每四、五个小时都不感觉疲劳。一天傍晚，他把导演陈鲤庭，演员金山、白杨、张瑞芳等人邀到家中，恩来也在座。他先向大家介绍了剧情梗概，然后连念带解释地朗诵剧本，只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义愤填膺，时而低声吟哦。到了剧情高潮，屈原被楚怀王囚禁在东皇太乙庙里，沫若更以凛然的气势在怒吼：

　　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象这风一样，象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他全身心陶醉于这段《雷电颂》中，就象屈原陶醉于自己的诗篇那样。这一场原就是从《天问》篇得来的暗示，那里面有“薄暮雷电”句，由此幻想成为对于怪力乱神的泄愤。屈原在前几幕中逐渐激化了的愤懑，又借着南后与张仪的侮辱而更加深化，这深深的精神伤害，仅仅靠着骂了张仪是不能够平复的。而且在这之后终竟遭了缧绁，作者存心使屈原所受的侮辱增加到最深度，彻底蹂躏诗人的自尊的灵魂，这样就逐渐迭进到雷电独白。朋友们听了沫若的解释，连连顿首，恩来满意地笑着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①猛然一阵掌声冲破“蜗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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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人民文学》1977年第1期。

　　沫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架，神彩奕奕地继续往下念。当屈原的女弟子婵娟得到卫士的同情，逃出樊篱，踉跄奔上神殿，匍匐在屈原的膝前，误服南后阴谋放置的毒酒，为能替代恩师受害，自己含笑死去的时候，沫若热泪盈眶，声音颤抖：“婵娟我的女儿，婵娟我的弟子，婵娟我的亲人呐！”在他看来，婵娟是“诗的魂”，是“道义美”的化身，是使屈原得到安慰而奋斗到死的唯一力量，因而他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热情，简直是以自己的生命铸造了这一光彩照人的形象。人们抹着腮边的泪水，沉默地思考着剧作者深邃的话语。就在当天晚上定下了角色：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已饰楚怀王，其余角色亦均由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国艺术剧社、中电剧团的最佳演员担任，因而实际上是“留渝剧人联合公演”。

　　听说《屈原》完稿了，许多报刊的编辑纷纷登门索求，希望能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沫若为了便于演出，便于斗争，特意与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打交道，将剧本交给了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有位朋友提醒他当心稿子被“扣压”，他回答道：“我还没有把这个花瓶敲碎之前，国民党的报纸就还得给我发表剧本。”①说完哈哈大笑。这位朋友当然知道，所谓“花瓶”，是指国民党把郭沫若这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当作装饰品空摆在那里，以标榜民主。沫若早就想“摔碎这个花瓶”，可是必须顾全大局。果然如沫若所料，有关当局只好让《屈原》连载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七日《中央日报》副刊。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者的春秋笔法，大发雷霆，狠狠指责部下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立即下令撤销了孙伏园的编辑职务，然而其社会影响已无法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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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访问王亚平同志的谈话记录》，见黄中模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三月初中华剧艺社正式开排《屈原》后，斗争更加复杂。国民党反动派起初一再阻挠，甚至妄图下令禁演，可是经不住人们的质问：“《中央日报》能够登，为啥不能演？”继而他们又威胁国泰影剧院老板夏云瑚，要他把中华剧艺社从戏院赶走，幸好夏云瑚能明辨是非，终以不演戏无法赚钱维生作为借口予以顶住。演员们天天聚在“国泰”对面一座破旧楼房的院落里，沫若也常来观看排练，不时给予指点。累了，他就请大家到前面的茶馆里坐一下，喝一杯热茶，再顺便说上一段戏。有一次在金山家里聚餐，沫若酒后一时兴起，忽然跳到主人的床上，又满怀激情地朗诵起《雷电颂》来。洁白的床单因此遭了殃，金山却说“值得，值得”，因为他又一次受到了启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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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炼虹：《忆〈屈原〉，念郭老》，《西湖》1979年第6期。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字体登出了大幅广告：

　　《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

　　四月三日，《屈原》如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怒吼声。沫若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五日晚上，他在后台和张瑞芳谈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他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饰钓者的演员张逸生插口说道：“‘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沫若一听大受启发，觉得改得非常恰当，便尊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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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屈原〉附录·〈瓦石札记〉》

　　七日，沫若送票邀请黄炎培观看《屈原》。日前黄炎培已读过剧本，现在又看了演出，禁不住击节赞赏，率成七绝两首以赠作者：

　　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

　　一例伤心千古事，荃茅那许别薰莸。

　　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

　　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

　　沫若接读后，感慨系之，即于十一日步原韵奉和两首，由衷地向老友吐露创作《屈原》的真实心境：

　　两千年矣洞庭秋，嫉恶由来贵若仇。

　　无那春风无识别，室盈薋薋器盈莸。

　　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

　　千秋清议难凭藉？瞑目悠悠天地心。

　　这时候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剧评，周恩来和大家商量，认为必须进一步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四月十二日《新民报》头版以《〈屈原〉弦外之音——黄炎培、郭沫若酬唱》为题，刊载了黄、郭二人上述唱和诗。第二天，《新华日报》便开辟专栏转载了这四首诗，同时还发表了董必武的和诗一首，栏目则冠以《〈屈原〉唱和》。从此，这类诗作不断见报，形成轰动一时的大联唱，持续了约半年之久。应和者有知名人士、文坛老将、社会贤达、机关干部、医生、教师和学生，如沈钧儒、柳亚子、陈铭枢、张西曼、沈尹默、田寿昌、潘梓年、华岗、龙潜等。“始识孤臣何所藉，卅年慰得寂寥心。”①这些唱和诗使沫若觉得和含笑在九泉之下的三闾大夫一样，自己三十年来研究屈原的一番苦心终于得到了安慰。

　　《屈原》在重庆首次公演十七天，场场客满，卖座近三十万。四月二十日演出最后一场，沫若特邀苏联大使潘友新前来观赏，恰好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便相率一同看戏。这天敌人有意破坏，中途断绝了剧场的用电，可是在观众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台上点起一盏油灯，演员们借着微弱的光亮继续往下演。说来也真巧，待到金山朗诵《雷电颂》的时候，剧场外面忽然也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沫若与观众们无比振奋，好象不是在看戏，而是身临其境，亲眼得见历史的再现。②潘友新在观看演出过程中握着沫若的手说：“可惜是在战时，否则我一定想法子把你们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沫若感激地回答道：“但愿你们早日打退法西斯强盗，让我们的戏能够有在友邦首都上演的幸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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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汐集·赴壁山途中再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韵二首（二）》。

　　②参阅炼虹：《忆〈屈原〉，念郭老》。

　　③夏衍致田汉信，见1942年《戏剧春秋》第2卷第2期。

　　广大人民和国际友人愈是欢迎这出戏，国民党顽固派就愈加惊恐和愤恨。一方面，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和其他御用报刊上，大肆诬蔑、攻讦《屈原》“粗暴”，“对于史实是歪曲，对于艺术欠忠实”，说得一钱不值；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吹捧“战国策派”文人陈铨为汉奸辩护的《野玫瑰》，强迫一些演员演出这个剧本，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颁令给奖。这些本是沫若预料之中的，《新民报晚刊》不是说“《屈原》冒险演出”吗？没有这点“险”，也就看不出作品的真实价值；不“冒”这点“险”，也就表现不出演员们的劳苦功高。为此，沫若用《屈原》上演税宴请剧组全体人员，当作一次庆功会。大家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操场上吃了一顿午饭，并一同摄影留念。①沫若还做了十六首诗，分别题赠演员们。其中《金山饰屈原》一首云：

　　橘颂清辞费剪裁，满腔热力叱风雷。

　　苍茫被发行吟处，浑似三闾转世来。

　　又，《张瑞芳饰婵娟》一首云：

　　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

　　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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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访问张瑞芳同志谈话记录》，见黄中模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②均见《汐集·赠〈屈原〉表演者十六首》。

　　《屈原》的成功是文艺界空前的收获，这对国民党御用文人可是个沉重的打击。前些日子曾有人造谣中伤，说郭沫若“已经衰老了，不能够再有任何创作”，早就“失去了创造社第一期的光辉”，如今他们看到这一新的巨著的问世，“瞠目”的同时虽不愿“结舌”，但是空前的演出盛况总是抹煞不了的。谁说“江郎才尽”？事实恰如田寿昌所说“江入夔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文艺界的朋友们看了《屈原》的剧本和演出，纷纷上门祝贺，欣喜之余他们开了个玩笑，说要与沫若夫妇客串一场。于是七嘴八舌地拟了一个演员表，由沫若自演屈原，于立群饰婵娟，马彦祥饰宋玉，夏衍饰更夫，陈白尘等人跳九歌，老舍、曹禺等人也都登台。后来不知被哪位好事者拿去当作真的事情发表了，消息传到桂林，一时成为朋友们谈笑的中心，田寿昌有诗记其事，云：“传来妙语满榕都，如此军容盖世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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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2年《戏剧春秋》第2卷第2期。

　　当时，陈立夫、潘公展、张道藩等人颇为《屈原》的事感到头痛，他们别有用心地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所谓“招待会”，不但邀请剧作者和演员出席，还安排了一帮御用文人参加。会上，潘公展气势汹汹地质问道：“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现在有人在造反，借演戏搞不正当活动！”他那长着白癣的脸都气红了。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赶紧跟着他的主子狂吠起来，对《屈原》进行百般诋毁，要求立即禁演，同时肉麻地为《野玫瑰》捧场。潘公展当然表示同意。话音刚落，潇洒自如的沫若便率领演员们昂首阔步地退出会场，以不屑一驳的态度表示了严正的抗议。事后，沫若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那是辩证的规律。”①好事禁不绝，天下知音知多少？《屈原》无法在重庆继续演出，中华剧艺社就应北碚民众邀请，奔赴那里去献艺。沫若也欣然随同前往，他还将自家收藏的一只古铜色大磁瓶抱去当道具。临行前，周恩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与在座的每个人碰了杯，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说完，他为沫若斟满酒，大家都围上来，抢着同沫若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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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1982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3辑。

三十八

　　沫若的书桌上放着一只虎符，是他去年八、九月间从一位轿夫手里买来的，原物主不得而知，据说轿夫得自于轰炸后的废墟。这是一种伏虎形的青铜器，三寸多长，对剖为二，战国及秦汉时代就靠着它调兵遣将。那虎符古气森森，绿霉斑斑，而且很重实，用来镇纸是再好不过的，沫若十分喜欢它。尤其叫它兴奋的是，它还是历史剧《虎符》的催生符。早在二十年前，沫若就想把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戏剧化了，一直延宕到了一九四二年，由于戏剧运动的活跃，也由于桌上的虎符在不声不响地催促，他才决心提笔实现夙愿。

　　二月十日傍晚，《虎符》即将完稿。沫若于火盆之畔，用脚自敲节拍，为全剧哼成主题歌一首。这天夜里，他睡得十分香甜，第二天清晨三时左右醒来，又得“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两句，喜不自胜，觉得这更能体现剧本的主题。立即趁热打铁，将昨晚作的主题歌修改一过，定为：

　　信陵公子，如姬夫人，

　　耿烈呀太阳，皎洁呀太阴。

　　铁锤一击，匕首三寸，

　　舍生而取义，杀身以成仁。

　　生者不死，死者永生，

　　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

　　千秋并耀，万古流芳，

　　大公呵无私，仁至呀义尽。

　　事情也太凑巧，正月二日沫若开始写《屈原》，于十一日完成；二月二日他又开始写《虎符》，又于十一日完成。而且同是五幕历史剧，时代也相差不远。他不否认，他写这个剧本也是有些暗射的用意的，因为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与魏安釐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多少有点相似。如姬临死前谴责魏安釐王的话，很容易引起读者、观众的联想和共鸣，她说：“哦，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具。你把死的威胁来恐吓一切的人，你要使一切的人都变成没人性的你的奴隶牛马，你的摆设玩器，我现在要把人的尊严指示给你了。你所制造出来的死是不足以威胁人的呀！死倒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创造品的时候，你的威权也就一切都完结了。”这不也是指着蒋介石的鼻子在痛斥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剧本受到了严厉的审查。尽管中国万岁剧团早就决定上演该剧，由王瑞麟执导，江村饰信陵君，舒绣文饰如姬，孙坚白饰魏王；排练期间，沫若也曾应邀去剧团讲《虎符》的时代背景，并一一分析了剧中人物，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开台，然而有关当局就是迟迟不让公演。经过多次交涉，方才准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抗建堂作短期演出，在这次演出之后便再也不能重演了。

　　而且正式演出《虎符》时，不得不用国民党当局审查过的本子。沫若打开一看，只见原稿中的“赵国人民”、“魏国人民”这类字句，其中“人民”都被审查老爷们用朱笔改成了“国民”。殊不知“国民”本是现代新名词，说不定是由日本人开始用起的，竟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信陵君和如姬的口里，实在叫人啼笑皆非。还有，更发噱的是“舞台左翼”、“舞台右翼”等字眼，居然都被改成了“左边”、“右边”。幸好“左”和“右”还保留着，否则简直不知如何指示演员们上、下场哩！①沫若不禁为党老爷们的神经脆弱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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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对于国民党所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沫若极为反感。当《虎符》公演的时候，他写了专文，寓意深远地指出：“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进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①这要求把人当作人的呼声，当然也包括给作家以自由，而要获得这种自由，那是必须经过流血斗争的。早在《虎符》脱稿之后不久，沫若在中苏文化协会所作的题为《再谈中苏文化之交流》的演讲中，就曾大声疾呼仿效苏联的文艺政策和法制，“主持文艺政策的人要着眼远处，给文艺作家以更多的空气，更多的阳光，更多的养料，使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发展”。有关当局当然是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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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

　　自由不是祈求得来的，必须依靠韧性战斗。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沫若又从《史记·荆轲列传》中高渐离以筑击杀秦始皇的故事取材，着手创作五幕历史剧《高渐离》。为了考定筑这种乐器的形制，他几乎翻遍了自己用四个木箱垒起来的简易书柜。六月十四日午后，他抱着刚满半岁的儿子世英，一面吟哦，一面草成《白渠水歌》：“白渠水，何清粼，秋风吹槐槐叶落，又何人，扫为薪？……”一遍又一遍，也说不清是唱还是念，最后只听见他在呜咽……

　　《高渐离》的火药味比《虎符》还要浓烈，主人公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这当然是有所指的，作者毫不讳言，他写这个剧本同样也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即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秦始皇的处理有失公正，不过这并不违背他的历史剧主张，因为他“只想把自己所想写的东西写得出，写得活，写得能使读的人、看的人多少得到一些好处”①。在他看来，历史剧创作与历史研究是两码事：“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因而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要“失事求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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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

　　②《〈沸羹集〉历史·史剧·现实》

　　从结局来说，由于上述原因，《高渐离》比《虎符》惨得多，送审时就未能获得通过，等于被禁演，以致没上演过一次。

　　自《棠棣之花》到《高渐离》，沫若已经写了四部历史剧。说来也真够有趣的，它们各自的情调和故事发生的季节，恰好排成了春夏秋冬：《棠棣之花》里桃吐丹霞，春光和煦；《屈原》里桔柚已残，时当初夏；《虎符》里桂花盛开，正逢中秋；《高渐离》里寒气逼人，冬云惨淡。沫若心中有数，这些原是不经意间偶然的巧合，然而都取材于战国时代，这却是有意识的抉择。后来他在一次专题报告中曾说：

　　至于自己为什么爱用战国的题材写剧本呢？根据自己研究历史的结果，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变最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时正是由奴隶生产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当然，历史是决不会回头的。但，目前的社会转变和战国时代的社会转变，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也正是历史人物创造大悲剧的时代。从今推古，在战国时代的史实去找寻给予现代深刻教训的题材，这动机或许会推广到许多作家创作过程。在创作《高渐离》期间，友人卢子英与冯玉祥等人相约，曾邀沫若同游华蓥山。盛情难却，沫若只得暂时丢下文稿，如约前往北碚集合。在民昌轮上，卢子英发现有两个穿西装、佩手枪、戴墨镜的特务，便问沫若：“船上未必还有大人物吧？”沫若用手指着自己说：“鄙人！鄙人！”言下之意他们是来监视他的。由于卢子英邀约的游客中有不少“党国要人”，他们对沫若有所忌避，因而知道他也来了，便突然宣布原游览计划作罢。于是沫若由卢子英等人陪同，改往合州访钓鱼城。钓鱼城原为钓鱼山，在合州东北，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宋末名将余玠为抵御元军筑城于此，故名。继守者王坚、张珏亦以此孤城独立抗元，屡次却敌，前后支持了三十余年，直至王立、熊耳夫人叛逆降元，城方陷落，南宋即亡。古战场的不灭光辉，民族英雄的爱国业绩，令沫若极尽倾佩之诚。“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②他很想根据这一次的收获再来写一个剧本，一面表彰王坚、张珏之忠义，另一面则描写王立、熊耳夫人之谲诈，似这样忠奸对立，以构成一个悲剧的结束，这实在是一部天成的戏剧资料。回来后，他把这个意思跟夏衍、阳翰笙、郑伯奇等人说了，还写信给翦伯赞，说是要“写一部火烈的剧本”，他们也都觉得是不可多得的一出好戏的题材。遗憾的是，结果这出戏未能形诸笔墨，这次旅游倒被传得满城风雨，有关当局居然说郭沫若在北碚和合州纠集文化人图谋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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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八年来之历史剧》，1946年5月22日《新华日报》

　　②《汐集·钓鱼城怀古》。

　　时届仲夏，天气正和政治气候相反，一个酷热，一个阴冷。沫若象往年一样，仍率家眷暂去赖家桥全家院子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待到雾季来临再回城。他也顾不得国民党特务又在放风，说什么“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关造反啦！”一心只想坐下来认真做点事。全家院子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乡间办公地点。在这所宽敞的农家院子里，沫若把一间原是堆稻草杂物的四面土墙的房屋改修了一下，开了一些窗眼，围了一圈篱栅，就成了自家住的一个小小的院落。这里真的可以避暑吗？其实未必见得。不过这无关紧要，沫若本来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是整个宇宙向上的一个阶段，在这时使人的身心解脱尽重重的束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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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芍药及其他·丁东草》

　　窗外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办公室内的电风扇累得摇头晃脑。没想到在这样炎热的季节，傅抱石依旧不肯放下画笔。他也住在金刚坡下，离沫若寓所不远。一天，他抱了一迭已经裱好的画来请沫若题跋，说是将在秋天举行一次个人画展。中国画的题跋原是特有的民族形式，题与画每每相得益彰。沫若懂得，好画还需有好题，题得好，对于画不啻是锦上添花；题得不好，那可是佛头著粪。因此他颇为踌躇，时时展开画卷读了又读，力求自己的手笔与画的内容、形式、风格恰相配称，使题词成为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统观抱石所示诸画，如《屈原画像》，如《渊明沽酒图》，如《与尔倾杯酒》，如《张鹤野诗意》，似均寓有家国兴亡之意，而于忠臣逸士特为表彰。沫若颇有同感，他细细玩味《张鹤野诗意》，深感意象幽远，仿佛抱石心境殆已复活于自己心中。张鹤野系明末遗民，其诗云：“把杯展卷独沉吟，咫尺烟云自古今。零碎山川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心偶见画图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经抱石放笔点染，成水墨画一幅：右侧隅画一危岩突起，上有寒树，下示水涯，杂生草木。左侧峭壁挺立，向右倾欹，与右侧危崖如相敬礼，上有浅松数株，枝条远出。右上四分之一处一带远近山影，隔断水天空白。其前水涯，有芦获丛生之状。右倾岩端附近，一渔翁舣舟水中向岩垂钓。沫若读后，犹觉水墨沉重，不胜余痛，遂复和鹤野诗二绝以为题词：

　　画中诗意费哦吟，借古抒怀以鉴今。

　　犹有山川犹有树，莫因零落便灰心。

　　凝将心血未成空，画在诗中诗画中。

　　纵令衣冠今古异，吾侪依旧主人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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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汐集·题傅抱石画八首》。

　　前后费了三、四天工夫，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沫若终于把抱石的画题完了。九月三日，刚刚感到秋凉，他便又执笔创作历史剧《孔雀胆》了，想写元代云南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公主阿盖相爱，后被与王妃相勾结的参政车力特穆尔谋害的悲剧。本来他是打算在今年的暑期把“钓鱼城”抗元的故事戏剧化的，因此读了许多关于元代的文献，不料见到了不少象《阿盖公主传》这类史料，以致在中途他的兴趣忽然被阿盖吸引住了。他知道阿盖的名字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前年回故乡，在他年轻时所读过的书籍中，有幸找到了《国粹学报》第六十四期，那里面所刊载的《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他的旧梦，他便把它带到了重庆，常常喜欢翻出来吟哦。他曾一度想把阿盖的悲剧写成小说，无奈生平没有去过昆明和大理，一点都不熟悉那儿的风土人情，因此不敢写。现在采取戏剧的形式，好把布景的责任推给舞台工作人员去，这就可以免除那些烦恼。

　　《孔雀胆》是沫若迄今写得最快的一个剧本，仅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完成了。不过写作之前的酝酿、调查却颇为费力，摘抄的资料比剧本本身的字数多过五倍。剧本草成后，他象以往一样，征求了好些人的意见，反复作了修改，这才刻成油印本，中华剧艺社准备以最快的速度闪击演出。周恩来仔细看了剧本，原打算亲自与沫若交换意见，可是由于工作太忙，只得托张颖去郭家传话，说：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但是否上演，请郭老他们自己商量决定。沫若非常认真地倾听着，听完之后又请弦颖重复了一遍。他沉思了一会，反复捉摸恩来的意思，然后很严肃地说：“恩来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时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孔雀胆》可没办法了，要演出啦。”①他心里明白，因为自己太同情阿盖公主的遭遇，就用很多材料来烘托她，而且连带把她的丈夫段功也写得很好，可是段功和当时的农民革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的。怎么办呢？待演出后看看专家和观众们的反应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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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颖：《领导·战友·知音》：1980年1月27日《光明日报》。

　　十二月五日，沫若写信给《孔雀胆》的“助产者”翦伯赞，对他愿以史学家的立场来说一番话表示欢迎，希望能及早执笔。翦伯赞于同月三十一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孔雀胆〉》一文，赞扬郭沫若第一次将元代历史搬上舞台，在历史剧的发展上又“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沫若相信老朋友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内行话，他从这里稍稍得到了点宽慰，但是正式开演后到底会引起什么反响，他仍放心不下。

　　回想这年自一月以来的劳作，且不说散文《芍药及其他》、《银杏》、《钓鱼城访古》，诗歌《水牛赞》、《感怀》、《气朔篇》，文艺论文《历史·史剧·现实》、《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论古代文学》等等，等等，单历史剧就写了四大部。有的朋友说，这证明郭沫若的“第二青春”真的来了，他确实很高兴，但愿能够把握得着这长驻的青春。他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是知命晋一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却感觉着一切都还年轻，“仿佛二三十岁时的心境和现在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容易兴奋，容易消沉；一样的有时是好胜自负，有时又痛感到自己的空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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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沸羹集·无题》

　　一九四三年来临了，沫若在《文学创作》月刊上发表的《新年献词》里，预言这“大概是和平破晓的一年”，热切期望“高举起文艺的军号来寅宾这和平的曙光”。可喜的是，由应云卫导演的《孔雀胆》果真于元旦在国泰影剧院开演，观众反应相当强烈，常常对善良的阿盖报以真诚的嘘唏。然而演了八天，评论家们竟不置一辞。这少有的冷遇颇使沫若恍惑不安，他向来不怕骂，而最怕“冷”。在专家们的多数沉默之中，好不容易盼来了徐飞的评论文章，这就是一月十八日《新华日报》刊载的《〈孔雀胆〉演出以后》。徐飞说：

　　造成这个历史悲剧之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终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

　　沫若觉得这些话好象画龙点睛一样，把当时的历史点活了，也替剧本“点醒了主题”。这恳切的批评使他又提起了精神，将《孔雀胆》重新润色了一番，并于二月下旬再度公演。

　　与前面几个剧本不同的是，《孔雀胆》毫无任何“含沙射影”的用意。尽管作者如此坦然相告，重庆仍有许多神经过敏的人戴着有色眼镜在里面找，有一位居然宣称找到了，他说作者“写的首长和政治当局都是昏庸坏蛋，这是别有用心”。嗳呀，不得了，连古代的“黑暗”都不好轻易“暴露”了！一套二十五史，把一大半过往的当局都写成了昏庸坏蛋，岂不要烧掉一大半吗？呜呼！这叫沫若怎能不惊诧？

　　无论在沦陷沉，抑或大后方，历史剧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几年来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系列好作品，对此沫若不但有所闻，而且有的还是先睹为快的。一九四三年早春，剧本创作取得丰收的于伶从上海到达重庆，夏衍、胡绳等人为庆贺他三十七岁诞辰，联句作诗一首，请沫若为他们写成斗方。原诗是：“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说大明。”每句都嵌一于伶所著剧本名，即《长夜行》、《花溅泪》、《杏花春雨江南》、《大明英烈传》。沫若写就后说：“稍觉情绪低沉了一些。”立即挥毫又写了一方：

　　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

　　春雨江南三七度，杏花溅泪发新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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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沸羹集·人做诗与诗做人》。

　　诗的情趣一下子变了样，孕含一片新春发岁、希望葱笼之意，大家一致称妙。

　　当晚，沫若邀了于伶、夏衍等人去临江门吃四川特产“毛肚开堂”。于伶告诉他《大明英烈传》是“假历史剧”，剧中只有三个人名于史有据，所有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全部是杜撰的。沫若说：“这当然瞒不过我啰。你们，杏邨和你，身处上海租界孤岛，剧本上演必须逃过反动派的几道审查关。搞搞借历史讽日伪，励观众，有何不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武器嘛。我们在这里也一样在搞，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联想多于影射而已。为了战斗，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历史剧，反正又不是历史教科书唦，管它则甚！”说完哈哈大笑。①山城江边，春寒料峭，浓重的花椒与辣子作为毛肚的佐料，吃得晚风飘着热气，额头汗水淋漓，话也愈吃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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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特殊战场上确实需要进行特殊的战斗，“舞台作炮台，剧场作战场”，历史剧已被郭沫若、阳翰笙、于伶等人证明是有效的战斗武器。沫若想起了去年三月间，曾准备把明末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的事迹戏剧化，人物和分幕都已经约略拟定了，结果却足足停顿了一年，现在应该是完成它的时候了。他从三月半写到四月初，改而又改，写坏了百多张稿纸，才算比较满意。全剧以夏完淳被捕前后直至牺牲的一段史实为主要内容，着重歌颂他慷慨殉国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鞭挞洪承畴等人甘愿充当清廷走卒的卖国投降行径。鉴于坊间已有《夏完淳》剧本，沫若便以夏完淳的最后一个诗集《南冠草》为剧名。剧本先交《戏剧月报》，编辑部安排在第三期发表，可是送审时却被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扣留了下来，潘公展纠集御用学者逐字逐句挑剔，前后审查了两个多月，需修改处竟然开列了三、四十条。编辑部请示处理办法，沫若回信表示：为了争取发表，一部分可斟酌把对话改得隐晦一些，但有关题旨的决不能动，要据理力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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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

　　是的，剧本的生命在于发表和上演，否则等于废纸一迭。《南冠草》后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一园”演出，洪深导演，马彦祥饰夏完淳，周伯勋饰洪承畴。演出时，洪深征得沫若同意，将剧名改成了《金风剪玉衣》。这次，沫若照样站在条幕旁，与他笔下的人物共悲欢。戏已演到尾声，剧中人杜九皋说出了大家心中想说的话：“端哥（夏完淳）的精神感召着我们，端哥的精神不灭！中国的锦绣山河是一定要光复的！”沫若回过头来瞥了一下台下的观众，从他们默然深思的神情测出了作品的感染力。特殊战场上又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他用诗记下了自己融和着血泪的现实感受：

　　金风增肃杀，君子化蓐收。

　　欲显神奸佞，来从地狱游。

　　现身存月旦，刻意铸春秋。

　　识得洪亨九，呼诛即报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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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看〈南冠草〉演出后》

三十九

　　沫若是把创作历史剧与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彼此交错进行，相辅相成。有时是为了写历史剧而去研究历史，待到搞清了史实、发掘出时代精神，就去写历史剧；有时是在研究某个历史专题的过程中，被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所感动，诱发了他创作历史剧的兴趣。这样从文学到史学，从史学再到文学，每每循环往复，几经耕耘，两个枝头上都结出了硕果。就以屈原来说，沫若先后不知作过多少研究，成果除剧本《屈原》和专著《屈原研究》之外，在《蒲剑集》、《今昔集》、《羽书集》等文集中还收有十余篇论文。他还常常应邀作关于屈原的报告。一九四一年冬，曾两次往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作题为《屈原考》的讲演，从驳斥胡适散布屈原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人物谈起，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和艺术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和论述，证实“屈原是确有其人，不是神话中人物；《离骚》是他的精心杰构，不是虚无缥渺的《仙真人诗》”。有人当场作了速记，漏夜整理寄给沫若，沫若加以订正后即将原稿退还记录者，并附信说：“你记得很完全，很好。……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应当由你处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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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余湛邦：《巴山蜀水如在目》，1983年6月11日《团结报》。

　　研究历史并非随心所欲，沫若认为这是弘扬新史学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广泛团结学术界人士。国民党政府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当作“花瓶”空摆着，沫若等人就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成员们学习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各门科学，好好充实自己。不同内容的学术讲演活动很快开展起来了，沫若带头主讲，从人体血型、甲骨文到中国通史，一连讲了许多次。

　　大官府七号楼下的会客厅里挂上了黑板，沫若在这里开讲甲骨文字学。他一边象画图案似的在黑板上描划，一边作着详细的生动的解释，一下子就把大家带到了三千年前，看我们的祖先在怎样卜吉凶、记狩猎、祭祖宗。他连续讲了三天，把三百多个甲骨文字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末了，他笑嘻嘻地鼓励大家说：“只要你们肯下三个月功夫，我保证你们全都弄懂弄通。”当时重庆甲骨文、金文图书资料极少，连市立图书馆都未收藏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几部重要著作，人们想见识见识《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沫若毫不犹豫地亲自从家中抱来供大家阅读。后来侯外庐撰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需要参考这几部著作，沫若也无私地借给他了。

　　接着，沫若又请了邓初民来讲政治经济学，请了侯外庐来讲哲学，请了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杜国庠等人来讲中国通史和古代思想史。大家听了几位历史学家的报告后，发现他们的观点有相牴牾之处，有的与沫若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人便问沫若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讲下去，而要邀请这么多观点不尽相同的人来讲，沫若回答道：“我是有意识地请这些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学者来讲的，这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另一方面能启发大家独立思考问题。我本人的历史观也是一家之言，你们大家可以互相比较，择善而从，学问就能深入了。”①这样做，也促使他自己对许多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他在重庆《学习生活》月刊上发表的《殷周是奴隶社会考》一文，就修正了自己以前所说殷代是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周代才是奴隶社会的观点，重新考定殷周是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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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钱运铎：《永恒的怀念》，《武汉文艺》1979年第4期。

　　对于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学者，沫若从来不抱成见。他主张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侯外庐在一些问题上与他的见解不一，尤其是对先秦诸子思想歧见更多，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屈原思想的秘密》，公开提出同他商榷。沫若随即也发表了《屈原思想》作答，丝毫不计较侯外庐的冲撞。特别是，关于儒家和墨家的评价，他与杜国庠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个尊儒反墨，一个则崇墨反儒，两人互相辩难，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国庠常批评沫若“袒护了儒家”，沫若总喜欢戏称他为“墨者杜老”，但并没因此影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当同行们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时，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沫若不合，他也会由衷地表示祝贺。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论者，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显然跟他分道扬镳，可是当他听说伯赞的《中国史纲》即将完稿，竟高兴得忘了病痛。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给翦伯赞的信中说：

　　您的《中国中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朗读完毕之后，或者可同进城看《虎符》也。……我现在略略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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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在学术领域内，沫若十分注意奖掖后进，鼓励青年学者力争上游。复旦大学一位年仅二十六七岁的教授鲁实先（1914—1980），著书评述日本泷川龟太郎博士所著《史记会注考证》，无可辩驳地指出其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去取不明，把这本“在彼邦诩为空前著作”的洋书透彻地“驳议”了一番，大长了中国学者的志气。沫若收到了鲁实先赠送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后，即回赠《满江红》词一阕，抒发了内心无限的喜悦和欣慰，正是：“国族将兴，有多少奇才异质。纵风雨飘摇不定，文华怒茁。”他多么希望众多的“奇才异质”能迎着抗战的风暴脱颖而出。短短一首词似乎还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激动之情，他又作长达四十句的排律一首，汪洋恣肆地直抒胸臆，其中有句云：

　　方今国步遭播迁，天南天北弥硝烟。

　　健儿流血数百万，坫坛零落绝椠铅。

　　何期得此金玉编，枢纽辟阖如玑璇。

　　…………

　　尤望继兹次第传，庶几有史以来国步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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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气朔篇》

　　煌煌华夏屹立于东方，有为的青年学者突破滚滚狼烟，将继续为国争光，诗中满怀着沫若的期望。

　　天官府四号常有青年登门求教，徐敏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向沫若表示，在这战乱的年代，生活动荡而穷困，既无当学者的心情，也无这种物质条件，只是觉得在中国搞革命，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沫若对他这种想法非常赞许，每次都热情指教，有问必答，还常常通过书信帮他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关于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历史，沫若就曾走笔飞札给予指点，说明“殷周都是青铜器时代。中国的铁器使用萌芽于春秋，秦汉以后始盛行”，“甲骨文字的刻镂有人用青铜小刀试过，可能刻出，不必一定要铁刀才行”。①信中述及自己从事古史研究的最新收获，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徐敏。只要对青年的成长确有帮助，他是不惜用自己的心血灌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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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

　　如果说沫若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学习历史，指导社会青年叩开史学堡垒的大门是为了练兵，那么需要向敌人出击的时候，他也会以笔作刀枪亲自上阵的，而且在特殊战场上更加讲究战术。当时抗战已经进入更加艰难的阶段，国民党当局开门揖盗，“攘外必先安内”的鼓噪甚嚣尘上。为了转移广大青少年的视线，向他们灌输不问政治的奴隶主义，大人先生们便居心叵测地提倡中、小学生读经。本来祖先们流传下来的《大学》、《中庸》、《论语》之类的经书并非不可读，问题在于不能以此消磨年轻一代的大是大非观念和斗争意志。沫若巧妙地接过“读经”的口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堂而皇之地撰写《论读经》的文章，表明“我并不反对读经，而且我也提倡读经”，但是“我为尊重读经起见，并不希望青年人读经，而希望成年人读，特别是希望那些提倡读经的先生们认真的读”。这一闷棍，打得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有口难辩。

　　令人“啼笑皆是”的是，抗战以来一直远居海外的林语堂（1895—1976），一九四三年回国之际居然一面骂鲁迅、骂“左派”，一面也在鼓动青年读《易经》，说这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所必读的典籍。沫若抓住他演讲稿中自相矛盾的言论，揭露他“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雅，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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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沸羹集·啼笑皆是》

　　在沫若看来，无论是历史研究抑或文艺创作，都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为了“要尽力发展武器的文艺，而摧毁文艺的武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间他写了《文艺的本质》和《新文艺的使命》这两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将沈从文列为高唱“与抗战无关”论的“清客”，将施蛰存归为指责“文学的贫困”的自命不凡者，认为他们都是当时新文艺运动中的“逆流”，自己理所应当撰文与之作斗争。正是由于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已经逐步传达：一九四二年底，周恩来就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讲解了《讲话》产生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三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把用嘉乐纸印成的《讲话》发给一些有关同志；三月二十四日的《新华日报》，还专门报道了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会上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贯彻《讲话》精神。①因而使沫若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运用文艺批评这一文艺界的重要斗争方法，来对待他所认为的文坛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以致沈从文、施蛰存等人一时成了他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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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阳翰笙：《〈讲话〉在重庆传播前后》，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为了坚持有效的斗争方式，开辟出版阵地也是十分必要的。自“皖南事变”以后，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越来越困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一再受到沉重打击。党组织为了解决沫若和其他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难的问题，以便于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决定帮助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和侄儿郭宗益（培谦）创办一个出版社，资金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凑集，社名则从于立群和郭宗益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定为群益出版社，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在重庆正式开张。临江路嘉陵江边的一间简陋的木板屋，就是出版社的办公地点，编辑部和经理部都设在那里。沫若的题词宣告了群益出版社的办社方针：“文化之田，深耕易耨。文化之粮，必熟必精。为益人群，不负此生。”①该社除出版沫若的著作之外，还出版其他进步作家的作品，同时还编辑出版大型学术性刊物《中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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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吉少甫：《回忆郭老和群益出版社》，《文艺论丛》1980年第10辑。

　　一看见“中原”两字，人们马上会想到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沫若以《中原》作为刊名，当然孕含着搞学术不忘抗日，一定要收复中原的意思。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他开宗明义地宣示：本刊对那种“在思想上袒护法西斯主义”，或“带有些那样的气息”的文稿，一概“敬谢不敏，不能让那样的豪杰来扰乱《中原》”。为了争取早日公开出版，该刊办了几次登记手续都未获准，找熟人疏通也没拿到登记证，原因在于主编是郭沫若。一九四三年的一天夜晚，沫若应中华剧艺社之邀，观看他们演出的陈白尘的剧本《大渡河》，恰好碰到潘公展。闲谈时，潘公展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中原》出了没有？”沫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卑不亢地说：“登记证还没拿到，希望帮帮忙。”潘公展只得敷衍道：“当然，当然。”他哪里会想到沫若紧紧叮住不放：“明天我就找个人来拿。”第二天一早，沫若就写了一封信派人带去找上门，潘公展终于无可奈何地发放了登记证。①有了登记证，每期的稿子还得送审，这又惹来许多麻烦，卡、压原是家常便饭，以致《中原》月刊时常变成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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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关关卡卡一重又一重，长期战斗在反动堡垒里，当以合法的形式从事“非法”的斗争为最艰难。好在沫若善于排除险阻，“抟捏万端皆在我凭将妙手著成春”，归国六年来，他一刻未敢放松。

　　归来雌伏古渝州，不羡乘桴学仲由。

　　笔墨敢矜追屈杜？襟怀久欲傲王侯。

　　巴人扰攘徒趋俗，鬓发零星渐入秋。

　　国耻靖康臣子恨，等闲白了少年头。①

　　这首诗正是他此时心情最真实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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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和冰谷见赠却寄二首（一）》

　　

　　






郭沫若传--第十四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第十四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四十

　　在赖家桥全家院子里，在沫若寓所的门口，有一株高大的白果树，论年龄总在百岁以上了，沫若称之为“院落的老阍人”。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拔的姿态，它那鸭掌形的碧叶，它那夏云静涌似的树冠，引起沫若深深的爱慕。每年夏天乡居期间，他总喜欢在树下纳凉、会客、散步或思考。他忘不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偕同邓颖超专诚从城里赶来，在白果树下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为他举行回国四周年纪念晚会并聚餐；他也忘不了曾多次与傅抱石、李可染等人在树下读画、赏画，纵论古今画派，每每乘兴挥毫题诗；他更忘不了和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一同围在树下唱歌、拣拾白果，象讲故事一样的跟他们讲述银杏的风格和价值，……白果树呵，你是沫若的一位无言的伴侣，你又是他的文章事业的见证人。

　　银杏树的北面有一小丘，形如水牛，沫若即以“水牛”名之，筑一亭于其脊上，题曰“银杏亭”。丘上荒芜，沫若便与立群荷锄种植，瓜菜常常丰收。这里也是文工会中人息游之处，更是七七幼稚园小朋友们最爱光顾的园地。七七幼稚园位于院落的西北角，园额是沫若题写的，立群在这里担任园长。无论早晨或傍晚，孩子们那清脆、稚嫩的歌声使全家院子更加充满生气。这歌声在沫若听来，又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歌词出自他手，他自己也常喜欢跟着孩子们的歌声在嘴里哼：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都象白果树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歌唱。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象水牛推磨儿。

　　不做声，不泄气，

　　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①

　　--------

　　①见《芍药及其他·下乡去》。

　　其实沫若自己就是一株银杏，也是一头水牛。在云遮雾障的山城，“银杏”始终躯干笔立，生生不息，“水牛”永远任劳任怨，耕耘不止。一九四三年七月，“热气团”袭击重庆，沫若中暑发烧，于病中还在惦念答应于怀（即乔冠华）为《群众》周刊撰文论述墨子的事。近年来文化工作委员会内外研究历史蔚然成风，以新史学的观点纂述的古代史或古代学术思想史，不断地有鸿篇巨著问世。朋友们的这些努力和劳绩，对沫若说来不啻是一种刺激和鼓励，也使他越发想恢复周秦诸子的研究。“人生如登山”这句老话，对现时的他却产生了新的意义：登山不纯是往上爬，有时候是往下窜。爬过了一个高峰要到达另一个高峰，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他在史学领域内就是这样永不歇脚，永不满足，以顽强的毅力从一个高峰攀登上另一个高峰，他认为这是“活在这人世上的一部分责任”。

　　这一年的七月底，沫若的烧刚退，就匆匆挈眷下乡，重与水牛山和白果树为伴了。下乡的第二天，他从研读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开始，接着温习了几天《墨子》，即执笔为文，仅仅花了两天时间就草成《墨子的思想》，打响恢复诸子研究的第一炮。落霞把全家院子染得一片金红，他捧着手稿徘徊在白果树下，低声细心校读：“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象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这样写是否太“偏恶”了墨子？朋友们不免又要说我“袒护儒家”了。他们可知道，在我是有我的客观依据的，我是平心静气地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一番，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才决定了对他们的评价，并没有把他们各自孤立起来，凭主观臆断去任意加以解释。他不知在树下已经兜了几圈，经过了又一番过细的思虑，终于心安理得了。

　　由于研究《墨子》，引起了沫若对吴起的同情。读《吕氏春秋》中关于吴起的故事，知道他原是儒家，由魏入楚，辅助悼王变法，而在悼王驾崩时，他亦被一些反动贵族所射杀，这些贵族中就有墨家门徒在。从这里，沫若看出了儒、墨斗争的政治化，即决定作《述吴起》。八月二十日开始动笔，夜间略睡片刻，又起身于菜油灯下继续奋战。吃下立群为他准备好的一碗冰藕，精神显然更加振作。写得疲倦时，便开门去庭院里漫步一会儿，当头的明月将清辉洒满银杏和他的身上，光影迷离，颇觉舒适凉爽。第二天午后，这篇一万二千字的论文即宣告完成，以翔实的资料论定“吴起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当与孙武、商鞅并称，而他的品格尤在二人之上。

　　考虑到时下有人主张墨家曾参加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因陈、吴失败，故墨家灭亡。这是一大疑问。考之史籍，探求秦以后儒者的动向，却适得其反，证明墨家以外的各家，都曾有参加农民革命的人物，其中以儒者为最多，因而沫若认为不是“儒存而墨亡”，倒是“墨存而儒亡”。此为意外收获，于是又写《秦汉之际的儒者》，作为《墨子的思想》一文的补充。这篇文章刚搁笔，他的兴趣又被吸引到儒、墨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音乐上面去了，遂有《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的诞生。这之后，他读《吕氏春秋》，发觉吕不韦实为一非凡人物，忽尔意动，想写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斗争。接连几天反复钻研《吕氏春秋》，并用抄本将有关资料分类摘录下来，细加考述，力图确凿可靠。在写作过程中，得读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揭载的《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作者程憬歌颂嬴政，有意阿世，更促使沫若尽快完成了《吕不韦与秦代政治》，洋洋洒洒，四万余言。怪不得他的部属要说：“他不是作官的，他本质上是诗人，连写文章、考古，也多用诗的方式。长江大河，飞沙走石。”①

　　--------

　　①臧云远：《从天官府到赖家桥》，《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十月中旬以后，沫若的注意力专门集中到了韩非子身上。《韩非子》篇目窜杂，翻来复去不知读了多少遍，可确定为韩非本人的作品，又都是法西斯式的理论，愈读愈不愉快。沫若在十三日日记中写着：

　　心境颇寂寞，不愉快，勉强读《韩非子》，除《解老》、《喻老》之外，大率全部温习了一遍，其中确有不能一致之处，不知系韩非前后不同之主张，抑系他人文字有所窜入。确为窜入者如首篇《初见秦》即毫无疑问。①

　　--------

　　①见《〈十批判书〉后记》。

　　如果一一考证各篇的真伪，必然成为枯燥无味的学究式的流水账，诗人的气质和兴趣根本不容许他写那样的文章。再这样僵持下去，日子太不好过了，他想摆脱寂寞、不愉快的心情，索性走出书斋去访友。

　　十七日上午，沫若约杜国庠同往金刚坡下访傅抱石。于四围稠密的竹丛中觅得了画家的住处，乃一古朴农舍，饶有幽趣。抱石展示所作画多幅，并将往年在东京由沫若主催举办个展的照片也拿了出来。十年前的往事又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沫若觉得抱石的作品已经进步得惊人，遗憾的是他的经济生活却丝毫也没有改善。我们中国人的嗜好颇有点奇怪，画一定要古画才值钱，人一定要死人才贵重，象傅抱石这样多才多艺的当代艺术家，却一点也得不到重视，沫若心中好不纳闷、不平，他愿意向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多多推荐抱石的画。抱石挑了一幅《桐阴读画》赠送给他。这是一幅长条，七株大梧桐树参差挺立，前面一条小溪，溪中有桥，桥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阴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轩豁，有四人正展观画卷。其上仿佛书斋，有童子一人抱画而入。屋后山势壮拔，有瀑布下泻。桐树之间，补以绿竹。图中白地甚少，但一望空阔，气势苍沛。沫若觉得在这幅画上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画外的情味。

　　寒露过后天气渐渐冷了起来，立群第四次分娩在即，因而不到十月底，沫若就带着四篇文章的手稿和那幅《桐阴读画》图，护着立群急匆匆进城了。至于中途抛了锚的《韩非子的批判》，一直拖到春节之前才写完。在此前后，一次偶然从友人处得见清初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其中所记李自成、李岩等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引人遐想，发人深思，沫若的史剧创作欲因而又冲动起来，一度想结束古史研究，而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可是不断面世的同行们的新史学论著，却有意无意地在向他挑战，以前主张周代是封建制的朋友现在依然故我，对于沫若的见解似乎采取了抹煞的态度。尤其是《墨子的思想》发表之后，几乎在史学界普遍地受到非难。沫若不甘寂寞，不平则起，他感到有一番总清算、总答复的必要。结果史剧没有写成，反而坚定了他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

　　为了专心致志于写作，一九四四年沫若挈妇将雏提前于五月底搬到了赖家桥。乡居的宁静有利于读书和思考。回想自己关于秦以前的古代社会的研究，前后已经费了十五年工夫，著述不可谓不丰硕，然而到底有多少可取之处，又有哪些谬误，实在应当以今天的水准重新加以审查和评断。他足足酝酿了一个月，才着手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章一开头，他坦然表示：

　　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二○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

　　此次研究得到的新收获，主要是肯定了井田制，并阐明它是如何转化为庄园制的，同时论证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蜕变有平行的现象，追溯了士民阶层的分化，还考定《考工记》系春秋时代齐国的官书。没想到不久之后，沫若根据这篇文章的内容，应重庆市十八梯回教礼拜堂举办的回教经学讲习班和中国留学土耳其军校学生土文补习班之邀，讲授《中国古代史》，“学生听之均有所动”，因而受到军统局渝特区的秘密监视。该机关唆使特务搜集情报，称郭沫若为“左倾文化人”，所讲内容系“偏激之观点”，并诬蔑刊载他文章的《群众》杂志为“奸伪刊物”。然而，杜国庠读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原稿，觉得沫若既检点了得失，又有了新的建树，确实可喜可贺，特赠七绝四首，赞誉他“井田新说自汪洋”，“批判依然是拓荒”。

　　要真正得到朋辈的承认和慰勉，一则需修正自己的错误观点，但也不是随便改变自己的看法；二则要勇于拓荒，辛勤耕耘。当沫若进一步从孔墨对立的关系中考察了他们的基本立场之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孔子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扶助私门，顺应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而墨子恰恰相反，是肯定传统的鬼神，站在同情公室的立场上，维护腐败了的奴隶生产制度。这里，他不但依然反对墨子，而且愈加赞扬孔子，岂不更令人瞠惑？沫若可绝不畏葸不前，他认为自己已经尽了客观研讨的能事，掌握了确凿的根据，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因此，他毫不迟疑地向大家端出了又一篇锋芒毕露的论文《孔墨的批判》。

　　灯下不断耕耘，时有新的发现。八月十九日沫若读《管子》，忽悟《心术》、《白心》、《内业》诸篇与《庄子·天下篇》宋钘、尹文之学说颇为接近，便作比较研究，愈觉如影随形，若合符契。无意之间得此发现，大快于心。宋钘和尹文都是齐国稷下学士，在先秦诸子中应该算是重要的一派，它的主要动向在于调和儒、墨，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的道家学派的前驱。有了这一发现，就好象重新找到了一节脱了节的连环扣一样，道家本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儒、墨两派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求得了他们的条贯。沫若信手拈得这一新课题，不仅写了《宋钘尹文遗著考》，而且为撰述《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创造了条件。

　　接着又写《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庄子》原是沫若幼年时代爱读的一本书，其中好多篇至今犹能背诵；荀子其人其事沫若本来就不喜欢，在《〈先秦学说述林〉后叙》里早就说过他的坏话。可是轻率地诬枉古人与无端地偏爱古人一样，都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沫若要求自己批评古人必须如同法官断狱一样，一定要十分周详。法官判决是非依据的是法律，沫若评断善恶依据的是道理，即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荀子虽然已经逐渐离开了这种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但是他还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这就是沫若对他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别看沫若成天价在故纸堆里出没，尽与这样那样的古人打交道，可他一刻也没忘掉纷繁复杂的现实斗争。国事纷扰不宁，日寇发动了中原大攻势，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妄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快要得逞，衡阳国民党守军将领投降日寇后，桂林、柳州又相继沦陷，贵阳也已告急。沫若喟叹之声如蜩如螗，忧乱之心如沸如羹。时局维艰，似乎不能容许他再有余暇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手头的文稿该告一段落了。他很想赶写《名辩思潮的批判》，然而只开了个头，终因时间难以为济而不得不往后延宕。

　　下乡以来不知不觉六个月了，白果树的叶子已被寒风扫得零零落落，树下的白果却铺满一地。沫若半年笔耕收获不算少，加上去年同期的劳绩，可以编成两个集子了。后于一九四五年先后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其中大多数文章就都是这两年来在白果树下完稿的。沫若真想将来能有机会将这两个集子合印成一部，题名《白果树下书》，那多别致！

四十一

　　一九四四年是朱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也是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恰好又逢甲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都准备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一月十五日，编辑于怀等人来天官府四号与沫若共商此事，即定下撰稿人名单，沫若当仁不让，另外还想发信约请“明史泰斗”柳亚子“开炮”。

　　为了搜罗有关史料，沫若到处向友人商借、求索。在参考书匮乏的情况下，他以《明史》和《明季北略》为依据，还涉猎《明亡述略》、《剿闯小史》、《烈皇小识》等多种书籍，反复研读，再三思考，直到成竹在胸，方始动笔。这篇题为《甲申三百年祭》的纪念文字，写来可谓呕心沥血。沫若紧紧抓住一代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运动，从鲜明的对比中揭示了朱明王朝的必然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兴起的根本原因，深刻地总结了这支革命队伍最终失败的沉痛教训。他好象含着泪在跟李自成促膝谈心：

　　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从三百年后的今天来观照这场大悲剧，民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当事者的功罪还须明白判断。因而沫若毫不留情地指出：“从民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民族的罪人。”

　　《甲申三百年祭》于三月十日脱稿，改完送请董必武审阅后，即于十九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国民党方面很快有人出来干预，指责这篇文章“影射当局”，“为匪张目”。二十四日，《中央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诬蔑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甚谬种流传”，而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朋友们纷纷写信或登门，对沫若表示支持，同时为他愤愤不平，他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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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

　　远在边区的毛泽东读了《甲申三百年祭》，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四月十二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十八、十九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随即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六月七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发出联合通知，强调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不久，林伯渠从延安来到重庆，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沫若。八月下旬，沫若又收到了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他一面回味领袖含义深长的话语，一面摩挲边区人民用淡蓝色马兰纸印的《甲申三百年祭》，心中充满了阳光，既感觉欣慰，又受到了鼓舞：自己的文章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这可是最大的荣耀。当天晚上，他就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在此期间，与林伯渠同道来山城的何其芳（1912—1977）和刘白羽，他们负有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详细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任务。按照周恩来的嘱咐，他们先征求了沫若的意见，然后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天官府四号正式召开座谈会，由沫若出面主持，请何其芳和刘白羽讲话。刘白羽先说：“毛主席的讲话，根本是两点，一点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点是怎样服务的问题……”他把讲话内容概括地讲了一遍，接着由何其芳介绍了延安文艺界讨论讲话的情况。沫若始终把手裹在耳朵背后，以此助听，生怕遗漏了什么。他的脸上时时流露出惊奇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尤其对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中去的这一论断，更加击节赞赏，表示无条件拥护《讲话》精神，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那天，于立群特意用周恩来托人从延安捎来的小米和红枣，煮了一大锅稠稠的粥招待大家，每人一碗，黄澄澄、红艳艳、热呼呼、香喷喷、甜蜜蜜……。沫若与朋友们一面吃，一面回味何、刘二人的讲话内容，好象自己也到了延安一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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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刘白羽：《雷电颂》，《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臧云远：《在重庆学习毛主席〈讲话〉》，见重庆出版社1983年8月版《作家在重庆》。

　　时令已是冬天，可是冬天里也有春天。十一月十一日晚，沫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洗尘，适逢周恩来由延安飞回重庆，他亦赶来参加。出席的尚有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1879—1946）以及沈钧儒等人。席间恩来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消息振奋人心，宾主兴奋得又痛哭，又狂欢，饭后还到对面四号沫若家里去唱秧歌、扭秧歌舞，从来不跳舞的沫若也跟着恩来扭起了秧歌，小小“蜗庐”春意盎然。①沫若有诗记其事：

　　顿觉蜗庐海样宽，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舞罢秧歌醉拍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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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②《汐集·双十一》

　　更使沫若喜出望外的是，十二月间收到了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亲笔复信，其中写道：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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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见信如见人，十多年前与毛泽东在黄鹤楼分手时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偃旗息鼓，到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他俩天各一方，但彼此的心永远是相通的，怎不向往着能再重新见面呢！沫若读信后也深感以天国春秋为题，好好写一写太平军的经验，确是有益的尝试，理当遵命，但目下资料奇缺，争取有朝一日能如愿以偿亲手呈献故人。还是主席说得对，比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来，此次抗日战争应该算是成熟了的，看来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

　　毛泽东在信中还说“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是的，沫若获悉的不仅仅是延安的近况，更重要的是了解到党中央的最新战略部署：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为中心口号。近年来，国民党政府迫于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不得不假惺惺地宣布“放宽言论尺度”，甚至蒋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元旦发表广播演讲，侈谈“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及时“召开国民大会”，“归政于全国的国民”。这当然是骗局，实际上根本没有兑现。同年一月间，当中共中央先后两次派周恩来飞赴重庆，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提议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并与国民党商讨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时，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成立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的主张集中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意志，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沫若也在为此事积极奔忙：一月二十五日午后，周恩来刚到达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沫若就与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赶去听他作报告。二月六日中午，又往棉花街五十八号李绍涵家聚餐，与陈铭枢、杨虎、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柳亚子、马寅初等人畅谈时局，周恩来、王若飞亦在座。“磐磐大器共金樽，涤荡陪都万丈尘。”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济济一堂，系祖国安危于自身，英光正气，豪言慨歌，争民主、争自由，斗敌顽。哪怕雾压江城，寒凝大地，早有人带来春天的信息。“今日域中谁是主？春回冻解雁来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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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磐磐大器》

　　在这场斗争中，文化界是一支生力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王若飞建议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时局宣言。初由翦伯赞、邓初民起草，文化界一部分朋友看了初稿后，觉得意犹未尽，且有不够确切之处，便又推郭沫若重行执笔。沫若即与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人根据党中央的精神进行讨论，拟订了提纲，然后再由他挥笔成文。①沫若汇万众气于笔端，锋芒直指蒋帮政权，气势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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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阳翰笙：《战斗在雾重庆》，《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翁植耘：

　　《文化堡垒》，见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

　　“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三“巧言文饰”了。

　　内部未能团结，政治含墨成风，经济日趋竭蹙，人

　　民尚待动员，军事急期改进，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每况愈下，以致无力阻止敌寇的进侵，更无力配合盟军的反攻，在目前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而我们竟快要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全国的人民都在焦虑，全世界的盟友都在期待，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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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收入《沸羹集》时，文字有改动。

　　如何“改弦易辙”，挽救中国的危机？办法是有的，那就是结束党治，还政于民。时局紧迫，空言民主只是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当务之急在于切实保障民主的实现。为此，沫若等在宣言中提出两大纲领：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个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战时政治纲领；由临时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政治纲领。同时还针对有碍于民主的种种现象，提出六条要求：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尅的政策，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义正词严，名正言顺。最后呼吁“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宣言草就后，沫若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所有领导成员立即秘密地、广泛地征集签名。二月五日上午，他冒着凛冽的寒风，带着恩来托送的小米和红枣，亲自去磐溪看望徐悲鸿（1895—1953），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见到了这位当时已蜚声海内外的画家，可是却贫病交加，浑身浮肿，这更激起沫若对戕害人才的独裁政府的痛恨。他们亲切地围着小炭盆谈着病，谈着文艺界的情况，谈着当前的时局，沫若的话在悲鸿的胸膛里也燃起了一盆火，悲鸿的病容好象在顷刻之间消失了。当他们谈到目前急需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时，沫若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了宣言文稿，悲鸿接过去读了一遍，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他毫不犹疑地拿起笔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妻子廖静文也签了名。夫妇二人热情挽留沫若吃了午饭，沫若即席挥毫，给主人留下了“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的诗句。悲鸿真想为今天的情景画一幅纪念画，可惜病中手腕无力，不能如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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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廖静文：《嘉陵江畔的一段往事》，《文艺报》1978年9月第3期。

　　此外，沫若还曾和阳翰笙一同去北碚访老舍，并去北碚的对面复旦大学访马宗融、陈望道（1890—1977）和周谷城，他们也都当场签了名。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签名的人数竟多达三百一十二人，包括了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和文学艺术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

　　这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重庆《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同时揭载，震动了整个山城和大后方，激起嘉陵江怒涛汹涌。蒋介石暴跳如雷，责成张道藩等人迅速查清原委，并设法消除影响。张道藩惊惶失措，亲自出马强迫华林、汤灏登报声明“并未参加”签名，而是被人“盗用”了他们的名字；同时另拟一篇反动宣言，硬拉了一些教授签名画押，刊载于《中央日报》上。他还派出喽啰威胁冰心、徐悲鸿等人发表同样的声明，均遭严词拒绝。朋友们的凛凛正气，铮铮风骨，令沫若敬佩不已，他为自己能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感到自豪。

　　当蒋介石查清这次签名运动风源来自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就是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再也不能容忍，终于露出狰狞面目，决意拔掉这根“眼中钉”，打碎这只“花瓶”。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如下消息：

　　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已于昨日（三十日）奉政治部张部长命令，予以解散。

　　《新华日报》刊出时特意在这条消息后面加了编者按，表彰郭沫若归国以来的贡献，以及第三厅和文工会的成就，其中说：“几年以来，该会在郭先生领导下，对于抗战文化，贡献宏伟，驰誉友邦朝野，这次突被解散，闻者颇感惊异。”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对于沫若说来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就想摔碎“花瓶”，放开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好得很。“平生四海惯为家”，走到哪里都可以战斗。然而，舆论界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招反应十分强烈，重庆各方中外进步人士均极表惊异和关切，登门慰问沫若的人不计其数，有新闻记者、律师、医生、青年学生以及苏联等各国驻渝使馆人员。新华日报社亦不断收到慰问郭沫若的信，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光未然、吴晗、沈从文等五十余人自昆明驰函说：“‘雾重庆’时代已经过去，光明与黑暗的阵营渐渐分明了。请您和您的朋友们坚持着我们文化界严肃工作的堡垒，紧拥着我们文化界庄严的大纛，来争取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线——民主政权，请相信我们是你们的声援，如同你们广大的民众是你们的后盾一样，你们是不孤立的。”①朋友们的知心话温暖了沫若的心，使他浑身充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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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5年5月14日《新华日报》。

　　四月一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原第三厅部分人员在天官府七号举行聚餐纪念晚会，参加的还有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沫若在签名纸上题词：“昙华林纪念。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①，勿忘今日。”文工会是武汉昙华林时代第三厅的继续，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第三厅成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文工会解散，恰好七个年头，值得纪念。会上，沈钧儒、翦伯赞等人发言，谴责了国民党当局无理解散文工会的卑劣行径。沫若则在讲话中表示：“今天我们是被解散了，我们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们是更自由了！”②金山又一次为大家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我的长剑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从这光明与黑暗搏斗的伟大交响乐中，人们仿佛看到三闾大夫手持长剑在不断劈开黑暗，人们也好象看到郭沫若挥舞如椽的巨笔在披荆斩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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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发表时改为“摔掉花瓶”。

　　②1945年4月2日《新华日报》。

　　沫若的确并不孤立，他有党组织的关怀和广大人民的支持。在重庆各党派领袖和文化界人士为他和原文工会人员举行的慰问宴会上，左舜生代表民主党派发言表示：“郭先生过去的自由天地太狭，现在我们欢迎文化界的斗士回到更大的自由天地中来。”王若飞也致词说：“郭先生是国家的至宝，中国人民需要他。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郭先生为我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顾问，万一不能实现，欢迎他到边区或解放区去。”沫若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呢？他回顾了七年来的工作，自歉没有什么成绩，深感内疚，只求将来在工作中报答大家：“文工会是解散了，文化工作却留下了，从今天起我们要真正开始工作。”他想到回国的时候曾做过一首诗，说到“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自己的生命不是赚来的吗？今年五十四岁了，也可以说“五十四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最后，他恳挚地向大家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在诸位先生鼓励下，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就是死了在坟墓里，也要从事文化工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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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5年4月9日《新华日报》。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后，赖家桥还留下一批朋友暂时未作安排，沫若放心不下，便和立群、翰笙、乃超等人相率去看望他们。全家院子里一片寂静，办公室空空如也，桌椅及一切用具都已点交，连礼堂里的总理遗像和遗嘱也已撤销。散居在附近的会友和家眷都闲得无聊，他们见沫若等人来了，立地聚集拢来，说这道那，不知有多少离合悲欢。晚上没有电灯，森森然好象回到了原始时代。“五年春事倥偬过，独倚南楼怅晚风”，沫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夜风风雨雨，梦东梦西。次日不得不跟自己熟悉的一切告别，白果树的无言留给他连绵的思念，他俯身拾起一枝被昨夜的狂风吹折下来的枝丫，想拿回城去放在花瓶中供养，没有想到那鸭掌形的碧叶中间，还夹着一个青青的果实。

　　回到天官府，沫若托朋友另找房子，他不想再在这里居住。朋友考虑到近郊黄山离市区不远，夏天也比较凉快，想在那边为他物色住处，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他，而他却毅然决然地说：“黄山我不去！那是皇帝住的地方啊！”①原来黄山高处有一所别墅，蒋介石经常住在那里。

　　天无绝人之路，郭沫若自有他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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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徐敏：《学者·诗人·战士》。

四十二

　　“有官本不重，无官身更轻。”摆脱了羁縻已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机构，沫若想更自由自在地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开始主持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阳翰笙仍做他的副手，曾一度代理他的工作。中一路黄家垭口的中苏文协所在地，一对活泼的石狮子蹲在门口，伸出大半截舌头，歪首嬉笑着，好象是对新来的研究委员会主任表示欢迎和敬意。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底，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五月初希特勒失踪（后来才知道是自杀了），德国随即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沫若应新任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之邀，出席了使馆举行“的胜利酒会”。五月二十八日晚，苏联大使馆费德林参赞登门造访，带来苏联科学院一封信，邀请郭沫若和丁西林（1893—1974）赴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该院第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会期为六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这自然是很光荣的事，多年的心愿得到了这样意外的满足。可是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见时只表示准予赴苏，而旅费却分文不给。沫若先是通过翁泽永的关系，向中央银行借了三千美元，后又得到友人、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支援，拨来民生公司文化基金委员会资金一万美元供他使用，沫若随即将三千美元退还给翁泽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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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李萱华：《郭沫若在北碚》，见重庆文联和社科院编、1985年9月版《重庆市郭沫若研究论文集》，并参阅笔者1983年5月访问翁植耘谈话记录。当时郭老在苏联十分节俭，只化了四、五千美元，余款于回国后悉数奉还卢子英。

　　朋友们都为沫若能去苏联而高兴。在中苏文协为欢迎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暨庆祝苏联红军胜利举行的鸡尾酒会上，沫若竟成了大家谈话的中心，宋庆龄和邵力子一再和他干杯，预祝他顺利完成访苏使命。邀宴、欢送活动更是应接不暇，临行前一天下午，中苏文协、全国文协和全国剧协联合举行欢送会，沫若含泪答谢朋友们的盛情、厚谊和嘱托，说：“中国人民和诸位文化界人士都是主人，好比是我的君，我实是一个‘差使’而已，但愿能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就好了。”

　　六月九日，沫若由费德林、安南略、戈宝权、于立群等人送往九龙坡机场，国民党人员不但莫名其妙地一一调查了送行者的姓名，而且硬要沫若去外事局补办什么出境许可证，这显然是有意纠缠和刁难。一直折腾到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沫若才获准登机，匆匆与立群等人握别。他乘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后，转道印度、伊朗，途中几经勾留，二十五日才到达莫斯科，纪念大会已经开了十天，地点也转移到列宁格勒去了。这真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然而无可奈何，谁叫中国的科学技术这样落后，要仰仗别国的交通工具往来，就连做客也做不到别人那样称心如意，沫若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辛辣味。好在终于赶到了目的地莫斯科，平常只能在照片和电影里看见的红场，现在是如此真切地展现在面前，克里姆林宫高耸的尖塔，塔顶上的红星在夜晚闪耀着欢乐的色彩，好象一个巨人在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接着宾客。沫若幸福地下榻红场附近的国家饭店。

　　第二天，沫若即由苏联外交部齐赫文斯基陪同飞往列宁格勒。号称苏联第二大城的列宁格勒，坐落在涅瓦河三角洲上。这是一座英雄城市，沫若参观市容，已看不出战痕，外表上显得异常肃静，似乎当初破坏得并不厉害。但这一切，是不知流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德寇曾围困两年，市民紧紧配合红军卫城，伤亡惨重，据说单饿死的就有十七万余人。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在拉多加湖结冰期保证汽车安全运输的办法，这是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战胜野蛮法西斯的一个宝贵实例。跑到近郊看看，普尔科夫山是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山上的天文台已被完全摧毁了，大小弹坑比比皆是。沫若觉得这里的山川草木和祖国的江南一带相仿佛，象这样激烈战斗的地方在江南也不少，可是至今八年了，日寇还没有被赶走，同胞们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他在钦佩苏联红军和人民的同时，痛恨国民党政府不把枪口对内改成枪口对外。

　　列宁格勒市长宴请苏联和各国两千专家和学者，地点在斯莫尔尼宫，即十月革命时列宁指挥作战的地方。在宾主云集的厅中，沫若第一次见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院长司徒鲁威，这是一位研究奴隶制的专家，他对沫若说：“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成为例外。”沫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对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差不多全被他所通晓，这更增加了对他的敬意。承蒙司徒鲁威的邀请，沫若出席了东方学院学术讨论会，主席在开幕词中特别介绍了他。会议中间沫若作了临时发言，说自己是抱着唐僧上西天取经的精神到苏联来的，苏联学者在研究学问上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缜密审慎的方法，他将要带回中国去。

　　六月二十九日返回莫斯科国家饭店，丁西林刚从国内赶到，沫若与他同住一室。次日，出席克里姆林宫夜宴。走进白色大理石的殿堂，金碧辉煌，酒肴果品极为丰盛。一会儿，斯大林（1879—1953）、莫洛托夫、布尔加宁（1875—1946）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亦入席。斯大林穿着灰色元帅服，须发都已灰白，沉着而严肃。望着这位领导苏联人民打垮了法西斯德国的英雄元帅，望着日夜向往有朝一日能谒见的中国人民的尊贵朋友，沫若感到无以名状的幸福与激动。当晚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讲话、干杯、观赏节目穿插进行，但斯大林却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沫若觉得难能可贵，一位伟大领袖倒不在乎每次宴请宾客都要发表一通演说，诚信已孚，思想已移诸实践，不说话比说话还要伟大。最后一个节目是红军舞，演出时间最长，演员们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灵魂、全部生命都融注在那最高的欢乐里去了，充分体现了苏联红军盖世无双的英雄气概。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一直陪坐到席散，已是子夜时分。

　　许多单位热情邀请沫若作报告。七月五日，去历史研究所讲《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由齐赫文斯基翻译。沫若主要谈了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通史的酝酿，古代社会的争辩，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考察，封建制长期停滞原因的探讨。听众颇感兴趣，后又应邀往对外文协作了同一报告。第二天，外文出版部邀约谈话，沫若即以《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为题，作了介绍。后来也应对外文协之邀，将同一报告又作了一次，并高兴地将讲话原稿留下作为纪念。此外，还去东方大学讲了《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实际上这是沫若想写的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提要。

　　沫若满心欢喜纪念大会为来宾们安排的参观活动。列宁博物馆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一代伟人的生平事迹具象化了，沫若不但得以亲眼目睹实物、照片和模型，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列宁的手稿，听见了列宁的声音，甚至感受到了列宁的呼吸。从那件一九一八年遇刺时穿的黑色大衣，在左臂和左肩间留下的弹洞，仿佛可以瞧见他的伤口。瞻仰列宁一九二四年逝世时，在一片红旗簇拥中的遗容，更令人热泪喷涌。沫若默默地拿起纪念册，慢慢地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一代的伟人，

　　无产阶级的父亲，

　　全人类新历史的开创者，

　　你的遗像永远如生。

　　人民的欢乐，将和你的

　　勋业，永远长存。

　　沫若还先后参观了莱蒙托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两位作家的博物馆。莱蒙托夫因为在吊唁普希金的一首诗中，痛骂反动统治阶级为“天才与自由的刽子手”，以致被流放到高加索；一年后返回彼得堡，不久又因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决斗，再次发配至原地。沙皇政府更唆使流氓借口《当代英雄》揭露了他的阴私，而要求与莱蒙托夫决斗，终于对年轻的诗人下了毒手。面对诗人的光辉业绩，沫若油然起敬；而专制魔王扼杀天才、摧残文化的罪行，又令人发指。沫若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蒙馆长、奥氏夫人特殊照顾，让他坐在丈夫生前接待朋友的沙发上，听她诉述英雄战斗的一生。在人民革命风暴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尽管双目失明，瘫痪在床，党和政府还是千方百计鼓励、支持他发出了最大的光和热。两位作家的博物馆所陈列的一切，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鲜明对照：一是唯恐文艺家生生不息，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一是用尽各种方法，要使文艺家多活几天。

　　沫若多么渴望人民的世纪早日到来！

　　七月九日沫若暂离莫斯科，飞往斯大林格勒作客。这又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沫若在马路上走着，大街小巷至今遍体鳞伤，看不到一幢完整房屋，居民多住于原系三、四层楼房之底层或地下室，上无屋顶。据说当年德寇飞机来轰炸，一个月投下的炸弹就有三十三万枚之多。从街战、巷战到逐屋战、逐楼战，人民始终没有屈服。为了不负“斯大林”的英名，如今全城男女老少又响亮地喊出新的口号：“我们保卫了斯大林格勒，我们要再建斯大林格勒！”沫若走到伏尔加河边，一位陪同人员举起双手深情地呼唤：“伏尔加，伏尔加，我亲爱的玛特西卡（母亲）！”他问沫若：“是扬子江大，还是伏尔加大？”沫若回答：“扬子江大。”对方有些失望。说实在的，伏尔加河也不算小，不过总不能和扬子江相比。他愈是向陪同人员介绍扬子江，就愈加勾起乡愁。有汽船把他们送到砂岸上，大家解衣跳入河中沐浴、畅游，然后在白桦林中举行了酒宴。归途夜色迷茫，沫若坐在船上晃晃悠悠，有新诗一首涌上心头：

　　站立在英雄城的彼岸，望着斜阳，

　　青翠的白桦林诱发着我的遐想。

　　…………

　　绛黄的流水在我眼前浩浩汤汤，

　　成阵的红霞不断的演变在天上，

　　我仿佛是回到了我自己的故乡。

　　亲爱的，你是伏尔加？你还是长江？

　　清快的，你是伏特加？你还是高粱？

　　…………

　　七月十二日，沫若又飞往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参观访问。帝俄时代乌兹别克原是一块受压制最厉害的殖民地，革命以后不到三十年，重轭解除，人民丰衣足食。此地与新疆接壤，遗憾的是国境线那边还是内忧不已、外患未除的国度。“天国非人间，人间正流血。”我郭沫若可不能象刘后主入魏那样“此间乐，不思蜀”，恰恰相反，我是“此间乐，愈思蜀”。

　　在塔什干，沫若参观了世界第一流的斯大林纺织工场，从这个“机器的海”、“社会主义的摇篮”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一个新型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他也访问了第十八届共产党代表集体农场，体验了一下“葡萄美酒，当作茶汤；击掌高歌，震破土墙”的生活，亲眼看到了农民既会开拖拉机，也会欣赏近代音乐。

　　当沫若重新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已是七月十九日傍晚，这天早晨丁西林已先回国。塔斯社记者来访，畅谈了参观斯大林格勒和塔什干的感想。就在不断参观访问和接待记者中，沫若走出国门已经两个月了，心中时时牵记着亲人和朋友，牵记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回忆水牛山，三径谅已荒。狐鼠正纵横，徙倚断人肠。”①原曾打算这次赴苏后暂不回国，想把立群也接来同住一段时间再说。此事已取得苏联方面的同意，前不久费德林参赞已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原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翁泽永，说：“欢迎你伴同郭沫若夫人一起到苏联去。”②可是国内的斗争需要沫若及早回国，他怎能安心寄居友邦？

　　--------

　　①1945年7月14日日记，见《苏联纪行》。

　　②翁植耘：《励志读书洁身藻德》，1985年8月《郭沫若研究》第1辑。

　　先后从此间友人口中获悉，八月六日、八日美国连续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更可喜的是，苏联也已于同月八日正式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正在我国关东地区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势。沫若预感到时局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当塔斯社记者请他就苏联对日宣战一事发表谈话时，他表示为友邦的这一重大决策“感到深切的喜悦”，相信这是“使日本帝国主义完全败北的一种保证”。③在这样的时刻，沫若思归上心更不能自已。苏联对外文协特意选定对日宣战这一吉日举行公宴欢送郭沫若，出席的有赫拉普钦科、爱伦堡、西蒙诺夫、马尔夏克等著名作家，和司徒鲁威等著名学者、教授，中、苏两国大使也在座。对外文协会长凯缅诺夫在致词中强调：“今天是意义重大的一个日子。苏联国家忠实于对盟邦的义务，已经对日本宣战了。我们现在可以干杯，祝我们共同斗争的胜利。”到会的差不多每位来宾都热情洋溢地讲了话，爱伦堡的发言尤其新鲜，他赞美沫若是中国作家中的浪漫派，浪漫派是永远年轻的，他要歌颂中国的青春和沫若的青春。言词托心声，人情似酒醇，沫若恳挚地作了答词，他说：“我把各位的诚恳的鼓励，作为对于中国人民全体的说话而接受了。中国在全世界的独立国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轻的一个。自己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我们是处在方生方死之间的，但我们决不让死的老是拖着活的。我们要使方死的迅速死去，方生的蓬勃成长。苏联和苏联作家是我们的模范，希望以兄弟的情谊，永远缔结着我们的文化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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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见1945年8月14日《新华日报》。

　　喜看战局急转直下，沫若想尽快回国，迎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没料到他还未来得及动身，无线电已经广播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八月十日的事，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事米克拉雪夫斯基正在高加索饭店为沫若饯行，服务员来报告这一特大喜讯，他们高兴得站了起来狂呼“乌拉”（万岁），不断干杯，最后沫若醉倒在椅子上。当他醒来时，才发觉自己已躺在苏联朋友家里。米参事一手把他从沙发上拉了起来，便拥抱着对舞，由于酒酣后沫若的脚还虚飘无力，以致两人卟笃一声都跌倒在地……

　　八月十六日清晨，沫若告别莫斯科，登上了归国的飞机。他望着机场门口矗立着的列宁和斯大林的两尊魁伟的塑像，依依不舍，别绪萦怀。回想在苏联作客五十天，时间虽不算长，但所看到的恐怕比住了五十年的人还要多。

　　

　　






郭沫若传--第十五章 为和平民主而呼号






第十五章 为和平民主而呼号

四十三

　　一九四五年的八、九月间，沉寂了多年的山城鞭炮不绝，锣鼓鼎沸，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大游行持续了好多天。八月二十日沫若回到重庆，正碰上游行队伍，车辆简直无法通行。从嘉陵江畔千百张扬眉吐气的笑脸上，迭映出武汉献金热潮中老百姓慷慨激昂的面容，长沙大火中灾民们疲惫绝望的神色，重庆大轰炸中受难者喷着怒火的眼光，……再回到眼前，多大的历史变迁！欢腾的心潮在沫若胸中翻卷，他意识到了，历史向东方的文明古国提出了新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应当向何处去？

　　记得出国之前，曾与朋友们一同发表宣言，呼吁国民政府召开国是会议。苏联之行，沫若亲身体察了一个国家若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他们的“国是”必定是处处谋求增进人民的福利，在整个建国程序中完全体现了人民为本位。今天我们的“国是”应争什么呢？我们也要建国，当然也要以人民为本位，首先就在于争取人民民主和自由。当他应邀到各人民团体和学校去作访苏观感报告时，就以大量事实宣传苏联人民在国家政权机关、生产建设和社会活动中的地位，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

　　一天，沫若向中央大学的学生们作报告，多次联系我国社会现状作对比，掌声、笑声一再淹没他的话音。他说，此次苏联科学院的盛大集会，是“表现苏联的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及埋头苦干的学者们庄战时的贡献，并不下于直接在前线的将士，同时也酬谢他们的成就。这正是做给各国科学家、学者们看，也是做给那些战胜后的骄兵骄将们看，更是做给那些手拿刀枪压迫人民的人看”。他的声调越来越高亢而激昂，似乎有一种悲愤之情要爆发出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盟友、好弟兄做邻，是应该处得很好的，多向他们看，多跟他们学，共同向和平建设的目标走去。否则，仍用枪杆压迫人民，欺侮老百姓，就是破坏者，一切责任都应由他负，这也就是断送了国家的前途。”①年轻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他激动的脸上，表示跟他同呼吸共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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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应中大学生自治会之请讲演“苏联观感”，1945年11月5日《新华日报》。

　　中国无疑地是胜利了，但这胜利好象是疟疾初愈，还没有断根，有点保不定什么时候会再发寒战。果然，时过不久，山城又恢复了往日的面貌，人们的笑脸也变得阴沉了。蒋介石派遣的接收大员满天飞，一手攫取了胜利果实，居然下命令不准新四军、八路军受降，并唆使阎锡山进攻上党解放区。新的内战危机迫在眉睫，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沫若觉得“天玄而地黄”。用什么来医治“时代疟疾”呢？“便是民主团结与和平建设，要用这药剂来彻底消除法西斯细菌，天地也才有澄清的希望”。①为此，他支持原《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着意宣传和平民主建国的思想，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安不忘危，在陶醉于胜利的时候，我们可不能忘却了建国大业的艰巨”，须知保证了胜利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和平”，因而“希望全国同胞共同惕勉”。②此时友辈居渝者都想转移阵地，渴望早日东下，上海滩的朋友们亦期待他重赴春申，可他个人颇想暂留蜀中，因为这里的斗争一时还少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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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地玄黄·天地玄黄》

　　②《复刊之辞》，1945年10月10日《建国日报》晚刊。

　　艰难时世，人们寄希望于国共两党和谈。听说毛泽东将亲自和周恩来、王若飞来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沫若既欣喜又焦虑，谁不知道蒋介石向来是个背信弃义的大流氓、毛泽东此行会不会有危险？八月二十八日，沫若偕同立群前往机场，在人群中翘首欢迎延安来客。毛泽东从一架草绿色的军用座机上走下舷梯，沫若一眼看出那伟岸的身形、温和的脸、明净的额、深邃的目光，和十多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今天的衣着不同：身穿一套半新的蓝布中山装，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似乎显得更加精神。他伸出那双宽大的手掌，和沫若等人一一握过，眼睛里充满问候和关切之情。可惜时间短暂，沫若无法倾诉胸中的千言万语，他坚信当此国家处于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行必将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

　　毛泽东深入虎穴，重庆人民欢欣鼓舞，同时也惦念着他的安全，尤其是文艺界熟悉他的一些人士更不放心。沫若了解朋友们的心意，特邀大家到他的寓所来聚会，请恩来阐述这次和谈的意义，说明毛泽东此行击破了国民党的阴谋，使我们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处于有利地位。恩来还指出谈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重重困难，沫若点头表示有思想准备。

　　九月三日，沫若接到通知，说是下午毛泽东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各界人士。朋友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等待幸福时刻的到来。不凑巧的是，胜利大游行的队伍堵塞了交通，聚会地点只好临时改在毛泽东的住处。沫若和立群赶到红岩村，小客厅里邓初民、翦伯赞、周谷城、冯乃超等人已在座。周谷城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先问毛泽东：“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毛泽东风趣地回答道：“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一阵哄堂笑声过后，他接着说：“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他转过身来，向坐在他左侧的沫若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象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沫若微笑着，他想起去年毛泽东给他的信，其中也有这样的话。确实，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失败的结局当然“不可避免”。现在主席旧话重提，言下之意，好象是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绝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这时毛泽东又在分析抗战胜利后的时局了，记得去年他在信中也曾说“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果如其言，抗战很快就取得了胜利。而今他又在预言和平总是要来到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这也一定不会错。沫若看到主席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于是会后便把自己手上的表抹下来送给了他。①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件礼物，后来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他生前一直戴着这只表。②这次国共双方直接参加谈判的，一方是张群、张治中和王世杰，另一方是周恩来和王若飞，美国大使赫尔利则作为形式上的仲裁人。会谈的主要内容有国大问题、军备问题和地方政权问题。连日来，沫若频频与毛泽东等人接触，知道会谈很不顺利，国民党一开始就毫无诚意，中共方面一再作了让步，会谈纪要方始形诸文字，然而蒋介石看了之后，非但不肯签字，反而推翻了一切。接着赫尔利也借故飞回美国去了。直到十月初才又恢复谈判，几经周折，双方终于同意结束以前的内争，准备召开党派会议来共商国是。十月八日晚，张治中以政治部长名义举行陪都文化界招待会，实为毛泽东饯行，郭沫若亦应邀出席。会上，毛泽东在简短的致词中强调“和为贵”……，沫若感动极了，他觉得共产党的领袖“为了中国的和平，为了中国的民主”，“尽了多么大的诚意，冒了多么大的风险，受了多么大的委曲，忍了多么大的牺牲”，的确做到了大公无私，仁至义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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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于立群：《难忘的往事》，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②齐得平：《诚挚的友谊》，1985年8月《郭沫若研究》第1辑。

　　③《撕毁了“黄金时代”》，1948年10月10日《华商报》。

　　其实国民党并无真正的诚意，就在宴请毛泽东的当晚，中共代表团的秘书李少石在汽车上被特务暗杀。沫若参加了验尸，察觉枪是从背后打的，子弹在体内已分裂为五粒，证明是毒弹。本当十日发丧，但中共顾全大局，因为适逢当天公布《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改到十一日才为李少石举行葬礼，沫若与周恩来、宋庆龄、柳亚子等人前往执拂，悲愤异常。这天上午，毛泽东与王若飞已飞回延安，沫若与张澜、茅盾等人曾去机场送行。回顾国共会谈四十三天以来，心里一直好象压着一块大石头，现在会谈虽然告一段落，石头似乎已经搬掉，自己也曾跟着大家额手称庆，不过并不怎么乐观，他明白李少石惨案就是先兆。果真，不久蒋介石即撕毁他亲手签订的协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在沫若看来，蒋介石此举等于撕毁了一切，把他自己的“黄金时代”也完全撕毁了。

　　毛泽东走后，重庆流传着他的许多逸事，沫若也听到不少。特别是他的一首调寄《沁园春》的《咏雪》词，到处传抄，《新民报》晚刊揭载后，更是家喻户晓，一时和韵之作布满天下，人们赞赏不绝。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中宣部头目居然“召见”《新民报》负责人，骂该报向共产党“投降”；蒋介石还授意《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组织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行攻击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之实。《益世报》和《文化先锋》等亦与之相呼应，连《大公报》也跟着起哄，一时妖风四起。沫若曾在柳亚子的手册上看见过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原文，也读到了无耻文人易君左之流反唇相讥的和诗，以及王芸生等人的评论，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他认为毛泽东的这首词气魄宏伟，意境深远，前无古人，正是：封锁北国的银蛇、蜡象，再怎样不可一世地“欲与天公试比高”，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无论是何等英雄好汉，都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沫若愤慨于反动当局及其御用文人故意曲解毛泽东原作，恶意中伤共产党，因而也用毛泽东原韵填词两阕，称颂人民领袖及其词作“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斥责那班御用文人为“传声鹦鹉”、“皮相轻飘”，至于那些诽谤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流言蜚语，又“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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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蜩螗集·沁园春》。

　　斗争是曲折复杂的，如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沫若积有多年之经验，感到唯有挺起胸膛敢打敢冲，才能压住对方的气焰，千万不能示弱。他想起九月九日毛泽东在红岩村第二次接见各界人士时，大家曾谈论沫若在文化界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主席当时表示很同意他的见解，认为态度应该强硬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①不管面对面，还是背对背，只要有机会袭击，沫若决不手软。十一月七日下午，他去青年馆参加中苏文协举行的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在讲话中高度赞美苏联的成功是由于各民族在民主基础上铁一般的团结，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团结、欺压人民的罪恶行径。他说：“今天我们遭受了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人在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的心是雪亮的！”当时陈立夫、何应钦之流都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安插了不少特务。沫若面对一千五百余群众，从容镇定，挥斥方遒，他没用一个辱骂和恐吓的字眼，但每一句话都好象匕首一样刺中敌人心窝。讲到高潮时，那不断的掌声如同风的怒吼、雷的轰鸣，使台上的群丑如坐针毡、无计可施，台下的特务则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阵抨击之后，沫若彬彬有礼地转过身，向陈立夫、何应钦等辈微微点头致意，台下的群众都感到这一动作是画龙点睛之笔，掌声翻江倒海般地向台上扑去，弄得丑类面红耳赤，暗自叫苦不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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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于立群：《难忘的往事》。

　　②据1945年11月8日《新华日报》、《商务日报》报道；又据刘白羽：《雷电颂》，《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这时候的重庆，太阳象被比往年更重的浓雾包围着，令人感到窒息。其实何止重庆，全国所有的国统区还不都是如此。十一月下旬，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大专院校学生出于对国是的关心举办时事晚会，居然遭到国民党军警暴力干涉，便相率罢课、游行。十二月一日，大批特务闯入各校强迫师生复课，当场打死于再、潘琰、李鲁连、荀极中四人，重伤六十余人，此即“一二·一”惨案。举国震惊，各地人民纷纷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沫若悲愤难抑，欲哭无泪，他在沉思：中国近年来时局的大转变，每每以学生运动开其端，眼前的惨案不是意味着“今天又吹起了推动车轮的号角”吗？他立即与茅盾、巴金等十八人联名致电昆明各校罢课联合会以及全体师生，表示“对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十二月九日，他参加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祭坛设在一座阴暗宏伟的古刹长安寺里，气氛肃穆，沫若觉得仿佛回到了婵娟受祭祀的庙殿。他与沈钧儒、柳亚子、史良等为主祭人，由他朗读哀词，爰共呼号曰：

　　抗战八年，民生雕丧，幸获胜利，勉辟五强。

　　努力建设，犹嫌汲长；忽尔暴慢，兄弟阋墙。

　　举国鼎沸，人心遑遑，反对内战，谁曰不当？

　　乃有佞人，别具肝肠，屠民以逞，弹压是倡。

　　全月一日，在彼南疆，甘为祸首，血染序庠。

　　诬我学友，为匪为狂，大张挞伐，榴弹机枪。

　　忝为军人，辱没戎行！忝为政长，败乱纪纲！

　　此而可忍，生民何障？此而不罚，国家将亡！

　　四大自由，原则煌煌，人民世纪，安容虎狼？

　　公等前驱，为民榜样，誓步后尘，戢彼披猖。

　　…………①

　　--------

　　①《蜩螗集·祭昆明四烈士》

　　望着四烈士年轻的遗像，沫若深切地感受到了屈原祭奠婵娟时的痛楚与愤怒的心情，以致涕泗滂沱。谁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超度青年的刽子手们往日使用的大刀和水龙，今天已经被机关枪和手榴弹所淘汰。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榜样，这就是继承国父遗教奉行《建国大纲》的模范！中国无论如何是到了应该转变的时候了，“一二·一”的烈士们已经昭示着我们：“历史在大转变！谁能领导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英雄；谁要阻挠并逆扭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死敌。人民在希望着新英雄的出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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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地玄黄·历史的大转变》

　　此时此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蒋介石，正在加紧调兵遣将，妄图象洪水一样淹没整个解放区。沫若从《新华日报》刊载的中共发言人就此事发表的谈话①，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明确了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旋即他与黄炎培、罗隆基等人筹组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之后又与沈钧儒、罗隆基、章乃器等反内战联合会常务理事联名通电全国人民，呼吁各地都成立各界反对内战联合委员会，然后再成立全国性组织。十二月二十四日，他与陶行知、梁漱溟等二十八人联名代表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分别致函毛泽东和蒋介石，务希立即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使和平建国大业早日顺畅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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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国民党进攻的真相》，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也是在十二月间，当沫若获悉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主张中国各方面代表共商和平团结的有效办法，并派遣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两党关系，即就此事答《新华日报》记者问，表示欢迎杜鲁门声明，希望马歇尔能迅速将声明内容付诸实现，立刻撤退在华美军，并停止装备不民主的军队。他似乎说得很含蓄，明眼人当然知道，后面的话是在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势在必行，在这样的时刻，郭沫若与周恩来却忙着商请冯玉祥、沈钧儒、史良、柳亚子、陶行知、茅盾等各界知名人士，一同发起举行“冼星海先生纪念演奏会”。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晚，演奏会在七星岗附近江苏旅渝同乡会开幕，连续三天。第一天演出前，沫若发表了讲话，他无限深情地追怀了武汉时期冼星海等人领导的抗战歌咏活动，那时候激昂、雄壮的歌声响彻四方，“但是，”他沉痛万分地说：“从武汉撤退以后，七年来人民的歌声，便被压抑着欲歌无声，而当今天人民正怒吼反对内战的时候，冼先生却与我们永别了。现在只有让我们踏着冼先生的脚迹前进，齐声吼出人民反对内战的歌声，吼出反对任何国家帮助中国进行内战的呼声！”①当音乐工作者们演唱冼星海的《热血》、《太行山上》、《救国军歌》、《黄河大合唱》等歌曲时，台上台下歌声连成一片；散会后，许多观众还在一边走一边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置身于“歌海”中的沫若，浑身的细胞被它的“波涛”拍打着，引起全人格的震动。他不再为自己没能在莫斯科见到星海最后一面而抱憾了，星海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是生气勃勃的，这个给人以力量的名字将世世代代与战斗的歌声联系在一起。自己作为星海的战友，也将永远把演奏他的歌曲当作一场场的战斗。是的，今天演奏的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奏曲。聋了耳朵的沫若突然也迫切盼望听到自己的歌声：“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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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6年1月6日《新华日报》。

四十四

　　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终究不得不发布停战令，不得不把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到日程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喜事。郭沫若将以“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

　　参加政协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举行鸡尾酒会，以招待中外各界人士。沫若偕立群应邀赴会，与到会的五百多人为民主团结频频干杯，夫妇两人高兴得相携跳起舞来，李公朴从旁高唱《救国军歌》。舞罢，博得热烈的掌声，许多朋友跑过来同他们握手。冯玉祥逗趣地对沫若说：“好啊，‘吃奶的小娃娃’也载歌载舞了，中国果真大有希望啦！”沫若笑嘻嘻地回敬了一句：“噢，‘老少年’又大发诗兴了，我们正洗耳恭听哩！”的确，国家有了希望，他们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许多。

　　政协召开前夕，各界、各方面人士举行的茶会、招待会应接不暇。沫若一会儿往中苏文协出席中国妇女联谊会的茶会，倾听妇女界姐妹们对国是的沉痛陈词；一会儿又去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参加重庆文化界七团体的招待会，听取文化界朋友们对于政协以及未来建国方案的提议。他非常认真，一边听，一边记，表示一定要把大家的意见带到政协会议上去。在民主建国会举行的茶会上，沫若戏称自己没有做过国会议员，也没有做过参政员，而是一个政治上的幼稚园生，现在忽然做了无党派的代表，惶恐得夜不成眠。这绝不是自谦，而是感到责任重大。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不成功不得了，成功得马虎也不得了，不但要受当代的批判，还要受历史的批评。”为了开好政协，他主张各方在会议上都持不猜疑、不武断、不恶意的态度。他还提了一个引得全场鼓掌欢笑的建议：荐任以上与少将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应出国留学，至少两年，如此对将来建国前途一定有莫大帮助。①

　　上清寺的“特园”这几天也特别热闹。此地原是著名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现在却成了“民主之家”，沫若常与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在这里聚会。“有堂专为民主开，有酒专为民主寿。如今民主见曙光，民主之家永不朽。”②从沫若为“民主之家”的题诗，可以看出他和他周围的民主人士对当前时局的乐观心理。“如今民主见曙光”，这是全靠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奋力争取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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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均据1946年1月9日《新华日报》、《新民报》报道。

　　②全诗见《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作者自注。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周恩来、孙科、郭沫若等三十六人作为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会议，听蒋介石致开幕词。十四日下午讨论扩大改组政府问题，沫若在发言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主席权限太大，国府委员连建议权也没有……”立即有人为蒋介石辩护，说“主席并非独裁”，沫若对这位先生看都没看一眼，仍继续往下讲。他认为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根本无济于事，因为“人选权在主席，即使增加的都是党外人士，那也不仅没有决定权，连建议权也没有，恐成伴食大臣，参政会即是一例。政府既有决心与诚意，应决心使宪政目的达到。”如何解决才好呢？他提议：最好根据党派平等合法原则，由各党派另立机构来研究国府组织法。

　　重庆各界人民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特组织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于大会期间每晚集会，请部分政协代表宣讲会议精神。一月十六日晚，沫若应邀往临江门附近的沧白纪念堂演讲，会议由协进会理事阎宝航主持，到会群众一千余人，另有一百多名国民党特务散坐会场各个角落。在沫若讲话之先，就有特务发出唏嘘声，听众纷纷要求把这些“耗子”赶出去。沫若开始报告了，他说：“今天上午大会是讨论军事问题，想来会场总会是杀气腾腾，可是今天上午会场一堂和气。”他笑了笑，接着说：“倒还不象今晚沧白纪念堂这股杀气腾腾的样子。”在一片笑声过后，他简述了共产党、民主同盟和青年党关于军事问题的方案。当谈到“今后军队要为人民服务，不能象现在这样鱼肉人民”的时候，特务们又在台下“吁吁”作声。沫若稍稍停了一下，他问群众是否愿意他讲下去，群众齐声回答道：“请郭先生讲下去……”他扶了扶眼镜，然后对着他面前的那几个特务说：“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何必这样呢？”这天晚上还算好，只是“口斗”，以后几天紧接着还有“武斗”哩，特务们悄悄往演讲者身上扔石子，沫若当然也尝到了这种滋味，他在一次讲话中幽默地感叹道：“老实说，哪个愿当特务啊？还不是因为不民主而被迫去干的！这些人如果生在美国，可能发明原子弹，不幸生在我们中国，都只会投石子！”全场拍掌大笑。

　　不管敌人怎样破坏，连日来政治协商会议还是有了不少进展，人民群众十分珍惜这个和平局面。二十日，重庆各界三千余人在沧白纪念堂广场举行庆祝国内和平大会，沫若演说时，一开首就合掌向群众作揖，说：“恭喜大家赢得和平，这都是由你们争取来的啊！”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到底，把得到的和平巩固下去。他要求国民党政府让各党派把“好话说尽”，并指出，当局如果能把“好事做尽”，那么“各党派也就无话可说了”。

　　在政协会议上，沫若参加的是共同纲领组，他亲手参与拟订了《和平建国纲领》。九章五十三条，文从字顺，内容可让每位同胞满意，连蒋介石看了都表示赞赏，因而于一月三十一日政协闭幕会上，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等协议一同获得通过。毫无疑问，这五项协议都是有利于和平民主事业的。沫若觉得会议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很不容易，不过还要看如何贯彻执行，否则将是一纸空文。现在不是有人说召开政协是“国民党请客”吗？宴主到底有多大诚意，一时尚难论定，很可能是一场骗局，然而“假戏”不妨“真做”，以逼得国民党当局“弄假成真”，不得不遵守协议，从而化干戈为玉帛，拯生民于水火，岂不上上大吉吗？因此，二月八日他参加三青团和政治部为政协成功委托张治中夫妇举行的联欢晚会，在讲话中一再表示无论是自己个人抑或各党派，都应当有责任重大的感觉：过去建国建不好有借口可说，外有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内有封建割据，尤其是一党专政；现在抗战早已胜利，政协也已成功，对外、对内借口都已失去，只有各自多想想自己的责任。这等于是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份备忘录。

　　政治协商会议的圆满结束，给山城人民带来了早春的气息，人们欢欣鼓舞，一心期待民主的春风吹遍大地。各界人民择定二月十日上午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与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均是筹备会推定的大会主席团成员。这天沫若穿着新蓝布长衫，带着全家老少，象过新年似的，大清早就赶到会场。原是杂耍场的较场口，耍猴的、打拳的今天都不见了踪影，各种做小生意的倒比平时增加了许多。广场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立群说：“还早呢，许多人都还没来。”沫若笑笑不吱声，他怡然地跟她和孩子们在场坝边缘散步，看得出他满心欢喜，因为马上要庆祝的是他也曾贡献了心血和智慧的政协会议。大会主席台设在较场口中央，是临时搭起来的，坐西向东，上面高挂着横幅和标语。九点钟过后沫若走上主席台，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到处喜逐颜开，但他同时发现台的两边和台前几排，却站着许多戴歪帽、穿长褂，或是穿呢中山装黑大衣的人，他们神情异样，蠢蠢欲动。他预感到情势不妙，即吩咐立群带着孩子们先回家去。

　　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和其他主席团成员纷纷登台。开会时间还没到，台下那帮特殊打扮的家伙就已经大叫大嚷：“开会！开会！”主席台两边的一二十个歹徒立即蜂拥而上，去抢桌上的扩音器，为首的还掏出红布条主席团标志，分给他们一伙佩戴。其中一个自称“市农会代表”的刘野樵，竟冒充“总主席”宣布开会。台下的群众在怒声高呼：“不准捣乱会场！”李公朴等人上前干预，歹徒们根本不听，台下前几排的那些家伙居然乱喊“打！打！”于是一个个手持铁棒、石头跳上台去，扭着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人就打。沫若赶紧站起来拦阻，想维护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李公朴，歹徒们便抓住他的胸口，打得他眼镜落地、额角红肿，人也被推倒在地上，胸口还被狠狠踢了一脚。这时候有人在喊：“是政协代表，打不得！打不得！”同时群众中也有人向在场的宪兵交涉：“这是代表，你们非保护不可！”这样，沫若就被两个宪兵和一群青年簇拥着离开了会场，而台上的歹徒们却宣布继续开会，由刘野樵在胡说八道……

　　沫若他们朝民权路上走，走不多远，迎面遇见周恩来、邓发（190B—1946）等人，他们也是赶来参加庆祝会的。大家向他们诉说了刚才发生的情况，恩来愣住了，说：“唉，真是想不到！”他还在朝前走，沫若他们也调过头来跟着他走，忽然看见一股又一股人潮从会场上退下来。“不行，再去会场没用了。”邓发提醒了一句。他们在街口又遇见刚从较场口过来的邵力子，沫若也把刚才见到的一切陈述了一遍，然后说：“这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邵力子默默地没有说什么话。大家很愤慨，都表示：我们要抗议，这还成什么话！他们在至圣宫附近分了手，沫若由几位青年护送着回天官府寓所去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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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上参阅《有组织暴徒借势逞凶捣乱庆祝大会昨未能举行》，1946年2月11日《新华日报》；郭沫若：《较场口》，1947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力扬：《郭沫若先生访问记》，1946年《文联》第1卷第4期；王亚平：《较场口事件目睹记》。见重庆出版社1983年8月版《作家在重庆》。

　　当天下午，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在中苏文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较场口事件经过。沫若带伤赴会，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慰问。他说：“今天惨案的发生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政协的五项协议是在蒋主席主持的会议上经过全体起立，很严肃地通过的，象今天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对蒋主席本身的侮辱。”记者们手中的照相机对着他不断“咔嚓、咔嚓”，闪光灯把他额头上隆起的乌青块照得发亮，他捂住胸口费力地接着说：“有些人的作风和想法不容易改变，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自己的失败。”他的话引起了人们深入思考。

　　较场口惨案激怒广大人民群众，重庆文化界百余人联名发表告国人书，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而中央社却对惨案作了歪曲报道，处处为歹徒们辩护。沫若接待《新华日报》记者时，获悉已有三十余名新闻工作者集会抗议国民党的罪恶行径，并针对中央社的歪曲报道发表了声明，他感到十分满意，连连赞许“这样做最好”，并强烈要求政府，对发动暴乱的分子必须严加惩处。

　　惨案发生以后，全国文协、经济周报、复旦大学等几十个机关、团体和学校寄来慰问信，登门看望者更是络绎不绝。鲜花不断地送来，没有那么多的花瓶来插。广柑收受了二十几篓之多。沫若和立群开玩笑说：“别人发了抗战财、胜利财、接收财，而我却发了‘挨打财’。”事实证明，人民的心是向着民主力量这方面的。他倚在藤椅上，抚摸着伤口在想：打手们的指挥者总以为自己做得高明，打了你，你把我无可奈何，而且打了你，你身上总觉得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暂时也实在把你无可奈何，暂时也实在晓得痛或甚至有死亡的危险；然而正感谢你这样打，你把铁打成了钢，把广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①对于朋友们的慰问，他表示感谢，说：“自己只受了一点轻伤，算不了什么，实现民主才是重要的事情。我身上还有许多血，我是准备第二次、三次再去流血的！”人们心中明白，铁棒、石头休想征服久经考验的民主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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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南京印象·一六慰问记者》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为较场口血案向法院提出了起诉，郭沫若与李公朴等人曾亲自出庭，被告刘野樵居然有恃无恐，反而诬告李公朴、郭沫若等人。于是两案并审，由重庆地方法院审理，庭长很快宣布：因政协综合小组与宪法协商小组已议决排解本案，故不再开庭审判。结果在国民党政府一手操纵下，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歹徒们全都逍遥法外。而且反动派还在继续指使歹徒和特务寻衅闹事，拼命打击革命民主势力。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营业部被特务砸得七零八落，接着刚刚创刊的民盟机关报《民主日报》也被捣毁，沫若还是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呢。他与留渝政协代表邀集政府代表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谈话，严词谴责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的可耻行为。不是吗？签订五项协议的墨迹尚未干，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串演了这一出又一出丑剧：“漂亮的四项诺言我自己的耳朵亲自听见宣读。政协的五项决议有一部分我自己的手亲自参加过草拟。这些都吹掉了。沧白堂的石子，较场口的铁棒，我自己的头亲自捱过。《民主报》的捣毁，《新华日报》的捣毁，我自己的眼睛亲自看见过。”他感到伤心，他感到愤怒，不到一个月，春天在这儿就已经消逝得无声无息，“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又来临了，山城重新成为“冰雪满地的岩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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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地玄黄·新缪司九神礼赞》

　　经历了诸多事件的磨难，沫若的头脑更清醒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民主运动的前途有了更正确的估计。他绝不气馁，绝不悲观，而是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准备为和平民主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如同他在前文化工作委员会同人和文化界人士为慰问他，暨欢送鹿地亘夫妇回国举行的晚会上所说：“今后争取民主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虽然现在有许多人还在推波助澜，阻碍民主运动，正如有雾一样，因为雾是晴天的预兆，太阳一定会出来，雾是一定会散的。”他以较场口事件为例，表示要有牺牲精神，说非洲有一种蚂蚁，遇到了水沟，前面的伙伴便自告奋勇地填在沟里作桥梁，让后面的伙伴从他们身上过去。他愿意作这种桥梁，让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度过劫难，去享受真正和平民主的生活！

四十五

　　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在一步一步地践踏政协通过的五项协议，沫若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答应实施民主政治，不过是玩弄和平欺骗的花招，实际行动根本不兑现。以释放政治犯来说，蒋介石早就允诺并当众宣布过，但是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在“皖南事变”中被非法逮捕的叶挺方才得以出狱，前后关押竟达五年零两个月之久。当天晚上，沫若去红岩村看望叶挺，两人热烈拥抱，淌着热泪纵声欢笑。叶挺第一句话就说：“沫若，记得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在是一切都兑现了。”邓发在一旁“抗议”道：“不行，志固不可夺，帅又何可夺呢！”沫若当然记得，《论语》中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叶挺最喜欢的两句话，当他初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自己与他同住在汉口太和街，曾应他的索求，把这两句话写成一幅中堂。而今叶挺从多年的囚禁生活中重又获得自由，看他壮志不移，依旧雄姿英发，沫若说改日一定要请他痛饮几杯，好好为他庆贺一番。

　　那天从红岩回到天官府，已经夜阑人静，可沫若一点也没有睡意。他把自己珍藏的三、四年前叶挺送的寿礼拿出来细细端详，那是叶挺在狱中亲手用香烟罐内的圆纸片制作的一枚“文虎章”，上面用钢笔写着：“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记得他的夫人李秀文（1906—1946）送来时，她还用红丝线订上了佩绶，用红墨水加上了边沿。不久李秀文又送来叶挺手书一通，说是要将寿联下联改为“功追高尔基”，同时信中还抄录了他的一首诗。现在，沫若又在电火光中反复读着这首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叶挺的诗就是他自己，通体燃烧着无限的愤激，也辐射着明澈的光辉，沫若觉得这才够味，这才是真正的诗。他敬仰叶挺有峻烈的正义感，因而对于横逆永不屈服；他钦羡叶挺有透辟的人生观，因而能超越一切的苦难。正因为具备这种精神，所以果真如“地下的火冲腾”，敢于“把活棺材烧掉”。他希望青年们都能读一读这首诗，都能从诗中体味什么是革命的人生观，什么是革命者应有的品格。因此他写了介绍文字，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这首用生命和血写成的诗。

　　两天后，沫若又想到数日前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小朋友来访的事。从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给郁飞的信中，可以猜测自己多年来所牵挂的达夫已经“凶多吉少”，在苏门答腊“失踪”后可能已被日本宪兵暗杀。唉！国家多灾多难，人民也多灾多难。多灾多难的朋友呵，刚迎接回来一个，却又送走一个，而且是永远不复返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和不幸，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象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都要发挥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可是现在又有谁会去管他呢？对挚友强烈的思念之情使沫若感到通体冰凉，夜不能寐。在无数次的幻觉中，达夫有时是象往常那样，无拘无束、热情洋溢地向他走来；有时又是血肉模糊、不断呻吟着向他招手，于是沫若用颤抖的笔写下了：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

　　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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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历史人物·论郁达夫》。

　　他只能以这几行文字寄托自己的哀思，此外还能再说什么呢？

　　死者激励着生者，不能撒手不管“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沫若感到必须带动广大青年促进和平民主运动，一同来整治这个世界。三月十九日，他与沈钧儒等人参加重庆青年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在致词中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认清，今天人们大都不满意国民党，主要因为它已失去了革命初期的青年精神，而成了“老人党，老爷党”了；教育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千万不能象某些青年那样“腐化”、“恶化”，不是想做官就是当特务；殷切期望年轻一代学习过去真正为革命而牺牲的青年的精神，献身于今天的民主运动。为了鼓励广大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勤奋学习，他还亲笔为《青年学习》月刊题签刊名。重庆青年联谊会成立后，他又担任了该会辅导员，谆谆教导青年朋友们要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

　　而要成为坚强的战士，那就不但自己能经受住生死的考验，而且也要能承受住战友们死亡的沉重打击。四月八日，叶挺夫妇以及王若飞、博古、邓发、黄齐生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黑茶山不幸遇难。在追悼大会上，沫若宣读祭文：“生为民主，死为民主……”他的声音一会儿低沉，一会儿高亢，祭文在他手中颤动着，他如泣如诉，群众也声泪俱下。

　　民主的战士们呵，崇高的榜样，

　　为着争取和平胜利飞往北方，

　　遇着了雨暴风狂，被迫下降。

　　这天大的损失呵怎样补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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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蜩螗集·挽四八烈士歌》。

　　这万种辛酸的冲击，万种悲愤的煎熬，万种回忆的洄漩，折磨着沫若伤痕累累的心头，他生平从不曾遇到过这样沉重的悲伤。

　　沫若知道过度的悲伤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继承烈士们的遗志。他擦干眼泪，细细思量国家的前途：是走向民主团结，还是维持独裁分裂，当时的中国仍然处在生死的歧途上。他依然无法定心做学问或搞创作，党组织需要他继续以无党无派人士的特殊身份，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在这样的时刻，他认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尤其要检点自己是否真正的既贤且达，不要藏在无党无派的幌子里干着助桀为虐的帮闲勾当。只要有利于民主团结，他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与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共同发起和组织各项活动。三月，他与马寅初、沈钧儒等人出席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举行的茶会，表示鉴于当前经济危机严重，政治逆流肆行，颇为中国前途忧虑，说要和大家一起为中国和平民主而流血。四月，他与张澜、罗隆基等七十五人联名致电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希望该会本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重视由于美国政府以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以及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进行内战所造成的中国的严重局势，并对中美谈判借款事宜可能引起的后果提出忠告。当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成立时，他也到会致词祝贺，勉励会员为民主运动作出贡献。

　　沫若时常感慨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以来的事态。继重庆较场口血案而起的，还有南通血案：三月十八日，江苏南通市民集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多人受伤、被捕，甚至被绑架暗杀；还有北平血案：四月二十一日，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的国大问题讲演会议，遭国民党特务破坏，陈瑾昆、江绍原教授被殴受伤；还有……在沫若看来，这些血案都是“较场口的翻版”。“人民在苦难中伸长颈子望了两三个月，所望到的是什么呢？顽固法西斯分子的愈演愈丑的闹剧，漫天的扯诳，遍地的灾荒”，沫若不能不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要吼出在苦难中的人民的呼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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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地玄黄·〈联合三日刊〉发刊词》

　　在国家处于这样的非常时期，学术、文艺也要动员起来为促进和平民主运动而出力。作为学术界的泰斗、文坛上的巨子，沫若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在这方面所应负的使命。为了将致力于民主文化的学者自由结合起来，他与马寓初、侯外庐、邓初民等人成立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他认为实现科学与民主这个“五四”以来的课题，今天依然是学术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只是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应该扩大成为社会或国家，这才是“把科学精神来切实地领导政治”。

　　自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九四五年十月该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沫若一直是理事，先后为文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无论在理论阐述抑或创作实践方面，他都力图紧紧跟上。现在在《文艺工作展望》一文中，他又说：

　　文艺既以民主为其内容，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争取民主。首先我们总得浸透于民主的精神，贯彻着民主的号召。……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那样是太政治的了，那样是把文艺作为了政治的奴婢。这种见解应该是过了时的。文艺不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假使文艺不想做“政治的奴婢”的话，那倒应该做“政治的主妇”，把政治领导起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无论古今中外，他都是领导着时代，领导着政治，向前大踏步地走着的。

　　在为全国文协所作的《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中，沫若更全面地论述了文艺工作在和平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指示了今后开展工作的原则，强调“文艺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人民既然需要和平与民主，文艺便应当歌颂和平而诅咒一切反和平的障碍，便应当表扬民主而抨击一切反民主的存在。总之，他认定文艺工作者必须在斗争实践、创作实践中体验人民的一切，扫荡所有反人民、非人民的意识，务使自己成为人民以下，而不是人民以上或以外的任何存在，从这样的立场、观点和生活出发，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文艺。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后不久，延安《解放日报》特以《中国新文艺运动中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为题刊出专文，予以高度评价。

　　这时候沫若已经准备离开重庆。五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由于抗战的胜利，文化中心又逐渐转移到上海，原来麇集重庆的文化人现在纷纷走出青木关，沫若终究也决定择日东下。五月四日，他去抗建堂参加庆祝文艺节大会，演讲完毕后从台上一跃而下，坐在前排一只空位子上，恰好邻座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黄裳。这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黄裳自然不肯放过。考虑到沫若是重听的，交头接耳谈显然不合适，他便从笔记本上扯了一张纸，写上“请郭先生赐予访问的机会”几个字，书面提了几个问题，每个问题下面都留有空白，然后递给沫若。沫若接过一看，欣然顿首，随即从黄裳手中接过钢笔，迅速作了回答：

　　“先生何时赴京？”

　　“六日至十日之间。”

　　“先生赴京后工作计划如何？创作？剧作？”

　　“将往上海。两种都想进行。另外还想研究历史，尤其是农民运动史。”

　　“对于郁达夫先生遗集事，及郁先生的最后的情形有所闻否？”

　　“到上海后进行全集事。无所闻。”

　　“先生对最近时局的观感若何？”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①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沫若举家乘飞机赴上海。离渝前夕，他曾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深深感到过去的工作仍然做得不够，虽然在文艺的道路上找到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以及民主的正确方向，但今后还要加倍努力。回顾重庆六年半来的战斗生活，他觉得重庆既值得留恋，又特别令人讨厌，且不说“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尤其是“它有那些比老鼠更多的特种老鼠。那些家伙在今后一段相当时期内，恐怕还要更加跳梁吧。假如沧白堂和较场口的石子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的份时，想到尚在重庆的战友们，谁能不对于重庆更加留恋？”②

　　再见吧，可诅咒而又值得留恋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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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黄裳：《关于郭老的两件事》，《战地增刊》1979年第6期。

　　②《天地玄黄重庆值得留恋》

　　

　　






郭沫若传--第十六章 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第十六章 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四十六

　　适从山里来，上海今依旧。

　　喧嚣声振耳，内战复何有？

　　可怜满街人，茫如丧家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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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6年5月14日《文汇报》。

　　郭沫若全家抵沪后的第六天，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田寿昌在三和楼设宴为之洗尘，沫若即席赋诗一首，抒发了新到上海的观感。上海诚然是个“海”，茫茫一片，一切好象都无头绪、都无轨道，唯其如此，遇事更需要冷静思考。日前他曾给《消息半周刊》题词，云：“保持冷静的头脑，辨别事实的真相，真理所在，以全生命趋附之。”这也正是沫若的座右铭。

　　一家六口初到上海，住房成了大问题。他们先借住在徐家汇附近的一个友人家里。一天上午，于立群对来访的女友说：“今天下午或明天早晨就要搬家了，”她指指她们所在的屋子，“这是朋友的房子。马上要搬去的还是朋友的房子，在施高塔路口，交通更不方便。”朋友感叹道：“没有条子而想得到房子，怕很困难，而郭先生又哪里来条子呢？”“不，”立群苦笑着说：“我们有，我们有的是骨头条子。”①的确，多年来沫若经济拮据，哪有黄金、美钞购买房屋。十余天后，他们搬到了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狄思威路七一九号（今溧阳路一二六九号）居住。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旧式花园洋房，底层用作会客室，卧室和工作室则在楼上。正如天官府是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聚会的中心一样，狄思威路也很快成为上海的天官府。新成立的群益出版社上海分社，就在附近施高塔路恒丰里七七号，由冯乃超在负责经营。沫若也常到这里与来访者晤谈，有时还一同在门口的招牌下摄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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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沫若夫人的烦恼》，1946年5月12日《文汇报》。

　　奇怪的是，刚到上海不久，外间就在传说郭沫若即将东渡日本。不知是什么人在放风，沫若觉得十分诧异，他对《文汇报》记者说，这种消息纯属无稽之谈。此番来上海，要做的事很多，跑到日本去干什么。实际上自从踏上春申江畔，一个多月来沫若连歇脚的工夫都没有，别的且不说，单是社会活动就够他应付：参加著名记者杨潮（羊枣）追悼会并担任主祭，参加改良平剧座谈会，往上海百货业工会演讲，参加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大会，去圣约翰大学文艺欣赏会演讲，出席诗人节文艺欣赏会，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筹备会，为柳亚子补庆六十寿辰，应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之邀往育才公学讲《科学与文艺》，出席“尊师劝募”联欢大会，参加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参加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如此等等，忙得他就象走马灯似的。尽管他对过去的上海、目前的上海均无好感，尤其从六月一日开始，国民党宣布对这座城市实行“警管制”，即市民随时随地要受警员、警官老爷们的管制，这显然是法西斯症的一种表征，特别令人厌恶。然而这里是党组织需要自己参与开辟的战斗阵地，怎么可以擅离职守呢？

　　眼看蒋介石点燃的内战烽火越烧越旺，沫若时刻关注着国共双方的动向。当他获悉来犯的国民党十万官兵反被我们部队包围起来的消息时，高兴得逢人便讲。一天，他和冯乃超去访于伶，大谈时事，越谈越兴奋，当场吟得七律一首题赠于伶，对粉碎蒋介石的猖狂进攻充满信心：“一边大打一边谈，内战烽烟北到南”，“莫谓人民终可侮，盘肠一战我犹堪！”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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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反对内战的呼声响彻全中国，蒋介石不得不于六月六日假惺惺地发布十五天停战令，沫若一眼看出这又是在耍花招。他一面就此事答《民主》周刊记者问，一面为《周报》撰写时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提醒人们认清蒋介石这一着是为了在军事上“好作更大规模的部署”。停战期间，国共双方代表在南京频频接触，包括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无派人士在内的第三方面代表亦陆续赴京，沫若作为第三方面代表之一，也赶去参加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

　　六月二十日清晨沫若到达南京，第一个感觉便是：石头城犹如“一篇粗杂的草稿”，根本显示不出国都应有的风貌。大概国民党达官贵人把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到内战的赌台上去了，谁也没有心思来为这座著名的古城整容。停战期限只有三天了，沫若急匆匆与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等人晤了面，了解到近日来他们的活动情况和谈判的经过，知道国共双方至今没有可以达成协议的征象，真是“事急时危”。国民党依然死命坚持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最后决定权”，并在整军方案中无理要求共产党军队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以及一切铁路交通线，对此，中共当然没有考虑的余地。沫若拜会政府代表邵力子，先就所谓“仲裁权”问题试探道：“据报上所载，听说马歇尔对于这项大权的接受都有点踟蹰啦。”邵力子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在他当然会客气，不过要给他，他还是会接受的。”沫若心中在暗暗思忖，马歇尔并不姓“马”，他的一言一行还不都是为杜鲁门政府着想。又谈到整军方案问题，沫若直率地说：“我觉得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增加问题的困难，并不足以帮助问题的解决。那好象是要中共全面投降了。”邵力子未曾表态，只是淡然一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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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南京印象·三拜码头》

　　当天下午，沫若即与黄炎培、张君劢等人在国民大会堂会议室设茶会，邀请政府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和陈立夫，就国共和战问题进行调解。这时离开二十二日正午休战满期只有四十八小时了，《中央日报》今天的社论标题就是《四十八小时》，吴铁城的发言同他们的社论操着一个调子，完全是在恫吓、威胁中共，似乎再不接受他们的条件，马上就又要发动进攻，甚至还要请美国来帮他们打。沫若感到对方没有一点诚意，不过这原是预料中的事，本来他就没抱多大希望。可是想到此时此刻，全国不知有多少人在等待着和谈成功的好消息，他不免又有些惘然、怆然。散会后，一群记者围上来，向邵力子探听“好消息”，没想到他却指着郭沫若说：“他有，他有……”沫若能有什么“好消息”呢？原来上午往蓝家庄晤民盟诸领袖，途中乘便赴鸡鸣寺小游，在观音阁戏为和平前途求签，得签文曰：“衣冠重整旧家风，道是无功却有功。除却眼前荆棘碍，三人共议事和同。”签文竟如此切合时事，真有趣极了，沫若归示诸友好，均奇签语之妙。记者们听了哈哈大笑，他们正愁无法直接报道和谈进展的情况，幸好有了这么一个材料，于是第二天沪宁一带的许多报纸上出现了《为和平着急郭沫若求签》①之类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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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6年6月21日《文汇报》。

　　令沫若高兴的是，这次有机会得以与周恩来重聚。他三番两次去梅园新村周公馆，发觉仅仅两个月不见的恩来，竟比在重庆瘦多了，脸色也显得苍白，一头长发，满面胡茬，却仍神采奕奕。恩来实在太忙了，党的嘱托，人民的期望，责任如此重大，境遇却极艰难。与国民党谈判往往白耗精力，然而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得努力争取。他把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整军方案原件，以及自己代表中共草拟的对案都给沫若看了，两案相隔太远，沫若明显地感到双方不会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事关千百万生灵的死活，恩来忙得十万火急。这时蒋介石又故作姿态，宣布应马歇尔“请求”休战延期八天。

　　谈判既无诚意，休战延期又有何用？二十三日晚，恩来突然派人来中央饭店接沫若去梅园新村，说是赴京请愿要求长期停战的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受伤。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沫若惊诧不已：“唉！实在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又是一场较场口事件！”当夜，他和恩来即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并帮助其他代表安排好住处，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钟才回到旅馆。他躺在床上，由六月二十三日追溯到二月十日，又由二月十日回复到六月二十三日，短短四个多月，“较场口血案”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轮番重演过，今后会不会再有“较场口”？他不愿再想下去，他感到胸口堵得难受，他要骂天、骂地、骂那“较场口”的总导演……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等地步，听说国民党特务还扬言要捣毁梅园新村和蓝家庄。和谈完全成了烟幕，再调解下去也是徒然，沫若便于六月二十六日返沪。他哪里知道，就在他乘坐的沪宁列车向南方奔驰时，国民党军队正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原解放区，蒋介石终于发出了全面内战的信号。

　　内战与独裁原是蒋介石的一对孪生子，谁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谁就要受到他的打击和迫害。一九四六年七月，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沫若清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将进一步戕害民主战士的一个新开端。他早已象李、闻那样，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是为战友们的惨遭杀戮而悲愤不已。回想赴苏访问前在昆明逗留之际与闻一多短暂的会面，为他们这对一直相互敬重、相互支持而长期未谋一面的文友创造了一次仅有的相晤机会，这可算是最大的安慰了；至于李公朴，前不久还在重庆较场口并肩战斗、共同受难，如今已为民主事业彻底献身，先自己而去成了古人，这怎能不令人黯然。沫若愤怒谴责反动派不惜采用最卑劣无耻的手段来诛锄异己，并与聚集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多次商讨筹备追悼会。然而在专制暴政下，连开这样的追悼会都没有自由，几经磋商，有关当局方才同意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及无党无派三方面人士组成大会主席团，演讲亦是三方各推一人。追悼大会迟至十月四日上午在天蟾舞台举行，大清早即有许多手持“入门证”的“短衣客”入场抢座，他们吃瓜子、说笑话、与女人打情骂俏，弄得会场污烟瘴气。正式开会后，这些人却在打盹，当吴国桢市长致词时，他们时而睁开惺忪的眼睛问左右“可以鼓掌否”。沫若见状哭笑不得，他与邓颖超、李济深、沈钧儒、史良、罗隆基等人不断摇头。轮到沫若演讲了，由于会前三方订有互不攻击的“君子协定”，所以这次事先拟好讲稿，并约束悲痛的感情，说：“李闻两先生的肉体虽已毁灭了，但他们都替中国历史添上了光辉。两先生的死是时代悲剧诞生的信号。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是公正与自私的斗争，这是人民要做主人与做奴隶的斗争！……”他想到吴国桢刚才曾说什么“上海已经奠定了民主与自由的基础”，“必须要用守法的精神去争取”，最后还是按捺不住地增添了两句即兴发言：“杀人者终是杀人者，假的也终是假的！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平和民主再没有比今天这样迫切了。”①两天后，他又与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千余人，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和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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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6年10月5日《文汇报》。

　　沫若与反动派进行不懈斗争的时候，常常想到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的鲁迅先生。这次追悼李公朴和闻一多，他又想起闻一多说过的一句话：“鲁迅是对的，我们从前是错了。”正因为闻一多后来追随了鲁迅，所以他进步了。几天后，恰逢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十二个文化团体联合在辣斐大戏院举行纪念大会，沫若在讲话中以亲身感受说明鲁迅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精神上的灯塔”，“我们追随着他的时候便可以保证我们的进步，我们违背了他的时候便一定证明我们的堕落”，“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倍的认识鲁迅，加倍的体验鲁迅精神”。①第二天早晨，他特地与沈钧儒、茅盾、田汉、洪深、许广平等人前往虹桥公墓参加扫墓礼，面对墓中人深情地说：“鲁迅先生，整整十年没来看您，这十年是您领导着我们在争取民主。今天在您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讲，只有一句：我愿秉着您的一切指示，当一条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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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地玄黄·鲁迅和我们同在》

　　②见1946年10月21日《文汇报》。

　　十月下旬，沫若为协商国共和谈事又曾去南京，不到一周即赶回上海参加陶行知追悼大会。陶行知在三个月之前因脑溢血突然逝世，在沫若看来，他恰巧是李公朴、闻一多遇刺以来为民主而牺牲的第三名。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天晚上，他还在沫若家里谈天说地，沫若记得当时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呢。”他也半开玩笑地回答道：“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准定榜上有名的。”①现在想起来，这“黑榜探花”倒真的成了事实，他虽然不是被直接暗杀的，然而毕竟是被间接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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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地玄黄·痛失人师》

　　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破坏和平愈益厉害，竟然不顾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于十一月间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在公布的代表名单中，沫若看到也列有自己的名字，即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指定社会贤达参加“国大”是完全违背了政协程序的，因而绝不承认自己是“国大代表”，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党非法召开的伪国大。他还劝阻张君劢赴会，而对社会党领袖张东荪等人决定不参加“国大”表示钦佩，同时指责民社党某些人不听劝阻而甘心“落水”的无耻行径。当时民盟领袖罗隆基、章伯钧等人都聚集在南京，代表第三方面力量参与国共和谈，上海的民主人士们对他们会不会参加伪国大正议论纷纷，诸多揣测。沫若当然也很关心，他却采取了一个十分特别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罗隆基等人的希望：他托人带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以及他写的全部历史剧，作为礼物送给罗隆基，并请代为问候。罗隆基见了来人来物，暗自思忖：“郭沫若不迟不早，突然在这时候派人带十几本书到南京来赠我，这是什么意思？噢，我明白了，这是叫我不要一着错，满盘‘输’的意思吧？”他不待来客言明来意，就说：“请你回去告诉郭先生：放心，放心，千万放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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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罗隆墓：《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伪国大的召开意味着国共和谈的完全破裂，加上民社党、青年党之类的一批跳梁小丑应声附和，似乎给当前的局势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沫若既气愤又担忧。忽然接读周恩来十一月十七日自南京寄来的信，他的心情开朗了许多。信中说：“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唯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舞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国大’既开，把戏正多，宪法、国府、行政院既可诱人，又可骗人，揭穿之端赖各方。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①这么纷繁复杂的形势，经恩来一分析，全都泾渭分明，了如指掌，沫若猛然增添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他看到信末还说“弟等十九日归去”，知道周恩来、李维汉为抗议国民党非法召开“国大”，将离开南京飞返延安。西望梅园，不胜依依，倾吐肺腑，成诗一首，遥寄恩来、维汉：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根节构盘错，梁木庶可遭。

　　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遥。

　　临歧何所赠，陈言当宝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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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周恩来同志给郭沫若同志的四封信》，1983年3月2日《北京日报》。

　　②见许涤新：《疾风知劲草》，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恩来不是说“今后要看前线”吗？大家都寄希望于人民解放军。十一月底适逢朱德总司令六十大寿，人们想借为他祝寿的机会，一心期待他率领大军扫清蒋帮顽敌，便假座中共驻沪办事处聚会。沫若与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新闻界友好五十余人参加，会上有特从烟台解放区运来的苹果和葡萄酒助兴，大家频频举杯祝颂寿星——这位中国的大英豪。席间田汉引吭高歌，沫若婆娑起舞，歌声、琴声、掌声此起彼落……门外的国民党特务无可奈何，只能将此情景记入监视专报。①一九四六年已近岁尾，喜闻茅盾夫妇首途访苏，沫若偕立群赶往码头送行。在“斯摩尔尼”号轮客厅的一角，他代表送行的朋友们写《临别赠言》，由立群朗诵：“我们只希望你们带着我们大家的心向北国的亲爱的兄弟们祝福。到了明年春夏之交的时候，请您从自由天地更多带些温暖回来。”茅盾随即将这赠言一字字地抄下。沫若又在一本小红册子上书赠送别诗一首：

　　乘风万里廓心胸，祖国灵魂待铸中，

　　明年鸿雁来宾日，预卜九州已大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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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顺奎：《上海“周公馆”的日日夜夜》，1980年1月8日《文汇报》。

　　②见1946年12月6日《文汇报》。此诗后改成七律，收入《蜩螗集》。

　　铸造祖国灵魂，沫若负有特殊的任务。当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恩来又从延安来信，以鼓舞沫若，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明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又说“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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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周恩来同志给郭沫若同志的四封信》。

　　在里应外合的斗争中，沫若的确站在民主爱国阵线的前头。新的一年，蒋介石将伪国大制订的伪宪法强嫁给人民，而且美帝国主义又开始采取公开援蒋的政策，沫若特于政协周年纪念日接待记者，公开声明：“人民最清楚谁是政协的破坏者。还须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负最大责任。我们拥护政协，故片面召开的‘国大’所通过的‘宪法”，不能承认。”他还郑重指出：“中国如欲真正民主化，只有拉回政协之路，重组各党派公平的联合政府，另开合法国大，重订宪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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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7年1月12日《新华日报》。

　　沫若团结广大民主人士，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利用各种活动和场合不断与美蒋作斗争。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他与邓初民去南京路劝工大楼，出席上海市“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准备发表演说。大会还没开始，国民党特务和暴徒就手持铁尺、棍棒冲入会场，大打出手，当场打死永安公司店员梁仁达，打伤群众数十人，并有许多人被捕。打手们正要冲上主席台对郭沫若下毒手，群众立即手挽手围起人墙予以掩护，让他从主席台后面越墙离开了会场。他赶到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报告了此事经过，即代表该协会去仁济医院慰问受伤职工，然后又前往伪黄浦警察分局营救被捕的无辜群众，并接二连三发表谈话，作诗写文章，斥责国民党的这一“行动正是对‘民主’、‘宪法’之类最大的最好的讽刺！再一次证明了今天我们的人身、集会、言论等自由丝毫没有保障！”几天之后，他写的梁仁达烈士挽歌由音乐家孙慎谱好曲，印发给工厂、商店和学校，悲愤的歌声响彻上海滩头：

　　血染黄浦潮，洒尽人民泪，

　　爱用国货为什么有罪？

　　人民是主人，买卖是自由，

　　不买美货为什么有罪？

　　亲爱的梁仁达，你为爱国而牺牲，

　　你将垂青史，你是民族的光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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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7年2月14日《联合晚报》。

　　爱国同胞不断被无声手枪打死，民主报刊陆续被无声手谕查禁，这在上海以至整个国统区已经司空见惯。然而自由在我，沫若高呼：“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①为了迎接解放战争的“篝火”，他帮助《文汇报》进行全面改革，先后创办了《新思潮》、《新文艺》、《新社会》、《新经济》、《新教育》、《新科学》等六个周刊，在担任总顾问的同时，还亲自负责编辑前两个周刊。结果以他为旗手，一大批进步文化人集中在《文汇报》，真是极一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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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自由在我》，见唐弢：《回忆·书简·散记》第1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号召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迅速解放全国人民。“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未丝。”①沫若欢欣鼓舞，准备拼死大干一场。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浓重，他呼吸着血腥的空气，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党组织为确保他的安全，特地安排叶以群（1911—1966）于十一月十四日护送他去香港。“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沫若服从党的调动，又由水路奔赴新的战斗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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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蜩螗集·再用鲁迅韵书怀》

四十七

　　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

　　毁家何为者？为建新中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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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十载一来复”》，1948年2月14日《野草文丛》第8集《春日》。

　　这次沫若来香港，算起来是第三次了，恰好每隔十年“一来复”。他是十一月十六日上岛的，一周后立群才带着子女来一起暂住在九龙公寓中，后搬入九龙山林道一幢楼上。从白色恐怖中脱身，自不免有“再生之感”，可是此地“房子亦需顶费，一切均染上海派，而物价则超过上海约二倍。初来人以法币过活，真感老火耳。”①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大批文化人已先沫若聚集在岛城，山林道新居很快成为香港的天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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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7年12月5日致戈宝权信，见戈宝权：《谈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身在海岛，心潮逐浪高。当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为迎接这个人民大胜利的一九四八年暨欢迎郭沫若、茅盾、翦伯赞等人来港，文协香港分会于年初的一天晚上举行新年团聚晚会。会上沫若讲话，建议从事文艺活动的朋友们，虚心袒怀地研究一下新的一年文艺的任务，从而制订出一九四八年中国文艺运动的纲领，这样才能迎接更大的胜利。他想到日前参加部分离校的中大师生举行的新年团拜时，曾应大家要求以《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倾向》为题作报告，谈到今后文艺“要丰收，就要把作家的臭架子去掉，真正的向老百姓学习，向群众学习，甚至向小孩子学习”。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在纲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沫若实际上担负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领导工作，对于如何开展文艺活动，他有许多设想和考虑，总的方向是：“人民至上，革命至上”、“生活第一，意识第一”、“战友集中，火力集中”①。具体说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他坚决主张以是否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作为今天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号召有正义感的朋友们拿起笔来参加文艺阵线上的大反攻，扫荡形形色色的“封建性”、“买办性”的文艺。然而落实到具体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时，却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作品一律斥为“反动文艺”，批评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朱光潜是国民党的“男作家”代表，萧乾则是“标准的买办型”，并分别给他们贴上“桃红色”、“蓝色”、“黑色”的标签，这显然带有严重的偏激情绪，而他当时却自认为战斗性强。在另一篇文章《开拓新诗歌的路》中，他明确提出“今天的诗歌必然要以人民为本位，用人民的语言，写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情感，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行动”；并指示了开拓诗歌的两条大道：一是启发人民的文艺活动，让人民自己写，二是诗人向人民学习，先存心努力去做人，然后再存心努力去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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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活动的总方向》，1948年3月《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

　　什么才是今天真正人民的文艺？沫若早已从解放区的一系列文艺作品中得到解答。在上海期间，他就读过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读过李季的诗《王贵与李香香》，读过贺敬之等人的歌剧《白毛女》，看到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它们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孤芳自赏的情怀完全洗刷干净，显示出从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新气象。他要把这种崭新的文艺推荐给国统区和港澳的广大读者。因而当他获悉《小二黑结婚》已被改编成剧本，将由南方学院文艺系学生登台演出时，他连连夸奖：“好，这很好！用艺术的形式介绍新世界的生活，让旧世界开开眼界，很有意义。”随即高高兴兴地为他们题写了《〈小二黑结婚〉演出手册》，并在看了他们的彩排之后，还题词向广大观众作介绍，说：

　　时代的进展是惊人的，胡适摹仿易卜生而试作的

　　《终身大事》，到现在还不过廿几年，但已经象有二百几十年那样。那种个人主义的儿戏老早走下了舞台，现在是集体力量反封建的时代了。我前二年读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有了这种感觉，虽然同在处理婚姻问题，而且也同在反封建，但两个时代是怎样相隔得天边呀！现在《小二黑结婚》由王逸先生改编为剧本，并将用粤语在香港演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故事虽出在北方，但中国的封建社会，无分南北，都是一样。我们倒希望南方的无数小芹，与小二黑都得凭集体的力量来获得人生的自由，欣欣向荣的永远的春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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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8年11月4日《华商报·茶亭》。

　　沫若尽力向香港读者推荐他所热爱的解放区人民文艺，希望书店多卖这类作品。他听说尖沙嘴区的智源书店是经售进步书刊的，便常去光顾，而且为该店题写了招牌。当时香港的《华商报》、《文艺生活》海外版等进步报刊，也都得到了沫若的热情支持，既经常为他们撰稿，又不断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几乎成了“社外总编”。

　　既非解放区也非国统区的香港，实际上是个标准的殖民地。沫若初来不久，就看到英国当局以卫生为名强行拆平九龙数百家中国民房，并派武装警察督拆居民临时搭的帐篷，居民奋起抵抗，竟被警察开枪打伤多人。广州民众闻讯后即举行示威活动，烧毁了沙面的英国总领事馆，国民党政府非但不采取妥善措施，反而下令镇压示威群众。沫若当即会同各民主党派领袖就此事发表意见，他怒斥香港英国当局“侵害中国主权”，警告一切帝国主义者“应该认清楚我们中国的真正的主人，认清楚我们中国人民磅礴的内在力量”，同时谴责南京政府的无能和无耻，呼吁“今天我们作为中国人民，最迫切的任务是加速使这个空前绝后的坏政府垮台，一切的国家权益才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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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对九龙城事件之意见》，1948年1月20日《华商报》。

　　“空前绝后的坏政府”正在疯狂地作着垂死挣扎，他们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地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结果惹得愤怒的烈火烧得更旺，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先后遍及国统区十多个城市。沫若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一、二月间，上海同济大学等校学生为争取民主权利而请愿，遭到国民党三千军警的武装干涉，受伤、失踪达二百余人。沫若与马叙伦、侯外庐、沈钧儒等五十七人联名发表宣言，声援学生们英勇的抗暴斗争，吁请海内外爱国人士同伸正义，制止独裁。

　　沫若的心一直向着代表中国人民希望的革命圣地延安。他知道，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一九四七年三月主动撤离延安，仅仅过了一年，一九四八年四月就又收复了它。可是被国民党蹂躏得遍体鳞伤的延安城需要重建，流离失所的陕北灾胞需要拯救，他怎能忍心坐视？于是由他和立群出面，串联茅盾、聂绀弩、黄药眠等五十名文化战士发起集体捐献，他带头捐款四十元，是最多的一个。他还代表大家执笔，登报表示“我们这一小群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我们现在仅以象征的捐献，作为恢复民主圣地的几片砖瓦”，希望广大爱国同胞“重新提起”抗战期间的两句口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同参加捐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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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8年5月7日《华商报》。

　　火花血涛迎五月，四方喁望盼天明，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沫若觉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快要到达结晶的阶段了，他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人一方面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坚决拥护这一伟大号召，确认当前筹备新政协会议“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另一方面又致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说，为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①没想到因交通阻隔，迟至八月初毛泽东才接到电报，即复电沫若等人，希望共同研讨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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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8年5月6日《华商报》。

　　②见1948年8月5日《华商报》。

　　小小的海岛上，由于有郭沫若、何香凝、沈钧儒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在谈论国家大事，关心时局的发展，显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些人与共产党戮力同心共存亡，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愿遵循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自己的行踪。正如沫若在《华商报》编辑部举行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所说：“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甚至还表示“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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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8年5月16日《华商报》。

　　他们大都是久经风霜的老人，正当花甲之年者就有好多位，人们尊称他们为“民主寿星”，党十分珍视他们。在欢欢喜喜迎接新中国的曙光的当儿，沫若与大家为“民主寿星”何香凝、沈钧儒、彭泽民、李任潮、马叙伦、谭平山、朱蕴山等集体祝寿，他撰写了寿序，赞誉他们为常生不老的青年，祝颂他们与民主自由同寿。

　　他们之中还有许多是诗人，如郭沫若、柳亚子、聂绀弩、黄药眠等。沫若忘不了自从一九四一年在重庆定下了诗人节，以后一年一度，每逢端午诗人集会，开展各种各样活动，好不热闹。如今诗人们荟萃于香港，又逢端午，心中不免又萌动过节的意念，他们商定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采取特殊的纪念方式，即由沫若领衔联名发表《我们的话》，向党和人民敬献忠心：欢呼“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就要到来，在亚洲大陆上，一个新的中国就要诞生”；表示“在这大风暴的日子，大解放的黎明，作为一个诗人，他不仅要带着他的歌唱来参加人民革命的行列，而且更要带着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点滴实际工作，来共同创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诗”。①此时沫若心中憧憬着，明年到南京或北平去纪念诗人节，更有一番喜庆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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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8年6月11日《华商报》。

　　为了创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诗，不管什么工作，只要需要，沫若都会愉快地去做。《华商报》副刊《茶亭》的主编夏衍约请他写《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他答应了。文章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在报上连载，沫若与《华商报》的忠实读者“每朝相对谈心者三个多月”，未曾料到远在日本的安娜竟由此获得了有关沫若的最新信息。这位坚强的女性，虽历经磨难，可没有忘记自己嫁了一个中国丈夫，自己也就是中国人，她要回到中国来，找孩子们的爸爸。她领着长子和夫与女儿淑子从日本出发，转道台湾来到香港。

　　当安娜和两个儿女突然出现在沫若眼前时，他着实吃了一惊。和儿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淑子也长成一个窈窕淑女了，而他们的母亲自然苍老了不少，却依然那么硬朗。想起这十年来，她为自己吃尽千辛万苦，将当父母的双重担子独个挑了起来，沫若的感激之情和内疚之心深矣！安娜望着日夜思念的丈夫，害怕这又一场梦和梦醒后的惆怅。她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当目光的余波扫及挨个象排队似的五个孩子和他们偎依着的母亲时，她明白自己日夜焦虑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眼下是多么尴尬的场面，怨愤一时塞满了她的胸膛。几天内，沫若、立群、安娜，连带着儿女们都如同在油锅里煎熬着，老朋友们也看不下去了，便由冯乃超出面找安娜恳谈，望她本着对沫若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愁肠万断的局面。安娜原是一名基督教徒，经过前思后想，终于决定牺牲自己，不再把痛苦转嫁给心爱的丈夫和他所爱的人身上，年幼的孩子们更是无辜的，他们不能再失去父亲。不久她接受了组织的安排，跟她的儿女们一起到新解放区大连去定居了。

　　紧张的局势容不得沫若多在儿女情长之中徘徊。当他获悉华北人民政府已经宣告成立，精神大为振奋，自己想象中的未来全中国人民政府的雏型越来越明晰，恨不能飞赴北国饱赏这崭新的气象。喜讯频频传来，入冬以后，锦州、长春、沈阳和营口又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了辽沈战役，已挥师发动淮海大战。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沫若应邀到南方学院去演讲。他站在以天台为会场的中央，山城的灯火象夜空的繁星一样朗照，天地显得格外开阔。同学们听他讲述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情绪激昂，热血沸腾。到后来，他完全象在朗诵诗篇一样：

　　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让我们举起双臂，欢呼新中国的春天的来临吧！①

　　他的话音刚落，满场喝彩声响应他的召唤。

　　是的，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快要出现在地平线上，倾城倾国的人民竭诚翘首以待。中共中央广泛邀请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共商开国大业，聚在香港的朋友们正分批秘密登程，沫若亦化名“丁汝常”②，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乘华中轮离开香港北上，立群和子女暂留港。他“决心摒除一切的矜骄，虔诚地学习、服务，贡献出自己最后的一珠血，以迎接人民的新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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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林焕平：《深切的怀念沉痛的哀悼》，1979年《新文学史料》第2辑。

　　②1948年12月29日致徐敏信，见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

　　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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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岁末杂感》，1948年12月25日《文化生活》海外版第9期。

四十八

　　人海翻身日，宏涛天际来。

　　才欣克辽沈，又听下徐淮。

　　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

　　我今真解放，自愧乏长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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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蜩螗集·北上纪行（三）》

　　华中轮冉冉前行，真正获得解放的郭沫若，与同行者马叙伦、翦伯赞等三十余人“倍觉一身轻”，每日饮酒赋诗，谈笑博奕。船上有收音机，可以及时收听新华社电讯。他们还编了《波浪壁报》，以俾传阅。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华中轮抵达最终停泊处丹东（今安东）石城岛，沫若等即登陆。回顾三十五年前赴日留学曾路过丹东，弹指之间人已老，旧迹渺难寻。他们结伴往丹东西郊五龙背温泉入浴。此泉当年为日本人所经营，专供有产者佚乐，今日已成荣誉战士疗养圣地。想不到现在自己亦有幸叨光，真是一大乐事。沫若浑身浸在舒适的泉水中，白茫茫的蒸气诱发了他的诗兴：“翼翼五龙背，溶溶涌沸泉……”

　　十二月六日，沫若一行安抵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住在铁路宾馆内，受着优裕的招待，心里感到很惭愧。他们到处参观访问，不久即与当地人民共庆一九四九年元旦，只见东北人民用血汗赢得的这块土地上，一派崭新气象，沫若激动得热泪盈眶。在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以及东北各界人民为他们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他畅叙了来到东北解放区的喜悦心情，放声朗诵“我来仿佛归故乡，此日中行亦似狂”，“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并表示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决心为实现人民的公意，争取真正的和平”，在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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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9年2月1日《东北日报》。

　　革命临近胜利喜事多。一月十日人民解放军生擒杜聿明，结束淮海战役最后一仗；十五日天津解放；二十一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一月二十二日夜闻蒋介石下野时，沫若乐得坐不住、睡不熟，欣然命笔成五律一首，有句云：

　　域中逃祸首，关外建红牙。

　　已见春冰解，寒梅谅已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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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沫若佚诗廿五首》，1979年6月I0日《光明日报》。

　　二月一日又传来喜讯：傅作义（1895—1974）已于一月三十一日率部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沫若即与李济深、谭平山、茅盾、许广平等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说：“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迭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次日毛泽东、朱德复电云：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密不可分，并对沫若等人来到解放区敬表欢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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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电文均见1949年2月5日《东北日报》。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沫若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三十五人从沈阳乘火车赴北平。眼看祖国经历了解放战争炮火的洗礼，人民翻身享受到民主自由，一路上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车抵北平东站，他热情喷涌，心儿几乎跳出了胸膛，不知不觉口占五绝一首：

　　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尊荣。

　　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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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巩固人民的光荣，并把它扩展到海南岛！》，1949年3月1日《人民日报》。

　　他与来车站迎接他们的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彭真等领导人一一握手，不知有多少话要向党细诉。次日，往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举行的欢迎各方民主人士大会，他感到党和人民给了自己无尚的光荣。昔日皇帝的宫殿，今天成了人民的礼堂，在这样的地方登台讲话，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说“毛主席所领导的人民武力，使中国人民翻了身，使我郭沫若也翻了一个身，我真是感谢无尽”。①话越讲越激动，如奔流直下的江水滔滔不绝，他恨不能掏出自己的心，表明他要为完成革命事业、建设新中国鞠躬尽瘁，无条件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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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巩固人民的光荣，并把它扩展到海南岛！》

　　建立新中国大厦的伟大工程需要作多方面的准备，从此沫若即着手积极参与。他出席军管会讨论接收故宫的会议；他阐述文物保管使用原则，痛斥国民党盗运国宝；他参加商讨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被选为筹委会主任；他与各人民团体代表协商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问题，被推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不久又被确定为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筹委会主席团副主席。劳其筋骨的时候到了，他比在重庆、上海、香港任何一个地方都忙碌，然而绝不是当“花瓶”，而是以主人翁的态度战斗在各个场合，因而越是忙越觉得生活充实。三月十五日，北平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十里长街红旗烂漫，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准备迎接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人飞抵这未来的京都。下午三时，沫若与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同坐三号小汽车，随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前往西苑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一个个风尘仆仆又神彩飞扬，沫若奔过去与他们热烈握手。毛泽东穿着翻领军大衣，细细打量了一下郭沫若，说他瘦了，但精神却特别好。沫若微笑着，深情的目光传达了他心中的千百句话语。不一会，沫若等人随同毛泽东阅兵，绕场一周，只见全副武装的十万大军队列齐整，岿然挺立如长城，迫击炮、小钢炮等各种重武器昂首向云天，好不威武雄壮。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在郊外设宴招待知名人士，沫若与黄炎培等二十余人应邀到席。餐罢谈和战问题，大家聆听毛主席的意见：和谈是有利于大局的，但决不停战，亦决不轻易渡江。①沫若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自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到了北平，沫若庆幸今后能直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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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黄炎培日记摘录》第189页，中华书局1979年1月版。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三月底沫若生平第一次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率代表团赴巴黎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他表示将尽全力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人民的声音。他们转道莫斯科、布拉格，获悉法国政府限制我国代表团入境，经交涉无效，只得留在布拉格。好在四月二十日，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巴黎和布拉格两地同时开幕，沫若即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布拉格会议，与约里奥—居里（1900—1958）、阿拉贡（1897—1982）、法捷耶夫（1901—1956）等人同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二十三日下午，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从布拉格会场同时向巴黎会场播送，介绍我国人民为保卫和平、反对煽动新的世界大战而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业绩，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恰好这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消息传到巴黎和布拉格会场，顿时一片沸腾，春雷般的欢呼声、暴风雨似的鼓掌声久久不能平息。坐在主席台上的郭沫若更是激动万分，泪如泉涌，他一方面接受各国朋友的祝贺、拥抱，一方面和大家一起不断高呼：“中国万岁！”晚上，在中国代表团住地，室外是数以千计的外国朋友在欢呼“中国！中国！”，室内则是郭沫若与刘宁一、马寅初、徐悲鸿、程砚秋、钱三强等代表团成员在畅谈祖国一日千里的大好形势。夜深了，谁也没有一点睡意，沫若含着眼泪说：“党中央的决策多么英明啊！没想到就在今天把红旗插上了蒋介石的总统府，真叫国际上震惊，使我们中国人民扬眉吐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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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钱三强：《忆我尊敬的长者——郭老》，1982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

　　这次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决定设立常设委员会，郭沫若与法捷耶夫等被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会后，布拉格查理大学还授予郭沫若名誉博士学位。沫若心中明白，这些绝不是由于他个人的成就或声望得来的，而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因此当代表团的同志们向他表示衷心祝贺时，他一再强调说：“光荣属于党，光荣属于中国人民。”

　　四月底沫若从布拉格回国，途中多所逗留，于五月二十五日路经天津，与已经在那儿等候他的立群和孩子们欢聚，一同高高兴兴回到北平。后来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安下了家。

　　沫若归国后，正赶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一会儿往香山毛泽东住所，一会儿去中南海勤政殿，两次筹备会预备会他都到会了。六月中旬，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听取了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他明确了当务之急在于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讲话，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报告，将致力于“学会为人民服务，使一切科学、技术与人民生活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文化学术工作者，才能对新中国有所贡献”。他是筹备会无党派小组的召集人，在多次小组会上，他“折冲于各位代表之间，灵活地而又坚定地贯彻党的方针和主张”，为日后政协会议的正式召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①会议闭幕时，他被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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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赵渢：《回忆郭老的一些片断》，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蛋念郭老》。

　　从五月初到六月初，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杭州、武汉、九江、西安、南昌、上海和青岛先后解放。革命形势逼人，各条战线都应当急起直追，作为文坛老将的郭沫若有感于此，特撰短论《向军事战线看齐！》，号召“拿笔的军队，必须向拿枪的军队看齐”，以争取文化战线上的伟大胜利。随即与茅盾、周扬等人着手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同时着手筹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新中国文化、科学、艺术的美好发展前景。

　　“让群众大革命的暴风雨吹得更猛烈吧，让我们的敌人去发抖吧！”这是七月一日晚上，沫若在先农坛公共体育场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冒着狂风暴雨发表演说。①当时各路文化大军已经会师北平。次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了，作为大会总主席的郭沫若，既致开幕词，又作总报告。他高度评价文化战线上这支有力的野战军，过去一直被反动政权分割着，现在终于紧紧团结起来了，今后当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运动的总指标”。他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任务是：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创造富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使文学艺术发挥教育民众的伟大效能；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艺术的残余势力，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并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先进经验。会议期间，他与全体代表一起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和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并代表大家说：“我们诚恳的全部接受周副主席给我们的指示，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的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②在这次文代会上，沫若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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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林毅：《忆郭老二三事》，1978年6月27日香港《大公报》。

　　②见1949年7月7日《人民日报》。

　　在实际工作中，沫若逐渐被推上文化科技教育战线的领导岗位。为了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九月这段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为新政协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草案，他曾多次参加酝酿和讨论；专程赶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庆龄、程潜等人抵达北平时，他去车站一一迎接。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长时间的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九月二十一日隆重开幕。当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人民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沫若在心中唱起了自己献给祖国的新的颂歌：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遍天红。

　　生者众，物产丰，

　　工农长作主人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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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新华颂·新华颂》。

　　九月已经到了最后两天，这两天呵，牵动着亿万人的情思，两天后的开国大典，将在人类历史上写下壮丽的一页；这两天呵，沫若好象成了一名助产士，他在全心全意协助党和毛主席，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一切准备。二十九日，他往颐年堂毛主席住所，与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八人讨论、修改毛主席自拟的就职公告稿。三十日，他出席政协闭幕会，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从此进入了国家领导人行列，等待他的是更加繁重而艰巨的工作。

　　

　　






郭沫若传--第十七章 在新时代的列车上






第十七章 在新时代的列车上

四十九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终于来临了。站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重檐下轻轻晃动的红色宫灯，广场上滔滔翻卷的红旗的海洋，使沫若忘却了自己是在参加开国大典，他仿佛置身于梦幻中，连隆隆的礼炮声和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引起的热烈欢呼声，都听不那么真切，只见那鲜红的一片在扩大，扩大……是饮弹后倒在血泊中的纪德甫，是屠刀下鲜血淋漓的孙炳文，是太空中化作一片火光的王若飞和叶挺夫妇，是被蒋介石的无声手枪杀害了的李少石、李公朴和闻一多，……他们的鲜血汇成红色的海洋，如今从这血海中升腾起灿烂的五星红旗。这是金色的秋天收获的金色的硕果，沫若睁大眼睛贪婪地看着，他流着热泪笑了。笑吧，笑吧，尽情地笑吧！“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你看，鲁迅先生那向来严肃、苦涩的脸上，不也荡漾着和暖如春地豁朗而有内涵的笑？沫若好象听见他在说：“我们应该笑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应该用全生命来保障着我们的笑，笑到大同世界的出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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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华颂·鲁迅笑了》

　　新时代的列车在疾驰，解放了的中国日新月异。人们改变了千百年来缓慢的生活节奏，仿佛有一种紧迫感追逼着每一个中国人。已近花甲之年的郭沫若，十月九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副主席，十天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时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然而再多的职务也压不垮他，照样一头乌发，满脸笑容，精神矍铄地从这个会议赶往那个会议。他感到自己重又焕发了青春，即使日理万机，也是精力充沛，似乎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新中国频频派遣郭沫若访问各国，他还常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一九五○年八月，在美帝国主义飞机狂轰滥炸下的平壤，沫若于灯火管制的一片黑暗中，与朝鲜军民谈笑风生地共进晚餐，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给了正在保家卫国的友好邻邦。十一月，沫若率领我国代表团赴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第一次听到了新中国代表所发出的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心声。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又率代表团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四月，又飞往莫斯科参加“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会议；十月，他再次率代表团去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在维也纳会议上，他以亚洲近年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用武力从事征服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例子”，从而警告战争狂人：“无论你的武力在质量上多么优越，无论你所采用的征服方式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想以武力来征服人都只是徒劳的梦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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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们坚决地相信：和平一定战胜战争！》，1951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以诗人和学者著称的郭沫若，在国际友人们看来，他的发言既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又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因此受到广泛的注意和众多的尊敬。也是出于对他的敬爱，就在这后面一次会议刚刚结束之际的十一月八日，代表团的同志们提前为他做六十大寿。同志们赠送给他一册日记本，扉页上的题词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努力，不辞苦辛”。入境随俗，各人都以西洋的方式向他表示祝贺，跟他热烈握手、拥抱、接吻。沫若无限感激，他以美好的诗篇代替答词：“同志，我多谢你们的兄弟姊妹般的热情，……是你们的热情促进了、也绿化了我的生命；我受到你们的祝福，感受着无上的矜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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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华颂·多谢》

　　由于沫若在一九五○年底的华沙会议上，曾满怀义愤地揭露和控诉美帝悍然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掷细菌弹的罪行，并强烈要求组织国际调查，结果得到了以约里奥—居里为首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一些领导成员的支持。后来又经过郭沫若和一些国际和平战士的推动，于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于一九五二年春天在挪威奥斯陆举行执行局会议，沫若率代表团再度赴会，向大会详细报告了美帝扩大细菌战的严重罪行。起初，会上对和平理事会要不要干预朝鲜战争中细菌武器的问题，各国代表意见分歧不小，一时斗争十分激烈。沫若觉得事关重大，他在会上会下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工作，千方百计争取大多数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竭力敦促约里奥—居里主席拿定主意，专门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进行宣传，他尖锐地指出：“支持不支持被侵略的朝鲜和中国的要求，这关系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存亡问题。若不能主持正义，还有什么理由让世界和平理事会存在下去！”第二天，大会进行辩论和表决，气氛显得非常紧张，沫若心中亦忐忑不安，但他格外冷静，一面细心倾听每个代表的发言，一面不断观察、辨析会场上的反应。会议终于通过了告世界男女书《反对细菌战》，同时通过了组织“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决议。沫若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默默坐在座位上，低看头用手绢捂住了眼睛，不愿让人们发现他在流泪，但又根本无法压抑住那直往外涌的泪泉，只得长时间地保持这一动不动的姿态。回到休息室后，他才发觉不仅是手绢全湿透了，连内衣也都被汗水紧紧粘贴在背上。身负重任的沫若，到这时候方始松了一口气，他对茅盾、钱三强等人说：“总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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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钱三强：《忆我尊敬的长者——郭老》，1982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

　　为了表彰郭沫若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卓越贡献，“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确定他为一九五一年度获奖人之一。奥斯陆会议结束后，他径直飞往苏联首都领奖。四月的莫斯科，积雪虽然还没完全融化，但严寒再也维持不了它的统治权，树梢上最先爆出的叶芽已经透露了春天的信息。这就如同战争的阴霾终究敌不过和平的日头，穿过浓厚的乌云照射下来的最初几束阳光，意味着灿烂的金辉必将普照大地。九日下午，心中充满阳光的郭沫若，在克里姆林宫参加隆重的授奖典礼。奖金委员会主席斯科贝尔琴把刻有斯大林头像的金质奖章悬挂在他的胸口，他捧着证书的双手激动得微微颤抖着。这一刻是如此的庄严而又神圣，他产生了一种光荣的使命感，犹如耶稣的门徒在接受洗礼，今后那怕“天路历程”长满了荆棘，他也会披坚执锐紧紧追随和平的福音，即使通途的尽头竖的是“十字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献上自己的一切。在致答词时他朗诵的新作《光荣与使命》，表明了他的心迹：

　　我今天接受了无上的光荣，也接受了庄严的使命，

　　我要向全世界传达出我们中国人民的坚毅的决心：

　　我们要更进一步为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决不逡巡，在和平力量团结一致之下，全人类一定会战胜细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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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全诗见《新华颂》。

　　回国后，他将这次获得的十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作为抗美援朝的经费。

　　一九五二年夏天，沫若在北京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之后，又飞赴柏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他既是东道主又是大会的核心领导力量，日夜忙碌不堪，所作报告《团结一心，保卫和平》代表了大会的基本精神。冬天，以他为副团长，与团长宋庆龄率代表团赶往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他在发言中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前后情况，强调“停止今天的战争，就能制止明天的战争”。大会期间，他与约里奥—居里主席多次个别交谈，建议和平运动应该打出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以争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人民，约里奥—居里表示完全同意。在沫若看来，约里奥—居里是许多可尊敬的和平战友中“最可亲近而心悦诚服”的一位。当时，约里奥—居里曾向沫若表示：他愿意和他夫人一道带着部分助手到中国来，帮助我们开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沫若当然十分欢迎，遗憾的是因种种关系，后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维也纳会议结束以后，沫若与宋庆龄率代表团转道苏联返国，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迎来了一九五三年元旦。新的一年给沫若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任务，他就象毕加索为和平大会画的那只翅膀舒展、羽毛丰茸的鸽子，尽管战争的烟雾还在到处弥漫，它却能振翅高翔，充满了信心与力量。

　　一月十三日沫若接到通知，说他与宋庆龄将受到一个重要人物的接见，这自然是他久久盼望的、曾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表达了崇拜之情的斯大林，怎能不叫他万分激动？当天晚上十点一刻，在克里姆林宫一间素朴、庄重、静穆的长方形房间里，穿着栗色呢制列宁装的斯大林，完全象对待家里人一样，亲切地与宋庆龄和郭沫若握了手。沫若觉得他是那样的平静、爽直，没有丝毫的矜持和客套，以致坐在他的面前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他们象谈家常似的，斯大林问到解放后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感情、妇女的工作概况、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汉字改革、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等问题，作为我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向他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文教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和所取得的成绩。斯大林希望中国青年除重视科学技术的学习之外，也要注重教育的学习，提高当人民教师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沫若微笑着点头称是。对于宋庆龄和郭沫若这样两位著名的和平战士，斯大林表示了深切的关心，希望他们努力争取有发动侵略战争危险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广泛地来从事维护和平的事业。他还鼓励他们说：从事和平运动的人要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象法国的一位少女那样，她为反对把军火运到越南去，躺在铁轨上阻止火车的前进。谈话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将近两小时，沫若等怕斯大林过于疲劳，只得起身告辞，斯大林一边说“你们要使我疲劳是很不容易的”，一边亲切地与他们握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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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回忆》，1954年3月5日《人民日报》。

　　沫若回国后仅仅一个半月，突然获悉斯大林不幸得了脑溢血症。三月五日，他急匆匆发了电报表示诚挚的慰问，没想到第二天斯大林就逝世了。即与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等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员，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奔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三月九日，苏联人民在红场为斯大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六匹纯黑的马拖着炮车上的灵柩，斯大林的遗容通过水晶棺盖仰向天空，沫若和苏联各民族的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都脱了帽，在风雪中默哀、流泪。一两个月之前，沫若是最后一个与这位伟大领袖握手的中国人，今天他觉得“依然还在我手上的斯大林的温暖谁能相信不依然还在斯大林的手上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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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回忆》，1954年3月5日《人民日报》。

　　这次在莫斯科期间，使沫若又有机会再一次与法捷耶夫晤面。他俩在大小国际和平会议上已经成了老朋友，沫若非常喜欢这位性格直爽、笑声朗朗的苏联友人。年初听说法捷耶夫病了，当时沫若恰好在苏联，曾去皇家病院他那间象书房一样的病房看望过他，因此这次他一出院，听说沫若在莫斯科，就赶紧来苏维埃旅馆回访。沫若关心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基本上已恢复，但有件遗憾的事。他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扣成一个圈，对着嘴巴举了一下，然后幽默地说：“这个快乐大夫不允许了。”沫若自然是会意的，便也笑着说：“不喝酒对身体确实是件好事！”法捷耶夫却又说：“碰到好朋友不能‘干杯’（这个词是用中国话说的）不是件苦事吗？”说罢又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古人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大概就是“赤子之心”吧？沫若觉得法捷耶夫对于朋友是天真的赤子，而对于敌人却是坚强的战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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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雄鸡集·献身精神的榜样》

　　一九五三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这是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祖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端。沫若对建国三年多以来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在旧中国留下的百业俱废的残破基础上，他已想到了将来新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前景。他积极参加了救济失业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及失学学生的工作，因为他很清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知识分子是越多越好。他关心文字改革，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一成立，沫若便当选为常务理事。其实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已写了有关文字改革的书面意见递呈毛泽东，主张一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二要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一九五二年二月召开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他在讲话中既指出：“中国文字改革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又坚决主张必须走向拼音化；他还以生理学作为依据，提出“中国文字宜横写右行”，因为眼睛视线横看比直看要宽得多，文字横行能减少目力的损耗。由于他竭力倡议报纸书刊的文字均应左起横排，最后终于使这项提议得以在全国实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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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林曦：《郭老热心文字改革的二三事》，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作为科学院院长，沫若为新中国攀上科学高峰甘当铺路石子。他满怀信心认定在未来的科学宫殿中，中国人是会夺魁的，因为新中国的土壤、气候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一九五○年五月间，沫若代表中国科学院，代表政府与人民，满腔热情地欢迎自海外直奔祖国而来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两双科学家的大手紧紧相握，两颗赤子之心密切相连，……祖国的山岳河川在寻找着你，沉睡千年的大地在等待着你。……是的，我听见了山川的低语，我听见了祖国的召唤，我回来了。……两对湿润的眼睛交流着心灵的信息。九月间，听到美国政府无理拘捕申请回国的钱学森博士和赵忠尧教授时，沫若立即致电约里奥—居里，吁请他号召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共同谴责美帝的无理行径。钱学森、赵忠尧既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们自然有权利回到母亲的怀抱，献身祖国的科学事业，自此他密切注视着钱学森他们为返归祖国而作的斗争。

　　在中国科学院内，沫若十分重视历史考古工作。跟那些野外考据发掘工作进展得很快的欧洲国家相比，他总觉得中国的大地已经沉睡得太久，它为等待自己子女的挖掘似乎已等待得不耐烦了，因此他曾建议专门成立有关考古的研究机构。不久，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沫若亲自领导，对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作了很多具体指示，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沫若参观了“敦煌文物展览”之后，心情异常不平静，他回想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支队伍在渺无人烟的荒漠中，为拯救祖国的文化遗产，描摹和保护石窟中辉煌的壁画，几乎熬干了心血，现在总算挨过了长夜，盼来了黎明。去年为了鼓励这支队伍的同志们能坚守岗位，安心工作，他曾在百忙中给他们拍去了电报，充分肯定大家的工作成绩，他知道人在困难的境地更需要人情的温暖与对自己工作的正确评价。同志们是好样的，他们的出色成绩使全国人民感到惊奇，沫若认为应该给这些长年累月埋头于考古工作的同志和单位嘉奖，以充分表彰他们的成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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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常书鸿：《回忆和悼念》，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沫若即使在各项工作都层层压来，有时自己都不知如何分身是好的情况下，也没放弃点滴可以利用的时间来从事学术著述。他自己明白，年岁大了，缺少年青时那股激情与劲头，因此写白话诗常常只是为了应时应景，确实“诗多，好的少”。现在每当真正激动时，他往往以旧诗词的形式来渲泄感情，似乎这更得心应手。这期间他自认能留给后代的有用的东西，恐怕还数他的历史、考古的著作。他不希望将一些夹杂着谬误结论的论著去贻误后代，对于自己已经认识到的问题，每每检讨了又检讨。为此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出版的、作为《十批判书》的补充的《奴隶制时代》，就把他原来定的中国奴隶社会的上下限时间作了修正，将下限由原来的东西周之交，改定为春秋与战国之交。一九五二年八月由人民出版社影印重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同年《金文丛考》也重印了，沫若借写《重印弁言》的机会，表述自己当年研究、考释的目的，并以此奉告自己的同行们：“旧东西也是有它的麻醉性的，愈深入便越易沉沦。”①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新版序言》中，又一次检讨了过去“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他还由自己的错误谈到：“做学问必须多求实物的根据，审慎从事，而且也必须多向朋友请教，以资反复商讨。”②正因为沫若这种谦虚、谨慎、肯承认自己错误的诚恳态度，更使他获得了同行们的尊敬与爱戴。同时他也始终以自己和同时代人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而引以为自豪，在这方面他并不是一位谦谦君子。早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国史学会成立的大会上，沫若便已指出：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问题上，都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而且以后还一再鼓励大家，在历史资料的占有方面要超过历史学权威陈寅恪，要求史学研究者能从更高的阶段上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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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金文丛考·重印弁言》

　　②《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附录，见《沫若文集》第14卷。

五十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东京机场，突然在一夜间增添了不少色彩。虽然中日两个国家之间还没有正式建交，但自唐朝以来，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日本人民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深深歉意，由此而爆发出来的友谊之花把机场点缀得如同春天一般，到处有鲜艳的五星红旗，到处有捧着花束的欢迎人群。率领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的沫若刚跨出机舱，就感到一股暖流直奔他而来。十八年前他隐姓埋名，为了躲避警察和刑士的监视，千方百计地离开这块浸透了法西斯毒汁的土地。十八年后，他确实又十分急切地向往重新回到这块对他来说是十分熟悉又亲切的土地，如今他已是一个新生的、欣欣向荣的国家的代表，人生沧海的变化就是如此巨大！不管是握着在国际会议上早已熟悉了的日本友人的手，还是面对陌生记者的闪光灯，沫若都不止一次地声称：“中日两国人民特别需要和平相处。”

　　沫若下榻于帝国饭店。十二月四日晚，日中文化研究所所长菊地三郎来访，感谢沫若于去年年底将旅日时代的文献资料全部惠赠给该所，计各种书籍一三八六册，殷墟出土的甲骨九十六片，此外还有沫若的墨迹、青铜胸像和他珍藏的唐代越州青瓷壶等。为此，菊地想筹建“沫若文库”，沫若却对他说：“菊地君，我们把计划扩大到整个亚洲怎么样？”后来日中文化研究所采纳了沫若的意见，建立了亚非图书馆，其中的中国室内特辟了“沫若文库”，将沫若赠送的物品都陈列在这里。

　　往昔与日本普通人民结下的友情，深深激励着沫若，不论是参观东京大学抑或与日本科学家座谈，他心中总在惦念当年的老邻居们，热切盼望着故地重游与他们欢聚的一天。十二月五日，市川千叶须和田故里，人们听说郭沫若先生将荣归踏访，大街小巷喜气洋洋。沫若到达故居时，夹道都是自发来欢迎他的男女老幼，鼓掌、欢笑、相互问候的声浪彼落此起。老邻居们听见沫若还能那么熟练地操着日语跟他们叙家常，感到特别的亲切、高兴。沫若走进家园，细细端详着一切，昔日自己栽种的银杏已经没有踪影了，但大山朴的茎干却依然刚劲。大山朴啊，大山朴！沫若抚摸着它挺拔的躯干，思潮翻滚，鼻腔中不禁升起一阵酸楚。昔日孩子们在园子里奔来跑去活泼的身影，依稀还在眼前。“草木有今昔，人情无变迁。”过去熟悉的邻人把尊贵的客人让进了屋，沫若抱着无限怀旧的心情，脱了鞋，席地而坐，他端起主人沏的茶，默默地用他湿润的眼睇视着对方。虽然无情的年华在两人的眉宇间都刻下了许多道皱纹，但双方都清晰地看到了旧日的“他”。这时一位老人来访，随身携带了沫若旧时镌刻过的一方砚台，上面刻着：“后此一百年，四倍秦汉砖。”看到这奇文字，主客相对大笑，老人无限珍惜地抚摸着他珍藏了这么多年的纪念品，说：“这方砚台成了咱们家的传家宝了，我们会子子孙孙永远传下去。”①到了沫若该道别的时候了，当年住家离沫若家很近、彼此过从甚密、经常谈论政治和文学的牙科大夫藤原丰次郎，紧握住沫若的手不肯放，②沫若喃喃低语：“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欢迎你们去中国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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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骆驼集·访日杂咏》；《访日之行》，195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

　　②参阅《连接日中的革命诗人》，见吉林师大外研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译，《日本文学情况与研究》1978年第1期。

　　在京都出席立命馆大学的讲演会之后，沫若在日本人民所崇敬的海神像前献上了花束。他双目凝视着海神像，那肃穆而专注的神情顿时使气氛变得严肃而静寂。海神，您多少年来受着两国人民的供奉，您也小心地庇护着东海两岸的臣民，他们都是您的儿女，您多么不愿看到他们彼此间的嫉恨与残杀，今天我们在异国的土地上来祭奠您，为的是祝愿您大海两岸的儿女永远团结，并肩保卫世界和平！沫若虔诚地呼出了这样的话语：“誓为新的中日团结努力，愿共同保卫和平！”日本朋友听了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愿将这刹那的感受永远载入中日友好的史册中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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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同京都有密切关系的郭沫若》，见吉林师大外研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译：《日本文学情况与研究》1978年第1期。

　　这次沫若在日本，还多次与一些文化人士、科学家以及愿为和平事业而献身的活动家座谈。知心的交谈可以消融过去积存心头的冰块，也可以借此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我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迫切与各国友好相处的愿望。他和代表团成员忙碌地奔走于各个城市之间，有时哪怕是深夜，在火车经过只停留几分钟的车站上，也会有人为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表示歉意，为对新中国表示热忱友好，跋涉了很长的路程，来车站望一望新中国以郭沫若为首的科学代表团，握一握手，拥抱一下。不论是在宴会上，抑或在参观的单位，在车站、机场、轮船码头上，沫若的心始终被友情的热浪所包围。日本人民的言行使他深信：受过深重战祸的人民，定会加倍爱护友好睦邻关系。他登上归国的轮船，望着远去的下关码头，前两天在春帆楼作的诗句，不觉又涌上心头：

　　六十年间天地改，红旗插上春帆楼。

　　晨辉一片殷勤意，泯却无边恩与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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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访日杂咏宿春帆楼》，见《骆驼集》。

　　沫若非常喜欢孩子，十分爱护青少年，不管是在日本、重庆、上海，他家都经常有左邻右舍的小朋友来玩，他不但不嫌他们烦，反而总是竭诚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对青少年的教育，成为沫若最关心的问题，为了培养未来中国的建设者具有高尚的情操、正确的世界观和丰富的知识，必须抢在春天及时播种。他亲自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热情呼吁：“不准让一个少年儿童在精神上饿死”。他在百忙之中亲自执笔写《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谁说孩子们不懂事呢？他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在他们的队伍之中，看见他们正举着小拳头在庄严地宣誓：“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沫若为孩子们写过许多诗，在他的诗中出现过许多可爱的小朋友的形象，苏联格鲁吉亚小妞妞玛娜娜曾使他想起自己所宠爱的小女儿平英。这种热爱孩子的天性，使他和青少年之间很自然地有着心灵的沟通。即使他再忙，对青少年给他的来信总一一作复，并尽量满足他们的题词等要求。一次在陪同外宾参观北京大学时，他当场为一位大学生作的七绝写了和诗：

　　相期入室并升堂，莫负青春惜寸光，

　　今日百花争怒放，香风不必待栋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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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牛正武：《莫负青春惜寸光》，1981年2月15日《羊城晚报》。

　　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他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他相信中国青年的明天是光辉灿烂的，“他们会更健康、更聪明、更富于理想、更丰富多采、更有纯洁的爱情生活……”①也正是通过书信往来，他和上海中学的学生陈明远结下了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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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雄鸡集·青年的明天》。

　　约在一九五七年的暑假，一个长得白皙而腼腆的男孩来到北京西城缸瓦市大院胡同五号那朱漆的大门前面，迟迟疑疑地瞧着门口的岗哨，好半天才鼓起勇气询问：这里是不是郭沫若的寓所，结果很快被警卫人员引进门去。

　　沫若正坐在书房里写文章，抬头见到跨进门来的小朋友，立即高兴地站起身来，招呼这位已通过不少信但才第一次见面的年轻后生，满面笑容地问道：“明远，你到底来了！脸为什么这样红？是太阳晒热的，还是跑得出了汗？”知道他是因紧张才涨红了验，沫若慈爱地拉起他的小手，心中泛起十分甜蜜的感情。他问明远是否愿意常来作客，明远直率地回答道：“我喜欢听您讲学问，要是您愿意常常教我的话，我就更喜欢到您这儿来了。”这话正中下怀，沫若平生就有这样的愿望，能带几名青少年学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因此连声说：“好！好！我真愿意当一名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是莫大的幸福。”

　　尽管陈明远当时还是个毛孩子，然而沫若对他的意见却相当重视，并且经常有意从他这儿去打听青少年朋友们对自己著作的意见，觉得年轻人的“目光真是犀利，把我旧作中所写的都看得透明一样，令我惊讶”①。听得他们批评自己一些诗“算不上诗，只能算分行写的散文”，老诗人并没有因为觉得面子下不去而恼火，反而检讨自己说：这类作品多半是应时应景而写的，希望他们多多指出其中的不足和错误。为此他把自己新出版的著作一本又一本地寄给明远，希望他“阅读的时候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单是短短的一首《橘颂今译》，就有十二处字句参照陈明远的意见作了修改。陈明远还喜欢练习用白话诗的形式翻译和改写古典诗词，沫若不仅把自己和闻一多等人的有关译稿送给他作为参考，而且亲自修改明远的译稿，写上详详细细的评语，有时评语的字句远远超过了译稿的字句。明远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细细思考老师用漂亮的绳头小楷所写的评语，然后将译稿加以修改，誊清后再寄给老师审阅。每当深夜沫若工作感到疲劳之际，他常常喜欢将明远的“课外作业”拿出来欣赏、批改，透过这一本本练习本，他看到一棵稚嫩的幼松正在茁壮成长，为了培养这年青的一代，他将不惜用自己全部的心血去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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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郭沫若书简九封》之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

　　沫若不仅关心陈明远学业上的进步，同时也关心他身体的健康和政治上的成长，为此特地把他介绍给白杨，托她多关心他假日的文娱生活。由于沫若一直没有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曾一度影响了部分青少年，他们想以郭沫若为榜样，做一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但他又不便道破底细，只能在给明远的信上郑重其事地声明：

　　马克思列宁主义几十年来就是我唯一的信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我们老年人的脑袋，真象是一个世界旅行者的行李，贴满了各国各口岸的商标，早已到了该洗刷干净的时候了！我生在十九世纪末，受过“富国强兵”的所谓启蒙教育，主张过“个性解放”，看了一些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投入了大革命，走了好多年路，才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真理……年轻的朋友，我要永远保持着心上的春光。①年轻人正在新生活的起点上，沫若满心希望他们尽可以不必走他过去那样曲折的道路，而应该批判地吸取他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沿着党所指引的航程疾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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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58年5月4日致陈明远信，见周尊攘：《郭沫若和青年陈明远》，《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当然，在年青共和国航行的路程上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且不说，开国初期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斗争，单就文艺战线上看，情况也够复杂的。起初出于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热诚，沫若对在清朝行丐兴义学的武训十分敬佩，一九五○年八月他曾应李士剑之约，为《武训画传》题签书名的同时又题词，说：“在吮吸别人的血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自然他也不忘指出：“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自认为这样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可是事隔不到一年，在读了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后，沫若马上就写了一份《联系着〈武训传〉批判的自我检讨》，检查自己称颂武训和给《武训画传》题词的“错误”。在《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之后，他又对自己曾附和着歌颂武训的行为，重新作了一次检讨，而充分肯定这份《调查记》“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①。沫若这时似乎认识不到自己这两种前后截然相反的意见，在制造“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会起多大的作用，他以为自己是跟上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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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文艺报》1951年第9期。

　　接着，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人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表扬了“小人物”具有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战斗精神，而批评一些“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话的份量可不轻啊！沫若虽然并不自认为是文艺界的“大人物”，但听了这话，心中总有点不是滋味。在这以后，全国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对学术研究上的一些观点和方法，采取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继批判《武训传》之后，这已是第二次了。沫若力求在思想上跟上毛主席的步子，于是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他作了《三点建议》的发言，首先检讨了错误：“我们懈怠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放任了并助长了这种错误思想，甚至还成为这种错误思想的俘虏。”表示要坚决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广泛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加紧扶植新生力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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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雄鸡集·三点建议》。

　　出于同样的思想动机，当沫若看到毛泽东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批语之后，又赶紧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表态说：“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坚决要求“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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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全国各地广大人民一致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文艺报》1955年第11期。

　　一九五七年的五六月间，天气乍阴乍晴。沫若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一次次发表谈话，阐明“双百方针”的伟大意义，他指出“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①。他以满腔的热忱准备认真听取群众对整党的意见，还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今后要经常跟大家采取谈心的方式，把彼此间的“墙”拆掉。但随即因为看到了毛主席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便在六月二十七日对《光明日报》的记者谈话中表明：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回答言者无罪还是有罪的问题时，他说得十分干脆：

　　“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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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雄鸡集·关于发展学术与文艺的问题》。

　　②见《拨开云雾见青天》，1957年6月27日《光明日报》。

　　在出席了几次批判“右派分子”的座谈会后，沫若更在文章中公开提出：

　　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现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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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向中国人民解放看齐》，195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于是沫若充当起“反右”的积极分子，在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小会议上，坚决向“资产阶级右派”发起猛烈的“反击”。

　　这样，郭沫若已经不仅是受到各国人民欢迎的“和平鸽”，而且成了一只总是高昂着头的“雄鸡”，由于形成了的条件反射，只要一见到“太阳”，他马上就引吭高歌，一遍又一遍地为它唱赞歌。不过，在沫若的心底里，却始终有一个愿望要当一头骆驼，沉默而坚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骆驼，你沙漠的船，

　　你，有生命的山！

　　在黑暗中，

　　你昂头天外，

　　导引着旅行者

　　走向黎明的地平线。

　　暴风雨来时，

　　旅行者

　　紧紧依靠着你，

　　渡过了艰难。

　　高贵的赠品呵，

　　生命和信念，

　　忘不了的温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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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骆驼集·骆驼》

五十一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的辉煌成就，吸引着沫若的心。听到武汉长江大桥即将提前两年建成并通车的消息，他多么想能飞到已经离别了有三十余年之久的黄鹤楼去先睹为快。这个机会总算来临了，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他陪同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飞抵武汉，连宾馆都不先去一下，就吩咐汽车司机迳直开往长江大桥。

　　站在宏伟的大桥上，沫若感到自己好象张着翅膀飞了起来，龟山、蛇山、凤凰山、鹦鹉洲都匍匐在自己的脚下，有了长江大桥这条“大龙”的陪伴，“凤凰和鹦鹉不想高飞。亿万年被隔断着的龟和蛇，紧紧地团结了起来，伸长着铁臂。”①回想当年北伐途中攻下了武汉，沫若曾多么渴念能横江写他一个大标语：“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这个美梦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已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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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长春集·武汉长江大桥》

　　一股强劲的冲动撞击着浪漫主义诗人的心头，年过花甲的沫若在上桥半跑半走，一口气到达北端的桥头堡。虽然这时外宾已经从下桥参观回来了，但沫若却仍然遏制不住自己，赶紧快步走到下面的铁路桥去。对，跑！跑！就沿着这铁轨跑，就象乘着时代的列车，噙住社会主义的轨道飞驰。他突然觉得六十五岁的自己，饱览了祖国巧夺天工的现代化建设后，就象一个强壮的青年那样，浑身蕴藏着无限的力量，不但能跑，而且简直能飞。他先沿着铁轨后又转入右手的人行道，一口气跑到了南端的桥头堡，领略了一番风光之后，犹感不足。①第二天晚上，他又从广州乘飞机赶回武汉，重新俯瞰了万家灯火的三镇和通体明亮的“火龙”，他深信倘若李白站在今天的桥头，必然会写出一首又一首崭新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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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永远的纪念》，1957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的来临，给沫若带来了新的振奋与新的忙碌。元旦在开罗的亚非团结大会闭幕式上，他跟代表们一起讨论并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这才有空游览响往已久的埃及金字塔。日程安排得极为紧张，却更显得点滴光阴的可贵。沫若自己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又跟吴晗这样著名的学者同行，骑在他最敬重的骆驼身上，冉冉地行进在一望无际的金色的大沙漠中，去拜见人类历史上的稀珍奇迹，真有说不出的情趣。一月的天气，在北京该到处结满晶莹的冰花，而开罗却象是初秋，在这一年四季都相当炎热的地带，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是怎么把这一块块巨大的花岗石堆砌成奇妙的金字塔的呢？他们运用什么样的起重机械？这么严格的一个个几何图形，又是怎样计算和构筑的呢？胜似神话的奇迹，居然不可思议地由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流传至今！在这巨大的狮身人面石像前，沫若越发感受到人类历史的长河气势雄伟，个人只是这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泡沫，真是：“劳工信神圣，奇迹叹无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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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长春集·游埃及杂吟十二首（八）》

　　一星期后，沫若又从这接近热带的埃及赶到了天寒地冻的莫斯科，他的随行工作人员都在感叹这酷热、寒冬的急剧变化，令人难以适应，沫若却根本顾不上这些，他急匆匆地又与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会齐，忙着跟苏联商谈加强两国在科技研究方面的合作。

　　沫若的生活节奏总是这么紧张，他常以约里奥—居里的献身精神作为自己的榜样。因为身体受放射性物质的影响，约里奥—居里不能坐飞机，只得坐火车或汽车长途跋涉出席国际会议，在各种世界和平会议上，沫若最喜欢与他在一起。没想到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这位最尊敬的国际友人竟与世长辞，沫若异常悲痛，写了《献身精神的榜样》悼念这位“世界进步科学家的一面旗帜”和“世界和平运动的一面旗帜”的伟大和平战士，用自己的笔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这位真诚的友人。

　　沫若在从事国际和平运动和国内文教、科技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乘空隙于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间率领北京第一批“走马观花”体验生活的文艺家，以文联参观团的名义去张家口地区深入生活。他们先后在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张家口市等参观、访问、劳动了半个月，沫若“受到各地大跃进气势所启发，曾写诗若干首”①，以《遍地皆诗写不赢》为总题辑录在一起，以后又写了《跨上火箭篇》、《长春行》等。这些诗从手稿到交新华社发稿，常常要几次更改数字，因为他所报道的数字往往跟不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跃进”数字的变化，于是诗中出现了：什么蕃薯“争取亩产一万斤”，什么“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什么“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究竟是写诗还是写童话？沫若自己也犯糊涂了，这大概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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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长春集·遍地皆诗写不赢》

　　在那所谓“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里，沫若仿佛觉得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画，因而他在为新民歌集《大跃进之歌》所作的序中，赞叹道：“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象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他赞美工人农民的歌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其实一时他也辨别不了哪是人民的革命激情，哪是某些人的浮夸风，在他看来这里蕴藏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近来沫若一直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即毛泽东于五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读了毛泽东发表的《蝶恋花》等十九首诗词，认为这些作品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而且，毛泽东也很欣赏新民歌中洋溢着的浪漫主义精神。本来沫若就觉得文艺活动的本质应该是浪漫主义的，现在他终于旗帜鲜明地宣称：

　　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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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雄鸡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正是从这种心情出发，他在接见《剧本》记者，谈戏剧创作问题时，才敢于毫无顾忌地总结自己如何运用革命浪漫主义来处理历史题材方面的经验。

　　至于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创作方法本身，沫若也化了不少功夫进行深入的探讨，先后撰写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等论文，阐明“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时是很难分别的”，“古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是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从而进一步指出了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意义，说：

　　主席提出这个创作方法，纠正了过去对浪漫主义偏颇的看法。我们是既承认革命的现实主义，又承认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时希望两者能够更好的结合。这样，就使得艺术大解放，作家的思想大解放，破除很多清规戒律，避免可能发生的流弊和偏向。这样，就大大的有利作家的创作活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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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人民文学》1959年第1期。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促使他重新总结了大半辈子以来作文和做人的经验。恰好这年的十一月，沫若接待北京师范学院六位同学的来访，回答他们所提出的有关现代文学史和他本人文学活动的几个问题，他尽可能系统地发表了对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等问题的看法。可是在谈到创造社后期时，却说：“不久，我出国了，他们结果把鲁迅、蒋光慈也当成批评的对象”，到此戛然而止了。人们不禁要问：作为当事人之一，他本人当时虽在日本，但也曾化名杜荃发表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类谩骂鲁迅的文章，他为什么绝口不提呢？而且后来冯乃超为这篇文章还几次询问他，他的回答都是“我记不清了”，这又当作何解释？

　　令沫若感到特别兴奋的是，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与李四光、钱学森等人加入共产党的消息，他心中自然明白，这是组织上对社会宣告他重新入党，其实这是结束他的非党人士的身份，自此成为公开的党员了。多少年来的心愿终于实现，他早就盼望自己能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出现在青年们面前，因为他唯恐自己“无党无派人士”的身份会影响下一代考虑自己的前途。此时此刻不知明远在想些什么，其他青年朋友们看了这条消息又是怎么想的？想到这里，沫若情不自禁地拿起毛笔来给明远写信。由于心情格外舒畅，字也写得特别漂亮潇洒，火热的感情充溢字里行间。信中说他觉得自己象一个新生的婴儿，充满了创造的激情，要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长征不会有歇脚的一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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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放下笔，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百花齐放》写的后记：

　　我倒有点喜欢一○一这个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里有“既济、未济”的味道，完了又没有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意味着不断革命。

　　这段话真是最确切不过地描绘出自己此时的心情。是的，他加入共产党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而现在才公开党员身份，就象这“一○一”，又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意味着在革命征途中需要不断革命。

　　“郭沫若入党”的消息公布以后，不知有多少朋友登门祝贺，尤其是傅抱石，他比谁都激动，话就如同没法拦阻的江河，滔滔不绝。几天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来向沫若采访，请他谈谈“入党”的感想，他借此道出了自己长期以来没法说清的问题：

　　我经常感到遗憾，觉得有无党无派的郭沫若存在，似乎误了一部分青少年，现在党批准了我入党，我为自己庆幸，也为一部分青少年同志解除了误会而庆幸。

　　同时急切地发表了自己的誓言：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我要和千百万党员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要为党的最高理想——建设共产主义贡献出毕生的力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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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学习毛主席》，1959年1月3日《人民日报》。

　　这位五四时期的叛逆诗人，北伐途中的戎马书生，抗战期间的文化班头，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斗士，如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中，又成为青年们又红又专的一面光辉旗帜！

　　

　　






郭沫若传--第十八章 走遍天涯 再放奇葩






第十八章 走遍天涯 再放奇葩

五十二

　　一月的北国地域遍布冰菱花，长江流域却处处盛开梅花，而珠江流域已见桃花绽开。一九五九年一月，沫若陪伴国宾到广州参观，作了较长时间的逗留。他谒拜了黄花岗的烈士陵园，当年撒遍烈士鲜血的土壤上，如今“英雄树下花争放”；他亲临新会县南海滨的厓门，寻访南宋爱国志士陆秀夫负幼帝蹈海的遗址；他又徘徊在那“金桔满街春满市，牡丹含艳桂含香”①的花市上，流连忘返。也许就是花市的薰风，吹醒了那沉睡多年的种子，经过两个月的酝酿、构思，沫若终于在二月三日开始提笔创作五幕历史剧《蔡文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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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长春集·在广州游花市》

　　早在一九二三年，创作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之后，沫若原便打算接下去写蔡文姬，把她也当作“三不从”（“在家不必从父，出嫁不必从夫，夫死不必从子”）的标本之一，跟《卓文君》、《王昭君》合成三部曲。后来虽然终究没有写成，却在计划之外，无心地写成《聂嫈》。①然而蔡文姬这位历经坎坷的女诗人形象，几十年来一直占据着沫若心灵的一角，他热烈盼望有一天能使她矗立在舞台上，以她那哀愤悲壮的《胡笳十八拍》打动观众的心。就在一个多月前沫若写《蔡琰〈胡笳十八拍〉》一文时，便强调“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作此”，以后又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中，提出与胡适、郑振铎、刘大杰等人认为《胡笳十八拍》非蔡琰所作的相反意见，坚信此诗乃女诗人自己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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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沫若在开始具体构思剧本时，便明确意识到：自己虽然在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塑造一个萦绕心头三十多年的形象，但这三十多年沧海人生的变化，也使他的创作意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沫若曾力图从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角度来刻画她，如今却想把她作为被曹操拯救了的“一个典型”来塑造，他力图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表现曹操的业绩，从而为曹操翻案，这就是当今沫若的创作意图。①尽管沫若向来认为：因有正确的研究而要推翻重要的史案，是历史剧创作的一个主要动机，然而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替曹操翻案的主张，会激起一场剧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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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文史论集·谈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戏剧报》1959年第6期。

　　从这个创作意图出发，沫若感到虽然从情节的顺序来说，曹操必然出场较晚，但并不是一般的陪衬人物，在未出场的戏中，他也应是自己着力刻画的一个重要人物。蔡文姬能够被迎接回国，全靠曹操文治武功的影响，可是她离开自己的祖国已经十二年了，对曹操的功绩不可能清楚，那该怎么办呢？在这问题上，沫若颇费了一番苦心，最后果断地决定，把她后来嫁的丈夫董祀虚构为曹操派往匈奴的使者，他同时也是文姬的亲戚。沫若知道这一笔是相当大胆的，因为在蔡文姬研究上一篇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文章：曹丕的《蔡伯喈女赋序》中明写着：“乃命使者周近持金璧于匈奴”，据此，有人不免会批评自己：不顾起码的历史真实性，随便地假设历史。但沫若认为派遣谁为使者，这并不是历史的本质；使者凭借着曹操治国的威力，并宣传了曹操的业绩，从而完成了使命将文姬赎了回来，这才是历史的本质。根据沫若认为的史剧创作可以“失事求似”的原则，这样的虚构当然是可以的，而且大有好处。其一，可以及早把董祀卷入戏剧冲突中来；其二，通过董两次解决文姬的心理矛盾，介绍曹操的治国业绩及雄才大略；其三，以文姬为董辩护的情节，既刻画了曹操勇于改过的品格，也刻画了文姬仗义执言的秉性。由于这样一个大胆的人物设计，他就将未出场的曹操与出场的曹操巧妙地跟文姬联系在一起了。为了能使文姬放心地离开儿女，沫若又虚构了她的姨母赵四娘这个人物。她跟文姬同时为匈奴所虏，多年来相依为命，最后决定自己留下照顾文姬的儿女，促成甥女下定归汉的决心。

　　剧本的主题以及主要人物间的关系理清脉络之后，沫若又化了不少精力去构思剧情。现存关于文姬的史料并不丰富，他还必须依据历来主张的史剧家应发展历史精神的原则，作合理的想象。对文姬为什么归汉，沫若否定了三十多年前的看法。那时他认为文姬“完全是一个古代的‘诺拉’”，“她正是愤于胡人的卖她，愤于胡人以虚伪的爱情骗了她，所以她才决心连儿子都不要了”。①囿于这样的认识来构思，那曹操岂不成了她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了？现在沫若为文姬归汉设想了新的理由，那就是董祀告诉她：曹丞相要赎她回去，是为了“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看中了文姬的文才，希望她继承父亲遗业，参预《续汉书》的撰述。②沫若能想象他的这一杜撰，会震惊很多人，招来很多反对意见，因为这确实不是历史事实。但这样的虚构既提高了文姬的思想境界，也突出了曹操的文治业绩。经历过“别妇抛雏”痛苦，最终毅然返国的沫若，深深懂得能经受得住这痛苦熬炼而最后下定决心的人，决不仅仅是因为思乡，必定有一个更高的生活目标在吸引着他，支撑着他。于是沫若又安排在第三幕中，董祀再一次来为文姬解开心头的愁闷，突出一个人应该把天下的悲哀作为自己的悲哀，把天下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第三幕，文姬在第四幕中为董祀洗刷罪名，就不仅是出于私人感情和正义感的“辩诬”，而是再一次肯定和宣扬曹操坚持文治的伟大感召力，使第四幕成为刻画曹操的重头戏。沫若深为自己的《蔡文姬》有了崭新的主题与构思而感到欣喜。为了要增加喜剧的色彩，他还设计了文姬与自己子女重逢，然后由曹操主婚嫁给董祀的大团圆结尾。在这一幕中，由沫若自己为文姬创作了一首《贺圣朝》，再次突出和歌颂了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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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②参阅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

　　在执笔撰写的数天中，沫若承受了多么辛酸的心理负担！二十二年前的一幕幕又历历浮现在眼前，忘却了时间的距离、空间的距离，沫若重又置身于那熟悉的江户川畔的小屋里，抚摸着四子志鸿胖乎乎的小脸颊和长女淑瑀浓密的秀发，经受着心儿被撕碎的沉重的痛楚。……泪水点点滴滴，无声地浸透了案头的稿纸，“一步一远呵足难移，魂消影绝呵恩爱遗”的字迹在化开，化开，透过积聚的“诅谭”中飘浮起的晶莹闪光的诗句，沫若又照见自己紧紧搂抱孩儿和默默与他们吻别的身影。……一只爆满了青筋、强劲而苍老的手在飞舞飞舞，迅速地在泪痕模糊的稿纸上落下了如下的笔迹：“文姬忽然昂头，怒目四向盘旋，放声大呼：‘天呵，你是有眼睛的吗？上帝啊，你是存在的吗？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们？’”文姬肝肠欲断的每一句嘱托，都促动着沫若的心血奔涌；文姬呼天抢地的每一声抽泣，都激起了沫若的思潮澎湃；文姬回归汉朝的每一个步履，都牵引得沫若的心儿生疼。文姬啊，文姬，你就是沫若，你就是我自己！沫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还从未象现在这样，是以全部的心血来写《蔡文姬》。创作的活力又一次似火山般的爆发了，沫若为此欣喜万分。是的，我不老，我并不老，我还没有老！写吧，快写，快写！日以继夜地写，夜以继日地写，必须按老样子，几天内拿出一个剧本来。七天以后，当沫若捧着题有《蔡文姬》剧名的厚厚的一叠稿纸时，他又一次体验了母亲抱着初生婴儿般的幸福与骄傲的感情。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沫若在北京的寓所里为《蔡文姬》的创作，接见了《戏剧报》的记者。屋脊上还堆积着瑞雪，他带着从南方拈来的满身花香，脸上不时泛起沉思的微笑，除了介绍《蔡文姬》创作、修改和准备上演的情况外，还就历史剧创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创作历史剧应当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我们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追求历史真实，实事求是，然后进行加工，想象和夸大。”“创作历史剧，要求作者对待历史有准确的评价。”记者还要求他谈谈人民内部矛盾能不能写成悲剧，对这个问题沫若有自己特别的看法，他认为：“敌我矛盾可以产生大悲剧，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不出大悲剧。只有在历史转换期，新旧力量交替的斗争中，才往往产生大悲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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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

　　除了这次的接见外，这一年的一二月间沫若频频发表自己对戏剧、诗歌创作以及创作方法等问题的看法。生活向文学创作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沫若在思考，在探索……。自从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后，各界人士十分关注。沫若就这一创作方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关系，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文学传统，作品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在表现这矛盾时怎样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等问题，对《人民文学》编者谈了自己的见解。在贯彻总路线、成立人民公社后所谓“大跃进”的形势下产生的新民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沫若又就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他认为“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歌谣——即新民歌，它的形式是会发展的，它的精神会成为主流，同时他也充分肯定“五四”以来的新诗是有贡献的。重要的是不论民歌、新诗、旧诗词，内容都必须表现今天的时代精神。接着沫若又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了《话剧要增加些浪漫主义》的讲话。

　　在这次座谈会上，沫若欣喜地会见了一直共同战斗在戏剧战线上的老同志田汉、夏衍、欧阳予倩、李伯钊等。记得去年五月沫若读完了田汉新写的剧本《关汉卿》之后，曾激动得立即提笔给老友写信，赞美剧本“写得很成功。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您”。并说田汉“今年六十，《关汉卿》是很好的自寿”。①沫若还对剧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田汉为此兴奋不已，随即给沫若写了复信。两人虽生活在同一城市，由于各忙各的，见面机会倒不及过去多了，这次晤谈分外高兴。同时也使沫若联想起十多天前，他在上海也曾约见了十几位搞戏剧的同志，其中的于伶，当年在重庆一度过从甚密，常交流创作历史剧的经验、体会。一九四七年党组织曾指定于伶护送沫若离沪去香港，最后因他患了重病才改派别人。一九五五年以后于伶因患慢性肝炎，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这次有机会与老友重聚，沫若便应于伶要求在他带来的精装本《沫若文集》第一卷上签了名，写了“于伶指正”，于伶表示不敢当，沫若又特意加上了“我特别希望你不客气地指正”两行字。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多少往昔共同战斗的场面重又浮现在眼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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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关汉卿〉的通信》，《剧本》1958年第6期。

　　②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蔡文姬》的初稿完成后，沫若将它带到上海修改了一遍，回北京以后又继续润色。因为初稿是在广州写成的，故应《羊城晚报》索求，连载于四月八日至二十日的晚报上。五月一日，在劳动人民普天同庆的节日里，沫若改定于北京，并为该剧写了序。同月《蔡文姬》就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赶排这出戏。沫若知道由焦菊隐执导，由朱琳饰蔡文姬，刁光覃饰曹操，这么强大的演出阵容使他大为振奋。在一个多月的排练过程中，沫若还亲自去剧院为演员们作报告，谈剧本的主题、构思及自己对人物的认识，他也虚心听取导演和演员们对剧本的意见：他们说剧名既是《蔡文姬》，就应以文姬这个人物为主，着重表现这样一位命运坎坷、多才多艺女子在由乱入治年代的悲欢离合，并建议将剧中有些对曹操过分颂扬的词句，包括文姬最后创作的《贺圣朝》都作一些删削、修改。沫若觉得同志们说得很有道理，但因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自己未及修改，就听便剧院的同志们处理。回国后，他听说除了剧本有些词句被删掉以外，已由老友田汉将《贺圣朝》一诗全部作了修改。细读修改后的诗句，对老友的才气和情谊不由得产生衷心的钦佩、感激之情，于是写信给剧院说：“寿昌改得好，不仅更富有诗意，而且和全剧情调更合拍。”为了求得与全剧的笔调更加统一，他又在字句上作了一些调整，并将诗题改为《重睹芳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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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欧阳山尊：《从〈贺圣朝〉到〈重睹芳华〉》，1959年5月24日《文汇报》。

　　《蔡文姬》开演时，沫若请周恩来去观看演出。回想在重庆时期沫若每写一出历史剧，恩来都要仔细地阅读，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因此不论现在作为总理的他有多么忙，也得把他邀来观看演出。恩来自然欣然接受，看完戏之后他仍象以前一样，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最后一场文姬穿大红色的袍子，就是他的建议。第二幕演完，台上紫红色的帷幕在徐徐合拢，凄楚动人的伴唱勾魂摄魄：

　　愁为子呵日无光辉，

　　焉得羽翼呵将汝归？

　　一步一远呵足难移，

　　魂消影绝呵恩爱遗。

　　肝肠搅刺呵人莫我知。

　　沫若习惯地用手撑着额头，一动也不动，他不愿让人们看到自己因流泪而发红的眼睛，他只想独自在沉默中来回味这“肝肠搅刺”的痛楚。第三幕开始了，文姬在道白：“我一听见小孩儿的声音，就好象他们的声音。我一看见别人的小孩儿，就好象他们来到了我的眼前。”沫若的泪珠儿一个劲地沿着腮帮往下滴。他轻声对身旁的曹禺说：“《蔡文姬》我是用心血写出来的，因为蔡文姬就是我。”①全剧终场之后，他快步跑上台去和扮演文姬的朱琳握手、拥抱，连声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你跟我想象中的文姬的相貌与气质太相象，你让文姬活过来了。”他们激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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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曹禺：《郭老给予我们的教育》，《人民戏剧》1978年第7期。

　　不仅《蔡文姬》的剧本就象投向史学界湖面的一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而且沫若在三月间写成的历史论文《替曹操翻案》，更在史学界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与深入的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赞同与反对的文章，一场热烈的争论由此而起。沫若并不怯战，他在稍后几天所作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除了论述有关历史研究的方向问题，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史料、史据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还专门谈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他主张：“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根据这样的原则，我认为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①六七月间，沫若离开北京往安阳、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太原等地参观，古代奴隶殉葬制度的残酷，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大奉先寺石窟的壮观，新时代人民修筑的三门峡水库气魄的雄伟，均一一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近古稀的史学家、诗人和剧作家，决定加紧利用今后有限的岁月，走遍天涯，实地察访祖国建设的新貌，以培养文学创作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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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沫若文集》第17卷。

　　这年盛暑季节，沫若又来到北戴河度假。他最喜爱躺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湛蓝的大海和在空中翩跹的海燕会引起他无限的遐思。有一次，天气不好，刮着五六级的大风，沫若在海边遇到了曹禺，可是一转眼就不见了他的踪影，极目远望，只见在小山一般的层层海浪中，有一个人在努力向前游动。沫若急环了，拼命地挥手，大声呼喊着曹禺的名字，要他快回来。大风吹乱了沫若的头发，撕扯着他的衣襟，好象要把他卷走似的，使他的声音一下就消失在风呼海啸中，但他还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直到曹禺转回岸边。他一边用大毛巾帮曹禺快快拭干身体，一边激动地责备道：象这样的坏天气绝不该冒险下水。曹禺心中热乎乎的，直觉得对不住这位兄长，害他着急到如此地步。①又有一次，沫若也在海滨晒太阳，遇到了傅钟、聂荣臻等人，相互勉励要加紧锻炼身体，抢出点时间多做点工作，沫若随口笑谈道：“古人言：‘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今天反其意而用之吧：郭老头，六十七，再努力，来得及。”大家听罢都哈哈大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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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曹禺：《沉痛的追悼》，《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②据傅钟：《火一样的生命》，《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7期。

五十三

　　洛阳龙门大奉先寺石窟的游览，萌发了沫若创作历史剧《武则天》的动机。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来，这位历史上颇有争议、又享有名望的女皇帝的形象，常常盘桓在他脑海中，强烈的创作冲动迫使他一边查看《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文粹》、《唐诗记事》等历史典籍，一边构思剧情与安排人物。为了与现有的同类题材的戏作比较，以求有所区别，他还找了已故剧作家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来阅读、研究，逐渐形成他自己特有的认识与构思。

　　在对主人公武则天的认识、评价方面，沫若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人都爱说武后淫荡，其实是不可尽信的。她向来对子女管教相当严，倘若她自己还在逾闲荡检，又怎么可能来管教小辈和驾驭臣下呢？武后是否象有些史料所说的那样专权、骄横、好杀人呢？沫若认为这位出身寒微的女皇，是比较能够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的。她对一些弱小人物，即使他们反对过她，也能宽厚待之，而对那些有野心、反对均田制的豪门望族，她确实进行过坚决的斗争，毫不手软。沫若根据武后在位五十多年间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个事实，同时又具体研究了她的一些政治措施，然后确定这位女皇是维护均田制的，她制定的制度与措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由她执掌政权，天下富庶，治业和文化都得到相当的发展，也就是说她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为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政权抑制兼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因而能够巩固。反对武后政权的，如徐敬业发动的扬州叛乱，当然不得民心，终究没有好下场。

　　为此沫若否定了有成见的史学家们认为武后每每有暗害高宗的意思，也否定了把太子贤之死归罪于武后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分析推断，把罪责算到裴炎头上去了。他认为充分肯定武后，实际就是肯定了高宗的功绩，因为是他发现了武后，并给予她充分的信任，从而发挥了她的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宗的识人与用人有他过人之处，因此沫若决心在剧本中让高宗采取自我批判的形式，有意把他抬高。

　　在设计人物关系时，沫若决定着重刻画上官婉儿这个形象，通过武后对她的重用，对她母女俩的感化来突出武后公正秉直、不念私仇、用人唯才的高贵品格。上官婉儿对于唐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这是为一般人公认的，但为她设计了复杂的心理转变过程，让她由仇视武后转到衷心拥护并尽可能地辅佐武后，这却是沫若的匠心。在考虑上官婉儿这位年少的才女特有的语言与性格时，许多为沫若所喜爱的少年朋友的形象，不时浮现在脑海中，他感到一千多年前的上官婉儿似乎又复活过来了，呼之欲出，恍如眼前，他对她是那么的熟悉。

　　沫若根据唐代张文成的《朝野佥载》中所记的一段故事，把裴炎和骆宾王塑造为力图颠覆武后政权的豪门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裴炎在沫若看来是善于耍阴谋的，他们一派同武后之间的斗争，不啻是争夺政权，而是在思想、措施上各代表了不同的势力，因而他们的叛乱是绝对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同情的。然而其中作为浪漫诗人的骆宾王，和裴炎等道地的政治野心家毕竟有所不同，他诚然也有些野心，可是不乏诗人的气质，他主要缺乏器识，思想糊涂，以致跟错了人，走错了路，沫若虽然把他写成了反动派，却依然对他抱有尊敬和同情之心，所以结局采用了骆宾王出家做和尚的说法，为他觅得悔过自新之路。至于太子贤，沫若为了写他的被利用，虚构了许多情节，如武后想利用山灵水秀的家乡风光来陶冶儿子的性格，把他发配到巴州去作自我反省，结果为裴炎所害。

　　与过去写武则天的一些剧本相比，沫若认为可以吸取的教训是：传记式的写法难于奏效，于是决定围绕徐敬业叛变这个中心事件来组织自己所选择的事件和人物，然而并没有把舞台移到扬州去，地点只定在洛阳，时间则限在六年之内，以尽可能达到人、地、时的三统一。

　　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酝酿成熟之后，一九六○年一月沫若便开始执笔写《武则天》的初稿，根据尽可能占有的史料和心理分析以及合理的虚构，塑造一个开明女皇的形象，突出表现她的政治理想：“我要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我要使有才能的人都能够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这不但为武则天翻了案，也借此寄托了自己对“明君”的希望。剧本初稿完成后，于二月上旬送历史界的老战友翦伯赞阅读并征求意见，下旬修改了一遍，即交《人民文学》发表。

　　三月下旬，为了更多地了解武后的业绩，以增进感性认识，修改好《武则天》，沫若又前往解放后已去过多次的西安，专程踏访了高宗与武后合葬墓乾陵。陵园离西安城廓八十公里，因梁山而为陵，气势雄伟。陵前有一人多高的石像整齐地排列在左右两边，石像的背部均刻有国别、职别和姓名。使沫若感到十分遗憾的是，除了五六尊的文字还依稀可识，其余都因年久风化不易辨认，而且石像的头部都已残缺。沫若还找见了“没字碑”，这碑虽为纪念武后而立，但原无文字，沫若听说这是根据武后的遗言：自己的功过让后人评价，不刻文字。这种明君的胸怀令沫若敬佩，他更加决心要为武后翻案。遥望着梁山的山坡，他想象着一旦这未被盗掘的地下宫殿开掘出来，会是何等的壮观、神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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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我怎样写〈武则天〉》，1962年7月8日《光明日报》。

　　就在这年的春天，有一次遇到了分别已久的白杨，她要求沫若再写个剧本，沫若笑着说：“正有一个，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个剧本，表扬的是盛唐了不起的女英雄武则天！我觉得你最合适演这个人物了，你可乐意？”白杨幽默地对答道：“好啊！我又升级了，在《屈原》中我扮演的是南后，现在倒好了，升级演女皇帝了！”①在一片欢悦的笑声中，沫若感到真如偿还了陈账那般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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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尽管创作冲动常使沫若欲罢不能，但他日常的生活表中总是排得那么满，创作只能见缝插针，他需要为中国的外交、内政事务操劳，其中巩固中日人民间的友谊始终是沫若矢志不移的目标。一九六○年二月正值在我国访问演出的日本前进座剧团建团三十周年，沫若便题赠七绝二首，亲自前往观看该团的演出，接见当时的团长河原崎长十郎及主要演员，并在为该团庆贺的酒会上致词。后来他又在八月接见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通过跟他的谈话赞扬日本人民的斗争对保卫和平事业的贡献。在为日中友谊而出力的日本著名人士浅沼稻次郎惨遭法西斯暴徒杀害时，他沉痛地发了唁电。这是继内山完造以后第二个去世的日本著名友好人士，他们的逝世使沫若感到悲痛，但他相信中日友谊之花必将结出硕果。翌年的十月，为毛泽东书赠日中友好代表团的鲁迅《无题》诗作翻译，并和韵一首，题赠该代表团：

　　迢迢一水望蓬莱，聋者无闻剧可哀。

　　修竹满园春笋动，扫除迷雾唤风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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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东风集·题赠日中友好代表团》

　　作为人大代表的沫若，虽然已届高龄，仍旧足迹遍天下，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看看祖国美丽的山河，以及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人民的新生活。自一九五八年以后，他便不断到各地视察，即使是“走马观花”也好，因为这对一名作家来说，毕竟增进了许多感性的地理、历史知识，沫若差不多每到一处，都用旧诗的形式，记载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深切感受。

　　早在一九六○年春节，沫若曾又飞回离别十多年的重庆，倍感依恋。登上枇杷山，脚下的山城向归客展露出它妩媚的丰姿。当年的苏联大使馆，沫若为出席招待会、座谈会等曾不断造访，如今已改设博物馆；当年的红岩中共办事处及曾家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如今也都辟为革命纪念馆和博物馆。

　　沫若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在“乐园”小剧场观看《兄妹开荒》等秧歌剧时的心情，他曾深为工农群众开始有了自己的文艺剧目而欢欣。如今改天换地的艰难大业已创成，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怎不叫人心潮激荡？旧地重游，当他找到昔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处以及自己的寓所天官府时，见“危楼”已经更加破旧，想当年周恩来曾多次召集民主人士和抗日的文化工作者在此座谈学习，而且这里还是《屈原》、《虎符》等剧作的诞生地，沫若当然对它怀有特殊的深情。此外他还游览了北泉公园、南泉公园，并泛舟花溪，往黄山探梅。在抗战烽火中他不可能有这等闲情逸致，如今有余裕放眼观赏良辰美景，更觉得“新光弥满，多所感发”。

　　接着三月份，沫若又飞赴延安参观。二十多年来的宿愿成了现实，沫若终于来到了他一直向往时革命圣地，拜访了杨家岭昔日毛主席住过的地方，窗明几净的窑洞亲切地招待了远方的来客，就好象它当年的主人那般的热情，好客。沫若看到桌上那一叠著作和文件，似乎听到了毛主席当年苦心思虑、不停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仿佛闻到了毛主席废寝忘食地工作而搁在那儿未及时进餐的小米粥的香味。沫若又怀着浓重的思念之情谒拜了延安的烈士陵园，九泉之下传来的英光豪气沁心脾，他久久徘徊，喁喁沉吟，得七律一首：

　　星徽遥望耸江皋，长使山川不寂寥。

　　血涴绮霞开曙色，泪翻红浪洒农郊。

　　为山九仞当增篑，接力千秋敢惮劳？

　　拜罢黄垆闻笑语，英雄人物看今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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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东风集·谒延安烈士陵园》

　　一九六一年沫若自国外访问归来，曾两次在昆明逗留，游览了数天。一月和九月正值茶花和海棠盛开的季节，在这“四季信如春”的昆明，更是景色宜人。沫若踏访了不少名胜古迹，黑龙潭、安宁温泉、大观楼、鸣凤岭，还有他在写《孔雀胆》时日夜向往能一游的大理，洱海畔、天生桥下、蝴蝶泉边、夫子庙坡处处留下了沫若的足迹，美丽的民间故事和英勇的抗敌历史传说，事事都拴住了沫若的心，他觉得自己是那么精神，那么年轻，因而时当秋天，还跳进西山脚下的滇池里去游泳。

　　在这被称为调查研究年的一九六一年，二三月间沫若又偕同于立群赴湛江、海南岛参观访问。湛江十三华里长的人造大堤，一百七十八公里的雷州青年运河，兴隆欣欣向荣的华侨农场，为琼崖增添了不少风光，给沫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亲临天涯海角，这里巨石磊磊，象把门神守峙海湾，地势险峻。“天涯”、“海角”、“南天一柱”的石刻，传说是苏东坡所书，沫若却以为不象东坡居士的笔迹，后来查验确为清朝人所书。看到海边有两群渔民正同心协力拉起拦海捕鱼的长网，沫若就与同行的二十几人跑过去，一同抓起网绳，为曳渔网出了一把力。①明代敢于直谏的海瑞，他的墓历经三百余年犹完整无缺，沫若谒拜后深为感慨：“生前身受人折磨，死后墓为人护摄”②，功兮罪兮，人民自有评论。接着又去游览了柳州的柳侯祠，今称柳州公园，园中存有柳宗元衣冠塚及遗像、《柳侯剑铭》碑等，沫若又一次体会到“有德于民民祀之”的道理。时隔一年之后，在梅花盛开的季节他又踏上祖国的南疆，一访再访广州市郊的萝冈洞，与会做诗的看院老人钟踏梅相识，两人一同合影留念，并互赠诗词。后又重游海南岛，走西路游览了不少名胜，在天涯海角看到了自己的题字题诗石刻，不免有些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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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天涯海角》，1961年2月20日《羊城晚报》。

　　②见《东风集·海南纪行（八）》。

　　自琼崖回北京途中，沫若夫妇特在武汉稽留一日，对这个曾经为保卫它而战斗过的城市，他们情谊绵绵。驱车来到珞珈山，沫若急着下车，按记忆的痕迹寻觅他住过的宅邸，在一区二十号前他兴奋地停住了脚，连声呼唤立群：“对！就是这一栋，就是这一栋！”山下浩淼的东湖依然无恙，四周仍是绿树成荫，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了，旧日与周恩来、与三厅的同志们共同战斗的一幕幕，就象电影似地连续在眼前放映。接着又找到了恩来同志住过的屋子，跨进门去，就忍不住伸出手来不停地抚摸那些旧家具，与同行者说起当年在客厅里，与恩来促膝谈心的情景。①下午，他游览了武昌东湖三闾阁、九女墩后更是诗兴勃发，真是“游罢琼崖来武汉，域中无处不新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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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罗高林：《珞珈山的怀念》，1979年10月14日《湖北日报》。

　　②见《沫若诗词选·回京途中（一）》。

　　回到北京不久，五月沫若又去游览泰山。在岱庙遥望泰山，它似乎显得格外高峻，沫若却相信这七千多级台阶该不在话下，自己一定能爬得上去，要是连泰山都爬不了，以后想爬梦里都在想念的峨眉山，可怎么能上得去呢？这次登泰山并不顺利，在万松亭遇雨，在极顶观日出又未能如愿，但只有登上泰山之巅，才真正领略了“一览众山小”的意境。

　　九月中旬，沫若决定由重庆乘江沪轮沿江而下，因为他迫切地想与阔别四十八年的三峡重新见面。当年雏鹰怀着奋飞的决心，振翅越过夔门不及细顾的景色，如今老鹰却愿在此翱翔、盘旋，每一处奇景激起的情感的溪流，最后都汇合流入滔滔东去的大江，奔腾不息。在“浩气混茫江似血，崇山磅礴月如钩”的夜晚，他宿在万县，眼望白岩书院李白的书堂，当年诗仙的情潮同样不时涌上他的心头。轮至奉节，江中起沙阻，沫若遥望白帝城，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诗圣杜甫寓奉节时所作诗句，不意脱口而出。过瞿唐峡与巫峡时景色险而奇，确是“岸崖双壁立，峡道九肠回”，“山塞疑无路，湾回别有天”①。走完了西陵峡，天地顿然开阔，浑然犹如梦中醒来。重游四十八年来日夜惦念着的三峡，更使沫若心旷神怡，于是略拟李白《蜀道难》其体而反其意，作《蜀道奇》，喟叹“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歌颂“人定胜天目可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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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上引诗均见《东风集·再出夔门》。

　　十月底沫若又参观了上海豫园，接着又游览了风景秀美的富春江，察看了七里垄和富春江的电站大坝，踏访了严子陵钓台、句山樵舍。后又顺便南游广东从化、流溪河、七星岩等风景胜地。沫若之所以如此喜欢马不停蹄地跑遍北国南疆，正如他在给友人徐迟的信中所说：“旅行是最好的事，我一在外旅行，便可以有些创作，一停顿在京里，就像化了石一样。”①沫若心中明白，古稀之年犹能步履矫健地游历天涯海角，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幸福；回想近年来许多友人相继去世，自己可真是身在福中该知福了。就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正当他率代表团访问古巴之际，惊闻老友杜国庠溘然与世长辞。当年在重庆先后于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期间，国庠一直是得力的干将，沫若视之为兄长，两人真可谓“生死交游五十年”，如今老兄竟然先走一步，使小弟感到不胜悲痛。他亲自为《杜国庠文集》作序，称自己“无论在做人和做学问上实际受了他的教益不少”。再想想建国十多年来，先于杜国庠谢世的有徐悲鸿，后于杜国庠谢世的有梅兰芳，在他们艺术生命之花尚在盛开之时，就都匆匆离开了人间。死者虽无憾，生者却长恻恻，不过他相信他们在学术、美育方面的功绩会超越空间和时间而长留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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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沫若致徐迟的信》，《人民文学》1982年第1期。

　　在追忆已经逝去的友人时，沫若总念念不忘首阳山上“不食周粟”的“叔齐”郁达夫，尽管他早在抗战胜利时已在南洋被日本宪兵杀害了，但他永远活在“伯夷”的心头。当沫若获悉有人搜集、编辑了《郁达夫诗词抄》时，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他允为该书作序，题为《望远镜中看故人》，其中说：

　　对于尽了一定责任的已故的战友，我认为，我们应该抱着望远镜去看，把他的优点引近到我们身边来；而不是抱着显微镜去看，专门挑剔他的弱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沫若虽然也谈到达夫是有他的短处的，但他更加强调“达夫毕竟是一位倔强的战士”，“为时代、为自己作了忠实的记录”，“颇知道自己的短处，而他却不是加以掩蔽，文饰，而是加以揭露，更改。自己始终是想更坚强、更勇敢一些，和恶势力搏斗。”真的，达夫在地下若有知的话，想来会同意他挚友的意见的。

　　沫若也总是忘不了那些曾和他一起战斗过、并有过诗歌赠答的老战友，如朱德。《朱德诗选集》的初稿送出版社以后，沫若特地要来读了一遍，并题签了书名以备用，还对其中《和郭沫若同志〈登尔雅台怀人〉》一诗作了详细解释。这位老将跟沫若在偶尔相见的场合中，总要抓住有限的时光说笑几句。在一次诗歌创作座谈会上，朱德诙谐地说：“我经常说要拜郭老为师，当个徒弟，他就是不收。”沫若听了赶忙回答道：“元帅在上，老郭不敢谈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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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诗座谈纪盛》，1962年5月25日《光明日报》。

　　全国解放后，经常跟沫若有诗歌赠答来往的是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沫若观看了浙江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成诗一首，录呈毛主席，内容是隐喻当时的国际形势。一九六○年七月苏联突然撤离在华专家，发动反华攻势之后，一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非但不能理解我们，反而随声附和。沫若的愤慨于诗中表露出来，故有“千刀当剐唐僧肉”句。主席读后即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沫若细加吟味一番，当天又依韵奉和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迷雾聚成堆。

　　九千万里明真谛，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警惕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亿次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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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齐得平：《诚挚的衣谊》，《郭沫若研究》1985年第1辑。

　　沫若将这首诗又送给毛主席看，主席回信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同时主席又将自己的近作《咏梅》词送给沫若看，词中所刻画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情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熳时，她在丛中笑”，使沫若深深为之钦佩。

五十四

　　为了纪念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希望沫若能写个关于郑成功的电影剧本，为此他们送了许多有关历史资料及电影剧本给他做参考。沫若虽从未写过电影剧本，但他人老心不老，很想尝试一下。他从一九六二年五月开始搜集资料，八月间在北戴河避暑休养时，遇到曹禺正在那里写剧本《王昭君》，当初饰屈原的演员金山也在，还有一些老朋友，如贺龙、廖承志、刘宁一等，都竭力鼓动他先别问电影文学剧本的形式有何特殊要求，重要的是把它写出来再说。受了他们的激励，沫若坐在海滨，面对咆哮的大海心驰神往，为这个横跨台湾海峡的“国姓爷”郑成功构织情节线索，安排人物表，回北京后更是加紧写作，十月初终于完成了初稿。

　　剧本不啻写郑成功进军收复台湾，而是从一六五七年他作为明朝遗将准备进攻清朝管辖下的南京，自舟山出发遇台风而折回开始写起，接着又写他因年轻气盛、骄傲轻敌，在取得瓜州、镇江之后，在军事决策和用人方面都犯了错误，以致在南京城下一败涂地，牺牲了甘辉等大将。然而正是军事上的失利锻炼了郑成功，“人是要经得起失败才能成功”。他以厦门为据点，砥砺军队，泉州一仗把清朝北兵舰队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又在一六六一年决定去台湾屯垦。郑成功坚决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过去，接受荷兰人的缴纳租金，只是权宜之计，最终总要收复回来的。他从根本上屯荒积粮，先使自己的队伍强壮起来，再图收复大明的失地。海陆的两次大仗，先夺得了赤嵌城，然后经过半年多的围困，既打败了荷兰的海上援军，又夺得了热兰遮城。沫若在构思时，觉得这个剧本不能象《蔡文姬》那样在年代上跨越度太大，也不能象《武则天》那样只围绕徐敬业叛变这一中心事件来写戏，而决定要写郑成功这位年轻的民族英雄最后六七年的戎马生涯，写他由失败到成功的成长过程，写他后来不仅懂得打仗，而且懂得要依靠和帮助台湾当地的高山族，正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才最终完成了收复台湾的大业。

　　在设计人物时，沫若虚构了一些人民群众的代表，如常寿宁爷爷及其孙女阿瑜，在高山族中行医施药的活神仙沈期，以及高山族启奴里克郎兄妹。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有虚构之处，如最后让郑成功为两对汉族、高山族青年举行婚礼，以表现高山族人与汉人永远连结在一起的愿望。写到外国人时，沫若觉得不该把普通的外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分子都写成一个模样，为此他特别将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意大利的李科罗神甫，写入剧本中。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神甫总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帮凶、走卒，因而将神甫写成正面人物，即真心帮助郑成功、帮助中国人民的朋友，这需要胆识。同时他还塑造了雅可布、苗难实丁普这对夫妇，作为愿意与中国人民友好通商往来的荷兰人民的代表，且构思了这样的情节，即向郑成功投降的荷兰领航船白鹭号的船长拉迪斯被郑成功的诚意所打动；最后不仅为拿下热兰遮城献计献策，甚至不惜捐躯。

　　落笔后，沫若常把自己的一些经历、亲身感受融汇到剧本中去。如，写到杨英在台湾得了重伤寒症，沫若就好象自己又重新经受了一次病痛，最后杨英的头发差不多脱光了，只剩下稀硫的几根，耳朵也很背，这些都是当初他自己重病后的真实写照，而杨英把衣不解带地服侍了他三个多月的罗波看成自己最亲近的人，这也是熔铸了当年自己类似的感情的。

　　《郑成功》初稿完成之后，为了增加一些感性认识，利于修改，沫若决定奔赴浙江舟山及福建厦门一带去进行实地考察。他偕同于立群于十月下旬启程，先在杭州小住数日。当沫若听说浙江省军区领导同志设宴为他洗尘时，便邀请了画家潘天寿和适从外地来杭的成仿吾夫妇、傅抱石夫妇一同入席。过去曾是朝夕相处或经常往来的老朋友，建国以后，大家都有重任在肩，各奔东西，象这样相聚可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席上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往昔并肩战斗的情景历历在目。朋友们看到沫若身体很健壮，都为他高兴，相信他这次出访于《郑成功》必将大有裨益，盼望他的剧本能早日拍成电影。沫若见了老朋友，不但话特别多，连酒也喝得特别多，一直是兴致勃勃的，还建议大家即席挥毫题词作画，最后还跟大家一起合影留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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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姜旭：《永久的记忆》，见西湖文艺编辑部1979年6月版《书来墨迹助堂堂》。

　　舟山，当年郑成功两次北征都经过这里，如今是我们海防战士的重要前沿阵地之一。沫若赶到军事施工现场，看望“洛阳营”的战士们，见战士们列队敲锣打鼓欢迎他，便赶忙在三百公尺以外就下了车，攀着山上的石路迎面向大家走去。沫若一行来到普陀山之后，岛上接待同志怕佛顶山峰险坡又陡，因此没安排登山活动，可是沫若坚决要求上山。当他看到几个健壮的战士抬了一乘大轿，准备把他抬上山时，他禁不住放声大笑，连声说：“谢谢同志们的一片心意，不过你们真太把我小看了，我觉得自己根本还不老，别看我年纪七十了，精力还象十七岁的人那样。”一席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战士们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这位七旬老人，根本无须别人搀扶，一路谈着笑着，似乎并不费大力就登上了佛顶山。同志们想请他先进慧济寺，欣赏一下普陀胜境和古迹，沫若却说：“这儿不是住着我们的战士吗？我看还是先看望我们的战士比‘参拜’菩萨要紧。”他走进高山哨所，亲切地询问大家的生活、学习情况，参观了战士们养的猪、种的地瓜，赞叹不绝：“伟大！伟大！我们的战士真伟大！”沫若所到之处，凡遇到战士们向他索取墨迹，他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有时甚至放弃午休，改变出游计划，不停地用他那支雄浑有力的生花妙笔，给同志们以最大的满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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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周成文：《海山增辉》；姚彩勤：《郭老在战士中》；姜旭：《永久的记忆》，均见《书来墨迹助堂堂》。

　　一天，沫若信步来到普陀海滨，从灵龟听经处登上金刚宝石，遥望辽阔的海空，忽见一群飞鹰盘旋其间，他若有所悟：不到此，焉知群鹰盘空之壮景！伴游者以为他诗兴来了，准备从随身带的手提箱中取出文房四宝，让他即兴题诗，他却摇摇手，欣然说：“不！我想到要给我的剧本改一个字。”原来在《郑成功》初稿中，有一场景描写：“战舰在大海中破浪前进，郑成功屹立于船首，一只雄鹰盘旋于高空。”现在经过实地观察，他决定把“一只雄鹰”改为“一群雄鹰”。①这一改，剧本气势陡增，意境益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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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东翁：《文乐楼茶话》，《文化娱乐》1985年第3期。

　　由舟山到了宁波，沫若最感兴趣的是天一阁藏书楼。他在立群的陪伴下，沿着清澈见底的天一池畔，围绕就象是屏嶂重叠的“九狮一象”假山，在被竹林掩盖的碎石小道上漫步了一周之后，才登上了藏书楼。细心翻阅正德《琼台志》、《云南志》，嘉靖《贵州通志》等明代地方志，以及清帝乾隆所赠的《平定回部得胜图》等史籍，他十分珍惜这些宝贵的资料，语重心长地对工作人员说：“天一阁是非常著名的藏书楼，历史很久了，对人民很有用，一定要好好保护。”他特意为该阁撰写了一幅对联：“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①第二天傍晚顺道赶到绍兴。对这个文化古城，沫若仰慕已久，因此兴致也特别高。当晚立群倡议全体随行人员举行文娱晚会，由她主持，每人轮流表演一个节目。一位同志朗诵了沫若这次途经上海时写的一首诗。挨到沫若表演时，他不动声色地讲了一个故事，说：古代有一位多产的诗人，有一次将自己新写的诗拿去求教于另一位蜚声诗坛的诗人，当他把诗朗诵完毕之后，半天只听得对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你的朗诵比这首诗还要好！”故事讲完之后，先是寂静了片刻，接着便爆发出一阵朗朗的笑声，大家都被沫若的幽默感所征服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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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邱嗣斌等：《忆郭老访天一阁》，见《书来墨迹助堂堂》。

　　②姜旭：《永久的记忆》。

　　次日清晨，沫若忙不迭地踏着石板小路去参观鲁迅纪念馆。他对馆中陈列的绍兴古城全景图以及鲁迅少年时代足迹所涉的绍兴农村照片很感兴趣，向同行者一一介绍这里所出的古今名人：晋代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明代的大书画家徐渭，辛亥革命前的女革命家秋瑾，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鲁迅，以及大家所熟悉的周恩来，谈着谈着，眉宇间充满了对他们的崇敬之情。他背诵着鲁迅《自题小像》诗，步入百草园，园中还保存着西边原有的一道矮泥墙，沫若在这普通的菜园中，却能想象出孩童时代的鲁迅在这里所得到的欢悦。然后又参观了三味书屋，对鲁迅坐过的那张刻着一个“早”字的书桌，沫若看得十分仔细，他还特地跑到屋后的小园子里欣赏了鲁迅曾描写过的那株腊梅，深感遗憾地对陪同参观的同志说：“可惜我没与鲁迅见过面。”因而他在题诗中有句云：“古人深憾不同时，今我同时未相晤”；“我亦甘为孺子牛，横眉敢对千夫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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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东风集·江海行（七）》

　　走出鲁迅故居，沫若又访问了书画家徐渭故居——青藤书屋。这古色古香的小屋前相传为徐渭手植的青藤，以及藤边的天池，无不引起诗人的遐想幽思。此间库藏的徐渭书画珍品，更使沫若叹为观止，不忍离去。当然，沫若也没忘了前往陆游因婚姻失意而题写《钗头凤》的沈园一游。

　　转眼已过半月，沫若于十一月初泛舟武夷九曲溪进入福建境内。武夷山一带的“崖崖壑壑竞仙姿”使他迷醉。这一段路皆舍车乘舟，为的是想体验郑成功当年由水路行军的滋味，当然郑成功是在海上行舟，颠簸一定更加剧烈。至福州小憩后，沫若即乘汽车途经莆田、泉州赴厦门。在泉州时参观了开元寺，寺内大殿中有铁香炉一座，重千斤，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所献。遗憾的是，五里桥头附近郑芝龙旧邸已无踪迹可寻。

　　到达厦门之后，下榻鼓浪屿。沫若对这个美丽的岛屿充满了兴味。第二天就急不可耐地参观了郑成功纪念馆，他聚精会神地观看了每一件陈列品，由于有的画挂在墙上，看不清上面题的字迹，他便讨来了靠背椅，借助人们的扶持，站在椅子上仔细地辨认、琢磨。一位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古银币，据漳州民间传说称它为“郑成功大元”，可是因为缺乏考证，所以不敢贸然将银币公开展出。沫若拿在手中反复鉴赏，只见正面铸有“漳州军饷”四字，下方有一花押，后背有“十足鈫银”的字样。但这花押系由何字组成，当时他辨认的结果，认为是“成功”二字。这天晚上，他为银币上的花押颇费思忖，久久不能入眠。

　　日光岩就在鼓浪屿上，上面筑有郑成功练兵的水操台，为要攀上顶点，沫若汗流浃背，脱剩一件衬衣，仍不畏艰险地拼命往上爬。登上日光岩，他在郑成功留下的屯兵遗址等古迹畔仔细考察了一番，好象亲眼看到了“国姓爷”率领数万将士，山呼海啸般操练的壮景。

　　访问厦门大学时，沫若与文史方面的教师一起座谈了有关郑成功研究的问题。他肯定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一个壮举，说：“如果把它写进剧本，照我想，其情节之生动，气魄之宏大，当不亚于《甲午海战》。”会上讨论到“郑成功大元”，陈文松副教授端详了摹本，比划了一下，说道：“郭老，那花押应该是‘朱成功’三字的合书。……”沫若听了，欣喜若狂，一迭声说：“对！对！有道理，有道理！”他马上起身走过去与陈文松紧紧握手，对他的大胆创见表示感谢和赞美，并把他的姓名记在本子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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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杨云：《日光岩下的怀念》，见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郭沫若闽游诗集》；朱海谛：《郭老访问厦门大学》，《福建文艺》1979年第4、5期合刊。

　　以后的几天中，沫若上过炮舰，访问了守卫海疆的战士；到过云顶岩哨所，大小金门岛在望远镜下就如同在眼前，怎不叫沫若格外为一海之隔的同胞们揪心？半个月的厦门之行，给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丰硕的收获。“郑成功大元”引起了他强烈的探索兴趣，后来路过上海和回到北京后，他还千方百计去找有关资料进一步钻研，并与有关人员共同探讨，终于写成长篇论文《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并据此将中国自铸银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两百年。这是创作电影剧本的副产品，为一大意外收获。

　　厦门之行更激发起沫若出外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的兴致，一九六三年他又偕同立群去广西桂林、柳州、阳朔等一带，写成诗词《广西纪游二十六首》；再一九六四年，他又去访浙江天台、雁荡山、温州、金华、南湖等地，赋得诗词若干首；接着又与立群一起游黄山，作《黄山之歌》等，夏天又游览了广州白云山，诗亦没有少作。总之，每次出门，沫若都有诗词满载而归。

　　不料沫若游黄山的诗竟引起了老舍的极大兴趣，他也游过黄山，写了八首诗，特用大信封装起来，一天上午请人送给沫若去看。沫若读了赞不绝口，连立群喊他吃午饭都全然没听见。下午外出开会时，他怀里还揣着老舍的诗，时时回味诗中的佳句，因此会议一结束，便立即驱车前往老舍家。过去在重庆时两家人家一度往来甚密，现在彼此公务多，一年见不上几次面。今天令老舍、胡絜青夫妇想不到的是，沫若会冒着大雨来造访。主人赶忙迎客进屋，端上热茶。沫若说：“您的黄山诗写得太好了，拜读以后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尤其《黄山奇》一首。我更喜欢。”说着，便掏出诗稿，用他那略带川腔的普通话高声朗读了起来：

　　人间多少佳山水，独许黄山胜太华。

　　云海横空潮海浪，天峰绝顶落松花。

　　千重烟树蝉声翠，薄暮晴岚鸟语霞。

　　怪石飞泉诗境里，溪头吟罢饮丹砂。

　　老舍十分感动，谦逊地说：“郭老，您是革命老诗家，我这几句歪诗实在不值得您如此夸奖。您的《游黄山》、《黄山之歌》才是真正的诗哩，就拿《黄山即景》一首说吧——”他用道地的北京话朗诵道：

　　松从岩上出，峰向雾中消。

　　峭壁苔衣白，云奔山欲摇。

　　沫若笑道：“小玩意儿。”老舍诚恳地说：“就这四句，也比我的立意高，构思精巧。”沫若频频摇首，他重又展开老舍歌咏黄山的诗稿，微笑着说：“我要请您在这上面签名盖章，以志纪念。”老舍爽快地答应了，胡絜青连忙取来图章、印泥，老舍认认真真地盖了章，然后双手奉还沫若。待到沫若返回家中，正在饮酒剥食立群为他准备的清水螃蟹时，又收到了老舍遣人送来的一首诗，后面落款是“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①诗助酒兴，这天沫若虽独酌，却仿佛在与老舍对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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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陆文璧等：《诗情与友谊》，1982年3月3日《解放日报》。

　　这期间，沫若很少发表关于文学艺术的谈话和文章，然而关于评介毛泽东诗词的文字，他却写了不少，从一九六二年五月开始发表《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九六四年以后，差不多每有毛泽东诗词发表，他都要写诠释和赞美的文章，一篇接一篇，似乎在这方面他有说不完的话，甚至他还撰写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二十六副》。鉴于毛泽东于一九六三年底和一九六四年六月关于文学艺术问题先后作了两次批示，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并批评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的话总该是对的吧，但作为全国文联主席的沫若，他对毛主席所说的并不怎么理解，觉得很难讲什么话。可是“党喇叭”突然闷声不响，恐怕也会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借助毛泽东诗词做做文章，既尽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责任，又比写其他任何文章都稳当，何乐而不为呢？

　　

　　






郭沫若传--第十九章 十年磨难志弥坚






第十九章 十年磨难志弥坚

五十五

　　一九六五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久经历次政治运动淘荡而变得十分敏感的人们，立刻感到一股凛冽的寒风自上海刮来。二十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又引起纷纷议论。批判锋芒所问，由吴晗的《海瑞罢官》到田汉的《谢瑶环》，到剧本《赛金花》，到电影《兵临城下》，……数个月之内一个接一个被拉出来示众，善良的人们都象惊弓之鸟，专家、学者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沫若看到乌云正在头上聚拢，一场暴雨就要兜头倾下，那些才长出来的青枝绿叶，将被冲得叶败枝残。但自己无力抵御，只得挺直腰杆，迎上前去。他清楚，在一般知识分子的眼中，自己可以说是一个“榜样”，必须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以冲刷自己身上残存的、从旧社会带来的泥污。他愿做一个自觉改造、严于责己的作家和学者的典型，在炼狱之火中，不断锻炼出一个纯净的新“我”来，因此他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应该把自己的著作都烧掉。他当然明白，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想躲也躲不过，痛苦与迷惘救不了自己，与其被动地做批判的靶子，还不如早些自我表态来得干脆。

　　然而在自己熟悉的朋友和学生面前，沫若觉得不用过分掩饰。一次他与叶以群、陈明远相晤，谈到明远已把沫若的许多旧体诗改写成新诗，编成了一本《新潮》，问该如何处理，沫若带着痛苦的声调说：“你还是专心去搞科研吧，何必白费精力去搞什么文艺？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我同时希望你能把我忘掉，至少感情淡薄些。”①他多么希望利用有限的时光，教年青人一些“防身之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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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一九六六年一月，当批判《海瑞罢官》进入高潮的时候，沫若经过再三考虑，给中国科学院党委负责人张劲夫递呈了一封信，说：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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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信中充分表达了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确实，在老朋友吴晗、田汉、翦伯赞一个接一个成为批判的靶子时，他怎能不感到兔死狗烹的悲哀？

　　二月，林彪勾结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于四月中旬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公布了它的主要内容，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四月十四日沫若出席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并检查自己作为全国文联主席，对“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这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沫若一时顾下上这许多了，他感到弓拉得太紧了，实在需要稍稍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建国十多年来，他多次想回家乡去一下，却总因种种公务纠缠，脱不开身。这次他下了决心，先到成都，然后转回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家乡。谁能料到沫若在成都附近才考察了近两周，尚未来得及回到沙湾与姊弟们一晤，即于五月一日晚被北京来电召回了。显然，这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哪儿还容得他回老家探亲？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年八月，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沫若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他想尽力“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因而只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六七月间，沫若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被选为会议主席。七月四日他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讲话，强调文艺应该是“战斗的文艺，反帝的文艺，人民大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文艺”。在讲话的第四、五部分，他还向各国作家代表们介绍了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说这是一场“保证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矛头并非针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而是针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时，北京大学专门开辟出的屋子里，已经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只是因为毛泽东亲自下令要加以保护，他才未直接挨到批斗。①本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不是随便可以加诸于人的，彭真、陆定一、吴晗、田汉、翦伯赞等老战友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沫若并非不清楚，可是既然党中央都批转了文件，要文化部等彻底干净地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沫若难道能公开唱对台戏吗？官样的文章必须照样做，不然特令的“保护”也会取消。沫若心里充满着矛盾。他生平最厌恶、憎恨虚伪造作，不过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他想“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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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絜青：《悼亡友于立群》》，《收获》1979年第5期。

　　②见陈明远：《怀念郭老师》。

　　八月，沫若两次到上海参加外事活动，这位“接客先生”是身不由主，不得不强颜欢笑，激昂慷慨地发言：要投身到当前的斗争中去，要加紧改造自己，内心深处却对这场突起的风云变幻，十分的捉摸不透。月初，正是他在上海时，数月前刚见过面、谈过心的叶以群，因忍受不住残暴的迫害而跳楼自杀了。接着二十四日，在整个抗战期间，与他亲密合作的战友老舍也受不了侮辱与鞭笞，投河身亡了。夜晚，沫若独自坐在藤椅上，虽是八月“秋老虎”的天气，他却觉得阵阵寒气逼人，与立群默坐相对无言。他知道她在为老舍心痛得刀绞似的，为絜青牵肠又挂肚，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呜呼！当沫若获悉傅抱石家被抄，画被洗劫一空时，这是他自一九六五年九月惊闻抱石突然病逝的消息后，又一次为中国美术界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而悲痛不已。他只对秘书说了这样两句话：“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解决抱石家的困难，拿不出钱，就把我的书籍字画卖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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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罗时慧：《怀念》，《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一九六六年余下的时日，沫若是在参加毛主席检阅“文化大革命”大军的活动，与接待外宾中度过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掀起所谓“一月风暴”，公开揭开了“夺权”的帷幕。四月，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见报了，这哪儿是在批什么反动影片，完全是为了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五月，《五·一六通知》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人民日报》还刊载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的大局似乎已定。

　　沫若的“大局”也已定，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其中竟然删去了“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这句话，这对沫若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觉得凶猛的黑潮恶浪正在向自己席卷而来，他感到迫切需要进一步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的决心。于是在六月五日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致闭幕词，不仅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而且说：“请允许我把我的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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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这一年，沫若接受的又一大任务，就是给各个大学的某某战斗组复信，回答他们就《毛主席诗词》注释所提出的问题，有时还需要校阅他们的注释稿。这项任务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八年，对待“红卫兵”小将可不能怠慢，他一直是谨慎行事，有求必应的。

　　然而险恶的浪潮还是没有放过沫若，它吞噬他心爱的儿子，也齿啮了做为父母的一颗伤透了的心。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沫若一辈子也不会忘却的一天！这天一清早，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一帮别有用心的家伙，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把在该校读书的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三个孩子郭世英绑架了去，并关押起来。世英最喜欢文学，在他身上较多地继承了父亲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气质，喜爱写诗、写剧，也特别爱思考，常把自己所探讨的问题提出来向父亲求教。他有缺点错误，却真诚地知错必改。因此沫若也就特别疼爱这个性格直爽又很有思考能力的儿子，外出，也尽可能常把世英带在身边。沫若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自然他也明白，当今的世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望着近乎癫狂了的立群，沫若不知该怎样安慰她才好。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郭民英。他是世英的弟弟，一个有相当音乐天资的孩子，靠自学小提琴曾被录取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由于觉得自己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起步晚了，心情时常比较懊丧。不料，《内参》上刊载了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给毛主席的信，其中提到郭民英把家里的录音机搬到学校里去搞“特殊化”，民英觉得精神压力更重了，便决心放弃音乐专业，到解放军这所大熔炉里去接受锻炼。他在部队中表现积极，很快成了中共预备党员，然而，忧郁型神经分裂症的病魔日益猖獗地缠住了他，以致在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个早晨，他悄悄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沫若与立群只得将自己无以名状的悲哀，寄托在一块印着翠竹的方巾上，写上爱子的名字和生卒年，让葱绿的竹叶陪伴着民英的骨灰；同时他们受伤的心灵还得承受着“没有教育好子女”的压力，沉重地颤抖着。①如今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症的立群，再也经不住更多的刺激了。她只是重重复复地喊道：“让他们来批判我们吧，孩子们是无罪的啊！”②她知道沫若晚上还要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沫若，要跟周总理提一提世英被绑架的事，无论如何得请求他营救无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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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86年5月13日郭平英复笔者信。

　　②胡絜青：《悼亡友于立群》

　　晚上，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总理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望着总理显得消瘦的面庞出神。恩来，这两年多以来把你累得够呛，寿斑骤然增添了这许多，你这脑袋里，一天要装下多少事，有多少头绪要你理？我怎么能忍心给你增加麻烦哩！世英啊，世英，别用这副冷峻的眼神盯着我，你最了解爸爸，会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向总理开口。你并不盼望会发生什么奇迹，但为什么要这样望着我？你以为儿子在吃皮鞭、棍棒，做父亲的真能无动于衷吗？外宾的谈话声、笑声虽然不断，沫若却感到要把握住对方话语的内涵真是太吃力了，比攀上一座高峰还要累。他实在很难使自己的思想集中，总理、立群、世英的面影不时交叉又重迭在一起。他那本来就重听的耳朵，很难区别开他们三人的声音，恩来宏亮的嗓音、幽默的语调不时被立群伤心的喊叫所打断：“让他们来批判我们吧，孩子是无罪的啊！”一会儿又被世英嘶哑的抗议所掩盖：“我没有罪！为什么不容许我讲真话？”带钩的皮鞭，苍白的脸庞，鲜红的血迹，母亲失神的眼，恩来脸上密集的寿斑，……一切在旋转，一切在倾斜，沫若竭力支撑着身体的重心，才不致使自己滑跌下去；他也竭力紧闭自己的嘴，才免使“世英”的名字从自己心中飞蹦出来。外事活动结束，沫若在回家的路上怅然有所失，他清楚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还是有所得，因为他今晚在天平上秤出了一个父亲与一个共产党员的比重。

　　回到家中，虽然已是深夜，一家大小都还没睡，他们在等待沫若跟周总理汇报后的消息。当立群得知沫若根本没向总理提过一句关于世英的事时，她的悲愤忍不住化成埋怨与责怪，冲着他而来了。望着情绪激动的妻子，沫若沉默着。对一个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孩子免受灾难的母亲，她的悲恸与绝望，他深深了解，一时既没有言语能安慰她，也没有什么话为自己辩解，只是沉默着，过了好半晌，才吃力地迸出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便再也说不下去了，只得站起身颤巍巍地走了出去，他不愿在妻子、孩子面前流露自己遏制不住的感情，是啊！再不能增加他们心理上的负担了……

　　第二天，沫若想方设法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在那种什么都浑沌一团的日子里，连自己还是“保护”对象，他又有什么权力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又有什么能力解开那千头万绪的权力网中的疙瘩？

　　第四天早晨打听到世英关押的场所，由秘书王廷芳与平英等人匆匆赶到农大，然而世英已经被迫害含冤离开了人世，一个生龙活虎、雄辩滔滔、很有见地的青年，如今就这般永远闭上了嘴！他至死也没松绑，粗粗的麻绳竟嵌进了肉里。歹徒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证，当夜就草草将他的遗体火化了。当沫若听到这个噩耗时，神经中枢似乎都麻木了，一切就象在噩梦中似的。他神思恍惚似乎来到了关押世英的场所，那阴森森的气氛，就象《屈原》剧中关押三闾大夫的东皇太乙庙。年纪轻轻的儿子跟婵娟一样，如同暗夜里的闪电那样，明亮而急促地逝去了。但屈原还可以对着黑夜咆哮，吟诵他的《雷电颂》，而现在身为社会主义国家堂堂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沫若，面对某些人为他儿子所网织的“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他却只能沉默无言，不能抗议，不能申诉，这是多大的不公平啊！

　　妻子立群则因过度悲愤，时而失声痛哭，泣不成声；时而痛骂那些目无法纪、嗜杀成性的歹徒；时而又呆若木鸡，只有间或一轮的眼珠才能证明她的生存，周恩来知道了这消息，赶来劝慰沫若夫妇。面对这真相不明的不正常死亡，特别是自己熟悉的年轻人的死亡，他也是十分痛心的，然而这样的事不是天天都在发生吗？作为总理的他只能说：“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沫若理解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因此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只是从这一天起，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他那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在抄写儿子世英留下的日记。这是与儿子交谈的最好方式，也是寄托自己哀思的最好方式。不管泪眼昏花，不论手腕无力，他总是不停地抄写，作为历史学家的沫若，他坚信历史终将公正地给每个人作出恰如其份的评判，那时他手抄的这些日记，就会证明世英是含冤负屈而死的。孩子，你安息吧！同志们，你们安息吧！沫若时时手抚那些厚厚的抄本，想借此告慰儿子的亡灵，也安抚这两三年来接二连三被迫害至死的老战友的亡灵，请相信：历史的长河总有澄清的一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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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上均参阅郭庶英等：《回忆父亲》，《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五十六

　　历史跨进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处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狂涛中颠簸的中国，世界各国人士无不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此外事工作便又日渐忙碌。曾经好几个月都被闲置在家的沫若，这时又经常需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来接待外宾，并被派遣至尼泊尔、巴基斯坦、埃及等国进行国事访问。沫若还曾在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骨灰告别仪式上，代表中国人民致悼词，赞美她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忠挚朋友。一九七二年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两国关系的日趋正常，以及紧接而来的中日建交等重大的外事活动，沫若总是与周恩来在一起，接待了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客人，和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等日本朋友。中日之间结束了长期以来不正常的状态，建立了友好的睦邻关系，这也是中日两国无数人士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沫若感到无限欣慰。这年秋天他作的《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以“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情比肺肝，形同唇齿”的诗句表现“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更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衷心愿望。

　　特别令沫若感到兴奋的是，在那摧残文化的岁月里，当“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一伙妄图从人们头脑中斩断“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化传统的时候，日本却于一九七二年春再度演出历史剧《屈原》，从一九五二年首次上演该剧算起，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仍由河原崎长十郎主演。这次演出，在日本也是经过不断斗争才得以实现的。记得，一九六八年长十郎访问我国后即将离开北京之际，他跟沫若谈到自己回国后仍想上演《屈原》的愿望，当时的确使沫若感到意外，两眼紧盯着他问道：“您怎么看待我的《屈原》？”回答是：“我相信在现在的日本上演先生的《屈原》，将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极大欢迎，肯定会给日本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①沫若“嗯”了一声，没有明确表态。这一席话始终温暖着沫若的心，他深信将来总有再上演自己历史剧的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虽然是由日本人来主演，不过这一事实昭示着：善良而正直的人们是需要《屈原》的。

　　滋兰九畹成萧艾，桔树亭亭发浩歌。

　　长剑陆离天可倚，劈开玉宇创银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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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河原崎长十郎：《崇高精神的生涯》，见《日本文学情况与研究》1978年第1期，吉林师大外研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译。

　　②《沫若诗词选·〈屈原〉在日本第三次演出》

　　这个信念给沫若屡受重创的心灵，带来慰藉与力量。沫若十分感谢长十郎等日本朋友，特地题赠上面这首诗，并曾捎信对“长十郎先生孤军奋战，不胜苦劳”表示慰问，“祝愿取得非凡的成功”。一九七三年，他邀长十郎等人再度访问中国，请他们到家中作客，对他们再次表示亲切的慰问。

　　七十年代初的几年中，沫若又象当年在日本那样，以考古作为武器，争取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其实，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即使是沫若为了儿子民英、世英的死受到严重打击的年代，他也坚持工作，只要一听到哪儿在进行新的地下发掘，他总是马上不辞辛劳地赶到现场。一九六八年满城汉墓发掘时，沫若沿着崎岖的小径，居然以七十六岁的高龄攀上了陵山山腰，亲自进入墓室参观指导。一九六九年夏，北京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了元代和义门瓮门遗址，他马上来到现场，登临高达二十多米的城门楼上，细心察看城楼南壁上元代至正年间的墨书题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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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鼐：《郭沫若同志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一九七○年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沫若派科学院考古所同志去成都凤凰山明墓进行发掘。翌年六月，又受总理嘱托，召集在北京的十三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为故宫重新开放，逐句讨论、修改《故宫简介》初稿。老朋友们多年来彼此间因“文化大革命”都断绝了来往，这时重新相见，百感交集。会后他亲自总成这份稿件，并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也提了修改意见，最后才审定通过。①这些事情并不重大，但在非常时期能有这点事做做，且能取得小小的胜利，沫若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在偌大的中国，考古、历史研究工作是不能中断的。七月间，经与文物考古部门负责人商量后，沫若写报告给周总理，要求批准出土文物出国展览，并提出《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种杂志拟复刊，以应国内外之需要”。由于周总理的支持，这一炮又打响了，沫若终于争得了出土文物到国外展出的机会，便亲自设计了展出方案，审定陈列展品。②工作越忙，他越感到自己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在这个阵地上是有力量的，事实将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掘与发扬，再也不能被延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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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仲超：《德业难忘》，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②《文物》编辑部：《德业巍巍典范长存》，《文物》1978年第9期。

　　一九七二年，沫若为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的刻辞作了考释，对陕西西安南郊出土的日本银币“和同开宝”作了考定，为山西发现的侯马盟书的新石筒和玉片进行考释，同时对自己旧作的不确切之处作了补正。他将这些论文连同上一年年底所著《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及《〈坎曼尔诗签〉试探》等论文结集在一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出版，题为《出土文物二三事》。这年冬，他又为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馆陈列的屄敖簋上字迹已模糊难辨的铭文作了考释，确定了该簋的年代和制器主人的身份。翌年春，又为陕西兰田出土的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青铜“永盂”铭文作释，并亲笔将释文写成一寸见方的正楷，列于盂旁，供参观者参考。由于意识到考古在这时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沫若又挤出时间来重操旧业，终于取得了新的收获，他觉得自己的笔，总该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尽量多留下点什么。

　　光自己发挥作用是不够的，沫若认为还要关心和支持同行业的朋友与后进。对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一九五九年就接受的、由他担任主编的国家重点项目《甲骨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在一九七二年得以重新恢复，他感到很欣慰，特于一九七三年给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胡厚宣写信说：“工作既在进行，就积极推进，把稿子编好，是目前第一要紧事。”沫若顶着“四人帮”对知识分子挥舞大棒的压力，他还到处打电话寻找胡厚宣，想直接跟他谈谈，因为没有找到人，又设法捎信给他，希望他一要趁年富力强，赶快将自己的旧作整理出版，二要努力培养接班人，保证自己的工作后继有人。①这些话象春风一样，温暖了编委会同志们的心。至于对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接受任务的《中国史稿》编写组，在它被“四人帮”解散和查封时，沫若于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特地通过秘书王廷芳表示了愤慨和对同志们的关怀，给了大家鼓舞和力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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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厚宣：《沉痛悼念尊敬的郭沫若同志》，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②尹达：《革命精神永世长存》，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呼唤春天的诗人》。

　　在“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为了怕彼此受连累，连亲人、朋友间的正常往来都中断了，一个个都被迫蛰居在自己的蜗庐里，受着寂寞的煎熬。在这种情况下，沫若虽尽力去温暖朋友、同行们的心，但他自己何尝不感到寂寞。因此一九七三年五月，当家乡乐山文管所负责同志因公出差去北京，到沫若家中去看望他时，那天他便分外地高兴。他翻着客人带来的实物，看到自己少年时代在“嘉定府官立中学堂”的成绩单上面，算术、经学、英语等学科都在九十分以上，而“修身”（操行）却只得了个“三十五分”时，禁不住摘下了眼镜，仰面哈哈大笑起来。立群看他笑得这么欢，好久都没见他这样开怀大笑了，不由得感到由衷的喜悦。谈话中他还关心地问起家乡乐山的大佛寺、乌尤寺、龙弘寺的石刻，老宵顶、千佛岩等地的文物保护情况，幸喜乐山的大佛总算没有毁掉。他感叹道：“要知道这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极其珍贵的文物、古迹啊！”是啊！只有最愚蠢的不肖子孙才会连这些也要一概砸烂。砸烂容易，可是以后又怎么补救呢？最后，沫若还应邀提笔为家乡的名胜古迹题了字，回想起四年前因毛主席有指示“我们不要题字”，所以长期来他连字都不敢题了，不禁自己也感到有点好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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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黄高彬：《家乡人民的怀念》，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呼唤春天的诗人》。

五十七

　　政治风云仍然变幻不定，处身这样的年代，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沫若认为在“风浪”中只有紧跟、依靠“舵手”，才能确保自己不迷航、不落水。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写诗颂“太阳出，光芒四射，欢呼雷动”，斥“大工贼，黄粱梦；帝修反，休放纵。”①到了一九七○年七月庐山会议后，他又写了《西江月》词，批判陈伯达：“地球依旧运转，庐山不见炸平。‘杞国无事忧天倾’，李白有诗认定。”②就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这样的学术著作中，他也有意迎合毛主席的一些观点，书中过于扬李抑杜，有些认识明显地与他过去的看法是相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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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满江红·庆祝‘九大’开幕》，见《沫若诗词选》。

　　②《沫若诗词选·西江月》

　　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林彪一伙妄图抢班夺权的野心家面目愈来愈暴露，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密切注视着他们的动向。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恩来通宵未眠。次日清晨他去西郊机场，为宾努率领的柬埔寨王国民族政府、民族统一战线代表团送行，他们将由沫若夫妇陪同去西北地区访问。飞机临飞时，恩来突然大声喊叫：“郭老，快下来，飞机要开了！”幸好旁边的工作人员提醒了总理，是他亲自批件决定由沫若夫妇陪同宾努去参观访问，恩来这才笑着挥手示意他们快走。在机上的沫若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恩来今天是怎么搞的。到了新疆后不久，沫若听到了传闻，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九月十三日清晨仓皇驾机叛国私逃，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他这才搞明白恩来为什么那天会在机场犯糊涂，总理实在太紧张、太辛苦了。

　　九月二十三日，沫若和立群陪同宾努等人回到北京，即由组织上正式向他传达了“九·一三”事件，这对沫若当然震动很大。为了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他不顾疲劳，经常代总理接待外宾，有时一天多达三、四次。十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和立群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参观长城，立群拉着沫若说：“我们来一张合影吧，以后恐怕难得再有机会来这里。”是的，年龄毕竟不饶人，早已到了耄耋之年的沫若，要爬上长城谈何容易。由于工作过度紧张，沫若积劳成疾。十月中旬，他本被派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前往伊朗参加波斯帝国成立两千五百周年庆祝活动，途中终于病倒在新疆。①然而残酷的政治斗争比病魔可怕得多，社会上关于“十批不是好文章”的传言愈来愈广，沫若预感到这是不吉祥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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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上均据笔者1986年6月25日访问王廷芳谈话记录。

　　果然一九七三年，江青等人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大批判班子，把沫若的著作摘录印发下去，妄图发动对沫若的公开批判。是毛主席发现后及时制止了，并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沫若凭借着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清楚前进途中的政治风浪将会越来越险恶。他并不为自己担心，而是担心“四人帮”这一伙反党野心家会进一步把黑手伸向周恩来。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立群：“他们是针对总理的。”一九七四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大张旗鼓地“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这样的乌云滚滚而来的形势下，一月二十五日北京举行了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所谓“批林批孔大会”。沫若实际上是被大会勒令到会，在会场上他几次三番被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小将”点名批判，点到名时还要被罚站立起来。八十出头的老人颤巍巍地站在寒风中，沫若这次算真正体会到了屈原在被罢官以后悲愤的心情。愚昧者的侮辱算不了什么，最可恨的是象南后那样的人物，他们是要吃掉太阳的天狗。江青在会上就诬蔑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这些毒如蛇蝎般的语言，深深刺痛了他，虽然他表面沉默无言，然而他的心象屈原一样已被愤怒的火舌所舌噬，“我受侮辱是丝毫也不芥蒂的，我是不忍看见我们的祖国，就被那无赖的小偷偷了去呀！……”

　　晚上，阴郁的气氛笼罩着前海西街十八号沫若的家，沫若不愿说话，立群面临这又一次袭来的风暴，真不知怎样安慰老伴是好。就在这时，周总理派人来探望，对沫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具体指示有四条：第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在场的人听了总理这无微不至的四点指示，无不感到他对革命老同志的真挚感情与爱护，这与“四人帮”一伙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啊！沫若听了这话，酸甜苦辣万般感触都掺杂在一起了。自己不能为恩来分挑一些担子，却要他在如此繁忙之中一再为自己费心，实在于心不安。沫若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只连连说了两声：“谢谢总理，谢谢总理”。①回想总理在大会前后也曾亲自来看望两次，多少年的老战友肝胆相照，何况他还是沫若的入党介绍人，怎么会不了解沫若呢？因此恩来总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他的著作，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他还对沫若的秘书和孩子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要不，就没有发言权。这些肺腑之言熨贴了沫若受伤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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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但“四人帮”一伙是不会让沫若有稍微舒心的日子过的，隔不多久，张春桥打上门来，他摆出一副学者权威的架势，指鹿为马，把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剧作和论著，说成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批评沫若骂了秦始皇，沫若针锋相对地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张春桥仍纠缠不清，妄图压沫若检讨，压他写“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的文章，实际是胁迫他攻击周总理。面对丑类的种种卑劣行径，沫若很少说话，内心却异常镇定，因为他清楚历史和人民是他最好的证人，对历史发展起过作用、为人民所欢迎的著作，最终是无法用权力把它们从人民的心窝里剜去的，况且毛主席就曾亲自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为共产党的整风文件，他相信几个跳梁小丑能一时搅浑了水，毕竟不能阻拦历史长河的流淌。二月十日下午，江青又找上门来，纠缠折磨沫若，她也逼他写检查，写批宰相的文章，还以批安东尼奥尼摄制的记录片《中国》为名，指桑骂槐地影射周总理。沫若当时不断咳嗽，很少跟她答话。这场“疲劳轰炸”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直到天已大黑了，江青才走。沫若感到五中如焚，本来就很衰弱的身体，再也受不住这样的摧残，当夜他就发烧了，由于疲乏到了极点，他希望当晚别把他送往医院，但大夫上门诊治后，坚持非送医院不可。待住进北京医院，他已烧得神志不清。①从此肺炎这病魔一直紧紧攥住了沫若，前后进出医院十多次，住在一○一病房的时间远比在家中的时间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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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于立群：《化悲痛为力量》，1978年7月4日《人民日报》；王廷芳：

　　《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

　　周恩来知道了沫若的病情，马上指示大力抢救，并经常派自己的医生去医院看望。江青等人第二天也来了一点小恩小惠，意图拉拢，沫若看清他们一打一拉的手腕，根本不予理睬。他一不做检讨，二不写文章，甚至连短短的旧体诗词也不再发表，完全沉默了，因为他已洞察了“四人帮”的阴谋，觉得再也不能玷污自己的史笔了。甚至连五月一日的庆祝活动，也因情绪不好，不愿看到那一帮人的无耻嘴脸，所以不想勉强去参加。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借此散布谣言：郭沫若有问题，郭沫若被捕了，郭沫若死了！……谣言传到沫若的耳朵里，他对大夫说：后悔不该不去参加一下“五一”的活动，否则可堵住造谣者的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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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周而复：《缅怀郭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刚从日本返国的安娜知道沫若身体不好住院多时，特地带了女儿淑瑀赶来看望他。多年不见，此中原委两心知。她带来了许多这次去日本拍的市川故居及周围环境的照片给他看，告诉他哪些地方还保持原样，哪些地方已经改建了，亲自栽种的树木长得如何如何了，沫若兴致勃勃地听着，好象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居住过的屋子。①最后，她和女儿按照日本的方式，双手放在膝盖上向他行了告别礼，沫若躺在病榻上无法还礼，只能用深情的目光把她们送到门外，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俩最后一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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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王廷芳1986年6月23日复笔者信。

　　沫若的身体时好时坏，经常出入医院，对北京医院给中央送去的沫若病情报告，周总理总是不论工作如何繁忙，也要详细审阅。当沫若病情出现异常现象时，总理都通过自己的大夫了解情况，及时指示要慎重用药。毛主席也曾派人前来探望，并向沫若要去了他的《读〈随园诗话〉》备阅。这些温暖的关怀帮助沫若战胜了一次又一次袭来的病魔。同时，沫若也一直十分惦记着恩来的健康状况，近来由于自己不断住院，而总理又忙于国内外的大事，他们不可能常常见面了。但只要报上一出现总理的照片，沫若就要拿来端详半天，见恩来日益消瘦的面容，他心里十分不安。后来知道总理因健康状况欠佳，都不能接见外宾了，沫若常为那牵肠挂肚的思念而热泪盈眶、老眼昏花。恩来啊，你可要为中国人民多多保重，人民需要你！从报上看到恩来有时偶然能在医院中接见几位外宾，这消息能使沫若兴高采烈好几天。沫若情绪的水银柱，与总理的病体紧相连。

　　沫若最担心的事终究发生了，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传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他卒然感到象有一根巨大的冰柱向他打来，整个身体都被压住了，心儿冻住了，脑袋震呆了，一切思想活动都已停止，只有“总理死了，总理死了”的声音在轰鸣。护理人员和秘书只见他坐在临窗书桌后面的椅子上，痴呆呆的，他们喊他，搓他，揉他，全无反应，要想扶他站起来，也直不起腰，好不容易七手八脚把他扶起来了，他也不会行动。把他扶到床上躺下休息，好半天他才从完全木然的情况下渐渐甦醒过来。恩来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他是不会走的，……往事如烟云一样在沫若眼前浮荡起来：在南昌起义的路上，是他热情地接待了遭抢挨打的沫若；在庄严的党旗下，是他介绍沫若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是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为沫若谋划出路，毅然决定送他去日本；在武汉、长沙、重庆每次面临艰难险阻时，又是恩来象一棵大树一样，庇护着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把来自延安的甘露洒向他们的心头；在建国后的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里，沫若曾无数次伴随恩来一起出席国内外的重大会议，冲过了一道又一道险滩、礁石；在“文化大革命”的蹉跎岁月中，又是恩来为保护革命同志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绞尽了脑汁，榨干了心血……沫若晃晃悠悠地从漫长的回忆中走回来。恩来啊，你为人太宽厚，一切只想等候、等候，可是你最后等候到的却是自己的逝世，千百万善良的人依旧没能逃脱“劫难”，沫若感到自己的心在抽搐。然而，总理毕竟是伟大的，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就此消逝的，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沫若胸中诗潮在澎湃，他要求医务人员重又将他扶到书桌旁，含着满眶的热泪和一腔的爱与憎，用颤抖得几乎写不成形的手，歪歪斜斜地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字句。

　　第二天沫若不听任何人的劝阻，无论如何也要去向恩来的遗体告别。他步履艰难，勉强由人们搀扶着，向恩来行了鞠躬礼。他双眼紧盯着恩来的脸庞，想要看得再清楚些，但昏花的老眼今日格外迷离；他想跟颖超说上几句知心的安慰话，但干涩的嘴唇徒然开合，发不出一点声音。没关系，战友们的心是相通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只是见到江青、张春桥一伙在恩来遗体告别会上的丑态，令他气得肺都要炸了。回医院后，他一直沉浸在悲痛中，只得把无尽的哀思熔铸成诗句，几经斟酌，十三日写下了七律一首：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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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沫若诗词选·悼念周总理》

　　沫若知道这样的诗在当时是不能发表的，因为家属、秘书、医务人员已给他带来种种个人气愤的消息：“四人帮”不允许老百姓开纪念总理的追悼会，甚至不允许刊载悼念文章，却以大批判文章充斥了报纸的版面！不过没有关系，“盛德在民长不没”，丑类们的倒行逆施只会更加暴露他们自己，有助于擦亮人民的眼睛。

　　十五日下午，沫若抱病参加了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他是坐着轮椅被推进纪念的灵堂的，到该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一点没有力，两位同志左右挟着他都站不起来，沫若急得一身大汗，他咬着牙命令自己：“站起来，必须站起来，我一定要站着向恩来致哀！”是的，他要让全国人民看一看，他也要向“四人帮”显示一下：恩来是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战友们还挺立着，并没有倒下。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挣扎着站了起来，并昂然将弯曲的腰尽量地挺直，向最敬爱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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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颖：《领导·战友·知音》：1980年1月27日《光明日报》。

　　自从恩来逝世后，谁也不敢在沫若面前提起总理的名字，一提起，他悲痛之情就难以抑制。这沉重的打击使他的病体又出现第三次危机，好不容易度过了难关，可是再也不可能康复如前了。这年的五月一日，他身体稍有好转，便参加了庆祝活动，与首都群众、各国朋友一起游园联欢。这也是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怕不参加这样的活动，谣诼会再蜂起。八十多岁高龄的朱德也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谁知仅仅相隔两个月，平日相当健康的朱老总竟染上重病，不幸于七月六日溘然与世长辞。沫若回想起北伐途中在南昌朱德家，他连夜赶写了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抗战初期在武汉他与匆匆从华北前线飞来的朱德促膝谈心；一九三九年返故乡，他在凌云山尔雅台上曾赋就怀念朱德的诗篇。往事历历在目，而转瞬间友人又已成古人，现在沫若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前往医院，与永别的战友见上最后一面。能瞻仰到遗体的象范文澜、陈毅、周恩来、朱德等还算是令人欣慰的，还有多少朋友连看上一面都不可能……这一幕幕的惨剧实在不堪回首。

　　沫若正在惊魂未定、余痛未消之际，九月九日毛主席又相继去世了，这噩耗简直令沫若难以置信。大半年之内，一根根擎天柱都折断了，沫若一次又一次堕入悲痛的回忆之中。他实在不愿回想也不敢回想，然而在一个个不眠之夜，他总还是不能自已地想起他在广州林伯渠家中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在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于武昌的分手，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国共和谈他们重又欢聚，至于建国后两人经常以诗词酬答，相互改诗、论诗的情景，更永生难忘。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年写给沫若的信中曾激励他研究太平军的经验，这件事他始终放在心上，也曾积累了一些资料准备着手撰述，但由于种种原因，研究计划未能实现，沫若想起来就感到是一大遗憾，至今未能完成主席的嘱托。①如今主席逝世了，自己又病倒在床，看来这辈子也难完成这个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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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于立群：《难忘的往事》，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怀着对中国前途的忧虑和对毛泽东逝世的巨大悲恸，沫若不仅抱病瞻仰了主席的遗容，而且勉力参加守灵。望着安详地躺在鲜花松柏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的毛泽东，沫若似乎难以相信主席大脑已中辍了对中国革命的思考，从今以后，中国革命将依靠谁？靠每一个中国人！想到这儿，不管两腿颤抖得多么厉害，不管浑身多么松软无力，他不断地咬着牙鞭策自己：站一会儿，再站一会儿，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要挺得住啊！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沫若登上天安门，参加毛泽东同志的追悼大会，随着庄严的哀乐声，他在心中酝酿了两首《悼念毛主席》的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伟哉领袖万民亲，改地换天绝等伦。

　　三座大山齐扫地，五星红旗高入云。

　　反抗霸修防复辟，发扬马列育新人。

　　旰食宵衣躬尽瘁，英雄儿女泪盈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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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后改题为《毛主席永在》，见《沫若诗词选》。

　　

　　






郭沫若传--第二十章 熏风永驻 遗范长存






第二十章 熏风永驻 遗范长存

五十八

　　一九七六年的日子真不好过，熬过了寒气逼人的春天，送走了阴霾密布的夏天，又开始了愁云深锁的秋天。从一月到九月，悲恸的泪水时时糊住沫若的双眼，浓重的哀思常常笼罩他的心头，然而并没有扑灭他心中的希望之火。“四害”横行岂无终日，妖氛猖獗哪有长时？可是未曾料到，他和全国人民盼望的大喜之日竟来得这么早：就在他最忧虑、最愤懑、最焦灼的时刻，党中央于十月六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喜讯传到北京医院，胜利的欢欣把他的满脸愁容扫得一干二净，他从病床上抬起头来，咧开嘴笑着说：“我们又一次得到了解放！”

　　十月十二日，沫若抱病听取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讲话的传达，心花怒放，情思潮涌，立即口述了自己的感想：“……党中央在紧要关头，采取了英明果断的措施，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真是大好事、大喜事，大快人心。为党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劳。”他表示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心协力，锄奸除害”，决不辜负毛主席的长期教导和殷切期望。

　　欢腾的十月，激动得沫若无法静心躺在医院里养病，“满腔的怒火，无限的喜悦，都汇成创作的热情，又象大山一样地爆发了”①。他变得精神抖擞，禁不住纵笔疾书：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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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于立群：《〈东风第一枝〉序》，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版《东风第一枝》。

　　②见《沫若诗词选·粉碎“四人帮”（水调歌头）》。

　　诗写好了，人却累得又发了一次烧。

　　天安门上的朝晖，长安街上的锣鼓，召唤沫若非参加首都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不可。医生的劝阻他不顾，亲人的嗔怪他置诸脑后，在人们的搀扶下，他兴高采烈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曾记得，二十七年前，也是在金光灿烂的十月，历史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从那以后多少个金色的“十·一”，他怀着翻身的喜悦，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登上天安门；但近年来，他在城楼上腻烦地看着“四人帮”的种种嘴脸与拙劣的表演，以至于他常想称病而不上天安门。可今天却不一样了，又是金光灿烂的十月，自己得以与人民一起在这里欢庆又一群丑类的倾巢灭顶。他重新感受到又一次翻身的喜悦。天安门啊，天安门！自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今天，你是中国人民为摆脱种种苦难而不断奋斗牺牲的见证人。想到今后自己上天安门的机会将越来越少，他贪婪地看遍它的各个角落，不管谁迟早总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要紧的是咱们的中华民族必须世世代代生生不息。他深情地望着广场上涌动的无穷无尽的人潮，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平时站几分钟都感到困难的他，今天竟然连续站立了整整两个小时。如同金色的十月将会彪炳千秋青史一样，这一天在郭沫若的生命史上也出现了一个奇迹，长期佝偻显得老态龙钟的他，今天居然又能挺身而立，一下子年轻了许多。这是因为他无论如何也要让从十年浩劫中解脱出来的人们看到：郭沫若还活着，郭沫若还不太老，郭沫若还有力量跟人民一起奋战！

　　时间老人在沫若的心头如此这般地镌刻了一九七六年的哀伤和欢乐，艰难和胜利。新的一年将不同以往，他特地遴选了自己喜爱的词牌《东风第一枝》填一阕新词，用来迎接一九七七胜利年，欢呼“东风欣新有主”，讴歌“新历史重整机杼”。真是时来运转，沫若的健康状况由于心情愉悦而有了转机，他已经出院，能在家中与亲人们欢度元旦，一同观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联合举办的《迎新春庆胜利》演唱会。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演唱了沫若的词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感情充沛，曲调高昂，唱腔圆润，沫若听得动了情。后来他写信给常香玉，称赞她“演得非常有力，誉满首都，使拙作生辉，非常感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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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常香玉：《培育百花奖掖后进》，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新长征开始了，人们在壮志满怀地迎接新的战斗。沫若在家卧病休养，诗人的气质于时代的气息最敏感，他怎能安心憩息？不过他的身体毕竟已经十分虚弱，自己感到时间不会很多了，因而对立群说：“时间很重要，时间特别重要。”渴望在这最后的有限的时间里，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人民再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即便重操旧业也是好的。他随手翻阅新出版的一期《考古》杂志，发现该志由于过去受“四人帮”的影响，一些文章的“帮气”尚未肃清，便立即写信给编辑部，希望引起注意。他获悉安阳殷墟武丁配偶妇好墓（殷代皇室的陵墓）出土了大批铜器和玉器，便托人将一部分精品送到家中给他观看、研究。细细摩挲古物，娓娓谈笑风生，他对来人说：“这次新发现更是证明殷代文化在武丁时便已很发达，与我原来所见，实相符合。”他庆幸我国考古发掘工作前程似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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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鼐：《郭沫若同志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来临了，沫若显得特别兴奋，他把小女儿平英唤到身边帮他磨墨，拿起笔来顾不上手颤，一口气就写下了两副对联：

　　凯歌高唱

　　粉碎四人帮春回宇内促进现代化劲满神州

　　欢庆胜利

　　大治之年学二大中华早日冠寰中

　　平英高高兴兴地把春联贴在门上，红彤彤的纸，黑苍苍的字，把前海西街十八号的节日气氛一下子烘托出来了。她看了又看，越看越欢喜。家里过春节已经好多年谁都不记得贴什么春联了，今年爸爸忽然有兴致恢复郭家的传统风习，这是他老人家情动于中而不得不发，他想借此和全国人民共庆胜利年的新春。

　　“春来宇宙东风煦，风卷柳丝千万缕。”过去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洪湖赤卫队》、《小兵张嘎》等电影，以及话剧《万水千山》、歌剧《白毛女》等，这次在春节前后都得以重新与观众见面了，沫若填词赋诗，额手称庆：当年红军解放白毛女，今天党中央又解放《白毛女》，“白毛女，舞台重上，泪飞如雨”①。特别是对遭到“四人帮”围剿过的电影《创业》，他更关心，先后从电视中看了三四遍，十分高兴。他还约作者张天民来家里作客，鉴于沫若的健康状况不佳，当时一般会客只允许十五分钟，而这次却破例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他告诉张天民：“四人帮”反对这部影片是为了反对周总理。当他得知作者正在创作与电影同名长篇小说《创业》时，即慨然允诺为其题签书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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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沫若诗词选·歌剧〈白毛女〉重上舞台（忆秦娥）》

　　②据张天民1979年10月21日致笔者信。

　　由这些作品的遭遇又联想到许多人，这往往使沫若深感不安。十年浩劫，灾难重重，不知有多少同志由于与他有牵连而受到过这样那样的冲击。春节后不久，原抗敌演剧队的吕复来访，这时沫若又住进了医院。沫若紧紧握住吕复的手，对“四人帮”把演剧队打成“反革命别动队”，使他们许多人惨遭迫害寄予深切同情。吕复当然不会忘记，沫若曾为维护演剧队的革命历史写过不少证明，现在特地代表演剧队的成员们向他表达了无限感激慰问之情，但怕引起他的激动，影响他恢复健康，所以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让感激的泪水流出来，于是尽量讲一些使他轻松愉快的事情，谈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说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立群忙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回答是儿子，沫若风趣地说：“那就不会成为吕后啦！”在座的同志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吕复来时，曾带了一份揭批“四人帮”在抗敌演剧队问题上的罪行材料，在与沫若见面之前已先交给于立群，商定等沫若康复后再请他看。没想到过后他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跟立群将这份长达万余言的书面材料讨了来，在一天中分三次看完，并写了批语：“演剧队是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团体，这个团体的革命性质，是不容颠倒的。”①由于他及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这一起政治冤案终于很快得到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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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吕复：《郭沫若同志和抗敌演剧队》，1978年6月20日《解放日报》。

　　待到四月间杜宣、严文井和周而复来看望沫若的时候，他已经又从医院回到了家中。劫后重逢，百感交集，这天大家都很激动。沫若说：“看到你们，我很高兴！”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句话饱含的无限酸辛，在林彪、“四人帮”统治的时期，谁也没有把握说十年之后会活着相见。立群也出来忙着招待这些老朋友，她笑嘻嘻地说：“你们身体都健康，又能在一起见面，真不容易。”话题很自然谈到一些老作家受迫害的情况，沫若坐在沙发上，手持助听器仔细听着，不时插问一两句。周而复叙述了自己如何因创作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而罹罪，甚至连同为他作品辩护的一位青年工人也惨遭迫害的事实，沫若听了非常愤怒，除了表同情和安慰之外，还说：“这是中国人民空前的灾难。但你比我年轻，身体更比我健康，继续拿起笔来，进行战斗，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看来还要化很大的力气哩！”接着谈到他自己，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保护，“四人帮”也要向他下毒手的。临别时，沫若执意亲自送客。走到院子里，他指着满院含苞待放的牡丹对杜宣等人说：“再过一个星期，我的牡丹花就要开了。”大家看着花中之王经过一场风暴的摧残依旧茁壮成长，带来了满院春色，自然感到欣慰得很。沫若把他们送到二门口，仍依依不舍，便在石阶上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大红的屋檐下挂着一串日本风铃，春风吹过，发出叮叮的音响，院子显得十分幽静。客人再一次告辞，沫若看见他们乘坐的车子已经开动了，才又由立群搀扶着站起来，脸上堆着亲切关怀的微笑，缓缓地举起手向他们摇了摇，无限深情地望着他们的车子开出大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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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周而复：《缅怀郭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沫若的身体时好时坏，医院常进常出，人们都很关心他的健康，登门看望的朋友络绎不绝。五月下旬，张瑞芳、赵丹、凤子、李準等人入院探望。他们跟他谈起南昌起义在准备拍电影了，这勾起了他的许多回忆：当年八月一日他没能赶到南昌，在路上连衣服都被抢光，是周总理和贺龙同志送给他两件单衣。他说：“可惜衣服没能保存到今天。”他们又谈起在重庆他为大家朗读《屈原》的情景，张瑞芳模仿他的声调念着：“婵娟我的女儿，婵娟我的弟子……”突然她禁不住哭了起来，立群也哭了。他默默注视他们片刻，轻轻说道：“你们为演我的戏受苦了……”他们还告诉他，“四人帮”垮了之后，现在他们又可以上银幕了，目前正在拍摄《大河奔流》，其中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形象出现。他很哀伤地叹息道：“只可惜总理看不见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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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瑞芳：《郭老，我们的一代宗师！》，《文艺报》1978年7月第1期。

　　一年多来，一提到周总理，沫若就黯然神伤。他已经写过好几首悼念的诗词，可是总抒不完、叙不尽自己的情和谊。

　　“光明磊落，与导师，协力、同心、共命。五十余年如一日，不断长征、跃进。”①多么可敬可爱的人，如今到哪里去追寻？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他请常香玉来家中作客，和家人一起听她唱了《满江红·怀念毛主席》等几首词后，一再鼓励、支持她“要有怀念周总理的唱段”。为了帮她演唱好这个节目，他还设法弄到一张“周总理革命事迹展览”入场券，第二天叫秘书送给她去参观学习。他忽然又记起这么一件事，四五月间，有位友人抄寄给他一首恩来十九岁时写的七绝：“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不禁赞赏道：“真是绝妙好词！”由此他又不知不觉浸入对充满了友情的往事的回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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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沫若诗词选·怀念周总理（念奴娇）》。

　　一天下午，幼子建英搀着小甥女来到爸爸的书房里，乐滋滋地告诉他：晚上电台将广播当年《蔡文姬》演出的录音。沫若异常欣喜，他亲了一下外孙女的小脸蛋，吩咐儿子叫妈妈早点开饭。这天晚上，他早就坐在沙发上静候佳音。广播员报告节目后，忽听得“东风应律呵暖气多，知是汉家天子呵布阳和……”呵，蔡文姬要出场了。一别十余载，久违了，文姬！他频频调节助听器，想以最佳的效果收听他用心血写出的那些字句，一声声催人泪下，一句句诱人回味。也不知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头，他居然一直听到最后一场，先由蔡文姬自己吟哦、复由歌伎队边奏边唱的一曲《重睹芳华》，听着，听着，他不觉涕泪滂沱。想到今天晚上千家万户在收听广播，自己的作品又在为党、为人民服务了，他兴奋得久久不想上床。三、四个月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又重新上演《蔡文姬》，剧组的同志们情深意长地写了一首七律献给沫若：

　　重睦芳华十九载，着风被雨色更鲜，

　　胡笳重和跃进曲，奇葩再逢大治年。

　　魏武风貌仍潇洒，文姬清歌盖回旋，

　　情绪记忆深如醉，奉上郭老一陶然。

　　他多么想去剧院看戏，并顺便会会同志们啊，遗憾的是终因健康状况不佳而未能如愿，这首七律因此成了他十分珍惜的纪念品。

　　喜事接踵而来，不久，《沫若诗词选》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沫若剧作选》也已付梓。同时，沫若还收到了日本京都雄浑社赠送的他们编辑出版的《郭沫若选集》第一卷样本。他在给该书出版委员会代表柘植秀臣的信中说：“拙作别无可取，蒙大力斡旋，以日本文面目问世，颇感惭愧。加以国内有‘四人帮’问题梗阻，给了雄浑社很多不便，而其故亦难明言，乞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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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戈宝权：《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文献》1979年12月第1期。

　　不幸的是，由于“四人帮”的迫害，致使不少老朋友过早地谢世。单是六、七月间，先后与世长辞的就有钱杏邨和何其芳。沫若硬撑着身子，怀着沉痛的心情，分别参加了他们的追悼会，而且坚持站着到底。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悼念钱杏邨后，他还在归途中口占一绝，寓庄于谐，熔喜怒于一炉：

　　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

　　两个“臭老九”，天长地又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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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悼念英同志》，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版《东风第一枝》。

　　可喜的是，而今“臭老九”终于翻了身，七月间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起用贤才。在八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沫若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再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新长征需要广大知识分子作突击手，嫌弃“臭老九”的时代已经过去，为此沫若又吟成五律一首，别有一种境界，其中云：

　　莫嫌臭老九，粪土万户侯。

　　承先还启后，人物尽风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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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歌颂十届三中全会》之二，见《东风第一枝》。

　　人物尽风流，首推郭沫若，重病在身，仍坚持写作。“他的笔，始终与革命紧密相联；他的心，和人民息息相通。”①尽管每作一首诗，都累得发一次烧或者几天站不起来，可是他依然不肯休息。立群想强迫他停笔，他拉住她的手，深情缱绻，无限依恋地说：“舍不得，真是舍不得呀！”妻子最了解他的心理，他是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亲人，舍不得离开火热的斗争，因而更要抓紧生命的最后一刻，让燃烧的生命发出剩余的光和热。每当同志们赞扬他在诗歌和历史剧创作、历史和古文字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时，他总是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然后微笑着说：“十个指头按跳蚤，一个没按到呵！”②象屈原手持长剑猛力向黑暗冲刺一样，沫若也将他的笔化为长剑，用尽余力直刺“四人帮”的要害。九月，他偶然得见一九六三年针对赫鲁晓夫写的一篇未发表的旧稿，竟然感到这简直象刚刚写出的新作一样，正是自己现在心里想要说的话，可以狠狠抨击“四害”的倒行逆施。便作“附记”略加说明，一同交给了《人民日报》记者。文章很快发表了，千百万人在传诵：

　　没有比较，不见优劣。没有斗争，不知进展。在这一点上，瓦釜虽然不自觉，可能它自以为是黄钟或者超黄钟，其实它只是在为黄钟作义务宣传。有瓦釜聒得震耳之后，人们一听到黄钟，是会更加欢欣鼓舞的。

　　瓦釜哟，雷鸣吧！瓦釜师们哟，拼命地把你们的破坛破罐敲得粉碎吧！有一个适当的下处在等待着，那就是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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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邓小平副主席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②沙汀：《回忆与悼念》，1978年6月26日《光明日报》。

　　黄钟鸣而八音克谐，这宏伟的交响乐要响彻天地，响彻八垓，响彻今日，响彻未来。宇宙要充满着真理与正义的和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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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黄钟与瓦釜》，1977年9月26日《人民日报》。

　　几天后，报社编辑部转来了读者的一大迭信，一致赞美这篇文章“感情炽烈，语言生动，比喻贴切，批驳丑恶，犀利尖锐，”后来报纸还摘要刊载了其中的一部分。①沫若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与自己的作品发生共鸣，好象给他那衰弱的躯体注入了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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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读〈黄钟与瓦釜〉》，1977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他觉得自己好比安泰，又一次从大地母亲身上吸取了力量，多么想回到群众中去。刚好去合肥出差的女儿庶英返回家门，她告诉他这次曾顺便到母校中国科技大学去了几次，科大的同志们十分怀念老校长。他有些激动，深沉地说：“我也想念他们啊！等我身体好起来，索性到安徽去住。”庶英连忙说：“安徽很热，你身体受不了。”他却不以为然地辩解道：“那么多同志都在那里住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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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庶英、郭平英：《回忆父亲》，《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真正相信群众的人，当然不信“神”。沫若看了画家关良的新作《醉打山门图》之后，颇有感触。过去他曾多次为关良题画，久已不握毛笔的手现在又痒了，憋不住一挥为快，于这幅画的右边留下了他酣畅淋漓的墨迹：“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它！打破山门后，提杖走天涯。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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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手迹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9月版《关良回忆录》。

　　生活不断启示沫若，人就是要有一点鲁智深的这种精神，不信“神”，不信“佛”，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提杖走天涯。由此他想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正在举行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自己不能应邀到会讲话，便写了一篇书面发言，希望大家“除恶务尽，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彻底摧垮“文艺黑线专政”论一系列精神枷锁，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波澜壮阔的文艺运动新高潮。当他写完这篇讲稿，才发现已经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庆幸自己总算没有完全虚度一九七七年大好光

五十九

　　四害必须肃清飞雪迎春到

　　三年肯定大治心潮逐浪高

　　一九七八年岁首，人们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郭沫若书写的这副春联，都以为他的健康状况一定有了好转，许多老朋友无不为他高兴。哪里知道，二月九日他又住院了，从此再没出院回家。自一九七四年二月遭受江青、张春桥直接迫害和摧残以来，这已经是第十六次住院。

　　据医生诊断，这次发病是呼吸道感染，肺炎复发。由于持续低烧，白血球高达一万六千，连进食都要用鼻饲，打针、查血的次数也特别多，沫若痛苦得很，但只要医生说需要，他马上同意照办。对于治疗方案，他从来不提任何意见，更不用说提什么要求了。医生、护士都尊敬、爱戴这位身染重病却依然温顺、幽默、勤奋的老人。他脸上经常洋溢着和蔼的微笑，有时精神好一些，就下床到沙发上坐坐，他诙谐地把这称作“飘洋过海”。虽然病情重到如此地步，他仍不忘读书、看报、写日记，手腕过于颤抖时，他就口述，请秘书代笔。他尽可能地不麻烦医护人员，身上的那件对襟蓝丝棉袄因为穿著时间长，扣绊已经磨断了，他也一声不响，直到女儿平英来医院探望，才叫她给缝好，没有深色细线，就用白线涂上了蓝墨水，他看着笑了，点点头说了声：“好。”

　　他常抱憾不能亲自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住院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座谈会，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本来他也应当参加的，可是由于日前摔了一跤，医生一定要他卧床休息。他感到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四人帮”把十七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说得漆黑一团，把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今天再不彻底清算，就不能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无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话就得说，这是自己的责任，于是请秘书一句一句记下，作为给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他鼓励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应当勇于探索，不怕在探索中犯错误。有勇气坚持真理，也有勇气改正错误”。他再三强调：“在理论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气。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有生气和兴旺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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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见《东风第一枝》。

　　这一年沫若已经八十七岁了，作为科学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他心中自然明白年龄不饶人，这是不可违抗的客观规律。一天，华罗庚来看望他，问道：“您现在八十七八了吧，是不是该庆贺您的米寿了？”沫若含笑回答说：“还不到。”于是就这个话题，他与华罗庚闲聊起来，说：“你也熟悉日本人的习惯吗？他们把七十七岁称为喜寿，因为七十七三个字连起来近似一个草写的‘喜’字；把八十八岁称为米寿，因为‘米’字是由八十八三个字组成的；把九十九岁称为白寿，因为‘百’字缺‘一’即为‘白’。”华罗庚听罢立即祝愿道：“但愿郭老能活到白寿之年。”沫若若有所思地说：“白寿之年恐怕是不可能的，力争活到米寿吧。”①在他看来，活到米寿就得战斗到米寿，他要象鲁迅那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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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华罗庚：《挥泪悼郭老》，1978年6月19日《光明日报》。

　　二、三月间，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相继开幕，沫若均为常务主席，他很希望参加会议，可是终因病势趋向不好而作罢。他，人躺在医院里，心却一直惦念着大会的进程，只要能挣扎着坐起来，就一定要秘书把大会的文件拿给他。他用颤抖的手捧起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捧起新修改的宪法，默读着，思考着，他的生命在炽烈地燃烧……。早就想写一首贺词表达自己的心情，请秘书记下他口述的初稿后，又反复琢磨，在不断发烧的状态下还几次把秘书叫到床边，让他按改动的字句定稿。

　　高举旗，

　　齐步伐，

　　再长征。

　　九亿大鹏展翅，

　　飞散满天云！

　　……

　　二十三年后，

　　煮酒论群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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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水调歌头·贺五届人大，五届政协胜利召开》，见《东风第一枝》。

　　这些沸腾的诗句，为向四化进发的大军鸣乐壮行，鼓舞了两个会议的代表。人们觉得郭沫若与他们同在，他又一次被选为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还被宣布继续留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三月中旬，沫若的病情似有好转，值班医生为他能重新站立起来而高兴，但又不免担心他不肯好好养病而急于参加这样那样的会议。这时正值全国科学大会开幕，果然不出医生所料，他提出要求了：“我是科学院的院长，科学大会一定要去。”平英劝说道：“过些天身体或许会恢复得更好一点，等到闭幕式时再去吧。”他严肃而认真地说：“我已经病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好起来，再过几天怎么可能就会好呢？”他仿佛已经摸到了疾病的规律，发病的周期越来越快，好转的时间就越来越短暂，因此一切工作必须抓紧进行，否则将失去机会。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中央负责同志和医生特准他出席半小时的开幕式。

　　十八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群英荟萃，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们注视着主席台上高悬的会议横幅，知道这是出自他们老院长的手笔，感到特别亲切。在大会宣布开幕的时候，他们发现老院长坐着轮椅被推上了主席台，经久不息的掌声表明了群情之振奋。沫若微笑着，频频向同志们点头挥手。他悉心聆听着中央负责同志的重要讲话，面对台下这支了不起的科学大军，想想自己这个上一世纪出生的人，早年虽也曾高喊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然而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结果只是落得个一场空。新中国的成立使科学事业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可是又不幸遭到了“四人帮”的摧残，满腔悲愤、万种酸辛无处诉，想有所为而不能为。而今，好不容易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的思路被打断，原来半小时早就过去了，秘书又一次上来劝他退席，他硬是不肯。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为了他的健康，中央负责同志也亲自劝他回去休息，他仍想坚持下去，无奈秘书和周围的同志们将他连人带轮椅一起抬出了会场。

　　病情的发展不允许沫若参加科学大会的闭幕式了，但他还是作了长篇书面发言。他向同志们掏出了自己的心，把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所悟到的真理告诉大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他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春天的来临而热烈欢呼，他殷切期待获得第二次解放的广大科学工作者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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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科学的春天》，见《东风第一枝》

　　多少个科学家在身受重重迫害的时候，坚强的性格使他们没有流下过一滴泪，然而，在这位生命即将燃尽的老科学家热情澎湃的发言的感召下，他们个个热泪盈眶，春雷般的掌声久久地回旋在大会堂的上空。

　　四、五月间，沫若的病情几次恶化。他在高烧的朦胧中向守在身边的孩子们索取毛泽东诗词，想放声朗读，却又没有力气。

　　他乘自己还能支撑的时候，把立群和孩子们都叫到身边，要他们记下他的话：

　　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沫若拉着立群的手，面对这位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四十年的妻子，他是多么地舍不得啊！深怕她病弱的身体会经不住悲痛的打击，便再三叮嘱她：“遇事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他仔细端详着妻子，见她脸色焦黄，目光忧虑，他的心都碎了。他以恳求的口吻，又一次对她说：“你不要悲观。你很泰然，我就放心了。”①他长久地凝视着她的面影，又迷迷糊糊地似乎进入了梦乡，眼前出现了一棵挺拔、健壮的银杏树，是赖家桥全家院子里的那棵吗？不，是前海西街十八号院子里的那棵，一九五八年把它从西郊林场移植到西四大院胡同五号，后来一九六三年搬家时再度移植了过来。这棵银杏年年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孩子们都很喜爱，常偎依着它，沫若特为它取了“妈妈树”的名字，寓有“孩子们少不了妈妈”的深意。沫若记得十分清楚，当立群因病去外地疗养期间，正是这棵银杏陪伴着孩子们度过了那些望眼欲穿的日子，他也常常独自望着它的身影，魂牵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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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于立群：《化悲痛为力量》，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呼唤春天的诗人》。

　　病重的沫若生命力还是旺盛的，经过医务人员和同志们的精心治疗、护理，他又转危为安了。五月下旬，听说正在召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作为全国文联主席的他，又迫切希望赴会与新老文艺战士促膝谈心。由于有了前面多次的教训，医生和立群当然再也不会同意。沫若为不能亲临盛会而惋惜，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同志们的身边。于是照样将自己的肺腑之言以书面形式递交大会，希望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学家、艺术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胆创造”，“特别希望出现一大批文学艺术的闯将，他们努力加强思想武装，敢于坚持真理，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放开笔来写，拿起笔来投入战斗，把‘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踏在脚下，深刻地、光彩夺目地反映我们的伟大时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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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衷心的祝愿》，见《东风第一枝》。

　　在沫若看来，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会议，是文艺界承前启后、拨乱反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开得成功与否，关系到整个文艺的前途，因而他特别牵挂。六月三日清晨，他一睁开眼就问秘书王廷芳：“文联的会开得怎么样？周扬同志来过吗？”王廷芳告诉他会开得很好，周扬已于昨天晚上来过，医生不同意会客。他听后愣了一下，说：“我这不是挺好吗？太失礼了。”王廷芳说可以打电话请周扬来，他略加考虑后，犹豫地说：“他很忙，这太麻烦他了。”他让秘书在电话中与周扬商量一下。周扬很快来到医院，沫若已经坐在沙发上等候，今天他的精神之好，是多少日子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周扬向他转达了同志们对他的问候和祝愿的热切心情，也向他汇报了会上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热烈情景，以及大家为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坚强决心。沫若频频点首，显得十分高兴，再三要周扬向同志们致意和问候。周扬说：“您是歌德，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大家都期望您早日恢复健康，重新领着我们前进！”沫若笑了笑，幽默地说：“我是什么国宝，我是‘郭宝’；你做了很多工作，我没有做什么工作，很惭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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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周扬：《悲痛的怀念》，1978年6月19日《光明日报》；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见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辑。

　　六月五日，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专门有一段，说：“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会议。全体代表细心聆听了他的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深受鼓舞，衷心祝愿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伟大战士郭沫若同志早日恢复健康！”①沫若由衷地感谢同志们的关怀，他在顽强地和病魔作最后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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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78年6月8日《人民日报》。

六十

　　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之后不到一星期，沫若的病情急剧恶化，原来只是一瓣肺叶有炎症，现在已经变为双侧支气管肺炎。他抵抗细菌的能力非常弱，而且药物过敏，有些抗菌药不能用。从上海请来抗菌素专家会诊，采用国外进口的丁胺卡那霉素，然而效果也不显著。沫若感到自己不行了，他对护士们说：“对不起，你们白辛苦了，好不了啦！”持续高烧，他太痛苦了，有时不想吃饭，医生劝他一定要进食，为了不让医护人员为难，便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说：“那就吃吧。”然后艰难地，食而不知其味地一口一口磨着……

　　病魔常常缠得他迷迷糊糊，时而喃喃自语：“你们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护士们当然听不懂这些胡话，只有立群最清楚，这是他在潜意识中继续当年和“四人帮”的斗争。

　　六月十一日下午，沫若肺炎大面积复发，病情急趋直下。他感到时间的紧迫，便用尽全身的力气嘱咐立群：“要相信党。要相信真正的党。要相信……党中央。”他的呼吸已经愈来愈急促。傍晚，医生再一次用听诊器仔细听了他的肺部后，神情异样地走出病房，秘书连忙追出来，焦急地问：“现在郭老的病情怎么样？”医生声音沙哑地回答道：“肺炎扩散了，不能控制了，病情十分严重……”于是决定马上通知有关人员来看望。

　　次日上午，来医院探望的同志川流不息。这时沫若的体温接近摄氏三十九度，血压很低：低压不过四十，高压也只有六十。张光年哭着高声说：“郭老啊，全国文艺界的同志们都特别挂念你，想念你，你一定要保重啊！”沫若听懂了，十分艰难地吐出“谢谢”两个字，就不能再开口了。周扬、周培源等人来时，沫若眯着眼，嘴唇微微掀动，似乎想说什么，可是已经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乌兰夫也来了，王廷芳贴着沫若的耳朵轻声告诉他，他直愣愣地望了乌兰夫一眼，没有表情，也没吭声，仿佛已经不认识了。乌兰夫再三嘱咐医护人员：“要想一切办法，用最大的努力，抢救郭老！”

　　下午，中央负责同志都赶来看望，立群等人大声告诉沫若，只见他用力睁大着眼睛，然而已经失去说话的能力。显然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体温高达摄氏四十度四分，呼吸每分钟多到四十四次，血压下降到几乎量不出了。一切药物都已经不起作用，所有医疗器械也都派不上用场，心电图屏幕上跳动着的波形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平直……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十六时五十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走完了辉煌而曲折的长征路途，泰然地告别了人间。枕头下还压着成仿吾赠送的新著《长征回忆录》，那是他最后一次离家住院时，特意关照家人为他带着的一本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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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成仿吾：《怀念郭沫若》，1982年11月24日《文汇报》。

　　十四日，新华社发出讣告：“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同时公布了治丧委员会名单，计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宋庆龄、赵紫阳、陈云、邓颖超、沈雁冰、胡耀邦、成仿吾、周培源、周扬、巴金、夏衍、侯外庐等七十四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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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次序按原名单排列。

　　沫若安详地躺在长青松柏和鲜花丛中。十七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代表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并向他的妻子于立群和子女郭和夫、郭庶英等表示亲切慰问。当天，他的遗体即由方毅、许德珩、沈雁冰等人和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以及家属，护送到八宝山火化。

　　六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北京城沉浸在悲哀的气氛中。下午，郭沫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庄严肃穆的会场里悬挂着郭沫若的遗像，安放着他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以及首都群众近两千人参加了追悼会。由叶剑英主持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肃静的人群低声啜泣，确切的悼词表达了党和人民对郭沫若的高度评价：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全国人民，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遵照郭沫若的遗愿，六月二十日早晨，一架银灰色飞机载着他的骨灰，飞到山西昔阳大寨的上空，盘旋三周，将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虎头山的青松格外青，绿油油的谷子、玉米苗似乎也长得更茁壮了。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和祖国大地合而为一的郭沫若，熏风永驻，遗范长存。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悠久便是郭沫若！

　　

　　






郭沫若传--后记






后记

　　自一九八二年拙作《郭沫若年谱》问世后，曾陆续收到不少老前辈、新朋旧友、海内外郭沫若研究工作者和读者的信，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有的同志还期待我们再接再厉，为郭老写传。我们的老师许杰先生也曾诙谐地说：“这是你们的头生子，今后要多生几个才好哇！”老师的教诲、朋友的厚望使我们懂得了，即使自己才疏学浅，只要扎扎实实地苦干，自己的劳动成果终究会得到读者的承认，并对他们有所裨益的。这个信念鼓起了我们的勇气，所以当几家出版社邀约我们写郭沫若传，或评传，或文学传记时，我们便又跃跃欲试，最后决定选择比较适合我们的一项，即《郭沫若传》，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订了合同。

　　为了借鉴别人的经验，我们曾阅读了不少中外名人的传记。大凡名人逝世后，总会有人为之树碑立传的，有的早在生前就有人抢着为他们挥舞生花妙笔了。按理说，“树碑”与“立传”本是两码事，可是在中国，长期以来“立传”却总与“树碑”联系在一起，似乎要写传就非得立足于歌功颂德不可。当然，如果传主有功、有德可颂，作者自然不应该吝惜笔墨，问题在于功、德并不能完全替代传主的全人格。不管什么样的名人，首先他们总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既有功又有过，就不但有德而且也有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些原是无需掩饰的。郭老的一生时间跨度大，从清朝末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国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如同一条在历史的长河中翻滚腾跃的蛟龙，闪亮的鳞片间免不了夹带些许这样那样的泥沙，这原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为郭老立传，就是要写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信的人，如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要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诚然，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员名将，一生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真切地把握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感情流动的波痕，以发展的观点统观全过程，同时又不能忽视各个阶段存在的具体问题。郭老在人生征途上起步不凡，初出夔门就满心希望：“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后来的行动的确证实了他的誓言，不过也不可否认其步履维艰，他曾一度灰心、失望、颓唐，也曾一度孤寂、懊丧、徬徨。至于他的风流韵事，其实也不必讳言。他曾以歌德自况，周扬同志也说他是中国的歌德，这倒并非溢美之词，他们两人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

　　由于传主思想变迁纷繁复杂，生活道路久远宽广，文章学问博大精深，凭我们有限的才识，显然难于为他绘就细巧逼真的画像。我们只想以粗大的笔触为他全身勾勒一个轮廓，有时又借助一点细腻的描绘以表现他的性格，这里免不了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稍加一些合理的想象。通篇力图用事实说话，尽量少发甚至不发议论。如果这样做能为郭老留下一幅粗糙的剪影，我们也就满足了，然而是否符合传记文学的要求，这只有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了。

　　在撰写这本传记的过程中，多蒙前辈、师友如成仿吾、翁植耘、黄定慧、饶鸿竞、应义律、王廷芳、郭和夫、郭平英、李伟江、宋彬玉、方如伟等人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成仿吾先生，他曾为拙作《郭沫若年谱》题签书名，结果因故未用，他非但毫无意见，竟又慨然允诺为本书题签，之后不到一个月即与世长辞了，因而本书的出版，对他老人家也是一个诚挚的纪念。另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本书责任编辑同志为了推动本书的写作，曾陪同我们去沙湾、乐山、重庆寻访郭老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旧迹，使我们获得了不少感性材料；还有曾健戎、唐明中、郭宗瑨、杨华等同志和日本朋友内山篱、小野寺和子等先生为本书提供了一些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龚济民方仁念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夜

　　　　　　　　　　　　　　　　　　　　　　　　于华东师范大学一邨17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