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传

张作霖传
张作霖传
作者：徐彻 徐悦

张作霖是一位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历史传奇人物。他由一介粗通文墨的草莽武夫，风云际会，乘势而起，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期间种种曲折的故事和险恶的遭遇，颇堪玩味。本书对张作霖的一生给予了真实而准确的记叙，进而予以公允和客观的评价……


目 录

出身寒微 混迹社会 投身绿林 接受点编 巧于应对
计擒杜匪 剿灭蒙患 智进省城 持枪赴会 挤走天蔚
诱杀张榕 取悦袁氏 当上师长 排挤锡銮 驱逐芝贵
攫得奉督 打拉德麟 兼并江省 吞并吉省 日帝扩张
巴结日本 险被炸死 日挑事端 与日勾结 同段合作
入京调停 逃脱虎口 助直讨皖 直奉相争 四巨头会
倒靳扶梁 梁阁内情 吴攻梁阁 直奉一战 拒绝任命
宣布自治 消灭叛匪 整军经武 扩兵工厂 帅府试炮
建立空军 建立海军 筹建大学 整理财政 曹锟贿选
三角同盟 张冯密联 直奉二战 冯军倒戈 奉胜原因
张冯交恶 中山北上 南下宣抚 退出苏皖 松龄崛起
举兵反奉 郭发通电 错杀登选 大帅惊惶 日本干涉
夫妇殉难


出身寒微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此地后又改称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甸屯，现改称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其实，这里现在只有一片房屋遗址，已经根本没有村落了。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９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其祖籍主要有两说。一为山东省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①“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省说。河北省中又有河北大成、河北高阳、河北河间三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②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８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因多数主河北省说，张学良亦自称，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成县，故张作霖的祖籍为河北省大成县。

　　因生活无着，其先祖张永贵跑到了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其祖父张发时，从事农耕，“称素封”。所谓“素封”，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邑，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这是说，在张发时，张家是富有的。张发有四子，其第三子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张有财。“祖殁，父以析产徙海城之小洼，复于驾掌寺村设商肆”。张发死后，家产分给了兄弟几人。张有财带着他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

　　其父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甚微。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胡混。因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张作霖１３岁①。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好奇地叫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１３岁了。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在这里，他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知道感恩，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学良就曾跟他读书②。这乃是后话。

　　其父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没有办法，其母王氏只得带着４个孩子投奔到镇安县（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张作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娘家生活也是非常困难，又添了五张嘴，简直没法继续生活下去了。张作霖不能指望家里了，只有到社会上混饭吃。


混迹社会

　　那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东北地区尤甚。清朝政府腐败透顶，中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强行割去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仍觊觎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中国甲午战败，日本魔爪深入中国东北。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张作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输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他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比较喜欢。后来，他开了一个兽医桩，以此为生①。以后，他命运多舛，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帮助，得以不死。他似乎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走投无路，死又不甘，求生无门。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他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那年，他２０岁。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②。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１８９５年，他２１岁时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换个活法。


投身绿林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其周围地区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１９０１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那是１９０１年阴历四月十七日，阳历是１９０１年６月３日。

　　八角台（今属台安县）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商会会长张紫云对张作霖的名声早有耳闻，此次见面，看到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决心把他们留了下来。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原来八角台的头目张景惠主动让贤，甘居副职，张作霖做了团练长，地方的绅商也表赞成。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①。


接受点编

　　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增韫知府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行叩见礼，称增韫知府为老师。通过亲见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便命张作霖整理部武，将其带到新民听候点编。张作霖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恰在此时，盛京将军增祺采纳了“化私团为公团”的建议，作出了“化盗为良”的决定。适逢其时，增韫知府的报告得到了盛京将军增祺的批准。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才有一百多人。当时准许他组建２５０人的队伍。他便乘机开展组编活动。他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如义县的张作相、黑山县的薄振声等，都参加了进来。人数够了，他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命张作霖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八角台①。第二年，即１９０３年７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计４８５人。其中，骑兵２哨，步兵３哨。张作霖为管带（营长），张景惠为帮办（副营长），中哨哨官由张作霖兼任，前哨哨官为张作相，左哨哨官为汤玉麟，右哨哨官为王立有，后哨哨官为赵五把什②。哨官是连长。队伍亦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


巧于应对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馈以金钱”，执礼甚恭，服从命令，听从调遣。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被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又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没费太大的劲儿，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１９０４年２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后曾被日军俘虏，差点处死。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①。１９０５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３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政声颇佳，１９０６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３个营扩编为５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５个营的统带（团长）。


计擒杜匪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其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无法。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见他称之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１９０７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智谋之士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且城池坚固，徒众凶顽，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决定智取。他们设了一计。张作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不敢贸然行动。同他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他去。

　　此计落空。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甚笃。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张作霖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候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晋省。秀才杜泮林是老实人，不知是计，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于是，他在１９０７年６月６日仅率１３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送至里屋门口，杜转身请殷“留步”时，刹那间，突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下了双枪，死死捆住。事不宜迟，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其实，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他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被一举端掉①。除掉了杜立三，扫除了一大害，辽西匪患遂绝，人心称快。

　　杜立三这个多年啃不动的硬骨头，让张作霖轻而易举地剔除了。他采用的是智取的谋略。这里显示了张作霖的过人的智慧。得此消息，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报清廷，为张作霖请奖。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５营。其他还有中路、左路、右路、后路等４路统领。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５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势力更加壮大了。


剿灭蒙患

　　１９０８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据有关人记载：“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当时叫做跑拨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种种，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①

　　洮南一带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于骑射，出没无常。他们行踪无定，多用奇袭，打了就跑，渺无踪迹。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如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等，都“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②。

　　这些“巨寇”不除，国家不得稳定，百姓不得安宁。张作霖当此重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而逐渐扭转了劣局。１９０９年，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给他扩编，增强他的实力。把５个营扩编为７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这样张作霖的部队增至３５００人，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

　　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他本人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因此，又经过年余苦战，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生擒牙仟，并打败了陶克陶胡。后来追击陶克陶胡８００里，一直将陶克陶胡赶到俄国。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打击了蒙古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张作霖此功是不可没的。


智进省城

　　在张作霖的政治生涯中，他于１９１１年智进奉天省城，是一大手笔。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是谓辛亥革命。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奉省的革命党人张榕、宁武、商震等早有活动，新军中也有吴禄贞、蓝天蔚等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东北革命党人群情振奋，准备积极响应。当时以蓝天蔚为协统（旅长）的新军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奉天的北大营，这是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蓝天蔚又是革命党人，他如果抓住机会及时策动反正，可以立见成效的。他确实也在和革命党人张榕紧密磋商，秘密酝酿起义。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他们没有抓住先机。１９１１年５月赵尔巽又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外视察，得到消息，便急忙赶回奉天，并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当他得知握有兵权的蓝天蔚等革命党人正在酝酿起义时，顿时吓得不知所措，表示他即将入关，也就是说，准备逃跑了。这时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立即跪求劝阻，并建议重用巡防营旧军。这个建议使赵尔巽如获至宝，茅塞顿开。他思忖，地方巡防营的将领都是忠于他的守旧军人，同革命党人没有任何联系，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镇压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他立刻来了精神，马上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自通辽迅即来奉天，以防备革命党人起事。

　　然而，这个重要消息却被张作霖在奉的部下探知。这个人就是张作霖驻奉办事处处长张惠临。他深知事关重大，就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是个有很大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在西北的洮南呆一辈子。为此，他早就在观察奉天省城的动静。他曾密嘱到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各营管带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注意省城的军政动向，并及时写信报告。同时，他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关注的。得到这个重要消息，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这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当机立断，立即亲率所辖步骑７个营的全部人马，从洮南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辽源（郑家屯）时，吴俊升等出城迎接，张作霖与其虚与委蛇，未露实情。

　　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为争取主动，马上晋见赵尔巽，诚惶诚恐地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急需用兵，感到张作霖来得恰逢其时。张作霖又信誓旦旦地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①张作霖这一披肝沥胆的表态，深得赵尔巽的嘉许。因此，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夸奖。除补发调防令外，赵尔巽还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加强忠心耿耿的张作霖的军力。这样，张作霖就统率１５个营的兵马了。到此，张作霖实质上已经是奉省现有部队最大的军事力量的首领了。我们不难看出，张作霖关注信息，研究形势，抓住时机，闻风而动，显示了他的不同常人之处。


持枪赴会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有了张作霖这个拥有军事实力的保镖，就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是迫使新军将领通过了赵尔巽提出的“保境安民”的主张。这个主张实质是反对革命，继续保皇。继而又在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上贯彻赵尔巽的保皇主张，成立了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这是换汤不换药，继续代表清廷行使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张作霖都扮演了一个流氓打手的角色。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奉天省的革命党人都云集省城，研究运用何种方式响应武昌首义。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得出采取和平手段，进行东北革命，即“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①。革命党人的首领蓝天蔚、吴景濂等事先密议，用会议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夺取东北政权。拟由吴景濂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召集省城各界领导人开会，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完成东三省革命。如果“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①。幼稚的革命党人以为采取会议表决的方式，就可以一举夺得东北大权。

　　吴景濂就是这样想的。吴景濂，奉天省兴城人，１８７３年生。京师大学堂毕业。任奉天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奉天教育会会长。１９０９年任奉天咨议局议员，后任议长。他思想维新，倾向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吴景濂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２日，以他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绅商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到会，他带来了张作霖。会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如袁金铠等。袁金铠，奉天省辽阳人。１９０９年任奉天咨议局副议长，他是赵尔巽一党。

　　此次会议，老辣的赵尔巽也早有准备。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而是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

　　这时，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蛮横凶恶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这是个信号，会场四周他的党徒，均立刻抽出手枪，情况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倾向革命的议员，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但这也就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

　　会议一度中断，后又复会。这时由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会议意见自然一边倒。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任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任参议副长。这个保安公会实质是个变相的保皇会。他的会长仍然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赵尔巽，东北大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而革命党人吴景濂、蒋方震和张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摆设罢了。而张作霖则当上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这一回合，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斗过老辣的保皇党人。革命的路还很长。


挤走天蔚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１８７８年生。１９０２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１９０４年加入同盟会。１９０６年任同盟会辽东支部负责人。１９１０年任东北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是个坚定的革命党人。此次会议本来是蓝天蔚等发起，目的是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但不承想，却让赵尔巽占了上风。

　　赵尔巽深知兵权的重要，他必须立刻剥夺蓝天蔚的兵权。于是，他于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二天，即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向袁世凯发一密电：“此军即令聂汝清暂兼协统，并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①这就是说，第二混成协的协统由原任该协标统（团长）的聂汝清担任了。这个聂汝清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坚决反对革命，是赵尔巽最放心的忠于他的奴才。赵尔巽把第二协的兵权交给了他。

　　还不止此。这个老奸巨猾的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让他远离东北，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变生事端。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在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三天，即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４日，赵尔巽就以考察的名义，把蓝天蔚派到了关内。赵尔巽给蓝天蔚下了一个札令：“查有第二混成协蓝统领天蔚，志趣远大，识见明敏，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公众之意见，并传布奉省保安会宗旨，以谋国民之幸福。为此，札委札到该协统，即便遵照，克日前往妥办，随时报告。”①

　　就这样，赵尔巽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把蓝天蔚挤走了。但在外界看来，好像是给蓝天蔚委以重任似的。把拟任关外都督的人选撵到了关内，使关外的革命没有了领袖，赵尔巽的这一着是够狠毒的了。在挤走蓝天蔚的过程中，张作霖曾与蓝天蔚发生冲突，张作霖想下掉蓝天蔚的枪，被赵尔巽假意制止。但这一举动，也给蓝天蔚构成了威胁。张作霖是挤走蓝天蔚的帮凶。


诱杀张榕

　　张榕首先做的一件大事是发起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蓝天蔚等离开东北后，东北革命者群龙无首，各派有分崩离析之势。张榕与革命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积极策划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以把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他们就成立了奉天联合急进会，各界参加的人很多。他们的宗旨是：“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赵督不敢独立。”①推举张榕为会长，柳大年等为副会长，密谋武装起义。他们派人到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地，运动军警，组织民军，参加民军的有一万多人，连当地的官吏也不敢干涉，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革命势头。

　　对张榕的所有举动，赵尔巽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侦知其谋，惮之弥切”。赵尔巽在成立保安公会时，还给了张榕一个有名无实的参议副长的官位，以便迷惑笼络张榕。张榕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对赵尔巽的阴险狡诈没有任何防备。张榕认为袁金铠是自己人，对他无话不讲，这就泄露了组织内部的秘密。其实，袁金铠是赵尔巽的心腹。袁金铠把急进会的起义计划密告了赵尔巽，赵尔巽就派张作霖设计杀害张榕。

　　本来赵尔巽早就派张作霖秘密监视张榕的一举一动，同时让张作霖和张榕虚与周旋，待机而动。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３日晚，袁金铠怂恿张榕请张作霖到平康里得意楼便宴，张榕不知是计，就照办了。酒饭将毕，袁金铠借故先支走了张作霖，以便张作霖去布置人杀害张榕。酒席散后，张榕在往回走时，遭到两个人的枪击，当场毙命，时年２８岁。这两个人就是张作霖的密探。

　　随后，他们查抄了张榕的家，接着又查抄了张榕哥哥的家。当晚，张作霖又派人杀害了张榕的助手革命党人宝琨和田又横。以后几天，继续大搜捕，有一百多人被杀，白色恐怖笼罩整个省城。对这次血腥的反动暴行，张作霖向赵尔巽专门写了一个呈文，以表其功。赵尔巽批示：“该统领不动声色，连毙三凶，实足以快人心，而彰显戮。”①对张作霖的暴行，他极力称赞。

　　由于张作霖镇压革命有功，经赵尔巽的保奏，清廷任命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以总兵记名，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成为一个师的建制，授为统制（师长），并兼奉天巡防营总办。从此，张作霖掌握了奉天省的军事大权。


取悦袁氏

　　其实，这并不是说，他对小皇帝有什么特殊的感情，非得保皇不可。他这是在表示忠心，以便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为将来的提升预留地步。虽然张作霖的保皇论调同袁世凯的假共和主张有矛盾，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从张作霖的表忠电里，已经嗅出张作霖是个可以利用的鹰犬。因此，袁世凯便对张作霖采取了暗中联络的策略，派出信使，发出密信，在信中说明宣统皇帝退位，势在必行。并诱之以利，清帝退位后，答应必“任卿为东三省防务督办”。这对抱着“有奶便是娘”的信条的张作霖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从此，以这个政治交易为契机，他们二位就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张作霖心领神会，自然放弃了保皇论，摇身一变，而成为共和制的积极拥护者了。他“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从而成为袁世凯的真正帮凶。

　　张作霖认准抱定袁世凯这条粗腿对他有利，便一再地向袁世凯表忠。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他觉得还不够，就致电拥戴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电文云：“国体既定，临时共和政府已成立，窃维推选袁世凯为大总统，实属至当。”张作霖很怕慢于他人，抢先表态。在以后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如袁世凯不想离开他的老巢北京等事件上，张作霖都亦步亦趋，紧跟袁世凯，表示忠顺。这些作法，也确实得到了袁世凯的首肯，张作霖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当上师长

　　这在张作霖一生的经历中，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原来的巡防营是地方治安部队，是由东三省筹资维护的，主要任务是辅助陆军攻守和协同巡警捕盗。而陆军师团，则是负责国防要务，兼司地方剿匪，是国家的正规部队，由中央拨款装备，归国家调遣。陆军第二十七师的编制有了很大的提升。由原来马步单一兵种的落后部队改编为多兵种合成的先进部队。它有５个兵种，即步兵２个旅，骑兵１个团，炮兵１个团，工兵１个营，辎重兵１个营。相对而言，该部队装备精良，面目一新。

　　张作霖本人升官，他的老班底也跟着升迁。张作霖命汤玉麟为第五十三旅旅长，孙烈臣为五十四旅旅长，张景惠为骑兵第二十七团团长，张作相为炮兵第二十七团团长①。其余的团、营、连长也都是张作霖的亲信。因此，陆军第二十七师名义上虽为国家的军队，实质上却是张作霖的私家军。官官之间、官兵之间、兵兵之间，是用亲戚、乡党、盟友、帮派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以帮派利益和兄弟义气为纽带，结成了牢固的封建群体。他们只听命于一个人的指挥，这个人就是他们的恩人张作霖。陆军第二十七师实质就是张作霖个人的家兵家将。

　　当时，东三省还有三支部队。其一是冯德麟的陆军第二十八师，是由原巡防营左路改编的，编制２个旅。冯德麟任师长，张海鹏、汲金纯分任旅长，驻北镇。军力显然弱于张作霖的师。其二是由原巡防营后路抽调一部分改编为陆军骑兵第二旅，吴俊升任旅长，兼巡防营统领和洮南镇守使，负责奉省西北的地方治安，驻洮南。其三是巡防营右路未变，由东边道镇守使马龙潭统辖，仍驻原地凤城。

　　这三支部队，其装备、数量、兵种、驻地等，都不能和张作霖的陆军第二十七师相比，他们都是弱旅。其时的张作霖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有利条件。张作霖此时变成了东三省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这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排挤锡銮

　　这一改派，袁世凯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张锡銮是他的老把兄弟，很是可靠。而且张锡銮原在奉天任过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那时张作霖任前路巡防营统领，冯德麟任后路巡防营统领，两人都是张锡銮的老部下。这次老上司前来，他们总得给点面子。这是袁世凯打的如意算盘。可是，今非昔比了。今天的张作霖已不是昨天的张作霖了。张锡銮是１８４３年生，１９１４年他已是７１岁的老人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张作霖，他感到力不从心。

　　但这是袁世凯的一招棋。袁世凯对张作霖是不放心的。他对张作霖采取的是既利用又限制的策略。而张作霖也不是白给的，他对袁世凯的招数洞若观火，便采取了既逢迎又反抗的策略。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袁世凯在密谋刺杀革命党人宋教仁后，接着就对南方的革命党人发起了进攻。

　　袁世凯为了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便在北京首次召见了张作霖。袁世凯对张作霖说：“东三省形势危险，全仗军威镇慑，赖以有今日之安宁。嗣后仍当振刷精神，为东三省人民谋幸福。本总统有厚望焉。”袁世凯让张作霖感到升官有望，前途无量。张作霖立即表态，坚决照办。张作霖这次被袁世凯召见，成了张作霖的一个政治资本。

　　张作霖没把张锡銮看在眼里，对张锡銮是表面逢迎，暗地排挤。张作霖虽然只是一个师长，但他手中握有兵权，且这一师的官兵只听他一个人指挥。再加上被袁世凯专门召见，因此，全省各界对张作霖都另眼相看。据记载：他家“成为全省政治中心，每日宾客如云，文武官员都有。无论与张有无关系的事情，都与他相商或征求他的意见，事先必使他与闻。如赵尔巽拟请王永江为奉天民政司，张有不悦之色，赵即不敢提出。”①张作霖俨然是东三省的太上皇了。

　　１９１５年，张作霖曾两次赴京，“秘密接纳政府要人，试图运动继任奉天将军的职务”。这在当时的《盛京时报》都有报道，不是什么秘密。对这种报道，张作霖没有加以制止，他愿意有这种舆论。其目的是想给张锡銮造成一种压力，以便逼迫张锡銮自动要求调走。

　　在这种情况下，张锡銮感到处境尴尬，再加上年迈体衰，就向袁世凯提出辞呈。１９１５年８月，张锡銮被调走，任湖北将军。张作霖排挤张锡銮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这个奉天将军的位置没有给他，而是给了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张作霖还得等待。


驱逐芝贵

　　这个段芝贵是大有来头的。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人，１８６９年生。北洋武备学堂出身，后留学日本。曾任袁世凯新建陆军讲武堂教官。１９１２年任武卫军总司令。１９１３年授陆军上将，任陆军第一军军长。１９１４年授彰武上将军，署理湖北军务。他这次是和张锡銮对调。１９１５年８月，授镇武上将军，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军务，兼奉天巡按使，又封为一等公。此时他才４６岁，可以说是年富力强，阅历丰富，头衔繁多，翎顶辉煌。

　　最令人可畏的是，他有强大的后台。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军人。段芝贵不仅是袁世凯的心腹，他和张作霖还有一段交情。原来，在张作霖受抚时，段芝贵的父亲曾出过力。从某种程度讲，段芝贵有恩于张作霖。可见，袁世凯的这个安排，是煞费苦心的。

　　段芝贵走马上任，随带卫队一团，但留在京畿滦东一带，只带少数人来奉。到奉天时，就下榻于张作霖第二十七师的司令部，以表示对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深知段芝贵的来历，知道不能硬碰，必须韬光养晦，待机而起。因此，对段芝贵极尽逢迎之能事，甚至“不时搜购珍贵古玩，馈送段父，以买其欢心”。

　　在袁世凯称帝的关键活动中，张作霖更是进行了露骨的表演。他积极支持段芝贵。在奉天举行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问题时，张作霖带着大队人马，荷枪实弹，监视投票，结果全部投票赞成君主制。当段芝贵联合广东龙济光等２４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登大位”之时，张作霖也不甘人后，密电袁世凯劝进。又表态道：“如帝制不成，死不再生。”张作霖就是这样的以罕见肉麻的行动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

　　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袁世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称皇帝，当即遭到全国的反对。同年，１２月底，逃出北京的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先举起反袁的大旗。此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起兵讨袁，一致要求取消帝制。在四面楚歌之时，袁世凯想到了向他表忠的张作霖，他要求张作霖出兵湖南，并许诺以后可以封公封侯。这是袁世凯最后的一棵救命稻草。

　　张作霖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便决心反袁。但是，他还是表示听袁调遣，以便骗取饷械。待饷械到手后，他突然变脸，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提出了“奉人治奉”的口号，表示不能离开奉天。

　　这时，全国反对帝制的呼声异常强烈，袁世凯不得不于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３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他仍然窃据民国总统的宝座，借以发号施令，企图镇压反对派。

　　此时，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和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相互勾结，导演了一场驱段的闹剧。冯德麟为张作霖出主意：“段芝贵是清末官吏败类，秽史劣迹人所共知，今为东三省帝制祸首，仍然居奉天人士之上，我辈绝不甘心，应该驱逐他。”张作霖问用什么方法。冯德麟胸有成竹地说：“这个不难。由我们二十八师演黑脸，和他作正面冲突。由二十七师演白脸，用吓字诀逼他畏罪逃走。这样演一幕不费一兵一文的滑稽戏，岂不妙哉！”张作霖鼓掌赞成说：“让各方面的人也知道奉天人是不好惹的！”①

　　张作霖深感正和吾意，两人一拍即合，便开始行动。张作霖布置军队于某夜开枪，然后假意到段芝贵处报告，说冯德麟要率二十八师部队进城，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张作霖表示自己无法制止。段芝贵听后，十分紧张。张作霖借机劝段芝贵避一避，段感到这是一个好办法。经电请中央批准，段芝贵便乘机攫取巨额官款和若干军火，乘一列专车赴津。

　　这一切，均在张作霖和冯德麟的掌握之中。但他们佯装不知，还特派五十四旅孙旅长率一营兵护送。他们随后布置二十八师汲金纯旅的一个团在沟帮子车站拦截了该列火车。团长邱恩荣上车，以奉天军民的名义，交电报两封，内称：“卸任上将军段芝贵为帝制祸首，奉天人民正拟处以应得刑罚，竟敢手携省官款二百万之巨并军火大宗，闻风畏罪潜逃，沈阳人民无不发指痛恨，电请汲旅长派兵就近截留押赴沈阳，依法处理。”而且，士兵又拥到站台上，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段芝贵把电报拿给孙旅长看，孙旅长看罢，大声不满地说：“岂有此理，等我问问。”即下车到票房同邱团长谈话。段芝贵见孙旅长许久不回，惊慌失措，立即下令把官款和军火卸下，堆在站台上。孙旅长上车后报告说：“沈阳各界人情汹汹，一定要截留专车押回沈阳，经张代督婉商多时，才答应不扣专车，但官款和军火务须点清留下，并电请中央查办。”段芝贵连忙点头认可，下令交由邱团长清点带回。

　　张作霖的目的已经达到，见好就收，段芝贵即被放行。仍由孙旅长率一营兵护送到天津，后避居租界。段芝贵就这样灰溜溜地逃出了奉天。


攫得奉督

　　段芝贵受此重创，还蒙在鼓里，一直以为是冯德麟和他作对。到京复命时，自然向袁世凯说了很多冯德麟的坏话。但对张作霖却印象颇佳，以为是张作霖救了他一命。因为当段芝贵离奉时，张作霖还假惺惺地到车站欢送，并送给了段氏父子大批礼物。这是张作霖的精明之处。段芝贵在离奉时，让张作霖暂代他的本兼各职。

　　段芝贵被驱逐了，已经不能再回来了。袁世凯思忖，如果再派一个外省的大员督奉，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因为这时，奉天保安会参议总长袁金铠等人已经草拟了《奉天保安会章程》，并且唆使省议会正副议长等人倡立自治期成会，大造舆论，宣传“奉人治奉”的口号，明白无误地反对中央派外省人治奉。

　　袁世凯被逼无奈，只得在奉省选人。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张作霖和冯德麟两人可以考虑。袁世凯征求了段芝贵的意见，段芝贵对冯德麟恨之入骨，对张作霖推崇备至。袁世凯也是这个看法。最后，袁世凯于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２日下令，命张作霖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就这样，张作霖经过几年的权谋角斗，取悦袁世凯，排挤张锡銮，驱逐段芝贵，终于登上了奉天省督军的宝座。

　　张作霖达到了觊觎多年、梦寐以求的目的。从此，张作霖成为奉天省军政的最高统治者。

　　袁世凯在全国军民的一片声讨中，于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病死。按《临时约法》的规定，原副总统黎元洪于６月７日就任大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国会，进行地方官制改革，将军改为督军，巡按使改为省长。因此，张作霖于７月６日又改任奉天督军兼奉天省长。

　　关于冯国璋在这里交代一笔。１０月３０日，江苏督军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１１月８日，冯国璋在南京府邸宣布就任副总统。１９１７年７月６日，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在南京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同时免去李经羲的国务总理职，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８月１日，冯国璋北上抵达北京。８月４日，冯国璋宣布在北京行使代理大总统职权。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去职。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８日病逝于北京。

　　奉天省是东三省位在第一的大省，奉天市是奉天督军和奉天省长的所在地。奉天市是东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张作霖占据这个位置，就为以后做东三省之王打下了坚实基础。现在的职务，是他以后担当东北王的关键一步。


打拉德麟

　　张作霖虽然当上了奉天督军，但是他还没有真正地全部掌握奉省的军政实权。其主要的障碍是来自他原来的合作者冯德麟。张作霖对冯德麟采取了又打又拉的策略，终使冯德麟就范。张作霖和冯德麟的关系，在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前，还是和谐的。

　　冯德麟，字阁忱，又名麟阁。１８６６年生（一说１８６８年）。奉天省海城人。１７岁当胡子，流窜各地，渐有声名。１９００年７月，沙俄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名，出动１０万大军，分７路入侵东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清政府无能，百姓自保，乡团兴起。１９００年冯德麟在辽阳组建大团，得到奉天的批准，成为合法化的一方势力。由于冯德麟坚持抗俄，保护百姓，渐得人心，来归者众。不久，冯的队伍扩大至数百人，各帮头目自称一百单八将。

　　他们引起沙俄侵略军的警觉，沙俄侵略军对冯德麟发动了一次突袭，将冯抓获，放逐到库页岛。两年后，他侥幸逃回。日俄战争时，他自然倒向日本一边，帮助日本侵略军打击沙俄侵略军。日本胜利后，经日本少将福岛的保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考虑到地方的安全，便招抚了冯部。由此，冯德麟渐升至巡防营左路统领（旅长），驻北镇。

　　那时，张作霖任巡防营前路兼中路统领，驻奉天。此时，他们就产生了些许猜忌，但矛盾不大。１９１２年，巡防营改编为陆军。９月１日，中央任命张作霖为第二十七师师长，陆军中将，驻奉天；任命冯德麟为第二十八师师长，陆军中将，仍驻北镇。他们二人，虽然平起平坐，但由于驻地不同，且兵力差别很大。自恃前辈的冯德麟便甚感不快，由此裂痕渐深。但他们在驱段的问题上，利益却是一致的，因此，有了暂时的默契合作。

　　然而，他们的矛盾终于爆发了。１９１６年张作霖被任命为奉督，冯德麟大为不满，因为冯德麟被任命为奉天军务帮办，这个官位是“职居张氏之下”的。冯德麟当时５０岁，而张作霖是４１岁。冯德麟在张作霖面前，总是以绿林前辈自居。听到这个任命，冯极为愤怒，骂道：“他妈的！雨亭这小子！”思来想去，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便拒绝接受这个任命。

　　智谋多端的张作霖知道，对这位自视甚高的前辈，不能来硬的，必须使软招。因为冯还有一个师的兵力，得罪不得。于是，他亲自登门拜会，低三下四地同冯德麟拉关系，请冯德麟就职。冯德麟摆出前辈的架势，提出了一个就职条件，军务帮办要在奉天单独成立一个公署，其编制同将军公署相同。这就是说，要同张作霖分庭抗礼。张作霖自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

　　张作霖把这个难题推给了袁世凯，让袁替他解决。袁世凯回电，不同意设军务帮办公署，但每月可以给１５万帮办办公费，以图收买冯德麟。但冯拒绝接受，带兵回到北镇驻地。袁世凯特派他们原来的老上级张锡銮来奉调解，冯不给面子。张作霖只得又派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携带大宗礼品和３０万元巨款到北镇慰问冯军，进一步请冯到省城就职。

　　５月２０日，冯德麟突率步、马、炮５个营声势煊赫地开进沈阳，并在风雨坛设立了第二十八师驻沈办事处。张作霖当晚急忙为之设宴洗尘，冯既不回拜，也不赴宴。张作霖无法，只得把宴席搬到冯的办事处来，又召来歌伎陪酒，但冯仍不满意。冯提出让省财政厅给他拨款５０万元购买飞机，并致电袁世凯，要求增加７个营的兵力，同时，在北镇设立奉天军务帮办公署。冯只在奉天住了一天，就回北镇去了。

　　张作霖对这个无理取闹的老把兄，低三下四，委曲求全。他赶紧为冯在奉天修建二十八师办事处，又派军署秘书长杨雨霆到北镇去特请冯回奉天省城。６月６日，冯回到了省城。但冯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帮办权力和将军完全平等；二是用人行政相互咨询；三是拨款２０万元给二十八师购买飞机。对这些苛刻的要求，张作霖当然不能答应。

　　袁世凯死后，冯进一步要挟，二十八师全体将士向段祺瑞内阁总辞职。段祺瑞曾派赵尔巽来沈解决问题，但也是无功而返。１９１７年３月，冯又回到北镇驻地，待机而动。在这期间，张作霖的部下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又同冯德麟相勾结，企图倒张。张作霖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支持下，罢免了汤玉麟的旅长职务，以张景惠代之。段祺瑞又声言要派两个师来帮助张作霖讨伐冯德麟，冯感到处境不妙，就回到北镇，暂时沉默下来，伺机而起。

　　这时在北京上演了一出张勋复辟的丑剧。张勋，原名和，字少轩，江西奉新人。１８５４年生。１９１６年７月，任安徽督军。１９１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１７年任长江巡阅使，驻徐州。１９１７年６月，趁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激争之时，率他的辫子兵定武军，从徐州出发，进京调停。

　　张勋是个极端反动的封建余孽，醉翁之意不在酒。进入北京后，迫使黎元洪辞职。他借机和康有为一起，于７月１日，拥戴小皇帝溥仪登基，自任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清朝俨然复辟了。

　　在这期间，于６月中旬，张勋电召冯德麟入京。冯德麟未加思考，以为事成之后，会当上奉天督军，就派先遣队２００人急驰入京，自己则于２０日率卫队３０人赴京。到京后，立即会晤张勋，表示完全支持张勋的复辟行动，并命令他的二十八师火速进京“赞襄复辟，保卫皇室”。他急不可待地晋谒了溥仪，溥仪赏赐他“穿黄马褂，紫禁城内骑马，御前侍卫大臣头衔”。冯十分得意。

　　但这场丑剧，仅维持了１２天。７月１２日，辫子兵天坛之战，全军溃败，这场丑剧，就在全国的一片反对声中收场了。张勋逃进了荷兰公使馆。冯德麟事先感到事情不妙，于７月１０日，率队２００人，着便装乘火车回沈。路过天津时被扣，被押回北京。１４日，段祺瑞进入北京。８月１５日，宣布冯德麟“因背叛共和，罪迹昭彰，剥夺一切官职和勋位，并交付法院依法严惩”。段祺瑞本来对冯德麟就没有好感，这时怎能轻饶了他。冯德麟的二十八师师长、陆军中将等一切官职和勋位都被剥夺，成了不折不扣的阶下囚。

　　对待张勋复辟，张作霖是很谨慎的。对张作霖来说，无所谓共和与保皇，只看这件事情是否对己有利。他是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他的政治嗅觉十分敏锐，很会观测风向。本来张勋和张作霖关系非同一般，是来寻求张作霖支持的，因为他们是儿女亲家。但张作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坐山观虎斗。段祺瑞在组织讨逆军之前，张作霖看到赞成复辟者极少时，就确定自己必须站在段祺瑞一方。他当机立断，马上发表宣言，反对复辟。在这个问题上，机敏的张作霖取得了主动。

　　冯德麟在北京被囚，急电张作霖求救。张作霖完全可以落井下石，起码不予过问，但张作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不念旧恶，积极营救。这是张作霖的非同寻常之处。张作霖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出于绿林义气，也是有意做给冯德麟的部下看的，以便争取冯的部下。

　　张作霖当即致电段祺瑞，请求释放冯。并且，又以二十七师、二十八师、二十九师各旅、团、营长的名义，电请段祺瑞释冯。还以辽西１６县士绅的名义，向段祺瑞请愿，希望从宽处理冯。段祺瑞在探知张作霖的真意后，于１０月１５日就释放了冯德麟，判决“参与复辟证据不足，因吸食鸦片罪罚金八百元”。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轻微处罚。此后，张作霖又电请段祺瑞发还冯德麟的勋章和勋位，段祺瑞照准。为笼络冯的部下，段祺瑞又授予冯德麟为总统府高等侍从武官。

　　事后不久，段祺瑞任命冯德麟为山陵守护大臣，冯便回到沈阳。山陵是指包括长白山和清入关以前三代之陵而言①。长白山是清朝的发祥地。三陵，一为永陵，在抚顺新宾，是顺治帝曾祖辈的墓地；二为福陵，在沈阳之东２５里，是顺治帝之祖努尔哈赤的墓地；三为昭陵，在沈阳之北，是顺治帝之父皇太极之墓地。

　　这个大臣的职位，冯德麟还比较满意。虽然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但因为毕竟是大臣，而且还管辖很多官地，不仅名声好听，还可以捞到许多钱。在全国一片声讨复辟祸首之时，张作霖竟然不避嫌猜，敢于为冯德麟请愿，冯德麟对此不能无动于衷。经此磨难，冯德麟再也不作他想，而是老实过他的晚年生活了。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１日病死。

　　冯德麟被捕后，张作霖就接收了二十八师，自兼师长。后把原二十八师的旅长汲金纯提升为师长。扫除了冯德麟这个障碍，张作霖便真正地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实权。在对冯德麟的问题上，张作霖的又打又拉的打拉策略起了重要作用。


兼并江省

　　张作霖对只掌握奉天省的军政实权，是不满意的。他的政治野心很大。其近期目标是夺取东三省的统治大权，故首先把矛头对准了江省。当时的黑龙江将军是朱庆澜。朱庆澜，字子桥，浙江绍兴人。１８７５年生。曾任职奉天督练公所巡警总局，第十七镇镇统。１９１２年，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１９１４年，加陆军上将衔。同年改署巡阅使并升任黑龙江将军。朱庆澜在奉天时，很看不起张作霖，两人由此结怨。朱庆澜也不会听张作霖指挥，张作霖便想挤走他。

　　但袁世凯很信任朱庆澜，挤走朱也并非易事。此时驻黑龙江的是陆军第一师，师长是许兰洲。许兰洲，字芝田，河北南宫人。１８７２年生。湖南陆军学堂毕业。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因其会武术，曾任职袁世凯卫队，而受袁世凯信任。１９０８年，任黑龙江巡防营第二路统领。１９１４年，任黑龙江省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张作霖侦知许兰洲觊觎黑龙江督军的高位，便有意借许兰洲挤走朱。并答应事成后，保举许兰洲担任此职。许兰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有意制造事端，以便从中取利。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７日晚间，受许兰洲怂恿的江省省城齐齐哈尔的少数旗人到处散发传单，通知所有旗人到八旗工厂开会，讨论旗人生计问题。按规定，开会事先必须呈请警察局批准，而他们并没有请示。

　　警察看到满地传单，不明所以。警察局便派人到工厂周围警戒，以便了解情况再作处理。翌日清晨，旗人纷纷来到工厂门前，见到有警察戒备，以为警察干涉开会，便跑到许兰洲的师部躲藏起来。这就为许兰洲提供了反对朱庆澜的机会。

　　许兰洲一面假意出面调解，一面又鼓动旗人代表联名电告北京政府，攻击朱庆澜左右的８个人，揭发他们的种种罪行。这实质是在攻击朱庆澜。因齐齐哈尔的电报局被许兰洲军队控制，朱庆澜便派人到哈尔滨，电告袁世凯许兰洲阴谋挑动旗人闹事。“袁接电后，即电许兰洲不准乱来，言称如果朱庆澜发生意外，则以该师长是问”①。

　　许兰洲不敢违命，但双方相持一周有余。袁世凯无法，便调朱庆澜入京，１９１７年北京政府任命其为广东省省长。其遗缺暂由许兰洲护理。但袁世凯深知许兰洲不是担任边疆大吏的材料，便于１９１６年６月调毕桂芳任黑龙江将军兼巡阅使，７月改称督军。毕桂芳，河北大兴人，１８６５年生。北京同文馆毕业，后赴俄国留学，曾任俄国公使馆随员，是个俄国通。曾任总统府高等外交顾问。派他到黑龙江省，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处理和俄国的外交关系。

　　许兰洲目的没有达到，仍想让张作霖保举他。张作霖感到许兰洲并不可靠，便对他玩了两面手法，后来就弃许保鲍了。这个鲍，即是鲍贵卿。鲍贵卿，字霆九，奉天海城人。１９１４年，任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１９１５年，任陆军讲武堂堂长，后升任陆军中将。他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他们既是老乡，又是亲戚。于是，张作霖就保举了鲍贵卿。１９１７年７月，北京政府任命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暂行兼署省长，加陆军上将衔。

　　为了保持江省的稳定，把许兰洲的第一师调到奉天省，放在张作霖的眼皮底下。就这样，张作霖终于控制了黑龙江省。


吞并吉省

　　下一个目标就是吉林省。当时吉林督军是孟恩远。孟恩远，字曙春，天津人，１８５９年生。在天津小站入新建陆军。１９１２年，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１９０７年任吉林巡防营翼长、记名提督，吉林督办剿防事宜。１９１４年，升任镇安左将军督理吉林军务。１９１６年７月，改任吉林督军。张勋复辟时，于１９１７年７月，任命其为吉林巡抚。可以说，他是个老吉林。在吉林经营有年，根深蒂固。他当然不是张作霖的嫡系，张作霖想把他换掉。

　　本来张作霖以为赶走孟恩远是件容易的事，但不承想没那么简单。张作霖略施小计，向北京政府密告孟恩远在张勋复辟时，曾接受巡抚任命，与复辟有染，担当巡抚不称职。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北京政府便下令调吉林督军孟恩远为诚威将军，派田中玉为吉林督军。将军在当时是个有名无实的空头衔。

　　段祺瑞对张作霖没有好感，但也不得不利用他。既然你张作霖有密报，我就乘机派一个自己人来调换孟。但是孟恩远也有他的关系网。孟的外甥高士傧是吉林督署的参谋长，又兼师长。女婿陆承武的父亲是直系幕后活动家陆建章。在这种情况下，孟恩远决定不交权。张作霖想武力解决。但在总统黎元洪联合直系军阀的干预下，张作霖没敢有所动作，此事也就暂时搁置了。

　　张作霖在１９１８年９月７日，经徐世昌总统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在此之前，冯国璋当总统、段祺瑞当国务总理时，他们于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０日任命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而且给曹锟特意铸造了一颗银质狮钮大印，重达２斤多，比特任官的印还要大很多。这是在暗示曹锟要高于所有的督军，将来很有可能当上副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以此来笼络曹锟。

　　徐世昌是１９１８年９月４日当上总统的，仅仅过了三天，就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显示了徐世昌和段祺瑞对张作霖的拉拢。从此，北方就有了两个比督军大的官了，他们之间也有互相牵制的作用。这是内阁总理段祺瑞为了实现他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的一个策略。

　　东三省巡阅使比省督军高一级，形同前清的东三省总督，但比总督有更大的实权。这就使张作霖有权建议中央安排东三省的人选。１９１９年６月，张作霖认为驱逐孟恩远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张作霖电请徐世昌将孟恩远他调，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继任。而黑龙江督军由其嫡系孙烈臣担任。

　　张作霖的电请，得到徐世昌的批准。１９１９年７月６日，北京政府调孟恩远为惠威将军。此时的孟恩远已是６０岁的老人，而且在吉林搜刮多年，已脑满肠肥，得此消息，本想一走了之，回天津做寓公。但又不太甘心，尤其是他的部下不满。他的部下有两个人反对最烈。一个是参谋长兼师长的高士傧，一个是旅长高夙城。这二高怂恿孟恩远要和张作霖开仗，拒绝调走。孟恩远也就“一任彼等之拥戴，企图侥幸于万一”。

　　得到这个消息，张作霖立即派孙烈臣为吉林讨伐军总司令，调兵向吉林进发。大兵压境，孟恩远知道自己不是张作霖的对手。他不顾二高的反对，密电张作霖同意交出吉林督军大权，但要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作霖当即回电，只要交出吉林督军大权，保证你安全回到天津。８月５日，鲍贵卿和孟恩远同到吉林市，交接了督军大印。就这样，孟恩远携带大批财产回到了天津，做寓公去了。二高也不敢反抗，放弃了部队，身着便装绕道海参崴乘船潜回天津①。

　　障碍扫除了。张作霖下令，将鲍贵卿调到吉林，任吉林督军。同时，孙烈臣调署黑龙江督军。８月，加陆军上将衔，兼署黑龙江省省长。孙烈臣一直是张作霖的部下，对张忠心耿耿，值得信任。因此，张作霖把黑龙江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至此，张作霖终于攫取了东三省的领导权。

　　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


日帝扩张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垂涎中国。１８９４年７月到１８９５年３月，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历时８个月。腐朽透顶的清王朝打不过日本，于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在日本的马关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其主要条款是，中国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都割让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２万万两白银。

　　割让辽东半岛，使沙俄很为震惊，因为这触及了沙俄在远东的利益。为此，沙俄勾结德国和法国，向日本提出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感到，自己一国敌不过他们三国，就忍痛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但中国必须交给日本３０００万两白银。中国向日本交纳赎金，赎回本来属于中国自己的领土。这是一个强盗的逻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好答应日本的要求。

　　而沙俄自以为还辽有功，清政府也把沙俄看作救星，就同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根据这个密约第４款的规定，“中国允许俄国建筑一横断吉黑两省而达海参崴之铁路，是即中东铁路”①。后来，俄国又建筑了从哈尔滨至旅大的铁路，称为南满支路。并借口防止德国占领胶州湾，强迫清政府于１８９８年３月２７日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了旅顺和大连。就这样，俄国控制了东三省。

　　对此，日本并不甘心。于是，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０日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在美国的调停下，１９０４年９月５日，日俄两国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签订了和约①。其第５条是把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第６条是把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并在该地方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均转让给日本。《附约》中还规定，两国在各自占有的铁道两侧可置守备兵，“每一公里不过１５名之数”。长春至大连的铁路称南满铁路。日本按照俄国先例，把铁道两侧３０里的土地，都划为“铁路附属地”，设有警察。该地内的所有矿山，都归日本所有。同时，铁路附属地内的行政、司法、工业、商业、教育、卫生等，都归日本的南满铁路公司管理。这个区域完全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尚不满足。又于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日，任命外相小村寿太郎为全权大使来到北京，同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劻等谈判。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２日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３款，附约１２款。附约规定，将奉天省内的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等，吉林省内的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黑龙江省内的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共１６个城镇开埠通商；中国军队“不得进踞日本驻兵界限２０华里以内”；在营口、奉天（沈阳）、安东（丹东）划定日本租界；安东至奉天的铁路由日本经营和改建②。这个条约，日本又变本加厉地攫取了许多额外的权益。

　　以上条约签订后，东三省就被日俄两国分割，以长春为界，北面称北满，南面称南满。北满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南满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在长春至大连、安东至奉天的铁路驻扎军队，同时在奉天的日本租界也驻扎军队。尽管在奉天省城内也有英、法、美、俄等国的领事或商务代表，但他们势单力微，没有左右日本的实力。实际上，在东三省的南部，日本已经形成了控制整个东北的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很会分析形势的张作霖，就把注意力放在日本人的身上。张作霖是个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他深知，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只有取得日本人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渐次发展。为此，他便不遗余力地讨好日本人，以图取得日本人的好感，并进一步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巴结日本

　　善观风向的张作霖首先把宝押在日本人身上。他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投靠巴结日本人。张作霖是１９１１年冬由边城洮南进入奉天省城的。

　　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６日，张作霖就迫不及待地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他自吹“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在本人掌握之中”，以便引起日本人对他的重视。并讨好地说：“日本国如对本人有所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

　　１月３１日，张作霖又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书记生深泽说：“日本国在南满洲享有利权，乃属当然，毫不为过。”并叫深泽把他的谈话转达总领事，并进而转达日本政府。

　　２月５日，张作霖又和落合总领事说：“倘若日本对于本人及东三省人民尚有关切之情，则本人率众依归，并非难事。”当时的张作霖想的完全是如何扩张实力，为达此目的，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他的上述做法，完全是认贼作父的卖国举动。但是，由于他的职位较低，而且过于殷勤，不免引起日本当局的怀疑。日本外相指示落合总领事，只可同张作霖“保持联系，互通声气”，不可“过于深入”。

　　但是，张作霖的亲日态度给日本当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多次派人到奉天拉拢张作霖。张作霖在靠近袁世凯的同时，还是不断地和日本明相往来，暗送秋波。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１日，张作霖当上了师长，权力更大了。

　　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政来奉，张作霖认为这是一个表示亲近的好机会，便秘密拜访了他，希望得到他的援助。以后，张作霖又拜访了日本奉天满铁公所所长左藤，进一步表示对日本亲善之意。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４日和２７日，张作霖又两次拜访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政，露骨地表示他“打算作都督”，“希望得到日本的具体援助”。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段芝贵派张作霖代表他到朝鲜汉城参加农产品博览会。期间，他乘机和日本驻朝鲜的寺内正毅总督会见，多方谄媚，对寺内极尽拉拢之能事，寺内对张作霖也百般笼络。后来，寺内正毅当上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权倾一国。这为他们之间的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

　　巴结日本，希图取得日本的支持，这是张作霖扩张势力、称雄东北的一个基本策略。不过，此时双方还处于起始阶段。互相靠拢，但还没有实际行动。


险被炸死

　　这些看法是和当时日本极力推行的“满蒙独立运动”紧密相关的。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其实就是日本人推行的要把中国的领土割让给日本的运动。日本妄想把内蒙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建立满蒙王国，由日本托管。

　　一派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依靠宗社党和内蒙叛匪。而宗社党的头目就是清朝的肃亲王善耆，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５日，清廷举行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清帝退位。宗社党坚决反对。他们为了保存实力，肃亲王善耆等一伙六十余人，在北京守备队队长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的协助下，于２月５日密潜到旅顺，被日本人保护起来，待机而起。宗社党是一个以复辟清朝为宗旨的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组织，其成员都是清朝的宗室贵族，遗老腐儒。他们积极投靠日本，企图东山再起。日本也正想利用他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他们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必须除掉。

　　另一派认为，实现满蒙独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的最好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等。两派互不联系，各自活动。

　　川岛浪速一派在策划第一次满蒙独立失败后，贼心不死，于１９１６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在前清时，曾担任过民政部尚书善耆的警政顾问，他们是拜把兄弟，关系十分密切。川岛浪速以浪人的身份在华活动。这是当时日本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普遍作法。

　　他们表面上是私人身份，不代表政府。但实质上，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侵略别国的间谍。这一派的日本统治集团，在计划、财政、人员、武器等方面，都做好了在东北举事的准备，但后来由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等人认为“极为不妥”。他们认为，如果不能成功，便会有“暴露意外丑态之虞”。不如策动张作霖进行“满蒙独立”，较为稳妥。这个看法，得到了日本外相石井和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支持。于是，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便没有举行，而是采取了策动张作霖独立的作法。

　　但是，川岛浪速一伙暴徒却策划了一个暗杀张作霖的阴谋。他们认为“擒贼先擒王”，企图杀死张作霖，然后趁乱夺取省城奉天，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日本便可趁机操纵之。１９１６年５月中旬，“（日本）土井少将（现役联队长）在沈阳满铁附属地内召集日方有关的军职人员，密商干掉张作霖”①。会议决定由伊达顺之助、三村丰预备少尉（少佐）等组成“满蒙决死团”，刺探消息，磨刀练兵，执行刺杀任务。他们选择了一个张作霖必定出现的机会，那就是５月２７日。

　　这一天，日皇之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都返日经过奉天，“张作霖督军为对闲院宫的经过表示尊敬”①，就到奉天车站去迎送。为表示敬意，张作霖还特率其部下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等乘５辆豪华俄式马车，在骑兵卫队的护卫下，大张旗鼓地赶往车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也到车站迎送。

　　张作霖送走贵宾后，在归途中，于小西关附近，突然遭到炸弹袭击。炸弹是从一层楼的窗口里投掷出来的。刺客是时任日本陆军少佐三村丰等人。但是，他们没有见过张作霖，看汤玉麟煊赫的气派，把汤玉麟误认为是张作霖了，炸弹就投向了汤玉麟。刹那间，小西门大街，硝烟弥漫，乱作一团。但由于刺客惊慌失措，投弹不准，汤玉麟等人只受了轻伤，在后边护卫的卫队士兵被炸死了五六人。

　　坐在后边马车上的张作霖正路过小西边门外，突闻炸弹声，情知有变，就机智地跳下马车，蹿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在马队卫兵的护卫下，绕道从胡同穿过大西门驰回将军行署。但在途经奉天交涉署时，又遭到炸弹的袭击。张作霖在路经大西城门里的奉天图书馆时，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但张作霖是玩马的出身，骑技娴熟，马驰如飞，炸弹在张作霖的身后爆炸，气浪只炸掉了张作霖的帽子，人并没有受伤。可那个刺客却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在大街上滚了几下，就死了。

　　两次刺杀，没有动张作霖一根毫毛，张作霖可谓命大。当然，这和他遇事不乱、沉着应对有关。

　　张作霖惊慌失措地跑回刚刚建成不久的将军行署，也就是后来的大帅府。门卫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在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卫队紧急集合，处于戒备状态。这时才发现那匹马通身是汗，后腿正淌着血，马肚子也受了伤，知道出大事了。督军署如临大敌，紧急出动，立刻封锁了浙江会馆、通天街等周围地区。

　　过了一会儿，汤玉麟骑快马赶到了将军行署，立刻问：“七爷回来没？受伤没有？”卫队长赶忙回答：“刚回来，没有受伤。”汤玉麟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心来。径直进到府里，赶快去见张作霖。张作霖气愤地问道：“他妈拉巴子，谁干的？逮着没有？”汤玉麟急忙答道：“跑了一个，死了一个！”话刚说完，卫兵进来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和日本驻奉总领事来慰问。”慰问是假，探听是真。

　　张作霖正在更换衣服，他一愣神，脱口而出：“来得好快呀，让他们进来！”日本人进入客厅，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将军，您受惊了！”张作霖和他们虚与委蛇，表现得若无其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声音朗朗地说：“小事一段，小事一段，不足挂齿，还有劳各位前来看望，真是不好意思。”说完便哈哈大笑，接着又收起了笑容，一字一句地说：“哼，有人打我张作霖的主意，没那么容易！”日本人“见张神色自若，不禁暗自称奇”。

　　事后检验那个刺客的尸体，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虽然穿戴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他的脚形明显是常穿木屐的，可以确认是日本人，那就是日本浪人了。这一次炸张，本来是日本人干的。但是，日本人却放风说是宗社党所为。其实，张作霖也知道是日本人干的，但由于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而且又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也就不再追究，此事便不了了之了。张作霖为了尽快平息这起突发事件，故意在一个场合，当众说道：“算了吧，单从脚形判断凶手，证据不足，不足！”也就没有向日本人交涉，把这个事件敷衍过去了①。

　　多年以后，日本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爵的秘书原田熊雄口述回忆录时，道出了真实情况：“这个凶手是日本人。”“这个阴谋丢尽了日本的脸。”这位日本人倒是能够面对历史事实的。其实，第一次爆炸后，矢田总领事立即跑到现场。他看到，爆炸现场血肉横飞，“真是惨不堪言”。矢田总领事“拣到没爆炸的炸弹，并带回给本乡房太郎上将看，本乡说：‘这是日本特制的火药。’”当时日本人就明了是他们日本人干的。

　　这一事件，使得张作霖对日本人有了一定的警觉。他知道，当日本人的傀儡是很危险的。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炸张作霖。１２年以后那次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日挑事端

　　１９１６年８月１３日，郑家屯的日侨吉田在街上买鱼，给价太低，卖鱼的小孩不想卖，吉田就动手痛打这个小孩。驻地奉军是第二十八师骑兵第二十八团，其士兵看不过去，就对吉田加以劝阻。吉田恼羞成怒，对士兵报以老拳，打不过，就跑到日军守备队，告歪状。并由松尾中尉带领武装日兵二十余人，奔至奉军驻地寻衅。门卫加以阻拦，日兵竟悍然开枪，奉军不得不开枪还击。结果发生枪战，双方各伤亡十余人。

　　枪战之后，日军守备队队长松尾中尉一面电求附近日军来援，一面向辽源当局提出中国驻军须一律撤出城外３０里。后日军两个大队从铁岭拥至，将辽源镇守使署和中国军队营房，全部占据。并张贴告示，无理地宣布自郑家屯至四平街３０里内，不准华人入内，否则开枪。当时四郑铁路还没有通车，日军就将此一线路划归了日本。这就是历史上的郑家屯事件。

　　日本制造郑家屯事件，其最初的目的是要救援以内蒙马贼头领巴布札布为首的蒙古叛匪。同时，帮助大连的宗社党叛乱。日本的设想，是在郑家屯这个战略要地制造混乱，以便浑水摸鱼。

　　在郑家屯事件之前，于６月末，奉省西北部的蒙匪巴布札布、善耆的七子宪奎和日本军官纠集五千余胡匪，打着“勤王复国军”的旗号，蜂拥南下。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６日，被吴俊升部击败。巴布札布龟缩到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郭家店，伺机待起。郭家店在四平和长春之间的南满铁路线上，巴布札布叛匪得到了日军的保护。此时，大连的宗社党本部抽调八百余人也组成“勤王军”，乘坐南满铁路火车，奔赴郭家店，支援巴布札布败军。这就造成了叛匪南北汇合的局面。８月３０日，川岛浪速一行从大连赶到郭家店，对巴布札布表示慰问，对巴布札布及其部下给予犒赏，并鼓动他“将来时机成熟，再度举事，以效忠于清朝”。

　　张作霖对巴布札布叛匪的行踪是掌握的，对川岛浪速的所为也是了解的。他一方面感到，巴布札布叛匪对他的东北王的地位是个严重威胁，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铲除；另一方面，也感到日本的势力强大，亦不能轻举妄动，要适可而止。因此，他在派重兵包围郭家店的情况下，又同川岛浪速进行了谈判。

　　川岛浪速提出让巴布札布安全撤退，并安排了撤退路线和具体方法。同时，又派一个中队的日军加以保护。本来张作霖想在巴布札布撤退时，一举将其歼灭。但由于日本的干涉，张作霖也担心事态扩大，就对巴布札布的撤退采取了规避的态度。这样，巴布札布就安然地退走了。

　　１９１６年９月，他们向热河方向逃窜。１０月７日，巴匪攻击热河西北的西林县，县知事李传勋告急。由于准备比较充分，打退了巴匪的进攻，并俘获了一些巴匪。李传勋电称：“此次匪内日人甚多，现经拿获久泉登喜藏一名，经知事面认，曾经来林游历。逐加询问，供甚狡猾。察看情形，确系帮助巴匪。”可知，巴匪内还有一些日本的死硬分子。后来，巴布札布被热河前敌总司令兼林西镇守使米振标击毙。巴布札布叛匪也就树倒猢狲散了。

　　由于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决定对北京政府给予支持。日本当局便决定甩开宗社党这帮无用的老朽，于８月１９日同宗社党达成协议，在两个月内解散宗社党，头目给予巨额遣散费。从此，宗社党便消失了①。

　　关于郑家屯事件，日本公使向中国提出了８条苛刻的要求。张作霖不能全部接受，他便以奉天省议会的名义向北京政府呈送咨文，坚决反对日本借郑家屯事件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１１月２６日，奉天召开了公民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

　　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反复交涉，张作霖断然拒绝了在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和向东北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的侵略要求。张作霖明确地指出：“警察有关一国之主权，顾问有关军事之秘要”，“应请严重交涉，据理力争，以顺舆情。”后来北京政府在驻警的问题上，有软弱的表示，张作霖当即表态：“查警权之作用，属于内务行政之全体，国权所系，讵容觊觎。”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患无穷，“亟应继续拒驳”①。

　　最后，于１９１７年１月２２日结案，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基本内容是：申斥二十八师师长；处罚有责任的军官，应从严的从严；在中日杂居区域内，对日本军民以礼相待；奉天督军向日本领事、关东都督表示歉意；给日本商人吉本抚慰金５００元。以上条件实行后，日军才从辽源撤出②。

　　但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警察和聘请日本军事顾问等要求，均被驳回。这虽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关键的事项上还是顶住了日本的压力。当然，张作霖知道，要想实现他的更大的政治野心，还必须依靠日本。这是张作霖当时的内心想法。


与日勾结

　　张作霖是想要投靠日本的。恰逢此时，日本的政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有利于张作霖。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寺内正毅上台组阁。

　　大隈重信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对中国采取了露骨的侵略政策。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他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逼迫中国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５月７日，又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５月９日，袁世凯承认了这个条约。这一切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痛恨。

　　有鉴于此，新上台的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就变换了对华的侵略手法。他决定，对北京政府，运用大借款的方式，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进而达到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在东北，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以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

　　寺内正毅，１８５２年生，陆军元帅。日俄战争后，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立委员长，主持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后任朝鲜总督，对朝鲜实行严酷的统治。这个寺内，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前文提到，张作霖在朝鲜时和他打得火热。此次寺内正毅上台，张作霖异常兴奋，认为有了一个欣赏自己的后台老板。为投其所好，张作霖向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请菊池武夫“把以上各点向总理大臣转达”，以图取得寺内正毅的全力支持。

　　日本有一个关注对华政策的高级谋士，叫后藤新平。此人于１９０６年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一任总裁。１９０８年，历任日本递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拓殖局总裁。他于１９１６年６月和９月，曾两次到我国东北进行考察，为日本当局提供具体的侵华政策。

　　他回国后，撰写了一本《日支冲突之真相》。书中关于日本如何对待张作霖，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①

　　这是后藤新平在为日本当局进言献策。他通过对张作霖心理和处境的分析，指出日本必须全力支持张作霖，让他当上东北王，然后日本才能“在满洲为所欲为”。这就是后藤新平为日本打得如意算盘。

　　后藤新平回国后，先后担任内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等职，疯狂宣传支持张作霖的主张，极力鼓吹向中国扩张势力范围。他的想法和寺内正毅的看法不谋而合，因此成为日本对待张作霖的基本对策。那就是“日本援助张作霖是最为上策”。

　　以后，日本确实把宝押在张作霖身上，极力支持他。１９１７年，张作霖与冯德麟的矛盾激化，张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冯德麟是个老牌亲日派，不敢轻易出手。后来张作霖派他的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向日方咨探消息，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回电：“帝国政府对张作霖的立场充分同情。”得到日本的承诺，张作霖便采用软硬兼施的手腕，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夺取吉林省的大权时，张作霖又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为了帮助张作霖打击孟恩远，制造了宽城子事件，使得吉军不战而退，束手待毙。这样，张作霖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吉林省。总之，张作霖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的全力支持。

　　作为回报，张作霖也在用各种方式答谢日本。聘请日本顾问，就是张作霖对日本表示亲善的一种方式。早在张锡銮任奉天都督时，在日本的压力下，不得不聘用日本顾问。在东北，第一次官方正式聘请的日本顾问是菊池武夫中佐和町野武马少佐。他们都是日本参谋本部选拔并派遣的。他们都是奸细，经常和“奉天特务机关”秘密联系，接受指示，提供情报。

　　他们作为顾问，同奉天都督签有正式契约。关于聘请菊池武夫为军事顾问的一份契约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大中华民国镇安上将军张锡銮，兹与大日本帝国关东都督男爵福岛安正商议，聘订大日本帝国步兵中佐菊池武夫为镇安上将军之顾问，所有议定合同，开列于左。”下列６款，时间是１９１４年９月８日，签字者为张锡銮和福岛安正。

　　这两个顾问，在张作霖时代仍然耀武扬威，还是当顾问。“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联络朝野要人”。①据统计，自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３１年，１９年间，张作霖父子先后聘用日本顾问１８人。其中军事顾问１３人，私人顾问３人，普通顾问和警察顾问各１人。

　　此外，张作霖还在东北镇压学生运动，以取悦于日本人。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军阀张作霖严密封锁外界消息，严禁奉天学生罢课游行，宣布“对有妄动行迹者”，“予以枪杀”。并向北京政府通电：“请国家一面将青岛问题交涉经过，宣布中外；一面对肇事之徒，严加惩处，以遏乱萌，而全邦交。”这完全暴露了张作霖以革命学生为敌、以帝国主义为友的丑恶嘴脸。

　　由于张作霖的镇压措施，全国“独奉省当局严加取缔，并添派军警监视，各校学生行动不得自由”，“奉省的抗日运动终于熄灭”。对此，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表示感谢。这些只是张作霖亲日的部分表现。在张作霖主政的前期，他同日本也有矛盾，但相互勾结是主要的。当然，随着张作霖的羽翼逐渐丰满，势力逐渐强大，他同日本的矛盾也就逐渐激化了，以至一发不可收拾。这乃是后话。


同段合作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又是北京政府的内阁总理，是袁世凯死后北洋派最有威望最有实力的头目。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目标，对段祺瑞采取了阿谀奉承的作法。本来对张作霖这个马贼出身的人，段祺瑞是看不起的。但是，因为张作霖拥有军队和地盘，段也不能小觑他。

　　１９１８年２月２４日，直系的冯玉祥在南进的过程中，突然于湖北的武穴发表了“促进南北和局”的通电。这个主和通电对段祺瑞的主战派是一个沉重打击。在武穴发表通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武穴处于湖北和江西的交界线上，冯旅在此驻足，对主战派两路军队的南进，造成了重大影响。这就打乱了段祺瑞的整个军事布局。段祺瑞手中没有军队，感到束手无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求救于张作霖。

　　于是，段派他的心腹爱将徐树铮以“接洽国防”的名义，到奉天调张作霖出兵。

　　张作霖表现积极。１９１８年２月２５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进入山海关，开到河北滦州。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奉天督署参谋长杨宇霆，绰号“小诸葛”的，带兵到达秦皇岛，他是别有所图。他不费吹灰之力，在秦皇岛港口一举截走了２．７万余支步枪。这些步枪是根据段祺瑞同日本的中日军械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中国的。不料想，刚一上岸，就成了奉军的囊中之物。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着实让段祺瑞吃惊不小，也十分心疼。因为这是段祺瑞准备用来装备他的私人武装“参战军”的。２６日，段祺瑞给张作霖发一电，让张把军械送回北京。张作霖也会演戏，同一天，张发一通电，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只因缺少军火，未便起行。此次“提去”军火，事先未予请示，因为公文来往费时，只得先斩后奏。

　　２７日，张又给段一答电，称“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还振振有辞呢！其实，据推测，这批军火是徐树铮为了讨好张作霖，而故意送给张的。因为没有礼物，很难说动张作霖出兵。事先请示段，肯定不准。所以，徐就来了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提取军火是要证件的，而这个证件就是徐树铮在任陆军部次长期间私自留下来的空白证件。段对张无法，只得不了了之了①。

　　３月５日，奉军一部由天津开到廊房，靠近北京。张请北京政府在天坛一带指定营房，让奉军驻扎。张的到来，使人们回想起了张勋的野蛮的辫子兵，由此给北京城造成了极大恐慌。张发表通电，表示自己没有个人野心，“毫无私意。若有虚言，鬼神鉴察”。这才使北京市民稍稍安心。

　　３月１２日，在距离天津５０里的军粮城组成了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兼总司令，徐树铮以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此时，段、张勾结，才大白于天下。１６日，徐树铮同杨宇霆到天津，召开北方各省督军代表会议，再次敦促大总统冯国璋让段祺瑞组阁。

　　３月２３日，段宣布组阁，段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又在大力推行他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段上台不久，奉军又在塘沽劫持军火。这是段从日本购进的第三批军火，段只能吞下这颗苦果。

　　张作霖是想利用徐树铮，借以扩张奉系的势力。但是，徐树铮却企图假借奉军的力量，达到扩展自己势力的目的。在北军南下不利的情况下，徐树铮决定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把奉军的６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并命令奉军的３个师长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速到长沙，布置作战计划。

　　此举引起张作霖的警觉，他迅速调回３个奉军师长，并要调回摆在前线的奉军。虽然徐树铮信誓旦旦，但张作霖不傻，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当替死鬼，打头阵。自此，张、徐之间产生了嫌隙。

　　７月２８日，在天津召开了督军团会议，张作霖第一次参加。关于总统问题，张作霖赞成徐世昌担任大总统。这是很重要的一票。会后，张作霖有意留在天津，查一查徐树铮代行总司令期间的表现。这一查，看出了问题。从３月２３日段内阁复活时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奉军军费５１５万元，奉军实收只有１８０万元。其余绝大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的选举上了。这就是说，徐树铮在欺骗张作霖。徐口蜜腹剑，心怀鬼胎。

　　张作霖岂是好惹的。他当即下令撤掉了徐树铮的副总司令的职务，并向段告状。段十分惊慌，除令徐向张道歉外，还答应在短期内归还徐的欠款。后来欠款没有还清，张作霖不答应。只得从徐树铮编练成的５个混成旅中，拨给张作霖３个旅，此事才算罢休。

　　不过，从此徐树铮对张作霖怀恨在心，埋下了要杀掉张作霖的阴险的种子。前文提到，徐世昌在当上大总统的第４天，就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既是徐世昌对张作霖赞成自己当总统的回报，也是对这个具有深厚潜力的东北王的一个拉拢。这是徐世昌的一招妙棋。此一时期，张作霖还没有过多地过问关内事务，他的眼光基本是在东北。在关内经过两年的历练，张作霖具有了关于国家方面的相当的军政经验，他想入主中原了。


入京调停

　　当了东北王的张作霖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登上总统的宝座。而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寻找机会，挥师入关，问鼎中原。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大总统徐世昌电邀他赴京，对直皖两系的火药味十足的矛盾进行调解。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９日，张作霖来京，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对双方进行调解。那么，为什么直皖两系闹得不可开交，必须有中间人进行调解呢？这就要回顾一下他们之间矛盾的由来。

　　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袁世凯系统的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皖系和奉系，直系首领是冯国璋，皖系首领是段祺瑞，奉系首领是张作霖。这三个军阀构成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之间为了争夺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时而联合，时而争斗，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他们都分别或参错地投靠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主子，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的首领段祺瑞被日本看中。日本人认为，段祺瑞是一个可以代替袁世凯统治中国的傀儡。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衣钵，也迷信“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并身体力行。日本人很欣赏他这一点，认为他能够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但看到段的武力和财力都不足，为此，他们便不遗余力地支持段，给他金钱，送他武器，帮他训练。

　　段极力鼓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北京政府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４日对德、奥宣战。段祺瑞以参战为借口，利用向日本的借款，编练了一支参战军。参战军的总参议就是日本人坂西利八朗。在日本军官的帮助下，参战军迅速组建了三个师、四个混成旅，成了一支很有威慑力的武装力量。但这是段祺瑞的私人军队，是军阀武装。

　　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大他的实力，曾向日本秘密借款。因为这些借款都是日本人西原龟三从中斡旋联络的，所以叫“西原借款”。西原龟三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当时的大藏大臣是胜田主计。在寺内正毅内阁，“西原则并不担任任何名义，只是做一个幕后的秘书，代寺内、胜田两人筹划献计，无不采纳。他在大藏省内，可以随便命令指挥胜田的幕僚，也能随便指挥兴业等三银行的人员听从他的命令办事，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①。

　　为了掩人耳目，他所办理的借款都是经过日本的兴业、台湾、朝鲜三个特种银行进行的。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的“西原借款”有：交通银行两次借款；有线电报借款；吉会铁路借款；吉黑金矿借款；满蒙四路借款；山东铁路借款；参战借款等。据统计，共计８项借款，借款总额达１亿４千５百万日元。借款的名目繁多，用以掩盖借款的真实目的。这些借款都是拿中国的土地、矿山、森林、铁路等资源作抵押。“西原借款”是日本变相侵略灭亡中国的险恶阴谋。

　　段祺瑞对日本的支持感恩戴德，投桃报李。１９１９年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段祺瑞指使参会代表，对收回被战败国德国占领的山东问题不予提出。这就是默认了日本在山东攫取的德国原来窃取的中国主权是合法的。段祺瑞的卖国行径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声名狼藉。但他不顾这些，还是一味地做着“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

　　世界大战结束了，参战军已无存在的理由。为了保留这支他个人的军队，他把参战军先改名为国防军，后又改名为边防军，以欺骗舆论。并派他的心腹和门生徐树铮主管它。

　　大总统徐世昌虽然是北洋元老，但只是个文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不得不听命于已经下台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经段祺瑞授意，徐世昌于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４日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西北筹边使在官制上和职权上比东三省巡阅使还要大。他有军、民、财的独立权，练兵购械可先行后报，西北各省如内蒙、新疆、甘肃、陕西的文武官吏均须受其节制。

　　本来徐世昌把他调往西北，是想调虎离山。没想到，徐树铮利用这个机会，秉承段祺瑞的旨意，大肆扩展自己的势力，居然成了西北王。徐树铮是个狂妄自大、心狠手辣的人，做起事来，不计后果。他曾诱杀直系元老将领陆建章，并收买直、奉系的将领，对奉系首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直系首领、四省经略使曹锟都极为轻视。除段祺瑞外，老子天下第一。早在１９１８年，徐树铮在担任奉军副司令期间，就盗用张作霖的军费发展自己的武装，张作霖气愤地把他撤职。那时，张作霖就知道徐树铮不是个省油的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种种作法，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不满。

　　直系军阀也是很有实力的。直系首领冯国璋死后，代之而起的是曹锟。曹锟有一个智勇双全的爱将吴佩孚。这个吴佩孚可不简单，是个秀才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关键的是，他很有大局意识，很会把握局势。在同皖系军阀的斗争中，他的声名鹊起，渐为人知。从１９１８年８月起，他就连续发表“罢战主和”的通电，揭露段祺瑞亲日卖国的罪行，谴责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是“亡国之政策”。

　　吴佩孚的文武两手策略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国人的称赞。直系军阀在国内的地位有所提升。曹锟的地位提升了，吴佩孚的地位提升得更快。从某种程度上讲，吴佩孚实质上已经是直系军阀的首领。吴佩孚的“罢战主和”的主张，其实是扩充他们派系势力的一个漂亮的口号，但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是个有力的冲击。

　　当然，皖系军阀还有许多作法，都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反对。诸如，皖系军阀把持国会，安福俱乐部是皖系的一个政客组织，他们控制了国会，人称“安福国会”。还如，段祺瑞操纵内阁，逼迫内阁总理靳云鹏撤换河南督军赵倜，改派段的内亲吴光新继任，以图阻止吴佩孚撤兵北上等。如此等等，直、皖两系的矛盾愈演愈烈。

　　此时，直、奉之间也在秘密接触，暗中往来。１９２０年３月，张作霖在奉天假借办寿的名义，４月９日，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名义，先后召集八省代表联盟会议，组成反皖联盟。这八省都督是：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豫督赵倜。他们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表示反对的是徐树铮，而不是段祺瑞。段祺瑞当然不会上当。１９２０年５月，吴佩孚撤兵北上，６月进驻豫、直等军事重地。６月１０日，奉军也借口“拱卫京师”，将驻扎在独流镇的４个营开往廊房。６月１５日，吴佩孚偕同直军的３个混成旅旅长到保定。６月１７日，徐树铮闻讯，也由库仑急忙回京，调动皖军积极备战。

　　直皖两系，剑拔弩张。京津地区，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总统徐世昌才电召张作霖入京，来调停直皖之争的。


逃脱虎口

　　张作霖本来是站在直系一边的，现在却要亮出公正的面孔，假意进行调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张作霖是很会作戏的。６月１９日，张作霖春风满面地出现在北京东车站。北京的达官贵人纷纷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徐树铮为了表示亲近，特意到北京以东的廊房车站去欢迎。安福系的骨干交通总长曾毓隽大献殷勤，给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准备做大帅行馆。

　　但张作霖对皖系的政客安福系没有好感，不给面子，不在奉天行馆住，而是下榻于北京奉军司令部。到京后，张作霖便先访徐世昌，次访靳云鹏，后访段祺瑞。他表示此来是向双方说点公道话，以期互相让步，维持和平。徐世昌出主意，让张到保定去征求曹锟的意见，张记下了。２０日，徐树铮来访张，张对徐印象恶劣，托故不见，徐很是嫉恨。

　　２２日，张作霖到保定拜访曹锟。曹锟盛宴款待，互通衷曲。后来召开了直系督军代表会议，吴佩孚参加了。吴在会上屡屡发言，言必动情。张作霖和曹锟闻之，“均为动容”。会议通过调停政局５条：解散安福会；靳云鹏复职；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消边防军，改编后改归陆军部直辖。这５条显然都是直指皖系军政要害的，尤其是第５条，更是针对段、徐的命根子军队的。

　　会议请张作霖把这５项条件带回北京。２３日，段祺瑞宴请张作霖。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段表示自己毫无政治野心，不想当副总统。暗示张可以当副总统。张很清醒，谈话渐入主题。张提出保定方面的５条，段说解除徐树铮的兵权，很难。其他的，可以商量。但谈话没有结果。以后见解互有交叉，但段没有松口。

　　２９日，徐世昌请段、张二人到公府会谈。对保定方面的５条适当地进行了修改，老奸巨猾的段没有表示反对。３０日，皖系重要人物会议讨论修改后的５条办法，徐树铮坚持不能越过一个底线，那就是只能将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皖系在顽固地坚守这一最后的阵地。

　　这个态度，传到了保定，引起直系将领的极大愤慨。７月１日，立即发布《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内称：“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恶感及敌对行为。”这个通电是很讲策略的。他们把矛头对准安福系和徐树铮，而摘除了“先进泰斗”段祺瑞和西北广大将士，以缩小打击面。

　　几经折冲，舆论成熟，徐世昌感到可以下手了。于是，大总统徐世昌在７月４日，发布命令，调徐树铮为威远将军，开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护理；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职裁撤，所部归陆军部接收。原边疆大吏撤职，给一个有名无实的将军闲差，这是在民国时期处理地方军阀的一个通常作法。这显然是直系的一大胜利，他们可以弹冠相庆了。段祺瑞深感受到了愚弄，十分恼怒。５日，段以边防督办的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以做最后挣扎。

　　徐树铮对调人张作霖极为痛恨，顿起杀机。７月５日，徐树铮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热情地拜访了张作霖，并亲切地密谈了一个小时。在谈话中，徐对张表现得亲密无间，了无芥蒂。这一招，骗得了张作霖的信任，对徐放松了警惕。徐趁机以段的名义，敦请张作霖７月７日晚，到段祺瑞的驻地团河开会，列席研究讨伐直系的问题。张作霖不知是计，欣然同意。

　　会议进行中间，徐树铮以接电话的名义，把段祺瑞叫出来，急切地说：“马上把他扣起来！”①段祺瑞不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也考虑到受过张作霖的援救，不忍下手，面露犹豫之色。据日人园田一龟写道：“不愧是张作霖，看出段祺瑞的神色异常，直感到将有大难临头，不能久留，遂借口出恭而偷偷溜走。”据说，张从尿道逃走，到达车站，已是半夜１时。徐树铮还不善罢甘休，又生一计。“拟令廊坊驻军截击，张得靳云鹏密报，连夜微服乘货车赴津，幸免于难。后来张回奉时，甫下车即慨叹云：‘我又回来了！’”②

　　张作霖逃脱后，徐树铮顿足曰：“大势去矣！”当时，张作霖逃脱虎口后，回到了军粮城的奉军总司令部，立即宣布“局外中立”。但他对皖系的恶感更深了，因而参加了助直讨皖的战争。


助直讨皖

　　皖系军阀段祺瑞们已被逼到极致，他们决心对直系兴师问罪。７月８日，段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皖系高层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吴。会后，段向总统徐世昌递交一份措辞严厉的呈文，在历数曹吴的种种罪行后，要求“上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篇奇文。它哪里是呈文，分明是命令。无兵无权的徐世昌面对咄咄逼人的段，还想讨价还价。但段不给面子，“乃以重兵围公府，强迫总统依允”①。

　　无奈之下，徐世昌才盖印下令：“吴佩孚着褫夺陆军中将及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第三师由陆军部接收。曹锟督率无方，着褫职留任。”这一回合，段靠军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段派人人称快”。９日，段积极调兵。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房，边防军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都开向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在团河设立定国军总司令部，段祺瑞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但终因仓促上马，筹备未周。

　　直系方面，军心愤激，一意主战。曹锟于９日上午到天津举行誓师大会，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宣言，“将亲率三军，直向神京，驱老段，诛小徐。故所部名讨贼军”。保定为大本营，高碑店为司令部。摩拳擦掌，着力备战。吴佩孚很重视舆论的力量。他每每在战前和战中，都要利用电报这种快捷的传播方式，狠打电报战。这一次，他又尽展丰采。

　　他连续发表了几份通电，申明主张，痛斥段徐，以争取舆论的支持。诸如：《吴佩孚出师讨贼通电》《吴佩孚宣布段徐罪状通电》《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直军将士再忠告段军书》等，都是响亮的讨贼檄文。如在申明讨贼的理由时，他写道：“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贼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又表态：“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以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瑭、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贼死则我生。”还发誓：“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①

　　他所揭露的段祺瑞卖国求荣的丑行，是很能打动人心的。当时，吴佩孚的军阀本质还掩盖得比较深，人们还没有看透他。直系在舆论和军事的准备上，都要好于皖系。这为他们战胜皖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直系还得到了奉系的支持。张作霖在７月９日，从军粮城回到了奉天。他也用电报这种手段宣传自己的主张，为奉军入关参战找理由，作掩护。张作霖先后发表了几个通电，冠冕堂皇，欺世盗名。

　　这些通电有：《张作霖派兵入关通电》《张作霖劝段祺瑞勿袒护徐树铮电》《张作霖等共举义师通电》《张作霖揭破段派阴谋通电》等。张阐述率军入关的原因：“作霖为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他的率军入关，完全是为了人民。这是欺世盗名。

　　１０日，张又进一步阐明奉军入关是为了“清君侧”：“作霖反复焦思，忍无可忍。如有敢于倒行逆施，居心祸国，即视为公敌，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然后请罪于大总统、我督办之前，以谢天下。”这里的“公敌”是指徐树铮，“督办”是指段祺瑞。张作霖知道打击了段祺瑞的心腹爱将，就是打击了段祺瑞。他以“清君侧”的策略，狠狠地打击直系。

　　１２日，张又发一通电称：“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１３名，亲笔供认曾云霈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线一带扰乱东省，使奉军内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既然你皖系派奸细到我东省捣乱，我就有理由出兵打你。此电文最后说：“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诛除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数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还乡里也。”张作霖发誓要打败皖系军阀。其目的是为了未来称霸中原，君临全国。但现在却是拣好听的说。

　　张作霖一面发表通电告之全国，一面派出大军进关参战。段起初以为，张不过是说说罢了，没料到他真的出兵，而且到达京津一带。奉军由张作霖率领，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带兵先期入关，其后奉军陆续西进，以军粮城为中心，集结于天津、北仓附近，约有七万余人，给皖军造成很大压力。

　　７月１０日，段祺瑞下达总攻击令。１１日，直皖两军前线发生小冲突。１４日，直皖双方正式开战。从１４日开战到１９日停战，首尾加起来一共６天，真正打仗只有３天。直皖战争，雷声大，雨点小。战争结局，是直胜皖败。

　　直军胜利的原因，主要是吴佩孚的军队军纪严整，英勇善战。而且，１７日，吴佩孚又绕道偷袭了松林店的皖系边防军前敌总司令部，俘获了总司令曲同丰与总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将领。群龙无首，这一路的边防军和第十五师就顷刻瓦解了。该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第三十旅旅长齐宝善率领部分士兵投降。

　　１８日，在保定曹锟府第光园，举行了曲同丰等将领向曹锟投降的献刀典礼。曲同丰解下军刀，双手捧献曹锟，说道：“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决不再与贵军为敌。”曹锟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说道：“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特将军刀发还，仍请佩戴。本使当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曹锟将这个受降过程专门发了一个通电，通告前敌各军，起到了瓦解皖军的重大作用。当天，曲同丰也发出通电，劝告边防军“共起讨贼”。曲同丰是段祺瑞的两个爱将之一，另一个就是徐树铮。曲同丰的投降对皖系的打击是致命的。皖系将领看到段祺瑞的心腹爱将曲同丰都束手就擒，甘愿降敌，于是也都无心恋战，不想卖命了。西路军很快就全线崩溃了。

　　东战场，由于奉军协助直军作战，战斗力大大加强。在廊房担任指挥的统帅徐树铮，畏敌如虎，丢下军队，不战逃回北京。东路边防军失去指挥，队伍大乱，只好投降。１９日，参战督办段祺瑞看到大势已去，建议停战，通电辞职。大总统徐世昌照准，笑对左右说：“早知今日，悔不当初。”段祺瑞此时痛苦地承认了４条：惩办徐树铮；解散边防军；解散安福部；解散新国会。直皖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直奉相争

　　直奉的合作不可能是真诚的，他们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直皖战后，直奉的矛盾便突现出来。直皖厮杀之后，总统徐世昌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他心想，打倒了段祺瑞这个太上皇，他可以安稳地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了。但是，实践证明，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梦想。事实是，前门驱走了一只虎，后门又进来了两条狼。关于如何善后的问题，徐世昌以为应该由他来处理。但是如果得不到直奉的许可，那是寸步难行的。如惩办祸首一项，徐世昌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一概不究。张作霖对此比较赞同，因为张同皖系分子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但是，直系军阀却不同意。吴佩孚非常激烈，主张查抄祸首财产，肃清安福系分子，将段幽禁于汤山。最后，于７月２９日，北京政府提出了一个惩办祸首的名单，计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祯等。这个通缉名单，居然没有段祺瑞。段祺瑞是卖国集团的头目，竟然漏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纷纷通电加以谴责，但无济于事。８月４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民国时期，对战争祸首的惩办，基本都是惩而不办，所发的通缉令也是官样文章，做个样子罢了。这次也是如此，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直奉的裂痕，在直皖战争结尾时，就表现出来了。奉军借口武装调停，把军队开到北京南苑的皖军驻地，乘机收缴军械。他们接收了北京东直门里徐树铮部的库房；汤玉麟在西苑接收了邹作华所带的炮兵；还接收了蒋斌的无线电队一队，范浦江的步兵一营。奉军获得不少战利品。但张作霖还不满足。南苑缴械时，邹芬部缴获空军探照灯２只，后落入直军之手。张作霖向直方追索，直系很是不满。曹锟不屑地说：“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得那些东西还不够，连这两个灯还要。”①吴佩孚更是气愤。直系认为奉系在战争中没有出力，是在抢夺胜利果实。分赃不均，导致直奉的分裂。

　　直奉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地盘上。他们都想把自己的力量插进长江流域，而又都把安徽视为盘中美味。安徽督军倪嗣冲在皖系军阀中是个顽固分子，此时病入膏肓，在北戴河养病未归。安徽督军一职，就成了直奉两派争夺的焦点。张作霖竭力保举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为安徽督军。

　　原来张勋失势后，张作霖想在长江流域插上一脚，便想到了张勋，认为张勋无论如何还是有影响的。就把自己的四女张怀卿许配给了张勋的儿子张梦朝，跟张勋结成了儿女亲家。张勋是臭名昭著的复辟派，安徽人民极力反对。张作霖无法，又把他的另一个亲家鲍贵卿抬了出来，保举鲍任安徽督军。原来张作霖为了牢牢地掌握东北的军政大权，把自己的大女儿张冠英许配给了鲍贵卿的儿子鲍毓才，结成了亲戚。

　　但直系军阀对张作霖的保举，一律坚决反对。后来徐世昌用别的利益换取了张作霖放弃了这个要求。但由此，直奉之间的矛盾却愈演愈烈了。

　　直奉争夺的另一个地盘是江苏省。江苏督军是李纯，和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共称苏、鄂、赣长江三督。而李纯是长江三督的首领，俨然是长江流域之盟主。直皖战后，北京政府在１９２０年９月，把他提升为长江巡阅使。但李纯不以为意，感到是个空头衔，没有实权。１０月，提为苏皖赣巡阅使，地位在督军之上，有了实权。１０月１０日，又晋升为英威上将军①。

　　此时的李纯，和曹锟、张作霖可谓并驾齐驱的三套马车，地位显赫，人皆仰视。曹锟原来是川粤湘赣四省巡阅使，但鞭长莫及，控制不了这四省。直皖战后，曹锟借机改任直鲁豫巡阅使，一举取得了直鲁豫三省的大权。这是直系的一个胜利。天有不测风云。李纯在得到上将军任命的第二天便开枪自杀，这是精神病所致。

　　李纯死后，苏督一职空缺，引起了直奉两派的激烈争夺。张作霖立即推荐张勋为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张作霖担心江苏人民反对，就又提出自己可以担任江苏督军，而把奉天督军让给张勋。直系的曹锟则马上推荐王士珍继任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曹锟知道，要想顶住张勋的任命，只有抬出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王士珍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要员，曾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资历甚深。此时，王已是６０岁的老人了。徐世昌左右权衡，感到任命王士珍有利于两派的平衡。就动员王士珍担任了苏皖赣巡阅使，条件是不必走马上任。而江苏督军就任命了齐燮元，因为齐燮元原来就在江苏。

　　这个任命是１２月３日发表的。这一回合，直系占了便宜。直奉两派之争，使徐世昌这个总统不好当。于是，徐世昌命内阁总理靳云鹏动议召开四巨头会，以解决当前燃眉之急的有关问题。


四巨头会

　　四巨头会是在天津召开的。四巨头除靳云鹏外，还有三个，即张作霖、曹锟和王占元。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不以占领东三省为其最后的目标，他有更大的野心。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再加上直系在长江领域的辖区，俨然占有了半壁河山。因此，徐世昌过去只受段祺瑞一个人管，现在变成两个人管了。而这两位又常常意见不一致，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争吵不休，徐世昌这个小媳妇总统很难当。

　　这时又加进来一个湖北督军王占元。此时，王已被提升为两湖巡阅使，仍兼湖北督军。他继李纯之后，成为长江三督的领袖，也称得上是个大军阀了。他的地盘紧靠西南，因此同西南军阀的关系很是密切，他们打得火热。西南军阀也需要和平自保，便宣布“自治”。因此，王占元便乘机同重庆镇守使兼川军总司令刘湘签订了《川鄂联防条约》，又同湖南督军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刘湘签订了《湘鄂赣联防条约》，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两湖地区就成为一个缓冲地带。而王占元同西南军阀的善邻关系，反而成为他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的一个资本。北京政府幻想统一全国，就不得不重视王占元。因此，两湖巡阅使王占元也被邀请参加天津会议。

　　张作霖于１９２１年４月１５日，启程赴津①。一行有总参谋长许兰洲、顾问日人町野舞马中校以及其他幕僚，同时带领卫队、机关枪队一个连，步兵一个营。一行于１６日清晨到达天津新站，下榻于河北街恒记德军衣庄。与张作霖事先约好的曹锟随后于１６日午后６时，到达天津，入住曹家花园。

　　当晚曹锟拜会了张作霖，举行了第一次会见。张作霖和叶恭绰、王乃斌、张景惠、曹锟、曹锐等共进晚餐，并就内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主张在天津开会，内阁总理靳云鹏只得听他们的，也于１８日到天津。张作霖一见到曹锟，就故作亲切地握着曹锟的手，话里有话地问道：“三哥，你看亲戚亲呢，还是部下亲？”把曹锟造得一头雾水，一时语塞。张作霖的意思，亲戚是指他自己。因为张作霖的第四子张学思和曹锟的第六女曹士英定了亲，那时定亲就是亲家。部下是指曹锟的干将吴佩孚。接着，张作霖就显得极为关切地给曹锟出主意，让他注意吴佩孚，说吴佩孚有很大的个人野心，很难驾驭。张作霖表面关心，实则挑拨。张作霖是作戏的能手，他对曹锟表示衷心，指天誓日地说：“我绝对拥护你，如有异言，他日必死于炮火之下。”②当然，曹锟也不是那么好骗的，他和张作霖虚与委蛇。

　　因河南战事耽误行程的王占元，于４月２５日晨终于到达天津，进入前奥租界新邸。２５日，在曹家花园，靳云鹏、张作霖、曹锟和王占元四巨头会开始，议论了讨伐南方的问题。以后的会议在曹家花园和恒记德军衣庄轮流举行。这一次不是过去召开的督军团会议，而是比督军高一级的巡阅使会议，引人注目。“天下耳目尽皆集中天津”。其实，正式会议只开了两天，２７日，通过谴责孙中山的电报，指斥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在电报上署名的有张、曹、王三巡阅使和各省军民长官３２人。２８日，讨论财政问题，这是会议的焦点。列席会议的曹锟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首先发难，指责内阁在分配军费上不公。他提出，直军欠饷平均半年以上，而奉军欠饷不过两月。但最近一个时期内，奉军借口援助库仑难民，先后领到军费２００万元和开拔费１００万元，而直军才领到５０万元。

　　内阁总理靳云鹏诉苦道：“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要饷。你来当当家何如？”曹锐听了这话，心中火起，依仗他哥哥是曹锟，拿起茶杯就向靳云鹏的头上摔去，并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靳受此羞辱，也勃然大怒，骂道：“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到这个样子，知道不会有好的结局，便也叫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①

　　靳云鹏要辞职，会议一度陷于停顿。其后，经过有关人的斡旋，靳打消了辞职的念头。５月１日，在恒记德军衣庄再次召开四巨头会，协商阁员问题和财政问题。５月２日，三巡阅使和各总长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就各项问题作了大致的决定。天津会议结束后，５月５日靳云鹏返京，向徐世昌汇报天津会议的有关情况。同时，张、曹、王三巡阅使联名向全国发表通电，拥护靳内阁。会议就这样，在争吵声中结束。

　　５月６日，受徐世昌之邀，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分别乘专车到北京。徐在居仁堂摆下盛宴，欢迎他们。他们分别向徐世昌作了汇报。但他们感到心中无数，就滞留北京不归。直到２４日、２５日徐世昌在大总统府怀仁堂连续召开两次会议，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他们才开始各自返回。

　　５月２５日午后，徐世昌总统在北京总统府怀仁堂召开蒙古善后会议。与会者有张作霖、曹锟、王占元三位巡阅使，及靳云鹏总理以下各阁员，还有在京的其他蒙古王公等四十余人。就内蒙防乱、外蒙平乱等问题，进行协商。关于当前急务是征蒙问题，正式决定全部责任委之张作霖。征蒙全局的用兵和指定指挥官全由张作霖负责。最后，徐世昌总统说道：“政府决定讨伐蒙古，其目的在于讨伐土匪，安定民心，结五族共和之果，以保全领土完整。今特命令张作霖出师，急速戡乱。”

　　张作霖慷慨陈词：“外蒙乃中国之领土，今终为异族所占领，使中国国民蒙受奇耻大辱。保全国土，军人有责，征蒙问题已再无讨论之必要，作霖既已从元首受命讨伐，不日即将率关东健儿，为收复外蒙而驰骋于漠北原野。如能从异族手中夺回蒙古，作霖虽死于万里塞外，区区之身亦不足惜。”①张作霖的这个坚决的表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５月３０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兹特派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对凡有一切剿抚计划，皆赋予全权以便权宜行事。热河、绥远、察哈尔各特区之防务最为紧要，皆与外蒙军事，息息相通，必须呼应灵敏，方可收指臂之效。各该特区都统，均应归该经略使指挥节制，以便职权统一为要。”

　　６月５日，张作霖正式就任蒙疆经略使。７月５日，北京将蒙疆经略使印绶送到奉天。７月６日，发表了事先制定好的经略使署官制，任命了各级官员。

　　自此，张作霖不仅控制了东三省，而且进一步染指于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成为事实上的满蒙王。

　　曹锟于２８日，王占元于３０日，张作霖于３１日才返回各自的驻地。此次会议，从４月１６日直到他们各自归任，开了约四十余天。三个大军阀都比较满意。

　　这次政治分赃，各派都得到了一定份额。

　　直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当上了河南督军，第二十八师师长阎相文当上了陕西督军。

　　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新得到了三个特区。这三个特区和东三省毗邻，整个北方连成一片，都成为张作霖的统治范围。张作霖捞到了很大的实惠。张作霖多年的宿愿，就是把满蒙连在一起，归他统治。这是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现在终于实现了，他进了一步，成了满蒙王。张作霖欣喜若狂。当时，察哈尔都统是奉系将领张景惠，自家人。绥远都统马福祥虽然不是奉系，但奉系邹芬旅驻防桃林县，对马部是个威胁，马福祥只得听从调遣。只差一个热河，热河都统是北洋元老姜桂题，一时不好对其采取行动，只得等待时机。

　　王占元也得到一定利益，长江流域他仍然为领袖。直奉两派获得暂时妥协。

　　但平静没有多久，就又起纷争。王占元在天津开会期间，湖北兵变发生了二十余次，湖北人民掀起了驱王自治运动。６月３日，王占元回到武昌驻地。第二天，湖北宜昌就发生大规模兵变，变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６月７日，武昌也发生兵变，变兵居然是王的直属部队。王的统治岌岌可危。湘军打着“援鄂”的旗号，企图占领湖北。王深知，他的军队打不过湘军。王不得不向吴佩孚求援，这正中吴的下怀，吴派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进军湖北。但前锋到达汉口，就驻足不前。一直到王占元打败，宣布辞职，吴军也没有前进一步。鹬蚌相争，吴佩孚是在坐收渔人之利。８月９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直系的吴佩孚轻而易举地控制了长江流域。

　　对北京政府的这项任命，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历来瞧不起小小的师长吴佩孚，可吴现在居然和他平起平坐了。而且，直系又占领了长江流域。张作霖立即以辞去蒙疆经略使来要挟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只得把原来的热河都统姜桂题调到中央，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１０月１日，任命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张作霖才出了这口气。直到这时，张作霖才真正的成了满蒙王。但是直奉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了。


倒靳扶梁

　　陆军总长靳云鹏本来是段祺瑞手下的两大干将之一，另一位就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但这两位是针尖对麦芒，形同水火。徐树铮是安福系的后台老板，同徐世昌矛盾很大。而靳云鹏不属于安福系，同徐树铮又仇恨甚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此，徐世昌看好靳云鹏。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以奉系作为强大的靠山。靳云鹏和曹锟还是拜把兄弟。靳又和直系的王占元、吴佩孚都是山东同乡。由于具有这些政治资本，靳云鹏在和徐树铮的竞争中，自然占了上风。因此，１９１９年９月２４日，北京政府任命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１０月３１日，众议院通过了靳云鹏提名的内阁。后来，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的反对，又对阁员名单进行了微调，安排了安福系的李思浩为财政总长，这个提名才于１２月３日在参议院上通过。

　　当上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很想有所作为，实现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梦想。但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他很快就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一直在设障拆台，企图倒阁。由于外交问题、学潮问题、财政问题等无法解决，同时，直皖战争就要爆发，１９２０年５月９日靳云鹏决定辞职，并致电曹锟、张作霖不要挽留他。５月１４日北京政府只得派海军总长暂代内阁总理。７月１４日到１９日，直皖战争打了６天就结束了。

　　战后，第一要务是组阁问题。徐世昌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曹锟看中了直系元老王士珍。张作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靳云鹏认为时机已到，该他出山了，便于７月２３日亲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讨善后问题，取得张作霖的支持。２６日，张作霖和靳云鹏同到天津，并电邀曹锟来津开会。曹锟马不停蹄地于２８日从保定到达天津。此时，各地军阀的代表也到会了。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了让靳云鹏复职组阁。

　　８月４日，曹锟、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分作两批由天津到北京来。对这两位大人物，总统徐世昌不敢怠慢，在东车站铺上黄土，戒备森严，以帝王之礼隆重地迎接他们。欢迎人员一律发给入站券，以防意外。从车站到他们的临时馆舍，沿途派兵列队把守，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商店居民均须悬挂国旗以表欢迎。从中不难看出，徐世昌对这两个大军阀的恐惧。

　　曹锟、张作霖到京后，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１日组成靳云鹏内阁。组成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张志潭，财务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萨镇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王乃斌，交通总长叶恭绰，陆军总长靳自兼。这个内阁名单是直奉两系相互妥协的产物。但这个靳内阁逐渐倒向张作霖一边，这使曹锟、吴佩孚十分不满。

　　张作霖在北京志得意满，口出狂言。面对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３０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问道：“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１０万！”吴佩孚看到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很是厌恶。他１６日到北京，１７日就离开北京，先到郑州，召集直系将领开会，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基地，埋头练兵，扩大直军的实力，准备同奉军一搏。曹锟和张作霖不急于离开北京，意图坐地分赃。这可急坏了总统徐世昌，没办法，只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曹锟和张作霖于９月４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并在天津结成了儿女亲家。但是，好景不长，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对靳云鹏内阁，却都不满意了。直系认为，靳云鹏偏向奉系，在财政和权利的分配上，因为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有意向奉系倾斜。这也是实情。因此，曹锟对这个内阁渐生厌情，意欲改组。本来靳云鹏是亲奉疏直的，奉系对靳应该好些。但靳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不考虑直系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也要顾及到直奉双方的实力均衡，这也使张作霖不满。使张作霖最不满意的是，靳云鹏竟然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把张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师长一下子提到和张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张作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同时，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之间，矛盾也是非常尖锐，几不能共事。徐世昌和旧交通系分子关系密切，渊源很深。旧交通系亟想把靳云鹏赶下台，他们利用掌握中国财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了一次倒阁风波。

　　那时，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本来，自１９２１年初起，在全国就涌起一股“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之久，各省军阀纷纷电催军饷。由于不能按时发饷，兵变时有发生，变兵烧杀抢掠。各省军阀因催款无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国税，甚至扣留京汉路款，滥发省库券，擅办地方公债券等。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向外国银行的借款上。但是，向四国银行团的借款却付之东流，北京政府的希望破灭了。１９２１年冬季，北京政府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闹穷的风潮业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雇员，并进一步扩大。１１月１４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几乎不能进行。更有甚者，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许多部的长官也要求辞职。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等，面对部员索薪，无计可施，只得要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一面却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政府催饷，暗含杀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华盛顿会议时期散布五国共管中国财政的谣言，借以破坏中国国内银行的信用。因此，自１１月１６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的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

　　靳内阁在财政上遇到如此严重的危机，国内银行团不仅坐视不救，且落井下石。国内银行团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他们巴不得靳内阁因此倒台。这给旧交通系倒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他们知道，倒阁必须取得大军阀的支持，因此旧交通系的中坚分子叶恭绰秘密潜到沈阳。他向张作霖献策，如果想要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控制中央财政，而第一步就是要收买交通银行的股票。张作霖认为，此计甚妙。他们私下商定，奉系用投资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张作霖提用东三省公款４００万借予交通银行，按月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密计商定后，张作霖于１２月１２日赶赴天津。当天，靳云鹏也到了天津。他们二人联名邀请曹锟来天津开会，商讨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曹锟听信吴佩孚的劝告，不要过问北京政府的事，要沉下心来好好练兵，就托病没有到天津去。

　　无奈，张作霖和靳云鹏于１４日到了北京。张作霖表面上宣称军人不干政，不过问内阁问题。但是，张作霖在会见徐世昌时，却声言靳内阁必须改组。这话正说到了徐世昌的心里。靳云鹏早就知道，徐世昌和曹锟不满意他，还把希望寄托在亲家张作霖的身上。现在，靳云鹏才知道，亲家张作霖也是反对他的。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靳云鹏只得辞职了。于是，在１２月１７日，靳云鹏内阁总辞职，靳回到了天津。第二天，徐世昌批准了靳辞职，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但这不是张作霖的目的，张作霖是想要扶持梁士诒组阁。为此，徐世昌和张作霖再三邀请曹锟到北京来，商讨下届内阁问题。曹锟于１９日到了北京。张作霖拍着胸脯对曹说，他没有个人野心，只是关心中央的财政问题，要和曹锟一起解决这个棘手的财政问题。接着，他就提出了让梁士诒担任内阁总理，由梁组阁。并竭力拉曹锟和他一起推荐梁。曹锟和吴佩孚都不满意梁士诒。吴佩孚让曹锟尽快离开北京，不要碍于情面受张作霖的利用。梁士诒也深知，不打通曹、吴这个关节，他这个总理是当不上的。作为交换条件，梁表态，他上台后会尽快解决直军的欠饷问题。这个话传到吴佩孚那里，吴信以为真，就不情愿地说：“好，姑且让他干一下。”①就这样，梁士诒于１２月２４日当上了内阁总理，２５日就职。其阁员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张弧，陆军总长鲍贵卿，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黄炎培，农商总长齐耀珊，交通总长叶恭绰。这个内阁从表面上看，是直系和奉系、英美派和亲日派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个混合内阁。但是，国务总理梁士诒是以奉系军阀为后台的，因此，这个内阁其实质是一个亲日的内阁。梁士诒上台后，曹锟于１２月３１日回到保定，张作霖于１９２２年１月２日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以为这个内阁可以站住脚了。殊不知，有一个更大的倒梁风潮在等待着他。这是张作霖始料不及的。


梁阁内情

　　梁士诒组阁，出乎人们的意料。梁士诒，１８６９年生，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２１岁中举人，２５岁登进士。１９０４年随唐绍仪赴印度，议定中英藏条约。１９０７年任铁路总局局长。１９１２年３月，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５月兼任交通银行总经理。１９１３年５月，署财政部次长兼代理部务。１９１４年任税务处督办。１９１５年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奔走呼号。１９１６年７月被列为复辟祸首，遭到北京政府通缉，避走香港。１９１８年２月被特赦；６月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内公债局总理；９月任安福国会参议院院长。从他的履历不难看出，梁士诒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梁士诒有着交通系、安福系的深厚背景，也有一定的外交经验。同时，是一个掌握中国金融财政的关键人物。在全国财政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让梁士诒组阁，是有让他设法渡过难关的意思。当然，张作霖此时已与皖系、安福系相互勾结，所以，有着交通系、安福系背景的梁士诒，就被张作霖推举为内阁总理。

　　梁士诒想当总理，但对当总理的难处却估计不足。他以为，以他的经验、资历和人望，财政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现实面前，他碰了个硬钉子。他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也筹不到应急款项。因此，他在上台前承诺的给直军拨付的３００万元欠饷，就没有落实。曹锟和吴佩孚感到是上当受骗了，对梁士诒恨之入骨。张作霖为了拉拢皖系、安福系，建议大赦安福系战犯。梁士诒不敢全部接受，但是于１９２２年元旦下令，先赦免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等６人。这些人都是吴佩孚的宿敌。吴佩孚对此十分愤怒。

　　１月５日，梁士诒公然任命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为实业专使。这个曹汝霖是一个著名的卖国贼。并且，内定另一个卖国贼陆宗舆为北京市政督办。这两个卖国贼都是亲日派。梁士诒对他们委以重任，是想通过他们向日本借款。梁士诒准备以北京市政公所财产及建筑物作抵押，向日本借款１０００万日元，以解燃眉之急。

　　梁士诒上台短短几天，就完全暴露了他的亲日面孔。他背靠亲日派的大军阀张作霖，颐指气使，有恃无恐。“安福战犯的特赦和卖国贼的上台，说明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亲日军阀的手里，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和他的工具吴佩孚所不能容忍的”。

　　其实，直奉矛盾的激化，有外因，也有内因；有远因，也有近因。梁士诒组阁是直奉战争的内因，而其外因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之争。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要想找一个代理人，他们相中了吴佩孚。他们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理想的人选，称他为“新中国的大英雄”，比张作霖强。他们对吴佩孚的支持不遗余力，给枪给钱，直至派顾问、组织和训练飞机队。

　　直皖战争，直胜皖败。日本原来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势，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严重打击，在中国就必须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代理人。他们相中了奉系军阀张作霖，认为把张作霖作为自己新的侵华工具是最合适不过了。日本有人认为：“但至少今天的形势最具有统一的可能性的是张作霖。正如传说的那样，张作霖如果和广东的孙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应，打倒吴佩孚，中国的统一大业大概不是十分困难的。”①日本内阁首相原敬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地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日本看好张作霖，是想通过支持他，得到在华的最大利益。

　　张作霖一直极力强调亲日外交的必要。早在直皖战后的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张就派国务院参议于冲汉赴日去搞亲善活动，１２月回到奉天。于冲汉曾游学日本，精通日语。这次是以张作霖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日的。在日期间，于会见了原田首相、上原参谋长、田中陆相、内田外相等日本政界要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

　　关于于冲汉此次赴日，张作霖在１９２１年９月３０日于奉天接见日本记者时说道：“最近赴日的国务院参议于冲汉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收到中日友好的成果，相互坦率地交换意见，以求取日本政府的谅解。于冲汉之赴日表面上虽系作为北京政府的代表，但实际是代表我而赴日的。使命的大部分是与东三省有关，使之与日本政府交涉，其内容不便说明。”据说，于冲汉在日的活动有一些是秘密进行的。总之，张作霖把自己绑在日本的战车上，希图取得日本的大力支持，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然而，日本人也深知，“吝啬的张作霖一切都从利弊得失出发，有伸缩性的亲日论这是当然的”。

　　在张作霖扶植梁士诒内阁期间，美国正在召开华盛顿会议。为了平衡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冲突，由美国出面，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在会上，要讨论中国的山东问题。山东问题，是从德国侵占胶州湾开始的。１８９８年３月６日，清政府在德国军舰的胁迫下，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及附属地区租借给德国，并允许德国建筑胶济铁路。胶济铁路在１９０４年竣工营业。德国在山东经营十余年，获得很大的利益。

　　１９１４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曾经考虑收回山东的德租界。但蛮横的日本提出警告，反对中国同德国直接商谈。８月２３日，日本宣布对德宣战。９月３日，日军两万多人侵入山东，横穿山东半岛，向德军进攻。１０月６日，攻占胶济铁路全线。１１月７日，占领青岛。德军投降后，日本仍借口欧战没有结束，拒不撤兵。此后，日本机关算尽，进一步胁迫北京政府，想要永久占领山东的德国租界。

　　１９１７年８月，中国对德宣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胜利国的中国，并没有分享到胜利的果实。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８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派代表出席。但是，会议的最高机构是由英、法、美、意、日各派两位代表的十人组成。在这个会议上，日本公然提出强占山东的无理要求，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并按日本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条款写入和约。但是，中国代表没有在这个屈辱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本来应该把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归还给中国，但是由于日本的蛮横，加上列强的偏袒，中国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０日，日本公使小幡向中国提出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这是日本耍的一个花招，意在通过直接交涉，迫使北京政府就范。在国人的一片反对声浪中，这个无理要求遭到北京政府的拒绝。１９２１年８月，英、美、日等国协商，决定在１１月１１日召开华盛顿会议。

　　日本再一次提出直接交涉，想在开会前，抢先解决山东问题。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北京政府又一次加以拒绝。１０月６日，中国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为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麐。１１月１１日会议正式开幕。山东问题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交大会。大会提出，中日双方在会外会谈，美、英派员居间调停。

　　１２月１日，中日双方正式就山东问题举行谈判。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谈判，共进行了３６次。日本代表坚持中国政府应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而借款附有聘用日本人管理铁路的苛刻条件。这实际上等于没有收回。中国代表主张国内备款，收回自办。


吴攻梁阁

　　３０日，梁士诒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中日直接交涉问题，因为问题敏感，无人附和，并未讨论。但此消息已外泄，成为人人关注的焦点。吴佩孚本来对梁内阁就有一肚子怨恨，但找不到攻击的借口。这回抓到了把柄，便乘机用电报的形式，发动了对梁内阁的电报战。梁士诒内阁成立，亟盼各省军阀来电祝贺。那时的惯例，新内阁上台，各省军阀都是要发贺电的。如果没有各地军阀致电祝贺，这个新内阁就很难维持。梁士诒很希望吴佩孚来一个祝贺电，以壮声势。

　　１９２２年１月５日，也就是新内阁刚刚成立１３天，吴佩孚给梁士诒发了一个通电。梁原以为是一个致贺电，可是一看，傻眼了，原来是一份谴责电。内称：“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号、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惟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①这是一篇讨伐梁士诒的檄文。同时，也暗刺了梁士诒的后台老板张作霖，说他们“勾援结党，卖国媚外”。自此，梁士诒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国人极为愤怒，纷纷对梁进行斥责。

　　这个慷慨激昂的讨梁通电，使梁士诒十分震惊。他不便直接回答，便想了一个倒添日期的方法，在６日发了一个微电。微是５日的代称，意思是５日发的电报，电文内容不是针对吴佩孚的通电的，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吴的电报。梁士诒解释了关于筹款筑路的问题，声明政府毫无成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梁士诒做贼心虚，这个电报旨在掩盖与日本公使秘密谈判的内幕。吴佩孚的通电，得到了各省直系军阀的响应。苏督齐燮元、鄂督萧耀南、陕督冯玉祥、鲁督田中玉、赣督陈光远等，都连发通电，支持吴氏。

　　梁士诒在舆论的攻击下，７日发表通电，解释赎路既无现款，只有采取“国内外合筹债款”之一法，所谓外债不限于日本一国。又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成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主张。但是，梁的声明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舆论一边倒，完全被吴佩孚控制了。吴佩孚不依不饶，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通电。庚（８日）、佳（９日）、蒸（１０日）、真（１１日）、文（１２日）各电，如连珠炮似的射向梁士诒。其中蒸电转述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麐的电文：“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将全归泡影。”这是一枚揭老底的重磅炮弹，使梁士诒原形毕露，无地自容。

　　但攻梁不是吴佩孚的目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在电文里慷慨陈词：“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氏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吴佩孚在这里所说的“谋主”和“公敌”，明眼人不难看出，指的就是梁士诒的后台老板张作霖。吴的１２日文电表示与梁内阁断绝关系：“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燕孙是梁士诒的号。“燕啄皇孙，汉祚将尽”，电文巧妙地运用了骆宾王讨武则天檄里的成语。原文是把赵飞燕比喻为武则天，赵飞燕差一点把汉朝毁掉。武则天和赵飞燕一样，也差一点把唐朝毁掉。你梁士诒和武则天差不多，也要把中国毁掉。你梁士诒恋栈不走，脸皮太厚，赶快下台吧！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保持沉默，也致电中央，表明态度，电称：“某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微日通电，亦不过陈述进行实况，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辞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毋亦因爱国热忱迫而至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在这里，张作霖明目张胆地庇护梁阁，毫不掩饰地指斥吴电。吴佩孚和张作霖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了，充满了火药味。但张作霖的反击显得理屈词穷，苍白无力。

　　吴佩孚不管这些，继续发电。同时，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梁士诒。今天一篇《驱鳄鱼文》，明天一篇《讨武则天檄》。把个梁士诒骂得狗血喷头，几无藏身之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省的督军通电支持吴氏。只是直系首领曹锟躲在保定的光园，没有表态，静观其变。

　　吴佩孚叫骂不停，梁士诒却采用了太极拳的软功。逆来顺受，韬光养晦。在回电中，反而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又反复为自己剖白，说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向日本借款赎路，从来没有同意过山东问题由华盛顿移到北京来交涉。但这些表白，没有任何效果。吴不买账，去电坚请他７日内下台，“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为了不给梁士诒以喘息之机，直系军阀采取了集体行动。１９日，除曹锟外，以吴佩孚为首的六省军阀苏督齐燮元、赣督陈光远、鄂督萧耀南、鲁督田中玉、豫督赵倜、陕督冯玉祥等联名，电请总统徐世昌立刻罢免梁士诒。对直系在新闻媒体上攻击梁阁，奉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张作霖显得束手无策，拿了难题目作不出好文章来。２０日，吴佩孚授意鄂督萧耀南召开高级军官紧急会议，部署驱梁及率部北上。由于张作霖态度不够强硬，徐世昌只得向梁示意，让他见机下台。２０日，梁不肯辞职，不得已，请假到天津去避风。２５日，徐世昌又一次任命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内阁总理。梁士诒在国务总理任上，只有２８天。

　　吴佩孚反对梁内阁的卖国政策，不管他出于何种动机，这一行动的本身却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从而赢得了人心。因此，１月８日上海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京也有外交联合会等四十余个团体，联合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梁上台后，全国掀起了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反对借日款赎路、反对起用卖国贼、反对９０００万盐余借款的汹涌浪潮。这就迫使北京政府不敢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当然，直奉两系的争斗，是军阀之间的争斗，都是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本质上没有区别，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这一电报战回合，直胜奉败。直系猛攻梁内阁，是向奉系蓄意挑战的表现。双方都在磨刀霍霍，“战机乃愈迫愈近矣”！


直奉一战

　　亲奉内阁总理梁士诒被逐，使张作霖大丢面子，十分恼怒。但直到这时，张作霖对吴佩孚的挑战行为都采取了容忍的作法，不轻易反击。张作霖审时度势，感到直系军力雄厚，奉系一支独对，甚觉势孤力单。为此，张作霖千方百计地拼凑反直联盟。他设想，北伐军首先发动，皖系起而响应，然后他所联合的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等也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及周围地带动作起来，从四面八方打击直系，使直系陷于重围，奉系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然，这是张作霖的如意算盘。经过张作霖的努力，此时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的反直三角联盟已经形成。但是，孙中山的北伐军受制于心怀叵测的陈炯明，不能出发。这个联盟还不能起作用。张作霖只能捺住火性，等待时机。

　　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都不想把事态扩大。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感情用事，以免造成严重后果。曹锟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奉天人王承斌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访。曹锟进一步建议，撤退北京及直隶境内的奉军，以免直奉两军由于防地逼近，发生意外冲突。张作霖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张景惠负责撤退关内的奉军。这一协议使直奉两军的紧张局面，有所缓和。

　　但是，好景不长。二三月间，段祺瑞突然从北京逃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因此，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的名义，调动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氏兄弟十分恐慌，想息事宁人。

　　曹锐于３月８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张作霖对待他仍然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军政问题，张作霖就“顾而言他”，不给曹锐谈正事的机会。没有办法，他只有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调侃地问道：“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是指曹锟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做出对亲戚不利的事来。话说到这个份上，张作霖便乘机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是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是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深知，这三个条件吴佩孚是不能接受的。只要你吴佩孚不接受，我张作霖就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予以讨伐。

　　曹锐返回保定后，向曹锟作了汇报。曹锟虽然感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通牒，但他还是想拖一拖，不敢下同张作霖决裂的决心。吴佩孚则想方设法，安抚自己的后方。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并曾警告奉直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这些建议和警告，都是为了限制奉军的。因为他们知道，奉军的后台是日本。

　　４月３日，是吴佩孚４９岁生日。借祝寿为名，吴佩孚邀集全国直系１１省的大小军阀五百余人，齐集洛阳，商讨对奉作战事宜。这个会议几乎变成了直系对奉系作战的誓师会。与会者发出“拒奉愿归吴佩孚指挥”和“对奉坚持到底”的呼声。这大大地坚定了吴佩孚对奉开战的决心。曹锐也托名祝寿，看到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架势，知道战事很难避免。想拉吴佩孚去保定，让曹锟加以劝阻。但吴佩孚坚决不去。会后，吴佩孚加紧调兵遣将。命所部第三师由宜昌北调；王承斌第二十三师调往保定；张福来第二十四师调往郑州；萧耀南第二十五师由湖北北上；冯玉祥第十一师赴洛阳应援。直系各部扣留了京汉线上的车辆，将部队迅速部署在长辛店、保定、石家庄、郑州一带，还强行截取了京汉路收入款项３２８万元充作军费。

　　奉系也在加紧备战。从４月１０日起，奉军络绎不绝地开进关内。张作霖以军粮城为大本营，将部队部署在马厂、静海一直到德州一带。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孙留沈代张坐镇。杨雨霆为参谋长，王树常为参谋处长。总部设有军需、军医、副官、谍报、密电、交通、文书、运粮等处。前线指挥部设在天津河北中州会馆。奉军准备兵分两路，一路沿津浦线抵徐州，同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会合，进攻河南；另一路进抵京汉线长辛店附近。奉军派出的兵力计有三个师，十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共约为十二万人。张作霖此时还施放烟幕：“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并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对奉军的进逼，采取了节节退让的作法。直隶省长公署设在天津，曹锐在奉军进入天津之前，慌忙把公署的文件撤走。派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代理省长，所有驻津直军全部撤回保定，避免正面接触。奉军在开进德州之前，驻德州的曹锟的七弟、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就弃职出走。曹锟派张国溶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曹锟还下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和德州兵工厂一律交给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直皖战后，直系内部在对待奉系的问题上，分为两派。曹氏兄弟认为，直系刚刚战胜皖系，不宜和奉系闹翻；而自视甚高的吴佩孚压根就看不起胡匪出身的张作霖，主张对奉系予以迎头痛击。是战是和，直系内部举棋不定，因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在开战之前，双方又展开新一轮的电报战。４月１９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电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这是在说明奉军入关的理由，可谓冠冕堂皇。随后直指吴佩孚：“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和平统一障碍物，愿即执殳前驱，与众共弃。”最后建议：“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非作霖所敢妄参末议。”第二天，张作霖又电请徐世昌主持召开全国统一会议，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就动用武力。这个电报其实就是对吴佩孚的挑战书。

　　吴佩孚也在１９日发出通电，反唇相讥：“年来中央政局纯由奉张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使亦从无绝对之主张。此次梁氏恃有奉张保镖，不惜祸国媚外，而为之保镖者犹不许人民之呼吁，必庇护此祸国殃民之蟊贼，至不惜以兵威相胁迫。推其用心，直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诸君代表三千万直人请命，佩孚窃愿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请愿也。”吴佩孚也假托人民的名义反攻张作霖，好像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似的。直到此时，曹锟才感到对奉军的妥协退让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此，下定决心同张作霖开战。为了向吴佩孚表明态度，曹锟向秘书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秘书打算改作文言发出，曹锟说：“不必了，就用我的话打给他吧！”①

　　得到曹锟的支持，吴佩孚的决心更大了。２１日，直系军阀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痛斥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表示了他们应战的态度。当然，其中的田中玉、赵倜、刘镇华是被吴佩孚硬拉进来的。２３日，张作霖通电，反驳曹锟所称奉军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的说法，说奉军入关是得到徐世昌和曹氏兄弟的同意的。２５日，吴佩孚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张作霖十大罪状》的通电，声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佩孚等既负剿匪之责，应尽锄奸之义”。当天，吴佩孚就到前线督战去了。

　　吴佩孚早就应该到前线去，为什么迟迟未动呢？因为吴佩孚知道河南督军赵倜同张作霖暗中勾结，他担心赵倜在后方反叛。直到得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陕军第一师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各部已开出潼关，先头部队到达洛阳时，他才离开洛阳，亲赴前线。他留下手令，派冯玉祥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权，后方各军归其节制。冯军的迅速到达，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举妄动，吴佩孚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前方军事。这对决定奉直战争的胜负起了重大作用。

　　奉军分为西、东两路军。西路军以张景惠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长辛店。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张景惠兼，第二梯队司令邹芬，第三梯队司令郑殿升。东路军以张作相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落垡。分为三个梯队，另外附以骑兵集团。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兼，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参谋长常荫槐。第二梯队所辖部队有张学良的暂编奉军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暂编奉军第八混成旅，蔡平本的暂编奉军第四混成旅。奉军全部约十二万人。

　　针对奉军的部署，直军也相应地作了兵力安排。直军总司令部驻涿州，由吴佩孚直接指挥。王承斌为西路总司令，驻固安。配属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冯玉祥的李鸣钟第十五混成旅，张克瑶的第一混成旅，吴佩孚的第三师一部。他们设防在琉璃河、固安一带。东路总司令为张国溶，驻马厂。配属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董政国的第十三混成旅，彭寿莘的第十四混成旅，孙岳的第十六混成旅等。他们针对奉军的防线，在固安、牛头镇，在田家口、胜芳，在大城、子牙河等地，都作了严密的部署。直军全部约十万人。从兵力和装备看，奉军优于直军。但是，奉军管理松弛，缺乏训练，素质很差。打起仗来，不堪一击。

　　战事是在４月２８日夜开始的，首先进攻的是直军。２９日，双方投入大批兵力进行阵地战。从４月２９日到５月３日，直奉双方都捏造事实，吹嘘自己的胜利。张作霖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要发表告捷电报。直军随意编造发表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督军。

　　当时战线拉得很长，共分三路。马厂一带为东路，长辛店一带为西路，固安一带为中路。西路战事最烈，东路战事次之，中路稍缓。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对直军作战缺乏信心。１９２２年春，张作霖召集部下将领，商议对直作战问题。内部意见不一致。张景惠、张作相均不主战。张景惠认为奉军力量不能掌握北京全局，不如捧曹为首，自居实力地位。杨雨霆、张学良主战最力。张作霖最后决定和直系一决雌雄。但张景惠还是奔走于沈阳和保定之间，弥缝两方恶感。张景惠回京后，和战不定，犹豫不决。１９２２年４月中旬，东路各梯队已到达指定地点，张景惠才开始作战争部署。战斗就要打响，他才把司令部移到长辛店。总之，在军事行动上，他比吴佩孚晚了一步。张景惠在２９日上午，才乘车出京，到前线指挥①。主帅如此怠惰，奉军怎能不败。

　　２９日，直军向奉军右翼迂回，在良乡、长辛店间的南岗洼发生激战。琉璃河直军趁势猛扑，奉军限于困境，不得已后退。张景惠率卫队６０人督战，才得以恢复阵地。当时奉军的预备队及炮兵，多数还没有参战，一时呈现混乱状态。此时，张景惠第一师的张乐山旅及朱益清的骑兵团迎击直军，一鼓作气，迫使直军后退。

　　３０日，梁朝栋旅战斗不力，邹芬第十六师驰援。邹芬师由蒙古刚刚调回，马上开赴前线，疲于奔命，士兵怨声四起。时逢邹芬受有微伤，由前线运回，顿时军心大为动摇，不战自退。缪承良看到军队不听指挥，畏惧自杀。更有甚者，其中一部哗变，掉转炮口，向奉军第一师阵地发炮狂轰。奉军不能支持，乃退守卢沟桥。直军于３０日占领长辛店。第十六师的一部哗变是有原因的。因为第十六师原系已故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旧部，原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攻打自己原来的弟兄。他们当然不会听从指挥，或倒戈相向，或不战自退。这是奉军失算的一招。第十六师的前线倒戈，是奉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奉军的郑殿升旅和牛永福旅在丰台至南苑一带激战。战斗正在紧张进行之际，直军的张锡元旅和李鸣钟旅，星夜赶来支援。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由京西北大灰厂、三家店、门头沟绕到奉军侧背。本来奉军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现在突然直军从正面出击，而且后背又发现伏兵，张景惠以为中了直军的诡计，于是下令全线撤退。５月３日，吴佩孚得知奉军撤退的消息，便命张锡元旅迅速追击，当日追到黄村。而固安中路之敌，已被直军解决①。

　　５月４日，张作霖赶到落垡，企图挽回颓势。由于西线牵动了东线，奉军斗志完全丧失。张作霖看到大势已难挽回，便匆匆赶回天津，下了总退却令。第二天即仓皇逃往滦州。这样，张锡元旅追至廊房，没有遇到敌人，随后进入天津。５月５日，张旅开到奉军总司令部军粮城，遇到从东路溃退下来的奉军。张九卿的一师和李桂柱等两旅，一枪未放，就缴械投降了。后来，王承斌又率直军追到榆关，但直军没有出关之志，战争也就结束了。张景惠留京待罪，并电劝曹锟适可而止，“勿为己甚”。北京政府也没有问他的罪，不久还授为安威将军。

　　５月５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听候中央命令解决。”老于世故的徐世昌当然不敢得罪实力未减的东北王张作霖，但他还得对战胜者曹吴有个交代。柿子专挑软的捏。不得不下一道命令，指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人为战争祸首，而加以通缉。这之前，４月８日，徐世昌已经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周自齐和梁士诒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发出通缉令之前，周自齐便打电话给梁士诒，让他尽快离开天津。并且解释他本人处境困难，不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在通缉令发布之前，５月７日，得到消息的梁士诒、叶恭绰已逃往日本。

　　第一次直奉战争冷战了一年多，热战只进行了６天就结束了。张作霖除丢失关外地盘外，其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根本损失。吴佩孚早年在东北做过军事间谍，知道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不能轻易允许别人染指。同时，孙中山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吴佩孚必须南顾，也就没有精力把对奉战争进行下去了。


拒绝任命

　　直系获胜后，吴佩孚不可一世。他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严惩张作霖。不得已，徐世昌于５月１０日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１１日又下令裁撤蒙疆经略使，这就剥夺了张作霖的一切军政大权。徐世昌并根据直系的意见，任命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袁金铠为奉天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直系借此离间作霖旧部，而迫其下野。究之计不得逞”①。冯德麟等人心知肚明，这是直系的离间计。他们于５月１５日发出通电，表明心迹：“北庭乱命，免去张巡阅使本兼各职，并调任德麟等署理督军等语……德麟等对此乱命，拒不承认，合电奉闻。”

　　其实，张作霖的实力地位，不是北京政府可以轻易动摇的。他们的命令并没有生效，但也产生了一些风波。有一本书《辽海小记》，其中关于北京政府命令颁布后，对吴俊升及其幕僚反应的描写很是生动。听到徐世昌的任命，吴俊升的幕僚兴奋异常。“小河沿之吴公馆中，吴督幕僚，食指频动，人思一脔，几乎弹冠相庆矣”。无形中，奉天小河沿的吴俊升公馆，成了东三省的政治中心，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吴的幕僚有的忘乎所以，等待着分一杯羹了。

　　但是，吴俊升并没有被这个喜讯冲昏头脑，他知道进退行止。他马上召来督军署于秘书长，口授一封通电，文曰：“徐大总统均鉴：俊升材具粗劣，一向追随雨帅，黑疆之寄，已感陨越是惧，况其他乎？”明确表示拒绝担任奉天督军一职。

　　但是，于秘书长感到文电意犹未尽，没有结尾，似乎文气不足，想改一改，又怕吴大舌头怪罪下来，就去找参谋长应善一商量。应善一一看电报，没加思索，就擅自在文电的末尾加上了“惟政府之命是从”这句话。这就完全违背了吴俊升电文的原意。

　　这个通电最后没有让吴俊升看，就公开在《盛京时报》上全文刊登了。吴看到报纸后，十分愤怒，马上把于秘书长叫来大骂道：“你这个王八羔子，谁叫你添上‘惟政府之命是从’这句话？这样，你不是把我和张大帅的交情给弄糟了吗？”说完，抓住于秘书长的衣领子，连踢带打，当时就把他赶了出去。

　　这个于秘书长是有些冤枉的。因为当时主张吴俊升接受奉天督军任命的大有人在，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吴俊升的参谋长应善一。应善一曾当过总统冯国璋的侍卫，与直系有私下勾结。如果吴俊升坐上奉天督军的宝座，水涨船高，他也会成为东三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头面人物。同时，曹锟、吴佩孚等直系把持北京政府，对他也是大有好处的。为此，应善一便暗中与直系通款，希图攫取高位。但是，他的这些秘密活动，早就被张作霖留守在奉天巡阅使署、奉天督军署和奉天省长公署的心腹，一一掌握了。

　　看到这封电报，他们非常气愤，决定把应善一杀掉。第二天，应善一从吴公馆南面右侧甘露门出来，被人对面打了三枪，当即身死。刺客就是奉天督军署的副官高金山，高金山是张作霖的随身副官，跟随张作霖多年，对张作霖忠心耿耿。

　　事发后，留守的奉天省长王永江担心事态闹大，不好收场，便故意给吴俊升挂电话问：“应参谋长是谁打死的？《盛京时报》上刊登的电报是怎么回事？我得缉拿凶手。”吴俊升机智地回答：“电报后尾的那一句听说是应善一这个糊涂鬼给加上去的，我已经把秘书长打了一顿，又把他赶走了。至于应善一，真是坏人有恶报，今天上半晌他就叫人打死了，活该！”至于应善一是谁打死的，吴俊升心里明镜一般，但他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王永江轻描淡写地说道：“唔！应善一是个窑皮，他逛窑子得罪了人。我想是地痞流氓把他打死的，千万别管这类鸡毛蒜皮的闲事。”此案便不了了之了。

　　这是张作霖对觊觎他权位的人的一个警告，杀鸡儆猴。吴俊升粗中有细，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吴严令家人，不准外出。闭门谢客，不事张扬。

　　应善一被打死，奉天的谣言蜂起。吴俊升左思右想，为了让张作霖对他不产生一点误会，便决意只身到山海关亲谒张作霖，以释嫌猜。临行前，他把此行只告诉了王永江，嘱咐他负责奉天省的秩序。他摒去卫队，只带一名副官处长陈振之及两个卫士，以示坦然，挂专车一辆，匆匆西下。

　　到山海关时，张作霖正在收容部队，整理残军。忽报吴俊升乘专车前来见张，《辽海小记》书中写道：“专车到站时，张恰在旅邸门前散步，见吴到来，即转身回室（向例张见吴，必款接欢迎，足恭有加）。吴趋入谒，张板起面孔说：‘你怎这时才来，我正等你，好办交代。不该玩忽国家命令，赶快回奉就职，以安人心。咱是老朋友，你干不比别人干强吗！我交代完，你叫我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吴说：‘唔！大帅，咱不提这个。我在江省，有熟地多少垧，生荒多少方，够我过几辈子了。钱呢，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东三省官银号，我还存有多少万款子，我的财产不比你少。再说，他们北京政府尽闹把戏，咱们斗不过。北京对付广东，还不是这一套。今天撤掉陆荣廷，明天撤掉陈炳琨，结果大家谁都干不成。唔！大帅！你的肩膀比我宽，什么都能担当得起。教我在黑龙江剿匪放马，垦荒种地我会。把我搁在奉天，外国交涉，各省代表，文的武的，我一样也应付不来。我一天也干不了。我这时才来，我把家都安置好了。你住大连，我跟你住大连。你到哪里，我到哪里。’张听完，笑了说：‘他们怎不来？’吴说：‘大帅生气，谁敢来！打电报叫他们，他们就来了。大家捧柴火焰高。咱们还是干哪！’”

　　张作霖听着高兴，前嫌尽释，笑容满面，亲切地问道：“大哥，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吴俊升看到张作霖又叫他大哥了，知道误会解除了，就兴致勃勃地说道：“唔！别听什么大总统、曹三、吴秀才他们那群兔崽子的话，咱们还是干咱们的。要叫我说，到了奉天再说。什么命令，去他妈的！”

　　一席话，说得张作霖通体舒泰。大舌头吴俊升总能把握住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表示自己的忠心。他对张作霖是真心服膺的。人们往往认为吴俊升不擅言辞，其实他的思维是相当绵密，说话是相当到位的。从中不难看出，张作霖的威风一点也没有减少。即使是在直奉一战后，他的东北王的地位也是很牢固的。


宣布自治

　　奉军在京汉、津浦两线撤退时，天津的帝国主义驻军对奉直双方军队发出警告，准许他们利用铁道及河流运兵，但奉军不得下车。同时，天津周围２０里内不得驻军的条约不得违反。５月７日，败退下来的奉军在滦州集结时，英国公使艾思顿声明，不得损害开滦煤矿和英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如发生问题，惟张作霖是问。又强调京奉路必须通车，必要时拟派英军保护通车。从中不难看出，英国对直军的偏袒，对奉军的压制。

　　５月７日，得胜将军吴佩孚志得意满地视察奉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军粮城，然后回到天津。不少中外人士前来一睹大名鼎鼎的秀才将军的风采。吴佩孚得意扬扬，高谈阔论。这时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曾经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劝他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他瞟了这位老前辈一眼，讥讽地调侃道：“以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你！胡匪扰乱国家，你应该负有责任，今天还来替他说话！”把个老迈的赵尔巽说得无地自容。这时的吴佩孚是自视甚高的，哪里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却说，老练的张作霖一看形势不好，便在军粮城及时地下达了总退却令，并急电前线的张学良回部开会。此时，张学良正同郭松龄率队猛冲猛打，已经深入敌阵。得到张作霖的命令，张学良就匆匆赶回，把部队交给郭松龄指挥。５月５日，张氏父子率部仓皇奔赴滦州，建立临时指挥部。５月６日，李景林不敌，率残部放弃了杨柳青，急忙撤退。因有铁路帮助，撤退比较顺利。而张作相部则是溃不成军。

　　郭松龄率领的第二梯队，因孤军深入，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撤退很困难。郭松龄部撤退的先头部队到了马头镇，要渡永定河。军队刚刚渡过一半，直军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即追至左侧，情况相当危机。郭松龄镇定沉着，从容应对。一面派兵迎击，一面挥军抢渡。用了一夜的时间，全军强行渡过永定河，脱离了险境。张作霖父子在滦州收容各路溃兵，亟盼郭松龄第二梯队的消息。焦躁难耐，忧心如焚。正当此时，郭松龄率队风尘仆仆地归来。张作霖父子喜出望外，精神大振。因为郭松龄部是张作霖的精锐部队，此队没有受到重创，张作霖就可以很快地东山再起。

　　当时，张学良立即回到军中。张作霖命以郭松龄部为第一路，李景林部为第二路，左右相顾，两路联合，在山海关重整旗鼓，准备迎敌。此时的形势对奉军极其不利，直军是乘胜追击，希图一鼓作气，打到关外。张作霖又把张学良调离前线，把第三、第四、第八三个混成旅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了郭松龄。郭松龄使出浑身解数，指挥刚刚打了败仗的奉军，同彭寿莘的直军展开了殊死战斗，终于阻止了直军的猛攻①。山海关成了直军前进的最终地点。但是，直到此时，战争还没有最后结束。

　　张作霖知道，这时应该议和了。他派张学良出面，找张学良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朋友帮忙。张学良找到这个组织的两名美国牧师普赖德和杨古，让他们请英美驻奉天领事出面，向直军方面斡旋停战和谈事宜。不料，被两国领事以不干涉中国内战为由，加以拒绝。这是英美支持吴佩孚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无法，普赖德和杨古只得以私人的身份亲赴山海关前线，找到彭寿莘斡旋。双方在６月９日于直军前线司令部所在地秦皇岛接洽，约定于６月１１日再进行具体商谈媾和事宜。

　　但是，前线的直奉双方一直在冲突。１１日至１５日，激战未息，两方死伤均有三千余人，奉军战死三名团长。一直没有死心的彭寿莘久战不胜，感到山海关是攻不下了，才走到谈判桌旁。

　　６月１６日午夜１２时，在秦皇岛车站上，张学良在杨古牧师和开滦矿务局英籍局长的陪同下，会见了直军代表王承斌，决定双方停战。

　　第二天１７日，在秦皇岛英舰克尔留号上再进行第二次和谈。由孙烈臣、张学良代表奉军，王承斌、彭寿莘代表直军，在英舰上签订和约八条，附约两款。并由中央派王占元、宋小濂赴榆关监视两方撤兵，王、宋于６月２４日电告北京政府，两方军队已如约撤完①。

　　直奉一战，奉系打败了。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余人，军费损失三千余万。当然，张作霖的元气并没有受到损伤。

　　在５月１０日，北京政府宣布罢免张作霖本兼各职后，于５月１２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东三省自治，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对外发表宣言：“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径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口气强硬，表现了军阀的本质。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的宣言，声称严守中立。其实，这是一颗烟幕弹。日本是积极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当时甚至出现了张作霖后援会。日本严防英美势力侵入东三省。５月２０日，东三省议会宣布“联省自治”，表明对张作霖的支持。

　　５月２６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宣布：“自五月一日起，东三省和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促进统一。”军阀如果强调统一，那是他强大的时候；军阀一旦高唱自治，那就是他失势的时候了。

　　１９２２年５月３０日，张作霖返回奉天。６月上旬，奉天省议会与吉黑两省的代表会议，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副总司令，并正式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张作霖继续霸占东北。

　　７月间，张作霖将巡阅使署和督军署合并，组成保安总司令部，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各省省长也以虚伪的“民选”形式，确定下来。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长，魁升为吉林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至此，张作霖在东三省的“联省自治”就完成了。东三省脱离中央，完全成了张作霖军阀割据的一统天下。

　　直奉一战，奉军之所以失败，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原因。

　　从国内看，在军事上，奉军的军事素质很差，管理松弛，训练缺乏，军纪败坏。只有郭松龄旅、张学良旅和李景林旅能打仗，其他各部纯粹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政治上，奉军被认为是日本支持的军队。在直奉的电报战上，吴佩孚把奉军骂得狗血喷头，使奉军没有取得人们的同情。

　　从国际看，华盛顿会议刚结束，日本在会上受到英美的孤立，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地支持奉军。而吴佩孚却得到英美的大力支持。这也是奉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消灭叛匪

　　吴佩孚对张作霖恨之入骨，欲置张作霖于死地。除前方攻打外，又在张作霖的后方放了一把火。直奉两军在榆关对峙时，５月２６日，黑龙江绥芬河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宣布独立。这是吴佩孚派人深入到吉林省策反的结果。他们收买了卢永贵，鼓动他独立。接着，北京政府又宣布奉督张作霖、吉督孙烈臣和江督吴俊升为叛逆。进而，推举前吉林军师长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遥与远在关内的吴佩孚相呼应，里应外合，使张作霖有家难回。

　　高士傧是前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外甥，而孟恩远就是被张作霖逼走天津的。当时，吉林军师长高士傧也被撤职查办。这一箭之仇尚未得报，现在时机来了。原来，吴佩孚打败张作霖后到达天津时，孟恩远前去找他，希望恢复吉林督军的权位。吴佩孚乘机挑拨说，要想当督军必须自己打天下，现成的督军是弄不到手的。孟恩远受到鼓动，便找到他的外甥高士傧，商量怎么办。高士傧跃跃欲试，自告奋勇到绥芬河策动卢永贵起事。通过孟恩远的介绍，吴佩孚任命高士傧当上了这个讨逆军总司令，让他回到吉林放火，以便把张作霖的后方搅得烟雾腾腾。这是吴佩孚从堡垒内部攻击敌人的一个策略。

　　高士傧接受任命，踌躇满志，遂乘船到达海参崴。经海参崴到绥芬河，同卢永贵接头，于是卢永贵宣布独立。这只游击队只有二千人左右。他们由绥芬河乘火车西进，和护路军警互通声气，又吸收了穆棱一带的两股胡匪，一时声势甚壮。一路之上，他们将中东路五站及一面坡的驻军包围缴械，准备一鼓作气乘火车冲到哈尔滨。但当２７日经过海林时，听说宁古塔驻军一团人，担心这支部队截断他们的后路。因此从一面坡回到海林，下车占领海林为根据地。他们拟先解决这支部队，再行西驶。

　　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着实吃惊不小。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剿灭这股叛匪的重任，那就是狗肉将军张宗昌。张作霖是有恩于张宗昌的。

　　这位张宗昌是有点来历的。他是山东掖县人，生于１８８２年，家里一贫如洗。原名张田，后改名张宗昌，字效坤。小时候，读过一年私塾。虽然吃得不好，他却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年轻时，曾在县衙门里当过捕快。

　　１８岁时，他独自一人去闯了关东。挖过煤、淘过金、修过路，还当过镖手。他无所事事，整天同三教九流厮混在一起。他在关东的林莽中，练就了一身娴熟的马技和一手高超的枪法。他这个人还受武侠小说影响很深，讲江湖义气，挥金如土。因此，他在关东的山东掖县、黄县同乡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后来，他又流浪到俄国的海参崴，给一家华商公会当保安小头目，同俄国军警频繁接触，学了一些半吊子俄语。这些经历以后都成为他的无形资本。

　　１９１２年，他受到南方革命军的鼓动，率领部分人到达上海，胡里胡涂地参加了革命。张宗昌被任命为上海光复军骑兵团团长，驻防闸北地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张宗昌曾站在革命一方同北军作战，但受伤后，即叛变投靠了直系首领冯国璋。冯国璋很是器重张宗昌，让张自行招兵，先成立了一个师，后缩编为一个旅。冯国璋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在南京举办了江苏军官教育团，任命张宗昌为监理。后来，在袁世凯的密谋下，他派人暗杀了著名革命党人陈其美。张宗昌没有任何信仰，他的信条是有奶便是娘。袁世凯给了他５万元，他就把革命党人暗杀了。

　　做教育团的监理，他不感兴趣，要求去带兵。冯国璋将他调为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后来，升为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并兼第二路军总司令。１９１９年冯国璋死后，曹锟和吴佩孚看不上这个来路不正的张宗昌，张宗昌开始走下坡路。他被江西督军陈光远排挤，兵败江西。无法，他只身来到北京，想投靠曹锟、吴佩孚。但人家不把他当回事，连一个空头衔也不给他。这时，他想起了在曹锟的光园见到的张学良。张学良曾邀请他去奉天，他在走投无路时来到了奉天。

　　出乎意料，张作霖对这个粗犷豪放的张宗昌，很是欢迎。但由于他没有什么战功，也只安排他做了一个宪兵营长，归宪兵司令陈兴亚统领。这是为了安排他的随行人员。张宗昌从一个师长降而为一个营长，不大满意，然而，也只好忍时待机。张作霖将他安排住在奉天大北关榆树胡同。他带来的亲信旧部２００人散住在周围。张作霖经常让部下陪他吃喝嫖赌，养以待用。张宗昌是个大赌徒，赌博时下注很大。一天，他把带来的１０万元钱全输光了。

　　张作霖听说了这件事。于是，第二天，叫来昨天的赢家，到张作霖处打牌。大帅叫打牌，诸赢家受宠若惊。知道张作霖玩牌下注大，就带来很多钱。但打牌时，张作霖故意让张宗昌赢，让别人输。大家输到２０万，才停止牌局。张宗昌看在眼里，对此深为感动。张作霖知道大家输得冤枉，后来对他们说：“效坤乃是一条好汉，当代豪杰，是远道来做客的。你们将他所带的一吃而光，让他扫兴，置我的面子于何地？我不亮牌，就是要把你们的不义之财收回来。”这么一说，大家觉得有理。张作霖是个有心人，当人处境不利时，他常能给以援手。他深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这是张作霖的一大长处。

　　眼下，张作霖就要动用张宗昌了。张作霖思忖，我的本兼各职已经被罢免，派出的人得是能听从我指挥的。而且，必须是同高士傧、卢永贵毫无瓜葛的人，以免临阵反叛。张作霖相中了张宗昌。他命令张宗昌到山海关外的天泰栈来。

　　张宗昌见到张作霖，举手敬礼后，垂手伺立，恭敬地问道：“大帅叫我有什么吩咐？”

　　张作霖微笑地说：“效坤，我现在已是败军之将不说，连我的差事也被徐世昌下令通通取消了，你知道吗？”

　　张宗昌气愤地答道：“报告大帅，我不知道。别听他们那一套。北京政府那群狗娘养的，还不是东风硬随东风，西风硬随西风。吴佩孚叫他们卧倒，他们就不敢蹲着。大帅别灰心，咱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看有一天大帅胜利，咱们怎么收拾他们。”

　　张作霖面对眼前恭敬站立的高大山东汉子，生出无限感慨：“锦上添花世上有，雪中送炭人间无。人与人之间，还不是墙倒众人推啊！”

　　张宗昌立即表态道：“报告大帅！我张宗昌斗大的字也识不上一麻包，可是，我还懂得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道理。虽然目前大帅走了背运，可是我张宗昌绝对效忠大帅到底。你老人家说吧，叫我跳火坑上刀山，只要大帅有命令，我张宗昌眉毛皱一下，也不是咱娘养的。”

　　张作霖听了张宗昌这番感人肺腑的表白，也深深地被打动了。他听出了张宗昌的心音。经过了人生的大跌宕，张作霖深有感触，他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他决定把这个关系全局的大事交给张宗昌去办。于是，他向张宗昌下达了任务，叫他到吉林去剿除叛匪。

　　张宗昌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就带着几名随员赶回奉天。张作霖又发给他二百多支别烈弹。这是一种打铅丸子的枪。经过短暂筹备，张宗昌率领他的一营宪兵，乘火车匆匆赶赴哈尔滨。其实，派张宗昌带这么少的兵去剿匪，纯粹是一招险棋，带有赌博的性质。

　　张宗昌北上攻打高士傧的消息，传到高士傧处。高士傧决心据守吉林省五站一带，以逸待劳，准备打他个张宗昌措手不及。等到张宗昌率队开到五站与高士傧部对峙时，本来张宗昌处于劣势。但刚一交锋，出乎意料，形势突然发生逆转，张宗昌迅速获得了胜利。原来，卢永贵的红胡子队的中下级头目中，有许多过去都是张宗昌的患难同乡，不是掖县就是黄县人。他们当年和张宗昌在北满修筑中东路时一起当过工人，是在一个锅里搅过食吃的。听说对方是当年讲义气的张长腿带队，卢永贵的很多部下都投到张宗昌这边来了。这是卢永贵始料不及的。卢永贵只得败退到高士傧处。高士傧在张宗昌的猛攻下，独木难支，招架不住，节节败退。最后，６月３日，高士傧逃到中俄边界的珲春，他的部属乌营长倒戈，逮捕了高士傧和卢永贵。随后，他们两人成了张宗昌的俘虏。过了两天，张作霖下令，在珲春就地枪决了高士傧和卢永贵。

　　此次大捷，挖掉了身后的一块毒疮，消除了后方的一个隐患。张宗昌深受张作霖赞许，对张宗昌高看一眼。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边防军第三旅旅长，并兼绥宁镇守使及中东铁路护路副司令。绥宁指绥芬河与东宁。同时，他还可以便宜行事，收编了高士傧和卢永贵的败兵，以及地方红胡子。一时，他的兵额大大超过编制。旅下辖三个团，团长一个是跟随他多年的暗杀陈其美的程国瑞，一个是北洋陆军大学毕业的许琨，一个是褚玉璞。

　　第三旅军饷，由奉天省拨发。但奉天币折合银元八角，而吉林币折合奉天币只有六角。这样两次打折，军队欠亏太大。张宗昌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就在他的防区内种植鸦片烟，以解燃眉之急。土军阀是什么坏事都敢干的。

　　张宗昌时来运转，还白拣了一支外国武装。１９２２年冬季，帝俄军队纷纷逃入中国境内。仅到五站的白卫军就有一万多人，枪马甚多。张宗昌在海参崴呆过，会说几句俄语。白卫军把他引为知己，请他收容，愿把军队交给他。他欣然接受。共计得到步枪八千多支，机关枪五十多挺，大炮十七门。不费吹灰之力，唾手而得大量武器，真是天助也！白卫军的最高首领还派米诺夫为他的顾问，指挥这支白俄军的司令是捏洽叶夫。张宗昌将一部分有技术的士兵组成工兵队，后来在铁路线上行驶的铁甲车，就是这部分人设制组成的①。据说，中国军队有铁甲车炮兵，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宗昌有了枪炮，有了洋兵，有了顾问，实力大增，就极力整编训练，成为他以后发迹的重要资本。从此，张作霖对他刮目相看，委以重任。张宗昌逐步升为奉军的大将之一。

　　张作霖对张宗昌的使用，充分地表现了张作霖的用人观。

　　后方的问题解决了，张作霖考虑的是直奉之战失败的教训，他想的是整军经武，以备再战。


整军经武

　　７月１６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东三省同中央完全脱离关系，正式独立。张作霖任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任副总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议。成立秘书、副官、军务、军需、军医、军法稽查等处，分管相关事宜。张作霖请书法家在他的纸扇上书写了“毋忘吴耻”四个大字，借以时时提醒自己，以报前仇。张作霖这类人，意志顽强，轻不言输。为了尽雪前耻，经总结教训，张作霖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改革举措。

　　首先，改组领导机构。张作霖设立了一个最高的整军经武的领导机构，名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该机构是１９２２年７月２４日成立。委任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１９２５年，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改为东三省陆军训练处，人员相应作了更动。由张作霖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学良为副监。这次改动是为了加强张作霖父子的权力。陆军整理处下设两个处和若干科。两个处是，军学处，处长为陈瑛；工务处，处长为张宣。

　　据曾任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何柱国将军回忆：“第一个重要机构是陆军整理处。这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凡属部队整编以及人事的部署和升迁等都由这里决定。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这里。”①他又写道：“因此由张作霖自兼统监，下设副监多人，新旧两派都有，但实际负责的是副监姜登选、韩麟春和参谋长张学良。”这段回忆有点误差，但是可以看出新派实际掌握了改革的实权。姜登选、韩麟春和张学良都是新派人物，尤其是张学良更是新派的首脑。由于新派掌握了改革的实权，推进奉军的近代化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严肃整顿陆军。奉军存在新旧两派。何柱国将军写道：“我要谈谈奉军新旧两派的消长。旧派的主要人物就是人们熟知的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和汤玉麟等跟张作霖一起打天下的众好汉。新派人物是杨宇霆起的头。杨是东北法库人，日本士官八期毕业，为人精明干练，勇于负责，从１９１８年继张作相为统帅部的总参议，始终得到张作霖的特殊信任。就是由杨宇霆先后吸引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戢翼翘、臧式毅、于国翰、熙洽、王树常、于珍、邢士廉等成了新派的骨干。后来张学良又以少帅的身份列入新派的首脑，并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新军主力三、八旅旅长。从此新派逐步抬头，逐步壮大，终于成为以后整个东北军的主体。”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张作霖原来依靠的完全是旧派。是什么原因促使张作霖开始决心重用新派呢？这主要的是直奉一战的教训。

　　何柱国将军分析：“然而新派之所以能压倒旧派，也并不是偶然的。其中至少有两件事值得一提。１９２２年的直奉战争，奉军旧派的军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杨柳青以西作战，结果长辛店方面的旧派军队溃不成军，而杨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则虽败而未溃，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升文团在山海关的浴血奋战。原来奉军在长辛店和杨柳青战败以后，直军以破竹之势直追到山海关，满以为一举可以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关石门寨一线，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升文团的猛烈抗击。王部战斗力之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外。结果王升文团长阵亡，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止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迫使曹吴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接受了和议。”

　　接着他又写道：“这两件事不但博得了张作霖的特殊赏识，并鼓舞了新派的信心，而且也是旧派相形见绌，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让步。因此以后的整军经武，事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且逐步深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张作霖在实践中看到了新派的潜力，因此他决心重用新派。张作霖的头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的。

　　整顿陆军的指导思想是依靠新派力量，裁汰为非作歹的胡匪及行伍出身的官佐。这已经成为张作霖的整军指导方针了。借着总结直奉战争各部的表现，严厉地惩处了违反军纪的军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惩处。

　　在战争中，临阵退缩、贻误战机、焚劫掳掠者，一律枪决。有第六混成旅旅长鲍德山，第二十七师第一〇六团团长阎玉成，第十混成旅第一团团长许益三。枪毙了一个旅长和两个团长，震动很大。

　　对指挥不力、能力不佳、犯有小过者，给予撤职处分。有奉省军队中的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混成旅旅长郑殿升，第九混成旅旅长牛永福，第十混成旅第二团团长朱砚长，独立骑兵第一团团长朱益清；吉省军队中的第二混成旅旅长张九卿，第三混成旅旅长成明，第五混成旅旅长李庆禄，第六混成旅旅长高凤城，第七混成旅旅长李桂林；黑省军队中的第一混成旅旅长英顺，第二混成旅旅长张明九，第三混成旅旅长巴英额，第四混成旅旅长张海鹏，骑兵第一旅旅长马瑞禄，骑兵第二旅旅长张魁武，炮兵独立团团长吉兴等①。这些受到处分的军官遍布东三省，计有１个师长，１３个旅长和３个团长。对他们的处分，也同样产生很大反响。

　　当然，经过整顿，受到处分以后表现好的，又有重新得到任用的。如李桂林、李明九、巴英额等又当上了旅长。而吉兴反而由原来的团长被提升为旅长。

　　同时，对如冯德麟、张景惠、邹芬等重量级的旧派人物则调为保安司令部顾问，使其有职无权，养尊处优。

　　对官佐的整顿如此，对士兵的整顿也如此。他们本着“兵在精而不在多”的精神，大量裁汰兵员。把老、弱、病、残、劣的士兵，都给资遣散还乡。立有战功的老弱士兵，照顾改充辎重兵或后勤兵。总计东三省的奉军共裁减６．９万人。奉军总数大大减少了，但战斗力却提高了。

　　从以上举措不难看出，此次整顿力度很强，动作很大。虽然个别人有怨言，但总体上，整顿还是通行无阻的。其根本原因是有老帅张作霖的坚强支持。这个强而有力的后盾，保证了陆军整顿的顺利进行。这也说明张作霖对于新的形势，还是能够主动适应的。

　　惩处裁汰的同时，奉军又大量引进新式军事人才。他们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不仅在东三省招揽各种新式军事人才，还派人到关内的重镇京、津、沪、宁、汉等地，去广招各类新式军事人才。举凡航空、航海、炮术、军需、军医、兵工等人才，他们都给予高待遇、高礼遇，悉数请来，为我所用。他们很重视文凭，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以及各地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都极力延揽。其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更是受到特别的重用。

　　奉军还规定各部队采取考试的方法提拔军官，废除原来的推荐制。推荐制的人为因素很大，不利于军官素质的提高。同时，对军官的培养，也有一套科学的作法。“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

　　军校毕业生认为到奉军来有前途。“当时北洋军阀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独有奉军与此不同，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何柱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投奔到奉军来的。

　　经过统一整编的奉军，统称东三省陆军。共有３个师，２７个混成旅和５个骑兵旅。每旅设３团，每团设３营，每营设３连，每连足额１５０人。整编后的奉军有１７万人，比直奉一战前减少很多。但军队的素质有很大提高，士气也非常旺盛。朝气蓬勃，面貌一新。

　　第三，建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最早创办于１９０６年，即光绪三十二年。那时是奉天将军赵尔巽，为造就陆军初级军官而设立的。原名为奉天讲武堂，训练期为一年，只办一期。１９０７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时，将讲武堂扩大，改为东三省讲武堂，地点在小东边门外老龙口烧锅东侧。每期学期定为６个月。１９１０年革命军兴起，该堂即停办。１９１２年，巡防营改为陆军师，为整顿军队，又继续开办，办至第三期停办。曾在陆军第二十七师任旅长、团长的孙烈臣、汤玉麟、张作相等，都先后是该堂的毕业生。至１９１５年中日交涉起，复行停办。这是讲武堂的前身。但这两期讲武堂是短训班性质，而且都是采用旧式的军训方法。因此，影响不大。

　　真正有全国影响的东北讲武堂是指张作霖于１９１８年任东三省巡阅使后，为了整顿东北军队，在１９１９年３月所成立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这个讲武堂是奉军自办的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张作霖认识到，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赖于军事学校，有赖于军事教育。因此，他对独立开办军校，极为重视。解放前，中国有四大军官学校，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黄埔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是其中之一。至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在１３年中共训练了１１期学员，学生八千九百余名。在东北军，上自最高统帅张学良，下至连排长，绝大多数都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的。

　　现在着重说一说，直奉一战后，张作霖狠抓讲武堂训练的情况。这时适逢讲武堂的第四期。第四期是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召集的。因为直奉之战，奉军战败。为此，张作霖听从有益的意见，对讲武堂加强了管理，进行了改革。在组织体制、主要领导和学员招生等方面，均作了较大改变。堂长仍由张作霖自兼。在堂长下增设一名监督，由张学良兼任。并由中、日两个陆军大学毕业的福建人萧其煊以教育长的名义代张学良负责。将原来的９个区队改为３个中队，下辖１０个分队。取消总队长一职，增设步、骑、炮、工、辎各科，由资深的中队长兼任术科教官。学习时间明确规定一年。

　　鉴于前三期学员全部是从部队抽调的在职团以下行伍出身的军官，文化程度较低，学习困难。在第四期学员的招生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张学良接受郭松龄的建议，在社会上招考了一部分中学生。同时，还从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第一期学员中，考选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学兵一百一十余名，连同从部队调训的在职行伍出身的军官３３５名。这样，学员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规定凡由社会上招收的中学生和由教导队考选的学生，毕业后须先到部队当３个月见习教官，然后才能任少尉军官①。

　　关于在军士教导队招生的情况，当年亲自参加报考的教导队军士张国威有一段形象真实的回忆：“总值官杨焕彩宣布说，本队附魏益三命令，接旅部（指二、六旅司令部）电话说郭旅长的指示，现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四期要开学了，由教导队学兵中有初中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可报名应考第四期讲武堂为学员。有考试的学兵，可即日由各连报名。学兵们听到这个命令，真是从心眼里高兴。大家都说，讲武堂是培养陆军军官的学府，我们能考上，毕业后不就是陆军军官了吗！当时各连报考的学兵计有数百人。经郭旅长自己出题，自己批阅试卷，录取者只有五十多名。郭旅长又亲自点名后，进入讲武堂第四期受训。”②张国威就是经过这个考试而进入讲武堂的，毕业后当上了陆军军官。这个规定对军官军事素质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期干部的质量也比前三期好。各中队长和部分教官是聘请在保定陆军学校任教多年的军官，如杨正治、戴联玺、何柱国、毛福成等，他们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因此，第四期毕业生的质量要好于往届。由于狠抓了军官的培养和训练，使部队的军事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在第五期举办的中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次战争，奉军官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这就从一个重要方面印证了东北讲武堂的举办是成功的。

　　第四，树立奉军典范。为了提高奉军整体素质，张作霖很重视在奉军中树立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带领的部队。郭松龄曾任东北讲武堂教官，深受当时在讲武堂当学生的张学良的爱戴和尊重。１９２０年，张学良毕业后，即调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兼团长。１９２１年奉军扩编，张学良任奉军第三旅旅长，郭松龄任第八旅旅长。三、八旅的日常管理和训练，张学良放手由郭松龄统一负责，实际上郭松龄就统辖了两个旅。三、八旅在郭松龄的苦心训练下，成了两支劲旅①。在直奉第一次战争中，由于三、八旅的顽强作战，阻止了直军的追击。他们的顽强作风和抗击能力，给全军树立了榜样。但在杨柳青和山海关两个战役中，三、八旅损失很重。战后，东三省陆军统一军制，张作霖出于对长子张学良的信任和厚望，把三、八旅整编为二、六旅，仍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旅长。挑选精兵强将，调配新式枪械，充实两旅，使这两个旅成为奉军的模范旅。两旅的训练和管理，张学良仍然完全交给郭松龄负责。张学良对郭松龄言听计从，尊崇备至。这两旅后来在直奉第二次战争中，确实表现突出，战功卓著。而他们本身的榜样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

　　张作霖的整军经武除上面谈及的几点外，还有建立和扩大兵工厂，以及建立空军和海军等，下面将要谈到。


扩兵工厂

　　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张作霖处心积虑地扩建兵工厂。１９１９年春，张作霖偕参谋长乔焕章、实业厅长谈保隍亲自实地踏勘。决定奉天东塔以东八百余亩归航空处及飞机场占有；东塔以东约一千八百余亩为兵工厂基址。在该处建立了东三省兵工厂。

　　兵工厂的建设，大体分为两个时期：１９１９年８月至１９２４年，为初建期；１９２４年后为扩建期。１９１９年秋，派原奉天省军械厂厂长陶治平负责建厂筹备工作。陶治平于１９２１年首先建成了无烟药厂、枪弹厂和枪厂等三个工厂。因此，陶治平被委为兵工厂总办。１９２３年陶治平去职，由韩麟春继任。１９２４年韩麟春转任他职，遗缺由督军署总参议杨宇霆兼任，改称督办。从此，兵工厂进入了大规模发展时期。１９２９年杨宇霆被杀，由臧式毅接任。不久，臧式毅调任辽宁省主席。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兵工厂被日军占领。

　　１９２３年增设了炮弹厂。１９２４年后，杨宇霆又大力扩建了炮厂、火具厂、铸造厂、制酸厂、木工所，达到了建厂的最高峰。计有８厂、４处，以及统计委员会、兵工学校、兵工医院等１７个单位。到九一八事变前，全厂职员由一百余人，增加到一千余人；工人由３００人，增加到２万人，最多时达到２．５万人。

　　对兵工厂的扩建，张作霖给予大力支持。杨宇霆由于兼任督军署总参议，有很大的决策权。兵工厂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花钱多少，在所不计。

　　建厂初期，人才匮乏。张作霖命令大胆聘请外籍技术专家。聘请的外国专家有日本人、德国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和瑞典人等，他们都得到了重用，担任顾问、技师或技士等职。他们主要负责安装各种机器、设计制造机器配件和工具模板，以及对技术人员的培训指导等，起了很大作用。

　　张作霖对所用的人十分信任，有一次，他直接约见药厂负责人叶禾和枪弹厂负责人吴伯琴。他们二人不知何事，结果是当面鼓励他们好好干，并当场开给他们二人各５万元的支票。张作霖用人就是这样，不惜花钱。

　　此外，为了培养自己的兵工人才，设立了兵工学校。学员分为初中、高中、专门三部，采三三制。初中毕业后，派到厂里任三等技手，服务３年。高中毕业，派厂为练习生，可升一等技手。专门部毕业等于大学毕业，任一等技手或技士。这个制度，有利于调动学员的积极性。以后，虽然外籍专家有所减少，但由于中国技术人才的成长，兵工厂未受任何影响，反而有所进步。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兵工厂发展很快，全厂装备大小机器约计在万台以上，可谓应有尽有，品种齐全①。此时该厂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的兵工厂之一。

　　由于投入巨大、经营得法，军工生产制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枪弹厂的生产能力，大概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１９２０年４月至１９２３年１２月，六五、七九步枪弹由日产１万发，扩充到１０万发。第二期１９２４年日产１５万发。第三期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止，日产３０万发。第二期比第一期年产３００万发，增长１５倍。第三期年产９０００万发，多时达到１亿粒，比第一期增长３０倍。其他各厂也都有较大发展。每年生产的大炮１５０门，炮弹二十余万发。步枪六万余支，枪弹１亿粒，轻重机枪１０００挺。

　　东三省兵工厂的扩建和发展，为张作霖进入关内、问鼎中原打下了军事物质基础。当然，这是大军阀不顾人民死活，采取穷兵黩武政策的体现。


帅府试炮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后，张作霖在扩建兵工厂的同时，对迫击炮情有独钟。他下令从俄国购进了一批迫击炮，就是通常所说的六〇炮。这种炮小巧玲珑，操作简便，运输容易，几个人抬起来就走。它具有曲射和直射两种性能。这种迫击炮极适合近距离的攻坚战，既可以直接轰击掩体，杀伤目标；也可以跨越掩蔽物，攻击其后边的目标。

　　但因为刚刚购进，对这种迫击炮的性能和威力，都不了解。张作霖决定试放一下。试放地点选择了帅府影壁墙南边的荷花池，以此为发射地，往南对着相距不足百米的城墙上打。在荷花池附近，放置了十多门迫击炮，调好了高度，计算了距离。每门炮前都站着５名炮兵，分管装弹，运弹，发射。演习场周围站满了人。

　　张作霖在炮兵旅齐旅长的陪同下，来到演习现场。参加观看的有奉天督军署的军政要员，如杨宇霆、吴俊升、张作相、郭松龄、王永江、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以及各师、旅长，足有二百多人。大帅府里的夫人、少奶奶、小姐、少爷、佣人和督军署的军官，都来看热闹。

　　齐旅长看看各个方面已经准备就绪，就径直来到张作霖面前请示演习是否可以开始。张作霖不假思索地说：“准备好了，就开始吧！”齐旅长刚要下令，只见少奶奶于凤至跑到张学良身边，焦急地问道：“汉卿，这演习的事，南门脸的老百姓和店铺知道吗？”张学良一听，遭了，怎么把这事忘了呢！他赶紧叫住齐旅长，然后快步走到张作霖跟前，说明了情况。

　　张作霖反问道：“这些小炮有那么大响动吗？”张学良说：“不过还是通知一下好，以免吓着老百姓，造成混乱。”张作霖感到言之有理，就点头道：“那就快去通知一下吧！”过了一会儿，差官通知完了，这边下令开始演习。

　　话音刚落，这十多门迫击炮同时开火，山摇地动，震耳欲聋。刹那间，尘土飞扬，烟雾蒸腾，人们哗然。城墙上，碎砖横飞，浓烟四起。这一下可乱了套了。大、小南门一带的老百姓和店铺、商号，虽然知道演习迫击炮，可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动静。而街上的行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没命地乱跑，撞倒了摊床，踩坏了商品。

　　卫队把情况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赶忙下令停止：“不成，不成！不要演习了，快停止，快停止！”张作霖回到帅府上房，对张学良说：“真没想到这小小的迫击炮有这么大的劲，让老百姓受惊了。快下去看看伤人没有，损失、毁坏的东西，咱们如数赔偿。”①后来，都如数作了赔偿。

　　经过这次演习，张作霖才知道迫击炮的威力，因此，他下令建立奉天迫击炮厂。说办就办。１９２２年，张作霖重金聘请英国人沙敦主持建立了奉天迫击炮厂。该厂生产迫击炮、迫击炮弹及其附属品。１９２２年开始生产迫击炮和迫击炮弹，比上海和汉阳兵工厂早一二年，造出的炮是英国斯托克斯式的。它构造简单，操作容易，运作方便，适合在各种地形上作战。

　　１９２２年生产的称为１１年式，１９２４年生产的称为１３年式，１９２６年生产的称为１６年式。新式性能良好，射程远，威力大。每门炮还随带炮车１辆，弹药车１辆，每辆弹药车可载１０发炮弹。炮车和弹药车使用方便，节省人力①。在正常情况下，每月可制造迫击炮８０门，炮弹４万发。

　　由于迫击炮的大量生产，使奉军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当然，迫击炮厂的建立，投入的都是民脂民膏。在沙敦任厂长时期，每年的经费预算约为７８万元。在他的后任李宜春厂长时期，每年的经费达到１３０万元。


建立空军

　　为了提高奉军立体作战的能力，张作霖把目光指向了空军。他深知，在现代战争中，陆军没有空军的支持，是很难取胜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军在战斗中低空对地扫射和投弹轰炸，所起到的歼灭敌人和扰乱军心的巨大作用，给张作霖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直军有几架飞机压迫西线张景惠部，低飞抛弹，狂轰滥炸，使奉军西线顷刻土崩瓦解。这给奉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这个惨痛教训，使张作霖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和海军。

　　中国开始建立空军是在１９１２年前后。北洋军阀段祺瑞和徐树铮，在留法回国的航空员姚锡九的建议下，向英国购买了一批飞机。１９１７年使用这批飞机，参加了讨伐张勋复辟军的战斗，空袭过复辟军占领的北京，轰炸过紫禁城。１９２０年，直皖战后，因为奉系派兵支持了直系，张作霖分得战败了的皖系段祺瑞的一批飞机。这是张作霖梦寐以求的。这批飞机有旅客运输机４架，侦察教练机４架。同时，跟来航空人员姚锡九和王立序等专家。后来，张学良又从大沽造船厂等地调来技工赵鸿起等２２人。有了这些，就为建立东北航空军提供了有利的前提。

　　１９２１年１月，张作霖下令设置东三省航空处，并派其参谋长乔赓云为处长，赵延绪、章斌为正副主任。此外，还委派了副官、军需官、军医官、书记官、工厂管理员、技工、班长等若干干部，分别掌握航空处各项事务。在沈阳东塔农业实验场旷地修建飞机场，又建厂房，盖仓库，造宿舍，筑办公室。以章斌、庄以临等为飞行骨干，以孔家桂、赵鸿起等为机械士，组建航空队。这样，就有了东北航空军的雏形。

　　１９２２年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利。据认为，“此次战败原因之一是直系的空军占了优势”①。在西线，直军利用其航空优势，派飞机在长辛店投掷重磅炸弹，奉军招架不住。奉军前敌总指挥张景惠首先退却，引起奉军全线崩溃。这次惨败，对张作霖是刻骨铭心的。张作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自己的空军的必要性。这一次中国最早使用飞机作战奉军失败的情景，是张作霖永生难忘的。

　　为此，１９２３年９月，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以加快东北航空军的建设步伐。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在１９２３年间学习了航空驾驶，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技术。他很喜爱飞行，航空员都很钦佩他②。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取得了胜利，东北空军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张作霖感到东北空军要加以整编，扩充实力。为此，张学良进行了机构改革。于１９２５年将东三省航空处改组为东北航空处，设立总务、机械两处，分掌事务和机务。以高纪毅为总务处长，周培炳为机械处长。同年３月，附设航空学校，由张学良兼任校长。教官有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赵延绪、王立序等，还有法国退役飞行员博赖等十余人。至此，东北的航空军包括多架飞机、正规机场、维修工厂、机械设备、航空人员、地勤人员、机械人员，以及训练机构等，才粗具规模。

　　对航空员的培养，张作霖煞费苦心。第一批自己培养的航空员，基本不合格。第二批从陆军中选送到法国留学的１２名航空员，也不理想。接受这两次教训，第三次选派留学的航空员就非常严格了。１９２５年，张学良在东北军官训练班的一千余名学员中，亲自挑选了２８名学员。他们的特点是，品德好，年龄小，体格壮。一般是２０岁左右，最小的仅１７岁。这次送往法国留学的共３５名。除２８名学飞行的航空员外，还有学习其他学科的。

　　２８名航空员到法国后，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进入了对身体条件要求更加严格的巴黎的毛兰纳航空学校，共１８名；另一部分进入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龙特航空学校，共１０名。毛兰纳航空学校的教授方法是最优秀的，使用的教练机也是最新式的。教练机是毛兰纳工厂自己制造的。学习的科目有：机械、驾驶、实习、法文等。高龙特航空学校的学习科目有：机械、战斗、轰炸、无线电联系等。学习时间都是８个月。毕业后，两部分学员都获得了国际航行驾驶证，具有初级驾驶人员资格。１９２６年秋，两部分学员都转入法国南部的依斯特陆军航空学校训练，学习驾驶和战斗。结业后又转道里昂的法国正规航空军三十五团，参加实际战斗见习。实习的项目有：轰炸、投弹、瞄准、扫射、空中战斗、无线电联系等。还参观了欧战的遗迹。１９２７年初，结束全部训练项目，启程回国①。

　　这批留学生受到张学良的高度重视。在学习期间，就把他们的军衔由准尉提升为中尉。回国后，很快提为少校或中校。对他们在阶级、工资、生活各个方面，都给予满足。他们在奉军的航空事业上也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东北空军飞机的来源有三条途径。一是从军阀手中缴获的。１９２１年缴获段祺瑞的８架，１９２６年缴获吴佩孚的２架，１９２７年缴获冯玉祥的３架，１９２８年从飞豹队山东带回１０架。计有２３架。二是从西方国家购买的。张学良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很快，他不惜花费巨资从这些国家购买新式飞机。１９２５年从法国购买十余架，每架１０万元。１９２９年从法国又购买２６架。同年，又从日本，花１２０万元，购买４架。１９３０年又从捷克购买４０架。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共购买八十余架。三是接受西方国家赠予的。１９２９年美国赠送１架。同年，法国赠送１架。综合以上三个来源，东北空军约有飞机一百余架。据估计，在东北空军全盛时期，飞机累计约有“２５０架至３００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

　　东北空军的组织机构有一个变化的过程。１９２５年，东北航空处已经拥有六十多名飞行员，五十多架飞机。遂正式建立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等５个航空兵队。张学良自兼飞鹏队长。飞豹队成立不久，即调山东归张宗昌指挥。１９２５年秋，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由张学良兼司令，冯英为参谋长。中间又经过几度变迁，曾改为东北空军大队。１９３０年，又把大队改为东北空军司令部，张学良任司令。这是一支拥有现代技术装备和具有坚强战斗力量的空军劲旅。东北空军在张作霖问鼎中原的战争中，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充分发挥了飞机的作用。


建立海军

　　张作霖决心建立东北海军是有原因的。１９２２年４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吴佩孚乘温树德海军少将的旗舰“海圻”号，巡视秦皇岛、葫芦岛一带，并策应山海关的直系陆军，在葫芦岛发炮一百余发，对奉军造成威胁。５月，奉军失败。在奉军退出山海关时，遭到依附直系的“海筹”、“海容”等军舰从秦皇岛海面大炮的轰击，部队损失较大。甚至白天不敢行动，夜车不敢开灯。张作霖的座车也险被击中。张作霖深感没有海军不能控制海面的痛苦，遂决心建立东北海军。

　　东北海军的创始人是沈鸿烈。沈鸿烈，字成章，湖北天门人，１８８２年生。１９０６年，入日本海军学校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１９１１年毕业回国。武昌起义爆发，沈鸿烈奉命为海军宣慰使，策动长江上下游海军反正。１９１２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军机处参谋。次年，任北京政府参谋本部上校科长，主管海防。１９１６年，被派赴欧洲观战团海军武官。１９１８年回国后任陆军大学海军教官。１９２０年任吉黑江防司令公署中校参谋。１９２２年，张作霖任命他为镇威上将军公署航警少将处长。

　　原来，在清朝末年，他在湖北新军充当文书，由两湖总督张之洞派赴日本留学。当时中国海军大权掌握在闽系手中，舰上服役也全是福建人。非闽系的赴日本留学的海军军官就不能在舰上服役，只能在北京海军部候补。以后也只是任参谋等文职人员，没有更好的出路。沈鸿烈不甘寂寞，他谋到吉黑江防司令公署中校参谋的差事，是难得的机遇。

　　适逢奉军战败退回关外，张作霖自称东三省保安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决心加强海防。沈鸿烈便提出了加强海防的具体建议，受到张作霖的赏识，竟被采纳。沈鸿烈把家眷接来东北，在法库买地落户，表示决心跟随张作霖。再加上他的丰富的海军阅历和深湛的海军知识，因而，受到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便任命其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八大处之一的航警处少将处长。沈鸿烈原来只是中校参谋，破格提升为少将处长，这在海军军官中还是空前的。后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改为镇威上将军公署。

　　此后，沈鸿烈便放眼全国，大力招揽人才，把他昔日不得志的同学，尽量吸收到东北来。如凌霄、方念祖、谢刚哲等二十余往日的同学，都是先后投奔他来到东北的。有了这些海军人才，沈鸿烈便沉下心来，创建东北海军。

　　首先，建立东三省航警学校。该校最初叫葫芦岛航警学校，校址设在奉天省锦西葫芦岛炮台山右侧的八号洋楼。后来改名为东北航警学校、东北海军学校等。当时的校长是海军上校凌霄，教育长是海军中校方念祖，佐理官是海军中校陈华森，学监是海军少校戴修鉴。以下设有兵学教官，分任航海、船艺、枪炮、鱼雷、轮机、气象、海洋，以及海战术，炮战术等科；另有大学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教官。

　　学校初设军官班和学兵班两种。学生队有队长、班长，学兵队也有队长。在１９２１年冬，先招考海军学兵队、水兵队和轮机兵队，各２００名。１９２３年春，在沈阳招考航海将校学生班。报名学历限定中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报名者不多，约有五百人，录取４０人。又为浙江督军卢永祥代培７名。

　　这一期入学共为４７名。１９２３年４月１日，正式开学。１９２６年９月毕业，真正训练出来的在海防舰队服役的只有２７名。这是东北海军学校培养的第一期海军军官。第二期招考３８名，毕业的只有３３名。两期毕业在海防舰队服役的只有６０名。

　　但是，这就逐渐形成了中国海军的东北系，同以正统自居的闽系海军，形成北南对峙的格局。东北海军在中国海军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学兵班共办了６期，培养了海军士兵１０９０名。这所海军学校的创办，为东北海军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必要的人才准备。这也是张作霖命令沈鸿烈创办该校的初衷。

　　其次，筹建东北海军舰队。当时东北自己没有军舰，向外国购买也不容易，只得着手改造商船。向烟台政纪轮船公司购买２５００吨级的商船１艘，改造后命名为“镇海”军舰；向日本购买２５００吨级的废商船１艘，改造后命名为“威海”军舰。又征召中央海军烟台海军学校的８年制毕业生，来东北海军服役，共招来三十余人。他们都上了军舰，解决了舰队基层军官不足的难题。１９２３年，“镇海”军舰正式成军，第一任舰长为海军上校凌霄，副长为海军少校盛建勋，轮机长为海军少校张振舣。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胜。沈鸿烈向张作霖所作的“海防无虞”的保证，得以实现。从此，张作霖对东北海军的建设更加支持。不久，“威海”军舰也继续成军。又将在塘沽接收的１０００吨级的俄国破冰船命名为“定海”军舰。还购入了３００吨级的日本旧鱼雷艇，命名为“飞鹏”军舰。至此，东北海军舰队就以“镇海”、“威海”、“定海”、“飞鹏”４舰组成。凌霄任代将舰队长。代将是东北海军军衔，介于上校和少将之间。方念祖任“镇海”舰长，宋式善任“威海”舰长，冯涛任“定海”舰长，谢渭清任“飞鹏”舰长。沈鸿烈升任中将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北海军拥有江防、海防两支舰队，以及一所海军学校。但东北海军的实力还很弱，没有一艘真正的军舰。

　　第三，巧妙接收渤海舰队。东北海军成立后，面对的劲敌就是渤海舰队。渤海舰队拥有３艘巡洋舰、２艘炮舰、１艘鱼雷艇，是一支实力雄厚的正式舰队。东北海军根本不能望其项背。和平地接收渤海舰队，是沈鸿烈面临的一大难题。但是，直奉二战后，直系失败，归直系管辖的渤海舰队陷入困境。连饷银都发不出来，欠饷达３个月之久。太阿倒持，军令废弛。军官聚赌，士兵放假，军舰失修。舰底的蚌壳附着物厚达一尺多，舰速大大降低。官兵士气消沉，感到前途无望。这给接收渤海舰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该舰队中的大型巡洋舰“海圻”号，必须修理，否则就废弃了。当时，北方除旅顺口外，没有可以停放“海圻”军舰的大型船坞。无法，只得于１９２７年到旅顺口来修理。恰巧同时在该船坞修理的还有东北舰队的“镇海”军舰。两舰隔坞相望，新旧对比鲜明。“镇海”军舰，生机勃勃；“海圻”军舰，死气沉沉。因此，“海圻”军舰的官兵人心思动，都在向往归附东北海军舰队。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军舰修好，刚出旅顺口之际，就通电全国归附东北，全舰官兵欢呼雀跃。在上校舰长袁方乔、协长张衍学和航海大副曹蓝亭的率领下，“海圻”军舰奉命驶向长山列岛，并以此为根据地，长期驻泊。张作霖异常兴奋，下令悉数补发官兵３个月的薪饷，袁方乔升为代将舰队长。要说明的是，该舰绝大部分官兵都是山东人。他们一直受到闽系海军的排挤，同东北海军反而很亲密。这也是他们归附东北海军的心理基础。

　　“海圻”军舰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巡洋舰。它是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战争后４年，从英国购买的。辛亥革命前，曾代表中国海军，远渡重洋，赴英国伦敦庆贺英皇加冕典礼。之后，又应华侨的要求访问了美洲，辛亥革命后才回国。“海圻”被称为“海上王”，其航行速度和武器装备，都是世界一流的。因此，“海圻”军舰归附东北，东北海军如虎添翼，壮大了东北海军的实力，鼓舞了东北海军的士气。据说，南京政府的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曾问到他的部下：“如果东北海军南下，你们作何打算？”部下畏葸地答道：“最好不遇见。”可见，此时的东北海军已经具有很大的威慑力量，驻泊港湾，即可先声夺人。

　　“海圻”军舰的归附，只是一条军舰的问题，要害是必须尽快接收整个渤海舰队。“海圻”军舰的归附，为接收整个渤海舰队排除了最大的障碍。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陆战失败了。奉系的势力已经延伸至直、鲁、苏、豫、皖５省。但属于直系的渤海舰队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当务之急。渤海舰队龟缩在青岛海湾，不主动投降。

　　沈鸿烈采取了强行改编渤海舰队的计策。他策略地拥戴山东督军张宗昌为东北海军总司令，自居海军副司令，下辖两个舰队。第一舰队由原来的东北海防舰队及“海圻”、“江利”两舰组成，舰队长为袁方乔少将，驻泊长山岛；第二舰队由渤海舰队组成，舰队长为凌霄少将，驻泊青岛。依据命令，凌霄只带一两个幕僚就到渤海舰队的“肇和”军舰升起少将旗接任。但夜间凌霄就被该舰军官软禁，限制自由。同时，渤海舰队的“海琛”军舰，也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私自夜间行动，到青岛海湾后海集中，并禁止东北舰队的“镇海”军舰驶离码头。海面戒严，前后海不通，一时形势十分紧张。

　　沈鸿烈忙中不乱，急中生智，速去济南向张宗昌求救。拥有海军总司令头衔的山东督军张宗昌急赴青岛。在沈鸿烈的策划下，把东北葫芦岛航警学校的海军学生和学兵假扮成陆军，暂充张宗昌的卫队。张宗昌在沈鸿烈的陪同下，率领卫队，登上“肇和”军舰，立即集合官兵讲话。当全舰官兵集合到甲板上时，张宗昌的卫队就迅速地占领了该舰的枪炮位和火药库等要害部位。张宗昌粗中有细，他知道处理突发事件，必须迅速果断，不给对方以任何喘息之机。因此，大字不识几个的张宗昌讲话直截了当。他严厉地问：“我是总司令，你们服从我不？”官兵不知所以地齐声回答：“服从。”张宗昌立刻直接下令：“既然服从，我命令你们马上集合到岸上去听候改编。”就这样，三下五除二，不费一枪一弹，渤海舰队被和平地接收了。

　　原来的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被调任军事部海军署长。张宗昌委任部将毕庶澄为舰队司令。后来，毕庶澄转任上海护军使，他打算把舰队带到南方去，不料消息泄露，为免除后患，张宗昌就把他枪毙了。又任命扬州人吴志馨海军少将为舰队司令。１９２８年，张宗昌以吴志馨与北伐军秘密勾结为由，将吴扣押在济南，４月，张宗昌从济南撤退时，把吴也枪毙了。就这样，沈鸿烈依靠山东督军张宗昌的强大后盾，巧妙地接收了渤海舰队。

　　第四，东北海军的全盛时期。接收渤海舰队后，东北海军进入了全盛时期。沈鸿烈任海军中将司令，直辖江防舰队。海防拥有两支舰队：第一舰队辖有“海圻”、“海琛”、“镇海”、“威海”、“同安”等军舰，以海军少将凌霄为舰队长，驻泊青岛；第二舰队辖有“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军舰，以袁方乔为舰队长，驻泊长山岛。陆上机关有海军学校、陆战队、造船所、海军航空队、海军医院等。这样，东北海军就与福建海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①。

　　１９２７年６月，张作霖命令设立东北海军总司令部，张作霖兼总司令，沈鸿烈任海军上将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

　　东北海军的全盛时期，拥有大小舰只２１艘，约有３．２２万吨，舰队官兵约３３００人。当时全国海军舰只只有４．２万吨，官兵约有５４００人。东北海军在全国海军中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东北海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起到了牵制敌人的重要作用。

　　张作霖重视东北海军的建设，不进行直接干预，放手让沈鸿烈去干，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张作霖用人策略的一个成功之处。


筹建大学

　　原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宁恩承写道：“张作霖出身行伍，在绿林生活四年，认识字不多，属于粗人。然而他深知教育的重要。他以为国家的兴衰决定于人民的智力。”①

　　张作霖曾说道：“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会能成功的呢？我们现在这几天正讨论设立东北大学问题。并且，也计划派送留洋的学生。现在救急的法子，就是凡本省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②这段谈话是在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５日，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

　　在东北建立综合性大学，最早提出的是奉天省议会。１９１６年１０月，议员郑英澜提出《整顿学务以储人才建议案》，其中有一条建议，即是“故拟联合吉、黑二省，并设东三省高师及大学”。这是建立东北大学的最初动议。后来，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议员李树滋再次提出创办大学的建议，他提议“每省均设一处大学”。此后，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多次建议张作霖“兴办大学教育，培养专门人才”。教育厅长谢荫昌也积极建议创办东北大学，他认为：“东西洋文明各国，所以号称文明，主要在于学术发达。他们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

　　对于这些创办东北大学的主张，张作霖欣然采纳。并准备开始启动，就在这时，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了。东北大学的创办事宜只得暂时搁置。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便狠抓东北大学的创办。张作霖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弱同这个国家大学的多少有直接关系。大学多的国家必然是强国。于是，决心创办东北大学。张作霖命令奉天省长王永江主持其事。１９２２年８月，在省长公署成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聘请教育界名流李树滋、范先炬、佟兆元、林成秀、关海清、谢荫昌、王镜寰、恩格、吴家象、汪兆璠、王之吉为筹备委员。１２月２日，省长公署发布委任令，令莫贵恒筹备理工科，汪兆璠筹备文法科，吴家象筹备干事科。东北大学筹建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１９２３年１月５日，省长公署批准，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改建理工科，以公立文学专门学校改建文法科。拟定《东北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设立６科，即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商科，法科。每科又设若干系。后来这些学科发展为学院，即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以及后来成立的农学院等。东北大学的经费来源基本是奉天省，占九成，另一成出自黑龙江省。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６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以此日为建校纪念日。

　　为了解决校舍问题，王永江绞尽脑汁。他看中了沈阳昭陵东南的一块５００亩地，拨款买下，但其中有３００亩是清皇室的陵地，不得随意动用。王永江特地去函，请醇亲王相助，得到同意，才开始动工。１９２３年５月开工，１９２５年竣工，理工两科迁入新校舍。当时，东北大学是南北分校，有诸多不便。张学良动议，将北陵南侧的空地扩建为新校舍。

　　在建校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资金不足。王永江多方筹措。除奉天省长公署拨款外，张学良个人慷慨解囊，出资奉洋１５０万元，以解燃眉之急。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６００万元。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每年人均为奉洋８００元。仅１９２９年度，就投入经费１３３万元。经费的投入在全国５８所大学中占第四位。功夫不负有心人。１９２９年，一所规模可观、设备齐全、建筑新颖的现代化的高等学府便建成了。

　　１９２３年，首任校长是奉天省长王永江兼任。１９２７年３月７日，王永江辞去奉天省长一职，东北大学校长职务自然解除。由奉天省长刘尚清兼任。刘校长派冯广民为总务长，主持日常校务工作。１９２８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兼任校长，以刘凤竹为副校长，具体承办校务。１９３０年改副校长为秘书长，由宁恩承任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王卓然接任。

　　东北大学非常重视师资的质量。一所大学质量的优劣，关键在师资。这是东北大学历届校长的共识。因此，他们把视野扩大到全国，不惜重金聘请一流学者到校任教。教师的待遇是很高的，在全国首屈一指。以教授为例，预科教授月薪最高为２６０现大洋，最低为１５０现大洋；本科教授月薪最高为３００现大洋，最低为１８０现大洋。后来教授的月薪提高到３６０现大洋。著名学者月薪更高，文法专家章士钊的月薪高达８００现大洋①。当时，南开大学教授是２４０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３００元，还常常欠薪。此外，校方还专门为教授修建了宿舍区，所建皆为新式高等洋房。

　　由于对教师重金聘请、大礼相邀，因此许多国内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都曾到东北大学任教。如曾任外交总长的罗文干，文字学家黄侃，著名学者梁漱溟，文法学家章士钊，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学者林徽因，俄文学者曹靖华，清华校长刘仙洲等。

　　东北大学在管理上吸取了国内外先进的方法。对学生采用了具有约束力的学分制，这是当时大学管理学生的好办法。优胜劣汰，要求严格。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奖励制度，鼓励学生努力向学。其中公费留学制，很有激励作用。该制度规定，凡应届毕业生考试第一名者即公派英、美、德留学。

　　１９２９年７月１日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盛况空前。首届毕业生中，就有８位第一名被派往国外留学。这对后学者很具刺激性。东北大学为东北各个方面输送了许多高层次人才。３０年代是东北大学的鼎盛时期。学生３０００人，教授３００人，经费每年１６０万元。校园大于沈阳旧城，巍然壮观。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东北大学流亡关内，走向衰落。现在东北大学又恢复了，张学良曾任名誉校长。

　　张作霖重视教育，积极支持兴办东北大学，为东北培养了多方面的高级人才。这对他巩固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帮助很大。张学良时期，对东北大学更为关注，出谋、出力、出资，使东北大学一度成为中国大学之最。由于张作霖一心一意地整军经武，并专心致志地培养人才，只经过短短的两年时间，奉军面貌就有很大改观，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劲旅。


整理财政

　　张作霖对东三省的财政问题，十分关注。张作霖以前的东三省各届掌权者，虽然也整理财政，但收效各有不同。１９０５年赵尔巽继增祺之后，任盛京将军，着意整理财政。开始设立财政局，铸造银元，创办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纸币。因其措施得当，为人清廉，在任两年，使奉天省的财政大有改观。

　　１９０７年４月，赵尔巽调入中央，徐世昌任奉天省总督之时，省金库贮藏现金达六百余万两。徐世昌当政以后，滥设官厅，增添冗员，贪污中饱，贿赂公行，将库存积蓄挥霍一空。１９０９年４月，锡良任东三省总督。他采取了节约经费、裁汰冗员等措施，但入不敷出，年欠３６０余万两。锡良乏术，辞职而去。１９１１年６月，赵尔巽任清朝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省库空空如也。以后奉天省都督张锡銮、段芝贵对财政亏空，也毫无办法。

　　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２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将军兼巡阅使，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实权。６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命令各省军政首脑改变称呼。张作霖遂改称奉天督军兼省长。当时奉天省的财政金融面临崩溃的边缘。除欠外债一千余万元外，每年尚亏累二百余万元。起初，张作霖任用王树翰为财政厅长。但他也回天乏术，亏欠继续增加，任职一年后即去职。

　　１９１７年５月２２日，张作霖任命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永江为财政厅长。第二年，又让王永江兼任东三省官银号督办。这才使奉天省的财政金融走上正轨。当时，张作霖曾对王永江不解地问道：“东北这么大，为什么穷得没钱花？你去接财政厅长，看看毛病在哪？”王永江犹豫地答道：“我接财政厅长可以，只要巡阅使信任我，二三年内。便可自给自足，外债亦可还清。但怕有人说闲话。”张作霖果断地说：“你只管干，我什么也不听。”给王永江吃了一颗定心丸。其实，王永江要的就是这句话。

　　王永江长期在基层，了解官吏贪污腐败的内幕，也懂得应该如何加以治理。这次得到上方宝剑，他便大动干戈了。

　　首先，撤换贪官污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县知事和税捐局长逐一考察，凡是贪官污吏的，都一律加以撤换。情节严重者，还绳之以法。杀一儆百，人人自危。这就严厉地打击了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为整顿税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其次，推行几项政策。大体是：关闭亏损的官营企业；开垦荒地，奖励移民；收回省内矿山的开采权，变为官营；官有企业，经营不善者，尽快卖给民营。这几项措施的实行，做到了开源节流。

　　第三，大力整顿税收。调整税收人员，厘定税收项目，清丈土地面积，定出税收额度，确立赏罚章程。定职定责，赏罚分明，调动了各级税收人员的积极性。各地的实际税收定额，是以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和生产状况来制定的。对贪污偷漏者，按章严惩。因此，清丈土地人员，不敢徇私舞弊，工作认真负责。

　　被清丈的民户，牵涉实际利益，过去瞒报的地亩数，这次被查出，都满腹牢骚。王永江，字岷源。人们谐音骂他为“万民怨”。清丈局局长曾有翼，字子敬。人们也谐音骂他“整之净”①。王永江顶住压力，坚决推行他的政策。

　　由于措施得力，经三年多的努力，终获成效。１９２０年末，除还清４０００万元外债，省库尚存１１００万元的结余金。本来张作霖应该利用丰盈的财源，做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这时，他的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欲问鼎中原。于是，在１９２２年４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退回关内。

　　对于王永江整顿奉天省财政，史学家金毓黻评论道：“永江不然，其理财上法刘宴，先之以剔除中饱，涓滴归公；决定税收比额，严督责之法，有犯必惩，不避权势。一时榷税之吏，皆股栗听命，税收倍于树翰时，作霖为之大乐，而侈心亦因之日增。不数年，听杨雨霆之计，日以扩展军备开疆辟土为事。永江谏之不肯听。”②这个记叙是准确的，评价是中肯的。

　　虽然张作霖在政治上失掉了热河、察哈尔二特区，但在经济上却没有任何损失。因为东北宣布独立，截留了东三省的盐税收入和奉榆铁路的运费收入。这样，奉天省的收入反而有很大的增长。１９２３年奉天省的税收总额高达三千余万元，扣除支出，当年的盈余约有八百二十万元③。王永江的意见是，利用这些充沛的资金，兴办实业、教育、交通、城建、屯垦等大事，闭关自守，保境安民，以固根本，而图发展。张作霖听不进这个有益的谏言，图谋全国的野心再度膨胀，于１９２４年又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的财政状况就每况愈下了。


曹锟贿选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取得胜利后，吴佩孚声名鹊起，几成袁世凯、段祺瑞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第三人。随着军事实力的增长，吴佩孚的政治野心也逐渐暴露。曹锟和吴佩孚等直系军阀梦想攫取全国最高领导权。为此，吴佩孚走了几招棋。

　　吴佩孚的第一招棋是主张召开“国民大会”。１９２０年８月１日，他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企图利用这种所谓“国民大会”的办法，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国会。赶走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由他们直系来执政。但这一招棋没有走通。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干预，也因为张作霖等北方军阀的坚决反对，还因为直系军阀内部意见的相互龃龉，使得这一计划失败流产。

　　吴佩孚的第二招棋是祭起“武力统一”的旧旗。本来他曾经极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口号，但是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联省自治”的论调，他现在反而拣起了被他践踏了的“武力统一”的这个口号。

　　“联省自治”的口号，其来有自。１９２０年７月，谭延闿首先通电在湖南实行“自治”。梁启超紧随其后，前进一步，提出“联省自治”的口号。其意是说，各省有权自定宪法，有权根据自定的宪法组成本省政府，治理本省。自治各省派出代表，组成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这样，中国就变成了美国、瑞士那样的联邦制国家。这是帮闲文人梁启超站在各省军阀立场上发表的见解。但却坚决地抵制了吴佩孚的“武力统一”的口号。此计不成，吴佩孚又走了下一步棋。

　　吴佩孚的第三招棋是极力提倡“法统重光”。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虽然取胜了，但直系权力所及也只有十几个省，大体是直、豫、鄂、苏、皖、赣、闽等７省控制较严，而鲁、晋、陕、甘、湘、热、察、绥等８省也可操纵。其余地区直系还没有控制。国民党、皖系、奉系、西南军阀和“联省自治”派等，都反对吴佩孚的“国民大会”和“武力统一”。为此，吴佩孚接受一些政客的建议，提出了“法统重光”的口号。其内容是，重新召集民国六年的旧国会，请出原来的总统黎元洪，让他再登原位。当然，黎元洪也只是一个过渡的傀儡总统。

　　这是个一箭双雕的计策。既然“法统重光”，广东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孙中山自然必须退位；既然“法统重光”，黎元洪就得复位，徐世昌就得自动退位了。吴佩孚很是欣赏这个谋略，便坚决实行之。

　　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０日，吴佩孚从天津来到保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未来局势。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会议。这个保定会议是贯彻吴佩孚“法统重光”主张的会议。但会议一开始，参加者不知道吴佩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曹锟左右的依附者，以为现在是直系的天下，一切由我们说了算，谁敢反抗？便赤裸裸地提出，赶走总统徐世昌，把曹锟黄袍加身，直接拥戴为总统。但这个说法遭到吴佩孚的反对。他便提出了“法统重光”的口号，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和好处。与会者终于明白了吴佩孚欺蒙人民、曲线扶曹的真正用意，感到这确实是一石二鸟之妙策，再加上吴佩孚当时的地位，便一致同意了他的主张。保定会议是直系高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重要会议。

　　５月１４日，吴佩孚密电北方直系军阀，名义上是征求意见，实际是向他们灌输“法统重光”的主张，以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相互唱和，造成“法统重光”的主张是来自于民意的假象。这是当时军阀贯彻自己主张的通常作法。当天，苏、鲁、鄂等三省军阀就密电表示坚决拥护吴佩孚的主张。而这一主张的公开提出，吴佩孚则相中了孙传芳。

　　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９日，吴佩孚唆使直系色彩稍差的孙传芳等人联衔通电，首先提出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总统复职，并补选副总统。电文称：“南北统一之分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宿，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元洪）复位，召开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指南方孙中山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①这个电文直指孙中山，并连带徐世昌。“法统既复，异帜可消”，这个“异帜”，首先指的就是孙中山的非常政府，其次指的就是现任总统徐世昌的北京政府。

　　这个通电的发表，犹如爆响一颗炸雷。他们以代表民意为幌子，矛头直指徐世昌和孙中山。梁启超通电表示赞同；政学系、宪政研究会及国民党益友会等旧国会议员欣然同意。舆论界一时形成促进召开旧国会的浪潮。

　　５月２７日，吴佩孚致徐世昌一封密电。电文的主旨是把直系当前的想法和作法，向徐世昌作一个通报，先下下毛毛雨，以使徐世昌到时自动退位。电文说，他们的主张已经得到十余省的复电支持，一旦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中央。这是告诉徐世昌提前做好退位的准备，勿谓言之不预也。

　　５月２８日，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光园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电请黎元洪复职，以谋统一。同日，孙传芳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发表通电公开请求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和北方大总统徐世昌，同时退位。

　　６月１日，以吴景濂、王家襄为首的旧国会议员２０３名，纷纷攘攘，齐集天津开会。他们有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为后盾，有恃无恐，对徐世昌兴起一片讨伐声。发表宣言，指斥徐世昌是“伪总统”。

　　６月２日，徐世昌感到再也赖不下去了，只得发布“本大总统现因衰病”，悻悻然地宣告辞职，由北京回到了天津的私邸，隐居起来。

　　孙中山也处于被动地位。他曾发表宣言，对吴佩孚恢复法统的作法，表示赞成。但同时指出，吴佩孚在袁世凯时代，曾攻过四川；在段祺瑞时代，曾攻过湖南。从历史上看，吴佩孚也是个不可靠的军阀。在他的诚意未被证实之前，北伐计划不能停止。换言之，非常政府不能取消。这是孙中山看透了吴佩孚的军阀本质以后，采取的聪明作法。

　　在一片喝彩声中，只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出一个异样的声音。他公然通电反对“法统重光”的口号。认为“二三武人之议论，固不能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他的通电使曹锟、吴佩孚不快。这就为他们之间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线。

　　６月１１日，黎元洪从天津到北京上任，就职大总统。然而，他没有一兵一卒，只是个光杆司令。军政大权自然掌握在直系曹锟、吴佩孚的手中。黎元洪只是曹锟当上总统前的一个过渡总统。

　　在黎元洪当了一年总统后，曹锟派便导演了一出驱黎闹剧。１９２３年６月８日，曹锟部下雇佣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闲路”。９日，曹锟命令其所部军官到黎宅索饷。１０日，军警罢岗，市民请愿，摇旗呐喊，散发传单，把东厂胡同的黎宅围住。６月１３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总统大印。１４日，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印，并通电辞职。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驱黎的目的是为了让曹锟当上总统。但为了欺骗舆论，他们对议员进行了贿买活动。因人而异，每张票给五千到一万元不等，收买了五百余人。舆论界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１０月１０日曹锟终于当上了总统。


三角同盟

　　为了反对直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粤皖奉三派联合起来，组成同盟，史称“三角同盟”。实际上是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三角同盟。这个同盟起步较早。

　　中国现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什么要同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合作呢？据老同盟会会员宁武的回忆，早在１９１９年秋，当时他３５岁，孙中山就电召宁武赴上海，向他交代革命任务。孙中山说：“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

　　在这里，孙中山明确地阐述了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集中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说其他。宁武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孙中山向宁武交代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可见，早在１９１９年秋，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实施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计划了。

　　同张作霖接近，必须有晋见之由。他们听说张作霖想要建设葫芦岛海港，就准备打华侨投资这张牌。１９２０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宁武带着华侨资本家的信函急赴天津。几经周折，通过张景惠的介绍，先后同张作霖晤谈了两次。

　　第一次晤谈，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相约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直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宁武笼统地回答道：“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这次晤谈给聪明的张作霖一个暗示，面前的这个青年人可能另有使命。

　　因此，在宁武离津的前一天，张作霖又接见了他。据宁武猜测，可能张作霖同他的幕僚已经“计议过了”。张作霖“仅含糊地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派他的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宁武很高兴。

　　孙中山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的别号）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帝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了”。这次是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初次联系，带有投石问路的试探性质。“中山先生自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张亚东返奉复命。”宁武回到天津，等待回音。

　　１９２０年秋，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津，邀宁武去京会谈。见面地点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宅邸顺成王府。张作霖见面的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流露出对开国元勋孙中山先生的景仰之情。这次见面，张作霖兴致勃勃，不遮不掩，谈兴甚浓。话匣子一打开，无话不谈，就对宁武很亲近地说：“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宁武好奇地问是谁。张作霖笑呵呵地说：“同你一个姓——宁武。”这里必须交代一下，宁武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化名为宁孟言。宁武很机警，他马上说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在这个喜怒无常的军阀面前，宁武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们的谈话还没有进入正题，报告曹锟来访，宁武只得回避。后来听说，曹锟是来兴师问罪的。他一进门就大喊道：“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啊？”张作霖一惊，不知哪里出现了漏洞。但他机敏地极力否认，指天誓日地劝说曹锟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曹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拿出奉系杨庶堪、宋大章邮寄给宁武的两封信，信里牵涉到秘书长宋文林。物证确凿，使张作霖十分尴尬。但张作霖随机应变，看到信里只涉及宋文林，就把责任一古脑儿地都推到宋文林的身上。随即当着曹锟的面，给张景惠打电话，把他臭骂一顿，命令立即扣押宋文林。

　　演完这出戏后，把曹锟恭送出去。张作霖马上通知宋文林和宁武去见他。宁武听说曹锟来访的用意之后，见到张作霖，就立即说明我们往来的信件都是由日本邮局寄发的，从来没有出过差子。并告诉张作霖，我们知道北京宪兵司令秦华和曹锟他们有关系，常派人监视革命党，他和日本也有勾结。可能信是从日本邮局偷出来的。张作霖听了大怒：“他妈的，做我的司令，跟别人干活，我要办这个小子。”最后，很认真地叮嘱他们，往后行事要严密点，免得惹出麻烦。又告诉宁武，北京这里有些不方便，让他去奉天再谈。他也马上要回奉天去了。宁武分析：“从张作霖的态度看来，曹锟这一闹一迫，虽把秘密揭穿，到帮了个忙，起了促成的作用。不然，还不知要费多少时日、口舌，才能正式提出合作问题呢！”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张作霖确实是想同孙中山合作的。

　　１９２１年２月，宁武来到沈阳。先见了杨宇霆和张学良，然后去见张作霖。这一次，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联络一下。”决定派旅长李少白同宁武一起南下晋见孙中山，并带去一本密电码。在桂林大本营，孙中山接见了李少白。通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

　　但是，在他们归奉途中，看到报纸报道说，张作霖密派代表到桂林，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感到十分吃惊。知道大事不好，这是有人造谣。果然，他们回到奉天后，张作霖见到李少白，破口大骂道：“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李少白被骂得蒙头转向，不敢辩白。

　　第二天，经宁武冷静的分析剖白，指出这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张作霖才恍然大悟，险些中了敌人的奸计。同时，宁武又转达了孙中山的一点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听了孙中山的一席感人肺腑的话，张作霖很是感动，态度立刻转变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出关。”并要宁武密报孙中山。

　　１９２１年４月，国会非常会议集会于广州，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孙中山想尽快北伐，但前途多难，进展不顺，后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脱险至沪。１９２２年４月，爆发了直奉第一次战争。奉军孤军作战，在北京的奉军张景惠的两个师不堪一击，很快缴械投降。孙中山没能助战。但张作霖并没有埋怨孙中山，他很理解孙中山的处境：“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国家大计多想办法，这帮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①

　　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很仗义地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望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宁武到上海晋见了孙中山，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但提出，可否向张作霖商借一笔款子。张作霖听后，毫不犹豫地说：“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１０万元做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此后，孙中山曾派汪精卫、叶恭绰、宁武、程潜、孙科等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谈合作事宜。张作霖也派姜登选、韩麟春、杨大实等同孙中山见面会谈。人员来往，电函去回，十分密切。

　　１９２２年８月３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雨霆致函国民党人张继称：“去今两载，彼此函电宗旨相同。”史学家吴相湘根据这条记载，证明早在１９２１年奉系同孙中山就有来往。其实，这是不确的。从以上当事人宁武的回忆，可知粤奉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２０年夏季。

　　奉系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登选，字超六，河北冀县人，１８８１年生。早岁留学日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五期工兵科毕业。１９１２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１９１３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任参谋长。后来，朱庆澜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庆澜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姜登选结交广泛，人缘甚好，特别是他同广东很熟。自然，奉系同孙中山的联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①。

　　当时，奉系张作霖除通过宁武这条线和孙中山联系外，还派姜登选同广东联系。姜登选曾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的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先后两次派汪精卫到奉天拜见张作霖父子，商议讨吴大计。后来又派伍朝枢来奉天考察，进一步促成粤奉合作的实现。

　　汪精卫可以认为是孙中山的首席代表，他到奉天两次。汪精卫，名兆铭，号精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１８８３年生。１９０５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以后追随孙中山筹建革命组织。１９１０年，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判终身监禁。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被释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到过日本、南洋和欧洲，是个闯荡世界的人物。

　　在辛亥革命前后，汪精卫的大名是显赫的。对他的到来，张作霖异常兴奋。随同他来的还有路孝忱，时任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参军。张作霖说，汪精卫他是久仰了。他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决定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亲自接待，并命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具体安排。奉方做了精心准备，以高规格的大型宴会欢迎汪精卫等人。

　　欢迎宴会是在帅府大厅举行的。高朋满座，贵客如云。场面宏大，盛况空前。张作霖身着大礼服，精神焕发地出现在宴会上。这一切，都给见过世面的汪精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出了张作霖对孙中山的景仰之情，也体会到张作霖同孙中山合作的意愿是真诚的。

　　在奉期间，汪精卫同奉系张氏父子及杨雨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多次会晤。汪精卫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是军事方案，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奉军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奉系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这一点取得了共识。

　　第二个是政治方案，即提出打垮曹吴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奉系方面根本没有考虑过，因此，张作霖父子只能含糊回答以后再说。这一问题是一个未解决的悬案。

　　在此期间，奉粤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函电往来频繁。仅在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中发现的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函电，就达１１封之多。凡是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信函，都是孙中山亲自撰写。我们看到的一封影印件，信封的正面上书“面致张总司令雨亭启孙缄”，正文用纸为大本营公用笺。文字是标准的孙中山楷行体书，布局讲究，行笔严谨，一丝不苟，雍容典雅。漏写的两个字也用小字谨慎地添在行侧。现将《致张作霖告讨贼军情并派叶恭绰前来面洽函》，抄录于后。这是孙中山派叶恭绰赴张作霖处，通报军情，感谢资助的面交信函。写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５日。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全文如下：

　　雨亭总司令大鉴：自去年陈炯明听吴佩孚唆使叛乱于后方，致我北伐之师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师旅亦不克扫荡燕云，擒斩国贼，良用为憾。失败而后，只身到沪，犹奋我赤手空拳与吴贼决斗。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又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国贼在西南之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惟自得广州之后，残破之余，元气一时难复，而财政之困，日以迫人，以致不能速于扫荡，竟使叛逆尚得负隅东江，为患至今。而吴佩孚、齐燮元近日济以大帮饷弹，逆贼乃得倾巢来犯，旬日以来，石龙不守，广州危机。本月十八、十九两日，我军为背城之战，幸将士用命，将敌人主力完全击破，广州得转危为安，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计划亦可从此施行矣。故特派叶誉虎前来领教一切，并详报各情，到时幸赐接洽为盼。并候

　　大安。孙文。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①

　　从以上信函可以看出几点：

　　其一，孙中山急需张作霖的资助。尤其是在北伐途中，突遇陈炯明叛乱，如果没有张作霖的大力资助，孙中山的后果不堪设想；

　　其二，张作霖对孙中山的资助是有力的。张作霖对孙中山在资金和武器上都给予了援助。曾一次给孙中山资助５０万元，以后又资助几十万元。孙中山说的“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不是客套话；

　　其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张作霖非常景仰、非常佩服孙中山，认为是开国元勋。张作霖可能有个英雄情结，对真正的英雄他是服膺的。孙中山有难，张作霖是能够拔刀相助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张作霖为了打倒直系曹吴，也需要和孙中山合作。

　　至于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合作，也是有缘由的。张作霖所带之兵原属袁世凯之三十六镇中的第二十七镇。虽然不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北洋一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本来就是老关系。此外，他们都是亲日派。在对日关系上，他们早就是好搭档。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后，奉系主张对皖系从宽处理，而且暗中同皖系建立了联系。所以，“皖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这是因为有张作霖这个保护伞。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段祺瑞由京赴津。战后，他们之间的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据亲历者回忆，张作霖给段祺瑞以很多资助，用来分化瓦解直系部队。

　　当时，属于皖系的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处于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他自然愿意同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１９２４年９月１日，卢永祥派其子卢小嘉赴奉天谒见张作霖，请张作霖接济款械，借给飞机，张作霖全都答应了。此时，曾召开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三人会议，人称三公子会议。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三角同盟。

　　孙科在他的《八十自述》一书里写到，他奉孙中山之命自上海乘船经大连至沈阳，拜访张作霖，是在１９２４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三公子会议召开。孙科回忆他对张作霖的印象：“张作霖个子不高，人也清秀，毫无绿林出身的样子。他当时每天都派车子来接我去他的办公室，共进早餐。早餐也总是那些小米高粱等熬成稀饭，很简单的。吃过以后，他的秘书长就带着一大堆公文进来。他听取秘书长的报告后，也马上用口头指示。秘书则一旁记录。因此，每天一百多宗公文，不到一个钟头都可处理完毕。显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他住所花园里有个拱门，门上刻了‘慎行’两个字。时许世英亦衔段祺瑞命南下迎中山先生北上。是年十二月四日，中山先生抵天津，晤见张作霖——据汪精卫报告：张见中山先生后告汪：‘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张作霖给孙科留下了既俭朴又聪明的印象。

　　粤皖奉三派尽管各自的主张不同，但是他们在反对直系军阀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结成了三角同盟。


张冯密联

　　张作霖除成功地建立了反直的三角同盟外，还把目光投向了直系的内部。他想在直系内部找到一个合伙人，安上一颗定时炸弹，以备不时之需。他相中了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１８８２年生。１８９７年入伍。１９１３年任陆军第七师步兵十四旅旅长。１９２１年任第十一师师长，８月署陕西督军。１９２２年５月任河南督军，１０月调任陆军检阅使。１９２３年５月，兼任西北边防督办，１１月授将军府扬武上将军。

　　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取胜后，虽然地广兵众，但内部也分帮划派，矛盾重重，逐渐分化为津、保、洛三派。津、保二派联合起来，拥曹抑吴，对付洛派。以后，津、保二派又因内阁总理之争，也发生龃龉。

　　吴佩孚自打败张作霖后，志得意满，骄恣狂妄，不可一世。同时，对他认为不服管的部下，多方刁难。他对冯玉祥就是如此。

　　冯玉祥出身在贫苦之家，“早年家里奇穷”。自入伍后，要求自己很严，想干一番事业。靠着勤奋努力，逐渐当上了陕西督军。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痛恨“媚日祸国”的张作霖，主动请缨，率兵步出潼关，参加了直系对奉系的战争。由于牵制了河南督军赵倜的反叛，立下战功。不得已，曹吴任命他为河南督军，驻开封。冯玉祥对北洋军阀的贪婪腐败，十分痛恨。而且，他也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人。为此，遭到直系曹吴的歧视和猜忌。吴佩孚处处与他为难，但冯玉祥并不肯俯首帖耳。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河南督军赵倜乘直系后方空虚之机，命其弟赵杰率军从正面攻打郑州，而从背后包抄的则是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这个鲍德全本来和曹吴有旧，是不应该背弃直系的。但他也和赵倜一起反直，并造成冯军的很大伤亡。郑州战役后，赵倜只身逃往上海，得以不死。

　　可是，鲍德全仗着和曹吴的老关系，不仅没有逃走，“反倒做了维持省城的负责者”。冯玉祥气愤地写道：“当我率领部队追击赵部残余，进到开封车站的时候，城内一班一班的文武官员都来相见，最后，这位为虎作伥的鲍德全竟也大模大样地跑来接迎。我心里想，你帮同赵倜，依附奉贼，我们多少将士牺牲在你手里，你也能到这里来见我吗？我能接受你这无耻之徒的投诚吗？立刻命令手枪队长李向寅把他逮捕，拉到空地上枪决了。”①吴佩孚本来知道冯玉祥和鲍德全嫌隙很深，却没有撤鲍德全的职，一是因为他们是老关系，二是为了用鲍德全牵制冯玉祥。不料，冯玉祥一到开封就把他杀了。后来，吴佩孚来电诘问，冯玉祥答复从未与鲍德全见面，可能已被乱军打死。吴佩孚极为不满。此其一。

　　冯玉祥还未到任时，吴佩孚就给他开了一纸名单，上列的全是与吴有关系的故旧私亲，推荐他们到督军署担任要职。仅留秘书长一职由冯玉祥安排。冯玉祥对左右说：“这样办，还要我这个督军干什么！”于是，将吴佩孚推荐的人选悉数拒绝。此其二。

　　吴佩孚来电，让他在河南筹借８０万元款项，又说以后每月经常从河南划拨给中央２０万元。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冯玉祥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马上复电说，他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办，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吴佩孚接到这个电报，将他恨入骨髓。此其三。

　　此外，冯玉祥起初欲帮助吴佩孚，曾诚恳地提出了２０项条陈，详细地陈述了省刑薄税爱民爱国的建议。不料，吴佩孚感觉冯玉祥没有恭维他，“不但没有接纳，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此其四。

　　由于冯玉祥在筹款的问题上，捋了吴佩孚的逆鳞。更由于吴佩孚长驻洛阳，开封近在咫尺，他对冯玉祥不放心，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因此，吴佩孚就把他任命为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调往北京南苑驻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３１日颁布任命令。三天之内，冯玉祥就率队调动完毕。冯玉祥在河南督军的位置上只呆了半年，就丢了地盘，这都是因为他不买吴佩孚的账。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北京南苑航空署旧址。冯军开拔前，吴佩孚答应每月仍由河南拨助２０万元，作为他们的饷银。但当队伍调动完毕后，吴佩孚早就把他的话扔到九霄云外了。冯玉祥知道：“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但是，冯玉祥绝不屈服。他利用这段时间，聘请教授讲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官兵素质，把他的部队训练成斗志旺盛、纪律严明、能攻善守的一支劲旅。这就使吴佩孚和冯玉祥的矛盾愈发尖锐。此其五。

　　以上五点都是冯玉祥对吴佩孚怨恨的理由。

　　有鉴于此，奉系张作霖就密切注意着冯玉祥的动向，伺机而行。１９２３年春，张作霖曾派其司令部参谋处科长傅兴沛秘密入京，进行活动。傅兴沛是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在陆军大学的同学，素有来往。刘骥深受冯玉祥的信任。他到京后，先至刘骥的私邸与其晤面，托其向冯转达来意。刘骥十分谨慎，答应于翌晨向冯报告，并约定：“如明天上午给你来电话，你可即来南苑进见；如无电话，你就急速返回奉天吧！”第二天上午，傅兴沛接到电话，即驰赴南苑与冯会面，代表张作霖深致问候之意。冯玉祥没有多说什么，嘱咐道：“我都知道了。北京耳目众多，你立即回奉天吧！”他就于当晚离京回奉。这是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的第一次秘密联系。

　　而以后进行实际联系的是张作霖的亲信副官马炳南。马炳南在北京看守张作霖的府邸顺成王府。闲暇时间，他常与冯玉祥的交际处长张树声相往还。他们原来是老战友。冯玉祥在二十镇任步兵连长时，张树声任骑兵连长，马炳南任团书记官，他们早就相识。而且，冯玉祥和马炳南又都是基督徒，关系更进一步。在闲谈中，张树声向马炳南透露，“冯的处境极为苦闷，颇有与奉军联系之意”。这无疑是一个重要情报，马炳南感到必须密告张作霖。适逢直军后来强行没收了顺成王府，马炳南立即赶回奉天，把他与张树声密谈的情况密报给了张氏父子。张作霖很高兴，立即派马炳南返回北京，与冯暗中联系。

　　怎样才能和冯玉祥见上面呢？恰逢冯玉祥和李德全结婚，举办典礼。于是，马炳南就以公开的身份，代表张学良前去祝贺。因为冯玉祥是基督教徒，为了表示亲近，马炳南特邀前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北京市公益联合会总干事刘锡廉，一同前往。

　　在典礼后，由张树声带领马炳南单独进见了冯玉祥。马炳南借机把张氏父子愿与冯玉祥合作的口信，说了出来。冯玉祥听后，亲切地笑着说：“你在两大之间（意指他与张作霖而言），要好好负责。”①这是冯玉祥的一次公开表态，表明愿与张作霖合作。从那以后，通过马炳南、郭瀛洲的往还，曾由奉军秘密接济冯军一些军事上的补给。并经安福系要人贾德耀之手，以２００万元日币赠冯。以后，双方的联系始终未断。

　　在此期间，孙中山也在做冯玉祥的工作。其实，早在１９２０年，冯玉祥驻扎在汉口时，孙中山就曾派他的秘书徐谦持孙中山的亲笔信，到汉口看望他，表示希望“加强合作，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对孙中山的知遇之恩，冯玉祥感激不尽。

　　１９２３年，孙张段三角同盟形成，孙中山曾派人将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的情况，告知冯玉祥，并催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这年１２月，冯玉祥的教友马伯援拟有广东之行，冯即委托马伯援代表他，向孙中山致意，并说道：“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盲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请将此意转达中山先生。”原来，冯玉祥在滦州起义时，就同南方的革命力量发生关系，以后又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人士。耳濡目染，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逐渐加深了认识，并心向往之。特别是他读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之后，思想更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时，共产党员李大钊在这个时候，有意识地接近冯玉祥。其实，他们早在辛亥革命和滦州起义时，就彼此相知。远在辛亥革命后，李大钊和冯玉祥经白毓昆老师的介绍，一同加入了同盟会。１９１２年１月，以白毓昆为首，王金铭、冯玉祥、李大钊等在北方发动了反清的滦州起义。起义失败了，但那时冯玉祥和李大钊就结下了革命友谊。

　　此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是著名学者。他为了争取冯玉祥革命，亲自到南苑去见冯玉祥。他们原来就是战友，见面格外亲热。冯玉祥对李大钊的才学品德，非常敬慕，尊为上宾。李大钊向冯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赞扬了列宁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举措。并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总结了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李大钊欣然地说：“孙先生在南方，冯检阅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协力效法苏俄，刷新政治，中国就有前途。”冯玉祥兴奋地说：“教授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可见，冯玉祥同张作霖的合作，除内因起关键作用外，外力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

　　１９２４年秋，曹、吴密谋出兵东北，张作霖派马炳南赴京探听冯玉祥的动向。马炳南复到南苑，见了张树声。张树声告以实情：吴佩孚拟派冯玉祥率部出古北口，经承德、东蒙绕击奉军后路，并以黑龙江省主席许冯。但冯玉祥现已决心接受张绍曾的“全军为上策”的秘密建议，不拟与奉军作战云云。并嘱马炳南见冯面谈。

　　必须交代一下，张绍曾时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是冯玉祥的老上级。辛亥革命时，张绍曾为二十镇统制，冯任该镇八十标第三营营长，曾一同酝酿革命，参加讨伐复辟之役。张绍曾为冯赞划甚多。因此，冯玉祥称，张绍曾对他“有极好的印象”。如此，张绍曾才给冯玉祥出谋划策。

　　话又说回来，马炳南立即求见冯玉祥，冯派参谋长刘骥代见。不料，刘骥竟称冯部行动，一切听命中央。马炳南愕然，不知所以，急迫间，匆促答以中央乱命，何必听从。辞出后，即把会见情形告诉张树声。张树声说，刘骥说的不是真心话，让他放心。张树声并密告他：冯部一师三旅已奉命日内移防，分驻高丽营、怀柔、密云、石匣镇、古北口，并转达冯意，请奉军万勿入关，嘱马立即回沈阳报告，于两星期内回信，在此期限内冯当按兵不动。这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时，冯玉祥和张作霖的秘密合作。

　　马炳南负有重命，不敢耽搁。他急赴天津搭轮转大连回沈阳向张作霖报告，并遵张作霖命，报告杨宇霆。杨宇霆当即书信两封，一致张绍曾，一致靳云鹏。还有张作霖致冯玉祥信函一封。并告马炳南急速进京，面投三信。马炳南到京时，已逾期三日，冯军先头部队已开往承德，冯本人也进驻古北口。

　　马在面投张绍曾和靳云鹏二信后，急赴古北口，将张作霖的信面交冯。张作霖信的大意是，只要达到和平，奉军可以不入关内。冯玉祥阅后，很为满意。当即用一张东昌旧毛头纸，书写了一个很大的“成”字，下署“玉祥”二字。并约定如两军相遇，均向天空鸣枪；冯军缠红布白日光臂章，奉军缠黑布白日光臂章，以便识别。至此，冯张协议完全成功。后来，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冯的“成”字复信，辗转送致张作霖的手中时，已在北京政变之后了。

　　二次直奉之战，张作霖与冯玉祥取得双赢的结果。


直奉二战

　　在二次直奉之战前，作为序曲，爆发了江浙战争。江浙战争，表面上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战争。其实，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之间的战争，也是直系军阀的后台英美和奉系军阀的后台日法之间的角斗。

　　江浙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两个焦点问题。

　　一个是争夺上海的控制权。上海本来属于江苏地盘，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卢永祥控制。１９１５年，卢任陆军第十师师长兼淞沪巡阅副使。１９１７年，升为淞沪巡阅使。１９２０年７月，兼任浙江督军；１２月，去淞沪巡阅使职。虽然卢永祥不再兼任上海的官职，但由于经营有年，实际上仍然控制着上海。上海是富庶之地，齐燮元早已垂涎三尺。江浙之战，不可避免。

　　一个是对卢永祥扩军的恐惧。１９２４年，卢永祥接纳了闽军臧致平和杨化昭部，他们由赣入浙。而这两支部队，是被直系军阀从闽地赶出来的。卢永祥将接纳的这批部队，改编为浙江边防军４个师１个混成旅，拥有一万余人。卢永祥的大力扩军，引起他周围的４个省的极大不安。于是，苏、皖、赣、闽４省联合起来，制定了图浙的计划。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１９２４年９月３日，江浙战争爆发。江浙问题关系到反直三角同盟的命运，因此，张作霖不能袖手旁观。他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发表致曹锟通电，痛斥直系，声援浙卢。电文谓：“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弟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迹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为吴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宣布：“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

　　并派人到杭州向卢表示本人一定派兵入关，又给卢永祥汇去３００万元，作为军饷。

　　９月４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北伐。迁大本营于韶关，亲督各军，命各军分路入江西、湖南。任命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宣布“援浙即以存粤”。于次日发布《讨伐曹吴对粤宣言》，下令讨伐曹吴。

　　牵一发而动全身。江浙问题，已经引起全国的关注。至１０月１３日，由于众寡悬殊，卢永祥战败，逃亡日本。后辗转来到奉天。

　　张作霖非常关注日本对直奉二战的态度。于是，向军事顾问本庄繁探询日本政府的意向：一是直军打到东三省时，是否予张援助；二是张希望以亲日派之手统一中国，日对此有何想法；三是张腹背受到直军和俄国的压迫，日本有何想法。日本政府答复，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干涉的方针，严持公正态度”。但驻奉天总领事船津则要求“发相当强硬的警告”，并主张引导张作霖援助段祺瑞出山。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９月４日的晚间，在张作霖大帅府召开旅长以上紧急会议，决定出兵讨伐曹吴①，组成镇威军。９月１３日，京奉线停开普通列车。１５日，奉军分别向山海关和热河方向移动。

　　双方的总兵力有差距。奉军的总兵力，约有二十五万人。直军的总兵力，约有三十余万人，还不算其他的援军。从总兵力上看，直军占有绝对的优势。但经过两年的整军经武，奉军官兵的斗志旺盛。

　　奉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把三省军队编成６个军。

　　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

　　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进军朝阳、凌源之线，出冷口。配属空军１个队。

　　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

　　组成第一、三联军司令部，攻击山海关正面，至九门口迤北之线。配属空军两个队。

　　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驻兴城、绥中一带为后备队。

　　第五军军长吴俊升，副军长阚朝玺。进军赤峰，出承德。

　　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出建平，平泉之线，威胁直军侧背。

　　奉军的战略部署，计划周密，配备得当，主题鲜明，暗含杀机。而且，在政治和策略上，张作霖也做好了先期准备。孙段张的三角同盟最大限度地孤立了直系，牵制了直系的兵力。同时，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暗中秘密联合，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乾坤颠倒的重大作用。这都是吴佩孚所始略不及的。

　　９月１０日，曹锟以百万火急的电报，召吴佩孚来京。９月１７日，总统曹锟任命直军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兼直鲁后方筹备总司令。下分为三个陆军。第一军，以彭寿莘为总司令，陈兵于山海关正面，作主攻部署；第二军以王怀庆为总司令，出朝阳；第三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出赤峰，绕击奉军后背。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除彭寿莘部原驻扎在滦州、榆关一带外，其余各军同时出发。吴佩孚除了在前线布置了陆军三军，在后路布置了陆军十支部队外，还任命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为副司令，向辽东海湾活动。空军组成４队：第一队驻北戴河，第二队驻滦县，第三队驻朝阳，第四队住航空处。合计飞机七十余架。这一部署就是著名的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四照堂是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因四面都是玻璃窗而得名。

　　四照堂点将时，吴佩孚显得随心所欲，心不在焉。他穿着随便，“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坐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这就是冯玉祥笔下的直军总司令吴佩孚在严肃的点将会议上的形象。他面对着六十余名衣冠严整的高级将领，表现得像一个落魄的算命先生。也许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示出对奉军的蔑视？也许他故意装出这种轻敌的样子，来遮掩他的恐惧心理？不得而知。

　　不过，曹吴直系内部矛盾重重，已显分崩离析之相。外部三面受敌，处处捉襟见肘。从战略上看，曹吴已经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吴佩孚原来的战略部署是，笼络浙卢，稳定长江，少数防粤，全力对奉。现在张作霖抓住时机，突然发难，间不容发，他只得强打精神，勉强应战。吴佩孚似乎已经觉察到前景不妙，因此，只能用“一个月取胜”的狂话，来麻醉自己并蒙蔽下级官兵了。

　　两方动用兵力：奉军计有４个师及１３个旅，不足１５万人；直军计有１１个师１个团、１１个旅，约有二十万人以上。这次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是包括陆海空在内的立体战。双方的总兵力在５５万人以上，实际投入的也有３５万人。

　　在战争过程中，从全局看，战斗并不激烈。实际只有山海关方面和冷口、界岭口方面两路有激烈的战斗，其他方面均未发生战斗。战斗一打响，奉军在两路都采取主动攻势。直军开始采用攻势，后改守势，再后则溃退，终至一蹶不振。直军的失败，固然是因为奉军的勇猛善战，但关键的是冯玉祥的临阵倒戈班师回京，发动了北京政变。这使吴佩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致直军一败涂地。

　　战斗首先在热河打响。奉军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部，兵分两路进热河。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３日，在热河朝阳寺一带开始接触。热河地方守军，一触即溃。奉军势如破竹，１０天即攻占朝阳。９月末，第二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冷口附近，奉军对直军大包围的形势已成。

　　山海关方面的主力战斗，起初奉军动手较晚，让直军彭寿莘部占了先机。彭寿莘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可攻可守。９月２８日夜，山海关方面的两军开始接触。经两天的激战，奉军夺取了九门口的东口。占领这个据点，对奉军全局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到１０月中旬末，战斗一直激烈进行，奉军第一军突进九门口，占领荒山口。郭松龄部猛攻山海关正面，但遭遇直军的顽强抵抗，一时形成胶着的对峙局面。

　　１０月２２日前后的一个晚间，奉军第一联军的首脑会议上，郭松龄主张突袭九门口。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以第一军在九门口已经取得很大战果，不同意把山海关正面部队调出转移到这方面。两人争执不下，竟至发生口角。口角中，涉及战斗中人事调换问题。原来，二旅的炮兵陈琛团配属于第一军，在九门口作战。营长阎宗周素与陈不睦，战斗间陈向姜登选军长报告，说阎作战不力，遂被撤职。阎向郭松龄告状，郭松龄大怒，以陈琛为郭部，亦亲写命令撤陈琛团长职，恢复阎宗周营长职。这就种下了郭、姜之间嫌隙的种子。

　　前嫌未释，会上郭、姜互不相让，以致引起奉军内部派系之争，言语间有所表露。姜登选、韩麟春属于日本士官系，与张作霖的总参议杨雨霆接近；郭松龄为陆大系，在将领中也有一些同学。陈琛乃士官出身，郭松龄怀疑其与姜、韩暗合；阎宗周为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他的话，郭松龄能听得进去。因此，会议上，郭松龄不听张学良的劝阻，竟然拂袖而去。姜登选向张学良说：“茂宸此举，有犯军法。”

　　郭松龄意气用事，极不冷静。当晚，郭松龄率数骑到宋九龄旅部，气急败坏地下令宋旅后撤，阵地由高维岳旅接收。接着，郭松龄等率数骑向后方而去。宋旅当即撤退，高旅迅速接防。早晨８时许，张学良闻讯急驰而来，令部队停止移动，并问郭松龄的去向。宋九龄指示方向，并说已去二十余里，张学良急忙追去。郭松龄离开约十余里，停在一棵大树下，随从极力劝解。张学良追至，两人见面痛哭，经张学良劝说，郭松龄回到宋九龄旅部。张学良责怪郭松龄说：“你搞的什么事，我应当打你嘴巴。你若不是我哥哥，一定狠狠打你一顿。”①郭松龄沉默无语。郭松龄和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部队后撤这件事发生在夜间，幸亏直军没有察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有名的张学良“月下追韩信”。

　　张学良走后，郭松龄决定亲率宋旅３个步兵团、１个山炮营，突袭九门口。部队取急行军速度，夜间行军，白天休息。２７日夜，宋旅到达九门口。穿过山间峡谷，于次日晨４时发起猛烈攻击。九门口直系守军不敌，全线崩溃。２９日拂晓，占领九门口内重镇石门寨。午后５时，宋九龄占领北戴河，郭松龄占领秦皇岛。夜间，郭松龄留一个团于秦皇岛，自赴北戴河。命令３个旅继续向前推进，扫荡直军。

　　吴佩孚于１０月１０日驰往山海关。１２日吴佩孚抵达榆关亲自督战，并调集大批援军，加入战线。却连败数阵，锐气尽挫。１３日，吴佩孚想从海上绕到奉军背后袭击，遂乘海圻舰，率楚豫、永翔两舰开往葫芦岛，以图寻找登陆突破口，袭击奉军后路。但中途遭奉军飞机袭击，被迫返回秦皇岛。地面部队告急，吴佩孚乃决定登陆指挥。

　　然而，在吴佩孚的背后正在酝酿着一个天翻地覆的大阴谋。曹吴还完全蒙在鼓里，虽有察觉，但没有料到冯玉祥会出此奇招。


冯军倒戈

　　如前所述，冯玉祥对曹吴早已不满，同孙中山和张作霖暗中联系，伺机而动。现在机会来了，千载难逢，冯玉祥不想错过。为此，他观察形势，周密部署，谨慎行事。

　　冯玉祥处事深谋远虑，粗中有细。他对外联络孙中山和张作霖，对内又形成了一个冯、胡、孙三角同盟。

　　冯玉祥和孙岳早有渊源关系。孙岳，字禹行，河北高阳人，１８７８年生。保定武备学堂毕业。１９１１年，任第十九师师长。１９１２年，任陆军中将。１９１３年，参加讨袁之役。１９１７年，任直隶军官教育团团长。１９２０年，任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后兼大名镇守使。

　　他和冯的关系，从滦州起义前定交始，多年来往来无间。不但私人交谊深厚，在革命主张上亦志同道合。孙岳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第三镇中校参谋。因他与冯玉祥等密谋滦州起义，被时任第三镇少校参谋的吴佩孚告发，被第三镇统制曹锟撤职，孙即南下，曾任第十九师师长。不久，被袁世凯免职。黄兴任讨袁总司令时，以孙为北伐军第一路总司令。其后，孙曾一度去陕西，与陕西国民党人胡景翼结交。及曹锟为直隶督军，委孙为军官教育团团长。直皖战起，兼任直隶省义勇军总司令。

　　战事结束，因受吴佩孚压抑，仅给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之职。孙对吴佩孚早已不满，现和冯玉祥一拍即合，便再次走到了一起。遂有了他们之间的“草亭秘议”①。

　　１９２４年９月的一天，孙岳亲至南苑为冯氏新建的昭忠祠的落成，而前往致祭。他们在墓地之间的一个草亭里，坐下议论国事。互相之间，敞开心扉，倾诉了对吴佩孚排斥异己的不满，表达了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的决心，也商定了联合胡景翼的具体办法。最后决定，由孙岳联系胡景翼。这就是“草亭秘议”。

　　胡景翼，字笠僧，陕西富平人，１８９２年生。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胡曾任冯玉祥部下陕军第一师师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随冯玉祥参战。冯调任陆军检阅使，胡部移驻彰德一带。此时，冯胡仍然时相往来。胡本来和冯玉祥早就相知，彼此互有好感。待孙岳向胡景翼密谈起联合一事，当即得到胡景翼的赞同。这一次，胡景翼特派岳维峻去见冯，冯在北京旃檀寺兵营会见他。岳维峻表示：“现在笠僧特意派我来接洽一切，只有一句话：就是绝对听您的，毫无半点含糊。”

　　这样，冯胡孙的三角同盟就形成了。

　　现在时机来了。冯玉祥向曹锟建议：“十三师（王怀庆师）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虚，最好把孙禹行（孙岳）的十五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曹锟同意了冯的建议，立即调孙岳到京，任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孙岳悄悄地对冯说：“你特意把我搬来，是不是要我给你们开城门？”冯则报之以会心的一笑。北京城防的内应就布置妥当了。

　　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本该尽快出兵，先发制人。可是，他却采取了拖延的作法。

　　９月１７日，冯玉祥得到总司令的任命。１８日，他派张之江旅作为先头部队出发去热河，以掩人耳目。然后，他把部队分为数个梯队，次第开拔，先为宋哲元旅，次为刘郁芬旅，次为李鸣钟旅，最后为鹿钟麟旅，直到２４日才开拔完毕。另以步兵一营留守北京城内的旃檀寺，派亲信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一切事务。此前，曾由河南招募新兵万人，分编为三个补充旅，以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借口在后方训练。并未开拔。

　　布置完毕，９月２４日冯玉祥开始向怀柔出发。开拔各部，每日行军路程只有二三十里，动作迟缓。当日到达怀柔，在此暂设第三军司令部。２８日磨蹭到密云。２９日，他电召留守司令蒋鸿遇到密云密议班师回京事宜。１０月１日才到古北口。如果急行军，从北京到古北口三天即可到达，可是他们却走了七天。到达古北口后，冯玉祥以筹措给养为名，停顿下来。他一方面督饬各县加紧修筑公路，一方面令鹿钟麟每日朝着北京的方向练习行军。这一切，都是为了顺利班师回京做准备。

　　胡景翼被任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后，吴佩孚令其支援开赴热河的王怀庆部。胡景翼经同冯密商，胡部决定暂缓开拔，以待冯部的行动变化。与此同时，冯玉祥又和段祺瑞取得联系，段祺瑞表示同意合作。和皖系的交往，已经完全达成共识。

　　吴佩孚虽然对冯的秘密活动毫无所闻，但对冯还是存有戒心。为了监视冯的行动，他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监督冯玉祥。但王承斌并不和吴佩孚一条心，冯把自己的秘密计划都告诉了王。王表示绝不会把这个秘密报告吴佩孚，但表示自己保持中立。

　　１０月１１日，冯由古北口进驻滦平。冯玉祥和参谋长刘骥、熊斌，以及段祺瑞的代表贾德耀等，与奉军协议停战。进攻热河的李景林向张作霖电请指示。张作霖因与冯玉祥已有秘密停战协定，令李改取守势，勿再进攻。奉军将进攻赤峰的部队，大部抽调到山海关方面，加重了山海关方面直军的压力。从而，奉军撼动了直军战线的全局。

　　直到此时，坐镇北京的吴佩孚看到事态严重，才迫不及待地赶赴前线。留守司令蒋鸿遇把北京的情报随时向冯玉祥电报，待冯玉祥听到吴佩孚亲上前线，知道班师的时机成熟了。

　　于是，１０月１９日，冯玉祥在滦平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邓宝珊及胡景翼之代表会议，宣布班师回京计划，高级将领一致拥护。冯即发布命令①：

　　命鹿钟麟率部自密云县秘密兼程回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驰抵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合入城，分任警戒；命李鸣钟旅自古北口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交通；电停兵于喜峰口之胡景翼部南旋占领滦州、军粮城一带，截断直军之联络，并防吴佩孚率兵西向；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命承德之张之江、宋哲元等旅，克期返京，并派员联络热河都统米振标取一致行动。

　　１０月２２日，冯军第二十二师全部抵达北苑，旅长鹿钟麟与蒋鸿遇、孙良诚、张维玺等旅长会商，即于当晚８时由北苑出发，１２时鹿旅抵达安定门。事前已与孙岳议妥，孙即令守兵打开城门。次日１时，即占领车站、电报、电话等交通通讯机构。

　　１０月２３日，冯军遍布北京内城各城门及东西四牌楼交通要道。入城士兵均袖缠白布臂章，上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报国”十字。总统府卫队和曹士杰旅均被解除武装。并由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发出主和通电。

　　１０月２４日，冯玉祥派薛笃弼谒曹锟，向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下令停战；二，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三，请他自动退位。曹锟都照办了，并任命吴佩孚督办青海恳务事宜。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等决定组织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分别兼第二、第三军军长。并决定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电请段祺瑞入京。曹锟贿选政府不容继续存在，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

　　吴佩孚听到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消息，仍故作镇静，但直军战斗力锐减。他在秦皇岛通电讨伐冯玉祥，自称奉曹锟密令，剪除凶顽，不使法统和政府任一二人颠覆。并在滦县通电否认曹锟之停战令，声称该令“显系伪造”。他急率所部一万余人，回救北京。但遭到冯军的截击，很快全军覆没。１１月３日，吴佩孚见大势已去，遂眼含痛苦的泪水，率残部五千余人，由塘沽登上华甲运输舰，浮海南下去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取得了胜利。从９月１３日交锋，到１１月３日吴佩孚南逃，一共打了五十余天。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





奉胜原因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这场战争，是不折不扣的军阀之战，没有是非可言。国家遭殃，生灵涂炭。军阀战争，他们都一贯高喊为国为民，其实都是欺骗人民的假话。在这次战争中，倒是冯玉祥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

　　这件事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就是冯玉祥下令废除了溥仪小朝廷。清朝倒台，但在北京居然还保留着一个不死不活的清帝小朝廷。冯玉祥认为，这个小朝廷是罪恶的渊薮，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为此，他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派鹿钟麟去执行。鹿钟麟带了几个卫士进宫，平静地问溥仪道：

　　“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溥仪慌忙地答道：“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走了。”

　　不管他是真话假话，鹿钟麟趁势回答：“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

　　当天，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用的东西迁出宫去了。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溥仪被迫接受了这个他难以接受的现实。冯玉祥运用和平手段，解决了这个难题，剔除了这颗毒瘤。对此，冯玉祥自我评价道：“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①这个评价符合历史事实。

　　直奉二战，直败奉胜，原因种种。包括政治的、财政的、军事的、外交的，等等。

　　在政治上，二次直奉战前，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就已经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吴佩孚在直奉一战前，慷慨激昂地高举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义旗，声嘶力竭地讨伐着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吴佩孚俨然成为了正义的化身。他的种种激进表现，蒙蔽了善良的人民。他赶走了张勋复辟的辫子兵，提出了“罢战主和”的政治主张，支持了五四学生的爱国运动。他公开提出“文官不要贪污卖国，武官不要争夺地盘”的响亮口号，又公开宣布今生今世“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的自律信条，还公开通电要求罢免国贼曹、陆、章，惩办后台段祺瑞、徐世昌。

　　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的表现十分激进。他用通电这种先进的舆论手段，频繁地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和进步主张。这一时期，他发表的通电最多，内容最广。他“左一个通电，右一个通电”，可谓“无日无时无吴之通电”。他的行动完全控制了舆论界。对于他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史学界评价不一。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还是要坚持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结合的原则。在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矛盾时，还是要尊重客观效果。五四运动时，吴佩孚的激进表现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尽管他以后发生了质的蜕变。

　　直皖战争和直奉一战之后，吴佩孚已代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目空一切，骄横狂妄。

　　１９２２年２月７日，在汉口，他下令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死３７人，伤二百余人，开除一千余人。造成二七惨案。他的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二七罢工的教训是深刻的。

　　曹锟和吴佩孚联手篡夺全国最高领导权。通过贿买议员，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０日，曹锟终于坐上了总统的宝座，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的。但由此，曹锟也名声扫地，声望一落千丈。上海举行“双十节讨曹游行大会”，散发“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的传单。可见，直系军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各省的直系军阀敲骨吸髓，民不聊生，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二次直奉战前，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的呼声，日益高亢，成为政治交响曲的主旋律。

　　在财政上，直系军阀也罗掘无门，陷入绝境。吴佩孚于９月１３日黄昏，乘专车由洛阳出发。列车三十余辆，宛若游龙，从者云集。午夜抵郑州，也许是要表现出自己的儒将风度，也许是为部下此行壮胆，他在列车上，当着上车请示机宜的靳云鹗的面，展纸泼墨，挥毫画竹。他是很喜欢画竹的。但是，此次画竹，颇不顺利。大概因心中有事，屡画屡败，皆不满意。最后，勉强成幅，送给了靳云鹗。列车在此耽搁了４个小时。１６日破晓，才慢慢腾腾地迟至北京。吴佩孚所有这些表现，都在向世人显示，他没有把张作霖当作平等的对手。这也许是攻心为上的战略吧！

　　在北京等待他的是由曹锟新改组的内阁。这个内阁对直奉二战，毫无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最主要的是财政部一文不名，财政部长王克敏束手无策。曹锟昏聩无能，只知道把吴佩孚调到北京，对军费和军械一概不予过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军队需要开拔的费用，官兵需要正常的军饷。吴佩孚当务之急是筹备战争军费，这使吴佩孚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王克敏筹款无着，气得吴佩孚要枪毙他。可见，军费让吴佩孚十分难堪。

　　为解燃眉之急，吴佩孚只得命部下百般筹措，细大不捐。先后着手进行的有８笔：以外交部哈记存款２５万元作押，息借２５万元；借用中日实业公司存余官款１２万元；追讨山东盐商海防经费本银２５万两，另算息钱；责令承办东省官引４３县之３公司报效１００万元，由盐运使柴勤唐办理；责成河东盐商代筹２５万元，随课带缴；责令长芦盐商认筹１５０万元，均由盐运使张廷谔（即张直卿）办理；没收卢永祥在烟台所办济通银号二万余元，由张镇守使查抄，就近拨付关际堂经办之民船雇用费；向阎锡山乞助，仅拨到三门桥款５万元。这８笔款项，都带有强迫性质，类乎劫夺。最后，小数办到了，大数落空了。总之，仍然没有筹到应需款项。

　　吴佩孚到京二十余日，日日为军费着急。前方战事吃紧，又传来九门口失守的坏消息，令吴佩孚更为焦灼。当时直军财政组主任参议是谢宗陶。他追问谢宗陶：“今事已急，款无从出，奈何？”谢宗陶反问了一句：“为之主者不出力，为之宾者有何力也？”吴佩孚追问有无非常办法，能于一二日内立刻拿到巨款。谢无奈出了个下策：“请财神耳！”吴佩孚问财神指谁，怎么个请法，谢直言答道：“由曹锟出名约北洋宿将，如张敬尧、陈光远辈，以及李纯、王占元之后人筵宴，即席勒请各借助军饷若干万元，事后由财部筹还。”这真是个馊主意。吴佩孚认为曹锟不会同意，不成。

　　追问还有别的高招没有，谢宗陶被逼无奈，出了一个更馊的主意：“召中交两行负责者至本部，勒取尚未发行之中交币钞各２００万元，加印军字，作军用券行使，或者勒借各１００万元，亦事后由财部筹偿。”这是向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强借巨款的损招。吴佩孚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让谢去办。谢怕吴佩孚事后推卸责任，特意写了一个请示，得到吴佩孚的手书批准，然后去办。

　　谢宗陶于１０月９日，电约张公权、钱新之二位总理来部议事。二位不知何事，不敢不到。谢宗陶说，中交两行代理国库，并独擅钞权，值兹国难当头，协助饷项义不容辞。首先讲了一篇大道理，然后再接触实际问题。开始商议借用新发行的钞票，二行长支吾不肯；继之商以息借款项，又都说库无现金，严词拒绝。谢宗陶眼看事成僵局，就故意露出了无赖嘴脸，严厉地威胁道：“两君有款可去，无款即留，愿三思之。”说罢，拂袖径出，喝令二护兵守门，严禁其外出。实际是把二人软禁了。

　　到了中午，谢进屋询问他们想好了没有，二人仍然不答应。张公权特别气愤，当面对谢喊道：“尔能枪杀我否？”谢却以市侩的口吻说道：“急矣？所求者钱，非命也！”说完，就退了出来。天到黄昏，谢忐忑不安，不知能否从他们手里弄出钱来。硬着头皮，进得屋去，探问究竟。钱新之知道打破僵局，只能妥协，便附耳对谢说道：“经与公权熟商，两行愿各借５０万元，共１００万元。”谢却故意强调非２００万元不可，再三商量，又各增加１０万元，共得１２０万元。谢原来担心不好收场，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乐不可支。又对二人致歉道：“司令部初非绑票，不过强借而已，千乞原谅。”①其实，这种强借和绑票有什么不同。谢把借款情况报告给吴佩孚，吴大喜。第二天，两行共送来４０万元。有了这笔钱，吴佩孚才得以开拔。这个强行借款的经过，是当事人谢宗陶亲自写的回忆录里谈到的，是真实无误的。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直军在财政上困窘到何种地步。

　　和直军财政上的捉襟见肘相反，奉军则财大气粗、粮饷丰盈。两者相较，直军已经露出败相了。

　　在军事上，直军的武器量少质差，和奉军无法相比。虽然英美给了吴佩孚不少援助，“给吴成立了飞机队，又卖给曹锟３万支枪，２５０挺新式机关枪”。但直军的武器多系汉阳兵工厂制造，质量差，数量少。直系各军不仅枪炮深感不足，尤其子弹更形缺乏，除向汉阳、巩县两兵工厂尽量调拨外，又向山西督军阎锡山索要子弹６０万发。其飞机队的飞机，也仅为航空学校的实习飞机，不具备空战和轰炸能力。各师的装备极不平等，稍好些的是二十三师，枪支较多，但手榴弹也不够用。冯玉祥师的枪支就更少。在重武器上，直军的炮兵也不如奉军。“奉军的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的瞄准法，成三角形而直入直军战壕”。奉军的飞机均为新式，机枪大炮也是从俄、德两国购买的。

　　在军队的管理上，直军漏洞百出。即以军饷发放为例，可见一斑。当时曹锟的四弟曹锳为军需总监，即后勤部长。李彦青为军需副监，兼兵站总监。这两个人，朋比为奸，贪婪成性。平时发放军饷，李彦青都要克扣。直军共２５个师，每师扣２万元，每月扣５０万元，两人私分。平时在曹锟前没甚面子的，不行贿送礼的，则不发饷。发饷随其喜怒，有的一元不发。冯玉祥的部队就经常不发饷，最后被逼上梁山。有的只发几成，聊以塞责。

　　有时设下陷阱，令你上套受骗，有苦说不出。有一次胡景翼去领饷，李彦青假意亲切地说：“你先将收条开下，我随后给你送去。”胡景翼信以为真，当即开了收条。但等了几天，不见军饷送来，就亲自去问。李彦青假惺惺地说：“待我为你查一查。”李彦青装模作样地查了查后说：“这钱你已领去了，这不是有你的收条吗？”胡景翼大怒，两人争吵起来，惊动了昏庸的曹锟，问是怎么回事。曹锟偏袒李彦青，也认为胡不对，责问胡道：“他没给你钱，你怎么开收条给他？”胡景翼无言以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恨恨地骂道：“我得了手，一定要枪毙李彦青。”因此，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的反吴三角同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被克扣的军饷，再经军官层层剥皮，到士兵手中就所剩无几了。由此，士兵士气低落，都牢骚满腹地说：“到了前线，给他发两枪，就算对得起他。”

　　在外交上，直系虽然得到英美的支持，但当时的直军已经病入膏肓，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为了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内阁总理颜惠庆邀请各国公使在国务院，召开茶话会。吴佩孚出席，说明此次讨奉，纯系以扫除割据，谋求全国统一为宗旨。日本公使芳泽当即表示，日本对于交战双方抱不偏不颇的态度。这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吴说：“奉张为叛逆，中央明令挞伐，彼方实无对等之可言。”日本外务省虽然对外声称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日本军部却暗中支持张作霖。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前线一时缺乏弹药，张学良同日本联系，日本提供枪弹４０００万发，炮弹１０万发。对攻打直军阵地起了很大作用。张作霖还聘请了一个由１０人组成的日本军事顾问团，亲临前线，帮助制定作战计划。日本也经常把探得的情报，及时通报给奉军。

　　吴佩孚把外交争取的重点，放在日本上。“吴佩孚此时认为应予注意及者厥惟近邻日本，对之特下一番工夫。吴在十余年前曾识日人冈野者，延充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常居洛阳，此番一同来都，因广为介绍日人来见，其中引进有小谷氏。在表面上一时与此方似亦有接近之趋势，而其为脚踏两只船则毫无疑义”。虽然，吴佩孚在对日外交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不大。日本的军部一直是支持张作霖的。

　　在政治、财政、军事和外交上，直系的战前准备和战中调动，和奉军相比，不免相形见绌。直军的失败，可以说是注定了的。果然，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了，奉系大获全胜。奉系张作霖在战前的纵横捭阖，以及在战中的灵活调动，都在关键时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但是，这场战争是军阀之间的战争，无正义与否可言。他们都是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干着危害国家人民的勾当。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殷实地盘，扩大势力范围，进而武力统一全国。小军阀做一省的小皇帝，大军阀做数省的大皇帝，再大的军阀则要做全国的最大的皇帝。这就是他们之间战争的真正目的。


张冯交恶

　　二次直奉战后，张作霖和冯玉祥的秘密联合实际上宣告终结。当时的各种矛盾像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的三角同盟是在打倒曹吴这个共同目标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在打倒曹吴之后，已经没有合作的基础，三角同盟自然解体。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秘密合作，其目的也是为了推翻曹吴。现在目的已达，合作自然也就终止了。

　　不仅合作终止，而且新的矛盾产生了。他们都在强占先机，接收败军，扩充地盘。这是军阀的本性使然。１０月２３日，冯玉祥刚占据北京，就任命鹿钟麟为国民军警备司令。冯玉祥利用占据北京，可以控制摄政内阁的优势，首先让曹锟下令，山海关一带直军，着督理直隶军务王承斌、帮办直隶军务彭寿莘接管。而王承斌和彭寿莘都是冯玉祥倒戈军队的一部分。冯玉祥又派孙岳的国民三军前往保定，解决了曹士杰的十六混成旅。派国民一军、二军的一部，阻击吴佩孚的主力于京奉线。派蒋鸿遇等旅往杨村方向移动，与吴佩孚的残军激战，吴部数旅不支，俘虏其数千人，获枪无算。派孙连仲旅进驻丰台，以为策应。从总的布局看，冯玉祥是想把直隶和北京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但是，张作霖在打倒曹吴后，早把同冯玉祥过去定下的奉军绝不入关的诺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张作霖对直隶也是垂涎三尺，绝对不许冯玉祥染指。据当时任奉军上校参谋的何柱国回忆：“南下的事情搁浅之后，紧接着就是段张冯争夺直隶的地盘，先是冯与协同冯倒戈的原直隶督军王承斌分别在天津附近收编吴部残军，意欲保持这一地盘。这是我们奉军所绝对不能容许的。”１０月２２日，奉军张宗昌率马步军２万人由冷口突入进攻滦州。同日，李景林派马步军１．５万人由界岭口进攻昌黎。２８日，张部占据滦州。昌黎的直军不敌李景林军，退至滦州，被张宗昌军打败后收编。张宗昌部和李景林部都大举向天津推进。山海关战事结束后，奉军主力极大部分集结在津榆一线，成立了津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任总司令，郭松龄任副总司令，实际由郭松龄负责。直隶的东部实际已被奉军控制。

　　张作霖入关的时机成熟了，准备入关。入关赴津前，杨雨霆和姜登选向他提起如何应付段、冯之事，他满有把握地说：“你们放心，我会耍这一套。比不得军事非通过你们不可，耍这一套我比你们高明，你们可再不用管了。”①１１月８日，张作霖声势煊赫地入关。共开车５列：一为前卫队；二为步兵队；三为总司令部；四为张之官车及外宾车；五为军需车。鲍贵卿、卢永祥、钟世铭、汤玉麟及驻奉日、英、德三国领事团等随行，张张扬扬，浩浩荡荡，大张旗鼓地进入关内。１０日，张作霖以战胜者的姿态到达天津。

　　前一天晚间，冯玉祥从北京抵达天津。１０日下午，段、张、冯在段宅开会，这就是所谓的天津会议。在会议进行期间，当晚，奉军李景林部突然解除了天津以北之北仓冯玉祥部的武装。被解除的是国民军第三、第四两个混成旅的武装，奉军称这是他们在滦州以西与直军战斗之结果，直军败军的武器应为奉军所有。这使冯玉祥非常震惊。

　　但事还没算完。第二天晚间，奉军李景林部把直隶督理王承斌新编的二十三师缴械，王承斌被迫躲入天津租界，通电辞职。同日，李景林又把孙积孚的第二十师缴械。至此，奉军李景林、吴光新共补军队４个混成旅，较抵津之初增加一倍半，达７万人，分布在天津及津浦、京奉两线。张作霖有意造成的这些事件，是在用实力逼迫冯玉祥让开直隶省，乃至津浦线。不给冯玉祥出海口，把他逼往荒凉的西北。对此，冯玉祥在实力不如奉军的弱势情况下，只得忍耐待时。

　　１１月１２日，在李景林的授意下，直隶省议会及各公团，以直人治直为标榜，推举李景林为直隶保安司令并继王承斌任省长职。到此，直隶地盘完全归奉系所有。当天上午，张作霖、冯玉祥分别拜访段祺瑞，表示愿意服从指挥。下午，段祺瑞在私宅设宴款待奉军将领，张作霖借故未到。段祺瑞表示，京奉、津浦两线完全归奉军驻守。这是段祺瑞在向奉军示好。他甚至有意让李景林代替鹿钟麟任京畿警备司令，但没有成功。

　　关于这次天津会议，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生活》里有一些记载，可供参考。他是应段祺瑞之邀赴津的。段祺瑞曾拍发数电，邀请他赴津。他知道这次赴津是要“讨论政治机构改进的问题”。他本来希望等孙中山到达天津之后，他再赴津。可是，仅过了一天，段祺瑞即特派一位陆军部的军需司长去京，邀请他去。他想，如果坚执不去，必生猜疑而生误会，就决定去了。他是１０月９日赴津的。

　　他写道：“与段先生见面，他表示得非常诚恳。事先他已在离他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替我预备了一处寓所。此时就请我到那边去住。一日，请李景林、张学良、杨雨霆、张宗昌、梁鸿志等大家吃饭，饭闭先照一相，边散坐着商议时局的整顿。这伙家伙，在曹吴未倒，大敌当前的时候，谁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这时事过境迁，当时的诺言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全不承认，又重新勾心斗角，只从个人私利着眼了。他们都怀着鬼胎，在言谈之间，对于真诚欢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军，常常流露出歧视之情。其中，吴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头低着，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贸然说道：‘孙岳是个共产党！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我知道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们的心意，凡是诚意欢迎中山先生北上来主持国政的人，都当加上一个共产党的头衔。我就滑稽地说：‘你把孙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两大烟呢，有这样的共产党吗？’这话说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的随便谈笑起来，每人都带着一副假面具，听不见半句真话。大家这样胡扯了一顿，便算结束了一场会议。”①

　　这里提到的吴光新，是段祺瑞的妻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１９１４年，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１９１７年，任长江上游总司令部司令。此时，任奉军第六军副军长。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时，他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陆军训练总监。吴光新突然说孙岳是共产党，这是对冯玉祥的一个挑衅。在北京政变时，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是紧密的三角同盟，没有孙岳顺利地打开北京城门，政变是否能够成功，殊难预料。对此，筵席上的诸位是心知肚明的。但吴光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偏要给孙岳扣上共产党的帽子，就是要使冯玉祥难堪。但冯玉祥在实力不如人家的情况下，也只得忍气吞声地巧妙辩白。本来，这次宴会也邀请了张作霖。但张作霖却没有出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作霖不是彼时的张作霖了。

　　冯玉祥对奉军的言而无信、咄咄逼人，非常不满。不仅在天津会议上奉军表现如此，在会下奉军更是不讲信义，居然把冯军的部队缴了械，甚至逼迫冯玉祥的副总司令王承斌辞职。冯玉祥气愤地写道：“在天津，最令人气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计划，王本可算是一个预谋者，如今张作霖竟违背不进兵关内的诺言，把王用武力驱走，岂非是十足的马贼行为！”奉军的种种表现，使冯玉祥大失所望。他在天津呆了几天，北京传说他被刺或被扣，他为了消释这些揣测，便回北京去了。

　　其实，张作霖的部下在此次会议中间，也确实在酝酿刺杀冯玉祥。有一次，奉军将领李景林、张宗昌等拟乘冯玉祥赴宴之机，中途设伏，暗中刺杀。此事被张作霖的副官长杨毓珣得之，向冯玉祥告密，冯玉祥有了戒备，才没有遇害。主要的是张作霖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此事也就被压了下去。

　　天津会议解决了两个问题。

　　其一，两派军阀共同推举出了一个国家首脑。１１月１５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到北京主持政务。为什么拥段为临时执政呢？因为段祺瑞是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北洋军阀元老有所谓一龙、一虎、一狗，龙是王士珍，虎是段祺瑞，狗是冯国璋。当时，冯国璋已死，王士珍做了名流，只剩下了段祺瑞。此时的北洋军阀控制着北京政府，它分为三大派。奉系是一派，冯军是一派，长江流域是一派。

　　奉系的张氏父子和奉军的一般高级将领，对段祺瑞都很尊重。他们对拥段持积极态度。张作霖原来是袁世凯所属３６镇的第二十七镇，虽然不是小站练兵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于北洋体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属于北洋军阀的老关系。不但如此，段祺瑞是亲日派，张作霖也是亲日派，在对日的关系上，他们也是利益一致的。同时，在１９２８年秦皇岛奉军的截械，事先也是段祺瑞的大将徐树铮，向他的日本士官留学的同学杨雨霆密报消息，才得以成功。事后平分了军械，从此段祺瑞和张作霖成了亲密的伙伴。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张作霖虽然参加了倒段之战，和曹吴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段祺瑞暗中是欢迎的，因为如果张作霖不参与，曹吴将要独占段祺瑞的家底，并且独霸北京政府。这对段祺瑞的东山再起是不利的。在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和段祺瑞的联系更加紧密。他们中间的主要联系人就是段祺瑞的妻舅吴光新。因此，张作霖拥护段祺瑞是“铁定不移”的。

　　冯玉祥读过三民主义小册子，对孙中山非常景仰，最先提出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但是，冯玉祥与孙中山的联合，也有增强自己力量的含义。因为冯玉祥同张作霖和段祺瑞相周旋，深感实力不足。有孙中山这一条线牵着，他也可以增加一些砝码。但是，在天津会议上，他已经陷入了张作霖和段祺瑞的包围之中。这个包围，是实力上的，也是舆论上的。他深感势单力孤，有恨难泄。在会上，他没有大胆地提出自己对孙中山的态度，知道处境险恶，自身难保，只好唯唯诺诺，装出好像对提出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全无成见的样子。这是他迫不得已的。他随机应变，把原来主张孙中山北上改为联张拥段。

　　而长江流域的直系实力派是拥护段祺瑞的。他们原来的领袖曹吴倒台，必须另找靠山。毕竟都是北洋一系，他们愿意北洋元老段祺瑞出山。“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哪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１１月１０日，长江流域的直系实力派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马联甲、李济臣、李炳之自南京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出山以维大局。这一天，正是天津会议第一次召开。１２日，江苏督军齐燮元在南京召集苏、浙、皖、赣、鄂、豫、陕、闽、川、湘十省同盟会议。议决：保境安民；不承认摄阁；一致拥段。

　　因此，拥段上台，就成为北洋军阀当时三大派的共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段祺瑞就重新登台了。段祺瑞面对咄咄逼人的张作霖和冯玉祥，玩弄着他的平衡术。对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实力派，他寄予希望。他把他们当作对付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一个重要砝码。

　　其二，两派军阀重新瓜分了地盘。段祺瑞为了在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搞好平衡，在分配地盘上，真是费尽心机。经反复折冲，最后决定：“自津浦沿线一带以至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为张作霖的范围，所以任命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而以京绥线及京汉线方面给予冯玉祥，所以任命孙岳为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并特任冯玉祥为西北屯垦督办。”这一瓜分，张作霖占有了富庶之地。冯玉祥原来基本没有地盘，现在有了自己的地盘，但仅是荒僻之野。这个瓜分结果，显然有利于张作霖，不利于冯玉祥。可是，基于张作霖的强大实力地位，冯玉祥也只能承认这个现实。

　　１１月２４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在北京成立。段祺瑞就任“临时总执政”。临时执政的权力很大：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临时执政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名为临时执政，其实兼有总统和总理的双重权力。

　　当天，冯玉祥做出惊人之举，通电宣布解除兵柄，决心下野，所有部下军队如何处置，完全听命于国家。这是冯玉祥的一个以退为进的政治手腕。

　　这一天，张作霖偕卢永祥、鲍贵卿等入京。张作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先派李景林到京妥为布置。李景林安排奉军第一军进驻丰台，第二军进驻马厂，津浦线自天津至德州驻军约有六万人。这就保证了奉军在北京万无一失。事后证明，张作霖这一军事部署，不是杞人忧天。如果没有这个安排，他们张氏父子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大约就在这一天，冯玉祥的部下准备刺杀张氏父子。

　　事情是这样的。张学良是于１１月２２日，随同段祺瑞、冯玉祥等一同自天津先到北京的。现在，张氏父子都在北京，踌躇满志，得意忘形。

　　当时，胡景翼正在河南彰德同地方军阀李倬章（济臣）打得激烈，胡景翼一再电催冯玉祥调兵支援。冯玉祥拟调胡部岳维峻、邓宝珊去，可他们都不肯去。冯玉祥说：“笠僧（胡景翼）请兵甚急，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去应援？”他们回答道：“我们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们此时有更大的责任！”冯玉祥不解地问：“什么更大的事？”他们慷慨激昂地说：“处置张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间我们就预备暴动，把他父子俩捉住枪决，以快人心，再戡祸乱！日本人已替我们探听清楚，他们这回入京，带的兵不多。只要总司令允许，我们马上就去动手。”冯玉祥听了大为吃惊，当即和他们说：“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实行！就算你们能把他俩捕获，京外奉军必然激起异动，演成混乱之局，那时不等两方分出胜负，日本就会乘机进占东三省。日本人帮忙，绝不会怀好意的。”冯玉祥虽然这样说了，他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原来的主张。并说，奉军多为乌合之众，若收拾了张氏父子，则奉军将领之识大体者必然愿随我们走。冯玉祥坚决不答应，双方僵持很久，直到深夜３点多钟，才慢慢说服了他们。次日，就接洽车辆，把他们派到河南去了。

　　这次刺杀阴谋没有得逞，其主要原因是张作霖事先在京外做了充分的军事布置，以便应付突发事件，说明他对冯玉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冯玉祥也不同意他们采取这种刺杀的方式来消灭政敌。

　　后来，见到了张作霖，冯玉祥说道，他精神不好，要上山修养。张作霖假装很动感情，跳起来说道：“你可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这是张作霖惯用的口是心非的手段，冯玉祥自然完全知道。他向部下说明上山修养的衷曲，得到谅解，就到北京西郊天台山去了。

　　与此同时，冯玉祥邀请的孙中山先生正在向北京进发。


中山北上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等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在孙中山、段祺瑞未到之前，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１０月２７日，孙中山分别电复冯玉祥、段祺瑞，答应立即北上。给冯玉祥的复电称：“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给段祺瑞的复电谓：“公老成谋国，定有远谋，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从这两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孙中山还没有认识到皖奉军阀的本质，对于第二次直奉战后的北方形势过于乐观。因此，１１月８日，他对日本记者说道：“余与张、段间之意见，现已大致相同，余当与段、张提携，解决国是。”孙中山自己认为，他和段、张之间的主张，“现已大致相同”，其实是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孙中山之所以应邀北上，其主要目的是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这是孙中山一生追求的崇高目标。他认为此时“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他决定抓住不放。因此，毅然决然地“单骑到北京，就是以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

　　１１月１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再次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４日，孙中山分别复电冯玉祥、张作霖等，数日后即轻装北上。同日，冯玉祥特派代表马伯援赴粤迎接孙中山。

　　１１月１０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提出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认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器，提出“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认为国民革命“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因此，要“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必须说明的是，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３年６月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政治口号。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断地宣传他在《北上宣言》里的政治主张。１１月２５日，他在日本神户出席东京、大阪、神户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希望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①

　　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的北上，是具有坚定而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的。

　　而与此相反，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欢迎孙中山北上，是在做表面文章，是在欺骗舆论。他们一方面做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虚假姿态，另一方面却在紧锣密鼓地召开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北方军阀的最高级会议，准备在孙中山到京之前，把全国军政最高权力首先抓到手里，把孙中山排斥在国家政权之外。

　　因此，在孙中山于１１月１０日发表《北上宣言》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就已经在天津召开了天津会议。在会上，段祺瑞假惺惺地表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他对联军统帅及国民军元帅均不便就职，非受全国拥戴不受任何名义。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只是封建军阀惯用的欺骗人民的伎俩而已。

　　果然，１１月１５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略称：“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拥戴，业经一致认同。”“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

　　１１月１９日，新疆、江苏、陕西、山西四督理、热察绥三都统等，均复电拥段为临时执政。同日，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王普、李炳之再次联名电请段祺瑞早日出山，解决国是。这是西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封疆大吏再次公开表态，催促段祺瑞尽快出山。

　　过了两天，１１月２１日，这位声称“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的段祺瑞通电，准于２４日就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代表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这个善后会议，是段祺瑞等军阀的一个发明，用它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第二天，段祺瑞入京。２３日，黄郛摄阁通电总辞职。

　　２４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就职宣言称：“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他提出了“外崇国信”的卖国媚外的对外政治主张，以与孙中山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对外政治主张相对抗。

　　至此，段祺瑞亮出了他的两张底牌，对外是讨好帝国主义的“外崇国信”，对内是讨好封建军阀的“善后会议”。这是与孙中山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在孙中山还没有到达北京之前，段祺瑞等军阀已经在舆论上和策略上做好了抵制孙中山的准备。他们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以强权政治逼迫孙中山就范。

　　孙中山对此是有精神准备的。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断地重申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向北方的军阀们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其实，早在１９２２年４月，孙中山在广州接见苏俄代表达林时就透露：“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而奉系军阀也只是把孙中山“当做一个可以远交的朋友而已”。孙中山和张作霖都是心中有数，心照不宣的。因此，等待他们的会见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１１月１３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乘永丰舰北上。途经香港、上海、神户，于１２月４日抵达天津，欢迎的各界团体有一百多个，群众一万余人。段祺瑞派许世英代表到天津欢迎，冯玉祥派熊斌代表到天津欢迎。

　　孙中山到天津，住在张园。向欢迎的各界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因病由汪精卫代为宣读。表明在天津休息几天，即赴京。到北京的目的，无权位观念，完全为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并促使各国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在北上的途中，已经了解到段祺瑞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所作所为。这时又听到许世英向他报告段政府“尊重条约，外崇国信”一类的卖国主张，大为气愤，很严正地对许说道：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想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欢迎我！但是，出于礼貌，孙中山还是向段祺瑞发出一电，表示谢意。段祺瑞也复电致以问候。

　　当时张作霖正在天津，如何处理和张作霖会面的问题，摆在孙中山的面前。孙中山出于大局考虑，采纳了随行人员的建议，决定亲自访晤张作霖。事先孙中山命汪精卫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与之约定了往访的时间。李烈钧曾向孙中山进言：“当年刘邦会见项羽于鸿门，有张良、樊哙等随行，代为出谋献计，得以平安无事。现在总理往访张雨亭，当然也要带一些人员同去，不知选派哪些人去适当？”①孙中山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派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精卫等随行。

　　４日下午，孙中山去会晤张作霖。张作霖住在河北曹家花园，他得悉孙中山要来拜访，立即传谕部属，严加警戒。孙中山一行到了张作霖行辕门口，张作霖没有亲自出来迎接，派张学良把孙中山一行接了进去。张作霖这样做，本来是想摆摆威风，但却显出了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家子气。到了会客厅，张作霖也没有立即出来见面，等候许久，他才出来。张作霖意气傲然地自己坐在上座，显示出惟我独尊、盛气凌人的气势。孙中山哪里受到过这般慢待？看到张作霖的一系列表演，心中自然不快。宾主之间，默无一言，一时陷入僵局。

　　经过一番静寂和沉闷，还是孙中山首先打破僵局，开口说道：“我来到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接着又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听罢，才开口说道：“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了。”张作霖说这番话时，眉宇间流露出不欢喜的样子。张作霖的答话，使孙中山一行人十分难堪。

　　李烈钧忍无可忍，便离座站起来说道：“事情虽然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像吴佩孚这流人铲除，虽想求国家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这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雨亭能当此一贺啊！”张作霖听到这一番解释，才露出笑容。这时孙中山又徐徐地说：“协和（李烈钧）的话说得对，回想自从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惟有雨亭一人而已。”谈至此，满座欢笑，才扭转过来方才的局面。

　　就在这时，张作霖很神气地举起了茶杯，请大家喝茶。孙中山明白这是端茶送客，就起身与张作霖握手作别。短暂的会晤就结束了。

　　从这次会晤可以看出，张作霖对孙中山的北上是非常恐惧的。他表现得色厉内荏。面对孙中山一行国民党人，他不知道如何应对。因为孙中山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演说家。他的一行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卓越人才。因此，张作霖只有摆摆架子的能力了。说不上几句话，只好端茶送客，以免露怯。

　　１２月５日，张作霖到张园回访孙中山。张作霖一行，二十几辆汽车，卫士足有一百余人，戒备森严。孙中山正在静卧休息，孙科等走出来，婉拒客人。张作霖一面昂然而入，一面回答着说：“今天我来向孙先生说话，孙先生可以睡在床上，不必开口回答。”

　　于是，张作霖便关起门来，和孙中山密谈。“他劝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都不是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放弃这个政策”。张作霖并表示愿意代孙中山疏通同外国人的感情，拍胸脯说道：“这件事包在我张作霖一个人的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这番表白，真是哭笑不得。因为他们之间的思想差距太大了，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张作霖还试图通过汪精卫动员孙中山妥协，他对汪精卫说：“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的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

　　他在与孙中山会谈时，曾公然宣称：“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实行共产，则虽流血所不辞！”张作霖表明了他坚决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据孙中山的大本营副官马湘回忆，张作霖曾很诚恳地表示，决心追随孙中山，愿做孙中山的一个卫士队长。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张作霖的表态当真。其实，孙中山当时也不会当真的。孙中山不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威胁利诱所动，继续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１２月１８日，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时，怒斥段祺瑞的所谓“外崇国信”的卖国主张：“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是日，肝病加剧。１２月３１日，孙中山扶病由津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１０万人的热烈欢迎。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


南下宣抚

　　张作霖入关以后，时刻不忘扩大自己的地盘。他瞩目的方向是东南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他垂涎已久。但必须遇有适当的机会，才能下手。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这里必须交代一笔，１２月１０日，应张作霖之请，段祺瑞下令裁撤各省巡阅使，改各省督军为督办，东三省军务仍由镇威上将军张作霖节制。

　　直隶这个地盘，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一直想控为己有。直隶是他的原籍。李景林，字芳宸，河北枣强人，１８８５年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１９１４年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参谋长。１９２２年任东北陆军第一师师长。１９２４年９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并兼第二路司令。战后，１１月任直隶保安司令，执行省长职务。按说，到了这个地步，直隶这个地盘应该属李景林了。

　　但是，老于世故的段祺瑞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把这个地盘给他最信任的皖系部下卢永祥。段祺瑞的理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是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发难的，而且由于在与以江苏督军齐燮元为首的四省联军的战斗中失败，弄得无家可归，只得栖息于张作霖的麾下。卢永祥，字子嘉，山东济阳人，１８６７年生。北洋武备学堂毕业。１９０９年任北洋第三镇第五协协统。１９１２年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１９１９年任淞沪护军使兼第十师师长，后加陆军上将衔。１９１９年７月，北京政府任为浙江督军。

　　１９２４年９月３日，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通电成立浙沪联军，在上海龙华设立联军司令部，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第一军总司令为何丰林，第二军总司令为陈乐山，第三军总司令为张载阳。直系的苏皖赣闽四省军队联合进攻浙沪联军。９月４日，张作霖通电讨伐曹吴。９月７日，曹锟根据齐燮元、吴佩孚等电请，对卢永祥下讨伐令。９月９日，段祺瑞发出通电，声援卢永祥、张作霖，谴责曹锟，略谓：“令四省攻浙，排除异己，连累无辜。”１０月１３日，卢永祥战败，通电下野，偕何丰林登日本兵舰去日本。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后，立即电告卢永祥从速回国。２９日，卢永祥偕何丰林由日本到达沈阳。张作霖请卢永祥恢复浙沪联军总司令头衔。这为卢永祥南下恢复原地盘埋下了伏笔。

　　显然，卢永祥是段祺瑞的坚定而忠实的嫡系。段祺瑞利用其手中的大权，不经协商，于１２月突然发表卢永祥和杨以德分任直隶的督办和省长，主动地给他找了一个好地盘。这其实是段祺瑞在京畿重地有意识地安插自己皖系的部下。张作霖措手不及，事情一时陷入僵局。

　　但张作霖深谋远虑，经缜密思考，提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张作霖以解决长江各省问题为名，在天津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者为奉军将领、卢永祥及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

　　会上，张作霖慷慨激昂，仗义执言，为皖系军阀卢永祥鸣不平。张作霖主动提出把苏皖两省地盘划归段派，由卢永祥掌控。张作霖保证派奉军护送卢永祥南下，经费由张作霖承担。张作霖信誓旦旦，要做到为朋友两肋插刀，毫无自己的私利可言。皖系军阀被张作霖深入角色的表演所迷惑，也至为感动。几经折冲，这个方案得到了段祺瑞和卢永祥的认可。这样，直隶督办就由奉系的李景林接替了。按照这个方案，除先数日已任命王揖唐为安徽督办外，江苏督办齐燮元被免职，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随后又令其兼江苏督办。把卢永祥安排完毕，奉军也就有理由组织南下宣抚军了。

　　１２月１０日，南京传闻奉军将要大举南下，江苏督军齐燮元调兵遣将，布置防务，居民逃难离城者甚多。１２月１１日，段祺瑞下令罢免江苏督军齐燮元职。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

　　１２月１２日，张作霖、卢永祥、张学良、张宗昌、杨宇霆、李景林、吴光新等在天津曹园会商对江苏用兵计划，决定由卢永祥率兵南下，张宗昌担任先锋①。

　　奉军组成了南下宣抚军总司令部，姜登选任总司令，韩麟春任副总司令。军队有张宗昌所部１０万人和津榆驻军的一个旅。１９２４年冬，张宗昌把津浦线的货车改装成铁甲车，沿津浦线浩浩荡荡地南下。

　　一路之上，只有徐州驻有陈调元的一个师。而陈调元和张宗昌原来就很有交情。在很早以前，冯国璋任江苏都督时，陈调元是南京宪兵司令。那时他们之间就颇为投契，吃喝嫖赌，来往不断。张宗昌出手大方，爱交朋友。嫖娼赌博，都是张宗昌出资。张宗昌还花钱给陈调元买了一个上海名妓花四宝做姨太太。听到张宗昌要南下打齐燮元，于是陈调元就借口奉军大兵压境，难以抵御，把部队调开，让出大路。这样，张宗昌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徐州。徐州得手，南京门户洞开。张宗昌军顺利到达长江边，准备分路渡江。

　　原来奉军第八师在师长蔡平本的率领下，由芦台出发跟进，在南进的火车上度过的除夕。第二天越过长江到南京下关。原江苏督办齐燮元欲同奉军一战，但其官兵毫无斗志，不服调遣，不战自降。这时张宗昌部已向上海进军，其先头部队抵达苏州。第八师的先头部队，已达常州。张宗昌部前锋迅速到达上海，与孙传芳军对峙于上海以西地区，似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吴光新代表段祺瑞主持议和成功，张宗昌与孙传芳在上海签订和约，各自收兵。张宗昌顺利占领上海，第八师先头部队到达苏州。蔡本平师长命令部队进驻常州，以策应上海。

　　张宗昌占领了上海这个富庶之地，没有放松警惕，把部队主力控制在龙华。任命他的部下毕庶成为海军司令，掌握长江下游和东海海面。另派亲信王琦掌管财政，包括捐税等项在内。同时，他又与上海的黑社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广交朋友。因此，他的随身卫士可以携带武器进出外国租界。他则住在英租界三马路会中旅馆，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①。

　　张宗昌这次奉军南下，其名义是护送卢永祥到江苏、安徽就职，名正言顺，也自然得到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坚决支持。因此，南下的奉军一路顺风，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自此，军事行动告一段落。

　　奉军南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图。图的就是卢永祥的地盘。卢永祥及何丰林踌躇满志，准备收拾残部，东山再起。但是，在江浙战争中，卢永祥的部队几乎丧失殆尽。这次回南，召集余部，十分艰难。经费无着，军械不济，张作霖早把他的许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而在军阀割据的时代，枪杆子决定一切。有枪杆子就有军队，没枪杆子就没有军队。有军队就有地盘，没有军队就没有地盘。有多大的军队，就有多大的地盘。一旦军队丧失，地盘也必然丧失。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没有任何例外。现在，卢永祥无枪无兵，只是个徒有虚名的宣抚使和督办。他想拥有地盘是不可能的。因此，困难重重，前途险恶，卢永祥的苏皖宣抚使和江苏督办当不下去了。安徽督办王揖唐更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因为安徽内部的小军阀很多，关系错综复杂，内部争斗不断，王揖唐穷于应付。奉军也是靠不住的。他们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富贵。跟人家奉军要饭吃，看人家的脸色，总不是长久之计。受气的小媳妇当不下去了。结果卢永祥和王揖唐只呆了不过几个月，就把江苏和安徽两省地盘拱手让给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南下宣抚的目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这是张作霖的神机妙算。

　　对此，段祺瑞心中大为不满。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上了张作霖的大当。他本来寄希望于卢永祥，使自己可以直接掌握一支军队，好有一点发言权。但现在都化作了一团泡影。由于没有任何实力，他也只有忍气吞声，不得不接受这个令他失望的现实。

　　张宗昌在上海，张作霖是不放心的。他担心张宗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挥霍无度，而且这里有外国租界。张宗昌一个粗人，怕他应对不了外交纠纷。同时，最主要的是张作霖也怕张宗昌坐大，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以鲁人治鲁的名义，把张宗昌调回山东，任山东督办。张宗昌虽然心里不满，但因为羽毛未丰，不敢违抗，只得服从调遣。

　　在奉军内部，也有地盘之争。直奉二战时，李景林的攻击方向是热河，占领后应该由他来接管，张作霖并没有让他进入长城。这是预定的作战计划。但由于他是直隶人，直隶又是京畿重地，便一心一意要夺取直隶地盘，所以他的部队占领凌源后，即南下猛扑喜峰口，由此直趋天津，很快就给自己造成了占有直隶的有利形势，结果如愿以偿。１２月１１日，段祺瑞任命李景林暂行署理直隶督办。同日，任命阚朝玺署理热河都统。

　　张宗昌也是最先到达天津的，但他自知直隶地盘争不过李景林，就积极南下，成了南下的急先锋。张作霖后来把山东地盘划给了他。

　　张作霖原来设想让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南下宣抚军由津榆驻军拨来一个旅，郭松龄派他的第二旅旅长刘伟带领这个旅坐镇蚌埠，就是他的伏笔。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杨宇霆自荐要到江苏。不要则罢，要就要包括上海在内的富庶的江苏。他想尝一尝在一省范围内，当个惟我独尊的土皇帝的滋味。张作霖很信任他，自然同意他的要求。这样，就把姜登选挤到安徽，任安徽督办去了。而郭松龄的位置就落空了。据有人分析，郭松龄后来的倒戈和这次地盘的分配有关。起码使郭松龄感到张作霖赏罚不明，待人不公。当然，郭松龄的倒戈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在后面会谈到。

　　至此，奉系军阀张作霖就控制了东三省，以及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四省和热河特区。势力所及，北到黑龙江，南至长江，拥有全国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繁盛地区。奉军的兴盛至此达到最高峰。好大喜功的张作霖的军阀事业也达到了他的顶点。

　　奉军官兵的素质很差，在其统治地区作恶多端，激起民愤，遭致反抗。最后，不得不退出他们所占领的部分地区。这是后话。


退出苏皖

　　杨宇霆当上了江苏督办，姜登选当上了安徽督办，都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地盘。但是，他们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被孙传芳赶了出去。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取以诸葛亮为邻之意。因而，在政界中有小诸葛之称。奉天法库人。１８８５年生。清末秀才。１９１１年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１９１６年任张作霖为师长的奉军第二十七师参谋处长，开始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得到张作霖的赏识。杨宇霆辅佐张作霖后，力主向关内发展。他同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徐树铮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利用这个关系，他在秦皇岛劫夺了北京政府从日本订购的军械，编成７个混成旅，壮大了奉军。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张作霖任命其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并兼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他建议张作霖整军经武，取得显著成效。第二次直奉战争，他任讨直军参谋长，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是张作霖最信赖的智囊。

　　杨宇霆富于谋略，头脑机敏，心中有数，为人机巧。但也恃才傲物，盛气凌人，骄恣狂妄，自视甚高。杨宇霆任为江苏督办，奉军内部高级将领也有认为不合适的。姜登选就多次说过：“江南的情形是很复杂的，邻葛手腕不够灵活，而气焰太高，应付不了江南的局面。江南的局面让我去应付，比邻葛要好得多。”这话说得有理，事实证明杨宇霆确实是不合格的。

　　这次到江苏走马上任，杨宇霆孤身前往，未带一兵一卒，以示勇敢沉毅。他上任抵达江苏边境光明车站时，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苏军第十师师长郑俊彦到此迎接。杨宇霆下车后，对他们二人态度冷淡，不理不睬，也不请他们到车上稍坐，就自己径直步出车站，使二人十分难堪。

　　杨宇霆到南京就职的情形，据当时的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后来回忆：“杨宇霆到南京就职时，我们江苏的绅商和我过江到车站欢迎。杨宇霆对我们毫不寒暄，却盛气凌人地对我们说，江苏弄得太糟，军不像军，政不像政，全不如奉天。他本人不想来，雨亭硬让他来。”又接着愤愤地说：“别人称雨亭还可，他配吗？到督署门口，他的车子径直而入，我们却只准在门外下车。我小名也是帮办，这种态度叫人何以忍受！所以我才派人与各方联系共同驱杨。”看起来，驱杨的决心是江苏军阀在杨宇霆到南京的那一刻就定下来了。

　　杨宇霆就职后，各师长须重新委任。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郑俊彦等均来谢委，杨宇霆居高临下，出言傲慢，模仿张作霖的口吻说：“你们好好地干吧！”师长们感到蒙受了羞辱，出门后气愤地骂道：“什么东西！”平时他也经常用高高在上的口吻训斥部下：“你们的军队质量太差，需要好好整顿！”这些师长不摸杨宇霆的底，担心自己的前程，因此都对杨宇霆以去之为快。

　　１９２５年春天，奉军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接替张允明担任上海防务。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主要街道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暴行，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租界当局出动大批英国武装巡警，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这时，近万名群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然开枪，打死十多人，打伤数十人，逮捕四十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人民举行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这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恨，英日帝国主义调动大批军队对上海的工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沪案”。这场由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学生而引起的反帝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６月１３日，奉军以“沪案”发生、外人干涉为借口，派兵进入上海市区，并任命邢士廉为上海戒严司令。姜登选部相继开到上海，同时丁喜春师随驻南京，奉军的两个旅也向上海方向进发。进驻上海的奉军和帝国主义相配合，强行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组织，充当帝国主义的打手。奉军的卖国媚外的丑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慨。

　　浙江督办孙传芳深知奉军“图苏乃图浙之先声”，为了稳住杨雨霆，特派人对杨提出结盟之请。不料，杨宇霆竟傲慢无理地回答：“他干他的浙江，我干我的江苏，结盟何为？”使孙传芳为他自己的处境担忧，迫使他铤而走险。

　　奉军到江南后，军纪败坏，敲诈勒索，贩毒走私，奸淫妇女。奉军所到之处，怨声载道，民怨沸腾。不久，在南京、上海爆发了反对奉军暴行的大游行。但杨宇霆不顾人民的呼声，不严加管束自己的部队，仍然我行我素。１９２５年下半年，反对奉系军阀的声浪终于在全国形成了。

　　受到奉系军阀威胁的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暗中联合，利用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奉呼声，积极策划反奉。浙江督办孙传芳紧邻江苏和安徽，所受奉军压力最大，因此反奉也最用力。

　　孙传芳积极准备反奉战争的消息，有人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不以为然地说：“他妈的！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没有人敢打我！”

　　但是，孙传芳已经制订了一个“联冯结岳”的战略计划。１９２５年４月，他密派幕僚杨文恺到张家口去会见冯玉祥。杨文恺将孙传芳事先准备好的同冯玉祥结拜为兄弟的一份兰谱，递交给冯玉祥，表示要同他结为金兰之好。以冯玉祥年４４岁为兄，孙传芳年４１岁为弟，结为异姓兄弟，形成孙冯联盟。冯玉祥答应如孙对奉军发动攻势，他一定做出预备作战的姿态，以牵制奉军。杨文恺完成使命之后，偕同冯玉祥的代表段其澍返回杭州复命，孙传芳非常高兴。５月，杨文恺和段其澍同往开封，会见了河南督办岳维峻。岳应允如孙攻打奉军，他的国民军第二军就以攻打山东相策应。

　　这样，孙传芳就完成了对奉“浙孙击其头，豫岳拦其腰，西北攻其尾”的军事部署。他又和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广泛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１０月７日，他邀请皖、赣、苏、闽、浙五省代表到杭州开会，商议共同讨奉计划。五省代表推举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会议的主旨是“拥段反奉”。会后，孙传芳封锁消息，令各部向位于苏浙边境的太湖秘密集结。

　　１０月１０日这一天是双十节，孙传芳以“太湖秋操”为名，命令全军发动，由太湖出击，分兵进击上海和南京。他以浙闽苏赣皖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将所部编为五路大军。这五路大军由五个师组成，听候孙传芳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一时间向各自目标发起总攻。其第四师由松江进攻上海，意在驱逐邢士廉旅。杨宇霆闻讯，自忖邢部一个旅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孙部五个师的进攻，不如保存实力为好。就立即命令邢士廉旅撤离上海，免遭全歼。

　　１６日，孙军毫发未损地进入上海。孙传芳、夏超、周荫人联名发表通电，声讨张作霖：“数月以来，奉军喋血贩烟，腾笑中外，杀人越货，苦我人民，秽德腥闻，众所共见。”在摆出奉军的种种劣行后，接着斥道：“时至今日，传芳纵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能忍而人民不能忍，并宣布惟张作霖一人是讨。”把打击面缩小到张作霖一个人身上。

　　向南京进击的孙军一路顺风。１９日，孙军抵达镇江，胁迫南京。２０日，孙军迅速进抵南京下关。

　　在孙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杨宇霆慌了手脚，连忙在督军署召开苏军将领会议，参加的有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师长，这些师长平时都遭到过他的训斥。这一次，杨宇霆放下架子，虚心讨教。但是，由于杨宇霆对苏军将领以前的轻藐表现，使他们心怀二志，同孙传芳早已暗通款曲。这些来往，杨宇霆一概冥蒙不知。会上，苏军将领一言不发，都在暗中庆幸。会议不欢而散。

　　杨宇霆只好同他的参谋长臧式毅商量办法，臧式毅建议尽快把奉军守军丁喜春师撤离南京，以免遭灭顶之灾。杨宇霆立即下令丁喜春师向城外集结，但丁师刚一启动，就被陈调元师侦知，迅速把丁师缴械。原来陈调元以江苏帮办的名义，时常宴请奉军师长丁喜春和其他高级军官。此时，陈调元又在宴请丁喜春和团营长们，觥筹交错之际，突将该师包围，以致一枪未放，全被缴械，军官均被俘。

　　杨宇霆一看大势已去，就顺着密室暗道逃出南京。后经江北浦口，乘火车北遁。杨宇霆逃出后，立即通告姜登选北撤。

　　当时由东北到安徽上任的旅长刘翼飞，刚到上海，就遇到孙传芳大军的偷袭。他在丹阳和孙军打了几个小时，实力不支而撤退。后部队被打散，他化装为僧，才躲过一劫。辗转回到沈阳，进见张作霖。张作霖朗声说道：“你回来了，好极啦！听说你化装当和尚啦。他妈的！在江南只有你跟孙传芳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他爹妈少给他装个胆，一枪没放，全投降了！”①说明张作霖对杨宇霆、姜登选是不满意的，但他还是偏袒他们。

　　孙传芳军一路追击，直达徐州，把奉军逐出江苏，即停了下来。奉军退到山东境内。彼此以鲁苏边境为界，停止战斗。就这样，江苏、安徽两省又交给了直系军阀。至此，浙奉战争结束。孙传芳返回驻地杭州，以浙闽苏赣皖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领有长江下游五省，形成了直系军阀的一支独立的势力。

　　２１日，孙传芳凯旋进入南京。关于杨宇霆和姜登选的败退北归，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论道：“是时，奉军乘胜而南，绝兖徐，逾江淮，孤军深入，本为兵家所忌。孙传芳方握重兵，虎视于浙西，随时可蹑奉军之后。宇霆非不知兵，乃竟不顾一切，毅然南来就职，以为乘奉军方张之势，可安坐鞭笞江南也。江南士夫素轻视辽人，为宇霆所知，故峻崖岸以临之。奉军与江苏军，又主客异势，互相猜防，传芳从而乘之。以故莅任曾不两月，而呈摇摇欲坠之象。初撤上海军，继则南京亦不能守。遂偕郑谦北返。传芳不费一兵，连获苏皖两省，此宇霆急切轻进之所致也。”②这个分析评价真是入木三分。


松龄崛起

　　这一节，我们要着重介绍奉军后起的将领郭松龄。因为浙奉战后，奉军内部爆发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

　　郭松龄，字茂宸，奉天沈阳人，１８８３年生。祖籍山西省汾阳县。其远祖戍边来到东北，后一支流落到沈阳东郊鱼樵寨落户。鱼樵寨现在是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乡赵家铺村，郭松龄就诞生于此。其祖父是一位粗通文字的农民。其父名复兴，字恢原。自幼苦读，终未得志，只得在乡镇做私塾先生。他好学不倦，教书认真，受到学生的爱戴。郭松龄的母亲是一位性情温和、明达事理的女性。郭松龄的父母对他的影响很大，初步奠定了他为人处世的品德基础。

　　郭松龄家境贫寒。他从小就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困生活。有时青黄不接，他们母子不得不到邻村乞讨。童年的痛苦生活在郭松龄的心里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使他对贫富不均的社会非常不满。

　　９岁时，他的父亲回村设馆授读，郭松龄才得以入馆念书。入学前，他的父亲曾经抽时给他讲过启蒙读物。他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等书。入学后，他学习努力，勤奋刻苦。加之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很快就熟背下了一些儒家经典。三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具备了相当深厚的中文知识，并且练就了一笔好字。

　　１２岁时，又逢中日甲午战争，辽东百姓流离失所。私塾馆倒闭，家里失去生活来源。作为长子的郭松龄提出外出做工，以贴补家用。靠亲戚帮忙，找到给地主当“半拉子”的工作。所谓“半拉子”，就是只能算半个劳力赚钱。从１３岁到１６岁，一干就是４年。据当地老人回忆，一提起郭松龄的名字，人们还是管他叫“郭半拉子”。

　　他给地主做工是实实在在的重体力劳动。后来尽管他已经做了一个整劳力的活，地主还是不给他长工钱。为了养家糊口，他只得忍气吞声。但在这段时间里，他拼命学习，挑灯苦读。读书很杂，阅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之类。后来，地主家失窃，诬陷郭松龄。郭松龄被迫辞了工，到外边去打零工维持生活。此时，他的父亲盼望儿子能有一个好前程。就在郭松龄劳动之余，指导他学习科举考试的有关课程。郭松龄更加刻苦攻读，渐渐地人们发现，郭松龄已经可以为他们写一些各种文契了，因此管他叫“农民秀才”。直到１９岁，才结束了打工生活。这段苦难的人生经历，使郭松龄产生了憎恨富人、同情穷人的爱憎分明的情感。从而，使他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１９岁时，郭松龄的父亲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有了收入，就不让郭松龄打工了。利用同窗的关系，把郭松龄送进了书院学习。这个书院是沈阳城南常王寨的董汉儒开设的。书院是高级塾馆，是董汉儒私费开设的。因为他和郭松龄的父亲有同窗之谊，所以免费接受郭松龄就读。董汉儒是一位坚持操守的清末举人，反对八股考试，提倡“致用之学”，培养“真正之才”。他经常用中国历史上的治世文臣、爱国武将来激励他的学生。在两年的学习中，郭松龄在思想和学业上都大有长进。董汉儒成为了郭松龄的恩师。郭松龄不忘师恩，在当上高官后，经常去探望董汉儒。并用自己的钱，把董汉儒的小儿子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郭松龄是知恩图报的人。

　　１９０４年，日俄两国为了瓜分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两军在奉天地区展开大会战，建筑化为废墟，人民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热血的爱国青年有的入伍参军，有的出国学军，一时形成“尚武”的风潮。

　　１９０５年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节制东三省。他为了训练军事人才，遵照陆军部章程，锐意创办了奉天陆军小学堂。这是“培养陆军将校之初基”，是培养陆军初级军事人才的新式军校。学制三年。课程参照保定军官学校预备班来设置，中西兼顾，内容实用，分为基础课和军事课两种。基础课开设国文、修身、历史、外语（日语、英语），此外还有算学、物理、生物、地理、测绘等近代科学基础知识。军事课设步兵操典、射击教程、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战术学等。学堂总办由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方震担任。教官都是国内军官学校毕业或留日、留德学习军事的人才。

　　郭松龄看准机会，抓住机遇，报考了这所军校。虽然已经超龄，但由于总成绩最优，被破格录取为正班生。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他学习非常勤奋，极其刻苦。各科成绩都是最优，受到学堂总办的特别嘉奖。适逢１９０６年，赵尔巽又在该学堂内增设了一所陆军速成将弁学堂，通称为“老速成”。学制一年，与以后成立的东三省讲武堂相同。因郭松龄成绩突出，被推荐到速成学堂学习。这是一所全新型的中等军事学校。教官思想活跃，各种新思想可以半公开地传播。青年教官方声涛是留日回国的同盟会员，经常在课堂上宣传爱国思想。郭松龄同方声涛接触甚多，也接受了方声涛宣传的反清革命的思想。

　　１９０７年郭松龄从速成学堂毕业，因考试成绩名列优等，被选送到北洋陆军第三镇见习。期满后调回奉天，升任盛京将军衙门哨长。哨长就是新军的排长。他很快把散乱无序的部下训练成纪律严明的队伍，得到奉天陆军统领朱庆澜的赏识。朱庆澜便把郭松龄调到自己身边，倚为亲信，加意培养。

　　１９０９年，郭松龄随同朱庆澜调往四川成都驻防。先任新军连长，后升任卫队营长。朱庆澜是同情反清革命的爱国将领，他的周围集聚了一批同盟会员，如方声涛、程潜、姜登选、叶荃等。１９１０年，郭松龄经方声涛、叶荃介绍，加入了四川新军的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各地宣告独立。郭松龄等积极拥戴朱庆澜为大汉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来四川巡防军以“川人治川”的口号，排挤外来的新军。朱庆澜被迫离开四川，郭松龄等计议离川返奉以策应革命。

　　在回忆自己成长的过程时，他对军士连的学员说道：“我小时家贫给人当雇工，没有念多少书。后来故宫招考站岗的，只要能写出姓名和住址就行，我被录取了。以后陆军武备学堂（奉天陆军速成小学）招生，我也考上了。我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自学；以后考陆军大学，也完全是靠自学的。一个人不学习不行。”①郭松龄酷爱学习，追求进步，其思想完全站在革命一方。

　　郭松龄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上旬返回奉天。他积极参与了张榕领导的联合急进会的活动。其时，在奉天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任教员的韩淑秀，也积极参加革命。据李坚白的回忆录记道：“公乃辞职回奉，密谋响应，设机关于省城大东关韩淑秀宅。”联合急进会的秘密起义计划被密探侦悉，赵尔巽下令，命张作霖捕杀革命党人。张榕遇害，被杀者四百余人。郭松龄因剪发，“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而被逮捕入狱。后经郭松龄的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高纪毅和韩淑秀等人的多方营救，才幸免一死。“旋以民国建立，始得释”。

　　郭松龄深感掌握军事科学知识的重要，于１９１２年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任区队长。１９１３年毕业后，重回奉天，任奉天都督张锡銮的少校参谋。当年考入北京中国陆军大学，名列榜首。在三年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新思想。凡是西学学者或中国学者来京讲学，他必定前往倾听。除军事学外，他对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都兴趣甚浓。他努力想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战将。１９１６年毕业，被北京讲武堂聘为教官。此时的北京政府总理是段祺瑞，继续推行袁世凯的反动政策。郭松龄蒿目时艰，内心十分苦闷。１９１７年郭松龄只身去广州投奔孙中山，恰逢朱庆澜在广东省任省长。通过朱庆澜的关系，任广东军警卫营营长等职。曾谒见孙中山，并建言反对军阀：“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还说：“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政治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据说“中山深韪其言，而公亦深服膺中山主义”。韶关讲武堂成立后，聘郭松龄为教官。“每于课余至广州，辄与旅粤东省二三同志谋改造东三省事”。关于改造东三省，他曾经愤愤然说道：“欲谋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欲推倒恶军阀，非准备绝大牺牲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窟，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①“语毕，即束装待发。同志皆为公危不顾也”。郭松龄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１９１８年末，郭松龄回到奉天。经督军署参谋长陆大同学秦华的介绍，郭松龄任督军署少校参谋。不久，调任东三省讲武堂中校教官。讲武堂开学时，张作霖看到郭松龄在场，便严厉地问道：“汝系反对余之革命党，今日来此何为？”郭松龄“默然”，张作霖“亦不复致诘”。张作霖以为郭松龄既然已经投靠自己，也就既往不咎了。郭松龄“对于战术，造诣颇深，每讲授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极受学员们的欢迎”。

　　郭松龄办事非常认真，对学员要求特别严格。每当假期届满，他必定亲自站在学校门口监督，如果学员迟到，哪怕是一分钟，也要受到关禁闭的处分。郭松龄不但严格管教学生，还严格约束队长、区队长。按当时的习俗，教官是无权管教队长的。

　　当时，张学良在讲武堂读书，对郭松龄的授课由衷感佩。因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大公子，许多教官对他采取放任自流的作法，不敢管理。只有郭松龄不听邪，对张学良严格要求。郭松龄学识渊博，军文皆通，且律己甚严，注重身教。因此，得到张学良的敬佩和信任。据郭松龄反奉期间担任其顾问的李坚白回忆：“时作霖之子学良为讲武堂学生，公因教学因缘，与之相结纳，劝学良别练新军，为异日承袭乃父之地位。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张学良对郭松龄既“尊之为师”，又“引以为友”。

　　１９２０年夏，张学良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第一期，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即向张作霖推荐，调郭松龄为参谋长，并兼第二团团长。从此，郭松龄踏入了率领重兵的军旅生涯。这是郭松龄受到少帅张学良器重和倚畀的开端。李坚白分析：“于是公之初步计划始得售，获有潜滋暗长之机，乃多方固结张氏父子，以期取得军权。”

　　郭松龄身躯高大，面貌严肃，生活俭朴。他无论冬夏，总是穿着制服，鞋帽整整齐齐。对长官，对部下，对一般社会群众，总是严整而有礼貌。

　　郭松龄带兵如鱼得水。他既任过基层军官，又当过军校教官。因此，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同时，心怀大志、目标专一，对如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早已成竹在胸。郭松龄治军甚严。他厌恶军阀作风，痛恨下跪、磕头等腐败习气。不打人，不骂人，不媚上压下，不营私舞弊。官兵有违反军纪者，不徇私情，严惩不贷。郭松龄严于律己，不苟言笑。无不良嗜好，不吸烟，不饮酒，不嫖娼，不赌博。他不送礼，也不受礼。到部队校阅，也拒绝迎送。加之躯干魁梧奇伟，面生连鬓胡须，酷似西洋人，又因他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同事们戏称其为“郭鬼子”。郭松龄也偶尔在家里招待其老同学，席间对同学中有缺憾者，严加责怪，不留情面。于是，每闻郭松龄邀请，都感头痛，胆怯地说道：“这顿饭不是好吃的。”①

　　郭松龄在创办新军上有很多建树。首先，狠抓军事教育。整顿奉天军事讲武堂，创办军士教导队，举办军官教育班，以及军事、军医、兽医、军械等短期教育班，还创办过步兵学校。教育是根本。他采取吸收青年学生和轮训部队干部的作法，迅速地提升了部队官兵的素质。其次，定期校阅军队。除了随时到各部队视察外，每年春秋两季，正式校阅部队。对军官进行学、术两科考试。对军队，检查训练和军纪。对有差失者，严厉批评。对有严重过失者，撤职查办。大刀阔斧，厉行改革。在短期内，“三八旅”面貌一新，成为奉军的模范旅。

　　郭松龄又特创军需独立制度。当时的军队，军需官一向由各级主官委派，一般都是由“三爷”来担任。这“三爷”就是孩子的姥爷、舅爷和本官的姑爷。军需处也就成了军官的私人账房。郭松龄在“三八旅”任命军需行家主管军需，实行军需独立，不准长官动用公款。这是一个重大创举。在“三八旅”杜绝了克扣官兵军饷的劣行，保证了官兵军饷的按时足额发放，提高了官兵的战斗力。

　　郭松龄和张学良一道，广泛罗致军事人才。凡属军事院校出身的，都加以延揽，储才备用。如部队官佐出缺，即派有真才实学者升补。军官都知道自己何时可以提升，不必用心钻营，只要严于律己，严格带兵就行。由于郭松龄建立了有效的军官升迁制度，量才使用，就做到了军官升迁的良性循环。从而，在“三八旅”杜绝了军官升迁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

　　郭松龄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该旅之成绩冠于各军，公渐露头角”。这时，“忌之者日众”。他们“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当时，奉军带兵的军官很多是胡匪出身，没有文化，不懂军事科学。他们藐视军事院校出身的军官，认为他们不能打仗。

　　１９２０年，直皖战起。张学良任奉天省城戒严司令，留卫队旅一部驻防沈阳，主力交由郭松龄率领开进山海关。郭松龄在天津附近小站，以一个团的兵力，围剿龙济光军两个旅，“人始惊异”。从此，名声外传。

　　１９２０年秋，吉林省东部地区土匪猖獗，官兵对其束手无策，甚至占领了佳木斯等城镇。郭松龄受命，率领亲自训练的卫队旅前往剿匪，迅速肃清匪患。在这次军事行动期间，他有车不坐，有马不骑，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大为感动。由于纪律严明，官兵一路遵规守矩，不曾扰民，地方反响甚佳。因此，郭松龄声名鹊起，更加受到各方重视。

　　１９２１年，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郭松龄为奉天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两旅合署办公，司令部设在沈阳北大营。时人称之为“三八旅”。张学良事繁任重，所有两旅事务以及人员升迁调补，除大事请示张学良，一般均由郭松龄主持。郭松龄“负实际责任”。

　　张学良对郭松龄放手任用，信而不疑；郭松龄对张学良恭顺服从，衷心拥戴。两人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甚至结成兄弟。郭松龄的一切作为，都得到张学良的无条件支持。张学良经常说的一句话：“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有人评道：“交谊之深，倚畀之殷，确出常格。”

　　１９２２年４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分为西路和东路两路军。东路军分为三个梯队，第二梯队司令为张学良。所辖部队有张学良的奉军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奉军第八混成旅和蔡本平的奉军第四混成旅。开战前，张作霖气壮如牛，轻视直军。但很快西线败退，牵扯东线，最后导致全线崩溃。张作霖一看大事不好，就急电张学良回军粮城总部开会，把第二梯队前线的指挥权交给了郭松龄。张作霖并下达了总退却令。西线已经溃不成军。郭松龄临危受命，沉着应对。当时，部队已经撤退到永定河，直军随后急追。兵未渡半，直军已至，情况危殆。郭松龄站立河干，从容指挥。一面派兵阻击直军，一面挥军抢渡湍流。穷一昼夜之力，全军平稳地渡过大河。如稍有张皇，后果不堪设想。随后，郭松龄率领第二梯队全体将士，安然无恙地整队回到驻地。同时，在山海关外打退直系追兵，才使张作霖稳坐东三省的宝座。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军张作霖发现自己部队的弱点。认识到奉军军事素质很差，“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军官大多出身绿林，不懂军事科学，只知一味蛮干。因此，虽然装备精良，弹药充足，也逃脱不了一败涂地的命运。而经过郭松龄训练的新军，则战能攻，退能守，表现了很强的军事素质。由此，启发张作霖走上了整军经武之路。

　　张作霖整编奉、吉、黑三省军队，统一称为东北军。取消师制，改为旅制。张学良的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仍然合署办公。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东北军精锐“二六旅”。

　　当然，和许多有才干的人一样，郭松龄也有他的缺憾。如为人刚愎自用，作风专横跋扈，心胸气度狭隘。同时，有的人认为他怀有个人野心。

　　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东北军共编６个军。姜登选、韩麟春任第一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任第三军正副军长。两军组成联合司令部，以魏益三为总参谋长。这就是当时东北军的主力部队“一三联军”。郭松龄军权很大，他不仅统辖第三军，还统辖第一军。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有意提高少帅张学良的权位，而郭松龄在张学良的倚畀之下，统率了东北军的全部精锐部队。即除了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队和个别老派将领所统带的部队以外，所有当时属于奉天的军队，都在郭松龄的指挥统率之下。

　　其实，控握军事大权的郭松龄是别有所图的。张氏父子冥蒙不知，还安稳地睡着大觉。


举兵反奉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就是郭松龄在河北滦县车站举兵反奉。但到同年的１２月２３日，郭松龄就失败了，地点在关外白旗堡车站。２５日，郭松龄夫妇遇害，地点在辽中老达房。起也匆匆，败也匆匆。

　　郭松龄为什么举兵反奉呢？其中有远因，也有近因。

　　先说远因。

　　其远因之一是郭松龄的远大抱负。据李坚白分析：“公之由粤回奉也，实抱一暗取兵权，蓄养势力，推倒恶军阀，以进三省于真正共和之大目的，故不惜降身以求信于张氏父子。其后虽屡有倒张之企图，只以重重障碍未成事实。民国十三年冬，孙中山倡导国民会议北上至津，公承作霖命为欢迎代表。时中山主开国民会议，为公阐其意旨。公表示极端赞成，并担任以全力促张氏父子联合北方军人，赞同此主张。无如作霖瞻于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不从其计。至是，公倒张之志乃决。”①

　　李坚白，奉天辽阳人。清末秀才。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曾任国会议员。１９１７年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南下广州参加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在广州期间，与郭松龄相识，结成莫逆之交。郭松龄反奉期间，任郭松龄秘书处长，担任与冯玉祥联络事宜，曾参与订立郭冯密约。这段议论是１９２８年写的，当时未公开刊行。１９４７年才发表。李坚白和郭松龄在广州成为莫逆之交，共同拥戴孙中山，极力促成中国走向真正的共和。李坚白认为，郭松龄回奉的目的就是“暗取兵权，蓄养势力，推倒恶军阀，以进三省于真正共和之大目的”。从李坚白对郭松龄的了解程度看，这个观点是有根据的。

　　其远因之二是派系之争异常激烈。奉系内部大体划分为三派，即绿林派、士官派和陆大派。绿林派是张作霖的哥们弟兄，主要有吴俊升、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等，他们是老辈人物，掌握的部队量少质差。士官派，是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奉军将领，主要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邹作华、邢士廉、臧士毅、熙洽、何柱国等。这一派的首领是杨宇霆。因为杨宇霆既是士官出身，又在老帅张作霖手下居首辅地位。陆大派，这一派的首领是郭松龄，因为郭松龄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所以称为陆大派。其主要成员有刘伟、魏益三、霁云、范浦江、刘振东等。

　　奉军的主力部队都掌握在杨宇霆和郭松龄两派的手中。杨雨霆身任总参议兼参谋长，是奉系中最显赫的人物。而郭松龄受老帅之托，辅翼少帅。少帅当时统率的奉军劲旅，一般事务均由郭松龄掌握，张学良很少过问。张学良对郭松龄推心置腹，郭松龄对张学良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松龄是张学良的灵魂。在奉军中，郭松龄是仅次于杨宇霆的一个实权人物。两个人才干相埒，亦都专横跋扈。为了争权夺势，积怨甚深，几达势不两立。郭松龄经常说：“邻葛用那么多留学生，把东北的事情都弄糟了。”郭松龄要想去掉杨宇霆，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此次反奉，就包含这个清君侧的内容。

　　其远因之三是战略思想严重分歧。主要分歧是郭松龄反对奉军入关，穷兵黩武。张作霖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而杨宇霆也想在关内占有一块地盘，做一个省的土皇帝。为此，他们都主张用兵关内。郭松龄坚决反对派兵入关，认为是劳民伤财。郭松龄曾向张作霖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驱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名；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①这个看法，得到很多奉军将领的赞同，认为有理。但是，杨宇霆却觊觎江南鱼米之乡，力主用兵关内。这和张作霖的主张一拍即合。张作霖驱兵南下，直达长江流域。但由于一字长蛇，孤军深入。加之奉军纪律败坏，闹得民怨沸腾。不到两个月，奉军就被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赶了出来，还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这完全应验了郭松龄当初的预言。杨宇霆、姜登选失掉了地盘，张作霖却让郭松龄出兵去夺。这让郭松龄十分气愤。因此，郭松龄反奉的决心便越来越强了。

　　再说近因。

　　其近因之一是对奖赏不公的强烈不满。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全线溃败，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三八旅”顶住了直军的猛烈冲击，扭转了危局。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取得了胜利。出力最大的也是张学良、郭松龄统率的军队。当时，以张学良为军长、郭松龄为副军长的第三军，和以姜登选为军长、韩麟春为副军长的第一军，组成第一、三联军。这个联军的主攻方向是山海关方面的直军主力。负这个方面指挥全权的是郭松龄，另由姜登选、韩麟春在山海关侧翼的九门口开辟战场，所指挥的军队都是由张学良、郭松龄部队临时调拨的。这次战争，奉军取胜，一三联军功不可没，郭松龄出力最大。但论功行赏，却没有郭松龄的份儿。李景林当上直隶督办，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办，杨宇霆当上江苏督办。

　　郭松龄原以为安徽督办非他莫属。安徽督办一席虚悬，暂由省长吴炳湘护理。郭松龄事先做好了上任的准备。安徽的王普是郭松龄陆军大学的同学，有一师部队驻扎皖南，欢迎郭松龄来安徽。郭松龄派他的第二旅旅长刘伟驻扎安徽蚌埠，以为预留地步。他还派军需处长张振鹭两次到安徽，调查财政收支情况。又派陆大出身的任过骑兵团长的彭振国去当安徽督办署的参谋长。这一切都是郭松龄的安排，布置停当，就等走马上任了。原来张作霖也考虑把安徽督办给郭松龄，江苏督办给姜登选。但由于杨宇霆自荐当江苏督办，就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于是，郭松龄的安徽督办就泡汤了。这使郭松龄大失所望。后来姜登选到任后，又立即撤去彭振国的参谋长职务。

　　杨宇霆的自荐，是否是他的一个排斥异己的策略，不得而知。但确实达到了排斥异己的目的。这个安排对郭松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引起他的强烈不满。

　　对此，张学良心知肚明。为了缓和矛盾，张学良有一次对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说：“将来他想要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让魏益三劝说郭松龄少安毋躁，等待时机，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近因之二是对张作霖拟签订卖国密约的极端愤慨。张作霖欲与日本签订密约之事，是郭松龄在日本偶然发现的。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国民军和奉军都派人到日本观操。国民军的代表是韩复榘，奉军的首席代表是郭松龄。他们都住在东京帝国饭店。有一天夜里，郭松龄来到韩复榘的住处，神秘地说道：“有一件希奇古怪的事，要和你谈谈。这次我刚到东京之后，忽然有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个重要职员来拜访我，没有谈几句话，就问我：你这次到日本观操，是否还负有代表张作霖将军签订密约的任务？我说：只是来观操，没有别的任务，更不知道签订密约的事。于是来访者无精打采地走了。当时弄得我莫名其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张作霖打算承认卖国贼都不敢承认的二十一条，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用来进攻国民军。”接着，郭松龄义愤填膺地说道：“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利，不顾一切，出卖国家。这种割肉饲虎、引狼入室的干法，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①

　　郭松龄对张作霖拟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极端愤慨，决心举兵反对张作霖。他在日本就坚定了反奉的决心。

　　由于以上的远因和近因，郭松龄举兵反奉已经是箭在弦上，随时可发。

　　为了增加反奉的力量，免除后顾之忧，郭松龄有意识地和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了反奉三角同盟。

　　郭松龄和冯玉祥的结盟，郭松龄采取了主动。前文已提到，郭松龄在日本观操期间，有目的地同冯玉祥的代表韩复榘接触，表明了同张作霖势不两立的决心。当时，郭松龄还说道：“今天的谈话请守秘密，别对别人说。”韩复榘深知事关重大，严肃真诚地答道：“我对郭先生的人格十分钦佩。我回去之后，一定将你的意思报告冯先生，请你放心好了。”这是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间的事。

　　韩复榘于１１月５日回到绥远特区的包头，向冯玉祥报告了他和郭松龄在日本谈话的内容。当时因为冯玉祥和孙传芳暗中联络，抵制奉军的侵逼，遭到奉军的质疑，苦无对策。而且，张作霖派许兰洲、郭仙桥到包头去见冯玉祥，说杨宇霆、姜登选被孙传芳打败，要求冯玉祥派兵帮助他去打孙传芳。若不同意，就不予谅解。同时，游说冯玉祥，奉军可以让出保定大名防地，且支援他一批武器，包括飞机大炮。

　　冯玉祥受到张作霖的软硬兼施，十分气愤。如果单独反张，力量不够；低头服张，心又不服。冯玉祥心急如焚。当时无法，只得勉强同意，达成了合作对直系孙传芳的办法九条。因此，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喜，但还是谨慎地说道：“这是件大事，我们不能轻率地乱作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东西，派一两位亲信的人来，两下里从长计议一下，方显得郑重。”韩复榘马不停蹄，次日即折返天津，向郭松龄转达了冯玉祥欢迎合作的诚意。

　　郭松龄得到冯玉祥的回应，很是高兴。１９日，即派其亲信李坚白、亲弟郭大鸣，由冯玉祥的老参谋长时任京汉路局局长的王乃模陪同来到包头。他们带来了郭松龄的亲笔密信，并提出双方合作的初步意见。

　　密信的主要内容是：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祸国殃民条约进攻国民军，我誓死反对；如果奉张进攻国民军，我即攻张，我的部队番号拟改为国民第四军或改为东北国民军；我的部队将来开发东北，绝不过问关内的事。

　　冯玉祥见到密信异常兴奋，彻夜与李坚白等洽商。冯玉祥得知李景林也参加这个举动，更是喜出望外。但是，对于李景林要求把直隶、热河两省划拨给他，面露难色。郭松龄的代表说：“李参加我们共同行动，关系很大。事成之后，防地问题还可以从长计议，现在不宜过分计较。”言外之意是过后可以商量。这样，冯玉祥就完全同意了郭方的意见，签订了密约，冯玉祥还郑重地签了字。冯玉祥又加派参谋长熊斌与王乃模一起，陪同郭松龄的代表即日回津。郭松龄见到了熊斌，对签订的密约完全赞同，并也签了字。

　　李景林为什么和郭松龄一起反对张作霖呢？因为郭松龄对李景林有救命之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命李景林进攻热河。因李景林是直隶人，图谋直隶地盘。便在攻下热河后，率领骑兵直捣天津，并占领了天津。驱逐了直隶省长王承斌，霸占了省长公署。这就打乱了张作霖的战略部署。张作霖大怒，要杀李景林。郭松龄劝阻张作霖说，我军刚入关，就阵前斩杀大将，于军心不利。张作霖听了郭松龄的话，没有杀李。为此，李景林很感激郭松龄。听到郭松龄要反奉，李景林表态道：“二哥，你一切放心，我一定帮助到底。”

　　最后，郭松龄在天津督署，与国民军代表熊斌和李景林共同协商合作办法。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也出席参加。会上，李景林对国民二军在直隶的行动表示不满。熊斌当即诚恳表示：“国民二军的纪律，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冯总司令已下令并派人前往制止，今后彼此一家，当更不成问题。”李景林在会上的表态也很好，保证他的部队将随郭军之后向山海关方面移动，以资接应。郭松龄表示，希望国民军在精神上给予大力支持。

　　就这样，郭松龄、冯玉祥和李景林结成了并不紧密的反奉三角同盟。

　　有了郭冯李的三角同盟，郭松龄解除了后顾之忧，便决定起事。

　　这里随带插叙一笔。据参与其间的当事人回忆，张学良对郭松龄反奉是有所察觉的，甚至是完全知道的。在天津，郭松龄曾向张学良建议：“东北一片沃野，宝藏很多，可以开发经营，不应再在关内争夺地盘，惹起战争。这是我和芳辰（李景林别号）两人的共同意见，希望转达上将军多加考虑。”还毫不隐讳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之败，断送了三个师的兵力。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何柱国回忆：“郭向张所说的这番话，是郭松龄被处死以后，张学良亲自与我们谈起的。说明郭松龄愤懑不平，要打倒杨宇霆，推翻老将，张学良是知道的，却不料郭动手这样快。”

　　１１月２０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沈一行，张学良也劝他回沈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疑心他的活动已被张氏父子识破，召他回沈是别有用心，遂立刻下了提前行动的决心。

　　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曾到天津和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同郭松龄谈了话。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郭军第二旅旅长刘伟知道。他说：“郭鬼子说我们打胜仗，杨宇霆、姜登选他们去做督军。他们干不好让人家给赶出来，如今又让我们去打。打好了还不是他们做督军。我们这次是不愿意打了，还是回去好好整理东三省吧！”并且说：“我们拥护你来干！”张学良说：“那怎么行呢？”但对郭松龄的这个异常表示，张学良没有给予特殊和坚决的驳斥，只是说：“你看着办吧，我走了。”“张学良骤然听到郭氏的这番话，不禁骇然。但他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山海关附近的十九团团长张廷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经出现混乱。张学良叫专车直奔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看到一列一列的军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在军舰上也已收到。军舰的火炮可以击毁郭松龄的军车，但张学良不让开炮，说：“都是我的部下。”这是后话。

　　郭松龄是于１０月２４日从日本被张作霖用急电召回奉天的。张作霖命郭松龄去天津部署军事，准备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郭松龄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建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为张学良，副军团长为杨宇霆的士官同学于珍，下辖八、九、十三个军。于珍兼第八军军长，韩麟春为第九军军长，郭松龄为第十军军长。第三方面军的编组工作，统由郭松龄负责，因而他得以控握第三方面军大权，为他举兵反奉提供了先决条件。

　　１１月２２日深夜，郭松龄由天津发出三个通电。

　　１１月２３日，郭松龄召集第三军团上校以上的官佐紧急开会。地点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参加者有一百余人。会场内外气氛十分紧张。武装警卫人员，荷枪实弹，来回巡视。郭松龄身披黑呢大衣，偕夫人韩淑秀出席。

　　郭松龄即席心情沉痛地反对内战：“自民十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

　　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老将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骄纵专横，长君之恶；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开垦，效赵充国的屯田，岂不胜于阋墙的战争吗？”

　　随后，他提出了反奉的具体作法：“现在拟好了两个方案，写在纸上，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随己愿：（一）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战斗到底，武力统一。”这时会场十分紧张，也分外严肃。各师旅长都感到非常突然，沉默起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当时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六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第七师师长高维岳四位师长开始反对，后来勉强签名，其余官佐也都随着签了名。

　　签名后，郭松龄一语道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立即应声说道：“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言下以手帕拭泪。说明他们对这次反奉行动是作了最坏的打算的。

　　后来，郭松龄对四位师长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暂时回到天津休息，实际交给李景林软禁看管。同时，郭松龄将与他关系不深的师、旅、团长扣留起来。

　　他们退席后，就将所部７万人重新组建５个军，确定了一个新的指挥班子。

　　甲总司令部

　　总司令郭松龄

　　参谋长邹作华

　　秘书处长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秘书长）

　　政务处长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

　　参谋处长王静轩

　　副官处长郜汝廉

　　军需处长鲁穆庭

　　外交处长王正廷（未到任）

　　兵站处长张振鹭

　　航空司令彭振国

　　乙部队

　　前敌总指挥宋九龄

　　第一军军长刘振东

　　第二军军长刘伟

　　第三军军长范浦江

　　第四军军长霁云

　　第五军军长魏益三

　　这时所下达的命令，郭松龄还是和张学良共同署名。这样做，既为了表示拥戴张学良的明朗态度，也为了釜底抽薪软化内部的反抗情绪。１１月３０日，郭松龄在山海关发表通电，正式把他所辖的军队改称东北国民军，以后就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了。

　　郭松龄反奉此举，如晴天霹雳，国内外都目瞪口呆。


郭发通电

　　现在回过头来再详细谈一谈郭松龄在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２日夜发表的三个通电，以及１２月１４日的通电。这三个通电是郭松龄举兵反奉的政治宣言，代表了他的政治主张。

　　第一个通电是原黎元洪秘书长饶汉祥的手笔。电文是四六骈体，佶屈聱牙。主题是反对内战，主张罢兵，废除苛政，兴建三省，拥戴少帅，劝张下野。电文称：“连岁兴戎，现金告匮，钱钞滥发，价额日亏。”“军旅迭兴，赋敛日众，邑无仓积，家无盖藏。”郭松龄主张：“汉卿军长，英年踔厉，识量洪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厉雷雨而弗迷，松龄素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匡襄，竭诚翊佐，更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豁除苛税，严刁以除盗贼，厚廪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遇劳工，以消激党。”在这个通电中，并没有指名道姓地痛责张作霖，而是提出郭松龄自己要“翊佐”张学良，并劝说张作霖下野，“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①，以表明举兵反奉的大公无私。

　　第二个通电旨在表明举兵反奉的目的是为了“清君侧”，具体提出罢免杨宇霆、拥戴张学良的主张。电文称：“此次奉军主战者，惟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蒙蔽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司令。”

　　第三个通电是完全针对杨宇霆的，即《讨伐杨宇霆之通电》。这个通电，在屡述杨宇霆的种种罪状后，再次提出罢免杨宇霆。并表明“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除之后，即行率同部屯垦边境，以固国防”。看起来，郭松龄的这个要求并不高。实际上，张作霖在看到这个通电后，把电文拿给杨宇霆看，示意杨宇霆辞职，杨宇霆心领神会，于２４日晚“不辞而别”，潜往大连去了。

　　综观这三个通电，其主旨是：第一，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第二，拥戴少帅，谴责老帅；第三，讨伐宇霆，以清君侧。总之，郭松龄的三个通电是，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戴张学良上台，清除杨宇霆等人，实行民主共和政治。

　　郭松龄的举兵反奉通电，得到了国内各界的声援。

　　１１月２５日，冯玉祥发布讨伐张作霖通电，指责张作霖“不顾国家安危，人民死活，一味好战，祸及直鲁，近逼京畿；沪案发生，忍心为虎作伥，纵兵残害学生、工人，违背人道”。劝告张作霖“应当及时引退……毅然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

　　李景林在郭松龄发表通电的当天，也发表了一个通电。但其强调郭松龄反奉是“清侧之役”，要求惩办杨宇霆。请求张作霖“庶政付诸少帅，借息仔肩，以娱天年”。

　　１１月２５日，广东国民政府等革命团体，在广州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卖国的段祺瑞执政府和奉系军阀，声援郭军反奉行动。群众高呼“打倒段祺瑞！”“打倒张作霖！”“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大会号召“各革命团体，联合一切反奉的军队，以扫荡扰乱中国、荼毒民主之最残暴势力”。

　　１１月２９日，李大钊以“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名义，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表革命宣言：“号召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

　　１２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系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

　　在全国的声援下，郭松龄的部队也进行了政治动员。有的部队还编出顺口溜，以鼓舞士气。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编的：“郭军长真不善，领着大军回奉天，去大帅，锄大奸，解除百姓苦，去掉民艰难，给土地，建家园。不怕天寒与地冷，打不垮老张什么都完蛋！”①

　　郭军改称东北国民军后，士兵戴绿色臂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十个大字。这个口号，一语道破了官兵的心志，鼓舞了士气。郭军在行军过程中，遵守军纪，受到人民的欢迎，甚至有送开水、米汤的。

　　郭军在打到新民县后，于１２月１４日，郭松龄又发表了《敬告东三省父老书》。这个通电，矛头直指张作霖。电文开列了张作霖统治东三省１４年的４大罪状：摧残教育；压制舆论；招兵害农；用人不公。公开提出“驱除杨贼，并劝张氏下野，拥戴汉卿军长出而执政”。电文最后称：“松龄刻已师抵新民，张氏残败之余，不难一鼓讨灭。恐父老受其欺蒙，不明真相，特将班师回奉各情形，略陈颠末。并将事定后，治奉方针露饰如左：（一）实行省自治，以发扬民气，大局定后，由各县推举代表，连同省议会，开一善后会议，公决施政方针，及应兴应革之事；（二）保护劳工，节制资本，以消赤化隐患；（三）免除苛税，以苏民困；（四）练兵采精兵主义，务求淘汰匪兵，以除民害，而轻负担；（五）整顿金融，以维民业；（六）增加教育经费，实行强迫教育；（七）用人以才为本，不拘党派亲疏之见；（八）开发地利，振兴实业；（九）整顿交通，以利商旅；（十）肃清匪患，整顿警察。”

　　这是郭松龄在师抵新民时，对未来东三省如何治理所勾画的一幅美好的蓝图。他在东北要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政治主张。他相信会很快地攻进沈阳城。他没有料到会在新民一败涂地。

　　在郭松龄起事的初期，形势看好。但由此，郭松龄等军官也产生了骄兵情绪。再加上张作霖的反攻，以及日本人的干涉，后来形势急转直下，以致失败。


错杀登选

　　郭松龄是一位优秀的战将，但身上也有一些弱点。不能容人，就是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７日，姜登选在德州接到张作霖的命令，任其为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先成两旅，移住北镇。于是，姜登选任命戢翼翘、陈琛为旅长，先往东北布置建旅事宜。姜登选率少数随员赴天津，准备稍事休息，就回奉天。此时，他对郭松龄反奉一事毫无警觉。

　　１１月２４日，姜登选由天津回沈阳，路经滦州。那时姜登选早已看到郭松龄发表的通电，已经知道郭松龄造反了。当时，郭松龄随着军部向前方移动，派参谋长彭振国为留守后方司令。姜登选的专车抵达滦州后，彭振国上车，恭敬地对姜登选说：“郭军长现患感冒很重，不能亲来迎接督办；但希望与督办晤面。”姜登选不知其中有诈，便关切地说：“茂宸患病，我可到他那里去看看。”他随彭振国备好的汽车进城，后即被关押在火柴公司楼下的一个楼梯间。郭松龄根本没有同姜登选见面。卫士奉郭松龄之命，以送姜登选到城里为名，将他押上汽车。当汽车行经一段沙滩路时，卫士诡称路不好走，请督办下来走几步。待姜刚下车走了两步，卫士即从背后开枪将其打死，随即返回向郭松龄报告。郭松龄枪杀姜登选后，特发电告，内称：“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姜登选死时仅４４岁。

　　郭松龄为什么非要杀掉姜登选呢？据说有三条原因。

　　其一，是早年结下的怨恨。民国初年，他们二人都是黑龙江省许兰洲的部下。那时，为了争权夺势，他们就已结下宿怨。

　　其二，是姜登选的一句话。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当奉军攻入九门口内，直扑沙河寨时，遇到直军的顽强抵抗。一三联军司令姜登选和张学良研究，命郭松龄率领８个团的兵力，加入攻打沙河寨的战斗。郭松龄率队到达指定地点后，提出要用自己的部队替换姜登选的部队，遭到姜登选的反对。郭松龄就愤然率队掉头而去。张学良闻讯，骑马追逐二三十里地，才将郭松龄劝住，两人还抱头痛哭。此举几乎演成全线崩溃。当时，姜登选用唱京戏的腔调戏说道：“茂宸这样违抗军令，应该军法从事。”但此话传到郭松龄那里，就完全变味儿了。由此，郭松龄怀恨在心。

　　其三，是姜抢了他的地盘。本来郭松龄早就看好了安徽这个地盘，而且事先做了充分的进驻准备。并把他的参谋长彭振国派到安徽督署任参谋长，似乎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不料，发表的却是姜登选任安徽督办。他一上任，就把彭振国撤掉，换上他的亲信戢翼翘。这也让郭松龄不满。

　　当然，这里最根本地是牵扯到士官派和陆大派两派之争。为此，当姜登选落到郭松龄手中时，也就保不住命了。这是姜登选没有想到的，也是很多与姜登选关系不错的人所想不到的。

　　郭松龄在临死前曾谈到为什么要杀掉姜登选。他说：“姜登选得了安徽督军，被人家赶了回来，仍想坚固他的席位，回东北去见老张，研究新的部署。他们这些行动，正是我平日所痛恨的行为。在我今天发动把东北军撤回东北，来建设东北的时候，他还想去当安徽督军，因之我在滦州扣留了他并把他毙了。”这个自述，表明杀掉姜登选主要是不能使他再去当安徽督办了。

　　枪杀姜登选，是郭松龄的一招错棋。

　　姜登选，字超六，河北冀县人，１８８１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同盟会。１９０７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１９０８年毕业。１９１２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１９１３年任黑龙江护军使署参谋长。１９２４年任镇威军第一军军长。１９２５年任安徽督办，后加陆军上将衔。

　　姜登选为人“沉着有谋，向寡言笑”，是“一位和平性格之人”。奉系著名将领韩麟春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为人高傲”，但“独心折姜公”。郭松龄也承认，“惟姜稍和平，尚可共事”。这说明姜登选在奉军中是很有人缘的。就是这样一个陆军上将，跟你郭松龄有些私怨，不经审判，就擅自枪杀了。这给人以挟嫌报复、草菅人命的印象。这种作法，大失人心。这使郭军内部人人自危，感到不知何时灾难也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同时，对于争取其他奉军将领也极为不利。

　　刚起兵时，郭松龄心高气盛，以为只靠他的东北国民军就可以打败张作霖的东北军，不需要东北军中其他人的帮助。当时，有些与张作霖平时存在嫌隙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曾向郭松龄传递过欲要合作的信息，但都被郭松龄婉拒了。

　　当时，阚朝玺、汤玉麟、于琛澄等人曾派代表来见郭松龄，希望合作，但索要黑龙江或吉林地盘。在锦州时，阚朝玺派他的参谋长邱天培前来商洽合作。阚朝玺当时以热河都统而兼东北军第五方面军第十二军军长。指挥着热河省部队约三个师，配备在热河省承德、滦平、隆化各县长城线上。位置重要，装备整齐。最重要的是他是张作相率领的第五方面军的一支主力。他的向背，对于这场战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汤玉麟拥有骑兵一个师，感到张作霖待他不公，想暗投明主。于琛澄隶属张作相的第十一军，领有骑兵一个师。因为他不是张作相的嫡系，也欲另攀高枝。如果于琛澄反叛张作相，对第五方面军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因为他当时恰好驻军北戴河，这是郭军出关必经之地。其实，张作相为军团长的第五方面军，下辖只有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两个军。如果属于第十一军的于琛澄骑兵师倒戈，阚朝玺的第十二军也倒戈。那么，东北大地姓张姓郭就很难说了。

　　此时，在郭军任第五军军长的魏益三是郭松龄的亲信。在郭松龄给阚朝玺等三人分别写完回电，让总部参谋长邹作华发报时，恰巧被魏益三碰到。邹作华便把电报给魏看了。原来，郭松龄回电仅发表阚朝玺为总参议，汤玉麟和于琛澄为参议，对于索要地盘一事则置之不理。

　　对此，魏益三认为不妥。他认为这件事关系大局，这个回电太不妥当，立即劝说郭松龄修改，郭松龄不听。军长刘振东和旅长高纪毅两人与郭松龄关系较深，他们也为此事劝说郭松龄，郭松龄仍然不听。不仅如此，郭松龄还命令霁云的第四军扫荡奉热边界，对象当然为阚、汤等部属。阚、汤、于等见索要地盘投郭无望，转而投奉。

　　张作霖对阚等既往不咎，并应允加官晋禄。两相比较，反差太大。阚朝玺、汤玉麟等在西线对郭军造成很大威胁，而且，郭松龄军没有骑兵部队。因为在起事之初，骑兵部队都纷纷回到了奉天，没有跟郭松龄一起造反。没有骑兵的穿插迂回，也是导致郭松龄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魏益三后来评道：“郭松龄为人刚愎自用，一切操之过急，以致坏了大事。”①

　　当时，郭松龄手握重兵，掌握别人的生死大权。他以反对张作霖军阀的名义举兵起事，开始拥护者众。但即使是当时，也有很多人没有随声附和，而是心怀异志。有人对邹作华表示怀疑，邹作华为了不吃眼前亏，当即表示积极反奉，服从郭松龄的指挥。郭松龄没有处理邹作华，只换掉了炮兵旅长职，仍然任命他为总部参谋长。但是，邹作华在战争进行中，同张作霖暗通款曲，甚至对奉军发炮用的是不爆炸的炮弹，对郭松龄帮了倒忙。

　　此外，郭松龄委派张作相之子张廷枢为九十团团长，原想让张廷枢持函找他父亲张作相进行劝说，希望张作相合作。与此同时，郭松龄有令齐恩铭副军长之子齐家桢劝其父一起反奉。不料，这两人首先跑到山海关报告张作相，说郭松龄反了。

　　同时，奉天空军在事变发生时，立即全部飞回奉天。他们不想参与郭松龄的反奉行动。奉天空军司令是张学良，郭松龄改委第三军团的参谋处长彭振国担任。现在只是个光杆司令了。

　　种种迹象表明，郭松龄反奉之举是凶多吉少的。但郭松龄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尤其低估了张氏父子在奉军中的地位和影响。


大帅惊惶

　　张作霖看到郭松龄通电之后，大为惊惶。如晴天霹雳，不知所措。这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张作霖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烟。他抽一会儿烟，就起来在屋内来回走，口口声声骂小六子混蛋。小六子是张学良的乳名。骂一会儿，又回到炕上抽大烟。他不吃不睡，坐卧不安，精神几乎崩溃，对一切事情都不过问了。

　　但张作霖毕竟老于世故，在歇斯底里发作后，他认真研究了郭松龄的三个通电。他看到这三个通电内容大同小异。而第二个通电和第三个通电，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求罢免杨宇霆。张作霖便乖巧而痛快地答应了郭松龄的要求，立将杨宇霆免职，这样似乎郭松龄失去了继续进兵的理由了。这三个通电并没有公开地指斥张作霖，只是暗含对张作霖的指控。张作霖心里明白，郭松龄是把矛头对准自己的，“清君侧”只是烟幕弹而已。既然没有明确点名让他下野，姑且装一回糊涂。事情似乎还有转圜的余地。

　　于是，张作霖将计就计，把张学良叫到奉天来，大骂一通后，命令他速到前线，与郭松龄联系，劝他息兵。张作霖幻想运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

　　１１月２４夜，张学良率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和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等，由奉天乘火车前往会郭，行至锦西的连山，交通受阻，改由海路前往。２５日，张学良由葫芦岛乘镇海军舰前往秦皇岛，２６日到达。张学良想亲自见到郭松龄。他派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同在滦州给郭松龄治病的日本医生守田福松通电话联系，表明此意，但被郭松龄婉拒。第一次会面的希望落空。

　　２７日，张学良又请托想回奉天的守田医生再次面见郭松龄，并捎去一封用铅笔草写的短信。守田返回郭松龄的驻地，把此信面交郭松龄，并劝郭松龄“不可起事”。２８日早晨，经过一夜的思考，郭松龄对守田说道：“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绝不能中止。但我已经４２岁了，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多久了。张上将军若能悔悟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张学良君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在此期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愿将地位让给学良君，自己下野，度过闲云野鹤的安静余生。这不是假意，而是真情。为此，可以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做保证人。希望能将我的意向转达上将军。”①郭松龄提出休战５天，等待张作霖的回音。守田离开郭军驻地后，在秦皇岛向张学良报告了郭松龄的意向，然后他自己回到奉天。

　　在此期间，郭松龄在滦州和昌黎，给张学良先后写了两封信，表示对张学良衷心拥戴。张学良也亲自手书一封交给郭松龄。其文曰：“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郭松龄又复一长信，表明心迹，也表示决心反奉，不能停止。

　　张学良在得到守田的报告后，知道和平解决已经毫无希望。从和郭松龄的通信中，也了解到郭松龄反奉的行动不可逆转。不得已，他就于２８日乘军舰回到大连，２９日与杨宇霆一道返回奉天了。张作霖于３０日正式发布讨伐令，命令奉军在辽西阻击郭军。

　　１２月５日，郭军攻占连山。此时，张作霖认为自己无力抵抗郭军的凌厉攻势，“决定照郭松龄之要求而下野”。５日夜，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当众表示：“大势已去，决计下野。”６日，代省长王永江亲自跑到日本总领事馆，向吉田茂总领事请求日本出兵维持省城治安，说只依靠一千余名中国警察，不敷分配。第二天，日本派守备队入城站岗，奉天各大机关和省城八门八关，都由日本军队把守。日本警察换上便衣驻在日本商店里。

　　１２月７日，郭军攻占锦州。郭松龄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迅速攻到新民县的巨流河畔，离沈阳近在咫尺。张作霖把他的专用汽车整天停在大帅府的二门以内，准备随时登车逃跑，目的地是大连，企图寻求日本人保护。

　　此时，张作霖没有忘记把自己的财物送到日本租界。他派军用大车数十辆，满载着财物运送着。这些大车都用反水帆布遮盖着，上面坐着一个持枪的大兵押运。它们都驶向日本站满铁地方事务所去。一天往返十多次，一直到晚间才运完。

　　这说明张作霖对咄咄逼人的郭松龄已经毫无办法了。因为郭松龄统率的第三军团几乎是奉军的全部精锐部队，下辖三个军，约有６万余人。而张作霖几乎无兵可派。张作相的吉林军一时阻挡不住郭松龄军队的冲击。黑龙江吴俊升的部队远水解不了近渴。张作霖几乎陷于绝境。

　　当时，沈阳已经无兵可派，只有王瑞华一个补充旅驻北大营。张作霖还怀疑王瑞华与郭松龄勾结，但时机紧迫，就硬着头皮把王瑞华等尉官以上的一百一十多人调到大帅府，进行训话。

　　当时机枪高架，戒备森严。早８时左右，张作霖站在大厅前的台阶上，满脸杀气。他怒目注视着瑟缩的人群：“我找你们来，我不说你们也知道，郭鬼子反了！”他环视一下，接着又说：“怎么，你们就这些人吗？我命令你们连事务搂子（司务长、准尉）都给我带来！”

　　这时王瑞华赶忙喊道：“敬礼。”他恭敬地向前一步，举手敬礼后说道：“报告大帅，教导队军官学员大部分都调走了，剩下的人都来了。”张作霖怒犹未息：“你们他妈拉巴子的为啥没走，想他妈的里勾外联吗？”王瑞华又敬个礼说：“不敢！不敢！”

　　张作霖接着为自己辩解道：“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我他妈的拿过谁一个笤帚疙瘩了？那时候我就是不服天朝管。后来日俄打仗，洋鬼子打算利用我们。我们为了得武器，有时也被他们利用。那时我是得抢就抢，得骗就骗，都是为了武装自己。后来感到不和官家合作，成不了大事，我跟从了大清，是为了要他们做我的后盾。我进沈阳后，有人说老一套办法不行了，这才成立了讲武堂。我让小六子出去和大家一同保卫地面。后来郭鬼子到讲武堂当教官，又他妈的当了军长。我哪一点对不起他呢？他以为自己有功，没得着地盘。我他妈的得像陪送姑娘似的，一个一个来呀！将来还没有他当督军的地方吗？哪曾想他人面兽心，干出来这样丧尽天良的勾当！好！这回我把沈阳让给他，看他能呆多久。王瑞华，让你们这帮人和他里应外合，看你们能干多久！”

　　王瑞华又敬了个礼：“报告大帅，郭鬼子的亲信早就调走了。我们都是大帅、少帅的人。我们有天良血性，请把我们装备起来，去和没有人心的叛徒决一死战。”

　　张作霖这时才松了脸问：“你们都能这样？”

　　大家齐声答道：“能够！”

　　张作霖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是郭鬼子的亲信。王瑞华，我任命你为混成旅长，晋级少将。这些人都晋升一级。咱们有的是武器，新服装，银元大洋，马上给我招兵，越多越好，星夜操练，开上前线！好，都带回去吧！”①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张作霖当时有多么紧张。他确实无兵可派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张作霖很会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紧紧抓住“义气”两个字，大做文章。反复说明他是很讲义气的，而郭松龄则对不起他，是“人面兽心”，是很不讲义气的。而当时军官们的思想状况也是很重义气的，很容易接受他的宣传。张作霖的战前动员就起了作用。其实，所谓义气，应该讲国家大义、民族大义，对卖国求荣的封建军阀就应该进行坚决讨伐。


日本干涉

　　当时，郭军和奉军在新民县的巨流河，形成了对峙局面，双方都投入了决战的兵力。

　　在郭松龄起事的初期，日本为了他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义则，于１１月２６日，曾派参谋浦澄江中佐，在荒木大尉、仪峨顾问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松龄。郭松龄一见面，就用冷淡的口气问：“有何贵干？”在会上，浦参谋用威吓的口气极力逼迫郭松龄改变主意，不要举兵反奉，遭到郭松龄的断然拒绝。他们的会谈进行了四个半小时，结果不欢而散。会议结束前，“浦参谋提出，在郭发动军事行动之际，日本方面将发出各种警告，望郭不要违犯”。郭松龄没有屈服，强硬地说：“从今以后，自恃武力万能是不行的。”①这说明日本对郭松龄反奉，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

　　但由于郭松龄反奉的态度坚决，他们不知将来鹿死谁手，所以采取了表面的中间立场。

　　日本币原外相表示：“就目前之时局而言，帝国政府历来所持之绝对不干涉主义，并无任何变更。”日本是以本国的利益为根本，来决定他们的行止的。谁对他有利，他就支持谁。

　　１２月１日，郭松龄曾对日本公使芳泽发表了一个声明。内称：“凡中日两国现状，除尊重条约上之权利外，他如贵国私人与三省当局之经济契约，或与敝国人民合办实业等项之合法事业，均承认照前继续有效。致贵国人士受三省政府及机关顾聘者，亦必继续任用。”这是说，承认东三省过去和日本签订的条约。

　　但声明接着继续写道：“惟自本军举义起，至回抵奉天止，三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缔结之条约及契约，一律认为无效。再者，此次义军回防途上，倘或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讨伐。惟是纯属敝国内政问题，深望贵国严守中立，不得借款供军械给对方以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动，致伤两国亲善关系。”①这里明确无误地表明，一是不承认以后所签订的任何不平等条约；二是警告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郭松龄的这个声明，无疑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当头一棒。日本人认识到，郭松龄是不能当他们的傀儡的。

　　随着战事的进展，１２月７日，郭军占领锦州后，日本看到郭军会很快攻进沈阳。于是，日本对郭松龄采取了进一步拉拢的策略。日本提出支持郭松龄，强迫张作霖下野，但前提是必须承认以前张作霖和日本签订的卖国密约。这个无理要求被郭松龄断然拒绝。日本人看到在郭松龄身上捞不到任何油水，就转而拉拢张作霖，企图在张作霖身上攫取更大的权益。

　　日本人在张作霖身上打起了主意。据当时任东三省交涉总署处长的罗靖寰回忆，１９２５年郭松龄反奉攻抵新民时，张作霖曾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签订了一个卖国的密约。

　　那时，郭军攻抵新民，沈阳震动。张作霖准备逃往旅顺。此时，有一天，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派其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达沈阳。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规定时间，约请张作霖在沈阳满铁附属地沈阳旅馆见面。届时，张作霖偕同町野武马前往该馆与斋藤及三浦会谈，田中翻译。

　　斋藤对张说：“现在郭军先锋部队已过锦城，在攻占新民之前，阁下如有需要关东军帮忙的地方，即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们情愿协助一切。”张作霖答道：“目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二省军队前来援助，但恐远水不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我想去旅顺暂避，希望关东军予以方便。”斋藤说：“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定当准备一切，保护阁下的安全，请放心吧！不过，我看不要紧，即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若通知他们，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时，关东军还可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阁下若能同意这种办法，即请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假如阁下认为可行的话，即请在书面上签字。”斋藤说完这番话，便将事先已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让田中念给张作霖听。这五项要求是：

　　（１）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

　　（２）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３）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４）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５）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听完这五项后，即不假思索地说：“行，行。”①随即在日方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

　　关于签订这个密约，知情者奉天公立医院院长阮振铎有一段回忆。他说，郭松龄占领锦州后，曾派遣殷汝耕为代表，去旅顺和日本关东军交涉关于郭军通过南满铁路线的问题，又和满铁会社交涉关于由营口到奉天使用满铁火车运兵问题。这说明郭松龄考虑到了日本的干涉问题。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张作霖。

　　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突然意识到争取日本支持的重要性。他要打日本这张牌。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由他的日本顾问牵线，就同日本顾问一起到日本满铁事务所的楼上，和日方密谈。此时，张作霖是救命要紧，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满口答应日本人的侵略要求。最后，和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的日本军官代表，签订了一个密约。密约的内容，主要是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交换条件是，日本关东军答应对郭松龄发出警告，警告郭军不得进入满铁沿线２０里内，也不得在此一地区内落下一枚炮弹。并在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可出兵保护张作霖和担当维持奉天省城的治安。此外，日方还答应满铁火车不载运郭军部队，并在满铁附属地内和日本租界内，为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等等①。

　　与此同时，１２月７日，日本加藤高明首相、币原外相与宇垣陆相等，举行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命令白川关东军司令官对张、郭两军“速施警告，将驻屯军队，做适宜之配置”。

　　１２月８日，关东军司令官即向张、郭发出警告：“故帝国附属地无论矣，即在附近因发生战斗及争乱，有危害或毁损帝国重大利益之时，在军人之职责上，当然不能漠视。”这个警告貌似对待双方的，实际是对着郭军的。因为只有郭军才想要穿过满铁附属地，进攻沈阳。

　　这个警告给张作霖吃了一颗定心丸。当时在中国各地视察的前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即向其上级报告说：“殆系此警告之结果，使彼获得确保最后安全之希望。”这个警告，使张作霖得以绝处逢生。

　　日本此时还是幻想通过威逼利诱的外交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据郭松龄的副官赵云飞的回忆，关东军曾派浦大佐到沟帮子郭军总司令部，会见郭松龄。他十分露骨地提出：“阁下就要进入沈阳，首先必须承认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利……维护日本在东北三省的投资利益，遵守张作霖与日本缔结的密约。”“割让金、复、海、盖……并称张作霖已经签字了。”接着又诱之以利：“如果阁下能够答应这些条件，日本帝国即予贵军以便利。”

　　对此，郭松龄断然给以回绝：“此次敝军班师回奉，这是中国内政，希望贵国不要干涉！”又说：“我不懂什么是日本的特殊权利。”

　　日本看到对郭松龄拉拢威逼都不起作用，他们便决定武力干涉。

　　１２月１４日，马忠诚旅准备攻入营口市区时，遭到日本守备队的强硬阻挠。并向郭军发出警告：不准郭军进入南满铁路附属地３０基罗米突以内，不得沿辽河作战。

　　１２月１５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出兵东北。

　　同日。白川关东军司令长官向张、郭发出第二次警告。声称：“日本军对由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由该路终末点起自二十华里以内之直接战斗行为，及其对附属地有演乱治安之虞之军事行动，一概禁止之。”

　　关东军在发出警告的同时，又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１４个满铁沿线重要中心地点，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这样，郭军就无法进入奉天了。

　　此后，日本侵略军频繁调动，大批进入奉天一带。日本陆军省又从国内和朝鲜调遣两个师团的兵力进入奉天。凡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都遍插旗帜，以示郭军不得介入，阻止郭军攻进奉天省城。当时，日本在南满部署兵力达到４万人。

　　郭松龄在答复日本的第二次警告时说：“虽在限制地带，倘或被人阻止进行，即‘日军亦不惜击之’等语。”不惧恐吓，态度强硬。

　　双方经过准备，巨流河之战终于打响。

　　１２月２１日夜，郭松龄下达总攻击令，向巨流河东岸奉军阵地发动全线进攻。奉军总兵力倍于郭军，且有优势的骑兵。炮兵稍逊于郭军，但也做了相应的补充。据时任奉军炮兵司令部参谋长的廖安邦回忆：“同年郭松龄反奉，奉天处在危机中的时候，炮兵十四团却成为张作霖炮兵的主力：以该团为基干，又将原在步兵部队中的炮兵人员全部调回使用，在巨流河东岸布置炮兵阵地。张作霖命令将兵工厂所有大小口径的炮都运出来使用。用帅府的大骡车载运到阵地上来，每门炮给炮弹三百发，射完为止。”同时，张作霖又雇佣了日本人当炮兵。“这些日本人约有二百多人，是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荒木贞夫在奉天日本车站找来的一些退伍军人。”①日本军方还接济张作霖大批军械、弹药，足够奉军一二个月之用。

　　１２月２３日天未明，吴俊升率领两师骑兵偷袭了郭军的后方重地白旗堡，焚毁了郭军的粮秣、枪械和弹药，使郭军蒙受重大损失。

　　１２月２４日，郭军失败。日本的武装干涉，是郭松龄失败的决定因素。


夫妇殉难

　　１２月２４日晨，郭松龄紧急召集身边的高级将领开会，宣布他拟率一部突围。委托霁云军长收容余部，向沟帮子方向转移。郭松龄部署完毕，听从部下劝告，随即离去。邹作华见郭松龄已出走，便以总部参谋长的身份，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命令各军停止攻击。并急电张作霖，报告郭松龄已经出走。同时，给张学良打电话，“请军团长放心”。战斗旋即停止。

　　２４日早，郭松龄率一连二百余名卫队士兵出走。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韩淑秀、秘书处长饶汉祥、政务处长林长民等。临行前，韩淑秀曾劝郭松龄带卫队乘阿拉伯快马先行。郭松龄感念夫妻恩义，又有饶汉祥等文人不会骑马，不能弃之不顾，遂决定一起逃走。他们开始准备向山海关方向退逃，但由于奉军骑兵在那里拦截，只得临时改变方向，向营口退去。他们由柳河乘坐两辆东北骡马大车，后有卫队，行动迟缓，目标很大。

　　据当时任东北骑兵穆春师上校参谋处长的萧兆麟回忆，郭松龄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

　　吴俊升所指挥的东北骑兵军两个师，即穆春师和万福麟师，在铁路以南新民、辽中一带活动。穆春师有两个旅，骑兵第一旅旅长徐永和骑兵第七旅旅长王永清率领骑兵部队，在郭军后方游弋，奉命围剿郭军败兵，并追击败逃的郭松龄。１２月２４日，第七旅第二十五团郭宝山部走错了路，指向小苏家屯方向。他们发现了敌情，遂向郭松龄卫队进攻。卫队没有重武器，在迫击炮的轰击下，不得不缴械投降。林长民当场死亡。饶汉祥逃走了。郭松龄夫妇藏到一个地窖里。

　　二十五团的骑兵见到两辆大车，翻出一个行李里有带上将肩章的军服，判定这是郭松龄的东西，知道他不会走远。这时骑兵第七旅旅长王永清也到了。他以为郭松龄已经逃走了，即派郭宝山一个团去追击郭松龄，自己则在小苏家屯休息。不一会儿，从一个村妇的口中得知，她家后院萝卜窖里藏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王永清即带几个卫士去搜萝卜窖。郭松龄一看藏不住了，就上来了。王永清看到郭松龄夫妇，就上前给郭松龄敬了一个军礼：“军长请到房子里坐吧。”郭说：“好，走吧。”

　　后来师长穆春也到了。经过研究，决定把郭松龄夫妇带到老达房休息。随即穆春就向张作霖打电话，报告情况。萧兆麟在场听着。接通后，还没等穆春开口，张作霖就说：“你是穆春吗？不行就拉倒吧。”穆春说：“报告大帅，郭松龄夫妇已经叫沐恩把他抓到了，现在老达房押着呢。”张作霖问：“真的吗？”穆春说：“真的，沐恩不敢说谎。请大帅命令怎样处理？”张作霖说：“我可不要活的呀！好啦，等一会儿再说吧。”一小时左右，张作霖来电话：“你是穆春吗？你把郭松龄枪毙了没有？”穆春说：“没有，等候大帅命令。”张作霖说：“没毙就不用毙了。你把他的脚腕跟割了，我明天派人去接。你们这次的赏额是二十万哪，派人来领吧。”

　　１２月２５日早８时，张作霖的上校副官高金山带着卫队，乘着５辆汽车和１辆小汽车，来到老达房。高金山问穆春：“大哥，夜里没事吧？”穆春说：“我们这里有这么多队伍还能出什么事，大帅说怎么办？”高金山说：“早晨出来的时候，还说要活的呢，把他带到沈阳去审问；等到我们路过辽中县时，接到大帅一份电报，说是不要活的。大哥你看怎么办好？”穆春说：“你们既来了，我把郭松龄夫妇交给你们，你们愿怎么办就怎么办。”高金山说：“那也好，我看这么办：你交给我们之后，把他带出老达房三四里地，在辽河沿上把他枪毙了。我们再带尸首回沈阳，你看好不好？就这样办吧！可是你们问了口供没有？”穆春说：“我们没问，兄弟你现在问问他好了。”高金山说：“好，我去问问，你们赶紧准备交差吧。”

　　这时郭松龄夫妇正在吃早饭。给他们做的大米饭，炒了四个菜。郭松龄听到外边汽车响，知道是沈阳来人了，吃了半碗饭就不吃了。少时，高金山进屋来到郭松龄面前。郭松龄夫妇在炕上坐着，萧兆麟和高金山在地下站着。高金山问：“军长这次反奉的理由是什么？”

　　郭松龄说：“我反对为少数人想当督军而带兵进关打仗，致使东北人民受到穷困，奉票毛荒，给东北人民增加了严重的负担，东北三省，地面辽阔，物产丰盛。如果不进关打仗，好好建设，是立国有余。而宇帅不事建设，穷兵黩武，以东北的民脂民膏作孤注一掷，进关打仗，争夺地盘，为少数人利益连年作战。我曾一再反对，而张不听，反遭一场辱骂。因此，带兵退回东北，请张下野，不再进关，而共同建设东北。”①

　　这是郭松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沉着冷静地阐述了自己举兵反奉的理由。

　　高金山说：“好了，请军长准备回沈阳吧。”高金山即退出，郭松龄知道这是最后时刻了。他由炕上下来，要纸笔。萧兆麟给找来一张毛头纸，将笔砚拿了过来，搬把椅子，郭松龄坐在柜子旁边，写道：“汉卿弟：兄夫妇愿速死，请按左项办理：（一）兄为国为民而战，主倡一切，勿罪部下；（二）兄历年所经营之动产和不动产，请由鲁（鲁穆庭）、沈（沈振荣）、张（张振鹭）三位军需官核清，除还债外，尽数捐同泽同学；（三）……”刚写到“三”字，高金山就不让写了。郭松龄也不想写了。萧兆麟把郭松龄写的那张纸交给了穆春。穆春到沈阳交给了张学良。

　　这边，在２５日午前１０时，在辽河岸边枪杀了郭松龄夫妇。郭松龄临刑时说道：“吾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韩淑秀说道：“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当年郭松龄４２岁，韩淑秀３４岁。然后，把他们的尸体装在车上，带回沈阳。郭松龄夫妇的尸体在小河沿暴尸三天，任人观看。

　　另据当时东北骑兵第十四师中校参谋兼作战科长的房书溪回忆，郭松龄在老达房曾同他作了一次昼夜长谈。房书溪曾是郭松龄任讲武堂教官时的学生，称郭松龄为老师。穆春说：“你们是师徒，你带卫队连负责看着他，借此问他点口供。”房书溪问他这次倒戈是什么动机。

　　郭松龄平静地说：“原因很多，主要就是为杨宇霆一人，我对张氏父子并无嫌隙。去年二次奉直战成功后，我对大帅上了多次建议，我们决不要进关争夺地盘。东三省地上地下，物资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本的田中义一继承伊藤博文的大陆政策，矛头是对着东三省的。朝鲜、旅大就是进攻东北的根据地。我们全部力量进关，日本一旦发难，东北三省非我所有矣！那时我们必然弄成进退维谷的局面。当时大帅颇首肯吾言。过了两天，我又去见大帅，他对我说：杨总参议不同意你的建议，他的见解比你高。我们打下关里的地盘，绝不能让别人享受，终归我们派人，四个督办，一个都统。”

　　郭松龄又接着说：“这次和关里打仗，都是杨宇霆的主谋。因为他掌握着东三省兵工厂，十几年来未交过一次账。自己出不来多少武器，全靠向外国去买枪炮，一动即几百万，内中有百分之三十的回扣，尽入杨的私囊。这回上江苏去当督办，少帅先商量叫我去，我不干，才叫杨去的。不到一个月就送上了两三个师，跑回来了。姜登选去接安徽督办，同样狼狈逃回。李景林、张宗昌督直督鲁，到任就刮地皮，并把奉天的力量带走不少，弄得关内人民提起奉军就头疼，孰得孰失呢？我这次主要是清君侧，对张氏父子仍然是尊重的。事已至此，也不必讲了。”

　　接着郭松龄又讲了一件拒绝日本利诱的事：“在天津，日本大使去见我，要帮助我进奉天。主要条件是沿南满路再划几处租界地，并让与吉会路的路权，我未答应他。”①

　　郭松龄极力反对封建军阀内战，主张大力兴建东北，做好迎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项准备。他对日本的威逼利诱，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并给予坚决的回击，表现了一位有民族气节有坚定信念的爱国将领的英雄气概。他反奉的目的，光明磊落，可载史册。

　　房书溪把同郭松龄谈话的笔录交给了张学良。他看完后，又问了一番郭松龄被擒的经过，长叹了一口气。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之死，很是痛心。他在兴隆店司令部得到郭松龄夫妇被俘的消息后，立即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速拟电报，想把郭松龄夫妇接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鸣九问：“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学良说：“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郭松龄被杀的消息传来。张学良跺脚叹气道：“完了。”并在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看郭氏夫妇被害的惨状。可见，张学良对郭松龄感情之深。

　　据说，郭松龄在被捕之后，曾经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词颇哀恻，为宇霆所先知，亟取书焚之。人问之故，曰：‘汉卿见书，将贷以不死，纵虎贻患，岂计之得！’故松龄得迅就刑于所获地。”①

　　在这里应该交代一下郭松龄夫人韩淑秀的情况。据李坚白记载：“韩夫人淑秀女士，与公同籍，北京燕京大学毕业。为人勤俭木讷，沉毅多智。归公后布衣疏食，不喜繁华，扫除炊膳皆亲任之，事舅姑尤谨。在奉天先后创办贫儿学校、同泽女中、女青年会等，颇有声于社会。国民军出关之役，任机要秘书，运筹帷幄，极著功绩。而竟与公同时遇害。实吾国女界之大不幸。”

　　韩淑秀在当时思想上是比较开明的。她参加社会上很多活动，主要以男女青年会为中心。创办贫民学校，家庭妇女补习班，拒毒会，为贫苦人民募集衣物等社会活动，她都亲自参加，郭松龄往往同来。她对郭松龄有相当的影响。

　　郭松龄夫妇是为了反对封建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牺牲的，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全国人民无论知与不知，莫不为公扼腕”。北京、日本等处，均召开盛大追悼会，以表示哀悼。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在泰山为郭松龄立祠，尊崇郭松龄为抗日爱国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