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面人生
笑面人生 笑面人生 姜昆 著 开场白笑的结晶 春节晚会一二三我当相声演员之前 起步——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一起步——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二 起步——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三《大能人》折摄记 在列车上顺口溜趣话 北京人的“侃山”笑面人生 欢笑洒香岛宝岛行纪实 永远的侯宝林马季教我写相声 父亲，我的书法老师李文华，您太爱相声了 为唐杰忠艺术生活四十年叫好当了“两届皇帝”的方成 黄宗江趣闻黄一鹤的“拼”与“啃” 牛群之“道”我看梁左 鬼才吴欢可乐的名人和名人的可乐 洋徒弟——大山我和孩子 来去的小保姆宝丽娜·拉芳的故事 访日散记狮城品榴莲 维也纳圆“梦”西班牙观斗牛 追记葡萄牙美国夜航观灯 开场白 人们经常说，人的一生就是追求的一生。我这前半生中，真是有不少的追求， 想干这个，也想干那个。看着别人成功，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要是我，我也行… …年轻的时候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进入中年则生怕荒废年华。 但干来干去，转了一溜十三遭，还是没离开说相声。说相声使我出了名，说相 声也让我受了点小委屈。 主持春节晚会，连续八年，后来就不主持了。为什么不让主持了？为什么有的 人提出“淡化主持人”？无非是嫌你太“闹得慌”，“相声味太浓”，“不稳重”。 赵忠祥慢条斯理地说话，都快六十了还主持呢，人家“镇得住”。 《正大综艺》由我带着杨澜开始，主持了一年，收视率超过了《综艺大观》， 我在最高潮的时候收山，让别人接班，辞去主持。为什么？无非也是舆论喧闹，说 我主持“拿出相声的油滑”，与“知识性强的节目不吻合”。 搞相声，搞出个“不稳重”、“油滑”。 相声这东西怪了，创作上“大家不去写，小家写不来”。表演上，外行人从来 都是能说出子午卯酉，但“玩导演”、“玩电视剧”、“玩歌曲”大有人在，“玩 相声”的人却从来没听说过。偶尔学一段票一场的，仅六十岁以上的老电影演员陈 述、程之、郭振清、于飞老先生，再多一个都数不出来了。 相声说多了人家嫌贫，说少了人家数落。 “小品冲击了相声，相声前途岌岌可危”，成为了许多记者追问相声演员的话 题。问急了，我就质问他们：“相声多难呀？相声演员都演得了小品，小品演员演 得了相声吗？有吗？”你的同仁“为虎作伥”，都投降了“小品”，你还在这儿 “振振有词”。说这话底气也不是很足的。 “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说来道去，无非是在大千世界里， 自己是找了这么一行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行当——说相声。尽管凡是严肃的、 庆典型的隆重的晚会，没有相声参加的份儿，比方“十·一”、“八·一”、“七· 一”的综艺大型晚会相声很少上台，但是，咱得有自知之明，凭什么什么晚会都有 你们呀？现在孩子们都快不知道评剧是什么了，人家马泰埋怨了吗？再说，也得讲 道理。外国元首来检阅中国的三军仪仗队，你总不能为表现“民族性”，而让琐呐、 二胡、锣鼓钗在旁边“热闹着”吧？ 这辈子能当相声演员，可以了！ 中国人还有一句土话，人不能“得便宜卖乖”。北京土语专家徐世荣老先生解 释这句话为“轻狂之态”。 相声为我这一生增添了多少光彩，开拓了多大的用武之地， 结交了多少志同 道合的艺友，奠定了多么牢固攀登事业峰巅的基石，恐怕我自己都数不清，道不尽。 我得益于相声。 走进专业队伍时我已经二十七岁了。二十有七的时候，侯宝林先生已经是名贯 京华的“大轴”、“大腕”、马季老师也是功成名就的新秀。而我，二十七岁刚刚 踏进相声艺术的门槛。 我是一头扎进了相声里边，虽然没有多想“把‘谁’给我‘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这样重大的主题，但“紧迫感”还是有的。 真应了王朔老弟所说的“一不留神出了名”。《如此照相》使我几乎在一夜之 间成了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中央电视台的邓在军导演说我是： “十亿人的娇宝贝儿！”夸得我直起鸡皮疙瘩。 我的兵团战友么树森是我的挚友，他告诉我：“快马三枪”，连续出好作品， 好马不能停蹄。（他经常语出惊人，我当说唱团长征求他意见，他说“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我辞去团长，想在别领域再奋斗一番，他说“风景那边独好”。） 我照着这个意思实践，效果果然不错。 冥冥尘世，芸芸众生。我一个凡夫俗子也没什么更大的抱负，只觉得我生就个 欢乐的性格，喜欢自己高兴，也乐意瞧人家开怀。既选定了幽默事业为终生职业， 就应该不遗余力地为这个世界寻找和创造欢乐。至于别人说什么，咱们就认命，不 太往心里去就是了。在探寻的过程中，能拣到什么“洋落儿”，那就属于“搂草打 兔子”的性质。 真的。 我没想到我在从事专业两年以后，就被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的理事；我更没想 到一转眼我被选为全国文艺界的代表，参加了十年浩劫后首次召开的、具有历史意 义的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几年以后，我又被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又当上了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而且一当当了十年。我是个小人儿，被戴上了 一个又一个“大帽子”，有时候遮得连自己都快弄不清自己长什么模样了。十几年 了，每年都开各种各样的会，开会就照相，国家领导人在前面坐着，我们在后边儿 站着。风云变幻，前面的领导人换了几次了，我依旧在老地方站着没动。我想：我 还年轻，这个世界上的事太多，且干些日子呢！ 真是这样，我干得热火朝天，还干得有点日新月异。一瞬间，相声演员到了香 港；一瞬间，我又去了北美三十多个城市；还是一瞬间，访问了欧洲十三个国家， 我又代表我们大陆的曲艺团体，头一个把北方曲艺送到了阔别近半个世纪的祖国宝 岛台湾。 我从北大荒回北京，一个破铺盖卷儿，一个我妈的嫁妆——小破羊皮箱子。我 身上穿的蓝制服，五个扣子四个颜色，脚下的两只袜子是一样一只，那两只找不着 了，只好让它们“重新组合”。 谁能想到”一瞬间”变成这样呢？谁能想到“一瞬间”人的生活内容会有如此 大的改变？一切构划、设想、描绘，会有这样“一瞬间”的实现来得如此充实、丰 富吗？当然，这“一瞬间”也二十年了。 绝大多数的人生超不过五个二十年，我已经用了快一半了（也没准一半多了）。 这近一半的人生，遇见多少事，见过多少景，生过多少情。 二十年前，我在离开北大荒的时候，紧紧地贴着南去列车的窗户，我望着外面， 什么也看不见的外面，我甚至在责备我的良心，就这么走了吗？你长大成人丢下人 家不管了？几滴眼泪滚上了我的面颊。我安慰自己，人长大了都要离开自己的爸爸 妈妈。那时候，多情善感的母亲总会说：“你们走了，不要我们了。”他们用这样 的话语来宣泄他们舍不得亲骨肉离开的情感。有出息的孩子用什么来抚慰爸爸妈妈 的心呢？无非是用自己将来的作为。如果你是孝敬父母的好孩子，那么，你会走好 你成人以后的步伐。姜昆，这个世界好大哟，你可对得起爸爸妈妈呵…… 当我艺术上获得了成功，我的感情又一下子变得脆弱。本来，我说相声是逗大 家乐的，可我却哭了。我仿佛看到了我身后那并不太长却显得遥远的路。那路上有 着坎坷，我甚至也滑倒过，但祖国、人民、老一辈艺术家指引着、扶持着我……我 默默地想：只要我活着，就要永远记住这一切，永远和祖国、和人民在一起。 遇到了惶惑的时候，我也真替自己着急：鲁迅先生曾断言，就是在中国的这些 口头文学中，以后要出现福楼拜、托尔斯泰。天呵，我初中毕业，李文华小学二年， 加起来才高中肄业。 “我们如果有志向这个方向走，当付出怎样的努力呀！”我的父亲去世，我好 像一下子“大彻大悟”了。清白一世，忽然间撒手人寰，带一肚子好书法而去： “爸爸，您有您的世界！您每天挥毫，常年弄墨，巧耍竹管，平铺纸张。您抒发您 的宁静，您展现您的胸膛，您刻画您的理想。……您要的是没有砖瓦的大厦，您要 的是没有梁木的殿堂。您用您清高纯洁的情感去铸造象牙之塔，自己去攀登，一步 一步，就是向上，不炫耀，不声张……”国家开放，一幕一幕的景，换得你眼花缭 乱。新鲜事，一桩一桩，为适应变化忙得人都有喘不过气儿的感觉。在纷沓的脚步 声中一溜小跑的时候，我没忘记左盼右顾地向四周看，也没有懒惰地随着大流当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健儿。生活，是我心仪已久的“美女”。我热爱她，甚 于一切。也许是有了一个乐观的人生观，我对人际关系之间的倾轧，商场上名利的 厮杀，市井上的龌龊苟蝇之事，不愿过多地投以注目。我觉得沉于此种混世的绳网 之中，会蚀尽弱者的天性，助长强者的暴戾。我愿投于幽默戏谑的温暖善意的怀抱 之中。于是，我时不时地拿起我手中的拙笔，记述一些我的平常，追忆一些难忘的 过往。拭去尘封日子的迷雾，经常有一些美好的情感撩动着我的心。我问自己：这 一切明天还会有吗？我期待着…… 于是，有了一篇篇我的梦呓，有了一篇篇的文，仅文而已，绝不成章。 不是立志不章，是不够格儿。算什么？就算侃大山吧，说说你们看着新鲜的事， 也敞开一下心扉，抒一下自己的胸臆。但愿还能成一曲小歌，如不行的话，就算我 生活中的“顺口溜”。 笑的结晶 苏叔阳 真快，认识姜昆快三十年了。那时，我年轻，他还小。他原来是北京市少年官 话剧团的成员。“文革”一起，他和一些志趣相投，又不愿成天发疯似地“革命” 的中学生们组成了一个剧团，搞演出。记得是一个阴沉的秋日，他和几个同学到我 的小屋找我。其时，我是顶戴着别人硬按给我的“花翎”——“漏网右派”的。有 年轻的“革命小将”来看我，讨论戏剧，我的心不能不在感激的热浪中浮沉。那次， 姜昆留给我极深的印象。他那少年特有的灿烂的笑容和在阴暗的小屋里的的发光的 眼睛，如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他曾有机会扮演电影《白求恩》中八路军的 小战士，随侍在白大夫身边。 可惜，天翻地覆的“革命”把这机缘革掉了。当时，我很为他惋惜。然而，失 之东隅，收之桑榆；多少幼年即走红的童星都如划过天际的流星，湮没在岁月的风 尘里。而今，海内外的华人不知姜昆者能有几人？！他的这次未圆的电影梦，倒成 就了一个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人，真的不必为一两次的丧失机缘而懊恼，耿耿 于心，生活的路正长。 此后，他便到了北大荒。再见他时，是在电视里。他和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 相》醉倒了全中国。在一片浸泪的欢笑中，解脱了精神重负的同胞，把爱和关切一 齐无保留地奉送给这位机灵的年轻人。姜昆在理解和会心的托扶中冉冉飞升。《如 此照相》中的姜昆虽说还显稚嫩，但正是这不脱稚气的纯真与热情，给古老的相声 艺术吹进一股清新的风。一扫低俗与陈腐，称得上格调高标。加上李文华极合尺寸 的托捧，使这个段子成了当时相声作品中的状元。就是在今天，达到或超过这个作 品的相声段子也是不多哉不多也。记得一向认为相声是“耍贫嘴”的丁玲前辈，在 一次会议中的私下谈话里对我说：“相声就该像《如此照相》那样儿，得是姜昆那 个说法儿。”姜昆是怎样的说法儿呢？他在那段相声中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小青年的 形象：一个机灵的、好奇的，甚至有点耍小聪明却又心地善良、诚实、好出点小花 样的招人喜爱的小伙子。他把戏剧中甚至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移植到相声中， 为丰富相声的创作开了一条新路。由此，奠定了姜昆相声艺术的大模样。后来，这 个小青年的个性日益丰满、多样，逐渐地立体化起来。 他的“甲”（逗哏）就是这形象的化身：好发怪议论，好发奇想，好出馊主意， 好出小风头，又好照自己的想象办事。于是，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弄出种种乖张可 笑的喜剧，却又绝不招人恨，招人骂，招人讨厌，而是让人喜爱。 他的这个人物，简直成了当今北京小伙儿的一个典型。谁都感到亲切、熟悉， 真个是人见人爱。 这是姜昆的创造。虽说这里也有传统相声中描摹人物这一特色的延续，却也是 质的飞跃和全新的发展。他的相声，许多都是这个北京小伙儿不断发展的言行录。 只要合于这小伙儿的个性逻辑，这段子就成功，就大受欢迎；而一旦个性的发展超 越这人物的性格逻辑，这段子就“砸”。《虎口遐想》是前者的代表，《是我不是 我》可说是后者的代表。《虎口遐想》树立了人物个性的可信性，所以，所有的笑 料都能引人共鸣，而《是我不是我》中人物的行为超越了“可爱”这个基础，有的 成了恶作剧，所以再磁实的“包袱”也让人笑过了不是滋味儿；加上形式上的“模 糊”状态，难以为观众接受，虽说这段子可能花了更大的力气。姜昆的作品倘损伤 了那个北京小伙儿的个性，便费力不讨好。这自然是我的看法，不敢逼人苟同的。 姜昆的升入高天，让我不敢或不愿见他。我以为他早已经忘记了那阴沉的秋日 在我暗黑的小屋中的会面。小有成就就下眼泡儿肿的人我见过许多。 这样的“明星”如今多得碰腿。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在一篇谈他成长的文章中 竟然提到了我。而在一次绝对以他为中心以他最抢眼的会议中，又当着众人提到了 他当年学艺的情形，提到了我。我坐在会场的角落里，心说：“行，这小子没有张 狂。”我绝没有那份儿狂傲，也没有那么褊狭，非得让人家记住我不可。我只为发 达了的姜昆没有忘记他也曾穿过开裆裤而为他高兴。但凡一个成功者忽略了他早年 的幼稚，以为他生下来便是天才，那这“神童”、“大师”便必定爬不上事业的顶 峰。我高兴地看到姜昆的文章中说到他的成功之初，也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压抑得太 久，小小的笑料便足以使人们忘情地大笑。在人们几乎忘掉了开心与笑的时候，人 们渴望的闸门会为一点小的痛快而打开，让泪水与笑声的潮水一道汹涌地喷出。《 如此照相》的成功除了作品本身的价值，时代的氛围也给了巨大的助力。姜昆正是 那时让人可以开怀畅笑的人物，因此换来人们格外的关爱。 但是，这爱也是格外沉重的。这是一种负担，一种超高的希冀，一种全民族的 渴望。倘若姜昆没有体味到这沉重而变得轻飘，他也就化做一朵流云会随风而去。 人们失望的叹息就是飓风。让人高兴的是，姜昆明白这笑声的分量，无论在做人、 做艺上他都认真、诚实、热情，虽不免像他塑造的人物似的有时有点过分机灵，但 他的真诚却真正地让人觉得他实在。真的，在相声界能不流俗，又不让门里人指摘 ；能屡创佳绩，又不让人贬损；能让前辈首肯，又能让同辈信服，这必须有超人的 精气神。处处方寸得当而又不陷入世故的泥淖，保持一份诚朴的真心，难乎哉，难 矣。做到这一点，必得真诚。 真诚或许会吃许多亏，但终将为人理解。人生一世，能在面临最后的关口时坦 坦荡荡，不必为什么缺憾与抱悔，才是真正重要的。 后来，我常见到姜昆的文章，幽默而坦诚，很有特色，仿佛向人们剖析内心， 说心里想说的，侃侃而谈。相声演员大多有个思维定式，无论谈事说理，状人抒情， 总要说得俏皮、幽默，先想到有什么“包袱”，怎样铺垫，又怎样抖得脆生。于是， 说话、著文都有这个特色，总让读者笑一气才算过瘾。姜昆把文学戏剧引入相声， 又把相声引入文学，他的散文总有让人喷饭、朵颐大开之处。他近来的文章可是有 了不少的严肃，虽不脱幽默，但行文却平添了许多庄重与深沉。他在笑中思索，在 笑中探求，他的精神世界正在让人开怀的耕耘中一步步走入哲学的殿堂。 姜昆是多才多艺的，姜昆是聪明的，但他没有止于把玩和耍弄这聪明，而是勤 奋地以聪明为武器向更深更高的境界开进，去占领艺术科学的高地。 都说相声正步入低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不过，低俗乃至恶俗之风正浸染 相声，传统相声中的糟粕也有回春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相声从业人员质素不高， 应当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姜昆不是躺在成就与名声的“席梦思”床上， 而是不断在艺术的田野中劳作。他不但研究相声，而且研究姊妹艺术，探索哲学。 在我看来，只有提高哲学基础，才能获得艺术上长足的进步。姜昆正在这样做，这 本文集，就是他笑的结晶。可以预见，一个更成熟、更具个性的艺术家姜昆正一步 步向我们走来。他也必将在中国相声艺术发展史中写下很有分量的一章。 我不是相声界中的门里人，不懂得铺平垫稳、三翻四抖，不会弄出个攒底的大 “包袱”。所以，我给姜昆的书写序，实在有点心虚。 要是非得挑毛病的话，那就是姜昆想说的话太多，想告诉人们的体会太多，情 与理，话与事一齐奔腾翻滚，在胸中搅起波浪，一齐冲向笔端，又要想着不能丢掉 了幽默，于是多少忘了点收敛与简约。而文章与相声毕竟不是一回事，简约与质朴 必须反复咀嚼与锤炼。倘姜昆的文章更朴实与老道的话，我们还会看到一个散文家 姜昆登上文坛。我相信这也是不远的事。谁让姜昆这么聪明又这么勤奋呢！ 就此打住。 1996 年8 月30 日 春节晚会一二三 中国—北京。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她应该算当之无愧的“名牌”。在世界的电视节目中，连续十几年的拥有近十 亿的观众，收视率没有掉过60％。十几年的明珠，一直放射着璀璨的光芒，有她自 己的质地，也有对四周围光亮的折射，一直是亿万观众注目的瑰宝。一个节目，十 几年不让人家转眼珠，十几年一直是人们评说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创造这个奇迹的元老——中央电视台的导演黄一鹤已经老了，退休了，他写了 书，培养了学生，稳稳当当坐在了中央电视台著名老导演的位子上；然后随心所欲， 周游全国，愿意拍点什么就拍点什么，为电视事业发着余热余光。他的第一届春节 晚会的助手邓在军导演，拍了自己视坛生涯的电视专题片后，总结了自己丰富的当 电视导演的经验，也栖息视坛，悠哉悠哉，神仙般地享受子孙的天伦之乐去了。前 些日子，听说她又“卷土重来”，着手搞大型的电视专题节目。看来，搞事业的人 空闲不得。倒是新一代的年轻人，第一届春节晚会时还在教室里上课的年轻人，现 时已经成了新的春节晚会的那帮名导演们，依然为春节晚会一年又一年的延续而思 考、焦虑、筹划、奔波，他们是张子扬、赵安、张晓海、袁德旺、刘铁民、陈雨露 ……他们的名字，也早已是家喻户晓了。 春节联欢晚会造就了多少人！ 殷秀梅的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直抒胸臆；赵本山一口土得掉渣的东北方言 乐倒神州；黄宏《超生游击队》的续篇在晚会别开生面，宋丹丹演技绝伦的塑造乡 土气息极浓的大妮儿居然使她几乎不能重返话剧的舞台，因为中国人太爱看她演的 憨劲儿了；张明敏、奚秀兰以港台歌星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 带来了港台歌星十几年对大陆的进军不止；冯巩、牛群站稳了相声在春节晚会的位 置且后来居上；一曲《思念》的毛阿敏，唱出了她歌坛大姐大的形象……笑星、歌 星、舞星们，几乎是在一夜间，他们的名字、形象在亿万观众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 象，电波载着他们飞跃半个多地球成了大腕儿。 春节联欢晚会又影响多少人！ 1985 年春节晚会演砸了以后，当时担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的谢文清同志说： “别提了，初一在大会堂团拜，上至中央领导下至一般干部，各个劈头盖脸地质问 ：‘你们搞的什么晚会？’我无地自容。团拜会上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昨天糟糕的 晚会。”1987 年的大年初一，我打电话给广电部的部长拜年，艾知生部长兴奋地 告诉我：“我一直在接电话，中央首长对这台节目很满意，你那段《虎口逻想》反 映不错！”我去欧洲巡回演出，从巴黎返北京，路过沙迦，那位接我的在大沙漠上 搞工程的中国朋友唯一的要求是让我走个“后门”，能不能代表他们，在春节晚会 上说一句“给全国人民拜年”的话。 我一辈子都没想到在靠近瑞士的萨尔斯堡城，居然有一个未满六岁的中国孩子 在街上追着我叫：“姜昆，姜昆——”。他是在莫扎特的故乡出生的，从没到过中 国，但是每次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带他都看。 参加前两届的侯宝林大师、海登法师已经先后作古了。“神童”吕思清已经成 为大棒小伙子，捧着他那“神州第一提琴”绕世界演出呢！我们家的姜珊1984 年 还拉着杜澎先生的手口齿不清地叫着：“爷爷，爷爷，我要吃饺子！”（春节晚会 的猜谜录像）一转眼，1995 年，她已经在悉尼，同在美国的杨澜、费翔，香港的 奚秀兰、张明敏，一起高唱那首响遍全球华人心中的歌《难忘今宵》了。 十四年的春节晚会，我连续参加了十一年，主持了八年。我真累了，尤其是在 1993 年，我写的相声《大船》没有被通过后，我提出不改了，不冲了，我不参加 春节晚会了。黄宏劝我：“师哥，你得坚持住，已经连续十一年了，就你这么一个， 不上太可惜了，拼也得拼下来。”可我实在拼不动了。我在梅地亚宾馆已经奋斗了 两个月了，稿子改了二十回，备份的也两三个，人疲乏到极点，精神上几乎有些崩 溃。我和帮助我创作的梁左反复商量，下决心退出。 1993 年没上，1994 年也不上了，而且萌生了一个想法：不能再干了，毕竟 已经快五十了，人也不能老看你姜昆呀！可是，歇了两年后，老作者阎肃在导演张 晓海的带领下，徒步登上了我住的六楼，是在晚上楼道里没灯的情况下，摸着黑上 来的，而我并没在家。我的老妈妈讲：“春节晚会”已经来了十几次电话了。我沉 思了许久，在爱人李静民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梅地亚宾馆…… 于是，我组织了我的学生孙晨和作家原建邦，我的搭档戴志诚，终于在1996 年上去演了个《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惹得全国人都叫我“姜球球”。 是欲罢不能，还是一往情深？是难舍难离，还是想再现辉煌？ 其实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也可能我经历得太多了。全国人民在屏幕上看到的 春节联欢晚会，可以说是灯红景绿，光彩耀眼，歌舞欢笑，热闹非常的景象。可在 大幕的后面呢？为了全中国人民的欢笑，为了全球华人节日的欢乐，隐着多少导演 的艰辛、眼泪，隐着多少演员的汗水、酸楚。都是为了这台节目，多少人抛头露面， 多少人默默无闻，节目成功了，洒几滴安慰的泪水；节目失败了，一切劳动付诸东 流，就连带着病隐着痛，不要命地工作，此时也不能提了，谁让你失败了呢…… 我自己这样走了十几年，也看着别人这样走了十几年。当我比那些忙碌的人稍 有些空闲的时候，拿起了我的这支拙笔，我想把我见到的记录下来，或者叫追记下 来。我想让所有热爱春节晚会这个节目的人，不要忘记她的创造者、缔造者那一滴 滴汗水，一片片心血…… 成功的一九八三1983 年春节晚会。 主持人：马季、姜昆、刘晓庆、王景愚。 我表演的节目：相声《错走了这一步》；合作者：李文华踌躇满志的黄一鹤他 是拉提琴出身，后来在中国的电视事业刚刚发展的时候，便走入了电视导演的队伍， 由歌舞节目导起，最后成为大型综艺节目的导演。 1983 年以前，中央电视台每年也搞春节晚会，但只是一般性的联欢。我记得 1982 年我和李文华是在北京的新侨饭店参加的。主持人是电影演员达式常和当时 演电影《樱》的女主角而出名的程晓英。那个时候不叫主持人，叫报幕员。 程晓英不认识我，问达式常：“这位是……”，达式常回答：“姜昆，和李文 华说相声的。”“噢，我听过他们的《如此照相》。”我当时挺有名的了，可她居 然说不认识我，我挺不高兴地问：“达老师，这位是……”“程晓英，《樱》的女 主角。”“对不起，这电影我没看过。”我小肚鸡肠地回答。现在想起来真可笑。 那年我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红茶菌与打鸡血》。 我和黄导演的关系一般。我是在搞1983 年春节晚会时才认识黄一鹤的。 初见黄导时，我不认为他是当提琴手出身，倒认为他是搞舞蹈的，因为他老是 把腰挺得板直的，加上有点八字脚。那一年他大概四十五岁上下。 黄导把我召见到中央电视台春节剧组商量节目时，他心里已经基本上有晚会的 雏型了。“我们准备搞成茶座形式的，不在剧场里搞，而且要现场直播，像转播足 球比赛一样，想请你参加创作组一起来组织节目，而且搞主持。”这一年的春节晚 会的创作组有：黄一鹤、杨勇（武警部队的老创作干部）、马季、王景愚和我。让 我参加创作组，我受宠若惊，这年我刚三十三岁，是我走入相声专业的第七个年头。 我和李文华老师在合作完《如此照相》、《诗歌与爱情》、《霸王别姬》以后，正 在爬我们艺术生涯的第二个台阶。 黄一鹤干活有股拼劲儿，尤其对艺术比较执著。他一方面抓我们的创作组，另 一方面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顾问班子。他请的老艺术家有：侯宝林、袁世海、郭兰英、 杜澎、谢添。部领导由于我认识的不多，不知道他请的谁，只知道后来当了电视台 副台长的洪民生先生一直对这个节目比较关心。 我们住在燕京饭店，创作、排练。王景愚和马季都搞过“文革”以前的春节联 欢会，他们心中有一个老的模式。黄一鹤和杨勇脑子里有个新的模式，想把这两个 模式往一块儿捏。我年轻、经验不足，但是手头比较快，经常是他们讨论的一句话 让我给逮着了，我把它见诸文字槁。 黄一鹤说：“主持人的主持和节目最好成为一体。它像个链，把节目这些珠子 串起来。”于是，我就把四个主持人作了个“分工”：主持、副主持、主要报幕者、 主要报幕者的助理。四个人相互的滑稽关系有了，主持人的活泼幽默的形态也就固 定下来了。 串联词由马季、王景愚和我分三个部分写，一人一部分。一开始，我们写得特 别热闹，像个相声剧。一念串联词，哪一部分都半个多小时，加一块光串联就两个 钟头了，最后全部到杨勇那儿精简，后边那稿和在屏幕上见到的就差不多少了。 头一次对词，刘晓庆不干了：“那么多词，跟说相声似的，我演不了，让人看 着像什么呀，我主管报幕。”刘晓庆因演《小花》而获得了百花奖，又因拍了《原 野》而让电影界刮目相看，人家说干不了，我们三个只有面面相觑。王景愚是大好 人：“你念不了那个，我帮你念。凡是你不愿意的都给我。”刘晓庆答应了，我们 松了一口气。 黄一鹤提出很多新点子：要搞五个小时，穿越新年钟声，成为最长的一台节目 ；要有很多即兴的节目，就为这个晚会而编制的；要从头到尾贯穿笑声；要突出现 场感，增加电话直接进现场；要让全国的电视观众有参与感，现场设谜语，观众猜 谜，有奖品奖励……。这些点子现在看来司空见惯，但在十五年前，确是颇有新意。 我认为黄一鹤突出的一点是围绕全国的观众来作文章，他的着眼点非常准确，这也 是为什么这个节目一下子就成了全国亿万观众观看春节文艺节目的焦点的原因。 “我要把全国的第一流演员和节目，全集中在我这个晚会里！”黄一鹤说。真 是这样，这场晚会一下子成了文艺界名人的云集地：胡松华、马玉涛、李谷一、蒋 大为、袁世海、凌子风、侯宝林、郭兰英、严顺开、斯琴高娃、侯跃文、石宫宽、 赵炎、李文华。电影界获奖的一个《小花》、一个《骆驼祥子》，演员全招来！魔 术师最有名的是谁？一下子由杂技协会报上来二十几个。一看，大家伙全都不算太 认识。选最年轻的，有色彩的：中国杂技团的秦鸣晓、姚金芬夫妇。一表演：镇了， 就是他们！武术界请全国冠军，体育界请享有盛誉的女排。四个主持人的出场，不 够隆重，请侯宝林大师隆重再推出一下儿！ 黄一鹤和我说：“国外都讲名牌，推出金牌主持人。我看过一台香港电视晚会， 主持人是一位小姐，嘴皮子太溜了，我一定要请她来，但是现在不行，我们电视台 还没有名牌节目。如果能创出一个年年都叫得响的金牌节目，我一是请外边的金牌 主持人，一是创中国的金牌主持人！”黄一鹤踌躇满志，我看得出，他目标就是一 个：“搞一台最像样的中央电视台从来没有过的春节联欢晚会。” 没遮没挡的刘晓庆 我和晓庆早就熟识。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川妹子的脾气，口上没遮没挡，心里想 什么就说什么。这种不管不顾的性格有时候让人有好感，有时候让人烦。像刚一对 串联词，她就大叫：“那么多词，跟说相声似的……”大有说相声是下九流的意思， 就让马季老师和我很不爱听。其实，后来我们两聊天，她和我说：“昆儿（文艺界 的朋友们都这么叫我），我是说像相声嘴皮那么溜，我来不了，跟你们一块别显我 太笨，我绝对没有看不起你们的意思。”这是实话，她就是这么竹简倒豆子似的人， 心很实，你真跟她生了气，也许她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在这次春节晚会排练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写出的词儿，而且很多地方都是我 们自认的比较精彩的地方，可她就是不说，而且还贬我说“没意思”。 比方在开始的时候，我写的串联词是这样的： 姜：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四个人的分工。 马：我是主持。 刘：马老师，我们是主持人。主持是和尚。 王：马老师剃光了就是一个弥勒佛。 马：对（拍自己的肚子）！大肚子弥勒佛。 姜：我是副主持…… 刘晓庆就是不说“主持是和尚”这一句，说这不是“她的话”。弄得只好王景 愚去说，但“大肚子弥勒佛”的笑料就没有了。我自然耿耿于怀。 晚上排练休息的时候，大家一起聊天。这天，饭店的闭路电视好像放一个日本 的影片叫《火红的乐章》，刘晓庆说这乐章是斯特劳斯作的。我说她胡扯，斯特劳 斯写过多少乐章我不知道，但是我从没听说过他写过“火红的”这种带颜色的乐章。 于是我们就争论，她说我没好好看过这个电影，我说她根本不懂音乐。马季、王景 愚比我们年长得多，看我们两个争，谁也不表态。 也可能他们不知道，但是就我了解，他们两知道了也不会说。这一场争论我没 输，刘晓庆也没赢。 第二天我俩见面，谁也不愿再提这事。我是怕她真去查电影，找着个什么根据。 估计她也是怕我找什么资料，证实我讲得千真万确。见面都不言语，在一起就挺尴 尬的。晓庆憋不住了，但又碍面子，她说：“昆儿，以后你多看电影，多了解了解。” 了解什么？这人说话没宾语。三十出头的我，也是年轻气盛，我拿出去年回击程晓 英的劲头儿：“我经常看，昨天晚上还看你主演的影片呢！”刘晓庆问：“哪部？” 我听得出，她挺兴奋的。因为她一定认为我不了解她，对她在电影界的地位估计不 足，她要听听我对她的演技的评价。我鬼灵精，偏选了一个我认为最不能体现她的 水平的那部《瞧这一家子》为例。“就是你演的那个……售货员……那讨厌劲儿你 演得挺好的。”我的嘴一点都不留情。“……”刘晓庆大概是气了半天没发作。 “《原野》你看了没有？”我知道这部片子很轰动，而且由于有“床上戏”的嫌疑 在国内被停演，待剪裁好再看之说。但我故意气她：“《原野》不是小说吗，哪有 这个电影？”晓庆被我的“无知”所激怒：“昆儿，我明天买一副拷贝送给你，让 你了解了解电影，懂懂什么叫电影！”说完拂袖而去。我小人得志地乐了许久。 不过晓庆对艺术的追求精神，真是值得赞扬。有一年的春节晚会除了担任串联 任务外，她还唱一首歌《太阳出来喜洋洋》。为了拍这个片子，她选了十几套服装。 那些年头，我仅有一件前克衫和毛背心，她能有那么多的衣服真让我眼馋。黄一鹤 为她拍那片子也真费心。我敢说，那是我们中国第一首MTV ，镜头非常讲究，就是 今天看来，那首歌拍得也有很多新鲜的东西。 我就是从她和我的讨论中才知道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的一些知识：舞台上颜色 一定要大色块儿；人身上的服装不能超出三个颜色；上身和下身服装中间要有过渡 ……全是刘晓庆告诉我的。 在直播那天晚上，还有一点让我震惊。 刘晓庆在念一封电报以后加了一句串联本上根本没有的词儿：“此时此刻，我 最想念我的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一定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明天我就要赶回去和你 们一起过年，在这里我给你们二老拜年了。”在中央电视台，借着直播的机会说自 己家的事，这不是“假公济私”吗？ 这在我、马季、王景愚来讲，绝对是“胆大妄为”的事。甭说做，我们连想都 不敢想。可是晓庆说完了以后，我们又都佩服她。 连马季老师都和我说：“你瞧瞧人家！” 敲钟 第一年的春节晚会，还没有现在那么受重视。请来参谋把关的顶多是电视台的 副台长、文艺部的主任（科级）。好容易请了一次部级的高级领导听听我们的设想， 他说：“怎么能让姜昆这种人主持？说相声还行，主持太贫了。”把个黄一鹤吓一 跳。因此，以后审查节目能不叫他们，尽量少惊动。 第一次正经汇报节目时我记得最大的领导是侯宝林和袁世海。 他们真是特别认真地听了我们的串联词和节目构思。我记得袁先生拍着大腿说 ：“不错，挺新鲜的，不过别太长了。12 点钟以前就行了，不然耽误睡觉。”侯 先生不同意：“老百姓三十晚上熬一宿过12 点没关系。到12 点敲钟这点子不错， 这叫中西合壁，西方12 点全打钟。打钟讲究是在钟鼓楼。 那个钟是全北京市都能听得到的钟，一般的话十个人敲，一个人喊号，喊十下 撞一声，一声能响30 秒。”侯老讲起典故来头头是道，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那么 多。 后来我问侯先生，他说：“这是我从小学艺的地方，我当然清楚。我从小在鼓 楼后市场那儿的石记茶馆看戏摊儿唱戏。第一次我给《捉放宿店》打大锣，一下没 错，全是平时听出来的。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五行十八作， 哪有咱说相声的不知道的？”我从心里佩服我的师爷。 可是联系打钟的时候，北京文物局坚决不允许，说“文革”以后，钟鼓楼需要 维修，现在资金没有，任何人不许上去。钟更不能敲，以免为以后的修复增加困难。 除了钟鼓楼以外，北京还有能敲的钟吗？ 王景愚老师提议去教堂，黄一鹤给否了，宗教色彩太浓不适合国情。马季老师 说：“教堂里有，庙里也应该有。”我们又开始找，广济寺、雍和宫、白塔寺全查 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按图索骥，我们终于找到了北京郊外 潭柘寺，那里有一座钟。 地方找到，马上联系，石景山园林局的同志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前去。 剧组马上决定“拍摄除夕敲钟”，我们四个主持人，马上准备。 十冬腊月，北京非常寒冷。我们晚上8 点钟出发，不到40 分钟就来到了潭柘 寺。默默的甬道，静静的山林，潭柘古刹端然地坐落在燕山山脉的一处山凹中。寂 寂的寺院，溶在黑黑的夜幕里，只有大地做依衬，只有星空来伴陪。尽管我们一行 有二十多个人，但在这座古刹群中，依然显得人影孤单。 我们一下面包车，面对森然静寂和寒冷，每个人都不禁打了几个寒战。这儿比 40 分钟以前的温度又低了许多。山风凛冽，景色阴森，我们把棉大衣紧紧地裹在 身上，全身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 春节晚会要求的场面是： 除夕。时针指向了差一分12 点。新年就要到了。马季、姜昆、刘晓庆、王景 愚身着节日盛装在中国式的古老的大钟前，四个人用力推敲钟的大棒，一下、两下、 三下、四下、五下……十下！新年到了！沸腾的人群，神州大地，亿万人民在喜迎 新年…… 哪儿呢？眼前这份儿阴森，这份儿寒冷，这份儿孤独，这气氛出得来吗？ 漆黑的夜中，园林局和潭拓寺的工作人员手中的手电筒为这里的气氛增添了一 点点生气。在手电筒的指挥下，我们剧组的工作人员在拉电缆线。一看这么粗的线， 园林局的负责人吓坏了：“这可拉不得，我们这寺里的电量有限，电压也不够，您 这么粗的线冒一个火星儿，我们这儿可谁也负不起责任。”电线无论如何是不让拉。 是呀，几百年的古寺，木头干极了，稍有纵漏谁也是吃不了兜着走呀！ 倒是工作人员细致，马上有人拿出了两个两联的手提碘钨灯。景愚问我： “这行吗？”我哪儿知道行不行呀，再者说行不行也就是它了。有了灯，敲钟 又成了问题。大寺里光有个大钟，没有敲钟的槌儿。有人拿来扫帚把儿，有人拿来 铁锹把儿。打了两下儿，跟敲石头似的，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人家这钟几十年都没 敲过，哪儿找槌儿去？ 旁边闻讯而来看热闹的人倒是越来越多。有人嘴勤，有人腿勤。一个小伙子找 了一个碗口粗的大木头桩子来：“用这个，敲这钟得有分量，没分量哪儿响呀！” 这木头真是有分量，足有三十公斤，我们四个人抱起来依里歪斜。 “主持人把大衣脱了，试拍。”这可就8 点了，导演自然着急。 可我们四个人站还站不稳呢！ 马季说：“导演我们先得练会儿，这动作不一致不行，我往前，她往后，非砸 我脚不可。”“就我劲儿小，砸的是我。”刘晓庆在旁边补充道，围观的群众哄然 大笑。 导演应允，我们练习。差不多了，开拍。 一遍、两遍、三遍、四遍…… 古刹钟声赶走了山林的寂静，丛林中栖息的乌鸦被吓得飞来飞去。钟声似乎也 赶走了寒冷，让孤独的冬夜有了几分热气。我们四个人已经是满头大汗了，一个个 脑瓜上冒热气儿。当导演喊停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有十几个木刺， 晓庆带着手套还扎了好几个呢！这么粗、这么沉的木桩在我们手中撞来撞去，没法 不扎刺儿。可我们几个人竟都一点儿没有发觉。 一个累，一个困，敲完钟全感觉出来了。 手电筒在我们的脸上照来照去，围观的群众仍是对我们兴趣依然，我们披上大 衣，迅速地向园林局及潭柘寺的工作人员道谢，疲惫不堪地带着两只生痛的手钻进 面包车，已经是次日凌晨2 点30 分了。 春节晚会上，我们几个人兴致勃勃地敲钟的镜头，展现在亿万观众面前。 我们嘻笑、雀跃，群众欢腾，钟声宏亮，响彻环宇……您能把那寒冷的夜与狼 狈相同眼前经过电视工作编导们精心编制的场面联系起来吗？ 说服王景愚《吃鸡》当舞台上展现出精彩纷呈的场面时，只有我们才知道那每 一分每一秒的反复和折腾。而也只是在节目最终上舞台完成时，导演们才算知道自 己雕琢的这个器件，究竟是什么样子。黄一鹤把春节联欢晚会定为“一定要现场” 直播个样式，则更加显示了我上面说的这种魅力。用黄导的话说：“不到除夕晚上 这一天，不到年三十晚上12 点，谁也不知道这节目是什么样儿，像是足球比赛一 样，不到终场裁判吹响哨子，谁也不能万无一失地说出最后的结局。”当然，更能 证明这句话的是演砸了的1985 年的春节晚会，那是后话，按下暂且不表。 第一年春节晚会，还不像现在众目睽睽的被上上下下的人盯着，但比较难的是 大家自己心里也没谱儿。尤其是刚刚从禁铜中走出的中国的导演和演员们，每一个 人自己的头脑里也有个“标准”，由于尺度掌握得不一样，也让导演黄一鹤、邓在 军、张淑芬操了不少的心。 开始编节目时，王景愚死活不上后来千家万户叫好的哑剧小品《吃鸡》。 这个节目用大幅度夸张的手法描写一个人吃鸡的过程。这个鸡没煮烂，鸡筋比 橡皮筋还结实，还有弹力。四十五岁的王景愚，正是艺术青春风华正茂的好时光， 《吃鸡》演得活灵活现，在舞台上一个人拳打脚踢，吃鸡吃得“天翻地覆慨而慷”。 这个节目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搞的春节大联欢节目中曾 演出过。“文革”十年，这个节目被批了十年，认为王景愚在“攻击社会主义”， 是用“一只煮不烂、作不熟、吃不动的鸡”，讽刺“社会现实”，挑动“群众对社 会生活的不满”，达到“让共产党下台”的目的。牵强附会，胡乱上纲，也让王景 愚受了十几年的惊吓。 也许是吓出毛病来了。王老师总是在任何小场合的情况下表演得淋漓尽致后， 忙解释上一句：“这节目上春节晚会不行，无主题，容易让人说‘庸俗’、‘胡闹 ’。”然后就拒绝往整个春节晚会节目里编排。 我劝王老师：“我那《如此照相》都说了，开始还怕人打右派呢，不也没事吗？” 王景愚说：“你那《如此照相》突出政治，寻找社会的大主题。我这《吃鸡》突出 什么，突出吃字儿？”他不同意还逗乐。 这提醒了我们，这晚会突出什么？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一边用餐一边找了几个 人讨论这个题。马季老师出人意料地说：“咱们要胆子大的话，就突出一个字儿‘ 乐’。十几年了。老百姓没怎么乐，为什么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声那么受欢迎， 就是大家伙需要乐。咱们春节晚会的节目，也别讲太多的政治化的词儿、也不要这 方面的节目，让大家笑好了，节过好了，节目就成功了！”在当时，说这几句话挺 了不起的。 编导让集思广益，我们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定了晚会的调子是“欢乐，向上”。 把王景愚的《吃鸡》编了一个小情节：我演累了，跑到一边偷吃给王景愚准备好的 一只鸡。马季找不着我：“姜昆，该报节目了，王景愚表演《吃鸡》。”王景愚匆 匆跑来，拿一个空盘子：“马季，我鸡没了，没道具我怎么演呀？”马季也急了， 帮助找鸡，发现我这儿正偷吃鸡呢，气不打一处来：“姜昆，你干什么呢，你怎么 把王景愚演戏的鸡给偷吃了，人家怎么演，你……”我一听大吃一惊，忙辩解： “马老师，我太饿了，都两个小时了，也不……那什么……”我将一块鸡肉，塞进 了马老师的手里，马老师把鸡肉藏在背后赶紧批评王景愚：“景愚，你也是，没有 鸡就不能演了吗？老演员了，无实物表演嘛！”王景愚无可奈何作准备去了。马季 沾沾自喜，把藏在背后的鸡肉拿出来，刚要往嘴里放，一看不对：“姜昆，你给我 这是什么部位？”原来我一着急，把鸡屁股臀尖那块塞他手里了，观众哗然大笑， 《吃鸡》表演开始有了前因后果，我问王景愚：“这是剧中的一部分，你演不演， 你不演整台戏就进行不下去了。”其实，王景愚已经乐不可支了，信心十足地演了 《吃鸡》。 导演们的“匠心” 1983 年的李谷一，正是红极一时的“大腕儿”。中国的第一部反特影片《黑 三角》的主题歌是她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成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代表。 早在这以前，她唱的“洁白的羽毛寄深情”，也伴着中国体育健儿的矫健的身影传 遍千家万户了。 而也就是在这时，她唱的一首《乡恋》出问题了。 这是一首为表现三峡风光的电视片配的歌曲。词写得感情很深：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 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 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我的情爱，我的美梦， 永远留在，你的怀中。 明天就要来临，却难得和你相逢， 只有风儿，送去我的深情。 大概也就是因为感情过深，加上作曲家、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张丕基为它作了一 个非常动听感人至深的曲子，再加上李谷一满注深情的演唱，更加上当时的群众对 这支歌一往情深，所有的“情”都加在一块了，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有人说， 这歌词写得“不明不白”，“不知恋乡还是恋人，情、爱、梦、怀、影、声、逢， 分不出是哪个世纪的感情。”有人说：“曲子缠绵、忧怅，缠绕着不健康的情绪， 隐约含着毒素。”这些人多怪，听曲子能听出化学成分来。《北京晚报》为这个歌， 还展开了讨论。反对这个歌的文章旗帜鲜明，言辞激烈，刀光剑影，掷地有声。喜 欢这个歌儿的文章，遮掩、躲闪，甚至有气无力地哀求：“我们中国人不该有一两 首弦律优美的歌儿让我听听、唱唱吗？”您听，一两首而已。可就这也招来一顿批 ：“什么叫弦律优美，你们美的标准是什么？”一时唇枪舌剑，好不热闹。 中央电视台大概也是为了怕招事，对这首歌我倒没听说过有什么明确的提法儿， 但是一时间，广播、电视、舞台上没了《乡恋》的踪影。李谷一没什么，张丕基的 日子明显的不太好过。 对这个节目上不上春节晚会，我们反复酝酿。虽然大家都很赞赏这个节目，但 是决定这个节目不向上级报，因为按当时的政治氛围，一报准枪毙。 杨勇提出，晚会有群众现场电话点播节目，如果有人点怎么办？因为我们在编 排晚会节目过程中，对各个演员在观众中的欢迎程度作了个摸底调查。点李谷一唱 《乡恋》歌曲的占80％还强。点了唱不唱？上面让不让唱？演员准不准备唱？ 为这个，我们专门开了会，意见好几种。 “别招事，不管点不点，坚决不能唱。本来节目挺好的，一马勺坏一锅不合算。” 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一种。 “管那么多干什么？群众欢迎，唱了再说。群众点了领导不让唱，是领导的责 任，咱们不让唱，是咱们责任。”把球踢给上边儿，自个儿不得罪人，这是另一种。 “咱们审查时候不拿出来，现场播出的时候加一首，热热闹闹的谁也不注意，大家 伙一鼓掌，领导也就过去了。”这种逞能式的自欺欺人的做法，谁也不敢，纯粹是 馊主意。越到这种时候，黄一鹤是一直一根一根地抽烟。听，听……都讲的差不多 了，他开始琢磨。平常一向非常偏执的黄一鹤，对待这个歌突然出了个折衷的主意。 “歌儿我们准备着，秘而不宣。三十晚上看群众点播，超过60％的点播率，我 们把它写成条子，跟当时在场的领导商量一下，视当时的情绪，如果能播马上播出， 不能播就PASS，一首歌没什么了不起。”话是这么说，但听得出来，他和我们一样， 对这首歌注进了希望。搞艺术的人，对艺术性高的作品极其偏爱，我们都理解。我 们照方抓药，对相声也作了这样的安排。有人反映相声太多，冲击了别的节目。于 是剧组规定只许演一段大的，不许翻场。黄一鹤在底下偷偷安排：“看现场，如果 火爆，每个人再加一个小段儿！相声跟那《乡恋》不一样，没原则问题。”听得出 来对那首歌儿，他还是提着几分心。 三十晚上。 晚会火爆极了，效果好得超出想象。相声每人恨不得加两段、三段。笑声、掌 声、欢呼声好像从来都没断过。手鼓痛了，嘴笑累了，郭兰英等许多老艺术家在茶 座上直抹眼泪。 李谷一一上台，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我看杨勇在电话机旁早把纸条准备好了。 他和现场导演在窃窃私语，他弯着身子走过观众席，把条子交给几位在现场的广电 部和电视台的领导；领导们一起在低头商议；杨勇紧张地观看电视台领导脸上的神 情，领导们写了个什么字在条子上，招手让杨勇过去；杨勇拿起条子一看，马上抢 过摄像师脑袋上的耳机向指挥台上的黄导报告，杨勇匆匆地向我们主持人跑来： “李谷一，《乡恋》，唱！”晓庆、我、景愚、马季四个人一起咧开了嘴：“太棒 了！”“你的深情，你的笑容……”电波在一瞬间把美丽动听的歌声送进神州大地 的千家万户，送进人们的耳里、心里。李谷一那动容的演唱，在每一个音符中都浸 入了厚厚的情感，字字珠矶，沁人心脾，像春风化雨润大地，让人们慢慢地品尝那 甜甜的滋味。 中国人民多享受呀！我相信，此时电视操纵台上的导演们一定比观众们更多一 份温馨的享受，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细细地咀嚼出他们匠心安排的另一番与众不同的 滋味。 中国的电视事业，诞生了一个名牌节目——春节联欢晚会。 电视晚会推出了一个新的形式——茶座式。 主持晚会有了新的风格——主持人串联式。 1983 年春节晚会打响了，是意料之中的成功，一切预料的效果都在晚会的表 演中达到了编导设计的最佳水准；也是意料之外的成功，没想到成功得那么大，影 响得那么宽广，几乎是几亿人同看一台戏，几亿人同挑大拇指。 节目还都是那些节目，演员还是中国这些演员，但用一根金线穿起来的珍珠比 盘子里散落的珠子有型多了，漂亮多了。 美国有一位淘金者，当他来到干旱酷热的金矿山里听另一个淘金者说： “谁要是给我一口水，我情愿送他一块金币。”于是他开发了在淘金者面前卖 水的生意，他发财了，得益于不同于一般的设计自己。 敢于出新，敢于付出。我们一共在燕京饭店的一间间小屋里奋战了两个月，三 十晚上奋战到夜里2 点钟，如愿以偿，我们都感到欣慰。 当然，成功是成功，但是就是过了几个月后，我们还是没有预料到这台晚会会 在今后的十几年里，那么红火，那么重要，一直伴随着中国人民，和他们最主要的 节日——春节。 艰难的一九八四 1984 年春节晚会。 主持人：赵忠祥、卢静、姜黎黎、马季、姜昆、陈思思、黄阿原。 我表演的节目：相声《好啊好》；合作者：李文华。 出新的构想“大家伙全盯着这台晚会，1984 年比1983 年晚会难。”总导演 黄一鹤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把自己摆在一个挨打的地位。他对了。 广播电视部的部长吴冷西同志对这个剧组异常关心。他是我们党老一代优秀的 新闻工作者和领导者，以他常年作新闻工作的政治敏锐，1983 年晚会的影响使他 知道春节晚会的分量，从剧组一成立他就给了晚会关怀。一关怀，大家都感觉到身 上担子更重。 黄一鹤找来了上届的合作者杨勇，请来了老艺术家杜澎，我请来了我的中学时 的好友，后来写电影《大决战》而出名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李平分，加上马季、 王景愚，我们八个人组成了1984 年春节晚会的创作组。 今年晚会怎么搞？ 春节晚会得有点子，有了点子确定主题，再围绕主题想更好的点子。 在晚会的点子还没有成型以前，我们先确定主持人。 这一年的元旦前后，有一条大新闻。从台湾跑来一位叫黄阿原的小伙子，据说 是台湾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在电台主持过一个发爱心的慈善节目，得过台湾的金钟 奖。他不满台湾现状回归祖国，假道日本来到北京，一时报道不少，黄阿原也成了 风云人物。 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思想深入人心，香港酝酿回归，从而宝岛的艺员们 盯住大陆市场，寻机进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陆的歌曲录音带到处流通，老百姓 也非常喜欢。港台无疑是个重点。 根据社会的大形势，也可以说根据老百姓的兴趣所在，导演组提出要围绕春节 是中华民族的节日这一精神，在港台方面做一点文章。 编导组准备考核一下黄阿原，请他到剧组来一趟。我们几个通过谈话的方式进 行了解。中央电视台一召唤，阿原赶紧带着他女儿来到我们剧组的所在地——体育 宾馆。他很年轻，听说春节晚会在准备节目他很兴奋。他说，在台湾有个“金银猜” 的节目是他发明的，很有观众，是现场观众参与，当场发大奖。比如发一辆奔驰车， 当场给钥匙，一个真的一个假的，你挑上真的，开车回家，你挑上假的，对不起， 给你一个玩具狗熊，让你懊丧不己，回家一个人抱狗熊哭去。 在当时，阿原给我们讲了这些以后，对我们启发非常大。我国刚刚开放，电视 工作者的视野很窄，不客气的讲基本处于闭塞状态。所以，在我们听了一些新鲜的 东西以后，一下子能触发一些灵感。 这次见面定下来两条，一是主持人可以定下黄阿原一个，再一个是要搞现场猜 谜，不同于去年是用邮递的方法来进行，让观众有参与感。我们高兴地定下这两条 后，认为是高招儿。可没想到引来了麻烦、反复，困扰了剧组整整一个多月，我在 后面会叙述这事。 有了台湾的主持人，自然会提出香港也得出个主持人的问题。选谁呢？ 香港大牌有汪明荃，有何守信。但老百姓不熟悉，不认识，那年月大陆的观众 连周润发都不知道。邓丽君究竟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是大陆小伙姑娘经常打赌争 论不休的问题。 编导组提出了标准，找中国老百姓认识的，起码一说就知道的。两年前，香港 影片《三笑》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秋香的形象家喻户晓。找陈思思！ 所有的人眼睛都一亮。敢紧找香港联系，新华社文体部帮忙，没几日就接到回 音，陈思思答应了。大家真是欢喜，庆幸了许久。忽一日，一位了解香港情况的朋 友告诉我们：“你们请陈思思，她多大了？怕是五十多岁了！”所有的人都一惊： 糟糕！秋香是漂亮，但那是哪个年代的？怕是三十年前的吧？ 剧组上下，一阵慌乱。有人埋怨：应该把情况都弄清了再联系，请神容易送神 难，万一不成，再往回送，影响多不好。一时，居然所有的人都没了主意。 这个问题解决，别提多容易了。陈思思小姐一到，我们大家如释重负： 虽然她有了一把年纪，但由于保养得好，依然风姿绰约，姿韵犹在，而且非常 稳重，在台上有分量。导演长出一口气，平常叽叽哇哇说话的也就闭上嘴忙别的去 了。 港台的主持人一定下来，就是大陆这边的了。首先这是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心须有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赵忠祥，在去年只是报节目的时候出现一个画面，准 确地讲他没有参加第一年的春节晚会。这是个历史的大遗憾，如果第一年有他，那 他就是中国春节晚会上最重要的一位全合人了。今年，上级领导那么重视，他当主 持人应该是当然的！卢静脱颖而出，在中央电视台的老播音员面前，她有耳目一新 的感觉，此二人定下。仿照去年四个人的形式，电影明星姜黎黎替下刘晓庆，加上 马季和我，一下子主持人由四人增至七人！ 杜澎先生和黄阿原研究现场如何猜谜，我和马季负责相声和类似去年王景愚《 吃鸡》那样的喜剧小品；总导演黄一鹤组织港台能否有节目参加。 李平分真是这方面的材料。他从黄阿原带着女儿来到剧组得到启发，向黄一鹤 建议一定要有个“动情点”：“港台艺人参加是今年晚会的一个特点，每逢佳节倍 思亲又是中国人的习惯。利用这点，让阿原给孩子打电话，用孩子的嘴说出想念台 湾的爷爷奶奶，用简单的话，激起所有炎黄子孙的思亲之情！”李平分如是说。 黄一鹤拍手叫绝。以后的春节晚会总强调“动情”，源头就是从这开始的。 “小品”新样式的诞生 搞戏剧的人，没有不知道小品的，但跟我们现在在电视和舞台上演的小品完全 是两回事。前者是训练戏剧演员的表演技巧所采用的一种表演方式，即有一个主题， 有简单的人物关系，表演者要即兴编词，按照人物的思维逻辑来发展剧情，形成冲 突，达到表现戏剧效果的目的。它也是考验演员表演技能的一种方式。一般戏剧考 试的条例中“表演一至两个小品”就是指这而言。而后者则是现在风风火火地活跃 在艺坛的，以陈佩斯、朱时茂、赵本山、黄宏、宋丹丹、杨蕾、郭达、蔡明、巩汉 林为代表的，以夸张的喜剧风格出现的舞台小品。准确地讲，这应该叫喜剧小品， 但大家约定俗成，全都叫小品，也就这么地了。 1984 年以前，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还没有出现过小品。1983 年春节晚会王景 愚表演的《吃鸡》和严顺开表演的《弹钢琴》属于哑剧小品，即只靠形体的动作， 没有语言的喜剧小品。 这里插一个话题。1983 年严顺开表演的《弹钢琴》，也是个非常不错的节目。 如果不遇上倒霉事，这个小品的火爆程度应该不亚于《吃鸡》。严顺开扮演一个钢 琴演奏家。他绅士派头十足地走到一个虚构的钢琴面前。他用手指试了几个音，然 后进入状态进行演奏。演着，演着，忽然弹不响了，怎么用手弹它都没有声音。演 奏家拍了一下胸脯，琴马上就响了，演奏家继续演奏。过了一会儿，琴又不响了， 演奏家又得拍一下胸脯……连续好几次，观众感觉到演奏家的胸脯里边有个什么机 关。一会儿，拍也不响了。严顺开从怀里掏出一个录音带来，把磁带抽了出来，咬 断，用口水沾上，放进怀里一拍，又响了。观众恍然大悟，他怀里揣了个录音机！ 结果是录音机乱响，弹钢琴的严顺开弄得疲惫个堪狼狈地倒在舞台上……。 预演时，这个小品效果好极了，严顺开演得惟妙惟肖，表情非常滑稽，编导组 也非常看好这个节目。倒霉的是在正式播出那天，开始时音响师没有把钢琴的声音 放出来。电视观众看见只是严顺开在弹钢琴，但是钢琴没有声音，过了好一会声音 才出来。可这从一开始，关系就错了，观众已经知道他弹的钢琴好像是个不出声音 的钢琴，所以后来不出声音大家也不奇怪，拿出录音带大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还笑什么，整个节目像温吞水一样。以后大家居然对这个节目一点印象都没有。 严顺开真是不顺，也许落个终生的遗憾，许多人有很多关于严顺开命运的分析，这 是闲话，我就不多费口舌了。 搞1984 年的春节晚会，我们在社会上摸到一个信息。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 的演员陈佩斯、朱时茂在底下联欢的时候，演一个喜剧小品，让人笑破肚皮。黄一 鹤赶紧问我能不能把他们找来。当时，我和陈佩斯不太熟悉，朱时茂是我的老朋友。 1979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一部《忠诚的战士》电影，朱时茂演影片主人公贺龙的 弟弟，我演贺龙的警卫员，片子流产了，我和朱时茂交了好朋友。 老茂接到我的电话，马上和佩斯一起赶到剧组。这一年的春节晚会，剧组集合 在北京天坛东侧的体育宾馆。编导组的人员在体育馆的大饭厅里，一起观看了陈佩 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考演员》。全是他们电影演员的生活，朱时茂是导演、考 官，陈佩斯是那个挨折腾蹩脚的演员。陈佩斯当时头还没有完全秃，稀疏的头发上 顶着一个毛线帽子，表演的滑稽劲儿让编导组和在一旁看热闹的演员乐不可支。我 是他们的好朋友，极力想推荐他们上春节晚会。他们刚一演完我就说：“去年景愚 演的是哑剧小品，今年咱们再添一个说话的，这本身就是出新。”我讲完后谁都没 有说话。编导组里我岁数最小，人微言轻，谁也没理我这碴儿。其实，我知道大家 伙想什么，无非是《考演员》这样一个节目，一个演员像傻子似的听不懂导演的话， 究竟说明了什么主题，演员的滑稽表演是不是有些过火，“耍活宝”？ 在我们中国，滑稽和喜剧包括幽默，一直不能和正剧、悲剧相提并论。 一个只能是有着活跃、轻松生活气氛的作用，而另一个则能“深刻反映社会重 大题材”，这两种表现方式从来不能同日而语。领导以及编导们在处理“笑”这个 问题上也从来不能掉以轻心。 问到屋里一讨论。果然不出所料，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个小品“比较低俗”， 没有“生活根据”，两个演员“表演过火”。讲老实话，我们编导组要通不过的话， 领导那儿就更通不过了。 李平分偷偷地把我叫到一旁，他说：“这个节目得改，他们说得太粗，没有去 年景愚那个《吃鸡》细致。”我说：“当然景愚那个好，那是十几年千锤百炼的节 目。”平分说：“倒霉在什么地方得清楚，他们两人没准词儿，一遍一个样，全是 趟路子，即兴的。”我一听，是这个理儿。我又把杜澎老叫出来，他德高望重，跟 我关系又好，我跟他说得保这个节目，不能在咱这儿就“枪毙”。杜澎老想了一想 说：“那咱们给他们排排吧，不知道他们愿意不愿意。”凭我和老茂的关系，我完 全能替他们作主，我说，“他们肯定愿意。您提建议，您来给排。”回到编导组， 杜澎老提出来由他和我一起给陈、朱导演这个节目，等导好了以后再看。这个建议 获得了一致通过。 我跟二位演员一说，陈佩斯不干了，不是我们导他不干，是给他固定词儿他不 干。“昆儿哥，这脑子记不住词儿，一想词儿就不知道怎么演了，你就叫我由着性 儿说，没准还能出许多彩呢！”我好说歹说把佩斯说服了。佩斯、老茂也真有灵气 儿，为了突出重点，来了个斩头去尾，把“考演员”当中最精彩的一段“吃面条” 提出来，并来个充实提高。目标明确以后，我开始给他们两人排练，用我们相声的 行话是“规置”，就是修理、整理的意思。 老茂舞台形象好，但掌握语言的功夫差。我从根儿上教，连相声的“三翻四抖”、 “吃了吐”的演出技巧都是一遍一遍地示范。我整完了，杜澎老接着排。一看我排 的，杜老说：“这哪儿行啊！整个一个相声剧。”于是，又往回“着补”。总之一 溜十三遭，拳打脚踢，把个陈佩斯、朱时茂折腾得够呛！ 节目终于固定了，台词准了，表演也准了。 审查这个节目时，还是有位总编室的负责人提了不同的意见：“这种节目还得 推敲一下，不要流于纯逗笑，走入纯娱乐的倾向中，我们春节晚会分量就轻了。” 他提完了，许多人应和。有人说重新给陈佩斯编一个类似马季同志当“宇宙牌香烟” 推销员那样的节目。黄一鹤导演非常着急，真要决定下来，我们这半个多月为这个 节目费的劲全白搭了，可就前功尽弃了。他给马季、杜澎我们几个使眼色，可我们 在这个场合哪能插嘴呀。正在危急时刻，当时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的谢文清同志说 话了：“这个节目也可以提炼个主题，就是对那些不懂装懂、不学无术的人一个讽 刺。这个小品别太闹就行，导演注意掌握一下分寸！”几乎是一半以上剧组的人， “嘘——”长出一口气。这个场合，谢文清副部长官最大，他这样一说就算一锤子 定音，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保住了！ 这一年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的成功，就不用多费笔墨了，关键是他们二人开 了一代先河。中国的电视屏幕上从此有了“小品”这个艺术形式，而且发展得愈发 不可收拾，几乎占领了电视综艺节目的统治地位。他们二人形成了黄金拍档，又由 他们引来了诸多笑星们集聚的一个小品坚实的阵营，连评剧艺术家赵丽荣，相声表 演艺术家侯跃文、石富宽，话剧表演艺术家韩善叙，电影演员岳红等都脐身小品演 员的队伍之中。 有时我常常拍着脑门问自己：姜昆，十五年前干这事儿的时候，你想到今天了 吗？佩斯、老茂你们想到了吗？ 一步三波的黄阿原 阿原一遍又一遍地叙说他的“点子”。 现在想起来，他无非是在商业社会待的时间久，看的娱乐性节目多，在当时， 他就是重复在台湾都是老汤老水的花招，也让我们这些人感到新鲜。 他是真用心，也真上心。一周一周的不回家，关在体育宾馆里一呆，跟我们每 天吃盒饭，弄得他的太太和小孩每星期六都得到宾馆来看他。阿原一到北京，中央 电视台就请他搞春节联欢晚会，他自然也是神气十足。可是他的孩子并不神气，那 么小，而且穿戴全是台湾、日本带来的那几套衣服，阿原好像热情高也不太在意孩 子。我的爱人好脾气，心肠也软，看大冬天两个孩子连棉袄、棉裤都没有，冻得哆 哆嗦嗦的样子，眼泪就下来了，心疼地带着两个孩子跑回我们家里，为孩子量尺寸， 做了棉裤，阿原一家感动得不得了。 黄阿原知道春节晚会的分量。他提出能不能用邓颖超妈妈接见的录像作衬景， 由他在春节晚会上来讲述回国的过程。黄一鹤说：“这不行，这想法以后给你弄专 题再说，先得考虑您能不能当主持人问题。”黄一鹤直言不讳，阿原一惊。 黄导演讲的是实话。由于起用黄阿原，黄一鹤顶了不少压力。开始的时候，人 们觉得阿原回归祖国属于热血青年一类，大家都对他不错。可是一听说主持春节晚 会，一些舆论就喧闹起来。相当一部分人对启用黄阿原不以为然，理由无非是中央 电视台这么大的一个节目，台湾来了一个人就主持，显得我们太没见过世面了。也 有人说黄阿原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凭什么主持春节晚会。黄一鹤这个人是比较有 魄力的，专门干人家不敢于的事。1984 年的构思，他把宝押在了“大陆港台一家 亲”这样一个主题上。港台演员一起上，这就不是纯艺术性了，多少带点政治色彩， 搞好了就出新，搞不好捅大漏子！ 阿原回归祖国，不能说一点儿疑虑都没有，在待人处世方面非常的谨慎，一个 年轻人做到这样够可以的了。由于年轻，他也相当的敏感，黄阿原问我： “姜大哥，是不让我主持吗？”这一年给黄一鹤当助手的是刚刚在电视台帮助 工作的袁德旺。他曾经跟我透露过，说部里的一位主要领导询问过，为什么要用台 湾的主持人这样一事，黄一鹤正在想办法向部里作导演阐述。 我告诉黄阿原：“回到祖国，想干点儿事，总有这样那样的人说话。台湾就没 有吗？领导询问，这是领导的责任。这不关你的事，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阿 原稳定了，大概也想通了，既来之，则安之。他提出他主持要用台湾话向全国人民， 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拜年。黄一鹤说，“中央电视台讲闽南话，我们是头一回。”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李平分告诉我说阿原要回去，说等定下他来，他再来。我知 道，阿原一定又听着什么谎信儿了。一了解，果不其然，有人告诉他，说台里正调 查他在台湾骗了一大笔慈善款到大陆的事。我们中国专门有这么一帮人，唯恐天下 不乱。人家干正事，他们敲边鼓。我和大伙讲过，你要想把一个人搞臭，你就先把 他选成中国最杰出的人，不用你忙，准有人自觉自愿地帮你把他弄得人不人鬼不鬼 的。我忙去找阿原。一进他的房间，见他正收拾行李呢。我说：“上边没定的事你 别先给决定了，你这么一来帮倒忙，倒不好了。”他说：“我老不回家在这儿干， 给导演也添压力，他两边都不好做人。”我想了一下说：“也是，你干得太多，贡 献太大，把你拿下来会觉得太对不起你。少干点，出这样的事可能别人能平衡一点。 这样，大家休息，你也休息，大家来，你也来，跟大家伙一样就行。”说服了黄阿 原，还得带着他继续排练，为调动他的情绪，我又费了不少的口舌。 有一次，我们正排练的时候，听说中央电视台的负责人王枫同志到剧组听汇报， 我叫出袁德旺说：“我们几个主持人排练好了，我们请王枫同志看一下我们串排， 给我们提提意见。”德旺说：“我不是台里边的人，我不好说。”我说：“你递个 条儿给杜澎，社老的面子大。”袁德旺答应了。不一会儿，他跑出来：“王枫同志 说可以看一看。”我们赶忙准备，陈思思还专门拿出小镜子往脸上掸了掸粉，不过 我看得出黄阿原挺紧张的。 王枫等领导同志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汇报，他挺高兴的，连声说：“不错，不错！ 和节目配起来更好！”我一听赶紧趁热打铁：“王枫同志，阿原听说不让台湾人主 持，有些思想顾虑……? ”“谁说的？”王枫打断我的话，“好好排，都挺好的， 都合成好了，比现在更好。”王枫匆匆地回答，又匆匆地走了。阿原挺高兴的，可 是我倒犯了点嘀咕：我听得出，王枫同志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又过了两天，传来部里的正式信息，让我们郑重考虑起用台湾和香港主持人的 问题。黄一鹤找编导组开会。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标准间里，床上坐不下，我和李平 分、袁德旺这样的年轻人全坐在地上。大冬天，可窗户必须得开开，因为抽烟的人 太多。屋里烟雾腾腾，个个眉头紧锁。黄一鹤依然是一根一根地抽烟。 部里领导也不明确，是用，是不用，说一句话就行。说不用我们就死心了，可 也没人说这话。这心，老让导演提着。是上？是下？这是个大问题。 “大陆港台一家亲”这宝押不押？集思广议，你一言我一语，这个会一直开到 第二天凌晨5 点钟。最后决定按导演所构恩的意图，加紧策划节目，突出主题，主 持和节目成型后，请领导定夺。光是一个简单的形式讨论不出什么汇报内容，领导 也听不出什么。有骨头有肉，领导也好考虑。相信领导在充分理解我们的构思后， 会支持我们。 围绕这个主题，以李平分为首的执笔人构思了串联上的两个情节，加紧渲染 “动情”点。一是让黄阿原的女儿在节目进行中打电话进来，想念台湾的爷爷奶奶 ；一是结尾时候一个女孩给陈思思献花问：“阿姨你还走吗？要走的话，你明年还 来吗？”让阿原和陈思思在泪眼汪汪中听孩子们的问话。 另外，我们专门请来了台湾回归过来的李大维、黄植诚，让他们登台演唱，一 人一首歌曲，表达对家乡台湾人民的思念。 港台不能偏一。反复磋商，请来了奚秀兰、张明敏两名香港歌星，一个唱台湾 的“阿里山姑娘”，一个唱“我的中国心”。 前面铺，后面垫，中间两次高潮。“大陆港台一家亲”的主题明显突出。 港台的几位嘉宾也真争气，李大维、黄植诚的演唱不让专业，声情并茂，朴实 中见真情，被人评价说“用心”唱歌。奚秀兰和张明敏更是一展风采。尤其是张明 敏崭新的中山装，可爱的学生脸，加上落落大方的台风，一时是风靡华夏神州。连 张明敏自己都没想到大陆居然是他登峰造极的宝地，一夜间的演唱胜过他十来年在 香港小岛的奋斗。 阿原也来劲了，积极地策划了春节晚会“金银猜”现场猜谜。其实很简单，就 是在春节晚会的“录像谜”的基础上加一个现场猜金色还是银色的娱乐节目。阿原 在这个节目上是个老手，所以手到擒来。在台上他挑逗情绪，能折腾得不亦乐乎， 节目也非常火爆。黄一鹤也来个悬的，孤注一掷，把审查日期安排在离除夕还有两 个星期的日子。我们又提起心来，这么短的时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部领导同志审查节目了。这一天大家都非常用心，每个人都精心化妆，反复背 词。节目一个一个，进行得非常顺利。部领导把节目和串联合起来一看，有了感性 的认识，看到我们的主题非常突出，也非常高兴，同意港台演员共主持晚会。但对 金银猜，一些领导依然保留意见。还是有人说“阿原太突出”，建议取消。 累得头昏脑胀的导演和编导组的成员又连夜开会。有人提议怎么样再下点工夫 弄好“金银猜”；有的人说不如换个别的，省得找事。黄一鹤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 话：“时间不多折腾不起了，‘金银猜’淡化，现场气氛浓了就行，姜昆多说点儿， 抢点戏。告诉阿原少说点，能不说就不说，贯彻领导意图。”我们一听也是，还十 几天了，折腾不起了。 海灯法师 《少林寺》电影一放，少林功夫风靡世界。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自然少不了少 林功夫方面的内容。这一年，我们请来了以“一指禅”和“站桩功”闻名遐选的少 林寺主持海灯大法师。 我多少次从报道中欣赏过海灯大法师的事迹。在我的印象中，身怀绝技的大法 师一定是行侠仗义的武士，一身豪气，像武侠小说描写的那样，生得熊臂蜂腰，面 如冠玉，剑眉星目，满脸英挺夕气…… 所以，当我听到“海灯法师到”的消息，马上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宾馆的门口， 准备一睹大师的风采。当从一辆伏尔加轿车走下海灯大法帅的时候，我别提有多失 望了。眼前的这位大法师瘦小枯干，估计也就四十公斤左右，穿了一身浅灰色的道 服，一双白布袜子，一双洒鞋。他由他左右两个五大三粗的弟子搀扶着，一个叫范 英莲，另一个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和两个彪形大汉一比较，更显得海灯法师的 瘦弱。法师稀疏的胡须，消瘦的两腮，面色如土。小细胳膊，小细腿，蹒跚的步伐， 老态龙钟的神气，给人一种叶残枝枯的感觉。可是，当我听说海灯法师已经是年近 古稀了，才觉得应该考虑年龄的因素。 我们几个上去寒暄，海灯法师抬起无神的眼，毫无表情的“嗯，嗯”了两声， 旁边有人解释：“法师坐了一宿火车，累了！”我们一听有道理，忙前呼后拥地把 海灯法师送进给他准备好的房间。海灯法师就像刚进城的乡下人一样，看看这位， 看看那位，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按照他的年龄，有这样的神态其实倒也没什么大 惊小怪的，只是现实离我们想象的太远。 我和餐厅混得特别熟，见法师疲惫的样子，忙通知他们快准备点儿吃的。 一征求法师的意见，法师说不去食堂了。我又让他们赶紧煮两碗面条来。两碗 面条儿端进屋，热气腾腾，香气喷喷。一位随行人员对我说：“法师从不吃饭，不 用了。“什么？我大吃一惊。人怎么从不吃饭？靠什么活着？我正诧异着，只见法 师看着面条，用手一指，用浓重的四川方言说：“放在那儿。”放在那儿的意思就 是吃，或者是晾凉了再吃，那位随从又说：“这面条上面有青菜叶儿，青菜法师是 吃的。”我不知道这位随从何许人也，也不知道他是故弄玄虚，还是不大了解，反 正带着疑团我们离开了法师的房间。 我那时候年轻，好奇心特别强。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去拜访海灯法师，也 去看看那碗面条儿。海灯法师坐在床上，靠着被子垛盘腿坐着，桌子上放着那只盛 面条儿的空碗，那位随从也在旁边。我不怀好意地望望那位随从，心里说：“阁下， 菜叶儿法师吃了，面条呢？你吃了？”嘴上却问候法师：“法师，您睡好了吗？这 床舒服吗？”那位随从又在旁边搭碴：“法师从来不睡觉，就是打坐闭眼睛休息。” 好嘛，这位又来了。后来一打听，赶情他还是县城里的一位干部，专门为海灯法师 搞文字资料的。 在这以后的半个多月中，海灯法师拍摄了“站桩功”、“二指禅”。我是在后 来海灯法师圆寂后，新闻界打起了笔墨官司，才知道海灯法师的二指禅时的倒立， 上面是用绳把腿吊着拍的。不过说老实话，就我在旁边看，法师从来不进被窝睡觉 这倒是事实，他从来都是靠着被子垛，或是靠着墙壁打坐式的睡觉。吃饭也就只是 青菜一类，很少见他吃谷物。也许这是出家人的一种修行？我不得而知。 法师的两位徒弟，倒是名不虚传，一人一身硬功夫，尤其是范英莲。第一次在 我们的演播室排练，倒地摔了几个跟头，就把我们铺地的钢玻璃给砸碎了。我给他 主持，他让我用足了劲朝他胸口、肚子上打，我没客气，使足了劲，抡圆了拳头， 向着他的筋肉就打去了。再稍微用一点力，我的手就骨折了，痛得我直叫唤。我们 交了好朋友。 都说出家人淡泊名利。我说句不恭的话，该宣传的时候，就是法师一级的也绝 不放过机会。在这方面海灯法师还是有现代意识的。 就是在春节晚会实况播出之前，范英莲大师兄叫我，说海灯法师找我。 我赶快跑过去：“法师有何贵干？”海灯乐着说：“我作了一首诗，我想在春 节晚会上给大家念一下，但是我这四川话人家听不懂，所以麻烦小师傅你来念一下， 大家都认识你，话也听得清，麻烦了！”海灯法师非常客气，我估计也是两位徒弟 教他的。我说，剧组有规定，谁说什么，谁干什么，严格按照分工，不是我一人说 了算。我给您请示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定义不容辞。 我跟赵忠祥老师一说，他说，已经说好了这首诗是杜澎老为他念，怎么又要你 念，谁的主意？赵忠祥颇有威严，素有中央电视台代表之称，把我吓了一跳。我又 忙问杜老，杜老在茶座上，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又告诉海灯法师说，这都定 好了杜老念，不能改，请你们原谅。 春节晚会上，杜老振振有词地替海灯法师念他的即席诗一首： 刹界今宵喜欲狂， 江山如画胜天堂。 聚兴百倍东风力， 酷始一元岁月长。 老幼心情皆自得， 林泉草木进禅香。 欲今四化齐加进， 意尽干戈化麻桑。 杜老念完了，大家热烈鼓掌，海灯法师频频致谢。 当我知道此诗是由杜老改写时，我“扑哧”一下乐了。 成功后的泪花准备1984 年的晚会，我们都特别累。黄一鹤累得嗓子说不出话 来，牙肿了又消，消了又肿。我累得觉得两个肩膀扛不起脑袋，一天到晚生疼。尤 其是有港台的节目参加，分量又那么重，究竟能起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揪一份心。 编导们也是，反复了好几遍，今天让上，明天不让上，说少了不够劲儿，说多了怕 喧宾夺主，导演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接近直播的二十天内，大家睡觉一天没有超 过五个小时的，一直为这事操心，好些正事都紧张得顾不得。 我都累晕了。二十天以前，李谷一录湖南花鼓戏，说缺个男声伴唱，黄一鹤说 ：“姜昆，你试试，词儿也不多，给唱两句，省得找人。”我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那时候我年轻，脑子也快，进录音棚没20 分钟，录好了，我也就把这事放在一边 了。 两次串拍的时候，李谷一因为在大会堂有演出，到她的节目就空过了，我忙得 晕头转向，也没想起来还有湖南花鼓戏这么一回事。 三十晚上的直播，开始前李谷一问我：“姜老弟，咱们俩得排排动作。”我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排什么动作！”“刘海砍樵。”“刘海砍樵？”“哎呀，我 的小老弟，你装什么糊涂，咱们录的花鼓戏，那二人对唱，得有舞蹈的动作！”天 老爷，您这不是要命吗？这都什么时候了，这真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呀！我一下 子汗就出来了。我赶紧跑去问黄一鹤导演：“这出还上吗？”“干嘛不上，我还等 着这个节目出彩儿呢！”我急坏了，赶紧找谷一大姐排动作，也没道具呀，我在灯 光师那儿找了根木头棍，找了块红布扎了一个红球拴在棍子的一头儿，充当扁担。 二十多天没想这回事，词儿都忘了，赶紧用笔把词儿写在手背上。仗着我过去还有 过扭秧歌的舞蹈基础，三下五除二我就给胡弄下来。谷一大姐一再叮嘱：“词忘了 不要紧，别乱跑，你要把我带沟里边儿，我和你没完！”正式播出的时候，我还真 争气，一步没错儿，一点儿纰漏没有。而且，应了那句俗话：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 雨。这一年的“刘海砍樵”歪打正着，让我给唱了个脍炙人口，现场气氛好极了。 李谷一大姐乐坏了，她不是因为成功而乐，是因为我的动作太难看而乐。下台后她 对李平分说：“你们有没有看见姜昆最后一个动作，他还抬了一下后腿，舞蹈哪有 这姿势。”李平分和我从小一起长大，嘴上也没遮掩：“谷一老师，这您就见外了， 这是狗撒尿的姿势。”周围的人哄堂大笑，气得我拿棍子给了李平分好几下。 直播那天晚会真是成功，我们感觉到了。我们还感觉到了春节晚会比起1983 年，又上了一层不小的台阶。“大陆港台一家亲”的主题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现 得淋漓尽致。台上、台下情景交融，尤其是乔羽老的一首“难忘今宵”把晚会推向 高潮。 难忘今宵，难忘个宵， 无论天涯与海角， 神州万里同怀抱， 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 几乎所有的人眼里都涌出了泪花。直播一结束，黄一鹤为首的导演们和演员抹 着泪花紧紧地拥抱，创作员和嘉宾们含着泪和演员们搂着脖子拍照，港台演员和我 们依依惜别。一起奋战了两个多月，七十多个不眠的夜晚，为了年三十，五个小时 给十亿同胞送去欢笑，这就是事业。演完戏到了家，已经两点了，家里人都在等我。 五岁的女儿学我在晚会上和谷一大姐调侃的一句话：“有超过歌唱演员的地方，请 多多包涵。”很累，但是不敢睡了。因为明天早上七点要赶到人民大会堂团拜，一 睡就爬不起来了。 我点上一根烟，自己坐在桌子前，脑中思绪万千。我拿出了笔，把刚刚发生的 情况写了下来，起了个名字叫《我没有说》： 春节联欢晚会一结束，我连再多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了。转播室的门开了，兴 冲冲地走进来广播电视部的副部长马庆雄。我迎上去，他拉住我的手说：“基本上 成功，我看比去年好。”他的话音刚落，我的泪水就那么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我赶 紧去找导演黄一鹤，要把领导同志的评价告诉他……黄一鹤来了，我冲上去，我们 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想按我的想法说，但是，也不知怎么了，我没有说…… 紧接着，我又过去握我们司机班几位师傅的手。为什么？得感谢他们呀，一连 近六个小时的演出，多有精力的人也要疲乏。我们不是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渴了 就喝杯水，饿了就吃点儿什么。这是现场，演员是观众，观众也是演员。我们要用 饱满的热情去渲染整个会场的气氛，再用这火热的气氛去感染亿万的电视观众。一 句话，这直播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要像一盆火，不但自己火热，还得烤着别人！六个 小时火热的感情，难啊！尤其是午夜一过，毕竟有些不顶了。正在主持节目的我， 忽然在观众席发现了那么多熟悉的面孔！这是我们节目剧组的司机师傅，小梁、小 吴、小杨、小杜、生子……他们时而雀跃欢笑，时而鼓掌助威，时而洗耳恭听。六 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的现场气氛始终如火如荼，这能不感谢我们的“二梯队”吗？ 所以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想，大家不都是为了节日的欢乐，为了欢乐的人们， 为了我们中国人都美美地过上一个好年吗？但是伙伴们，我知道你们也都明白，所 以，我没有说…… 呵，植诚、大维！真得感谢你们。握手已经表达不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在紧紧 地拥抱！他们的脸上都挂着喜悦的泪花。黄植诚说：”这是我到大陆过的一个最好 的年！”李大维说：“凭良心讲……”他在努力搜寻着美好的形容词。我了解他， 他平时讲起话很有修辞色彩。过了好几秒钟后，他果断他说：“……简直太好了！” “哇”大家一齐笑了起来。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最简单的词汇反比那些华丽的字 句更能表达丰富的感情。我望着二位的脸，用目光在感谢他们。他们只是为我们的 晚会提供了两个节目吗？他们是献上了两颗赤子之心。他们的歌声动人，感情真挚。 尤其是大维《默默地祝福你》一曲，能惊天地，泣鬼神，催人泪下！那些人为地制 造海峡两岸隔离的人们，只要有点人情，一定会被那发自心底的音符和话语所打动。 我想说： 大维，我真希望在明年的春节晚会上，就看到你和你的妻子一起在这个舞台上 唱一支歌。但是，我怕触动他心上伤感的那一根弦，想了想，我没有说…… 我们的摄像师过来了。我们为晚会圆满完成任务互相祝贺！有人提议照相，大 家马上站在了一起，相互紧紧地拉手攀肩。老凌把我的手拉在他的肩上，但是我没 有这样做。为什么？摄像师们太累了，整整六个小时，十几斤重的摄像机一直是扛 在肩上，一会儿要登高，一会儿要跪下，脑子里还要琢磨构图和角度。这真正是脑 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完美的结合，我不能再在他们肩上压上一两的重量了！原谅我吧， 辛勤的摄像师。但这个原因，我没有说…… 已经是午夜两点半了，四个半小时以后，我还要去主持大会堂团拜的文艺节目。 我先向这里的人们告别了。 一进我家的楼道，楼灯一下子亮了，门也开了，邻居们纷纷走出来祝贺，孩子 们问晚会谜语的谜底，大人们握手道辛苦……大家一点睡意也没有。我想：大概全 国人民此时大都还沉浸在春节联欢晚会的喜悦之中。于是，一股劳动后看到丰收的 情感涌上我的心头，我真想大声高喊：祖国，人民，我爱你！但是，那太外露了， 也容易吓着别人，况且是在深夜，我没有说…… 诚然，为了晚会，剧组的全体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是，比起为了全国人 民的幸福、快乐而日夜战斗的人们来说，这种劳动太微不足道了，也不应该多说。 然而，正是在这种细微的又是艰辛的劳动中，才能看到为新的生活带来任何一点欢 乐。这点，我却要说。 失败的一九八五 1985 年春节晚会。 主持人：赵忠祥、卢静、马季、姜昆、张瑜、朱宛宜、斑斑（黄阿原、宋世雄）。 我表演的节目：相声（老太太看排球）；合作者：王金宝。 忙乱的战前 这一年的春节晚会是应该大著笔墨，但是我却实在写不出来多少，因为我被召 来参加春节晚会，离直播只有一个星期了。我当时在美国，由国内派出慰问美国、 加拿大、墨西哥的中国留学生。我们这个代表团已经在国外活动两个月了，我去了 近三十个城市，接触了好几万留学生。当我最后一站抵达旧金山时，教育领事给了 我三封国内发来的电报：“速回国，参加主持1985年春节晚会。”我奉召回到国内。 尽管就这么几天了，晚会还在紧张的筹划之中。今年突出的变化是更改了地点， 到能容纳六千名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去演。有了两年成功经验的黄一鹤不无得意 地对我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突出一个气派！全部请来的香港灯光音响，开 场的时候，有贵宾从天而降。两个篮球场大的舞台，分四个演区，也就是四个景观， 那边亭台楼阁，这边小桥流水。要细微有细微，要壮观有壮观。”我问他：“这准 备多少日子了？”“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黄导带我转悠在体育馆的比赛 场地上，只见布景半半拉拉，所有的人都在忙，这边刷颜色，那边钉木板。我心里 想，这两个月估计全忙景了。“节目怎么样？”我问。黄导演说，节目李平分他们 负责。怎么？导演不抓节目了，这可不是黄一鹤的做法，我有点发懵。 让我耽心对了。也许正是由于有了前两年的成功经验，黄导演脑袋有点晕。还 是因为这一条，对于港台的艺人，领导也放任了许多，因为我感觉不到有去年请黄 阿原、张明敏等人受到的那种压力。主持人台湾的有两个，一个是跑回来的黄阿原， 一个是还在那边的朱宛宜。朱宛宜是位台湾的电影演员，因为一次大车祸，整个毁 容而声名大噪；后来和李翰祥的学生（也曾当过李翰祥的女婿）著名的导演李祥先 生结婚。她的整容手术做得非常好，她和我们见面的时候，脸上一点看不出曾经受 过伤，一丁点的疤痕都没有。另一位主持人叫斑斑，是香港电视台的艺员，是位年 轻的姑娘。她是她妈妈带来的，老妈妈跑前跑后为女儿张罗，为女儿发名片，为女 儿照相，为女儿梳妆打扮，为女儿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据别人说，在港台出道早 的女艺人，后面全跟这么一位操心的妈妈。这种妈妈和经纪人也经常闹各种各样的 纠纷，但是都是女儿的保护神（当然女儿也是她的摇钱树）。香港演员还有两个， 那真是大牌——汪明垄、罗文。不过，北京的观众对他们不甚了解。可能是去年奚 秀兰、张明敏红遍神州大地，激起了香港大牌歌星们的兴趣，我们请汪明荃、罗文 没费吹灰之力。而且，他们两居然早早地赶来参加排练了。 这一年，又加上一个远道而来的陈冲。她留学美国多年，人们依稀记得她《小 花》中清秀纯情的形象。这么多的“涉外演员”云集，也说明了前两年的演出效果 为春节晚会增加了强大的吸引力。晚会上档次了，现场“金银猜”也是小儿科了， 今年的游戏节目是赛摩托车，赛袖珍的小轿车。马季老师和四川嘉陵摩托厂厂长是 好朋友，全部摩托车由嘉陵厂赞助。过去的晚会，伴奏一律是录音带，因为场地小， 不能搁乐队。今年是军乐队、民乐队两个乐队两旁伺候。 由于场面大，演员多，演员分好几个地方住，谁也见不到谁。我回来三天了， 整个节目还没串过一次，许多工作人员居然不知道演出顺序。体育馆大得谁和准也 联系不上，灯光不亮的时候，连人都看不清是谁。灯光师距离演员一百米，演员离 音响一百米，现场导演距离摄像师一百米，化妆间到舞台更远了。体育馆是圆圈儿 的，一个门找不着，你就能走出一里地去。我面对这个场面惊住了。我找李平分， 李平分忙得脚打后脑勺。我找杨勇，他已经累得嗓子改音儿了，啊了半天，我还不 知道他说什么。我看周围的所有人，把希望都寄托在最后一天合成上，就像黄一鹤 导演曾经说过的那样：“不到播完了，准也不知道结果。”而且所有的人都怀着一 种侥幸：也许今年更火了呢！？但是，过去的成功是建立在充分的准备之上，而今 天我发现黄一鹤导演驾驭不了整个场面，经常处于一种茫然之中。我的搭档李文华 老师，今年患了喉瘤，我选择了一个和他长相差不多的新伙伴，四十五岁的王金宝。 他和我一起去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慰问留学生，也一起回北京参加春节晚 会。我和王金宝的相声；居然没有一次审查，没有一次合成，只是大概知道一个顺 序，就决定了，这和我过去两年所经历的完全两个样！ 混乱的晚会到了直播那天，所有人的担心出现了。我们居然演了一场全国几亿 观众，没有一个人说好的晚会。 奇怪的1985 年春节晚会。演员的阵容不能说不强大，节目也不能说不精彩。 灯光舞美花的工夫之大就更甭提，就黄一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信誓旦旦， 足以证明他在这上花的气力。但是不知道是哪炷香没有烧到，用后来总结经验教训 的话说——“严重失控！”于是一切精彩都被浸在了混混沌沌的忙乱之中，该有光 的没光了，该有彩的也没彩了，直播这天，问题接踵而来，好像一切都走到了背字 上。 陈冲的一句：“你们中国人……”让中国人忿忿了多少日子。她那年是本命年， 也是图个吉利避避邪，陈冲扎了一条红腰带。在体育场候场的时候，她和我说： “昆儿哥，我说几句拜年话吧！”我回答：“那有什么问题，马季老师给你主持， 我给你打个招呼。”马老师请上陈冲后，陈冲兴致勃勃他讲了起来。也许是没组织 好，说了句：“按你们中国人的习惯，我在本命年扎了一根红腰带……”一下子把 自己摆错了位置，激怒了中国人。有人质问： “你是哪国人？”有人批判：“什么红腰带，宣扬封建迷信！”一连气儿就是 喧喧闹闹半年多。陈冲一条红腰带，也没保住她在本命年不遇厄运，不知是不是命 里该着？ 相声界的祖宗——马三立也是没掌握“见好就收”的原则，在偌大的工人体育 场，形影孤单地一个人说了三段相声，让观众看烦了。有人说：“弄得什么节目， 没意思还说那么长。”有人对老前辈不敢说什么，拿马季撒气，怪他在前面讲了那 么多什么“师傅、师爷”的，而且一再请返场，讨好自己的祖师爷，“行帮习气， 市俗气息”。马老师也是有苦难说。 陈佩斯、朱时茂把去年砍掉的小品《考演员》拿了出来，而且丰富了不少。但 就是这样也难逃厄运。说完以后就有人打电话来斥责说“低级趣味”，“比去年的 《吃面条》掉了一个档次”。 在歌曲节目上，剧组把宝押在了董文华、柳培德演唱的《十五的月亮》这首歌 上面。董文华初出茅庐，此歌非红不可。柳培德是民族小嗓，唱得是味道浓厚，圆 润动听。但一损俱损，一伤百伤。董文华的歌声过去以后，反映甚微，柳培德更是 让人一点印象也没有。不是董文华在别的晚会上再一次唱红了这首歌，恐怕她也得 走不走运的柳培德的路子。“复原”回到老地方，在歌厅里作伴唱的角色去了。 命运，真能捉弄人。全是大红的人，或是应该红的人，而且后来都红了的人， 偏偏在这次晚会上一个比一个水，一个比一个蔫。香港的大腕儿汪明荃、罗文，谁 能记得起他们在1984 年就在六千人的工人体育馆演唱过的事呢，而且当时寥寥无 几的掌声大概他们连回忆都不敢回忆。十年以后的北京万人首都体育馆周华健、黎 明的专场晚会，场内人声鼎沸，观众如醉如痴，与眼前的场面宛如天上地下，怎么 比呢？越剧新秀茅威涛、何赛飞当时还是小孩子，演完以后她们含着泪水问我： “姜老师，北京人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越剧，怎么这么冷场呢？是不是听不懂？还是 我们两唱得太不好了？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冷静的观众。”面对这些问题，我无言以 答，面对两个第一次踏上首都这么大舞台的她们两，我只好以苦笑几声了之。 连去年主持获得好评的黄阿原也受到指责。许多观众来信：“不能让他主持了！” 现场游戏摩托车赛也成了问题。节目演完以后一直有人在追查那几辆赞助的摩托车 到了谁的手里。 那一天也真是怪了，北京冷得出奇，观众全是穿着棉大衣、棉袄、棉裤来的， 而进了工人体育馆以后，偏偏“工体”的人不太配合，据说是该交的取暖费没交 （或是交迟了），迟迟不给暖气，所有的人都不愿脱掉棉大衣，现场一再动员，观 众迟迟不动，冻得手拿不出，谁给你鼓掌，冻得嘴都张不开，谁给你笑？ 我和王金宝怎么上去的，怎么下来的。我和王金宝的合作也在这次演出以后划 了问号。 黄一鹤也糊涂了，怎么会这样呢？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他依然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是每次直播以前，他的牙会肿，而这次是直播以后，他的牙肿了。 几个星期以后他还问我：“姜昆，你看重播我编的片子没有，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天为什么就……”皇帝和乞丐有时候的距离仅仅是一条线而已。我望着困惑的黄 一鹤。我知道这几天的反映，我也清楚他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一直如日中天的黄 一鹤，偏偏在他近五十岁的时候，满怀豪情，使尽全力的解数走了这么一个瞎步。 这一跤跌得他鼻青脸肿，五十而知天命，不知这是不是天命……。 晚会是结束了，可一切和这次失败相关的厄运还在继续着。春节晚会，与他一 起奋斗的人们为他荣光而荣光，也为他倒霉而倒霉。十几年以后的《马季传》里， 有这一年情形的记载： 围棋有所谓一招走错，满盘皆输的“败招”。如果说，1985 年春节联欢晚会 有什么败招，那就是把演出场地选在了工人体育馆。这里场地开阔，声音轰响，舞 台置于场地中央，四周搭就人工的小桥流水，出奇猎巧，似有创新，却无助于演出。 人的智慧也跟宇宙中的物质一样，不会自行消失的。然而，在一段时间里却会 集中于特定的领域。如果不曾集中于事业开创. 必然会转移到助长无聊。 果然不出所料，1985 年春节联欢晚会失败了。 整台晚会组织混乱，结构松散，节目缺乏新意，失误迭出。上至中央领导，下 至平民百姓，强烈不满，同声谴责。几乎众口一辞：这台晚会是怎么搞的？应当清 醒清醒了！ 俗话说得好：世上没有常胜将军。《三国演义》里倒有位赵子龙，不过神化色 彩相当明显。虽然人们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然而，在我们这个几千年植根于小衣 经济的极端化盛行的环境里，也就“常事”不“常”，失败难以被谅解和宽恕。先 前是“一美遮百丑”，铺天盖地赞扬夸奖；如今一朝失手，顷刻变成“一丑遮百美”， 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从表象看，就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墙倒众人推”。 有家报纸……发表短文…… 联欢会上，主持人马季把影星××介绍给观众。××上台讲了一句不合时宜的 话：“中国人习惯本命年过生日时扎根红腰带，我今天也扎了。”会后，在查×× 上台讲错话的责任时，马季作为主持人被推了出来。这个问题尚未说清，在会后的 一片混乱中，马季为晚会拉赞助弄来的一辆作为奖品的“嘉陵”摩托车又不翼而飞。 这时中央电视台有人跳出来检举揭发：马季监守自盗。后来这些事最终在广电部副 部长谢文清一句“有责任我全担下”声中告一段落。 有人检举××弃春节联欢晚会于不顾，外出抄肥挣大钱；有人检举××向中央 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索要高额报酬；最具“墙倒众人推”色彩的莫过于追溯1984 年轰动一时的《“宇宙”牌香烟》是否接受了厂家的贿赂？真是欲加之罪，何患允 辞？往昔的“一美”，竟也变成了“一丑”，难道不是个人毛骨悚然的生活魔术吗？ 马季事后回忆说： 中央派了国务院信访处的几位同志来调查这件事情。 ……信访处的同志说：“这次春节晚会反映挺多，领导上也有些意见，你们都 是当事人，请回忆回忆当时的情况咳，失败的1985！ 重振的一九八六 1986 年春节晚会。 主持人：赵忠祥、方舒、姜昆、王刚、刘晓庆、顾永菲。我表演的相声： 《照相》；合作者：唐杰忠。 中国人最爱说的几句话：“吃一堑，长一智”；“前车之辙，后车之鉴”； “失败乃成功之母”。 在1986 年，没有比春节晚会的编导们更能深刻领会这些话的含意了。 1985 年这个跟头太大了，付出的代价也太沉重了！大家都在异常艰难的步履 中，度过了这一年的前一半。在纪委检查、领导追查、剧组清查，以及不间断出现 的你想不到的问题慢慢淡化以后，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下一年的春节晚会还搞不搞？ 怎么搞？由谁来搞？ “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爬起来。”黄一鹤用这样一句经常被人用惯了的话， 极其准确地表达了他那时的心情。黄一鹤是条汉子，在搞春节晚会的过程中，我亲 眼目睹了他为了这个事业，是如何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拼搏。 面对来自家庭的嗔怒：女儿患重病，夫妻关系紧张，我曾看到他无奈而又愧疚 的表情和长叹。面对来自同行的嗔怪：对他工作安排的不解，以至摔耙子搁车，对 他过分自信的工作态度有意见，而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总导演的不尊重以及蔑视， 我看见他一口一口抽着烟的苦笑。我佩服他的多少有点刚愎自用的性格，我也欣赏 他能够忍辱负重的涵养。有时我想：他求什么呢？真的，那时候的春节晚会，远没 有现在春节晚会那样的牛气，没有诸多单位经济的赞助，也没有众多大牌明星的蜂 拥，许多节目都是求演员来搞，一次求不成还要求两次、三次。现在的春节晚会搞 好了就立功、受奖，而那时候的春节晚会好像只有搞不好了挨批评这一种回报。就 是这样，黄一鹤在1986年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向领导打报告，要求1986 年的春节晚 会还是由他执导。 去年失败了，而且教训那么大，中央电视台半年不得安宁。 今年还让他搞，会不会重蹈覆辙？ 台里的领导还是了解黄一鹤的，在他人生最艰难、事业受重创的时候，中央电 视台决定：1986 年春节晚会的总导演：黄一鹤！ 是属于戴罪立功，还是属于危难中受命？不过，我应黄一鹤之召到春节晚会的 时候，我已经看到黄一鹤从1985 年的泥塘中爬出来了。他瘦了许多，使得原来不 胖的他更显得清瘦一些。而且，从他和我的谈话中，我已经感到他又恢复了以往的 自信和进取的劲头。“去年一盆冷水，冻得打了半年的哆嗦。”黄一鹤说，“现在 冷静了，也平静了。今年的搞法是吃透两头儿，打翻身仗。中央大概也是因为去年 失败的原因，今年格外的重视。中央领导格外的关心，就我们今年的宣传中心和重 点有几次谈话。我们一定得卸掉包袱。 翻身仗要打，但不能背着包袱打。要轻轻便便地打漂漂亮亮翻身仗，是我的想 法。”不知黄一鹤是怎么琢磨的，这一年我看他似乎轻松了很多。在春节晚会的具 体安排上，我听得出，他下了不是一点半点的功夫。这我在后面会有介绍。 这一年，吸取去年的经验，黄一鹤在创作组的力量上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前三年的创作班子，原则上调动不大，据认为，这也是1985 年失败的一个因 素之一。为此，黄一鹤召集一些老作家为骨干，换掉了前三年的创作人员。 他请来了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大笔杆子”、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赵连甲，请来 了刚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文工团的团长焦乃积，还请 来了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因创作大型歌剧《江姐》而出名的词作家阎肃。俗话 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这三位老将出马，能量不可估。我到创作组时，节 目已经出来不少了。焦乃积已经写出了小品《卖羊肉串》。温中甲把大串联的歌已 经写好了，全是前几届晚会中受大家欢迎的名曲。因演电视剧而大红大紫的话剧演 员李婉芬、周国治，排好了小品《送礼》，被大多数人看好。这是阎肃同志初稿， 赵连甲同志改编的。四川谐剧《零点三》是此次晚会推出的新品种，大家对新人沈 伐的表演寄托着希望。大部份节目已经有了眉目，单等串联成型。整个剧组朝气蓬 勃，各个部门的运转极其正常，倒让我这晚到的人感到有些落伍了。 我赶紧入剧组，也为追随黄一鹤“重振八六”而努力。 找回1983 1985 年的失败，像行进路上的警示牌，时时提醒着今年的创作员们。我是今 年撰稿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赵连甲、阎肃、焦乃积等老将的出马，都有点临危受命 的劲头儿。所有创作员的心中都有个影子模，那就是1983、1984年的春节晚会，尤 其是定下调子来的1983 年春节晚会。 赵连甲说：“我们搞曲艺创作的有不少好点子，可是这点子不能出格儿，相声 有相声的格儿，山东快书有山东快书的格儿，春节晚会就是春节晚会的格儿。1985 年就是出了格儿了，把小汽车都弄到晚会上去了，咱得接受教训。 1983 年成功在什么地方？所有的创作人员都得清清楚楚，今年从一落笔就得 循着这个格，不能走瞎道儿！”他这句话真起作用。其实黄一鹤早就定下这个基调 了。黄导把我找到了剧组时，就“委以重任”：“姜昆，去年我跌了一个大跟头， 今年要再跌的话，我可就爬不起来了。半年多了，我净对付工作组了，现在刚静下 心来。 像1983 年一样，我把‘宝’又押在主持人这儿了！你到关键的时候得冲得上 去！”说着，他从床底下拿出一大箩录像带来。 “刚建组的时候，我就调来一大批资料。这是香港的新春晚会；这是美国一个 颁奖的大晚会；这是苏联去年的圣诞晚会……”说到这儿，他兴致勃勃他说：“你 跟我看看，我觉得这一盘对我们启发最大。”这一年的苏联圣诞晚会确实热闹非常。 他们分三个会场，每一个会场都有几百名的观众，由一个主持人从头到尾地在三个 会场串来串去，三个会场的节目种类不同，也有三个主持人跟他插科打诨。由于听 不懂说什么，所以只能看个大概。当看得差不多的时候，黄导把片子倒到开头。他 说：“我们想把这个点子借鉴过来！”圣诞晚会的开头是这样的：欢庆会场的门前， 一辆苏式大“吉姆”停在装着五光十色圣诞彩灯和小礼物的松塔树前。门打开后， 主持人迎上前去，接参加晚会的嘉宾下车。一下车了不得了，从这辆“吉姆”上足 足下来四五十位嘉宾。原来，拍摄的时候，只是车停下来，那边门上，这边门下， 一个趣味十足的镜头就出现了。 这是个小“噱头”，但是给电视节目很添彩。 黄一鹤对我说：“咱们仿照这个镜头拍一个，你就是在中央电视台门口欢迎的 那个人。”老天爷，这意味着1986 年春节晚会第一个露面的将是我呀！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起着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赵忠祥的作用。这一年的主持人是五个，从 春节晚会四岁的年龄来讲，我是应该算老大哥，赵忠祥连续三年，晓庆去年也没有 参加，而其余的全是第一次主持春节晚会。但是我不敢当这个角色，因为我了解自 己的分量，也了解周围的环境。春节晚会能使人出名，但也是人们品评、瞩目的焦 点。马季在去年因为一封匿名信，诬告他不参加晚会排练到外边“抄肥”（挣钱） 去。他争辩解释了8 个多月，还没弄清。 他是我师傅尚且如此，换到弟子我的身上，甭说还手，招架之功怕都不够哩！ 见我推辞，黄一鹤激动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不能光想你个人！ 我们在找，我回我们的1983 年。这个片头不但要拍，而且要拍好！除此以外， 你还得出主意，不许回家，1983 年怎么串联的，我们今年怎么串联。今年这仗只 许赢，不许输。我都是背水一战了！”说到这儿，黄一鹤掉泪了：“我没想到今年 组织上决定还让我搞春节晚会，我是请了不少次战，可我并没有抱百分之百的希望。 这一年我多难呀，不是让我检讨，查我们剧组的问题难，因为那都能说清楚，难的 是一个名牌节目创下了，能不能坚持下去，今年要再砸了，明年组织上就会决定不 能再搞了。我不能生了个儿子，又把他毁喽……”黄一鹤是个感情色彩很浓的人， 和他一起搞春节晚会的杨勇今年没有参加创作组。黄一鹤在杨勇家为1985 年晚会 的失败落了一次又一次的泪。我第一次看见黄一鹤落泪是在前年，那是成功、喜悦 的泪，是艰难步履后冲上自己要到达的峰顶后的百感交集的泪水。而今天的泪花是 ……唉，五十多岁人的泪不是那么容易流出的！ 我答应了，而且当天晚上就和赵连甲、阎肃、焦乃积老师一起研究串联的路子， 基调就是：我回1983！ 主持人 虽然连续三年，每一年的主持人变化不大，但实际上主持人是春节晚会非常关 键的一部分。究其节目来讲，除去30％为春节晚会创作出的节目以外，大部分的节 目应该是老百姓喜闻乐见、较为熟悉的演员和节目。这些节目就是过去黄一鹤讲的 一颗一颗的珍珠，或是一样一样的菜，主持人就是线，就是厨师搁好菜的那些佐料！ 后来，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提出淡化主持人这样的观点。当然，这一点在中央 电视台于1990 年搞了《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以后，自己用自己的做法否定 了这个概念。 1986 年的春节晚会，黄一鹤大胆启用王刚，应该说是贯彻了他自己一贯的突 出主持人作用的指导思想。 黄一鹤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王刚的。那年王刚拍摄了电视片《夜幕下的哈 尔滨》，扮演里面的说书人，小有影响。接着，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类似金鹰、飞 天奖的颁奖晚会上，王刚主持，碰巧被黄一鹤碰到。王刚时年三十九岁，是沈阳军 区文工团曲艺队的评书演员。他口齿清楚，声音宏亮，而且文化底子比较厚，在台 上有分量。黄一鹤走上前自我介绍，并且问他愿意不愿意主持春节联欢晚会。其实 这是一个形式，对于年轻人来讲，干这行的只有傻子才不愿意主持春节晚会呢。 王刚机会把握得好极了，没几个小时就赶到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当他走上楼 的时候，从楼上走下一个含着泪的漂亮的女孩子，她是刚刚被大家测验一番，没能 争取上主持人的一个。王刚把心提在嗓子眼里，走进了春节晚会剧组的办公室…… 得天独厚，王刚的英语基础非常好。他在中学学过英语，“文革”的时候，他 把别人造反的时间又用在自学英语上，应了我们老艺人留下的那句话： “艺不压身”，这回派上用场了。 王刚成了这年春节晚会的主持人之一，而且属于一匹“黑马”。 今年的春节晚会，编导特地编排了春节节目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现场向世 界播放的内容，用英语解说。王刚手到擒来。为了突出一下主持人的英语水平，又 叫方舒临阵磨枪，在王刚的大段英语台词后面也加上几句。只是我站在边上一句插 不上，显得有些尴尬。于是，我就作了几个滑稽的动作，刚张嘴又没说出来，大有 我不说让你们说，就你们能的意思，把站在一边儿看我们先期录像的黄一鹤给逗乐 了。 王刚第一次到中央电视台主持这么大的节目，心里异常兴奋，经常找我问这问 那。他比我大，和所有文艺界的朋友一样叫我“昆儿”。他说，“昆儿，我得有套 服装，电视台能给配吗？”我说：“王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服装从来是‘老西 儿拉胡琴——自顾自（吱咕吱）’，电视台太穷，有什么穿什么！”王刚摘下眼镜 擦了半天，狠狠心说：“我自个儿买一套西服！”那年，他花七十元人民币买了一 套西服，穿上一看，那份儿土劲儿就别提了，怎么看都像街上摆摊儿旁边写着“科 学算卦”的到城市里巧耍舌簧骗钱的现代算卦先生。我回家翻箱倒柜，找了一条比 较好的裤子借给他，让他岔开了穿，去去土气。他一穿合适极了，而且上下两个色 儿，别有一番风味儿。 那一年，能花七十元买一身西服已经是个很奢侈的事了。而我也是，借给人家 裤子一个多月，临走了还跟人家要回来，送给王刚不就得了，一条裤子能值几个钱？ 顶多花了三十元，可那是那个年月哟！ 主持人还添了几个。 刘晓庆二返头堂，并且约好了和我一起唱大联唱中的“刘海砍樵”。那年不知 谷一大姐因什么原因没有上春节晚会。 电影演员顾永菲那年因为演《雷雨》中的繁绮，名噪一时。中央电视台请她也 参加主持。她已步入中年，排练演出非常认真入戏，入戏入得有时候出不来，说哭 就哭，说笑就笑，也许是太认真了？不过这一年她没有出太大的光彩。 方舒以演《日出》的陈白露出名，仪态上端庄大方，为春节晚会添色不少。 晚会的主持开始以王刚和方舒为主，后来加上赵忠祥和顾永菲，他们四个人正 好分成两个男女组。而我老哥一个就是在整个节目中插科打诨。好在王刚是曲艺演 员出身，对逗乐并不陌生，不然够我一个人忙的。 没有了去年的忙乱，比前一年又增加了细致和深入踏实的作风。这是我到剧组 以后的感觉。 金丝银线串珍珠 不客气他讲，串节目的能力，我还是没有辱我这“老主持”人的称号。 1983 年的春节晚会，我们有许多“有机的串联”，即把演员和节目在正式演 出之前就有机地展现出来，上挂下联，使晚会节目成为一体。 而搞这些东西，除了有点儿幽默细胞以外，还得有点儿幽默的手法。 在我们搞串联本子的时候，阎肃老师负责串联越剧、川剧、豫剧大汇串的《许 仙断桥》。他写的同让我和刘晓庆先设一个谜：“……大家伙先看看这出戏，然后 猜猜是什么剧种？”我跟阎老师说：“这么一搞，笑料可就没有了，这在我们相声 中应采取的手法叫‘刨着使’，我得先故弄玄虚，让晓庆猜。晓庆说川剧，我说只 猜中了一半；晓庆说豫剧，我说只猜中了一半；晓庆说越剧，我还说只猜中了一半。 然后揭出三剧种汇串的谜底，把底刨喽，待大家明白之后，再看演出，自然兴趣十 足。”阎肃本是老艺术家，虚怀若谷，我说完后，他大叫：“又学一招‘刨着使’！” 然后跑回他的房间。待一个小时以后，他给我读修改后的本子时，笑料增加了许多。 我开玩笑对阎老说：“我对阎肃的严肃的工作作风表示钦佩，您别叫这名字了，叫 幽默，一定比阎肃受欢迎！”这回，阎老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在准备节目时，一下子有三个魔术师来到了剧组。空政的金云、冯京两位小姐， 加上上海的一位会变巨型魔术的大师。这叫什么事呀？春节晚会又不是魔术专场。 黄一鹤把我叫到一边儿：“一定得安排，原因你就甭管了，看你的本事。”我和赵 连甲、焦乃积老师琢摸了一夜，天快亮了还没个好思路。 我无意中说：“五个主持人，就我一个开逗，多尴的慌，能不能匀一个和我一 块报报幕呢？”真应了“抛砖引玉”那句话。赵连甲听后一拍大腿，拿出三根烟卷 儿，四根火柴来。从来没见过赵连甲这么大方，再说焦乃积和我也不抽烟呀！原来， 他把我和两个魔术演员当成三根烟卷儿，把四根火柴当成四个演员，他说：“让第 一根火柴——王刚点第一根烟——姜昆；让姜昆推到第二根火柴——话剧演员周国 治；周国治点着第二根烟——冯京；引出第三根火柴——陈佩斯，再点第一根烟— —姜昆；第一根烟引出第四根火柴——朱时茂；再点着第三根烟——金云！”您听 听，学哪国外语能听得懂这些话！ 然而，全国的观众全看到了这年春节晚会一个生动的串联景象： 王刚跑到报幕席说：“姜昆该你演节目了。”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我先来点儿……”看见周国治表演《送礼》的道具礼品的盒子，周国治忙说： “这是我准备送礼的！”埋下了小品的伏笔。他提议让冯京给我变一碗面条， 我提出吃面条是陈佩斯的本事，就开始了从陈佩斯嘴里拉出源源不断的面条。等发 现面条是毛线时，陈佩斯的半个毛衣袖已经没有了，为表示歉意，送给他一张明信 片《春节晚会的纪念卡片》，被我抢走。朱时茂提议让更多的人得到卡片，引出了 金云变出百十张卡片满天飞舞，送给每一位现场的嘉宾、观众。 导演组满意极了。黄一鹤说：“这是1983 年的《吃鸡》串联的再版和升华！” 顺便提一句，为了加强现场主持人的喜剧性，弥补没有1983 年马季、王景愚等诸 多喜剧演员共同活跃会场气氛的不足，我们让王刚第一次报幕时，就采取滑稽一点 的“贯口报幕”，让他一口气说出近二十首歌曲的名字。现在想起来，这如果用在 现在的春节晚会上，那绝对是不允许的。一个人报二十多个节目，“连片子嘴，多 贫呀！”而且也不严肃呀。可在1986 年用得非常好，观众鼓掌，领导乐呵，这就 是历史呀！ 为了唐杰忠不演《卖羊肉串》 我于1985 年担任了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的职务。 我挺忙的，不是说当了干部行政工作多那样的套话，是因为我的老搭档李文华 患了癌症。我于1985 年选择了与唐杰忠合作。 唐杰忠过去一直和马季合作，他们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是“黄金搭档”，是中 国相声的一对代表人物。但由于工作的原因，几年前，他们分手了。马季与赵炎开 始了合作，唐杰忠则担任了广播艺术团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之后，是唐杰忠与郝爱 民的合作，他们二人互相配合了一段，也于1985 年初分手，郝爱民与王金成合作， 唐杰忠则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伴儿。 1985 年的春节晚会后，不知什么原因，与我合作了一段时间的王金宝忽然离 我而去，据说专门为马季老师写本子去了。我从李文华老师离开舞台以后，又一次 的成了孤家寡人。这是一个机会，唐杰忠老师找了我几次，商谈能否我们二人合作 的事。开始我还有些怕影响我与我的老师马季的关系，后来我给马老师打电话征求 意见，他高兴地连声说：“好啊，挺合适呀！”说得我直恨自己小鸡肚肠。 1985 年6 月，我正式和唐杰忠老师合作。 1985 年底筹备春节晚会，唐杰忠的态度比我积极得多，因为到那时为止，他 还没有上过一次春节晚会。 我到了剧组以后，黄一鹤和焦乃积找我谈，让我演《卖羊肉串》的小品。 这是个讽刺北京的一些不法小贩，在街头上贩卖不卫生的羊肉串的小喜剧。 对台词的时候，我扮演新疆人的小贩，陈裕德扮演工商局的干部。我怎么对词 都觉得这不像是为我写的小品，我困惑地问焦乃积：“这是不是应该陈佩斯、朱时 茂演，你为他们写的吗？”焦乃积非常直率：“没错，征求他们二位的意见，他们 说不准备上今年的春节晚会，而且不太喜欢这个节目。”我听完了以后从椅子上蹦 起来，“做工作呀！找他们呀！这两人的脾气我知道，他们是关键时候才出彩儿的 人！”事实证明我是对的。陈佩斯、朱时茂演的《卖丰肉串》，简直把中国都乐晕 了。他们两人无论是在二度创作还是人物把握上，都非常准确。而且，《卖羊肉串 》的成功，也奠定了他俩小品在中国艺坛上开先河的地位。 当然，我不愿意演这个小品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为了唐杰忠。 我和唐杰忠开始合作，中国广大观众不认可。大家习惯看我和李文华在一起合 作的模式，又对李文华的“蔫幽默”有着特殊的一种偏爱。一下子在我旁边换上了 唐杰忠，大家接受不了，说什么的都有，“唐杰忠比李文华差远了”，“你必须找 一个像老妈妈一样的小老头儿才行”，“唐杰忠块头太大，把你都显没了”，等等， 等等。 我的内心比较复杂，又平静又焦急。平静的是我理解观众的不适应，这是“先 入为主”的主观意念在作怪，中国的观众对我和李文华太熟悉了。焦急的是我必须 和唐杰忠找一种新的、彻底摆脱我和李文华那种模式的合作形象，让中国的亿万观 众认可才行，否则，我无法在艺术道路上继续攀登。 再说，我已经和唐杰忠合作了，上春节晚会把他甩在一边儿也不合适呀。 就这个问题，我和春节晚会的主创人员赵连甲谈了一个晚上。 我说：“我还得说相声，和唐杰忠一起说。”他说：“段子呢，我们把力气全 花在了小品上了。”我说：“八一建军节我和唐杰忠排了《新兵小传》，今年全国 评奖，这是个获表演一等奖的作品。”他说：“不行，今年春节晚会有规定，中央 电视台露过面的，这次全都不要，一定要创出新的。”（黄一鹤打翻身仗，追求耳 目一新，把我给坑苦了。） 我说：“不行，就写！争取两个晚上、三个晚上搞出来。”他说：“定什么？ 关键是题材。”我说：“你在春节晚会待了一个多月了，现在还缺什么样的题材， 咱们抄个近路……。”他说：“前些日子中央领导同志听我们汇报时，指示我们还 要加一些反映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大好形势的，说这样能鼓舞人向上的劲头，使晚 会的格调更明亮，能不能……”我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我和赵连甲同志的想法快 合拢了。我忽然想起了我在北大荒宣传队的时候，曾经表演过我的战友钟勇创作的 一个节目叫《节日像》。这是个相声剧，由我扮演摄影师，挂着一个照相机给大家 照相。给老头儿照，老头让我照腿，因为他的腿是让赤脚医生给治好的；给小伙子 照，小伙子不笑，说帝修反还没有消灭他不能笑；给大家照，大家要求照“全身心 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的“全身心照”，弄得摄影师无所适从。我想，我能不能 反其意而用之，我来折腾被照相的。让他分别扮演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用摄影 师图解式的苛求来表现各行各业的大好形势。 赵连甲拍手叫好。我连夜起草，奋战三夭，带有化妆性质的相声《照相》问世 了。我和赵连甲一起读给导演组听，大家听得哈哈大笑。 我不无得意地说：“这还没演呢，如果演起来，你们更得乐。”因为我的脑海 里已经有了唐杰忠让我用一条毛巾作为道具，一会儿包头上，一会儿扎在腰上，累 得满头大汗，就是照不成一张相片的滑稽像。 我叫来唐杰忠，排练非常顺利。老唐肥胖的身躯和憨厚的面容全在相声里派上 了用场，连老唐小胡萝卜一样的手指，也被我戏谑的斥道：“按电钮的时候要注意， 那么粗的手指，别一下按两个！”整个相声笑料像水一样地倒了出来。 照相这个题材天生和喜剧有关。加拿大的讽刺作家里柯克，曾经用它讽刺过滥 用现代技术，在洗相片时加新药水，把人拍成“儿子不认他为爸爸，妻子不认他为 大夫”的相。前苏联的著名作家佐琴科，曾用照相来讽刺前苏联的官僚制度，一个 丢了身份证的人为了补一张相片，必须要拿身份证去证明，而他要想开证明必须得 照一张相去补上这个身份证。我也是由于《如此照相》这个相声而成了全国亿万观 众熟悉的相声演员。我和唐杰忠在1986年春节晚会上，又一次涉足这个题材，是不 是意味着我们的合作将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呢？！ 冯巩的崛起 这一年的春节晚会上，冯巩脱颖而出！ 他是我的亲师弟，我们共同师承马季老师。但是，实际上他宗师马季的时间比 我要早个五六年，而且说相声的时间也比我长个五六年。也许因为我们都没有正式 拜过师，又都是同在1992 年补办的“谢师”手续，所以按年龄算我就成了大师兄 了。 记得我初在马季老师家学相声的时候，家里来了一对天津的中学生，一个叫刘 伟，一个叫冯巩。他们从天津跑到北京向马季老师学相声。老师和他们坐在一起聊， 我站在门边儿听。原来，他们会说的相声比我多得多了，他们演过马季老师的《友 谊颂》和描写抗日时期儿童团的一段相声。当见到我的时候，冯巩马上叫我：“姜 老师！”我刚刚开始学相声，把我叫了个大红脸。“我和刘伟最近演了您那段《迎 春花开》，您那动作我们学了，但学不像——‘妈，您扫扫房！’”他现场学了我 在《迎春花开》中的一个动作，学得挺像的。我戏谑地逗了一句：“我有那么难看 吗？”一屋子的人全笑了起来。 常回忆起这段往事，冯巩总忘不了描写那时候他的心情：“您知道当时我们多 羡慕您呀，能天天守着马季老师学，我们做梦也不敢想呵！”后来，刘、冯二人一 起去了东北当部队业余宣传队的队员。而后，又被招到铁路文工团当了专业相声演 员。之后，我当说唱团团长的时候，他们调到了广播说唱团，实现了他们宿愿。 冯巩机灵、脑子快，是说相声的好材料。他的声音条件并不是很好，但被他的 勤奋弥补了。 这一年，他和刘伟排练了《虎年谈虎》的相声段子，马季老师帮他们排练、修 改，也使这个段子增辉不少。 今年我当主持人不像在1983 年有马季和王景愚老师配合，有的时候显得孤单。 我找来冯巩：“今年，你配合我点儿，除了演段子以外，帮我捧捧哏，泥泥缝（接 下碴的意思）。”冯巩虽说是初出茅庐，但不失世故地对我说： “合适吗？我是新人，那么多名演员在一块儿，我去抢着说话，别让人说我出 风头。”我说：“冯巩，有的时候要让，有的时候要当仁不让，我把你的词儿写本 子里头行不？你不演，让导演批你有臭架子！虚心点儿行不？”说得冯巩连连点头 称是。 这一年的许多节目，为了增加喜剧色彩，都让相声演员帮助加工，下了些工夫。 开始的大联唱，我们一反常规，不让每个著名的歌星唱自己拿手的歌，而是全 部反串。彭丽媛唱李谷一的歌，成方圆唱沈小岑的歌，李维康唱朱明瑛的歌，郁钧 剑唱奚秀兰的歌。让相声演员学着张明敏的样子唱《我的中国心》；让刘彬和京剧 演员一起唱《今日痛饮庆功酒》；刘晓庆则学着李谷一的样子和我一起演《刘海砍 樵》。 最后全体演员的《拜年歌》是我给排练的，我让冯巩帮助我，封他为“业余导 演助理”的称号，冯巩尽职尽力，使尽全身解数，动作难看得笑倒众演员。 一排就是五个小时，演员由于演出任务多，经常是这个来了那个走，那个走了 这个来。冯巩是“全勤演员”。 我夸他：“行，冯巩尽心尽责！”他说：“我到部队当文艺兵，后来碰上部队 整编，军籍解决不了，回到天津差点得了个‘行政处分’，说我们‘当志愿兵’没 经过领导批准。现在有了上春节晚会的机会，傻瓜才不珍惜呢！”我演《照相》这 个段子，前面需要个人和我一起串联过渡一下，黄一鹤征求意见问谁合适，我不假 思索地回答：“冯巩！”我们这段串联，我认为精彩极了。 我只是简单地和冯巩讲了一下情节上的要求：我准备现场照相，冯巩问我是谁， 我介绍自己是摄影师的身份。然后准备为围棋大帅聂卫平照，为足球国脚古广明照， 为新体操王子童非照，结果都在冯巩的质问下，破绽百出，自己不能自圆其说。后 来我问冯巩： “冯巩，你和大家说我给你照过相没有？”“对了，姜昆，你不说我还忘了， 前年，姜昆还真为我照过相！”“怎么样？你那张照片就是我给照的嘛！”“取出 相片一看，跟胡汉三似的！”“……你怎么说话呢？一点都不实事求是。”“我爱 人差点和我打离婚！”“你走开，你们相声演员说话太损！”“好，我走，不过衷 心希望姜昆同志认识到：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少一些胡汉三为好！”“你走，你走！ 还说我照得不好，也不看看自己长的什么模样，上身下身一点都不匀称，还照相呢！” 这一段表演为我和唐杰忠后面的表演作了极好的铺垫。可大家知道吗？ 这长达五分钟的串联，全是冯巩和我即兴编词，即兴对话而碰撞出的笑料，他 的机智在此一刻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的才能也为全场的演员和观众所认可，全场 笑声一片。通过这一年春节晚会，冯巩一下子成了全国人民喜爱的红笑星；也就是 从这一年开始，冯巩没有一次离开过每年的春节晚会。 几乎所有的相声前辈都称赞：冯巩成材了！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1986 年成功了，重振的目标实现了！ 在《难忘今宵》的主题歌声中，所有的演员欢聚在一起，大家欢呼，领导祝贺。 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王枫，在欢庆的晚宴上，为演员端上来一盘盘饺子。 我偷偷地看了黄一鹤一眼，他没有激动，也没有落泪，只是默默地坐在一张圆 桌旁，和大家一起点燃了一支烟。 我估计他更多的是感触：人生不容易呵，事业不容易呵！纵是你有三头六臂， 你能使周围永远辉煌吗？昨天的阴影，可能在今天的光亮下渐渐地暗淡，那么明天 呢？用什么方法使明天的光芒更耀眼呢？春节晚会这颗明珠可能会越来越夺目，但 为他增光的可能是一批又一批冲锋陷阵，不亚于战场上奉献的战士。他可能想到了， 他为作这个高耸入云的人梯，无愧地做好最底层的那个木栏，尽管有过曲折，有过 坎坷，但今天，应该是结结实实地钉在了这个梯子的两根支柱上。 当然，这只是可能他想到的。不过，我相信我的猜测。因为当我参加第八次春 节晚会结束的时候，我隐隐约的地想着1987 年晚会的辉煌。 我当相声演员之前 我三十岁的时候，曾写下这两篇文章，描绘我当相声演员之前和之后。 有许多人在三十岁的时候，好像突然有了一点伤感。他们觉得精神颓败自此而 始，机遇命运已成定数，容颜已旧，骏骨已凋。 于是有人说“三十岁让人觉得屈辱，人开始憎恶衰老”，因为“三十岁是造物 主对人的一次挑战和挑衅，造物主把对你的蔑视重重地甩在你的脸上”。 当然，说上面这话的那些人，也是用这样的词句“激励自己不要因为岁月的推 进，而泯灭自己人生的火焰，也不愿意重蹈无数代人自三十而沉沦的覆辙。因为古 言云：‘十岁的神童，二十的才子，三十的庸人，四十的老不死。’”当我读着自 己三十岁写的这些文章时，我觉得我三十岁的时候，怎么还像小孩似的？我是不是 太幼稚了？读读我三十岁写的文章，我觉得好像刚开始人生的路，还那么天真地朝 着天空笑，朝着彩虹叫，朝着大道跑……我是不是晚熟品种？ 不行，虽然像他们说的，青春已经越来越变为一个故事，但我总还没有落叶满 地、人走楼空的感觉。我觉得快五十的我还是保持这样一个心气儿。 所以，我一个字不加，一个字不改，把这两篇文章原样放在这里。而后，我只 是把它继续写下去就是了…… 记得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妈妈总在我耳边唱：“小白菜呀，叶叶黄呀，三岁的 孩子，没了娘呀……”唱着唱着，就有泪珠从她的面颊上滚落下来，在她的轻声细 调中，渗着我当时根本不能理解的情感。隐隐约约感到在母亲的目光中，似乎有着 痛苦，也有着幸福。 一晃就长大成人了，走完了自己人生历程的第三十个年头。尝到了幸福和痛苦， 可能跟妈妈的一样又不一样…… 红旗。阳光。红领巾。少年宫。辅导员。舞台。一切都是金色的。 童年的梦幻，是自己也能穿上漂亮的衣服，和伙伴们在水彩般的生活中玩耍、 歌唱、欢舞。但是，弟弟妹妹多，爸爸工资低，妈妈没工作，不得不使我多想上一 点。不过我还是欢蹦乱跳地过着日子，一直到了三年级。但痛苦终于撞进心里来了。 一次，我去景山少年宫玩，看到和我同龄的孩子，学着大人的样子拿着提琴盒，背 着手风琴，拎着笙、管、笛、箫，走进那高高的宫殿中。于是，乐声开始了，我扒 着门缝看……一直到把我轰走。我忍不住了，任性地和爸爸闹：“爸爸，我也要去 少年宫！我要当演员！”爸爸实在是惊奇了，清贫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使他没能 注意到孩子心灵的万花筒。 我曾经和许多孩子一样，有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我也想和许多伙伴一样，过他 们那样富足的生活。但是，我上学买的水彩，是最廉价的，画出的画儿总不如人家 那样鲜艳；我穿的白衬衫，是白布的，总不如人家府绸的那么白；背的书包，是爸 爸用旧的大书包改的，总不如人家身上的神气。我看我们胡同里的孩子夏天去拣西 瓜籽儿，一腌就是一大缸，到了冬天能卖好几十块钱，我羡慕了。于是，我背着爸 爸、妈妈，跑到西瓜摊儿去拣瓜籽儿。不一会儿，我拣了满满的一瓷盆儿。我跑回 家倒在一个洗脸盆儿里，又去拣。一边拣一边想，要是坚持拣上几天，拣好多好多， 妈妈一定舍不得全扔掉，让她帮我煮煮，冬天拿出去卖。我先买一件……再买…… 正想着，糟糕！爸爸从那边儿走过来了。这么亮的地方哪儿也躲不开呀！我急中生 智，用脏脏的手往脸上一抹，抹了个小黑脸。我想：这下爸爸可准认不出……“啪！” 没等我想定，我的脑袋上已经挨了爸爸重重的一击：“回去！”爸爸几乎是在吼。 我快快地端着盆往家走，没进家门儿，手中的瓷盆儿连同瓜籽儿，全让爸爸扔进了 土筐。我第一次“自力更生”的计划，就这样完了。 这次从少年宫回来，我决定要依靠外援，不走自己那幼稚的自力更生的道路， 于是，我就闹。想是我“闹”得够凶的，爸爸居然在发薪后，花了近一元钱，给我 买了一支长长的笛子。痛苦走了，幸福来了！一个月后，我能吹歌了。又一个月， 我又跟妈妈磨了一毛钱，考上了少年宫的笛子组。终于我也学着伙伴们的样子，一 步步走向那高高的宫殿里面去了…… 毕竟不是文艺世家，爸爸买的笛子“4 ”孔的音不准，根本不能用。我记着我 吹“紫竹调”的时候，他还得意地给我打拍子呢！再让爸爸买，怕是拿不出钱来了。 我又想了个“聪明”的法子，考了戏剧组，这个组不用花钱买这买那。我被录取了。 我排的第一个独幕剧叫《妈妈在你身旁》。我演主人公黑牛——一个台湾的流 浪儿，靠擦皮鞋为生。“六一”儿童节，他偷偷地告诉一个不相识的小姑娘：“大 陆那边的孩子可幸福呢，他们上学、游园……”正在憧憬中，恶煞般的警察把他抓 走了。临去时，他喊：“坚强点儿，妈妈在你身旁……”排这个戏，我不知掉了多 少泪。好几次想起小时候妈妈唱的歌：“小白菜呀，叶叶黄呀，三岁的孩子，没了 娘呀……”还有一次，又想起妈妈的歌。那是在北京秀丽的西山鹫峰岭下。我们和 周总理请来的阿尔及利亚烈士子弟共度夏令营的假日。星光闪闪，篝火熊熊。 火光映着红红的笑脸，胸前飘着红红的领巾，红红的队旗飘啊、飘啊……周围 全是红的。当我们的小乐队奏起非洲的“达姆——达姆”乐曲，我发现异国的伙伴 们眼圈也红了，篝火映在他们浸着泪水的眸子中，大家全静了。妈妈那歌声又出现 了…… “幸福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我觉着这句话在我胸中一个劲儿地翻腾着。我 在为祖国骄傲，我觉着我是祖国的小主人翁。我有权利用我所喜爱的艺术来为她服 务。 我热爱艺术着了迷。六年级毕业时，我闹着要爸爸带我去考中国戏曲学校。为 了省钱，我跟在爸爸屁股后面，由东四走出了前门楼。我心里的高兴劲儿，自然不 用提，一路上就是想考试时将会怎样怎样，……我想：唱歌时，调子不能起得太高， 不然，扯着脖子跟鸡叫似的最难听了。 到了戏曲学校的大门口，爸爸留神地向门内看着：学戏曲的小学员，剃着光头， 穿着灯笼裤，再大一点的，用手捧着小茶壶，一边看看来考试的孩子们，一边说着 笑着。再看那边儿，光着膀子的青年们汗流浃背地站在草地上，翻跟头，拿倒立， 黝黑黝黑的。爸爸心痛了。看了看他们，瞅了瞅我，拉着我往回走。我问他：”怎 么不考了。”他说：“不考了！”我真奇怪，可他也不说理由。我记着回家后，他 跟邻居一个大爷说：“十年出得了一个秀才，十年出不了一个艺人。孩子还得念书！” 我没有过多地揣测他内心的活动，但对于前途，我觉着选择的权利还在我的手里。 好在我的年纪还小。我今天借来手风琴，着魔地拉上一个下午，明天找来一个扬琴， 用筷子削成签子，打上一个星期天，又朗诵，义唱歌，高兴了还自己写上几段快板 数起来。姑姑说我是个”多方面的爱好者”，爸爸谦虚地回答：“他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晃荡。”十四岁那年，我在中学里写了入团申请书。共青团的一个干部找我 谈话，“姜昆，你将来想干什么？”我一点也没犹豫：”搞文艺。”“你是什么出 身？”“职员，我爸爸是老师。”“不对，据我们了解，你出身是资本家。”“我 爷爷是资本家。””出身都得算爷爷！”我愣住了，因为我知道那时候这样的出身 对人意味着什么。我竭力分辩，说我爷爷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资本家，解放以前买卖 就倒闭了，他的财产只是一点点儿。还告诉他，我的叔叔、姑姑都是共产党员，他 们全是党的干部。“甭管怎么说，你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茫然了。 我的心里罩上了阴影。我还是个孩子，这一切影响不了我的现在，可将来呢？ 将来呢？我觉着苦恼。在中学，我是学生会文艺部的负责人。我们灯市口中学是男 校，在男校里搞文艺，经常遭到一些伙伴们的冷讽。你组织跳集体舞，他们说你像 “假媳妇”。你带着学唱歌，他们跟着瞎编词儿。那时候唱“我们走在大路上”， 他们在下面接“卖冰棍的对我嚷嚷”。可这一切我从来泰然处之。我带着腰鼓队参 加了”国庆狂欢”的活动；学校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我戴着白手套指挥。搞这 些活动，我的心总有一团火，因为我爱呀，我爱艺术。可是，从我的出身由父亲改 到爷爷那儿，一下子把我的这点火给扑灭了。我不敢再出头，不敢再组织这、组织 那了。 就在这个时候，还偶尔参加少年宫的活动。一次，《白求恩大夫》摄制组看中 了我，约我去参加白求恩大夫进村的一段拍摄工作。现在电影中，从村口出来，发 现白大夫来了，往村里跑、招唤人的那个小八路，就是我。拍摄地点在河北的一个 专区，我去了五天。能拍电影，这在家里可是新鲜事儿。 我回到家，他们都想让我讲讲怎么拍电影，我不理他们。爸爸7 点半钟才下班 回家，我7 点就钻到我的小屋里去睡觉，我怕他们问我，我也不愿意谈。 我不愿意谈我怎样地羡慕人家拍电影，我不愿意谈人家怎么夸我“一个小镜头 也拍得那么认真”。因为我觉着那种生活永远不属于我。谈那是痛苦，从我7 点钟 钻被窝，10 点才能睡着，就可以证明。 有一句老话，叫作“因祸得福”。我开始努力地学习功课，从同学那儿借来一 摞一摞的书，中国的、外国的、小说、自传，我全看。连续两年，我获得北京市教 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章”，功课一直在中上等，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差不多能 拿个银牌。可是，我没能入团，我出身不好。 希望的火花，总带有点“野”性。风儿一吹，就在灰烬中出点光，放点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又长大了些。像我这样出身的青年，更该收敛一些 吧。恰恰相反，“债多了不愁”。既然爸爸进了学习班，爷爷被轰到乡下，厄运已 经到了头上，我则玩世不恭地“逍遥”起来。 红卫兵“大串连”接近尾声的时候，允许我们这种出身的青年出去“串连”了。 我没有跟同学们一块走，约了几个出身不好的邻居孩子结伴。我们约好了，到外地 就说出身“红五类”，不带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写欠条儿。在这层虚伪的面纱 后面，居然激起了我心底中的真实乐趣。火车上，我每天早上带头唱《东方红》， 过武汉长江大桥后，我利用夜间停车的时候给他们朗诵《难忘的航行》片断，惹得 全列车的人欢呼“毛主席万岁！”达10分钟之久。我没别的更多的想法，只是在我 绘声绘色的朗诵中，看能吸引那么多人的目光盯着我，我过瘾极了！ 1967 年5 月，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荒芜很久的文艺舞台上，借着这个机会又暂时地“繁荣”了起来。一时间，许多红 卫兵和中学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想，“文化大革命”有 点“文化”的味儿了（我把“文化”和“文艺”看成一个词了）。我的心痒了起来， 叫了几个也非常喜欢文艺的伙伴，拉起了一个“红卫兵话剧团”，尽管当时起这个 名字我有些胆怯，但是，心中的火一烧，总觉得热呼呼的！ 我们先是在一个同学的小木板房里写剧本，他写一幕，我写一幕，写完了往一 块“串”，没有两个星期，一个六幕八场的话剧写出来了！我们说好了，甭管戏怎 么样，只要每一幕的结尾能让人鼓掌就行。 那个时候，有点“胆子”，没有办不了的事。没有排练的地方，有人以红卫兵 司令部的名义借来了东单三条一个被抄的小“牙科医室”，根据地有了；没有服装， 找人弄来了“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的介绍信，到被解散的实验话剧院去“借”；没 有布景，四处去找木头做，东拼西凑。所有东西全是“借”的，这种“借”跟“敲” 人家一样，不给是不行的。 1968 年的元旦，我们的“戏”居然在首都“上演”了。我在戏里扮演一个流 浪者——失业的苏联汽车司机阿辽沙，人物就是从过去《以革命的名义》里面的雅 什卡套过来的。这场演出，该要人鼓掌的地方，全鼓掌了！多兴奋呀，继续排，继 续演，一连演了五十多场。整半年多的时间，脑袋一直是热呼呼的！虽然我终于登 上了舞台，并且也沉浸在“掌声”之中，然而，我所追求的艺术，却是那么可笑！ 最后一场是在帅府园的一个剧场演出。演出前，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我报名上山下乡了，去北大荒！”伙伴们全惊住了，都舍不得我，我也舍不 得我的伙伴。可是，我已经决定了，因为我看到在生活的道路上，又燃起了另一束 希望的火花…… 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可真是大浪啊。多少人被卷进这时代的洪流中，它点燃 了我心中希望的火。记得在没几个月前，一想起毕业、分配，脑子里便浮起一层晦 暗浑浊的迷雾。但上山下乡一动员，我木然的情绪活跃了起来。 我想：在荒凉的异乡，在偏僻的山沟里，可能需要我了吧！那同样是祖国母亲 的怀抱，在那里，我不是照样能把我赤子的心献给她吗！一想到这儿，血就沸腾了 起来。 我在学校里主动报名，首批离开北京，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北大荒。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安慰爸爸、妈妈，也没有给弟弟、妹妹留下 什么嘱咐的话。 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和几个刚刚在车厢认识的青年组成了“列车宣传队”， 我唱呵、跳呵，使尽全身的解数，讴歌新的希望。晚上，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我 给同学们写信：“在过去生活的路上，我的希望全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 今天，就是在列车开出的一刹那，我感觉到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踏上北大荒黝 黑的土地，我们就陷入热情欢迎的感情潮水之中。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学生，一点 乏劲儿都没有，稍微填填肚子，我们就开联欢会，慰问贫下中农。这个联欢会上， 我一个人拳打脚踢，演了五个节目，一会儿独唱，一会儿朗诵，一会儿拉手风琴， 把我累坏了，也把我乐坏了！一个当地的红小兵拉着我的手说：“叔叔，你老在我 们这疙瘩吗？”我扯着唱哑了的嗓子大声说：“不走了，老和你们在一块儿！”晚 上，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在农场的场部，参加了农场“业余宣传队”。新的生 活开始了！我们十个北京青年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搞宣 传。 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在“深入生活”中开始“创作”了。北大荒的夏天也热得 厉害，还得挨蚊子和小虫的袭击。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要起床，晚上一写东西又兴 奋得睡不着觉，而十七八岁，又是正贪睡的时候，我真感到了有点儿“艰苦磨练” 的劲头儿。在日记本上我写下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愿中国青年只向上走”来激 励自己。宣传队演一场节目，我创作的占一多半儿，上台就是从头盯到尾。扁桃腺 化脓，发烧到39℃，也得上台，不然“影响战斗”太厉害。我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中 寻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一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 这样的日子没过两个月，宣传队的指导员找我谈话了，他说我“不稳重”、 “浮躁”，要我不要“锋芒外露”，要注意“突出政治”。我想了很久，觉得他说 得有道理，照办了，并且也学着怎样“稳重”。 可是有一次，不知哪股心气儿鼓动我，我嘴里冒出了一句过去流行的歌儿：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被领导知道了。全宣传队开了一个会，说是“严 重的政治问题”，让大家帮助我。大家的措词非常严厉，我也害怕极了，痛哭流涕 地作了检讨。从此，宣传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姜昆啊，有才无德。”一天，我们 宣传队正在排练，一个伙伴偷偷地告诉我，基层的知青反映我们这十个人，没有经 过艰苦的锻炼就到场部工作是错误的。他们质问：这十个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来了，还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 热情下降了，人的心散了，宣传队每况愈下，脑筋稍微活络的在找路子去哪个 生产队。一天，我拿着新写的节目找指导员，没等我开口，他说：“你要做好艰苦 锻炼的准备，组织上把你分配在一个新建点。”新建点就是荒原上建一个新的生产 队，住的木板房，铺的是草垫子，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我的眼睛红了，不是为了新 居的孤寂、荒凉，而是为了手上那一摞稿纸上的字…… 五 我抱着再一次迈开生活步伐的奋斗信心，来到了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一个新建 点——七连。 我是六六届，年龄稍大点。没几天，领导让我当班长，带着十一名上海青年脱 土坯。时间一长，这些“小上海”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柴爿”。 原来，他们看我比较瘦，又那么没命地干，说我就像个木头一样，一形象就成 了”柴爿”。突然，一个念头闪进了我的脑里：我得学会上海话，不然他们说什么 我总听不懂怎么能行？马上交个上海朋友，让他教我上海话！没有一个月，上海话 我全会了。我们班很快成了全连的“先进班”。当时我真高兴，今天成了先进班， 明天成了模范班，全团一出名，干得有成绩，团部会不住说：姜昆在下面锻炼得不 错，再调上来搞宣传吧！想到这儿，心里真痒痒。 一转眼就到麦收了。一天，领导找我谈话，他说：“麦收任务这么重，可是咱 们的炊事班总搞不好，我们决定，选一个能力强的班长去炊事班当班长，把全连的 伙食搞好。”我的心轰的一下，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领导问我：“有畏难情绪？” 我说：“行，干吧！”搞炊事班真是个苦差事，但我硬着头皮干。先带着大家学语 录，然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提出三项任务：一是淘井，把臭井淘干，往下 挖出甜水；二是改灶，把火灶改成回风灶；三是种菜、养猪。连里也很支持我。 没多久，炊事班面貌有了改观，领导一个劲儿地表扬我。听了表扬，我一方面 想：这回不能说我缺“德”了吧！另一方面又在想：这个小套儿我是拉上了，要放 下谈何容易！“干一行，爱一行”是光荣的传统。可我爱的是艺术，我矛盾着…… 生活的道路可真像人们形容的那样是“坎坷、崎岖”的！我遇上的头一个大坎 坷，竟把我摔得鼻青脸肿。 1969 年底，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上级派来了工作组，不久省里又下来通知， 整建党运动要结合三清（清经济，清思想，清政治）运动同时进行。 老连队搞运动有搞头，因为摊子大，人多，成份复杂，又有牛棚，又有“阶级 敌人”。可我们这个连队清一色的全是知识青年，也得抓出“阶级敌人”，也得要 搞出“新动向”来。这样清着，清着，就清到我头上来了。我是炊事班长兼上士， 稍微管那么一点儿帐，于是被列为“清经济”的重点对象，而且果然“清”出了问 题，那一天恰恰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他们说，外来人员的零星伙食费（每顿一角五 分），从来没有明帐。姜昆是炊事班长，一年来如果全贪污了，怕是笔了不起的帐。 我被送进了“监督改造队”，每天的劳动是打“条子”，备冬天的柴禾。 食堂的事不许我插手，怕我“报复投毒”。派一个排长监督我们这个队三名有 “问题的人”：一名是由于和女同志谈话过多，有“作风问题”；一名是团支部书 记“野心太大”，有要“篡夺支部领导权”问题；一名是我，有“经济”问题。这 样的日子我过了三个月。 那个时候，我觉着周围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过去幻想过的天国，早在我的头脑 中破灭了。每天清晨，我还像当炊事班长时那样比大家早起一个小时，去到野外吸 收新鲜空气，只有在这时，我才稍稍感觉到一点心灵上的宁静。 这个时候，我在炊事班养的那条狗从远处向我跑来，它把前爪搭在我的肩上， 然后用它长长的嘴巴在我的脸上磨来磨去。我想：他要是懂人事的话，大概也不会 理睬我了。因为周围的人对我全是施以“白眼”。我也不敢给家里写信，我向父母 说什么呢？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提笔给团里比较了解我的副政委 写信，告诉他这儿进行着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求他上这儿来，把情况查清。 敢情“政治运动”在那时也不是神圣得不得了。副政委一个批条下来： “调姜昆去三连”，就了事了。 三连的指导员知道我能搞文艺，他们也缺这方面的人，派一个小马车来把我接 走了。 六 1970 年探亲回家，分别两年多的伙伴们又聚在了一起。从山沟回到了北京， 什么都新鲜。尤其是伙伴们不是这个参军加入了文工团，就是那个搞了什么文艺专 业的消息，更震惊了我。我问他们：“你们说，参加部队文工团，我行吗？”他们 回答：“你比我们强多了，准行！”我又问：“什么行？”他们说：“参军！”我 说：“我出身不好！”他们说：“现在部队不那么严了，现在缺文艺人才呀！”我 心中的火又烧起来，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我要去当文艺兵。 济南军区话剧团的一个伙伴，答应在那边为我活动。我则回到北大荒，积极地 投入准备工作。 在三连我又当了班长，兵团战士委员会还选我为文艺委员，兼搞报道。 白天，我要带着全班劳动；晚上，我一个人到连队的一个小学校，点上蜡烛， 先写上两篇连队的报道，然后就搞副业——写剧本。 写什么呢？得写适合部队生活题材的呀，可是我一点部队生活都没有。 一天，报上有一条新闻“越南九号公路大捷”。我脑子一动：我不能写个越南 题材的吗？过去看过多少遍《南方来信》这本书，那里边的人物栩栩如生，印在我 的脑子里。我开始构思了：南方人民配合北方的军队，在九号公路上粉碎美国的 “天蓝”号计划，剧名就叫《在天蓝号行动计划前面》。 整整一个半月，蜡烛不知点了多少支，四万字的独幕剧写成了！我的高兴劲儿 甭提了。尽管付出了心血，但整个剧本却全是凭空杜撰，多么幼稚的“创作”！ 到了1971 年，又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儿。我被评为“五好战士”，我所在的 三连宣传队，被评为全团的”优秀连队演唱组”。七连的帐目也查清了，根本没那 么回事。我的心痛快极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头脑膨胀得过分了，作出了向 “奋斗目标”最后冲刺的决定。9 月15 日，我不辞而别，来到一个小镇上，卖掉 了手表，几个要好的朋友给了我点儿全国粮票，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投考济南 军区文工团。 在济南军区文工团的排练室，我接受考试，先交了“见面礼”——剧本。 然后朗诵，独唱，吹笛子，拉手风琴，表演小品，他们考了我整整一个钟头。 从大家满意的欢笑中，我得到了安慰，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 我实在不是“幸运儿”。就在我擅自离开边疆的前两天，林彪叛国了。 这一年的征兵，军委下令全部停止。我只好回过来去啃自己种出的苦果。虽说 年轻人干的蠢事，容易得到宽恕，但今天回首往事，仍然不免脸红。这也是那个年 代的产物，是我这个有狂热追求而又鲁莽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难免要走的弯路。我追 求艺术错了吗？不！只是我还不懂得生活，我的脚步还歪歪斜斜。 七 我回到连里，处境自然非常困难，每天默默不语，低头劳动。有的人告诉我： “没什么了不起，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有人说：“好好干两年，你还是你。” 还有的人劝我：“姜昆，该说说，该叫唱，听不见你唱歌，我们可闷得慌。”老职 工还把我请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劝我打起精神。可是，宣传队不让我搞了，报 道也不让我写了。我怎么办？没事就写点儿小品，记记生活的素材。一天，我把连 队一个老贫农积肥的事写了一首小诗： 屋外，黄土几筐， 屋内，烟灰迷茫； 大爷一个劲儿整炕， 大娘进门儿就嚷： “老头子，鼓捣啥？ 屋里搅成这个样！” “炕洞铺黄土， 熏肥一筐筐。 连年夺高产， 俺要献力量！” “嘿！俺们一起干， 家里办个化肥厂。” 大爷忙掏炕。 大娘运灰忙； 鬓角眉梢挂烟灰， 滴滴汗水地下淌。 屋内，红心精造炕洞肥， 屋外，跃进歌声嘹亮！ 给大家一读，大家咂咂嘴，“有点意思”。但我当时是那样的处境，连里的黑 板报肯定不会发。灵机一动，我把它装进信封，投到《兵团战士报》社，这是我生 平的第一次投稿。没一个月，报上居然刊登了。那个时候，报纸上能登我们小山沟 里的一个作品，可不是简单的事。连里开始传开了：“嘿！ 姜昆的诗，报上都登了。”“这小子还是有点‘水儿’。”我受宠若惊，一连 写了十几篇小品，全投到报社。没些日子，又陆陆续续地登了几篇。我拿着报纸， 看着自己的作品，手都颤抖了。我想，我二十刚出头，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事要我 去做，我该不懈地努力，只是要冷静地总结过去，不能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去乱撞。 大概由于我没有自暴自弃，1972 年8 月份，我被调到团宣传股的创作组，从 事创作。离开连队那天，大家摆酒席送我，烈性的“北大荒”一进肚，全身的血都 沸腾起来。但痛定思痛，对于如何做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似乎清醒了一些。 八 在连队时想上来，一上来还真怀念连队的生活。不错，几年中跌了不少的跟头， 可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磨练啊！ 我在宣传股搞创作，把在连队里生活的积累一点一点地倒出来写节目，供宣传 队演出，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又写呀，写…… 1973 年，我加入了共青团。 一天，我写了一个故事《小王探亲》，讲反“返城风”的事。交给宣传队，没 人演。宣传队长跟我说：“姜昆，你演吧！正好借这个机会到宣传队来，也算重操 旧业吧！”我同意了。演出引来了不少的笑声，大家特别欢迎。 一次，我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我一个人竟演了一个钟头，观众还不让我 下台。演完后，一位热心的观众跟我说：“你说得真逗，跟听相声似的！”相声！ 我在小的时候听过，但总是一笑就过去。那时候，电台只播马季的一段《友谊颂》， 我几次想试笔写一段，可是不得其门而入，便不敢问津了。 事也凑巧，这年的年底，有一天我正在宣传队里排练，有人告诉我：“姜昆， 兵团接来了中央广播文工团两名相声演员，今天晚上在兵团演出！”我听到这个消 息，高兴极了，马上找领导请示，要几个宣传队员一起，到兵团去看节目。因为在 山沟里，要看“中央团”的演出，多不容易啊。我们要求得迫切，领导答应得痛快， 没有一会儿，我们坐上火车，出发了。 兵团俱乐部里，观众的情绪热烈极了。台上就是两名演员，一个是郝爱民，一 个是李文华。他们两个人妙语连珠，诙谐幽默，一举手，一投足，都把观众们乐得 前仰后合。我惊呆了，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一千五百人 的座席里挤了近两千人，个个目不转睛，张大了嘴，伸着脖子洗耳恭听！我一边看 台上，一边看周围欢笑的人们。啊！我想到了，人们需要笑声，在那时的政治气氛 中，想这么笑笑哪儿容易呀，生活中也没有呀！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酣畅地笑，可 以说能忘掉一切地笑，人们能不鼓掌吗？哪儿还想得起来演员累不累呀？鼓掌，让 他们演，让我们笑！我们看完演出，离开剧场已经11 点了，可上火车要等到夜里 2 点半。伙伴们围在车站的炉子旁取暖，我则把大衣往身上一裹，偎在一个墙犄角 儿，闭上了眼。 我睡了吗？不！我在咀嚼郝爱民、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多有趣呀，相声！ 多有魅力呀，相声！我寻找那语言排列的蹊跷，啊，……原来这么一安排， “包袱”（相声中的笑料）就响了，人家怎么想的？！夜愈深，天愈冷，我睁开了 眼，盯住火炉里的小火苗……写相声！说相声！让人们笑！我仿佛越过那火苗，看 到我们的伙伴们在怎样开心地笑……我起身叫过了两位宣传队的伙伴：“咱们回去 就说刚才人家说的那几个小段行不行？”伙伴们惊异了： “我们没本子！”我信心十足地说：“我回去给你们追记下来，放心，保证差 不了多少！”看他们两疑惑地点了头，我撞了他们一人一拳说：“记住，你说郝爱 民，你说李文华，李文华真逗，北京味多浓呀！……”我又在想他们的演出。那时， 我怎么也没想到李文华竟是我后来艺术生涯的合作者。 快4 点才回到团里，伙伴们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跑到我搞 创作的小草屋里，一点一点地回忆，甲怎么说，乙怎么说……没2 个小时，4 个小 段全记出来了，我把它誊在稿纸上。事后连我自己都惊奇，我那天的记忆力怎么那 么争气，居然和舞台上表演的脚本不差几句话。 就是在那几天夜里，我作了个梦，梦见我当相声演员了，而且我说话的那声音 和电台里的马季居然一模一样…… 九 我为自己立下的理想，奋斗了这么久，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我总喊我 爱艺术，我爱艺术，艺术就是舞台上的蹦蹦跳跳吗？我写了不少对口词，朗诵诗， 小剧，歌曲，写这些究竟是为着什么？说句老实话，我从没细想过。 在我当了相声演员，有了一点小名气后，记者前来采访，我几乎全向他们讲了 底下的一段经历，可遗憾的是他们都没在文章中反映。 粉碎”四人帮”不久，《黑龙江日报》整版地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围绕 着〈三战校门〉的一场阶级斗争》，对《三战校门》的内容及其在省内的影响作了 深刻的批判，而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我——姜昆。 1975 年，文化部给全国各省市下了通知，准备节目迎接全国曲艺调演。 于是从最基层调演开始，一级一级往上选拔节目，筛选的结果，我和另两位同 志合演的三人相声《大钢连长》被选到全省参加调演。我还担任了兵团代表队的副 队长。 1976 年在到省里汇演的前几天，“两报一刊”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 篡改》的社论，我们当即组织学习。在佳木斯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我一昼夜没睡， 趴在卧铺上写下了三人故事——《三战校门》，内容是根据报刊上的材料编凑的。 写一个贫农的儿子，在“文革”前被轰出了学校，“文革”中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 份进入大学，在1975 年的整顿中，又和学校的领导展开了斗争。为了赶“时髦”， 里面还在许多处用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这个节目一演，就像石头入水激起了波浪。有的大加赞扬，有的尖锐批评，相 当一部分同志则保持沉默。有一位老作家却偷偷跟我说：“姜昆，你太年轻，你前 面的道路还长……”我惶惑了。 以往生活的遭遇，使我逐渐有了不断冷静地分析过去的习惯。我开始考虑我创 作的原始动机，我这个作品的生活根据，我开始怀疑了，怀疑我自己凭空杜撰和几 年来习惯写“标语口号式”作品的真正价值…… 后来这个节目终于参加了全国的调演，虽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认识到 《三战校门》的政治错误。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像写这个作品那 样去“创作”，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十 正当北京调演高潮的时候，赶上了1976 年唐山大地震。这场强烈的地震，把 我们忙忙乱乱地震回了黑龙江。 临离开北京，家里人嘱咐我：“姜昆，现在形势紧张，写节目可得注意，千万 别在这方面出错。”又告诉我，正在给我办困退。当时，我家有五个孩子，三个在 乡下，按北京的规定，可以调一个回到父母的身边，爸爸决定让我这个大儿子回来。 这件事，我早已经知道，因为困退的材料好几个月以前已经到了兵团，可是兵团领 导一直没有批。我知道，领导确实是舍不得一个比较得力的文艺骨干离开。可是， 我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爸爸、妈妈，我不愿意在他们希望之火上泼冷水。 代表队回到省城，我们住在哈尔滨市体委招待所。一天晚上，已经10点多钟， 我们几个小青年正在屋里说笑。忽然，进来一位民警，要我跟他走一趟。我真愣了， 虽然心里坦然，但也仍有点忐忑不安。 走出招待所，马路边昏暗的路灯下，停着一辆三轮挎斗摩托，我刚坐进挎斗， 车就开了起来。车开得飞快，风吹得我的身上冷嗖嗖的。这时民警说话了：“别怕， 马老师来了！”马老师？谁呀？我实在反应不过来，白白眼，看看他。只见他用一 只手拍拍我的脑袋：“马季！”呵，马季找我？！对了，前几天听省里的记者说， 马季和中央广播文工团的领导一起看了我的演出，并且传出了要调我到北京的风。 当时我不敢相信。但现在，马季来了，又叫我去，莫不是…… 车在大庆驻哈尔滨市办事处的门前停下来，民警带我走上楼。一开门，马季、 唐杰忠在里面，他们一见我进来，就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马季告诉我，他们去大庆 为一个会议演出，路过哈尔滨问我点事。我等着他们问。“你愿意当演员吗？” “愿意！”“你愿意从事相声事业吗？”“愿意！”“你愿意到我们团来吗？” “愿意！”我一连说了几个愿意。难得的机遇，我不允许我的思维和语言有一点迟 疑和疏忽。 马季、唐杰忠几乎是诉苦衷地说：他们发现我是个相声演员的“苗子”，想调 我到中央广播文工团去工作。但是，当时要调一个相声演员，全要凭在当时适应那 种不正常的制度的方法。他们说“渠道”他们可以疏通，可办手续，全得凭我自己 的“神通”。忽然，我想起来了，我有困退的材料，只要兵团领导点头儿，困退回 北京没问题。马季、唐杰忠眼睛一亮：“嘿，太好了，我们去兵团汇报，请他们帮 忙！”那天从大庆办事处回到我的住地，已经深夜一点半了。离开的时候，马季、 唐杰忠一点儿困意也没有，我听到他们喃喃地自语：”现在，办成一件事，真不易 呀……”为了我，准确地说是为了他们所热爱的相声艺术，马季、唐杰忠带着在大 庆演出的疲劳，星夜驱车去了佳木斯。他们的“汇报”可真费劲儿，走到哪儿演到 哪儿，坐着火车赶场。事后，马季和我说：“小姜，为了你这么个人，我和老唐的 嗓子在兵团都演‘横’了！”可领导的思想“顺”了，他们说：“我们放！”一个 星期后，我在哈尔滨听见了这个“放”字儿，心呵，像长上了翅膀，在湛蓝的天空 中飞了起来。我恨不得扯着那天边几抹轻云去擦拭自己洒在心灵上的泪花。祖国呵 ——母亲，您的儿子，在您的怀抱中的幸福，莫过能把一颗赤诚的心献给您。我不 会忘记兴安岭那幽幽的山谷，也不会忘记三江平原那一望无际的麦海；我不会忘记 那从小走过来深浅不一的脚印，更不会忘记那生活中不断给我温暖的人们。 1976 年的9 月中旬，在我差一个月满二十六周岁那天，我坐上南去的列车， 走向了新的艺术生涯。 火车开动时，我把我的脸紧紧地贴在了车窗的玻璃上喃喃自语：北大荒的土地， 北大荒的人民，我去了。不是为了离开你们，而是为了更贴近你们。 如果说，从我在襁褓中算起，我是吸着妈妈的奶水长大，那么，真正长成为祖 国大手大脚的儿子，则是吮着东北肥沃大地的乳汁。我知道，从这天起，意味着我 人生道路的又一个起点。但是，我真能用艺术去为亲爱的祖国、亲爱的人民服务吗？ 我将怎样去服务呢？多年的梦想实现了，但到这时才发现原来那梦想竟是如此朦胧 ……我发现，我肩上沉甸甸的，而展现在我面前的路却很长，很长…… 写于1980 年 起步——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一 中央广播文工团的工作证是红红的。我把它拿在手里，一遍又一遍地看。 尤其是“演员”那两个字，哪次进入眼帘都好像是生疏的。一连好几天，我都 沉浸在一种怀疑的情绪中：我已经是专业的演员了？我已经专干相声这一行了？居 然和侯宝林、马季在一起工作了……? 记得我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欣喜、不安，甚至 有点困惑的心情，走进我们共和国的广播大厦的。 真巧，进文工团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随着侯宝林、郭全宝、马增蕙、郝爱民这些 著名的演员，去东北兵团慰问演出。我抓住这个机会，仔细地观看老师们的表演。 他们上台，我坐在台口，今天这边，明天那边，两个人的表演全看。我特别好笑， 凡是相声的笑料，到我身上都起作用。一连几天，我都在笑声中度过，笑完以后， 想想表演当中的蹊跷，却又恍恍惚惚，很不了然。 糟糕，净笑了！我提醒自己：姜昆，你不是观众，而是专业的相声演员了，你 没有权利光顾笑！再坐在台口看节目，我冷静多了，仔细地品嚼着演员们的每一句 台词，注视着他们的一招一式…… 北大荒的严冬，气候冷酷得无情。侯宝林、郭全宝全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在我工作过的团部，他们冒着零下35℃的严寒为我们兵团战士、职工、家属在 广场上演出。我刚刚从这里离开，又是主人，又是客人，双重的身份使我得学做许 多工作。早上起来，为演员们劈柴、烧水，尽量让他们在这里舒适一些。晚上抓紧 时间背词，郝爱民跟我说：“你是这儿的人，观众熟悉你，我和你演！”我们兵团 的领导和战士们要和侯先生等著名的演员合影，侯老提出：“让姜昆坐在中间，又 代表兵团战士，又代表我们演员。”死拉活推，愣是让我坐在了不应该我坐的正中 间的位置。晚上我偷偷地给爸爸妈妈写信吹牛：“让我坐在了正中间，我得意极了。 妈妈，好日子开始了……”回到北京，我跟马季老师学说相声。他那诙谐的谈吐、 热情的指导，在我心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马季老师要我不仅说相声，而且要写相 声：“一个相声演员能自己写相声，就像一个战士自己能造子弹一样，除非他牺牲， 否则，他将能永远战斗！”历史和人民给我带来了幸运。当我拿起笔，开始真正创 作的时候，“四人帮”粉碎了！锣鼓、队伍、笑脸、欢歌，人们的感情像涌出闸门 的水，一下子奔泻出来。不是节日的首都舞台，呈现出就是节日也没有的繁荣。马 季老师一下子写出了《白骨精现形记》、《舞台风雷》，海政文工团写出了《帽子 工厂》。呵，我听到了人民的心声，我感到了相声真正的魅力。我激动了！ 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我也写。稿纸一张又一张，可是写的不是像《帽子工厂 》，便雷同于《白骨精现形记》。一连憋了一个多星期，我也没有写出可用的作品。 马季老师对我说：“我准备去湖南深入生活，你跟我一起去吧，你应该从生活中去 找相声。”1977 年元旦，我结婚了，爱人李静民是文工团员、当年兵团的战友。 我俩全二十七岁了。 新婚之夜，她跟我说：“姜昆，我们刚到北京，工作一点成绩都没有，先不要 孩子吧！”话正中我的心愿，但还不够。我补充说：“先不要孩子是一方面，另一 方面，也不要把我们的生活想得太幸福。”“嗯？”她惶惑地看着我，我告诉她： “马季老师，他一年有多半年的时间在外地深入生活，我也要像他那样。我10 号 左右就跟马季老师去湖南，去写相声！”我当时讲的幸福，指的就是温暖的家庭生 活。 一月中旬，我告别了新婚的爱妻，来到了湖南省桃源县——一个农业先进县。 老毛病真难改。在湖南的头一个月，我又重操杜撰的故伎，编了一个相声，叫 《斗哇记》。写一个“四人帮”的爪牙，下车伊始，伊里哇拉，把列车的客货运搞 得一团糟，运输战线的工人如何反对他。洋洋几千字。我给老师们读得唾沫星子飞 溅，可从他们的沉思的面容中，我看出了我这个作品是一个死胎。 转眼就要到春节，按计划我们得回北京了。马季对大家说：“我决定不走了， 留在桃源过春节，什么时候把节目搞完，什么时候回去！你们先行一步吧！”讲实 话，在东北兵团八年，没有回家过一个春节。现在调回北京了，这个春节对我的吸 引力是不小的。更何况，我是新婚，我已经几次在梦中看到妻子等我的急切目光了。 启程的前一天夜里，我把南方的竹床压得嗞嗞乱响。唐杰忠问我：“要回家睡不着 了？”我蹭的一下坐起来：“老唐，我也不走了。我陪马季老师留在这儿，我不拿 个作品，我也不回去！”“嚯！那小李能答应吗？”“我给她写信。”第二天，马 季老师的劝说没有生效，我让唐杰忠替我交给妻子一封信。我信里写着：“静民： ……咱们两人是在走向新的征程时结合的，在这条路上我只是刚抬起脚来，一步还 没迈出。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往前走，我们可以留在原地踏步，过着舒适的生活。但 是，注意这世界的人们，不会看到我们的戏耍，因为他们的眼光早在往前看了。前 面正有奋力奔跑的人，而我们是时代的落伍者……”我和马季老师一起留在了桃源， 过我调回北京的第一个春节。 春节第一天，我接到了爱人的来信。桃源县文化局的于局长，当着县委书记的 面把信读了，幸亏她写的全是支持我工作的词，要是有一句卿卿我我的甜话儿. 我 准会闹个大红脸。 这天晚上，县委的领导带着马季老师和我到化肥厂参加劳动。第二天，我又和 马季老师到了水利工地，和“三八采石组”的女青年们开了座谈会。 初三，县文化馆的同志请来了县里有名的民歌手，为我们演唱了优美动听的桃 源民歌。这个佳节可真没白过，它给了我创作相声的素材和主题。我以“采石组” 的女指导员三推婚期的事迹，开始编写相声《迎春花开》。马季老师听了我的构思， 看了前半段，对我说：“这么写，路子就对了，你把它交给我吧，我也帮你写。” 仅用了两个夜晚，主题升华了，高潮写出来了。他说： “我写出了《新桃花源记》，你写出了《迎春花开》，咱们丰收了！”本子写 完，还要把它排出来，立在舞台上。两个相声，我和马老师互为捧逗，在县里面演 出了。第一次演自己的作品，我的腿哆嗦，脸也哆嗦，我觉得脸蛋上的肉，神经质 地抽搐着。马老师在台上诙谐地抚着我的脸对观众说：“看，小伙子激动得脸都跳 舞了！”观众笑了，我却居然平静了下来。 我聚精会神，一板一眼地唱着他们熟悉的桃源民歌。演出结束，观众热烈鼓掌。 我整个上衣的后背，全让汗水湿透了。马季老师也满脸汗水，但从他的微笑中，我 看到了他对下一代相声演员的期望。 我们在桃源县是住在一个风景区——桃源山上。相传东晋诗人陶渊明以此为模 写出了《桃花源记》。这里的风景别致，山青水绿，有穴洞，有庙宇，有瀑布，有 青竹。朝闻金雀鸣啭，晚听流水潺潺。几次都想写一篇美美的散文，记下我当时的 所见所闻，可是为了相声，我一直没动笔，怕耽误了时间。 在那里，我也曾为此遗憾过几次，可《迎春花开》的演出成功，弥补了我心中 的遗憾。以致现在这篇处女作，成为我初去桃源的最好纪念。 初战的成功，给了我前进的信心。我对马季老师说：“我要自己写第二个作品！” “好！”这个字儿他一连重复了好几遍。回到北京没有一个星期，我就和赵炎搭伴 儿到了北京郊区平谷县。 平谷县城正在召开“优秀教育工作者大会”。我们借来一大摞会议材料，并且 请来了优秀教师和他们座谈。接着，半个月中写了四五稿，一个歌颂人民教师的脚 本算是完成了。马季、赵连甲老师一看，建议给脚本做大手术。 星期天，本来要和小李一起去看爸爸、妈妈的，结果她一个人去了。一整天， 我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中午饭都没吃。下午5 点，小李赶回来了，问我话，我没 答理她，脑子麻木极了。那个时候，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 我能自己写相声吗？本来很沉重的心，更沉了。小李拉我散步，我没有心思， 可是觉着刚才委屈了她，我同意了。 在广播大厦的立交桥下，我们散步，心绪开阔了许多。我向她说了我刚才脑海 中闪过的那个念头。她笑笑说：“你总说创作艰苦，你感觉到压力，可是咱们兵团 不是有句老话：压力变魄力，压力变动力吗？”这一说，我清醒了许多，拉着她的 手说：“回去吧！你做饭，我写！不写完，不吃饭。”她说：“不，先吃饭，吃饱 了再写！”这天的夜里3 点，我写出了相声《红色园丁》。第二天我读给马季老师 听，他点头了。 就在我和赵炎排这段相声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批判“四人帮”对教 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这个节目，正应时当令，我和赵炎虽只演出了四五场，可 全国都开始播放，电台一天播三四次。我满以为可以松快松快了，马季老师却当即 提醒我：“播出去，就再写新的！老得不断地写，这就是电台工作的特性儿。”我 天真地问他：“那什么时候是头呀？”他回答：“反正我在电台干了二十多年了， 还没看见‘头’的一丝影儿呢！”于是，我马不停蹄地向前闯。《喜事》、《科学 院的春天》、《爱的挫折》，相继问世。对搞相声事业的信心，我有了。可对文艺 真正的社会功能的认识，是在我写相声《如此照相》之后。 这年的5 月份，北京摄影行业要举行肖像展览。我和赵炎被王府井中国照相馆 邀请去照人头像。赵炎的形象比我好，摄影师反复地为他照。我坐在旁边等着，便 和照相馆的师傅们随便聊起天儿来。 “为我们写段相声吧！我们照相馆可乐的事儿可多了！”“就讽刺我们某些人 的服务态度吧，有人把老头的照片儿给寄到大姑娘手里，小伙子取的像片袋里装的 却是老太太，哈，哈……”好题材！我又去了一趟照相馆，便动起手来。很快，《 在照相馆里》完稿了。但内容庞杂，有讽刺十年动乱时期“十个不照”的，有批判 服务态度不好的……给人一读，人们说，太乱了。于是，我又一次去照相馆。 一个师傅的经历，使我的脑子豁然开朗。他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每照一 次相，得带着顾客唱一首歌儿：“东风吹，战鼓擂……”没有两天，他的喉咙哑了， 医生给他开了假条：禁声三天！一个摄影师，居然和演员一样，需要“禁声”，多 逗！ 这个故事一下子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勾起来了。背“老三篇”，唱” 语录歌”，跳“忠字舞”，我全有切身的体会。鲁迅先生讲过，喜剧就是把生活中 没有价值的东西撕开了给人看！我要用讽刺的手法让人们看看十年动乱中闹剧的一 角。 一连几天，创作的灵感如潮水，涌呵，涌呵，促着我手中的笔不停地写。 多少回忆呵、多少辛酸的回忆呵，不就是因为人们让几个政治骗子的愚弄，才 有国家混乱、人才埋没、冤案重重的人间悲剧吗？十年动乱，确是一场恶梦，每个 人在这场梦中都掉过眼泪。有悲痛，有冤屈，有愤恨，有辛酸。我想起了我十九岁 进了“劳改”队，让人看着劳动；我想起了我从兵团“逃跑”回来，让人们痛斥我 “逃兵”；我想起我在那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里乱往前闯的情景。一幕一幕，倒让 我笑了。生活大概就是这样？悲与喜，愁与乐，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也是相互转 换的。幼稚的狂热，盲目的虔诚，多余的愤慨，善良的顺从，构出一幅人被人愚弄 的画面。我要用笑声让人们记住这历史的一页！老太太摆“革命姿势”，结婚照相 “不许笑”，进门喊“革命”口号，出门跳“忠字舞”。没费多少劲，《如此照相 》一挥而就。 可是一读，有人伸舌头了：“老天爷，用语录讽刺，丑化拿语录本儿，危险！” 我分辩：“不是我丑化语录，是林彪、‘四人帮’丑化了寻师的教导。”不少人还 是摇头。但也行许多人支持我：“小姜，立起来看看！”跟我合作的赵炎，由于工 作需要给马季捧哏，我剩一个人了。一看，当时李文华也正是一个人儿。我胆怯地 问李老师：“我和您排一段儿，行吗？”“那怎么不行？”我设想到李文华老师答 应得那么痛快。马上请示领导。8 月份，我们两人搭伴，到了河北省宣化的一个部 队里，一边修改，一边排练《如此照相》。 两个星期以后，我们随着师宣传队一起演出，根据我的要求，我和李老师一人 穿了一件战士服，惹得不了解内情的人看着李文华说：“这么大岁数还当兵呢，资 格得多老呀……”第一场演出在张家口的一个山沟里，舞台是两辆拖拉机拼起来的， 剧场就是农村的场院。嚯，人山人海。我们两没说几句，台下笑声起来。接下去，” 包袱”一个又一个，笑声一阵接一阵！词不是在背，而是顺着嘴在流。看着我学着 拿语录本照相的样子，乡亲们笑得直用衣襟擦眼泪。下了台，我的眼泪也快出来了， 我对李老师说：“这个地方叫‘下八里’，我一定得记住，我的相声下里巴人都听 懂了。”李老师纠正找：“不，你错了，这是阳春白雪。真正的人民群众。”1979 年10 月份，在共青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联欢会上，我演出了这个节目，整个首 都体育馆，先是阵阵笑声，然后是长时间的掌声。我沉浸在奋斗胜利的喜悦中。 四 我和李文华一搭伴，他觉得舒服，我也觉得合适，尤其《如此照相》演出成功， 我们更觉得分不开了。当时北京的舞台上，两个相声演员岁数悬殊这么大的还没有， 有人觉得不太习惯，但这到底有什么不好呢？ 我跟李老师说：“您别嫌我小，咱们一起合作，不断出新节目。”李老师和我 说：“你也别嫌我老，我爱了一辈子相声，能演好它我就高兴，别的我什么也不想！” 为了能“摽”得更紧，11 月份，我们这一老一小，开始远征采风，奔向祖国北疆 的边陲——伊犁。 天山冰封雪冻，可伊犁大地如春。我们又正赶上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近 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全沉浸在兄弟民族的深情厚谊和欢歌曼舞之中。 但在一次婚礼上，我们沉默了。新娘的嫁妆、新郎的彩礼使我们目瞪口呆：金 戒指、银耳环、玉镯、毛毯、自行车、手表……得多少钱哪！记得昨天，听他们唱 的歌是：“纯洁的爱情比得过天山的冰雪，真正的爱情比金子贵重。”可今天却是 这样。我感叹地说：“像这样儿，我得打一辈子光棍了。”李文华也说：”我也讨 不起媳妇儿了。”而这种结婚讲排场的风气，无论在内地或边疆都正在蔓延。一种 责任感，促使我要拿起笔来。当天晚天，我和李老师商量后，决定用歌曲和诗词去 叙说真正爱情的价值和地位。一个多月后，《诗歌与爱情》这个相声段子产生了。 它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一位女青年在来信中这样写道：“我搞对象时，问人家 要四十八条腿，要三转儿（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从来没有想到过爱情真正的 位置。”“通过你们的表演，我受教育了！你们的艺术在陶冶着我，我要说相声伟 大！”姑娘说我们的相声教育了她，而我觉得她的信更深深地教育了我。相声，原 来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要永远用它来为创造高度的精神文明服务。 1979 年，我们演出了讽刺官僚主义的相声《霸王别姬》以后，收到了报社转 来的一封信，说听了《霸王别姬）以后，认为我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反对党 的领导，第一次把党支部书记作为讽刺对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中，用心毒矣！我把信 向领导同志汇报了，领导同志要我正确对待各种各样的意见。我想，相声艺术是一 朵花，讽刺作品可以比作带刺的蔷薇，有人欣赏的是花，有人碰到的是刺，当然这 朵花要有党的阳光照耀，要扎根在人民的土壤里。 五 经常在电视里露面，一上街，走到哪儿都能让人认出来，招人注意。我经常戴 个大墨镜。和李文华一起坐公共汽车，他上前边那个门儿，我就上后边这个门儿， 就这样，仍然免不了被人围住，说长问短，我总笑着说李老师：”就您脸上这特征 多，招人！”1980 年，我们连演出带深入生活，到了沈阳、青岛、济南、保定和 江苏的一些地方，累计在一起历时近8 个月，写作、演出了《我与乘客》、《战士 的歌》、《棒打与溺爱》、《北海游》，还排练了传统节目《打灯谜》。 9 月底，我被中国曲艺家协会选为代表，参加了第四届文代会，还被选为中国 曲艺家协会的理事。对这，我与其说是高兴，倒不如说是不安。我想我要加倍努力， 不辜负人民和党给予我的荣誉和责任。会议期间，《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记者问 起我在演出中是什么样一种风格时，我回答她：现在谈风格，为时尚早。我踏入专 业文艺队伍仅仅三年，还是个新兵。不过，我要学习侯宝林老师的高雅、诙谐，马 季老师的热情、奔放，李文华老师的含蓄、沉稳，把这些风格汇在一起，努力塑造 出新时代青年人的特点来。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风格！我该有怎样的风格 呢？想着想着，想起了1977年在广交会上马季老师对港澳记者团说的一段话：“对 旧相声来说，侯宝林先生是一个叛逆者，他摒弃了低级、庸俗的谈吐，溶进去清新、 高雅的格调。 我向他学习，不仅学习艺术，也学习了这种叛逆的精神。着重于歌颂，不拘泥 于旧的表演程式，带出强烈的时代气息来。”这段话，想起来格外有新意。 今天，我是我们说唱团的第三代相声演员，我也应该继往开来。要继承这种叛 逆的精神，准确说是一种革新、脱俗、闯的精神。我要用新的要求，高的标准，永 远向新的目标前进。 但新的苦恼又在困扰着我。我愈来愈对自己写的作品不满意了，原稿半本半本 地被扔进了纸篓。我觉得我的演出太多了。除正式演出外，在火车上、餐厅里、候 车室，只要一被认出就要演上一段。天呵，入不敷出，我们拿什么样的更新更好的 东西，去奉献给热爱着我们相声演员的人民群众呢？ 一次，我对李老师说：“我有点不想干相声了。”“什么？”他惊奇了。 我说：“演出量大，创作量大，人们的要求又高，我觉着我写不出好东西来了！” 李老师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这正是长能耐的时候，你要是不着急，觉得日子好 过，就不是你了！”我心里忽悠一下。讲老实话，1980 年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评 奖，我和李老师演出的《如此照相》得了一等奖，《诗歌与爱情》、《霸王别姬》 得了二等奖。得了三个奖，我没太高兴，更多的是愁下一步怎么往前迈。李老师的 这句话像击了我一掌，不能退呵，得向前呵，还是那句老话，要把压力变成动力！ 我按着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要求，一直铆足劲儿干。党和人民不断地给我支持和 鼓励，报刊上称我是“后起之秀”，内行们叫我们“一老一小新一对”。 观众们比喻我们两演出的风格像“一位慈样的老妈妈带着一个淘气的孩子”。 日本的电视播放了我们演出的录像，美国的报刊称我们是“滑稽明星”，法国 的学者来信问我要材料，要写有关我们作品的论文。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少先队的活动。当小报幕员报到：“老少先队员姜昆， 和我们喜爱的李文华伯伯参加了我们的大会”，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时，我的 心一个劲儿往喉头上顶，眼眶里一下冒出许多泪水。本来，我说相声是逗大家乐的， 可我却哭了。少年们欢腾的场面，触动了我一根很敏感的神经，台底下红领巾和孩 子们的笑脸融成了一片模糊的带着神奇般色彩的画面。多快呀，我从一个喜爱艺术 的顽童，一下子长得这么大了，还出了点名。我仿佛看到了我身后那并不太长却显 得遥远的路，那路上有着坎坷，我甚至也滑倒过，但祖国、人民、老一辈的艺术家 指引着、扶持着我……我默默地想：只要我活着，就要永远记住这一切，永远和祖 国、和人民在一起。 写于1980 年 攀登——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二 我选择了许久，还是用“攀登”这两个字作了我的题目，尽管已经有多少人不 厌其烦地用过了它。因为，一般人都讲路是在脚下延伸的，而我觉得路是在我的头 上，每前进一步都比上陡峭的台阶还费劲。这些年来，我自认为还是用尽了吃奶的 劲儿向上走，尽管我的步伐不快，能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峰顶是那样的邈邈无期， 但我愿意用不断的运动来增添我的体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人们都以为相声演员的生活，一定是一天24 小时都在笑声中度过的。诚然， 作为一个人，乐观向上能使你对生活的热情永远保持炽热的程度。但是，笑声不能 太多了，过分追求欢快而产生的痛苦，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1979 年的11 月到1980 年的1 月，我度过了一段笑声颇多的日子。长春电 影制片厂的林汝为居然选中我去参加电影《忠诚的战士》的拍摄，让我扮演贺龙同 志的警卫员。为了不使我和李文华分开，他们还安排了李文华来扮演伪桑植县的县 长。 稍微想一想，就是件非常有趣的事：这部影片是描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以后，贺龙同志重整旧部，在洪湖一带坚持武装斗争的故事。革命遭到失败，斗争 十分残酷，影片是以深沉的笔调来描写这一历史事实的。而我，全国的观众一看模 样就要笑的这样一个演员，从头至尾跟在贺龙同志的后头转悠，即使不破坏效果， 也是不甚协调的。可当时，我居然答应下来。我没有多想，就是觉着有趣。冒着南 方水乡所特有的那种寒冷，我随摄影组来到了江苏省的兴化县——《忠诚的战士》 的外景地。 第一次正正经经在电影里扮个人物，我的兴趣十分浓厚。每天早起化妆，然后 乘船去一个小岛拍片子。芦花、苇帐、草鞋、包头，使我完全置身在与相声极不相 同的另一个世界中。和我配戏的小梅子是辽宁省话剧团的话剧演员。她扮演我的新 婚妻子。有一场戏，是小桥送别。她为我打点好一个包袱，行行重行行，送我到村 边的小桥。她会演戏，镜头离得那么远，她仍是那么认真地入戏，嘴里不住地叨叨 ：“大泉（我在影片中扮演角色的名字），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记住， 别忘了给我写信。”望着她那么认真，我只觉着好笑，就随口答了一句：“真想写， 可是我不识字呀！”“扑啼”一下她乐出声来，又气又笑地冲导演喊起来：“导演， 大泉说他不识字，您说交通员有不识字的吗？”排演停下来，大家问清情况，也笑 个不停。 拍外景完全由老天左右，你的情绪再好，准备工作再齐备，老天不出太阳，你 干瞪眼。南方的雨下得也没北方那种干脆劲儿，粘粘糊糊的一下几个星期。不出外 景我就和组里的演员朱时茂、夏宗佑他们几个下棋、捉鱼、烧螃蟹吃，过了一个多 月神仙似的日子。 等我拍完了这一段戏回到北京休整时，要过元旦了，团里让我演出。这时候我 才想起：我演什么呀？我一个新节目也没有呀。匆匆忙忙和文华创作了一个拍马屁 的人不得人心的节目《花与草》，一上演，反映极其一般。 记得是元旦过后不久，画家方成、钟灵约我一起去诗人邵燕祥的家里吃饭。席 间，邵燕祥同志对我说：“姜昆，前几天在广播局的礼堂里看了你一个节目，非常 没意思，以后不要演这些东西。”他的态度非常直率，说得我无地自容。还没等我 细细地考虑这真诚的劝告时，长影又通知我赶紧乘飞机去兴化，补拍两个镜头。 二次到兴化，我的兴趣淡多了。坐在船上等太阳时，心里充满着空虚惆怅的情 感：时间啊，一分一分的就这么过去；等呀等呀，这就是电影演员的工作特点。可 是我的事业呢？我的创作呢？人们在等我的相声呀！再一拍摄起来，原来那么有趣 的事情显得索然无味了。一个镜头，摄影师要告诉你： “别动脑袋，稍一偏就要出我的镜头。”灯光师要求你：“你身子稍微往后偏 一点儿，要给后面人脸上留出光线来。”导演不许脚踏过她划的线，摄影师不让我 脑袋偏一偏，我完全落在一个无形的框子中。我对我自己能否塑造银幕形象发生怀 疑，失去了信心。急得我直抱怨：“拍电影真不是人干的活儿。”转眼再到北京时， 我可没心东跑西颠了。演出吧，没有好节目；创作吧，没有一点生活素材，脑子里 空空如也。电影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我今年一年全要陷入那恼人的束缚之 中。这年的春节，我也不知是怎么混过来的。我只听到不少人在耳边忠告：“姜昆， 你有了一点名气，如果不演什么，还能保留着美好的印象。如果净是些不负责任的 节目，可就一步一步地往下出溜。”我陷入极度的苦恼之中，几次梦见自己就是那 艳丽一时的昙花。 北京有句俗语：“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正当我为拍摄工作要继续一年而犯 愁的时候，长影传来了消息：《忠诚的战士》摄影组，因为一些原因停拍，摄制组 全部下马。当时，我的心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笼罩着。为摄制组惋借？为自己 庆幸？我自己没有多考虑，马上和文华老师投入了紧张的深入生活和创作之中。我 告诫自己：别让一些乱七八糟的事耽误自己的正事，多写相声，多演相声。快，快！ 就是那么及时地下去创作，我的演出场次和演出质量仍受到了影响，很长一段 时间没有接上趟，热心的观众甚至问起来：“姜昆这一段上哪儿去了？”1981 年 的元旦，相声演员云集在长春，演出几场后，又接受了沈阳市的邀请。我和文华老 师商量了一下，告诉沈阳负责跟我们联系的同志：“我们不准备去沈阳了！”“什 么？”人家一听就急了：“不能缺您这一对，辽宁的观众喜欢看你们的演出！”尽 管人家这么盛情，我们仍是婉言谢绝了。我们有我们的理由。一年一度的春节马上 就要到了。全国人民都愿意在这欢乐的节日里，欣赏到一两段水平高一点的相声。 而出了点名的演员在这个时候不能拿出点像样的东西奉献给人民，总觉得是非常遗 憾的事。拍电影的那点遗憾还没在头脑中消失，我们能不接受教训吗？ 回到北京后，修改了业余曲艺作者王增贤的作品《棒打与溺爱》，我们自己创 作了《男子汉之歌》这个小段，反映还算可以。春节前夕，海洋局在北京召开“海 之春”文艺晚会，无论如何要请我们参加。我们谢绝，他们都快要哭了，一股劲地 恳求：“你们和群众见见面就行！”哪儿有这样的道理，演员在剧场和群众见面， 不说话，摆摆手就走，那不是演员演出，那是领导人接见。演吧，可又没有符合 “海之春”这个主题的节目呀。怎么办？写！临演出的前两天，我和文华熬了两夜。 我们忽然回忆起去年在青岛深入生活的情形。我们在水警区的海军基地舰艇上，看 着那么多的仪器，那么多观通装置，曾经闹过不少笑话。那么，向首都的人民，向 全国的观众介绍介绍我们的感受不行吗？两夜没白熬，我们写出了相声《船与海》， 在“海之春”晚会上演出，收到了非常强烈的效果。我和文华都暗自庆幸，因为没 想到逼出个还算不错的节目。就在上台前，我和文华还有一段小小的“摩擦”呢。 这个节目是我执笔的。后面，我安排了由我演唱一段苏小明的歌《军港之夜》， 然后安排文华朗诵歌词：“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水兵快点儿睡觉，铺好被窝， 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吵。”背词儿的时候，文华问我：“这能乐吗？”我 犹犹豫豫地回答：“能……吧。”文华摇摇头，问我，“要是观众不乐怎么办？” 问得我也没主意了：“那……咱们先试试吧！”在正式的演出中“试一试”？我们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了工人体育馆那圆场中直立的两个麦克风…… 《船与海》的演出出乎意料，或者说也在意料之中。文华一朗诵，观众哗然了， 笑声与掌声淹没了文华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几乎是在欢呼声中走下来。乐得我进后 台眼睛就去盯摄像机。摄像机正在摇向欢腾的观众。文华擦了一把汗问我：“这个 效果怎么那么强烈？”我喜形于色地回答：“苏小明的歌大伙都熟悉，您把她的词 一变，大家当然要乐了，因为生活中把您‘包袱’的条件全铺垫好了。”别看当时 说得那么有理，10 分钟以前，我的腿还直哆嗦呢！ 这次演完后，文华老师跟我说：“以后我也得听歌了，得跟时代。”望着他深 邃的目光，我也在考虑：时代在前进，艺术在前进，要跟上前进的步伐，就要不断 地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任何一点放松，都会使自己成为落伍者。而任何一点努力， 都会得到相应的报酬。观众对我们一老一少，有点偏爱，那么热情地希望在各个晚 会和场合见到我们，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因为我们得拿出 像样的作品才行呀。我在写给《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说：”人民爱你，人民的 儿子。这股爱不是扭捏的、含蓄的，是热情的、奔放的。你，人民的演员，怎样去 报答人民的爱呢……”在1980 年的《北京晚报》上，我国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 寄语青年：要循序渐进！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我理解老一辈 的谆谆话语，那是告诫我们：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没有捷径，没有诀窍，靠的是 艰辛的劳动和对事业执著的追求。我在《姜昆李文华相声选》的后记中给自己立了 这样一道“军令状”：这个集子是1977 年到1980 年的作品。过4 年，我们再出 一本这样的集子。如果一本比一本强，我们就继续写相声、说相声。 如果真像俗语里说的“奶奶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我们就改行，该干点什 么就干点什么。这些话不是讨俏，是深思以后发自肺腑而说的。 自写出《如此照相》之后，我和李文华陆陆续续创作了不少相声，但是哪一个 的影响也没超过那一段。我们确实感到能保住不断地演出新的节目，就已很费力了。 我们也益发感到艺术的功力和造诣与观众日益对我们高涨的要求实在是不相称的。 但是，有的时候，对人们不理解我们的创作意图，也常常耿耿于怀呢。 1981 年的6 月份，我和文华来到陕西的歧山，这里有一个汽车制造厂。 和我同年级的许多同学，都分配在这里，他们有的当了车间主任，有的当了党 支部书记，大部分同学都是这个厂里的技术骨干。我们在这个山沟里呆了近一个月， 写出了相声《红茶菌与打鸡血》、《歌迷理发》和《想入非非》。 回到北京一实践，《想入非非》的效果不错，我们带着这个节目参加了8 月份 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北方片曲艺调演。 《想入非非》这个相声，写了一个青年人一心要写电影剧本成名。他把“水浒” 读成“水许”，不知道曹雪芹是男的还是女的。但他立志要把自己的剧本搬上银幕， 目标是夺奥斯卡金像奖。漫无边际的幻想，促使他写了足足有四斤半稿纸的脚本。 结果投稿以后，电影编辑告诉他文化水平太低，基础知识较差，没有采用他的“大 作”。他埋怨这些编辑“不支持青年人的创作”，提出了“即使不采用也不要紧， 可以先把稿费给我嘛”的要求。结局是一气之下扛着剧本，到废品收购站卖废纸了 事。我了解这样的青年，他们看问题很敏感，他们的事业心很强。但是，他们缺乏 一种讲究实际的精神，遇到挫折以后就自暴自弃。我想通过这个作品告诉人们这样 一个道理：实际些，再实际些。 我满怀信心地来到曲乡天津。各路人马云集，济济一堂的情景，使我下决心要 在汇演中放响这一炮。那个时候，从观众到曲艺界的老师和同行们，都想看一看姜 昆、李文华拿出什么样的节目参加全国性的调演呢。 曲艺界的相互观摩可是个硬碰硬的场面。全是同行，有天大的本事，十个“包 袱”能“响”一半就算不错了。那天同行们观摩我们的节目，大概也有捧场的因素 吧，效果还算可以。在同行中能演成这样，我们的自我感觉就已经很满足了。可是 一到讨论作品时，人们对《想入非非》的异议竟是那么多，使我感到十分突然。 曲艺界的评论家薛宝馄，曲艺作家王鸣录，都是我尊敬的老师。但我们在一起 讨论作品时，却常常出现剑拔弩张的场面。这回涉及到自己的作品，我没有以诚相 待，因为我怕人家说我孤芳自赏，听不得不同意见。薛宝馄说我：“这个作品的主 题是两个，一个比较隐晦地嘲讽了电影界目前存在的弊病，一个是直接嘲弄了一个 无知而狂妄的青年。但是两个主题没有有机地结合。”王鸣录则说：“要是我写这 样的青年，我要歌颂！那么敏感的洞察力，那么坚强的毅力（指写四斤半稿纸的脚 本），只要努力不懈，一定成功。你讽刺的正是希望。”虽然我仍是洗耳恭听，但 心里已经是忿忿然了：这样的小伙子，我认识的有一大堆。他们完全有可能对世界 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中国。曾经有一位小伙子写了一篇作品给我：“姜昆同 志，这是我一年多时间的血和汗汇成的相声。你如果不辜负我们这里姜昆迷及青年 对你的希望，你就把它说出来！”我看后，实在对不起，辜负了他的希望。甭说别 的，他写给我的信的地址是“北京体育团”，他不知道曲艺，他以为我们和体操队 大概住在一块儿了。我不能把美好的想象和成功的事实当成一回事。想与成，当然 有关系，但是中间有一段颇为遥远的距离。这就是我的看法，这就是我自以为是的 理论。 我寄希望于评比。结果是我的作品没有被评为一等奖，没有获得进京汇报的资 格。和许多作品一样，我们的《想入非非》只获得了带有安慰性质的全国创作、演 出二等奖。讲老实话，我是抱着夺一等奖的希望来的，落选后懊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真不服气。回到北京后，文化部负责演出的同志和我商量能在北京公演的时 候帮忙，参加演出。我回答：“人家都是一等奖，就我是二等奖，多寒碜呀。”过 了没多久，文化部着手组织国庆文艺晚会演出节目，点名让我参加。 我执意坚持要演《想入非非》，他们答应了。演出的效果很好，赢得了观众热 烈的掌声。我没有用阿Q 的方法，俨然以胜利者自居。我在想：一个作品的成功与 否，也许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出结论，我寄希望于将来。 在这个问题上，几年来我一直是相当固执的。 四 1982 年的春节，我和李文华演出了反映计划生育工作的相声《祖爷爷的烦恼 》。群众拍手称好，计划生育委员会大加赞赏。其实，这个作品不是我写的，它的 作者是北京部队文工团的牛群和崔喜跃。 牛群是个有希望的相声作者。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提起要拜我为师，把我吓坏 了：“那怎么行，我还没出徒呢。再说你属牛、我属虎，你还是我的哥哥呢。”他 看我推辞，只好作罢，但是我们约定：互相帮助。他从他的军用书包中一下子掏出 了几篇作品给我。我当时在曲艺界写相声被人称为快手。记得在青岛时，常宝华老 师他们正在慰问部队，我们和他们住在一个招待所，早上临出发以前，我和他谈了 一个构思。晚上他们演出回来，我就拿出初稿向他征求意见了。第二天，又是这样 写出了一篇。到了第三天，他一进门就问：“把第三篇给我念念吧！”逗得屋里的 人全笑了。可是和牛群创作的作品数量一比，我自愧不如了。我选了两篇，一篇是 《祖爷爷的烦恼》，一篇是《鼻子的故事》。经过修改，我和文华把这两篇作品搬 上了舞台，效果都很不错。我高兴地给牛群写信：“我过去曾立志，我在舞台上只 演自己的作品。看来这是个幼稚的想法。你们这两个作品真不错，推着我向前走了 一大步。我还要告诉你，这两个作品还都结了丰硕的副产品了哪！”我指的副产品 是：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看我的相声起到了宣传计划生育的作用，就和文联协商推 选我当了全国计划生育协会理事。另一篇《鼻子的故事》发表后，也被山东《群众 文艺》编辑部评为优秀作品一等奖。我在信中开玩笑地和他说：“以后有计划生育 方面的问题，我帮你解决。”其实，小牛那时还没结婚呢。 我总结了一下，包括这两个作品，我已经演出了别人写的三个节目了。 我想我应该开辟更宽的道路供自己行走。以自己的创作为主，以别人的创作为 辅，这样不就能满足社会对我们的日益增长的要求了吗？ 我告诉爱人：“静民，群众的来稿，我有时看得匆忙，你抽空也看，耐心一点 儿，你觉得有希望的，就告诉我。”我想相声演员的妻子，对相声的了解会比一般 人多一点儿。她真认认真真地给我看，并且帮助我出主意：哪一篇该用，哪一篇应 该提一些具体意见供作者参考。当然，也有根本不理我她就擅自处理的。那是在接 到一封上海姑娘向我求爱的信，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连同姑娘的照片在接到 信不到半个小时后就处理得利利索索了。 每天接到观众的来信太多了，我几次想动笔写一篇散文“信笺游”，谈一下我 从那热情洋溢的来信中所获取的营养和一些感受，可刚一开头就再也搜不出词儿来 描绘自己那奔放的情感了。看来我的文化水平只能对付着写我熟悉的相声，写散文 的事情等我提高一下文化水平再说吧。 春节演出《红茶菌与打鸡血》后，我收到了两封很有意思的信。说来话长，1981 年的夏天，全国风行喝红茶菌饮料，一时间红茶供应紧张，泡红茶菌的罐头瓶子成 了时髦品，连百货商店盛香脂的大敞口瓶都脱销了。报纸和杂志上也连篇累犊地发 表了关于红茶菌功效的文章，有一些文章把红茶菌吹得神乎其神，似乎红茶菌有长 生不老医治百病的功能。我依此写出了《红茶菌与打鸡血》，回顾十几年前风行的 打鸡血，讽刺了这种情形。 两封信的第一封是北京高级党校的一位教授写来的，他首先肯定了我宣传红茶 菌起了一定的作用，接着就批评我不应该把红茶菌和毫无科学根据的打鸡血联系起 来，他说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而且“有损红茶菌的形象”。这位热心的 教授寄来了一大本关于红茶菌的资料让我学习，希望我能从正面来宣传这个新事物。 后来我了解到，这位教授是我国第一个在报刊上宣传红茶菌效用的倡导者。 另一封信是上海的一位八十六岁的老翁寄来的。这位老同志从50 年代起就致 力于打鸡血的推广和研究。他说：“尽管我的提议几十年来，遭到种种非议，但是 我志坚意强，相信科学的打鸡血一定能为人民服务。”这位老翁一直坚持打鸡血， 而且“自信能活一百岁”。他在信中批评我：“幼稚可笑，孤陋寡闻，信口开河以 取众人之宠，实在可鄙。”措辞真够尖锐的。一篇作品，把我弄得个猪八戒照镜子， 两头不是人。 五 1982 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可以很好地写一写。一是我们 来到了香港演出，北方曲艺历史上第一次轰动了这个弹丸之地。二是去香港前，我 和文华在北京电视台拍摄了电视小品《大能人》。 还是原来长影的那位导演林汝为，她调到北京电视制片厂工作来了。头一件事 她就找我和文华一起拍电视片，剧本就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小说。我余 惊未消，连连推辞，可这位林导演有她的理由：“过去你不愿意拍的那是电影，可 今天这是电视，是你的本分。再说，你过去嫌时间太长耽误你的工作，可这次咱们保 证一个星期就拍完它，你还犹豫什么？”嘿，她居然把我说服了。当然，我也有我 自己的考虑。相声，已经从剧场走上了电视荧屏，然而，它仍然保持着本来的面目。 按现在观众对艺术节目的质量的要求来看，用不了多少时间，人们也会对相声这种 形式不满足。这样，作为广播电视演员，就必须抽空去研究在荧屏上的感受与相互 的结合。我的心中已经隐藏着一边搞相声一边搞电视喜剧的想法。这次不正是我找 一找在镜头前感觉的好机会吗？琢磨了一段时间，尽管去香港演出的排练很紧张， 我们仍是愉快地答应了。 我爱人不理解：“拍什么电视剧，你不是说过以后不拍电影了吗？”我笑着回 答：“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个电视剧全部用外景，拍摄地点就在四季青公社。 我演主角大能人。 服装师问我：“你认为大能人应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答非所问：“生活。” 我的意思是不要特地制作，看人家社员穿什么，找一件合身的就行。化装师和我商 量：“你认为大能人的脸上的基调是什么？”我回答：“邋遢！”我觉得不应让这 个人漂漂亮亮的，一定是土里土气的才行。 我们的剧本就是一张报纸，只是导演那儿有一个简单的分镜头本。林导演根据 我们的要求提出：只有七天，完也得完，不完也得完。真是有点拚的劲头，近一个 小时的片子，七天内硬是准时拿了下来，把全体人员都累晕了。 后来看了样片，我笑了——为自己过火的表演笑了。我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是 没有后悔。我真想告诉别人，如果让我从头再拍一次这个片子，我会拍得比这个好 得多。以后我了解到，原来凡是电影演员在拍过电影以后大都有这样的感觉。我觉 得这是一次入门的学习。 电视剧的最后一个镜头拍完，车子就把我和文华送到了坐落在北京丰台路口的 京丰宾馆，开始了赴港演出的排练。 我的心情很不安。过去我在兵团时，无论演什么节目，上台前，心都没有过劲 儿的跳过。现在在北京，或是说在全国的各个剧场演出，也从来没有过度紧张。可 一提起去香港，心里总是有初登台时的感觉。我对马季老师说： “马老师，您说香港演出的效果能有内地好吗？”“从咱们在广交会为港澳同 胞演出的效果来看，应该好。”“可有一次我为香港来的青年朋友演出，他们却一 句也听不懂。”“是啊，我也遇见过，所以现在不太好说。”“香港人对咱们了解 吗？”“几乎都知道侯先生，咱们就恐怕够呛。”“您还可以，您在广州演了那么 多次，广州人都知道有个‘马怪’（广州话马季的读法），我可就吹了。”“那‘ 吹’什么？放心演，你能征服内地几亿观众，那儿的观众就征服不了？”就是呀， 多少年来，我自己对自己真是相信的，大概是靠着这种自信，我才走过了坎坷的道 路。今天，怎么能忘记历史呢！就算是不相信自己，还应该相信相声这朵艺术之花 的魅力呢！ 就是靠着这枝长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艺术之花那迷人的魅力，在香 港，多少人为故土的乡音而陶醉，多少人为那妙语联珠而笑出晶莹的泪花。在那里 的演出比我所预期的效果好得多，香港报纸称赞：“继女排之后又一次轰动香港。” 写于1983 年 探索——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三 谁不喜欢快乐，谁不愿意欢笑，每次演出望着观众惬意的笑脸，我不止一次这 样思索过。想笑，简直太容易了。在冰上出溜一个大跟头，有人捂着嘴会笑；严肃 的场合，不留神说了一句很不恰当的词，大家嘻嘻要笑；扯谎者不能自圆其说，人 们嘲笑；无理者振振有词，群众讥笑。 有的事，让人一笑了之；有的事，让人笑后自觉失态；有的笑完能引以为戒； 有的在笑声中就能勾起浮想联翩……畅怀的酣笑，悄然的微笑，胜利的自豪，相逢 的喜悦，大千世界有生活的地方，准有笑。 鲁迅笔下的阿Q ，滑稽之至，一句“妈妈的”就会令人捧腹，笑一过，总有人 摸摸自己的头，似乎上面也有一根不长的辫子；银幕上的“流浪绅士”——查理， 让大机器搞得神经都机械化了，拿起工具一下一下地拧人家身上的钮扣，笑余，人 们都带着几分辛酸；牛得草演的芝麻官，甭说脸上的豆腐块儿，就是那歪歪扭扭的 帽翅，在人们的笑声中居然显得几十分的可爱和漂亮。在艺术世界里，人们创造的 笑声硬是代代相传，久而不乏其味。于是，我又在想：笑——像生活的镜子，又像 警世的座右铭，又像探索人生、探索艺术内涵的专用器皿。这倒不是因为我从事的 相声艺术，而是因为大自然赋予人们的这种本能——笑，所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 可以说有启迪，有深思，有醒悟，有针砭，有鉴戒，有褒扬，有做人的准则，有生 活的哲理。这样，作为我，一个从事笑的艺术的文艺工作者，不得不认真地想一想， 我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笑声。 不是没有伙伴告诉我：“相声让人乐了就行，讲大道理教育人，没人听。”这 里，我想起一个晚上，一个中山公园静谧的晚上。耳朵里还轰响着刚刚在音乐堂演 相声时观众哄堂的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我和一个文学杂志的老编辑，步出公园。 她淡淡地对我说：“我从不让我的孩子听相声，为这事我们经常吵嘴。我有我的理 由，孩子们识别是非能力不强，一听相声嘴里就学点不三不四的东西。”她平静得 使我惊讶，把我的脑子从乱哄哄的剧场拽到我们步行的甬道上，拽到浓密的树丛中， 拽到一个安静便于沉思的环境。 我借着暗淡的路灯，注视着老妈妈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是偶尔才有的忧虑。她是 搞文学的，是搞形象思维的，大概她懂得在这个时刻，我刚刚沉浸在观众热情的赞 扬中，应该讲什么样的话使我冷静。然而，她不是做作，是内心思想感情的流露。 接着，她又告诉我，有读者向编辑部投书反映：现在的相声，该回天桥去演了！我 听完一震！天桥，那是旧社会艺人们在街头卖艺的集中地，是艺人饱受恶霸、财主 欺凌与剥削的场所，是为了养家糊口挣几个钱，艺人们不得不在那里投那些纨袴子 弟、有闲阶级穷奢极欲之所好，表演中充满谩骂、色情及庸俗的内容。经过了怎样 的努力啊！经过了几代人的奋斗啊！ 脱俗出新，剔弃糟粕，改革实践，我们才有了今天的相声，有了今天能登上大 雅之堂、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所喜欢的相声。怎么着，再回天桥去演？老一辈呕心沥 血开出的路，我们不往前走，一个回马枪杀回天桥……? 我记着那天，我语言颤抖 地对那位老妈妈说：“我会好好想想的。”时隔两年，又是一个晚上，在北京电台 庆祝对外广播三十周年茶话会上，我和李文华演出了相声《时间与青春》。也是一 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找到李文华：“老李，什么时候播这段相声？我让我两个儿 子去听，现在的孩子，不能让他们有了白头发再去想时间啊。”她也看见了我，拉 起了我的手，没再说什么，可刚才的话我全听到了。我指了指我手中提包里的一大 叠信对她说：“许多观众写来的，全告诉我们多演这样的作品。”真的，如果不是 在那种场合，不是在那大家都准备匆匆离去的环境中，我会把这些信一篇篇地念给 这位老妈妈听。有封信中写道：“姜昆同志，我们是含着泪笑的。《时间与青春》 中的‘一晃儿’没有比我们对它理解更深的人了。我们就是‘一晃儿’从学校门出 来成为了今天的中年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许多许多还在‘晃、晃、晃’啊，这里 面的原因之多，是你想不到的。请你到我们中间来走走，再写个《时间与青春》的 姊妹篇吧！”信底的署名是“北京无线电厂一批中年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是诅咒 光阴的无情，痛惜时间的流逝。还有位青年伙伴的信是这样写的：“姜、李两位同 志：我知道艺术作品中的人都是编的，可我觉得处处都像我，我就是懒人，是不珍 惜时间的人。这段相声，明天我还去听！”一张张的信笺，有青年人的醒悟，有老 年人的告诫。青年人说：“每人每天睡觉是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不算不知道，一 算吓一跳。”老年人说：“多讲讲这些才能不让孩子们’老大徒伤悲’啊。”两位 老妈妈的话，两种群众信件的反映，使我想起我们古代的军事家孙子的一句话： “赠人以言，重于珠玉；伤人以言，甚于剑戟。”一段相声，连珠般的话语，用笑 声作为佐料，填进观众的心里。语言粗俗，人们烦你；格调清新，人们爱你。一褒 一贬，看得出人们的心中有一个标准，就是曾讲过“相声让人乐了就得”的那位伙 伴，也不见得只是个笑虫子。你用廉价无聊的笑料逗他，即使他笑了，他也会给你 句评价——牙碜。 这样，答案应该说是非常清楚：人们需要清新、高雅、健康的笑声，人们希望 一件艺术品有感人的魅力，有启发人的力量，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的相声和其 他文艺作品一样，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啊，教育人民，多大的目标！十几分钟的相声谈何容易。实实在在讲，起那么 一点儿作用，心安理得。但是，就这一点儿作用也要有的放矢。起作用就要有作用 的对象，全国上千万的家庭，几亿观众都是我们的对象，在这当中，我们自己要分 出主次才行。于是，我又在想：我们的主要观众层是谁？ 老人？孩子？青年……?1982 年的5 月，我们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组织了一 个小队伍去香港演出。本来，在这个弹丸之“港”，80％以上的人只讲广东话、不 讲普通话的现象，已经让我们只讲普通话的相声感到棘手，到了这里又有一条消息 让我产生了忧虑。我匆忙去找马季：“马老师，刚才有位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 ‘这次看演出的观众只听侯宝林的，有的观众讲前面的节目他们不看，就听最后压 台的大轴戏’。”因为我的节目是开场，即第一个演出，我的担心不无道理。马季 老师说：“北方曲艺第一次到香港，首先吸引的肯定是二三十年前的老观众，人家 只知道侯宝林，哪里知道有个马季、姜昆。你放心演，用你的节目打开你的观众层 就是了。”当然，以后的演出如愿以偿，忧虑烟消云散。但这告诉我一对相声演员 的演出，确实有着它主要的对象，主要的欣赏者。适应这种特点，并且根据这些来 开辟自己的艺术创作道路，当然可以解释成风格，也可以说成特点，就像连环画适 合儿童，风物画受爱于成年人一样。 和文华几年的合作，有人说我们已初具风格。如果说用”风格”这两个字对我 们的演出作评价尚高了一点的话，那么特点我以为总还是具备的。我们的这个特点， 自然是以我们演出的主要观众成分为主要对象的。 忘记了哪个材料上曾说：现在的社会人的组成，青年人占25％。我们的演出， 观众中的主要成分是青年人，百分比远比这25％多得多！当然，动不动就是体育馆 去看演出，爷爷、奶奶是去不了的。甭说老眼昏花，看着在偌大的体育比赛的场地 上，孤单单地站着两个人，连男女都分不出，单是散场后，数以万计的人流涌出去， 奔向车站，挤进快要胀破肚皮的公共汽车这点功夫，早已使老年人不寒而栗。算了， 还是在家里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倒也舒服，看得清楚，落个自在，何乐而不为。爸 爸、妈妈则是为孩子造福的最大牺牲者，多大的瘾头，父母决不会夺子女所爱。难 得有次欣赏、娱乐的机会，票子抢也被孩子抢去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热情，是 青春的活力，青年人睡懒觉可以叫十遍不醒，可玩在兴头上是催十遍也不睡的呀！ 用不完的劲头，耗不尽的精力，总是那样充沛。从东郊赶到首都体育馆，要坐一个 半小时的公共汽车，去！买两张春节相声晚会的入场券，要夜里两点钟排队，排！ 再加上伙伴的聚会，约女朋友外出，演出的票于是再好不过的媒介。于是乎，体育 馆，大剧场，抬眼一望，几乎全是青年人，而且还在左右着剧场的气氛，笑得最响 的是他们，鼓掌最热烈的是他们，也不排除起哄架秧子的也是他们。剧场的观众是 这样，广播电视旁的观众何尝不是这样呢？我每天接到像雪片一样的信可以证明。 曾经有人提出要搜集全国各地的实寄邮戳，我许诺：我可以提供！要知道连台湾的 朋友也给我辗转寄来宝岛盛产的蝴蝶标本呢！我只去过全国三十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中的一半地方，可是数以千计的信件来自祖国遥远的边陲，偏僻的海岛，可以 说全国各地的信都有，而且几乎清一色的全是青年人写的。他们只是在电视机里和 我们见过面，但称呼却是格外的亲切：伙伴、朋友、大哥哥、老师。这是用遍布空 中的电波连接的感情，这是用艺术内在之力结成的友谊，也可以说是同龄人自然汇 集的本能使我们接近！总之，我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 分，一个主要部分。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无论从剧场，还是从电视广播里， 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他们——我年轻的伙伴。 很明显，我从事艺术，是为他们服务。也就是说，我讲相声的笑声，要在陶冶 情操、传播知识、培育情趣方面作用于他们。这样，就有一个了解伙伴、分析伙伴 的工作，才好因势利导。所以，我们又不得不问自己，我们的伙伴们，究竟都处在 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态中？ 回答这个问题，有个现成的答案，那就是我们的广大青年是积极的、热情的、 向上的，是要进步的，是会有一番作为的。但这是现成的，而不是自己思索的，也 可以说是广义的。在我的观众中，用这样一个结论是不是可以概括得了的呢？我不 排除这个答案的正确性，但是，不满足。 英国的经济学家帕金森先生，曾经把他所熟悉的英国制度下官场严肃的制度， 作了一个诙谐的统计和分析，写出了反映官场病的讽刺著作——《帕金森定律》。 我没有这样出众的头脑和文笔，不过我想反其意，把每天见到或听到我相声一个劲 笑的伙伴们，作个严肃的分析，从而来找我自己的答案，使他们笑得更好。 我初想了一下，在我的观众中从十六岁至三十四岁，全可以算青年人。 如果这个长度可以，那么我又根据不同的社会现象，把二十八岁至三十四岁的 青年人算作为第一部分，二十三岁至二十七岁的青年人算作第二部分，十六岁至二 十二岁的青年人算作第三部分。分三个等分来琢磨琢磨，也许能使答案清楚些。 首先，包括我在内的第一部分，我最熟悉他们不过：就学于十年动乱之前，磨 砺于黑白颠倒之秋。我是这样形容伙伴们的。在童年，曾有过美好的幻想；在学校， 打下过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社会上，曾受过正统的教育和熏陶，并且曾带着炽热的 感情和一腔热血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一场灾难后， 虽然没有老干部经受那种灭顶的厄运，但心灵上的创伤也是不轻的，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坎坷的历史。大部分的伙伴，在十年动乱之后，身上的棱角磨平了，头脑中的 信仰淡漠了。转眼之间，成了家，有了孩子，基本上在各个建设岗位上找到了归宿， 虽然不甚满足，但也不奢求。他们回忆过去，总觉着是一场梦；面对未来，也不空 谈理想抱负；对不争气的浪子，他们鄙视不睬；对事业的成功者，则谑称之为： “幸运儿”。 不羡慕，也不嫉妒，安分守己，不招灾，不惹事。他们非常想扭转社会上的不 良风气，又慨叹自己力量的单薄。反正该工作时就工作，该学习时就学习，该玩乐 时就玩乐。入党觉得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不入也不觉得难堪，自己觉得个人对得起 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父母妻儿，心安理得。大多数缺乏一种责任感。形成这 样的现象，有诸多的社会因素，不能全怪他们自己。 其次，“文化大革命”初才踏入学校之门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在我们的整个 青年观众中是占大头的。他们没上过一天正经学，刚进学校门儿就停课。曾搞过 “复课闹革命”，转眼就被“反潮流”的浪峰冲没。在没有玻璃的教室应付了5 年， 一个“改革”就全算小学毕业了。不经过考试就进了初中，混满了两三年就拿毕业 文凭。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不会写信。初中生不会乘法，买十几斤米的钱，得用单 价加十几回才算得清楚。毕了业一待业就是好几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大学没 我们事儿，出国没我们份儿，我们也不生气儿，抽烟来解闷儿。”今天学会了跳 “迪斯科”，明天哼哼流行歌曲，看节目吹口哨，听歌不听词光听调，一有外国味 儿就鼓掌。一天，听两个青年伙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一个高个子青年手里拿着一 张纸和另一个矮个子青年说：“你看今年的高考题多简单呀！”矮个子自告奋勇地 提议：“你问问我吧！”高个子念：“祥林嫂是中国哪个作家、哪篇著作中的人物？” 矮个子稍加思索后回答：“这还不知道，曹禺的《茶馆》。”高个子赞同地点点头 ：“对了。”又接着问下去……又是一天，在东四的街头上，听见一个小青年对他 的伙伴说：“今天晚上有新的电视片《喀差岁月》（“磋跎”读成了“喀差”）。” 河北的一位中学生给我写信，地址写成“北京体育团”。 还有甚者，给我写成“北京起义团”。好像我们是投诚过来的，他们大概从来 不知道“曲艺”这两个字。知识的贫乏影响了这些青年头脑的充实，于是空虚和无 聊就结合在了一起，无知与颓唐摽在了一块儿。这是第二部分的青年人。 最后这一部分青年人，开始正正经经地上学了，一切走入正轨。老师、家长对 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他们也在发奋地努力着。可毕竟是在一个刚刚恢复元气的国 度里，周围有着种种不良风气的熏染。教育者感觉极其吃力，社会的反映也是多种 多样。我自己，就曾经用小品文体在日记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现在的中学生真有 学问。 有一天，下雨了，不是大雨，是像线一样的小雨。我要去离家不远的副食店打 酱油，为了不淋湿衣服，我打了个雨伞。因为是雨天，我只穿短裤，拖着塑料凉鞋， “噼哩啪啦”脚在雨中这么一趟，腿肚子上溅了不少泥点，样子一定是很狼狈的。 我正走着，一回头，看见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个高个子学生，他没有雨伞，大概也是 怕雨淋湿，他低着头，用胸脯盖住书包。我一看他跟我走的是同一个方向，便友好 地对他说：“来，小同学，和我一块走。”他赶忙跑过来。按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应说一句：“谢谢您叔叔！”我也心安理得地等他这句话。可是，这个同学没有 说，他钻到我的伞底下以后那么理直气壮地和我迈着整齐的步伐并肩走开了。嘿， 这可是有知识的表现，古人都说过嘛，“此时无声胜有声”。倒是我尴尬地冲着他 龇了龇牙。他一扬手：啊，认识！电视里常见的相声演员。你猜人家说什么：“嘿， 是你呀！ 没想到下雨天儿你也是这么惨呀？”我倒一时懵住了。我自以为读过一些书， 可是张了半天嘴竟回答不出他提的问题，真是的，我说什么？说“一般情况下我不 是这样惨”，或是说“下雨天全是这种惨相”。哪句话都不能算恰如其分。问得我 没词了，我只好作了鬼脸儿冲他笑。 当时，我送了他很长一段路，收获真多。现在的孩子们可不能小看，他们才不 管你是谁，办的事情该不该感谢。人家说的话你答不出，你服不服？！ 文章有点戏谑的成分，但是我真实情感的流露。这些伙伴们，他们能讲出百慕 大三角洲的秘密，能给你描述UFO ，能向你叙述从苏伊士运河开出的一条船，经过 哪个港口才能到达大西洋的一个小岛。但是，他们不知道踩人家脚应该向人说声 “对不起”；家里来了客人，应该怎样有礼貌地去招待。 我把我写的小品文中的那位中学生当成这部分青年人中的一个类型。 我想对我的伙伴们，不要再作什么总结的结论了。唤起稍大一点伙伴的热情， 向中间的伙伴伸出友谊的手，带动起小一点的朋友。用我们的艺术充实那思想上的 空虚，填补那知识上的贫乏，去掉那无聊的趣味。这一切该是多么需要我们这些文 艺工作者赶紧做的事情呀！我们不能指望用一个大刷子，在一天早上就把我们的世 界刷成一个五彩缤纷的画图，唯一的办法就是明确文艺创作演出的目的，每一作品， 每一句话，每一举手投足，去感染我们的伙伴，让他们看到一个新的天地，催他们 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我们每一个演员、观众，都去做一个小花瓣、小树叶去点 缀我们时代的花园。 四 一次朋友聚会，一位作家对我提出了要求：“你们的相声，要做到童叟无欺。” 是的，孩子有时把假的当成真的，老年人有时把真的认定假的。孩子们天真，老年 人世故，可是，我们的青年人哪，唯有青年人，用句北京话说——那才叫精呢！你 可蒙不了他！说服教育他们，得费点功夫。你说我们相声是讽刺型的，像针一样刺 刺那些身上有毛病的。嘿，对不起，他不屑一顾，不以为然，我行我素。你说我的 相声是歌颂型的，讴歌先进，树立榜样，他笑后说你瞎编，说生活中没有这样的。 相声无外乎歌颂、讽刺两大类型，碰上这样的真无能为力了吗？别急，不能匆忙下 结论，鲁迅先生讲过：“急不择言”的病源并不在于没有想的功夫，而在于有功夫 的时候没有想。 这时候，可以思索一下。像上面那么一分析，我的观众中大部分的这种状态， 颇像是没有希望的。其实不然。既然分析就是要抓住特点，而特点之所以特，就是 要有不平常的地方。我的伙伴的不平常的地方在于他们身上的亮点与污点混杂在一 起，常常分辨不清。写到这点，我的思绪一下跃进北京工人体育场，那个被强烈的 灯光紧紧地罩住的绿茵球场上…… 这是观看亚太地区中国足球队对科威特足球队的那场比赛。看台上，我前面坐 着一个青年伙伴，他长长的头发，黑黑的脖子，身上穿着服装设计师精心设计的有 点现代味儿的紧身衣服，不过，他的动作没给这身衣服增光。 他叼着烟卷看见了我，大声地叫起来：“这不是姜哥们儿嘛，怎么着，您也看 球来了？先来段相声怎么样。我给您叭唧呱唧！”你转过头去，他变着法儿找你的 脸，引得许多观众都围过来看我，直到警察把人们劝开。几次，我不无讨厌地对他 说：“你老老实实地看你的球吧！”说这话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想到，半个小时以 后，我竟和他手拉手地蹦在一起。那是在我们的球员连进两球之后，全场一片欢呼 腾跃，我的这个伙伴，用手指头把烟头在天空中弹了那么大一个弧圈，扯着脖子高 呼：“中国万岁！足球万岁！胜利万岁！ 李富胜万岁！”一转身，他拉起我的手：“姜哥们，冲这个今天晚上就得写段 相声，中国人不是孬种，为咱中国人争争气，打夜班，今儿写明儿说，晚上烟我供 了！”尽管我不赞成他那近乎狂热的举动，但是我理解了他的感情，在热爱祖国这 点上，我们的心共鸣了，我和他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了。事后我也在想，今天我看 到的是他，可明天在剧场起哄，在街头斗殴的，也可能是他。这是我们不少青年人 的特点呀！ 看来，我这些伙伴们不是没有纯真的情感，只是在这种神圣的东西上面，沾染 着不少的瑕疵。擦拭这心灵的污点，不能用砂纸、干抹布，要用大绒，要用细绵。 那么我们相声艺术中，能不能有一种劝诫型的呢？单纯的讽刺你不理，纯粹的 歌颂你不听，劝诫则是一种推心置腹的娓娓恳谈，和声细语一直说到你的心里，让 你在心中引起共鸣，直到你拍着腿叫：“有点道理”为止。应该说，这不妨是一种 尝试。 我和文华的创作与演出，在这方面曾经是试了的。《谈美》这个段子，是试图 在青年伙伴身上进行一点浅显的美学教育。《严重警告》是为今年的植树节而写的， 想唤起人们心中的责任感，自觉地去爱树，种树。《改歌》是写一位伙伴听了张海 迪发自内心、热情讴歌生活的歌声后引起的震动。改编《时间与青春》意图则再明 显不过：让伙伴莫虚度光阴。这样的段子里，又有歌颂，又有讽刺。歌颂是在由浅 入深地阐明一些在你身边不引人注意的道理，引起伙伴的深思。比如张海迪身体那 样差，可生活得那么好，我们身体那么棒的伙伴们该不该和她比一比？再比如，大 家都知道“时光如流水”的道理，但有没有算过一个人睡觉在一生中要占多少时间 的这笔帐呢？讽刺则是一种同志式的善意的规劝。《时间与青春》中的小王，《谈 美》中的“我”，《改歌》中的小改，《严重警告》中的场长，这些讽刺人物留给 观众的不单是无知与落后，还留给了人们一种向上的力量，人们不是厌恶他们，正 因为不厌恶，所以还能在他们身上找自己的影子。 诚然，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但是已经觉察到。写这类相声，应该注意这几个 问题。 五 既然是谈心式的劝诫，首先就有个态度问题。板着面孔的教训，人家不会认为 是个谈心的方式；“有的个别的小青年儿”这类词语，也非常的扎耳朵；“蛤蟆镜、 喇叭腿就是小流氓”这类台词，更打不进年轻伙伴的心。唯有先尊重他们的人格， 把他们和我们划在一起，以朋友、伙伴相称，以兄弟姐妹对待，感情一接近，话就 投机哩！这不是市侩的处世，是应该具有的热情。有“心灵工程师”之称的李燕杰 老师，不正是因为他先持有“青年是我师，我是青年友”的态度，才赢得了当代青 年的信任，使青年人洗耳恭听，三省吾身，开始迈开新的生活步伐的吗？我特别愿 意用青年人熟悉的语言和他们谈心。我曾在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报上发表 这样一篇小文： 务实的人才会充实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的青年朋友们： 你们工厂报纸的编辑同志，让我给二汽的青年写一封信。自古以来，书信或以 传音，或以递情，是人们交流信息的工具。但是，自从“大家们”以书信为体，见 诸文学后，这种求“写信”无非是索一篇小文以补杂志、报纸之白。我不是家，更 无大而谈，但实在有几句话要说，便欣然从命了。 老同志们讲，你们这儿原是穷山僻壤，然而今天，却一片生机勃勃。说这话时 特别骄傲。我想，将来呢……? 我没有能力去描绘灿烂的明天，但是，如果在将来 的世界上，有二汽一幢耸入云天的大厦，那么，作为它基础的建设者，会从那巍峨 的建筑中，去认识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价值，你们会比老同志们更骄傲。由此，我 真羡慕你们。 想到这点的，会珍惜今天生活给他去创造的这种机会；没有想到的，则在今天 的迷茫与怅惘中会蕴一颗悔过的种子。 青年人，谁没有向往，谁没有追求。务实的，一生都会充实；务虚的，美好总 是从身边逝去。那么，用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去换取事业的成功与生活的欢乐，这 样，无论是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都是强者。 我从二汽创业人的脸上，看到了强者的欢颜，真敬佩他们。他们在这个山沟里 涉足的时候，大概也是我们青年人这个岁数。今天，他们虽然欢笑，但没有满足。 我听许多老同志给我讲了二汽的1990 年，二汽的2000 年。天哪，到时候，我们 都五十了（无志的人总在这么想）。然而，他们依然是那么充满着信心地去欢悦地 谈论。他们没有想到宇宙与大自然对于生命所赋予的法则吗？不！正是他们深深地 明晓这一点，他们才能够在自己生命之火正旺的时候，把自己烧得火热，并且烤着 了我们。于是，我们也燃起了熊熊之火，去奋斗，去创造，去献身。大概，班就是 应该这样去接，事业就应该这样去继承。不然，后辈人如以自恃清高的冰冷去对待 那痴情的火热，我们现在的世界一定是混混沌沌的。 人是万物之灵。人们为之奋斗的，当然也不仅仅是一团团、一簇簇闪烁着迷人 色彩的希望（尤其是困苦与艰难，失意与挫折围绕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想到， 在今天，或是此时此刻，正是像我们这般年纪，甚至比我们更小的伙伴，在老山、 在柏林山、在阵地上，在战壕里，他们也在奋斗，但许多人可能不能看到那胜利的 情形了。想到这些，完完全全能看到明天的我们实在不该有什么迷茫，有什么怅惘 而在那里徬徨，这点道理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在这个世界上，看不见远方的人是 盲者。光盯着远方的人也走不好眼前的路。想对这个社会作点什么，总要付出牺牲。 与伙伴们牺牲和那些献出生命的勇士比，我们能作出的那点儿，应该说不能同日而 语。就冲这一点，我们不该踏踏实实、心安理得地干好我们自己眼前的事吗？ 最后，我想用一位作家的散文诗来结束我的小文，并且把它当作我送给与我一 样的伙伴们一件小小的札物。 “夜，不全都是黑的。 白天，也未必全都光明。 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夜晚， 透过重重黑幕裹着的天庭——另一隅， 依然闪耀着希望的星群。 希望也不仅仅只是光明——生命的价值， 始于分娩的痛苦； 今天，始于划破昨夜的黑暗。 是的，夜不全然是黑的！ 不懂得这一点，社会在风和日丽的今天， 只见煌煌’光明下的另一面——物体的阴影’” 二汽的伙伴们， 祝你们成功！ 文章登出后，伙伴们反映强烈。我想，我的热情和实在感染了他们。所以我说， 第一点就是尊重伙伴，切莫教训人。 第二点是实事求是，切莫牵强。相声言语犀利，锋芒外露，这样有人对社会上 看不惯的现象，真想用相声一刺而后快。青年人买维纳斯，老年人找到我们：“你 们好好写一段相声，我们中国人家里摆光身子的小人儿，成何体统？”社会上流行 穿喇叭裤，看不惯的伙伴就出主意：“你们一骂喇叭裤，穿得准少，纯粹臭阿飞！” 我们只能在理解他们情感的基础上告诉他们：“我们不能那样去写，那样去演。” 社会上流行过这样一个故事：某个单位下了行政命令：青年工人的裤腿不许小于六 寸五。于是在这个工厂的门口，青年们刷了一张“广告”。“广告”内容如下：本 厂青年徒工为响应领导抵制瘦裤腿的裤子之号召，恃成立业余民族服装店。承做中 国传统之挽裆裤，男女适宜，前后不分，穿着方便，黑白分明，穿着时不用裤带， 只需将小腹收后，屏住气息，左右一挽，往里一掖，放开肚子即可……。毋容置疑， 这张“广告”是不适当的行政命令招来的。相声中的道理，要人信服，谈出的话让 伙伴点头才行。实事求是，坚持两分法、防止片面性，应该说是必须注意的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我们在相声《谈美》中，设计了父亲和儿子因为摆维纳斯像的一场争 论，从父亲之口，讲出了我们认为较为正确的看法：“这东西是个好东西，分摆在 什么地方合适，摆你们家，你是当演员的，这个塑像和你那套家具也衬。我有我的 乐儿，我就希望我这桌子上摆个宜兴的泥茶壶，墙上贴两副对子，挂幅国画，别人 看着舒服，我瞧着也不咯愣。”通情达理的话语，赢得人们的赞同。牵强的解释， 呆板的指责，不会取得预期的艺术效果。 第三是开掘知识，切莫空洞。伙伴们经常讲：“我们不爱听领导讲话。 嗯、啊、这个、那个，说了半天不知说什么。”语言的空洞是引起不感兴趣的 原因之一，但就是讲了知识，不往深处开掘，也同样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所谓开掘 就是跳出一般。 林业部的副部长董智勇同志，刚刚从朝鲜考察林业回国，当天下午就叫我去他 那里。他问我：“小姜，你说树木、森林的用途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盖房子，做家具。”他笑了，接着问：“光砍下来才有用？”我慌忙说：“不， 树木有光合作用，为人类提供氧气，树根能蓄水，是个小水库，还有……”我搜肠 刮肚地也没有再找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许多知识就是这样，当你认真地去想时，才 发现自己认为了解的却是很肤浅的一点点。 这天下午，副部长找来宣传干部和我一起座谈，他们讲的那些材料使我瞪圆了 眼睛，记了那么满满的一本。我几乎在知识的海洋里重新认识了树木、森林，认识 到它不仅有着物理价值，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价值，心理上的价值，简直无法用金钱 来计算。两个月后，我和李文华同志创作出《严重警告》。 董副部长听后对我们说：“你们这相声，比我作10 个报告还有用。过去小青 年们一听人讲林业就头痛，可听你们讲林业的事，他们从笑声中受到了教育。”我 们在首都体育馆演完了相声《谈美》，和作家刘厚明同志同车。他对我们说：“我 刚才听我身后的服务员谈话：‘对，不和谐就美不起来。’当然，自然界中也有现 代派的不和谐的美。但是，从普及意义上讲，你们一刻多钟的相声，让人明白了这 样浅显的美学知识——和谐产生了美，你们这个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是的，我 们也不多要求，一个段子给伙伴们一点收益，积少就能成多。有人讲要给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大厦添砖加瓦。李文华同志讲：“咱们给基础上的土踩几脚，让它磁实点 就行。”知识、道德、情操，正是做人的基础。我们自己受到了教育，再把感受告 诉给伙伴，一点点把思想基础打得结结实实，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前进，一起有胜 利的喜悦，一起有生活的快乐。这是件多值得痛痛快快笑上一场的事啊！ 八 相声越演越多，作品可越来越少，观众要求越来越高，品味也越来越高。 渐渐地，我感到我们自己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我在《北京晚报》写了一篇《忧与虑》的短文： 忧与虑 我写相声，也演相声。听到观众们讲“我最喜欢听相声”，倒产生不少的忧虑。 不是忧观众，而是忧自己。 过去创作一段相声，深入生活，搜集素材，构思命笔，排练演出，反复修改， 最后录音录像。《如此照相》写了半年，《诗歌与爱情》写了八个月。 现在创作一段相声，下面前迎后送，演出接连不断，领导登门看望，随即录音 录像，演员自己台词还不“拱嘴”，街头孩童们把主要段落已经背得很熟了。有人 问：《我与乘客》、《谚语谈》的录音怎么还吃“桑子”——台词打了“喀奔儿”， 我只好苦笑了之。因为谁也不会相信，我们的录音录像距离背台词不过几天！听到 了意见想改，生来早作成夹生饭了，难怪人家吃了皱眉头。 可就是这样的情况，演出倒一天比一天多，一年中居然分不出“热季”、“淡 季”了。 谈忧又提以上这些，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担心自己能不能适应人们对相声热切 要求的形势。 听到了一些议论，也忧。这个演员‘不火了”，观众反映不热烈；那个演员 “庸俗了”。乍一想，真感到相声有点“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细一琢 磨，忙来忙去，是好事。不如此思索，艺术怎么向前发展呢？问题无非是由观众热 烈的期望和不满足的批评所产生的。那么在如坐针毡的状态中冥思苦想一番，无外 乎仔细的思考，虑出一点毛病生成的原因，虑出一点前进的道道来。 观众热切地期望着相声的数量，但并没有忽视它的质量。而且他们最公正、最 无私，好就鼓掌就笑，不好就沉默就失望，再遇到不好的，先是笑，笑完再撇嘴。 评论也“尖刻”了，就是对待一些传统的表演手法的出现，觉着不合时宜了。 观众不讲演出的新与旧，而是说：“俗气，格调不高！”看看，不是新与旧了，是 是与非了。 再有就是观众的主要成分青年的特点——真敏感。有的包袱，你没铺垫，他就 明白了，这当然谈不上包袱“响”了。再想想现代青年的生活内容面之广，这些都 应该好好地虑一虑了！ 思来索去，人们的要求高了，连时代的节奏都变了。 于是，为了保证剧场效果，不注意“包袱”质量的表演出现了，不根据内容的 需要而只追求形式上的“新异”出现了。吉他伴奏，通篇的口技挤进相声的表演中， 这一切，又困扰着我…… 鲁迅先生曾断言，就是在中国的这些口头文学中，以后要出现福楼拜、托尔斯 泰。天呵，我初中毕业，李文华小学二年，加起来寸高中肄业。 我们如果有志向这个方向走，当付出怎样的努力呀！…… 今年年初去长春，飞机在沈阳耽误了几小时。再起飞时，天空黑洞洞地像块大 幕布。忽然，从机窗向下望去，下面灯光闪烁，有人告诉我，那是四平市。我只见 那昏暗的灯光，一闪闪地好像在向我们机上的人们炫耀着什么，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这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底下诺大的城市中，最有实际内容的是那样默默地 不为人们所见而蕴含着；而点点灯火，充其量不过是个灯泡而已。于是，一点想法 从心底油然升起：如果说，我们在台上的一段相声，就是那点点灯火，那么我们应 该在无声的时候，用全部的青春和热血，去做更有实际内容的工作…… 写于1985 年底 改于1996 年8 月 《大能人》折摄记 看了我和李文华演的电视小品《大能人》，我“噗哧”笑了——为自己过火的 表演笑了。真是干什么都不容易呀！没出所料：演“砸”了。但我并不后悔，不信， 有拍摄五篇日记为证。 2 目26 日 爱人替我传呼电话：北京电视台导演林汝为下午来找。见了面，原来是叫我和 文华一起演个电视小品。“剧本呢？”我问。林递过一张《人民日报》，上面有一 篇小说《大能人趣话》。我把报纸递给她：“这是小说呀！”“只要你们同意合作， 马上搞，争取两个星期完成！”天呵！两个星期，大小这也是个剧呀！除了我们有 赴港演出的准备工作不说，就是排戏的话，光写剧本，分镜头，选景地，找演员， 那也是一大摊子的事呀！林导这个人很固执，过去我和她合作过，她是个想干非干 不可的人，我知道她该讲理由了：“这是个农村题材，讲尊重妇女，提倡精神文明 的事，主题不错，3 月份是文明礼貌月，你们二位该作点贡献才对呀！”（看看， 将上军了）不容分说，她走了，说是找我们领导去，真没办法。剧本的任务她交给 我了。真是大松心，您知道我会写吗？有了，找八一厂编剧李平分，他笔头子快， 看在多年朋友的面子上，让他在我这儿开开夜车。 一个电话，平分风尘仆仆地来了，我一提他就叫起来：“我的天啊，一个剧要 在一昼夜搞出来，要命哪！！”甭管他嗓门儿多大，我是不让他走了。 吃完饭就念小说，他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短篇：“不错，语言真好，就怕到剧 里没味了！”我说：“甭管味儿，先搞出来再说”，我俩冲着录音机拉架子，一直 说到我睁不开眼为止。我睡了，他还在写。我知道第二天我醒了以后，他准睡着了， 但剧本也准能出来。我了解他。 3 月1 日 真没想到领导看了本子，同意了。前天的会在我们家开成了。他们这个小班子 搭得真不错，怎么找的，全是喀崩脆的急脾气。制片主任梁士龙说： “没问题，玩命干！”摄影师唐果说：“我趴着拍，也要拍下来！”和林导合 作的鲁导更是急，他开会都坐不住。尽管走路的姿势不好看，可他总爱在屋里踱来 踱去。看来走路增加了他的思维，他把每一个细节想得都很细致。 我想插嘴，他说：“别的你甭管，你能把‘大能人’演好就行了！”早上林导 给我打电话：“今天我开夜车分镜头。”我问她：“就一个本子，你拿什么分？” “你和平分听录音！”真有她的。 下午，剧务小冯打电话告诉我：“鲁导已经到郊区选景去了，梁士龙去找演员。 美工们拿着那张报纸在准备服装，5 日试装，6 日读剧本，7 日集中进景地，8 日 开拍，14 日完成！”天呵，够赶啰啊！ 3 目8 日 连搞过电影的平分都惊讶：“太快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也是个摄制组呀！” 我想原因很简单：人心齐！一班子人，一呼百应。 昨天上午集中，两辆汽车解决问题，连人带机器全送到了西山脚下的海军招待 所。吃过午饭后，全体进入拍摄现场——四季青人民公社。看完两个景地就晚上6 点了。回来后导演说戏，演员对词儿，一直到11 点。我和文华老师回到屋，他问 我：“鲁导他们说画角度，这是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睡吧，明天5 点钟 就得化装。”李老师进被窝才想起来：“好家伙，今儿早上到现在还没闭过眼呢！” 今天的拍摄真紧张，不过也挺有意思。负责灯光的同志拿着张报纸，美工拿着张报 纸，录音师也拿着张报纸。因为剧本来不及印，复写了几份，只有导演、摄影师和 几个主要演员有。李老师打趣他说：”不知道的，看咱们真突出政治，这么忙还看 报呢！”上午完成了十二个镜头，鲁导说：“看来今天三十五个镜头完不成！”吃 过午饭一抹嘴，就进入现场，紧着太阳落山以前完成二十六个，应了他的话。拍摄 是同期声，各部门要求都很严格。林导演在旁边的小屋子里看监视器，鲁导在院子 里现场指挥。林是电影导演，刚转到电视不久。她总爱跑出来给演员说戏。鲁导急 了，“您别老出来呀，来回跑耽误时间，有什么话拿喇叭喊！”林导赶紧往回跑： “对，音速快！”时间，全是时间！ 晚上拖着发胀的脑袋看素材。“行家看门道，力巴看热闹”，我们觉着挺有意 思。我和文华干这是头一回，群众演员全是第一次上屏幕的青年工人。 看完后，演员排戏，技术部门开会。我嘟嚷着词儿上床，听隔壁开会的声音很 大，我一看表都12 点了！ 3 月10 日 “呵嚏！”小二打了一个喷嚏。大能人惊异地回头一看：“怎么回事！”赶紧 走过去摸摸孩子的头，他似乎在发高烧，赶紧抱起孩子放在炕上，匆匆忙忙地找温 度计。算了，就拿量鸡的大温度计吧！一个颇大的温度计插进了小二的胳肢窝。大 能人想起了大妞：“大妞，你回来！”大妞一进屋。“呵嚏！”嗯？大能人赶忙也 摸她的头，似乎也热。“不上学了，你也躺着！”放好孩子一转身，“呵嚏！”自 己也打了一个喷嚏：“急什么！”气急败坏的大能人冲着自己发火，潜台词是：一 支温度计大家轮着来嘛……这一段是为了更好地刻划大能人由于赶跑老婆，自己狼 狈不堪的境地。这是导演和演员即兴创作出来的。我很喜欢这段，觉着一定得表演 好，可拍完了，晚上一看素材，我演得不如两个孩子。这个问题真怪，自己按说也 会点表演，可没第一次上屏幕的孩子们演得真实。怎么回事？为这又思索半天！相 反，拍街上的一场戏：大能人去接老婆，内弟夫妻俩正要杀鸡，解除误会后，大能 人因惧怕又返回，他以大男子主义的架子气吭吭说：“我为了她请了一天假，这是 我给她下台阶！”然后一转身端着架子走。这一段，倒引起了大家的笑声！林导说 我：“这个背影刚找着感觉！”正面的戏不如背身的戏，思索怎么演好的戏不如真 实地寻找人物感情的戏，这大概就是我在表演上存在的问题的关键……记得有位电 影演员对我说过：“宁可不够，也不要过火！”这是对我这样的“生忙子”说的。 晚上想到拍第二天的戏时，我仔细地咀嚼着这话，觉得很有理。 3 目13 日 40 分钟的小戏，一共四堂景，今天进入尾声。由于赶时间，拍摄得有点仓促 了。导演鲁小威和录音师赵平有一段争论，很有意思。赵平的意思是，为了提高电 视剧的质量，就不能把立足点光放在时间上，拍好戏是第一位。 鲁导的意思是，时间紧，速度快，这是电视剧的特点，失去了这个特点不如搞 电影。他们各提自己的理由。赵说：“国外有名的电视剧不惜血本，不惜时间，提 高速度要在同期声少排戏，协同作战方面努力，拍摄快不等于准备得也快，大量充 分的案头工作才能达到时间快的要求。”鲁说：“现在的技术问题有些是苛求。比 如布光，人物是从院子进屋子，咱们一路全是亮的，不符合要求，该黑要黑，该亮 要亮才行。苏联电影《复活》有个镜头摄影助理的影子全进去了，但是并没有影响 影片的质量。”赵说：“无论如何光讲速度不行！”鲁说：“不讲速度干脆甭干！” 其实我看两人说的是一回事，只要统一起来就行。一争，倒看得出对电视剧的关心 与期望，不仅观众欢迎，干这行工作的人也如此，这就是成功的曙光呀！ 半个月前一个想法，我曾怀疑靠一张报纸能否拍出戏来，到今天居然排成了电 视小品。即使我演得不好，我也不一味在遗憾中懊丧，因为我想起爱迪生讲的一句 话：失败也是我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不好的原 因以后，我才能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 在列车上 坐着吉普车赶了一天的路程，天擦黑，到了火车站。帽子压得低低的，找个旮 旯一坐。可好景不长，一上车就“暴露”了。孩子的眼最尖，指着我们喊：“姜昆、 李文华！”马上，周围围了许多人。 “从哪儿来？”“是深入生活吧？”“好像比电视上胖！”“给我们说一段儿 吧？”……我望着李老师苦笑着。他依然是台上那副眼神儿望着我，像是说：“还 说一头扎上卧铺睡一觉呢，净想好事。”一位好心人圆了场：“看他们够乏的，别 演了，聊聊吧！”“聊天”是相声演员的本领，走到哪儿都要和人们山南海北地聊， 听他们讲生活周围的“趣事”，丰富我们的创作素材。 火车上的“天”聊得可广。从“包产到户”讲到了“房屋紧张”，从陈景润说 到穆铁柱，从“彩礼”谈到“相面”，从“让贤”联系到“飞碟”，上下五千年， 纵横几万里。最出色的画家也难画出我们所听到的生活画面，最有名的歌手也难唱 出人们描绘生活时那喜悦的心情。 农民兄弟握着我的手：“姜昆，给农民写相声吧，写现在的新农民！”我内疚 地望着他那纯朴的眼睛，感到他的神采有一股和他手上的老茧一样结实的力量，这 股力量撞着我的心：你为什么写反映他们的段子那么少呢？ 工人师傅拍着我的肩膀：“到工厂听听机器声，转一转就长点知识。对，咱那 儿有几个小钢嘴儿，给你当徒弟没跑儿，张嘴儿就招人笑。要写就上我们那儿。” 他那坦率的目光在告诉我创作的道理：生活、生活、生活。 哎，那个戴眼镜的学生拿笔干什么， ，签名。“您给我写几个字儿吧，李老 师您也写。”李文华忙说：“不行，太黑，我那花镜在提包里呢，小姜代劳。”我 厚着脸甩开了笔，写了“尊师重道，共勉”。不知是那不争气的“墨宝”哪块儿引 他笑了，他的眼镜直往下滑。就是隔着那层带圈圈儿的玻璃片儿，我还是看到了他 的目光，有欣慰，有思索，想是要告诉我什么，又止住了。 没等我问他，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和李老师对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喜欢你们说的《诗歌与爱情》。”“那个段子我们写了好几个月。”“相 声就应该有知识性，引人回味。”这种场合，姑娘们是腼腆的。听到这儿，其中一 个小个子姑娘插了一句： “有歌儿我就爱听，过去学戏的多，现在学歌的多……”她们的目光都有观察 我们反应的意思，我悟到这是在向我们说她们的要求；我也用眼睛告诉她们：你们 提的对，我也是这个看法。 谈话的高潮是争论。有人说我们的相声“讽刺”的多，有人说“歌颂”的多， 有人说这个“多”好，有人说那个“多”才行，各抒己见，争执不下。 一位解放军战士的话平了这场“争论”：“我们在山沟里，搞了一天的训练， 骨头节儿都酸了。吃完饭听段相声，笑得肚子痛，比睡觉都解乏……”一会儿是大 伙说我们听。 一会儿是我们谈大伙听。 一会儿是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奇怪，上车时的那股疲乏劲儿不知上哪儿去了。这一“聊”就是几个钟头了。 不对，该熄灯了。列车员的眼里有着诡秘的神情， ，原来他也在我们这儿，给我 们开“绿灯”了。不信你看表，已经两点了，不是下午，是晚上，不，是夜里！ 声音越来越小了，题越来越集中了。有人告诉我们写写当代的阿Q ，有人又补 充说也写写当代的“假洋鬼子”，有人让我们写写服装的美学，有人说该骂骂“老 左”。 尽管大家的声音压得那样低，但是我听到的似乎不是轻轻的细语，而是栖息于 林问的鸟雀那悠扬的鸣啭声。我对自己发问：人民喜欢你，人民的演员，你应该怎 样去满足人民的愿望呢？ 来了一个陌生人：“同志们，太晚了，演员也累了，让他们歇歇吧！”大家依 依不舍地走开，并依依不舍地告别。陌生人却没走，他眼里露出得意的神情。他四 面一看，觉着时机可以了，塞给了我一个纸条： “姜昆、李文华同志：我们×号车厢的几个相声爱好者邀请你们去一小小会儿， 开一个小小小型的座谈会。”呵，原来如此！ 我拉着李老师的手，悄悄地走向另一个车厢…… 顺口溜趣话 有人说姜昆会写诗，这是误传。我是试着想学写诗来着，可是后来读着读着怎 么都像快板儿，我也就死了写诗的那份心，一码踏心地写顺口溜了。 喜欢写顺口溜是打从小开始，这点本事大概来自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不知道我爸爸出于什么考虑，他让我背诗经。 老天爷，我那时候才十岁呀。他让我背“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 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您听，十岁的我懂吗？ 后来，我给我爸爸提意见，我说我不懂，而且那里边的字儿笔画太多，我写不 下来，比方《伐檀》的檀字。 我爸爸告诉我，他从小背三字经、千字文也不懂，但是长大了就懂了，而且理 解得非常深刻。从小背的东西，多大岁数都忘不了，现在他的文学基础特别好，他 说他得益于从小不懂的那种死记硬背。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我的意见他还是采纳了，因为背了两篇诗经以后，他改让 我背唐诗了。 唐诗不错，背来朗朗上口。但我更喜欢的是那些趋于口语话的，比方唐·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比 方晋·陶翁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等。 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证明中国的唐诗 对启蒙教育的作用。我可能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种影响，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写了一段“较有影响”的顺口溜。 五年级时，学校里开展了消灭错别字的活动。我针对我们小学生中经常把“商” 字写成“啇”字，写了这样一段： 我的名字本叫商， 商人商品由我当， 如果你要写商量， 只有用我最恰当。 有的同学真淘气， 没撇没捺难断肠， 弄个十字插口上， 肚里有病好心伤。 小朋友们要注意， 希望正确写好商。 写完以后我交给班主任。班主任非常重视，她提出让我在全校的大会上讲一次 话，介绍一下消灭错别字的经验，届时还有教育局的领导参加。 我爸爸吓坏了，他怕别人说这不是我自己编的，是他给整的。因为他也是我就 读的那个小学的老师。他读了几遍我写的这个顺口溜后问我：“这真是你写的吗？” 我听了以后不高兴，问他：“不信你查，唐诗三百首里有吗？”写顺口溜就是从这 时开始。那时候小，觉得写得不错，有点儿洋洋自得。 稍长大了一些后觉着顺口溜不上档次了，就想法试着写诗，大有当个少年诗人 的鸿鹄大志。 初三毕业，“文革”的气氛越来越浓，学习气氛越来越淡，而且没毕业的时候， 就有一大批同学奔赴北大荒和山西曲沃了。高中、大学已经无望，何去何从一筹莫 展。饭后茶余，百无聊赖，信步走出隆福寺，来到大佛寺前的美术馆，一边走，一 边吟出一首自称的五律： 展视遍新绿， 遥望一角楼， 漫游美术馆， 视野充新秀， 如辞京都去， 焉观是歌呕， 日与结业尽， 将见皂眉愁。 咬文嚼字，故弄风雅、不伦不类、现在看起来真是可笑。 自己当了相声演员，走到哪儿都让你题词留言，朋友们也希望你能赠首诗留个 字。考虑到自己相声演员的特点，你总不能摆出个严肃面孔，装出个学者的模样， 人五人六地给人吟诗作词。一回行，时间一长就让人讨厌了。 北京有个神医，叫赵群学。她有特异功能，会治病。我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的 郭祥义教授看病。赵大夫就用手抓了几把茶叶让他喝。喝了两三个月，把他的弥漫 性肝结石给治好了。西医的大夫看着x 片都不相信。我写了一副字送给她，上边编 的是顺口溜，不是写她看病，是赞她的特异功能： 世上福祸事不绝， 正义光明胜恶邪， 人间苦有为难事， 请君来找赵群学。 为她写字送匾的、题词的，上至国家领导，下至社会贤达，但是赵大夫把我给 她写的这首顺口溜放在了大厅里，可见她喜欢。也许是我后面提到了她的名字，她 特别高兴。 我忽然发现，用人名字写顺口溜能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尤其是放在最后，像相 声中的包袱的底一样，让人听了乐滋滋的。 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素秋老前辈托朋友给我带话，说过七十大寿的生日，让我写 幅字。我铺开纸张、舔好笔，没打底稿就写出了一首顺口溜： 京腔京韵曲悠悠， 唱念作打舞神州， 古稀寿诞人相庆， 梨园奶奶吴素秋。 她与我的师爷侯宝林先生同辈，我叫她奶奶理所当然。她过生日那天我在外地 演出，虽然没有参加她的生日宴会，但我的一份小礼，估计能让吴奶奶高兴。 魏明伦是四川的一位才子，他写的川剧《潘金莲》、《凤鸣岐山》在全国引起 轰动，人们称他为“奇才”、“怪才”。1993 年，他组建了“魏明伦文化公司”， 在成都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我给他发贺电。我没有写什么“祝兴旺发达”、“事业 腾飞”的套话，我到电报局写了这样一个电报稿： 二十世纪大新闻， 下海不会淹死人， 扑通有人跳下去 蜀国秀才魏明伦。 事后，魏明伦打电话告诉我，给他打电报的电文，可以写篇诙谐幽默的文章。 上海的沙叶新给他的电文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生意。天津 的冯骥才给他的电文是：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 商城。戏谑与机智同在，听起来其乐无穷。 老把名字放在诗的最后一句，写多了让人一听就太雷同，而且有黔驴技穷的感 觉，这样逼着自己多动点脑筋，把顺口溜写得漂亮一点儿。我们国家羽毛球队的总 教练李永波结婚，他的对象也是位羽毛球的运动员。永波是双打的世界冠军，我给 他的新婚致辞中的顺口溜有一句“但愿家中别双打，金牌两人分。”读给他听，他 乐个不停。我想起有一次，也是别人结婚，我写的最后两句话是：“今天小两口， 明天爸和妈。”这两句太白，还是给永波的这首有意思。 顺口溜写来写去，偶尔也能弄出一点自己颇为得意的小品。一次在河北赵州参 观与鲁班爷齐名的李春造的赵州桥，我即兴赋了一首： 炎黄子孙拜舜尧， 学子功名报李桃， 天堑通途能人造， 宗师不望赵州桥。 歪诗写了不少，这一首写得自己给自己打了不低的分数，碰见熟人也炫耀地吟 上一遍，领略回味一点创作的喜悦。那些不三不四的，开个玩笑也就忘了。比方有 一次我和唐杰忠到了山东的一家酒厂，这家酒厂起的酒名叫“××春”。有人对酒 的名字上加“春”字很有意见，认为多少有点儿“色”的味道。我当时的顺口溜也 是受了一点这样的影响，我写道： 卅年从艺走八方， 老唐喝酒我闻香， 今日偶住××寨， ××春迷不还乡。 听说乔羽老到山西汾酒厂参观时，酒厂的领导请乔老爷题诗题词。乔老爷转了 两圈儿提笔写道： 都说山西杏花村， 此处有酒能醉人， 老汉偶然夸海口， 三杯入肚已销魂。 众人拍手称赞，酒家高兴万分。当即决定把此诗刻在石碑上，立在酒厂的碑林 之中，水志纪念。 比起乔羽老的诗，我的那首实在是寒碜，把写下来的那张纸揉巴揉巴，扔在了 纸篓里，如果像我小的时候有火炉子的话，我就把它烧了。当然，刻石碑的事连想 都不敢想了。 北京人的“侃山” 说相声一定得是北京话，起因并不是为让全国人民听得懂，因为在没推广普通 话的那些年头，北京早就有相声了。（那年头还有皇上呢！）原因是北京话有一种 特殊的幽默味儿。 台湾长大的孩子要学相声，有人告诉他们必须练京片子嘴，说话要含混不清， 舌头要卷一点儿。于是，我和唐杰忠到台湾演出，台湾会说相声的女主持人卷着舌 头介绍我们说：“这位是来自大陆的‘姜先儿生儿’（她卷着舌头把先生两个字全 加了儿音，以示她会讲普通话），这位是唐先儿生儿。”她还说得挺快，我听成了 “姜馅儿和唐馅儿”了，两个白面三角儿（北京的一种面食）。 其实，北京人的幽默不是出自语音，而是出自思维和语言组织的生动。 有一位北京的小伙子，来到一个单位，传达室的老人家不让他进门，而且态度 不好，特别的厉害。小伙子有气了：“您小点声儿，别嚷嚷。我害怕，我小时候让 狗吓着过！”老大爷半天没转过弯儿来。 待明白过味儿来以后，老大爷不干了，抓住小伙子脖领子讲理去。小伙子说： “您别不爱听，我说的是事实，让狗咬过一点儿不假，所以落了一个看见看门儿的 就害怕的病。不信你问我妈去！”问谁去呀，分明是骂人没脏字儿，难为他怎么琢 磨的。 其实不用琢磨，“犯葛”是老北京人给儿孙们留下来的本能，而且主要表现在 语言上。 所谓“葛”，其实就是出乎意料，思维上有些逆向，有的时候是“王顾左右而 言它”。 但它不失是一种“原始幽默艺术”。 这种幽默在一些大家的口中，就高级一些了。 大画家黄永玉，不是北京人，但是他有北京人的那种幽默劲儿。他出国在国外 溜了一大圈儿。外国人注意环境卫生，厕所卫生是象征他们文明程度的代表地。回 国后，从飞机上下来，第一件事，先方便一下，一进咱们的厕所，臭气十足，与在 外面的感受绝不一样。黄永玉称赞说：“嘿！这才是正味儿！”明明是臭，偏偏赞 扬，你说他“葛”不“葛”？ 女儿买了一件“蝙蝠衫”，问退休的爸爸：“爸爸，您看好看不好看？”“好 看，真漂亮呀！晚上进胡同一张手，像‘夜猫虎儿’（北京话对蝙蝠的俗称）似的 就进来了”。 有好听的“蝴蝶”在，老爷子偏偏不拿它比，选择“夜猫虎儿”，褒贬自在话 中，北京人的“葛”劲儿，连天津人都传染上了。 北京的司机大早起来，开车去天津。早上走得早，到天津天刚亮，车的大灯还 没来得及关掉。 天津早上在马路执勤的人，让车停下，靠在路边儿。 司机问：“同志，我怎么了？”天津人问：“您这是北京的车吧？”“没错。” “北京是大城市，是吗？”北京的司机糊涂了，“我是不是违反天津的……”“我 问你，我们天津黑吗？”“不黑！”“不黑，你白天开大灯干嘛？”司机恍然大悟， 自己车灯忘关了。 您说就这个小事，绕了一个大圈子。可生活有点这佐料，透着有意思。 司机回到北京逢人就讲：“我以为就北京人犯‘葛’呢，赶情天津人比北京人 还‘葛”！”一时，这个笑话脍炙人口。北京人把它当天津人的“语言艺术”来欣 赏。 北京人住的地方是皇上选的点儿，所以北京人身上有一股傲气，您甭管他是干 什么的，他能把各行各业都说出“门道儿”来。上至国家管理，下至五行十八作， 没有北京人不明白的。北京人自己称之为“侃山”（侃大山的简称）。 我有一位侃山的朋友，跟我谈海湾战争，说得头头是道。 “美国就是一警察，谁都管。伊拉克是吃羊肉长大的地方，火大。本来是人家 地底下的油，可是科威特仗着自个儿那儿地势低，就挖坑，结果油全流到它那儿去 了，到它那是锅底儿呀！伊拉克能不急吗？一方面自己火大，另一方面和伊朗打了 十来年，霍梅尼太能磨，不战不和，十几年看不出输赢，急得萨达姆老走瞎步，也 有火。两火搁一块儿这是个‘炎’字儿，着了。一着了，谁怕谁呀？你科威特老挖 锅，我平了你！一下子开过去了，开过去一看科威特的头儿都跑了，起急，怕他们 回来接着挖锅，算了，我把你算我一个省，弄军队在边境那儿守着、等着，看你科 威特国王敢回来！其实是人家伊斯兰自己哥俩打架，美国不干了。他凭什么不干！ 科威特卖给美国的油比伊拉克便宜……”您听，这都哪儿的事呀？ 可这位侃山的时候，旁边儿听的可不是一个两个，有的听了找个乐儿；有的听 了就学舌去，他还能添两句：“美国就是当爸爸当惯了，谁都是他儿子。儿子大了 不听话，美国老哥一个管不了，就叫兄弟们一块儿过来，什么美国、日本，咱老哥 几个一起合伙管我这个不听话的儿子，急了咱们就联合在一块打他，把他打服喽， 让他听话，好好过日子。这就是海湾战争。”您说这话让王朔听见能不拿它写进小 说去逗乐儿吗？ 语言生动，把国际上的事比喻成“过家家”，让一切神圣的东西在老百姓面前 揭去那层看不清的纱，不许虚无缥缈，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在北京人眼里，什么 大人物，什么领导人，赤着背，穿着裤衩，全是一个模样。“坟头改菜园子，背儿 ‘辈儿’全拉平喽。”好说话，好解释，好明白，北京人是大城市的人，全明白， 不能让人给“唬”喽。 大作家钱钟书有一个论点叫：“无亵不笑”。北京人就有拿神圣不当回事的毛 病。 我和梁左曾经写过一段相声《特大新闻》，写的是一个不学无术专能侃山的北 京人，忽然地传出一个谣言：天安门要改农贸市场了，而且振振有辞地说这是“改 变投资环境”的一个具体措施。原本我是想讽刺一下经济大潮一冲来，神圣的地方 没有了，连历史博物馆都办“新潮家具展销”了。可能是讽刺的“度”把握得不好， 播了两次以后就不让播了，认为讽刺得有点过火。连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都找我评 理：“你讽刺我们，我们找谁说理去？ 广场上的公共收费厕所6 角钱一个人，我们这儿门票规定4 角不许涨价，又能 上厕所，又能喝白开水，还能看展览。我们的取暖费从哪儿来？我们的折旧费从哪 儿来？有时连换管灯的钱都没有，你光会讽刺，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我们实际 困难怎么解决？”我哪儿解决得了这些事呀！我也是犯了北京人惯有的毛病。 侃山的人也有“当局者迷”的毛病，事情轮到自己这老犯晕。 “什么叫股票？就是鼓着你让你往外甩票子。那是纯坑人的地方。你觉着它涨 的时候，它准跌；你怕跌不想花钱的时候，它准涨！全让你赚了，人家设立股票市 场干什么？所以我算琢磨透了，你到那儿以后，得看阵势，大家伙往前冲的时候， 你后撤，大伙都撤的时候，你往前冲。你得琢磨一个道理，股票市场赚钱的人是少 数，赔钱的是大多数，你是少数，你准立于不败之地！”这位明白者，自个儿说是 输了几十万买来的经验。 他现在又有了几十万块钱，你跟他说：“明白了就继续干那，上！按你总结的 经验，你准处于不败之地。”又要动真格的了，他不侃了：“上？你知道哪块云彩 有雨？股票市场变幻莫测，我别吃饱了撑的往里扔钱玩儿。”“你不是琢磨透了吗？” “谁呀，谁琢磨透了谁是孙子！”也不知是骂自己，也不知是骂别人。 您听、半天了，这才是句明白话。 北京有个饭馆号称“天下第一涮”，老板崔雅立是位“侃爷”。 他和我讲过“三战韩国老板”的一段经历。 北京举办亚运会的前夕，几位中国的雇员陪韩国的老板到他的餐馆吃饭，韩国 老板是趾高气扬，中国雇员低三下四，崔老板就有些看不惯。 “崔老板！”中国雇员招呼道：“您过来见见我们韩国大老板，给咱中国亚洲 展览会捐汽车，一捐就是八十辆，老板在这儿吃高兴了，没准送你一辆，来！陪陪 大老板！”崔雅立气不打一处来，但“顾客是上帝”，他忍着火在桌子边儿上和韩 国老板聊天： “大老板，我不知道你们国家还有姓大的，他们都这么叫，我也六指挠痒痒— —随着。 “他们说您给亚展会捐八十辆车，我代表我能代表的中国人向您表示感谢。其 实也不值得谢，亚展会嘛，全亚洲的事！我看您长得这样也像我们这边儿的人。顺 便问一句，您爸爸不是欧洲那边的人吧？我说什么来着。亚洲的事，亚洲人一块儿 干，捐八十辆车应该的，谁让您是亚洲人呢？不值得谢，谢您，这是我们中国人客 气。 “可客气也有个度，不能吹。您这几位中国经理这通吹劲儿对您影响不好，八 十辆车吹什么呀？您占一大便宜！中央电视台广告15 秒钟要您十万，半分钟就是 一辆车钱，您这八十辆车撑死了是我们中央电视台半个多钟头的广告费钱。现在我 们允许您这八十辆车当广告幌子，成天满街跑，您这不是拣一个大便宜？见好就收， 不能得便宜卖乖，为八十辆车成天吹，有损您姓大的老板形象。您送我一件衣服， 在街上您碰见我就对您的朋友说：‘这衣服是我送他的。’那我豁上光脊梁，我也 把您那衣服给扔喽！您说是这道理不？您这几位还说送我辆车，这是拿我开涮，您 真给我车吗？肯定不能，现在您也不敢张这嘴。退一万步说，您给我我也不能要， 因为您这车没有零件，北京一共八十辆，我这车坏了，能卸人家那八十辆吗？出了 毛病，我还得推车，您说我这不是没事找罪受吗？”韩国老板听得稀里糊涂，北京 的几位雇员噎得半天吃不下涮羊肉去。 第二次这位韩国老板又来了，这回北京的几位雇员老实了，韩国老板操着中国 话和崔雅立聊天儿。 “崔老板，能不能上汉城开个‘天下第一涮’，我们那儿条件好，能挣大钱， 我们合股。”一谈外国条件好，崔老板又不乐意听了。 “您说这汉城，这是什么地方？地图上有这地方吗？”“有，韩国首都。” “首都？我就听说首都有莫斯科、巴黎、华盛顿、伦敦、北京。汉城？ 汉城归哪儿管呀？”“韩国……”“你不是姓大吗？你上姓韩的国干嘛去？” 韩国老板又让崔雅立说蒙了。 “大老板，找我谈到外边儿开店的人海了去了，您排在树后面了！”“什么叫 排树后面？”“给您打个比方，早上起来您要是住在我们北京胡同的话，您得上公 共厕所，因为老北京家里没这种设施。可是一胡同人挺多的，厕所小，您就得排队， 您要是排人后头，人家上完了你上。可是你要是排树后头，您可就瞎了，它不动， 你一点儿盼头儿没有…… “合作不合作咱俩说着，你干嘛提你那儿条件好呀，比哪儿好，比我们北京好？ 你好我不去行不行？”到了这儿，韩国老板也没明白自己哪句话得罪了这位崔老板， 引来了那么一大堆他从没听过的话语，自己也没拿北京和汉城比过呀…… 第三回，还是这位，吃涮羊肉的时候又招崔老板不乐意了。 其实韩国老板是夸崔老板，说他屋子里这桌子是古董，他问：“你这桌子是什 么年代的？”崔老板没考察过自己在旧货摊上花几千块买来的这张桌子的年代，不 过他知道有些历史，看韩国老板也不太明白，他也就胡侃起来：“反正最晚是明 （朝）的，距离现在也就八百多年吧，纯花梨木，现在这木头早就绝种了。 沉极了，四个人搭不动！买了五年，价格翻了十番儿，现在要买这木头就得用 秤称，一斤就得万八千块！”韩国老板一吐舌头。他也是多事，这时又冒出来一句 崔老板不爱听的话： “把它卖我得了，我非常喜欢。”“你喜欢就得归你啊，这是我们国家的古董， 你也运不走呀，我们国家海关那儿把着呢？”“我放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我多给你 钱还不行吗？”一说“钱”，崔雅立火上来了：“大老板，我又把您姓带出来了。 我这个人比较穷，穷得就能开个你们那儿没有的涮羊肉饭馆儿。我也没见过很多的 钱。”北京人为了强调很多的“很”字儿，把它读成“恨”字的音。“可是我腻味 人谈钱，腻昧人以为有钱什么都能办。您刚才说，我多给你钱还不行吗？无非是您 认为您钱多，我钱少，我见钱眼开，眼睛开开了，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一大桌 子没了。您说您有钱，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咱们今天吃涮羊肉咱们不用木炭， 咱用十块钱一张的票子，我比较穷，也没多少钱，估计我这儿的票子，能把这锅烧 开喽，吃得饱吃不饱就看您的了。我这个人饭量也不大，顶多3 斤羊肉，您算计算 计，行不？”好个崔雅立，脑袋快，嘴茬子也跟得上。“当当当”，话跟连珠炮似 的。 跟韩国老板这一通侃，侃得中国人心里挺舒服，侃出了北京一个普通老百姓的 性格。 我愿意听他侃，学他的生动语言。我问他哪儿学的这么多的话。 他说：“有的人喝酒话多，有的人见了女的话多，我这个人就是一有气儿话就 多，我听不得人说我们中国不好，我们自个儿说可以，外人不行。因为大多数人说 我们无非是我们穷，中国人那没骨气的也无非是嫌我们中国穷，外国比我们阔。咱 们都有点志气，把中国弄得阔阔的，谁还往国外跑？ 留学、移民，都没了，外国人全得往中国跑，因为中国比他们那儿好。中国人 这房子都是用金砖砌的，马路都是玻璃钢的，房顶全是玛瑙的。他们哪见过这个呀， 全往中国这儿来，来也不扎刺儿了，因为中国人比他们有钱，比他们横。他们怕打 起来，中国人急了给他们一砖头。其实他们外国人也傻，给你一砖头怕什么，你小 子得着了，那是金砖！”崔雅立的胡侃把我逗得哈哈大笑，北京人的话让他给说绝 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小说里有这么生动的语言，那么，一位活灵活现的“北京侃爷” 会让你有无穷的艺术享受。没准儿您也想上“天下第一涮”听听“侃山”的新内容， 过过北京人的“侃瘾”去！ 笑面人生 李文华老师患了癌症，离开了舞台，许多人感到遗憾。尤其是研究曲艺理论的 人，他们只能从录音上领略李先生的幽默风采。因为我和李文华的相声，大部分只 有录音，没有录像。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出个主意，用先前的录音，补现在的录像，把李先生请 出来，用对口型的办法，把我们曾经表演过的二十四段相声再现在电视屏幕上。 我们在天津拍摄了两个星期。面对我创作的，而且背得滚瓜烂熟、不知表演了 多少次的这二十四段相声，我呆住了，我为自己这十来斤的小脑瓜子里装这么多词 呆住了。我怎么写的？我怎么背的？这么多的词儿，又整出舞台上的那么多的景儿， 我怎么过来的？ 我算了一下，我和李文华老师合作了六年，排演了三十段相声。我和唐杰忠合 作了八年，也排演了近三十段相声。我和戴志诚已经合作两年多了，又排了十几段。 不算不知道，一算才觉得：我可够累的。 不用夸张的评价，在生活中，我就像一辆一直疾驰的小车。但是，是辆没闸的 车，快五十岁了，还停不住。 数着我排演的那么多的相声，回忆着每一次排练、演出的情景，我的脑海里忽 然闪进一个念头：姜昆，再重新来一回怎么样？从当孩子时干起…… 我有点儿胆怯了，我怀疑我能否顶得下来。 大概人都有这种毛病，不知道的时候，糊里糊涂的也就过来了，一切都明白了， 就会畏惧艰难，疑虑丛生，让人裹足不前。 可我是不是就承认自己是一脑子浆糊呢？非也。 我干事的时候，凭着自己的一股韧劲儿，我是个喜欢看成果的人。 就拿春节晚会来说，我每一次累得不行的时候就下决心：明年说什么也不受这 份洋罪。可是，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让我每年一过了“十一”就琢磨： 再冲一把，估计还行！光想着成功的喜悦，忘掉了疲惫。每创作一段新相声， 尤其是夜里急得睡不着，为了别人笑，自己想哭的时候，自己曾多少次粗俗地骂自 己：孙子才写新相声呢！可是一段相声成功了以后，自己听着成千上万人的欢笑， 一次又一次地洋洋自得起来：下一段我再写一个那样的……我把骂自己孙子的事早 忘到九霄云外了。 当一次思想中的反复到来时，我就拿起竹管，舞文弄墨地写道：“盛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晨”。人家晋·陶翁老祖宗在那时候都说这话了，咱们这几重孙子辈的后 生能不“及时当勉励”，以应付“岁月不待人”的自然规律吗？也是一种激励，也 是一种为自己不停奔忙的解释。 自己跟自己转磨，自己跟自己掐。 再仔细一想，你在人生道路上全速疾驰的时候，你在为事业拼搏的时候，是懊 丧多呢，还是喜悦多呢？简单说，您快五十了，是愁眉苦脸过来的、还是快乐欢欣 过来的？ 但是，人们在总结自己的时候，总爱板起面孔，以过来人的角度，一本正经地 诉说自己如何不容易，评说历史上的每一个细节： 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别人怎么怎么不听，后来怎么怎么又失败了，如果当时 听了我的……哼，哼！ 那件事为什么为什么不对，我就是现在也不改我的看法，因为谁谁是这么说的， 谁准是那么说的，历史将为我怎么怎么样地证明……（其实历史根本不会说话，全 是人在那儿指使和想象）。 一提过去，就寻找辉煌不是件错事。可一味地纠缠历史上的小帐，我认为不是 个好态度。最起码的是这些招烦，不是让人家心里不痛快，就是让你自己心里不痛 快。 人干嘛老找不痛快呀？ 话又说回来了，不痛快不是自己找的，是客观存在，事实上有的。一辈子过来， 过去不让人说，或是不能说，现在到了总结的时候，说说不痛快的事无非是图个现 在痛快，痛快的事干嘛不让人干！ 对了，过去不痛快，现在你痛快，这是无可非议的正常要求。可当初为什么不 痛快，当初的不痛快能不能在当初就解决成为痛快呢？ 好了，快成绕口令儿了，说得一点儿也不痛快。 我想起来有一位朋友给我讲的一个寓言式的小故事。 有一位老翁，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做卖雨伞的生意，一个儿子做卖扇子的 生意。 老翁非常疼儿子，也关心他们的生意。 一到了下雨天，老翁就开始为卖扇子的儿子发愁。老天爷，你要是总这么下雨 的话，我那卖扇子的儿子该穷死了，下雨天谁会买扇子？ 雨一停，天热了起来，他又开始为卖雨伞的儿子发愁，老天爷，老是不下雨的 话，我那卖雨伞的儿子非饿死不可！ 天气无非是晴或下雨，老翁一年到头总是在忧愁当中过日子。 有一位朋友劝老翁，大伯，你不能换个想法吗？一到下雨天，你就为卖雨伞的 儿子而高兴：嘿！下雨了，我卖雨伞的儿子该发财了。到了晴天的时候，你就为卖 扇子的儿子而欢呼：天热了，我卖扇子的儿子也成富翁了！ 老翁觉着有道理，就照着去做。 儿子的生意没变，天气也还是一如既往。 老翁可变了，由一天到晚忧愁变成了一天到晚欢乐。 我多少次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每个人都拍腿叫绝。 事实上，我也是用这个故事，一直在指导我的人生。 其实就是一个思维方法的改变，而实际上它反映了人生的态度。 有人总是觉着别人的成功都是投机取巧，瞎猫撞死耗子。 有人总觉着这个世界对自己不公平。 有人总觉着周围的一切都可气，让自己看不惯。 有人总觉着别人穷欢乐，不知死。 有人还说：活着没劲！…… 您听听，多悬！ 其实，这些人都特想好好活着，但他们和那个老翁一样，思维方式不对。 人不能老觉着生活对不住你。生活都按着每个人的意愿进行，这个世界非乱了 不可。 一个大锅菜，您想让四川人能吃出辣味，无锡人能吃出甜味，山西人能吃出酸 味，再满足一下东北人口重和广东人喜欢的鲜甜劲儿，你这锅菜非让你五湖四海的 朋友们一起把它泼在你的身上脸上不可！您这叫“折萝”，“杂货菜”，不是正宗 玩艺儿！ 于是您就得求和一下生活，尤其是生活和您个人意愿发生冲突的时候。 有的人生性乐观，我以为他有一种本事，化解矛盾的本事。中国人有句老话叫 “随遇而安”，这不是一个“忍”字就能解决得了的事，他要有一个思维过程，还 要有一个排解过程。 人这一生遇到的烦事，可太多了。打出生算起，先是爸爸妈妈管着，接着是学 校里填鸭似地让你一通学；学好了为升学愁，毕业了找工作愁；工作了为和领导搞 不好关系愁，搞好了关系为过了岁数失去了升迁的机会愁。每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娶了妻为怎么过好安稳的日子愁，生了孩子为他能出人头地愁。百万富翁他们多是 几十块几百块钱起家，几年就暴发了，奠定了事业的基础，想想自己当时比他们还 多好几百块，怎么就不知道走哪条路能让自己也赚个百万千万。这个世界上好像哪 儿都有金子，怎么偏偏自己拣不着呢？现在大家只有一个孩子，将来他们一有起色， 为事业奔波肯定会走。有一天自己躺在澡盆里忽然动不了了，老俩口都那么大岁数， 谁搀谁呀？银行里省吃俭用一辈子存了万八千块钱，将来能干什么？银行一个劲儿 地降低利率，您说多让人着急！顺着这个路子您琢磨吧，非烦死不可。 可这都是事实，不由你不想，自我排解？站着说话不腰痛，我要有个千八百万， 不但自我排解，还帮你排解，有什么困难？先拿三十万花着，不够再来找我！财大 气粗，我发什么愁？ 说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归根结蒂，是个“钱”字儿作怪。那个有两个儿子 的老翁不也是为了儿子卖不出货赚不着钱而烦，又为了两儿子能都成为富翁而高兴 的吗？ 看来得说说这“钱”的事，因为它是根儿。 有人说过：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没钱又是万万不能的。还有人说：有什么别有 病，没什么别没钱。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当然，顺着这个路子想，一切都顺理成章，人就该烦，人就该愁，谁让你没钱 的。 我们既然听了老翁的故事，不妨就把思维方式改一下，想个叫真儿的问题：有 钱的人愁不愁，他们就没烦了吗？ 前些日子有一位买股票的跳楼了，据说是东借西欠的二十万块钱全赔进去了。 估计他是烦透了，不然没那么大胆量从十几层楼上往石板地上跳，那得多痛呀？他 这是赔了，可他要赚了呢？二十万要变成四十万、六十万了，他是不是就永远没有 烦，没有愁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赌场的业主们有一句话：我们不怕客人赢钱，我 们就怕他们赢了钱就走了，而且以后不来了。听见没有，只要您来，您有多少钱都 能扔进去，做股票由二十万搞到六十万肯歇手？鬼才信呢，要知道六十万还能赚一 百二十万呢！人心不足蛇吞象。 当然，这是赌博，真正干事业的人不至于跳楼。但是，不是没有烦恼。 有钱人的烦恼搁在了您身上，您也可能还想跳楼。真的，银行借一个亿，投资 房地产了，转眼行市下来，房子盖好了没人买，楼价往下降，银行的利息老往上加， 急死您不？做贸易，只要有批文，美国棉花比国产棉花便宜百分之三十，质量还好， 价廉物美。你全弄好，运了一大船，刚到太平洋中间，中美交恶，报复措施执行， 追加关税百分之一百。船回去也是赔，船往前开也是赔！这时候，你是希望一个浪 把船打翻了，让保险公司老板哭去。棉花不进海，你就进海。 我有一个海南的朋友，他的安徽老乡发明了一种化学药剂，只要往大轮船上一 刷，轮船上的油漆斑和铁锈能迅速清除，比国外同类产品效果好，还便宜。他马上 投资，几十万设备刚一到，安徽发大水，全部给淹了，几十万的设备成了一堆废铁。 祸不单行，发明人一着急，跌了一个大跟头，摔死了。 人死了，他那秘方也带走了，就剩下一瓶样品，怎么测验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水 儿对出来的。我这位朋友急得半个月没吃下饭，有人幸灾乐祸：“有钱呀！ 没钱的人就没这急！”您说您知道哪块云彩有雨？ 一位信佛的居士给我讲过一个关于“钱”的小故事。 有一位大富翁，他拥有一座摩天大厦。 外面天气很热，室内的空调又太凉，他有神经衰弱的毛病，老是睡不着觉。 正烦的时候，他无意中往窗外看了一眼，高高楼房不远的地方是个工地，工地 边上有一位和自己年岁相仿的工人，光着脊梁躺在一个平板车上，在烈日下居然呼 呼的鼾声正浓的入睡。 富翁问管家：“那儿条件那么恶劣，他怎么就能睡着觉呢？”管家回答：“老 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睡着觉，但是，我知道怎么能让他睡不着觉。”富翁急于 得知，管家慢腾腾地说：“您送他十万块钱！从现在开始，他再于五十年，他也挣 不了十万块钱。”富翁将信将疑，依管家所讲，付给那位工人兄弟十万块钱。 这位师傅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每天捧着十万块钱发愁。存银行？利息那么少， 而且票子越来越不值钱。搞投资？风险太大，万一赔进去呢？买房子？不够呀。放 高利贷？万一人家不还本儿了呢……? 亲戚找他要；朋友找他借；领导劝他拿出一 部分当公基金；社会上希望他拿出百分之二十作慈善事业。 他睡觉？攒着十万块钱，差点儿没折腾死！ 故事是寓言式的，但是，道理可显而易见。 哟，钱又成万恶之源了。 您可能要说，有钱人要是烦了，也用老翁的理论去排解，换个思维方式不就行 了？ 我正等着您说这句话呢！说钱的事，那是瞎绕圈子，绕来绕去也许能绕到一个 怪圈悻论当中去，自己都绕不清。 用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才是正题儿！佛教教导人类：跳出红尘去，不在五俗 中。 我们不妨说得高一点儿，看看自己，再看看周围的生活。比方，从宇宙上看地 球，人类就像一堆堆的小蚂蚁，忙忙碌碌，繁衍不息。比起上亿年宇宙的形成，世 界最古老的五千年文明历史，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人生短暂，弹指一挥间。人类， 伟大的小东西，在世界上就这么丁点儿的功夫，您还瞎着什么急呀？ 现在四十岁的人也好，五十岁的人也好，您应该骄傲地想：咱们不容易，咱们 够可以的。两手空空到世界，娘胎里什么也没带来，现在您拉扯了一大家，有了一 帮子朋友，一搬家，一辆卡车运好几回还落东西呢，好些地方缺您还不行，您说你 多伟大！ 看着我和李文华老师、唐杰忠老师一起说的那么多相声，想着自己做了那么多 的事，而且，好像是没太报怨的态度，我不禁沾沾自喜起来：我没被这么多的事烦 死，真的。总的来看，好像是乐呵呵过来的，这是主调。 我喜欢绿色，因为它平静的色彩让你年轻。 我喜欢早晨，因为脑袋特别清醒，好干事。 我喜欢大海，因为一看那么宽的海面，心胸马上敞开了。 我喜欢穿球鞋，因为它像灰姑娘的那双魔鞋，让人穿上就孩子般地想蹦想跳。 我最不喜欢看悲剧，好容易休息一会儿，非招自己哭干什么？ 自从我们国家开放以来，城市一天比一天变新，生活一天比大变丰富。家里的 彩电一天比一天大，柜子中的汗衫和T 恤一天比一天多。电视频道过去三四个，现 在十多个。过去出一趟国，外面的东西太好了，什么都想买；现在出国一看，基本 上的东西国内都有，好容易下决心买一个回来，底下写着“ManEINCHINA ”。住的 房子也都好多了，没好的也正在好，不久也都会好起来，这点大家都会相信。 实在没有理由老愁着过日子。生活不好的时候，上海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没 钱买肉吃，睡觉养精神。日子好了更应该知道怎样调剂生活，树立快乐的人生态度。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里，有一位贵州的一百零一岁的老人，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他唱歌，唱一种谁也听不懂的歌，四个字一句，字幕中开始还有两行，可后来就没 有了，老人可一直不停地唱着。他不需要大家都能听得懂，他自己快乐了，身心愉 悦了，自得其乐，所以他活过一百岁，而且，还那么精神抖擞，喜气洋洋。 你快乐不一定让大家都得懂，不一定非有个为什么。 我告诉我自己：你千万不能自己觉得自己老了，那样会未老先衰。保尔在回首 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回首往事的时候， 就想快乐的事，想让自己高兴的事，绝不找不痛快。 不痛快的事过去有了，现在不想；现在有了，不去琢磨；将来无论如何也不让 它发生就是了，努力嘛！ 一天到晚别别扭扭地过日子，傻子才那么干呢！ 欢笑洒香岛 1982 年4 月，我随以侯宝林先生为艺术指导的中国广播说唱团赴港演出。北 方曲艺历史上第一次轰动了这个弹丸之地，香岛刮起了“侯旋风”。 激动的场面，浓浓的情谊，深深的祝福，时时敲打着我的心。于是，我记下了 以下片断。 4 月19 日 碧空翠翠，云海漠漠，我们的飞机翱翔在中间。 一路欢笑，仍然掩不住对明天的牵挂。香港，社会情况不说，这语言的障碍又 怎样逾越呢？有人说那儿百分之八十的人听得懂普通话；有人说凡是四十岁以下的 听得懂的极少；有人说，讲相声一定要去掉北京的“儿”字音；有人说没北京味儿， 人家那儿就不承认是相声。纷坛的众说，至少是让我感到了困惑…… 4 月21 日 早上乘火车离开了广州，大家是欢欢乐乐地离开的。侯老开玩笑地说： “嗯，像个打胜仗的样子。”火车过了罗湖桥，大家显得有些乏了。进入新界， 车外的建筑工地上飘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商团旗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列车员送来了报纸，大家活跃起来，因为报纸上有我们的消息。《文汇报》、 《大公报》全载了我们说唱团赴港演出的消息，大字标题《侯宝林今将抵港》、《 中国广播说唱团相声精英齐聚》、《艺术中心售完上日票，创造该中心历史纪录》。 《新晚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人还没到，票已全部售光，这在香港的演出中还 不多见”。看着这样的消息，乏劲不见了，精神也抖擞了，大家眼里都漾着喜悦。 下了火车，刚一出九龙站，记者蜂拥而上，艺术中心的女士们向谷枫团长和侯 宝林艺术指导献了花，大家排好队，让记者们尽情地拍照。我负责全队的资料工作， 也跑出去照。相机的“咔嚓”声刚一息，记者们马上围到侯老的跟前，”侯先生有 何感想？”“侯先生对曲艺在香港有信心吗？”“侯先生会不会耽心香港的观众听 不懂相声？”一连串的问题，都不给你有回答的空。侯老把手里的花向记者们扬了 扬，大声地对众人回答：“凡是来的都听得懂，凡是听不懂的都不会来。”真是妙 极了！一正一反，诙谐、简练、精辟、通俗，活现出了幽默、语言大师的魅力。 驱车往住所，打一桶水洗去两个小时的征尘。 4 月22 日 今天在艺术中心的十七层楼上举行记者招待会。会场不大，挤满了人。 看来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施淑青小姐对这么多记者的到来有点估计不足。她笑着 对记者们说：“侯先生真有艺术号召力，对他们的演出成功，从侯先生一到，我便 确信不疑了。”侯老今天穿着笔挺的浅灰色的衫裤，坐在艺术中心英国人韦艺新经 理和施淑青小姐的中间。谷团长介绍情况以后，侯老随即作了个小表演。他笑容可 掬地对记者们说：“我们难得见一次面，我们把笑带来了。能听得懂普通话的，希 望都来听，听一听心情愉快。听不懂的，千万别来。来了，浪费时间，你也难受， 我们演着也吃力。”开门见山的话语，一下子使较为拘谨的气氛活跃起来。从这以 后，记者们笑声不止。讲演毕，便是答记者问。香港的记者，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 青年人。他们又拍照，又记录，又问，又听，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带着不同的政治 观点，所以提的问题五花八门。一个记者问侯老：“您是不是特别用心栽培您的儿 子侯跃文？”侯老说：“做个明白的演员，不能对自己的儿子有偏爱，要客观。” 另一个记者问他打算不打算写香港题材的相声。侯老如实地回答他：“没有，根本 不可能。时间短，来去匆匆。我们的住处人一进，门一关，外面什么事都不晓得。 创作需要深入生活，哪来条件？”一个记者提的问题使我们在座的一惊，他问： “对于讽刺，国内的政治制度会否有不便之处？”只见侯老斯斯文文地拿起一支笔， 用手舞弄着讲道：“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喜欢被人讽刺的。堪称上乘的艺术 作品，她的价值的大小同能否反应它本民族的精神和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相声有歌颂，有讽刺。搞讽刺我们是考虑它的副作用的！”侯老讲完，我们 都松了一口气。接下去，一个大会被分成几个小会，郭全宝、李文华、唐杰忠、郝 爱民，每个演员的面前都围着不少的记者在问长问短。马季老师身边的人一批又一 批；又要答话，又要合影，还要签名，胖胖的他，额头上尽是汗水。招待会结束时， 侯老点我和文华表演相声以飨记者。我们说的是《猜字》小垫话。晚上，我看到报 纸上已登出对上午表演的评论。评论说：“短短的一段相声，接二连三地引起哄堂 大笑，相声果然了得！” 4 月23 日 简直是陶醉在骄傲中记下今天这一日。 星期六是香港的假期，这一天演两场，明天也是两场。 我们演出的剧场——寿臣剧院坐落在十七层艺术中心大厦的底层。十四、十五、 十六层是酒楼茶庄。今天，这里的生意格外兴隆。中午落座的，全是北方曲艺的爱 好者，中午吃完饭看演出，晚上吃完饭接着再看。 首场演出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们全体演员都聚在台前的幕侧、幕后、台口。 开演前，马季老师还开玩笑说：“我说后台怎么没人了，敢情都埋伏到这儿了。” 可一开演，听不见他说了，连他这个见过多少大场面的演员，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台 上台下。 郝爱民落落大方地走向台中：“亲爱的观众，你们好！”话音一落，掌声骤然 雷鸣，郝爱民情不自禁地为热情的香港观众鞠了一个比九十度还深、略带滑稽的大 躬，于是掌声更热烈了。简直像一个小火花，引燃了全场观众蕴藏已久的热情之火， 剧场的气氛一下子达到了炽热的状态。郝爱民简短的报幕词，居然获得七次掌声。 接下来，那炽热的程度随着演出愈趋向高潮。 四胡的一过门，满堂彩；单弦的一个拖腔，满堂彩；京韵的几个鼓点，满堂彩！ 相声的演出则是笑声和掌声自始至终混在一起。我和文华演的是《诗歌与爱情》， 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赢得了热烈掌声；一句“我 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也赢得了掌声；效果比在内地的气氛不知火热多少倍。 演员们全激动了。从不爱动感情的文华，托着茶杯对我说：“底下准有掉泪的。这 诗、这歌勾起了三十年的回忆啊！搁着我，相隔三十年后，今天一睹，扯着嗓子也 要叫它几声‘好’！”是呵，这是演员为我们自己的艺术叫好，而这艺术又是生长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里、带着乡情和泥土气息的艺术。 游子梦中惦念着故土和亲人的情感，今天在清醒中一泻而出，这不仅是艺术，这是 对祖国的眷恋之情的爆发，能不放喉喝彩抒发己愿吗？如不克制，恐怕还要手舞足 蹈哩！ 演出结束，我们在观众的要求下，一再谢幕。艺术中心送来花篮，观众奉献出 带着浓香的一大束鲜花。侯老把那一束鲜花一枝一枝地抽出，又奉还给热情的同胞 们。他们争呀，抢呀！香港的剧院，在演出中不允许照相，不许亮闪光灯。此时， 演完了，座位上的闪光灯，闪得让人眼花燎乱。“照吧！ 照下这欢腾的场面，照下把内地人民欢笑送给你们的人们！”我是在心底大声 喊着…… 4 月24 日 香港对我们演员的报道很有趣，匆忙记下几则：“赵炎，年轻、圆脸、眉可开、 眼可笑。姜昆、李文华一对拍档，是一老一少，一肥一瘦；一个脸皮光滑，一个满 脸皱纹；一个嘻皮笑脸，一个却苦着脸儿……李文华脸上的皱纹，皱得对表演相声 特别有利。额上几列‘火车轨’，眼角的鱼尾纹像一对对倒置了的“八’字，颧骨 下、嘴巴旁的皱纹，像一对对的尖角括弧，…… 光看这脸上的几条线，一动一动的，就止不住笑了。马季的脸是椭圆形的，这 椭圆不是竖的，是横的。两腮向外膨胀，像只大鸭蛋，嘴里有两只长得特别大的门 牙，嘴角有两个小酒窝……他使观众捧着肚子，笑个没完”。（4 月24 日《新晚 报》）形容侯老和郭老的词多得更甭提了。“冷面笑匠”，“宝刀未老”，“瑰丽 国宝”，“典儒风雅”，“大将风度”，“寓庄于谐”，“说唱臻化境”等等，等 等。 一大早，马连良先生的小儿子马崇恩先生就赶来祝贺。他说昨天的演出“爆” 了，现在香港的舆论全是讲曲艺、相声。他估计香港会出现“相声”热。可我们大 家都向他表示感谢，因为他也为我们的演出帮了大忙。前天，我们布置舞台时发现 我们自己准备的桌围和椅坯，与艺术中心为我们准备的桌椅配不上。侯老对我们说 ：“舞台上一定要讲究，租也要租来！”我们遵命分头去找。几乎找遍了所有可能 找到的地方，一无所获，大家急得满头大汗。这时候，马崇恩先生闻讯赶来，我们 把希望全寄托在他的身上。我们望着他在电话旁边，打完一个，我们听见一句“没 有！”再打一个，又是“没有！”夜幕垂下来，我们出来进去，根本没有闲心去观 望街道上流水般的车辆，尽管这一切对我们初到香港的人来说是那样的新奇。 已经是晚上8 点钟了，明天下午就是首场演出，怎么办？马先生手里攥着被汗 水浸湿的手帕，眨眨眼睛说：“不行，就把我家的桌子搬来，把桌子腿儿锯一段。” 锯桌子，这怎么行？可是我们谁也没阻拦，因为谁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过了 一会儿，马崇恩劝大家：“你们先回去，明天早上让小姜给我打电话。”一夜不安。 第二天早饭也没吃就赶到剧场。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哪儿也找不着马崇恩。艺术 中心的施小姐为我们找了一张桌子又一张桌子，全不合适……正烦着的时候，电话 铃响了。我去接，电话里传来马崇恩纯正的北京音：“快点儿小姜，我在北角的大 街拐弯儿这儿等你，快接我来！”怎么跑街上去了？我也顾不得多想，赶紧跑到街 上，拦了一辆“的士”（出租汽车），飞车赶到北角。繁华的十字路口上，马先生 站在一个桌子旁边焦急地张望。停下车，我们搬上桌子回转，马先生对司机说： “快！先把我送到湾仔！”转过头，他指着手表对我解释：“9 点钟赶不到，老板 的店就开不了门儿，库房的钥匙都在我这儿呢，耽误了事儿，炒鱿鱼。”我一愣， 炒什么鱿鱼？他火急火燎的，我也没细问。 我把桌子带到剧场，嘿！不大不小正合适。我们大家心里的石头“扑通”一下 落了地。没一会儿，马先生从店里打来电话：“小姜知道那桌子吗？那是给土地爷 上供的桌子！我昨天夜里找朋友家，挨门挨户地敲人家门板，一直到夜里3 点，才 看见这桌子。让土地爷委屈些日子吧！哈……”朋友的帮忙，真令人感激不尽呵！ 他离开我们住所时，我对他说：“冲帮这个大忙，回去我一定为你写一篇文章：马 崇恩半夜借供桌。”侯老旁边插言说：“借供桌太直了，应该是：马崇恩半夜请土 地。” 4 目26 日 接连几天，演出一直很火热，我们大家心里都踏实多了。因为演出紧张，我们 一直没有工夫访朋会友。同朋友们的联系大多数是在电话中进行的。他们如果请假， 就要扣工资，所以难得一见。常常是演出前的一刹那找到后台来，匆匆讲几句话就 离去。可今天下午，我们过去兵团的战友小×请了半天假来看我，还一再向我说： “一般的朋友来，实在不忍心请假。”开始听了这话心里还有一股别扭的滋味儿。 聊了一会儿，我便体谅他的苦衷了。我们过去在北大荒，他是文教干事，两年前随 妈妈到香港落户。他会画画儿，在一家画坊里为人画油画，老板买他的画，一张二 十元港币。他说：“由于初学，每天工作需十二个小时才能画出五幅画。开始，我 党着我从事的是艺术，现在我已经逐渐地认识到，我画的画是商品。”他每个月挣 两千到两千五百元港币。他妈妈在外边打帮工，月薪一千二百元港币。乍一听，两 个人加在一起每月挣合人民币一千二百元左右，很可观了。可一听他的开销我惊住 了： “我们住一间六平方米的小房子，每个月房租八百元，两个人吃饭要一千元还 打不住。在香港，没有自己的房子，就是个无底的债主，我们每月要存起近一千元， 准备积蓄几十万买一个楼房（就是我们所称的单元）。但是，我们积蓄的目标很渺 茫。”他今年三十五岁了，我问他成没成家，他淡淡地一笑：“不着急，经济不富 足，成家是一种空想。”望着他的神情，我产生了同情。 几天来，已经了解到一些香港人工作的情况，那紧张的节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由于我们演出用的“巴士”只能坐十四个人，我和赵炎两个年轻人，每天演出都要 乘地铁从九龙到香港。带我们走的是香港联艺公司的张辉先生。他四十多了，可是 走起路来，我们两个小伙子都赶不上他。看我们走得满头大汗，他说：“在香港得 学会走快路，不然把时间耽误在走路上不值得。”我请他抽一支“牡丹”牌香烟， 他等等，不甚热情地接过。我问他：“不喜欢抽吗？”他说“牡丹这两个字用广东 话叫‘踎趸’，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摇摇头，他告诉我“踎趸”意味着失业， 老板“炒鱿鱼”（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北京话“卷铺盖卷儿”，解雇的意思）。我 一听扑哧乐了。他说：“你别乐，香港人讲究这些。拿汽车的牌子来说，‘444 ’ 号谁也不愿意要，这是‘死死死’不吉利的谐音。‘3148’则要花很多钱才能买到， 这是‘生意实发’的吉言。”我开玩笑地说：“行，省我一支‘牡丹’的！抽你一 支‘555 ”罢！” 4 月27 日 今天参加了美籍华人吴兆南先生的拜师会。 吴兆南原籍北京，是在台湾很有影响的相声艺人，后弃艺经商，定居美国。从 商期间，一直没有丢弃对相声的热爱，曾录有三十多段相声的唱片，在华人中间出 售。并曾两次来京，拜访过侯宝林先生。这次听说侯老带队来香港，年逾花甲的吴 先生特地乘飞机从美国赶来观看演出。他听说我们缺一个检场的人员，马上向艺术 中心请求义务检场。他穿上自己带来的蓝布大褂说：“我是香港最高级的观众。” 吴先生久仰侯老的盛名，此次专程赶来向侯老一吐夙愿：要拜师。侯老说：“你在 外籍华人中有影响，能拜师，为我们曲艺事业做一份工作，这是好事嘛！”拜师会 是在马崇恩先生负责的乐富海鲜酒家进行的。这个酒家坐落在香港繁闹的湾仔路走 道上，老板听说侯老在这里进餐，特地告诉马崇恩奉送四两鱼翅。在酒家二楼的一 间小餐厅里，吴先生支好了摄像机、灯光，忙得满头大汗。看得出来，他是以极兴 奋的心情迎来了这个时刻。 约中午12 点，拜师仪式由马季主持开始。专程从美国赶来观看演出的银行家、 八十一岁高龄的李肃然博士以家长身份参加。马季说：“按过去规矩拜师得磕头。 征求侯老的意见，咱新事新办，三鞠躬！”吴先生肃然站起整装，非常激动地施礼， 大家热烈鼓掌。我和马崇恩先生负责摄影和录像。吴兆南拉着我的手说：“师侄用 心，替我拍好！”拜师会的气氛很热烈，李肃然博士激动地说：“我的侄子吴兆南 拜侯老为师，他是扯上龙尾巴啦！”李肃然是美国九家银行的总裁，经济学博士， 酷爱中国文化，曾著有专门介绍我国历史文化的论著。席间，老人滔滔不绝，操着 一口天津话，向我们讲述他此次来港观看曲艺演出的感受。他说：“曲艺一定要把 它纳入我们国家的文学宝库。我在美国就专门写过戏曲和曲艺关系的文章，中国的 俗文学在世界上是享有盛名的。看了你们的演出太自豪了，我们国家的东西多好呀。 马季的《彬彬有礼》，好！你可以再写一段讽刺美国弊病的相声嘛。让外国人看看， 咱们的曲艺能有世界影响！哪位学者看不起曲艺，他就要犯大错误。”侯老也向李 博士提出邀请，请他回国去看看，李博士讲：“一定去，有生之年不多了，可咱们 祖国的事全挂在心上！”侯先生还向弟子吴兆南提出了希望，望他苦学技艺，广作 宣传，让曲艺之花的浓香借香港演出的东风，飘向异国他乡。 下午，与马季、郭全宝、郝爱民、唐杰忠、李文华几位老师又一起参加了香港 “语文同学会”的座谈。马季与郝爱民给曲艺爱好者们介绍了祖国曲艺事业繁荣的 情况。 香港的观众太热情了。香港、九龙的售票处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在争购我们 在“新光”剧院加演三场的票子。 4 月28 日 从我们到的那天起，香港就下雨、一直到今天还没停。 我们从香港艺术中心的“寿臣”剧院，转到位于热闹的北角，座位比“寿臣” 多出三倍的“新光”剧院来演出了。首场演出，近一千八百的观众厅座无虚席。原 本楼上的票不售，迫于压力，后三场楼上的票也被售出抢光。据我们所知，观众中 有从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及台湾专程赶来的曲艺迷，还有专程从泰国来听童芷 等、梅葆玖的京剧迷，他们又接着再欣赏北方曲艺的表演。有两位太太、全家七口 人在“寿臣”买了七天的票，今天又赶来再买加场票。光票钱我计算了一下，一千 五百元人民币打不住。 剧场休息时，有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步入后台，他身后一位年轻的先生对我们 说：“老人家有个请求，能否请诸位到楼上稍叙片刻。”什么事，这里不能说？我 们望着老人诚恳、期待的目光，应允了他的请求。来到二楼休息厅，一进门，老人 和演员一一握手：“我是从台湾来的，你们演得太好了！ 怕招事，原来不想上来，是感情驱使着我走到这儿来的！”一打听，原来老人 这次听说祖国的曲艺光顾香港，就绕道赶来，一睹为快。我们明白老人来看我们， 表现了一颗眷恋祖国之心，马上请老人坐下叙谈。老人说：“不啦！ 我还得看你们的演出，也不耽误你们休息，愿意和你们一起照几张像，能答应 我们的请求吗？”侯老和马季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我们大家也一一和老人与青年人 拍了照。临分手时，老人激动地说：“如果去台湾演，同胞们比这里还要欢迎你们。” 听了这话，我们心里“忽悠”一下泛起了热潮。是呵，能有什么比同宗同根的情感 更亲呢！人为的天河终有一天会被炎黄子孙们架起的鹊桥而横越。送走老人，大家 都纷纷议论着老人的话，遐想着人间鹊桥的仙遇。 接近结束时，我们又接到消息，应联艺公司的请求，我们将延长在港的日期， 五月一日、二日再加演三场。在这里，六天已经演了八场。十二名演员，每天的节 目都在两个小时以上，陈庚团长问我们累不累，大家都愉快地回答：“我们怕观众 看累了！”想想吧，他们要花上几个钟头排队买票，冒雨赶到剧场，看完后又要冒 雨赶回家！一天看两场时，他们两顿饭都要在外面吃，才能不耽误看演出。他们看 演出可真称得上是付出了代价。能为同胞们送来祖国人民的欢笑，我们有什么累不 累的呢？ 4 月30 日 今天“商报”上有一首“打油诗”，读来颇有风趣：“香江四月，时维初夏。 北京来了：几位相声艺术家。侯宝林、马季、姜昆，艺坛三代一齐来也；其余亦出 类拔萃，尽属精华。或问：‘相声是什么？’就是‘有声漫画’（侯语）。它使人 欢乐愉快，使人笑口嘻哈！语言的艺术，艺术的语言。幽默、含蓄、通俗、文雅。 是国家瑰宝，是艺海奇葩。”侯老看后对我说：“这首打油诗写得有点意思！”香 港报纸文章的特点就是“快”，有点时髦的新闻一哄而上。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有十 来种报刊报道我们的活动情况，后台也尽是记者。他们精得很，尽管后台有规定禁 止会客，但他们常常是突然钻到你身旁问短问长，第二天就有文章出来了。当艺术 中心的施淑青女士听说我们的琴师张志河曾在中国音乐学院教过课时，马上找到他， 先是惊讶，然后就问起始由，当天晚上她就写了一篇访问琴师张志河的专题报道。 在“新光”的演出，观众的成份有了很大变化。前几场大多是四十岁往上的人， 而且几乎是北方人和上海人。这几天，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多了起来，“老广” （这里对广东籍人的称呼）也来了。有人告诉我们：香港新上任的总督尤德爵士会 说普通话，为了搞关系，上层人物纷纷在学普通话。他们把听相声看成是学普通话 的好机会，所以票子一天比一天难弄。华润公司的董事长要买几张票请朋友，剧场 的人告诉他只剩有十五元港币一张的学生票，如果要的话，票价按成人四十元一张 卖，这位董事长说：“要是别的票说什么也不买（因为董事长买十五元一张学生票 有失身份），这次例外，买！”5 月1 日在香港，“五一”劳动节除了在各大报纸 上有大字套红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活动。一个朋友来看我，我问他香港什么节日 最热闹，他说“跑马”。 四、五月是香港的“马季”（赛马的季节）有百分之六十的人都赌马，买马票。 由于在香港演出的轰动，邀请宴请的请帖使侯老应接不暇。上海侨胞总会、华 运公司、各大报社和一些知名人士纷纷来请，弄得一些朋友们苦笑着埋怨侯老： “全是大户头，我们这些小户人家都排不上号了。”侯老说：“他们人多，只好少 数服从多数喽！” 5 月5 日 一早从九龙的红磡火车站出发，我们胜利地结束了在香港的演出。联艺公司和 艺术中心的负责人以及我们在香港结识的朋友们，一起来送行。火车站的候车室里 闪光灯一亮一亮的。摄影机留下了一张一张愉快笑脸。上了火车我这脑海里还闪现 着最后演出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 ……我们铆足了劲儿，最后一场演了两个小时四十分钟，热情的观众大概也铆 足了劲儿，不加演足了，他们就不罢休地鼓掌。中午休息时，观众们送来一箱箱泰 国芒果，美国的桔子、桔子水、可口可乐、香烟。当演出结束时，郝爱民提高了调 门说：“亲爱的观众，我们为您准备的北方曲艺专场，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再见！”几乎和他再见两个字的同时，台下的许多观众也喊起来：“再见！再见！” 我们看到了全场近一千八百名观众全站起来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有一位年轻的观 众大声喊到：“欢迎再来！”他这一喊不要紧，几十个人一起喊起来：“欢迎你们！” “希望再来！”侯老代表我们大家频频向观众招手致意。我们演员看到同胞们如此 热情，激动得眼里噙着泪水。联艺公司八十二岁的董事长观看了这场演出。这时， 他被人搀上台来，送给我们团一个非常大的花篮，花篮里鲜艳的菊花、米兰、牡丹、 绣球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我们围坐在旁边，在观众热情的掌声中留下了演出结束的 合影。联艺公司的经理握着我们的手一再说：“明年不来，后年来，香港欢迎你们， 香港的同胞喜欢相声！”……火车一动，心里踏实多了，大家部静静地坐着。侯老、 郭老、文华他们几个上了年纪的人闭上了眼睛。是呀，太累了！连我这个年轻人都 感到累了，何况他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 可我敢说，他们没有睡，当然，电没有表现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也许这正是为 祖国、为曲艺事业赢得荣誉后，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一种最恰当的表现。我禁不住问 身边的马季老师：“昨天有几个观众和我说，若去台湾，一半人会为乡音落泪的。 你说能去吗？”马老师深沉地说：“能！一定能！”他说话时眼睛没睁。我也闭上 眼歇一会儿，任凭思绪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天地里驰骋…… 宝岛行纪实 “各位旅客，飞机马上就要到达桃园中正机场，地面温度谁有心思听地面温度， 我们心里比地面热得多！坐在旁边的倪萍、唐杰忠准跟我一个心思，一个劲儿往舱 口外面瞧。他们瞧什么呢？台北什么样？电影里、电视里早看过了。新鲜？奇怪？ 特殊？咱们巴黎、纽约、东京、维也纳都溜达过了、新鲜能新鲜到哪儿？都不是， 是一股说不出的亲劲儿。盼了多少年，终于到了台湾，过去根本不可能，可这次说 来就来了！侯宝林盼了一辈子，老人家临走了也没了这个愿。山东快书一代宗师高 元钧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问：“听说去台湾，咱一块去！”……可是大陆的相声界 我和唐杰忠第一个把脚踏到了宝岛上，您说让人心里痒痒不。办我们到台湾的是唐 吉诃德广告公司。中世纪的塞万提斯他老人家根本不晓得他百年之后台湾有人借他 的大名在一个岛上折腾。一个“强棒出击”（台湾电视台的名牌综艺节目）从岛上 打到了大陆，反手一棒又把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演员从大陆给鼓捣到台湾。这位 公司老板大概嫌我和唐杰忠长得不够标致，特意在我俩中间塞上了中央电视台著名 的女主持人倪萍。这位高挑的小姐站在我们当中，我显得矮小，唐杰忠显得肥胖！ 管他呢，反正我们来台湾了！ 我这个人鬼，也有点小肚鸡肠。下飞机的时候，我耍了点小聪明。从后边“噌 噌”几步蹿到前边来，干什么？我要在我们三个当中，第一个把脚踏入台北的土地 上！听说美国宇航员在登月球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位耍心眼儿的人，本来领导安排 好了他第二个下，可是他愣抢第一个，就是为了争这个先！他那个有点儿悬，月球， 谁也没上去过，万一一落地是一个大陷坑或是沼泽什么的，就永远的和热狗、三明 治拜拜了。我在这儿没有这么大的危险性，所以胆子特大。也不顾祖宗的教训“长 者先幼者后”，三挤两挤挤过了唐杰忠；更不理会西方的绅士之理“1adyfirst ”， 一闪身，又闪在了倪萍的前头。 台北到了。呵台北！天照样是蓝的，水泥地照样是灰的，飞机场跟这个世界的 哪儿的都一样，人是标准的中国模样儿，就是大招牌上的字儿略微有点不同，简化 字一律成了繁体。台湾人真不活络，那么多笔划儿，累不累？ 到了机场，要把我们这边儿的证件留在机场换台湾的证件过境。一边一个规矩， 不过也是因地制宜，大陆到台湾的人少，每天存十几个有一间屋子就够了。如果大 陆也这么干，台湾同胞到大陆一天好几万，存证件盖十五层大楼也不准够。我一边 儿这么想着，一边儿走进了台湾…… 凡是名演员都有个毛病，没名的时候想出名，出了名以后又怕烦。不信您看报 纸上采访明星，那些记者们会千篇一律地问：“您最大的烦恼是什么？”明星们让 人问惯了，也不动脑子，又千篇一律地回答：“出门儿好多好多人围着，公园也逛 不成……”实际上明星出门没人围，谁都不认识你，你烦不烦？那你还是明星吗？ 哪个国家的明星都一样。世界最大牌的幽默喜剧明星巴伯·霍普初次到北京， 站在天安门那儿。记者问他：“巴伯·霍普先生你站在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能谈 一谈此时此刻的心情吗？”巴伯·霍普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全体记者哄堂 大笑。这位大明星在美洲、欧洲还了得，比侯宝林还侯宝林！艺术辉煌映闪了半个 多世纪，可中国人一点儿都不知道，你干没辙！ 你的艺术人家不了解，没见过呀！ 名演员还有个毛病，让人崇拜惯了，受不了冷淡。在香港，像我们这些演员不 知道的人占90％，基本上处于没人搭没人理的境地。加上你说的话人家听不懂，就 更显出距离来了。偶尔和香港的明星碰在一起，人家的行头比你的“靓”。这不在 话下，就群众一欢呼，演员一长份儿，咱们在旁边那灰秃秃的劲就甭提了。我敢说 毛阿敏、刘欢他们都骂过：“香港这地方不灵，不像中国人的地方儿！”可是台湾 不一样，让你感到真是非常中国！当我们刚进宾馆没十分钟的时间，主办单位的先 生们就通知我们“马上到中华电视台参加《龙兄虎弟》的综艺节目录像。”圈内的 人都知道，《龙兄虎弟》是现如今台湾最红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是兄弟俩，一个是 大牌节目主持人张菲，一个是大牌歌星费玉清。大陆的明星来到台湾，赶紧向台湾 的观众介绍刻不容缓，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张菲的身价不得了，据说一出门前后是六辆“卡迪莱克”，有大小数十个买卖。 在台湾他同时兼着好几个节目的主持人，凡是有他的地方就有笑声。 在我们踏进电视摄影棚时，张菲正在综艺节目中采访方季惟、童安格，休息室 里则坐着蓝心媚和香港的明星叶玉卿。倪萍、唐杰忠和我是第三拨儿了。 像蒸包子一样，一屉一屉轮到我们是第三屉。看着张菲熬红的眼睛我们问： “你今天这是第几屉了？”都是演艺圈内的人，大家都相互知道。虽然是初次见面， 一下子就像是非常熟识的朋友一样。张菲让倪萍小姐“最好能坐下”，不然在大陆 的“高女”的对比下，他“会给台湾男人丢脸”。 逗完倪萍，又来逗我：“姜大哥，您要是把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带来，咱们一起 弄一段《虎口遐想》（我的相声），台湾人可开眼了。”我当即“回击”：“你长 得那么老，叫我大哥，不要显得太年轻好不好？”彼此一阵欢笑。 趁着两屉之间的空档，我们赶紧策划了一下马上要进行采访的和一起“现场表 演”的内容。尽管像是熟识，可毕竟我们还不太了解。这时候大家全严肃地在一起 “群策群力”起来。 访问好办，问问题回答问题就是了。一起演什么？怎样体现“大陆台湾亲如一 家”的感觉。我说，我熟悉费玉清的歌：“说牛郎织女是一段悲凄的故事，说年年 七夕都有幸运的相逢……”，可张菲说大家不熟悉，不行，两岸的人都会唱才可以。 倪萍提出可不可以唱《乡间小路》，大家都赞同。一起合唱，那么熟的歌，词儿照 样还是记不下来。费玉清喊：“大字报”！我们一惊，这是什么？原来台湾艺人把 摄影室内工作人员用以提醒台词儿的大纸，叫“大字报”。唐杰忠戏谑道：“我以 为‘文革’搬到台湾了呢！”也就是十分钟的时间，张菲一根烟都没吸完，录制开 始了。 好在都是电视工作的从业人员，一下子大家都迅速地进入情况。我们看着张菲、 费玉清，这两位和我们坐了半天飞机走了一天路的人也差不多少，也是强打精神 “强颜欢笑”。倪萍不愧是主持老手，一上台就问现场的观众： “朋友们，你们好吗？”观众们一呼应，气氛热烈了许多。现场的观众先是用 疑惑的眼光看着几位从大陆来的他们一点也不认识的明星，渐渐地他们也进入了情 况，和我们熟悉起来。 我调侃张菲：“菲哥，您和费玉清是亲哥俩，为什么他长得那么白净，那么清 秀，而您长得是如此……另一种风味的漂亮？”张菲乐得使劲眨眼睛，观众一起叫 了起来，给张菲一大哄。张菲道：“漂亮的标准是不同的，虽然你说的漂亮有另一 番味道，但真正说我漂亮的大有人在。比方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我……我老婆在 不在现场？”他装作害怕地向四处看，观众哗然大笑。 我和唐杰忠表演了一个相声小段，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又高唱了《乡间小路》。 说实话，过去曾经看过张菲主持节目的录像带，总觉着他那身怪怪的衣服和卷 卷的头发，长长的鬓角，有点“流气”。但当我在旁边看他主持和直接参加他主持 的节目以后，我发现张菲了不起，是有真本事的人。他一天要制作六七场节目，几 乎全是即兴编词，想内容。不像我们在大陆，所有的名演员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在外面要等三四个小时，甚至五六个小时也有。 这里的大万演员，来了就上，上完了就走，没有时间等呀！一切全得服从人家。 于是，他们必须有“快速作业”的方法。这就养成了他们才思敏捷反应快的特点， 当然也有粗俗的毛病“应运而生”。但当我看到他一丝不苟的编排，招呼全体人员 协作，还要客客气气地和各位大牌商讨，又要动员现场，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我 不由感到他们不容易。他们敬业的态度真是值得我们学习。从早上8 点干到现在， 都入夜11 点了，而且明天早上8 点还来呢！ 这种商业社会的竞争机制，使得他们绞尽脑汁地编、排、录、播，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利用空闲一点时间我问张菲：“老这么忙吗？”他对我说：“我和电视 台订的合约已经到1999 年了。”我不禁伸出了舌头。这里的名人有这里的难处呦。 看看宝岛台湾的街景，也是我们初到这里的大陆人的一个愿望。 在台北，街上不像想象的那样繁华。也许是因为那里正在搞“捷运”（即快捷 运输简称）建设，即在整个城市同时挖沟改道建路架桥，以解决道路拥挤交通堵塞 的问题。下这个决心可不简单，现在走在世界各大城市，只要这个城市还在建设， 就免不了道路出现“拉锁”现象，今天挖开埋下水管道，明天再挖开埋电话线路； 今天埋光缆，明天埋煤气管道，后天埋热水管。市民们永远生活在电锤锤水泥路， 压路机压沥青路，大车运输的轰呜声中。我想，今天的现代人一挖地能挖出老祖宗 的古董、墓穴、兵马俑、女尸，明天的人们挖地的时候，不仅挖不出什么东西，而 且自己也不存在了。您想，就地底下这份乱，没几锹挖断电缆，电死了；铲断了煤 气管，熏死了；或是铲到热水管上，热水压力那么大一滋，大面积烫伤，离另一个 世界也不远了。 这种地下建设，给市民们带来久而下尽的烦恼，而且也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弊 病而存在。也许是正确地总结了这种世界性的弊端，台北的道路建设采取了“一刀 切”的办法，要乱一起乱，乱它个几年，保证未来十几年、几十年大家过太平日子。 这个方法是不错的，是好的，可赶在这个时候来台北的算是倒了霉了，我是其中一 个。 “老天爷，台北怎么这么乱呀？”倪萍也这么说。 乍一看，这里许多的街道特别像旧广州。建筑像，连楼房的颜色、样式都像。 这里没有华尔街那样的摩天大厦，也没有东京银座那般闪烁的霓虹灯，没有香港中 环那般的人流川息，也没有新加坡花园一样的秀丽清静。这里街道上的摩托车队倒 是可以和北京街头自行车的车流媲美。 台湾叫摩托车为电动机车，在川流不息的轿车行里电单车的势力范围惊人。开 车的各位，都可得身怀绝技。他们能在几条交通线上，左环右绕，闪展腾挪。注意， 要是一个人开着车耍些小花招抖个小机灵也还罢了。这里一般的情况下全是两个入， 小伙子端坐驾驶，姑娘依偎相随，玉臂缠腰胸背紧靠，浑然一体，在高速行驶中赶 红灯，超汽车，躲行人，这没有高超的驾车技巧和玩儿命的胆量，是绝对驾驶不了 那个“电驴子”的。这应该算是台湾一景。再添两句，您看到过轻便摩托车上载三 个人四个人的吗？请到宝岛台湾来。在台中、台南这种现象司空见惯，不亚于杂技 场上车技表演。一家子坐一辆轻便单车，悠哉游哉那股自在劲儿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四 我的大舅在台湾，他是1949 年随国民党青年军流落到这里的，一呆就是四十 多年。 十年前，我们在一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在台湾的人海当中寻找到了舅舅。1989 年，我妈妈和姨迫不及待地到日本和分离四十年的舅舅见了面。 这次，听说我到台湾演出，舅舅乐得合不上嘴。他在电话里和我说：“你无论 如何要到台中来一趟，我们家里举行宴会招待你。我的战友从高雄、台北全集中到 我这儿。大伙都知道我有你这么个有名的外甥，这个面子一定得给我。”您听，说 那儿去了，就是没有名气，哪儿有外甥不认舅舅的，我妈也不干呀！ 尤其是唐杰忠、倪萍跟我一起去台中，这下可轰动了。 我的舅妈出生在台湾，原籍福建，家庭是个极其忠厚殷实的人家。宴会就在舅 舅的家中举行，把舅妈忙坏了。家里面的院子里，满满当当的摆了六大桌子。就这 样，舅妈掰着手指头还算呢：“要是不够的话，孩子全进屋……”让她说着了，加 在一起70 多人呀！台中市的“国大”代表都来了。有老战友，有老邻居，有亲戚， 有朋友，舅妈的母亲都80 多岁了，也赶来看看来自北京的亲戚客人。 宴会开始，我拿出两瓶茅台酒来：“各位长辈，从北京到台湾，到这里看舅舅。 可能在座的人的家中，大陆家人到这里探亲的，我是第一个。舅舅在台湾四十多年， 我妈妈哭了四十多年。现在好了，找到了，不哭了，每月还通电话。我妈妈让我代 表她，谢谢诸位朋友对舅舅的照顾。我妈说没有你们大家互相帮助，舅舅可能活不 到今天。妈妈让我带两瓶茅台酒来。有的台湾朋友告诉我，台湾有不少大陆的茅台 酒，全是假的。今天我告诉你们，我带来的这两瓶酒，百分之百是真的。这是贵州 省省长送给我的！请大家品品正味儿，以后茅台不是这味儿的都不喝！”我不愿意 把气氛弄得伤感，拿茅台酒开了个小玩笑，大家全乐了。接着我又介绍了倪萍、唐 杰忠。大家说，还用介绍什么，我们全看大陆的电视，早都熟悉了。 本来还想踏踏实实地敬几杯酒，按部就班他说两句话。没想到酒一开喝，场面 就热闹了，根本不在自己桌子前吃饭。唐老师酒量好，和舅舅这一帮全属于同一辈 人，所以一杯一杯地对饮起来。唐老师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老兵了，一边喝，一 边开玩笑：“历史真有意思，国民党兵和解放军战士共饮一杯欢乐酒！”“国大” 代表还讲了话：“姜昆先生的相声我们听过，倪萍小姐的主持我们也看过。到台中 来，是我们大家的荣幸。台湾的报纸全在报道你们的行踪，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你们 这里还会搞这样欢乐气氛的家庭宴会，我们共饮一杯酒，来体会台湾和大陆的亲情 吧！”他讲完，由于大家手里都举着杯，也不好鼓掌，所有的人就一起欢呼起来， 引得这个巷子外的摩托车停了不少，好些过路人都张望：“谁娶媳妇这么热闹呀？” 倪萍看着这么热烈的场面不无感慨地说：“要是有摄像机多好，这就是一台节目呀！” 不一会儿，她又发现了什么：“昆儿，这聊天儿，两边挺别扭。一问：‘您家里人 都好吧？’一回答：‘嘿，我爸爸被镇压了，我哥哥在大陆当特工也判刑了！’多 新鲜，当特工还不判刑？全是国民党的家属，谁都有一本本历史的小帐，没法聊天 呀！”我被逗乐了：“倪萍，相声材料！”倪萍说：“全是让你们说相声的给熏的！” 真应了鲁迅的一句诗“相逢一笑泯恩仇”，大陆、台湾统一，该是整个炎黄子孙的 心愿。 为给大家助兴，我和唐杰忠表演了相声小段。一段又一段，这边笑完了那边笑。 大家一起照相，录像，留电话号码。 大陆的老兵，大多数娶了台湾的妻子。她们告诉我：“就听说大陆大，可是过 去就没有想得出有多大。就做梦，梦大陆大成什么样。前些日子回大陆一看，哇， 这么大呀！回来后我跟所有的台湾朋友讲，大陆的大你们是想不出来的，必须亲眼 去看！我们回大陆，是圆了梦了呀！”我和她们讲：“再到北京一定打电话，我接 你们到普通老百姓家看看，他们也想知道台湾的情况！”不知谁起了个头，大家一 起唱起来：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她的名字就叫黄河。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她的名字就叫中国。 …… 结束了家宴，一位孟叔叔提出要送我们三个人回台北。我们告诉他我们坐火车 回去，他说：“我是开出租车的，你们不坐我也得回去，搭个便车，何乐而不为？ 退伍了，没事了，买辆汽车开出租。拿一部分退伍薪金，再搞一点儿小副业，生活 还可以，不在乎这一两个钱。再说拉你们三位回去让我倒出钱，我都干呀！”我们 被感动了。上了孟叔叔的车，随他驾着这辆出租车融进高速公路的车河中。 路上，唐杰忠老师忽然抽泣起来，我和倪萍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我猜想： 不知在舅舅家大伙的亲情之感，触动了唐老师的哪根敏感的神经，只好随他泪流满 面了。 五在台北国联大酒店里，为了宣传中国广播说唱团到台北演出，介绍北方的曲 种，我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会上有记者问我：“姜团长，您和您的同仁是第一次到台北来，有没有就您新 的感受为我们编一段相声。”我回答：“我现在正在准备，但难度很大。”记者们 很诧异。我又解释： “主要是先要把两岸的用语不同搞清楚。比方说我们叫出租车，台湾叫计程车， 这是比较好理解的。可是，有好些得费点脑筋的。我们管退役的军人叫复员军人或 是转业军人，台湾叫荣军。简单倒是简单，但是得稍微解释一下。 有的不挑明，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比方有的人告诉我，台湾管渔民不叫渔 民、叫弄潮人。这是约定俗成的叫法，还是别有新意称呼？是文学上的讲究词，还 是浪漫色彩的修饰语？再比方，我们讲一句话要通过各种渠道去宣传我们说唱团的 实力。你们说要：‘通过各种管道去宣传……’一个渠道，一个管道，挺有意思。 一边儿是农村挖沟的，一边儿是城市挖沟的。”记者笑了。我可是在这方面真花了 点时间琢磨过。 在台湾由于和大陆分隔多年，大家在用词用语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们说：“说唱团演出这个事情由我负责。”他们说：“这个案子由我负责。” 这能让你吓一大跳，怎么了就成为案子？因为在大陆案子是触犯了法律，让人起诉 或是正在调查才能立案成为案子。我们说向“上级汇报”，他们说向“当局报备”， 听起来也让人一哆嗦。 名词的不同是最多的。我们叫“摄像机”，他们叫“录影机”；我们叫“影碟”， 他们叫“镭射盘”；我们叫“导弹”，他们叫“飞弹”；我们叫“宇宙飞船”，他 们叫“太空梭”；我们管按专题划分的电视节目块叫“栏目”，他们叫“专栏”； 我们介绍相声演员是一对儿，他们说“一档”；我们说“听不懂”，他们说“不会 听”；我们说“我吃过了”，他们说“我有吃”。您听，多乱。 外来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可称为“严重”。“力巴看热闹，行家看门道”。 我们听了，不过听个热闹，估计语言学家或中华文化卫道者听了，恐怕对台湾 殖民色彩会痛加斥责的。演员的演出，台湾叫“作秀”，这是英语“pLAYSHOW”译 过来的，一半是中文，一半英文，一半音译，一半意译。外国的相声叫“TALLKSHOW”， 台湾译成“脱口秀”。这是专业用语，像我们把“止痛片”译成“阿司匹林”一样。 可是，管办公室叫“OFFICE”（办公室），管管理的事情叫“CASE”（案子）. 管 麻烦叫“TROUBLE ”（麻烦），而且还自称是学“CLASSIC （古典）中文”的，让 人听了真是起鸡皮疙瘩。经常有朋友对我们演员这样讲：“昨天看你们‘秀’（SHOW）， 真‘阴桌义’（ENJOY ），今天我有一辆大‘万’（VAN ），我想搞个‘派对’ （PANTY ），让大家‘RELAX ’（放松）一下，OK？”我们的语言大师、语言小师 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这位说什么！ 西文冲击台湾文化，东文也不示弱。由于台湾的殖民历史，你在台湾可以看到 许许多多的日本文化的遗迹。在华西街，许多酒馆、小餐馆，整个一个日本式，日 本建筑，日本装饰。你站在前边，不想一会儿，决分不清是站在华西街上还是东京 赤坂见府。至于把饭盒叫“弁当”，把烹调叫“料理”，在浴室前挂个“汤”字儿， 在茶馆前挂个“道”字儿，更是司空见惯。 有的学者把中华文化传到了日本，日本的文化又影响了中国的台湾称为“中国 ——日本——中国的台湾”的“旋转木马”现象。拿台湾的茶艺馆来说，既不像老 舍笔下的茶馆，也不像香港的茶楼，总体感觉像日本的茶道馆。 从屋子里的布置、茶具的样式，加上一边喝茶一边悟禅的这种形式，都和日本 的品茶道差不多。其实，饮茶一定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只不过日本把它发展了， 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形式，让饮茶者享受幽雅的环境和文雅的气氛。 日本一位学者讲，今天的日本人用筷子、吃豆腐、写汉字、练书法，哪一个不 是跟中国学的，日本人并没有人因为学了中国文化而“内疚”；而痛斥什么“文化 帝国主义”，中国人也大可不必为有些日本文化影响了中国而大惊小怪。话听来有 道理，但总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正统”文化，让别的文化冲击而忿忿不平， 至于这样是否会污染中国文化，或是怎样保持中国文化的正统性、纯洁性，还是让 专家们去评说罢。 八 我的舅妈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非常崇敬中华文化，更热爱自己的民族。 我的一位日本朋友，是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这位老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像在 大海里捞针一样，在茫茫的台湾的人海中帮我们找到了杳无音讯失散四十年的我的 亲舅舅。我邀请舅妈和舅舅一起去日本，我们也从中国赶过去谢谢这位日本恩人。 可是舅妈在接到电话以后说：“姜昆哎，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日本人把我们民族 害得多苦啊。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忘了民族的仇恨。 我不去日本，他们坏透了，把我们中国人不当人，难道你们大陆不讲日本鬼子 怎么害我们中国人吗？”问得我半晌不知怎么说话，恍惚了半天才掰开了揉碎了给 她讲要把日本的人民和军国主义分子分开，两国人民还是友好的，中日人民要世世 代代友好下去，云云。不过从心里真佩服大舅妈的民族骨气。 实际上，在台湾这样的人民很多很多。他们朴实、善良，和我们在大陆见到的 一些“奸商”，不能同日而语。舅妈隔壁的大姐是一个种葡萄的农业户，听说我们 说唱团到台中演出，打电话告诉我要“送一点葡萄给大家吃”。 这“一点”葡萄我们全团三十个人吃了五天，最后还带到台南两大筐，您说这 “一点”多大！ 在我参观台中市博物馆时，里边的人很少。一位妇女带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 也在看台中市历史。小孩乱跑，从我们前面跑过去，这位妇女叫住了孩子：“宝贝， 不可以在人前面走，没有看到叔叔正在看前面的图片吗？ 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是不礼貌的，懂不懂？”我看孩子太小，示意这位大姐可 以了，不用再批评了，可是这位妈妈还是不罢休，把低着头的孩子叫过来： “去！向叔叔道歉，记往以后各方面都要讲礼貌。”三岁的孩子给我鞠了一个 躬，调皮地说：“叔叔，我错了……”孩子很小，但是妈妈在一点一滴地向他讲道 理，告诉他怎么做人，怎样做我们有礼仪之邦历史美名的中国人。 去台中坐火车时，一个小孩子和另一个小孩子在吵嘴： “你不可以拿我的东西。”“你怎么可以肯定是我拿的你的东西？”“没有人 要它的，爸爸妈妈和我们，你说谁会把东西拿到你那里。”“可是我有不在场的证 据。”“没有第三者证人的证词不作数的。”“你是根据法律哪一条？”两个十来 岁的孩子一本正经地吵，让我听了真是可笑。可也在想：潜移默化影响他们的是法 律观念。孩子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怎么样对他们灌输教育，是每个社会部值得注意 的问题。在台湾，无论从老人还是从孩子的嘴里，都会听到我们并不陌生，而又疏 远了许多的老祖宗的教训：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 廉、耻。真是不能丢掉呀！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有这样的传统在我们炎 黄子孙的血脉里世代相传，就是有人分隔我们，又能分隔多久呀？文化是基础，应 该相信我们民族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无论在哪儿，坏的是少数，好的是多数。真 的，来到台湾有个深刻的感觉，台湾人挺朴实的！ 过去，“台湾人”这三个字在我们心中的印象不太好，是有原因的。大陆一改 革开放，来了一大批的台湾商人，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坑、蒙、拐、骗无所不 干，什么资金不到位，什么金屋包二奶，什么走私骗钱，差不多都有他们参加。吃 饭动辄千元，XO 一开好几瓶，酒席宴上除了谈女人就是下三路的黄笑话，败坏了 台湾人的名声。 为什么用“败坏”这两个字儿？因为到台湾以后，对于真正的台湾人有点了解， 真觉得真正的台湾人，是非常中国味儿的人。也许是地域小的原因，台湾人的身上， 很少有大陆看到的“朕即中华文化”的傲慢相，倒是感到他们卑恭自谦，处处在按 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温良恭俭让”要求自己。 七自从台湾开禁以来，大陆的造访者能够在台湾见到少帅张学良，甚过见台湾 的军政要人。记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剧组赴台演出，于是之先生有幸和 几位艺术家一起拜见了张学良将军，在他的家里待了半个多小时，大照片登在《人 民日报》上，轰动不小。 此次来台湾，我们不仅带来了一台戏，还带来了中央电视台《艺苑风景线》节 目的摄制组。当然，还有中央电视台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倪萍小姐。当时，我踌躇满 志，起了一个念头：在台湾，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无论如何要拜谒张将军。我要将 我们的摄制组和中央电视台的倪萍送到张学良先生面前，要抢先，要创这个“第一” ——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和主持人第一次面向这位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功臣。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托负责我们这“案子”的接待单 位联系，一直得不到反馈信息。倒是我们的单弦老艺术家马增蕙老师和张学森先生 的关系、使我们很快地搭上线。张学森先生是张学良先生的五弟，在台湾官称“五 爷”。（当我写这篇文章时，张学森先生已经作古了，我们从心底怀念他。）一日， 五爷的秘书传来话，说张学良先生想见见大家，因为赵四小姐的脚扭了，她住在北 投的家里养病，这次见面安排在台北市中心五爷的府上，并且破格允许我们把摄像 机带到家里拍摄张先生和我们见面的情景。 把我们高兴坏了。 张学良先生一世英名。“西安事变”扣蒋委员长而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 作，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尔后身陷囹圄被软禁了五十多年。与赵四小姐“有情人终 成眷属”，居宝岛皈依基督教。他的人生道路上传奇般的色彩，奠定了他在中国历 史上的特殊位置，以及人们对这位少帅的仰慕。 张先生见我们这一天，我们都在分头演出，倪萍、冯巩、牛群、黄宏一拨儿， 我、唐杰忠、李金斗、陈永泉、郭秋林一拨儿。马增蕙和孟昭宜则早早带摄制组先 去了。我们演完以后即奔张府。当我们赶到张学森先生的府上时，这里已经是热闹 非凡了。新闻灯亮着，摄像机转着。演员们簇拥着张学良先生，连说带笑。五爷张 学森叼着大烟斗在一旁乐着看景，五奶奶则沏茶倒水张罗着招待大家伙。 九十高龄的张将军，身着一件灰色的春秋装，袖子挽着，灰色的衣裤配上一双 礼眼昵的布底鞋，端坐在直背的木椅上，多少还让人能看出当初戎装少帅的影子。 他头发已经白了，耳朵有点背，但脑筋非常清楚，反应也灵敏。 从他和我们演员嘻嘻哈哈的谈笑中，可以看出他对安排这次会见很有兴趣。 我进门的时候，黄宏正在大声地对张将军说：“您什么时候回沈阳老家看看？ 家乡的人们都很想念您。”对于这个问题老先生避而不答，他反问黄宏：“知道大 家伙为什么想我？我是个大傻瓜，不会欺骗老百姓，不会敲诈人，现在还是穷光蛋。” 说完他哈哈大笑，大家也为他的幽默而乐。 张先生一副浓重的东北口音，记忆力极好。当大家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他笑 着对我说：“我听相声的时候，在天津，那时候有一位黄××，你认识吗？”他说 了一位，我从没听说过的相声艺人的名字，我随口答到：“我不认识。”张先生说 ：“你没法认识，那时候还没你呢！我刚是小孩儿。”大家又乐了起来。张先生继 续道：“我记得他说过一段天津人去北平，到杂货铺去买扣子。天津人管扣子叫‘ 疙瘩’，这位进门跟伙计打招呼：‘伙计，给我来个疙瘩。’伙计不明白，他一解 释，伙汁告诉他：‘先生，在我们北平这叫扣子，记住，不叫疙瘩叫扣子。’他一 听还挺有趣儿，拿起扣子琢磨： ‘这个疙瘩怎么叫扣子呢？’净顾低头寻思了，没注意门，‘咣’！脑袋撞门 框上了，当时起了一个大疙瘩。这位疼坏了：‘啊哟，伙计，你瞧这脑袋上撞了一 个大扣子！’”我们全体热烈鼓掌。老人对过去的相声记忆犹新，真让我们佩服老 人家的好脑子。有人建议张先生唱一段，张将军兴致勃勃地答应了。先唱了一段东 北大鼓《王二姐思夫》，又来了一段京剧《空城计》。 毕竟是九十四岁的老人了，唱的底气有点不足，声音也不太清楚。但老先生雅 兴所在，拉都拉不住。五爷叫着：“大爷，该歇会儿了，别累着！”张先生说： “你干嘛？我还没唱京韵大鼓呢！”看着张将军精神矍铄的样子，倪萍赶紧把话筒 拿到老先生面前。第一次面对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和主持人，张将军讲了热情的话 语。在以后《综艺大观》中，大家看到的倪萍采访张学良将军的情况就是这样录下 来的。 张先生如此高兴，我们这些演员便赶紧把拿手的好戏演给他看。冯巩、牛群、 李金斗、陈涌泉演了相声小段，郭秋林说了山东快书，马增蕙唱了单弦，孟昭宜唱 了京韵大鼓。 我把在北京就准备好的一份礼物送给了张学良将军。一部由我主持编撰的《中 国传统相声大全》，一部由我们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准备的东北二人转的录音带。 我说：“张将军，这是咱们中国曲艺的精华，您看一看，听一听，笑口常开，长命 百岁！”张将军收下礼物说：“快了，离一百岁没几年了。”一晃儿，我们和张将 军一起已经待了两个多小时了。张先生一点倦意都没有，但我们主动礼貌地告辞了。 按照老礼，张学森先生送给大家一个红包，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作为团里的领导 告诉他，就是走个形式，里边不用装钱。大家一起感谢张学良将军、让他老人家高 高兴兴。张先生一听就问：“谁给的？”马增蕙回答：“是五爷替您给的。”张学 良先生说：“那不是我给的，是他给的，我没钱。真的，你们看我这兜儿。”他从 口袋里掏出台币1000元（合人民币30 元）：“我就这么点钱。今天我唱了那么多 段，也应该给我个红包，给不给，不给我不走！”一番话，逗得我们大家伙乐得直 不起腰来。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对张先生说：“张将军，我们后天在国父纪念馆演出，我 们希望您能光临，我们给您留个好位子，您听听大陆的曲艺，听一听大陆的新鲜事 儿。”张先生想了一想没回答，五爷张学森说：“你们一演就两个小时，他那么大 岁数怕是不方便了。”我说：“不勉强”。张学良道： “心领了。”两天以后。在我们正式演出前的五分钟，有人通知我们：“张学 良将军到了！”我们赶紧冲到台口，撩开幕布的一个小缝隙一看：张学良将军在吴 佩孚孙女的陪同下，坐在一排座位的正当中，全体观众热烈鼓掌，表达对张学良将 军的敬意。我们兴奋极这天的演出，一共进行了三个钟头，张先生一步没离开座位， 以军人的姿势端然正坐。我们的主持人倪萍把本来应该抛向观众席的礼物——鸡年 吉祥物红冠公鸡，恭恭敬敬地送给了张学良将军。她说：“我们全体演员，全场观 众，把这份幸运的吉祥礼物，送给我们中国人民心中倍受敬仰的老人——张学良将 军。祝他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台北国父纪念馆里，台上台下一片掌声…… 八 我不用赘述中华曲艺在宝岛台湾受欢迎的热烈场面。毕竟是四十年的分离，乡 音乡情溶在一起每天围着我们。原定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演三场，我们又加演了两场， 共演五场。尔后又去了台中、台南。 如果说京胡锣鼓是中华国粹的代表，那我们曲艺的丝弦、八角鼓则是民族艺术 大众的象征。一个红氍毹，一个紫檀板，也有风花雪月，更有悲欢离合。但是，唱 不尽两岸的亲情，述不尽隔离之痛。什么事呀，说着一样的中国话，长着一样的中 国模样，上面唱. 底下打拍子，底下一鼓掌，上面逗得更来劲儿，偏偏是人分两处， 国分两地。《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老祖宗痛 心疾首之语难道偏就是我们炎黄子孙必踏之辙？ 离开台北，那么多热情的观众送我们。来一趟挺不容易的，四十年头一遭。再 来还挺不容易的，但毕竟是一回生二回熟。更何况我们头一回还并不生呢！我带着 这样的想法，任“华航”的飞机在轰鸣声中，带我们升入蓝天…… 永远的侯宝林 侯宝林是国内外有口皆碑的相声一代宗师，他是我的师爷。 在生活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有以貌取人的毛病。如果您把这方法用在相声大师 侯宝林先生的身上，那可大错而特错了。 他长得实在不漂亮。香港报纸说他长了一张“诙谐的脸”；美国报纸称他是 “中国式典型的一副愁容的面孔”。我们中国人可最喜欢这张脸。不过，准确他说， 中国人喜欢的是侯宝林先生身上的气质。 专家告诉我们，气质是由内在的涵养决定，是有深度的恒久存在的内在光华， 在待人接物和言谈举止中，流露于不知不觉之间。 赵忠祥谈起侯宝林时说：“姜昆，侯宝林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 他眉毛倒八字，眼睛也不大，又表演的是市俗艺术，但是你从当中看到的是儒 雅的风范、学者的风度，我不管他文化水平多高，他的气质是文化气质，是知识气 质，这种气质是现在一些相声演员最缺乏的。”我的老师马季和我谈起侯先生时， 他不无感慨地说：“侯老师身上该学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这些人都有一种毛病，见 了大家不敢说话，怕露怯；见了领导不敢言语，怕人家不乐意听。可侯先生是见大 不小，见小不大。他永远有一股属于他自己的尊严和自信，没有市民阶层那种常有 的自鄙感，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我听这段话时，想起了毛主席赞扬鲁迅没有“殖 民地半殖民地”那种“奴颜”的语录。 当然，侯先生的长相充其量只是不漂亮而已，但作为艺术家来讲，绝对够用， 而且特点鲜明。在文艺界行内行外的人都称侯先生的相“帅”。 我和师爷接触的时候，已经是1976 年了。那一年他都五十多了，而且是刚刚 走出于校的门没有两年。动乱年代的折磨，只是给他刚毅的面孔上多加了几道皱纹， 好像比实际年龄更大一点儿；生活境况的窘迫，也是在他的衣着上显示出岁月的艰 辛。人，依然是精神抖擞，精气神俱在，言谈话语不失舞台上的风雅有趣，他的身 边总是有着趋之若鹜的人群，人们喜欢他，敬仰他。 一晃儿就是近二十年，直到老人家辞世，我几乎没离开过他，隔三岔五就和师 爷见上一面。 我们一起在东北的林海雪原冒着零下30℃的严寒演出；我们一起在自卫反击战 的前沿探望伤病员；我们一起在香港登台献艺，使中国的相声开始走向世界；我们 一起在上海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相声演员共同切磋笑的事业。 我有幸和侯先生同台，也有幸与他一起合作，在我的艺术生涯中，那几乎是短 暂的一刹那，但就是一刹那，也深深地刻在了我人生之路的册页中。 我在1982 年参加过侯先生“文革”后第一次收徒，台湾的著名相声艺人吴兆 南拜在师爷的门下，时隔十二年，我又在八宝山以说唱团团长身份操办了侯大师的 丧事。 人生如梦，一切都在弹指一挥间。可师爷留在我脑海里的许许多多印记，像他 的经典的相声一样，永远清晰悦目，字字珠现，将与世界和生活同在…… 艺术——毕生的追求师爷曾经告诉我：“干一件事容易，但要成家不容易。说 相声一辈子、从艺人到演员，从演员到艺术家。就怕现在是演员，干着于着成艺人 了，往回走。”作为事业来讲，笑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 做丑脸，有的人会笑；耍贫嘴，也有人会笑。但笑完了他批评你：“没劲！” “真贫！”费力不讨好，严重了还让人说“讨厌……”侯先生把相声从市井艺术的 格调中拔高，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让相声登上大雅之堂，这是有口皆碑、世人皆 知的事。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不过是上了一年半年的私塾，认识不了多少字的文 化水平，全凭自己的刻苦与聪慧去琢磨幽默艺术的真谛，而且在一个并不是所有人 都理解他的社会环境中去身体力行时，你一定会更加钦服他的贡献。 准确地说，侯先生高雅的相声风格在40 年代就形成了。 那时候，相声是纯市俗艺术，你没有“荤口”，人家还不愿意听呢！ 但相声界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俗”对相声的危害了。相声界的老祖宗张寿 臣先生就开始讲“文哏”的段子，马三立师祖也以“相声秀才”闻名子梨园行。侯 宝林是新人，他比前辈更新，相声段子不仅“文”，而且“雅”。 他学唱戏曲，偶尔也有流行小调。前辈们不以为然，有人嗤之他为不是“说相 声”的，是“唱相声”的。 张寿臣先生在台上演，见侯宝林来了，故意在相声的词儿中加上几句： “相声是靠说逗大家乐的，不是靠唱，我从小学的是说相声，您要让我合辙押 韵地唱一段，我还真不会。相声里没有唱出哏来的，哪位老师这么教过……”侯先 生在底下，知道话是冲自己来的，不言不语，但不是听之任之。 侯先生我行我素，不断完善他在艺术上的追求，名气一天比一天大，相声演得 也一天比一天精。 又一次，侯先生和张寿臣先生碰在了一起，侯宝林尽弟子之义，该沏茶沏茶， 该伺候伺候，看到张先生气很顺，便客气地问张先生：“你说相声里没有合辙押韵 唱出唱来的，那您常使的《十八愁》、《丑妞出阁），那……”张先生记起了那次， 也觉得当时有点说“气头儿话”，见晚生如此真诚，他马上当着众人道：“爷们儿， 提的对。‘相声只能说，不能唱’，这说法我收回。什么是相声？说、学、逗、唱 嘛！”这一段时间里，张先生大概听说了不少，他对侯宝林的相声认识有了升华。 师爷和我提起这事，不无激动地说：“对的，你就得坚持，不能人家说你点儿 什么马上就哆嗦，琢磨琢磨怎么回事。我要是全听老人的，相声就新不了，就没今 天。40 年代刘宝全、白云鹏先生的大鼓一直是‘大轴戏’，是我侯宝林的相声改 了这个规矩，相声攒底，打我这儿兴的！”后来，史学家告诉我，从天津留下的海 报资料中，曾查出过30 年代也有相声攒底的报纸，也可能侯老不知道。但侯宝林 的相声，以他卓绝的艺术创造使之耳目一新，为曲艺中的相声增光、添色，有了空 前的位置，是任何人都承认的。 他演一辈子相声，追求创新一辈子。 我手头有侯先生给张杰尧先生捧哏的三段相声录音。 师爷告诉我，这是50 年代，党号召百花齐放，挖掘传统，他专门请来了落魄 的张杰尧师爷进京录下来的珍贵资料，其中有《关公战秦琼》。这段脍炙人口的段 子，经过侯师爷的加工，简洁精炼，炉火纯青，已经把一个在过去撂地摊上大家都 说的段子，雕琢成一个璀璨的艺术明珠。 侯先生说：“这是个好段子，但是咱们说出来得和别人不一样。旧社会的相声 那么多，鱼龙混杂，要是各个都是精品，相声艺人的地位就不会那么低下，我也不 张罗去演话剧去了。”侯师爷40 年代演话剧的事，我知道。他在《关于相声问题 》一文中这样写到： 我演话剧的时候，有一次在文燕阁的门口，碰见我的一个同行。 他问我：“你在哪儿？”我说：“在演话剧。”他说：“你那么好的相声不说？” “相声怎么说呀？我们是靠艺术吃饭。我们不偷谁，也不抢谁，就是看不起我们， 连我们相声演员自个儿在台上都说：‘我们就是您驾前的欢喜虫，您喜欢养个鸟儿 呀，养个巴狗儿呀，我们也是一样。’……”我跟他说：“我为什么干这个呢？我 不能找个别的行当吃饭吗？”我说： “要干不下去，我再回来，我还说相声，但再不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一定把 相声搞进艺术圈！”字里行间，可见师爷侯宝林对高雅艺术执着追求的拳拳之心， 而且是从40 年代，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时候就开始的。他不满旧相声艺人哀鸣般的 自供，更不愿意死守旧相声艺人的陈规，他革新、创造，树一代相声新风。 尤其是解放以后，他如鱼得水，立起了改革相声这杆大旗，连赵树理、老舍、 吴晓铃等著名的学者都在为侯先生提倡的新相声助威。 “我什么朋友都交，也可以说三教九流、市民百姓。但是，比起有些相声演员 来，我比他们多交了大学者的朋友，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但是他们没做到，有了 大学者为朋友，相声就会有新东西，这是我的一条经验……”师爷在什么境况下说 的这句话，我记不住了，但他说的内容，我一辈子忘不了。 堪称大家的幽默 “幽默”是外来的词，但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玩艺儿。从它有的那 天起，就有了雅俗之分的存在。《红楼梦》中薛蟠的酒令，《济公传》里的“草庐 闭户演字”谐音成“屁股眼子”全是在下三路，即低俗之类。侯先生对这些低俗的 幽默了解得非常之多，但他不为所染，毕生追求有品位的幽默。 《醉酒》的相声小段家喻户晓，起源于欧洲的一则笑话。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先 生讲是他说给侯宝林听的，侯先生妙手回春，点石成金，一则小笑话，演成了中国 相声的经典之作。以后李德伦先生也和其他相声演员讲过别的笑话。他在俄国，人 家早上问他“Доброеутро”（早安）时，他以为问他叫什么名字呢，就 回答“李德伦”，而几次发现错误之后，他主动说“Доброеутро”时， 俄国人就回答“李德伦”。这个笑话讲完了，侯三公子跃文也演变成了“Howareyou- 猴哈腰- 侯跃文”一个小段。两相比较，就有天野之分了。 1982 年，新中国的曲艺团体第一次来到了香港。侯先生的到来在这个小岛上 刮起了“侯旋风”。三十多年的隔离，相声大师侯先生的身上有一层神秘的光环， 他每天都在记者、闪光灯、各种问题提问的包围之中。 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问他：“侯先生，你说的是普通话，可香港主要 讲的是广东话，你说的他们听得懂吗？听不懂会有人来听您的相声吗？”侯先生不 假思索答出一句：“凡是来的都听得懂，凡是听不懂的都不会来。”次日，《香港 日报》耸人听闻地登出大字标题《侯宝林说两个“凡是”》。 又有记者问侯先生：“我们怎么用英文解释相声？”侯先生说：“有声的漫画。” 那记者穷追不舍：“那怎么解释漫画呢？”“无声的相声。”侯老把球踢给记者， 让他没事自个儿琢磨去。 侯先生在说《打针》这个相声时，把麻醉药“普鲁卡因”准确地用英语发音， 有人问：“您会英……”，侯先生说：“甭管我会不会，我绝不会把‘澳大利亚’ 说成‘饿的利亚’！”这就是品位的追求和体现，多少相声艺人缺的就是这一点呀！ 我和侯先生聊天，经常会发现他有一股永远不消的自信。这种自信里，有他对 社会的理解，对人生的体验，对艺术的认识。这种自信有一股威严，有一股豪气， 让自卑的人能认识“骨气”二字的含义。 侯跃文师叔和我讲过发生在侯宝林身上的一件小事。 美国总统里根是个电影演员，他当了总统，一些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有偏见的 人，便以此为话题，经常调侃中国的演员。一位西方记者问侯先生： “大师，里根是个演员，但是他当了总统，您认为您能有此殊荣吗？”侯宝林 平静他说：“里根是二流的演员，而我是一流的。”绝妙极了！没有骨气的人，说 不出这么铮铮有声的话，不是侯宝林，也不可能有这么幽默的回答。 侯先生许多话语都可以入经入典，他信手拈来的词句，都是他多年语言锤炼的 体现。 扬州有个姓季的先生，是火柴盒的火花收集家。侯先生为他题词“季公火佛”， 谐音“济公活佛”，人们看过无不佩服。 侯先生自己有个闲章“一户侯”，世上只有“万户侯”之称，侯先生自称“一 户侯”，独辟蹊径，令多少金石家为此章倾倒。 我把弟弟姜仲介绍给师爷，他说：“你名昆，他名仲，你爸爸是学问人。 你在家是老大，他的名字应叫‘姜老二’。”说得二弟姜仲连连点头。 我添了小女儿，告诉师爷我爸爸给起名叫“姜姗”，师爷说：“这是你爸爸纪 念你的‘如此照相’，让她‘如此多娇’，不信你问你爸爸去！”哪用问呀，就是 这么一回事！ 我坐在侯师爷的位上在我的相册中，保留着一张照片，这是1976 年在我们黑 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照的。 这张照片太有意义了，我和我们兵团的团长坐在正中间，而侯先生和一些战士、 炊事员站在后面。我每一次收拾相册时，都对着这张照片，回忆那难忘的一幕。 我由一个普通的兵团业余宣传队的队员，调到中央广播文工团当专业相声演员。 为了对我们兵团表示感谢，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团长马季，派了侯宝林、郭全宝、郝 爱民、赵连甲、马增蕙老师到我们生产建设兵团来演出。 二十年前的北大荒多冷呀，这是实话，近十几年来，零下30℃在北大荒已经不 见了，可在那时候是经常的事。 侯先生到我们团也赶上了这时候。 我们的团长提出在我们团部简陋的小礼堂演出，侯先生说：“不行，这礼堂一 共六百人，我对得起大家伙吗？”团长为难：“我们实在没有更大的地方！”侯先 生说：“露天演出！”天啊，零下30℃，露天演出，这可不亚于痴人说梦呀！ 侯先生真情真意地劝说我们的团长：“我侯宝林是四届人大代表，毛主席提名 的，到北大荒不为人民演出，说的过去吗？简单搭个台，两台大卡车就行，让大家 看侯宝林也行嘛。如果你怕我冷，咱们就中午12 点在太阳底下演出。离北京四千 多里地，大家看我侯宝林可能就这么一回，零下30℃演出，我侯宝林可能也就这么 一回。这两个第一，而且是就这么一回的事，你为什么不干呢？”我们真的在零下 30℃的气候中，戴着棉帽子、棉手套为我们团的三千多名战士、职工作了演出，我 与郝爱民老师还合作了一段。 笑声并不算大，因为观众的嘴都冻僵了。掌声也是辟辟拍拍的，因为都戴着棉 手套。但场面动人极了，当侯宝林、郭全宝两位先生走上两辆大卡车搭成的台时， 有几十双手在搀扶他们，当他们演完了以后，又有几十双手在迎接他们。 我们团的战士职工多幸福呀，他们看到了人民艺术家满腔热血为人民最动人的 一幕。 离开我们团的时候，大家要和侯先生合影留念，大家把他请到了正中间。 侯先生说：“今天我是来接姜昆的，你们团为我们团培养了一名相声演员。他 已经入门了，成不成材就看我们能不能像你们那样培养他。他也要离开你们了，所 以让他坐在中间，坐在你们团长的边上，我和你们大家站在后边，你们看好不好？” 大家哪肯答应，但侯先生主意已定。 最后，大家按照侯先生的意思照了一张具有非常意义的相片。我坐在那里表情 极不自然，不是冻的，是内心太激动了。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有 听人家摆布，坐在那个并不应该是我坐的地方。 不是杜撰的相声1977 年刚过完春节，我们广播艺术团要参加广州春季交易会 的演出。这是一场大型演出，总团非常重视，团部决定请侯宝林先生参加。 侯先生那时候有一段相声叫《采访记》，是讽刺当时当政的苏联领导勃列日涅 夫的。考虑到在广州演出，又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届广交会，是会有许多港 澳记者参加的，演这样的段子不合适，就准备换一个反映国内题材的。 马季老师刚刚从湖南的桃源创作回来，拿回一个作品叫《新桃花源记》，他为 自己的老师献了出来，请老师排练、演出。 考虑到郭全宝的年龄也比较大，跑动不方便，组织上决定让我陪侯先生排练， 像乒乓球队陪打一样，我每天到北京后海侯先生的住所，一天排练两个小时。 一排就是三个星期。 侯先生那时候刚刚解放不久，身体状况也不大好，记忆力有一些衰退，侯跃文 很为自己的父亲着急。 那年我二十七岁，跃文也不到三十岁。他把我叫到一边说：“你劝劝老头，让 他不要打扑克，一码儿踏心背词儿。”我理解跃文，粉碎“四人帮”没多久，人们 盼望着侯宝林快点儿登上舞台。那时候电视里已经有了《帽子工厂》、《舞台风雷 》等相声，他想让父亲、我们相声的大师马上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侯宝林的作 品。他着急呀！ 可这句话让侯先生听到了，他对我说：“你甭听他的，我在干校快十年了，十 年不许我打扑克，刚粉碎‘四人帮’，我玩玩扑克他也管。”他让我坐在他的旁边 耳语对我说：“大‘四人帮’粉碎了，我们家还有小‘四人帮’： 一个老伴，两儿一女，不让我喝酒，控制我抽烟，还不让我打扑克……”我孩 子般地问师爷：“听说‘文化大革命’您自个儿给自己糊个纸帽子，一斗您，您就 戴起来，而且人们一喊‘打倒侯宝林’，您就躺在地下，有这事吗？”师爷“卟哧” 就乐了：“可能吗？孩子，我都是反革命了，谁敢那么闹，那不是开‘文化大革命 ’的玩笑，掉脑袋呀！那都是人们想象当中的侯宝林，神话的侯宝林。大伙那么传， 我可倒霉了，红卫兵斗我，天天问我：‘你自个儿糊的帽子呢？藏哪儿了？听说在 耳朵里？’你听听，这是侯宝林吗？这是孙悟空。”引起了话头儿，我乐滋滋地听 着，师爷乐滋滋他讲着，讲他在“五七”干校一段又一段带着眼泪的趣事儿。 “扫场院，让我用一个短把儿的大扫帚，我找了一个木棍绑起来，这样扫帚把 长一点儿可以省一点力，军管的干部非让我拆下来，说我变着法儿地抗拒改造，你 说这都哪儿的事呀！”“您不会找他们讲理？”我问。 “他们说了，你侯宝林那么能说，我们讲不过你，你老老实实干活就行。” “其实就是不许您思想。”我这样理解。 “还有一回，许多老艺人都解放了，牛棚里除了我没几个了。晚上，坐在场院 上看电影，几个村同时放，放映员骑车送片子。一部片子没赶上，大家就坐在场院 上等。闲着没事，也不乱聊天，两只眼睛四处乱看，这样不找事。 “忽然，一位老评书演员冲着天上喊了一句：‘卫星！’所有的人一起抬头看 天空，果然，一个光亮的星星在缓缓地游动。这位老演员刚刚解放，心情比较高兴， 也加上许久不让讲话了，现在有了讲话的自由，所以比较亢奋，见他的一声呼唤引 来了那么多人抬头响应，他激动了。在这时候，他可能为了表现一下、可能为了突 出一下政治，他冲大伙指着那卫星说：‘国产的！’“尽管我是被管制的对象，我 心里还是‘扑哧’一下乐了。我看着管我的人员，也兴致勃勃地一边看卫星，一边 听这位老师解说，我就小声地问了一句：‘您怎么知道是国产的？’“我这是自己 找事，人家解放了，我还被管制呢，身份不同，自然引起了这位老艺人的义愤填膺， 他振振有辞地为‘保护祖国荣誉’正告我：‘第一，国产卫星比外国的亮！第二， 国产卫星不出国，到国边儿一拐把就回来！’“所有人都笑了，我不敢再说什么了， 心里说：‘不怪您，您就骑过三轮车。’”我已经乐成一团了，侯先生甜滋滋地抽 着烟，还沉浸在回忆过往的喜悦中。 他高兴吗？我估计他更多的是辛酸。“十年动乱”，多好的时光就在荒诞的一 切中逝去了，混灭了正常的思维，弯曲了人的良知。大师是搞讽刺艺术的，他的目 光较一般人更敏锐，他叙说的一切，在他脑子里不知转了多少个儿了，当着我晚生 的面，他没有过多的剖析，但从他淡淡的笑容中，我似乎觉得出他心中翻腾的万千 感慨。 由于侯老的身体原因，这次广交会的演出他没有去成，但是，我却有幸在他的 身边度过了三个星期。 侯宝林在香港 侯宝林率中国广播说唱团于1982 年赴香港演出，成为了那年一大新闻。 香港以及内地的报纸有连篇累牍的报导，标题都非常醒目《香岛刮起侯旋风》、 《语言大师笑话香江》、《侯派三代一齐到港》。侯大师在报刊上的照片也是仪表 堂堂，西装革履，风流倜傥，妙趣横生。 而在我的脑海里却深深地刻着侯大师与我们普通的演员一样，在香港住简陋的 招待所，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拿着折扇大汗淋漓地造风寻冷的情景。 1982 年的香港，在这里工作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头脑里“左”的余毒还没有 肃清，言谈话语，工作安排，还带着很浓烈的“文革”的味道。 当时的一位领导在我们刚到的时候，给我们介绍香港：“同志们，这里不是香 港，是臭港，乌七八糟的什么都有，那些高楼大厦，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每一块 港市都有劳动人民的命的代价！”我们听了好害怕，侯大师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但是他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偷偷地对团里的领导说： “什么话都不能说得太绝对，臭港，既然是臭港，你把你自己的儿子、儿媳妇 全办到这儿工作，你怎么忍心让儿女一天到晚让臭味熏着？你再翻翻他的兜儿，准 有百十条命！”看我们疑惑不解，侯先生说：“每一块港币都有命的代价呀！”连 我们团里的领导都点头赞同，但这些话我们不敢说，除了侯大师外，谁也不敢说。 我们住在九龙的香港新华分社的招待所里。侯先生是大师，给他一个人分配在 一个六平方米的小屋里。这儿原来是个仓库，堆着好些东西。我们一般演员则十几 个人一屋，住上下铺。炎热的香江六月，我们屋里没有空调，只有几架电风扇，没 有洗澡的地方，一人发一个塑料桶。由于人太多，铺不够，我被分配在过道搭一个 行军床住下，马季老师还嘱咐我照顾师爷的衣食住行。 我们居住是封闭式的，不让外界知道。 侯先生每天都在记者的包围中。白天，有一些参观、座谈项目，晚上侯先生要 登台演出，闲暇还要接见一些来自台湾、美国，特为看他专程赶来的朋友。 六十五岁的老人，不容易呀！ 日程的安排像风下的走马灯，不停地转。回到招待所，侯先生和我们所有的演 员一样，开会学习、讨论，吃大锅饭，拿每天十块钱港币的补助（当时合三块钱人 民币）。 侯宝林自己没说什么的时候，有一位内地的领导同志看不下去了，他向新华分 社反映了情况，问能不能改善一下侯先生的居住条件。 当新华分社的领导征求意见时，仍然被前边所说的那位“左领导”拒绝了，理 由是香港太乱，住在外面不安全，要确保侯大师的人身安全。 侯先生一个人坐在小仓库的床前，一边扇着扇子，一边抽烟。他赤着背，只穿 了一个大裤头。我给他打来一桶水，让他冲冲澡，他摇了摇头。我洗了一条手巾， 给他擦背上的汗。我一边擦，他一边抽烟。擦完后，侯先生心情沉重他说：“不应 该呀，他们不应该对侯宝林这样，我是块牌子，给我待遇好点儿是为国家争脸呀， 这是国家形象呀。记者问我您对香港的印象怎么样呀，我能跟他们说，这是臭港？ 不能呀！我能说香港这地方太热，洗澡不方便，老用塑料桶打水冲凉？不能呀！” 我无言以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侯先生说完以后看看表：“该准备演出了，把衣服帮我穿上。”几个小时以后， 侯先生又谈笑风声地活跃在舞台上，把香港人逗得东倒西歪。 一位西方记者问侯先生：“听说大陆不许讽刺政府和领导人，您怎么看这个问 题？”侯先生义正辞严地回答：“每一个民族有它对讽刺的传统看法。我们对不正 确的东西就要讽刺，‘四人帮’四个人全是领导人，他们坏我们就讽刺他们，好的 领导我们讽刺他干嘛，我们不能为讽刺而讽刺，我们讽刺要看对我们民族有没有利， 不利的事我们不干！”小事就是小事，大事就是大事，师爷心里泾渭分明！ 1984 年，我们第二次到香港演出时，原来那位“左领导”下台了，另一位领 导向我们广播说唱团道歉：“前年你们来，我们的做法还没有脱离‘左’的影响， 对大家苛刻了一些，不让大家上街，不让大家自由活动，安排住宿条件也不好，有 点对不起大家，尤其对不起侯先生。当时侯先生有组织地提了一点意见，还被我们 原来的领导给国内有关单位奏了一本，这些做法都有些过火，伤害了同志，我们保 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事。”这次侯先生没去，我回来转达给师爷，他笑着说：“他 们还奏我一本，我早忘了这事儿了！”他是人民代表侯先生不是个爱讲条件的人， 他说：“我们演员要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千万不能让人觉得格愣（北京 土话，不舒服、别扭的意思）。”在大庆演出，他穿一身大庆工人的衣服，一双棉 靰拉鞋，一个大皮帽子。 工人师傅看见他很惊奇：“侯大师，我们没想到您也穿这个，和我们工人一样， 您可是人大代表呀！”侯先生说：“人大代表代表人民，人民穿什么我穿什么，再 者说，这么冷的天我不穿棉靰拉鞋，脚趾头就冻掉了，我何苦为了派头自己找罪受 呢！”在自卫反击战的前线，我目睹了侯先生对我们子弟兵的一片真情。 他要求在病房里为受伤的伤病员演出。一连为战士演出了好几场了，他那么大 的岁数，艺术团的领导说：“侯大师，您歇会儿吧，这种小型演出让姜昆他们年轻 人演吧！”侯先生不同意：“什么大型？什么小型？战场上没这个。我看着这些战 士们，我非演不可。他们还是孩子，可已经是国家的功臣了，别人累歇着可以，我 侯宝林不行。我和姜昆合说，我给他捧。”侯先生给我捧哏，我受宠若惊。 我们来到了战地医院。侯大师心疼地坐在病床前望着受伤的战士们：“你们挂 了彩，受了伤，但你们也立了功，人民爱戴你们，我们代表人民给你们说相声。你 们头上有伤，别笑太厉害了，我和我的徒孙姜昆给你们说一段《抓俘虏》！”我把 我在战场上学的几句越南话编在一起，创作了《抓俘虏》的相声小段。侯先生只是 在我和李文华演出的时候看了几次，可在病房里他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为我捧了下 来，我感动极了。这是我第一次和侯先生合作，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病房里的伤 病员热烈鼓掌，含着眼泪鼓掌，为侯大师对他们的一片真情鼓掌。 侯先生的喉头扁桃腺化脓，他告诉医务人员：“不用打抗菌素，打点儿鱼腥草 注射液，这是中草药，又是云南特产，此地得病用此地的药，准灵！”他信心十足， 医务人员也消却了紧张，而且对大师平添了几分敬佩。 到前线，每天都是在丛林大山当中转，蜿蜒的盘山道，绵绵的细雨，军区接待 我们的领导为侯先生专门配了一辆吉普车，但侯先生不坐。 他说：“这是前线，一走就是六七个小时，我一人坐吉普，闷得慌，我和大家 一起坐大轿车，让大家伙陪我打扑克，你们有意见吗？”谁还能说什么呢？侯先生 和我们一起坐大轿车，而且坐在了最后的一排座位上。 在北京的后海，侯先生家有一位座上客，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师傅；当侯先生住 进了西长安街上的24 号部长楼里时，这位师傅依然还是座上客。侯先生说：“他 是我的救命恩人，‘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迫于压力不敢和我们说话，不敢和我们 打对脸，走道上见我们都绕开。可他不，他说我是个普通人，我没什么可怕的。他 给我送吃的、送药。我解放了，第一个把他请回来喝酒，我踉孩子们说，你们可以 忘掉我，不能忘掉他！”一次，在大会堂演出完毕，许多人争着和国家领导人照相。 侯先生在一旁和一位值勤的解放军战士照相。 他和我说：“和大人物照相，容易被人忘掉。可这位普通的战士能记你一辈子！” 为民求乐天道酬勤 一个表演艺术家的道路有他自己的轨迹，从脱颖而出到大红大紫，然后就一步 一步地平平走下去，逐渐地告别艺术舞台，最后告别人生的舞台，谁也逃脱不了这 个规律。 有的人告别了舞台，人们就把他淡忘了，他留在舞台上的光辉很快就被新秀的 光芒所掩盖。而我们的侯宝林大师的艺术却留下了不朽的光辉，在目前，还没有别 的相声艺术家的艺术光辉盖过他，人们提起中国的相声，仍然是众口一辞地提《关 公战秦琼》，提《醉酒》，提《戏剧与方言》。 漫画家方成和侯宝林是挚友，他一直想写侯宝林，并且鼓励侯先生自己动笔。 “他值得写的事太多了。”方成说，“有一次，我和侯先生聊天，谈鸟儿。侯 老跟我讲，什么样的鸟打什么样的食，什么样的鸟怎么分公母，什么样的鸟怎么遛 早儿。正说着，画家钟灵先生闯了进来，一进门就讲胃口不好，说中午才吃二两粮 食就饱了，什么也吃不下了。侯老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像这种玩艺儿就比较好养 活。’把我逗得哈哈大笑，钟灵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脑子灵敏，反应快，也是他文化底蕴厚实的一种反映。”赵振锋、赵世忠表 演了一段相声《汾河湾》，我立志要学，侯大师把我叫过来。 “二赵的《汾河湾》演得不错。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他俩学的那段河北梆 子薛宝钏唱段不地道。真正的河北梆子不是那么唱的，他们唱的那个调是老相声演 员杜撰出来的。学不像，就自己瞎编一段，没有比较，别人挑不出毛病，这是个懒 做法，正统的应该这样唱：丁山儿啊……”侯先生惟妙惟肖地学唱，令我五体投地。 侯先生说他学的龚云甫、李多奎、周信芳，连梨园行的三老四少、戏迷票友都 挑大拇指。“我的玩艺儿地道，我下了功夫。在咱们这行中，艺不压身，没有下功 夫的不是。”“我也不是没有愉懒的时候，但我改了。”侯先生回忆说，“解放初 期，学越剧，这我是外行。为了抓紧时间上台，我学了越剧的调，抄了四句‘除四 害’的词：‘苍蝇蚊子害人虫，飞到西来飞到东……’。由于我唱得不错，许多人， 尤其是北方人居然没听出来，一个劲儿地鼓掌。可是，我不能光图效果好，我不能 蒙人家，我赶紧学：‘小别重逢梁山伯，那英台又是欢喜又伤悲……’这段一唱出 来，内行外行就都挑大拇指了。”在1981 年，侯先生总结自己学唱的经验时候说 ：“能要下‘好’来，首先要求学得‘对’。”“比如说学‘马’派，不是说马连 良这个腔拉四拍，你拉三拍就不对，而是要求必须掌握马派特点，突出这个特点。 你还必须知道马派发音的位置在哪儿，马派这个腔在哪几个唱段里有。比如马派有 一个腔在《三娘教子》里有，《九更天》里有，《四进士》里也有。”“哪个最好？ 哪个最突出了马派？《四进士》里一句最好，因为马先生唱‘三杯酒下咽喉把大事 误了’中间的‘事’字，咬字发音和别人不一样，有他的特点，应该突出这个。” （见《侯宝林自传》） 侯先生研究相声中的唱，功夫下到家，所以他成了相声大师，成了中国相声学 唱第一人！ 这就是侯先生对艺术的态度，这就是侯先生艺术光辉永存的答案。 我让侯先生为我写一幅字，他写道：为民求乐，其乐无穷。 一个求字，写出了他一生对艺术的态度，也是他今天能达到这个高峰的始因， 而这何尝不是对我这个晚辈提出的要求呢？ 侯大师看望王震老大师到了古稀之年时，对相声事业不仅依然寄予着感情和希 望，而且还想身体力行地为它的兴旺奋斗、出力。 他成立了相声研究会，尽管没有怎么活动，但是完成了他思念许久的意愿，他 还用自己偶尔演出的报酬为它买了一座四合院儿。 我已记不清他讲了多少次解放初期他带领一些艺人成立“相声改进小组”的往 事，回恋那段他精力充沛地为相声新生奔走呼号的日月。 他几次大声疾呼：相声要振兴，相声要再现辉煌！ 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年轻时候的冲劲儿，所以他一次又一次他讲，一次又一次 地呼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王震，因病住进了医院。他从报纸上看到侯宝林还在 大声倡导相声革新，就问我：“侯宝林已经七十多岁了吧？”我告诉他：“今年侯 老整七十岁。”王震老说：“我在报纸上看到他提倡相声改革，你们年轻人得响应 呀！”我说：“王老放心，我一定会去做。”停了一会儿，王震老说：“小姜，代 我问候侯大师，‘文革’他受了不少苦，一个郭兰英，一个侯宝林，我都听说了， 可是我救不了他们，那时候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呀！你告诉他，说我很惦记 他，等我出院以后，我去看他。”我赶忙给侯老打电话。侯先生一听马上说：“小 姜，烦你告诉王震老，我去看他，现在就去。”我当时正在开会，我就让我的爱人 开车接侯老，陪他去了王震老的病房。 我爱人回来告诉我，侯老激动极了，一进门就对王震老说：“王老，您有病还 想着来看我，我应该看您呀！”王震老笑了：“咱们互相看，都是老人啦，你的相 声我总听，我还是爱听一些老段子。过去毛主席就爱听你说，四届人大就是他点名 你当人大代表，我们一听都高兴哩！”侯老说：“毛主席最爱听我说的《歪批三字 经》，现在这段子一说没人听得懂，因为年轻人没念过《三字经》。记得我说‘抽 五代，皆有由’又加了一句‘抽六袋（烟），皆裂（烟）杆儿’时，毛主席哈哈大 笑。毛主席马上把‘抽五代，皆有由’是怎么回事讲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听。现在 要说，年轻人恐怕没人能解释清了。”王震老问我爱人：“小李，你懂不懂？”我 爱人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告诉姜昆，让他学！”王震老一句一句他说，“侯老师还要发挥作用，让年 轻人的相声都说得像你那样好！”侯老摇摇头：“老了，有劲使不上了！”王震老 说：“谁说的，你我还能活二十年。”屋里的医务人员和警卫们都跟着笑了起来。 侯老和王震老告辞，两双手紧握了许久。 晚上，我给侯老打电话询问情况，侯老说：“孩子，得好好说相声呀！ 中国的相声不能断在你们这代手里！”这天夜里，我没有睡着，侯老的话重重 地捶着我的心。我从一个普通的业余相声演员到走进专业队伍，然后又当了中国广 播说唱团的团长，我身上的担子多重呀。1985 年，侯大师辞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 主席的职务，经过组织推荐和选举，由我接替了这个职务，而我无论从才能到水平 都距离国家和人民的要求很远，我怎样做才能胜任，我怎样做才能不辱历史的使命 呀，这一夜我想了许久，许久…… 永远的侯宝林 侯大师病了！ 听说是参加人大主席团会议，进行例行的身体检查，从侯先生的胃中查出一个 像铜钱大小的肿瘤。 侯先生有过胃痛的先兆，可是过去他总是说：“三九胃泰，两包！我知道我这 胃的毛病。”可这回，他犯了经验主义，他不知道癌细胞趁着他过于自信的机会， 侵入了他应该说老当益壮的肌体。 他的身体素质过去是非常不错的，年过古稀，依然精神矍铄，走起路来腰板挺 得笔直，说出话来嗓音响亮，中气十足。 在他六十岁的时候基本上就不怎么喝白酒了。他每顿饭喝一杯金奖白兰地，他 说这是补身体的良举。生活上也比较有规律，但他和许多人一样，仍没有逃过日益 猖獗的癌病光顾。 知道侯老生病的时候，医务人员已经决定要施行胃切除手术。侯跃文给我打电 话，问能不能想个办法，既不让老头知道自己的病情，又能做癌症手术。因为我父 亲也是因胃癌而去，他可能觉得我有这方面的经验。 送侯老进医院后，我又一次带广播说唱团赴港演出，尔后我又从香港去了马来 西亚，参加了为期十五天的“国际相声大汇演”。 待一个月回来以后，侯先生已经手术完了，做了胃切除。 我刚下飞机没有回家，就和我爱人直奔协和医院。我们买了一束鲜花。 刚进病房的走廊，医务工作者不无责备地对我说：“所有的相声演员都来了， 你怎么迟迟才到？”我一边解释：“我出国了，我出国了……”一边踏进了侯先生 的病房。 不知为什么，侯先生特别激动，从始至终一直攒着我的手，这是过去从没有过 的。 “孩子，他们不告诉我病情。”侯老生气他说：“我是侯宝林，我有知识，我 懂，把我当什么人了？病这个东西需要病人自己配合，让我糊里糊涂挨一刀，我得 明白怎么回事呀？”我劝他，告诉他，大家也是好意，怕您有心理负担。 “那不行！我侯宝林明白一辈子，不能眼里揉沙子。瞒着我，瞒得过去吗？那 病单上CA 就是癌，我不是不认字呀！”我慢慢地胡撸他的手背，让他平静下来。 我知道，大师为自己的病着急。这么壮的身体，不应该得这病。头脑清晰，思 维敏捷，唱京剧，现在还能拉半分钟长的高腔，怎么就把胃切去四分之三，剩四分 之一了呢？ 平静了一会儿，三句话不离本行，又给我谈起了相声：“马季、富宽他们都来 了，我跟他们说，少干点儿别的事，多弄点儿相声，现在电视里相声一天比一天少， 过些日子光剩歌舞、杂技了，你们得着急呀！现在电视里还有京韵大鼓吗？没啦！ 还有单弦吗？没啦！相声照这么下去也没啦！姜昆，你是个聪明人，得想法子呀！” 师爷语重心长，整个病室里的人都静静地听着。 忽然，师爷想起了什么：“前些日子，我听了河北台你的一段录音，有个货声 （卖货的吆喝声），你怎么唱的？”这是我十年前的录音，不知侯先生怎么听到了， 我赶忙给师爷学：“块儿俩哎，先尝瓤儿高哇，又尝块儿咧……，吃咧吧，船那么 大块儿，沙了口甜咧，两个——大咧，吃来呗，弄块尝——！”我唱完了，大师沉 思一会儿，郑重地问我：“你跟谁学的？”我吱吱唔唔回答：“好几个人唱的，我 就学，也记不清……”“谁教你的？”大师严厉他说：“这是误人子弟！这是把两 个卖西瓜的货声搁一块儿了，生活中没这么吆喝的。我跟你学一声——”侯先生忘 记了自己手术后的虚弱身体，刚一张口就发现唱不下去了。我赶忙扶他躺下，我几 乎含着泪对他说：“师爷，您先养病，等您病好了，我专门跟您学，您太累了！” 侯先生躺了下来，很小的声音嘟囔着：“不能说糊涂相声。”侯先生明白一辈子， 他也不允许别人不明白。 相声界所有的同仁都佩服侯先生的博学。相声段子里面的，相声段子外面的， 侯先生都研究，不是浅尝辄止，什么东西都能说出子丑卯西。 1982 年上香港，上海同乡会的同胞们请侯、马、姜三代相声演员在北京楼吃 饭。侍者端上一盘灰灰的像土作成的冬瓜一样的东西。 主人问：“您们猜猜这是什么菜？”我干脆不知道，昨天第一次吃鱼翅，我是 当粉丝咽进肚子里的。 马季、唐杰忠也面面相觑。 侯大师站了起来，拿起盘子上的一个小铜锤。 “这叫富贵鸡，也叫乞丐鸡。过去北京称叫化子鸡。就是用泥巴糊在鸡的外面， 扔在柴灶里烤，熟了以后，一揭泥巴，连毛全下来了，光吃鸡肉。”大师振振有饲。 说完用铜锤一敲泥巴块儿，泥巴一裂，一只油包的嫩鸡出现在盘子里，香味顿 时溢满屋。 全屋掌声一片。 侯先生给别人挑毛病不是一回两回，可是每次都挑得人家心服口服；侯先生当 众表现自己的杂学也不是一次两次，但每次都能令众人佩服称赞。这可是件不容易 的事。 如果你认为侯大师是倚老卖老、炫耀才华，那可大错而特错。 如果你认为正是这时候，才是向大师学东西的时候，那就是长能耐了。 两年后，大师病入膏盲。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探望，大师一次又一次的教导我们：要振兴相声。 我请气功大师张宝胜给侯先生看病。侯先生说：“别费劲了。气功治病，伤他 很大的元气，我这么重的病，别麻烦人家了。”大家说，盼您快康复，争取上舞台。 大师挺着虚弱的身子，还乐着和大家说：“上什么舞台呀，顶多再当一次布景， 让你们在八宝山我前边儿那照相。”记得前辈告诉我，1969 年郭启儒老先生临终 时，大家也是这样的话语宽慰他，郭老说：“没什么希望了，我也就是坟后的狗— —假獾（欢）。”两个中国最著名的相声大师，分别在他们生命弥留的最后一刻， 向这个世界开了最后一个玩笑。 侯大师临终时给中国人民留了一封信： 我候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 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得再说几十年相声也 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现在我难以了却这个心愿了。 我衷心希望我所酷爱、视为生命的相声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侯宝林献给人 民更多的欢乐。我一生都是把欢笑带给观众，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永别观众，我也 会带微笑而去。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生财有道。 1993 年2 月4 日，侯宝林先生在北京逝世。但他的艺术永存。 写于1996 年夏 马季教我写相声 我和李文华合写的《相声集》出版了。第一本签名本送给的人，是马季老师。 我是他的学生，我写相声段子，是马老师手把手教的。我不想赘述他怎样帮我出主 意和修改的过程，只讲他言传身教中使我感受最深的几件平凡小事。 我从小爱好文艺，特别酷爱话剧。但对相声却是陌生的。 十七岁“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加上“文革”中相声遭受厄运，就更不敢问 津了。后来虽试着写了几段，那也不过是照葫芦画瓢而已。 考上中国广播艺术团，从事相声这个行当后，自然想干好，可心里总是惴惴不 安。开始我想，说相声“长相”很要紧，侯宝林老师的脸，占一“帅”，长得既幽 默、滑稽，又不失大家风度。我对着镜子给自己“相面”：要我的眉毛八字朝下， 怕是不可能了。马老师胖，圆圆乎乎，眯着笑眼，占一“坏”，“坏”得可爱。我 对着自己毫无特点的脸思忖：要是胖起来，也许还行！？ 一阵胡乱思索之后，马老师点了我一句：“相声演员的艺术生命是靠创作保持 的，只要有好的相声段子，你就能在舞台上赢得观众；反之，连台都登不上。”一 席话，顿开茅塞。从此，我放弃了改造自己五官的想法，拿起笔认认真真地学起写 相声来。 相声要引人发笑，但笑料又是最难写的。马季老师跟我说：“有的人拿着写好 的相声找我，马老师，您给我添几个包袱吧，我这主题挺好，就是没笑料。他把我 当成小卖部了，好像卖扣子似的，你身上衣服缺什么色的扣子我这儿都有。再者说 有好包袱，我还留着哪！”说完哈哈大笑。 其实，马老师的包袱足，都来自于他那机敏的反应。一次，我们在他家闲聊， 一个非常好动的青年去厨房烧开水，他刚一进厨房，就听“哐 ”一声，像是踢翻 了什么东西。声音刚落，马老师随即问道：“逮着了没有？”在座的几位一听， “扑哧”一声全乐了。绝了！一声响，一声问，活活地刻画出这个愣小伙子的性格。 我问他：“您怎么想到问他逮着了没有？”马老师说：“这是思维的跳跃，大幅度 的跳跃。这个跳跃既在事物的逻辑之外，又在我们对这个人物行动坐卧了解的逻辑 之中。侯老师的《关公战秦琼》中，老寿星问：‘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他是阎 锡山的队伍！’这就是由历史上的山西人，想到现代山西的军阀。这种思维上的跳 跃，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所以人们要笑。”听了他讲的这番道理，引起了我的 思索。这告诉我们，写相声光凭搜集与编造笑料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理论，要摸规 律，要学会应用。马老师的相声“包袱”足，是和他摸规律、勤钻、多思、常练分 不开的。所以，他对“包袱”的组织和运用上能够得心应手。《白骨精现形记》里 江青打扑克那一段，是来自传统相声《老太大斗纸牌》；《海鹰》结尾那段是来自 传统相声《大娶亲》。原来描写锣鼓钗的响声都被拟为进洞房小两口同房时的粗俗 描绘，马季老师妙手回春，把它拟为捕鱼以后的欢跃场面： 大鼓叫着：高兴！高兴！小锣叫着：快抬，快抬！改得恰如其分，同行们无不 拍手叫绝。看起来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是马季老师第一个想到了，这就是马 老师的独到之处。我问马老师，他说可能来自于自己对传统相声了解得比较透彻。 我听了以后，赶紧找来了《传统相声选》和老师们的作品，一字一句地开始咀嚼。 写作的学习，是建立在对生活学习的基础之上。三十年的演员生活，马老师养 成了经常下去深入生活的好习惯。1977 年，他带着我到了湖南。那时候写东西， 我写一稿便念给他听，提意见后我就改，改好再念，一直到我们满意为止。写出了 几个段子以后，他对我说：“咱们下去，不要扎堆，这样生活面会宽些，能提高质 量。”开始，我不理解，还以为他不愿带我了。经过一段实践，我明白了，这正是 锻炼我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的能力呀！1980年，我先后到哈尔滨、青岛、江苏、河 南等地深入生活。每到一地，都学着他的样子，开座谈会，广交朋友，汇报演出， 征求意见，写了改，改了再改，反复推敲，去粗取精，直至比较满意为止。当我回 来把稿子读给他听时，他说：“行。你写出了自己的风格。”老师给我的评语，使 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写的那一行行字里，也充满了他的劳动和汗水。为教我怎样往 前走，他是费了脑筋的。那一年，在他的指导下，我写出了《我与乘客》、《北海 游》、《处长讲课》等节目。1996 年，山东电视台为我拍专集，记者采访马老师， 问他对我的看法。马老师说：“姜昆有灵气，能举一反三，我平常点他一下，他准 改，不但这儿改，以后在别的段子里他也改。我不说他记性好，我说他灵，他能吃 透。”我听着他的话，眼里快涌满了泪水，因为我知道我这所谓的“灵气”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 我经常熬夜搞创作，这也是从马老师那里学来的。我进团不久，每次外出，早 晨吃饭的时候，总不见马老师。我以为他在睡懒觉，听值夜班的人说： “他刚睡。”呵！他整写了一宵。以后，我也练着夜里写。夜里一个人写多寂 寞呀！可我听他屋里夜里总有人说话。我悄悄地趴窗户一看，原来屋里就他一个人， 面对自己的稿子，嘟嘟囔囔。一会儿眉飞色舞地叙说，一会儿愁眉苦脸的叹嘘，一 会儿愣愣地呆想，一会儿“扑哧”一声乐了，操起笔来疾书……我忍不住要笑，为 不惊动他，我赶紧回屋，也写，也念，不一会，全神贯注到所写的情景中去了。第 二天，马老师跟我说：“昨夜我以为谁说话呢，一看是你，对着窗户龇牙咧嘴，神 经病似的！”我心说：何止一个，我是跟你学的。 我们相声演员凑在一起，聊天是最开心的。每逢这时，马老师总愿意把他写的 东西拿出来念念，然后跟大家说：“来，给我点火花！”他说的“火花”是指启发 他灵感的火引。于是，大伙谈，他听，也不知哪句话他逮着了。 经过一夜的劳动，第二天他又把改稿念给大家听。这一着我也学了来，逢人便 讲相声，一开始，只是讲想法，聊久了就有了结构，慢慢又凑出了笑料，我一边说， 一边看大家的反应，把大家最感兴趣的部分记住，然后“闭门”发挥。马老师常说 ：“要让大家笑，咱们得哭！”是呀，写作憋不出来，比哭还难受。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讲过，“灵感——这是一个不喜欢拜访懒汉的客人”。 我的马老师是好动的，手中的笔在动，脑袋里的思维在动。我想，如果我在写 相声方面要干出点成绩来，就要这样运动，用机敏的目光和谦虚的态度，在生活中 去寻找火花。这样的火花，是能够燃烧起不灭的火焰来的。 父亲，我的书法老师 墨花托起慈父的脸庞，拳头捶着怀念——安抚激颤的胸膛，泪水成串挂着无穷 的悲伤。……爸爸，亲爱的爸爸……可听见儿子忏悔的呼唤，是我无能，没有解数 能救你出病魔的深渊，没有办法圆您对生活、对事业、对这个世界的梦想。 怎么是梦想？难道您对这个世界有着什么奢望？ 回忆过往，您从没有想去尝试踏在红地毯上的喜悦，你也没有试图想每天去沐 浴鲜花的芳香，您甚至从来没有时间去琢磨生活应该怎样去报答一个辛勤的儿子对 他的奉献，您也从来没有因为没有得到你应该得到的而怨恨怅惘。一切都没有—— 梦是什么梦，想是什么想？ “家有半石粮，不当小孩王”。敬爱的父亲，您每当听见孩子叫您“老师”时， 由衷的喜悦溶进满是希望的目光。在狭小的斗室，在破旧的方寸桌上，您在孩子一 摞摞作业本上的批阅，是您对未来蓝图的最美构想。在破旧庙宇改成的教室，在小 煤炉抵挡不住严寒包围的课堂，您春风化雨点滴入士的讲课，是您对人生最铿锵的 歌唱。每晚11 点半钟的就寝入睡送去旧日，每早6 点钟开拔去校舍迎接朝阳。四 十年风风雨雨的洗浴，一万四千六百天朝朝夕夕的奔忙。突然有一天，您乘公共汽 车时，一位售票员认出了您是他儿时的老师，一声呼叫，叫你欢欣鼓舞，居然泪花 儿盈眶。又及，一位您记不住姓名的学生一封长信，把自己的工作成绩分一份给了 您，也使您望着那几页信笺激动万分，两夜不能入梦乡。 就是如此的梦，就是如此的想？ 困难时期，饥肠辘辘，您垂眼房中踱方步，“帝高阳之苗裔兮……”踏唱诗歌 送辰光；十年浩劫，天昏地暗，您“五七”干校显身手，“迎来春色换人间……” 几声高唱补凄凉。蓦然间，您信手挥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装裱置框挂中堂 ……爸爸，您有您的世界！您每天挥毫，常年弄墨，巧耍竹管，平铺纸张。您抒发 您的宁静，您展现您的胸膛，您挥就您的追求，您刻画您的理想。从赵朴老的“园 丁颂”，到廖公致小蒋的文章；从屈原的畅诉的“离骚”，到李清照的华彩的诗行。 我读着那一字字，我看着那一张张。 看到了，看到了父亲的如此的希冀，企盼，理想：您要的是没有砖瓦的大厦， 您要的是没有梁木的殿堂。您用您清高纯洁的情感去铸造象牙之塔，自己去攀登， 一步一步，就是向上，不炫耀，不声张…… 如今，您去了！面对您给我，不，给这个世界留下的一篇篇白纸黑字。 讲什么梦，谈什么想，嗅您清水洗砚淡墨香；寻什么求，问什么索，看您笔走 龙蛇写华章。一个个字，钢筋铁骨；一幅幅作品，神采飞扬。一看，就知道您是个 小学老师：字写得循规蹈矩，没有一丁点的歪门邪道和张狂。 一读，可觉出您满腹经纶：先秦魏晋，唐宋明清，先烈的志咏，名人的文章， 全在您的手中一气呵出，熠熠放光。您是把血，把气，把神注入到了您写的每一个 字中；您是把人生，把追求，把对一切的理解录在了一张张宣纸上。 爸爸，原谅我曾经这样想：您有那么好的功底，为什么不舞毫弄墨走蹊径？您 有那么厚实的基础，为什么总是追求横平竖直，纸正字方？按您的水平，您早可以 任意挥洒，离经叛道，显露一下潇洒的风度，追求什么天地甚至宇宙的精髓风貌， 找一点现代的“感觉”，也好让人舞文弄墨写文章。可您偏不是这样！您书，书您 的风骨，书您的精神；您法，法自然之道，大秀入平常！ ……颜真卿，柳公权，九成宫，兰亭序；小楷一百，大字八十，描红摹帖—— 五岁让我写大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十岁 要我背诗经，随后又改背唐诗，假期逼我写文章…… 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是爸爸走了后，我才开始在自己的脑中去圆，圆一个 老知识分子的梦、一个老知识分子的想……全明白了？ 李文华，您太爱相声了 在相声界，提起我必须说到李文华。 尽管他已经告别舞台十多年了，但是他的朴实、憨厚、幽默的形象，总像是昨 天还曾在电视里逗中国人大笑。尽管报纸上一再地报道李文华老师患了喉癌，喉头 已经作了切除手术，尽管我已经和唐杰忠老师又合作了八年的时光；尽管我与唐老 师表演的《虎口遐想》、《电梯风波》、《学唱歌》等节目早已脍炙人口，但是， 近十年，几乎每天都有人问我：“你还和李文华合作吗？”“李文华最近怎么没出 来？”“怎么李文华不说相声了？”要知道，就是李文华老师不生病的话，也是年 逾古稀的老人了！ 李文华太可爱了。他应该是相声一代人的骄傲。 他没有正式拜过师，这在相声界是被认为不是正宗的传人。但相声界里连老带 小，没有不尊重他的，任何一本相声史中，没有不提到他的。 他与侯宝林、马季、郝爱民都合作演出过。在与我的合作中他厚积薄发，展现 了他高超的表演技能，造就了他在相声表演中的成就，也造就了我。 有人说，这是机会。 可你必须承认实力。没有实力的人，即使有了机会你能登峰造极吗？ 可能李文华在舞台上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李文华的表演艺术辉煌到怎样 一个位置。可他离开舞台以后，人们才发现：相声的舞台少了一块，相声队伍中应 该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李文华这样的艺术家才称得上整齐…… 我想起了十几年前王洁实、谢莉斯唱的一首歌： 外婆给我一个小小橄榄， 呵，又涩又酸，又涩又酸， 我咬了一口把它吐在路边。 过了一会儿，嘴里有了甘甜， 我再寻那橄榄已经不见。 这可能是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许许多多东西的价值往往是呈现在人们的后认识 中。 1987 年日本安田火灾保险公司开出了天文数字——以三十八百九十万美元购 买了《向日葵》油画。一时间，人们在这个数字和《向日葵》的作者——生前穷途 潦倒的梵·高先生之间大作文章。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而斥责人们为马后炮。其实， 这反映了人类与社会的关系，或是说本身就体现了认识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何认识李文华，怎样评价李文华，才能够为中国的相声事业记载下有 价值的历史的一页呢？ 我似乎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把它留给造史的研究家们，我相信他们通过举例、罗列、对比、剖析，会恰 如其分地评价著名相声艺术家李文华。而我这里讲的是，您绝对从电视上看不到的， 一个爱相声爱得要命、爱得要死的李文华。 一、多好的李文华，居然差一点就说不成相声而当行政干部去了我调到说唱团 的时间，是1976 年的9 月。刚到后的10 月6 日，“四人帮”就垮台了。相声界 一下子翻了个身，热闹劲儿甭提了。 常宝华、常贵田创作了《帽子工厂》；马季、杨锡钧创作了《舞台风雷》；马 季、杨锡钧、李文华创作了《白骨精现形记》。 我看到了李文华的名字，脑海中马上浮现出李文华的身影。 几年前，李文华、郝爱民到东北去深入生活，我还在兵团的宣传队里当宣传员。 那年，李文华刚四十六七岁，可长相和现在好像基本上没什么变化，熟悉李文华的 人说，李文华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长得这样，而且说估计他七十岁的时候还是这样。 这也怪了，人能在四十年当中不变模样，这可是个奇迹。后来，我曾问过马季老师， 他告诉我：”我们大家一直管他叫李大爷，记不清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不过有 一点我能记得，我爸爸比他大好几十呢！”我是在李文华和郝爱民说完相声，从台 上穿过观众席，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出兵团俱乐部的时候，看清李文华的。 他，一脸的皱纹，一脸的笑。穿着一双布棉鞋，身体稍有一些弯曲，迈着小碎 步。大伙儿看他可爱，都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心情。李文华特别可亲地笑着向大 家点头致意，那股和蔼劲儿是老北京人特有的。带着热乎劲儿，带着担当不起的自 谦劲儿，带着跟您老没见了的劲儿，让人看了心里别提多舒服了。 看着他的脸，想着他在台上逗笑的憨厚劲儿，你真得佩服专业相声演员的深厚 功底，李文华那么自然地把相声说得像家常话一样，把生活中大家那么熟悉的幽默 呈现在舞台上面。 可是，我到说唱团的时候，他被分配去当艺术团总团的办公室主任去了。 是因为他工作能力太强了吗？是因为领导岗位上太需要他这位干部了吗？讲老 实话，是因为一些领导认为他的形象不好，嗓音也一般，已经不适合再说相声了。 当然，当时马季有了唐杰忠搭档，郝爱民与已经解放了的老艺术家郭全宝去合作， 我和赵炎是一对年轻人，好像天然必须在一起。李文华一个人耍单儿，也不能不说 是个主要原因。 李文华心里甭提多么不高兴了。 他是全艺术团出名的“大好人”，谁也不会得罪。他又是一位50 年代的老共 产党员，党要求他干办公室主任，没让他说相声，他绝对不会不服从组织分配。 但是，他爱相声，不让他说相声他心里不高兴。 不高兴不是没表现。 当办公室主任，负责分配房子，别人客气地问他：“李大爷，您分房子哪？” 李大爷也是笑，但是话里有气儿：“我分砖头呢！”房子少得可怜，缺房人缺得出 奇，有五口人住十平方米的。都要房，就得摆条件，十几个条件来回地评比，一共 十间房，四十多个人分，您说“分砖头”是不是更恰如其分一些？ 演出时，他先送给团里的领导二十张票，李文华对领导说：“这场演出票非常 紧张，只有二十张富余票，办公室一张不留，怕领导有压力，全给您。”团里领导 高兴万分，夸李文华体恤上级。部里的兄弟单位的领导写条子说××部门需要照顾， 一张一张的来，一张张的被李文华送到总团处理，办公室的难处少多了，这也应算 李文华的一个“奇招”。 在1977 年为广州交易会的演出中，当时的说唱团团长马季跟李文华说： “李大爷，节目紧张，您和爱民再弄一段怎么样？”李文华举着手中的一堆火 车票说，“马季，我先把这卧铺分好喽，相声说好了，可火车上打架了，那责任不 都是我的？再说脑子里全是火车的票号，分配住房的房号，相声词儿都忘了！”马 季太了解李文华了，有意见，不愿意直说。“不行，今天晚上非上一段《大相面》 不可，给我捧！”晚会上，一段《大相面》，观众乐得东倒西歪。马季和我们年轻 演员说： “李文华太爱相声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工作全干得很好，就是心里不高兴。 一天晚上，唐杰忠、赵连甲和我去广播电视部的边上小铺吃饭，迎面走过来李 文华。 唐杰忠道：“李大爷，赵连甲的稿费来了，咱们吃一顿怎么样？”李文华笑着 说：“今天晚上剧场有演出，办公室里一人发两个面包一根肠儿，我那儿了！”说 完，点头道谢就走开了。赵连甲深有感触他说：“李大爷心里别着劲儿呢！”我那 时候刚到团不久，一切事都不大明白，吃饭的时候问个究竟。 赵连甲说：“李文华变脾气了！”李文华在艺术团人好得出奇，大家总爱调侃 他，说他最爱说的口头语是“不容易”。 李文华经常说每个人都不容易，领导管那么多人，上面还有管他的，两头都得 满意，谁也不能得罪，非常不容易；群众领导让他干什么事，就得去干，有意见提 出来，到班组长那儿就给卡住了，心里一肚子气，回到家爱人还不理解，连数落带 斥责，孩子小不懂事，但会挖苦人说你“干革命二十五年，连个班长都没混上”， 更不容易；司机开车，那么多车，那么多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脚一直忙着， 警察还老挑毛病，说扣本子就扣本子，太不容易；警察寒冬酷暑在大马路上站着， 风里来雨里去，待遇还不高，碰上哪位喝酒多了的把不住舵，十轮大卡车冲着你就 来了，纠正个违章，人心向弱，二十多个看热闹的不帮助警察主持正义，齐心协力 帮助违章的说话，也不容易。 李文华提倡大家伙多想别人的不容易，互相都和气点儿。 后来，有人给演绎了，说李文华说“小偷也不容易，又得让人感觉不出来，自 己下手还得快，把钱包偷走喽还得赶紧走，不然让人抓住了就是一顿臭棒，不容易。” 李文华听了自己都笑了：“编这段的也不容易，没当过小偷，还了解小偷的心理， 不容易。”这么个好人，现在怎么居然有点儿倔脾气了？唐杰忠的解释跟马季一样 ：“你不让李文华说相声，等于要他的命。他太爱相声了！”我的心怦然一动，李 文华和郝爱民曾经合作得多好呀，他的蔫包袱多有特点呀，他要是给我捧哏的话… … 尽管没两个月我就找了李文华商量合作的事，但那个时候我没敢往下想，因为 我还是个新演员，可李文华是个老艺术家了，当然，是不上台的老艺术家。 二、没有表示拒绝，也没有表示过分热情，但是说干就干和我合作了1978 年 的下半年，和我一起合作的赵炎，由于马季老师需要一个年轻人与他共同表演一个 有关孙悟空的相声，他离我而去，开始了与马季老师的合作。 我和著名山东快书演员黄枫的儿子黄凯合作了几个月，由于他的关系办不到说 唱团，也作罢了。 我一个人耍单儿，深入生活形影孤单。 一个人去了北京的平谷县，住了两个星期写出了相声《红色园丁》，抽赵炎的 空余时间排了出来；电视录像以后就一个人奔向了大连，采访红旗列车长张波同志， 写出了《喜事》；与黄凯同志排完以后，又一个人奔赴卢沟桥附近的北京第二构件 厂住了半个月，这回，我写了两段相声。一个是《爱的挫折》，这是采访当时的北 京建委主任李瑞环同志，他指示我最好写一个反映建筑工人内心世界的相声，我几 次去工地收集素材才写出了这一段；一个就是我去北京中国照相馆照人头像，采访 了全国劳动模范姚经才同志，挥笔而就了后来一举成名的相声《如此照相》。 手里边拿了两段相声，排哪一个是小事，和谁排？总这么形影孤单地也不是回 事呀，我是说对口相声的演员，不能老是一个人呀。 我想到了李文华！ 李文华老师虽然人已经到总团当办公室主任去了，可是说唱团还保留了一个他 的办公室，时不时的，他在这间办公室里还翻翻资料，记点东西什么的。 那天，下午四点，记得天气好像已经有点凉意了。我轻轻地敲开了李文华老师 的办公室的门，他戴着老花镜正看报呢。 “什么事，姜昆？”李老师问我。 “我……”我还有点不大敢说，因为这是个两厢情愿的事，如果剃头挑子一头 热，人家嫌我人微言轻，我的脸面可不太好看。 另外，这又是个决定我的命运的时刻。今后，可能意味着我将有一个比较固定 的合作者，而这位合作者根本不像赵炎、黄凯那样，和我像一对伙伴、兄弟。那年， 文华老师五十岁，我刚二十八岁，我旁边站一个爸爸般的长者，观众看着习惯吗？ 然而，这些天我已经斗争了好久，我考虑到文华老师对相声的热爱，我更欣赏 他表演相声中“蔫包袱”的风格。我认为，只要他能看得起我，同我合作，我会成 功！我是深思熟虑过的，但启齿时却还是有几分胆怯。 “我想和您一起合作相声，我这里有两个本子，一个是……”“姜昆，”文华 老师打断我，“你不是和赵炎合作的吗？”“他已经和马季老师合作了，他和马老 师、杨锡钧老师去长沙创作去了。”“黄凯呢？”文华老师又问。 “回哈尔滨了。北京人事关系冻结，调不进来。”“你征求过马季同志的意见 吗？”马季是我的老师，又是说唱团的团长，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他去长沙以前，我征求过他的意见，马老师连说了几个‘好啊’，不过他告 诉我得问您乐意不乐意。”我依然还耽着几分心地说。 李文华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决不作勉强的事，决不作人家不乐意的事，而且在人 事上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周到得体。我站在李文华面前拭目以待。 “只要领导决定了，我没意见，只要让我说相声和谁都行！”李文华老师微笑 着平静地回答。 没有拒绝，答应了，让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没有热情，也没有显出浓烈的兴 趣，又让我挺失望的；尤其是“和谁都行”这几个字，好像还让我的自尊心受了点 儿损害。 我从我的小书包里拿出我写的两篇稿子：“您看看，这是两篇我写的相声初稿， 我准备排练一下。”“上什么地方排？”当时，说唱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排练相 声全在下面，因为要一边修改，一边排练。再有，到下面，团里面有一天五角钱的 出差补助，这在经济困难的当时，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马季老师说，如果您同意了，他主张我们去三十八军，张家口宣化那边儿有 一个师的业余宣传队，可以安排我们食宿，也是个排演和深入生活的好基地。”我 拿出来马季老师给我写的地址、电话和联系人的条子。 李文华摘下眼镜，叠报纸，然后收拾书包。我不知道干什么，怔怔地望着他， 他把凳子放进办公桌内，拿起小纸条，对我说：“我去打电话，再安排办公室买个 车票，然后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咱们明天就走！”就这么决定了？！ 事情是我提出来的，我却没有什么思想准备。随着李文华的小碎步出了办公室 的门，我边走边说：“对，说走就走，我也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去！”说完一看李文 华，他人都没影儿了。 三、我要当干部早当了，何必等今天呢在开往张家口方向的列车上。 李文华老师少了我和他商量合作时的平静，似乎有点儿兴奋。 他在餐车上买了二两白酒，就着一包花生米和我聊天。我第一次和李文华老师 在一起待这么长的时间，我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在听。 “办你来说唱团时，是我搞的外调。”李文华老师告诉我，“咱们团设在广播 部里，这里是一级保密单位，所以出身不能有问题，最起码得清楚。”这事我不知 道，如果没有和李老师在一起合作，他可能也永远不会对我说。 “我和你爸爸聊了半天，知道你是隆福寺这儿，东四牌楼附近长大的。 这地方我太熟了。冯乐福、孙宝才、王长友、王世臣都在这儿撂过地（一种摆 地摊的表演）。我没事就去听‘蹭儿’（不给钱站在边儿上看艺人表演）。 因为每天都和我爸爸上猪市大街等着找工作去。那儿原本是猪市，卖肉的，后 来成了人市，失业的都在那儿等活儿。‘人歇工，牙挂队，肠子肚子活受罪。’我 爸爸找着了活，我们就吃两天饭，找不着活儿，就饿两天。我是在东四牌楼小烟囱 胡同那儿生的，后来搬到拐棒胡同。 “我认得这点字儿全是小时候背‘三字经’、‘千字文’得来的。也许是守着 隆福寺，对相声、快板特感兴趣。大街上看着要饭的在店铺门口耍着牛骨头数来宝， 准停脚，瘾头儿大了。那要饭的词儿编得好： ‘……我求掌柜子给了吧， 时间长了你省不下。 要省您从大处省， 省个十顷带八顷， 要算您从大处算， 算个十万带八万， 我老傻也能算， 算来算去要了饭。 别看要饭搭拉头。 要饭不在下九流……’ “就这要饭的词儿，我听一遍准会，好像天生的穷命。“八岁的时候，小日本 鬼子到了北京。在灯市口有个教会学校，就是后来贝满女中的前身，在暑假的时候 招生，穷孩子免费上学。我去了，踏踏实实地学了点儿知识，念了两个学期的书。 “有一天，大中午的，学校的同学们用大板凳在操场围了一个圈，忘记了是搞什么 活动来着，我一看这个圆圈，想起隆福寺艺人撂地那场子来了，我不知上了哪股邪 劲，跑到中间学习相声艺人高德明来了，我给同学们唱相声里的柳儿： ‘……筐里个筐，筐里个筐， 闲来无事我出趟城西， 有一个古庙盖得出奇。 里面住的不是僧来不是道， 里面住的是一个小幼尼。 大徒弟名叫人人爱， 二徒弟名叫万人迷， 数着师父的名字好，……’” 李文华老师学得惟妙惟肖，把我乐得前仰后合，我哪儿听过这个呀！ 李文华老师呷了一口酒说：“那时候十来岁，哪儿懂学校的规矩？同学们听了 也乐，我也得意忘形，手舞足蹈起来。坏了，一位穿黑衣服的老师就站在旁边儿， 大伙乐，他瞪眼睛。他把我叫了出来，问我哪儿学的？我说，隆福寺听来的，他说， 我们学校教学生，不教要饭的，把我给轰出来了，轰出学校不敢回家，上哪儿去？ 干脆，上隆福寺听相声去！”我听入迷地笑了，李文华苦苦地笑了。 猛然间；我想起一个问题：“您办公室的工作怎么办？您这主任一走，这办公 室……”“我这主任根本不是正式的。我不和你一块出来，上级的正式任命就下来 了。昨天我给王团长打电话，我告诉他您调我到说唱团是说相声的，要当干部，我 在工厂就当了，何必等到现在呢？”四、您可别当干部，我跟着您好好学说相声吧 调李文华来说唱团这事，我听王力叶团长跟我讲过。 1946 年，李文华当了七十兵工厂的油漆工。这个工厂在1949 年就为解放军 生产枪炮了，改名为五四七厂，也叫兴平机械厂。 李老师爱相声，爱说唱，自然是工厂里的业余文艺骨干。在工厂当学徒工的时 候，一身破衣服，总穿没有后跟的破鞋，又爱说爱唱，大家给他起外号叫“小济公”， 这个绰号一叫响，更增添了李文华本人的风趣色彩。 全国解放以后，李文华老师如鱼得水。他上夜校、补文化，到工人文化宫参加 业余文化活动。演话剧、演京剧，说快板、说相声。1956 年和1960年两次参加全 国职工汇演。第一次表演相声获一等奖，并结识了马季；第二次和董风同合作表演 相声时，加演了一段刚刚由报纸改编的相声小段《艾克答西方记者问》，在大会造 成轰动效果，一时间电台、报纸一通报道。 就是在1960 年，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老搭档郭启儒先生年事已高， 准备告别舞台，中国广播艺术团的老团长王力叶同志决定选李文华去接郭启儒老先 生的班。 “我是在两年之内，四请诸葛。”王力叶同志谈起这段往事很激动： “发现李文华这一难得人才之后，我马上和马季同志商量，请他探听李文华的 工作单位和职务，以便下手去‘挖’，生怕行动迟了，被别人抢走。 “马季说：‘这人我认识，1956 年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时，他也参加说相 声，我们两都获得了表演一等奖。他是北京兴平机械厂俱乐部副主任，共产党员， 为人挺老实。’我说：‘请你找到他问问，愿不愿意到我们团工作？如果愿意，我 们就去商调。’“马季很快完成了任务，并告诉我：‘他愿意，就怕厂里不放。’ “有了这个底，我立即向上级领导和人事部门写了报告，并征得侯宝林先生的同意。 第二天，我便和另一个同志前往李文华所在的北京兴平机械厂。 “这是个保密工厂，厂区不能随便进入，而俱乐部则在厂外面。于是，先到工 会俱乐部。真巧，见到了李文华，并说明我们的来意。文华是个办事谨慎的人，他 说：‘这事我得装着不知道，以免厂里以为我在活动跳槽，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不便。 ’我问：‘你个人的态度坚决不坚决？’他爽快他说： ‘我是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的安排。如果不同意，我仍要安心搞好本职工作， 是工厂把我培养起来的。’他告诉我们到传达室先打电话，找党委宣传部，里面同 意了，才能进去。 “宣传部领导的接待是热情的，但结果却令我遗憾。我一再强调李文华到广播 说唱团，为侯宝林先生捧哏的重要性，将来厂里出了这样一位演员，也是厂里的光 荣，等等。 “部长说：‘按道理我们应该支援中央单位。不过，我们培养一个文艺骨干也 不容易。他是我们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曾作为文艺代表出席过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 大会，并于1958 和1960 年两次出席北京市第三届和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他不 是一般的文艺骨干，他是我们厂的政治骨干，这样的人我们是不能轻易放走的。不 过，我们可以把你们的要求向党委汇报，过些天给你们答复。’“就这样，我本想 看看李文华的档案，摘抄一些材料便正式上报审批，这个打算落空了。 “回团后，我左等不见答复，右等不见回音，知道情况不妙，于是第二次来到 兴平机械厂。 “上次见面的那位部长不在，由另一位同志接待。他很客气地递过一杯开水， 抱歉他说：‘这事我们向党委汇报了，经过慎重研究，都不同意李文华同志调走， 请你们能够谅解。’我预感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要求直接见党委书记或厂长，当 面陈述我们的理由和要求。接待人员婉转地讲：‘领导正在开会，我可以把你们的 意思转达给领导，不过，这事看来不太好办。’就这样，我第二次碰壁而归。 “回来后，我想了两个办法：一是请马季找李文华，劝说他向厂里提出请调报 告。可文华觉得这样做不妥，容易给领导上造成不安心工作的印象。 但他一再表示，只要厂里放，他是愿意到广播说唱团工作的。二是请当时的中 央广播事业局（现在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干部处派人陪我再去一次，以提高商谈的 级别。俗话说‘事不过三’，这次还真有进展。除那位宣传部长外，还有一位厂领 导出面接待。 “我们再三申述李文华作为侯宝林捧哏的重要性之后，厂领导说：‘我们很理 解。只是现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李文华同志的工作。这样吧，你们不要着急，要 有一个过程，一方面让李文华再为我们厂培养一批文艺骨干，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 个时间物色接替他工作的人。等条件成熟了，我们一定放他走。但希望在这期间， 你们不要直接和李文华接触，以便他安心工作。’我问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厂领导回答：‘怎么也得一年半载的吧！’话说到这份儿上，我们也只能表示感谢 了。 “两年过去了，我们仍得不到厂方同意放人的信息。 “于是，我又第四次出动。这次我带去两件‘礼物’：一是为了感谢厂方对我 们的支持，拟派马季等演员去厂慰问演出；二是向厂里领导表示，我们愿意承担厂 里文艺骨干的辅导工作。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通过慰问演出，感动了厂领导，特别是马季现身说法， 使厂领导当场表态，同意李文华调广播说唱团。自此李文华从业余走向了专业，成 为一名他梦寐以求的专业相声演员！”我像个孩子似地问李文华这、问李文华那， 也把王力叶说的“四请诸葛”的事讲给他听。 他笑着回忆：“那时候我当俱乐部主任，如果想当干部现在怎么也混个副厂长 喽！不过，也别说，也不净是好事。‘文革’中工厂有人揭发我当过特务。那时候， 我正在于校当司务长管伙食，我都不知道这事。结果，组织上外出调查了一个多月， 纯属无中生有。后来，我知道了这事以后说：‘你们也是瞎调查，我要真是特务， 我早在饭锅里下毒了！’”李文华的幽默把我逗得“咯儿，咯儿”乐个不停。 我心里想：您可别当干部，我跟着您好好学说相声吧！ 五、也许他认准了这是个机遇，也许这也是实现他一辈子说相声宿愿的机会我 们住在宣化的一个部队里，我们开始合作了，内容就是排练《如此照相》。 《如此照相》这个稿子一开始我是这样写的： 甲：一见面我想问您一件事。 乙：什么事呀？ 甲：您这个人喜欢照相。 乙：你怎么看出来了？ 甲：因为您这个人比较漂亮。 乙：我长得还可以。 甲：您像一个电影演员…… 乙：王成？（《英雄儿女》里的正面角色） 甲：松井。（《铁道游击队》里的反面角色） 乙：小日本呀？ 李文华看着稿子琢磨半天，他说：“说一个演员长得像日本鬼子，这种玩笑不 是不能开，只是开得太多了。应该是你夸我夸得让我糊涂了，自己找不着自己才行。 姜昆，不是我嫌你稿子写得不好，你是年轻演员，你不能让人一开始就觉得你拿老 演员开玩笑，这对于树立你的形象不好。”他说得那么真切，不由你不佩服。 排练的时候，这段改成： 甲：您这个人大概喜欢照相。 乙：你怎么看出来了？ 甲：因为您长得比较漂亮。 乙：我倒是比他们长得好看。 甲：好像哪个电影演员像您。 乙：他们说我这和气劲儿像孙喜旺。（《李双双》里的人物） 甲：孙喜旺长得没您好看。 乙：也有人说我长得像林道静。（《青春之歌》里的女主角） 甲：……您是男的，您是女的？ 乙：他们一夸我，我也弄不清了。 这一段，把我逗得都哈哈大笑。 这个时候，我对李文华身上的幽默感的认识，开始升华起来。 同样是开玩笑，他不让我恣意地去戏弄，而是找准人物的思维逻辑去夸张。他 这样一改，一开始就确定了我们两合作的相互关系——我是一个调皮、机灵，但是 不尊重老人的孩子；他是一个憨厚、朴实，愿意跟孩子一起相处作朋友的长辈。我 有脑快嘴快、娇嗔执拗的孩子气，他有老成世故和愿争高低老小孩脾气组合在一起 的倔劲儿。一对典型的、矛盾的性格关系确立了，为我们合作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 基石。世犹，团里树立一对年轻人的样板——马季、于世犹的黄金搭档形成；他与 郝爱民也合作了一段，郭全宝先生的复出，促成了郝、郭二人的重新组合。 他爱相声，也有说好相声的本领，但是他的鸿鹄大志没能实现。 他是一老好人，不争不找，但并不是心中没有企望，没有希冀。他就是默默的， 默默的，你知道他不是在寻找机会吗？ 今天，他找了一个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也可以说带一个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也 许他认准这是个机遇，这也许是个能完成他这辈子一定要说相声的宿愿机会，所以 他要把他半生对艺术创造的真知灼见体现在我们一起的艺术实践当中。 从我们一开始的合作当中，从他对我的要求，对我异乎寻常的说那么多的话， 从他在相声排练时字斟句酌的修改中，我看得出，他对我们的合作注着深深的希望。 六、他有一种创造性的，属于他自己的幽默与李文华的合作成功了！ 我们演出的效果“山崩地裂”。 一万八千人的首都体育馆，被我们两人说得所有的人都倒在坐椅上开怀。 中央广播电台录了音。 中央电视台录了像。 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电影。 作品登上了《北京日报》、《人民文学》。 一老一少的一对相声演员，几乎在一夜间为全国的观众熟世犹，团里树立一对 年轻人的样板——马季、于世犹的黄金搭档形成；他与郝爱民也合作了一段，郭全 宝先生的复出，促成了郝、郭二人的重新组合。 他爱相声，也有说好相声的本领，但是他的鸿鹄大志没能实现。 他是一老好人，不争不找，但并不是心中没有企望，没有希冀。他就是默默的， 默默的，你知道他不是在寻找机会吗？ 今天，他找了一个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也可以说带一个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也 许他认准这是个机遇，这也许是个能完成他这辈子一定要说相声的宿愿机会，所以 他要把他半生对艺术创造的真知灼见体现在我们一起的艺术实践当中。 从我们一开始的合作当中，从他对我的要求，对我异乎寻常的说那么多的话， 从他在相声排练时字斟句酌的修改中，我看得出，他对我们的合作注着深深的希望。 六、他有一种创造性的，属于他自己的幽默与李文华的合作成功了！ 我们演出的效果“山崩地裂”。 一万八千人的首都体育馆，被我们两人说得所有的人都倒在坐椅上开怀。 中央广播电台录了音。 中央电视台录了像。 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电影。 作品登上了《北京日报》、《人民文学》。 一老一少的一对相声演员，几乎在一夜间为全国的观众熟悉和喜爱。 就是这段《如此照相》，乐倒了多少人，迎来了多少掌声，得到了多少人的赞 许，接受了多少我们都想不到的评价。 一位著名的曲艺评论家说：“你们这段相声，不亚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 准》文章的作用。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是人们的头脑中依然有一个传统的阴 影在遮盖着，你们的相声是个宣言，号召人们敞开脑海，驱逐阴影，接受阳光。” 另一位教授对我和李文华说：“就这么一段相声，‘文革’的一切‘尊严’、‘影 响’全倒塌了，在你们的笑声中变成了垃圾，那么‘神圣’的东西毁于轰然的一段 笑声，这是你们相声艺术的力量！”李文华老师问我：“咱们这段相声有这么厉害 吗？”说老实话，我们说相声，并没有更多地想它的政治轰动效应。我们的目的是 为中国人的生活增添笑声，它出自于李文华很独特的一种幽默。 李文华特别幽默，我在和李老师相处的日子里，他生活中的幽默数也数不清。 他的幽默就是一句话、两句话，但是说得让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忍俊不禁。 80 年代初，人们生活刚刚开始好转，有人劝李老师家中添置个冰箱。李文华 老师故意问人家：“放什么？”“吃的。剩下怕坏了的，放在里面。”“我们家那 么多孩子剩不下，剩下的吃的想藏都藏不住，唯一能进口的，就是冬储大白菜。” 我后来把这段写进了我创作的相声《错走了这一步》中。 唐杰忠曾经给我讲过李文华老替别人着想的事。 三年困难时期，最要命的是大伙都饿。到外面慰问演出，主办单位有时会给大 伙来一点儿夜餐，那是极好极高兴的事啦。有一次有家主办单位，在演出之后，居 然准备了饺子，大伙心里乐开了花。端上来一盘，大伙齐举筷子，三下五去二，就 剩下两个饺子了，才想起旁边还坐着李文华老师呢。 “李老师，您怎么没动筷子呀？快吃……”文华同志把两个饺子吃了。 “您没饱吧？”大伙有点抱歉地说。 “正好，正好……”文华说。 一会儿，又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照例，又是众筷齐举，几个来回、盘子 里又剩下两个饺子，又想到他了。 “李老师，李老师，怎么又没动筷子呀，快快，吃！”两个饺子又归他了。再 问他，又是那两字：“正好，正好……”功夫不大，这一回端上一大碗饺子，大伙 有了刚才那两盘垫底，没有先头那样急不可待了，都把目光投向文华同志。 “李老师，您多吃两个吧！也该您了。”这回吃多了，不再是两个了。小伙子 忍不住问他： “李老师，您不是正好吗？”“啊，正好再来俩……”我想，在笑声以后，大 家心中会涌出崇敬之情。 久而久之，我感到李文华的幽默，不是市民情趣的再现，不是单纯传统手法的 运用。他有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属于他自己的幽默。我非常赞同一个观点：相声的 表演，主观色彩很浓厚，你的文化底蕴决定了你所呈现的角色的素质与档次。侯宝 林、李文华同属于长得不太漂亮的人士，但是他们个人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舞 台上形象的雅俗。不太漂亮的面孔，倒成了招大家喜欢的特征。侯先生除去诙谐以 外，大有杂家的儒雅风范；而李文华则显示出一位心地善良，处事谦虚，待人诚恳， 没有小市民那种陈俗的积习，没有城市贫民或是失意士子那种卑颜屈膝带有自我侮 辱心理的自嘲与自讽的舞台形象。 李文华所具有的幽默，完全是一个有觉悟的、典型的工人阶级的幽默，他是一 种阳刚的、乐观向上的、与人为善的、家长里短式的幽默。这种幽默有责任感，不 苟同于大流，不追求于油滑，往往小中见大、一语中的。 他深刻懂得说相声也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1981 年春节前夕，他的嗓子脓肿， 仍坚持说了十几场，他说：“脚崴了还得常活动呢，嗓子肿了遛遛有好处。说相声 也是战斗，在宣传精神文明的战场上，也需要有轻伤不下火线的劲头儿！”有了这 样的自觉性，是完全不用担心他会偏离党的文艺方向的。 当时，曾有一些相声不适当地渲染了政府一时无法克服的困难，引起争论，李 文华明确而又幽默他说：“咱们别给国家添乱了！”两个字“添乱”，形象、生动、 真挚！ 评论家戴宏森先生总结李文华时写到：相声演员不管自觉与否，在表演中总会 流露出某些带有本色的东西。这样看来，一个相声演员要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喜爱， 就要经过学习修养，保持发扬优美、健康的幽默本色，去掉自己性格中先天或后天 的不良杂质。艺术幽默也是因人而异的，它因演员的功力深浅、学习勤情和所受不 同外界影响而迥然不同。 本色幽默与艺术幽默是形成相声演员风格特点的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这是从 李文华的捧哏艺术得到的一点启示。 七、艺术家是“艺如其人”，但像李文华这样大家异口同声亦人亦艺地称赞， 应该说是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在我们合作的艺术道路上，我欣赏李文华那工人式的幽 默，更钦佩他身上那工人阶级优秀的品质。 我们出了名以后，报刊杂志纷纷来采访、约稿。《曲艺》杂志的编辑让我写写 李文华。我熬了一宿，匆匆草就了我心中李文华的印象： 李文华，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老师。 文华老师出身贫寒，十几岁学徒，一个人养活二老，生活非常艰辛。解放了， 文华老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工人时，他是劳动模范，曾被光荣地选为北京市的 人大代表；进入专业演出团体以后，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一直在他的身上保持着。 他衣着朴素，从不讲吃讲穿；他待人热情，从不分生熟远近。不论走到哪儿，他见 人总是带着工人师傅那种习惯称呼：“张师傅您来了！”“李师傅您喝茶！”“回 见，李师傅！”团里面的同志都讲：文华老师这脾气太难找了，大和气人儿！ 李老师的相声表演，亲切、自然，像老妈妈一样的慈祥。文华同志为什么会给 观众留下这样的印象呢？我以为，是他把自己性格的特点和捧哏这个角色巧妙地结 合在一起了。他的艺术特点和他平常的谦虚、待人的诚恳、性格的朴实、为人的憨 厚分不开的。 但这并不是说，文华同志就是凭着本色演相声的。他自己说过：“我自幼失学， 认不了多少字，如果现在不抓紧钻，非被时代淘汰不可。”肯学、肯钻是李文华老 师的又一个特点。我们一起到下面深入生活的日子，经常是在与工人、农民、战士 们一起“海聊”当中度过的。可是，我们不白聊，每天晚上回来，李老师都要拿出 笔，记上几句，他在注意人们想什么，人们对什么样的话题最感兴趣，人们愿意听 什么。人们常说：“文华的蔫包袱真足。”所谓“蔫”，无非是一句既平常又让人 觉得有滋有味的话，须知这样的话必须是从群众中来的呀。比如《诗歌与爱情》中 的“敢情宋朝那时候就有两地生活的”，“你说人爱得多磁实呀？”为什么得到轰 然的效果？因为那是实实在在的群众语言，人民能不欢迎吗？ 文华捧得稳、准、严。 这里，我还要讲文华其人。内行人经常讲：“三分逗、七分捧”，“捧喂不能 夺逗哏的戏”。为什么有些演员不能很好地掌握这个特点呢？有技巧上的原因，也 有对捧逗之间关系理解不大得当的地方。这里，我想起文华对我讲的一句话。两个 人一起聊天儿，谈到合作，李老师说：“我在舞台上的时间不多了，在我的晚年能 把你带出来，一直带到我不能干了，我就满足了。 说是我带你，其实你也带我呀。光我一个人，我也新不了呀。有小青年儿在边 儿上，把我显新了。”话出自肺腑，感动得我掉过泪。有这样的思想指导，能有 “夺戏”的问题出现吗？ 现在读起来，我这篇文章太肤浅了。也许是我的笔拙，勾画不出李文华老师那 优秀的工人阶级一分子的形象。 李文华的成功，使不少人研究他“大器晚成”的艺术现象。但研究来研究去， 最后都和李文华的为人联系在一起。一个艺术家“艺如其人”是不容分说的，但像 大家一古脑儿的亦人亦艺地异口同声，应该是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中国广播文工团的老团长王力叶这样说：香港报刊评论李文华的表演说：“李 文华脸上的皱纹，皱得对相声表演特别有利。额上几列‘火车轨’，眼角的色尾纹 像一对对倒置了的‘八’字，颧骨下、嘴巴旁的皱纹像一对对尖角括弧……光看脸 上的几条线，一动一动的，就止不住笑了。”这位评论家光看了李文华的外貌特征 就止不住笑了，他只注意到文华艺术魅力的一个方面。其实，这绝不仅仅是外在形 象的功能所致。有动于衷，才形之于外。 文华面部特征和表情所给人的笑，乃缘于其对相声艺术的修养之深，对致笑规 律谙熟之透，对捧逗关系配合之紧，语言节奏运用之活。 当然，如果知道文华的为人处事，那理解就会更加深刻了。 著名相声作家沈永年道：李文华先生艺如其人，人如其艺。他在台上是个可爱 的小老头儿，那么在台下，不但可爱，而且可亲可敬。相声界的中青年演员都官称 李文华为李大爷。这位李大爷从不摆老前辈的架子，一向是和蔼、热情，待人诚恳 谦虚。 在生活上，李先生自奉甚俭，随遇而安。无论到什么地方参加演出或活动，从 不挑宾馆、挑房间、挑伙食、挑软卧或飞机等等，一切悉听安排，唯恐给别人添麻 烦。对于热情的群众他从不怠慢，有求必应。他那诚挚的笑容曾经给多少接触过他 的人，在心头留下温暖。他不失一个人民艺术家的本色，从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 和爱戴。 李先生德艺双全，足为今日相声界之楷模。 已故相声作家王存立说：李文华能够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实属不易，但要得到 同行们的公认，则更难上加难。俗话说：“众口难调”，对演员也是如此。即使是 明星、大腕儿，被议论起来也是有褒有贬。但提起李文华，却是众口一词，有口皆 碑。无论是对他的艺术或人品，没有不说好的，内行、外行一致公认，这在演艺界 中极为罕见。 相声新秀冯巩说：李文华老师从事的是笑的事业。在舞台上，他以带给观众欢 乐为己任；在生活中，他更是时时处处用自己的热情去温暖周围的人们。三十多年 来，李文华老师不仅以一个好演员更是以一个好人的形象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所谓“艺如其人”，台上演戏，台下做人，台上恰恰是台下的集中表现。在中国广 播说唱团里，李文华老师是有口皆碑的活雷锋。 在他任团房管主任时，正是他家住房最困难的时候，而他却将所有的好机会都 让给了同志们。每天清晨，最早来到单位默默地打水扫地的，也永远是李文华老师 那亲切谦和的身影。十几年来，李文华老师一直是我艺术上、生活上的师长。 相声作家廉春明回忆到：李大爷在家待客也是非常热情实在的，无论哪路人物， 他都备酒招待。有一次我和爱人去劲松买床垫，顺便去看他，他说什么也不让我们 走。我们只是去看看李大爷，实在不愿麻烦他们，但李大爷老俩口，仍一如既往， 死说活说不让走。吃过饭依然要送到楼下，然后假说散步，像往常一样送至车站。 李大爷对我如此，对待普通观众也是如此。有一次我住在日坛宾馆搞节目，那 天我想去看看李大爷，无奈剧组没车，我只好求一位素不相识的司机跑一趟。那位 司机听说去李文华家，二话没说，开车就走。车到了李大爷家楼下，那位天津卫司 机，说什么也不上去，原因是自己是个普通司机，李文华是位艺术家，不好意思。 后经我解释才勉强上楼，叫门时，又转身往下走，此时门开，李大爷问明情况，紧 跑几步，把那位天津人请了上来，到了家热情款待，问寒问暖。事完后，李大爷依 然如故要送我们下楼，我截住他，身体不好，大可不必了。李大爷说：“这是我的 规矩，谁来，我也是要送下楼去的”，硬是一阶一阶将我们送出来。那位司机十分 激动，忍不住热泪盈眶，回来的路上对我说：“我原来认为名人都高高在上，敢情 李老师这么平易近人呐！真是个好人！这辈子我也忘不了他送我下楼。”相声表演 艺术家李金斗告诉我说：“李老师尊重人是有名的，无论老小，无论官民。1984 年10 月2 日晚8 点，王长友先生在去世前三个小时，拿出两个铁球来交到我手里， 说：‘这是我生病以后，文华特意从涿州给我买的两个铁球。现在把他送给你，瞧 见它，就想起文华来了。他这人可真好学呀！’”著名的曲艺评论家陈笑遐这样总 结李文华： 李文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按党的原则办事，事事起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却没 有那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平时待人接物和会上发言，都注重与人为善，礼义当先， 很少唱高调，表现了政治上的高姿态，也从不给同志扣大帽子、抓小辫子或是借题 发挥打击报复。这就给师友们以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说话做事有分寸的好感。他 在五四七厂时就是这样，总是和风细雨地帮助同志，协助领导做好思想转化工作。 调入专业文艺团体后，继续发扬这些优良作风，因而群众关系很好。他的与人为善 反映在绝不踩着别人往上爬，正如有的同志所说：“文华要能多为自己想想，怎么 也能奔个高位子，闹两套好房子……”对此，文华没有任何遗憾，他自认为“行止 无愧天地，褒贬自我春秋”，过去用正确思想指导自己那么做是对的，自己也有缺 点，没什么可追悔的。 这位来自基层的相声艺术家，由于长期与工人为伍，饱尝人生辛劳，有着劳动 人民的感情好恶，愿与普通人同甘共苦，并愿以自己的爱好和专长影响周围的人们 并为他们服务，尽量给他们以理性和感性的双重愉悦。 所有朋友们的话里话外、字里行间，已经勾画出好老头李文华待人处事清晰的 轮廓。 八、相声演员，如果没有人欢迎你，离大伙远了，你可就完了在我的脑海里， 至今有一件深深让我遗憾的事，困扰过我，也警训了我。 我常想如果当初听了李文华老师的话…… 那是1983 年的夏天。 我和李文华老师在西安参加喜剧理论研讨会，白天开会，晚上在体育馆演出。 东道主盛情，让我们抽中午一点休息时间，去参观八百里秦川上的世界奇观——秦 始皇兵马俑。 那时候，我和李文华老师红得发紫，几段相声的成功，使我们声名大噪。 走到哪儿群众都是山呼海涌，我们两的前面后面全是警察保护着，一天到晚签 不完的名，照不完的相，应不尽的宴会，参加不完的活动。我们多么精疲力尽的时 候，也得要强打精神，向对你欢呼的人们呲牙咧嘴，微笑。 真累呀！ 难得有机会抽个空，看看人类文明的杰作，我自然是兴致勃勃。 秦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听说我和李文华来，他们也是兴奋万分。工作人员们把 贵宾室打开，把茶沏好，把贵宾的签字本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博物馆的领导同志郑重其事地向我们介绍秦俑墓地的开发 过程，并且拿出当初掘进过程中的照片一一给我们看。 我性情急，加上年轻，总觉得太繁琐了，我又不是领导，您向我汇哪门子报呀。 但是，我看着李老师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听着，就几次把涌到嘴边的话，强咽到 肚子里，耐心又耐心地把他们安排的一切程序进行完。 好不容易介绍完了，开始参观的时候，导游员格外热情，讲得异常详细，我直 求那位解说的大姐：“我们晚上有演出，您能不能快点，简单介绍一下就行了。” 参观完了以后，我意料当中的事情发生了，先是让我们签名、题词，这些我和李文 华老师都义不容辞地做了。 紧接着，所有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表演一段相声。 我看着李文华老师，刚才的这些过程中，他一直是把他那惯有的微笑挂在脸上，而 且是不厌其烦地向所有向他打招呼的人致意。此时，他的脸仍然是笑容满面，而且， 看他那和气劲儿好像马上就要站起来给大家表演了。 我按捺不住一直烦躁的心情，站起来说：“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们上午刚 刚开了三个半小时的会，我整整讲了三个小时，本来应该休息，可是领导让我参观 秦俑，我和李老师觉着盛情难却，就来了，晚上在体育馆还有演出，太累了，同志 们谅解一下，下次来，我一定专程为大家演出一场，今天时间紧就免了，行不行？” 嘴上虽然是征求意见，可脚下是抽身边走。 免了？你们这大牌明星一到，说免了就免了？说是下回来。猴年马月？ 机不可失，大家伙可饶不了你。 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堵在门口，你动也甭想动。 我有点火了，我看看李文华，盼着他能说两句，也甭多了，就说岁数大了，实 在演不动了。他那么大岁数，说出话有威信，大家伙心一软，也许就放我们走了。 可李文华反倒把微笑改成咧开嘴笑了。那意思好像是说：“既然大家伙这么热 情，我就给来两段儿吧！”果不其然，他又笑着看着我说：“姜昆，不行咱就……” 我一下就急了，忙拦住他的话头，又一次和大家讲：“诸位朋友，我今天实在演不 了了，如果在这儿演，大家伙一围上，没完没了，我今天晚上在体育馆的演出非砸 锅不可，这嗓子是肉的，不是铁的！”大家伙把我这话居然当成笑话来听，一起又 鼓起掌来。 这时候，李文华老师脸上的笑容没了，他瞪着我，好像看看我还说什么。 我当时也不知怎么就是横下心不肯演，我对李老师说：“李大爷，我这嗓子实 在受不了了，我演不了。”李文华的脸上难看了，我看得出他非常不高兴。但是， 年轻气盛的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就硬着头皮往外走。 大家伙似乎看出我真是决意不演了，喧闹的情绪一下子静了下来，而且自动闪 出一条道儿让我们两人出去。 我一下子也觉得难堪。李文华用手给大家作了个揖说：“领导，师傅们，姜昆 今天实在是不太舒服，而且晚上演出任务太重，所以希望大家原谅。不过，我向大 家保证，姜昆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他说来给大家专门演，他一定会来。”群众的反 映比较漠然。 其实，我讲的也是实际情况，在外面经常遇到演个没完没了、人家不让走的时 候，实在推不开我也就演一段算了。可那天不知道哪根筋上了弦了，我硬是拗着不 答应。为了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我又补充：“各位大哥、大姐，今天晚上体育馆 演出，是我第一次同西安的观众见面，我心里负担很重。 这么着，晚上6 点钟以前，我负责督促给你们这儿送二十张票来，请你们去看 演出，那儿的效果好，我请客。”老百姓最实际，眼前你没答应他们的要求，你海 誓山盟地许给他一座金山，他说不高兴还是不高兴。 反正我们是尴尬地爬进面包车。我听见背后有人甩过两句话：“人不大，架子 挺大！”“现在的年轻人比老人差远啦！”说得我的脸热乎乎的。 我有点儿生李文华的气，就显他是好人了，让我得罪人，我正要跟他说，他倒 先开口了。 李文华像是对我，也像是喃喃自语：“今天这阵势，真是送票，人家未见得来， 不信你瞧着！”我震惊了，我听得出这是责备我。 文华的脾气我了解。他很少跟人家生气，也很少责备人。像这件事，他能说这 样的话，他一定是很生气了，而且，他告诉了我一个事实：群众愤怒了，群众生气 了！你在群众面前摆了架子，群众买你的账吗？ 我头大了，刚才有点儿气恼，现在是觉得又受了重重的一击，闭上眼睛，慢慢 运气。 忽然，我想：刚才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话，演一段儿，大家一鼓掌，再跟大家解 释一下，会是个什么后果呢？ 会是大家怒视着我出门吗？ 气恼的我，变成了懊丧的我。李文华没直接责备我，但是比骂我还难受。 我闭着眼，不敢看他。 十几年以后，我在北京的国子监北京艺术博物馆里，遇见了一位当年在秦俑博 物馆工作的同志。我和她一起回忆了那件令我难忘和尴尬的事。她说： “你知道吗，那次，我们好几个人都凑在一起说，敢情姜昆是个这样的人，以 后再不听姜昆演相声了……”我说：“你知道吗，我后悔极了。”以后，我好几次 和李老师谈起这事。 他说：“姜昆，相声演员，如果没有人欢迎你，离大伙远了，你可就完了！” 九、传统有它精采的一面，也有它落后的一面；像一个大家庭里，长辈说了话，后 生不敢吭气一样…… 李文华说了快三十年相声，到五十多岁的时候，一下子红了，而且红得发紫。 全国上下的捧哏相声演员，没有不学李文华的。李文华的蔫包袱，一下子成了最时 髦的相声捧哏“特点”。 师胜杰和于世德老先生的合作，朝这个方向靠；笑林、李国盛的结合也学习李 文华老师的包袱特点；李增瑞说：“我把李大爷的特点琢磨来琢磨去，找出人物性 格上的逻辑，用在我的捧哏上。”冯巩更是直言不讳：“我就是照着李大爷的样子 去捧，等学到家了，能升华了，也许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一时间，在曲艺界、 新闻界怎么评论的都有。 “大器晚成，老来红！”“站在姜昆边儿上，李文华得发挥。”“李文华研究 半辈子捧哏，全用上了！”都是赞扬，众口一辞的赞扬。 相声界的祖师爷马三立非常欣赏李文华的表演，提出来要收李文华当徒弟。 在中国的相声界，一直保持着拜师收徒的师承传统。对这个传统，从组织上到 社会上，一直是颇有微词，但是传统这东西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不管周围发生什么 变化，它一直传，传到了今天。 我的解释是中国的相声没有学院，相声演员没有文凭，这种师承关系，相当于 有了一个正儿八经的文凭，以证明演员的宗系之正。我们的侯宝林大师曾经亲口和 我说过：“我最不赞成无师自通。”李文华老师到说唱团以后，一直是宗师郭启儒 先生。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正式拜过师。 马三立老先生的愿望，实际上也代表了相声界的愿望，几乎所有的相声演员没 有不支持的，李文华听了也挺高兴的。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相声界里一位颇有权威的人士提出了异议，而且原 因极其古怪。他劝马三立：“您的辈份这么高，不能随便就收徒，这等于给许许多 多非常有名的演员又添了一个师叔，您得慎重呀！”“慎重”这两个字，使马三立 先生的这个愿望落空了，相声界的众生们听了也都“黯然”了。传统，有它精彩的 一面，也有它落后的一面；像一个大家庭里，长辈讲了话，后生们不敢吭气一样。 我劝李文华，李文华反倒乐了：“我没什么，都是我的老师。年轻的时候，我 迷朱相臣，后来我跟郭启儒学，这都是我的启蒙老师，什么叫真东西，学着本领才 是真东西。就是当了徒弟、你没真东西，你算成才了吗？”看着李老师豁达的态度， 我为李文华老师感到委屈的心情一扫而光。 李文华说：“1950 年市文化宫和群众艺术馆为厂矿培训文艺骨干，组织创作 训练班、戏剧表演课，我也报名听讲，还经常参加艺术团的一些演出。 听说相声改进小组演出了新相声，我就到小组办公室（西单口袋胡同）去要本 子。侯宝林、孙玉奎、谭伯如等老师有求必应，像《思想改造》、《二房东》、《 美的研究》、《维生素》等本子铅印本也好，复写本也好，当时就让我拿走，连工 本费都不收。我写了相声去王长友同志家请他提意见，他耐心认真地提出意见并用 传统相声举例说明，既修改了本子还让我增长了知识。高凤山同志任市曲艺三团团 长时，他和陈涌泉等同志组织创作组，为提高业余相声的创作水平，吸收一些业余 爱好者参加，我也是其中一个。这些长辈不都是我的老师吗？马三立先生我更是崇 拜……”说到这儿，李文华停了一下，思索了一会儿他说：“咱们抽空去趟马三爷 家，让他别往心里去，拜不拜师是次要的……”我没容他说完就站起来道： “李老师，说走就走，我开车送您去。”我们一起到了天津。 马三立老先生紧紧地拉着李文华老师的手，惋惜无奈的心情，注在了两个人默 默无言中。 李文华老师也紧紧地握着马三立老师的手。他脸上的笑依然像他在舞台上的笑 那样，那么纯真，那么自然，那么发自内心。世面上一些苛蝇龌龊之事，与文华老 师无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他不往心里去，他还怕别人往心里去，影响正常的心 理状态。于是，他从北京跑到天津，握着他非常崇拜的老师的手，表达他这种信念。 对于落后的东西，不往心里去，够了。我这样想。 十、李文华患了喉癌……退了休，他还说相声李文华患了喉癌，犹如晴天一声 霹雳。 有人说，得喉癌的原因是他小的时候在兵工厂当喷漆工，刺激性的气味造成的。 有人说，得喉癌的原因是他喜欢喝酒、抽烟造成的。 我最明白李文华老师的病因：他是因为说相声，累的！ 从1978 年起，我和李文华老师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祖国四处奔走。 我们去了云南自卫反击战的第一线，一天演四场！ 我们去了沙班达尔大草原，每天和牧民联欢。 我们在东海舰队的炮艇上渡过了十几个不眠之夜。 我们在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为拍电视片日夜奔波。 北国零下30℃严寒，我们露天演出。 海南岛，我们热得睡在水泥地上，早上起来，地上有和人身一样长的汗印。 我们在农村乡镇里慰问，我们也在灯红酒绿的香港登台。 深入生活，挑灯创作，基层慰问，与各行各业三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几 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歇脚。 李文华老师自己说：“我深知观众爱听好相声，其实，我更爱听观众的笑声。 只要亲爱的观众们能够笑口常开，就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内心就非常愉快。虽然三 天两头不断地演出，有时一天演两三场，就在深入生活搞创作时也照样有演出，可 从来都不觉得累，好像是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要不是别人 提醒我试试表，连自己发烧都不知道，声带发炎了连看都不看，摸出两片消炎药， 喝口茶一冲照样演出。”就在这时候，病根已经作下了。 1981 年，我们的演出效果好像差了一点，我也发现李文华老师的声音亮度不 如以前了。 我劝李老师去检查，他告诉我已经检查过了，大夫让他禁声。我问他什么时候 大夫告诉他的，他说一个月以前。 这一个月我们又演了二十多场相声了急得我怨李文华：“你怎么早不说呀！” 1982 年，中国音乐学院的喉咙主治医师黄平教授为李文华检查，发现有息肉，我 马上陪着李文华老师作了息肉摘除手术。息肉摘除以后，大夫要求禁声十天。到了 第三天的时候，总团通知大会堂有演出，我跟李老师说：“我请郭全宝替您一段儿。” 李文华说：“我这嗓子行啦，演一段没问题，别烦老先生了，又得背，又得排，多 费事呀！”我说：“您不是禁声吗？”李文华说：“大夫的话不能不听，也不能都 听。不能禁声十天，也不能一天不禁，禁两天就得，今天正好是第三天，没问题。” 那天在大会堂的演出，李文华老师的嗓音格外好。我俩都特别高兴。李文华得意地 说：“人不能让病拿住，只要心里痛快本身就去病。”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1984 年，李文华老师在参加完香港的演出以后，在马季团长的催促下，又去 检查声带。经过切片检查，确定病情：声带鳞状细胞癌。 马季老师带着我一起找同仁医院的领导和大夫，我们恳求他们，能不能想方设 法保住李文华的声带。 几经磋商，医院同意李文华到北京医院去作放射性治疗。 将近一年的时间，李老师意识到了病情的严重，没敢怠慢。一方面坚持接受放 疗，一方面找中医调理。当时在贵州省当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对李老师的病情也异常 关心，专门接他到贵州去看中医。 我为了不让李文华老师分心，我没有找新的合作者。我暂时中断了自己的演出 生涯，以配合李老师的治疗。利用这段时间，我参加了全国“自学视听高考”，插 班中央电视大学、获取了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 1986 年8 月，为了防止扩散恶化，医院决定李文华老师在中国肿瘤医院作 “声带切除”手术。 这时候，我已经就任说唱团团长，一起参加了手术治疗的方案确定。当定下来 以后，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流满了脸。我知道喉癌手术对李文华老师意味着什么， 也明白对我意味着什么。大家怎么劝，我怎么克制，也挡不住泪水的流淌。 我想起来，前不久我知道要作声带切除手术一点儿信儿的时候，我试探地问李 文华老师：“李大爷，您要是退休了，您准备干点什么？”李文华说： “如果退休，我就在工人文化宫找个业余的逗哏的，我给他捧！”退了休，他 还说相声！ 十一、十年了，我设想到又部在你身边说相声，跟做梦似的…… 一位作者写到：“一个从事业余文艺活动和相声艺术近四十年的李文华，一旦 不能发声了，是多么痛苦。然而他没有向命运低头。为了重返舞台，他以顽强的毅 力，坚持骑车去食道发声训练班上课，回家来还严格按照无喉者康复研究会编制的 《食道发声练习教本）练习用食管震颤发声。他说：‘食管本来只负责吃喝，想不 到过了近六十年又担负起了发声的新任务，真难为它了。’他说得很风趣，可是我 却产生了一种酸楚的情感。”我送李文华上的手术台。当时确定的手术方案是“声 带切除”，能保留一侧，保留一侧，只取有病的那一侧。 当我骑着自行车刚到家准备吃饭的时候，守候在医院手术室旁的李文华的长子 来电话：“姜昆哥，你快来吧，医院叫你来。”我斛头把式的冲下六楼，骑上自行 车五分钟跑到了医院。 手术开始，切开喉头以后，发现由于放疗的原故，喉头的软骨部分已经酥了， 用镊子一捅就是一个洞，医生决定要进行“喉头全切”手术。家属不敢定，让我来 拿主意。文华的儿子对我说：“好几天前我爸爸就跟我说了，有什么事都听姜昆的， 让姜昆拿主意。”我哽咽了，泪水又往外滚。我拉着李文华孩子的手说：“按医生 意见办吧！他们是权威，我们只有听他们的！”我和他的孩子一起在手术单上签了 字。 饭也不吃了，我等了两个小时。 李文华老师出来了，很清醒，向我点头。 大大跟我说：“姜团长，手术非常好，没问题。”我紧紧地握着大夫的手。 在李文华恢复的日子里，多少人关心他，多少人爱护他，每天问候的信件像雪 片一样飞到了李文华的病床前。 张海迪小妹来了信，李燕杰教授来了信。 漫画家方成寄来治疗喉癌方法的剪报，电影演员马精武专门派弟子来问候。 观众来信就更多了，有香港寄来的，有关心问候的，有推荐医院和医生的，有 自荐为李文华治疗的，有给李文华介绍秘方、偏方的，有寄药品来的。 学食道发声练说话、就是大夫建议李文华去的。大学生写信、中学生写贺卡、 学生寄来自己的手工作品和与同学听相声时的录音盒带……其中还有和李文华患同 样病的病友，询问手术情况及怎样练习说话等等。 李文华听医生说，很多做了全喉切除手术的人，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都能自 由交谈，练习好的根本听不出是切除喉管的。这样，更增强了他的信心。他从练 “打嗝”开始，再练汉语拼音A 、B 、C 、D ……进而练短句，慢慢地，他能和家 人交谈，能和来访者交流感情、表达思维了，虽然说话还不流畅，但在他眼前又重 新展现了光明的前景。 李文华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您想，经常面对千百观众，张张笑脸，热烈的掌声，如今一个人呆在家里是什 么滋味。所以，他还愿意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或演出。他应邀两次赴广州参加 《开心阿○》电视连续剧的拍摄，虽然镜头不是很长，他演得很认真。人们又在屏 幕上看见李文华了，屏幕前的老老少少在指指点点：“瞧，瞧，李文华，李文华！” 李文华还参加了电影《ＯＫ，大肚罗汉》的拍摄、扮演一个普通角色。 李文华说：“我知道，冯巩、高英培叫我参加他们的节目，不是我胜任这些角 色，而是让我能多活动活动，多见见世面，开开心，这是另一种慰问和关心的方法。” 1996 年，我为了满足许多朋友没有看过李文华老师表演的遗憾，与阔别舞台十年 的李文华一起，把我们过去演出的二十八段相声精选，采取用过去的录音配画面的 作法，重新录像。在天津电视台为我们搭好的布景前面，我看着李文华：我胖了许 多，李文华老师瘦了许多。 摄像、灯光、化妆师大家都紧紧张张地忙活着，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身边李文 华老师的神情。 我看着他，他很激动，眼眶里流着泪水。 我说他：“李老师，干嘛呀！”“十年了，我没想到又站在你身边儿说相声， 跟做梦似的。”他一个字一个字蹦着往外说。 我喉头在动，我抑制住自己，我紧紧地拉着李文华老师的手，像孩子拽着自己 的长辈。 为唐杰忠艺术生活四十年叫好 中国的观众，熟悉唐杰忠大概是从他与马季合说《友谊颂》开始的。那是1972 年，沉寂的文艺界突然冒出了久未与闻的相声，使相声界为之一振。 唐杰忠熟练的英语和沉稳的声调，与马季清脆的嗓音及出色的表演浑然一体， 使《友谊颂）成为胎炙人口的相声段子，也成为相声演员争着学习的典范。我在黑 龙江与师胜杰合演相声，就因为声调极像唐杰忠而颇受好评。 然而，唐杰忠的艺术生涯远不是从1972 年开始的。早在他童年的时候，沈阳 的著名相声老艺人赵蔼如、白银耳的表演就使唐杰忠入迷了。而后，他在部队里开 始了一生的艺术追求。在战争的硝烟中，他作战地宣传、自编自演。1964 年，唐 杰忠在中国相声艺术的殿堂──广播说唱团，度过了一段宝贵的时光。在这里，他 有机会向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等名家学习，耳儒目染，使他得益匪浅。 后来他拜在刘宝瑞先生门下，成为刘氏的入室弟子，开始了学有所求、艺有所宗的 艺术道路。不平凡的经历，丰富的艺术实践，终于使唐杰忠显列于中国相声名家的 行列之中。 当唐杰忠想要总结一下自己从事相声艺术的心得和体会的时候，他发现已为这 个事业奋斗了整整四十年。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要很好地评价一下唐杰忠作为一 个党培养起来的文艺工作者是带着什么样的特点活跃在舞台上的。 旧相声中时有油滑、低俗的表演。唐杰忠认为这种表演与新中国的相声艺术格 格不入。他每次创作相声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出主题是什么，要表现什么有益的内容。 这对某些时髦的“艺术家”来说，或许又是嗤之以鼻的问题。 然而，他却固执地认为，让别人去揣摩主题不是相声这种雅俗共赏的艺术的特 点。故作艰深，似是而非，怪诞无边不是唐杰忠的作风。他说：“我的水平不高， 我和广大观众是同一水平。我不懂的和不愿意表演的，广大观众肯定不喜欢；我听 着扎耳朵的话，老百姓听了也一定会扎耳朵的。”在对待观众的问题上，他坚信自 己首先是受教育者，然后才是教育者。他认为相声始终要把社会效果放在第一位。 这种态度对每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都是必要的。唐杰忠不仅在作品创作中坚持这个 标准，在他的表演中也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这种追求。唐杰忠的相声，你很难找到他 丑化自己的地方，他不是原始地表现生活，不作过火的、让人厌恶的表演，而是落 落大方，忠厚朴实。“好谐谑而不为虐”是他表演的准则。他认为，宁可包袱不响， 也不能降低艺术品格。这就是他的相声艺术追求。 捧哏不容易，经常换对手比始终为一个人捧哏更不容易。它要求捧哏者不断改 变自己的语言习惯，适应对方。这一点，唐杰忠深有体会。 唐杰忠为刘宝瑞先生捧过哏，也为马季、郝爱民捧过哏，现在又和我一起合作。 在他身边站着的伙伴，都是在相声艺术上甚有造诣的艺术家。他从不以“三分逗七 分捧”来确定自己的分量，但他也从不低估自己的作用，把自己放在被人笑称为 “电线杆子”的位置。 在与马季的合作中，他充分分析下马季的特点，不掉以轻心。马季的语言流快， 表演火爆，即兴的表演非常多。捧哏稍有迟慢，就会影响相声的效果。这种表演和 捧哏演员所需求的沉稳是有一定矛盾的。唐杰忠如果没有机敏的临场应变才能和对 马季表演风格的深刻分析是不可能与马季合作近二十年之久的。他为自己与马季的 合作总结了四个字，一个是“快”：入活快，进戏快，不允许过多过细的繁琐铺垫 ；一个是“脆”：包袱落地就响，翻包袱不能迟疑，不能错过火候；一个是“让” ：包袱响了，决不再咬，不累，不赘；一个是“扬”：表演起来感情充沛，自己必 须竭尽全力，使自己被感染，使情绪、声调、表演与马季在同一个水准以共同形成 激昂向上的表演气氛。马季的相声给人清新高昂的感受，这与唐杰忠的配合马季时 付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与郝爱民的合作中，唐杰忠注意到郝爱民动作多，表演幅度大，跳跃性强的 特点，注意突出自己的稳，从而使整个相声达到一种平衡。他与郝爱民成功地表演 了《英雄启示》、《电影漫谈》等段子。在这些作品中，他都用这一标准要求自己， 使这些相声在表演的二度创作中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他与我的合作应该看作是他捧哏艺术向上攀登的一个难度较大的坡。因为李文 华与我的合作，在全国观众的心目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李文华精湛的捧哏艺 术，使行内行外的人都拍手叫绝。能否代替李文华并为全国人民所承认，使他一开 始就站在一个众目睽睽和众人评说的位置上。 唐杰忠首先搜集了李文华和我一起录过的所有相声段子。他挂在嘴边的话题就 是“李文华这块为什么响了？这是因为……”他在分析，但他并没有单纯地模仿。 他一直在和我探讨，怎样开创一个新的表演途径。他的这种想法也促使我在创作中 去寻求新的表现方式，捕捉新的创作素材。在我们一起合作的《照相》这个表演幅 度极大的相声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这种追求。之后，我们又成功地合作了《虎口遐 想》、《电梯风波》、《自我选择》、《特大新闻》以及《歌唱流派）等。在这一 段的合作中，我发现唐杰忠在有计划、有目的的丰富自己捧限的表演形式，他既要 表现出老一辈在年轻人身边所应有的性格区分，又要表现出与我的共性。他在动作 及相声技能表现上，比如方言、学唱、进入人物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给我的感 觉是我们的合作一天比一天默契，我们表现的生活面一天比一天宽。我对未来的合 作充满信心。 博采众长应该是艺术家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唐杰忠与同行，尤其是与捧哏演员 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捧哏艺术特点。可以看出，他一直在思考同行成功的经验。 “李国盛和笑林的合作怎么利用了自身的特点？”“范振钰的话语并不多，但 又是如何为高英培烘云托月的？”“常宝华老师这种捧逗俱佳的演员是怎样产生的？” “郭全宝老师给郝爱民捧哏对整个相声的效果起到了什么作用？”他是在提问题， 也是在考虑问题。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他在寻求捧哏艺术的规律。他认为，捧 哏艺术是灵活多变，它因人而变，因活而变，因场而变。他还非常有见地地认为， 多好的相声段子，随着时代的不同，哪怕只是刚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艺术效果也 有着明显的区分。他认为，同一句话，不同时代的人感受不一样，不同阶层的人感 受也不一样，你说的内容听众不喜欢，包袱结构再好，也难取得相应的效果。他反 对在不同场合总说同一个段子。他说要根据不同的对象更换不同内容的相声。这些 经过实践证明都是非常正确的。 为了相声表演的需要，近几年来，他不顾年龄逐高、记忆力减退的困扰，努力 学习广东话、闽南话，学习英语。他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技能。他学京剧，学粤曲， 学黄梅戏。罗马有位学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人都是自己未来的建筑家。” 唐杰忠就是把他所学的这些技能当成建筑自己未来的砖瓦。我在这里写下这些话， 既是向大家介绍唐杰忠老师，也以此祝愿他在已有的成就上更上一层楼。 写于1991 年春 改于1996 年夏 当了“两届皇帝”的方成 方成同志是漫画家，我是相声演员。我们搞的都是笑的艺术，这使我们成为 “忘年之交”。 初次拜访方成，是在80 年代初。我怀着不安的心情：他是早已成名的漫画家， 又年过花甲，且不说他德高望重，即使是年龄的距离，也让我生畏！ 我打电话，小心翼翼地问：“方老师，您在家哪？”方老说：“如果不在家， 那就是鬼和你说话呢！”我说：“我想看您去。”他说：“那非得上我们家不可， 今天我不出门儿。”于是，我有幸坐在他那拥挤的画室里，我那忐忑不安的心情很 快就被他的笑声驱散了，在笑声中，我认识了方成。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 “非学画者，而以画为业，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 会。终生从事政治讽刺画，因不关心政治而屡受批评……”矛盾的经历，使他对许 多矛盾的事物有着深刻的剖析；而笑的性格，又让他戏谑般地将矛盾拈来，戏耍一 番，将它一层层剥开来让大家参观。他笑，却使人们深思。我是这样认识他的。 一件小事，也能引起他的笑。一次，他对我讲：“小青年去买肉，小伙子先问 好，后寒暄，漂漂亮亮的肉就到手；姑娘甜口一笑，也是格外受优待。 我每次去买，只讲买多少，从不看肉，因为甭看，本人青春已去，无任何吸引 力，准给最肥的！我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你想买这么肥的肉， 还买不着呢！哈、哈、哈……”于是，我想起他画的那幅题为《官商》的漫画：一 位顾客，在帽插双翅、县官般的售货者面前低头拱手，毕恭毕敬，──求你卖给我 两斤苹果、一斤梨，挑大的。 我又想：大概是方成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过于执拗，所以总是得来高胆固醇 的“优待”吧！ 方成同志笑自己，也笑别人。他笑着给我讲：挤公共汽车时，一位嘴巴尖刻的 乘客叫嚷：“别挤了！再挤，我就成相片了！”我把这句话写进相声《尊重人》中， 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我听别人讲笑话，笑过以后，记住的不多。方成则不然，他 笑过后，把它记下，而且经常给人家讲。这种认真的态度，使他脑海中幽默词汇库 中的存量日渐丰富，所以他经常妙语连珠。到一个酒厂参观，人家听说方成先生驾 到，迎上前去：“久闻大名。”他当即回答：“大闻酒名！”他骑车去商店，正行 时，觉得谁撞了他车后面一下，而且一女子大声斥责：“嘿！瞧着点儿。”方成道 ：“本人脑后无眼，安能瞧见？”搞笑的艺术，应当像方成同志那样，在生活的笑 中，做有心人，有了积累，才能创造。 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本加拿大杰出讽刺作家斯蒂芬·里柯克的短篇小说选， 是1963 年出版的。我在捧腹之后，跑到方成家向他推荐。他笑了，把头埋在满满 的书柜中，翻出一本发了黄的小笔记本，吹掉尘土，翻了一阵，指给我看：“你说 的就是这段。”我接过来，呵，是手抄的！秀丽的小楷，记下了里柯克最精采的语 句。我十分惊讶，不仅是因为他的辛劳，而是为他的记忆，这是他三十年前记下来 的呀！经我要求，他又找出几本，果戈里、莫里哀、鲁迅、卓别林、鲁米安采夫 （苏联著名的马戏丑角──格兰大士），这些大师们的辛辣讽刺、犀利笑骂、幽默 谈吐都跃然纸上，都是方成亲笔记下的。我的惊讶变成由衷钦佩，他为自己开辟了 何等宽广的营养道路呵！他是那样热爱生活，难怪他爱笑。 现在大家都会认为，笑是一种运动，而运动使人年轻。方成同志快八十岁了， 他的身上总还有一股青春的活力。十年前在北京开会，我们都住在十层楼上，大家 都乘电梯，偏偏是他这位年龄最高的，每次都是步行上楼，不是一级一级地上，而 是两级两级地跨，我追在后面都喘气。他的思维，他的举止，都是“运动型”的。 十年以后我问他：“您现在还保持着不坐电梯的习惯吗？”他说：“当然了，不过 不敢跑了，快八十了，心脏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难为他有这样的发现。 方成老告诉我：“咱们比过去的皇帝强。中国皇帝平均寿命不到四十岁。 我都当两届了！皇上什么营养都足，有一样营养药他没咱们多。笑！这玩艺儿 花多少钱买不来，咱们自己能造，自给自足，还有富裕，所以咱们至少能活一百岁！” 世上还有什么比能活一百岁还使人高兴的事呀！ 在时代的行列中，方成同志堪称强者，因为他总是运动着，总是向前，要想跟 上他，年轻人也要花不少气力的。在与方成老结识的二十年中，我一直是这样认为 的。 黄宗江趣闻 知道黄宗江的，远比知道其妹黄宗英、其弟黄宗洛的少得多。而知道黄宗江的 幽默性格的，恐怕更只限于文艺圈儿的人，而且是老圈儿的人了。我是个上下够不 着的，是在文艺界的老圈儿和新圈儿之间的那个缝儿里的人。 对于黄老的幽默，只是略知一二。 了解这一二，是从农工民主党召开文艺界人士座谈会，讨论精神文明建设那天 开始的。漫画家丁聪主持会议，黄宗江先生来迟。他边脱外套，边解释：“别看来 的晚了点儿，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昨天接到通知，一看名单上有袁世海，有红线 女，作为老票友、老朋友，一定得去！跟老伴说：‘冲袁世海、红线女，这会我也 得去！’老伴说：‘你别混一块儿说，是冲袁世海去的，还是冲红线女去的。这事 得弄清楚喽！’”话音未落，会场已是一片笑声黄宗江自称“骑士”，即“骑自行 车人士”之谓也。我问他：“您都七十多岁了，就是开会也会有人给您派车，或者 是报销出租汽车票，还骑什么车呀？”黄老道：“骑自行车无交通堵塞、滞在道中 一个半小时之虞不说，我们家住的那地方实在太缺德。这地方离主要干线太远，我 要从家走到能停出租车的地方，这一段需要步行十五分钟。然后等五至十分钟左右， 来了一辆，我去那地方他不去；再来一辆，因身旁无靓女，人家不停；然后我就挤 眉弄眼故作娇态，七十二岁这模样，人家害怕，更不停了。只好再步行十五分钟回 去取自行车。里外里耽误四十五分钟，等骑到开会的地方，正赶上散会！”我大笑 ：“自行车万岁！”黄老又道：“万岁不得，也有烦恼！”他又提起每每观摩新戏 之事，更让人喷饭。 “我也算一名人也，结识的领导、名人也是纷纷纭纭。看一出新戏，更是我的 事业和兴趣所在，所以每次观摩，总是义不容辞，骑车而至。看戏的感觉和诸公别 无二样。关键是看完戏以后的遭遇。戏一完，热烈鼓掌。看首长、前辈接见演员， 我也为演员高兴。尔后大家一起离席出剧场。老熟人见面，兔不了寒暄。演出前人 家在贵宾室，咱见不着，演出进行中不能打招呼，因为正在专心致志看戏。只有离 开剧场时的分别这一小会儿，赶紧走上前去在人家的轿车旁：‘×老，您好！多日 不见很想念，有时间给您去电话！’‘×部长，您这么忙还来看戏，大家伙儿非常 感动，再见！’‘×总，幸会！ 没想到您也有此种雅兴！’‘您近来可好？身体还是那么棒！’在一片赞扬声 中，我挥着手，看人家坐上小轿车，一一离去，我行注目礼。等我回存车处，我那 自行车没了。因为就剩下我这一个自行车了。管理人员为了对我负责，将车到办公 室。待我前去之时，还要看身份证，才允许领车。临走告诫我：‘以后不能这么晚 取车，影响我们工作。’并告诉我对我的‘优惠’： ‘看您岁数大，让您骑走，要是年轻的，非让他回单位开介绍信去。’老天爷， 都夜里十一点了，到哪儿开去呀！”不知有没有戏谑的成分，结果当然是我仰天而 笑。 黄一鹤的“拼”与“啃” 在中国的电视节目中，综艺节目占的比重真大，几乎每一个节日都少不了一场 歌舞、说唱、戏曲融在一起的大块头的节日晚会。这些晚会培养了一大批演员，也 造就了一些颇有成就的电视导演。我是1976 年底才开始涉足电视台的节目表演行 列。就我自己短短的电视艺术生涯的体会来说，我认为黄一鹤同志是开了中国电视 综艺节目先河的一位电视导演。 1983 年，我有幸参加了由黄一鹤同志组织策划的中国首届大型的《春节联欢 晚会》编导工作。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认识了他，并且也在日后与他多次合作中了 解了他。《春节联欢晚会》一年比一年隆重，节目一年比一年丰富，连续搞了十年。 我个人认为，没有跳出黄一鹤同志一开始搞出的模式。 以后的数百台大型综艺晚会，也或多或少地能看到由这一模式而派生出来的各 种各样的影子。这一切充分地证明了黄一鹤同志在大型节目的创作和表现上的这一 艺术构恩的旺盛的生命力。 黄一鹤同志的艺术创作道路是曲折的，他有过失败，有过挫折，然而这一切都 是他成功之路的插曲。面对着这样一位有成就的电视导演，我在以后的几年的日子 里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是什么指导思想使他获得了成功，他给我们这些从事艺术 事业的人开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走向成功之路的经验。 如果粗浅地认为，一位有成就的大型节目导演应该是无所不会百事皆通，吹拉 弹唱样样行，那就真是大错而特错了。首先在黄一鹤身上至少不是这样的。他熟谙 各种艺术的表演方式，但并不是说他有着驾轻就熟地能掌握各种艺术门类的创造和 生成的本领。如果真是有这样的天资，就没有我见到的和编导一起苦思冥想，彻夜 不眠，经常挑灯战通宵的黄一鹤了。 那么，黄一鹤的成功，或者说他较一般的电视综艺节目导演有着明显区别的地 方是什么呢？应说是他经常提到的“整体构思”四个字。按说这四个字在电视导演 头脑的字典中，应该是平庸无奇的。哪一位导演不提“整体构思”呢？哪一台节目 又没有“整体构思”呢？其实不然。“行家看门道，力巴看热闹”。“整体构思” 凡人都议，但真正作为一位大型节目的策划者，能把这四个字升华出主体的、生动 的艺术形象而溶在自己艺术构思的每一指导方针的具体步骤中，黄一鹤同志确实有 独到之处。 黄导曾经非常通俗地阐述过自己的艺术观。他不止一次地和我谈过：我认为电 视导演不单单是一位能懂得艺术的好观众，而重要的是一位好厨师。 每一道好菜都有各自的味道，我们应该作为高级的厨师，奉献给人们一个既有 漂亮外观、又有鲜美口味的“拼盘”。功夫应该下在“拼”字上。”拼”的技术精 巧，就是半个樱桃，一片胡萝卜，或是一束香菜叶，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 得整体锦上添花。而技术拙劣的，就是高级发菜，弄不好也得乱的像头发，影响人 的食欲。 从字面上说，“拼”只是个技巧问题，好像离整体构思相差还有一段距离，但 是黄一鹤的具体做法，则充分地体现他还是用“整体构恩”所规定的宗旨要求去让 每一味菜在整体中展现姿色，散发芳香。 第一届春节晚会他用“活泼”和“欢快”的字样来概括自己的创作意图。 他提出“整台节目一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产生了虎妞追逐祥子碰掉了 王景愚的烧鸡，而烧鸡作工欠水准而使王景愚当众与鸡筋展开肉搏的场面；马季宣 布的一封群众来信错误地说姜昆的家乡在湖南，而引出了姜昆挑起扁担与李谷一唱 起了《刘海砍樵》，使得这一首小小的戏曲唱段在几年以后仍脍炙人口地悠荡在神 州大地。 当第一届春节晚会这一炮打响以后，黄一鹤以他艺术家独特的敏感，先于很多 人预示到第二届春节晚会的分量。数月的筹备工作中，他审时度势，不仅筹备节目， 而且分析国内形势，看到了祖国统一的口号深入人心，他又提出在中国人的“情” 字上下功夫。按着这个主导思想，他大胆地“引进”张明敏、奚秀兰这二位香港歌 星“登台亮相”，让李大维、黄植诚一曲诉衷肠，整个晚会情绪激荡。一首“中国 心”催人泪下，伴随黄阿原主持节目与自己的小女儿通电话，让“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一中国诗人精括出的名句，化成艺术的音符，注入亿万炎黄子孙的心田。当晚会 推向高潮的时候，一曲《难忘今宵》唱出黄皮肤人们的情感，整个晚会升华成一个 巨大的“情”字，闪在人们的眸子中，跳跃在欢乐人们的泪花上。台上台下，荧屏 内外，歌声与心声在撞击，艺术的感染力把中国人、华人，把一切爱祖国的人的民 族感情激发出来融在一起。一台综艺节目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使许多人发出民族之 情，“惊天地、泣鬼神”之赞。黄一鹤的艺术创作意图全部实现了。这一实现不仅 仅有一个“整体构思”，而是把他的“整体构恩”严格地不是随便地融入自己的节 目中，准确地不是牵强地用在艺术里。并且，他有一整套的做法。 艺术创作，难得的是这个“创”字。敢于第一个想到、提出、把它实现，不管 后人循着这条道路有着怎样巧妙的构恩和惊人的表现，人们对于先行者的评价，是 永远不会低估的！ 除了“拼”节目的劲头外，黄一鹤“啃”节目的劲头也是令人佩服的。 毛主席曾经说过：“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 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许多导演在创作和组织节目中，也许会因为坚持劲儿不够， “啃”劲儿不足，而可能使得超一流的节目没能出现，殊不知这些节目可能与你刚 好“擦身而过”。 我曾经看过几次黄一鹤“啃”节目。 就举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出现和发展这个例子，我想应该有一点说服力的。 第二届春节晚会，编导者提出要用陈佩斯这样的好喜剧演员来出节目。 陈、朱原来有一个“考演员”的小品雏型，但许多人看后，认为档次低，不上 路，对这个节目失去信心。习惯于趴在地上摆节目顺序的编导们，已经几次把这个 小品的节目卡片放置一旁了。但黄导提出，要吸取去年哑剧《吃鸡） 的成功经验，在这一届春节晚会上，一定要把电影、戏剧演员学表演时训练、 考试、汇报所排练的“小品”搬上舞台，走入电视屏幕。黄一鹤是总导演，不管人 家说“档次低，不上路”，硬是执意一定要搞。于是，戏剧前辈杜澎、相声名家马 季以及我这小辈，被他邀来八方会诊，齐攻小品！ 佩斯、老茂，也真是有灵气儿的演员，七折腾，八捣鼓，“考演员”当中最精 彩的一段“吃面条”被提了出来。在1984 年，为了使这个小品既“突出政治”， 又不陷于生硬的“说教”，二位演员，一抬一式，一词一句，千锤百炼，反复推敲， 家里排，招待所里改，大食堂里练……大概是在接近播出不到一个星期的日子里， 《吃面条》作为喜剧小品的“开山”之作成型了！ 形式独出心裁，内容新颖别致；风格诙谐幽默，笑料重重叠叠，扑面盖顶而来， 观众捧腹大笑，痛快淋漓。春节晚会一播出，这短小精悍、幽默新颖的文艺形式立 即在广大观众之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并且由此而来，生发出个席卷九州上下、历时 数载不衰的喜剧小品热。面对着这些成功，演员、编导谁不琢磨黄一鹤“啃”劲儿 的威力呢！ 同样是这对演员，几年以后又有一个成功的“卖羊肉串”的节目打响，而提起 这个节目的内幕，也是和黄一鹤的“啃”劲儿分不开的。焦乃积等同志写出了这个 小品的本子。当时不知什么原因，久久盼望的佩斯、时茂一直没能到春节晚会来排 练这个节目，播出渐近，没有耐性的许多人都提出把这个节目“枪毙”掉！黄一鹤 梗着脖子筋说：“不成”！他又来“啃”，先让陈裕德、赵丽蓉两位老演员排，他 督着，一排就是数日！戏路不对，不理想。 他又让我和陈裕德一起“啃”，无奈我的牙口不佳，糊糊弄弄地对付下来。 他看后还觉得不满意，尽管没有用嘴“啃”，黄导的牙床子也肿了，是急肿的。 有人劝他罢了吧，他还是不干。白天晚上商量着合适的人选。大概是精诚所至，佩 斯和老茂又是离播出几天以前赶到了。黄一鹤高兴极了，几番游说，软硬兼施，说 服演员上节目。功夫不负有心人，佩斯、老茂一排天衣无缝，本来就是为他们写的 嘛，又一个小品的精品问世！ 两个小品的生成，只是个小例子，了解内幕的人知道导演的艰辛。试想没有这 个“啃”劲，这两个脍炙人口的小品，岂不落入纸篓化作灰尘，整个神州大地会少 了多少笑声？ 我想，黄一鹤可能是凭着一种直觉来搞每一个他看得上的节目，他是以一种坚 韧不拔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来自觉地对待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如果说灵性是一位艺 术家成功的基础，那么黄一鹤的成功应该说是建立在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一种执著 的精神上的。有了这种执著的精神，才使人能够想别人所不想，为别人所不为。有 了这种执著的精神，才能促使人在自己进军目标途中不断地发现新的境地，发掘新 的潜力去开拓前进。 前不久，黄一鹤又邀了一批演员为大连服装节制作一台大型的综艺节目，按着 剧本，有一场知名演员仿效时装模特儿的步伐来个滑稽“表演”。 赵忠样的“倒行逆施”步，倪萍的“鸭子步”，李玲玉的“美人小姐步”，唐 杰忠、姜昆的“军人步伐”。我当时觉得有些“不伦不类”，而且怕这种表演会 “失身份、丢面子”。但当看到黄一鹤的“啃”劲又上来时，我没有作为反对派出 现。也许是凭着对黄导的“迷信”，还主动当了这次表演的“监督”。或许和整体 节目的氛围异常融洽，节目是成功的。有观众的掌声和笑声可以证明。当然，也许 是出于对黄导的“迷信”，所有的演员都用自己最大的创造力去塑造自己认为符合 艺术要求的最佳形象。 我又在想了：黄导是把自己的意图和演员的创作力量结合在一起来估评节目的 实践效果的。也许这一点，正是他自己的又一独到之处。人家内心怎么想的，我无 从下断论，但愿我的猜测有它的正确成分…… 写于1991 年10 月12 日深夜 牛群之“道” 北京人说，干什么事都得有“道”。 以捣腾字画儿的为例，人讲究门深、眼独。所谓门深就是土话中的“路子野”， 甭管是达官还是显赫，甭管是名家还是大师，人家一推门就进去，可着北京四六城 卖古董的打听起来得有那么一号。而眼独则是干久了，干出门道儿来，什么赝品、 什么冒货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话说损了，人家就是干这个的，纸熏三天作旧，电 脑绘图刻章，现代电子技术与老祖宗留下的火炕和毛边硬炕席共用，同为仿古乱真 服务，您说人家“道”多深。 这些人干久了，能出“收藏家”。从这儿出道的可了不起。 人家手里有乾隆的御笔，有徐大总统水竹山人的对联儿，唐朝的名画儿，宋代 的墨宝，近代名人的新作，青菜、萝卜，应有尽有，让生人看着惊，让熟人看着馋， 让同行看着眼热。 而我今天说的“道”，不是上边这种，是另一“道”。 以说相声的牛群为例，讲究……说实在的，这种“道”不算太讲究。 牛群属牛，长我一岁。从相声家族论，他是常主华老师的高足，高我一辈。开 始学相声的时候，他想拜我为师。我嫌他大，也觉着不合适。如果那时候真拜了我， 现在又拜了常老师，那他自个儿管自个儿得叫爷爷。 古人曾经说过：“人不可无痴，人不可无癖。”牛群就有这毛病，有痴，有癖， 当然是不用卖，也不用医的正痴、正癖。 他好照相，手中的家伙不亚于他的体重，他的相机镜头伸出去有二尺半，我总 说他眼睛再近视的话也用不着配那么大的镜子。几乎所有的名演员都是他每天拍摄 的对象。他这算一“道”。现如今的摄影师见着名流便趋之若骛，不管他们自个儿 喜欢不喜欢，老百姓买明星的账呀！换句话说，它有市场。 而牛群得天独厚，他就在星中，所以他稍转转身子就有了。于是，照明星成了 牛群摄影的一大特点。可明星谁都照，你怎么能出众呢？于是，他又把明星儿时的 照片全部搜罗起来，合着他照的相片一块儿拿出。这下火了，你让大家伙儿说，一 下子拿出百十位明星小时候的照片你们谁行？赵本山那张可是光屁股的，您说这算 不算有“道”？ 而真正有“道”的，得数牛群集邮！ 我不怕牛群不爱听，他干专业有点儿业余精神，而干业余可真是有专业架式！ 我曾经用同样一句话评价过吴祖光先生的次子吴欢。我对集邮是外行，我不知道， 他怎样去买大型张、小型张，怎样去讨换首日封、纪念封，就收集名人签名封一项， 我是“深受其害”者。 凭着我和牛群的关系，他命令我：“在这个世界上走到哪儿。你都得给我寄一 个明信片儿，签名、邮票、邮戳全得齐！”您听听，托人带都不行，而且是走到哪 儿都得干，多不讲理，万一我回不来了呢，他可不管你这个。 于是乎，我就得完成这任务。可这任务不是说完成就完成的。首先，你得会买 明信片。那位说，买明信片有什么难的？废话，在中国不难，我买那地方它不讲中 国话。1992 年，我去了14 个欧洲国家，难坏了我了。出国以前我就叨咕：“Canlbuysomestampshere？” （我可以在这里买邮票吗？）咱们到哪儿全是一天半天的，而且集体行动，那邮局 可不是说找就找得到的。 然后再背：“WhatisthepostagetoChinaBejing ？”（寄北京要多少钱）。人 家要是追问我一句“您要航空还是平信？”我可就瞎了。所以还得背Airmail （航 空）这个单词儿。当然，像“postcard”（明信片）这类单词就甭提了，那在必须 得背会之列。可背完了还不算完，到欧洲一转，老天爷，这些地方大部分国家不讲 英语，讲法语、意大利语、德语、阿尔芒语，您说得着多大急？ 到那些地方买这些东西，花多少钱牛群就不考虑了。我们去的地方是旅游点儿， 一张明信片少说要你半块美金，买邮票再加半块。姜昆太抠儿，一块美金至于写文 章控诉人家嘛？天地良心，诸位，在国外，买明信片和邮票，单张人家不卖，至少 得买三到五张。牛群是一个地方一张，我自己还富余两张，您说这事是不是得提提？ 当然，后来这件事便宜了住在丰台的我的姑姑姜群。她是丰台区集邮协会的负责人， 搂草打兔于，我捎带脚儿给她寄一张，她也算“受益者”了。 再接着数落牛群。这种任务他可不是交待给一个人，什么宋丹丹、黄宏、杭天 琪、刘欢、宋祖英、蒋大为他全有安排。别人不提，就这黄宏我就服了。 他和我说：“师哥，我不会说外国话，明信片和邮票你就替我买了吧！”我替 他买，可得花我的钱。等我买了以后他又说：“师哥，我不会外国字，明信片你替 我写了吧！”一口一个师哥叫着，我能推辞吗？等我全弄好了，他说：“师哥，我 给签名。”我还得说：“别着急，这儿，我给你留着地方呢！”我整个一个大秘书。 名人效益，黄宏如此一来，大家争相效仿，全过来：“我给牛哥签一个！”“牛哥 也让我寄，我就写这儿吧！”日子久了，我也不替这个写地址，替那个写信皮儿， 大伙儿全在我这明信片上边签名，一举几得。 从国外回来，几日后这帮朋友见了面。我看牛群正在感谢黄宏等人，说收到了 他们的珍贵的信封和纪念邮票。我纳闷儿，怎么没我什么事儿，凑上一看，我自己 差点儿倒地晕去──这张明信片儿是我买的，地址是我写的，签名全是人家的，我 自己忘了签名了！ 您说，牛群集邮，此算不算有“道”？！ 我看梁左 梁左他们家，谁都比他有名。 他爸爸是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的老领导、老记者；他妈妈是大作家， 一本《人到中年》让人荡气回肠；他弟弟是电影明星，大广告照片立在街上，脑袋 比楼房的阳台还大；他爱人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属于新一代“统战对象”，也 在市里、区里当个青联委员、政协委员什么的；他女儿小名“猫猫”，事业上还没 有什么作为，因为太小──今年才五岁。提起梁左，大家常介绍他是“谌容的儿子”、 “梁天的哥”，就是我女儿尊重他，称为“猫猫她爸”。 我和梁左的合作是从《虎口遐想》开始的。1986 年夏天，有一次我去看望谌 容老师，碰上他也在。他谈起他刚脱稿的一篇小说，我立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相 声，稍稍加工就可以直接搬上舞台。拿到小说原稿以后，我在由北京开往广州的火 车上连夜把它改成了相声，下车后立即排练、上演──这就是《虎口遐想》。 梁左的出现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机遇。 在这以前我写过几十段相声，其中有不少受到观众的好评，但随之而来的是繁 重的社会活动，沉重的行政工作负担，加上合作多年的李文华老师又因病告别了舞 台，观众对我的要求和期望也不断增高……想到要超越自己、迈上新的台阶，总有 些茫然。一个好汉三个帮，当年梅兰芳梅老板在前面唱《黛玉葬花》，后面就有齐 如山齐二爷等一批合作者，只是中国的作家虽多，有谁可以帮助我创作相声呢── 或不能也，或不为也。现在好了。梁左来了。 他是一个很理想的合作者：他在北大中文系学的是文学专业，有文学功底；他 在北京语言学院当的是汉语讲师，有语言学知识；他在京郊农村插过队，在中央机 关当过干部，有比较丰富的生活阅历；他在结识我之前已经发表过几十篇小说和其 他作品，有比较扎实的创作基础；他结婚以后一直带着爱人和孩子住在北京的一座 大杂院里，熟悉普通人民的生活和语言；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有幽默感。 有的人幽默造作，使人为幽默者尴尬；有的人幽默直露，让人哭笑不得。 梁左的幽默天然浑成，令人玩味不止。 几年前，我和梁左去农村采风创作。一夜火车的疲惫加上又有五个小时汽车路 的颠簸，到了招待所已经支持不住了。尽管刚中午12 点，也非上床睡觉不可。稍 加洗漱，我招呼一声：“梁左，你也快点儿吧！”倒头便睡。想是入梦乡后即刻鼾 声大作，只是我是一点也不知道了。香甜一觉醒来，下午4 点，伸懒腰打哈欠，好 不舒服。一抬头，梁左身穿睡衣，紧皱眉头，坐在他的床前，一根香烟已经燃到尽 头，床头桌上的烟蒂则是满满一烟灰缸。见我惬意劲儿，梁左捻住最后一根烟蒂， 一脸疲惫忿忿地说：“姜昆，兄弟我晚了一步。我要是赶你前头睡着了，你也别想 睡！”听得我大笑不止。 我演出的时候，梁左经常在后台探望。一进化妆室，演员们都在忙着，谁也没 注意他，他自我幽默起来同大家嚷嚷：“行啦，大家都别站起来了，该忙什么忙什 么，我就给姜昆作点指示，没什么大事。”化妆室里一片笑声。 一日，我去大杂院儿看他，他正和街坊二哥喝酒呢。我问他：“什么日子还摆 宴庆祝！”他道：“这不，二哥、二嫂吵架，全院人劝了三天了，二哥还是得理不 饶人。我是知识分子，站得高看得远，问题的根儿是二哥太明白了。这不，找着根 儿就好了，我先弄二两酒把他灌迷糊了，然后再给他讲道理，我说什么是什么，问 题不就解决了。”说得二哥不住地用手捂着脸乐。 估计二两酒过后问题还真没了。 冲着他的幽默劲儿，我认准了和他合作。 我们的合作是成功的。《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特大新闻》、《学唱 歌》、《着急》等一批作品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并引起专家和同行的注意。对 此，梁左总结说：“因为你懂相声，我不懂相声，所以我们能够走到一起。”此句 话道理甚深。相声艺术自古以来口传心授，一人心里一竿尺子。年轻的演员起来了， 要有老先生的指点，最难过的是点的不是地方，让年轻人无所措手足。改吧，改去 了精华，不改吧，老先生眼睛盯着，看看你“听不听话”，然后决定你“是不是相 声里的事”。有的时候我叹道：他们太懂相声了，也许就害了相声了。 梁左貌似谦和，其实鬼灵精。他知道新时代人们接受幽默与旧时代人的差距。 的确，像《虎口遐想》中以“一青工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请游 人注意安全”这样的书面语言，和“您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要跟个大老虎是不是 是个人就上得去”这样的长句式来组成包袱，是不符合一般的相声创作规律的，但 梁左就这么写了，我就这么演了，观众就这么笑了。这里面有值得研究的东西。我 想，相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一定要大胆革新，不仅内容要革新，形式也要革新，如 果一味拘泥旧的手法去创作相声，就难免语言贫气、包袱雷同、笑料单一，就难以 出现大的幽默。梁左在相声创作中的“离经叛道”，正说明他早已敏锐地注意到了 这一点。 梁左是一个好的合作者，却并不是一个坚定的合作者。这几年我屡屡动员他到 广播说唱团来搞专业创作，但他却每每托词拒绝，我知道他是还没有下决心一辈子 搞相声。他这人表面随和，说话慢条斯理，遇事不慌不忙，但内心却充满激情，变 幻莫测，难以把握。当年他在中央机关呆得好好的，有一天读元曲“本是个懒散人， 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于是心有所感，马上找领导要求调动，说是要换一种 “耽几盏酒，教几卷书”的闲适生活。早先他还写过纯情小说，收到不少带着女孩 子泪水的读者来信，后来他又搞过《红楼梦》研究，因为发给他的《中国红楼梦学 会会员证》编号“十三”，认为太不吉利，所以洗手不干了。这几年他一会儿对数 理逻辑发生兴趣，在创作相声《聚会》时硬塞进一段关于“悖论”的内容；一会儿 又对动物学刻苦研究，啃完了厚厚的一本《中国鼠类大纲》，还发表了一篇叫什么 《灭鼠记》的幽默小说，也动员我改编为相声；前年他又玩命学了一年西班牙语， 说是为了读懂马乐克斯的《百年孤独》原著……每到这时，常常需要我努力把他拉 回到相声创作的正路上来。我对他说：“你那些都属于业余爱好，写相声才是正事。 这几年大伙儿谁不知道你呀，都等着看你的作品呢！”他听得心里高兴：“真的？ 大伙儿都等着呢？那我可得对得住大伙儿。”于是，就又专心相声创作一些日子。 人合有志，不能强勉。或许是相声创作太难了，而且他也确实把他的生活一古 脑儿倒给了相声事业，在我和他出版了《姜昆梁左相声集》以后，他离开了相声创 作队伍。 大概是在我没留神的功夫，他搞出了中国第一部室内电视情景剧《我爱我家》。 样片先拿到我家里来，我一看气大了：“梁左，你把相声的包袱全弄到你的肥皂剧 里来了，你也不怕相声界斥你为‘窃贼’？”他依然是慢条斯理：“千古文章一大 抄，实际上这叫借鉴，我是创作性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一个诡秘的笑，让 我怀疑起他和我合作的动机：他干什么来了？ 在相声界里转了一溜十三遭，实行拿来主义，而后为他进军影视而服务？ 《我爱我家》毁誉参半，我认为它是成功的。当然，这个成功建立在梁左的成 功上。 最近他又自编、自导起来。 我打电话给他：“梁左，别不自量力，怎么又当起电视剧导演，你会吗？ 你懂吗？”梁左慢腾腾地说：“姜昆，当导演别提多牛，人家都忙，拍戏的演 戏的，但我可以坐着。告诉你，还有人给你端着水，吃中午饭的时候，盒饭是送到 你嘴边儿上的……”听着他这些话，我似乎看到他在电话机旁边洋洋自得的样子。 我不知道梁左还要干些什么，但是我知道，将来他可能还要干些别的。 鬼才吴欢 我的吴欢兄弟是个“鬼”才。 说他鬼绝不屈他。大家评评理，我和他相处也近三十年，没见过他磨砚、描红， 居然真草隶篆一手好字；没见过他苦练丹青，确也信手画出人物花鸟西画国画；从 北大荒回来想写小说，没几日处女作堂而皇之地得了“当代文学奖”。后来写上了 电视剧，又得了中央电视台的优秀剧作奖。香港、台湾一大堆剧商跟着屁股后头一 集催一集地逼债。前些日子想弄弄小品，一个跟头就折上春节晚会了。我纳闷儿他 什么时候练的？翻翻他的经历，他没念过“四书”、“五经”，哪儿来的这么多之 乎者也的雅学问？没跑过江湖，哪儿来的那么多狡黠机灵的俗文化？ 我觉得吴欢经常把自己的专业当成业余爱好，而又常常对业余爱好付诸专业精 神。 我家里有一幅油画，是吴欢画的贝多芬。我女儿小时候，曾经让这张画给吓哭 过。讲老实话，功夫非常到家，人物也很逼真，就是眼睛瞪得大了一点，所以让我 的女儿害怕。也不知道该怪我女儿胆小，还是该怪贝多芬长的寒碜。 家父去世，我为尽犬子孝心，为家父生前留下的几十幅书法作品出版了一本专 集。 吴欢为家父的义子，我请他写序，他答应了后，我嘱咐他：“写得书卷气一些， 别太俗喽！”文章拿来以后，让我服了。他写到： 先贤有云：“生平卖不尽是痴，生平医不尽是癖，人不可无痴，人不可无癖， 则痴正不必卖，癖正不必医也！” 姜公意托金石癖，情寄翰墨缘，蔼然长者风，书痴是也。 心不忘念，身不忘动，口不忘言，君子所以存诚。 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独。 聪明睿智，守之以愚，道德隆重，守之以谦。 存诚、慎独、君子谦谦，姜公是其人也。 先父精神跃然纸上！ 吴欢好在雅的、俗的都能招呼。 比方形容中国老百姓都熟悉的喜剧明星陈强、陈佩斯父子，吴欢写道： 儿子像父亲，这是理所当然，因为父亲是儿子的模子，能不像吗？但话是这么 说，真要像成陈强、陈佩斯父子那样儿的，也并不容易。那是巧劲儿，真功夫，蛮 干不成，苦干更不成，全凭撞大运。 整个一个相声！ 我夸他：“行，吴欢有道，如能归到专门写作，定成大家。”吴欢不以为然道 ：“写东西没什么了不起的，手艺活儿，跟糊棚的、糊纸盒的差不太多，都是跟纸 过不去。可有些理论家和读者对写东西的过于厚爱，捧得太高。动不动说这个作家 伟大，剖析了整个社会；那部作品深刻，动摇了一个阶级。作家哪有那么大本事？ 我不过是有感而发，写写玩玩而已。”说得何其轻松。 据说吴欢写作上的鬼功夫，得益于英国的唯美主义大家——王尔德先生。这位 西方的王师傅写文章有特点——讲理，而且是掰开了揉碎了讲。他讲得吐沫星子飞 溅，本事是让这个世界所有的明白人听了以后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文章里，你经 常能看到丁点的事，由王师傅一上挂下联，东拉西扯，世道经纬，人生哲理，便透 透彻彻，明明白白。此公30 年代在中国着着实实红了一阵（听老人说，那些年许 多大文人兴打红领结，就是从王师傅那儿抄来的）。到了90 年代，一位刚入不惑 之年的鬼小子，居然弄透了王尔德，把王师傅的文风和中国的幽默，加上先贤诸子 的教诲，再掺上老百姓的市俗俚语搁一块儿一搅合，大杂烩，味儿绝了！ 在描写作家苏叔阳先生的爱妻的文章中，吴欢有如下一段文字： 在“爱”的问题上，苏先生几乎没失败过，当然也很少成功过，成败相抵，几 近于零。作为爱神，“爱”对于他来说，更多的乃是尴尬。中国历来就是崇尚才子 佳人的国度。苏先生虽无宋玉、潘安之貌，却有东坡、李杜之才，所以“艳遇”也 就难免。不过他的本事，正如中国足球队盘带过多，射门乏术，因此，他的艳遇有 惊无险。充其量就是遇上了而已，并没有形成缠绵悱恻、勾魂摄魄的情节。不过要 说苏先生在“爱”的问题上是个十足的不幸者，那可是大错特错了，我也就没法子 称他爱神了。事实上，他才是位真正得到了爱的圣者，而且爱得那么深，爱得那么 技巧，会爱人，又会被人爱。 在他一首《给妻》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像母鸡护卫鸡雏， 筑一道爱的屏障 两个是你的儿子， 一个是你的丈夫。” 苏先生娇滴滴地越活越小，成了鸡雏和孩子。试问文艺界衮衮诸公，谁有苏先 生这样的好福气，有谁的妻子能和苏先生的妻子一较高低？难怪他的朋友们一到他 家，都纷纷发誓，下辈子投胎也来当一次鸡雏。 我不知道别人把鬼和神怎么解释。中国人认为神是在天上，鬼是在地下。 好在大千世界，人生百态，还是发生在地上的事情多，天上的事少。就是原子 弹爆炸，航天飞机往下折，虽然是在天上发的功夫，也都是地上的人给鼓捣的。我 说吴欢鬼，没离开人们赖以生存的大地，而且鬼到入土几分，鬼到离人间烟火最近， 鬼了个结结实实的根基，不管别人感觉如何，我是认为鬼的没离谱（我不知我兄弟 笔下的李准伯伯、苏叔阳仁兄、王朔贤弟以为然否）。 当然，他鬼也不是一日了。二十年前，在北大荒，他在生产连队当通讯员，每 天睁开眼坐上拖拉机去团部为连队取信，晚上再坐上拖拉机往回返。 忽一日，连队“样板戏”汇演，舞台上伸出他的小圆脸：“冲出椰林去，跨越 三座山……”在大家伙都唱杨子荣的时候，他独辟蹊径专学冯志孝，活脱一个娘子 军连党代表，音惊四座。 可能是熏的，唱有乃母新凤霞，写有乃父吴祖光。但是熏来熏去，他得道了。 古人有云：“天法地，地法人，人法道，道法自然。”文艺百门，融会贯通，要的 是一个入道、入门。有人一辈子弄文，写不出传世文章；有人一辈子说相声，只能 逗自己乐起来没完。一句话，有层窗户纸没捅破。窗户纸极薄，可有人待在边上一 辈子愣是捅不破，您说这事怪不怪？我的鬼兄弟吴欢上来一家伙就给捅了个厅堂敞 亮，这事也怪。 诸位，捅窗户纸手怎么抬，劲儿怎么练？这种技术，请看吴欢兄弟的大作《驴 唇马嘴集》的详细说明。 写于1993 年春 改于1996 年夏 可乐的名人和名人的可乐 当名人是个挺可乐的事。过去，我在北大荒的时候学了一句俏皮话：“屎克郎 变唧鸟儿（知了）——一步登天”。当有我过去的伙伴见面对我说：“嗬，姜昆， 你了不得啦！我们这帮人就你混壮了，你怎么弄的？”他问我“怎么弄的”，这方 法实在难以用语言形容，所以我就用上面这句俏皮话儿回答他。 他们听了，可满足了。也是，过去一块儿种地，一块儿吹牛，吃几碗干饭互相 都了解，晚上收工住在大宿舍里，闲着没事儿在土炕上跳“肥大裤衩儿舞”（我自 己编的，只穿一个大裤头儿，赤背、赤脚、赤腿的即兴表演，毫无艺术性可言的一 种乱蹦）。您那幅丑态深深地印在人的脑海里，您现在给人讲如何自小儿有天资， 艺术方面有某种“悟性”，个人又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谁信呀？倒是一句“屎克 郎变卿鸟儿——一步登天”说得极为准确，赢得大家都高兴，临末了还夸我：“人 家姜昆，成了名人不摆架子，屎克郎变卿鸟儿，该怎么回事儿，就怎么回事儿！实 在。”您听，何乐而不为！ 真的，不单我可乐，名人大概都有可乐的地方儿。毛阿敏刚出道的时候，我在 中央电视台给她主持节目。第一次在中央台录像，她也战战兢兢的。她特虚心地对 我说：“姜老师，我挺紧张的，您看我有什么毛病给我指出来。”她唱的是个叫青 蛙什么的歌儿。除了里边“咕儿呱，咕儿呱”学叫唤那句还有点特点，其余的都挺 一般的。唱完了，她还是那么虚心地来请教我。我那时候是“腕儿”，她还没成 “腕儿”呢！既然人家求上门了，咱也装模作样地先鼓励一下再指出不足：“唱得 挺好的！（废话，不好能上中央电视台吗？） 歌儿也比较完整，（半拉歌儿怎么唱呀？）演得也挺用心！（还是废话，第一 次演就不用心，有这样的吗？）就是走路显着还不太成熟。”阿敏听了后感激不尽， 而且沉痛地说：“姜老师，我就是上台这路不会走。”几年过去了，一曲“你从哪 里来”使阿敏名声大振，我一看，那两步走一点儿没改，又过了些日子，所有的小 歌星们都开始学那两步走，学的不像还着急骂自己“真笨”呢！气得我这个老“腕 儿”奈何不得，毛阿敏听我的“控诉”之后，也乐得“咯儿咯儿”不行！当了名人 了，就是毛病也有人学，现实就是这么可乐。 名人的可乐您要是细琢磨是和生气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老百姓生气。 诸位老百姓，咱们在一块儿仔细琢磨琢磨。比方说明星们要是穿了一件特别时 髦的，眼下一般人甭说不敢穿，有时候都不敢看的那种衣服（就是不该露的地方老 是弄不紧，让人担心其余的地方也出来的那种）。准有人在你旁边儿说：“人家是 明星，就得穿这衣服，穿太次了，咱老百姓还不干呢！别给咱中国人丢脸！”溢美 之词不绝，让人听了舒服。如果是您不讲究，穿了件特次的，特不上档次的衣服， 也有人在旁边表扬：“人家明星就是会穿，你瞧不起眼儿，在人家身上就合适，你 自己觉得时髦的，穿出来档次准特低！”诸位，多不讲理，真正的老百姓听着准生 气，明星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穿衣服两头儿都占理，我就不信姜昆那嘴里比我多 一个舌头！（实在，我向人民保证，我嘴里的舌头和您一样，一大一小，绝没富余 的）一个穿衣服牛什么呀？ 其次是自个儿生气，陈佩斯遇见过这种情况。排队买点东西，陈佩斯为了不让 人家说三道四自觉排在后面，别人怎么客气：“行了，您到前边儿来，我们大伙让 您先买。”他依然是二小穿马褂儿——规规矩矩。可半天排到前边儿，这位卖东西 的一看是陈佩斯，乐得眼眯成了一条缝：“笑星，别人我卖，您我得提点儿要求， 您不演段小品，我不卖，大家同意不同意？”咱们中国人被人动员惯了，只要是上 级有点儿精神，马上就响应。群众一起哄，陈佩斯就无可奈何，只好抽身便走，群 众再三地鼓掌欢迎，他也落得个落荒而逃。其实，陈佩斯也生气：我是演员，你让 我现场演一段儿。我要是研究原子弹的呢？你也让我现场扔一个？ 记者找名人间话特可乐：“当了名人是不是有好多烦恼？”您说就冲“有好多 好多烦恼”，这名人当什么劲儿？就这好好的日子不过，偏去“自寻烦恼”，整个 一个大傻瓜。 名人回答也特可乐：“啊，好些人围着我，去哪都不方便，真烦。”您说，这 名人要是出门没人围谁都不认识，那烦不烦？没人认识的名人算哪门子名人，有这 种情况我看更烦。 名人杂志让我讲讲名人，我今天先用这篇开个头儿，待稍有闲暇，我一篇儿一 篇儿地给大伙侃。诸位，可乐儿事多着呢！ 写于1994 年 洋徒弟——大山 大山是第一个向我学相声的外国人。他可能不是最早进入中国相声宗谱的外国 人，但他是在中国、甚至世界上进入中国相声宗谱最有影响的外国人。 有人知道我会讲几句英文，他们问我：“您能用英语说相声吗？”我反过来问 他们：“您会说中国话吗？”他们回答：“会！”我问：“您会说相声吗？”他们 说：“不会。”我告诉他们：“会说中国话的人逾十亿，会讲相声的寥寥无几，我 会那么几句英语，怎么能会说英语相声呢？”他们点点头，觉着有道理。 但他们又问：“那大山怎么会说相声呢？”对呀，大山是一个外国人，开始在 电视上出现的时候，他那几句中国话，实在不敢让我恭维。一句“玉兰——”，一 句“开门——呀”，让中国人个个捧腹。这句话，要是换任何一家中国人的孩子的 嘴里说出来，您准得瞪眼睛斥责：“怎么说话呢？没吃饱呀？那是人声吗？”可是 大山的洋腔、洋调，大家都乐了，因为他是洋人。中国人为他的生硬捧腹，为他的 拙稚捧腹。 可也就是几年的工夫，他那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也可以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让中国人折服了。大家从开始觉得好玩，到能够接受他一本正经地在舞台上、在电 视台上的表演，这是个过程，是大山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是中国的观众对他艺术 表现认识的过程。 在我开始收大山当徒弟传到我的师爷侯宝林先生的耳中时，他不无责备地说： “别弄‘洋闹儿’，相声是门艺术，不能老‘炒新闻’。”几年以后，在上海国际 相声表演邀请赛中，他拉着大山的手对给他们摄影的记者说：“这是姜昆的徒弟， 姜昆是我的徒孙。”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偷偷地笑了。 我知道像一个大画家，看一个小孩子涂鸦的画儿，对孩子的家长恭维说“这孩 子画得不错，嗯，将来是个大画家”一样，这句话要是换一个全国的儿童评奖的场 合，大画家的这句话，可是举足轻重，他不会轻易说出的。 大山被我们的祖师爷侯宝林先生承认了，我松了一口气。 我从接受大山当徒弟那天起，就坚信我的这个洋弟子是会成功的。因为我了解 大山，他喜欢中国的相声，不是一时的兴趣，也不是一时的凑热闹，献身于中国文 化的传播和交流，已经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 情，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障碍。为了投身于他喜欢的中国的文化事业，他流过汗水， 也流过了泪水，这两股水汇在了一起，产生了酸、甜、苦、辣的味道，这股水儿我 是没尝过，全让大山一人享受了，他能把这味道说得更清楚。但，我是他的老师， 我目睹了他品尝这水儿的一幕又一幕。我讲讲，您听听，也许咂摸咂摸嘴，能用脑 子品出味儿呢！ 1989 年的元旦晚会。 加拿大留学生大山与巴西的留学生星海合演了一个小品——《夜归》。 在拍摄电视以前，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的王文泉老师把大山介绍给我，我记 住了他的中文名字——陆世伟。这个名字译自于大山的英文名字——MarkRoswill ——（马克·陆世伟）。但遗憾的是，很少中国人记住这个名字，因为他演的“许 大山”这个角色一下子被亿万观众所知道，并且喜爱了。 而大山这个名字太中国化了，太让人容易接受了。这两个字加起来才六画，而 陆世伟第一个字儿的笔画就有八画儿，为什么放着河水不洗船，守着老婆打光棍儿 呢？ 大山，比“二柱子”、“三狗子”雅，比“建华”、“富民”俗，一听就记得 住。 关于这个名字还有个小插曲。这个名字来自于北大留学生食堂的一位厨师，他 的名字叫许大山。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好听，所以编《夜归》这个剧本的作者 就用了许大山这个名字。在大山出名的一两年内，厨师许大山接到了全国像雪片一 样多的来信，当然这些信全不是给他的，是给在他食堂里吃饭的另一个大山的，他 一直当了一年多的“义务邮递员”。 就是在这年晚会上，负责留学生工作的北大王文泉老师和我说：“陆世伟一直 想在中国找个学语言的老师，我问他喜欢谁，他说我想拜姜昆为老师，不知道姜老 师同意不同意。我告诉他给问问，今天向您征求一下意见。”对于我来说，这个要 求很突然。我有十几个学生，大部分是专业相声演员。像通过西安市说唱团团长李 天成介绍的两位，济南军区文工团的两位，说唱团里有一位。可外国人要学中国的 相声，多多少少让人感觉到“炒新闻”、“耍洋闹儿”的味道。 我问王老师：“拜师的问题可是大问题，我们中国人可讲究‘师徒如父子’， 外国人受得了吗？”王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拿出他认为可以的条件说服我： “陆世伟这个学生不是一般的学生，他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尤其是喜欢典型的具有 代表性的文化。我告诉他，学中国话要是能听懂中国的相声，那就算地道了。 他就向我表示一定要学中国的相声，而且，他找人打听，看报纸报道和介绍相 声艺术的文章，还买录音带听，最后，他表示了愿意拜您为师的愿望，我希望把这 个事撮合成。”我想了半天，告诉王老师：“我考虑考虑吧！”我们相声界收徒是 个大事。 相声没有专门的学院，拜了一个老师能证明自己有了被承认的“专业文凭”。 我1977 年跟马季老师学艺，但是从来没有正式拜过师，所以为了证明属于“正宗”、 “专科”，在从艺十五年以后，特地在苏州举办的“马季弟子谢师会”上补办了这 个手续，从此而“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相声的第八代传人。 收徒还有个影响问题，如果为了“猎奇”或是“炒新闻”，对于我来讲没有这 个必要，我应该算是在中国的电视上红得发紫的人，再给自己炒什么新闻，由紫变 黑那就得不偿失了。再说我的性格也不允许我那么干。 我要收徒，主要收个货真价实，不是一时兴趣、凑热闹，收真正能在相声事业 上干点事的人。尤其是外国人，我更得注意这点，我不能让人指脊梁骨说三道四。 元旦晚会演的节目火爆极了，大山一下子被中国观众所喜爱，我看他自己也乐 滋滋的。 我问大山：“听说你想学相声，是吗？”大山点点头，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说 ：“我喜欢相声，想跟您学习，不知您愿意吗？”我也点点头，不置可否。 我还问：“你说过相声吗？”“还没有，以后我想练一段儿。”“你干嘛非跟 我学？”“他们给我介绍的，我把关于您的报纸都剪下来贴墙上了，而且还学习了 您的相声录音带。”“听得懂吗？”“不懂。像我这次演的《夜归》，我一说‘我 的气管炎又犯了’，大家伙就乐起没完，我不知道为什么？”“气管炎是妻管严的 谐音，你懂吗？”他琢磨了半天，摇摇头：“不懂！”他把中国人逗得哈哈大笑， 可不知道是为什么，应了中国人那句话：哭了半天不知是谁的坟头。 我估计我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谐音是怎么一回事，就匆匆地结束了和他的谈 话。 我对他印象挺好的，他的态度很真诚，从谈吐中可以看出他也很纯朴。 不过这时候，我还没何下决心收他为徒。我和我的爱人李静民说了这回事。 她这个人眼挺独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好人、坏人她头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 十，当然，也不是没有打眼的时候，但那是支流。 她看了大山的小品以后说：“行，我觉得他挺有幽默感的，而且还挺有台缘儿 的。”我们相声界管演员在台上招不招观众喜欢叫“台缘儿”。中国的1989年，是 个“多事之年”。但演员还是该演出演出，该走穴走穴。 一天，大山打电话到我家：“姜老师，我有件事，想征求您的意见。”“甭客 气，说吧！”我回答道。 “××电视台，想叫我演个小品，可里面的词儿全是北京老土话，我觉着有点 拿外国人‘开玩笑’的意思，不知您同意我演吗？”我听了这些话挺高兴的。 相声演员表演的东西应该算是世俗艺术，离不开老百姓的这点儿话，这点儿事。 可是你真把老百姓生活中的俗东西拿到舞台上来，那就俗不可耐了。 大山能对表演的作品提出自己的想法，说明他对自己有要求。我们许多相声小 品演员，就是因为急于上电视出名，饥不择食而败坏自己的艺术名声的。 我在电话里问他：“和你一起合作的巴西姑娘星海呢？”“她自从演了《夜归 》出了名以后，天天有记者采访她，电视台找她演节目，她烦了，她发誓以后再也 不演节目了，任何记者也不见，她准备踏踏实实地完成恋爱、结婚、生孩子的任务。” 大山说得挺诙谐的，把我也逗乐了。 我对他挺感兴趣的，便邀请他：“大山，今天我们家吃炸酱面，这是北京的特 产，也是我们家的名牌食品，你如果方便的话到我家来，咱们聊聊，好吗？”电话 里，我听得出，大山对我对他的邀请感到很突然。 从北大到我们家并不算远，不一会儿，他就到了。 在餐桌上，我给大山介绍中国的炸酱面、面码儿。 大山兴趣浓厚，他对我说：“姜老师，我对中国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什么都想 试一试。我刚到北大的时候，在食堂里吃饭，上了一盘腐乳——酱豆腐，我从来没 见过这东西，以为是点心什么的，就用筷子夹了一块儿，整个儿放进嘴里嚼了起来。 我的妈，怎么这么咸？我全咽肚子里了。这一天，我一共喝了七暖瓶的水！”我和 我爱人被他的这段经历逗得哈哈大笑。 我们一边吃面条，一边聊着天儿。面条吐噜声和笑声混在一起。 大山原来在加拿大学了四年中文。开始，他只是凭着一时的兴趣，当他一学起 来以后，他发现他自己一下子热爱起中国的文化来。 “也许是我学中国话发音挺准的。”他说，“我一下子有了许多的中国朋友， 他们给我介绍故宫、黄河、长江，还有西藏。我觉得我在的加拿大太闭塞了。我开 始翻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图书了。唐诗，我看不懂；成语，我不明白；方言，我还不 知道怎么回事。我决定到中国去，把我不明白的全弄清楚。于是，我到了中国。到 了中国，我又发现了中国的文化是个大海洋，可我已经跳进来了，而且还不想出去， 我就游吧，进修中文、学汉字、看小说，业余时间演节目，并且……”他沉了一下 说，”我想当中国第九代相声演员！”他的态度朴实真挚，他的眼光热切。 这些日子，北京的大学里特别闹腾，我嘱咐他：“学校里的事别乱参与，有些 事中国人自己都不明白，你们外国人更不清楚。关于你拜师的事……我答应了，不 过你回去给王文泉老师带个信儿，选个日子办一下，我还得按我们的规矩通知一下， 征求一下别的徒弟的意见，先别急。今天，我按我自己已收徒的规矩送你一幅字， 写的这字你还不太明白，不过慢慢你会理解的。 至于学相声的事，拜到门里以后慢慢再安排……”我把我想要说的，一古脑儿 地掏给他，也不知道我这位“洋弟子”明白不明白。我一边儿说一边放下饭碗，走 到书桌前，铺上纸，倒好墨，工工整整地写下一个条幅： 对同道心存平实 于艺术怀抱忠诚 我的每一个徒弟都有我写给他们的这两句话。 大山对他喜欢的东西有股子闯劲儿，什么都敢试一试。 大山对自己有要求，不是按业余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了高标 准。 一个是他的闯劲儿，一个是他的实劲儿，冲这两点，我收了他。 拜师会是在北大举行的，紫红的大背景幕上被镶上了两行金字： 名笑星收徒 洋弟子拜师 拜师前，我和我爱人去了大山在北大的宿舍。 大山住在留园的留学生宿舍楼里。这是一间只有15 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子，一 张单人床，一个小衣柜。地下摆的全是书，桌子上也全是书。一个很简陋的录音机 和十几盒开式盒带，整齐地堆放在一起。 在墙上，有他已经棱好的我给他写的那个条幅。 在这个条幅的边上的墙上，有他们外国人习惯地贴着的一张又一张剪报。我凑 上去一看，好几篇是关于我的报道。 我开玩笑地对大山说：“我真不知道，关于我的报道的报纸还是不错的墙壁装 饰品。”大山说：“我没准备拿您赚钱，能省我一点儿花销就行了。”气得我捶了 他一拳。 陪同我一起到宿舍参观的还有王文泉老师，他告诉我大山并不是为我而故意这 样装扮他的寝室的，他挂我的消息的报纸已经一年多了。 大山从床上拿起一件叠好的肉粉色的大褂。 “师傅，我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中国传统大褂。我想，今天拜师会上，我能不 能穿这个？”我爱人一看这颜色就说：“你怎么挑了这么个颜色，太跳了！”我想 了想说：“这颜色外国人穿行，他本身脸上色儿就多，头发是金的，眼是蓝的，加 个肉粉色的大褂，也许还挺般配呢！”一屋子人也让我说乐了。 我们相声界收徒很讲究，又是由于收外国学生，所以我也特地作了一些准备， 严格地按照我们门里的仪式举行。 主持人我请的是相声演员李金斗，他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赵振铎的徒弟，从 小作科学相声，非常懂我们门里的规矩，又加上我们关系好，是我师哥辈儿的老师， 请他再合适不过。 长辈师傅辈儿的我请的是陈涌泉、唐杰忠。陈涌泉先生的父亲陈子贞先生和我 的爷爷是世交，陈涌泉又是我的师爷，唐杰忠是我的师大爷，又是我的合作伙伴， 师徒三代全有代表参加了。 这一天，北大的领导也很重视我的收徒，他们把它视为作留学生工作丰富内容 的一种方式，所以校长、系主任、教授、讲师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都参加了我 们的仪式。 加上又来了许多相声演员，都是电视里熟悉的面孔，礼堂里的气氛热热闹闹的。 按规矩，徒弟得跪在地上给师傅磕三个头，以确定师徒如父子的关系。 可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记者，又有那么多的电视摄像机对着我，一米八的大个子 对着我磕头，太有点滑稽了。虽然是外国人拜中国人为师是个新鲜事儿，而且越传 统越有新闻价值，我还是不愿意那样做，因为那是实实在在的“出洋相”了。 我让大山给我和我的爱人一人献了一束鲜花，向我们三鞠躬，然后向师祖、师 爷、师伯三鞠躬。新事新办，在一片掌声和同学们的欢呼声中，就算完成了拜师的 大礼。 我讲了话，不外乎是要求大山如何专心致志地学说相声，千万别把它当儿戏， 闹着玩儿的那样拜个师，以后就没这回事儿大山也表了态，说了他自己的心里话： “中国人都说说相声难，我这个外国人选了个中国最难的事儿做，我相信我能做好， 我才拜的师，我除了跟老师学艺以外，我还要好好孝敬师傅、师娘。”也不是哪位 同仁教了我这位徒弟这么一句话，不过说得我心里挺热乎的。 拜师仪式完了以后，唐杰忠老师陪着我们师徒二人演了一段相声《金刚腿》， 这是我们在拜师会以前稍稍排练了一下的小段儿，但是演出的效果极好，笑声洒满 了礼堂。 拜师以后的会餐，我们行话叫“摆支”，就是必须徒弟出钱，大家喜宴一顿。 大山是个穷学生，哪请得起这二十多位来宾，吃饭的问题由学校方面负责。 吃饭时，陈涌泉老师开了一句玩笑：“摆支归学校了，这可叫假公济私呀！” 我们都觉得挺可乐，大山没听明白，一个劲儿地在那儿眨眼琢磨。 四 大山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当了中国第九代相声传人。 我又为他写了我们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先生诗句送给他：“盛年不重来，一日 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送给他的第二天，大山打来电话：“姜老师， 我查了古代诗选，您这几句话是陶渊明先生的诗的后半部，前边还有八句，是：‘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飞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我还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呢，先给您打个电话，老师， 对吗？”我感动了。大山对中国的文化真是注进了非同一般的情感。我给不少人写 过晋陶翁“盛年不重来”这四句话，可我自己都没有查过这四句话的前半部。写这 篇文章时我都是又一次查了《历代诗词选》才把它写在了这里。 大山拜了师，并没有把说相声当成自己唯一的追求，他依然是把自己的兴趣放 在了对中华文化的学习、研究的追求上。 1991 年放暑假，许多外国学生部回国度假去了，大山没有回去。暑假快结束 的时候，他来到我家。 “老师，我这儿有几个字，您看您认识吗？”他掏出一个小本，从当中拿出几 张纸，上面有他早预备好，专门考我的几个字。这几个字是“餶”、“斾”、“棼”、 “龝”。我一下子被难住了。 这几个字当中，除了“龝”字我知道是秋天的“秋”字的古写，因为我爱好书 法，曾经写过这个字，其余这几个字，我连见都没有见过。 “大山，你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弄来这些字儿？这字甭说我不认识，我爸爸也准 不认识！”我说这话不是玩笑，我爸爸是学文学的，而且是上了两次大学学中文。 他时不常地告诉我“参差不齐”千万别念成“参（c ān ）差（chā）不齐”， 而“叶公好龙”的“叶”字一定要念成“叶（shè）”的音。 我还告诉大山：“你学这些蹩脚的而又没有实际作用的字儿干什么？”大山把 他的小本打开，这里面一面一个，全是这种我从没见过的中国古字，满满的一本。 “老师，”大山说，“有一本资料说，中国人平常的用字量在四千到五千字之 间。我自测认识近四千多字。有些字我一见面认识，但是念不出来。 有的字这次认识了，下次还不认识。还有些字我能从字形上蒙出念什么，但是 不知道什么意思。于是，我就利用暑假学了三百五十个中国疑难字，我跟他们全认 识，认识，一回生，二回熟，看下次见面，我还记得他们不。”外国的青年人对于 一门知识追求的敬业态度，很值得我们中国的青年人学习。 1992 年，我带大山到香港演出。我们住在香港新华分社的招待所。那一年， 这个招待所的改造工程还没有完成，条件非常简陋。大山一米八几的个子，睡在一 米七五长的床上，非常难受。他经常把脚伸到窗户外面去，他说让脚去“透透气”。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演员逛街的时间，他全用来读中国的近代文学。时不常的， 他碰到我就问张天翼的《包氏夫子》、艾青的《大堰河——我的母亲》等文章的一 些问题。仗着我上过电视大学，对他学的这些东西还不陌生，能对付一阵。 我称赞他：“大山挺刻苦的。”他谦虚道：“回去考试，我这是临阵磨枪，不 亮也光。”我夸他：“大家伙都说你不错，别人上街逛商店，你在家里温功课，有 点儿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劲儿。”他问我：“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怎么回事？”我自讨 苦吃，解释半天。没事我提这典故干什么？ 不过，可能就是这样，他用自己的刻苦和执着，学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国情。 1993 年，他探亲回家。刚到加拿大，他就给我写了一个明信片寄到北京。 这张明信片上，写着他发自肺腑的话：“老师，我回家两天了。不知为什么， 总是有一种旅游者的感觉。白天是加拿大，晚上全是中国（做梦）。 我盼着快点回去。我想，当我回中国坐上飞机着陆的那个感觉，可能才是回家 了的感觉。”我把这张明信片给许多人看，让他们看看我这个爱中国的外国徒弟。 五在1992 年的元旦晚会上，由赵连甲老师出题，我创作了《名师高徒》这个 相声，导演是中央电视台的张子扬。 这个节目由我、唐杰忠和大山一起表演。 我演一个蹩脚的老师，大山演一个聪明的学生。 在创作这个节目时，大山选择了他妈妈教给他的一段英文绕口令： Howmucbwoodcouldawoodchukchuck，ifawoodchukcouldchuckwood.在表演时， 我既笨嘴拙腮而又故作逞能地把这句话说成：“衣服上的扣子卡住了裤子，卡住了 裤子也卡住了扣子！”而大山的演出，已经完全没有他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登台亮 相时候的那种“洋腔洋调”了。 他熟练地说中国的绕口令，熟练地说外国的绕口令，令中国的观众折服了。大 家说，大山的中国话越来越地道，大山能和我们中国的相声演员媲美了。 大山在中国第二次掀起了外国人演中国节目的高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 留学生，步他的后尘，学着他的样子、在电视台里演节目，拜中国的艺人为师。唐 杰忠老师一下收了好几个新加坡、南斯拉夫等国的学生，相声演员刘洪斌、丁广泉 也收了几个外国留学生为徒弟。 大山依然走着刻苦学习、丰富自己，当好中国第九代相声演员的道路。 他找丁广泉老师学快板，他唱《学雷锋》： 红旗飘飘舞东风，战鼓声声振长空， 世界人民齐响应，男女老少学雷锋。 学雷锋、唱雷锋，伟大的战士红色的兵， 苦水里生，甜水里长，雷锋一生向着党。 人民敬佩，敌人害怕，事迹都传到加拿大。 他一修改，观众乐得东倒西歪。 他学快板那阵儿，兜里老揣着那几片竹板，走到哪儿都叮 乱响，别人嫌他竹 板的声太吵，他经常一个人跑到立交桥底下去练。我告诉他：“练快板找个森林， 没人儿的地方，立交桥底下打快板儿，车一停下更乱。再说，过去说快板是要饭的 人在人多的地方唱，你在那儿影响也不好。”大山笑着又甩开了快板唱：“说我要 饭我不怕，只要老师不把我骂！”那些日子，你要是打他的电话到他们家，你会在 电话机里听到一个打着快板说电话的录音：“大山有事不在家，有什么话您请留下， 请——留——下！”你刚要说话，大山又拿起听筒来对你说：“您听这段快板行吗？ 喂，您是哪位？”原来他让人欣赏呢。 他也找了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老师学评书。 他专门选择了一段小故事《胡不字》。这段书连我都没听过，大家看他讲得津 津有味，听的人自然也津津有味。 他翻译美国喜剧明星巴伯·霍普的书，他说：“我要做中西喜剧文化交流的‘ 先驱’。”他跑到街上喝北京豆汁，呛得鼻子里全是馊豆汁味儿，他说：“我不怕 ‘以身殉职’。”他自己为正大综艺一百期写了一段“百字相声”。我和他一起登 台，他说：“过去老师给我写相声，现在我给老师写相声，我们水平拉平了！”他 一点一点把自己溶在中国的文化中，溶在中国的相声事业中。 一位西方记者采访他，他说：“中国接受了我，中国的一个家庭接受了我，这 是我最大的成功。”我知道他说的家庭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他师傅我的这个家，一 个是指的我们中国相声宗系这个大家庭。 一天，大山哭着到了我的家。 男儿有泪不轻弹，总是乐呵呵的大山怎么了？ 坐在我家的沙发上，他一古脑儿地讲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倒出了许多我从没 听过的感慨。 大山有个女朋友叫甘霖，这是一个模样长得普通、生长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 庭，也有着我们普通中国人身上普通的善良和贤慧品质这样一位姑娘。他们相识了 许久，而且定下了终身。大山喜欢甘霖身上那股清新无邪的纯朴劲儿，甘霖喜欢大 山执着热情而且实在的性格。 中国女孩身上的爱虚荣，浮躁，追时髦的缺点，甘霖身上没有。 外国男孩子的风流，不负责任，拈花惹草的毛病，大山身上没有。 昨天晚上，他们两在长安街上漫步，忽然冒出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带着气不 过的火头问大山：“你拉人家女孩子手干什么？”“……”大山被问得莫名其妙， 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此人看见他们两散步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了，情绪很激动。 “你放开手，别动我们中国姑娘！小姐，你也太不自重了，你丢中国人的脸， 别不要脸！”后面这句话太难听了。 边上也有听见争吵的群众，一部分围了过来。 说甘霖“不要脸”，太刺激大山了。年轻的小伙子不干了，头脑涨，而且有些 发晕。 大山一把抓住了这个人的脖领子：“你凭什么污辱人？我们没有侵犯你一点儿， 你为什么……”大山真是对这突如其来的斥责感到茫然。 而这一抓领子使矛盾白热化了，双方拉扯起来，而且还动了手。 站在一旁的中国人管他什么“大山”不“大山”，听说有人欺负中国的女孩， 尤其是外国人，全不答应了，蜂拥而上，有人趁机给大山几下子，大山倒在了马路 上…… 旋即他又清醒起来，他不能犯众怒，他请大家和那个干部一样的人去派出所讲 理。 派出所的民警很公正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批评了大山不能激动动手，也劝解了 那位干部不要胡乱猜疑外国友人，总要有根据嘛。 那位干部不依不饶，打电话到了甘霖家，斥责甘霖的父母对子女管教不严，而 且还给有关单位报告了此事，他认定了，大山和甘霖谈恋爱，是“不正当的交往”。 大山带着眼泪对我说：“师傅，中国人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你对他们至关重 要，他们甚至可以依靠你。他们把我当成了孙子，高兴时让我唱歌，不高兴了就踢 我一脚，让我一边儿去，别妨碍他们。”“不能这样说。”我劝大山，“昨天晚上 这件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如果你再遇上这样的冲突，一定要什么都不说地躲开，像球迷在球场上一样， 矛盾交织到一定的时候，没了是非，冲动起来就会过火，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 那个时候，不能用理智去解释一切，因为那是不理智的时候。”我给他讲述了1989 年，我到兰州演出，受了主办单位的骗，在没有音响的体育馆的舞台上让我演出， 根本不可能的事，而观众不干了，围攻我们两个小时。而且新闻记者也添油加醋， 不实的报道使你有口难辩。我问大山： “我不是也一样吗？委屈也全搁在肚子里。你不是想在中国工作、生活吗？ 那就要面对生活，接受它给你的甜酸苦辣，你说对吗？”我很理解那位干部的 心，但是他把斥责的对象搞错了。他选择了一个与他心中反对的社会渣滓的对立面， 把他当成了抨击的对象，也可以说好心办了坏事。 如果那位干部看到了大山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美满的家，而且甘霖为大山生 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而且大山让儿子没会说话的时候就一天听五遍唐诗的录音 带，一定会追悔不已呢！ 八 也许是因为在普通中国人的圈子内生活，也许是因为生活中经常遇到难以避免 的磕碰摩擦，大山自觉地去掉了通常外国人在中国的“优越感”。他学会逐渐理智 地处理一切，他努力地把自己和中国人溶在一起，为了一个目的——学习和发扬中 国的文化。 溶在普通的中国人中间也许并不难，而溶在一个相声大家族之中，恐怕就要经 受一点一般老百姓体会不到的滋味。 相声界辈份分明，我的辈份又小。大山拜了我为师，等于有了一大批的师爷、 师叔、师大爷。 辈份高叫两句吃不了什么苦，最让人难堪的是，技不如你的一下子长到了你的 长辈的份上，按中国人心理就有点儿让人家占了便宜的味道。 继我收大山为徒之后，我的师叔们也收了几个外国的徒弟。这样，几位原来和 大山在一起的也来自法国、南斯拉夫的同学就成了大山的师叔。 论哪方面，大山都优于他们。连他们上台演出，都被认为外国人长得差不多的 中国人称为“大山”。可大山得管他们叫师叔。 更叫人接受不了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北京大学的一位研究中国曲艺 史的专家，在撰写相声宗谱时，别人都写到了，唯独不写在中国相声界中影响最大 的大山。 我问大山：“这些事你都怎么对待？”大山说：“老师，我过去告诉过您，一 位西方记者采访我，问我在中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告诉他一句话：‘中国的一 个家庭接受了我。’我说这句话两层意思，一是您收我为徒，家里面对我亲如一家。” 我听到这儿很后悔，大山倒是不见外，经常到我家来，我们也不把他当外人，家里 赶上饭就吃，而且是有什么吃什么。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老师，我已经是第六 次到您家里来了，吃了六次饭，而且六次全是面条，您家没有别的吃的吗？”其实 我们家一个月也吃一两次米饭，可他没赶上，您说怪谁，不过，让人家外国人老吃 中国炸酱面，真不好意思。 “第二点”，他继续说，“中国相声家庭接受了我。马季师爷喜欢我，侯宝林 师祖和我一起照了相。我觉得我如果能在继承相声方面，再做出点儿有影响的事儿， 我就能对得起这个家对我的情谊。至于，家里面出点儿什么不顺心的事，这是经常 事，我不往心里去，也可以说早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想了想，又补充说：“比方 说，您那么忙，我不能每天缠着您学东西，我就找了师爷丁广泉一起学习、演出， 弄得别人都说我是丁广泉的学生，我观察您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可是不见得别人没 往您耳朵里吹什么风，您往心里去了吗？”好小子，不是光学相声，也在学习生活！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思索了那么多，表示了我的赞许。 我从收徒之前就相信大山能学好我们中国的文化，现在，我更加坚信这一点。 又一日，大山打来电话。 他最近在加拿大驻中国使馆文化处帮助工作。 “老师，昨天晚上我们外交部的官员在使馆请中国客人吃饭。这位官员出了个 主意，十二个桌子，他一个桌子坐五分钟。可中国的贵宾怎么办？他不能跟着我们 这位官员后面跑呀！把他安排在哪个桌子上？ “中国的官员到了以后发现这种情况，没有问礼宾官，而是把我叫在了一边说 ：‘大山，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老师，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中国人把我 当成了他们自己人，没有把我当外人，他相信我，他向我征求意见。 “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听了，都觉得泪在眼眶里淌，我为大山得 到中国人的信任而高兴。 七 大山有儿子了，是个混血儿，像加拿大人，也像中国人在他儿子六七个月的时 候，大山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可能将来会当个哲学家，也可能会当个国家领导人。 我问他为什么。 大山说：“六七个月的孩子，不知为什么，他老是爱皱眉头，估计他一定是在 琢磨复杂的哲学问题。”当领导人是怎么回事？ “这孩子怪了，在家的时候挺好的，只要一出门，抱着他走在大街上，或是他 坐在车里，他老向群众挥手致意。”我让他在孩子的教育上注意，一个当领导人的 坯子如果将来的职业是说相声，落差太大，怕心理承受不了。 大山还兴奋地告诉我说他的妈妈开始学中国话了，而且第一句是：“飞机怎么 飞？”我问他：”你妈为什么学这句话？”“因为我妈一说这句话，我的儿子就用 手作成飞机的样子说：呜——”原来，儿子只听得懂中国话！ 我和孩子 阿原在羊城举行的联欢会上，心血来潮搞什么“考爸爸”竞赛，居然把名点到 我头上，竞赛结果，我不是个好爸爸。考场败北，我可颇为不服。我在家里和大多 数男同志一样，洗衣服、做饭、买菜，也不乏“妻管严”症的各样症状。我可以大 言不惭地说，如果不是闹着玩儿的话，我在诸多的考验中，能当个孩子的好爸爸， 妻子的好丈夫。哪位不信的话，咱们可以比，比做饭，比洗衣裳，比哄孩子，保证 能拿起来。当然，我从心里并不认为这些就是好爸爸的标准。 在家里，孩子的地位很重要。一方面，因为是独女独子，甭管谁都偏疼；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那种封建的“父父子子” 的纲常伦理，已经被人们漠然处之。辈份之间过去的那种等级森严的距离，在我们 这一代和后代的身上早已经缩得短多了。我想，这个问题谁都经历过，但是要想做 个孩子的好爸爸，非得认真地、好好地琢磨不可。 比方，我是经过很久才发现，我那个宝贝女儿，从能够自己驾驭语言开始，已 经给我起了个响亮的绰号。那是在一次我出差回来，刚一进门，我的女儿快活地奔 过来扑在我的怀里：“喂，姜老昆，你可回来喽？”我乐了：“哈哈，叫我姜老昆！” 因为我没在意，孩子又说：“你这个姜老昆可真坏，在外面给我们打长途电话，害 得我和妈妈睡不着觉！”孩子真逗，我依然是笑。 久而久之，我觉着不对劲儿了，“姜老昆”，这是个什么名字？这是女儿叫爸 爸吗？岂有此理！我问爱人，她倒不以为然：“这不是在家里吗？又不是在外面。” 哦，在家里。这是家庭。我开始仔细地琢磨起孩子叫我“姜老昆”的语气，有童年 的稚气，有孩提的娇嗔，有亲昵的戏谑。文章写到这儿，按说该写什么我如何和气 地教育她，让她认识到这是怎么样的不尊重长辈，再讲点什么“尊长爱幼”、“尊 师重道”的道理，她又怎样的以后响亮地叫我爸爸之类云云。遗憾的是，我这个当 爸爸的并没有循规蹈矩地这样去做，而是“放任自流”。孩子的爷爷奶奶听了以后， 先说孩子没教养，后说我没“大人样”，我只是一笑了之。然而，我并不是没想过 “大人”应该什么样，应该怎样对待孩子。我们不应该让孩子在一种框子里生活， 而应该让他们自己从社会环境中去学习、去认识。我之所以不管她，我认为我们之 间是平等的，我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她的尊重，她自然而然就会尊重我。退一步讲， 一个“姜老昆”也上不到“不尊重人”这个纲上去。听说一位姓张的领导同志，因 为他个子高，有人叫了他一声“大个子张”，他就在会上批评了这个同志“起外号， 不礼貌”。我听了这话，真想这样说：要是和他同岁的上级领导同志叫他一声“大 个子张”，他会感到莫大的荣幸哩。我并不是瞎说，我们大家不都知道革命的老前 辈不是经常称任弼时同志是“任大胡子”吗？没有人会说这里有什么不尊重的成分。 我就是这样认识孩子的。尊重她，尊重她的创造力，让她认识到自己有着和大 人一样的本事，有着和大人一样的地位，难道不可以作为一种对孩子培养的方法吗？ 我给孩子预备了一个小本，记她各种各样的笑事。我的宝贝女儿南南，今年已 经五岁了，三岁的时候，我教她猜谜语，我开始是读小册子上的，后来她全记下来 了，还让我出。我没办法，就胡编。我躺在床上问她：“一块大花布，从来不叠齐， 挂在铁丝上，挡着太阳光！”也没辙，也没韵。她猜不着，我就告诉她“窗帘”！ 我爱人在旁边儿听得哭笑不得。久而久之，孩子也学会了：“爸爸，我也给你出个 谜语：‘远看像小孩儿，近看像小孩儿，怎么问他，他也不说话’。”这回倒是把 我和她妈妈全问住了。忽然，她嘿嘿一笑：“娃娃呗！”一下子把我们也逗乐了！ 甭管承认不承认，我骄傲地认为：这是孩子的创造，把它记在小本上。还有一件事 是托儿所阿姨告诉我的：一次，一个新阿姨调到她们的托儿所，阿姨问南南：“哎， 姜昆真是你爸爸？”“那还有假？”大概相声演员姜昆在阿姨的心目中就像在一般 人的心目中一样，颇有点“欢喜虫”的色彩，阿姨说：“南南，你挺幸福呀。”可 南南疑惑了：“阿姨？什么叫幸福呀？”阿姨想了一想，找了一个合适的答案： “南南，你还小，幸福这句话你不懂。”我们南南可穷追不舍：“幸福是外国话吗？” 在孩子的心目中，只有外国话她才听不懂，这就是孩子的心理，这是发生在南南四 岁时候的事，我也把它记在小本子上。 过了几个月，我就把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各种各样可笑的事讲给她听，听后她自 己也笑了起来。她为什么笑？肯定是她自己也觉着可笑。她一笑，我可满足了：孩 子又长知识了！ 我在家的机会不多，因为一年大部分时间的演出和创作生活全在外地。 即便是回到北京，准是逢年过节，我更是忙，经常是她没醒，我就走了，我演 完回到家，她又睡着了。一次，空军李大维同志到我家来、正巧我要出差，孩子揪 着我不放：“我不让爸爸走，爸爸总不在家。”她也不大哭、可是噼哩啪啦地掉眼 泪。其实，她不懂这样更让人难受，惹得李大维想起了在台湾的女儿，也在那里揉 着红眼睛帮我劝孩子。 正是因为这样，只要一在家里，我就把我的爱专注地输给孩子和爱人，我尽量 满足她们的要求。多不愿意上公园，因为人们总围着我，但是为了孩子和爱人，我 咬着牙也去。我天生不喜欢看电影，但是碰到动画片，我总去买票。一次，是孩子 为“六一”儿童节排节目“小白兔和大狐狸”。那天，我演出回来很晚，听爱人说 了这事，我马上翻箱倒柜。南南上的是一个普通的街道幼儿园，经费很少，我要给 他们做五个小兔和一个大狐狸的帽子。剪纸、找彩笔、画、熬浆糊，一直到深夜两 点多，看着做好的小白兔、大狐狸的帽子摆在桌子上，我才心满意足地去睡。第二 天，孩子是怎样的高兴，大家可想而知，连阿姨都高兴地说：“你爸爸太疼你了。” 写到这儿，仔细一看，我是在吹自己如何好哩！不是，我小时候，爸爸、妈妈也疼 我，但是家庭生活是那么困难，工资那么少，孩子那么多，怎么疼呀？他们不知道 带我们去看电影、去公园、去托儿所，我们会多高兴吗？但是，先得要吃饭哪！爸 爸是小学老师，放暑假，带着我和弟弟推着自行车去郊区打草卖钱……今天，不正 是今天，我们才有条件把过去认为“资产阶级的温柔”给孩子吗？让孩子们吃好、 玩好、学习好，到共产主义也不会有错。 言归正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反正我 想当个孩子的好爸爸，我就这样去做了。我对孩子亲，孩子对我也亲，我希望我们 每个小家庭亲亲热热，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庭更亲热。我看，在今天，这一定不是一 个异想天开的想法。 写于1984 年夏 改于1996 年春 来去的小保姆 我们家的小保姆要走了，她从报纸上看到深圳那地方不一般，要到那儿去闯荡 闯荡。 临走时，她流着眼泪说：“我先去看看，争取找个工作，要是不行的话……” 我妻子说：“那就回来。”她说：“不……我先当保姆，后……一定行！”您听听， 死活不回来了。我知道，她要去寻找，寻找能使她青春热火充分燃烧的地方。 我们家小保姆可是个有棱角的人。 她叫我女儿“妹妹”，叫我“哥哥”，叫我妻子“姐姐”。我们家的辈份是 “坟头改菜园子——拉平了”。 她干着保姆的活，可讨厌人家叫她保姆。 如果人家在电话里问她：“你是保姆吧？”她大声斥责人家：“你才是保姆呢！” 然后“叭”的一下，就会把电话挂断；人家叫她“阿姨”，也不行，她拿眼白人家 问：“这么小叫什么阿姨？你是我阿姨！”其实，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总得有个叫 法，我使出基辛格琢磨“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劲头，给她起了四个字儿的名字—— “我们亲戚”。 她来北京，是带着对都市生活的憧憬和对未来的梦想的。三年前，她踏进我们 家的门，望着我这两室一小厅的房子说：“我想，你们家一定特别大，有地毯，有 好些好些灯，家具都是带花儿的，屋里有一个大楼梯，后面有院子……”我告诉她， 你说的不是我们家，是电影《流浪者》女主角丽达的家，那地方叫印度。 当然，她并没有失望。我想，她是有比较的。比她住的农村，比她上两个山坡 才能进家的草屋，比她一到晚上就要点灯做活的土炕。 总之，从她一天到晚蹦蹦跳跳的忙碌和不停嘴地学唱中，我们感到了她在追求 道路上的一种满足。然而，这种满足并没长久。在我的记忆中，大概仅仅是一年的 时间，她就有了新的要求。 一天，她说：“哥，我想在城里搞个对象，什么样的都行。”不久，她又对我 太太说：“姐，我再干两年，帮我找个临时工吧！”我们知道她二十多岁了，但是， 我们总下不了决心在这方面为她帮忙，她个性太强了。 讲老实话，每个人雇用小保姆都不希望雇个有棱角有个性的人。假如你告诉她 今天我们吃米饭，她有棱角的由着性子给你做一锅粘粘糊糊的疙瘩汤，哪个主人能 乐意呢？ 我们的小保姆就是这样。她不能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地位，由着性地解决个人问 题，她碰了钉子。 不久，我们为她介绍了一个因小儿麻痹后遗症而落下残疾的青年。这位青年是 我们的朋友，很有出息，自修了大学的全部课程，可是在爱情上受过点挫折。我承 认，在牵这个线的时候，是受了“城乡差别”和“城尊乡卑”的社会标准影响。可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认为还是很般配的，至少没有歧视小保姆的意思。可头一 次见面，这位小保姆愣让坐在她旁边的小伙子站起来：“你站起来，走一圈儿！” 男青年还真有涵养，真走了几步让她看。 我听了以后，问她：“你干什么？”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看看他那腿到底 短多少！”处了几天，她说：“我心里总有点别扭。”那个青年也觉着不合适，率 先中断了关系。她听我带过的话以后说：“什么，他还不同意？！”我说： “人家凭什么同意？你要是有知识，能体贴人，没准人家还考虑考虑。可你呢， 你认为你嫁了人家是屈尊了，还摆起了一副架子。你就没想想，在这个社会中，你 是什么分量呀。一没户口，二没工作，你为什么要结婚，还不是为了能在城里留下 来生活，找个工作，离开农村？”听，我的话多么俗，多么的市民气。但当时，我 就是这么说的，而且又找不出能够比这更符合道德标准的语言来说明我要表达的意 思。 她后悔了，又打电话又托人。但是人家已找了一个大学生，又开始了新的爱河 旅游。“我们亲戚”一连沉闷了许多天。她找我妻子说：“姐，我知道，我不该挑 人家，应让人家挑我。”像她这样有棱角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是一两天的 深思就能想出来的。 为她介绍工作，也有类似这样的经历。 应她的要求，我们交待给认识一位建筑行业的领导，他每年有从农村招工的名 额，我们让他将来想办法把“我们亲戚”招进来。她一听，高兴坏了，每天都在脑 海里勾画去工作的蓝图。她说：“我不愿意给人家做饭、一天三顿，太烦人。哥， 你问问他们，能不能让我当个开电梯的。我管开，连学修。 要不卖菜、卖百货也行，我愿意站柜台。”说完了，她还问我女儿计算机怎么 使，似乎她要开始对计算机软件进行研究了。半年过去了，又半年过去了。 一天，这位领导来我们家说：“你家亲戚就是来的话，也是建筑工人，先学和 泥、挑砖，再摆木头。”她一听愣了许久，说：“要这活我就不干！”你看，她又 挑上了。又半年过去了，这位领导告诉我们，办这个事不容易，弄不好纪律检查部 门一查就麻烦了，尤其是你这个知名人士，众目暌暌，一抓一个准，明摆着不正之 风。 当她知道她连挑土、担砖的工作都不能有时，她又黯然了。她在希望中生活， 在城市多呆一天，希望就多一道彩色的环。但是，现实不是图画。失望、惆怅、自 卑、怨恨，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冲向一个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她有些承受不住 了。一开始，她还忿忿不平地提问题： “哥，你说是不是城里人就是比乡下人高？”“你是说个头，还是地位？”我 故意装听不明白。 “城里的小个子，能找个乡下的大姑娘，半条腿、一只眼的也都能划拉个媳妇？ 乡下媳妇怎么就不值钱呢？”我说：“现在乡下保姆也不少挣钱，不交房水电费， 吃着喝着，每月干落一百多块！”她问：“这活这么好，怎么你们城里人不干呢？” 我语塞了。但是以攻为守：“那你干嘛上城里来？”她沉思了，慢慢说：“回去以 后不习惯了。虽然这两年有电了，灯也不亮，火也不冲，饭也不香，别人一天到晚 老围着我，听我讲城里的事。过年回家的头一天，年三十晚上停电，气得我大年初 一就想回来……”每次谈及如此内容的问题，小保姆的脸上就挂起了一层淡淡的愁 纱。她听广播，也看报纸，但我认为她从来没有思索过要寻找什么登成功殿堂的道 路，理想之光的路标。她也在奋斗，但是为着非常实际的生活利益。 久而久之，她不再提问题，她的棱角一点一点地磨平了。她说：“哥，我还不 如不到城市来，我要是什么都不懂，傻里傻气的，在乡下，多好！”我震惊了，我 希望能帮她正视现实，不要想力所不能及的事。然而当她认识到现实的严酷的时候， 我又动了侧隐之心。是的，如果是她这个岁数的城里姑娘，早会有工作，绝大部分 也都结婚成家了。而如果在农村不来城市，她也一定当上孩子的妈妈，有了温暖的 家庭。可因为她被城市诱惑而来，开了眼界，又知道城市的一切都拒绝她，不能属 于她，她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这种痛苦是无言的。 她这样沉默了许久。有一天，她的脸上又泛出了光彩。做饭的时候，她偷偷地 问我：“哥，我从杂志看到了，深圳改革、开放，你让我去深圳吧！ 我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她说那边儿能行……”她几乎是用乞求的目光望着我。 三年了，我们的家都交给她管，她一走，我和我妻子准会好几个月找不着该要的东 西。但是，我们同意了，给她买了飞机票。 当她上了飞机，飞向离她家乡更遥远的土地的时候，我们祝福她能飞近自己的 希望…… 宝丽娜·拉芳的故事 西方的《圣经》在解释婴儿问世的第一声啼哭时，说这意味着人生是从受苦开 始的，尔后，人们开始经历战争、瘟疫、爱情、饥饿、别离、挫折，甚至天灾人祸 都是上帝的安排，生活和苦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上帝老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从某种意义说或是上帝对人类的一种考验和锻炼呢。我们中国不是常说“压力变魄 力”吗？然而，上帝赐给宝丽娜·拉芳的命运，让我看到了上帝的无情。尊敬的上 帝，你不应该这样安排，你不应该让那么纯真美丽的一位姑娘过早地飞回你的身边， 而远离她热爱的生活和朋友。她太年轻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刚刚开始，这个世界上 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等她去做。尊敬的上帝，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太不应该了 …… 噩耗传来 “叮铃……”。 我是在梦乡里被紧急的电话铃声给吵醒的。 “姜昆。”是我爱人李静民从澳大利亚打来的电话。1988 年她在那儿留学， 一个星期要给我打两三次电话。 “你看见前天的《人民日报》了吗？拉芳失踪了！”她焦急地告诉我。 “是吗？”我一惊。这些天太忙了。前些日子我在兰州演出，受了主办人的骗， 体育馆演出没有音响，演出无法进行，观众起哄，不理解没有音响在体育馆不能演 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围攻我们演员近两个小时，加上一些记者添油加醋，这一 周，我一直陷在了一种烦恼之中。可能因为这些，一向爱读报纸的我，在近几天确 实连报纸的边都没碰过。 放下电话，我匆忙起床。 我这里有几天前宝丽娜·拉芳给我写的信。她是用法语写的，我一个字也不认 识，我得找人翻译，看看写的是什么。我还得去团里找报纸。 跑下楼，发动车。 眼前闪动的是拉芳的倩影：金色的头发，幽蓝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白皙的皮 肤。尤其是在电影《京都球侠》里扮演珍妮的形象，美极了！她坐在草地上，漫不 经心地让她那一头金发像水一样流向她身下绿色的草波中，身段苗条秀丽，仪态楚 楚动人，应了有人形容法国女人“像水一样”的那句话。……当然这是指银幕上她 塑造的形象而言。生活中的拉芳，简直让你感到没有比她更单纯的姑娘了。 我驾着汽车在路上飞驰。 拉芳的话响在耳边：“格鲁申（这是拉芳给我起的法国名字），我已经和妈妈 说好了，明年我到中国拍一个电影叫《拉芳和她的妈妈在中国》，请你一起合作， 希望你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瘦，那样不好看，我一定来，格鲁申。”其实，格鲁申是 法国一个著名的电视喜剧明星的名字。这位格鲁申家喻户晓，他最大的特点是能够 学习各位法国领导人说话，而且是惟妙惟肖。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广播里，法 国人只要一听到格鲁申那熟悉的语言，马上就会把耳朵递过去，他们可以忘掉一切， 而享受格鲁申送给他们的欢乐。在拉芳一开始叫我这个名字时，我骄傲了好些日子。 可后来她也告诉了我，这个格鲁申爱骑摩托车，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身亡了，这 件事，让所有的法国人悲伤了好久。我也挺悲伤的，我悲伤的原因是觉得这个名字 有点“晦气”…… 停下车，奔向说唱团团部。 对了，我还该给拉芳“钱”呢，不是法郎、美元，也不是人民币，而是中国古 代的铜钱。我喜好集古币，我家里所有的古币加在一起，有几十公斤。 拉芳非常喜欢。我告诉她：在我们中国，你如果有几枚古钱币的话，能给你带 来福气。中国古代有“玩钱”，就是用铜铸成铜钱的样子，上面刻着吉祥如意的图 案和文字，又辟邪，又让人走运！“那你应该送我一枚！”“不，我给你一套，或 者是宋朝的，或是清朝的……”我答应她了，可后来她回法国了，我也是瞎忙，没 有机会好好整理出一套。现在拉芳怎么样了？当初要是把铜钱给她，也许真能辟邪 呢！…… 开办公室的门，找来前一天（1988 年8 月17 日）的《人民日报》，查新闻 版，真有这条消息，标题是：法国影星拉芳失踪。 新华社巴黎8 月15 日电（记者吴葆璋），与中国峨眉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 京都球侠》的法国电影女演员宝丽娜·拉芳失踪四天后，目前仍下落不明。 今天上午，法国尼姆驻军的士兵应拉芳家属的要求，开始与宪兵一起继续在拉 芳失踪地带搜寻。 拉芳今年二十六岁，是法国影坛新秀。 她在《京都球侠》中饰女主角，给中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拉芳在《错味鸡》、 《财源》、《爸爸顶牛》、《夏日情趣》等法国影片中刻画了一批具有“任性美” 的青年妇女形象。拉芳的母亲贝尔娜黛特·拉芳，是法国新浪潮派电影的主将之一。 目前普遍认为，拉芳失踪的原因更多地可能是被人绑架，私自出逃或坠崖的可 能性不大。 据悉，拉芳母女在参加《京都球侠》的演出之后，决定与西安电影制片厂于次 年合拍《拉芳夫人和她的女儿在中国的奇遇》。 我呆住了，木然了许久，血液往上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下一下地把心脏中的 血液往上掀。 她会怎么样呢？是绑架，还是出走，或是跟她家里怎么样……会不会有更不好 的事呢？我不敢想了。 我和拉芳认识也只有一年的时间，这是发生许许多多事情的一年。 初见拉芳拉芳的妈妈贝尔娜黛特·拉芳，在法国是家喻户晓的“大牌明星”。 而小拉芳自己也因为主演《错味鸡》而一炮打红，这大概也算“小有成就”的！ 在1986 年的欧洲明星大排队时，她被列为前10 名。拉芳天生质丽，年轻貌 美。1987 年，正当她的片约不断的时候，她极有兴趣地选择我们中国影坛，接受 了峨眉电影制片厂谢洪导演的邀请，出演《京都球侠》的女主角——英国驻清政府 使馆官员的女儿珍妮小姐。 1987 年，中国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整个世界对中国还是朦朦胧胧的。而 中国人自己，也是刚揉开闭了好久的眼睛，惊奇地审视这个世界。中国，以她的神 秘而面对整个地球。异国他乡的陌生，微薄的与宝丽娜·拉芳身份不符的片酬…… 是什么吸引了这位巴黎的娇女，来到这刚刚撩开面纱的东方龙的传人的故乡呢？ 第一次见她，远没有看她的剧照上的那种质丽。她的头发懒懒的蓬松着，脸色 比一般的外国姑娘好像还要白一些，一件横格的T 恤，一条简单的牛仔裤，一双比 较一般的运动鞋。说实话，那时我感觉她不像是什么欧洲的明星，倒像是在我们北 京大学里留学的、住两人一间宿舍的不太富裕的外国“小妞”。陪她一起到中国来 的，是一位年轻的剧作家——巴丝盖尔小姐（后来我和她也熟了，我给她起了一个 类似中国菜“拨丝土豆儿”的名字——“拨丝盖儿”）。她也穿了一身极其普通的 衣裤，没有口红，没有粉黛。两个人在一起，完全是一种漫不经心的装束。 对于来自灯红酒绿浪漫花都巴黎的姑娘，尤其是女电影明星，是个人就得瞎琢 磨一番。她的这身打扮，是恃着如花似玉的容颜而冷漠傲慢地对待周围的一切呢？ 还是因为有令众多摩登女郎垂涎的影艺职业而放浪形骸罗曼谛克地对待生活？西方 女电影明星的风流韵事几乎是一个世纪继一个世纪吸引力不衰地永远地拥有说者和 听众。所以，当宝丽娜·拉芳居然把朴素和自然的装扮视若至上时，当然让我们惊 奇。而且，拉芳几乎是在一见面以后，就迅速地“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也是我们 始料不及我们的剧组里集聚着中国影坛上的一帮年轻的小伙子。大牌张丰毅，笑星 陈佩斯，有着精湛演技的孙敏，在《红楼梦》以扮贾宝玉而红的欧阳奋强，以及荣 获全国武术第一名的功夫明星王军，等等。大家听说剧组里将有一位法国女明星合 作，都表现出挺浓的兴趣。 我头一次见拉芳的时候，真对不起，曾经象征着我年轻、潇洒，有点自然卷的 头发，让我自觉自愿地弄掉了。因为，我在《京都球侠》中扮演了一个妓院的“大 茶壶”（管家）。戏是清朝的，拍摄时要扎辫子，所以剃了秃子。我的脑袋的天然 成色比较差——太圆。陈佩斯、凌峰的光头为他们的事业带来成功，光辉形象洒满 人间，光头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可是我一剃秃了，怎么显得……说老实话，有 点恶心。原来挺招人喜欢的一张脸，居然在光亮的秃子的映衬下，变成了全是肉堆 成的玩艺儿。脸蛋是肉块儿，下巴是肉旦儿，鼻子是肉球，平常根本不注意的眼皮， 现在也以肥厚的姿态滞呆呆地贴在眼球的上方。一句话，难看极了。为了掩饰这堆 肉的傻乎乎的感觉，我请化装师给我做了一个假发套，套在头上。正值六月，假发 捂在脑袋上里面热气腾腾，脑瓜上永远有汗。可是为了不使人家讨厌我，我心甘情 愿地每天都让我的脑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有头发和没头发真是不一样，我 一剃光了，让人看着恶心，可一戴上假发套就不恶心了，只是有点“假（贾） 门假（贾）氏”的感觉。 拉芳一边和见她的人们寒暄，一边不时地用眼睛瞟我，我知道她不是对我有情 有意，而是看出了我这脑袋上面的不正常。 拉芳长得漂亮，又是法国人，又是电影明星，引得张丰毅、孙敏、陈佩斯我们 这帮小伙子都愿意在她身边儿说话。翻译老何特别忙。当介绍到我的时候，老何用 法语告诉她，我是中国的笑星。拉芳疑惑地问：“什么是笑星？”老何告诉她是喜 剧明星。拉芳问我：“你拍过许多电影吗？”我说，这是头一回。她很奇怪：“怎 么头一回就能当明星呢？”我看老何在那儿用法语向她解释，就抖个机灵用我学得 那半拉喀机的英语对她说：“TalkShow ，crosstalk （ 相声） 。DoyouknowBobHope ， JohnnyCarsonfromAmericaorBennyHillfromEngland ？”（你知道美国的巴伯·霍 普，乔治·卡森，和那个英国的白尼·黑尔吗？）拉芳一听，眼睛一亮：“DoyouspeakEnglish？” （你会说英语）我听懂了，装模作样的回答： “Yes ，alitt1ebit. ”（当然，一点点而已）其实，我只是按书本照葫芦画 瓢那样答应了， 没想到拉芳高兴地连蹦带跳了两下： “Wecantalkaboutsomething ！”（我们可以聊天儿了！） 瞎了！我就认识千来个单词儿，十来个句型，而且全是自己照猫画虎学的英语， 说着一口除了我自个儿谁也听不懂的“英语”，凭什么跟人家“talkaboutsomething”？ 可是话说出来了，怎么办？只好咧着嘴硬挺着。 我感到我假发套下的脑袋瓜儿上一溜儿一溜儿的往下流水。我继续装模作样地 做用手压压头发的动作，我要把脑瓜上的水截留在头套里面。 谢天谢地，稍微镇静了一会儿，我发现拉芳的英语水平和我差不多，估计也是 处在千来个单词、十来个句型的阶段，倒是能讲英语的我们的摄影师听我俩的对话 有点费劲儿，还得我去向他解释“Wecanbybicycletostreet”是“我们可骑自行车 逛街”的意思。 我们相识了，而且因为以上原因，好像比一般人近了一些。拉芳一下子就和我 交了朋友，大事小情的都找我。我陪她买东西，陪她看中国电影，陪她吃北京的各 种各样的风味小吃；她买衣服总让我帮助看一看，她上朋友家也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还时不常地跑到我家去弹一弹钢琴、练一练歌喉。 几天以后的一个中午，拉芳忽然对我说：“你能不能帮助我找一个中国的医生，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有妇女病，每个月我都会非常痛苦地过一个 多星期。我很相信中国的中医，听说他们治这方面的病很有经验。”中国的医生我 认识很多，能治妇女病的却从来没打过交道。我红着脸二话没说就帮她找医生去了。 调皮的拉芳 难道就是和我这么熟识的拉芳失踪了，找不着了？对于拉芳的失踪，我一直在 思索如何帮忙，可是我实在是帮不上任何忙。拉芳离开中国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 信的大意内容是：《京都球侠》在法国上映获得了好评，尤其是你扮演的角色，一 出场用手指弹瓜子的镜头，居然引起了哄堂的笑声。希望你千万不要留头发，光头 非常有性格。我准备休息一下，然后再到中国去。 我现在在中国失去的体重全回来了。 我也给拉芳回了信，抱歉地通知她，我的头发和她身上的重量差不多，也全回 来了，并期待着能同她见面，希望她对有头发的我和没头发的我有同样的好感。 可是，好端端的一个拉芳，也可以说与世无争，和这世界没有任何恩怨的拉芳， 却突然失踪了，她上哪儿了？ 两个月过去了，巴黎方面居然一点信息都没有，我是在恍惚之中度过这两个月 的。 终于，从巴黎又来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拉芳一家的好朋友、移居法国的中国人张健先生寄来的。他在信中这 样说：姜昆，我是拉芳一家人最好的朋友。她们家所有和中国人的联系，几乎都是 通过我来进行的。你给她的信全是我翻译给她，前些日子拉芳给你写过一封信，也 是我帮她写的中国地址。我最后见到宝丽娜·拉芳是在七月八日下午。她说七月六 日已经给你回信了。但到底她有没有给你信我不得而知。当时她的思想很开朗，说 自己已经戒烟了，还津津有味他说起与你们一起拍片的日子。不知道你是否已经知 道拉芳失踪的消息，已经快两个月了，她一点音讯都没有。她是在和她的姥姥一起 度假的时候失踪的。目前一点儿线索都没有。拉芳的妈妈和我都深信拉芳还在这个 世上。她一定是调皮地去找哪个朋友去了。拉芳调皮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她会不会 找你去了？她和我们说过要请你和她一起去拍片子呢。而且，她给你写的信是什么 内容能否告诉我，她妈妈说要征求你的同意，请你速传过一个复印件来，以使我们 了解拉芳现在何处，请你无论如何帮我们，因为在巴黎的拉芳的所有亲人都快急死 了。我们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重见宝丽娜，但愿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没错，拉芳调皮的性格，我们剧组的人都了解。 那是《京都球侠》刚在北京开机后几天的时候。 “了不得了，昨天拉芳把老王头给吓着了，她当着老王头的面脱衣服。”老王 头是我们《京都球侠》影片的化妆师，上海人，虽然五十刚出头，但在我们一帮年 轻人的眼里显着颇有几分年纪。拉芳扮演珍妮，老王头是她的化妆师，专门为拉芳 做头发。 那天早上，我们摄制组里忽然传出这样一条既“耸人听闻”又有点“颜色”的 新闻，不一会儿就“世人皆知”了。 我也图新鲜，问老王头：“怎么回事？艳遇？”老王头不搭理我，像往常一样 一针一线地缝我们脑袋上戴的清朝的发套。看他并没有理会我玩笑般的问话，而且 有几份气愤，我觉着这事可能挺不一般的。 在剧组临时搭起的化妆室帐篷的旁边，坐着不乐的拉芳，巴丝盖尔和她在一起， 似乎向她解释着什么？ 我走上前去问拉芳：“Whatdidyoudo！”（你干什么了？） 拉芳抬起头来不算太友好地问我：“Whatdidyoudotoo ！”（你们干什么呢！） 我愣住了。是呵，我打听什么呢？一时语塞，转身找别人。稍聊了聊，弄清楚 了。原来，早上化妆的时候，王师傅正给拉芳在一旁梳理假发，一回头，发现拉芳 在旁若无人的脱她的T 恤，上半身就那么光着，而且里边儿一点遮挡都没有。老王 头吓坏了，“妈呀，她是搞啥子？”转身就出帐篷。拉芳一开始挺奇怪，等弄清楚 了怎么回事。突然大笑起来，而且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老王头的叫，拉芳的笑，当时化妆和搞服装的大姐们全听见了。过来一看，拉 芳依然光着上半身在“嘻嘻”地笑个不停，几位大姐觉着有点“那个”，连声叫： “快穿衣服！”“我们中国不许那样！”声色严厉，倒让拉芳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赶紧穿戴好。 导演谢洪也闻讯跑来，立即下了指示：“不许调皮！你把老王头都吓坏了？” 周围又来了好些人，有看热闹儿的，有指手划脚的。 拉芳一开始觉得挺可笑的，可一看周围的人全这么严厉，而她自己又不知道做 错了什么，觉得受了委屈。于是，她也极不乐意地坐在化妆室外面一个人生闷气。 有人觉得是一个大事儿，有人觉得是一个小事儿。外边儿吵吵嚷嚷的。 谢导让拉芳继续化妆，她就是坐在那儿不动。谢导让我去说。我又一次来到她 和巴丝盖尔小姐的面前。 我问拉芳：“你喜欢中国吗？”拉芳不说话。 我想说：“中国人有着她自己古老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人类时间最 长的传统。你别拿你们法国人那一套到中国来。”但是，我的英语水平有限，说不 出，我就又去找翻译老何。 当老何还没张嘴的时候，拉芳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法语。老何翻译给我听，我 真惊了。 拉芳说：“我是把他当成我的爸爸，有什么可奇怪。怎么该奇怪的不奇怪呢？ 我非常奇怪，剧组里这么多的小伙子，他们都愿意和我在一起，那么热情，那么友 好。但是没有一个有一点儿过份的表示和越轨的行动。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 太年轻吗，他们不懂事吗？他们是清教徒吗？都不是。 但是他们就是非常规矩地做了，我纳闷，谁在要求他们，谁在不允许他们。 都没有，他们这是自愿那么做的。知道我们法国在干什么吗？我们文化部长在 下命令，‘把巴黎街道上的裸像统统去掉！’我们的巴黎市长在呼吁，‘女士应该 穿衣过街’，许多有识之士在提醒法国时装设计师，‘请在妇女衣服上多用些布料 ’……”她说了那么多。愚蠢的我不知怎么样把她的言论和她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我实在是糊涂了。听了半天，想了半天，我忽然闪进一个念头：拉芳在了解中国， 拉芳在认识中国，是不是呢？ 我问拉芳：“你是想了解一下中国人吗？用你脱衣服的行为？”拉芳答非所问 地说：“格鲁申，你能不能请剧组里的人到我们法国使馆来，今天晚上我请你们看 我在法国演的电影。”我看得出拉芳想让我们了解她，或者说是加深了解她。 了解中国不是从现在开始 在法国驻京使馆文化参赞的帮助下，剧组的一些演员和工作人员来到法国驻京 使馆的一间公寓看宝丽娜·拉芳表演的影片录像。拉芳和巴丝盖尔陪着我们。 第一个影片是个轻喜剧。拉芳表演一个邮电局里的工作人员，她坐在一个可以 随意移动的转椅上工作，表演俏皮而又可爱。第二个影片，好像是描述她和一个外 国皇室王子的爱情故事。影片有一大段是床上戏，当嘻笑不止的我们看着裸体的拉 芳在银幕上跑来跑去时，我们大家都不作声了。我估计拉芳好像也感觉到了几分尴 尬，一到有这方面镜头的时候，她就用手中的控制器快速地放进。这么一来，倒更 是有点“欲盖弥彰”的劲头儿。不知怎的，后来整个屋子里竟然有点窒息的感觉。 11 点了，欢欢而来的我们匆匆而去了。拉芳叫住了我：“你回家吗？”“对， 送完你们就回去。”我每天都开车送拉芳和她的女友回北京饭店，我不知道她为什 么要问这句话。 到了北京饭店，她告诉巴丝盖尔：“你先回去吧，我和姜先生坐一会儿。”我 俩坐在我开的一辆红色拉达吉普车上。9 月的北京，天气依然有些热，但入夜的气 候还是凉爽的。拉芳坐在我的旁边问我：“你们中国人看我的电影是不是有点讨厌？” 我忙安慰她：“不，挺好的。只是习惯不同，再说，你一快过录像……大家倒有点 儿……那个……”我吞吞吐吐的，也找不着合适的词儿。 拉芳讲起了日后让我永远忘不了的一段话：“真喜欢你们中国的小伙子，那么 好，那么纯。看见我演的电影了吗？裸体的，不那样就不行。在我们那儿，许多大 牌的明星就是从这样的片子开始，先要引起人的注意，然后再搞艺术，这是通常的 规律。大家都这样，我也不能例外。可是得到的副产品是什么？性骚扰，每天每天 的。在巴黎，打电话、写信、向你求爱，要和你睡觉。简直像疯子一样的一堆人， 一天到晚缠着你。路上有，摄影棚里有，哪儿都有。 “我一个人住在一个公寓里，每天工作后我不敢回家，因为门口准有三两个人 在等待，他们一等就是四五个小时。我们公寓的对面是一个中国餐馆，老板是一位 特别和善的中国大姐。她是浙江人，特别泼辣。她和我说：‘拉芳，怕什么，有大 姐在，谁也不敢碰你！’有几次，是她带着我喝退了酒气熏天的小流氓，把我一直 送到楼上的家中。我每天回来，一定先要到大姐那儿吃一碗面条，然后就坐在餐馆 抽上两根烟，一直等到等我的那些人不耐烦走光了，我再回家。回家也是大姐送我， 一直到我把门反锁上，她再离开。 她有时候生意太忙，就让她的丈夫、店里的伙计、吃饭的中国留学生送我。 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保护我。他们不喜欢美丽的容颜吗？但是他们每个人都 那么安份。我忽然感觉到：在中国是最安全的。我对中国的中医有偏爱，中国的医 学是这样，中国的人也是这样。于是，我要到中国来看是不是所有的人真的都是这 样。……”“格鲁申，能帮我找个中国的丈夫吗？现在我天天吃中国菜已经上瘾了， 回到法国，我怕生活不下去了。格鲁申，我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 你不了解我，我多么需要一个像那个中国餐馆一样充满温暖而欢娱的家。”夜 越深，风越凉。肃然中，我的心被拉芳的话语激动着。我真的为我们中国人的规矩 而自豪，也许仅是每个人一点点的传统约束。可这宝贵的传统居然显示出民族的神 采，它不仅仅是征服一个拉芳，更是在征服世界。此时此刻，法国的女明星、秀丽 的拉芳就和我一个人坐在一起，只有北京饭店门窗里的灯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然 而，此时能感觉到的是，谁有一点非份之想，都是对我们中华民族高尚传统的亵渎。 我清醒地对拉芳说：“太晚了，休息吧，中国对象的事，明儿个再说！” 拉芳的妈妈与爸爸 拉芳给我的信已经翻译出来了，信封是用红笔写的。据老人说，信件用红笔写 是个不吉祥的象征。后来我听说是张健先生当时找不着笔，阴错阳差地用红笔为拉 芳写的。这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先兆。我一直迷惑不解。拉芳的信是这样写的： 姜昆： 对不起，你的信来了这么久，我才回你的信，真不好意思。 你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你的样子一直常常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异常纯朴的生 活，你的大方聪慧，以及恰如其分的幽默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 咱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是美好的，我们划船吟诗，在你的家里同你的娇美的贵 夫人共餐，这一切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特别希望你不要把自己养得太瘦， 这样你会更好看。我非常怀念你在电影中的表演，你的演技很准确，至于我，我已 经恢复了今夏失去的体重。我计划于明年携老母再去中国。 吻你及你的夫人和女儿。 宝丽娜·拉芳 信上签名的日期离她失踪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又一次问自己：她会到什么地方 去呢？ 我一边把这封信的复印件传给巴黎，一边给拉芳的妈妈写了一封信。我告诉她 拉芳没有到中国来，并且询问事情有没有进展。 和拉芳在一起的日子，我们都知道贝尔娜黛特·拉芳比女儿有名得多。 拉芳曾对我说：“我妈妈特别喜欢中国。可是遗憾的是她没有机会来到中国。” 我问她，“为什么不安排来一次旅游？”她反问我：“时间呢？”她说：“她这样 的大明星，时间根本不属于她，刚有个机会又被安排干了别的。我这次到中国有多 一半的原因是为她来铺路的。”我问的问题是有点多余，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甭 说出国，就是国内的这些城市，答应人家而又去不了的有多少个。说出来可能不让 人相信，有的城市去过三四次，却从来没有上过街，不知道人家市容什么样。像拉 芳妈妈这样的大明星，又是在西方的商业社会中，对向往已久近在咫尺的地方都不 能造访，应该是个顺理成章的事，这也是名人的悲哀。 “你妈妈的家庭生活怎么样？”我用一句很蹩脚的英文问拉芳： “Areyourmother ’sfamily ？”拉芳听懂了。她告诉我：“我曾经有过爸爸。” 她用的是过去式。我以为她爸爸死了呢，她赶忙解释：“他和我妈妈离婚了。”于 是，拉芳和我讲了她的爸爸——一个非常奇怪的、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怪人。 “真的。”拉芳说，准确地说，他是个艺术家，一个非常脱俗的雕塑家，然而 他又是一个不成功的艺术家。他的雕塑作品充满了怪诞和神秘的色彩，在他现在居 住的别墅的院子里，有一个他雕塑的作品，他自己把它称为“宇宙观”，可是没人 能理解它。一堆怪怪的形状结合在一起，像是在胡拼，随意的堆砌，几乎所有的人 都感觉不到匠心所在。他离这个世界太远了。 我的爸爸本不是个愤世疾俗的人。可是，妈妈的成名，女儿的成功，与他的作 品不为世人所理解，这种反差太大了。于是，他恨这个世界，尤其恨现代文明！他 和妈妈离婚了，而且像一个孩子一样与这个家庭不辞而别。 他搬到离城市很远的一个山林中。那里，有一座木头房子，他把它当成别墅， 他自称那房子为“我的窝”。去那里要经过一个很宽很宽的湖，只有开游艇才能过 去。那里没有电，没有冷热水，只有木柴和树叶当燃料。原来我给他一个可以用煤 气罐燃烧制冷的老冰箱，让他储存一些食物，但是他拒绝使用，甚至看都不看它一 眼。他要一个人面对周围的一切，面对贫寒，面对孤寂，面对无助。他用他冷漠的 态度对现代文明挑战，似乎向世间证明，一个人没有什么照样能活下去，他不需要 这个世界承认他，互不理解最好。 他似乎在赌气，跟谁呢？天也不知道。 宣传媒介对我们家的这种情况挺有兴趣的，几篇文章弄得大家都知道我的爸爸。 我们几个好朋友对他也挺感兴趣的。一次，我们几个艺术圈内的朋友，约我一起去 别墅，好奇心驱使他们到一个相距他们现代环境遥远的地方去猎奇，我是这样猜想 他们的。 他们睁着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一切，而且不时地向爸爸打听这打听那。我的 爸爸也用好奇的眼光审视他们，而且时不常地用非常轻蔑的眼光从上到下打量我那 些朋友的头饰、服装，连鞋袜都不放过。不时，从他的嘴角还掠过一丝冷笑。我有 预感，总觉得爸爸要做什么事，他过去和妈妈激烈的争吵，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闪 现。 “爸爸，他们是艺术家，每个人都很有成就。”我提醒爸爸，以免他和我的伙 伴有什么冲突。“他们还很欣赏你的雕塑哩！”我还捧捧他，以让他高兴，当然， 也是为了别让我的朋友不高兴。 然而，防不胜防。预料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你简直难以想象。在我们一起 吃晚餐的时候，我给大家烧了奶油蘑菇汤，爸爸在旁边帮忙。蘑菇、牛奶和奶油都 是我带来的，林中的蘑菇不能吃，因为我们分不清哪个有毒，哪个没毒。我用伙伴 们从湖里打来过滤以后非常干净的清水烧汤。我记得我烧好以后味道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当我们坐在餐桌前一起吃我的奶油蘑菇汤时，我发觉大家都皱起了眉头。 我一尝，怪！怎么一股馊馊的说不清的怪味儿飘在汤里头。本来奶油汤是白颜色的， 可现在的汤发浑。怎么回事？看到伙伴们喝汤的样子太难受了，我忙解释：“是不 是湖里的水一烧就成这个味儿了，大家还是不要喝了，喝茶和咖啡吧！”可同是湖 里的水，沏起茶和咖啡来清香极了。我疑惑不解地看看爸爸，他的嘴上又挂起了他 看我的那一丝冷笑。 我把他叫到一边，问：“爸爸，你在我的汤里搞了什么鬼了？”“汤就是这个 味道，所有人都知道。”“胡说，你放了东西。”“放心，不会死人！”“你放了 什么东西，那是你女儿做的汤，为朋友做的汤！”“……”。 “你必须说，如果你不说的话，你的别墅这儿，我就是来的最后一个人！”我 气极了，而且我必须要弄个水落石出。 爸爸慢慢吞吞地抬起他那漫不经心的眼皮说：“我把擦桌子的抹布，用水洗了 一遍，然后把那水倒了一半在汤里！”疯子！我的脑袋都气炸了，我和我的朋友刚 才一人至少喝了五口有抹布脏水的奶油蘑菇汤，我简直要呕了：“爸爸，你是疯子！ 精神病！那是我的朋友，是艺术家！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他们！”“什么艺术家， 你看他们的打扮，他们脸上的颜色，他们是肮脏的。那样的脏水在他们的肚子里是 正合适的，他们只配喝那样的汤，这是公平的！”我的爸爸居然振振有词，我气坏 了，可又不能对朋友们解释什么，我含着眼泪，带着伙伴离开了别墅。离开的时候， 我看了爸爸一眼。他一点悲伤也没有，只是默默地看着我。其实，我知道爸爸是爱 我的。可是，他的艺术没有被这个世界所理解，于是他恨这个世界，恨这个世界的 一切。他远离尘世，越恨越远，越远越恨。他和这个世界就像水和火一样，永远不 能相容在一起了…… 拉芳说到这儿，眼里充满了泪水。我说不清她是为她爸爸的人生境遇悲伤还是 为自己双亲的不合而难过。而最糟糕的是，我不会讲劝人家不要太悲伤的话语，所 以只是用眼睛默默地看着她，用手摇一摇，做一种天才知道代表什么意义的手势。 我回忆着拉芳讲的这些，想到：是不是她在自己的生活中太缺少亲情了。 不然她为什么那么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只要拍戏一结束，拉芳马上会建议： “今天晚上我们去野炊好吗？”“要不要一起搞个派对，我来找地方。”“有 跳disco 的舞厅吗？我请客，谁去？”就是在我们家造访的两个小时，她还要专门 跳上半个小时的舞。当然，她有时候也会痴呆呆地看着我和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在 一起亲昵的场面。她问我：“我经常和你在一起，你太太会生气吗？”我摇摇头说 ：“我太太非常喜欢你的性格。”“哈哈……”她快活地笑了，洒一串银铃般的笑 声。 噩耗证实 11 月的某一天，我怕见的一条消息终于在这一天早上在《人民日报》上出现 了： 法国著名影星拉芳遇难新华社巴黎11 月21 日电（记者吴葆璋），法国司法 当局今天宣布，于8 月11 日失踪的法国著名影星宝丽娜·拉芳已遇难，她的尸体 在法国南部洛泽尔省基文山中被人发现。 基德市检察院已经开始新的侦讯，以确定拉芳准确的死因。据报道，拉芳陈尸 处距她家仅5 公里。拉芳失踪后，军警、消防队、亲友均在这一带进行过反复仔细 的搜寻。 我料到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人们形容生是冬去的第一片新叶，荒漠第一株草芽，黎明第一片曙光；人们形 容死是拴在木桩上的扁舟，是凋谢的花朵，是静静地栖息一个疲惫而充实的梦。 我不管文学家们用什么样的字眼去表达他们对生死的情感，眼前严酷的事实是 ：一个心地善良、欢蹦乱跳、如花似玉、对中国有着美好的憧憬和感情的姑娘没了， 而且好像是无缘无故，一切都不能解释地没了。没得那么残酷，那么不可理解。如 果你是我，你也绝不会理睬那些枯枝呵、梦呵、凋谢花朵那样的人为的文字，你会 为世间的无情而嚼泣…… 如果你看了《京都球侠》这部影片，你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说，你一定会为 拉芳塑造的珍妮小姐形象而感动。不仅仅是因为她貌美、婀娜多姿，是为她那热爱 中国善良的心，真的。珍妮小姐和清政府的留美学生周天是同学。周天回国后对清 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时值当时驻京的外国使者和外国的水手们组织了一个足球队， 想找中国人打一场友谊比赛。周天邀集了京城的一些哥儿们练球，准备和外国人比 赛，为中国人争光。清政府小题大作，认为比赛不能让外国人在中国难看，就在御 林军中挑了一些散兵游勇组织了一个奴才一样的球队，只准输不准赢。清政府下令 通缉周天组织的球队，追捕捉拿。珍妮利用自己的身份，处处保护周天等人，帮他 们躲过清兵的围捕，帮他们找练球的场地，帮他们通风报信。最后，周天他们赢了， 但是同时违背了“老佛爷”的旨意，全被拉出去砍头问斩。在走向刑场的时候，珍 妮还挺身而出保护周天，她告诉清官：“周天是我的丈夫。”并当着众人的面吻了 周天。她确是热恋这位中国人的。然而，为了球侠这帮哥们，周天还是离她而去了。 萧瑟的深秋，珍妮眼含泪水，望着周天伙同他的球友奔赴刑场…… 我也是球侠当中的一个。排演这场戏时，一向非常爱说爱笑的拉芳沉稳极了。 我们的外景地在圆明园，她坐在废墟前的石板上发呆。 我问她：“你想什么呢？”她淡淡一笑。 一个星期前，我们约了好友陈佩斯、朱时茂一起去了龙庆峡水库。当我开着车 驶进怀柔地区的时候，拉芳被周围的景色感染得在车上直叫：“太美了，和巴黎郊 区一模一样！”她指着陈佩斯的光头和我的光头对朱时茂说： “你为什么不剃光头，我最欣赏的是自然美，你的头发不好看，他们的头就像 龙庆峡这两边的山谷一样漂亮，我喜欢。”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她活泼得像只小鸟 儿。 拉芳自己纯真、朴实，没有任何遮掩，她也喜欢大自然的纯真、朴实和不矫揉 造作。 龙庆峡水库的水真凉呀，甭说入秋，就是在盛夏也刺入筋骨，我在水库里游了 十分钟就受不了了，匆忙跑到船上披起了毛巾被，哆哆嗦嗦打冷战。 拉芳一个猛子游到船边，她扶着船帮说：“你怕冷？”我点点头。“那是你的 心不热！”我惶惑地看着她。“我在水里也冷，但是我太喜欢这地方了，心里边的 热度高极了。我又一直在吃中国餐，中国餐的热量高，所以我不怕冷。”她又一个 猛子扎走了，我当时听她这话，就觉得她挺浪漫的，自己还是在那儿打自己的冷战。 水中的拉芳，快活得像条小鱼。 可今天，她怎么那么深沉呢？ 忽然，她跟我说：“和周天分手，我不应该掉眼泪，我就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我想我爱中国，我想我爱的中国恋人，我也应该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有一种对清 政府腐败的愤恨和无奈，这是中国的历史，我要表现历史的真实，你说对吗？”… …明白了，她是在酝酿感情，分析角色，好一个认认真真演戏的拉芳。 拍戏的时候，奔赴刑场的我们和送行的她是分开拍的。我们在旁边看着，拉芳 木然的眼光注视着面对死亡的球侠们走向绵延的山脉之中，一股深情注入脉脉情深 的脸上。目光中的茫然，似有无数的感受，一切全溶在一动不动的注视中……摄影 机停止了响动，周围的我们和工作人员全鼓起掌叫好：“太棒了。”拉芳望着她这 帮中国的朋友，抹去了含在眼中的一滴泪…… 安息吧，拉芳 张健先生又为拉芳的妈妈传递过来两封迟到的信。一封是拉芳的妈妈问我：你 见过拉芳有这样一只鞋吗，中国式的，黑绒扣绊儿的。我知道拉芳的妈妈和所有的 朋友一样，不会相信眼前的事实，不会相信可爱的拉芳会那么快地离开她。另一封 信是被证实了拉芳已经死了后，张健先生代笔的。“确实是拉芳，没想到那么惨， 好像是失足落下了山崖……”我知道拉芳活泼好动的性格。每一次周末我们去参加 舞会，我不知要劝多少回，才能止住她那不停顿跳跃的舞步，当她听着音乐的节奏 而高兴地跳起舞来时，时间对她来说根本不存在，如果没人叫她，她可以一口气跳 上一个小时。 我更知道她热爱大自然的性情。她不愿意在屋里呆着，就喜欢郊游，看见山就 笑，看见树就跳，看见河就想跳进去游泳。二十岁就出了名的拉芳是大自然的骄子， 她大概也是用这种对大自然的拥抱和亲吻来表达她对大自然的报答。 我没有给拉芳的妈妈回信。我想，她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我别再用我的拙笔 去触动她那悲痛敏感的神经了。我一个人面对拉芳送给我的小小的礼品———个调 皮的小猪，面对我剪下来的《人民日报》有关拉芳的消息报道，脑海里勾画出她失 足落崖的一刹那： ……鸟语花香，阳光明媚，洛泽尔省的基文山的青翠让拉芳兴奋无比。 远离城市的喧嚣，寻一片沁人心脾的草的芳香和宁静，让在光亮的水银灯和马 达转动的摄像机面前紧张的身子和脑子，在此时彻底地放松。脑海里转动的全是高 兴的事：和妈妈在远方龙的故乡一享天伦之乐；与朋友们再一次地在她已经熟悉的 水库里畅游；讲故宫的古老，讲圆明园曾有的辉煌；向妈妈讲述她对梦中的中国情 人的眷恋；偎依在妈妈怀中，像孩子一样亲昵地问妈妈：“将来，我在中国成立家 庭，要传统的，中国味儿的，没有‘现代文明’对爸爸那样的困扰，你同意吗？” ……拉芳笑了，跳起来，跑起来，她又在像鸟儿入天空，鱼儿遨水底，她沉浸在对 未来生活美好的憧憬里…… 可怜的拉芳，没有注意到眼前被花埋住的山崖的陡峭，她走向花丛中…… 拉芳的妈妈给我寄来一个邮包，有一本书，是介绍贝尔娜黛特·拉芳的家庭生 活和艺术生涯的。有一张送给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拉芳的朋友的纪念卡，照片是在龙 庆峡水库边一个不知名的石佛旁边，拉芳闪着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脸上挂着纯洁 开朗的笑容，双手合十向你望着。张健先生替拉芳的妈妈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美丽的拉芳感谢所有的朋友曾给过她的友情。如今她离你们而去，在上帝那里 去追述她和这个世界的友情。愿拉芳的灵魂在天堂中得到永生。 我看着这张我为她拍的照片，恭敬地把它摆在桌子上，前面放上我准备送给她 的那套中国古钱币，眼中涌出了泪水…… 访日散记 十几年前去日本，那可真是开了眼界。看哪儿都好，看哪儿都新鲜，眼睛不够 使的。后来无数人都描述的事情，在我们当时看来就是世界珍闻。中国人百分之九 十以上都不知道呀！现在回过头看看这些文章，像乡下人刚进京的时候那种感受。 话说回来了，有了昨天才有今天呀。仔细品味品味十年前看世界的劲头儿，你会感 到，中国的步伐真快。那个时候我在日本看到的回来就写的这一些，今天的人才不 会那么少见多怪不开眼呢！ 飞抵东京我这个相声演员参加了中国计划生育访日考察团，这条消息使好多人 不相信。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倒增加了我身份的滑稽性。送我们赴日本的朋友 听后笑了；到了咱们海关，同志们一听笑了；到了日本海关，一填职业： “漫才艺人”，他们先是疑惑，尔后也笑了。我心里倒不以为然：你们笑你们 的，反正我到日本就是考察计划生育来的。 第一站是东京。对于东京，人们有不少赞扬：“另一个世界！”下了飞机你看 吧，多困也睡不着。可我从成田机场到东京的这两个小时的路上，却了几次盹儿。 也许是我感到新奇的缘故吧，在飞机即将着陆的前30 分钟，我就睁大了眼睛，使 劲儿从机舱窗口向下望，尽管由于天黑，什么都看不见，我依然把眼睛睁了半个钟 头，结果下了飞机太累，眼睛却睁不开了。也搭着从成田机场到东京市区的路上一 片漆黑，再加上5 个小时飞行的疲劳，所以打起瞌睡来了。大概这不是我一人的感 受，不信你看路上的灯光。在拐弯的路口，灯光低低的，而且一左一右交替地亮， 给人一种灯光跳动的感觉，和周围静谧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据说这样才足以刺 激司机的感官，防止汽车跑到沟里或是坡上休息去。 车子进了东京市区以后，灯光逐渐地辉煌起来，但辉煌得那么孤单。也难怪， 已经入夜11 点半了。鳞次栉比、高大的写字楼，灯全亮着，那么大的玻璃窗，好 像故意让我们把里面看得清清楚楚似的。写字楼的办公室里，除了桌子，就是桌子， 桌子后面全是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陪伴着，书架上是书籍、材料，桌子上也是书籍、 材料，地上还是书籍、材料。战后的日本民族，培养了一种顽强奋斗的精神，飞速 而带畸形崛起的经济发展，需要极大的工作量去处理各种信息的储存和传递。在大 窗户后面，能使你体会到这一点。 访农户我们在和歌山市访问一位农户，并参观了他的家庭。这次活动使我们的 印象太深了，回国后许久，那一天的情形依然萦绕在脑海里。 日本的城市与农村区别不大，当我们还以为大轿车是在城市里兜圈子时，车停 了下来，原来已经到了农户的家门口。 农户的主人五十五岁，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黝黑的，显示出主人长期在大自 然怀抱中享受着阳光的爱抚。他的身体虽然消瘦，但看上去有一副很结实的胳膊。 为欢迎客人，他穿了一套黑色的西装，扎上领带。头型没有受城市“新潮”的影响，保 持着朴实的乡农型。除了这些能说明主人的身份，在他的家中就再也看不出与城市 人的区别了。 主人的家庭宽敞、明亮、洁净，屋内的摆设洁净得让人惋惜：这么干净的环境， 最好放在一个玻璃罩里，供人欣赏才是。但是主人那么随便地让我们席地而坐。借 着这个机会，我便仔细地在屋里观察起来。一看，这是个和睦、富足的家庭。屋里 有许多精致的工艺品，屋子的左面有张红木大条案，上面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支一米 多长的大象牙。条案旁边的多宝格里，放着数个日本式传统的布娃娃，其中还有一 个戴红帽的布娃娃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她坐在日本娃娃们中间。简单的几件紫檀木 家具，上面雕着浮龙，一看也是中式的。头顶挂着一只红颜色的宫灯。主人给我们 拉了一下灯绳，立刻出现了一种热烈而又古朴的气氛。 奇怪的是主人一直比较拘谨。开始，我们以为是他和我们太陌生的缘故，直到 后来他说的一番话，才解开了我们心中的疑团。 “我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主人说：“我四十年前到过满洲，离开的时 候是带着惭愧、忏悔和怀恋的心情。我们日本做过对不起中国的事，所以我想见你 们，也怕见你们。我的家里许多陈设都是中国式的，我用它来寄托我心里面的情感。 我不大过问政治，我知道中国现在还不错，但不知道你们还恨不恨我们这样的人。” 老人的话很平淡，说话时两只手不住地扶着跪在席上的膝盖，并微微颤抖，讲完了 还把头垂下来。我再仔细看：老人动感情了，眼角儿里闪着泪花。满心高兴的我们， 没有想到在屋里面听到这样一番话。望着他那诚挚的神情居然沉思起来。 团长梁济民这时候说到：“先生，我们两国的人民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中 国和日本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的历史，而不愉快的历史是短暂的。过 去的就过去了，让我们记取教训往前看。”这一番话，使主人格外地感动，他不住 地跪在那里鞠躬。这时候，我们的团员、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孙耀明对 主人说：“我是黑龙江的政府工作人员，我邀请你去黑龙江看看，看看中国的变化， 看看你曾经到过的地方，我为你安排在中国的吃住行！”主人兴奋了：“中国人的 胸怀那么宽，看来我们的气量太小了。请，请，请尝我种的桔子制成的饮料。”主 人的家里只有他和他的妻子两人，女儿出嫁到城里去了。他和他妻子经营两点一五 公顷的土地，全部种植柑桔，年产八十吨左右。他们从来不雇人。最忙的时候顶多 请邻居来帮帮忙。柑桔的出售由当地的农民协会负责，两个人的收入很可观。主人 告诉我们：“遗憾的是现在日本的青年人从事农业的越来越少，我听说中国从事农 业的人很多，比我们强。”我们团长一听笑了：“从长远的观点看，太多、太少都 不正常。什么都要有比例。”即将离开这一家时，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王骆副 主任拿出了一幅杭州的丝织品，上面绣着中国的万里长城。他对主人说：“这件工 艺品送给你，希望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见到你。”主人感激地说：“有了它，我就 算到了长城了。我要把它当成家宝存起来。”我们上了车，主人还匆匆忙忙地从他 的仓库里拿出几十盒柑桔送到车上：“中国客人尝尝我的桔子吧！告诉中国，我准 备准备，稍有空，我一定去！”我们大家也连连对他招手：“欢迎你，欢迎你！” 神户神户有着它放光的一面。它是日本本州中部唯一两面临海的城市，北向日本海， 南向太平洋。这种自然环境，使它自然而然地成为日本繁荣的经济大港。 再看看人工岛，简直让你赞叹日本人民的回天之力。移山填海——削平六甲山， 全部填进大海，工程气魄之大，令人钦佩。日本朋友自豪地向我们夸耀：“都说 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是近代世界上最宏伟的工程，比起我们的人工岛来，要差得远哩！” 是呀，行走在道路纵横、楼房林立、树木成荫、花草芬芳的人工岛，谁也不会想到 几年前，你的脚下居然是一片汪洋。 然而，我要讲的是神户的另一面，因为，在这里我体会到一点我们经常说的资 本主义的那点味道了。 晚间，我们游览了神户的市容。翻译小马俯在我身边说：“神户市是世界闻名 的‘恋爱之城’。”我不解其意，疑惑地望着他。顺着他的手指我向一个小巷子里 望去：霓虹灯耀眼，音乐声嘈杂，各种肤色的海员们结伴而行。 五光十色的广告牌立在你的头上、眼前、脚下，可上面不是商品信息，而是那 么醒目地招呼你的字样：“百分之二百感官的刺激”，“第一流无上装夜总会”， “音乐、欢乐、享受、刺激”，“舞会——最满意的伴侣”。这一切，加上门口的 侍者大声地招徕顾客，恨不得拉你的手，让你进他们的所谓“游艺场所”。老天爷， 在这门口就够刺激的了。 我们没有对这些表示出兴趣，可和好奇心又是矛盾的。路过一家商店，上了楼， 又随便地推开了一个小酒馆的门。嚯，酒杯的碰撞，侍女的笑声，香烟的浓雾，沉 迷的乐曲。一位老侍女把口中的烟雾，慢慢地喷向她柜台对面的顾客的脸上，竟引 起了那么尖的笑声，吓了我一哆嗦，赶紧关上门打了一个寒噤下楼了。 来到市区较宽敞的一个街头，一阵震耳的摩托车声响起来，我们连忙张望：只 见三辆摩托车载着三对男女青年，开足了有一百八十迈的速度，在街上呼啸而过， 街上的人们都向他们望去，连汽车都匆忙地避开他们。我们的团员、福建的老盖问 我：“这是干嘛！”我停了一会儿想起来了，呵，这大概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日本社 会上的“暴走族”。我暗暗思忖：这么庞大的车流，这么狭窄的车道，开这么快的 速度，不撞车才怪呢。 神户市的许多商店，二十四小时营业。灯亮得耀眼，街头小贩的招徕，乐曲的 嘈杂，催着我们赶紧回饭店避开这里的喧嚣。刚进饭店，在门口碰上了几个打扮得 花枝招展的女人。她们等谁呢？我记着刚才出门时，她们就一直站在这里。我问同 行的日本朋友，他们笑了：“不告诉你。”不告诉就不告诉，谁让人都有不言而喻 的本能呢。这时小马问我：“怎么样？是‘恋爱之城’吧？”好家伙，这种爱法， 可不是人受的。 礼 有人说马季的相声《彬彬有礼》太夸张，可到了日本一看，这里的情况敢情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哩。 日本人鞠躬、寒暄，见了生人总讲：“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这已经世人 皆知。到了日本一看，这种礼节不仅是接待贵宾、交谊恳切的一种形式，而且是渗 入到他们的生活、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在旅馆里，服务员没有坐着的，全是站在那里不住地向客人致意感谢。 每次乘车返回旅馆，站在门口的侍卫，见一个人就用生硬的汉语向你问候一句 ：“辛苦啦。”进门以后，除了向你问候以外，准会有服务员接过你手中的行李， 而另一个服务员忙跑去为你开电梯的门。在电梯里，如果有那里的工作人员，一见 面就问候你，他下了电梯还要向你叨咕一句问候的话。说什么也听不懂，我们只好 鞠一个日本式的躬来表达对他们热情的感谢。商店里更是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货架上随便挑选商品，选好后，你只要喊一声：“斯米妈三 （对不起）！”马上会有售货员跑到你身边。看到你是异国的顾客，他们就用手中 的电子计算器向你显示商品的价格。 你把物品和钱付给这个售货员，就可以站在那里等。你放心，他们决不会拿着 钱跑掉，或是再回过头来认错，把你的东西给了别人。一切都替你办好，然后还朝 你鞠一躬表示感谢，你会在一片感谢声中心满意足地离开商店。 观光一些名胜古迹，如果没有导游往往会感到平淡无奇。日本的导游小姐们，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日本的旅游区日光观光时，导游是一位三十开外的日 本妇女。这位导游热情大方、举止端庄、活泼，口齿清脆得发甜。从她满头淋漓的 汗水来看，她为一批又一批的旅客导游一定很累，但你从她的神情中一点看不出有 疲劳的感觉。参观东照宫，要走许多路，她穿着一双又细又长的高跟鞋，还跑前跑 后地照应，我的脚脖子累得直疼，可人家始终是情绪饱满，不住地问你：“我这样 行吗？您还想知道什么？”我们离开名胜区时，她热情地挥动着手中的小旗向我们 告别。我们知道，一转身，她又要以同样的热情，为另一批客人去奔忙。在京都游 览时，由于乘车赶路的时间较长，大家都有些疲劳，那里的一位导游小姐便站在轿 车的司机旁边对大家说：“诸位先生都很累了，我唱支歌吧。您可以闭起眼睛听， 闭着眼睛听我们日本京都的民谣，别有一番风味呢！”一路上，她又是讲又是唱， 一刻都不停。分手时，我们一一和她握手告别，感谢她为我们的观光付出的劳动。 礼貌使人友谊加深，礼貌使人相互尊重，礼貌使人们的感情贴近了。 工作时的大声喧哗，在日本也看成不礼貌的行为。日本的办公室，大部分是三 四十人集中的大办公室，每人桌子上有一部电话，屋内每个人都静悄悄地工作，也 许是电话传音的高度灵敏，打电话全是近似耳语的悄声细语。 一次，我去人家办公室里接大使馆打给我的电话，一拿起耳机我就大叫一声： “喂！”把周围的人全吓了一跳。也难怪，我打惯了听不清声音的电话。 然而据日本人讲，真正的讲礼、学礼的地方要属日本的茶道了。 茶道 茶道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典艺术，是日本人通过品茶艺术款待贵宾的特殊礼节。 在和歌山县和歌山市，市长字话田省三先生招待我们考察团的全体人员，欣赏 日本的茶道。 茶道室红松庵坐落在和歌山市中心。这是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 生赞助建立的茶室。松下幸之助先生生于和歌山市，他是和歌山市的名誉市长。 在市中心，我们来到小巧玲珑、风格典雅的红松庵茶室，倍觉赏心悦目。 这天风和日丽，红松庵庭园的花草艳丽，树木亭亭，溪水清清。庭园内曲径通 幽，群芳争艳，一草一木，亭台楼阁，布置得疏密有致，点缀得宜。都市生活的喧 嚣的气氛在这里一荡而消。 我们脱了鞋，来到茶室席地而坐。按规矩应该是跪下，无奈这方面的基本功实 在勿灵，主人原谅了我们，大家全一一盘腿儿了。但就是盘腿儿，我仍觉得累，要 不是看着女茶师那么有礼貌，又是磕头又是端茶，我真坚持不了那么久。 尝茶道，不过是吃两口点心喝两口茶，但那里面的规矩可多了。茶师涮碗有一 定的方向和遍数，沏茶有一定的程序，倒茶、敬茶有一定的礼节。据说，这还去掉 了许多繁文缛节呢！ 饮完茶道，我问陪伴我们的日本朋友鹤间先生：“你过去饮过茶道吗？”回答 ：“没有。”我们又问秋元先生，回答是：“没有。”我又问大岛女士，回答仍是 ：“没有。”我奇怪了，茶道在日本不是很有影响吗？鹤间先生似乎看出我的疑惑。 他告诉我：“在日本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来饮茶道的。 茶道有一种专门的组织，并按月交付活动的经费，才可以来茶室。而来这里也 不单单是为饮茶而来，在日本，我们称这里是学礼的地方。比方，女孩子出嫁了， 在人家的家里当家庭主妇，必须要学会招待客人的各种礼节，这样才能让人感到她 有教养、懂规矩。那么，在出嫁前，就要由父亲带着女儿来饮茶道，由茶师们边讲、 边示范。”我们听完了恍然大悟：“敢情这是个学习班儿性质的。”鹤间先生不懂 得学习班，依然认真地跟我说；“不仅学习，还是比较高的礼待客人的场所呢！” 步出红松庵，思绪纷纷：一方是飞速的现代化，一方是古朴的传统；一方是积极适 应客观世界的灵活性，一方是永远不变的规程；一方是为了竞争不断更新简便的运 动，一方是愈繁琐愈能显示其精神的内涵。于是，我又想到了日本科学技术的发达 和人民对佛教信仰的虔诚。大概正是这种矛盾的统一以非常和谐的形式存在，使日 本以独特的方式在这个世界存在并前进，从而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 艺妓 日本的艺妓，是日本民族文化的代表。对那张像用大白刷过的脸上，镶着好像 用细线拉开了的镶了呆板里框的眼，再加上色彩艳丽的朱唇，衬上后边儿的厚厚的 板刷似的头发，总让人琢磨不透她们是干什么的。 了解日本艺妓的，把她们看成是日本文化终极的象征。这个职业，可能究其传 统性和社会人文的背景，对日本的女性还有着强烈的不可言喻的神秘性和吸引力。 可是让不了解日本文化的，尤其是像我这个岁数的或是比我小点儿的年轻人，总觉 得她们是干“那个的”。 其实，就艺妓这个职业来讲，怀疑人家“不正经”，是有点“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了。 游京都的晚上，我们和主人一起坐在了一个餐馆里。为了招待访问团，主人叫 几个艺妓陪大家跪坐在矮小的餐桌前。艺妓的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起码有六十岁， 最小的看样子不到二十岁。那张用大白刷过的脸，尽管涂得让人一点也觉察不到皮 肤的质地，但是从言谈、举止、表情上，还是能判断出她们的年龄——老的热情活 跃，照顾你吃喝，让你感到做作；小的文静羞涩，好像涉世不深的姑娘，总用那单 眼皮后面的杏核眼审视周围的一切。 我估计，我们代表团的那些成员也不了解艺妓是干什么的，所以在分座位的时 候谁也不敢让她们坐到身边。有的汉子甚至在叫：“不要，不要? ！”其实，谁也 没给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想哪儿去了。 随我同去的日本朋友用半拉喀机的中文跟我赶紧解释，我也把我听懂的一点意 思告诉给咱们的同胞。 其实，艺妓跟妓女虽同用一个妓字，但是没有一点共同之处。这门艺术的历史 已经有二百多年了。这是日本文化的产物。艺妓需从小受训练，弹琵琶、三弦，练 习歌唱、舞蹈。她们用日本民族传统的扇子、服饰加上演唱、舞蹈，在专门的茶社 里招待主要是男宾为主的客人，让客人欣赏。艺妓们用优雅的举止，严格程式的动 作，传统的演唱方式，表演着让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像我们搞艺术的人都认为极其 平淡的，十几分钟老是唱一个旋律的曲子。而客人则在轻歌曼舞中，一边喝茶，一 边吃点心，一边慢慢地品味大和民族文化内涵。当然，尤其是在陪客人饮酒以后， 那股高雅优雅文雅的雅劲儿，被后劲更大的日本米酒一冲可能就冲到爪哇国里去了。 于是有了猜拳行令的呼喊嬉笑，放荡形骸的举止，这大概另当别论，至少不是主流， 咱们还是看“大方向”。 在我对面坐的是一位年轻的艺妓，整个喝茶吃点心的过程中她非常规矩。可能 由于她真是温文尔雅，众多的代表团成员纷纷找她合影留念，她则一直紧闭着朱唇， 拿出纯日本味儿的表情来和大家照相。她的名字叫美佳子。 当我的日本朋友向她介绍我是中国的“漫才家”（相声演员）后，我和她还有 一段挺有趣的对话。 我：“你脸上涂那么多大白，不烧得慌吗？”佳：“这种颜料很高级。过去我 们用低档的粉底，含铅多，许多姐妹的脸上都长了疙瘩，感染了，做不成艺妓了。 现在没有人用了。”我：“你非常喜欢这一行吗？”佳：“当然了，我们也是从小 训练。”我：“你从几岁开始学艺妓？”佳：“过去都是从六岁开始，我是从高中 毕业以后开始的，现在从小学的不多了。”我：“你为什么要当艺妓？”佳：“这 个工作好，收入也高……你为什么说相声？咱们都一样呀！”（老天爷，敢情我们 是同行！） 我：“你对中国相声了解吗？”佳：“不知道，但是我喜欢中国。明年把钱攒 够了，我准备去中国旅游！”我：“欢迎你，和谁去？”佳：“和我的男朋友，他 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俩一直想去中国，可是要花很多钱，他没有，他在等我挣够了 钱，我们完成这个梦想。”……? 在年轻的艺妓美佳子的脸上，依然是那奇特的厚 厚的白颜料。可她的眸子中，却闪出异样的光彩，那么纯真，那么无邪。好像这一 点光彩映在整个大白刷过的脸上，一下子让那张木木的脸有了生机，渐渐地莹润起 来。目光迷离的美佳子，会不会在龙的传人的故乡，与自己的恋人有一段梦一般的 故事呢？好几年了，我一直在想这个没有答案的话题。 环境卫生 在日本家族计划财团的办公室里，一进门就能看到一幅很大的炭笔画。 这画用暗淡的笔调描绘了日本二十年前的劳动的景象：十来个戴着尖尖草帽、 瘦弱的日本妇女，弓着腰在水田里插秧。当然，这种现象在现在的日本已经没有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日本国内一片废墟，食品匮乏，瘟疫蔓延，整个日本民 不聊生，经济面临着崩溃。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灾 难。历史无情地告诉了他们：靠发动战争，只能走向灭亡；只有靠发挥民族的创造 力，立足于本国，才能有新的生活。于是，由人民自发搞起的“家族计划”运动和 生产自救运动同时开展起来。仅1947年到1957 年十年的时间，他们就将人口出生 率从千分之三十四控制到千分之十七。而国民收入由1950 年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三 十七位，到1987 年一跃为十七位。 随着经济的崛起和人口的下降，仅有着三十七万平方公里狭窄国土的日本在工 农业等方面迅速地发展起来。 现在的日本，传染病的发病率很低，原因之一是基本消除了传染源。在日本的 农村，现在已经不使用有机肥料，粪便全都经过了高温消毒而处理掉。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环境卫生保持得好。 日本的城市看不见土地，全被水泥和柏油覆盖着。偶尔有裸露土壤的地方，不 是植着草就是种着花。街上的树木青翠，枝叶全被修剪成菌状，十分雅致。我这个 人在北京，一向以“脖子爱出油”而招爱人骂，白衬杉如果不藏起来是绝过不了夜 的。但到日本，那么热的天气穿了三天白衬衫，依然不见黑圈在领子那儿出现，惊 得我摸着脖子呼起“能源危机”来了。 日本人平常很少喝热水，全是自来水。城市的自来水，全部是经过消毒、过滤 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喝惯开水和有沏茶习惯的中国人来讲，实在有点不方便。 当然，也有例外。我们去日本名胜区日光观光时，在我们的大客车里发现了一 只苍蝇，它孤苦伶仃地飞着。 交通 我从小就会过马路。只消眼尖腿灵，身子在汽车和自行车之间转上几转，“刺 溜”就跑到路对面去了。在日本，这招可吃不开了。 日本有良好的交通秩序，没有不行。因为那里路多、车多、人多。路多得连在 东京的司机，即便是出租车的司机，没有东京市内交通图也会迷路。 走在大街上脑袋上面有路，鼻子高头有路，走的路下面还有路。狭窄的国土， 使日本投入了偌大的财力、物力，在全国建起了四通八达的立体交叉公路网，充分 地利用了有限的空间。在东京，机动车有四百万辆，而我们全国的车辆，据我的了 解是一百八十万辆。相当于我国两倍多的车辆集中在东京，那个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哪一条街上都是车辆的队伍，车灯的河流。在日本，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集中在城市， 没有良好的交通秩序准会乱成一锅粥，这一点是无疑的。 日本人没有横穿马路的习惯，有也不行，因为车子一辆接一辆，你有天大的本 事也过不去。人们过马路全是走人行横道线。横道线像我们的东单西单那样，也有 红绿灯。那个红绿灯的制约力可真强，即便是没有车，人们也自觉地站在路边，等 候换灯以后再通行。我注意过，即使在夜间，车辆极少的情况下，人们依然是如此。 遵守交通规则仿佛已经成了人的一种本能。 还有一点，使我惊奇。在那里，车子是让人的。在日本的二十来天，不夸张地 讲，我没有听到一声汽车的喇叭声。仅听到汽车在倒车时，车尾巴提醒后面人注意 的“嘟嘟”的蜂音。人们走过人行横道时，遇见了左行的拐弯车也不用惊慌，放心 走就是，因为车子会自觉地停在人行横道边让你通过。 要是你的心肠好，用手示意让车，司机会把身子伸出车外，向你说一声：“多 姆，阿里嘎多！（谢谢）”然后，赶紧过去。自行车也有，但不走公路，全是在便 道上骑。自行车上没有铃，因为那里没有铃声驱赶行人的习惯。有人在前面，赶紧 握闸停下，等人闪出一个空，它再过去。 过去，我以为在高速公路一定是车驶得快得不得了，其实不然。连日本人也承 认，高速公路是“高而不速”的。只不过与一般马路相比较，高速公路的车少、路 直，行起来方便一些。然而这种便当，要付出代价，走一段就要向一个路卡交上养 路费。日本人就是从这些养路费中来收回修建高速公路而付出的昂贵的投资的。 回到北京过马路时，我望着人行横道线上的红灯，还是迟迟不敢迈脚时，发现 人们早已左右穿插过去了，这边只剩下我一人。于是，我也迈开灵巧的步伐，在车 子中间左穿右插起来。……看来养成良好的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真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 颜色 日本人穿服装五颜六色，盖房子五颜六色，广告五颜六色，汽车五颜六色，书 籍、商品、招牌、灯光也五颜六色。总之，无论你走到日本列岛的哪一个角落，你 都会置身于一种花花绿绿的世界之中。 在枥木县，我们参观了自治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当我们听说，在北京以“中日 友谊”命名的医院和这所医院一模一样时，则更增加了访问的兴趣。 我们一进医院的大门，就看见在大厅正面的墙上，涂有红、灰、黑、粉、褐、 黄六种颜色，每一种颜色上面写着诸如病室、生理检查、化验室、门诊、放射线等 字样，然后这个线就弯曲地从墙上一直转到地下。我们往地下一看： 地面上也是五颜六色。呵，我明白了，原来这就是类似箭头那样的标志。那么 大的医院，上楼、下楼、左拐、右拐，多明白的人初次来也会犯糊涂，可有了颜色 的指示，你顺着这个色走就是了。真是妙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然而也方便得不 能再方便。 还有一次去幼儿园，孩子们戴着的帽子也是带颜色的，红的两排，黄的两排， 紫的两排。再一看，还是分个头的，差不多的个头的帽子全是一个颜色。于是，我 们明白了。我笑着对穿着紫色工作服的阿姨说：“您是紫色帽子的班主任对吗？” 那位阿姨微笑着点点头：“我们不同的班全是不同的颜色。”据说，颜色的运用不 仅是一种标志，像各色的车代表不同的线路，你找颜色乘车决不会错，他们还请来 心理学家，测定出各种颜色在人们的心理上唤起某种特定的感情。比如蓝色，使人 们感到宁静和满足；黄色代表时尚和进取心；而红色使人想到权力；可绿色和红色 的结合，则使人们感到有力量。 因为注意到了这方面的研究，在日本的超级市场，你看那五光十色的包装和装 饰吧，那也是厂商为了吸引顾客，选择了最引人注目的颜色。在诸多的商品中，在 人流如海的顾客中，小小的商品要在一瞬间引起你的注意，把你吸引住，在颜色的 运用上不花一点心血，恐怕是达不到目的的。 自动化失灵 中国人爱起早，日本人好晚睡。早上起来，我们散步时，都快7 点了，街上依 然冷冷清清。卖早饭的地方极少极少，因为商店开门很晚。这样，早上起得早的人， 想要买包香烟，喝杯饮料，就要求助于自动化售货机了。 自动化售货机在街头巷尾，旅馆的电梯旁，办公室的门口，地铁的站台上，四 处可见。可有趣的是，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怒气冲天的顾客，在投进硬币之后， 什么也等不来。于是，就使尽浑身解数，或用拳，或用掌，使劲地在上面乱捶乱打， 也有干脆用脚踹的。也不知哪下的力气用得恰当，震动了哪个机器零件，就“咔哒” 一声，香烟或饮料就极不乐意地滚出来了。 这时候，在旁边观看的我们，真为他们的这一番搏斗，揪着心呢！ 由于自动售货机必须投放硬币，所以在街头、旅馆里、银行的大门口，也有相 应的自动兑换硬币的机器。只要把一张一千元日币，工整地填入机器内，在吐币口 就能掉出十个一百元的硬币来。我故作正经地问和我关系极好的鹤间先生：“我用 画报剪一张那么大的填进去行不行？”他笑了，连连摆手：“不行，里面有电眼。” 为了验证机器，他当即示范，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元填进去，但机器“咋嚓！咋嚓！” 却掉出了一千一百元硬币。这会轮到我笑了。我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元，表示也要 换一千一百元。鹤间先生说： “不是每回都多给，我真有运气！”我摇摇头评价：“敢情电眼也闹花眼呢！” 我说这话有证据。在小山市，我们下榻国际第一旅社。这是个小城市的高级饭店， 设备也齐全。唯一与大城市不同的是看电视要花钱，一百元硬币看一个小时，想继 续看就得继续投钱。为了省钱，我和翻译朋友一起看一个电视，投了一百元就开始 看，从8 点一直到11 点，电视机依然理直气壮地亮着。可见这种自动化蛮大方， 并不计较给钱多寡。 第二天，离开小山市，收拾好行装，临出房前，我又开了一下电视机，真不错， 还亮着呢！估计我们那一百元卡在哪儿掉不下去了。我不禁暗暗发笑，下一个住进 这个房间的幸运者，将不花一个子儿就可大看电视了。 亲人 在国外碰到了祖国的亲人，真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我们住在太阳路饭店。我们住的这一层大部分是讲普通话的。日本人反正一听 讲华语的，全安排在差不多一层的楼里。可仔细一打听，原来有从大陆来的，有从 台北来的，还有从新加坡来的。 一天，我们在电梯里碰见了几个人，一说话，我们就问：“你们是中国人？” “对，是从台北来的。”“你们呢？”“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一位小姐操着带上 海味儿的普通话问：“我们可以聊聊天儿吗？”我当即回答： “那怎么不行！”回到屋里没一会儿，一个台湾的小伙子就来敲门：“到我们 房间里玩一会儿吧！”我当即和几个同伴接受了邀请。 日本饭店的房间很小，也就是十一二平方米左右。一进门，屋里挤了七八个人， 顿时热闹起来。朋友们拿出了酒、牛肉干、奶油草莓。来叫我们的那个小伙子很聪 明：“咱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今天，你们也别说你们好，我们也别说我们 好，唠家常，谈友谊，不谈政治怎么样？”他的话引起了笑声。话是这么说，可谈 着谈着，就不同了。大陆的大好河山能不谈吗？ 黄河、长江的源远流长，黄山、泰山的雄伟壮丽，能不谈吗？谈到了通邮、通 航，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能自由来往，大家能不动感情吗？谈到后来，大家的感情 都融成一片，我和同伴唱起了台湾校园歌曲《乡间小路》、《橄榄树》，他们全都 应声唱起来。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的这些歌曲在大陆很流行。”他们听了很惊 讶：“ ，这都许唱呀？”我问他们：“我们现在的歌你们会唱吗？”他们都摇了 摇头。于是，我和同伴给他们唱起了《我爱你中国》和《森林之歌》。他们听得静 极了，一位小姐赞叹说：“大陆的歌真好听！”我们唱歌、喝酒、聊天，一直到入 夜2 点。在日本，每天活动安排很紧，睡眠总觉不够，可那天晚上，我就像每次演 出完的感觉一样，兴奋得又失眠了。不知怎的，耳边老是荡漾着刚才的歌声。 写于1982 年 狮城品榴莲 北京人就是这两年才对榴莲有一点印象。 像“文革”中的芒果，当时在北方传得多神呀：吃芒果可以长寿；芒果一个值 一块上海表（那时候上海表120 元人民币一块）；一个芒果就是一个蜜糖罐……改 革开放以后，北方人也能吃上芒果了。记得我在1977 年的广交会上，有人送我一 个芒果，我背着他吃了一口，差点把我酸一个跟头。后来这位朋友才告诉我，那是 他们家里的芒果树上结的果，品种不好，是样子货，就是为看，一般人都不吃的。 我忿忿不平：我就是一般人，你倒早跟我提个醒呀。 十年前去新加坡，同行的有吴祖光先生携夫人新凤霞女士。新老师的腿脚不好， 他的儿子吴钢负责照顾她。另外一个人就是我的老搭档——唐杰忠先生。 新加坡是热带城市，水果多得让我们这些北方佬目不暇接：山竹、红毛丹、奇 异果、洋桃……一个个鲜红艳绿，青翠欲滴。如果没有在广州吃芒果的教训，哪个 我都恨不得咬一口。 榴莲是久仰大名，但是对它的评价可是褒贬不一：说它美的，美得出奇；说它 臭的，臭得要命。人们告诉我，榴莲一上市，爱吃的趋之若鹜，每个小摊前门庭若 市；不爱吃的人厌之入骨，坚决不允许榴莲的任何部位靠近自己，当然厌的主要是 味儿。一则外国的笑话讲，新加坡的导游告诉一对旅游的夫妇说：榴莲是“水果之 王”，但是也有人适应不了，会让它熏得一宿睡不着觉。那位大胆的丈夫在好奇心 的鼓舞下吃了好几口，觉着味美无比。睡觉前饱餐一顿，随即进入梦乡。第二天醒 来他对妻子说：“谁说吃这东西睡不着觉呢？我睡得很香嘛！”他的妻子瞪着疲惫 的眼睛说：“睡不着的是我！”榴莲诸说，可相距是如此之远，不得不引起人的好 奇心。吴祖光先生时年早已过花甲了，但是童心未泯，几次正告我们：没有吃过榴 莲的，就等于没有到过新加坡。而且还提醒道：如果真的喜欢上，吃上了瘾还麻烦 了。北京这地方无论如何是讨换不到这种美味！（因为这东西不准上飞机，连货舱 都不许搁）故此，吴先生提议：无论如何大家要在一起聚会品尝，并美其名曰：狮 城品榴莲。 这一日，烈日当头、屋内虽有空调也无凉意，我依旧拿着扇子造风寻冷。 门开，吴先生归，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异味。我嗅觉灵敏，素有“狗鼻子”之称， 忙问：“榴莲？”吴先生得意万分高呼：“吃榴莲，快，快！”看他兴奋劲，真好 像对这种异味有相“闻”恨完的劲头儿。吴钢用轮椅推着他妈同我一起“闻声而来”， 站在桌旁边，等候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榴莲上了桌，一刀切开。不得了了，我扇子也扔了，拖鞋也掉了，跟头把式地 到阳台上把门打开了。我的直觉是：闻这种味儿绝对比热难受得多。 我这个人比较圆滑，一向不愿意做不招人喜欢的事，此次实在是出于无奈。 吴先生完全沉浸在狮城品榴莲的文化氛围之中，首当其冲用手指在榴莲肉的正 中挖了两块填入嘴中，兴致勃勃地咀嚼起来。吴钢在边上看，还好奇地用手挠榴莲 的皮，并且拿起一块皮给妈妈欣赏。忽然，吴先生停住了嘴，估计是很奇怪：“哎， 你们怎么君子动手不动口呀？”他咽了一下口中的美味，对吴钢坚定地蹦出一个字 ：“吃！”好一个孝子吴钢，老爸有令哪敢违抗。有其父必有其子，上去用手指在 榴莲肉的正中挖了两块舔入嘴中。 照着爸爸的样子咀嚼起来。吴先生并没心满意足，转身劝爱妻凤霞道： “你也尝一块”。吴钢吃着榴莲，脸上表情我说不准是什么意思，是笑？是愁？ 是无奈？还是有趣？闭着嘴动着牙还冲他妈点头儿。吴先生有话，我作为晚辈也不 能怠慢，我就小心翼翼挖了一块送到新老师的嘴边。新老师待我如自己的儿子一般， 我给拿去了，她当然照吃不误。也就是在榴莲肉入新老师的嘴中没有20 秒的功夫， 仗着她从小的童子功的厚底子，新凤霞兜着丹田，虽然口中有物，仍是字字珠玑地 大叫一声：”吴钢——给我拿水来——我把它送下去——！”这一声润似美玉，尖 似利剑，直冲屋顶，绕梁五分钟。 哟，近在咫尺，您使这么大劲儿干什么？“把它送下去？”这不是吃药了吗？ 吴先生的目光转向了我，我也知道在劫难逃了，依样放一块在嘴中：嗯？ 异味没有了，一股甘甜进入口中，就像……像什么来着。我一着急，也搭着害 怕，没怎么琢磨就把榴莲肉咽下去了。我为自己的胆怯而后悔，就又挖了一块。这 回动作稍慢了一点，放在鼻子前稍微嗅了一下……坏了，实在不该有这个动作，勾 起了脑海中记忆和联想功能，把小时候家里穷，只有一双球鞋，而且长年不离脚， 加上不卫生，不喜欢洗……算了，不能再往下想了！ 这时候，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发现：一起同行是五个人，怎么就四个人在这儿忙 活，那位唐杰忠上哪儿了？记得吴先生刚进屋，我还看见他的人影了呢！ 唐先生住的那间房门关着，我过去敲敲：“唐先生，唐先生！”无人应答。 “唐先生，吴老请吃榴莲！”依然鸦雀无声。我莫名其妙。吴钢的眼神里也有诧异。 忽然，吴祖光先生大笑起来，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倒是夫妻之间心有灵犀。新凤霞老师在轮椅上帮着翻译：“唐杰忠是老海南， 在热带呆了二十年，他能不知道榴莲是什么味道？许是早有领教，所以今儿个是下 定决心，死活不出来了！”我们几个人一起大笑起来，笑声混着榴莲的异味儿充满 了一屋。 写于1992 年夏 改于1996 年夏 维也纳圆“梦” 对我来说，欧洲一直是一个梦幻的谜。 我曾飞越阿美利加那幅员辽阔的土地，也目睹过经济怪物东流岛的彻夜通明， 还领略过花园之城新加坡的清秀。南洋的明亮秀丽，北美粗犷中的旖旎，无不在我 脑海里谱出过奇异的带有浓郁他乡色彩的旋律。可是我从来没有机会涉足欧洲。于 是，我经常在脑海里勾画欧罗巴的图画：哥特式的教堂建筑，海边小山上用砖石铺 砌成的甬道，风中吱吱作响的风车，多瑙河畔手风琴声中邀游水中的白鹅，以及那 阿尔卑斯山上皑皑的白雪……总之，把我知道的一切景象时不常地拼凑在一起。我 曾经在梦中吃过“巴黎大菜”呢！ 蜗牛全是北京街头卖的螺狮味儿，用针挑着吃……作陪的有福尔摩斯和“007 ”。 不知为什么我与侦探和间谍搅在一起，同餐共饮…… 明天就要应奥地利华人总会之邀去那里了。第一次进欧洲，明知自己脑中的图 画太乱，偏偏想起来颜色好像是深深的，像中世纪的油画一样。难道欧洲真是一个 赭石般的世界？ 乘波兰航空公司班机，我们一早就离开了北京。 去欧洲挺合算的，早上10 点30 分离开北京，中午1 点就到了华沙了。 但你得在飞机上待上10 个小时，因为有7 个小时的时差。这一天太长了，眼 睛老打架，天总也黑不了。 没有坐过飞机的人，总会想象国际航班的“空中小姐”有多么多么的漂亮，可 是今天负责我们这一段服务工作的是个“空中婶婶”——她看样子比婶婶的年纪还 长一些，也不多说话，手里拿着盘子端着食物走在你的面前，然后用眼睛盯着你， 神情肃穆，好像是在说：“爱拿不拿！”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总之， 那眼光不是热烈多情的。 飞机到华沙以后需要停留两个小时，然后去奥地利。别人坐在候机室里歇息， 我兴奋地在那里踱来踱去。因为这是四十二岁的我第一次在欧洲的土地上行走呀！ 脚在走，眼睛在看：波兰人爱穿靴子，男的短，女的长，挺好看的。候机室的免税 店除了烟酒以外，没什么多余的东西。 我和同行的唐杰忠、胡松华老师邀了同行的华侨一起去吃点小吃。餐厅里光是 桌子，没人。我们坐好，先要了饮料、啤酒，然后想要点小菜。所点之菜，服务生 一律摇头：“NO！”啊，此处是让人于喝水的地方！价钱比北京高级宾馆酒吧还要 贵出三分之一。 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到了维也纳。作为艺术家，能够到欧洲的历史名城， 尤其是养育了伟大作曲家莫扎特、舒伯特、斯特劳斯的故乡，兴奋劲儿自然不用提。 我仔细观察着胡松华老师，他眨着熬得有些发红的眼睛，不住地向车外望着。能看 见什么呢？我记得他眼神不好极了，而且外面并不像我去过的纽约、东京、新加坡 那样灯光耀目、明亮光彩！看什么呢？天知道。 不过，我看着外面一直是在和我脑海中的图画相对照。古朴的街道，没有高层 的楼房，平平的多瑙河流水无声无息地淌着。对来对去，不知怎么着，总觉得有点 像哈尔滨。是冷劲儿像，还是颜色发旧像，还是…… 有的人说，人生就是一个寻觅的过程。有人寻觅金银财宝，有人寻觅爱情幸福， 有人则一直在寻觅现实中有没有梦幻中的情景，如果能够吻合，则不至于永远陷于 憧憬怅惘之中。 今天，我脑海里的图画与我眼前的景物吻合了。甚至可以说，不仅仅是吻合， 而是打击了我过去曾在美国迪斯尼中心看到欧洲，在东京迪斯尼乐园见到欧洲和在 深圳“锦绣中华”所见到微型欧洲建筑时所产生的那种失望。 真的，那些人造的欧洲，不管怎么像也不类似我脑海中所勾画出的样子：颜色 深深的，像中世纪的油画一样，呈赭石般颜色的图案。 而今天，真正的欧洲终于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兴奋、激动和满足，好像是 对自己艺术构图准确性的一种自我欣赏和洋洋得意。 太棒了！哥特式的教堂建筑，古朴庄重、带大窗户的楼房，广场中心，房屋檐 下，墙壁上，屋顶上，到处可见做工精细、栩栩如生的塑像，你似乎看到了在这古 老的土地上一直默默地用手钎凿石般去创造世界的欧洲人。这里没有高耸云霄的摩 天大厦，也没有变化多端的七彩霓虹灯，没有喧闹得使人难以安静的广告，也没有 咄咄逼人招徕顾客的商业氛围。这是一幅和谐的图画：教堂的钟按部就班地一声声 敲起，街上行人步履不紧不慢，年轻的伴侣牵着哈巴狗停停看看，两匹高头大马装 束着古装盔甲停在路旁耐心地等候游览者，有轨电车载着稀稀疏疏的乘客跑在也许 是上个世纪就铺设的轨道上，鸽子和乌鸦混在一起。没有人去作和平、神圣与不吉 祥、霉运的联想。 像四处可见的街头塑像一样：结实的肌肉，虔诚的神情，古代帝国的辉煌，天 使美女的胴体，奥匈帝国的骄横，这一切一切居然那么和谐地交溶在一起，让你看 他，他也默默地看你。说是“默默地”吗？其实也不然，置身于维也纳的街景中， 这周围的一切不都是在向你诉说着这个城市的过去吗？凡是久居闹市，置身于喧闹 的声音和沸沸人群中的游客在这里踱步而过，应该说是有一种洗净尘埃的享受之感， 似乎在这里才能容得你的脑海腾出空来认识一下自然与人、艺术与生活、奋斗与享 受这样的题目…… 来到斯蒂芬教堂，我觉得这座雄伟的建筑不是盖出来的，而是雕出来的！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座教堂遭到过破坏，但是战后欧洲工匠的巧手把它 恢复了，恢复得让人看不出痕迹不说，而且是“整旧如旧”，让人叹为观止！ 我记得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上，有一位能人用了数十万计的火柴棍搭制 了一个教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维也纳的斯蒂芬教堂为模型，但是他搭的教堂的 形状与我眼前的教堂给人的艺术感觉是那样的相似！火柴棍有头，凡是出头的地方 都是整个建筑造型整体的一部分。现在眼前的整个教堂似乎没有平面，到处有棱有 角，这对于我们这些在东方长大、看惯了那里建筑式样的人来说，真是一种神奇。 远远望去，教堂塔尖外壁上所自然形成的旧黑色和白色，好像是教堂刚刚被白雪沐 浴过一样，神圣庄严。 我曾在脑海中勾画过欧洲，也曾做过无数次欧洲梦，今天不管从哪种意义来讲， 都圆上了！我望着圆上的“梦”，不禁作了一首现代派的诗，由四个字、两个标点 符号组成： “啊！维也纳！”陪同我们的奥地利华人总会的夏小华先生，个子不高，脸圆 圆的，剃的是平头。圆脸剃平头，让你一看好像还没有脱去孩子的稚气，可他自称 “老华侨”，让我们一惊。老华侨应该是满头白发，西服革履，脸上得有饱经风霜 的皱纹啊！可是这位怎么时不常地哼出两句“十五的月亮”呢？ 与奥华侨总会的朋友在一起谈论了一会儿，才对侨居奥地利的华人的历史有了 一些了解。 在奥地利的华侨大约有两万人，其中由大陆来的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奥华总会 的胡元绍会长告诉我，别看夏小华，他已经来了十六年了！十六年前这里，大陆来 的华侨仅有十几个人。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应该算是个老华侨了。70 年代 初，浙江的青田人开始大量地流向欧洲。为什么青田人会来到这里呢？胡会长讲有 三个原因：一是青田穷，人们想外出谋生改变现状；二是青田有世界闻名的青田石， 推销青田石得有人往外跑，这便形成了青田人多远的地方都敢去的本领；第三，就 是在祖上曾经有过一些青田人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漂洋过海这条路。有了路，有了 性格，又有了要求，青田人大量移民海外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胡会长在“中华阁”为我们接风。这家餐馆的老板姓杨，是温州人。奥地利目 前有中国餐馆六百多家，其中多半是我们大陆来的中国人开的。这些老板的年纪大 的比我大不了几岁，大部分比我小。他们开的是夫妻店，一般是丈夫在厨房，太太 在外面。太太见的客人多，要说话应酬，久而久之讲的一口流利的德语。先生有了 太太作翻译，自然也就不太努力，德语水平可想而知。 我们正聊着这些情况，进来一个卖花的土耳其人。在座的谢女士用流畅的德语 同他对话。原来，这位土耳其人看我们谈笑风生，兴趣盎然，马上闻声而进向我们 推销鲜花来了。卖花人离去，谢女士颇有感触，她说：“你们到维也纳街头看看， 凡是在马路上穿着反光的红黄色的衣服，戴着帽子，挂着书包向你推销报纸杂志的， 全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奥地利政府只允许他们干这个，干这份工作才 允许他们居留；而在这里扫垃圾的清洁工则全部都是南斯拉夫人。我们中国人在这 里，十个有八个开餐馆，生意也不错，赚的钱也多。想起来，真得感谢我们的祖宗， 是他们把吃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民以食为天，使我们能从祖宗那里学到本领，而 在异国他乡生存下去……”我问胡会长：“我们华人在这里的地位怎么样？”胡会 长没有正面回答我，他说：“我们成立了奥地利华人总会，并发展很快。成立不到 半年，发展了五百多名会员。国内闹水灾，我们组织华人捐款。整个欧洲的华人社 团都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去年我们请了马季、朱逢博等艺术家，今年又请了你们。 你们给我们这里的华人讲讲祖国，我们给你们讲讲这里。告诉你们，每年春节晚会 的录像带我们都有。到我们总会看看，你会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奥华会馆一进门 是一张乒乓球台，中国人的孩子们在这里打乒乓球。右面的阅览室里有中国的报纸 ：《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以及欧洲的华文报纸。往后面 的过道上有几张新桌子，上面摆着象棋，眼下孩子们在这里打扑克。再往后是两张 长桌，上面摆满了中文书籍，还有民族音乐的录音带和录像带，有《春江花月夜》、 《十五的月亮》、《中国民歌大联唱》、《江南丝竹音乐》、《广东音乐》……桌 上摆着很多连环画、字典、学习汉语的工具书。我忽然想到，这里的一切似乎和孩 子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我问这里的一位工作人员，他点了点头说：“所有的华人都 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忘记中国，他们怕自己的孩子忘掉中国。我们奥华总会是为了 我们现在住在奥地利的华人的利益而办的，但更是为了在这里出生、长大与奥国人 讲着一样的语言的中国人的孩子们！”杨老板与杨大嫂也是一对老华侨了，他们有 三个孩子在这里。杨老板说： “现在这里的孩子，当着我们的面说德语，我就告诉他们，在家里一定要说中 国话！”杨大嫂接着说：“听音乐也是，他们喜欢的那些，我们听不了！ 这里乱叫的音乐吵得人难受。无论如何我还是爱听《刘三姐》、《敖包相会》 …… 听我们中国的歌那么人耳。这里的录音带我们家全有呢！我们的会馆是华人之 家。在国外，有小家，也有大家，是不是就不会想家了呢？”听她问这句话，谁也 没回答，但是都会心地笑了。 维也纳的市中心有一家“中央咖啡馆”，几乎所有的旅游者都要到这里来。据 说这里的咖啡是典型的维也纳式的。今天我有幸到这里一坐，品一品地道的淡香型 咖啡。咋了一口，使劲琢磨，对于喝惯了酽茶的北京人来说，实在不知道好在什么 地方，只好囫囵吞枣几口把一杯咖啡喝完。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熟知的“雀巢”、 “麦氏”对奥地利人来说根本就没听说过。熟悉奥地利人的朋友们都告诉我，奥地 利民族的特点是典型封闭式的。想想是有道理。几天来走在街上，没有一个人和你 打招呼，似乎他们自己也不像美国人那样，素不相识也要嘟嚷一声“GoodMorning ” 或是热情奔放地“Hi”一声，表示友好。 夏小华先生带我到维也纳的游乐场去。那里的游乐场地全是非常陈旧，与他们 的社会繁荣相距极远。夏先生说，奥国人喜欢的是一种陈旧的、复古的娱乐气氛。 大概是想现代文明对于他们是从生下来那一天就能见到的，所以他们更愿意回归自 然，追溯历史的足迹。这一点在我们去的卡伦堡山下的格林沁街上的奥式酒馆里得 到了证实。 在卡伦堡山脚下的格林沁街上有一排建筑非常讲究的酒馆，一色欧式的。当月 亮刚刚爬上树梢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酒馆前面都停满了小轿车。奥华总会的一位先 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体味欧洲风味，钻了六七家餐馆，进了去，又出来。我问他： “是不是风味不足？”“不是”，他说，“是因为里面全客满了！”当我们走进一 家Heurig 酒馆时，典型的欧罗巴的装修映入亚细亚游客的眼帘：陈旧的木式屋顶， 黑铁皮当座的昏暗灯光，摆满了奥地利农家用土法酿造的葡萄酒的古式酒吧。在酒 台的旁边，三位女招待穿着民族的服装热情地招徕顾客。那边有一位五十岁上下的 乐手拉着手风琴，哼着奥地利民歌。 当一缕流畅的音符从他那儿飘向在座的顾客时，你会完全置身于浓郁的欧洲田 园乡情的温馨气氛中，仿佛你刚刚步入葡萄园，在温泉里泡了个澡，然后在村头的 酒吧里来小憩。 我们入了座，屋里面的奥国人抬头望着我们，没有一丝惊奇和诧异，也没有热 情的寒暄。当红、白葡萄酒全部摆在我们的餐桌上，按照欧洲乡村的方式斟满了一 个大壶以后，我们每人都斟了一杯这并不是以牌子著称，而是以作坊的方式、用传 统方法酿制而成的佳酿。他们无表情地看我们，我们也投以无表情的面孔对他们， 然后旁若无人地，拿出我们中国人吆五喝六的本领干起杯来。 刚才拉手风琴的乐手，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陪客人。他一边拉琴，一边歌唱。 喝酒的客人自然是陶醉在酒一般的音乐与音乐一般的美酒之中。不一会儿，乐手转 到我们坐的这张桌子上。根据他的经验，见到我们这些中国人，他马上拉起了几乎 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意大利民歌《桑塔露琪亚》。我们的胡松华老师，酒过两巡， 兴致正向盎然方向发展。如果是在草原，恐怕他会迫不及待地将他那粗犷豪放的蒙 古高歌洒向那广袤无边的原野。此时此刻，他手放在桌上，压低了喉咙，用正统的 意大利语轻声将那美妙的《桑塔露琪亚》的歌声递给了我们这一桌的每一位伙伴。 奥地利的乐手那本来是微笑讨人喜欢的眯缝眼，一下子圆了。他用英语叫了声“Good” 然后把漫不经心，潇洒浪漫的神情一收，颇为用心地拉好每一个音符，以相称于在 座的这位使他莫名其妙的他乡异国的歌手的歌唱。当歌声朝着最后一个高音爬去的 时候，胡老师拿出了在家练气功的本领，正襟危坐，气守丹田，声带闭合，音冲脑 门，又从脑门把那股听似不大、可又能直接绕上屋顶再游进人们耳中的声音，一口 长气，结结实实地送了出来。声音一落，没等我们鼓掌，整个酒馆的顾客们的掌声 忽然一起响起来了。我忙看四周，原来漫不经心的奥地利人脸上虽然没有表情，可 耳朵一点没闲着；只是人的耳朵不能动，否则，能从方向上判断他们的耳朵都是朝 着我们这个餐桌的。 奥地利乐手的兴奋劲不用提。他把眼光从镜片上投出来，嘴里嘟嚷着： “ChinesePawalotl （中国的帕瓦罗蒂）！”边说，还一边用眼光问我们，好 像是在问我说得对吗。我们正在得意中，哪有功夫理他那目光的含意。在座的华侨 朋友和我们一起斟上那浓郁喷香的葡萄酒干起杯来。 可乐手的兴致还在歌里。他的手又在手风琴的键盘上爬动起来。嚯，世界名曲 《我的太阳》！乐手狡黠的目光转向了在座的各位，然后落在胡松华身上。胡老师 笑了，他是满洲镶黄旗人，他操了一句典型的北京话说：“嘿，要抻练我！”这回 他没客气，把声音比刚才又多放出来一点儿，用字正腔圆的意大利语又唱了起来。 整个酒馆都静极了，歌声与周围的环境太协调了，似乎只有在这里才能体会到欧洲 古典音乐的魅力。整个酒馆洗耳恭听的客人，这回不是光用耳朵了，而是把身子全 侧向我们这一桌，而我们也忘却了自己，把整个身心全部溶在这首世界名曲高亢的 旋律中，随它落下，随它奋起……胡老师没有说错，乐手是想抻练他，一首《我的 太阳》之后，又是意大利著名歌剧《托斯卡》中的咏叹调《星光灿烂》。 整个酒馆的人们都沉醉在歌曲声中时，我仔细地观察在座的每一个奥地利人。 他们的脸上跳跃着喜悦、欢快和羡慕的神情，刚才那淡然的情态仿佛从来没有在他 们的脸上出现过。我想，奥地利人冷漠吗？奥地利人孤僻吗？ 这一切是不是应该归咎于没有相互的了解呢？人呵，应该沟通。今天是通过世 界相通的音乐语言使我们贴近了，那么这是不是这个世界里仅有的唯一一种语言呢？ 不同国度的人们，不同肤色的兄弟姐妹，应该通过不同的渠道相互了解，相互交流， 然后去认识每一个国度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存在的价值。我想，一个没有歧视、 没有偏见、没有隔阂的世界，是我们地球上所有正直的人所追求的归宿。也许我们 今天就朝着那里走着…… 写于1992 年夏 改于1996 年夏 西班牙观斗牛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可能没有到过西班牙，但是没有人不知道西班牙斗牛。古 罗马人与兽斗的竞技项目大概只有这一项留在世上，供现今人们去欣赏。我不只一 次地在欢快明亮、节奏跳跃的西班牙乐曲中，想象过斗牛士那骁勇的姿态、惊人的 魄力、灵活的步伐，以及斗牛场上如潮的观众那充满刺激的喝彩的喊叫。我期望有 一天，也能置身于那如醉如痴的人群里，溶入那忘我的氛围之中，去享受人与兽之 间力量、意志的较量。嘿，那将是多么带劲儿的事！ 今年春末夏初，我受西班牙华侨朋友们盛情的邀请，终于实现了我的这个愿望。 我来到充满阳光的马德里。朋友们似乎料到了我的心愿，没等我倒过时差，调整好 自己胃口对三顿饭的适应，便迫不及待地安排了去观看西班牙斗牛。大棒了！我自 个欢呼起来。背上摄像机，拿上照相机，唤上已经六十岁的老搭档唐杰忠，径直奔 向马德里斗牛场。 西班牙的姑娘们好像对夏天情有独钟。夏初的阳光虽然明亮，但是微风还是颇 有些凉意。然而，她们却早早地穿上短裤短裙。五颜六色的夏装，装点着如潮的人 群，使我们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身上还包着厚厚外套的游客们，显得有点“鹤立 鸡群”。为了不使自己的装扮过于乍眼，我把外套脱下来，搭在肩上，露出雪白的 衬衫，在人群中拥来挤去，还真有点浪漫色彩哩！ 当我们随着拥挤的人群进入斗牛场的观众席中时，嘿！这是人的海洋的场面， 多壮观！黄皮肤的、黑皮肤的、棕红皮肤的全都挤坐在一起，过去只有在电视屏幕 见到的外国体育场的喧闹场面，今天全在自己的眼前，而且我也置身其中了。 当我们等待着斗牛开始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还稍稍紧张一下，大概 是为了观看那紧张角斗的场面，人的生理上一种自我适应的本能调整吧！我悄悄地 对自己说：你又不去斗牛，心跳什么？ 随着一声号角的吹起，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开场曲。斗牛士们身着西班牙民族 的盔甲，骑在全副武装的骏马上，手持长矛、盾牌，雄赳赳气昂昂地在观众面前走 过。我看着有点可笑，大概是觉得他们都有点像唐吉诃德。观众们拼命鼓掌欢呼， 姑娘们则盖过噪音发出尖叫，场上的气氛热烈极了！ 当体育场的栅栏门打开的时候，一头雄壮的牛飞奔而出。有人说，为了使牛的 性情更凶猛一些，这些牛在角斗以前，都饿它一天，让它眼睛都发红。 也有人说，准备斗牛以前，得给牛打点兴奋剂，而增加它的活力，以增强斗牛 的激烈程度。不管怎么说，眼前骠悍的公牛，弓起背、低着头，亮开牛角在场上狂 奔的景象，一下子把人们的兴趣提了起来。乐声又起来了。躲在挡板后面的斗牛士 们一个个探出了头，解出了招惹牛的红布，他们试探着，躲着，牛一追，马上又藏 在了挡板的后面。一次，两次，三次……公牛顾东顾不了西，追了这个，又顶那个。 一个好汉三个帮。公牛一个，自然势单力薄。 它渐渐怒了！牛眼睛越睁越大，牛筋越绷越紧，牛脾气自然上来了。 两个斗牛士身披盔甲，骑着全副武装的高头大马出现了。斗牛士在马上左闪右 挪，公牛怒气冲天地用自己唯一的武器牛角向斗牛士袭击。无奈人高马大，公牛的 角只能顶在马匹的护肚的胄甲上，马被牛顶得踉踉跄跄。这时候，斗牛士居高临下， 用一双手，高高地扬起锋利的长矛，瞅准公牛的脊梁骨，猛烈用力地刺去！尖矛刺 中了公牛，傻公牛居然不跑，依然使劲用牛角紧紧顶住马匹的胄甲。斗牛士则有了 机会，把手中已经刺中的长矛狠劲儿地往下捅。妈呀，我的心好一阵紧，眼睁睁地 看着鲜红的血从牛背上渗出。说实在的，看这种情形，我没有力量去欢呼、高叫了， 倒是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游客们似乎看惯了这类角斗，他们拼命地鼓起掌来，喝起 彩来，有节奏的掌声带着一股受了刺激的劲儿！ 斗牛士从马背上下来，典型的西班牙服装穿在身上色泽斑斓，放下长矛改拿了 带着红绿颜色的细钢钎。在激怒了的公牛面前，斗牛士两手高举锋利的钢钎，挺直 了身子，踮起了脚尖，钢钎在脑袋上方，恰似面对公牛的两支牛角。牛顶，人躲， 牛寻找目标，人也寻找目标。就在牛向斗牛士冲过来的一刹那，斗牛士猛地跳起， 又是盯准了牛的脊梁骨狠狠地扎下。钢钎扎在脊椎骨上，血又冒出来了，牛惊了， 拼命地追逐着刺伤它的凶手。助战的小斗牛士从挡板后面探头探脑地出来，又吸引 了傻公牛的注意力，从而使斗牛士有了机会，又从容地拿起第二组刺向公牛脊背的 钢钎…… 当鲜血淋淋的背上扎上几组钢钎以后，公牛疯了，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痛苦 而又愤怒地盯着挑衅的斗牛士。斗牛士赤手空拳，只拾起了能激起公牛情绪的一块 红布。他迈着典型的西班牙民族固有的步伐，舞蹈般地在公牛面前闪展腾挪。只要 在公牛冲向他的一刹那，他能够用矫健的步伐和优美的姿势躲开公牛的冲刺，场上 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呼声。地道的西班牙人，完全明晓看这种角斗的门道，斗 牛士的脚步稍有错乱，他们便视为人对动物的一种胆怯，随之而来的就是嘘声和倒 彩。公牛唾液垂在嘴边，鲜血淌在背上，西方的观众站在斗牛士一边，而我这个中 国的游客则完全站在公牛的立场上，动了恻隐之心。是啊，牛在中国人民心中是什 么地位呀？它宽厚、善良，与人为伴，耕种劳作，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无私 地奉养着人类。 中国人心目中的老黄牛是吃苦耐劳、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象征。而今，在这 里是人们屠戮虐杀的对象。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这里的人们，怎么能面对鲜血淋漓、 善良的老牛被宰时，能产生那样的快感！牛从来没有危害过人类，对于造福人类的 伙伴，怎么能下毒手呢？西方人不是对宰鸡、宰猪都有法律规定，要尽快地免去生 灵的痛苦吗？而此时那些保护动物的卫道士哪里去了呢？我不忍再看下去了，几次 想走，无奈座位窄小，人群拥挤，加上西方人牛油吃得多，个个肉大身沉体积宽广， 使我不得动身。直到斗牛士最后一把尖刀，从公牛的脖子上刺进牛的心脏，公牛倒 地，任斗牛士割下生殖器向观众炫耀时，我才在稍有松动的人群中挤了出来。任凭 后面的观众如何对第二位斗牛士出场有山呼海啸的欢呼，我也没有一丝心情去回顾 这残酷的场面。 出了斗牛场的大门，一位朋友问我：“怎么样？刺激不？”我想了想说： “一见不如百闻！”他莫名其妙，半晌说：“一次要斗倒六头牛，可咱们中国 人没有看过斗倒三头牛的。”我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只是在想：斗牛，斗牛对于牛 来说，是残酷的，对于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离开西班牙，取道德国去法国。在到达法国的那天，电视播出了一条新闻：在 这个星期日的晚上，西班牙一位年轻的著名的斗牛士由于不慎，被公牛顶死了。画 面上被抬出的斗牛士身上、也是鲜血淋淋。 写于1995 年秋 追记葡萄牙 一直到离开欧洲快一年了，我才动笔去描绘我在葡萄牙的日子。说实在的，我 这一年不是懒，我是怕写了以后得罪我那些朋友们——那些曾经在欧洲这块土地上 热情招待我的朋友们。原因是我在葡萄牙曾写了这样一首顺口溜： 法国意国荷比卢，（我们去欧洲演出一共去了六个国家） 十四颗星苦与乐，（我们一行十四人跑得挺辛苦的）最美当属葡萄牙，（说那 儿好，那儿人准乐） 姜昆不忘柏尔图。（自私自利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有如此赞美，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在柏尔图，我度过了四十二岁的生日。 难道说就因为这个原因，你才舞文弄墨地拍葡萄牙马屁吗？别冤枉我。 听我细细道来。 我在踏入葡萄牙那一天起就开始打听我所到的国家的特色，并且利用在葡萄牙 短短的几天，还真费心作了一些了解。其实，凡是到过葡萄牙的，都能够从自己的 想象和实践中找到差距。不知道为什么，我过去对葡萄牙有贫穷的印象。也许是看 了描写殖民者侵略的小说太多，而忽略了时间的过往？ 反正自从我的脚落在了里斯本，我立刻对脑海里的蓝图进行了修改。 美丽的葡萄牙坐落在大西洋的岸边，和许多欧洲的国家一样，看到这里的建筑 马上能让你对历史产生极大的兴趣。里斯本的市中心有一座纪念碑，上面刻“海洋 从这里开始”的字样。这里，我不去联想殖民主义者是怎样地用这样的话去纪念他 们的侵略行径，而是从中可以领悟到漫长的海岸线令葡萄牙人多么自豪！ 早在二百年前，葡萄牙曾经经历过一次毁灭性的地震。整个里斯本城区几乎成 了废墟。人们茫然了，皇帝束手无策了。他问大臣：“怎么办？”所有的大臣面面 相觑。这时候，大家把目光全集聚在宰相的身上，宰相镇定地说：“埋葬死者，照 顾活者！”就这佯一句话，气吞山河，整个葡萄牙为之一振！人们有了重建家园的 勇气，在废墟上建立了今天的里斯本。 宰相还设计了里斯本最宽的一条街道，当时许多人认为他疯了，城市怎么能够 有这么宽的街呢？一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川流不息的汽车，几乎每天每一时都挤在 这条大街上。这时候，怨气冲天的人们在忿忿地骂着当初设计这条街道的人：真没 有远见，为什么不把它弄宽一点呢？ 大概这个世界的人全犯有这个毛病。中国的武松在打老虎的时候，如果当时有 一个人躲在树后面偷看，他一定会记住武松在哪一下没有打中老虎。 日后他还会骄傲地教训武松：“当时你第五下如果再往上一点的话，老虎早就 死了！”当然，真正懂得这段历史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为他们民族有如此远 见卓识的英雄骄傲呢！ 中国人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长。可当我们中国人踏到这块土地上以后，几乎 是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传统种在这里。“民以食为天”的祖训是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葡萄牙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是我们华人开的餐馆。 紧靠大西洋的葡萄牙人，也许是海物吃得太多了，从半个世纪以前就对我们中国老 祖宗吃的东西发生了兴趣。 有人说，美国人吃饭吃个道理，从热量角度出发；日本人吃饭吃个眼福，用食 物的颜色引起你的食欲；法国人吃饭吃感觉，没有浪漫劲儿就不吃；只有我们中国 人才吃得全面，讲究五味俱全，酸甜苦辣麻，连馊、臭我们都能加工出美味佳肴。 到外国更甭提，只要您喜欢，咱们什么滋味都能鼓捣出来。 葡萄牙华侨的历史可以证明。才二十年的时间，从葡萄牙第一个老华侨落户这 里，发展到今天几乎近万人；从里斯本有第一个中餐馆，到现在可以说没有一个没 有中餐馆的城市。他们并不是都毕业于烹调学校或是从事餐饮业的专门人才，然而 这里有专门的餐饮业的协会，有一支专业技术极强还懂经营的厨师队伍。勤劳勇敢 的中国人民，以后写历史不能只写战争、动乱等方面，要写建设，写对世界的贡献。 就在欧洲写一篇中餐饮食业发展的文章，那将是极其精彩的中国人民历史的一页。 可是当我们一行演员到达里斯本，一看接待我们的华侨，竟是清一色餐饮协会 的领导时，不禁心里一哆晾。因为夸是夸，实际是实际。就拿吃来说，上面所述， 那是为我们中国人有那样的美味佳肴而骄傲，属于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可是我们的 欧洲之行，我们的华侨朋友是那么的关心我们，每到一处他们总是怕我们吃不惯西 方的饭菜，加上他们又都是开饭馆的，所以手到擒来，每一顿饭全是他们拿手的中 餐名菜。来到欧洲二十多天了，全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菜，居然没有吃一顿西餐。说 实在的，坐在餐馆里，一看七个小碟、八个大盘一上，顿时没了食欲。可盛情难却， 每天又沉浸在七个小碟、八个大盘之中。所以，我们到了葡萄牙，并没对改善我们 的伙食抱多大的希望。 我们就怕人家问我们：“出来这么久了，是不是特别想吃家乡饭啊？”我们怎 么回答？说不想家，怎么这么没情没义，刚这么几天就忘了祖国。说“是”，甭问， 七个小碟、八个大盘准又上来。 葡萄牙的华侨朋友见面的第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欧洲之行这么辛苦，到我 们葡萄牙来休息休息吧！我们到南方歇一歇，吃一吃葡萄牙的土饭，我们为你们洗 尘！”听到这些话后，我们一行人如果不是顾着名演员的面子，准得顿时晕倒几个。 到里斯本以后一路南行，当美丽、俊秀的阿尔加维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一 群中国明星喜形于色。蔚蓝的大海，秀美的海岸线，金色的沙滩，以及依偎在码头 边上那小巧玲珑的游艇，在海滨饭店白色楼房、红色别墅的陪伴下，那股赏心悦目 劲儿就甭提了。 葡萄牙的华侨领袖郭先生带领我们吃“巴比克又”。在船上大板凳上坐陪的是 我国驻葡萄牙大使。如此高规格，并没有使我们对葡萄牙野味的企望有所收敛。我 们看着：刚刚从海里捞上来的一条条银色的小鱼，被招待我们的侍者们裹上一层层 厚厚的盐巴，然后就是放到炭火里烤。我特没出息，口里的口水居然比火烤在鱼身 上滴下的油还猛。在身边的伙伴们他们还不如我呢，也不知熟没熟，一条鱼一瞬间 已经光剩骨头了。味道之美，诗歌难以形容，语言没法讲。 我在旁边调侃：“这哪像从巴黎、罗马、阿姆斯特丹来的？灾区还差不多！” 刘欢道：“刘欢弹铗唱无鱼，唱了一路，你也不理我这碴儿呀！”杭天琪不知是吃 得高兴还是听着有感，哈哈笑声中夹杂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原来嘴里鱼太多，所以 言语不清。 就是成方圆低头不语，细一瞧，也不是矜持含蓄和风度老道，估计是有鱼刺卡 在嗓子眼儿了。 几位演员毫无掩饰的“精彩表演”、让我们的主人看得是那么高兴。 当然最高兴的还是属于10 月19 日这一天——我的生日。不自私地说，我高 兴，朋友们高兴，主人们更高兴。 葡萄牙的侨领们为了这一天，真是费了心思。繁忙的欧洲之行不停地演出、慰 问、应酬、奔波，他们想利用我的生日给客人一个休息、娱乐的机会。 近一个月一直是在为人家演出，可不可以叫人给我们的艺术家们来演一演呢？ 这个念头一闪进华侨朋友的脑海里时，这一晚的基本情调就已经定下来了。 发都，这属于欧洲，更属于葡萄牙人民的古老的演唱艺术，是哪一位神仙赋予 了你那么多情的色彩，使你展现出那么迷人的魅力和表现力呢？在南方城市柏尔图， 我们演出结束以后，被主人邀请到了一个非常葡萄牙的餐厅。 刚刚坐稳，我们身边就响起了明亮、多情的吉他声。一位葡萄牙民族歌唱家， 舞起她那长裙，亮开有浓郁葡萄牙特色的嗓音，把一曲发都洒向了座席。顿时，整 个餐厅五颜六色的装饰都失去了光彩，铮铮乡音，丝丝乡情，陶醉了海洋彼岸的艺 术家。在没有到葡萄牙以前我们就听说过，葡萄牙没有不会唱发都的。它就像中国 的京剧，是葡萄牙人民艺术的象征。它流传了多少年我们没有考察过，但是，有人 说，是发都培育了今天欧洲音乐艺术。听听，敢情它是祖宗，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吗！ 据说，这种古老的演唱大多是表现民族的悲哀，人生的不幸，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的 却是热闹、欢快甚至还有些调皮呢。美丽的葡萄牙歌手，吟着动听的歌，迈着轻便 的舞步，旋转在餐厅的座位前后，游动在客人的身边。她唱到哪里，哪里就一片掌 声。那天，我们吃的是地地道道的葡萄牙餐，但是我居然一点一滴的印象都没有了， 因为我们沉浸在那民族音乐所给予的极其愉悦的享受之中。我从如醉如痴中清醒， 是我们的主人带领所有的人唱起：HAPPYBIRTHDAYTOYOU！ 所有的人都唱，这里有我们中国的“大万”刘欢、杭天琪、阎维文、成方圆， 还加上葡萄牙著名的民歌手，INTERNATIONAL 的“大万”大合唱！我晕了。四十二 岁的我，久经沙场的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感情，居然让眼泪涌出了眼眶。你很难 想象当时的场面，感情的热烈与诚挚交织在一起，从心底给你祝福，那股骄傲劲不 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和承受得住的。所有的人唱完以后，黄宏带领我们访欧艺术团 的全体人员，又唱了一首他们背着我这个管艺术的副团长，为我的生日所瞎编的歌 ：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的领导， 欧洲的任务完成不错不要骄傲， 以后希望多多往外国跑上一跑， 要是不带我们去就把你拿掉！ 听，多不讲理的一群家伙！他们唱完以后，葡萄牙的艺术家不甘落后，一位小 姐为我的生日献上了一首歌，唱完就大踏步走到我的面前。在刚才唱歌的那群“坏” 家伙的大声“KISS，KISS”喊叫下，她热情地送给我一个吻。 看着我闭着眼，不知是享受还是忍受的表情，所有的人都得意极了。也可能是 人家欧洲这么多情的礼节让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眼馋，宋丹丹带头招呼大家：“来， 照方抓药，一人一个！”我的妈呦，这哪是甜甜蜜蜜的吻呀，分明是啃哪！别的细 节我不多形容，反正我记得黄宏是朝我的耳朵上咬了口！ 看我们尽情忘我地欢乐，葡萄牙的华侨朋友们乐极了。他们的精心策划，今天 全实现了。 华侨朋友给我送来了生日礼物，你知道是什么吗？一件风衣。“出来一个多月 了，天也冷多了，送件风衣御寒，不算是礼物，算是我们海外侨胞对祖国演员的一 丝心意！”朴实无华的语句，句句敲人的心。此时此刻能说什么呢？谁到这种时刻 还开玩笑呢？我说：“穿上风衣，暖在心里。用温暖的心唱热情的歌，永远为祖国 唱歌，为我们华人唱歌。”并不是以唱歌为自己专业的我，说了一句歌手们常说的 话。 写于1995 年 美国夜航观灯 我喜欢灯，我爱看各式各样的灯。城市的灯火，勾画出楼群的夜姿。乡村草舍 的灯簇，告诉人们那里蕴育着生机。过旧年，闹花灯，迎新春，张彩灯。在我们的 周围的每一束灯群，都有着一团火热的生活在围绕着它。当然，也包括长安街的华 灯初放，能使人想到祖国的繁荣；毛主席纪念堂的明灯，引着人们去探究那洁白无 瑕光亮后面的内涵。 然而，在此以前，我从没有在一千米的上空去浏览那撒在大地上的灯火的经历。 而且，还居然在那灯火的上空，整整走了两个小时。 这是在美国，在佛罗里达州去根斯威尔的路上。我们决定抽空中途到奥兰特去 看看举世闻名的“迪斯尼”中心，游览“Ep－cotCenter ”里面的“过去世界”、 “现代世界”和“未来世界”。晚上，我们等候乘美国PBA 航空公司的飞机经坦布 去根斯威尔。 但是，到坐飞机前的两个小时，我们接到通知说，航班取消了！这对我们来说 不啻是一次打击。因为我们是在紧张公事之余，有了这样一个旅游的空暇，如果取 消，将意味着我们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内没有机会来欣赏举世闻名的、比洛杉矶的 迪斯尼不知新颖有趣多少倍的“迪斯尼”中心。 我们向航空公司提出抗议，希望他们能设法更改这个决定。开始我们只是抱着 侥幸的心理，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但当我们郑重地申明我们极不容易才有这样一个 机会的理由后，几乎是没有费任何口舌，我们被告知：四个提“抗议”的乘客被PBA 航空公司专门安排一架小飞机正点起航。我们欣喜若狂。 走进机场，走到飞机面前，我们就愣住了。原来这是个比我们国内安—2 还要 小的一种飞机。坐这飞机？天哪！比一辆小面包车还要小，简直好像是层铁皮包着 几个人。怎么？我们四个人将被包在这里头在天上飞两个小时吗？看看，我们同行 一共四个人，连手提的行李都要过磅，因为要分放在两个翅膀上，不能偏沉。我真 不放心底下的那个过磅器，万一错了分量，翅膀一偏，我真的到那个“EpcotCenter” 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去了，再说旁边儿那个大胖子能和我是一个分量吗……? 几乎是 战战兢兢地，我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使劲地系好安全带，谨慎地盯着坐在我们前 面的那个飞行员。尽管看不懂，也拼命地查看那些带着各式指针的仪表。心想：万 一哪一个针要是没有规则在那儿胡闹的话，一定要提醒司机——那个和司机一样的 飞机驾驶员…… 当那像蜻蜒一样的飞机在一声轰鸣声中飞离大地以后，我从机舱的窗口偷偷地 往外看了一眼。呀！从这一看开始，我的心情一下子全变了。我忘记了胆怯，我消 失了忧虑，我再也没有心思去盯那个什么仪表和那个像司机一样的飞行员了。我的 目光几乎是没有转过，一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儿——一个用灯光组成的世界。 多美呀，这是一幅奇异的图画！在我的眼底，黑色的是土地，明亮的是灯光。 在那黑绒似的土地上可以说是镶嵌了一层各样的色泽晶莹的亮珠。大多数是水银灯， 但并不都是一个色彩，由于远近高低和各自的质量，它们在放着同一个颜色而不同 亮度的光，是个图画般神奇的光的飞毯，在我们的眼底游动。 我的目光在搜索：像水一样流动的是小轿车的灯光，在高速公路上一边是白色 的山泉，一边是红色的小溪；那静肃耸立的是路灯，那么坚定，那么忠于职守，一 动也不动；而那调皮地原地踏步并不时变换嘴眼的是装饰在醒目建筑物上的霓虹灯。 红色的灯总是那么警惕地提醒着人们，让你注意应该注意到的一切；紫色的灯则是 机场跑道上的特殊装置灯；黄灯象征着正在施工的工地；绿灯告诉你这里前后都平 安。我不一一描绘了。在离开地面一千米的上空，你看到的一切全被那迷人的灯火 点缀着。 那么多的灯，那么多的电能，那么多为这个灯能够明亮的一切设施，突然让你 悟到了“伟大”两个字。那点缀在黑暗土地上的星星，不是上帝的恩赐，也不是大 自然造物主的圣明，而是人类智慧的火花将人的辛勤汗水的结晶炽化。它没有水晶 那清水般的透彻，也没有珍珠那耀目的晶莹，更没有挂在苍穹的星星那么引人神往 的魅力，但是它有内在的能。没有借着别人的光亮，也没有凭着外界的相助，不是 反射，也不是折射，而是直言不讳地告诉你，这是靠着自己的热而迸发出的光亮！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可不可以说这里的人通过对这个世界的奋斗，为自己积蓄 了用之不尽的震撼人心的能呢？ 我记得在国内也从飞机上看过那大地上的灯火。也许是因为飞机大大飞得高， 也许是由于我的寡行，没有到过那灯火密集的区域。但凭良心说，那里的亮还是太 弱了。当然，我从那跳跃的、忽闪的灯光中也曾悟出过一个道理。我想，那一亮一 亮的不过是个灯火而已，而在灯火下面则是最有实际内容的、万物生长的土地。我 告诫自己，不去做像机场上炫耀自己光芒的灯，应该像那种黑暗，去默默地不哗众 取宠地做人。可是今天，我从另一个角度，从那明亮耀目的灯火中去领悟人生的哲 理。是啊，有了能为什么不放呢！如果有用之不尽的能，谁愿意在黑暗中瞎摸索呢？ 如果有用之不尽的能，谁愿意总写“随手关灯”的标牌去煞美丽房屋的风景呢？ 在美国的这块土地上，像这点点的灯光一样，有着我们许多留学人员。 他们不只一年在这个光的世界中生活，他们见到我们时也经常讲从那光照中看 到的一切。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在改造自己生活环境，创造更舒适更幸福的生 活内容上，美国人付出了艰辛的、创造性的劳动。他们毫不掩饰自己，也心胸坦荡 地叙说自己的直观感受： “在美国看了电影《马可·波罗》。主人公到了中国以后，惊叹地说： ‘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国家！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有着这样的文明 和智慧！’我们中国人听了这话当然高兴。可是，如果这是中国人到外国去讲这话， 我们中国人就反感了。怎么能讲外国人好？不是一副洋奴的嘴脸嘛！意大利人没有 指责过马可·波罗。可马可·波罗尽管讲了这句话，还是把中国的文明带到了欧洲， 促进了他们的近代文明……”有好几天，这些话语一直在撞击着我的心，我真想把 这话回去告诉每一位朋友，让他们都去品品这些话字里行间的滋味。 我一直望着那永无尽头的灯火。飞机一往下扎，远处的灯火更密集了，而近处 的灯火则显得有些孤单。我想，我们的留学生，远离家园，远离祖国，也许是因为 这个原因，他们的向心力更强、更有凝聚力。可别因为他们夸了西方的国家而认为 他们没有爱国的心，祖国的每一点进步都会引起他们骄傲的泪花在脸颊上淌挂。我 真愿他们的心灵之光芒聚些再聚些！我坚信，因为他们身上已经蕴藏了一部分能够 引起巨变的能。当他们也像点点灯火重新撒在哺育他们成长的大地上时，那么，我 们不愁我们祖国的上空看不到那光的神奇世界。我们那么幅员辽阔的祖国大地上， 有一天全都点亮了灯火，这比我在美国看到的可要壮观得多！从佳木斯到北京三个 小时，从北京到海南岛又三个小时，六个钟头……那天，我一定写一篇专门赞颂祖 国之灯的文章。 我坚信，我会看到的，也会写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