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传
萨达姆传 萨达姆传 > 序言 本书付诸出版时，萨达姆被关押在距离巴格达10英里处的美军基地克罗帕营，孤独地等待审判。平时萨达姆会写些文章、读点书或者摆弄些花草，借以打发闲暇时间。自从美军在2003年12月抓获萨达姆以后，只有国际红十字会人员和检察人员才可以见到他。 本书把萨达姆一生中一些最重要的时刻放在伊拉克历史这个大背景下叙述。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笔者很自然地会从各种事件和运动中审视一个人的生活。萨达姆的生活以及伊拉克现代史已经引起了人们太多的争议。笔者在书中没有回避一些最有争议的问题，而是尽力作出详尽描述，借此向读者展示，历史是由一个个生活片段组成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不要期待看到泾渭分明的事件开头、发展与结尾。笔者努力查找了大量资料作为写作本书的素材：政治演讲、信件、报刊、文献资料、小说、电影、艺术以及建筑学资料。笔者一直认为，描述历史应该从一大堆资料开始。 关于本书中的地名和人名，笔者尽量使用简单、标准的拼写。不过在引用其它资料时，笔者保留了原作者的拼写，这也是本书有时会出现一个人名不同拼法的原因。 为萨达姆写传记对笔者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伊拉克也在不断出现着各种新情况。一路走来，笔者十分感谢许许多多给予帮助的朋友和同事。他们是瓦尔特·阿姆布拉斯特、弗兰克·李查尔顿以及希南·安东。笔者在纽约大学的一些学生以及其他相关人士在本人过去两年的写作过程中也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在此，笔者特别要感谢比尔·卡里克、提姆·米歇尔、扎卡里·洛克曼、芭芭拉·布莱斯、阿拜德·拉曼、艾哈迈德·弗哈蒂以及法哈德·卡兹米。笔者的助手雅克琳·穆拉德帮助收集了许多重要资料，我们两人的合作相当愉快。马格南图片社的迈克尔·舒尔曼对笔者的帮助也很大。萨拉·克尔维尔是一位理想的编辑，耐心而又不乏果断。最后，笔者对Greenwood出版社找到本人写作此书感到十分荣幸；事实证明，整个写作过程是一个极富挑战而又充满成就感的过程。 第一章 童年时的伊拉克（1） 在提克里特的童年时光 提克里特地处底格里斯河西岸，置身于巴格达与摩苏尔两个大城市之间。底格里斯河流到这里时拐了个弯，绕城而过。一直以来，提克里特是旅人们翻越美索不达米亚高原前往库尔德斯坦途中的一个小憩之地，也是朝圣者和考古学家们从巴士拉溯河而上前往萨迈拉时的一个逗留之所。厚重的历史沉淀使得提克里特拥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古罗马人把它称为“Meonia Tigrides”，意思就是“底格里斯河上的堡垒”。到了公元10世纪，蓬勃发展的纺织业让这座尘土飞扬的城市重新焕发了活力。许多基督教徒接踵而来，还在这里建造了一间修道院。公元14世纪，提克里特的堡垒及其人们的抵抗没能阻挡帖木儿大帝①的大军入侵。这座城市遭到空前洗劫和摧残，以至于自那以后直至20世纪，提克里特从来没有从帖木儿的暴行中完全恢复过元气，沦为一个发展滞后的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占领伊拉克时曾经从提克里特经过，他们在身后留下了一座位于提克里特北部高地的军营，几条挖往郊区的战壕，以及一个埋葬英国阵亡士兵的小公墓。埃尔韦尔·萨顿是一战时一艘英军炮舰的指挥官，曾指挥他的战舰从巴格达溯底格里斯河向上游航行。他对包围提克里特的上美索不达米亚沙漠作了这样一番描述：“用平常的话说，它就像是表面被烤干的泥地，既坚硬又死气沉沉，人们显然不能想像这个地区可能会有任何生命存在。”他继续写到：“但是就像魔术一样，偶尔的几场大雨催生出大片颜色鲜艳的小花来。开始时人们很难注意到它们，因为它们是如此渺小，如此弱不禁风。但是不久后人们就可以随处看见它们，甚至在沙漠深处也能发现它们的踪迹。”2接着，他看到提克里特慢慢从底格里斯河岸边的一片平地上浮现在眼前。屋顶呈方形的小房子层层叠叠地一直延伸到远处高耸的悬崖峭壁边上。泥砖搭建的房子与悬崖峭壁连成一体，形成一片肉眼几乎分辨不出的淡灰色景象。 1937年，著名的英国旅行家弗雷娅·斯塔克出版了一本名为《巴格达印象》的小书，描述了她在伊拉克生活时的点点滴滴，书中还附上了一些她当年拍摄的黑白照片。斯塔克写到了自己的提克里特之行，她知道这里是12世纪著名的穆斯林战士领袖萨拉丁的出生地。当年萨拉丁击退了侵略埃及的十字军，并带领大军进入圣地（巴勒斯坦），为穆斯林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从底格里斯河的对岸向提克里特望去，她发现：“偶然间来到这个雄伟之地的人都会意识到，这座城市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肯定拥有过非常重要的地位。过去人们称它为伊拉克最不可能沦陷之城……”3 一位提克里特人曾向斯塔克抱怨过当地的贝都因人（一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他们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比一大群敌人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还多……（而且）他们的妇女，可能比他们的男人还要让人头痛。”4斯塔克可能不会知道，就在她把包含自己提克里特之行的小书付诸出版的同一年，在提克里特附近一个名叫奥贾的小村庄里，那些贝都因妇女中的一员产下了一个男婴，名字叫做萨达姆。萨卜哈·图尔法是在她兄弟家生产的。由于男婴的父亲侯赛因·马吉德在几个月前就去世了，因此他的诞生没有带来举家欢庆的时刻。按照贝都因人的传统，给这个婴儿取名的荣耀就落到父系叔叔的身上。就这样，1937年4月28日，萨达姆·侯赛因出生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当萨达姆攀上权力的颠峰时，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从提克里特飞扬的尘土和极度的贫困中开辟出了一条道路，进而登上了这个国家最高的位置。萨达姆的卑微出身以及这个农民小孤儿的奋斗历程早已有人大书特书过了。萨达姆本人也常用自己的农民出身给他的政治辞令抹上人性化色彩，借此展示他对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伊拉克民众是深感同情的。同时，描写他贫困生活的故事也总是从头至尾贯穿着一丝荣耀感和优越感。萨达姆当上伊拉克总统之后，政府部门曾经展出了一些他小时候生活在奥贾村时居住的泥砖房子的照片，而萨达姆本人也经常对自己的出生地表现出一种引以为荣的情感。一次接受采访时他对记者说道：“即使我是一位农民的儿子，我也从来没有在社会上低人一等的感觉……当时已经渗透到（伊拉克）许多地方的封建特权思想从来没有影响到我们那一地区，这也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屈辱生活的原因。我们的头颅一直高昂，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尊。”5萨达姆对文学的力量也大加利用，他奖赏那些在作品中暗示他与先知穆罕默德（这位先知在出生前父亲也去世了）具有相似之处的诗人。萨达姆经常暗示他就是这位先知家族的一位后人，是圣人阿里的直系后裔。有一次萨达姆说道：“我们是阿里的后裔。”6他把阿里称为典范人物，是“一位正直、有道义的人”7。不久，一本为萨达姆量身定做的家谱出现了，它根据推测证明，这位提克里特农民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这位特别为什叶派穆斯林尊敬的圣人身上。 第一章 童年时的伊拉克（2） 尽管萨达姆父亲的家族——马吉德家族把萨达姆接纳为其中的一员，对于萨达姆的生父，人们却知之甚少。萨达姆与母亲萨卜哈的感情特别深厚。她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妇女，脸上总是挂着自信的微笑，体格十分健壮。一双大手显示着她辛勤劳作的痕迹。萨卜哈从不怯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常常参与家族会议，而那通常是男人们的领地。在奥贾村这个小小的社区中，萨卜哈的特立独行使得她与众不同。在她有生之年，萨达姆经常抽出时间去探望她。1982年萨卜哈去世时，萨达姆下令为她在提克里特建造一座巨大的坟墓，以纪念这位“战斗者”的母亲。 萨达姆出生后不久，萨卜哈嫁给了她的一个亲戚——哈吉·易卜拉欣·哈桑。尽管名字里头有“哈吉”二字②，他是否真的踏上过前往麦加的朝圣之旅却十分令人怀疑。哈桑是个文盲，不喜欢劳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当地的咖啡馆里。他身材矮胖，肥大的腹部突破层层贝都因服装的束缚，倾泻在腰带外面。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留一口浓密的胡须，颌下是一部山羊胡子。每当照相时，哈桑手里要么提着一枝枪，要么就拿着一柄匕首。这位继父并不喜欢萨达姆，经常打他，骂他是“狗娘养的”、“婊子养的”。萨达姆的一位童年伙伴回忆说：“他不喜欢萨达姆。我们和萨达姆一起去看望他母亲时……他不同萨达姆说话，也不对他表示欢迎。”8 笼罩着整个奥贾村的贫困加剧了萨达姆与继父之间的紧张关系。萨达姆很小的时候，哈桑就把他赶到地里干活。时常会有村里的人说萨达姆把别人家的鸡或者鸡蛋偷回家了。多年后萨达姆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当时在伊拉克各地，人们的生活都很艰难。很少人穿得起鞋子。人们通常只在一些特殊场合才穿鞋。有些农民在抵达目的地前决不把鞋穿上，因为这样到时候鞋子才会看上去比较新。”9 萨达姆的一位传记作者这样写道：从生命的第一刻起，等待萨达姆的是无尽的艰难和困苦。10有一次萨达姆表示，甚至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形成了一个男人和一个战斗者的特质。这位农民孤儿的苦难童年教会了他耐心、忍耐、坚韧、自立和勇气11。萨达姆学会了保护自己，并且成了一名阿拉伯人口中的“ibn Shawari”，意思就是“街头野孩子”12。萨达姆以前的一位朋友回忆说：“他经常带着一根铁棍，保护自己免遭流浪狗和其他人的伤害。萨达姆小的时候为社会所忽视。长大以后的萨达姆坚信，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东西就是那根铁棍。”13 据萨达姆的几位朋友讲述，童年萨达姆有点不合群，不经常与人交往。不过他与一些动物之间却培养了亲密的关系，这多少减轻了他的孤独感。他特别喜欢自己那匹马。马死的时候，萨达姆极度伤心，他的手甚至还因此一连几天不听使唤。然而，一位官方传记作者却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童年萨达姆。他把童年萨达姆写成是一位受人欢迎的孩子，身后经常跟着“一大群孩子”。根据这位传记作者描述，当地人认为童年萨达姆是一个友善、行为端正、慷慨大方的男孩。有一天他发现其中一个玩伴身上穿的上衣破破烂烂，于是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给了这个穷孩子。当家人追问他的外套去向时，萨达姆回答到：“我把它给了我的朋友，因为他的上衣太破了。”14这种把童年萨达姆描述成一位慷慨大方、受人欢迎、行为端正的孩子的写法，与大多数萨达姆童年故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故事通常充斥着关于萨达姆童年生活艰辛和孤独的描写。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萨达姆的确有一些要好的玩伴。他继父的大儿子阿德汗就是他的一位密友。萨达姆和朋友们经常在底格里斯河岸边游玩，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就是捕鱼：把炸药丢进河里，鱼被炸死后会浮上水面，他们就把鱼一一捞起。不过就算与朋友们在一起，萨达姆也显得与他们有些格格不入。不像其他男孩，萨达姆不喜欢谈论女孩子，也不喜欢唱歌。他的一位童年玩伴回忆说，有一次当地的一群男孩聚在一起谈论未来，“纳比尔想成为一名医生，我希望成为一位诗人，阿德南渴望当一名军官”；但是萨达姆却有着不同的梦想：“他希望有一辆吉普车，一杆枪，以及一副双筒望远镜。”15事实上，萨达姆不久后就迈出了实现这个梦想的第一步——离开奥贾村。 第一章 童年时的伊拉克（3） 194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萨达姆和几位亲戚来到底格里斯河边乘凉。他们在河岸边玩耍的时候，萨达姆注意到他的表兄在沙滩上写画着什么。萨达姆就问他：“这些符号是什么东西？”表兄答道：“这些是字母和数字。是我在学校学的。”接着表兄给他讲了在学校学习阅读、写作以及算术等诸类事情，萨达姆被这一切深深吸引了，他下定决心要去上学。然而，他面临很大的困难：最近的学校位于提克里特城里，来回路途太远；而且他的继父也不同意他这个想法。但是萨达姆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已经受够了在地里劳作，也受够了他的继父。是时候前往提克里特与舅舅海拉拉一起生活了。萨达姆的一些传记作者把这个事件描述为是他的第一个反叛行为。他们写道：一个10岁的男孩，违背父母的意愿，独自一人走完这么长的路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啊。沿途的亲友给这位小男孩提供了帮助，他们还给了萨达姆生命中的第一枝枪，让他在这段充满危险的旅途中保护自己。16 投奔舅舅海拉拉是童年萨达姆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海拉拉受过教育，是一位学校教师。他经常穿一件夹克，带衣领的衬衫上也总是系着一条领带；嘴唇上方留有淡淡一抹胡须；一头浓密的头发经过精心修饰。海拉拉充当了萨达姆的父亲角色，而萨达姆和表兄阿德南和表妹萨吉达也渐渐成为亲密伙伴。成年后萨达姆和萨吉达结为了夫妇。萨达姆终于开始接受教育了，他上了提克里特的一间小学。由于他比那些和他一样刚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的孩子大了好几岁，因此经常受到其他孩子的讥笑。尽管如此，萨达姆还是为自己终于能够上学欣喜不已。萨达姆远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是他的确是在学生生涯中养成了喜爱阅读的终生爱好。萨达姆对学习本身充满敬意，但却不怎么尊重教师的权威。有一次，他假装拥抱一位老师，顺手就把一条小蛇悄悄放进这位男老师的长袍里。萨达姆对在教室里要遵守的规章制度尤为痛恨，因为老师们会根据这些条条框框对他实施体罚。 据说在14岁的时候萨达姆曾想杀了他的一位老师。学校里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打了萨达姆一顿，自始至终萨达姆都安静而又毫不退缩地忍受这次惩罚。当天晚上，一个人骑着马来到这位老师屋前。老师的弟弟开了门，这名神秘男子朝他腿上开了一枪，然后就骑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老师把弟弟送到医院后，向当地警方报了案，并指控萨达姆就是开枪的凶手。警察赶到萨达姆家中时，却发现他正在睡觉。警察既没看到马，也没找到枪。萨达姆的一位校友回忆说：“这位老师也就没再坚持，但后来不久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几天后，萨达姆告诉我说，他当时立刻把马和枪还给了阿罗贾，然后就上床睡觉了。”17 既然学校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美好，萨达姆就在家里接受他的大部分教育。从舅舅那里，萨达姆知道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知道了动荡不安的伊拉克政治形势，知道了伊拉克苦难深重的历史。海拉拉让萨达姆了解了巴勒斯坦的局势，了解了英国人对伊拉克的占领历史，了解了当时统治伊拉克的专制政权。18海拉拉在给萨达姆讲述伊拉克历史时夹杂着浓厚的个人色彩，他讲述了萨达姆的曾外祖父和舅公们的英勇事迹，他们都为伊拉克民族独立运动献上了生命。19海拉拉是一个具有极端政治思想的人，他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做《三种真主不应该创造的事物：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 海拉拉和许多提克里特的年轻人一样，在军事学院上过学，随后进入伊拉克军队当了一名军官。军队是当时伊拉克的一个重要国家机构。它是年轻人求升迁的一条主要捷径，他们可能在此开始一段前程远大的生涯，并可能获得声望和权力。当时有一位名叫莫劳德·木赫利斯的提克里特人，政治能量十分巨大，经常利用他的影响力为许多提克里特人进入军队提供方便。这么一来，军事学院和军队中处处可见提克里特人的身影。海拉拉的军中朋友大多都有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关系，他们经常在海拉拉家中聚会，萨达姆也和他们混得很熟。在一些最经常光临的访客中，有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人，他是海拉拉的表兄，同时也是他的一位密友。随后几年时间里，贝克尔逐渐位高权重，海拉拉不断要求他提携萨达姆。就这样，贝克尔成了萨达姆的政治导师——他是这位年轻人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海拉拉以一名军人的身份参加了1941年拉希德·阿里领导的反抗运动。这次起义遭到镇压后，军队开除了海拉拉，并把他送进了监狱。萨达姆曾经对一位记者说道：“……我的舅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是当时伊拉克军队的一名军官。拉希德·阿里领导的革命失败后，他在监狱里面度过了5年时间。每一次我向母亲询问舅舅的事时，她总是回答我说：‘他在坐牢’。他总是用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感情激励我们……”20 萨达姆在1947年投奔他舅舅时，所有这些事件都还没过去多久。1974年，在会见一位伊拉克学者时，萨达姆回忆说，当时他对舅舅的命运感到屈辱。他表示，这些事件正是推动他“参加目的旨在把外国影响不但从伊拉克，而且从整个阿拉伯土地上清除干净的爱国主义活动”的主要动机之一。21在孩提时听到的故事影响下，萨达姆开始把创造当代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当作一个他个人的事业——一个光荣和耻辱交织的事业。家庭、部族和国家，这些概念在他的世界观中交织在一起。对于萨达姆而言，政治也带着个人色彩。为舅舅的荣誉而战，把伊拉克从英国殖民统治残留的影响中解脱出来，成了童年萨达姆缠绕心头的抱负。舅舅海拉拉参加过1941年的起义，这个事实一下子就把英国在伊拉克的殖民统治历史带进了萨达姆的童年世界。 第一章 童年时的伊拉克（4） 英国人在伊拉克 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到关键阶段时，英国人在伊拉克的殖民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当时，阿拉伯人称这一地区为“伊拉克”，而西方人则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是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下辖三个省：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这三个省的省长都由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委任。1914年11月5日，英国对在战争中与轴心国站在一边的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宣战。不久，英军占领了巴士拉。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有意把巴士拉当作抗击轴心国的一个立足点，当作维持整个帝国领地内的通讯联系的一个基地，当作英国皇家海军在波斯湾的一个战略港口。美索不达米亚最终成为英国人战事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战区。将近90万名英印联军士兵在这个地区作战，伤亡总数高达10万余人。 1917年3月，英国军队开进了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一位随军记者描述了英军士兵进入巴格达、结束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对这里长达数个世纪的统治时的情景：“一群群巴格达人走出家门来迎接我们……街道两旁、房屋的阳台上和屋顶上站满了人，有的在高声欢呼，有的则激动地鼓着掌。学生们在我们面前跳着舞，大声欢呼。妇女们穿着节日盛装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22占领巴格达后不久，英军指挥官莫德将军向全城人们宣读了一份公开声明：“我们的军队来到你们的城市和土地上，不是来征服你们或者成为你们的敌人的，而来解放你们的。”23到了1918年，英国人基本上完全控制了巴格达、摩苏尔以及巴士拉三省。 战争期间，大量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托曼军官纷纷与帝国决裂，转而参加“阿拉伯反叛运动”。这个起义由谢里夫·侯赛因组织领导，他与英国人合作，以麦加等圣城守护人的身份获得了穆斯林社会里的领袖地位。谢里夫·侯赛因与当时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之间有过频繁的通信往来。英国人向侯赛因保证，如果他发动一次对抗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起义，那么战争结束后他将可以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1916年6月，侯赛因派遣儿子费萨尔领导对抗奥托曼帝国的“阿拉伯反叛运动”。一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奥托曼军官们组成的分遣队成了费萨尔的心腹部队。T.E.劳伦斯③在整个起义中担任费萨尔的顾问。这次“阿拉伯反叛运动”后来被好莱坞搬上了银幕，制作成一部名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电影。战争结束了，奥托曼土耳其帝国被击败。谢里夫·侯赛因原以为他将领导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原属奥托曼帝国的所有阿拉伯土地在内，但他很快得知，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些阿拉伯土地的未来，利益各方都有各自的期待，而战争期间开展的繁杂外交活动却造成了种种相互矛盾的承诺和期望。美索不达米亚的命运在战后的外交角力中变得不明朗起来。 当时流行一种政治主张，支持原来处于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之下的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这个主张最忠实的拥护者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在1918年1月8日提出了“十四点协议”，其中第十二点呼吁：“原先处于土耳其法律统治之下的人们应该得到明确承诺，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一个绝对不受干扰的自治机会。”在多方压力之下，同盟国的成员国在1918年11月提出了《英法宣言》，宣称它们的“使命就是彻底解放长期以来受土耳其人压迫的人民，建立由本国人民自主选择并赋予权力的国家政府和行政机构”。 然而，美索不达米亚仍然处于英国的军事占领当中，有人主张把它正式变成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围绕这个话题，伦敦、德里、开罗和巴格达的英国殖民官员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政府在伊拉克的全权负责人阿诺德·威尔逊坚决认为，应该沿用英国在印度的做法，直接把美索不达米亚当作一个殖民地来管理。他对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协议”中的第十二条大为恼火，把它称为“伍德罗·威尔逊的第十二条戒律”24。格特鲁德·贝尔是当时英国驻巴格达一个负责东方事务机构的秘书，她在1919年1月的报告中写到：“东方人④对于自己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前景欣喜若狂……但是我们在自治问题上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25与此同时，费萨尔来到巴黎参加1919年4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他满心期待自己的家族能够得到回报，因为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他们给英国人提供了许多帮助。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发现这些原属土耳其帝国的阿拉伯土地被分割成了好几个国家，而他将成为叙利亚的领导人（但不久后就被赶下台了）。 第一章 童年时的伊拉克（5） 伊拉克的命运在1920年召开的圣雷莫会议上忽然变得明朗起来，当时与会各方同意在自治和殖民化之间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实行托管体制。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外国势力将充当这些从奥托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的保护人，然后帮助它们最终获得完全的独立。国际联盟授权法国托管黎巴嫩和叙利亚。法国人不久后就把费萨尔赶下了台。英国人得以托管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被合并成为一个地区。珀西·考克斯爵士担任高级专员一职，并在美索不达米亚组建一个托管政府。 然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主义者对这种新安排并不认可。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在战争中与费萨尔一起并肩作战，就是希望击败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后能给阿拉伯人带来独立的机会。他们组建各种政党，组织各种协会和社团，并且刊行各种报纸，目的就是为了创建一个终将演化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形态。清真寺、集市、学校，特别是咖啡馆，成了民族主义者撒播自己观点的地方。1919年的夏天，几名英国军官被杀死，这件事把弥漫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不满情绪显露无疑。一个由不同阶层的人——曾与费萨尔一起并肩作战的军官，什叶派神职人员，部落头领以及前公务人员——组成的团体起来反抗英国人的统治。1920年8月，这个团体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组建一个阿拉伯政府。抗议活动最后演变成了一次起义。英国人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全力镇压，他们出动皇家空军对起义的部落狂轰滥炸。磷炸弹、火箭弹、榴霰弹、燃烧弹以及延时炸弹等等都被英国军队在镇压这次起义中用上了。26温斯顿·丘吉尔当时身兼空军大臣和国防大臣二职，他极力支持向伊拉克派遣皇家空军。他甚至还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对他们使用毒气弹。我很赞同对这些没开化的部落使用这种武器。”27 与此同时，英国公众对维持在伊拉克的殖民统治是否明智提出了质疑。英国议会的一位议员对“这种用战争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人们的野蛮行径”提出抗议28。伦敦《泰晤士报》在1920年8月刊登一篇文章质问：“多少宝贵的生命牺牲在了这种毫无意义的行动中？我们向阿拉伯人强加一种他们从未要求过，也不想要的管理制度。这种吃力不讨好、代价高昂的做法还要持续多久？”29。镇压这次起义让9000名伊拉克人失去了生命，英国人也付出了伤亡2000人的代价，损失高达4000万英镑。格特鲁德·贝尔了解阿拉伯人不满的根源。在1920年10月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我们答应给他们建立自治机构，但是我们不但没有向这些目标迈出一步，反而在忙于做些完全相反的事情。这里的一家报纸说的好：我们原先答应建立一个雇用英国顾问的阿拉伯政府，结果却建立了一个雇用阿拉伯顾问的英国政府。这种评价十分恰当。”30 1921年1月，温斯顿·丘吉尔担任伊拉克殖民总督。在写给英国首相的一封信中，他坦承：“每当我想到承担美索不达米亚的繁杂事务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时，我就感到战战兢兢……”31丘吉尔明白，民族主义者在伊拉克仍然十分活跃。英国人关闭了许多发表反对声音的报纸，并逮捕了一大批民族主义者，把一些人送进监狱，而把其他一些人流放国外。这时在英国国内，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丘吉尔警告说：“我们在战争期间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并推翻土耳其政府对这里的统治……我们在全世界面前接受了对这个国家的托管任务，就有责任给这个国家引入一个更好的政府结构，以取代被我们推翻的统治者。如果我们现在就脸面无光地仓促撤离，我们身后将留下一个纯粹的无政府状态，来自沙漠的那些野蛮的贝都因人将对这些历史名城劫掠一空。这种事情如果发生，与大英帝国一直以来的声誉是完全不符的。”32 温斯顿·丘吉尔知道，英国人需要针对美索不达米亚制定一个更好的长期战略——一个更具连续性、代价更小的战略。他决定把英国殖民政府中的中东问题专家召集起来举行一次会议，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T.E.劳伦斯、珀西·考克斯以及格特鲁德·贝尔参加了1921年3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他们三人向丘吉尔施压，让他把费萨尔扶上伊拉克国王的位置。这么一来，英国人一方面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费萨尔，而另一方面似乎也能满足阿拉伯人关于建立一个阿拉伯政府的要求。丘吉尔同意了。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向英国议会解释了他的决定：“……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政策是逐步减轻我们承担的义务，放下我们肩上的重担，在有尊严地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富有效率的阿拉伯政府，而这个政府将永远是英国的朋友……”33这个计划立刻得以实施。劳伦斯与他的老朋友费萨尔取得了联系，并安排他来到美索不达米亚——这片费萨尔此前从未踏足过的土地。考克斯和贝尔也返回了伊拉克，为把费萨尔扶持成一位国王做一些必要的安排。贝尔在1921年7月写给她父亲的一封信中称：“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地创造历史。但是有一点我要向您保证——我再也不会涉足类似制造国王之类的事情了；这种事情的压力太大了。”34英国人在当地组织的行政机构——部长理事会，支持费萨尔成为伊拉克国王。随后进行的全民公投也受到操纵，结果96％的伊拉克人投票赞成费萨尔成为他们的国王。当时一位名叫托比·道奇的学者写道：“如果有人可以把伊拉克像拿一件瓷器一样提起，倒转过来他就可以发现瓷器底部带有这样的字样：1920年，英国政府制造。”35 第一章 童年时的伊拉克（6） 1921年8月23日，费萨尔在位于巴格达的西达塔城堡被加冕为国王，当时演奏的是英国国歌。这个国家的国名被正式改为伊拉克，格特鲁德·贝尔参与设计的一面新伊拉克国旗在政府大楼上空升起。一个仿效英国体制的政府议会也建立了起来，埃德加·博纳姆·卡特爵士——一位英国律师——开始着手修订伊拉克宪法。然而，尽管伊拉克国家政府已经建立，英国人仍然试图继续控制伊拉克的军事、经济以及政治事务。英国人的这个愿望通过双方在1922年签订的《英伊条约》得以实现。费萨尔竭力在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和英国人的压力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建立托管国家和组建君主立宪体制成了一个相互交集、相互联系的过程。英国殖民势力从根本上渗透进了这个新国家的方方面面。 扶持费萨尔成为国王后，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英国是否应该继续保留在伊拉克的存在展开不断争论。劳合·乔治要求继续保持英国在伊拉克的存在，他警告说：“如果我们离开，那么一、两年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把一些世界上最丰产的油田拱手让给了法国人以及美国人……”361929年，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成立，英国人得以控制伊拉克的绝大部分石油资源。 尽管英国人并不准备完全放开他们对伊拉克的控制，他们还是打算放弃对这个国家的托管权。1930年，双方又签订了一个《英伊条约》，允许英国保留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并继续控制伊拉克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次年，英国向国际联盟递交了一份特别报告，宣称伊拉克已经作好准备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932年10月，伊拉克成为国际联盟的第57个成员国。在整个托管期间，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城市显贵和那些与一些农村地区大地主勾结的官员手里。居于统治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依靠与英国人合作获得权力来源。选举活动通常都受到操纵，以便产生对寡头政治集团有利的结果。每一届新政府组建后，内阁的各个职位都是由同一批人马轮流坐庄。伊拉克的君主立宪体制据称是基于民主原则的，然而真正的权力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于伊拉克政府的所作所为，自由主义以及与之对应的政治形式——选举、议会、宪法——受到许多伊拉克人的鄙夷。在他们看来，在伊拉克实施的宪法民主只不过是殖民统治的工具。 伊拉克获得独立一年后，费萨尔国王去世，他的儿子加齐继承王位。加齐反对欧洲人在中东的殖民统治，这个观点使得他广受伊拉克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欢迎。他在王宫里架设了一个私人电台，经常通过广播发表演讲，他声称当时处于英国人控制之下的科威特应该成为伊拉克的一部分。1939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加齐在驾驶他那辆崭新的别克敞篷轿车时遭遇一个严重的事故。他的车失去了控制，一头撞在一根电报杆上。1939年4月4日，加齐伤重不治去世。继任者费萨尔二世当时只有5岁，加齐的姐夫阿卜杜利拉成了摄政王。摄政王更倾向与英国人合作。这么一来，关于英国人设计害死了加齐的传言在整个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散布开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对英国人的憎恨到达一个极点。与此同时，德国人也加强了在伊拉克的活动。自20世纪初以来他们在这里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那时候他们还准备建造一条可以连通柏林和巴格达的铁路。一些德国人曾希望仿照英国在印度的做法把美索不达米亚变成德国的一个殖民地。德国与伊拉克建立起教育联系，共同组织各种考古活动项目，并在伊拉克设立电台传播德国人的观点。亲德情绪在一些伊拉克军官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们中许多人在当年奥托曼土耳其帝国设立的军事学院求学时都受过德国老师的教导。这些军官把德国看作伊拉克获得独立后所要学习的典范。37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后，英国对德宣战。英国人希望伊拉克也对德国宣战。伊拉克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但是却不想卷入战争。1940年3月，拉希德·阿里担任伊拉克首相，他宣布将遵守伊拉克的所有正式政治承诺，包括1930年的《英伊条约》。1940年6月，英国人照会伊拉克政府，英军意欲在巴士拉登陆，借道前往巴勒斯坦。拉希德·阿里允许英国军队通过巴士拉，但是要求他们尽快离开伊拉克的土地。同时，当英国人要求伊拉克向意大利宣战时，拉希德·阿里继续明确表示伊拉克将保持中立。英国人用最严厉的字眼批评拉希德·阿里，并向摄政王施压，要求撤换阿里。1941年1月，拉希德·阿里辞去首相一职。 然而，伊拉克陆军中的4名上校决定不顾摄政王和英国人的抵制，支持拉希德·阿里重掌伊拉克政府。其中一位上校名叫萨拉赫·丁·萨巴格。他发表了一个充满民族主义情感的演说：“我不信奉英国人的民主，不信奉德国人的纳粹主义，也不信奉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我是一名阿拉伯穆斯林。巧舌如簧也好，道德说教也好，都不能让我改变这一信念。”对于这些民族主义者而言，自由主义毫无可取之处。德国人的军国主义给他们提供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可选模式。同盟国的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英国，都是一些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仍然在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甚至一定程度上在伊拉克保持着殖民统治和影响。这些伊拉克军官认为，与德国人结盟是实现自己目标——阿拉伯国家的完全独立和统一——的一条道路。一位名叫里瓦·西蒙的历史学家这样解释这种现象：“有一点可以肯定，伊拉克人中有一些是亲纳粹的，但是这些向德国求助的伊拉克军官并不是纳粹分子。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接受把自己看作高犹太人一等的种族意识，而只是指望找回他们当年与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人建立起来的那种和谐感情。当时在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学校里，这些伊拉克军官从德国军事教官那里，接触到了德国人的思想，特别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从而使他们受到了第一次西方化的洗礼。”海拉拉·图尔法，萨达姆·侯赛因的舅舅，当时伊拉克陆军的一名军官，投身到了这次起义运动当中。38 第一章 童年时的伊拉克（7） 4月1日，拉希德·阿里和忠于他的上校们开始行动。他们包围了摄政王居住的宫殿。第二天，摄政王逃离伊拉克。拉希德·阿里组建了新政府，并发表声明称他愿意履行伊拉克的所有国际承诺，包括《英伊条约》。英国驻伊拉克代表K.康沃利斯爵士和伦敦的官员们激烈争辩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回应这次起义。一周后，康沃利斯向英国政府递交报告称，拉希德·阿里得到广泛的支持，对付他只有一个办法：动用军事手段。丘吉尔觉得，能否控制巴士拉对于英国的战事进程十分关键；英国人有必要确保波斯湾石油的供应安全，以及确保通往地中海地区、埃及和印度的石油运输安全。关于英国驻伊拉克部队的问题最终把英伊双方的紧张关系推到一个顶点。丘吉尔不想冒任何风险。延误战机可能会让轴心国占尽上风。他发出了意思明确的指令，告诉英军指挥官“当前最要紧的任务是在巴格达建立一个对英国友好的政府，竭尽全力击溃拉希德·阿里的势力。”39 英国人宣布，他们要在巴士拉部署更多的部队；拉希德·阿里则称，除非那些原来已经部署在伊拉克土地上的英国部队转移到巴勒斯坦，否则不能再有新的英国部队在巴士拉登陆。英国人把拉希德·阿里的这个声明视作是违反《英伊条约》的行为。5月2日，英国和伊拉克之间爆发战争。英国皇家空军对伊拉克部队实施空袭，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出动战机200余架次。拉希德·阿里从轴心国国家那里得到的支持太少，也太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伊拉克部队就被打败了，拉希德·阿里逃离伊拉克。丘吉尔后来说道：“希特勒显然放弃了在中东地区以很小代价换取很大收获的机会。”40 5月30日，英伊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6月1日，摄政王重返巴格达。曾经支持拉希德·阿里的4位上校后来被判处死刑。康沃利斯在他的报告中写道：“伊拉克政府正在继续清除军队里和政府里的亲轴心国官员……然而，拉希德·阿里在军队中和政府里安插了许多自己的支持者。把这些人一一清除，并找到取代他们的合适人选需要一定时间。”41在英国人的授意下，近1000名伊拉克人被投进了监狱，萨达姆崇敬的舅舅海拉拉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被判入狱5年，并遭到军队除名。 对于多数伊拉克人而言，1941年的战争将被当作一次重要的民族运动来纪念——这个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让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里充当了一段短时间的先驱角色。这次起义引发了童年萨达姆·侯赛因的丰富想像。起义领导人之一萨巴格上校被处决前在狱中写了一些回忆录。萨巴格死后这些回忆录被汇集成一部书付诸出版。萨达姆·侯赛因仔细阅读过这本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书。萨达姆把萨巴格看作是“一个试图实现泛阿拉伯目标的伟大民族主义者。尽管萨巴格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的教导激励着其他年轻的民主主义者努力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萨达姆正是由于“受到萨巴格上校的回忆录的启发，才会继承萨巴格上校和其追随者们的遗志，为同一个民族主义目标努力奋斗。”42当萨达姆前来与舅舅一起生活时，这次起义的失败对于海拉拉来说仍然记忆犹新。 萨达姆来到舅舅家里生活几年后，海拉拉在巴格达获得了一个教师的职位，于是举家搬到巴格达。萨达姆也跟随舅舅来到这里，暂时离开了提克里特。然而萨达姆与提克里特之间仍然有着紧密联系，将对他的个人和政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他在政治上的一些关系人物与他在提克里特的家庭和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提克里特人在萨达姆需要的时候给他提供支持和保护；而萨达姆也对提克里特人不吝封赏，以作为对他们的忠诚和长久以来支持他的回报。依照习俗，提克里特的小男孩要在手腕上纹上三个小圆点。许多人在搬到大城市居住后都会去掉这个纹身，以隐匿他们的农民出身。然而萨达姆却背道而驰，他愿意保留自己的纹身。提克里特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第一章 童年时的伊拉克（8） “党需要你去巴格达” 20世纪50年代，国王费萨尔二世正式接掌权力，萨达姆·侯赛因随他舅舅家一起搬到巴格达市郊的海尔克区。海拉拉接受了新的教师职位，1955年秋天，萨达姆到海尔克中学上学。少年时代的萨达姆做过许多兼职工作：司机助手，小烟贩，咖啡馆服务生等等，赚取额外的零花钱。20世纪50年代的巴格达是一座十分繁荣的城市，各种政治活动十分活跃。从1920年到1950年，这个城市的人口增加了近三倍。由于石油产业带来不断膨胀的财富，巴格达周边出现了许多像海尔克一样的新兴郊区城镇。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国家财富集中在一些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人们仍然十分贫困。他们纷纷来到巴格达寻找工作；但是大部分人只能在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找到低收入的工作。贫富生活水平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富人的家里摆放着昂贵的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巴格达的街头行驶着大约3万辆汽车，大部分车是美国制造。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十分丰富。它拥有中东地区的第一个电视台，报摊上出售的阿拉伯语报纸品种接近50种。市中心坐落着许多电影院、装饰豪华的商店以及生意繁忙的咖啡馆。 20世纪50年代是伊拉克首都忙于规划、建设和变革的10年。1951年，各大石油公司贡献了近50％的伊拉克石油收入。伊拉克政府作出新的安排，把大量石油收入编入新成立的发展委员会的预算当中，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大型发展项目如大坝、道路以及医院的建设。于是，巴格达有了5座跨河大桥。然而，发展委员会却饱受指责，外国势力的影响、贪污腐败以及行事不公正等成了人们抨击的对象。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生活在巴格达，有的在石油公司工作，有的为那些从发展委员会那里获得项目的外国承包商工作。 1955年，伊拉克发展委员会启动了一项庞大的现代化计划，总投入高达14亿美元。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伊拉克开始筹建一个核培训和研究中心。作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一部分，美伊两国达成了一个双边协议，在伊拉克建立核研究设施。43美国向伊拉克提供科研用核反应堆的燃料——高浓缩铀，一种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的物质。44 这项现代化计划还包括建造一些大型公共建筑物。一些国际顶尖建筑师，如勒·科尔比西耶、阿尔瓦尔·阿尔托和吉奥·蓬蒂等，受伊拉克人委托，设计建造一所大学、一个体育馆、一个博物馆以及一些政府大楼。著名的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1957年受国王费萨尔二世之邀来到巴格达，在底格里斯河中的一个小岛上设计建造一座歌剧院。后来除了最初的设计邀请，赖特还受邀设计一个动物园、一个集市以及一座大学城。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赖特就读过阿拉伯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那时候的他就对巴格达深深迷恋，做梦都想来到这座城市——公元8世纪时阿巴斯王朝鼎盛时期的首都。在阿巴斯王朝的统治下，巴格达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阿拉伯人把它称为“智慧之城”。公元1258年，蒙古帝国的王子旭烈兀带兵洗劫了这个城市。据说当年蒙古人把巴格达著名的图书馆里数不清的藏书抛进河里后，书上的墨水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都染黑了。那次征服带来的耻辱和破坏成了许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心中不可磨灭的伤痛。 赖特提到了他的计划：“……我恰巧正在负责在这个创造文明的地方——伊拉克——设计一个文化中心。伊拉克被征服前，巴格达是哈伦·拉希德⑤在位期间建立起来的一个美丽城市，但是蒙古人从北方袭来，摧毁了这座城市。现在伊拉克人发现了石油，他们拥有了巨额财富。如今他们完全有能力把这座城市重新恢复到哈伦·拉希德时期的原貌。但是他们不可能这么做，因为许多西方建筑师已经在这里建造着各种各样的摩天大楼了……”45 赖特给巴格达的建筑设计融合了古典、伊斯兰以及现代风格。他计划在萨迈拉一个具有2500历史的平台建筑上立一个颂扬哈伦·拉希德的功绩的纪念碑，他还曾想在一个停车场里设计一个古巴比伦时期的金字形神塔。赖特解释说：“这些设计可以显示，我们是否能理解并把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诠释出来，但我们没必要对他们亦步亦趋。同样巴格达也没必要完全吸收来自西方的、所谓‘现代’的建筑样式。”46赖特为巴格达所作的建筑设计在某些方面而言十分巧妙，但是却不符合这个城市的迫切需求。当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国王在商议建造一些可以使人想起伊拉克辉煌历史的建筑物时，超过9万名巴格达人居住在草草搭建的简陋房子里，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第一章 童年时的伊拉克（9） 在巴格达，悬殊的贫富差距引发了政治上的不稳定。1948年和1952年分别发生过平民起义，但都被政府强力镇压了。伊拉克共产党是这些起义的主要组织者。自1941年以来，伊共成为一支影响力巨大的政治力量，在学生和工人当中拥有许多追随者。历史学家汉纳·伯特图这样写道：“20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成了伊拉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并不把自己寄托在达官显贵身上，而是植根于年轻人的心灵和思想中。共产党行事坚定，组织完善，拥有许多支持者，很快在政治运动中脱颖而出……到了50年代，共产主义不但没有走向消亡，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共产主义思想激发了人们的忠诚信念，许多年轻人的加入使得共产党具有无可置疑的力量。”47 当时的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和摄政王阿卜杜利拉很不得人心，他们曾在镇压1941年拉希德·阿里领导的起义中与英国人进行合作，伊拉克政府实际上由他们二人掌控。20世纪50年代，政治迫害变本加厉，各反对党都遭到压制，发出反对声音的报纸也被停刊。随着政府内部人员把持议会，这条发表不同政见的通道也被封堵了。伊拉克政府狭隘的政治偏见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1955年，伊拉克政府加入巴格达公约组织——一个由美国支持的、其他成员包括英国、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组织。这个举动被许多伊拉克人看作是一个对付泛阿拉伯主义的阴谋，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加强干预本地区事务的表现。1956年，在埃及广受欢迎、具有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领导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宣布，埃及收回对苏伊士运河的所有权。为了不让苏伊士运河重新被埃及人掌握，法、英和以色列等国联合对埃及发动进攻，但被纳赛尔的军队成功击退。伊拉克政府对纳赛尔的举动反应不冷不淡，但是伊拉克民众却从他成功抵制外国控制的事件中受到鼓舞。 暴动和罢工活动在巴格达此起彼伏。正在萌芽中的学生运动扩展到这座城市的各个学校中，其中包括海尔克中学，萨达姆正在这里磕磕绊绊地进行着他的学业。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影响了萨达姆，他抛下书本，走上街头参加暴动。萨达姆在这种喧嚣的政治场面如鱼得水，后来他逐渐向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下简称复兴党）——一个宣扬阿拉伯式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小党派靠拢，1955年时该党大约吸收了300名成员。萨达姆靠组织一些街头混混进行类似学生运动的活动进入复兴党人的视线中。早先萨达姆对复兴党并没有多大热情。他报考了巴格达军事学院，因为走这条路可以确保他成为一名伊拉克军官。但是萨达姆落榜了，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变得更为清晰起来，因为主流政治生活已经对他关闭了大门。1957年，20岁的萨达姆成为复兴党的一名预备党员。萨达姆喜欢把这段在巴格达的时间称为“我们进行地下自由斗争的日子”。48 民族民主党、复兴党和伊拉克共产党是当时伊拉克的几个主要反对党，它们的政治见解并不相同，但是却有着共同的改革和反殖民主义目标。考虑到严酷的政治氛围，它们最终认识到，联合起来组成一股对抗专制政权的力量十分关键。它们联手成功抵制了1957年的国家大选，作为对伊拉克国内政治压迫的抗议。这些反对党与军队中的一个秘密组织“自由军官”取得了联系。发动一次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8年7月13日的傍晚，国王费萨尔二世在王宫里宴请他的贵宾。一位魔术师为一小群孩子表演过魔术后，晚上9点30分举行晚宴。宴后，国王和一些客人走到隔壁的祖胡尔宫观看电影《睡衣仙舞》。第二天一大早，国王用过早茶后，正当剃须的时候，猛然听到广播里播了一条外面发生了革命行动的新闻。巴格达的各条街道上挤满了示威人群。早上6点30分，广播里宣布，军队已经“从帝国主义安置的腐败政权手里解放了这片亲爱的土地。”49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和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指挥着一个旅的陆军进入巴格达。士兵们包围了王宫和首相努里·赛义德的住所。国王和摄政王等一些王室成员在试图逃离王宫时被机关枪射杀。努里·赛义德成功逃出了住所，但是几天后，假扮成一名妇人的他在准备离开巴格达时被士兵当场击毙。当时的约旦国王是费萨尔二世的表兄，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台向世人宣告了伊拉克国王和首相等人被杀的消息。接下来的几天里巴格达陷入公开抢劫和报复性厮杀的混乱之中。 卡西姆和阿里夫在电视上露面，呼吁民众“为了祖国的利益保持秩序和团结”，并宣布建立共和国，组建一个民主政府。50卡西姆就任总理一职，阿里夫担任副总理及内政部长。君主制和议会制度被废除，而军队也对那些忠于旧政权的人员进行了清理。经过重组后的军队成了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支柱。共和国把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消除阿拉伯世界残留的殖民主义影响上。伊拉克与中国和苏联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显示出新政府的社会主义倾向。 1958年7月，为了实现推翻专制政权的共同目标，各种政治团体和政治人物走到一起。然而，革命胜利后，伊拉克出现了政治分化现象。新共和国成立数天后，复兴党的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克——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人——抵达巴格达。复兴党宣扬一种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它呼吁把整个阿拉伯地区整合成一个国家。阿弗拉克说道：“我们代表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这符合阿拉伯民族的利益……”51阿弗拉克希望伊拉克加入新成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这个共和国已经有了埃及和叙利亚两个成员。然而，伊拉克共产党强烈表示反对。领导这次革命的军官们也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阿里夫希望伊拉克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而卡西姆坚决不同意。阿里夫逐渐向民族主义者和复兴党靠拢，而卡西姆则慢慢与伊拉克共产党建立了亲密关系。伊共是当时伊拉克组织最完善的政党，拥有数量最大的支持者。共产党人给卡西姆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巩固他作为伊拉克领导人的地位。卡西姆对阿里夫越来越心存疑虑，把他视为自己权力的直接威胁。1958年秋天，阿里夫失去了所有内阁职务，并被任命为伊拉克驻德国大使。阿里夫只在德国呆了很短一段时间。返回巴格达后，他立刻遭到逮捕，接着受到审判并被投入监狱。阿里夫丢掉了权力，复兴党的政治命运似乎就要急转直下了。 1958年7月14日的革命对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家乡提克里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伊拉克其它地方一样，提克里特人也分为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两派。这次革命发生几个月后，萨达姆被指控杀害了巴格达当地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哈吉·萨阿敦——萨达姆的舅舅海拉拉的一位政治竞争对手。法庭宣判21岁的萨达姆罪名成立，把他送到萨赖监狱服刑。作为一名经历过革命后几个月动荡日子的复兴党成员，萨达姆觉得，监狱里比巴格达的街头安全多了。6个月后，萨达姆得到释放。他返回了提克里特，在那里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经常把一些复兴党的标语贴在当地建筑物的墙上。不久，一名复兴党成员找到萨达姆，对他说道：“党需要你去巴格达。”萨达姆立刻动身前往巴格达，接受自己的任务。52 注释（1） 1 阿米尔·伊斯坎德尔著：《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哈桑·塞利姆译（巴黎：Hachette Realites出版社，1980），第21－22页。 2 A.S.埃尔韦尔·萨顿著：《巴格达上方的底格里斯河》，《地理学杂志》【英】第60卷，第1期，（1922年7月），第36页。 3弗雷娅·斯塔克著：《巴格达印象》（伦敦：John Murray出版社，1946；1937年初版），第14页。 4同上。 5“采访萨达姆·侯赛因实录”，《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福阿德·马塔尔编（伦敦：第三世界中心出版公司，1981），第227－228页。 6萨达姆在1979年8月发表的一个演讲，伊斯坎德尔摘录在他的书《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里，第20页。 7“采访萨达姆·侯赛因实录”《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福阿德·马塔尔编（伦敦：第三世界中心出版公司，1981），第236页。 8 《我是萨达姆的童年朋友》，英国BBC记者采访易卜拉欣·祖贝迪实录，http:// news. bbc. co.uk/2/hi/programmes/panorama/2399891.stm（摘于2003年7月29日）。 9 引自埃夫拉伊姆·卡什和伊奈利·劳齐的著作：《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治生涯》，第二版（纽约：Grove出版社，2002），第9页。 10 阿卜杜·阿米尔·穆阿拉著：《奔流的河》（巴格达：Dar al-Shu'un al-Thaqafiyyah al-Ammah出版社，1995年），第7页。 11 伊斯坎德尔著：《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第21页。 12 赛义德·K.阿布里什著：《萨达姆·侯赛因：报复政治学》（伦敦：Bloomsbury出版公司，2000），第17页。 13 《萨达姆：历史的警示》，英国BBC电视台2002年11月3日播出的《全景》栏目，本文作者摘自BBC新闻网站：http:// news.bbc. co.uk/2/hi/programmes/panorama/2371697.stm（摘于2003年7月29日）。 14 伊斯坎德尔著：《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第22页。 15 《我是萨达姆的童年朋友》。 16 穆阿拉著：《奔流的河》，第23－29页；福阿德·马塔尔编：《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第31页。赛义德·K.阿布里什指出，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这个故事大大夸大了事实；他认为，萨达姆的母亲不可能反对萨达姆与她兄弟一起生活，更不可能的是亲戚们竟然会把枪给一个小男孩。请参阅阿布里什著：《萨达姆·侯赛因：报复政治学》，第19页。 17 《我是萨达姆的童年朋友》。 18 穆阿拉著：《奔流的河》，第9－10页。 注释（2） 19 杰罗尔德·M.波斯特著：《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剖析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治领导人的心理分析》，杰罗尔德·M.波斯特编（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7页。 20 《与萨达姆·侯赛因面对面》，《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福阿德·马塔尔编（伦敦：第三世界出版公司，1981），第228页。 21 马吉德·哈杜里著：《社会主义伊拉克：1968年以来伊拉克政治研究》（华盛顿：中东学会出版社，1978），第72页。 22 埃德蒙德·坎德勒著：《英国人在巴格达大受欢迎》，《卫报》【英】，1917年3月16日。 23 引自厄内斯特·B.哈斯的文章：《协调相互冲突的殖民政策目标：接受国际联盟托管制度》，《国际组织》【美】第6卷，第4期（1952年11月），第526页。 24 阿诺德·威尔逊爵士著：《忠诚：美索不达米亚》第二卷（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6年；1931年初版），第99页。 25 《格特鲁德·贝尔书信集》，第二卷，贝尔夫人编（纽约：Boni & Liveright出版公司，1927）第465－466页。 26 吉奥夫·西蒙斯著：《伊拉克：从苏美尔到萨达姆》（纽约：圣马丁出版公司，1996；1994年初版），第214页。 27 西蒙斯著：《伊拉克：从苏美尔到萨达姆》，第213页。 28 彼得·斯拉戈赖特著：《英国人在伊拉克，1914－1932》（伦敦：Ithaca出版社，1976），第264页。 29 戴维·甫洛姆金著：《结束一切和平的和平》（纽约：Henry Holt & Company出版社，1989），第452页。 30 《格特鲁德·贝尔书信集》，第二卷，第502页。 31 戴维·甫洛姆金著：《结束一切和平的和平》，第500页。 32 阿隆·S.克里曼著：《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政策基石：1921年开罗会议》（巴尔的摩：Johns Hopkins出版社，1970），第95页。 33 温斯顿·丘吉尔对英国国会下议院的演讲：《关于中东地区的政府政策》，1921年6月14日，引自《温斯顿·S.丘吉尔演讲大全，1897－1963》，第三卷，罗伯特·罗德斯·詹姆斯编（伦敦：Chelsea House出版社，1974），第3102页。 34 《格特鲁德·贝尔书信集》，第二卷，第69-610页。 35 托比·道奇著：《建设中的伊拉克：失败的国家建筑和对历史的否定》（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3）。 36 戴维·甫洛姆金著：《结束一切和平的和平》，第509页。 37 里瓦·S.西蒙著：《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伊拉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和应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 38 西蒙著：《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伊拉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和应用》，第vii页，第133页。 39 吉奥夫·西蒙斯著：《伊拉克：从苏美尔到萨达姆》，第222页。 40 拉格西德·埃尔首尔著：《英国与伊拉克的两次战争：1941/1991》（伦敦：Ithaca出版社，1996），第133页。 41 康沃利斯在1941年6月9日递交给英国外务及英联邦事务部的报告：《哈桑王朝的记录：一份20世纪的历史实录》第十三卷，第316页。 42 马吉德·哈杜里著：《社会主义伊拉克：1968年以来伊拉克政治研究》，第73页。 43 《第20份关于在和平使用原子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计划的进度报告》，由刘易斯·S.斯特劳斯在1957年7月29日递交给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收藏，数字国家安全档案馆复制。 44 良知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纪念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讲话50周年的声明》，2003年12月8日，http//www.ucsusa.org/global_ security/nuclear_terrorism/page.cfm·pageID=1296（摘于2005年3月23日）。 45 赖特1957年7月在圣拉斐尔高级中学的演讲：《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图：1957年的巴格达项目》，http://www.geocities.com/SoHo/1469/flw_iraq.htm（摘于2003年8月6日）。 46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巴格达所作的建筑设计》，《建筑论坛》【美】（1958年5月）：第91页。 47 汉纳·伯特图著：《伊拉克的旧式社会等级制度和革命运动》（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第465页。 48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丹·拉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采访实录，本文作者摘自CBS新闻网站：http://www.cbsnews.com（摘于2003年8月13日）。 49 马里昂·法鲁克·斯卢格莱特和彼得·斯卢格莱特合著：《1958年以来的伊拉克：从革命到独裁统治》，修订版（伦敦：I.B.Tauris出版社，2001），第49页。 50 同上。 51 米歇尔·阿弗拉克：《阿拉伯社会复兴主义》，收录于《萨达姆·侯赛因读本》，图里·蒙特编（纽约：Thunder’s Mouth出版社，2002）第37－38页。 52 伊斯坎德尔著：《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第50－52页。 第二章 萨达姆的权力之路（1） 暗杀卡西姆 1959年秋天，局势变得十分明朗：在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政府管理下的伊拉克，复兴党人掌握重权的希望微乎其微。于是，复兴党的一些领导人认为，行刺总理卡西姆的时机已经成熟。萨达姆·侯赛因就这样被召集到巴格达，开始为暗杀行动做准备。他在拉希德大街租了一套公寓，这条大街刚好穿过巴格达市中心，距离老城门很近。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末任巴格达省省长曾于1916年主持了这条大街的开通仪式。萨达姆搬到这里时，拉希德大街已经成了巴格达时尚专业人士喜欢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许多家报社在这条街上开设了办公室。知识分子们聚集在这里有名的咖啡馆里，品着茶聊着天。然而他们不会想到，一个名叫萨达姆·侯赛因的人很快就要给这条著名大街的历史上新增一个章节。1 自从1958年7月专制政权被推翻后，复兴党人一直对卡西姆持敌对态度。许多政治团体参加过“七月革命”，它们中不少人并不准备默默服从卡西姆的领导。伊拉克人经常走上街头，高声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场。示威活动在这个国家是家常便饭。卡西姆也组织了一些示威活动进行反制，有时候两派人马会发生暴力冲突。长期的对抗导致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最终到达一个极点，1959年3月，摩苏尔发生了暴动。历史学家汉纳·伯特图写道：“一切社会机构都似乎瓦解了，一切政治权威都似乎消失了。个人主义思想突然大行其道，最终发展成了一种无政府状态。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争斗释放了人类自古以来的好斗本性。这种争斗使这些人充满了狂热的力量，最终把他们带到了内战边缘。”2摩苏尔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占据优势的城市，摩苏尔的驻军当中有不少反对卡西姆的“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当时关于这些军官正在计划一次叛乱的传闻满天飞。 同年2月下旬，伊拉克共产党主办的一份报纸宣布，伊共将于3月6日在摩苏尔举行一次集会。这次集会有两个目的：其一是给卡西姆和伊拉克共产党提供一个防止士兵发动叛乱的机会，其二是给在人数上远远少于民族主义者的当地共产党表达支持。卡西姆支持伊共的这次集会，官方媒体播发了大量相关新闻报道。从伊拉克其他城市开往摩苏尔的列车人满为患。数千人涌进了这座城市。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摩苏尔的民族主义者感觉自己正处于包围之中，“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成员认为，实施政变的时机已经到来。3月6日，一支由大约25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通过摩苏尔城，参加游行的人高喊支持卡西姆的口号。当天的游行活动进展十分平和，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事件。第二天游行活动继续进行，这时民族主义者也走上了街头，举行针对伊共的示威活动。3月8日早晨，摩苏尔电台播发了一则声明，要求民族主义者“起来反抗卡西姆”，因为他已经“背叛”了“七月革命”，并且“与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作对”。3接下来的4天里暴力冲突持续不断，造成了数百人死亡。这次叛乱的一些组织者被逮捕，并受到审判。摩苏尔的叛乱平息后，伊拉克共产党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影响，而民族主义者和复兴党人在伊拉克政府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摩苏尔的叛乱让伊拉克置身于冷战时期政治角力的中心位置。4月11日晚，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正在奥古斯塔休假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通了电话。当时这位国务卿正在佛罗里达接受癌症治疗，而他那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正在这里探望兄长的病情。这次电话交谈的内容十分紧急，总统要求中情局局长当晚就前来奥古斯塔与他密谈。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中，总统的新闻秘书否认总统和中情局局长之所以有这次会面是由于伊拉克发生了“紧急事件”，不过他承认伊拉克是他们谈话的一个主要话题。44月28日，艾伦·杜勒斯称，伊拉克出现了“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局势”。杜勒斯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了简短通报。据前参议员富布赖特回忆，杜勒斯当时警告说共产党即将“全面接管”伊拉克政府。富布赖特还能清楚记得美国官员应对这次危机的对策，其中一个关键手段就是拉拢埃及总统纳赛尔。当时有报道说，苏联人与纳赛尔之间发生了不愉快。这让杜勒斯看到了希望：或许能够让这位埃及领导人成为美国对抗伊拉克共产党的一个盟友。5 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共产党在伊拉克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担心。1951年2月，美国国务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资深外交官们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一次会议，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目标进行评估。这次会议最后得出结论：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有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当中，最主要的目标是“动用一切力量，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6美国官员发动了一轮宣传攻势，意图削弱共产党在伊拉克的影响。大量反共海报出现在了巴格达街头。这些海报上印着一头红颜色的猪的形象，下方配有一行阿拉伯文字，指明这象征着共产主义。而之所以要用猪来做象征物，是因为“穆斯林对这个很忌讳”。7不久后，阿拉伯语版的反共宣传小册子也出现了。据一份当时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备忘录披露：“这些宣传手册将首先致力于吸引受过教育的、对政治感兴趣的群体，他们一般都属于城市中产阶级。这些群体包括政府官员和雇员、教师、教授、律师、军官、宗教领袖，其他专业人士以及城市商人。”8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还在伊拉克的各个中学和大学里进行各种活动，意欲削弱伊拉克共产党在学生当中的影响力。9 第二章 萨达姆的权力之路（2） 摩苏尔的叛乱行动加重了美国人对已经在伊拉克发展了一段时间的共产主义的担忧。1959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政府官员对在摩苏尔发生的事件以及共产党在整个伊拉克扩大影响高度关注：“（伊拉克）共产党控制了普通民众，控制了电台和大部分报纸，控制了学生和专业组织。它与世界上其他共产主义集团建立了新的经济联系，并且得到武器装备。总理的一些亲信顾问也有共产主义倾向。看来伊拉克即将被共产党接管。”10 摩苏尔叛乱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卡西姆与复兴党彻底决裂，他把民族主义者和复兴党人清理出了政府和军队。复兴党人最终决定暗杀卡西姆，因为这是他们可能掌握权力的唯一方法。11暗杀的时间就定在10月7日。萨达姆和其他几个同谋者在拉希德大街碰头。萨达姆当时穿着舅舅海拉拉的一件大衣。他在大衣下面藏了一把枪。当卡西姆的汽车从他们身旁驶过时，这些刺客纷纷开枪射击。最终由于计划十分粗糙，这次暗杀企图没有得逞。卡西姆中了弹，但不是致命伤。萨达姆的一条腿受了一点皮外伤。另外一名刺客被击毙，尸体留在了现场，这最终暴露了暗杀策划者的身份，他们不得不选择逃亡。事实证明，行刺卡西姆对于萨达姆而言是一个重要经历。 1959年10月7日这一天发生的事件后来被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叙述。在萨达姆的授意下，基于这个事件的一部小说出现了，甚至还据此拍摄了一部电影。萨达姆自己也经常向记者和传记作者讲述这次经历。在担任总统期间，为了纪念这一事件，萨达姆特地再次游泳横渡底格里斯河，重温一遍当年逃亡时的狼狈经历。这次针对卡西姆总理的未遂刺杀成了萨达姆·侯赛因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给他提供了一次为自己戴上神圣光环的机会。 萨达姆版本的整个事件经过在他的一位传记作家阿米尔·伊斯坎德尔笔下再现出来。当萨达姆和其他几名复兴党人逃离现场时，一位警察向他们开枪。萨达姆的一条腿中了弹，但是他首先关心的是确保所有人坐上他们用以逃跑的汽车。为了避免被当局抓获，他们选择不去医院。但是萨达姆的枪伤显然需要治疗。其中一个同伴就用一片剃须刀片和一把剪刀取出了弹头；萨达姆痛得晕了过去。由于担心警察会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萨达姆离开那里前往舅舅海拉拉家。海拉拉告诉他，他当时正在一位住在拉希德大街的朋友家做客，目睹了整个事件经过。萨达姆请舅舅帮他弄到一支治疗伤口的针剂。不久萨达姆得知，留在那个藏身之所的其他同伙已经被发现，并遭到逮捕。萨达姆把舅舅家里所有他与那些同伴的合照全部烧毁，随后离开了舅舅家。15分钟后，警察突袭了这栋房子。 萨达姆来到住在巴格达远郊的一位亲戚家里。第二天一早，他装扮成一位伊拉克老年农民，怀里揣着一柄匕首，乘了一辆出租车来到通往提克里特的公路上。下车后，他一瘸一拐地沿公路步行。正当萨达姆为腿上的伤痛感到无法忍耐时，他看到了一匹马。萨达姆用17个第纳尔从当地农民那里买下了马，骑着它沿着一条与底格里斯河平行的公路向提克里特奔去。他骑了一天马，当天晚上就宿在一户贝都因人家里。第二天晚上他是在野外度过的。到了第三天晚上，当他到达靠近萨迈拉的一个山区时，刚好碰上当地一个贝都因人家正在举办婚礼，他因此饱餐了一顿羊肉。次日，几个开着一辆政府用车的持枪人员把萨达姆拦了下来。萨达姆费了好大的劲才让他们相信，自己是一位当地的贝都因人，他们就放行了。黄昏时萨达姆来到渡口，但是没能赶上渡船。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他决定游过底格里斯河。把马放走后，萨达姆脱下衣裤，把它们系在脖子上，牙齿咬着匕首，游过了河。 伊斯坎德尔用了大量夸张的辞藻描写这次夜渡底格里斯河：“只有真主知道，是谁在这个紧要关头给了他超人般的力量。他与波浪搏斗时，腿上带着伤痛，脖子上系着衣物，水有时没过了他的头顶，时刻威胁着把他那疲惫的身躯推向深渊。但是，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力，他顽强地与险恶的波涛搏斗，执着地维持着对生存下去的希望……他不会放弃。他拒绝死亡。”12 经过这一番痛苦的折磨后，萨达姆在河对岸的一个小泥屋里躲了一阵子，最后动身前往母亲家。他的哥哥与当地复兴党人取得联系，他们马上来人把萨达姆接走。复兴党人安排萨达姆与另外两名同伴逃往叙利亚。他们在晚上赶路，依靠星星来确定方向。第七天晚上，他们终于到达叙利亚，在一些贝都因人的帐篷里过夜。在大马士革呆了几个月后，萨达姆去了开罗。 萨达姆参与的这次未遂暗杀事件还被伊拉克作家阿布德·阿米尔·穆阿拉写入他的小说《长夜漫漫路迢迢》里。小说的情节紧扣伊斯坎德尔所写传记的叙事框架，但是小说作者对萨达姆逃亡的细节部分进行了加工，把他描写成一个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气为伊拉克的更大利益服务的英雄人物。这本书的前言这样写道：“尽管这是一本小说，但它的确来源于在伊拉克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它生动地记录并见证了一些年轻人的战斗，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年轻人是新伊拉克真正的典范。它是真实生活的艺术再现。”《长夜漫漫路迢迢》通篇充斥着关于牺牲、痛苦、忍耐和爱国主义的戏剧化描写。小说的主人公穆罕默德在保护自己倒下的同志时被一颗子弹击中。坐上他们用于逃跑的汽车，他和朋友们来到附近的一个公寓里。本来应该有一位医生等在那里给他们治伤的，但是这名医生一直没有出现。穆罕默德的伤口在流血，忍着巨大的疼痛，他说服了一位同志用剃须刀片从他腿上取出子弹。在取子弹的过程中，穆罕默德疼得浑身发颤，他咬住自己的嘴唇免得由于疼痛叫出声来。 第二章 萨达姆的权力之路（3） 穆罕默德认为，警察肯定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所，他向其他几名同伴宣布：“我要离开了。但是我不会向刽子手屈服的。”他溜了出来，悄悄来到舅舅家里。尽管他不想告诉舅舅自己所做的事情，他还是得知事情发生时舅舅正在拉希德大街拜访一位朋友，并看到了这次未遂暗杀的全过程。当穆罕默德讲述他的朋友是如何从他腿上取出子弹时，“舅舅的嘴唇和脸上肌肉都在颤抖……两行伤心和慈爱的泪水从眼里流了下来”。 尽管警察正在紧急追捕这些未遂刺客，穆罕默德还是花了一些时间制定逃出巴格达的计划。由于担心会被警察抓到，他就这样给自己打气：“过去你在散发党的传单的时候，不是曾经让他们疲于奔命吗？过去你跟他们作过这么多次搏斗，而且还赤手空拳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他们不也是毫无办法吗？过去你给人们上课，呼吁他们起来反抗奴役的时候，他们不是也被弄得精疲力竭吗？”恢复勇气后，穆罕默德来到住在巴格达郊区的一位远方亲戚家中，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他穿着一套传统的伊拉克服装离开了这户人家。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位农民，他把鞋子涂满了泥土。离开前他还把一柄小刀揣进了口袋。 随后穆罕默德雇了一辆的士来到通往提克里特的公路上。沿路步行时，他发现了一匹马，于是从马主人那里把它买下。骑着马沿着底格里斯河岸边的路向北奔驰，他想要去童年时在提克里特生活过的家。看着河水，穆罕默德思绪万千： 底格里斯河睡着了吗……这条流经伊拉克全境的底格里斯河？它真的睡着了吗，这条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流淌至今、为人民解决饥渴的河流？……正是这条河流，给它两边的河岸上带来了肥沃的泥土，灌溉了田地，而且从那自古以来就常新的土地上塑造出了与古时候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人民！……历史老师讲过，这些伊拉克先民与强大的自然搏斗，把他们的手伸向底格里斯河的河水，伸向堆积着淤泥的河岸，创造出了第一个文明。他们开始用文字记录历史事件的时间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早。 这段文字让读者在印象中留下了萨达姆的这样一个特定形象：他一身农民装扮，骑着马前往他童年时在提克里特的家；在为当代伊拉克的苦难历史哀叹时，他从底格里斯河昼夜不息的流水，以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光辉成就中找到了希望和勇气。他是一位迫切想拯救伊拉克的普通人，从这个国家的古代历史和壮丽的山川中获得了超凡的力量。 萨达姆的舅舅海拉拉是这本小说的一个中心人物。对于萨达姆而言，舅舅充当着父亲的角色，对他关心备至，爱护有加。小说中把他舅舅描写成了一位爱国人士，卡西姆政权的腐败使得他心灰意冷。正当穆罕默德（也即萨达姆）“勇敢地”走在前往提克里特的路上时，巴格达的报纸刊登着通缉他的照片。看到报纸时他的舅舅诅咒道：“这算是一种什么公正？成千上万人在监狱里受着折磨。许许多多的家庭看不到男人……只剩下饥饿的孩子。哼！这些无耻的东西！难道他们认为人民什么也不懂吗？……他们到底是人类还是兽类？” 经过一段艰难跋涉后，穆罕默德终于到达了家乡。他的哥哥看到他时喜极而泣。由于警察正在加紧追捕他，他被告知必须立刻前往叙利亚。于是穆罕默德与几个同伴一道，踏上了必须穿越沙漠的危险旅途。当他们走出沙漠进入叙利亚境内时，穆罕默德匍匐在地。“他把手伸进沙里，紧紧地抓起了一把沙子……他的嘴唇焦干……上面覆盖着厚厚一层属于伊拉克的尘土，那是在这次漫长的沙漠之旅当中积下的”。13 这次未遂的暗杀事件还被搬上了1980年拍摄的电影《长夜漫漫路迢迢》里。在影片正式开始前，屏幕上打出了这样一则提示：“本影片并不是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录片，但它从那些事件中获得了灵感”。这部电影的主演是萨达姆·卡迈勒——当时萨达姆·侯赛因一位不为人所知的亲戚。《长夜漫漫路迢迢》由伊拉克戏剧与电影组织制作，陶菲克·萨利赫执导。萨利赫是一位埃及籍导演，曾经基于一些著名阿拉伯作家的作品，拍摄了一些关注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的电影，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1973年他来到伊拉克教授电影课程。他受到萨达姆委托，执导影片《长夜漫漫路迢迢》，取材于穆阿拉的同名小说。 第二章 萨达姆的权力之路（4） 影片的开头场景放在巴格达的拉希德大街。人行道上站满了围观的人群，他们互相推挤着争抢一个好位置。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朝总理卡西姆的座车驶来的方向张望，这个钟点是卡西姆从办公室下班回家的时间。当汽车驶近时，人群里发出吹口哨声和鼓掌声。这时镜头转到一位坐在汽车后排坐位的高官身上。然后电影观众就可以从这位伊拉克领导人所处的角度看围观群众。突然间，枪声响了，镜头猛地一晃，接着转到被子弹打破的汽车挡风玻璃上。司机已经倒下，汽车就停在街道中间。这次伏击持续了一段时间；参与伏击的人中几个手持机关枪，而另外几个拿着手枪。后来，他们开始撤退，但是其中一个人停了下来，把一位倒下的同伴负在背上。由于带着一个伤员行走不快，他成了政府特工重点对付的目标。穆罕默德腿上中了一枪，他强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勉强来到他们用以逃跑的汽车上，与等在那里的其他同伴会合。电影的情节与小说大致无异。电影接近尾声时，穆罕默德（即萨达姆）一副农民装扮，独自一人身处沙漠之中。他跪在地上，手里抓着满满一把沙子。然后镜头开始放大，展示一个广角画面。在逐渐变响的背景音乐声中，萨达姆“骄傲地”向日落方向走去。 这些在萨达姆授意下对1959年10月发生的事件的记叙——包括传记、小说和电影——并没有多大价值，它们大多是在萨达姆步向总统宝座的过程中制作出来的。当上伊拉克总统后，萨达姆在塑造和推广自我形象时，都会紧紧围绕他曾经试图刺杀卡西姆总理的这个经历。在担任总统期间，萨达姆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讲述自己从巴格达到叙利亚的这段艰难行程。1998年，萨达姆访问了当年逃亡时路过的一个底格里斯河岸边的小村庄。他讲到了那个艰难的夜间游泳渡河的经历。“当时的情况就和你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一样，或许还更糟，”他回忆说，“我的衣服全湿了，腿上又有伤，而且一连四天我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我该怎么描述呢？真的很难描述我是如何爬上岸的。”14萨达姆在讲述中还不忘强调家族的重要性。他引以为荣的舅舅给了他温暖，一些远房亲戚给了他庇护，而他在提克里特的哥哥则在他逃亡行程的最后一程给了他帮助。萨达姆把自己描述成伊拉克之子，身上带着深深的农民和贝都因人的印记。在萨达姆炮制的1959年10月发生的事件中（出现在一些电影、小说、传记以及采访中），一次未遂暗杀被描绘成了一种英勇和充满牺牲精神的行为，体现了他对国家无比的热爱。 亡命天涯 在大马士革，萨达姆全身心投入到复兴党的活动中，他接触了大量伊拉克籍和叙利亚籍复兴党人。他还见到了复兴党的创始人之一米歇尔·阿弗拉克，后来两人成为长期的朋友。阿弗拉克对萨达姆青眼有加，让他成为复兴党的一名正式党员。几个月后，复兴党把萨达姆和另外大约500名伊拉克流亡人士派到了开罗。 萨达姆的住所距离尼罗河不远，他在开罗开始了相当低调的生活。他进了当地的卡斯尔尼尔中学读书，完成他的高中教育。闲暇时间，萨达姆与其他学生就泡在咖啡馆里，下棋读书。他还去过一次埃及著名歌星乌姆·卡尔汉姆举办的演唱会。萨达姆和当时同在开罗流亡的阿卜杜勒·卡里姆·舍克利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的这位密友也是一位复兴党活动分子。1961年，萨达姆终于高中毕业了，当时他24岁。尽管被开罗大学法律专业录取，他还是很快放弃了学业，目的就是为了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 事实证明，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是萨达姆学习投入政治生活的重要场所。后来他常会说道：“阿卜杜勒·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是当时阿拉伯民族的重要支柱。不管我们会怎么评价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政治试验，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尽管复兴党人与纳赛尔的政见有分歧，萨达姆还是承认：“我受到了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影响。”萨达姆加入了复兴党在当地的分部，他很快就当选复兴党“地区指挥部”成员。萨达姆有一次回忆自己在开罗的日子时，曾经说道：“我过的是一种很普通的生活。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读书学习，但是我这个复兴党学生还要从事秘密工作。与其他人不一样，我对开罗的灯红酒绿不感兴趣。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我秘密地进行各种组织工作。” 第二章 萨达姆的权力之路（5） 在开罗期间，萨达姆与他的表妹萨吉达订了婚，他与舅舅海拉拉的这位女儿在童年时一起生活过好几年。按照贝都因人的传统，萨达姆请继父拜访萨吉达的父母，并为他提亲。曾经有一次他告诉一位记者说，当时父母亲告诉他，萨吉达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许配给他了。“……我年龄越大，自然而然地对她的爱就越深，但是我没有告诉过她自己对她的感情，即使我们曾经是一家人，我是她家中的一分子。在开罗，我第一次正式宣布，我希望与我的表妹结婚……”15开罗的伊拉克学生协会组织了一次宴会，庆祝他们俩的订婚。萨达姆为这次宴会精心修饰自己，小心翼翼地把一块手帕端端正正地叠进西服套装的前胸口袋里。 萨达姆似乎从舅舅海拉拉那里继承了把自己打理得一丝不苟的爱好。在埃及期间，尽管这位朴素的学生囊中羞涩，他的穿戴一直十分整齐。这一点可以从他在埃及时拍摄的照片明显看出来。就算是在这些平常游玩时拍的快照中，萨达姆也十分在意自己在镜头前的表现。每张照片中的萨达姆似乎都经过精心的造型设计：在一只沿尼罗河顺流而下的小船上；在阿勒旺的一个日本风格的公园里；在上埃及参观一个炼糖厂与一群工人合影时；观看一个农场的一口水井时等等；在这些场合他都要摆着各种造型，并适时露出微笑。在埃及期间，萨达姆走访了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如亚历山大、卢克索以及阿斯旺等。 尽管萨达姆已经千方百计逃到了埃及，并过着一种平静的流亡生活，伊拉克当局还是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总共有57名复兴党人被指控参与了那次暗杀行动，其中17人被处死。法庭宣判萨达姆有罪，应该处以死刑。卡西姆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月，才从这次未遂暗杀给他带来的枪伤中恢复健康。然而，卡西姆政权却面临着越来越高的反对声浪。库尔德人曾经是卡西姆的支持者，因为1958年的“七月革命”让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处境得到改善。新的伊拉克《宪法》授予库尔德人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权利，但是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却没有受到官方认可。在这段时间里，库尔德人中的领袖人物穆拉·穆斯塔法·巴扎尼结束了在苏联的长期流亡生涯，返回了伊拉克。当卡西姆面临第一次暴乱以及针对他个人的刺杀时，库尔德人选择与他站在一边。卡西姆也同样对他们进行回报，改善他们的处境。他取消了一直存在的对库尔德人开办新闻媒体的种种限制。库尔德人利用他们的报纸向政府施压，要求建立库尔德民族的相关机构，推广库尔德语。当库尔德人进一步要求更大程度地推广库尔德民族主义时，卡西姆没有答应。他发表了一个演讲，强调伊拉克不能出现分化现象，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他采取各种措施，削弱他们的领导人巴扎尼的影响力。伊拉克的国内形势不断恶化，1961年，库尔德人和卡西姆政府之间终于爆发了战争。伊拉克政府出动空军轰炸库尔德人的村庄；到1962年1月份为止，500个库尔德村庄受到袭击，8万人变得无家可归，大约5万人在战争中死亡。16 在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酝酿一场战争的同时，卡西姆还把注意力转向了伊拉克南边的邻国——科威特。在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科威特属于巴士拉省省长的管辖范围。19世纪末期，科威特的酋长寻求英国人支持本国独立。1899年，英国和科威特签订了一个条约，承认科威特是一个受英国保护的独立国家。当伊拉克正式建国时，科威特并没有被包括在它的领土范围内。1961年6月，卡西姆宣布，科威特从伊拉克分离出去是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在他看来，科威特现在应该重新回归伊拉克。科威特是一个小国，但是该国石油资源非常丰富，它还在波斯湾拥有极具战略意义的港口。英国人很快就给他们的盟友提供了保护，派遣部队保护科威特的边境。7月，科威特加入了阿拉伯联盟；8月，一支阿拉伯国家联军替换了英国部队，支持科威特抵抗可能来自伊拉克的入侵。 与此同时，对复兴党人的审判并没有平息他们对卡西姆的反对。他们重新开始了旨在推翻总理卡西姆的活动。伊拉克复兴党得到叙利亚复兴党的支持，扩大了他们的人员队伍，一批参加过“七月革命”的军官也加入了复兴党，据称他们还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有传言说，在埃及期间，萨达姆经常造访美国大使馆，与中情局人员会面，恳求他们对推翻卡西姆的秘密计划提供支持。17卡西姆决定退出反苏联的地区联盟——巴格达公约组织，这个举动进一步提高了美国人对这位总理的警惕。1963年至1965年期间，詹姆斯·阿金斯担任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专员，他讲述了美国人在冷战时期的大背景下对卡西姆的反感之情：“……共产党肯定在这个国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苏联在此也有很大影响力。在巴格达，有着许许多多来自各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有艺术领域的、文化领域的、政治领域的，以及经济领域的等等。但是我们更为担心的是，伊拉克可能最终会全部倒向苏联一边……伊拉克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的危险或许有些被夸大了，但是当时华盛顿却并不这么认为。”18 第二章 萨达姆的权力之路（6） 1963年2月8日，复兴党人开始行动，他们暗杀了伊拉克空军司令，并袭击拉希德军事基地。哈桑·贝克尔在来自提克里特的支持者和一些军官的护卫下，径直来到国防部，抓捕了卡西姆。在这伙人当中就有萨达姆的舅舅海拉拉。复兴党内部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后，把卡西姆移送军事法庭审理，结果这位前总理得到一纸死刑判决。与卡西姆一同被处死的还有他的3个密友，他们并排站在一面墙下，遭到机枪射杀。当时有许多传言说卡西姆可能还活着，为了平息这类传言，同时也为了显示复兴党人已经掌握了权力，巴格达电视台播出了卡西姆布满弹孔的尸体倒在血泊中的画面。当天晚上他就被草草埋葬了，坟墓前没有任何标记。19 为了推翻卡西姆政权，复兴党人与民族主义者、心怀不满的军官以及美国中情局结成了盟友。正如阿金斯回忆说：“复兴党掌控了权力。我们对此十分高兴。他们抓捕了大批共产党人。许多人被处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20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复兴党人开始清除异己。大部分杀戮行为都由伊拉克国民警卫队执行，这是一支由复兴党控制、人数大约为3万人的武装民众组织，使命就是压制任何来自共产党和其他团体的反抗活动。21国民警卫队开始了“一种恐怖的死亡行动……目标是共产党人或者那些看起来像共产党人的人……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中情局给复兴党提供一些共产党人的名单，然后这些人就被从家中带走，接着被处死。”22美国合众国际社的一位记者指责中情局在这种屠杀行动中助纣为虐：“特工人员很快开始行动。据一些熟悉此事的前美国情报官员称，在得知复兴党正在追捕伊拉克共产党员后，中情局给这些手持冲锋枪的国民警卫队人员提供疑是共产党人的名单。国民警卫队很快把名单上的这些人逮捕，草草审讯后就枪决了他们。”23据估计，在这场浩劫中遇害人数可能高达数万。 新的政府成立了，政治权力掌握在新组成的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手里，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十几名名复兴党人和4名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军官。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这位1958年“七月革命”领导人之一，担任伊拉克总统一职。来自提克里特的复兴党军官贝克尔担任副总统和总理。从一开始，这个新政权就存在着党派争斗。权力、意识形态，以及地区政治派别等等，这些因素都是争斗之源。3月，叙利亚的复兴党人发动了一次政变。随着复兴党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政府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泛阿拉伯主义的前景似乎变得更加光明了。4月，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就合并一事达成共识。然而，没过多久，叙利亚复兴党内部发生了权力斗争，而这个紧张局势又进一步加剧了伊拉克内部的政治分化。 卡西姆政府被推翻时，萨达姆仍然身在开罗，他是从朋友阿卜杜勒·卡里姆·舍克利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的。两人当时正呆在屋子里。萨达姆准备去冲个澡，这时电话铃响了。舍克利接了电话，然后就大声呼叫萨达姆。萨达姆猛地打开浴室的门，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只见舍克利在那里大叫：“萨达姆，伊拉克发生了革命！” 从流亡到越狱 卡西姆被推翻后不到两个星期，萨达姆动身返回伊拉克。回程途中他在大马士革稍作停留，与复兴党创始人以及他的主要政治导师之一米歇尔·阿弗拉克见面。就在起身返回巴格达前夕，萨达姆与萨吉达正式举办了婚礼；新婚照上的萨达姆微笑着坐在新娘边上，新娘皮肤白皙，有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留一头卷曲的短发。这对夫妇在巴格达的拉西巴卡通区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萨吉达很快就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乌代。 随着家庭生活安定下来，萨达姆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政治。自然而然地，他渐渐向以贝克尔为首的小集团靠拢，因为这位军官也来自于自己的家乡提克里特。萨达姆成了这位副总统派系中的一员，所做的工作与国民警卫队的野蛮屠杀行动有关。但他是否直接参与并实施了这些暴行至今仍然还是一个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人称萨达姆负责监督这些行动的实施，而其他一些人认为他亲自折磨并杀死过人。25 然而，共产党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新政权打压的团体，库尔德人很快也遭到迫害。一位军方官员发表了一个讲话：“如果哪个村庄或者其附近任何地方出现袭击军队、警察、国民警卫队或者忠于政府的部落的事件，我们就会对这个村庄进行轰炸并摧毁它。”26许多库尔德人村庄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平民失去生命。阿里夫在伊拉克历史上被称为“这个国家现代历史上最坚定的反库尔德领导人”，他赞成对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使用凝固汽油弹和化学武器。27 就在新政府残酷压迫反对者的时候，党派斗争开始威胁着政府内部的团结。在入主伊拉克历史上第一个复兴党政府9个月后，阿里夫开始动作，稳固自己的个人权力。贝克尔被软禁在家，当局还批准对萨达姆实施逮捕。萨达姆转入了地下活动。1964年4月，他秘密参加了复兴党在叙利亚的一个会议，阿弗拉克任命他为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地区指挥部”负责人。返回巴格达后，萨达姆继续秘密从事政治活动。他与阿卜杜勒·卡里姆·舍克利一起，制定了一个暗杀阿里夫的计划，准备使用简易炸弹袭击总统住所。然而这个计划暴露了，萨达姆躲了起来。伊拉克当局渐渐对暗杀策划者缩紧包围，先后逮捕了舍克利和其他一些与萨达姆关系密切的人。在警方的审讯下，其中一人泄露了萨达姆的藏身之所。警察包围了那栋房子。萨达姆曾经想过拒捕，甚至还用他的手枪开了几枪。然而，在意识到自己势单力孤后，他放弃了抵抗。警察带他上车之前，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把一盒纸烟抓在手里。 第二章 萨达姆的权力之路（7） 对萨达姆来说，监狱生活十分艰难。还没有被单独羁押时，他经常一身长袍，穿着穆斯林传统的宽松裤，脚踏一双拖鞋，在监狱大院里与其他犯人聊天。他与同在这一监狱的密友舍克利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有一次，萨达姆还组织了一个要求改善监狱条件的绝食行动。其余时间萨达姆主要用在了他最喜爱的业余爱好——读书中。一次他回忆说：“在监狱的时候，我读完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所有小说。我特别喜欢《老人与海》这部书。”28萨吉达每周探望他一次。一天，萨吉达回到家中，发现她已经被房东驱逐了，家里的东西全被扔在大街上。萨吉达只得搬到她父亲海拉拉家。以后每次探监时，萨吉达都会把他们的孩子乌代带上。在婴儿的衣服里，萨达姆经常会找到他的复兴党朋友们写给他的字条。这成了他与复兴党领导人保持联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监狱期间，萨达姆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复兴党地区领袖”组织的副秘书长。 1966年发生了两个震动伊拉克政坛的事件。叙利亚爆发了政变，阿弗拉克被逐出复兴党的全国指挥部。4月，阿里夫在一次直升机坠毁事件中丧生，他的弟弟阿卜杜勒·拉曼·阿里夫继任总统一职。复兴党又一次需要萨达姆，他得到消息，是时候准备越狱了。萨达姆和舍克利制定了一个计划。7月23日，在法庭受完审讯后返回监狱的途中，萨达姆和舍克利说服狱警，在阿布努瓦斯大街上的拉贡朵拉饭店停车吃午餐。吃饭过程中，他们二人走到盥洗间，悄悄从饭店的后门溜了出去。萨达姆的一位复兴党员表弟正在一辆黄色的汽车上等他们。萨达姆认为，萨吉达和乌代居住的舅舅海拉拉家已经太危险了。因此，萨达姆在一些复兴党人的家里藏了起来；他和贝克尔一起，秘密策划进行下一个行动。 十年中的第四次政变 1967年夏天，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对伊拉克国内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6月，伊拉克与约旦和埃及缔结了一个防务协议。当以色列和埃及、叙利亚以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爆发战争时，伊拉克派遣了大约1.2万名士兵进入约旦助战。由于伊拉克与以色列并不接壤，因此伊拉克在这场战争中扮演次要角色。不过，伊拉克部队的确与以色列军队进行了正面对抗，以色列的战机袭击了伊拉克国内的空军基地。1967年6月爆发的战争以阿拉伯国家耻辱地战败告终。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和加沙，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以及曾经属约旦管辖的耶路撒冷部分地区。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拒绝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为了对美国人在战争中给以色列提供支持表示抗议，伊拉克断绝了与美国的所有外交关系，并停止对西方供应石油。阿拉伯国家的部长们在巴格达开会，考虑对西方国家实施全面的石油禁运。 然而，战争并没有让复兴党人放弃推翻政府的计划。1968年7月17日，一群复兴党人闯进了总统府的大院。萨达姆·侯赛因也在其中，他身穿军装，站在一辆坦克上。跟着零零星星地响起了几阵枪声。哈尔丹·提克里提将军给阿里夫打了个电话，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提克里提告诉他：“我被授权通知你，你不再是伊拉克总统了。复兴党已经控制了国家。如果你和平投降，我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29震惊中的阿里夫走到总统府的门厅，发现提克里提正在那里等他。阿里夫同意投降，并离开伊拉克前往伦敦。 伊拉克在10年里发生的第四次政变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发生了。当时没有关于流血事件的报道。巴格达电台播发了一则声明，声称这次革命结束了“一个无知的政府的统治，它充满了机会主义者、盗贼、间谍、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嫌疑犯以及为自己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自我主义者……”30这份宣言继续指责阿里夫政权无视军队的需要，从而导致在1967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大败，并且还加深了政府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31伦敦《卫报》报道称：“这些新统治者们对前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大加谴责，肯定能在全体伊拉克人中引起共鸣……当时伊拉克人普遍有这种感觉：正是因为前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导致了阿拉伯人在6月的那场战争中颜面尽失。”32 贝克尔当上了伊拉克总统。一个名叫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新组织建立起来，贝克尔任该委员会主席。这次相对平静的权力更替当然引起了世界媒体的注意。《纽约时报》报道说：“上周发生的政变让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掌握了权力，成为伊拉克总统，然而随之而来并没有发生暴动、屠杀、暗杀以及神秘的失踪事件等诸类事情，这保住了贝克尔的名声。在这个国家，官员之间的背信弃义、腐败以及谋杀政治对手等行为曾经是家常便饭。人们认为贝克尔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33 贝克尔是一个严谨的人。稀疏的头发往后梳理得一丝不苟，胡须经过仔细修饰。神情温和的脸上长着一对小眼睛。下巴常常内收，与脖子上的层层赘肉贴在了一起。贝克尔出生于1912年，是一位提克里特农民的儿子，后来他与当地一个女孩结了婚。他们一共有6个女儿和3个儿子。1932年，贝克尔被军事学院录取，之前他曾在师范学校读过书。他一生都在与枪杆子打交道，曾经是“自由军官”组织的一员，参加过1958年推翻专制政权的起义。贝克尔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每天要做5次祷告。他不吸烟，也不喝酒。 尽管是军人出身，在就任总统之初，贝克尔接受记者采访时却经常穿西装，打领带。“像伊拉克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贝克尔对一些记者说道，“必须顾及本国利益。”泛阿拉伯主义不再是伊拉克的政治焦点。贝克尔还谈到了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局势，他宣称：“我们应对国际事务的政策都出自道德考量，我们不会偏向任何一方。”34因此美国官员说道，这次政变似乎不会带来任何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没有苏联人干预的迹象。35以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开始试行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政策。通过建立一个国家资本管理机构集中精力发展伊拉克经济。伊拉克复兴党努力使自己独掌伊拉克政权的做法合理化，不断宣称“复兴党这个‘领导党’会带领人们走过通往社会主义的转折时期。它代表了人们的历史角色，因此，复兴党的理念和人们的理念不可能会产生冲突。”36 第二章 萨达姆的权力之路（8） 贝克尔任命阿卜杜勒·拉扎克·纳耶夫为总理，任命易卜拉欣·阿卜杜勒·拉赫曼·达乌德为国防部长；这两人都不是复兴党人。事实上，新内阁的大部分成员都不是复兴党人。萨达姆的舅舅海拉拉担任巴格达市长，阿弗拉克也被请到伊拉克来安家。萨达姆并没有出任任何政府职位。他暂时的主要政治职位是复兴党“地区领导组织”的一位成员。他同意参与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机构。于是，他悄悄搬到总统办公室隔壁的一个小房间里办公。 上任后不到30天，贝克尔开始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撤去了不是复兴党成员的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职位。拥有很大权力的革命指挥委员会由5名军官组成，他们都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不是来自巴格达，就是来自提克里特。37一年之内，伊拉克所有政府高官中22％的人来自提克里特。38然而萨达姆却并不是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一员，但是他会列席该委员会的会议。内阁重组后，贝克尔在电视上发表了一个演讲。当贝克尔总统宣布，革命行动已经完成了的时候，萨达姆就站在他背后充当保镖，手里提着一挺机关枪。接下来的10年里，萨达姆将在贝克尔的庇护下致力于两个相互交集的目标：加强复兴党对伊拉克的控制；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 一场奇怪的战争，以及一种特别的恐怖 1968年秋天，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政权遇到了重重压力。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军队之间爆发了冲突。大约100名士兵和平民遭到逮捕；他们被指控为保皇派分子，正在策划一场政变。39贝克尔使用暴力手段对付那些威胁他的政权或者他认为会威胁自己政权的敌人。警察对许多家庭突击搜查，一些伊拉克人就此神秘消失。逮捕行动一波接一波，关于伊拉克监狱里存在虐囚现象的传言满天飞。当地一名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的经理死在了监狱里。一些报纸报道称：“他的尸体被送回了家。据可靠报告认为，尸体上有受过酷刑的痕迹，手指上也没了指甲。”40 正如历史上出现过的多次情形一样，中东地区的政治局势很快对伊拉克国内政治局势产生了影响。尽管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签订了结束那场战争的停火协议，然而双方的武装冲突一直持续到1968年。一位记者曾经写道：“中东地区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但这是一场奇怪的、非决定性的战争，有时双方在暗中较量，而有时又忽然爆发激烈交火。”411968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248号决议，宣称联合国已经“……观察到以色列在约旦领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经过仔细规划的军事行动”，并谴责“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是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停火协定的行为……”8月，安理会通过第256号决议，宣布“不能容许这种严重违背停火协议的行为……（并谴责）以色列发动的进一步军队攻击……” 以色列在东部富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战斗主要是与约旦之间展开的。伊拉克继续维持在约旦的驻军。1968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以色列对约旦实施了三天的空袭，这是自正式停火协议签订以来双方最激烈的一次冲突。12月1日，伊拉克部队向以约边境上的一些以色列定居点开枪射击。第二天，驻扎在约旦境内距边境40英里处的伊拉克部队遭到以色列空袭。有记者报道称：“一段时间里，以色列坦克和大炮在20英里长的战线上对伊拉克和约旦部队以及阿拉伯民兵部队发动袭击。”4212月4日，伊拉克部队再次遭到攻击。一些以色列军官解释说，以色列袭击伊拉克部署在约旦的部队，是为了起一个威慑作用，让以色列位于边境地区的定居点不再受到袭击。一位常驻耶路撒冷的记者认为：“（以军的行动）一方面消除了以色列在边境地区的烦恼之源，另一方面似乎也使伊拉克在阿以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焦点，而且可能还不止如此……当以色列战机对伊拉克部队进行超过一个小时的攻击时，伊军似乎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更不要说给约旦人提供保护了。”43这位记者最后说，以色列的军事袭击可能会“在巴格达引发一连串的事件，而这些事件最终会引起什么后果还不得而知。”44 12月5日，伊拉克驻约旦部队受到攻击的消息震动了巴格达。巴格达电台报道称，6名伊拉克士兵在以军的袭击中丧生，呼吁伊拉克人发起纪念这些军人的游行。伊拉克当局宣布把这一天定为官方假日，当天许多学校和政府部门大门紧闭。数千人走上巴格达街头，要求对以色列进行报复。贝克尔向游行群众发表演说称：“我们一定会保护阿拉伯人民的土地免受敌人侵略，直到我们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他警告说在伊拉克存在着一支“第五纵队”。45伊拉克政府很快发布了一个官方公告：“我们请求可敬的国人与政府全面合作，阻止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邪恶企图。”46 以色列对伊拉克驻约旦部队的空袭暴露了伊拉克军队的软弱，这对伊拉克人而言是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因为阿拉伯人在1967年6月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刚刚失败过。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对以色列实施报复，复兴党政府对人们既愤怒又失望的情绪大加利用，竭力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这个地区军事事件引到伊拉克国内的政治运动上。贝克尔把反对他加强控制政府的人士划归为“第五纵队”，并暗示以色列图谋利用这些人来削弱伊拉克的力量，贝克尔试图在这种借口的掩护下除掉自己的政敌。巴格达街头弥漫着公众对以色列的愤怒，伊拉克当局开始着手进行又一个恐怖行动——公开绞死那些被指控与以色列、伊朗、英国以及美国中情局有“勾结”的伊拉克人。 12月14日，伊拉克政府宣布，它已经捣毁了一个以色列间谍网。巴格达电台和电视台分别报道称美国中情局对这个间谍组织提供了支持。另外，巴格达电视台还播出了据说是该组织成员的一名伊拉克士兵和一名律师供认不讳的画面。两名伊拉克犹太人被指控是这个间谍组织的领导人，检察官认为他们以南部城市巴士拉为据点从事各种间谍活动。承担着间谍组织领导人罪名的其中一人名叫伊兹拉·齐勒哈，来自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他的家族在巴格达和巴士拉都有生意。另一位名叫阿尔贝特·哈比德·蒂马什的人据称是伊兹拉的副手。一位检察官说，这个间谍组织四处收集伊拉克军队的情报，并组建了一个“以色列突击队”，同时还派遣伊拉克犹太人前往伊朗接受从事破坏活动和细菌战的培训。根据指控，伊兹拉和阿尔贝特还试图组建一个与土耳其、伊朗、美国以及英国等国家进行“勾结”的政治组织；与此同时，该间谍组织计划煽动库尔德人和南部的“鼓吹封建制度者”叛乱，以分散正与以色列作战的伊拉克军队的力量。这位检察官称，停靠在波斯湾的两艘苏联军舰近期截获了这个组织发出的无线电信号，从而暴露了他们的阴谋。当时一张庭审照片记录下了据称是间谍组织成员的人在法庭受审的情景：他们站在法庭的护栏后面；其中一人戴着传统的阿拉伯头巾，另外一人则戴一顶棒球帽；一位白发老年男子绝望地用手捂住了脸。一名男子直视着检察官们，一脸的愤怒；然而大多数人显得十分沮丧，他们低着头，眼镜看着地板。 第二章 萨达姆的权力之路（9） 1月27日，共有14名“间谍”受到绞刑；其中9人为犹太人。他们的尸体就悬挂在巴格达自由广场当中的绞刑台上示众。每具尸体上都贴着一张纸，写着他们姓名、年龄、宗教信仰以及法庭的判决。成千上万的人站满了自由广场，观看这次示众活动；据估计，总人数在15万到50万之间。“许多农民从周边的农村地区赶来听演讲。示众活动一连持续了24小时。在此期间，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以及其他一些政府要员分别发表演讲，进一步煽动群众本已过度激动的情绪。”47 处决这些人引起了国际社会一片谴责声浪，同时也占据了美国各大主流报刊的头版头条位置。罗马和巴黎发生了谴责这一暴行的示威游行。联合国秘书长、教皇以及巴基斯坦、法国和美国等国领导人纷纷对此表示谴责。美国—阿拉伯关系行动委员会给贝克尔发了一封电报，对这种暴行提出抗议。以色列总理列维·埃什科尔召集议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念了9名被绞死的伊拉克犹太人的名字，并宣称：“伟大的上帝会为他们复仇的……这9位殉难者惟一的罪过是他们是犹太人。”他用一种颤抖的声音引述了一段《圣经》：“哦，巴比伦之女，你将被处死。你曾经怎样对付我们，他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你。” 埃什科尔继续说道：“巴格达实施的这次绞刑曝光了这些巴比伦犹太人后裔的悲惨命运。伊拉克已经成为犹太人后裔的一个巨大监狱。我们的同胞正在那些恶棍的魔掌中承受着恐怖的折磨。伊拉克已经成了其犹太人公民的绞刑架。”48 这次绞刑还使伊拉克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一直以来，伊拉克犹太人在这个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艾黎·科朵里写道：“英国人在1917年占领巴格达时，犹太人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单一人口结构——他们拥有庞大的人口，巨大的财富；他们与那些在国外出类拔萃的人物（特别是在孟买和曼彻斯特）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经济中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地位。”49其后数十年时间里，犹太人团体遭遇多次劫难。1941年，当拉希德·阿里的政变失败后，暴动的民众袭击犹太人，并抢夺他们的财产。 1947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巴格达的犹太人高达11.8万；但是学者们认为，真实的数字应该接近15万。501948年，以色列建国，并与阿拉伯国家爆发战争，伊拉克警察逮捕了一些犹太人，并指控他们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分子。1950年，伊拉克政府通过一个法律，给伊拉克犹太人一年时间决定他们是否要放弃伊拉克国籍，并移居以色列。当时的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召集议会通过几个法律，允许政府没收任何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的财产。那些保留自己国籍并居住在以色列以外国家的伊拉克犹太人必须返回国内确认他们的财产；否则，政府也会进行没收。科朵里写道：“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大量伊拉克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财产也被侵占。他们遭到了驱逐。”51到1951年为止，大约10万名犹太人离开了伊拉克。菲波·玛尔总结说：“犹太人的离去使伊拉克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各个专业岗位也出现人才缺乏现象。犹太人专家和他们的海外联系曾经对伊拉克社会作出过巨大贡献。”52背井离乡的伊拉克犹太人也同样十分痛苦。埃拉·舒哈特指出，这种被遗弃的感觉一直伴随着这些伊拉克犹太人以后的生活，不管他们是生活在德黑兰，特拉维夫，还是生活在纽约。舒赫特讲述了著名伊拉克作家萨米·迈克尔的经历。迈克尔“谈到他经常会做同一个恶梦：他坐在巴格达一家他最喜爱的咖啡馆里——这是一个他梦绕魂牵的地方——但是去付帐时，他伸进口袋，掏出来的却是以色列的硬币——一个足以引人去告发他与犹太人复国运动分子有牵连的铁证。”53 到这次公开绞刑执行时，生活在伊拉克的犹太人只剩下大约3000人。一位兄弟被处死的犹太人告诉记者说：“我们出生在伊拉克。我们生活在那里。我们知道有一个犹太人社区，那里的宗教和文化活动一度十分活跃。但是当我们逃出伊拉克时，那里原来的50座犹太教会堂只剩下一座，犹太人医院也只剩一所。”541968年以后，曾经一派繁荣景象的伊拉克犹太人社区渐渐萎缩了。 然而，复兴党人不只处决伊拉克犹太人。2月14日天刚破晓，7名伊拉克人被处死，他们都不是犹太人，他们的尸体也被用来示众。这些遇害的人包括几名学生、几名士兵和一名铁匠。士兵们被指控准备出卖伊拉克驻在本国和约旦军队的情况。学生们的罪名是图谋对复兴党不利，散播复兴党出现内部分裂的谣言。铁匠据指控是给间谍组织通风报信。数万名伊拉克人观看了这个由国家导演的恐怖场景——公开绞刑，这次示众活动持续了好几个月。 就在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当局的秘密审判和公开绞刑纷纷表达愤怒时，贝克尔悄悄逮捕了一位前总理和一位前国防部长。复兴党宣称，它挫败了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政变，并且处决了41名参与这次政变的人。从1968年秋天到1969年冬天，共有95名伊拉克人被绞死或者遭枪决，其中14人为犹太人，54人被指控为以色列、伊朗和美国等国从事间谍活动。 一位记者写道：“这只是一些国际社会知晓的事件。伊拉克民众可能知道更多不为外界所知的逮捕行为，这些遭到逮捕的人要么被怀疑从事反对复兴党政权的活动，要么被冠以里通外国搞阴谋活动的罪名……在这座城市，半夜以后响起的门铃总是会给人带来一种特别的恐惧，因为从午夜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通常是伊拉克当局实施逮捕行动的时段。所有与政治活动沾边的人都提心吊胆地生活。”55 1963年的那场政变只过了9个月，参与其中的复兴党人就丢掉了权力；他们不打算再犯同样的错误。复兴党使用酷刑、谋杀以及公开处决等官方手段，清除自己政权的反对者。尽管这些秘密审判作出最后判决时通常把矛头指向外国阴谋，但是实际上复兴党实施官方暴力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国内的政治斗争。当时，萨达姆在伊拉克安全机构的重组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彭罗斯写道：“来自大马士革的报道称，萨达姆当时领导着一个特务组织，主要负责实施恐怖活动和严刑逼供。”56 注释（1） 1 萨阿德·哈迪：《巴格达被人遗忘的辉煌》，《金字塔周刊》【埃及】，2003年4月17－23日。 2 汉纳·伯特图著：《伊拉克的旧式社会等级制度和革命运动》（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第866页。 3 伯特图著：《伊拉克的旧式社会等级制度和革命运动》，第881页。 4 菲利克斯·波莱尔：《总统短暂会见中情局负责人》，《纽约时报》【美】，1969年4月12日。 5 达纳·亚当斯·施米特：《中情局负责人警告伊拉克可能出现危机》，《纽约时报》【美】，1959年4月29日。 6 《得到一致认同的结论和建议》，美国国务院中东事务负责人会议，1951年2月21日，本文作者于2003年7月29日摘自国家安全档案馆。 7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官员爱德华·S.克劳科尔向美国国务院递交的报告，1951年3月10日，本文作者于于2003年7月29日摘自国家安全档案馆。 8 《阿拉伯反共宣传小册子计划》，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递交的报告，1952年9月9日，本文作者于于2003年7月29日摘自国家安全档案馆。 9 《在学生中开展反共活动的机会》，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递交的报告，1953年3月30日，本文作者于于2003年7月29日摘自国家安全档案馆。 10 施米特：《中情局负责人警告伊拉克可能出现危机》 11 马里昂·法鲁克·斯卢格莱特和彼得·斯卢格莱特合著：《1958年以来的伊拉克：从革命到独裁统治》，修订版（伦敦：I.B.Tauris出版社，2001），第72页。 12 阿米尔·伊斯坎德尔著：《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哈桑·塞利姆译（巴黎：Hachette Realites出版社，1980），第67页。同样一种描述出现在另外一部为萨达姆歌功颂德的传记里，作者是福阿德·马塔尔，与阿米尔的书同时出版。 13 引自这本小说的英译本。阿卜杜勒·阿米尔·穆阿拉著：《长夜漫漫路迢迢》，莫西丁·伊斯梅尔（伦敦：Ithaca出版社，1979）。 14 康·考夫林著：《萨达姆：恐怖之王》（纽约：Ecco出版社，2002），第33页。 15 引自记者对福阿德·马塔尔的采访实录，收录于《萨达姆·侯赛因：男人、事业和未来》（伦敦：第三世界中心出版公司，1981）第236－237页；引自记者对伊斯坎德尔的采访实录，收录于《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第393－397页。 16 乌里尔·丹著：《卡西姆治下的伊拉克，1958－1963》（耶路撒冷：以色列大学出版社，1969），第332－345页。 17 赛义德·K.阿布里什著：《萨达姆·侯赛因：报复政治学》（伦敦：Bloomsbury出版公司，2000），第54页。这个传言后来从美国合众国际社一位记者的报道中得到证实，这位记者引用了一位要求匿名的“前美国情报官员”提供的信息。请参看合众国际社记者理查德·塞勒的文章：《独家消息：萨达姆在中情局早期的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登载于2003年4月10，http://www.upi.com/view.cfm·StoryID=2003041-070214-6557r（摘于2004年7月13日）。 18 《采访詹姆士·阿金斯实录》，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前线》栏目：《幸存下来的萨达姆》，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saddam/interviews/akins.html（摘于2004年1月10日）。 19 乌里尔·丹著：《卡西姆治下的伊拉克，1958－1963》，第371－372页。 20 《采访詹姆士·阿金斯实录》。 注释（2） 21 查尔斯·特里普著：《伊拉克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第171页。 22 埃迪斯·彭罗斯和E.F.彭罗斯合著：《伊拉克：国际关系和国家发展》（伦敦：Ernest enn出版社，1978），第287－288页。当时彭罗斯夫妇正生活在巴格达。他们从1957年开始就担任巴格达大学的教授，后来被逐出伊拉克。 23 塞勒：《独家消息：萨达姆在中情局早期的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4 伊斯坎德尔著：《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第80页。 25 阿迪德·达维沙声称，萨达姆监督屠杀行动的实施，而赛义德·阿布里什采访过的一些证人称，他们看到萨达姆亲自杀了人，并对人实施酷刑。 26 吉奥夫·西蒙斯著：《伊拉克：从苏美尔到萨达姆》（纽约：圣马丁出版公司，1996；1994年初版），第262页。 27 阿布里什著：《萨达姆·侯赛因：报复政治学》，第67页。 28 马克·波登：《暴君的故事》，《大西洋月刊》【美】，2002年5月。 29 埃弗雷姆·卡尔什和伊纳里·劳茨合著：《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治生涯》，第二版（纽约：Grove Press出版社，2002），第31页。 30 《伊拉克的军事政变》，《世界报》【法】，1968年7月18日。 31《据报道伊拉克现政权被推翻》，《纽约时报》【美】，1968年7月17日。 32 戴维·希尔斯特：《复兴党人现在把伊拉克放在第一位》，《卫报》【英】，1968年7月19日。 33 《伊拉克新任国家领导人》，《纽约时报》【美】，1968年7月25日。 34 同上。 35 《政变后右派小集团统治伊拉克》，《纽约时报》【美】，1968年7月18日。 36 约翰·加尔法尼：《伊拉克的复兴党革命》，《中东报道》【美】，（1972年9月－10月）：第17页。 37 亚马齐亚·巴拉姆：《统治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治精英们，1968－1986：不断变化的集团面貌》，《国际中东研究杂志》【英】（1989年11月）：第447－493页。 38 加尔法尼：《伊拉克的复兴党革命》，第16页。 39 约翰·F.库里：《伊拉克的内部斗争日渐严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美】，1969年1月28日。 40 托马斯·F.布拉迪：《伊拉克人深受党派争斗之苦》，《纽约时报》【美】，1968年10月27日。 41 詹姆斯·菲隆：《奇怪的中东战争》，《纽约时报》【美】，1968年12月6日。 42 詹姆斯·菲隆：《约旦受到空袭》，《纽约时报》【美】，1968年12月3日。 43 詹姆斯·菲隆：《奇怪的中东战争》。 44 詹姆斯·菲隆：《在约旦的伊拉克人使得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争斗复杂化》，《纽约时报》【美】，1968年12月8日。 45 《巴格达举行游行活动纪念阵亡士兵》，《纽约时报》【美】，1968年12月6日。 46 埃里克·佩斯：《军事氛围中的伊拉克》，《纽约时报》【美】，1968年12月15日。 47 加南·马基亚著：《恐怖的共和国：现代伊拉克政治》，修订版（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第52页。 48 引自《华盛顿邮报》【美】，1969年1月28日。 49 艾黎·科朵里：《少数民族》，《查塔姆研究所译本及其它中东研究》，艾黎·科朵里编（纽约：Praeger出版公司，1970），第300页。 50 菲波·玛尔著：《伊拉克现代史》（科罗拉多：Westview出版社，1985）第10页。 51 科朵里：《少数民族》，第314页。 52 玛尔著：《伊拉克现代史》，第107页。 53 埃拉·舒哈特：《决裂与回归：犹太人复国运动者言论和阿拉伯犹太人研究》，《社会文本》【美】，（2003年夏季）：第56－57页 54 《一位受害者的兄弟在此为伊拉克犹太人致哀》，《纽约时报》【美】，1969年1月28日。 55 达纳·亚当斯·施米特：《新一轮政治审判来临前夕，巴格达局势十分紧张》，《纽约时报》【美】，1970年2月28日。 56 彭罗斯夫妇合著：《伊拉克：国际关系和国家发展》，第359页。 第三章 成为“二号人物”（1）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复兴党执政初期，权力斗争层出不穷，萨达姆全身心投入到策划并直接参与各种斗争运动中。他开始作为一位手握重权的复兴党“政工干部”——负责复兴党党内事务的人进入人们的视线。11969年11月，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从原来的5名扩展到14名，萨达姆和他的好朋友阿卜杜勒·卡里姆·谢赫利也成了其中一员。萨达姆担任该委员会副主席一职，此时的他实际上已经成了复兴党内，在更大的范围而言伊拉克国内的第二号人物。 萨达姆出任新的职位后没过几天，英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撰写了一个关于他的机密报告，指出到不久前为止，他一直是“处于幕后的重要复兴党智囊人物，直到1969年才渐渐为人们熟悉”。这份报告把萨达姆描述成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一开始人们认为他是复兴党内的极端主义分子，但是现在他肩上的责任可能会使他的立场有所软化。他是巴格达市长海拉拉·图尔法的外甥，与总统贝克尔有亲戚关系。他来自提克里特，与许多大权在握的官员关系密切。”2 萨达姆开始频频在公开场合露面，同时参与接待外国使节。1969年12月，萨达姆在巴格达会见了英国驻伊拉克大使，事后这位大使立刻给位于伦敦的英国外务及英联邦事务部拍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详细描述萨达姆给他留下的印象。这位大使说道：“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对这位以前不可能见到的显赫人物的第一手印象。并且尽我所能，弄清他对一些重大议题的个人态度（有人认为他的态度能左右伊拉克的事务）……萨达姆在他那个位于总统府里面的简陋办公室招待我，他的举止一开始显得有些拘谨——可能是因为这种场合对于他来说还很陌生。事实上，有5分钟时间他什么也没说。当我说话时，他就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看。”萨达姆对英国在伊拉克的政策表示了不满，并当面提出了警告，对此大使在报告中说： 试图把巴勒斯坦问题与其他问题分开的做法是徒劳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阿拉伯人看待任何问题都会带有一种巴勒斯坦情结。英国和西方世界不能完全逃避历史的责任……如果我们认为伊拉克复兴党与苏联之间有任何天然盟友关系，那么我们就完全错了。复兴党与共产主义没有一点关系。萨达姆知道得很清楚，苏联长期以来的目标就是把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化，然后把它置于莫斯科人的控制之下。 萨达姆接着谈到石油和国际石油委员会等话题。他强调了伊拉克与这个国际组织达成一个公平协议的重要性。这位英国大使最后总结说：“我对他的评价是，尽管他很年轻，却是复兴党政权里一个可怕、顽固而又精明的成员。但是如果有人能够进一步了解他，那么与他商谈合作也是可能的。”3 萨达姆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复兴党对伊拉克的控制，并确保自己和贝克尔对政府的掌握。为了收服所有反对力量，萨达姆和贝克尔恩威并施。库尔德人是当时一股主要的反对力量，因此成了他们对付的首要目标。1970年1月，萨达姆与库尔德人代表进行谈判；同年3月11日，复兴党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赋予库尔德人实行地区自治的权力，但该地区的外交事务和自然资源继续由中央政府控制。库尔德地区拥有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石油资源，蕴藏量十分巨大。政府将任命一位库尔德人为副总统，而且库尔德人也可以加入革命指挥委员会。这么一来，至少在短时期内，库尔德人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 从1969年到1971年，贝克尔和萨达姆把他们的主要政治对手要么关进大牢，要么流放，要么处决。期间发生的地区事务不断让他们找到借口排除异己。1970年9月，为了加强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约旦国王侯赛因派军队袭击了驻扎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民兵组织。当时伊拉克在约旦仍有驻军。不过尽管伊拉克一直十分热心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但是这次伊拉克部队并没有给正在与约旦军队交战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任何帮助。伊拉克按兵不动的决定使得侯赛因国王很快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当时的伊拉克国防部长哈尔丹·提克里提受到了指责，因为在这次冲突中他“没有帮助巴勒斯坦人”，贝克尔和萨达姆用这个借口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位前国防部长流亡到阿尔及利亚，后来又去了科威特，1971年他在科威特被人暗杀。贝克尔和萨达姆的另外一个主要政敌是谢赫利——萨达姆流亡生涯中的好朋友。他们撤去谢赫利外交部长的职位后，授予他一个伊拉克驻联合国机构的闲职。把政治对手们撤职的撤职、杀头的杀头之后，他们又开始制定各种策略，寻求安抚各个反对团体。 第三章 成为“二号人物”（2） 1971年11月，复兴党发布了《国家行动宪章》，再一次确认政府与库尔德人在1970年签订的“三月宣言”，呼吁对国家经济进行一次根本性的重组，并寻求“以一种民主、广受欢迎以及团结的方式把各个的爱国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组织。41972年4月，伊拉克共产党宣布愿意加入“全国进步阵线”。两名伊共党员成为该组织核心机构的成员。同时，伊拉克共产党可以发行自己的官方报纸，还可以组织公开活动。 然而到了1972年，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的和解协定开始瓦解。库尔德领导人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在1970年与萨达姆的谈判产生了“三月宣言”，现在他要求政府作出更多让步。但是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中央政府甚至迟迟不肯履行他们之间早已达成的协议条款，巴尔扎尼转而向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寻求帮助。1973年6月，他得意地对美国记者大谈接管基尔库克的油田的前景，并表示将把开采权授予一些美国公司。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权是库尔德人和中央政府之间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库尔德人显然越过了中央政府划定的红线。伊拉克空军对一些库尔德人聚居区实施了轰炸，但在引发一场全面内战前，军队停止了行动。萨达姆和巴尔扎尼继续进行谈判。 1973年7月1日，巴格达电台报道称，伊拉克内部安全事务负责人纳齐姆·卡扎尔策划了一起暗杀事件，国防部长在这次事件中丧生，内政部长也受了伤。当天，总统贝克尔结束了对波兰的正式国事访问，正在返国的途中，他的专机即将在巴格达机场降落。萨达姆·侯赛因赶往机场参加一个迎接总统归国的官方仪式。卡扎尔邀请几个军方领导人，其中包括几位内阁成员，去他家里吃午饭。客人到达后，立刻遭到卡扎尔的安全部队扣留。有了这些人做人质，卡扎尔计划突袭机场的迎接仪式，抓捕贝克尔和萨达姆，从而推翻现政府。然而，萨达姆在没能联系上这几位内阁成员后就起了疑心，因为这几个人本来应该和他一起参加迎接仪式的。萨达姆立刻作出安排，让贝克尔的专机推后两个小时在巴格达机场降落。觉察到事情有变后，卡扎尔试图逃跑，他驾驶着一辆车向伊朗边境方向飞奔，那些内阁成员们则成了他车上的人质；然而，他在中途就被逮捕了。67月2日，数百人聚集在巴格达的大街上给死去的国防部长送葬。萨达姆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当天的报纸报道称，萨达姆“亲自率领军队和安全部队击败了这次政变图谋”。7伊拉克通讯社报道说，萨达姆宣布，只有少数安全部队成员卷入了这次暗杀国防部长的行动。他说道：“武装部队的其他机构没有涉入其中。”8 一个专门设立的法庭对卡扎尔和其他一些被控参与这个阴谋的人员进行审讯，并作出判决。7月7日，卡扎尔和20多名警务人员遭到处决；7月9日，另外13名犯人也被处死。多年以来，卡扎尔在复兴党内一直有一个“狂人”的名声，人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战争之父”。9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次未遂政变对于贝克尔和萨达姆来说具有极大的政治价值，因为他们可以把自1968年的政变以来的多数政治暴行算到卡扎尔头上。他们把卡扎尔描绘成是一个过度狂热的国内安全部队负责人，行事常常十分过火。这次未遂政变有外国势力的支持，这让他们有了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力的机会。革命指挥委员会修改了伊拉克宪法，让贝克尔集国家元首、总理以及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于一身。他有权任命和撤换所有政府官员。据伊拉克通讯社播发的一则声明称，授予贝克尔这些权力是十分必要的，可以使他更好地“捍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的内部和外部安全，并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10伊拉克情报部门由萨顿·谢克尔和萨达姆的表兄巴尔赞·提克里蒂共同掌管。在1968年7月的政变发生后五周年，贝克尔和萨达姆终于完全掌握了伊拉克政府。大部分国际媒体开始把贝克尔称为是一位独裁者，而开始时它们还曾经对他的温和态度大加赞美呢。 1976年夏天，萨达姆终于实现了成为一名军人的梦想。他的舅舅海拉拉曾经是一名军人，一直以来萨达姆都希望能追随舅舅的足迹。然而年少时的萨达姆没能通过进入军事学院的考试，失去了投身军队生涯的机会。现在，贝克尔满足了萨达姆的特殊要求，让他当上了一名将军。第二年，贝克尔卸下国防部长一职，并把这个位置给了阿德南·海拉拉——萨达姆的大表兄兼大舅子，他们二人从小一起长大。这么一来，伊拉克军队——这个国家的一支关键力量——现在已经完全被萨达姆的家族掌握了。 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主义（１） 萨达姆能够大权在握，很大原因是他能巧妙而又熟练地利用其家族的关系和影响力——这是他政治权力的支柱。作为复兴党的第二号人物，萨达姆还充分利用了该党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成果，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塑造为复兴党的一位忠实成员和一名重要政治智囊。萨达姆极力鼓吹复兴党的政治理念——阿拉伯复兴主义。20世纪70年代，他作过无数次演讲，对象包括教育界人士、运动员、律师、青年团体、妇女组织以及政府官员等等。萨达姆的许多演讲内容被选编成册，由复兴党官方媒体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出版发行。仅只1978年一年，汇集了19篇萨达姆演讲的小册子就发行了超过300万册。11这些演讲，不管是在风格上还是内容上，都记录并暴露了萨达姆的一些政治观点，他把阿拉伯复兴主义视为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它们还揭示了萨达姆惯用的多种政治手段，在当上总统之前的关键10年里，他利用这些手段不断扩大自己在伊拉克的权力和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力。从这些演讲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出，萨达姆寻求通过强化复兴党的领导地位，重新塑造伊拉克社会。他同时也希望，复兴党最终能够在伊拉克以外的中东国家扮演这一角色。 1974年在对国民大会发表的一个演讲中，萨达姆说道：“我们现在只是明确了自己的抱负，仍然还处于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走的道路的初级阶段——在这条路上，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保障这个国家的安全。让我们国家成为全体阿拉伯人进行抗争的一个重要堡垒，并成为中东地区一个众人瞩目的典范。”12在萨达姆看来，树立复兴党在伊拉克国内的权威地位以及扩大伊拉克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过程。萨达姆认为，伊拉克需要重新梳理本国国内事务和提高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阿拉伯复兴主义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成为“二号人物”（3） 阿拉伯复兴主义是改造伊拉克的关键，复兴党需要把触角伸进伊拉克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一点至关重要。萨达姆在对一个青年团体演讲时说：“我们的口号将是‘争取年轻人的支持，一起捍卫未来’。我们必须具有让所有伊拉克人加入复兴党的抱负，并让使他们信任复兴党……”那些承担招揽青年人的任务的复兴党成员还有一个特别任务。萨达姆对此作了一番解释：“做青年工作的党员必须要有经验，要能够与民众打成一片。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心理学家，这样才能根据当前阶段的所有社会、心理、政治和经济环境作出判断：什么时候应该讲话，以及如何才能抓住听众的心。做青年工作的人特别要注意这一点。人们的政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年轻时就形成的理念”13为了进一步确保对这些伊拉克未来公民的思想控制，复兴党建立了伊拉克青少年联合会，下辖多个分支组织，其中包括儿童先锋队、少年先遣队（由10－15岁的孩子组成）和青年团。少年先遣队的成员有男孩也有女孩；这些孩子在参加各种运动会、文化活动以及科学活动时，都要身穿特定制服，还要进行宣誓。青少年联合会反复对其成员灌输复兴党的理念，鼓励他们“为祖国服务”。14 很显然，在复兴党把整个伊拉克“复兴党化”的进程中，少年儿童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于是，伊拉克教育系统就成了复兴党传播其意识形态和实施政治控制的管道。萨达姆十分重视教师拥有的潜在影响力：“孩子之于教师就如未经雕凿的大理石之于雕刻家。雕刻家可以在这些石块上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或者选择让它们经受时间的洗礼和大自然的磨砺。”掌握塑造伊拉克孩子的能力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复兴党把他们视为是完全监控伊拉克社会的渠道。孩子们将成为政府安插每个家庭中的代理人。萨达姆对教师们说道：“教导学生如果听到自己的父母在谈论国家机密，要表示反对，并对父母说这么做是不对的。教导他们如果听到父母在谈论组织秘密和政党秘密，要对把他们进行婉转批评。你们必须在每一个角落种下一颗行为可靠、思想坚定的革命火种，他们应该完全服从相关负责革命机构的指令。”15 萨达姆显然十分重视招募伊拉克青少年加入复兴党的相关机构，并让他们接受复兴党的意识形态。1973年，在对一个负责编制一份新的国家教育课程设置的团体发表演讲时，萨达姆说道： 为了更好地履行你们的使命，你们必须准确理解我们党的中心原则；既要考虑到意识形态因素，又要考虑到政治影响。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你们必须要与这些中心原则保持步调一致。重新规划的课程设置要符合革命的要求。这项工作关乎一代人的培养和一个新社会的建设，你们必须从一个关键原则出发：要把人看作是社会的主体和其重要价值的体现……而且，我们必须强调，这个社会由复兴党一党主导；要强调，一党专政不仅符合这个社会本身的价值观念、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而且还符合这个国家的政策方针；此外还要强调，复兴党领导这个社会，一方面表现在国家的层面上，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民众的各种民主活动中。因此，复兴党的理念和价值观有必要在这些活动以及在国家的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6 萨达姆认为，为了建成一个新社会、新国家，并体现复兴党在塑造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价值观念、组织机构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当前的学校课程必须进行重新设置。所有伊拉克教师都要学习复兴党的意识形态。萨达姆宣称：“由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执政党，这样一种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萨达姆而言，改写历史教材是重新构建伊拉克学校课程设置的中心任务。他要求所有伊拉克学校着重讲授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他说道：“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找出一些有用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必须完全符合（复兴党政府的）组织特点、伊拉克的国家形象以及与伊拉克人民的民族角色。”萨达姆很清楚新的伊拉克教育体制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们希望培养出具有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代人，他们应该信奉阿拉伯民族主义。事实上，我们正在努力推广这个思想，让整个阿拉伯社会培养出这样一代人。”17 除了在历史科目上向伊拉克的教育界人士提出建议，萨达姆对地理学科也有插上一手的特别兴趣。一次萨达姆对一个教师团体演讲说，地理学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可以用于传播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同时还有助于构建一个独具特色的伊拉克民族主义思想。萨达姆认为，这种伊拉克民族主义不但可以在广大阿拉伯地区独树一帜，而且还超越了民族差异性：“在这个国家，有人数较多数的民族，也有人数较少的民族，但是在伊拉克的国境内，我们只属于同一个民族。”萨达姆说道，称呼伊拉克人为“阿拉伯人”或者“库尔德人”是一种“沙文主义思想”；人们应该统一使用“伊拉克人民”这个称呼，而它也是“一个宪法和政治用词”。萨达姆的这个声明很明显是针对民族主义者发出的，同时也回应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要求。伊拉克学校里的孩子将从他们的地理课上得知，甚至使用“库尔德人”这个词语——而不是用“伊拉克人”——也含有贬义；正确的政治用词应该是“伊拉克人民”。就这样，地理课也成了复兴党向下一代伊拉克人灌输其伊拉克民族主义新观点的重要手段。新的伊拉克民族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有所不同，但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民族主义忽视或者包容民族差异性。18 第三章 成为“二号人物”（4） 考虑到教育对于复兴党扩大自身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复兴党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在伊拉克人当中普及教育。伊拉克在1958年就有了实施义务教育的相关法规，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到全面推行。1968年，复兴党发布了一个公告，强调成年人文盲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行动，就是为了实现消除文盲这个崇高目标。许多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这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19整个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通过一系列法律，把小学教育确定为义务教育，伊拉克人可以免交所有费用。1978年，萨达姆宣布启动一个消除文盲的大规模全国性行动。所有年龄在15岁到45岁之间的不识字的伊拉克人必须在21个月内学习识字。这个复兴党国家划拨了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聘请了数以千计的教师，动员了所有国家和复兴党的组织机构，以求实现消除成年人文盲现象的目标。那些没有参加识字班的人将受到严厉惩罚，手段包括罚款，甚至可能被收押。1979年，伊拉克义务教育运动最高委员会的工作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获得了该组织的颁奖。事实上，联合国对伊拉克这个计划十分推崇，从1980年到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都会给一些国家、个人以及组织颁发“伊拉克奖”，以嘉奖他们在推动消除文盲现象方面的成绩。20 数十万伊拉克人被卷入到这次识字运动中，他们的教育水平与“阿拉伯民族实现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及社会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21很显然，这次识字运动还关系到一个新的伊拉克教育体制的建立，这个体制将在塑造新一代复兴党人的任务中发挥主要作用。在萨达姆看来，伊拉克青年，包括那些没有正式加入复兴党的人，都应该接受复兴党思想、价值观和纪律原则方面的洗礼。1979年，他对伊拉克青年部的成员演讲时说：“我们经常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不仅仅属于复兴党成员，它还属于全体人民，甚至属于那些不是复兴党成员的人。我们认为，任何一位伊拉克国民，不管是否复兴党成员，都应该时刻准备着为党作出贡献，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复兴党代表着他的未来，代表着他孩子的未来。另外复兴党还能让伊拉克国民在国际上和中东地区享有一个良好的名声和拥有一个良好的记录，他们将为此感到无比光荣。”对复兴党忠诚这一点极为重要，所有伊拉克人应该愿意随时为它服务，甚至献出生命。向人们灌输这种绝对顺从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从思想上控制人们——需要庞大的集体努力。萨达姆坚持认为，塑造新一代伊拉克人是这次“革命”行动的终极目标：“因此，当你们通过这次革命运动塑造出形象和角色都很健康、很优秀的一代人时，你们就是为革命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22 当然，这个新一代的伊拉克人也包括妇女，萨达姆经常对妇女团体发表演讲，称赞她们在伊拉克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1971年，萨达姆在伊拉克妇女联合总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他回顾了伊拉克妇女在“从帝国主义、独裁者和反动政权手里争取自由以及为了实现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等泛阿拉伯主义目标的斗争中扮演的角色。在1920年那场伊拉克人民给予英国殖民占领沉重打击的革命中，在反对与帝国主义国家缔结条约和联盟的斗争中，在反抗不公平的立法和环境、反抗腐败和反动专制政权的历次人民起义中，都能看到妇女的身影，她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们是勇气和行为的典范，激发了斗争者心中的勇气和激情。”在这篇演讲中，萨达姆让复兴党参加政治斗争的历史一下子向前推了一大段时间，他特别声称复兴党在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讲述经过窜改的伊拉克历史时，他极力推崇伊拉克妇女发挥的作用。 复兴党接受了一个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寻求给伊拉克带来快速的经济发展。23萨达姆在多次演讲中提到，有必要改变伊拉克社会和经济的“落后局面”。1971年，在对伊拉克妇女总联合会发表的一个演讲中，萨达姆说道：“那些还在用黑暗年代的落后观念和心理看待妇女的人并不理解这次革命的追求和抱负。他们与建立在自由和解放的基础上的复兴党理念格格不入。事实上，他们反对每一个要求进步的愿望。”因此，复兴党正在努力动员伊拉克妇女参与到革命事业中来，并希望通过这种做法，实现对她们的解放，以作为她们争取“进步”的部分动力。伊拉克妇女将接受教育，成为劳动力的一部分，并在各种组织和各个政府部门中担任职务。妇女解放成了伊拉克“复兴党化”使命中的一个庞大计划。萨达姆解释说：“这次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一个飞跃，让人们在得到自由的同时也能得到启蒙，从而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如果革命的目标没有放在解放妇女和改善她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上，那么它就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24 妇女解放对于伊拉克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阿拉伯复兴主义中的一个基石。萨达姆说道：“把妇女们从过去专制和无知年代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是复兴党和这次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除非妇女们得到解放、得到启蒙并受到教育，否则我们的社会将陷入不断落后的恶行循环中。”萨达姆强调，妇女们面临的社会障碍仍然十分巨大，所有革命者必须竭尽所能帮助妇女们在社会中获得她们应有的地位。25 不过萨达姆同时宣称，在复兴党主导的社会里，妇女们应该扮演一个更为传统的角色。萨达姆说：“实现彻底解放妇女的目标是加快社会进步的一种革命需要……妇女解放是培养下一代并赋予下一代历史重任的重要基础。”26在复兴党统治的伊拉克，妇女们拥有更大的法律权利和经济权利；萨达姆·侯赛因认为，她们主要的社会和政治责任仍然是充当下一代的母亲，这是她们要扮演的中心角色。萨达姆赞成赋予妇女们权利并让她们接受教育。尽管萨达姆的这些举动只是出于政治策略考量，但他还是在国际上和中东地区内得到一个“进步人士”的名声。 第三章 成为“二号人物”（5） 萨达姆的国际外交 在担任伊拉克的二号人物期间，萨达姆从贝克尔那里学到了一些关于权力和外交的经验。就任总统之初，贝克尔喜欢在总统府里宴请各国记者。饭菜很简单，客人们通常是内阁成员和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当时各国媒体都在为这个政权的稳定性和生存能力争论不休，贝克尔利用这些气氛轻松的聚会营造一种融洽的氛围，并借机阐述自己对伊拉克的外交事务和国内冲突的观点。27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萨达姆逐渐成为伊拉克政府里为人熟知的权势人物。萨达姆也开始效仿贝克尔做法，私人宴请各国记者。宴会上的菜肴都是一些简单的阿拉伯食品，诸如鹰嘴豆泥拌橄榄，用以佐餐的是大量的“黑牌”威士忌酒。萨达姆还会一边抽雪茄一边讲故事。在伊拉克，圈内人士都知道哪些记者能被请到这些私人宴会上。据传言，有一位记者曾经深受萨达姆的青睐，他甚至于可以“进入安静得令人心慌的复兴党委员办公室。这种待遇让其他西方记者非常眼红，因为在伊拉克，他们有许多地方都不能进。”28 20世纪70年代初，萨达姆利用宴请外国记者的机会，推销伊拉克和他自己。当时的伊拉克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复兴党政权大力推进着它的众多议程：安抚反对团体，镇压受到邻国伊朗越来越多支持的库尔德人势力，确保伊拉克控制本国的石油资源，以及把伊拉克发展成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几年以后，伊拉克外交官塔里奇·阿奇兹在一个电视采访中回忆说：“在那段时间，发展是我们的头等大事……萨达姆·侯赛因当时是负责发展的计划委员会主席……我们的抱负就是把伊拉克建设成一个在工业、服务业、技术以及教育等领域都非常、非常发达的国家。”29萨达姆意识到，要实现这个目标，只能依靠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以及外国技术支持和技术设备。 1972年2月，萨达姆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苏联。莫斯科承诺给伊拉克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且答应帮助伊拉克建立起一个本国的国有石油产业。同年4月，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访问巴格达，萨达姆在机场主持了一个迎接他的官方欢迎仪式。俄国人与伊拉克人签订了一个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萨达姆巧妙地确保了他所需要的来自苏联的帮助。然而，萨达姆并不想完全依赖苏联的技术和帮助。他希望以最合适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 1972年6月1日，伊拉克宣布把伊拉克石油公司收归国有。30很快，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成立了，总部位于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萨达姆·侯赛因担任该公司的指导委员会主席，伊拉克的所有石油生产政策都由这个委员会制定。随着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复兴党政权可以把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投入到它的那些大型发展项目中，并加强本国军备。但是，与西方国家建立贸易往来则需要一点策略。伊拉克用石油产业国有化的做法结束了美国、英国、法国以及荷兰等国石油公司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就在伊拉克宣布石油产业国有化的几天后，萨达姆造访法国——这个可能成为伊拉克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合作伙伴的国家。萨达姆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进行了会晤，并承诺向法国人提供在伊拉克优先从事商业活动的待遇。法国人投桃报李，同意给伊拉克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其它重要的技术支持。1974年12月和1975年9月，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两次访问巴格达，与萨达姆进行了会谈。在希拉克的第二次访问中，法国和伊拉克达成了进行核合作的初步协议。第二年，萨达姆再次访问法国，“亲自签署了从法国购买一个核反应堆的正式协议。”31但是萨达姆并不满足只有苏联和法国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了开拓其他西方市场，萨达姆知道他必须改善复兴党与整个西方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伊拉克把石油产业收归国有的做法极度不满，然而这不是双方的唯一障碍。伊拉克当时与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外交关系。1967年的阿以战争后，伊拉克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往来，因为美国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1971年，伊拉克与英国断交，因为它认为英国支持伊朗吞并一些位于波斯湾的岛屿。除了这些外交障碍之外，美国和英国可能也不愿意与一个和苏联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权进行商业往来。然而，萨达姆认识到，在冷战时期进行外交活动可能有许多好处。与西方建立贸易关系不仅可以减少伊拉克对苏联的依赖程度，同时西方国家可能还有机会在开发伊拉克石油资源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 第三章 成为“二号人物”（6） 萨达姆知道，伊拉克要想实现外交突破，首先必须改变伊拉克政权给世人一贯的印象。他充分了解世界媒体舆论的力量，认为它们可以帮助伊拉克改变世界各国对它的态度。1973年2月，萨达姆会见一些西方主流媒体记者，并与他们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交谈。事后，英国《观察家报》的长期驻外记者加文·杨写道：“伊拉克既不想与东方结盟，也不想与西方结盟，只是希望与一个态度更为友好的英国或者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稳定与发展是伊拉克的头等大事。这个国家的态度似乎显得十分和善。”杨认为，伊拉克即将“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可能把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甩在后面”。萨达姆指出，尽管伊拉克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领域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建立贸易联系对于任何一方都十分有益。萨达姆解释说：“在当今的贸易领域没有胜负之分，只有双赢。伊拉克人不能把石油当水喝。我们石油的市场是在西方和日本”32《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意思相似的文章，它引用萨达姆的话说：“到目前为止，伊拉克认为美国和英国的对伊政策仍然很不友好，这不符合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然而，萨达姆明确表示，为了促进伊拉克的发展，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清除那些以前遗留至今的外交障碍。“我们相信，伊拉克能够与那些拥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建立贸易、经济和外交联系，当然，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各自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之上。”33在这次会见中， 萨达姆给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为萨达姆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强人。一位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一些伊拉克官员把他描述成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如今他居住在底格里斯河畔一座华丽的宫殿里，身穿裁剪合体的欧式套装，喜欢系着进口的丝绸领带。”34《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吉姆·霍格兰注意到萨达姆戴着一块白金镶钻手表，表带也饰有钻石。他把萨达姆描述为“伊拉克一位表情温和的权势人物……他大步行走，具有潇洒、强健的体态，堪与文斯·隆巴迪①执教时期绿湾包装工队②最好的后卫球员媲美”。在提到萨达姆在复兴党政权内部的领导地位时，霍格兰写道：“他为人精明，而且有一个具有超凡勇气的名声，这些因素帮助他登上了权力的颠峰……”35 萨达姆的公关手段似乎取得了成效。不但外国记者们纷纷对他的想法进行报道，那些对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的报纸专栏作者们也开始评论他的这个观点。萨达姆作为伊拉克一位形态优雅的权势人物的形象在西方国家得以确立。他所提出的关于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可以有贸易联系的建议受到了一些人的重视。罗兰德·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多年来一直在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专栏，他们二人于1973年年底造访巴格达，并采访了萨达姆。他们把他描述成巴格达“最机敏和权力最大的人物”，并且注意到他“态度温和，肤色较黑，长相十分英俊”。36埃文斯和诺瓦克向萨达姆提的问题紧紧围绕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它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以色列毫不妥协的反对态度等等。他们最后总结说：“萨达姆在阿以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毫无回旋余地，从这一点看，就算伊拉克与美国实现对话，对解决中东的政治纠纷也毫无帮助。但是他的这种顽固表面下还隐藏着另外一种情绪，那就是他很明显希望与美国建立关系，并期望获得美国的技术。莫斯科正在进行一个秘密计划，意图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亚洲‘安全区’。对于莫斯科而言，石油资源异常丰富的伊拉克是它实现这个计划的一颗关键棋子。在这种形势下，伊拉克表现出这种情绪非常值得美国加以培养。”37萨达姆的提议很明显具有一些吸引力：政治立场存在重大分歧的国家之间也可以建立互惠互利的经济联系。 事实上，萨达姆的这个提议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双方秘而不宣的行为准则，就这样，伊拉克和美国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1975年3月，美国波音公司获得了一份价值3000万的合同，向伊拉克出售数架大型客机，另外还获得了人员培训和飞机维修等合同。由于两国之间仍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美国人在比利时驻伊拉克大使馆内设立了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有3名美国雇员，其中一人是商务专员，专门负责帮助促进双方的贸易关系。 1975年春，随着西方人对伊拉克的兴趣日渐浓厚，《纽约时报》外国事务专栏作家C.L.苏兹贝格来到巴格达。他对萨达姆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访，撰写了一系列专栏，主题涵盖库尔德问题、以色列问题，以及伊拉克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商务关系。作为一名写伊拉克题材超过10年的资深记者，苏兹贝格抓住了伊拉克繁杂事务的本质，并对萨达姆·侯赛因始终持一种怀疑态度。1975年3月，伊拉克与伊朗签署了一个协定，目的旨在解决双方长久以来存在的激烈边界争端。苏兹贝格在文章中提到了这个协定。当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伊朗国王与萨达姆·侯赛因利用共同出席这次会议的时机举行了会谈，双方很快达成了一个共识；萨达姆不久后前往德黑兰签署正式的协议。双方同意把两国的界线永久性确定下来。伊拉克接受伊朗方面关于以阿拉伯河中线作为两国分界线的提议；此前伊拉克一直宣称，双方应该以阿拉伯河伊朗一方的河岸为分界线。两国还同意沿边境线设立安全区，防止双方各自的“颠覆破坏分子”偷偷越过边境。这个条款很明显是把矛头指向了库尔德人。 第三章 成为“二号人物”（7）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一直得到伊朗、以色列以及美国的支持。尽管萨达姆和巴尔扎尼彼此互不信任，但双方还是不断展开谈判。库尔德地区能享有多大程度的自治以及自治区的的管辖范围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1974年3月11日，萨达姆发表了一个演讲，逐条宣读为库尔德人制定的《自治法》的条款。萨达姆说道：“我们所理解的自治必须基于这些原则：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人民都可以自由流动和融合，国家的法律可以在伊拉克国内任何地区得到贯彻，伊拉克的主权可以得到保障。另外，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对实行自治的民族的每一个公民亦步亦趋，记录下每一个人的活动范围，并把他们活动范围当作这个自治地区管辖的范围。”很显然，基尔库克是双方争执不下的其中一个焦点。库尔德人声称应该由他们自己管理这个石油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但萨达姆断然否定。他给库尔德人15天时间接受新的《自治法》，并加入伊拉克国家阵线。萨达姆说道：“如果你们拒不接受，我们将不再与你们进行合作。”38巴尔扎尼断然拒绝这个提议，就这样，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军队再一次爆发了战争。 在以往的战争中，伊朗通常会向库尔德人提供帮助，并允许库尔德战士和平民自由跨越两伊边境线。然而，伊朗和伊拉克在1975年签署的协议使得库尔德人不再能够轻松越过边境线。事实上，伊朗政府签署这一协议，已经表示它不再愿意支持库尔德人对抗复兴党政权的反叛行动。伊拉克政府宣布了与伊朗签订的新协定，并提出可以特赦任何停止抵抗的库尔德人，几个小时后，伊拉克军队开始对库尔德人大举进攻。战事结束后，伊拉克政府实施了规模浩大的移民行动，把库尔德人迁移到伊拉克不同地区居住；这次行动波及的具体人数不能确定，但是据估计，大约有25万到30万库尔德人被迫离开家园，搬到伊拉克其他地区居住。39到1978年为止，大约1400个库尔德村庄被夷为平地。40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签订的1975年《阿尔及尔协议》有效终止了伊朗人对库尔德人的支持，让他们失去了一个在争夺自治权的斗争中的主要盟友。 苏兹贝格在自己的专栏里总结了《阿尔及尔协定》对于库尔德人和萨达姆不同的意义。“年轻的萨达姆对政治权力充满渴望，当他逐渐掌握这个局势紧张、缺乏安全感的阿拉伯国家的最高权力时，巴格达与库尔德人之间的长期争斗正好处于最激烈的阶段，伊拉克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扑灭由在库尔德人当中广受尊重的领导人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反叛运动，”苏兹贝格写道：“侯赛因先生如今在伊拉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处于其事业的颠峰阶段。他刚刚与伊朗签署了一个双边协议，放弃了伊拉克对部分阿拉伯河的主权。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必须停止所有对巴尔扎尼先生的支持。结果，持续72年的库尔德人反叛运动就这样终结了。”苏兹贝格提到，继续安抚库尔德人是“侯赛因先生在自己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一个问题”。41这位专栏作家说得很对。在次年发表的一个演讲中，萨达姆完全否定了库尔德人的自治权力：“我们喜爱这个国家的北部山区，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伊拉克的一部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人民生活在那里。为了保护人民，我们要捍卫这片山区的稳定，这是我们处理问题的唯一方法。”他还否定了在伊拉克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的可能性，他声称：“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国家的版图将永远不会发生改变。”42 苏兹贝格还写了一个关于伊拉克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专栏，他引述萨达姆的话说：“作为阿拉伯人，我们并没有打算把现在生活在我们国土上的犹太人赶尽杀绝。不过，他们的确占据了我们的一部分领土。因此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结束这种占领。”43萨达姆·侯赛因一直强烈反对与以色列达成任何妥协，并拒不承认结束1973年阿以“十月战争”的停火协议。1974年秋天，萨达姆率领伊拉克代表团参加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萨达姆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希望（阿拉伯）民族实现团结并开发它的所有资源，我们必须拟定一个完整的战略，致力于解放所有在1967年前后被侵占的土地……这个战略不排除政治活动，也不排除分段进行的政策，但是这些方法都必须服务于这个基本战略——彻底解放阿拉伯土地。这个策略在任何阶段以及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认可犹太人复国运动分子以任何形式存在，也决不认可他们在1967年6月5日以前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44 第三章 成为“二号人物”（8） 苏兹贝格在专栏中追溯了萨达姆掌握权力的经历，并把他这个经历与他在地区政治事务中表现出来的好斗姿态联系起来——为了镇压库尔德人的反叛，他不惜与伊朗签订一个对伊拉克不利的协议；他呼吁“动用阿拉伯民族的一切资源”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45萨达姆在公开推行这些政策的同时，他也做出各种努力，恢复自己和复兴党伊拉克在西方的形象，目的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拉克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萨达姆在追求这个目标时似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从巴格达发出的第三篇专栏中，苏兹贝格写到了伊拉克与当时正在进行冷战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他提到伊拉克与美国之间缺乏正式外交关系，还提到伊拉克和苏联之间的摩擦正在逐渐升级，苏兹贝格写道：“美伊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突然激增，美国对伊拉克的出口额从1971年的3230万美元飙升到去年的2.84亿美元。伊拉克航空公司购买了5架波音客机，并且还签下了另外8架飞机的订单；一家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公司正在伊拉克建造一个新的深海石油码头；美国钢铁公司向伊拉克出售了一些石油钻探设备，并且有望获得新的大合同。”46苏兹贝格把美国与伊拉克之间不断发展的贸易关系放到冷战政治的大框架下来探讨。当然，伊拉克没有与苏联断交，它也没有与美国实现完全的关系正常化。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萨达姆使用他那极端巧妙的外交手法，帮助伊拉克改善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两国建立了重要的贸易联系。 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关于伊拉克事务的专栏刊出后不久，萨达姆就成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国务院官员之间谈话的一个话题。1975年4月28日，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尔弗雷德·L.阿瑟顿向基辛格报告说，萨达姆将于次日前往德黑兰，与伊朗国王谈判签订一个解决双方阿拉伯河界线争端的协议。阿瑟顿提到，伊拉克的官员们“……与沙特阿拉伯就一些具体议题——如边界争端等——很快达成共识。他们向科威特提供帮助。他们与埃及人和约旦人渐渐走到一起。这些伊拉克官员的举动表明，伊拉克希望在阿拉伯世界扮演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然后，阿瑟顿与基辛格谈到了萨达姆： 阿瑟顿：“侯赛因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我们应该对他的背景作更深入的调查。他现年38岁，没有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他是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副主席，但实际上是他在主导这个机构；他是一个冷酷、机警的人，最近明显表现出务实的作风。我认为，我们将看到伊拉克在中东地区扮演一个比以往大部分时间都更为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这一点是可以预见的，要是他们能够解决……” 阿瑟顿：“是的，一旦他们在库尔德问题上达成协议……” 基辛格：“没错，正是库尔德问题。”47 几个月后，基辛格在巴黎与伊拉克外交部长和伊拉克驻法国大使进行了会面，讨论美国和伊拉克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次会面是由基辛格提出的，时间在1975年12月17日，地点就在伊拉克驻法国大使的寓所。基辛格开门见山地解释了美国的立场：“近年来我们两国的接触不多，而我希望就此机会两国能够展开交往。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一次会面中解决我们之间的所有问题。可能至少需要两次。（笑声）”基辛格继续说道：“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我们认为伊拉克和美国在国家利益方面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出于种种原因，伊拉克和美国一直具有不同立场。但是我们已经成功地与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就纯粹的国家立场而言，我们这一边看不出存在什么巨大的障碍……” 伊拉克外交部长萨阿敦·哈马迪则谈到了阻碍两国重新恢复外交关系的主要障碍：如美国对以色列和库尔德人的支持。基辛格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回应： 哈马迪：“当然，我们（对实现关系正常化）有不同看法，我来告诉你原因。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认为，美国是促成以色列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主要因素。” 基辛格：“的确是这样。” 第三章 成为“二号人物”（9） 哈马迪：“我们认为，以色列通过武力建国，这是明显的殖民主义行径。以色列建立在我们的一部分土地上。你可能不会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以色列如今对伊拉克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一个直接威胁……以色列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可以威胁到伊拉克的军事力量，而且我们还从最近的新闻得知，美国向它提供了一些尖端武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受到了威胁，而因为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伊拉克本身也受到威胁。我们认为，美国正在鼓励以色列在这一地区占据上风……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创造和平，而是为了创造一个以色列占优势地位的环境，这种做法将会带来新一波冲突。” 基辛格：“……以色列能否存在的问题不能拿来谈判，但是我们可以让它的国土面积缩小到历史上原有的规模……如果问题在于以色列能否存在，那我们就不能进行合作了。但如果问题是让以色列的边界变得更为合理，我们就可以进行合作……这一切发生变化只是时间问题——大约需要2至3年时间。问题解决后，以色列将会是一个友好的小国家，不会再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因此，我认为，美国的态度正在（阿拉伯－以色列问题上）发生转变。但条件是阿拉伯人——请原谅我说话直白——不要做任何愚蠢的行为。” 关于美国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基辛格解释说：“当时我们认为你们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因此我们并不反对伊朗在库尔德人地区所做的事情。现在既然伊朗与你们已经在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做类似的事情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没有涉入不利于伊拉克领土完整之类的活动，以后也不会。”48尽管基辛格作了保证，哈马迪在与美国完全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上还是犹豫不决。他建议美国和伊拉克首先发展文化和经济联系。这些外交接触显示，萨达姆·侯赛因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提到的外交构想已经成了伊拉克的现行政策。伊拉克和美国一边继续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彼此针锋相对，一边不断发展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 在10年的时间里，萨达姆·侯赛因成功实现了伊拉克石油产业的国有化，镇压了库尔德人的叛乱，树立起一个激进的亲巴勒斯坦形象，并且缓解了伊拉克与伊朗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同时，他与苏联、法国、英国、西德、日本和美国等国建立了贸易伙伴关系，这使得他能够实施一个总投入达200亿美元的五年发展计划。萨达姆一边继续从苏联获得大量军事帮助，一边与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谈判军购事宜。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萨达姆成了伊拉克无可争议的强势人物，复兴党政权在这个国家的统治地位也越来越牢固。正如霍格兰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写道：“萨达姆有时被人们称为‘第二号人物’，7年来他已经成了伊拉克和复兴党秘密机构的公认领导人。在复兴党的极权统治下，伊拉克不断发生变化。”49 1978年年底，萨达姆来到莫斯科，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分别会晤。柯西金和萨达姆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埃及和以色列最近签署的《戴维营协议》，把它称为“在阿拉伯人背后搞的阴谋”。50苏联帮助伊拉克开发本国油田，并且还对伊拉克其他产业如棉花产业和玻璃制造业提供支持。在这次访问中，苏联人同意帮助伊拉克人在底格里斯河上建造一座综合性水力发电站。萨达姆告诉记者说：“每次访问苏联，我们总能得到一些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收获。”51离开莫斯科后，萨达姆前往古巴拜访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萨达姆心目中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典范。访问期间，古巴人授予萨达姆“乔斯·马蒂”勋章，以表示“古巴人民深切认可他对伊拉克民族解放斗争的长久贡献，并表彰他在巩固伊拉克人民和古巴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所发挥的突出作用。”52 20世纪70年代末，萨达姆似乎已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形象。一位名叫菲利普·隆多的法国学者发表一篇文章说，伊拉克当时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充当着一个领导角色，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萨达姆。这篇文章说道，自从1968年以来，萨达姆发挥的作用就是通过镇压新政权的反对者，加强复兴党内部的凝聚力。凭着务实的风格和十足的勇气，萨达姆很快开始向伊拉克存在的各种问题开刀了。53伊拉克学者马吉德·哈杜里在他197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根据复兴党政权的组织体制，作为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副主席，萨达姆本来就很有希望继承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然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每当危机来临需要他作出重要决策时，他总能很快行动起来，凭借自己的谨慎、灵活和机敏把问题处理妥当。他的这些品质，再加上他对复兴党的忠诚和拥有的高度勇气，都使得他成为今后最有希望当上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复兴党成员。”54哈杜里对萨达姆当上伊拉克总统后的前景充满了热切的期盼，但事实将证明他在这一点上缺乏先见之明。 注释 1 约翰·K.库里《伊拉克核心集团》，《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美】，1969年2月6日。 2 《萨达姆·侯赛因的经历简介》，英国驻伊拉克大使馆，1969年11月15日。英国外务及英联邦事务部公共记录管理处，17/871，国家安全档案馆藏（摘于2003年7月29日）。 3 《萨达姆·侯赛因》，英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向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发送的电报，1969年12月20日，英国外务及英联邦事务部公共记录管理处，17/871， http://www.gwu.edu/~nsarchiv/ special/iraq/ index.htm（摘于2003年7月29日）。 4 埃迪斯·彭罗斯和E·F.彭罗斯合著：《伊拉克：国际关系和国家发展》（伦敦：Ernest enn出版社，1978），第143—144页。 5 戴维·麦克多瓦尔著：《库尔德人现代史》，修订版（伦敦：I.B.Tauris出版社，1997），第327-338页。 6 《酝酿中的伊拉克政变》，《中东报道》【美】（1973年8月）：第15－16页。 7 “据报道，暗杀时间发生后，数十名伊拉克人被捕”，《华盛顿邮报》【美】，1973年7月3日。 8 《伊拉克大屠杀》，《华盛顿邮报》【美】，1973年7月7日。 9 《23名被指控参与政变阴谋的人被枪决》，《华盛顿邮报》【美】，1973年7月8日。 10 《伊拉克领导人完全掌握了权力》，《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美】，1973年7月16日。 11 加南·马基亚著：《恐怖的共和国：现代伊拉克政治》，修订版（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第84页。 12 萨达姆·侯赛因1974年4月25日在国民大会上的演讲，收录于《萨达姆·侯赛因谈伊拉克当前局势》，K·基施太尼译（伦敦：Longmann出版公司，1977），第81页。 13 萨达姆·侯赛因1976年2月15日在伊拉克青年总联合会上的演讲，收录于《革命和年轻人》，K.基施太尼译（巴格达：翻译与外国语言出版社，1981），第9－22页。 14 克里斯汀·摩斯·赫尔姆斯著：《伊拉克：阿拉伯世界之东》（华盛顿：Brookings研究所出版社，1984），第97页。 15 萨达姆·侯赛因1977年7月10日对伊拉克教育部雇员的演讲，加南·马基亚译，收录于《恐怖的共和国：现代伊拉克政治》，第78页。 16 萨达姆·侯赛因1973年11月13日在教育事务研究第一次会议上关于修订课程的演讲，收录于《革命与国民教育》，N.A.穆达弗尔译（巴格达：Dar al-Ma’mun翻译出版公司，1981），第7－18页。 17 同上。 18 萨达姆·侯赛因1975年12月30日对伊拉克地理学者协会的演讲，收录于《革命与国民教育》，N.A.穆达弗尔译（巴格达：Dar al-Ma’mun翻译出版公司，1981），第93－102页。 19 阿尔亚·首萨：《伊拉克扫盲运动》，收录于《伊拉克：当代国家》，蒂姆·诺布劳克编（纽约：圣马丁出版公司，1982），第102页。 2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摘于2004年10月31日）。 21 加南·马基亚著：《恐怖的共和国：现代伊拉克政治》，第85－88页。 22 萨达姆·侯赛因1979年1月31日对伊拉克青年部职员的演讲，收录于《革命和年轻人》，第23－26页。 23 详细内容请参阅：乔伊·斯托克的《国家权力和经济结构：当代伊拉克的阶级划分和国家形成》，收录于《伊拉克：当代国家》，第27－46页。 24 同上 25 萨达姆·侯赛因1975年4月17日在伊拉克妇女联合总部的演讲，收录于《伊拉克社会与外交事务》，K.基施太尼译（伦敦：Croom Helm出版社，1979），第13－17页。 26 萨达姆·侯赛因1975年4月在国际妇女年会议上的演讲，收录于《革命和伊拉克妇女》，K.基施太尼译（巴格达：翻译与外国语言出版社，1981），第17－23页。 27 详情请参看埃里克·鲁洛：《美国与伊拉克外交部长在法国巴黎商议改善双边关系》，《世界报》【法】，1968年8月7日；尽管鲁洛在文章中用一种怀疑的语气提到这次宴会，但他的确十分清楚地阐述了贝克尔的立场，后来这篇文章上了头版。 28 阿德尔·达维施：《萨达姆·侯赛因：巴格达教父》，http://www.mideastnews.com/iraq 003.html（摘于2004年5月9日）。 29 《詹姆斯·阿金斯采访录：幸存下来的萨达姆》，美国公共广播社《前线》栏目，http://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saddam/interviews/akins.html（摘于2004年1月10日） 30 一年后，摩苏尔石油公司也被国有化。巴士拉石油公司在1975年12月被伊拉克政府接收，如此一来，所有伊拉克石油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 31 赛义德·K.阿布里什著：《萨达姆·侯赛因：报复政治学》（伦敦：Bloomsbury出版公司，2000），第140页。 32 加文·杨：《伊拉克领导人呼吁与西方建立良好关系》，《华盛顿邮报》【美】，1973年7月15日。虽然他是英国《观察家报》的记者，杨的文章也时常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 33 胡安·欧内斯：《伊拉克称愿意与美国改善关系》，《纽约时报》【美】，1973年7月15日。 34 《2号人物掌握实权》，《华盛顿邮报》，1978年8月6日 35 吉姆·霍格兰：《萨达姆，伊拉克的温和强人》，《华盛顿邮报》【美】，1975年5月11日。1991年霍格兰的一系列关于海湾战争的专栏获得了普利策奖。 36 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美伊关系：正在升温中？》，《华盛顿邮报》【美】，1973年11月9日。 37 同上 38 萨达姆·侯赛因：《库尔德问题3：自治法》，收录于《萨达姆·侯赛因谈伊拉克当前局势》，第25－46页。 39 马里昂·法鲁克·斯卢格莱特和彼得·斯卢格莱特合著：《1958年以来的伊拉克：从革命到独裁统治》，修订版（伦敦：I.B.Tauris出版社，2001），第188页。 40 戴维·麦克多瓦尔著：《库尔德人现代史》，修订版（伦敦：I.B.Tauris出版社，1997），第339页。 41 C.L.舒尔茨博格：《他的库尔德人，为什么？》，《纽约时报》【美】，1975年3月29日。 42 萨达姆·侯赛因1976年8月21日在进步爱国国家前线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收录于萨达姆·侯赛因的演讲集《一个普通的分歧？还是两个对立的团体》（巴格达：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出版社，1977），第32－35页。 43 C.L.舒尔茨博格：《山姆大叔和伊拉克的伊凡》，《纽约时报》【美】，1975年4月2日。 44 萨达姆·侯赛因：《关于拉巴特的权益保护条款》，《巴勒斯坦研究》【美】（1975年冬季版）：第141－142页。 45 同上 46 C.L.舒尔茨博格：《山姆大叔和伊拉克的伊凡》，《纽约时报》【美】，1975年4月2日。 47 《国务卿与主要官员和地方官员会议记录》，1975年4月28日节录（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RG59，国务院档案，国务卿亨利·A.基辛格主持的内阁成员会议纪要，1973－1977年，http://www.gwu.edu/~nsarchiv/ special/iraq/ index.htm，摘于2003年7月29日）。 48 谈话备忘录：萨敦·哈马迪（伊拉克外交部长），法利·马蒂·阿马斯（伊拉克驻法国大使），亨利·基辛格（美国国务卿），1975年12月17日，伊拉克驻法大使住处，法国巴黎；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国务院档案，亨利·基辛格卷，1973-1977，Box 13，1975年12月，http://www.gwu.edu/~nsarchiv/ special/iraq/ index.htm，（摘于2003年7月29日）。 49 霍格兰：《萨达姆，伊拉克的温和强人》。 50 美国外国广播新闻处，苏联，1978年12月14日，F2-3。 51 美国外国广播新闻处，中东地区和非洲，1978年12月13日，E3。 52 美国外国广播新闻处，拉丁美洲，1978年12月20日，Q1。 53 菲利普·隆多：《萨达姆·侯赛因·提克里特》，《马格里布》双月刊【法】，第83期（1979）：第24－29页。 54 马吉德·哈杜里著：《社会主义伊拉克：1968年以来伊拉克政治研究》（华盛顿：中东学会出版社，1978）。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