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击英雄

闪击英雄
　　闪击英雄译者赘言

　　中国古代历史上说：“李广数奇不封”，读完了这一本《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之后，所得到的感想也正是这样。丢开历史上的功过不谈，古德里安这一个人，诚如李德哈特所说的，总真可以称是一个军事上的天才。可是这个世界上，天才的遭遇总是悲剧性的，古德里安又何能例外？

　　曲高和寡，他的理想始终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是当他以“装甲兵领袖”的姿态，指挥着那史无前例的巨型车队，横扫欧陆的时候，那真是够得上“风云变色，山川震眩”的形容语。装甲车的履带碾遍了大半个欧洲，“闪电战”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古德里安也实在是很可以自豪了。

　　不过，对于古德里安本人而言，却并没有能够满足他的抱负。假使战争真是能够完全照他的理想去打，那么今天也许历史就要重新改写过，地图也要重新改画过。自古到今，都是庸臣误国，古德里安的理想一再地受到意外的阻挠和打击，他一生事业的过程中，得意的时候少，而不得意的时候多。等到他最后出任参谋总长的时候，那已经是独木难支大厦，而终于无力挽回第三帝国的灭亡了。这是天乎抑人乎？是古德里安的不幸呢？还是世界的大幸呢？

　　蒋百里先生曾经说过：参谋总长是一定要有三分疯狂的气质，不怕他偏，偏到极点也就是正了。古德里安正是这样一个有偏见，有疯狂气质的名将。他的偏见也就是他的特点，这一本书最令人欣赏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古德里安在战后虽然是一个“败军之将”，但是却深为美英两国军事学界所推崇，他一度曾留驻美国，而成为美国国防当局的高级顾问。他这一本书出版之后，真可以说够得上“洛阳纸贵”的标准。在美国出版的时候是1952年7月15日，当我们一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去电订购，但是不久书店就回答我们说首版书已卖完，俟再版时再寄，结果两个月后书来了，却已经是第三版了。

　　为什么这一本书——相当专门化的一本书——会如此的畅销呢？不仅是因为古德里安是一位当代的兵学大师，他对于战略战术——尤其是装甲兵方面——的见解，深为人们所重视；也不仅是因为这一本书可以算是由德国方面所发表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惟一信史，所以为研究战史和兵学者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这本书实在是一本对苏联作战的标准教科书，当年一口气打到莫斯科把克里姆林宫里的人骇得面无人色的，就是这位古德里安上将。所以他对于这一次战役的成功和失败，真是一本账完全在他的肚子里面。这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分。

　　我们在准备翻译这本书时，所看到的还是他的德文原本，英文本还没有出版，本来就准备照德文翻译，但是因为这一本书在台北只有一本，而且不是我们自己的，书的主人是一位外籍人士，他自己也要用，所以无法动手，直到我们准备去设法订购德文本的时候，英文本却已经出版了。于是为了订购和翻译便利起见，就决定采取英文本来作为翻译的对象，好在英文本对于原文是十分忠实的，而且还有李德哈特的序文和一些注解是原文所没有的。

　　一本好书的价值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来加以介绍的，这是一本经典型的名著，它的滋味需要读者去慢慢地咀嚼，它的意义需要读者去慢慢体会。不过，千言万语，却是孙子所说的一句话：“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似乎是可以当作本书的总结论。

　　

　　闪击英雄德国三大名将再版前记

　　《闪击英雄》，即德国古德里安上将回忆录；《隆美尔战时文件》，即隆美尔元帅未完成手稿，由英国兵学大师李德哈特编辑成书；《失去的胜利》，即冯·曼斯坦因元帅回忆录。这三本名著都是我在过去所译出，并先后由本社（编者注：军事译粹社）出版的。

　　凡是略有军事知识的人都一定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真是名将辈出，其人才之盛实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尽管德国终于还是失败了，但从纯军事的观点上来看，那的确有一点输得冤枉，大有“非战之罪”的感想。无论如何，德国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至少是可以名垂青史，永为后世的楷模。

　　尽管一般德国军人都很够水准，但在优秀中再挑最优秀的，据我个人和一般评论家的看法，有三个人似乎真可以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们不仅是一时之选，而且即令置于古今名将之林，也都还应居于名列前茅的位置。他们是谁？也就是我所介绍的这三位德国将领。

　　概括言之，这三个人都是军事天才，而且其成就也很难分出高下，分别言之，则他们之间却又多少有一些差异。古德里安的专长是在装甲兵方面，不过他在战略方面的见解也自不平凡，所可惜的却是并没有机会让他去一展抱负。许多比他差的人都拿到了元帅的权杖，而他却只能以上将终其身，这的确是有“数奇不封”之感。

　　隆美尔也许要算是最幸运的，尽管他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虽然是在一个次要的战场上作战，但他却有指挥的全权，可以任意发挥他的天才，这是其他德国将领都很羡慕的机会。一般的看法都认为他是战术优于战略，但从他自己所写的文件上来判断，连李德哈特也不能不认为他是具有极高深的战略修养的。

　　以“曼斯坦因计划”而在军事史上取得不朽地位的冯·曼斯坦因元帅，是德国当年军事界所公认的伟大战略家。但事实上，他并非只能运筹帷幄，而不能冲锋陷阵。虽然不是装甲兵出身（实际上上面那两位也都不是），但他对于装甲兵的运用也一样的内行，尤其是他在东线战场上对于大兵团的作战指挥，更可以说是已达超凡入圣的境界。

　　总的来说，这三位名将都的确是值得后人景仰。而他们自己所撰写的回忆录，也的确能够把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很详细地表现出来。这些书已成为世界军事名著，其价值也可以永垂不朽。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回忆录的价值也许不如经过编撰的战史。因为前者是以个人的观点来写的，自然难免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则可以利用多方面的资料，所以比较客观。但是从研究战争艺术的立场上来说，回忆录的价值却远较重要。因为战史的内容往往会过分的简化、浓缩和生硬，变成了一个没有血肉的骨架子。反之，回忆录却是由血、泪、汗所交织而成的真实故事。它不仅具有人情味和启发性，而且更有如李德哈特所云，对于一位专家的“心”，和这颗“心”怎样工作，有很详尽的自我表白。

　　作为一个职业军官，尤其是青年军官，其最大的责任就是应该学习怎样作战，兵者国之大事，虽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怎样学习作战呢？拿破仑所告诉我们的，钻研古今名将的记录实为不二法门，因此这三本书是值得一读，再读，三读，甚至于无数读的。

　　这一次再版这三本书，可以说是所费不赀，真是出了一身大汗。为了便于读者获得完整印象起见，现在把它们并成一个合集，定名《德国三大名将》。我们诚恳希望此一努力对爱好军事学术的社会青年能有极大的贡献。

　　钮先钟

　　1974年7月20日于台北

　　闪击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回忆录重印前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战争，尽管已经是50年前的旧事，但其经过直到今天仍然还是一种非常值得留恋的回忆。在大战中德国固然终于失败，但其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则真是可圈可点，所有其他交战国的人员也都无不自愧弗如。至少，在作战的层面上，德军真可以说是盖世无双。因此，他们的确是虽败犹荣，甚至于更可以问心无愧地说非战之罪也。

　　平均说来，德国的将领都相当优秀，他们在战争中大都能够忠勇任事，恪尽职守。不过若就全部过程加以精密的评审，则根据许多战史专家的意见，可以断定有三位是大家一致认为真正符合所谓“名将”的标准。他们就是号称“闪击英雄”的古德里安、扬威北非的隆美尔和以“曼斯坦因计划”留名青史的冯·曼斯坦因。尽管他们都已经作古，但研究战争的人仍然会感觉到他们的将星还在战略的天空中发出闪耀夺目的光辉。

　　古德里安和冯·曼斯坦因在战后都有回忆录。古德里安的书出版最早（1952年），书名为Panzer Leader，若直译为中文应为“装甲领袖”；当年为求生动传神起见，遂意译为“闪击英雄”。冯·曼斯坦因的回忆录直到1955年才出版，原名为Lost Victories，译为“失去的胜利”。从其书名上看来，可以显示出这位元帅的确认为德国本应赢得胜利。隆美尔在1944年即已被迫自杀，所以不可能有回忆录，但所幸他生前留下不少的文件，于是在战后由英国兵学大师李德哈特负责编辑，并由其幕僚和家人提供补充资料，而在1953年以“隆美尔战时文件”（The Rommel Papers）为书名出版，就实质而言，也几乎无异于回忆录。

　　这三本书都是50年代由我译成中文，首先在《军事译粹》杂志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说起来这已经是40年前的往事，现在要想看这些书可能只有向旧书市场中去寻找。现在有出版社有意将三书重印发行，我感到非常高兴并乐观其成。为什么这些回忆录仍然有重印的价值呢？我想以一位花了40年光阴钻研战史和战略的学者身份来提出若干解释。

　　欲通兵学必读历史，因为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只能透过前人的经验来学习。回忆录又是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部分，能够提供其他历史著作所不能提供的资料。战争的主角还是人，而尤其是指挥作战的人，即所谓“将”。最好的历史对于各将如何指挥，如何决策也只能做客观的描述或分析，但无法真正表达其内心中的思想。只有当事人现身说法，始能使真相大白。简言之，历史的记载往往不免简化、浓缩、生硬，好像没有血肉的骨架，但回忆录却是由血、泪、汗交织而成的真实故事，具有启发性和人情味，对于心智的运作、意志的发挥，都有其详尽的自我表白。

　　所以只有读名将的回忆录始能了解名将之所以为名将。诚如李德哈特所云，读古德里安的书就好像是坐在他的指挥车中，亲自看他如何指挥一样。凡是喜欢研究战争的人，而尤其是青年朋友，我敢凭我个人40余年来的治学经验向你们推荐这三本德国名将回忆录。它可以帮助你们了解什么是真实的战争，同时也让你们亲自感受到战争的滋味。经常有人指出历史比小说更奇妙，而我则说读名将回忆录要比看任何小说都更过瘾。

　　钮先钟

　　1994年4月写于台北

　　序言(1)

　　在这本书里面，一个曾经大规模创造历史的人，亲自把他怎样用一种新观念来形成历史的真实故事讲给我们听，而这一段历史的结束却也完全在他个人意料之外。古德里安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是一个具有极重大影响的人物。没有他，也许希特勒在刚刚发动战争的时候，就可能早已失败了。因为在1930—1940年之间，一般说来，德国的力量是并不足以击败任何强国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胜利，其惟一的原因就是装甲兵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古德里安一手建立和训练成功的，而且在战争中，他不顾希特勒个人的疑惧和他上级的警告，独立大胆地去领导装甲兵作战，所以才终于获得了空前的大胜。古德里安的色当突破战，和他那直趋海岸地区的迅雷追击，事实上就完全决定了法兰西战役的命运。

　　一年以后，他在东线战场上所领导的追击几乎又促成了苏联陆军的总崩溃，但是这一次又由于上级的迟疑延误，以至于寒冬到了而仍没有把敌人解决，所以坐令苏联人得到了一个喘息恢复的机会。斯大林可以卷土重来，他的实力与日俱增，而德国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了。希特勒在1942年的攻势虽然也很可怕，但是已经远不如前一年了。在斯大林格勒失败之后，德国力量的衰竭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等到美国人参战之后，他们的覆亡就已经是定数难逃了。

　　所以古德里安所制造的初期胜利，其所引起的后果比不胜利还要更坏。太早的开花在最后结实的时候就变成了苦果了。

　　古德里安本人对于这个苦果的味道早就尝到了，因为在1942年的年底，他就主张暂行退守而与希特勒冲突，遂被免职。以后局势日非，他才又被召用，到了他出任参谋总长的时候，战局是已经绝望了。所以他是命定了要做败军之将的。

　　这似乎是一种报应，但是却不影响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应用一种新观念来重铸了这个历史，而这个观念是他发起的也是由他个人来执行的。西欧的征服固然不能垂之于永远，但是它却改变了历史的形态，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将来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很清楚的，虽然我们还不能够预言将来会怎样的演变。

　　古德里安的书对于一个专家的“心”和这个“心”是怎样工作的，有很详尽的“自我表白”，这也是最有趣味的一部分。他比一般的专家具有更多的幻想力，但是这个幻想力的实施却几乎完全是在他职业范围之内，而他那疯狂的热心更增加他集中力的强度。

　　古德里安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他倾全力去发展一种技术，正好像一般工艺家一样的冷静。要了解他，就一定先要能够了解一个纯粹技术家的心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他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希特勒欢喜新的军事观念，尤其是战车的观念，所以古德里安最初对于他当然会表示好感。一直等到他最后和希特勒有了密切接触之后，他才打破了他的幻想。

　　凡是读过他这本回忆录的人都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战争的原因从未表示过怀疑。军人在尽忠职守的时候，是不会有怀疑的。他是一个标准军人，他只会觉得他的国家是对的，他是为了抵抗可能的侵略者而战的。他这种观念也许会为读者所不能谅解，但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军人多数都是持和他一样的看法的。

　　而且，全世界的军人都是一致服膺“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一句古训的，所以他们对于攻守二字的看法，不过只是两种可以互相交换运用的战术观念而已，对于侵略与否的问题，却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君子可欺之以方，在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压力之下，军人们是最容易闭口不言的。军人们所受的训练就没有教他们去拆穿国际纠纷背面的真相，假使他们一心想去研究最后的结果，那么眼前的工作也就无法做了。固然在研究和指导整个战争方面，需要有军事哲学家的存在，但是在军事组织以内，一颗过分博考深思的心却是不太适宜的。

　　在战场上作战的指挥官，对于他的行动不应该想得太远，即令他有时间那样做，过分深远的思虑只会使人引起麻木之感。在实战的时候，为了达成任务起见，他们的思想应该只以如何有效地完成目前的工作为限。诚如古诗中所说的：“他们不研究为什么的理由，只是埋头工作和视死如归。”任何国家的军事组织都不能够违背这条经验律。当军人们开始对于他们为什么而战的理由表示怀疑的时候，这支军队不久就会崩溃了。

　　要指摘古德里安的思想是一种“至死不悟的黩武主义”，那是太容易了，但是我们却最好还是承认他这种基本想法正是一个军人所应有的态度。他在今天也并不放弃他的旧观念，以来阿好取容，这正是表示他为人正直的地方——这种个性使他过去和他的上级及希特勒发生过很多次的争执，但也因为具有这种刚强不屈的个性，才使他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军事改革家和指挥官。

　　这本书是德国方面所发表过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充实、最真实和最富有启发性的个人回忆录。它的内容是如此的详细，具有史料价值，而在写作方面是如此的坦白和热情，使人读下去有一种轻快之感。

　　古德里安在开头各章中，说明了当他草创装甲部队和发展闪击战技术的时候，曾经遭到许多的阻力。这对一般的读者来说一定会感到惊异，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德国的参谋本部一向是以具有远见和行动统一著称的。

　　序言(2)

　　他对于1940年各次战役的描写，使人觉得就像坐在他的指挥车里看他如何指挥装甲部队，如何紧迫敌人。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更像是一个梦境的重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发生以前，我就已经想象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象，可是大家却都说那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古德里安对于1942年侵苏战役的叙述，为历来所仅见的最详细的记录。对于德国高级指挥部里的意见冲突和苏联的冬天都有极生动的描写。以后他就被免职了，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他又重被召用，负起重新改组装甲部队的职责。他对于德国为什么未能阻止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原因，也有新的解释。

　　当情况已经变得毫无希望的时候，他才做了参谋总长，这个时候他的指挥范围还只限于东线战场，而且希特勒又遇事都要加以干涉。所以古德里安事实上是已经回天乏术，但是这却也让他获得了一个接近希特勒的机会，而使他对于战争末期的希特勒，有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古德里安对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其他要人都有一个详细的个性分析——这一章可能是全书中最有趣味的一章。

　　这种分析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古德里安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虽然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时常的直接表现出来。幽默感在德国军人圈内是不常有的，所以就更难能可贵了。

　　虽然古德里安并不能够挽救第三帝国的灭亡，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足以使他在军事方面建立一个不朽的名誉。对于“立功”的人们而言，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由他们所能形成的历史影响而来加以决定的。古德里安的成就——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争本身的影响——已足以使他成为第一流的名将了。虽然在名义上，他始终没有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但是他把装甲兵力独立使用的观念应用得如此的充分，而且得到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在战争的记录上都是无可比拟的。

　　很明显的，他具有了历史上一切“名将”所共有的气质。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随时能够找到奇袭的机会使敌人措手不及；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迅速无比使敌人无喘息之余地；他懂得如何把战略和战术配合使用；并且他能获得部下的拥戴，使人乐于为他效死。此外他还有许多惊人的成就，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除此以外，古德里安还具有创造性的幻想力——这是一个“天才”的基本条件——在军事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多数的名将都只是以使用他那个时代所已经习惯的工具和技术为满足，只有极少数的天才会去追求新的工具和方法。新武器的发明常是由于“圈外”的发明家所引起的——常常是文人。新战术的发展常是由少数的军事思想家所领导，逐渐地把他的影响传播给下一代的具有进步头脑的青年军人。所以创立理论的人是很难有机会试验自己的理论的，可是古德里安却偏偏得到了这个机会。把他的幻想力和精力结合在一起，就使他对于这个机会可以充分地加以发展——因此就获得了一个革命性的结果。

　　李德哈特

　　背景与青年时代1888年6月17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维斯瓦河（Vistula）边的库尔姆（Kulm）出生。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Friedrich Guderian），他当时是第二波美拉尼亚轻步兵营（Pomeranian Jaeger Battalion）的一名中尉，1858年8月3日生于图霍拉（Tuchel）地区的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我的母亲，闺名是卡拉娜·克尔齐霍夫（Clara Kirchhoff），1865年2月26日在库尔姆附近的尼姆克瑞克（Niemczyk）出生。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而追溯我的先世，所能发现的也只有地主和律师这两种职业。只有我的父亲才是惟一一个正规军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里兹（Fritz）也降生了。

　　1891年，我的父亲因为军职的原因，调驻阿尔萨斯（Alsace）州的科尔马尔（Colmar）地方，我自六岁起就在那里入学读书。到了1900年他又调驻洛林（Lorraine）州的圣阿沃尔德（St.Avold），由于那是一个小地方，没有高级中学，所以我父母就必须将我送入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里去求学。因为我的父亲收入有限，而且又希望他的两个儿子未来都以军人为职业，所以他就决定把我们俩送到军校就读。1901年4月1日，我们弟兄两人就进了巴登（Baden）地方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幼校，一直读到1903年4月1日，我才转学到柏林附近，大光野（GrossLichterfelde）的中央军官学校，两年后，我弟弟也转到这所学校就读。1907年2月我毕业了。当我今天回忆起当年教我的教官们，就不禁满怀感佩之情。我们在入伍生团中所受的训练，当然是以严格的军事纪律生活为主，但是它的基础却是建立在仁爱和正义上面的。我们的课程是以最新式的实科中学为标准，特别注重近代语文、数学和历史方面的学习。这些课程为学生们的人生提供了一项良好的准备，使得军校毕业生的文化程度绝不比一般学校毕业的稍有逊色。

　　1907年2月，我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比奇（Bitche）的第十汉诺威（Hanoverrian）轻步兵营，充当见习官，这个营的营长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直到1908年12月才被调走。这个意外的好运使我在离家六载之后，又可以暂时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1907年4月间到12月间，我在梅斯（Metz）再受了一次短期训练之后，就于1908年1月27日接到了少尉的委任。从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我都过着一个很愉快的低级军官的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们的轻步兵营被调回它的故乡，汉诺威省，去担任驻防的工作。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格丽特·哥尔尼（Margarete Goerne）订了婚。我们在1913年10月1日才结婚，自此以后她就一直是与我共甘苦的贤内助。

　　我们新婚后的快乐生活不久即为战火截断，自1914年8月2日起，在以后4年中，我一共只回家度过一次短短的假期。1914年8月23日，上帝赐给我们第一个儿子海因茨·顾恩特尔（Heinz Gunter），1918年9月17日，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Kurt）。

　　我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病故了。他的逝世使我在军人典型和人格上失去了效法的楷模。我的母亲比父亲多活了16年，于1931年3月间逝世，结束了她充满慈爱的一生。

　　当休战条约签字的时候，我正在东线战场方面担任防御任务。最初驻扎在西里西亚（Selesia），后来调往波罗的海地区。在本书所附的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到我半生戎马生活的大致经过。年表中记载着，一直到1922年为止，我都在队职与幕僚两者之间讨生活，我本是步兵出身，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我在驻科布伦茨（Koblenz）的第三通信兵营服务的时候，负责包括无线电作业在内的诸多工作，我由此学会了不少有关通信的知识，这项经历在我日后着手建立一支新兵种的时候，充分发挥了它的价值。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

　　我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日子里，主要的活动都与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原是轻步兵出身，而且也未受过任何的技术训练，但是命中却注定了我一定要和“摩托化”的问题发生密切的关系。

　　1919年秋天我从波罗的海地区回国之后，有一个短时间是在汉诺威的第十旅中服役。在1920年1月，我又回到我从前的轻步兵营中担任一名连长。虽然我在1920年1月以前曾担任过参谋本部的工作，但是当时我实在不敢妄想再重回到那种职务，因为第一，我离开波罗的海地区的时候，国家的处境非常恶劣；第二，在一个军备受限且总额仅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要想迅速地升迁更是绝对的不可能。所以当1921年秋天，我那可敬佩的团长，阿姆斯贝格上校（Col.von Amsberg），问我是否愿意重回参谋本部去工作的时候，那简直使我感到惊喜过望。我立即表示我愿意去，可是以后却仿佛石沉大海，好久都没有消息。一直等到1922年1月，斯徒普朗格中校（Lt.Col.J.von Stulpnagel）才从国防部的陆军参谋本部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慕尼黑去报到。从他的口中，我才知我已经被调到运输兵总监部（Inspectorate of Transport Troops）去工作，因为该部总监柴希维兹将军（Gen.von Tschischwitz）曾经要求调派一个参谋本部军官到他那里去服务。我的调职命令是自4月1日开始生效，但是为了使我在任职之前先对运输部队的实际业务有相当的了解起见，所以先派我到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去实习；因此我马上就要去到任。

　　我对于这个新职务感到非常愉快，于是我立即到慕尼黑去向该营营长鲁兹少校（Maj.htmutz）报到。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和他常常在一起工作，这个人深得我的敬佩，他对我的态度一向是非常友好的。我被派到第一连去服役，连长是魏末尔上尉（Capt.Wimmer），他原是一位空军人员，后来还是回空军去了。鲁兹少校在我到任的时候就向我解释说，将来我在国防部内的工作一定是与摩托化运输部队的组织及使用有关系的。我在慕尼黑的工作就是为这种业务做一个基础的准备。鲁兹和魏末尔都尽其所知的把他们的一切业务知识传授给我，而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的新东西。

　　1922年4月1日，我到柏林去向柴希维兹将军报到，非常热切地想知道他对于我这个新幕僚的工作有些什么指示。他向我解释道，他原先是准备以摩托化运输部队的使用作为我的工作范围。但他的参谋长皮特少校（Maj.Petter）却另有主张：说我应该先去研究摩托化运输的各种问题，例如工厂、加油站、技术工作，最后甚至于还包括公路的工程问题以及其他的运输工具等等。我当时不免吃了一惊，我就向将军报告说，我对于这些专业的技术问题实在是毫无准备，而且以我的能力也绝对无法胜任。将军却回答我说，他本来的见解也是与鲁兹少校相同，但是他的参谋长却以条文法规为根据，坚持参谋人员的工作支配是他的权限，连总监也无权过问。我要求仍准我重回步兵营去服务，但是也被拒绝了。

　　于是，我开始踏上了一个技术性军职的生涯，我只好努力奋斗寻找出路。除了几件没有办完的公事以外，我的前任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惟一的救星就是有几个资深的同事，他们不仅精通业务而且对于档案也十分熟悉，并且他们都肯尽量地帮助我。我的工作极富教育价值，在这个岗位上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在以后对于我都有极大的用处。不过最有价值的事情却还是柴希维兹将军所主持的有关用摩托化车辆运输军队的研究计划。由于这种研究和小规模演习的结果，才使我第一次认识了摩托化部队的实用性，并激励我全心投入这项研究。柴希维兹将军是一位要求严格的长官，他对于极小的错误也不肯放松，他最注重“精确度”，为他工作实在是一种极好的训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摩托化车辆运输部队的例证非常的多。不过这种部队的运动却大多都是使用于一条固定战线的后方，从来没有在运动战中直接紧跟着敌人来运用。德国现在是处于无防御的状态中，所以假使有任何新的战争发生，则势必无险可守，因此就必须要依赖机动性的防御。针对在机动战中摩托化部队的运输问题，不久就又引发出对这种运输方式的保护问题。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办法就是“装甲车辆”，所以我就想从战史中去寻找使用装甲车辆的先例，因此我就和福克汉中尉（Lt.Volckheim）发生了接触。他是在我们这个小型陆军中，惟一搜集装甲兵资料的专家。他汇集了一些运用极有限的德国装甲车资料，和敌军战车兵力在大战期间广泛运用的情形。他把某些资料提供给我用，虽然在理论上还是不够，但是却使我获得了一个工作的起点。英法两国对于这些问题具有更多的经验，而且所发表的文献也很多。我就把这些书都搞到手，仔细地加以学习。

　　在此领域最主要的还是英国人的著作，福勒（Fuller）、李德哈特（Liddell Hart）、马尔特（Martel）等人的著作最能引起我的兴趣，因此成为我的重要精神食粮。这些有远见的军人对战车有着一番新的见解，而不仅仅是将之当作一个步兵支援武器看待。他们能认识到所处时代已有逐渐摩托化的趋势，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时代的先驱者，发展出来一种大规模的新型战争理论。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2)

　　从他们的书上我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使用，例如康布雷之战（The Battle of Cambrai）。李德哈特强调使用装甲兵作远距离的突击，向敌人的交通线发动攻击，而且他还建议成立一种结合战车和装甲步兵单位的装甲师。这些观念深植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就企图将它加以发展，以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陆军。所以我们以后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要感谢李德哈特上尉的建议。

　　在一个盲人的国家中，有一双明亮眼睛的人就有资格做皇帝。因为还没有别人研究这些问题，所以不久我就居然获得专家之称了。我曾在《军事周刊》（Militar-Wochenblatt）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也更使我薄有浮名。这个周刊的主编阿托克将军（Gen.von Altrock）常常来看望我，并且鼓励我就这一方面多写文章。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军人，非常希望他的刊物能够多发表研究当代军事问题的文章。

　　通过这些活动又使我们认识了奥地利人黑格尔（Fritz Heigel），他是《战车手册》的著者，我曾经提供他一些有关战术的资料，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正直的日耳曼绅士看待。

　　在1923年到1924年的冬季，勃劳希契中校（Lt.Col.von Brauchitsch）——就是未来的陆军总司今——主持了一个演习，其目的就是要试验使用摩托化部队与空军合作的可能性，这次演习引起了“陆军训练处”的注意，而最后的结果是我被提名担任战术及战史的教官。在经过了一次考试之后，我就被轮派到各部队中去担任教官的工作。在1924年的秋天，我又被派到第二师师部，那时的师长正好是柴希维兹将军，这是他第二次又做了我的长官。

　　不过在没有去到任之前，我却还要在纳兹美尔上校（Col.von Natzmer）——现任的总监，领导之下负责进行一个整套的演习——纸上和地上的都有。其目的是要证明战车可以和骑兵配合担负搜索的工作。在演习中我们所仅有的装备就是一种“装甲部队载运车”，这种车辆是凡尔赛条约所准许我们拥有的。它虽然是四轮驱动的，但是由于重量和它原有设计目的的限制，使它只能在道路上活动。可是我对于我的演习结果还是深表满意，在报告书的结论上我表示，我希望由于我们的努力，在将来可以把我们的摩托化部队由勤务兵种转变成战斗兵种。不过，我的总监却并不同意我的见解，他很粗鲁地向我说道：“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

　　于是我就到驻什切青（Stettin）的第二师部去报到，我的任务是教导那些将来准备担任幕僚工作的军官们战术和战史。我对这个新职务感到相当的吃力，需要很努力地工作。我的学生都是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所以我给与他们的练习都事先需要做周详的考虑，一切答案都曾经慎重地加以设想，而我的讲授也是以清楚扼要为原则。在战史方面我特别注意到拿破仑在1806年的战役，这个战役在德国方面是不太为人所重视的，但是由于德国人在这场战役中的惨败，并且它是一个在机动战中指挥部队的好战例，所以实在是一场深具启发性的战役。我同时也讲到1914年秋天，德法两国的军骑兵的战史。把1914年的骑兵战术做深入研究，对于我自己的理论发展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我在战术练习和兵棋演习中常常借机会发表我的新观念，结果使我的顶头上司霍林少校（Maj.Horing）也注意到了，所以在他的报告中就提到我在这一方面的特殊专才。由于这个原因，在三年教官生活之后，我又被调回国防部，在运输司服务。我的这个职务是新设立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用卡车运兵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当时所仅有的运输工具。很明显的，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此领域获得极佳成就——例如凡尔登（Verdun）之战——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都是在固定阵线掩护之下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中，一个师并不需要把它的炮兵或其他的重装备都一同送到战场上去。而我们的问题就更困难，在机动战争中，连同炮兵在内的全师一切装备，都要用卡车装运，那么车辆的数量将会增加太多。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的人比较占多数。

　　1928年秋天，运输部队的训练主管斯托特迈斯特上校（Col.Stottmeister），要求我去兼任他们的战车战术教官。我的上级也批准了我的此项兼职。所以我又回来研究我的老问题，虽然仍旧只是从理论方面来着手。我对于战车完全没有实际的经验，到这个时候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辆战车的内部是怎样的。而现在居然叫我去担任战车战术的教官，所以我事先必须仔细地准备，把一切可以弄得到手的资料都加以详细地研究。现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已经有很多，而其他国家的最新发展也在他们的操典教范中可以找得到，因此我这一次研究战车理论就要比上一次容易得多。至于实际经验方面，我们在演习中所使用的都只是“模型”。最初所使用的是帆布制的模型，用人力来推动，现在至少我们已经有了铁制的模型，而且是摩托化的。感谢第九步兵团第三营的协助，使我们在战术演习中获得很多的便利。在这些演习中，我又认识了一个人，第三营的营副温克（Wenck），以后他与我在工作上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系统地进行我们的工作，用战车排、战车连、战车营等等的组织，显示把战车当作一个战斗单位的可能性。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3)

　　虽然我们在实地演习方面的机会是如此的有限，但是它已经足够使我们明了战车在近代战争中的地位，并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更明确的概念。使我更快乐的，是我被派到瑞典去做四个星期的访问，在那里使我有机会看到德国最新式的LK-Ⅱ型德制LK-Ⅱ型战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才开始制造，但是在战场上却并没有使用过。这种战车以后卖给瑞典人，在1918年，瑞典人就用它们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战车部队。的演习，并且亲自驾驶它。

　　我和我的妻子经过丹麦到瑞典去，途中在哥本哈根和它美丽的郊区度过了几天有趣味的日子，我们对于托尔瓦德森（Thorwaldsen）的雕刻的美感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而站在埃尔西诺（Elsinore）的花台上面使我不禁回忆起《哈姆雷特》（Hamlet）中的诗句。

　　在天地之间有许多东西，霍拉提阿（Horatio），那是你的哲学中所梦想不到的。

　　当我们站在花台上的时候，日光正照在海峡的上面发出闪闪的光亮，使那些古老的铜炮都现出碧绿的颜色，不过却并没有幽灵出现。

　　我们自穆塔拉（Motala）坐船，经过了约塔（Gota）海峡和瑞典的湖沼。有一天晚上我们离船去访问弗内他卡尔卡（Vreta Chyrka）的著名古修道院。第二天我们就到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美丽的北欧威尼斯。

　　我被派到约塔防卫部队第二营去考察，营长布仑上校（Col.Buren）很友善地对我表示欢迎。我又到克林斯波尔上尉（Capt.Klingspor）所指挥的连部中去，这个军官后来与我发展出极密切的友谊。凡是与我有所接触的瑞典军官对于他们的德国客人都一致采取坦白和真诚的态度，他们对我们的招待十分周到。当我们出外演习的时候，常常被邀请住在他们的宿舍里。

　　我对这一次访问瑞典的经过，始终具有愉快和感谢的记忆。

　　我在1929年逐渐确信无论单独使用战车，或是与步兵协同作战，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根据我的战史研究、英国人所做的演习，以及我自己用模型演习所得来的经验，使我明了除非其他一切支援的兵器也都具有同样的速度和越野能力，否则战车绝不能够产生充分的效力。在各种兵种的组织中，战车应居于主要的地位，其他的兵器则都应配合装甲兵的需要而居于辅助的地位。把战车编在步兵师里面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所需要的是一种内含一系列支援部队的装甲师，使战车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战斗威力。

　　在1929年的夏季纸上演习中，我曾经以构思中的装甲师部分兵力作基础，拟定一次极为成功的演习，使我自信所走的路是正确的。可是现任运输兵总监斯徒普纳格（Gen.Otto von Stulpnagel）将军却禁止在理论上使用超过一个团以上的装甲部队。照他的看法所谓装甲师（Panzer Division）简直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梦。

　　1929年秋天，总监部的参谋长鲁兹上校，我在慕尼黑时候的老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去担任一个摩托化营的营长，我说我愿意去，于是在1931年2月1日，我就做了第三摩托化营的营长。这个营一共辖有四个连：第一连、第四连和营部驻在柏林的兰克维兹（Berlin-Lankwitz），第二连驻在多贝利兹-艾尔斯葛伦特（Doberitz-Elsgrund）的军事训练地区内，第三连则驻在尼斯（Neisse）。当我就职之后，鲁兹上校就帮助我解决了装备问题：第一连所使用的是装甲搜索车，第四连所使用的是机车，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装甲搜索营的核心。第二连的装备是模型战车，而第三连则被改编为战防炮连，所配备的武器也是木制的假炮。虽然第一连具有足额的老式装甲部队载运车，那是凡尔赛条约准许我们可以保有的，但是为了避免它们的耗损，我们在演习的时候，总还是使用模拟的模型装备，只有第四连的装备是全新的而且备有机关枪。

　　利用这种七拼八凑的单位，我现在就开始集中全力来进行各种的野外演习，虽然我所指挥的是这样小的一个单位，但是我仍然非常的愉快，因为我至少可以有自主的机会。所有的官兵对于他们的新任务都十分的热心，他们对于在这个10万陆军之中担任单调的供应勤务，实在是已经够腻了，不过我的上级的态度却很使人失望。现任的运输总监对于这个新单位极度缺乏信心，他甚至禁止我们和这个地区所驻的其他部队举行联合的演习。当第三师举行演习的时候——在建制上我们是隶属于该师的——我们所使用的单位被限制不得超过一排以上。第三师的师长斯徒普朗格将军，就是那个打电话通知我到慕尼黑去报到的人，对我甚表同情。这位杰出的将才对于我们所想做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尽量地给予我们以协助。在演习完毕之后，他以公正的态度对我们的成绩施以相当的好评。不幸得很，1931年的春天，斯徒普朗格将军因为与国防部意见不合而退役了。

　　在同一个春天中，我们的总监斯徒普纳格将军也离开了我们。在他临走的时候向我所作的临别赠言是这样的：“你是太性急了。请相信我的话，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别想能够看到德国的战车会做正式的行动。”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的怀疑主义却阻止了他做任何决定和采取行动。他对问题有完整的认知，但是却找不到解决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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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任的人就是他的参谋长，鲁兹将军。鲁兹也是一个聪明人，他具有丰富的技术知识和优越的组织才能。他认清了我所努力提倡的新战术发展的优点，并且完全支持我的意见，他任命我做他的参谋长，1931年秋天我就去接任了这个新职。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是在努力的工作之中，并且不时遭遇到工作上的瓶颈，但无论如何，这几年的收获很丰富，这也是我们的装甲兵开始成形的时候。

　　我们确信装甲兵的未来发展，其指向必定是使它们变成一种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武器。所以它们的组织应以装甲师为基准，再进而组成装甲军。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说服其他的兵种和陆军总司令都承认我们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没有人肯相信这个摩托化的部队——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勤务部队——能够在战术上，甚至于战略上产生一个新型有效的观念。那些资格较老的兵种，尤其是步兵和骑兵，仍然自视为陆军最主要的兵种，步兵仍然自称为“战争中的皇后”。因为10万人的德国陆军中根本上就不准保有真正的战车，所以没有人曾经实际看见过我们所大吹大擂的新武器。当我们利用那些铁皮所制成的模型从事于演习的时候，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感觉非常好笑，他们觉得我们很可怜，对于我们所说的话当然更认为无认真考虑之必要。其结果是他们最多只是把战车当作一种步兵的支援武器，而对于战车是一种主要的兵种的新观念，则完全持否定的看法。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骑兵总监部，我广泛地向骑兵当局们征求意见，问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准备担任其他部队的搜索兵力，还是计划组成重骑兵，准备自己单独作战。当时的骑兵总监黑尔希堡将军（Gen.von Hirschberg）表示他们的目的是重骑兵，并且愿意把战略搜索的工作转移给摩托化部队。于是我们就决定训练我们的装甲搜索营来担任这种工作。最后，我们希望在每一个步兵师的建制中，都成立一个摩托化的战防炮营，因为我们认为要想有效的对付敌人的战车，所有的战防武器就应该具有同等的速度和机动性。

　　不久，克罗亨豪尔将军（Gen.Knochenhauer）继任了骑兵总监，他是步兵出身，他对于他的前任所已经让与我们的地盘，就想加以收回。在10万人的陆军中，一共有三个骑兵师，他把它们组成一个骑兵军，同时企图把战略搜索的任务再抢回去，并且还想接受我们的新发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有很多的骑兵军官渗入了我们这个年轻的单位，这种争斗时常变得很激烈。但是最后，新观念的建立者还是战胜了反对派；内燃机还是战胜了马匹；大炮还是战胜了长矛。

　　与组织和使用同样重要的就是装备问题，它使我们放弃了理论而走上实际的途径。在技术方面先就曾经做过一些准备工作。自从1926年以来，在国外就已经设立了一个试验站，使新型的德国战车可以在那里试用。兵工署曾经和几家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制造两种中型的战车和三种轻型的战车。每一种型式都已经制成两辆原型车，所以一共已推出10辆战车。中型战车上的炮是75mm口径，而轻型则为37mm。这些样品不是用装甲打造的，而是由软钢制成。它们的最高速度都在每小时22英里左右。

　　负责监造的军官是皮尔纳上尉（Capt.Pirner），他曾经煞费苦心地把一些近代化的要求应用到这些新模型上面去，其中包括高效率的引擎、能够全向位射击的炮塔主炮和机枪、足够的底盘距地高度和优良的机动性等等。这些目标大致都已经达成。在另一方面，这些模型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车长都坐在紧临驾驶员后方的车身里面，他的后方和两侧几乎完全没有视界，而且很容易受到履带前段阻隔，同时也没有无线电设备。固然20年代的战车构造，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旧式战车，已经有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但是对于我们理想中的战术要求却还是差得很远。我们不能轻率下令照着这种试验的模型展开大量的生产，新型战车的构造必须要精益求精。

　　对于装甲师的最后装备，我们认为需要两种型号的战车：一种是轻型的战车，它配备一门可以洞穿装甲的火炮和两挺机关枪，一挺装在炮塔里面，一挺装在车身里面；一种是中型的战车，它配备有一门大口径火炮和两挺机关枪，配置方式和轻型战车一样。一个战车营的编制是三个轻型战车连，和一个中型战车连。中型战车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支持轻型战车作战，另一方面射击那些轻型战车上小口径火炮所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在炮的口径问题上也与兵工署和炮兵总监部的意见不同。他们都主张轻型战车使用37mm口径的火炮就足够了，可是我们强烈主张采用50mm口径的，因为我料想不久外国的战车都会采用较厚的装甲，所以火炮口径较大则可以较占优势。不过，因为步兵早已装备着有37mm的战防炮，为了生产上的便利和装备单一化起见，我和鲁兹将军只好放弃我们的主见。大家都同意在中型战车上装置75mm口径的火炮。这些战车的总重量都不超过24吨，主要的限制因素就是德国公路桥梁的载重量。速度的要求被定为每小时25英里。每一种战车的乘员都是五个人：一名炮手、一名弹药手和一名车长都位于炮塔里面（车长的坐位比炮手要高，他拥有一个全向位视线的特制小型指挥塔），驾驶员和无线电员都坐在车身里面。人员在战车中的联络都使用喉头麦克风。战车与战车之间则都有无线电的联系。把这种新型的战车和旧式的战车模型做一个比较，就可以认识到战车在未来的战略和战术中将会要居于一个什么样的新地位。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5)

　　当我们拟定这些长期的计划时，我们心里十分明了可能要等很久的时间，我们的新型战车才会正式问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建造一种训练用的战车。我们自英国所购入的卡登-路易式（CardenLoyd）小型战车的底盘就很适合于这种用途，实际上它本是为了作20mm高射炮的载运车而设计的。它的尺寸仅能加装配备有机枪的小型炮塔，虽然有这样的弱点，但是它在1934年就可以开始使用，至少可以供我们作演习之用，以候我们真正战斗战车的出现。于是我们就决定生产这种号称“Panzer Ⅰ”型的战车。在1932年的时候，绝对没有人会料想到将来我们还会使用这种小型的训练战车来作战的。

　　我们所规划的主要型式的战车，因为生产上的困难，拖延的时间远超过我们原来的想象。所以鲁兹将军就决定制造第二种应急的战车：这就是所谓“PanzerⅡ”型，它配备一门20mm炮及一挺机枪，由MAN公司负责制造。

　　在1932年的夏季，鲁兹将军第一次组织了一个包含加强步兵团和战车营的混合演习——当然，战车营所用的装备仍然还是模型。不过，这是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后，德国第一次拥有了正式的装甲搜索车，这种车辆是照我们的规格所建造的，车上配备装甲，使用六轮卡车的底盘。从前小孩子们总是用他们的铅笔戳穿我们模型战车的帆布外壳，以窥察它内部的究竟，但是这一次却使他们失望了。从前步兵们也总是利用棍棒和石头来防御我们的假战车，如今也被装甲车制服了。甚至于刺刀也不是战车的对手。

　　在这一次演习中对于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所有可能性都曾经加以试验。骑兵方面对于我们的演习曾经发出过一些相当不客观的批评，但是我们的成功是如此的明显，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人肯去注意他们那些滥调。事实上，有许多清醒的青年骑兵军官也对我们这种新发展极表兴趣，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他们认清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骑兵只有配备新兵器和采用新方法，才能够使那传统的骑兵战争原理获得返老还童的机会。

　　1932年的大演习是老迈年高的兴登堡元帅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演习。在讲评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使我很感钦佩的，就是这位老元帅非常清楚地了解错误所在。在谈到骑兵军的领导能力方面，他曾经这样说道：“在战争中只有简单才可以获得成功。我曾经视察过骑兵军的司令部，我所看到的却一点都不简单。”他这段评语的确非常中肯。

　　1933年希特勒做了德国的国务总理，德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2月初，在柏林汽车展览会的开幕典礼中，我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并听到他的讲演。德国的首揆亲自主持这样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已经是一件不常见的稀罕事，而他所说的话又更与其他的要人在这种场合所惯说的完全不同。他宣布取消对于汽车的捐税，谈到新的国道计划和准备大量生产廉价的“人民汽车”。

　　勃洛姆堡将军（Gen.von Blomberg）的出任国防部长，和赖兴瑙将军（Gen.von Reichenau）的出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对于我的工作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位将军都喜欢近代化的观念，所以至少在国防部的最高层，对于我的这个装甲兵的理想是表示同情的。此外，我不久就看出来希特勒本人对于这个摩托化和装甲的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我第一次获得印证是在库默斯多夫（Kummersdorf）的兵工署近代兵器展示会上。在这一展示会中我分到了半个钟点的时间，将有关摩托化部队的一切最新发展展示给希特勒看。我展出的兵力有一个机车排、一个战防炮排、一个战车排（所用的就是Panzer I型的轻型战车）、一个轻装甲搜索车排和一个重装甲搜索车排。希特勒对于我们部队动作的敏捷感到十分的满意，他一再地说道：“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一次展示之后，我就深信只要有机会再当面陈述意见，那么这位政府的首脑就一定会批准我这个组织近代化国防军的建议的。我们陆军中严格的公文程序，和反对我的上级长官——这些人隔在我与勃洛姆堡之间——才是我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物。

　　这一次的军力展示在德国政治上也是一个有趣的插曲，自从1890年俾斯麦亲王曾经到过库默斯多夫访问之后，其他的首揆就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这里。这一次希特勒亲临军事演习场，就可以证明他是和俾斯麦一样的重视军事装备的发展。这也代表过去德国的政策仍够不上“军国主义”的标准。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授权法案，把完全独裁的权力交给了这个新任的首揆。只有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他们的这种勇气是很值得称赞的。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法案在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那些投票赞成的政客们对于以后所发生的灾难是绝对难辞其咎的。

　　1933年的夏季，纳粹党卫军的摩托化兵团的领袖胡恩莱（Adolf Huhnlein）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中的一个宴会，据说希特勒也允诺亲临的。有机会看看希特勒与他的忠实信徒们，应该是件极有趣的事，又因为胡恩莱本人倒也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在宴会上希特勒发表了一个讲演，内容是分析革命的历史。这个演说家似乎对于历史是很有研究的，在长达数小时的讲演中，他举例说明任何革命在达到它的目的并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必定会演变成一种进化的程序，现在纳粹党的革命也已经到达历史上的这个转折点，所以他提醒他的信徒们对于将来应该作这样的看法。若是希特勒所说的真正能够实现，那才真是大家所馨香祷祝的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6)

　　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在建立之中，在1933年这一年有相当的进展。利用模型战车所作的一系列试验和演习，已澄清了战车与各种兵器间的关系，并且也更加强了我个人的信念：把战车当作陆军的主要兵器，并且充分配合摩托化的支援部队，这样它们才能够在近代化的陆军组织中完全展现威力。

　　如果说战术的发展还算是差强人意，那么装备方面却是相形见绌了。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的工业已经有数年都没有生产军用的物资了，不仅缺乏熟练的工人，更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因此无法将我们的理想变成现实。尤其是制造高硬度装甲钢板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第一块交货的钢板简直和玻璃一样的脆弱。同样的，我们所需要的无线电装备和光学仪器——凭良心说，那的确需要很高级的技术——也是在经过了相当的时期后，其品质才符合了我们的要求。虽然如此，我仍然坚持战车上所使用的观察和指挥工具都必须是第一流的产品，尤其是后者，因为这项产品我们一直都远比敌人优越，这种优势在将来可能会抵补许多其他的弱点。

　　1933年的秋天，弗里奇将军（Gen.F.von Fritsch）做了德国的陆军总司令。陆军得到了一个好领袖，他是全体军官团一致认可并完全信任的一个人。他具有优美的骑士风度，是位聪明谨慎的军人，对于战术和战略都具有健全的观念。他的技术知识固然并不太丰富，但是他却毫无偏见地准备接受新的观念，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雅量。由于他有这些优点的缘故，每当我和他谈到装甲兵的发展问题时，总觉得他是所有陆军高级军官中惟一的知己。从前他在陆军参谋本部担任第一厅厅长的时候，就对于装甲摩托化的问题很感兴趣。现在他已经跃居高位，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热心。以下这一段小故事很能表现出他平常做事的风格。有一次我正和他谈论到某些有关战车发展的技术问题，他似乎有一点表示怀疑地对我说：“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技术专家都是骗子。”我就回答他说：“我也承认他们是会说谎的。但是只要经过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的技术理想不能变成具体事实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西洋镜也就拆穿了。战术专家也一样会说谎的，但是他们的西洋镜就一定要等到下一次战争被打败之后才会完全被拆穿，到了那个时候却已经是后悔不及了！”弗里奇照平常的老习惯，用手指头转动他的单眼眼镜，然后慢吞吞地回答道：“你可能是对的。”他在大庭广众之间似乎是很害羞的，但是他在知己的朋友面前，却真是议论风生。他具有一种超人的机智，使他的态度真是如春风佳酿一样的醉人。

　　相较之下，那位新任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Gen.Beck），却是一个很不容易接近的人。他的个性很正直，态度非常冷静，也许太冷静了。他是一个旧派的思想家，是毛奇元帅（FieldMarshal Graf von Molthe）的信徒，他希望把这个新陆军的参谋本部改组一番，他认为毛奇在地下有知也会表示首肯。他对于近代的技术问题是一点都不了解，对于参谋本部中各重要位置所提出的人选，当然都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人，所以久而久之，就在陆军的核心当中，自然建立起来了一道反动守旧的障碍物，这才是一个非常难于克服的大困难。他反对建立装甲兵的计划，他希望战车只被当作步兵的支援兵器，而他所同意的最大单位就只是装甲兵旅。他对于装甲师的组建丝毫不感兴趣。

　　为了使贝克将军能够同意建立装甲师和印行装甲部队的训练教材，我在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后终于获得了胜利。最后他甚至于同意成立两个装甲师，可是我却早已坚决主张要同时成立三个师了。我尽量地在他面前夸耀这种新组织的优点，尤其是在战略方面。他却回答我说：“不，不，我不想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对我而言，你们实在是走得太快了。”当我说到，由于近来无线电的发展，尽管用极高的速度前进，也照样可以保持着指挥上的联系，他却完全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在我们的训练教范上面，常常一再重复要求，所有各级的指挥官一定尽可能地身临前线，愈前进就愈好。这个观点他也完全不赞成，他说：“你没有地图和电话，那么你又怎样指挥呢？你读过施里芬（Schlieffen）所著的书没有？”至于说到身为一个师长，即便不实际突入敌阵，也应该尽量接近前线的理论，对于他则更是分量太重了。

　　放下装甲兵的问题不谈，这位贝克将军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军事方面，也都抱着遇事拖延的态度。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随时打算浇人家一瓢冷水。总会因为各项困难而主张一切从长计议。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就是他最自鸣得意的“迟滞防御”（delaying defense）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就已经风闻这种战术的大名。在那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这种战术成为一种基本的原则，甚至于一个步枪排也都要演习这种贝克式的防御战术。这种作战的方式实在是混乱不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令我满意的范例。在装甲师成立之后，弗里奇就完全放弃了这种落伍的观念。

　　1934年春天又成立了一个摩托化部队的司令部，由鲁兹将军兼任司令，我还是担任他的参谋长。此外，鲁兹还同时兼任摩托兵总监和兵工署第六处的处长。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7)

　　在这同一时间内，希特勒到威尼斯去对墨索里尼做了第一次的访问，结果似乎并不太圆满。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召集在柏林的将官、纳粹党的高级干部和冲锋队（SA）的领袖人物训话。那些冲锋队的领袖对于他所说的话反应冷淡，当我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我偶然听到有人在说：“希特勒还得学习学习。”当我发现了党以内的意见都有这样严重的分歧，大感惊异。到了6月30日终于出事了。冲锋队的参谋长罗恩（Rohm），和其他许多的冲锋队中高级人员都被枪决。不仅是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虽然与冲锋队毫无关系，但是因为偶然有反对纳粹党的言行，也都同时被枪决。在这些人中间有前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施莱歇将军（Gen.von Schleicher），他是和他的夫人及僚属布内多将军（Gen.von Bredow）一同遇害的。想为这两位将军提出公开的辩护的企图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仅仅是在1935年施里芬纪念日会餐的时候（这是参谋本部军官一年一度的集会），年老的麦根逊元帅（Marshal von Mackensen）曾经提到这两位将军的荣誉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希特勒在国会中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当时人们都希望纳粹党以后绝不要再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回想起来，当时陆军中的领袖人物未能坚持查明事实真相，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假使他们当时能坚持这样的做法，则不仅是对于德国的陆军，而且对于德国的人民，也都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1934年8月2日，德国又遭受了一个极沉痛的损失——兴登堡元帅逝世了！把他的人民丢弃在一个国内革命的中途上，这个革命的结果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在那一天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

　　那位年老的绅士已不存在了。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都极感悲痛。他对于整个民族，尤其是对于陆军，好像是一个慈父一样，他的逝世在我们民族生命上留下了一个极大的空隙，这必须要经过一段长久艰苦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填满。他的存在对于外国人而言，比任何条约和外交辞令都更有价值。全世界对于他都有信心。我们一向爱戴他，他的死让我们感到万分的伤心。

　　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于希特勒。这个誓词将具有严重的后果！祷祝上帝，希望双方为了德国的福利都能信守不渝。陆军是惯于遵守誓约的，希望这一次陆军也能够光荣地遵守。

　　你的意见是对的。假使各个组织的领袖都利用这个机会无限期地停止一切的典礼和庆祝仪式，并且从此少发表讲演，那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现在所需要的是忠实努力地工作和少说废话。

　　这是我在那一天所写出来的观感，不仅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且也可以代表当时我们大多数军人的意见。

　　1934年8月7日，德国的军人们把这位不朽的元帅和总统的遗体，送到坦能堡纪念场（Tannenberg Memoriae）去举行奉安典礼。希特勒最后所说的两句话是：“死去的战士呀！他现在已经魂归天上去了！”

　　早在8月1日那一天，以授权法案为根据，内阁总理就已经宣布说，在兴登堡逝世之后，总统和内阁总理将立刻并为一体。所以在8月2日那一天，希特勒同时做了国家的元首和三军的大元帅。而且他仍继续兼任内阁总理，所以全国的一切政权就都完全抓在他的手里。从此，他的独裁权就再没有什么限制了。

　　经过了一冬的艰苦努力，到了1935年的3月，我们就知道德国的重整军备是已经确立了。所有的军人对于这个消息都一致表示欢迎，因为这等于是把凡尔赛和约中最屈辱的一部分取消掉了。在英雄纪念日（Heroes’ Memorial Day）那一天的阅兵仪式是由麦根逊老元帅主持，各兵种都有代表去参加这个仪式，新成立的装甲兵也派了几个营去出席盛会，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他们却没有把车辆开去，因为这只是一个徒步的检阅。在筹备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反对装甲兵参加阅兵的仪式，有一位负责的参谋军官向我解释说：“他们所用的是那种短的卡宾枪，恐怕连举枪的动作都不一定能够合于标准。”虽然具有这样“严重”的弱点，我还是选派了大量的人员参加这个盛会。

　　在3月16日那一天，英国武官请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饭。在我准备动身出门之前，我偶然地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个政府公告的广播，那是德国恢复征兵制的命令。那一天我的英国朋友和另外一位陪客，瑞典武官，与我所谈的话大部分都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这两位绅士对于我在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的心境似乎是很能够了解的。

　　在理论上说，我们加速扩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想与我们那些武力充足的邻国，保持平等的地位。但是就实际方面来说——至少在装甲兵这一方面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数量和素质上，都赶不上外国装备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从优秀的组织和领导方面来入手，以期弥补那些缺陷。我们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编成较大的单位，由装甲师以至装甲军，希望用这种组织来抵消我们在数量上的劣势。

　　首先，必须说服我们的军事首长们，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路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极为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934年6月在鲁兹将军领导之下，摩托化部队司令部决定把现有的各单位拼凑起来组成一个装甲师，并对它实施四个星期的训练。这个计划在1935年夏天就开始付诸实行。这个训练师由魏克斯（Gen.von Weichs）将军指挥，它在明斯特-拉格尔（Munster-Lager）演习地集合，照着四种不同的战术任务进行有系统的演习。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训练下级的部队指挥官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战术问题，主要是为了表示大规模的使用战车和它们的支持武器的作战行动，在事实上是绝对可能的。勃洛姆堡和弗里奇两位将军对于这些演习的经过非常有兴趣。鲁兹将军曾经请求希特勒亲临指导，但是由于他的侍卫人员的消极反对，遂终于没有来。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8)

　　这一次训练演习的结果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满意。当那表示演习结束的黄色气球升空的时候，弗里奇上将就开玩笑地说道：“就只是漏了一件事。这个气球上面似乎应该印上‘古德里安的战车，顶好！’的字样。”鲁兹将军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装甲兵司令部的司令。我们原先希望这个司令部也和其他主要的兵种一样，能够获得总司令部（General Command）的权限，但是因为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的反对而没有成为事实。

　　1935年10月15日，三个装甲师就正式成立了：

　　第一装甲师由魏克斯将军任师长，驻在魏玛（Weimar）；

　　第二装甲师由古德里安上校任师长，驻在维尔茨堡（Wurzburg）；

　　第三装甲师由费斯曼（Fessmann）将军任师长，驻在柏林。

　　关于1935年一个德国装甲师的编制可以参看表1。

　　〖〗10月1日我离开了柏林，由中央的幕僚工作又转到部队指挥官的岗位。装甲兵司令部留在鲁兹将军的手里，使我很感到放心。因为参谋本部以内有一部分人是极力反对我们的，我很担心我的继任参谋长是否能够坚强不屈地去反抗他们的压力。新参谋长是鲍卢斯上校（Col.Paulus），他后来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之役升为元帅，并在那里成为苏联人的俘虏。此外我还更担心陆军最高司令部（OKH）中的装甲兵总监部是否会改变我们原先所拟定的发展计划。果然一切不出我所料：参谋总长又获得了胜利。他为了达到密切支援步兵的目的，又成立了所谓“装甲旅”。在1936年成立的第四装甲旅就是被指定担任这种任务。此外，由于骑兵方面也希望对于摩托化部队能够获得更多的控制，所以预定将要成立的新装甲师就暂行停止成立，而另外成立了三个“轻型师”（Light Divisions）。这种轻型师的编制包括有：两个摩托化的步兵团、一个搜索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战车营和其他种种的支援单位。

　　除了“轻型师”以外，又成立了四个摩托化的步兵师，这就是把一个正规的步兵师完全加以摩托化，所以需要相当数量的摩托化运输工具。最后这些摩托化的步兵师被编成了一个陆军第十四军，轻型师则被编成为陆军第十五军，而装甲兵司令部则改为陆军第十六军，下面直辖三个装甲师，而这三个军则又由第四军区所统辖，它的司令部设在莱比锡（Leipzig），司令为勃劳希契将军，今后一切的训练和发展都由他负责指挥。

　　各兵种都有它特殊的颜色，这是表示在肩章上面的。在这个时候，所有战车团和战防营所用的颜色还是原有的红色；装甲搜索营的颜色先改成黄色，以后又改成褐色；装甲师中的步兵团和乘机车的步兵都佩绿色的肩章。轻型师中的骑兵团则仍保持骑兵的黄色；而摩托化步兵团则仍继续用步兵的白色标识。这些事都使步兵总监部和骑兵总监部之间发生过很激烈的争执。

　　我对于这种把我们的摩托化装甲兵力分割使用的办法表示十分遗憾，但是那时候，我却没有力量能够制止这些现象的发展。这些损失在以后也只是补救了一部分而已。

　　由于其他兵种在编制上所犯的各种错误，更使我们在摩托化方面所拥有的有限资源受到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举例来说，陆军总监弗洛姆将军（Gen.Fromm）就曾经命令把所有各步兵团中的第十四（战防）连都加以摩托化。当我向他说明这些连是要和步兵在一起作战的，最好还是保留用马牵引的时候，他却负气地回答我说：“步兵也希望有几辆汽车呵！”我又要求不要把第十四连加以摩托化，而改以将重炮兵营加以摩托化，但是这个建议却又被否决。所以重炮却始终还是用马拖，这个在以后的战争中，尤其是在苏联战场上，造成了许多不幸的后果。

　　发展其他各种有履带的车辆以供战车支援部队应用的理想，始终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顺利。在步兵、炮兵和其他师属单位的密切配合下，战车的野战效能将会明显增加。我们希望有一种轻型的装甲半履带车辆，以供步兵、战斗工兵和救护人员使用；有一种带装甲的自行火炮，以供炮兵和战防营使用；另外还需要数种各种型式的战车，以供搜索营和通信营使用。但是我们各师的装备却始终都没有达到充足的标准。尽管德国的工业界，凭着它那有限的设备，已经是尽量地提高产量，但是它的产品还是不够正在扩张中的摩托化国防军、党卫军和工业界本身的需要。虽然专家们曾经一再地提出警告，但是最高统帅对于某些在政治上有特权的人们所提出的要求，却从不加以限制。当我谈到1941年的军事情势的时候，会再度地提出这个问题来加以讨论。

　　在这个时候我正在维尔茨堡的师部里，和这些问题都只有间接的关系。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我这个新成立的装甲师加以编组和训练，它里面的分子相当的复杂，具有各种不同的军事背景。1935年到1936年的冬天平安无事地度过了。我在维尔茨堡的人缘儿很不坏，而且这个地方的风景又很秀美，我准备在那里买一栋小房子，作久住的打算。

　　在1936年的春天，我们都被希特勒决定重新占领莱茵河地区的计划所骇倒了。因为这种占领只不过是一种军事上的姿态而已，所以并没有使用战车部队。虽然我的装甲师也接到了警戒的命令，并且把兵力集中在明辛根（Munsingen）军事训练地区中，但是战车部队却还是留在正常的后方位置，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紧张现象。在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又都回复到平时的状态。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9)

　　那年8月1日我升任了少将。

　　在那年秋季大演习中，惟一参加的装甲部队就只有一个第四战车团。把这样一个单独的战车团配合在步兵师的结构以内，当然使我们的战斗能力无从表现出来。

　　这一次演习时，许多来宾中间有一位是新自远东归来的泽克特上将（Col.Gen.von Seeckt），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将这种新型装甲部队的观念讲给他听，这是他以前完全不知道的。此外我也和新闻界应邀参观的代表们，谈论到这种新兵种的组织和作战的方法。

　　1937年又平安地度过了。我们正在忙于训练我们的装甲部队，以整师的兵力作各种的演习。在鲁兹将军的指导之下，我在1936年到1937年的冬天写了一本书，书名为《注意！装甲车！》（Achtung!Panzer!）。这本书对于装甲兵的发展历史和我们对于德国装甲兵建军的基本意见，都有所阐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比正常的公文程序，使我们的计划获得更广泛的同情。此外，我为了驳斥一些反对者的意见，又常在专门的军事刊物中发表见解。在1937年10月15日出版的德国军官协会的会刊上面，我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由于其内容把我们的努力和当时各种不同的意见做了生动的描述，所以我认为可以在这里加以节录。

　　使用火力和运动的战车攻击

　　一个外行人每当他想到战车攻击的时候，就一定会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康布雷和亚眠（Amiens）战役中的钢铁巨怪。他会想到许多层层叠叠的铁丝网在战车压力之下，像稻草一样被碾得粉碎；他会记得那些战车如何地突破了堑壕，碾碎了机关枪；他还会记得当那些战车在战场上犁过的时候，排气管中发出红色的火焰，形成一种恐怖的景象，这种“战车的恐怖”常被人认为就是我们在1918年8月8日溃败的原因之一。这种碾路的战术只不过是战车所能担任各种工作中的一种而已——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因为上一次大战在许多评论家的心中所产生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所以使他们仅获得极为皮相的认识，以为战车攻击就必定是把大量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勇猛直前的攻击，将敌人轧碎在它们的履带之下（这对于敌人的炮兵和战防炮的火力都构成一个良好的目标）。不管高级指挥部的企图是怎样，也不管地形是怎样，都应该这样的硬攻。战车的火力一向被低估，战车被当作是一个又聋又瞎的东西，容易因故障而被敌军捕获。同时大家也认为防御者在防御战车方面享有较大优势，所以大家认为使用战车的奇袭已经是不可能了。的确，战场上有许多不利于战车操作的因素，如有烟雾、树木、地形上的种种障碍物，而战防炮和普通的炮兵却可以不顾自己的死伤，而找到他们的目标；而且防御兵力的位置一定是正对着战车准备进攻的地区；他们可以利用强力望远镜透过烟幕和黑暗，而发现敌人，何况虽然他们也戴着钢盔，但是却还是能够听得清楚。

　　照这样看，战车的攻击似乎已经不再有前途。那么是否应该像某一个批评家所说的，战车应该被当作废铁卖掉，所谓战车时代就这们被简单跳过了吗？假使的确是如此，那么一切在战术上翻陈出新的顾虑都可以没有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候1914年到1919年间的阵地战的重演了。不过当你对于地面的情形还没弄清楚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鲁莽地跳下去。除非我们的批评家能够发明一种更新和更好的陆上攻击战术，否则我们必须明确认知，只要运用适当，战车至今仍是一个最好的陆上攻击武器。不过为了使战车攻击的性质更易于明了，我们首先要介绍近代战车的特征。

　　装甲

　　凡是要准备进行激烈战斗的一切战车，其装甲的程度至少要有防御机关枪所射出的穿甲弹的能力。若是为了对付敌人的战防武器和战车，则这样的防护还嫌不够，所以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诸国，它们现在所订制的战车都是具有相当强度的装甲的。举例来说，为了要击穿法国“Char 2C”型战车的外壳，至少要用75mm口径的火炮。假使在第一波的攻击中，攻方的战车能够不为敌人的防御火力所击毁，那么这些战车就可以说是已经克服了它们最危险的敌人，并发挥了战车的威力。由于战防武器多被战车的火力所摧折，所以敌人的步兵和工兵就不会再有多大的抵抗力，甚至连轻型战车也可以很容易地把他们扫荡干净。不过，假设守方能够产生一种有效的战防武器，它的力量可以击穿所有攻方战车的装甲，而且又能够不失时机将这种武器配置在具有决定性的地点，那么战车攻击要想成功，就必须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若是敌人的防御力量不仅集中而且又有足够的纵深，那么这种攻击就可能会完全失败。“矛”与“盾”的争雄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装甲兵也和过去的要塞部队、海军和最近的空军一样，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有精密的计算。事实上，这种争雄的现象将会永远存在着，不过结果却可以时常改变，但若以此为理由而取消战车在陆战中的地位，那么实在是毫无道理。假使我们不用战车，那么难道步兵身上所穿着的军服会比钢甲的抵抗力更强么？

　　运动

　　曾经有人说过：“只有运动才能获得胜利。”我们同意这种说法，所以就想利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技术工具来证明这条真理。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军与敌军接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利用人与马的脚腿、铁路，而最近又有汽车和飞机。一旦与敌军接触之后，则运动能力一般即为敌军火力所限制。为了解除这种限制，所以就必须击毁敌人使之不能发生作用，或使之撤出原有的位置。这个目标可以用优势的火力来达到，在优势火力之下可以使敌人的抵抗崩溃。在静止位置的火力具有一定限度的有效射程。这就是步兵所能利用的掩护火力的极限，当步兵一到了这个极限之后，重武器和炮兵就必须要移转它们的阵地，以使步兵在继续前进时能继续获得火力的支援。此种作战方式需要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因此要准备这样的攻击就一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由于不易掩敌人的耳目，所以奇袭的效果（制胜的重要因素）就很难于达到。即令在最初发动攻击时，敌人尚不知晓，但是一经发动之后敌人就必然会将预备兵力集中起来，以图阻止攻方的突入。因为现在的预备兵力可以摩托化，所以要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其工作比之以前就要容易得多了。因此，在今天以步炮协同为基础的攻击要想成功的话，其机会要比上一次大战更小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0)

　　所以要想成功的话就必须这样：不顾敌军火力的阻挠，尽可能迅速移动，并一直向前运动，使敌人无法建立一条新的防线，最后把攻势深深地带到敌人防线的后方去。主张战车战术的人，认为在有利的环境之下，战车是可以达到这种理想的，而持怀疑论的人则认为“奇袭”已经不再可能，而使战车攻击成功的条件也不会再存在。那么是不是战车真的不能够向敌人实行奇袭呢？不管兵器和技术的新旧，假使能够收到奇袭之效，那么在战争中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1916年，库尔将军（Gen.von Kuhl）曾经向德军最高统帅部建议，要想突破敌阵，则在发动攻势的时候就一定首先要注意到奇袭的因素，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新的兵器和技术能供他来达到这种理想。虽然如此，但是由于奇袭成功，1918年的3月攻势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效果。假使除了普通的“用奇”以外，再加上新的兵器，则奇袭的效果更会大量增加，不过新兵器却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相信战车可以比从前的一切方法，更具有较大的运动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一经突破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向前进展，不至于停滞下来。我们相信只要条件许可，这种运动就一定可以继续下去，这些条件也就是战车攻击成功的条件，例如地形适当便于集中兵力、敌人防线上有漏洞、敌人的战车兵力居于劣势的地位等等。有人指责我们不能在任何的条件之下，都可以获得胜利，有人认为战车没有力量冲破要塞。但是我们却要指出其他的兵种，在许多方面具有的攻击力量比我们还要少，毕竟任何兵种都不会是“万能”的。

　　有人曾经说过，任何武器只有在它新出现和不害怕守方对抗工具的时候，它才会发挥出来它的最高效力。所以炮兵是可悲的了！它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空军也是可悲的了！防空武器的效力日益增强。我们相信任何武器的效力都是一个相对的因素，要看对抗它的兵器效力的大小来决定。假使战车对优势之敌作战——敌人具有更多的战车或是更优越的战防武器——则它可能一样会被击败，会减低它的效力。假使情况正相反，则它可能又会获得惊人的成功。任何兵器的效力不仅是要看对方的力量大小来决定，而且还要看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愿意把最新技术的发展立即作最大限度的利用，使你在这一个时代中总是居于最优越的地位。从这个观念来看，战车就不会自认它已经被其他的武器所压倒了。曾经有这种说法：“守方炮兵的炮弹，其速度要比攻方战车中所射出的为快。”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事实的究竟。可是远在1917年到1918年之间，就已经可以把几百辆战车马上集中在步兵战线的后方，在敌军火力之下一直突入敌阵，为十几个步兵师或骑兵师开路。在达成这种任务时，甚至完全不用炮兵的掩护射击，那就是说敌人的炮兵在事先是一点损失都没有的。仅仅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之下，敌人的炮火才能够对于正在运动中的战车加以重创；而且只要战车突破敌阵之后，敌人的炮兵不久就完全销声匿迹，甚至于对后续的步兵都不会有杀伤力。在上一次大战中，炮兵曾经使用一种准备射击的战术，将所有的炮火都完全事先集中瞄准在假想的危险地区，但是结果也还是失败了。防御的炮火可以使尘土飞扬，烟雾纷起，使战车中的乘员的视界受到相当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是可以忍受的，甚至在平时训练中我们已学会了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事实上现在战车在黑夜和大雾中都可以靠罗盘来定方向，照样的前进。

　　所以在以战车攻击为基础的攻势中，胜利的主角就是战车本身，而并不是步兵。战车攻击失败了，则全部攻势也失败了；若是战车攻击成功，则胜利就已经成为定局。

　　火力

　　装甲和运动不过是战车武器的两个战斗特征而已，而第三个最重要的特征却是火力。

　　战车上的火炮在战车静止和运动时，都可以开炮射击。在两种情形之下都是使用直接瞄准的方法。当战车静止的时候，射程可以很迅速地加以调整，所以只要消耗极少量的弹药就可以把目标击毁；当战车在运动的时候，因为观测上的困难，所以就很难认清目标，不过战车却也有一个长处，就是它的炮位离地面相当的高，在地面上有草木的掩护时，对攻击特别有效。这种高车身，虽引起人家的批评，认为容易成为敌军火力的良好目标，但是对于战车炮手的利益却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运动中要是有射击的必要，则短射程的精确度还是很好的，但是射程一长，速度较高或是战车在不平的地面上行走的时候，精确度就会大幅减低。

　　在任何情况之下，战车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那就是在它向敌阵推进时能带着本身的火力一同运动。我们当然也承认在静止位置的炮火具有更高的精确度，但是只有运动才可以获得胜利！现在战车的攻击是否还是采取过去的碾路战术，对着一个配备着强大步兵、炮兵和战防武器的纵深敌阵，一头直撞过去呢？绝对不是这样的。作这样想法的人，所认识的就只是一种号称“步兵战车”的武器，这种武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完全是以配合步兵为主要的着眼点，这种观念我们实在保持得太久了。我们不能够也不愿意用几个星期甚至于几个月的时间，专门从事于搜索的工作，我们也不愿意消耗过多的弹药。我们所想要做到的，就是利用极短的时间，尽量地深入敌后，以控制敌人的整个防线。我们十分明了战车的火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作“有计划的炮兵准备射击”和“集中火力的轰击”；我们的企图恰好相反，希望用一颗单独准确的炮弹，在一击之下就把目标击毁。因为我们并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教训，即使用最强大的炮兵向敌人轰击达一个星期之久，却依然无法使步兵获得必胜的保证。我们的敌人曾经教会了我们，叫我们了解到，一个成功而迅速的战车攻击，在一个够宽的正面上，从各方面纵深地突入敌人的防御体系之内，其所能获得的胜利要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采取的有限进攻法为大。我们的炮弹一定要对着特定的目标才开始发射，不能像从前那种无的放矢的办法，用弹幕来掩护步兵的爬行。当我们的攻击具有足够的集中、宽度和纵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暴露出来的敌方目标，都完全加以击毁。于是我们就能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足以让我们的预备兵力迅速地钻进去，这是在1918年所不能够办到的。我们所需要的预备兵力也一定要采取装甲师的编制，因为我们不相信其他的部队会具有足够的战斗力、速度和机动力，足以充分发挥出这种攻击和突破的威力。所以，我们并不把战车当作一种辅助性的兵器看待，不再认为它只是帮助步兵进攻的工具。因为假使还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又要回到1916年的情况，而未来的战争在一开始就会形成阵地战，绝无速战速决的可能性了。不管未来敌人的武器是如何的优越，各种口径的火炮在射程和精确度上是如何的进步，炮兵运用在技术上是如何的发展，也都不足以动摇我们的信心。相反的，我们却仍然认定了战车是现代攻击战中的最好武器，我们绝不改变我们的信心，除非技术专家能够把一个更好的武器拿给我们看。虽然有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只有火力才能够为运动开路”，但是我们却还是反对那种耗费时间的炮兵准备射击，因为它将奇袭的效果完全都丧失掉了。相反的，我们相信，结合引擎和钢板的力量，在诸如适当的地形、奇袭和集中运用的重要条件配合下，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准备射击，就能把火力带入敌阵。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1)

　　把大量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也是引起批评的一点。他们说：把所有的战车都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攻击的力量，这种观念是不是正确的呢？如果把战车分配给步兵使用，是否也是值得加以考虑的呢？假使说在今天步兵没有战车就不能够实行攻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种结论说：凡是有攻击能力的武器，凡是能帮助其他兵种前进的武器，自然就应该算是一种主要的武器。至于说战车是否应该配属给步兵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下列的假想战例来作一个澄清的说明：

　　红蓝两军正在对战之中。双方都有100个步兵师和100个战车营。红军方面把所有的战车都配给各步兵师，而蓝军则将其集中编成装甲师，由最高统帅部加以直接的控制。假使战线的长度是300英里，其中100英里是战车所不可能通过的，100英里是战车很难运用的，另外100英里则是适合于战车活动的地形。那么在实战的时候就会有下列的现象发生：红军因为把战车分配给各师使用，所以有一部分战车被配置在战车所不能活动的地区，结果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另外一部分战车虽然可以活动，但是受地形的限制太大，也使它们成功的希望变得非常的微弱。结果在战车最便于活动的地区，红军所能使用的战车却不过只是它的全部兵力的一小部分而已。反过来看，蓝军的情形则完全不一样，它可以把全部的装甲兵力都集中在一起，用在最有利的地区，以求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它在这个地区的战车数量至少可以为敌人的一倍，而在其他取守势的地区，也只会受到敌方的小规模的战车攻击。假使说一个步兵师具有50门战防炮，那么它对付50辆战车的攻击，就要比对付200辆战车容易得多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把战车分配给各步兵师的观念，只不过是重新回到1916年到1917年的最初英国战术的旧路，事实上这完全是失败的，一直等到康布雷之后，英国战车使用大量集中的战术，才算是获得了成功。

　　利用战车的装甲，迅速地攻入敌阵，把我们摩托化的大炮直接地打中在目标上面，我们相信这种办法一定可以获得胜利。有人说：“摩托车辆并不能算是一种新武器，它只是一种运输旧武器的新方法而已。”当然内燃机是并不能够发射炮弹的，假使我们说战车是一种新武器的话，那么实际上的意义就是说它是一种新的兵种，正好像海军中的潜水艇，也被称为新武器是一样的。我们相信我们是一种新武器，将来的成功可以在战史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迹。假使我们的攻击一定要成功，那么所有其他的兵器在空间和时间上就一定要完全和我们相配合。因此为了使我们的武器能够充分地发挥效果，我们要求一切必要的支援部队都一定要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机动性，甚至在平时，这些兵种都应该由我们直接指挥。为了得到最大的决战机会，所需要的不是集中的步兵，而是集中的战车。

　　1937年的秋天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和一些外国的贵宾们都来亲临参观了，这些贵宾中有英国的元帅地弗内尔爵士（Sir Cyril Deverell），意大利的元帅巴多格里奥（Badoglio）和墨索里尼本人。参加演习的装甲部队有费斯曼将军所指挥的第三装甲师和第一装甲旅，至于我本人则在统监部担任装甲演习的裁判工作。

　　这些演习的正面结果都足以证明装甲师是可以被当作一个单位使用的。补给和修理设备似乎还不够充足，这方面需要迅速地加以改善。我对于这些现象都曾经向装甲兵团司令部提出建议，但不幸未立即获得上级的采纳，所以在1938年的春季演习中，这些缺点又再度被公开暴露出来。

　　在演习的最后一天，为了展现实力给外国的贵宾们看，所以就又举行了一次总攻击的演习，所有的战车都集中在一起由我负责指挥。虽然所使用的不过只是训练用的小型战车Panzer Ⅰ型，但是其景象却已经够动人了。

　　在演习完毕之后，就在柏林举行了一次游行，接着就由弗里奇上将招待外国贵宾午餐，我也被邀请出席。我曾经获得了一个机会和许多外国贵宾们谈了一些话。巴多格里奥谈到他在埃塞俄比亚（Abyssinian）的作战经验。那位英国元帅问我对于摩托化的意见。至于英国的青年军官们则对于在未来的战场上，是否也可以像这次演习中一样地把许多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的问题，特别感到兴趣。他们似乎不太相信此种战术的可行性，他们比较倾向于把战车当作步兵支援武器的理论。无论如何，这些谈话都是在非常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1938年，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www.shu.com.cn

　　展开这个不平凡的1938年序幕，第一件大事就是我意外的升了中将。在2月2日的夜间我获得了这个消息，同时就接到命令，叫我出席定在2月4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由希特勒亲自主持。当我在2月4日的清早，在柏林街上走过的时候，有一个熟人从电车里面向我打招呼，并且恭喜我已经升任了陆军第十六军的军长。这对于我才是一个完全的奇袭，我赶紧去买了一份早报，打开一看就更使我惊异非常，有大批高级将领都被免职，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和我的好朋友鲁兹将军。这个事件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在总理官邸中的会议上可以听到一点端倪。三军的高级将领都集合在一间大厅里面，成半圆形的坐着。希特勒走进来向我们报告说，他已经把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元帅免职，原因是由于他那个不名誉的婚姻。同时他也必须要将陆军总司令弗里奇上将免职，因为弗氏已经触犯了某种罪行。关于其他的被免职人员，希特勒并没有一一加以解释。当时我们大家都呆住了，因为我们都深知我们的老长官在人格上是毫无弱点的，这种严重的打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创痛颇深。这似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实，但是身为德国首揆的人照理是不应该信口开河的。希特勒把他的话说完之后，就离开了大厅，而我们也就接着解散了。当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因为我们实在无法判断事件的真相，所以当然有无从说起之感。

　　勃洛姆堡的事件比较清楚，他的留任当然是不在考虑之列。至于弗里奇上将的事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是一个必须成立军事法庭来侦讯的事件。军事法庭组成之后，由戈林充任庭长，尽管如此，判决还是认为弗里奇完全无罪，这种诬赖的指控完全是无事实根据的。在定案后又过了好几个月，我们又被召集，听取最高军事法庭庭长海兹将军（Gen.Heitz），宣读这个案件的判词。在那冗长的判决书之前，希特勒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为这次事件向我们表示歉意，并且表示今后将不会再犯这种过错。我们就要求把弗里奇上将完全复职。可是继任的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上将却只是做到了让弗里奇恢复现役，被命令担任第十二炮兵团的荣誉团长，却再没有给他一个实缺。这对于他所受到的损失真是不能补偿于万一。那个制造伪证进行诬告的人，希特勒固然已经命令把他交付军法审判，但是在幕后策动这次卑鄙行为的人却还是安然无恙。那个诬告者被判了死刑，也不过是一个烟幕弹而已。8月11日在葛洛斯邦（Gross Born）地区举行的军事训练中，弗里奇上将担任第十二炮兵团的指挥官，13日，希特勒在该地视察演习，但两人始终不曾见面。

　　在等待证实清白的几个月间，弗里奇上将始终有尊严地保持沉默，获得大众一致的尊敬。姑且不论这种面对政敌的态度是否正确，但在真相大白后，使一般人对他的人格更为尊崇。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自称陆海空军总司令。由于国防部长一席一直虚悬着，常务次长（或译部长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Gen.Wilhelm Keitel），就一直代理部务，不过凯特尔却并无指挥权。他自称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军务总监（Chef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简称为OKW与OKH大有区别。OKW为三军统帅部，OKH为陆军统帅部。——译者注）。第四军区的司令官已经换成了赖兴瑙将军，他控制着三个摩托化军，他倒是一个思想进步、智力优秀的军人，不久之后我们之间就相处得非常的友好。

　　1938年2月4日是陆军高级指挥体系的第二个“黑日”，第一个“黑日”是1934年6月30日。德国的“将官团”在这两次事件中都没有所表示，这是常为人所责备的。不过这种责备也只有用在少数最高级人员身上才可以说是恰当，因为多数的将领都是如堕五里雾中。即以弗里奇事件而言，整个事件开始之初，一般将官根本无从了解，必须要等军事法庭判决之后，真相大白，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大家虽然曾经要求，甚至于催促新任的陆军总司令采取行动，但是他却并没有决心那样去做。同时，在这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外交方面也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德奥合并”事变。所以陆军方面采取行动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不过弗里奇事件却的确可以证明德国元首与陆军将领之间严重缺乏共信。虽然我官卑职小不够资格晓得内幕的秘密，但是我却已经有了这种感觉。

　　从我那可敬的老上司手里，我接受了我的新职。第十六军的参谋长还是鲍卢斯上校，他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是一个聪明努力的标准好参谋长，他的纯洁和忠诚是毫无可疑的。以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这位不幸的第六军团的司令被俘之后，曾经有许多人批评攻击他。照我个人的看法，除非鲍卢斯本人能够有机会将他不幸的遭遇公布出来，否则我对于这一切的流言都一律不接受。

　　这个时候，我手下的三个装甲师也都换了新的师长：

　　第一师师长：施密特将军（Gen.Rudoff Schmidt）。

　　第二师师长：法伊尔将军（Gen.Veiel）。

　　第三师师长：希魏本堡将军（Gen.Geyr von Schweppen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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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月10日16点钟的时候，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突然召见我。从他的口中我知晓了一个高度机密的计划，就是希特勒决定兼并奥地利，所以有一部分部队都会接到进军奥地利的命令。他对我说：“你还是暂时亲自率领着你的老第二师。”我就指出来，这种办法会使现任师长法伊尔将军很难堪，而且法伊尔本人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将官。贝克回答道：“那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上级的命令要你指挥摩托化部队执行任务的。”于是我就建议可以动员第十六军的军部，那么除了原有的第二装甲师以外，还可以再临时编入其他的部队。贝克同意了我这一建议，并且决定将另外一个也指定担任占领任务的党卫军装甲师交给我指挥。最后他还和我说：“假使要想吞并奥地利的话，这也许就是最好的时机。”

　　我回到军部之后，马上就下达准备行动的命令，并且考虑如何来完成这个任务。大约在20点钟的时候，贝克又再度召见我，他命令我在21点到22点之间，要通知第二装甲师和“希特勒近卫师”在帕绍（Passau）附近集中。现在我才知道所有准备进军奥地利的部队都由博克上将（Col.Gen.von Bock）率领，在我军南面的步兵师将渡过莱茵河，其他各单位则直趋蒂罗尔（Tyrol）。

　　在23点到24点之间，我一方面用电话通知第二装甲师的师长，另一方面我也亲自和“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接头。各单位都立即向目的地帕绍开动。近卫师对于奉行这个命令并不太感困难，可是第二师却不那样简单，因为它的师长率领着一部分幕僚正在演习旅行之中。首先要把他们接回师部，虽然如此复杂，命令还是很快地付之执行，部队也就立即开始行动。

　　从第二师驻地维尔茨堡到帕绍平均距离是250英里，由帕绍到维也纳又是170英里。从柏林到维也纳则为598英里。

　　迪特里希离开我的办公室以前，曾说他要立刻去见希特勒，向他请示。我几乎已经料准，这一次兼并的行为是不必经过任何战斗就可以完成的。我觉得两国的人民都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所以我就想到为了表示我们友好的感情起见，所有的战车上面都应该悬旗结彩。我就请迪特里希代向希特勒请示，希望他能够批准我这样的做法，半个钟点之后，迪特里希报告我说已经获得批准了。

　　在3月11日大约20点钟的时候，第十六军军部人员到达了帕绍。在那里我们接到命令，定于12日上午8时开入奥地利。到了深夜的时候，法伊尔将军才率领第二师到达了帕绍。他不仅没有奥地利的地图，而且所拥有的燃料也不够再前进的需要。关于地图方面，我找到了一本普通旅客所用的旅行指南，交给他去应急。燃料问题就比较难于解决。固然帕绍地方有一个陆军燃料仓库，但是它却是指定给防守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的部队使用的，并且曾经有命令说除非下了动员令，否则绝对不许动用。那个负责的主管不仅事先不晓得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深夜之中也找不到人。仓库的管理员忠于他们的职守，当然拒绝把油交给我们使用，最后我只好用威胁的手段才算是勉强地达到了目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机动的供应纵队，所以也必须临时想办法。帕绍的市长帮助我们征调了一些卡车，我们就利用它们匆匆忙忙组成了一支油料运输队。此外，我们前进的时候，也要求奥地利的一切加油站都开放供我们使用。

　　尽管法伊尔师长用尽了一切的努力，他的部队还是没有赶得上能够在整8点钟的时候越过边界。一直等到9点钟的时候，第二装甲师的第一个单位才爬过了高起的边界障碍物，受到了奥地利那一面人民的欢迎。师的前卫部队是由第五、第七两个装甲搜索营和第二机车步兵营所组成。这个前卫部队很快就通过了林茨（Linz），向圣珀尔滕（St.Polten）进发。

　　我本人和第二师的主力一同前进，而近卫师从柏林出发，现在也赶上了，就做了我们的后卫。战车上悬旗结彩的办法似乎十分成功，奥地利人民都把我们当作朋友看待，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都把从前的勋章挂在胸前，当我们驾车经过的时候，都向我们举手敬礼。只要战车一停下来，马上就被鲜花所盖满，同时有许多人都拿出食物来硬要送给那些士兵，他们与士兵握手，与士兵接吻，有许多都流出了欢乐的眼泪。一路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本来是一家人，由于政治上不幸的错误使他们分离了这么久，现在终于团圆了。

　　我们沿着一条路线前进，在12点钟以前，我就到了林茨，我马上就去拜会当地的首长向他致敬，并且匆匆地吃了一顿午餐。正当我离开这个城市准备继续向圣珀尔滕前进的时候，我遇见了党卫军的总司令希姆莱盖世太保的头子。 （Himmler）和另外两个奥地利的阁员。他们告诉我元首大约在15点就要到达林茨，所以就要求我负责当地的警戒。于是我就命令我的前卫暂留圣珀尔滕待命，另外命令第二师开始部署警戒的工作。奥地利陆军的驻防部队也要求参加这个工作，我马上就允许了他们的要求。不久街道上就挤满了6万多民众。这些群众都非常的热心而紧张，他们一再对着德国军人高声的欢呼着。

　　差不多到了暮色苍黄的时候，希特勒才进入了林茨市。我就在市界以外迎候着他，亲眼看到他以凯旋的姿态进入这个城市的全部经过。我也听到他在市会堂的阳台上所发表的讲演。在这几个钟点之内，我所看到的热烈景象，似乎是我一生之内所仅见的。希特勒在讲演完毕之后，就到医院中去慰问前几天在暴动中负伤的人，然后才回到旅邸休息，我就在那里向他报告，准备立即向维也纳前进。从他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于这种民众所表示出来的热情，也是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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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约在21点钟离开林茨，到了半夜就抵达圣珀尔滕。我命令我的前卫部队立即前进，并亲自在这个纵队的前头领导，在大雪迷茫的黑夜里，奔向维也纳。在3月13日的夜间1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维也纳。

　　进入维也纳的时候，维也纳所举行的庆祝合并的火炬大游行才刚刚结束，街上还挤满了快乐而兴奋的人民。所以当第一个德国兵被他们发现的时候，那个热烈欢迎的情形真是难于想象的。这个前卫部队从维也纳歌剧院前走过，前面由奥地利的军乐队引导着，接受了奥地利维也纳驻军司令司徒福尔（Gen.Stumpfl）将军的检阅。在部队通过了之后，四处又发出了一片欢呼的声音。我被人抬起送到了休息的地方，我大衣上面的扣子马上给人扯光了，当作他们的纪念品。我们全体都受到极友好的招待。

　　在稍事休息之后，第二天清早我就去拜访奥地利陆军中的高级将领，结果在各处都受到极有礼貌的接待。

　　3月14日这一天都完全忙于为定于15日举行的大阅兵仪式进行准备工作。我负责主持，这是我第一次和那些新的伙伴们合作，使我十分的愉快。不久我们就拟好了一切计划，从这次阅兵仪式中就可以看出来德奥合并是如何顺利。在阅兵仪式中，由奥地利部队领头，接着就是德奥两方面的部队间隔着走过，群众的热烈情绪简直是无以复加。

　　接下来的一天晚上，我请了一些奥地利将军们吃饭，希望从个人的接触中更增进我们的联系。以后我又出发到各地去视察奥地利陆军中的机械化单位，并且研究如何把它们合并到我们的部队里面来。我对于奥地利的机械化部队印象颇佳，他们的士气和纪律都很良好，若是把他们和德国的陆军合并在一起，则双方都可以互蒙其利。

　　我们希望德国人能够了解奥地利，也更希望奥地利人能够了解德国，这样才可以加强统一的情感。所以有一部分旧奥地利陆军中的军人，被送到德国各地去作短期的访问旅行。其中有一部分也到了维尔茨堡，那是我过去的驻地，我的太太在那里安排了如何招待他们。

　　不久以后，我亲爱的太太也到维也纳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3月25日这一天一起庆祝她的生日。

　　德国装甲部队在这一次占领奥地利的行动中学得了不少的重要教训。

　　一般说来，进军的情形算是相当顺利。普通的车辆抛锚的很少，但是战车方面却比较多。准确的数字我已经记不清楚，不过至少它们还没有超过30%。到了3月15日阅兵的那一天，所有的战车也都修理好了。由于它们所走的距离那样远，而行军的速度又是那样快，所以这个故障的数字实在并不算太高。可是对于那些并不了解战车性能的人，连同博克上将在内，就不免要大惊小怪。所以在大阅兵之后，这个年轻的装甲兵种就从某些方面受到了不少的严厉指摘。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可以证明战车不适宜作为执行长期持久进攻之用。事实上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要正确地评估装甲部队在这一次“维也纳进军”中的成就，那么首先就要明了下列各点：

　　（1）装甲部队对于这一次的行动可以说是毫无准备。在这一次进军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只刚刚开始“连”级教练。至于幕僚人员在理论上的训练也都还没有完成。谁都没有想到会突然来了这样一个“师”级的冬季大演习。

　　（2）较高级的指挥部也同样是毫无准备。这一次的行动完全是希特勒一个人所发动的。对于装甲兵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临时性的考试，事实上装甲师是在1935年秋天才正式成立，所以一切都感到十分的困难。

　　（3）这一次临时发动的“维也纳进军”对于第二装甲师而言一共行进了大约420英里里程。对于近卫师而言则大约为600英里，而时间则不过48小时左右。可是大体说来，一切任务都要算是圆满完成。

　　（4）装甲兵自己所感到的最大弱点就是保养设备不够充足，尤其是在战车方面。这个弱点在1937年秋季演习中就已经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不过要求改良的建议到了1938年3月间却还没有完全付诸实行，这个错误以后永远不可再有。

　　（5）燃料的供应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基本问题。这一次的弱点应该立即加以改善。因为这一次根本上没有使用弹药，所以弹药方面的补充无法加以考察，不过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6）无论如何，这次任务已验证了装甲师在运用上的可行性，并证明我们原先对它所抱的理想并没有错误。

　　（7）这一次进军告诉我们沿着一条路线移动一个以上的摩托化师，并无什么困难，我们关于摩托化军的组织和战略运用的看法似乎都是对的。

　　（8）这一次经验使我们对于战车部队的运用和补给方面，学得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有关战车战术的基本理论，却并没有什么新的收获。从现在到将来，都可以证明德国装甲兵所走的路线是一条正确的路线。

　　丘吉尔在他那本既珍贵又极具意义的回忆录中，对于德奥合并的经过，曾经有过一个完全不同的描写，值得在此加以引述。

　　凯旋地进入维也纳一向就是这个奥地利籍的“小班长”的梦想。在3月12日星期六的夜晚，奥地利首都里的纳粹党人已经计划好了要举行一个火炬大游行来欢迎这位大英雄。但是入侵的德军却没有一个士兵到达，只有三个坐火车来的设营人员先行到达，于是这三个人就被他们举起在街上游行了。……这个事件的内幕原因很迟才泄露出来，原来德国的“战争机器”越过国界之后，就慢慢开不动了，到林茨附近更完全停顿了下来。尽管天气良好，道路也很平滑，但是多数的战车却都抛了锚。而摩托化的重炮更显出了它的弱点，从林茨到维也纳的公路上完全给重型车辆挤得水泄不通。第四军团的司令，希特勒的宠臣，赖兴瑙将军对于这一次暴露德国陆军弱点的事件，应该完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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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本人的座车从林茨经过时，看到这个交通阻塞的情形，就不免大光其火。之后轻型战车在混乱之中勉强前进，到了星期天的上午才到达了维也纳，而重型战车和摩托化的重炮则都改用火车装运，一直等到阅兵大典将要开始的时候才刚刚赶上。希特勒在兴奋过度的群众拥护之中，进入维也纳，这是举世皆知的镜头。可是在这个神秘的光荣的背面，却有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内幕。事实上，“元首”对于他的军队这样的丢脸，是大为震怒，他痛骂他的将军们，可是他们却也反唇相讥。他们指出希特勒没有听信弗里奇的忠告，因为弗氏早就曾经提出警告说，德国的力量还不足以冒险一战。不过外表上却还是粉饰得很好，一切的仪式和典礼都还是照样进行……

　　很明显丘吉尔不免有一点道听而途说之。据我所知在3月12日那一天从巴伐利亚（Bavaria）到维也纳之间根本上就没有火车行驶，所以那三个设营人员除非是天上飞去的。德国的“战争机器”在林茨附近暂时停顿的原因，就是因为等待希特勒的缘故，这是我的命令，并无其他的内幕。否则当天下午就可以到达维也纳。那天的天气不好，在下午就开始下雨，而在夜里更有强烈的大风雪。从林茨到维也纳只有一条公路，而且正在翻修之中，所以路面的情形也是十分的恶劣，不过大多数的战车还是平安地到达了维也纳。至于说到有关重炮兵的弱点，那根本上就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的重炮兵单位，同时道路也从未被阻塞。赖兴瑙将军接任第四军团司令的职务是在2月4日，他一共只到任五个星期，所以对于他所属部队的装备问题，事实上很难说要他负责的。至于他的前任勃劳希契上将任职的时间也很短促，因此也很难说他应该负有什么责任。

　　如我上文所记载的，我在林茨曾经遇见希特勒，他似乎一点都没有光火的模样。我见过他许多次，这一次也许是他最为感动的一次。当他在阳台上向那些情绪热烈的群众讲演的时候，我就站在他的旁边，可以对他观察得很清楚，他的眼泪流在他的双颊上面，看起来并不是在“演戏”。

　　那个时候我们也就只有轻型战车，重型战车也和重炮一样，完全不存在，所以当然更不需要用火车去载运它。

　　没有哪一位将军挨了痛骂，至少我是不知道。同样的，将军们也没有和希特勒吵过嘴。以我个人而言，在这次进军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林茨还是在维也纳，希特勒对于我都是优礼有加的。惟一曾经对我找过麻烦的人就是占领军总司令博克上将，原因是因为我命令在战车上面悬旗结彩，他认为这不合规定。不过当我向他解释说，希特勒已经批准了这样的做法，他马上也就不再追究。

　　那个被认为开不动的战争机器，经过部分改良之后，在1940年的春天即展现它的威力，把西方国家的落伍陆军打得落花流水。很明显的，丘吉尔的意思是想证明，假使1938年英法两国的政治家要是敢于一战的话，那么也许胜利就很有希望。可是英法的军事领袖们却比较理智化，抱着怀疑的看法。他们知道自己陆军的弱点，但是却不知道怎样去增强自己的实力。德国的将领们也同样爱好和平，不过他们却并不是因为本身有弱点，或是害怕什么新发明；他们只是相信他们的国家用和平的手段也一样可以达到国策上的目标。

　　第二装甲师就留驻在维也纳地区，从那年的秋天起，就开始接管奥地利籍的补充兵，党卫军近卫师和第十六军的军部在4月间就返回柏林。现在维尔茨堡地区空起来了，所以在1938年秋季，就又成立了第四装甲师，由赖因哈特将军（Gen.Reinhardt）担任师长，此外第五装甲师和第四轻型师也都先后成立。

　　在1938年的夏季中，我担任承平时期一个军长所负责的工作，主要的就是轮流视察我的部队。这样就可以使我对于所辖的官兵都有深切的认识，并且建立在战场上的互信，这种互信是我最感到骄傲的。

　　8月间，我才迁入了在柏林的官舍。在这同一个月当中，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Adm.Hortiny），偕同他的夫人和首相，到柏林来访问。希特勒招待这位贵宾的各类仪式我都参加了。在宴会之后，希特勒在我的桌子旁边坐了一会儿，和我谈论到战车的问题。

　　希特勒对于这次霍尔蒂访德的政治结果很表示失望。毫无疑问的，他是想引诱霍尔蒂签订一个军事条约，但是却没有成功。不幸得很，希特勒这一次却喜怒现于辞色。在他致词的时候和宴会以后的态度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9月10日到13日，我和我的太太一同到纽伦堡（Nuremberg）去参加纳粹党的大会。在这个月里德捷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顶点，气氛沉重而具有威胁性。在希特勒的大会闭幕词中更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前途危险的凶兆已经很明显。

　　大会闭幕后，我就直接到格雷芬（Grafenwohr）训练基地去视察，第一装甲师和党卫军近卫师都在那里受训。以后几个星期中，我都忙于训练和校阅的工作，到了月底我们就开始准备进军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的计划。因为捷克人可能拒绝让步，所以战祸就迫在眉睫，情况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可是，慕尼黑会议却开辟了一条和平解决的途径。于是德国人又可以兵不血刃地兼并了苏台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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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政治情况之下，我个人也有一点小小的牺牲，10月1日是我和我太太的银婚纪念日。我一个人在训练基地，而我太太也一个人留在柏林，因为我的两个儿子也都在他们各自的部队中，不能请假回家。但是总算是万幸，我们收到了一件最好的礼物——那就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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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苏台德地区的进军当中，第十六军所指挥的部队有第一装甲师，和第十三与第二十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占领的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10月3日第十三步兵师由奥托将军（Gen.Otto）指挥，占领了埃格尔（Eger）、阿希（Asch）、法朗曾斯巴德（Franzensbad）等地；10月4日，第一装甲师进入卡尔斯巴德（Carlsbad）；到了10月5日，三个师都抵达了分界线。

　　在占领期的头两天当中，希特勒都一直停留在我的军中，在30日到1日，1日到2日这两天的黑夜里，第一装甲师和第十三步兵师都在迅速地向边境推进，以期能够一举完成不流血占领的任务。从行军的观点上来看，这次的表现的确很不错。

　　10月3日，我在距离阿希不远的国界上遇见了希特勒，并且能够有机会向他报告我所指挥各师的进展。因为我和希特勒两个人都需要吃东西，于是我就找到了一个野战中的炊事班，而那里所有的就是一般士兵所吃的口粮，当希特勒发现了这种口粮里面含有猪肉，他就只吃了几个苹果就算了，同时他也要求我在第二天为他准备没有肉的伙食。我们进入埃格尔的时候，人民都穿着很美丽的代表当地民族风味的衣服，非常热烈地向希特勒表示欢迎。

　　10月4日，我又在第一装甲师师部中和希特勒一同用餐。我坐在他的正对面，当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边就随便闲谈，大家对于没有发生战祸都感到非常满意。当希特勒的座车从街上经过的时候，沿途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部队。他向他们打招呼，并且对他们精壮军容的印象极佳。一切的景象都充满了欢乐，也和向奥地利进军的时候一样，战车上堆满了鲜花和绿叶。我驱车向卡尔斯巴德进发，在那里有一个仪仗队正在戏院前等候着我们光临，这个仪仗队由三连人组成，第一战车团、第一步兵团和党卫军各占一连。在战车连的右翼方面，指挥官的旁边，站着的是我的长子，他现在正担任第一战车团中第一营的营副。

　　刚刚把警戒工作布置好，希特勒就到了。他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就步入戏院，在那里接受民众的欢迎。当时大街上正下着大雨，可是戏院里面却正在热烈的狂欢。穿着当地民族所特有的服装，许多妇女们都流下了眼泪，许多人跪在地上祈祷，欢呼的声音更是震耳欲聋。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一直是在穷困、失业、迫害中讨生活，许多人都已经丧失了一切的希望。但现在天亮了！我们立即命令军需方面开始散发食物，一直等到正式救济人员接替之后，我们才停止这项工作。

　　在10月7日到10日之间，我们又继续占领了一些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地区。每到一处，我们的军队都受到同样热烈的欢迎，战车和机车上面都堆满了鲜花。那些男女青年挤满了街道，有时使我们简直无法前进。有数以千计的日耳曼血统的士兵，从捷克的陆军里面被释放了回来，现在都徒步走回他们的老家，其中有多数还都是穿着他们捷克陆军的制服，在背上负着一个包袱或一口箱子——形象极为狼狈，这就是一个不战而败的陆军的缩影。我们经过了捷克的第一线国境要塞，它们并不像大家以前所料想的那么坚固，这都没有什么关系。最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并没有经过血战就把它们克服了。

　　不过，真正使我们愉快的是这个政治情势居然能够急转直下，而趋向和平。否则战端一开，这一小块日耳曼人的领土一定就会受到很重的打击，而许多日耳曼人的母亲就要承受很大的牺牲。

　　在特普利兹（Teplitz）我暂时住在一位波希米亚（Bohemian）的旧王室的别墅里，那位王子和他的王妃都热诚地招待我。因此我就认识了很多的日耳曼贵族，使我很高兴的是他们还继续保持着真正日耳曼的风格。我相信云西曼勋爵（Lord Runciman）对于捷克情况的判断是很正确的，而他的意见对维护这段时间的和平，具有很大的贡献。

　　当政治情况一经松懈之后，我们大家都很快乐。我现在有机会去猎鹿了，在两个星期之内我进行了几次狩猎，收获颇丰。

　　这个不平凡的1938年快要岁云暮矣，像我这样一个与政治毫无关联的军人，真希望在惊涛骇浪之后，能够有一个短期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认为德国现在应该安定下来，以消化新近获得的领土和人口，这个工作可能是很繁难的。我们又相信德国现在在欧洲是已经够强大了，所以今后它应该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达到在国策上的目标。我曾经亲眼看过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一些情形：尽管当地的人民是那样热烈欢迎我们，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情况却是十分的恶劣，同时它们的行政制度也与德国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必须有一个相当长久的和平期间，才足以使这些地区完全同化。慕尼黑协定似乎已经显示出来有这样的可能性。

　　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上的伟大成就已经把2月危机所引起的坏印象都完全一扫而空。甚至于在9月间，哈尔德（Halder）代替贝克做了陆军参谋总长，由于苏台德地区的成功也使这个事件丧失了它的意义。贝克辞职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赞同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认为那样太危险。当贝克提议全体的将官应发表一个拥护和平的宣言的时候，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却拒绝参加，所以其他的将官就根本不曾知道贝克还有这样一着棋。因此当我从苏台德地区回到柏林的时候，心里还满以为会有一个长期的和平。不幸得很，我完全预料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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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到10月底的时候，魏玛市的大象旅馆（Elephant Hotel）有一部分新屋落成，当地的区党部就借机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希特勒居然也光临了，而我以魏玛地区驻军最高级将领的身份，也恭逢其盛。当希特勒向群众发表露天讲演的时候，这个庆祝大会的气氛就达到了最高潮。在这一次讲演当中，希特勒特别尖刻地攻击英国，尤其是挖苦丘吉尔和艾登（Eden）。由于我前些日子都在苏台德地区，没有听过希特勒最近言论的内容，所以对新的紧张情势感到十分的诧异。在希特勒讲演完毕之后，大象旅馆准备了一个茶会招待贵宾。希特勒请我坐在他身边，于是我就有机会和他做了两个钟点的谈话。在谈话中我就顺便问他为什么要那样攻击英国人。结果我就发现，是因为张伯伦在哥德斯堡（Godesberg）对他有失态的地方，同时另有某英国贵宾在见他的时候，也有礼貌不周的事情发生，所以才刺激他采取这样的报复态度。他曾经当面对英国驻德大使韩德逊（Henderson）说过：“下一次你们英国人要是再这样衣衫不整地来见我，那么我就会命令我的大使穿着睡衣去见你们的国王。请你把我这些话转达你的政府好了。”他认为英国人是有意侮辱他，所以大发雷霆，他又说英国人对于与德国重建友谊关系一节并无真正诚意。这些事都使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因为他一向是梦想着两国之间是可以密切合作的。

　　尽管有了慕尼黑会议，但是德国今天所处的环境还是不轻松，它还是一定要面对着这些失望和烦恼的事实。

　　在那天晚间，魏玛戏院还上演了歌剧以娱嘉宾，我又和希特勒坐在一个包厢里看戏，并且共进晚餐。这个时候谈话的对象多半是以艺术问题为主。不久希特勒就又坐在演员的席位上，去和他们周旋了。

　　当我回到柏林之后，陆军总司令就召见我。他告诉我他想建立一个机关来统辖摩托化部队和骑兵，作为这两个兵种的最高监督机构，照他的说法是称之为“机动兵”（Mobile Troops）。他对于这个机关的职务和责任都已经拟定了一个草案，他就将这个草案交给我看，希望由我出任这个主管。从这个草案上面可以看出，那个负责主管的人具有视察权，每年都要提出报告。但是他却没有指挥权，对于训练勤务规程的编辑和发行也没有控制权，对于组织和人事两方面也无权过问。我当时就拒绝接受这个有名无实的新职。

　　几天以后，陆军人事处处长——凯特尔将军（Gen.Bodewin Keitel），他就是OKW主管人的弟弟——跑过来看我，并且代表陆军总司令敦促我重新考虑，接受这个新职。我就把我的理由完全讲给他听，并且再度表示绝对不干。于是凯特尔就告诉我设立这个新职的计划并不是勃劳希契所建议的，而是希特勒本人的意思，所以似乎我是不应该拒绝的。我当时表示陆军总司令并没有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这令我非常不满意，不过我还是没有改变我的初衷，因此我就要求凯特尔将我拒绝受命的理由转达希特勒，并且补充说，假使希特勒认为有此必要的话，我也可以当面去解释给他听。

　　又过了几天，希特勒召见我，他单独接见我，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的意见畅所欲言地讲给他听。我首先把陆军最高统帅部（OKH）的组织讲给他听，然后再说到陆军总司令对于这个新职所拟定的草案内容。我说我现在是一个有实权的军长，控制着三个装甲师，对于装甲兵的发展工作所能做的贡献实在要比那个有名无实的新职多。凭着我对于陆军统帅部重要人员性格的了解，以及他们对于装甲兵大规模攻势作战的见解，我不能不认为这种措施是走向错误方向的第一步。我又提到陆军统帅部内部的权威意见都是主张将战车分割配属给步兵的，由于过去对于这一方面常有争执，所以将来的发展也殊堪忧虑。此外把骑兵和装甲兵合并在一起，也会引起许多困难。骑兵在今天固然是绝对需要加以近代化，但是这个举动却一定会遭遇到陆军当局和骑兵老将们的强烈反对。在详细地解释之后，我所作的结论就是：“这个新职的权力绝对不够，使我无法克服这许多的困难，所以请你还是让我留任旧职吧。”

　　希特勒让我一口气说了二十多分钟，没有打断我。当我说完以后，他就告诉我他认为这个新职务对于一切摩托化部队和骑兵的发展，都应该具有中心控制的权力，所以就拒绝了我的要求，还是命令我立即接受新职。他最后还说：“假使当你行使职权的时候遭遇到了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困难，那么你可以直接向我报告。我们可以合作来推动这些改革的工作，所以我现在命令你接受这个新任命。”

　　虽然不久就有了困难发生，但是我自然还是不会向希特勒提出直接报告的。

　　于是我就升任了二级上将德国军衔中没有准将这一级，少将、中将之上就是二级上将，其原名依兵科而变。例如古德里安则为“General of Panzer Troops”，其他各兵科也比照这样的定名，例如“General of Infantry”，“General of Artillery”等等。再向上升才是“一级上将Colonel-General”，这个职位与英美的“Full general”相当。——译者注，并且荣任了“机动兵”总监（Chief of Mobile Troops）的新职。我有一间中等大小的办公厅，麾下有两个幕僚军官，分别是冯·绪尔中校（Lt.Col.von le Suire）和罗提吉尔上尉（Capt.Rottiger），我的副官则是吕贝尔中校（Lt.Col.Riebel）。我负责的每一项业务均配属一名承办军官，于是我就这样开始工作。这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到那个时候为止，战车部队都一直没有什么训练教范。所以我们就开始草拟这些教范，并且把原稿送到陆军训练处去请求批准。这个处里没有一个战车兵出身的军官，所以审查我们稿件的人，他的观点不是以战车部队的需要为基础，而是另外有一套看法。我们的稿件常常被退回来，上面所加的签注意见说：“该件不合于‘步兵’教范的格式，碍难照准。”这真叫我们感到啼笑皆非！

　　情势再度转劣(2)www.shu.com.cn

　　我又认为骑兵一定要加以改组，使它们变成配备近代化武器而又能灵活运用的一个“师”。所以我马上就拟定了一个新式骑兵师的编制，但是马上就给陆军军务总监弗洛姆将军碰了回来，因为我这个新计划要增加两千匹马，而他反对增加开销。所以一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的骑兵还是维持着旧有的编制。由于这个结果，所以除了驻在东普鲁士的一个旅以外，其他的骑兵就只能用来为步兵师构成混合搜索营而已。这种混合营的编制是一个骑兵连、一个机车连、一个装甲车连，指挥这样混杂的部队简直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而且在动员的时候，骑兵就只够供平时正规师组织搜索营之用，至于新成立的师则都是全部使用机车的。骑兵的问题实在早就应该有一种新的解决方式，骑兵确实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那些老资格的军人们都欢喜发怀古的幽情，特别偏爱它。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分野。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也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也可以说明我当时的处境：我的动员命令告诉我说，在动员的时候，“机动兵”总监将调任“步兵”预备军的军长。结果我花了不少的气力，才算是把它改成一个装甲军的军长。

　　战争的酝酿www.shu.com.cn

　　1939年3月捷克又以保护国的名义，被并入了第三帝国的版图。这又使国际情势发生了激烈的震动。这一事件实在应该由希特勒个人完全负责。

　　在占领的那一天上午，陆军总司令又召见我，他把这个既成事实讲给我听，并且命令我立刻动身到布拉格（捷克首都）去，我此行的任务是要搜集有关我们战车部队在这一次冬季行军中的一切有关资料，并且顺便视察捷克装甲兵的装备情形。

　　在布拉格我找到了我的后任，第十六军的军长霍普纳将军（Gen.Hoeppner），他把在这一次进军中的经验都讲给我听。我同时也视察了好几个单位，以求找到原始的资料。在布尔诺（Brno）我检查了捷克的一切装甲设备，发现它们都是可用的。以后在波兰战役中和法国战役中，我们都曾经使用过捷克制的车辎，由此可以证明我的看法不错。最后到了苏联战役的时候才完全换了较重的德制装备。

　　在捷克之后，梅默尔（Memel）也就顺势被吞并了。

　　4月20日是希特勒的五十大寿，于是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许多的军旗都向他前倾致敬。他的事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呢？当时的情况已具极度的爆炸性。

　　4月28日，他拒绝签订英德海军协定，同时又宣布与波兰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

　　5月28日，意大利的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访问柏林。德国外交部长开了一个极盛大的欢迎会来向他表示敬意。为了能够容纳更多的客人，在花园里还支起两个大帐篷，几乎把整个花园的面积都占尽了。因为5月间的天气还是相当的寒冷，所以帐篷里面还要生火，这倒是一个难题。希特勒本人也光临了。招待会中还备有歌舞节目以娱嘉宾，这些节目就是在那两个大帐篷中的一个里面表演的，里面布置着有舞台。因为希特勒一定要坐在名剧人契诃娃（Olga Chekova）的身边，所以一定要等到把这位小姐找到了之后，节目才开始进行。希特勒对于艺术家一向有所偏爱，喜欢和他们搞在一起。很明显的，齐亚诺这次来访的政治动机是为了要警告希特勒不要轻启战端。不过我却不能够判断他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6月份南斯拉夫的摄政王保罗（Paul）夫妇也到柏林来访问。这一次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阅兵仪式，参加的单位多数是摩托化部队。这多少有一点示威的意思，因为保罗夫妇是取道柏林前往伦敦的。据我所知希特勒在这一次并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目标。

　　政治性的警告固然并不缺乏，但是希特勒和他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却深信西方国家绝不敢和德国冒险一战，所以他们觉得可以大胆地在东欧方面采取自由行动。

　　在1939年的夏天，我正在准备摩托化部队秋季大演习的计划，可是我这些工作实在不过是白忙而已。

　　波兰战役(1)www.shu.com.cn

　　1939年8月22日，我被派任新成立的第十九军的军长。这个军部正在负责监修沿着德国边界的野战工事，以防御波兰的可能袭击。这个军所辖的部队有第三装甲师，第二、第二十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另外还有一些军直属部队。第三装甲师还增加了一个战车示范营，它所装备的武器是我们最新的战车：“Panzer Ⅲ”型及“Panzer Ⅳ”型。在军直属部队当中又包括有一个搜索示范营。这些示范营都是由训练学校所改编的，我的目的是要让他们也能获得一些实际的经验。

　　希特勒曾在阿贝沙兹堡（Obersalzburg）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我没有出席；后来第四军团的司令克卢格上将（Col.Gen.von Kluge）才告诉了我，此次的真正任务是什么。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第十九军是归第四军团所管辖在本书中“Corp”译作“军”，“Army”译作“军团”。——译者注。在我的南方右翼友军，是史特劳斯将军（Gen.Strauss）的第二军。而在我的左方则是考比希将军（Gen.Kaupisch）所指挥的边防边队，一旦战争爆发，则后者应由第十装甲师加以增援（这个师自3月以后就一直在布拉格附近驻防）。在我的后方则为军团总预备队，从波茨坦（Potsdam）来的第二十三步兵师。

　　我的任务就是要渡过布尔达河（River Brahe），我的战区右界为曾波尔罗河（Zempolno），左界则通过柯尼兹（Konitz），渡河后就应该以全速向维斯瓦河挺进，这样就可把所谓“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内的波军切断并予以歼灭。右翼的史特劳斯军也是同样的以维斯瓦河为前进的目标，而左翼的考比希将军则趋向但泽（Danzig）。

　　在走廊地带的波兰军队据估计为三个步兵师、一个波摩尔克卡（Pomnrska）骑兵旅。据说他们还有一些意大利菲亚特（FiatAnsaldo）厂出产的战车。波兰在边界上构筑有工事。我们对于他们的工事曾经有很详细的观察。此外又预料在沿布尔达河的地区设置有第二线的防御工事。

　　攻击定在8月26日清晨开始发动。

　　由于这些日子希特勒已经与苏联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所以他觉得一旦战争爆发，他的后方还是很安全的。又由于里宾特洛甫的影响，希特勒始终认为西方国家可能还是不会宣战。

　　〖〗〖〗图1波兰之役（1939年8月31日至9月5日）不过无论如何，我却可以说陆军方面的态度却是非常的沉重。我们对于战争从来就不会抱着轻佻的态度，天下没有一个将军，他的内心不是主张和平的。那些年纪较大的军官，和数以万计的士兵，他们都是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们知道假使这个战祸若不是仅仅限于波兰一个地区，则将来的祸患就会不堪设想。而且自从波希米亚保护国成立之后，英国人就曾向波兰提出保障它领土完整的诺言，所以全面大战似乎是颇难避免。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我们德国军人的母亲和妻子，即令这个战争能够胜利，她们却还是不免要蒙受极大的损失。我自己的儿子也都是现役军人。我的长子是第三十五战车团的团副，我的幼子刚刚获得少尉的任职，正在第三装甲师第三装甲搜索营中服务，正好在我的指挥系统之内。

　　到了25日的夜间，攻击令暂时被撤消。有些已经开动的部队又都被召回。很明显外交活动还正在进行之中。所以和平似乎还有一线的希望。可是到了8月31日，又重新紧张了起来。各师都纷纷进入预定集结地区。第十九军的作战命令内容大致如下（参见图1）：

　　右翼方面，希魏本堡将军所指挥的第三装甲师，首先要在两条河流曾波尔罗河及卡米恩卡河（Kamionka）之间的地区，直向布尔达河前进。在普鲁什奇（Pruszcz）以东，哈米尔缪（Hammermiihle）附近渡过布尔达河，然后再向希维切（Schwetz）方面推进，直抵维斯瓦河边。

　　在中央方面，第二摩托化步兵师在巴德尔将军（Gen.Bader）指挥之下，位置在卡米恩卡河以北，格鲁劳（Grunan）与弗尔巧（Firchau）之间，应首先突破波兰边境的防线，并直向图霍拉推进。

　　在左翼方面，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在魏克托林将军（Gen.Wiktorin）指挥之下，位置在柯尼兹的西方，其任务为占领柯尼兹，然后越过图霍拉灌木地区（Tuchel Heath），直向阿斯齐（Osche）及格鲁琼兹（Graudenz）推进。

　　攻击的主力由第三装甲师担负，并且由军直属部队予以增援，而作为军团预备队的第二十三步兵师则跟在后面前进。

　　〖〗〖〗）日3月9至日2月9年9391（斗战的区地木灌拉霍图2图9月1日清晨4点45分的时候，全军都同时在边界上开始行动。最初地面上有一层浓厚的晨雾，使空军不能对我们作任何的支援。我在第一攻击波中，就和第三战车旅一同前进，一直到曾贝堡（Zempelburg）以北地区的最前线，那里是序战开始的地方。不幸得很，虽然我已经严命第三师的重炮兵不得开炮射击，但是在大雾之中，他们还是忍不住开炮乱打起来。第一颗炮弹恰好落在我的指挥车前50码的地方，第二颗就落在后50码的地方。我马上想到要是再来一颗的话，就一定会直接命中。于是马上命令司机转过车来离开这个地区，这种突如其来的炮击使他有一点神经错乱，拼命地一冲就掉在一个沟里去了。这辆半履带的指挥车就损毁得不堪再用。我既然无法前进，就只好转回军部指挥所，换了一辆新车并且把兴奋过度的炮兵申斥了一番。此处可以顺便说明一下，在战场中使用装甲指挥车，以便与战车一同行动的军长，恐怕我还是第一人咧。这种车辆上备有无线电设备，使我可以经常与我的军部和各师都保持着接触。

　　波兰战役(2)www.shu.com.cn

　　第一场恶战是发生在曾贝堡以北，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附近的地区。当晨雾突然消失以后，我方领先的战车就发现他们已经和波兰的防线直接碰上。波军的战防炮直接命中了好几辆战车。一个军官、一个见习官和八个士兵都在这里阵亡。

　　大克罗尼亚曾经有一度是我祖父的土地。我的曾祖父埋葬在这里，我的父亲也是在此出生的。而我却是第一次看到我过去的家园。

　　在换了新车之后，我又赶上了第三师的部队，他们最先头的部队现在已经到达了布尔达河。但师的主力却还在普鲁什奇与小克罗尼亚（Kleinklonia）之间，正准备停下来休息。师长被集团军（Army Group）总司令博克上将喊去问话，所以也不在师部里。我向第六战车团的军官们询问布尔达河方面的情况，这位团长不相信今天就可以渡河，他很想休息休息。他竟然完全忘记了军部的命令——在第一天内就应该渡过布尔达河。我很愤怒地走开了，并想着应如何纠正这种令人不愉快的现象。有一位年轻的中尉费里克斯（Felix）向我所站立的地方跑了过来。他的上衣已经脱掉，衬衫的袖子卷得高高的，两臂都给烟火弄黑了。他说：“报告军长，我刚刚从布尔达河边回来，河那面敌军的实力异常脆弱。波兰人要纵火烧毁哈米尔缪地区的桥梁，但已经被我扑灭。这个桥现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部队之所以停留不进，就是因为没有人领导。军长，你应该亲自去指挥渡河。”我很诧异地看着这个青年尉官，他给了我以一个极好的印象，他的眼光中似乎充满了自信。也许这个青年人的见解正是我现在所需要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马上就采纳了这个青年尉官的忠告，立即驱车向哈米尔缪森林进发，在12点钟刚过就到达了目的地。一群参谋人员正站在距离水边有百码之远的一棵大橡树的底下，他们一看到我来了，就向我喊道：“军长，他们还在向这里射击呀！”一点都不错，敌人是朝着这个方向射击，而我方的第六战车团的战车炮，和第三步兵团的步枪也都正在回击之中。对岸的敌军都隐伏在堑壕里面，根本就不见一人。所以我第一个命令就是停止这种象征性的射击，这个时候第三步兵旅的旅长安根上校（Col.Angern）也赶来了，他很能帮我的忙。于是我就命令尚未经过战斗的第三装甲车营，找一个敌人威胁不到的地点，用橡皮艇首先渡河。等到他们渡河成功之后，就由他们监视敌方，然后再命令战车利用桥梁渡河。他们把防守这个地区的波军脚踏车连全部俘获，而且自己的伤亡极少。

　　所有的部队就立即构成一个桥头堡。而第三装甲搜索营再奉命继续向前挺进，一直越过图霍拉灌木地区，在希维切附近直抵维斯瓦河。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出波军主力和预备队的位置。到了18点钟的时候，布尔达河渡河工作就全部完成。在夜间第三装甲师就到达了他的目的地希维卡托弗（Sviekatovo）。

　　我回到留在查恩（Zahn）的军部指挥所，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

　　一路都是冷清清的，一声枪响都没有听到。当我到达查恩外围的时候，却发现我的那些幕僚们都戴着钢盔，匆匆忙忙地在那里架设战防炮。我很惊奇地问他们，这是在干什么，他们就告诉我波兰的骑兵正在向我们这里挺进，我们随时都有被突袭的可能，我把他们安抚下来，就立即走进我的司令部开始我的工作。

　　第二步兵师的报告上说：他们向波兰方面装有铁丝网的防线攻击，未获成功。现在三个步兵团都已经列在第一线，所以师部已经没有预备队。我就命令趁夜色将左翼一团撤回转向右翼，这样第二天就可以跟在第三装甲师的后面，向图霍拉方面实行迂回。

　　第二十步兵师经历了相当的困难，才占领了柯尼兹，不过所推进的距离却很有限。因此我就命令它第二天再继续推进。

　　在这一个夜晚，由于是开战的第一天，所以神经紧张的事件一再地发生。过了午夜不久，第二步兵师的师长又用电话向我报告说：由于波兰骑兵的袭击，他们被迫要撤退了。我有一会儿没有开口，等我再提起声音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就问他是否曾经听过一个波美拉尼亚的“榴弹兵”（Grenadier）会让敌方的骑兵赶跑么？他就回答说：他没有听过，并且向我保证他一定可以守住现有的阵地，于是我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亲自视察这个师。

　　在大约5点钟的时候我就到了第二师的师部，发现那些幕僚人员还是处在惊慌失措之中。我就亲自率领夜间撤出的那个团，由大克罗尼亚的北面直向图霍拉方面迂回。现在第二师就开始有了迅速的进展，第一天的战争恐惧心理已经成为过去。

　　第三装甲搜索营在黑夜里抵达了维斯瓦河。在希维切附近的波里德罗（Poledno）农村中，由于不慎，使军官遭受到相当的伤亡。第三装甲师的主力被布尔达河隔为两段；天亮后，波军就开始向留在东岸的部队发起攻击。一直到了正午，德军才开始实行逆袭，该师才又且战且走地进入了森林地带。第三十步兵师跟在第三装甲师的后面，用强行军追上。另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在越过图霍拉灌木地区的行动中，都有了很迅速的进展。

　　到了9月3日，第二十三步兵师在布罗克多夫将军（Gen.Brockdorff）的率领下，已经进入了第三装甲师（现在已经推进到维斯瓦河）与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两者之间的空隙位置。所以现在我们对于敌人已经形成了合围之势——当前的敌军都被包围在希维切以北和格鲁琼兹以西的森林地区里面。波兰的骑兵因为不懂得我们战车的性能，居然用他们的长矛和刀剑向战车冲锋，结果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有一个波兰炮兵团正向维斯瓦河的方向行动，途中为我们的战车所追上，全部被歼灭，只有两门炮曾经有过发射的机会。波兰的步兵也死伤惨重。他们一部分补给物资和架桥纵列都在撤退中被缴获，也全都被毁。

　　波兰战役(3)www.shu.com.cn

　　9月4日这个口袋就更缩紧了，波兰走廊之战已经接近尾声。有一个短时间似乎第二十三师有支持不住的模样，不久就从史特劳斯的第二军所辖的第三十二步兵师中抽调了一个团的兵力来增援，局面马上就稳住了。

　　部队的作战精神颇佳，一般士兵的伤死率很小，但是军官的数字却比较高。这是因为大多数军官都是忠于职守，不避艰险，有许多高级官员都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9月3日我在视察第二十三步兵师和第三装甲师的时候，有机会看到我的幼子库尔特，并且也看到我出生的地点——库尔姆。库尔姆的尖塔，在维斯瓦河的对岸，给日光照耀得发出闪亮。9月4日我又监督着第二师和第二十师向森林地区战斗前进，到了那一天黄昏的时候，我就到达了格鲁琼兹西面的格鲁贝（Gruppe）旧德国军事训练基地。那一天晚上，我又和第三装甲师在一起，背向着维斯瓦河朝西面进发，以期把围在袋形阵地中的残敌完全肃清。

　　这个走廊地带已经在钳形攻势之下完全被解决，我们现在又可以接受新任务了。当我们正在苦战的时候，政治形势却转趋恶劣，英国和在英国压迫之下的法国都已经对德国正式宣战，这使我们早日获得和平的希望完全毁灭了。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是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很明白的，这个战争一定会拖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

　　9月5日，希特勒突然驾临我们的军区，我在从图霍拉到希维切的公路上，距离布里非罗（Plevno）不远的地点迎接着，并坐上了他的汽车，陪同他沿着我们前几天已经走过的路线前进。我们经过了被毁灭的波兰炮兵团，经过希维切，再紧跟着我们包围部队的后面，驶向格鲁琼兹。在那里他停留了一会儿，看了看维斯瓦河上面的那些已被炸毁的桥梁。当他看到那些被毁的波兰炮兵团的时候，希特勒就向我问道：“这是我们的俯冲轰炸机所干的么？”我回答道：“不，是我们的战车干的！”他不禁吃了一惊。在希维切与格鲁琼兹之间，凡是不必参加包围作战的第三装甲师部队，都调集齐了让希特勒亲自视察一番。以后我们又去视察第二十三师和第二师的各单位。一边走，我们一边谈论到这一次我军作战的经验。希特勒问我死伤了多少人，我把我最新得来的数字告诉他：在全部走廊战役中，我所指挥的四个师大概一共死了150人，伤了700人。他对于这样小的死伤数字，不免感到很奇怪，并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拿来作对比：他那一团人在作战的第一天就死伤了2000人以上。我就告诉他这一次敌人固然也很坚强勇敢，但是我们的损失却能这样的小，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战车能够发挥高度威力的缘故。战车实在是一个“救命”的武器。由于走廊之战的成功，可以使相信装甲兵威力的人声威大振。敌人的全部损失有两三个步兵师和整个骑兵旅，我们俘获了好几千战俘，数百门大炮。

　　当我们走近维斯瓦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河的那边，以遥远的天边为背景，正现出了一个市镇的阴影。希特勒问我那是不是库尔姆，我回答道：“是的，那是库尔姆。去年3月间我有那个难得的机会，在你的出生地欢迎你，今天你却又和我在一起到达了我的出生地，我是出生在库尔姆的。”好几年以后，希特勒还能够记得当时我们谈话时的情况。

　　我们谈话的内容又转到技术问题方面。希特勒希望知道关于我们的战车，有哪些地方是可以特别令人满意，有哪些地方又还需要再加以进一步的改善。我就告诉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把“Panzer Ⅲ”型和“Panzer Ⅳ”型的战车交给战斗部队使用，并且尽量提高这两种战车的生产量。关于进一步的改进问题：它们现在的速度已经很够用，但是却需要更重的装甲，尤其是前面部分；它们火炮的射程和穿透力也都需要增加，那就是说炮管应该较长，而炮弹也应该有更多的装药量。后者对于我们的战防炮也同样适用。

　　希特勒在对于前方部队的成就表示了一番赞扬之后，就在黄昏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回到他自己的统帅部。

　　值得注意的是，当战争过去之后，那些老百姓从躲避的地方又都钻了出来，他们看到希特勒的座车经过，居然也向他欢呼，并且还向他献花。希维切镇上也都悬挂了我们的国旗。希特勒访问战地，使得前线部队对他产生良好的印象。不幸的却是当战争继续打下去之后，希特勒亲临前线的机会也愈来愈少；而到了战争的末期，就简直不再去了。因此他就和部队的感觉完全丧失了接触，从此对于他们的成就和痛苦也都再不能够了解。

　　9月6日军本部和各师的前卫都渡过了维斯瓦河，军部就驻在多拉—芬肯斯坦伯爵（Count DohnaFinckenstein）的一个极美丽的古堡里面。这个古堡是菲德烈大帝赏赐给他的大臣芬肯斯坦伯爵的——就是现在主人的老祖宗，拿破仑曾经两次利用这个古堡做他的司令部。大皇帝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是在1807年，他在维斯瓦河上战败了俄普两国的联军，就从这里进入东普鲁士。在经过那个贫瘠而单调的图霍拉灌木地带以后，突然看到这一座古堡，他不禁大声叫起好来了。现在在那木质的地板上面还留着他靴上马刺所划伤的痕迹。他第二次到这里是在1812年征俄战役之前，他和那美丽的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Countess Walewska）在这里消磨了几个星期。

　　波兰战役(4)www.shu.com.cn

　　我就睡在那间拿破仑曾经睡过的房间里面。

　　美中不足的，就是伯爵本人正在柏林养病，所以我无缘拜访居停主人夫妇。不过他真是够客气，特地写信告诉我可以自由猎取他所养的家鹿。因为关于我们未来的配属，还没有接到命令，我仅仅知道此后我们将不再属于第四军团，暂时将由博克集团军直接指挥，所以我就决定在这里休息几天。当我部所属各师在7日夜间和8日上午还正在继续渡河的时候，我就去打猎，结果运气很好，收获颇丰。

　　9月8日，我所辖各师都已经渡过了维斯瓦河，于是事情也就迅速地发展了。在那天夜间我奉召前往驻在阿伦施泰因（Alienstein）的集团军总司令部听取给予我的新命令。我19点30分离开我的军部，在22点左右就到了目的地，在那里接到了新的训示。

　　〖〗〖〗图3波兰之役（1939年9月9日至9月18日）集团军总司令部原先的意思是想把我这一个军配属给库雪纳将军（Gen.von Kuchler）的第三军团，规定我军应与它的左翼保持密切的联系，由阿利斯（Arys）地区，经过沃姆扎（Lomsha），直趋华沙（Warsaw）的东面。我觉得像这样的与一个步兵军团保持密切的合作，实在不能发挥我军的全部威力。我就指出来这个假想的作战计划，使我无法使用我这些摩托化师的高速度，而这样迟缓的行动将使华沙区内的波军有向东撤退并沿布格河（River Bug）建立一道新防线的机会。所以我就向集团军参谋长沙尔穆斯将军（Gen.von Salmuth）提出建议说：我这个装甲军还是改由集团军直接控制，从库雪纳军团的左面前进，经过维兹拉（Vizna），沿着布格河的东岸推进，并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为目标。这就可以使华沙附近的波军无法建立一道新的防线，沙尔穆斯和博克都同意我这个主张。我接受一些必要的指示之后，就立即赶到阿利斯训练基地，开始行动。在我所原辖的三个师当中，还保留着两个——第三装甲师和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至于第二摩托化步兵师则调回充任集团军的总预备队。原属第三军团的第十装甲师，以及勒特曾（Lotzen）要塞步兵旅（一个新成立的单位，兵员普遍年龄较大）却拨归我指挥：这两个部队现在都正在维兹拉附近，沿着纳雷夫河（Narev）与敌人激战中。

　　我首先向原属的两师下达命令，那是在9月9日夜里2点到4点30分之间的事情。随即我就驱车前往柯尔曾尼斯特（Korzeniste），去拜访第二十一军的军长法肯霍斯特将军（Gen.von Falkenhorst）。这个军是在我军的右方，我希望知道他现在所处的情势，并且要知道他对于我将要接管的两个新单位的意见（现在都是由他指挥的）。我在清早五六点钟的时候到达那里，把他们喊了起来，和他们讨论当前的战斗情势。此时我才知道从正面攻击沃姆扎的企图已经失败，一方面是由于波军的顽强抵抗，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部队的经验不够。第二十一军在纳雷夫河的北岸已经丧失了它的机动性。

　　〖〗〖〗）日71月9至日8月9年9391（势攻的克斯夫托立一特斯列布向军九十第4图8点钟的时候，我到了维兹拉，在那里我找到了第十装甲师的师部。它的师长夏尔将军（Gen.Schaal）已经发生了意外，所以现在由斯顿福将军（Gen.Stumpff）暂行代理。他告诉我他的步兵已经渡河，并且据报已经把控制这个地区的敌方阵地攻占了下来，战事仍在继续发展之中。我对于这个消息详细询问并获得证实之后，才再去视察勒特曾步兵旅；这个单位原先本是要塞守备部队，但是现在也必须渡过纳雷夫河，参与野战。这个旅和它的旅长加尔上校（Col.Gall），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勇敢地渡河，实行攻击。我对于这位旅长的指挥表示满意，于是我又折回第十装甲师的师部。

　　当我回到维兹拉的时候，使我极感失望的却是早晨有关步兵师攻击成功的报告居然并非事实。他们固然渡过了河，但是并没有能够到达敌人的坚强工事，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是杳无消息，于是我就亲自过河去看看那位团长。我找不到他的指挥所，甚至连一个营部也看不见，他们未免藏匿得太好了。我一直跑到了第一线，结果连这个师的一辆战车也没有看见，事实上它们却都还留在河的北岸。我就派我的副官回去命令它们立即渡河，前线上简直是糟不可言；我想问问当前的情势是怎样，他们却告诉我最前线的连正在换防，一切都好像是平时一样，部队根本上就不知道有什么攻击命令。一个重炮兵的观测所居然与步兵混在一起，他们也不知道目前的任务是什么。谁都不知道敌人的情形，因为根本上就没有做过搜索的工作。我第一步是制止了前线上的混乱情形，第二步就命令所有的团营长都来见我，然后再命令炮兵观测所向敌方阵地瞄准。当找到了那个团长之后，我就立刻带他一同向最前线走，去看看敌人的防线，一直到已经受到敌人威胁时才止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面对着敌人的混凝土工事，攻击就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对于所看见的一切都是深感不满的。

　　当我回到纳雷夫河边，我发现战车团却仍然还留在北岸，于是我就严命该团长迅速渡河。因为桥梁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战车就用船渡过去。一直到18点钟，才开始真正的攻击。攻击马上就获得了胜利，而我们的死伤也极为轻微。若是有好的领导，那么这些事情在上午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波兰战役(5)www.shu.com.cn

　　在没有回到我的军部（现在已经设立在维兹拉）之前，我又向负责架桥的工兵军官三令五申，命令他要尽可能地赶快把桥架好，以便第十装甲师的后续部队和第三装甲师都可以迅速到达彼岸。

　　当我回到军部之后，就立即拟定第二天行动的命令：第二十步兵师应在第十装甲师的右边渡过纳雷夫河，而第三装甲师则跟在第十师的后面。我们就睡在新建的牧师住宅中，这个房子事实上还没有完工，但是却再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房子。

　　一直到9月10日上午5点钟的时候，我才发现昨天半夜就应该架好的桥梁，却因已经被第二十师的师长下了命令，把它拆毁掉，移到下游去重新架设，以供该师渡河之用。于是这两个装甲师就只有渡舟可用了，这真是糟透了。那个工兵军官并没有把我的命令告诉第二十师的师长，所以才有此失误。现在我们必须要等到下午才可以架好一座新桥供战车渡河之用。

　　在这一天内，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在赞布罗夫（Zambrov）附近遭遇到了苦战。这个师的主力正向努尔（Nur）方向对布格河推进。我曾经派遣搜索示范营在该师先头行进，一直到布格河的渡河点为止，一路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抵抗。第十装甲师向布兰斯克（Bransk）推进，沿途和敌人遭遇了几次。我一直随着这个师走到下午为止，然后就在已被焚毁的维索基—马索维斯基（VysokieMasovieski）村镇里过夜。我的军部在下午也渡过了纳雷夫河，跟在我后面走，但是中途为大火所阻，所以只好留在另外一个村庄里过夜。这从指挥的立场上说是一件很不妥当的事情。我命令军部跟进的决定也许太性急了一点，实在应该在维兹拉再停留一夜。9月11日的上午我非常不耐烦地等待着我的军部到达。波军企图由沃姆扎向东南方撤退，结果在赞布罗夫以南某点与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的进路恰好碰上，给这个师添了不少的麻烦。所以该师师长就决定命令他的部队绕过波军，向布格河前进，再回转过来以求将敌人包围歼灭。我就调动了第十装甲师的一部分去协助他。这个时候，在第十师左面推进的第三装甲师突然听到一个谣言，说我在维索基被波军围困住了。于是他们马上就派了第三机车步兵营兼程赶来为我解围。当他们发现我还好好的站在维索基镇上的街头，他们快乐极了，这种同族间的情谊是很感人的。

　　军部这一天就留在维索基过夜。

　　9月12日，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在第十装甲师的协助下把波军包围在安达尔柴夫（Andrzeievo）地区附近。第十装甲师已经到达了维索基—立托夫斯克（VysokieLitovsk），第三装甲师则到了别尔斯克（Bielsk）。我本人同搜索营的最先头部队一同进入别尔斯克，在那天下午我又看见了我的次子库尔特。

　　军部就移到别尔斯克，第二摩托化步兵师又从总预备队中再度拨交我指挥。我就命令它沿着沃姆扎到别尔斯克的路线前进，以便与其他各部队会合。这个命令中还说明了“师长应在师的先头前进”。13日的上午，该师师长巴德尔将军真的遵照命令行事，他距离他的部队已经很远，身边就只有一辆无线电通讯车。他却一头碰上了波兰的溃兵，在敌火之下度过了几个钟点，他赶紧用无线电求救，我们才把他接了出来。这个意外事件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这一天在安达尔柴夫被围的波军投降了，波军第十八师的师长也在被俘之列。第三装甲师到达了卡明尼克—立托夫斯克（KominiecLitovsk），他们的搜索部队远达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我下达了攻击要塞的命令，然后我们在别尔斯克过夜。

　　我们知道波军已经到达了那个著名的比亚沃韦扎（Bielovieza）森林地区。我希望避免在森林中作战，因为那不仅会牵制住我们大部分的兵力，而且也使我们离开了主要的目标——占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所以我就只是留下少数兵力对森林的边缘实行监视而已。

　　9月14日，第十装甲师的一部分——包括搜索营和第八战车团——突破了布列斯特各外围防线。我就立即命令全军以全速向布列斯特推进，以求扩张这次奇袭成功的效果。

　　当晚我们在维索基—立托夫斯克过夜。

　　9月15日，在布格河东岸对于布列斯特已经完成了合围的态势。因为波兰人用一辆旧雷诺式的（Renault）战车把城门塞住了，所以我们想要用战车奇袭的方式来突破卫城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军部那一天在卡明尼克—立托夫斯克过夜。

　　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和第十装甲师就准备在9月16日对卫城实行攻城战。他们向卫城冲锋前进，但结果还是失败。其原因是因为第十装甲师的步兵团，虽然已经奉到命令在炮兵的炮幕掩护之下立即前进，但是却并没有做到。我当时也在最前线上，看见该团最后固然还是攻了上去，但是时机已经太迟而且毫无秩序，所以不仅遭受到了很重大的损失，而且还是没有达到目标。我的副官布劳巴赫中校（Lt.Col.Braubach）在这一战中也受了重伤，几天后就死掉了。他之所以受伤，是因为我们后方部队的炮火落在我们前进部队的头上，他赶回去加以制止。一个站在城墙上的波兰狙击手在一百码的射程内将他击伤，他的死对于我是一个很痛苦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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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装甲师从东面绕过布列斯特，向南对弗沃达瓦（Vlodava）推进。第二摩托化步兵师就跟在后面，向东对科布林（Kobryn）推进。

　　军部仍留在原地过夜。

　　9月17日的清晨，哥尔尼克上校（Col.Gollnik）所指挥的第七十六步兵团，在黑夜里渡过了布格河的西岸，一举将卫城攻下。那个时候波兰的守军也正企图从西面经过那尚未破坏的桥梁，撤出该城，这样就结束了这个阶段的战役。军部就马上迁到布列斯特，此时我们知道苏联人也已经由东面进攻了。

　　波兰战役对于我的装甲部队而言算是第一次战火的洗礼。我觉得他们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他们的价值，并且证明对于他们的建立工作并没有白费。我们的位置现在是沿着布格河，面向西方，准备去攻击其余的波军。军的后卫是由第二摩托化步兵师担任，现在在科布林附近还有战斗发生。我们希望随时与从南面前进的装甲部队取得联系。我们最远的搜索部队已经到达了鲁波尔（Luboml）。

　　这个时候，克卢格将军的第四军团已经追上了我们，于是我们又再度归他节制。那个在纳雷夫河上曾经英勇作战的勒特曾要塞步兵旅，以后数日都一直是我们的左翼，最后也拨给第四军团指挥。克卢格就命令第十九军再向前推进，一师向南，一师向东朝科布林进发，另外一师向东北方推进，目标是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这样的调度会把全军分裂为三块，根本上就无法指挥。幸亏苏军出现了，所以这个命令也就不必付诸实行。

　　一位坐在装甲搜索车里面的青年军官，做了苏联人的前导，他告诉我们有一个苏联的战车旅就在他的后面。于是我们才知道了德国外交部长所同意的分界线是在哪里：布列斯特已经划给苏联人，因为布格河就是界线。我们觉得这种分界线对于德国并不太有利；最后我们又获得通知应在9月22日以前撤回到分界线以西去。这个时间实在是很仓促，我们要把全部的伤兵运回，还要把所有损毁的战车修理好，都有一点来不及。关于这些外交上的谈判，似乎根本就没有军人参加。

　　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但泽的大主教阿乐克（O’Rourq），在仓皇出走之中落到了我们的手里。他要求来见我，于是我在布列斯特很高兴地接待他。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获得安全，当然更不希望落在苏联人的手里。我就建议他随着我的运输纵队走回去，可以一直到达科尼兹堡（Konigsberg）。到了那里他就很客易与艾门兰（Ermland）的大主教发生接触，并且获得他的保护。这位大主教接受了我的忠告，因此就安全地逃出了战区。他后来曾经写信向我致谢，特别提到德国军官团的“侠士传统”。

　　在交接的那一天，我的对手是一位苏联的准将克利弗金（Krivochin），他也是一位战车军官，懂得一点法文，所以我们就勉强可以交谈。因为外交部并未给与我们以明确的指示，所以我就以友谊的方式办理一切移交的手续。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装备都完全带走，但是所俘获的波兰物资却只好留下来，因为时间太短促，我们无法组织一个必要的运输力量来撤运它们。最后举行了一个临别的阅兵礼，并在俄将之前向两国的国旗敬礼，这样就结束了我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停留。

　　在离开这个要塞之前——我们曾经在这里流了不少的鲜血，才把它攻占了下来——我在9月21日又亲自把我的副官布劳巴赫中校，送进了他永久安息的地方。损失了这位勇敢而能干的同僚使我感到无限的伤感。他所受的伤不太重，但是因为心脏衰弱的原因，而终于丧命。

　　9月22日下午我们回到了赞布罗夫。第三装甲师已经开入东普鲁士，其他各师也都跟在后面，各军现都已经解散。

　　23日我们就在加林根（Gallingen）暂住，这是一位伯爵的别墅。伯爵本人在前线作战，他的夫人和小姐殷勤地招待我们。在久战疲惫之余，我们对于这种平安的休息，真是感到非常的快乐。

　　我的次子库尔特，在历次战役中都平安无事。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接到我的长子的消息。事实上，在整个战役中，我们都完全没有接到任何的家信。这实在使人相当的难受。现在我们都希望赶紧回到我们原有的驻地，使我们的部队尽快地恢复原有的状态。

　　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波兰的胜利能够产生一个政治性的结果，使西方国家也许会转而谋和。我们也想到，假使这个事情不可能的话，那么希特勒就会很快地发动西线战场之战，不幸得很，这两种想法都与事实不合。我们进入了一个相持的阶段。

　　我就利用这段闲暇时间去看看住在东普鲁士的亲戚，我还发现了我有一个侄子曾被迫加入波军作战，并且已经被俘。现在他被释放了出来，以便使他有服务祖国的机会。

　　10月9日，我的军部奉命迁回柏林，在中途我又去访问了那些留在西普鲁士的亲戚。并且我还到了我的出生地库尔姆，找到了我祖母和双亲住过的房子。这是我最后一次重返我的第一个家。

　　回到柏林不久，我就非常高兴地又见到了我的大儿子，他已经获得了一级和二级的铁十字勋章。他曾经参加过华沙的苦战。

　　在叙述波兰战役的时候，我一定还要提到我的幕僚人员。他们在参谋长内林上校（Col.Nehring）指挥之下，完成了不少的艰难工作，对于我这一次的胜利具有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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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7日我奉命到总理官邸去。在那里我发现一共有24名军官（连我在内），准备接受骑士级铁十字勋章（Knight’s Cross）。这样早就获得了这种勋章，当然是一件喜事，对于我个人而言，经过了长期的苦斗才建立了这个新型的装甲兵，这似乎就算是一个成功的证明。毫无疑问，这一次战争能够这样神速的进行，死伤是如此的轻微，其主要的原因都是装甲兵的力量。在授勋典礼之后就继之以欢宴。我正好坐在希特勒的右边，我们又很起劲地谈到装甲兵的发展和这一次战役中所获得的经验。到了快要吃完的时候，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一般的人民和军人对于德苏条约的反应是怎样？”我只好回答他说，当我们军人们在8月底听到条约签字的消息之后，都不禁舒了一口气，它使我们对于后方有一种安全感，因为我们最不愿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腹背受敌。希特勒很诧异地注视着我，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对于我的答复不是很愉快。不过，他却没有说什么，而且立即改变了谈话的主题。一直过了很久，我才认清了希特勒是怎样地深恨苏联。他当时无疑的是希望我对于他这种惊人的举动，会表示莫测高深。

　　我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假期，恰好我的岳母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我的岳母于11月4日在柏林的家中过世，我们将她的棺木运送至戈斯拉尔（Goslar），葬在已先她过世的岳父旁边。等到丧事办完了之后，我就又接到了新的命令，离开了家。

　　11月中旬，我的军部移到科布伦茨（Koblenz），在那里我改归A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上将（Col.Gen.von Rundstedt）所指挥。

　　为了要加强军官团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将官，所以在柏林就举行了一连串的讲话，主讲的人有戈培尔（Goebbels）、戈林等等要人，最后在11月23日希特勒也亲临训辞。听众主要都是三军的将领，但是也有一部分军事学校的教官，最低的到尉官为止。

　　在上述这三个人的讲词当中，其重点都似乎是说：“空军将领们，在戈林同志领导之下，是绝对可靠的；海军将领也可以信任，但是党对于陆军的将领们却并不敢这样的信任。”把我们最近在波兰战役中的成就来作一个对比，这种侮辱真使我们难以忍受。当我回到科布伦茨之后，我就去找集团军参谋长曼斯坦因将军（Gen.von Manstein），谈论这个问题，并且研究应该如何应对。他也同意我的意见，认为陆军将领们对于这样大的侮辱是不应该一声不响的。他早已和集团军总司令谈过这个问题，可是他老人家却不肯多管闲事。他就向我说，要我再去和龙德施泰谈一谈，看能不能够说动他，于是我马上就去见龙德施泰。龙德施泰对于这个事件早已一目了然，他说最多只愿意去和陆军总司令谈谈。我就指出希特勒所指摘的对象，最重要的就是陆军总司令本人，所以最好换一个人去和希特勒直接解释，要求他撤回这种不公正的控诉。龙德施泰却不愿意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此后几天之内，我访问了不少的高级将领，希望能够劝动他们采取行动，但是毫无结果，最后我就去看赖兴瑙上将，大家都知道他和希特勒及国社党（纳粹党）一向是处得很好的。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赖兴瑙却告诉我他和希特勒早已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所以要他去见希特勒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却也认为是应该让希特勒明白陆军将领对于这个事件的感情，所以他就主张我自己去一次。我就说我是军长中资历最浅的一个，有许多老前辈在，我怎敢代表全体将领讲话。赖兴瑙却不听我那一套，他说这是为大家好的事情，他就跟总理官邸通了一次话，要求元首接见我，第二天我就获得命令叫我到柏林向希特勒报告。

　　希特勒单独一个人接见我，并且让我一个人说了二十多分钟，他一直都没有中途打断我。我把我在柏林所听到的三篇演词内容撮要地叙述了一下，并且指出这都是针对着陆军将领而发的。于是我就说：“我曾经和许多将官谈论过，他们对于政府首长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感到莫大的惊异和愤慨。事实上他们的忠诚在最近就已经有了事实上的证明，他们在波兰战役中都曾经亲冒生命的危险，来报效国家，所以这场战争才会只要三个多星期就胜利结束了。由于对西方国家的恶战还尚未展开，来日大难，他们更认为在最高领导方面绝不可以发生裂痕。也许你会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我这样一个资历最浅的将领，会来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来。我曾经请求那些老前辈们来向你解释，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来。但是为了不要让你以后会这样说道：‘我曾经当面向那些陆军将领们说，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就接受了我的不信任，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所以我今天才来见你，为了向你提出抗议，认为这种说法对于我们不仅是不公正，而且也是莫大的侮辱。假使对于某一个将领——我想最多不过是个人的问题——感到不信任的话，你可以把他免职。未来的战争一定是一个长期性的，我们在军事领导方面绝不可以有裂痕，彼此之间一定要建立起‘互信’，不要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尚未接任最高统帅之前那样的一团糟。在那一次是坐失时机，等到兴鲁两人上台就已经太迟了。这一次我们的最高领导方面就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要再蹈过去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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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我一直往下说。当我说完了之后，他就很直率地回答道：“那不过就只是陆军总司令一个人的问题。”我就接着说：“假使你对于现在的陆军总司令感到不能信任，那么你就应该免除他的职务，调换一个你所完全信任的人。”于是马上就引到了一个我所最害怕的问题。他问道：“你推荐什么人？”我脑子里有一张名单，在那个名单上的人我认为个个都有资格担任这个困难的职务。我首先就提出赖兴瑙上将。希特勒当即表示拒绝，“那不在考虑之列。”他说话的时候，表情是那样的不愉快，我才相信赖兴瑙在我面前并没有说谎。接着我又从龙德施泰上将说起，一连说了好几个人名，但是都不曾为希特勒所接受。最后我无话可说了，就只好沉默了下来。

　　现在换希特勒打开了话匣子。他开始叙述他为什么对于这些将军们不表信任的道理。当他开始再武装德国的时候，弗里奇和贝克就已经和他意见不投。他希望立即成立36个师，而他们却认为只能成立21个师。将军们又反对他重占莱茵河流域。事实上只要法国人一皱眉，他们马上就会转过身开溜，幸亏外交胜利才算是免于辱国。勃洛姆堡元帅使他深深地失望，而弗里奇事件也在他口中留有苦味。在捷克危机的时候，贝克反对他，所以才被免职。现任的陆军总司令所提出的重整军备的一些建议均不敷需求，明显的例子就是轻型野战炮的产量简直是少得可笑。在波兰战役中，他和他的将军们之间就早已有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对于未来的西方战役，他也不敢相信陆军总司令是和他抱着一样的见解的。

　　希特勒谢谢我对于他的坦白陈词——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一点什么成就都没有。谈话前后共历时一个多钟点。我回到科布伦茨，对于我所获得的结果深感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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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没有和西方国家交手之前——这是我们所最希望能够避免的——就已经事先对于在波兰所获得的教训，加以审慎的研究。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所谓轻型师实在是一个乱杂无章的东西，这个发现对于我而言，是一点都不稀奇，因为我早已预料到了会是这样。所以当局就命令把它们都完全改成装甲师，其番号是第六师到第九师。摩托化步兵师过于庞大而不便指挥，于是在每一个师里面裁减了一个步兵团，使它的规模缩小了一点。最重要的事情是把Panzer Ⅲ式和Ⅳ式的重型战车，拿来取代现有各战车团的装备，但是这个工作进行得很慢，一方面是由于工业生产本身的限制，另一方面却是由于陆军统帅部想把这些新战车储存起来不用的缘故。

　　我接管了几个装甲师和一个“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步兵团，负责它们的训练工作。除此以外，我主要的时间就是花在未来西线战场作战计划的考虑上面。

　　在希特勒的督促之下，陆军统帅部不得不采取攻势，它原定的计划就是把1914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再重用一次。固然这个办法是很简单，但是却一点新奇的滋味都没有。所以不久大家就想另外换一个新计划。在11月间的某一天，曼斯坦因（集团军参谋长）请我去和他谈谈，他把他的看法说给我听。主要的重点是利用强力的战车部队经过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直抵色当（Sedan），突破该区内的马奇诺延长防线，从而将整个法国战线分裂为二。他要求我以一个战车专家的观点，来研究他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详细地研究过地图，和回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个人对于这个地区的地形经验以后，我就向曼斯坦因明确地表示说，他所假想的这个作战计划是绝对可行的。我所加的惟一附带条件，就是所使用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数目一定要够用，最好把全部的兵力都使用在这一方面。

　　于是曼斯坦因就提出了一个备忘录，经过龙德施泰上将的批准和签署，于1939年12月4日送呈陆军统帅部。可是统帅部对此却并不太热心，最初，统帅部对于经过阿尔隆（Arlon）的攻击，只想使用一两个装甲师，我坚持着说这样的兵力实在太脆弱，发挥不了作用。我们的装甲兵力本就不太雄厚，若再加以分割的使用，那就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可是统帅部却偏偏想要这样做。曼斯坦因实在感到不耐，因此与统帅部之间发生了强烈的恶感，最后被调任为一个步兵军军长。他要求至少应让他指挥一个装甲军，可是统帅部却并没有理会他的要求。这样，我们的这位最优等的战略头脑，就被降调为第三波攻击中的一个军长，可是以后战争的胜利实际上却都是发源于他一个人的理想。他的后任是一个平凡得很的索登斯坦恩将军（Gen.von Sodenstern）。

　　这个时候，因为有一架飞机失事，才使我们的主管们不得不放弃那古典式的施里芬计划。一位传达命令的飞行军官违反了规定的办法，在黑夜里携带有关施里芬计划的重要公文，飞越比利时的领土，结果迫降在比利时境内。他是否已经把文件毁掉，当时无法得知，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假定比利时，甚至于英法两国，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作战计划。

　　此外，当曼斯坦因就任军长的时候，他也利用希特勒召见的机会，曾经把他的意见当面告诉了希特勒。结果才使所谓“曼斯坦因计划”（Manstein Plan）成为一个被认真研究的作战构想。1940年2月7日，在科布伦茨举行了一次演习，照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演习可以证明这个作战计划已经有了决定性的成功。在这一次图上练习的时候，我建议在攻势的第五天，应使用强大的装甲摩托化部队，在色当附近强渡过默兹（Meuse）河，其目的是在这里突破法军的防线，并向亚眠发展。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却认为我这个意见毫无意义。他认为即令战车部队已经渡过默兹河，并占据了桥头阵地，但是也必须等候步兵赶上来之后，始可以发动一个全面的攻势，所以他预料，不到战役的第九天或第十天，这个攻击是不可能进行的。我强烈地反对他这种全面攻击的理论，我一再地说明，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利用我们装甲兵现有的全部实力，对于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点施以奇袭式的打击，使突入的楔形地区深而且宽，因而让我们可以不必顾虑到侧翼的安全，而去尽量地扩展我们的战果，所以不必等待步兵军的赶上。

　　在我的意见中有关法国边境要塞的强度价值问题，也得到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工兵顾问斯提欧塔少校（Maj.von Stiotta）的有力支持。他曾经把空中照相加以极详细的分析，所以他的结论足具有科学的根据，当然是不应任意抹杀的。

　　2月14日又在迈恩（Mayen）做另一次的图上演习，地点是在第十二军团李斯特上将（Col.Gen.htmist）的司令部里。这一次哈尔德又出席了，所研究的主题还是默兹河的渡河问题。需要我做答复的问题，主要有下列两点：装甲师能够凭着它自己的力量渡河么？还是一定要等待步兵赶上来呢？关于后者：是它和步兵一同渡河呢？还是完全让步兵去先渡河呢？因为在默兹河以北，阿登（Ardennes）高原的地形十分的险恶，在这里使用战车根本上是不合理的。所以越讨论就越不像话，最后我和第十四军的军长（摩托化军，准备跟在我的后面推进）魏特夏将军（Gen.von Wietersheim）就提出抗议说，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对于战略的领导，似乎是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们表示像这样使用装甲部队，在原则上是完全错误的，必定会引起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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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情况就变得更为严重，甚至于龙德施泰上将对于战车的真正威力，也并不曾有任何明确的认识，他也主张还是小心为是。这个时候，我们实在需要像曼斯坦因那样的天才！

　　关于如何指挥这么多装甲部队的问题，也曾引起了烦长的讨论。经过了许多次的变化之后，最后才决定成立一个装甲兵团（Group），由克莱斯特将军（Gen.von Kleist）指挥，事实上到那个时候为止，他并没有能够表现出来他对于装甲兵的指挥是特别拿手的。以后又决定由我的装甲军担任阿登攻击战的矛头，于是我就赶紧去忙于训练我的部下，使他们有能力担负起这个沉重的任务。归我所指挥的有第一、第二、第十共三个装甲师，“大德意志”步兵团，和一些军直属部队（包括一个迫击炮营）。除了“大德意志”团以外，其余的部队无论在平时和战时，都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所以我对于他们的能力具有无比的信心。现在我要训练他们，去担负一个艰巨的工作，当时除了希特勒、曼斯坦因和我自己以外，恐怕再没有其他的人会相信它是可以成功的。为了实现我的理想，已经把我累得精疲力竭。我实在需要稍事休息一下，在3月的下半个月当中，我就请准了一个短假。

　　在此之前，A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又曾经被召集到总理官邸，举行一次军事汇报，由希特勒亲自主持。我们每一个将领都自己报告他所担负的任务，以及他将要如何去执行的计划，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人。我的任务如下述：在奉命进攻之日，我要越过卢森堡的国界，经过比利时南部，一直到色当，渡过默兹河，并在那一面建立一个桥头阵地，以掩护后续的步兵军渡河。我又简单地解释，在经过卢比两国的时候，我军将分为三个纵队前进，我指出第一天可以到达比利时边境，并且希望在同一天之内突破它；第二天我应该可以到达讷沙托（Neufchateau）；第三天可以到达布永（Bouillon），并渡过瑟穆瓦河（Semois）；第四天我就已经到达了默兹河；而第五天我就已经渡河了。在第五天的下午我应该已经建立好了桥头阵地。希特勒问道：“那么之后你又准备做些什么呢？”他是第一个想到应该同我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的人。我答复他说：“除非我已经接到了其他的命令，否则在第二天我就会继续向西推进。最高统帅应该决定我的目标是亚眠还是巴黎。照我个人的看法，正确的路线是应该过亚眠，直向英吉利海峡进发。”希特勒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布西将军（Gen.Busch）——他所统率的第十六军团正位于我的左翼，突然高声喊了出来：“好吧，第一点，我首先就不相信你可以渡得过默兹河！”希特勒脸上现出了紧张的表情，用眼睛注视着我，看我怎样答复这个挑战。我说：“无论如何，总不需要你来代劳呵！”希特勒没有再说话。

　　我始终都再没有接受过命令，指示我在默兹河上获得了桥头阵地之后，应该如何再进行第二步的工作。一直到我到达大西洋海岸之前，一切的决定都是自己一个人负责的。最高统帅部对于我的行动就只有牵制的作用而已。

　　在短假结束之后，我就又埋头去进行我的准备工作。不久冬天就过去了，转眼间变成了春天。在我没有叙述事实之前，我想应该先将我的信心的由来，解释一下。这就又必须从头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战役，除了一个短期间的运动战以外，不久就稳定了下来，变成了一种阵地战，不管集中了多大的兵力和物资，都无法使陆军再恢复它的运动性，一直等到1916年11月，敌人的战车在战场上出现之后，局面才有新的发展。利用它的装甲，它的履带，它的枪炮，带着它的乘员突破炮兵火网和铁丝网，越过种种的工事和障碍物，而一直冲进德军防线的中心。从此攻击的力量又复活了。

　　要明了战车的重要性，只要看一看凡尔赛和约就可以明白。和约禁止德国保有和制造任何种类的装甲车辆，若有违背则将严厉处罚。

　　由于我们的敌人认定战车为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武器，因此才禁止我们使用。这样，我才决心仔细地研究这种决定性武器的历史，并且还追踪它的未来发展。因为我的研究并不受到传统观念的拘束，所以对于装甲部队的使用、组织和装甲车辆的制造，都得到了一些新的见解，而超出了国外权威理论的范围之外。经过了多年的苦斗，我已经把我的理论，成功地变成了事实，可以说是比其他的国家先取得了优势。由于对于战车的使用和组织，我都有独到的创见，所以我才会深信我一定可以完成我的使命。甚至到了1940年，和我抱着同样信念的人，在德国陆军中也并不太多。

　　因为我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做过广泛的研究，所以使我对于战斗人员的心理也有相当的认识。由于个人的经验，我对于我们自己的陆军当然很明了，而对于西方的对手，我也曾经做过几条假定，以后在实际战役中，证明我的看法并不错。尽管敌人曾经利用战车，而成为1918年胜利的主因，但是他们却先入为主地仍然受着阵地战理论的拘束。

　　在1940年5月间，英法联军所能使用的装甲车辆一共约有4000辆；而德国陆军在当时所有的装甲车辆则只有2800辆，这还包括装甲侦察车在内，当真正攻击的时候，所使用的车辆不过2200辆而已。不仅在数量上敌人占了优势，而且在装甲和火炮的口径两方面，法国的战车也比德制的为优越，不过它的操纵系统和速度却不如德国的。尽管法国人拥有如此强大的机动兵力，但是他们还又建筑了全世界上最坚固的要塞，马奇诺防线。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金钱来构筑要塞，而不把它用在机动兵力的加强和近代化的工作方面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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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高乐、达拉第（Daladier）以及其他作这样主张的人都没有为人所重视。由此就可以看出来，法国的最高领袖人物，对于战车在机动性战争中的意义，不是不能了解，就是不愿了解。据我所知道的法国任何大规模的演习当中，都可以看出来法国的统帅部，是要训练他们的部队一切都按步就班，根据预定的计划行动。无论是取攻势还是取守势，都是以一个事先所预定好了的环境为其基础。他们希望先把敌方的企图和战斗序列，都完全弄清楚之后，再来采取行动。而且一经决定行动之后，则一切部队的行动都完全照着既定的计划进行，丝毫都不许有所变化。这种对于计划控制的狂热，否定了机会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所以才把装甲兵编在一般的陆军系统之内，将它们分割后由步兵师指挥，免得它们破坏了整个的计划。因此，法国的装甲兵力只有极少数是编成了大单位，以供战略性的使用。

　　总结起来说，法国人是准备采用一种有体系的防线，和一种严格的计划来保卫他们的国家。这种主意是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学来的教训，他们对于阵地战富有经验，他们对于火力做极高度的估价，但是却完全不重视运动的原则。

　　这就是在1940年，我们所深知的法国的战略和战术原则，而与我自己对于战争的理论完全相反。因此这就构成我对于胜利信念的第二个因素。

　　到了1940年的春天，德国对于敌军的配置和它的要塞情形，都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了解。我们知道在蒙梅迪（Montmedy）与色当之间的某处，马奇诺防线由极坚强而变成了相当的脆弱。从色当到海峡地区间的防线，我们称它为“延长的马奇诺防线”，我们不但知道它的位置，而且也知道比荷两国要塞的强度，他们都是面对着德国的。

　　马奇诺防线的兵力似乎很单薄，大量的法军和英国的远征军都集结在佛兰德平原（Flanders）上，位置在默兹河与英伦海峡之间，面朝着北方。至于比荷两国的军队，则配置在他们的边界上面，以防御东面来的攻击。

　　从他们的战斗序列上来看，就可以明了敌方是预料德国人又会再度使用施里芬计划，所以他们把联军的大部分兵力，都用来抵御经过荷比两国的大迂回行动。似乎照法国最高统帅部的判断，除了古老的施里芬计划以外，是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战略的。

　　我们对于敌情早有了相当的认识，这是使我认为此战必胜的第三个因素。此外，对于敌人的一般判断，虽然比较不太准确，但是却也有它的价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很明了法国军人的本性，也很尊重他们，在保卫国土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勇敢、顽强，不惜一切的牺牲。在这一次，我们毫不怀疑他们一定还会表现出来同样的精神。至于说到法国的领袖人物们，我们所不了解的，就是为什么在1939年的秋天，当德国的兵力大部分都牵制在波兰的时候，他们却不趁机发动攻势。真正的原因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只有猜度而已。由于法国的领袖人物如此地谨慎，使我们想到敌方是有意避免严重的军事冲突。从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当中，法国人是相当地不活动，使人觉得他们对于战争似乎并不热心。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所得到的结论是：若是使用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经过色当和亚眠而发动一次具有决定性的猛烈攻势，以大西洋海岸为攻击的目标；这样就可以深入敌后，而将敌人已经进入比利时的大军完全隔断。我不相信敌人拥有足够的预备兵力，能够阻止我这个攻势；所以我相信若是能够充分地扩展最初成功的战果，则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我的第二个工作就是要说服我的长官和我的部下，使在上面的人能够承认我的观念是对的，而使我可以获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使在下面的人都能够和我一样具有信心，并且完全与我合作。前半段的努力只获得了一部分的成功，而后半段的努力则收获较大。

　　在进攻的时候，第十九军所奉到的命令，就是经过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南部一角，在色当附近的默兹河上取得一个桥头阵地，并协助后续的步兵渡河，对于奇袭成功之后，应做何种进一步的行动，则完全没有指示。

　　关于与空军的合作也事先有了安排。我与战术空军司令斯徒尔汉将军（Gen.von Stutterheim），以及空军兵团司令罗兹尔将军（Gen.htmorzer）都做了一番接触。为了尽快地建立合作的基础，我邀请了空军人员参加我们的演习，同时我个人也参加他们的演习。我与空军所讨论的要点还是渡过默兹河的问题。经过了详细研究之后，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在渡河的时候，空军最好是能够连续不断地支援陆军，而不要用集中轰炸的方式。这样就可以使在开阔地布置的敌炮兵，经常感到空军的威胁，不能安心作战。关于攻击的时间和目标的位置，都事先记明在地图上。

　　在发动攻势的前夕，为了满足戈林的心愿，曾经把“大德意志”步兵团的一个营，用空降的方式投掷在比利时防线的后方，以扰乱敌方的军心。

　　由于想迅速地冲过卢比两国的领土，我所率领的三个装甲师就一线排开。中央是第一装甲师，军炮兵、军部和高射炮兵的大部分都跟在它后面前进，从始至终，这都是我们的攻击主力。在第一装甲师的右边，就是第二装甲师；在它的左边就是第十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第一装甲师由吉尔希纳将军（Gen.Kirchner）指挥，第二装甲师由法伊尔将军指挥，第十装甲师由夏尔将军指挥。这三个师长都是我的老部下，我对于他们的思想和能力具有充分的信心。他们的观念和信心是完全和我一致的，都认为装甲兵只要一发动了攻势，那么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绝不会有红灯出现，我们要把绿灯一直开到路的尽头——这一次就是英吉利海峡！我们的每一个士兵，对于他们的使命也都能有明确的认识，在攻势发动之后，即令长时间不再收到新的命令，他们也照样可以各自为战的。

　　从突破到海峡(1)www.shu.com.cn

　　在1940年5月9日的13点30分，我们接到了信号。我16点钟离开科布伦茨，在当天的下午抵达了索能霍夫（Sonnenhof）的军部。部队已奉命集中在菲安登（Vianden）与埃希特纳赫（Echternach）之间的边境上面。

　　在10日上午5点30分的时候，我和第一装甲师在一起，从瓦伦多夫（Wallendorf）附近越过了卢森堡的边境，向马特朗日（Martelange）挺进。到了第一天的下午，该师的前卫部队已经突入了比利时的国界防线，并与“大德意志”团的步兵取得了联系。不过由于公路已被彻底破坏，而且在那个山地区中又无法绕道，所以就不能够深入。因此我们必须趁着黑夜将它修复。第二装甲师在斯退强甫（Strainchamps）附近作战，而第十装甲师则经过了新阿拜（HabaylaNeuve）与埃塔勒（Etalle），并已经和法国部队接战（第二骑兵师与第三殖民地步兵师）。军部设在南布鲁希（Rambruch）。

　　〖〗〖〗区地登阿破突军九十第5图11日的上午，沿着比利时边境的爆破地区和布雷地区，都已经扫清。快到正午的时候，第一装甲师开始向前推进。战车在前面开路，向着讷沙托两面的要塞进攻，守军为比利时从边境上撤退的残兵和法国的骑兵。经过了短时间的战斗，我军伤亡极轻，而敌军的阵地即被突破，讷沙托也被攻占了。第一师立即继续前进，中途占领了贝尔特里（Bertrix），在黄昏的时候到达布永，但是法军在那一夜里却守住了这个镇市，并未撤走。其他两个师也完全照预定计划进展，只遭遇到极轻微的抵抗。第二师攻下了利布拉蒙（Libramont）。第十师的第六十九步兵团的团长艾勒曼中校（Lt.Col.Ehlermann）在圣玛丽（SainteMarie）附近阵亡。

　　在10日到11日之间的夜晚，装甲兵团司令克莱斯特突然命令左翼的第十师立即变更方向，向隆维（Longwy）前进，因为据报有法国骑兵从那个方向攻来。我马上要求兵团部收回成命，因为把我的兵力抽调三分之一去对付莫须有的敌方骑兵威胁，将使默兹河的渡河成功受到严重的威胁，可能因而影响到全局的胜败。不过为了防止这种害怕敌人骑兵的奇怪心理，再弄出别的花样，我又命令第十师更改路线，沿着与原定路线平行的路前进，经过吕勒（Rulles）直趋瑟穆瓦河岸。我军还是照常推进，停止和变更方向的危机都过去了，兵团部最后也同意了我的意见。敌人的骑兵也始终没有出现。

　　“大德意志”步兵团调回充任军预备队。军部在讷沙托过夜。

　　5月12日清晨5点钟的时候，我率领着我的幕僚来到布永前线，监督第一步兵团在团长巴尔克中校（Lt.Col.Balck）领导之下，进攻这个市镇。攻击在7点45分开始，不久就打下了这个目标。法军已经破坏了瑟穆瓦河上的桥梁，不过还是有许多地点战车仍可以涉水渡过。师工兵立即开始架设新桥。当这一部分的工作做得很能令我满意之后，我就随着战车的后面，越过了河流，向色当方向前进，但是布满了地雷的道路逼迫我又退回布永来。在这个村镇的南部，我经历到敌人的第一次空袭，它的目标是要炸毁第一师所架设的桥梁。但是侥幸得很，并没有炸中，只有几间民房被炸中起火。

　　我马上就从森林中驾车去视察第十装甲师方面的战况，他们也已经渡过了瑟穆瓦河。当我到达前线的时候，正赶上搜索营向敌人的阵地进行攻击。步兵紧跟着搜索部队后面前进，他们那个勇敢的旅长费侠尔上校（Col.Fischer），亲自在部队前面领导，而师长夏尔将军也紧跟在他们的后面。这个师在他们的指挥官勇敢的领导之下，强硬地推进，情形颇令人动容。不久森林中的敌人防御阵地即被攻克。部队经过拉沙佩勒（La Chapelle）向巴齐内斯—巴南（Bazeilles-Balan）继续前进，我可以放心回布永的军部去了。

　　这个时候，我的参谋长内林上校已经在一家旅馆里设立好了司令部。从窗口向外看，就是瑟穆瓦河谷的美景。在我安放办公桌的地方，四周墙壁上都挂满了狩猎的纪念品。

　　我们立即开始工作。不久就听见了一连串的爆炸声，大概是另外一次空袭。但是这还不够，一个工兵的补给纵队，携带着的雷管、炸药、地雷和手榴弹等等物资，也着火焚烧，于是爆炸之声就络绎不绝。墙上所挂的一个野牛头突然被震落下来，只差一点就把我的脑壳砸碎了，玻璃窗也震碎了。我们赶紧离开这个不愉快的地方，最后我们决定搬到布永北端的一个小旅馆里面去，那个小旅馆曾被当作第一战车团的团部。在那里，我们偶然碰到战术空军的司令斯徒尔汉将军，他说这个地方太暴露了，正在谈话之间，又有一队比利时飞机来投弹。损失固然很微，不过我却还是愿意听从空军司令的忠告，把我的军部移到北面的一个小村子里去。

　　在第二次搬家尚未开始之前，就来了一架联络机将我接往克莱斯特将军总部，听取他的新命令。我所接到的命令就是要我在第二天，即5月13日16点钟的时候开始渡过默兹河，发起攻击。在那个时候，第一、第十两师是可以到达预定的位置；但是第二师却在沿途遭受到阻碍，是否能准时赶到，那就是一个疑问了。我把事实报告给克莱斯特知道，并且说明了兵力强弱的关系。克莱斯特却还是不肯改变他的观点，于是我就又想到，假使不等到三个师都到齐就渡河，也许也有它的优点。另外一条命令就更使我不愉快。他不知道我和罗兹尔将军事先已经有了约定，克莱斯特又和空军方面接洽好了，准备配合炮兵的准备射击，同时实行集中的轰炸。这样一来把我的整个攻击计划都弄糟了，若是攻击时间一拉长，那么再也得不到空军的支持。我强烈地表示反对，希望仍然照我原定的计划，但是克莱斯特却坚决拒绝。于是我只好坐上飞机，由另外一个新的驾驶员送我回军部去。这位青年人却找不到我原先起飞的跑道，在法军阵地上空一架没有武装的飞机慢慢地来回飞着，这才是真够不舒服。我提起精神来，命令驾驶员向北飞，才找到了跑道。着陆的时候，汽油已经快要用完了。从突破到海峡(2)www.shu.com.cn

　　回到军部之后，我马上赶紧草拟命令。因为时间太仓促，所以我们只好从档案中把在科布伦茨演习时的命令取了出来，把它的日期时间改一改，就发下去应用。它们与目前的情况极为适合，惟一的改变就是攻击时间由10点钟改为16点钟。第一、第十两师也完全照军部的办法，所以一切命令的下达，都是十分的迅速而简单。

　　到了5月12日的下午，第一、第十两师都已经占领了默兹河的北岸，并且攻下了历史上的名城和要塞，色当。在夜间就忙于做渡河攻击的准备，并且赶紧使军炮兵和兵团炮兵进入阵地。攻击的主力摆在第一装甲师方面，增援它的部队有“大德意志”步兵团、军炮兵和两翼两个师的军炮兵营。在明天衡量侧翼两师的成就时，它们的炮兵实力被减弱的事实，却是不可不考虑的。

　　军部则命令在5月13日中迁到拉沙佩勒。

　　在上午的时候，我首先视察第一装甲师的师部，看看他们的准备做到了什么程度，接着再从那里经过了地雷尚未扫清的地区，在法军炮火威胁之下，到达了在叙尼（Sugny）的第二装甲师师部。这个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法国边境。在正午的时候，我才回到了拉沙佩勒的军部。

　　在15点30分的时候，我冒着法军炮火的威胁，亲自到了一个炮兵前进观测所（属于第十装甲师的），目的是要想亲自看看我方的炮兵和飞机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在16点钟，攻击开始，最先就是炮兵的准备射击，至少照我们的看法，是很够壮观的。怀着一副紧张的心情，我等待着空军的来临。它们也是准时到达，但是使我大感惊奇的是，就只有几小队的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在战斗机掩护之下出现了；很明显的他们这是采用了我事先和罗兹尔所约定的战术。也许是我离开了兵团部之后，克莱斯特将军突然想通了，否则就是新的命令没有能准时送到前方的空军指挥所。无论如何，飞机所采取的战术正是我所认为最有利的方式，我不禁深深松了一口气，心里大有如释重负之感。

　　我现在就急于想去参加步兵们的渡河战斗。这个时候用渡船强渡的工作大概已经完毕了，所以我就先到圣芒日（St.Menges），然后再转到佛洛因（Floing），那是第一装甲师的预定渡河地点。我走上了一艘渡船。在河岸的那一边，我找到了第一步兵团勇敢而能干的团长巴尔克中校。他和他的幕僚都很愉快地来欢迎我，他对我喊道：“在默兹河里禁止做享乐性的游船！”这是我自己所创造的一个典故。因为过去在演习的时候，有些青年军官们的态度似乎是太随便了一点，所以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告诫他们。照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一次的渡河的确是很轻松的。

　　第一步兵团和“大德意志”步兵团的攻击发展，几乎完全是和演习一样的准确。由于不断的空中攻击，法国的炮兵已经完全瘫痪。沿着默兹河的混凝土工事都为我们的战防炮和高射炮所击毁，敌人的机关枪手在我方重武器与炮兵的火力之下，也都抬不起头来，尽管地形十分开阔，但是我军的损失还是异常的轻微。到了黑夜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穿透敌阵到达了相当的深度。部队奉命在夜间不许休息，继续向前进攻，我所靠的就是这个紧要命令必定能够为全体所严格的遵守着。到了23点钟，他们已经到达了法国的主要防线。我心里很愉快，也很骄傲，于是转回我的军部，并立即研究侧翼方面的报告。

　　〖〗〖〗）日51月5至日31月5年0491（战之河兹默过渡6图第二装甲师参加作战的部队只是它的前卫部分：搜索营和装甲车营，以及重炮兵。以这样少的兵力当然无法使强渡成功。第一装甲师的步兵全部都已经渡过河，战车和炮兵则正在等候架桥，桥一架好之后就可以跟着赶上去。第十装甲师也已经渡过了默兹河，并且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桥头阵地，因为缺乏炮兵的支持，所以该师曾经经过一天的苦战。马奇诺防线的重炮曾经使他们感受到一部分的威胁。不过，在明天第二、第十两师的情况就可以大为改善。军属重高射炮要趁着黑夜，移到河岸边的阵地，因为从14日以后就不会再有空军的支援，它们又要转用到其他的地区去了。

　　在夜里，我和罗兹尔将军通电话，问他为什么又变更了上面所规定的空中支援办法，并且谢谢他今天对于我们的成功所做的辉煌贡献。结果我才知还是因为上面的命令下达得太迟，所以罗兹尔决定就照原计划执行。接着我又打了一个电报给布西将军（就是上次在希特勒会议中藐视我的人），告诉他我们已经渡河成功了；他倒给了我一个很亲热诚恳的回电。最后我又向我的僚属们致谢，感谢他们对于我的帮助。

　　在5月14日的清晨，勇敢的第一装甲师已经送来了报告，说在昨夜一夜中，他们透入的深度又有了相当进展，现在已经通过了谢姆里（Chemery）。所以我就直向谢姆里进发。在默兹河的河岸上集结着有成千上万的战俘。当我到达谢姆里的时候，第一装甲师的师长正在向他的部下下达命令，我就在一旁静听他在说些什么。据报有一支强大的法国装甲部队正朝着这个方向推进，所以他就命令第一师的战车部队向斯东尼（Stonne）进攻，以便去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于是我就立即返回默兹桥，在那里与我的幕僚碰头，并命令第二装甲师的第二战车旅，立即跟在第一旅的后面渡河，以使河的那边能够有足够的装甲兵力对付法军的攻击。法军的攻击立刻为我们所阻止，在布尔逊（Bulson）他们损失了20辆战车，在谢姆里又损失了50辆。“大德意志”步兵团占领了布尔逊，并且由那里向费里尔斯（VillersMaisoncelle）进攻。但不幸的是，在我离开谢姆里不久之后，德国的俯冲轰炸机突然来了，糊里糊涂地对着自己的密集部队投弹，使我们遭受很大的损失。从突破到海峡(3)www.shu.com.cn

　　在这个时候，第二装甲师已经在栋什里（Donchery）附近渡过了默兹河，并在南岸一路战斗前进。我驱车赶到这一方面去看实际的情形，发现负责的指挥官们都是身先士卒地向前挺进，我觉得很放心，于是才又重新回到默兹河。现在那里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空袭。英法两国的空军人员都十分的勇敢，不顾生命危险，想要炸断我们这一座桥。结果虽然他们的损失惨重，但是桥梁却还依然无恙。这一天我们的高射炮有极精彩的表演，射击非常的准确。到那天黄昏的时候，他们自己计算战果一共打下了150架敌机。那位团长，希迫尔上校（Col.von Hippel）因为这一天的战功，获得了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

　　在空袭之下，第二战车旅还是川流不息地从桥上渡过默兹河。快到中午的时候，使我们大感振奋的是，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上将也亲自到了这里来看看实际的情况。我就在桥上的中点位置把我们的情况报告给他听，当时空袭还正在进行之中。他淡淡地问道：“这里的情形总是像这样么？”我凭良心地回答他说：“是的。”于是他对于我们官兵的英勇，不免称赞了一番。

　　我又再回到第一师的师部，找到他们的师长和参谋长温克少校（Maj.Wenck）。我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全师是一致向西推进呢？还是在朝南对着阿登运河（Ardennes Canal）的东岸方面，应该留下一个侧卫部队？温克就用我所惯说的成语：“只准集中，不准分散！”来作为问题的答案，这也正和我的想法一样。于是第一、第二两师马上就都奉到命令，全体改变方向向西推进，越过阿登运河，以突破法国防线为攻击目的。为了使两个师的行动配合起见，我又再赶到第二师的师部，它位于栋什里的高地上。从高地向下一看，可以看到13、14两天，第二师所曾经经过作战的地区全貌。使我感到奇异的，就是马奇诺防线的长射程炮并没有向这个地区做猛烈的射击，否则将使我们受到严重的损失。在这个时候，再回头看看我们所已经经过的险境，才更感觉到我们这次攻击成功真是一个奇迹。

　　下午我才回到军部，又着手研究5月15日这一天我的各师的配合问题。在我军的正北面就是赖因哈特将军所指挥的第四十一军，它本来跟在我的后面，自从5月12日起，才开到我军的右翼位置。13日该军也渡过了默兹河，并且向西推进。魏特夏将军的第十四军，则还是紧跟在我的后面，马上就要到达默兹河。

　　到了黄昏时分，第一师的强大部队已经渡过了阿登运河，击败了敌军的顽强抵抗，攻占了辛格莱（Singly）和旺德雷斯（Vendresse）。第十装甲师的战车部队已经越过了梅松西里—罗库尔—弗拉巴之线（Maisoncelle-Raucourt-et-Flabas），而该师的大部分则已经到达布尔逊—推龙尼（Thelonne）以南的高地，在那里他们俘获了40多门大炮。

　　第十九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实占领斯东尼附近的高地，以阻止敌人的任何突破我桥头阵地的行动，而使后续的部队可以安全渡河。第十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在14日中，竟日苦战就是为了要攻克这些高地。斯东尼这个村庄曾经数度易手，到15日攻击才算是完成。

　　在5月15日清晨4点钟的时候，我和魏特夏将军在我的军部商谈将我的军所据守的桥头堡，交给他接防的计划。在把情况稍事分析之后，我俩又一同到布尔逊附近的第十师师部中去洽商。师长夏尔将军已经上前线去了，参谋长李本斯坦中校（Lt.Col.von Liebenstein）是一个很优秀的军官，他把目前的困难解释给魏特夏听，并且还答复了他不少的详细问题。最后我们同意，在交接期中，第十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都暂由第十四军指挥，等到他们的部队到齐了之后再归还建制。所以在此后的数天之内，我所指挥的范围将暂以第一、第二两师为限。

　　于是，第十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奉命沿阿登一线掩护第十九军的南面侧翼。在5月15日那一天，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前卫也赶来增援。

　　从第十师的师部，我又转到驻在斯东尼的“大德意志”步兵团团部。法军恰好正在攻击，我一个人也找不到。经过了一度的紧张之后，阵地还是稳住了。我才回到我的新军部，它已经搬到了默兹河的南岸，沙波根（Sapogne）附近的一座小森林当中。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一天晚上异常的混乱，原因并不是由于敌人的反攻，而是由于我们的上级又发出乱命的缘故。兵团司令克莱斯特突然命令所有的部队都不准前进，不准超出桥头阵地的范围以外。我对于这个命令不能同意，也不愿同意，因为它会使我前功尽弃，完全丧失了奇袭的作用。我立刻与兵团参谋长蔡兹勒上校（Col.Zeitzler）通话，不得要领之后又与克莱斯特上将直接谈话。我坚决地要求他收回成命，双方辩论得非常火爆。最后他才勉强答应，在下一个24小时之内，还可以继续前进。

　　当我获得了行动的自由之后，心理上非常的愉快，第二天一早（16日）我就赶到第一师的师部。前方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只晓得昨夜在巴维里蒙（Bouvellemont）附近曾有激烈的战斗，所以我就一直向该处进发。在那个余火尚未熄灭的村庄大道上，我找到了步兵团长巴尔克中校，叫他把昨夜的情况讲给我听。部队已经太疲劳，自5月9日以后就没有真正休息过。弹药也快用完了，在最前线上的士兵，就熟睡在他们的散兵壕里面。巴尔克本人披着一件短外衣，手里拄着一根棍子，告诉我这个村庄被攻克的经过。当他的部下同他诉苦，说实在再打不下去的时候，他说：“我自己一个人去打下这个村庄！”说完了他就一个人向前进。他的部下也就跟着他一涌而上了。巴尔克脸上非常不干净，眼睛里充满血丝，可以看出来他真是日夜的辛劳。由于他这一天的功绩，他得到了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他的对手也打得很勇敢。敌人的机关枪到现在还在对着村庄街道上射击，不过炮声已经没有了，我和巴尔克都认为敌人的抵抗已经接近尾声。从突破到海峡(4)www.shu.com.cn

　　在前一天，我们曾经截获一个法军的命令，假使我的看法不错，那应该就是法军统帅甘末林将军（Gen.Gamelin）所亲自下的手令，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德军战车的狂潮最后必须加以制止！”这个命令使我的信心更为坚定，我们必须倾全力进攻，因为法军的抵抗能力很明显已经使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感到烦恼。已经到了不能再犹疑不决的时候，当然更不能够叫停。

　　我把士兵一连一连的集合起来，把这个命令读给他们听，坦白地告诉他们立即继续进攻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一方面感激他们这几天的成就，另一方面更要求他们继续进攻，以实现我们的胜利。说完了之后，我就命令他们赶紧上车，继续前进。

　　迷惑着我们的战争之雾不久就完全廓清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结果一切都是在我们预料之中。在普瓦泰龙（PoixTerron），我找到了第二师的参谋长，把当前的情势讲给他听了之后，就继续向蒙科尔内（Montcornet）前进。在途中超过了第一师的行军纵队。士兵们现在都已经清醒了，晓得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完全的胜利——突破！他们看见我，都纷纷向我欢呼。

　　在蒙科尔内的市场中，我找到了肯夫将军（Gen.Kempff），他是第六装甲师的师长，该师属第四十一军指挥。他的部队在渡过默兹河之后，与我的部队一同到达了蒙科尔内。现在我必须为这三个装甲师制定道路——第一、第二和第六师——以便它们通过这个市镇，再向西推进。因为装甲兵团部对于这两个军之间，并未划定界线，于是我们就自己议定，大家齐头并进，直到最后一滴汽油都用完了才停止。我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马尔勒（Marle）和德尔西（Dercy）——距早晨的起点已经超过了40英里，距色当已经55英里。

　　同时，我命令跟随着我的人去搜查市场附近的住宅。几分钟后，他们就搜捕到了好几百名法国战俘，各个单位的都有，他们的脸上表示出惊讶的表情。另外有一个敌军的战车连，正想从西南面进入这个市镇，结果也全部被俘。它是属于戴高乐师的，我们早已听说他们曾在拉昂（Laon）地区以北出现。我的军部就暂设在蒙科尔内以东，一个叫作索伊兹（Soize）的小村中。我和第一、二两师的师部取得了联络。并且把一天的经过用无线电报告兵团司令部，此外并重申我的决心，在5月17日这一天还是继续前进。

　　由于5月16日我们和第四十一军的胜利，照我个人的想法，我的上级也许应该不会再坚持他的见解，而一定要我们停止，以待步兵的赶上。我心里所想的计划，就是我在3月间对希特勒所说的理想：一直前进，以英吉利海峡为目标。我绝料想不到，希特勒既已批准了勇敢的曼斯坦因计划，又在我表示意见的时候，一句反对的话都没有说，居然后来竟会突然叫停。我原先的判断实在是大错了，第二天上午即见分晓。

　　在5月17日的一清早，我就接到兵团部的命令，要我们立即停止前进，我本人须去向克莱斯特报告，他7点钟到我的飞机跑道边来和我碰头。他的确准时到达，还没有和我道早安之前，就开口骂我为什么不服从命令。他对于部队这样卓越的成绩似乎不屑于夸奖一句。等到他一口气说完，准备喘气的时候，我就要求免除我的职务。他一时不免有一点慌张，然后点点他的头，并且命令我把职务移交给一个资深的部将。谈话就这样结束，我回到军部，要求第二师师长法伊尔将军立刻来见我，以便叫他暂代军长的职务。

　　于是我就用无线电发了一个报告给集团军总司令部，说明我在正午移交完毕之后，将立即飞回总司令部，并对于一切经过提出详细的报告。立刻我就接到了回电：叫我不要离开军部，等候李斯特上将（他是第十二军团的司令，正跟在我的后面前进）的到来，他是被授权来处理这件事的。在他没有来到之前，各单位都一律留在原地待命。李斯特上将到了之后，他代表集团军总司令慰留我，并且告诉我停止前进的命令，是发自陆军最高统帅部（OKH），所以必须要服从。他也很同情我的看法，认为有前进之必要；所以在集团军批准之下，准我继续作威力搜索。不过军部还是要停止在原地不动，以便易于保持接触。这是上级的最高限度，我向李斯特上将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还请他代我向克莱斯特将军解释早上那一场误会。于是我就马上去安排威力搜索的进行。军部仍然留在索伊兹，在我的前进指挥所与军部之间，架设了一根专用电话线，免得再用无线电通话，又给OKH和OKW的检查单位知道了，再惹起其他的麻烦。

　　在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之前，第一师在17日的早晨已经攻下了利贝蒙（Ribemont）和克雷西（Crecy）。第十师的前卫由色当以南前进，也到达了弗内利考（Fraillicourt）。17日黄昏的时候，在莫伊（Moy）附近，已经过了瓦兹河（Oise），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桥头阵地。

　　5月18日上午9点钟的时候，第二师到达了圣康坦（St.Quentin）。在它的左面是第一师，已经渡过瓦兹河，并向佩罗讷（Peronne）前进。19日的清晨，第一师已经强渡过索姆河（Somme），并建立了桥头阵地。有几个法国的参谋军官正在前线视察，因为走避不及也被俘了。

　　我的前进指挥所移到西克村（VillersleSec）。从突破到海峡(5)www.shu.com.cn

　　5月19日，我们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旧索姆河战场。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在埃纳（Aisne）河、塞尔河（Serre）和索姆河的北边前进，这些河流对于我们的左翼恰好构成了天然的掩护。这一翼所能给与我们的威胁事实上也很有限。5月16日，据报戴高乐所临时组成的法军第四装甲师就已经在这个地区中活动，在以后数日中，戴高乐一直在与我纠缠，19日那一天，有少数的法国战车已经突入我们的防区，距离我在何隆（Holnon）森林中的前进指挥所，不到一英里远。当时的确使我们紧张了一下，可是不久这些不速之客就又改变了他们的方向。另外，我们也知道在巴黎地区，还集中着一个法国预备军团，一共有8个师的兵力。不过我却估计只要我们不停地活动，那位法国的弗利将军（Gen.Frere）就绝不会对我们进攻。根据法国的基本战术原则，他一定要等待把敌情完全弄清楚之后，才会采取行动，所以我们要一直让他猜不清楚，换句话说就是继续的推进。

　　〖〗〖〗进推峡海向军九十第7图到了5月19日的黄昏，第十九军已经进到了康布雷—佩罗讷—阿姆（Ham）之线。第十装甲师代替了第一师的单位，掩护着我们越走越长的左翼。在19日夜间，军部移到马尔利维尔（Marleville）。在这一天，我们才又接到命令可以继续前进。第十师仍然掩护着左翼，一直由科尔比（Corbie）到亚眠之东为止，它的原有防地则由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接替，第一装甲师直趋亚眠，并迅速在索姆河的南岸建立桥头阵地。第一师再受命经过阿尔贝（Albert），进攻阿布维尔（Abbeville），并在那里渡过索姆河，建立另外一个桥头阵地并肃清该地区的残敌。

　　我估计第一师将在上午9时开始攻击亚眠，所以我上午5时就赶去前线，因为我希望能够亲自参加这一次历史性的战斗。

　　我在5月20日上午8时45分的时候到达了亚眠的外围。第一师正在开始攻击。在中途我还到了佩罗讷，目的是要看看第十师是否已经真正代替了第一师，接管了那些防地。据说，第一师的部队没有等到接防的部队到齐，就已经开始前进，因为他们的指挥官正是那位有名的勇将巴尔克中校，他怕再迟了就会赶不上亚眠的攻击战。他的接防者对此深感愤怒，不过算是侥幸的，敌军并未乘虚进攻。我一路上经过了无限长的难民行列。

　　第一师的攻击非常顺利，不到正午的时候就已经攻克了这个城市，并且构成了一个桥头阵地，纵深达4英里之远。我大概地把我们新占的阵地看了一下，也顺便看了看这个以美丽的教堂而闻名的城市，然后又匆匆赶回阿尔贝，希望在那里与第二师会合。沿途我遇见我们的行军纵队和无数的难民，另外还有敌人的车辆也居然跟在德军纵队的后面飞跑，想这样逃回巴黎，我很快地在中途截获了15名英国俘虏。

　　在阿尔贝，我找到了法伊尔将军。第二师曾经俘获了一个英国炮兵连，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德军会来得这样快。各种国籍的俘虏挤满了市场内和附近的街道。第二师师长先以为他们的汽油用完了，准备停下来，后来才发现并没有用完。我立刻命令他们在19点以前赶到阿布维尔，结果他们如期赶到了。（在战场上，常常会听到部下说没有汽油了，事实上完全是假的，部队疲倦想休息的时候，就会说他们没有汽油了。）在对第二战车旅的旅长普利特魏兹上校（Col.von Prittwitz）面授机宜之后，我就转回现在已经移到凯里约（Querrieu）的军部。在那里我们又遭到了自己空军的攻击，我们的高射炮不客气地向飞机射击，结果打下了一架。两个驾驶员跳伞下来，当发现了我们正在地面上等候他们的时候，表情非常不愉快。我请这两位青年人喝了一杯香槟酒压惊。可惜得很，那架飞机倒是最新式的侦察机。

　　在那一天夜间，第二师的斯比塔（Spitta）营已经率领部队通过了罗也利斯（Noyelles），这是第一个到达大西洋海岸的德军单位。

　　在这一天的下午，我们不知道今后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同时兵团也没有获得对于今后攻势的指示。所以5月21日那一天被完全浪费掉了。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视察我的部队。在路上，我向第二师的一位奥地利籍士兵问道：“你们对于这以前的战斗，观感怎样？”他说：“还不错，不过我们已经浪费了两个整天。”不幸得很，他的话倒是一点都不错。海峡港口的占领www.shu.com.cn

　　21日的上午，我才接到命令继续向北推进，以占领海峡诸港口为目标。我希望第十师向敦刻尔克前进，第一师向加来（Calais）前进，第二师则向布洛涅（Boulogne）前进。但是以后我却非放弃这个计划不可，因为第十师突然又被兵团部调回充当总预备队，而不再归属我指挥。所以从22日开始进攻时起，我手上所剩下的又只有两个师。我要求保留原有的三个师，以便可以迅速地占领各港口，但遭到了上峰的拒绝。因此，怀着沉重的心情，我只好又再次改变我的计划。第一师加上“大德意志”步兵团，以萨梅尔—代夫勒—加来（Samer-Desvres-Calais）为其目标，而第二师则沿着海岸向布洛涅进发。

　　〖〗〖〗）日92、82月5至日42月5年0491（战作的口港峡海8图5月21日，在我们的北面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英国的战车部队居然想向巴黎方面突破，在阿拉斯（Arras）地区首当其冲的德军是一个党卫军（S S）师，该师从来没有经历过战斗，所以不免产生了恐惧的心理。事实上，英军的突破并没有成功，但是却使克莱斯特兵团的幕僚们也跟着乱成一团。不过他的部下却并没有受到感染。5月21日，第四十一军所属的第八装甲师到达了埃丹（Hesdin），第六装甲师到达了波希里（Boisle）。

　　我们的新攻势从5月22日的清早开始，从朝北的方向渡过了欧蒂河（Authie）。第一、二两师的兵力都不充足，因为我们还留下了一些部队防守索姆河上的桥头阵地，以待第十四军来接防。

　　22日的下午，在代夫勒—萨梅尔以及布洛涅的南面，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的对手主要都是法国人，但也还有英比荷等国的残兵混杂在一起。他们的抵抗已经不成体系。但是敌人的空军却十分活跃，纷纷向我们投弹和扫射，而我方的空军却不见踪影。因为我方的空军基地现在越隔越远，而且无法迅速地向前方移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勉强向前挣扎。

　　军部移到内奎斯（Recques）。

　　第十装甲师这时又重新交给我指挥，于是我决定把已经快要接近加来的第一师调向敦刻尔克方面，而让第十师接替第一师的原有任务，第二师则独力攻击布洛涅城。

　　在23日上午，第一师在“坟墓线”（Graveline）上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而第二师在布洛涅的周围和城里，也发生了猛烈的战斗。这一次的攻城战情形很特殊，有段时间，我们的炮兵和战车都打不穿那个古老的城墙。最后在88mm高射炮掩护之下，步兵用梯子爬城，才进入了城内；在港口地区的战斗中，有一辆战车击沉了一艘英国的鱼雷艇，另外还击伤了几艘。

　　5月24日，第一师越过了在海岸与荷尔奎（Holque）之间的Aa运河，并在河的那面占据了好几个桥头阵地；第二师继续扫荡布洛涅的残敌；第十师到达了代夫勒—萨梅尔之线。

　　党卫军“希特勒近卫师”现在也拨交我指挥。我命令该师向瓦唐（Watten）进攻，这样可以协助第一师攻击敦刻尔克。第二师奉命只留极少数兵力占领布洛涅，其余部队都抽回，向瓦唐方面增援。第十师已经包围加来，并准备攻击这个古老的海上要塞。我下午去视察这个师，特别关照他们要审慎前进，以避免无谓的牺牲。5月25日，重炮兵也由布洛涅方面调过来增援这个师。

　　此时赖因哈特的第四十一军也已经渡过了Aa运河，并在圣奥梅尔（St.Omer）占据了桥头阵地。希特勒突然叫停(1)www.shu.com.cn

　　在这一天（5月24日）最高统帅部又突然再来干涉前方部队的进展，其结果使整个的战争在将来都受到了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希特勒命令左翼各部队都停在Aa运河一线上，并禁止渡过这条河流。为什么做这样决定的理由，我们当然无从探悉。这个命令上还说：敦刻尔克完全留给空军去对付，若是加来的占领也感到困难的话，也可以交给空军去处置。我们当时都默然无话可说。而且因为命令的理由并未宣布，所以连辩论都不可能。因此各装甲师就都奉到命令：守候这一线待命，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一下。

　　敌人的空军活动却很少受到我方空军的对抗。

　　25日的上午，我到瓦唐去视察党卫军师，并且看看他们是否已经发出命令，停止进攻。当我到达的时候，正看到部队在踊跃地渡河。在河的那面就是瓦唐山，只有235英尺高，但是在这个平原地区却具有控制全局的作用。在山顶上一座古炮台的废墟旁边，我找到了该师师长迪特里希，问他为什么不服从命令。他说山上的敌人正控制着河岸，使河岸无法防守，所以他才决定渡河攻下这座山来。我觉得他的看法实在并不错，所以就批准了他的行动，并且命令第二师立即跟上，以支援他们。

　　在第一天我们完全占领了布洛涅。第十师已经在加来的卫城以外作战。当我方要求英军投降的时候，英军的守将尼可逊准将（Brigadier Nicholson）却很干脆地回答说：“不，英国陆军的责任是要打得和德国陆军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只好开始攻城。

　　5月26日第十装甲师攻克了加来。在正午的时候我正在他们的师部中，根据我所接到的命令，我就问他要不要把加来留给空军去解决。他答复道，因为他不相信我们的炸弹可以有效地炸毁那厚厚的城墙，以及古老要塞中的地下室，所以他反对这个办法。而且假使让空军去轰炸的时候，他的部队反而还要撤退，这又多了一道手续。因此我就同意他的主张。在16点45分，英国人投降。我们俘获了两万人，其中三四千人是英国人，其余都是法比荷的士兵，这些人早就不想再打了，所以英国人只好把他们先锁在地下室里面。

　　自从5月17日之后，一直到我在加来又遇见了克莱斯特将军，这时他第一次向我的部队表示赞扬之意。

　　在这一天，我们就准备立即向敦刻尔克进攻。可是新的命令又来了，于是我们在一眼可以望见敦刻尔克的地方停下了脚步！我们静观着空军去攻击。但却也眼看着大船和小船络绎不绝地把英军撤走。

　　第十四军军长魏特夏来到我的军部，与我商谈彼此接防的问题。结果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的前卫部队也交给我指挥。我把它摆在“希特勒近卫师”的右方。在会谈之前，曾经出了一件小的意外事件。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从前线驾车回来，途中经过一个独立房屋，里面还有少数的英军留在里面死守不去。英军的机关枪击中了他的座车，并随即起火燃烧，于是他和他的副官跳出车外，躲在一个阴沟里面。跟在他指挥车后面有一辆无线电通信车，马上就发出求救的讯号。军部就立刻派第二师的第三战车团去营救。不久迪特里希师长就来到了我的总部，满脸都是污泥，样子十分狼狈。

　　一直等到5月26日，希特勒才又准许我们继续向敦刻尔克进攻。可是已经太迟了，无法完成一次伟大的胜利。

　　我军在26日的夜间发动攻势。第二十步兵师、近卫师和“大德意志”团，在重炮掩护之下，以沃尔穆特（Wormhoudt）为目标。第一装甲师则在其左翼向前推进。

　　“大德意志”团得到了第十装甲师的第四战车旅的有力支援，达到了占领克洛奇高地（CrochtePitgam）的目的。第一装甲师的装甲搜索营占领了布罗克尔克（Brouckerque）。

　　我们可以望见大批的敌方运输船只从敦刻尔克开出。

　　28、29日两天之内，我们继续前进，已经迫近敦刻尔克。但是占领敦刻尔克的全功我们却让给别人了——5月29日，我军奉命撤回，由第十四军接替我们的任务。

　　假使当初最高统帅部没有突然制止第十九军的前进，那么敦刻尔克早就已经攻克，而且胜利的成果也非现在的所可比拟；假使当时我们能够俘虏到英国远征军的全部兵力，那么未来的战局发展恐怕也就很难预言了。无论如何，像那样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胜利，也可以使外交家多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不幸得很，这个大好机会却给希特勒个人的神经质弄糟掉。他以后所发表的理由，说因为看到佛兰德平原地区河川纵横，所以才命令我的装甲军不要冒险前进——这实在是不成其为理由。

　　5月26日，我发表了一个文告，对我所统率的部队表示深切的感谢。原文如下：

　　第十九军的同胞们！

　　这十七天以来我们曾经转战于比法两国的境内。在离开德国国界以后，我们已经经过了400英里的里程，直抵大西洋的海岸。一路上，你们攻破了比利时的要塞，强渡过了默兹河，在可纪念的色当战役中突破了小马奇诺防线，占领了斯东尼的重要高地，势如破竹地经过了圣康坦、佩罗讷、亚眠、阿布维尔等地。而占领海峡地区各港口，则是对于你们事业成功的加冕典礼。

　　我曾经要求你们48个钟点不睡觉。而事实上你们却一连17天都没有好好睡过。我强迫你们冒险前进，两翼后方都是充满了威胁，你们却从不畏惧迟疑。希特勒突然叫停(2)www.shu.com.cn

　　你们充满了自信，相信一定可以完成使命，所以才能够使每一个命令都完全被贯彻实行。

　　德国有了你们这样的装甲师，它应该引以自豪，而我身为你们的指挥官，则更是愉快无比。

　　我们永远记得那些已经杀身成仁的战友们，他们的牺牲绝不是无意义的。

　　现在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接受新的任务。

　　为了德意志和我们的领袖，希特勒！

　　古德里安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有些德国将军们建议希特勒将战车部队停留在敦刻尔克的外围，这样可以使英国人有了一个求和的机会，或是增加德国谈判成功的希望。据我所知并没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建议。丘吉尔又猜想是龙德施泰主张停止装甲兵的进攻的，这也毫无事实的根据。此外，凭着我以当时前线指挥官的立场来发表意见，加来英军的抵抗，其英勇固然很值得称赞，但是对于整个战局却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有一点丘吉尔的看法却是对的，希特勒和戈林之辈，相信德国的空中优势足以阻止英军从海面上撤退。这个观念实在是铸成了大错，因为只有将英国远征军完全俘获，才足以迫使英国人向希特勒求和，至少也可以使德国攻英的行动有了成功的希望。

　　在佛兰德平原作战的时候，我得到消息说我的长子负了伤，不过并没有生命危险。我的次子在法国作战，获得了第一、二两级的铁十字勋章。虽然他是在一个装甲搜索营里服务，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受过伤。向瑞士边境突破(1)www.shu.com.cn

　　5月28日，希特勒命令成立一个装甲兵团，由我负责指挥。我的军部移到西格尼（SignylePetit），开始准备下一次的作战，6月1日我到达驻地。“古德里安装甲兵团”（Panzer Group Guderian）的组织必须在6月上旬完成。它的司令部还是用第十九军的旧班底所组成，参谋长仍然还是可信赖的内林上校。在编制上这个兵团辖有下列的部队：第三十九军（军长施密特将军）：下辖第一装甲师、第二装甲师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

　　第四十一军（军长赖因哈特将军）：下辖第六装甲师、第八装甲师和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

　　另外还有一些直属的兵团部队。

　　这个兵团又归李斯特上将的第十二军团所节制。

　　把这些部队调到新集中地区，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工作，尤其是第一、第二两师已经远达海峡地带。所经过的距离约为150英里，但因为桥梁和道路有破坏的地方，所以又要再加上60英里计算。这些部队都显出很疲倦的现象，车辆也损坏了一部分。侥幸的，他们可以有几天的休息时间，这样可以使他们的力量恢复过来，以担负未来的任务。

　　西线战场战役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将荷比两国和法国北部的敌人完全肃清，这样可以使我们无后顾之忧，一心向南进展。此外我们也已经把敌人的大部分装甲兵力和摩托化兵力都击毁了。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战役就是击败残余的法军——大约70个师，包括英军的两个师在内——并缔结有利的和约。至少我们在当时是这样的想法。

　　我们的新攻势，由沿着索姆河的右翼最先发动；而沿塞尔河和埃纳河的中部，则发动较迟。所以博克集团军于6月5日就已经开始进攻，而龙德施泰集团军则一直等到6月6日才开始进攻。

　　在龙德施泰集团军的战区当中，第十二军团所担负的任务，是要渡过埃纳河和埃纳运河，再向南推进。步兵负责先行渡河，一共分八个渡河点。当桥头阵地已经稳住，桥梁已经架好之后，我所率领的装甲师就越过步兵，渡河前进。再依照当时的情况，以巴黎、朗格勒（Langres）或凡尔登（Verdun）为目标。我们第一个目的地为朗格勒高原，在那里我们再等候新的命令。

　　我要求第十二军团的司令，把渡河点划分一部分给我的装甲师，从始至终让我们去独力作战。我很不愿意穿过步兵师再向前推进，因为庞大的补给部队可能把道路阻塞起来，而且指挥也容易发生混乱。但是军团司令却力主将装甲兵力留在最后突破时才使用，从而拒绝了我的要求。所以各装甲师只好集中在步兵军的后方，等候那八个桥头阵地一建立好了之后，马上就渡河进攻。那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就分别尾随在装甲师的后面前进。这个计划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步兵能够迅速地渡河，而且要稳住桥头阵地。

　　6月8日兵团司令部移到贝格尼（Begny）。

　　6月9日是第十二军团发动攻击的第一天，我到勒泰勒（Rethel）东北面的一个观测所里面，以便亲自看着那些步兵渡河，这样才可以使我的部队不失时机地赶上去。从上午5点钟到10点钟，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就命令我的传令官到另外一个渡河点去看看，看步兵是否已经渡过埃纳河。到了12点钟，我接到从勒泰勒两面所送来的报告，都说攻击失败了。在其他地点，我所派出的观察员也回来报告说，只有在夏陶—波尔新（ChateauPorcien）附近，曾经建立了惟一的桥头阵地，横不过一英里，纵深不过一英里半。我就与我的朋友，第十二军团的参谋长马克松将军（Gen.von Mackensen）取得了联络。我要求他代向司令请示：照我的意见是，趁着黑夜，装甲兵就利用这单独的桥梁先冲过去，明天一早他们就可以突破敌阵。我又到夏陶—波尔新去，中途经过第三军的军部，和该军军长讨论当前的情况。在亲自看完了桥头阵地之后，我就回到我所指挥的第三十九军军部，军长施密特将军和师长吉尔希纳将军都在那里，我就和他们讨论如何使第一装甲师趁着黑夜渡河的方法。

　　不久以后我就遇见了军团司令李斯特上将，他正从北面驾车来到这里。他在途中曾经看见第一装甲师的部队，使他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有些士兵把上衣脱了下来，有些人还跳到附近溪流中去洗澡。他一见面就严词斥责我，并且问我为什么部队还不过河去。我就告诉他占领桥头阵地本来不是装甲部队的责任，同时目前的这个桥头阵地也并没有建立好，装甲兵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渡河。李斯特上将这个人倒是很有骑士风度，他马上向我道歉，并且心平气和地与我讨论以后的攻击计划。

　　回到兵团部逗留了短暂时间之后，我又回到夏陶桥头阵地，以便亲自指挥战车渡河，并与当地的步兵师师长发生直接的联络。我在前线一直停留到午夜1时为止。这时我们的战车部队和搜索部队都已经有伤兵运回，我慰问了他们一番，感谢他们的英勇成就，然后才转回在贝格尼的总部，向所属各部发出命令。

　　到了下午，在夏陶的东西两面又建立了两个浅浅的新桥头阵地。这样就可以使第二装甲师和第一装甲师的后续部队，都迅速地渡河了。

　　〖〗〖〗图9突破魏刚防线攻抵朗格勒战车部队的攻击在6月10日上午6点30分开始。我从那个时候起都一直在前线上，并且催促落后过远的第一步兵旅加速前进。很奇怪的，在前线上的步兵也都认识我，因为这是第五十五团，他们在国内时驻在维尔茨堡，还能记得我曾在那里担任过第二装甲师的师长。我们在战场上又能够重逢，双方都很愉快。这一次步车协同的作战，运用得非常顺利，双方都具有互信的观念。我军进展得很快，一直到了开阔地以后，战车简直就再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为法军的新战术是集中全力去防守森林和村落，而把开阔地完全放弃，所以我们的战车可以自由活动。我们的步兵在每一个村落里，都会遭遇到激烈的巷战；而战车部队却一直前进，到达了利托恩河（Retourne）。第一装甲师现在沿着河流的两岸前进，第一战车旅在南面，而巴尔克的步兵则在北面。在下午就到达了周尼维利（Juniville），并遭遇到敌军强大装甲兵力的反攻。在该地的南面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战车对战，打了两个钟点，才决定了我们最后的胜利，于是我们在下午就占领了周尼维利。当战车战还正在进行的时候，我想利用一门俘虏的47mm高射炮，来击毁一辆Char B型的战车。但是所用的炮弹都被从它的装甲上面弹了回来，一点都不能损伤它，我们的37mm、30mm的火炮当然更是无能为力，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损失很重。向瑞士边境突破(2)www.shu.com.cn

　　到了黄昏将临的时候，在周尼维利的北面，又有一场激烈的战车对战。法军拼命反攻，但还是被我们击退。

　　这个时候，第二装甲师已经在夏陶的西面渡过了埃纳河，并继续向南推进。可是赖因哈特将军却因为没有渡河点，所以还是留在河的北岸，于是有一部分兵力被命令跟在第一师的后面前进。不过因为周尼维利既然已经攻下，所以勒泰勒的敌军也就无法再抵抗，因此赖因哈特的部队马上也就可以自由运动了。

　　兵团司令部设在埃纳河上的西维格尼（Bois de Sevigny）。我在那里过夜。我完全累垮了，向一堆稻草上一倒，连军服都没有脱下来，就已经睡着了。我的副官李布尔中校（Lt.Col.Riebel）一向是很小心的，马上给我挂上一个帐幕，并且派了一个卫兵守在那里，以便让我可以至少好好地睡上三个钟点。

　　6月11日的清早，我又到拉讷维尔（La Neuville）去看第一装甲师的进攻。这次的攻击真像演习一样的顺利：炮兵先做准备射击，战车和步兵协同前进，将村落包围，并且向贝特维尼尔（Betheniville）方面突破。这个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经为我所熟知。沿着叙普（Suippes）方面，敌人的抵抗逐渐加强，但是他们的反攻还是遭到了失败，他们一共动用了50多辆战车，可能是属于法军第七摩托化步兵师的。德军已经占领了瑙罗（Nauroy）、贝讷（Beine）等村落。

　　第二装甲师已经到达了埃波纳（Epoye），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则到达了该村落西南面的森林地。

　　赖因哈特的第四十一军，在第三十九军的东面前进，中途击溃了法军第三机械化师和第三装甲师的侧翼攻击，仍然继续向南推进。

　　下午我接到一个通知，说陆军总司令要来视察我这个装甲兵团，所以我就赶回我的司令部。等我赶到的时候，发现勃劳希契上将早已经在那里等候我，我把前方的情况大概地向他报告了一番，并且还预测了将来可能的发展。我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示，在黄昏的时候，我的司令部移到周尼维利。

　　6月12日还是继续攻击，第三十九军和第四十一军齐头并进。这时由于步兵部队也随着赶了上来，使我们的指挥倍感困难。由于装甲部队一路走一路打，所以步兵渡过了埃纳河之后，就很容易追上。各师的界线都没有清楚地划分，部队重复地挤在一起，我曾要求军团部赶紧设法制止这种混乱情形，但是却没有得到要领。两兵种都在奋勇争功，那些顽强的步兵们，不惜昼夜的行军，以求能够早日遭遇敌人。那一天上午，我们经过了香槟高地（Heights of Champagne），我在1917年的秋天时对于这个地区就已经很熟悉了。我到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去视察，这个师还是第一次上前线。他们正开始攻击，所有的指挥官都在最前线上，所发出的命令也都简短而有力量。这使我获得了一个极良好的印象。于是我才放心再到沙隆（ChalonssurMarne）的第二装甲师师部去。

　　当我到达沙隆的时候，这个地方才刚刚打下来不久。我们的最先头搜索部队已经把马恩河（Marne）上的桥梁，完全没有损毁地抢到了手。但是他们却太疏忽，没有去检查是否埋有炸药，虽然上峰曾经一再地加以警告过。结果当我们的部队正在渡河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死伤。

　　当我正在与法伊尔将军商谈今后应更加注意的时候，兵团部又请我赶紧回去，因为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上将就要到我的总部里来。

　　到了黄昏的时候，第一师已经到达布西（BussyleChateau），他们奉命立即向埃特皮（Etrepy）前进。

　　在这一天内，赖因哈特的第四十一军和从西面来攻击的法军，打了一场决定性的硬仗。我下午亲自视察了该军的各部，并当面将他们夸奖了一番。我们已经占领了索安（Souain）、塔胡利（Tahure）和马利（Manre）。在我回到兵团部的时候，又发现步兵与我们装甲部队交叉前进所引起的混乱情形。我再次请军团部设法纠正，可是仍然毫无结果。

　　自此以后，装甲兵团司令部每天都要收到许多互相矛盾的命令，有的叫它迅速向东转进，有的又叫它继续向南推进。首先奉命用奇袭的方式攻下凡尔登，再奉命向南进，又奉命向东进，然后再又向南进。顶伤脑筋的应该是赖因哈特将军，因为我命令施密特军仍然不变地向南推进，而让他这一军去服从上面的调度，这样我至少可以有一半的兵力，去追求一个不变的目标。

　　6月13日上午，我首先去赖因哈特的军部和它所属的第六、第八师两个师部，这两个师还正在与凡尔登和阿戈讷方面的敌军作战。到了黄昏的时候我回到了第一师的师部，第三十九军军部曾经命令该师不要越过莱茵—马恩运河（Rhine-Marne Canal）。我不知道有这个命令，而且也绝不会批准这个命令。在埃特皮的郊外，我遇见了第一师的勇将巴尔克中校，我就问他是否已经攻下了运河上面的桥梁，他说已经攻下了。我又问他是否已经建立好了桥头阵地，他犹疑了一会儿，才回答我已经建立好了。他那个吞吞吐吐的态度使我感到怀疑，我就叫他上车一同向桥头进发。在那里我遇见了两位英雄：一位是工兵军官韦伯中尉（Lt.Weber），不惜冒生命危险使这座桥免于被炸毁；另一位是步兵营营长艾金格上尉（Capt.Eckinger），他守住了那个桥头阵地。我非常的高兴，就当场将第一级的铁十字勋章颁给这两位英勇的军官。我再问巴尔克为什么不再继续冲过去，才晓得第三十九军军部已经有命令叫他们停止。所以当初巴尔克才会吞吞吐吐的回答，因为他所做的事已经超过了上面命令的范围，所以害怕我会责骂他。向瑞士边境突破(3)www.shu.com.cn

　　这一次又和在巴维里蒙的情形是一样的，我们的突破工作马上就要成功。这不是迟疑拖延的时候，巴尔克把当前的敌情说给我听，在运河对岸的敌军是黑人部队，并没太多的炮兵支援。我当即命令巴尔克直接向圣迪济耶（St.Dizier）前进。并且告诉他，我会把这个命令告知他的师长。巴尔克高兴得很，马上就出发了。我回到第一师的师部，立刻下令全师都跟着前进，最后我再把这个命令通知施密特军长。

　　当夜幕低垂的时候，我又去看了第二十九师和第二师的搜索营，以求明了该师方面的情况。

　　6月14日上午9时，德军开始进入巴黎城。

　　我的第一装甲师已经在夜间到达了圣迪济耶。法军战俘的番号有第三装甲师、第三北非师和第六殖民地师，从他们的外表上看来都已经疲惫不堪。第三十九军其余各部也在西面渡过了这条运河。在埃特皮以东，第四十一军也已经在雷维尼（Revigny）附近抵达了运河的河岸。

　　在正午时，与第一师师长商谈了之后，我也进入了圣迪济耶。我所要见的第一人就是我的朋友巴尔克中校。他正坐在市场内的一把椅子上面，大概想休息几个钟点，他这几天几夜之间，实在也够累了，可是我却叫他失望。我们现在前进得越快，那么胜利就会越大，所以巴尔克又奉命马上一直向朗格勒挺进。其余第一师各部队也就尾随着他的后面前进。这一次进攻到了夜间就已经完成，在6月15日的清早，这个古老的要塞已被占领，并收容了3000名战俘。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奉命由瓦西（Wassy）向瑞泽讷库尔（Juzenencourt）进攻；第二装甲师由蒙捷昂代尔（MontierenderSoulaines）向奥布河畔的巴尔（BarSurAube）进攻，赖因哈特军也奉命向南移动。

　　6月15日的清晨，我向朗格勒进发，到中午的时候才到达。我当即命令第一装甲师向索恩河（Saone）上的格赖（Gray）和贝桑松（Besancon）进攻，第二十九步兵师则向格赖的西南面进攻，第二装甲师向蒂勒沙泰勒（TilChatel）移动，而第四十一军则照着原有的路线向南推进。在我们的右边是属于克莱斯特兵团的第十六军，正向着第戎（Dijon）方面前进，第一师在13点钟开始前进。于是我带着我的几个战斗参谋人员，坐在法军原有的军官食堂里面休息一会儿。那个花园很美丽，向东面看风景更好。可是我心里所不放心的却是我的左翼，它实在是拖得太长而且也太暴露，同时据报正有法军从东面向这个地区截击。到了下午，魏克托林将军（Gen.Wiktorin）的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到达了朗格勒，并即刻向沃苏勒（Vesoul）推进，这样可以使左翼方面获得一部分的掩护。前线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到了黄昏的时候，巴尔、格赖等地都已经被攻克了。

　　〖〗〖〗图10推进至瑞士边界和上洛林地区（1940年6月16日至6月20日）法军的指挥官在格赖防御战中战死。

　　兵团司令部在黄昏中移到朗格勒。因为对于我部在将来的行动并未奉到新的指示，所以我就请OKH的联络军官坐飞机回去请示，并请他代为提出我的建议：继续向瑞士边境推进。

　　我们宿营在朗格勒，住的地方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房子，这几天实在太疲劳，所以很想好好休息一下。第三十九军各部都已经抵达了索恩河，第四十一军还是继续向南推进，第二十步兵师在那两个装甲师的前面领先进发。

　　6月16日，第一装甲师在索恩河上抢到了一座完全没有破坏的桥梁，地点是在格赖附近。可是德国的空军却把我们正在架设中的另一座桥炸毁，结果使我们迟误了很多的时间。因为这一批飞机显然是由李布（von Leeb）集团军方面派来的，所以我们也无法与他们联络，告诉他们炸错了。侥幸得很，我们的损失并不太大。

　　下午，第三十九军已经到达贝桑松，第四十一军还是由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领先，三个师分别到达了沃苏勒、波尔特（PortsurSaone）和波旁（Bourbonne）。我们俘获了数千名俘虏，并且这是第一次在法国收容到波兰籍的俘虏。另外在贝桑松又俘获了30辆战车。

　　6月17日，我的参谋长内林上校率领着全体幕僚在我的驻地，向我祝贺生日。作为是一份寿礼，他把一份报告交给我，上面说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到达了瑞士的边境。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好消息都倍感高兴，于是我又立即赶到前线，去祝贺这些勇敢的军人，称赞他们能够有这样好的成绩。差不多12点，我在蓬塔利耶（Pontarlier）遇见了第二十九师师长朗格曼将军（Gen.Freiherr von Langermann）。当我们一同驾车疾驶的时候，途中经过了我们的许多部队。官兵们的精神都非常旺盛，一路都在向我挥手欢呼。我们马上发了一个电报给最高统帅部，说我们已经到达了蓬塔利耶。希特勒立即回电来问：“你的通讯地址一定有错误，我想你所说的一定是索恩河上的潘塔利（PontaillerSaone）”我回答说：“一点都没有错误，我本人现在就在瑞士边境上的蓬塔利耶城里面。”

　　我到边境上去做了一个简短的视察，并且向搜索营的军官们表示感谢。由于他们不断的努力，才使我们对于敌情有如此的了解。其中最优秀的军官是布劳中尉（Lt.von Bunau），他后来为国捐躯了。向瑞士边境突破(4)www.shu.com.cn

　　我从蓬塔利耶用无线电通知第三十九军各师改变方向，朝东北面行进。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则沿着边界推进，一直攻抵普伦楚特（Pruntrut）附近的边境，以清除汝拉（Jura）地区的残敌；第一装甲师从贝桑松向前推进，通过蒙贝利亚尔（Montbeliard）到达贝尔福（Belford）；第二装甲师横越前面两个师的推进路线，到达摩泽尔河（Moselle）上游的勒米尔蒙（Remiremont）。同时第四十一军也奉命从原地向左面转进，以埃皮纳勒（Epinal）和沙尔姆（Charmes）为目的地。

　　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要与正从上阿尔萨斯方面前进的德军第七军团会合，并将留在阿尔萨斯洛林两州内的法军退路切断，不让他们与其他的法国军队会合。这个全军做九十度转向的行动，本来是相当的困难，可是我的部队却行动得非常准确，由此可以证明他们完全合于近代化军队的标准。部队在交叉前进的时候，也没有引起任何混乱，一切都使我很感到满意。那一天黄昏的时候，我接到李布集团军的通知，说我已经改属他们指挥，并且命令我立即向贝尔福到埃皮纳勒之线前进。我马上就回答他，这些命令早已被执行了。

　　六年之后，我在纽伦堡监狱里面恰好与李布元帅住在同一间监房里面。我们在无聊的生活当中，就偶然谈论到1940年的往事。李布元帅向我提到，他不明白我为什么接到了他的命令之后，就能够那样快地付之实行。我才总算是有了一个机会把事实的真相解释给他听。由于战略上的理由，兵团部的看法正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

　　我们的司令部移到了阿凡尼（Avanne），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可以看见在贝桑松附近的江上风景。在吃午饭的时候，我又再次见到了我的次子库尔特。他刚刚由第三装甲搜索营里调到希特勒的侍卫营里去。这一次利用传令的机会，特地赶来祝贺我的生日。

　　到了半夜里，第一装甲师的参谋长温克少校，向兵团部报告说，他这一师已经到达蒙贝利亚尔，这是第三十九军给他们指定的目标。不过该师还有充足的燃料，因而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前进。因为他无法和他们的军长取得联络，所以就直接向我请示，是否还让他们继续前进。他们自认可以在夜间到达贝尔福。自然我是会批准他的要求的，而且我根本上就没有规定他们只以蒙贝利亚尔为目的地。第三十九军的军部不相信我的话，以为第一师只在一次行军之下到不了贝尔福，所以才擅自规定以蒙贝利亚尔为中间站。在这个紧要关头军部却正在移动之中，所以师部无法与它联络上。还是那句老话，对于装甲兵，应该把绿灯放在路的尽头。敌人是完全给奇袭所击败的。

　　稍为休息了一下，我又在18日的清早向贝尔福进发，在上午8点钟的时候到达了该地。在蒙贝利亚尔与贝尔福间的公路上，停着长长一列的法军车辆，包括许多的重炮在内。他们都是已经投降了的，有成千上万的俘虏在古老的要塞外面宿营。可是堡垒的尖塔上面却还没有挂上德国国旗，同时在市镇内也还可以听见断续的枪声。我在路上拦着一个第一师的机车传骑，问他们的师部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个机警的青年知道他的师长是住在“巴黎大旅社”里面，就把我引到了那里。我首先找到了温克，他看见我这样早就来了，不免吃了一惊。我问他师长哪里去了，他说正在洗一个热水澡。这个部队最近日夜行军，也实在需要洗一个好澡。我等了一会儿，吉尔希纳才洗完了，我们就共进法国厨子为他们法国军官所准备的早餐。我询问当前的情况，才知道我们只是控制住了这个市镇的一部分，那些堡垒里还有残敌据守。仅仅是在营舍里的敌兵答应投降，但是堡垒里的守军却不肯不战而降，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攻城。

　　这个师组成了一个攻城队，开始向那些堡垒和卫城进攻。结果所有的目标都被一一攻下来了，我亲自在最前线看他们攻城。他们所用的战术实在非常的简单：首先由第一师的炮兵做短暂的轰击，接着艾金格上尉所率领的步兵营就乘坐着装甲载运车，携带着一门88mm高射炮，一直抵达城墙脚下。接着高射炮向城上射击，而步兵就同时爬城。所以死伤很小，就迅速地把要塞夺了下来。把国旗挂上之后，攻城队又转而去攻击另外一个目标。在全部战斗中，死伤都很有限。

　　在这同一天，第一装甲师的其他部队，在内特维格上校（Col.Nedtwig）指挥之下，进到了贝尔福以北的日罗马尼（Giromagny）。他们俘获了1万名俘虏、40门迫击炮、7架飞机和许多其他的装备。

　　兵团司令部移到蒙贝利亚尔。

　　这个时候，法国政府已经集体辞职，年高的贝当元帅（Marshal Petain）出组新阁，并在6月16日开始进行休战的谈判。

　　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和多尔曼将军（Gen.Dollmann）的第七军团取得联系，并将阿洛两州中的法军残部完全包围。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一路且战且走，经过了汝拉，直趋洛蒙特（Lomont）和普伦楚特的转角处，第二装甲师到达了摩泽尔河上游的普鲁特（Rupt）和勒米尔蒙。第六装甲师用与第一师同样的手法，占领了埃皮纳勒。在这个要塞地区一共俘获了4万多名战俘。

　　第七军团的前卫部队也已经进入上阿尔萨斯。向瑞士边境突破(5)www.shu.com.cn

　　6月19日部队仍然继续前进，在贝尔福的东北面拉沙佩勒这个地方，我们与第七军团会师了。贝尔福东部的堡垒比较难攻，但是最后敌人还是放弃了抵抗。第一师向贝尔青（Belchen）高地冲锋前进，在午夜的时候占领了勒蒂约（Le Tillot）。第二装甲师则攻下了摩泽尔河上的鲁普特要塞。于是各师以广大的正面向孚日（Vosges）前进。第一军的步兵师由北面向埃皮纳勒前进，因为道路上已经给装甲部队塞满了，若是步兵挤在一起前进，势必使所有的运动都要停顿下来，所以步兵必须暂时停止前进。步兵们马上就大声地向集团军总司令部提出严重抗议，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说步兵当然也希望和敌人碰碰头。我派了我的作战处长拜尔林少校（Maj.Bayerlein），立即坐飞机到李布上将那里去解释，我希望总司令能够明了我为什么要暂时阻止步兵前进。拜尔林少校适时赶到，阻止了这次事件的恶化。

　　兵团司令部移到普隆比耶尔（Plombieres），这是一个著名的温泉胜地，从罗马时代就已经为人所知。我们在那里休息了好几天。

　　法国现在已经完全崩溃。6月20日科尔尼蒙（Cornimont）被攻下，21日孚日山脉的比桑（Bussang）也陷落了。第二师到达了圣阿米（St.Ame）和托里（Tholy），第二十九师到达了代勒（Delle）和贝尔福。我们一共俘获得15万名俘虏。C集团军所属的各将领对于各个部队所获得的俘虏数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家争论不已，而李布上将就好像是所罗门王一样的聪明正直，他为他们做最后的裁判者。他把15万人的数字分配给我，并且大大地向我称赞了一番，说假使不是我的包围行动能够成功，那么所有各单位的俘获数恐怕都会很有限。

　　自从渡过埃纳河以来，古德里安兵团一共已经大约俘获了25万敌军，各种装备更是无法计算。

　　6月22日法国政府同意休战。我们却没有立即获得通知。6月23日，我到科尔马尔去拜访多尔曼将军，他的司令部设在那里。我算是有机会又重游我童年快乐生活中的旧地。

　　我的司令部又移到贝桑松，首先住在一个旅馆里，以后才迁到法军原有的驻军司令部中。现在战争已经告一段落，我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向我的部将们和幕僚们表示感谢。他们的表现非常杰出，全体合作无间，没有一点摩擦。那些勇敢的军人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沉重的使命。他们对于他们的成就的确是很可以自豪的。

　　6月30日，我用下述的每日命令向我的部下发表了告别书：

　　古德里安兵团：

　　当这个兵团就快要解散的时候，我愿意向所有各部队表示热烈的感谢。

　　从埃纳河抵达瑞士边境和孚日的伟大胜利，将成为战史上，用机动部队实行突破的一个英勇战例。

　　我感谢你们已达成的成就，这是我十年以来苦心奋斗的结晶。

　　对于未来的新任务，你们要用同样的精神追求同样的胜利，一直到达成大德意志的最后胜利才停止！领袖万岁！

　　古德里安休战(1)www.shu.com.cn

　　当我驻在贝桑松的时候，有两个人来拜访我，是很值得追忆的。6月27日黄昏的时候，第十九步兵团的荣誉团长艾普将军（Gen.Ritter von Epp），利用到前线看他自己部队的机会，路过贝桑松，就来顺便看看我。我们本来是老朋友，因此有了一次长谈，彻底地讨论到对法国的休战，以及今后对英作战的种种问题。我对于这些谈话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在前方太孤独了，一直都没有人来和我交换意见。

　　7月5日，我又招待了第二个访客，他是战时生产部长托德博士（Dr.Todt），他来此的目的是要搜集前线军人的原始意见，以修改将来对于战时生产的计划。不过我们当然也就谈到了整个的战略问题。

　　对于休战条约的签订，希特勒感到满意，德国人民也觉得开心。可是我却并不那样的乐观。为了实现胜利，前面有几条路可走。我们可以坚持法国必须完全解除武装，用我们的军队占领他们的全国，并接收他们的舰队和殖民地；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可以用维持法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为条件，要求法国倾全力帮助我们，以来迅速地获得与英国之间的和平。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又有许多不同的岔路。不过无论采取哪一条路，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使德国能够在有利的环境当中结束这场战争——包括对英战争在内。要想与英国谋和，第一是要重建外交谈判的关系。希特勒在国会中的讲演是不能产生这个效力的。假使外交手段失败了，那么就应该立即采取军事上的行动。当然的，希特勒和他的幕僚们已经在考虑对英作战问题——即著名的海狮作战计划（Operation SeaLion），但是由于我们在海空军方面都没有足够的准备，所以这个计划是很难实现的。另外也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就是让英国人明白其所处环境的危险，迫使他们非接受和平谈判不可。

　　照我个人的看法，为了要在短期内恢复和平，首先应该立即占领法国在地中海方面的基地，加上意大利的基地，我们就可以在非洲登陆，同时第一流的伞兵部队也可以占领马耳他岛（Malta）。假使法国人愿意参加这次战争，那当然最好。否则，用德意两国的兵力，也应该立即展开这样的进攻。英国在埃及的实力薄弱是我们早已知道的，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现在遗留有强大的兵力，马耳他对于空中攻击的防御则略显不足。所以照我看，向这一条路线发展才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只要把4到6个师的装甲兵力运到北非去，就可以使我们获得绝对的优势，英国纵有援兵能够赶到，也是无能为力。很明显的，在1940年，由德意两国的军队在北非登陆，当然比在1941年意军被挫败了以后，再去援救好得多了。

　　可能是由于对意大利人不信任，所以希特勒才不想在那个时候发动对非洲的战争。不过更可能的是，希特勒的思想无法超出欧洲的范围以外，他根本不了解地中海对于英国的重要性。

　　不管怎样，在当时对于我的建议却再也没有下文。一直等到1940年，我才知道艾普将军曾经找了一个机会，把我的意见陈述给希特勒知道，可是希特勒对于这个意见似乎并不感兴趣。

　　我在贝桑松驻留的时候，曾有机会去欣赏当地的风景。7月1日，我站在劳德山（Mont Rond）的山顶上面，对着那个著名的日内瓦湖，做了一次远眺。我也曾到里昂（Lyon）去探视我的大儿子，他在西线战场上已经是第二次负伤，由于他的英勇作战，已经获得了提前升迁的机会。

　　7月初，古德里安兵团正式解散，有些师调回德国，有些则开往巴黎地区。兵团部的人员也调往巴黎。希特勒这时候也在巴黎，我们原本受命在他面前举行盛大的阅兵分列式，幸好最后被取消了。

　　在巴黎的时候，我曾到凡尔赛（Versailles）和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去观光，后者是一个奇妙的古堡，里面充满了名胜古迹。我对于在马尔迈松（Malmaison）的拿破仑博物馆，特别感兴趣。在馆内由一位年高德劭的解说员亲自带领着我参观。和这位大历史学家畅谈有关那位“伟大的科西嘉人”的往事，的确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更不用说只要在军事条件许可之下，我还遍游了巴黎的一切美景。

　　7月19日，德国国会开会，我和许多高级将领都奉召出席。希特勒在那里当众宣布晋升我为一级上将。

　　由于原定的阅兵分列式并未举行，因此古德里安兵团的参谋人员实在无久留巴黎的必要，所以在8月初我们又调回柏林，在那里我们又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

　　当时，留在法国的部队已经开始忙于“海狮作战”的准备，不过从开头起，这个计划就没有太严格的付诸执行，照我的看法，姑且不说在敦刻尔克不应该放走英国的远征军，在目前我们也缺乏足够的空军和船舶，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工作。从这两个弱点（空军和船只），也就可以看出来德国是既不想和西方国家作战，而且也毫无充分的准备。9月间秋季风暴来临的时候，“海狮作战”计划早已死亡，现在就等着下葬了。

　　“海狮”对于战车部队只有一个影响，那就是对于水底战车的试验。8月10日，这种型式的战车已在德国战车炮术学校中开始试用。在1941年对苏作战时，曾经利用它们来渡过布格河（Bug）。休战(2)www.shu.com.cn

　　基于西线战场上的经验，希特勒命令每月应生产800辆到1000辆的战车。可是兵工署一计算，要实行这个计划就需要20亿马克的巨款，并且还要动员10万个技术性的工人和专家。希特勒看到耗费这么庞大，也只好把这个计划打消。

　　希特勒又命令把Panzer Ⅲ型战车上所装的37mm火炮，改成60倍径炮身的50mm火炮。事实上所用的却是42倍径炮身的50mm火炮，所以炮管就短得多了。希特勒当时并不晓得兵工署擅自改变了他的意见，到了1941年2月他才知道。所以他非常恼怒，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在战役结束之后，希特勒又命令增加了许多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装甲师的数目不久就增加了一倍，但是每个师的战车实力却只有原来的一半。所以名义上的师数是增加一倍了，但是战车的数字却并没有加倍，这个事实对于以后的战争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摩托化步兵师的增加，也使德国的自动车辆工业感到吃不消，于是只好把从西欧俘获的车辆，来“滥竽充数”。这些车辆的品质都比较差，以后在东线战场上和非洲战场上，我们都饱受其害。

　　我负责整编和训练这些装甲部队，所以非常忙碌。在很少有的余闲当中，我常常在思考结束这个战争的方法。我的思绪一直指向南方，我还是相信，只有立即结束对英的战争，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惟一的办法。

　　我无法与陆军统帅部和参谋本部发生接触。无论是对于将来战争中的战略，以及对于装甲兵力应该如何重新改组，他们都从来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

　　1940年11月14日，莫洛托夫（M.Molotov）访问柏林，战局上漏出了一线闪光。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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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5月3日，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Litvinov）做了苏联的外交部长。在8月23日与德国谈判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他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此条约使得希特勒可以放心进攻波兰。1939年9月18日，苏联人侵入波兰的东部，帮助德国灭亡了波兰。9月29日，德苏之间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同时更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这个协定对于德国相当有价值，对于它的战时经济颇有贡献。同时，苏联对于国际情势的变化也都充分地加以利用。它占据了波罗的海三国，并且在11月30日开始向芬兰进攻。当德国人正忙于西线作战的时候，苏联人又强迫罗马尼亚割让了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结果使希特勒很不高兴，遂于1940年8月30日，宣布准备保证罗马尼亚的独立。

　　1940年10月间，希特勒已经和法国的领袖人物及佛朗哥（Franco）讨论过战争的未来发展。他接着就要到佛罗伦萨（Florence）去和他的朋友墨索里尼会晤，讨论与这些会谈有关的问题。当他在赴会的途中，恰好走到博罗尼亚（Bologna）火车站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墨索里尼已经单独对希腊宣战了。这个行为事先并未得到希特勒的同意，而希特勒也不会赞成这个行动。由于墨索里尼的这个行动，才重新挑起了巴尔干问题，于是战争遂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至少就德国而言，这是非常不合理想的。

　　据希特勒告诉我，墨索里尼这个轻举妄动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佛朗哥立即表示退出，不再与轴心国家做任何的合作。有了这样一个不可捉摸的伙伴，他实在感到不敢领教，不愿卷入旋涡。

　　第二个影响就是增加了德国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意外事件，主要的都是与德国对于罗马尼亚和多瑙河（Danube）的政策有关，德苏之间的关系本已相当的紧张。为了想改善这种关系，德国才邀请莫洛托夫到柏林来。

　　在柏林，莫洛托夫提出下列的要求：

　　（一）承认芬兰应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

　　（二）关于波兰的前途，应另订一个协定。

　　（三）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利益。

　　（四）承认苏联在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地带的利益。

　　在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之后，苏联政府又再度正式用书面的形式，将这些要求提交给德国。

　　希特勒对于苏联人的要求极感厌烦，在柏林会谈时就曾很痛快地表示他的不高兴，对于以后的书面要求，则根本置之不理。从莫洛托夫的来访以及其后果，希特勒所得到的结论是，对苏联的战争已经无可幸免，迟早将爆发。他曾经将柏林会谈的经过一再地讲给我听，我此处对于他的看法的报道，就是以此为根据的。固然他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在1943年以后，但是他每次说到这段历史，所用的词句总是完全一样。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不是当时的真正意见。

　　他一方面对于苏联的要求深感愤怒，另一方面在1940年10月，他对于意大利的政策，更是极尽诋毁之能事。从他的立场来看，我觉得，他的说法也是对的。意大利对于希腊的攻击，在设计上本来是不必要的，而在执行的时候，又更是糟不可言。到了10月30日，意大利的攻势被迫停顿。这正是很普通的惯例，军事上的悲剧就会引发政治上的恶果，于是墨索里尼迁怒于他的将军们，尤其是巴多格里奥元帅，他曾经劝阻过墨索里尼不要做无谓的冒险，但是却并无结果。在11月间，意大利人又吃了一个大败仗，于是巴多格里奥变成了统治者的敌人和卖国贼。11月26日，他提出了辞呈。12月6日，卡伐利罗（Cavallero）受命接替他的职位。

　　12月10日意军在北非西迪拜拉尼（Sidi Barrani）附近，又遭受到了惨重的失败。为了德意的共同利益，似乎应该停止在希腊境内的冒险，而加强北非的地位。现在格拉齐安尼元帅（Graziani）已经开始向德国要求提供飞机；墨索里尼要求德国派遣两个装甲师到利比亚（Libya）去。在那个冬天里，拜尔迪（Bardia）、德尔纳（Derna）和托布鲁克（Tobruk）都相继沦陷。最后隆美尔（Rommel）的德国军队才使情势完全恢复。

　　意大利的擅自行动，和在巴尔干所引起的错误，结果使强大的德军开入非洲和保加利亚，最后更进入希腊和塞尔维亚。从而使我们在具有决定性的战场上因而减少了不少的实力。

　　现在可以证明出来，用阿尔卑斯山来作为两个轴心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分界，在战时的领导权上看来实际上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两国间的合作是如此的松懈，简直好像是完全不存在一样。

　　在莫洛托夫来访后不久，我的新参谋长李本斯坦中校和作战处处长拜尔林少校，都奉陆军参谋总长的电召，出席一次新的会议，在会议当中他们才第一次听到所谓“巴巴罗萨”作战计划（Operation Barbarossa）——为假定中对苏战役的秘密代号。他们在会议结束之后，就把会议的结果报告我：他们把一张苏联地图铺在我的面前，真使我感到有一点儿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难道这个我一向认为不可能成真的噩梦，现在真会变成一个事实吗？希特勒曾经痛骂过1914年决定德国政策的领袖人物们，说他们没有能够避免两面作战。可是今天当对英的战争尚未结束之前，为什么他居然又出尔反尔的，突然想起来对苏联开辟第二战场呢？所有的军人们都曾经一再地劝告他不要重犯这个错误，而他自己对于这个意见也一向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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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无法隐瞒我的不满和失望。我的两个幕僚因为在会议席上已经被OKH说服了，所以对于我的激烈言论，不免感到惊异。他们向我解释着说，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是如何计算出，只要8到10个星期就可以击败苏联。哈尔德认为三个集团军，实力大致相等，分别各向它们的目的地进攻，但他似乎并没有规定单一明确的战略目标。从一个专家的立场上来看，这种计划似乎是并不太合理想。于是我就请我的参谋长将我的意见转达OKH，结果并未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我并未参与决策工作，所以我现在只有希望希特勒对于攻苏的准备并不太积极，甚至于只是虚张声势。1941年的冬季和春季我都是在梦魇中度过的。我重新研究瑞典国王查理士十二世（Charles ⅩⅡ）和拿破仑一世的战史，更使我明了未来战场上的一切困难是将如何艰巨，更使我看出来我们对于对苏作战这个巨型工作的准备工作，是如何地不适当。我们过去的胜利，尤其是西线战场上的闪电式的胜利，已经冲昏了我们高级统帅们的头脑，所以在他们的字典里面，已经没有“不可能”这一名词的存在了。凡是与我谈过话的OKW及OKH的一切人员，几乎都是一致表示出不可动摇的乐观心理，对于任何的批评或反对，都会感到不耐烦。

　　因为感觉到未来任务的沉重，我就只有集中一切的精力来训练和装备我现在所负责监督的各师。我非常明白地告诉我的部队，摆在他们前路上的战役将是一个极困难的工作，其困难的程度比之波兰战役和西线战场战役，都不知道又要高出了多少倍。为了保密的原因，我不能讲得更肯定，不过我总希望我的部下，对于这个未来困难无比的新工作，不至于毫无准备。

　　但不幸的，这些根据希特勒命令新编成的师，其中所使用的车辆大部分都是法国货。这些装备对于东欧战场上的要求，实在是太不适合。德国本身的车辆生产不够充足，无法满足我们急速膨胀的需求，所以只好利用次等的外国俘获车辆来代替德国货。

　　每一个装甲师里面的战车数量也已经减少，这个事实在上文中已经说过。不过每师的车数虽然减少，但是旧式的“Panzer Ⅰ”型和“Ⅱ”型的轻型战车，却都已经完全换成了较新较重的“Panzer Ⅲ”型和“Ⅳ”型。这种质的改进多少可以抵消一部分的数量劣势。我们相信，在新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战车在技术上应该比一切已知的苏联战车都要好些，因此我们也认为这多少可以抵消一部分苏联所占的数量优势，因为当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战车全部总数也不过只有3200辆左右。不过有件奇怪的小事，却使我至少对于我们装甲装备的技术优势，感到略有怀疑。在1941年的春天，希特勒有一个特殊的命令，说有一个苏联的军事代表团要来参观我们的战车学校和工厂。在这个命令里，他坚持着说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不用隐瞒他们。可是那些苏联军官们却坚决不肯相信“Panzer Ⅳ”在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最重型战车。他们一再地说：“你们一定是故意把最新式的战车隐藏起来了，并没有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将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看。”苏联军事代表团是如此地坚持着他们的观点，所以最后我们的兵工主管当局，就得出一个结论说：“似乎苏联人早就有了一种更好和更重的战车。”一直到了1941年7月底，苏联的T-34型战车在前线上出现之后，苏联新型战车的谜底才算是揭晓了。

　　4月18日举行了一个装甲装备的展示会，希特勒也曾亲自莅临，我当然也参加了。在这个展示会里，希特勒才发现了“Panzer Ⅲ”型的火炮，并不是60倍径身的50mm火炮，而由兵工当局擅自改成了42倍径身的50mm火炮。兵工当局的这次擅权行动使希特勒大发雷霆，尤其是到了4月底，兵工厂已经可以生产出来希特勒所需要的火炮，更可以证明兵工署是毫无借口可言。几年后，凡是有人在他的面前为兵工署做辩护，希特勒马上就引出这个事件，来做兵工署不服从和无效率的证据。

　　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年的战车生产数字，大概很难超过1000辆以上。以此来与我们敌人的生产数字做一个比较，则真是太小了。远在1933年的时候，我曾经参观过一个苏联的战车工厂，专以这一个工厂而言，它一天已经可以生产22辆苏式“克里斯蒂”型的战车。

　　3月1日，保加利亚加入三国同盟；3月25日，南斯拉夫也学了它的榜样。可是到了3月27日，贝尔格莱德（Belgrade）却发生了一场军人政变，使轴心国家的计划发生了混乱，4月5日苏联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4月6日，巴尔干战役就开始了，我没有参加这一次战役。参加这一次战役的装甲部队也再度证明了，他们对实现迅速的胜利实具有极大的贡献。

　　对于这一次战区的扩大，只有一个人感到开心，那就是墨索里尼。这本是他私人的战争，最初在发动的时候也并没有得到希特勒的允许。不过由于苏南两国之间缔结有友好条约，所以很明显地表示出来，我们是准备和东面的强邻翻脸，这个战争似乎是不能再拖了。

　　4月13日，贝尔格莱德被攻陷。4月17日，南斯拉夫的陆军就投降了。尽管有英国的援助，希腊陆军在4月23日还是跟着投降了。在5月底空降部队占领了克里特岛，不幸的却是没有连续地将马耳他岛也攻占下来。德、意、匈、保和阿尔巴尼亚王国都瓜分到了南斯拉夫的领土之一部分。另外还成立了一个克罗地亚王国（Croatia），它的国王选定由意大利的斯波利多公爵（Duke of Spoleto）出任，可是他却一天也没有坐过他的御座。由于意大利国王的要求，黑山（Montenegro）也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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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成立的克罗地亚王国，其国界并没有完全照着种族的界限划定，所以从开头起就与意大利经常发生摩擦。这种不协调的现象，更使这个本来就已经是多事之秋的地区，空气更为沉浊。

　　1941年的5月和6月，英国人占领了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德国人想在伊拉克获得一个立足点，但是因为力量不够并没有成功。假使我们在1940年夏天，就早已采取了一种合理的地中海政策，则也许会有成功的希望。到了今天，这种孤立的行动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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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尔干战役已经尽最快的速度加以结束，所有参战的部队，现在凡是需要用来对付苏联的，也都依照计划迅速地撤回。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对于苏联的作战开始时间，却还是延迟了。此外，那年的春天多雨，布格河和它的支流都已经泛滥，一直到了5月间，附近的地区都还是像沼泽地一样，几乎完全无法通过。当我在波兰视察部队的时候曾经亲眼看到这种景象。

　　为了进攻苏联，一共成立了三个集团军：

　　（一）南方集团军，由龙德施泰元帅指挥，在普里佩特沼泽地（Pripet Marshes）的南面进攻。

　　（二）中央集团军，由博克元帅指挥，在普里佩特与苏瓦尔基峰（Suvalki Peak）之间进攻。

　　（三）北方集团军，由李布元帅指挥，以东普鲁士为进攻的基地。

　　作战的意图是，这三个集团军各自突破在边界附近的苏军防线，然后再包围他们而加以歼灭。装甲兵团则一直向苏联境内深入挺进，以阻止苏军建立新的防线。并没有指定哪一方面是主攻的方向。三个集团军的实力大致相等，不过中央集团军一共拥有两个装甲兵团，而南北两集团军则各只有一个装甲兵团。

　　我充任第二装甲兵团的司令，在我的北面就是第三装甲兵团，其司令为霍斯将军（Gen.Hoth）。这两个装甲兵团都属于中央集团军。

　　第二装甲兵团的编制如下：

　　司令：古德里安上将。

　　参谋长：李本斯坦中校。

　　第二十四装甲军：盖尔二级上将。

　　第三装甲师：穆德尔中将（Lt.Gen.Model）。

　　第四装甲师：朗格曼少将。

　　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罗普尔少将（Maj.Gen.von Loeper）。

　　第一骑兵师：费尔德中将（Lt.Gen.Feldt）。

　　第四十六装甲军：维京霍夫二级上将（Gen.von Vietinghoff）。

　　第十装甲师：夏尔中将。

　　党卫军“帝国”（Das Reich）摩托化步兵师：豪赛尔中将（Lt.Gen.Hausser）

　　“大德意志”步兵团：斯托克豪生少将（Maj.Gen.von Stockhunsen）。

　　第四十七装甲军：李美尔逊二级上将（Gen.htmemelsen）。

　　第十七装甲师：阿尼姆少将（Maj.Gen.von Arnim）。

　　第十八装甲师：内林少将。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波顿斯坦少将（Maj.Gen.von Boltenstern）。

　　装甲兵团本部也还有一些直属部队：

　　一大队的支援飞机由维比格少将（Gen.Viebeg）率领。

　　一个“戈林”高射炮兵团，由阿斯克海尔姆少将（Gen.Axthelm）率领。

　　炮兵由海尼曼将军（Gen.Heinemann）指挥，工兵由巴赫将军（Gen.Bacher）指挥，通信兵由普劳恩上校（Col.Praun）指挥，侦察机由巴瑟维希中校（Lt.Col.von Barsewisch）指挥。而这一地区中，对于装甲部队进行掩护的战斗机则由穆德尔斯上校（Col.Molders）负责指挥。

　　我这个装甲兵团被指定担负的任务如下：在攻势发动的第一天应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两边渡过布格河；在突破苏军防御阵地之后，应尽快地扩张战果，直向罗斯拉夫尔—艾尔雅—斯摩棱斯克（Roslavl-Elnya-Smolensk）地区前进。目的是要阻止敌军重新收集残部，再构成一条新的防线，这也就是为1941年的战役，奠定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基础。当这个目标达到了以后，我的装甲兵团将会再接受新的命令，以决定以后的动向。从陆军总司令所预先发布的命令中看来，整个的作战计划似乎是准备将霍斯的第三装甲兵团和我的第二装甲兵团向北面调动，而以攻占列宁格勒（Leningrad）为目的。

　　德苏两国瓜分波兰的分界线就是这一条布格河，所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就被分裂成为两个部分，那个卫城就由苏联人加以占领。只有西岸的那个古老的碉堡掌握在德国人的手里。在波兰战役中，我曾经一度将这些要塞攻克，现在我又要再度进行这个同样的工作，可是这一次的环境却困难得多。

　　尽管在西线战场上的战役已经有了一个极明显的教训，但是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对于装甲兵的使用，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见解。这个事实在历次的演习当中——一方面是为了对于未来的战役做准备，一方面是给予各级指挥官以相当的训练，使其有能力完成他们的任务——都表现得很清楚。凡是不是战车部队出身的将领们，几乎都一致主张最初的攻击，应先使用重炮兵做准备射击，然后再由步兵师进攻，等到攻击达到了相当的纵深之后，再使用战车以来完成突破的工作。可是战车兵种的将领们却完全持着相反的意见。他们要求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让装甲师担任攻击的矛头，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战车才是最强力的攻击武器。他们预料装甲兵是可以达到一个深入而迅速的突破目的，并且在初步成功之后，利用战车的速度更可以马上扩张它的战果，达到最高的限度。从在法国作战的经验，装甲将领们都知道假使采取其他的办法，则结果又将如何：在那决定成败的紧急关头，道路却已经给步兵师的无尽长的、行动迟缓的、用骡马牵引的纵队所完全塞满了，所以装甲师的行动不是被阻止，就是被延误。因此，他们希望将装甲师布置在那些准备实行突破的地区的最前方。至于在其他的地区，因为任务的不同，例如要攻击一个要塞，那就应该由步兵去领头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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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装甲兵团所要进攻的地区，就恰好是碰着这样的情况。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要塞固然是一个过时的旧东西，但是因为附近河流沟道纵横，使它们不容易为战车所攻下。战车部队要想攻下那个卫城，就只有使用奇袭之法，在1939年我们曾经做过那样的企图。可是在1941年发动这种攻击的必要条件却并不存在。

　　所以，我决定将我的装甲师，分开由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两侧，渡过布格河向前进攻；而另外要求借调一个步兵军，在我的指挥之下，向要塞的本身进攻。这个步兵军当然只有向第四军团去抽调，因为这个军团恰好是指定尾随着我这个装甲兵团的后面前进。第四军团同时也要派遣更多的步兵和相当的炮兵，以来协助和支援我这个兵团渡河。为了使指挥能够统一，我要求这些部队都应该暂时归我直接指挥，而我自己则表示在这个时候，愿意接受第四军团司令克卢格元帅的节制。这样的安排集团军总司令部也认为可以接受。但对我而言，实在是一种自我的牺牲，克卢格元帅个性很刚愎，是一个大家都认为不容易伺候的人物。但是我为了使任务能够完成起见，认为这一种安排是很重要的。

　　攻击的地区，其正面是以布格河为最前线。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能够安全在敌前渡河。假使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奇袭效果，则渡河的工作就可以容易得多。我不敢断定马上就能够一口气攻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所以我的装甲攻击部队在最初必须分裂成为两块；因此我必须设法使我的部队不受到这种分割兵力的影响，而且还要使两面开阔的侧翼不至于感受到威胁。在渡过了布格河之后，我这个兵团的右翼一方面应沿着普里佩特大沼泽地的边缘前进，这个沼泽地是车辆所不能通过的，甚至于步兵都很难在这个地区行进，所以第四军团也只能派遣微弱的步兵去担任通过它的任务。在装甲兵团的左面就是第四军团的攻击主力，再向左面就是第九军团的步兵。这个左翼方面感受到苏军较大的威胁，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强大的苏联兵力正集中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区。我们应该假定，当这批苏军发现了他们的后方，已经受到了我方装甲师的威胁，则他们为了避免受包围起见，就一定会沿着沃尔科维斯克—斯洛尼姆（Volkovisk-Slonim）的大路退却。

　　对于侧翼方面的双重威胁，可以用下列的两种方法来加以抵消：

　　（一）对于我们的兵力，彻底地做纵深的配备，尤其是在这个威胁最严重的左翼方面，应特别加以注意。

　　（二）让兵团所属的第一骑兵师，从右面通过沼泽地，因为那是摩托化部队所不能通过的。

　　其他的安全保障应由在装甲兵团后面行进的第四军团的步兵师，以及广泛的空中侦察，来负责执行。

　　基于以上的分析，装甲兵团的攻击战斗序列就决定如下：

　　右翼方面盖尔将军所指挥的第二十四装甲军。其中包括：

　　第二五五步兵师（在渡过布格河时暂归该军节制），由弗沃达瓦到马洛里塔（Maloryta）。

　　第一骑兵师，由斯拉伐柴（Slavatycze），经由马洛里塔，以至平斯克（Pinsk）。

　　第四装甲师，由科登（Koden）向布列斯特—科布林（Kobryn）道路前进。

　　第三装甲师，由科登的北面向布列斯特—科布林道路前进。

　　第十摩托化步兵师，随后前进，作为第二攻击波兵力。

　　中央方面希罗斯将军（Gen.Schroth）所指挥的第十二步兵军，仅在攻击的初期受装甲兵团的指挥。其中包括：

　　第四十五步兵师及第三十一步兵师，在科登以北与内普莱（Neple）之间前进，以包围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为目标。所有该军不需要参加此项行动的部队都沿着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科布林—别廖扎（Beresa）的公路和从马特克雷（Motykaly）—皮利希柴（Piliszcze）—普鲁扎内（Pruzana）的公路之间的地区前进，其任务为填塞右方第二十四装甲军和左方第四十七装甲军之间的空隙，并保护该两军的内侧翼。

　　左翼方面李美尔逊将军所指挥的第四十七装甲军，其中包括：

　　第十八装甲师及第十七装甲师，位置在莱吉（Legi）与普拉突拉（Pratulin）之间，其任务为渡过布格河和里斯拉河（Lesna），而向维达姆利亚（Vidomla）—普鲁扎内—斯洛尼姆之线前进。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随后跟进，作为第二攻击波兵力。

　　第一六七步兵师（仅在渡过布格河时暂由该军指挥）向普拉突拉以西进攻。

　　兵团总预备队维京霍夫将军所指挥的第四十六装甲军，其中包括：

　　第十装甲师、党卫军“帝国”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都停留在拉曾—武库夫—登布林（Radzyn-Lukov-Deblin）地区中，一直等到第四十七装甲军将布格河上的桥梁肃清之后，它才跟着装甲兵团的左翼方面前进。

　　6月6日，陆军参谋总长来视察我这个装甲兵团。他所表示的意见，是认为为了完成深入突破敌阵的主要任务，装甲师在最初的阶段应该摆在后面，而让步兵师去担任第一波的攻击。由于我在上文已经解释过了的理由，我并不同意将我的原定计划加以修改。

　　在我的司令部里，我只收到一个暗示性的训令，说明了在第一个目标达到了之后（在我这个兵团方面就是罗斯拉夫尔—艾尔雅—斯摩棱斯克之线），最高统帅部对于第二期作战的意图是什么。它指出最先所要占领的地区就是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的海岸，以便与芬兰人和北方集团军取得密切的联系。这些作战计划已经在详细的研究之中，大致可以看出来的是霍斯上将的第三装甲兵团，甚至于我的第二装甲兵团都可能要停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然后准备向北转向以支持北方集团军总司令的作战。这个作战计划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一劳永逸的，使德军在对苏的战争中，其左翼将永远处于安全的地位。照我的看法，这是对现在这种情况的最好的计划，但不幸的是我以后却再没有听到有人提到它。战争的准备(3)www.shu.com.cn

　　6月14日，希特勒把所有各集团军、军团和兵团的司令官，都召集到柏林听训。由他解释为什么要攻击苏联，并且听取关于作战准备的最后报告。他的讲演大意是这样的：既然不能够击败英国人，所以为了使战争结束起见，他就一定要在欧洲大陆上赢得一个完全的胜利。只有在苏联被击败之后，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才能算是万无一失。他对于为什么一定要先下手打苏联人的详细理由，似乎是很难令人悦服。因为在西线战场上的战争尚未解决之前，任何新的企图都不免要引起两面作战的危险；而目前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处境，实在并不比1914年好，所以很难于支持这样一场战争。所有的将领都沉默地恭听希特勒的讲演，因为并没有讨论的机会，所以解散之后，大家仍然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情，沉默地退出了会场。

　　下午继续开军事会议，讨论战争的准备情形，希特勒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到达明斯克（Minsk）？”我回答说：“五六天的样子。”结果攻击自6月22日开始，我在27日到达明斯克；而霍斯由苏瓦尔基前进，早已在26日就从北面占领了那个城市。

　　在回转头来叙述我这个装甲兵团的作战情形以前，我应该先将这一次对苏联发动决定性战役开始的时候，德军所处的一般情势，加以概括的说明：

　　根据我所知道的情报，德国陆军在1941年6月22日，一共拥有205个师，其分布如下：

　　38个师驻在西欧

　　12个师驻在挪威

　　1个师驻在丹麦

　　7个师驻在巴尔干

　　2个师驻在利比亚

　　所以用在东线战场上的德军兵力一共可以有145个师。这种兵力的分散实在是很不合理，西欧驻兵38个师实在过于偏高，而挪威驻兵12个师则更是岂有此理。此外由于巴尔干战役的影响，所以对苏联的攻势一定非要延到夏季的末尾才能开始发动。

　　不过，比这一切的事实更要严重的，却是把苏联这个敌人估计得过低。我们驻莫斯科的武官科斯崔希将军（Gen.Kostring）是一个很杰出的人才，对于这个庞大敌国的军事实力，早已有所报告。希特勒对于这些报告却一点都不重视，同样地关于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苏联政治制度的安定性，他也一样地漠不关心。反言之，希特勒却有方法使他在军事方面的亲信僚属，也都传染了他这种毫无根据的乐观病。OKW和OKH对于在冬季以前即可获得胜利的信心是如此地强，所以军队的冬季服装都毫无准备，平均是五个人当中才摊得到一套冬服。

　　一直等到1941年的8月30日，希特勒才开始注意到大部分军队的冬服供应问题。在陆军总部的当天日志上记载着说：“从最近的情势发展看来，恐怕在冬季还会有有限度的战事，所以现在应该开始准备冬服的供应了。”

　　现在常常有人认为1941年德军缺乏冬服的责任，应由希特勒一个人负起，照我的看法却绝不如此的简单。有一个反证就是德国空军和党卫军的冬服都是早已准备周全。但是最高统帅部却沉醉在一个迷梦之中，以为苏联陆军可以在8到10个星期之间，完全被击溃；这个所以会溃败的理由，照他们的看法是苏联在政治上一定会内溃。因为他们是如此充满了自信，所以在1941年的秋天，已经有一部分的德国工业由战时生产而改向其他的目标。甚至于有人建议在冬季开始的时候，就可以从东线战场上调60到80个师的兵力，回到德国去；而所剩下的兵力已足够控制苏联，等到春天来临之后再采取新的行动。那些剩下的兵力可以躲在秋季就已经构筑完成的防线里面，安稳舒服地过冬。一切似乎都很合理想，而且十分的简单。哪知道以后所遭遇到的事实，才证明了他们这些理想，距离残酷的现实实在是太远了。

　　最后，有一件事曾使德国的名誉遭受污点，在这里也应该略加以解释。

　　在战争开始前不久，OKW曾经向所有各军师部发了一个通令，其内容是关于在苏联境内，如何对待平民和战俘的问题。那通令上面规定假使兵员对平民和战俘有处置过当的地方，这个负责的军人并不需要立即交付军法审判和处罚，而只是由他的直属长官酌情加以惩处即可。很明显的，这个命令对于军纪的维持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作用。我们的陆军总司令本人也一定认清了这一点，所以在转达这个命令的时候，勃劳希契元帅本人也曾加了一个按语，说这个命令的执行以不妨害军纪为原则。因为我和我的军长们都一致认为，假使这个命令发布了之后，就绝对无法保证军纪不受影响，所以我就决定禁止这个命令转到各师部去，并且把它寄回柏林。这个命令，在以后我们的前敌国审讯德国将领时，曾经有重大的关系，但是在我这个装甲兵团的范围以内，却根本没有付诸实行。在这个时候，我也曾坦白地报告集团军总司令，我并没有下达这个命令，也没有服从这个命令。

　　另外还有一个所谓“行政委员命令”（Commissar Order），根本就没有传达到我这个兵团。无疑问的是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部决定不把它再转发下来。所以我的部队对于这个不光荣的命令，当然也更无实行之可能。

　　今天反过来看过去，OKW和OKH没有能够在事先就打消这两个命令，这当然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若是真能如此做到，则有许多的勇敢和无辜的军人都不至于受到荼毒，而德国的传统名誉也不至于受到玷污。不管苏联人是否已经在海牙公约上面签过了字，不管他们是否已经批准了日内瓦公约，德国军人们却应该接受他们自己的国际义务，而且应该照一个基督教徒的良心去行动。即令没有这种残酷的命令，战争对于一个敌国的人民所加的影响也本来就已经够残酷，而苏联的老百姓也正和我们德国的老百姓是一样的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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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叙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项时，我几乎是把这段时间的所有经历，完全照抄了下来。我为什么要这样的写，其目的是要表示在苏联战役中，做一个装甲兵团的指挥官，所需要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条件，又是如何的严格。

　　在6月14日听完了希特勒的训话之后，在次日我就飞往华沙，我的幕僚们正驻在那里。一直到6月22日发动攻势之前，我都在忙于视察部队，看看他们发动攻势的位置，并且也顺便访问邻近的单位，以保证各部队间能够有密切的合作。向集中地区调动，和攻击的最后准备，一切都很顺利。6月17日，我去视察布格河的形势，这就是我们的最前线。19日，我又访问了马克松将军的第三军，该军位置在我的兵团的右方。20和21两日，我视察所部的最前线单位，检查他们对于攻击的一切准备，是否已经完全完成。详细研究了苏联人的行动后，使我深信他们对于我们的意图还毫无所知。我们可以望见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卫城内的广场，有一些苏联兵配着军乐队的演奏，在那里作班教练。沿着布格河的工事还没有部队据守。在过去几个星期当中，他们对于筑城工事的增强实在是很有限。所以我们的攻击可以获得奇袭效果的机会实在是很大，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原定历时一小时的炮兵准备射击是否还有必要。最后我决定还是不取消它，这不过是一个预防的手续，以免遭遇苏军突然的逆袭，而使我们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1941年6月22日是赌命运的一天，在午夜后2点10分我进入了兵团前进指挥所，它的位置是在波豪卡莱（Bohukaly）以南的一个了望塔里面，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西北方约9英里的地方。当我在3点10分到达该地时，天还是黑的。3点15分，我方炮兵开始射击。3点40分，俯冲轰炸机开始第一次的攻击。4点15分，第十七、十八两个装甲师的前卫单位开始渡过布格河。4点45分，第十八师的领头战车开始涉水渡河，为了达到这个任务，它们已经具有防水的装备，这是在海狮作战计划中已经试用过的，可以使它们渡过深度达13英尺的河水。

　　6点50分，我在柯罗德诺（Kolodno）的附近，坐着一艘攻击艇渡过了布格河。我的活动指挥部，包括两辆装甲无线电通信车、一些能够越野的车辆和一些摩托车，它们在8点30分也跟在我的后面前进。我开始尾随着第十八装甲师的战车后面前进，不久就到了里斯拉河上的桥梁。这个桥的攻占对于第四十七装甲军的进展极为重要，在那里除了一些苏联的哨兵以外，我没有发现任何部队。当看到我的车队之后，苏联兵马上回身就逃。我的两名传令官，不听我的命令，自告奋勇地去追击他们，结果不幸都冤枉地送掉了性命。

　　10点25分，领头的战车连到达了里斯拉河，并且立即过桥。接着而来的人就是师长内林将军。我一直陪伴着第十八装甲师前进直到下午。16点30分我回到了柯罗德诺的桥头阵地，再由那里于18点30分转回我的前进指挥所。

　　我的本来计划是沿着装甲兵团所担任的整个前线，发动奇袭以击败敌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南面，第二十四装甲军将布格河上的桥梁都完整地攻占了下来。在该要塞的西北面，我们的桥梁也依照原定计划都架设好了。不过，敌人最早虽然为奇袭所震惊，但不久即恢复了理智，立即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阵地进行凭险顽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重要卫城一直坚守了好几天，所以使我们无法利用经过布格河和马恰维克河（Muchaviec）的公路铁路交通线。

　　到了黄昏的时候，装甲兵团已经在马洛里塔、科布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普鲁扎内等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普鲁扎内，第十八装甲师曾经与敌方发生了第一次的战车会战。

　　6月23日，我在清晨4点10分的时候就离开了司令部，首先到第十二军的军部，听取希罗斯将军报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附近的战斗情况。接着我又驱车往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军部，它是设在位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北北东方向，距离约为14英里的比尔戴基村（Bildeiki）。在那里我与李美尔逊将军商谈之后，也和我的司令部通了一个电话，以求明了最近一般情况的发展。我再到第十七装甲师师部去，于8点钟到达那里。该师步兵旅旅长韦布将军（Gen.von Weber），把他所部的一切经过讲述给我听。到了8点30分我又和第十八装甲师师长内林将军见面，然后再回来与李美尔逊商谈。以后我就赶到普鲁扎内，我的兵团司令部已经移到这里。前进指挥所的人员于19点钟到达那里。

　　〖〗〖〗）日82月6至日22月6年1491（战作线东的团兵甲装安里德古11图在这一天第二十四装甲军竟日沿着科布林—别廖扎—卡尔图斯卡（Kartuska）的公路，向斯卢茨克（Sluzk）前进。

　　由于情报显示，第四十七军即将与向东南朝比亚韦斯托克移动的苏军遭遇而会发生苦战，所以我决定从明天起仍然还是跟着该军前进。

　　6月24日，我在上午8点25分离开了司令部，向斯洛尼姆驱车进发。第十七装甲师也在这个时候到达这个镇市。在鲁扎内（Rozana）与斯洛尼姆之间，我冲进了一个苏军步兵阵地，他们正沿着大路上展开射击。第十七装甲师的一个炮兵连和作徒步战的机车士兵，也正在向敌人回击，但并无特别的战果。我个人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发射了我那装甲指挥车上的机关枪之后，结果引诱敌人离开了他们原有的位置，于是我才可以继续前进。11点30分，我到达了第十七装甲师的师部，在那里我不仅找到了该师的师长阿尼姆将军，而且军长李美尔逊也在。当我们正在讨论情况的时候，突然在我们的后方传出一阵激烈的枪声。我们通到比亚韦斯托克的公路，完全为一片烟尘遮掩住了视线，一辆卡车正在着火燃烧。最初我们无法研判刚才所发生的混乱，直到看到有两辆苏联战车从烟尘中冲出来之后，才恍然大悟。他们正企图冲进斯洛尼姆镇，战车上的枪炮齐鸣，打成一片，而他们的后面有德军的Panzer Ⅳ式战车正在尾随追击，也是在激烈射击之中。苏联战车立即注意到我们这一群军官，接着就向我们开火，在那样近的距离之下，炮火的威力使人震耳欲聋。因为我们都是老兵，所以都马上本能地卧倒在地；只有一个可怜的费勒尔中校（Lt.Col.Feller）没躲过，他是陆军训练处的职员，奉命出差到前线上来的，对于战地的行动不太熟悉，动作迟缓所以受了重伤。此外，战防营的营长齐尔贝中校（Lt.Col.Zerbe）也受了重伤，并且不幸在数日后去世。苏联战车固然冲进了市区，但是最后还是被击毁了。序战(2)www.shu.com.cn

　　我接着就去视察斯洛尼姆的第一线，然后乘坐一辆Panzer Ⅳ式战车，经过无人地带到第十八装甲师方面去。15点30分，我回到斯洛尼姆，并命令第十八装甲师向巴拉诺维奇（Baranovicze）方面推进，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则奉命向斯洛尼姆兼程赶来。于是我才回到兵团司令部，在回程中我又意料之外地遭遇到了苏联的步兵，他们被卡车载运到了斯洛尼姆的近郊，而且正在那里下车。我命令坐在我身边的司机，开足马力向前冲去，于是我们就在苏军人海的中间直冲了出去。他们对于这种出奇不意的行动大为震惊，所以也就来不及放枪。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已经认清了车中坐的是我，因为以后苏联报纸就宣传我已经被击毙了。我立即利用德国的无线电广播更正了他们这个错误的报道。

　　我在20点15分才又与我的幕僚们会合了。在司令部里有大批的公文等待我来处理，都是有关我那个深入的右翼方面的激烈战报。自从6月23日以来，第五十三军已经击败了马洛里塔地区的苏军攻击。在第二十四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之间，第十二军的部队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松散的接触。装甲兵团的左翼方面，由于从比亚韦斯托克退回的苏军，不断地对它加以强烈的攻击，所以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使这一翼能够获得安全，有必要对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和第四十六装甲军予以迅速调动。

　　希特勒因为害怕强大的苏军会在每一点突破我们的包围，而感到神经紧张，他因此命令装甲兵团暂缓前进，先回过身来消灭比亚韦斯托克附近的苏军。还好我在那一天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加上这一次OKH很坚决地力主维持原定的计划，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向明斯克推进，以完成这个大包围作战。

　　维尔拉（Vilna）和科夫罗（Kovno）都先后被攻陷。

　　芬兰军队也已经占领了阿兰岛（Aaland Islands）。德国第一山地军攻下了在皮特沙摩（Petsamo）附近的著名产镍地区。这些作战几乎都是兵不血刃就获得了胜利的。

　　在25日的上午，我到野战医院去慰劳伤兵，这些人都是在昨天苏机对我的司令部实行空袭时负伤的，而我本人却因为正在前线视察，所以逃过了这一难。9点40分，我到第十二军军部去，它设在距离普鲁扎内南西5英里处的李罗夫镇（Linovo），在那里我研究了那一个地区的当前情势。接着我又赶到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部，它设在查尔齐鲁（Zarzeczne），距斯洛尼姆南方约22英里。在与盖尔将军商议之后，我又去视察第四装甲师，然后才在16点30分回到我的司令部。

　　这一天已经发现了敌人的新单位，包括战车部队在内，正由比亚韦斯托克向斯洛尼姆进攻。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正于这个时候赶到前线，立即担负阻止苏军向斯洛尼姆的进犯。所以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现在可以脱身向明斯克继续推进了。第十八师早已向巴拉诺维奇战斗前进。

　　在6月26日的清晨，我到了第四十七装甲军的最前线，因为我希望能够亲自看到我们部队向巴拉诺维奇和斯托尔布齐（Stolpce）的进展情形。第二十四装甲军也奉命支援它的北面友军的进攻。

　　7点50分，我到达了第十七装甲师的位置，该师正奉着我的命令，直向斯托尔布齐进攻。到了9点钟，我已经到了第十八装甲师的师部，发现军长和师长都在那里。这个师部正设在里斯拉，位置在斯洛尼姆到巴拉诺维奇的公路上，距离该师前卫部队不过3英里远。由此，我又用无线电与第二十四装甲军取得联络，并证实该军是否已经遵行我的命令，对于巴拉诺维奇的攻击实行支援。这个工作由第四装甲师担负，该师自从上午6点钟起即已向北面挺进。

　　12点30分，第二十四装甲军报告我已经占领了斯卢茨克。这对于指挥官和部队而言，都是一次很精彩的作战。我用无线电向该军军长发出了一通贺电，又立即动身到第十八装甲师在塔尔塔克（Tartak）的最前线去视察。过了正午之后，我接到了第三装甲兵团司令霍斯的一个电报，说该兵团已经到达了距离明斯克北面18英里远的某点。

　　14点30分，我接到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叫我部主力向明斯克推进，而第二十四装甲军则应向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前进。我立即回电说：第二十四军早已奉令攻占博布鲁伊斯克，而第四十七军则已通过巴拉诺维奇，向明斯克攻击前进。我于是命令我的司令部推进到塔尔塔克，到了23点30分，他们才到达那里。

　　在下午的时候，第十七装甲师报告说：他们正沿着一条尚可通行的道路，向斯托尔布齐前进。当天黄昏的时候，他们就到了目的地。所不幸的是他们的师长阿尼姆少将在战斗中负伤，所以他的职务现在只好暂由韦布将军代理。

　　我的装甲兵团现在归第四军团指挥，它命令我们攻占查德弗尔齐（Zadvorze——在斯洛尼姆北面5英里处）—霍尔雅卡（Holynka）—泽尔瓦（Zelva）—泽利文卡河（Zelvianka）之线，并坚守北线以阻止比亚韦斯托克方面敌军的前进。

　　在这一天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前卫部队，到达了塔尔塔克附近的战地，开始接替补塞第二十四军和第四十七军中间空隙的任务。于是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全部就可以抽出身来，完成它的主要任务，向博布鲁伊斯克推进。序战(3)www.shu.com.cn

　　在北方集团军方面，第八装甲师已经占领了都拉堡（Dunaburg）和它在地维拉河（Dvina）上的桥梁。

　　6月27日，第十七装甲师到达了明斯克的南面近郊，并已经和第三装甲兵团建立了联系。该兵团已于26日进入明斯克城，而该城也已为苏军破坏殆尽。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区的苏军，虽然屡次想突破我方的钳形包围，但是现在却几乎全部投降。只有极少数的部队，在钳形攻势尚未合围之前，曾向东面逃出。这已经为战役中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于次一阶段的作战，我的见解是这样的：对于歼灭处于袋形地区以内敌军的任务，应尽量少用装甲兵力，而让后续的步兵军去担负大部分的责任。于是我们的机动快速部队就可以立即勇往直前，去争取这个战役的第一战略目标，那就是斯摩棱斯克—艾尔雅—罗斯拉夫尔地区。以后数日内，我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此为目的，这也是与原定的计划相符合的。依我的看法，要想使战役获得成功，第一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大事，就是要不顾及战场上的一切意外和偶然的发展，而坚定地照着原定计划进行。我当然也知道这个计划是要冒着某些危险的。

　　我的这种信念使我在6月28日，又重新赶到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军部。这是我所部中最感到直接威胁的单位，所以我希望亲自去监控它，以便应付任何新的危机。我在斯夫提兹（Svoiaticze）找到了该军的军长，这里到涅斯维日（Nieswiez）西南方约有14英里的距离。我在那里视察了该军所属各师的情况之后，就立即用无线电通知我的司令部，命令他们赶紧催促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向北推进，并命令对于罗夫格罗地克（Novogrodek）—明斯克和罗夫格罗地克—巴拉诺维奇—土耳齐克（Turzec）的公路上，实行空中侦察。接着我又去视察第十八装甲师，该师有一个纵队似乎略有迷向的趋势，因此该师的进度也受到顿挫，还好不太严重。

　　我的参谋长李本斯坦在这个时候，已经将各军所属各师的防区，都划分好了，以防止敌军沿柯达罗夫（Koidanov）—排西齐拉（Piaseczna——在米尔“Mir”的西北）—何罗德齐（Horodyszcze）—波龙卡（Polonka）之线，实行突破。我批准了他这个措施。

　　在这一天，第二十四装甲军到达了博布鲁伊斯克的郊外。自25日以来，它的军部一直留在费利波维兹（Filipovicze）。

　　6月28日，我的兵团司令部移到涅斯维日，驻在一个古老的堡垒里面，这个地方曾经一度属于拉齐威尔（Radziwill）世家，以前苏军也有一个高级司令部驻在那里。关于这个堡垒的古迹，我在阁楼里面找到了一张猎会的照片，上面还有前德皇威廉一世的御容。当地的人民要求举行一个感恩的礼拜，以来庆祝他们的“解放”，我立即允许了他们这个要求。

　　〖〗〖〗）日2月7至日82月6年1491（展进线战的安里德古和斯霍21图在这一天，我的部队到达了下列的位置：

　　第三装甲师到了博布鲁伊斯克；第四装甲师到了斯卢茨克；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到了西尼阿弗卡（Siniavka）；第一骑兵师到了德罗希琴（Drohiczyn）以东的地区。

　　第十七装甲师到了柯达罗夫；第十八装甲师到了涅斯维日；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到了泽利文卡河。

　　第十装甲师的一部分也到了泽利文卡河，该师主力则仍在西尼阿弗卡；党卫军帝国师到了别廖扎—卡尔图斯卡；大德意志步兵团到了普鲁扎内东北地区。

　　霍斯装甲兵团现有第七和第二十两个装甲师留在明斯克地区。在南面，第五十三军做了我的右翼，并且已经使马洛里塔地区的战争获得了胜利。这一翼的危险现在已经消除了。

　　6月29日，沿着我这个兵团所属各部的前线上，都继续有战斗发生。在泽利文卡河地区的战斗尤为激烈，使第四军团感到相当的焦虑。结果军团部就企图干涉我的作战行动，这使我碰了一个大钉子，因为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举动。

　　北方集团军已经占领了札柯布斯塔德（Jakobstadt）、李温霍夫（Liewenhof）和里加（Riga）的南部，连同地维拉河上的铁路桥梁在内。

　　第二天，6月30日，我飞往第三装甲兵团的司令部，在那里与霍斯将军讨论我们作战的未来联系问题。巴瑟维希中校亲自驾驶，我们坐着一架轰炸机，当我们飞过普兹查拉里布卡（Puszcza Nalibocka）的时候，只看见一片大森林，第四军团方面一直预料苏军会由这个地区企图突破，我发现在森林里面并无太多的敌军，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区中不会有危险发生。我同意霍斯的见解，认为我的第十八装甲师在向鲍里索夫（Borissov）推进时，应与他的右翼密切合作，并且确实占领别列津纳河（Beresina）在该镇市附近的桥梁。

　　在这一天，OKH命令各作战部队向第聂伯河（Dnieper）之线进发。

　　OKH告诉集团军总司令部说，向斯摩棱斯克的战斗发展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所以决定尽最快的可能，在罗加乔夫（Rogachev）、莫吉廖夫（Mogilev）、奥尔沙（Orsha）等地区渡过第聂伯河；并在维捷布斯克（Vitebsk）和波洛茨克（Polotsk）等地渡过地维拉河。

　　第二天，7月1日，我飞往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部，我们惟一正常的交通工具就是无线电，那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根据盖尔将军对当前敌军的判断，对于我们未来意图是很有利的。他所面对的敌军都是一些临时调集的乌合之众。敌方的铁路运输力极为薄弱。前一天在博布鲁伊斯克上空所发生的空战，结果也是苏空军战败了。不过，敌军还是照旧地负隅顽抗。他们的战斗技术，尤其是伪装方面，的确很出色；但是反言之，他们始终未能建立一个统一性的指挥系统。第二十四师在斯维斯拉奇（Svisloch）附近占领了别列津纳河上的桥梁。9点30分一个加强搜索营已经离开这个别列津纳桥头阵地，从博布鲁伊斯克东面向莫吉廖夫前进，第三装甲师的主力就跟随着它的后面，依照当前情况的发展，再由盖尔将军去决定，它的主攻点应该是罗加乔夫还是莫吉廖夫，这两个地点都是在第聂伯河上面。10点55分，第四装甲师的主力部分也由斯维斯拉奇向东面推进。燃料的情况良好，一切弹药、物资、医药的供应也都很顺利。截至目前为止，死伤数字也非常轻微，不过架桥纵列和工兵单位却不够用。穆德尔斯上校所率领的战斗机群曾有极佳的合作。但是对于魏比格将军的战斗轰炸机，则联络工作似乎还不够快。第一骑兵师在战斗中也表现出来是一个优良的单位。序战(4)www.shu.com.cn

　　除了这些事实以外，这几天空中侦察的结果发现，苏联人正在斯摩棱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地区集中新的兵力。假使要等待步兵赶到之后，再去占领第聂伯之线，则可能会耽误不少的时间，如果装甲兵准备独力进攻，那么动作就要快。

　　这个时候，围绕着比亚韦斯托克袋形地区的四周，都发生了极猛烈的战斗。在6月26日到30日之间，专以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第七十一步兵团一个团而论，就独力收容了36000名战俘——由此可以证明苏军企图突破时规模之大。这个事实使第四军团方面更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坚持对于这个袋形地区，四周必须加以强力连续的包围。所以克卢格元帅下令制止第十七装甲师向鲍里索夫方向前进，这是我早已下命令要他们执行的任务。事实上当时第十八装甲师已经到达了该镇，而且在别列津纳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这个桥头阵地是否能够守住，就要看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后续部队能否如期赶上。虽然我对于第四军团的命令并不表同意，但是我还是把它照转了。

　　第五机枪营所担任的任务，是沿着袋形地区的边缘，在第十七装甲师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之间，负起接触的责任。7月2日我顺次视察到了这个营，并且亲自去视察沿着这一线的情况，听取前线官兵对于被包围之敌人的印象。这样我对于当前的情况才获得了一个明确的了解。接着我就又赶到李美尔逊将军的军部，命令他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师长，负责不要让敌人突围。以后又立即赶到驻兵柯达罗夫的第十七装甲师师部。韦布将军报告我，敌军的突围企图已经被他击破，由那里我才回到我的兵团司令部，它刚刚新搬到明斯克东南方的西尼罗（Sinilo）。当我回到司令部之后，才发现关于要第十七师留在包围线上不动的命令，因为传达上的错误，居然有一部分部队没有接到，所以他们还是照样向鲍里索夫进发。我立即向第四军团提出报告，说明了此事的原委。可是却已经太迟了。第二天上午8时，我奉命来到明斯克的克卢格元帅司令部。当我到达之后，就饱受克卢格的申斥。当我再把详细的情形解释给他听了以后，他才告诉我本来他想把我和霍斯两人，提交军法审判，因为霍斯兵团也同样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所以克卢格认为我们是共同阴谋故意和他为难。结果我总算是把他的怒火平息了。在离开第四军团总部之后，我又驱车前往在斯莫列维奇（Smolevicze）的第四十七装甲军军部，这个地方在明斯克东北21英里处，但是因为我找不到该军的军部，所以最后就一直跑到了鲍里索夫的第十八装甲师师部。我视察了别列津纳河上的桥头阵地，并且召集该师军官做了一个简单的训话。该师派了一个先遣部队向托洛钦（Tolochino）前进。在我回程的时候，在斯莫列维奇又遇到了该军的军长，并和他讨论有关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尔后行动的问题。当我们还在谈话的时候，我的装甲指挥车上的无线电员突然收到了新的敌情，有大批苏军使用战车和飞机向鲍里索夫桥头阵地攻击的消息。第四十七军军部当然也接到了报告。这个攻击终于还是被击退，苏军损失颇重，不过有一件事却很值得注意，就是苏军第一次使用了T-34型战车，在当时我们的火炮对于这种战车，几乎可以说是无能为力。

　　7月2日，装甲兵团的配置大致如下：第一骑兵师在斯卢茨克以南；第三装甲师在博布鲁伊斯克，其前卫部队已进到罗加乔夫城外；第四装甲师在斯维斯拉奇；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斯卢茨克以东。

　　〖〗〖〗日01月7至日3月7年149131图党卫军帝国师在别列津纳河上的巴鲁西维兹（Balusevicz）北方；第十装甲师在切尔文（Cherven）；大德意志步兵团在巴拉诺维奇以北。

　　第十八装甲师在鲍里索夫；第十七装甲师在柯达罗夫；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托尔布齐；第五机枪营在巴拉诺维奇的东南地区。

　　7月3日，困在比亚韦斯托克袋形地区的苏军全部投降。我现在可以集中全力向第聂伯河前进。

　　7月4日一整天，我都用来视察第四十六装甲军。我由西尼罗动身，经过斯莫列维奇—切尔文—斯罗波德卡（Slobodka）等地间的公路，直达第十装甲师的师部和党卫军帝国师的师部。在半路上遇到该军的军长，他问我大德意志步兵团现在的位置，我只好告诉他第四军团把它当作军团总预备队用，所以还在巴拉诺维奇地区。在圣利奇基（St.Rechki）的帝国师师部里，该师师长豪赛尔报告我，他的机车部队在苦战之后，已经在布罗地兹（Brodets）附近占领了一个桥头阵地，在别列津诺（Beresino）的南面约10英里的距离。在雅克齐兹（Yakchizy）的别列津纳河上的桥梁已被炸毁，车辆已不能通过。工兵除了正在进行修复的工作，还要使车辆能行使于沼泽地的桥头而不至于崩陷。我亲自去看工兵们的工作，发现他们都很努力。他们保证在7月5日的清晨，一切工作都可以完毕。

　　在这一天，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在罗加乔夫附近，到达了第聂伯河，并向前战斗以求在别列津纳河上多建立一些渡口。该兵团各师的位置大概如下：

　　第一骑兵师在斯卢茨克以东；第三步兵师在罗加乔夫的郊外；第四装甲师在斯塔耶—贝霍夫（Starye-Bychov）；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到了博布鲁伊斯克。序战(5)www.shu.com.cn

　　党卫军帝国师在巴鲁西维兹；第九装甲师在别列津诺；大德意志步兵团则在斯托尔布齐以东。第十八装甲师在拉特恰（Natcha）以东的地区；第十七装甲师有一部分在鲍里索夫，而其主力则仍在明斯克；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柯达罗夫—斯托尔布齐之间；第五机枪营在斯托尔布齐以西。

　　7月6日，强大的苏军部队在日洛宾（Shlobin）附近渡过了第聂伯河，并向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右翼进攻，他们立刻被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所逐退。我方的空中侦祭报告说，敌人更有后续的兵力由奥廖尔—布良斯克（Orel-Bryansk）地区，向戈梅利（Gombl）方向前进，从无线电窃听中发现苏军在奥尔沙地区有一个军团司令部。由此可以看出来，苏军似乎是想沿着第聂伯河建立新的防线，所以我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

　　到了7月7日，我军已经到达了下列的位置：

　　装甲兵团司令部设在鲍里索夫。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部在波尔特尼基（Bortniki）。

　　第一骑兵师在博布鲁伊斯克；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日洛宾；第三装甲师在罗加乔夫—罗夫伊（Novye）—贝霍夫；第四装甲师在斯塔耶—贝霍夫。

　　第十装甲师在拜尔尼赛（Bialynicy）；党卫军帝国师在别列津诺；大德意志步兵团在切尔文。

　　第十八装甲师在托洛钦，第十七装甲师在先诺（Senno）；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鲍里索夫。

　　第十七师在先诺附近被阻，与强大的苏军（配有特别大量的战车）遭遇，发生苦战。因为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到达了第聂伯河，所以关于未来的作战方向，势必要立即做一决定。又因为我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新指示，所以当然只好假定原来第二装甲兵团直趋斯摩棱斯克—艾尔雅—罗斯拉夫尔地区的计划仍然有效。同时我也看不出这个计划有改变之必要。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希特勒与OKH之间已经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后我才明白了这些事实的前因后果。在说明上层的摩擦和混乱之前，需要先明了当时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真正情形，这样才可以得到一个合理解释。

　　希特勒已经忘记了，以前是他本人曾经下命向斯摩棱斯克的目标迅速地进攻。在过去这些日子当中，他所注意的事情，就只是比亚韦斯托克的包围战。陆军总司令不敢把他本人所持的不同意见，向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部表示出来，因为他知道希特勒也是反对他的。根据他自己事后对别人说的话，博克元帅是希望把第二、第三两个装甲兵团拨交克卢格指挥。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对于这一次作战负直接的责任。克卢格元帅的主张，正好和希特勒相同，希望对于被围的苏军，组成一个强固的包围圈，一定要等到他们投降之后，再继续东进。霍斯和我却反对这个主张，希望能让我们的装甲部队继续迅速推进，以来达成原定的战略目标。我在上文中已经说过，我们希望只留下极少数的装甲部队，参加合围的作战，而让跟在我们后面前进的步兵军负责将被围的苏军加以歼灭。尽管陆军总部秘密的希望装甲兵团的司令官，能够不奉命令甚至于违反命令，而继续争取原定的目标，但是他们却胆小至此，并不敢向我们做一个暗示，鼓励我们继续前进。

　　所以其结果弄得糟不可言。一方面第二装甲兵团司令部命令只留下极少数部队，扼守比亚韦斯托克包围圈，而大部分兵力都兼程东向，追击敌军，迅速渡过别列津纳河和第聂伯河。但是另一方面，克卢格元帅却同时发出矛盾的命令，要各单位留在原地参加包围作战，不得新的命令之前，不得再向东前进，有一部分部队没有能够及时接到这个命令，继续向别列津纳前进。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之下，居然全军未受到任何损失，才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由于彼此意见不同，不免发生误会，终于产生不少的恶感，实在是非常遗憾。渡过第聂伯河(1)www.shu.com.cn

　　7月7日，我面临着一种必须要做决定的情势。我是遵照原定的计划，尽快地前进，带领着我的装甲部队，一鼓作气冲过第聂伯河呢？还是坐视苏军去建立他们的新防线，而陈兵不进，等候步兵军赶上来了以后，再开始发动渡河的战争呢？

　　在目前这个时候，苏军的防线还刚刚开始建立，所以还很脆弱，这个事实也就可以说明了迅速攻击的好处。不过，敌人在罗加乔夫、莫吉廖夫和奥尔沙等地区都守着坚强的桥头阵地，而用奇袭方式攻下罗加乔夫和莫吉廖夫的计划也都已经遭到了失败。并且，关于苏军已经在调集援军的消息，也已经被证实：在戈梅利地区，有强大的敌军兵力集中在那里；在先诺附近又另有较弱的敌部——先诺在奥尔沙的西北面，而奥尔沙地区则早已发生了激战。但是要等到我方步兵赶到，则至少还要经过14天左右。到了那个时候，苏联人的防线只会变得更坚强了。步兵能否击破沿江构筑的坚强工事，以便机动部队再继续前进，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而尤其成问题的是，这样一来，我们想在1941年秋季结束这个战役的理想，就变得更遥远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重点。

　　我深知这个决定的重要性。我也考虑到下述的危险，只要一渡过河之后，三个装甲军的侧翼就会完全暴露，因而有遭到敌军严重逆袭的可能。反过来说，我深深地认清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它的成功希望，同时我也绝对相信我的装甲部队具有这种特强的攻击力量。所以最后我决定立即渡过第聂伯河，并继续向斯摩棱斯克挺进。

　　所以我命令在两翼方面——日洛宾和先诺——都暂时停止战斗，各负责指挥官只要继续地监视敌人即可。

　　由于苏军在我们这一面已经建立了几个坚强的桥头阵地，所以强渡的地点就更受限制。在和盖尔将军商量了一番之后，我们决定他的第二十四装甲军，于7月10日从斯塔耶—贝霍夫渡过第聂伯河。第四十六装甲军则在什克洛夫（Shklov）渡河，而第四十七装甲军则在莫吉廖夫与奥尔沙之间渡河，时间都定在7月11日。所有渡河的行动和准备都经过严密的掩饰，除了夜间以外，其他时间一概不准行军。勇敢的穆德尔斯上校向我保证，在我们集中的地区可以获得局部空中优势；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又在紧邻前线的后方，修建了一些飞机跑道。只要穆德尔斯一出马，敌人的飞机就完全被赶走了。

　　7月7日我先到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军部，其目的是准备当面将我对于渡河的意图，讲给各级将领听。在半途中我顺便去考察了一列俘获的苏军装甲列车。接下来我就到了位置在鲍里索夫东面18英里地的拉特恰，即该军军部的驻地。此后我再到托洛钦，第十八装甲师正在那里与敌人发生激烈的战车对战。我告诉内林将军，肃清奥尔沙以西科哈诺夫（Kochanovo）地区敌军的必要性，和使苏军束缚在狭窄桥头阵地的重要性——这对于尔后行动的成功是一个先决条件。我们的部队在这里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对于他们真是不胜赞美之至。

　　7月8日，我又以同样的目的去访问第四十六装甲军。这个军所属的党卫军帝国师仍还在第聂伯河的西岸作孤军的苦斗。

　　7月9日这一天，为了这个作战计划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克卢格元帅一清早就到了我的司令部，目的是要听取我报告情况和企图。他是绝对反对我决定立即渡过第聂伯河的主张的，他命令立即停止这个作战计划，各单位都在原地待命，以等候步兵的到来。我感到责任的重大，只好拼命地为我自己辩护。在把上述的许多理由都解释给他听了以后，最后我又告诉他，我的准备早就已经动手，现在要想中途停止已经不可能了。第二十四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大部分都已经集中在发动攻势的位置，时机已经是千钧一发，我无法让他们在那里停留过久，好让苏联空军来发现并炸毁他们。此外，我又表示我有把握可以获胜，而且这一战也就要决定本年内是否可以胜利地结束苏联战役。经过我费尽唇舌的解释，终于使克卢格元帅顽石点头。他说：“你的作战总是处于千钧一发的形势！”于是他勉强地批准了我的计划。

　　在这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我又赶紧去到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军部。他们的情况最为恶劣，所以似乎也最需要特别的支援。12点15分我到达了李美尔逊将军的军部，位置在克鲁普卡（Krupka）。他对于第十八装甲师和另外一个由战防及搜索单位所组成的战斗纵队，能否攻占科哈诺夫，感到怀疑，因为那些部队都已经久战疲惫。我还是坚持我原有的命令，并且补充着说，在第十八装甲师完成了任务之后，就应立即转向东南方，对着第聂伯河前进。第十七装甲师在摆脱了在先诺地区的敌人以后，也应采取同样的行动。于是我就由军部再向最前线出发。在途中，我遇见了该战斗纵队的指挥官斯特莱希将军（Gen.Streich），当即面授以相当的指示。接着我又找到了内林师长，他却和他的军长完全相反，他相信他的部队可以不经过什么困难，而攻占那些目标。接着我又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师长谈话，他也同样地表示他有能力，在极短时间之内到达他的目的地科佩西（Kopys）。我进一步提醒他们，这几个师必须在一夜之中，到达他们的集中地区和第聂伯河岸。渡过第聂伯河(2)www.shu.com.cn

　　在白天里，第十七装甲师曾经与强大的敌军战车部队发生苦战。苏军战车被毁者达100辆，这都是这些勇士们的成绩。

　　7月9日黄昏时节的战斗序列如下：

　　兵团司令部仍在鲍里索夫，准备在7月10日迁往托洛钦。

　　第一骑兵师担任博布鲁伊斯克东南面的侧卫；第三装甲师集中在日洛宾—罗加乔夫—罗夫伊—贝霍夫地区，准备向北移动；第四装甲师在斯塔耶—贝霍夫；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斯塔耶—贝霍夫附近的渡河点集中。

　　第十装甲师在什克洛夫以南；党卫军帝国师在巴普洛夫（Pavlovo）地区，其部队在莫吉廖夫南方，构成右翼的侧卫；大德意志步兵团在拜尔尼赛地区。

　　第十八装甲师在托洛钦的南面；第十七装甲师在查摩西亚（Zamosia）地区；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托洛钦的西南方，向科佩西集中。

　　跟在我们后面的步兵已经到达了博布鲁伊斯克—斯维斯拉奇—鲍里索夫之线，不过只是少量的前卫部队而已。至于步兵的主力却还只是刚刚到达斯卢茨克—明斯克之线。

　　霍斯已经攻下了维捷布斯克，霍布纳尔（Hoeppner）也已经攻下了布里斯高（Pleskau）。

　　7月10日和7月11日两天当中，各部队都已依照原定计划渡过了第聂伯河，其代价不过是极轻微的伤亡。

　　在10日的早晨，第二十四装甲军报告我说他们已经到达了斯塔耶—贝霍夫附近的渡河点。在那天下午，我再去视察第四十七装甲军，看看他们的准备是否已经完成，部队是否处于良好的战斗状况。斯特莱希将军已经到达了他的掩护线，在奥尔沙的西面，正对着苏军的桥头阵地。在那个市镇的西北面，另外一个战斗纵队由乌辛格上校（Col.Usinger）所率领，也担任掩护桥头阵地的工作。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搜索营，已经与在它右首的帝国师取得了联络。第十八装甲师已经进入了“跃出”的地位。第十七装甲师的前卫部队，在上午10时，已经到达了科哈诺夫附近的主要公路。该师另有一部分兵力已经在第聂伯河西岸，奥尔沙西南面，与苏军发生了激战。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也已经到达了它的目的地区。我又再次告诉这些师长们，一旦第聂伯渡河成功之后，应该兼程向斯摩棱斯克挺进，这点十分重要。因为一切集中和准备的工作都进行得很合理想，所以我对今后几天内的作战，具有极大的信心。

　　关于渡过第聂伯河以后的进展，大致也已经规定如次：

　　第二十四装甲军应向普罗普斯克—罗斯拉夫尔（Propoisk-Roslavl）的公路挺进。它要注意保护它的右翼，使之不受日洛宾、罗加乔夫地区敌方的任何攻击；保护它的左翼，不受莫吉廖夫方面的攻击。

　　第四十六装甲军由戈尔基—波奇诺克（Gorki-Pochinok）的路线攻击艾尔雅，并保护它的右翼不受莫吉廖夫地区敌人的攻击。

　　第四十七装甲军则指定以斯摩棱斯克为其主攻的目标，它的左翼沿着第聂伯之线，由奥尔沙到斯摩棱斯克，都应加以监视，随时应注意到敌人仍留在奥尔沙地区。斯特莱希和乌辛格所率领之战斗纵队，仍应继续在第聂伯河的西面和西北面，挡住敌人在奥尔沙地区的桥头阵地。

　　在7月10日黄昏时候，意大利驻德国的武官马拉斯将军（Gen.Marras），来访问我的司令部——我在柏林的时候就已经和他很熟了。陪伴着他同来的人有海军上校布克纳尔（Capt.Burkner）。我邀请这两位贵宾同我一路去视察第聂伯的渡河情形，第二天我们就到了科佩西附近。此外，还有希特勒的空军武官贝罗中校（Lt.Col.von Below），也在夜间到达，他来此的目的是要看看我们的实际情形。

　　7月11日上午6点10分，在美丽的朝阳之下，我陪同着贵宾们，离开了托洛钦的兵团司令部。很凑巧的，这个地方在1812年，也正好就是拿破仑的司令部。我们赶到科佩西，去看第四十七装甲军渡河。因为我们的先遣部队已经开动，所以烟尘满天，使我们沿着河岸驾车前进时，真是感到非常的难受。这种尘雾在以后几个星期当中都常是如此，所以使人员、武器、引擎都受到恶劣的影响。尤其是战车的汽罐被阻塞，大幅影响到它们的效率。我们在科佩西附近的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师部中，找到了他们的军长和师长们，他们正在对于当前的情况做检讨性的汇报。第五十一团和第七十一团都正在渡河，并且已经到达了在科佩西东面森林的边缘。我们看清他们向敌人的两个师攻击前进（苏军第六十六军下辖两个步兵师，番号为第十八和第五十四步兵师）。敌人在其师部附近地区的防御火力非常薄弱，不过却布埋有地雷。我们对于我方步兵的进攻，和工兵的架桥，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似乎就是在我们的脚底下的位置。在与意大利武官告别了之后，我自己也跳上一艘攻击艇渡过了第聂伯河，目的是要看看我们的部队，到底已经进展到了什么阶段。我原意还想再转往第四十六装甲军方面去，但是因为从陆路到什克洛夫还不安全，所以只好暂时作罢了。

　　同时，在第十七装甲师方面，因为对面奥尔沙的敌军兵力十分的强大，所以该师对于他们已在东岸所获得的小型桥头阵地，实无企图扩大的理由。当地的指挥官，团长李希特上校（Col.htmicht），于是当机独断下令撤出那个桥头阵地。此举颇为恰当，第十七装甲师现在奉命跟着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后面，在科佩西渡过第聂伯河。渡过第聂伯河(3)www.shu.com.cn

　　在回司令部的途中，我遇见了克卢格元帅，我当时就把最近的发展报告给他听。他对于我所下的命令都表示批准，我又要求他赶紧催促步兵军向第聂伯之线推进，以便来接替我们监视集中在西岸桥头阵地中的强大苏军。在我的司令部里面，我又遇见了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希孟德上校（Col.Schmundt），我和他做了一番详细的长谈。

　　〖〗〖〗图14横越第聂伯河和斯摩棱斯克我在司令部只停留了一个极短的时间，在日落之前，18点15分，我又赶往在什克洛夫的第四十六装甲军军部。道路的状况非常恶劣，不过所必需的桥梁都已经恢复了秩序。一直到21点30分，我才到达了该军的军部。当第十装甲师渡河的时候，曾经受到了敌方的猛烈炮击和不断轰炸，所以他们的行动要比第四十七军更为困难。党卫军帝国师地区的桥梁也因为空袭而受到相当的损毁。不过渡河作战还是成功了，各前卫部队都奉命向戈尔基挺进。我命令该军必须趁着黑夜继续前进，以期充分地发挥奇袭的功效。接着我又亲自赶到第十装甲师的师部，目的是要看看前卫部队是否已经真正地开始行动了。这一次路并没有白跑，因为当我到达的时候，事实上部队却还没有动身哩。

　　在黑夜中驾车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我到了7月12日的清晨4点30分，才回到了我的司令部。

　　在7月11日这一天，我的装甲兵团所属各师已经到达了下列的地区：

　　第一骑兵师到了日洛宾—罗加乔夫地区；第四装甲师和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在第聂伯的东岸上，在斯塔耶—贝霍夫地区的北面附近，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第三装甲师在莫吉廖夫地区以南，以侧卫的姿态面对着苏军的桥头阵地。

　　第十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都位于什克洛夫的南面；党卫军帝国师在什克洛夫地区，也在第聂伯河东岸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科佩西的东面，也已经在第聂伯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第十八装甲师在科佩西的南面，第十七装甲师在奥尔沙的西南面。

　　斯特莱希和乌辛格所属的战斗纵队，还是负责警戒苏军在奥尔沙地区桥头阵地西面和西北面的出路。

　　步兵的主力已经进到了斯卢茨克—明斯克以东的地区，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别列津纳之线。霍斯兵团在维捷布斯克的附近。

　　7月12日，各部队还是继续渡河。这一天我坐飞机飞到第二十四装甲军方面去，在那里停留了八个小时之久。回来之后，我又与希孟德上校会晤。

　　在这个时候，OKH对于敌军在中央集团军的装甲兵团压迫之下，是会顽强抵抗，还是引兵遁去，感到毫无把握。不过假使苏军在斯摩棱斯克的前方，正在建立某种新防线时，则陆军总部十分希望装甲部队能够将它击破，并歼灭这个地区中的敌军。除此以外，他们主张霍斯的第三装甲兵团应转向东北面，以包围并击毁正在阻止第十六军团右翼进路的敌军。斯摩棱斯克—艾尔雅—罗斯拉夫尔(1)www.shu.com.cn

　　7月13日，我把我的司令部移到赛恰德（Siachody），它位置在第聂伯的河岸上，距什克洛夫东南约有4英里的距离。在同一天，我还去视察沿着河岸作战的第十七装甲师。自从开战以来，这支勇敢的部队已经毁灭了敌人的战车达502辆之多。同时我又去亲自监督党卫军帝国师实行渡河，并且和豪赛尔及维京霍夫将军会谈。党卫军帝国师向莫纳斯特尔希纳（Monastirshtchino）的推进一定要动作迅速，而且还需要谨慎的搜索，因为根据空军的报告，苏军可能想在戈尔基西南的地区，企图向第聂伯河实行突破。

　　指挥若定的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这一天之内，向前挺进，直达距离斯摩棱斯克只有11英里的某点。

　　我在17点钟的时候到达了我的新司令部，这个地点有一个优点，就是异常接近前线。从南面传出激烈的枪炮声，表示大德意志步兵团正在与敌人发生激战，这个团现在面对着莫吉廖夫，掩护着我们的侧翼。在夜里我们收到了一个求救的呼声说：大德意志团已经把他们所有的弹药都打光了。这个团还没有适应苏联战场上的作战状况，所以要求赶紧补充弹药。事实上这却不可能，于是那个神经性的射击停止了，好让我们也可以安静一会儿。

　　就在这一天，陆军总部第一次想到把第二装甲兵团调向南面或东南的方向。这个观念的动机是由于南方集团军的最近发展，它现已到了德涅斯特（Dniester）。在这同一天，OKH也注意到隆美尔非洲战役的战略和在利比亚的未来行动方针：那就是准备假道土耳其到叙利亚，以向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发动夹攻。此时也已经开始研究经过高加索，直达波斯湾的战略。

　　7月14日，我命令第四十六装甲军和党卫军帝国师，向戈尔基进攻，我自己随同他们一路前进。第十装甲师在苦战之后，才到达了戈尔基和姆斯季斯拉夫尔（Mstislavl），该师此次伤亡惨重，主要是由于敌方炮火猛烈的缘故。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方面进展很顺利。第十八装甲师已经渡过了第聂伯河，向前推进，从克拉斯内（Krasnyi）向北及西北方向发展，以保护第二十九师的侧翼。

　　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向弗尔柯维特齐（Volkovitchi）扩大它的桥头阵地，并且使第一骑兵师在斯塔耶—贝霍夫渡河。

　　在这一天，陆军总部第一次研究在战场上的后方，究竟应该留下多少的占领部队，其组织与兵力又应该怎样支配？基本的观念是在主要的工业中心和交通中心，驻留强大的新机动兵力：每一个占领单位，除了能担负正常的占领工作以外，还要有能力派遣出一支快速的战斗部队，一旦无驻军的地区爆发反抗事件时，即可以立即出动部队加以扑灭，以使它不至于酿成大祸。同时也研究到在巴巴罗萨作战完毕之后，德军在整个欧洲应做怎样的布置，并且最后如何重组陆军，和减少它的兵力。

　　这一连串的想法，简直是完全脱离了现实。实际上，当前第一要务就是要集中一切的力量，使巴巴罗萨作战迅速而顺利地完成。其他一切实在都还言之过早。

　　7月15日清晨，克卢格元帅到我的司令部里来与我会谈。之后我就驱车经戈尔基，先到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军部，再由那里转往驻在斯维尔罗费齐（Svierovitch）的第四十六装甲军军部，这里在克拉斯内的西南面约8英里处。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到达了斯摩棱斯克南面的近郊，第十八装甲师则在克拉斯内的北面。苏军沿着由奥尔沙到斯摩棱斯克的主要公路线撤退，四五个行军纵队并着头行动。在第聂伯河的东岸，第十七装甲师已经占领了奥尔沙的东部和南部。17点钟的时候，我正和内林师长在一起，他的第十八装甲师正在格鲁希诺（Grusino）的附近和敌军发生激战。他刚刚听到说，他的补给单位在多布恩（Dobryn）受到了很重的伤亡，那里在奥尔沙的东南面15英里处，被包围的敌军正企图从那里突围向东逃走。17点40分，我离开第十八师向斯摩棱斯克进发。敌军曾对我的幕僚车队轰炸，但没有造成伤亡。19点15分，我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作战科长，最优秀的法朗兹少校（Maj.Franz），在斯摩棱斯克的城外谈话。他报告我，该师在斯摩棱斯克地区进展倒很顺利，但是死伤数字却相当可观。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已经开始听到各部队一片要求补充人员和装备的呼声。

　　23点，我又与我的司令部会合了，他们这个时候也已经到达了戈尔基。

　　7月16日，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占领了斯摩棱斯克。这是我所属的各师中，第一个到达它的战略目的地的。这个师表现得很好，全师人员，自师长波顿斯坦将军以下，一直到每一个士兵，都完全尽到了一个勇敢军人的本分。

　　7月16日，我所属各部分布如下：

　　第一骑兵师在斯塔耶—贝霍夫的东南方；第四装甲师位置在切里科夫（Cherikov）与克里切夫（Krichev）之间；第三装甲师位置在乔瑟（Chaussy）与莫来提齐（Moliatitchi）之间；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莫吉廖夫的南面。

　　第十装甲师在齐斯拉维特齐（Chislavitchi）与波奇诺克之间；党卫军帝国师在它的后方；大德意志步兵团位置在莫吉廖夫的北面。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占领了斯摩棱斯克；第十八装甲师位置在克拉斯内—格鲁希诺地区；第十七装甲师位置在来地—杜布罗夫诺（Liady-Dubrovno）地区。斯摩棱斯克—艾尔雅—罗斯拉夫尔(2)www.shu.com.cn

　　步兵的前卫单位已经到达了第聂伯河。这些部队包括步兵师的搜索营和其他配属给他们的少数摩托化单位，所以战斗力很脆弱。

　　自从7月13日起，苏军就开始作猛烈的反攻。差不多有20个师，从戈梅利方向移动，向我这个装甲兵团的右翼发动攻击；而被包围在莫吉廖夫和奥尔沙地区的苏军，也同时有突围而出的态势。这些反攻的行动都由季莫申科元帅（Marshal Timoshenko）所控制，其目标很明显，就是要使我们这次渡河作战完全失败。

　　7月16日，我们发现了苏军在从戈梅利到克林齐（Klinzy）之间，都有进一步的增兵活动，同时在斯摩棱斯克以东的运输也十分的频繁。所以我们对于苏军的动向是已经完全明了。虽然情况是如此的困难，但是我还是不改变我的决心，决定尽最快的可能，达成上面所赋与我的一切任务，所以，各军还是奉命继续向前挺进。

　　7月17日，我飞往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并去视察第一骑兵师，该师正和从第聂伯河东岸进攻的苏军发生苦战。

　　在这一天，各师达到了下列的进展：

　　第一骑兵师在斯塔耶—贝霍夫的南面；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切里科夫的西面；第四装甲师在克里切夫；第三装甲师在罗布柯维特齐（Lobkovitchi）。

　　第十装甲师在波奇诺克与艾尔雅之间；党卫军帝国师在姆斯季斯拉夫尔；大德意志步兵团在利柯特卡（Rekotka）。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第十八装甲师在卡吞（Katyn）—古西罗（Gusino）地区。第十七装甲师停在原地未动。

　　强大的敌军正在绕着莫吉廖夫、奥尔沙以东，斯摩棱斯克以南和以北等地区进攻。我们的步兵正在沿着第聂伯河一线展开。

　　南方集团军渡过了德涅斯特河，并顺利地建立了几处桥头阵地。

　　在这一天，我和霍斯与里希霍芬（Richthofen）三个人，同时获颁附有橡树叶的铁十字勋章。我的姓名在陆军受勋名单中，列为第五人，在所有陆海空三军中则列为第二十四名。

　　7月18日，第十七装甲师由侧卫的位置抽出，开到斯摩棱斯克以南的地区，以对付从北面向该城反攻的苏军。在这个地区的激战当中，这个师英勇的师长韦布将军受了重伤，不久就为国捐躯了。

　　在以后的两天当中，第四十六装甲军击败了苏军的强烈抵抗，占领了艾尔雅城和它的外围地区。在该军的右后方还是继续在激战之中。

　　〖〗〖〗）日02月7至日71月7年1491（势局的雅尔艾51图到了7月20日，各部已经到达了下列的位置：

　　第一骑兵师在斯塔耶—贝霍夫的东南面；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切里科夫的西面；第四装甲师在切里科夫、克里切夫地区；第三装甲师在罗布柯维特齐。

　　第十装甲师在艾尔雅；党卫军帝国师在库西罗（Kusino）；大德意志步兵团在齐斯拉维特齐以西。

　　第十七装甲师在斯摩棱斯克以南；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第十八装甲师在古西罗。

　　苏军对于第二十四装甲军和斯摩棱斯克的反攻，还继续在发展之中；同时在艾尔雅地区也有新的反攻行动发生。跟在我们后面的步兵已经过了第聂伯河。霍斯兵团正在对斯摩棱斯克东北面的强敌进行包围的行动。为了使这个行动能够顺利完成，他要求我的第二装甲兵团协助他，由南面向多罗哥布希（Dorogobush）进攻。我非常愿意帮助霍斯完成他的任务，所以在7月21日，我就到了第四十六装甲军军部，给予该军必要的指示，并命令它向那个方向前进。斯摩棱斯克的南部和西部都已经在敌方炮火威胁之下，所以我必须绕着城，采取越野的办法行动。快到正午的时候，我经过了第十七装甲师的某一个团，它的位置在斯洛博达（Sloboda），担任东南面侧翼的掩护工作。在斯摩棱斯克东南面27英里处的基色里夫卡（Kisselievka），我找到了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军部。在面授机宜之后，我又去视察大德意志步兵团，它位置在瓦西科沃（Vaskovo）车站的南部，即在罗斯拉夫尔北面约21英里处，它所面对的敌人兵力颇弱，不过炮兵实力却很强大。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兵力，几乎全部在用于作战，不容易抽出身来。不过在以后几天内，第十八装甲师已经不再需要停留在第聂伯河湾上，古西罗附近的地区，所以我就立即决定，调第十八师来代替大德意志步兵团，于是第四十六装甲军就可以开去援助霍斯兵团。我利用第四十六军军部的无线电，发出了必要的命令。这个军本身应将一切可用的兵力，移转到多罗哥布希方面；同时密切支援的空军指挥官应负责将苏军的反攻击破，他们现在由斯帕斯—地曼斯克（Spas-Demiansk）的西北面向艾尔雅进犯。在我驾车回司令部的途中，接到我的幕僚所发来的一些无线电报：电报上说上级司令部的意见，是非常希望将党卫军帝国师立即调往多罗哥布希。不过在那个时候，除了我已经与第四十六装甲军所安排好了的布置以外，其他任何事我都无法应命。甚至在我中途又到了第四十七装甲军军部之后，也还是想不出新的办法。一切问题的中心，就是要看第十八装甲师能否迅速完成它在古西罗担负侧卫的任务，而尽快地向北推进。但是恰好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克卢格元帅对于我这个兵团的左翼，表示十分的焦虑，所以他不惜个人出面干涉，直接命令第十八师停止在原地，不准前进。因为他并没有事先通知我，所以对于攻击多罗哥布希之举，不幸只好停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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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在斯摩棱斯克的附近，穿过敌火赶回家。中途虽然稍有阻难，但幸无死伤。最后我们一行才回到了兵团司令部，它现在已经迁到了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巧克罗夫（Chochlovo）。

　　虽然斯摩棱斯克的周围，都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但是该城本身却只受到轻微的损失。在占领了旧城之后——它的位置在第聂伯河的南岸，我军在7月17日就渡过了河，并占领了北岸的工业地区，以便与霍斯兵团取得联络。在这些日子当中，我在东奔西跑视察的时候，也曾顺便地去看过该城的著名大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并未受到损毁。但是当我进去参观的时候，却不免吃了一惊，因为那里面有一大部分的区域，都改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博物馆”，那些东西都很粗糙恶劣，毫无美感可言，不过礼拜堂的右面一部分却还是保留着，作宗教仪式之用。在我军尚未到达之前，苏联人还在准备把那些银质的祭台饰物和烛台都埋藏到地下去；可是我军来得太快，所以那些东西现在还是堆在地面上。我命令去找一个可靠的苏联人来，将这些东西交给他保管。不久就找到了一个白胡子飘飘的老神父，我就要翻译人员告诉他，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他保管。我并且下令好好地保护这个著名的古迹，可是以后这个礼拜堂遭遇到什么命运我却再也不知道了。

　　7月23日，在他拉希基罗（Talashkino），我遇见了托马将军（Gen.Ritter von Thoma），他接替韦布将军任第十七装甲师的师长。他在我们装甲军官当中是一个最有经验的老前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西班牙内战中，都曾经显示出来他冰雪一样的冷静和特殊的勇敢，现在他又有机会来一显身手了。他的师构成了第四十六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之间的联系，并且掩护着第聂伯河，以防备苏军向南突破。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军部位置在艾尔雅以西7英里远的一个森林里面。维京霍夫将军把苏军在艾尔雅地区的反攻情形报告给我听：敌军从南面、东面和北面进攻，并且有强大的炮火支援。第四十六军第一次感觉到弹药的缺乏，现在只能够防守着一些最重要的阵地。在大德意志步兵团的位置为第十八装甲师所接防之后，维京霍夫就希望立即向多罗哥布希进攻，以援助霍斯兵团。截至目前为止，所有企图渡过艾尔雅西北方的乌夏河（Usha），向斯弗尔柯鲁特齐（Svirkolutchie）进攻的计划，都完全失败了。我方地图上所标明为良好道路的格林卡—克林麦提罗（Glinka-Klimiatino）公路，事实上就根本不存在。那些向北方延展的道路都是像沼地一样，摩托化车辆根本无法通过。一切的行动都只好以徒步为之，所以不仅吃力而且也浪费时间。

　　于是我再赶到第十装甲师方面，夏尔将军对于艾尔雅地区周围的战争情形，向我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报告。他的部队在一天之内就已经击毁了50辆敌军的战车，但是却仍然攻不下构筑坚固的苏军阵地。他承认他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车辆。弹药的供应要从275英里以外的地区去运来。

　　最后，我又再转到党卫军帝国师方面，该师的位置在艾尔雅以北。在前一天该师还收容了1100名战俘，但是在由艾尔雅到多罗哥布希的中途之间，却无法再进一步。我一直到最前线上去视察，看到了勇敢的克林根贝尔格（Klingenberg）上尉所率领的机车部队，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亲自看看那个地区的地形和情况。经过这一次的视察后，我决定命令各部暂停对于多罗哥布希的攻击，以候大德意志步兵团的到来。

　　直到夜间23点，我才回到我的司令部，它现在又已经迁到普鲁德基（Prudki）南面的某地，距该地只有一英里路。

　　在以后几天之内，苏军还是不断地做猛烈的反攻。虽然如此，右翼方面却还是有了某种的进展，而第十八装甲师和后续步兵中的第一个师，对于中央兵力，也恰到好处地赶上增援。不过所有企图向多罗哥布希进攻的行动却完全失败了。

　　据我军的情报，说在最近这几天当中，有四个新的苏联军团可能沿着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Novgorod-Severskie）之线以东出现，同时他们似乎是准备在那一线构筑工事，以求固守。

　　到7月25日，我部到达了下列各点：

　　第一骑兵师到达了罗夫伊—贝霍夫的东南地区；第四装甲师在齐尔尼可夫（Chenikov）—克里切夫地区；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齐维可夫（Chvikov）；第三装甲师在罗布柯维特齐。

　　第二六三步兵师、第五机枪营、大德意志步兵团、第十八装甲师和第二九二步兵师，都到达了普鲁德基以南的地区和沙塔洛夫卡（Shatalovka）飞机场的周围——这个机场现在正供我方运输机使用，所以必须保证它不受敌方炮火的威胁。

　　第十装甲师在艾尔雅；党卫军帝国师在艾尔雅以北。

　　第十七装甲师在青左夫（Chenzovo）和它以南的地区；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以南。

　　第一三七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

　　敌军的骑兵在博布鲁伊斯克附近切断了铁路线。

　　7月26日，苏军继续围绕着艾尔雅进攻。我要求上峰立即派遣第二六八步兵师去加强艾尔雅突出地带的防务，以便装甲师可以撤回；在长期行军和战斗之后，他们实在需要休息和保养的工作。正午的时候我到了第三装甲师的师部，祝贺该师师长穆德尔将军获得了骑士级铁十字勋章，并且研究该师目前的情况。之后，我又驱车转赴第四装甲师师部，在那里遇见了盖尔军长和朗格曼师长。到了傍晚的时候，又接获一个报告，说苏军在我第一三七步兵师的防区内，突入我方在斯摩棱斯克的桥头阵地，并向第聂伯河以北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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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电情报方面告诉我们，在戈梅利的苏联第二十一军团，在罗德尼亚（Rodnia）的苏联第十三军团，和在罗斯拉夫尔以南的苏联第四军团之间，都已经有了无线电通讯上的联络。

　　在这一天，霍斯终于从北面将斯摩棱斯克以东的袋形地区完全封锁住了。为数10个师的苏军残部，现在的命运都操在第三装甲兵团的手里。在我们的后方，那些在莫吉廖夫附近凭险死守的强大苏军也都终于被消灭。

　　回到我的司令部之后，在22点钟的时候，又接到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一个命令，叫我明天赶到奥尔沙机场，以便参加正午的军事会议，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过去几天大家对于情况的判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歧见，所以似乎有澄清之必要。第四军团认为苏军对于斯摩棱斯克地区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装甲兵团方面的看法，却是认为最危险的敌人现在是在罗斯拉夫尔以南和艾尔雅以东的地区。因为大部兵力还徘徊在第聂伯河上、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地区里，所以罗斯拉夫尔地区的危机和损失遂不可避免。因此，我本人和第四军团司令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7月27日，我带着参谋长李本斯坦中校，一路由奥尔沙起飞前往鲍里索夫，那是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此行目的是报告我的部队所处的情况及接受关于尔后行动的新指示。我希望上级会命令我直向莫斯科进发，至少也应该以布良斯克（Bryansk）为目标。可是使我大吃一惊的，却是希特勒已经命令我的第二装甲兵团向戈梅利进攻，以与第二军团合作。这就是说我的装甲兵团要回转过身来，改向西南方行进，换言之也就是向德国的方向打回去，因为希特勒只是在贪小利，急于想包围在戈梅利地区的8个或10个苏联师。人家告诉我们说，希特勒认为大规模的包围行动是没有用的，他认为德国参谋本部对于这种作战所持的理论基础，根本上就不正确，而在法国作战的经验即已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他主张用大吃小的办法，将小部分的敌军分别加以围歼，以使敌军失血而死。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将领，都一致认为这个办法不妥，因为我们这样地羁延时日，只会使苏军有建立新防线的机会，利用他们那优厚的人力，可以在后方地区建立起一道又一道的新防线。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战略也绝对达不到速战速决的目的。

　　OKH在几天之前，对于当前的情况又有另外一种看法。下列的文件是由一个可靠的来源转到我手里来的，它的发布日期是1941年7月23日，内容大致如下：

　　关于未来行动的决心，其基础是相信一旦第一个战略目标达到之后，则苏军的主力应已被击溃。否则，苏军恃其强大的人力，将可以对德军作持久的顽抗了。由此，可以假定苏军的主要防线将在乌克兰境内、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前面。

　　OKH的意图是要击败现有的新建的苏军，迅速占领在乌克兰伏尔加河（Volga）以西，在图拉（Tula）—戈尔基—雷宾斯克（Rybinsk）—莫斯科地区内和列宁格勒附近的重要工业地区，以使苏军装备供应方面发生困难。

　　姑且不管希特勒的心里在想些什么，而第二装甲兵团的眼前需要，却是要解除在它右翼方面最危险的敌方威胁。于是我向集团军总司令提出一个进攻罗斯拉夫尔的计划，占领了这个重要的道路中心，就可以使我们控制住了东面、南面和西南面的交通，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又要求增加我的兵力。

　　我的计划被总司令接受了，于是第二装甲兵团又分配到了下列的增援兵力：

　　（1）为了攻击罗斯拉夫尔，第七步兵军，辖有第七、第二十三、第七十八和第一九七共四个步兵师，都拨归我指挥。

　　（2）为了换出在艾尔雅突出部的各装甲师（他们都需要休息和补充），第二十步兵军，辖有第十五和第二六八共两个步兵师，也归我指挥。

　　（3）同时第一骑兵师却改配属第二军团。

　　从这个时候起，我这个装甲兵团已经不再由第四军团节制，实际上它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一个军团。同时它又恢复了老名称：古德里安兵团。

　　为了解除来自罗斯拉夫尔地区的对于我方侧翼的威胁，攻击的布置大致如下：

　　第二十四装甲军，连同两个师（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和第七军的第七步兵师），共同负责保护在克利莫维奇—米罗斯拉维特齐（Klimovitchi-Miloslavitchi）地区深入的侧翼。而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则负责攻占罗斯拉夫尔，并与由奥斯乔尔（Oster）和杰斯纳（Desna）两河之间向北推进的第九军取得密切的联系。

　　第七军，率领着第二十三、第一九七两个步兵师，与第三装甲师齐头并进，沿彼得罗维奇（Petrovitchi）—齐斯拉维特齐，向罗斯拉夫尔—斯托多利希特齐（Stodolishtcbe）—斯摩棱斯克公路之线进攻。第七十八步兵师作为第二波，在这两个师的后面推进。

　　第九军率领第二六三步兵师，在公路与奥斯乔尔河之间地区，向南推进；而第二九二步兵师则在奥斯乔尔河与杰斯纳河之间地区前进。进攻的主力应放在左翼方面，指向罗斯拉夫尔—叶基莫维奇（Yekimovitchi）—莫斯科公路。从斯摩棱斯克调来的第一三七步兵师负责保护该军的左翼，此外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各部，也可以给予该军支援，尤其是军炮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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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攻势由第二十四装甲军和第七步兵军在8月1日首先发动，第九军认为在那一天还不能够完成攻击的准备，所以就延到8月2日开始攻击。

　　〖〗〖〗）日3月8至日03月7年1491（尔夫拉斯罗61图以后几天当中，我都忙于所有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尤其是这些新调归我指挥的步兵军，一直都很少有机会和苏军接触，所以必须教会他们怎样照我的方法进攻。因为他们一向没有和战车部队密切合作过，所以有许多问题都必须要事先搞清楚。尤其是在第九军方面，它那出色的军长盖尔将军（Gen.Geyer）（注：这是另外一个盖尔）本是我的老上司，和我私谊颇深。盖尔将军素以像剃刀片一样锋利见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受鲁登道夫将军的赏识。所以，现在他当然很容易找到我这个攻击计划的弱点，在军长会议中把它指摘得体无完肤。我设法使他对于我的战术不要再批评下去，于是我说：“这次攻击是和算学一样的准确。”我的意思是说一定马到功成的。当然盖尔将军并不心服，所以我们在那间苏联小学教室中，几乎争论得不欢而散。以后一直到真正打起来之后，他才佩服我的计划是合理的，于是他就凭着他那过人的英勇，使这一战打得十分成功。

　　7月29日，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上校，趁着把勋章上的橡树叶子送给我的机会，和我谈论起我的作战意图。他告诉我在希特勒心目中有三个主要目标：

　　（一）在东北面，就是列宁格勒。必须倾全力将这个城市占领，以使我方在波罗的海中的航运不会受到威胁，使瑞典的铁矿可以经常供应德国，使北方集团军的供应线能够畅通。

　　（二）莫斯科，它具备重要的工业价值。

　　（三）东南面，就是乌克兰。

　　根据希孟德所告诉我的，希特勒似乎还并没有决定攻入乌克兰。所以我就力劝希孟德去请求希特勒，立即向苏联的心脏莫斯科发动直接的大攻势。其他任何的行动都是无益有害的。最重要的，是要求他不要截留新战车和补充兵的供应，假使没有它们则战争绝不可能迅速而顺利地结束。

　　7月30日，敌军向艾尔雅曾经发动了十三次反攻，但都被击退。

　　7月31日，陆军总部（OKH）的联络官布利多少校（Maj.von Bredow）由总部回到我的司令部，带来了下列的情报：“现在已经有人认为原先拟定在10月1日可以达到的目标——奥涅加湖（Lake Onezhskoe）—伏尔加河之线，已经不可能如期到达。反言之，大家却相信列宁格勒—莫斯科一直到南部之线是可以到达的。OKH和参谋总长所做的事情是吃力不讨好，因为一切行动的决定权都是控制在最高当局的手里，关于未来行动的方针，现在仍没有最后决定。”

　　不过现在一切的事情还要看次一阶段战役的最后决定如何才能做定论，甚至于连一些细微末节也不例外。譬如说艾尔雅突出地带究竟应否加以固守？假使不再准备向莫斯科进攻，那么这个地带就应该撤出，因为它只会使我们不断地增加伤亡数字，而并无其他的利益，这个地区已经发展成为阵地战，弹药的供应颇感不足。假使能够认清，艾尔雅到任何最近可用的火车站的距离，都在450英里左右，那么对于供应的困难就不会感到惊异了。固然火车的路轨已经改成德国的规格原苏联地区采用的是宽轨铁路，即1520毫米，而不是通用的1435毫米。——编辑注，一直铺到了奥尔沙，但是它的运输能力还是非常有限。至于一些尚未改换路轨的支线，更是毫无用处，因为目前所能找到的苏式火车头，简直是凤毛麟角。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希特勒会突然又改变他的决心，而使7月27日在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听来的消息，变成一场虚惊。

　　8月1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和第七步兵军开始他们对罗斯拉夫尔的攻击。在那一天清晨我去第七军的军部，可是沿着进路上既找不到该军的军部，也找不到第二十三步兵师的师部。当我正在四处寻找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在我的周围，已经都是属于第二十三步兵师前卫部队的骑兵。因为他们的师部绝不可能会跑到自己的前卫部队的前头去，所以我就停了下来，打算找一个骑兵军官来问明当前的情况。此时我正巧看到第六十七步兵团在我的前面行军经过，它的团长是我在柏林时的室友比辛中校（Lt.Col.von Bissing），大家交谊颇深。这些士兵们发现了我也在最前线上，都彼此议论，现出惊喜的表情。当我转向第三装甲师方面去的时候，途中遇着我方飞机的误袭，正在前进中的第二十三步兵师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第一颗炸弹爆炸的地点距离我的座车只有五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44米。半远。尽管地面上有很清楚的标志，并且关于我军的行军路线也早已通知了飞行人员，但是由于他们的训练和战斗经验都很缺乏，所以我们还是挨了炸弹。不过，虽然如此，第二十三步兵师的前进还是能够顺利地完成。

　　这天下午，我一直和第三装甲师的前卫部队在一起，地点是在奥斯乔尔河以西和恰罗尼夫（Choronievo）以南。穆德尔将军报告我说：他已经把河上的桥梁完整无恙地夺到了，并且还俘获了一个炮兵连。我立即向在那里的一些营长们表示感谢之意。

　　黄昏的时候，我回到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目的是要了解这一天整个战役的全貌。我在清晨2点钟的时候，才回到我自己的兵团司令部，这一次我一直出去活动了22个钟点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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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攻击的主要目标——罗斯拉夫尔——已经被占领。

　　8月2日的上午，我又去视察第九步兵军。从第二九二步兵师的第五〇九团的团部，可以望见苏军正在那里撤退。接着我又到第五〇七团方面去，这个团正紧跟着前卫的后面，向柯沙基（Kosaki）前进。最后我又去视察第一三七步兵师的师部和它所属的各团，并且命令他们在夜间继续前进，希望尽可能最快地到达通往莫斯科的公路。夜里22点30分，我才回到我的司令部。

　　第九步兵军在8月2日这一天的表现不算太好。所以我决定明天，8月3日，还是和这个军在一起，以催促他们迅速前进，并确保攻击的成功。我首先到在科瓦利（Kovali）附近的第二九二步兵师的师部，再由那里往第五〇七团的团部，在途中遇见该军的军长，并且和他详细讨论如何控制战局的方法。当我到了第五〇七团以后，我就徒步陪着领头的步兵连前进，以身作则地领导他们，使他们不要浪费时间。从望远镜中，看见伟大的莫斯科公路就在我们前方3英里处，并且也可以看见在罗斯拉夫尔东北面的战车。于是部队暂停行动，我立即命令伴随步兵前冲的突击炮，发射一颗白色的信号弹——照我军的规定，这是表示“我在这里！”的意思。马上从莫斯科公路方面，我就接获了对这个信号的答复。那边的部队是第四装甲师第三十五战车团的弟兄们。

　　我再坐上我的指挥车向战车部队开过去。最后的苏军在这个时候也丢下枪枝，开始逃命了。在阿斯提克的莫斯科公路桥梁已经被破坏，第三十五战车团第二连的人员，从危桥的钢梁上爬了过来欢迎我。这个连的连长一直都是由我的长子担任，最近他才调职。所以这些官兵对我更有亲切之感。该连的连长克劳瑟中尉（Lt.Krause）把一切的经过讲述给我听，而我也恭贺他们全连的英勇成功。

　　在罗斯拉夫尔附近包围苏军的计划，现在已经完成。被围的部队大约有三四个师之多。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紧紧地看守着，一直等到他们投降为止。半个钟点之后，盖尔军长也来到了，我就指出来扼守莫斯科公路的重要性。第二九二步兵师负责包围圈的西段，第一三七步兵师则沿着杰斯纳河担任左段的防守。

　　回到兵团司令部之后，我才知道第七步兵军已经俘获了3700名俘虏、60门火炮、90辆战车和一列火车。

　　在这个时候，艾尔雅的周围仍然在激战之中，弹药的消耗极大。我们最后的预备兵力——兵团司令部的警卫连都已调到该地区去增援。

　　8月3日，我部已经到了下列各点：

　　第七步兵师和第三装甲师到了克利莫维奇的西面；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齐斯拉维特齐；第七十八步兵师在波尼托夫卡（Ponetovka）；第二十三步兵师在罗斯拉夫尔；第一九七步兵师和第五机枪营在罗斯拉夫尔以北。

　　第二六三步兵师在普鲁德基以南；第二九二步兵师在柯沙基；第一三七步兵师在杰斯纳河上的东面。

　　第十装甲师、第二六八步兵师、党卫军帝国师、大德意志步兵团，都在艾尔雅地区的附近；第十七装甲师在艾尔雅以北；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以南；第十八装甲师在普鲁德基。

　　第二十步兵军也正在继续推进之中。

　　我奉到命令，要在8月4日的早晨回到集团军总司令部，亲自向希特勒报告战况，这是征苏战役开始以来，我第一次谒见希特勒。战争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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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的军事会议，是在罗弗伊鲍里索夫（Novy Borissov），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部里面举行的。出席的人有希特勒和他的副官长希孟德、博克元帅、霍斯和我，还有OKH的代表陆总作战处长豪辛格上校（Col.Heusinger）。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单独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且谁也不知道旁人说些什么。不过，博克元帅、霍斯和我三个人，都是一致主张应立即向莫斯科进攻的。霍斯说他的兵团要到8月20日才能够继续前进；我对于我的兵团所定的日期是8月15日。大家都说完了以后，希特勒才召集全体会议，开始发表他一个人的高论。他认为列宁格勒附近的工业区是他的最主要目标。至于莫斯科与乌克兰二者之间，孰先孰后，他却还没有决定，有好几个原因使他倾向于后者：第一、因为南方集团军似乎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胜利的基础；第二、他相信乌克兰的原料和农产品，对于德国尔后的作战有很大的重要性；第三、他认为克里米亚（Crimea）是苏联用来轰炸罗马尼亚油田的空军基地，所以必须予以铲除。他希望能在冬季刚刚开始的时候，再来占领莫斯科和哈尔科夫（Kharkov）。而对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战略问题，在那一天的会议中并没有得出一个具体的决定。

　　接着会议转而讨论一些更琐碎的小问题。与我这个兵团最有关系的决定，就是不撤出艾尔雅突出地带，因为是否需要它作为攻击莫斯科的跳板，现在还不能确定。我特别提出由于尘土过多的原因，我们的战车引擎都已经磨坏了，所以要想再做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必须赶紧予以更换。在几经讨价还价之后，希特勒答应拨300具新战车引擎补充整个东线。这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至于说到新的战车，我们一辆也看不见，希特勒完全把它们控制了起来，以建立新军。在辩论中，我说为了克制苏军在战车方面的数量优势，我们的战车损失必须迅速地加以补充。于是希特勒说：“假使我早知道你那本书里面所列举的苏联战车数字是真的，那么也许我就不会发动这个战争了。”他所指的就是我那本在1937年新出版的《注意！装甲车！》，在那本书里我估计苏军在当时的战车实力是1万辆。当时的陆军参谋长贝克将军和书籍审查当局都不同意我这个数字。我花了不少的工夫，才勉强地把它印了出来，实际上当时情报机构方面的估计认为苏联已经有了17000辆战车，所以我的数字实在是很谨慎的。在政治方面，学鸵鸟缩头的办法，根本不能够避免危险；可是希特勒和他的重要高级顾问们，却都喜欢采取这个办法。他们对于显而易见的危险，都有意装瞎子，而倒霉的却是我们在前线作战的部队。

　　当我飞回自己的司令部的时候，我还是决心做攻击莫斯科的准备。

　　回到司令部之后，我才知道第九步兵军因为看到苏军在包围圈东南角上的叶尔莫利诺（Yermolino）地区实行突破，就不免慌张，于是撤离了莫斯科公路，结果遂使8月3日已经被围困住了的苏军，现在都有脱逃的可能。8月5日一早我就赶到第七步兵军方面，并且沿着莫斯科公路视察，希望把我们包围圈南面的所有漏洞都塞好。在途中我经过第十五步兵师的部队，找到了他们的师长，把当前的情况与他讨论了一番。于是再到第一九七步兵师的师部，该师师长麦尔拉丙根将军（Gen.MeierRabingen）向我报告说，包围圈已经不完整，至少苏军可以用火力来控制莫斯科公路。到了第四装甲师，知道了第三十五战车团的战车已经换了班。我立即用无线电通知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命令他们负责保障莫斯科公路的安全，于是就再转回第七军的军部。该军已经命令第二十三步兵师的搜索营去防止苏军突围。很明显的这个措施还不够，于是我就同该军的参谋长，克利布斯上校（Col.Krebs）一同到罗斯拉夫尔去。（克利布斯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后来在1945年春天，他接替我做了陆军参谋总长。）在那里，我碰到了克劳瑟中尉所率领的第三十五战车团的第二连。他们刚刚退下来休息，连长却还在前线上与敌人周旋。一直到那天上午为止，这个连已经击退了敌人好几次突围企图，并且击毁了敌人的一些炮位，俘虏了好几百个敌兵，现在才奉命撤回休息。我马上就命令这支可靠的部队立即再上前线，占领他们原有的阵地。接着我又命令第三三二步兵团的第二营去防守阿斯提克的桥梁。最后也把留在罗斯拉夫尔的一些高射炮兵单位集合起来，在我个人率领之下开往前线去。当我到达阿斯提克的时候，正看见几百名苏军由北面向它移动，他们立刻被驱散。在过去两天内，这座桥梁已经修复了，我们的战车立即驶过桥去，把敌军的突破企图完全打消。在战车部队与第一三七步兵师取得了联络之后，我又回到第七军的军部。在那里我命令该军的军炮兵指挥官马提内克将军（Gen.Martinek）——他是一位诚实可靠的奥地利人，负责监视沿着莫斯科公路一线的各个危险地点。然后我就飞回我的兵团司令部，用命令通知第九步兵军与马提内克战斗团取得联络。

　　我告诉我的幕僚准备一个向莫斯科进攻的计划，大致如下：装甲军放在右翼，沿着莫斯科公路前进；而步兵军则担任中央和左翼攻势。我表示攻击的重点应放在右翼方面：在莫斯科公路的两侧，攻击苏军比较脆弱的防线，然后再由斯帕斯—地曼斯克至怀斯马（Viasma）之线，席卷苏军的防线。我希望能与霍斯兵团互相呼应，一直在开阔地带进展到莫斯科。由于这个观念，所以我拒绝了陆军总部在8月6日要调回我的一部分装甲师的要求，OKH想将他们用于去协助远在后方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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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8月8日，罗斯拉夫尔的战役多少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我们一共俘获了38000人、200辆战车和200门火炮。这要算是一场相当令人满意的大胜利。

　　〖〗〖〗）日9月8年1491（势局的齐特维拉斯罗米与夫切里克71图不过在向莫斯科发动总攻，或是其他重要的作战之前，还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必须达到：我们在克里切夫地区的深入的右翼，必须要有安全的保障。同样的，在第二军团向罗加乔夫发动攻势以前，这也是一些必要的措施。集团军总司令博克元帅也和我的意见相同，反对把我的装甲部队抽调一部分去支援第二军团，因为中间的距离实在是太远（罗斯拉夫尔到罗加乔夫距离为125英里，来回就是250英里），装甲车辆的损毁实在是得不偿失。我们都认为向莫斯科挺进是目前当务之急。虽然如此，但是在OKH的严令之下，集团军总司令部还是一再命令我抽调少数战车开到普罗普斯克去。最后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长盖尔将军想到了一个应付的办法，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右翼的威胁，他主张攻击在克里切夫以南米罗斯拉维特齐地区的敌军，这样也同时可以策应第二军团。我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且设法说服集团军总部也表示同意，这样就应付过去了。

　　8月8日，我去视察罗斯拉夫尔内外和它南面地区的各军师部。9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发动攻击，我同第四装甲师一同前进。第三十五战车团和第十二步兵团配合得非常好，和演习差不多，而施耐德上校（Col.Schneider）的炮兵也出了不少的力量。

　　当地老百姓对于我们似乎非常欢迎，乡村里的妇女用木盘子装着牛奶、面包和鸡蛋，送给我们吃。并且拦着我的车子，一定要吃完了才准我们走。可是不幸得很，这种可爱的景象却不能够维持得太长久，当我们部队把军事管理的权限交出了以后，所谓“帝国委员”（Reich Commissars）们就开始对苏联人民作威作福。于是一切同情德国人的思想都给他们赶跑了，苏联人民开始组织游击战，弄得四处都不安静。

　　第二装甲师本是陆军总部所控制的总预备队，现在因为我们所不知道的理由，已经在8月10日开始调往法国。

　　第二军团在戈梅利地区的前进，在过去几天之内并不顺利，因为道路都没有路基，所以更可以证明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幸亏没有把装甲师调到那个地区去。

　　到了8月10日，我所属各部到了下列的位置：

　　第七步兵师在恰托维特齐（Chotovitchi）的南面地区；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正在攻击米罗斯拉维特齐的西南面；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米罗斯拉维特齐；第七十八步兵师在斯洛博达，其前卫到达了布强（Buchan）；第一九七步兵师在阿斯托费亚（Ostrovaia），其前卫在阿廖什尼亚（Aleshnia）。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罗斯拉夫尔；第二十三步兵师在罗斯拉夫尔以北休息；第一三七和第二六三两个步兵师沿着杰斯纳河布防。

　　第十装甲师在艾尔雅以西；第十七装甲师在艾尔雅的西北；第十八装甲师在普鲁德基以东；党卫军帝国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在艾尔雅的西北方休息。

　　一直到这个阶段为止，我这个兵团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以下列的信念为基础：认为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都会一致主张向莫斯科进攻，并以此为最后的决战。虽然8月4日的会议没有能够得着结论，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希望，相信希特勒一定会同意我们这个观点，至少就我个人的看法，这似乎是一条惟一合乎现实的路线。8月11日，我的幻想破灭了。我的攻击计划是把主力经由罗斯拉夫尔以达怀斯马，但是OKH却以“不合适”为理由加以批驳，可是OKH自己也并没有能够拟出一个更好的计划。在以后几天里，它专门发出一些矛盾的命令，更使下级无所适从。集团军总司令部在8月4日本已明确地批准了我这个计划，现在却也附和陆军总部，不敢反对。所不幸的是我在当时并不知道，在几天之后希特勒又改变了他的心思，同意我的向莫斯科攻击的主张——不过他却坚持在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应先达到某些预备条件。无论如何，陆军总部对于希特勒所已批准的几点，都没有好好利用。再过几天之后，一切的情形又完全改变了。

　　8月13日我去视察杰斯纳河的前线，位置是在罗斯拉夫尔的东面、莫斯科公路的两侧。当我看到我的士兵们，都自信他们不久就要攻入苏联的首都，并且做了许多“向莫斯科！”的指路牌的时候，我内心里感到十分难受。我又在前线和第一三七步兵师的士兵们谈话，他们也都众口一声地希望赶紧继续向东前进。

　　8月14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在克里切夫地区的战斗已经顺利结束。一共击毁了三个师的苏军，俘获了13000人和很多的火炮。科斯秋科维奇（Kostiukovitchi）也已被占领。

　　当我的攻击计划被批驳之后，我就建议撤出艾尔雅突出地带，因为现在继续据守该地已无意义，只是徒增死伤而已。可是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部都不肯接受我这个建议。他们说对于我们固然无益，但对于敌人却更有害，至于我的建议的重点是为减少人员耗损，他们却似乎漠不关心。

　　〖〗〖〗图181941年8月17日的局势8月15日，我忙于说服我的上级，不要因为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获得的战绩而满足，应更进一步要他们再向戈梅利推进。照我的看法，这种向西南方的发展实际上无异于倒退。于是集团军总司令部就想从我的所部中，抽出一个装甲师去担负这个作战任务，但是他们却不明了一个装甲师事实上却没有力量突破敌人的防线。惟一的办法还是使用第二十四装甲军全军，而改用其他的新加入的兵力来掩护它的左翼。可是自从6月22日开战以来，第二十四装甲军可以说是没有停过一天，所以为了整补它的战车，实在需要休息一下。最后我算是把集团军总司令部说服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OKH的命令又来了，还是命令我抽出一个装甲师派往戈梅利去。所以我现在只好再命令第二十四装甲军全军前进，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在前面领头，第十摩托化步兵师跟在后面，向南对新济布科夫（Novosybkov）和斯塔罗杜布（Starodub）进攻，在右翼方面突破之后，再转向戈梅利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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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6日，第三装甲师攻占了道路中心姆格林（Mglin）。中央集团军将第三十九装甲军，连同第十二装甲师、第十八和第二十两个摩托化步兵师，移交给北方集团军指挥——李布元帅为总司令。

　　我只要把这以后几天各方面电话讨论的情形叙述一下，即足以说明中央集团军方面是如何的犹豫踟躇。8月17日，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右翼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而左翼的两个师，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和第三装甲师，在占领了乌涅恰（Unecha）铁路中心之后，已经有了很好的进展。戈梅利—布良斯克之间的铁路已被切断，并且已经形成一个深入的缺口。那么这个形势应该如何利用呢？假定第二军团的强大左翼，在我们右翼支援之下，似乎应向戈梅利发动一次攻击。可是该军团的强大部队却反而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到二十四军前线的后方，而让该军独力在斯塔罗杜布—乌涅恰地区撑持苦斗。我向集团军总司令部提出要求，要第二军团攻击在我军右翼方面的敌人。我的要求立即被接受，但是当我再去询问第二军团是否也已经收到了这个命令，他们却告诉我，他们向东北方面移动，根本上就是奉了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才遵办的。这是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因为早在8月17日，苏军就已有撤出戈梅利的态势。实际上我在那一天就已经命令第二十四装甲军在乌涅恰和斯塔罗杜布地区，严防苏军向东面逃走。

　　8月19日，属于南方集团军的第一装甲兵团在第聂伯河上的扎波罗热（Zaporozhe）附近，占领了一个小型的桥头阵地。第二军团进入了戈梅利。我的装甲兵团奉命经过克林齐—斯塔罗杜布，向新济布科夫前进。第四十七装甲军负责掩护第二十四装甲军的东面侧翼。该军在波乔普（Pochep）受到敌军的强烈抵抗。

　　陆军总司令在今天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东线战场战况总报告，并检讨今后的动向。

　　8月20日，第二十四装甲军沿着苏拉日（Surash）—克林齐—斯塔罗杜布之线，以抗拒敌军的攻击。有一部分苏军在乌涅恰以南地区向东突围成功。苏军向艾尔雅的反攻都被击退。

　　8月20日，博克元帅用电话命令我停止向南面压迫波乔普的行动。他希望整个装甲兵团都撤回罗斯拉夫尔地区休息，一旦奉命向莫斯科前进时（这也是他所希望的），他就好有生力军可以使用。他对于第二军团为什么不能迅速前进，感到莫名其妙，他说他一直在催促他们。

　　8月21日，第二十四装甲军攻下了柯斯托波布尔（Kostobobr），第四十七装甲军也攻下了波乔普。

　　8月22日，我把第二十、第九、第七，三个步兵军的指挥权，又移交给第四军团。兵团司令部移到罗斯拉夫尔以西的休米亚特齐（Shumiatchi），目的是以便与各师更接近一点。夜间10点钟的时候，集团军总司令部又向我询问，在克林齐—波乔普地区作战的装甲部队，有无可能调往第二军团的左翼方面作战？这个行动是要向更南面挺进，以与南方集团军所属的第六军团相会合为目标。很明显又是OKH或是OKW有命令来了，要装甲部队参加第二军团的攻击。我就告诉集团军总司令部，这样使用装甲兵团是完全不合理的。

　　8月23日，我又奉命到集团军总司令部去开会，这次会议有陆军参谋总长出席参加，他告诉我们希特勒已经决定暂时放弃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作战，他的眼前目标就是要占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这位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也是力主向莫斯科进攻的，当他的希望破灭之后，似乎也颇感苦恼。我们大家从长研究，在希特勒这个“无可挽回的决心”拟定了之后是否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我们大家都同意，认为这个向基辅进攻的新计划，其结果一定会将战局延长至冬季，这是当局所一向希望能够避免的。我提出，若是战车再要向南开，那么道路和补给两方面都会有问题发生。同时对于这个新任务，再加上以后又要向莫斯科做冬季的进攻，我也担心我们的装甲设备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我又以第二十四装甲军为例来说明，该军自从开战以来，就一直没有休息过一天。这些事实似乎使参谋总长获得了一些新的资料，可以再去尝试劝说希特勒回心转意。博克元帅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最后他提议叫我和哈尔德上将一同去谒见希特勒，以一个前线将领的身份，把这些事实直接讲给希特勒听，这是促使希特勒同意OKH的意见的最后一着棋，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我们当天下午起飞，到了傍晚的时候到达了东普鲁士的勒特曾机场。

　　我立即向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元帅报到，他用下列的话来欢迎我，他说：“我禁止你在元首面前提到有关莫斯科的问题。向南面行动的命令都已经下达了。现在的问题只是如何执行而已。再讨论也毫无意义。”我于是就要求他允许我立刻飞回去，因为在这种环境之下，我就是再去和希特勒谈一次话，也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但是总司令却不答应我的要求，他命令我还是要去谒见希特勒，把我的部队情况报告给他听，就是不准提到莫斯科！

　　我只好进去谒见希特勒。有许多人都在座，其中包括凯特尔（Keitel）、约德尔（Jodl）和希孟德等人。不过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都没有出席，事实上连一个OKH的代表也没有。我把我这个装甲兵团的情况，和目前的环境与地形，都大致报告了一番。当我说完了之后，希特勒问道：“以他们过去的成就而论，你看你的部队还有能力担负另外一个更大的任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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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答说：“假使所给与部队的是一个主要的目标，而且它的重要性是每一个士兵都能够知道的，那么我才敢说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

　　于是，希特勒说：“你的意思，当然是指莫斯科而言么？”

　　我回答说：“是的。因为你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请你让我把我的意见完全讲给你听。”

　　希特勒表示同意，于是我就扼要地把向莫斯科进攻的利益，和向基辅进攻的害处，都逐条讲了出来。我说，就军事的观点而言，当前惟一的问题就是彻底击败这个屡战屡败的敌军。我又解释莫斯科的地理价值，说它和巴黎是完全不同的。莫斯科在铁路、公路和一切交通上，都是苏联的心脏；在政治上它也是一个头脑；同时它又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区。所以占领了它，不仅会对苏联人民造成重大的心理打击，同时全世界也会为之一震。我又提到士兵们的态度，他们除了想向莫斯科进攻以外，其他均非所欲，而且他们老早就已经在做种种的准备。我又特别指出这个胜利才是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在敌人主力被歼灭之后，再去占领乌克兰的工业地区，那才真是易如反掌。因为一旦我们占住了莫斯科的交通中心，那么苏联人再想从北面调兵往南方去，就会感到十分困难。

　　我又指出中央集团军的各部队，现在的位置正适宜于向莫斯科进攻；若是要转向基辅方面发展，那么一定要首先浪费相当多的时间，才能够把全军调向西南的方向，那个方向无异于是对着德国打回去。换言之，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而以后若是再想进攻莫斯科的话，那么部队就又需要一步一步地打回来，从罗齐维特沙（Lochvitsa）到罗斯拉夫尔，其间的距离就有275英里之多，所以我们的兵力和装备都会受到很大的消耗和损毁。我又把我这个兵团所要经过的道路情况描述了一番，并以乌涅恰附近的情况为实例。要是向乌克兰进发，则每多走一天的行程，其补给问题也就会多增加一分困难。最后，我又提到假使这个作战不能够像计划中的那样迅速地完成，那么就会进入恶劣天气的季节，其困难更会不堪设想。到了那个时候，再想去对莫斯科做最后的一击，则时间就已经太迟了！我的结论是呼吁大家注意，不管怎样考虑，不管别的方面是如何重要，但是只有一件事才是真正需要的——在军事方面达到具有决定性的战果。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的。

　　希特勒一直让我说下去，并没有中途打断我，等我说完之后，他才开始发言，他很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他又另下决心的理由。他说乌克兰的原料和农产品对于尔后战争的进行，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他又一再说到克里米亚是苏联攻击罗马尼亚油田的一艘航空母舰，所以必须要把它消灭掉。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他使用下列的说法：“我的将军们对于战争的经济方面都是一无所知的。”千言万语的总结论是，希特勒已经决定把基辅当作第一战略目标，并且已经严命所属努力进攻，一切的行动都应该与他这个决心配合。这也是第一次，我看到下述这种怪现象，以后我却是常看到的：当希特勒每说一句，在场的各位高级将领都莫不跟着点头称是，结果使我一个人完全孤立在那里。无疑问的，希特勒对于这些理由是已经背诵了好多遍，在这种自我陶醉的心情之下，才会使他做出这种莫名其妙的决定。我感到非常遗憾的，就是勃劳希契元帅和哈尔德上将都没有在座。由于OKW（最高统帅部）诸公都一致反对我的见解，所以在这个场合之下，我也就不再和他们辩论了。

　　进攻乌克兰的决定现在既已无可挽回，我就想至少应该设法使这个战役尽可能地赶快结束。所以我就要求希特勒不要分割我这个装甲兵团的兵力（他们原定计划是如此的），而把整个兵团投入战场，那么这样也许在秋天雨季来到之前，就可以赢得一个迅速的胜利。这种大雨会把战场变成泥沼，而使摩托化部队的行动形成瘫痪的状态。希特勒倒立即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回到休息的馆舍，时间早已过了午夜。在这同一天，8月23日，陆军总部向中央集团军发布了一个命令，其内容大致如下：“作战的目的是尽量地歼灭苏联的第五军团，并且用最快的速度打通第聂伯河的渡口，以与南方集团军相会合。为了这个目的，最好由古德里安上将率领一支强大的兵力向前挺进，其右翼直指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在我与希特勒谈话之前，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命令的内容告诉我。那一天我虽然一直和哈尔德在一起，他却也没有顺便向我提一句。8月24日的上午，我再去见陆军参谋总长，把昨夜失败的情形报告给他听，我绝想不到我所说的话会使哈尔德感到惊异，但使我奇怪的却是他突然变得神经失常，并且以恶语对我乱事咆哮了一番，而他发脾气的原因，就是我要求自始至终应该使用足够的兵力。他似乎完全不了解我的用心，以后并经常地阻碍我的工作，我们只好不欢而散。我飞回我的兵团司令部，准备在8月25日开始向基辅方向前进。

　　8月24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占领了新济布科夫，并且在乌涅恰—斯塔罗杜布地区逐退了敌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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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1日，希特勒下达了命令，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奠定了以后行动的基础。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对于陆军当局在8月18日所提出的建议，并不表示同意。所以我发布命令如下：

　　（一）在冬季尚未来临之前，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占领莫斯科，而是占领克里米亚和顿涅茨（Donetz）盆地的工业区，并切断苏联通到高加索油田的供应线。在北面应为列宁格勒，并与芬兰军取得联络。

　　〖〗〖〗图191941年8月24日的局势（二）因为我军已经到达了戈梅利—波乔普之线，所以战略上是居于极有利的形势；中南两集团军的内翼，都应采取向心的行动，以期扩展战果。其目的不仅是要把苏联第五军团赶过第聂伯河，而且应在他们企图撤到杰斯纳—科诺托普（Konotop）—苏拉（Sula）之线以前，将其全部歼灭。这样就可以使南方集团军在渡过第聂伯河中段时，获得必要的安全，并且使其中央和左翼部队可以继续向罗斯托夫（Rostov）—哈尔科夫方向前进。

　　（三）不必考虑到未来作战的问题，中央集团军为了歼灭苏联第五军团，可以尽量地使用它的兵力，由于形势上的便利，它可能只要用极小量的兵力，即足以击败敌人的反攻。

　　（四）为了保护我们罗马尼亚的石油来源，所以占领克里米亚实在是有极大的重要性。

　　当我在23日和希特勒谈话时，还不知道有这个命令的存在。现在陆军总部和集团军总部所给与我的命令，当然就应该以此次命令为根据。尽管希特勒曾经面允不消减我的兵力，但是集团军总部却偏偏要把第四十六装甲军抽回去，留在第四军团的后方，驻在罗斯拉夫尔—斯摩棱斯克地区，以充总预备队之用。于是我手里只剩下了两个军：第二十四和第四十七，以这样少的兵力去担负新的任务，简直是太不适宜了，我向上级提出抗议，他们却置之不理。

　　我的第一个目标暂定为科诺托普。以后与南方集团军应如何合作，则应该等候新的指示。

　　我的兵力现在分布如下：第二十四装甲军位置在乌涅恰地区，不仅是要战斗前进，而且还一再地突入敌阵，同时还要保护兵团的右翼，以防止敌军由戈梅利地区向东逃脱。第四十七装甲军的任务大致如下：第十七装甲师正在苏多斯特河（Sudost）的东岸、波乔普以南的地区，对着相当强大的苏军实行攻击，以掩护本兵团的左翼。在这个干燥的季节中，苏多斯特河对于敌人并不能算作一个可靠的阻碍物。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早已沿着杰斯纳河和上苏多斯特河，保护着一个长达50英里的地区。在斯塔罗杜布以东，敌人在苏多斯特河的西面，正对第二十四装甲军的侧翼方面，还保有阵地。即令后续的步兵单位可以替换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但是从波乔普到我们第一个目标——科诺托普之间的左翼，距离长达110英里左右，所以大战还没有开始，巨大的危险就已经存在了。关于我们东面敌人兵力的情报是非常零碎的。不过无论如何，我却认为为了保护这一个侧翼，就必须使用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全部兵力。同时因为第二十四装甲军是在久战之余，毫未休息就又接受了这个新任务，所以我们矛头的战斗力量就必须大打折扣。

　　8月25日的进展如下：

　　〖〗〖〗图201941年8月26日的局势第二十四装甲军方面：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经过柯尔美（Cholmy）和阿夫杰耶夫卡（Avdeievka）前进；第三装甲师经过柯斯托波布尔—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到达杰斯纳河。第四装甲师本在苏多斯特河的西岸担负肃清残敌的工作，现在第四十七装甲军的部队可以来接替它，于是它也就跟在第三装甲师的后面继续前进。

　　第四十七装甲军方面：第十七装甲师经过波乔普向苏多斯特河南岸移动，并且向杜布齐夫斯克（Trubchevsk）进攻，渡过了杰斯纳河左岸以后，就一直西南向沿着河岸前进，使第二十四装甲军便于渡过这个宽广的河川。这个军的其他单位正继续由罗斯拉夫尔地区向前开进。

　　8月25日的清晨，我到了第十七装甲师方面，亲自监督他们渡过苏多斯特河和它在南面的支流罗格河（Rog）。我所经过的道路都是恶劣不堪，有一部分车辆中途抛锚。那时是12点30分。我只好从姆格林发出无线电，调集新的装甲指挥车、人员载运车和机车来应用。这对于前景是一个很不祥的预兆。14点30分，我才到达了第十七装甲师的师部，它的位置是在波乔普以北3英里的地方。照我的看法，对于这个困难的攻击任务，他们所支配的兵力实在是不够用。所以进展极慢，无法与第二十四装甲军的行动相配合。不久该军军长也赶来了，我当即将关于速度问题的意见告诉了他们的军长和师长。为了能亲自获得关于敌人的情况，我又转赴最前线，第六十三步兵团正在实行攻击，我也下车徒步参加了一部分的攻击行动。当天我在波乔普过夜。

　　8月26日的清早，我到罗格河的北岸去视察一个炮兵的前进观测所，伴我同去的人是我的副官布辛少校（Maj.Busing）。我的目的是要看看我方的俯冲轰炸机对于苏军沿江防线进行攻击的实效如何。落点倒是很准确，可是实际的破坏力却很微弱。不过对于苏军的心理打击却又颇重，使他们都隐藏在散兵坑里面，没有一个敢露出头，所以我军在渡河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死伤。但因为有一个军官的动作不慎，所以使苏军发现了我们的位置，接着他们就用瞄准精确的迫击炮火向我们射击。一颗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伤了五个军官，其中包括布辛少校在内，他正坐在我的旁边，所以我没有受伤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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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对面的部队是苏军第二六九师和第二八二师。一直看到我的部下渡过了罗格河，并且架好一座桥梁之后，我在下午才又经过了姆格林回到乌涅恰，我的司令部现在已经迁到了此地。在半路上我接到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由于战车的运用适当，第三装甲师第六战车团的布齐特尔克尔齐中尉（Lt.Buchterkirch），在杰斯纳河上夺获到一座长达750码的大桥（在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的东西方）。这个喜讯可能使我们未来的行动难度大为降低。

　　差不多到了半夜，我才回到我的司令部。在那里我遇见鲍卢斯将军，他是下午到达我的司令部的，目的是来视察战况。他从前当过我的参谋长，现在是参谋总长哈尔德手下专管作战的高级参谋。当我尚未回司令部之前，他已经和我的参谋长李本斯坦中校讨论过当前的情况，并且已经向OKH提出了报告。他建议装甲兵团和第二军团的左翼应该交给一个人统一指挥，同时第一骑兵师应调回充任装甲兵团的左翼。不过他只是一个幕僚人员，并没有做决定的权力。不久他所接到的答复真是令人泄气：OKH认为这个时候谈不上把第二军团的兵力分开指挥，并且认为第二军团的行动只是纯粹战术性的。第一骑兵师还是仍由第二军团指挥。陆总并且斥责装甲兵团不该在上级作战命令范围以外，调动他们的部队。可是事实上沿着杰斯纳河侧翼的敌军兵力是相当的强大，我们绝不能置之不顾，可是OKH就偏偏希望我们这样做。第二天早晨，我又和鲍卢斯详谈，把我的全部想法都讲给他听。他回去之后，非常忠实的把我的话全部倾诉在陆军参谋总长的面前，可是哈尔德对于我已经成见颇深，所以一点结果都没有。

　　8月26日的下午，第二军团的左翼正在新济布科夫的南面。我部和第二军团的界线为克林齐—柯尔美—索斯尼察（Sosniza）之线，和第四军团的界线为苏拉日—乌涅恰—波乔普—布拉索夫（Brassovo）之线。

　　在第二十四装甲军方面，第十摩托化步兵师位置在柯尔美和阿夫杰耶夫卡；第三装甲师已在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以南的杰斯纳河的桥上；第四装甲师正在斯塔罗杜布的东南面与敌对战。

　　在第四十七装甲军方面，第十七装甲师在西姆罪（Semzy）附近的波乔普以南地区作战；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从波乔普到休柯夫卡（Shnkovka）之间，保卫着装甲兵团的左翼。由于第七军和第五十三军的步兵都已经陆续开到，所以它的兵力可以渐次向右翼方面集中。此时，第十八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已经由北面向南移动，并已经过了罗斯拉夫尔城。

　　在这个时候，步兵单位都是由西向东行动，与我这个兵团的前进方向恰好成直角，第一六七步兵师经过了姆格林，第三十一步兵师向该镇的北面移动，第三十四步兵师经过了克列特尼亚（Kletnia），第五十二步兵师通过了佩列拉济（Perelasy），第二六七和第二五二两个步兵师正沿着克里切夫—切里科夫—普罗普斯克公路前进。所有这些师都是属于第二军团的。若是在对基辅的攻击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些兵力中的一小部分向南面调动，那么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右翼方面就不会那样经常遭遇危机了。

　　8月26日，敌人沿着杰斯纳河对第二军团凭险顽抗。为了能够使进展更迅速，我要求把第四十六装甲军再调回来由我指挥，可是陆军总部却拒绝了我的要求。

　　8月29日，强大的敌军在空中的支援下，从西面和南面向第二十四装甲军实行猛攻。所以该军的第三装甲师和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攻击都停顿了下来。第四装甲师对于肃清苏多斯特河西岸敌军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就经过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向前推进以支援第三装甲师。在这一天我到了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并且还到了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的师部，在把当前的情况加以研究之后，我决定命令第二十四装甲军在30日这一天应努力解除右翼方面的威胁，以便在31日可以继续向南行动。在这个时候，第四十七装甲军正沿着苏多斯特河和杰斯纳河的东岸，向着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方面进攻。在18点钟的时候，我飞回我的司令部。同行的人是我的作战处长拜尔林中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处，因为他已经奉命调往非洲。他的继任人为伍尔夫少校（Maj.Wolf）。

　　到了31日，杰斯纳河上的桥头阵地已经被打开到了相当的宽度，第四装甲师已经渡河。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科罗普（Korop）以北也渡过了杰斯纳河，但是由于敌人的猛烈反攻，又被迫退回西岸。差不多把全师的兵力都用光了，连炊事兵都送上了前线，这样才算是保住了右翼方面没有出大乱子。从9月1日起，苏军又动用两个战车旅向第四十七装甲军猛攻，勇敢的第十七装甲师也正在苦斗之中。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奉命渡过了诺夫哥罗德桥，再向北转进以保护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北进，并协助第十七装甲师前进。第十八装甲师已经进入苏多斯特河与杰斯纳河会流地区，以接替第四装甲师的任务。自从8月25日开始行动以来，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俘获了7500名俘虏，第四十七装甲军已经俘获了12000名俘虏。

　　由于两翼和正前方都遭受到苏军的重压，尤其是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方面，使我感觉到用现有的兵力，实在已无继续进攻的可能。所以我只好向集团军总司令部要求调用第四十六装甲军。可是最初在8月30日，只准许调回了大德意志步兵团，接着在9月1日又准调第一骑兵师，在9月2日又准从斯摩棱斯克调回党卫军帝国师。苏军在艾尔雅以南第二十三步兵师的防区中，突入了6英里的深度，所以必须使用第十装甲师去做正面的反攻。大德意志步兵团向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推进，帝国师则向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右翼开进，预计在9月2日、3日两天内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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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一点一滴的增援方法，根本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在9月1日我就和集团军总部用无线电通话，要求调用第四十六装甲军全部，以及第七、第十一两个装甲师和第十四摩托化步兵师——当时我知道这些师是还没有任务的。假使我手里有这样大的兵力，那么我相信一定能够迅速地使基辅的攻势早日完成。这一次无线电谈话的结果，就是他们准许我调用党卫军帝国师。可是这次谈话却给陆军总部窃听去了，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

　　9月2日，指挥空军的凯塞林元帅（FieldMarshal Kesseling）来到我的司令部。他告诉我南方集团军已经有很显著的进展，并且在第聂伯河上占住了几个桥头阵地。关于未来的行动目标，是哈尔科夫还是基辅，现在还没有决定。

　　在这一天，穆德尔将军和托马将军都负了轻伤。

　　9月3日，我在阿夫杰耶夫卡附近经过，看见了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后卫部队，和党卫军帝国师的机车部队。敌人出现在它的西方，党卫军的搜索营立即向他们进攻。在开始的时候，情况相当的混乱，可是帝国师师长豪赛尔将军头脑很清楚，不久就整理出来了一个头绪。我在阿夫杰耶夫卡找到了这位师长，并且告诉他准备在9月4日向索斯尼察进攻。第五机枪营刚刚由罗斯拉夫尔到达此地，现在也交给他指挥。

　　正午的时候，我去视察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各部，这些部队在最近几天损失很重，死伤人数颇多。第四装甲师沿着杰斯纳河南岸赶到增援，这个师现在已经转危为安了。苏军因此放弃了渡河的打算。在过去几天当中，第十摩托化步兵师以一师的兵力，先后和苏军第十战车旅和第二九三、第二十四、第一四三、第四十二共四个步兵师作战，换言之敌军在数量上实在是远居优势。我和该师师长罗普尔将军讨论当前的局势，并命令该师右翼在明天与党卫军帝国师保持合作。于是我再到杰斯纳河以南去视察一个桥头阵地，这是由第二十步兵团第二营所据守的，这些部队给我的印象都很不错。我再去视察第一营，该营前几天曾经受了些挫折，不过现在的士气已经变得非常旺盛。

　　我从我的幕僚给我的无线电里，才知道第一骑兵师又已经拨归我指挥，其位置在党卫军帝国师的右方。我又再去与帝国师的师长会商，要他负责保护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补给线，然后才回到我的司令部。我这时得知，位置在我们进路上的博尔兹纳（Borsna）和科诺托普，仍然是我们的次一目标。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军部和它所辖兵力之一半，这时也重归本兵团指挥。在前线上的两个军，都已经收容了2500名俘虏。不过第二十四军非常担心他们的南翼过分延长和矛头的兵力越来越小。克罗列韦茨（Krolevetz）已被我军攻克。

　　在这一天，OKH派在我部的联络官纳格尔中校（Lt.Col.Nagel），到集团军总司令部参加军事会议，同时陆军总司令本人也亲自出席。纳格尔趁这个机会把我的意见，在大家的面前倾诉了出来，结果他被斥为是一个“扬声器和宣传家”，并且立即被免职。我对于这个深具眼光的军官被免职，感到极为遗憾，尤其是他精通俄语这一点对我很有帮助。至于他受罚的惟一理由，就是不应该为前线上的军人们说话。

　　〖〗〖〗图21基辅之战可是祸不单行。那天下午开始下雨，道路不久就变成了泥潭。帝国师的三分之二的部队，都已经陷于泥泞之中，无法前进。

　　9月4日我是在第四装甲师的前线上度过的，在那里我遇见了军长盖尔将军。因为大雨之后，路基松软，我花了四个半钟点才走了45英里的距离。第四装甲师正在向科罗普—克拉斯诺波利（Krasnopolie）进攻。敌人正在作顽强的抵抗，甚至于连战车都不怕。不过在俯冲轰炸机投弹之后，他们的抵抗主力似乎就已经被摧毁了。从俘获的敌方文件上来看，盖尔将军得到了一个结论，认为向索斯尼察继续进攻最为有利，因为这正是苏军第十三和第二十一两个军团交界的地方，所以可能找得到防御漏洞。第三装甲师也报告攻势有进展。我去找这一个师，发现他们已经向谢伊姆河（Seim）前进。穆德尔将军也认为他已经在敌人防线上发现了一个漏洞，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弱点。我命令穆德尔在渡过了谢伊姆河之后，就应该立即向科诺托普与别洛波利耶（Bielopolie）间的铁路线进攻，并切断那条铁路。在回程的时候，我又通过无线电通知我的幕僚草拟明天的作战命令，回来之后，我才知道希特勒对于装甲兵团的行动，有亲自干预的可能。

　　集团军总司令部有电话来，说最高统帅部对于装甲兵团的行动表示不满意，尤其是把第四十七装甲军用在杰斯纳河的东岸这一点，所以要我把情况和意图作一报告呈阅。那一天晚上，陆军总部又来了一个命令，要第四十七装甲军立即停止攻击，并撤回杰斯纳河的西岸来。这个命令的恶劣措词使我极不愉快。对于该军而言，这个命令更使他们感到无限的失望。所有军师长都认为他们已经快到了胜利的边缘，现在撤回无异于前功尽弃。把部队撤回再在西岸重新布防，所花的时间甚至于比完成那个攻击的时间还要更多。自8月25日以来，这个军已经独力俘获了155门火炮、120辆战车和17000名俘虏。在同一时间中，第二十四装甲军也俘获了13000名俘虏，可是上级对于这些成就却并无一句嘉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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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5日，第一骑兵师又奉命调往波格尔（Pegar），改归第四军团指挥。我们实在很想把这个师留着，作为我们左翼方面的机动侧卫。但是现在它所接替的任务却是与它的机动性毫无关系。

　　在这一天党卫军帝国师占领了索斯尼察。

　　第四军团命令撤出艾尔雅突出地带，如果在8月间就肯听我的话，岂不是可以避免许多无意义的牺牲。

　　9月6日，我又是和党卫军帝国师在一起。他们正在马科希诺（Makoshino）的附近，向着杰斯纳河上的铁路桥梁进攻。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了空军来支援他们。由于道路状况异常恶劣，所以全师的兵力还没有集中，在路上我经过了很多的单位，有的正在行军，有的在树林里面休息。他们的纪律很好，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同时工兵们更高声的欢呼，对于他们现在又重新回到装甲兵团里来，表示十分满意。这座桥在下午即已被攻下，并且在杰斯纳河上还另外占到了一个渡口。我的幕僚车队在途中曾有几次遭到敌火的威胁，但侥幸没有损失。在回程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骑兵师和帝国师的部队，因为道路恶劣，都只好徒步行军。在师部里，我命令立即扩大杰斯纳河上的桥头阵地，以便该师可以由此向谢伊姆河的西岸进攻，并协助第二十四装甲军渡过这条河。

　　9月7日，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都已经在谢伊姆河的南岸，顺利地建立了桥头阵地。在这一天，集团军总部命令我们向涅任（Neshin）—莫纳斯特尔希纳之线进攻，主力应指向涅任。到了9月8日上午5点25分，又来了命令说：“新的方向为博尔兹纳—罗姆内（Romny）之线，主力应在右方。”在同一天内，我到戈梅利（第二军团的驻地）与陆军总司令商谈10月初以莫斯科为目标的未来作战计划。除此以外，勃劳希契元帅又提到第四十七装甲军向杜布齐夫斯克进攻的事情，他拒绝我9月1日用无线电所提出的增援要求，理由是说最高统帅部也许已经听到了。同时他也表示在那个阶段，我这个兵团的作战正面实在太宽了。我指出在我左翼的敌军实在是太强大，所以不能不先加以应付。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一共俘获了4万名俘虏、250门火炮。我们的矛头已经逼近巴赫马奇（Bachmach）—科诺托普的铁路线。

　　这一天第二军团也攻下了切尔尼戈夫，并奉命向涅任—博尔兹纳之线进攻。

　　也是在这一天，陆总的联络官纳格尔中校离我而去了。他的后任是卡克登少校（Maj.von Kahlden）。他倒也和纳格尔中校一样的能干和有头脑。

　　在北方集团军方面，第四装甲兵团和第八军团正在准备向列宁格勒的外围攻击。这个攻击准备在9月9日开始。

　　9月9日，第二十四装甲军渡过了谢伊姆河。在这次战斗中，我和第四装甲师在一起，并亲自监督第十二和第三十三两个步兵团向戈罗季谢（Gorodishtche）进攻。俯冲轰炸机对于步兵团和第三十五战车团的攻击矛头，曾给予有效的支援。不过所有各单位在苦战了两个半月以后，因损失惨重正需要休息。所以战斗力都大不如前。但不幸的是，目前根本还谈不上休息的问题。在薄暮的时候，我到了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盖尔将军告诉我党卫军师仍在进攻中，而第三装甲师则想向科诺托普推进。据战俘供称，苏军第四军团已经开到第十三和第二十一两个军团之间的位置。目前我军的弹药还勉强够用，但是燃料却快要用完了。

　　在黄昏的时候，我飞回设在克罗列韦茨的兵团司令部。在那里我看到集团军总司令部在那天所给予我的通报：第一骑兵师已经不在苏多斯特河的沿岸，而更向北调动。因此第十八装甲师就不可能跟在兵团部的后面继续前进，而我们现在却正需要有生力军来扩充我们在谢伊姆河上的战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接获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第二十四装甲军在巴图林（Baturin）与科诺托普之间，发现了敌人防线的弱点，而第三装甲师的前卫部队正在向我们的目标罗姆内挺进，所以这个师已经突入了敌人阵线的后方。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尽早把握这个成功的机会。但由于我们的兵力极有限，道路又太坏，而且在东南面还有145英里长的侧翼，所以这实在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因为我手里根本就无预备兵力可以调遣，所以我惟一可以鼓励第三装甲师努力进攻的办法，就是我本人陪着该师一同前进。所以我决定在9月10日再度到前线上去。

　　当我到达克生多夫卡（Ksendovka）的时候，盖尔军长就向我报告说，第三装甲师已经占领了罗姆内，并且夺获了罗姆内河上的桥梁。但第三装甲师绕过了科诺托普，没有占领那个镇市。第四装甲师正向巴赫马奇前进，而帝国师则正向博尔兹纳前进。根据俘虏的口供，我们知道在乌克兰作战的苏军，其实力还是很强大的，虽然已经没有力量发动攻势，但是防守仍然绰绰有余。我命令盖尔将军赶紧占领科诺托普的重要火车站，以便我方的补给可以接济上来。第四装甲师继续由巴赫马奇向南前进，而帝国师则由博尔兹纳向库斯托夫齐（Kustovzy）进攻。这个师应负责与第二军团保持联系。部署好了之后，我就向第三装甲师方面前进。

　　在谢伊姆桥上我们遭到苏军轰炸机的攻击，在路上又受到苏军炮兵的威胁。由于受大雨的影响，道路的情形还是非常恶劣，到处都有车辆陷在泥中，不能脱出，所以行军纵队也都不能够保持他们平常的行军纪律，都是在勉强挣扎之中。此外，本来拖炮的牵引车，现在又还要用来拖曳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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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齐门罗夫（Chmeliov），我决定在第三装甲师的师部里过夜，因为当天夜里赶回兵团司令部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又到了罗姆内。在那个村镇的北面，苏军布有坚强的防线，拥有对付战车的深壕和铁丝网。苏军之所以没能够据守这个坚强阵地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三装甲师所使用的完全是奇袭的战术，所以敌人才会措手不及。由此看来，更可以证明我们只要再做一次攻击，那么这个突破就会全部完成。在罗姆内的外围，我找到了师长穆德尔将军，他把作战的经过详情简略报告给我听。这个村镇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是在四周土地上，敌人还在做零碎的顽抗，所以除了使用装甲车，无法顺利前进。扫荡战在17点钟开始，在村镇的北部，我找到了一些幕僚人员，他们对于苏军的空袭都颇感烦恼。因为苏军的飞机场多位于好天气的地区内，而我军的飞机场均位于坏天气的地区内，由于大雨使飞机无法起飞。那个时候，有三架苏联飞机正在向我们攻击，用机枪扫射并且四处投弹。

　　从罗姆内，我用无线电与我的司令部联络，指示明天的作战命令。第四十六装甲军，连同第十七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应向普季夫利（Putivl）和希洛夫卡（Shilovka）进攻。我并且要求战斗机应尽量地支援穆德尔。

　　在这一天巴赫马奇已被攻占，大德意志步兵团到达了普季夫利，集团军总部的命令是要我准备向乌德河（Udai）的两岸进攻。

　　南方集团军在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附近，准备渡过第聂伯河。由那里他们要向北面挺进，以便在罗姆内附近与我们会师。

　　整夜都是大雨如注，所以我在9月11日回到司令部的时候，真是非常困难。第一个吃不消的是摩托车，即令是我的用四轮发动的越野车辆也很感困难，全靠战车和从炮兵方面借来的牵引车，最后才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我们用平均每小时6英里的速度在泥沼中挣扎前进。我在基罗弗卡（Girovka）找到了奥多尔希中校（Lt.Col.Audorsch）的团部，他的电话线已经中断，我想弄清当地的情况已不可能。最后我从第三装甲师的机车手口中，才知道我们已经占领科诺托普。在基罗弗卡的北面4英里处，我又遇见了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搜索营。14点钟，我在科诺托普找到了罗普尔将军，把罗姆内方面的情况告诉给他，到了15点30分，我才到达了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在那里我才听说党卫军帝国师已经占领了博尔兹纳。该军立即奉令推进，其右翼经过莫纳斯特尔希纳，其左翼经过皮里亚凉（Piriatin）到达罗姆内。第四十六装甲军则奉命经过普季夫利，向更南面推进。

　　18点30分，我回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在9月10日这一天，我在十个钟点之内走了100英里，在9月11日这一天，我在十个半钟点内走了80英里。这种恶劣的道路状况使任何想以较快的速度前进的想法都变为奢望。一边走，我一边就联想到前途的困难。只有曾在这种污泥河里身历其境的人，对于前线的情况和我们以后的作战效果，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事实上，我们的军事领袖们既不肯亲自来看一看，又不肯听信下级的报告，所以其结果之糟，真是不堪设想。

　　集团军总司令部在黄昏的时候通知我们说，由于泥泞的缘故，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兵团不能够到达他们的目标地。凡是明了道路实际情形的人，对于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感到惊异。

　　第十七装甲师已经到达了沃罗涅日—格卢霍夫（Voronesh-Gluchov）之线，在11日就进入了格卢霍夫。

　　在9月12日这一天内，第一装甲兵团经过西门罗夫柯（Semenovko）向卢布内（Lubny）前进；第三装甲师向罗齐维特沙前进，并夺获了在那个村镇以北苏拉河上的桥梁。为恶劣天气所阻的第二军团也接近了涅任。

　　北方集团军认为他们对于列宁格勒前面的苏军防线，已经取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突破。

　　9月13日，我们又要求准许第十八装甲师赶紧前进，用步兵师去代替他们现有的任务。但是集团军总部还是不准，并且说他们已做最后的决定，不能随便更改。

　　第一装甲兵团在这一天占领了卢布内。

　　9月14日，我的兵团司令部移到科诺托普。天气还是继续恶劣，空中侦察已不可能，地面搜索也为泥泞所阻。第四十六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所派遣去保护侧翼的部队，也都丧失了机动性。随着东南面侧翼日益突出，情况也日益不安。不过为了想和克莱斯特兵团取得联络，我决定排除万难，仍然驱使第二十四装甲军继续挺进。我希望亲自去督战，一直进到罗齐维特沙为止。我在米陈基（Michenki）遇见盖尔将军，他告诉我在罗齐维特沙地区已发现有敌军，所以我们与克莱斯特兵团之间的空隙，实有赶紧填满之必要。所以我命令他的各师迅速向苏拉河之线推进，以填塞这个漏洞。我们知道在罗齐维特沙南面7英里处的辛恰（Ssencha）附近有强大的苏军集中在那里。当我经过罗姆内的时候，我看见许多的苏联老百姓，都穿着他们最好的星期天外出服，熙熙攘攘地各安其业。在波乔普和科诺托普之后，罗姆内是我们所看到的村镇当中，受到兵灾最轻的一个。到了刚刚要断黑的时候，我才到达了罗齐维特沙的穆德尔师部。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只把一个团调到了前线，其余的人还正在老远的道路上挣扎着，他报告我所谓强大的苏军集中兵力，实际上都是补给部队，其中只有少数人具有作战能力。在这个广大的基辅袋形阵地中，现在大概已经装进了5个苏联军团——第二十一、第五、第三十七、第二十六和第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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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军在杨波尔（Yampol）地区向我们的东南面侧翼进攻，但被击溃了。

　　布辛、卡尔登和我三个人就在罗齐维特沙的小学里面过夜。我用无线电通知李本斯坦，要他命令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应用全力赶到罗姆内，以便第三装甲师的后方留守部队都悉数可以开上前线。

　　9月15日一清早，我就去视察第三装甲师的前卫部队，它是由法兰克少校（Maj.Frank）所指挥的。在昨天他们曾经由罗齐维特沙向东南面移动，并击败了西面的苏军；在夜间他们追上了15辆满载苏联步兵的卡车，杀死了一部分敌军，其余的都做了俘虏。从卢布内附近的法兰克的观测所里，可以看见苏军的补给纵队正在纷纷由西向东移动，这些运动立刻被我军所阻止。我找到了穆德尔师长，他把当前的情况分析给我听。之后我又去视察第三装甲师所属的各单位，并且和第六战车团的团长孟兹尔中校（Lt.Col.Munzel）做了一次谈话。在这一天，孟兹尔团长手里所能使用的战车只有一辆Panzer Ⅳ、3辆Panzer Ⅲ和6辆Panzer Ⅱ，也就是说全团只剩下了10辆战车。从这个数字上看来，就可以知道这些部队是怎样的需要休息和补充。这也可以显示，这些勇敢的人们是把最后的力量都贡献出来了，以求完成上面给予他们的任务。

　　我用无线电通知李本斯坦，命令第二十四装甲军将党卫军帝国师开过乌德河以南，然后转向西里布罗尼—贝里索夫卡（Ssrebnoie-Beresovka）地区前进，以与第四装甲师取得联系。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应向罗姆内以西的格林斯克（Glinsk）前进。最后我就在罗姆内的南面，搭上了一架飞机，飞回我的司令部。

　　在这一天第十七装甲师开始向普季夫利前进。

　　在傍晚的时候，我在科诺托普找到了李本斯坦。他在白天里曾经飞往集团军总司令部，接受第二期的作战指示——向莫斯科进攻。这个新作战计划的目标就是要完全歼灭季莫申科集团军的一切残部。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要用到全部德军兵力的四分之三。李本斯坦又重新提出调动第十八装甲师的意见，结果仍然被拒绝。博克元帅说他曾经问过哈尔德上将，是南面的战局重要呢，还是新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重要呢？哈尔德回答说后者更为重要。

　　9月16日，我们把兵团司令部移到罗姆内。对于苏军的包围工作还正在进行之中。在这一天，我们和克莱斯特兵团取得了接触——它是代表钳形攻势的南翼。党卫军帝国师攻下了普里卢基（Priuki）。第二军团则撤出了战线，去做新的准备。在波尔塔瓦战役（The Battle of Poltava）之前的1708年，罗姆内曾经做过瑞典王查理士十二世的大本营。

　　9月17日，我去视察驻在西里布罗尼的第四装甲师。因为该师与在它右边的帝国师还没有建立稳妥的接触，所以我决定再继续到帝国师方面去看看。这一段路程必须要经过一段无人地带。在道路两旁的森林里，还可以看见许多苏军露营的遗迹。在皮里夫罗齐罗尼（Perevolochnoie）的外围，我们发现有两门炮的炮管正对着我们，当时曾经使我们一度紧张了起来，之后才发现苏军的炮兵早已开溜了。在村庄的中央我找到了党卫军帝国师的摩托车兵，他们正为了想渡过乌德河而在那里作战。由那里我又转往库斯托夫齐，那里也是在乌德河岸上，另外一部分党卫军正在那里作战。之后我又再次经过无人地带，走了60英里的距离才回到罗姆内。道路还是那样坏，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才回到了司令部。

　　9月17日，我们和克莱斯特兵团商量好了，让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接替第三装甲师的任务。于是这支勇敢的部队最后终于获得了一个休息的机会，来修补他们的车辆。

　　在这一天，苏军对于我方的东面侧翼，曾做过相当猛烈的攻击。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都在科诺托普地区做英勇的奋战。面对着我们设在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附近的杰斯纳河上的桥头阵地，敌军的兵力也大有增加。固然苏联人从东部到基辅的铁路一再地被我们的轰炸机所切断，但是苏联人却随炸随修，工作得十分迅速。因此沿着我们那绵长暴露的侧翼，在不久的将来就更有受到威胁的可能。

　　在北战场方面，我军已经占领了地特斯柯伊西罗（Dietskoie Selo），列宁格勒城的攻击战已经开始了。在那一方面所使用的大批装甲部队，现在却都纷纷南调，改交给中央集团军指挥：其中包括第四装甲兵团的司令部，第四十一、第五十六和第五十七共三个装甲军的军部和第三摩托化步兵师，第六、第二十、第一共三个装甲师的部队。

　　〖〗〖〗图22罗姆内与普季夫利的危机（1941年9月18日）9月18日，我们在罗姆内地区遭遇到很大的危险。从清早起，从左翼方面传来的战斗声就已经清晰可闻。之后越来越激烈。敌方的生力军——苏军第九骑兵师和另外一个拥有战车的师——分为三个纵队，由东面直向罗姆内进攻，突入村镇的边缘达到了半英里的深度。我坐在罗姆内郊外一所监狱的守望塔上，居高临下可以看到苏军不断地进攻。负责防守的是第二十四装甲军，所使用的兵力只有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两个营，和少数的高射炮部队。由于敌人获有局部的空中优势，所以我们的空中侦察也受到阻碍。巴瑟维希中校曾经亲自驾机侦察，但是几乎为苏军战斗机所击落。苏军轰炸机也曾同时对罗姆内加以攻击。最后，我们总算是守住了这个村镇，但是苏军的援兵还是源源而来。为了应付这个新的危险，第二十四装甲军只好命令党卫军帝国师和第四装甲师从包围线上撤回一部分兵力。由于罗姆内受到威胁，所以兵团司令部又撤回科诺托普。而且从准备未来作战方面考虑，这个地方也比较适宜。第二十四装甲军希望暂时不攻击这个由东面来的苏联生力军，而等到兵力集中之后再动手。我很赞同他们这个意见，但是却无法批准它。因为党卫军帝国师只有几天的工夫就会被调走，预定编入第四十六装甲军，连同大德意志步兵团一起，都要调回罗斯拉夫尔地区。此外，苏军还在纷纷增援，所以时间上也必须要赶快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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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天，基辅城已经被攻陷。第一装甲兵团的第四十八装甲军占领了戈罗季谢和比鲁索弗卡（Belusovka）。

　　9月20日这一天，对于东面敌人的攻击固然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被包围着的敌人却正在想突围而出。在第三装甲师方面，正受着苏军第五军团直属部队的压迫；在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方面，有一部分敌人似乎已经逃脱。

　　自从9月13日起，我们已经俘获了3万名俘虏。

　　〖〗〖〗图231941年9月19日至9月22日的局势9月20日，我去视察第四十六装甲军。军长维京霍夫将军把他们过去几天，从格卢霍夫向南推进时的困难情形，讲述给我听。哈尔科夫苏联军官学校（War School Khorkov）的学生，在他们教官的指挥之下，曾经做过英勇的战斗。此外恶劣的天气和地雷也使该军的进展受到很多的阻碍。在普季夫利、希洛夫卡和别洛波利耶等地的附近，现在仍有激烈的苦战。我再去找到大德意志步兵团的部队，他们在霍尔林上校（Col.Hornlein）指挥之下，正在希洛夫卡以东奋战，别洛波利耶已被攻下。

　　9月21日，敌人在格卢霍夫地区的压力更趋增加。据报在该镇的北面发现了集中的苏军部队。我们向涅德里盖洛夫（Nedrigailov）发动攻击。

　　第一装甲兵团报告说：自从基辅会战开始以来，已经俘获了43000名俘虏；而第六军团则已俘获了63000人。

　　9月22日，我再到前线上去——从普季夫利到雷利斯克（Rylsk）——目的是要视察这个危险地区内的设防情形。在怀生卡（Viasenka），我找到了第十七装甲师的师部，现在的师长是阿尼姆将军，他的伤势已经痊愈，所以又回来了。在第十七装甲师的前线上发现两个新的苏联师的番号。敌军由北面及东北面向格卢霍夫和柯罗普可夫（Cholopkovo）等地攻击，差不多已经包围住了一部分守军。当我回到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军部时，路上又必须要穿过敌人的集中炮火，侥幸没有损伤，我在那里与维京霍夫将军话别，并向他深致感谢之意，因为他马上就要调归第四装甲兵团指挥。我把第十七装甲师改归兵团部直接指挥，并将大德意志步兵团又配属给该师，然后命令它击败在格卢霍夫地区中的敌人。这个命令终于能够顺利完成。

　　在基辅周围所俘虏的俘虏总数共达29万人。

　　从9月23日起，为了实施新的作战计划，各部队开始重新整编。第二装甲兵团的主要集中地区为格卢霍夫地区的附近以及它的北方。

　　第四装甲师和党卫军帝国师的攻击已经把敌人击败，使其往东向卡门里卡（Kamlicha）撤退。沿着布良斯克—利戈夫（Lgov）的铁路线上，苏军的运输频繁，证明还会有新的苏联生力军开到。

　　〖〗〖〗图241941年9月23日的局势9月24日，我飞往集团军总部（现设在斯摩棱斯克），参加讨论新攻势的最后一次作战会议。陆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都亲临出席。在这次会议中决定中央集团军的主攻势应在10月2日发动，但处在极右端的第二装甲兵团则提前在9月30日发动——这是由于我的要求才做此决定。因为在第二装甲兵团所要进攻的地区，根本没有良好的道路，我希望能赶紧利用这几天的好天气，使我在泥泞的因素加入之前，就先到达了奥廖尔周围的好路。在把握住了纵贯奥廖尔—布良斯克之间的公路之后，我的补给线才不会发生困难。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假使我也和其他单位一同发动攻势，那么我就无法获得适当的空军支援，若是早两天动手，那么空军就可以倾全力来帮我的忙。

　　在以后几天之内，我们一方面忙于消灭还被围困在基辅附近的残敌，另一方面又忙于重新调整各军的态势，以准备进行新的作战。此外，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把几个月来的疲劳略为恢复一下，不仅人员需要休息，而且装备更需要补充。不过，一共也只有三天的时间，甚至于有些部队根本就没有休息的可能。

　　同时苏联的生力军现在又向格卢霍夫以东地区和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的桥头阵地进犯。这又使我们忙了几天。9月25日，敌军又向别洛波利耶、格卢霍夫和杨波尔等地进犯，但均被击败。

　　在这一天，北方集团军总部向OKH提出报告说，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实在不可能再继续向列宁格勒进攻。

　　9月26日，基辅之战胜利结束了。所有的苏军全部投降。被俘总数为665000人。苏军西南战场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长，在最后的突围中被击毙。第五军团的司令已被俘，我曾经亲自和他谈话，下面就是最重要的问答内容：

　　（一）你在什么时候才知道我的战车已经插入了你的背后？答：差不多是在9月8日的时候。

　　（二）那么为什么你们不立即撤出基辅呢？答：我们本已接到集团军总部的命令，叫我们撤出这个地区并向东面退出。我们也已经开始遵办，突然我们又接着一个相反的命令，叫我们死守基辅地区不准移动。

　　这个前后矛盾的命令就断送了苏联的基辅集团军。但敌人从此就再没犯过同样的错误。可是不幸得很，我方的高级当局却还是继续犯一样的错误，结果使我军蒙受了很多直接损失。

　　基辅之战在战术上说，无疑问的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个战术上的成功是否能收到伟大的战略成果，那就很值得怀疑。成败就要看，德军在冬季以前（事实上是在秋天的泥泞以前）是否能够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很明显为了这个新的目标，列宁格勒已经是暂时放弃了。但是OKH相信敌军在南方集团军的地区中，已经不再有建立坚固防线的能力，所以希望该集团军能够在冬季来临之前，占领顿涅茨盆地并到达顿河（River Don）流域。不过主要的打击还是由加强后的中央集团军担任，其目标就是莫斯科。那么现在时间还够不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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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廖尔和布良斯克的攻势，可以说是向莫斯科大举进攻的前奏曲，为了达成这个任务，第二装甲兵团进行了下述的改组工作：

　　第四十六装甲军，连同党卫军帝国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在罗斯拉夫尔地区都已经交给第四装甲兵团指挥。

　　第一骑兵师又再度受第二装甲兵团的指挥。此外，第二装甲兵团还指挥着下列各单位：

　　第四十八装甲军，军长为二级上将肯夫，所统率的部队为第九装甲师和第十六、第二十五两个摩托化步兵师。

　　第三十四军，军长为梅兹将军（Gen.Metz），所辖第四十五和第一三四两个步兵师。

　　第三十五军，军长为肯费将军（Gen.Kempfe），所辖第二九二、第二六一、第二九六和第九十五共四个步兵师。

　　我决定用主力从格卢霍夫攻向奥廖尔，所以把第二十四装甲军摆在我整个战线的中央。在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右面，我把第四十八装甲军部署在普季夫利；在它的左侧，又把第四十七装甲军部署在绍斯特卡（Shostka）。第三十四军保卫着右翼，而第三十五军和第一骑兵师则保卫着左翼，所有步兵军均取纵深的配置，在装甲军的两翼外侧，梯次前进。

　　在大军集中之前，第四十八装甲军应由苏梅（Sumy）和涅德里盖洛夫先向普季夫利地区的敌人攻击。利用这一行动，我希望能在全面大战开始之前，先稳住我的右翼。这是一个果敢的计划，但是我对于那些没有参加基辅会战的苏军实力，未免估计过低，所以第四十八装甲军并没有能够把当前的敌人击败，不过却摆脱了这个战斗，进入了那个在大德意志步兵团背后的集中地区。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对于摆脱敌人很花了一点工夫，而在行进中不幸又损失了一些车辆。假使我听了李本斯坦的忠告，一开始就让他们在我方防线后方前进，那么结果也许可以更好些。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若第三十四军的步兵能够早到，那就太好了。但是他们在以后五天之内仍无到达的希望。

　　我们获得了100辆战车来补充各装甲师的损失。所不幸的是有50辆却误运到了奥尔沙，所以改运到前线时已经太晚了。同时我们也没有获得充足的燃料。

　　为了准备作战，在罗斯拉夫尔地区集中了大量兵力。在攻击开始时，第一装甲师、党卫军帝国师、第三摩托化步兵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等单位，全都集中在该区战线的后方。同时原先担任预备队的第二和第五两个装甲师，现在也加入了战斗。把这样多的装甲兵力都集中在中央的位置，是否很妥当，却很值得怀疑。我的意见认为把第四十六装甲军还是留在第二兵团建制之内，似乎更好。此外那两个养精蓄锐的装甲师若用在侧翼行动方面，则要比用在正面攻击方面更为有利。

　　〖〗〖〗图251941年9月30日的局势9月27日，我亲自到第四十八装甲军方面去视察，目的是想要对于它的情况获得一个直接的印象。在罗姆内的军部里面做了一次简短的汇报以后，我就再转到涅德里盖洛夫南面6英里远的克拉斯拉尼亚（Krasnaia），去视察第九装甲师。这个师由胡比兹基将军（Gen.Hubitzki）指挥。由那里我回到司令部。

　　在9月28日和29日两天中，我就已经看出来第四十八装甲军直向普季夫利前进的企图已经失败了，所以这个地区内的攻击就停止了下来。专以欺骗敌人而言，这个在什捷波夫卡（Shtepovka）地区的作战可以说是已经成功了，因为敌人似乎已经猜不着我们的主力会从哪里冲出来。在大德意志步兵团掩护之下——他们仍然守着原防地——第四十八装甲军交叉地向北面移动。

　　我们在30日就以下列的战斗序列，开始进攻：

　　第四十八装甲军从格德希（Gadiach）—什捷波夫卡地区，通过涅德里盖洛夫，向普季夫利进攻，以第九装甲师为攻击的矛头。第二十五和第十六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在第三十四军的步兵接替了他们的防务之后，也就马上跟着前进。

　　第二十四装甲军，以第三和第四两个装甲师领头，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紧随其后，从格卢霍夫沿着公路的东南面，向谢夫斯克（Sevsk）和奥廖尔前进。

　　第四十七装甲军，把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并列在前线上，从杨波尔进攻，其右翼直指谢夫斯克。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则位在左翼和后方，以中布达（Seredina Buda）为前进目标。

　　各步兵军担负着侧翼的保护工作，一部分经过柯斯托波布尔，一部分经过罗姆内，分别前进。第一骑兵师则在苏多斯特河的西岸沿着波格尔的两侧前进。

　　我们的攻击对敌人产生了奇袭的效果。第二十四装甲军的进展特别迅速，到达了齐尼尔（Chinel）高地。第四十七装甲军也攻下了休拉维卡（Shuravka），并向东北方向推进。

　　在30日的清晨，我到了格卢霍夫，我们的司令部就新设在这里。我在那里对肯夫将军说，要在普季夫利地区准备相当的兵力，以来保护第二十四装甲军的东面侧翼。肯夫却回答我说，在什捷波夫卡周围的战斗中，苏军曾经用奇袭的方式，包围住了第一一九步兵团的两个营，把他们的车辆都抢了去。敌人似乎曾使用过重型战车，造成了这种令人很不愉快的损失。现在第九装甲师的部队必须回转过来，恢复该地的情况。盖尔军长也报告我说，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俯冲轰炸机无法起飞。此外，他也误认为他所遭遇到的只是敌人的后卫部队，因为李美尔逊将军（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军长）曾经告诉他敌人已经完全为他的奇袭所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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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肯夫的第四十八装甲军还处在敌人强烈攻击之下，而接替他的第三十四军前卫部队，在10月1日下午以前也绝赶不到，所以我就要求集团军总司令部暂缓抽走大德意志步兵团。大约还要有四天的时间，大量的步兵才可以到达。

　　10月1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占领了谢夫斯克。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在燃料供应情况许可之下，部队全速向前推进。我从格卢霍夫，经过艾斯曼（Essman），一直到达在谢夫斯克的第四装甲师师部。在路旁陈列着各种样式的苏联车辆，都是已经被击毁的，由此就可以证明敌人是为我们的奇袭所击败的。在前进的公路旁，我在一座装有风车的小山上，遇见了盖尔军长和朗格曼师长。第四装甲师已经有相当多的单位到达了谢夫斯克，在原野中还留着激战的遗迹。四处都是苏军的死尸和伤兵，当我走向风车的时候，在这一小段路程中，还发现了14个并未负伤的苏联兵，正躲在长草里面。我们把他们俘虏收容了，其中有一个是军官，在被俘之前还想用电话同谢夫斯克方面取得联络。在谢夫斯克的北方2英里的地方，我找到了艾贝尔巴赫上校（Col.Eberbach），他是一员著名的勇将，现任第四装甲师战车旅的旅长。当我问他是否可能一直深入到德米特罗夫斯克（Dmitrovsk），他回答说那是可能的。于是我就命令该师立即前进，虽然将军们早已报告我，因为燃料缺乏实已无法前进，但是事后却证明这个报告并不正确。当我和艾贝尔巴赫谈话的时候，有一些苏联的炸弹正纷纷投掷在我们的进路上和谢夫斯克镇内。之后我又驱车到最前线，找到领头进攻的战车部队，向全体官兵表示慰劳之意。在回程的时候，我又告诉该军的军长，说我已经命令部队继续进攻。在这一天之内，第二十四装甲军的矛头一共前进了85英里。

　　在我们的右方，第六军团的前卫部队开始向格德希进攻，其他单位向米尔哥罗德（Mirgorod）进攻，目的是填补我们与第十七军团之间的空隙。

　　〖〗〖〗图26奥廖尔（1941年10月5日）10月2日，攻击继续激烈的进行。我军已经达到完全突破的目的，苏军第十三军团被逐向东北方。我视察了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和它的第四十一步兵团。这些日子当中我们的损失都很轻微。但是要从战役开始的时候就算起，那么我们全部的死伤数字就很惊人了。部队虽然也接受了一些补充兵，这些新兵虽然热心有余，但是到底不如老兵们那样的沉着和具有战斗经验。

　　第四装甲师占领了克罗梅（Kromy），于是到达了通向奥廖尔的碎石公路。

　　自从清早起，中央集团军的全部兵力沿着整个前线上的进攻都很顺利，而且也受到良好天气的帮助。我们的左面友军第二军团，虽在敌人顽强抵抗之下，还是突入了苏多斯特河—杰斯纳河地区。

　　10月3日，第四装甲师已经到达了奥廖尔，于是我们就获得了一条良好的公路，并且占领了一个重要的铁路公路中心，足以当作未来行动的基础。我们冲入该城的时候，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所以当我们的战车开进城的时候，街上的电车还照旧在行驶之中。苏联人本来准备撤出一切的工业设备，但是临时却来不及执行。从工厂到车站的公路上，到处都堆满了物资和机器。

　　第四十七装甲军奉命向布良斯克挺进。

　　在我们的南面，第六军团也在运动之中，其右翼向哈尔科夫前进，其左翼经过苏梅趋向别尔哥罗德（Bielgorod），这个运动对于我们右翼的安全非常重要。第四装甲兵团也已经突破了敌阵，并且向莫萨利斯克（Mosalsk）—斯帕斯—地曼斯克地区前进，以求在怀斯马以西包围敌军。第三装甲兵团在柯尔门（Cholm）附近的第聂伯河上，占领了一个桥头阵地。

　　10月4日，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前卫部队沿着向图拉方向的公路上，已经占领了莫因（Moin）镇。第三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正在向卡拉齐夫（Karachev）挺进。第十七装甲师正跨越涅鲁萨河（Nerussa），开始建立一个桥头阵地，作为此后向北发展的基础。

　　我们左面的邻军已经越过博尔瓦河（Bolva），并且到达了苏齐尼特齐（Suchinitchi）—艾尔雅间的铁路。第三装甲兵团已经攻下了比罗以（Bieloi）。在集团军的后方地区内，第一次听到了有苏联游击队的活动。

　　因为我在第二天准备去视察第四十七装甲军，所以就命令我的指挥车队先开到德米特罗夫斯克，在那个镇市外面的飞机跑道旁边等候我。这样我就可以省下一段长距离的奔驰。在10月5日10点30分的时候，我到达了李美尔逊将军的军部。第十八装甲师奉命横跨着奥廖尔—布良斯克公路，向北面进攻，而第十七装甲师则奉命以奇袭方式攻占布良斯克城。从在洛巴诺夫（Lobanovo）的李美尔逊军部里，我又乘上了小型联络机飞回德米特罗夫斯克的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部。盖尔将军对于我们的燃料缺乏抱怨不已，而我们今后行动的进度就全要决定于燃料的供应情况。所不幸的，我们从敌人方面所俘获的燃料，为数也极有限。不过当我们已经占领了飞机场之后，我就立即向第二空军联队的司令提出了一个紧急要求，要他们空运10万加仑的汽油到这个飞机场来，以供给我们目前的紧急需要。在这一天，我对于苏联空军的活跃程度，获得了一个很生动的印象。当我在谢夫斯克机场降落不久之后，就有20架德国战斗机也停在这个飞机场上，接着苏联飞机就来轰炸，并且对我们的军部实行空袭，把窗户上的玻璃炸得四处飞散。我立即驱车沿着第三装甲师前进的公路驶去，在这里也受到一连串的空中攻击，苏联轰炸机分成三架或六架一批，分批来袭，不过他们飞得极高，所以弹着点并不十分准确。空军方面答应我们，在10月6日可以有较强大的战斗机掩护，所以我们预料着情况也许可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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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天，我的第二装甲兵团奉命改称第二装甲军团。

　　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也开到了谢夫斯克，由我这个军团指挥。第四十八装甲军占领了雷利斯克；第二十四装甲军在奥廖尔的北面，苏夏河（Susha）上，扩展他们的桥头阵地；而第四十七装甲军也占领了卡拉齐夫。

　　我们右面的友军希望能到达普索尔（Psiol），这样在10月6日就可以解除我们右翼的威胁。在我们的左面，第三十三军和第十三军都正在向苏齐尼特齐前进。优齐罗夫（Yuchnov）也已被攻克。

　　〖〗〖〗图271941年10月14日的局势10月6日我们的司令部推进到了谢夫斯克。第四装甲师在门曾斯克（Mzensk）的南面受到苏联战车的攻击，损失很重。这是第一次表现出来苏式的T-34型战车要比我们的战车更为优秀。这一师的死伤惨重，使我准备迅速向图拉挺进的计划也暂时搁浅。

　　不过，从第十七装甲师方面我们却获得了一些好消息：该师已经占领了布良斯克和它在杰斯纳河上的桥梁，于是使我们与在杰斯纳河以西前进的第二军团保持了良好的联系。我们的补给大部分要靠在奥廖尔到布良斯克之间的公路和铁路线。在杰斯纳河与苏多斯特河之间的地区，对敌人的包围圈也渐次缩紧。在博尔晓夫（Borshtchev）以北纳夫利亚河（Navlia）上，也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

　　另外一个好现象，就是当肯夫全军在泥泞中向德米垂夫（Dmitriev）挣扎前进，而梅兹将军的第三十四军向雷利斯克移动的时候，我们的侧翼虽然门户洞开，但敌人却也是毫无动静。

　　南方集团军的第一装甲军团（克莱斯特所指挥），直指着亚速海（The Sea of Azov）方向前进，我们右翼的友军企图向什捷波夫卡推进。原先留驻在这个地区内的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也就可以自由地跟着肯夫向普季夫利前进了。我们左翼的友军已经攻占下希斯德拉（Shisdra），并奉命向布良斯克前进，以与第二装甲军团取得合作。

　　在10月6日到7日的夜间降了第一场雪。雪很快就融化了，于是道路就变成了污泥河，车辆行驶在此种道路上不仅要用蜗步前进，而且也使引擎极易磨坏。我们向上面要求发给冬服——以前已经要求过一次——结果所得到的答复却是到时自当发给，以后不得再做这种不必要的要求。虽然如此，我以后还是照样催请速发，因为事实上在那年年底之前，冬衣始终没有到达前方。

　　第四十八装甲军只好徒步向德米垂夫前进。苏军对于布良斯克的反攻终被击退。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到达了利弗拉河（Revna）的河口地区。

　　右面邻军正向什捷波夫卡推进，在左面第五十三军已从西面迫近布良斯克。我们希望它可以降低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压力，并且使罗斯拉夫尔—布良斯克—奥廖尔之间的供应线可以从此畅通。在更北面，第二军团已经占领了苏齐尼特齐和梅晓夫斯克（Meshtchevsk）。在怀斯马地区，第四和第九两个军团已经包围住了差不多45个师的苏军。

　　陆军总部（OKH）对于这个进展很满意，因为这足以保证向莫斯科进攻的成功。它的意图就是要阻止苏军在莫斯科以西再建立一道新的防线。所以OKH主张第二装甲军团应由图拉继续前进，占据在科洛姆纳（Kolomna）和谢尔普霍夫（Serpuchov）之间的奥卡河（Oka）的各渡口——这无疑是一个过大的目标。同时第三装甲军团在莫斯科的北面也要采取类似的行动。

　　10月8日我沿着公路飞行，由谢夫斯克经过德米特罗夫斯克到达了奥廖尔，在那里找到了我的指挥车队。公路一直到克罗梅为止，都糟得可怕，虽然路面上满布弹坑，但我们总算是有一条碎石路直达奥廖尔。盖尔将军报告我说，面对着第四装甲师的敌人已经获得了增援，所发现的番号有一个战车师和一个步兵师。第三装甲师已经向北前进，并奉命占领波尔巧夫（Bolchov）。第四装甲师在10月9日这一天的任务，就是要占领门曾斯克。大家谈论到苏联战车的素质和它们的新战术，都感到很烦恼。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战防武器只有在极有利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击毁T-34型战车。我们Ⅳ型战车上的短炮身75mm炮，只有从T-34的后部攻击时，才可以有效地把它击毁；而且这一炮还必须打在引擎盖上面，才可以生效。要想达到这种有利的发射地位，在操纵时实在需要很大的技巧。苏军现在总是用步兵从正面向我们进攻，然后再放出战车来，组成大编队，从侧面杀过来，苏军现在已经学乖了。而我们的官兵对于这样的苦战都已经感到吃不消。盖尔将军也提出急需冬服的迫切要求，尤其是军靴、衬衫和袜子都极感缺乏，这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情。我决定亲自去视察第四装甲师，看看实际的情形到底怎样。在6、7两日曾经苦战过的战场上，那些战地指挥官们就把当时的实战情形，详细地讲述给我听，被击毁的战车还留在道路的两侧。苏军所受的损失要比我军小。

　　回到奥廖尔以后，我又找到了勇将艾贝尔巴赫上校，他把最近战斗的经过，详细讲述给我听，之后我又和盖尔及朗格曼会商。在征苏的整个战役当中，这是第一次我看到艾贝尔巴赫上校已经有精疲力竭的印象，这与其说是受到体力因素的影响，毋宁说是精神方面造成的。最近的战斗对于我们最优秀的军官，其打击之巨，真使人有触目惊心之感。奥廖尔与布良斯克之战(4)www.shu.com.cn

　　把前方和后方做一对比，则完全是两个世界。陆军总部和集团军总部里面，到处充满了乐观的情绪！不过在这个时候，第二装甲军团方面却并不知道他们的上司早已经给胜利的迷魂汤所灌醉了。

　　那一天黄昏的时候，第三十五军报告，在西生卡（Sisemka）以北与谢夫斯克以西的地区，来自敌人的压力已经大为增加。从这个报告上就可以假定在布良斯克以南被关入陷阱中的苏军，有准备向东面突围的企图。我立即与现在仍然驻在苏多斯特河西岸的第一骑兵师取得了联络，询问在他们那个地区里面，敌情有无任何显著的变化。答复是否定的，但是我还是命令该师即向东岸发动一次攻击。这就可以看出来敌军是守着原有的阵地，还是已经退却。第一骑兵师马上就获得了一个桥头阵地。

　　在黄昏的时候，集团军总部用电话向我征询意见说，假使把第三十五军拨交第二军团指挥，那么是否可以简化我的左翼方面面临的难题。我回答说，沿着杜布齐夫斯克包围圈南面侧翼的这个地区，还是交给一个单独的单位指挥比较有利。集团军总部接着又指出，假使把第三十四军交给第六军团指挥，那么我们右翼方面的困难也就可以减轻，因为第六军团可以使用这个军去攻占库尔斯克（Kursk）。事实上，凡是OKW和OKH所主张的办法，在前线上都殊少实行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办法只会使我们的右翼缺乏保护。这一天虽然又攻占了德米垂夫，但是恶劣的天气却使第四十八装甲军的后续部队无法跟上，所以危机还是继续存在。

　　10月9日，苏军仍然和前一天一样，企图在西生卡附近突围，这一次他们获得了成功。第二九三步兵师的右翼受到严重的打击，被迫后撤。因为军团总预备队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还不能立即赶到，所以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第四十步兵团，就只好马上去填塞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和第二九三步兵师之间的缺口。第四十八装甲军本已奉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向库尔斯克和利夫内（Livny）前进，现在又奉命立即撤回谢夫斯克。12点钟的时候，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的师长已经到达了谢夫斯克，马上就负责指挥在缺口上作战的一切部队。当这一方面还正在苦战的时候，第一骑兵师却很容易地渡过了苏多斯特河，没有受到什么抵抗，就一直向杜布齐夫斯克挺进。这个师昨天受了敌人的欺骗，现在就极力地想要补救他们的过失。在那一整天当中，沿着杜布齐夫斯克—谢夫斯克、杜布齐夫斯克—奥廖尔和杜布齐夫斯克—卡拉齐夫三条公路线上，敌人都在拼命突围，但是只有在越过中布达—谢夫斯克公路这一方面，有少数的苏军破网逃去。不过所不幸的，逃出的残兵当中似乎包括着苏军第十三军团的司令部人员在内。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风暴当中，装甲军团的司令部移到了德米特罗夫斯克。由于气候的原因，道路的情形是越来越坏，无数的车辆都中途抛了锚。

　　虽然如此，我军还是占领了波尔巧夫。第十七装甲师与第二军团的第四十三军取得了密切的合作，企图把苏军包围在布良斯克以北的地区中。

　　当这些作战还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东线战场的南面侧翼正准备向塔甘罗格（Taganrog）和罗斯托夫进攻。我们的邻军，第六军团的前卫部队也正向阿赫特尔卡（Achtyrka）和苏梅前进。

　　面对莫斯科方面的我军左翼已经渡过了乌尔加河（Urga），并且占领了格夏特斯克（Gshatsk）。

　　10月10日，集团军总司令部又发来了新的命令。其中包括有：占领库尔斯克，消除杜布齐夫斯克袋形地区，使在布良斯克西北方的包围圈完全合围，并向图拉前进——而且所有的任务都规定必须立即予以完成。李本斯坦向上级请示，哪一个任务是最优先的。可是我们却没有获得答复。

　　接下来几个星期当中，最伤脑筋的问题就是泥泞。没有履带车辆的帮助，使用车轮的车辆根本就无法移动。而履带车辆所担负的工作，也超出了它们应有限度以外，所以耗损量激增。因为拖曳用的钢索和链条都很缺乏，所以只有用飞机投下大批的绳索，以充应急之用。对于这些半途抛锚的车辆和人员，其供应补给都只有用飞机来担负，有时要持续几个星期之久。对于过冬的准备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当。为了使引擎中的水箱不至于结冰，就使我们花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同样的，冬衣的情形也很相似。在以后几个月当中，因为缺乏冬衣，使我们的士兵遭受到极大的苦痛——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却是最容易解决的。

　　敌人还是想继续从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和第二九三步兵师之间突围。第四装甲师则挣扎着向门曾斯克进攻。

　　在我们右面，第六军团占领了苏梅；在我们左面，第十三军团越过了乌尔加河，向卡卢加（Kaluga）的西面前进。这里也深受着气候的影响。

　　10月11日，苏军企图沿着纳夫利亚河的两岸，突破杜布齐夫斯克的包围圈。在第二十九和第二十五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之间地带，曾经发生了惨烈的战斗，敌军在我们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不过第五机枪营恰好赶到，就填住了它。同时在第二十四装甲军方面，在奥廖尔东北面的门曾斯克地区已经发生了激烈的街市战。第四装甲师正在向该镇战斗前进，但由于道路泥泞而无法迅速驰援。有许多T-34型战车参加了战斗，使德军的战车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在这之前，我们在战车方面都还是占着优势的，现在趋势却转了过来。所以想取得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就更渺茫了。我把目前这个新情况，向集团军总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很坦白地说明了T-34型比我们的Ⅳ型战车所具有的优点，并且做结论说，对于我们未来的战车生产，必须有所改良。我建议应由陆军兵工署、军需生产部、战车设计专家和各承造厂家的代表们，组成一个考察团，尽快到我这个地区前线上来做实地的视察。这样他们不仅可以看到被击毁的战车的实际情形，而且也可以获得使用战车作战的人员的意见，这对于新战车的设计，具有极大的价值。此外我又要求赶紧生产一种重型的战防炮，具有足够的穿透力可以击毁T-34型战车。这个考察团后来在11月20日才到达了第二装甲军团的前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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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日，我们接到通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大德意志步兵团又交给本军团指挥，于是该团就立即用来增援第十八装甲师所防守的战线，在布良斯克的东北面，沿着卡拉齐夫—齐伐斯托维特齐（Chvastovichi）公路布防。以后我们又接奉通知，说第二军团将移到我们右翼方面，并接管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五两个军，而我们也接管了一部分现在属于第二军团的部队。从此种调度上就知道我们一定是要继续向东北方向推进。

　　对于消除袋形地区的战斗还正在继续进展中。

　　在整个战场的南端，亚速海之战已经胜利结束了，一共俘虏了10万苏军、212辆战车和672门大炮。最高统帅部认为苏军第六、第十二、第九和第十八等四个军团都已经全部被歼，所以认为现在可以继续向下顿河（Lower Don）方向前进。党卫军近卫师已经到达了塔甘罗格西北面12英里的地方，不过第十七军团在哈尔科夫以南及第六军团在苏梅地区的进度却都很慢。在这里，拥有战车的苏联生力军，常常迫使我军不得不暂取守势。这对于我的右翼方面是很不利的。因为第十一军团已经转向南面，以占领克里米亚为目标，所以现在南方集团军的攻势，已经做扇形展开了。

　　在中央集团军方面的北部地区中，所有的行动都被大雪阻止。第三装甲军团在波哥利罗以（Pogoreloie）附近到达上伏尔加河。

　　10月12日还是继续降雪。我们只好枯坐在德米特罗夫斯克的小村中，门外面四处都是烂泥，大家正等待着OKH的改编命令。在布良斯克南面的大包围和北面的小包围，都已经完成了，不过我们的部队却也都陷在烂泥中，丧失了机动性。在门曾斯克地区，我军正在与新到的敌军激战。第三十五军的步兵必须要去扫清杜布齐夫斯克袋形地区中的森林，所以他们已经通过了那个地区。

　　不仅是我们，南方集团军方面，除了第一装甲军团以外，其他部队也都停顿了下来。第六军团在哈尔科夫的西北面，已经占领了博戈杜霍夫（Bogoduchov）。在我们的北面，第十三军团占领了卡卢加。第三装甲军团占领了斯塔里察（Stariza），并向加里宁（Kalinin）方面前进。

　　陆军总部已经发出了包围莫斯科的训令，但是我们却始终没有收到。

　　10月13日，苏军在纳夫利亚河和波尔齐夫（Borchevo）之间企图突破。第四十七装甲军已经得到了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增援。虽然如此，由于我军已经丧失了机动性，所以有一股苏军，人数约5000人，一直冲到了德米特罗夫斯克的附近，才被阻止住。

　　第三装甲军团已经进入加里宁。第九军团则到达了勒热夫（Rzhev）的西面边缘。

　　10月14日，我们把司令部移到奥廖尔。在以后几天当中，交战双方的行动都很受限制。第二十四装甲军花了不少的工夫，才把第三和第四两个装甲师移动到了门曾斯克的西北面，准备越过苏夏河进攻。此时，第四十七军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包围战，现在就集中起来，位置在阿左夫—卡拉齐夫—布良斯克沿公路一线上。大德意志步兵团交给第二十四装甲军指挥，已经开到了门曾斯克。第四十八装甲军向法捷日（Fatesh）进攻，并准备从西北方进攻库尔斯克，而第三十四军则由西面向该城进攻。这个作战意图是想要击败在颜福立莫夫将军（Gen.Yefremov）指挥下的强大苏军，它正位于库尔斯克地区，以一劳永逸地解除我们右翼方面的威胁。

　　尽管苏军抵抗激烈，第六军团还是占领了阿赫特尔卡。至于南方集团军的其他攻势则完全停顿。

　　中央集团军的攻击也为天气所阻止。在莫斯科西面5英里处的博罗夫斯克（Borovsk），已经为第五十军所攻占。10月15日，第六军团占领了苏梅以东的克拉斯诺波利耶（Krasnopolie）。

　　为了准备门曾斯克方面的进攻，我在10月16日又去视察第四装甲师。在这一天，罗马尼亚军占领了敖德萨（Odessa）。第四十六装甲军已经到了莫夏斯克（Moshaisk）的附近。

　　10月17日，被包围在布良斯克以北地区的苏军投降了。我们和第二军团一共收容了5万名俘虏和400门大炮，苏军第十五军团的大部实力都已经被毁了。但此时敌人又在法捷日地区发动反攻。

　　10月18日，第十一军团开始向克里米亚进攻。第一装甲军团在占领了塔甘罗格之后，就向斯大林诺（Stalino）前进。第六军团占领了格莱弗隆（Graivoron）。在第二装甲军团的北面，第十九装甲师占领了小雅罗斯拉韦茨（Maloyaroslavets），莫夏斯克也已被占领。

　　10月19日，第一装甲军团准备向罗斯托夫进攻。它一路战斗进入了斯大林诺。第十七和第六两个军团继续向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前进。但是恶劣的天气却阻碍了他们的进展。中央集团军方面的情形亦颇相似。第四十三军攻下了里齐芳（Lichvin）。在24小时之内，这个军暂由第二装甲军团指挥。

　　10月20日，在杜布齐夫斯克附近被围的苏军全部投降，但整个集团军还是毫无进展，第一装甲军团仍在斯大林诺地区作战，第六军团则逼近哈尔科夫。到了21日，他们已从泥泞中进入该城的西郊。

　　10月22日，第二十四装甲军经由门曾斯克所发动的攻击，因为炮兵和战车之间的合作不够，而暂告失败。于是第三装甲师集中一切的装甲实力，又在门曾斯克的西北方再做一次尝试，最后终于成功了。在追击中，10月24日占领了切尔尼（Chern）。我曾经亲自参加这两次攻击，才充分地认清了满地的泥泞和苏军的布雷区，曾经给予我们部队以多大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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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3日，第十八装甲师已经到达通过克罗梅的良好公路，并且占领了法捷日。

　　10月24日，第六军团占领了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敌人早已事先撤出。在我们左翼方面，第四十三军占领了奥卡河上的比里夫（Bielev）。

　　10月25日，我在切尔尼监督着大德意志步兵团前进，并去视察了艾贝尔巴赫战斗团在该村北面的战斗。

　　到了10月25日，布良斯克周围的战斗可以说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一天，中央集团军的右翼方面，各军团进行改组。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五两个军，连同第四十八装甲军（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除外）都交给第二军团接管。第一骑兵师回到东普鲁士的原驻地，重新改编为第二十四装甲师。在交换中，第二装甲军团也接收了海利希将军（Gen.Heininrici）的第四十三军，其中包括第三十一和第一三一两个步兵师；魏森贝尔格将军（Gen.Weisenberger）的第五十三军，包括第一一二和第一六七两个步兵师。以后第二九六步兵师也交给我指挥，而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也仍属于本军团。

　　第二装甲军团的任务，现在是要向图拉前进，而新的第二军团则向东面进攻：那就是说，我们又要越走越远了。

　　在布良斯克和怀斯马累战累捷之后，无疑地，中央集团军已经赢得了一次伟大的战术性成功。不过它是否还有余力再发动一次攻击，以扩张这一次的战果，那就是最高统帅部在这一次战争中所最关心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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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装甲军团现在准备向图拉进攻。但是从奥廖尔到图拉之间就只有一条单独的公路，而且还经不起这样多的战车和重型车辆的蹂躏，不要几天就已经全部解体了。此外，苏联人又是破坏专家，在退却的时候把沿路的桥梁都完全炸毁了，并且在道路的两旁布置了极厚的地雷阵。我们花了许多的工夫，才用横木把一部分的道路铺接好了，但仍只能供应部队有限的物资。现在决定攻击部队实力的因素，不是人数，而是燃料的供应量。由于这个原因，我索性就把第二十四装甲军的战车集中起来，交给艾贝尔巴赫指挥，和大德意志步兵团一同担任开路先锋的工作。10月26日，第五十三军到达了奥卡河，而第四十三军则把第三十一师在比里夫附近的桥头阵地也加以扩大。我们的右翼邻军驱使第四十八装甲军向库尔斯克进攻。在我们的左面，由于苏军的反攻，第四军团被迫改取守势。

　　〖〗〖〗图28往图拉的攻势（1941年10月27日至11月14日）10月28日，李本斯坦告诉我最高统帅已经放弃了转向沃罗涅日（Voronezh）进攻的念头，但仍继续向图拉进攻。由于燃料的缺乏，艾贝尔巴赫准许大德意志步兵团中的一个营，乘坐在战车上面前进。我们到达了在图拉南面约20英里处的皮沙里夫（Pissarevo），而第四十三军的侦察部队已经深入到奥多耶夫（Odoievo）。这一天我又在切尔尼过夜，第二天上午再飞返司令部。

　　10月28日，希特勒命令：“应用快速部队，立即占领谢尔普霍夫以东的奥卡桥。”但是我们前进的速度却受制于补给的情况。沿着这一条已经完全解体的奥廖尔—图拉公路，我们车辆的最高时速偶尔可达12英里，此外就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快速部队”，希特勒完全是痴人说梦。

　　在这一天，第一装甲军团越过了米乌斯河（Mius），第十七军团越过了顿涅茨河（Donetz）。

　　10月29日，我们的先头战车所到达的地方，距离图拉只有2英里远。因为敌人拥有强大的战防和空防实力，所以想要以奇袭的方式攻占该镇的计划失败了，我军损失了不少的人员和战车。

　　海利希将军是第四十三军的军长，素有名将之称，他亲自来将他们部队的补给情形讲给我听：别的姑且不说，自从10月20日以来，他们连面包都没有再发给。

　　到了10月30日，第五十三军由西面沿着奥廖尔—图拉公路前进。在布良斯克袋形地区完全肃清之后，该军在10月19日就已经开始向东移动：第一六七步兵师经过波尔巧夫—戈尔巴乔沃（Gorbachevo），第一一二步兵师经过比里夫—阿尔谢尼耶夫（Arsenievo）—查利夫（Zarevo）。在这次行军中，仍是饱受泥泞的折磨，使他们无法携带所有的摩托化车辆，尤其是重炮。该军的摩托化部分只好绕道，改从“良好”的道路，经由奥廖尔，以达门曾斯克。因为自从10月27日起，就有苏军从东面来袭的情报，所以我不得不用第五十三军来保护我们的右翼。

　　因为公路交通的情形已经糟不可言，所以跟着艾贝尔巴赫战斗团后面前进的第三装甲师，就必须要用空运的方法来加以补给了。

　　从正面攻入图拉现已不可能，于是盖尔军长主张从东面绕过该镇，再继续前进。我同意这个办法，命令继续向地第罗夫（Dedilovo）和夏特河（Shat）上的各渡口进攻。盖尔又认为必须等降霜结冰之后，摩托化部队才有应用的可能。这一点他的看法也是绝对正确的。目前，必须使摩托化设备大受损耗，始能获得尺寸的土地。因为如此，所以赶紧修复门曾斯克—图拉铁路，实在是非常的重要。不过尽管需要是如此的迫切，但是修复的工作还是进行得很慢。因为缺乏机车头，我就建议用铁路用的摇车来当作代用品，但是结果也还是毫无所获。

　　11月1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到达了地第罗夫西边的某一点。

　　11月2日，当第五十三军的先头部队正在接近乔普洛耶（Teploie）的时候，突然迎头撞上敌人。这一支苏军实力颇为雄厚，一共有两个骑兵师、五个步兵师和一个战车旅。他们沿着叶夫列莫夫（Yefremov）—图拉公路前进，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攻击在图拉城外的第二十四装甲军的侧翼和后方。两军骤然相遇之后，彼此都感到很惊异。于是在乔普洛耶地区发展为一场拉锯战，从11月3日一直战至11月13日。在获得艾贝尔巴赫的战车增援之后，第五十三军最后战胜了敌军，将他们赶回叶夫列莫夫。苏军被俘者在3000人以上，还损失了不少的大炮。

　　在11月3日到4日之间，天气第一次降霜，这当然可以使部队的行动比较便利，但是反言之，我们现在也开始着急过冬的问题，因为从这个时候起，我们的士兵也就开始受罪了。为了保护本军团在门曾斯克—切尔尼地区以内的深入侧翼，我已经把刚刚由卡拉齐夫赶到的第十七装甲师的非装甲部分，加以动用了。工兵和征工都正努力工作，以图改善奥廖尔—图拉公路的交通情况。

　　这个时候，第四十八装甲军也占领了库尔斯克。

　　11月5日，集团军总司令博克元帅曾经来做过短时间的视察。在11月4日，集团军总部所得出的结论是，苏军在顿河以西的地区正在做有系统的撤退。这个看法已经呈报陆军总部做参考，但从本军团方面的情况看来，就可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敌人正在乔普洛耶地区发动攻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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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6日我飞返前线。我在这次飞行中所获得的印象，可以引用我当时所写的一封信，来加以说明：

　　我们的计划一再延期，而今严冬将至，我们竟然坐令敌人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这对于我军的官兵而言，才真是一个殊堪痛惜的事情。一切发展都使我十分伤心。虽有满腔的热情，但是却无补时艰，那个具有决定性攻击的时机已经错过了，今后能否再有这样的机会，更是不可知之数。未来的局势将会怎样的发展，恐怕只有天知道。我们只有存着一线希望，奋勇前进，但是困难重重，真是不知如何才能度过……

　　我希望不久我可以写一封比较愉快的信。我是最不想怨天尤人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是很难让人能够勉强提起精神来。

　　11月7日，我们部队中第一次发现严重的冻伤。我们听说从11月5日起，第一装甲军团已经开始向顿河上的罗斯托夫进攻。

　　11月8日，第五十三军在乔普洛耶地区颇有进展。第二十四装甲军也击退了从图拉反攻的敌军。

　　11月9日，可以看出来敌人是准备从图拉的东西两面，同时发动攻势。因为已经把艾贝尔巴赫的战车调去支援第五十三军，所以第二十四装甲军本身就不得不改取守势。第十七装甲师除去战车部队以外，也配属给第二十四装甲军，前进到了普拉夫斯柯以（Plavskoie）。因为在切尔尼以东又发现敌人的生力军，所以只好调动第四十七装甲军的部队增援我们的侧翼。这个时候图拉地区的情况已十分危急，举一个例子来说：第四装甲师的四个兵力不足的步兵营，须担负着20英里长的战线，并且还要在第五十三军与第三装甲师之间担任联络任务。

　　11月12日，气温为华氏5度，而到了13日，就降到了零下8度。在这一天集团军总部里有一次会议，由各军团的参谋长出席，主席则为陆军参谋总长。“1941年秋季攻势命令”就是在这个会议中颁发的。其中给第二装甲军团的任务，就是要攻占高尔基城，它距离奥廖尔大约是400英里，在莫斯科的东面约250英里。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要切断苏联首都的后方交通线。李本斯坦立即提出抗议说，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这一个军团无法进到韦尼奥夫（Venev）以外的地区。这并不是5月间，而且我们也不是在法国作战！我完全同意我的参谋长的意见，并且立即用一个书面的报告告诉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本军团实在无力担负这一指定的工作。当我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我在11月13和14日两天，到前方视察所获得的一切印象。

　　11月13日，我从奥廖尔坐上我那小型的联络机，不久就在切尔尼的北面飞进了一场暴风雪之中，结果被迫降落在切尔尼机场。于是从那里换乘汽车，在严寒的天气中到了普拉夫斯柯以，这里是魏森贝尔格将军（第五十三军军长）的军部。这正是乔普洛耶战斗的最后一天，魏森贝尔格军长就把他的经历讲述给我听。我命令他向沃洛沃—斯大林诺戈尔斯科（Volovo-Stalinogorsk）推进，并且允许他一直保留着艾贝尔巴赫战车旅，等到第十八装甲师可以来掩护他左翼的时候，再让该旅归还建制。步兵的实力大幅衰减，每一个连已经降到平均只有50人，冬服缺乏的情形也日益严重。

　　在第二十四装甲军方面，冰冻又带来了新的不愉快问题，因为缺乏必要的防滑设备，战车爬不上覆满了坚冰的斜坡。盖尔军长认为他在11月19日以前，是不可能发动任何攻势的。在攻击之前，他一定要收回艾贝尔巴赫旅和拥有四天够用的油料，现在所有的仅够一天之用。我主张他应在11月17日开始进攻，这样他就可以和第五十三军的行动相配合，并且阻止敌军在沃洛沃—地第罗夫地区，建立一道新的防线。此外，第四十三军在图拉以西也正受着攻击，需要部队去接替它。至于全军团的右翼则由第四十七装甲军，率领第十八装甲师和第十及第二十九两个摩托化步兵师，来担负掩护的工作。

　　我在普拉夫斯柯以过夜。

　　11月14日的上午，我去视察第一六七步兵师时，曾经和很多的士兵直接交谈过。补给的情形极坏，冬服严重不足，有许多人穿的还是单衣，而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8度！正午的时候，我又到了第一一二步兵师，所见所闻亦差不多。我们的士兵有很多人就穿戴上了苏军的大衣和皮帽子，只有从帽徽上面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德国人。军团本部已经把所有的储存被服，都立即送到前线上去了，但只是杯水车薪，毫不济事。

　　像艾贝尔巴赫那样的劲旅，现在只剩下了60辆战车，而这也就是我们所仅有的。照编制算来三个师本应有600辆战车。因为防滑的装备还没有运到，冰冻又增加了不少的困难。寒冷使望远镜瞄准器也都丧失了效力，而一种可以有补救效力的油膏也没有运到。为了发动引擎，就必须在战车下面烧火。燃料有时也结冰，润滑油也凝滞不动，总之各单位都缺乏冬服和防冻的药物。

　　第四十三军报告死伤数字很重，我又在普拉夫斯柯以过夜。11月15日，苏军又向第四十三军继续反攻。

　　11月17日，我们得到情报说西伯利亚的苏军已在乌斯罗维尼亚（Uslovais）地区出现，还有更多的苏军已由铁路运到了莱山（Riasan）—科洛姆纳地区。第一一二步兵师已经和这些由西伯利亚运来的苏联生力军交上火了。因为苏军的战车又同时出击，所以这个疲兵久战的师就支持不住了。由于严重的冻伤，几乎每个团都已损失了500人以上；由于天冷的原因，机关枪也已经无法发射，而我们的37mm口径战防炮对付T-34根本没有效力。结果部队里发生了恐慌现象，一直传播到了博戈罗季茨克（Bogorodisk）才停止。在苏联战役中发生此种现象，这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证明我们的步兵战斗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不可能再希望他们担任困难的工作。在把第一六七步兵师迅速调入乌斯罗维尼亚地区之后，第五十三军不久就稳住了这个危局，没有再去调用其他单位的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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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由于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各部队都已经到达，所以本军团深入的右翼也都有了妥善的掩护。我在11月17日曾经写过一封信，上面说道：

　　在冰天雪地当中，所有的部队都忍受着极困难的供应情况，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步又一步地接近了我们的最后目标。铁路运输补给的困难与日俱增——这是一个主要的难题，因为没有燃料，卡车也就无法前进。假使不是如此，我们距离目标就可以更近了。不过勇敢的部队还是抓着一切的机会不肯放松，尽管十分困难，但还是用惊人的忍耐力向前奋斗。我们的人员都是这样优秀的军人，使我对于他们感到敬佩之至……

　　当这个冬季战斗还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解决针对国内、军队和苏联人民的三大类粮食供应问题。1941年德国到处丰收，面包和畜牲都不缺少。但是由于铁路运输能力太差，能够送到本军团驻地的德国食物实在是太少。虽然如此，军队和苏联人民的粮食却还是够吃，以我们地区中最重要的奥廖尔镇而论，就有可以维持到1942年3月31日的存粮。平民的粮食仍交给苏联的地方官吏负责发放，到处都贴着布告，告诉老百姓说存粮丰富，使他们可以无断粮之虞。在这个肥沃的黑土地带中，苏联人也早已建立了许多的大谷仓，囤积了不少的小麦。虽然苏军在撤退时，曾经实行焦土政策，但还是有一部分仓库并未被毁，有些虽已起火燃烧，但是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抢救出来一部分粮食，至少可以把它们分给当地的人民。

　　在奥廖尔，有一部分工厂因为苏联人还来不及拆走其中的机器，所以现在也就继续开工了。这一方面可以供给德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们有饭吃。其中有一个是制罐头的工厂，还有一个是制毡鞋的工厂。

　　至于说到苏联人民的态度，我可以引述我在奥廖尔所遇见的一位沙皇时代的老将军所说的话来做一个说明。他说：“假使你们早二十年来到这里，我们一定会热忱地欢迎你们，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现在我们一切刚步上常轨，而你们来到了，要把我们逼迫着再后退二十年，于是我们一切又要从头来过。现在我们是为了俄罗斯而战，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才会联合一致的。”

　　11月18日，第二装甲军团才再度发动全面的攻势。所包括的各单位如下：

　　第四十七装甲军

　　第十八装甲师攻击叶夫列莫夫地区的工业镇市，在激烈的街市战之后，于20日将其占领，以后苏军就猛烈反攻，双方都无进展。

　　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经过叶皮凡（Yepifan）向米凯罗夫（Michailov）进攻。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向斯帕斯科耶—格里麦特齐（Spaskoie-Gremiatchi）进攻，以保护本军团的东面侧翼，因为苏军已有生力军开到莱山—科洛姆纳地区。

　　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现正奉OKW的命令，停在原地不动，以收割粮食。等到任务完成之后，即以军预备队的身份跟着各师前进。

　　第五十三军

　　第一六七步兵师经过斯大林诺戈尔斯科向韦尼奥夫进攻。

　　第一一二步兵师正驻在斯大林诺戈尔斯科，因为兵力不够，暂停原地不动，以等候第五十六步兵师来接替它。而第五十六师现正担任集团军总部的预备队，还留在卡拉齐夫，它以后要在顿河上占据一个桥头阵地。

　　第二十四装甲军

　　该军率领着第十七、第三、第四共三个装甲师、大德意志步兵团和第二九六步兵师，准备从东西两面攻入图拉镇。第十七装甲师已经派遣了一个战斗团，在该军与第五十三军之前挺进，其目的为占领奥卡河上的桥梁，以阻止苏军进入这个战场。

　　第四十三军

　　该军率领着第三十一和第一三一两个步兵师，在乌帕河（Upa）与奥卡河之间，经由里齐芳和卡卢加前进。以扫清那个地区中的敌人，并确保本军团与第四军团之间的联系。

　　在我们深入的右翼方面，第二军团奉命从奥廖尔向东方前进。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获得该军团的支援。该军团在叶列茨（Yeletz）—叶夫列莫夫的公路西面遭遇到苏军的强烈抵抗，由此更可以证明苏军并没有撤回到顿河的东岸去。

　　在第二装甲军团的左面，第四军团正横跨着奥卡河发动攻击，位置在阿列克辛（Aleksin）的北面，向着谢尔普霍夫的方向。这个军团共有36个师的兵力。

　　相反，第二装甲军团却只有12个半师的兵力。步兵还是没有冬服，而且几乎无法运动，每天所能进展的距离平均只有3英里，最多不过5英里。所以我真怀疑我这个军团是否有力量来完成它的使命。

　　由于有了空军的有效支援，在11月18日，第四十七装甲军攻下了叶皮凡，第二十四装甲军也攻下了地第罗夫；第二天后者又到达了波罗巧夫（Bolochovo）。21日，第五十三军确实占领了乌斯罗维尼亚，而24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又占领了韦尼奥夫，并击毁了50辆苏联战车。第四十三军慢慢地向乌帕河进展。当这些运动完成之后，突然有一支强大的苏军出现：这就是苏军第五十军团，率领着第一○八战车旅、第二九九步兵师和第三十一骑兵师等配属的部队。他们立即向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先头部队开始攻击。于是战况马上又转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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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冰雪和烂泥苦斗了一番之后，第一装甲军团于11月19日到达了罗斯托夫的北面，于是立即爆发了猛烈的战斗。11月21日，终于占领了该城，但苏军已经把顿河上的桥梁炸断了。这个装甲军团预计敌人即将开始反攻，所以改取守势。11月20日的时候，第二军团所属的第四十八装甲师也占领了提门（Tim），而在23日就遭到了敌人的反攻。

　　11月21日，我曾经这样写道：

　　身处这种天寒地冻、衣住维艰的环境，再加上人员装备的严重损失和油料的备感缺乏，真使一个指挥官对于他的责任感到吃不消。时间愈长，我就愈感到压力沉重，身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即使全世界意志最坚强的人，也会感到难以承当。

　　我已经在前线上奔走了三天，目的是想认清当前的实际情况。若是战况许可的话，我想在星期天到集团军总部去，看看在最近的将来到底是以什么为目标，这是我们一直不知道的。那些人究竟打些什么算盘，我也猜不出来。同时也更不知道在开春之前，战局将如何演变……

　　在11月23日的下午，我决定亲自去谒见中央集团军总司令，要求他把我已经接奉到的命令加以修改，因为我实在感到无法执行那个命令，我向博克元帅解释第二装甲军团所处的窘境，讲述部队精疲力竭的情形，尤其是步兵冬衣的缺乏、补给系统的解体、战车和大炮的损失，而右翼方面因为苏军有新生力军到达，也备感威胁，凡此种种都使我军事实上无法进攻。博克元帅回答我说，他早已把我以前的报告内容，上报给OKH，而OKH也完全明白战场上的实际情形。于是他马上就和陆军总司令通电话，同时把一个耳机递给我，好让我可以完全听得到他们的谈话，博克元帅把我对于目前情况的意见，重新向勃劳希契讲述了一遍之后，他就要求陆军总司令改变我的任务，取消这一攻击命令，准许我选择冬季中有利的位置，改取守势。

　　很明显，陆军总司令根本就没有做决定的全权。在他的答复中，他不理会真正的困难，拒绝同意我的意见，并且命令仍然继续进攻。经过一再要求，我希望他至少能够给我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以便我采取守势，最后他才指定了米凯罗夫—查莱斯克（Zaraisk）之线，并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彻底破坏莱山—科洛姆纳之间的铁路。

　　我这一次飞回集团军总司令部去得到的结果非常不圆满。在同一天我要求OKH的联络官卡尔登中校，把我们的情况直接报告陆军参谋总长，并且要求取消这一次攻击。他也只是徒劳地往返而已。因为陆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都一致拒绝我的要求，似乎就可以判定不仅是希特勒，连他们本身也都主张继续进攻的。不过无论如何，军事当局现在总应该知道我们所处的窘境，甚至于连希特勒也应该完全明了。

　　11月24日，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攻下了米凯罗夫。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从叶皮凡向北前进，走了25英里的距离。11月25日，第十七装甲师的前卫战斗团已经接近卡希拉（Kashira）。我们右翼友军占领了利夫内。

　　11月26日，第五十三军到达了顿河，和第一六七师一起，在伊夫罗齐诺（Ivanozero）附近渡过了顿河，并向该镇东北面前进，在丹斯柯以（Danskoie）攻击从西伯利亚调来的苏军。这个勇敢的步兵师俘虏了4000名敌人、42门大炮和一些车辆。第四十七装甲军所属的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也从东面向该敌进攻，并把苏军包围了。

　　我这一天是和第五十三军在一起，并且决定于11月27日到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方面去。我在叶皮凡遇见李美尔逊将军，他告诉我，在昨天夜间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曾经遭遇到一次危机。苏军第二三九步兵师放弃了他们的大炮和车辆，向东面突围成功，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防线拉得很长，因此兵力单薄，无法阻止他们突围，并且还受到惨重的损失。我从师部转到吃亏最大的第七十一步兵团团部去视察，我原先以为一定还是戒备疏忽的缘故。不过，听过了营连长的报告之后，才了解部队是完全尽责了，他们完全是给优势的数量所击败的。许多战死的士兵，身上全副武装，手里还紧握着他们的武器，就可以证明那些军官们所说的是实话。我尽量地鼓励这些受了震惊的士兵，并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渡过这个不幸的难关。那些西伯利亚来的部队，虽然丢光了重武器和车辆，但还是逃了出去，原因就是我们的兵力实在太单薄。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机车部队，立即开始追击，但仍是枉然。

　　我先去看该师的搜索营，然后又到第四装甲师的第三十三步兵团，最后就在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部里过夜。在这个隆冬的气候之下，苏联的原野上到处都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冷风刺骨，在前进路线上的一切目标都已经被大雪所掩埋着。从无人地带坐着汽车走了好几个钟点之后，才遇见我们那些饥寒交迫的部队。相比苏联的西伯利亚生力军，他们吃得好，穿得暖，并且有充分的冬季作战装备，那真是天渊之别了。只有当“那个人”亲身目击了这些情形之后，他对于现在的局势才可以做正确的判断。

　　巴尔克上校现在在陆军总部中服务，参与装甲部队的指挥工作，他这一次和我一同视察。我就要求他把亲眼所见的情形，报告给陆军总司令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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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占领图拉。一定要等到我们占领了这个交通中心和飞机场之后，我们才可以寄望再继续向北或向东前进。我去和各军军长商谈，帮助他们做攻击的准备，这个作战相当的困难，我一点都不存幻想。我们希望用双包围的战术来攻占这个镇市：第二十四装甲军从东面和北面进攻，第四十三军从西面进攻。在作战时，第五十三军掩护着北面侧翼，以对抗莫斯科方面的苏军；第四十七装甲军则向东面进展，以对抗从西伯利亚方面调来的苏联援军。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11月27日到达了米凯罗夫之后，奉命去炸毁莱山—科洛姆纳铁路，但是由于苏军抵抗太强，所以始终达不到他们的目的。由于天气寒冷，第十八装甲师的炮兵在向叶夫列莫夫前进的时候已经落后了。早在11月29日，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方面已经开始感受到敌人的强大压力，故被迫撤出斯科平（Skopin）。

　　经过了几个月的苦战，即令如第二十四装甲军那样的劲旅，现在的攻击力量也不免大打折扣。那个军的炮兵一共只凑得出来11门可用的大炮。

　　在东线战场的南端，优势兵力的苏军在11月27日已经开始向罗斯托夫反攻。面对着第二军团右翼的敌人也已经增加了兵力。在我军的左翼方面，第四十三军已经到达了图拉—阿列克辛公路。在那里却立即遭遇苏军的猛烈反攻。

　　在第四军团方面，第二装甲师到达了卡拉斯拉雅波利亚纳（Krasnaya Polyana），该地在莫斯科西北面14英里处。

　　11月28日，苏军重新进入罗斯托夫。第一装甲军团现在面临着是否要撤出该城的问题。

　　我们在第四十三军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在这一天集团军总部放弃了OKH和OKW所规定的一切长期目标，只是简捷了当地下命令说：“赶紧把图拉战斗胜利地结束。”

　　11月30日，OKW怀疑我军对图拉攻击所做的准备是否已集中足够的兵力。要想调集更多的兵力，就只有撤回第四十七装甲军的部队，而这将会使我们的侧翼感受到更大的威胁，因此我不敢采取这个步骤。不过，在这同一天，在我们前线上的最南端，却发现了一个使全盘局势都急转直下的发展：南方集团军撤出了罗斯托夫。第二天，该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被解除职务，遗缺由赖兴瑙元帅继任。这是第一个不祥之兆，但是希特勒、OKW和OKH却还是执迷不悟。

　　自从1941年6月22日起，东线战场的死伤总数已经达到74.3万人，对于我们350万人的总兵力而言，即已到了23%的比例。

　　11月30日，在卡希拉附近，面对着我军北翼的敌部也已经获得了增援。似乎可以看出来苏军是从莫斯科的西面——他们防线的中央部分——抽出兵力来增强他们认为感受威胁的侧翼。

　　〖〗〖〗图29莫斯科之战巴尔干地区的游击战日趋激烈，使得德军在该地区必须保留较强大的兵力。

　　根据南方集团军新总司令赖兴瑙的意见，认为罗斯托夫的撤出和第一装甲军团撤回米乌斯之线，都是无可避免的。所以龙德施泰的去职实在是有一点冤枉。

　　这个时候，本军团的攻击计划是想与预定12月2日进攻的第四军团相配合。但是到了12月1日才知道他们没有准备好，一定要等到12月4日才可以开始。为了能一同发动攻势，我倒很愿意再延迟几天，好等着他们一同动作，并且有时间可以使第二九六步兵师赶到。不过，第二十四装甲军却认为在那个狭窄有限的攻击地区中，他们恐怕很难再等下去。所以我才决定在12月2日由该军首先发动攻击。

　　我的前进指挥所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Yasnaya Polyana），该地正在大德意志步兵团阵线的紧后方，在图拉南面约4英里处。我就住在托尔斯泰伯爵（Count Tolstoi）的别墅。一切的房屋型式还保持着十九世纪的风格。我们住进去之后，就把托尔斯泰的一切书籍遗物都妥为保存，将它们封存在两间房子里面。我们宁可使用粗木制造的临时家具，室内取暖的木材都是从森林中砍来的，对于那些书籍家具全未破坏。我还亲自去凭吊了托尔斯泰墓，也没有德军士兵去扰乱它。一直等到我们撤出的时候，这些古迹也还是完好无损的。以后苏联人曾经宣传，我们是如何的野蛮凶残，事实上在他们伟大作家的墓地周围埋置地雷的人，正是他们自己。

　　在12月2日，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差不多已经突破了多数的敌军前进阵地。这次攻击又发挥了奇袭的效果。12月3日，在风雪中还是连续进攻，道路已经结冰，行动比过去任何战斗都要困难。第四装甲师越过了莫斯科—图拉铁路，俘获了6门大炮，该师最后还到达了图拉—谢尔普霍夫公路。到了这个时候，部队的精力和燃料都已经耗尽了。敌人向北面退却，情况依然还很严重。

　　12月4日，搜索部队报告说，敌军的先头部队准备沿着图拉—谢尔普霍夫公路的南北两侧实行强力的攻击。第三装甲师方面，在图拉东面的森林地带一直持续爆发着苦战，这一天只有极有限的进展。

　　不过足以影响图拉战斗全局的决定性因素却只有两个：（一）第四十三军是否还有足够的攻击兵力，以对这个城市实行合围，并且在该镇的北面与第四装甲师建立接触。（二）第四军团的攻击到底能够使敌军受到多大的压力，能否阻止敌军从中央地区抽调兵力以向图拉方面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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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日，我到格莱斯罗夫（Griasnovo）去视察第四十三军，目的是要亲自看看该军的战斗力。在12月4日的清晨，我就到达了第三十一步兵师的师部，接着前往第十七步兵团和该团的第三轻步兵营。这个营是我在军事职业上的发祥之地，在1920—1922年之间，我一直充任该营第十一连的连长。在和连长们详细讨论之后，我就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是否还有余力继续作战呢？这些军官们并没有隐瞒他们的焦虑，但是问到他们是否还可以进攻的时候，他们却说：“我们再进攻一次，应该可以把敌人赶跑。”其他的单位是否也和我这个旧部是一样的热心我固然不知道，但是凭着这一点印象，我就决定再进攻一次。

　　回来的路程似乎是无尽长的，再加上风雪的险阻，路况非常的危险。最后，我的装甲指挥车开入了一个深坑，那是秋雨所冲成的。在黑暗之中要想救出车辆，事实上是毫无希望。很碰巧的，在路旁遇见了本部的一辆通信车，才在深夜之中把我送回了司令部。

　　12月4日，第四十三军已经完成了攻击的准备，而第二九六步兵师则继续向图拉城挣扎前进，不过那一天各部队还没有开始攻击，温度已经降到了华氏零下31度。空军侦察机报告有强大的敌部由卡希拉向南移动，因为苏军战斗机颇为活跃，使我方侦察机无法做详细的观察。

　　12月5日，第四十三军企图进攻，但除了第三十一步兵师最初有若干进展以外，其他部分均告停顿。第二九六师在断黑之后才到达了乌帕河，而且也已经精疲力竭，我自己曾经去视察该师的某一个团。在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方面，苏军使用战车在韦尼奥夫东北面进攻，我军在图拉以北地区的侧翼和后方都倍感威胁，而且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68度，所以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被冻结了不能移动。因此这个时候是否还应该继续进攻实在是很成问题。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第四军团能够同时进攻而且还能获得胜利。不过很不幸，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甚至于完全相反。第四军团的合作，只限于派了一个兵力只有两连人的战斗巡逻队，在完成任务之后，就返回原防地。这个行动对于第四十三军可以说是毫无助益，接着第四军团就改取守势了。

　　由于侧翼和后方都已经感受到威胁，而且不正常的寒冷又使我军丧失了机动性，所以我就决定在5日到6日的夜间，摆脱这个毫无支援的攻势，把最前线的部队撤回到上顿河—夏特河—乌帕河之线。这是在战争中，我第一次做这种撤退的决定，而且也从未遭遇过这样大的困难。虽然我的参谋长李本斯坦和最资深的军长盖尔，都完全支持我的意见，但也并未能减轻我的烦恼。

　　在夜里我向博克元帅报告我所已经决定的计划。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司令部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他以为我也许还留在奥廖尔，距离前线还很远。不过这种错误是任何装甲兵指挥官都绝不会犯的。我和战场以及我的士兵，都一直是处于最接近的地位，所以对于二者的情况都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也不仅是我这一个第二装甲军团已经处于这样严重的情况之下。在这同一个夜晚，霍普纳尔的第四装甲军团，和赖因哈特的第三装甲军团，已经到达了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0英里的地点，可是他们却都已经精疲力竭，眼望着特奖就近在咫尺，但仍被迫放弃了他们的攻势。在第九军团方面，苏联人甚至已经在加里宁的两侧开始反攻。

　　我们对于莫斯科的攻击是已经半途而废了，我们那些英勇官兵的一切牺牲和忍耐也都完全白费了。我们已经遭遇到了一次惨败，而以后几个星期当中，由于最高统帅部的坚持，又增加了不少的损失。尽管我们都有报告陈情，但是那班人住在遥远的东普鲁士，对于冬季作战的真正情形，以及士兵们所身受的苦痛都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愚昧无知，所以才会向前方作战的部队提出那样完全不合理的要求。

　　只有全线立即撤退，到一个地形比较有利且事先已有设防的地带，似乎才是补救这个危局的最好和最经济的办法。等到退到这一条战线之后我们就可以守过残冬，等到明春再发动攻势。对于第二装甲军团而言，这个地区就是苏夏河—奥卡河之线，在10月间这里曾经建立过一部分的工事。不过这也正是希特勒最反对的。我不知道到底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固执，才会发生这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过我认为日本在12月8日参战，和希特勒在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对于这个决定都很有影响。

　　这个时候，使军人们大感不解的，就是希特勒既已向美国宣战，那么为什么日本人却不向苏联宣战呢？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苏联留在远东的兵力还是照样可以调来对付德国。这些部队的运输，在数量上和速度上都超过了我们的估计。所以希特勒的政策不但不能解救我们的痛苦，而且还使前线的部队更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现在战争才真正变成了“总体”战了。全世界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联合起来，与德国和它的脆弱盟友作战。

　　现在再回到图拉的战斗。在以后数日中，第二十四装甲军依照计划开始撤退。敌人从卡希拉方面对于第五十三军频加重压。7日的夜间，在第四十七装甲军控制地区中的米凯罗夫又重入苏军的掌握，第十摩托化步兵师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我们右面，第二军团也丧失了叶列茨，敌军并向利夫内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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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当时的意见，可以用我在12月8日所写的一封信来代表，现在摘录如下：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悲惨事实，就是最高统帅部居然蠢到这个程度：拒绝相信我们的报告，不相信部队的力量已经日益减低，而还是继续向他们提许多新的要求，德军对于这种酷寒的天气完全没有准备，等到苏联的温度降到零下32度的时候，当然就不免手忙脚乱了。部队既然没有力量攻占莫斯科，所以在12月5日的夜里，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情，我就决定停止这种无目的的攻势，将部队撤退到一条预先选定的比较短的战线，希望在那里坚守过冬。苏军在后紧追着，我们预测将有不幸的事件发生。我们的伤亡颇重，尤其是疾病和冻伤，将来在休养调治之后，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会归队，但是现在却毫无办法。由于冰冻的原因，所损失的大炮和车辆总数也远超过所估计的程度。我们虽尽量利用雪橇，但是它们并没有太多的帮助。所幸的，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战车还勉强可以使用。但是也只有上帝知道它们还能有多久的寿命。

　　我们的不幸命运从罗斯托夫开始。当我在11月23日飞到集团军总部去的时候，结果是一无所获，一切还是照旧进行。接着我们北面的友军先败了下来；而南面的友军更早已脆弱不堪，所以我只好决定停止进攻，局势是如此险恶，何况天气又已经冷到了零下32度，我实在无力肩负整个东线的成败。

　　我要求巴尔克把这种情形和我的意见，转达陆军总司令，但是我却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办到。

　　昨天，空军方面的里希特霍芬元帅来访问我。我们两人之间做了一次长时间的密谈，结果发现我们对于现今的局势具有相同的见解。我又曾经和施密特将军会谈过，他是我右方的军团司令，和我处于同样的地位，他也同意我的见解。所以我的意见绝不是孤立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根本就无人关心及此。

　　我绝不相信这样拖下去，两个月内军事局面就可以明朗化。假使现在决定在适当的时机摆脱敌人，退到一条可守的防线过冬，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平安度过。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一切都是一个大疑问号……我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盘，我所忧惧的是我们德国的前途。

　　12月9日，敌人在利夫内地区扩张他们的战果，曾将第九十五步兵师的一部分加以包围。在我的战区里，我命令第四十七装甲军开始向西南撤退；第二十四装甲军则击退了苏军从图拉所发动的攻势。

　　12月10日，我分别写信给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和陆军人事处长小凯特尔，告诉他们我们所处的情形，我希望他们对于这个地区不要再存任何的幻想。在同一天我又写信给我的太太，说道：

　　我希望我的两封信都能够到达它们的适当目的地，因为即令在目前，若能有明确的思想和坚定的决心，则仍然还可以挽救大局的一部分。我们对于敌人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完全估计得太低，所以现在自食其恶果……事实上我惟一满意的好事，就是我至少在12月5日，曾经负起责任来停止再行攻击，假使我不这样做，那么一个大悲剧就绝无可避免。

　　12月10日，已经有人在卡斯托尔拉尼亚（Kastornaia）和叶列茨地区看到苏军。在第二军团方面，敌人的突破更深入，已经越过了利夫内—切尔诺瓦（Chernova）公路。在我自己的战区，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正在防守叶皮凡。第五十三军和第二十四装甲军到达顿河—夏特河—乌帕河之线。这一天内，在第二九六和第三十一两个步兵师之间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很危险的漏洞。

　　12月11日，我们右翼友军继续向西撤退，叶夫列莫夫已经感受到威胁，因此到了次日必须撤出。

　　为了填塞第四十三军的防线漏洞，第四军团奉命借调第一三七步兵师给我应急。但是距离既远，而天气又坏，该师也必须要等很久才能到达。12月12日这一天，由于我们的右翼友军被困，我把本军团现在可以动用的机动兵力，都送去支援他们。

　　12月13日，第二军团还再继续撤退。在这一战况之下，第二装甲军团原先准备坚守斯大林诺戈尔斯科—夏特河—乌帕河之线的计划，也变得不适用了，尤其是第一一二步兵师已经无力抵抗苏联生力军的攻击，所以必须撤过普拉伐河（River Plava）。我们左翼的友军，第四军团，以及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军团，也都守不住他们的阵地了。

　　12月14日，我到罗斯拉夫尔去和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会商，第四军团司令克卢格元帅也在座。为了参加这次会商，我必须要在大风雪中驾车行进24小时之久。我当面把所部的处境报告给总司令听，并且要求他准许我把部队撤到苏夏河—奥卡河之线，另外也提出了如何阻塞第四十三军和第二十四装甲军之间缺口的问题，现在它已经宽达25英里。本来第四军团应该把第一三七步兵师借给我去填塞这个缺口，但是克卢格只派了该师的四个步兵营由该师师长率领前来。我认为这个兵力完全不够用，要求赶紧把该师另外一半兵力也送到。以后在战斗中，该师的师长布格曼将军（Gen.Bergmann）英勇战死，而这个重要的缺口还是没能填住。

　　罗斯拉夫尔会议达成的结果就是下述的命令：“第二军团暂时受第二装甲军团的指挥。两军团合守库尔斯克—奥廖尔—普拉夫斯柯以—阿列克辛之线，必要时可以撤到奥卡河。”我当然以为陆军总司令会把这个决定报告给希特勒知道，以后的事实却证明他并没有告诉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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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苏军从12月13日早已突入第二军团防线的攻势，又开始更深入，由利夫内直达奥廖尔，其结果使第四十五步兵师被围并被消灭掉了一部分。冰冻后的地面使一切的运动都深感困难。冻伤对于我们所造成的死伤数字，比敌人的攻击还要严重。第四十七装甲军必须撤回，因为它的右翼友军，第二军团的第二九三步兵师已经由叶夫列莫夫撤退。

　　12月16日，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本在我的邻近地区内，但在我的紧急要求之下，就飞到奥廖尔机场和我会谈。我们面谈了半个钟点。我用极严重的语气把目前的情形讲述给他听，要求他把我所说的一切照直转达。我希望希特勒在夜里会打电话给我，答复我所提出的一些意见。从与希孟德的谈话中，我才知道陆军总部正在酝酿大改组，而勃劳希契元帅即将被免职。在那天夜里，我这样写道：

　　我最近在夜间常常失眠，我的脑筋一直在转念头，想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帮助我这些可怜的士兵。在这种奇冷的天气中，他们还是露宿着，这真是太可怕，简直无法想象。OKH和OKW中的大人物们从来不曾到过前线，所以当然也不知道前线上的实际情形。他们还是把许多无法执行的命令送了下来，而对于我们的要求和建议，一概置之不理。

　　那一天夜里，诚如我所预料的，真的收到了希特勒所打来的电话。他命令我们坚守原阵地，不准再退却，并且答应送援兵来——说到援兵数字却太荒唐可笑，准备空运500人来。那天电话效果很坏，希特勒就把他的命令又重述了一遍。至于说到我们的撤退，是自与勃劳希契在罗斯拉夫尔会晤以后，就早已开始进行，所以现在根本无法制止了。

　　12月17日，我又去访问第二十四装甲军、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五十三军的军长，目的是为了明了当前的情况，并商论对策。这三位将军都一致认为，用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可能在奥卡河以东建立一条防线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部队的战斗力，等待援军到达并实行坚守。他们并且报告说，部队对于最高指挥官的能力深感怀疑，为什么把敌人的实力估计得那样错误，来发动这种必败的攻势。他们说：“假使我们还能够保持着旧有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则这种攻击也不过是儿戏罢了。可是现在苏军有冬季作战的训练和装备，而我们却完全没有。”

　　这一天，第二军团非常担心敌人会冲到诺夫西利（Novosil）。

　　在检视一般局势后，我得到了集团军的批准决定亲自飞往元首大本营，把前方的一切情况当面报告给希特勒，因为电话和书面的报告都早已完全不生效力了。预定谒见的日期定在12月20日，但当天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博克元帅称病辞职，由克卢格元帅继任。

　　12月18日，第二军团本奉命守住提门—里弗尔—维巧以（Verchoei）之线，而在以后几天内，应与第二装甲军团的右翼取得联系，撤到巴尔夏尼亚里卡（Bolshaia Reka）—苏夏河之线。第二装甲军团则将占领莫基尔基—弗尔夏以普瓦维—索罗齐卡—周尼拉—柯斯卡拉之线（Mogilki-Vershoie Plavy-Ssorochenka-Chunina-Kosmina）。第四十三军改由第四军团指挥。

　　12月19日，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五十三军撤到了普拉伐河之线。我决定把第四十七装甲军从阿斯尔基（Oserki），撤到波地西尼弗基（Podissiniovke）的西北面，又把第二十四装甲军撤到奥廖尔地区，作为军团预备队，这样就可以使该军各部队获得一个短暂的休息，并且使我手里可以有一支能供调遣的机动兵力。第四军团正在他们右翼方面拼命进攻，但已有一部分为敌人所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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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1521年宗教革命的时候，马丁路德博士（Dr.Martin Luther）将出席会审，送行的人曾经对他说：“小修道士，小修道士，你有一段艰巨的路程要走呵！”当我的幕僚们听到我要到元首大本营里去，他们就引用这一句古话来向我话别，这的确是很合题的。我当然也知道，要想说服希特勒听进我的意见，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们的最高统帅对于一个来自前线、身经百战的将领所说的一切，总能听进去几成。当我从冰天雪地的战场上，飞往人间天上的大本营时，心中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12月20日15点30分，我在拉斯滕堡（Rastenburg）的飞机场着陆。我预定和希特勒会谈五个钟点，中间只暂停两次，每次都是半个钟点，一次是为了吃晚饭，一次是为例行每周汇报，那是希特勒依惯例要出席的。

　　希特勒接见我的时候大约是在18点钟。凯特尔、希孟德和希特勒的一些其他宠臣也都在座。陆军参谋总长或是OKH的其他代表人却都没有出席，希特勒在把勃劳希契元帅免职之后，任命他自己兼任陆军总司令。所以，正和8月23日的情形一样，我面对着OKW中的许多显要人物，完全是处于孤立的地位。当希特勒走向前来向我表示欢迎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惊讶，因为这是第一次，我看见他的眼光里充满了一种生硬和不友好的表情。这使我深信一定是我的对头在他面前先进了谗言。室内的灯光黯淡，更增加了不愉快的气氛。

　　会谈一开始，我讲述了第二装甲军团和第二军团所处的情况。之后我就说到我把这两个军团逐渐撤退到苏夏河—奥卡河一线的意图，这也是我在12月14日罗斯拉夫尔会议中，曾经获过勃劳希契所批准的计划。我以为他应该已经把详情向希特勒报告过了。因此当希特勒突然喊了起来：“不，我禁止撤退！”的时候，不禁使我骇了一大跳。我报告他撤退早已开始，而且中途无险可守，势必要撤到那两条河边不可。假使他若是认为保全士卒性命，暂取守势过冬的理想是对的，那么他就只有准许撤退之一法。

　　希特勒说道：“假使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他们就应该原地掘壕固守，不准放弃尺寸的土地！”

　　我回答说：“在多数的地方，地面都已经挖掘不进了。因为它已经冻结到了五英尺的深度，而我们那些可怜的筑城工具根本就吃不消。”

　　希特勒说道：“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们可以用重榴弹炮打出一些弹坑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在佛兰德平原上就曾经采用过这种办法。”

　　我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驻在佛兰德平原上的每一个师，平均所防守的地区不过两三英里宽，而每一个师都有两三营重榴弹炮的支援，而且弹药的供应也极充足。现在我们每一个师所要防守的前线都有25英里到35英里的宽度，而每一师只有四门重榴弹炮，每一门炮又只有50发炮弹。假使我们来制造弹坑，则一共只能在地面上打成50个浅浅的空洞，每一个大小深度都和一个浴盆差不多一样大，那又有什么用处？在佛兰德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冷天，此外我们也还要保留炮弹去打苏联人。我们甚至于为装电话想树一根木杆都不可能，因为这也必须要使用高威力炸药，我们又从哪里去寻找足够的炸药，以来炸出你心中所想象的防御阵地呢？”

　　但是希特勒还是坚决不肯收回他的成命，他坚持要求我们必须守在现在的位置，不准再退。

　　我说道：“那么就是说要在一个不适宜的地形上，采取阵地战的战术，正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情形一样，结果我们就会消耗同样多的资源，和牺牲同样多的生命，而却毫无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假使是采取这样的战术，那么我们在一个冬天里面，就要把我们的官兵消耗殆尽，这种牺牲不仅是毫无用处，而且也无法弥补。”

　　希特勒说道：“你难道以为菲德烈大帝的掷弹兵都是自己想死么？他们当然也想偷生，但是国家却有权要求他们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我也相信，我有权要求任何德国的军人牺牲他的生命。”

　　我说：“所有的德国军人都知道，在战时他们是应该为国捐躯的，而且截至目前为止，事实上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士兵是真能视死如归的。但是假使要求他们效死，那么必须使他们不是白白的牺牲，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照现在这样的办法，只不过是使他们冤送了性命罢了。我的部队在没有到达苏夏河—奥卡河之线以前，不可能抵抗天气和苏军的双重压力。我请你注意这一点，就是天气比苏联人更可怕，我们由于寒冷所遭受到的死伤数字，要比敌人造成的大了一倍。任何人只要看到医院里挤满了冻伤的人，就可以明了这个真实的情形。”

　　希特勒说道：“我知道你是最肯同士卒共甘苦的，你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和部队在一起生活，对于这一点我很嘉奖。但是你所看过的事情使你陷入了当局者的迷思，你对于士兵的痛苦产生过深的印象。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太可怜，你应该稍为再站远一点看。相信我，当在较远的距离观察时，事实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说：“只要是我能力可能达到的范围，我当然应该尽量减轻士兵的苦痛，这也是我的义务。不过甚至到今天，士兵们都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冬服，多数的步兵现在还穿着单衣服。军靴、背心、手套、羊毛帽子等等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已经磨得稀烂。这叫我又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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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高声地喊道：“那完全不对，军需总监报告我说，冬衣是早已经发过了。”

　　我说：“我敢说发是发过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到达前线。我有责任要查询这些事实的真相。在目前它们还留在华沙车站，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因为铁路运输发生了困难，所以无法转运，我们本来要求在9、10月间即行运往前线，但是挨了一顿官腔，现在却已经是太迟了。”

　　希特勒马上去找军需总监来对质，结果他承认了我所说的一点都不错。戈培尔后来在圣诞节发动为士兵们捐募寒衣的运动，就是由这一次谈话所引起的。可是所收集的衣服在那一年冬天却始终没有能够送达前线。

　　之后就谈到战斗兵力和补给兵力的支配问题。由于泥泞和寒冷的原因，我们的车辆已经损失颇重，所以不够战斗部队和补给部队的应用。因为我们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补充，所以部队就只好就地取材，去寻找补充的运输工具。主要的就是雪橇之类，载重量极有限。所以必须要有数量庞大的车辆补充损失，而且我们还要有更多的人员去转运这些物资。希特勒坚持以为补给部队占用的人力，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希望把它大加裁减，而使前线上的兵力可以增加。事实上，我们在前线上早已开始实行这种办法，现在已经是减无可减了。若是再想减少补给方面的人力，那么交通工具就必需能够大有改良才行，尤其是铁路的情形，想要使希特勒明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似乎都是很困难的。

　　于是就再谈到住的问题。几个星期之前，在柏林曾经有一次展览会，是由OKH所主办，专门表演怎样为部队准备过冬的情形，勃劳希契元帅曾经坚请希特勒去亲自参观。那一切都是极富丽堂皇之能事，并且还曾摄制成电影。不过很不幸，前方部队对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却是想都不敢想。由于部队总是在运动中，当然也不可能来建筑这样的营舍，而且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些材料。实际上，我们住的情形可以说是恶劣不堪，而希特勒对于这种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军需生产部部长托德博士也曾参加这一部分的讨论。他是一个头脑清楚且具有正常人性的人，他对于我所叙述的前方生活情形，不禁深受触动，他把他刚刚制造好的两种战壕用的火炉模型拿给我看。这种模型本是做给希特勒看的，可供前方部队拿去做样本，使用手边可以找到的材料把它制成。这至少可以算是这一场讨论的一个具体结果。

　　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希特勒的旁边，我利用机会把前线生活上的一些零碎资料讲给他听。但是我的努力并不能收到我所预期的效果。希特勒和他的宠臣们都很明白地表现出来，觉得我是在夸大其词。

　　吃过晚饭之后，我们继续讨论，我就建议应该把在前线上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里来服务。我说：“从OKW（最高统帅部）诸公的反应上看来，我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报告，并没有能够获得正确的了解。结果他们也没有对你做适当的解释。所以，我认为把前线上有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OKH和OKW充当幕僚，实在是有此必要。现在已经到了要换班的时候了。自从开战以来，这两个总部里的人员就一直是在千里以外指挥着这场战争，那就是说差不多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从来没有到前线上去看过一次。这一次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所以凭着上次大战的经验，是不足以了解这一次战争的。”

　　我这个建议可以说是惹动了一个黄蜂窝。希特勒怒声地回答道：“现在我不能离开我的私人幕僚们。”

　　我说：“这并不需要调换你的亲信助手，完全不是这一个问题。问题是可以把最近在前方有经验的人员——尤其是对于冬季作战方面——调到统帅部中，去充当重要的幕僚人员而已。”

　　这个要求也被粗暴地拒绝了。于是我和希特勒的会谈到此就可以说已经全盘失败。当我离开那间会议室的时候，我听见希特勒向凯特尔说：“我还没有能够说服那个人！”这个裂痕现在已经完全表现了出来，再也合不拢了。

　　第二天上午，在尚未飞返前线之前，我又打电话给三军参谋总长约德尔将军，再向他重述一遍，照目前这样的办法只是徒增无益的牺牲，而毫无价值。我这一次电话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

　　12月21日，在与约德尔通过电话之后，我就飞回奥廖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我军的左界改摆在希斯德拉河与奥卡河交汇的地点。这种变化使我这个军团的责任增加到了无法负荷的程度，在这一天之内，我都在忙于做新的部署，以符合希特勒的意图。

　　为了使这些命令确实能被奉行，在12月22日这一天，我又去视察第四十七装甲军所属的各师。在军部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汇报之后，我就转往切尔尼，那是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驻地，我当面将希特勒的命令和他所持的理由，讲述给该师师长罗普尔将军听。那一天下午我又去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的师部，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回到奥廖尔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人都冻僵了。我这个地区西端的各级指挥官，在我亲自解释之下，至少是已经了解了这一次变局的原因。所以我就想到在以后数日，虽然必将遭受到很重的打击，但是我的良心上却可以比较安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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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3日我又去访问其他的各军师长。第五十三军报告说，第一六七步兵师现在也已经受到严重的攻击，第二九六步兵师在比里夫已经支持不住了，这个军此时的防守能力已经脆弱不堪。在它左翼方面与第四十三军之间，仍然还留着一个大漏洞，因为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机动性，一离开道路就寸步难移，所以事实上漏洞永远无法填起。因此我就决定把第三和第四两个装甲师，经由图拉—奥廖尔公路，撤到奥廖尔，让他们暂时休息三天，然后再由第二十四装甲军指挥着向北进攻，经卡拉齐夫和布良斯克，侧击向奥卡河挺进之敌军侧翼。此时深入第二战车军战线的敌军必须转移部分兵力应付这个新危机，因而延迟了他们的集中时间。这样第二十四装甲军的非机动部分就集中在奥廖尔，以来防守这个城市。

　　12月24日我访问了一些医院，参加他们的圣诞节庆祝仪式。我设法给与那些英勇士兵们一些有限的安慰和温情，但是我自己的内心却是痛苦异常。在这天黄昏时候，我几乎完全是一个人工作着。以后李本斯坦、布辛、卡尔登诸人来见我，我们短暂相聚了一下，使我稍为感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12月24日，第二军团丢掉了利夫内。在那个地方的北面，苏军已经越过了奥卡河。根据OKH的命令，已经派遣第四装甲师向比里夫方面阻止敌人的前进。因为兵力都已分散，所以我所计划的第二十四装甲军的统一反攻，也就宣布流产了。

　　在12月24日的夜间，由于苏联包围进攻的缘故，第十摩托化步兵师丧失了切尔尼。苏军的这次收获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因为在左翼方面作战的第五十三军守不住了，所以敌人才获得了一个突破的机会。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在切尔尼被围，我立即把这个不幸事件报告集团军总部。克卢格元帅就用粗暴的口气指控我，说一定是我命令撤出切尔尼，并且还说，至少是24小时以前就已经撤退了。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因为我还曾经亲自向该师师长说过，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该城必须死守到底。所以我也非常愤怒，立即否认克卢格元帅对于我所做的这种不公正的指控。

　　12月25日，被围的部队居然还能够突围而出，并且还带回了几百名俘虏。我就命令开始向苏夏河—奥卡河之线撤退。在黄昏的时候，我又和克卢格元帅发生了另一场激烈的争论，他指摘我的报告不正确。他在挂电话的时候说道：“我要把你的情形报告元首。”我已经受够了，我就立即打电话告诉集团军参谋长说，我再也不想干了，我要求立即解除我的职务。接着我又发出一个正式的辞职电报。但是克卢格元帅却已经抢了先，他已经要求OKH将我免职。12月26日的上午，我就接到通知，说希特勒已经把我调回OKH，另候任用了。我的后任是第二军团的司令施密特将军。

　　12月26日，我向我的幕僚们话别之后，就又向我的部队发了一个简短的每日命令。27日我离开了前方，在罗斯拉夫尔过夜；28日过了明斯克，29日夜里过了华沙，30日夜过了波森（Possen），恰好在除夕回到了柏林。

　　在我离去之后，克卢格和我的旧部之间还发生了一次冲突，那是由于我那个给部队的告别书所引起的。克卢格希望不要发表它，因为他害怕我会批评高级长官们。事实上它却毫不带刺，李本斯坦终于使我的部下们都收到了我的告别书。

　　我最后的命令是这样的：

　　第二装甲军团的全体官兵们！

　　元首兼三军最高统帅在今天已经解除了我的职务。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我不禁回忆起这六个月以来我们并肩作战的情形，这是为了国家的光荣和陆军的胜利而战的。同时我对于那些已经为了祖国而流血捐躯的勇士们，更是不胜感念。从我的内心深处，我向你们表示极诚恳的感谢，在这个长期的作战中，你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发挥了最大的团结力量。我们曾经是安危与共，只要能够帮助你们和保护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祝你们鹏程万里！

　　我知道你们还是会和过去一样英勇作战，尽管必须在严寒的冬天，和优势的敌军作战，但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把这些困难全都加以克服。当你们做艰苦的奋斗时，我的思想是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的。

　　你们这是为了德意志而战！

　　希特勒万岁！

　　古德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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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到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之后，我感到很痛心。于是我在1942年1月初，就从柏林发出一个呈文，要求举行一次军法会审，来审理我所以被免职的原因，看到底是我对，还是克卢格元帅对。希特勒却批驳了我的要求，他也没有让我知道是凭着什么理由批驳我的要求。不过很明显，希特勒是不愿意将这一件事的真相公布出来。大家都完全明白我受了不公正的处罚。在我离开奥廖尔之后，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上校就来到了前线，他是奉希特勒的命令来调查这一次事件的真相。李本斯坦和其他在前线上的将领们，就把全部故事的经过告诉了他。希孟德回到大本营之后，他就向他的同僚们说道：“这个人的确是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全部僚属都是站在他那一面，而且都信任他。我们应该设法将这一件冤案平反过来。”关于希孟德的善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君子。不过他这个好意却并没有下文，原因是因为有其他的人加以破坏。

　　所以现在我就待在柏林，无所事事，而我的部下却还继续在前线上拼死作战。我知道我已经被监视，我的言行都有人在旁边注意着。所以在之后几个月当中，我过着完全退休的生活，难得离开家门一步。同时我也闭门谢客，来拜访我的人可以说是为数极少。其中有一位是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他从总理官邸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来看我。他郑重地解释着说，他是有意采取这个行动的，表示“上级”虽然亏待了我，但是他却要表示他并不同意这种处理态度。不过迪特里希却还是没有勇气把他的心事向希特勒说明出来。

　　陆军中高级将领的人事异动，还不仅限于我和龙德施泰元帅的去职。还有许多功高望重的宿将，也都纷纷地被免职了，有的简直毫无理由，有的也只有一点很勉强的借口。这些人中间有盖尔、弗斯特（Forster）、霍普纳尔几位将军。至于李布元帅和库柏纳尔（Kubler）将军却是自动辞职的。

　　这种大“清算”曾经惹起了相当的抗议。最显著的是霍普纳尔上将的案件：希特勒在把他免职的同时，还剥夺了他穿着制服和佩戴勋章的权利，取消他的年俸恤金，不准他使用原先分配给他的官舍。霍普纳尔拒绝承认这个不合理的命令，而这一次OKH和OKW的军法人员，却显示出来相当的勇气，他们居然敢反对希特勒，指出若是要使霍普纳尔接受这种处分，那么首先就要经过正式的审判，而这种审判显然对于霍普纳尔是有利的。霍普纳尔之所以得罪希特勒，是因为他在和他的顶头上司，克卢格元帅通电话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刺耳的名词，那就是“非军人的领导”。克卢格认为他是有意讥讽希特勒，马上就把这个情形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了之后，当然不免会大发脾气。这些恶感的累积，结果遂使希特勒更一意孤行，1942年4月26日，德国国会又通过了一条法律，准许希特勒可以完全不必经过国会的讨论，而用命令改变一切的法律，从此希特勒的独裁权就真正到了毫无限制的程度。从此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近代化的法治国家。这些法案的通过，军人们并无责任，不过他们却饱尝了这些恶果的滋味。

　　这几个月的不愉快生活，更使我的心脏益增其脆弱，常常出现紧张过度的现象。由于医师的忠告，我决定带着太太一起，在1942年的3月底，迁到巴登韦勒（Badenweiler）去做四个星期的异地疗养。春天里的田园美景，加上那个小温泉的医疗效力，逐渐使我的心脏和灵魂，都得到了一点安慰。不过当我回到柏林之后，我的太太却突然患了极严重的恶性血中毒病，睡在床上好几个月，使我大伤脑筋。此外，我在柏林的生活也非常不愉快，尤其是常常还有不速之客来访，使我感到厌烦。于是我们就想搬到德国南部去住，以避免开首都的政治空气。9月底，我就向国内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提出要求，看能不能请假去从事这种迁居的安排，弗洛姆就回答说请我去和他当面一谈。前几天，隆美尔曾经从非洲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说他因为健康的关系，必须回欧洲来休养，他已经向希特勒建议让我去代理他的职务。这个建议却为希特勒所否决。于是现在，弗洛姆就问我，是否考虑到再被召用的情形，我说我想是不会再有这种机会的。当我从南部旅行回来之后，弗洛姆又用电话请我再去见他一次。他告诉我，他曾经和希孟德谈到我的问题，据希孟德说我的被召出山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希特勒听说我准备在德国南部购置产业，由于他知道我的祖籍是西普鲁士，所以他希望我住在那里，而不要迁到南方去。据说他准备对于凡是获得橡叶骑士级铁十字勋章的人，都由国家赠与一些地产。他劝我到我的故乡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产业。当我听了这一席话之后，就知道我还是没有办法脱去这一套灰色的制服，安分守己地去当我的老百姓。

　　不过至少目前还谈不上这些问题。到了1942年的秋季，我的心脏病再次复发。在11月底，我突然昏死过去有好几天之久，一点营养都不能吸收。多亏柏林名医多马拉斯教授（Prof.Domarus）的妙手回春，我才慢慢恢复了。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一天可以离开床铺几个钟点，到了2月底才完全恢复。我以为可以到西普鲁士去寻找房产，准备开始过一个地主式的平民生活。但是天意却并不肯做如此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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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一年当中，德军从6月28日到8月底，还是一再地发动新的攻势，在南翼方面，克莱斯特的部队到达了高加索山地，而在北面的第六军团，在鲍卢斯的领导之下，已经深入到了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那些作战计划的基础又是一个荒唐的理想。在1941年到1942年间的冬季苦战之后，德军的实力早已大形减弱，根本就无余力来达成这种狂想的目标。正和1941年的8月一样，希特勒所注意的目标都是经济性质和思想性质的，而忽略了首先应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希特勒作战的目的，是想要夺取里海（Caspian）的油田，切断伏尔加河的水运，并且毁灭斯大林格勒的工业中心，可是从纯军事立场上来看，这些行动都毫无道理。

　　关于当时的战场情况，我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和广播中的消息，不过有时偶然会有一两位朋友把更详细的情形描述给我知道。但是这一点残缺不全的信息已经足以使我认清了现在局势的逆转：在1943年1月间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甚至于当西方国家尚未加入战争之前，就已经可以看出来我们已经败定了。而英国人在1942年8月19日所做的迪耶普（Dieppe）突袭，更已经显示出第二战场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

　　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那个战场上的德军已经陷于苦战之中。

　　9月25日，希特勒终于把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免职了，并且指派蔡兹勒将军继任。同时，参谋本部军官的任免权也不再归参谋总长所控制，而改由陆军人事处主管，这个机关直接又受着希特勒的指挥。这样一来，参谋总长的职权又缩小了一节。蔡兹勒虽然提出抗议，但是却毫无效果。自从哈尔德去职之后，希特勒对于陆军军权的掌握，才算是完全完成了，但此刻他和陆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完全不信任的心理。三年以来，陆军中都始终没有建立一种互信的精神。现在蔡兹勒上台之后，这个局面能够发生变化么？希特勒对于他，能否比对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更为信任呢？德意志的命运似乎就寄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上面。

　　无论如何，新人初上台，总还是拼命努力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意见表达给希特勒知道，并且不惜为他自己的意见而据理力争。他曾经五度提出辞呈，但都为希特勒所拒绝，最后希特勒实在是不再信任他了，于是才让他走了。蔡兹勒始终还是无法改变希特勒的态度。

　　

　　装甲兵的发展(1)

　　（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

　　自从1941年12月间希特勒自己兼任了陆军总司令之后，他才开始逐渐注意到兵器的技术发展问题，尤其是装甲兵。以下所引用的数字，都是军需生产部长史贝尔（Albert Speer）的副手绍尔（Saur）所提供的。从这些记录上，就可以看出来希特勒是如何热心于兵器的改进和发展，并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特殊个性。

　　上文早已说过，在1941年11月间，有一群由武器设计专家、工业负责人和兵工署人员组成的一个考察团，来到前线访问我的军团，其目的就是研究我们最近和苏式T-34战车交战的实际经验，并且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够使我们对于苏联人重新恢复技术上的优势。前线上的军官们都主张干脆将T-34照抄下来，因为这是使德军战车部队重获平衡的最简单和迅速的方法。但是设计专家却并不同意这种见解。这不仅是因为设计者对于自己的发明总会有一种自负的心理，而不愿意去模仿人家；并且因为要想大量生产T-34式战车实际上也不可能，例如那种铝质柴油引擎，就无法迅速加以制造。此外，说到钢质合金方面，德国因为缺乏原料，也较苏联居于劣势的地位。所以，就决定采取下列的解决方式：一方面生产一种虎型（Tiger）战车，这是一种60吨的重型战车；另一方面还设计一种轻型战车，叫作豹型（Panther），重量约在35吨到45吨之间。1942年1月23日，这一计划呈到了希特勒的手里。在这次会议中，希特勒就命令把战车的产量提高到每个月600辆的标准。在1940年的5月间，我们各式的战车产量，都还只有125辆。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经过了差不多两年以上的战争，对于这种最重要兵器的生产，其产量的增幅仍十分的有限。由此也可以证明希特勒和德国的参谋本部始终就没有认清战车对于战争的重要性。甚至于1939年到1941年间的许多战车的伟大胜利，也都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观念。

　　在这次会议中希特勒所表示出的意见，都足以证明他对于战车的技术发展和战术战略上的应用，都还是没有明确的认识。他相信，炮兵马上就要使用的中空装药（hollowcharge）炮弹，足以增加对于装甲的透穿能力，所以使战车在将来的功效受到相当的打击。他相信，假使这个新发明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最好的答案就是多生产自行火炮，所以他想到利用战车的车身、底盘，去改装自行火炮。在这一次会议中，希特勒要求大家照着他的这个思路去进行工作。

　　1942年2月8日，军需生产部长托德博士因为飞机失事而逝世。他的继任人就是史贝尔。

　　在3月间，克虏伯（Krupp）公司和波尔舍教授（Prof.Porsche）奉命开始设计一种重达100吨的重型战车。这个工作是在加速进行之中，所以在1943年的春天已经可以制造出来它的模型。为了加速战车的发展，所以就需要更多的设计专家，结果使平日汽车工业的设计工作都停顿了。1942年3月19日，史贝尔报告希特勒说，到了1942年10月，就可以有60辆的波尔舍虎型战车和25辆亨舍尔（Henschel）虎型战车，而到了1943年3月间，还可以再生产135辆，使那个时候的总数达到220辆——假定它们都是可以应用的。

　　4月间，希特勒命令为虎型和豹型战车的80mm大炮和75mm大炮，设计战车专用的炮弹。第一辆试验用的虎型战车是由亨舍尔和波尔舍两个公司制造的。

　　在这同一个月里面，希特勒突然又高谈到远征马耳他岛的问题，并且又命令设计12辆正面装甲厚达80mm的Ⅳ型战车，以来攻击这个岛上的要塞。不过以后这个非常重要的作战，却又反而毫无下文了。

　　1942年5月，希特勒批准了豹型战车的设计，交给MAN公司制造，该公司亦受命制造可运输超重型战车的运输车。这时突击炮的生产量增到了每月100辆，而Ⅲ型战车则增到每月190辆。

　　1942年6月间，希特勒又关心到战车的装甲是否已经够厚。他命令把Ⅳ型战车和突击炮的正面装甲增加到80mm，并且他还怀疑虎型战车80mm厚的正面装甲是否足够。所以他又命令把豹型的装甲增加到100mm的厚度。此外，他也命令设法把虎型战车的正面装甲增厚到120mm。

　　在1942年6月23日，又举行过一次会议，对于1943年5月的生产数字曾做下列的估计：

　　战车类型〖〗战车数量（辆）利用旧式Ⅱ型战车的底盘所改造的装甲搜索车〖〗131豹型战车〖〗250虎型战车〖〗285

　　希特勒对于这个计划表示完全满意。他希望能够赶快发明一种气冷式的柴油引擎，以供战车之用，这是鲁兹将军在1932年就早已表示出来的愿望，不过仅仅是过去克虏伯公司建造小型Ⅰ型战车时，曾经实现了这个理想。希特勒又详细审核战车制造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且也同意专家们所拟定的设计优先次序，那就是：火力第一，速度第二，装甲第三。但是他却是一个思想矛盾的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厚重的装甲是最重要的条件。他的幻想使他进入了想入非非的境界。他命令设计一种重达100吨的巨型战车，仅腹部装甲就厚到100mm，采用37倍径身的150mm火炮或70倍径身的100mm火炮。波尔舍教授说1943年5月12日可以把第一辆模型交货。1942年7月8日，希特勒命令第一个虎型战车连应赶紧送往斯大林格勒参加作战。到了7月23日，也就是15天之后，他又突然改变心意，要求最迟在9月间，虎型战车应该能在法国境内参加作战。这似乎证明了希特勒已经料想到盟军即将做大规模的登陆。

　　装甲兵的发展(2)

　　为了改良旧有的Ⅲ型战车，希特勒命令把它们改装上24倍径身的75mm火炮。他一方面十分希望提高战车的生产，但是利用战车底盘改装自行火炮的问题，在会议中又再度有过热烈的讨论，虽然大家都明知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要多生产自行火炮，就不免要减产战车。

　　1942年8月，希特勒又追问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将88mm的火炮安装在虎型战车上。该炮的威力可以透穿200mm厚的装甲。他又命令将所有的Ⅳ型战车都送到工厂里去，改装长炮身的火炮，这样就可以使战车的威力大增。

　　1942年9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生产计划。预计在1944年春天的生产数字大致如下：

　　类型〖〗数量（辆）轻型搜索战车〖〗150豹型〖〗600虎型〖〗50战车总产量〖〗800突击炮〖〗300轻型自行火炮〖〗150重型自行火炮〖〗130超重型自行火炮〖〗20使用战车底盘的自行火炮总产量〖〗600

　　为了不影响战车生产，所以自行火炮的装甲都奉命改用“非硬钢”。不过，很明显现在的生产重心已经是火炮而非战车了，自行火炮是一种守势的武器——事实上它的防御效果并不理想，因为部队对于现在已经在战场上使用的自行火炮，并不感到满意。

　　在讨论到虎型战车的时候，希特勒认为这种战车既然是电动的（炮塔）而且又是气冷的（引擎），所以应很适宜非洲战场上的使用，不过它的续航里程却只有30英里，实在过短，应该设法增加到90英里。这个话倒是不错，只可惜说迟了一点。

　　这些讨论是在9月间举行的，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苦战对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有一点就是突击炮必须要加以改良。它们应改装70倍径身的75mm的长炮，并且前面加上100mm厚的装甲，另外又把重型步兵炮装在突击炮或是Ⅳ型战车的底盘上面。有些波尔舍虎型战车本已在建造之中，现在又把它们改装成突击炮，卸下它的旋转炮塔，而改装上88mm火炮和200mm的正面装甲。在这种战车中装载210mm迫击炮的想法也曾被讨论过。无疑问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战车，都不适宜于街市战的用途。反言之，正当的解决办法却不是经常的改变战车的设计，因为这会使战车的类型太多，造成零组件过于繁杂，于是使战场上修理的工作无法进行。

　　1942年9月，第一辆虎型战车开始参加作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经验，就是对于新兵器的使用一定要有耐心，不要随便地把它试用了出来，非要等到数量足够了，再做大量的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两国对于战车的使用，都是轻于小试，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期待中的伟大胜利。军事专家都一致持这样的看法，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也曾发表过意见。希特勒对于这种事实当然并非不了解，但是他却急于想试验他的新武器。所以，他就命令用虎型战车去参加一次并不太重要的作战，而且地形也完全不适宜。因为在列宁格勒附近的沼泽森林地里面，重型战车只能成单行沿着森林中的小径行动，而毫无疑问的，敌军的战防炮就会在那里伏着等候它们。结果是不仅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且还泄露了机密，使其在尔后的作战中丧失了奇袭的作用。

　　10月间，突击炮的产量还是占了上风：Ⅳ型战车将改装70倍径身的75mm炮，豹型战车改装71倍径身的88mm炮。另外还有40门到60门的重步兵炮被装在Ⅳ型战车的车身上。希特勒又谈到把迫击炮装在Ⅳ型战车上的问题，这种炮的炮身极短，只能当作掷雷器（Minethrower）使用。虽然新的设计是五花八门颇饶兴趣，但其真正的结果却是使最重要的战斗战车的产量反而降低。Ⅳ型战车还要算是产量最高的，在这个月里也只有100辆。不仅如此，军需生产部又主张再新造一种搜索用豹型战车。幸亏这个设想没有成为事实。

　　这是战车生产量方面的大致错误情形。此外，希特勒又坚持虎型战车上面一定要用长炮身且弹道平直的88mm炮；而不用口径更大、初速较低的重炮。这一点希特勒的看法并不错，因为战车炮的主要目的本是为了攻击敌人的战车，其他则是次要的。

　　11月间，希特勒已经把虎型战车的产量由每月13辆增加到25辆。而突击炮的产量却已经高达100辆。

　　到了12月初，关于战车的正确使用问题，又曾经重新提出来讨论。有人指出希特勒把虎型战车做零星的使用是很不利的。希特勒却发表高见说，在东线战场是宜于分割使用，而在非洲则宜于集中使用。针对这点，我真不懂他的所见是以何为依据的。

　　Ⅲ型战车现在已完全停止生产，这部分工业力量就全部改造突击炮，所以到了1943年6月，突击炮的产量已达每月220辆，其中有24辆配有轻野战榴弹炮的，这种炮的初速低、弹道高，非常适合步兵的需要，但是它的生产却使我们对付敌人战车的防御力量更形减弱了。

　　有一次希特勒与克虏伯公司的米勒博士（Dr.Muller）会谈，谈到他需要一种鼠型（Mauschen）战车，那是种重达100吨的重型战车。预定1943年夏天就可以完成它的模型，他希望克虏伯公司每个月能够生产5辆。

　　现在提出困难的报告已经开始如雪片般飞来，由于设计种类太多，而且又变化无常，所以生产上和零件的补充都已经发生了问题。

　　装甲兵的发展(3)

　　1943年1月，对于装甲、战车炮和巨型战车的问题又有更进一步的讨论。关于旧式Ⅳ型战车的垂直面决定用100mm的装甲，而豹型战车的正面装甲也是同样的厚度，至于轻型搜索用战车的生产计划则又完全取消。

　　这时虎型战车的装备决定为88mm长炮、正面装甲150mm、侧面装甲80mm。波尔舍鼠型战车也决定开始生产，数字提高到每月10辆。这种巨型的战车是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在幻想中的产物，现在连一个木制的模型都还没有做好。不过这还是一样，已经决定在1943年底开始大量生产，它的炮口径为128mm，并且还在研究使用150mm口径的可能性。

　　专为街市战，希特勒又下令制造一种“撞击虎”（RamTigers）。这完全是一种想入非非的幻想，它被设计为可以撞毁敌人的战车和其他的障碍物。为了使这种巨怪能获得足够的燃料，又设计了一种油料载运车。希特勒命令为战车制造一种多管的发烟迫击炮，并且宣布说直升飞机才是炮兵观察和战车联络用的最理想飞机。

　　1943年1月22日，希特勒又向所有与战车生产有关的人员发出呼吁说，他已经授权史贝尔部长负责提高这一方面的生产，并且表示他对于德国装甲兵力的逐渐衰颓非常关切。实际上他的敌人却是采取坚定的政策，继续不断地大量生产一种战车，那就是T-34型。

　　尽管希特勒也认请了这种事实，但是他的本性却无法改变，还是欢喜好奇立异，创造出许多种类的新花样。最后，陆军参谋本部也觉得这种情形是愈来愈乱，于是就想出了一个简化生产的建议，那就是除了虎豹两型以外，其余一切的战车完全停止生产，不过当时豹型战车实际上却尚未开始大量生产。希特勒居然欣然同意了，而军需生产部也感到满意，因为这使它的工作大为简化。不过这个计划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因为若是停止了Ⅳ型战车的生产，那么德国目前每个月就只剩下了25辆虎型战车的生产。这无疑问将使德军在最近就会一败而不可收拾。那么苏军可以不需要西方盟军的帮助，就可以单独战胜德国，并且占领全欧。地球上不会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如此一来欧洲的问题就早已简单地解决掉了，而我们也都会早已尝到了真“民主”的滋味了！

　　这个危机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装甲兵种的军官们，和希特勒亲信中比较明达之士，现在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在这个最危险的关头，来担负这个重建装甲兵的重任，以使我们大家不至于同归于尽。我在战前所写的文章，被他们摆在希特勒的书桌上，他们极力劝希特勒再阅读那些文章。他们又力劝希特勒再召用我。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希特勒同意暂时放弃对我的不信任，至少愿意和我再做一次长谈。于是到了1943年2月17日，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陆军人事处打电话给我，叫我立即向文尼察（Vinnitsa）的大本营报到并与希特勒会谈。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1)

　　当我在1943年2月17日和陆军人事处通电话的时候，我对于我的前途还是一无所知。仅仅在一个星期以前，在我心脏病刚好之后，我曾经去拜访过陆军人事处长小凯特尔将军。照他谈话的口气上来判断，我不仅复职无望，而且所得的印象正完全相反。现在凯特尔的副处长林纳尔兹将军（Gen.htminnarz），却告诉我要马上赶到文尼察向元首本人报到，他不能够把这次召见的原因说给我听。不过很明显，是由于事实上的必要，希特勒才会采取这个步骤。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已经使全国人心惶惶，陆军和国民的士气现在都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在政治方面，德国在国内和国外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使情况益显得严重。自从西方国家在北非登陆之后，情况就已经急转直下。1943年1月14日到23日，罗丘二氏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举行会议，就更表示这一方面的战争已经日增其重要性。对于德国人而言，这一次会议的最重要结果“就是无条件投降”要求的宣布。这个野蛮的政策对于德国民众和德国军队都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军人们至少会感觉到，敌人的目的现在已经是要整个毁灭德国，而并不是如他们所一向宣传的，只是为了要消灭希特勒和所谓纳粹主义。

　　当时，西方国家既然不愿与德国人谈和，而希特勒也无法放下屠刀。所以他的命运和德国的命运，就都悬在刀口上面，随时都有刎颈的可能。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由贝克中尉（Lt.Becke）陪伴着，坐火车到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然后再改乘飞机。在火车上，我碰到了肯夫将军，他是我的老同事，从他的口中我才知道了许多去年的战事经过。我在拉斯滕堡遇见凯特尔的副官魏斯少校（Maj.Weiss），但是他也不能够把召见我的理由弄得很清楚。与肯夫将军同机飞往文尼察，19日下午到达了目的地后就先到招待所休息。

　　20日的上午，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将军来看我。我们之间曾经有一次非常详细的长谈，谈到希特勒的意图，以及有无把它们变成事实的希望。希孟德向我解释着，由于苏军已经逐渐占了优势，所以德军的装甲兵实力已经到了非重新改革不可的阶段了。参谋本部和军需部之间已经发生了争论，更重要的是，装甲部队对于最高统帅部也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坚持着应该由一个真正的内行来控制这个兵种。所以希特勒才决定要我来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希孟德就问我对于这个任命有什么意见。我就回答他说，由于国家和我这个兵种的需要，我愿意接受希特勒的任命。不过必须能取得某些先决条件，那么我出任这个职务才会有真正的作用，尤其是因为我久病方好，实在不愿意浪费我的精力，以来从事毫无收获的争执。所以我坚持我既不属参谋总长管，也不属训练军总司令管，而直接受希特勒指挥。此外在兵器装备方面的发展，兵工署和军需生产部也都应该尊重我的意见，否则装甲兵的战斗效率还是无法提高。最后我对于党卫军和空军所属的战车部队，在组织和训练方面，也应该具有同样的监督权。

　　我要求希孟德将我的意见转达希特勒，并且声明除非希特勒同意了这些要求，否则就不必召见我。假使他不同意，我绝不强求，还是让我回柏林去，而不必再想雇用我。我和希孟德一共长谈了两个钟点之久。

　　希孟德回去后不久，就又有一个通知送来，说希特勒约定与我在本日下午15点15分谈话。我准时被召见，最初希孟德陪同在侧，之后我和希特勒就退到他的书房里面去，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自从1941年12月20日以后，我就再没有和希特勒见过面。在这14个月当中，他似乎已经老了很多。他的态度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坚定，他说话也没有过去那样流利，他的左手一直在发抖。在他的书桌上还摆着我所著的书籍，他用下列的话来作为谈话的引子：“自从1941年我们分手以来就不曾见过面，那个时候有许多的误会，这是我很抱歉的。我还是需要你帮忙。”我回答他说，只要环境许可，能够让我真正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那么我愿意接受他的任命。希特勒就告诉我说，他想任命我担任装甲兵总监的职务。希孟德已经把我的态度告诉了他，他也表示同意，就要我自己拟定一个职掌的大纲，再送交他批准，他又提出他已经把我在战前所写的文章重读了一遍，发现我对于未来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已经很正确的预言到了。所以现在我可以有机会将我的理想变成事实。

　　希特勒接着就转而论及当前的军事情况。他也认清了由于斯大林格勒的大败，和我们在东线上的撤退，已经使我们无论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此外他又重申他的决心，准备坚守到底，并迅速地使战局好转。我这第一次和希特勒的久别重逢，一共历时45分钟，所有的谈话都是说的公事，到16点钟才结束。

　　我第二个要见的人就是陆军参谋总长蔡兹勒将军，目的是要明了当前的军事情况。那天夜间我又和一些老朋友们一起闲谈。因为我已经闲散了很久，有许多事情我都已经脱了节，所以希望他们向我解释解释。他们告诉我德国人在占领区的行政实在是太坏。那些行政人员简直是把乌克兰人化友为敌。所不幸的，就是我们军事当局对于这种政策根本就无力干涉。那是由党卫军人员所主管的，他们不必征得军方的同意，甚至于完全违反了军方的意见。只有出了乱子之后，我们才会晓得。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2)

　　2月21日那一天，我和约德尔、蔡兹勒、希孟德、英格尔（Col.Engel——他也是希特勒的一位副官）四个人整天举行会商，把我的职权草案的大纲算是完全敲定了。

　　2月22日，我又飞回拉斯滕堡，与凯特尔元帅讨论，但他当时并不在文尼察的大本营。23日，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也被邀请赴会。过了几天这个文件就草拟完成了，并在2月28日获得了希特勒的签字批准。因为它就是我以后数年活动的基础，所以在这里将它的原文大概节录如下：

　　命令

　　摘由：装甲兵总监的职权

　　时间：1943年2月28日

　　地点：大本营

　　（一）装甲兵总监对我负责，促进装甲兵种的将来发展，以使其成为决胜的武器。该总监直属于我个人。他具有与军团司令相当的指挥权，并为装甲兵种的首席军官。（注：此处所谓的装甲兵种包括：战车兵、装甲师中的步兵部分、摩托化步兵、装甲搜索部队、战防部队和重突击炮单位。）

　　（二）与陆军参谋总长会商后，装甲兵总监对于装甲部队及陆军中的大型机动单位的组织和训练，都负有全责。根据我的命令，他的管辖权还可以及于党卫军及空军的装甲部队，但我保留着最后的决定权。关于技术发展和生产计划方面，应与军需生产部会商后，提请我批准。

　　（三）因为装甲兵总监是该兵种的首席军官，所以该兵种的训练部队也由他指挥。他应负责使野战军的人员和物资的供应，源源不绝。在我指导之下，他有责任决定各部队所应该分配的车辆数字。

　　（四）装甲兵总监对于装甲机动部队的补充，一定要使其能符合既定的计划。此外对于已经没有战车的装甲兵员应如何使用，他应和陆军参谋总长咨商后再做决定。

　　（五）凡与装甲兵指挥、装备、训练、组织有关系的战斗经验报告，装甲兵总监都有审核的权限。在这一方面，他有权视察或校阅国防军和党卫军的一切装甲部队。他更有权与野战军中的各装甲部队，直接通信以讨论这些问题。他的意见和结论应送请有关单位，及军需生产部加以注意采纳。关于装甲兵的训练组织规程等项文书，都由该总监负责颁发，凡与其他兵种合作有关者，则应与参谋总长会商发行。

　　（六）装甲兵总监由于具有该兵种首席军官的地位，所以具有下列的权限：（1）指挥所有的机动训练单位和预备部队，（2）连同短期训练在内的一切机动兵种的学校。

　　（七）在有关职权之内，装甲兵总监有权向陆军参谋本部各单位下达训令。同时各单位也应该奉命与他合作，并提供他以一切的便利。

　　元首希特勒

　　这个命令使我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且是其他兵种的首席军官都望尘莫及的。他们几乎完全没有自主权，一切都受着参谋本部的控制，所以很少有所建树。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这种制度会一点成效都没有，有经验的军官都愿意赶快回到前线上去，而不愿意从事这种有名无实的工作。不过我这一次的出任装甲兵总监，却把这种颓风振奋了起来。很明显的，陆军参谋本部，尤其是参谋总长，对于我拥有这样的大权，是很不满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无异于是侵占了他们的权力。结果使以后在许多地方我都遇到阻难，这种恶感一直维持到战后尚未了结，还是有人恶意中伤我。实际上这种新规定对于全体陆军而言，是有益无损的，对于装甲兵的发展更是大有裨益。

　　在这个原稿中只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那就是有关炮兵的部分。本来突击炮是属于炮兵的范围，但是我却把它们列入装甲兵的范围。我这一想法具有很充分的理由，因为突击炮的生产已经把战车的生产总量吃下去了一大部分，而且因为它们的火炮威力不够，又不能担负理想中的战防任务。效力更差的却是那些旧式的战防炮营。他们所使用的火炮还是用半履带车辆牵引的，炮弹的穿透力不足以击穿敌人的战车，所以实在是一种无用的废物。因为如此，我就想对它们做全面的革新。但是不知道是谁在原稿中的“突击炮”一项上加了一个“重”字，这我没有注意到，于是装甲兵总监的控制权就只能以重突击炮为限，而这种武器还刚刚问世，它们就是以虎型或豹型的底盘所装成的战车歼击车。所以在我发现了这个诡计之后，我就不免抱怨说，这不是和我个人开玩笑，而是和整个陆军的战防部门开玩笑，其结果必定会使整个陆军都要吃亏。

　　当这个任职命令还正在公文旅行之中，我就飞回柏林部署我的人事，并且准备立即开始工作。我的办公室还是设在战前我当机动兵总监时的旧址。参谋长一席我请了一位具有充分作战经验的老装甲战士托马勒上校（Col.Thomale）担任。他对于这个新职务始终充满热忱，并尽了最大的努力，直到德国崩溃。无论个人品性方面或职业能力方面，我都有深庆得人之感。另外还有两个参谋军官和我在一起服务，一个管组织，一个管人事。前者是费尔中校（Lt.Col.Freyer），他已经负有重伤，所以不适于前方的工作；后者是考夫曼少校（Maj.Kauffmann），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青年。不久他的位置又为富尔华兹少校（Maj.von Wollwarth）所接替。我的副官是马克斯中校（Lt.Col.Prince Max zu Waldeck），他也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在装甲兵种的每一部门，每个主管都有一位助手：这些人都是在前线具有充分经验的，且年纪比较大或是受了重伤，至少需要在后方休息一个时期的。当他们身体康复之后，就又可以重新调往前线工作。利用这种前后方轮换的方法，装甲兵总监部就可以和前线上作战的部队维持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主管装甲部队的训练，另外在国内军的范围中设立了一个装甲兵监，由艾贝尔巴赫将军负责。他的参谋长同时也是国内训练军总司令部的装甲兵科的主管人。利用这种安排，我和弗洛姆始终都能够维持着密切的合作。关于学校和训练班方面，也另外有专人主管，那就是豪恩希德将军（Gen.von Hauenschild）。最后，我又派了一些军官充任我与前线部队之间的联络官。这样就可以使我与前线的实际发展不至于脱节。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3)

　　在教材的发行方面，由蔡斯上校（Col.Theiss）负责，我和他在1938年就已经认识，那时他还是旧奥地利军队中的一位战车营长。他一直任职到德国崩溃时为止，而且他对于战史的资料搜集，具有很大的贡献。

　　在柏林我又去拜访许多部门的主管人，这些人都是与我未来工作有合作关系的。在这许多人中间，有一位是空军方面的米尔希元帅（Marshal Milch），那是我战前就有深交的老朋友。他把当前的政界内幕分析给我听，内容十分精彩。他又告诉我，在这许多纳粹要人当中，只有几个人是希特勒的真正心腹，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对于这些人，他劝我都去拜访一番。那就是戈培尔、希姆莱和史贝尔，最后这个人正是军需生产部长，那本是我一定要去看的人。

　　由于米尔希元帅的建议，我就在3月3日去拜访戈培尔博士，当面报告他我已经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新职。他用非常友好的姿态招待我，并且立即与我长谈，讨论到一般的政治军事情况。在希特勒的心腹当中，戈培尔无疑问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才。他可能对我当前的情势有所补益。所以我马上就感觉到，应该使他明了军事方面需要有一个高级领导的重要性。这虽然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谈话，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理性，所以我就不顾一切地把老实话讲给他听。我指出在我们现有的最高指挥系统当中，不仅组织不够健全，而且到处都有人事上的冲突。我又把种种叠床架屋的现象解释给他听，例如OKW、陆军、海军、空军、党卫军、军需生产部都可以各自为政，所以使一切的指挥领导都混乱不堪。这样就使希特勒本人不能不多管不相干的小事，而使他感到应接不暇。因为希特勒本人并没有受过正规参谋业务的训练，所以他最后还得指派一个能力较佳的人，担任三军参谋总长，这个人应该有实际指挥的权限，其能力要比凯特尔元帅高明，因为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职务。我要求戈培尔能够以一种适合的方式，将这个意见转达希特勒，因为从一个文人身份且又是最亲信的人口里提出的意见，也许可以有较大的效力，同时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希特勒对于军人是一向不太信任。戈培尔博士也很坦白地表示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但是他答应我，只要有适当的机会，他一定会根据我的意见力劝希特勒改组他的最高统帅部。

　　在这一个阶段中，我也去拜访了史贝尔，他也以友好和公开的态度来欢迎我。在以后几个月当中，我和这个聪明而天真的人合作得非常轻松而愉快。史贝尔的一切见解和决定都是合理考虑的结果，他不受私人好恶和恩怨的影响。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希特勒的一个狂热信徒之—，但是他却具有独立的头脑，他能够看清现有制度的错误和弱点，并努力加以纠正。

　　为了明了德国现今战车工业的生产情形，我又访问了各地的工厂，亲自去视察实际的情况。

　　最后，我又为1943年的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Panzergrenadier——由从前的摩托化步兵师改编而成）拟定一个新的组织方案，这个方案估计可以适用到1944年。我的意图是尽量节省人力和装备，而改用新的武器和新的战术，来增强战斗力量。出于这个目的，我就要求在3月9日与希特勒举行首次的会商。我和我的参谋长一同飞往文尼察。我发现一大堆的高级将领都集合在那里，想要看看我的第一次登台表演。当我看见有这样许多人进入会场，使我大感不愉快，因为我原先只想在极少数人的面前陈述我的意见。这也是我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将我所想要提出的意见，写成了一个节录先送给希特勒的侍从室。所以现在凡是关心我这个计划的人就都来了，其中有OKW的全体人员，陆军参谋本部的高级人员，步兵总监和炮兵总监，最后还有希孟德，希特勒的副官长。这些出席的诸位先生们对于我的计划都发表了批评的意见，尤其是我主张把突击炮也交由装甲兵总监控制，并且要使现有各步兵师中的战防单位，也换用新式的突击炮，最引起他们的反对。因为许多人反对我，所以这个会议一开就是四个钟点之久。当散会之后，我已经是精疲力竭，所以走出会场之后，我就昏倒在地上。幸亏我只昏倒了片刻，马上就醒转了，其他人也就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发生。

　　在这一次会议之前，我曾经自己准备了一个备忘录，很碰巧这个文件现在还保留着。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所以我现在把它的要点摘录如下：

　　会议备忘录

　　（一）1943年的工作就是要供给一部分的装甲师充分的战斗效率，使它们能担负有限目标的攻势。

　　到了1944年，我们就要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一个装甲师，只有当它的战车和它的其他种类的兵器和车辆，保持一种正确的比例时，才会具有充分的战斗效率。德军每一个装甲师，照原定计划应具有4个战车营，换言之，全师战车总数约为400辆。若是战车的数量已经减到400辆以下，那么他们的全部组织就已经不能和攻击力量相称，在目前，很不幸的，我们没有一个装甲师可以说是具有充分的战斗效率。

　　我们希望今年甚或以后多少年内能够获胜，主要的关键就是要重新建立这种战斗效率。假使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再加上潜水艇和空军的合作，我们就可以赢得这一次的战争。否则陆上的战争就一定会旷日持久，而使我们蒙受着重大的死伤数字。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4)

　　所以当前的问题，是不要再延迟，应无视所有任何方面的特殊利益，而一心一意来重建装甲师的完整战斗效率。从这一方面说来，是宁可只有少数的精兵，而不要滥增许多装备不够完善的单位。这种装备不够完善的单位也照样需要许多的车辆、燃料和人员，但是从效率上看来却是完全不成比例。它们对于指挥和供应而言，都是一种负担，并且还阻塞了道路。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就拟定了一个1943年适用的组织系统表。这个图表已经遗失。

　　（二）关于战车装备方面，有下列诸点应加以注意：

　　目前我们主要的战车还是Ⅳ型。就目前非洲和东线的补充所需，以及训练方面的需要量而言，现有的生产量每一个月只够成立或再装备一个战车营之用。此外，在1943年，可以预计成立若干使用有限的虎豹两型战车的战车营。不过无论如何，豹型的各战车营在7、8月以前，绝无参加作战的可能性。

　　所以，为了从速补充装甲师，使其具有相当的战斗效率，我建议使用现在保有相当生产数量的轻突击炮。

　　我主张一个月至少应有一个战车营，以轻突击炮进行再装备，然后把它编入现有的各装甲师，这个办法应一直持续下去，等到战车的产量足以完全满足装甲师的需要时，再来调换。

　　此外，在不影响虎型和豹型的生产条件之下，Ⅳ型战车的产量在1944年到1945年之间，应尽量予以提高。

　　（三）为了配合1944年的需要，我主张每师的战车团扩编为战车旅，每旅辖4个营。

　　这种扩编所需要的战车，由Ⅳ改良型、豹型和虎型战车的产量，以及使用轻突击炮来凑足。这种突击炮装在Ⅳ型战车的底盘上，采用48倍径身的75mm火炮。

　　另外一个增加战车数量的方法，就是使战车的寿命能够延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有下述的四个必要的条件：

　　（1）对于新的模型，例如豹型，应有彻底的试验，使其尽善尽美，才开始做正式的使用。

　　（2）对人员应有彻底的训练。

　　（3）对于训练单位应给与充足的示范装备。

　　（4）持续的训练与充足的训练时间。没有完成训练的部队不要轻易调用。

　　（四）要想在战场上获致成功，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在适当的地形条件之下，在具有决定性的地点，突然地集中极大量的装甲兵力，在数量和装备两方面都需要有奇袭的效力，始可以奏效。

　　因为如此，所以下列就是必要的条件：

　　（1）次要的战场不补充新型的战车。在这些地区的装甲兵力以使用俘获的战车为限。

　　（2）把所有的战车单位（包括虎型、豹型、Ⅳ型和轻突击炮），都一律编成装甲师和装甲军，由对于装甲兵运用具有经验的专家加以指挥。

　　（3）在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应首先考虑地形的条件。

　　（4）新的装备应暂时保留（就目前而言，为虎型、豹型的战车，以及重突击炮），一直等到数量足够保证奇袭式的胜利时，始大量地投入战场。过早地把新武器用在战场上，只会使敌人在明年可以生产出有效的防御工具，而我们自己在短时间之内，却反而无法应付。

　　（5）避免成立新的单位。旧有的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的基干都是一些具有优良训练的专门人员，用来重新编组他们的师，是最有价值的。新的单位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价值。

　　目前这种让装甲师长时期担负纯粹防守任务的办法，完全是一种浪费。这会使这些师无法恢复他们的实力，而延误他们完成攻势准备的时间。所以目前的重要工作就是要把在前线上困守的装甲师的残部，撤到后方来加以整编。

　　（五）战车防御的任务逐渐由突击炮来担负，因为用其他的战防武器来对付敌人的战车，不是效力微弱，就是要甘冒极大的损失。

　　所以在主战场上，每一个师都要补充相当数量的突击炮。在次要战场上应由较高级单位控制一部分突击炮以作总预备队，而各师则暂时使用自行火炮。为了节省人力和物力起见，突击炮营和战防营应逐渐合并。

　　新型重突击炮只使用在主战场上，担负特种任务。它们是主要的战车歼击工具。新型70倍径身的75mm突击炮的价值尚未加以试验。

　　（六）装甲搜索营已经变成了装甲师的继子。它们在非洲的价值是很显而易见的，虽然在东线战场却很少表现，不过这只是偶然的例外。假使我们希望在1944年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就一定需要适用的地面搜索单位。其必要的条件如下：

　　（1）需要足够数量的一吨重的轻型装甲人员载运车（此时已在生产中，不久即可开始使用，它是半履带的）。

　　（2）要有一种快速的（每小时35英里到45英里）装甲搜索车辆，并配有适当的装甲和武器。目前还没有这种车辆。我要求我有权与史贝尔部长共同商决这件事。

　　（七）对于装甲步兵师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继续大量生产3吨重的装甲人员载运车，对于它的设计不要再加以改变，以期生产数量可以早日足额。装甲工兵和装甲通信兵也可以采用这种车辆。

　　（八）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从现在起，应该配备相当数量的自行火炮炮车，这本已经是十年前的一贯要求。炮兵观测人员应使用最新型的战车。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5)

　　（九）这一次会议中的最重要要求，是下列几项：

　　（1）批准装甲兵总监部和它的附属单位的各项组织法。

　　（2）批准这些编制表。

　　（3）将一切突击炮兵都拨交装甲兵总监控制。

　　（4）取消成立新装甲师的计划，把这些单位连同空军的装甲单位在内，都照新编制表加以改编。

　　（5）批准1944—1945年间的继续生产Ⅳ型战车的计划。

　　（6）设计新型装甲搜索车。

　　（7）进一步研究制造70倍径身的75mm轻突击炮是否必要？可以仍用48倍径身的75mm火炮以增加产量。

　　我所提出的各点，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最后除了装甲兵总监可以控制全部突击炮单位这一点以外，其他各点，他们至少理论上都一致表示赞成。关于这一点曾经使整个会场都为之骚动。除了史贝尔以外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拥护我的。连希孟德也反对我，他提出目前只有突击炮这一样兵器，可以使炮兵们也能够获得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希特勒用一副乞怜的表情看着我，然后说道：“你看他们大家都反对你。所以我也无法批准这一点。”这个决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突击炮仍然是独立的兵器；战防营依然继续使用那种效率不高的牵引式战防炮，而步兵师始终没有适当的战防装备。9个月以后，希特勒才认清了这个错误，可是一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个错误的结果还是没有能够补救起来。至于其他的方面虽然原则上已经批准，可是执行的时候还是问题颇多。尤其是关于下列这一点：我主张赶紧把装甲师的残部由前线上抽回，及时加以整训，以使最高统帅部可以拥有一支机动的总预备队。我们的最高军事当局不懂得强大机动战略预备部队的重要性，是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也应该分负这个责任，因为他们不仅不支持我，而且实际上还阻挠我的工作。

　　3月10日，我回到柏林开始工作。3月12日我去视察温斯多夫（Wunsdorf）的战车学校；17日又去视察在卡塞尔（Cassel）的亨舍尔工厂，那里生产着虎型、豹型的战车和88mm战防炮。3月18日我又到爱森纳赫（Eisenach）去视察第三百战车营，它负责遥控战车的研究，当天也顺便访问了战车军士学校。3月19日又在路根华德（Rugenwalde）参加一个兵器展示会，希特勒也出席参加。所展示的武器有下列三种：分别为古斯塔夫（Gustav）列车炮、斐迪南（Ferdinand）战车和附加装甲侧裙（Aprons）的Ⅳ型战车。

　　“斐迪南”式的战车就是波尔舍教授所设计的一种虎型战车，一门70倍径身的88mm火炮装在一个固定的电动式炮塔里面，完全像一辆突击炮。除了这一门单独的长炮以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武器，所以完全不适宜于近战之用。尽管它具有厚重的装甲和优良的火炮，但仍存在致命的弱点。不过因为它已经生产了90辆之多，所以我还是要设法来利用它，但是站在战术的立场上看，我却不能同意希特勒的乐观看法——他对波尔舍设计的武器充满信心。我最后成立了一个战车团，下辖两个营，每营45辆战车，把它们都编进去了。

　　侧裙是一种钢板，悬挂在Ⅲ型、Ⅳ型战车和突击炮的侧面和后面，其目的是要抵消苏联步兵战防武器的威力，否则这些车辆的轻装甲是经不起一击的。这个发明倒似乎是很有用处。

　　“古斯塔夫”是一门口径800mm的强力列车炮，它必须有双轨铁路始能运动。这个本来与我无关，可是表演完毕之后，希特勒却突然叫住我说道：“你听呀！米勒博士刚刚向我说，‘古斯塔夫’也可以射击战车。你认为怎样？”我想到希特勒也许就会命令大量生产这种东西，真使我一时很难开口，不过马上我就鼓足了勇气回答他说：“射击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敢说，却是绝对打不中。”米勒博士当时和我大吵了一场。这种炮每装一颗炮弹需时45分钟，它怎样会打得中一辆战车。以后米勒本人也自认自己是胡说。

　　3月22日，我又和戈林伞兵装甲师的师长讨论如何改组他们的部队（这是一种完全由空军人员组成的部队）。当时他们的人数有34000人之多，而却只具有一个师的实际战斗能力，多数的人员都在荷兰过着很安逸的生活。即令在1943年，我们的补给问题已经很严重，这种情形当然使人难以忍受。

　　最后，到了3月底，根据我们最近的经验，装甲步兵师的新组织也终于做了最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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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正忙得要命，突然我的老朋友拉本劳将军（Gen.von Rabenau）带着哥尔德内博士（Dr.Goerdeler）来访，因为这位博士极希望和我恳谈一次。哥尔德内向我解释说，因为希特勒已经无法胜任德国的总理兼三军统帅的重责，所以最好还是设法停止他的职权。他详细说明了一种改组政府的方案，这个方案在理论上的确是很有价值，不过哥尔德内却并没有这个实力，能使它成为事实。即令他的计划成功，他也还是无法获得国外的支持。他曾经设法和外国取得接触，但是结果却使他很失望。即令他能够推翻希特勒，我们的敌人还是不会放弃无条件投降的口号。

　　我问他怎样去限制希特勒的权力。他说应该把希特勒圈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使他只担任名义上的元首。我又问他如何对付那些纳粹的要人，他说这要让国防军来决定。可是哥尔德内博士的计划，却并不曾获得任何现役将领的赞成。他要求我，在访问前线的时候，顺便把他的这个意见提出来，征求其他高级将领的同意。我又问他到底是什么人在领导这个运动，他告诉我是前参谋总长贝克上将。贝克这个人一向是群疑满腹，做事畏首畏尾，我对他具有深刻的认识，知道他绝对不适宜于这种工作。他不能当机独断，他在军队中也并不孚众望，要发动一个政变，实在是一个最不合标准的领袖。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革命者。

　　希特勒的个人错误和纳粹党的弱点，即令照我看来，也觉得应该加以推翻的。不过自从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接着我们的敌国也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一切的行为就不可以不特别谨慎，否则很可能会招致大祸。我认为哥尔德内的计划绝对是有损无益，而且根本上不可能成为事实，所以我拒绝参加。和陆军中其他的将领一样，我还是效忠于我的誓词，所以我便劝哥尔德内博士放弃他这个计划。

　　尽管我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还是要求我代他向其他的将领征询意见。我答应我可以照办，我的意思是好让这位理想家知道军人中采取我这态度的人，绝不只是我一个，这样也许可以打消他这种幼稚的想法。以后在4月间，我又和哥尔德内博士见了一次面，当时我就告诉他在陆军中，没有一位高级将领同意他的看法。其理由不仅是受了誓词的束缚，而且也因为前线战况极为危险，所以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我又再度劝他放弃这个计划。

　　在谈话中，哥尔德内博士曾经否认有任何暗杀希特勒的企图。最后他要求我严守秘密。我一直遵守我的诺言到1947年为止，因为在那一年有一位希拉布仑多尔夫律师（von Schlabrendorff）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作《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们》（Offiziere gegen Hitler），这本书的内容证明哥尔德内博士和拉本劳将军都并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并且对于我有不确实的记载。所以我不能不加以答辩。

　　在1943年4月以后，我就再没有和哥尔德内博士再见过面，而且我也不曾听到过他的消息。

　　现在就让我再转过笔来，叙述军事方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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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3月29日，我飞到设在扎波罗热的南方集团军总司令部，去访问曼斯坦因元帅。他最近在这一战线曾获得了一次相当漂亮的胜利：由于在战术上使用装甲部队颇为得当，他已经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城。我飞到这里来访问曼斯坦因的原因，就是为了要知道虎型战车营的作战成绩，因为大德意志师和希特勒近卫师都曾经使用这种战车。在他的总司令部中，我又遇见了我的老朋友——霍斯，第四装甲军团的司令，他也把他个人的经验完全告诉了我。这一次我又再度认清了希特勒的心胸是如何狭窄得可怜，以至于他无法把像曼斯坦因这样优秀的人才，容纳在他的身边。他们在个性方面是太对立了：一方面，希特勒具有高度的幻想力和意志力，另一方面，曼斯坦因也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天才，是德国参谋本部制度中所培养出来的少数杰出之士，他冷静，敏感，是我们当中第一流的战略头脑。以后，当我担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时候，我曾经一再地向希特勒提议，希望他能够任命曼斯坦因做OKW的主管人（即三军联合参谋总长），以代替那个疲软无能的凯特尔，但是结果却毫无效果。实际上，凯特尔对于希特勒是遇事逢迎，伺候得希特勒很舒服满意，他不要等到希特勒开口，就已经把他所要交办的事情都做好了。反言之，与曼斯坦因在一起共事，却并不会那样的愉快，他有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敢于高声地把它说出来。因为我曾经一再地饶舌，所以最后，希特勒就回答我说；“固然曼斯坦因可能是参谋本部中曾经产生过的最好的头脑，但是他却只能运用新锐的兵力，而不会运用我们现在这样的残兵败将。因为我们现在既然没有新锐的兵力，所以我不能让曼斯坦因担任这个职务。”实际上，这当然完全是遁词。

　　以后我就飞往波尔塔瓦，那是肯夫将军的军团部所在地，3月30日我去视察大德意志师，31日又去视察党卫军近卫师和克罗贝尔斯多夫将军（Gen.Knobelsdorff）的军部。我到这三个司令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虎型战车的最近作战经验，由此对于这种战车的战术和技术性能，才可以有一个综合的了解，进一步就可以知道虎型战车的单位究竟应该如何编组，以适合未来的需要。最后我又折回扎波罗热与曼斯坦因再度会晤，这样就结束了我出任装甲兵总监之后的第一次前线视察之行。

　　回来之后，我又立即与史贝尔会谈，讨论到虎型和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在4月11日我又到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去谒见希特勒，也是讨论这些问题，这还是我第一次到希特勒的离宫里面去观光。在他这所别墅里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至少是在我有资格参观的这一部分，每两间房子之间都设有连通着的房门。那个仅有的巨型的会议室，可以说是相当的华贵，从那间房子的大窗户里面，可以居高临下看到对面的优美风景。在火炉的周围，有一块高起的地区，那是希特勒在每天所谓黄昏汇报之后，和他的亲信们和女秘书们，在那里尽情欢乐几个钟点的地方——我可没有那个福气参加这种盛会。

　　在同一天之内，我又去拜访希姆莱，其目的是为了讨论党卫军中装甲部队的组织问题，以便能与整个陆军互相配合。我的努力只获得了一部分的成功，尤其是尽管我一再主张不要成立新的单位，但是希姆莱并不表示同意。固然在3月9日的会议上，希特勒大体都是尊重我的意见，但是关于党卫军方面，他和希姆莱却另有一重心事。希特勒根本上就不信任陆军，所以他要组织一支私人的军队，作为他的最后资本。由于希特勒和希姆莱采取这种政策，才使党卫军在战后，为天下所诟病。在战时，由于党卫军们的一切装备补充都居于优先的次序，也引起一般陆军的不满。幸亏德国军人都有一种不自私的美德，所以在前线上才没有引起太大的纠纷。

　　4月12日，我又去拜访空军参谋总长耶学尼克上将（Col.Gen.Jeschonnek）。我发现他已经是疲惫不堪，从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他早已丧失了勇气和信心。我既无法和他开诚布公地讨论到空军和装甲兵的合作问题，也更无法和他建立一种私人间的感情。不久之后，在1943年8月，由于受了希特勒和戈林的斥责，耶学尼克就黯然自杀了。他这样的做法，正是步着他的伙伴乌德特（Udet）的后尘，乌德特是在1941年11月自杀的，因为他实在无法解开他自己所面临的矛盾：一方面，他认清了战争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却无法使花花公子戈林革除他那个懒惰无能的作风。我也曾经要求和戈林面谈一切的问题，可是这位大元帅为了非军事性的活动，占据了太多时间，所以实在无暇来接见我这个不重要的小人物。

　　回到柏林之后，我在4月13日又曾经和希孟德做过一次长谈。非洲的情况是已经毫无希望了，所以我要求希孟德帮助我把那里许多优秀的战车人员，设法抢救回来，尤其是那些具有许多年经验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那简直是无价之宝。但事与愿违，要么，就是我没有能够说服希孟德，不然就是他没有出力去劝说希特勒，因为第二天我再向希特勒提出同样的要求时，他却漠然视之，所以毫无结果。面子问题常常战胜了常识，有许多飞机都是放空飞回意大利，若是能够把那些重要的人员顺便装运了回来，那么对于尔后装甲部队的编组，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这一次的会谈是在4月29日举行的，地点还是贝希特斯加登，在同一天之内，我也和布尔（Buhle）、凯特尔和史贝尔三个人，讨论到组织与装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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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0东线局势的发展（1943年2月22日至1944年3月4日）还继续有部队被派往非洲，在这种飞蛾扑火的行动当中，其中还包括着有我们最新成立的虎型战车营。我虽然据理力争，但仍然毫无结果，以后在西西里岛（Sicily）的防御战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在西西里岛之战我力主把虎型战车撤回欧洲大陆，戈林却提出反对的意见说：“古德里安上将！你应该认清，虎型战车并没有方法渡过墨西拿海峡（The Straits of Messina）呀！”我回答他说：“只要你真正能够赢得墨西拿海峡上的空中优势，那么虎型战车既然能够开入西西里岛，也就同样可以撤出了。”这位空军专家就一声不响了，但是虎型战车却还是留在西西里岛，并没有能够撤回。

　　4月30日，我由贝希特斯加登飞到巴黎，目的是要拜访西线战场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并且视察他这个战区的装甲部队；同时我也想亲自去考察大西洋长城的真正实力，看它对于战车的登陆到底有多大的抵抗力。在鲁昂（Rouen）的第八十一军军部中，我遇到了1940年法国战役中的旧同僚昆特森将军（Gen.Kuntzen），彼此对于海岸的防御问题曾经有一番讨论。以后又到伊沃托（Yvetot）视察第一百战车团，这个团所用的装备还是过去虏获的法国战车。我没有再继续前进，因为希特勒有电报来，叫我到慕尼黑去开会。

　　5月2日我才到了慕尼黑。第一次会议在5月3日举行，而第二次则在5月4日举行，这个时候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也从柏林赶来，并且带来许多新的资料。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OKW和OKH的各重要人员、南方集团军总司令曼斯坦因、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克卢格、第七军团司令穆德尔、军需生产部长史贝尔等人。所讨论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1943年的夏季，东线战场上这两个集团军是否应该发动一次攻势。结果，陆军参谋总长蔡兹勒就提出了一次攻击计划，主张用双重包围的攻击来消灭苏军在库尔斯克以西的一个巨型突出地区，假使这个作战获得成功，就可以击毁一大批苏军的兵力，使苏军的进攻力量大为削弱，从而使德军在东线战场上居于有利的地位。这个问题在4月间早就已经热烈讨论过了，不过因为刚刚在斯大林格勒经历惨败，而且东线战场上南面侧翼上又一再地受到挫折，所以此时要做大规模的攻击，似乎不太可能。可是，现在蔡兹勒却认为使用新型的虎、豹战车，即足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在东线战场上重新获得主动的地位。

　　希特勒首先致开会词，历时三刻钟。他首先说明东线战场的实际情况，然后又接着说明参谋总长的计划，以及穆德尔将军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穆德尔所提出的意见，是以情报为根据，主要的都是以空中照相为基础，由相片上可以看出来苏军在德军准备进攻的地区中，已经准备好了纵深和非常坚强的防御阵地，苏军早已把他们的大批机动部队，撤出了这个突出地区，为了预防我们将会使用钳形的攻势，他们对于可能的突破点都早已使用强大的炮兵和战防部队来加强它们的防务。穆德尔根据这些情报就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敌人对于我们这个攻势早已在预料之中，所以要想成功，就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战术路线，否则就不如放弃这整个的构想。照希特勒说明穆德尔意见时的姿态看来，就可以知道他对这项看法深为重视，同时也表示出来他并不赞成蔡兹勒的意见。他现在首先要求曼斯坦因元帅发表他对于蔡兹勒计划的意见。曼斯坦因这个人，当他和希特勒面对面的时候，常常有词不达意之感。他认为要是在4月间发动这个攻势，则成功希望颇大，到了现在就很成疑问了，同时他又说至少还要再增加两个步兵师的生力军，他才有能力发动攻势。希特勒却告诉他生力军是绝对无法筹措到的，曼斯坦因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希特勒接着又询问克卢格元帅的意见，他的措词很含混，不过大致是赞成蔡兹勒计划的。我接着就要求希特勒准我发言，并且立即宣布这个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我们刚刚完成了东线战场部队的再编组和再装备的工作，若是此时照陆军参谋总长的计划实行进攻，则战车方面势必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是1943年一年中的产量所无法补充的，其实我们新战车的产量是应该用来成立西线战场上的机动总预备队，因为盟军在1944年一定会企图登陆的。此外，我又指出，虽然参谋总长对于豹型战车是期待颇殷，可是事实上技术方面的困难还非常多，在发动攻击之前，不一定可以完全解决得了。站在生产方面的立场，史贝尔也支持我的意见，不过在场的诸人当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公开反对蔡兹勒计划的。希特勒当时还是犹豫不决，所以在那一天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除了军事方面的争论以外，在慕尼黑会议时，我私人方面还遭遇到了一件大事。自从1941年12月以后，这是我与克卢格元帅久别后的第一次重逢。他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态度很不友好，所以就更触痛了我的旧创痕，因此我对于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冷淡。在会议之后，克卢格请我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要我解释为什么采取这样冷漠的态度。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因为他对于1941年12月间的误会，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圆满解释，所以我的感情是已经伤透了。结果我们又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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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之后，希孟德到柏林来看我，把克卢格写给希特勒的一封私信带给我看，信中的内容是说准备要与我决斗。克卢格明知希特勒早已明令禁止将军们在战时举行决斗，所以就故意作此姿态。

　　希孟德就代表希特勒向我致意，说希望大事化小，把这个误会设法结束了事。为了表示服从希特勒的命令，我写了一封信给克卢格，说假使我在慕尼黑的行为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希望他能原谅。不过因为他在1941年对我曾经做过恶意的中伤，所以我实在无法不采取那样的行动。

　　在战车生产方面，由于我的主张，Ⅳ型战车还是继续生产，一直要到豹型战车可以大量生产时才停止。对于主要的战车生产中心，也已经奉命开始加强防空的准备。在5月4日的会议中，我又要求对于战车工厂的设备应有双套的准备，可是史贝尔的主要助手绍尔先生却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敌人现在只会集中全力来炸毁德国的航空工业中心，对于战车工业还没有余力来加以顾及。

　　希特勒在5月10日回到了柏林，又把我喊到总理府中去商讨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因为工业界认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完成预定的计划。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工业界答应以后再努力生产，准备在5月31日交出324辆的总数（原定是250辆）。在会议结束之后，我抓着希特勒的手问道，我能不能够向他坦白地说几句话。他说我可以这样，于是我就力劝他放弃东线战场的攻击计划。其实他早已经看出来了这计划的困难，而且是得不偿失，会使我们在西线方面的防务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最后我向他问道：“你到底为什么今年一定要在东线进攻呢？”说到这里，凯特尔就接腔说：“我们因为政治上的理由，必须要进攻！”我回答他说：“你想想看，到底又有几个人知道库尔斯克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攻下了库尔斯克与否，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年发动攻势呢？”希特勒回答我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一想到这个攻势，就不免要作呕。”我回答说：“你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是一点都不错。所以就搁置它吧！”希特勒就向我保证说，他并没有决定要实行这个计划，这样就结束了这一次谈话。除了现在已经不在世的凯特尔元帅以外，当时在场的人还有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和生产部的绍尔先生，他们都可以当作这一段故事的人证。

　　第二天我又乘火车到勒特曾去，我的幕僚都暂时住在那里，所以我要去看看我们的一切设备布置得怎样。5月13日，我又和史贝尔会晤，在那一天下午又和希特勒举行了一次会议。5月1日，希特勒曾经视察过一辆鼠型战车的木制模型，这是波尔舍教授和克虏伯工厂的杰作，它准备装上一门150mm的大炮。它的全部重量最初定为175吨，照惯例希特勒对于原有的设计总还会有一些修改，所以它的总重在将来一定会接近200吨左右。不过这个模型上面却并没有装备机关枪，以供近战之用。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决定不采用这种武器，这与波尔舍在设计他的“斐迪南虎型”战车时，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使它在近战中完全成为废物，任何战车都无法避免会要实行近距离战斗的，而当它与步兵协同作战时尤然。于是我们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因为差不多除了我个人以外，其余在场的人都无不称赞“鼠型”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战车。实际上，除了大而无当以外，它可以说是一无所长。

　　在这一次战车表演完毕之后，我就飞返柏林。

　　5月24、25日两天，我去视察驻在布鲁克（Bruck）的第六五四战车营，这个营所用的战车就是上文所说的波尔舍虎型战车。接着我又去视察生产豹型战车和战防炮的工厂。到了5月26日，我又飞往巴黎，主要的目标是视察设在那里的战车营长训练班。5月27日我到亚眠去视察第二一六战车营，28日又到凡尔赛去视察了一个连长训练班，并且又到了南特（Nantes）去与第十四和第十六两个装甲师的师长会商。最后，我在5月29日又去视察圣纳泽尔（St.Nazaire）的要塞，其目的是为了要研究大西洋长城到底有多大的防御力量。结果我才知道，这个所谓长城者，实在远不如宣传中的那样坚固。我在5月30日飞回柏林，31日又与史贝尔会晤。6月1日又到格拉芬沃尔（Grafenwohr）去视察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两个豹型战车营，并且在当天赶回柏林。

　　这个时候，最高统帅部里面，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入非非的意见，主张把第一装甲师调到希腊去，以防止英军在那里登陆。这个师的实力刚刚补充完毕，并且装备着全新的豹型战车。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强力的预备队，现在他们却准备这样把它随便地浪费掉。我当然立即提出抗议，于是不免与凯特尔发生了激烈的舌战。我说也许一个山地师对于希腊的情形还更适合些，他却说因为供应此种部队的马匹饲料需要太多的运输工具，所以不能这样办。对于这种妙论，我实在无法和他辩论，不过最后我还是设法留下了那些豹型战车。有一个派往希腊侦察地形的战车军官回来向我报告说，希腊的狭窄山路和桥梁实在不能容豹型战车通过。于是我才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把豹型战车营截留了下来。可是苏联战场上少了第一装甲师，不久就使我们尝到了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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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日，我又在为了我们的问题儿童——豹型战车——大伤脑筋，因为它的履带和操纵系统都还有毛病，而且光学仪器也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在第二天，我就告诉希特勒，我不主张让豹型战车在东线战场上参加战斗，因为它们还不能够正式作战。

　　我又到慕尼黑去访问隆美尔元帅，目的是请教他在非洲战场上所学得的经验，当天晚上我飞回柏林。6月16日，我先到于特博格（Juterbog）去视察炮兵武器，然后再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去和希特勒举行会议。在中途我又在格拉芬沃尔降落，再度去检查那两个豹型战车营的毛病，以便可以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报告。除了战车在技术上的弱点以外，所有的官兵在操纵上的经验也都还不够，而且还有人缺少战斗经验。但不幸的，就是这些事实并不能够说服希特勒和他的陆军参谋总长，放弃那个从头就错起的东线攻势。这个攻势现在已经定名为“卫城作战”（Operation Citadel）。

　　自5月12日突尼斯（Tunis）沦陷之后，我们就已经丧失了整个的非洲战场。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已被推翻和囚禁，巴多格里奥元帅已经奉命出组新的政府。所以意大利的退出战争，是已经可以指日而待了。

　　当南欧的局势日非，战祸日益接近德国本土的时候，希特勒却正在东线上开始发动攻势，这次攻势的计划和执行都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当。从别尔哥罗德地区起，在南面一共有10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7个步兵师开始攻击，而在北面，也有7个装甲师、2个装甲步兵师和9个步兵师，从奥廖尔以西的地区，开入战场。这一次德国的陆军可以算是把一切攻击力量都用尽了。希特勒本来是不主张作这一次的攻势，可是后来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改变了初衷。似乎陆军参谋总长的压力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这个攻势在7月5日开始，我们所用的战术，还是那一套老办法，这是苏联人早已有经验的，所以一切都不出他们料想之外。希特勒本来有两种替代计划，一是从谢夫斯克向苏联突出地区的最前段部分攻击，一是在哈尔科夫的东南面突破苏军的防线。可是他这一次居然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主见，而热烈支持蔡兹勒的计划，那就是在提门地区内，向苏军突出地区实行双包围的行动，以求在东线上重获主动的地位。

　　在7月10日到15日之间，我曾经到两方面的前线去视察。我先到南线，然后再到北线，并且在战地与战车部队的指挥官举行商谈。这样我才可以看清一切行动的内幕，发现我方人员和装备的弱点。我对豹型战车的预言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在穆德尔军团中，虽然有90辆波尔舍虎型战车，但是它们却无法作近战之用，因为它们既缺乏足够的弹药，又没有机关枪。所以它们虽然能够突入敌军的步兵阵地，却无法毁灭敌人的火力，因此我们的步兵根本无法跟上去。等到它们攻抵了苏军的炮兵阵地，结果反而都为苏军所击毁了。尽管战车部队作战十分勇敢，而且不惜惨重的牺牲，但是步兵们却还是无法扩张战果。穆德尔进展了大约6英里远后，就停顿了下来。在南面，德军比较成功，但是既不足以封锁住这个突出地带，也不足以强迫敌军退却。苏军在7月15日开始向奥廖尔反攻，因为要加以防守，所以我们的攻势就更形减弱了。到了8月4日就不得不撤出该城。同一天别尔哥罗德也失陷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在奥廖尔东北面的苏夏河—奥卡河阵地已经饱受了一切的风浪。这也是我在1941年12月所选择的防线。我上次去职的原因就是为了它，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由于“卫城作战”失败了，我们遭受到了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挫折。那些辛辛苦苦改编的装甲师，在这一战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恐怕很长时间都恢复不了元气。他们是不是还来得及参与东线的作战，都已经成问题，至于想在明年春天来对付盟军的登陆威胁，则希望更渺茫了。毫无疑问的，苏军对于他们的胜利战果，是已经极尽扩张之能事，从此东线上就更无宁日，苏军不断地在发挥他们的主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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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那一方面的装甲部队。7月底我正在塞纳河附近的训练地区，视察一些虎型战车单位，突然接到希特勒的一个电报，要我速到东普鲁士去开会。但在开会的时候，我却病倒了。当我访问苏联前线时，不慎染上了痢疾，可是当时并未加以注意，所以也未加以治疗。现在却突然发作了，非躺在病床上去不可。当我稍微好一点，可以旅行的时候，我就立即飞回柏林，以便作适当的治疗。不料在8月初又要动一次手术，所以一直躺到8月底才起床。

　　在尚未动手术之前，有一位托瑞斯寇将军（von Treskow）来访问我，他过去曾经做过克卢格元帅的作战处长。他向我说，他是代表克卢格来看我的。克卢格表示愿意与我重修旧好，不过希望我先采取第一个步骤。他建议我和他应该合作，以共同限制希特勒的统帅权。我素来知道克卢格元帅的性格极不稳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所以我拒绝了这个建议。

　　我的病况慢慢地恢复。但是柏林自1943年8月起，就开始受到猛烈的空袭，所以根本已经无法待在这儿养病。于是我和我的妻子就接受了史贝尔的邀请，搬到上奥地利的一家政府控制的小旅馆里面，暂住休养，那个房子面对着阿尔卑斯山，风景十分秀丽。我在9月3日才到达那里，第二天就得着一个消息，说我们在柏林的家已经为炸弹直接命中，变成了碎瓦颓垣，不能再住了，我所残余的一切财产都已经储存在温斯多夫军营中的地下室里面，这对于我而言也可以算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我和妻子正在辩论着，是不是就干脆永久迁居在上奥地利地区的时候，突然又接着了一个电报，告诉我政府已经实践了1942年秋天所发出的诺言，决定把一处房地产赠与我。这是希孟德的好意，当他一听到我家被毁之后，马上就做了这样的安排。照我们当时的情形，自然是欣然接受了。1943年10月，我带着我的妻子到第芬霍夫（Deifpenhof）接收了我们的采地，从此我的妻子就住在那里，一直到1945年1月20日，苏军到达的时候，她才迁出了该地。

　　当我请病假的时候，就有人企图停止Ⅳ型战车的生产，而代之以突击炮。同时，负责修建大西洋长城和其他要塞的托德组织（Todt Organisation），又主张把战车的旋转炮塔装在碉堡里面，当作要塞炮用。由于我们当时的生产能力实在有限，所以这些办法对于真正的机动战车实力，毫无疑问地是一种严重的打击，而且也正可以表示这些人对于真正的情况，完全缺乏了解。

　　当我销假视事之后，马上就开始研究防空战车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建造双连装37mm高射炮的计划。但他却不赞成把早已经制造好了的四连装20mm高射炮，立即装在豹型战车的车身上面，结果就使这一种重要的防空武器的生产，一再地受到耽搁。

　　1943年10月20日，希特勒又在阿利斯练兵场视察了一些新型装备。其中包括有虎型Ⅱ式战车的木制模型——以后我们的敌人称呼它是“虎王”战车，这实在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新型战车——还有沃马格型（Vomag）战车歼击车，以及专用于猎杀战车（JagdPanzer）的猎虎型战车歼击车（JagdTiger）的铁制模型，配有一门128mm的重炮。另外还有装在虎型战车底盘上的380mm装甲重迫击炮，最后还有特种的Ⅲ型战车，以及准备在铁路上行驶的各种轻重装甲车辆。

　　10月22日，设在卡塞尔的战车工厂为强烈轰炸所毁，暂时使那里的一切生产都完全停顿。我在本年年初，就早已料到敌人在最近的将来，是会轰炸我方的战车工业中心的。我立即赶往卡塞尔，向工厂中的工人深致慰问之意，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已经无家可归，而他们的亲属中也有很多受到了伤亡。我在大的防空掩蔽部中向许多的工人讲话，我用纯粹合乎人性的语言，来向他们表示真正的同情，而没有学一般要人的榜样，只是随便打了一顿官腔。结果他们都对我表示好感，使我感到十分愉快。

　　11月26日，又来了第二次的大空袭，所受损失也就更大。

　　12月7日，决定把旧式捷克38吨战车的全部生产量，改为制造战车歼击车，这种车辆就使用捷克战车的底盘，外面加上倾斜装甲的保护，车上所装配的武器是一门无后坐力火炮和一支弯曲枪管的机关枪。试验的结果表示它们是一种可以令人满意的武器。这种战车歼击车是准备当作步兵师战防营的基本武器，这也就是我在3月9日所建议的办法，只不过是时间上已经迟了一步。

　　因为苏军的战车数量与日俱增，德国步兵缺乏一种防御的武器，结果使死伤的人数大为增加。有一次在汇报的时候，希特勒发表了一个很冗长而粗暴的声明，痛斥把没有充分战防武器的步兵师送上前线，实在是一种没有头脑的行为。碰巧这一次我也是列席人员之一。当他大发牢骚的时候，我正站在他的对面，毫无疑问他已经注意到了我脸上讽刺意味的表情，于是他突然住口了，用眼睛向我注视着有一两秒钟之后说道：“你的话是对的。你在九个月之前就已经向我说过。但不幸的，是我并没有听你的话。”现在我已经有权照我的意见去做，不过却已经太迟了。到了苏军发动1945年冬季攻势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战防连，却还只有三分之一接收了新式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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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1943年年底以前战车的技术发展，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再谈到这年下半年的军事情况，在这一方面已经发生迅速逆转，而使我们居于完全不利的地位。

　　当我们那个不幸的库尔斯克攻势顿挫之后，东线的位置有如下述：从亚速海上的塔甘罗格起，沿着顿涅茨河，一直到达伏罗希洛夫格勒（Voroshilovgrad）以西的某一点，然后又沿着顿涅茨河再到哈尔科夫以南的河湾，再经过伊尔门湖（Lake Ilmen），一直从列宁格勒的南面，直达芬兰湾的海岸为止。

　　苏军现在就向着这一条防线开始进攻，首先进攻的对象是A集团军所处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在7月16日到24日之间，指向斯大林诺的苏军攻势，算是被德军挡住了。不过在另一方面，苏军以52个师的步兵和10个军的战车，从哈尔科夫与波尔塔瓦之间进攻，深深刺进了德军的防线。苏军的突破固然被阻住了，但是哈尔科夫在8月20日却已经丢失。8月24日，苏军又从塔甘罗格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之线，发动了新的攻势，终于达到了突破的目的。到了9月8日，德军防线已经撤到了马里乌波尔（Mariupol）—斯大林诺以西—沙拉费安斯克（Sslaviansk）以西之线。到了9月中旬，顿涅茨防线就已经弃守；9月底苏军已经到了梅利托波尔（Melitopol）和扎波罗热的城外，并且直抵第聂伯河之线。

　　苏军对于中央集团军的反攻是从7月11日开始的，到8月5日奥廖尔就已经丧失。在8月26日到9月4日之间，苏军向科诺托普—涅任地区实行深入的攻击，在以后几天之内，他们所攻占的地区已经大幅扩大。到了9月底，苏军已经进到了第聂伯河流入普里佩特沼泽地的入口点。从这里，德军的防线向北进展，通过戈梅利，直到韦利日（Velish）。

　　在10月的下半月中，苏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epropetrovsk）与克列缅丘格之间，渡过了第聂伯河。到了10月底，在扎波罗热南面的德军防线已经崩溃了，到了11月中旬，他们已经被赶过了第聂伯河。不过我们还保持着两个桥头阵地，一个大的在尼科波尔（Nikopol）附近，一个小的在齐尔逊地区（Cherson）以南。更推向北面，在11月3日到13日之间，苏军占领了基辅，并且向日托米尔（Zhitomir）推进。

　　希特勒决定实行反攻。还是照他往常的做法，这次攻击的兵力又是完全不适当。在与陆军参谋总长商谈了之后，我就利用11月9日所召开的一次讨论战车问题的会议，向希特勒建议，请他放弃这种小型反攻的计划。他主张集中在基辅以南地区的一切装甲师，来参加通过别尔季切夫（Berdichev）向基辅的攻势。在这一方面，我建议把防守尼科波尔桥头阵地的装甲师撤出，再加上现在齐尔逊地区扼守第聂伯河的克莱斯特集团军的装甲师，合并在一起以加厚兵力。我使用我平常惯用的口头禅说：“只准集中，不准分散。”希特勒虽然注意到我所说的话，但是他却并没有改变他的计划。我接着又为此事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备忘录，请希特勒注意，可是战场上负直接指挥责任的将领，其反应却并不有利，结果遂使希特勒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别尔季切夫的反攻，在开动时兵力即已不够充足，经过了激烈的冬季战斗之后，终于在12月间完全受挫了，想夺回基辅和重建第聂伯河防线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1943年12月24日，苏军接着又开始反攻了，结果把德军的防线从别尔季切夫逐退到文尼察城外的某点。

　　第二十五装甲师的作战，可以当作说明希特勒攻击战术的一个最好的例证。不过在叙述这一段故事之前，我应该回溯到更久以前。

　　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有几个在那里被击毁的装甲师，又奉命重新整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势必就要搜罗一切可用的人力，所以有许多过去因为负伤、患病，或是其他原因没有被俘的残部，又再度被召集了起来。在非洲战事失败之后，我对于在那个战场所打垮的装甲师，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第二十一装甲师已在法国编成，所使用的就是占领军和俘获的装备。同样的，第二十五装甲师也已在挪威编成。这个师的师长由希尔将军（Gen.von Schell）充任。在1927年到1930年之间，希尔是我在国防部中的同事，那个时候我正在从事于军队摩托化运输问题的研究。以后他曾经在美国充任武官达相当长的时间，在享利·福特（Henry Ford）的国家中研究过摩托化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就已经变成了陆军中的首席摩托化问题专家，发表了许多新奇的意见。因为希特勒一向重视摩托化问题，所以对他也很赏识。希尔是一个精明、果断和善于词令的人。他居然劝服了希特勒，要他接受他的意见，例如简化型式、大量生产等等。结果，他获得了多次的擢升，做了德国政府中运输部的次长，负责主管德国运输器材的未来发展。这在德国是很少有的情形，但因为他太锐进，不久就引起工业界的反感。因为这些工业家都不愿意变更他们那种陈旧的生产方法。在党内有一些要人是与工业界有勾结的，他们就在希特勒的面前讲希尔的坏话，于是他就被排挤下台。他被送往挪威，那是一个最冷清的战场，使他永远没有立功表现的机会。这个能力优越、雄心未死的人，还是不甘寂寞，不久他就设法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占领部队，改组成为一支有用的兵力。我尽量地支持他这种工作，于是这个部队终于扩充成为一个装甲师，并且由于我的要求，把它调驻法国。因为当时正是“卫城作战”失败之后，在法国的部队已经大量调往东线，所以西线方面也十分需要补充兵力。当然的，这个新成立的部队一定要调换新式的装备，因为他们现在所使用的还是俘获的旧东西。而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相当的时间，来训练他们如何使用新武器，使他们学会一些旁人已经在东线上早已学会了的作战技术，否则他们还是没有能力参加大规模作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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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结果怎样呢？1943年10月间，该师奉到希特勒的命令，把他们的600辆新式车辆移交给第十四装甲师接收。这个师也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现在正准备调往东线战场，因为OKW和OKH都相信第二十五装甲师将在法国驻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他们使用次等的法国车辆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丧失了这些车辆，最主要受到影响的部分，就是该师的补给部队，他们只能够在西欧这样的环境中行动。在这个时候，该师的装甲搜索营已经重新装备装甲人员载运车。师属工兵已接收了新的运输车辆，装甲步兵团也已经有一个营获得了新的车辆，但战车团还没有完全装备好，炮兵团和战防营也正在开始调换新的武器。这个情形是大众都知道的，这个师还必须要在法国慢慢地培养它的实力。

　　可是到了10月中旬，该师却突然奉命调往东线。我立即向希特勒个人提出了控诉，请他至少延缓执行这个命令，以便我可以有时间来再视察一次，看这支部队是否吃得消东线上的大战。我立刻飞往法国，在检阅了部队并和各级指挥官会谈之后，我就立即上了一个报告，说这个师至少还需要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接受新的装备和训练。这个电报发出之后，不久回电就来了，仍然还是命令该师立即出发。很明显，希特勒和统帅部的诸公似乎根本上就不看负责的指挥官和装甲兵总监的报告。这个师的出发日期已经硬性地定在10月29日。

　　这个师缺乏准备只不过是故事的一方面而已。当时的运输计划是既不合于该师的希望，又不合于前方的战术情况。当该师已经在半途中时，命令又变换了好几次，许多部队都混杂在一起。为了想增加该师的打击力量，我又决定把新成立的第五〇九虎型战车营拨给该师指挥。碰巧得很，这个营的装备也没有完备，而且更糟的是该营的营长突然又有调动。当该营出发时，旧营长已经离职，而新营长却未到达。

　　这个师被匆匆运往南方集团军的战区。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该师的轮型车辆单位都在别尔季切夫—柯沙丁（Kosatin）地区下车，而履带车辆则在基洛沃格勒—新乌克兰卡（Kirovograd-Novolinka）地区下车。这两个下车地点之间相隔有三天行军的距离。而该师根本搞不清楚大炮的牵引车和装甲人员载运车到底应该在哪一个地区下火车。这个师的参谋长和前进部队，一同从别尔季切夫到了新乌克兰卡，而师长则前往文尼察向集团军总部报到。他们定在11月6日就向集中地区开进。但是在各单位之间都还没有电话联络，为了要接受一个命令，负责的指挥官要坐上汽车，奔跑一个很远的距离。

　　11月5日，敌军在基辅附近做了一个深入的穿透。11月6日，南方集团军总部就下达了下列的命令：“第二十五装甲师由第四装甲军团指挥。所有各汽车单位在本日内应向白采尔科维—法斯托夫（Biala Zerkov-Fastov）地区移动。在集中时由该师本身担负掩护之责。各履带单位由基洛沃格勒开动，以与该师其他部分会合。”

　　集团军总部对于该师的情形应该十分明了。

　　16点钟。该师师长召集各单位的指挥官，当面对他们下达命令，给每一个团长和营长都发了一张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

　　在这个时候，该师的师长所拥有的兵力如下：

　　第一四六装甲步兵团：一个团部，两个营部，每一营有两连多的实力。

　　第一四七装甲步兵团：同上。

　　第九战车团：一个团部，第二营营部和多个连级单位，总兵力为30辆Ⅳ型战车和15辆虎型战车。

　　第九十一装甲炮兵团：一个团部，第一营营部，下辖第一、二两连。第三营有人员但是没有炮。

　　战防营：营部和一个勉强凑成的连。

　　通信营：大致完整，但无营长，已经和前进部队在一起。

　　工兵营：大致完整，惟缺轻工兵纵队和架桥纵队。

　　高射炮营：营部和一个连。

　　〖〗〖〗）月11年3491（战作的师甲装五十二第13图师长身边所有的幕僚就只有他的副官和第二传令官，以及少数的车辆和摩托车。

　　为了适应当时的紧急情况，该师师长就决定组成几个行军集团，分别规定了他们的时间和距离。这些集团要经过卡扎京（Kasatin）和斯克维拉（Skvira），以到达白采尔科维以西的地区。到了那里之后，他就希望等待他的其余单位都到齐了，再来决定如何行动。他认为在11月6日22点钟以前，绝无开始行动的可能，因为这种用车辆传达命令的方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仍然缺乏无线电通信工具，不过这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久各部队就接到不准使用无线电通信的命令，以免泄露机密。

　　当各级指挥官回到他们各人的部队以后，第四装甲军团最后算是与该师师长取得了电话上的联络。于是军团部就命令该师：“立即向法斯托夫迅速前进，并设法坚守该地。第二十五装甲师师长对于该地区中的战斗，负全权指挥之责。”由他指挥的还有一些零星的部队，因为他前进路上的桥梁已经被苏联游击队所炸毁，所以他必须绕着小路走。

　　师长决定在第一个行军集团的前面领头走。行军准时开始，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在下半夜里，前方退下来的纵队多数都是空军的人员，曾经制造出很多的混乱，经过师长的紧急处置，才算是恢复了秩序。之前的天气都很好，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转坏，天开始下大雨，一直到第二天都没有停过，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汽车都被迫必须拣着好路走，不过履带车辆却还是照常前进。各行军集团之间都已经失去了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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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在11月7日12点钟的时候，师长从前方退下来的败兵口中，才知道敌人早已进入了法斯托夫。他带着他的传令官匆匆赶向前面，准备安排反攻该地的计划。因为在前进中，他有几次几乎为敌人步枪所击中，所以他现在坐在一辆装甲人员载运车中，领着前卫部队前进。结果他一头和苏军的T-34战车碰上了。第一四六装甲步兵团的第九连，携带着4门重步兵炮，就跟在他的后面前进。可是苏军战车一发炮，这些部队就慌忙退走。该师师长花了很多的工夫，才制止住了部队的恐怖心理，并且命令他们趁着黑夜，开始挖掘工事。在夜里苏军的战车又来冲击，把该团第二营的运输车辆击毁了一部分。这时师长就决定趁着黑夜，冲出苏军战车的包围，向法斯托夫方向前进，以与其他已经前进的部队相会合。他这个小型的战斗团，前面一个连，后面一个连，而把车辆和重武器夹在中间。希尔将军就在最前头领先挺进。经过了激烈战斗之后，他到了11月8日凌晨4点钟的时候，才突出了苏军战车的包围圈，到了14点钟左右，他才到达了第四十七装甲军在白采尔科维的军部。他这一师现在已拨归该军指挥。

　　在这个时候，该师的其他部分由魏赫马尔上校（Col.von Wechmar）指挥着，经由格列标恩卡（Grebenki）和斯拉维亚（Slavia）的路线，正向法斯托夫行动。在11月9日的清晨，希尔与他们会合在一起。在法斯托夫的东面，有一个村落叫作法斯托费兹（Fastovetz），正由强大的敌军据守着，所以必须把它攻下。该师师长亲自率领部队进攻，到了正午的时候，就把这个村落攻下了，接着就奉命立即向法斯托夫进攻。敌人的死伤很惨重，到了11月10日，德军已经攻入法斯托夫的东郊。当他们正想再前进的时候，却为敌人强大兵力所阻。不过无论如何，第二十五装甲师总算是阻止住了敌人的前进。

　　因为该师既无充分的准备，且又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投入战斗，所以作战的情况实在是十分困难，即令希尔将军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将才，所成就的也还是十分有限。固然敌军的损失很重，但是自己的损失也不轻。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在他们未习惯于东线战场冬季作战的艰苦环境之前，部队不免在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惊惧的现象。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之下，局部的高级指挥官（集团军、军团和军部）是不得已而把该师做这样不合理的使用，这还情有可原。但是真正要负责的人却是最高统帅部，他们应该知道尚未成熟的部队，在运用时是必须更慎重的。

　　在以后的战斗中，从12月24日到30日之间，该师又不幸遭遇到一个更困难的情况。他们防守着一条长达25英里的防线，而受到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攻击。结果伤亡惨重，几乎全师覆没。希特勒和OKH决定要把这一个师的番号取消。我在适当时机之下，把这个意见打消了，因为这个师事实上并没有责任。希尔将军抱着重病离开了前线，他看见他辛辛苦苦所培养起来的一株幼苗，就这样给人糟踏掉了，真是伤心已极。希特勒还是不信任他，以后他就再也没被起用过。这样一个天才也就白白浪费了。

　　为了使西线方面总能有一点装甲预备兵力，我就命令把各学校中的训练单位都集中起来编成一个师，开始在法国境内加以集中训练。这个师就叫作装甲训练师（PanzerLehr）。我把新的装备发给他们，并且选用了一些优秀的军官训练他们。他们的师长就是拜尔林将军，他过去在苏联作战时，曾经充任我的作战处长。希特勒在12月间批准了成立这个师，并且加了一个按语说：“这个想法实在不错，可惜我事先并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激烈的战斗始终没有停息。在里齐特沙（Rechitsa）地区的中央集团军防线，已经为苏军所突破。在维捷布斯克和涅韦尔（Nevel）等地都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戈梅利和普罗普斯克都已经沦陷了，不过德军在莫吉廖夫和奥尔沙的东面，还守住了第聂伯河上的一处桥头阵地。

　　这时在第聂伯河上保留桥头阵地，实在是一个颇值检讨的问题，因为我们再向东面进攻的希望，真是可以说太渺茫了。不过，如果说希特勒是为了要获得尼科波尔的锰矿供应，这多少是一个理由，但这只是一个经济上的理由，而在军事上说，这种桥头阵地的保持，却实在是有损无益。我们军人都一致主张完全退过河来，利用宽广的河流，当作一条比较可靠的防线。这样就可以重新建立预备兵力，主要的是采取装甲师的形式，有了这种机动预备队之后，才可以进行机动性的战争，以达到战略上的目标。但是希特勒一听到“战略”两字，马上就会大发脾气。他认为将军们口里所说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退却的意思，这是他所痛恨的，因此他主张死守一切的地盘，即令是对于我们只有害无益，他也不管。

　　这一年东线冬季作战，德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结果使OKH感到焦头烂额。于是他们就顾不了在西线战场上进军的计划，但是我们可以很准确地预料着，在1944年的春天，盟军是一定会登陆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不得不一再提出要求，将那些疲兵久战的装甲师撤回来，加以整编和补充。OKW本来应该也赞成这一点，因为西线是他们直接指挥的，可是他们却没有完全支持我。于是这个问题一拖再拖，终于我不得不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申诉。蔡兹勒说他所颁发撤回某装甲师的命令，非常的明确，但是我反驳他的说法，指出OKH的命令漏洞百出，前线的将军们很容易按着自己的意思解释这些命令，蔡兹勒对我的直言当然予以否认。OKH的命令常常是这样说的：“只要战斗的情况许可，某装甲师应立即由前线撤回。”事实上该师可能一直与敌方保持作战接触，OKH应该明确地指出何时开始撤出才对。于是前方集团军和军指挥官的回应，也都是千篇一律地说：“前方的情况不许可，该装甲师一时无法撤出。”这样一拖就常常好几个星期。被留在前方的一定是拥有较强大战斗力的作战单位，特别是战车和装甲步兵尤然，而他们又是最急需休息和补给的部队。前线部队的正常轮调程序，最初是师属补给部队，再来是师参谋和多数师炮兵单位，而最重要的战车部分仍被他们扣着不放，于是我的整编工作还是无法进行。为了这件事，我和蔡兹勒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但是西线战场的安危，我却不能坐视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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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侵入的时候，我们在万难之中，在西线方面算是勉强供给了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这些事留待以后再讨论。对于这些师的训练，我把他们托付给我的老朋友盖尔将军。花了很多的口舌，希特勒才批准了这个任命。盖尔的头衔是“西线装甲兵总指挥”，受西线战场总司令部的节制，但是有关装甲兵方面的工作，却完全听命于我。我们彼此之间早已建立有互相的信任，因此对于工作的推动是大有助益。

　　在1943年这一年当中，也还有少数偶然的事件值得在此一提。上文已经说过，当我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时候，我曾经拜访过戈培尔博士。当时我曾经和他讨论到最高统帅部组织不适当的问题，我要求戈培尔劝希特勒把它加以改组，并且任命一个具有相当实权的参谋总长，以减轻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负担。戈培尔认为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但是他却答应我在适当之时机，他可以设法提出。1943年7月底，戈培尔恰好正在东普鲁士，我就趁着拜访他的机会，请他不要忘记了上次的谈话。于是他立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并且也承认目前军事情形已经日益严重，最后他这样说：“当我想到有一天苏联人会进入柏林，我们不得不毒死我们的妻儿，以免落在他们的手里，这个时候你所提出的问题，就好像山一样的重，压在我的心上。”戈培尔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长此以往，战局一定会演变成怎样一个局面，但是他言行却并不能够一致。他缺乏足够的勇气，始终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提出这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于是我又改向希姆莱试探，这位特务头子态度却很坏，他以为我是想要限制希特勒的权力。

　　11月间我又去看约德尔，我向他提出改组最高统帅部的建议，主张参谋总长对于作战应具有真正的指挥权，而希特勒所应该过问的事情应限于一般政略和最高级世界战略的指导。当我说得很起劲的时候，约德尔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反问我说：“你还知道有比希特勒更好的最高统帅人才么？”我只好把我的计划塞在我的皮包里面，匆匆走出了他的房间。

　　1944年1月间，希特勒写了一个便条叫我去吃早饭，他说：“有人送了一只野鸭给我，你知道我是吃素的。所以你能不能来陪我吃早餐，代我享受这只野鸭？”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坐在一张小圆桌的旁边，室内的光线很暗淡，因为只有一个窗口有光线透进来。只有他的爱犬伏在他的脚下，希特勒顺手扯了一点干面包去喂狗。一个伺候的仆人，只是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在这种稀有的机会之下，也许可以谈论甚至于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在略事寒暄之后，我们的谈话就又转向军事问题。我提到在明年春季，盟军可能在西面登陆，而我们现有的预备兵力却是绝对还不够充足。为了能从东线抽出更多的兵力，所以东线似乎有建立一条坚固防线的必要。我认为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没有一条防线，作为支撑的骨干，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做法，我觉得若是能够把过去德苏边界上的要塞加以修复，其效用一定比目前随意选定任何村镇来当作据点的办法，要好得多了。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又触了一个黄蜂窝。

　　希特勒说：“请你相信我！我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伟大要塞工程师。我建筑了西线长城，我又建筑了大西洋长城，我曾经用了无数吨水泥。我懂得一切有关要塞工程的问题。在东线方面我们现在缺乏劳工材料和运输工具。甚至于到今天，铁路所能运输的物资，都还不足以满足前线上的需要。所以我无法调出火车来装运建筑材料，用来供给东线作建筑的用途。”他照例是一口气可以背得出来许多统计数字，却不管这数字是否可靠，总而言之却可以使旁人无法开口。虽然如此，我还是极力表示不同意。我知道铁路运输的情形，过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后，才开始有壅塞不通的情形发生，所以要塞的建筑绝不会影响到前线上的物资供应。铁路的负荷力是不会成问题的，而当地也不乏可用的材料和劳力。另外就战略来说，未来假使遇到两面作战的情况，就势必要在其中一线实行固守不可。所以我说，既然他在西线方面已经有了那样好的准备，那么为什么在东线方面，却毫不准备呢？结果希特勒又还是唱他的老调，他说假使他在后方修好了一道防线，那么东线上的将领们就只会想不战而退了。所以关于这一点他已经下了决心，是怎样都不会再改变了。

　　于是谈话的主题又转到各位将领们和最高统帅部的组织问题方面。因为我以前所作的一切间接的努力，希望使希特勒少过问军事指挥问题，是早已失败了。现在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直接和他谈论这个问题，希特勒可以任命一位他信任得过的将领，担任真正的参谋总长，而把今天这种乱杂无章的指挥系统，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结果我这一番努力也还是完全失败了。希特勒舍不得与他的亲信凯特尔元帅分开。他似乎很不相信我，而认为我是企图想限制他的权力。我算是碰了一个钉子。此外，实际上又有哪一位将军是希特勒所能够信任的呢？在这次谈话之后，我也觉得我实在太幼稚了，因为我也找不到一位可以供他信任的参谋总长。

　　所以一切都还是原封不动，依然还是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甚至当情况已经毫无希望时，也从未有过适合时机的撤退。不过，以后有许多许多次，希特勒常在我面前诉苦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一切的情势都完全不对了。”我的答复每次都是一样的，我说：“改变你的方法。”可是每一次希特勒都不肯接受我的意见。

　　您所在的位置：闪击英雄＞正文 回目录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5)www.shu.com.cn

　　到了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侵入的时候，我们在万难之中，在西线方面算是勉强供给了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这些事留待以后再讨论。对于这些师的训练，我把他们托付给我的老朋友盖尔将军。花了很多的口舌，希特勒才批准了这个任命。盖尔的头衔是“西线装甲兵总指挥”，受西线战场总司令部的节制，但是有关装甲兵方面的工作，却完全听命于我。我们彼此之间早已建立有互相的信任，因此对于工作的推动是大有助益。

　　在1943年这一年当中，也还有少数偶然的事件值得在此一提。上文已经说过，当我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时候，我曾经拜访过戈培尔博士。当时我曾经和他讨论到最高统帅部组织不适当的问题，我要求戈培尔劝希特勒把它加以改组，并且任命一个具有相当实权的参谋总长，以减轻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负担。戈培尔认为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但是他却答应我在适当之时机，他可以设法提出。1943年7月底，戈培尔恰好正在东普鲁士，我就趁着拜访他的机会，请他不要忘记了上次的谈话。于是他立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并且也承认目前军事情形已经日益严重，最后他这样说：“当我想到有一天苏联人会进入柏林，我们不得不毒死我们的妻儿，以免落在他们的手里，这个时候你所提出的问题，就好像山一样的重，压在我的心上。”戈培尔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长此以往，战局一定会演变成怎样一个局面，但是他言行却并不能够一致。他缺乏足够的勇气，始终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提出这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于是我又改向希姆莱试探，这位特务头子态度却很坏，他以为我是想要限制希特勒的权力。

　　11月间我又去看约德尔，我向他提出改组最高统帅部的建议，主张参谋总长对于作战应具有真正的指挥权，而希特勒所应该过问的事情应限于一般政略和最高级世界战略的指导。当我说得很起劲的时候，约德尔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反问我说：“你还知道有比希特勒更好的最高统帅人才么？”我只好把我的计划塞在我的皮包里面，匆匆走出了他的房间。

　　1944年1月间，希特勒写了一个便条叫我去吃早饭，他说：“有人送了一只野鸭给我，你知道我是吃素的。所以你能不能来陪我吃早餐，代我享受这只野鸭？”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坐在一张小圆桌的旁边，室内的光线很暗淡，因为只有一个窗口有光线透进来。只有他的爱犬伏在他的脚下，希特勒顺手扯了一点干面包去喂狗。一个伺候的仆人，只是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在这种稀有的机会之下，也许可以谈论甚至于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在略事寒暄之后，我们的谈话就又转向军事问题。我提到在明年春季，盟军可能在西面登陆，而我们现有的预备兵力却是绝对还不够充足。为了能从东线抽出更多的兵力，所以东线似乎有建立一条坚固防线的必要。我认为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没有一条防线，作为支撑的骨干，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做法，我觉得若是能够把过去德苏边界上的要塞加以修复，其效用一定比目前随意选定任何村镇来当作据点的办法，要好得多了。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又触了一个黄蜂窝。

　　希特勒说：“请你相信我！我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伟大要塞工程师。我建筑了西线长城，我又建筑了大西洋长城，我曾经用了无数吨水泥。我懂得一切有关要塞工程的问题。在东线方面我们现在缺乏劳工材料和运输工具。甚至于到今天，铁路所能运输的物资，都还不足以满足前线上的需要。所以我无法调出火车来装运建筑材料，用来供给东线作建筑的用途。”他照例是一口气可以背得出来许多统计数字，却不管这数字是否可靠，总而言之却可以使旁人无法开口。虽然如此，我还是极力表示不同意。我知道铁路运输的情形，过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后，才开始有壅塞不通的情形发生，所以要塞的建筑绝不会影响到前线上的物资供应。铁路的负荷力是不会成问题的，而当地也不乏可用的材料和劳力。另外就战略来说，未来假使遇到两面作战的情况，就势必要在其中一线实行固守不可。所以我说，既然他在西线方面已经有了那样好的准备，那么为什么在东线方面，却毫不准备呢？结果希特勒又还是唱他的老调，他说假使他在后方修好了一道防线，那么东线上的将领们就只会想不战而退了。所以关于这一点他已经下了决心，是怎样都不会再改变了。

　　于是谈话的主题又转到各位将领们和最高统帅部的组织问题方面。因为我以前所作的一切间接的努力，希望使希特勒少过问军事指挥问题，是早已失败了。现在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直接和他谈论这个问题，希特勒可以任命一位他信任得过的将领，担任真正的参谋总长，而把今天这种乱杂无章的指挥系统，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结果我这一番努力也还是完全失败了。希特勒舍不得与他的亲信凯特尔元帅分开。他似乎很不相信我，而认为我是企图想限制他的权力。我算是碰了一个钉子。此外，实际上又有哪一位将军是希特勒所能够信任的呢？在这次谈话之后，我也觉得我实在太幼稚了，因为我也找不到一位可以供他信任的参谋总长。

　　所以一切都还是原封不动，依然还是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甚至当情况已经毫无希望时，也从未有过适合时机的撤退。不过，以后有许多许多次，希特勒常在我面前诉苦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一切的情势都完全不对了。”我的答复每次都是一样的，我说：“改变你的方法。”可是每一次希特勒都不肯接受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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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侵入的时候，我们在万难之中，在西线方面算是勉强供给了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这些事留待以后再讨论。对于这些师的训练，我把他们托付给我的老朋友盖尔将军。花了很多的口舌，希特勒才批准了这个任命。盖尔的头衔是“西线装甲兵总指挥”，受西线战场总司令部的节制，但是有关装甲兵方面的工作，却完全听命于我。我们彼此之间早已建立有互相的信任，因此对于工作的推动是大有助益。

　　在1943年这一年当中，也还有少数偶然的事件值得在此一提。上文已经说过，当我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时候，我曾经拜访过戈培尔博士。当时我曾经和他讨论到最高统帅部组织不适当的问题，我要求戈培尔劝希特勒把它加以改组，并且任命一个具有相当实权的参谋总长，以减轻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负担。戈培尔认为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但是他却答应我在适当之时机，他可以设法提出。1943年7月底，戈培尔恰好正在东普鲁士，我就趁着拜访他的机会，请他不要忘记了上次的谈话。于是他立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并且也承认目前军事情形已经日益严重，最后他这样说：“当我想到有一天苏联人会进入柏林，我们不得不毒死我们的妻儿，以免落在他们的手里，这个时候你所提出的问题，就好像山一样的重，压在我的心上。”戈培尔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长此以往，战局一定会演变成怎样一个局面，但是他言行却并不能够一致。他缺乏足够的勇气，始终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提出这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于是我又改向希姆莱试探，这位特务头子态度却很坏，他以为我是想要限制希特勒的权力。

　　11月间我又去看约德尔，我向他提出改组最高统帅部的建议，主张参谋总长对于作战应具有真正的指挥权，而希特勒所应该过问的事情应限于一般政略和最高级世界战略的指导。当我说得很起劲的时候，约德尔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反问我说：“你还知道有比希特勒更好的最高统帅人才么？”我只好把我的计划塞在我的皮包里面，匆匆走出了他的房间。

　　1944年1月间，希特勒写了一个便条叫我去吃早饭，他说：“有人送了一只野鸭给我，你知道我是吃素的。所以你能不能来陪我吃早餐，代我享受这只野鸭？”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坐在一张小圆桌的旁边，室内的光线很暗淡，因为只有一个窗口有光线透进来。只有他的爱犬伏在他的脚下，希特勒顺手扯了一点干面包去喂狗。一个伺候的仆人，只是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在这种稀有的机会之下，也许可以谈论甚至于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在略事寒暄之后，我们的谈话就又转向军事问题。我提到在明年春季，盟军可能在西面登陆，而我们现有的预备兵力却是绝对还不够充足。为了能从东线抽出更多的兵力，所以东线似乎有建立一条坚固防线的必要。我认为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没有一条防线，作为支撑的骨干，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做法，我觉得若是能够把过去德苏边界上的要塞加以修复，其效用一定比目前随意选定任何村镇来当作据点的办法，要好得多了。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又触了一个黄蜂窝。

　　希特勒说：“请你相信我！我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伟大要塞工程师。我建筑了西线长城，我又建筑了大西洋长城，我曾经用了无数吨水泥。我懂得一切有关要塞工程的问题。在东线方面我们现在缺乏劳工材料和运输工具。甚至于到今天，铁路所能运输的物资，都还不足以满足前线上的需要。所以我无法调出火车来装运建筑材料，用来供给东线作建筑的用途。”他照例是一口气可以背得出来许多统计数字，却不管这数字是否可靠，总而言之却可以使旁人无法开口。虽然如此，我还是极力表示不同意。我知道铁路运输的情形，过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后，才开始有壅塞不通的情形发生，所以要塞的建筑绝不会影响到前线上的物资供应。铁路的负荷力是不会成问题的，而当地也不乏可用的材料和劳力。另外就战略来说，未来假使遇到两面作战的情况，就势必要在其中一线实行固守不可。所以我说，既然他在西线方面已经有了那样好的准备，那么为什么在东线方面，却毫不准备呢？结果希特勒又还是唱他的老调，他说假使他在后方修好了一道防线，那么东线上的将领们就只会想不战而退了。所以关于这一点他已经下了决心，是怎样都不会再改变了。

　　于是谈话的主题又转到各位将领们和最高统帅部的组织问题方面。因为我以前所作的一切间接的努力，希望使希特勒少过问军事指挥问题，是早已失败了。现在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直接和他谈论这个问题，希特勒可以任命一位他信任得过的将领，担任真正的参谋总长，而把今天这种乱杂无章的指挥系统，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结果我这一番努力也还是完全失败了。希特勒舍不得与他的亲信凯特尔元帅分开。他似乎很不相信我，而认为我是企图想限制他的权力。我算是碰了一个钉子。此外，实际上又有哪一位将军是希特勒所能够信任的呢？在这次谈话之后，我也觉得我实在太幼稚了，因为我也找不到一位可以供他信任的参谋总长。

　　所以一切都还是原封不动，依然还是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甚至当情况已经毫无希望时，也从未有过适合时机的撤退。不过，以后有许多许多次，希特勒常在我面前诉苦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一切的情势都完全不对了。”我的答复每次都是一样的，我说：“改变你的方法。”可是每一次希特勒都不肯接受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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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月中旬，苏军就已经开始在东线方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首当其冲的是基洛沃格勒，在1月24日到26日之间，苏军向切尔卡瑟（Cherkassy）以西的德军突出地区发动了一个钳形的攻势；而在1月30日，苏军又向克里沃伊罗格（Krivoirog）以东的突出地区再发动了一个新攻势。苏军在数量上居于相当的优势。所使用的兵力如下：

　　对付德军的乌克兰南方集团军：34个步兵师及11个装甲师

　　对付德军的乌克兰北方集团军：67个步兵师及52个装甲师

　　2月的下半月内前线状况平静无事，可是到了3月3日、4日和5日，苏军又再度大举进攻，将德军逐退到布格河之线。

　　中央集团军在3月底以前，还大致能够保持着它原有的防线。

　　4月间整个克里米亚半岛，除了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以外，都全部丧失了。苏军已经渡过了布格河，和普鲁斯河（Pruth）与锡雷特河（Sereth）的上游。最后苏军的攻势又被德军所阻止，在塞瓦斯托波尔失陷之后，前线就稳定了下来，一直到8月里为止。

　　1月间，苏军也同时向北方集团军的防区进攻。在最初，他们只是在依尔门湖的北面和列宁格勒西面，获得了有限度的成功。但是到了1月21日，苏军的兵力突然加强，强逼着德军撤过了卢加河（Luga），2月间又撤过了纳尔瓦河（Narva）。3月间，德军撤到了韦利卡亚河（Velikaia）和普斯科夫湖（Pleskau）和佩普西湖（Peipus）的后面。在这里德军总算又站定了脚跟。

　　东线战场上只有一个极短时间的喘息期，维持到6月22日为止。我们在冬季战役中所受到的损失实在是太重。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预备兵力可用。凡是一切可以节省得出来的兵力，都已经送去防守大西洋长城，可是实际上这个所谓长城者，不过只是吓唬人而已。

　　我在这个时候，却奉到希特勒的命令，负责处理一件非常无趣味的特殊案件。和平常一样，他每打了一个败仗一定要找一个代他受过的替死鬼，这一次冬季战役的失败也自不例外。其中有一位是耶尼克上将（Col.Gen.Janicke），希特勒认为他对于克里米亚的失陷应负全责。我就奉命调查这一个案件，当时希特勒正处在盛怒之下，一心想入人于罪，所以我只有使用拖延的战术，才可以免兴大狱。耶尼克最后对于我这种故意的拖延，反而感到不耐烦，殊不知我却是有意保全他的性命。

　　上文早已说过，在1943年我就已经开始研究西线战场的防御问题。新年一过，这个问题就更日显重要。2月间，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顺便与龙德施泰元帅和盖尔将军举行会商。我们都一致认为敌人的海空优势会使我们的工作感到十分困难。盟军的空中优势尤其会影响到我方在地面上调动军队的能力，为了想获得充分的速度和集中起见，我们被迫在夜间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组建一支适当的装甲预备兵力：这些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应该部署在所谓大西洋长城的后方，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便当我们认清了敌人是在何处主攻时，即可以将它们迅速地调往截击。为了使它们的行动便利起见，对于法国的公路网应该加以必要的修补，并且还要多准备预备性质的渡河工具，例如水底桥梁和浮桥等等。

　　当我去视察部队时，就随时感觉到敌军的空中优势是早已存在着。当我们部队在训练场中操练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在他们的头上编队飞过，谁也无法预料它们会不会把炸弹扔下来。

　　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我再研究OKW所颁发的命令，以及我们现有预备兵力的情况，才发现了这些担任预备主力的装甲师，其位置距离海岸线都是很近的。这样的分布，它们就不容易迅速调动，以来应付敌军在其他地区的登陆。有一次和希特勒会谈的时候，我就指出这个错处来，并且提议把这些机动部队的配置重新加以调整。希特勒回答道：“目前这种安排是隆美尔元帅所建议的。在没有征得前线负责指挥官的同意之前我不想发出一个矛盾的命令。你自己再到法国去一次，好与隆美尔当面商谈这个问题。”

　　4月间，我又再到法国去作了一次访问。敌方的空军此时已经十分的活跃，并且开始攻击战略性的目标。在我视察后的几天内，我们设在马伊营（Camp de Mailly）的战车仓库完全被炸毁了。不过幸亏盖尔早已有了疏散的准备，所以损失并不算重。

　　在和龙德施泰元帅与他的幕僚们重新讨论了一番之后，我就遵照希特勒的命令，由盖尔陪同一路，到古荣（La Roche Guyon）去拜访隆美尔。在大战以前我就已经和隆美尔认识。他一度曾经指挥过的戈斯拉尔（Goslar Jager Battalion）轻步兵营，就是我所属的原有单位，与我有极深切的友谊。以后我们在波兰战役中也曾经见过面，他那时是希特勒大本营的警卫部队指挥官。不久他也就转到装甲兵方面来，并从战绩上证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1940年他在法国充任第七装甲师的师长，以后调往非洲，升任军长和军团长，终于获得了名将的荣誉。隆美尔不仅是一个公平正直的好人，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并且更是一个具有高度天才的指挥官。他充满了活力，而且料事如神，对于最困难的问题，他常常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答案。他也具有知人之明，深得部下的爱戴，所以他的负有盛名，是绝非偶然的。1942年9月，疾病强迫着隆美尔必须离开非洲，他曾经要求希特勒任命我为他的副帅，在他请假期中，代行他的职权。当时他也深知我已经与希特勒闹翻了，但是他却还是提出了这个要求。事虽不成，其盛意却很感人。事实上这次我未去非洲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不久德军就遭到了阿拉曼（El Alamein）的大败，我要是去了，也一样不足以挽回这个危局，而徒然有损于我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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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美尔在非洲惨败之后，沉痛的经验使他一想到盟军的空中优势，就不免谈虎色变，甚至于他认为以后要使用大部队作运动战，是已经不可能了。他更认为即令是在夜间，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的行动也都很困难。1943年他在意大利境内作战的经验，更加强了他这种信念。所以当盖尔主张把装甲预备兵力集中在防线后方的时候，隆美尔马上就和他发生了冲突，因为盖尔的意见是想把装甲部队当作一支有组织的机动兵力看待。这一次我再和隆美尔谈到这个问题，依然还是遭到他的强烈反对。他认为我是从东线方面来的乡巴佬，完全没有见过市面；而他却有在非洲和意大利的作战经验，所以自信要比我们高明一点。他的态度既然如此，所以也不必和他多作辩论，我决定不再去理会他，而还是把我的反对意见呈报给龙德施泰和希特勒。不过当时西线方面，除了原有的少数装甲部队以外，也不会再有新的兵力调到。要挽救西线的危机，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是OKW所控制的预备兵力可以调到西线去，一是西线战场总司令应有指挥全局的权限。可是这两点却都不曾办到。

　　不过自从隆美尔接任了B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之后，他对于他所辖地区中的大西洋长城的防务，却已经加强了不少。照他的理论，海岸线也就是主要的防线，所以他又在防线之前，布置了许多的水底障碍物。在防线的后面，凡是他认为空降部队有着陆可能的地区，也都布置了广泛的障阻物，此外又布了许多的雷阵。在他指挥下的部队，除了训练的时间以外，就都忙于修筑工事。所以在B集团军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是从上到下，都是十分的紧张。不过尽管隆美尔是如此的努力，但是他却没有认清机动预备兵力的重要性，这总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我们在空中和海上，都是居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只有大规模的陆上行动，才是我们惟一的成功机会。隆美尔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就绝对不愿意从这一方面着手准备。此外，至少在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是认为他已经完全猜中了盟军的登陆地点。他曾经一再地向我保证说，盟军登陆的地点一定是在索姆河口以北的地区；他认为其他的地区都没有可能性，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渡海登陆战十分困难，所以滩头阵地的选择一定要与上船基地愈近愈好。此外，在索姆河以北登陆，还可以使盟军获得较大的空中支援。那个时候，隆美尔对于他自己的看法，是绝对坚持不愿放弃的。

　　虽然所根据的立场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对于以上所述各点，隆美尔的意见恰好又与希特勒相符合。希特勒本人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争时代的产物，他对于机动战争的原理，并没有真正的了解。隆美尔以敌人具有空中优势为理由，而认为这种机动战争是不再可能了。所以毫不足怪的，希特勒不会赞成我和龙德施泰元帅的建议，因为他也认为隆美尔的战争经验要比我们更丰富。

　　1944年6月6日，在西线方面一共有48个步兵师，其中38个分布在海岸线上，而10个则部署在后方。此外一共还有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而一切胜利的希望就寄托在这10个师的身上。

　　其中有4个师（第二、第一一六、第二十一和党卫军第十二）是交由隆美尔直接指挥。而党卫军第一装甲师、装甲训练师和第十七党卫军装甲步兵师却算是OKW的总预备队。至于第九、第十一和第二党卫军师则部署在法国南部，用以防止敌军在地中海方面的登陆。

　　这样的分散兵力，就使一切防御胜利的可能性都完全化为泡影。不仅如此，当盟军登陆时，其所遭遇到的机会也恰好对于德军方面非常的不利。从头说起，登陆那一天，隆美尔恰好不在前方，而是回到德国准备与希特勒会商，正在旅行的途中。希特勒本人，照平常的习惯总是睡得很迟，而上床之后，就不准人惊动他。所以当6月6日盟军侵入的第一次消息报到的时候，只有约德尔接到，但是他却不敢作主。他不敢下命令叫OKW的预备队出动——实际上那也不过是3个装甲师而已——因为他还不敢断定诺曼底的登陆是真的主攻，还是假的助攻。同时OKW又更不放心地中海方面，而不敢把法国南部的装甲师调到北面去。在登陆地点只有第二十一装甲师，但是他们奉有严命，在未得隆美尔许可之前，不准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向英国空降部队反攻的良好机会就坐失掉了。隆美尔又把第一一六装甲师移动到距离迪耶普海岸更近的地方，而且让他们一直留在那里直到7月中旬。

　　许多高级指挥官对于装甲师的使用都完全是外行，譬如以装甲训练师为例，它就曾经奉到命令在白天里冒着空袭的危险采取行动，同时又要他们正对着敌海军炮火所能控制的地区实行正面的反攻。所以用不了多久，这一点机动兵力就完全消耗光了。虽然西线损失惨重，但是却又得不到必要的补充，因为自从6月22日以后整个东线就一直存在有总崩溃的危险，所以一切的补充都已经运往那一方面去了。

　　假使希特勒早听了我和盖尔的话，那么西线的防守也许就不至于一糟至此。我们主张把所有的装甲兵力分成两个兵团，分别集中在巴黎的南面和北面，随时准备把他们开往盟军真正侵入的地区。

　　不过即令事先没有合理的兵力分布，若是最高统帅部在敌军登陆之后即做出明确的措施，则结果也可以比较有希望。7月16日，这距离盟军登陆的第一天，差不多快两个星期了，第一一六装甲师还在阿布维尔和迪耶普之间的海岸上，第十一装甲师还在波尔多（Bordeaux）地区，第九装甲师还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附近，而第二党卫军装甲师（即帝国师）还在法国南部打游击队。至于其他的装甲师，虽然已有从东线方面调来的两个师（第九和第十两个党卫军装甲师）的增援，可是都已经陷于正面的苦战中，而且又处于敌方海军重炮威胁之下，不过除了装甲师以外，这个时候在塞纳河以北的地区，也还有7个步兵师停留在海岸线上，无所事事，坐候着一个永远没有成为事实的第二次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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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详细情形值得在此一提：

　　6月7日，盖尔将军奉命负责指挥卡昂（Caen）地区的战事，首先由第七军团节制，继又受B集团军的管辖。第二十一装甲师已经参加作战，而第十二党卫军装甲师和装甲训练师，则拟用在它的左方。盖尔准备在6月10日开始发动反攻，可是由于盟军的空袭，使他的司令部完全丧失了作战的能力。于是改由第一党卫军装甲军接替他的防务。经过了几天的延迟，第一党卫军装甲师和第二装甲师也都分批投入了战火。到了6月28日，西线装甲兵团又重新组织好了，指挥着第一和第二两个党卫军装甲军，与第八十六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盖尔主张集中兵力，做一次猛攻，但遭到隆美尔的反对，因为他对反攻早已丧失了信心。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隆美尔是因为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愿将预备兵力都用光。（注：据说他已经知道“7月20日政变”即将发生，所以他希望能够控制一些预备兵力，以做应变的准备。）

　　6月28日，第七军团的司令多尔曼将军突然死了。遗缺由豪赛尔上将继任。

　　6月29日，所有西线的高级将领都被召到了希特勒的行营，参加军事会议，龙德施泰、斯贝尔勒（Sperrle）和隆美尔等人都同时出席，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隆美尔。他的见解还是和4月间一样，认为在敌方空中优势之下，机动战争已经再无实现的可能了。在这一次会议中，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增加战斗机的实力。戈林表示只要斯贝尔勒能够提供驾驶员，他可以供给800架战斗机，可是斯贝尔勒手里却并没有那样多的驾驶员。当他说出他一共只有500人的时候，马上引起希特勒的怒火。这一天会议的结果，就是不久后龙德施泰、盖尔和斯贝尔勒三个人都被免职了。龙德施泰的继任人选就是克卢格元帅，这时他正深得希特勒的宠信。

　　〖〗〖〗）日1月8至日22月6年4491（灭毁的军团集央中23图这位新总司令于7月6日开始视事，但是却并不能够挽回危局。最初他非常乐观，这完全是受了最高统帅部的影响，所以一到任之后就不免与隆美尔大起冲突，不过不久他就认清了当前局势的严重，而不能不接受隆美尔的看法。

　　克卢格是一个很努力的军人，他对于小型战术的知识很丰富，可是对于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却完全不懂。他对于装甲兵力的用法，就是把它们拆散成为小单位，对敌方海军火力控制下的有限目标发动正面攻击，结果逐渐将兵力消耗掉，这种办法当然是非垮不可的。

　　7月11日，卡昂城陷落。7月17日，当隆美尔从前线驱车回司令部的时候，中途遭到一架英国战斗轰炸机的袭击。他翻了车，头部受了重伤，被迫离开前线进了医院。自从他离去之后，西线战场上就少了一位具有坚强个性的大将。而这一天盟军继续向前推进，从奥恩河（Orne）突入到卡昂、科蒙（Caumont）、圣洛（St.htmo）至莱赛（Lessay）的海岸地区。

　　在诺曼底，盟军正在厚集兵力，准备实行突破，情况已经是瞬息万变。可是在东线方面，我们也正遭遇着更重大的惨败。

　　6月22日，苏军使用了146个步兵师和43个装甲师，沿着德国中央集团军的全线，开始发动总攻，这个地区的德军是由布西元帅所指挥。苏军的攻击进展顺利，德军步步败退，苏军在主攻地区已攻抵华沙附近的维斯瓦河和里加地区。结果是中央集团军的实力几乎全毁，到了7月中旬一共损失了25个师。

　　听到这个噩耗以后，希特勒又把他的大本营由阿卑尔沙兹伯格（Obersalzberg）迁回东普鲁士。我们所有可以调集的兵力都已经全部送上战场，以挽救这个残破的危局。布西元帅被免职，由本来充任A集团军总司令的穆德尔元帅兼任他的遗职。因为穆德尔事实上无法两面兼顾，所以B集团军就改由哈尔培上将（Col.Gen.Harpe）指挥。穆德尔本是我的旧部，在1941年时他是第三装甲师的师长。关于他的一切，我在上文中已经有过很多的描述。他是一个勇敢和勤勉的军人，对于前线的情形非常熟悉，能够获得部下的信赖，而且常常不注意自己个人的安全，他对于懒惰无能的部下是毫不宽怠的。他的行动十分坚定，一点都不犹疑。在这个时候要想塞住东线中央的这个大缺口，他实在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选。哈尔培也是一位装甲兵出身的军人，具有冷静、可靠、勇敢、坚定的美德，也算是一流的人才。由于他俩的同心协力，德军东线的危机才算是勉强渡了过去。当然，他们还需要有相当的时间，始能稳住这个局面。可是这时德国国内却又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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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苏军已经节节胜利，而我们则缺乏预备兵力，所以苏军冲入东普鲁士的危险已经确实存在。凭着我主管一切装甲兵训练学校的资格，我就在7月17日下命令，把凡是可以参加作战的学校示范部队，都从柏林调到东普鲁士勒特曾设防地区的附近，以供救援之用。

　　在7月18日的下午，有一位我一向熟识的空军将官向我问道：他是否可以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个情报，新任西线战场总司令克卢格元帅，准备瞒着希特勒而与西方国家缔结一个停战协定，为了这个目的，他已经在与敌方接触中。我听到这个秘密情报之后，不觉惊骇了一大跳。我马上想到克卢格这样一个举动，将使我们这个已经危险不堪的东线，和整个德国的前途，都要受到极严重的打击。我们在东西两方面的防线，都会一下就总崩溃了，从此苏联的红浪，就会无情地把我们都淹没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从来不曾想象到，任何一位德国的将领，在领兵作战时会和敌人真正接触，而且还能够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直接反抗国家的元首，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情报是真的，所以我就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消息的来源告诉我。他对于这一点感到犹豫。同时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说这话的动机是什么，和他对我所希望的是什么。当我问到这个拟议中的行动是否在最近的将来，即将成为事实，他却说那并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我还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当我在司令部里的时候，总是一天到晚忙于开会和会客，所以实在没有办法来仔细考虑这样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在7月19日这一天，乘车到阿伦施泰因、托伦（Thorn）和霍恩沙查（Hohensalza）等地，表面上是去校阅部队，而实际上是想在路上仔细研究研究，以便做出我个人的决定。假使我说不出来这个情报的真正来源，而就把这个捉风捕影的话先报告给希特勒知道，那么我对于克卢格元帅就是做了一次严重的中伤，使希特勒对他发生极大的猜忌。假使我把这个消息完全密而不宣，而结果真就发生了，那么我对于祖国就未免罪孽深重了。但要想决定一条正确的路线才真是颇不容易。

　　7月19日我正在视察驻阿伦施泰因的战防部队时，突然柏林有电话来，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请我把那已经发出的命令——将装甲示范部队调往东普鲁士——暂停三天执行。因为国内军的副总司令欧伯里希特将军（Gen.Olbricht）曾经有电话要求我们改采如此的做法。他所持的理由是，在明天——1944年7月20日，有一个代号“战婵”的演习，所有柏林地区的预备部队都要参加，若是装甲示范部队此时调走，那么就要影响整个的演习计划。所谓“战婵”演习就是一种对敌人空降部队，或是后方暴动的训练演习。这至少是我的想法，当然我并不知道还另有内幕。当托马勒向我保证着说，东普鲁士的局面还不是那样严重，三天的延迟对于大局似乎并无太大关系时，我只好勉强批准了，等演习完毕后再开拔。

　　那一天下午我在托伦校阅预备兵，到了7月20日上午，我就驱车往霍恩沙查去视察那里的部队。到了薄暮的时候，我一个人到野外去散步一番，突然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传令兵找到了，他告诉我最高统帅部可能有紧急电话来，请我赶紧回去。当我回到当地驻军司令部的时候，才有人告诉我无线电广播里面，已经报告了有人谋刺希特勒的消息。一直到深夜，我才和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通上了电话。他在电话中把谋刺希特勒的事实经过，简单向我说了一遍，把主谋的人名也告诉了我，然后报告我说希特勒已经有命令来，要我第二天到最高统帅部报到，因为他想免去蔡兹勒的职务，而任命我继任陆军参谋总长。在21日上午8时会有一架飞机飞到霍恩沙查，来接我去东普鲁士。

　　外间一切有关我在7月20日的行动的传说，实际上都是凭空捏造，我事先对于这个谋刺的阴谋完全不知道，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那一天惟一与我发生接触的人，就是在深夜和我通了电话的我的参谋长。

　　由这个意外的事件，而使我接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一切经过，托马勒将军曾经将它详细记录在一个文件中，并且曾经宣誓一切都是事实，这个文件现在仍由我保管。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1944年7月20日下午18时的时候，托马勒将军还正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突然最高统帅部有电话来。打电话的人是约德尔上将属下的一位参谋魏曾尼格中校（Lt.Col.Weizenegger），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托马勒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出去检阅部队了。于是托马勒立即奉命到最高统帅部直接向希特勒报到。托马勒大约19点钟才到达那里，希特勒由他的副官贝罗上校陪伴着接见了他。希特勒首先问我人在哪里，我身体是否健康。托马勒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希特勒于是就说他本想任命布勒将军（Gen.Buhle）做陆军参谋总长，但是因为他在这次事变中负了重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康复，所以他就决定在这个过渡期间，请古德里安上将兼代参谋总长的职务。托马勒就奉命安排一切，使我在第二天上午去向希特勒报到。

　　从这些事实看来，希特勒原意并不是命令我去接替蔡兹勒的，因为我曾经与他闹过别扭。他现在找我，只不过是已经无人可用而已。所以外面一切有关我的谣言，都可以不攻自破。实际上，当时东线的情形已经危如累卵，所以即令我是自己钻营这个位置，也还正可以显示出来，我是具有过人的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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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我的回答很简单，军人是应该服从命令的。尤其是当时东线战场的情形，已经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挽救数百万德国军民的厄运，我也非跳这个火坑不可。假使此时我拒绝受命，坐视东线的德军和我的故乡东德沦陷，那么我在道义上简直就是一个懦夫了。虽然我的企图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使我一生到死都会感到痛心和遗恨的。当我看到我们东部的疆土，和那些无辜善良、忠诚勇敢的人民，遭到这种浩劫的时候，可以说很少有人会比我更感到伤心。不管怎样的说法，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鲁士人呀！

　　1944年7月21日，我从霍恩沙查飞到了勒特曾。当我一到达了之后，马上就和托马勒做了一个简短的谈话，他告诉我他和希特勒谈话的详情，并且把当时行刺那一幕的情形，也大概描述给我听了。接着我就去见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Gen.Burgdorf）。因为希孟德已经被炸重伤殒命，所以布格多夫继任了希特勒的侍卫长，并兼任陆军人事处长。他们都把与我新任命有关的事情向我简明地解释了一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OKH中的所有幕僚人员，几乎要全部更换，因为原有的人员有些在这次爆炸中受了伤，有些犯了嫌疑，并已经纷纷被捕。还有一部分是久闻我的大名，根本就不愿意和我共事，另外还有一批人是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这种人也是非换不可的。在没有和他们会晤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准备在下午16点到陆军总司令部去视事。

　　在与陆军总部的人员会谈了之后，我就在大约正午的时候去向希特勒报到。他的样子似乎还很狼狈，有一只耳朵还在流血，他的右臂灼伤得很重，用绷带吊着，几乎全看不见了。可是当他接见我的时候，态度却是异常的安详。他当即面谕我接任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并且告诉我他对于我的前任蔡兹勒，有时是深为不满的。蔡兹勒曾经向他五度提出辞呈，这在战时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因为负责任的将官也正和在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是不应该临难退缩的。所以他严厉地命令我，不得借故提出辞职的要求。

　　于是谈话就又转到了人事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我所提出来的OKH新任人员的名单。同时我也趁机提出现任的西线战场总司令，对于大装甲兵团的指挥，完全是外行，所以我建议把他调职。希特勒这时突然插口说道：“而且他事先对于这个暗杀阴谋也早已知道消息。”这时，凯特尔、约德尔和布格多夫三个人，都一致说克卢格元帅现在是西线的倚靠，所以虽然他知道这个阴谋，此时还是以不换动他为宜，于是想把克卢格调离西线的企图就此打消了。因为很明显的，希特勒所晓得的要比我还多，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多开口。

　　在军事问题讨论完毕以后，希特勒也谈到一两件私人的事情，他告诉我说，我的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所以他已经命令秘密警察方面应该对我严加保护。这些人对于我的住所和车辆，都曾经加以严密的搜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不过为了应付希特勒，我只好决定为我个人设置私人卫士，这还是我自从担任军职以来的第一回。于是我就在装甲部队中随便指派了几个可靠的人员，担任我的住所和办公室的警卫，他们一直忠心地服务，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为止。这些人以后也常常调换，我对于私人安全问题实在并不那样放心上。

　　希特勒又劝我去和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Morell）谈谈，因为他知道我有心脏病，所以他主张请莫瑞尔为我注射。我虽然曾经去和莫瑞尔谈过一次，但是因为遵从我那位柏林医师的劝告，我拒绝了他所提议的注射。以希特勒本人为例，事实上莫瑞尔专门为希特勒注射有麻醉性的药品，所以我自然不会上这位医生的当。

　　暗杀的企图曾经使希特勒的右臂受了重伤，他两耳的耳膜都已经震坏，右耳的欧式管也受了伤，不过他却恢复得很快。他本来有一种神经性的痼疾，从他的左手和左腿总是发抖的现象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却与这次暗杀无关。实际上他这次所受到的打击不是在生理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依照他的个性，他对于整个的人类，尤其是参谋本部的军官和德军的将领，早已感到不信任，而现在就更变成了极深刻的仇恨。病态的心理使他丧失了道义上的判断力，变成了暴虐狂，以欺诈来作为掩护弱点的工具。他常常毫不犹豫地撒谎，并且也假定任何人在他面前所说的都是假话，他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过去伺候他已经是很困难了，现在就变成了受洋罪了。他常常丧失了他的一切自制力，而他所说的话也越来越粗暴。在他的左右亲信当中，也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略加约束，因为那个温文有礼、富有君子风度的希孟德已经死了，而继任的布格多夫却是一个饭桶。

　　在向希特勒报到之后，我就抽空到那个所谓“汇报室”里面去观了一次光，那暗杀一幕的景象还留在那里，这是很多人都已经叙述过了的，所以我不必再赘述了。接着我就到陆军总司令部里的参谋总长办公室去，开始执行我的新任务。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办公室中空无一人，也没有一个职员出来迎接我。我一连看了几间房子，才找到了一个正在熟睡中的工兵，他的名字叫里尔（Riehl）。我就把这个宝贝喊醒，叫他去找一个军官来。又等了相当的时间，他才带了一位洛林齐霍芬少校（Maj.Baron Freytag von Loringhoven）一同走进来。他是我的旧部，当我在1941年担任装甲军团司令的时候，他正是我的一位传令官，于是我就马上请他担任我的副官。此后，我就想和前线上各集团军总部通电话，询问他们当前的情况。在总长办公室里，一共有三部电话，但是却并没有说明哪一部是通到什么地方，我就拿起一部离手边最近的话筒，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回答我。当我告诉她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她就一声尖叫，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我花了相当的时间才使那些电话小姐们平静下来，然后才命令她们接好了我所要接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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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的军事情况发展，我在前一章中已经讲述过。那实在是糟得可怕。要想使OKH对于前线上的战争有所助力的话，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它本身的工作秩序，这个时候，整个东线战场的控制中心，也正是陷于分裂的状态。我的前任主张把OKH移回柏林附近的措森（Zossen）地方。有一部分的幕僚，连同军需总监部等等重要的机构，都早已迁到那里去了。许多的通信网也已经更动了。所以花了很多的工夫，我才和前方的集团军、后方的补给机关等等，取得了联系。现在我第一个所要决定的就是OKH在将来的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我决定仍然设在东普鲁士，因为希特勒本人和OKW也都在这里，比较便于联系。那些已经迁到措森去的各单位都奉命立即召回。

　　第二步是要恢复OKH工作秩序的步骤，就是赶紧任命一些必要的人员。我把温克将军找来，请他担任作战处长，他过去是夏纳尔（Schorner）的参谋长。不久我就又增加他的责任，改派充任OKH的办公厅主任，所控制的单位不仅包括作战处和组织处，并且还有一部分陆军情报机构，就是通常所谓“东线外国军”（Foreign Armies East）的机构。这样一来，东线的整个作战机构，就完全集中控制在一个地方了，现在作战处长就改由波宁上校（Col.von Bonin）充任，组织处长由魏兰中校（Lt.Col.Wendland）充任，而情报机构则由可靠的盖仑上校（Col.Gehlen）主管。军需总监本是瓦格纳将军（Gen.Wagner），但他已经畏罪自杀了，现在就改由托柏上校（Col.Topper）继任。柏林将军（Gen.Berlin）在法国和苏联战役中，都是我的炮兵总顾问，现在就被派为OKH的炮兵指挥官。普劳恩将军在1940—1941年的战役中，一直是我的通信指挥官，现在已升任三军兼陆军通信指挥官，这许多人要有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全部赶到东普鲁士，而且更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够使他们在已经被破坏的工作网再恢复工作。在旧陆军总部中的重要高级职员，只有运输指挥官、优秀的格尔克将军（Gen.Gercke）仍然留位不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一天到晚所忙的事就是使这个机构恢复它的正常工作秩序。关于其他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我当时是太忙了，除了前线上的战况以外，其他什么事我更一概不加以注意。我的新僚属们都常常和我本人一直工作到每天的深夜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挽救当前东线上的危局。

　　“7月20日事变”的实际效果到底怎样呢？

　　他们想要暗杀的人，事实上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生理情形，在过去本已不太强健，现在就更减弱了。他的精神上的安定却从此完全被破坏了，他全身的一切邪恶的魔力，都充分地发泄了出来，他从此更不受任何的限制。

　　假使这次暗杀的目的是想严重的打击德国政府的机构，那么所有纳粹党的重要巨头，就必须予以一网打尽才行。可是当炸弹爆炸时，这些人却一个都不在那里。对于希姆莱、戈林、戈培尔、鲍曼（Bormann）等巨头，都没有一个肃清的办法，换言之，这些阴谋家即令在希特勒被刺身死之后，对于如何夺取政权也并没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实际动手杀人的人，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Stauffenberg），可能是完全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几天之前他本已有动手的机会，但是因为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所以他又暂时停止了。我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为什么一定要拣7月20日动手，很明显的，这一次纵令暗杀成功，而政治目的还是很难达到的。或者是因为政府已经下令拘捕哥尔德内博士，所以才逼得他不能不赶紧下手。

　　即令希特勒已经被刺，而阴谋者也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他们却还是需要有一批相当实力的军队，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可是他们手里可供调遣的兵力连一连兵也没有。所以，当施陶芬贝格飞回柏林，带来了行刺成功的假消息之后，他们还是控制不了柏林城。那些根据演习计划集中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当然会拒绝合作。譬如说，我的装甲部队虽然已经奉命暂留柏林不调往东普鲁士，但是对于阴谋者却并无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将他们的计划明白地告诉这些官兵。

　　再说到外交政策方面，这次政变成功的条件更不存在。阴谋分子的领袖和敌国政府间的联系可以说十分不可靠。敌国中的重要政治领袖并没有一个人，曾经轻微的表示过，他们将会与阴谋者取得协议，所以可以说，即令这次政变能够成功，德国的情况也并不一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敌人是不会仅以毁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为目的的。

　　在暗杀现场殒命的人有下列几位：OKH作战处的布兰特上校（Col.Brandt），空军参谋总长柯尔腾将军（Gen.Korten），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还有一位名叫贝格（Berger）的速记员。除此以外OKW和OKH中的高级人员还有很多负伤的，事实上这些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接下来的受难者就是参加或预闻这个阴谋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事实上，这些人中间只有极少数是曾经真正参加了活动的。而多数的人不过只是晓得有这样一回事，或是因为朋友的义气，对于这个秘密并未加以泄露，可是他们这种义气的酬报却是苦痛的死刑。第一批死难的人当然是他们阴谋分子的领袖人物，像贝克上将、军需总监瓦格纳和特瑞斯寇将军（Gen.von Treskow）等都已经纷纷自杀，此外像施陶芬贝格、欧伯里希特等人则在被捕后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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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又下了命令，将所有的被告都交给一个所谓“人民法庭”加以审判。对于军人而言，那就是剥夺了他们受军法审判的权利，而改由希特勒个人所控制的法庭处理，这个法庭根据的不是正常的军法，而是代表希特勒的一种报仇雪恨的心理。在独裁政治之下，对于这种事情是不能作合法的控诉的。

　　假使军人为了参加或预闻这种阴谋，而有被移交“人民法庭”审理之必要时，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开除他们的军籍，这个问题奉希特勒之命，另行组成一个“荣誉法庭”，专门负责加以裁决，这个法庭的庭长是老元帅龙德施泰，其他奉命出席参加的人有凯特尔、斯洛特（Schroth）、克利贝尔（Kriebel）、契尔希海姆（Kirchheim）和我本人。我当即要求，因为我身兼陆军参谋总长和装甲兵总监两项重要职务，实在没有空闲时间，所以希望免除这件不愉快的工作。希特勒却并没有批准。我所能办到的，就只有因为紧急军务不能分身时，契尔希海姆将军可以算是我的合法代理人。起先我就以此借口，根本就不出席，不久凯特尔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嘱咐我至少要偶尔出席几次。所以我迫不得已也曾经出席过两三次，所听到的都是一片伤心事。

　　最初阶段的审判是由卡腾布鲁纳（Kaltenbrunner）和盖世太保的米勒（Muller）队长担任。前者是一位奥地利籍律师，后者是一位巴伐利亚的官吏。他们对于德国“军官团”的精神，根本就毫无了解，而米勒对于军官团的态度，是一种仇恨和自卑情绪的总结合。此外陆军人事处长和副处长，也代表希特勒本人而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一般说来我们这几个审判官总是尽量地为那些被告们开脱，而龙德施泰也经常支持我们这种态度。

　　荣誉法庭的惟一任务，就是根据最初审讯的报告，裁决这些被告是否应该交人民法庭处理。假使这个法庭裁决是应该移交的，那么这个人马上就会被开除军籍，从此他就不属于军法审判的范围。我们的审理只以书面审理为限，那就是所根据的只是那两个初审员所提供的文件。我们无权直接讯问被告。

　　所以这种审理实在十分困难，要想开脱一个无辜的人，是要费下不少的力量。而且偶一不慎又可能要把其他的人拖下水来。

　　人民法庭所宣判的死刑，是用绞刑来执行，这是德国法律，尤其是德国军法上所绝对没有的成例。在过去，一个军人犯了死罪，就只有执行枪决。绞刑是一种来自奥地利的输入品，不幸得很，在今天却还继续保留着。

　　任何人真正企图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当然已经认清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原理，假使他失败了，他当然应该以叛国之罪接受死刑。不过由于“7月20日事变”的结果，却有许多人才真是冤枉地送掉了性命。有许多人根本就毫不知情，可是这种辩论对于希特勒而言，才真是毫无意义。许多悲惨的故事中，我可以举出齐尔贝尔格将军（Gen.Heisterman von Ziehlberg）的事件为例，他是我的老上司柴希维兹将军的女婿。当“7月20日事变”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东线基地充任师长的职务。他的作战科长库恩少校（Maj.Kuhn）本是在OKH组织处工作，他事先知道这个阴谋。齐尔贝尔格接到了一个电报，命令他立即拘捕库恩，并把他解送柏林，他却允许库恩先单独驾车往某处一行。他是想给他有一个自杀的机会，可是库恩却偏不自杀，反而逃到敌方去了。于是齐尔贝尔格被捕，并送交军法审判，他只受了一个轻微的判决。不久以后希特勒知道了这回事，他就下令再度加以侦讯。他的理由是说库恩过去曾在OKH组织处中工作，可能知道很多的军事机密，所以他的逃亡对于国家具有严重的影响，所以齐尔贝尔格就被改判死刑了。他在1945年2月间被执行枪决。我那不幸的老上司还有一位女婿也是被判处了死刑，虽然理由各有不同。那另一位被处死的女婿是一位十分勇敢的人，他的名字是哥德希将军（Gen.Gothsche），他是因为公开声明德军绝不会胜利，所以才会被枪决的。

　　被判死刑的人，命运固然很悲惨，而那些没有死的人，也真是活罪难受。我们对于他们的命运，真是感到爱莫能助。

　　所以无论从哪一点看来，这种暗杀的企图实在是一无是处，而且结果极可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的。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曾经明白地禁止这种事情。所以我对于这次事变是根本不赞成的。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也限制了这个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的准备既不够完善，而领导人才也不高明。最先的发起人是哥尔德内博士，这是一个热心有余的理想家，他甚至于相信不要流血就可以使政变成功。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一伙人自认为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才进行这种阴谋。哥尔德内博士并且主张在政变成功之后，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他曾经拟定了一个新政府的名单，所不幸的就是因为他个人的不小心，这个密件也给盖世太保弄到了手。拟定中的新元首是贝克上将，关于他的一切个性，我在本书中早已描写尽至。他在7月20日那一天的行动也就可以证明我的观察是一点都不错的。维茨埃本元帅（FieldMarshal von Witzleben）是一个病夫，他固然痛恨希特勒，可是在这个艰难的局面中，他却缺乏决心发动一次军事政变。霍普纳尔上将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不过他对于这次事变的根本问题并不见得了解。欧伯里希特将军是个第一流的好军官，可是他手里一个兵也没有，根本不能有所行动。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早已讨论了一年之久。晓得这个计划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无怪乎盖世太保已经有了风声，于是就开始动手抓人，这才使他们感到迫不及待了。这种威胁遂促使施陶芬贝格伯爵不得不亲自动手，结果终于完全失败了。关于国内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上将的情形到底怎样，现在还搞不清楚，虽然他最后也还是送了性命。法国驻军总司令斯徒普纳格尔将军（Gen.Heinrich von Stulpnagel）是一个人格高尚，和我私交颇深的好人，他也遭到了惨死。但是最悲惨的却还是隆美尔元帅的结局，我一直到进入俘虏营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算是把这一本悲剧完全看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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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那就是假使这次政变成功了，结果又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民还都是相信希特勒的，他们甚至认为若这些人把希特勒杀死了，将使德国丧失胜利的希望。他们也许更会痛恨德国的军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军人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背誓，杀害了政府的首脑，从而使国家成了无舵之舟，那实在是太不荣誉。同时，敌国对于我们的态度，似乎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良。

　　第二个问题就是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有许多人曾经说到和写过反抗希特勒统治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些人现在却都活着，他们在当时又何曾敢于违反希特勒的意志？又有谁敢于在独裁者的面前，大声地说出“不”字，或是和他公开的辩论呢？由此就可以推断将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对于这些人，我们似乎不愿意称他们是“反抗的斗士”。假使有一个人敢于不同意希特勒的意见，那是他的责任感在内心里鼓动他这样做的。假使有人敢在战前向他表示异议，那么也许可以发生效力。假使有任何人早知道希特勒的政策会引起战争，或是使德国遭到惨败，那么他应该在开战之前，明白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告诉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假使国内环境不许可，那么他也可以到国外去发表这样的言论。当时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们，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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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回到严重的军事情况。

　　在OKH的参谋本部恢复了工作秩序之后，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沉重而迟缓，因为希特勒还是坚持着一切的事情都必须要他批准，并且不让参谋总长有一点最有限的决定权。所以我就要求对于不具重要决定性的事情，我应该拥有给与东线各集团军直接命令的权限。同时我也要求专就整个参谋业务的范围而言，我应有权给与各军团的参谋人员直接的指示。这两个要求却都为希特勒所拒绝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又都附和希特勒的意见。凯特尔亲笔签字表示他接受希特勒的主张，而约德尔却在我的签呈上，加注意见说：“参谋军官团本就应该予以撤销！”这些本身是参谋军官团出身的高级人员，都这样的忘本，所以前途才真是无法乐观。由于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其结果就是不久即发生了许多次的违反纪律的事件。于是我就把凡是不听指挥的人员设法调回OKH服务，因为在那里我多少总还有些执行纪律的权力。在那里，我让那些过分自信的青年绅士们，有几个星期冷静头脑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态度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我偶尔将我这种处理的方式告诉希特勒。他惊奇地凝视我，可是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我接受新命令的头几天，我就要求可否与希特勒个人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问道：“你是想要讨论业务问题呢，还是人事问题？”那当然是业务问题，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密谈，并且保持着相当坦诚的态度，才可以获得一些结论。希特勒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他拒绝我的要求的理由，以后凡我与希特勒讨论业务的时候，凯特尔元帅几乎总一定在座，另外还加上两个速记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很少有机会向最高统帅据理力争，因为只有在私人性的谈话中，才不至于损害他的尊严。为什么做出这样非常不利的规定，凯特尔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他害怕会有什么重要事情不让他知道，这样他慢慢地就会丧失了他的地位，所以我在行使职权时，其所受的限制正和我的前任是一样的。这种情形已经积重难返，很难设法改善了。

　　当我在1944年7月21日勉强接受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任命时，东线的情形令人忧心。

　　我们最强大的兵力似乎要算是南乌克兰集团军，它所包括的有第七、第八两个军团，以及一部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部队。它的前线正面从黑海海岸上的第聂伯河口起，沿着该河到达克齐尼夫（Kichinev）以南、雅西（Jassy）以北和弗尔蒂切尼（Falticeni）以南，越过普鲁斯河和锡雷特河，最后向西南面延伸，以到达锡雷特地区为止。在3、4月间的春季会战中，这个集团军曾在雅西以北，击败了敌人的攻击，最后还能够把一部分的师团抽出前线，充作预备队。目前该集团军的总司令是夏纳尔将军，他是一个特别能获得希特勒信任的将领。

　　〖〗〖〗图33波罗的海诸国局势的发展（1944年7月23日至10月4日）在南乌克兰集团军以北，就是北乌克兰集团军。一直到1944年7月12日为止，这个集团军沿着上锡雷特河的勒德乌齐（Radautz）地区，向东经过布查（Buczacz）以达地拉登（Delatyn），再到科韦利（Kovel）地区以南的贝里斯特齐柯（Beresteczko）之线，实行防御作战也很成功。可是到了7月13日，苏军就发动了攻势，在该集团军的前线上突破了三点，到了7月21日就占领了利沃夫（Lvov）、托马舒夫（Tomaszov）、柯尔门和卢布林等地，其攻击的矛头已经到达大约从维斯瓦河上的普瓦维（Pulavy）到布格河上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线。

　　若认定这一方面的情形已经很恶劣，那么中央集团军方面的情况，自从7月22日以来就更悲观了，实际上已经不堪收拾。苏军在别列津纳与普里佩特大沼泽地之间的攻击已经获得成功，从6月22日到7月3日之间，它已经在罗加乔夫、乔瑟、奥尔沙以北和维捷布斯克的两侧等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阵线，在整整歼灭了德军25个师之后，他们并且压迫着德军不得不逐步后退。在最后数天之内，苏军对于战果的扩张，更是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不仅是德军中央集团军已经站不住脚跟，就是北方集团军也被拖着陷于全部崩溃的局面。到了7月21日，苏军以十分强大的兵力，向维斯瓦河之线，发动了全面攻势。其中威胁最严重的一路是由波尼维希（Ponievisch）以达孝仑（Schaulen）和米陶（Mitau）。在米陶以北，他们已攻抵了里加湾，于是就把北方集团军和德军其余部分的联络完全切断了。

　　北方集团军，其右翼在波洛茨克以北，前线全部正面由该处经佩普西湖，以达芬兰湾为止。由于中央集团军已经遭到了惨败，所以到了7月21日，北方集团军的右翼就只好撤到米陶—都拉堡—普斯科夫之线。但是局面仍不能稳定住。

　　我的前任移交给我的，不仅是一群完全丧失了组织力的幕僚，而且也是一个完全瓦解了的前线。现在我手里惟一可以动用的兵力就是在南乌克兰集团军后方的罗马尼亚部队。可是只要从铁路运输图上略为一看，就可以明白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才能够把该部队运往北面。国内训练军团所能产生的有限兵力，早已向前方赶运，用来补充惨败后的中央集团军。

　　我现在最主要的作战助手温克将军，本来就是南乌克兰集团军的参谋长，他对于罗马尼亚的情形十分熟悉，所以在我们征得了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同意之后，我就向希特勒建议，把凡是在罗马尼亚境内可以抽出的兵力，都悉数北调，以填补中央集团军和北方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希特勒马上同意了。同时希特勒又命令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夏纳尔，和北方集团军总司令佛瑞斯纳（Friessner）互相对调，并且破例给予该总司令相当大的指挥权限。由于此项紧急的指示，才使苏军的北面攻势暂告停顿。我原有的意图是不仅想重建这两个集团军间的联系，而且还想趁机撤出波罗的海国家，藉以大幅缩短战线。要想使北方集团军不至于在目前这种危险局势中全部被歼灭，这种撤退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夏纳尔将军就奉命拟定撤退计划。他提出报告说大约要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这个撤退，这实在是太慢了。我们必须采取更迅速的行动，因为我们已经预料着敌军即将向东普鲁士发动大攻势，所以希望将这一部分兵力赶紧撤出，以供防守之用。因此我就命令在七天之内，应完全撤出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于是在里加只占领一个桥头阵地，而把所有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都马上集中在孝仑以西的地区中。我判断苏军一定会在那里发动下次的攻击。若是要想使中、北两集团军再重建联络，那么首先就要击败敌人这一次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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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从9月16日到9月26日发动反攻，才使两个集团军重新恢复了联络。这一次胜利的主因是斯塔希维兹上校（Col.Graf Strachwitz）的英勇作战，而他所使用的部队就是一个临时拼凑而成的装甲师。在这次小胜之后，似乎是趁机撤兵的最好机会，可是北方集团军却居然抗不从命。夏纳尔相信苏军不会再向孝仑以西地区进攻，而将向米陶进攻。所以他就不遵照希特勒所签署的命令，而把他的装甲兵力保留在米陶地区。我不知道夏纳尔是否在暗中已经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和希特勒是能直接联系的。不过无论如何，在孝仑以西的德军战线由于他这一个行动，遂在10月间又重被苏军突破。苏军在梅默尔与利包（Libau）之间攻抵了波罗的海的海岸。德军为了想重建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联络，就沿着海岸进攻，结果又失败了。于是与北方集团军的联系终于被切断了，现在一切补给物资就只有经由海路来运输了。

　　我和希特勒发生了冗长而激烈的争论，为了保卫德国本土，我极力主张把这一部分宝贵的兵力撤出。而这个争论的结果只不过是使双方更感到不愉快。

　　〖〗〖〗图34切断北方集团军（1944年10月5日至10月25日）正当东线左翼方面发生了这样严重危机和激烈战斗的时候，中央集团军在穆德尔元帅个人的英勇领导之下，逐渐重建了华沙东面的战线。可是此时波兰人却在华沙城内发动了叛乱。这一次的起事，由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Gen.BorKomorowski）指挥，发生的地点就恰好在我方前线的正后方，所以成为前线上德军的一个极大威胁，和第九军团司令弗尔曼将军（Gen.von Vormann）的联络也因此中断了。起事的波兰人和苏军的会合，也是一个很可能的威胁，不可加以漠视。我就要求把华沙城归并在军事作战地区之内，以便做统一的处置。可是波兰总督法兰克（GovernorGeneral Frank）和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的私人野心，却说服了希特勒，使他拒绝了我的建议。于是虽然华沙城事实上已经成为前线中的一部分，可是却与军事指挥系统完全脱节，一切还是由他们自己处理。希姆莱奉令负责平息这一次的叛乱，他就动用了大批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这个战斗一直延续了几个星期之久，情形是十分的野蛮。许多党卫军都是临时抽调来的，成分复杂，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违法犯罪、为非作歹的狂徒。所以在混乱的街市战中，就把一切的军纪都丢光了。他们的总指挥官巴赫（von dem BachZelewski）亲自向我诉苦说，他已经无法控制了。我看着实在太不像话，就向希特勒报告，要求把两个纪律最坏的旅撤出东线。最初希特勒还不肯相信我的话，可是希姆莱的联络官，党卫军准将费格莱恩（Fegelein）却自动承认说：“我的元首，这是真的，那些家伙全是混蛋！”这样希特勒才同意了我的要求，开始整饬党卫军的军纪。

　　一直到10月2日，这次叛乱才被完全铲平。当波兰人一开始有投降的表示时，我就力劝希特勒宣布，他们可以拥有国际公法所保障的战俘一切权利。我希望这个宣告可以缩短这种无意义流血的时间。希特勒也接受了我的意见。在8月15日，穆德尔即已奉命调往西线战场，他的中央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改由赖因哈特上将继任，因此就由赖因哈特接受波兰人的投降，陆军也就开始照着这个命令来执行受降的任务。

　　在这种叛乱中，是最难分辨有组织的战斗人员与无辜平民的差异的。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在他所著的《不可征服的人们》（The Unconquerables）一书中，也曾经这样写着：

　　在战斗中我们的指挥官也分不清楚谁是军人谁是平民。我们的部队并没有制服，而我们也无法阻制平民戴上红白两色的臂章。他们，和波兰国内军的士兵一样，也使用德制的武器，所以更使我们弹药缺乏的问题，分外显得严重。因为平民们没有战斗的经验，常常为了一个单独的德国兵，而浪费了大量的手榴弹和步枪子弹。所以我的部下为了这个问题也都纷纷向我诉苦。

　　因为波兰人又从德军的仓库中，夺获了大批德军的制服，于是就把它穿上，这样的鱼目混珠的情形一发生，就更使德军感到人人自危，因此残酷杀人的事也就大幅增加。当希姆莱和他的部下，把华沙城中战斗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的时候，他就不禁大光其火，于是也发出严厉处置的命令。10月11日他就向党卫军的指挥官巴赫发出了命令，叫他负责把华沙城夷为平地。

　　因为这个命令是直接给与党卫军的，所以我事先完全不知道。一直到1946年我在纽伦堡监狱里面，才看到了这个命令的原文。不过虽然如此，我在当时却也风闻到有毁灭华沙城的谣言，于是我赶紧去见希特勒，恰好碰上他正在为此事大发雷霆。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为保存该城而力争。因为希特勒已经宣布要把华沙城当作一个要塞，那么因为掩护德军也需要有房屋，同时维斯瓦河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防线，而该河又流过该城的中心，所以保全那里的建筑物，实在更是非常的重要。

　　1943年和1944年的秋季战斗，已经使华沙受到很大的损毁。但一直到1945年正月苏军发动攻势为止，这个古城才算是完全被毁掉了。

　　那些叛乱的人，投降之后就都移交给党卫军接管。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和费格莱恩本是老朋友，他们在战前都是国际体育界的名人。所以由费格莱恩负责收容他，是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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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有人要追问，为什么苏联人明知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却不仅不赶紧支援，反而在维斯瓦河上按兵不动，停止了他们的攻势。毫无疑问的，在华沙起事的波兰人是自认为与伦敦流亡政府有关系的，他们也只接受这一方面的指示。他们一再表示他们的眼睛是朝西面看的。所以苏联当局当然不愿意这一派波兰人得势，而且还控制住了波兰的首都。苏联想扶持的是在卢布林成立的傀儡政府。这些问题是同盟国彼此间的纠纷，与德国无关。我们所感觉到的，就是苏联人既然没有进入维斯瓦河，结果遂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短期的喘息机会。

　　虽然如此，苏军的第十六战车军，也曾经在7月25日企图在登布林，越过维斯瓦河上的铁路桥梁。结果为德军所击败，损失了30辆战车，桥梁也适时被炸断了。其他苏军的装甲兵力就完全被阻隔在华沙的北面。就我们德国人的观感，觉得苏军之所以不再前进，是由于我们防守有功，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坐视华沙叛乱的失败。

　　8月2日，属于所谓“波兰自由民主军”的波兰第一军团，使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在普瓦维—登布林地区，渡过了维斯瓦河，向德军进攻。它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却占据了一个桥头阵地，以等待苏军援兵的到达。

　　在马格鲁兹夫（Magnuszev），敌人在维斯瓦河上又建立了第二个桥头阵地。苏军奉命从此处渡河，再沿着与维斯瓦河平行的道路，向华沙进犯。不过他们进到皮利察（Pilica）之后，就被德军阻止住了。

　　德军第九军团方面有这样的印象，认为在8月8日以前，苏军即拟以突袭的方式，企图攻占华沙。照当时他们不断胜利的情况看来，似乎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即令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德军却还是挡住了他们的攻势。而苏联人又认为波兰人在华沙的起事，是未免太早了点，所以使他们接应不上。从7月26日到8月8日之间，第九军团曾经报告他们共俘获了603名战俘和41名苏方逃兵，击毁了苏军战车337辆，俘虏了70门大炮、80门战防炮、27门迫击炮和160挺机关枪。而当时第九军团本身还正在不断退却之中，所以这个数字的确是相当的惊人。

　　无论是在西线战场还是在东线战场，德国人都从来没有做构筑防御工事的准备。在西线战场方面，希特勒是相信他可以依赖大西洋长城，而在东线战场方面，他始终认为假使有了一条固定的防线，那么将领们就会不肯拼死力战，而希望赶紧向后撤退。结果是我们迭遭惨败，丧失了许多可供回旋的空间，而使今天的前线这样的接近德国边境，显得异常的危险。假使希望今后的前线，不至于因局部的败退，而被拖得全面退却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要采取新的办法了。诚如我在1月间向希特勒说过的话，重新修筑过去德国东面的边界防线，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衔接这条防线与主要河流防线之间的联络点，本身也都应该加以设防。我在与OKH工兵指挥官贾可布将军（Gen.Jakob）合作之下，就拟定了一个全面的构筑计划。

　　为了研究要塞联防的问题，我就命令把我前任所撤消的参谋本部城塞组，又重新恢复了起来，并任命提罗中校（Lt.Col.Thilo）为组长。我把我们所拟定的计划，在没有呈送希特勒批准之前，就先由我自己负责，分送各有关单位加以执行。之后在呈送计划给希特勒时，我又亲自加上一个附注说，因为事机急迫，我已经先发出了命令，要求他给与我一个事后的追认。希特勒很勉强地同意了我的办法，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的措施，不可以常用的。无论如何，东线的要塞现在总算是已经开工修建了。土工方面通常都是由志愿人员、妇女、小孩和老年人担任，这是德国惟一没有动用的劳动人力。而“希特勒青年团”对于这一个工作具有很大的贡献。尽管天气十分恶劣，这些忠实可靠的德国人一直都在努力工作之中，他们希望保卫他们所爱护的祖国，和支援在前线苦战的士兵。以后这些工事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理想，但是原则上却并没有错误，因为以后我们并没有那样多的人力和武器来守住它。我们本来准备使用的部队和武器，以后因为西线情况紧急，就完全调走了。仅仅西线不要的货色才留在东线方面。不过我对于当时出力劳动的人们，还是要表示深切的谢意。此外，有一部分要塞也完成了它们的任务，滞碍苏联攻势达到相当长的时间，例如在科尼兹堡和但泽的保卫战、格洛高（Glogau）和布里斯劳（Breslau）的保卫战中，都发挥了极大的效用。假使没有它们，苏军的进展也许还要更快，德国的损失也许就会更大了。

　　我十分清楚，要想阻止敌人的攻击，这些要塞工事就一定需要充足的防守兵力、武器和补给物资。所以我就命令组织要塞部队，其所需要的人力以不能供野战之用、而尚可以在要塞中服役者为原则。第一批成立的部队是100个要塞步兵营和100个要塞炮兵连。接着机关枪、工程、通信等部队也都陆续成立。但是即令如此，在这些部队刚刚可以参加作战时，其中就有百分之八十都已经奉命调往西线去了。我虽然表示严重的抗议，却是毫无效果，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准备不够充分的部队，被送上了西线的野战场，不明不白的，在他们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之前，就已经完全毁灭殆尽了。而在东线方面，虽然已经修好了要塞工事，可是却找不到人来据守它。所以到了要用的时候，这些工事对于撤退中的野战军，并不能够给与必要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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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器方面的情形，也正和人力是一样的。我最先要求把所储存的俘获兵器，完全交由我使用，结果为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个人所批驳了。他们告诉我在德国境内并没有储存着这一类的大炮。可是OKW的陆军处处长布勒将军，却告诉我说：有数以千计的重炮储存在兵工署的仓库中，每个月都要有人为它们擦一次油，可是从来就没有动用过。我就下命令把它们装置在东线要塞上面，并且命令人员们开始使用的训练。约德尔还是从中捣鬼，结果他又规定凡是口径在50mm以上，或是弹药在50发以上的大炮，都一律送往西线。可是当它们到达西线时，时间是已经太迟了，若是它们能够运往东线，那么所发挥的作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外，自从1941年以来，我们的30mm和37mm的战防炮，就已经无力击毁苏式T-34型战车了，所以东线战场方面实在是需要更大口径的重炮。

　　关于补给物资方面，我命令一律应作三个月的储备。无线电通信中心和燃料供应线也都分别加以建立。当我因旅行之便，到工作地区去视察的时候，立即受到了当地工作人员的欢迎。他们都一致愿意听我的指挥，努力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因为我原先成立的要塞部队，已经给他们差不多都调光了，于是我就只好另想他法。前OKH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曾经向希特勒建议在东部危险地区中，组织一个民防军（Landsturm），但为希特勒所拒绝。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决定成立这种部队，其人员都是本可以服兵役的，因为担负了后方重要工作才被免役的。假使苏军突破之后，这些单位就可以立即召集，以来防守东线要塞。我就向希特勒建议，因为SA（冲锋队）还可以供给可靠的人员，就命令他们负责主持这个组织好了。时当SA的参谋长是希波曼（Schepman），这个人很有头脑，愿意与我合作，并接受陆军方面的指导。希特勒本已批准了我的建议，可是第二天却又变卦了。他告诉我他曾经重新考虑过这个问题，认为还是由纳粹党来主持这个工作比较好，换言之就是交给他的亲信鲍曼主持，名字也改成了“国民军”（Volkssturm）。鲍曼奉命之后，起先是一事不做，接着因为我的一再催促，才照例发一纸文书通令各级党部负责筹办。我们的原案是专以东线紧急地区为范围，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于是所谓“国民军”这个组织就变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我们既没有这样多的军官去训练指挥他们，同时也没有这样多的武器去装备他们。很明显的，纳粹党对于真正的军事情况，并不表示关心，所任用的人员也都是一些卖膏药的党部干部。我的老朋友魏特夏将军就被派充当小兵，他的连长却是一位党干。所以，这些投效国民军的勇士们，本来都是存心以死报国的，可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却是忙于学习如何向希特勒敬礼，对于真正作战的训练却反而完全不重视，还有许多伟大的牺牲精神，也都不为当局所认识，以后我还要提到这些事实。

　　这种很明显的孤注一掷，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因为国内训练军的最后一点兵力，也都被希特勒抽调走了——他用在西面去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完全不顾东线方面的防守问题。在8、9两个月里面，德军的西线已经完全崩溃，因为中间并无任何防线可供据守，所以他们就一直向所谓齐格菲防线退却。但这条防线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一条完整的防线，因为它们的武器大部分都已被拆卸下来改装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现在都完全丢光了。德军撤退得很匆促，而盟军又追击得很凶猛，所以有许多重要据点都纷纷沦陷。假使事先有相当的预备队据守着，也许就可能会有一个反攻的机会。这个时候，希特勒的脾气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再严令必须死守某些地方，可是前线上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用来执行他的命令。所以他在9月间，就决定动员德国所剩余的一切力量，以期做一次最后的攻击。自从“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就兼任了国内训练军的总司令。他凭着这个职权，就开始建立“政治军人”和“政治军官”的制度，这是希特勒和他两人多年梦想的计划。新成立的单位叫作“国民步兵师”和“国民炮兵团”等等名称。所需要的军官由陆军人事处审慎地加以挑选，并且实行了“政委”的办法。在东线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有些“政委”们直接向鲍曼提出小报告，而鲍曼本人对于陆军又是具有深恨的。我看到这个情形实在不像话，所以不等到它发展得太快，就开始加以制止。并且把犯罪的人加以处分。不用说，这当然又不免要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结果对于“国民军”的管制问题还是没有进步，而大本营的一切也还是照样的乌烟瘴气。

　　希特勒的目的，是想要在11月里，把所有现役军的最后兵力，都送到西线上去做最后的一搏。他想把盟军击败，并把他们赶下海去。这些新成立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国力的最后结晶，现在都要用来实现这一次伟大的计划。这些事情下面我还要加以检讨。

　　〖〗〖〗）日4月01至日61月3年4491（陷失的亚尼马罗53图1944年8月5日，当我们正在忙于为“7月20日事变”和东线总崩溃，办理善后事宜的时候，罗马尼亚的首相安东尼斯丘元帅（Marshal Antonescu），突然访问东普鲁士的希特勒大本营。我奉命主持汇报，要把东线战场的现况讲述给这位元帅听。希特勒、凯特尔和其他的高级人员也都照例出席，此外还有里宾特洛甫带着他在外交方面的助手们。我的讲话由外交部的首席翻译官施密特大使（Ambassador Schmidt）译成法文。施密特大使不仅是一个风度极佳的外交官，而且也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翻译人才之一。他有数十年参加多次国际会议的经验。可是这一次他只说了几句话，就表示他对于军事方面的语句还是不大熟悉。所以结果还是我自己用法文来说比较便利，我很满意的就是安东尼斯丘元帅对于我所说的法文，倒还算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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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汇报中，安东尼斯丘完全明白了我们处境的困难，他也懂得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重建中央集团军的防线，其次就是使中、北两集团军之间取得联系。于是他就主动建议撤出摩尔达维亚（Moldavia），而我们就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Galatz—Focsani—the Carpathian Mountains）之线。只要是合于轴心国的利益，他是不惜牺牲的。我立即将这个伟大的诺言翻译给希特勒听，以后又再度提醒他。希特勒就向安东尼斯丘表示热烈的谢忱，并且对于这一承诺获得了某种结论（这是后话）。

　　第二天上午，安东尼斯丘请我到他的房间里去，和我单独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对于这次谈话我觉得获益良多。这个罗马尼亚的老元帅，不仅表示出来他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表现出来他对于他的国家的交通、经济和政治情形，都具有深切的了解。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以常识为基础，说话的态度也十分的有礼貌，在那个时候的德国，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这样君子风度的人物了。他不久谈到这一项事变，表示他很感到震惊，他说：“请相信我的话，我对于我手下的各位将领，是一向具有绝对的信心。要说是军官们参加这种政变，对于我们而说才真是不可以思议的！”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他这种严词指斥，感到实在无话可说。可是14天之后，安东尼斯丘本人所面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而我们也和他成了命运共同体。

　　这一次和他一同来访的人员，还有罗马尼亚的外交部长米恰东尼斯丘（Michai Antonescu）。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似乎很狡猾，他的友谊让人觉得有一点虚伪。和他们一路的还有德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克林格（Killinger），和德国驻罗军事代表团团长汉生将军（Gen.Hansen）。我和这两位德国官员，都曾做过长时间的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两位都不太重视安东尼斯丘，但是却主张德国人应支持那个年轻的国王，以当作罗马尼亚的傀儡元首。他们的意见使德国的军事当局大上其当，忽略了酝酿中的阴谋，而具有一种虚伪的安全感。

　　7月底，佛瑞斯纳上将代替夏纳尔继任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他现在也同意安东尼斯丘的建议，在安东尼斯丘访问大本营不久之后，他就向希特勒建议把我们的正面撤退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希特勒作了一些保留之后，才勉强同意了，不过他却坚持着认为必须等到他获得了敌人确实想向这一方面进攻的证据之后，他才肯发出撤退的命令。在以后几天之内，大本营情报主管所获得的有关罗马尼亚情势的情报，混乱而且矛盾，一般说来，由于德国驻罗代表的糊涂，所以还是显得很乐观。不过里宾特洛甫对于他手下的大使报告，却感到不敢相信，并主张派一个装甲师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去，并且要求希特勒采取行动。当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在座，我当时就认为里宾特洛甫的主张是不错的。不过当时东线的情况已经是太紧张，我手里实在是无兵可调。所以我就建议把在塞尔维亚打游击队的第四党卫军装甲师，调往罗马尼亚，以挽救危局。但是约德尔却说那个师是不能抽调的，因为当时塞尔维亚是属于OKW的指挥范围之内，与东线战场无关，所以他不愿意抽调他手里所控制的兵力。希特勒此时又下不了决心，所以结果是一无所获。

　　在保加利亚，也和在罗马尼亚一样，正在酝酿着乱事。我从戎根费尔特上校（Col.von Jungenfeldt）手里获得了一些报告，他正训练保加利亚部队学习使用德国的装备。这些报告很确实，对于当前的情况描画出一副黯淡的前景。保加利亚部队的士气很低落，从一般行为上看来，显得他们是不可靠的。我把这些报告送给希特勒看，但是他却不相信；反言之，他却深信保加利亚人对于共产主义具有激烈的仇恨心理，所以是绝不会帮苏联人打仗的，我要求不要再把德制的装甲军备送往保加利亚，而且已送去的也应该收回，希特勒却拒绝了，之后我不顾一切自行下命令撤回这些装备，可是受了约德尔的阻挠，无法执行。

　　1944年8月20日，苏军开始向南乌克兰集团军战区发动了攻势。罗马尼亚军队所防守的地区，立即被突破。不过问题还不那样简单，罗军大批的逃向敌方，并马上掉过枪口向昨天的盟友进攻。德国的军队和领袖都完全没有事先晓得这个阴谋。虽然希特勒立即下令撤退，但是前线的部队却还想据守，并且实行且战且走的政策。为了避免全面崩溃和全部被歼灭的危险，实在应该赶紧撤退，并且迅速占领多瑙河上的桥梁。可是这一步却并没有办到，罗军比德军先赶到了渡口，使德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处境。德军全部毁灭者共16个师，在这个非常艰难的局面中，真是禁不起这样大的损失。这些德国兵都誓死打到底，他们在军事上的荣誉是一点都未受污染。对于他们这种悲惨的命运，他们本身并无责任。要想避免这一次的悲剧，只有在苏军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就事先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因为那条防线很短，我们不需要罗军的协助，也可以守得住，那样苏军的诡计就不会得逞了。不过要想做这一个决定，就必须事先对于罗马尼亚领袖人物的心理和政治情况有所认识才行。安东尼斯丘对于他自己的组织弱点，并没有认清，结果是冤枉地断送了他的性命。他虽然深信他的部下，可是部下却出卖了他，结果使德国人也跟着上了大当。几个星期之内，罗马尼亚就丢光了。9月1日，苏军开始向布加勒斯特进攻。保加利亚国王在1943年8月28日，就早已神秘的暴毙了，该国接着在9月8日就正式脱离了同盟的关系，而加入了敌方。我们所交到保加利亚人手里的88辆Ⅳ型战车和50mm的突击炮，都同归于尽了。希特勒认为至少可以组成两个师的反攻保军的梦想，也终于化为泡影。在保国境内的德国军人都被解除了武装并被监禁起来。保军并且也参加了苏军向我们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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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现在明白了巴尔干是再也守不住了。他就命令使用迟滞的行动，实行逐渐退却。为了要抽调德军防卫本国起见，这种办法实在是太慢了。

　　1944年9月19日，芬兰也和英苏两国签订了休战协定。其结果是芬兰人接着就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8月20日的时候，凯特尔元帅曾经访问过芬兰的曼纳尔汉元帅（Marshal Mannerheim），但是结果却一无所获。芬兰人在9月3日就开始求和了。

　　毫无疑问的，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会影响到匈牙利对于同盟国的忠忱。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上将本来并非诚心与希特勒合作，完全是受了政治条件的逼迫才肯如此。他在1938年访问柏林时，即已表示出来他的审慎态度。在战争期间，希特勒对于匈牙利曾经一再地加以重压，才勉强使他们就范。在1944年的8月底，我又奉希特勒之命去访问布达佩斯（Budapest），并持有希特勒给摄政的介绍函，其目的是要我亲自去研究他的态度。霍尔蒂在布达佩斯的一个故宫里接待了我，礼仪十分周到。当我们坐下来之后，摄政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请看，我的朋友，在政治方面你在火炉上面总得同时摆着几条铁块。”我就已经够明白了。他自认是一个聪明而有经验的政治家，所以手里至少不应该只有一条铁块。我们畅谈了很久，主要的话题是匈牙利境内的民族问题，这个国家几百年来，都是许多少数民族，彼此挤在一起。他又举出匈牙利与波兰具有密切的友谊，但是却并未受到希特勒的重视。他要求将现在在华沙作战的匈牙利骑兵师，在最短时间撤回本国。我当即面允照办。从匈牙利的现况，我找不到一个有利的印象，于是我就据实呈报希特勒。虽然匈牙利的参谋总长弗罗斯（Voros）曾经向我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但是我的印象却还是没变。

　　到了8月底，苏军到达了布加勒斯特的大门，并且也已经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战神正在敲打着匈牙利的门户。我访问布达佩斯的时候，就是在这种阴影之下进行的。

　　当东欧的情况已经严重到了这样的地步，而西线战场方面，德军也正在从事着流血牺牲的防御战。7月17日，隆美尔元帅为英国战斗轰炸机所炸伤。克卢格元帅又暂行兼代他的职务。在这时候，德军的战线仍然是从奥尔尼河口—卡昂的南面—科蒙—圣洛—莱赛以至海岸为止。7月30日，美军在阿夫朗什（Avranches）突破了这条防线。几个星期后，到了8月15日，西线战场上德军的主力共31个师，就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做最后的挣扎了。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约20个师，已经在法莱斯（Falaise）的附近，陷入了盟军的包围圈里。盟军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正经过奥尔良（Orleans）和沙特尔（Chartres），直向巴黎进犯。诺曼底和布列塔尼（Brittany）都已经沦陷，另外还有5师人被切断在大西洋长城里面。兵力比较薄弱的美军部队也已经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方面登陆。德军第十一装甲师本是奉命阻止这一路敌军的，但是因为它驻在鲁昂以西，位置不对所以也没有能发挥拦截的作用。

　　其他的德军，所在位置的地点如下：

　　在荷兰2个半师。

　　在斯海尔德运河（Scheldt）与塞纳河之间的海峡地带7个师。

　　在海峡区的岛屿上1个师。

　　在卢瓦尔河与比利牛斯山（Pyrenees）之间的海岸上2个师。

　　在地中海海岸上7个半师。

　　在法意边境阿尔卑斯山区1个师。

　　德军一共只调出两个半师的兵力阻止盟军向巴黎的进攻，有两个新成立的党卫军师正开往比利时增援，另外还有3个步兵师取道科隆（Cologne）和科布伦茨，向法国移动。

　　现在希特勒决定把穆德尔调往西线，以代替克卢格的职务。为了使穆德尔可以专心应付主要前线的作战，又重新起用龙德施泰元帅，使其负责调度整个西线战场的作战。

　　8月15日，我在大本营又和希特勒大起冲突。我根据所收到的报告，把西线战场上装甲部队作战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我当时曾经说过：“装甲部队的英勇作战，却无法弥补海空军的过失。”这句话使希特勒大光其火。他要求我跟着他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于是我们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声音也越喊越高。最后他的副官阿姆斯柏格少校（Maj.von Amsburg）走了进来向我们说道：“您两位说话的声音也许稍为高了一点，外面都可以听得清楚。要不要我把窗子关上？”

　　希特勒听说克卢格有一次访问前线时，没有能够及时返回总部，使他对克卢格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在幻想中以为克卢格已经和敌人建立了接触，所以他就命令克卢格元帅立即向大本营报到。不过克卢格却在途中服毒自杀了。

　　1944年8月25日，巴黎沦陷。

　　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OKW）到此时，对于未来的战局，还不能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很明显的，今后战争中的主要工作就是保卫德国本土。

　　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毫无疑义的一致主张继续死守下去。因为敌人早已一致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无论单独或全面的谈判，事实上都没有可能。假使我们完全采取守势，那么也许还可以多拖一段时间，至于战争的结局是否能够对德国有利，那却是很难预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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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我们是以东线战场方面当作防守的主要目的，那么就应该赶紧建立一条固定的防线，以阻止苏军再继续前进。因为上西里西亚和波兰的大部分，对于德国战时生产的原料和粮食，都是重要的供应来源，现在仍在我们控制之中。反言之，这个办法就会使西线方面，最后在西方国家的重压之下，还是不免会崩溃。希特勒始终不相信西方国家有单独媾和之可能，所以他拒绝采取这个办法。

　　希特勒的意见是集中在西线战场方面，企图在盟军尚未到达莱茵河之前，至少是正当他们渡过莱茵河的时候发动一次强力的反攻，把敌人击败。

　　要想采取这条路线，其先决的条件有下列四点：

　　（一）先稳住东线战场，一直等到西线战场方面的攻势能够达到某些目标之后，再把兵力调回东线。

　　（二）西线方面的攻势一定要在极短期内完成，尤其要在冰冻期以前。因为此后苏军就会发动新的攻势，东线方面就又会吃紧了。

　　（三）迅速准备攻击的兵力，以使计划可以真正实现。

　　（四）目前西线方面要先有不断的小胜，以争取时间来完成大攻势的准备。

　　希特勒和OKW相信到了11月中旬，一定可以发动攻势，于是到了12月中旬，强大的预备兵力就又可以调回东线去了。那年秋天天气特别温暖，预料冰冻期一定来临较迟，所以苏军也许要过了新年才会发动攻势。出于这些考虑，我的着重东线的观念，当然就列在第二位了。

　　因为我是负责东线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所以对于这个计划实在是感到十分不满意。但是一等到希特勒做了决定之后，我基于我自己的职守，就赶紧努力做准备，以求完成上述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先稳定东线，以使西线的反攻计划可以付诸实行。

　　除了在后方构筑工事以外，现在又想在目前的战线上，尽我们的能力构筑一些强力的据点。到了12月中旬，所有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都逐渐从最前线上撤回，他们现在分别组成4个兵团，可以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我们并且尽可能地使他们的兵力恢复足额。因为东线方面缺乏步兵，所以从前线上只能抽出一个师来。这个步兵师就留在克拉科夫（Cracow）地区，以当作预备队使用。

　　苏军夏季中在维斯瓦河上所占领的桥头阵地，我军即使不能将之消灭，也要缩小它的范围。这至少可以迟滞敌人的行动，和增加他们在攻击时的困难。

　　最后，为了缩短战线，并且增强预备兵力起见，留在波罗的海国家中的德军，也一定要赶紧从海路撤出，因为重建陆上交通线的企图已经毫无希望。

　　所不幸的，就是我们这些计划，并未能全部予以实现。我们固然已经构筑好了一切必要的防线和阵地，可是因为西线方面的一败不可收拾，结果使必要的守兵和武器都无法赶到。所以已经修好的工事也就只有极有限的价值了。最后又因为希特勒突然下令，把所谓“大防线”的纵深缩短，结果使我们的原意应有12英里左右的宽度，现在却缩到3英里以内。

　　在维斯瓦河上，有一个苏军的桥头阵地已被攻下，另外还有一个也缩小了它的范围。不过以后因为兵力又抽走了好几个师，而最英勇的指挥官，第四装甲军团司令巴尔克将军（就是过去我手里的那位上校）也被调往西线，于是这一次重要作战也就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这才是我所深以为遗憾的。于是这些桥头阵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巴拉罗夫（Baranov）的那个，遂始终是一些严重的威胁。

　　而对于我们最不利的事情，却是整个战线始终未能缩短，而留在库尔兰（Courland）地区的北方集团军残部也始终未能撤出。虽然我一再要求撤出这些部队，以作总预备队之用，可是希特勒却始终拒绝我的要求，其理由是一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海军大元帅邓尼兹（Donitz）的意见，恰好又构成了支持他的借口。希特勒害怕这个撤退一执行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到瑞典的中立，同时也使潜水艇丧失了但泽湾中的训练基地。此外，他又相信坚守这北面的一个角落，更可牵制住大批的苏军兵力，否则这些兵力就可以应用到东线其他重要部分去。因为苏军曾经向库尔兰地区一再发动猛攻，所以就更加强了他这种偏见式的信念。

　　凭着同样或类似的理由，希特勒和OKW的诸公也反对马上撤出巴尔干和挪威的建议，同时在意大利也不缩短他们的战线。

　　自从1940年以后，我们就完全不注重西面的防务，以后到了构筑工事的时候，又把全部力量都用在西线长城上面，到了现在就不免自食苦果，受到了极惨重的损失。现在就连东线方面的那些新成立的单位，都已经被抽调，事实上这些人的素质可以说连第三等也都还够不上。可是把这些人都用完了，还是填不满西线上的漏洞。同样的，在法国境内的一切留守部队也都完全崩溃了。所以结果是要塞工事中，既无守军，又无武器，实在都已经毫无用处。它们的丧失是如此的迅速，结果是逼着我们使用几乎完全不机动的部队，去进行一个机动性的战争。在我们的后方，一切交通网都已经为敌人空军所炸垮，制空权也完全操在敌人的手里。当我们还拥有一些装甲部队的时候，我们的将领却偏要想在诺曼底实行一种静态的战斗。现在一切的机动兵力都已经分割地毁灭干净了，我们却被敌人逼迫着非实行机动作战不可，这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军的指挥官时常轻敌而冒险前进，所以漏洞是常有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力量来趁机反攻，原有的计划，是准备向美军的南面侧翼发动反攻，结果也中途放弃了。可是危机却还在后面，本来我们预定在11月中旬发动反攻，结果因为准备不及，而一再延期，到了12月中旬还未开始。所以要想马上将兵力再转移到东线，可以说是毫无希望，于是再想坚守西线当然也变得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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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线方面采取大攻势的准备，未能如期完成。在西线前线上争取时间的战斗也没有获得成功。即令如此，希特勒和OKW的高级主管当局，还是决心要在西线战场上做孤注一掷的大反攻。他们这一次对保密的工作却进行得很彻底，所以敌人完全遭受到了奇袭。不过这样做有利也有弊，因为保密的限制太严格，所以对于攻击部队的物资供应，尤其是燃油分配，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而间接影响到战争的结果。

　　〖〗〖〗图36匈牙利之役东线的作战

　　当西线的战事正由大西洋长城向西线长城节节败退的时候，在东线方面也一直战斗未停。在东线的南端，一切想阻止苏军前进的企图都失败了。短时间之内，他们就占领了整个的罗马尼亚、整个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大部分。佛瑞斯纳上将所指挥的南乌克兰集团军一直都在匈牙利境内作战，到了9月25日，它那个已经过时的旧名称才改作了南方集团军。10月间，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都已为苏军占领，不过德军还是在德布勒森（Debrecen）地区发动了一次强烈的反攻，终于使敌人的前进暂时停顿了一下。在东南欧战区总司令威席斯元帅（FieldMarshal Freiherr von Weichs）所管辖的地区中，在这个月里面也把贝尔格莱德丧失掉了。虽然巴尔干地区现在绝对是属于东线战场的范围，可是这个地区还仍然归OKW指挥，而与OKH毫无关系。OKW和OKH之间的分界为在德拉瓦河（the Drava）和巴姚河（the Baja）河口附近，沿着多瑙河畔的一个乡村。这种分界实在是毫无意义可言。苏军就在这个分界线的紧南面渡过了多瑙河，从而进入了东南欧总司令所管辖的地区之内，而该总司令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更南面的若干分散的战线上。10月29日，苏军到达布达佩斯的外围，到了11月24日，他们就在莫哈奇（Mohacs）获得了一个多瑙河上的桥头阵地。这个时候，虽然摩拉瓦河（Morava）流域早已控制在敌人的手里，可是在萨洛尼卡（Salonica）和都拉斯（Durazzo）却还留有一部分的德军。因为巴尔干地区已经遍处发生了激烈的游击战，所以使德军的撤退感到非常的困难。12月3日，苏军在佩奇（Pecs）突破了东南欧总司令所管辖的战线，该地恰在德拉瓦河的北岸，于是苏军推进到巴拉顿湖（Lake Balaton），沿着多瑙河席卷了南方集团军的防线。到了12月5日，他们就到达了布达佩斯的外围。同一天，他们也渡过了多瑙河，到达了该城的北面，一直挺进到瓦茨（Vac），我们很勉强才算是在赫兰河（the Cran）以东将他们阻止住了。向东北面，他们又占领了米什科尔茨（Miskolc），并一直进到了科希策（Kosice）以南的某点为止。德军从巴尔干一直撤退到波德戈里察—乌日采（Podgorica-Uzice）之线，而且还再继续向北撤退。

　　苏军在12月21日又继续进攻，到了圣诞节的前夕，已经把布达佩斯完全包围住了。他们已经到达了从巴拉顿湖—施图尔韦森堡（Stuhlweissenburg）—科马尔诺（Komarno）以西—多瑙河以北以达赫兰河之线为止。过此之后，则战线大约沿着匈牙利的国界延展。双方都用命死拼，我们的损失惨重。

　　在哈尔培上将所统率的北乌克兰集团军（在9月间已改名A集团军）战区之内，苏军在夏季攻势中就已经进到了维斯瓦河，一直到华沙为止。再向南面去，在桑河（San）与维斯罗卡河（Visloka）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这个集团军所统辖的，有海因里希上将（Col.Gen.Heinrici）所指挥的第一装甲军团，现在位置在喀尔巴阡山脉；舒尔兹将军（Gen.Schultz）所指挥的第十七军团，位在喀尔巴阡山脉与维斯瓦河之间；巴尔克将军所指挥的第四装甲军团，位在维斯瓦河的沿岸，该军团后来由格拉瑟将军（Gen.Graser）指挥。大约在8月1日左右，苏军即已在维斯瓦河上占领了四个桥头阵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巴拉罗夫。苏军在山地中的进展虽然是比较迟缓而有限，但在8月5日到9日之间，巴拉罗夫的情况特别的紧张。苏军随时有从此处突破之可能，最后还是要感谢巴尔克将军的勇敢善战，才算是勉强渡过了这个难关。经过了几个星期的猛烈反攻，巴尔克终于把这个桥头阵地的面积缩小了，而且还夺回了一些的失地。于是苏军才把他们的主攻方向移转到了山地方面。在萨诺克（Sanok）和亚斯沃（Jaslo）两地区中，他们虽已突入我方的阵线，不过还是未能突破。一直等到匈牙利方面的情势逆转，才逼得第一装甲军团不能再据守贝斯基德（Beskidy）山脊，而撤退到科希策—亚斯沃之线。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这个集团军所防守的战线沿着斯洛伐克（Slovak）的国界，到达科希策以东的某点—登比察（Debica）之西—斯塔舒夫（Staszov）之西—奥帕托夫（Opatov）之南—维斯瓦河以北，与桑河交汇的地点，到华沙为止。不过在维斯瓦河上，苏军还是保有一些桥头阵地。

　　中央集团军下辖四个军团：（一）第九军团，司令为弗尔曼将军；（二）第二军团，司令为魏斯上将（Col.Gen.Weiss）；（三）第四军团，司令为霍斯巴赫将军（Gen.Hossbach）；（四）第二装甲军团，司令为赖因哈特上将。8月15日，该军团总司令穆德尔元帅调往西线战场，遗缺就由赖因哈特上将继任，而第三装甲军团司令则改由劳斯上将（Col.Gen.Rauss）担任。8月间，敌人就已经到达了华沙城下。9月间敌人在华沙东北面前进，一直抵达了纳雷夫河，10月间在奥斯特堡（Ostenburg）建立了桥头阵地。在10月5日到19日之间，苏军在孝仑以西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防线，终于切断了中央集团军之间的联系。10月19日，中央集团军把它在梅默尔的左翼撤出，10月22日又撤出了蒂尔西特（Tilsit）和拉格尼特（Ragnit）的两个桥头阵地。从10月16日到26日，苏军又在沃尔夫斯堡—贡宾嫩—戈乌达普地区（Wolfsburg-Gumbinnen-Goldap）开始向东普鲁士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这个攻势终被阻止，偶然还收复了一些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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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已经说过，在9月14日到26日之间，北方集团军即已撤退，集中在里加地区的桥头阵地中，从那里再用最快的速度撤出，以求与中央集团军会合在一起。可是由于该集团军总司令夏纳尔上将恃着希特勒的宠信，故意违抗命令，所以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他把他的装甲兵力部署在里加和米陶的附近，而不把它移动到孝仑以西的地区来，结果才使苏军在孝仑有了突破的机会，而终于使北、中两集团军丧失了联络。北方集团军包括第十和第十八两个军团，其原有总实力为26个师，甚至于从海路撤出了一部分以后，他们现在也还有16个师的兵力，这对于保卫德国本土之战，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本。自从10月7日到16日之间，撤出了里加之后，该集团军的战线在年底之前，就一直是保持着静止的状态，这条战线从利包以南的海岸—普里库恩（Prekuln）—弗劳恩贝格（Frauenburg）以南—杜肯（Tuckum）到里加湾为止。

　　一般说来，从喀尔巴阡山脉到波罗的海之间的绵长战线都已经相当的平静无战事，所以构筑工事和抽出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以作总预备队的工作，都可以顺利进行。不过事实上却毫无补益，因为面对于长达725英里的巨型防线，而且苏军在数量上是已占了优势，所以这12个师的微薄兵力，用来当作预备队也就不过是聊胜于无而已。

　　此时在东线所构筑的工事，实在还是太长和太薄，不过在这个静止的期间，却显得它具有足够的强度。我们尽量设法利用我们从最近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可是这却又引起了希特勒的强烈反对。防线部署的要点，就是在平时所要防守的“主防线”（Hauptkampflinie），一定要和敌人在某地区大举进犯时的“最后防线”（Grosskampflinie）完全分开。前线上的军官们希望把这个最后防线，建立在距离主防线后面约12英里远的地方，加以良好的伪装，并且把一部分的守军留在里面。他们更希望有这样的全权：当苏军的炮兵一开始准备射击，表示即将大举进攻时，他们就可以把部队的主力都集中在最后防线里面。而只留下极少数的后卫兵力，以防守原有的主防线。这样苏军的炮兵火力就完全浪费掉了，等到他们很困难地攻到我军最后防线的前面时，已是再衰三竭，所以就很容易把他们击退了。毫无疑问的，这种理论是绝对正确的。我马上批准了它，并且把它转呈给希特勒检阅。他马上就大发脾气，说他不能坐看着12英里的距离，居然不经过一战就白白的丢掉了，所以他命令两条防线之间的距离最多只准相隔一两英里。他的根据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可是牛性一发却再也拉他不回来了。这种错误使我们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当1945年1月间，苏军开始突破时，我们的预备队又是太接近了第一线。主防线、最后防线、预备队三者都绞合在一起，在苏军的第一次猛攻之下，就全部崩溃了。希特勒此时又大发脾气，要追究当时设计和建筑防线的人。他现在却说他是一向主张两线之间应该隔离12英里以上，并且追问道：“是哪个混蛋下了这样不合理的命令？”我就老实不客气地指出来，是他本人干的好事。他还不肯认账，要把过去开会讨论的记录找出来看。当他大声地把记录读了几段之后，才一声不响了，他现在只好默认他自己的错误。不过已经太迟，苏军的突破已经完成了！

　　等到我叙述苏军大攻势的时候，我还要再谈到希特勒的战术。因为他一直相信在最高统帅部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具有前线战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就他那些亲信的军事顾问而言，也的确大多数都没有他的经验丰富，尤其是在里宾特洛甫、戈林这一群马屁精的瞎捧之下，更使他觉得他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领袖，所以绝对不愿意向任何人低头学习。有一次，我想使他稍为明了最近的情况和战术上的新变化，他却向我说道：“你不用再把我当作小学生看待。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德国陆军达5年之久，而在这个时间之内，我所获得的实际经验，要超出了参谋本部诸位先生的想象之外。我曾经研究过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理论，并且把施里芬的著作都完全读通了。我自问所获得的要比你高明得多了！”这一类的钉子，我曾经碰过好多回。

　　除开我们自己的困难以外，我们同时也更关心我们的同盟国匈牙利的作战能力和忠诚的程度。我早已说过该国摄政霍尔蒂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匈牙利的元首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德国的不可靠，他希望与英美重温旧好，他已经企图利用无线电与英美方面发生接触。他这个企图是否成功，同时英美方面的反应如何，我固然不知道。不过我却知道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高级将领都已经倒向苏军方面。其中有他们的参谋总长弗罗斯将军，最近他还到东普鲁士来过，曾经向我当面保证他对于同盟国的关系会忠诚到底的。我当时还曾经送了一辆汽车给他，哪知道不到几天工夫，他就驾了那一辆汽车逃往苏军方面去了。所以对于匈牙利政府已经无法加以信赖，于是到了1944年10月16日，希特勒就正式推翻了霍尔蒂的政府，而另选沙拉斯基（Salaszy）做一个傀儡元首。这个人是一位匈牙利籍的法西斯党人，能力很差，智慧也不够。所以匈牙利的境况并未有所改善，而同盟国间的互信心理，却已经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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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斯洛伐克境内，原先是完全站在德国这一方面的，现在游击队的活动也日趋激烈了。坐火车旅行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行动，游击队常常拦截火车，搜查全车的旅客，若是遇见德国的军人，尤其是军官，就一定会把他杀死。德军当然采取激烈的报复手段，于是仇恨愈结愈深，到处都发生了暗杀的事情。盟军方面鼓励各地的民兵参加作战，可是他们的行为却不合国际法的标准。以后在纽伦堡审讯战犯时，盟军方面指控德军这种严厉镇压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认为是一种罪行。事实上当盟军进入德国境内时，为遏止德国人民的反抗行动，所订立的惩治条例还要更残酷和严格。不过德国现在已经是战败国，当然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为了要把整个战事的情形，都全部加以说明，我们还要稍为提到意大利境内的情况。1944年7月4日盟军已经进入了罗马。德军南战场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正在那个名城的北面，守着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上的一条防线，他的集团军正在面对着优势的强敌，不断地做殊死的搏斗。在这条防线上，已经牵制住的德军的兵力在20个师以上。那些仍然向墨索里尼效忠的意大利军队，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的战斗力已经是十分的薄弱了。在德军的防线后面，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这是由意大利人民首先发动的。情形非常残酷，所以德军也就只好采取强硬的报复办法，否则这个集团军的供应路线就会完全被截断。以后胜利国的军事法庭常以一己的偏见，来入人于罪，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却非那样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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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初，希特勒把他的大本营从东普鲁士移到吉森（Giessen）附近的齐根堡（Ziegenburg），这样可以使他更接近西线战场，以便亲自指挥现在即将在西线方面发动的最后攻势。

　　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凡是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都已经集中在从艾费尔高原（Eifel）到列日（Liege）以南默兹河口之间的地区，因为盟军在这一段阵线上，只有相当单薄的防守兵力，所以德军就想从此处实行突破。这支兵力就从此处渡过默兹河，直趋布鲁塞尔（Brussels）和安特卫普（Antwerp）。在这个战略突破之下，所有在突破点以北的敌军，就会陷入被围歼的厄运中。希特勒相信，只要这个作战能够成功，那么西方国家的实力就会一蹶不振，于是他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兵力再集中到东线方面去，以图击败苏军的冬季攻势。这样，他就可以使战争拖延下去，粉碎了敌人完全胜利的希望，因此敌人也许会收回他们那个“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而改与他进行和平的谈判了。

　　气候的影响，以及兵力准备的一再延迟，使得希特勒不能不一再地延缓发动攻势的日期，原本是定在11月中旬，最后在12月16日才正式发动。

　　为了执行这个攻势，就新成立了两个装甲军团。第五装甲军团由曼陶弗尔将军（Gen.von Manteuffel）指挥；第六装甲军团由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指挥。攻击的重点是放在第六装甲军团方面，该军团所统率的有党卫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第五装甲军团位置在中央，而布拉登贝格将军（Gen.Brandenberger）所指挥的第七军团，则负责保护这两个攻击军团的左翼。可是这个军团却缺少机动的兵力，来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

　　西线战场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和B集团军总司令穆德尔元帅，都曾经一致建议让这次攻势只具有一个有限的目标，因为他们都认为并没有那样强大的兵力足以完成希特勒理想中的伟大的计划。他们希望把攻击范围限制在默兹河以东的地区，以击败沿着该河东岸，在阿登和列日之间的敌军为目标。可是希特勒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而坚持要实现他那个“伟大”的理想。

　　12月16日开始进攻之后，曼陶弗尔将军所率领的第五装甲军团，立即在敌人的阵地中，形成了一个深入的突破。该军团的装甲前卫部队，第一一六和第二两个装甲师，已经非常接近默兹河。实际上，第二装甲师的某些单位甚至冲到了默兹河岸。第六装甲军团则比较不顺利，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又结了冰，所以车辆壅塞不通，使部队无法赶快调集到第五装甲军团这一方面，以充分地扩张它的战果。于是不久这个军团也就丧失了机动性，而这是一切大规模作战成功的惟一先决条件。因为这个时候，第七军团方面又受到了美军的攻击，正感到支持不住，于是第五装甲军团的兵力又抽调了一部向南面去增强左翼。从这个时候起，再想做大规模的突破，事实上已不可能。甚至于到了12月22日，就可以看出来只能选择一个比较小型的目标，马虎结束了事了。若是有头脑的指挥官，此时就一定会考虑到东线方面的危局，而不会再做无益的作战了。可是，希特勒和OKW中的诸公们，却非常死心眼，他们现在所看见的就只有西线战场一隅之地，而完全不顾及大局。这一次阿登大攻势的失败，可以算是我们军事领导方面的最后一幕悲剧。

　　〖〗〖〗图371945年1月的战况到了12月24日，任何稍有理智的军人都可以认清这次攻势是已经输定了。现在当然应该赶紧转变新的方向，而且恐怕还不一定来得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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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陆军总部现在已经移到了措森附近的梅巴赫营房（Maybach Camp），我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以沉重的心情，观察西线攻势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前途，我竭诚地希望它能够大获全胜。可是自从12月23日起，就可以判定这场攻势是绝无成功的可能，于是我就决定赶到元首大本营去，请求希特勒赶紧结束这场徒作惨重牺牲、而毫无意义的战斗，以便把兵力抽出来，援救东线战场上的危局。

　　情报告诉我们苏军有即将发动大攻势的可能。敌军主要的集中场地都已经被判明。一共分为三个大攻击集团：

　　（一）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中，苏军一共集中了60个步兵师、8个战车军、1个骑兵军和6个战车师。

　　（二）在华沙以北地区，一共集中了54个步兵师、6个战车军、1个骑兵军和9个战车师。

　　（三）在东普鲁士边境上，集中了54个步兵师、2个战车军和9个战车师。

　　除此以外，在亚斯沃以南地区，还有15个步兵师和2个战车师。在普瓦维地区，还有11个步兵师、1个骑兵军和1个战车军。在华沙以南地区还有31个步兵师、5个战车军和3个战车师。

　　我们估计苏军可能会在1月12日开始大举进攻。苏军对德军的优势，在步兵方面是11比1，在战车方面是7比1，在大炮方面是20比1。从整个实力上来加以全盘的估计，苏军在地面上的优势是15比1，而在天空中的优势是20比1。并且这种估计绝对没有夸张的意味，我绝不会把德国军人的战斗力估计得太低。他们是第一流的精兵，在5比1的劣势之下，他们仍然时常把敌人击败。德军士兵的个人能力十分强，若是有了良好的指挥，那么他们是可以弥补这种数量上的劣势的。不过在今天，他们已经经过了5年的苦战，一切武器和补给一天比一天少，同时对于胜利的希望也日渐黯淡，所以他们现在所荷负的压力实在是未免过重。因此，最高统帅部，尤其是希特勒本人，真应该尽可能地设法减轻这种不合理的负担，至少总要使军人们能够忍受得住。

　　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今天对于我们士兵的要求，是否是人类力量所能负担得了的。自从苏联战役开始时，甚至于自从莫洛托夫在1940年访问柏林时起，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到了今天，这个问题就更显示出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为”与“不为”而已。

　　今天一切问题的最基本条件，就是首先要阻止苏军的大攻势，而再无其他途径可走。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赶紧把相当的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并且在罗兹（Lodz）—霍恩沙查地区建立一支强大的预备兵力。这样就可以强迫已经突破我军战线的苏军，进行运动性的战争，因为这种战法是德军官兵最拿手的，即令他们今天已经是疲兵久战，可是却还有击败敌人的把握。

　　这就是我对于指导东线战争的基本原理，不过先决的条件却是要说服希特勒，使他允许调出必要的兵力来。12月24日，我赶到了措森，从那里又到大本营去参加军事会议。

　　除了希特勒以外，出席的人员还有凯特尔元帅、约德尔上将、布格多夫将军，以及一些较低级的军官。我就把上述的敌军情况和兵力部署，大致讲述了一下。我的情报单位，是由第一流的专家所组成，而且一直都绝对可靠。负责主持的盖仑将军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的能力，而且过去的成绩也都有目共睹，这是有记录可查的。希特勒却完全不理会这一套，他说这些情报是完全受了敌人的欺骗。他说苏军一师最大的兵力不过7000人，而战车师根本上就没有战车。他大声喊道：“这是自从成吉思汗以来的最大骗局，是谁负责把这些废话都搜集到情报里面来的？”自从他本人被刺未死之后，希特勒真是一天到晚在自欺欺人的气氛中讨生活。他所命令成立的新炮兵军，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旅而已。一个装甲旅只有两个营，他却偏说可以相当于两个团的实力，战车歼击旅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的战车歼击车。照我的看法，希特勒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不仅不能愚弄敌人的耳目，而且只是使我们自己的军事组织更形紊乱。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作风，所以他就更一口咬定苏联人也是和他一样，于是就以为苏军在最近绝不会发动攻势。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正坐在希姆莱的旁边，于是使我又听到了一番妙论。这位身兼国内军总司令、上莱茵集团军总司令、党卫军总司令、内政部长、警察总监的特务头子，已经是自以为不可一世。他觉得他在军事上的天才差不多已经可以和希特勒互相伯仲，所以当然不把陆军中的将领们看在眼里。他向我说：“我亲爱的上将，你是知道的，我完全不相信苏军会发动攻势，那完全是一种欺人的狡计。你们情报人员所估计的数字实在是太高了。他们是有一点神经过敏，我敢断言在东线战场方面是不会出什么乱子的。”对于这种幼稚得可笑的论调，简直是不值得和他一辩。

　　更危险的，却是约德尔也反对把我们的主力移向东方。约德尔认为在西线上，好不容易已经争取到了主动的机会，所以弃之实在未免可惜。他虽然已经看到阿登攻势已经渐成尾声，但是他却相信这次攻击已经使敌人的原定攻击计划受到破坏。他认为再找一个敌军所料想不到的地方，继续进攻，那么一定就可以获得另外一次有限的成功，于是这样发展下去，以积小胜为大胜的办法，最后还是可以击败敌军的。凭着这个理想，他就决定要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北部，再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德军准备经由比奇（Bitche）的两侧，以萨韦尔讷（Saverne）为目标向南进攻。这个攻击后来从1月1日开始，最初还是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它的目标，萨韦尔讷，甚至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却还距离很远。约德尔坚持着他的主张，极力反对我要求调兵往东线的意见。他一再慷慨陈词地说：“那会把我们刚刚好不容易获得的主动机动，都完全付之东流了。”我就指出来鲁尔地区的工业已经为盟军轰炸所摧毁，同时运输的情况也已经完全瘫痪，所以这一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守的价值。反言之，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现在却还可以进行大量的生产，德国军需工业的重心早已经移向东方，若是上西里西亚这个地区丧失了，那么我们只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会完全崩溃了。总之，我一切的劝说都毫无作用。我碰了钉子之后，就在这个最没有基督教气氛的环境中，度过了这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圣诞节之夜。布达佩斯被围的消息就是那天夜里传来的，但是却并未能引起任何的刺激作用。结果我奉到的命令，还是东线自己想办法支持。于是我又要求撤出库尔兰的驻军，并且至少以前在芬兰境内作战的部队，现在由挪威回国的，应该送回东线战场去。这个要求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认为从挪威撤回的部队，是山地部队，所以特别宜于参加孚日山地中的战斗。我对于这个地区的地形最熟悉，我从小就生长在那里。在我当见习官和少尉的时候，比奇就是我第一个服务的地点。照我看，专门增加一个山地师的兵力，并不足以左右该地战局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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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5日，我坐火车回措森去。当我正在旅行中的时候，希特勒又事先不经过我的同意，直接下命令把基勒（Gille）所属的一个党卫军军，包括两个党卫军师在内，从华沙以北地区，调往巴尔干以解布达佩斯之围。这些部队本来是充当赖因哈特集团军的预备队，现在要把它们调走，当然使我和赖因哈特都感到很伤脑筋。因为战线本已太长，兵力本已太弱，哪禁得起再调动。我们连忙提出抗议，可是又照样一律无效。照希特勒的看法，似乎解救布达佩斯的围困，要比保卫德东还更重要。原来就只有14个半的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充当预备队，现在又调走了两个，于是只剩下了12个半师，用来支援750英里长的一条大战线。

　　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我又和盖仑、温克两个人再仔细研究敌情，并且讨论我们可以有什么方法来改善我们的局势。我们获得的一致结论，还是认为只有赶紧停止西线方面的进攻，并且立即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到东线方面来，然后才可能会有万一的机会，以阻止苏军的大攻势。于是我决定在新年元旦的前夕，再到齐根堡去，再度要求希特勒做出这个惟一有希望的决定。这一次的行动一定要更谨慎，以期可以获得成功。所以当我到达齐根堡之后，首先就去拜访龙德施泰元帅和他的参谋长魏斯特发尔将军（Gen.Westphal），把东线战场的情况解释给他们听，说明我要准备怎样向希特勒要求，希望他们给与我支持。很明显的，这位老元帅和他的参谋长都能了解目前的危局。他们告诉我在西线有三个师，在意大利方面有一个师，都是位在铁路的附近，只要希特勒一批准，马上就可以调往东线。他们并立即下命令吩咐这些部队做调动的准备，同时我也命令运输司令部准备车辆。这样布置好了以后，我才去见希特勒。情况还是和圣诞节前夕一样的不顺利。约德尔坚持着说，在西线根本无兵可调，但是这一次我却有了事实的根据，就把龙德施泰所说的四个师的番号，告诉了希特勒。约德尔不禁大怒，追问我这个情报是谁供给的，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这是西线战场总司令亲口说的，这一棒打得他不好意思再开口。于是我总算是争到了这四个师，但是却再没有多的了。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开端，哪晓得这也就是最后的结果。甚至于这几个师，也奉了希特勒的命令，又转用到匈牙利去了。

　　在元旦那天的上午，我报告希特勒说在当日的下午，基勒的党卫军军，在巴尔克第六军团的指挥之下，准备开始进攻，以解布达佩斯之围。希特勒希望这次攻击能获得极大的战果，可是我却不敢存着太大的奢望，因为不仅准备的时间不够，而且所有的官兵也不像往日，再具有那样大的活力了。果然，最初阶段的进攻虽很顺利，但却无法穿透敌人的包围圈，以达到解围的目的。

　　所以这一次我再访大本营的结果，仍然还是很有限。回到措森我们再举行会议研究最近的情况。接着我就决定亲自视察匈牙利和加利西亚（Galicia），这样我可以和战场上的各位指挥官亲自接触，看他们能有什么好意见贡献，以使我们对于未来的战略，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在1945年1月5日到8日之间，我先去访问维勒将军（Gen.Wohler），他是继佛瑞斯纳之后担任南方集团军的总司令。接着我又去和巴尔克将军和党卫军的基勒将军会谈，我和他们谈论匈牙利未来的作战问题，并且研究为什么布达佩斯解围之战会失败。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在1月1日夜间的最初攻势得手之后，却没有能在第二天夜间鼓起最后的勇气，以达成突破的战果。我们的官兵在素质上已经远非1940年的样子，否则这次攻击是可以成功的。若是这时多瑙河前线已经稳定了，那么这一方面的军队就可以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

　　从匈牙利，我又去到克拉科夫访问哈尔培。他和他那个可靠的参谋长克西兰德将军（Gen.von Xylander），对于如何防御苏联人的问题，给了我一个明白而合理的观念。哈尔培建议在预测敌人1月11日开始进攻之前，我们应该从维斯瓦河岸撤回十余英里的距离，构成第二道防线。因为这条线比较短，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前线上抽出几个师来，以当作预备队。这个观念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却恐怕绝对难于获得希特勒的批准。不过哈尔培却是一个心如铁石的硬汉，他要求我把他的意见转达希特勒，即令对于他个人有所不利，也在所不计。关于他这个集团军的防务准备，就我们现有的力量而言，要算是准备得很周详。

　　最后，我又用电话与赖因哈特长谈了一次。他的意见也大致与哈尔培相同，他主张放弃纳雷夫之线，退到东普鲁士边境，以缩短防线。这样也就可以抽回几个师的兵力，以充预备队。不过这里又还是旧话重提，我认为恐怕希特勒很难于批准这个计划。

　　现在，我既然已经明了前线各集团军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于是我就决定在“11点钟”的时候，再去见一次希特勒。我的目标还是想劝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东线方面来，把兵力调集到这一方面来，并且听听各集团军总司令的意见，准许实行缩短战线，因为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建立一支预备队。

　　1月9日，我三度来到了齐根堡，这一次我绝不退让，一定要使希特勒明了他自己责任之所在。这一次会议还是照平常的习惯举行。不过这一次我却带了我装甲兵总监部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一同去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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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仑将军对于敌情预备了一份极详细的报告，附有地图和表解，以表示各地区的兵力分布。当我把这些文件送给希特勒看的时候，他就马上大发脾气，认为这完全是“虚构”的，命令我把这个草拟报告的人，立即送到疯人院里面去。于是我也不禁气上心头，就马上向他说道：“准备这个报告的人是盖仑将军，是我手下一位最好的幕僚。假使我对于他所准备的东西，要是感到不满意的话，那么我也绝不会随便送给你看，假使你想把盖仑将军送到疯人院里去，那么你就把我送去好了。”希特勒又要求我把盖仑将军免职，被我毅然拒绝了。结果这场风波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从军事立场上来看，这一次会议却还是一无所获，哈尔培和赖因哈特的建议都一律被否决。希特勒还是那一贯的老想法，认为凡是主张撤退的将领，就一定是畏敌不前。

　　一切想在东线最紧张的地区增加预备队的企图，都因为希特勒和约德尔两人的反对，而完全搁浅。OKW的诸公是希望我们这种货真价实的情报，完全都只是苏联人的虚声恫吓。在大本营的人都只肯相信他们所自以为是的东西，而对于这种真正的事实，却完全闭起眼睛来装瞎子。这叫作鸵鸟政策，再配上鸵鸟战略了。为了安慰我，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希特勒故意向我说道：“东线战场在过去从来不会有过像今天这样强大的预备兵力。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我真应该感谢你。”我回答他说：“今天东线战场的情形就好像没有摊牌前的赌博一样，假使全线上有一点被敌人突破了，那么整个也就跟着完蛋了，因为12个半师的预备兵力，用来应付这样长的防线，实在是太不够了。”

　　这个时候的预备兵力，其分布的位置如下：

　　第十七装甲师，在平丘左（Pinczow）地区。

　　第十六装甲师，在凯尔采（Kielce）以南。

　　第二十装甲步兵师，在维耶尔宗克（Vierzonik）与奥斯特维克兹（Ostrowicz）之间。

　　第十装甲步兵师（只有一个战斗团的兵力），在卡缅纳（Kamienna）地区。

　　第十九装甲师，在拉多姆（Radom）地区。

　　第二十五装甲师，在莫盖尔尼察（Mogielnica）地区。

　　第七装甲师，在齐青劳（Zichenau）地区。

　　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在霍热莱（Chorzele）地区。

　　第十八装甲步兵师，在约翰尼斯堡（Johannisburg）以东。

　　第二十三步兵师（尚没有完成作战的准备），在尼古拉伊肯（Nikolaiken）地区。

　　第十自行车旅，在桑斯堡（Sensburg）地区。

　　勃兰登堡（Brandenburg）装甲步兵师（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在德伦弗特（Drengfurt）以南。

　　戈林装甲军下辖：

　　第一装甲伞兵师，在贡宾嫩以西。

　　第二装甲伞兵师，在贡宾嫩东南方的东普鲁士的国界上。

　　第五装甲师，在布赖滕斯堡（Breitenstein）地区。

　　第二十四装甲师，从匈牙利正向拉斯滕堡运输中。

　　希特勒在我离开的时候，还是向我说道：“东线应该自己力求生存，就利用现在已有的力量，来进行一切的工作。”所以我回到措森陆军总部时，心情真是沉重不堪。希特勒和约德尔，心里都十分明白假使苏联人真的进攻，凭着这现有的兵力是绝守不住的。他们也明知假使敌人发动攻击之后，再想从西线调兵到东线去，那么在敌人空中优势之下，事实上是一定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故乡都不在德东，所以似乎对于这个地区，有视同化外的感想。在最后一次会议中，我才看出来这是他们漠视东线战场的主要原因。对于我们普鲁士人而言，现在感受到威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故乡，是我们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是我们传统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知道假使苏军在东线攻击胜利了，那么我们的故乡也就丢定了。任何将领若是建议把平民人口撤出最危险的地区，结果就都一定会受到希特勒的斥责，因为他认为这又是失败主义心理的作祟，并且害怕这种撤退行为在老百姓的心理上发生不良的影响。那些党老爷们，尤其是主持东普鲁士党务的柯赫（Koch），更是拥护希特勒这种主张。他们希望军事的行动，以尽量不与民政发生关系为原则。所以一个集团军的作战地区仅限于前线后一条狭窄地带，总共不过6英里的纵深。重炮兵虽然位在所谓“后方地区”中，但是在那里却不准建筑工事，不准砍倒树木，一切都还得要粉饰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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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月12日，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的苏军开始发动了一个准备周密的大攻势。在11日那天，我们就已有了直接的证据，证明攻势已经迫在眉睫。俘虏们的供词说在10日到11日的晚间，一切兵舍都应该移交给战车部队的人员使用。我们窃听到的一份无线电报说：“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增援兵也已经到达。”自从12月17日以来，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的苏军大炮数量增加719门，迫击炮增加268门。从普瓦维桥头阵地所捕获的俘虏供称：“攻击即将开始。第一波是由戴罪立功的敢死队（Punishment units）担任。有40辆战车实施支援。另有三四十辆战车部署在主战线后方一两英里处的森林中。在1月8日的夜间所有的雷阵均已扫清。”空中侦察的报告说敌人的部队正向维斯瓦河桥头阵地推进。在马格鲁兹夫桥头阵地，又新增了60个炮位。

　　从纳雷夫前线、从华沙以北地区、从奥斯特堡附近和从东普鲁士方面，所获得的情报都完全一样。从这里看来，敌人的主攻方向该是在埃本罗德（Ebenrobe）—威龙湖（Lake Willuhn）—施洛斯山（Schlossberg）以东地区之内。

　　仅只有匈牙利——由于我方新年攻势的原因——和库尔兰两地区，我们的情报没有指出敌人在最近有进攻的态势。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喘息的阶段而已。

　　于是1月12日，第一次的攻击就落在巴拉罗夫。14个步兵师、2个独立战车军以及其他直属单位，构成了这次攻势的主力。在这个地区所集结的苏联战车，很明显在第一天还是按兵不动，因为他们要从最初攻击的结果上，来决定最有利的攻击路线。苏军在装备上具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战术。

　　敌人的攻势很成功，一直透入德军的防线。

　　在这一天，我们发现苏联攻击军的主力向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的北面移动，车辆的数字在几千辆以上。很明显的，那一方面的攻势也就要开始了。在华沙以北和东普鲁士的情形也都差不多。苏军在雷阵中都有明确的进路，在敌线的后方皆发现有战车出现。

　　A集团军已经动用了它的预备队来实行反攻。由于希特勒的直接命令，这些部队的位置距离前线实在太近，远非哈尔培上将原先所设计的构想。结果他们受到强大苏军炮兵的轰击，在他们尚未进入战区之前，就已经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苏军对于德军这些装甲兵力，已经完成了局部的包围。现在在内林将军指挥之下，德军就开始向西撤退，以图挣脱苏军的机动包围圈。这个行动本极困难，可是由于我们的官兵英勇作战，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还有一部分步兵也都陷在这个包围圈内，更使我们装甲兵的行动被拖慢了。虽然有许多的障碍，但是由于军中袍泽在急难时都彼此互助，所以终于还是获得了成功的战果。

　　1月13日，苏军已经从巴拉罗夫的四面实行突破，趋向凯尔采，然后再从那里转向北面。现在苏军的第三和第四两个近卫战车军团也开始出现了。此时这个地区的全部苏军兵力已经增到32个步兵师和8个战车军，从开战以来，在这样狭窄的一个地区里，使用这样大的兵力，这似乎还是头一次。

　　在维斯瓦河以南，也有这种征候，表示在亚斯沃地区中，不久就会有大攻势发生。在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两个地区，苏军的准备也已经完成，所有的地雷都已经扫清。

　　在东普鲁士地区，主要的攻击果如我们所预料的，是来自埃本罗德—施洛斯山地区。敌军的兵力有12到15个步兵师，再加上相当比例的战车单位。在这一方面，敌人也突破了我军的防线。

　　1月14日，已可以很明白地看清楚，苏军的意图是要夺取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这对我们而言一点都不希奇。另外有其他的强大敌军部队，从巴拉罗夫桥头阵地起，向西北方向前进，其目的很显明，不过是想要和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方面推进的敌军相会合。德军对于苏军的第一次攻势的防御作战，是已经发挥了阻塞的功效，不过从一般的情况看来，这个地区似乎并无久守的希望。

　　苏军在罗民吞丛林（Rominten Heath）和戈乌达普附近的准备，指出东普鲁士方面的攻势可能向此方面延长。

　　1月15日，就可以判定在克拉科夫地区敌军主力是准备向琴斯托霍瓦—卡托维兹（Czestochowa-Kattowice）地区进攻。另外有一支强大兵力则直指凯尔采。可以假定他们将会继续向彼得库夫（Piotrkow）—托马舒夫前进，以求与由普瓦维桥头阵地进攻之敌军相会合。后者似乎是包括两个步兵军团和一个战车军团。从马格鲁兹夫桥头阵地进攻之敌，其目标很明显的就是华沙城。

　　在克拉科夫以南，苏军在亚斯沃地区中的攻击也已经开始。

　　在中央集团军方面，敌人在维斯瓦河—布格河三角形地区内，以及奥斯特堡的两侧，都已经做了深入的穿透。这些攻击的指向是在纳谢尔斯克（Nasielsk），和西面的齐青劳—普拉希尼兹（Praschnitz）地区。面对着苏军纳雷夫桥头阵地的地区，以及在东普鲁士方面，情况都已经变得很紧张。

　　在东南集团军地区中，已经证实了在多瑙河的南面，保加利亚军队已经接替了苏军第三十七军团的防务。所以该地区的苏军，极有可能将会移转到德军南方集团军方面，来发动新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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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说，自从苏军大攻势发动以来，我就已经用电话向希特勒做极坦白直率的报告，告诉他局势的发展已经恶劣到了何种程度，并且极力要求他赶紧回到柏林来坐镇，因为这至少可以在精神上表示我们的作战重心已经移到东方来了。在头几天，他的答复还是他在1月9日曾经说过的旧话：“东线应该尽量以目前所已有的力量实行苦撑。同时，你自己也明白在这个时候从西线抽调兵力是已经太迟了。”这样在电话中反复的争论，浪费了不少的时间，而当时的前线情况却已经是迫不及待。1月15日，希特勒第一次亲自干预这一方面的防御作战，他不顾我的反对，下了一个命令把大德意志军由东普鲁士调到凯尔采，其目的是想防止苏军趋向波森的突破行动。很明显的，这个行动已经赶不上时间，并不足以阻止苏军，可是却使东普鲁士正在敌军猛攻且险象环生之下，突然又减少了一大部分防守兵力。假使这个军抽动之后，那么东普鲁士的情况也就会变得与维斯瓦河一样的严重了。于是这一支强大的攻击部队，由军长索肯将军（Gen.von Saucken）领导着，包括着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和戈林装甲伞兵师在内，开始就要装上火车，运向一个很有疑问的目标了。我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这使希特勒大光其火。在一怒之下，他就匆匆地由西线回到了柏林，这却很合我的心愿。现在至少我可以当面把一切他所应该知道的事情，都痛快地说给他听。很明显这次谈话绝不会愉快，希特勒也明知这一点，所以他尽量拖延不想和我见面。

　　索肯的大德意志军，在下车的地区就已经受到了苏军的炮击。他们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才和内林将军的第二十四装甲军取得了联系。

　　1月16日，希特勒在柏林正式露面了。在同一天我就和他在那个已经被炸半毁的总理府中，开始第一次的会谈——他的大本营现在暂时就设在那里。

　　希特勒这时才最后决定了，西线战场暂取守势，而把凡是可以抽调的兵力都集中到东线方面来。当我走进会议室时，才知道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固然是已经太迟了，但是那还是使我感到很满意。我已经拟好了一个使用这些兵力的计划，其重点是使他们赶紧渡过奥得河（Oder），单刀直入地袭取苏军攻击矛头的侧翼，这样就可以减低苏军进攻的力量。现在我就问约德尔到底希特勒的命令是怎样下的，他就告诉我元首已经下令，把凡是可以调集的兵力——也就是第五装甲军团——立即送往匈牙利。听到这些之后，马上就使我丧失了自制力，不禁用极直率的口气向约德尔表示出我的不满。可是他除了耸耸肩头以外，再也没有一点什么其他的反应。我始终很怀疑是否是他曾经劝说希特勒做如此的决定。以后在会议中，我又和希特勒当面力争，表达我的意见。希特勒还是不肯接受忠告，而仍然表示他决心在匈牙利方面发动攻击，把苏军赶过多瑙河，并以解救布达佩斯为目标。这样激烈辩论了好几天。当我列举出军事上的利弊时，他就把经济上的利益拿来作为搪塞的口实：因为德国综合石油工业已经遭受了猛烈的轰炸，所以匈牙利的油矿和炼油工厂对于我们就更重要，这对于战争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说：“假使你没有燃料，那么你的飞机怎么能飞，战车又怎么能跑呢？你应该能明了这一点。可是我的将军们对于战争的经济性却完全不了解……”他已经中了他自己宣传的毒素，是怎样也劝说不醒了。

　　因此我们从西线战场方面接收过来的军队，就分成两个集团。当我在会议席上再提出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却制止我不用再说下去，他说：“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你是主张我们要集中兵力，来做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打击，而不要分散了注意力，可是你应该了解……”于是我们之间就一直是这样互不相让，而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运兵往匈牙利的行动比较迟缓，因为向东南方向的铁路运输能力比较有限，而且还经常受到敌人空军的破坏。

　　我和希特勒之间天天无不在冲突之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一点是关于主防线的位置问题，因为有了当时的速记记录为凭，所以他才勉强地承认这是他的错处。其次就是预备队的位置问题，他认为距离前线过远，而前方将领则认为太近，他们认为这也是希特勒的大错之一。于是我们就又讨论到哈尔培的领导力问题，照我的看法，哈尔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可是因为一定要找出一个替罪羊，所以尽管我坚决反对，他还是硬把哈尔培免职，改派他的心腹夏纳尔上将继任，他从库尔兰地区被召回，那里已经是一个死角，不会再有立功的机会了。夏纳尔一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勇敢能干、忠诚正直的第九军团司令卢特维兹将军（Gen.Freiherr Smilo von Luttwitz）免职。这个军团现在改由布塞将军（Gen.Busse）指挥。接着夏纳尔又和最出色的索肯将军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于是我赶紧设法把索肯调往另一地区。结果索肯倒升任了军团司令。一个星期之后，我又设法使哈尔培上将在西线方面重新获得了一个军团司令的职务。同样的，我也设法再起用著名的勇将巴尔克将军，他是调往西线之后，因为受了希姆莱的暗害，才丢了纱帽的。

　　经过这许多天的争争吵吵，总算是产生了惟一一个积极的结果，那就是我对于西线方面的意见，终于还是被采用了，不过却已经太迟。现在所有那些无目的的攻击都已经停止，一切可以节省出来的兵力都已经决定运往东线。关于撤出库尔兰的问题又再讨论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有明确的决定。不过希特勒最后也同意先将第四装甲师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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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的情况已经是空前的危急，所以真正需要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在萨拉热窝（Sarajavo）的东南面，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对于德国的E集团军，已经逐渐加重压力。在巴拉顿湖与多瑙河之间的敌军，已经获得了增援。在赫兰河上的苏军桥头阵地也已经逐渐增强，他们正在以非凡的速度，压迫着疲兵久战的A集团军一直向后退却。在西面，苏军已经越过了斯诺尼基—梅胡夫（Slomniki-Miechow）之线，其兵力的一部分转向克拉科夫方面。在更向北的方面，他们正向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Radomsko）—彼得库夫—托马舒夫之线前进。在进攻矛头的后面，苏军还具有强大的预备兵力，这时德国各盟国都已经完全解体，所以对于苏军再也不能产生一点牵制的作用。在中央集团军方面，和在东普鲁士，一切的情形也都差不多。

　　尽管如此，希特勒对于西线的兵力还是不肯抽调太多，而尤其是不肯撤出库尔兰地区。

　　到了1月17日，面对着A集团军方面的苏军，已经被发现了有15个战车军的番号，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主攻方向。此外在南方集团军方面，苏军共有8个战车军，而在中央集团军方面，则为3个战车军。此时苏军是以克拉科夫—瓦尔特纳（Wartenau）—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之线为目标，齐头向西挺进。在凯尔采地区，只有内林将军的第二十四装甲军阻止了他们的进路。强大的敌军正在向华沙进发，其他的敌军则正经由沃维奇（Lowicz）和索哈切夫（Sochaczew），向维斯瓦河挺进，其目的是想要阻止由华沙地区撤出的第四十七装甲军渡过该河。这个军已经奉命撤退到维斯瓦河以南的位置，其目的是要阻止苏军经过霍恩沙查—格尼森（Gnesen），而向波森突破的行动；假使这个突破成功，那么东西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区就完全被切断了。但在敌人强大压力之下，这个军始终无法执行它所奉到的命令。于是敌军向西进展，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向德国的国界前进。

　　在中央集团军方面，苏军的攻势在速度和强度上，也都已经加强。很明显的，在这个一直比较平静的纳雷夫前线上，也马上就会有激烈的战斗发生。

　　在黄昏的时候，作战处的人员告诉我华沙的局势已经是不可收拾，所以主张应假定华沙已经失守，而另外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当我问他们其理由安在，作战处的处长波宁上校就报告我，根据最近的情报，华沙的沦陷已经无可避免，而且也许此时就已经失守了。与这个要塞的通信联络早已断绝，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批准这个建议，又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行动迅速，所以我就立即下命令做必要的紧急处置。接着我就到柏林去参加在希特勒大本营的会议。当我正在把当前的情势，以及我所下的紧急命令，讲给希特勒听的时候，突然有一件无线电报送了进来。电报是华沙守军司令打来的，内容是说华沙此时尚在德军手中，但已定在明天夜间撤出该城。我把这些事实报告完了之后，希特勒马上就开始大发脾气，并命令应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华沙城。他坚持着马上下达这个命令，当我告诉他形势已经太坏，以致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就忿然的表示不肯相信。华沙的守军，照我原定的计划是应该有一个要塞师，但是由于过去抽调兵力往西线的缘故，事实上只剩下了4个要塞步兵营，再加上少数的工兵和炮兵，而且战斗力都很有限。很明显的，他们的力量守不住这个城，若是他们遵从希特勒的命令，结果就只有全部被俘而已。所以守军司令虽然已经奉到了死守的命令，他还是决定撤出华沙，于是希特勒的脾气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变得不可以理喻，实际上在此时华沙一地的得失对于整个大局，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在以后几天当中，他就专心研究华沙沦陷的原因，他一心认为这是参谋本部的一个大错，所以决定要惩办几个负责的人员。

　　1月18日，匈牙利境内的德军在巴拉顿湖与包科尼（Bakony）森林之间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其位置在布达佩斯以西的山林地区，其目的是解布达佩斯之围。他们最初还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已经到达了多瑙河的河岸。可是在这同一天，苏军已经攻入了这个不幸的围城，所以它的命运也就此确定了。假使在匈牙利发动攻势的兵力，能够应用在波兰境内，或是东普鲁士方面，那么结果一定可以更好一些，可是希特勒却执意不肯采纳这个意见。在波兰境内，苏军已经在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地区，以及彼得库夫、罗兹和库特诺（Kutno）等地发生了战斗。德军在霍恩堡（Hohenburg）的维斯瓦河上的桥头阵地也受到了苏军的攻击。在维斯瓦河以北，敌军在继续进攻。在纳雷夫前线上，也有迹象可以证明即将有大攻势发动。还是和平常一样，希特勒仍然拒绝把那些已经孤立在这个地区中的部队，赶紧撤回以集中自己的兵力。

　　我们在这一天的整个汇报时间，都完全用在华沙事件的讨论上，事实上照目前紧急的情况看来，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在那天下午的汇报中，希特勒对我说要把那些负责促成华沙撤退的参谋本部人员，拘押起来交付审讯。我就非常明白地说，一切的责任都应该由我个人负起，所以他应该拘押讯问的对象就是我，而不是我的部下。希特勒回答道：“不，不，要惩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那个参谋本部。我实在忍受不了，不能听任那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的长官跟着他们的意见走。可是这就是所谓参谋本部制度的传统精神，我一定要把这种制度打成粉碎。”于是我们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争辩得非常激烈。因为没有旁人在座，所以我讲话也不必有所忌讳。可是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在那天夜间，我派我的副手温克将军，去参加“夜间汇报”，并且命令他再向希特勒报告一遍，指明他会做出一件很不公正的事情，并且告诉他我已经准备自己被捕，但是我却不容许他拘捕我的部下。温克也的确把这些话都转达到了。可是在那天夜里，波宁上校、克尼斯贝克中校（Lt.Col.von dem Knesebeck）和克里斯滕中校（Lt.Col.von Christen）都一起被捕了，这是陆军人事处的梅塞尔将军（Gen.Meisel）奉命执行的。他们事先根本不通知我，所以我当然无法制止这个行动。第二天上午我就只好面对这个既成事实了。我就单独去见希特勒，用我所能想到的最强硬的语气，向他提出严重的抗议；我并且指出来，由于他这个行动会使OKH中最重要的部门，在这个最紧急的关头，突然停止了一切的工作。现在只有另派一些完全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员，来接替他们这些被捕者的职务，这些职务在目前不仅十分重要，而更是非常的困难。我并且要求把我一同交付审讯，这个要求却为希特勒所立即批准了。在这个紧急和赌命运的时候，我却还要分出许多时间来，接受这种毫无意义的讯问。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更糟踏我的精力。这个时候的东线战场上，却正在为了德国民族的存亡，和我们家乡的得失，展开决死的苦斗。经过了几个星期，克尼斯贝克和克里斯滕两个人总算是被释放了，不过波宁却还是被关着。他们被释放之后，不准重回参谋本部，而改派往第一线充任团长。在接受了这个新职务三天之后，智勇双全的克尼斯贝克就战死了。克里斯滕比较幸运，没有送掉性命。至于波宁却毫无理由，一直被关着，从这个集中营转到那个集中营，等到总崩溃之后，我们都做了美国人的俘虏，然后才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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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正在为这件不幸的事件感到忿怒不平的时候，在德东方面的苦战却一直都没有停息。在匈牙利的苏军，已经迅速集中了他们的机动部队，向我们那支想援救布达佩斯的军队，展开反攻。从截获的苏方无线电报判断，我们预料敌人即将开始大规模的行动。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北面，苏军继续向布里斯劳进攻，并且攻入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因为我们的防御实力已经非常单薄，所以他们简直是势如破竹，攻势进展得极快。在北面，敌人更向卡利什（Kalisz）、波森和布隆姆堡（Bromberg）等地进展。罗兹已经失守，敌人的前面不再有阻力。只有第二十四和大德意志两个装甲军，一直都在这个机动包围战中作战，屡次英勇的突围，向西转进，沿途还收容了不少的零星单位。内林将军（曾经是我的参谋长）和索肯将军在这些日子当中的英勇表现，简直是只有克塞诺丰希腊著名军事史学家。（Xenophon）再世，才有能力来加以叙述和形容。

　　苏军在南面和东北面也都在进展之中，而在梅默尔之南，另外一个危急的情况又发生了。在库尔兰地区中的北方集团军，已经报告敌军调动频繁，但是该报告对于敌军的真正意图并未提供任何线索。惟一的判断，就是库尔兰的军队，虽能牵制着一部分苏军的兵力，但是这一部分我军的兵力却不能够参加德国本土的保卫战，结果仍然是得不偿失。所以在每一次会议中，我总是劝希特勒赶紧撤回这一部分兵力，但是每次都碰了钉子。

　　1月20日，敌军的足迹正式踏上了德国的土壤，这不过是最后一幕的开始而已。在那天清早，我就知道了苏军已经在霍恩沙查以东的某点到达了德国的边境。在第一颗炮弹尚未落下的前半点钟，我的妻子才离开华尔斯高（Warthegau）的别墅。她一定要到最后关头才可以离开，因为她走了，就会使当地的人民发生惊忧。她一直是在纳粹党人的监视之下，最后她只好单身启程，把我们所仅有的财产（那是1943年9月间所没有炸光的）也都留在那里。现在，我们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民一样，已经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能与他们同命运，使我们感到很骄傲。当她离开别墅的时候，许多工人都站在她汽车的旁边，挥泪送别，有许多人都愿意同她一起走。我的妻子已经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爱戴，所以对于她而言，这种离别的滋味的确是很痛苦。1月21日，她到了措森，因为这里已经找不到适合的住宅，所以她就住在我的宿舍里，从此她就一直和我共度这个艰苦的生活，尽可能帮助我和支持我。

　　1月20日，在布达佩斯西面的战斗还再继续进行。匈牙利的前参谋总长弗罗斯，已经投降了苏联人，并且为他们效力。在西里西亚，敌军越过了国界，并且迅速地向布里斯劳挺进。在波森地区，已如前述，敌人也早已越过了边界。在维斯瓦河以北，强大的敌军正在向托伦—格鲁琼兹之线，实行猛攻。在敌军先头部队的后面，接着就是强大的预备兵力，其声势的浩大，远在我们1940年法兰西战役之上。在梅默尔以南，敌军已经到达了魏劳—拉比奥（Wehlau-Labiau）之线，并且大致向科尼兹堡方向进攻。此时德军中央集团军已经陷于敌人钳形包围之中，南面这一股敌军向北朝科尼兹堡前进，而另一股敌军，则沿着米美尔河，从东面直趋东普鲁士的首府。在纳雷夫方面，面对着第四军团的苏军，还是毫无动静，他们似乎是胸有成竹地等候突破的成功。

　　1月21日，最明显的情况就是敌军已经深入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当希特勒再度拒绝赖因哈特要求立即把第四军团撤出纳雷夫突出地带的建议之后，赖因哈特和第四军团司令霍斯巴赫将军，都感到十分失望。霍斯巴赫因为害怕他整个军团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在1月22日就自动决定了一个行动。他命令他的部队转过向来朝西面攻击，其意图是向西普鲁士和维斯瓦河方面实行突围，并且希望与魏斯上将的第二军团建立联系。

　　霍斯巴赫事先并没有向他的集团军总部报告，一直等到他的部队在1月23日开始行动之后，才匆匆传来一个报告，至于希特勒和OKH则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所以在我们得知勒特曾要塞——它是保护东普鲁士的一个最重要的屏障——已经不战而弃守了，真使我们大吃一惊。希特勒当然马上就大发雷霆。这个事情发生在1月24日。同时苏军已突破马祖里运河（Masuren Canal），正向霍斯巴赫军团的北面侧翼攻击，结果使他原定的计划也无从实现。到了1月26日，希特勒才知道在中央集团军的地区中，不仅发生了未经他批准即采取行动的行为，而且事后也没有报告他。他认为这是有心欺骗他，当然感到怒不可遏。他认为赖因哈特和霍斯巴赫两个人都有通敌卖国的嫌疑，要把他们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他也要把这两个司令部里的全体幕僚都一律免职，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知情不报。我尽量想把他的火气平抑下来，我说：“关于赖因哈特上将，我可以绝对保证他的忠诚，至于霍斯巴赫虽然是举措乖张，但是一定另有原因，而绝不是通敌谋叛。”可是在这时说这些话，实在无异于火上加油。一直等到他和布格多夫商量继任人选的时候，这场风波才算是暂时过去了。这个集团军现在改由兰度利克上将（Col.Gen.Rendulic）指挥，他是最近才被派到库尔兰去接替夏纳尔的位置。这位上将是奥地利人，聪明绝顶，懂得怎样应付希特勒。希特勒一向信任他，所以才把保卫东普鲁士的重责交付给他。接替霍斯巴赫的是米勒将军（Gen.Muller），他在前线作战时倒是一员勇将，不过在过去却从来没有担任过较高级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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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月25日那一天，赖因哈特本人的头部负了重伤。到了1月29日，我们两个人才见了面，把这次事件的原委讨论了一番。

　　东普鲁士之战就是这样的进行着，一方面我们的防御兵力已经面临着总崩溃的命运，而希特勒对于他手下将领的不信任，却反而与日俱增。在这个时候，东线战场的其他地区也正在激烈的苦战中节节败退。

　　在布达佩斯前线方面，德军夺回了施图尔韦森堡，但是我们却明知我们的兵力并不能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更不幸的是苏联人也完全知道这个内幕。在上西里西亚地区，敌军正向塔罗维兹（Tarnowitz）前进，并且继续朝着科瑟尔—奥珀伦—布里格（Cosel-Oppeln-Brieg）之线进展，其目的是要切断这个工业区的联系，并在奥得河上获得一个桥头阵地。向波森方面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敌军也有进展，他们的钳形攻势已经把那一地区完全隔断。在库尔兰方面却还是平静无事。

　　1月23日，敌人想从奥珀伦和阿赫劳（Ohlau）之间渡过奥得河的意图已经很明显。敌人的战车已经到达了拉维卡（Ravica）。在波森周围已经发生了战斗。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继续向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前进。在赖因哈特的命令之下，把装着兴登堡夫妇遗体的石棺运走了之后，接着就把坦能堡会战大捷的纪念碑也炸毁了。

　　在库尔兰方面，苏军开始向利包进攻。

　　1月23日，外交部派驻OKH的新任联络官、拥有大使头衔的巴兰登博士（Dr.Paul Barandon）跑来见我。尽管我曾经一再要求，可是他的前任在我从1944年7月兼任陆军参谋总长以来，就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很明显的，外交部方面可能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明了前线军事情况之必要。我就把我自己的不满告诉了巴兰登博士。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就讨论到外交当局此时对于军事方面提供协助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两个人也都认为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提出这个建议。我们希望凭着我们现有的极有限的外交关系，能够至少在某一个战场上面，获得一个休战的机会。我们希望西方国家也能明白苏军迅速进展的危机，于是可能和我们先签订一个休战协定，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个非正式的默契，使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兵力都用在东线方面抵抗苏联人，而采取在德西方面受降。诚然这也只是一个极微弱的希望，不过是一个将要溺死的人，看见一根水草也一定想把它抓住。我们总希望能尽最后的努力，减少无谓的流血，并使德国和整个西欧不至于受到沉沦的浩劫。所以最后我们取得了共识，由巴兰登博士去安排，使我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可以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是元首的主要政治顾问，所以我希望与他恳谈一次，把我刚刚和巴兰登博士所讨论的问题，再和他研究一番。我的意图是希望他可以和我一同去谒见希特勒，要求他使用我们这一点有限的外交法宝，来挽救德国的前途。这个法宝并不一定就具有灵效，这一点我们当然完全明了，不过我们的决心却未减低，因为我们感觉到设法使战争提早结束，实在是我们的神圣义务。巴兰登博士立刻就去和外交部长接头，以便安排我在1月25日可以和他会晤。

　　东线战场方面的悲剧还在继续演出之中。匈牙利方面，敌人已经有力量击败我们的反攻。在西里西亚方面，苏军已经到达了格莱维兹（Gleiwitz）。在科瑟尔和布里格之间，以及在地亨弗斯（Dyherrnfurth）和格洛高之间，敌人都已经完成了渡过奥得河的准备。布里斯劳正面已经受到攻击，但是这个要塞和格洛高与波森等地一样，仍然还在德军坚守之中。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正企图向埃尔宾（Elbing）方向实行突破。

　　1月25日，苏军在韦伦采湖（Lake Velencze）以南地区实行反攻的企图更为明显。在多瑙河以北也是一样的情形，他们准备向克瑞辛将军（Gen.Kreysing）的第八军团实行反扑。上西里西亚方面，苏军还是继续向工业地区推进。敌人已经大致抵达奥得河岸。

　　在包围了波森以后，苏军就绕过了那个要塞，直向奥得河—瓦尔特河（Warthe）的转弯处进攻，那里本来有一条早在战前就已构筑好的防线，可供抵抗之用。但是里面的一切设备却早已移用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而已。苏军集中在施奈德米尔（Schneidemuhl）—布隆姆堡地区中，准备沿着维斯瓦河的西岸，向北前进，以便从后方席卷防守河岸的德军。

　　当我已经预测到这个新的危机时，我就要求希特勒成立一个新的集团军，以控制旧A集团军（在1月25日已经改名为中央集团军）和旧中央集团军（现在也已改称北方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地区。这个新集团军应负责改组和控制这个地区的一切防务。我和约德尔上将谈到挑选一位将领和组织司令部的问题，因为照我看，这是整个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主张可以把原先在巴尔干方面的两个集团军总部的全班人马，选择一个来担负这个新的任务，并且表示我比较赞成威席斯元帅。我和他颇有私交，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是一个好人。不仅聪明正直，而且勇毅坚定，足以担负这种重大困难的职责。约德尔同意在会议上支持我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决定了。当我在1月24日，向希特勒提出这个人选来的时候，希特勒却回答我说：“照我的看法威席斯元帅似乎是一个已经很疲惫的人。我很怀疑他是否还有精力来担负这个困难的工作。”我马上就为威席斯辩护说，他现在的精力还极充沛，并且指出约德尔也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使我大失所望的，却是约德尔居然不遵守他的诺言，反而射了威席斯一枝冷箭，说他具有深厚的宗教信心。希特勒是最恨宗教的，所以威席斯的任命就再也不会有通过的希望了。反言之，希特勒却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建议，要任命希姆莱兼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我真是为之大伤脑筋，于是尽量劝他放弃这个荒唐的想法，可是结果还是完全无效。希特勒说希姆莱在上莱茵河集团军总司令任内，表现良好，而且他又同时兼任国内训练军总司令，所以在支配兵力来源时，要比其他的人更方便，所以认为他实在是一个最适合的人选。于是我又不得已而求其次，想让威席斯集团军过去的总部全班人马，用来组成这个新总部，以辅助这位党卫军领袖作战。可是希特勒还是不准，并且命令希姆莱自己组成他的总司令部。希姆莱选择了党卫军中的著名勇将拉墨丁将军（SS.BrigadeLeader Lammerding），充任他的参谋长。此君过去曾经做过装甲师的师长，可是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参谋指挥业务，却毫无经验。我惟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指派参谋军官团出身的人员，去充当幕僚，可是他们的力量却无法矫正上级的行为，因为那位总司令和参谋长都是真正的外行。希姆莱最初所用的人都是党卫军中的干部，一直等到连碰了几个钉子，吃了大亏之后，他才肯听我的话，可是又已经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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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5日，我和德国的外交部长在他那新建的美丽官邸中晤面。我开门见山就说到了本题，态度一点儿都不含糊。很明显他还没有认清当前局势的严重性。他很热心地问道，我所说的话是否属实，他说：“我看参谋本部的人员似乎都有一点神经病！”实际上，今天还要来做这样的谈话，才可以证明我的神经已经是铁打的了。我再把详细的情形解释给他听，并且要求这位号称“德国外交政策的拟定者”，是否可以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设法使至少有一个战场可以停战，我的想法当然是以西线为主。里宾特洛甫却回答我说：“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元首的忠实信徒，事实上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和敌人做任何种类的外交谈判，所以我无法采取你这个态度。”于是我就再问道：“假使三四个星期以内，苏军的铁骑就已经在敲打柏林的大门，那么你又会有什么感想呢？”里宾特洛甫不禁像疯了一样地大喊了起来：“你以为真会有这样的可能么？”我却老老实实地向他说，不仅是有此可能，而且这也是我们这种政治领导的必然后果。这句话多少使他有一点动摇，但是当我再要求他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的时候，他还是不敢表示同意。当我告辞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请听着，对这一段谈话最好我们都保守秘密，好不好？”我说我可以这样做。

　　当那天夜里，我出席希特勒的“夜间汇报”时，我发现他正在那里大发脾气。也许我稍稍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他早已用那高亢而激动的声调，向许多人狂吼着。他仍坚持着说他的第一号基本命令，一定要绝对的遵守——那就是说对于与业务毫无关系的人，不准和他商谈自己的工作。当他看见我走进室内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喊得更高了，他说：“当参谋总长跑去见外交部长，告诉他东线的情形是如何的严重，并且主张设法在西线求得休战的时候，那么他多少是已经犯了卖国的重罪！”这样我才知道里宾特洛甫这小子居然告了我一状。那真是再痛快没有了，因为这总可以让希特勒明白了真正的情形是怎样。他还是继续说下去，直到他看到他的话对于我似乎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于是他才自动停止了。以后我被关在监狱里之后，我才完全知道当时的真相：当我离去之后，里宾特洛甫马上就把我们谈话的情形，上了一个小报告给希特勒。不过他却并没有指出我的姓名，事实上，希特勒当然能知道是哪一个，所以他这个好意实在毫无意义。

　　于是我想和外交部长合作，企图至少使一线休战的愿望，终于还是落了空。固然当时西方国家并未有准备与德国单独媾和的表示，而且他们和敌国之间，也有采取集体行动的诺言在先。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首先引诱希特勒采取第一个步骤。所以里宾特洛甫的路线虽未走通，但是我还是不肯放弃我的希望。在2月初，我又和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谈起这个问题，结果得到的答复却也和里宾特洛甫完全一样。3月间我又做了第三次尝试，这一次的情形以后再详述。

　　到了1月27日，苏军的攻势转趋紧张，对于我们而言，真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在布达佩斯的西南面，敌军已经发动了新的攻势。在布达佩斯的街头，也已经发生了巷战，其目的是消灭留在该城内的少数德国守军残部。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的情形更是紧张，苏军已经攻抵摩拉维恩斯（Moravian）、特罗保（Troppau）、莫拉夫斯卡—奥斯托瓦（Moravska-Ostrava）和特斯臣（Teschen），华尔斯高和东普鲁士的情况也极为悲观。波森已经被包围，其中一个要塞也失陷了。苏军已经到达舍纳朗克（Schonlanke）、斯洛普（Schloppe）、法林尼（Filehne）、施奈德米尔和乌斯荷（Usch），纳齐尔（Nakel）和布罗堡已被苏军占领，马林堡（Marienburg）已经发生了激战。希姆莱的总司令部一夕数迁，并且未经OKH的批准，擅自下令撤出了许多据点，希特勒此时却一声不响。由于希姆莱的擅权，结果维斯瓦河防线是未经一战，就全部拱手让给敌人。再过几天，所有留在河东的部队的归路就完全被敌人切断了。

　　在东普鲁士方面，围绕着弗劳恩贝格、埃尔宾等地都爆发了激战。到处都是漏洞，不过在库尔兰方面，德国守军居然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可是大局如此，这一点成就也不值得使人感到兴奋。

　　在这一天，我下命令把所有1928年级的新兵，都从东线调往德西各军区，以免把这些尚未受过训练的小孩子们，开到战线上去送死。我这次行动居然成功了，使我很感到愉快。自从1944年的秋天，我就一直激烈反对动员十六岁的小孩子。

　　希姆莱总部的情形不久就乱七八糟了，连通信都已经不灵了。我把这种情形告诉希特勒，可是他却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时候，主管人事的布格多夫将军从威廉一世和菲德烈大帝的遗教中，找出了一些如何惩治叛逆的旧例。希特勒听到了这些历史实例后，十分欣赏，他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很残酷野蛮！让所有德国的要人们都读读这些至理名言。”这至少足以证明他也已经承认他是野蛮残酷了。不过现在他却要想在历史上去找几个榜样，以来证明他的合理。

　　在这同一天，第六装甲军团也开始向东线调动。上文早已说过，当希特勒一回到柏林之后，他就命令西线改取守势。他对于凡是抽调回来的兵力，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使用计划。我现在就建议他把所有的兵力分为两个集团，分别集中在柏林的东面。其中一个在格洛高—科特布斯地区（Kottbus），另一个在奥得河以东的波美拉尼亚。此种部队有其深意，假使苏军的攻击矛头突入之后，趁他们兵力还弱，补给还接济不上，而留守他们后方的德军，就分别向着他们的侧翼猛攻，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击退。但是希特勒却还是坚持着他原来的计划，他不把这支兵力用来保卫德国的首都，而还要把他们送到匈牙利去发动那个莫名其妙的攻势。约德尔估计运送第一个军就需要14天的时间。要整个军团能开始行动，更需要好几个星期。所以在3月初以前，绝不可能发动攻势。而柏林也许还支持不到那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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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大部分现在都已经在敌人的手里。所以战争最多也只能再拖一两个月而已。在去年10月里，史贝尔就曾上了一个书面报告给希特勒，指出由于鲁尔区既已毁灭，所以保全我们这个最后的工业区实在是非常重要。可是那时希特勒一心只想准备西线战场上的大反攻，对于他的意见根本置之不理。现在这个最后国力的泉源也都丧失了，于是史贝尔又向希特勒提出一个新备忘录，他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个战争是已经失败了！”在尚未呈给希特勒之前，他先把原稿送给我看。不幸得很，这个报告却一点作用也没有。希特勒只读了第一句，就不再往下看，马上把它锁在保险柜里——几乎凡是一切忠言逆耳的警告，都是被锁进这个柜子。在这些艰苦的日子当中，有一天在夜间汇报之后（我也在座），史贝尔要求希特勒能和他单独做一次谈话，希特勒却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且还说道：“你所要告诉我的话不过是说战争已经输定了——要我赶紧设法结束它罢了。”史贝尔还是不肯死心，以后又派他的副官送了一个报告上来，要求接见。希特勒向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说道：“把那个文件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于是他就转过身来向我说道：“现在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拒绝再和任何人单独谈话的理由。任何人要求跟我单独谈话的时候，其原因就是他一定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我实在感到忍受不了。”

　　1月28日，苏军在吕本（Luben）附近渡过了奥得河，并且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我们预料他们一定还会向萨刚（Sagan）继续进攻。在北面，他们由克鲁兹（Kreuz）—施奈德米尔地区，向西朝着法兰克福（Frankfurt）与什切青之间的奥得河岸前进，很明显这是为了将来进攻柏林，先奠立一个基础。苏军的主将朱可夫元帅（Marshal Zhukov）现在已经逐渐认清了德军的弱点，所以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猛了，向奥得河的攻击由苏军第一、第二两个近卫战车军团和第八近卫军团、第五突击军团、第六十一军团等单位担负，除了这一批兵力以外，敌军手里还拥有大量的余力，可以从纳齐尔—布隆姆堡地区向北朝着德军在维斯瓦河防线的后方进攻。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沿着海岸线向东北方推进，其目的是切断德军北方集团军的海上交通线。在更东面，对于科尼兹堡的包围已经逐渐完成。

　　在1月29日的夜间汇报中，希特勒又旧话重提地向大家说道，照他的意见，凡是没有尽到职责的军官都应该立刻予以降级。于是一些有经验和可以信赖的军官，在前线正是紧急的关头的时候，可以不经过讯问调查，而突然被连降几级，这对于士气和战斗效率，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以下是我目击的事实：一位战防炮营的营长，曾经受过几次的重伤，获得了“负伤金奖章”，在刚刚伤愈之后，就赶赴前线继续作战。他的那一营被装上了火车，沿着西线的后方移动，由于不断遭到敌机的攻击，所以目的地一直改换了好几次。结果这个单位被击散了，于是全营的兵力只好被分割使用。这实在并非该营长的过错，可是希特勒却下令把这个营长降为少尉——他本是一个预备役的军官，最近因为屡次作战英勇，才由少校升到中校。我那装甲兵总监部的参谋长托马勒也在场，我二人都为此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在过去从来没有到过前线，他看到这个事件，却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原来所谓‘负伤金奖章’根本上还是一钱不值！”这件事结果也还是不了了之。现在我再说到另外一件事：有一位年纪很大、预备役的黑克尔中校（Lt.Col.Heckel）——他在1941年征苏战役中，本是我的军需官。由于莫须有的罪名，他就被降为士兵，并被派到一个迫击炮营里去背炮弹。在纽伦堡的审判记录中，还可以找得到当时我为这个无辜的军人辩护的原文，但是结果也还是一无所获。这种无罪被罚的人为数实在很多，我虽然总是极力地营救他们，结果却很少有效。

　　除了这些伤脑筋的事情以外，一般的情况和每天过度的忧虑与工作，也都更使我感到吃不消。一天只有二十四个钟点，假使我每天到最高统帅部去两次——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这似乎已成惯例——那就是每天要在柏林与措森之间来回两次，单程一次就需要45分钟，所以一天就要在汽车上消耗三个钟点。和希特勒在一起的汇报很少会短于两个钟点，通常总是三四个钟点——有时长到六个钟点。所以这两次汇报就要消耗掉八九个钟点，在这个时间之内，根本做不了什么重要的工作。这种汇报几乎完全是闲谈性质，可以说根本上是浪费时间。而且自从上次暗杀阴谋发生之后，希特勒就坚持着要我参加每一次的汇报，并且不得中途退席。在平时这种要求也许是对的，因为我的前任常常是发完了言之后，马上就抽身先走，使希特勒感到很不愉快，所以他才不准我再照他的样子。不过我这个时候不仅工作过度，而且神经也十分紧张，所以要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胡说八道的说闲话，那真是一种苦刑——譬如说，每次海空军的代表也照例有一番报告，事实上他们现在早已是形同虚设，又何必浪费这个宝贵的时间。还有不管军事情形如何严重，希特勒还是照样自我陶醉，一开口就还是滔滔不绝。他常常要解释为什么会失败的理由，并且总是把罪状推在毫无关系的旁人身上。所以假使我一天开了这样两次会，那么我就要到第二天清早回措森了。常常到了上午5点钟，我才能够睡觉。但是到了8点钟我就要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OKH的各单位主管召来做一次简单的汇报，接着就是批阅各集团军送来的日报。除了用餐的时间以外，我一直就没有停顿，最后汽车又已经准备好了，要送我到总理府去开会。我的回程又常常为空袭警报所耽搁，希特勒说恐怕我们会被炸死，一定要等到警报解除才准走开。所以，我只好常常派我的副参谋总长温克将军，代表我去参加这个“晚会”，以便让我可以用少量的时间来做冷静的思考，并且补足我自己的工作。有时，因为希特勒对于德国军官团和整个陆军，常常会大发脾气，骂出许多不太中听的话，所以我就也常以不出席来表示消极的抗议。他自己有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接着会有几天稍为改变了他的态度，不过这种现象却并不长久，过几天他又是故态复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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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0日，苏军在匈牙利的巴拉顿湖的南面地区，开始向德军第二装甲军团发动猛烈的攻击。在奥得河上，苏军把兵力集中在阿赫劳地区中，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他们的桥头阵地。据报敌军在吕本桥头阵地中的兵力也正在增加之中。在瓦尔特河以南，敌军已经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战术突破。在瓦尔特河以北，他们向西进展，已经占领了索尔丁—阿恩斯瓦尔德（Soldin-Arnswalde）地区，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威胁到什切青了，他们在布劳恩斯贝格（Braunsberg）和吴尔门地特（Wormditt）地区等地，都发动了强烈的攻势，其目的是使我们向西面发动的攻势无效，并且从后面攻击我们。科尼兹堡要塞向南和向西的交通均已被切断。

　　1月31日，苏军在匈牙利境内向我军在多瑙河与巴拉顿湖之间的前线实行攻击。很明显的，他们还拟在多瑙河以北再行进攻。在奥得河上的桥头阵地中，他们已经完成准备，可以向萨刚和科特布斯前进了。他们也沿着瓦尔特河的两岸继续前进，我们在奥得河—瓦尔特河湾的防御阵地，兵力本极单薄，所以立即为苏军所突破。在波美拉尼亚，德军勉强阻止住了苏军的进展。在东普鲁士，他们正在向黑尔斯堡（Heilsberg）施加压力。在库尔兰，他们也准备再做新的攻击。

　　苏联在1月份的新攻势，成就委实惊人，但这一切都不出我们预料之外。不过因为有了下述三点理由，所以才使敌人的进展比意料中还更快：（一）希特勒和OKW坚持着不肯早放弃西线的攻势；（二）西线军队调往东线的速度太慢；（三）维斯瓦河集团军所管辖的，是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一个地区，希特勒却派了一个完全不懂得军事形势的外行人，去担任总司令的职务。敌军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他们首先要把东西普鲁士与德国其他部分的联系完全切断，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孤立的包围圈，只有从海上和空中才可以设法接济它们，所以继续抵抗的时间当然就不会很长了。为了接济这些孤立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几乎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战斗任务。他们的战斗力本已脆弱可怜，所以当然也吃不消这种额外的负担。敌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因为他们已经深知我们的弱点。他们的战车部队也采取了果敢的战术。于是在1月26日，希特勒又命令成立一个所谓“战车歼击师”，这个奇怪的名称足以说明这是一个特种性质的部队。它的编制是脚踏车连，由勇敢的尉官率领着，他们的装备就是反坦克手雷，用这种手雷去对付苏军的T-34型以及其他较重型的战车。这个师以后一个连一个连的被分割使用掉，那些勇士们的命运当然是不问可知。

　　到了2月初，东西两战场的情况就又急转直下了。

　　在东线方面，一直没法撤出库尔兰的守军，仍然还有20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守住该地区东北角一隅之地。这些师的素质很好，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截至这个时候为止，希特勒还只同意撤回4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

　　北方集团军此时已被逼得节节后退，留在沙门兰（Samland）、科尼兹堡和东普鲁士首府艾门兰（Ermland）以南等等狭窄的地区中。和库尔兰集团军一样，这个集团军也要靠海空运输来接济。它原有的19个步兵师和5个装甲师，都已经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不过它却还收容了一些其他各师的残部。

　　维斯瓦河集团军所防守的也是一条单薄的战线，从维斯瓦河边起，一直到奥得河为止。它一共有25个步兵师和8个装甲师。

　　中央集团军的防区，在西里西亚的境内与维斯瓦河集团军连接，一直进展到喀尔巴阡山脉。苏军在布里斯劳的南北两面，都已经占稳了奥得河上的桥头阵地，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已经完全丧失。这个集团军的兵力大约是步兵20个师、装甲兵8个半师。

　　最后是南方集团军，位置在喀尔巴阡山脉与德拉瓦河之间，一共有兵力19个步兵师和9个装甲师。他们的任务，是要等西线战场的增援到齐之后，立即在巴拉顿湖的两侧同时发动攻势，而以重占多瑙河右岸为目的。此举的目的是重新稳定东线战场德军的南面侧翼，并且保住匈牙利境内的油田。

　　在西线战场方面，自从阿登攻势失败之后，德军的战线已经被迫后退，沿着马斯河（Maas），一直到上莱茵河为止，完全处于困守的地位。

　　准备在匈牙利境内实施攻击的党卫军师，现在已经规定分别集中在两个地区里，休息待命。不过部队的运输却非常困难而迟缓，敌人的空中优势不仅阻塞了交通，而且也使指挥官们丧失了勇气。

　　目前东线战场的整个兵力，步兵师一共是103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一共32个半，可是实力却都不很充足。沿着西线，大约还有65个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不过其中有4个装甲师是已经预定调往东线的。

　　看到整个的情况既然如此，我决定再度去劝说希特勒放弃匈牙利攻势的计划，而集中兵力等待苏军的矛头在法兰克福和科斯琴（Kustrin）之间某点到达奥得河边的时候，我军就开始分南北两面，向它的侧翼猛攻。这一个夹攻准可以把苏军的攻势击退。我希望这个行动可以保护德国的首都和它的内地，达到一个相当的时期，而在这个阶段就可以设法和西方国家进行休战的谈判。

　　要使这个作战能够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把留在巴尔干、意大利、挪威，尤其是库尔兰等地的德军都完全迅速撤出，以便集中必要的兵力。在2月初，我首先去拜访日本驻德国的大使大岛，然后再去见希特勒，把我这个计划解释给他听。他马上就一口拒绝了我这个撤军的计划。我还是继续和他争辩，最后我向这位固执的人说道：“你应该相信我之所以坚持撤出库尔兰的守兵，绝不是为了意气之争，我并不是那样的猪头三。实在是在我看来，除了撤兵就无法累积我们的预备兵力，而没有预备兵力就绝不可能保卫我们的首都。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希特勒一听之后，他的身体左边全部都在发抖，他双脚跳了起来，向我狂喊道：“你怎么敢向我讲出这样的话来？难道你以为我不是为了德国而战么，我这一生就是完全为德国而奋斗的。”于是他继续向我大发脾气地狂吼下去，最后是戈林把我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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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而去向邓尼兹海军大元帅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哀求，希望当我下次再提出这个撤退问题时，他能够从旁支持我。假使决定放弃重武器，则还可以有足够的船只，将这些部队撤运回国，但是希特勒却偏偏不肯。

　　希特勒又把我召回会议室，继续讨论，于是我又提出这个主张撤出库尔兰的意见。这又再度使希特勒大发脾气，他站在我的面前，向我直摇拳头，骇得我那个好参谋长托马勒将军，直拖着我的袖子向后面退，以免我真的挨到了他的老拳。

　　这一幕怪剧演完之后，库尔兰的守兵还是没有撤退。我的计划只好放弃，除了决定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发动一次小型攻击以外，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击败在瓦尔特河以北的苏军，并且保持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之间的联系。甚至为了要使这个有限的攻势能够适当的执行，我也还得要经过一番苦斗。根据盖仑将军的情报，我估计苏军在奥得河上的兵力，每一天就可以增加4个师。所以假使想让我们的攻势能有相当的作用，那么就应该用闪电的速度来进行，不等到苏军的援兵到齐，也不要让他们知道了我们的企图。决定这次作战的会议是2月13日在总理府中举行的。除了那些经常出席的人员以外，还有党卫军总领袖希姆莱，他是以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身份出席的，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他是第六装甲军团的司令，和我的主要助手温克将军。我已经决定了，在这次作战期中，要把温克将军配属在希姆莱的总部里去，以便让他实际指挥这次作战。我并且也决定了一定要在2月15日就发动攻击，绝对不可以再延迟，否则也就不能发动了。我非常清楚希特勒和希姆莱都会强烈反对我的主张，因为他们在下意识方面，都感觉到很害怕，当心这样真打起来之后，就会把希姆莱的原形显露了出来，更显得他的无用。希姆莱首先向希特勒表示，因为还有一小部分军火和燃料没有下车和分发，所以主张还是暂缓进攻。我就凭着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坚决地反对。于是我和希特勒之间马上就展开了激烈的舌战。

　　我：“我不能因为这个不相干的理由，再等候下去。因为再等下去，苏军的兵力就会太强大了。”

　　希：“我不准你指控我是故意拖延。”

　　我：“我并没有指控你什么。我只是很简单的说明，绝不能为了补给上的原因而再等候，否则就会坐失良机。”

　　希：“我刚不是已经说过，不准你指控我是故意拖延。”

　　我：“温克将军一定要配属在党卫军总领袖的总部里去，否则这次攻击就绝无成功的希望。”

　　希：“党卫军总领袖一个人就可以指挥这次的作战。”

　　我：“党卫军总领袖的经验不够，而且他的幕僚组织也不充足，不可能独力指挥这次作战，所以温克将军的协助是绝对必要的。”

　　希：“我不准你向我说党卫军总领袖没有能力完成他自己的任务。”

　　我：“我还是坚持一定要把温克派驻在这个集团军总部里面，这样他就可以保证使这次作战完全能照计划实施。”

　　这样的争辩持续了两个钟点。希特勒举起他的拳头，两颊通红，全身发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制力。他在地毯上大步地踱来踱去，他走到我的身边时，就自狂吼一顿。他不仅是已经声嘶力竭，而且眼珠也好像要从眼眶里面跳了出来，头上的静脉都已经肿胀了起来。我已经下了决心，绝不丧失我的冷静态度，而只是坚持我的主张，绝不让步。我用冷冰冰的态度，来对抗他这一团怒火。

　　当希特勒背朝我向火炉边走去的时候，我就用眼睛朝着壁炉架上面望去，那里挂着伦巴赫（Lenbach）所画的俾斯麦肖像。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铁血宰相的一双眼睛，似乎正在注视着在他下面所表演的这一幕荒唐剧。从室内暗淡的灯光下，好像他头上那顶头盔上所发出的钢铁闪光，正刺进了我的眼睛，那好像是向我问道：“你对于我的国家到底有些什么贡献？”在我的背后，我似乎也可以感觉到兴登堡的眼睛也正钉在我的身上，他那个半身的铜像正位于房间的另一端。他的眼光似乎是向我问道：“你对德国做了些什么？我们普鲁士人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幻觉，却使我的态度分外的坚定。所以我一直还是冷静的不为所动。我要希特勒明白我是威武不能屈的。希特勒现在也明了了。

　　他突然站在希姆莱的面前向希姆莱开口说道：“好吧，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要到你的总部里面去，并且负责指挥这一次的攻击。”于是他又走到温克的面前，告诉他立即向该集团军总部报到。最后他就坐回到他平常惯坐的位置，向我特别打了一个招呼，说：“现在请继续开会。参谋本部今天已经胜利了一次。”他一面说，一面不禁做了一个极富有媚态的微笑。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胜利，可惜却已太迟了。这种场面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也从来没有见过希特勒发过这样大的脾气。

　　在这一幕精彩的闹剧演完了之后，我就退到接待室里去休息，靠着一张小桌子静坐一会儿，凯特尔找到了我，向我告诫着说：“你怎么可以和元首发生这样的冲突？难到你没有看见他已经气成了什么样子？假使他要是中了风，那怎么得了？”但是我对于凯特尔也只是冷冷地回答说：“一位政治家一定要准备接受反对他的意见，准备听信真理，否则他就不配做一个政治家。”其他希特勒的亲信们也都附和着凯特尔，纷纷数说我是大不敬，结果又辩论了一场，才不欢而散。可是我却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我立即用电话指示一切，准备这一次的作战。我好不容易争到了这次指挥的全权，希望这一战能够挽回当前的颓势。以后有知道大本营内幕的人告诉我，说这么多年来，这还是惟一破了记录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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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5日，第三装甲军团在劳斯上将指挥之下，准备发动攻击。16日的清早，在温克将军的监督之下，一切都照计划开始发动了——温克完全知道我的心事，所以一切都很顺利。16和17日两天当中，攻击进展得很顺利，我们非常的惊喜，希望这一次攻击也许可以为我们争取到必要的时间，以来进行第二个步骤。可是在17日夜里参加了希特勒夜间汇报之后，温克因为看到他的司机实在太疲倦，所以就自己驾驶汽车。哪知道他自己也是疲倦不堪，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车子在柏林到什切青的公路上，撞上了一个桥柱翻了车。温克受了重伤，必须住进医院。他一走开之后，攻势马上就停顿了下来，再也恢复不了原有的活力。温克至少要有好几个星期不能出院，所以他的职务就改由克利布斯将军接替。他本是穆德尔的参谋长，最近奉令免职，准备调往前线去升任部队指挥官。

　　在过去轻步兵营的时代里，我就和克利布斯认识了。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惟一的缺点就是他一直担任幕僚的工作，缺乏前线指挥作战的经验。在他过去的幕僚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他不仅工作成绩很好，而且尤其善于适应环境。不过要想他对于希特勒采取坚定的态度，似乎就比较困难了。而且他又是布格多夫将军的密友，他们是军校中的同期生。布格多夫不久就把他拉进了大本营的内圈，他和那些新贵们也都处得很好。由于这些人事关系，就使得他丧失了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而无法脱离这个圈子的控制。当我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这个影响还不太显明，因为我总是以个人的身份来代表OKH。不过在我去职之后，这个影响就很大了。

　　当克利布斯将军第一次向希特勒报到时，希特勒马上就把“橡树叶”勋章加赐在他的骑士级铁十字勋章的上面，这是布格多夫的关系第一次发生了作用。过了几天，我又和克利布斯一同去见希特勒。我们到达的时候早了一点，其他的人员还都没有到。希特勒请我们到他私人的小书房里坐下，他指着挂在书桌上面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向我们说道：“当有坏消息来到，足以使我在精神上有被压碎的威胁时，我就从这画上面，可以重新获得我的勇气。我总是看着那坚毅而蓝亮的眼睛，那样宽的眉毛。多么优秀的头脑！”于是我们就继续谈论到这位古代名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领袖才能。希特勒心目中所最崇拜，和最想模仿的，就是这位大皇帝。可是不幸得很，他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这个时候，全国劳动服务的总指挥希尔（Hierl），正要度过他的七十大寿。希尔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一位退役军官，他对于党很有贡献，而且为人正直忠厚。希特勒把德国大勋章赠与他。在2月24日的夜间，希尔在戈培尔博士的家里暖寿。我也被邀请参加这个简单的欢宴。因为我一向敬佩希尔的为人，所以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吃过了晚饭之后，接着就是惯例的空袭警报。我们一同走入防空洞，在那里我遇见了戈培尔夫人，和他们几个活泼可爱的小孩子，当我们等候解除警报的时候，我又不禁回想起我在1943年和戈培尔博士的一番谈话。现在，我正坐在这个小家庭的当中，但是他们的前途凶吉却完全与希特勒的命运连在一起。戈培尔在两年前和我讲的话，以后在4月里的确变成了事实。可怜的女人！更可怜无辜的孩子！戈培尔是先把妻儿杀死，再自杀的。——译者注

　　在此同时，匈牙利的新元首沙拉斯基也来柏林访问。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的大厅里接见了他，我也在座。当时的气氛很黯淡，大厅里一切陈列品都已经撤掉了，显得十分凄凉，所谈的话也是索然无味。这个新人似乎完全不能和他的地位相称，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我们已经再没有一个同盟国了。

　　在最近几个星期当中，盟军的空中攻击使德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最主要的就是综合炼油工厂几乎全被炸毁了，而这是我们燃料的主要来源。1月13日起到1月15日止，就一连炸毁五六个工厂，根据德国方面的报告，盟军在1月14日一天损失了57架飞机，可是德国人自己却损失了236架之多。由于我们的综合石油工业已经被炸毁了一大部分，所以我们就更要倚赖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天然石油。于是希特勒就更主张把西线调来的兵力都一齐送到匈牙利去，他是希望保持这最后一点油源，否则装甲兵和空军也就无法作战了。

　　1月20日，匈牙利已经和苏联人签订了一个休战协定。其中条件之一就是匈牙利应该交出8师兵力，以协助苏联人同德国作战。于是匈牙利的形势，不仅是军事上严重，而政治上也不可收拾了。

　　到了1月底，内林将军和索肯将军的两个军已经且战且退地通过了卡利什。2月1日，苏军在科斯琴附近到达了奥得河；他们早已透入了库尔姆和埃尔宾以西的地区。2月2日托伦失守。2月3日，敌人绕过了施奈德米尔，因为那里的守军作战极为英勇，苏军因而进入了外波美拉尼亚。2月5日，一个夹在波罗的海和库尔兰湾之间的狭长舌形地带，名叫库里希尼能（Kurische Nehrung），也失守了。在波森周围，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和科斯琴等地都有激战。在波美拉尼亚，苏军也继续挺进。

　　2月6日，波森市内已经发生了巷战。在科斯琴附近，苏军在奥得河上又占到了一处桥头阵地。2月8日，他们向皮利兹（Pyritz）和阿恩斯瓦尔德的攻击虽然被阻止住了，可是战斗却一直继续打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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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月10日起，敌人开始在维斯瓦河西岸的希维切和格鲁琼兹地区内，发动了新的攻势。2月12日，埃尔宾就接着失守了。

　　盟军还是继续攻击德国的石油工业，以及许多其他的城镇。其中被炸得最惨的是柏林。

　　2月13日，我们在维斯瓦河上丧失了希维切和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在匈牙利的右翼上，又丧失了布达佩斯的堡垒。2月15日、16日，又接着丧失了一些地方，布里斯劳已经被围。2月18日，格鲁琼兹也被围了。2月20日，地尔斯巧（Dirschau）也失守了。

　　另一方面，在2月17日和22日之间，南方集团军把赫兰河上的一个苏军桥头阵地消灭掉了。这一次的成功是由于该集团军的总司令维勒将军，智勇过人的原因。希特勒在汇报席上也曾经称赞他道：“一点都不错，虽然维勒并不是一个纳粹党员，不过至少他却是一个人才！”

　　2月24日，波森和阿恩斯瓦尔德都相继失守，28日外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也都已沦陷。3月1日新斯德丁（Neustettin）也失守了。

　　芬兰在3月3日向德国宣战。

　　这一天德军在劳邦（Lauban）地区发动了攻势，其目的是想要重夺在柏林与西里西亚之间的惟一铁路交点。在3月8日以前，这个攻击都很顺利，但是却只有局部性的意义。

　　3月4日，苏军在克斯林（Koslin）和科尔贝格（Kolberg）之间，攻抵波罗的海。整个外波美拉尼亚地区全部沦陷了。

　　3月6日，盟军已经深入了科隆的中心。在东线方面，苏军正在向什切青压迫。

　　3月7日，西线方面盟军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向科布伦茨进攻。在东线方面，格鲁琼兹失守了，苏军继续完成了进占波美拉尼亚的目标。

　　3月8日，西线方面，盟军已经把雷马根（Remagen）的莱茵河上桥梁完整占领。因为缺乏炸药的原因，所以这个重要的桥梁没有来得及炸毁。希特勒大怒，要求惩罚负责的人员，结果枪决了5名军官。

　　3月9日，苏军在什切青的两侧，都已经到达了奥得河的东岸。我们勉强在那个河岸上，还保持了一个桥头阵地。

　　在匈牙利方面，我们的攻势最后终于还是发动了，而且在最初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在那里已经是春季，地面解冻，遍地烂泥，使我们的战车很难再前进。所以这次攻势也再没有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结果。在巴拉顿湖的北面，固然获得了一部分的领土，但是在南面的攻势却不久就停顿了下来。

　　3月12日，布里斯劳的市内已经发生了巷战。

　　空战更是以空前激烈的程度在进行之中。柏林已经一连被轰炸了二十夜。

　　3月13日，苏军已经到达了但泽湾和普特齐格（Putzig）。我们在匈牙利的攻势也有进展，不过就整个全局而论，这个有限的成功实在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

　　最后，一切具有决定性成功的希望，在这里也都化为泡影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党卫军各师的纪律还是很好，现在也开始溃裂了。装甲师还是继续英勇作战，但是整个党卫军其他单位，在装甲师掩护之下，不仅不肯遵照命令前进，反而擅自向后退却，所以对于这些师再也不能信赖了。当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一气非同小可，几乎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大怒之下，命令把这些师——包括他的近卫师在内——的党卫军臂章完全革除掉。他要我到匈牙利去视察一番，看看他这个命令是否已经严格付诸实行。我当即表示不愿意去，我指着党卫军总领袖希姆莱，说这是党卫军的顶头上司，他应有权负责整饬党卫军的纪律，所以我提议要希姆莱到匈牙利去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为止，希姆莱总是不准陆军对他的党卫军部队，做任何的干涉。现在他却想改变这个政策，希望我去做恶人，可是我现在手里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无法替他代劳。希姆莱后来终于不得已还是到匈牙利去了一次，可是他却没有能够赢得他部下党卫军的敬爱。

　　正当这个形势紧张万分的时候，纳粹党的组织部长雷伊博士（Dr.htmey），有一天夜里突然跑到了希特勒的总部里，带来了一个新的建议。他建议把那些在德西方面已经无事可做的纳粹党中的官员，组成一支义勇队。他说：“我的元首，我保证至少可以有4万名英勇的斗士，他们可以守住上莱茵河，以及黑森林中的通路，请你赶紧批准，我可以保证他们可靠。请参谋总长马上交8万枝冲锋枪过来。”我对于雷伊博士的话，实在不敢过分地表示热心，所以我就向他说，请你先把确实的人数查清了之后，我才好为他们准备武器，以后我就再没有听见他再提起这个问题。希特勒这次却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可能对他的组织部长已经丧失了信心。

　　布里斯劳、格洛高、科尔贝格、但泽和科尼兹堡等地还继续在坚守之中，在什切青的城外却爆发了激战。希特勒现在就召见第三军团的司令劳斯上将，其目的是想要问问他所处的形势，以及他部队的战斗力。劳斯开始从一般的情况说起，希特勒却打断了他的话说：“对于一般的情况我早已明了。我现在所需要知道的是你部下各师的战斗力和部署的详细情形。”劳斯于是就把一切的详情都说了出来，这足以表示他对他的防地十分熟悉，对于部队的战斗力也具有极明确的认识。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觉得他解释得很清楚，言词都很中肯。当他说完之后，希特勒没有加上任何的按语，就叫他出去。劳斯也许还只刚刚走出大门，希特勒就转过身来向凯特尔、约德尔和我三个人高声地喊道：“这个人简直是语无伦次！他所说的全是琐碎的事情。看他说话的样子，不是柏林人就一定是东普鲁士人。他应该立刻被予以免职！”我回答道：“劳斯上将是我们最能干的装甲将军之一。我的元首，你自己阻止他，叫他不要把一般的情况讲给你听，并且要他把各师的详细情形说出来。至于说到他的籍贯，劳斯是一个奥地利人，我的元首，他正好是你的小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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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说：“绝对不可能，他不可能是一个奥地利人。”

　　约德尔说：“呵是的，我的元首，他可能是的。他谈话的姿态完全和演员莫斯尔（Moser）一样。”

　　我说：“在你尚未做任何决定之前，请让我再提醒你，记着劳斯上将对于他的战线具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所有各师的战斗力都完全一目了然，在长期的战斗中他一直都具有极优异的麦现。最后，我还要再重述一遍，他是我们最好的装甲将军之一。”

　　希特勒对他还是没有好感。我再告诉他我们现在手里所有的好将领，已经不太多了，不过他还是不肯听我的话，劳斯最终被免了职。我也就一怒而离开了会议室，跑去告诉劳斯上将，说他已经受了他的同乡希特勒的亏待，并且对于我的爱莫能助，表示极大的歉意。劳斯的职务改由曼陶弗尔将军继任。

　　这个时候，外交部已经决定——虽然已经太迟——经由一个中立国的关系，企图与西方国家开始谈判。有一位赫塞博士（Dr.Hesse），据说是奉了里宾特洛甫的命令，曾经在斯德哥尔摩出现，但是并没有什么结果。虽然如此，由于这个谣言的刺激，使我又和我的外交顾问巴兰登博士，又会谈了一次。结果我们决定，由我再去和党卫军的总领袖希姆莱恳谈一次，建议他利用他所保持的国际路线——尤其是红十字会等等组织——尝试着设法使这个毫无意义的屠杀提早结束。

　　自从温克将军负伤离去之后，对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的攻势，可以说是给希姆莱搞得全盘失败。他的总司令部里面的情形已经糟得不堪言状。关于他这个地区，我既没有接着他们的报告，同时OKH所发出的命令，似乎他们也从来就没有理会过。所以在3月中旬，我就亲自到他的总司令部里去看看，以便明了实际的情况。希姆莱的参谋长拉墨丁在总司令部的门口欢迎我，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有没有方法把我们这个总司令弄走？”我就告诉他这是他们党卫军内部的事情。当我问起这位总司令到哪里去了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他现在正害着流行性感冒，在霍亨林青（Hohenlychen）疗养院里，接受他私人医师吉布哈特教授（Prof.Gebhardt）的治疗。我立即驱车到那里去找他，发现他的健康状况似乎一切都很好。若是以我个人而言，当我的部队处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那么我就绝不会因为这一点儿小病，就轻易离开了前线。因此我就不客气地对这位党卫军要人说，因为他身兼这许多重要的职务，不管他的能力是怎样的高强，事实上却无法兼顾。尤其是他现在应该已经明了在前线上指挥部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我就劝他辞去这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兼差，而专心致力于其他的事情。

　　希姆莱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的具有自信了。他感到犹豫地说：“我不便去向元首开口，他也不会批准我这个要求。”我马上就抓到了这个机会，向他说道：“那么你能够授权我代为你请求么？”希姆莱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了。那天夜里，我就告诉希特勒说，希姆莱的职务实在太繁重，所以应该免除其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的兼职，遗缺可以调现在在喀尔巴阡山脉担任第一装甲军团司令的海因里希上将继任。希特勒起初不赞成我这个意见，经过了一番口舌之后，终于还是同意了。海因里希上将于3月20日奉命到任。

　　像希姆莱这样一个纯粹的老百姓，为什么又一定坚持想要带兵呢？他完全不懂军事，他自己也知道，希特勒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胡闹呢？很明显的，他具有无限的野心是其中原因之一。尤其是他更想获得一个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他也正和希特勒一样，对于一个战场指挥官所应该具有的能力，未免估计得太低。希姆莱一向善于耍阴谋诡计，暗箭伤人，所以一旦要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表现一点其本领，马上就显出了原形，弄得自己狼狈不堪，无法下台。他自己想担任这种职务，可以证明他毫无责任感；同样的，希特勒居然信任他，也正可以证明希特勒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这个时候，史贝尔也来见我，他对于目前的局势已经感到忧心如焚。他告诉我希特勒准备下命令，破坏一切工厂、水电设备和铁路桥梁，以防止它们落入敌人的手里。史贝尔指明着说，这种疯狂的破坏行为，将使德国人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浩劫，他要我设法协助他使这种命令不至于付诸实行。我当即表示同意，并且立即发布命令，不准部队滥行破坏。凡是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设施应尽量设法保全。第二天，我把我的命令原稿带给约德尔看，因为这件事与所有三军部队都有关系，所以必须也要让他知道。约德尔把我这个原稿呈给希特勒看时我并不在场。当我第二天再见到约德尔的时候，我就问他希特勒的反应怎样，他就把希特勒所发布的一个命令交给我看，原来其中的内容正和我与史贝尔的希望完全相反。

　　为了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史贝尔这个人的真正态度，我可以把他在3月18日上达希特勒的签呈中，引证一段放在下面：

　　当战争逐渐发展到了德国本土以内时，任何人都不应该破坏工矿、水电、交通等项设备。这种破坏无异于是断绝了德国人民的生机。

　　在现阶段的战争中，我们没有权利下令破坏一切足以影响到德国人民未来生存的设备。假使敌人想毁灭这个英勇无比的民族，那么他们对于这种暴行应该向历史负责。我们有义务给德国民族尽可能留下一线生机，以使它在遥远的将来，还可以有复兴再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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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对于这个签呈的反应，却是这样的：

　　假使战争打败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完了，那是这个民族无可避免的命运。我们不必考虑为这个民族保留最后生机的问题。反言之，还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它毁灭掉，因为未来的世界当然是强者所独霸，弱者横竖不能活命，那些在战后还幸存的人们，都是一些劣等的人民，因为好的都早已经死了。

　　他常常发表这种高见，我也曾经和他辩论过好几次，我说德意志民族一定会永生的，这是根据自然规律所得来的结论。无论任何种类的人力，都不可能摧毁它。而我们今天所做的破坏，只不过给后一辈多增加痛苦的负担而已。

　　尽管如此，破坏的命令还是在3月19日公布了，接着3月23日，鲍曼又下令执行。这个命令由各地的党委动手执行，因为军队已经表示拒绝执行这个任务。鲍曼又下命令，把战场上的居民运往内地，若是没有交通工具，就实行徒步行军。这个命令后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悲剧，因为这些人被运到内地之后，吃住都发生了问题。

　　于是军事当局和史贝尔联合起来，共同设法阻止这个疯狂命令的执行。布勒将军拒绝发给炸药，使他们没法实行爆破。史贝尔亲自到每个地方去视察，把这种破坏可能引起的后果，解释给那些准备执行命令的人听。我们固然没有能够把一切破坏的事件都完全制止住，不过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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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5日，陆军总部遭到极严重的轰炸，空袭前后共历时45分钟，所投掷的炸弹数量，足以炸平一个大型的城镇而有余。这样多的炸弹都投掷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营房上面。毫无疑问的，我们要算是一个军事目标，所以我们对于敌人的轰炸，实在并无抱怨的理由。当快到正午的时候，空袭警报的电笛声就已响起，我还是和平常的习惯一样，仍然留在办公室里工作。大家总能记着，我的妻子现在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经过希特勒的批准，她现在就住在我的宿舍里面。警报响了之后，她就看着那个军士在地图上画出敌机进袭的路线。通常敌机到了勃兰登堡之后，就会向柏林方向飞去，可是这一次却转向措森方面飞来。我的妻子觉得情况有异，她马上就跑来告诉我，于是我立即命令全体的人员，赶紧都进防空洞。当我刚刚走进洞口的时候，第一颗炸弹就落了下来。由于我们已经躲避，所以死伤倒很轻微。只有作战处的人员行动略迟了一点，结果克利布斯将军和他的几个僚属都多少受了一点轻伤。克利布斯头部被震伤，当爆炸之后，我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在我的眼前昏倒，人事不知。所以必须送往医院休养，要有好几天都不能工作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海因里希上将也来到了措森，准备去接受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的新职。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解科斯琴之围——这个小要塞现在正在苏军包围之中。希特勒希望他能以5个师的兵力，从我们在奥得河上所尚占领着的小型桥头阵地内，向敌军发动一次攻击。我觉得这种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所以主张先消灭敌人在科斯琴附近所占领的桥头阵地，然后再与被围的守军重建直接的接触。由于意见不一致，我和希特勒又不免发生了多次的辩论。这个要塞还是在菲德烈大帝时代建筑的，守军司令是一位警察出身的将军莱纳法尔斯（Reinefarth），他在华沙城一战中，颇负盛名，实际上他虽是一个好警察，却不是一个好将军。

　　在没有说到这次反攻的情形以前，我要先叙述在总理府中最近发生的政治变化。3月21日，基于我和巴兰登博士商议的结论，我就去访问希姆莱，其目的是敦促他利用他在中立国中的一些关系，来达到休战的目的。我在总理府的花园中找到了他，他正陪着希特勒在那碎瓦颓垣之间散步。希特勒看到了我，就高声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回答他说，我想和希姆莱讨论一个问题。于是希特勒就单独走开了，而我就开始与希姆莱做单独的谈话。我直截了当地向他说道：“这个战争已经绝无胜利的可能。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赶紧结束这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除了里宾特洛甫以外，只有你在中立国还有一些接触的路线。因为外交部长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所以我要求你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要求他赶紧开始做休战的安排。”希姆莱回答我说：“我亲爱的上将，这似乎还早了一点吧。”我说：“我真不了解你的心理。现在已经不是十二点差五分，而是十二点过五分了。假使现在我们还不开始谈判，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情况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了吗？”我们的谈话就是这样不了了之，依然还是没有结果。这个人也还是毫无希望，因为他也害怕希特勒，不敢开口。

　　那一天夜间，在晚间汇报之后，希特勒向我打了一个招呼，要我迟走一步。他向我说道：“我发现你的心脏病又厉害起来了。你应该立刻请四个星期的病假，好好休养。”这对我私人而言，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不过为了参谋本部今天所面临的难关，我不能接受他这个“好意”。于是我回答他说：“目前我无法离开我的岗位，因为我并没有副手。温克的伤还没有好，克利布斯在3月15日的空袭中受了伤后，也还不能够出院工作。至于作战处，由于你上次因为华沙事件关起了一批人员，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我现在马上去设法找一个副手，找到了之后，我就请假好了。”当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个人走了进来，向希特勒报告说：“史贝尔求见。”希特勒马上回答那个人说：“今天晚上我不能够接见他。”接着我又听到他像开留声机一样地说道：“凡是有人来要求单独谒见我，那一定是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这种人才叫我感到受不了。他的签呈上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战争已经打败了！这就是他所要告诉我的话。我干脆就把他的签呈往保险柜里面一锁，连看我都不想看一遍。”结果史贝尔奉命隔三天再来。

　　在3月间这个艰苦的日子当中，有许多次的谈话都是很有意义，值得有保存记录的价值。有一天晚上，希特勒因为看到了西方国家所发出的优待战俘的文告，而大发脾气。他说：“东线战场方面的士兵作战比较勇敢。为什么他们在西线会那样容易就放弃了抵抗，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可恨的日内瓦公约，规定对于俘虏有种种优待的缘故。我们应该把这种理想撕成粉碎！”约德尔对于这种野蛮而毫无意义的主张，曾经激烈的反对，再加上我的支持，算是勉强使希特勒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有一次希特勒要指派某位将军出任某集团军的总司令，这位将军最近因为犯了极大的过失，刚刚受到免职的处分，于是约德尔也极力反对，才阻止住了希特勒发布这个乱命。到了这个时候，约德尔才同意认为参谋本部军官团应有统一的控制，而自悔过去的错误。现在战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局面，他的头脑也已经清醒了，可惜却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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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盟军沿着莱茵河岸已经到达了上中莱茵河，而在莱茵河口的北面，盟军也已从正面渡过了下莱茵河。同一天苏联人在奥珀伦的附近突破了德军防线。

　　3月24日，美军越过了上莱茵河，向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和法兰克福挺进。在东线方面，但泽周围也正在激战中，苏军正向科斯琴进攻。

　　3月26日，苏军在匈牙利又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我们想和科斯琴守军重建联络的企图也终告失败。

　　3月27日，巴顿（Patton）所辖的美军装甲部队已经进入了美因河（Main）上的法兰克福近郊。在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附近也展开了激战。

　　在这一天午间汇报的时候，希特勒对于我们在科斯琴反攻失败的情形，感到十分的震怒。他认为主要的责任应由第九军团司令布塞将军负担。希特勒认为在准备攻击的时候，布塞将军所发射的炮弹实在太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佛兰德平原战役中（这是希特勒亲自参加过的），所发射的炮弹至少要比现在多了十倍以上。我就指出布塞将军手里，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弹药，所以他只可能采取这样的做法。于是希特勒就向我怒喊着说：“那么你就应该设法使他多有一点弹药！”我马上把我所分配到的全部弹药数量的数字给他看，并证明我已经把全部的财产都交给布塞了。我又把每一个师所受到的惨重伤亡数字，送给他看，告诉他部队的确已经不顾他们自己的牺牲，尽到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这一次的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回到措森之后，我再把弹药和死伤的数字详细检查了一番，然后写了一个极直率的报告，要克利布斯将军在晚间汇报时面交希特勒，因为我不想再去做这种无意义的辩论。同时我叫克利布斯要求希特勒，批准我明天到法兰克福桥头阵地去亲自做一次视察。我想亲自去看看，到底希特勒主张使用5师的兵力，从这个狭窄的桥头阵地，向奥得河以东进攻的计划，是否事实上可行。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辩论还是没有得着一个结论。

　　深夜中克利布斯才从柏林回到措森。他报告我说希特勒不准我到前线上去视察，并且命令我和布塞将军在明天的午间汇报中，一定都要出席。希特勒对于我那个报告，感到很怒恼，他认为我是有意指摘他。所以这一次又会是“会无好会了”！

　　1945年3月28日14点钟的时候，照例的那一群人又在总理府中的会议室里见面了，布塞将军也来了。希特勒走进来之后，布塞就开始陈述他的报告，只说了几句话，希特勒就拦住了他，叫他不用再说下去，于是希特勒就又旧话重谈，把昨天那一套再搬了出来，责骂布塞指挥失当。我只听了两三句之后，就不禁心头涌起怒火。于是我也就如法炮制，打断了希特勒的发言，并且请他注意我所说的话，以及3月27日所上的报告。我说：“请你准许我打断你的话，插进来说几句。我昨天已经同时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把这个问题都详细解释给你们听过了。布塞将军对于科斯琴攻击的失败，并不应负任何的责任。第九军团已经把他们所分配到的弹药都用光了，部队也都尽到了他们的责任，这种特别高的死伤数字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要求你不要再责骂布塞将军了。”希特勒于是向大家说道：“我要求诸位先生们都暂时离开这间房子，除了这位元帅和这位上将以外。”当全体出席人员都退往接待室里去以后，这间房里就只剩下了希特勒、凯特尔和我自己三个人。希特勒就简单地向我说道：“古德里安上将，你的健康问题使得你必须请六个星期的病假。”我举起我的右手回答道：“是的，我马上就走！”说完之后，我就走向门边。当我把手放在门钮上面的时候，希特勒又把我喊了回来，说道：“请坐在这里，等会开完了再离开。”于是我就沉默地坐在我的椅子上面。那些退席的人现在又被召回，再继续开会，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希特勒没有再继续斥责布塞将军。大家再敷衍了一会儿，于是草率散会了。所有的人员退席之后，希特勒又再把凯特尔、约德尔、布格多夫和我四个人喊进去说话。希特勒向我说道：“请你赶紧设法恢复你的健康，在六个星期以后，局势一定更紧张。所以我更需要你的帮助。还有你准备到哪里去养病呢？”凯特尔劝我去李本斯坦温泉地（Bad Liebenstein）休养，他说那里的风景极为美丽。我回答他道，那里早已为美军所占领了。于是这位表面上显得非常热心的元帅就又问道：“那么，你看沙赫沙温泉地（Bad Sachsa）又怎样？”我谢谢他这样的关心，然后表示我准备自己去选择一个地方，希望至少在之后48个钟点之内，不至于会给敌人追上。于是我又再度举起我的右手来，然后由凯特尔陪着我走出了总理府，从此不再回来了！在走向停车场的途中，凯特尔又好意地关照我，下次不要再拂逆了希特勒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那一天到了夜深人静时，我才回到了措森。我的妻子迎向我，向我这样说道：“今天你出去的时间真长得可怕呀！”我回答她说：“是的，而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我已经被免职了。”我们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我们心里都感到如释重负了。

　　3月29日，我向同僚们告别，然后把我的职务移交给克利布斯。收拾了我那少许的行李，就准备离开了。3月30日，我们夫妇坐火车离开了措森。我本来想到图林根山地（Thuringian Mountains）去休养，但是由于美军进展得太快，所以已经不可能。于是我们决定到慕尼黑附近的艾本霍森（Ebenhausen）疗养院中去暂住，以便可以顺便治疗我的心脏病。4月1日，我们住进了疗养院，在那里得到著名心脏病专家齐美尔曼博士（Dr.Zimmermann）的悉心治疗。有一个朋友警告我说，盖世太保有开始监视我的可能性，于是我请了两位宪兵来保护我，使这个阴谋没有能够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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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我带着我的妻子，同往地塔门兹尔（Dietramszell），在那里我把她留住在希莱赫尔夫人（Frau von Schilcher）的家里，然后我一个人就到了蒂罗尔，这时装甲兵总监部的本部人员，正迁移到那里。以后我就在那里坐候战争的结束。在5月10日无条件投降宣布了之后，我就和这个总监部的人员，一齐投到美军监护之下。

　　关于3月28日以后的战局发展，我只是从无线电里面收听得来，所以在这里我也不想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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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职业使我有机会和一群对我国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人们发生相当的接触。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把我对这些人的直接认识，记录在这里以供后世参考。我当然知道这将无法避免流于个人主观，我的看法仅是一个纯粹军人的看法，并以我们德国陆军的光荣传统观念为基础写下这一份记录，也许会和一般政界的人士所看到的有所不同。也许要从各个方面来加以观察，才能明了这些人的真相。他们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惨败，绝对是负有极大的责任，所以今天说起来，令人不禁有痛定思痛的感想。

　　在以上叙述到我自己的经验时，我都是以当时的情形为根据，而不想利用事后所发现的资料，藉以保全它的真实性。不过关于这一章，我却采取另外一种方法，不仅以我个人在战时的见闻为根据，而且也参考了我在战后所发现的各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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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帝国许多重要人物的中央，就站着这位混世魔王希特勒，他是我们大家命运的统治者。

　　希特勒出身微贱，所受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极有限，并且说话和态度都非常粗俗。但当他站在我们的面前，却一点都不感到局促不安，他好像是和他的亲信同乡在一起一样，让人感到非常轻松。他和具有较高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尤其是谈到文学、艺术等等问题，他也一样滔滔不绝地发言，表示当仁不让。以后，他的亲信当中有一部分人——都是和他一样出身微贱的——就总是故意唤起他对上层阶级的恶感，他们这种行为是有目的的，主要是想毁灭这些人对于希特勒的影响力量。他们这种企图非常成功，其原因有两点：（一）因为希特勒在早年曾经饱受艰难和侮辱，所以对旧恨还是耿耿于怀。（二）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大革命家，所以不愿意这些传统落伍的思想，会对自己的前途产生阻碍。

　　这也就是解释希特勒心理的一个重要关键。由于这种情感上的复杂关系，所以他对于王公贵族、学者专家、文武官员都会产生厌恶的心理。在他当权之初，他还勉强抑制他的行为，使他能够合于上等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标准，一旦战争爆发之后，他就把这些假面具全都撕破了。

　　这个人的头脑绝顶的聪明，并且记忆力特强，尤其是历史上、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数字，能够记得十分清楚。凡是送给他看的任何文件，他都仔细加以阅读，借以吸收新知识，以补充他在教育上所留下来的空白。他在会议席上常常把他所看见或听到的话，整段背诵出来，使大家感到惊奇佩服。当他变成了德国的总理兼任三军最高统帅之后，他常常会这样向人说道：“六个星期以前，你所说的话和今天完全不同。”这种说法常会使人感到手足无措。关于这些话，是不可以和他争辩的，因为他可以马上查出当时的速记记录，以来证明他的说法的正确。

　　他对于说话也具有一种天分，能够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把他的意见发表了出来，还会使用一种连续重复的方式，好像是用一把槌子，来把他的思想敲进听众的心头一样。不管听众是成千上万人，还是少数几个人，他所说的话常常是这样开始的：“从1919年起，我就决心要做一个政治家……”而他在政治思想谈话的结论上，却总是这样说道：“我绝不放弃，我绝不投降！”

　　他的讲演天才可以说是高人一等，无论是对于一般的群众，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都同样能够发生奇效。他懂得怎样调整他的语言和态度，以来适应听众的心理。当他讲话的对象是工业家、军人、党员、公务员等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他的态度都能配合做各种变化。

　　他最特别的个性就是他的“意志力”。使用他的意志力，他可以强迫旁人随着他走。他这种力量能发生一种强大的暗示作用，使许多人都受到他催眠的影响。这种情形我曾经多次亲眼目睹。在OKW的范围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反对他：不是像凯特尔那样，受了永久性的催眠，就是像约德尔那样，不敢不服从。甚至于有些很有自信力的人，当他们在敌人的面前都显得非常英勇，但是却为希特勒的辩才所征服，为他的逻辑所困惑，而没有能力反抗他。当他对少数人说话的时候，他一面说话一面就注意每一个人的表情，看是否每一个人都肯接受他的话。假使他发现了他的话对某几个人不发生作用，于是他就会进一步专门对他们进行说服的工作，一定要消灭了这种反抗的精神，才肯停止。假使那个人还是坚持不为所动，那么他就会恼羞成怒了。他会喊道：“我还没有把这个人说服？”于是下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人清除掉。他愈成功，就愈骄纵，愈不肯忍受人家的反对。

　　有人认为希特勒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的缘故，是因为德国这个民族特别容易接受这种鼓动。不过在所有国家，所有各时代中，人类在非常领导之下，常常都可以接受这种鼓动。在近代史上，就不乏很多的例证。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许多法国人都追随在拿破仑的后面，为他的人格所感召。法国人民随着这位伟大的科西嘉人的后面，一直走向完全毁灭的途径，他们也明知是如此，但却还是死而无悔。在两次大战之中，尽管美国人是最爱好和平的，但是却为两位总统的魔力所吸引着，也走上了战争的途径。意大利人跟着墨索里尼后面走。更不用提起苏联，那个巨型的国家，完全违背了它原有的传统。

　　至于德国为什么会接受希特勒的指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的政策失败。这个政策为纳粹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使我们产生了失业现象，要负担着重大的赔款，割去相当多的领土，丧失了自由、平等和军事力量。当那些胜利国起草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遵守威尔逊十四点的理想，因此才使德国人民对各强国都丧失了信心。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国外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外交成就；在国内也不能解决德国人民的困难，所以希特勒登高一呼，马上就赢得了不少的拥护者。换句话说，这是势有必至，所以并不是德国人民特别容易受到鼓动。

　　希特勒所提出来的谎言是说，在国外他可以取消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在国内他可以消灭失业现象和取消不必要的党争。这也正是每一个德国善良人民所具有的共同希望。当然不会有一个人反对他。在希特勒以前，那些政客们的确是太无能，他们的行动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所以更驱使许多人都投到卐字旗帜之下。大家总记得1932到1933年间的德国情形。失业人数在600万人以上，连他们家属一起算起来，那就是至少有2500万人在挨饿。青年工人不仅是在柏林，而且在德国各大城市中游行示威，犯罪的人数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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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两国拒绝准许德奥两国在经济上缔结联盟关系，事实上，这个联盟对于改善两国经济情况，功能实极有限，而且在政治上绝不会有害于英法两个强国。当时奥地利由于圣泽门和约的限制，已经走到了经济总崩溃的边缘。它若不和其他大型工业地区发生经济上的联系，那么它就无法生存，现在就希望所谓欧洲经济联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阻止德奥两国在经济上缔结同盟关系，实在是使最“倾向西方”的德国人，也感到十分不愉快。这时欧战已经结束了十二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也已经有六年，而胜利国家的态度还是这样，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更引起了极大的恶感。这个事件使希特勒在1931年和1932年当中，连续在选举上获得了重要的胜利。

　　希特勒的羽翼已丰，其势力已经不可挡。兴登堡总统在与他自己的良心苦斗了一番以后，才最后决定任命希特勒做德国的首揆。这对于老总统而言，真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决定，因为他也和许多其他德国人一样，都不喜欢希特勒这个人，以及他的行为态度。

　　一旦当权之后，希特勒就开始消灭反对者。从他使用暴力的手段，就可以显示出这位独裁者的真面目。实际上，他对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他的反对者实力都很脆弱，根本禁不起一拳。所以结果是希特勒通过了许多的法律，终于把共和国的制度，变成了私人的独裁。

　　这种肃清异己的行动，以罗恩的被杀为最高潮。另外同时还有一些与罗恩毫无关系的人，也都在混乱中被杀。这些罪行都并没有受到惩罚，兴登堡此时已经老病垂死，而无力加以干涉。不过在那个时候，希特勒却还感觉到，为了施莱歇将军的被杀，他应该向军官团道歉，并且保证以后绝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1943年6月30日的罪行，既然不了了之，就可以表示出来德国的命运已经受到了威胁。还不仅如此，它也更使希特勒自己认清了他所拥有的权力。兴登堡死后，他通过了一条法律，解决了承继问题，并且使用有组织的公民总投票，使他成为德国的合法元首。

　　有人问希特勒是否要重建君主政体，以稳定他的地位，并且使其合法化呢？以后，当他和柏林的一些军官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他曾经慎重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他说他在历史上，只找到了一个惟一的例证，表示一位名君能够信任一位贤相，终于完成了建国的大业。他所指的当然就是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此外他再找不到其他的例证。他也曾和他的朋友墨索里尼谈论过，墨索里尼却告诉他说，意大利的国王就很不好伺候。所以希特勒遂打消了复辟的念头。

　　于是希特勒就决定选择独裁政治。而他在独裁之下，却也获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失业现象消灭了，工人的士气提高了，民族意识又复活了，而国内也不再有党争。这都是平心之论，绝无过火之处。

　　当他的国内统治权被确定之后，希特勒就转而向国外求发展。萨尔（Saar）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获得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实际上，这个时候，外国人也认清了德国民族的合理要求，并且承认在凡尔赛条约中他们所犯的战略过错。相对而言，希特勒收复苏台德地区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地区20年来已经饱受捷克民族主义的荼毒，捷克与法国又有同盟关系。但是希特勒却看穿了英法两国的朝野都是不想打仗的，结果他一点都没有错，于是慕尼黑会议准许了德国人可以向捷克展开行动。慕尼黑会议的眼前结果，是维护住了和平，但是却也提高了希特勒的自信，并且使他更瞧不起西方国家。这时有些德国人，因为熟知英国人的个性，曾经向希特勒提出警告，可是却一点作用也没有。

　　到了1938年年初，希特勒对于德国的一切政府机构，都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现在惟一足以对他的统治权发生严重抵抗力的组织，就只有德国的陆军。所以，在德奥合并不久之前，由于勃洛姆堡—弗里奇事件的发生，已经使陆军丧失了他们重要的领袖。这个时候的陆军代表，虽然头脑清楚，但是却缺乏力量，没有人敢提出抗议。多数的将官，以及陆军中的全体人员，在当时都并不了解这个事件的真正意义。陆军在表面上始终还是表示忠诚服从，任何企图反叛的行动都不过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一年又一年，陆军里的抵抗力继续减弱，因为此后新入伍的士兵，都是在希特勒青年团等等组织中受过训的，他们对于希特勒本人是早就已经宣誓效忠的。同时，军官团中的新组成分子，也是一年一年加入了不少的纳粹党员。

　　当希特勒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一帆风顺的时候，他的自信心也自然大增，从此认为全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可以和他相比拟。另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的周围，那些第三帝国的新贵们，又都是一些无耻的小人，更把他捧得糊里糊涂。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希特勒所考虑的还都合乎人之常情，至少他还肯听人的忠告，并且还有耐心和人家进行讨论。不过自此以后，他却一天比一天专横。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自从1938年以后，德国的内阁就从来没有再开过一次会议了。各位部长都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单独的工作。他们对于整个的政策，已经不再有整体性考虑了。有些部长，甚至于从此就很少，或者不再和希特勒见面了。在政府机构以外，又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党的机构，与政府机关平行。希特勒的口号是这样的：“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于是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政权转到了党的手里，一切实权操在党委的手中。这些人多半是不学无术，出身市井，实在不够资格担任高级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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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许多党老爷也都企图效法希特勒，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所以政治的风气大坏，全国的行政系统变得糟不可言。

　　在司法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由于所谓授权法案的规定，独裁者的命令已经取得了与法律一样平等的权力。同时国会也已经形同虚设，这种情形正和苏联类似。

　　到了1939年的春天，希特勒又决定把捷克合并为一个保护国。这个步骤固然没有挑起实际的战争，但是英国方面已经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应该足够使他停下来想一想。在捷克被占之后，梅默尔也被兼并了。这个时候的德国，已拥有强有力的地位。似乎以后任何的国际问题，都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的解决。可是希特勒却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原因又安在呢？第一个答案就是希特勒有一种很特殊的想法，认为他自己也许会早死。他说：“我知道我不会活到太长的。因此我没有多的时间来糟蹋，我的承继者也许没有我这样的强硬，他也许在紧要关头，不一定能和我同样的坚定，做下重要的决定。所以，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把这些问题都完全解决掉。”这样他就驱使他自己、他的僚属，以及整个德国，以马不停蹄的速度，在他选定的途径上飞奔。他说：“机会的女神，是稍纵即逝，所以一定要及时把握，绝不可以放松。”他因而竭力地想把握所有时机。

　　到了1939年的秋天，希特勒决定以消灭波兰走廊为他的目标。他向波兰人提出的条件，并非完全不合理。可是波兰的外交部长贝克（Beck）上校，对于和平解决却并不感兴趣。贝克依靠英国人的保证，在波兰还没有做决定之前，就自行决定选择战争了。当骰子掷了下去之后，英法两国就开始向德国宣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爆发了，而希特勒想把战争限制在波兰境内的企图也终归失败。

　　在波兰战争开始之前，希特勒却有这种先见之明，与苏联缔结了协定，以确保他后方的安全。所以两面作战的危险似乎是已经不存在了。为了促成这个协定，希特勒只好把他的钦定国策——反共产主义——暂时取消。当时他对于人民的反应非常没有把握，我在本书中也已经说明过。但是这个民族，尤其是陆军，对于后方的安全有保障，却是表示欢迎的，虽然战争已向错误的方向发展了——对西方国家开战。当然，德国人民并不以为和苏联开战是必要的。在1940年西线战场战役完成之后，他们的确是希望从此和平的。

　　在法国战役之后，希特勒的事业可以说是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不过美中不足的，却是英国的远征军已经从敦刻尔克逃走了。丘吉尔说，不管死伤是如何的惨重，敦刻尔克要算是一个胜利，尤其是英国对于德国空军的胜利。因为在敦刻尔克的天空，和以后在英格兰的天空，德国空军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却仍然没能获得局部的制空权。

　　关于空军的使用错误，这个责任应由希特勒和戈林两个人平均负担。由于这位总司令的虚荣心，和希特勒对于他忠实信徒的溺爱，结果使德国空军虽然空有勇敢的精神和优越的技术，也还是一无所获。一直到很久之后，希特勒才认识了戈林这个人的真实价值，虽然如此，他还是拒绝调换他，这件事对于战争的前途，实具有极大的影响。

　　希特勒对他的“老同志们”一向忠诚到底。若以戈林而论，这才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情。他虽然常常埋怨他，可是他对于自己已经看出来的事情，却一直不肯做结论。

　　西方的战役又显出希特勒的另外一个特性。希特勒的计划总是十分勇敢。挪威的战役，和色当的突破战，都可以算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在这两次作战中，他都批准了最冒险的计划。不过当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只要碰到一点困难，他就准备放弃（这与他在政治上的情形不同，他在政治上是绝不退让的），也许是因为他在军事科学方面，自己也感到能力不够的缘故。

　　在挪威战役中，当纳尔维克（Narvik）的情况变得很严重的时候，希特勒动摇了本来这种时候一定要控制自己的神经，并且绝不能放弃的，幸亏罗斯贝尔格中校（Lt.Col.htmossberg）和约德尔将军的坚持，才算是转败为胜。在色当突破之后，最初的进展完全超出了他和他的顾问们的预料之外，这时本应迅速扩张战果。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命令，我在5月15日和5月17日，曾经两次被迫停止前进。事实上，我并没有停止，但这却不是希特勒的功劳。不过更糟的却是在敦刻尔克的外围，不准我们冲过Aa线。正因为如此，英国人才来得及在我们的前面，撤进了要塞地带，而后从容登舟逃去。假使当时装甲部队能奉命迅速推进，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在英军之前进入敦刻尔克，于是就可以把他们的退路切断了。这样一来对于英国人的士气，将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甚至能迫使他们不得不屈膝求和。

　　以后又接着犯了好几个错误。在没有到达地中海岸之前，就结束了西线战场上的战役，和法国缔结了一个不完全的休战协定。不立即进行非洲战役，和不进攻直布罗陀与苏伊士运河。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希特勒在拟定计划时极勇敢鲁莽，但是在执行时却常常会踟蹰不前。假使他在计划的时候，能够更审慎和具有远见，而在执行的时候，能更迅速而坚决，那么他对于德国的贡献，也许就可以更高了。老毛奇元帅曾经说过：“先考虑而后冒险！”这本是德国陆军的传统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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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非洲作战的问题，受了下面两个事实的影响：（一）希特勒认为他一定要考虑到墨索里尼的观点；（二）他对于军事问题的认识，完全受了大陆派的限制。他对于世界知识的了解非常的浅薄，对于海权的意义甚至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汉（Mahan）所著的《海权对于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不过无论如何，他却从来没有遵照马汉的教条，来进行他的战争。

　　由于他的不学无术，所以在1940年夏天，他就感到毫无办法把这个国家带上重返和平的途径。他不知道怎样和英国人打交道，他的军事力量仍在准备作战之中。他们不可能长时间一方面动员，而另一方面又不作战。他心里一直在跃跃欲试之中。那么怎么办呢？于是就回过头来想到从前在思想上的死对头。他以为西线战场上的暂时胜利，可以使他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可用以征服苏联。他也明了苏联和共产主义，对于世界始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而且德国大部分人民，以及欧洲他国的许多人民，也都是主张反共的。至于他这个理想在军事上是否能付诸实现，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最开头的时候，他还不过是偶然动动这个念头，等到时间一长之后，这个问题就愈来愈严重了。他那个不正常的幻想力，使他对于苏联的实力，不禁估计得太低。他认为陆上和空中的战争，都已经机械化之后，就会具有新的成功希望，因此瑞典查理士十二世和拿破仑的旧例，似乎不再适用了。他又认为只要第一拳打中了要害之后，苏维埃制度就会自动的崩溃，他更相信苏联人民都会热烈的拥护纳粹主义。不过当战争真正发生之后，他的所做所为，却无一不是正可以引起相反的作用。纳粹党的行政人员对于占领区的当地人民，加以残酷的虐待。希特勒又决定把苏联瓜分，而把相当大的面积合并在德国领土之内。其结果遂促使所有的苏联人都团结了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他们是要反抗外国的侵略者，而并不是为保卫斯大林的暴政。

　　形成这个大错误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于其他的种族和民族，一向有估计过低的习惯。他在战前虐待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即为一个明证，现在就更变本加厉了。这种愚笨的种族政策，可以说是促使纳粹德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希特勒想要统一欧洲。他却完全不了解各个民族在本质上的差异，再加上他一意孤行的只想实行中央集权的办法，结果使他一开始就碰壁了。

　　苏联的战役不久就显示出来德国的实力是有限度的。但是希特勒却不肯迷途知返，或是停止这个冒险，或是改行选择一个比较小型的目标，他反而跳进了无底的深渊。他决心以无限制的暴力击败苏联。同时他的盲目政策也挑起了与美国间的战争。固然罗斯福命令美国军舰可以径向德国海军开火，是已经产生了一种近似战争的情况。不过从这个起点到真正的战争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若不是希特勒那样的糊涂，战祸也许还不至爆发得那样快。

　　当德军在莫斯科的城外遭到第一次决定性的失败以后，希特勒已经感到惊慌失措。他的战略缺乏一致性，在执行时又犹疑不定，到了这个时候就完全被粉碎了。从此他就只有用严刑峻罚来逼迫他自己的部队死拼，以补救他自己的过失。在短时间之内，这似乎很有效，但就长期而言，这个办法终究是要失败的。他自己准备挨饿，就叫全国老百姓也都跟他一起挨饿，但是却不考虑到吃饭是人类的基本要求。

　　现在再说到他这个人在个性方面所给与我的印象。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所以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是，另一方面，却是他和其他的人类似乎已经脱节了，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的“老同志们”也只算得是忠实的信徒，而并不具有私人的友谊。据我个人的观察，似乎没有一个人是和他真正接近的。没有一个人与他具有真正的感情，更没有一个人敢和他公开随便谈话。他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所以他也永远没有深爱过一个女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足以代表人情温暖的事情，例如真正的友谊，纯洁的爱情，都一律与他没有关系。所以他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孤寂的世界，除了他那个大而无当的征服世界计划以外，他再也找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了。他和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的关系，也许可以引证出来，作为反驳我上文所说的根据。不过我可以说的却是我对于这件事一点都不知道，在最后的几个月当中，我几乎无日不和希特勒以及他的亲信们在一起，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爱娃布劳恩。一直等我待在监狱里面，我才知道这一段风流的神话。很明显的，这个女人对于希特勒，似乎是不曾具有任何的影响，尤其是并没有使他的个性发生一点温情的作用。

　　这就是德国的大独裁者，他常以菲德烈大帝和俾斯麦自比，可是他却缺乏那种智慧和自制力。这个人首先是一帆风顺，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以后又到处碰壁，一个失败又接着一个失败。他的头脑中充满了许多怪诞的思想和计划，自以为他就是天纵之圣。

　　他把夜晚当作白天，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直要开到午夜以后。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前，他的饭常常是和OKW中的要员一同吃，以后就改成单独一个人吃了。只有很少的机会，他才偶尔和一两位客人一同用餐。他吃得很快，一口气把那些蔬菜都吞了下去。他一边吃一边喝冷水或是啤酒。在夜间最后一个会议结束了之后，他还不肯就睡，给他的副官和女秘书包围着，他还要讨论他的计划，一直到天亮为止。于是他才去睡觉，照平常的习惯，至迟到了上午9点钟，收拾房间的女侍者，就会用扫帚把子敲他卧室的房门，把他弄醒了。接着他就要用最热的水洗一个澡，据说这可以使他的那个尚有睡意的心灵恢复清醒。最奇怪的就是，这种不规则的生活对于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坏的影响。不过当他连续受到许多打击之后，他的神经似乎就已经吃不消了，于是他就开始滥用药物。为了要催眠，要清醒，要平心，要刺激等等的目的，他都一律付之于注射。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对于他的一切要求，是有求必应。但是这位病人却还嫌不够，总是把医师的处方分量，加倍使用。这样就使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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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中间隔了14个月，我才又一次看见他。我注意到他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右手发抖，他的腰弯曲了，他的眼光已经有呆木之感，同时双颊上也出现了病态的红斑。他要比从前更容易冲动。一发脾气之后，他就丧失了一切的自制力，他所言所行更叫人有不可捉摸的感想。他的病状在外表上已经很显明，不过那些天天和他接触的心腹人物，却不容易看出来。最后，在“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情形就更坏，他不仅左手发抖，连整个身体的左半边也都发抖了。坐着的时候，他总是把右手放在左手的上面，把右腿放在左腿的上面，以使旁人不容易看出它们正在抖颤的情形。现在当他走路的时候，腰就弯得更厉害，而且行动也就更迟缓和不稳定。当他想要坐下的时候，人家得先把椅子放到他的身下面去。固然，他的心灵仍然还很活跃，不过这种活跃却是不健全的，因为它的主动力就是对于人类的不信任，以及想要设法隐瞒他在生理上、精神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破产情况。所以他一直是使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实际上他对于事实的真相，却是一目了然的。

　　因为他总是幻想着，能够发生一个奇迹，以挽救他的危亡，所以他那个非常强大的意志力，现在就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那就是“绝不放弃，绝不投降！”

　　德国人民从前拥护他做领袖的原因，是希望他能够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洗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受到的国耻，在国内外获得真正的和平。哪知道这个人却为魔鬼征服了他的心灵，自己毁灭自己的前途，同时也把这个优秀、忠勇、勤勉、正直的民族，一同拖入了火坑。

　　我在监狱里曾经遇到一位医师，他认识希特勒也知道他的病象，他说他是害着一种学名叫作“Paralysis Agitans”的病症，亦可称之为帕金森病（Parkinson）。一般的人虽然说不出来他是害着什么病，但是也可以从外表看出来他是不正常的。据我所知，在1945年初，第一位正式说出希特勒病名的医师，是柏林的克瑞尼斯教授（Prof.de Crinis），这个人不久就自杀了。他的诊断书始终被保守秘密，没有发表，他的私人医师当然不会说什么。所以今天德国的内阁还是无法对希特勒的生理情形，获得一个明确的观念。有人说他的病源是由于早年受了花柳病的传染，还有人说他是因为受了寒而起的，总之这个问题还只能存而不论，留给医师们去研究好了。所有德国人民所应该知道的，这位过去他们所信赖的领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病夫。希特勒的病痛对其本身固然是一种不幸，对他的国家而言，更是一种极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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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希特勒的副手赫斯（Rudolf Hess）以外，在纳粹党中，第二个最重要的领袖人物莫过于戈林，他曾经被指定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空军的现役军官，是继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之后担任的部队指挥官，曾经受过最高的勋章。战后他也是SA（纳粹党冲锋队）的发起人之一。

　　他是一个粗鲁而随便的人，在最初也显示出相当的活力，他曾经为建立近代德国空军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若是没有他的坚持和推动，那么建立一支独立空军，并使它成为德国的第三独立军种的工作，就不可能成功。因为当时军方的各级人员对于空军的性能，所了解的实在有限。

　　不过，当德国的青年空军正在开始成长的时候，戈林本身却因为富贵逼人的缘故，已经逐渐丧失了他原有的朝气。他过着一种封建式的生活，喜欢搜集装饰品、奇珍异宝、古董名画，建筑了一个著名的别墅，叫作“卡琳庄园”（Karin Hall）。有一次他在一个东普鲁士的古堡中，面对着一幅古画，发出了怀古的幽情。他先是沉醉在沉思之中，然后突然高声喊道：“伟大！我，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我真欣赏这种妙笔！”他的穿着更是集奇装异服之大全。当他在他的别墅附近游猎的时候，他穿着古代条顿人的服装。当他穿军服时，也总是完全不守正常的规矩，有时穿着俄国红皮的长靴，再加上黄金的马刺——这对于一位将军而言，实在是多此一举。有时他在出席希特勒的汇报时，穿的是长裤子、黑色漆皮的跳舞皮鞋。他使用很强烈的香料，并且脸上还要化妆。他的手指头上戴满了沉重的戒指，上面镶的都是他所心爱的宝石。从医学的观点来看他，这个人似乎是荷尔蒙方面发生了紊乱的现象。

　　他是四年计划的全权执行人，所以他对于德国的经济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他似乎要比他的那些同志较有远见。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是企图阻止战争的爆发。为了这个目的，他曾经利用瑞典人的关系，但是结果很不幸并没有成功。

　　在战争中，他的影响曾经使我们吃了大亏。他把空军的威力估计得太高，把陆军阻止在敦刻尔克以外，这实在就是他的责任。另外大不列颠的空战也失败了，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时，因为他保证可以用空运来接济第六军团，所以希特勒才下令死守。结果他的诺言不能够兑现，而使德军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惨败。

　　在1943年以后，根据我对他的观察，我可以得着一个结论，觉得他这个人对于德国空军的现况，根本浑然不知。当他对陆军的作战有所干涉的时候，那不是表示他完全不明事理，就是表示他只是为了意气之争。

　　因为他是希特勒“太子”的身份，所以他不免枉自尊大，时常感觉到他自己已经了不得了！

　　到了1944年8月，希特勒最后也承认了这位空军总司令，实在是太疲软无能。当着约德尔和我两人的面，希特勒用极直率的口气向戈林说道：“戈林！空军简直是一事不做。它已经不够资格算是一个独立的军种了。这实在是你的过错。你实在是太懒了！”当这位自命不凡的“帝国大元帅”听到了这一番教训之后，两行大泪珠顺着他的双颊向下滚落，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这种景象令人极为不快，于是我就暗示约德尔，两个人一同走进了另外一间房间，好让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去哭诉吧。由于这一次谈话的结果，我就力劝希特勒照他已经认识的方向去做，把戈林免职，另选一个能力较强的空军将领，继任这个空军总司令的职务。我告诉他，绝不可以为了姑息戈林这一个人，而使整个的战争都要冒着失败的危险。但是希特勒回答我说：“为了政治上的理由，我不能照你的意见做。因为党将永远不了解我的动机。”我就再进一步劝说：照我的看法，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就更需要另派一位新的空军总司令，因为假使再不这样做，那么就再无政策可供考虑了。希特勒还是不听。一直到战争结束时，戈林的头街和职位还是依旧未变。在最后几个月当中，因为希特勒批评空军，戈林就学着格兰德（Galland——战术空军司令）的榜样，把他的勋章和金质饰物，都交还了，以表抗议之意。但他还是服从希特勒的命令，继续出席各种会议，不过他现在的服装却特别简单，没有佩带任何的勋章，并且还戴上了一顶普通士兵所戴的便帽。这个样子实在很滑稽，相当的不好看。

　　他很少有胆量向希特勒说出老实话来。

　　只有他在监狱里和他那样的死法，才足以使戈林可以赎他的旧罪于万一。在公开为他过去行为辩护了之后，他就趁机自杀，借以逃避了最后的判决。

　　在希特勒这许多门徒当中，最令人莫测高深的却是党卫军的总领袖希姆莱。这个人生性多疑，而这种多疑完全是一种种族上的自卑感在作祟。他表面上似乎很有礼貌，很平淡。与戈林比较起来，他的私生活可以说是很有斯巴达人之风。

　　他的幻想力总是很丰富，甚至于有一点怪诞不经，他就好像是另外一个星球上面来的人。他的种族政策使他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他企图要使德国人民接受纳粹的教育，结果只是把他们送入了集中营。一直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他仍然相信在乌拉尔山（Urals）以西的苏联，应该被当作德国的殖民地。有一次我和他谈到，现在早已找不到自愿到东俄去的移民了，他却坚持着说必须用强制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德国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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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希姆莱的种族理论的结果，从我个人观察和经验，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希特勒和希姆莱对于他们这一部分的计划，一直严格保守着秘密。

　　希姆莱在集中营里所使用的“教育方式”，现在已经公开暴露了出来。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大家很少知道他们的内幕。关于集中营里的一切暴行，有许多人，连我在内，也是在纳粹总崩溃之后，才知道它的详情。以前他们一直是保守着高度的秘密。

　　在“7月20日事变”之后，希姆莱才满足了他在军事方面的野心：他先充任了训练军的总司令，接着做了两任集团军总司令。就军事方面来说，他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他对敌人的了解真是幼稚得可怜，当他在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任内的时候，他简直是畏敌如虎。虽然如此，希特勒却几乎信任他到底。他当然对希特勒也是从来不敢反抗的。我曾经有几次看见他在希特勒面前，完全丧失了自尊心和个人的勇气，最明显的例证就是1945年2月13日发生的事。

　　希姆莱最大的创造就是党卫军。在总崩溃之后，这个组织是最为人所诟病的，被外间攻击得体无完肤，这实在是不太公平的。

　　党卫军原来只是希特勒的私人卫士，但因为不仅想要用它来监视一般的大众，而且还想用来监视党内的组织，所以它的实力渐次扩充。在集中营成立之后，希姆莱就命令党卫军去负责管理。从这个时候起，就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有武装的党卫军（WaffenSS），那纯粹是一种军事性的组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党卫军”；（二）是一般的党卫军（Allgemeine SS），它只是供希姆莱的驱使，与作战无关。最先负责训练党卫军干部的人是一位陆军将领，他名叫豪赛尔，是我在什切青所服务的师部中的参谋长。豪赛尔是第一流的军官，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军人，同时也具有真正和光荣的人格。党卫军的创立，这个人实在是第一个功臣。

　　在战时，由于希特勒的坚持，党卫军的人数日益扩充。自从1942年起，志愿入伍的人数就无法足额，于是也就和普通的陆军一样，改用强迫征召的办法，从此党卫军就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政治性质了。不过，希姆莱还是死抓着不放手，利用他的影响使党卫军能够得到最优先的补充和最精良的装备，不过他这种偏爱却并不影响到党卫军与陆军在战场上的同胞之爱。我曾经指挥过希特勒近卫师和帝国师两支党卫军的部队，以后在装甲兵总监任内，又曾经视察过不少的党卫军师。我可以说党卫军的一般纪律、精神和在战场上的表现可以算是上乘，他们和陆军中的装甲兵常常并肩作战，在战场上几乎分不出来谁是党卫军，谁是陆军。

　　自然，希姆莱扩充党卫军是别有用心的。希特勒和他都不信任陆军，他们总还是害怕陆军会起来推翻他们。所以尽管有许多的不利，他们还是把党卫军的总数扩充到了35个师之多。有很多的部队，都包括着不少的外国人在内，他们有时固然很可靠，但是有时却完全不能信任。最后，希特勒对于这个最亲信的部队，也感到不能信任了。1945年3月间，他下令取消他们的臂章，表示希特勒与党卫军之间，已经有很大的裂痕了。

　　关于一般性党卫军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中有许多分子都是颇有问题的，他们之所以愿意为虎作伥，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借此机会，可以享受特种的权利和优待。不过有许多也是具有良好人格和正直精神的好人，那是由于希姆莱的命令，把他们从其他的职业中调用过来的。可是以后，情形就愈来愈坏，由外国人所编成的单位逐渐增多，他们也有武装，执行各种警察的职务。他们的行为远比党卫军要放纵，在华沙城内的暴行即为一明显的例证。

　　我和他们的特务组织（SD）以及所谓“别动大队”等等单位，从来就没有过来往，所以无从获得最原始的资料，此处不再赘述。

　　希姆莱自己自杀了事，这是他所一向鄙视的一种行为，他常常禁止党卫军人员有这种行为。他虽然逃过了最后的审判，却把他自己所应该负起的重责，留给比他低级的人员，让人家去代他抵罪。

　　在希特勒内圈人物里面，只有戈培尔博士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他是一个讲演的天才，在过去与共产党斗争时，曾经表现出来很大的勇气。不过他也是一个危险分子，反宗教和反犹太人的工作，他都是其中罪魁之一。

　　他的确早就已经认清了纳粹制度的错误和弱点，但是他却缺乏勇气把这些话坦白地告诉希特勒。在希特勒的面前，他也和戈林、希姆莱一样，是一个道地的小人物。在希特勒的面前，他那滔滔不绝的雄辩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尽量讨主子的欢心，在他的宣传工作方面——他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天才——他也是从来不会使大独裁者感到不开心的。

　　我对于他在1943年缺乏勇气，不敢把他自己所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向希特勒坦白地提出来，实在深感失望。由于他自己意志不坚定，所以始终没有能使希特勒省悟，结果他自己全家惨死，这也是他本人早已预料到的。

　　除了希姆莱以外，在希特勒的心腹当中，第二个最阴险邪恶的人就是鲍曼。他这个人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痛恨陆军，认为这是党权无限发展的惟一永久障碍。所以他总是尽量设法中伤陆军，同时他也尽可能地把希特勒亲信中的比较正直善良的人士弄走，而把他的爪牙安置在重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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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曼设法使希特勒完全不明了国内政治的真正情况。他甚至于不让各地党部的主管人和希特勒见面。结果西普鲁士和华尔斯高的党部主管人跑来见我，希望我能设法使他们可以谒见希特勒，因为鲍曼坚决认为他们无谒见之必要。这种事情对于纳粹党官员而言，可以说是破天荒之举，因为他们一向都是不信任陆军方面的人员，所以若非鲍曼穷凶极恶，他们是不会狗急跳墙的。

　　希特勒的病势愈重，军事情况愈紧急，从此能够直接和这位独裁者见面的人也就愈少了。几乎一切的事情都要经过鲍曼这个坏家伙的手，这样就使他更可以极尽蒙混之能事了。

　　我常常和他发生冲突，因为他总是阴谋破坏陆军方面的计划，而且还要干涉到纯军事方面的事情，结果总是引起很坏的作用。

　　鲍曼可以说是第三帝国中的第一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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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参谋本部是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的嫡系子孙。它在精神上的祖先就是菲德烈大帝的精神，以及德国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拿破仑的决心。在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也有一个长时间的和平期。由于战祸连年，国家的经济都大受损失，所以不得不限制军事上的费用，以求经济上的复兴。在这个太平无事的欧洲，普鲁士参谋本部的继续存在，似乎已经不为世人所注意。在这个平静的时代当中，一本最重要的军事科学的巨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就安然问世了。

　　关于这本书，研究的人很少，而批评的人却很多。他是第一个企图建立一种战争哲学的人，这本书对于以后几代的“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中的军官，都具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它告诉军人们无论是对人对事，都要养成一种冷静而合于理性的观察力，这是德国参谋本部当中所有杰出的人才都共有的特殊品性。同时它也加强了军人们的爱国心，使他们具有奋发有为的思想。

　　假使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和克劳塞维茨三个人，对于普鲁士—德意志参谋本部而言，可以算是开山的鼻祖，那么毛奇元帅就可以说是集他们的大成了。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最大的成就，最小的表现。换句话说——质胜于文。”这就是代表毛奇这一个学派的真正传统精神。由于有俾斯麦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指导，毛奇曾经三战三胜，终于为德国民族的统一奠定了一个基础。在这几次战争的过程中，他也同时把参谋本部的权威建立了起来。

　　毛奇死后，德国的参谋本部，在20世纪初，当然也不免受到当时环境变化的影响。德国在统一成功之后，国势兴隆，使整个军官团和参谋本部都受到某种影响。最后，德国已经变成欧洲的第一等大强国，这就使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陆军中的最优秀分子）里面，产生了一种高度的自信力。他们就凭着这种态度，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次战争中，他们可以说是恪尽职守。在四年当中，他们的权威似乎凌驾在一般将领之上，这并非参谋人员的过错，而是有许多将领，或是因为年纪太大，或是因为久任队职，而不懂得指挥的艺术，所以才会为参谋人员所掩盖。

　　常常有人说，在鲁登道夫领导之下，参谋本部是过分的揽权。不过假使没有鲁登道夫那样伟大的创造力，那么德国的参谋本部，甚至于整个的陆军，能否负起那样大的责任，恐怕都很有疑问了。当敌人实力过分强大，战争终于失败时，鲁登道夫本人并不负什么责任，因为他是从1916年才开始掌权的，若不是他和兴登堡两个人的努力，那么战争可能在那一年就已经败定了。这两位伟大的军人虽然挑起了千斤重担，可是却吃力不讨好。今天若是以事后的成败来论英雄，那显然是不公正的。不管战争是胜是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然还是代表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的两位杰出人物。由于以后战况愈来愈困难，逼着鲁登道夫不能不鲁莽冒险，有时所做的决定似乎很粗暴。以后有些后辈，就竟以此为模范，学习他这种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以为这就是一个优秀参谋本部军官所应有的作风。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从德国参谋本部的悠久传统上看来，这种作风似乎是最不重要和最无意义的。

　　沙恩霍斯特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下萨克森（Lower Saxony）。这个人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在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他组成了普鲁士的陆军，并且也成立了最原始的参谋本部。他后来在战场上负了重伤，并为国捐躯了。

　　格奈泽瑙是布吕歇尔（Blucher）的参谋长，在1806年从事于科尔贝格的保卫战。在本性上他机智活泼，性如烈火，在许多次战争中，他总是为自己的主将提供很多的意见，有时成功，有时也失败。1815年6月16日，在李格尼（Ligny）战败之后，他就劝布吕歇尔向英军方面撤退。结果由于他这个建议，才使拿破仑在6月18日蒙受了滑铁卢（Waterloo）的最后惨败。

　　克劳塞维茨在战时，从来没有跃居高位的机会。他后来作了普鲁士的军官学校校长，写成了那一部不朽的杰作——《战争论》。他是一个标准的冷静、恬淡、好学、深思的军人，这种人在德国参谋本部里是常常可以找到的。在生前很少有人知道他，可是他对于后世却具有莫大的影响。

　　老毛奇是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参谋总长。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大设计家，同时在战争中，也可以证明他具有指挥的天才。他的天性很恬淡，态度很高雅，他的思考周详而彻底，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对于后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量。

　　施里芬是一位卓越、机警、冷静的人，带有一点讽刺性。他那个时代，承平无事而且首相也是一些庸才，所以他就只好以拟定作战计划为工作了。他希望用他那个明确而肯定的军事计划，补救政客们的犹疑不决。和毛奇一样，他对于当代的技术问题，具有深切的了解。他的思想是那样的精确而中肯，结果使他的后任——小毛奇——除了少数细节以外，简直就不敢改变他的计划。以后到了1914年，他的计划真正付诸实行，可是客观的条件却已经不对了。所以所谓施里芬计划失败的责任，并不应该由他负责，而是他的后任的过错。他自己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一显他的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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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登堡是一个正直君子，头脑清楚，具有决断力，充分表现出古代侠士的风度。假使他信任谁，他就会让那人放手去做，绝对不加干涉。他对于重大的事情，也具有明确的判断力，对于人性更有深切的认识。他常常说：“假使坦能堡一战打败了，那毫无疑问的是该我来负起这个战败的责任！”

　　鲁登道夫是一个意志力极强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极高，而且更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他为炽热的爱国心所驱使着，明知回天乏术，但是为了想使祖国免于败亡的威胁，仍不惜拼命奋斗到底。在那个最危难的时期当中，他的成就的确是很值得人佩服。

　　泽克特（Seeckt）是一位头脑清楚、冷静小心的军人。他在公共场合中，似乎有害羞之感。他是一位天才的战略家和组织家，不过比毛奇、施里芬稍差一点的，却是他对于技术问题不太了解。在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他建立了那一支总数10万人的共和国陆军。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德国陆军不准保有参谋本部的组织，因此泽克特对于这个命令当然只能遵守。不过，他却想出方法来，使那些幕僚人员依旧维持住旧参谋本部的传统精神。他努力使陆军不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这从他的立场上看来，当然也是合理的。不过，从长期的经验看来，这却有一个不幸的后果，使一般的军官，尤其是未来的参谋本部军官，对国内外的政治大多缺乏良好的教育。这是这种制度的一个主要弱点。

　　贝克这个人受过极高等的教育，禀性冷静孤立。当德国决心重整军备的时候，他开始要以毛奇的精神为指导，来重建这个新的参谋本部。但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技术问题却完全缺乏了解，他对于航空、摩托化、无线电等项问题，都一概不懂。他看到技术的进展，使战争的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感到大伤脑筋，于是他就尽力想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企图作“拨钟向后”的打算。同样的，他对于纳粹党的这一套政治革命的工作，也完全不加闻问。他的天性是倾向保守，遇事拖延，所以他的成就也不过如此。

　　以上所说的是德国参谋本部中的少数最重要的人物，对于他们的个性做了一番简单的分析以后，现在就可以归纳出来参谋本部的整体精神是什么。在这样长的历史演进当中，德国参谋本部的首要目的，就是选择具有第一流好头脑和好人格的军官，使他们接受一种特殊的教育和训练，以便将来无论在何种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都能领导德国的陆军实行作战。

　　一个军官被派到参谋本部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人格上的完整，以及无论在公私两方面，行为都绝对无弱点可加以指摘。其次才是军事上的才能，他应该在战场上有实际的表现，对于战术和技术等问题都具有充分的了解，具有组织力，并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要有相当的耐力。此外他还要勤勉好学，禀性严肃，和具有决断力。

　　照这个标准来选择人员，很可能会过分偏重智力上的才能，而有时会忽略了人格的力量，尤其是在人情上的修养，因为这种品性是最容易为人所忽视的。

　　绝大多数的参谋本部军官，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他们对于他们这个军官团的传统精神，都是十分了解的。但是这却并不是说，有权选择他们继承人的人员，就恰好对这种传统精神有所认识。即令是如此，他们也并不一定就具有知人之明，可以挑选出具有必要品性的人员。

　　毫无疑问的，古老的传统在理论上对于任何陆军都是具有很大价值的。如上文所说的，过去一些参谋本部军官的人格，对于后一代是固然可以构成良好的模型，不过同时也应以不阻碍时代性的发展为原则。事实上，传统并不能作为决定行为的惟一指标，而只能供参考，因为环境和方法都完全改变了，所以即令是完全模仿，也绝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几乎任何已经成熟的制度，都很难避免这种传统的弊害。普鲁士—德意志的陆军，以及它的参谋本部也常常犯这一类的错误。所以在旧传统与新任务之间，时常不免要发生冲突。而在我这个时代当中，由于好几个外来的因素，更使这种冲突益形紧张：一是德国政治环境有了新的改变；二是世界上和欧洲的均势局面也完全起了变化；三是技术问题益增其重要性；四是战争已经“总体化”，其影响所及一直达到了整个世界。

　　很明显的，不是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能明了这种新形势的意义。尤其是年龄较大，而又身居较重要位置的人，特别缺乏这种了解。最近的发展要求必须沿着三军合并的路线以改组军事的体系，而最重要的就是各种兵力都应隶属在统一指挥之下。基于政治上、军事上、技术上的发展，这个要求很重要，而这个最重要的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却并不是由陆军参谋本部提出的。反言之，战前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们，却始终固执的反对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最高统帅部，以配合当前局势的急需。

　　正和对于成立三军最高统一指挥问题的态度一样，此后遇着独立空军的建立，和装甲兵的发展等等问题，陆军参谋本部也都是反对这些新奇的观念。关于这两种新的技术发展，他们始终不曾加以仔细的研究，因为他们害怕一方面会减低整个陆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会损失那些旧有兵种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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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使参谋本部军官能够懂得政治情况的企图，又受到了两个因素的阻碍而完全失败。第一是参谋本部的传统使得他们的兴趣集中在纯军事的方面；第二是希特勒对于国家的统治，是采取一种“门罗主义”，他把每一部门的工作都完全分开，不让彼此之间有交换接触的机会。这样就显得他一个人的地位特别的重要，可是对于整个德国而言，这就是害莫大焉。

　　参谋本部中年轻的一代，对于这种局势的紧张程度，其感应力要远比老年人强，而且自动尽可能去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他们这种积极的态度却并不为他们的长辈所认同。年轻的人认为时不我与，所以不惜与老年人唱反调，他们感觉到这些传统精神的代表人，是想使他们降低演化的速度。

　　也就是这种顽固不化的传统观念，才使参谋本部与希特勒处于对立的地位，而造成了他对于参谋本部的不信任，在长久时间之内，遂形成一种摩擦，对于战争的进行，构成极严重的影响。

　　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这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假使指挥官已有定见，而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们应忠实地执行主官的意见，一切都以合于主官的愿望为原则。他应该完全了解部队的需要，并且倾全力协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他对于战略战术、技术等等问题，都应有相当的了解，在技术方面，他固然不一定要太注重细节，但是他的知识要以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和战场上的作战指挥，互相配合为原则。

　　当然，一个参谋本部军官，也一定要具有一切军人所应具有的道德，例如：勇敢、决断、责任感、应付的天才、身体的忍耐力以及相当的勤勉。

　　每一个参谋本部军官都应该照正常的规定，到部队中去工作，或是在他自己原先出身的兵科，或是在其他的兵科，这才可以使他多获得实际的经验，以供未来业务上的参考。关于这一方面，德国陆军在战前的最初几年中，实在距离理想太远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使当时参谋军官极感缺乏，所以无法实行轮换的制度。以后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就更为突出。因为许多高级人员都不希望他手下有经验的参谋被调往前线，而使他们的工作产生了障碍。这种恶例是由OKW和OKH所首创的，其中有些幕僚人员在前后六年的战争期间，根本没有上过一次前线。

　　也许参谋本部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中所有的成员，都受过一种训练，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是依照一种固定而统一的体系。以这种反应的统一性为基础，就可以希望使一切的决定也具有广泛的统一性，法国称它是“思想上的统一”。参谋总长并没有指挥权力以来实现他的意志，却可以希望由于这种整个参谋本部军官团在思想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使他的影响力贯彻到全体陆军的每一个参谋。此种意识上的一致性，使得参谋本部的军官团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参谋通迅频道”（Generalstabsdienstweg），这种现象当然不见容于希特勒。

　　参谋本部的战略观念，并不应以某种固定硬性的原理为基础，而应该配合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未来新兴的各种任务。德国在地理上的位置恰好在中欧，四面都是强邻环伺，逼得它一定要研究几个战场上的作战问题。同时这种作战也一定是以优势的敌人为对手，所以对于这一方面也应详加研究。旧德国参谋本部的战略思想，主要的是大陆性质。但是由于空军的加入，表示渡海作战的问题应该加以更多的考虑。可惜这个事实却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认识。

　　由于可能是同时跟几个敌人作战，所以在战略上必须有一个主从之分：在次要的战场上取守势，而在主战场上取攻势。所以接着又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个攻势由第一战场移转到第二战场。

　　由于我们的资源太有限，逼得参谋本部一定要研究速战速决的办法。由此就引发使用各种形式的“摩托化”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经收到速战的效果，所以我们的敌人就为我们创造了一新名词：“闪击战”。

　　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德国总是被迫必须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而在这种作战中，一定要攻守相间。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欧洲现在已经是一个家庭，假使在家庭里面发生了任何的冲突，那么其中任何哪一个人都很难置身事外的。”所以德国在每一次的冲突中，都是甘为戎首，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比其他的民族，更为好战。这种冲突在长久时间之内，是无法避免的，德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总是常常要面临这种难题。因为他们的资源太有限，所以只有尽可能企图速战速决，绝对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和第三国的干涉。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足以显出俾斯麦的政略和毛奇的战略，实在是高明，而为后人所不及。

　　在1918年战败之后，共和国的陆军还是完全由旧帝国陆军中的军官们统率，因为事实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这些军官们虽然并不赞成共和国政体中的一切改变，但是却还是准备为魏玛共和国服务。他们牺牲了许多的特权，和许多可爱的传统，其目的只是为了爱国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侵入德国。魏玛共和国却始终没有能够将这种临时的结合，变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与军官团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种互相信爱的真正感情。固然当时的国防部长盖斯勒尔博士（Dr.Gessler），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曾经努力于这个问题，可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就是使军官团以后对于纳粹党的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固然不错，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对于军方还是极尽优待之能事，但是他们与军官团却始终没有能够发生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没有为军官团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理想目标，所以军人和新的朝代始终是貌合神离。再加上泽克特的冷静态度，更使军官团对于政治完全置身事外。当时的参谋本部（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机构）也就是抱着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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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纳粹党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爱国心的驱使，使一些青年军官们，都感到很兴奋。德国在军备上的限制使得军官团一向感到寸步难移，所以一旦重整军备的消息发表之后，这些人就像是在十五年的窒息下，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所以在军事圈内，大家都一致拥护希特勒和纳粹党，从前政府与军队间的空隙，就已经被填满了。很明显的，在纳粹党执政之后，军方的领袖是很难不受到当前政局的影响，可是那时的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却反对这种新发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贝克将军的态度。他在核心组织里，虽然也有一些信徒，但是对于整个陆军而言，却殊少影响。贝克和他的继承者哈尔德，是想利用中央控制的方式，来制止军事方面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结果他们这种努力对于一般政策而言并无很大的作用。因为政策只是独立的前进，而根本不顾及参谋本部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是第二次了，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一样，德国人已经自己走进了一个政治上的迷途，而且无法再走出来，因此在战争尚未发生以前，就已经感到前途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全国的军人，在参谋本部领导之下，要从这个迷途中自己寻找出路，但是把他们领到这个地位的责任，却并不该由他们自己负。

　　事后德国的人民，以及国际法庭对于德国军方领袖人物的谴责，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决定政策的人是政客而并非军人，在今天各国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军人的一切行动，都已经受到了既存的军事和政治情况的限制。很不幸的，就是当枪声一响之后，政客们就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而只留下了军人们，用“另外的手段”来执行“政策的延长”！此处是引用的克劳塞维茨语。——译者注

　　在军人为战争做准备计划时，国家的政策应具有决定的作用。根据过去几年国际法庭的调查，可以证明一直到1938年为止，德国参谋本部的计划完全是属于守势的性质。因为当时的德国军事和政治环境只能容许做如此的打算。虽然从1935年起，德国就开始重整武装，可是参谋本部中的专家们，却并不存有任何的幻想。他们认为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始能使德国的军队，尤其是新成立的军种——空军和装甲兵——具有足够强大的作战能力。以后完全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命令，军人们才被强迫地走上了他们所不愿意走的路线。

　　一直到1938年的秋天为止，陆军中还有一种制度，那就是，使在军级以上的参谋长，与部队指挥官共同负有做决定的责任。在这个制度之下，假使参谋长对于指挥官的意见表示不同意时，他可以直接向上级报告，以后由于希特勒的命令，这个制度才被取消了。结果不仅一般参谋长的地位都受到影响，而且最受到影响的却是参谋总长本身。这种参谋长与指挥官同时负责的制度，都是旧普鲁士陆军的传统，在共和国时代也仍然维持着，所以当第三帝国开始重整军备时，这个制度就当然沿用了下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制度常常使个性坚强的参谋长，对于指挥官居于支配的地位。希特勒是主张独裁主义的，所以他当然主张只应由一个人负其专责。于是他下令取消了参谋总长与他本人（总司令和最高统帅）联合负责的办法。

　　上文已经说过，陆军参谋部不愿接受三军统一指挥的观念。假使这个观念能早日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可以有了一个健全有效的最高统帅和联合参谋本部的组织，而不会像我们当时那种支离破碎的样子了。固然在参谋本部中，也有少数人是主张这种统一联合的新观念，但是却无补于事。尤其是海空军方面，也都不赞成合并的办法。所以三军的总司令和最高统帅部，始终是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德国的OKW是赖兴瑙将军一个人头脑中的产物，他尽量劝说希特勒和勃洛姆堡，接受他这种新奇伟大的观念。结果因有陆军参谋本部的反对，以及海空军也都不表合作，这个制度始终没有成功。当赖兴瑙在最高统帅部联合参谋总长的任内时，他始终在继续努力，想使他这个观念能够逐渐发展成为事实，等到他被免职之后，由凯特尔继任，于是这个改革运动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推动力。凯特尔这个人当然没有那样强硬的毅力，能同时对抗三军首长的反对。

　　在这里，我想对于OKW稍为说几句话。凯特尔元帅本来也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对于分配给他的任务，总是尽可能努力去做。可是不久他就为希特勒的魔力所征服，时间愈长就愈不能自拔，他已经成为催眠术下的牺牲者。他一直到死为止，还始终保持他那下萨克森人的忠心。希特勒知道他对于这个人，是可以绝对的信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虽然他明知凯特尔的战略天才不过尔尔，但是却仍旧让他保留着那个崇高的位置。这位元帅对于战争的进行很少具有影响，他的主要活动是在行政方面，这在过去是属于军政部的范围。这是凯特尔的不幸，他缺乏足够的强度，没有能阻止希特勒发布那些违反国际公法和道德的命令。所谓“政委”命令以及其他一切罪行，其根源均由于此。结果在纽伦堡审判中，他自己偿了命，连他的家属也不准到他坟上去加以哀吊。

　　约德尔上将，他的头衔是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长，事实上自从1940年4月挪威战役以后，他就实际指挥一切三军的联合作战。他也和凯特尔一样，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同时也是在希特勒魔力控制之下，不过他被催眠的程度还不如凯特尔那样的深，所以他也还不那样盲目的服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他曾经和希特勒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后他就保持着沉默的态度，对于一切重大问题都不愿多说话。直到战争的末期，他才又恢复了他的地位。他的最后命运也与凯特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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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这两位军人对于希特勒，能够采取另外一种态度，那么至少是可以阻止许多的坏事发生。因为惟有全体一致的反对，也许才可以逼迫希特勒改变他的初衷。但是在军事方面，却很少有这种联合一致的态度，因此才使希特勒敢于逐渐削减OKH的权力，并且不考虑任何人的反对。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却总还是我的同僚。

　　至于说到OKH方面，在波兰战役当中，它的权威还相当的完整。不过即令如此，却还是有意见上的冲突发生，结果在挪威战役时，希特勒就把它交给OKW直接指挥，简直完全没有理会OKH。在讨论1940年对西方国家作战的计划时，又更增加了彼此对立的情况。在苏联战役中，更显得裂痕强深，最后到了1941年12月，终于完全破裂——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他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参谋本部军官。所不幸的，他这个人却不足以与希特勒对抗。他对于希特勒始终未能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关系，因为他缺乏行动上的自由，所以他的行动并非无往而不受到影响，最后终于完全丧失了他的权威。

　　自从勃劳希契被免职以后，陆军方面就不再有一位总司令。这个位置在名义上是具有指挥权的，这个权力不是无限，就是不存在。在1941年12月19日以后，这个权力就由希特勒一个人单独的执行，换言之，从那一天起，德国传统的参谋本部制度也就事实上被撤消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很引以为荣的，就是我穿上参谋本部军官团的制服，已经有十五年之久。在我的师长和我的长官当中，我曾经遇到过许多具有高尚人格的人物，这些人对于我的恩德，使我感到没齿不忘。在我的同僚当中，我曾经找到了许多忠诚耿耿的好朋友。在我的僚属当中，我也曾经有过许多最好的助手和顾问。我今天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出自至诚的感谢。

　　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之后，德国的参谋本部曾经两度的、由于胜利者的命令，而被解散了。这两次的行动都可以表示我们过去的敌人，对于这个优良的组织，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之意。

　　“所剩余的就只有沉默。”

　　“为与不为，那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故事现在讲完了。要我来叙述出我个人的经验，并且解释出我们为什么又会遭遇到第二次失败，对于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很困难。我深切明了所有的人类都不容易认清我们的错误和自己的短处。

　　在那段最艰苦的时期，有一位旧皇室的王子，曾经把一幅小型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送给我。他在那个像上面点了几句话，那是菲德烈大帝在似乎将要失败的时候，写给他的朋友戴爱琴斯侯爵（Marquis d’ Argens）的几句话。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内心里的灵魂，我将照着我自以为正直的路线走去，并且做我所自认为是正确光荣的事情。”这幅小像我已经遗失掉了，但是菲德烈大帝的语句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作为我的指针。虽然，我并没有能够阻止我的国家战败，但是我却想要求读者诸君相信我，这并非因我缺乏这种舍身救国的意志力。

　　我写这本书是想把它当作一种象征，以表示我对死者和我的旧部们的感谢之情，并且希望能使它成为一块纪念碑，以使他们的令名可以永垂不朽，而不至于湮灭。

　　

　　附录：古德里安生平大事年表

　　1888年6月17日生于维斯瓦河边的库尔姆

　　1894年在阿尔萨斯州科尔马尔入学读书

　　1901—1902年卡尔斯鲁厄军校肄业

　　1903—1907年柏林中央军校肄业

　　1907年2月28日入第十轻步兵营任见习官

　　1907年4—12月入梅斯战争学校受训

　　1908年1月27日任少尉职

　　1909年10月1日调驻汉诺威省

　　1912—1913年在第三通信兵营服务

　　1913年—一次大战爆发在柏林陆军大学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4年8月2日—1915年4月任无线电台长，首先在西线战场第五骑兵师中工作，后又调到佛兰德战场第四军中服务

　　1914年10月升任中尉

　　1915年4月—1916年1月担任第四军的助理通信官

　　1915年12月升任上尉

　　1916年1月—8月担任第五军的助理通信官及在该军各附属单位中服务

　　1916年8月—1917年4月担任第四军的通信官

　　1917年4月转任第四步兵师的参谋官

　　1917年5月暂代第五十二预备师的参谋长

　　1917年7月暂调第十预备兵团服务

　　1917年8月重回第四步兵师服务

　　1917年9月任第十四步兵团第二营营长

　　1917年10月在C军区任参谋官

　　1918年1—2月在色当受参谋军官训练

　　1918年2月28日调陆军参谋本部服务

　　1918年5月调任第三十八预备兵团军需官

　　1918年10月调任德国在意大利占领区军事管治局行政科长

　　边防军时代

　　1918年11月在柏林普鲁士军政部东部边防总局中服务

　　1919年1月在布里斯劳南区边防指挥部服务

　　1919年3月在巴登司坦北区边防指挥部服务

　　1919年5月在“铁师”参谋处服务

　　1919年10月在国防军第十旅服务

　　1920—1922年任第三轻步兵营第十一连连长

　　两次大战之间

　　1922年1—3月在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实习

　　1922年4月1日调国防部摩托化司服务

　　1924年10月1日调第二师师部服务

　　1927年2月1日升任少校

　　1927年10月1日调回国防部任职于陆军参谋本部中的运输处

　　1928年10月1日兼任柏林摩托化运输兵训练处的战术武官

　　1931年2月1日任第三摩托化运输营的营长

　　1931年2月1日升任中校

　　1931年10月1日调回国防部任摩托化兵总监部的参谋长

　　1933年4月1日升任上校

　　1934年7月1日任装甲兵司令部的参谋长

　　1935年10月15日任第二装甲师的师长

　　1936年8月1日升任少将

　　1938年2月4日升任中将同时接任第十六军的军长

　　1938年3月10日占领奥地利

　　1938年10月2日占领苏台德地区

　　1938年11月20日升任二级上将并接任机动兵总监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8月任第十九军的司令

　　1939年9月波兰战役

　　1940年5—6月西线战场之役

　　1940年6月1日任古德里安装甲兵团总司令

　　1940年7月19日升任一级上将

　　1940年11月任第二装甲兵团总司令

　　1941年10月任第二装甲军团总司令

　　1941年12月退为预备役

　　1943年3月1日任装甲兵总监

　　1944年7月21日兼任陆军参谋总长

　　1945年3月28日被迫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