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
秦始皇 秦始皇 作者：[英]乔纳森·克莱门特斯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秦始皇，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皇帝，他的功过是非历来众说纷纭，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缔造者，有人说他是“千古一帝”，有人说他是“绝代暴君”；有人说他功大于过，有人说他过大于功；有人说他是刚正之强人，又有人说他是变态的狂徒……他是秦王室近百年兼并图谋和努力的受益者，他母亲曾策划推翻他，他的“继父”也曾发动叛乱欲置他于死地，他从童年玩伴密谋的暗杀下死里逃生，他是个冷酷无情的法家政治体制的产物，他创建了统一的国家制度，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他企图用方术跟死亡作战，他的臣民们在他绝对集权统治下恐怖地过活，最后，他的坟墓则由雄伟的兵马俑军阵守卫着…… 序言和致谢(1) 在被妖魔化了好几个世纪之后，秦始皇成了一个强力型的人物，即使是在经典的历史大事中也是如此。我写作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史记》，它是一部由汉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的、古代中国的巨型编年史，它包括了当时那个时代许多重要人物的传记。尽管如此，秦始皇的形象仍然还是个影子—在他统治时期，他是高高在上的，对大众的视线而言他经常是秘而不见的。他被周全地保护着，离刺客和羡慕者们总有一定的距离，没有人胆敢正视他或直呼他的名字，所以，我们没有多少关于他的面部和外形特征的资料，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古代历史事件中，关于他本人个性的记载是很少的，更多记载的是他勇武地营造长城、修建各种驿道、宫室，乃至残酷的政治决定等等。秦始皇的传记同时也是离他最近的人们的传记—因为这也是需要。在过去有关作品中，科特瑞尔（Cotterell）的《秦始皇》超过40%的内容致力于描写政治斗争和战国时期的历史，而伯德（Bodde）的《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的主角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他那诡计多端的丞相李斯。而我则从原始资料出发，决定采用《秦始皇》这个名字，而不是着眼于他的个性。尽管《史记》包括了许多其他人的列传，这些人中有他的大臣、将军甚至刺杀他的刺客们，然而这些人或者是不敢提及任何关于他的主题，或者因卑贱到不能直呼其名而离政治巅峰太远，因此秦始皇本人的面貌仍然保持神秘和寂寞。 不过，我们确实可以从一定事件的发生时间及其侧面得出种种推论：秦始皇—这一统一中国的人同样也是从刺客的白刃底下侥幸逃生的人—当时，他徒劳地拖拽着一把佩带在身上、不便挥舞的仪式用剑，这剑太长了，很难从剑鞘中抽出 ；他也是被凡夫的必死性所折磨的人 ；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无情的思想家，不相信旧时神灵化的古帝王们，但他仍然希望把自己加入他们之中凑数。假如忽略他对迷信的仇恨和责难，我们会发现他的陵寝所显示出的体现信心和力量的神圣姿态，只有古埃及的金字塔才能与之匹敌。在1974年正式发掘兵马俑之前的2200年，没有人猜到秦始皇最终的陵墓所在。当初修建这陵墓是希望它万古长存，然而它在他死后几年就被毁了，他的棺椁则静静地躺在临潼的红色黏土底下。 我要感谢以下这些人：是萨顿出版社的杰奎琳?米切尔（Jaqueline Mitchell）首次建议我写一部关于长城的书，她允许我跟她讨论，而不是仅仅写一本关于修筑长城的这个人的书。我的代理人，福克斯和哈佛的切尔西?福克斯（Chelsey Fox），他们认为其中应存在血腥的情节。我先前的历史学导师埃利斯?提纽斯（Ellis Tinios），他虽然已从利兹大学退休，仍然在周六晚上在书桌前熬到很晚，浏览他关于匈奴年代学的论文；而我的一个电话惊醒了他，让他弯曲的脖子不由得立刻挺直来回答我的问题。安德鲁?迪肯（Andrew Deacon）也因为我想了解中国古代水泥的化学成分而麻烦他感到惊讶。同样，我还麻烦了玉室元子先生解释模糊不清的古代传说，而弗雷德里克?L.斯科特（Frederik L Schodt）和费尔梅特?苏(Fiametta Hsu)则认真负责地带着相机穿越中亚沙漠，毫无怨言。匹兹堡大学的安瑟尼?巴比艾瑞?洛（Anthony Barbieri-Low）、卡里?刘（Cary Liu）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尼科尔?戈登（Nicole Gordon）通力合作，给了我一份古代石画像的精致拓本，这拓本生动地描述了本书引言部分荆轲刺秦王情景。此外，我给的酬谢也被祥和的亚当?纽厄尔(Adam Newell)和金伯利?格瑞(Kimberly Guerre)谢绝了。伦敦东方和非洲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们则为我提供了他们一贯有条不紊的服务。还有最后，感谢卡蒂，她为我提供了一张安静的厨用餐桌，我能在上面打开手提电脑，而且在这本书的写作之际，她获得了代表柔道高级段位的黑色腰带。假如燕太子丹雇佣的不是荆轲而是她的话，那么历史就要改写了！ 序言和致谢(2) 我要深深地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征引约翰?诺伯洛克（John Knoblock）翻译的《荀子》和约翰?诺伯洛克(John Knoblock)及杰弗瑞?瑞杰尔（Jeffrey Riegel）翻译的《吕氏春秋》；感谢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允许我征引詹姆斯?克让普（James Crump）翻译的《战国策》，以及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征引威廉?尼恩豪瑟（William Nienhauser）翻译的《伟大书手的记录》卷1和卷7，还要感谢E.J.布瑞尔允许我征引德克?伯德写的《中国第一位统一者》，等等。 乔纳森?克莱门特斯 引子 图穷匕见(1) 孔子说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明智的人确乎不会想到嬴政想要统治整个世界，虽然他的祖先们早已经开始了缓慢的征服。他的曾祖父秦昭王，已经自封天子，领导着这个事实上没有天下共主的世界。现在，嬴政已经33岁了，统治着这个令他的邻国从心底里胆战心惊的国家。他的国家是一部战争机器，一部在军国主义路线上奔跑的机器，它的全民注籍制度是那么严酷，而这样的氛围造就了一种陶醉于征服的人民，所以，秦国稳固地吞并着他的竞争对手们。 然而对那些等待宰割的国家而言，必须采取一些避免坐以待毙的手段了。在燕国，太子丹下定决心，那就是他不能坐等好战的秦军踏上他的疆土。秦军素以残酷无情而闻名，对燕太子丹而言，他也别无选择。他虽然曾是嬴政幼年时的朋友，但后来他在秦国做人质时曾从那里出逃，这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因此假如秦国进攻燕国，太子丹必将毙命。太子丹希望未雨绸缪，他在酝酿一个暗杀嬴政的阴谋。 这个计划是精细、周密的。但是，一个刺客是不可能有办法潜入由宫墙、护卫和贴身卫士组成的秦王保卫圈的，为了更近距离地接近秦王，刺客必须获得秦王及其臣子们的信任，现在太子丹需要一个能承担此项使命的人，一个承担必将以丧命为结果的人，因为即使刺客能突破秦王的重重保卫，并刺出致命的一击，他生还的机会仍是几乎渺茫的。刺客需要十分幸运，还需要对自己极其有把握。 燕太子丹找着了这样的人，他的名字叫荆轲。他宣称自己是一名苦寻着值得尽忠的贵族侍主的剑客。或许他的态度应该受到责备—他跟其他剑客为了斗剑之外的原因相战而闻名。或许他从未像他自己夸口的那样高效和能干—有一次，在邯郸城因弈棋发生的争执最终升级，但荆轲在能证实自己剑术水平—他在跟他的对手鲁句践决斗之前逃逸了。这件事是他引起太子丹的谋士们注意的原因，他们注意到荆轲并不贪生怕死，他有着在剑拔弩张之际保持冷酷平静头脑的能力。而且当荆轲的剑术水平并不被考核之际，他找寻了另外的让自己保持声望的方式 ：他跟下等的人群相联系，并且经常被人们看见在市场上，他在一个屠夫和一名乐师的陪伴下喝得烂醉。 他看上去很不像一个能拯救一个国家的候选人，但他受到了最郑重的推荐—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这个最高机密，太子丹的主要谋士（田光先生）在举荐荆轲后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太子丹和他的谋士都将这个计划极其秘密地保守着，并让荆轲确信它的重要性。在举荐者自杀这一消息的触动下，太子丹恳求荆轲承担起这一使命。他们对刺秦的最终结果并没有把握，但荆轲终于答应了。 荆轲面对着这一不归之途上的前景默默度日。就像一个自愿赴死的人那样，他持续地享受着铺张的宴饮，在君王般的豪奢中放纵着自己，跟一群为让他娱乐而设的女奴调情，关于他后来举止的传说或许是太轻佻了，比如，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他用金币在池塘里打水漂，享用着一匹价值连城的马的肝，甚至砍掉一位美丽乐伎女子的手，以使她的双手能放在一个玉盘子里呈现给荆轲。 无论他放荡行为的真实细节如何，荆轲都度过了他的快乐时光。太子丹见状开始逐渐忧虑他的计谋，考虑起这个刺客是否真会开始这次使命。因为当荆轲沉醉于他过去许许多多的索求之际，秦国的战争机器朝他们身边滚动而来—征服赵国，这个燕太子丹曾经生活过的国家。 当荆轲持续地陶醉在金钱美女中之际，太子丹开始思量展开这次致命使命所采用的手段。因为考虑到荆轲如果进入秦王的内廷，他可能只有几秒钟实施他的任务，太子丹寻求着理想的武器，因为没有任何剑、斧、镖能躲过秦王卫士们的搜索，不过或许一柄小小的匕首可以。于是太子丹的助手们并没有再去多想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而是四处去寻找世上最锋利的兵刃。碰巧他们发现了符合需要的利器：一柄由一个从秦国铁蹄下出逃的难民拥有的匕首。这个人被赐予了百金，他被劝说暂时跟此匕首分离一阵，当然，此人对他的匕首所要派的用处一无所知。 引子 图穷匕见(2) 太子丹同样还用毒药做了试验。这毒药发作的速度快慢并不重要，对于一名精心谋划的刺客而言，更重要的是能使之发作的有效剂量，因为秦王有可能穿了铠甲，他还有可能奋力反抗。当刺客刺出去之际，他可能仅能轻轻地伤及秦王最表面的皮肤。太子丹的这一试验让很多人搭上了性命—奴隶们被用毒药炼过的刀刃做试验，直到刺客确信他找着了让最轻微的划杀也足以让人毙命的剂量，而秦军正史无前例地逼近燕国的边境，太子丹觉得不得不提醒荆轲，出发的时间到了。 然而，荆轲还是没有为自己的使命作准备。他提醒他的雇主，要刺杀秦王，当然有接近秦王的需要，不过这接近并不会突然变得容易，他需要一个计谋去获得秦王的信任，需要一种足以越过秦王重重外层护卫的方式，需要一种能规避内廷岗哨和贴身护卫的手段，因为秦王简直是尽人皆知地、患妄想症般地多疑，他根本不可能让一个陌生人靠近他的王室侍从，除非这个陌生人为他的国家作了重大的贡献。 荆轲有了一个主意。他听说秦王的旧将樊於期背离了旧主投奔太子丹，他的头颅被秦王悬赏以千金高价外加一个贵族爵位、一片万户封地的领有权。荆轲向樊於期要来了他的头颅。 太子丹为此深感愧疚—樊於期投奔他而来，寻求他的帮助，他本不该仅仅为了自己的密谋让樊於期送命，不管这个密谋是否能够成功。太子丹是坚定而信守诺言的，他不会主动去讨要流亡将军樊於期的头颅，于是，只能荆轲自己去找樊於期。这位前将军孤身一人蛰居在太子丹的某处领地里—他的全家早已被秦王处死。荆轲告诉樊於期，他听说他的头被悬赏以高价，并问樊於期准备为自己的性命作什么打算。 樊於期沉默无应。他的家人都死了，而且，他的军旅生涯已经完结—再也不会有先前的敌人在等待他，燕国的人民永远也不会跟从他去上战场。他告诉荆轲实话，那就是他除了在流亡中坐等并梦想有朝一日能复仇之外，真的是束手无策。 这样，一场有史以来最离奇的交易发生了，荆轲要求樊於期去做一件事，那就是要他去死，因为他需要樊於期的头颅。作为回报，他承诺把樊於期的头颅带到秦王跟前要求报偿—当秦王因看见樊於期的头颅心生感动并允许荆轲进入自己身旁之际，荆轲准备靠近秦王，抓住秦王的袖子，而后立即用那把用毒药炼过的匕首刺向秦王—这就是他对樊於期的报偿。 樊於期回答：“我日日夜夜，咬牙切齿，恨不能吞噬自己的心灵！我希望寻找一些办法！现在，你告诉我这个办法了！” 《史记》，中国这部早期的史书，是这个故事的来源。《史记》暗示着樊於期立刻就自刎了，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思忖了片刻，因为荆轲这一偏激的计划几乎是他唯一的希望—他终于割断了自己的咽喉。 太子丹听到这个消息惊呆了，他冲进这位将军的卧室，发现尸体在倒下之处蜷卧着，鲜血蜿蜒着流过地板。《史记》说太子丹抱着樊於期尚温的尸身，沉浸在了深刻的悲痛之中。其实我们可以推究太子丹的真实心情—这位勇敢的将军亲赴可怕的死亡，而这一环节并没有沾上他太子丹自己的鲜血，这使太子丹这最后的、最绝望的计划有几分得以实现的希望了。这绝望计划所付出的每一步代价都迫使他更无情，更精打细算，将他自己变成他所不齿的秦王的一个翻版。 太子丹叫人割下樊於期的头颅，将之盛在一个匣中。现在，荆轲终于可以通过将秦王之敌的头颅呈进给他而表现忠心了，但荆轲还是没有动身。 荆轲不能孤身一个人前往秦国，因为这将仍然看上去古怪而形迹可疑。太子丹找了一个燕国人做荆轲的助手，这个人叫秦舞阳，是一个凶猛的囚犯，曾有13岁就第一次杀人的纪录。舞阳有极强的爆发力，他能在受极小的激怒时立刻成为狂暴的战士，太子丹认为他能在荆轲出使之际做一个理想的助手，因为秦舞阳是个不显山露水的年轻人，太子丹认为当关键时刻来临之际，他能够牵制住秦王的廷臣们。《史记》也并没有提及秦舞阳为自己的使命索要了多少报酬。 引子 图穷匕见(3) 当荆轲还不动身之际，太子丹终于失去了耐心，他说或许秦舞阳可以独自担当如此重任。《史记》纪录了荆轲默默的、隐藏式的回应。带着巨大的不情愿，荆轲终于同意出发了，他告诉太子丹，秦舞阳绝不可能一个人胜任这项使命，“怀揣着这把匕首，面对着有至尊威严的秦王”，荆轲还解释说他之所以耽搁这么久的原因是他在等一个朋友，在荆轲的计划中，这一使命是需要三个人才能完成的。他已捎信给那个理想的候选人，以便让这个三人行动小组组建完备。《史记》没有揭示这神秘的第三个人的身份，但后来的事件显示出这个人就是鲁句践，那个荆轲与之弈棋，并从其跟前逃逸的剑客。 不管这个人是谁，不管他在哪里，他都耽搁了太久还没有光临。对燕国而言，时间在飞逝，秦军的铁蹄在日益迫近，而且太子丹认为，跟荆轲这场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应该结束了，所以，荆轲应该动身了。 这是一场宿命之中早有安排的远征—假如荆轲他们一举成功，秦国将陷入混乱，它的邻国也将随之从恐怖中解脱。它们或许还将互相兼并，但至少，秦的暴政从此结束了，太子丹也还可以活下去。现在，已有这么多无畏的人们为这项计划捐出了性命：举荐者（田光先生）为使太子丹相信秘密不会外泄而自杀；那些不情愿的奴隶们的生命被用来试验毒药；而且，流亡的贵族将军樊於期，更是用他的头颅为荆轲提供了引诱秦王上钩的香饵。而其它许许多多琐碎的细节性代价，虽然编年史对此或者忽略，或者缄口不语，但我们不难想见—比如荆轲的华厦中的仆人、侍从们在此之后也将送命。 太子丹递给了荆轲一轴卷起的地图，这地图详细地描绘着燕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督亢）的地形。对于一个像秦王那样时刻梦想入侵的敌人而言，它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将军的头颅。这为荆轲企图接近秦王身畔提供了另一重要砝码。然而如果此举失败，燕国的国防将从此完蛋。 这项使命的代价如此昂贵，它有可能让一个国家陷入混乱，也有可能导致另一个国家被统统夷为平地。荆轲和秦舞阳的出发自然而然地带着灰暗的色彩。 这两位刺客由知晓这一秘密的燕国贵族们送至燕国的边境。送行人们都穿着出殡才穿的白衣素服。荆轲和秦舞阳二人都深知此去是一条不归路。送行者们沿着燕国边境走着，在燕国界河易水边停了下来。在那里，太子丹主持了一场悲壮的、对路神的献祭仪式。荆轲的朋友、乐师高渐离，作了一曲极哀的、挽歌式的曲子，荆轲在寒风中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送行的燕国贵族们流下了泪。高渐离转了乐调，奏出一首新谱的激昂军乐，意喻将战士送上战场。然而，即使送行者们站成直行，瞪视着河对岸敌国的土地，荆轲仍唱着同一首曲子，不过此番是激愤的，而且下定了决心：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曲终之际，荆轲和秦舞阳上了马车出发了。马车的车轮掀起河堤的泥浆，驶向新的征途。他们始终没有回头再看一眼，将燕国的土地留在身后，踏上了一片已被他们仇恨的秦王征服的土地。 到秦国去是一条漫长的征途。两位刺客必须穿越大片被秦征服的土地，而后沿着周天子的王畿，那里，统治整个已知世界的周天子曾经生活过，但现在在秦征服之后，只剩下一片片废墟。最终他们将到达秦国腹地，那是一片永远在军令统治下的禁区，秦军正是从那里出发，渐渐统治着整个的已知世界。在渭河岸上，他们将到达秦国国都。 在那里，他们接触到了一位秦国廷臣中的主要人物，并以重礼贿赂这个人。而后他们施展了最狡猾的诡计，直接对这位廷臣说他们有一项秘密的使命。秦国政府及密探是怎样猜疑这两位使臣光临的用意的我们已无从得知，但他们的宣称证实，假如任何他们旅途中的秘密举动都被窥视，他们现在都有理由为自己开脱。 引子 图穷匕见(4) 两位刺客向这位廷臣解释，他们的使命之所以保密，是因为它在外交上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们说自己是燕王的特使，希望开展和平的、消弭两国敌意的手段；如果秦王对太子丹收留逃亡的樊於期始终反感，但太子丹不希望牵涉到他自己。燕国政府也不愿意用一种含糊的外交手法，比如简单地将樊於期赶至它国乃至无人的旷野，事实上，当樊於期刚到燕国之际，这曾经是太子丹谋士们的主意。刺客们还夸口说：燕国人民说他们向往秦国，他们确实如此，为了表明他们的诚意，他们带来了樊於期的头颅。 还有更多的。刺客们说燕国统治者并不满足于献上樊於期的头颅，燕王害怕秦王会找别的人与燕国继续进行战争，而秦王，已经对很多不幸的邻国这样做过了。燕国统治者不想要这样的冲突，他准备在战争开始之前就作出退让，他知道秦王垂涎于那片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但秦国目前还不必急于去攻占那片土地，现在，刺客们说，这里是这块土地的详细地图，燕太子丹的父亲燕王，准备立刻将之献给秦国。 这样的慷慨允诺的割让，正如刺客们娓娓动听地说燕王承认秦王是燕国的主子一样，对毫不知情的燕王而言肯定是一个新闻，但刺客们继续伪装着，甚至卑微到了说燕王请求秦王能让自己继续照管自己的祖坟的地步。这样的要求完全跟当时的传统相联系着—燕王当然会继续向他的祖先们献祭，当然也相信祖先中的任何人会以征服秦王的方式为他们自己复仇。 这真是一篇动听的大话。不过早在秦王统治以前，奇奇怪怪的事就发生过。因为秦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早就认为孔子的格言毫无用处，虽然这位早先的贤人说过：“一个真正明智的君主应无为而治”，然而秦国对之丝毫不以为意，是不是因为他们（秦国）政府的这种奇特吸引了这两位新的来者呢？ 荆轲的话语被当作燕王本人的意思，这是古代中国派使臣出使时的一贯传统。当荆轲卑躬屈膝地显示卑下之际，他在做着太子丹的父亲—燕王的代言人，他宣称燕王在自己的国家卑躬屈膝地敬仰秦王，此番派使臣前来。 这位秦国廷臣相信了荆轲他们的话，把这一消息转达给了秦王。 此刻的秦王嬴政，早已在君王之位上坐了他生命的一半光阴。有一个敌人曾形容他长了一个尖刻如黄蜂般的鼻子，长长的眼睛，声如豺狼，心如虎狼，他经历过种种宫廷斗争和种种针对他的阴谋和企图，并且知道他自己早就被所征服国家的人们无穷无尽地诅咒。他在咸阳的宫廷里操纵着大部分已知的世界，如果说他有什么从根本上感到害怕的事情，这事情就是有可能降临在他头上的，来自于这些人精神世界的报复。 但是，现在看来从燕国传来的是好消息。不必进行再一次军事行动了，秦王相信他的征服几乎是完成了。他高兴地穿上他那装饰繁复的礼服，再佩上一把仪式用的宝剑，下令用“九宾”之礼—他的助手，助手的助手、乃至再次级的助手们，加起来有上百人，都被叫来准备仪式，他们将排列成队来见证这一伟大的时刻—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不用刀兵就已将之征服。 这两位从燕国来的“特使”终于穿过了身披铠甲、佩戴刀剑的武士们，穿过他们手执的早期兵器—戈，进入了秦廷。荆轲高高举起装着樊於期头颅的匣子，这样所有在场的人们都可以看见它。在荆轲身后，秦舞阳捧着沉重的地图卷轴，其中隐藏着至关重要的匕首。他们经过秦廷长长的过道，经过众臣的跟前。他们准备刺杀的秦王正独自坐在一处高台上等待他们。 尽管秦王的谋臣们鄙视儒家的传统，但他们还是准备采用其中一些惯例。一是“风水”的政治应用，即相信一个国家的运势会在建筑上体现出来。王宫朝廷被设计成让来访者肃然起敬乃至心生畏惧的样式—要接近国君，一个来访者必须登上咸阳宫廷的重重台阶，宫廷奢华而精美地雕饰着，体现着秦王的无上威严。他们还要经过高高的廊柱，肃穆的飞檐，穿过长长的甬道和青砖铺就的森森庭院。从远处看，王宫是土褐色的，显得那么至高无上。到了近处，来访者将会看见默默无言的、雕刻着蟠龙的宫墙。灰色的地砖上装饰着象征太阳的圆圈纹，当到秦王跟前，来访者就走到了作为太阳化身的秦王面前。 引子 图穷匕见(5) 《史记》说，荆轲保持了他一贯的姿态，在这极度的紧张之际显示出冷酷和平静，秦舞阳却开始因紧张而失态。秦王只是像一个坐在高台上的孤独的人，但是，他是已知世界中最严厉国家的统治者，并被上百的近身随从所包围。一直以来，年轻的秦舞阳可能并不清楚他自己的死亡几率和在这件事上的真正角色，而是把这次使命当作一场简单的械斗了，直到此刻，他才醒悟过来生还的希望是多么渺茫。 当他们两人走完长长的宫廷台阶，走近秦王坐的高台，秦舞阳变得脸色发白，并开始害怕得发抖。他那忽然间明显的神经质足以引起人群的注意。此刻，那么多燕国为之丧命的亡灵若有知的话，都知道秦舞阳的失态承担着让这项使命功亏一篑的危险。 荆轲对之一笑了之。他来到心生疑惑的秦王跟前，告诉秦王，秦舞阳是个从燕国南部乡下来的土孩子，没见过世面，此前他从未敢向上凝视秦王，像秦王看他们那样。荆轲解释道，这个可怜的傻瓜正沉醉于宫廷和秦王的威严中呢！荆轲请求秦王的宽恕，但秦王对此很不耐烦，他急着要看地图—这张有可能让献出头颅的樊於期借荆轲之手复仇的地图。荆轲从抖抖索索的秦舞阳手中拿过地图，自己走上了秦王坐的台子。没有人敢跟着他上前。尽管秦王坐的高台是敞开着的，通向王宫，但没有秦王的允许，谁也不能上去。全副武装的卫兵们在外围，没有秦王的额外许可，他们是不能进入内室的。 秦王从荆轲手中抓住了地图的一端，从荆轲手中牵开地图，这样，地图就在他们之间慢慢展开。地图慢慢展开了，燕国重要地区的地形标注得一清二楚，这片地区曾是燕国领土的一部分。当地图徐徐展开之际，在地图的最末几寸露出了匕首，此刻它正安安静静地躺在地图的末端。 荆轲立刻抓住秦王，用左手捉住了秦王长袖子的末端，他右手紧握着匕首朝秦王的胸口刺去，秦王迅速反应过来，他立即向后跳去，他那被荆轲捉住的袖子立刻撕破了，匕首没有刺着秦王。秦王躲闪着，奋力地试图把他佩在身上的仪式用剑从剑鞘中拔出，但剑身太长了，不易拔出，于是秦王只好跟荆轲游走，他躲闪在柱子后面，他的侍臣都吓呆了，他们惊恐地、几乎是限于迷幻地旁观—没有人敢上台来参战，因为秦王历来禁止任何人不经允许地接近他，所以即使是他面对白刃之际，他的规矩仍严肃地被恪守着，完全像他日常要求的那样。 台上的争斗大约只有几秒钟，但这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秦王的御医夏无且用他的药囊击中了荆轲，这在最关键的时刻分散了荆轲的注意力，同时，其他廷臣召唤卫士前来，有人（《史记》失载了他的姓名）大声提醒秦王从背后拔出他的剑，即把剑带调整到一个剑鞘背对他的角度。 秦王立刻这么做了。他拔出剑，从柱子后闪出身子，荆轲尚未反应过来形势已经变了，秦王的剑已将荆轲的腿砍了下来，秦王又向他的刺客连剁带刺，现在，荆轲支离的身体倚着柱子倒下了。直到此刻卫兵们才赶到并结束这一切。至于秦舞阳，大概此时还在台下呢，就没有被提及。 秦王几近死亡的经验已有若干次了。在他还没有借口吞并燕国之前就有过一次。经历荆轲之刺以后，秦王勃然大怒，他下令他在边境的军队增置岗哨，加强防卫，并派他最好的将领前去征服燕国。燕国领土大片被吞并，燕太子丹和他的父亲将军队布置到了远远的东北角，几乎接近现在的辽东，在那里他们又坚持了几年。 此刻，绝望中的燕王以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取悦入侵者，他命令他剩余的随臣去找到他的儿子太子丹，并把他的人头带来。太子丹被迫东躲西藏，但因被敌人和他的父亲追捕，最终，他做了一件尽孝的事—自刎了。 这次行刺失败后的第五年，燕王被俘，燕国土地完全沦陷。在其它地方，其余秦军成功地抓获了一些从所剩无几、仍在坚持抗秦的余国跑来的投降者。 引子 图穷匕见(6) 对燕太子丹个人而言，他刺秦和自刎的做法可能是对的。因为除非有人阻止秦王，秦王是不会停下脚步的，直到他的统治延伸到整个天下，从北方寒冷的不毛之地到东海之滨，从西边酷暑的沙漠到南方森森的丛林和绵延的山脉。在他统治的随后二十六年，最后存在的国家也俯首称臣，正如《史记》直白的记载那样：秦征服了整个天下。 基于自己获得了这些难以置信的成就，秦王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新的名号。他把上古的两个古帝王称号—“皇”和“帝”结合在一起，成为“皇帝”，来称呼自己。他规定了他是秦的第一个皇帝，而秦的统治将千秋万代地继续下去。 当然，世界比《史记》记载的要大多了—即使秦始皇宣称他自己是整个世界的主人，还是有很多地方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比如遥远的希腊。此时希腊城邦和马其顿国王在为条约的期限而争执；在罗马，罗马共和国正向世仇迦太基派兵。这些地方既不关心也毫不知道秦始皇的征服，即便秦始皇确信，在极西的流沙之外是不可能存在文明的，只可能有更多等待开化的蛮夷。有朝一日他们将听说秦，将之称呼为“秦”（中国）。 即使燕太子丹的计划成功了，秦王之死也不会止住其余国家继续被吞并。秦王本人并不是秦国的唯一灵魂，他那从严格宫廷生活中解放出来的臣下，就是用计谋把他送上权力巅峰的那个人（吕不韦），仍然可以辅助国家。在秦王出生之前，让他成为整个世界统治者的计划就已经开始。从早就过世的前辈学者们开始，就认为这世界需要一个开明、智慧的王子。此后，一个商人精心策划的计谋在一点点实施，他自己也同时一点点爬上政治阶梯。这个观点还许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联盟去寻找一个资助人，不过这资助人在受助的同时也得允许他们寻求自己的政治利益。嬴政，这位秦王，成了在伟大而周密的计划帮助下成长的第一位皇帝，辅佐他的有相国吕不韦和李斯，还有经验丰富的将领们。即使在他死后，他的臣僚们被迫寻找一个新的代言人之际，还希望能忠实于秦始皇自己的意愿。 他是一个统一了互相混战的国家的征服者，然而不仅如此，他还有着长生不死的雄心。但是，无论他的武功多么昌盛，他在历史上仍不被看成一个英雄，而被看成一个暴君，这本书就是关于他的故事。 神圣的命运(1) 在中国的历史上，最初是神话传说时代。盘古，这位开天辟地的大神，他将鸡蛋一般的混沌凿破，带着霹雳般的巨响从中冲出。在随后的十万八千年里，为了防止天和地再次并到一起，他手擎着天，脚踏着地，身体不断地长啊长，最后他终于倒下。当他最终腐烂之际，他身躯的各部分变成了构成宇宙的新物质，像日月星辰，和我们这个世界。 在天底下，最初的生灵是人头蛇身的。他们生息繁衍，他们之中有一支是从天堂贬谪而下的，因为天堂拒绝他们进入。他们跟雷公— 一个有着双翅，长着凶暴眼睛的凶神作战，那个时代，天地间仍然有梯子相通。当时，这群人首蛇身的人们分成水、火两个不同的部落互相争斗，它们各自的领导者—两位远古的大神，祝融和共工，则在可怕的争斗中灰飞烟灭。一个倒下了，在恶水畔被烧成灰烬；另一位在卷土重来之际却毫无预兆地销声匿迹，他的身体变成了一团火焰，在随后的一场战役中，天塌了下来，地上被砸出深深的、犹如疤痕一般的裂缝，它一直深到地底。大火在山林间熊熊燃烧。星辰黯淡，江河改道，但是一位女神女娲拯救了这一切，一切都修复得跟以前一样。 女娲飞上天空，首先引起了其他天神们的注意，他们也随之来到地上。在五派神系中，两个兄弟部落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大地上随处都是他们因战争散落的武器，古书说，当时血流成河，熊罴、虎豹和其它猛兽则在人们飘扬的旗帜下充当先锋。 幸存者们回到位于九重天上的城阙中，这九重天的城阙位于五个陆地相连的要塞之上，由一头怪兽看守着，这怪兽是一个没有骨架的，长在大瓮里的怪物，它通过这种方式猎取食物，就如用魔法催大的一般。时光飞逝，他们决定耕种土地，并且种植水果和谷物。其中一人与人间女子通婚，很快，人、神的后裔昌盛地繁衍，这样，生命变得短暂了，他们的后裔不再能活千年，而是仅仅几个世纪。几代之后，据说天神仍知道不死的秘法，但他们把持着，不让人类得到，而只让神受益，据说此药能让人返老还童，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当地上发生再一次天神及他们后裔之间的战争之际，天地之间的梯子就断裂了，离开地上就变得更加困难。一种新式的武器发明了，它是用盘古的皮做成的鼓，它像日月那么耀眼，掌管着雷电的能量。它小小的声音就能摧毁一半敢于反抗的军队。于是随后，它的主人黄帝，给天下带来了和平。在黄帝统治的时期，他看着文明的曙光在这片土地上遍地显现，文字发明，农业出现，人们开始筑屋定居—现在的人们理所当然地享用着的许许多多发明都是在那一时期出现的。黄帝是一个播撒文明曙光的统治者，又是一个发明家，他早期作为武士不断征战的岁月确保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战争不再发生。 黄帝让他的子民铸造“鼎”，它像一口大锅，上面铭刻着他的胜利。当鼎铸成之后，天上垂下一条大龙，黄帝宣称他离开人世登天的时刻到了，但大龙只能驮载黄帝本人和七十名他亲近的人，其他神只好被遗漏了，大概是由于这些人的愤怒，以后再也没有过来自上天的造访。黄帝自己的女儿也被遗漏了，大概是由于她体内的热气吧。另一位能呼风唤雨的神灵也被遗漏了，虽然他曾为他们效力。 黄帝和那天上天的神仙们没有再回来。地上的人们只能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生不老的仙术失传了，于是人们的寿命变得更加短促。而且，地上的人们似乎忘了神仙曾教给他们的很多东西，地上的君王则汲汲于仪式和各种细节，热望回到那黄金时代。传说中的一位统治者（后羿）在十日并出的年代，保护着他的子民，相应地，一位王后（嫦娥）飞向了月亮。大部分统治者都让他们的子民简单淳朴地劳作，驯服难以预料的江河，灌溉庄稼。就像所有国家的神话传说时代那样，这史料朦胧的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那时，人性丰富而仁慈，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神圣的命运(2) 所有这些激起了人类哲学家们的一个问题：到底哪个环节错了？ 当传说时代向信史时代过渡之际，有人发问了：假如古时的人们都如此完美和贤良，那么，时至今日，为什么所有的事物都分崩离析？在公元前6世纪，孔子说那是因为当时存在丰富的“礼”和人们之间的契约，任何事都有其原因，许多提及先人的奇怪的诗篇和歌谣被用来传递各种信息。孔子是圣贤中的第一人，他是一名先前的鲁国国君的臣仆，致力于教授他人，造就了一群弟子，这些弟子们的教养总在他们服务的雇主之上。尽管孔子的政治生涯很短暂，而且后来被一些阴谋弄得戛然而止，然而他的许多学生在当时的各国政府担任要职，他们之中没有人在“中央世界”本身谋求职位，这“中央世界”即周王领地，在那里，后来的周王延续着有名无实的统治。尽管周朝统治者仍然满足于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身份，实际权力早已下移出了宫廷和要塞，下移到渭河之畔的冲积平原上。 周王室有一个图书馆和一处宫室，对学者和贵族们而言，这是他们的朝圣之处。这里保存着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礼典和文书以及对宇宙最深入的解释，但这不过是个影子。数百年来，周王早已不能掌控底下的诸侯们，当某地诸侯宣称自己是天子之际，等于向周天子发出了想要平等的挑战，当时的周王对此毫无办法。先前分封的各诸侯国变成了各自为政的国家，只是还剩一个一体的空名，这个空名表现为周天子仅仅是名义上的共主，周的都城也仅仅是名义上的天下中心。 即使圣贤也认为：某些东西已经逝去了。孔子认为是人们的道德和良知出了问题—我们与生俱来地拥有美德，只是它需要经常被保护，被鼓励；同样，我们与生俱来的劣根性也需要被压制。孔子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造就一个可以作为当时人表率的知识阶层，这个知识阶层中有些人是学术的，有些人是外交的，这些足以为人导师的人们应保存着旧时的诗歌和仪式，并保证这些在后来不会失传。尽管像孔子那样的试验确有可能对后来的几代人产生影响，但他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强固的基础上，这一基础就是哲人们相信他们自己的道德良知，还有就是旧时的文化和美德必须继承乃至仿效，这样孔子的设想才能付诸实施。但是，当数十年过去，天下分裂，“战国时代”来临，孔子的设想看样子越来越不可能在这真实的世界实施了。 世界的中心在黄河畔肥沃的冲积平原上。被分封的诸侯们由南到北，从西到东地散布着，不过到处都有更多的荒地。黄河有一条支流渭河，它从山谷发源，流向高地。这就是秦国，一个从蛮荒的西部内徙的国家的封地。即使秦是离宗周最近的一个诸侯国，它仍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严酷生硬，不时处在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跟那些开化了的华夏诸侯之间全无共享的疆界。 秦人自有自己的天命传说，这些详细地保存在秦国的编年史中。这编年史现在亡佚了，但它是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资料来源。在传说时代，当人们从天上下降到地上之际，一个姑娘有一次吞下了燕子卵，而后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成为君王的臣子，在建立早期灌溉体系中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因此，黑色的旗帜、“嬴”这个姓（意思是丰富），或更通俗地说“胜利者”，都是跟他联系在一起。 秦，在中国的西陲，他的后裔满足于能跟统治者周王那么近距离地联系。当传说般的商代被严肃的周代所取代时，就是西陲的人们渐渐接近权力之际。尽管他们希望很快被认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但很可能他们的血统并不出自华夏，而是出自蛮族。这周朝西陲之外的秦给予了周朝大量他们难以自己拥有的重要物资—马匹。 秦始皇的早期祖先们，因为他们在黄河西岸的牧场为周天子放牧而获得了回报。当他们获得了“嬴”这个姓氏之后第四代，我们发现他出色的后裔站在周朝第一位天子身边—当商朝被推翻之际，嬴氏家族的一位成员驾驭着战车参战，这为以后嬴氏能受封为诸侯作了准备。在史书记载方面，早期几代秦公时的历史模糊不清，据说，这个家族的一员长着鸟的身体，但能说人言。但当周朝建立十代以后，嬴氏家族在史书记载中还是作为周朝的养马者而存在的。他们之中最声名卓著的是造父，当周天子出巡到远方地区平定叛乱之际，他驾驭战车护卫周王，穿越了已知世界。 神圣的命运(3)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欧洲，亚述出现了一位英主，埃及在内战中衰落，希腊则开始摆脱黑暗蒙昧的时代。在亚洲，西方的蛮夷逐渐向周王的疆土逼近。 为了保护自己的疆土，保护东方的这些民族国家，周王制定了一项计划。他在公元前857年确认嬴氏家族领有周朝最西的疆土，封他为第一位秦公（秦的这个名字来源于一种当地的谷物）。于是，嬴氏家族发现他们在拥有了自己发祥地的同时，被迫向西发展，去争得那片曾被戎狄控制的土地。他们不时地扩大着领地，他们的奋斗，毫无疑问让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壮大。 在与西戎作战了三代之后，秦国勇敢善战的武士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终于为他们的疆域奠定了新的格局。第二位秦公只统治了极不引人注目的几年，他的儿子秦仲被西戎俘获并处决。然而，第四代秦公，继续攫取并保持着疆土，并成了西部荒原的主人。 秦人开始以好战而闻名。第四代秦公的长子则开始在朝中统治，而不是去跟残余的西戎部落征战。秦公的封号落到了他弟弟身上，他可能想通过与西戎联姻的办法来安抚他们。 尽管在华夏诸侯看来，秦仍然是个化外之国，但它再也不是一片荒野，而是一片由周天子正式分封承认的国家，它的统治者都拥有“公”的爵位。当有的诸侯敢反对周王的时候，是秦公给予周王有力支持。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一位秦公首次为秦建立了都城，好像还获得了一块神秘的石头，它产生出的火焰能纷纷变成乌鸦。获得这样的灵物预示着一种不同凡响命运的到来—它预示着秦在日后不仅能跟周分庭抗礼，还能凌驾于它之上。然而，因为秦公和贵族们被迫继续向西开拓疆土，任何秦国贵族的野心都会在宫廷计谋下被扑灭。 阅读《史记》公元前715至前695年字里行间的记载，可以看出秦的公室被大臣控制了，间或又穿插着西方两个新部落的入侵，有一位秦公年仅11岁就即位了，当他过世之际，他的幼子继位，这位秦公五年后就被谋杀了。只有到他的长子秦武公之际，才结束了与西戎的长期战争，处决了国内的反叛者，并稳固了秦的世系。他是一个强硬的人，遥远的西方袭来阵阵风沙，连年又进行着不断征战，这一切都令他更坚强。三十年间，共换了五位秦公，但即使经历种种阴谋和斗争，最终总能出现一位更为强毅的秦公，边疆也更加稳固。 对于周王来说，秦公的日益强捍、秦国的日益扩大或许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在周王眼里，秦国不过是负责周朝马政的国家，它应该被经常性的、不时爆发的战争日益削弱，并且保证华夏的核心地区不受戎狄的侵犯。但是，从秦穆公开始，秦的注意力从西部边疆进一步转移到东方，那些已经深深开化的华夏诸国。 秦国注意着它自己的东方边界—晋国，一个实际上早就在内讧中四分五裂的大诸侯国。在公元前七世纪晚期，晋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秦国给予了帮助。但当秦国发生同样的旱灾之际，晋国却坐视不助，秦国仍然不断地跟西戎发生摩擦，但也有时候是跟它那开化的邻邦。秦穆公的一则著名事件就是他原打算用俘获的敌酋作牺牲祭祀神灵，但后来在劝阻下只好放弃了。 在被后来史家称之为“战国时代”的岁月里，一代代秦公继续跟他们的对手作战。在孔子的一生之中，秦国先后嬗替了五位秦公。孔子游历了当时大部分的国家，但他不太瞧得起秦这个刚起步的来者，认为它的粗糙和后进不值得自己光临，就没有到秦国。 孔子死后不久，公元前453年，秦国东方的邻邦晋国失去了神灵的佑助，分裂成三个小诸侯国。与此同时，秦国转变政策，跟它们都建立外交关系，旨在让它们互相不睦。然而，就在秦国获得了能向东方施加影响的机会之际，它却再次陷入了内部之争。一位秦公跟他的臣下之间政见不同导致了内战，在围攻中，秦公自尽。这位秦公的两个儿子开始争夺君位，直到公元前385年，当合法的那位继嗣者占了上风，即位为君，他的第三位堂弟则跟篡位者那牵扯进来的母亲一起溺死在河里。 神圣的命运(4) 因为此番又是一位强悍者为君，秦进一步地文明化了。在衰微无力的周王京畿上游，一座新都在咸阳建立。周王室此时衰微到了只能以重礼取悦强邻的地步。当周王祭祀神灵之际，杀牲所得的胙肉被赐给秦公，这可是莫大的殊荣。但是，如果周王希望用贿赂和礼物能让秦公站在自己一边，他就失望了。关于一统天下的话题在这个时代早就开始被讨论，周的实际控制区域退缩着，从四面荒服退缩到王室京畿。事实上，连这最后的京畿，秦也想最终吞并。周王大概希望这不可避免的命运能采用和平的手段，比如通婚，这样一方可以继承两处的君位。然而，秦国贵族更愿意将周的京畿吞并，成为秦国的一部分。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已经不可能假设哪种办法更好了。当时，周王在其他诸侯那里受到的尊重也越来越少了，只有孔子的儒家继承了传统，他们认为不能对周天子更不敬。而传统却早就认为天命是可以更改的。如果“天”对周王不满意，那么，或许应该改朝换代，正如千年之前，周取代了商的天命一样。很显然，秦公认为他自己是取周王而代之的理想候选人。 在公元前361年，年轻的秦国得到了一位哲学家的效命，他是一位亡命的贵族，名叫商鞅。年轻的商鞅曾在他的故国继承了封地，但因为他所事奉的贵族公子境遇不佳，并发生了一些事，他被迫逃亡。在这位公子死期将至之际，他向国君荐举商鞅，说国君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重用商鞅，要么在他为其他国家效力之前就杀了他。不过，这位即将辞世的公子同样告诉了商鞅他对国君说的话，商鞅知道了这个暗示，于是逃亡。 《史记》并不承认商鞅的功绩，它认为商鞅从来就是个坏种，正是他那不正常的被任用导致了后来那些发端的征服战争。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商鞅匆忙逃离，他是带着对早期传统的深深鄙弃逃离的，他决心到秦国，因为这个国家当时正在极力招徕人才。当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接见了他之后，他是以陈说儒家的陈词滥调作开端的，秦孝公毫无兴趣。当商鞅吊起秦孝公的胃口，开始讨论严峻的现实时，秦孝公才开始兴奋起来。到公元前359年，商鞅已不仅仅是秦国政府的一员，他开始实施他那横扫一切的计划，进行一场合法的、轰轰烈烈的改革。然而，商鞅的大部分观点跟儒家信条相抵触，秦孝公开始担心他的国家将再次被认为是无知、不开化的地方。但商鞅告诉秦孝公，他可以沿袭儒家之道，不过这将一事无成；然而如果他采用自己的办法，他将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犹豫者，将声名无获。踌躇一朝将一事无成……有独立思想者必会遭到庸人嘲笑。愚者只听说那些早就习以为常的，智者能预见尚未发生的。” 在周代，儒家式的教育早就深思熟虑地防止像商鞅这样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孔子一生都在为这样一些原则而奔走—从长者那里获取诸如准则、智慧等等。一个明智的人被认为不应对这些原则有所置疑。然而秦孝公却准备倾听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实在不比让一个无知的人掌管准则更好，而且认为真正的智慧就是做任何实际有需要的事。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整个被重组了。什伍保甲法这种中国古老的村落编制方式变成了政府组织的一个单位，这十家、五家互相监督，甚至互相告密，任何告密犯罪行为的人都可以获得跟战场上的甲士斩首一馘同等的奖金，而任何遗漏犯罪线索的人将被腰斩。国民们被迫成为为国家公务而劳作的机器，只有农夫和织者受到肯定，懒惰被看作不可饶恕的过错，游手好闲则将被罚做官奴隶。 然而，秦国贵族起先根本没有接受任何商鞅的法令。秦国贵族们是经历战阵的，他们并不害怕用军事手段，相反，他们以之冒险，要么获得成功，要么被从公室贵族的群体中清除。商鞅的改革造就了一种严厉的、法西斯式的氛围，秦拥有了虎狼一般的军队，并虎视眈眈地窥视邻国，秦国从此成为一个国君沉醉于自己的宪法，并不断扩张自己疆域的国家。商鞅变法造就了一部征服机器，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四面树敌。小农阶层他尚能应付，当数以千计的国人反对他的恐怖统治之际，商鞅就把他们安置到边境，这样，反对就暂时平息了。然而，他面临着旧贵族们的更大阻力，尤其当太子的助手和老师反对之际，商鞅终于对他们施以刺字（墨）、割鼻（劓）之刑。 神圣的命运(5) 虽然秦在军事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只是在秦孝公执政时期，商鞅逃脱了仇敌的制裁，当孝公于公元前338年去世之际，太子加冕即位，即秦惠文君（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他追究起商鞅对其师傅施加肉刑的往事，惠文君做太子时曾多年压制住对商鞅的愤怒，商鞅当然明白这一点。现在惠文君成了新的国君，商鞅于是逃跑了。 当他逃到边境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时，他被拒绝入宿，因为他不能提供合法的身份证明书。旅馆老板孜孜守法，他告密说商鞅本人来过这里了，被驱逐的官僚们又对商鞅极度仇视，因此商鞅没有能越过秦国边界。邻国又极其害怕秦国，他们拒绝接纳逃难的商鞅，最终，商鞅无路可逃，只能回到秦国，在那里，他曾挫败过阴谋政变，然而，他终于成为一个他亲手创立体制下的俘虏。惠文君下令将商鞅车裂，并且诛杀他的全家。 不过商鞅的政策没有让国民们感觉到快乐，他们立即感觉到了国家政权对他们强有力的控制。过了十来年，商鞅的计划开始奏效，他死后，犯罪在秦国被完全消灭，任何好战者都被充实到秦国战场的前沿。后来者会指出商鞅政策的矛盾性，即他的法律带来了一种恐怖的气氛，在这些法律的强迫下，人民变得赤贫、背叛。 不过，即使是处决商鞅的惠文君，似乎也受了商鞅政策的感染，他开始喜欢起卑鄙的阴谋，并冷酷地谋求任何可能的事情。商鞅可以发出最后一笑了，因为他的政策被惠文君沿用，并使这个国家的法律空前地严酷。秦国对本国国土外的生存空间的胃口毫无疑问地持续着，在惠文君执政的当年，秦军攫取了一块黄河以北的土地，这土地原来属于它的邻国魏国。惠文君起初将这片土地归还了，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他重新占领了这片地方，并强迫这片土地上的魏国居民迁徙到魏国本土。接着这次征服，他更大刀阔斧地远征西南，到了今天四川的肥沃盆地上。他完全征服了当地土著，将最后一位蜀王封为秦国爵制中的“公”。秦攫取的土地让它的疆土成倍扩大，从此它的统治延伸到那些富庶的土地上，并且通过南方威胁到中原。历来，能据有长江上游是非常关键的，而秦做到了这一点，这使它更具锋芒，最终能够跟位于长江流域的辽阔楚国决一雌雄。 从《史记》记载的史料看，战国时代充斥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各种的联盟活动。尽管大量的竞争是为了保全自己，但从此它们统统都不再尊奉周王的威严，自己称王。秦也加入这一潮流，在进行了丰盛而仪式复杂的献祭之后，秦惠文君十二年开始改为秦惠文王元年。 秦国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但秦人仍然以质朴无文、举止粗野著称。惠文王的长子，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在位），一次酒后为了炫耀他的力量，试图举起一只非常沉重的青铜大鼎，这使他受伤，旋即暴毙。曾有一些较小的诸侯国统治着河谷的土地，秦国吞并了它们，于是秦的疆土深深延伸到了南面、西面。好在征服者质朴而粗犷，虽然秦国疆土空前扩大了，但并没有让所有的地区改变原来的统治方式。虽然秦自己也不时经历戎狄入侵，它的西、北边境开始建立起防御性的长城，这样造就了像山峦一般的自然屏障。现在，秦国跟远离它的齐国交换贵族作为人质，齐国将它的储君送到秦国作“客”。 此时，周王室仍号称它是天下名义上的共主。秦国陶醉于对其戎狄邻居的不断征服，它征发大量奴隶和刑徒去构筑西陲的长城，以便建立起游牧民族不能入侵的防线。公元前300年，在那位因举鼎而死的秦武王的少弟—秦昭王（公元前307—前251年在位）统治期间，长城终于建成了。 公元前3世纪的80年代，看上去像是秦、齐互相企图超越对方的年代。公元前288年，这两国诸侯王都号称自己是天下的统治者，就像传说中的古帝王那样。其他国家，此时还强大得足以拒绝这种宣称，这种称帝的雄心和闹剧很快退场并被淡忘。秦昭王本人曾在燕国作过人质，他于公元前284年参加了反对齐国的联盟，他派兵跟他先前的敌人赵、魏一起组成联盟，由燕国一位将军（乐毅）领导，入侵齐国。 神圣的命运(6) 联盟很快就崩溃了，因为别的秦军继续在吞噬着这次盟国们的疆界。但联盟还是达到它的主要目的，那就是齐国曾强大到能跟秦国分庭抗礼，它是秦国最大的心腹之患，此刻，它被削弱了，它跟以前的齐国比只是个影子罢了。 当时的人们认为，世界末日肯定快要来了，权威还在继续下降的周王更是这么认为。甚至有的人认为根本不可能寻找一个（名义上或者实际上）可替代周朝的。孔子死后，他后来的信徒开始认为他是“素王”，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让孔子真正君临天下，所以一片混乱。行星的灾变也预示着当时局势的混乱和下一个救世主即将出现，后人在回顾时认为孔子出生是圣人的出世，在此后的五百年将不再有圣人出现。如果上天放弃了对周王的合法保佑，那么，取代它的理想候选人也早就没了。 这样的观点在学者们中很有影响，尤其孔子的后学们，他们认为孔子才是理想的政治家。但孔子本人只是作为一个传统的传承和解释者出现的，并没有建立其任何新的东西，他的后来者们经常认为孔子如果施教于整个世界，人们将真正认识自我。 在秦始皇出生以前的时代，最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来自一个小国，但在齐国完成教育，他成了一名引人注目的学者，三次做过东方地区最高学府—稷下学宫的领导人。稷下学宫的名称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一种谷物—稷。稷下学宫鼓励学术争论，许多伟大的思想都产生于其中。它的神圣性同样产生了鼓励追求真理和一切可能性的氛围。“稷”是至关重要的民之食物，这寓意着政治家们的工作是为了让天下人远离饥馑，远离外交上的争斗，让农夫们确信他们将毫无克扣地获得他们的收成。 荀子诠释着先人的施教，这导致了另一种在秦看来的“胡言”的来临。事实上，他继承了孔子的观点并走得更远。他敢于宣称关于神灵们的故事仅仅是传说，他像一个伟大的愤世嫉俗者那样质问：如果天子在献祭时仪式有什么闪失，是否真的将发生灾异？难道天上的龙真的会吞噬太阳？还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它？如果仅仅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它，那么，人们在发生日月之食时是否敲锣打鼓或献祭，对日食是毫无影响的！ 自从荀子认为那些传说中的神灵和他们神话般的战争缺乏依据开始，他就对传说时代不感兴趣。正如他之前的孔子那样，荀子对怪、力、乱、神也是不感兴趣的，他以这种理性而严格的态度影响着自己的学生，他回避任何建立在这些神话基础上的争论，他让自己的学生们注意真正已知的事物，尤其是孔子留给他们的历史书籍（《尚书》《春秋》）。这些上千年来真实可信的政治事件、战争、缔约等，值得学者们用一种以往事教育后人的态度去编纂。 孔子的著作中尤其是《春秋》，被荀子当作范例精心教授。荀子全心全意地赞同它。孔子总结了这些早期历史中的失误和外交事件，他希望这些经验可以证明：只有真理，才能在即使罪恶的时代占上风。荀子对这些并没有充分的信心。荀子从孔子总结的历史中看出了一个简单的、并不受欢迎的事实，那就是只有刑罚才真正起作用。孔子注重礼仪，希望通过严肃的仪式和庄重的举止，人们能够知晓自己的责任；荀子则把礼仪当作又一项繁琐的累赘，它不如一种更具有强制性的力量—法 ；孔子认为善举可以产生更多的善举，以及最重要的美德就是像别人希望获得的那样诚恳地对待他，他赞扬人天生的善良本性，事实上，他的许多理想都是建立在这一希望上的。相比之下，荀子更现实，他对学生们强调，有些人必须通过别人由正确的途径来引领，而这引领方式，有时是需要用大棒的，而不是用胡萝卜。这使荀子暗示他的学生，要以正确的行为对待他人，对仪式充满敬意。不过最终这一切还是要归结于对“法”的强调，尤其是刑法。荀子断言，一个圣贤般的统治者在面对犯罪和犯罪原因之际应是严峻果断的，这就是荀子的法家思想。 神圣的命运(7) 这些，其实都是已经走向偏差的事物。时间流逝，人民开始变得轻率，不再遵从代代相承的旧法。他们不忠君，同时，君主们也纵容了太多应受制裁的行为。就像周天子那样，他持续不断地重新定义诸侯们对自己的轻蔑，因为不想去处理这些。 当荀子在稷下学宫教授之际，他告诫学生们，让他们的注意力从无意义的对神灵的争论转移到现实世界中来。他指出，可以抛开周天子的尊严不提，因为很少有学生会到那里去任职，为什么？因为那里不过是个样子，它没有用，它什么也不能促成，什么也不能得到—权力、财富和影响，这些东西都在等待，等待着更强有力的诸侯国君，当然，除周天子本身之外。 跟其他诸侯国比，秦国的百姓们在紧张劳顿的气氛中生活。其中，战争是件最可怕的事情。从当时官吏工作的细节看，那时的战神庙和审问场所是同一个地方，而且在各国，战俘都为他们各自的神灵所瞧不起。早期文献还简略地记载了“衅鼓”，它毛骨悚然地暗示着一些细节尚不清楚的仪式，这仪式构成了古代中国军事生活的一部分。 当孔子鼓励这些国家沿袭旧有传统，各个家族应相亲相爱之际，秦国的情况则变得国君能越来越有力地控制。荒原上戎狄的长期威胁已使这个国家长期处在战备的状态，荀子将秦国的这种状态称之为“狭隘的地带”，他也可能是指渭河沿岸狭长的肥沃地带，但更可能指的是存在于秦国边界上的严峻事实：“人民被当局逼迫着，过着一种被剥夺的狭隘生活，他们被各种动机和爵赏刺激着，也时刻受刑罚的威胁。受控制的底层人们知道，只有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他们才能从控制他们的上层那里获得一些好处。” 荀子认为像秦这样的国家是和平的威胁，但他同时认为纯粹儒家式王道总比野蛮、霸道要好。当他更为年老之际，秦国持续不断地吞并着其他国家，荀子的王道论开始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荀子的一位亲传弟子，韩非，第一次提出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观点，那就是或许秦国的政府组织方式并不是不规则地、偶尔地出现的，而是其他各国应实际效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秦人对荀子的观点采取了不规则地断章取义的态度：当秦昭王那弥留之际的母亲说她希望跟她那活着的爱人合葬之际，一个富有经验的廷臣说这样的姿态根本不必要，因为根本不存在那个她的灵魂需要陪伴的死后世界。 事实上，当时确实存在既能来供职、又能够挽救脸面的理智者，自从孔子本人拒绝讨论超自然事物，更愿意关注此时此刻开始。假如是为了更大的良知的话，其实孔子的作品中有足够的篇幅能被用来支持严峻的寡头政治。而荀子，正如许多儒家学者那样，知道许多理论，但很少懂得实践。当他在齐国的职位因政敌变得日益不可知之际，他开始考虑周游他国，公元前265年，秦国的相国向荀子发了一份邀请，荀子决定去看看。 荀子访秦充满了矛盾。关于他与秦国相国会见的记载充满了大篇明显的阿谀之辞，荀子先前曾将秦人形容成一支遥远山谷中的无知粗人，直到他抵达这个国家，他才发现应该吹捧它“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和他所碰上的每个人无比的礼貌。但是看来荀子只有接近相国才能接近秦王本人。一次，在秦王出席的场合，荀子显然不那么逢迎，他还是那不赞同的态度，他指出，秦国如果不放弃使用武力达到目的，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文明和开化的国家。秦昭王礼貌地听着荀子关于组建一个良好政府的言论，但秦昭王已经统治了秦国将近40年，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猜测这种事情，无论荀子的企图是多么高尚。虽然荀子素来以善于捕捉严酷事实真相而闻名，他提及的现实对秦昭王而言并不愉悦。荀子在秦国呆了些日子，过了一阵，秦国的疆土扩展得更大，荀子仍然没有在秦国政府中担任公职，最终他回到了他的故乡赵国，在那里，他成了一个渲染秦国实力的人。此刻，他对于秦国的下一位统治者，一位被忘却了的秦国贵族人质—王孙异人，正住在赵国邯郸，一无所知。 神圣的命运(8) 一位君王的漫长的统治无疑能让一个国家安定，但对于其嗣位者而言却不是件好事。秦昭王在位的时间长到了足以能让他的嗣位者死在他的前面的地步。又过了两年，新的继承者才定下来。最终，秦王的二儿子安国君将即位成为秦王。这样的决定注定要发生另一场王位之争的风波，因为安国君没有能合法继承王位的儿子。《史记》记载他深深爱着他的主妻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如果为安国君生过孩子的话，她大概也只生过女儿。他的姬妾们有二十多个儿子，包括王孙异人，一个由夏姬生的儿子。 《史记》对夏姬记载很少，她是个不起眼的人物，不过她是否由于安国君或华阳夫人而不起眼就不知道了。王孙异人也被看作是秦国王室的疏远分支。正如那个时代许多青年王子的命运那样，异人被送往另一个国家充当人质，他的名字就是“外人”的意思，暗示了一些他孤独无援的信息。 这种交换贵族人质是为了防止互相发动战争。但是，秦国从来就是视人命如草芥的，异人被送往赵国首都邯郸，“赵”这个国家的名字寓意着一群人周围有一个不受欢迎的闲逛的人。赵国是在早先一个大的诸侯国—晋国的废墟上建立的，此前的几个世纪，晋国长期内部纷争，终于四分五裂，赵国就是跟韩、魏瓜分晋国而出现的。 对人质而言，在邯郸的生活可能是紧张的，因为只有除了赵、秦之外的其他国家才能充当赵国和异人的故国—秦国之间的调停人，这意味着秦、赵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一直很大。异人客居于赵国邯郸，而赵国正是一个与秦国的政策有高度关联的国家，而秦国又是异人的故国。异人在邯郸跟其他青年贵族人质住在一起，他可能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被送到邯郸的时候，几乎没有仆人，也没有盘缠。他预期他去做人质是一场折磨人的命运，假如秦国和赵国关系越来越紧张的话。 在那里，有人认为异人所处的位置相当有潜力，这些人中最有名的就是邯郸的一个商人吕不韦。他把这位被遗忘的人质王子看作一个难得的投资机会，中国的传统使狡猾多谋的吕不韦开始寻求自己父亲的帮助。 当回到家，吕不韦问自己父亲：“一个人务农能有多少回报？” “大概是投资的十倍。” “那么投资珠宝奇石呢？” “大概是一百倍。” “那么，帮助国君建立基业呢？”吕不韦问。 “那就不可估量了！” “我要是去务农，即使再勤勉，最多不过吃饱穿暖，”吕不韦说，“但如果我能建立一个国家，让国君登基，那么，我就可以富有到足以给子孙世袭封土！” 他到异人那里，说虽然异人在秦国王室位置低微，但因为安国君并没有合法继承人，所以异人博得他父亲的欢欣，进而继承王位的可能性跟其他王子一样。吕不韦说： “秦王年迈，安国君是储君，我听说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但她没有子嗣。事实上，决定谁为子嗣是需要她提名的。你有二十多个弟兄，你既不是长子，又不是最受宠的，又长期在异国做人质。当秦昭王百年之后，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你将日夜思索用什么办法击败那些比你年长的，以及比你离他们近的兄弟呢？” 异人毫无疑问是思考过这些的。吕不韦只是准备做他的担保人，为他提供粉墨登场的机会。吕不韦相信，这问题的关键之处也正是它的解决之道，因为华阳夫人必须提名一位儿子做嗣位候选人，而她自己又没有儿子，那么她提名谁都可以。吕不韦打算自己到异人的故乡—秦国，寻求华阳夫人的支持。 这个决定虽然看上去很离奇，但吕不韦真的将未来都押在上面了。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显出一副资金十足，极其富有的派头，因为当异人同意时，吕不韦立刻用了不少钱，使异人变阔了。他给了异人四分之一吨金子，现在异人有能力向华阳夫人表示敬意了。在吕不韦劝说下，异人送给华阳夫人一名随从、许多礼物，吕不韦亲自送异人回国，在那里，他安排了华阳夫人的一名亲戚去做说客，文献并没有提及这名亲戚是男是女，但《史记》认为是女的，吕不韦完全有能力让华阳夫人说异人的好话，并且宣称异人是华阳夫人在赵国最喜欢的。他还捏造了一通并不那么阿谀的事实，那就是她自己的位置和安国君的宠爱并不见得会长久，只有立孝顺她的异人为嗣，她的未来才有依靠： 神圣的命运(9) “以色事人，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夫人事奉安国君并备受宠爱，即便夫人并未生育。如果夫人选定一个善良有德的儿子，并认他做法定继承人，那么，无论安国君是否在世，夫人都将受到尊敬，百年之后，夫人之子即位，夫人的地位也不会受到动摇。因为青年时代正是为日后的加倍荣耀而交易的时代，当您的美貌不再，他的恩宠也将不再。难道现在不是向安国君开口的时候吗？” 《史记》记载着这段直率却又诗歌式的话语，尽管司马迁的记载跟可能作为《史记》资料来源的《战国策》有所不同。《战国策》记载此事的顺序跟《史记》不同，而且到处都暗示了这场关于异人的外交式谈判持续的时间比司马迁记载的要长。假如我们采用《史记》的观点，那么，华阳夫人是立刻就采纳了吕不韦意见的，并且立刻就跟安国君提了，让安国君承认这个她新认的儿子为合法继嗣者。而《战国策》还记载了一些别的信息，包括异人亲自去拜见华阳夫人，此次吕不韦并没有过多地阿谀奉承，不过异人去看她的时候穿了她家乡的衣服—楚服，最终这一招获得了她的欢心。 无论异人和吕不韦用什么手段取悦她，华阳夫人总之最终到安国君面前提了，她提议让异人做子嗣，并且喋喋不休地说异人怎么个好。尽管她是以平静和不激动的口吻开始的，然而当她说到感谢安国君的宠爱而得到王妃的地位，以及她不能为他生个儿子时，她的眼泪很快流下来了。看着他最心爱的人流下眼泪，安国君很快答应了，并且送给华阳夫人一枚玉玺，作为认可让她新认的儿子作为继嗣的凭信。吕不韦带着这个好消息回到邯郸，他此回又有了一个新的头衔—异人的老师。异人这下子获得了未来秦王的身份，快乐地带着他新认的父母给的许多礼物和随从，在邯郸过起了比原来好得多的生活。他甚至娶了个妻子，这对幸福的夫妇很快有了个孩子，这孩子长大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其实这故事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和平静的。《史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在各卷中显出抵牾。尽管司马迁编年史的资料早就被其他史料和现代考古资料所证实，但还是有一部分记载让后来的史学家认为他记载错了。主要原因是，怀疑司马迁记载有误的观点认为司马迁生活在此后两百年的汉朝，而汉朝是深深厌恶它取而代之的秦朝的。相应地，一些史家就认为司马迁就在秦始皇的出生史实上添加了一些不名誉的事实。 或许司马迁确有一些被忘却的史料，不过这些史料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他记载的一些故事，很显然，虽然确有证人，但这证人只是一、两代的人。比如，那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这史料就来自司马迁老师的老师，这个人知道是御医夏无且把药囊砸向荆轲。但司马迁记载的下一笔（秦始皇出生）那么奇怪，它简直是一则丑闻—司马迁似乎并不像在重复一些非常明显的无稽之谈，除非他深信此事，或许当时他不得不这么写，因为有巨大的压力。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异人在那个夏天因跟一位舞女有染，于是，在公元前259年初，一个儿子出世了。这个男孩被取名“政”，就是“政治”的意思。尽管这孩子当时被命以该名可能是因为某个指代他出生这个月的同音事物。他此时姓赵，因为他是在赵国出生的，后来他改姓嬴，即他父亲的姓。后来，异人跟这位生了儿子的舞女正式结婚了，这样她就是秦国未来的王后，她的儿子也必将即位成为秦王。 但司马迁的记载中还有一个额外的故事，叙述这对夫妇第一次相见的情景。根据《史记》，这位舞女叫赵姬，是邯郸最美的美女之一，那么，毫不奇怪，她是一名妓女。同样，她是吕不韦的情妇，在跟异人第一次见面之前一直跟吕不韦住在一起。当异人地位迅速变高之后，他要摆酒酬谢吕不韦，他这么做了，当赵姬出现时他希望赵姬成为他的人，司马迁提到此事时对吕不韦的所做是很恼火的，他还指出这个舞女此时已经怀上了吕不韦自己的孩子。 神圣的命运(10) 在这件事上，除了司马迁自己说的外，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事情那么奇怪，嬴政出生时没有用他父亲的姓。特别是，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赵姬是跟吕不韦怀的孕，他并没有在《秦始皇本纪》中提到这一点。吕不韦无论对异人还是异人的儿子，都担当着相当于父亲的角色，是他们两人的老师，但如果司马迁这段含沙射影的记载是真的，那么，他就不仅仅是未来秦始皇的决策建议者，而且还是他的亲生父亲。 关于嬴政这一不名誉的出身，同样可以在《汉书》中找到。《汉书》是一本较晚的书，里面有一段关于秦的预言： “秦孝公21年（前341年），母马生下一个人。秦昭王20年（前287年），有牡马死于生育。有些人将这些灾异作这样的解释：如果你的兽群生了异类，你的后代之一就要有不同的姓。秦始皇就是这么出生的，他是吕不韦的儿子。” 《汉书》是这样地嚼舌头，这样地胡说八道。它认为秦统治的危机是早就注定了的。但是，不管对嬴政出身这一断言是对还是错，在他早年的岁月里，还是有一些互相抵牾的史实记载。《史记》在详细描述他父母第一次会面的情景之后，忽然跳到对公元前257年秦侵赵的描述：一支秦军兵临邯郸，异人被赵国当地政府逮捕，因为他的国家侵略赵国，他们准备处决他。异人虽然能够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逃跑，吕不韦拿了600金送给看押他的卫兵。另一条史料则说华阳夫人为了让异人安全返回赵国，曾提供给异人1000金，所以吕不韦这位商人真的找到了为自己带来巨大财富的渠道。异人逃出邯郸大概是不容易的—必须有人留下来，当作替身蒙蔽赵国。 《史记》对此没有记载更多，不过一则中国的民间传说提供了更多的有关故事。异人的一位仆人自告奋勇，当然他完全知道他这么做的后果是自己丧命。当异人的这位仆人穿上了异人的衣服，并且在窗口和门前做出种种特地引人瞩目的举动，吕不韦和异人已赶在赵国王室使者带来这一令人肃穆的消息（处死异人）之前逃跑。假异人祝贺了来访的王室使者，这位王室使者严肃地告诉他，愤怒的赵王决定处死他。无论赵国使者怎样对待异人，他的仆人所做的都足以蒙蔽使者，让真异人赢得时间出逃，转危为安。因为所有有关者都觉得害怕，于是被抓住的仆人被斩首了，他以此向主人表示了最后的忠诚。 这位仆人以生命为代价证实了他的忠诚。可以想象，异人后来不得不照顾这位仆人的儿子—赵高，并让他从此跟从年少的嬴政，这个故事被用来解释几十年后秦始皇当政后期发生的赵高专政事件。这位仆人、仆人的儿子，以及嬴政的母亲都姓赵，赵这个姓也曾短暂地被嬴政在早年使用过，这是不寻常的，在古代中国，无论农夫还是王子，都常常用他们出生地的地名作姓。我们虽然不可能知道在邯郸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似乎一个姓赵的家族，可能是身份低下的仆人，也可能是地方贵族，深深地卷入了后来成为秦始皇的那个男孩的早期生活中。 无论是传说故事还是确切的史料记载，都没有说明当这一切发生时，异人的妻子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怎样了。在某种程度上，异人的妻子也是能躲避追捕的，这多亏了她“出身于当地的一个富有家庭”。人们会问，假如她真的出身那么高贵，那么，《史记》早先为什么痛苦地暗示她是个妓女呢？ 邯郸之围暂时为秦国长期的军事胜利画上了句号。令荀子这样的儒家高兴的是，秦军被其他诸侯的联军赶了出去。虽然这次联军的胜利不足以侵入秦国本土，它确实迫使秦国的扩张调整了一下方向。 异人没有再回邯郸。他逃到秦国掌握的地区，把他的妻儿留在了赵国。秦军继续向东推进，最后到了黄河北岸与渭河交汇处架起的浮桥边。秦军推进到魏国和韩国，还到了一些地方，在那里，这计划中的世界统治者雄心勃勃地继续远眺。 神圣的命运(11) 此时，周天子在名义上的世界中心—周王领地，他派出最高爵位的臣子去跟秦王谈判，希望以此让秦停止贪得无厌的领土要求。周使者等着，等着，最终秦昭王拒绝相见，于是使者几乎一无所获地回去了。他唯一的“收获”看样子就是：秦昭王模模糊糊地得到一种许可，那就是这日益年迈（至少六十多岁）的世界统治者—周王，以后再不会反对秦王的兼并了。不管这是不是周王自己的打算，他都得改变先前对秦抱有的幻想。 在公元前256年，当未来的秦始皇3岁的时候，一支秦军从都城仅用了一天的骑程就攻下了两座城池。秦和周靠得太近，因此周难于保证安全。于是周天子转变了态度，他食言抛弃原先的互不干涉政策，下令一支联盟军队迎击秦军。当秦军能逼近周天子王都之时，一支联军出现了，司马迁这么提到：“这支精锐部队的出现导致了重要的战略转折。” 秦昭王可能是被周天子的背信弃义激怒了，但也可能他一直以来就计划这么做，他不顾可耻的篡逆名声，下令进攻周天子领地。周天子被迫于公元前255年到秦国，跪在曾是他分封的诸侯的人跟前。年迈的周王请求秦昭王大发慈悲，他献出了三十六“城”，共计3万人，假如秦王能从已被占领的领土上撤军。 同年，年迈的周王去世了，他的人民往东逃去，秦军即刻便占领了周王领地，他们在周王领地寻找着传说中的鼎，以及其他象征周王作为天子领有天下的信物。他们尤其在寻找相传为大禹所铸的九鼎，它们是一套祭祀用器，象征着拥有统治天下的合法“天命”。 《史记》说九鼎都找到了，它们从此变更了主人。另一个故事说秦昭王只获得其中的八个，最后这只鼎被返回的敌人（周人）扔到河里去了。甚至说这最后一只鼎“飞了”，无论周天子领地的居民怎样逃逸，怎样把秦王心心念念想得到的鼎扔了，周王朝千年的统治至此真的完结了。 7年之后，当未来的秦始皇10岁，正在他母亲邯郸的屋子里玩的时候，秦昭王摧毁周朝的消息传来了。 无论围绕着九鼎有怎样的迷信，秦昭王从此都不再为他自己编织超自然的神圣光环—世界的统治者周天子已经失去了权柄，这是事实，否则秦军是不可能胜利的。周朝完结了，假如去世周王的历代祖先们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尚且不能给予保佑，他们现在又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呢？ 或许秦昭王心中有明确的主意。毕竟，几个世纪以来对周天子的表忠终于结束了，秦已征服了几乎一半的已知世界，包括天下的中心—周天子的王畿，其他国家面临的也只能是这个命运。正如《史记》记载的那样：“天下归秦”，魏国，这倒霉的邻国，它的国君花了很长时间才回来，秦昭王暂时收起了他新积攒的兵锋。一支秦军入侵魏国，占领了毫无疑问的主要重镇。魏王暗示秦王，他的土地和人民从此要秦王来“照顾”。 但是，东方还有尚未臣服的国家，比如燕国和齐国。攻打它们需要许多军队，但是，正如灭周已让秦国承担了以臣灭君的不义之名，处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样，即便周天子的权威早已逝去。秦王看上去想要在秦真正将天下握于股掌之前重建这至高无上的权威。 公元前253年，秦昭王的真正心意终于尽人皆知。他在秦国腹地举行了一场严肃的仪式，在这仪式中，据说他与天神沟通。中国古代的神灵世界是存在等级制度的，就象社会上存在等级制度那样。在地上，只有拥有无上头衔的人才能与天神沟通。既然祭了天，而且是在秦土地上祭了天，秦昭王等于向整个世界宣称，他是整个世界的统治者，周代的天命从此永远告终。 两年之后，秦昭王去世了。 秦王(1) 王孙异人的父亲安国君现在是正式提名的秦王了。他是一位因父王长期在位而失去大量统治时间的国王。现在，他尚未正式登基，就要花好几个月来处理丧事和重要的国事。罪犯们被赦免，虽然在秦国，这样宽宏大量的举措暗藏着政治目的—那些被赦免的罪犯将被迁徙到新征服的土地上。在秦王即位元年的第一天（我们估计是在仲冬），安国君正式即位为秦王，这位新的秦王在各方面都引领秦国走向新的胜利。或许他供奉的牺牲更为丰盛，或许他还宣称自己不仅仅是国王，还是皇帝？ 三天之后，他也去世了。 现在，异人，这位长期以来被遗忘、客居邯郸的人质王子，是新的秦王了，即秦庄襄王。他的生母夏姬和所认的母亲华阳夫人被尊为王太后，他的正妻，先前在邯郸娶的赵姬，现在是秦国的王后，她的儿子嬴政是新的储君，不过，获益最大的人是吕不韦。 吕不韦这个商人下的赌注终于获得回报了。早在异人被正式定为王位继承人之后，他就出资给异人的日常生活撑起场面，现在吕不韦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了，跟新王的政策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跟他那享胙短暂的父亲一样，庄襄王一即位便大赦天下，给他父亲的扈从们加上封号，并治理国事。在东方，周天子最后的残余（东周公）还在酝酿阴谋让新即位的秦王倒台—至少秦王编织着借口，说东周公在干这样的勾当。 在异人即位的第二年，秦军仍然节节取胜，现在兵锋指向赵国。尽管秦国攫取了大量的土地，但此时发生的一场日食足以让迷信的人们认为一场事变要来临了。公元前247年，秦军被剩下的那些国家的联盟打退，再一次从最终胜利的边缘上缩回。于是，在仅仅五年之内，秦又失去了它的第三位秦王。《史记》没有说明为什么正处于青壮年、拥有最好医生和建议者的秦王异人，在他统治后第三年就会逝世。 如果有任何人处心积虑想除掉异人，那这个人就是吕不韦。异人的儿子嬴政此时只有13岁，这个年龄显而易见不可能做一个执掌实权的真正国君。因此需要摄政，嬴政的母亲赵姬和她先前的情人相国吕不韦是摄政的最佳人选。虽然不能证明这里面有下流的勾当乃至场面，但似乎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轮到吕不韦大放光芒了。他认为他是国家政策任何领域的主宰，他让秦军继续扫平了周王领地。随着秦国的征服，现在，秦国三个邻国的联盟垮台了，这进一步的胜利使秦迈过了楚国的废墟，这样，秦国第一次和东方的齐国接壤了。秦军横扫了可怜的周天子的最后遗裔，在那里，周天子曾经宣称领有整个世界。但此刻只有一小片烧焦了的土地被指派为“三川郡”，因为吕不韦长期辅佐还是娃娃的秦王嬴政，秦王表示把这块土地的一部分赐予相国吕不韦，作为他的个人采邑，并且赐吕不韦公爵名号。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吕不韦军事生涯的最后。其实，平定乌合之众们反抗早先征服者（秦昭王）的叛乱并不在吕不韦的能力之外，但是，如果局势的发展需要一种有效的军事手段的话，他更乐意听从将军们的意见。他只是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总揽兵权。 他的老谋深算更多地用在政治上，长期以来，他都是用政治借口这么做的。周朝的彻底倒台（虽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慢慢开始了），对当时的人们而言仍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终结，就像西罗马帝国的最后岁月那样。对于像秦这样的国家而言，它长期为填补因周室衰微而留下的权力真空所做的准备现在真的要成为现实了，对于一个征服者而言，这是比起照单行事起来是更大的成就。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周朝的倒台更是一个重创—即便那些国家早就无礼地宣布自己为王，现在，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没有了任何精神寄托。长期以来，他们轻慢名义上为他们父亲的周天子，然而现在，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国家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孤儿。吕不韦还继续不遗余力地做着往伤口上撒盐的事，韩、赵、魏陷于一片混乱，仅可能的反抗来自燕、齐。吕不韦打算让燕的相国跟自己成为同盟，他准备让燕国相国相信秦和燕将结成同盟，“对付共同的敌人”，他收到了积极的回应，吕不韦以秦王的名义侵齐，他确信齐国陷入内乱，尽管这战争没有为寻找第九只鼎提供任何线索，这失落的神物还是被认为在地方掌权者那里。 秦王(2) 当吕不韦和赵姬以秦王的名义摄政之际，这娃娃国王开始学习当国王的艺术来。有朝一日他将被告知成年，即将成为真正的国王。但首先，他必须跟最好的老师们学习。在这段时间里，吕不韦开始请一堆学者们来按儒家传统教授秦王，教授的有书写、建议、顾问咨询等等。这样的一堆课程被认为对于一个执政君主来说完全合适（其他国家的执政君主也同样要学这一堆东西），它不仅会造就周密博大的思考能力，还将把君王造就成一架处理公务的机器。即使吕不韦忽略了他请来的这些学者们（他经常这样），这些学者的专论、信条和主义同样会在别的国家流传，同样会流传到秦国，这些著作并不仅仅被传抄，还被融进吕不韦自己的各种纲领，这些知识对君王而言是必需的知识。 假如不是后来的丑闻让吕不韦倒台的话，他为后人留下的纪念就是二十六卷的《吕览》，这本书是按最终极的百科全书标准来构思的，它是当时人类所有知识的精华，这些知识浓缩在一部大书中，显然，这大书将带给它的赞助者巨大的声望。在古代中国，它的名字叫《吕氏春秋》，显然，这个名字是希望将之与孔子作的《春秋》相提并论。吕不韦希望后人把他当作一个明哲记住，不过他似乎摆脱不了他那商人的出身。我们不知道吕不韦是否亲笔写了《吕氏春秋》中的任何一个字，相反，他仅仅资助了写书门客们的研究，并让他们汇总成书。《吕氏春秋》的部分内容可能包括其他匿名作者们的伟大思想，比如李斯的，甚至荀子的思想。但对吕不韦来说，更重要的是：这部书将作为他本人哲学观点和治国思想的纪念品而传之后世。如果这是他的计划，那么它是失败的，尽管吕不韦确实如他打算的那样，最终产出了这部当时终极性的大书，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对“书”采取审查政策的最初种子。 这种态度后来发展到焚书，而焚书后来导致李斯和秦始皇永远留下了骂名。尽管《吕氏春秋》是公元前3世纪的生活中一扇了解世界的有趣窗口，但它并没有发展儒家的哲学，大概是因为它出于众手。《吕氏春秋》的内容同样是嬴政所受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当我们阅读《吕氏春秋》之际，我们也可以读到影响秦始皇和他后来决策的那些思想。 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公之于众，希望它的鸿篇巨制和自然主义的构思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对《吕氏春秋》的完美那么有信心，因此他在市场上悬赏一笔数目很大的金子，奖给任何一位能改动一字的过路读者。在吕不韦这炫耀式的举措之下，我们可以看出，一种人类的良善在面临着不安—假如吕不韦真的动笔写了或是构思了《吕氏春秋》，他就会知道，一个过路的学者是不可能对这样一部悬在墙上的鸿篇巨制通过挤在人堆里匆匆观望而提出意见的。吕不韦的决定同样显示了他底气十足甚而霸气的自信。假如秦国相国宣称他写出了这样一本完美的书，那么，其他人胆敢提供额外修改意见的机会就从此渺茫。 除了《吕氏春秋》的编纂体例之外，书的内容还向我们展示了吕不韦当政时期影响秦国的政治哲学。《吕氏春秋》展现的世界，建构在以虔诚仪式为体现的儒家思想和以冷酷信条为准则的法家思想共同组成的结合点上，我们会在《吕氏春秋》第一卷看见商鞅和荀子的思想，《吕氏春秋》对于在荀子那里就开始大打折扣的、关于上古帝王故事的注意力更是微乎其微，但它借鉴了荀子的部分思想，认为这个世界必须需要君主的统治，周朝分崩离析了，那么，时势需要从其他国家里面挑选出新的替代人。在一种自我满足式的炫耀中，《吕氏春秋》提出：如果这世界需要一名能力无与伦的圣贤做统治者，那么，在这样一本伟大的书编纂而出的背景下，什么样的君主才是与此背景匹配的理想角色呢？ 《吕氏春秋》不仅仅是吕不韦向公众进行的民意测验，它还是一项政治宣言，巩固着他在秦国已经获得的利益。在君王必须贤明、老师应受尊敬这些传统儒家信条之中，还有其它因素也浮现到了儒家传统的表面。《吕氏春秋》的精华并不仅仅是对吕不韦权力的吹捧，也是对他过去一切作为的维护。在《吕氏春秋》看来，一个真正高贵的君主进行统治时应超越一台计划好了的机器的水准，他应从各有专长的臣仆那里总结更高明的意见。吕不韦甚至提供了为什么美好的传说时代会终结的另一种解释，他说，当时那些臣仆们： 秦王(3) “古老时代的帝王们 真正亲手处理的事务是极少的 但依赖他人处理的事务很多 倚靠臣下治理是主人之道 宰辅无为而治。” 《吕氏春秋》对秦国传统同样表现出了矛盾的态度—有时高兴地引用秦国的古例，不过在神话和传说于史无徴之际，它同样急于否定这些。吕不韦跟当时在秦国政府供职的其他外国人一样，从秦为他们提供的机会中获益，但这些人并不深深地赞同法家的观点。他发展了关于“正义战争”的观点，认为战争是进行防卫的政治工具，这在该书中，跟它的正统的思想是矛盾的，因为正统思想认为战争是无论如何应该避免的。但是，《吕氏春秋》还认为应该对商鞅和他的继承者建立的严酷制度给予一定放松，或许应该回归到真的“传统价值观”，而不是回到充满电闪雷鸣的上古神话中去。应该从心底里重视真正的实际事务—农业，这让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不过，基于吕不韦自己那不为人注意的商人背景，他还认为商人因自己的能力发家致富是应被肯定的。《吕氏春秋》发展了市场控制的观点，这简直就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资本主义。 《吕氏春秋》中最危险的是吕不韦对贵族的攻击和不敬。他自己的显赫爵位是一步步交易来的（他自己则说是赢得的），而不是从出生起就世袭的。对于那些备受荀子抨击的上古神话，《吕氏春秋》反对传说时代最高贵的统治者任用出身高贵者来作为继任者的故事，吕不韦的观点正与之相反，认为贵族世袭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吕氏春秋》问道：难道一个无能的君王仅仅因为他父亲是国君就能轻而易举地继续统治吗？难道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按即位惯例从候选人中挑出最有可能的那个继位就真的更好吗？当然，一个明智的君主应选择最好的宰辅来辅佐他，但在《吕氏春秋》看来，一个明智的君主同样应该选择最好的宰辅来取代国君本身。 一个狡猾的法家会看出吕不韦这么说的意思的。这是一个他握有最高实权的、极其明显的提示。而且各种命令正是在他的监督之下得到批准，这等于说嬴政还有另一个老师—一个终身演练政治的职业政治家，而这政治权力是吕不韦为自己谋得的。 吕不韦最显赫的继承者是李斯。李斯是楚国人，他曾是荀子的学生。当荀子在儒家学说和现实状况之间斗争之际，李斯接受了后者。李斯政治生涯的开端跟孔子差不多，先是当国内的低级臣仆，他对当时寄生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论断。他瞥见灵敏而胆怯的老鼠们为一星半点食物扭打，并在人类来临之际偷着把它们搬运走，他还看见王室粮仓里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老鼠，它们吃着丰富的谷米，日益肥得流油，而且自始至终，没发任何人现这一点。因为害怕惩罚，害怕被发现之后而沦为茅厕老鼠，正是满足和安心造就了这种与其它老鼠不同的粮仓老鼠。李斯把这理论用到谋取公家利益这方面，他说性情是被经历所磨就的，不是生来就有的。 李斯是荀子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同时也是他老师最大的失望。当荀子发现秦国显而易见的危险倾向时，李斯则发现了对他而言黄金般的机会。当他辞别老师时说，他从老师这里所学的知识使他非常想效力于某个国君，一位资力雄厚，雄心勃勃的君主。李斯说，假如总呆在楚国这样的二流国家，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像楚国这样的国家，太胆怯，太贫弱，不足以施展伟大的抱负。李斯不愿意把他的潜力浪费在楚国—他把他受的教育比作“捕捉鹿为饵，是为了肉”，李斯不愿意在他的故国继续做一只为食物渣滓而在阴暗光线中扭打的下水道里的老鼠，他希望做一只肥肥的粮仓老鼠，不惧怕任何人，而且足吃足喝。李斯对他那不悦的老师说：“秦王现在企图吞并整个世界，做皇帝”，李斯不像其他国家贵族的儒家弟子们那样跟秦作对，他追逐着金钱，准备成为秦国主流思想的一部分。 秦王(4) 李斯真是在理想的时刻到了秦国。此刻，吕不韦深深陷于摄政的繁忙事务，他正在寻找能做秦王老师的人，而此刻，李斯三十多岁，渴望建功立业，正是理想的候选人。《史记》只用只语片言描述他到了秦国并被任用。据《史记》描述，他不是向吕不韦提建议，而是向年幼的秦王本人提建议—或许李斯真的像个尽职的老师那样，把秦王变成法家态度的君王。尽管历史记住的是嬴政制定法律并将之颁布全中国的史实，但同样值得记住的是，在他年少的时候，是法律造就了他本身。 吕不韦有其他事。当嬴政快到成年的时候，将要举行标志成年的冠礼。此后，他将亲政，吕不韦将失去一切好不容易得来的权力。因此，吕不韦尽可能地拖延为秦王举行冠礼的时间，也许他在想一个办法，这办法可以让嬴政从合法即位的新国君的地位上打折扣，也许他在物色一个新的、年龄更小的，还需要让他继续摄政的候选人。 李斯做了大约十年嬴政的老师，作为老师，让他的明星学生保持生存是他的责任。正如吕不韦曾经不择手段地让异人即位成为秦王一样，李斯也决心尽力让嬴政坐在王位上。李斯建议嬴政先尽可能地容忍，直到他碰上理想时机，并能抓着对手的错误之际。李斯也同样会引用历史先例—正如秦国自己也等了漫长的时间，直至诸侯国之间自相残杀那样，作为秦王，必须等到秦廷各派力量在准备清除掉他之前就互相削弱的时候。李斯指出秦王所愿听的现实情况：“强盛的国力，强大的武备和即将来临的扫除那些精疲力竭邻国的机会，就如从炉顶上清扫灰尘那么容易”，其他人也许仅能握有这些权柄一阵子，但赢政还有一张王牌—他是合法即位的国君，他只是需要等待，等待能让他羽翼丰满的合适时机。 在吕不韦摄政的早期，秦军继续进攻其他国家。赵国因为是吕不韦和赵姬的共同故国，而没有被触动。年少的秦王继续跟李斯学习，他称呼相国吕不韦为“仲父”或“亚父”，因为吕不韦从在邯郸起就一直对秦王父子有功，吕不韦作为秦王监护人的身份现在已经是国家记录在册的一件大事。后人甚至认为吕不韦本人认可“仲父”这一称号，这简直是在暗示自己是秦王真正的父亲，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嬴政的血统可疑，那么，吕不韦的位置就会慢慢不稳固，而不是变得更加稳固，难道不是吗？ 吕不韦摄政期间，秦国发生了蝗灾，而且收成不好。随之而来的是疾病的爆发。即便吕不韦此刻大权在握，也只能用向任何提供千石谷米的人赐爵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秦国现在是那么辽阔，它的国土远远地延伸出起初的山谷地带，现在，它对农业、谷物的依赖比以前更重了，应该采取措施避免下一次饥馑，因为秦的政敌会利用饥馑来削弱它，并搞一些间谍阴谋。有一个这样的阴谋是由韩国策划的—在秦国国内搞一项大规模的工程，一项大的灌溉设施，这个设施就是在泾水和洛水（渭水的支流北洛水）之间修筑一条运河，连接水道，向那些新占的土地提供充足的灌溉水源。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完成之后，可以连年向受饥馑逼迫的秦军提供难以想象的丰富粮食。这就是郑国渠。它对该地区经济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在几个世纪里，它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它的好处其实并不是这项计划的初衷，修建郑国渠的初衷是想尽可能地让秦国占用自己的人力物力，那样，秦国就忙于内政，没有精力再攻打邻国了。 吕不韦摄政时期，同样对商人采取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措施。富有的商人被赐予荣誉，他们被吸纳到政府体制中来。对吕不韦本人的背景而言，这样做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显然没有时间像世袭贵族那样去接受抑制商人的传统价值观的熏陶。如果有人用其他手段积聚财富，吕不韦认为给他们一个空头衔并把他们吸纳进来并没有什么不对。有一个人因之受益，他长期从西部边界的戎狄那里用丝绸换取动物毛皮，由此获得无穷无尽的利润，而后，他用所得财富换取名望—这个人不仅被授予贵族爵位，还被邀请在重臣出席的场合亮相。同样，一个富有的寡妇继续经营她丈夫的朱砂生意被认为是妇德的典范，得到年少秦王的表彰。这法令是由嬴政签署的，但完全是吕不韦的意思，他把这样的名誉给一个寡妇，并认为那是孀居的美德，似乎并不是出于要钱的动机。 秦王(5) 除了跟邻国的关系之外，秦国宫闱中同样存在问题。吕不韦跟赵姬开始共同摄政之际，他们二人是否还私下里见面是不清楚的。考虑到异人曾经将赵姬甩在邯郸独自逃离，好几年没跟她团圆，吕不韦和身为王后的赵姬之间的关系，比仅仅互相协助摄政要来得深厚是完全可能的。 据文献记载，吕不韦和赵姬之间关系日益紧张。吕不韦，这个热衷于往上爬、获得权力和地位的人，希望远离他原先的商人身份。他更热衷于他现在的角色—摄政相国。然而赵姬还有别的欲望。我们必须对后来那些含沙射影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是在深深憎恶秦的汉代建立后被记载的。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线索可以表明赵姬是不知满足的。 他们有了新的权力和新的责任，他们也从中产生了新的密谋和新的欲望。然而，作为一个母后和一个相国，在这个欲望上花太多时间不可能不引起猜疑。 赵姬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去赢得政治地位的女人，不过她遭到了关于合法性的指控。嬴政的曾祖母宣夫人是那些粗鄙流言的主体，她曾经独自设下反对西戎的计谋，她去引诱他们的头领，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然后让军队反叛他，这终于让他本人丧命，他的领土则被吞并。在后来，同样的建议曾提到汉高祖的皇后吕后跟前。还有，唐朝的皇后武则天也曾经面对这个，假如这么做的话，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丑闻就会缠绕着武则天。孔子自己在《春秋》中记载了几则臣下被国君的宠妾陷害的佚事，后来的史家或许也会被这些例子所引导—这种牺牲女子利益的做法简直是政治犯罪！不过，赵姬的故事却跟上面那些女子有所不同，因为赵姬似乎并不想把自己卷到政治生活中去。 赵姬和利用“性”来斗争的红粉战士宣太后乃至后来颠覆唐朝的皇后武则天都不同，她身败名裂的原因在史料记载中要简单得多，那就是她在三十来岁时便孀居，而后的怨妇生活让她日益憔悴，于是，她简单直接、毫无顾忌地在宫廷政治生活的核心和掌握着整个世界的巅峰之上做起吕不韦的情妇来。史料记载并没有提到她个人的感情—我们是通过与之有关系的人，那个最引人注目的吕不韦的列传知道她被异人突然抛离的，吕不韦之所以愤怒地向他的被保护者—异人割舍他心爱的情人，可能一直留意着他更垂涎的政治目标。 我们所知的这些，为这事件的始终提供了可辨别的证据。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说，在嬴政统治的早期，当这娃娃秦王还处在劣势之际，吕不韦在酝酿一个继续占有赵姬，并让她远离宫闱中的年幼秦王的阴谋。后来的故事家和演绎家们虚构了许多跌宕起伏的细节，说赵姬是那么需要吕不韦，她黏恋他，以至于吕不韦害怕他们的关系被发现；还有的说赵姬逼迫吕不韦，假如她的性要求得不到满足，她就将把一些秘密公之于众等等。无论如何，《史记》关于此事最终结果的记载是赤裸裸的：“吕不韦害怕灾祸牵连到自己，就私下里找了一个长着硕大阳具的男人嫪毐为门客。” 这位长着上天良好“赋赐”的嫪毐很快在吕不韦府上受到任用，在那里，他被要求证实他那货真价实、独一无二，绝非懦夫的本事，在《史记》这段最离奇的记载中，嫪毐在一次聚会中将一个木制车轮悬挂在他那勃起的阳具上，这样的消息很快反馈到赵姬那里，她被问及是不是需要见见这个男人。 吕不韦想了个更好的办法把嫪毐送进内宫，他说他安排了一个人指控嫪毐犯了足以被施以宫刑的罪，被施宫刑之后的嫪毐就能顺理成章地长期呆在赵姬的内宫。虽然赵姬指出将嫪毐施以宫刑会使嫪毐丧失让他进宫从事服务的能力，但这早就在吕不韦考虑的计划之中。他安排了对嫪毐的指控和处罚，并让赵姬贿赂施宫刑的人，当嫪毐行刑的时间来临之际，施刑者仅仅做了个样子，一点也没有伤及嫪毐，与此同时，施刑者抓紧时间拔掉嫪毐的胡子和眉毛，因为体毛掉落是一个宦官最重要的外貌特征。至少，《史记》是这么记载此事过程的。《史记》的记载导致以后一些考证者不仅想考证此事的真实性，还想考证这段记载是否是《史记》原来就有的内容。其实《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本人就是一名宦官，他在晚年曾受宫刑，他当然会注意到青春期之后才受宫刑的宦官在受刑后还会长出面部的须发，因此，拔掉嫪毐的胡子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史记》中记载的这一丑态足以使这部分故事完全浮出水面，那就是：并不是司马迁记载错了（嫪毐拔掉胡子和体毛），很可能事实上嫪毐事件是后来深恶秦朝的人戴着有色眼镜，进而篡改的。 秦王(6) 将嫪毐假装施了宫刑完全成功了。新“宦官”嫪毐被送到赵姬那里服役。他让赵姬找到了合适的生理满足，离开了吕不韦。因为赵姬仍然是个年轻健康的女子，她不久就怀孕也是不奇怪的。这一情况使她必须找借口远远离开宫廷中那些窥视的眼睛。于是，在她被人知晓前，就宣布说一个预言家告诉她要找个风水更好的地方，所以她跟嫪毐从咸阳搬到了深深山谷中的秦旧都雍城之中。 赵姬在上游逗留的时间比她先前宣称的还要长。她起初宣称要到旧都去消夏避暑，但几乎是半永久性地呆在那里，跟新找的“宦官”嫪毐一起，还有数百仆人，过着一种家居生活。 过了一阵子，赵姬开始企图用早年跟吕不韦有染的方式继续篡权。或许是她认为自己远离宫廷，各种指控够不着她，她允许嫪毐按宦官惯例做事。《史记》没有提示是否嫪毐的胡子长了回来，还是说换上宦官袍服的嫪毐是否特别喜欢漂亮衣服，但最明显的迹象是公元前239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这样的提升就宦官那不完整的体格而言是绝不可能的—宦官古来就被禁止封贵族爵位，他们的身体残缺正是被允许进入宫廷的原因。看样子嫪毐的头脑远在他的宦官身份之上，而且正有人要利用它。 还有其他的紧张关系。在都城咸阳，嬴政已经20岁了，按传统，这是举行表示他成人的冠礼最合适的时间，给他加上成人戴的冠，可能再娶上一个从其他国家公主中挑选的正式妻子，很显然，这同样是他亲政的应当时刻。 有人在阻止嬴政举行冠礼。《史记》中没有正式提及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事件中看出都使用了些什么作借口。在蒙骜—这位秦国最出色的将军死后不久，一颗彗星在公元前239年五六月之间出现于西方，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凶兆。在现代天文学家看来，这是一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真实记录，但对秦廷的占星家们而言，这预示着有大灾难要来临。不久之后，嬴政的祖母夏姬又在尚算年轻之际去世了，相应地，年轻的秦王必须用一段时间例行公事地守孝，这也延迟了他举行冠礼的时间。 公元前239年，嬴政的弟弟成 虫乔遭遇了离奇的死亡。当时这位可能不超过十几岁的年轻王子被派领兵征伐赵国，《史记》简单地说他出兵赵国时“谋反”了，其实谋反的真相并不清楚。在法律严格的秦国，一个人渎职被看作是对其主人的侮辱，所以，成虫乔可能仅仅是错失了胜利的机会。不过，虽然蒙骜去世了，朝中还有其他经验丰富的将军能够领兵深入敌国，尤其是对付赵国这个敏感的国家，因为它是秦王和赵姬的故乡。如果真的有任何证据能证实吕不韦是秦王真正的父亲，那么，成虫乔之死就是一个吕不韦他们在自己的反对者们（成虫乔的辅助者们）结成集团并发动政变之前清除障碍的举动。更可能的是，假若这些人准备发动政变，这可能是由成虫乔自己酝酿的，他“谋反”的目的很明显，他的跟随者们在失败后也都被斩首。 关于此事的史料记载是简短的，简短得令人无奈。当公元前238年，秦军持续不断地向远处用兵之际，秦国又一次被另外一颗奇怪的彗星光临，它的彗尾横亘了整个夜空，根据这个征兆，秦王举行冠礼的时间终于宣布了。而经过冠礼，他就是一个真正被认可的成年人，此刻，他22岁。 在举行冠礼之前，他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地名在《史记》的记载中只有一个音节。当我们知道这是他最显赫的祖先之一秦武公的坟墓时，它的重要意义就随之明晰了。嬴政跟秦武公都是嬴秦的子孙，他们的先人曾长期跟西戎作战。秦武公时期，朝中重臣通过以幼主的名义执政而手握大权，但秦武公后来终于处决了执掌大权的重臣，从篡位者手中收回权力，这也是秦国历史上艰难的一页。现在这大臣专权的一幕又重演了。就秦国惯例而言，是秦武公或他那些复仇心重的继承者们开创了以活人殉葬的惯例，因为秦武公曾以66名支持者殉葬。秦武公是一个从篡权者手中通过冷酷谋划和无情斗争夺回权力的榜样，看样子，嬴政—这位当今的秦王，也下定决心要跟他的先人一样。 秦王(7) 秦王嬴政的对手们都离他很近—逐渐年迈的华阳夫人—从秦王还非常年幼开始，吕不韦和赵姬就因她久久地享受着尊荣和权力。围绕着成虫乔之死的离奇事件显示了在秦宫廷内部早有一派力量想找一个更驯顺的继嗣者，让成虫乔取代嬴政，正如秦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在摄政大臣中，假如有人想杀掉嬴政，让一个新的娃娃国君取代他来保持“协调”是可能的策划。这样，摄政大臣们自己就会内讧，秦国自己就会分成两派，两派都宣称遵从嬴政，但两派都为他们自己谋利益。《战国策》中描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在秦国的每个角落，从掌握国家权柄的人到手握推车车柄的人，问题都是同一个，‘你是太后和嫪毐的人吗？你是吕不韦的人吗？’无论你走向村落的岗哨，还是走在咸阳宫廷的走廊，问题都是同一个。” 最终，这些事端终于汇总了。法律的严酷暴露出来，摄政者们的命运（摄政者们被严酷的秦法处死）是我们唯一能知晓的，从而判断谁应真正受责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历史并不公正地将他们全部加以谴责了。此时秦王已经举行了冠礼，而冠礼标志着他可以完全自主地掌握国家政权。冠礼后不久，他的统治终于经历了第一次显而易见的挑战。 在富丽堂皇的雍城宫殿里，嫪毐和赵姬的暧昧关系最终被发现了，至少人们是知道了，因为如果丝毫不受猜疑才是不可置信的。有一则故事说嫪毐在一次聚会上发脾气，酒醉后吹嘘自己在担任秦王父亲的角色（无非是吹他和秦王的母亲私通）。 更为通常的版本是说是在嫪毐的不臣之心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之际才被发现他跟赵姬私通的。 嫪毐吹着最大的牛皮，还梦想让这牛皮成为现实。他有时甚至违背宫廷禁令，带着他情人的印玺回去。而王宫卫士们，那些精锐骑士和咸阳的守卫者，只不过是一小撮被召唤来袭击嬴政住处的人而已，其他人员也不过从两个西戎部落招募来的，无论他招募了些什么人，嫪毐和他的宫室随从们决定组建一支真正的私人党羽来发动叛乱。于是，战争在咸阳城内展开，由嫪毐的死党对付秦王从忠实支持者中随意拼凑的人员。因为宫廷守卫们明显是嫪毐的人，秦王能安排的仅有他年轻臣僚们的一支军队，即武装了的宦官和一批由两个西戎部落组成的个人卫队。似乎双方都有好几千人参战，但许多人都被错误的号令愚弄了，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同各自被打散的部队不断挥舞手臂而取得联系，或者是准确无误地站到秦王那边去，让他重新编排。真正的叛军醒悟到这阴谋原来是谋杀秦王，除了数百人之外，大部分人在街上的混战中被杀。当硝烟散去，嫪毐已经逃走，愤怒的秦王则悬赏百万要活捉他，假如捉住了死的就悬赏50万。 后来有20人被以谋反罪处决，包括宫廷卫兵的领头、宫廷仆役长和一位主要的射手。尽管数千人受到了处罚，但看来即使在残酷的秦国，不知情的参加者也被认为是无辜的—因为在秦国，抗拒印有玉玺的旨意而不参战同样要被处死。相应地，一些当初胆敢拒绝的人被免除了死刑，他们被处以3年的苦力（鬼薪），为宫廷祭祀和太官（宫廷供给衣食的部门）采集生火用的木柴。嫪毐将近4000名仆人中，有些被杀了，还有些对赵姬忠心耿耿，他们继续毫无怨言地侍候赵姬。尽管他们的沉默以对秦王的忠诚为代价表现了对另一个主人的忠诚，或许他们是存心的，或许不是。他们逐渐结成一个差点让主人丧命的团伙，他们被塞进船里，到南方四川的卑湿之地去补充边防。 嫪毐也不走运。当秦王下令捉拿他和他的同伙之际，他和他叛乱的残余势力被包围，而后被消灭。嫪毐本人则被用四匹马车裂。根据近百年前商鞅变法确立的严酷法律，嫪毐之罪同样让他的家族蒙受耻辱，无论他们是否知道嫪毐的阴谋。相应地，所有嫪毐的亲戚都被处决，包括他的堂兄弟、同族、他的父母（假如他们活着）。在处决命令中还包括两个他跟赵姬生的孩子，假如他们的阴谋得逞，这两个孩子将谣传要做摄政下的又一任娃娃国君。当秦王嬴政发现这两个孩子还活着，他随即下令处死他这两个同母弟弟。对赵姬怎么处理？秦王下了一道极其严格的命令，禁止任何人谈论赵姬卷入这件事。“任何人胆敢私下议论太后与此事的关系将被即刻处决，他们的肉将从骨上剔除……他们的四肢将绕于城门，像井栏围绕井那样。” 秦王(8) 有些秦王的大臣不欣赏这严酷的法令，他们不明智地表陈嬴政的母亲是如何值得信赖。秦王在廷臣们都知晓之前就杀了他们中的二十七人，不过此刻赵姬不受限制了，就如秦王宁可相信她没有参与嫪毐的政变和用不受欢迎的私生子替代秦王，以及她从没有计划去杀死自己头一个生的儿子那样。 有人在酝酿着计划，尽管是谁并不清楚。在这些可能的人中，吕不韦可能希望用一些手段让赵姬不要干政，但这样的计划会招致显而易见的怀疑，即他怀疑她，准备除掉她；而嫪毐，或许有赵姬的帮助，或许没有，可能准备把大权夺到自己和他跟赵姬生的孩子手中。但同样，干政者有可能不是吕不韦和嫪毐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这年少的秦王自己，他企图独掌政权，把凌驾于他之上的人除掉。假如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嫪毐事件就不是他整个图谋的顶峰，还只是他计划夺权，推倒吕不韦的第一步。 嫪毐之乱的反响大约持续了好几年。这件事让秦成为其他国家的笑柄，并延迟了秦国对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大约一年。赵姬自己被软禁于深宫，尽管为了脸面，最终她再次住在咸阳附近。她是否直接参与了嫪毐事变还是不清楚，或许模模糊糊有点吧，因为从反证看，她如果真的直接参与了，她自己的儿子嬴政就要判她同谋弑君的罪。 经过一个温和的夏天和一个出奇寒冷的冬天，到了来年，秦王的注意力转向吕不韦本人了。吕不韦此时已在秦国辅政几十年，他是嬴政父亲的赞助者和谋士，而后，嬴政年少即位，他又是摄政者和相国。吕不韦的政治生涯的确是快到终点了。尽管他看上去似乎是无辜的，跟嫪毐的政变毫无直接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吕不韦最初将嫪毐引到赵姬那里，继而才有这场祸变的。秦王愤怒地削掉他“仲父”的称号，并且在秦国开始了清除所有外国影响的运动，这样一个命令假如真的执行，对秦国而言将是绝大的灾难，因为如何划一道底线是非常难的。秦王自己就是一个赵国母亲生的，他的妻子是秦国以外的公主，同样，他的祖母也不是秦国人。然而，秦王起初的愤怒似乎是直接针对像吕不韦这样的外国臣僚的，还有那些出自其他国家，但是来秦国供职，带来令秦国长治久安政策的学者们。帮吕不韦写作《吕氏春秋》就有三千名这样的学者，他们似乎是秦王逐客的最初目标。此刻，韩国帮助设计的“郑国渠”灌溉计划的真正目的也明了了，尽管它给秦国带来了繁荣富强，并让秦国冷酷的兵锋暂停，从而拯救了不少人，它最初的用意—让秦国尽可能地将精力用在国内事务上，终于被秦王悟到。 如果嫪毐事件是嬴政致力于亲政的第一步，他仍然被传统羁绊住了。他可以向他的母亲发起直接进攻，但惯例迫使他只能将她放逐。他起初要求处决吕不韦，但被迫囿于传统，他压下了自己的怒火。因为此刻嬴政有了新的谋士，他告诉嬴政，他想要的结果和东西用很多办法都可以得到。 尽管我们很少看见嬴政所下的法令中有他的人性在闪光，更多的是无情的意向和声音。然而对李斯，这位荀子特立独行的学生、这位毅然为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服务的人来说，此刻机会来了。 李斯，虽然他后来获得机会在秦国揽起权柄，然而此刻他正面对着真真正正被放逐的命运。相应地，他以反驳秦王的逐客令作为自己命运的赌注，他写了一封口气铁骨铮铮的上疏（《谏逐客书》），这上疏就像是从被逐的那些人心底里发出的，他们每个人都能听到这种铮铮的声音。 李斯在上疏中毫不客气地说：“您卑贱的臣下认为这可能是个错误”，他的口气仔细而富有逻辑，李斯指出客卿们为秦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假如没有商鞅那天才的组织才能，秦国将不可能从半蛮夷的状态脱颖而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李斯的谏诤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富有逻辑性。他引用的几个例子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们事实上跟他的断言相反。比如说，虽然四川地区尚未被征服（征服四川所出的计谋正是由秦王准备驱逐的“客卿”出的计谋），但对于一位野心勃勃的秦国将军而言，这么个事实他是不承认的；同样，李斯说秦昭王的统治大大受益于另一位客卿（范雎），这也是不真实的。李斯所指的这位客卿让秦国王室陷入了长期争斗。但李斯还在继续引经据典，因为他明白，知道他引用有误的那些人是跟他同样命运的外地学者和客卿们，而这些人不会去揪出他谏诤中的史实错误的。尽管他在上疏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但肯定有许多将被驱逐的人在渴望得到无声无息的帮助。比如蒙氏，这个家族的将军蒙骜曾是秦王父亲忠实的武将，他的孙子则侍奉秦王，而蒙氏起初是从齐国迁来的；而赵高，秦王的内侍，从他的姓就可看出他来自赵国，他父亲曾为营救秦王的父亲异人而献出了生命。因此，客卿们其实不是秦国的敌人，而是秦国的救星。 秦王(9) 说了一些之后，李斯话锋一转，提到了一些更为现实的利害关系，这些跟秦王室的关系更近。李斯说，秦王自己也是从外国回来的。嬴政喜欢的美玉是从遥远的昆仑山来的，而昆仑山还远远地在秦国西部疆界之外；他的腰带上有传说中的大珍珠（随侯珠），据说是一条受伤但受到医治的蛇送给一位外国国君的；乃至秦王自己的印玺，它用了一块极重极大的宝玉（和氏璧），这宝玉那么大，以至于前代数王都认为它是假货，但它确实是真的，这块玉来自楚国。 还有，秦王经常佩带的宝剑也是一件无价之宝，它名叫太阿剑，是由同名工匠为一位先王铸造的，同样也是秦国之外的东西。李斯还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道了军事装备本身—骏马、犀甲、战鼓，种种，这一段是《谏逐客书》中最扣人心弦、最有说服力的文字： “如果这些都必须在秦国生产，那么，这些能照亮夜空的宝玉就不能再装饰王庭，而且，也不能再陈设犀角和象牙制成的玩好之物，还有（美女）……也不能再充实后宫；骏马也不能充实边防，江南的金、锡将毫无用武之地，四川的朱砂也不能用来描画、装饰。” 看来，李斯的谏诤在逻辑上更建立在以奢侈品论证为基础上，而不是靠过去任用的客卿人才来论证。这是他抒发怒气的思路。李斯向来老谋深算，他还有能列出的沉默支持者—后宫嫔妃们，秦王的姬妾和妃子们多半来自国外，她们怎么能够突然采取断然手段禁绝一切国外的东西乃至她们自己呢？在李斯结束他的谏诤之前，他设想了一个仅有秦地女子的宫廷是什么样子—她们的鬓发上从此不能再插着饰有海滨所产珍珠的簪子，她们也不能再戴耳环，她们的衣裙将再也没有华丽的刺绣，而且只能是本国缝制的，假如剥夺后宫嫔妃们的华丽装饰还不足以引起恐惧的话，李斯又陈说，如果禁绝一切外国影响，生活将变得极其单调乏味。他提醒秦王，在并非很久以前，秦国音乐还只是敲击骨头和瓦罐，比动物嗥叫强不了多少，假如禁绝外国人来秦，李斯说，秦王同样还要禁绝各种动听的乐器、曼妙的乐舞、和谐的乐曲，从情歌到祭祀用的庄严颂歌都禁绝它们的使用。 在设想了这么荒唐的局面之后，李斯回到逐客令本身，他提醒说，这条命令最糟糕的结果可能是把人才赶走了，但那些外国产的宫廷玩好却安然无恙，因为至少：“女色、音乐、珠宝……，其实是重要的，因为人性注定是喜欢轻松的。这不是靠一条横亘海内、统辖天下的命令可以做到的。” 最后，李斯把秦王和他的国家比作神圣的泰山，它不会睨视落在身上的微尘，更不屑于吹走它，它们只会更增加泰山的分量。他还说，大河从不拒绝雨水的降落。最终，李斯暗示秦王，国家军队也是因为有那么多外国人，才使秦的军事力量稳居一流。如果秦国遣散他们，那么，这些睿智而富有的人们，还有那些被弃绝但尚美丽的女子，将在秦的敌国寻找新的安身之地，而且将日夜思谋报复。 李斯写了这篇上疏出发了。此刻他还没有从吕不韦专政的阴影时代走出，他不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假如他的上疏激怒了秦王（这是很可能的），李斯大概要走另一条路了，然而，李斯被秦王派的人追上，并请回了宫廷。在那里，他知道了嬴政的回答。 嬴政被他说服了。李斯重新被任用，逐客令也被废除。这是李斯的胜利，他写的这篇《谏逐客书》内容就占据了《史记》为他立的列传中的相当篇幅。尽管他很快被提升为廷尉，最终升为丞相，但《史记?李斯列传》在他后来的17年生涯中则保持沉默，没有记载更多的内容。 这样，一场危机过去了，客卿们在秦国的地位继续受到保护—除了吕不韦之外。嫪毐事件是吕不韦影响的终结，但李斯的上升才刚刚开始。李斯等这个机会等了十年，现在看来只要再等几个月了。吕不韦大概希望通过赞同那些他执政时期提拔的上百名官员来继续施加影响，大概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条签署着秦王名字的命令将吕不韦送出宫廷，送到他自己的采邑中。不久之后，秦王送给他的“仲父”一封敌意的信：“你为秦国做了些什么？你能食封十万户？你跟秦国是什么关系，我们得喊你‘仲父’”？ 秦王(10) 吕不韦没有回答这些。假如秦王忘记了吕不韦的所做，吕不韦此刻也没有心情去提醒他。此刻，秦国的将军们正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吕不韦灭掉宗周的武功大概也让他们记不起了，更不用说他为秦占领周天子领地这些事了。至于他作为秦王老师这回事，他的家族和秦王家族之间的联系已经因嫪毐之变而终止了。秦王的书信命令吕不韦和他的家人（很显然他不再被欢迎回到王室）迁居四川，嫪毐的随从们也是被流放到这个南方之地的。 这条命令大概是用的秦王的名义，但它带着像李斯这样法家的深深烙印，或许就是出自他们的主意。秦王没有像对嫪毐那样出兵镇压，而是命吕不韦迁徙，先是从王宫迁出，而后从都城迁出，最后从秦腹地迁出。吕不韦明白地猜测到，当他到边境的时候还会有更严格的命令传来，直到他所有的财富和地位都被剥夺，一无所有。在敏感中，他怀疑这封信实质上是一个签了秦王名的死刑判决书，吕不韦终于喝毒药自尽。 译后记 本书以秦始皇的生平为线索，对秦国、秦朝的历史作了生动描述。作者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脉络，行文也生动有趣。在资料采用方面，除了习见的《史记》《汉书》《吕氏春秋》等，还采用了出土文献《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大量法律文书资料来复原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使本书具有更高的学术性和可读性，这对于一位西方作者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他勾勒出的故事都是依据大量史料并经过缜密推敲的。比如对于秦始皇的出身这样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在描述时摈弃了一味猎奇的态度，跟近年国内屏幕上一些以秦始皇为主角的各种“戏说”作品相比，显示了严谨求实的风范，这种态度是值得国人学习的。 此外，在古代中国的领土、汉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以及秦国、秦朝时期的宗教信仰等问题上，这位西方作者虽然着墨不多，但基本观点已有反映。对于熟知本国历史的中国学者和被近年秦始皇题材的影视作品搞得如在云雾中的普通大众而言，这些观点也颇值得玩味。它反映了域外学者在从另外一些视角审视古代中国强大的原因，并试图探求古代中国从帝王至黎民百姓精神世界的原貌，不管这种努力得出的结论如何，它都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借鉴的。 总之，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普通读者，在阅读此书时都自会有一定收获。 杨 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