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徐海东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徐海东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02徐海东》


本书包括徐海东：《生平自述》、纪实文学《共和国大将徐海东》以及从共和国将帅园下载的资料。

徐海东徐海东（1900.6.17 —1970.3.25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生于湖北黄陂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 .原名徐元清. 曾读过私塾，当过11年窑工。受革命思想影响，于1925年初到武昌，同年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入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1926年夏入国民革命军第4 军12师任代理排长，参加北伐战争，在汀泗桥战役中带领全排冲垮敌4 个炮兵连，获嘉奖和晋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任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在窑工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支部，11月率队参加黄麻起义。受挫后，任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组织游击活动。1929年领导夏区的“年关暴动”。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师长，骁勇善战，被群众誉为“徐老虎”。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在国民党军对苏区进行残酷“清剿”的严重形势下，同留在苏区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集中留下来的部队，重建第25军，任副军长兼74师师长。和军长吴焕先等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在鄂东北、皖西游击战中，善于寻歼分散孤立之敌，取得郭家河、潘家河、石门口等战斗的胜利，保存和壮大了部队，使被摧残的苏区部分得以恢复和发展。

1933年5 月，执行“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不顾敌强我弱的根本情况，命令25军围攻敌坚固设防的七里坪。徐海东不同意进行这种阵地决战，主张撤围，被指责为“思想右倾”、“政治动摇”，遭到打击。后红25军在围攻七里坪和中心区保卫战中受到严重挫折，减员过半。9 月，部队又被国民党军分割在皖西北与鄂东北两地，他率一支小部队与部分勤杂人员，与皖西省委领导下的一部分地方武装会合，10月组建成第28军，任军长。在敌重兵包围和“追剿”中，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斗争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向外线游击，寻机歼敌，并夺取敌人物资，使战士吃饱穿暖，逐步摆脱被动局面。1934年3 月指挥葛藤山战斗，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主力，集中优势兵力从侧后夹击敌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54师两个团，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使皖西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同年4 月，率红28军与坚持在鄂东北的红25军一部会合，重编红25军，任军长。与政治委员吴焕先一起，指挥所部连续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在此期间，他还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护了一批干部和战士。

1934年11月，红25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出鄂豫皖苏区，向北转移时，他改任副军长。协助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率部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个月后进入陕南，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在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斗争中，坚持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为使全军从战略的劣势中形成战役战斗的优势，向省委提出“先（拖）疲后打”的作战方针，并指挥部队出奇制胜，调动和拖住了10倍于己之敌，取得石塔寺和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发动的两次“围攻”和3 个月内消灭红25军的计划。1935年7 月，得知中共中央率红军到达川北松潘地区，积极主张接应，参与制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的决策，明确提出，即使红25军3000多人全部牺牲也要保证中央顺利北上。随即率部西进甘肃，袭击天水，进占秦安，截断西（安）兰（州）公路，有力地策应了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北上的行动。期间吴焕先牺牲，他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9 月初改任军长。不久，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红26、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与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等一起指挥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采取“围点打援”战法，歼国民党军第67军110 师3000余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后，他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在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领导，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安事变时，曾任红军南路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344 旅旅长，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等战斗。1938年6 月，因病回延安，曾入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9 月，随刘少奇赴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 支队司令员。12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指挥周家岗等战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对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他在革命战争中先后9 次负伤，积劳成疾。1940年病情严重，仍随军参与指挥作战。1941年5 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后长期治疗、休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病中主持编写了《红二十五军战史》。

“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1970年3 月25日逝世于郑州。著有《生平自述》（1982）等回忆录。

徐海东：《生平自述》徐海东大将是一个看重历史的人，从１９４０年开始休养直到１９７０年逝世，３０年中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１９６０年主持编写红２５军战史。另外还写了近六万字的回忆文章，１９８２年三联书店把它们结集为《生平自述》出版。可惜的是，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的政治环境不可能使他自由抒写。

01　地主的儿子也要打死？

徐海东是共产革命中出身极为卑贱、低微的高级将领之一。他的祖祖辈辈都是窑工，一无田地二无房屋，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徐本人当了１１年的长工，长到１８岁还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他的童养媳田德斋因幼时天花留下满脸疤痕，以至于国民党抓到后她都说：" 这个姓田的丑婆子是徐海东不要的，就免她一死吧。" （１）这种自幼即深刻体验的贫穷困苦和穷富对立是他参加革命的感情基础。尽管"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 ，却" 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涌动起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 （Ｐ１１）当他的同学吝积堂向他进行革命启蒙时，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Ｐ１１）

贫富悬殊是革命暴动的天然土壤。徐海东之外，还有王首道："父亲和三个哥哥都是劳动力，除经营佃田外，还外出作工。农民革命风潮起来后，大哥参加了革命，当了张坊工农义勇队队长。张坊团防局派人到我家捉暴徒，家人四处逃散。后来大哥在宜春战斗中阵亡。二哥和三哥也殆于战乱。五弟随父亲逃到江西，父亲饿死在山中，五弟埋葬了父亲，拖着冻烂的逃回了家。母亲到一个亲友家作家务，直到全国解放。这一切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巨大动力。" （２）

真实的之外，还有虚构的。丁玲写过一篇小说叫《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其主人公欧外鸥在寒夜与情人幽会或嫖娼时，看到黄包车夫在寒风凛冽的街上苦心地等客人来坐车时，心中每每想到：" 他是在那凄凉的路上，便可以愤恨，愤恨那些资本主义者，在这时，他便很可能造就成一个革命的英雄。这也并不是完全只为自己无钱逛窑子，无钱讨太太才感觉出来革命之必须的，因为同时在路上就有着许多穿着乱棉袍的洋车夫，是还不敢回转家去见他们的妻儿，而犹在马路上彷徨的，真的，他的务要铲除有钱阶级的思想，多半便在这许多洋车上成立。" （３）

１９３６年，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访问徐海东后的印象是：他是" 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他真心诚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 （４）这一判断决定了徐对他们的态度。一方面穷人都是好人。１９３５年红２５军进入陕南后，军部有人要杀手枪团团长和政委等人，徐制止说：" 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Ｐ４０）农民出身就是革命的证明，徐拍了桌子坚持把他们释放。王首道也有这样的见解。１９３３年湘赣省委肃反时，" 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一名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命令。" （５）另一方面，对有钱人就不能必慈手软，连他们的孩子也要杀，除恶务尽。这里表现出的，首先是穷人对富人的复仇欲；其次是血统论的萌芽，它们久久在中国大地上回旋，使革命与报复联系起来。

" 朴素的阶级感情" 是中国革命的激情。然而，第一，是不是富人都是坏人？抗战初期，徐有一次" 住在一位姓齐的富翁家里，有一次我们偶然谈到了抗战，谈到了部队的给养困难，他立刻自动捐助了一百五十担小麦。" （Ｐ１２３）捐了小麦的富翁仍旧是" 阶级敌人" ，但他与" 穷人" 出生的徐也有一致的时候，不但他的儿子、就是他本人似乎也不应当打死。第二，仇恨是革命的动力，但革命的目标决非复仇，否则无论怎样革命，社会总还是非正义的。能够有效地从事社会改造的革命者，必须从刺激他革命的黑暗、残酷、悲苦中挣脱出来，超越复仇欲，以一种普遍的正义感从事社会的重建。１９６０年代美国黑人领袖马丁　路德　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友谊。

02　等级穷富差异是一种等级，但共产党人也大众从来不是平均主义、平等主义者，革命队伍中也有上下之别。１９２６年４月，徐与吝积堂、李树珍到广东去。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Ｐ１４）

三人行，吝、李也不是老弱病残，为什么是徐海东充当" 沙和尚" 的角色？吝、李二人是否有过分担的意思，徐文没有交代。但即使没有也没啥奇怪的：他们是他入党的介绍人，是他的领导。新入党的徐海东立即就进入一个等级体制之中。

１９３３年２月下旬，徐升任红２５军副军长，成为鄂豫皖苏区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别的权利没有。……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Ｐ２７）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打击、排挤他的人──他们肯定地位比徐高、受党的教育比徐多，为什么不能" 为了革命事业" 支持徐的工作（实际上是党的工作）呢？看来等级之分是可以超越政治理念的，只要有人群，什么革命也不能彻底根绝等级。革命不能消除等级，因为这是人类行为必须的组织体制之一。长征中朱德等" 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挑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们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们的作法是有成绩的。" （６）到了延安之后，中共能迅速从弱小中崛起，原因之一，是长征中保存了一批干部。

所以问题不在于革命队伍也仍然有严格的上下之分，而在于如何弥合革命宣传的平等理想与事实上的差序等级。１９４２年，王实味等人对"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的等级提出批评，毛泽东的说法是："你们大多数晚上都点油灯，只有陈伯达、艾思奇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晚上才点蜡烛。我晚上在窑洞办公要点两只蜡烛，如果你们来个平均主义，只许我点一只蜡烛，也不合理。" （７）为什么" 不合理" ，没有讲，不外是毛身负重任之类的吧。但由于中国革命以" 平等" 为理想、以推翻剥削制度为动员，严格地推论起来，当多数人只能点油灯，毛泽东却要点两只蜡烛时，坚持革命原教旨的人，如王实味对等级制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说到最后，完全的" 官兵平等" 是不可能的，但在上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对待在下者却完全可以做到，但即使这一点，也常常做不到。１９５１年，莫文骅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首先去拜见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 我来到他的会客室，他尚没有下楼，公务员给他送来一盆新鲜的樱桃放在桌上。等了一会儿，高岗下来了，我给他敬礼，向他报道，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跟我握了一下手，便坐下来吃他的樱桃，一粒接着一粒，吃个不停，哼也不哼一声，好象屋里没有其他人一样。他吃够了樱桃，用手帕抹了一下嘴巴，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来了！" （８）既然司令员比政治部主任高一级，莫文骅就得忍受如此冷漠的态度，你还有什么不服气？

以改造社会自期的中国革命许诺了最美好的理想，但它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而且还制造了更严格的等级体制。这种体制表现在住房、座位、讲话顺序、交通工具等日常生活中。"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经常出巡，各省市纷纷赶建行宫，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 天津也有个" 迎宾馆" ：" 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 （９）

用革命队伍中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制度来批评革命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但很多受着不平等之苦的人是奔着平等这个理想参加革命的，而革命所建立的仍然是差序格局，革命者并没享受到平等，只不过一部分人处于这一格局的上层，成为不平等的受益者、拥护者；而多数人仍处下层，如果他们认真地以为革命就是求平等，党早就准备了一顶" 绝对平均主义" 的帽子，就会通过" 整风" 来改造他们。这就是王实味们的命运。

03　刘士奇１９３２年８月初，徐的部队被打散后转移到英山，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去与东路游击司令部联系，此时游击司令刘士奇正在吃饭：" 桌上摆着好菜，徐海东一进门，瞅着这情景，一团火就从心里向外冒。外边摆着伤兵、逃难的人……他们又哭又闹，这位司令却独个在这里吃饭，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 （１０）面对众多群众在身边受难，刘照样吃得很坦然。穷不能穷领导、饿不能饿司令，从革命时代就开始了。１９３４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军团" 通知各团的供应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补养身体。" （１１）

如果因此认为刘士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那就错了。事实上，刘是３０年代初江西苏区毛泽东极为信用的重要人物，先后任红六军政委、赣西南特委书记等要职。当时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曾批评过刘"脾气太大，喜欢骂人" ，就为毛记在心头。１９３０年初的" 二七会议" 上，毛指责江汉波" 煽动同志反对正确政治路线的领袖" （１２）会后，刘率先响应" 二七会议" 在赣西南" 肃ＡＢ团" 的号召，大开杀戒。

由于刘批评过" 立三路线" ，也由于赣西南党与毛的分歧，１９３０年８月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上被撤职，毛泽东由此认定" 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１３）不久便以" 肃ＡＢ团" 为名大规模捕杀赣西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李韶九抓人时首先问：" 你参加二全会了吗？" 如果参加了，那就绝对是" ＡＢ团".刘士奇后来在１９３３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中被错杀，他对革命队伍中的" 肃反" 应当没有什么怨言：反正总要杀人，不是你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你。

04　沈泽民张国焘是鄂豫皖和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手下有两员大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陈、沈都是王明的" 二十八个半" 之一，比较起来，张与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在四方面军主力是否撤出鄂豫皖向外发展的问题上，沈泽民与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主力撤出后，沈留下继续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沈领导的省委仍然执行了一套左的冒险政策，这就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结果仅饿死、病死的就达三千多人，徐海东因此发了几句牢骚，说"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 ，沈立即用烟斗指着徐的脸说：" 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 于是我立即被推出会场。（Ｐ２５）

这就是沈的霸道和权威，但他不是" 坏人".此前与沈一道工作的徐向前的印象是：" 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 （１４）" 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狠。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 （１５）

沈泽民确是个" 好人".徐被赶出会场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面临厄运，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恰好此时敌人来犯，" 我想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 （Ｐ２６）当他只穿一条裤衩上阵、得胜回营之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 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 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１９２８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的生命有了保证。（Ｐ２７）

徐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沈泽民样说，似乎不太符合党的原则。

第一，徐有没有问题，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而应当由徐的行为来证明。第二，在沈对徐作了判断之后，假如有人说徐有什么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即使在保护自己的同志时，沈也扮演着一言堂的角色。

当然，不能过分地指责这样一个为革命牺牲的领导人，即使像徐海东这样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命运也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江西苏区，领导" 宁都暴动" 的红５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７军军长李明瑞都是在没有任何通敌证据的情况下被冤杀。与他们比较，徐确实要感谢沈泽民。

05　戴季英徐海东１９６５年写生平自述时，就谨慎地披露了红２５军的肃反问题，这在当时的回忆录中是很少见的。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经常批评王明路线的"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但究竟怎样斗争、如何打击，革命文献一般是不具体介绍的。

肃反积极分子各个根据地都有。张国焘带四方面军主力出走之后，７４师的肃反由政委戴季英主持。有一次他把二二０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

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 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 他说：" 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 ……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我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Ｐ２２─２３）

从江西苏区到" 文革" ，历次肃反的共性是大搞逼供信，戴委英连" 供" 都不要就可以杀人。２２０团是红２５军的主力，戴季英杀起来并不手软。他本是个官迷，红２５军长征途中，他是军参谋长，多次想当军政委。因为徐海东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就再次拿红军生命开玩笑：" ９月４凌晨，参谋长不服从命令，贻误了部队时间，后卫２２５团遭到敌骑兵的袭击，一下损失二百多人。" （１６）既然没有军事才能，那就以杀人来邀功。这在红军中是行得通的。红２５军到达陕北后时，他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局长，全面主持陕北肃反，刘志丹就差点被他杀掉。

杀了这么多军事人才，战斗力肯定要受到影响。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始终是一个迷。也许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出于极左的政治理念，陈昌浩、沈泽民即是；第二种基于权力之争，张国焘、夏曦即是；第三种是无知的盲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周恩来到达福建长汀。他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去，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正好闯进去向省委汇报。周恩来和气地问她：" 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 李坚贞说：" 抓反革命！" 周恩来一听，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是怎么抓的？" 李坚贞爽快地回答：" 就这样抓的嘛！" 周恩来又问：" 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 这下，李坚贞答不上来了。（１７）显然，像李坚贞这种革命者去肃反，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只会是乱抓乱杀一气。戴季英是鄂豫皖本地出身的干部，不是中央派来削平山头的，他的杀人狂热，很可能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不过当他到陕北后抓捕刘志丹等人时，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动机。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 纯洁" 比什么都重要。这说明，" 左" 是革命党的内在逻辑使然，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据。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不满现状、要起来造反杀人的人，革命不愁找不到参加者，愁的是如何把这些革命者" 组织" 起来。还在窑工时，徐海东就" 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 （１８）" 组织" 绝不只是制度设施，更是意识形态的整合，情绪意志的集中。只有在大量杀戳" 反革命分子" 或" ＡＢ团" 时，临时集合起来的人群才会有严格的" 敌""我" 之分，才会感到怕，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06　党指挥枪在１９３２年以后的鄂豫皖苏区，徐一度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他的个人生命也操纵在省委书记、政委手中。作为副军长，他除了带队冲锋陷阵，几乎没有任何权力。" 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 （Ｐ２７）可见党指挥枪的原则是执行得多么有效。

党指挥枪的原则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有人代表的。遵义会议之前，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都不是军事首长，甚至也不大懂得军事，但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５年，党始终保持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就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王明路线统治时期，" 钦差大臣" 满天飞，飞来飞去不是玩，而是到各地去掌握军权和政权。他们在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在其他地方建立省委、特委之类党的组织，垄断该地区的一切权力。博古、张国焘和陈昌浩、夏曦和任弼时可以指挥毛泽东、徐向前、贺龙，沈泽民可以指挥徐海东。

尽管红军是党的军队，但军事首长与党的领导仍然有目的的不同，战斗要求胜、要有人才，政治上要统一、要效忠。所以徐海东是" 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 ，（Ｐ３９）而戴委英却从不怕杀错人。他们之间一旦发生冲突，裁断的标准就是党指挥枪。徐海东有一次反对杀人，戴季英的理由是：" 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 （Ｐ２３）党内、军内多次"肃反" ，大权一般都掌握在政委、书记手中。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靠军队打出来的，但这支军队的特点又是党的领导。党和枪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苏维埃运动十年中，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各主要根据地都丧失了。领导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无论是在江西苏区还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都是首先掌握了军权然后才掌握党权的。由于他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所以才保证了他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他自己说得清楚：" 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１９）毛本人毫不怀疑共产党是" 军党".当然，他也强调" 党指挥枪" ，那是握有军权的张国焘、林彪向他挑战或不太顺从他的时候。

07　错在哪里？

革命家的传记当然是革命的颂歌，但鲁迅早就说过革命不是通体光明的。但稍微真实一点反映革命进程中的实况，还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的事，所以阅读革命要细心。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围攻七里坪失败后，徐和少部分部队与军长吴焕先的主力部队失散，艰难跋涉后才到了皖西，由于不可能再回鄂东，就在皖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的支持下，与当地的部队合组成红２８军，徐任军长，郭任政委。半年后才与红２５军会合。

关于这次会合，１９６２年徐在《保卫红色土地》一文说：" 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Ｐ７０）但事实上，徐也有" 难以用语言表达" 的气愤。１９６５年的《生平自述》中交代了会合的前因：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 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愤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１９３４年４月中旬，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合了红十五军。（Ｐ３３）

分开行动既是不得已的选择，其客观效果也是好的：" 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 （Ｐ６２）吴焕先等人如此大动肝火，给徐扣上政治帽子，唯一解释，是他们觉得红２８军的成立削弱了红２５军的实力。

从徐本人来说，由于他此前在红２５军一直受打击、排挤，当然也乐意在皖西与郭述申合作。他们的斗争，确实打开了皖西的局面。

可以想象，他对与吴焕先的会合并不全是高兴的。

不过会合确实是好事，吴焕先等人没有再排挤、打击他。两军会合后重组为红２５军，徐任军长（吴改任政委），还补为省委委员。

" 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已采纳。我个人的心情也比较舒畅。" （Ｐ３３）这说明，吴也并不真的认为徐等人有什么政治错误，只要部队过来，为我领导，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什么" 错误" 都可以一笔勾销。

08　鄂豫皖当井冈山被确认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后，大别山也即鄂豫皖根据地的位置被微缩了。但这块贫瘠之地为中国革命贡献的确实太多了。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共鄂东特委领导发动" 黄（安）麻（城）起义" ，是为鄂豫皖根据地起源。１９３０年３月成立红一军；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成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张国焘。极盛时主力４万多、地方武装２０多万人。以此衍生出４支部队和４块根据地：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向西发展，建立了川陕根据地。１９３６年长征到陕北，抗战后编为１２９师。

四方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５个主力团与地方武装分别重组为２５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和２８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１９３４年中央决定长征的消息传到鄂豫皖后，２５军与２８军主力合组为新的２５军开始长征，到陕北后与刘志丹的部队合组为１５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抗战后编为１１５师３４４旅。

２５军长征后，原２８军留下的部队组成８２师，后又扩编为红２８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坚持３年游击战，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时编为新四军４支队。

２５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１９３５年７月在主力继续北上后，留下的部队由郑位三、陈先瑞等人领导，１９３５年９月组成７４师；抗战后与１５军团会合，抗战开始后编为１１５师留守处。

用" 前仆后继" 来形容鄂豫皖是最确切的：四方面军走了，２５军起来了；２５军走了，２８军起来了；抗战后的新四军第５师和１９４７年强渡大别山后的刘邓大军也在这里得到支持和发展。鄂豫皖的农民，为革命一茬接一茬地走进红军，仿佛这里有无穷无尽的人，可以满足革命所需要的一切牺牲。１９５５年评定军衔，人们发现鄂豫皖出了２００多个将军，但一个将军后面有多少个牺牲者，却是无法统计的。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最顽强的根据地，难道仅仅因为贫困？

09　 "火并" 陕北红军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１９３５年初红２５军长征到陕南，像中央红军一样，也是从一张报纸上知道陕北有红军活动，他们立即决定与之会合，９月初全军３４００多人到达陕北，受到刘志丹等人的热烈欢迎。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又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客人的部队多。２５军有人说：" 陕北红军哪有我们人多、枪好！" （２０）尽管徐" 知道他过去犯过骄傲自大的毛病" ，但他对刘志丹仍然是尊重的。只是实力不同则位置不同，两军合组为１５军团后，徐正刘副，刘还被彻底排除在随后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外。

这不全是２５军的客强欺主。１９３５年初，中共在陕北的组织有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军队则有２６军和２７军，分别由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和谢子长、郭洪涛等人代表。７、８月分，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后组成" 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 ，他们主要依靠原陕北特委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排挤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高岗等人。徐海东的２５军９月中旬到达陕北后，朱理治、聂洪钧等人主要依靠这支部队，一来代表团和２５军都是客，二来２５军更有实力。２５军的参谋长戴季英既是省委保卫局长，又是西北军委参谋长，积极配合朱理治等人以" 肃反" 为名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徐后来告诉张国焘：" 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 （２１）

毛泽东有言：" 火并" 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看来革命队伍中也很难免。（２２）所谓" 革命队伍" 就是农民队伍。

无论给每次肃反加上什么名称，骨子里都是一种" 火并". 10 　高岗骂谁？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方面从刀下救出刘志丹等人，另一方面要稳定陕北大局。１１月２６日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仍然批评刘志丹、高岗等人犯了右倾错误，并原则上肯定了陕北的肃反：" 过去陕甘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２６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敢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这显然是一种调和性、过渡性的态度。当时陕北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后方军委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他们在肃反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出于大局考虑，西北中央局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于１１月３０日作出《关于戴继（季）英、聂鸿（洪）钧二同志在陕西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把陕北肃反的" 严重错误" 推到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和主持前方肃反的聂洪钧二人身上，对他们分别作了" 最后警告" 和" 严重警告" 的处分。（２３）朱理治、郭洪涛继续受到重用：朱理治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５师政委；郭洪涛先后任陕甘宁辖区党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到次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倡议由任弼时主持召开西北局高干会。作为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一方面高岗蒙毛泽东的信用，冉冉上升直至西北局书记；另一方面毛泽东意图通过西北历史问题的清理为改写党史提供" 两条路线斗争" 的模式和口径。会议修改了１９３５年有关陕北" 肃反" 错误的决定，把主要责任人从戴季英、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郭洪涛，把高岗封为" 正确路线"的代表，朱、郭为" 错误路线" 的代表。" 七大" 后，朱降为吉林省洮南地委书记，郭降为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都在高岗手下。

与徐海东有关的是，高岗在《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中，不但全面批判朱、郭的"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还连带批评了" 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２５军主要领导者".２５军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先后任军长和政委的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但程子华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１９３４年９月到达鄂豫皖时张国焘早已撤离鄂豫皖，谈不上受张国焘的影响；戴季英早在１９３５年就被认定要为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高岗没有必要不点他的名。

那么，这个" 主要领导者" 是指长期在鄂豫皖工作的徐海东？但第一，毛泽东曾说过徐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徐与张有本质不同。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毛还派徐迎接张国焘：" 徐海东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立场同中央团结，但他并无改悔决心。后来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２５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 （２４）第二，徐历来反对肃反，与戴季英的矛盾很大，到达陕北后对刘志丹很尊重，认为如果刘志丹同志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１９３５年直接处理陕北肃反错误的王首道对徐海东赞不绝口：" 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２５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 （２５）

那么高岗究竟骂谁？

11　大功徐的军旅行生涯与井冈山、与红一军团、与红一方面军无缘，红军长征后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而且他１９３１年才担任团长，１９４０年以后即以养病为主，没有参加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解放战争" ，他的英雄时期主要是３０年代中期一段。但毛泽东对他却异乎寻常地关心，１９４１年发电要他" 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１９５０年亲笔要他" 安心静养" ；１９５５年被评为" 十大将" 之一，连他自己也感到惭愧。当然可以假设，如果徐的身体很好，毛也不一定就怎么重用他。但事实是毛对他确实甚为关照，认为他是"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 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徐确实功高盖世。红四方面军撤离之后，他是鄂豫皖根据地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红２５军客观上与一、二、四方面军一样，拥有独立的根据地和战斗力，以至于于国民党把他和彭德怀并列悬赏１０万大洋要他的首级。但毛所说的" 大功" ，主要是指他率先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的绝对服从，是他率１５军团为把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西北而开疆辟土。１９３４年红２５军长征到１９３６年的山城堡战斗，是徐的英雄时期。

１９３５年７月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后，徐就表示要西征北上以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 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Ｐ４０）１９３９年９月，红２５军与西北红军汇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手下有七千多人，比中央红军还多。

但他无条件服从中央，会师之后向疲惫交加的中央红军大量供应粮食、猪羊和服装，解决各种需要，详细介绍边区情况。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伍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Ｐ４８）

毛泽东此前刚刚受过人多势大的张国焘的气，面对徐海东等人无条件的欢迎，他不能不感到是莫大的欣慰。

徐原是张国焘的部下３６团的团长，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时，负伤的徐负责留守苏区。１９３６年９月，在甘肃的打拉池，徐见到分别４年的老上级见面了，据张国焘回忆：" 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地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诬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 （２６）此时，张仍握有重兵，徐的劝说，对毛有是有利的。

所以" 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 （Ｐ４８）共产党人并不完全否认善有善报的旧伦理，毛泽东更是爱憎分明。

12　病１９４０年，徐病倒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岗位上，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养病生活，４９年以后基本不参加政治生活。也正因此，直到" 文革" 前，他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而１９５５年与徐同时被评为大将的，除陈赓１９６０年病逝外，其他的八个没有一个人没有挨过批。

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张云逸１９５０年因被毛泽东认为剿匪不力而被免去广西首脑的职位，此后长期不受重用；总参谋长粟裕１９５８年因" 独立王国" 问题挨批。

总参谋长黄克诚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 反党集团" 的成员。

总政治部主任谭政１９６０月１０月因" 反党宗派集团" 被打倒。

总参谋长罗瑞卿１９６５年以篡军反党之名被打倒，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腿。

海军司令员、政委肖劲光１９６６年挨批，整个" 文革" 期间靠边站。

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副院长王树声１９６６年被批。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１９６９年被摧残至死。

徐海东没有享用过上述８人的显赫权力，却也少了他们几乎时时面临的紧张和陷阱，身体上的病使他免除了政治上的" 病".其实，即使本来没有病或病情不重的人，一遇政治风暴，也容易得病或病情加剧。１９５２年６月，叶剑英就广东" 农民运动中的右倾" 和" 地方主义" 问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作检讨，不久心脏病发作，次年２月好转。１９５９年９月，正受批判的张闻天患前列腺肥大症，直到１９６０年２月才痊愈。高级领导人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一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病，但突然发作、甚至致死，通常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身体的疾病与政治的灾难是有关联的。像刘少奇、贺龙这样的长期担负重要权力的人，如果不是突然遭受打击，是肯定不会死亡的。

权力是政治家生命的一部分，领导人的身体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有时并不取决于身体状况；一些重要人物住院与否，可能是特定时期政治气候的睛雨表。１９５８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泽东的批评而告病休息；１９６２年春夏之交，陈云给毛写信，积极支持在农村实行" 责任田" 的政策。" 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闻讯沉默不语。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写信给小平同志并转毛主席，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２７）从１９６２到１９６５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冲突、毛再度跃入前台直至发动" 文革" 的关键时期。陈是老资格的领导人，毛泽东１９５８年批判" 反冒进" 之后，他被认为是" 一惯右倾".陈对毛的领导作风有清醒的认识。此时他主动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好" ，使他后来的政治状况至少比刘、邓等人好一些。

与陈云以病避祸不同，康生是以病来打发政治上的失意。延安整风期间，康重权在握，是毛泽东、刘少奇之下的第三号人物。" 七大" 之后，毛泽东需要加强党内团结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康生的整人术已不是急需，只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屈居中央委员饶漱石之下任山东分局书记，４９年之后更是沉寂无闻，" 八大" 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于是" 养病" 成为他的主要工作。１９５９年批判彭德怀后，党内斗争再趋激烈，康生的" 病" 也就好了，在此后的１０间再度成为毛清洗党内对手的出鞘之剑，在１９６９年的" 九大" 成为党内第五把手，林彪事件后，更一跃成为党内三号人物。对于康生来说，要么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要么是在泉林山色之、金石书画中养病，他的进退基本上可以反映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

13　" 最高指示" 的力量" 文革" 期间，徐的日子也不好过。１９６７年" 武汉事件" 后，有人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徐的" 大功" ，" 当林彪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坐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向他打招呼。" （２８）会议结束时，徐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当代中国政治的动作逻辑是，即使你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委员，也不能说你就没有问题了。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徐仍被赶出北京，次年寂寞地死在郑州。不过，不能就此认为毛泽东说话不算数或不够力量。分析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是说话不算数。１９６６年８月贺龙的命运危危可岌之后，毛两度对说" 我保你".但几个月后，得到毛的许可，" 打倒贺龙" 的口号已响彻北京。如何判断毛是否会出尔反尔，是党内的一门学问。

二是说了也就说说而已。打倒贺龙是毛同意的，对徐的迫害却不一定得到毛的认可，但毛也没有要人认真落实对徐的保护。在当时政治棋盘上，徐还没有重要到使毛真正抒的命运放在心上。

三是真正的" 凡是派" 太少，甚至干脆就没有，毛的一句并不真的顶一万句。１９７８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 凡是" 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甚至他也不真的认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例子就是" 纪凯夫事件".１９５２年４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盗窃案，报案人纪凯夫被定为作案人受到刑讯，而重点怀疑人、支部书记王清则因是老干部而消遥法外。这一处理得到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副书记吴德峰、书记张平化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中南局纪委派出联合检查组，推翻了这一结论。副总理薄一波在武汉得知此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除要中组部下令中南局将周季方开除党籍外，还亲自给中南局发电：" 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 泰山压顶，除王清被法办外，武汉市主要领导人也都受到到处理：张平化被降为副书记，吴德峰被撤职，周季方被判刑。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应当说是铁板钉钉了。但就是因为此案涉及到张平化这样的高官，此后就几次翻案。１９７９年，湖北省纪委作出《关于撤销周季方同志处分问题的决定》，并批评当年公正处理此案的原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李之琏。应李的要求，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中央五部委组成审理组，再次认定" 纪案" 不是错案，但由于张平化等人的" 不断写信给中央反映" ，这一审理结果直到１９８８年６月才由中纪委最后通过。（２９）可见一旦牵涉到自己的名誉地位，" 凡是派" 人物对" 最高指示" 并不完全尊重。

这也说明，意志坚强、谋略精深如毛泽东，其实并不能按照他的意愿来改造中国，他的思想观念、路线政策，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过滤筛选，已有很大失真。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毛制定的方针政策何以过于严格严厉，另一方面也提醒后人不能要求毛泽东为当时的一切冤假错案负责，邓小平后来就多次表达过这一意思。

徐海东简历１９００年６月生于湖北大悟县（原黄陂县）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

１９２５年４月由李树珍、吝积堂介绍入党。１９２６年５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任代理排长。

１９２７年６月，回黄陂家乡开展农民革命，先后任区农民自卫队长、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西南总指挥、鄂东警卫二团团长等职。

１９３１年３月，任红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等职。

１９３２年四方面军力撤离后，留下的部队组为红２５军，徐先后任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

１９３５年９月，率红２５军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２６军、２７军汇合，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

１９３７年８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旅长。１９３９年５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１９４５年后长期休养，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衔。

１９７０年３月逝世。

注释：（１）参见胡士华：《大将之女──大别山农妇》，北京：《文艺报》２０００年９月２日。

（２）（５）（２４）（２５）《王首道回忆录》页１５、１３６、１９８、１９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小说月报》１９２８年第１９卷第１０─１２期。

（４）（１８）斯诺：《西行漫记》页２６９、２７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９。

（６）（２１）（２６）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２２２─２２３、３１４、３１４，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

（７）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页２１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莫文骅回忆录》页６５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９）王若水：《此情可待成追忆》，载王蒙、袁鹰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１６）（２０）参见张麟：《徐海东将军传》页７９─８０、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１）《王平回忆录》页６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２）引自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页１５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３）《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引自戴向青等：《ＡＢ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１４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４）（１５）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页１４６、１６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７）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１８９８─１９４９》页２４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９）《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５１２，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

（２２）引自《叶飞回忆录》页７７─７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３）参见李涛编著：《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页１２３─１２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７）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１１２０，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８）参见韩先楚、刘震、陈先瑞：《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怀念徐海东同志》，载《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２９）参见李之琏：《纪凯夫事件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徐海东大将建国后的遭遇徐海东的资格很老，军功也很厚，1934年，他和吴焕先（李先念的恩师，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共同领导红二十五军，他是军长。地位和徐向前等人都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徐海东虽然战功赫赫但是，从不居功自傲，1934年11月，他主动让出军长的位置，担任副军长，风格很高，此后，他主动要求协助张云逸、罗炳辉，担任副手，1940年1 月，旧病复发，就此退出军队，长期养病，但是，因为他的军功很盛，早年以谢子长、刘志丹、徐海东、程子华并称于西北，所以，1955年，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徐海东建国以后，身体本来已经好转，但是，由于他为人说话很是不注意，得罪了不少的军中要人，其中得罪的最狠的就是后来官高位显的罗瑞卿！徐海东还是在陕北的时候就和罗瑞卿不对劲，他一贯瞧不起罗瑞卿的谄媚，解放以后，罗瑞卿官运亨通，1959年以后更是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然而，徐海东并不买他的帐。

1955年评定军衔以后，不少原来他的部下都像他表示祝贺，王树声、谢富治、王新亭、许世友、周纯全等人来看他，还说了一些当年的往事，徐海东当着他们的面就说：“有什么可高兴的，老子（徐海东一贯称自己是老子，军中闻名）身上15个洞，也才换来四个星，人家不费劲就拿下了，杨罗耿以杨为首，可是，杨才是上将，没听说政委比司令大的！他不就是靠着一碗红烧肉才出的名吗？有个屁用！”

徐海东说的罗瑞卿的红烧肉故事是红军时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故事前后是这样的：当时，罗瑞卿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中有很一些福建过来的战士，吃不惯辣椒，偏偏有一次搞伙食改善，炊事员做了红烧肉，因为绝大多数是湖南、湖北、江西的，所以，就放了很多辣椒在里面，福建的战士就有了情绪，两湖和江西的就觉得福建的多事，双方就此吵了起来，罗瑞卿知道以后，没有大惊小怪，而是把大家找来细细的交谈，化解了矛盾，下次，再做饭的时候，把一盆辣椒放在一边，谁愿意吃就吃。这件事不大，但是，因为是发生在苏区政治气候不平常的1933年，所以，连包括毛泽东都知道了，说罗瑞卿是个好管家，红军进入陕北以后，罗瑞卿由毛泽东提议，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因为，罗这个人一向很愿意讨好上面，所以，和那时的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徐海东就不太对脾气了，徐海东听说过罗瑞卿的红烧肉发迹的故事，所以，就把它拿出来说事。

这件事后来自然传到罗瑞卿的耳朵里，于是，就有了1958年，毛泽东在军内高干会议上借着批判刘伯承的所谓教条主义顺带着不点名的批评徐海东向党伸手要官做的事情！同时，毛泽东还把以前的和张国焘的一些旧事重新提起，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厉害，当时，包括徐向前在内的原四方面军的人都有些沉不住气了。后来，还是周恩来出面，安排徐海东到湖北借口搞调研才算了事。1959年的时候，毛泽东可能有点意识到上次批判徐海东的事情可能有点过火，于是，又把徐海东找去问他一些近况，还希望他出来工作。

等庐山会议一结束，罗瑞卿上台，徐海东这回彻底没戏了，1960年被指派去编撰红二十五军军史，此后一直是在家里闲着，也不敢有人过问。

直到1965年打倒罗瑞卿的时候，谢富治和吴法宪请徐海东写一个受到罗瑞卿迫害的书面材料的时候，徐海东才被人想起，而且，有意思的是，在九大召开前，因为，代表人数不够，特别是老同志被打倒的太多，所以，周恩来建议徐海东出来继续当选中央委员，此事，意外的得到林彪的支持，自然因为他是罗瑞卿的对头了。这样，徐海东继续当选中央委员，直到1970年病故。

罗瑞卿复出以后，按照他做事的习惯是不可能放过徐海东的，尽管徐海东已经死了，不过，没等到他有所动作的时候，罗瑞卿由于治疗断腿，于1978年猝死在东德。这件历史恩怨才算真正了结！

徐海东出身最苦的大将　徐焰红色窑工夸海东壮兮鄂豫皖，伟哉大别山。

黄麻烽火举，英豪数万千。

丛峰碧血浴，村闾尽狼烟。

窑工成名将，百战显心丹。

凯旋觅故旧，未见几人还。

丰碑今犹在，巍然云汉间。徐海东是党领导武装斗争时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的代表，也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一员虎将。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徐海东传奇般的经历本身，便构成一部壮丽的武装斗争的史诗。

生平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在红四方面军中人称“徐老虎”

国民党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解放后，他常年靠吸氧维持生命，但仍坚持领导编写战史徐海东，原名徐元清，190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县夏店（现属大悟县）一个世代陶工之家。徐海东从小就在饥寒中生活。1925年，有一位家乡籍的共产党员吝积堂从武汉学校回来，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徐海东明白了过去受穷的原因是受军阀、地主压迫，便到武汉找了一份码头上的差事，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徐海东不久又想学习军事，于是到湖北军阀部队里当兵。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徐海东在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中当少尉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率一个排击溃敌军两个连。翌年，因国民党反共，他回到家乡，被中共黄陂县委任命为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鄂豫皖边区的黄（安）麻（城）暴动。后来，他任过县赤卫队大队长和红军的团长、师长，以勇猛著称，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徐老虎”的威名。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敌人“围剿”下仓促突围，鄂豫皖苏区陷入“匪区壮丁全部处决”、“粮食全部搬走”、“房屋烧光”的危境。只率一个团留下来的徐海东挺身而出，重新组织零散的部队和伤员，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此后，他伤病交加。在“肃反”时，他因大胆批评领导的错误而被人怀疑，但革命意志从不动摇。

1934年秋，徐海东奉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长征，翌年夏天到达陕北，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打开了局面。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国民党南京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标定头颅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徐海东任三四四旅旅长，在平型关战斗中指挥左翼突击。此后，他又率部在晋东南等地与日寇作战9 个月，因身体不支，1938年夏回延安养病。翌年秋，他任新四军江北指挥所副总指挥。1939年年末，徐海东抱病指挥部队在皖西周家岗击溃日军一个大队。战后，他向干部作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倒地。此后7 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在病榻和担架上度过。

1947年秋，他被送到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在那里治疗休养9 年。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翌年移住北京，并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常年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却仍领导编写战史。“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1969年“九大”召开时，毛泽东仍提名要徐海东参加，会上他又当选中央委员。翌年秋，因战备疏散，他被送到郑州。1970年3 月，他因肺炎不幸去世。

背景斯诺得知徐海东一家被杀了66口，就此懂得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参加革命只为求阶级的解放，日后想做个普通劳动者。他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仍是个有用的公民徐海东是一个从农村贫苦窑工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将领。他一生的经历，完全能绘成中国革命战争最生动的一个画面。近代中国因阶级压迫造成的深重苦难，在徐海东身上有最鲜明的体现。他年轻时，有一次挑着瓦盆到外乡卖不出去，冻饿交加晕倒，幸亏一位农妇给了碗热粥才能活下来。苦大仇深的他，一旦听到共产主义的宣传，便会为改变自身和本阶级的地位而拼命战斗。代表反动地主豪绅利益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残酷镇压这些反抗者，对他们的家属也进行株连报复。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蒋介石亲兼武汉“剿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建立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五师。正是由于有徐海东这样的成长于鄂豫皖血泊与烽火中的老战士，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写下了光荣。

徐海东参加革命只是为阶级的解放，个人日后的目标仍是当个普通劳动者。他虽当了军团长，还向新交的“洋鬼子”朋友斯诺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故事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被俘的国民党师长输得不明白，问他：“你是黄埔几期？”他说“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在“肃反”扩大化期间遭怀疑时，他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冲锋并打败了敌人，以血战证明自己的忠诚红军初建时，徐海东虽当过正规军的班长、排长，但毕竟缺乏组织大部队的经验，是靠边打边学，用鲜血交的学费。当时部队火力很差，农民战士普遍缺乏战斗经验，他从当队长起，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并亲自带领战士冲杀，先后9 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 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来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通过在大别山多年的战争实践，徐海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往与敌人一接火，就能判断出对手的兵力和火力情况。1934年春，他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当时，因环境残酷，经常出现叛徒，一些领导人盲目地乱搞“肃反”。徐海东为人耿直，一次，在省委会上当面批评书记指挥错误，有人便想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他得知后，感到不如在战场上牺牲落得个光荣，于是留下文件，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向敌人冲锋，一举打垮了一个旅。战后，那位书记来找他，非常激动地拉住他的手称赞不已，并对大家说：“我不死，不许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此后，党内再没有人怀疑徐海东对革命的忠诚。

一次醉倒后差点被敌人俘虏，受到批评马上做检查，从此戒了酒苏联军医发现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早已失效，对他的毅力钦佩不已，认为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徐海东刚走进革命队伍时，也带着一些旧军队爱喝酒和打人、骂人的习气。一次，他没吃菜就几口喝掉半斤白酒，醉倒后，恰遇敌人打过来，他差点被俘。受到党组织批评，他马上做了检查，从此戒了酒。

长征时，有一次他到前卫团，正遇天下雨。部队又饿又累，虽接到出发的命令，干部战士却躺着不起来。他性急之下抄起一根棍子，从团长、政委开始连捅带打，一口气把200 多人赶了起来。路上，有的伤员没人抬，他虽然同大家一样一天没吃饭，但在雨中亲自抬着伤员走了五里路。他虽带动部队走出了可能被敌围歼的危境，毕竟打了人，几年后他对此还主动检查。

由于他长年不分昼夜地转战，使肺病不断加重。1932年秋，他为重新组织失散的部队，连续奔走23天没有上床睡过觉，休整时一躺下竟睡了30多个小时，醒来便大口吐血。此后，他战斗了七年，直至在皖西彻底躺倒无法工作。毛泽东发来电报，嘱咐他：“精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感动得流了泪。1947年秋，他被送到大连做了第一次X 光透视，苏联军医发现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都早已失效，又听到徐海东多年来靠中草药维持生命，都对他的毅力钦佩不已，认为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

本版撰文／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生平自述1900年6 月17日（农历5 月 21 日），我生于湖北省黄破县（现为大悟县）徐家桥村。原名徐元清。祖上大代，是烧陶器（农村用的瓦缸和盆罐）的手工业工人。父亲是容工，母亲是家庭妇女，生我兄弟姐妹共十人，兄弟间排行我是老六。在我记事的时候，全家二十多口人，只有棉花地一块（约半亩），房屋六间。父辈兄长，全靠做窑工为生。我九岁时，在我执意的要求下，才送我进了附近的私塾。当时念书的，多是富家子弟。我家里贫穷，穿的最破，连买纸笔的钱也拿不出来，从老师到同学，都常常讥笑我。富家的孩子嫌我身上脏，不让我同他们一桌，老师给我起了学号，可是他们总叫我“臭豆腐”。含泪吞声，读了三年半书，一天因受气不过，打了地主家的孩子，闯下了祸。地主家的孩子要我退学，老师是靠地主家吃饭的，就立刻逼我退学。我回到家，父辈们说：泥巴人的命，就是出劳力，吃粗饭，我们没福分读书，还是做窑工吧。当即送我进窑厂，做学徒小工。这年我才十三岁。

学徒一年多，还没出师。时值荒年，生活更困难，家里人闹分家。兄嫂们见我年小力薄，都不肯要我。他们说靠烧窑做工养不活自己的老婆孩子，要我自找生路。父亲年迈，丧失了劳动力，母亲四十六岁生我后双目失明，他们虽然生有十个子女，到了晚年落得无所依靠。我从小个性倔强，胆子也大，一赌气，从家里跑到了沔阳沙湖，替人家揽工放鸭子。

在湖北这地方，有放牛娃、放羊娃，还有许许多多放鸭娃。他们随同大人，担着鸭篷，撵着鸭群，在野地、湖泊里放牧。工资低微，只能混饱肚皮。就是这种生活，我度过了一年半。觉得自己又长了一岁，可以做一名正式的窑工了，这才又返回家乡，重新进入窑厂。

烧陶器为生的手工业工人，多半是打伙做工，自烧自卖。我回到窑厂以后，除了在厂里劳作，有时也挑着陶器串乡去卖。年景好些，可以混个饱饭吃；年景不好，象讨饭一样。有一年冬天，我穿着破单裤，叫卖了好几个村，没卖一个小盆，冻饿倒在一家农民门前，再走不动了。幸得一家农妇给了一碗热粥，才活过来。就是这种穷窑工的生活，整整度了九年。前前后后，我在窑厂做了十一年工。由于自己手艺熟练，劳作勤谨，后来成了家，和一个农村姑娘（母亲抱来的童养媳）结了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城市的工人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我们虽然也算是工人阶级，但僻居山村，不了解这些。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有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但这只是朦胧的，自发的革命思想。1925年以后，鄂东北地区，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但影响较小，我们听到从武昌读书的人回来讲到俄国的十月革命，只当新鲜听听。我开始接触共产党员，是1925年初。那时我的一个同学吝积堂从武昌回来（他是1924年加入共产党的，在武昌教小学），他和我同过学，素知我有股闯劲，仇恨土豪劣绅。他回乡以后，常找我谈谈。开始也是讲俄国革命，我听不懂，对他说：“武昌我都没到过，你别讲外国人的事了。”他这才给讲些打倒军阀、地主的话。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他说我讲的“泥巴人话”。

在音积堂的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找革命的思想。开始想去广东，又觉路远，后来两个人商量还是去武昌。他见我有决心出走，十分高兴，怕我被家人拖累，又激我说：“君子一言，说话不兴后悔。”我也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两个人在赶庙会时，又具体商定，阴历3 月8 日动身。因为家乡有句话：“要得发，不离八。”可见，这次出走，脑袋里不仅迷信，而且想出外“发”一下。

当时，南北方军阀，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实行分工合作进攻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在武昌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我们步行二百四十多里，到达武昌后，两眼漆黑，工作找不着，革命没有门。我住在古楼大街一个小地面铺里，心里又犯起悔来。吝积堂教书每月十六块钱，不能靠他吃穿。我四处打听找个事做，可是没有熟人，工厂进不去，拉人力车路不熟。回家吧，又怕丑，怕家里人说，你出去讨饭回来了。吝积堂叫我暂时找个事，只要有饭吃，慢慢可以找到革命的差使。我听了他的话，就担水卖。就在卖水的岗位上，由吝积堂、李树珍（小学教员），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1925年4 月。

尽管这时对党的认识还很差，入了党，思想上觉得有了依靠，象在黑夜里看见了一丝光明。挑水卖每天可挣一串六百钱，我第一次交党费，就是卖水得来的钱。卖水的职业苦死人，天不亮起身，天黑店铺上门了才休息。一担水一百六七十斤，码头上的台阶六七十层，爬上爬下，一天不停，肩膀都压肿了。十三天以后，累得生了病。这时吝积堂托四道生（共青团员）为我找个职业。我还在病中，吝积堂、李树珍、田道生一同来看我。他们说四道生的四叔田泽庭在湖北二师刘佐龙的部队有朋友，可以介绍我去当兵。我想：当兵也好，革命总不能一天到黑挑水卖。

病好以后，我就借助四道生托的人情，在湖北二师二营六连顶替了一个叫柳金彪的名字。新兵三个月内不发饷，只管饭，我因顶的那个原是副班长，每月发八块钱。可是，我不但捞不到这份钱，连卖水时积攒下的二块多钱，全被一个叫陈德金的上士班长扣去抽大烟了。他看我是从乡下来的“泥巴人”，百事不懂，就要和我拈香结拜。其实，他想的是我的钱。每月一发饷，除了交二元三角的伙食费，剩下的全被他拿了去。穷得我连交党费的钱也没有。顶着假名，心里就不痛快，一个铜板拿不到，这兵有什么干头，我见着吝积堂说：“这个穷兵我不想当了。卖水还可以交党费，现今党费都交不出了。”吝是个有远见的同志，对我说：“革命要动刀枪的，你就借此机会，靠上姓陈的学习军事，没钱交党费，我替你交。”并说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我对学习军事技术也有兴趣。于是下了决心，从步兵操典学起，还买了个本子，边学边记。陈德金是个老兵，军事上有一套，化了我的钱，教的也特别上心。由于我操课好，全连第一，半年以后，升作下士班长，又三月提升中士班长。

湖北二师这个部队，象当时所有的旧军队一样，反动腐败，军官和士兵吃喝嫖赌抽大烟成风。我是个穷苦人出身，又是共产党员，对这种环境很不习惯。过了一些时候，又厌倦起来。就在这时，1926年4 月，吝积堂、李树珍准备去广东，要我一块去，他们说，去了，革命军要北伐，就参加北伐；如不北伐就考黄埔军校，或进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就随他们一块离开了武昌。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来到韶关。正巧，遇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吝积堂和李树珍在这个部队找上了熟人，认识一个连队的师爷。这时我们才知道，革命军北伐开始。黄埔已停考。我们会见了团部的党代表，经过介绍，我被派在三营九连做代理排长。

这个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加我进去，全连一共有四个共产党员。汀泗桥战斗后，我正式升任为排长。党在这支部队里有合法地位，连长又是党员，我心里十分高兴。闯荡一年多，总算找上了革命军。在北伐中，共产党员都是起骨干先锋作用的。我这时已经懂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打仗、行军特别积极。我们这支部队于10月进至武汉，继又经修水、武宁、德安到南昌。由南昌返武汉，后又北进至河南洛阳。我先后参加了汀泗桥、武昌等著名的战斗。在轰轰烈烈的胜利形势下，自己的情绪特别激昂、兴奋。觉得革命有了希望，劳苦群众有了出头之日。从实际斗争中，进一步锻炼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军事素养。

正当我们从河南回到武昌，准备东进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来以后，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开始疏散。我在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返回了黄陂家乡。

这时党在鄂东北地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响遍了四乡。工作基础最好的县，当时是黄安、麻城。我的家乡紧靠黄安县，革命的影响也较深。自从北伐军到武汉以后，党在这里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我回去时，好多村子都组织起了农民协会，闹得挺热闹。从前和我一块在武汉参加党的田道生等人，也先我回到家乡。他们知道我参加过北伐战争，又是共产党员，便介绍我去黄陂共产党县委会。县委的负责人，很热情、亲切地说：“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在组织农民自卫军，正缺少军事人才。”当时派我到河口区做农民自卫军队长。这是1927年6 月。

农民自卫军成立了，一共十三个人。没有一支步枪，使的是刀、矛、红缨枪。县委发给我一支手枪，也只有十四发子弹。直到我们在夏店于堂寺消灭了地主保安团，才缴到七支步枪。虽然有两支打不响，但农民见自卫军有了钢枪，斗争情绪特别高，使这支十三人的小队伍，很快扩大到三百多人。这时我只会领自卫军配合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对部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还说不上。当反动武装打来时，自卫军很快垮散了。七条枪还是保留着，等待时机再起。

两个月以后，反动武装退去，我又以这七条枪为骨干，把自卫军组织起来。不久，黄安、麻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我奉县委的指示，带着那七条枪十多个人，前往黄安参加起义。走到黄安，城已破了两天，并成立了鄂东工农革命军第一路军。我带去的七条枪，随编入工农革命军。不几天，领导让我回黄陂去组织队伍，队伍还没组织起来，黄安的工农革命军就遭受了失败。我们那七条枪丢了五支，好多天以后，才由两个人拖回两支。

黄、麻起义失败以后，我在黄陂会到了鄂东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吴光浩同志①。[ 吴光浩同志是1927年11月 13 日领导黄（安）、麻（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随他一块游击了些时候，形势稍有好转，我就决心回家乡去再组织队伍。我回去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又组成了一支农民自卫军。不久，反动派大军来剿，党的许多同志转入隐蔽斗争。他们有的教书，有的务农，我没有可以隐蔽的职业，就跑交通做联络工作。这时，反革命血腥恐怖，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我因做农民自卫军队长出了名，家不能回，职业也没有，处境困难极了，今天这里躲，明天那里藏，多次遇险。那时我虽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仗着自己懂一些军事，胆子又大，百事不怕。从实际斗争中，我体验到没有枪杆子不能生存，四处活动搞队伍。在敌人“清剿”过去后，奔跑着找过去的农民自卫军队员，秘密地组织武装。活动方式，采取夜间集结，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那时自己还不懂得要建设一支什么队伍，革命处于低潮，队伍总是拉不起来。自己就在这种苦闷中，度过了半年多。有时苦烦了，就吃上几杯酒，想再轰轰烈烈搞起来，苦于没有办法。

1928年秋天，鄂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又开始发展，党决定恢复夏区的工作，指派我任夏区区委书记。这是我头一次担负党内的领导工作，好在这个区我熟悉，去了以后，积极开展工作，组织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各项工作刚有起色，县委又提出“年关暴动”的号召。因为条件不成熟，暴动搞了几天，敌人一来，又失败了。由于我在夏区工作名声大，暴动失败以后，家也被反动派抄了，亲属遭了难。无数革命同志流血牺牲，使自己开始认识到，革命不是儿戏，暴动不是闹着玩的。革命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住枪杆子，开始认识到，打游击是好办法。有一次，因自己吃醉了酒，游击队险些受到损失，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自己也认识到吃酒会误大事，从此下决心戒了酒。

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慢慢地走上轨道，摸索到“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到1931年1 月，便发展改编成为红四军。在此期间，我先后担任黄陂县赤卫军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黄陂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补充第六师（实际上是赤卫军）师长，黄陂县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升级到主力红军以前，执行的是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领导小型的游击战争。1931年3 月，我带领警卫团升级改编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后，在反“围剿”作战中负伤。伤好之后，因不愿离开由自己参加创建的部队，团长、政委又都配备齐了，我自己提出愿作副团长。做了三个月，才被调往三十六团任团长。先后参加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年6 月，四次反“围剿”开始后，担任独四师师长、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

1932年10月，我带一个团去英山地区打掩护，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突然西去，从此我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英山前后畈附近打两天掩护，不见主力去向，我即带七十九团（另两个团被副师长、政委先带走）翻过一座大山，摆脱了敌人的前堵后追，来到土门潭。路上遇着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我们一块找到游击司令部，这才知道总部有指示，让我们组织东路游击司令部，牵制敌人。并指派我为东路游击副司令兼师长（临时组织一个师）。这时敌情严重，内部混乱，领导上不一致。转移至土门潭东八里的地方，召开了行动委员会（这是按总部指示组织的，郭述申同志任书记，我是委员之一）。决定由我负责把零散的部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师。于是以我带领的七十九团为骨干，加上英山独立第十三团，六安、霍山两个独立营及六安、英山、霍山三个保卫连等，共编成三个团。不久东路游击司令部改为红二十七军。部队还没有整编好，敌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就攻了上来，我军民伤亡甚多。许多随军的伤病员伤口还化着脓，又扛起枪战斗了。他们这种坚强的革命意志，使我深受感动。不久，经过艰苦的奋战，我们又胜利地返回了苏区。

进入苏区以后，敌人跟上来。我们在萧家畈附近，打了一仗。激战两昼夜，将三十二师一个旅击溃。接着经牛食畈、丁家埠、南溪进至双河山，摆脱了敌人。由于连续紧张的行军作战，我一连二十三天没上床睡过觉，这时一头倒下，睡了三十多个小时，起来以后就吐血。自从离开主力以后，在东路游击这一个多月里，虽然处于强敌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我没有惊慌失措，在几次严重关头，我挺身而出，抵制了红二十七军领导人的错误。使这支部队，转战于鄂东英山、蕲春、皖西的太湖、潜山、桐城、舒城、霍山、六安、赤南等广大地区，终于保存下来，找到了省委。

红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苏区留下的部队，除了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武装外，主力红军计有红二十五军军部、七十五师五个营、红九军二十七师全部。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省委决定重组红二十五军。于1932年11月下旬，部队正式组成。全军共一万一千余人，我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部队刚整编起来，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二二○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一天，我听政委说去问案子，坚持要和他一块去，去后见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十七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当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人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如今说排以上干部都是反革命，我徐海东一个就不是反革命吗？恐怕我以后也不保险了。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两个眼泡都哭肿了。又怕人看见，起床后赶紧用热水敷。这时我开始感觉到，今后的斗争比过去更困难了。

在对敌斗争中，我不怕困难，可是在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中，有时我不知道如何才好。自己不参加省委领导，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好多事感觉不对头，但讲不出道理，说不服别人。

1933年2 月下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我升任副军长并兼任七十四师师长。因军部只是个架子，没有机关，我的位置还是在师里。由于这时省委执行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自然就不可能使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顺利发展。红二十五军在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重大胜利之后，敌人暂时收缩了疯狂的进攻。省委领导上，头脑一时又热起来。不久接到中央指令，要红二十五军“反攻”，并具体规定了第一步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的任务。这就更加助长了省委的盲动主义，于是决定围攻七里坪。我当时是看不到中央指令的，也没有参加省委的讨论会。军长开会回来传达省委的决定，在讨论围攻七里坪部署时，我从当时的敌我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当前还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红军弱小，不能打阵地战。但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围攻七里坪以后，久攻不克，我军困难日增，我建议及早撤围，又遭拒绝。

围七里坪共四十三天，部队仅饿死、病死就有三千多人，这才不得不撤围。撤出以后，在一次骨干会议上，我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话没讲完，省委书记用烟斗指着我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我立即被推出会场。

我出了会场感到头重脚轻，想到肃反中那些讲几旬怪话的人都当了反革命，这一次一定会说我反革命了。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上来，形势十分危急，我想到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不明不白的，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我反复考虑后，抱定了牺牲的决心，遂把二二○团、二二二团团长找来，分配给他们任务后，我把上衣和长裤都脱下，只穿一条裤叉，要过警卫员的枪和子弹，嘱咐他原地不动，我衣服口袋里有文件，要保存好。冲锋号一响，我带交通队最先冲了上去。战士们不了解我的心，他们见此情景，奋勇向前，一齐向敌人冲去。我那时右腿已负过四次伤，哪里跑得过战士们，一刹那间，两个团和特务营、交通队的战士冲到我前面。这样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了，俘虏四百七十名。其余各路敌人，纷纷后撤。第二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泽民来了，见面后谈话中，他对我说：“海东同志你在军事上打仗勇敢是好的，你为什么政治上不进步？”我说不知表现在哪里，他说几次省委通知我参加会，我不到，这就是政治上不进步。我告诉他，不是不愿参加会。每次开会，政委说他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他去了回来给我传达。省委书记这才知道了真相。这次谈话以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1928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份，别的权利没有。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有时实在忍受不住，就和有的领导人吵闹几句。在一些小问题上，我尽量忍让，但是遇到些重要的问题，我还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譬如，从七里坪撤回以后，6 月中旬，我军在向皖西转移的路上，给养十分困难。进到福田河一带，军部发出命令：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改善部队生活。接到这个命令，我十分生气，这明明是不要群众，不讲政策。当即找来三个团长谈话，嘱咐他们绝对不能执行军部的命令，特别是群众的牛不能杀，我们红军是工农武装，应该为群众着想。中、贫农民有一条牛就是全家的命根子，杀了人家一条牛，就等于杀人全家。我们还是摘南瓜、葫芦吃。这一路上，我带的那个师，不但忍受饥饿，很好地维护了群众纪律，而且跟在军部后面，为了减少坏影响，还把军部丢的牛皮、牛骨头埋上。记得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落着泪对我说：“海东同志，要象你这样的党性，二十五军不会这样！”

过皖西一路，我都在病中，到葛藤山地区以后，病的更加厉害。每天发高烧，只好去住医院。病还没好，军部从赤南派通讯员来到葛藤山医院，说不管我病情如何，要马上回军部。当夜我回去以后，军长吴焕先同志告诉我，敌情严重，部队近来损失很大，决定全军向鄂东转移。

我们由皖西的西河出发，经牛头山，决定由黄土岗附近过公路。我病得不能走，躺在担架上，走在部队的后面、后方人员的前面，由一个特务连掩护我。天刚拂晓，行至黄土岗，遭受到敌三十一师堵击。听到枪声，我叫担架停下，起来一看，已不知部队去向，一打听，军部带主力已经过了公路，我掉队了。情况危急，当时我换乘骡子，带特务连登上东面一架大山。估计这次突然遭遇，一定还会有掩护部队和掉队人员，遂令吹号联络。在此四处寻找，才集合了没过路的六个连队。敌人攻来时，我带这六个连边打边撤，过路不成，只得返回皖西。摆脱敌人的尾追之后，我又把一些掉队的零星人员组织成一个连，再将挑子丢掉一些，挑夫也组织一个连。总共是八个连，分别组成了三个营，经过艰难的路程，最后才找到皖西的八十二师。见到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我把过路遇敌的情况说了一番，最后表示：我这个部队，打回鄂东是不可能了，不如留在皖西。经过商量，才决定以皖西的八十二师和我带的那部分部队，组织成红二十八军（我任军长，郭述申同志兼政委）。

坚持皖西斗争半年之久。有时我带一个师单独活动，有时全军一块行动。从斗争中，扩大了部队，先后打了好几个漂亮仗。第一仗在石门口与敌独立三十四旅遭遇，将敌击溃，歼其先头部队一个团，俘虏千余人；第二仗，是在狗鸡岭、双河山之间歼灭敌四十五师一个多团，仅当场释放的俘虏就八百多人；第三仗，在金家寨附近，打垮敌独五旅，歼敌两个营（旅长负伤逃走，带路的伪县长被击毙）；第四仗，在葛藤山歼灭敌五十四师两个团大部，活捉敌五十四师代师长柳树春。

通过这一系列胜利的战斗，打开了皖西的局面。原来，皖西苏区，被敌人“血洗”的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经过半年斗争，又大大的恢复和发展起来。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部队穿上了冬衣，做了艰苦的群众工作。我当时所主张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拚，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利用一切机会，抓紧训练部队。红二十八军，正因为执行的这个方针，才取得了胜利。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什么“皖西形势好，不积极行动”，“不打击敌人，专在熊家河练兵”等等。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恼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1934年4 月中旬，在商城豹子岩会合了红二十五军。

会合以后，省委决定两军合并为红二十五军。我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还补选上了省委委员。这时省委的一些同志，从实际斗争中，也开始认识到七里坪以来，走的是一段弯路。从省委书记到军的领导同志，都有转变。这就使我军又开始走向上坡路。部队的行动不再是个别人的独断专行，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以采纳。我个人心情也比较舒畅。部队转败为胜，又打了些好仗。其中最出色的一仗，是长岭岗，歼灭东北军一一五师大部，俘敌三千七百多人。但是，“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全部克服。肃反仍在扩大。攻打城市的思想还存在。长岭岗战斗以后，省委命令打英山。我带领部队到英山城附近一调查，城里驻有四十七师一个团和十几队民团。工事坚固，碉堡林立，我们侦察性的试了一下，就伤亡二十多人。我看不能打，就把部队撤下来。这时我建议奔袭太湖，理由是太湖乃安庆大门，从前的一个府。若论影响，不比英山小。那里没有工事，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民团把守，我军可以突然袭击进去。这个意见被接受了，我军仅以牺牲一人、伤三人的代价，攻占了太湖。这是1934年9 月上旬的事情。

这仗之后，红二十五军就奉中央指示，开始了战略转移。在从皖西过鄂东的路上，我军冲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在斛山寨地区，一举又歼灭了四千余敌人。在鄂东我见到了从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又听说他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我便向省委提出，由程子华同志任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从军长改做副军长，接着开始了长征。

长征开始后，我军从鄂东出发，在两个月内，跋涉六千余里，进入陕南的途中，多次遇险。特别是独树镇战斗中，我军首尾受敌，部队初战受挫，十分混乱。当时伤员没人抬，我一天没吃饭，天又下着雨，亲自抬伤员抬了五里多路。这时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根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来，在一个村里撵出二百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能挺身而出，同时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当我军经召南问滦川前进时，敌人分三路平行追击，企图超越阻拦我军去路。我亲自带领一个团抢过拐河，占领了河西岸的山口高地，掩护了全军通过。当我军经滦川西进到离朱阳关九十五里的地方时，敌人又前增后追。我们找到一个货郎让货郎领路，当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山口冲了出去。使我军胜利进入陕南。

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境内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同志负重伤，我头部也负了重伤。在抬子上躺了四天，一直昏迷不醒。伤势稍好以后，我就不再坐抬子。葛牌镇战斗中，天下着大雨，我正躺在床上，听说前面打的不好，全军有覆没的危险。我当即让四个人扯着推着爬到军部指挥所山上，协同指挥部队，打垮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又两个营。

从省委书记徐宝珊到政委吴焕先同志，都信赖我在战斗中的指挥，战斗情况一紧张，他们都要我提方案。进入陕南这一路是如此，在陕南反“围剿”作战更是如此。例如在陕南第一次反“围剿”时，得到情报：敌人“围剿”的兵力计有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肖之楚一个师六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当时我军只有两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怎么战胜敌人呢，使大家苦费心机。省委会上，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定要我先提出个作战计划，大家再讨论。当时我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敌我力量悬殊，正面硬打对我们是不利的。拚消耗，敌人可以十个拚我们一个，结果我们拚光，敌人还光不了。因此我提出了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并具体地提出：敌动我先不动，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草鞋、干粮，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向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出去，把敌人甩在后头，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的程度，哪一路先进，就打哪一路。求得将东北军歼灭一两个师，或者将杨虎城的部队消灭一两个旅，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省委一致同意我的建议。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发扬了刻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充分发扬了山地战的本领，把敌人拖了十多天，最后在袁家沟口全歼了唐嗣桐一个旅，活捉了旅长。

红二十五军从离鄂豫皖苏区，到转入陕南，这一路上敌情十分严重，内部斗争也很激烈。我自己虽有不少缺点，如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比较严重，打人骂人，错误地认为，战斗情况紧张，不打不骂不行；又如骄傲自满情绪滋长，错误地认为红二十五军少了我不行。但是，我在这一路，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斗争中所持的意见，基本方向是对头的。在军事指挥上，我能够根据敌情、地形等不同的情况，提出作战方案，不打硬仗，不拚消耗，打歼灭战，今天来看，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在创造根据地、肃反等重要问题上，我所持的态度也是正确的。关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转移前，中央曾有指示，要搞根据地，要考虑敌情、地形、民情等条件。我军进入陕南以后，省委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几次会议都未能解决问题。一种意见，陕南山大人口稀又缺粮，不能搞根据地，说红军发展了也不易巩固，主张入川会合四方面军，另一种意见，陕南条件不错，可以竖起一支红旗，在陕南建立了根据地，可以牵制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对东、南、西、北各地区的斗争，都可以起配合作用。我是坚决主张这后一种意见的。历史证明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当时在多数同志坚持下，我军在陕南依靠山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特委，组织了两个游击师和许多地方武装（后两个游击师合编为七十四师）。创造了以小河口、袁家沟口、庾家河、典雅子，一、二、三天门，华阳等为中心的数块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该地区仍然坚持了斗争。

其次关于肃反问题。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进入陕南之前，基本上停止了肃反扩大化，这也是经过斗争的。首先是全军同志对这种错误政策的不满，同时在领导同志之中，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为此我曾两次和一些人争吵过。一次是进入陕南以前，在独树镇战斗那天，个别领导人说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的首领，我听了非常气愤，把桌子一拍说：“要说郭述申是第三党，我们都是老三。”徐宝珊①[ 徐宝珊同志这时是鄂豫皖省委书记，1935年4 月任鄂豫陕省委书记，这年5 月9 日病逝于陕南龙驹寨。] 和吴焕先说：他们不相信这话，这才把问题解决了。进入陕南以后，在华阳又发生过这类的事，在第二次召集的省委会议上，本来讨论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要杀掉。我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可以放出来做苦工，继续考验他们。”经我拍桌子坚持，大部分释放了。

从1935年7 月中旬开始，我和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踏上了更加光荣的里程——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7 月中旬，我军威逼西安附近，从敌伪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开始北上，我心里十分高兴，觉得应该立即配合红军两大主力行动。在子午镇以西二十里处举行的省委紧急会议上，我也是坚决主张西征北上的，并表示：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军由子午镇西进，路经双石铺，消灭胡宗南四个连，又捉到一个少将参议，从他的口供中进一步证实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此时胡宗南主力西调，后方留驻天水，为牵制敌人，我建议挥师北上。克两当后，我亲自带一个营打下天水北关。这一路行动中，我和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关系是很好的。两个人凡事都好商量。过渭水以后，我们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认为能接到中央就好，如果接不到往回转，这条渭水是个大害。往回走一定会带尾巴，那就是背水战。并讲起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教训。打下秦安以后我分析了当时所处的情况，初步决定接不到中央就进陕北。就这样又继续西进。在西兰公路活动半个多月，打听不到中央的消息。毛炳文的部队乘七十二辆汽车赶来，我们这才决定进陕北。不幸的是，在泾川，吴焕先同志牺牲。我带交通队把他的遗体送过河，亲自给他洗了身体，穿上他最爱穿的一件青呢大氅，进行了安葬。

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牺牲后，全副担子压在我身上。我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和其他同志一起，把这支红军队伍带进陕北苏区，更希望找到党中央。

1935年9 月初，我们经过人烟稀少的华山（当地人叫绍山），忍饥耐饿，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在豹子州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上正式决定由我任军长。程子华同志改任政委。在多数同志一致努力下，把红二十五军带入陕北苏区。

长征结束的时候——1935年9 月，由于周围同志的关怀，我与周东屏同志结了婚。周东屏同志是安徽六安人，1931年3 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入伍，1935年9 月团转党。

中央代表团和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负责同志开会，决定成立十五军团，并决定我任军团长；决定鄂豫陕省委与陕北省委合并，改为陕北省委。我和程子华、郭述申同志参加了省委。

陕北红军的同志，对我和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是十分亲热和尊重的，我过去在干部团结方面，有些缺点，不大注意方式，这时也能主动地团结陕北的同志，注意工作方式，抱虚心的态度。因此，我在这段和陕北红军中的刘志丹等同志，关系处得是好的。我们在制定反“围剿”斗争计划时，决定首先打敌人的主力，东北军有七个师，如果能争取消灭他一两个师，“围剿”的局势可以改变，以至粉碎第三次“围剿”。于是组织了劳山战役。

这次战役，红军全歼东北军一一○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三千余人。战前我和刘志丹同志亲自到劳山看了地形，战斗中又分头带领部队作战。这一仗，对粉碎敌人的“围剿”，是有重大影响的。我们在军事指挥上，采取的是“围城打援”、“诱敌深入”的伏击战，这是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所以伤亡极少，胜利很大。

劳山战役以后，敌人进攻谨慎，开始采取筑碉堡，步步为营的办法前进。我们也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在决定打榆林桥时，我曾带领营以上于部，到榆林桥附近，三次看了地形，正确地选择了主攻方向，准备好了才决心打。在战斗发起以后，我亲自带二二三团攻击敌人的碉堡，全歼敌人四个营。

榆林桥战役后，我又带七十五师、七十八师攻打张村驿。正在围攻，军团政委派人给我送来信，说毛主席今晚到司令部来，要我接信后火速返回。知道了盼望已久的毛主席来了，我当即把指挥作战的任务交给两个团长，立刻飞马起程。从张村驿到军团司令部稻佐铺一百三十五里，三个半小时我就赶到了。刚回去，毛主席就来了。我向主席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后，毛主席拿了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看过后向我说：“好！还是要打下张村驿”。晚饭后，主席又对我说：“海东同志，你还是要辛苦一下，今晚就出发，把张村驿打下来，再决定第二步的行动。”主席亲切朴素，对下讲话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吻，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我向主席表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主席又亲切地说：“晚上行军，还不辛苦吗？”临走，主席给了我一部电台。

我连夜回到前线，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早饭以后，发起攻击。打下张村驿后，我发电报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回电令我们再把东村、套筒打开，便于集中部队。我立即带一团攻打。此战之后，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会师。我又奉毛主席的指示，带人前往直罗镇看地形，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战斗结束后，在东村开营以上干部会，毛主席宣布一军团、十五军团为一方面军，我仍为十五军团军团长。

自从听说中央北上，我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这些年吃过许多苦头，受过打击，见了中央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但因毛主席十分忙，又没有更多的机会谈。一天，我特别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的一些情况，并说至今还有三百多个同志受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我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还让我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吸收我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红军东征，让我带十五军团直逼太原。

回师以后，红军开始西征。我接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率领十五军团的部队，西出三边，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向红军请求援助。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派我为红军南路总指挥，率领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以南商州地区，准备抗击国民党军对西安的军事进攻，配合支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才又奉命返回甘肃境内的驿马关地区，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准备迎接抗日斗争。

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我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7年8 月，随军开赴前线。在朱德、彭德怀同志领导下对日寇作战，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我带六八七团，参加了这次战斗。此战之后，又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和战斗。对毛主席提出的：基本的是山地游击战，以及分兵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战术，我是坚决拥护的，并能亲自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1938年春，又发病吐血，直到1938年8 月，才奉命回延安。同年10月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入马列学院学习。

参加革命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入学。虽然身体不好，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到学习的机会难得，还是积极的参加了学习。先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近代史、党史等课程。毛主席和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亲自讲课。通过学习，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党史、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的许多重要谈话，对自己教育更深。

学校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住的窑洞自己修自己挖，还时常上山开荒生产。我因在战争中九次负伤，左腿是二等残废，上山生产，总是早出晚归。这时毛主席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关怀我的进步，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

学习十个月，党决定派我去华中新四军工作，我坚决服从了决定。1939年9 月15日，我随少奇同志离开延安，一路上少奇同志对我进行了许多教育和帮助，我一直存在着脾气暴躁和工作方法生硬的缺点，少奇同志便跟我谈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使我终身难忘。

经过两个多月，于1939年11月间到达华中。我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同时参加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领导，为分局委员。不幸的是，在周家岗战斗之后，我正做战斗总结报告，突然又大吐血，一下病倒了。这是1940年1 月28日。经医生诊断，是旧的肺病复发。开始我还不当回事，认为吐血从在鄂豫皖就开始，养些天就会好的。重要的会议还争取参加，不能下部队，就找一些干部来谈谈话。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给党工作是耻辱。谁知病情一天天严重，吐血量增加，最多时一天吐二号洋磁盆半盆。连床也起不来了。行军躺在担架上，担架员稍走快了我就吐血不止。

我的个性暴躁，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突然病倒，不能为党工作，十分苦恼。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华中局的同志，怕影响我的病情，只告诉我一胜利的消息，讲些好的情况，不让我看文件。不能参加作战，又不了解国际国内的斗争情况，这种折磨实在不能忍受。我当时要求看文件，要求知道各种情况，心情急躁，病情又加重了。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把我的病情和心情电告给毛主席。1941年5 月，毛主席亲自给我发来一份电报，电文的最后是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我看了电报，流出泪来。我当时把毛主席电报的八个字写在一个月份牌上，放在担架上。我想到只有听主席的话，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才好给党多做些工作。病情稍好些后，我躺在担架上指挥着警卫连打游击，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跳出来。由于敌后环境艰苦，医药条件较差，病情时好时坏，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起床坐坐，读读报纸，看看文件，不能走路，不能工作。抗日战争的后五个年头，就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病情略有好转，但仍不能起床，不能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我又随后方机关，坐担架转移到山东。这时整个的心情仍是这样：大敌当前，不能战斗，终日不安。可是又没有办法。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就用毛主席说的“静心养病，天塌不管”那话安慰自己。我总又这么想：有党中央毛主席，天是塌不下来的。1947年8 月，中央发来电报，指示我离开山东去东北。我这才又随同向东北转移的后方人员，从威海乘船，通过敌人海上封锁，于9 月间秘密进入苏军占领下的大连。

在地方党和我驻大连办事处的关怀帮助下，我在大连住了九年。在此期间，病情时好时坏，在情况最好时，每天只能起床二三小时，曾病危一次。经过多方抢救，又一次脱离危险。党中央毛主席对我的身体十分关心。1950年8 月20日，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信上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1956年8 月来北京后，在党中央和军队许多负责同志关怀下，医疗条件好，病情略有起色。每天能起床三四小时，听读一些中央的重要文件，出席些重要的会议。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中央委员）期间，重要的报告和小组讨论，都能参加。1958年9 月，我去了武汉。先后参观了武汉钢铁厂、长江大桥、旭光农业公社，鄂城钢厂，一方面想见识见识，同时想试试自己的身体，如果可以，向中央提出坚持半日工作。但是试验的结果，身体不能支持，每参观一次，要躺倒几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打消要求工作的念头。

从1960年起，因为要写红二十五军战史，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继续做了点工作。1962年八一前夕，又突然大吐血。经过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体质更差了。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氧气，情况好时每天起来一个小时左右；有时全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比过去更差了。

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象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1965年1 月保卫红色土地这里，我所记述的，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英勇保卫苏区的斗争生活的回忆。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汇合地方部队和收容起来的大批的伤病员，于1932年底又组织起了一支部队——红二十五军。

反动派再不吹嘘“大别山区的红军肃清了”，又急忙调兵遣将，向我发动了新的围攻。1933年1 月，敌十五军马鸿逵部马腾蛟旅，由新集向郭家河进攻。红二十五军两个师勇猛出击，激战三小时，全歼敌人两个团；2 月中旬九龙缠顶一仗，又歼灭万耀煌十三师一个团。群众看到我军接连打保卫红色土地了胜仗，都高兴地说：“我们的红军回来了！”

一度被敌人摧毁的鄂东苏区，又逐渐恢复起来。到1933年4 月，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但是七里坪一仗，却遭到了严重损失。

七里坪是黄安北乡的一个重镇，也是敌人安在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的据点。敌十三师长期驻守在此。领导上想用围困的办法，把敌人逼走，或调出据点歼灭之。这个意图没能实现。敌人一方面困守工事，以武力保持着与黄安、汉口的交通运输，一方面派部队前来增援。虽然，我七十四师于古风岭、凤白山一带击溃了敌八十九师的几次增援，但没有将其全歼。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①[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237 页。] 我们长期围困七里坪，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逼不走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军大部队集结作战，不但没有油盐菜蔬，连饭都吃不饱。粮食，要到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搞。象老鹰打食一样，搞多多吃，搞少少吃，搞不着就不吃。有的部队只得吃野菜，吃树叶，吃草根，使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得不放弃了七里坪的围攻战。

部队从七里坪撤下来，还没得到休整，敌人便调集了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八师，又向潢川等地发动“围剿”。反动派以为受到创伤的红军已经筋疲力尽，不堪一击了。但他们想错了。受挫，只能使我们得到教训，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不会因为一次失利的战斗垮下去的。七十四师的主力主动向临牌石敌人一个团展开了攻势。经五次冲锋，全歼敌人一个团，俘掳副团长以下六百余名，缴获迫击炮三门。敌人的团长也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我军转移到莲花沿、李家湾一带后，敌十三师、八十师、四十四师、五十八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七十五师、三十师、三十一师等部近十个师的兵力，又分路向我合击。我军为避免与敌决战，即向皖西转移。八月中旬，敌七师、十二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调集就绪后，向我皖西进攻。我军转战两个多月，虽然打了几仗，终因敌人兵力强大，无法粉碎敌人的进攻。九月初，在桃树岭一带顽强抗击了十三天后，为了不再与敌人拚消耗，省委决定部队又向鄂东转移。

从南溪、葛藤山出发，军长吴焕先同志领队前行，我因有病躺在担架上，随同后方勤杂人员走在全军最后。天下着大雨，道路十分泥泞。拂晓走到黄土岗公路附近，和敌三十一师碰上了。由于情况突然，我和吴焕先同志失掉了联络。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连，其他全部是非战斗人员。天已经快亮了，行李担子一大串，冲过去已不可能，只好退到旁边的一座山上。

因为这山上有个“齐天大圣”的庙宇，所以附近的老百姓都叫它“猴子山”。上山后，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我们，约一个旅围攻上来。我下了担架，一面叫特务连连长指挥全连守住一个山头，一面叫号兵吹调动号。估计，这一突然的遭遇，一定还有没过去的部队。

军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在群山中响着。过了一会，山下答号了。原来二二○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也掉了队，敌人弄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不敢盲动。我们集合了半天，一共收容了六个连队。当然靠这六个连，也冲不过公路去。唯一的办法是转回皖西去。

吃的粮食本来就困难，现在又仓促转移，更是无处筹备。每天，部队只能找些秋南瓜充饥。在西河，我们进行了轻装，又把勤杂人员整编了两个多连队。这样，一共有了九个战斗连队。在红旗山、丁家埠会合了皖西道委领导下的八十二师后，为了统一皖西的部队指挥，决定成立红二十八军，将红二十五军的一部分改编为八十四师，原皖西的八十二师仍保留其原番号。于是，红二十八军的番号，再次在皖西恢复起来。

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然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2 经过敌人多次“围剿”的皖西苏区，这时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敌人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几千青年妇女，运到河南卖了，许多家庭被灭绝了后代。在吕家大湾，我们发现一个新土堆，开始不知道埋的什么，挖开一看，是一百七十多具被无辜惨杀的尸体。血的仇恨，激起了全体红军战士无比的愤怒。复仇的烈火，在战士胸中燃烧。

这时，敌人在皖西“进剿”、“驻剿”和“追剿”的部队，不下十个师（近十万人）；我们名曰一个军，实际上不过两千多人，而且粮缺弹少，又值寒冬。因此我们当时的行动方针是：避免与敌人硬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八十二师坚持原地斗争，八十四师到赤南熊家河一带，一面游击，一面筹备给养。

我们游击到赤南，反动派十二师、四十五师一个旅和独立三十四旅，又分路合击上来。我军跳出包围圈，连夜向外转移。经六安、简家畈、东西莲花山、八道河、春树岙、母猪河一线进入湖北的罗田县境僧塔寺。把敌人甩掉之后，又转回赤南熊家河一带。我军当时的生活状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肩膀上扛粮袋，屁股后头挂镰刀”。除了枪支弹药外，每人都备有一个粮食袋和一把镰刀。有时，白天荫蔽在山里，自己割草搭棚子；晚上就下山去“打粮”。时常跑了一夜，也奔不上个“大户”，只能搞点米回来。“打粮”回到苏区，除了供给部队和伤病员，有时还救济穷苦的群众。苏区的群众更是不顾生命的危险，给红军送情报，千方百计地掩护红军的伤病员。有些受敌人摧残严重的村庄，人虽然很少了，但只要剩下一个人，他的心仍向着红军，向着共产党。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军民吃饭几乎不分彼此，老乡做好了米汤叫战士们去喝；战士们煮好了稀饭，请老乡一块喝。有的群众自己忍着饿，把仅有的一把米、一把菜，送给部队吃。有些群众被反动派抓去了，要他们领着找红军，有的领着敌人乱转，有的宁死也不说红军的去向。红军和人民群众，就是这样相依为命，同度艰难。

十月底，我们向北游击，在商城的红门，一举歼灭了宋时科的独立三十四旅一个团，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和一部分棉大衣。借助这个胜利，又收容了一部分归队的伤病员，先后组织起两个多连，使八十四师得到了补充。不久，八十二师从赤城过来。会合以后，时值冬天来了，大雪纷飞，过冬的衣服问题，是我们每天谈论的中心。全军大部分人还穿着单衣。没有棉被，睡觉也是就地一歪。有时住上有人烟的村庄，弄到点稻草盖在身上，那算是很美的了。可是，被敌人多次火焚过的村庄，稻草也成了罕见之物。有的同志晚上冻得不行，只好起来跑跑跳跳，用这个办法来取暖。我们的供给部，这时全部的财产只有十三块钱。这几块钱，一来买不到几匹布，二来在敌人严密控制下，也无法买到布。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打仗。

这天，我们打听到段集、吴桥有个布行，是土豪开的。于是便来了个“黄鹰抓小鸡”的战术，一下搞到六百多匹布和几百斤棉花。战士们情绪高极了，纷纷说：“现在该不愁穿了。”

愁还是愁。有了布，棉花还太少。再能搞到些棉花多好啊！说来凑巧，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同志来了。他说：“叶集有棉行，也是土豪开的。”

这个情报，真是“雪里送炭”。

叶集，是霍丘县西面的一个镇子，原驻守着反动派宋时科的部队，不久以前因被我们消灭了一个团，残部都调到霍丘整训去了。这时，镇上只有四百多民团防守。我军连夜奔袭赶到，歼灭了民团，搞了一千多斤棉花。又在市面上买了一部分。合计了一下，每人能摊到一斤多棉花。一套衣服怎么絮呢？经过大家研究，决定棉袄絮上薄薄的一层，棉裤腿和裤裆都不絮棉花。布有多余的，每人再发一副裹腿。

全军人人动手，你帮我，我教你，几天功夫，棉衣全做成了。虽然长长短短，缝得不太美观，不过，象这样全军大换装，人人穿上新衣，打上新裹腿，还是头一次呢！

吃穿的困难，渐渐解决了。打大仗的欲望在每个同志心里升起。可是敌人兵力十分强大，从哪儿下手呢？由于围攻七里坪的教训，我们都特别慎重。当时的方针是：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不打则已，要打就打歼灭战。寻找战机，我军在敌人大包围中跳来跳去。

11月底，我军在固始以南狗鸡岭、铁道冲消灭了四十五师一个团另两个连后，敌人又调动两个师和两个旅，分四路向我熊家河进攻，企图报复。我军在前后塘、天桥与敌激战了一天，便主动转移。由金家寨以南渡过史河，刚刚进到了古皮冲，得到情报：驻守金家寨的独立第五旅和该县县长率领的民团围攻过来了。我们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到侧后，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俘虏八百多名，缴了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七百多支步枪。带队的县长也被打死了，敌旅长负重伤逃回。

等敌人的援兵赶到，我军携带着胜利品早转移了。

转回苏区，必须通过南溪和金家寨之间的两道封锁线。刚打了胜仗，部队两天两夜没休息了，又抬着伤员，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行军速度很慢。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南溪附近时，天快亮了。在马头山又打了个小仗（歼敌一个连），耽误了些时间，现在，要按照预定的计划到大埠口一带宿营，还要翻过南泥湖的一架大山，路程有四十多里。部队十分疲劳，再走过这四十里，是困难的。因此，便派出两个营警戒汤家汇和南溪的敌人，其他部队停下来做饭、休息。

饭还没做熟，敌五十四师从南溪进攻上来了，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火力很强。我们研究了一下地形和敌人的部署，决定先把敌人调动一下，然后歼灭它。随即命令两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上运动，到达山顶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其余的主力又顺着一条山沟荫蔽地撤下来。

敌人只看到我军两个营往山上运动，却没看见撤下来，便误认为那个山是我军的主要阵地，随将兵力、火力转向那架山。这时，我军集中四个营从敌人右翼猛打过去。待敌人发觉上了当，已经晚了。激战仅一个多小时，敌人两个团除跑掉一个营外，其他全部被歼。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和一千六百多名官兵做了俘虏。

柳树春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据他自己说，曾经当了十三年团长和四年旅长，可算得上“老资格”了。他万没想到会当红军的俘虏。被俘以后，他怯生生地问我：“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在他们脑袋中，只有住过正牌军官学校的人才能指挥打胜仗。军队若是打胜仗，似乎一切都应归功于指挥官。他哪里知道，我们党领导的红军，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红军所以能打败比自己强大的敌人，重要的原因，不单是某一个红军指挥员的个人如何，而是因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当然，这些道理作为一个反动军官的柳树春，是无法理解的。

柳树春见我摇头，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我说：“你别再问了，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没入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他愕然地想了半天，说：“这青山大学，在哪儿？”

我用手指指外面的山说：“呶！就在这儿！”他这才低头不语了。过了一会，又怯生生地说：“敝人有一个问题百思莫解，不知当问不当问？你们苏区，房无一间，粮无一粒，你们是怎么生存的？”他这一问，确实激起了我的愤慨。我说：“你倒好意思说出口！房无一间，是你们烧的；粮无一粒，是你们抢的。你们以为，烧杀能毁灭一切。这是强盗的想法。烧杀只能证明你们野蛮。你们欠下的这笔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的。”

柳树春吓得全身发抖，连连说：“请原谅，请原谅，这些不能归罪于我，都是蒋介石的命令。军人只懂得服从命令……”

敌人闻悉柳树春被俘，恼羞成怒，企图实行报复，接着集中四十七师全部，五十四师和七十五师各一个旅，共约十个多团，向我杨山进攻。我军士气高涨，弹药充足，两个师开展歼敌竞赛。激战一天，将敌人五六次冲锋打垮，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此战中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同志光荣牺牲。

连续的几次胜利，使皖西敌人大为震惊。敌纷纷收缩兵力，放弃了南溪、牛石畈等重要据点，龟缩于了家埠、李家集、汤家汇、吴梓店等地去了。红二十八军，从此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活动。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等将领，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联合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组织了反蒋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为此，蒋介石把鄂豫皖的主力抽走，所留下的多为杂牌部队。在此有利的形势下，红二十八军，立即展开外线活动，趁此扩大苏区。不到几个月，皖西苏区已扩展到东西二百七十余里，南北一百余里。部队的人数由二千余人，扩大到三千二百余人。

农历2 月底，红二十八军活动到商城东南豹子岩，会合了吴焕先同志带领的红二十五军。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焕先同志告诉我说：自从去年9 月黄土岗遭遇敌人，主力转移到鄂东之初，处境也十分困难，敌人曾先后集中五十八师、四十四师、三十师、十三师、三十一师、八十九师和独立三十三旅等部，多次“围剿”鄂东苏区。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敌人的大包围中，日夜不停地和敌人周旋。后来敌人驻扎在鄂东苏区的中心，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地方党的支持下，分散坚持斗争，英勇地保卫着苏区。当大部分苏区被敌人占领后，焕先同志带着一部分部队，在天台山、灵隐寺、茅草尖一片狭小的山区打游击。部队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经常以野菜、山果充饥。敌人不断地搜山、烧山，在路上和井里丢毒药，还大肆进行欺骗宣传，施行软化手段，推行保甲制度，企图把红军与人民分开，把红军困死、逼死、饿死。然而，他们的妄想始终不能得逞。群众坚决地和红军站在一起，经常秘密地给红军传递情报，收留、掩护伤病员。光山南区一个村的老百姓，知道红军伤员没有药医治伤口，便暗地凑了些钱，买药送给伤员。在这艰难的岁月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有的伤病员，藏在山洞里宁愿饿死，也不爬出洞口给敌人抓去。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就是这样重病牺牲在天台山上的。

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此次会合后，又再次进行了整编——两军合编为二十五军。为了找省委汇报工作，休息几天后，我们又转向鄂东。

连续数日的行军，经汤池、西余集到达了沙窝以南的高山寨。这时，敌一○九师一个团又两个营从沙窝出来向我军进攻。我军占据有利地形，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一个反击打出去，全歼了它两个营。仅是机枪就缴获了七十二挺。这真是一笔路遇之财。

当天，我们在高山寨西南一个村，会见了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在此，省委举行了会议。根据当前的形势，省委决定在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五县创造新的根据地，在鄂东的黄陂、罗山、孝感创造游击根据地，同时成立鄂东、皖西两道委（鄂东道委书记郑位三，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并以皖西三个游击师组织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鄂东组织西路游击师。

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的决议，在上述地区，展开了广泛的活动。每到一处，便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潜山、桐城、舒城边区活动一个多月，先后留下了十三支便衣队和游击队。新区工作打下基础后，又转移到罗山一带，以朱塘店为中心，在凤凰山一带活动半个多月，组织了区乡政权；在区乡政权的协助下，扩充了一百六十多名新兵。不久敌三个师发起三路围攻，我军转移到彭店一带，将四十四师击溃（歼其一部），迫使另两路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为了避免与敌人打消耗战，我军又采取了疲累敌人的战术，拖着敌人向外转。先后经东新店、望阳店、夏店、菜店等地转移至孝感县的会田河、黄家畈、李灵店。在杨平日，与敌东北军一个师打了一仗，把敌三个师甩掉，复转回新苏区。

1934年6 月底，我军转移到白业山一带，敌五个师又分四路开始了围攻。这时，我们往哪儿走都会碰上敌人，便决定暂且按兵不动，准备好干粮，打好草鞋，待敌人四路合拢后，先打垮它一路，然后变敌人四路为一路，摆在屁股后面拖着走。

第四天，敌人三路赶到了。打了半天，计划实现后，即派二二三团在后尾占领隘路阻击，主力连夜转到殷家冲；同时又派一个营占领何家冲后山一个寨，防止敌阻击我军去路。第二天一早，我们正向何家冲转移，走到长岭岗附近，发现了敌一一五师三个团摆在一漫山坡上，看样是毫无戒备。敌人在山头上架着三门迫击炮，盲目地瞎打。我走在大部队前头，一看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急忙命令部队停下，对通信员说：“向后传，请政委快上来。”

政委吴焕先同志从后尾赶上来，忙问：“什么事？”

“政委，你快看！”我向长岭岗上一指：“好象是个好机会。打一仗怎么样？”

吴焕先同志举起望远镜往长岭岗上一看，连声说：“对，是个好机会。”

我们研究了一下，敌人不但疏忽大意，而且所处的地形，对他们十分不利。三个团摆在光秃秃的长岗子上，只要一个冲锋打垮他最前头的一个团，后边两个团没有地形利用，不能展开部队抵抗，我军再趁此机会压过去，定会把后面搞得稀哩哗啦。

因为天天和敌人周旋，每个战士都有随时随地投入战斗的充分准备。一声命令，全军就展开了。二四○团团长熊行党同志带一个营攻击排哨，我和吴焕先同志分头各带两个营攻上去。长岭岗上霎时枪声大作，战士们挥动着刺刀，猛扑敌群。不出事先所料，敌人前头的一个团一乱，后边的部队无处可以固守，纷纷乱窜。混战只一个多小时，一一五师便土崩瓦解了。最后敌师长姚东番见势不妙，带一部分人逃了命。我军俘掳敌团长以下三千七百余名，光是机枪就缴获了二百多挺。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我军伤亡也不大，它是豹子崖会合改编后打的第二个漂亮仗。

敌一一五师是东北军的部队，为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传播我军的俘虏政策，除从俘虏中动员了一些机枪射手留下外，其他的经教育后全部就地释放了。

敌人的行动规律就是如此，几路合击上来后，只要能粉碎其一路，其他各路就不敢再进了。我军在殷家湾休息了七、八天，把一部分枪支交给了西路游击师，妥当地安置了伤员之后，又转向皖西，继续坚持保卫苏区、保卫红色土地的光荣使命。

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1934年3 月，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在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和湖北的陂、罗、孝创造根据地，成立皖西、鄂东两道委，领导开展根据地工作。红二十五军就在上述两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和打击敌人。

同年农历9 月初，在太湖、潜山之间的桃家河，与敌上官云相部的四十七师激战两天一夜，我军伤亡较大。红二十五军转移到六安、霍山之间，接到郑位三同志派陈锦秀同志化装送来的信，“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找我们”。当时接信后，我们立即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又组织了红二十五军留守处，当日率领二十五军西进。从出发地到鄂东必须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商城到麻城，我们进至汤池与敌一○九师激战，将敌四个连全部歼灭，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同日又继续通过敌人在商城到经扶（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与敌一○七师激战，消灭敌二个团全部，缴获很多。在此休息了二小时，准备急行军。接着，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江桥附近，休息半日，准备干粮，以便连夜通过一百三十华里敌人的第三、第四道封锁线。下午五时，由该地出发，十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经扶的第三道封锁线。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我军与敌人接触，突破敌人的封锁，急行二十五里到了胡山寨（属光山县），休息不足两小时，敌人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刘镇华六四、六五师，东北军一一七、一二○师），并有飞机配合，包围我军。我军与敌激战，由上午十一时战至黄昏，将敌四个师全部打垮，缴获很多，俘敌近四千余人。为急于西进去鄂东，当场将俘虏全部释放。此战斗我军伤亡较大，七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及二二四团政委均在此战斗中光荣牺牲，七四师师长负伤。当晚将伤员全部处理后，立即出发西进，进至罗山、宣化店北殷家湾与郑位三等同志会合，当日看了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的指示。指示的内容大意是：经过敌人四、五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受到暂时的失败，人力、物力、粮食已空，红二十五军应离开老根据地，另找地区发展新根据地。老根据地应留独立团、游击队、便衣队坚持。红二十五军在那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中央不做决定（因中央不了解实际情况），由鄂豫皖负责同志根据以下三个条件自行选择：第一、地形好，第二、敌人力量薄弱，第三、群众条件好。看了指示后，省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会议决定留一小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一同长征。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二天，即由该地出发，突破敌人在三里城到五里店的封锁线，进至朱塘店，与堵击我军的东北军一二九师激战，将敌全部击溃。在该地，我军作了越过平汉路的准备，随后即由东双河附近横越平汉路，向湖北随、枣前进。

在枣阳七里冲与堵击我军的四四师萧之楚激战后，我军转进桐柏、唐河之间的平氏，向泌阳、方城前进。在方城北独树镇与庞炳勋部激战九小时之久（上午十一时打到下午八时），我军当晚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伏牛山区。敌人亦分两路，沿平行道路追击我军。我军在拐河与敌人激战数小时，冲破敌人阻击，向南召、卢氏之间前进。经栾川、卢氏、黑裕、官铺、兰草，由鸡头关进入陕西，当日打下三要司（黄家村），消灭守军杨虎城四个连全部，活捉营长及四个连长。当我军继续前进到余家河时，敌人第六○、六一师（蔡廷锴旧部）由河南朱阳关追来，在余家河展开激烈的战斗。从上午九时战至黄昏，我军将该敌全部打垮，敌人损失惨重，我军伤亡也很大，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均负伤。这样经过数次战斗后，我军给追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敌人堵击我军的计划完全破产，不得不全部退河南。我军继续前进，经竹林关到湖北郧西的一、二、三天门，又转入陕西余家河、兰草一带，转向西进，经杨家斜、红岩子、凤凰嘴，打下镇安，在镇安休息数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抗捐、抗税，扩大我军政治影响。由镇安出发到黑山街，经米粮川又转至凤凰嘴。敌四二师刘彦彪旅所辖三个团，追击我军。我军在蔡玉窑与敌激战，歼敌一个营，随即向曹家坪前进。敌人仍尾追我军，我军在葛牌镇又消灭刘彦彪旅五个营，残敌即逃。

我军在葛牌镇休整一星期，过旧历年。休整后，我军西进，又经大泾川、青花匾毛坪（敌人一排投降）前进，打下宁陕，在此发动群众。

这时杨虎城警备二旅旅长张瑞生所辖三个团赶来，追击我军，我军继续西进，打下佛坪（袁家庄）。敌人继续追击，我军进至华阳，准备消灭该敌。在华阳与敌激战，消灭该旅二个团，旅长张瑞生负重伤，第四团团长被俘。华阳群众条件较好，故在此停留九天，发动群众，组织了华阳游击队，派魏文建同志留在华阳，任华阳游击队长（此时是在1935年2 月间）。

二十五军转向东进，经老佛坪翻越天香山，进人柴家关，在此地发动群众斗争。后我军又继续东进，打下柞水。这时杨虎城的独立二旅旅长张汉明所辖二个团追击我军，在蔡玉窑与我军激战。我军又经曹家坪，向葛牌镇前进，在九间房消灭张汉明旅五个营，活捉旅长张汉明。（张汉明是中共地下党员，被误杀。——编者）在葛牌镇停留八天，于农历1935年3 月间，省委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原省委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程子华等组成；改选后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副书记〕、徐海东、赵凌波、田守尧、李隆贵、张明先组成）。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后我军即根据会议决定继续东进，打下雒南，占领柏峪寺，发动群众组织了雒南游击队。我军转进龙珠塞，在此停留一星期，进行整训及发动群众。后进至典雅子、大小泾川一带，停留半月之久，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共组织三个游击队，同时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领导该区工作，派郭述申同志任工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同志任游击司令（此时在1935年农历4 月底）。

5 月初，敌人正式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敌人进攻的兵力包括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萧之楚一个师（六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的兵力。我军转进九棵树休息五日，省委开会决定对敌人的战略是“先疲后打”。

敌人由四路分进合击、接近我军时，我军为了疲劳敌人，于当晚急行军，经漫川关附近，再经七里狭进峦庄，又经青油河到商南与东北军一一七、一二○师激战。当时我军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改善部队物质生活，决定一部牵制敌人，一部急行军，打下河南荆紫关，打垮守军别廷芳一个营，活捉萧之楚的军需长，缴获大量物资，补充了我军，提高了我军战斗情绪。当晚由此出发经四天急行军，共走了五百六十里，进人陕南的黑山街，将追击我军的敌人，远远摆脱在后面。我军在此等待迎击敌人，提出了：“那个敌人先接近，就消灭那个敌人”的口号。三天后唐嗣桐与我军接触，我军即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敌杨虎城部警备一旅由旅长唐嗣桐所辖二个团诱入袁家沟口（因为小河口、袁家沟口是我军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该地区有农民领袖袁英臣所组成的独立营，袁任营长，我们派夏云庭同志任政委），将其全部歼灭，活捉旅长唐嗣桐。

经过了这一战役，我军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第一次“围剿”。我军在长期行军作战当中，缺乏物资。鉴于山外人口集密，物资丰富，省委决定出终南出（秦岭），扩大新兵，解决物资困难及扩大我军政治影响。6 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经石嘴子出山，占领后更子、尹家卫。在后更子、尹家卫（接驾回）、子午镇一带进行扩军，补充物资，威逼西安，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占领尹家卫后，看到了从敌人缴获来的《大公报》，始知我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当时西安的敌人——于学忠部的一个军，经凤翔、宝鸡西调，毛炳文的部队，也经西南公路西调。当时我们估计：我一、四方面军一定会合北上。因此，红二十五军在子午镇西二十里处，停留一天，省委在此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会议决定：“为配合主力，牵制敌人，使主力顺利完成北上任务，红二十五军应即离开陕南西征，陕南留郑位三、陈先瑞等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即由该地出发，经（幸夂皿）屋、虢县、新口子（骆峪口）、佛坪、西江口、留坝西进。在双石铺与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我军将该敌全部歼灭，活捉胡宗南高级少将参议（姓何，名字忘记），获得很多情报材料。根据俘获的少将参议的口供及其他情报证实：我一、四方面军确实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胡宗南部的主力全部西调，堵击我军主力北上，敌人后防留驻天水。得到这个可靠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决定立即西出甘肃，牵制胡宗南的主力，打破敌人堵击我主力北上的计划。此时正是 1935 年8 月1 日，我军在双石铺停留一天，纪念八一建军节和补充干粮，准备继续西进。8 月2 日即从该地出发，打下两当（于学忠先头部队后退九十里），急向天水挺进，打下天水北关。天水敌人告急，当夜由甘谷急调一个旅增援天水。我军即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继向通渭前进，威逼静宁，牵制毛炳文。

我军在兴隆镇休整三天，主要是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回族）的力量。由于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及我军良好纪律的影响，少数民族对我们帮助很大（报告消息、当向道等）。整体以后，继续进军，打下隆德，当日黄昏与毛炳文从兰州调来的增援部队激战，红二十五军即转进六盘山，经瓦亭、三官口，威逼平凉，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消灭该部一个营左右）。继向泾川挺进，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全团（团长马开基当场击毙），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在此战役中光荣牺牲。红二十五军又向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南公路牵制敌人十七天之久。敌人毛炳文、马鸿宾一部尾追我军。因当时不知我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的准确消息，我军决定进陕北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即经平凉东四十里铺，强渡泾水，经镇原西峰镇合水进入陕北根据地，在永坪镇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改编为十五军团。当时正是敌人向陕北根据地进行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直接迎接中央的到来，胜利地与中央会合。

会师陕北1934年农历9 月，红二十五军正在皖西六安、霍山一带休整，鄂东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派陈锦秀同志化装从鄂东送来了信。信上说：“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

当时，红二十五军刚和敌人四十七师打了一仗，部队伤亡甚大，供给困难，对下一步行动还没决定，接到此信，我们心中非常高兴。研究了一番，随即组织了一个后方留守处，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当晚，就率队出发了。

从出发地到鄂东，要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我军一路打一路走。第一道封锁线从商城到麻城，敌一○九师在此堵击我们，我军在汤池打了一仗，歼灭了敌人四个连，才把道路打开，越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同日又继续通过敌人从商城到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与敌一○七师三个团相遇，他们以为我们是小部队，采取分兵合围阻击我们，我们来了个分割包围，激战半日，将敌人两个团全部歼灭。冲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这两仗，我们伤亡不大，打的是便宜仗，缴获武器很多。可是，部队相当疲劳。打仗的时候，战士们个个都象小老虎。战斗一结束，却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我们本来想一刻不停继续前进，看到战士累得不行，便休息了两个钟头，吃了些干粮，让战士打了个盹，才又继续前进。

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汪桥附近时，部队实在走不动了，肩膀上的粮袋也空了，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今晚很难冲过去。因为离敌人比较远，临时决定在这休息半天，准备当晚来个一百三十里路的急行军，冲过敌人的第三、四道封锁线。

休息过后，战士们又有了精神。下午五点钟，我们又出发了。夜晚十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新集的第三道封锁线。接近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为了迅速把敌人摆脱开，部队跑步前进。

四处狗叫枪响，部队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加紧脚步跑着。一个多钟头我们就冲出了二十五里，暂时把后尾的敌人甩开。天亮后，我军便通过了敌人从仁和集到砖桥公路上的第四道封锁线。

上午十点左右，我军刚刚在光山县的胡山寨住下，敌人的四个师又从三面包围上来。有东北军一一七师、一二○师；刘镇华的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好大的行动！大概他们想来一个“聚而歼之”。当然这是妄想。然而现在困难的是：部队已经走了整整一夜，再靠两条腿把敌人四个师摆脱掉，那是不可能的。经我们慎重考虑，认为只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打，打它个稀里哗啦。这一仗如果能把敌人打垮，后顾之忧就能解除，便可以顺利地走向鄂东。

决定性的一仗，在这里展开了。军的指挥部，设在胡山寨南边的高山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整个战线。开始，敌人的气焰很高，四架飞机掩护着，喊着杀声向我军扼守的寨子攻击。

我军坚守着阵地，一次又一次地迎接着敌人的进攻。从上午打到黄昏，敌人多次进攻不成，锐气大减。反击的时机到了，一声号响，我军从扼守的各个山头，象洪水似地涌了下去。敌人吃不住这一突然反击，跑的跑，退的退。东北军是我们的老“运输队”，这一次，光机枪就给送来了一百多挺，还有四千多人作了俘虏。从俘虏当中，查出一个团副，两个营长。没查出的官，想必还有不少。

这次战斗，我军伤亡也比较大。七十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牺牲，七十四师金师长负伤。部队减员大，而俘虏的人数又超过了我们部队的人数，要继续西进，这些俘虏就成了累赘。我们开会研究了一番，便决定把俘虏全部释放。

俘虏集合起来后，向他们宣传了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解释了我军的宽大政策。俘虏兵听了个个点头。当听到宣布释放他们的时候，顿时轰动起来，个个惊奇，纷纷议论。这个问：“可是真的？”那个说：“你们不骗人吧！”还有的直摇头，表示不相信。

我们又向俘虏做了解释，并劝他们回去后不要再替反革命卖命。

有几个被俘的士兵纷纷答起话来，有的说：“红军放了我们，回家种地去，再不当兵了。”有的说：“人不能不要良心。”

放了俘虏，把伤员安插好，埋葬了牺牲的同志，半夜又出发了。这时候，我们唯一的想法是：快到鄂东，早一天看到中央的指示。

经过连夜的急行军，第二天下午到了宣化店以北的殷家湾，见到了郑位三同志。他拿出中央的指示，内容的大意是：鄂豫皖苏区经过敌人四、五次“围剿”，人力、物力损失甚大，粮食已空，红二十五军应离开老区，开辟新的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关于老区的工作，省委决定留下一部分干部和一支小部队（后来发展成为红二十八军），原地坚持斗争。

按照省委的决定，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了两天，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就告别了苏区，开始了转移。

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于1935年2 月，翻越天谷山，进入了陕西的柴家关。在这半年之中，我们冲破了敌人无数次“围剿”，打了许多胜仗，正象毛主席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鄂、豫、陕广大的土地上，红二十五军撤下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还在不少地区留下了干部开展游击战争。

2 月底，我军打下柞水之后，杨虎城的独立二旅，又尾追上来。九间房一战，歼灭了独二旅五个营。在陕西葛牌镇，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的决议，向东行动。打下雒南，占领柏峪寺，在这一带发动群众，组织了雒南游击队。不久又转到大小泾川一带，发动群众，又先后组织了三个游击队。同时在省委领导下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领导该区工作。

5 月初，敌人集中了四十一个团的兵力（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萧之楚一个师六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向鄂豫陕地区发动了“围剿”。因为敌人的兵力强大，我军采用了“先疲后打”的方针。牵着敌人的鼻子，今天走八十里，明天走一百里，高兴了来个一百二。敌人象武装大游行似的，日夜跟在我们后边。同样是两条腿，可是他们赛不过红军。我们的战士，行军八十里驻下后，又跳又唱；敌人走八十里就累熊了。

开始，战士们不了解这种“先疲后打”的方针，为了保守秘密，未到时机作战方针又不便下达，有的同志就讲怪话，有的说：“敌人一条命，我们命一条，为什么不和他们拚！”有的说：“我们红二十五军从来没打过败仗，敌人跟着屁股不打，我们的枪是打兔子的？”

这时，军、师的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在行军中都深入到连队去做动员解释工作。军政委吴焕先同志，有的时候一天去参加好几个支部的会。他耐心地对下层干部和战士们解释着：“多跑几天路，脚上多磨几个泡，算不得什么，跑到一定的时候，谁想再跑也不让跑了。”

不几天，我们打下了河南的荆紫关，消灭了敌人一个营，活捉了萧之楚的军需长。这里是敌人的兵站，缴获了很多的白面、猪肉、白糖和布匹，战士们高兴起来，有的说：“现在到了我们撵敌人的时候了。”有的说：“这回不再走了。”

同志们高兴得早了点，还不到打的时候。当夜，又开始了急行军。第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第二天又走了一百四十里，翻山涉水，战士们的怪话又来了：“刚打了个小仗，又跑开了！”“咱们到底跑到哪里去？”

接连走了四天，走出了五百六十里，进入了陕南黑山街一带，这才驻下。我们的口号是：“哪一股敌人先到，就打哪一股。”

大兵团的敌人，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二百里之外。三天后，杨虎城的警备一旅，象乌龟爬行似的，远道而来。先来者必领“头赏”，我军把它引入袁家沟口，一个反扑，把杨虎城这个旅全部歼灭。旅长唐嗣桐也被活捉了。

这仗一打，部队情绪高涨起来。同志们不再埋怨跑路了，大家纷纷说：“咱们的路没白跑！”

“现在明白了，跑，不是怕敌人。”

我军经过一连串的艰苦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由于我军长期转战于山区，兵源、给养发生了困难。为了解决物资供应问题和扩充部队，为了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省委决定：打出秦岭，逼近西安。

6 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跨过终南山，一天，到了西安西南四十五里的殷家卫（接驾回），捉住了一个伪区长。我们想把西安的敌人调出来，拦路打它个埋伏，便要那个伪区长向西安挂长途电话告急，要敌人前来增援。城里敌人回电话说：毛（炳文）军长、于（学忠）军长的部队已向西开，目前无兵可派。此计未成。

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

因为只是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无电台联络，中央红军到底到了哪里，无法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一、四方面军是北上了。

在子午镇西二十里的一个地方，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刻西进甘肃，牵制敌人。迎接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陕南留下郑位三（陕南特委书记）及陈先瑞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于是，红二十五军的全体同志，满怀着会见党中央的热烈愿望，离开了陕南向西行动。

当时，我们的决心：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我们向全军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积极前进，迎接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行军的路上，同志们纷纷问：“冲央到了哪里？”

“毛主席也来了吗？”

“咱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兄弟部队？”

我们指挥部的一些同志，更想念中央，盼望毛主席。他们现在在哪里，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哪一天能会面，自己心里也没数。我们只好向大家说：不几天就会见到毛主席了。

部队的情绪真是空前的高涨。为了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尽管不少的人脚底板上大泡加小泡，也没有掉队的。鞋子破了，赤着脚走。由于我们出山扩充了八百多名新兵，搞了很多粮食，继续行动也有了条件，部队便连日向西挺进。

走了十多天，行程数百里，经过（幸攵皿）（厂至）、骆驼口、佛坪、西江，到达了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这是古战场，据说，三国时代马谡失街亭就在此地。我们指挥部的一些同志，便谈论起马谡的故事来。望着附近的群山峻岭，有的同志说：“可见马谡太麻痹大意，这样的地势，易守不易攻，怎能把街亭失掉呢？想必真地象戏中所说的那样，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旨意，没靠山近水扎营。”有的同志取笑说：“马谡没有群众观点，脱离群众。”

拂晓，我军一支部队和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了。这又是送上门的礼物，一个没放跑，全部把他们歼灭了。更可喜的是，还活捉了一个少将参议。从这位少将的口供里，更加证实我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确实越过了松潘。他还供出：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全部西调去抗击北上的红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天水。

我军在双石铺停留了一天，开会纪念了“八一”建军节，二号一早，就向天水挺进。

刚打下天水北关，敌人一个旅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放弃了攻占天水的计划，连日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了渭水。

过渭水时，全军只有一条小木船。除了指挥部的几个同志和七名女护士是乘船渡过的外，全军都是沿着一条绳子徒涉过去的。过了渭水后，便打下了秦安。为牵制毛炳文的主力，部队又继续向通渭前进，一直威逼到静宁附近。这一带是回民地区，全军指战员坚决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做了许多争取与团结回民的工作。为了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部队不入清真寺，不吃猪肉，不动用回民的家具。军部还向回民送了匾和银锭。这些行动，使当地的回民甚受感动。回民们杀羊宰牛慰劳红军，阿訇摆上香案、点心迎接红军。还有不少的回民青年自动参加了红军。

在兴隆镇一带休整了三天，因仍得不到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消息，省委又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我们是远离陕南孤军作战，要转回去也比较困难，如果再打听不到党中央的消息，就奔陕北，去会合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

休整以后，部队继续前进，打下隆德。当天傍晚，毛炳文的主力从兰州增援上来，我军与敌激战一阵，又开始转移。

部队边打边走。政委吴焕先同志在前头领着大队，我在后面指挥打敌人的追兵。从隆德转战到六盘山；从瓦亭到平凉，日夜行军。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消灭一个多营），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带领的一个团，团长马开基被打死，活捉了四百多人。

不幸的是，就在泾川战斗中，吴焕先同志牺牲了。这使我们非常悲痛。吴焕先同志于1927年秋天参加过黄安暴动。在鄂豫皖苏区，我和他一块坚持斗争好多年，又一同转战万里。他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最敬爱的同志。前些天，他还向我说：“见了毛主席，咱们还不认识呢？”现在，他倒下了，再也见不到党中央，见不到他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了。

我们从泾川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南公路与敌人周转十七天之久，天天派人打听，也没打听着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确实消息。毛炳文的部队乘着八十辆汽车，配合马鸿宾的一部分部队，从背后赶来，我军在此孤军作战，处境不利，便按照原定的计划去陕北。同时我们还有这样的想法：陕北是老苏区，我们到那里会到刘志丹同志，打听党中央的消息也是比较容易的。

我军强渡泾水，经过数天的行军，便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绍山一带。这里是白区和红区交界的地方，部队翻山越岭走了三天，也没碰到一个村庄。背的干粮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这天下午，忽然发现了一个羊群，有五百多只羊。一盘问，是羊贩子的。我们和贩羊的人商量一番，他便把羊卖给了我们。我们的部队就吃起羊肉来。没有盐，锅也少，有脸盆的用脸盆煮，没有脸盆的，把羊肉切成薄片片放在石板上烤；有的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烧。幸亏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陕北苏区。

开始进入了苏区，我们说话口音不对，有些群众不知我们是什么队伍，纷纷逃走。可是，当群众知道我们是红军时，就相继归来，分外亲切。消息传得很快，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先后找来了，并且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我们。来到陕北苏区，我们好象到了家一样。

和习仲勋同志会面后，又经过连续四天的行军，到达了永坪镇。在这里，我们和刘志丹同志会面了。志丹同志穿的十分朴素，沉静谦虚，看来，你想不出他会是黄埔五期的学生。他是陕北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深受陕北的人民和战士的爱戴。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刘”。我们会到他，真是高兴万分。他也象我们一样，正热切地盼望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可是也不知道中央确实的消息。

两军会合之后，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党决定由我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

1935年9 月18日——“九一八”事变四周年，我们在永坪西南一个干部学校门前操场上，举行了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两军合一，七千多人，真是人强马壮。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了大会；会场上红旗飘扬，遮天蔽日。许许多多的大字标语贴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主席台的两旁贴着两张特别大的标语：“两军亲密团结，携手作战！”

“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

会上，党的负责同志和我们军团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讲了话。

此时，敌人正开始发动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敌人的兵力，除了原来就在陕北的四个师外，东北军的七个师也跟在我们后面赶来。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二天，我们就商讨反“围剿”的作战计划。两军会合之后，战士们说：“一定要打个漂亮仗。”我们指挥部的同志们，也是这样想：一定要打响第一炮。

我们在讨论作战对象的时候，有的同志提议先打住米脂一带的井岳秀师，或者高桂滋师，出横山，与神木、府谷苏区打成一片，然后打出三边。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吃掉这两个部队，把握大一些。可是目前大兵压境，消灭这两个部队，对敌人的打击不重。还是先打东北军好，因为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据情报：东北军七个师分成两路，一路是王以哲率领的三个师，从陕西向我进攻，一一○师、一二九师已经到了延安；一一○师留一个营在甘泉，军长王以哲带军部和一○七师驻守洛川、（鹿卩）县；其余四个师在甘肃境内由军长董英斌带领，经合水向我进攻。我们决定：围攻甘泉，调动延安的敌人，拦路打它的埋伏。

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我们绕过延安，到达了延安南九十里的甘泉附近。部队在甘泉以西王家坪一带休息。我和志丹同志带着团以上的干部，来到了甘泉北十五里的劳山附近。一看地形，非常理想：甘泉北，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把延（安）甘（泉）公路夹在当中，象是一条口袋，而且，两边山上树木茂密，便于埋伏。如果把敌人放进来，真如同把狐狸装进口袋里。

决心下定了。但是，我们考虑到敌人习滑，必须埋伏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区。

回来后，指挥部的同志详细地商讨了部署，决定派一部分小部队围攻甘泉，大部队在劳山附近打延安来的援兵。估计：我军第一天包围甘泉，第二天延安的敌人可能起身，那么，第三天上午即可进入埋伏地区。

战斗按着计划开始了，围攻甘泉的第二天，我和志丹同志分头带领部队，进入了埋伏区。出发前，对参加埋伏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组织，又规定每人携带三天的干粮，进入埋伏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指挥枪不响，任何人不得开枪。

等到第三天上午，却不见敌人的影子，我心里好急，暗暗想：何立中（敌人一一○师师长）一向找着我们打，这回怎么耍滑头了，莫非走漏了风声！

我们正在着急，派出去侦察的便衣喘吁吁地跑回指挥部，报告说：“来了，来了？”

指挥部设在西山上一棵大树下。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原来估计，敌人要是两路行军，必有两个团钻进来，如果再追一下，可以搞到他两个多团。谁想，敌人一露头，是四路前进。看来，何立中太欺负人了！

骄傲的敌人虽有防备，但他们把我军可能埋伏的地区估计错了。据后来抓住的一个参谋说，何立中骑在马上，过了他预计我们埋伏的地区后，向参谋长说：“我当共军会打我个埋伏呢！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他正说这话的功夫，我军开枪了，道路两旁，机枪、手榴弹，立刻混响起来。几千敌人，象黄蜂窝挨了一棍，不知向哪里跑好，有一股敌人企图抢夺山头，被打垮了；有的企图往前突围，被军团部派出去的短枪团把路给堵住了。敌人开始顽抗，不肯缴枪，我们的战士连打带喊话：“缴枪吧，你们跑不出去了！”“放下武器一律优待！”

敌人这个部队里，有好多士兵了解我军的政策，在此情况下，纷纷缴了械。

这部分敌人，不愧是红军的“老朋友”，士兵们放下枪后，有的说：“我这是第二次向你们缴枪了！”有的说：“我是第三次缴枪了。”还有的发誓说：“我一枪没放。”他们象是纷纷表白自己的“功绩”。有的俘虏问我们战士：“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我们同志回答的很好：“我们指挥部特别邀请么！”

战斗只有六个多钟头，一一○师全部被歼。三千七百多人做了俘虏，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被打死。缴获的武器很多。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劳山附近休整。七十八师师长杨森同志带队去杨泉源侦察，又在那里歼灭了一○七师一个营。

这两仗，把敌人“围剿”的气焰打下去了。敌人改变了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垒政策”。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强攻榆林桥，又消灭了一○七师四个营。这个团是东北军的主力，团长高福源（外号叫高包脖子）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开始，从俘虏中就是查不出这个团长。后来有个同志看见俘虏中有一个穿的满漂亮，便故意诈他说：“你就是高福源！”这个俘虏连忙说：“我不是，我不是，我是理发工人。”说着嘴向旁边一歪，原来“高包脖子”就在旁边。

打完这仗，我们得到了中央红军的确实消息，知道毛主席离我们不远了。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起镇。我们一面派人去迎接，同时对指挥部的同志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

下一仗从哪里下手呢？一一○师摘掉了，一○七师搞垮了他五个营，米脂方面高桂滋、井岳秀两支部队放弃了瓦窑堡向北逃走了，附近敌人不多了。我们讨论了一番，决定把后方留下，部队立刻南下。

我们决定攻打张村驿——这是个小镇，敌人不多，周围四个围子有三百多条枪，因对我们妨碍甚大，决定把它收拾掉。战斗刚开始，忽然从军团部后方跑来了七匹快马。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同志派人送来了信：毛主席今天下午到司令部来。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啊！天天盼，天天想，毛主席到底来了！

我立刻命令部队暂时停止攻击。然后快马加鞭地往日奔。心急只嫌马跑得太慢。到底慢不慢？一百三十五里，当中还有两座山，三个钟头就赶到了。

已经是初冬了，赶到司令部时，我已是满身大汗。刚洗了一把脸，毛主席来了。一块来的共四个人，都穿着朴素的灰棉衣，哪一位是毛主席？不认识。子华同志是中央来的，他介绍后，毛主席向我伸出手来，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

我用双手把毛主席的手握住，久久地望着他那可亲的面孔，不知说什么好。盼望了好久，总算见着了。

毛主席问了部队的情况，也问到同志们吃的和穿的。我们回答之后，毛主席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问我们：“陕北的三次反‘围剿’怎么样了？”

我们把敌人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报告。毛主席看着地图，又问：“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

我们报告后，主席析起地图，亲切地说：“好吧，先按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跟主席一块吃完了饭，我临动身回前线的时候，主席向我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

这几年，我们的交通联络都是原始工具，哪里用过电台？我向主席说：“我不会用它。”

“不要你自己动手，”主席笑着说，“需要联络，你向电台工作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

当晚，我离开主席回前方的时候，感到全身是力量。有中央首长的直接领导，对粉碎敌人的“围剿”更加充满了信心。

回到前方，立刻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到来的消息传达下去，转告了毛主席对大家的问候，部队的情绪沸腾起来。这个问：“毛主席什么时候来这里？”那个问：“哪天能看见毛主席？”我说：“咱们把张村驿打下，大家一块去见毛主席！”

这几句话，比什么口号都有鼓动力。战士们喊着口号：“打下张村驿，去见毛主席！”一鼓作气，爬上了张村驿两丈多高的围墙。接着把张村驿附近据点都打开了，缴获了很多粮食。

战斗结束后，我向毛主席发了电报，报告了胜利。这是我做红军指挥员以来发的第一封电报。当天，毛主席回了电报，向参战的同志问候。

就在这次战斗之后，我们就和中央红军会师了，毛主席亲自指挥陕北会师的各路大军，在直罗镇歼灭了一○九师全部和一○六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奠基礼”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1月下旬，陕北已经进入了寒冬。红十五军团在“打胜仗迎接中央红军”的口号下，一鼓作气，攻下了张村驿，打开了东村，接着扫清了附近的两个小据点。战斗结束后，毛主席率中央红军来到了东村一带。从此，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了。红十五军团的全体同志，都为这个光荣的会师欢欣鼓舞。大家日夜盼望着的中央红军，现在来到我们身边了。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预示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为奠定陕北的局面，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毛主席一到陕北，即首先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这就是直罗镇战役。

陕北的战局当时是这样：陕北红军取得劳山、榆林桥胜利后，敌人以五个师组织新的进攻，东边一个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鄜县方面前进。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毛主席决定集中会师陕北的各路红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并指示要我们到那边看看地形，再作具体的布置。

按照主席的指示，这一天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张村驿以西会合后，前往直罗镇去看地形。

从出发地到直罗镇，约三十余里，一个小时不到，就赶到了。大家下马后，首先登上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高山。直罗镇就在脚下。它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象一条白色的带子铺向镇子的中央，穿镇而过。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完好；镇的北半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我们几十架望远镜举在眼上，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着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一个小山包，一棵小树，一条小沟，一家独立房屋，都是指挥员们观察研究的对象。大家都深深了解，在战前观察时疏忽一条小沟，漏掉一个山头，说不定在战斗中会增加想不到的困难。同志们一面观察，一面小声地交谈着：“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

“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边走边观察，边观察边研究，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结论得出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消灭它。为了防止敌人利用镇东头的寨子做固守的据点，大家商讨后，决定把它预先拆掉。部署确定后，当天晚上，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连夜去拆那个小寨子。这时战斗命令虽然还没有下达，但战士们凭着自己的经验会猜测到，将会在这里打仗。战士们深深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因此不分昼夜，不顾疲劳，一气把寨墙拆完。有些新解放来的战士，悄悄问老战士：“敌人真的会来吗？”老战士回答说：“会来的，这是毛主席算好了的。”

为了迎接这个大胜利，打好会师第一仗，红十五军团除留一个排在直罗镇警戒外，主力集结在张村驿一带，养精蓄锐，积极的投入了战前准备工作。各级干部层层深入，具体进行战斗组织。十五军团提出口号：“打胜仗庆祝会师！”“以战斗的胜利欢迎毛主席！”“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

红军情绪高涨，以逸待劳。一切准备就绪后，第三天下午，敌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部队在六架飞机掩护下，果然来到了直罗镇。

晚上，毛主席下达了命令。按照已经确定的部署，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以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亲临前线指挥。主席的指挥所，设立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之前，他就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同志，一定要打歼灭战。战斗发起后，主席又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

天刚亮，两路红军象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了下去。敌人虽有防备，却没想到我军会如此迅速，及至发觉被包围后，直罗镇两边的山岭已被我军占领。南面一响枪，敌人立刻向北撤，北边一响枪，他们又反过来向南扑。一○九师被夹击在两山之中一条川里。山谷中到处是枪声、喊杀声。一○九师是东北军的部队，是红军的老“运输队”了。有不少的士兵和军官曾经做过红军的俘虏，有的还不止交过一次枪，在这个猛攻之下，纷纷瓦解，交枪投降。一些拚命顽抗的，丧身于刀枪之下。

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两路会攻，占领了敌人的师部所在地直罗镇。最后牛元峰逃到镇东头的小寨里，指挥着一个多营负隅顽抗，死不投降。

这个小寨虽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人昨天下午到达后又连夜改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我们派了一支小部队攻了一次，没能打上去。正组织第二次猛攻，通信员报告说：“周副主席来了。”

这时太阳已升起了老高。我们向山上看去，只见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从山上走下来。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边走边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等走到我们近前时，周副主席和干部们一一握手，详细的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枪声渐渐地平息下来。两边的山坡上、镇子里，到处堆积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到处聚集着俘虏兵。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个红军战士心里。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在讲述着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士和陕北的战士，都倾吐着渴望会见老大哥的心情。欢乐和友情，笼罩着战场。

敌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要求董英斌解围。他哪里知道，董英斌派的一○六师还没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了，并且在黑水寺被红军歼灭了一个整团。

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领残部突围向西逃跑，我七十五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追回来。”

一气追了二十五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牛元峰和他率领的残部一个多营最后覆灭了。牛元峰也被抓住了。

“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237 页。] 直罗镇战役，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伟大的、正确的军事思想。一○九师全师和一○六师的一个团覆灭，彻底打乱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敌一八师、一一一师不得不退回了甘肃境内；东路侵入杨泉源的一一七师也退出了鄜县。陕北苏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携带着胜利品，押解着俘虏，撤离了战场。晚上，当我们路过毛主席住的村庄时，只见主席住的窑洞里还点着灯。这些天来，主席够辛苦的了，天这么晚了，怎么还点着灯呢？

我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走到主席住的窑洞门口，问门口的警卫员同志：“主席还没睡吗？”

“主席晚上是不睡觉的。”警卫员同志说着把我引进门去。

主席披着件蓝布旧大衣，点着盏油灯，正精神奕奕地工作着。桌上放着那张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可以看出，主席又在考虑新的行动，策划新的战役了。

主席放下手里的铅笔，亲切地伸出大而有力的手，微笑着说：“辛苦了！”

我说：“天这么晚了，主席还没休息？”

主席说：“这样习惯了。怎么样，部队都撤下来了？”

主席简要地讲了讲这次胜利的意义，当前的敌人动向，然后，关切地询问着部队的伤亡情况和伤员的安置。最后嘱咐要好好地组织部队休息，让战士们都洗洗脚。主席对战士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具体细致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从主席住的窑洞走出来，夜已经很深了。跨上马走了老远，回头望去，主席窑洞里那盏灯还亮着。

部队移住到杨泉源一带，举行了祝捷大会。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都相互派了参观访问团，进行参观和访问。张云逸、刘亚楼等同志，带着一个剧团，到十五军团来慰问演出；十五军团也派了许多同志到中央红军学习和参观。

11月30日，在东村举行了干部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做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主席讲到直罗镇战役的意义说：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三次围攻。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举行了奠基礼。主席讲到胜利的原因，指出：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抓住了战略与战役的枢纽（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

我们说，还要补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主席正确的军事思想和主席的英明指挥。

主席在报告中还详细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主席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正进攻华北并吞全中国；国民党正在南京开卖国大会。我们的胜利，告诉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许你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和全中国；我们的胜利也告诉国民党，我们不允许你们卖国。红军要同全国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主席宏亮的声音，明确生动的言词，句句印在每个红军干部心里。主席的声音，就是全国人民的呼声，代表每个红军战士抗日救国的意愿？

冀察晋抗战在统一战线广泛的号召之下，全国已经凝成一个固体。全国的民众，全国的军队，都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争取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

我们参加这个伟大的抗战，已经有半年多了。在冀察晋一带，经过无数次的大小战斗，目击敌人对民众的残酷野蛮，也看见群众对抗战的热烈与拥护，半年多的经验，更加强了我们的胜利信念。

首先，我想先简单地说明我们这一部分的抗战经过。8 月13日以日本大举向中国分路进攻，我们的战士们渴望着抗战已久，8 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开赴前方，大家都很兴奋，经三原，桥底出发，在三原以东等候从咸阳来的火车，驻扎了五天。后来改定由侯马上车，横过洛水平原，9 月4 日抵资川，渡黄河。行军的几日，都遇着大雨，战士们一个个都是水淋淋的，但是大家都依然兴高采烈。8日到了侯马，因为介休一带大雨山崩，铁路不通，在侯马驻留三天，11日上火车，12日下午抵原平，赶赴平型关。先头部队一个团赶到，全团担任从左翼突击的任务，配合陈旅大败坂垣师团。关于这一战，外面的记录象是很多，这里不再重复。平型关战斗之后，奉命破坏由灵邱到团城口，大营的交通线，从小寨到老爷庙的汽车路，全部被破坏，敌人在团城口和大营集中五百余步兵，六门大炮，向我军进攻，企图恢复交通，与六八七团接触之后，被全部击溃。这一战毙敌百余人，缴获步枪二十四支，单筒炮二门。我们为了彻底破坏敌人交通路线，就夜袭团城口和东泡泉，敌人仓惶退至大营，我们缴获步枪十二支、轻机关枪四挺。我们接着以一部向灵邱进攻，敌人被迫退出县城，向广灵后退。我们又包围大营，进占繁峙。敌人得信立刻由代县派出五十六辆载重汽车，满载步兵，前来增援。在繁峙与大营之间，我们早已派部队埋伏在沙河，敌人经过时，突然猛烈袭击，打死二百多敌人。大营的敌人和新城应援部队会合，向代县退去。此战毁敌人载重汽车二十辆，缴获步枪十一支。此外还抢到敌人的罐头食品数百箱，每箱内有一百罐。连着几天，战士们饭都不想吃，专吃牛肉罐头。克复灵邱、大营之后，又奉命破坏张家口到代县的交通。一部乘敌人势虚，配合独立团袭占广灵，另一部占领浑源，在浑源得到很多防毒面具和一些其他的军用品。浑源敌人退至大同。大同之敌曾一度企图恢复浑源，集中四百步兵，几门大炮，配合二百骑兵反攻，与我军相遇，激战四小时，敌人被击溃，仍然退回大同。浑源战后，×××团奉命向南移动，在崞县商庄和敌人激战，打死一百七十多敌人，在代县河东中街口又打死二百多敌人，缴获二三十支步枪。当我军主力在忻口、原平一带和敌人作战的时候，从灵邱到大营的汽车隘路全部被我们破坏。

我军主力退至太原后，又奉命赶赴关城岭东方，侧击进攻太原的敌人。11月9 日抵关城岭，太原已失守，与敌作了几次激烈战斗，后奉命向河北出动，破坏正太路与平汉路，打击两路上的敌人。我们到河北的平山、灵寿和井陉一带，破坏了井陉煤矿矿上所有的水管。从井陉到获鹿之间的大铁桥，曾被我们破坏数次。两度袭击井陉煤矿的车站，打死了三百多敌人。敌人感觉到重大的威胁，便从石家庄、获鹿和井陉分派八百余步兵、六门大炮，向小寨方山进攻。这一次进攻，敌人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损失二百多人，阵亡了一个大队长，丢了好几条步枪。敌人遭受这一次重大的打击，非常愤怒。在井陉、获鹿、石家庄和平山一带，集中二千余人，分二路向洪子店进攻。一路由平山，另一路由井陉方山南北马庄前进。我们以一部在温阳附近埋伏，给从方山前进的敌人一个突然的袭击，打死三百多敌人。另一路敌赶至，我们已迅速退出战斗。此时另一部进到盂县以北，当即击退进攻苌池、上社敌人，并进驻中村镇，盂县敌人感受我威胁，就集中寿阳、乎定、盂县之敌分路向牛村进攻。一部由盂县出动，约六百余人，一路由河底出发，约三四百人。河底之敌被我伏击，死亡二百余人，因另一路敌人赶至，才没有被我们完全消灭。此后又配合一二九师夹击正太路，围攻南峪北峪，该处敌人筑有坚固堡垒，被我袭击之后，北峪敌人几全部被我消灭，少数滚下山坡，始获脱逃。敌人知道南峪北峪被袭，立刻由石家庄派来三百人增援，在火车上又被袭击，死亡大半，剩下的退入堡垒，死也不敢再出来。第二次，敌人又从娘子关增援三百余人，半途又被击退。最后敌人从石家庄集中一千余人前来应援，附带大炮数门，五时许抵南峪。因天已昏黑，我军乃撤回。以后敌人又由石家庄向余桥岭进攻，全部被击溃，这一战，敌人死伤百余人。

这些是我们这一旅作战的概况，许多零碎接触，和游击队的积极活跃，都未曾记入。在战斗中，我们目击日本强盗对民众的残酷野蛮，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收复繁峙之后，到从前的伤兵医院里去检查剩余的药品，走到医院门外，就已臭不可当，进去一看，原来四百余我军伤兵，完全被日敌屠杀干净，横七竖八的到处躺着。在东门外的河湾，也被日敌屠杀了二三百民众和伤兵。在大营，老百姓被打死刺死烧死的，总有一千多人。我们进城的时候，瞧见东边树上吊着一具死尸，西边屋檐上也挂着一具死尸，到处血淋淋地飘着臭气。大营的房屋被烧掉十分之八，在余烬里还发现许多大大小小的尸体，景象惨不忍睹。在灵邱，沿汽车路两侧烧杀景况比大营更甚。敌人向洪子店进攻，在温塘附近，中我埋伏失败之后，疯狂逞凶，大肆屠杀，新庄共有一百五十四人口，被杀一百十八口，只有几个腿快的老早溜掉，才逃了命。洪子店被杀数十人，房子大部被烧。第二天敌人由平山退到东回合，那地方的妇女，从十岁起到七十岁止都被奸淫。年轻的有的投井自杀，有的竟至奸死，有的躺着几天不能起床。日军在南峪北峪，娘子关一带，强迫四十岁以下的妇女搽粉穿新农服，陪他们取乐。夜晚男子们就被强迫出去放哨站岗，自己的房子就由日军来睡，妇女们就被迫陪宿。不从的，除掉硬行强迫之外，还添上种种特别的污辱。在娘子关的沙河滩，日本牵了老百姓二头牛，给了三斤米做牛价，说是公买公卖。老百姓不高兴，他们就说，有米给你还是好的呢！牵了老百姓的毛驴只给二毛钱，也说是公买公卖。这一类的事情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

群众受了这种残酷的教训，更坚定了他们抗日的决心。灵邱、广灵和大营都自动组织游击队了。这些地方恢复政权之后，游击队的数字更行增加。在灵邱有×百人，在广灵有×百人，在大营的近×千人。此外，各地都有自卫队，民众自动把守各小路，隘路，到各处放哨，如果没有军队或政府的路条，任何人都不能通行。美国高级参赞有一次没有带着路条，一个人走在前面，被一个童子团的孩子用矛子指着胸脯，死不放他过去。后来他再也不一个人独自跑到前面了。

一方面由于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另一方面更因为八路军的群众纪律好，老百姓和军队普遍的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对于部队教育，我们发扬了民族自觉，使战士自动严格地遵守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处处拥护群众利益，不侵犯群众一丝一毫，在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注意到清洁，对群众永远保持亲密的态度。战士们都努力使自己成为人民的战士，老百姓也真正的认清了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无论到了那里和老百姓就象是一家人一样。这并不是表面上的敷衍，在军队和群众之间，实际上是深深的交流着友爱。尤其是在战斗员，更能具体表现。例如在洪子镇的战斗中，老百姓冒着枪林弹雨，自动到火线上来帮助我们抬伤兵，完全用不着我们自己操心，方山之战，老百姓送来大量的馒头，我们的战士吃了两天还吃不完。我们有九十几个受伤的战士住在东黄岸，三四十里以内的老百姓自动地送来了七百多只鸡，灵寿、平山一带的老百姓送来了几千个鸡蛋，战士们连拒绝都不能说，说了有的人还不高兴，结果只好放开量来吃，吃了半个多月还剩下许多。河北出产很好的白菜，各处老百姓都大量地挑来慰问战士，久不吃蔬菜的战士们，无论怎样吃也还是够的，吃不掉的都变成黄色。还有一种是前清时拿来进贡的黄小米，老百姓也毫不吝惜的自动拿来劳军。单就东黄岸一处，这家几升，那家一斗，就给受伤的战士们凑足了好几担。在我们到过的地方，无论贫富都非常热情。我们在前方也常常感到粮食的困难，因为和后方交通断切了的关系，不能得到接济，这种时候亦有富户们抗日热情帮助，自动捐助粮食。当我们驻扎平山县时，我住在一位姓齐的富翁家里，有一次我们偶然有机会谈到了抗战，谈到了部队的给养困难，他立刻自动捐助一百五十担小麦。我们有时也到了极其困难的境地，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宁愿军队忍受，从不曾强迫征收什么。

在敌人曾经占领的区域，国民党的组织本来已经被破坏了，当我们收复那些地区之后，我们又尽力帮助国民党员恢复组织，我们站在友好的帮助的立场上，恢复了国民党在冀察晋边区各地方的旧有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国民党员在一起工作，这种真诚无私、亲密合作的精神，继续地发展着。根据半年余的作战经验，我觉得日本兵有以下的弱点：（一）陆军的攻击精神不强，专靠大炮和飞机配合，没有这种配合，攻击力就很差。

（二）战术和中国不同，被袭击之后，常常退守山洞，不占高地，因此常遭我手榴弹的爆击。

（三）习惯于机械化的战斗，离开大炮、坦克车和飞机之后，就失去作战的信心。

（四）只能作平原战争，在山地就呆板。

但是日军也有他们的长处：（一）班以下都很机动，进攻时采很小散兵群或三人一组，或五人一组，很少具有一班以上的兵力集中进攻。

（二）打败之后，能各自为战，即使剩下最后的几个人，也不容易缴枪，这是因日本帝国主义民族武断宣传和我军过去对日军士兵争取工作不够而造成的，他们以为给中国军队抓住了一定残酷处死，老百姓复仇。最近经我们的宣传，和战斗时的日语喊话，这现象已有好转的形势。

（三）目标隐蔽，日军善能利用地形，又因为制服的颜色是黄的，和北方的土色很相象，不易被人发现。

（四）通信设备健全，连络灵活。这是日方最大的特长，大队长的指挥用信号，烟幕弹连抛掷都是用旗语，进退灵活协同一致很迅速。

无论敌人有些什么特殊优点，我们对于华北抗战的胜利是有把握的。在全中国民族空前未有的伟大团结之下，利用华北特殊的地形，发挥我们一切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配合着坚决抗战的友军，再获得广大的群众的积极热烈拥护，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支持整个华北的抗战，配合全国抗战的力量打击日寇。最后，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将要发挥无比的潜力，在中国的历史上创造一个最光荣的事迹——驱逐日本强盗而获得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共和国大将徐海东纵天下横天下　革命既为家1924年冬。大别山脚下夏店镇。

干燥而寒冷的空气弥漫在贫瘠的大地上。一位衣衫褴褛、腋挟扁担的红脸窑工。正匆忙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从踏地有声的脚步、魁梧硬朗的身躯、炯炯有神的眸子可以看出，他勇敢、坚韧、有一种与从不同的气质。

这时，沉重的一掌拍在他肩上：“嗨，”元清（徐海东上私塾的学名）老兄，你可好啊！“

徐海东一怔，停下脚步，回头一看，一位衣冠整齐、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向着他笑，“不认识了啦，我是吝积堂呀！”　“啊？积堂呀！真是你！”徐海东终于认出了读私塾时就要好的同学，“几年不见，我都认不出来了！”　　　老同学重篷，分外亲热。　　　徐海东说：十二岁时，因反抗地主羔子黄守本的欺负，被迫退学，放了半年鸭子，接着便是度日如年的八年‘窑花子’日子。“

吝积堂说：“离开家后，经人介绍，首先在武汉董必武等人主办的武汉中学读书，后来教书。现在，学校放寒假，回来探亲来了！”徐海东用疑惑、羡慕的眼神订着吝积堂：“你说我的命为啥这样苦，难道就注定当一辈子泥巴人吗！”　两人边走边谈。

“要革命才行！”吝积堂望着儿时的伙伴，语气坚定。

“革命，这命怎么个‘割’法？”徐海东又问，不是说‘生死由命，宣贵在开’吗？‘割’命是怎回事？“

“吝积堂说：”孙中山在广州联合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大别山区的黄安、麻城、黄陂各县武昌念书的青年学生，受到董必武、陈潭秋革命思想影响，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加入了共青团。这些青年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到处宣传革命的道理。‘革命’这词儿，像春开的小燕子，也在人匀这儿安家落户了。不过，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以后会懂的！“

吝积堂索知徐海东出身贫苦，有股闯劲，仇恨土豪劣绅，他便打开了匣话子，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包括俄国、列宁、苏维埃等等。

“你讲的都是洋人、洋事，我听不懂。你给我说说武昌吧，那有泥巴人吗？”徐海东粗黑的手一挥，打断了他的话。

吝积堂这才回过神来，从广州到武汉，从孙中山讲到中国共产党，从地主土豪的贪婪残暴讲到这个社会的暗无开日。最后，他问：“你说地主该不该打倒？”

“该！该！一个个都该打倒！”徐海东联想起来小时候读书受地主崽子的气；联想起堂兄元亮的妻子被地主逼迫惨死的情景，不禁咬牙切齿。

“这是泥巴人的说法。”吝积堂笑着说，有血债的地主土豪，不但要打倒，而且要杀死……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对味。

这开深夜。徐家窑的破茅屋里。

徐海东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他反复思量着吝积堂的话语。吝积堂是见过世面的人，知识丰富，又不摆架子，平易近人：“革命”、“共产”等词儿，似懂非懂，但它能改变泥巴人的命运；靠烧窑、志窑货，过着这种饥寒交迫的日子，终究不是办法，出去闯闯怎么样！？……徐海东越想心里越亮堂，像在黑暗中见到一线光明。

从此以后，徐海东常常去找吝积堂谈想法，吝积堂也经常到徐海东家，或干脆去窑厂。

这天，徐海东见到吝积堂，开口便问：“你能带我去武昌吗？参加共产党，为穷人干一番大事业？”

“在家千般好，出门百事难”，吝积堂理解徐海东找党的急切心情，便故意逗他，“舍得你那童养媳吗？”

没等吝积堂说完，徐海东急不可待地说，“大丈夫纵也天下，横也天下，干革命是为我们自家人，为我们这此穷窑工，为老百姓打天下，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会干到底！”

“说话算数！？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说吧，几时走？”

“你还是与家里人合计合计再说吧！”

“不必了！”徐海东催促着说，“若要发。不离八。三月初八，你说怎么样？这可是个黄道吉日呀！”

“一言为定！”

农历初三月初八清早。阳光从窗棂间照射到徐海东的破床上。

“嗨！海东，你今天怎么了？到现在还懒在床上不起来？”徐海东的童养媳田德娇嗔地问，“你不说今天赶庙会去吗？

没钱啦？我知道你今年过前后偷着藏了点钱！“田德载是个细心的人，心中暗暗为丈夫不赌钱欣喜。她满意地边说边做饭去了。

徐海东两手压在头下，仰面躺在被窝里，瞪着两只大眼睛，反复地思考着，最后，他终于做出了勇敢的抉择——走！

早饭后，他径直走到母亲的房间。破衣遮体的母亲，满额上刻着皱纹。乡亲们都说，自从生了小儿子海东，母亲的眼晴就瞎了。徐海东噗地跪在床前，欲言又止，热泪盈眶。

“海东，你怎么啦？快起来，有话站起来说！”母亲关心地问道。

“没……没事！我去赶庙会了！”徐海东回答说。虽然音调很低，但是，可清晰地听出，其中含有几分沙哑、内疚。

徐海东告别了母亲，会同吝积堂，无声无息地、徒步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征程。

三天后。武汉。

一条莽莽苍苍的大江，浊浪滔滔，奔流向东，像把利剑拦腰斩去，武昌汉口被割为两块。江北是汉口，江南是武昌，龟山蛇山对江而踞，隔江相望。汉水似乎毫不示弱，在江北又划了一剑，汉口与汉阳也被割为两块。三镇两江，鼎立三足，烟雨浩渺，好不气魄！

龟山上没有龟，蛇山上也不见蛇。在这军阀混战年代，黄鹤也一去不复返了。富人吃酒，观景吟诗，摇头摆首。穷人喝风，沿街乞讨，步履蹒跚。时有倒背枪歪戴帽嘴角叼烟的大兵，吆五喝六横冲直撞。

蛇山脚下古楼街的一家小客栈里，陈设简陋，光线昏暗，空气憋闷。徐海东和吝积堂蹲在两张床铺是间的地铺上。徐海东攒的路费所剩无几，只好租赁便宜的地铺了。

“武昌这地方，也不过如此，乱七八糟的，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我要革命，共产党就在这里吗？”徐海东有些怅会地问。

吝积堂几天来领着徐海东逛街，不断地给徐海东做工作。武汉对徐海东来说。已不像以前那样仰慕了。

吝积堂爽朗地说：不急嘛！东湖好，去东湖玩吧！“

“湖有什么看头。我在沙湖上放鸭子，天天望着湖，早看够了！”

“这是东湖，不是西湖，不一样！”

“管亿东湖还是西湖，不就是一大潭子水吗！？”徐海东执拗地说，“说什么我也不去了。明天带我去找共不党！我要革命！！”

“共产党来了！”随着声音，进来一位女子。

来人叫李树珍，小学教师。是吝积堂今天事先约好的。吝积堂互相引见之后，三人攀谈起来。“世界上有个国家，那里有共产党推翻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沙皇政府，消灭了剥削阶段，打倒了地主老财，成立了穷人当家做主的苏维埃共和国……”李树珍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后，告诉徐海东说：“中国共主党就是要学他们，领导我们穷人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封建军阀，建立我们穷人的新国家！”“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地主老财献身吗？你愿意革命到底吗？”吝积堂接过李树珍的话问徐海东。

我愿意，我愿意极了！我出来就是为了革命，找共产党。可是共产党在哪里呢？！“徐海东急切地问道，”刚才，你说共产党来了，怎么还没来？！“

徐海东的热泪顺着眼角淌了下来。他突然感到大自己高大了，有力量了，没有孤独感了，而且看到了光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依靠，就像儿子找到了盼望已久的母亲，一切迷茫与彷徨全都消失了，剩下的就是为革命奉献的满腔热血。

晚上，徐海东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入眠，思绪万千。

1900年6 月17日，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徐家老窑。他家十几口人，只有半亩地，靠烧窑、卖盆、卖罐为生。只有几间破茅屋，也是夏不遮雨，冬不挡风，一家人过着“窑花子”、“泥巴人”的苦日子。徐海东在兄弟中排行第六，有“小六子”的小名，不知啥时又多了个“臭豆腐”的诨名。徐海东小时候，常是赤脚光头，还有鼓鼓的黑脸儿，深深的酒窝，从那双水灵灵的眼睛里透出几分灵气，是个有名的“聪明、可怜的野伢子！”　　徐海东和他的几个哥哥第七代窑工。他除了读三年半私塾外，十多年的窑工生活，使他太了解“窑花子”们的苦衷了。窑场生意兴隆，“泥巴人”尚能混个温饱，过年还能吃上几顿糍粑（湖北人用糯米春粉做的粘糕）。遇上荒年，只好靠野菜煮红薯充饥度日，就像当地主的一首民谣说的那样：早上薯三碗，中午薯三碗，晚上还是薯。甚至有时连薯也吃不上。再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地主老财的欺男霸女，窑工的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现在好了，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学些本领，打倒地主老财，让穷窑工们过上幸福日子。徐海东在憧憬末来中进入了梦乡。

黄昏时分。汉阳门码头。

熙熙攘攘的人群，急匆匆在往回家的路上赶。从江边到岸顶的七十多级石阶上，有一个红脸大汉挑着两大木桶水艰难地攀登着。他就徐海东。原来，经店房老板娘介绍，徐海东成了个“挑水郎”，每天三更起五更眠，往来于江边和各用水家之间。就这样赚了几个铜板，总算有饭吃，也好攒点去广州的路费。这已是第十三天了，徐海东因劳累过度，连续发高烧。“海东，我送你去医院吧！”吝积堂走进屋关切地说。　徐海东摇了摇头说：你月薪才十六，除了伙食费，也没钱了，泥巴人生点小病就兴师动众，使不得。我能顶过去！“吝积堂每天都到这里看他。靠着吝积堂无微不至的照料，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和乐观精神，徐海东硬是没吃一片药、没打一次针，把高烧退了。

“积堂，你待我比亲兄弟还亲啊！共产党员都这样吗！？”“我们是同学加同志。当然比兄弟还亲喽！我与其他的共产党员相比，还差远啦！”吝积堂激动说，他们互相帮助、舍己为人，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呀！“”这是我的卖水钱，给你，算是缴第一次党费吧！“徐海东边说边从内裤里摸出几吊钱，从手捧向吝积堂。

吝积堂看着这几吊钱，心里像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全涌上来了，他的眼睛模糊了。这是海东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卖水的钱，自己病了，都没舍得买药，留着缴党费，做到一点不易呀！“你出来不是想' 发发' 吗？看来，你是真想去革命道路上发一发啦！”吝积堂感慨地说，“你将来一定能成为革命者的楷穷苦人的板样！”

徐海东幽默地说：“跟共党，闹革命，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自此，徐海东的精神大振。他继续担水，省吃俭用，烟不沾，戏不看，连多年养成的喝酒嗜好，也戒了，把挣来的铜板一个个压在枕头底下，到了晚上睡觉前还要拿出来叮叮（口当（口当）数一阵，想着要拿它去缴党费，还想着用它来作去广东的盘缠。是啊！黄埔、农讲所，已成，了日夜向往的地方啦！

江岸上，徐海东正气喘吁吁地将水担子换个肩膀。不料，水桶碰到了一个穿皮袍子的中年人的腿。水溅到了这个中年人的鞋袜上。“妈的，臭卖水的，不想活啦！”中年人头戴礼帽，眼上架副水晶镜，手拄文明棍。他边骂，边举起文明棍，重重地朝徐海东头上打来。“你骂谁？到底谁不想活啦？！”徐海东气愤地说，“好狗不挡道，你连好狗都有不如！”徐海东边说边拿起扁担，跃跃欲试。他想把多日的怨气发泄一下，一场斗欧迫在眉睫。“君子动口，不动手！”李树珍边向这边跑边打招呼，“海东，走。回客栈，我有话跟你说！”

徐海东瞪了一眼中年人，气冲冲地说：“我恨死这些有钱的人，他妈的，不把穷人当人看。你要是不来，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他不可！”“我们迟早要收拾这些狗东西的！”

说话间，他们来到客栈，吝积堂和一个叫田道生的共青团员已等候多时了。

吝积堂见徐海东回来开口就说：“海东啊！这回你可有出头之日了。上级党组织通知我，暂时不去广州了，准备迎接革命军北伐，要我们留在武昌，就地开展工作！”“这叫什么出头之日，我还卖水呀？”没等吝积堂说完，徐海东就耐不往性子了，他反问道，“我一个卖水郎，文不通，武不懂，天天卖水，怎么开展工作呀！？”徐海东刚才生的气还没有完全消除。

“你去当兵吗？”吝积堂看着他说。

“行。当兵就当兵。我从小就喜欢玩打仗。我要是参加了革命，刚才那个混蛋小子，就不会故意欺负我了！”

“不是革命军，是到湖北军阀刘佐的二师里去当兵！”

“那我不去。这些大兵，坐人力车不给钱，' 买' 东西边吃边抢，还动不动张口骂人，抬手打人。百姓都叫他们' 挨炮子的短命鬼'.俗话说，'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吗。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又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去当那号子兵呢？”

“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也不是叫你去干坏事，是叫你去学习军事知识。”吝积堂笑着说。

“不干，不干，这个事不能干！”徐海东皱着眉头说。

吝积堂劝道：“革命，不仅需要武的。这也是上级党组织的意思！”

接着，李树珍、吝积堂等又讲了一番道理。

经过说明，徐海东这是相信了把他引向革命道路的老同学，于是他说：“既然是党组织的安排，那就去试试吧！”

田道生说：“你顶的缺儿叫柳金彪，在军队里没有自己名字，就叫柳金彪！”　“不行。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就叫徐海东！”徐海东坚持说，“读私塾时。有钱人家的孩子欺辱我，不叫我学名，叫我' 讨人嫌的臭豆腐' ，我就把他们打个头破血流。何况我都二十好几的人了。我就叫徐海东！”

吝积堂耐心地说：“为了干革命，共产党员改名换姓的人多的是，为了干革命，必须忍耐，要学习好军事知识，将来好领导我们自己的武装！”

徐海东想，做窑匠，当放鸭娃，当卖水郎，什么苦没受过，什么罪没经过，都没改过姓、卖过名。如今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却要隐名埋姓，心里很不平衡。但又转念一想，反正这也不是趄的改名换姓，顶几天假名也无妨，于是，就勉强同意了。

几天后，徐海东被送进了兵营。

1925年8 月3 日拂晓。操练场上。

口令声、脚步声，阵阵作响。虽不太整齐，但也有几分气势。　“柳金彪！站往！”陈德金班长喊道。　“到！”　“你衣兜里哪来的钱响？新兵还没发饷，你哪来的？肯定是偷来的吧！？”　“我……”徐海东犹豫了一下。他是上诚实的人，只好据实相告：“当兵前卖水赚的钱！”“

“鬼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陈班长是个兵油子。平日吃唱嫖赌无所不干，更糟糕的是视大烟如命。看出“柳金彪”这个乡下人好骗，便来了鬼点子：“钱可不会说话哟！快拿出来，我给你存着。若是叫当官的知道了，钱，不但被没收，还要挨军棍哩！我们是朋友，是为你着想呀！”

徐海东紧紧捂着那个装有两块银元和几块铜板的衣兜，一时不知怎么办好。　“兄弟，你不信我？那好，我给你写个存条怎么样？”陈班长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到我这来取就是了！”

陈班长花言巧语、软硬兼施，终于把徐海东勒紧裤腰节省下来唯一的财产骗入了自己的腰包。

徐海东满肚子的窝囊气，还有些人背地里说风凉话，人穷志不穷呀，卖了家产又卖姓罗！军训再苦，他能挺得往。就是这些仗势压人、见风使舵的人，实在让徐海东咽不下这口气。每当气上来，要发做的时候，吝积堂的话语　——“为了革命，你要忍耐”的声就回响在他耳畔。

福无双降，祸不单行。

第二天，徐海东外出回来，发现自己的床铺被人翻了，被褥乱七八糟地放着。　“谁翻了我的行李？”徐海东问。

没人回答。

徐海东马上想起了藏在被絮里的几块银元，那是当兵第一个月发的薪饷，等着交党费用。他用手细细地摸了几遍也没有。

徐海东说：“谁拿了我的钱？借，也要说一声！”

有人朝墙边一个铺位努了努嘴。那正是陈班长的铺位。

徐海东径直走了过去。陈班长烂醉如泥，睡得像头猪，鼾声如雷。　“你刚走，陈班长就拿了你的钱。先是把屋里抽得云山雾绕，后又去饭馆吃喝。这不刚回来吗！”其中一个平时和徐海东的士兵对他说。　“嗨！醒醒！”徐海东边使劲搡他边喊叫，“嗨！醒醒！”　“找……找……找死……吗？”陈班长哼哼着，一动没动。　“你给我起来吧！”徐海东一用力将瘦弱的陈班长揪了起来，说，“是不是你把我的钱拿去了？说！”

陈班长这才有些清醒，使劲睁开惺忪的蝙蝠眼，当他发现是“柳金彪”时醉意醒悟了一大半，态度也缓和了下来：　“你急什么？有话慢慢说嘛！”　“你拿了我的钱，又把上次你给开存条也拿走了，对吗？”　“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哪！咱俩是最好兄弟。我能背着你干那事吗，你把我老兄看成什么人了？！”陈班长小眼睛着徐海东，故做气愤地说，“谁拿了柳金彪的钱？赶快拿出来。否则，让老子查出来决不客气，与柳老弟作对，就是与我为敌！”　“你……你……”徐海东有苦难言，也不知陈班长的闷葫芦里放的什么药，只好听之任之了。　“没什么？兄长为你作做主！？陈班长仗义地说，大家都起来，站在地上。接受检查！”

结果当然不得而知。钱和存条长了翅膀，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陈班长笑嘻嘻地说：“金彪呀！你都看到了，大家都没有拿。要不你再翻翻我的身上？”

“不必了！”徐海东瞥了一眼陈班长，扭头要走。　“唉！你别走！”陈班长假装同情地说，“我看你人不错，够哥们儿！咱们结拜兄弟吧！”没等徐海东反应过来，他又接着说：“我向大家宣布，从此我和金彪结成桃园兄弟。谁也不许拿他过不去！”

有人在暗中笑出了声。有人嘴唇上下咧着，默默地骂他。

徐海东气得脸色发紫。

这天晚上。吝积堂办公室。

天空中的月亮，在云中时隐时现。屋里微弱的麻油灯光，好像在尽力驱赶着每个角落的黑暗。

几把长条凳子，算是办公室的主要用具。地上凸凹不平。徐海东和吝积堂分坐在四条腿顶着一块板的办公桌两旁，倾心交谈。　“这个' 熊兵' ，我不当了！财神爷找不到也就罢了，瘟神却老找上门来，我要回家了！”　“　怎么了？”吝积堂和颜悦色在问。　“往后，我连缴党费的钱都没有啦！”徐海东一五一十地说了被骗的全部经过，“叫你说，班长得寸进尺。我又不能和他硬顶着干，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当这号兵了！还是回家烧窑去！”

吝积堂沉思了片刻后说：“莫发火！莫发火！在部队里，有班长做保护，这种好事许多人求之不得呢？你算掉进福坑啦！”

“那你去呀！”

“那你替我教书！我就去！”

“我受这么大的委屈，你还拿我开心？！”

“说真的。那个陈班长不是和你结义了吗？你这不就可以跟他好好学点武艺嘛！”吝积堂对徐海东，“干革命，需要有各方面的朋友。多联络些有，这也是革命的需要。你的党费，我替你缴！”

“你不知道，那个陈德金班长是个兵痞军棍，无恶不作，和这种人合作，我干不来！”徐海东也缓和了下来。

“交朋友是名，学本事是实！”吝积堂劝说道。

徐海东顿生笑意，乐呵呵地说：“那就干下去？！你这个先生啊，我真服了你。什么疙瘩经你一就，就能解开。你这张嘴，死人都能叫你给说活了！”　“这才像个共产党员说的话。共产党员不能知难而退，是要千方百计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吝积堂满意地说。　“那我就跟陈班长这个兵痞学定了。学他军事技能，而不学他做人。在可能的情况下，拉到我们这边来。”徐海东信心十足地说，“我一定忍辱负重、克服困难。争取将来做个能带兵打仗的军官，带兵回家多杀死几个土豪劣绅，多解放一些像我们这样的窑工！我要在革命路上' 发' 发一发' ！”

三更时分。兵营宿舍。

地上军鞋横七竖八，床上士兵东倒西歪，墙上东西参差不齐。　“你今天匍匐动作不规范，训了你，还生我的气吗？”陈班长凑到徐海东铺前，讨好地说，自从上两宗事以后，陈班长自知拿了人家钱理亏。平日里，训练对徐海东格外严格认真，有错必纠。有时不厌其烦地示范、讲解，每个动作，直到徐海东领会了要领、学会了为止，生活方面，虽不时从徐海东索点小“贿”，但也多方关照他。不时在连长、排长面前说：柳金彪这个兵，好样的！“　”我还要谢谢你呢！严师出高徒嘛！哪有理由记恨你呢？“徐海东对陈班长也起讲策略来了。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几吊钱，塞到他手上。　”你真不愧为我的好兄弟，知道我近来又没酒喝了。有谁为难你，只要找我，大哥为你做主！“陈班长笑逐颜开。

两人一你言，我一语。研究开了步兵操典中的每一句话，仔细体会军事技术中的每一个动作。　“你还真聪明。我好多年学的东西，你几个月就学懂了。你将来一定能成为百战百胜的大将军！”　“这还不是班长你的功劳吗！”　“我的确将看家的本领都教给你了。”陈班长得意的说。

徐海东几乎每天晚上都及时温学当天学过的东西。他记忆力很好。对军事兴趣又浓。学过的东西，都几乎能背下来。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练习每一个动作。

徐海东是个有心人。学什么会什么。各科均取得优异成绩，而且他人品端正，待人和蔼，不酗酒，不赌钱。半年后，被提升为下士班长，又过了两个月，升任中士班长，他暗地里在士兵中宣传革命道理，与几个士兵还建立了长期联系。徐海东自己也练就一身好体格，长脸又变成了圆脸，酒窝由深变浅了。

1925年11月20日中午，武昌大街上刮起了大风，店铺前的牌子丁当乱响。

“我们买这两只鸡了，明天给钱。”两个大兵对着卖鸡的老太太边说边猫腰去抢地上的鸡。

“不行。老总，我等着用卖鸡的钱买米下锅呢！”老太太急忙上前抢自己的鸡，并哀求说：“老总，行行好吧！”　“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保护你们。吃你们个鸡算什么！滚蛋！”其中一个边骂边抬起脚，把老太太踢倒在地。

站在不远外的徐海东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他三步并做两步，揪往一个大兵的衣背喊道：“把鸡还给人家，还则罢了，否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咱们一家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走！我你回去一块吃！”　“我岂能和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同流合污，还给人家！”徐海东瞪眼命令道。　“别不识抬举！”另一个大兵边说边动手打了过来三个人，拳来脚往打在了一起。

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再加上在部队的用心操练。不一会儿，两个大兵就呼爹喊娘地夹着尾巴跑了。

大雨中，徐海东护送大娘到家。又把身上仅有的两块大洋送给了大娘，大娘流着泪说：“你真是好人！所有当兵的要是都和你一样，那该多好呀！”　“广州革命军中的每一个士兵都这样！”徐海东说着转身消失在大雨中。

徐海东回到宿舍，一头扎在被子里。他榻起了自己当窑工时出去卖坛罐被抢的情景。

这时，陈班长走了过来，惋惜地说：因为你迟到，没有按时归队，又打了两个士兵，连长很生气。原打算提升你为上士班一筹莫展。这回泡汤了！“　”那两个混帐东西抢农家老太太的鸡，我实在看不过去，狠揍了他们一顿，难道不对吗？！“徐海东气愤地说。　”那鸡拿回来了吗？咱们把它炖了，我请你喝酒！“陈班长笑嘻嘻地看着徐海东说：”这回的下酒菜喽！“　”我把鸡还给人家老太太了！“徐海东有些不高兴，接着说，”上士不上士的，我倒无所谓，只要你学军事本领就行了。有你老兄作靠山，我还怕谁欺负不成？！“

冬去春来。吝积堂宿舍。

吝积堂正在给大家开会：“去年底，广州革命军胜利地进行了第一次东征，会歼了叛军陈炯明余部。革命军的南征部队，也消灭了盘据在广南路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邓本殷部，完成广东全省的统一大业。”吝积堂情绪激昂地向大家介绍着广州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他说：“国共合作以后，共同创办了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上决定从全国各地招收有志青年，接受革命教育，将来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上级党组织已经决定，派我们到广州去，报考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大家看看什么时候动身？”

宿舍只有十来平米大，放了两张床和一张办公桌就略显得拥挤，再加上八名共产党员，屋子就显得更小了。吝积堂讲完话，大家群情振奋，恨不得生双翅膀，飞出这小屋子，马上到广州去。

然而，这些热血青年哪里晓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放弃了军权、党权；限制了农民，斥责工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使用了嫁祸于人的阴谋诡计，窃取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高位，又威逼利诱汪精卫放弃国民党最高领导权。表面上看，广州的革命形势如日东升，光芒四射。实际上，一场反革命的危机正在开始酝酿。

“海东啊！回去找连长告个假，我们一同去广州好吗？”李树珍用询问的口气说。

“我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呢！什么时候动身？”徐海东迫不急待地说，“二师这个鬼地方。当官的层层吃空名，彼此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当兵的吃喝嫖赌，唯利是图。内部腐败，军心涣散，成员复杂。工作开展得虽有点成效，但是，鸡种能变成凤凰吗？！”

大家哄堂大笑！

徐海东接着说：“我正想着，一旦党组织允许，到别的地方去，一定工作得比现在好。我回去请假，就说母亲病重，要回去看看。你们说行吗？”

“你点子还真多不少！”有人插话说。

“我点子若是多的话，钱还会被人家骗去吗？！”徐海东摇着脑袋说。

这话又把大家逗笑了。

1926年6 月。武汉以南的大道上。

一行三人正在匆忙赶路。一个身体健壮、肩担行李有年轻人走在最前边。他赤臂挽裤，在汗淋漓，但脚步轻快、昂首挺胸，一派十足的军人气质。他就是徐海东。

紧跟在后边穿长袍的一男一女是吝积堂和李树珍，同样是汗流浃背。看得出，他们虽然很累，但仍有一种精神在驱动着他们。

近几天，好像老天爷故意考验一下三个青年人倾的。天空没的一丝云彩，烈日当头。偶尔吹来的东南风，也是热浪滚滚。按照徐海东的说法，好像又回到了窑里。

一路上，三人晓行夜宿，不辞辛劳地长途跋涉着，仿佛任何困难也挡不住他们的前进。

“海东，让我挑一阵，你一定很累了！”吝积堂气喘吁吁地说。

“不用啦！我肩膀结实，这点东西不算什么。别忘了，我可是个卖水郎哟！”徐海东毫不在乎地说。

的确，论体力，他们是不能与徐海东相提并论。徐海东不仅成了名副其实的“挑夫”，而且处处照顾他俩，就连每天打水烫脚，都是徐海东的事。但是，徐海东每帮他们干一件事，总是要索回报酬：讲革命道理，教一首诗等等。这样三个人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了解和革命友谊。

中午，韶关郊区。

大路上设了一道路卡，两个持枪士兵正在详细盘问着每一个过路人。“站住！”两个士兵走上前来拦住了徐海东他们的去路，便问：到哪去？干什么的？“

徐海东发现这两个士兵不管是从穿戴军服，还是精神面貌上，都有别于刘佐龙的湖北队。他快走两步便说“弟兄是哪部分的？”

“北伐革命军！”一个士兵回答说。

“你们干什么的？”另一个士兵追问道，到哪去？“

“我们就是要投奔革命军的！”徐海东不加思索地说，“咱们是一家人嘛！”

“不，不。”吝积堂急忙接过话茬说，“我们想去广州考黄埔军校和农讲所！”

“这么说，咱们还真是一家！”其中一个说道，“那也不能过去。现在革命军正在北伐，战火纷飞。上边说了，谁也不让过！”

吝积堂等和士兵随便攀谈起来。

“那你带我们去见你我连长！”徐海东不软不硬地说。

两个士兵互相看了一眼，觉得徐海东气宇轩昂，不是普通挑夫。另外两个人出口不凡，知书达理，也不像滋事生非的人。于是他们答应了。

小山坳里的一间平房里，几个军官正在商议着什么。

一进连部，吝积堂就和一个军官搭上话了。

“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吝积堂边握那个师爷的手边问道。

“积堂，是你吗？几年不见，你瘦多啦！”

原来他们是武汉相识的老熟人，两人便热地寒暝起来。

“我们要到广州，考黄埔军校。这不，被你们的部下给逮住了。”吝积堂微笑着说。

师爷爽朗地说：“放行！”接着介绍起他们的情况：广东革命政府7 月1 日誓师北伐。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我们的直接敌人是以武汉为中心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我们是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的一个连队。“

“怎么这么热闹呀！”一个人推开门，边说边走了过来。

“是团党代表呀！快请坐！”师爷马上打招呼。接着介绍了吝积堂等人的来历。

“黄埔军校不招生啦！”团党代表说：“我也是共产党员。咱们都是一家人喽！”接着他转向徐海东说：“你不是在武汉呆过，又当过兵吗？！我们正需要个对武汉地形熟悉的人，你当兵吧！当我们的向导。咱们还是湖北老乡呢！”

“我们找的就是革命军，若你能收下我们，那再好不过了徐海东高兴地应声说。

回到宿舍。吝积堂说：“咱们不了解他们，咱们还是先去广州再说吧！若黄埔军校真的不招生了，也可到农讲所去嘛！实在不行，也可以北上参军呀？！”

“团党代表讲他是共产党员。况且，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没有什么文化，末见得能考上黄埔军校。到那时再参军北伐，敌人早叫他们打没了。我想在这就加入革命军。”

吝积堂和李树珍小声嘀咕了一阵，见徐海东态度明郎，也就同意了。

第二天，吝积堂将徐海东的介绍信交给团党代表，证明徐海东的党员身份。便又开始了奔向革命发源地——广州的征程。

徐海东送了一程有一程，对这两位相依为命的伙伴依依不舍。他激动地说：“你们若在广州留不下，马上回来参加革命军。我等着你们！”

“我们会再见面的！”李树珍也说。

“送君终有一别。你回去吧！”吝积堂说着，紧紧地握着徐海东的手。

谁料到，这次分手成了永别。

1926年8 月26日。汀泗桥战场。

直系军阀吴佩孚看到北伐革命军有直捣武昌之势，急忙调回进攻北方国民军的直系主力南下，并在三面环水，一面高山的汀泗桥一线布防。这一天，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向汀泗桥发起了总攻。吴佩孚亲自坐镇贺胜桥，督战亲师。敌人据险固守，战斗异常激烈。尤其是敌人的炮火，威力巨大，北伐军伤亡惨重。

“徐排长！”三十四团三营九连连长喊。

“到！‘徐海东的回声铿锵的力。前不久，徐海东被任命为三排代理排长。

“前有吴军死守，后有孙（孙传芳）军断后。北伐成功与否，全系此役。你排的任务是：摧毁面前的敌军炮兵！”连长严肃地命令道。

“是！”徐海东转身回到了自己的连队。

“大部队从正面牵制敌人。我们的任务是从两翼包抄，消灭他们。一班从左边偷袭，其余跟我来，打他的右边。”徐海东说完，率领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时而匍匐，时而冲锋。终于冲入了敌人的炮兵阵地，一鼓作气，消灭了敌人四个炮兵连，缴获大炮十二门。因徐海东英勇杀敌，战功显著。受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的通令嘉奖，代理排长也转成正式排长。

汀泗桥战役的胜利，打开了通往武汉的南大门。

10月10日。徐海东住过的小客栈。

几间破旧的客房依旧，不同的是本来不太宽敞的庭院，又增添了几份狼藉。

“长官！您找谁？要住店吗？”才老板娘献媚地说。

徐海东站在老板娘面前，表情严肃，一言不发。

“你……你是徐客官吧？”老板娘脸色苍白，战战兢兢，“我真是有眼不识大泰山呀！您大驾光临，使小店蓬荜增辉呀！快请！”她心里暗想，这回要倒霉了，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照顾徐海东。现在他当了军官，再巴结恐怕不行了。

徐海东站在患病时睡过的地方，思绪万千，无比伤感。听到老板娘唠叨时，便微笑着说：从前我住在这里，今日来看看，给你添麻烦了！我没什么事，你忙你的吧！“老板娘说了几句套话，这才放心地走了。

徐海东陷入了沉思和回忆。吝积堂百般关照的情形，历历在目，他们在哪？家中老母现在可好？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小客栈，奔向了革命军营。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徐海东参加了武汉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打到河南，后来又回到了武汉。

1927年5 月28日深夜。武汉江堤上一片漆黑，只有远方几点航标的微弱灯光：万赖俱静，偶尔有离港船舶的几声长鸣。

“蒋介石于4 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方面也蠢蠢欲动。有的地方也开始下令逮捕、屠杀共产党。”党小组长胡增欲压低了声音对徐海东说。

“什么？杀我们共产党？不是国共合作吗？”徐海东惊讶地问。

“是的，大量屠杀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共产党！”胡增欲慨叹着说。

徐海东气愤地说：“这不是卸磨杀驴吗！他是人养的吗？好狗还护三村呢！”

“你战功显赫，党员身份又公开。党组织决定疏散党员，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胡增欲说，“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开展工作，等待时机。”

“好吧！我服从组织安排！”徐海东说，“前些时日，我去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过一个老乡。他说，我老家黄安、麻城有共产党，那里的农民协会闹行挺红火。我回家乡去吧！”

胡增欲说：“好！祝你马到成功！”

半壁燃烧着的大别山等着徐海东去加油：成千上万的窑工雇农等着徐海东去领导。

打土豪夺盐卡　威名扬窑家1927年6 月。黄陂县城。

店铺大多关着门，街上行人稀省少。摆地摊的小贩和卖柴的农夫三三两两蹲在街头，显得十分冷落。一个头戴草帽，身穿蓝布大褂，大褂里面偶尔露出北伐军灰布戎装的青年，跨着大步，汗流满面地步在大街上，给这被灼热空气欲要闷死的小城带来了生机。

“元清！”突然有几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向那青年打招呼，随后七嘴八舌地问，“你从哪里来呀？”

“好久不见你进城了，是不是这两年发了财，不做窑工了？”

徐海东一扭头，只觉得面熟，却记不清他们是谁了，便点点头应酬几句。他想：我这次回乡，特意路过县城，主要是打听党的县委机关是不是还在这里。因为自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党被诬为“异党”，转入地下了。对眼下这些人不摸底细，不能随便暴露身份。还是打听一下农民协会在哪吧！因为它始终是个公开的组织。徐海东蹲在一个卖小吃的老人跟前，悄悄问道：“您知道农民协会在哪里吗？”

老人用疑惧的目光看了他几眼，向一个门指了指，一句话也没有答。

徐海江怀着激动的心情进了老人指的小院。使他失望的是，喊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他呆呆地站在一堵墙前，墙上贴着两张红标语，那红纸虽已褪了色，但上面写着的“劳农神圣”、“打倒土豪劣绅”几个大字却依然十分清晰、醒目。

“嗨！从哪里来的？”一个穿大褂的中年人边进院边向徐海东打招呼。

徐海东随口说：武昌。“

中年人又问：南京政府是不是要和武汉政府开战？“

徐海东有些警觉，便摇摇头说：不知道。“徐海东意识到，蒋介石叛变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偏僻的小城。还是先回家去，找个熟人摸摸情况再说。他和那中年人哼哈了几句，便离了县城。

大别山的草木的情，似乎在欢迎游子的归来。家乡的村落依旧，茅草屋比过去变得颓败一些，山冲里的瘠地薄田，稀疏的麦子黄了，而插下不久的稻秧还来不及返青，像是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

最使徐海东心动是陪伴他十一年的徐家老窑，那徐家七代人在这儿当过窑工的大土堆子，此时正昌着滚滚浓烟。徐海东加快了脚步，赴向了窑场。

“元清回来了，元清回来了！”

烧窑的、做坯的、挖土的窑工们吵吵嚷嚷叫着，停下手中的活计，迎着徐海东，围扰过来，问东问西。

四哥徐元江说：去年，北伐军打到武汉后，黄安、麻城两县闹农会。咱们这儿也闹起了农会、把夏店区的李阳亭老财主打死了，可喜庆了。

“闹农会，谁是头儿呀？”徐海东没等四哥说完，就急切地打听领头的是谁。他想，这个“领头”的肯定是共不党员，找到他，也就与党组织联系上了。可是，乡亲们对详细情况就不知道了。

一个窑工说：当时吹来一阵风，说是参加农会的人，就像那太平天国的长毛，决没有好下场。接着，由地主、老财领头又闹起了红枪会，农会就再没听说了。“

此时的徐海东已不是从前的窑工，见过世面，是个共产党员。他在与亲人团聚的同时，没忘自己的任务：找党组织，继续闹革命。可惜，刚的点线索，又断了。他想：只好一边在家干活，一边打听消息了。

傍晚。徐海东家里。

房，还是那座破茅草房：床，还是那张旧木板床。

从目失明的老母，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摸着徐海东的肩和胸，直问到：“还走吗？”

徐海东理解做娘的心情，安慰着说：不走了！“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徐家人，就是你不恋家里那座破窑，可是，树叶总归要往树底下落，回来不走了就好！”

老人的心思，徐海东是能体谅的。可是，当妈的不了解，儿子是共产党员，还有更大、更重要的事要做。

媳妇田德载见完婚不到半年就出走的丈夫回来了，高兴得直流眼泪，脸红红的，忙里忙外，为丈夫张罗着茶水和饭食。

徐海东在家里暂住，一面到徐家窑做些活计，一面四处打听，寻找县委领导。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还没有线索，他总是闷闷不乐。妈妈虽看不见儿子的愁容，但已发现儿子不像从前那么爱笑了。她以为儿子吃不下粗米杂粮，便告诉儿媳妇每天做点可口菜，饭前再倒一盅酒，让儿子吃得高兴点可是从前一次能喝半斤白干的徐海东，如今一滴酒也不沾了。他是怕“借酒消愁愁更愁”！他脑子里一直在翻腾的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翻脸了，共产党变了非法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党指示他，要奋斗下去，要尽全力来挽救革命。可是这革命如何挽救法？这会儿又能做点什么呢？必须找到党组织。可是，去了两趟县城，私下了解一下农会的事，但都一无所获。

阴雨连绵。几天过后，徐海东站在大门口，伸着懒腰，正准备再去趟县城，打听情况，迎面碰上一个青年人，身穿白褂蓝裤，头戴草帽，斯斯文文，看那样不工不农，倒像个教书先生。徐海东还没有认出他是谁，他却叫了一声，“海东！”

徐海东迟疑了一下，细一看，“这不是田道生吗？！”

原来，田道生在武昌与徐海东分手之后，一直在大别山活动。两人互诉离别之情之后，田道生兴奋地说：“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在河口一带，组织农民自卫军，正需要你这样的军事人才呀！”

知道了地方党组织的下落，徐海东像是失落的孩子找到了亲娘。一刻也不能停留，马上前往河口。

1927年6 月28日。河口区的一个小村庄。

村庄不大，但很整洁，零散地分布着十来户人家。

中共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和徐海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海东同志，你来得正好。你在北伐军干过排长，你来组织训练农民自卫军吧！”瘦削的县委书记高兴地说。

“农民自卫军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支枪？”徐海东急迫地问陈金台。“；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教训太深了，共产党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只能遭受屠杀。

“没有枪，只有梭标和大刀。农民自卫军有十三人。”陈书记似乎有点抱歉，“不过我这里有一支手枪，十四发子弹。海东同志，县委希望你能担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的队长，这手枪就交给你。”

徐海东愉快地接过手枪，庄重地说：“陈书记，没关系，有了这支枪，又有县委的领导，我有信心拉起队伍。没有枪，我们从敌人那里夺。”

陈金台满意地望着徐海东，默默地点了点头。

徐海东又回到了行伍之列，开始了为中国的贫苦百姓、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生涯。

农民就是农民，自由散漫是他们的天性。再加上没武器，梭标、大刀算是“硬家伙”了，有的用红布包块木疙瘩，插在腰间，算作手枪，也有赤手空拳的。

徐海东按照军队的操典来训练他的农民自卫军，做“立正”、“稍息”、齐步走“，严格军事纪律和生活作风，还给他们讲革命道理。不料，牢骚话不时的蹦出来：”这像个什么军队，连支钢枪也没得！“

“没有枪，镇不住地主豪绅，更不要说打仗了。”

“还不如先散伙，等以后发了手枪再集合！”

结果，十三个人有一大半不愿意干了。不干就不干，革命靠的是自觉自愿，不能强迫。但是隐伍一定要扩大。

大革命时留下的火种还在，刚刚被压下去的农会热还没散尽。

徐海东东奔西走，举事实摆道理，进行发动，窑工中兄弟们，特别是徐家窑的兄弟，纷纷加入农民自卫军。队伍扩大到四十人。

钢枪，在农民自卫队员的心目中是稀世珍宝，也是徐海东日暮途穷思夜想东西。他盯上了驻夏店区盐卡民团的一个班，有七支长枪。徐海东决定打民团夺枪。

徐海东装扮成个卖窑货的，这是他的老本行。他挑着窑货，戴着遮住眉眼的大草帽，在于堂寺盐卡周围，边叫卖，边侦察情况，根椐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得出结论：只可智取，不能强攻。

7 月21日下午。于堂寺盐卡。

盐卡坐落在省城武昌通往黄陂县城的公路上，是进入黄陂县城重要的哨所之一。公路两旁，高山险峻，绿树成荫。

太阳光懒洋洋的，照得守卡团丁也懒洋洋的。

两名团丁倒背着长枪，站在卡子边。

没戴帽子的高个团丁打了呵欠，口水流了出半尺长。

“妈的，这天头难熬啊。口里寡淡，多久没见荤了。连个小鸡也抓不来。”

矮个子团丁眯着老鼠眼，听了高个子团丁的话，咕嘟吞了泡口水，条件反射地也伸个懒腰，打个呵欠。

“是该吃点什么了。妈的，上个月的饷钱还没发，吃介屁！”

咯吱，咯吱，咯吱，一阵响声传来，从武昌方向的公路上，移动过来一乘滑竿。有一管家模样的人，一颠一颠地跑在前边，滑竿后跟着两个挑东西的人，一个担行李，一个挑两个箱子，走得汗流浃背。两个脚夫抬着绑的竹靠椅的滑竿，走得很起劲。竹椅上坐着个人，因凉篷遮掩，看不太清脸。但，宽檐凉帽、黑绸裤子，白绸衫子、手特文明棍，却清晰得很。从中透出了气派和地位，令人一看便知。

“是个有钱的！”两个团丁几乎异口同声。

“干什么的？”高个团丁有些讨好地喊道。

“老总辛苦了，”管家模样的人忙上前，不卑不亢地说，“我家‘老爷’从省城回来，看望刚上任的县太爷。他们早年共一个先生发蒙，情同手足。”

滑竿上的‘老爷’从竹椅上下来，迈着四方步，踱到一棵白果树下，拉着长声说：“嘿，老七呀，这树下倒挺凉快，歇歇吧！”

被称作老七的管家忙点头应道：要得，要得，‘老爷’。“

“既然是县太爷的朋友，那就歇歇吧。”高个团丁把纸烟夹到耳后说。

矮个团丁笑嘻嘻地说：要得要得，不碍事！县太爷的朋友能在我的这个卡子多停留一会儿，那是我们有福气呀！“

“阿福，到那边搬几个西瓜来，解解渴。”“老爷”。“老爷”吩咐着。

不一会儿，那个挑行李的阿福就从盐卡边小街上买回来两个大西瓜。

阿福把西瓜开成好几瓣，递给“老爷？一块，瓜瓣红艳欲滴。两团丁咕嘟着吞涎水。

“老爷”不失时机地说：“老七，让两个老总也来吃瓜吧！”

老七对不时向这边看的两个团丁说：“老总，我家”老爷“请你们吃瓜，别客气，我们”老爷“仗义得很。”

“莫客气，莫客气，多谢多谢。”两个团丁边说，边一溜小跑似的来到大树下，各捡一大块西瓜，迫不及待地啃起来。瓜皮盖住了脸，顺着腮帮子流西瓜汤。

“干什么？你们不好好站岗，呃！”从盐卡边的房子里走出一个人，边说边向树荫下走来。

高个团丁比较机灵，忙站起来说：“报告班长，这位‘老你’从省府来，是咱县太爷的朋友。他请我们吃瓜！王头儿，你吃瓜！”

老七连忙送上一块瓜：“王班长，我家‘老爷’请您吃瓜。”

王班长看了看对面的“老爷”，点头微笑。

王班长暗想：现在兵慌马乱的，蒙骗人的事很多，我得盘查。于是，他接过西瓜，边吃边说：“谢谢。欢迎在我们卡子这儿歇脚，听说武汉有过北伐军，你说北伐军啥样？”

一谈起北伐军，“老爷”的兴奋劲来了。从北伐军的创建、规模，说到北伐的口号、纪律、打胜仗的喜庆……“老爷”正说着，转念一想，这家伙是在考察我，别露出马脚来。

“你在省府里干什么事？”王班长有些信服，但为了拖延时间，多吃几块西瓜，还不停地问。

“我家”老爷“是交通大队长。”老七忙搭腔。

王班长端详一下“老爷”的脸膛，黑黑的、胖胖的，不像整天坐办公室，确像总是外出的。他心里有了底。

“妈的，这上好的西瓜，只有当官的才能吃上，老子们在这里守卡子。”王班长说。

“老爷”心领神会，顺杆说：“王班长，你领兄弟们在这里守卡子，大热天的，好辛苦呢！老七阿福，你们再去拣大的多抱几个西瓜来，咱们都是为党国效力的。王班长，你把其余的弟兄们喊出来，我替你们的县太爷请你们大家吃西瓜。”

没等班长表态致谢，高个团丁捷足先登，跑到房子跟前大叫：“兄弟们，快快快，到那边吃西瓜，真甜（口也）！”

房子里在睡觉的团丁趿拉着鞋，衣衫不整地跑了出来，老七和阿福领着两个挑西瓜的也刚巧回来。后边还跟几个手握空绳卖柴归来的樵夫。

“老爷”说：“你们几个樵夫也来吃瓜吧！算你们的运气好。”

大家一起在树下大吃西瓜。

抬滑竿的两个脚夫，找地方解手去了。

王班长吃完第五块西瓜，打了个嗝，说：“嗯，饱了，肚子的点胀。”忽然，他觉得腰间被硬硬的东西顶住。低头一看，霎那时，两腿发软，瘫在地上。

“‘老爷’徐海东正用手枪顶住他，压低了声音说：”给我老实点，下命令，叫你的兄弟们乘乘举手投降，不然我要你的命。“

“‘老爷’别开枪别开枪，我投降。你们都给我别动！”王班长举起双手冲着团丁们嚎道。

老七阿福等马上拿起菜刀，樵夫们拾起绳子。

正在吃瓜的团丁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捆住了胳膊，乘乘作了俘虏。

房子里的枪，早被两个挑夫和赶来的农民自卫军缴了。再加上外边这两支，共七支枪。临走时，徐海东对团丁们说：“老子就用这七支钢枪和你们的主子斗到底，直到彻底消灭他们。”

徐海东用他的智慧和胆略，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索地收拾了于堂寺的盐卡，缴获七支枪，立即在黄陂境内传开了：黄陂有共产党的队伍啦，领头人是徐海东。

要求参加农民自卫军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发展到三百多人。

8 月12日晚，陈金台书记家。

县党委正在开会，讨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徐海东也参加了会议。

“党中央派军委主席周思来同志，于本月1 日，在南昌领导了武装起义。在三小时内，占领了整个南昌，给蒋介石国民党以有力的打击。现在。起义部队正在按原计划向广州转移。”陈书记激动介绍着，“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开端。黄安、麻城等县区的党员，都积极地活动起来了，我们黄陂县也要以徐海东智夺盐卡为契机，积极发动窑工、贫苦农民，组织农会、扩大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陈书记接着强调指出：“首先把现有的农民自卫军训练好，要加派几名共产党员到里边去，把自卫军整编一下，挑选几名当过兵且又聪明能干的人当连排长。徐海东你是个难得的武举，这个重担只有你能胜任。”

然后，徐海东向县委汇报了智夺盐卡的情况和现在农民自卫军的基本情况，接着，亿说：“根据县委要求和农民当兵的表现，我向这支队伍提出四条纪律：（一）集合不准说话；（二）不许穿长袍；（三）不许吃乡亲的东西；（四）不许打骂乡亲。请讨论通过。”

这是徐海东独立思考出来的。这和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比拟，但它也可算得是一个创造。

陈书记半开玩笑说：“我以前也当过兵，给我的印象，军官打骂下级，似乎是一个指挥官必须具备的‘一种威风’、‘一种治军的手段’。海东同志你怎么认为？”

徐海东似乎明白了陈书记问话的用意，直率地说：“湖北二师的军官中错误地流传着‘兵是苦虫，不打不行’这么一句话。我看，应该是‘不打好人，狠打坏人’就对了。比如，我这根北伐军的宽皮带就是专门打坏人的。”

“你的‘娘卖匹的’口头禅也专门为环人准备的喽！？”

“是的！”

“听说你爱喝酒，今天我做东啦！”

说起喝酒，这是徐海东的嘟好，他侃侃而谈：“我是个老酒徒。从十二岁做窑工开始已有十五年酒龄了，在北伐军时曾戒了酒，回到家乡又开了戒。做窑工时，每天泡在水里、泥巴里，许多人身上都有个小酒瓶。冷了喝口酒暧暧身，累了喝口酒解解乏，困了喝口酒提提精神。我喝酒的时候，不要杯，不要菜，抓起酒瓶嘴对嘴喝，喝上一两瓶不碍事！”

说不碍事，有时还真碍事。

第二天。寒流袭击了大别山区，但是丝毫没的给徐海东首战告捷的成功喜悦降温。他喝完半（）白干，躺在床上想心事。

“队长，四班正在炖鸡，你不快点去吃？”一个外号叫“金豆”的传令兵跑进屋说。

徐海东忙问：“哪来的鸡？”

金豆说：“那谁知道，反正不会是掏钱买的。”

“娘卖匹的！”徐海东拍桌而起，摔碎酒瓶，解下皮带，摇摇晃晃往外走。

金豆聪明伶俐，一看要环事，马上前去挡拦，并说：“鸡是买的，还是偷的，我也……”

“让开！”徐海东一挥手，扬起皮带要抽，金豆两手捂住脑袋，跑开了。

徐海东来到四班住处，煮鸡味果然喷香扑鼻。

四班长笑着迎上说：“队长，你……你来……来得正巧！”

“我问你，鸡是偷谁家的？”

“偷……偷……偷……”四班长外号“九哥”，平时说话还顺溜，一急眼就结巴。

“娘卖匹的！让你偷！偷！”徐海东抡起皮带，对着四班长连打带骂。

四班的队员正高高兴兴等着吃鸡肉，喝鸡汤，队长这顿皮带，人全跑散了。徐海东摸起烧火棍，正要捅煮鸡的锅，金豆一把从背后抱住喊：“队长！这锅是老乡的，不能砸啊！”

徐海东此时虽醉意大发，但好环话还分得清。这时，房东大妈跑进来，问怎么回事。金豆吞吞吐吐说，队长生气，是因为四班偷了鸡。

“谁说偷的。”大妈搬出装铜板的罐子，抓出一把来说，“这不，这是他凑的钱！鸡是我叫他们吃的。九哥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吃，还凑钱给我……

徐海东一听，傻了眼，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发酒疯，冤枉了弟兄们。回到住处，心中暗暗后悔。

四班人自己掏钱买鸡吃，反被看成“偷鸡贼”，受了污辱，大家纷纷不平，有的不辞而别了。

四班长“九哥”是上次偷袭民团搞枪、打头阵的功臣。他在武昌当过兵，因不堪忍受打骂，才跑回家参加自卫队。没想到这自卫队长这么凶！他提着枪，来找队长辞别。徐海东正在睡觉。九哥把枪交给传给了金豆，惋惜地说：“我……走……走了。回家种地。”

“九哥，你别走，是我不好。”金豆挽留说。

“没……你的事！我来的明……明白，走走……走的光明。这枪，还有子……子弹……交给队长！日后，自卫队若用得着我，会……会回来的。”

徐海东在屋里没有睡着，听了九哥的话，心里越发内疚，很想跑出来认个错，留住九哥，又一时拉不下面子。

金豆含着泪把枪交给徐海东，只说了一句：这是九哥的枪，他请假回家了。“徐海东沉默着，什么也没说出来。

当天晚上，徐海东带着那支枪找到九哥家。徐海东简短地说明来意，“九哥”的父亲佩服而焦急地说，“队长啊，请你多多包涵，等九哥回来，我带他找你认个错赔不是。”

“老人家，九哥没错，是我不好，我打了他。”

“唉，那也没啥，俗话说，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耻。”

“老人家，我不是官，我和九哥都是一起闹革命的同志，不该打他我向他赔礼！”说着徐海东躬下身去。

“使不得，使不得。九哥回来，我叫他回去就完了。革命好，革命兄弟亲，他常说徐海东队长是好人哩！”

“好！我等他回来！”徐海东红着脸走了。

徐海东又主动到四班说：是我错怪了大家。我脾气不好，请兄弟们多包涵，我决心戒酒了。“

革命队伍就是革命队伍，就这么几句话。九哥和其他走的几个队员，都回到了自卫队。队员们打心眼儿里喜欢他们的队长。

1927年9 月12日，夏区李家祠堂。

祠堂占地面积不大，但很讲究：雕梁画柱、吊灯长明，九代牌位依次排列，最近又新添了“李旭亭之位。”

“三十八老子”还乡团、附近两区红枪会和从武昌请来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一个排等三伙首领正在紧张地开会。

“最近共产党活动颇繁，徐海东组织的农民自卫军更是咄咄逼人。不但人数多、声势大，还四处打击我们，开仓放粮、抗租抗捐。如不除掉，我们名门望族、乡绅贵人就要大难临头。”李旭亭的儿子，自称“三十八老子”中的“李大老子”愤慨地说，“今天把各位请来，就是商量一下，尽快消灭徐海东的队伍，抽掉穷人的主心骨，为死难的长辈和同仁报仇，保住我们望威望福的平安日子，有徐海东这块臭豆腐一日，大家就永无安宁之时。要活捉徐海东。把这块臭豆腐做为我庆功宴上的一道美肴。”

他接着说：“我们‘三十八老子’还乡团，只有长枪九支，没打过仗。我们断后、压阵。张排长，你们是正规军、枪又好又多，打先锋最合适。”

红枪会的李会长也附和着说：“对。张排长久经杀场，比我们有经验。不用说，肯定冲在前头。我们红枪会居中，祈祷神主保佑，全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讨价还价，决定：第二天，偷袭徐海东的农民自卫队。

第二天中午。山凹里的操练场一阵热闹。

“立正”、“稍息”等口令声此起彼伏。农民自卫军正在紧张地操练。

“集合了！集合了！”传令兵金豆高喊着。

徐海东走到集合好的队伍面前，对上午训练进行了简短总结。

乡亲们送来了饭菜，自卫军围坐在坪场上，吃得兴高彩烈。

“报告！大队长，李大老子带着人来了。”山口子上的哨兵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急切对徐海东说。

旁边吃饭的自卫军听了哨兵的话，一阵骚动。

徐海东却冷静地问：“有多少人？离山口还有多远？”

“百把人，离山口还有一里多地。”

“好。你回到哨位，继续观察敌人的动静。”

徐海东心想：凭我这三百多号人，七八条枪，两三百梭标大刀，还怕你“三十八老子”这群乌合之众，你不找我，我也会找你们。今天送上门来了，机会难得，狠狠地揍他一顿，叫他们有来无回。他马上集合队伍，宣布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敌人就在眼前，我们报仇的机会到了。一、二连到东山坡潜伏；三连随我到西山坡。必须听到命令再冲锋，把‘三十八老子’一举消灭在山凹里，”

半个小时过去了，敌人摸进了山口。

前面开路的是花钱从武昌请来的一个排。个个端着枪，迈着正步，还算整齐。中间是红枪会，凶神恶煞，赤膊敞胸，胸贴护身符，手提鬼头刀。最后边是“三十八老子”的还乡团，统一的白衫蓝裤，张牙舞爪东瞧西看，像一伙流氓。

看着这群匪徒，徐海东眼都红了。这群人大别山区，反攻倒算，抢劫烧杀闹过农会的村压，手段残忍，是远近闻名的。当前头敌军进入射程时，徐海东命令：“打！”

“啪、啪、啪”，三声脆响，有三个敌人应声倒地。遭到伏击的敌人即趴沟里，朝上坡进行排射，枪弹如飞蝗般乱窜，“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赶一阵，密集交织。

李大老子命令：“冲上山坡，活捉徐海东。”

徐海东一面指挥七支枪射击，一面命令农民自卫军朝下冲锋，三百多人对付一百多人，这仗还能不胜么？！

但徐海东估计错了，残酷而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绝大部分自卫军被敌人排枪吓跑了，只剩下不足两个班，都是共产党员和亲属。徐海东大发雷霆：“娘卖匹的！这些怕死鬼！”

趁敌人被打下去的当儿，徐海东把自卫军聚拢，占住一个小山头，压住敌人。

李大老子组织第二次冲锋，扑了过来，并喊道：“徐海东，你被包围了，投降吧！不投降，你今天别想活着回去。”

待敌人靠近时，徐海东一声令下，八支枪一齐开火，稀哩哗啦又把敌人打了下去。

徐海东在山头，李老大子在山下，攻又攻不下，冲又冲不上，双方僵持着。

傍晚时分，山下发生了内讧。

武昌来的张排长气愤地说：“什么三十八老子，简直是三十八孙子；什么红枪会，刀枪不入。妈的，就是偷鸡摸狗行。我们已死伤四人，你们呢？我们压住了对方，你们不向上冲不积极配合！”李二老子也不势弱，骂红枪会：“妈的，假打式，请你们来不是跳大神儿，不顶屁用。”

李会长咽不下眼前的侮辱气：“老子不干了，走！”领上三十人就走。

李大老子怒火中烧，举起枪就要打死李会长。说时迟，那时快。张排长抬手击毙了李大老子。“三十八老子”们一起操起家伙，要为头头报仇。

“怎么？想跟我比试，你们不要脑袋了？正规军是吃素的？！李大老了不仗义，开冷枪打人，死有余辜。走，老子们撤回武昌。”

李二老子壮着胆子说：“快滚你妈的蛋，回去找你们算帐！”

徐海东在山上听得仔细，看得清楚，率领自卫军冲杀下来。“三十八老子”们无心恋战，仓皇逃遁。

这一仗，徐海东虽然不算打败，但给他一个教训：兵不在多，一定要精；党员的可贵，亲人的可靠。

大别山区很快传出一支儿歌：黄安出了个赵次吾，麻城出了个邱江甫，黄陂出了个“臭豆腐”。

“臭豆腐”就是徐海东。按照县委指示，暂把枪藏起来，做发动窑工工作。徐海东回到徐家老窑，组织窑工，密秘发展“徐家军”。三十七年后，徐海东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客观总结：“这时我只会领自卫军给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对部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还说不上。当反动武装打来时，自卫军很快跨散了。七条枪还是保留着，等待时机再起。”（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17页。）

夕阳绯红，鸟鸣叠起。

“元清，二叔家有说渔鼓书的，咱们去听呀？”德载问吃完晚饭坐在床上的徐海东。

徐海东说：“走！我从小就喜欢听说书唱唱的。”

他们挤到人堆里，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听了《武松打虎》、《呼延庆打擂》、《杨家将》等几个小段。

“呼家的兵，杨家的将，老婆孩子齐上阵。”说书先生高亢瞭亮的声音，回响在徐海东的耳畔。徐海东心想，呼门、杨家满门当兵。杨门从七八十岁的佘老太君到烧火的丫头杨排风，都能率兵出征保卫国家。现今穷人闹革命、打土豪、要翻身，为什么不能动员兄长、叔侄和亲友组织一支革命军呢？我们徐家代代当窑工，祖祖辈辈受苦受穷，要是能把窑工武装起来，那才叫工人阶级的队伍哩！既符合县委的指示，又说不定能干一番大事业。他决心拉一支“窑家将”、“徐家军”。

俗话说，富家多财产，穷家多人口。徐海东家有五个哥、七八个堂兄弟，远房近房叔侄有十几个。按人头数能当兵的至少有一个排。再加上亲朋好友就更多了。

徐海东决定先找四哥商量。四哥没在家。四嫂是个性格开朗、聪明、能干的农村妇女，正在昏暗的麻油灯下做着针线活。徐海东说，“我想找四哥聊聊。”

“你想聊什么，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那嫂嫂就请猜猜看。”

四嫂压低声音说：“叫他去参加自卫军，对不对？你这个共产党，嫂嫂我知道。”

徐海东笑着对嫂嫂说：“你知道得好。你要答应四哥当共产党，我就把他带走；你要是不答应，兄弟我就劝他在家里守着你。”

四嫂叹了一口气说：“人活一世，窝窝囊囊也是活，风风流流也是活。徐家门里人要当共产党，嫂嫂我也算一个。”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正高兴，四哥回来了。老四的性格脾气和徐海东差不多，也读过几年书，也是不信邪，不怕鬼，敢闯敢干，喜欢热热闹闹过日子。这也是徐海东首先找他商量的主要原因。四哥对徐海东要组织革命军一事早有耳闻，一进门就问：“你们闹得怎么样了？”

徐海东说：“胆小怕事的人多，愿出头露面的人少。我今天来，是想劝哥哥、侄儿们一起闹。”

四哥爽朗地说：“好啊！你领头闹吧，闹好了，除掉地主老财，我们的儿孙们再也不当窑花子了，穷人们才能抬头说话，挺胸做人。闹不好，也没啥，大不了，远走高飞！”

徐海东首说千捷，一鼓作气，找五哥去。

五哥徐元波是个性格刚直、大胆的汉子，在村上和窑场好打抱不平。徐海东还依稀记得四年前的一幕：叔伯哥哥徐元亮领进门一个媳妇，是孝感县一个人贩子拐骗出来的。要价很高，还要现款，元亮拿不出钱，决计不要了。谁知那女人看中了徐元亮，说什么也不肯走。人贩子要钱不成，要人不走，就暗地买通豪绅李迁觉出来干涉。徐元波一心想为元亮打抱不平，便跑到李家去说理，哪知，李廷觉不容元波说话，就叫团丁把他扣了起来，限定三天之内徐家把那女人交出，不然就把徐元波送往县城的路上，硬把元波抢了出来。姓李的豪绅自知干涉此事不光彩，就不再管了。从那次后，徐元波得到一个启发：地主豪绅欺弱怕硬！于是，他胆子更大了，常常拍着胸脯说：“徐家人不是好欺的！”

想起此事，鼓足了徐海东敲五哥家门的勇气。

“元清，你不在外头混个人样，回到这穷家做什么？”五哥粗声粗气地劈头问道。

“俗话说，穷家难舍呀！”徐海东故意说。

“一座破窑，有什么好恋的？我要是你，走了就不回来，五哥我总有一天也要离开这个穷家！”

徐海东得到四哥、五哥的支持，信心倍增。不辞辛苦，一一做堂兄弟和侄儿们的工作。就这样，一支“徐家军”、“窑家将”的队伍密秘发展起来了。四哥徐元海、五哥徐元波、堂兄徐元洪、徐元庆、徐元兴，还有侄子徐文初、徐文昭、徐文治、徐文明等，在徐海东的启发和鼓动下，先后参加了共产党，参加了红军，在窑工中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徐海东也就成了窑工中的一名党的领导人。他们——徐家的几十口“泥巴人”，一个个前赴后继，也都像徐海东那样，坚定地为贫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战斗着。

1927年11月13日晚。徐海东家。

徐海东正在和两名党员碰头，研究工作开展情况。田德载沏茶倒水，忙个不停。

一个高兴地说：“今天成绩不小，我在黄家老窑说通四个，还有五个举棋不定，明天再说说。”

一个更为激动地说：“最近民团没来，我们麻岭窑大部分窑工都愿意参加家民自卫军。”

“参加自卫军，一定要自愿。劝说时，一定要细致、保密。照这样下去，到年底，我们就可能有二百多人的队伍了。”徐海东兴致勃勃地说。

“噹、噹、噹”，突然有人敲门。徐海东警觉地打开门一看，是县委的交通员送紧急信来了。

县委的信中说，当前，全国的形势很好，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按原计划到达了广东。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翻新收起义，冲上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鄂东的革命形势也处在回升阶段，大别山的各县党组织，正在积极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黄安、麻城两县家民已经发动，准备举行大暴动，攻打黄安县城。县委令徐海东火速带领家民自卫军前往黄安，支援黄麻两县的农民起义！落款是十一月十二日。

时间紧，任务急。徐海东立即通知各窑场的骨干分子：共产党员、当过兵的和亲属。一共二十七人，一支短枪，七支长枪，其余的均是梭标大刀。

徐海东望着队伍，简短地动员几句，命令出发！

队伍迅速跑步向黄安进发。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

黄安和麻城，是鄂东北地区工家革命最活跃的地方。1925年，共产党支部在这里诞生，随后，密秘的农民协会、贫民夜校和“红学”等革命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26年秋，北伐军攻占武汉，这里的农会开始公开活动，“红学”又办武装训练班。“四。一二”政变后，这里党和群众组织的革命活动仍然继续发展。1927年11月13日，四乡三万多民众和三百多支枪，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地主豪绅！”等口号，在共产党员潘忠汝、吴光洁领导下，一夜之间，攻克黄安县城，活捉县长贺守忠，解除民团武装，这就是著名的“黄麻起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鄂东的反动统治，给地方反动武装以有力的一击，揭开了鄂东武装斗争的序幕。

徐海东率领二十七人组成的自卫军，经过急速夜行军，天亮时到达黄安县城。展现在徐海东面前的黄安县城，已不是过去的车少人衡的萧瑟情景，而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像赶庙会似的，一派繁忙景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1月18日。黄安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

全城张灯结彩、鞭炮震天，人们奔走相告。徐海东作为黄陂的代表，带领二十多人参加了黄安城举行的庆祝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的万人大会。他们被安排在会场前沿靠近主席台。

“现在我宣布：黄安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啦！”大会主持人，武装起义总指挥潘忠汝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喊出了千百万工农大众的共同心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徐海东顿时热血沸腾，激动万分。心想，这才算革命呢！我一定和这次暴动的领导人聊聊，看看他们是臬发动民众的？为什么迅速取得起义的胜利？将来，黄陂县也一定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曹学楷，挥着手大声讲话说：“要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一切反革命武装力量！”曹主席宏亮的声音，勒住了徐海东遐想的马缰。他一抬头，正对着曹主席：一身灰色西装、脚蹬皮鞋、脸膛白晰、胸配起义标志，讲话干脆、有逻辑、有深度，渗透着凛凛正气和丰富阅历。

他说：“过去我们种田佬除了每年交粮饷之外，谁也不敢去县府衙门，今天担粪的种田佬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死回生委员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世界，是劳苦大众的世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

徐海东越听越兴奋，几乎要跳起来，因为每句话都说到他的心坎上了。不知不觉，大会要结束了。潘忠汝宣布大会最后一项：“参加起义队伍选出代表，下午到总指挥部，把所有部队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下午。一座破庙里，起义军总指挥部内，人来人往，紧张忙碌，但井然有序。

正堂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正在忙着，另一个身挎短枪，头戴礼帽，军人气度胜过别人，仔细一看，在庆祝大会上，是九个政府委员之一，但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又不便直问。

徐海东只好主动上前自我通报说：“我叫徐海东，黄陂县河口区的自卫队队长。县委派我率领自卫队前来增援，由于信在路上耽搁，到黄安时，起义已胜利结束。我们编人哪一路？”

“黄陂的同志来了，欢迎！欢迎！你们来了多少人？”那个人打量徐海东一番，欣喜地说。

“我们原来有三百多人，这次只带了二十七人，七条枪。”徐海东说着，又把他们自卫军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

“你应该尽快转回去，把失散的人集结起来。”

“我今夜就走，那七支枪就先带走啦！”

“带不带枪没关系的。只要有人，就会有枪。”

“不！”徐海东争辩说，“有枪才能有人。”

“你仔细想想吧，”那人笑了笑，说，“有人才有枪！”

徐海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申辩说：“农民看见有枪，一下子就扩大到三百多人了。”

那人像是急性子人，手一摆说：“老实告诉你，现在这里成立鄂东军，最需要的也是枪，要用它来保卫新政权呀，你要是不放心，就先把枪带走，要是放心，就把它留下。”

徐海东也有点不耐烦，问：“你是谁？”

“吴光浩。”那人微微一笑，答道。

吴光浩，啊？！这不是革命军副总指挥吧！宽印堂、高鼻梁、大眼睛，一派英雄气概。徐海东早就听说吴光浩足智多谋，勇敢顽强，今天一见，果不虚传。徐海东不再多说了，朝吴光浩点了点头，便赶忙找他的伙伴商量去了。

有的说把枪留下，有的说先把枪带走。有个党员说：“照我看，人是党的人，枪是党的枪。眼下是要保卫新政权，我们人也不能走、枪也不能走。”徐海东说，“这话说得在理。”最后商定：由徐海东一人带支短枪回去召集人，其他的人和枪全部留下。

徐海东马不停蹄，连夜赶回黄陂，向县委汇了报情况。县委立即派人和徐海东一起回到河口区去组织自卫军。

12月6 日上午。黄陂县城一个偏僻客栈。

火红的太阳，刚一露头，就被乌云挡住了当芒。

黄陂县委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县委代理书记老王（陈书记重病不能参加）以沉痛的心情说道：“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撼了武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调遣其十二军的一个正规师，于昨天晚上向黄安城发起攻击。鄂东军在中内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总指挥潘忠汝指挥下，奋勇应战，但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在浴血奋战中，这两位人民的英雄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刚刚解放二十一天的黄安城又陷入敌手。”

王书记用手帕拭拭泪，说：“现在敌人正在黄安、麻城的四周‘追剿’，朝着黄陂县扑过来。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县委决定：共产党员迅速转移，自卫军立即解散，各自回家隐蔽。”

徐海东听到黄安失陷的消息惊呆了。失败，是出乎他意料的。痛苦之余，他想起那七条枪，二十七个人。现在情况如何？若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他们的亲人交待呢？早知如此，我真不该回来，要是和他们在一起就好了……

“革命真难啊！”徐海东又一次发出了叹息。

民团以及地主操纵的红枪会四处抓人。徐海东在窑场也不能安身，只好到外地，东躲西藏，过了几个月的游僧生活。即使这样，他也没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到一处，做一处的工作。后来他开玩笑说：“那时，我是夜猫子，白天睡觉，夜间广收僧徒。”

一个共产党员，总不能像个逃犯似的，见不得人，相反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开创新局面而斗争。这是徐海东总结出来的原始想法。当然不如两年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共产党人应该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这一落千丈条思想路线精辟和深刻。徐海东在这一想法驱使下，光明正大地走进徐家老窑场，向窑工们公开宣布：“大伙都是明白的，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当中哪能个害怕受牵连，那就离开这里。我有话在先，我是不走了！”

一位瘦骨嶙峋的窑工语重心长地说：“元清，你放心住下好喽，没有人卖你的！大家都知道，你既不贱，也不是窃，就是不满这个世道，跟上了共产党。”

“你住下吧！你也是为我们穷窑工翻身才到这步的！”一个远房哥哥说着，“一笔写不出两个‘徐’字！凭你那副手艺，还能当师傅呢！”

“对！”一个满脸泥巴的窑工说，“有饭一起吃，有难共同当！”

几个月的云游生活，徐海东多了几分人生体验。听了老家窑工的话，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激动地说：“我一定好好干，不拖累大家。将来革命成功了，也一定有饭同吃，有福同享。”这种纯朴、高尚的无产者友谊，把徐海东和窑工们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

第三天，有两个从河口区方向来打柴的农民，把柴放到离徐海东不远的地方，像是歇脚，眼睛却四处滴滴溜着，见无旁人，他们各自从柴捆里拿出一支长枪往徐海东跟前一递说：“给！”

徐海东开始有点纳闷，仔细一打量，原来是他带去参加黄麻起义的两名队员。他有说不出的高兴，急忙问：“这枪，你们是怎么拖来的？”

那两个农民顿时眼泪汪汪。一个说：“我们在黄安被驱散之后，害出性命把它背回来的。”另一个补充说：“这几个月，转到这里，混到那里，心想只要不死，总会找到你……”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黎海东说：“谢谢你们，你俩在这和我一起做窑工吧！等待时机，再闹革命？！”

“不。枪，交给你。从此我们洗手不干革命了，回家安分守已，种田度日子。”

徐海东一看他们主意已定，现在又不是时机，也就没再劝说。

“我这就剩两块光洋，给你们吧！好好种田，将来想干了，再来找我！”徐海东叮嘱说。

枪啊，枪，八支仅剩三支。这三支枪成了徐海东东山再起仅有的武器。

徐海东仍然是个“夜游人”。没几天，他就和陈定候、江竹青、张养民等几个一起闹革命的人联系上了。他们约定：不再藏头躲身，就在窑工和农民中开展工作。他们相信：只要能把周围的人都拢到革命一边，定能开拓出一条生路来。

三十七年后，徐海东回忆说：那时我虽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仗着自己懂一些军事，胆子又大，百事不怕。从实际斗争中我体会到没有枪杆子就不能生存，四处活动搞队伍。在敌人“清剿”过去后，奔跑着找过去的农民自卫军队员，秘密地组织武装，活动方式，采取夜间集结，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那时自己还不懂得要建设一支什么队伍，革命处于低潮，队伍总是拉不起来。自己就在这种苦闷中，度过了半年。有时苦烦了，就吃上几杯酒，想再轰轰烈烈搞起来，苦于没有办法。（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页。）

暴年关打游击　人赞徐老虎1928年腊月初的一个深夜。黄陂县城三十里外的一座破祠堂。

破祠堂坐落在山坡上。前两排房子破旧颓败，杂草丛生。最里一排房子，是个大厅。大厅屋顶上坐着两个人，在夜色里成了屋脊上翅起的“兽头”。大厅旁的小耳房里，窗户被蒙着，油灯下，黄陂县委正在研究重大行动方案。

寒风凛冽，夜霜沉落。耳房里四个人的心情激动万分。县委代理书记老王，脸白白的，留有分头，一绺头发耷拉下来，他用手朝上捋了捋，坚定地说：“现在全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去各地举行暴动，迎接这个高潮的到来。革命么，就是暴动，就是不失时机，发动群众，点起火把，冲进地主的庄园，打土豪、分田地、分财产、分粮食，消灭敌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暴动。就是暴动精神，这是不能怀疑的。”

“可是，暴动，现在条件成熟没有？我们现在的力量够不够？黄麻暴动成功了，都成立了革命政权，但敌人一来，迅速失败。”徐海东不善雄辩，皱着眉头，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了质问。现在的徐海东，不是从前了，不但责任重了，县委委员、军事部长、夏店区区委书记、县里游击队队长，更重要的是，吸取黄麻暴动的教训，想问题、办事情更多地注意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了。

“海东同志，你是县委领导下的武装队伍的负责人，是军事部长，你可不能动摇、手软呀！暴动是党的决定，是党的指示，我父没有犹豫的余地。什么叫条件成熟？什么叫力量不够？条件不是靠我们创造的吗？！只有暴动，才能唤起千万民众；只有暴动，才能打出我们的天下；只有暴动，条件才会成熟；也只有暴动，办量才会壮大。没有暴动就没有革命，就永远没有人民的幸福！”

这位老王书记，实际上才二十多岁，比徐海东还年轻。他是个读书人，家庭虽是个中小地主，对革命事业却很激进、很坚定。

徐海东虽听说过马克思主义，但没读过马克思的书。他只觉得，现在这么做，不太适时，但又说谎不出道理来。他毕竟是个耿直而又负责的人，他问：“那暴动以后怎么样？”

“这是个幼稚的问题。还怎办？杀死土豪劣绅，杀尽贪官污吏，耕者有其田，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政权。这不是很明白的事么！”

老王口才好，又易激动。白脸变成了红脸，两只眼睛闪闪发亮。

徐海东服了。他想，这是党的指示和决定，我不能有半点疑虑。我是个穷窑工，还会手软？对这些人，只有血战到底，决无罢手之说。他说，“党的决定，我徐海东坚决拥护，执行到底。”

“按上级党的指示办吧！”另外两名县委委员没有不同意见。

徐海东和同志们在当时情况下，还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党内“左”倾路线推行的盲动主义，错误地估计了处在低潮的革命形势，盲目行动最后必定以失败而告终。

县委会议形成决议：举行年关暴动；时间定在阴历腊月三十除夕夜；总指挥由徐海东担任；分配任务，分头准备。

腊月三十下午。吴家畈的吴家大院。

新年的喜庆气氛充满大院的每个角落。大人小孩穿红戴绿，贴对联挂彩灯，热闹非凡。更诱人的是鸡鸭鱼肉喷溢出的油香味，飘出几里。

吴安德老爷穿着皮袍，头顶瓜皮小帽，手里捧着黄铜水烟袋，两绺绅士胡又浓又重。正站在门楼口，指挥两漆工，重新粉刷门楼两边的对联。这是一幅木版镌字对联，斗大的十个金字分悬左右：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个漆工讨好地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好的刻字！”

“当然喽！”一句话提起了吴老爷的兴致，他得意地介绍说：“这十个字来历不凡呀！是五你时西蜀宫廷所悬，离散今已有千年了。为镌这幅对联，我特地请县城的一个有名的老举人，一个字一担谷的润笔，在这四乡，像这样的联版是独一份么！”

这时，大儿子走了过来。吴安德说：“都准备好了么？”

“准备好了！”大儿子恭敬地说，“鱼六十篓、肉六百斤、鸡鸭各六十只，六六大顺么！还有八把三万头大鞭。八大坛陈酒、八个大挂灯，三八下年要大发么！”

吴老爷儿孙满堂、踌躇满志，深吸一口水烟，说：“再仔细检查一下，全院一点杂草、土坷、石块都不要有，然后，准备放鞭炮，大摆家宴。我们今年要过个热热闹闹的除夕之夜。”

吴老爷背着手，准备进屋时，突然有一种不安袭来。

共产党屡杀不尽。“穷鬼”闹得诸多乡绅坐臣不宁。特别是那个“臭豆腐”徐海东，他领导游击队，走街窜巷，杀富济贫，简直是吃人的老虎……

想到这里，他打个寒颤，吩咐家丁说：“关好大门，装好子弹，你们五人五支枪，守住大院。否则，要你们的脑袋！”

与此同时。离吴家大院一里远的山凹里。

徐海东正在向参加暴动的游击队员们作动员。他说：“吴家大院是幢四进大院，青砖到底，瓦翅飞檐。第一进是家丁住的地方和粉坊油榨坊各一间，二三进是吴安德全家三十一口居住的地方，这里藏着金银首饰和衣服。最后一进是仓廪，满荡荡的谷子足有千担。除了银元留给游击队活动费外，其他都可平分。等吴家鞭炮一响，我们就出发。解决了吴家，我们再连续作战，准备解决十家，让大家过个好年！”

夜幕完全笼罩了吴家大院。胳膊粗的红烛一点，顿时，全院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全家老少坐在四张方桌上，酒菜已经上满了，吴安德在祖宗牌位前磕三个响头，发出命令：“放鞭！”

院子里的大鞭炸响，噼噼啪啪轰轰隆隆，立时那种好闻的硫磺飘进屋里，吴安德使劲地嗅着。

“啊啊啊！”的叫囔声和“唰唰唰”的脚步声随着鞭炮声钻进了吴老爷的耳畔。

“不对劲！”吴安德开始有些纳闷，随即如梦方醒命令到：“家丁！拿枪上墙！”

他丢掉了平日的绅士风度，仓皇冲进院子，指挥着五名武装家丁。

“打倒地主老财！”“杀尽土豪劣绅！”“权力归农会！”

呼吼声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近切。

家丁在墙头放了第一枪后，枪声大作。

院内乱成一团。

“爸，你快躲一下！”大儿子拉着吴安德的手臂说。

“躲？上哪躲去？家产怎么办？吴家大院已经被包围了。”吴安德不安地说。

两名家丁已从墙头上栽下，一命呜乎了，另三个家丁战栗着跳下墙，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吴安德老爷说：“老爷，不能再抵抗了，到处是人。火把都亮了一个畈子，我们跑不了。再开枪，我们都没命了。”

“哗啦！”大门被撞开了。

首先跑进一人，手臂上缠有红布条，头戴无檐礼帽，举着手枪，高喊：“活捉吴安德！”此人，就是徐海东。

吴安德还没反应过来，一见徐海东已进大门，本能地喊，“徐老虎来……”

话没说完，就晕倒了。

举着长枪、大刀长矛的游击队蜂拥而入。随后，潮水般的穷苦百姓、四乡农民，拿着箩筐，挟着布袋，嘴里呜哩哇啦高声喊着，粮食、麻油、年货、衣服、家俱，瞬间，一分而净。

下一个目标是黄家大湾的土豪黄家本。

火把明亮，灯光辉煌，照耀着漆黑的大别山。

徐海东带着二百多人的暴动队，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打土豪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老百姓纷纷加入。

“暴动！暴动！暴动！”队伍里的呼吼声，使得年关的火药味空前浓烈！

“革命！革命！革命！”火红的旗帜，如夜色里一抹拌动的热血！

黄家大湾火光冲天！

五家畈里枪声大作！

段家店锣鼓喧天！

……

年关暴动。徐海东率领游击队，所向披靡。一个夜晚解决了八个村庄，十个土豪，缴获十二支枪，筹集近五千块银元，参加群众达八百多人。

天亮了。

贫苦农民扬眉吐气。

平时威风凛凛的土豪们，被捆在一起，耷拉着脑袋，像一串断了脊梁的狗，被游击队员牵着四乡游街。

徐海东在夏店街举行的万人群众大会上慷慨陈辞：“马克思主义就是暴动！共产党就是暴动！只有暴动，工农才能当家作主，贫苦群众才能耕者有其田。革命成功之后，天下大同。那时，人们住高楼，吃鱼肉，日子美极了。为了那一落千丈天的到来，今天革命就要不怕牺牲。今天的暴动胜利，只是个开端，过两天打下黄陂县城就建立我们贫苦工农的新政权……”

大年初一下午。国民党军队驻黄陂团长家。

县城各路乡绅富豪、国民党县府官员、所有营连长正在向这位少校团长拜年。一派歌舞声升平、祥和的气氛。

“报……报告！大……大事不好啦！‘臭豆腐’又造反啦！”

突然，一个卫兵跌跌撞撞跑进来说。

屋里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一个个目瞪口呆。没等卫兵报告完具体情况。往日的“名人”丢掉了斯文，大声吵嚷起来：“又是这块‘臭豆腐’，有了他，搅得整个县都不得安宁！”

“不把他除掉，我们没有好日子过！”

“听说他可厉害啦！还吃人肉哩！他领着那些穷鬼，个个都是不要命的主儿！”

……

“别吵啦！我就不信，他是老虎不成？我这个正规团也不是吃素的！”团长不耐烦地吼道，“今天我们痛痛快快地过年，明天痛痛快快杀人！”

反动军队反扑过来。

处处火光，村村刑场，大别山一片血腥。

人民在哀嚎，人民在流血，徐海东的心被火烧着、眼里充满了血。

国民党军队在寻找徐海东的游击队。

徐海东跟踪偷袭国民党反动军队。

一次突然的遭遇，游击队和反动军队接上了火。猛烈的枪战之后，游击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徐海东只身带着七人，突出重围，转进大山的怀抱。

夜风飒飒，寒气逼人，万籁俱寂。

八个人脚步“唰唰”，直向李家冲。

李家冲有三个共产党员，这个村的群众基础很好，有百十人口，没有财主，打土豪时，这个村全村出动。

游击队不能离开群众，群众依赖游击队。

徐海东和七个战士站在村头呆了。

村头的老槐树已烧成枯枝，枝上吊着三具尸体。惨淡月光照在三个共产党员身上。三双瞪得大大的眼睛看着徐海东。似乎要说什么！面对敌人的屠杀，好同志，死不瞑目啊！

李家冲已被夷为平地，一片断墙残垣，几根没有烧尽的黑碳檩木直指苍天，像深夜的手指，在指责敌人的暴行。

村北边的空坪上，倒着全村的男女老幼。血已经凝固，血浸润着大别山的土地。

是敌人用机枪扫射的。七十岁的奶奶、十多岁的姑娘，还有二十多具年轻女人的尸体，下身都被脱光、轮奸，并被刺刀捅烂。

一个孩子被刺刀挑开了肚子，躺在女人的尸体边。

徐海东“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乡亲们的尸体堆前，胸中发出低吼：“父老乡亲，你们太惨了。我徐海东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八个人掩埋了群众的尸体，踏着晨光离开了李家冲。

第二天傍晚，天一黑，徐海东急切地回到徐家老窑。

自家的房顶被掀掉，墙被推倒，家俱被扔一地，院里院外，到处烟熏火燎，惨不忍睹。

双目失明的老母不见了！

瘦弱多病的妻子没有了！

哥哥嫂嫂侄儿侄女也不知去向！

徐海东冲出院子，又朝窑场跑去。

窑场的情景更令他触目惊心：几间茅棚烧的烧、拆的拆，被捣了个七零八乱；泥砖、泥坯、泥盒、泥罐、泥瓦、泥缸，通通被砸得衡里哗啦，破碎不堪。

这是徐家祖辈整整七代人的家业啊！靠着它，养活徐家的祖祖辈辈子子孙孙。可现在完了！全完了！

徐海东痛不欲生、泪如泉涌。他双膝跪在地上，将地上破瓦碎片一一拣起，捧在手里，像捧着一串破碎的珍宝。

“元清呀，你回来了？”同族的二叔呜咽着说。

徐海东没有回答他的话。过了许久，他深情地说：“二叔，我走了。我妈要是还活着，你见了，就把我的话告诉她，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我连累她了。要是她老人家已经不在了，你就想办法帮我……”徐海东泣不成声。

二叔还算个刚强的人，他拌动着干裂的嘴唇，嗡声嗡气地说：“你也不要过分难过。我们徐家已经死了六十多口子，这个仇只等以后你们去报了！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这窑场了！你快走吧！再也不要回来了，他们到处张贴布千，抓你，你赶快走吧！”说着，老人塞给徐海东一个扁扁的小酒瓶，“带着，路上用它驱驱寒吧！”

这一次告别故里后，徐海东再没回过徐家老窑。

暴动总指挥徐海东，再次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他开始认识到：革命不是儿戏，暴动不是闹着玩的；革命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住枪杆子；打游击是个好办法。

1929年春。黄陂县木兰山。

“木兰山”，这座和巾帼英雄花木兰同名的山，以它那茂密的丛林，保护着劳苦大众的英雄好汉。它是大别山区贫民百姓的骄傲，是鄂豫皖工农红军的摇篮，是徐海东学习游击战争的第一所学校。

在一个春雨方晴的下午，吴光浩和徐海东两位暴动首领在木兰山重逢了。

当徐海东自我介绍说：“吴总指挥，我是黄陂的徐海东。”吴光浩惊呆了，心想，黄麻起义时，他一身蓝布短打，挎着短枪，精神拌擞的；如今除了虎灵灵的眼睛和酒窝没变外，穿着件补丁的棉袄，头发长长的，脸瘦瘦的。半开玩笑说：“你科像个讨饭的！”

“我们都是为穷人‘讨饭’么！你也变了许多，又瘦又黑，脸上多了些麻点。”徐海东说。

“这样好呀！这样，地主老财才会施舍么！”

两人一说一笑来到吴光浩临时扎营的地点。随便找了两块石头坐了下来，谈论分手后的情形。

“黄麻起义后不久，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就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转入这个木兰山打游击。去年7 月，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戴克敏任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我任军长兼师长。说是军呀师呀，实际上我只有七十二人，五十三支枪。这不，以鄂豫交界的光山柴山堡为中心，走上了‘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才算有了这块地盘。我们一来到木兰山，听说黄陂有个‘臭豆腐’就是你，到处找你，没想到，今天不请自来喽！”吴光浩滔滔不绝地说着，“听说，你领导的去年年关暴动也受挫了，现在也在打游击？多少人？多少枪？”

“快当光杆了！”徐海东苦笑一下回答说。

“今后打算怎么办？”吴光浩问。

徐海东回答得很干脆：“‘前汉’亡了有‘后汉’，革命不成继续干！”

吴光浩见徐海东如此有志气，便问：“你准备怎样着手？”

“往后发展队伍，要慢慢来，真正想革命的，要；凑热闹的，一个不要！打游击，人多不如人少，人少还要人好！”

这是徐海东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吴光浩连连点头称赞：“太对了啦！以前我们都有些蛮干，必须改！我们三十一师采取‘昼伏夜动、远震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方针，坚持鄂豫边界武装割据斗争，不断地发动、组织和教育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伺机打土豪分田地！……”

徐海东这是第一次与一位懂军事的人谈军事，他听得津津有味，虽然对“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貌岸然路等词不太懂，但对他们的一些做法，却心领神会。他又想起第一次见面时，吴光浩对他说过的“有人才会有枪。”于是，决心重新回乡去组织队伍。

吴光浩，是徐海东心目中十分敬仰的一位革命领导人。从找到吴光浩那天起，他就感到在军事斗争上，自己又有了依靠。为了拉队伍，几时天过后，徐海东又走下木兰山，朝家乡奔去，一路上还轻轻地哼着从游击队战士们那里学来的几句歌：革命军游击转回还，光打“清乡团”，铲土豪、除劣绅，一心要共产。

谁敢来抵抗，叫它狗命完……

1928年“年关暴动”后，徐海东又多了一个绰号——“徐老虎”。

乡亲们用“老虎”来形容他为革命昼仗夜动、以山为家；地主的民团用“老虎”比喻他厉害、可怕。在白色恐怖下，徐海东率领着一支精干的小游击队，日夜和敌人周旋。大股敌人来了，他们就赶紧藏进山林；小股敌人到了，他们就瞅准机会，打他一枪，抓几个俘虏，迅速转移。从切身斗争实践中，徐海东认识到：军事行动固然要冒风险，怕风险就不能打仗；可是不深思熟虑，一味鲁莽蛮干，那不是英雄。

冬去春来，1930年4 月，中央为了加强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武装斗争，正式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别区委员会。郭述申为特委书记，活跃在木兰山、紫山堡一带的红军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5月，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各派军阀互相战争，正是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党领导下的大别山游击战争，此时迅猛发展。各路红军、游击队，声东击西，驰骋在京汉路南段、皖西地区和淮河两岸。徐海东按照党的指示，扩大农民自卫军，接着，他率领农民自卫军编入鄂东警卫第二团，徐海东任团长。

革命的火焰，在大别山区燃烧。党中央先后派来了许多党政负责人和军事将领：张国焘、沈泽民、曾中生、徐向前、陈昌浩和郭述申、陈赓等。红军一次又一次扩编、地方武装一次又一次升级，鄂豫皖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1930年6 月，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1931年1 月，红一军和蔡申熙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在商（城）南长竹园胜利会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一万二千五百余人。同年5 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同时设立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省委书记。11月，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四、二十五两个军，总兵力近三万人。鄂豫皖根据地蓬勃发展着。山歌唱得好：山歌越唱越开怀呀，东山唱到西山来。

大别山里闹革命哟，工农大众都起来。

打倒豪绅和地主，工农政权建起来。

英雄好汉当红军呀，红旗滚滚过山来。

山上的松树绿了，绿得葱茏，苍翠挺拔；坡上的映山红开了，开得灿烂，喷薄鲜艳；田里的麦苗青了，青得碧翠沁人心肺；屋里的老农笑了，笑得开心，壮志欲酬。

1931年3 月，徐海东副食的警卫队团升级改编为主力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八团，徐海东被任命为团长。

徐海东打了三年多游击，如今脱掉长袍，戴上八角帽；脱掉黑棉袄，换上红军服；丢掉麻绳，扎上绑腿，系上皮带，又恢复了往日的军人风采。他告诫自己，我是正规红军的团长了，以后脾气要改，酒要戒；做事要更加稳重、成熟；打仗时要更加勇猛、顽强。

1931年4 月2 日。十二师师部。

师长陈赓和团长徐海东正在聊天。

“臭豆腐”“徐窑匠”“徐老虎”——徐海东的这些绰号，在老百姓中传扬，在红军部队里也偶能听到。徐海东的脾气怪，爱说玩笑话，有时又好发火。他的故事传来传去，传进了师长陈赓的耳朵里。

陈赓是红军的一位名将，也是一员虎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参加过“八一”南昌暴动。陈赓和徐海东的性格相仿，都爱说爱逗。

陈赓冷冷地对徐海东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人说子弹是‘吃素’的？”

徐海东一听话里有语，便嘿嘿一笑说：“没听说过。”

原来，在一次战斗中，子弹穿透了徐海东袄袖，擦破了胳膊。有人问“怎么不包扎一下呀？”徐海东说：“没事。没有伤着骨肉，只是擦破了点皮，那子弹是吃素的，碰到我的皮，一拐弯就飞跑了！”徐海东还说：“我这个人，生来命大。小时候就死过几次，没死掉。到了战场上，子弹看见了，就向右转哩！”

陈赓郑重其事地说：“我听说了，反正我不信。我信子弹会打死人，它吃荤！”

“你没听懂我的话。”徐海东喜笑颜开地说，“我是说，我这个人命大，从小就大难不死。听老人说过，我刚出生，就差一点给淹死。后来烧窑，有几回差点砸死。冬天卖窑货，又差点冻死。到了革命队伍里，多少次该送命的，不料都没有死……”

陈赓说：“喂！你装过死人没有？”

徐海东摇摇头。

“我可装过死人。”陈赓自豪地说，“会昌战斗中，我负了伤，两腿流血不止。跑不动，走不脱，敌人过来。我把腿上的血往脸上抹了几把，憋住气躺在草堆里。敌人踢踢我。我咬紧牙齿不动弹，只听敌人说，‘死家伙。走吧！’”

徐海东说：“我要是那敌人，保险会……”

两个人相对哈哈大工业笑。这笑声震颤了整个大别山。

但是，没过几天，两颗“不吃素”的机枪子弹光临了“生来命大”的徐海东。

虎困深洞——红军医院。

徐海东心急如火，烦躁不安。

“你们不能这样让我呆在这里啊！我的团队需要我，敌人还没打退，我要出去，我要下山，我要带着我的三十八团冲呀！”徐海东向刚踏进门的医生喊。

随在年青医生庙后，进来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医生。这位老医生原在县城里开诊所，后投身革命，把医术献给了红军，是红军医院里唯一的一位真正医生，很得徐海东的尊敬，老医生抚着徐海东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徐团长，你这样急躁，心火上升，可不利于养伤呀！”

徐海东实在太烦躁了，在老医生面前也发起火来：“你们怎么搞的嘛？为什么不给我把子弹取出来？如果你们没这个本事，就让我走，我凭着一条腿去打仗，不指望你们了。你们叫什么红军医院，连个子弹也取不出来，你们当什么医生嘛！？”

“我巴不得马上给你做手术取子弹。可你这颗子弹夹在两骨之间，必须有麻药才行。但医院里只有一只过期的麻药，你叫我怎么办？如果你打仗，没有子弹你怎么打敌人？”

“我们就拚刺刀！今天下午就给我做手术，就用那只过期的麻药，我不怕。”

“那不行，我们要对你生命负责。”

“没什么问题，那麻药说不定还起作用的，我实在等不了啦，好医生，求求你们了。”徐海东恳求地说。

老医生默默地握着老虎团长的手，紧紧地握着。

护士拿着绳子，准备把徐海东的双腿绑在一条宽面木凳上。

徐海东忙说：“你们别绑了，我不怕的，你们放心大胆地做手术，我徐海东是死过几次的人了，还怕这点刀子么！要是把我绑住，不就跟杀猪一样吗？”

肌肉翻卷，鲜血淋淋。

麻药的确失效了，一点作用不起。

豆大的汗珠从徐海东额上滚下来，牙咬得咯吱响，竹椅的把手被捏碎。但徐海东没哼一声，腿没动一下。老医生已经感觉到这位老虎团长忍受着多大的痛苦。他暗想，真是一只猛虎啊！我的好兄弟，革命胜利了，这颗子弹应该送进博物馆。

夹子夹住子弹头。老医生朝瞪着眼的徐海东望了望，两人心相近。徐海东牙一咬、医生一使劲，“咔”，一声脆响，比弹头拔了出来。

徐海东这才“啊”地叫了一声，昏了过去。

老医生向护士们赞叹地说：“真正是老虎团长，这样的人，打起仗来，决不会是孬种！”

老虎下山，雄风重抖。

徐海东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狠劲敲开了师长陈赓的门。

陈赓一见有些生气的徐海东，笑着说：“怎么，放虎归山啦？”

“师长，我有重要事情要和你谈！”徐海东严肃地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陈赓倒一杯水递给徐海东说，“先坐下。我问你，伤口怎样？”

“没问题！”徐海东拍了拍大腿。

“这样吧，”陈赓点燃一支烟，“你刚回来，先休息一下，过段再安排到别的团去。仗，保证有你打的！”

“那不行。”徐海东急了，“我明天就回三十八团去！”

“三十八团已经有团长了。”

“那我就去当副团长！”

“什么？去当副团长？！”

“这有什么？能当团长，为什么不能当副团长？做人嘛，又不是为了争官当。只要能打仗，正副一个样！”

陈赓摸了摸胡子，敬佩得直点头。

战尘弥漫、战云密布。

大别山脱了绿衣着黄装，又一个冬天到了。

师部正在开会，作反对敌人第二次围攻的部署。

十二师下辖三个主力团：三十六团，三十七团和三十八团。徐海东伤好后干三个月三十八团的副团长，被调任二十六团任团长。

师长陈赓简单地介绍了第二次反围攻的形势、任务，随后下达部署兵力命令：“三十六团负责发动群众、筹粮及搞来五百双军鞋。三十七团……”

“为什么叫我团干这些？我不干！”徐海东当场气呼呼地反驳说。

“发动群众、筹粮和搞军鞋。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很大。你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比较熟悉。很快就会完成任务。作为预备队，随时上战场。”师政委耐心地解释说。

徐海东仍不服气地说：“我以前任黄陂区委书记、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还有几年打游击，的确，都是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婆婆妈妈的真不少，几乎每天都要和妇女、儿童打交道。但我觉得干这个事杂、罗索又憋气。不如在战场上冲锋杀敌痛快，还是派别的团去吧！”

陈赓在一旁耐不住性子，发火说：“你这个老虎，就是意见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命令。通不通，三分钟，你再考虑三人发钟！”

徐海东心想，考虑三分钟我也不通。可是他到底是一个经过北伐战争的老兵，也曾多次独立领兵打过伏，懂得“命令”两字的份量。虽然还耿耿于怀，到底还是向师长、政委打个军礼，说了声“执行！”便转身要走。

“想好了？军人嘛，就是要服从命令。”陈赓眯着眼睛说。

“命令我坚决执行。”徐海东回过头来说，“只是希望下次给放在重要位置上，多给仗打。”走出门口，绷着脸甩一句，“娘卖匹的！天天让做鞋收粮，老子快成妇道人家了。”

陈赓手一指，喊：“回来！你骂什么骂？你是妇道人家，我不成老婆婆啦！”

徐海东怪模怪样地笑笑，说：“发个牢骚，师长认那个真干什么？任务我完成就是了。”徐海东知道陈赓的脾气，他要真发火，那话就难听了。徐海东甩开大步，说完急忙开溜。只听北后陈师长又放声大笑。

1931年9 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打响了武装入侵中国的第一枪。不到半年的时间，日军占领东北全境，三知万同胞惨遭日本帝主义铁蹄的蹂躏。

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1932年初，蒋介石却亲自坐镇武汉，调动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有他的嫡系部队和南京警卫师，向鄂豫皖苏区气势汹汹地杀过来。鄂豫皖苏区在取得第一、二次反围攻胜利的基础上，开始了艰苦的第三次反围攻斗争。

鄂豫皖苏区，开始于1927年的黄麻起义，发展到1932年，达到极盛时期，拥有六座县城，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革命政权，总面积达四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三百五十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南濒长江，北抵淮水，东接江淮平原，西控平汉（今京广线北段）铁路，大别山脉雄峙中央，武汉、南京、信阳、安庆、合肥等重要城市均在其俯瞰之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1932年1 月11日。红四方面军司令部。

窗外，雪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纷纷扬扬，簌簌有声，漫开皆白，四野银装。

屋内，红四方面军首长们正在开军事会议。一张长方桌摆在中央，方面军和各军首长、各师团长分座两旁。他们斗志高昂、剑拔弩张，屏着气，静静地听着徐向前总指挥分析反围攻的局势和作战计划。

徐向前说：“国民党军队集结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共十五个师。其中豫东南地区四个师，鄂东北地区七个师，皖西北地区四个师。另有两个师准备分别由河南、南京调至武汉，第二十路军也准备集结信阳，随时参加对鄂豫革命根据地的围攻。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加剧，蒋介石被迫于去年12月间下野，因此，趁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迟迟未展开之机。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共鄂豫皖军委会的决定，主动向敌发起进攻，先后在鄂东北和皖西北发动和进行着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现在已取得重大胜利。为了打击北线敌人，打破敌人分割根据地的企图，红四方面军决定，在豫东南发动商（城）潢（川）战役。下面由陈昌浩同志介绍情况。”

陈昌浩走到地图前、清了清嗓子，用小木棍指着地图说：“在豫东南的商潢地区，敌人的兵力部署是：曾万钟第十二师位于潢川、北亚港地区，汤恩伯第二师及唐云山独立第三十三旅位于商城——潢川之间的傅流店、豆腐店、江家集一线，陈耀汉第五十八师位于商城、河凤桥地区，戴民权第四十五师位于固始地区。上述各敌人互为犄角，企图构成一条隔离带，对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东西分割，分别围攻。”

“我们的任务是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控制商（城）潢（川）公路，来他个反分割，迫使敌军龟缩在几个据点，然后伺机一个一个消灭。”徐向前插话说。

“因此，我们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黄安向北开进，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由皖西西进，从西、东两侧向南猛攻敌二师和独立三十三旅，使他们失去与敌十二师的联系。十、十一师切断他们与商城敌五十八师的联系，并迫使河凤桥之敌也逃回商城。”陈昌浩一气说完。

1 月26日。艳阳高照，大别山洒满了金光。

红四方面军的几位主要首长围坐在一堆木炭旁，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战斗一切顺利，完全按照原计划进行。”刘士奇边说，边用木棒拨弄着炭堆。

陈昌浩说：“现在敌人完全集结在商城和潢川这两点上。潢川有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商城有一个师。”用手搔搔脚脖子，继续说道，“下一步怎么办呢？打攻坚战？伤亡太大；就此罢手，太可惜了。”

“围城打援！”徐向前坚定地说，“七十三师围困商城的一个师，大造强攻之势，诱潢川之敌出援。十二师陈赓和徐海东两只猛虎盘踞在满川去援商城的必经之路上，当头阻击。十、十一师置于两翼伺机包抄。这样，定使敌军有出无回。”

2 月5 日。十二师指挥部。

徐向前亲临前线，视察布防，鼓舞士气。

警卫员刚要上前报告，徐总指挥拦住说：“咱们看着两只虎是打盹呢？还是吃食呢？”

轻轻推开木头做的门，徐总向里一看，两个人正在给徐海东解腿绑带，两人脸憋得通红，不停地发着牢骚。

徐海东说：“娘卖匹的！真疼！”

“干脆把这个纥（纟达）割掉算啦！”陈赓说。

“不行！已经割两次了，再割就不够长了。还没有新的。要不把我的给你？！”

原来，徐海东刚从外边布防完回来，脚被扎了，想解开绑带看看。谁料，外边雪很深，溅到带上，进屋后雪一化，纥（纟达）很湿，两双大粗手这才没办法了呢！

“让我试试！”徐总边说边跨进门来，不由分说，就解开了，“布纥（纟达）我解决；‘兵疙瘩’，可由你们解决喽！”

三个人捧腹大笑。

徐海东拿起小棍，边在地上画，边说：“这北边是潢川，西边是一道绵延的丘陵山地，形成一道弓形。弓形当中，这是潢川去往商城的要冲主道。在潢川和丘陵之间的缓坡上，有个叫豆腐店的小镇。我们初步决定就以这为阵地，给汤恩伯以当面痛击！”

“‘臭豆腐’回到豆腐店，可是如鱼得水呀！”陈赓推了一下眼镜，咧着大嘴插话说。

“阵地选得好！”徐总肯定地说，“汤恩伯这碗烫汤，不好喝呀！”

“老虎嘴皮厚，不怕烫！”陈赓说，“他喝下汤，还要吃人呢！”

徐海东嘿嘿一笑说：“有两位首长指挥，这碗汤，说什么我也得吞下去！”

气温很低，滴水成冰。山土封冻，踩上去喳喳直响。

徐海东陪同师长陈赓，总指挥徐向前检查布防情况。边走，徐海东边介绍说：“豆腐店是前沿，依镇构筑工事，一营全放在这第一道工事。”

沿着徐海东所指的方向看去：红军战士伏在工事后面，正用铲子铲冻地，加固工事。

徐海东说：“土太硬，一铲只能挖一个小疙瘩，像土拨鼠打洞一般。第二道防线设在镇子后面的山腰间，二营三营和团部放在那。战士们正在挖工事，天黑前完成。”

徐总指挥和陈赓连连点头，临走进前，徐向前郑重地说：“商潢战役胜负，关键是你们三十六团能否守住阵地！”

徐海东脸有成竹地说：“人在阵地在，请首长放心！”

2 月6 日中午。豆腐店阵地。

静静的雪地，突然，随着一阵猛烈的炮声，冻土飞天。炮弹呼啸着飞向豆腐店，房屋起火，墙垣倒塌，立刻成了一片废墟，小镇很快不复存在了。

随后是一阵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溅起泥土雪悄四处飞扬。

豆腐店恢复了平静。

汤恩伯为自己精良的装备感到自豪，他认为藏在镇子里的共军游击队被消灭了。敌人二十多个团，分东中西三路南时，主力放在中路，汤恩伯请命打先锋，为自己的明智和侥幸暗喜。他恶狠狠地命令道：“进攻！”

敌人黑压压的一片，端着刺刀，向豆腐店红军阵地涌来，嘴里哇哇哇地呼叫着。

突然，没有音声的小镇怒吼了。伏在沙包土墙工事后的红军战士们一起开火，子弹飞向敌群，敌人的一排排地倒下，气势被压下去了。

第一次冲锋被打下去了。

“就这么打，同志们，胜利是我们的。”徐海东鼓动着。

第二次进攻。

第三次进攻。

轮番炮轰，轮番冲锋，红军阵地坚守不弃。

一营损失惨重，伤亡过半。

豆腐店小镇被炮火翻了个个，炮弹炸起的浮土有两尺多深。

人在阵地在，一天一夜过去了。

7 日中午。敌二师指挥部。

“紧急增援、紧急增援，我这里寸步难行！”汤恩伯不断地来回走着，“给我接十二师曾师座！请求炮兵火速前来增援！”

“商城来电。”报务员前来报告说。

“念！”汤恩伯气愤地命令到。

“商城危机，共军主力强攻，请求紧急增援！”

“又是紧急增援。”汤恩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没有办法。

“曾师座来电！”

“念！”

“炮兵集合完毕，马上赶到！”

敌人集中了两个师的炮兵火力，又发起了更为猛烈的炮火轰击，持续半个小时之久。

徐海东担心一营顶不住，便集合二营准备替换。他心里一阵阵揪痛：顶住啊，同志们，再顶一会，我带人支援来了。

果然，在敌人冲锋时，一营的反击枪声稀稀落落，大部分干部战士牺牲了。一小部分战士被炮弹溅起的浮土埋住了，待爬出土时，敌人已到跟前，只好后退。

敌人占领了部分豆腐店防线，战局发生了改变。

徐海东作为一团之长，明白潢川这一恶仗对于整个商潢战役，乃至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第三次围攻的重要意义，也十分清楚豆腐店第一道防线失守的危险。

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

他想起了对师长和徐总的承诺。

徐老虎眼里充着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夺回阵地！

老虎团长没有半点犹豫，甩掉棉衣，上身只剩一件白衬衣，举起手枪，一挥手：“同志们，冲啊！”

团长的虎威，团长的命令，立即振作起红军指战员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

“嘀嘀嗒嗒”冲锋号响个不停。

似几百只猛虎直插敌群。

立足未稳的敌人，被漫山遍野杀过来的红军冲晕了头。

穿白衬衣的徐海东像离弦的箭，一马当先。那是一面旗帜。战士们知道血战到底的关键时刻到了。个个奋不顾身，把生死置之度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夺回阵地。

短兵相交，杀声遍野。

徐海东赤手从敌人手中夺过一支带刺刀的长枪，转眼放倒了三个敌人。

意志是胜利的基础、精神是胜利的关键。装备精良的敌人，在具有坚定意志和牺牲精神的红军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不堪一击。

衡哩哗啦，敌人夹着尾巴逃跑了。

豆腐店阵地重新回到三十六团手中。

“一营休整！”徐海东命令道，“二营一排找吃的完整排、三排修整加固工事！”

一个战士在断墙残壁中找到一大缸豆渣。接着在地里找到好多缸豆渣。

徐海东咬了一大口豆渣团子，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不错，这东西是很耐饿的，老乡们都把它当主粮吃。”徐海东边吃边说。

第二个白昼过去了，又一个夜晚来临。

阵地通讯员传来徐向前对三十六团官兵的嘉奖，徐总怀念夸三十六团打得好。

第三个白天。第三个夜晚……

大雪下个不停。

敌人一次次汹汹而来，凄惨而归。

红军依然死死地卡住这要冲主道。

第四天中草药午，二十多次冲锋，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汤恩伯，只好撤退了。从哪儿来，又回到哪去。

红军发出反攻命令。冲锋号嘹亮，喊杀声震天。敌人在雪里滚，在泥里爬，溃不成军。

三天三夜的豆腐店战斗，歼敌二千多人。被俘的敌团长问红军：“是谁坚守在豆腐店？”

“三十六团，团长徐海东，人称徐老虎。”

“难怪攻不下来，我又遇到的了老虎团长。”

陈赓师长对师政委说：“三十六团这一仗打得好啊，徐海东同志真是只老虎！”

“他这个‘臭豆腐’真有诱人的味道！”政委记起徐海东的外号笑着说。

陈赓师长当着徐海东的面，却没有说过多少夸奖他的话。说起这三天三夜的恶战，陈赓对徐海东说：“这样式恶的一仗，你们伤亡不大，你还活着，真是命大哟！”

“那当然，”徐海东笑着说，“我说么，子弹是‘吃素’的……”

陈赓大笑，徐海东也大笑。

革命的友谊，伴随着战斗的岁月在加深和发展。同志间彼此敬爱，往往是和共同的经历、性格和爱好相联系的。徐海东和陈赓同志从此越加要好。尽管有时两人会因为工作意见不同，甚至吵几句，红红脸，可是谁都不放在心上。徐海东总说：“陈赓是我的第一个好师长！”陈赓也经常向别人自豪地说：“我一生中，感到最荣幸的事，就是当过徐老虎的师长！”一提起徐海东，他总联系到“徐老虎”、“臭豆腐”这两个绰号，赞叹又风趣地说：“蒋介石很怕这个‘臭豆腐’，一沾上就跑不掉了。同志们喜欢这个‘徐老虎’，他是革命的‘老虎’！”

1932年2 月20日。三十六团团部。

小勤务兵正在忙碌着收拾东西。

一个戴黑框近视镜的瘦高个老红军向他走来。

“是三十六团团部吗？”

“是哩！”

“团长在吗？”

“不在”

“哪儿去了？”

“不知道。”。小鬼眼珠转转又说，“我们团长是老虎脾气兔子腿，一天到晚东转西走，没个安生的时候，总是说，‘摸摸情况嘛！’谁知这会又到哪去摸哩！”

“老红军”军衣补丁摞补丁，嘴上叼着旱烟袋，说话慢条斯理的。小鬼估计这是哪连的伙夫头，闲着没事来回聊天，说话也就无拘无束。问一答三；不问，小嘴也叭叭不停，口口声声“我们老虎团长”如何如何。

“你想不想家？”

“不想。我们老虎团长说了，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围绕锅台转。要说想家，他准骂你‘没出息’！”

“唔！他骂人？”

“高兴时，你骂他‘臭豆腐’都不脸红；扫兴时，张口就是‘娘卖匹的’！怕死鬼，想家的人，都怕他。”

“你怕吗？”

“不怕。咱不是怕死鬼，也不想家。他常说，怕死的不要革命来，要革命的别怕死……”

“鬼东西，你在和谁说我的坏话？”徐海东边跨进门来边说，一看，傻了，“徐总指挥！”

小鬼一看这个“老红军”是个“首长”，吓得一溜烟跑出去了。

“豆腐店一仗，你们打得好啊？”徐向前赞叹地说，“没豆腐店的成功阴击，就没有整个商潢战役歼敌五千的大胜利呀！三十六团立了大功！”

“是首长指挥得好！”徐海东微笑着说。

徐海东早就听说徐总指挥和自己一样，读了几年私塾，因家境不济而失学。不同的是，他做过小杂店的学徒，教师，后来出走，投考黄埔军校，参加广州起义，在广东东江打游击……徐海东很想和这位老总聊聊，但忙于战役事，只是干部会上才能见面。他对这位黄埔毕业的高才生，在最近使用的围城打援，声东击西等战法佩服得很。便说：“那年我还想去考黄埔哩！”

“为啥没去？否则，我们早就认成本家了。”

“我是个粗人。只读三年半书，怕考不上！”

“你是粗人，谁是细人？”徐向前吸了口旱烟，笑着说，“黄埔的大门，进也好，不进也罢了。我们那一期，只学了半年，你想想看，半年能学什么哟？”

“不管怎么说，黄埔出来的都会打大仗呀！”

“不一定。”徐总指挥摇摇头说，“你没进过黄埔的门，没读过黄埔的书，不是也挺会打仗嘛！”

“唉！我是青山大学毕业呀！”徐海东感叹地说，“我是瞎眼的婆婆赶庙会——摸着走呀！这些年拉队伍是‘摸’，打游击还是‘摸’，就是这样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摸着闯，‘摸’啊，‘摸’啊！”说着，他双手伸向前方，眼睛闭着，像盲人似的比划着。

徐总指挥磕磕烟袋锅说：“好啊！说得好！这些年我们就是靠的这个方法，‘摸’、‘摸’。”说着，手也比划起来。

俩人都放声大笑。

传说中的“徐老虎”那么可怕，可眼前这位徐海东是这么坦率、可亲。徐向前打心里喜爱上这个“本家”了。

小勤务员送进两杯水。

“你这个小鬼，好呢！他很了解你，他说你爱调查研究，很少蹲在团部里，这好嘛！我们这些人，本事就那么一点，凭什么指挥队伍打胜仗？我看，就是要多跑跑，多摸摸情况。你知道孙武吧？”

“听说过。”徐海东说，“他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家，他还有‘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呢！”

“是的！”徐向前说，“他还说‘多算胜，少算不胜’。他讲的很多道理，好呢！”

徐海东感到这位上司，不但和蔼可亲，而且见多识广，这与多读书是分不开的。他说：“有机会，我真想去学校补补课！”

“好啊！”徐向前说，“我们办了一个彭杨干部学校（彭杨干部学校是为纪念革命烈士彭湃、杨殷而命名的干部学校。），想让干部们轮流去学习！不过，现在你去不了。”

“为什么？”

“敌人的第三次大围攻，还没有彻底粉粹。”

“好哇！”徐海东说，“手正痒痒，想打仗呢！”

抗“左”倾抵肃反　千里游击战1932年6 月。武汉国民党“剿匪”总司令部。

蒋介石正在主持对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攻的军事会议。

“娘稀匹！”亲自担任围攻总司令的蒋介石大发雷霆：“第三次‘围剿’不但没有彻底消灭赤匪，反而国军被吃掉近四个师，赤匪倒扩大了。这次，调集三十万大军，分三路进攻苏区，看他徐向前、贺龙往哪跑？”停了一下，他继续说，“第一步，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区赤匪，重点方在鄂豫皖；第二步，全力进攻中央苏区，必须用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各个击破赤匪，同时，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支持地方乡绅回乡执政，以强化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配合军事行动。”

担任副总司令的李济深高声宣读军事部署：“以何成浚为司令官的左路军进攻湘鄂西的贺龙赤匪。中、右两路军全力进攻鄂豫皖徐向前赤匪。中路军司令部设在河南信阳，蒋总司令任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安徽六安，李济深任司令官，王均为副司令官。另外，派四个航空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我们这次的具体战术是：纵深配备，并列前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

6 月27日。新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扩大会议。

张国焘说：“鄂豫皖苏区在第三反围攻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活捉了厉式鼎（皖西”剿共“总指挥），歼敌二十多个团，近四万人。缴短长枪近三万支，机枪五十多挺，炮四十多门，击落飞机一架。我军主力发展到五万多人，地方赤卫军二十多万，根据地面积达四万多平方公里，到处是革命的号角、胜利的歌声。全国革命高潮指日可待。中共临时中央6 月5 日向各根据地发出的军事训令中指出，现在是不停顿地进攻战略。”他独断地说，“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南下夺取麻城，继续实现进攻武汉的计划，首先取得一省或几省的胜利！”

“夺取武汉之时，就是全国革命胜利之日！”

“必须给蒋介石以重创，有力的正面打击，才能打消敌人的嚣张气焰。”

“首先夺取鄂豫皖三省的革命成功，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

群情激愤！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慢慢地吐着烟，陷入了沉思：革命形势确实向好的方面发展了，但敌我力量对比，真的到了决战的关键时刻了吗？‘重创’、‘正面’‘夺取中心城市’‘不停地顿进攻’……他推了推眼镜说：“红军边续作战数月，已很疲惫。”他停了停，用眼扫了扫与会的人，说：“我认为，停止在平汉线上的进攻作战，应将主力红军集结于适当地区休整待机，准备对付敌人的更大规模的新的围攻。各区县独立师、独立团应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战果。”

可惜，徐向前的正确建议，没有被采纳。第四次反围攻一开始红军就陷入被动，形势极为不利。

张国焘继续发表演说：“根据中央指示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可以断定：国民党已经成了偏师，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再进攻红军将由日本帝国主义出马。红军要不停地进攻，准备夺取武汉。”他没好气地说，“共产党和红军要整肃内部，加紧内部的肃反工作。坚决肃清潜入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AB团’和第三党成员，纯洁我们的革命队伍。”

在张国焘“左”倾路线的推动下，中共鄂豫皖省委、皖西北、鄂东北、豫东南道（我国历史上行政区域的名称。在唐代相当于现在的省，清代和民国初年在省的下面设道。）委，都作出相应的“肃反”决议。大批革命干部、群众、红军被抓，被杀，也分散了第四次反围攻的军心和民心。

夏日的天气，时而睛空万里，时而乌云密布。

徐海东吃完晚饭，想到连队去看看伤病员。刚出团部门口，小陈迎头跑来，他原来是徐海东的警卫员，现任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交通员。“不得了呀，反革命越来越多了，总指挥的老婆——那个妇女会主任小程都给抓起来了！”

“胡说！”徐海东不信。

“哪个敢胡说！这是听徐总指挥的警卫员讲的。那天，总指挥叫警卫员找她去要双鞋，警卫员跑到妇女会才知道……”

徐海东哈哈大笑。他心里想：“真是天大的笑话，要是她也成了反革命，那反革命比蚂蚁还多哩！我就不信。

正在这时，师政委从中共鄂豫皖省委开会回来。他对徐海东说：“保卫局有命令，要把我们这个师的两个指导员，三个排长抓起来审问；有人供出他们是‘第三党’。”徐海东一听，肺都要气炸。他正要质问政委。政委又递给他一张油印的单子，说：“上级布置，我们都要填这笃一张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

“你了解我，我了解你，这不比填表更能说明问题么！？”徐海东气愤地说。

“你还不知道？”师政委压低了声音说，“听说凡是白区入党的，有一半是靠不住的。”

“放屁！”徐海东心里骂道，拿着那表走开了。

刚回到团部，一个打着赤脚、穿件破衣、头顶八角帽的人跑进来。不由分说，一进门见到徐海东，就放声大哭。来人，是从前跟着徐海东的一个战士，外号叫“铁蛋”。

“铁蛋！怎么了？快起来！”

“可……可……可找到你了！”铁蛋结结巴巴地哭丧着脸说。

“好好的排长不当，找我干什么？”说着，徐海东上前扶起铁蛋，坐在长条凳上。

“师长，我是偷着跑出来投奔你的，上边要抓我‘反革命’！”

“为啥抓你‘反革命’？”

“就因为我那个排跑了两个兵，我说是乱抓反革命吓跑的。哪晓得，就这么一句话，我也成了‘反革命’啦！”“铁蛋”说着，又伤心地痛哭起来。

徐海东很了解这个“铁蛋”。他是黄陂北乡人，三年前的一个夏天，徐海东带领自卫军和民团打仗，被包围在一个山坳里，正四处找路突围，从树丛里钻出个光屁股放牛娃，他浑身皮肤发亮，自千奋勇地为徐海东领路，把陷入重围的自卫军，带出虎口。那年他才十三岁，可一再要求当红实业界，徐海东收留了他。

“你就留在这里吧！”徐海东思索了一番，向“铁蛋”说，“没有人敢抓你。”

“那，我干什么呢？”“铁蛋”说，“我是跑出来的，我是个党员，我……”

徐海东不假思索地说：“你是党员我知道，你是个排长我也听说过，就留在这里当排长吧！”说着向师政委说，“我证明他是个好同志，证明他是党员，送特务连去吧！”

师政委正色说：“这样办不行！要提高警惕嘛，怎么能随便收留一个开小差的人呢？还叫他当排长！”

徐海东说：“我了解他，不会错，是个好人！”随后又把铁蛋的情况说了几句。

师政委说：“那是过去，现在……”

徐海东说：“现在他要革命走投无路，我们应该收留，这样的‘反革命’，我徐海东要！”说着命令警卫员把“铁蛋”送到特务连去了。

徐海东和师政委本来不太融恰的关系，更趋紧张了。

当天晚上。大雨滂沱，雷声震天。

徐海东手拿着“单子”在麻油灯底下发愣：肃反，清“第三党”、“AB团”、反革命。革命队伍发展得很快，混进个别坏人来，是可能的。可是，保卫局抓的人越来越多，就连非常熟悉的几个干部都抓起来了。这队伍里真的有那么多反革命吗？人的变化真的那么大吗？昨天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今天就当做“反革命”抓起来了，有的被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徐海东在军事上是足智多谋的勇将，凭着他的第六感觉，也觉得这场“肃反”不对劲儿！

他百思不得其解。

忽然，他想起前天，一个本家侄子来参军，并告诉他有关老母亲和妻子田德载的事情，他的眼睛湿润了，一幕幕往事再现眼前：黄麻起义失败，徐海东又回到生他养他的徐家窑。

妻子田德载又惊又喜，哭诉着说：“你带着自卫军在外边打仗，我和妈在家里总是为你提心吊胆，一连几天我都从噩梦中惊醒出了几身冷汗……”

“德载！你别胡思乱想了！我生来命大！”徐海东望着妻子，安慰说。

田德载双手扳住海东那宽厚结实的肩头，再三恳求说：“元清，别去打仗了，留下来管管咱们的家，一起好好过日子吧！我看妈太可怜了。我们再生个娃，虽说日子苦点，总比这样整天在枪口边转强哩！”

徐海东心想，愧对妻子、老母，但又没办法。他温情地抚摸着妻子那火一般灼热的额头，亲切地说：“德载，你是个聪明人，为什么尽说傻话呢？我们不能光顾自己的穷家，而忘记了普天下的穷人啊！你和妈再受几年苦，等着我在外面带兵打倒土豪劣绅和军阀，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再回来陪伴你白头到老……”

妻子听了丈夫的话，心里踏实多了。她诚奶地说：“只要你下决心干正经事，我瑞也不拉你后腿了。我的丈夫为国为民尽忠，我高兴，吃糠咽菜，我也要照顾好妈妈，管好这个家。从今以后，你们自卫军里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也尽管吩咐……”

徐海东敬慕地望着妻子，仿佛看到了她那颗忠贞的心！他激动地将妻子搂抱在怀里，喃喃地说：“德载，你是我的好媳妇！”

夫妻两颗心，跳着一个共同的节律。

年关暴动失败，一连串的噩耗传到徐家窑。全村男女老少都哭嚎个不停。当地党组织报告蒋少瑗带兵要来徐家窑抄家，田德载扶着双目失明的婆婆，跟随许多乡亲连夜逃走。婆媳俩冒着寒风，拄着打狗棍，提着破篮子，一路沿门乞讨，相依为命，艰难熬日。

亲戚家被搜，朋友家被查。田德载只好把婆婆藏在破菩萨庙里。每天儿媳外出讨来残汤剩饭，婆婆冷饭充饥，内心感激不尽。一天中午，德载讨饭归来，婆婆跪在观世音菩萨像前，双手合掌，正在低语诉说：“我儿元清闹暴动闯下大祸，实在对不起左邻右舍，求求菩萨饶恕我儿的罪过，保佑我儿的安全……”说毕，她咚咚地嗑了三个响头。之后，她又仰起头，以虔诚乞求的神情面对着菩萨塑像，唧唧哝哝地说着什么。一连说了三遍，嗑九个响头。儿媳突然发现，婆婆用嘴咬破右手中指，血流出来了……她马上扑过去，抱住婆婆急切地说：“妈！你为啥要这么做呢？！”婆婆含着眼泪说：“我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为元清消灾消难哩！”

说话间，婆媳俩紧紧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婆媳二人在破庙里躲了多日，婆婆说：“儿媳，我们还是回家吧！死也死在家里，好吗？”于是，田德载扶着有病的老婆婆往家赶。

“吴嫂，德载！你们在外边受苦了，快到我家歇息去吧！”正巧，碰上窑二叔。

“二叔，乡亲们都回来了吗？”

“都回来了。”

“你见元清他们回来没有？”田德载急切地问。

“回来过。”窑上二叔伤心地说：“看到咱徐家遭受大难，他心里十分难受。临走时，他让我告诉你和你妈，说他是个不孝的儿子，连累徐家死了不少人。还说他要参加红军，为乡亲报仇雪恨！”

婆媳二人听说徐海东还活着，心里好受多了。徐家兄弟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重建了草房。徐家兄弟也对受灾被害群众，给予了一定的帮助。与此同时，四哥徐元海介绍弟媳田德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决心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时间像河水一样汩汩流逝，灾难却一再问津徐家窑不幸的人们。

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三次围攻，受挫以后，蒋介石下令查抄红军官兵的家，赏重金活捉徐海东。

铁蹄所至，大批红军亲属被杀、活埋，数以千计的年轻妇女被蹂躏，村村寨寨哭声不绝。从此，大别山不少地方鸟无栖息之所，人无隐避之处，房舍成墟，田园荒芜，凄凉惨景，不堪入目。

时任红二十七师师长的徐海东家——徐家窑首当其冲。敌人端着闪亮的刺刀，冲进田德载住的草房，大声喝道：“徐海东的臭娘儿，快跟我们走！”

“你们是干什么的？”田德载惊愕地问。

“我们是奉上司命令来抓你的。现在就要你委屈一下。”

敌军说着，就把田德载五花大绑起来。徐海东的母亲听见敌人绑儿媳，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慌忙端着水盆向敌人泼去。敌连长大怒，扣动板机，“呯”的一枪，击中老太太的胸部，老人倒在血泊中。徐海东的母亲倒了，窑工的母亲倒了，人民的母亲倒了！

田德载被押送到敌人团部审讯室，敌团长严厉地吼道：“田德载，你不但是共匪头子徐海东的童养媳，而且还是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田德载坚定地说。

“胡说，你不是共产党，为什么和徐海东参加黄陂县共产党的会议？”

“我不知道。”

“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想抵赖！”

“给我打这个臭娘们儿，不吃吃苦头她是不招供的！”

三个如狼似虎的敌兵扑上来，挥动手中的宽皮带抽打起田德载。

田德载被打得皮开肉绽，疼痛难忍。她咬紧牙关，一句话不说。

敌团长的勃朗宁手枪对准她的脑袋，吼叫着：“臭娘儿，你不说老实话就死到临头了，限你五分钟，供出你和共产党的关系？徐海东派你干了些什么事？他带领的红军有多少人？现在转移到什么地方？你们还有谁是共产党？”

田德载看着黑洞洞的枪口，有些心惊胆寒，但她仍然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知道！”

一阵拳打脚踢，田德载失去了知觉。

敌团长声嘶力竭地喊道：“给我拉下去，关进牢房，饿她五天！”

刑具的折磨和饿魔的侵袭，不仅无损于她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反而激增了她对敌人的刻骨仇恨。硬逼不奏效，敌人就取软骗来“感化”。一日三餐美味佳肴，娘家亲戚探望也往来自由。

“德载呀！亲不亲，故乡人嘛！”国民党黄陂县胖县长，装着一副和善的面孔说，“鄙人作为父母官，想给你说几句心里话！”

田德载虽然不识字，但近几年在徐海东和地方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阶级觉悟很高，一眼就看出伪县长的阴谋用意，冷冷地说：“你有话就尽管说吧！”

“海东参加红军后人行过团座、师座等职。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虎将，也是我们黄陂不可多得的人才，是我们整个黄陂的骄傲啊！中华民国铁桶江山，不是凭几万红军能推翻的，若硬打下去，只能是飞蛾扑火。”他用三角眼偷偷看了看田德载，见她不言语，以为上套，微笑着说：“眼下，黄陂县正需武将，听说他是个大孝子，我劝你代替婆婆给海东修家书一封，请他回来，我与他共谋大计。你是个聪明人，这点小事，你肯定会答应，是吧！”

“海东认准的事，八头黄牛也拉不回头，我难以劝他呀！”

“就说‘老母病危’，他岂有不回来之礼？！”

“我婆婆被国民党军打死，这他肯定知道了。”

“人嘛，要活在世上，就得随机应变，就说婆婆误伤而死。”胖县长转动着眼珠说，“他回来，先当县保安团团长，凭他的能力，不出三年，保准他当个师长、军长，到那时，你这个官太太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我过惯了苦日子，享不起那些荣华富贵！”田德载说毕，一言不发了。

软硬兼施都以失败而告终。敌人有意传出消息，要将田德载处死。娘家得知此讯，便主动捐粮捐款，请人四处说情送礼，申请保释出来。敌人收了财物，勉强说：“保释田德载出狱是可以的，但她要立即另嫁他人，与徐海东断绝一切关系。否则，就将田家三代人全部杀光！”

无奈，田德载被娘家保释出狱后，被迫与一位忠厚老实的贫苦农民完婚。

……想到这些伤心事，徐海东思绪万千，热泪纵横，他恨不得马上到战场上，抡起大刀，多砍死几个敌人，泄泄心里的闷气。他擦了擦眼泪，站起身来，掏出怀表一看，已是凌晨三点。他走出门外，茫茫的黑夜，除了空中稀疏的星星外，一片黑暗，天亮还得一段时间。

1932年9 月12日。汉口“剿匪”总司令部。

总司令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蒋介石得意洋洋地说：“几个月的进剿，给鄂豫皖红军以毁灭性打击，剩下零星的残匪余孽，必须在12月15日前彻底消灭。”

接着，蒋介石夸奖了一番陈耀汉的第五十八师、张印相的第三十一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王均的第七师，宋天才的第七十五师、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等，“剿匪”有功，同时也训斥了一些既无战功，又不配合作战的师旅。

最后，蒋介石说：“共匪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须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根据地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敌十二师在金家寨附近的杨树湾，一次就屠杀和活埋群众三千五百多人；在六安县上楼房，杀害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在黄安平头岭，杀害群众二千多人。

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指挥下，在连续几个硬仗中频频失利后，被迫转战于豫东南、皖西北、鄂东北之间，总是寻不到有利战机，反而处处挨打。

9 月3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徐海东率领部队的掩护下，最后离开了皖西北。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留七十五师、二十七师及各县独立师团，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12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被迫率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少共国际团等，共两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从此，与鄂豫皖苏区彻底失去了联系。

10月1 日。西界岭。

徐海东站在二十七师七十九团阵地上，望着山间时浓时淡的晨雾，希望太阳快点升起来，驱散这场的大雾，显出皖西山区往日的山清水秀。

战士们在山腰伏了一夜，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鄂东北地区转移，阴击敌人几次强攻，后半夜基本没战斗，但战士们没半点疏忽，一直坚守阵地，军装已被露水浸湿了。眼睛像露珠一样，晶莹透亮，死死地盯着敌人来的方向，他们个个竖起耳朵，仔细倾听着第一个可疑的动静。

方面军领导现在情况如何？主力部队是否已冲破敌人的防线？师政委和副师长带着二十七师的另两个团是非曲直否能有力地打击敌人，配合主力转移？徐海东头脑里充满了问号。要想找出答案，要待雾散去，要待太阳出来才能明朗，需要时间，需要等待。

“报告师长，山下的敌人已经退走，十里之内敌人连个影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了。”派出侦察的战士报告说。

“按照军部的命令，守到天亮，现任务已经完成。”徐海东看着东方的黎明命令道：“撤出阵地，翻过东边这座山，追赶主力红军！”

队伍在山道上蜿蜒而进。

徐海东走在队伍最前面，浑身的衣服湿透了。连日打仗奔走，没洗澡也没换衣服，身上透出一股馊味。

望着大部分脚趾溃烂的战士们，徐海东心里说，革命的好同志，我的好兄弟，好样的，坚持住，追上大部队，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攻，大家好好地洗个澡，好生地睡一觉，休整休整。

“师长，翻过这座山是土门潭。村里乱糟糟，不像建立乡苏维埃政权时那样。去不去？”侦察员说。

“去！”也许群众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解决？也许有敌人骚扰？也许还能打听出主力红军的下落？徐海东想着，坚定地说。

“啊！好了好了，红军来了！”有人在喊。

村头围满了人，大部分是逃难的老幼妇孺群众，还有少数掉队的红军伤病员。

“主力红军朝哪里去了，知道吗？”徐海东问一个红军伤病员。

“哎呀，我们还以为你们是主力红军呢！”那伤员一愣，说，“不过听说金家铺有大部队，我们准备往那边去的。”

“小张！”徐海东心里一喜，说。

“到！”传令兵小张应声跑过来。

“传令部队，收容伤病员，朝金家铺方向前进！”

徐海东带着两个警卫员，朝金家铺方向奔去。他想：有大部队，就能找到红军主力，就能打到方面军司令部。

沿途所见，使徐海东心情非常沉重。

村村是一片瓦砾、一片狼藉，房倒屋蹋、人空鸟稀。

处处是哀叹呻吟的老人、啼哭嚎叫的孩子，步履蹒跚的伤员。

庄庄是惶惶不安的人群，一派动荡败落的景象。

徐海东流着泪。面对伸手乞讨的妇孺，他什么也没有，他的肚子也在叫。他愧对群众，军人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他能说什么呢？

他只有恨。恨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灭绝人性。

他只有气。气上级领导仓促应战、硬打死拼。

不能细想，找红军大部队要紧。他猛抽一鞭，马奔跑起来。

中午时分，迎面跑来一匹黑骡子，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骑在上边。

“郭书记！红军主力在金家铺吗？”徐海东勒住战马，不及下马，便大声对郭述申喊。

“不在了，他们昨天向西转移了。”郭述申摇摇头说，“东路游击司令部在南边，我看还是先找找他们。”

“好吧！我们一起去找！”多一支红军，多一份力量，徐海东和郭述申一起向南奔去。

郭述申是1929年被上海党中央派到鄂豫苏区来的。他这几年一直是做地方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前是黄陂南县县委书记，徐海东养伤时就在那个县，那时他俩就见过面。如今再次重逢，两人都分外高兴，似乎都有了依靠。

找到东路游击队司令部驻地，游击队司令刘士奇高兴地迎上来，握着徐海东和郭述申的手说：“哎呀！你们终于来了！总部命令，让我们成立东路游击指挥部，把皖西这一带流散的红军和游击队收拢起来，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行动。”

“总部在什么地方？”徐海东问。

“不知道！说不定走了，好大的苏区搞成这个样子……”听那声音，他心中很不愉快，正在为这悲惨的局势难过。

“那我们就按总部的命令办吧！”徐海东对上级命令向来都是坚决执行、不说二话。

下午四时。英山土门潭。

村子东头，有一处草房，正房三间，厢房两间，全是去年新苫的草，院子平整、干净。正房里，中共皖西北道委在召开扩大会议。

刘士奇严肃地说：“在皖西北地区敌人有八个师又两个独立旅，还有顾敬之的反动地方武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安全转移的胜利，但是，我输送留下的红军和游击师，却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形势极为险恶。”

郭述申传达了张国焘离开英山后以中央分局的名义给中共皖西北道委的信，信中说：“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转移后，由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第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和中共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等组成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鄂皖边界地区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同时，撤销中共皖西道委，成立东路游击指挥部。”（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徐海东摘下八角帽，放在桌子上，分析说：“主力红军西移，敌人必然派重兵”追剿“，我们应该积极活动，以箝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他站起来继续说，”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像现在这样分散行动不行，必须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以游击战为主，伺机配以运动战，消灭敌人。“

“对。必须统一行动，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东路游击队副司令吴保才赞同道。

“我看，海东同志说得对。”瘦高个郭述申，走到会场中间，说，“强敌围追堵截，我们只有统一指挥、统一领导，以游击战为主，辅以有利的运动战，才能突出重围，保存自己，箝制敌人，伺机消灭敌人。”

会议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和大家的讨论，成立了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书记郭述申，委员有刘士奇、徐海东、吴保才、王建南等。成立以徐海东第二十七师为核心的红二十七军（亦称红军东路军）。军长刘士奇、政治委员郭述申。下辖第七十九师和八十一师。第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王建南，下辖一、三两个团；第八十一师师部由军部兼，下辖二、五团。道委军事指挥部直属部队改为军直属分队，全军四千五百余人。会议还确定了部队的行动方针是：突出敌人包围，以内线转向外线，向东行动，避开敌人锋芒，以调动、箝制敌人，寻机打击薄弱之敌。

会议分歧较大的是原跟随红四方面军转移而被敌人堵截留下的两万多名各级地方干部、群众和四千多名红军伤病员的处置问题。

“不能带上他们。要不然，我们不仅不能打仗，而且有被一起消灭的危险。”有人说。

“这都是革命的同志，不带上他们怎么办？如果把他们推向敌人的虎口，结果会怎样呢？”郭述申说。

又有人提出：“游击队自己走。把伤病员分散到群众中去，医院的女同志统统回家去。这样，才有利于保存革命的力量。”

“不行！我们一定要带上这些同志！”徐海东激动得站起身来，说，“这些干部和群众在强敌进攻面前，没有动摇革命的信念，抛家别舍，跟随部队进行艰难转移。群众对我们信任，这是好事，我们不能打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丢下不管。大家试想看，我们开始做群众工作，争取他们的信任，多难啊！现在把他们抛弃了，那我们的兵源哪来？我们的根据地到哪建？我们舍生忘死闹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贫苦百姓吗！”

“那你说怎么办？除了分散他们没别的法。”有人争辩说。

徐海东眼都红了：“分散！分散！往哪里分散？医院的女同志回家，她们还有家吗？伤员到群众中去，群众都没有吃住的地方！要说分散，只能是那些有可能分散掉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但不可能全部分散光。我虽然读书不多，但我知道古代不有个刘皇叔领着五百老百姓逃难吗？！他能得西蜀，成鼎立之势，不就是占人和吗？！难道我们今天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连古代的刘皇叔还不加？！”

别看徐海东识字不多，平时又少言寡语，激动起来，却能振振有辞、顾全大局，以他坚贞的党性，感染了在座的所有与会者。

徐海东斩钉截铁地说：“凡是能走动的伤员，一律动员归队，不能走的，派人抬着；能分散的，分散，不能分散的，一律带上。要生一块生，要死一起死，就这样了。我带一团打掩护，你们保护伤员群众向南转移。”

刘士奇、郭述申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半天不放。

“重担子在你身上了，好同志，一定要保重自己！”

只有英雄，才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做出最正确最勇敢的抉择。

10月4 日拂晓。蕲春张家（土旁）。

东方露出鱼肚白。徐海东站在张家（土旁）北边的山腰上，依稀看见敌人曾万钟第十二师的一个团驻地。

“师长，打吧！”一团团长张四季头扎绷带催促说。

徐海东端起望远镜，仔细察看着周围的地形和张家（土旁）镇子里的每一排房子和街道，说：“出发！”

“站住！记住：是声东‘偷西’、是调虎离山！”团长和杜本莲政委刚走出两步，徐海东补充叮嘱道，“这是游击以来第一仗，看你们的了！”

“保证完成任务！”团长和政委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团长和政委各带领一支队伍，分左右两路从北向南朝张家（土旁）敌团部驻地包袭过去。

十五分钟后，村东头响起了进攻的追击炮声和哒哒哒的机枪声，战斗打响了。

红军连日南撤，敌人早有知觉，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来到了，被打个措手不及。

敌团长正抱着四姨太熟睡方酣。清脆的电话声把他惊醒。

“谁呀！找死呀！”团长没好气地骂道。

“团长，不得了啦！北边发现有共实业界摸过来了。”

“有多少人？”

“黑压压的一片，大概是南撤的红军游击队吧！”

“胡说！昨天离这还二百多里哩……”

团长刚说到这，院子里响起了迫击炮弹爆炸的声音。团龄长一想，小股游击队是没有迫击炮的，肯定是红军二十七军主力到了。

“快给我顶住！是红二十七军！是徐海东来了！”

按原计划：东边偷袭、西边抢东西（主要是吃的），向北撤。

徐海东拿着望远镜看到镇子里乱作一团，知道战士们正在抢粮食。不一会儿，出现在望远镜镜头里的是高个子政委杜本莲，率领红军战士跑出镇子，每个战士身上都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徐海东微笑着，让师政委王建南也看看这滑稽镜头，然后两人哈哈大笑。

敌团长来到村子东头，大骂二连连长废物，没早发现共军，差点要了他的命。

“报告团长，共匪向北撤了！”说曹操，曹操就到。二连长气喘吁吁地说。

“这是徐海东的先头部队，全体出动，砍掉他这个拳头，追！”敌团长说。

“看！狼出洞了！”徐海东对身边的政委说，“通知刘军长和郭书记，带着伤病员和群众，马上绕道张家（土旁）南侧，继续前进！”

“程团长，集合队伍，随我来！”徐海东命令三团团长程启波说。

徐海东率领第三团阴击北追之敌，之后，继续北撤。

大别山的每一条沟岔，每一个村庄，徐海东都是熟悉的，左转吉转，转得敌人晕头转向。

徐海东的战术就是跑，日夜不停，马不停蹄。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徐海东领着第一、三团一拐，朝东转南，寻找郭述申和刘士奇去了。

第三天拂晓。徐海东和郭述申他们会师了。

“你这‘声东偷西、调虎离山’的游击战打得真漂亮，拖得曾万钟团团转，望尘莫及呀！”刘士奇赞叹地说。

郭述申说：“虎入深山任咆哮吗！”

徐海东见大家又会合了，很高兴，也吹起牛了：“别忘了，我是青山大学毕业呀！打游击对于我来说，就像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逗得大家都笑了，他自己脸上的酒窝也更深了。

“不过，我们这一仗损失也很惨重呀！”稍过片刻，刘士奇沉痛地说。

“怎么回事？”徐海东急切地问。

“四五百名伤病员、群众和医护人员全被敌人杀害了。”刘士奇把事情的经过述说了一遍：我和郭书记正和迎面来的一小股敌人打仗，一个装扮红军排长模样的人，跑到部分伤病员藏身的地方。假借我和郭书记的名义把那四五百人领到山凹里，被事先埋伏好的敌人，一个不剩，全都给屠杀了。

刘士奇说完，徐海东泪流满面，泡头痛哭。作为红军师长，没能将这些同志带出去，他感到惭愧和内疚。他面对这些同志遇难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安息吧！死难的同志们！

红军将士们化悲痛为力量，又踏上向东南的征程。

10月9 日。宿松趾风河。

大别山的十月，绿色依存。崖上黄花，星星点点；林里鸟雀，叽叽喳喳。

这和平的早晨是短暂的，战斗，在等待红军指战员。

徐海东率领一团打前站，行军到趾风河以东的栗树嘴、昔家垄之间时，遭到敌人陈调元第四十六师两个团的堵击。郭述申、刘士奇、吴保才等军师首长先后赶到。他们登上一个山头，观察地形。

“趾风河可以做个战场。”徐海东首先提议说，“打游击，光游不击不行；光击不游，也不行。这里地形对我们有利，可以在这给敌人一击。”

一拍即合，大家纷纷赞同。

徐海东分析道：“自从四五百伤病员、群众惨遭杀害以来，红军指战员们报仇情绪高涨、求战心切。眼前敌人，是陈调元的第四十六师的两个团，四十六师在敌军中，力量最弱。集中全军力量，歼灭该敌是有把握的。”

战斗于下午1 时打响。

徐海东率领第七十九师一团迂回到敌人侧后，其他各团从正面发起攻击。徐海东所部迅速攻占小石门制高点，切断敌人的退路，敌人顿时乱作一团。其他各团也乘势发起猛烈的攻击。激战至16时，毙伤俘敌约一个团，俘敌副团长一名，缴获迫击炮两门、机枪八挺、步枪五百多支、子弹四万余发。随后，红军撤到趾风河南北一张，控制叫雨尖、白崖寨等制高点，以防敌人反扑。

第二天，敌梁冠英第三十二师及宿松反动地方武装陈金旺“猎虎队”，从陈汉沟方向追来，占领了趾风河西南的云天岭等制高点，凭着猛烈的火力掩护，疯狂地向红军叫雨尖一线阵地攻击。敌陈调元第四十六师的两个团残部，也从趾风河以东向红军攻击。红军腹背受敌。战局呈胶着状态。激战至黄昏，徐海东决定主动撤出战斗，乘夜继续前进。

趾风河战斗，虽然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堵，但狠狠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一个时期内，敌人未敢轻举妄动，为红二十七军转移赢得了时间。

10月12日。长江北岸张家铺。

张家埔是安徽宿松县长江北岸的一个小村庄。

前有大江横阵、波涛汹涌，一道天堑；后有几万敌兵围追，穷凶极恶，近在尺咫；部队长途奔涉，疲惫至极，人寡势弱。

怎么办？

江水浩荡澎湃，徐海东、郭述申、刘士奇三人的心潮也在翻滚不安。

“干脆渡过长江，到江南的阳新、大冶一带去打游击。”刘士奇坐在草堆上，皱着眉头说。

徐海东脱下已破烂不堪的草鞋，沉吟片刻，缓缓地摇了摇头说：“那不是好办法啊！江南的反动道会门很多，尤其是红枪会被地主老财控制见了红军就杀，国民党军队驻扎得也很多。我们这一股疲惫之师过江，恐怕难以站住脚。”

“要么与敌人决一死战，还返回去，能冲出多少算多少！”刘士奇唉叹着说。

“不行，这个方法不行，伤病员群众怎么办？”郭述申手捋着多天没顾上剪的短胡子说：“回去，是个法儿，但不能硬拼！”

“对！回苏区！回皖西北、鄂东北！”徐海东听到郭述申讲的话，眼睛一亮，光着脚，站起来，果断地说，“回到苏区，就如鱼得水，打游击也好办，地方热，群众基础好。”

无数次的战火锤炼、风吹雨打，使徐海东由一个猛将变成一位中国共产党的运筹帷幄、智勇双全的军事将领。

“可是，敌人已经合围，处处重兵驻守，我们能转回去吗？”刘士奇有些担心。

“往回打，如同飞蛾赴火！自寻死路！”有人提出质问。

“再严密的堤坝，也向外渗水。合围得再严，也会有缝隙可钻。我们不与敌人正面接触，寻找薄弱环节、敌人各股势力的交结处，或者说，哪里最危险，哪里往往最安全。悄悄从这些夹缝中钻出去，只有这样，才能起死回生。”徐海东很有把握地说。

危险时刻，方显英雄本领！

徐海东再一次力挽狂澜，挽救了几千名红实业界指战员，挽救了鄂豫皖苏区的有生力量。

10月13日。国民党四十七师师部。

国民党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和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正在得意忘形地变论着陷入困境的红二十七军。

“梦龄兄！这次可到你我立功的时候了！”上官云相吸一口烟卷，用眼睛盯着郝梦龄说。

“是呀！梁冠英、曾万钟、陈调元，统统是有天时、没地利，徒劳无功！”郝梦龄自命不凡地说。

“他们虽有天时，人无能啊！个个被徐老虎吓得躲着走！不敢硬碰，只一味地向我们这边追逼，想让‘老虎’在我们这吃人，却没想到：虎入平川被人欺呀！”

“对！上官兄说得好！我们步步为营，织成铁网，逼向江边，徐海东二十七军只有两条路：过江，自投我们重兵之网；投降，束手就擒。不管哪一条，永远铲除皖西北红军的，你我兄弟是笃定了！”“不过，梦龄兄！徐海东有勇有谋。狗急跳墙，别杀个回马枪来！”

“上官兄，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我正规军校毕业，还对付不了一个穷窑工？如若真的那样，你我枉为人哪！”郝梦龄说着，走到柜橱边，倒了两杯红葡萄酒，递给上官云相一杯，说，“徐海东没那么大胆子，如果能向北，他还会一直向南逃吗？他胆敢往枪口上撞，那么就像这杯葡萄酒，我们把它一干而尽，吃掉它！”

说着，俩人碰杯而尽，狂笑不已。

夹口，在军事上是个要卡。上夹村和下夹村分坐关卡两旁。从东路返回皖西，进入大别山腹地，夹口是必经之地。

国民党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和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各派一个团分驻上、下夹村。和其他各团形成一张网，齐头并进，慢慢向江边逼来。

既然是“瓮中之鳖”，又何必草率行动。

敌人过低地估计了千锤百炼的红军战士，过低地估计了独闯天下的徐海东。

当天夜里，夹口。

上半夜的燥热已经消退，敌人在凉气适人中进入梦乡。

哨兵呵欠连天，无精打彩。

“困死了，天天这么追呀追的，何时是个尽头呀！”一个巡哨的敌兵说。

“快了快了，到了江边，咱们的任务就完成了，那时我就抱个姑娘睡他三天三夜。”另一个哨兵说。

几个黑影扑上去，红军特务连干净利索地解决了敌人的哨兵。

徐海东带着前卫部队，顺利地通过了相距不到五十步，两旁熟睡着两个团敌人的夹口。

二团、伤病员、群众、三团、五团……

在浓重夜色的掩护下，部队屏息静气，安全地钻出了国民党数万敌人的乌黑圈，朝皖西北根据地急行军。

当敌人清醒地得知红军企图，派出三个团的兵力转头猛追时，红二十七军早已消失在大别山的重山峻岭之中了。

11月6 日晨。霍山磨子潭。

大雾弥漫整个山涧，淠河西岩的磨子潭镇隐蔽起她往日的倩影。

红二十七军偷过夹口后，经过店前河、河图铺、衙前镇、官庄、毛坦丁、霍山，历经艰险，辗转奋战，经过数次战斗，来到霍山磨子潭的淠河对面。

红军再次被压在河川峡谷里，情况异常危急。

敌梁冠英第三十二师九十四旅已经占据河西岸的大小山头，牢牢地控制着黑虎尖制高点。迎面堵住红二十七军的去路。梁冠英狠狠地说：“上次让你侥幸从我眼皮底下溜走！这次，非叫你徐海东葬身磨子潭。”

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也跟踪而至，死死地扎在红军来路上的两侧山头，切断了红二十七军的退路。上官云相也是愤愤不平：“这次，你徐海东，插翅难飞！”

“突围！强渡淠河，向西进入皖西北苏区！”徐海东脖子上挂着绷带，左手揣在胸前，右后一挥，果断地说。

军长刘士奇对徐海东的军事才能，已领教多次了，他相信徐海东的判断和智谋，每次身处险境，都是按徐海东的策略方法去办，才绝处逢生。他同甘共苦样相信徐海东的勇敢和迅猛，再艰难的险关、再严密的封锁、再强大的敌兵，没有徐海东攻不破的。刘士奇赞赏地说：“突围，代价可能很大，但总比坐以待毙强！”

“突围！”

郭述申、王建南等周围的人都赞同地说。

徐海东率领第一团官兵，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强渡淠河。

淠河上游不深，但较宽，给红军渡河造成很大的困难。敌人的迫击炮、机枪、步枪呼啸着，子弹像雨点般射向宽宽的河面，溅起一簇簇水柱。第一排红军战士倒在河里，随水而下。第二排、第三排……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冲向西岸。

徐海东时而卧倒、匍匐前进，时而奔跑如飞，冲在最前面。红军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出一条血路。由于敌人火力凶猛，刚打开的突破口，很快又被封锁，徐海东带领突击队再次攻击。

与此同时，由第三团团长程启波率领突击队，从容不迫敌侧翼设防薄弱的几丈高的陡壁攀登上去，突然杀向敌人。敌人猝不及防，顿时乱作一团。

冲锋号高亢嘹亮，红军将士喊杀阵阵。

刘士奇、郭述申等军首长率领后继部队及地方干部、群众和伤病员乘势突出包围。

此战，毙伤敌人数百名，但红军亦伤亡惨重，军政治委员郭述申、第七十九师政治委员王建南及第一团政治委员杜本莲均负伤，许多随行参战的群众牺牲。磨子潭突围，再次证实了红二十七军具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再次显示了红二十七军是一支经得起战斗考验的打不散、拖不垮的光荣部队。

从此，基本摆脱了敌重兵的围追堵截。

11月11日。立煌萧家畈。

磨子潭突围以后，连续几天没碰着敌人。红二十七军急行军，来到皖西北立煌县萧家畈镇。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将驻这里的敌三十二师的一个旅击溃。此时，红二十七军已来到苏区边缘了，红军指战员们像回到了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连续一个多月的行军，战士们的草鞋不知穿破了几双，脚溃烂着，流出的血水把草鞋染得通红。双眼困倦，还是山坡；不管是墙根，还是池塘边。倒下就睡着了。司务长叫着开饭，喊哑了嗓子没人起来，人人只想睡觉。

作为师长的徐海东比普通士兵休息时间更少，在整个别行军中，他打在最前面，撤在最后面。现在，“老虎”也要打下盹了。

徐海东感到胸口阵阵作痛，一句话也不想说，正开着会，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郭述申叫人把他架上床，他这才睁睁眼睛，喃喃地说：“我……我睡一会儿！……敌人来了叫我！”“吃点东西再睡吧，我去搞点吃的来！”警卫员小李说。

“不吃了！敌人来了叫我！”徐海东哼哼着。

小李弄碗稀饭回来时，徐海东像个醉汉，已经睡熟，推也好、叫也好，就是不醒。他已二十三个日夜不曾解衣上床睡觉了，警卫员帮他解开衣扣，盖好被子，守在旁边，伴随着他那如雷的鼾声……

徐海东终于醒了。他慢慢睁开眼睛，看看自己那只走时很准的怀表，已是五点多。他记得是早晨七时倒下的，这就是说已经睡了十个小时了。

“快开饭了吗？”徐海东睡眼惺忪地说，“这一觉就是一天！真耽误事！敌人来过没有？”

“什么一天！都三天两夜啦！”小李笑着说，“敌人来了，把你俘虏了，硬是叫刘军长他们又给抬回来了。”

“胡说！真要是那么长时间，我早睡死了。”徐海东再看那只怀表，它早已停了，向小李点头微笑，以示歉意。

“师长啊！同志们都怕你醒不来呢！”警卫员小李高兴而又神密地说，“你睡了三天两夜，连个身都没翻啊！”

徐海东半信半疑听有的小鬼说：“到底睡醒了！”

徐海东刚一起身，一股东西从胸中泛上来，一低头吐出一大口鲜血。

“师长吐血啦！”吓得小李战战兢兢地喊。

“你大惊小怪什么？！”徐海东怕更多的人知道，说，“打仗天天流血，吐几口血怕什么！快找把土把它盖了！记住，可不许出去再说啦！”

警卫员小李挂着眼泪走了。

徐海东说完又倒在床上睡了。

他，一个铁一样的硬汉子，一只不知道疲惫的“老虎”，在晕一段一般人不堪忍受的东路游击战中，确实累垮了！……

1932年11月18日。皖东北大埠口。

苏区的山，还是那样逶迤连绵、巍峨挺拔；苏区的水，还是那样清澈见底、汩汩不息；苏区的人，还是那样纯朴刚毅、爱憎分明。

大埠口是皖西北革命根据地腹地的一个村庄。敌人第四次围攻时，也曾血洗全村，到处是碎罐残垣，一片烧焦的废墟。现历，一排排新建的草房和干净的院落，代替了往日的破败。石壁上“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的大字仍清晰可见。

清晨，红二十七军顶着红日，踏着晨露，在一里多长欢迎队伍的簇拥下，回到了“故乡”——大埠口，与“家乡”的人民团聚，与在此打游击的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会合。一张张欢乐、和善的面孔、一束束鲜艳怒放的鲜花、一双双激动敬佩的眼光，给饱经磨难的红二十七军指战员以莫大的鼓舞、激励和安慰！

傍晚，中共鄂皖工委召开扩大会议。

麻油灯燃烧着，明亮的光线照在每一位与会者的脸上。个个载着崭新的八角帽、穿着灰色军装，精神抖擞，与早晨进村时，衣衫褴褛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他们神情高昂，谈笑风生。

“看呀！我们的郭书记，刮掉胡子，想做新郎官哩！”徐海东又恢复了爱说爱逗的习惯。

郭述申吸了口旱烟，用烟袋锅点划着徐海东脸上的酒窝说：“大家看呀！徐海东没洗脸，酒窝里也趴着个小虫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活跃的气氛，充满了快乐！

“暂停！暂停！”刘士奇打着手势说，“我们开会啦！”

“我们经过近两千里的游击战，箝制敌人五个师的兵力，经历大小战斗数十盗窃案，歼灭敌人近四千人，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保存了数千人的武装力量，并使部队受到了锻炼和考验。我们在转战过程中，宣传和发动群众，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现在我们又胜利地回到皖西北苏区。”刘士奇感慨地说，“现在讨论下一步工作的部署。”

经过讨论，会议作出三项决议：第一，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二团，由副军长吴保才、政治部主任江求顺率领，留下来，恢复和坚持皖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第二，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第一、三团及原驻部队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由中共鄂皖工委和军长刘士奇、政治委员郭述申率领，开赴鄂东北找中共鄂豫皖省委汇报工作，并与各主力团会合。

第三，随军千里游击的皖西北地区的干部、群众进行分散，各积压回到各自的岗位坚持斗争。伤病员也分散到本地群众和红军医院里。

11月24日，红二十七军胜利到达黄安七里坪附近，与省委及红军三个主力团会合，省委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决定：撤销红二十七军番号，恢复七十九师、二十七师建制；撤销中共鄂皖工委和中共豫东南道委，恢复中共鄂东北道委和中共皖西北道委。

郭家河将军泪　兵败七里坪1932年下半年，鄂豫皖边区遭到灭顶之灾。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转移后，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实行杀光一切壮丁、烧光一切房屋、抢光一切粮食的“三光”政策。

1932年11月，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制定《匪区封锁条例》，规定对下列物资实行严格封锁：（一）食物类：谷、米、麦、盐、包谷、豆、甘薯、家畜等。

（二）军用原料类：铜、铁、白铅、硝磺、煤炭、汽油、棉花、电料等。

（三）卫生材料类：诊疗所需之中西药品等。

敌人还在其统治区设立“民众日用品公卖局”，对米、面、食盐、煤油等物资限量出售，以防人民群众多购这类物资偷运给根据地军民。当时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道过鄂豫皖地区广大农村的悲惨景象：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

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

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然而，烧杀，抢夺，在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们在血泊和炎海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更加英勇地战斗着。

伤病员，宁愿饿死在深山，也决不投降。山崖石壁上，刻下红军战士的壮歌：树枝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青山在，到处有红军！

被捕者，宁愿在刑场上壮烈牺牲，也决不认敌为友。在监狱砖墙上，铭记共产党员的誓言：大别山里出好汉，生就骨头似铁坚；今日逃出虎狼口，明日回来报仇冤！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鄂豫皖苏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指战员的带领下，与敌人展开了艰苦、顽强的斗争。徐海东千里游击胜利返回苏区，给面临绝境的苏区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1932年11月29日。黄安檀树岗。

有些凉意的秋风，疯疯地吹打着大别山区的枫树，摇落着它的红叶。

原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和徐海东正在山路上匆忙地赶着路。

“娘的！人要倒霉，喝水塞牙，落叶砸头！”刘士奇气愤地往头上抓一把，将红叶打落在地上。

“好事！好事！人家说了，红叶落在谁头上，谁就要交桃花运啦！”徐海东笑着说。

徐海东哪里知道，红二十七军和省委会师以后，“肃反”还没有结束。省委没有全面听取中共鄂皖工委和红二十七军在东线转占游击的实际情况汇报，没有及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听取了片面反映，一味求全责备，把刘士奇的某些军事技术方面的失误，无限上纲，扣上政治的大帽子，刘士奇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和打击。后来，在1933年初，刘士奇在“肃反”中被错误地杀害，这是鄂豫皖，乃至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追认刘士奇为革命烈士。

“军长！说是说，笑归笑！这次开会有什么事？还把我叫上？”徐海东百思不得其解地问。

“统一会合后的红军编制，重建红军第二十五军。这样我们的战斗力就强啦！瑞打几个胜仗，恢复鄂豫皖往日的辉煌！”一说起红军、打仗、共产党这些正事，刘士奇苦闷的心情，顿时烟销云散，摆出跃跃欲试的架式。

“是该统一了。”徐海东接过话茬说，“就拿25日郭家河战斗来说吧！我们以五个团的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两个团的兵力，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我们也损失惨重。”

徐海东一谈起军事，也滔滔不绝。他边用手比划着，边说：“那一仗，可说是失败的。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指挥不统一。不能统一指挥，力量分散，就不利于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以后再这样打下去，都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两个人讨论得正激烈，不知不觉为到了会场。

檀树岗镇是革命老区，新黄公路（新县至黄安）横穿镇中央。中共鄂豫皖省委扩大会议会场选在镇东头靠近山脚的一处空房。省委的大部分同志都到了，有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郭述申、成仿吾、高敬亭、戴季英等。

徐海东不是省委委员，除了个别重大军事会议破例参加外，很少参加省委会议。

会议研究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徐海东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

“王政委，有你的正确领导，我们会打胜仗的！”坐在王平章旁边的徐海东满意地悄悄说。

“任命吴焕先为军长，才是最英明、果断的决定。他智勇双全呀！你听说过敲老地主竹杠的故事吗？”王平章小声说。

“没有，你说说看！”徐海东好奇地说。

王平章看着省委书记沈泽民正在批评刘士奇的错误，有的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也开了小差，有的干脆不想听，就到外边去了。“好！我说！”

吴焕先是1927年黄麻起义的老战士。他在麻城读中学时，利用寒暑假，就在黄麻箭厂河四角遭门办过“红学”，领导农民造过地主豪绅的反。黄麻起义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他仍然坚持打游击。一次，他走到罗山叶家湾附近，肚子饿得再也走不动了，他来到地主家大门口，口中念着自己的顺口溜：新盖的高楼逆水流，栽身的时候死耕牛；小儿媳妇死难产喽，看家的黄狗肿了头。

老管家手拿打狗棍，大摇大摆地走出来，骂道：“臭叫花子，快给我滚开！”说着，举起打狗棍向吴焕先打过来。

吴焕先并没躲闪，反而微闭双眼，双掌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天师门生到，灾祸必除掉。

老管家一听是张天师的门生到了，虽有些疑虑，但还是将举起的棍子收了回来，满脸堆笑说：“大师，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大师请候！请候！”说着跑回去了。

过一会，老地主手捻健身珠，迈着四方步走了出来，“听说你是张天师的门生……”

没等老地主问完，吴焕先又微闭双眼，双掌合十，将自编的两句顺口溜念了一遍。老地主原来长长的脸，一下子圆了，激动地说：“大师请进、请进！”摆出礼让贵客的姿式，把吴焕先让进了客厅。

老地主用丰盛的饭菜招待吴焕先，央求他给看看风水，破破晦气。吴焕先借此机会又策略地打听了当地上层社会的情况，还答应第三天再来，给地主家破灾，并叫地主多准备银两。地主心满意足，居然先送给他五十块大洋作为谢礼。

第三天，在地主家掉以轻心时，吴焕先令着游击队把这个地主老财的家给抄了。

故事说完了，两个人正低头嘿嘿地笑着，沈泽民书记宣布散会。吴焕先拍了一下王平章和徐海东的肩头说：“你们两个！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原来，吴焕先正坐在他俩后边，他俩没注意到，刚才说的全被吴焕先听见了。

徐海东十分敬重这位能文能武的军长。军长却不怎么了解徐海东。

吴焕先微笑地说：“听说你这位虎将，东路千里游击回来累得吐了血，要好好休息呀！”

“可惜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何况我还有个怪毛病，不打仗就生病，一打仗病就好。”徐海东看着平易近人的军长说。

吴焕先哈哈大笑，拍拍徐海东的肩膀说：“要都像你这样，病了就打仗，那郎中不都饿死了！”

然而，吴焕先心里明白：烈火炼金钢，战场上现英雄，枪炮底下出干部。一支新部队，要变成能攻善守、百折不挠，经得起摔打的部队，必须多打仗。于是，他若有所思地说：“以后，你不会生病啦！”

1932年12月12日。豫鄂皖汉口“剿匪”司令部。

蒋介石接见第一军军长陈继承、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部置下一步“清剿”计划。

“两个月前的今天，我限定二十万兵力于12月15日前彻底消灭豫鄂皖的红军。你们不负众望，基本上完成了任务！”蒋介石手敲着红檀木椅子的扶手说。

“委员长指挥有方！”陈继承抢先说。

“梁冠英、汤恩伯，统统饭桶！他们的剿匪区，不但没有消灭红军，反而又出来个共匪二十七军！”

“是！是！他们战略错误、战术笨拙，给我们造成很大被动！”卫立煌添油加醋地说。

“这次，我决定由你们两位负责。”蒋介石说到这，停了停，看着他们两个。

“报告委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两个人受宠若惊，马上站起来行个军礼，拍着胸脯说。

“这次，拨给你们十五个师的兵力，限你们在明年3 月底之前，将豫鄂皖共匪完全肃清。”蒋介石坚定地说。

两个互相看看，心里想：这可糟了，刚才脑袋一热乎，说了大话，现在也收不回来了。明知3 月底之前完不成任务，他们知道红军厉害，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是！委座！保证完成任务！”

“不过”，卫立煌自认为比陈继承棋高一筹，计多三斗，不愿受他的拖累，于是，眨着小眼睛说，“基于以前‘清乡’的经验，还是分区‘清剿’好，目标明确，便于机动、便于打歼灭战……”

蒋介石没等卫立煌说，一摆手说：“不必说了。英雄所见略同啊！随我来！”蒋介石说完，走到会议室的地图前，指着地图说，“沿光山、豆腐店、杨桃岭、余黄寺、骑龙寺、双庙关、三河口、周家冲、南太村一张，将整个豫鄂皖边界匪区划分为东、西两个‘清剿’区，西为‘经（扶）黄（安）清剿区’，由卫立煌为指挥官；东为‘商（城）罗（山）清剿区’，由陈继承为指挥官。”

蒋介石转过身来，对卫立煌和陈继承说：“清剿主要手段是进剿和驻剿相结合。要求进剿部队不信纸菲向何方逃窜，都要努力追剿；驻剿部队应于驻地各要点构筑工事，严密堵剿，并须酌派部队协助进剿；进剿驻剿各部队，互通情报，时时联络。同时，各区加紧宣传，强力推行保甲制度，严密经济封锁，以摧毁匪区，破坏共匪的生存条件。这次一定要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你们两位要精诚合作，携手共剿，豫鄂皖清匪的重任，就仰仗两位了！”

“委座运筹帷幄！完不成任务，愿受军法处置！”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

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1933年1 月在大畈组建，廖荣坤任军长）两支红军主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在独立坚持斗争思想的指导下，与根据地党政军民一起，经过两个月的积极斗争，打破了敌人的划区“清剿”计划，部分地恢复了区乡政权，初步巩固了鄂东北中心苏区，基本上打开了皖西北地区的斗争局面，为继续开展对敌斗争积累了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3年3 月4 日下午。红七十四师师部。

这是一所破庙，师部是3 日进驻的。经过警卫员们的收拾，屋里很整洁。

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视察部队，来到七十四师师部。

“屋子和人一样，干净、利索啊！”吴军长边推门边说。

徐海东忙迎上来说：“庙小，再不干净点，那不成了狗窝啦？！”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庙不在大，有神则名嘛！”吴焕先右手握着徐海东的手，左手拍着他肩膀说。

警卫员小罗端上两杯茶，两人边谈边笑。

徐海东说：“敌第三十五师二○五团和二○七团今天上午进占郭家河，接替第八十九师防务。马鸿逵部第三十五师（代理师长马腾胶）是杂牌军，装备差，力量较弱，对情况又不熟，在他未站稳脚时，歼灭它。”

徐海东看着不动声色的吴焕先军长，以为吴军长不同意他的看法，他继续进谏说：“我们已经转战两个多月了，部队经过养精畜锐，现在大家摩拳擦掌，求战心切。如果集中全军力量，打它个熬战是有把握的……”

“啪！”吴军长用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说得好！不愧为师长，嗅觉真敏感呀！肉刚到门口，就闻到香味了！我回去和省委的同志研究一下。不给你仗打，又要生病了！”

在两个人的大笑声中，吴军长离开了小庙。

3 月5 日夜。野鸡笼。

红二十五军正在做战前的政治动员。

会场上，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手中的火把熊熊燃烧，象要烧尽这罪恶的世界。火光使会场亮似白昼，象要冲破大别山的浓重黑夜，照亮整个神州大地。

军长吴焕先站在主席台中央，分析郭家河战斗的意义和取胜的有利条件。他激动地说：“郭家河战斗是我转战两个月以来的第一仗，是我们红二十五军集中兵力歼敌的第一仗，也是我们红二十五军与群众合作，打击敌人的第一仗。希望红二十五军的全体指战员们英勇战斗，勇猛冲杀，也希望地方武装、游击队和群众积极配合，打好这第一仗。”

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敌军三十五师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又是新接防地，人地生疏；敌两个团孤军深入郭家河，离周围据点黄陂站、七里坪等都有一天的路程，不易迅速增援；红军在两个多月的分兵活动中经过休整，士气高昂，郭家河是老根据地，群众条件也很有利。只要大家统一指挥，服从命令，町互合作，明天这个时候，就是庆功会！”

场下除了掌声外，又增加了一阵阵的欢呼声。

“出发！”吴焕先命令道。

6 日拂晓部队按照徐海东的建议，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由徐海东率领七十四师二二○团和军特务营迂回到郭家河东北方向实施主攻，二二二团由西南、二二一团由东南攻击，七十五师占领郭家河东北的摸云山一带，阴击可能由新集增援的敌兵，并在必要时支援对郭家河的进攻。

上午9 时，东北、东南、西南的红军以合围之势向郭家河之敌猛烈攻击，周围山头上的地方武装、游击队和群众的呐喊助威，红军士气更旺、勇猛冲杀。敌人一部就地被歼，其余仓皇向西北逃窜。徐海东率领红军立即追击，将其围困于二道河西南洼地，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将其歼灭。少数溃散的敌人，又被地方武装和手持锄头、扁担的群众全部俘获。这次战斗，红军以死伤三十余人的代价，将敌两个团全部歼灭，毙敌第二○七团团长及百余人，俘敌第二○五团团长及二千余人，缴获山炮一门、迫机炮八门、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二千多支、子弹十万余发、战马百余匹。

郭家河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首次大捷，是一次出色的歼灭战。郭家河战斗震慑了敌人，敌第三十五师、第十三师分别固守新集、黄安，纷纷告急求援。

“红军大部队又回来了！”

“红军又打了大胜仗！”

“参加红军去！”

……

大别山的群众奔走相告。红二十五军迅速扩大，又发展到了一万三千多人。徐海东又连续几次战斗有功，晋升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全军将士，眉开眼笑，就像是摆脱了危难之后，望见了光明，有了新的希望。

1933年4 月25日，第七十四师师部。

仲春时节，山花怒放；树木成荫、青草茂盛；山雀啼出清韵，大别山明媚而醉人。徐海东召集各团团长，研究在战斗空闲时进行春训，提高部队战斗素质的问题。

“咣当！”门被推开了，师政委走进来对徐海东说：“如今，我们可不能只想到打仗，要看到，我们的内部严惩不纯啊！”

自从张国焘在根据地时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徐海东与师政委红过脸以后，他俩时常发生摩擦，有时达到白热化程度。徐海东认为师政委有时爱说大话，好随风倒，见风是雨。

“当兵的就是要想到打仗！”徐海东头也没抬，不以为然地回敬了一句。

“打仗，我不反对。”师政委又说，“要知道，内部不纯，那么，反革命会从我们背后开黑枪的。”

“内部怎么不纯，我怎么没看出来？”徐海东仍没抬头，一直在盯着地图。

师政委脸一板，严肃地说：“同志！你要注意反革命！”

徐海东徐徐抬起头，略带讽刺地笑了笑，说：“有反革命，好啊！没有反革命，要我们这些革命的做什么？”

师政委拉长了脸，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内部的反革命很多，省委已经决定肃反！”接着他走上几步，把一叠文件给徐海东，说，“这是省委会议的决定，你看看吧！”说完，转身走了。

徐海东接过来一看，有四五份内部文件。主要有党中央1933年3月10日《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省委3 月7 日《鄂东北通讯》、省委4 月14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六号》等。徐海东名为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实际上他的工作岗位仍然在七十四师。他很少参加省委和军部会议，尤其是省委会议，大部分都是政委去开会，回来向他传达。这次，他看到有这么多重要文件，于是，急切地读了起来，越看越使他心灰意冷，不同的文件反映着同一内容：进攻！进攻！肃反！肃反！

徐海东看到“郭家河战斗的胜利标志着大反攻时期的开始”，目前“一定要夺回七里坪、新集、黄安县城等中心城市”，他心中感到疑虑。当他发现党中央和省委都要求“肃反”时，他更疑惑不解，头皮发麻。

他想：去年搞肃反，军队和地方党政中乱抓“AB团”，“反革命”，有的还被杀害闹得军心、民心、党心都惶恐不安，人人自危，再加上当时被胜利冲昏头脑，说什么蒋介石已成“偏师”，今后进攻红军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亲自出马了。结果，敌人第四次围攻一来，落得个惨痛的结局。如今刚刚好转几天，不趁这个机会去发展苏区，扩充队伍，却又抓起什么“反革命”来了，这不是自伤元气吗？！

第三天晚上。徐海东宿舍。

惨淡的月光照在破旧的窗棂上，徐海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几天来从上面布置来来的一件件工作，在他脑子里回旋，使他极为不安。到底什么是“AB团？”什么是“第三党”？他没有接触过，也没有问过，至今还说不清、道不明。这时，他发现睡在身边的警卫员也在翻身，没有睡着，就问道：“喂！你知道什么是‘AB团’吗？‘第三党’什么样？”

“不知道！”警卫员睁着两只大眼睛说，“都说它们是反革命组织，可是，以前我从未听说过呀。副军长，你给说说，那‘AB团’、‘第三党’怎么到处都是呢？！今天，政委将二二○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都捆起来了。他们这些好人，怎么会是反革命的‘AB团’、‘第三党’呢？！

“他们在哪？”

“就在那边被审讯呢！”警卫员向左一甩头说。

“你快睡吧！别在人群里瞎议论啊！”徐海东忽地坐起来，穿好衣服，出去了。

徐海东推开审讯室的屋门，只见二二○团特务连指导员小朱被吊在屋梁上，审讯队的人员正在拷打他，师政委也在场。

“说！说！谁介绍你参加的‘第三党’。”审讯队员在一旁大声吼叫着。

“没有！我不是‘第三党’，更没有人介绍我加入！我是共产党员呀！”小朱喃喃地重复着，“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共产党员。”

昏暗的油灯一闪一闪，映照在小朱挂着血痕的脸上……

对小朱，徐海东是了解的。他记得，小朱刚十七岁就参加了红军，曾任皖西少共道委宣传部长，他聪明、单纯、能力很强、革命意志十分坚强，以往表现一直不错。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徐海东站在门口暗自反问自己。他觉得不可能，几乎要发火了，但他尽量压抑着自己的冲动。

审讯人员对小朱拷打逼供不成，又要绑在凳子上用刑。

徐海东眼都红了，手一挥，命令道：“住手！”他不允许平时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好同志遭到自己人的如此折磨。

两个审讯人员见到副军长发了火，不知所措地看看政委。师政委示意他们先出去。

待两个审讯人员出去后，徐海东转身对师政委说：“这个同志我了解，他不是反革命！你看嘛，一点口供也没有！”

“你这就不懂了。真正的反革命，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

“团政委、参谋长他们在哪？他们犯了什么罪？现在打仗正需要人手啊！”

“有人指控他们犯反革命罪，有的是‘第三党’、有的是‘AB团’，有的是‘改组派’等等。”师政委看着徐海东，冷冷一笑，“肃反是中央、省委的决定。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你少管，不要过问！”

徐海东在师政委眼里只会领兵打仗，对政治一窍不通。前不久，九龙缠顶战斗中，第七十四师俘获敌人一百三十多人。徐海东让战士把他们押到期后方去。不料，路上碰到了这个政委，他下令把这些俘虏全都枪毙了。徐海东知道后，质问他为什么杀俘虏，他却把脸一沉，说：“不杀敌人，那还杀谁？留着他们，我们有限的粮食就更少了；放了他们，他们还会来打我们不杀干什么？！……”

夜已经很深了。徐海东怎么也想不通：像小朱那样的人会是反革命？他决定明天亲自去找省委书记和军首长谈谈自己的想法。可是天还没亮，他又接到命令，带一个团去截击敌人。三天之后，长远利益他返回时，听说特务连指导员小朱，还有二二○团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人全被枪决了。直到临终前，小朱他们还呼喊着“我不是反革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

听到这些消息，徐海东潸然泪下。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个团去攻宾有敌人追，也是这个团去打。如今说排级以上干部都是反革命，就我徐海东一个不是反革命吗？恐怕我以后也不保险了。有的干部战士害怕被打成反革命，就溜了。我徐海东怎么办？拉出队伍，重新打游击去？不行，那样，对不起党和群众的期望。留下，能为革命打一仗是一仗，哪天被审，哪天再说吧！

徐海东越想越难过，两天来，他饭不思、茶不饮，两个眼泡都哭肿了，又怕别人看见，赶紧用热水敷。

活泼爱说的徐海东变得沉闷寡言了。

徐海东的心里，革命与反革命界限分明，但他挡不住“肃反”的进行。

他只能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围攻七里坪的残酷战斗中。

1933年5 月1 日。红二十五军军部。

五月的大别山郁郁葱葱，山花烂漫。逃难到山林之中的人们回来了，没有人烟的村庄又出现了生机，根据地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气了。山歌儿漫山唱起来了，唱红军的胜利，唱红军哥的勇猛作战，唱红军中有个老虎师长徐海东。

红二十五军军部设在老君山东段的龙王庙。

“叮当！叮当！”的马铃声由远而近，徐海东带着警卫员前来军部参加军事会议。

军部的会议开得紧张而又严肃，省委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同志们！”省委的这位负责同志说，“鄂豫皖苏区现在形势一片大好。通过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几次战斗，敌人缩在城镇里不敢伸头，敌人的围剿已经破产，我们红军在这次反围攻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省委决定，我们红二十五军的反攻计划是：第一步夺取七里坪、河口、黄安；第二步夺取新集和光（山）麻（城）交通线的中间地带，并把黄安和麻城的东北部地区和商城南部联成一片。最终把敌人从大别山赶出去，扩大我们的苏区。”

会场里的绝大部分人默不做声，静静地倾听着省委负责同志的讲话。虽然计划很宏伟，设想也很激动人心，但不像经常布置战斗那样，大家欢腾鼓舞。

“同志们！省委决定，大反攻的第一仗，攻打七里坪，从明天开始。七里坪是鄂豫皖苏区的腹地，是我们红二十五军诞生的地方，如今被敌人占着，不夺回七里坪，我输送心里不安哪！省委相信，只要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齐心协力，英勇杀敌，最终胜利属于我们！”

在省委和军部领导大谈攻打七里坪的意义和条件时，徐海东心里忐忑不安：敌我力量悬殊，地势对敌人有利，增援迅速，攻打七里坪是否妥当？此时此景，使他马上回想起：1928年年关暴动和1932年冒险迎战，给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这都是惨痛的教训啊！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会给红军和根据地带来全局性的失败。他越想越觉得攻打七里坪危险性太大，不能把红军指战员的性命作赌注，不能把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白白丢掉，不能把党和红军多年开创的革命根据地失去。想到这些，徐海东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说：“我不知道省委这个决定是滞合乎实际？要知道我们的敌人不是非曲直自卫队、还乡团和铲共义勇队。”徐海东说着向周围的人看了看，有的向他点头微笑，表示支持。

徐海东得到了鼓励，他索性走到主席台前，面向大家，从布袋里掏出自己画的地图大声地说：“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敌我情况吧！七里坪，位于黄安县城以北二十公里处。其南面为大小雾咀山，是突出的制高点，西、北两面有倒水河作为自然屏障。1932年12月，敌人占领七里坪后，即在其周围修筑碉堡、围墙、壕沟，设置鹿砦、铁丝网，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4 月下旬，敌第十三师七十五团、七十六团进驻七里坪，七十八团随师部驻七里坪的以南约两公里处的枣林岗；七十三、七十四团驻七里坪以西十三公里处的华家河，七十七团驻七里坪西南二十公里处的河口镇，敌人八十九师驻离七里坪二十公里的黄安。这样，七里坪周围之敌都能工巧匠很快地进行增援、灵活机动，这对红军进行七里坪战斗构成很大威胁。

“我们红军只有一万三千人。红军既没有围攻和阻击援敌的足够兵力，又没有攻击坚固设防据点的火力及经验。此外，鄂东北根据地屡遭敌人摧残、抢劫，元气远未恢复，人力、物力、财力等均十分困难。特别是，现在正值青黄不接之时，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红军的吃穿亦无保障。”

徐海东一气说完，最后顿了顿，说：“我觉得，现在攻打七里坪不合适！”说完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海东同志哟！你不是被人称为虎将徐老虎么，怎么就被七里坪的确良敌人吓住了呢？你可是红军的副军长哟，同志，不能贪生怕死呀！”徐海东话音刚一停，就有人阴阳怪气地说。

“放屁！我徐海东什么时候怕过死？打起仗来，咱们战场上见！”徐海东气得眼里直冒火。

“海东同志分析得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省委领导高瞻远瞩，而且也是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坚决服从上级指示。”军长吴焕先诚恳地说。

“好了就这么定了！打七里坪，三面包围，一定会把敌人赶走、消灭。这是党的决议，是命令，立即执行！”省委的同志最后果断地说。

还能说什么呢？命令，是军部的命令，是上级党委的命令。徐海东作为军人和共产党员，知道“命令”一词的分量。他沉默了。

徐海东回到师里立即传达了作战的命令：围攻七里坪。这是命令，必须服从。

1933年5 月2 日夜。七里坪阵地。

月色苍茫，夜静如水。部队行动的脚步沙沙，与稻田里的虫鸣相伴。各部队顺利而迅速地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徐海东的七十四师处在围攻部队的外圈，作机动部队，随时增援。他们在高峰庵山和酒醉山面向七里坪的南山坡上伏下。徐海东借着微弱的月光，观察着七里坪周围红军阵地的地形：南边和东边是大小雾咀山，红军只能人太在向着七里坪的山坡上。这对于围攻阵地，不是个好地势。到山顶上吧，形成不了包围；反而，敌人若从背面上山，向下攻击，红军更不利。七里坪的西、北两面是倒水河，且南面有通往黄安的公路，若从南边乌黑会受到南北强敌人猛烈夹击。西边是格头包寨山，但离七里坪较远。所以，红军只能勉强从东西北三面实行包围，七里坪天然的不能被四面围困。

5 月的天气，夜里凉意还重。作为红军副军长的徐海东越起，敌我的优劣态势就越明显。徐海东觉和寒意越重。

5 月3 日晨，红军发动第一次冲锋。

嘹亮激昂的冲锋号吹响了，冲破了大别山早晨的宁静。红军的重武器也打响了，轰隆隆，几颗炮弹打到敌人的围墙上，溅起一团火光，顿时硝烟弥漫。

在徐海东的望远镜里，呈现一幅幅壮烈画面：随着冲锋号声，红军指战员高喊着杀呀冲呀，从七里坪四周的伏击阵地上跳起来。漫山遍野都是喊杀声和红军冲锋的身影。七里坪周围的碉堡里喷出粗壮的火舌，哒哒哒，轻重武器一起打响，碉堡与碉堡之间，火力交织，形成了密集的火力网。红军战士成排成排地倒下，没有到达敌人的围墙边，就被打退了，部队伤亡惨重。

“仗！怎么能这样打呀！”徐海东抓掉头上的帽子，拳砸在自己的腿上，痛苦地叫喊，“这都是我们的弟兄，是革命的力量啊！不能这样硬拼，不能这样胡搞，这是拿红军战士的生命开玩笑！”

“警卫员，”徐海东叫道，“走！跟我一起找军长去！”

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正在指挥部里发呆，右手握着望远镜，耷拉着脑袋，左手捂着深皱的眉头，他在想：这不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吗？！

“吴军长，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徐海东一见吴焕先就大声叫喊着。

“我有什么办法！”吴焕先说。

“走！找省委领导说说，让他们撤军！”徐海东说着向外走。

省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在阵地上，其中一个边喝粥边说：“我们的红军战士富有牺牲精神，真不错！经过肃反，战斗力增强了。一冲锋起来，都不要命地朝前扑。好！好！打下七里坪，没问题。”

“这是蛮干，再不能这样打了！”徐海东气愤地说。

省委负责人说：“海东同志，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七里坪战士，意义重大。如果拿下七里坪，苏区立刻得到扩大、巩固，将顺利走上完成一省或数省政权建立的大路。同志，怀疑这些，就是右倾思想。打仗还怕死人么？！你们立即回到你们的阵地，对省委的决定不要怀疑，这是命令！”

吴焕先什么也没有说，拉上徐海东，两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

5 月3 日下午。黄安“清剿”司令部。

由“豫鄂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卫立煌主持，召开高层军事会议。

卫立煌端坐中央，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和敌第八十九师师长汤恩伯分坐左右，三个人品着毛尖，讨论着七里坪的战事。

万耀煌得意地说：“共匪红二十五军今早从东西北三面向七里坪包围冲锋，漫山遍野，开始把我吓一跳。后来，在我强大火力的打击下，他们都死在镇墙外的开阔地里了。”

“老兄幸运啊！”敌第八十九师师长汤恩伯阴阳怪气地说，“我担任驻剿任务时，却没碰到这么我我的共匪来送死，否则，这个大功就记在我的头上喽！”

“你也很幸运呀！”万耀煌一向看不起汤恩泊的飞扬拔扈，看着汤恩伯说，“郭家河和九龙长岭战斗，你打得不是‘很好’吗！”

“不要说啦！”卫立煌俨然太上皇，笑笑说，“都是对党国有功的人，委座不会忘记你们的。不过，也不能太轻敌呀！七里坪地理位置重要，守住与否，政治意义也很重要呀！汤师长，也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率领第八十九师进驻七里坪，凭你们两个师的精良装备、充足的储备，还有我给你们做强大后盾。能一举把共匪二十五军消灭在七里坪最好，最低也要把他们拖住、拖垮。配合其他部队进剿共匪活动的中心区域。等我们把小股共匪消灭干净后，集中所有豫鄂皖清剿部队，彻底清除这里的匪军，完成委座赋予的光荣使命！”

“谢谢总指挥的厚爱，那些黄安也得有人呀！”汤恩伯补充说。

“派你的三十七旅率第七十四团进驻黄安，有一个团就够了。”卫立煌对万耀煌说。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地图旁，狠狠地说，“游击战我们不行；阵地占，他们不行。给我狠狠地打，让徐海东尝尝炮弹的厉害！”

红实业界部队几次猛烈攻击和冲锋，均未奏效，战场出现僵持局面。

围攻七里坪的第十天，部队断粮。

“炊事班长，怎么老是野菜汤啊，我们都受不了啦！”一个战士望着青不青黑不黑的一桶野菜汤说，“冒出的热气，都有一股涩味。”

老炊事班长看着平时生龙活虎的红军战士，一个个面带菜色、蔫头耷脑。他惭愧地低下头，眼里充满了泪花。已经三天粒米未见了，炊事班的战士到处挖野菜，野菜也挖完了。一万多人的红军，吃起野菜来，每天也要吃掉一座山。

“唉！我也没办法！我愿意做大鱼大肉给你们吃，可我没有啊！叫我怎么办？”老炊事班长像是在自言自语，也像是在回答这个战士的问话。

阵地上沉默了，偶尔从敌人碉堡里放出几声冷枪、炸碎了窒息的沉静。

排长开始舀起菜汤，喝得津津有味。

战士们也都抢着喝菜汤。

“虎子！过来！开饭了！”排长喊躺在一边的一个瘦小红军。

排长端碗菜汤走了过去，虎子闭着双眼，那安详的表情像是睡觉。可是，尽管排长、战士们喊破了嗓子，虎子也没醒，他饿死了。

“饭”吃完了，冲锋号又响了。

一排排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

大别山在呻吟，大部队在苦熬。

中共鄂东北道委和游击司令部在郑位三等领导下，发动全区党政军民，大力支援红二十五军进行作战准备和战斗。各县独立师（团）、游击队，主动袭拢敌人；妇女为红军做衣做鞋、救护伤员；广大群众约红军送柴草，有些群众把家中的门板、铺板都拿出来支援红军做工事。人民群众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一碗一升地拿出来支援红军。而自己却以野菜充饥。可是，根据地在1932年也遭过国民党军队的烧杀抢劫，十室九空；此时稻谷刚刚打苞，麦子还没扬花，正处于青黄不接之时。尽管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尽了最大努力，但仍不能维持和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红军只好抽调部队筹粮。

1933年5 月25日。红军七里坪阵地指挥部。

吴焕先和徐海东两人唉声叹气。

“军长啊！这样的仗，我们不能再打下去啦！”徐海东伤心地说，“这样下去，不等把敌人围困逼走，我们自己就垮了！”

吴焕先沉思片刻，说：“省委昨天下发出《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七号》，还是决心不变。”说着，他把文件递给徐海东。文件中写到：在我们大反攻期间，敌人是被击溃了，局部的是被消灭了……目前，全国革命是在高潮中，蒋介石的主力是被中央红军击溃了，他的全部军队是被全国各大苏区和农村游击区域牵制着，决不会增加兵力到我们这苏区来。因此，我们能够继续顺利地进行反攻敌人。……如果拿下七里坪，那末，苏区立刻大大扩充，巩固……并且走上了顺利完成一省数省政权的大路……准备更大的力量加倍迅速夺回一切其他中心市镇……坚决拿下七里坪，争取我们更大的胜利……怀疑这一切的就是左倾思想……

徐海东看完文件后，对里边的一些话不太懂，但他以实事求是作为做事准则，对省委的这种做法怀疑。他不再怕什么右倾不右倾的了，恳求似地向吴焕先说：“焕先，我们还是向省委建个议，撤围吧！”

“是啊！”吴焕先点点头，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走！我们还找省委去！”

两人又一次去后，无耐而归。

1933年5 月26日。打鼓岭。

太阳照在光秃秃的打鼓岭。山形如鼓，树木早就被国民党砍光了，石头很多，但块不大。徐海东率领七十四师的两个团掩身在石头后边，很远就能看到伏击的部队。

“看！敌人三辆大车装着粮食过来了！”警卫员说。

“是的，我也看到了，等他们靠近点，争取把这些粮食都截下！”徐海东端着望远镜说。

“卖娘匹的！他们在那停下了！”徐海东愤愤地说，“他们在那找伏击的地方，看样子是要等我们去抢粮啦！只好硬拼了！”

“二二一团运动到敌人背后，二二二团随我正面冲锋！”徐海东命令道。

军号响彻打鼓岭，徐海东指挥一个团的红军冲下来，边冲边放枪，边占有利地形。护粮的敌军立即用强大火力阻击正面冲锋的红军，无法靠近粮车，不少红军战士牺牲了。

粮食、粮食，救命的粮食啊！望着三卡车粮食，徐海东眼里冒出了火。

“卧倒！”徐海东命令冲锋部队暂停冲击，等待二二一团进入阵地，前后夹击。

敌运粮团长发现了红军的意图，命令道：“撤！”

敌兵前锋变后卫、后卫变前锋，护着装粮车，沿着路朝回运动。

“不能让敌人跑了，冲啊！”徐海东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

这时，绕到敌人背后的二二一团也到达阵地，向敌发起了冲锋。七十四师的两个团，向公路上的敌人展开了前手夹击，用火力封锁了敌人的两翼。

敌人惊慌不已，胡乱射击一阵，护着装粮车向黄安方向逃跑。

徐海东大声命令：“截住敌人的粮食！”

敌人溃逃很快，丢下一辆着了火的车。

红军伤亡一百六十多人，只截获二十多袋面粉。徐海东望着背在战士们背上的粮食，心痛得要哭，这是用红军战士的生命换来的粮食啊！

5 月27日，红军七十四师截取粮食的战斗在古枫岭打响了，与敌七十五团激战终日，红军伤亡一百八十余人，仅获面粉不到四十袋。

6 月1 日，红军第七十四师到七里坪西南灯笼山地区截取敌人给养，敌第八十九师师长汤恩泊发现红军行动后，率领第二六五旅由黄县城出发，向灯笼山地区第七十四师攻击，同时令七里坪的第二六七旅五三四团西出么儿山，断红军归路，经多次肉搏，红军才夺路返回，但粮食问题仍未解决。

“怎么能这样截粮呢？这吃的不是大米面粉，而是战士的血啊！再打几次，七十四师兵力会丧失殆尽！”徐海东慨叹道。

多日断粮、长期露宿、疾病蔓延，红军死者日增，再加上战斗伤亡和“肃反”所造成的损失，部队减员近半，剩下仅有六千余人，体质也极度虚弱。

各地敌军则乘红二十五军陷于七里坪困境之时，不断侵犯根据地中心区域，破坏麦收和插身，逼迫群众插“白旗”，强化其反动统治。

“军长，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红军全完了，苏区也全完了！”徐海东再一次对军长吴焕先说。

吴焕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海东同志，我同意你的意见，这仗是不能再打了，我一定要去向省委反映，马上就去。”

吴焕先和徐海东第三次找到省委领导。

“现在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呀！撤吧，围攻敌人这么久了，一点胜利果实没有，没法向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群众交待；继续围攻吧，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没利，看不出希望来。正巧，你们俩位军长来了，正想找你们商量一下怎么办呢？”省委书记沈泽民让吴焕先和徐海东坐下，说，“听听两位武将的高见！”

吴焕先缓和着口气说：“红军中的广大干部战士，普遍对围攻七里坪之仗有看法，认为这样做不实际，是自我毁灭。”他说到这，看了看正在吸烟而低着头，静静思索的省委书记沈泽民，继续说，“肃反取得一定胜利，但也使红军指战员不敢讲话了。”

说到这里，吴焕先再没有继续向下说。

徐海东想吴军长说话有分寸，现在正是肃反非常时期，我也得收着点说。他说：“依我看，七里坪之围马上撤！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走而回生。”说到这，也不说了。

沈泽民搕了搕烟袋，说：“海东同志，你继续谈谈你的看法！”

徐海东这下胆子大了，用较高嗓门说：“我的意见就是马上撤兵！我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对我不利的阵地战。放着那些小股孤立之敌不打，偏要与这集中强大之敌硬拼，七里坪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诞生地，是我们第二个故乡。不错！上海还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呢！我们现在能去打上海吗？！”

徐海东越说越激动、吴焕先在旁边扯扯他的衣襟也没管用。他继续说：“我历来打仗都是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出发点。可现在敌人丝豪未受伤害，我们自己却损失惨重，就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哪还有还手之力呀！……”

徐海东没说话之前还在提醒自己，不要多说话，可说起来后，却忘得一干二净，又滔滔不绝了。

中共鄂豫皖省委最后研究决定：撤围！

6 月13日夜，红二十五军撤出阵地。

对七里坪之战四十三天的围攻，敌人坦然处之，仍然碉堡林立、灯火通明。

第二天上午，敌第十三师师部，万耀煌正在布置今天的防御兵力。

“报告！红军全部撤退了！”副官进来报告说。

“侦察清楚了吗？”万耀煌反问说，“红军阵地上，空空荡荡，破碗钵碎片到处是，破军衣、烂草鞋、旧军帽，零乱破碎、狼藉满地。”副官说。

“是饿跑了！哼，红军这样的指挥官还能打下七里坪么！我以逸待劳、以饱对饿，他们不占自退，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万耀煌自夸地说。

“师座英明，红军哪是对手！”副官说。

“不对！”万耀煌说，“这是他们的一个失误。红军打起仗来厉害得很，要不，我们装备好、又数倍于他们，围剿来围剿去，怎么也围剿不尽？！”

万耀煌命令道：“马上向刘总司令（刘镇华于5 月初接替卫立煌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之职）报告：围攻七里坪的共匪二十五军，在守镇国军的彻底打击和强力反攻下，死伤过半，已彻底败退，国军取得重大胜利！”

6 月16日。碾子沟。

中共鄂豫皖省委扩大会议召开在碾子沟的一个石洞窝子里。徐海东和吴焕先顶着小雨结伴而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已经坐满了洞窝子，有人让出两块地方给徐海东和吴焕先坐下。

满脸病容、身体瘦弱的省委书记沈泽民，握着只旱烟管，不时地吸一口，眉头皱着，低头在沉思。

坐在沈泽民旁边的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环视一下与会者，碰了一下沈泽民说：“人齐了，开始吧！”

沈泽民开始发言，主要是总结围攻七里坪战斗的经验教训，他说：“红军围攻七里坪四十三天，取得了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战斗信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告：鄂豫皖根据地还存在，鄂豫皖红军还在战斗，鄂豫皖共产党还在斗争，其政治上的胜利不是可低估的。”

会场已经有人忍耐不住了，交头接耳，互相说着悄悄话。徐海东感到气闷：好大喜功、文过饰非。

沈泽民吸了一口烟，接着说，“现在我们围困七里坪的任务基本完成，是的，我们死了些人，但不要被死了些人而迷感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要看到革命的远大目标，革命是免不了要死人的，围攻七里坪没有取得彻底胜利，省委负有部分责任！现在大家讲座一下七里坪围攻战的经验教训和下一部党委和红军的工作计划。”有的人沉默不语；有的人指责这个团配合不利，指责那个部队冲锋不坚决……

徐海东满肚子怨气鼓在心里，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说：“围攻七里坪，我早就反对，结果怎么样？敌人越围越舒服，越打越猖狂，而我们自己呢？弄个半死不活！这是为什么？”

沈泽民点了点头，诚恳地说：“是的，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欠考虑。”

“一支好好的队伍，快被搞垮了，我看领导该先检查！”徐海东说。

“是啊！刚才我讲了，省委应负部分责任！”沈泽民的声音慢而低。

“不！我看领导应负全部责任！”徐海东一下提高了嗓门。

“海东！你、你说什么？！”沈泽民有些愣了。

“我说领导就负全部责任！”徐海东话一出口，就有一股血气直冲脑门，禁不住一下子站了起来，“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替劳苦大众和红军战士着想，只有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凭一时狂热，只顾自己吃饱喝足，不顾老百姓和战士的死活！……”

“海东同志！哪个是小资产阶级？啊！”沈泽民病容的脸颊出现了潮红，握烟锅子的手直颤抖，他几乎跳了起来，打断徐海东的发言，气冲冲地走到徐海东面前，用烟锅子点徐海东的鼻子，严肃而凌厉地责问，“你说哪个是小资产阶级？就你是无产阶级？啊！我看你这个人成问题！”

“那些搞盲动主义的错误领导，就是小资产阶级！”徐海东毫不示弱。

“你出去，这个会你没资格参加！出去！马上给我出去！”沈泽民激动地说。

徐海东愣了。他一向很敬重沈书记，沈泽民出过国，喝过洋墨水，马列主义懂得很多。在战争环境中，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跟战士们一样吃粗粮，嚼野菜。可是，这一次，他却使徐海东陌生了。

徐海东的脑袋轰的一声变得好大好沉。自从靠七条枪闹革命以来，党的会议，参加了不知有多少，还没有被轰出会场的。这是党的会议，是母亲一样的共产党的省委会议啊，自己竟被赶出会场。又不是自己要来参加的，是你们通知我一定要来的。来了，又容不得我说真话，这算什么领导？

徐海东瞪着大眼睛，直直地盯着沈泽民。然后，头不回地走出了石洞窝子。

被撵出会场的徐海东感到头重脚轻。

惊雷轰鸣，闪电像把利剑，划破了阴沉的天空，瓢泼大雨像帘子，直上直下，笼罩在徐海东周围。

第二天早晨，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报告！副军长，敌人围过来了！”侦察连长闯到门口，报告说。

“多少人？多远？”徐海东两眼立时放光。

“还有五六里地，估计是敌第三十和三十一师。”连长说。

“是朝省委来的！”徐海东自语道，然后叫通讯员把两个团长叫来。

“与其冤死，不如战死！就是死，也得把衣服留给同志们！”徐海东边说边脱去身上的衣服，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交给警卫员说，“保存好，战后上缴！马上通知省委转移！”

两位团长到了，徐海东还在脱衣服，命令道：“一个从左，一个从右，向敌人背后包抄！”最后，只剩一条白裤衩，伸手抓过警卫员背上的鬼头刀，挥动着率领警卫连向敌人冲去……

正面和侧面的红军战士，见副军长已赤膊上阵，呼啦一声，也都全部发疯般冲向敌群。

一场空前壮观的景象出现了——一位只穿白色裤衩的红军高级将领手举大刀，发疯似的叫喊着，拼命似的冲杀着，身上几处伤疤，在阳光的照耀下，放射出慑人心魄的光芒；千多名同样发疯的红军指战员跟在他的身后，也拼命地奔跑着冲向敌群！

这突发的举功，意想不到的阵势，一下子竟把对方给搞　了。国民党军队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什么新战术？便被徐海东的队伍冲了个一塌糊涂。

意想不到的战果出现了。敌人先头上来的两个团，被打得七零八乱，五百多人当了俘虏。后头两个师，看形势不妙，不敢冒进了。

但，一心想死的徐海东却没死成。此时，他脑子里空空荡荡，虽然躺在床上，但整个身子像腾云一般在空中飘浮起来。

“海东同志！”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来，沈泽民说着推门进来了，“好啊！你又打胜仗啦！”

“你在战场上是个足智多谋的虎将，在政治却不求上进？”

“我怎么不求上进？”

“省委几次开会，你都不参加，为什么？”

“政委说他是省委常委，开完会回来给我传达就行了，叫我看家哩！”

沈泽民恍然大悟。

徐海东想到今晚部队要转移，便掏出怀表看时间，谁知表坏了。沈泽民掏出自己的钢壳怀表，交给徐海东说：“我这块给你用！”

“这怎么行，不能要，不能要！”

“先用着，我再想办法弄一只嘛！”

“不行！你不能没有它！”

“拿着！”沈泽民把表硬塞到徐海东手里，说：“这表还有个故事呢？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乘中东铁路火车到了莫斯科。当时苏联十月革命刚刚成功，经济十分困难，苏维埃政权号召捐钱捐物，瞿秋白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金壳怀表献出来了。苏维埃政权办事人，为表达对这位中国同志的友情，回赠了他一块钢壳怀表。从此，这块怀表，一直陪伴着瞿秋白同志。1930年9 月，我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瞿秋白便把这块表送给了我……”

两个男子汉，两名共产党员、互用充满热泪的眼睛注视着对方，许久、许久……

沈泽民第二天便向省委委员们宣布：“我不死，就不准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在向中央汇报时，他还谈到徐海东说，“肃反中毛泽东同被杀掉真是奇迹，刀子离他脑袋只有半寸远了。”

徐海东却在另一个场合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杀了我，谁去打仗呢？”

卧担架游峻岭　败敌葛滕山由于“清乡”、“清剿”均未得逞，蒋介石遂于1933年5 月初任命刘镇华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准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攻。6 月5 日，刘镇华设总司令部于河南潢川县城，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潢（川）麻（城）公路为界线，划分为东西两区，开始调整部署，增筑碉堡，运筹粮弹，编练民团，加紧围攻准备。

这次围攻，敌人调集了十四个师又四个独立旅，计八十二个团兵力，以其中五十三个团的兵力，在反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攻西区，即鄂东北地区，企图首先消灭红二十五军主力，摧毁鄂东北根据地。而后，转移兵力围攻东区，即皖西北革命根据地。

7 月的武汉是个火炉，但蒋介石被一次次围攻失败搞得更火，大骂：“娘稀匹！我就不信剿不灭区匪！”

蒋介石一次次更换指挥官，一次次失败，这次他相信了刘镇华。刘镇华曾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说：“若让我指挥对豫鄂皖共匪苏区的围攻，我保证，不出三个月把他们彻底清除。”这是一个月前的话。

今天，蒋介石记忆犹新，他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围攻豫鄂皖军事会议上，一开始就说：“刘镇华在一个月前就向我拍胸脯说，保证三个月内彻底消灭‘共匪’，我相信他！你们总司令部报告的分区围攻的计划，先主后次的步骤，步步为营的方针，这都很对！我希望在剩下的两个月内，各师通力合作，让豫鄂皖共匪死无葬身之地！”

会场出现了整齐、清脆而有节律的鼓掌声。

刘镇华站起身，走到军用地图前，宣布了第五次围攻的具体部署：“梁冠英的第三十二师由光山陡山河向南；刘茂恩的第六十四师以及我第六十五师由新集向南，齐头并进；彭振山的第三十师由麻城谢店向北；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由骑龙寺、福因河一线向西；以郭家河、檀树岗一带为主要目标，实行分进合击，尾追、清剿、堵截相结合，一举消灭红二十五军，彻底摧毁光山、黄安边界的匪区中心区域。同时，宋天才的七十五师在潢（川）麻（城）公路骑龙寺以南、以北沿线封锁公路，加紧防堵；万耀煌第十三师在七里坪、华家河、黄安地区防堵共菲杀回马枪；李敬明第三十一师在黄土岗、麻城、中馆驿、宋埠地区加紧”清剿“和防堵。总司令部暂移新集。只要我们精诚团结，同仇敌忾，定能在两个月内完成围攻任务，不辜负委座对我们的期望！”

“是！”参加会议的各师、旅长同声回答说。

7 月1 日。新集以南太平寨。

太平寨地处深山中的盆地，与外面大镇距离远，接触少，是革命老区，群山环绕，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中共鄂豫皖省委就设在这里。

“我们今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具有特殊意义。”省委书记沈泽民高声说，“六年前的今天，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领导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暴发的日子，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我们要以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新的围攻，早日实现夺取中心城镇的大反攻。下边由邵达夫同志传达中央指示。”

邵达夫由中共鄂豫皖省委派往上海中央局请示工作刚回来。他口头传达了中共中央于1933年3 月15日《给鄂豫皖苏区党委的信》（文件迟至8 月2 日收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认为：目前最大的危险——绝不限于鄂豫皖苏区的党，是固执于保守的游击战与正式战的方法，用我们集中的力量来和敌人作战。……根据目前全国的形势及鄂豫皖的具体条件，中央认为摆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抓住目前的顺利环境，集中我们的军事的及一切党的群众的力量来首先恢复和巩固以黄麻为中心的鄂东北苏区，彻底消灭这一苏区内部敌人，将这苏区完全找成一片，夺取与巩固过去失去的主要阵地，恢复与开展这一苏区的苏维埃以及党与群众的工作，以便进而恢复和联结豫（东）南、皖西产的整个苏区。……省委应立刻定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作战计划……应当用一落千丈切力量夺回原有的阵地……为防御苏区，必须尽其最大的最好的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中共鄂豫皖省委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七里坪战役失败的教训和严惩后果，在听了邵达夫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后，省委更加坚持原来对形势所持的错误看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会议通过了《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和《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省委认为：现在由于大举反攻胜利的结果，中心苏区已有相当的巩固“，（1933年7 月5 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鄂豫皖苏区所处的是非常顺利的客观形势。“（1933年7 月9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保障秋收是鄂豫皖党和苏维埃与红军唯一的任务，忽视了这个任务就是等于放弃了巩固中心苏区与整个恢复鄂豫皖苏区全部的任务“。（1933年7 月9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我们要为解决苏区的粮食困难和完全保障秋收，要执行全体群众的武装动员，在红二十五军全力领导之下，大举向敌人反攻，来争取新的胜利“；（1933年7 月5 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决定要在苏区内大大建筑工事，动员群众武装来把守，抵抗敌人的一切进攻，还要大大动员使用刀矛原始武器对外。（1933年7 月5 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

这次会议关于对全体群众的武装动员，解决粮食困难，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的决定和措施，对第五次反围攻斗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会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采取了内线单纯防御的错误作战方针，因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攻初期斗争——中心区域保卫战的接连失败。

从7 月17日鄂东北中心区域保卫战开始以后，省委错误地提出“与土地共存亡”的口号，红二十五军时而在白区筹粮，时而在内线作战，筹粮不济、作战失利。结果，不但中心区没有守住，而且部队减员达一千五百余人。这就迫使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暂时到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休整。

皖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游击司令吴保才和红八十二师师程启波等领导下，广大党政军民，执行正确的方针，使皖西北苏区得以保存。当时，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仍有汤家汇、南溪、双河山等重要集镇，方圆百余里，地方党政组织比较健全，部队武器弹药、粮秣、服装比较充足，群众情绪稳定。9 月5 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皖西北南溪，和红八十二师会合后，部队进行了短暂休整。

在省委“与土地共存亡”的号召下，继续采取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作正面抵抗，虽然艰苦奋战，给敌人以杀伤，但未能制止敌人的攻势，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应付的不利境地。9 月23日，红军主力被迫南撤，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也遭受失败，红二十五军减员至三千余人。省委决定留红八十二师在皖西北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立即返回鄂东北。

10月2 日黎明前，红二十五军由黄土岗至四道河之间强行通过公路，遭敌人猛烈火力阴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戴季英率第七十五师大部和第七十四师一部共一千余人，突破封锁线，向鄂东北转移；徐海东副军长及后续部队被截断在路东。从此，红二十五军被分割于鄂东北、皖西北两个地区，第五次反围攻斗争进入更为艰难的时期。

鄂东北的红二十五军主力，仍推行省委的“与土地共存亡”和内线单纯防御作战的方针，到10月下旬，尽管全体军民英勇顽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但仍未能避免失败。期间第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图谋投敌被处决，第七十三师政委王少卿被俘叛变。至此，在鄂东北地区，红二十五军主力只剩下一千多人；党政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县、区干部只剩下几十人，党员只剩下二百多人；大批群众被屠杀，紫云寨地区原有万余人的三个乡只剩下老少百余人；物力、财力被摧毁殆尽，广大群众无衣、无食、无房。鄂东北地区革命战争面临着严重危机。

几万红军官兵和群众的性命换来了省委的清醒，使他们认识到了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左”倾错误和消极防御的错误策略方针。

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山里骄阳晒得头昏。部队一直在走路，滑好好休整过，吃住都不好。战士们的脚走烂了、头走昏了，眼走花了，走着走着，“扑通”一声，就有人倒在山路上了。还得走，为了保存实力，为了甩掉敌人，只有不停顿地走，咬着牙走，瘸着腿走，淌着血走。伤病员越来越多，因中暑伤亡的战士在不断增加。

有时碰上连阴雨。没有雨伞和雨衣，无止无休的雨点落在疲惫不堪的战士身上，给战士的行军又增加了几分难度。

阴雨的大别山中，一支红军在艰难地转移着。

“你怎么样？你病了吗？”徐海东关切地问身边一个走路很困难的小战士。

“报告军长！我没有病！”小战士见副军长过来问候他，他马上精神抖擞地行个军礼说。

“没有病？”徐海东微笑着用手摸一下小战士的额头，说，“呀！还没病，烧得烫手，你还瞒我！是得疟疾了吧？！”徐海东又严肃地说，“第一，有病不报告，应该批评；第二，骑上马，跟部队前进。”

小战士立即慌了神。心想：副军长没白天黑夜地工作，我怎么能骑他的马，而要他走路呢？连忙回答说：“首长，我接受您的批评，坚决执行命令，跟部队前进；这马吗，还是您骑着！”

徐海东耐心地解释说：“让你骑马，是革命的需要，不然，你就会掉队的。”

小战士争辩说：“军长您日夜操劳，走在前、睡在后。您骑马才弄虚作假的是革命的需要。我这小病，没问题，掉不了队！”

徐海东爽朗地一笑说：“不掉队了那好吧，咱俩先比一比走路，谁比输了，谁骑马。”

小战士心想：副军长常骑马，走路肯定不如我，自信地说：“一言为定！”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副军长和小战士的一场走路比赛开始了。“目标是前面路边那颗小树，谁先走到为赢。预备——开始！”警卫员口令一落，两人同时走了起来。

徐海东虽然腿受过四次伤，但仍能迈着稳健敏捷的步伐，快速向着目标走去。那个小战士咬紧牙关，使出全身解数，往前冲刺，可他双腿打颤，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艰难地移动着步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徐海东首先到达了终点。

“比赛结果，徐副军长领先！”警卫员高声宣布。

徐海东立刻返回来，温和地扶着生病的小战士说：“怎么样？服从命令，快上马吧！”

“我……”小战士惭愧地看着徐海东。

战士正在为难之时，徐海东不由分说双手一托，把他扶上了那匹高大的枣红马。小战士伏在马背上，望着徐海东慈祥的面容，止不住流下了热泪。

白天走，夜里走，徐海东铁一般的硬汉子，也被累垮了。十几天了，他不愿骑马，总是说：“把马让给伤病员，我能走！”

副军长的圆脸变成了长脸，瘦得肩骨支着单衣。在行军途中，他突然倒下去了。

警卫员把他扶起来，几个人一起努力，把他扶到一匹马上。徐海东在马上摇晃着，又掉下来。

徐海东连马都骑不稳了。

警卫连长强制把徐海东放在担架上，抬起来就走。

“放下我，让我自己下来走！部队行进太难了，我还要你们抬着。放下我，我能走！”说着吐了几口血。他在担架上说着，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又昏迷不醒了。

警卫员一摸额头，烫得吓人。

部队又无医生又无药。

警卫员只好不断地用冷毛巾给他敷额头。抬着担架的战士一步一步地朝前捱着，徐海东的生命在与疾病作着坚强的抗争。“徐老虎”不仅与敌人战斗是老虎，在与疾病作战时，也是老虎，病魔难以将他击倒。

就这样，徐海东躺在担架上，指挥着红二十五军的转移，冲破敌人重重围追堵截。从鄂东北到皖西北，再从皖西北回到鄂东北。徐海东的担架，冲向雨中，冲向夜色，冲向敌阵，山路坎坷，雨夜迷濛。

枪炮声在前面越响越烈，通红的炮火撕裂了夜幕，互相厮杀声不绝于耳。情况不妙，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心急如焚。往后撤吧，没有命令；向前冲吧，等于送死。就此停下，等天亮再说。

徐海东在担架上欠起身，命令道：“警卫连派人侦察情况；其他人原地待命，作好战斗准备！”

枪炮声激烈地响了一夜，黎明前，才渐渐稀少起来。

“报告副军长，”派出去侦察的同志急切地说，“省委和军部率领大部队已经突破敌人的公路封锁线，到路西去了。我们被截在路东，掉队了。前面是潢麻公路，敌人已把被我主力撕开的缺口补上了，重兵全摆在公路线上。”

徐海东一听又惊又喜：惊，他掉队了，与大部失去了联系，而自己身边只有一个连；喜，省委领导和军部领导及大部分战友和红军士兵都安全回到了鄂东北。

晨雾濛濛，乱枪乒乓。

徐海东这时的头脑特别清醒，他一下子从担架上跃起来，身子摇晃一下，但还是站住了，病好像马上好了。徐海东想：必须在天亮之前隐蔽好，否则我这个连就别想活一个。

右边有座山，林木葱郁，野花正开，看来敌人还没有占领这座山。

“立即上山，占领山头！”徐海东果断地命令道。

敌人的火力基本上集中在西面，防止红军过公路，他们根本就弄不清楚有多少红军已经突破了封锁线。

山下有很多掉队的红军，勤务人员还挑着行李，都在野地里左顾右盼、东跑西藏，像断了线的风筝，一片混乱景象。

徐海东坐在山顶“齐天大圣庙”前的石头上，端着望远镜，敌情和我情很清楚。

“我们怎么办？副军长！”警卫连长问。

“怎么办？怎么办？”徐海东放下望远镜，自言自语地说，眼肖突然落到静坐在旁边的小战士身上了。小战士腰上挂着拴有穗子的军号。那穗子红艳艳的，像早晨滴着露水的山花，给人一种热烈欣慰的感觉。

“吹号！给我吹号！吹集合号！”徐海东大声命令着。

“是！副军长！”小战士立正回答。

小战士圆圆的娃娃脸，鼓起了腮帮，站在一棵树下，吹响了红军的集合号。

“嘀嗒嘀嗒……”清亮悠扬的号音在黄土岗以南的群山中响起来了，号音飞向山下、飞向田野、飞到敌人的阵地，飞到山下流散的红军的耳中。

号声使敌人一惊：妈的，红军还在路东？！

公路封锁线上的敌人向山头上射击起来。敌人根本就没有摸清红军情况，不知道山头上有多少红军，只能远远地打着枪炮，不敢冲过来。

正在漫无目标寻找部队的红军指战员，听到集合号，迅速地朝这个山头涌来，三三两两，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地上来了。后勤人员挑着担子也来了。

红军七十四师二二○团，在昨夜突破公路时被打散了，一部分战士在二营长带领下，采取迂回包围，歼灭了一营的敌人。天太黑了，二营长迷失了方向。天亮时，清点身边部队，还有四个连。敌人密集的炮火，使二营无法靠近公路，冲锋一次，牺牲了十几名战士，二营长正在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集合号响了，他们就像迷路的孩子听到了母亲的呼唤。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真是‘天不灭曹’呀！”二营长说，“快，司号员，吹号应答！”

有了回应的号声，就有一支流散的部队。

“好！再吹！让他们向我们靠拢。”徐海东命令道。

那边的号声应答：马上向这边靠拢。

二营长带着四个连，一见徐海东就大喊：“副军长！副军长！你怎么还留在这里？怎么没冲过去？”

“我和你一样掉队了！你们来的正好！我们又在一起了，七十四师还存在！马上清点人数，整编成连！”徐海东对二营长和警卫连长说。

各种掉队人员共八百余人，整编成八个连，徐海东当即任命了连排长，并作战前动员说：“同志们！按我们现在的兵力冲过公路封锁线，显然是自投罗网，此地也不是久留之地。”

“那怎么办？副军长，我们听你的。”有人说。

徐海东微微摆了摆手，意示大家听他说。

“因此，我们只有走回头路，转回向东。在敌还未摸清底细这前，返回皖西北，与八二十师会合，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别无他路！”

“跟着副军长，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辞！”

“好！轻装上阵，列队出发！”徐海东命令。

“副军长！先等一等！我有个想法！”小号兵怯怯地说。

徐海东向小号兵点点头，和蔼地说：“有什么事！你说！”

“副军长，我想我应该留下来！”小号兵鼓足了勇气说。

“为什么？”徐海东有些惊讶，“怎么能留下你呢？我还要你给我吹号呢！”

“副军长！我留在这里不断吹号，迷惑敌人，使敌人不敢轻易出动。你好带领大家向东撤，当敌人明白时，你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远了！”小号兵的眼睛晶莹透亮，他一口气全盘托出。

徐海东和战士们半天没作声。

二二○团的司号员站起来说：“副军长，小号兵说得对，他还小，让我留下迷惑敌人！”

还有几个战士表示愿意留下来，掩护部队撤退。

徐海东被小号兵及战士们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格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副军长！不能再犹豫了，革命是免不了牺牲的，何况我还有摆脱敌人的把握。我对这里的地形熟，把敌人拖住后，想法脱身，追赶你们！请放心，副军长！我能行！凭我自己就能拖住所有的敌人。”

小号兵说完，转身跳上一个凸出的石块，举起军号，鼓起肋帮吹起来，那嘀嘀嗒嗒的号声，立即响彻村庄！响彻大别山！响彻每个红军指战员的心！

徐海东深情地望着小号兵，心里默默地说：小同志！你多保重！

铜号上火红的穗子，在早晨的阳光中，红得像血。

徐海东把手一挥，命令道：“出发！”

借着山林的掩护，不放枪，不放炮，顺利地下了山，走上了通往皖西北的征途。

一路上，徐海东挂念着小号兵，拄着拐棍，一拐一拐地领着部队不停息的走着。

突然，徐海东觉得肚子发胀，一低头，吐了几口血，立时，脸发烧、腿发软、天旋地转、头重脚轻，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警卫员把徐海东扶上担架，徐海东又在担架上回到了皖西北。

徐海东非常恨自己，战斗激烈，环境艰苦，身体这么不中用，他常常自责：“我真没用！”

公路封锁张上的敌人，向响号的山头猛烈轰击。三个团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朝山头围攻上来。

时而是集合号，时而是冲锋号。小号兵变着调子吹，吹得敌人晕头转向，但有一点他们十分“清楚”：山上有一支不小的红军部队。

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小号兵粒米未进，口干舌燥，精疲力竭。十二个小时的不停地吹，嘴都吹出了血。小号兵看着军号嘴上的血痕，心想：吹！要拼命吹下去。只有吹下去，副军长他们才能走得更远，安全转移。

围山的敌人，借着茂林的掩护小心翼翼地向山顶摸来，妄想不让山上的红军发现，把红军逼向山顶无处可逃，一举全歼。

号停了，敌人爬起来，向山顶推进，号响了，敌人立即趴下。

如此反复多次，弄得敌人高度紧张，人心惶惶。

小号兵再也举不起铜号到嘴边了，他儇依在那块凸起的石头边，呼吸急促、满嘴流血、军号从他那瘦小的手中滑落……他翕动着嘴喃喃地说：“副……副军长，你……你们保……保重……”

半个小时后，三个团的敌人围上了静悄悄的山顶，只有一个小号兵的遗体和红军扔下的辎重行李在等着这群恶神。

“我们上当了！”

“红军跑了！”

“妈的！老子受骗了！”敌指挥官踢翻一副烂担架，骂着。

鄂东北紫云寨。

残酷的斗争实践宣告了错误方针的失败，同时，也找到了挽救革命斗争的有效途径。

根据鄂豫皖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初步酝酿和会后多次研究及沈泽民个人的深刻体验，由省委书记沈泽民执笔，于11月10日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作了沉痛的检讨。在紫云寨东头的一间低矮破陋的茅屋里，沈泽民坐在木墩上，伏在两块板搭起的桌子前，脑子里不时出现大片红军牺牲的场面和徐海东冒死争辩的情景，他奋笔疾书，在报告中写道：在郭家河、潘家河战斗胜利后，到现在根据地和红军出现惨败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路线错误和实际工作的拙劣。但我们并不认为革命没有出路，“今后工作，如转变到弄虚作假正面向群众、团结群众，敌人再狠些，‘坚壁清野’计划亦包不住我们（只要我们对白区群众有密切联系和取得其同情与拥护）”。“红军和游击队依然保持其积极活动”。决心纠正“偏于军事观点，忽视群众工作与密秘工作”的现象。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今后斗争方针：采用游击战的方式来箝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主力红军要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去活动，在敌人后方袭扰和打击敌人，求得物资上的补充。同时认为便衣队是“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1933年11月10日《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

沈泽民写完报告后，于11月20日病逝于老君山东北的刘家湾。省委书记一职由徐宝珊代理。

沈泽民自从1931年3 月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虽然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但他能够正视现实，认识错误，从失败中及时吸取教训，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起”，抱病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代表省委作沉痛检讨，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质。他严于律已，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忠于职守，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终年三十四岁。

省委吸取冒险进攻和内线消极防御的失败教训，实行以外线游击为主和密切联系群众新的斗争方针以后，红二十五军一千多人在地方武装和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便衣队的有力配合下，不仅胜利地坚持了第五次反围攻斗争，而且在鄂东北地区恢复了以老君山、天台山和东、西高山为中心的两小块游击根据地。部队的游击战术得到提高，弹药、装备得到了补充，生活得到了改善。地方武装保存了三个独立团、两个游击大队和若干游击队，便衣队除活路在各地的秘密小组和小分队和若干游击队，便衣队除活路在各地的秘密小组和小分队外，发展到七个大队，经常深入平汉铁路沿线活动，鄂东北的党、政、军、民的斗争情绪大为提高。

1933年10月11日。南溪吕家大院。

时值深秋，田野里却没有黄澄澄的稻谷，粮仓里也没有麦粒，红军和农民肚子里仍然是野菜野果。

徐海东率领折回皖西北的八个连部队，10日到达南溪。第二天皖西北道委和八十二师及徐海东等在南溪东北的吕家大院召开会议。吕家大院是个姓吕的地主老财逃跑后留下的，一直是皖西北道委驻地。

吕家大院非常气派，在丛林和溪水的陪衬下，显得格外幽静，像世外桃园。青瓦白墙，雕檐画柱、前后三幢房子、东西各有厢房，紧凑而错落有致。

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说：“为了统一指挥，打击敌人，是不是把八十二师和徐海东副军长带来的部队合并，组成红二十八军？”说完，用眼肖征求着大家的意见。

“我看行！”徐海东说，“我们本来力量就不太强，若不统一起来，就更分散了，就有可能被强大的敌人各个击破。”

八十三师师长刘德利、政治委员詹大列等都纷纷表示赞同。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诞生了。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八十二师领导不变；八十四师师长黄维南、政治委员周化贤。每师各辖三个营，全军共两千三百余人。

徐海东说：“今后部队绝不能像以前那样，冒险戟和内线防御，坚决不打消耗战，不硬拼、积极向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夺取敌人财物以补充部队。用敌人的东西养活我们，吃饱喝足，再送他们上西天！”

大家同志赞好，哄堂大笑！

郭述申宣布：“根据现在的情况，决定第八十二师在赤南苏区坚持斗争；第八十四师北上赤城革命根据地熊家河一带活动，两部相互配合，共同与敌人斗争。”最后，他又重申说，“一定是外线游击战！”

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无情地抽打着衣衫褴褛的红军指战员。白天，他们隐蔽深山、割草搭棚、野果充饥；夜晚下山打游击。

解决棉衣，成了徐海东的当务之急。

“全部家当，只有十三块大洋！”供给处长报告说。

突然，侦察员跑进来：“军长！这下可好啦！”

“好什么？”徐海东问。

“驻段集的民团刚运来一大批布匹！”

“天无绝人之路呀！”徐海东感慨地说。

当夜，徐海东亲自带领一个团偷袭了吴桥和段集，大获全胜，把敌人的布匹一窝端了。

根据赤城县委送来的情报，叶集有两家土豪劣绅开着布行、棉行，徐海东又攻下了叶集。接连几天，三战三捷，歼灭民团五百多人，缴获棉布六百多匹、棉花一千多斤。

供给处长望着棉、布乐得合不拢嘴。但静心一算，眉头又拧起了疙瘩。

“几时能把棉衣做好？战士们直喊冷呀！”徐海东乐呵呵地说。

“军长啊！要是能再打一仗，多搞点棉花来就好了。”供给处长说，“现在平均每一套军装只能有一斤棉花，这怎么能做呀！”

“看菜吃饭嘛！怎么不能做呢？”

“一身棉衣最少也得两斤，现在才一斤呀！”

“一斤，只有一斤，你赶快给我把棉衣缝出来！”徐海东说。

有的说：“絮上薄薄一层也暖和，一层棉抵十层单嘛！”

有的说：“干脆只絮棉袄，不絮棉裤，再加发两条单裤就行了！”

……

供给处长磕着烟袋，一边琢磨大家的意见，一边说：“我看，裤子膝盖以上絮点棉花，膝盖以下再扎副绑腿。这样，又暖和、又精神、整齐么！”

“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徐海东赞不绝口，指着供给处长说，“聪明是逼出来的呀！”

“可是！我们只有三十几个女同志，有的还不会缝，这缝衣服也成问题呀！”供给处长说。

“我就不信，哪个女人生下来就会做衣服？男人到老也不会做针线活？革命，也要革专门由女人给男人做衣服的命！会的做指导，自己动手，谁要做不成，那就叫他光屁股挨冻！”

从师长、团长、政委到第一个战士，都拿起了针和线。女同志几乎都成了师傅，村子里不论是老奶奶、大嫂子、还是姑娘都组织起来、为子弟兵夜以继日地赶做棉衣。

三天功夫，整个部队全换上了新军装。个个精神焕发。

徐海东咧嘴一笑，脸上的酒窝更深了。他相信：困难难不住真正的革命人；革命军人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一切都能学会。

豫鄂皖“剿匪”总司令刘镇华躺在床上，气愤地说：“徐海东呀！徐海东！我不活捉你誓不为人！”他恨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屡剿不灭，反而越剿越壮大，从一个红二十五军，一下子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八军，他恨部下无能，灭不了红军，使他脸上无光；他恨蒋介石，只会骂人和瞎指挥，不了解情况，胡乱调兵谴将，完全没把他这总司令放到总司令的位置。转念一想，徐海东等红军指战员确实了不起，无粮无房，竟然能生存下来，而且越发展越半天在，真是些汉子，令人佩服。

刘镇华给军队提出的口号是：“驻尽山头，宰尽猪牛，见人就杀，鸡犬不留！”

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徐海东说，红军自下而上靠三宝：肩扛钢枪、背挎粮袋，屁股后挂镰刀。

部队行过军，打完仗，就在山中住下。大家挥动镰刀，割草、砍树枝，搭起挡风遮雨的小茅房。粮袋空了，战士们提着镰刀，满山里跑，挖野菜、采山果。有人还为它编了一首歌谣：镰刀好似一支枪，帮我采果又盖房；山沟野坳是我家，野菜山果是我粮。

1934年3 月11日。潢川“剿匪”司令部。

刘镇华面对墙上的军用地图，一手掐腰，一手在地图上指点着什么：“给我接通汤家汇的宋师长！还有南溪的刘师长！”他没好气地命令道。

“皖西北，怎么搞的？枕头世科在古门口丢了一个团；戴民权在樟柏岭丢了两个营；郑廷珍在石碑冲被打散一个旅，还差点丢了命……”刘镇华来回蹁着步，自言自语说。

“接通了，总司令”。话务员报告说。

“宋师长吗？徐海东第二十八军要到葛滕山休克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命令你，率部南下，会同刘书春第五十四师，南北夹击，一举歼灭它。”刘镇华说。

“我这兵力不够，我们第七十五师只有一个旅在这里，不过我马上调那两个旅回来。”敌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在电话里回声说。

“什么？兵力不够？你一个旅近四千人，单凭你四千人还消灭不了二千人的疲惫之师……”

“总司令，刘师长电话！”话务员说。

刘镇华“呱哒”一声把宋天才的电话挂了。接过刘书春的电话说：“书春啊！郝梦龄当师长时，剿了几年匪，可菲越剿越多，你当代理师长还没打过仗，现在你显示才华的机会来了！徐海东率第二十八军正向葛滕山方向运动，你会同宋天才南北夹击，定能叫徐海东死无葬身之地！”刘镇华打气似的说着。

“是！总司令！我绝不辜负总司令的栽陪！我要活捉‘徐老虎’！”驻南溪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刘书春满有把握地说。“活的不成，要死的！”刘镇华心想，能把徐海东打死就算你幸运了，还活捉呢！

3 月12日拂晓。葛滕山。

熬过寒冬，迎来阳春。

徐海东打游击战，是他的本行，得心应手。在连续取得石门口，古碑冲战斗胜利后，准备取道葛滕山去大埠休整。部队于3 月12日拂晓抵葛滕山。

“报告军长！敌五十四师从南边的南溪、敌七十五师从北边的汤家汇、合击过来了。敌人还要……”

大个子侦察员站在徐海东面前，报告半截，不敢说了。

“快说！敌人要怎么样？”徐海东急切地追问。

“敌人要……要……要活捉你！”侦察员胆怯怯地，缍挤出了最后几个字。以为军长会发脾气，臭骂一顿。

“娘卖匹的！”徐海东哈哈大笑，说，“敌人吹牛！看把你吓的。去，去，想个办法，给刘书春传个话，说我徐海东要活捉他呢！”

连续行军一昼夜了，红军指战员们都休息了。徐海东点着一盏油灯，两只大眼睛盯着军用地图，弯着身子，手在地图上比划着，正在筹划怎样才能狠狠地咬敌人一口。

政委郭述申也没休息，进门便问：“怎么还不睡呀！”

“刘书春要活捉我！”徐海东笑着说，“我要狠狠打他这个狗娘养的。不打个大胜仗，我们的屁股坐不住呢！”

“是哩！”郭述申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若能先吃掉一路，另一路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徐海东眼望地图，皱着眉头寻思。在他头脑里，有一本敌军军官的花名册。对他们的姓名、年龄和经历，特别是兴趣爱好，打仗有什么特点，几乎都一清二楚。

刘书春，国民党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自恃熟读兵书战策，好胜心强，利欲熏心，但时运不佳，没有硬靠山。当过十三年团长，四年旅长，现在才是个代理师长。这次他亡想和名震大别山的“徐老虎”一决雌雄，捞个头彩，好“转正”，求战心切。

“我们这次把口张大点。”徐海东双手往地图上一拢，表示赞同政委的话，又果断地说：“先吃掉南路五十四师，骄兵必败嘛！”

政委点点头，他完全信赖徐海东的指挥才能。自从去年10月11日紫云寨会议徐海东提出打游击的战略战术后，徐海东带领八十四师，坚持外线作战；郭述申带着八十二师，坚持根据地本土的斗争。两个师内外配合，遥相呼应，使得敌人的围攻部队伤透了脑筋。围攻不成，一不小心，就被咬一口。战士们常说，只要军长看准了，下了决心，那就保准打胜仗，政委也是这样看的。

他们两人头挨着头，在油灯下又仔细研究了一阵，商定了作战计划。

为了防止敌人偷袭，派第八十四师一营占领葛滕山东南山脊，警戒南溪方向之和帮；派第八十二师三营占领火炮岭以北公路东西两侧高地，阴击汤家汇方向来犯之敌。

一切布置完毕，徐海东走出门外，晨雾渐渐消失。葛滕山是革命老区，阳春三月，花红草绿，万象理新，春风怡人，人心喜悦，乡亲们犁耙水响，在布谷鸟的催叫之下，撒种布谷，为根据地将有的夏收挥汗耕耘。

徐海东站在门口，被根据地美好田园风光所吸引。他联想到自己做窑工时，春天最忙，又要装窑，又要耕地……

3 月11日下午。南溪。

国民党第五十四师师部设在南溪镇上一家大户的房里，这房屋的富丽堂皇在皖西山里是少有的。刘书春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抽着烟，门口有哨兵持枪站立、戒备森严。这家大户姓张，是随国民党军队攻入镇后，搬回来的。自己住进厢房，把正屋和堂屋交给刘书春使用。

张老财主说：“有了你们，我们可放心啦！一定要把红军剿灭掉！否则，你们一走，他们变本加厉地来抢呀！”

刘书春深吸一口烟，冷笑着说：“听说徐海东人称徐老虎，很有作战经验，有勇有谋，百战百胜是不是？这回我要见识见识徐老虎有啥能耐？！哼！”他从鼻孔里喷也两股烟，“我就不信他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他是老虎，我是打虎的武松！哈！哈！哈”

张老财主看刘书春的烟吸没了，马上又给敬上一支，可是他已七十多岁，手哆嗦不停，没等刘书春接住烟，他就撒了手，结果烟掉在地上。刘书春则要发火，一想，今天要和徐海东打仗，别冲了好运。于是，自己又拿支烟点着了。

“大人不计小人过！”张老财主马上吹捧说，“有刘师长亲自出马，哪有不胜的道理？那徐海东是什么东西，不就是个窑工吗！哪能跟我们刘师长相比呢，您正规军校毕业，熟读兵书战策，久经沙场，战无不胜。刘师长，我这里领着镇民们，杀猪备酒，静等你们的凯旋啦！”说完匆忙回厢房去了。

刘书春心想，谁希罕你那桌酒肉呀？我要用徐老虎的头换掉代理师长中的‘代理’两字。“

中午。刘书春带领五十四师两个团到达红八十四师一营阵地，双方交了火。

刘书春不愧为老牌军官，打一会儿，他就判断，这不是徐海东的主力。因为山梁不大，火力不强，这绝不是红二十八军的主力，那主力在哪？徐海东在哪？他已意识到徐海东厉害但转念一想：北方派去一个营阻击国军第七十五师的进攻，现在又出现一个营，阻击我。红二十八军共二千来人，剩下一千多人，怎么能顶住我两个正规团呢？！

刘书春洋洋自得，命令部队就地隐蔽，休息吃干粮，以逸待劳，看看徐海东如何动静。刘书春蹲在一个掩体后，用望远镜观察着葛滕山方向。他虽说很有把握，但也警觉十分，战场上万万不可大意，就像棋盘上的厮杀一般，黑白子对垒，一着不慎，将会导致满盘皆输。

望远镜里一直没有红军的动静。莫非徐海东溜了，如果那样，今天的伏击就又白干一场。会不会偷袭南溪呢？不会。没这个迹象，况且工事坚固、有一个正规团和民团等把守，一时没问题。

突然，望远镜里出现了情况：红二十八军排着四路纵队快速运动。红军头上戴着有用柳条编成的伪装帽，一个个躬着腰，提着枪，矫健如虎，正向葛滕山西南的簸石沟方向急行军。

刘书春嘴边露出几丝嘲讽的笑。徐海东呀徐海东，你想用这个营牵制我，主力溜走，我看你徐老虎往哪跑，今天不活捉你，我誓不为人。

“继续伏在原地不动，不准放一枪一弹。待红军全部上了簸石沟后，再迅速行动，从左、中、左三面包围，把红军全部逼上悬崖。谁活捉徐海东赏大洋一万块！”刘书春知道簸石沟西山三面开阔地，一面悬崖，易攻难守；红军白天行军，且在很容易被发现的山坡上行走。这些，使他对徐海东更加轻视，轻蔑地说，“窑工怎么能运兵布阵，指挥千军万马呢？！”

向簸石沟西山急行军的红军战士们、有的人心里犯疑：往日打仗，多是夜战、游击战，三五成群的小行动，很少和敌人大白天的正面交锋，死拼硬打。今天，军长工真是犯了老虎脾气，为啥把我们第八十二师的这两个营明摆在山坡上，往上抢山头呢？这不白给敌人当靶子吗？要到山顶的红军战士望见远处的敌人大部队跟过来的时候，突然接到传来的命令：“快快上山，再快快下山，撤回葛滕山。”大家顿时领会了：这又是徐军长的一计。于是，战士位一边攀登，一边相互鼓励：“快点爬啊！”

“要指挥好自己的部队，必须同时调动敌人的部队。”徐海东经常这样说。今天，他布下了一个“迷魂阵”，用两个营的兵力把敌人牵上易攻难守的葛滕山西南段——簸石沟西山。然后，留下一排在山顶上打击敌人。其余的，从山后悬崖上下来沿山谷撤回葛滕山正面，会同八十四师（缺少一营），从东边来个大迂回，绕到敌人后侧，从东南猛攻敌人后路，前有山顶上一个排阻击，东北有八十四师一营前来增援追来，这样，刘书春的两个团就处在三面包围之中，争取一举歼灭这两个团，至少也能击溃他们，粉碎敌人的地进攻。

徐海东以大胆、果断而灵活的战略战术，给刘书春布下了天罗地网，敌人果然中计。徐海东说：“葛滕山是你刘书春的坟墓！”

刘书春把战斗胜利的希望放在西山后的绝壁上，徐海东也把打垮刘书春的希望放在这段绝壁上。

徐海东要巧出奇兵，绝处逢生。

葛滕山，顾名思义，葛藤特别多。葛藤长在山岭的崖壁上，长有数丈，柔韧强劲、结实牢固，郁郁葱葱的叶子，褐黑色的藤条，密密麻麻地悬挂在崖壁上。皖西山里人，把葛藤砍下编篓编筐，或当捆扎东西的绳子用。天灾无收年景，把葛藤磨成粉末，当作救命食粮，也能救人性命。

红军到了山顶，按照徐海东的人命令：留下一个排，在光秃的地方修筑工事，给敌人造成死守的样子；其余的部队，从山后悬崖上下来，迅速撤回军部。

隐蔽着刘书春，看见红军全部登上山顶，并在挖工事，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他喜滋滋的。

“向簸石沟西山方向，出发！活捉徐海东！”刘书春命令着。

红军八十二师两个营（缺少一个排）在一营长带领下，抓着葛藤，像荡秋千一样，荡过沟壑，落在对面的山坡密林中。借着密林的掩护，在羊肠小道上，迅速悄悄地向军部行进。

下午两点。红八十二师两个营回到了军部。徐海东乐呵呵地与一营长握手：“你们胜利地完成了牵牛鼻子任务！”

“是军长指挥有方。”一营长说。

徐海东站在高处，向八十二师两个营和八十四师的指战员望了望，高声说：“我们几个月来，一直没有大白天和敌人正面交锋，今天，敌人已上钩，这是个歼灭敌人的好机会！英雄的大别山儿女们，敌人就在我们手中，报仇的机会到了！活捉刘书春！”

徐海东率领红二十八军主力先向东南，后转向西北，直抄刘书春五十四师的后路。

下午两点四十分。

刘书春来到西山脚下，望了望山顶上的红军还在挖工事，他得意洋洋，发出向山上进攻的命令。他心想：徐海东，要不举手投降；要不摔成肉泥。

山顶红军猛烈地回击。虽有轻重机枪几架，但必竟人数少。敌人两个团很快爬到了山腰。

突然，山下枪炮齐发，火力比山顶上还猛烈。刘书春毕竟是多年的指挥官，马上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但还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向下冲吧，山顶上的红军来个反冲锋，不行！攻下山顶再说，于是命令：“向山项冲锋！”

从山腰再向上冲，异常顺利，没有遇到任何强大抵抗。到了山顶，刘书春才彻底醒悟了，这完全是徐海东有计划有预谋的圈套。哪有什么工事，只是东一堆西一堆浮土，一个红军也没有。难道看花眼了，不可能；红军插翅飞了，更不可能。刘书春疑惑不解。

“师长，你看那葛藤，红军是抓着葛藤过沟壑的。”参谋长指着悬崖峭壁上的藤条说。

刘书春恍然大悟，骂道：“什么徐老虎，简直是徐狐狸！”刘书春把望远镜摔在地上，脱下雪白的手套扔得远远的。命令说：“一部分抓葛藤荡过去，其余阻击攻山的红军！”

“红军能过去，我们国军也能过去！”他自言自语说。

先是一个连走到悬崖边，正欲抓葛藤，对面山坡的丛林中射出一排子弹，国民党士兵纷纷中弹倒下。一个连一个人没剩。中弹的士兵跌下千丈深渊，发出恐怖的尖叫，在山顶根本就听不到士兵附地的声音。相反，那撕肝裂肺的惨叫，震颤着每一个国民党官兵的心。

再派一个连到崖边、荡葛藤，下场一样。

刘书春绝望了。只有死守山顶，等待援兵了。

山脚下，到处是红军，将山顶围个水泄不通。红军正在步步为营向山顶逼来。

红军的喊话响彻山岭：“刘书春，你被包围啦！投降吧！”

“国军弟兄们，不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啦！你们被包围啦！投降吧！红军优待俘虏，发路费让你们回家！”

“投降吧！硬拼只有死路一条！”

不能就这么服输，不能就这么投降！刘书春提起精神，鼓足勇气，组织了两次反冲锋，想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

机枪哒哒哒吼叫，打得山石冒火，刚展开的树叶纷纷落下。红军的火力太猛，冲锋的国民党军队，像割韭菜一样，被一排排地割倒。

血立即染红了山坡，敌人的冲锋被打退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战场一片寂静。

山顶敌人在等援兵！

山下红军挖工事、摆出困守的样子。每摸上去一段，都挖工事，步步为营。专等敌人反冲衡暴露在山坡上。红军再枪炮刘发，把敌人消灭掉。

刘书春在山顶心急如焚，焦虑不安。宋天才，狡滑多端，从不与徐海东正面交锋，有利就打，无利就躲。今天与红军二十八军决战，恐怕他不会来了。抛尸山头，为党国效忠？狗屁！我刘书春干了几十年，才混个代理师长。

前进不能，后退无路。

唯一的出路：混在士兵中，当俘虏，有机会再逃。

二十多分钟又过去了。徐海东立即决断：“交通队随我来！向山顶发出总攻击！”

红军战士如山中猛虎，冲入敌群。山坡上的敌人，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东奔西跑，你推我搡，乱作一团。

徐海东提着马鞭，带领着一式驳壳手枪的交通队，飞奔上来。他向战士们高声呼喊：“同志们！不要放走一个敌人！”大伙见军长也冲上来了，个个更是精神倍增，一片“杀”声地向溃散的敌军压过去。交通队，又名“手枪队”，平时送信跑交通。队员都是步兵连里挑选出来的，个个精明强干，能打仗，能跑路，都是一个顶俩。战场上，每逢情况紧急，徐海东就领着“交通队”冲锋陷战。

战斗仅半个多小时，敌第五十四师这两个团就大部被歼，俘虏一千多人。

红军指战员都了解军长徐海东的脾气：他指挥打仗，一要全胜，不让敌人逃跑；二要抓住敌人的高级指挥官：三要自己的队伍伤亡少。若是抓不住敌人的高级指挥官，自己的人又伤亡多了，他就要骂娘，就这是“半胜”。这一仗，打得漂亮，自己的伤亡不大，俘虏抓了许多，只可惜没有抓获敌人的大官，美中不足，不好说是“全胜”。

清查俘虏时获悉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刘书春也没逃脱，可他藏在哪儿？

“刘书春，你跑不了啦，快出来！”

“当官的，赶快出来！”

“红军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

大家一股劲地在俘虏群里、尸首堆里寻找刘书春，一个个询问，挨个辨认。一些被俘的军官，耷拉着脑袋，从人堆里走出来，供认自己的身份。一个脑瓜生肉、满脸胡茬的敌兵，被其他的俘虏推拥到红军战士面前。只见他身穿一身普通士兵服装，垂头丧气，两眼无神。他先承认自己是营长，接着又说是团副，在追问下，他才支支吾吾地承认他就是五十四师代理师长刘书春。

徐海东听说活捉了刘书春，欣喜得眯起了眼睛：这一仗，才真是大获“全胜”。

刘书春擒虎不成反入瓮。他想像中神出鬼没的窑工徐海东，应该是个粗鲁的草莽英雄，他偷眼看望：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布军装带，中等个头，却是一派将军风度。他顿了一会儿，再偷眼看望徐海东方圆形的脸盘，嘴角还挂着一点笑意，相当心慈面善。

刘书春壮着胆子问：“请问军长，您是黄埔几期？”

徐海东摇摇头，没明白这家伙问话的意思。

“那么，您一定是‘保定’的了？！”刘书春接着又问。在他看来，像徐海东这样能杀惯战，有勇有谋的将才，肯定是黄埔军校或保定军校的毕业性。再说，他本身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想和徐海东拉个同学校友的关系，给自己垫上几级下台的阶梯。

“我没有听过黄埔的课，也没有进过保定的门！”徐海东说，“我是‘青山大学’毕业！”

刘书春低头沉思片刻，又问：“请恕鄙人学识浅薄，不知道这‘青山大学’设在什么地方？”

“喏！就在那里！”徐海东手指着远近起伏连绵的山峦说。

“这……”刘书春一时没明白过来，又问：“你们苏区共匪，噢，不，共军，无房、无粮，怎么还能打胜仗，这到底是……”

徐海东刷地站了起来，瞪大眼睛，气愤地说：“没有房子，是你们烧的；没有粮食，是你们抢的，你们天天骂我们‘共匪’、‘共产’、‘共妻’！你们的所作所为，才真是匪呢！”

刘书春全身颤抖，手足无措，哑口无言。

练精兵战长岭　奔袭太湖城1934年4 月16日。商城豹子岩。

河南商城东南部，豹子岩上杜鹃正红、蓬蓬勃勃，像挂起一面硕大的旗帜。岩下空草坪边缘，百草葱茏，军马在悠悠甩着尾巴，啃着嫩草，再望望身边的一群群一簇簇的红军战士，露出欢快神情，不自觉地发出咴咴鸣叫。

空阔的草坪上，人声鼎沸，号角长鸣，欢歌笑语，一派热闹景象。

徐海东在布置安排了皖西北根据地的工作后，根据鄂豫皖省委的指示，带领红二十八军，陆陆续续和国民党军队打了几仗，突破了一道道封锁线，终于和吴焕先带领的红二十五军会师了。

根据省委决定，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兼）。红二十五军下辖两个师：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原八十二师师长刘德利在本年2 月火炮岭战斗中牺牲），政治委员姚志修；七十五师师长丁少卿（原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于本年3 月杨山战斗中牺牲），政治委员高敬亭，全军共三千余人。

在红二十五军成立大会上，吴焕先代表中共鄂豫皖省委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红二十五军主力分别半年之后，现在又会合了，这是一件大喜事。红二十五军前一时期的斗争，由于领导上的错误，碰了很大的钉子，这是很痛心的。但是从血的教训里面提高了认识，找到了新的有效的斗争方针，我们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希望全军指战员团结一致，为打破敌人的围攻而斗争。

战友重逢，说不尽别后的艰苦斗争浴血奋战。一冬一春，如隔三秋，重逢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

在草坪边的石块上，徐海东和吴焕先正在亲切地交谈。

吴焕先端详着精神饱满的徐海东，情不自禁地说：“你真是个怪人，战事一紧张，你的病真的好了！当时，在黄土岗被冲散，我非常担心你这担架上的病号，别让敌人活捉了！”

“我也很奇怪！”徐海东嘿嘿一笑说，“当时和主力失散，情况危急，那病就没了。这几天，不打仗了，又不大舒服了。看来治我的病，最好的药是打仗，最好的医生是敌人。说不定将来敌人没了，我就卧床不起了！”

“别瞎说。那时即使有病，也能在大医院里治好。再说，革命胜利了，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那也是‘打仗’啊！你还是没时间生病！”

“是！是！革命者病不起，革命者没有时间生病。不过，如果马上把敌人消灭了，贫苦人过上好日子，我情愿大病一场！”徐海东仍是笑呵呵地说。

草坪上，刚刚会合的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唱着自己编的山歌：红二十八军唱道：肩膀扛粮袋哟，屁股挂镰刀；天天打游击哟，夜夜随山倒！

红二十五军唱道：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

“这唱出了我们红军指战员的共同心声！”吴焕先感慨地说。

徐海东对吴焕先说了黄土岗分手时那个吹号的小战士：“可惜呀！我当时连他的名字都没顾上问。多功能好的战士呀！”徐海东惋惜地说。

“是的。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有多少同志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了无名英雄啊！”吴焕先也说。

“沈泽民书记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徐海东关切地问。

“他于去年11月病逝了！”吴焕先沉痛地说。

徐海东情不自禁地掏出沈泽民同志赠给他的那块钢壳怀表，看了又看，然后说了声：“真可惜，沈书记可是个好人哪！”他的眼睛湿润了，陷入了回忆中：“那是在七里坪围攻战之后，部队向皖西转移的路上，给养十分困难。先头部队在福田河一带，曾乱杀了一些牛、羊、猪、鸡。沈泽民同志知道后，便向我说：”海东，你们但任后卫的可要负责做好群众工作啊！仗打败了，红军还是红军，不能毁坏群众牲畜！‘沈泽民同志病了，不骑马，不坐担架，每日每夜和战士一样坚持步行，和同志们一样吃生南瓜和生葫芦。一天住下，我的警卫员看见满院鸡跑，随便说了一句：“捉个鸡杀了吃！’我以为他真要捉鸡，朝他说：”动一根鸡毛我就揍你！‘沈泽民同志刚好路过，连连点头说：“海东同志，要都有你这样的党性，该多好呀！我们红二十五军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他病危时，还抱病向中央写了一份沉痛的检讨报告！”吴焕先补充说，“他的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呀！”

1934年3 月2 日。蒋介石官邸。

华灯高照，窗帘低垂。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正陪同张学良共进晚餐。

张学良自1930年中原大战支持蒋介石后，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与蒋介石成了结义兄弟，是蒋介石餐桌的常客。

桌上有东北参汤、福建龙虾等，菜并不多，但都很名贵讲究。

宋美龄不时给张学良夹菜，说：“汉卿，这次你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实际上是总司令，中正他没时间，全由你代劳啦，担子不轻呀！”

“应该的！应该的！”张学良说。

“汤恩伯、卫立煌、刘镇华，‘剿匪’不彻底，有失我望。但毕竟把匪军主力撵出了鄂豫皖，这渔翁之利让给老弟啦！”蒋介石说着，夹了个大龙虾放在张学良盘里。

“我在华北没什么建树，但愿在鄂豫皖不失老兄期望！”张学良微笑着说。

4 月19日。光山沙窝集。

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何柱国正和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边品酒、边看歌舞。

“叮铃铃……”电话响个不停。

“妈的！扫兴！谁来的电话！”牛元峰骂着，提起了电话，脸阐严肃起来。“少帅电话，让你接的！”

何柱国慌忙接过电话说：“我是柱国，少帅，请指示！”

“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于16日在商城豹子岩会合。现在正向鄂东北运动，你们密切注视、寻机歼之！”电话里，张学良说道。

“是！少帅！”何柱国毕恭毕敬地回答。

刚放下电话，何柱国夹了一口菜还没放进嘴里，警卫连长气喘呈呈地报告说，“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通过潢（川）麻（城）公路向西去了！”

“搅得一顿饭也吃不好！”何柱国说。

“派你一○九师现有部队尾随跟踪；调杨正治第一○八师、董英斌第一一一师从左右合围！”何柱国对一○九师师长命令道。

红二十五军按照省委指示，伎俩中后由皖西北重返鄂东北，于19日黎明前通过潢（川）麻（城）公路，这时驻光山沙窝集的敌第一○九师两个营尾追而来。为了打击该敌，徐海东决定以第二二三团埋伏于沙窝以西之高山寨，其余部队诱敌跟进。敌人进入了伏击圈。徐海东命令第七十四师突然掉头反击，第二二三团向敌人侧后发起猛攻。敌人遭到前后夹击，未等敌一○八师、一一一师合围过来，就仓皇溃窜。红二十五军乘胜猛攻，毙伤敌军一百余人，俘敌五十二人，缴获轻机枪十余挺，步枪一百余支。这次战斗是对东北军的首次打击。徐海东的灵活机动，巧妙设伏的运动战术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印象。

6 月7 日，豫东南彭新店。

阴雨连绵。红军战士挽着裤腿，穿着草鞋，伴着哗哗的溪水声，急速南下。到达豫东南部的彭新店与敌四十四师一三二旅两个团遭遇。二十五军迅速扩散，枪占有利地形，先敌开火，从东西两面实行夹击。敌人不支，向南溃退。红二十五军乘胜追至彭新店以南的九龙河。此战，毙伤俘敌四百余名。次日，部队在殷家湾休息时，发现该敌携伤兵回窜宣化店，即抓住战机，在杨家店一带予以截击，再毙伤俘敌六百余名。

在此胜利的基础上，6 月中旬，红二十五军转兵北上，在胡家冲、观音寨、杨平口等地给花园、夏店出动之敌以沉重打击。

到7 月中旬，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红二十五军在朱堂店至铁铺一带，恢复和开辟了一块南北长三十余公里、东西长约二十余公里的根据地，并建立了朱堂店和几个乡政权。

红二十五军在战斗间隙也加紧部队训练和建设。这段时间，徐海东常常一个人坐在屋里低头沉思。他不像政委吴焕先那样爱动笔，往往一边想、一边就把得出的结论铭记心头。

“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蛮干了！”这是他得出的结论。他想得很多，想到大革命失败后那风风雨雨的年代，想到他个人拦队伍，搞暴动的激动场面，又想到红四方面军主力走后，沈泽民和省委的其他同志收拢零散部队重建红二十五军的艰难情景。是啊，部队曾发展到一万多人。可是去围攻七里坪和军内搞的那个“肃反”，把这支队伍折腾得只剩四千多人了，过皖西的路上又被敌人冲散，几乎垮了……他想：如今部队又理顺了，虽说人数不多，但都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硬汉，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红军战士，都是有坚定信念的革命同志，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让这支队伍受损失了。最近省委决定要整顿纪律，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健全各级政治领导、加强基层党团组织和恢复红军士兵委员会……他从内心里拥护，并积极出谋划策。他除了组织军事训练、研究战斗指挥和战术动作外，还给部队提出：“十一会”：会打仗，会进攻，会防守，会转移，会突围，会隐蔽，会行军，会侦察，他觉得作为一军之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给自己订下三条守则：第一，要练好兵，使部队会走，会打；第二，要掌握好随时应变的敌情，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第三，要坚决克服掉自己身上的军阀作风。

他把这些不成文的守则，全部记在心头。每天晚上休息的时候，他都要对照自省。他感觉到，最难改掉的是打人和骂人的毛病。平时他能和干部、战士有说有笑，可是枪声一响，他总是管不住自己的手和嘴。

这天晚上，徐海东睡下了，又突然坐起来，问正在洗脚的警卫员：“听说，许多人怕我是吗？”

“是的，人家说了，平时你和颜悦色，有说有笑。上了战场，你的脸就变得难看了，吓人啦！”

“还说什么了？”

“还说，军长呀，平日平易近人，战场上像个老虎！”

这个警卫员，是刚从特务连调来的一个班长，外号叫“楞头”。个头大，说话不紧不慢，但掷地有声。徐海东很喜欢他。又问：“你怕我吗？”

“不怕！孬种、草包才怕你呢，打起仗来，我不是孬种！”

“你是不用怕我，我这个老虎，从来不吃好人哪！”徐海东笑着说。

“唉！有的怕死鬼，你就得狠狠地骂！”楞头说，“只是不要拿马鞭子抽啊！”说到这里，他眨眨眼睛解释说，“马鞭子是抽马的，你用它抽人，不等于把人也当作牲口了吗？”说完，他忍不住嘿嘿地笑了。

徐海东不但没笑，反而沉下脸来。是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它像块石头，压得徐海东喘不过气来。他想：也难怪，多少年来，我马上马下，手里总攥着陆条马鞭子。战场上，不少人挨过我的马鞭子。抽着了怕死的人，不心疼，抽着勇敢的，事后自己也很后悔。我小时候挨地主崽子的揍；当窑工学徒时，挨过师傅的打；在武昌当兵时挨过班长、排长的拳头。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养成了我爱的人骂人的习惯。我是个贫苦“泥巴人”，闹革命才当上干部，成了高级指挥官，怎么能忘掉这些呢？对！一定要改掉这军阀习气的坏毛病！虽然我这样想过多次，也常常暗下决心，可是，总没有像戒酒那样坚决。如今要整顿部队纪律，我当军长的要率先垂范呀！

经过近一个月的休整训练，红二十五军的政治、军事素质得到明显加强，战斗力得到迅速提高。徐海东的建军建党水平上了个新台阶，个人修养也趋于成熟。

1934年6 月23日。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

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在这里主持高级军事会议。会场非常严肃。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师长和张学良的副官。

一张长条桌子两边，分坐着与会者，桌上摆放的苹果、桔子等一个没少，每个人的军帽排放整齐。各个挺胸端坐，神情严肃。

张学良一身戎装、脚蹬马靴，稳步进入会场。

“张副总司令到！”副官高声喊道。

与传授所有人，马上起立，整齐地行个军礼！

“请坐！诸位请坐！”张学良摆着手势向大家点头示意，他走到长方桌的最东头，坐在主席位置上。

“今天我们召开豫鄂皖剿匪司令部高级军事会议！”张学良宣布说，“根据蒋总司令的命令：限我们三个月内剿灭豫鄂皖地区的所有红军和游击队。总司令部研究决定，这次‘剿匪’使用兵力十五个师又三个独立旅，共七十五个团。方针是：一面划区驻剿，一面用竭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方法是：稳扎稳打、步步紧逼！”

全场响起整齐的鼓掌声。

参谋长走到长方桌西头墙壁上挂着的军用地图前，环视一眼在座的所有人，说：“具体部署是：一、将豫鄂皖边区划为六个‘驻剿区’和一个‘扩路区’。商城、六安地区为‘第一驻剿区’，兵力为戴民权第四十五师、刘茂恩第六十四师一部、刘镇华第六十五师、宋世科独立第四十旅、第十一路军独立旅。主要负责皖西北葛滕山、熊家河两处红军的围剿，任务很艰巨呀！”

所点各师、旅长起立领命：“是！”

参谋长转身指着地图说：“霍山、罗田地区为‘第二驻剿区’，兵力为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一部、杨正治第一○八师。主要负责‘剿灭’皖西陶家河之匪！难度也不小呀！”

三个人起立领命：“服从命令！”

“商城、潢川、光山交界地区为第三驻剿区，兵力为刘翰东第一○七师、何立中第一一○师。主要负责本地区的共匪游击队的剿灭任务，同时堵截可能向北逃窜的红军主力。

两个人起立行个军礼说：“保证完成任务！”

“麻城地区为‘第四驻剿区’，兵力为牛元峰第一○九师、常经武第一二○师；主要承担本地区的游击队的剿灭任务，同时密切注视和防犯红二十五军可能的南逃。

“光山、罗山南部地区为‘第五驻剿区’兵力为梁冠英第三十二师、郑廷珍独立第五旅。主要打击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说到这里，参谋长看着站起来的梁冠英和郑廷珍说，“徐海东是你们的老对手啦！这次可别再叫老虎咬着！”

两个人忙乱着坐下。

“黄安地区为‘第六驻剿区’，兵力为董英斌第一一一师和刘多荃第一○五师一部。你们主要向北打击红二十五军主力。徐海东是你们的新敌人，要多长几个心眼，别让徐海东从你们眼皮底下溜走！”

“最后，平汉铁路沿线为‘护路区’，兵力为一○五师大部。护路任务同样艰巨呀！红军没吃没穿，狗急跳墙，你要昼夜防守，确保铁路畅通无阻，不少一粒米、一颗子弹和一件衣服！”

“是！”刘多荃应声回答说。

“二、以两个师又六个团组成四个追击队：以第六十四师的三个团编为第一追击队，第五十四师的三个团编为第二追击人，第一一七师一部为第三追击队，第一一五师一部为第四追击队。追击队，顾名思义，追剿打击的部队。要狠狠地咬住红军，伺机歼灭；积极与驻剿部队通力合作。还有什么问题吗？”

参谋长说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张学良最后郑重地说：“驻剿部队和追击队要精诚合作，东北军和中原军要荣辱与共。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在三个月内将红军完全消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

“有少帅亲自指挥，布下了天罗地网，料他徐海东插翅难飞！”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绝不辜负少帅的厚望！”

“我们要彻底剿灭红军，副总司令可要设宴款待我们喽！”

“一定！一定！”

……

1934年7 月2 日。高山寨西南省委驻地。

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这个偏僻的小山寨已近四个月了。寨子虽然不大，有二百多户人家，是临近两县来往商贾的中转站，所以店铺、饭馆、小贩摊很多，很热闹。省委也便于隐蔽。

一棵老槐树枝繁叶茂，遮住了整个窗户，使只有两间房的老客栈像一处平常农家。自从省委来了以后，客栈老板就没再留客。老板既是管家又是门卫。

省委会议在严肃活泼的气氛中进行着。

省委书记徐宝珊坐在床边，主持会议。

徐宝珊，1903年生于湖北汉川许家村。其父许菊清，系清末进士，由于痛恨官场腐败，弃职返里从教。徐宝珊师从其父，秉性好学，追求进步思想。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积极参加并组织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毕业后，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并入了党，第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历任县委书记、道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等职。中人鄂豫皖省委在徐宝珊主持工作期间，进一步深入总结经验，贯彻新的方针。于1934年1 月2 日发布《省委通告一一○号》，提出“彻底改正我们过去的错误”，“红军主力有计划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地方武装和便衣队要到敌人侧后活动”，“加强对民团和白色士兵的工作”，“有区别地对待伪保甲长”，“对富农的粮食只征不没收”，解决群众吃粮和生产问题等。总之，在徐宝珊同志的领导下，省委将地方工作，敌后勤部荼，红军行动方针，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徐宝珊白白的脸庞，文质彬彬，正在传达中央文件，他说：“中央原则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并积极向外线发展。我们鄂豫皖根据地的春天到了！”接着他全面、深入地分析形势。随后，大家畅所欲言。

郭述申分析道：“东北军，不善打游击战，他们思乡心切，敌视蒋介石，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他顿了顿，提高了嗓门说，“对东北军，应游击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加宽张学良和蒋介石含而不宣的裂缝！”

“述申同志说得对呀！东北沦陷于日本铁蹄之下，日本帝国主义是他们最主要的敌人，东北军官兵普遍有被蒋介石利用和受奴役的感觉，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弱点，给予有力打击！”

徐海东早于4 月省委扩大会议上就被增选为省委委员。他若有所思地说：“红军主力应在避实击虚的原则下，没法消灭孤立、薄弱之敌；抽调几个善于打游击的连队到外线行动，以迷惑、箝制敌人，为主力创造战机；地方武装大部在老根据地打击敌人，小部向外发展打游击战争，开展群众工作，保障军队供给。总之，要以外线游击速决为主，内线运动持久并重为方针！”

吴焕先说：“向外游击，箝制敌人，还要筹粮；内线要巩固和扩大鄂东北、皖西北的几块游击根据地。在战斗间隙，要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做好充分准备，粉碎敌人新的进攻！”

1934年7 月16日。信阳白鸭山。

相传，此山上有只白色的野鸭子修炼成仙，若遇干旱年头，家民去山上烧香叩拜一天，山顶上空就出现一个白色鸭子，随后变成白云，用不了一个时辰就会随云密布，大雨滂沱。为了感谢它并愿它永住此山，附近村民们凑钱修了个白鸭庙，每当逢年过节时，香火都很旺盛。白鸭山由此得名。

吴焕先望着白鸭牌位，说：“我们要像白鸭仙一样，送给贫苦农民以甘霖！”

“没有甘霖，送点甘蔗也行啊！”小警卫员说。话说间，徐海东来了。

吴焕先望着刚跨进庙门的军长徐海东说：“我们为避敌锋芒、掌握主动，我们吃点午饭，还得赶快转移，这里的地势对我们不利！”

徐海东将地图铺在香桌上，指着地图说：“敌吴克仁第一一七师跟踪而来，从西面逼近白鸭山，我已命令第二二三团占领白鸭山隘路口阻击敌人；敌杨正治第一○八师已经从宣化店出发，进占姚家畈，挡住了我们南下之路。敌姚东藩第一一五师从正北面追击而至殷家冲西北的长岭岗，他在长岭岗修筑工事，摆开了架势，其师部设于长岭岗；第六四三团位于长岭岗西端至岳家沟地域，并以一个营占领岳家沟以西及以东高地；第六四团一、二营位于长岭岗东端、第三营位于富栗陡坡东北高地。”

“我们只有东面可走啦！直奔殷家冲！”吴焕先说。

“殷家冲以东有敌两个师把守，不能把那作为行军目标，那样，我们才真的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呢！”徐海东站起身，望着窗外葱绿色的山，许久，突然转过身来说，“派七十四师一营做为先遗队去西北的何家冲，红二十五军主力直奔正东的殷家冲以引诱敌人：尤其是敌一一七师和一○八师。然后，我们再隐蔽而迅速地返回到何家冲，到根据地边缘寻机打击敌人。”

“好！太好了！西辕东辙，进退自由，又是个很好的牵着瘸牛过池塘战术呀！”吴焕先拍着自己的大脚笑着说。

徐海东嘿嘿一笑：“没什么！都是跟老军长学的！我们在西撤时，说不定还能捎带搞点战利品哪！姚东藩这只病羊！……”

“开饭！开饭！这可不是病羊，是刚从地主家没收来的正在吃草的好羊哪！”伙食班长端着饭菜进来，听见徐海东的后半句话，说。

“说羊肉，羊肉就到！今天我们过上了神仙生活啦！”吴焕先说着向菜盆走去！

“病羊、好羊都要吃！”徐海东边说，边捏起块羊肉扔到嘴里。

17日拂晓。长岭岗南侧高地。

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的第二二四团和第七十四师（欠第一营）从殷家冲夜间出发，拂晓，到达长岭岗南侧高地。他望着这条孤岭和北边狭窄的谷地说：“这地形对我们有利，若在这打仗肯定大获全胜！”

话音刚落，侦察员报告说：“北边发现敌一一五师部队！”

“上去看看！”徐海东说着，一挥马鞭，和政委吴焕先及参谋长等登上了山头。

这时敌人正以迫击炮向西盲目射击，炮声稀稀啦啦。从望远镜里看到：敌营中，刚起床的士兵，三三两两，东逛西溜，戒备松弛，未发现红军。

“打他个狗娘养的！姚东藩这只病羊，我是吃定了！”徐海东一摔马鞭，那清脆的响声把周围的人吓了一大跳。

“这里适合打山地战，以我之强攻敌之弱，打得！打得！”吴焕先赞赏说，“况且，敌一○八师路远，晚上才能赶到；西面有我七十四师一营据险阻击，敌一一七师也不容易过来呀！”

“可我们兵力不够呀！听说敌一一五师最近装备了新武器；我们又不到两个团……”没等参谋长说完，徐海东立刻打断了他的话，说：“照你这么说，革命就甭革了！全国都是蒋介石的江山。就拿鄂豫皖说吧！敌人七十多个正规团，我们实际才有三个团，我们不也取得了一个个胜利吗？！棋还是那盘棋，看谁下？怎么下？今天，我就让每个战场都是我们的优势！”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没等参谋长解释，徐海东命令道。

“第二二四团一营攻击岳家沟以西敌人之排哨，消灭该敌后，继续向东敌人之纵深猛插；第二二四团二、三营攻击岳家沟以南敌之连哨，消灭该敌后，即向长岭岗至岳家沟之间之敌第六四三团实施拦腰猛击；第七十四师俟第二二四团得手后，立即加入战斗，协同该团直插长岭岗；交通队火速与活动在长岭岗附近的罗山独立团及游击队取得联系，迅速占领长岭岗以北高地，配合主力作战；宣传队跟随前锋部队，发动政治攻势。我就不信打不赢！”

徐海东一口气讲完，严密而紧凑。他环视一下周围的师、团、营长们，高声说：“兵贵神迅！出发！”

上午9 时。第二二四团一营首先以迅猛的动作将敌排哨消灭，接着，乘势将敌第六四三团一营打垮。与此同时，该团二、三营也将敌连哨消灭。此时，敌第六四三团二、三营急忙向岳家沟以西增援，红军第二二四团二、三营出敌不意，向其侧翼实施猛烈攻击。活动在长岭岗附近的地方武装罗山独立团及游击队也赶来，占领长岭岗以北高地，配合主力作战。

这时，红军阵地上红旗招展，到处都是分化敌军的喊话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穷人不打穷人！”

“奉军士兵们，你们的老家被出卖了，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教师成了帝国主义的奴隶，你们要（打）回老家去，不要当亡国奴！”

“我们不要在鄂豫皖苏区打自家兄弟——工农红军！”

“起来！收复东北失地！”

“红军宽待俘虏，发路费回家！”

“缴枪不杀！”

在红军三面攻击和有力的政治攻势下，敌第六四三团顿时混乱，纷纷套路逃窜，其团长只身逃往长岭岗师部。红军乘胜猛追，直捣敌师部。

敌第一一五师师长姚东藩被红军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晕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好，这突如其来的红军从天而降，将他精心策划的阵地一下子冲垮了，也把他的精神给冲垮了。但他毕竟是主经沙场的军阀，他硬支撑着身子，坐在指挥部里，佯装没事，以稳军心。

“报告！师长！红军主力已冲破两道防线，直冲师指挥部而来！”

“报告！独立团和游击队也占领了长岭岗北部高地，正向南冲杀过来！”

“报告！一一七师吴师长回话说，他们在白鸭山口受到红军主力阻击！一时过不来！”

……

“滚！滚！都给我滚出去！”姚东藩暴跳如雷，气急败坏，一时脑袋空荡荡的。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命令道，“第六四四团派两个营占领长岭岗以西阵地，阻止红军攻击。”接着把警卫连长叫到旁边耳语几句后，回自己的卧室收拾东西去了。

敌派出去的两个营在第六四三团溃兵回窜和红军的冲击下，这两个营也无法前进，只得仓皇在其师部附近就地抵抗，掩护师部和第六四三团残部向东北逃窜。

11时。徐海东在坡边用望远镜挑战者是清清楚楚。是时候了，他果断地下令：“七十四师，从西南直捣长岭岗！”

红军七十四师两个营像下山猛虎，向长岭岗敌师部猛攻。

敌第六四四团两个营不支，急忙后撤。

红军五个营乘追击，痛打落水狗，直到富栗陡陂以东。在我红军强大攻势和围追堵截下，敌人纷纷缴械投降。部分残敌向倒座湾溃逃。战斗至下午2 时胜利结束。

第二二四团团长赞赏地说：“这一仗，军长好像在下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呀！”

吴焕先接着说：“这下，‘湖北虎’吃掉了‘东北虎’！”大家捧腹大笑。

此战，红二十五军把敌人两个团全部打垮，歼敌三千多人，缴轻机枪六十余挺、长短枪八百余支，获大批军用物资。此役，给敌第一一五师以歼灭性的打击，给张学良的三个月“围剿”计划当头一棒，第二天，张学良就把师长姚东藩撤了职。使根据地军民受到极大鼓舞。

8 月初，红二十五军南下罗山、黄陂、孝感交界地区活动。这时，敌第一、第二、第三追击队和第三十二师、独立第三十四旅等部对红军进行合围。中共鄂豫皖省委考虑到继续在这一地区活动不利，遂决定红二十五军再次转向皖西北地区行动。8 月9 日，红二十五军从宣化店以北出发，经光山、潢川县城以南，商城县以北，于8 月中旬到达熊家河一带。敌人的合围计划完全落空。8 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大踏步地回旋于商城、六安英山之间的广大地区，并在郝集击退敌第十一路军独立旅的进攻，毙伤敌军一百余人，俘敌四百余人，缴枪三百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资。几块根据地不但没被消灭，反而得到巩固和扩大，红二十五军也得到了扩充。

1934年8 月30日。鄂东北杨柳湾。

杨柳湾西临浠水，东边是层峦起伏的群山。山中，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树头脑把太阳都给遮住了。红二十五军难得有两天的休整。

山下的凹地上，战士们正在练习拼刺刀，徐海东和吴焕先走过来。军长徐海东亲自指教战士们刺杀的要领。他说：“一个兵不会拼刺刀，在战场上只能算半个兵！”他还提出：从战士中提长班和，一定要选会拼刺刀的。他碰到第一次见面的战士总是要问，“会刺杀吗？”要那个战士回答说，“不会！”他就要说，“半个兵！”

“报告军长、政委！省委的交通员来了！”警卫员低声说。

省委通知：请徐海东和吴焕先参加省委会议，研究攻打城市，把根据地朝中小城镇扩大的问题。

徐海东拿着通知，愣了。他扬起通知对吴焕先说：“还不吸取教训，还在搞盲动冒险。部队刚刚缓了口气，又要去打城市了。七里坪血的教训还不深刻吗？”

吴焕先接过通知看了看，也皱起眉头，吴焕先说：“走！我们去吧！在会上把你的意思说出来，我支持你。”自从七里坪围攻战失败以后，尤其是最近半年左右的游击战、运动战，使吴焕先非常敬佩徐海东的军事才能。在全军中，在分析敌情、利用地形、战术策略的运用等等方面，徐海东是首屈一指的，无人能比。

8 月30日中午。中共鄂豫皖省委会场。

鄂东北的陶家河是个大镇，位处鄂皖交界的深山中，土地肥活，物产丰富，好似个独立王国。这是皖西北红军，在江求顺、吴保才等重建红八十二师后开辟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省委暂驻陶家河。

会场上什么也没有，没有茶水、没有水果，只有几条硬板凳、悲观旧军用地图和省委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欢快气氛。

“为了袭击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兵力，扩大红军政治影响，解决部队给养等问题，省委决定，先打英山。”省委负责同志根据目前好的形势和攻打城市的目的意义，说，“先打英山。英山是鄂东重镇，是县城。打下英山，将给敌人一个警告：红军是不可轻视的；也向全国人民宣告：鄂豫皖的党和红军还在战斗；同时，对其他兄弟根据地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打英山，这是省委的决定。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个打法，请大家讨论一下！”省委的另一位负责人停了停说。

“可敌人有一个正规团把守，还有二十多个民团武装呀！”

“先潜伏进去一个连，来个里应外合嘛！”

“硬攻也行。我们三个团的兵力，还攻不下他一个团？”

“攻下英山，还可以推动东北军抗日！”

……

大家议论纷纷，献计献策。

徐海东坐在墙角，一直沉闷不语。他低头思索着：既然省委已决定打城镇。也确属必要。但是，英山不能打。那么打哪儿呢？突然，他说：“英山不能打！”

会场上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徐海东身上。如果是别人说出此话，也许大家不在意。是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军事上的指挥才能已被大家所共识和佩服，这就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

“为什么不能打英山！打下英山的政治意义你知道吗？”有人质问道。

徐海东没有计较别人的态度。何况现在的省委，民主气氛要比过去好多了。徐海东的好多意见与建议，只要是正确的，大多数人同意，往往都能得到实施。

“英山城的情况我了解，我曾经侦察过。城里驻着敌人四十七师一个主力团，还有二十三个民团。敌师长上官云相我也了解，他狡猾得很，早有准备不是轻易对付的。且部队装备精良、工事坚固、碉堡林立、火力猛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冒险打攻坚战，是以我之弱攻敌之强，必然造成重大伤亡，对红军很不利！”

“哪有打仗不伤亡的？怕伤亡就不要打仗了。只要打下英山，有些伤亡又怕什么！政治影响比部分伤亡更重要呀！”有人不耐烦地说。

“不对！不必要的伤亡决不是红军的目的。打下一个无用的英山城，难道要我们的红军战士用鲜血来换么？七里坪的教训我们不能忘呀！”徐海东据理力争。

“但是，我们也确实有可能、也需要打下个城市，解决一下物资药品匮乏的困难啊！”省委的一个领导沉默了好半天说。

“那也不一定非要打英山，去以卵击石呀！可以攻打另外的城市嘛！”徐海东缓和下来说。

“打哪个城市？你说可以打哪个城市？”会场上的气氛有些活跃，马上有人跟着问。

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们，再次把希望的目光投向这位智勇双全、值得信任的红军军长身上。

徐海东和挨着他坐的吴焕先交换了一下目光，吴焕先会意地点了点头。

徐海东站起身，清了清嗓子，不慌不忙地说：“我和吴焕先政委商量过。要是攻打城市，也必然避重就轻、出其不意。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太湖城内现在兵力空虚，没有敌人的正规部队，只有几个民团把守，没有坚固的工事，也没有什么防备。因为太湖深入敌人后方，距离我们的游击区较远，敌人也不可能想到我们传动产打太湖。”徐海东说到这里，停了停，看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有的人还不时点头称赞。

他继续说：“太湖县城距安徽省府安庆较近，它是安庆的大门，从前是一个府，物资丰富。如果打下太湖，不管是物资上，还是政治影响上，都比英山重要。所以……”徐海东最后斩钉截铁地高声说道，“奔袭太湖！”

会场上沉闷的气氛完全没有了，委员们畅所欲言，议论纷纷。

“这个主意不错，打太湖比打英山好！”

“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奔袭太湖，打他个措手不及，比打英山有把握取胜！”

“太湖周围的敌人也少，敌人增援也较困难！”有人看着地图说。

……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省委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同意徐海东提出的作战方案——奔袭太湖。

9 月3 日中午。英山东北的杨柳湾。

秋日的中午，天晴气爽。树叶在微风的吹拂下，唰唰作响。

军部通知，各连队五点钟前吃完晚饭，准备出发。

炊烟四起，饭香四溢，一缕缕青烟升向空中。

党团支部会，红军士兵委员会，纷纷在大树底下的荫凉处，热烈地召开着，深入进行政治动员，抓紧作好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徐海东精神抖擞，手提马鞭，信步在各连队之间，看看有什么问题。

战士们说：“没什么问题，赶快与敌人打吧！我们手都痒痒啦！”

“仗是有你们打的！但现在你们要准备先走路，走很远很远的路！”徐海东微笑着说。

“走路！英山这才几十里，不怕走！”

“不是打英山，是奔袭攻打太湖！”

3 日17时。夕阳西下，秋风习习。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各个精神焕发，信心百倍，排成整齐的四路纵队，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从杨柳沟按时出发，向太湖方向挺进。

只听刷刷刷的急行军脚步声，轻敏而又实在，红二十五军走进越来越浓的夜色。

秋日的大别山之夜，四周静寂，月朗星疏。田里的晚稻还没收割，摇曳生姿。萤火虫在空中飞来飞去，随着队伍走，与夜选择红军做伴。

“哎！为什么放着近处的英山不打，却要跑两百多里路去打太湖，这不划算呀！人走得多累呀！”有战士嘀咕。

“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不打英山自有不打它的道理。你懂什么？我想啦！咱们的老虎军长这回是放长线钓大鱼。英山这条鱼没太湖大。”一个扛着机枪的战士说。

“大鱼小鱼，只要是鱼就要钓。我是宁愿打仗，冲他个人仰马翻，最不喜欢夜行军，紧张、疲倦！到了那里，我们已被累垮了，还打什么仗！”

“嘿！夜行军才舒服呢，不用东躲西藏不被烈日照晒。凉爽的小风吹着，多美呀！”

连长走上来：“夜间行军，要保密，不要说话！”

“跟上！跟上！”行进的队伍不断朝后传话，战士们的脚步更加快了。

徐海东军长一直走在先头部队的前面。他非常清楚：太湖一仗，关键不在战法和兵力，取胜的致命因素是：保密、神速，出其不意。两百多里的路程，必须在两个夜晚赶到，而且第一个夜晚多走、第二个夜晚好有时间稍做休息，否则疲师远伐，必败无疑。

黎明时分，部队到达太湖西北的合永涧东部山区。已走完了一百三十多里啦！徐海东命令：就地隐蔽休息，每连派出岗哨，其他人一律在树林里吃、睡！“

“今晚还有七十多里地啦！”一个战士说，“走嘛！再远也只能靠这双脚，脚板已经打起了血泡。”一个战士抬起脚，望着穿出洞的草鞋和脚板磨出的血泡说，“好在只有七十里啦，若再有一百三，我恐怕吃不消了！”

“有一份辛苦，有一份甜嘛！太湖原是府城哩，可以见见世面，到时，让你穿皮鞋！”

“打仗可不是见世面哩！皮鞋没草鞋好，穿了夹脚！”有的战士插话说。

指战员们吃着带来的饭团子，喝着河涧水，悄悄说笑着。

徐海东和吴焕先检查完红军的隐蔽阵地后，又研究起地图来。

漫长白昼熬过去了。随着夕阳的西坠，部队各自从隐蔽的山凹中走出来，朝太湖急行军。

今夜月亮出得较晚，不断被云彩隐没。夜幕中，只剩下急促的脚步声和青蛙的哇哇叫声。

午夜时分。黑魆魆的太湖横亘在红二十五军战士眼前。它像只大怪兽，睡得正甜。

太湖守敌是安徽警备旅的一个大队，还有三个民团。

警备旅大队长姓胡，生得五大三粗，一脸的横肉，极喜财色，有钱就是赌或是下窑子嫖娼妓。没钱了，就骑上他的大黑马，到街上巡检，寻找不顺眼的，不守“规矩”的，就罚款、没收财物，再不行就抓起来，让人家拿钱来赎。

9 月4 日晚上。太湖民团三中队队长王万才的妻子从乡下来了。王万才准备了几样菜，摆下家宴，请警备旅胡大队长和民团的大队长及另一个中队长吃饭。

胡队长在门口第一次见到了出来迎接他的王万才的妻子，他不觉一愣，眼就直了。狗日的王万才，竟有如此美艳之妞，一朵好花插在牛粪上了！他咕噜吞了口涎水，半晌才说：“王队长，都是自家兄弟，不用客气嘛！这弟妹是第一次见面，可真是个大美人儿哟！”

“哪里哪里！乡下的女子，大队长见笑了！”王万才迎合着说。

四人入座，推杯换盏，猜拳行令。可胡队长的眼光总是在端菜敬酒的王万才妻子身上转，那女人也不躲避，应付自然，不时还抛出几个媚眼。离桌时，屁股再有意扭几扭。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王万才说：“今天难得把胡大队长请来，凑个兴吧，咱们三个陪胡大队长搓几圈，玩个痛快！怎么样？”

“好！老王这个主意了啊！我们也想找机会和胡队长玩玩哩！”另两个人说。

“那就来吧！谁耍赖也不行啊！”胡队长望着王万才的妻子说。

“那敢呢，我们输了，卖老婆也得还帐呀！”王万才说。

麻将桌上摆起了墙，稀哩哗啦打了起来。

胡队长今晚难有的好运，取牌时得心应手，连连和牌，连和了几个大牌之后，另两个人也和了几把。王万才输个精光，倒欠胡队长一百二十块大洋。

散场了。

“怎么办？王队长！”胡队长喜滋滋地说。

王万才耷拉着脑袋，沮丧地说：“有什么办法，咱老王说话算话，你让你弟妹陪你一晚上，行吧！”

“现在已经半夜了哟，不能算。明天加一个晚上，后天早上给你送过来。”胡队长说。

王万才沉吟一会儿，说：“行吧！你看着办吧！以后可要关照我啊！”

“没问题，过几天，你到我们警备旅大队来当中队长，那样我们可以经常喝酒喽！”胡队长喜形于色。说着搂着那女人的腰出了门。

胡队长与床上的女人睡得沉沉的，太湖城睡得沉沉的，王万才和另一个女人在床上也同样睡得沉沉的。胡队长万万没想到：红军已兵临城下。

月亮又悄悄隐进了去层，星星在夜空里眨着眼。

突击队伏在城门口不远的凹地里，听着徐海东的命令：“爬上城墙，不声不响地干掉守门哨兵，先打开城门，放部队进去！”

“嗖嗖嗖……”突击队成员个个身手矫健，像离弦之箭，向黑魆魆的太湖城墙射去。

一切顺利，五六分钟后，城门大开，红军部队涌进城内。

徐海东低吼着：“按原计划行动，要干脆、迅速！”

红军三个营包围三个民团。

徐海东带领一个团直扑警备旅大队。

其余各部红军，分赴三个城门和城内的重要目标，执行各自的战斗任务。

国民党安徽警备旅驻太湖的守备大队，相当玩弄个团的兵力，负担四门守卫与城内执勤。大队部的敌人只有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

突然，乒乓两声枪响，有个敌人哨兵反抗，被当场击毙。随后，城内也响起了枪声，喊杀声，命令缴械投降声，喊饶命声，乱作一团。

胡队长在美梦中被惊醒，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浑身一丝未挂冲到窗前，推开窗户，高声喝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队长，我们已经被红军包围了，红军冲进城里来了！”有人回话。

“放屁，红军能从天上掉下来不成？！就几个毛贼、游击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屌样子！赶快组织力量给我擒来！给我叫……”胡大队长话还没说完，就吃了一枪，连声都没吭一下，赤条条地倒在血泊之中了。

曙光升起，青天白日旗落地，整个太湖全部被红军占领。红军以牺牲一人，伤三人的微小代价取得了奔袭太湖的重大胜利。

白花花的粮食，五色缤纷的布匹，成箱的药品，堆积如山的棉花和食盐……满城居民欣慰、赞赏和笑容……使红军战士一扫长途跋涉和连续战斗的疲倦，在群众的簇拥下，个个喜气洋洋、春风满面！

在敌人的一间仓库里堆着一大堆雨伞，像小山一样。负责红军物资工作的同志看了看说：“我以为什么好东西，这些伞有什么用？”

“这可是好东西哩！”刚刚巡检到此的徐海东说，“可以给全军每个战士发一把，挡雨露宿能起大作用呀！一把伞一间房哩！”

“嘿！还是军长想得周到！”负责物资的同志赞同地说。

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太湖县城的胜利震惊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振奋了军心。战后，红军二十五军在太湖城内外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影响甚大。附近几个县都有一些群众自动起来进行抗捐、抗税，开展分粮斗争。红二十五军乘胜在陶家河一带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了纵横近二十公里的一小块根据地。10月20日，成立了区委和两个乡政权，分配了土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至此，张学良的三个月“围剿”计划宣告破产。

徐海东在此其间特别重视训练部队，抓住一切时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陶家河村村驻着红军，处处摆起练兵场，喊杀声四起。一块块草地，被踏露黄土；一个个山坡，被铺匐出明亮的小道；一处处悬崖陡壁，在红军战士脚下变成坦途。

徐海东拿一根木头棒子和一个虎墩墩的战士作刺杀示范表演：你来我往，上下翻飞。周围的战士不断发出喝彩声。徐海东腿部毕竟受过伤，与那虎墩墩的精力旺盛、生气勃勃的红军战士比起来，几个回合过后，他有些招架不住。徐海东想：“只能智取，不能硬拼。他瞅准对方的一个露洞，虚晃一枪，然后，直捣对方心窝。对方”呀！“一声，表示服输。围观的战士们鼓起掌来。

徐海东说：“有时候，敌人个高力大，与他硬拼到底，肯定吃亏。怎么办？只能找对方的薄弱处，出其不意地智取，方可取胜！”“好了！开始练！”他朝虎墩墩的战士一笑，围身到练攀崖的连队去了。练攀崖难度较大，陡峭的崖壁，手脚并用，掌握好重心，小心翼翼，利用可攀手的石头、树根、壁缝，如壁虎一般巾在崖上移动。练这种功夫的是特务连。

“徐军长来了！徐军长来了！”大家亲切地招呼着。

“价钱们练！继续练！”徐海东笑着扬扬手。

特务连的战士们一看有军长观阵，更加卖力气，一个个身轻如燕，机动灵活，矫健敏捷。

徐海东心想：特务连是红二十五军的尖刀、是一只铁拳呀！

1934年10月3 日。国民党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

张学良气愤至极：“徐海东是我们的死敌。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狡猾、诡秘、神迅的部队，驻剿等于钉的死木桩，屁事不管。”边骂边把帽子扔在桌子上，“加强追剿部队的力量！”

参谋长、副官等见副总司令生气，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还愣着干什么？记下！”张学良说着，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口气将豫鄂皖围剿的国民党部队进行了重新布署，“追剿部队由十一个团增加到十六个团，编成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下辖五个追剿支队：第一支队由第五十四师一六一、一六二旅及师直属队组成；第二支队由第四十七师一三九、一四一旅组成；第四支队为第六十四师一九一旅；第五支队为第六十五师一九三旅。即日出发，追剿徐海东二十五军，直至它在豫鄂皖土地上消失。另外，蒋委员长下令，活捉徐海东者，赏大洋十万块。张榜缉拿！”

1934年11月4 日。徐海东和中共豫鄂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向葛滕山地区行进中，收到了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的来信。

部队行进到葛滕山根据地附近，徐海东率领的交通队（即手枪团）就由前锋变成后卫了。通信员骑着快马，跑到徐海东面前：“报告军长！政委叫你马上到部队前头！”

徐海东想：肯定有大事或敌情。快马加鞭，来到了临时军部。省委书记和政委吴焕先两个都在。

“中央来人了！”吴焕先一见徐海东，高兴地说，随手把一封信交给他。徐海东看信上写道：宝珊、海东、焕先：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带来了重要指示，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省委同志和红二十五军来鄂东……

中共鄂东北道委郑位三（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海东！你说怎么办？”徐宝珊问。

“按中央的指示办，返回鄂东！”徐海东毫不犹豫地说。

“肯定要回鄂东，你心中有本敌情帐，看怎么个走法？”徐宝珊说。

“敌五个追剿队紧紧跟随二十五军而来；东北军第一○七师、第一○九师、第一一○师、第一一七师和后调来的第一二九师等部，早在商城、麻城、潢川、光山交界地区筑成四道封锁线，企图分割瓦解各地红军、各个击破。这是我们西进的最大障碍！”徐海东说。

徐海东边说，吴焕先边在地图上作标记。

三个人研究着地图，选出了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最侍路线。

“又是一次苦行军啊！”徐海东说。

11月5 日夜，借着明朗的月光，红二十五军踏上西进的征程。

徐海东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飞到鄂东北，见到中央来的同志，看到中央的指示。他不由得想起一桩往事：那是在七里坪围攻战受挫以后，省委派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成仿吾同志去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临行前，沈泽民亲手用米汤在他的衣襟上写了几个字：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署名用的是俄文。当时，成仿吾同志身体有病，走路十分不方便。徐海东特意选了一匹壮骡子让他骑上，还派一个班护送他出大别山。成仿吾同志还没出山，就遭到敌人袭击，一直杳无音信（后来在鲁迅的帮助下，成仿吾到达了中央苏区）。

尽管当时党中央为王明的“左”倾路线所控制，下发的指示、文件和训令给红军根据地造成重大损失，但徐海东还是期望中央给予指示。他不允许自己的同志说党中央的怪话，对中央只有服从或提意见的权利，决不能背后议论。

6 日早晨，红二十五军集中兵力，速战速决，全歼敌四个连守兵，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全速急行军；7 日下午，冲破商城两个团的堵截，越过了第二道封锁线；深夜，全军悄悄越过了敌人从双柳至新集的第三道封锁线，没费一枪一弹。徐海东命令：全速跑步前进！8 日拂晓到达胡山寨时，敌潢（川）麻（城）公路第四道封锁线已被抛到二十五公里以后了。

1934年11月8 日。豫东南胡山寨。

胡山寨是光山城南的一处山地，位于制高点上，地形很有利。艳艳的十一月份的阳光下，连续急行军两天三夜的红军指战员，疲惫至极，红二十五军伏在胡山寨及其周围，休息打盹，养精蓄锐。

徐海东消瘦了，受过伤的腿部常常痛得他冷汗直冒。部队刚停滞不前下来。他就支持不住了。让通讯员告诉政委吴焕先一声，安置一下部队他便一头倒在床上，顿时，鼾声大作。休息不到两个小时，吴焕先把他叫醒了。

吴焕先急促地说：“快起来！敌人来了！”

徐海东一听敌人来了，顿时，困意全消：“怎么回事？”

“敌一○七、一一七师向我二二三团所驻胡山寨东边的刘湾攻击；红二二四团驻寨南的朱家坳，困地势低洼，敌第四、五支队猛烈攻击，被迫向西部转移过来，敌第四、五支队向胡山寨仰攻，企图夺取制高点。七十四师二营正在奋力阻击！怎么办？是撤？是打！”

“七十四师一、三营在哪？”徐海东问。

“在寨东北的沙子岗！”

“马上增援二营，守住制高点！”徐海东果断地说。

此时，敌追剿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派飞机对红军轰炸、扫射，并乘飞机亲临战场上空督战。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凭其优势，陆空联合向红军阵地反复猛攻。红二十五国处境极端危险。

徐海东躬着背，两手拄桌子，看着桌上的地图，一言不发。许久，他抬起头来对焦虑不安的吴焕先说：“打！只有打胜这一仗才有活路！”

“我的意见也是！”吴焕先说，“我们长途行军和连续战斗，体力消耗很大，恐怕‘走’不动了。只坚守阵地，打垮敌人的进攻，才能继续前进。”

“只有坚守阵地不行，要变防御为进攻，变被动为主动，要有攻有守，而且还要有有力的政治动员，使指战员继续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方可解今日之围！走是不能走了，大白天的，上官云相在空中，你走到哪，他追到哪里。靠‘走’来摆脱敌人是不可能的。只有打散他们、打溃他们、打没他们，我们才能顺利到达鄂东！”

两个人立即形成了统一的命令：“第七十四师继续扼守胡山寨制高点，箝制和消耗敌第四、五支队；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从寨北迂回到刘湾北侧，协同第二二三团向敌第一○七、第一一七师实施突击；而后，第二二四团迂回至朱家坳以南，第二二三团到朱家坳以东，与第七十四师协同攻击敌第四、五支队。”

命令下达后，部队立即进行短促有力的政治动员。徐海东率领第二二四团沿胡山寨北山麓隐蔽地迅速迂回到敌第一○七师侧后，突然发起猛攻，第二二三团乘机反击，敌被迫向东撤退。接着，第二二三、第二二四团团体同攻击第一一七师。在红军猛烈攻击下，该敌不支遂撤退。

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二二四团向敌第四、第五支队的侧后猛攻。战士们见军长身先士卒，一个个骁勇如虎，向敌群冲杀过去。

空中的上官云相看到两个师落荒而逃，气得过且过暴跳如雷，大骂“饭桶”！同时，命令第四、五支队猛攻胡山寨制高点，以挽回败局。

整个战场硝烟弥漫，枪炮声隆隆，火光闪动。敌人哇哇地向山上冲。

吴焕先率领第七十四师坚守胡山寨制高点，火网密集、利如尖刀，敌人像被割的秋草，一排排倒下。

山下，徐海东指挥两个团向上冲锋，与敌人接上了火，拼起了刺刀，两军铰在了一起。

徐海东手中的刺刀往来自如，所向披靡，一个个敌兵倒下。

徐海东看见陶家河练拼刺刀的那虎墩墩的战士，他手中的刺刀，如一条游龙，在敌阵中大显神威。

两军对垒，勇者胜。这是徐海东训练时的口头禅。也是每个红军战士的座右铭。军长和战士们一起厮杀，又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个个奋勇当先，前赴后继。

敌第四、第五支队三面受围，虽有空中上官云相在督战，也无济于事。军心大乱，夺路溃逃。上官云相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两圈，留下四千多死伤及被俘官兵灰溜溜地走了！

战后的徐海东，一身战尘，高挽衣袖，满面春风，高高地站在一块石头上，面对着恐惧不安、垂头丧气的战俘们说：“我放你们回去，有种的，打日本人去！”

一声清脆的马鞭响，震撼了所有被俘东北军的心灵，也震撼了所有有良知的国民党官兵，震撼了所有阻碍革命的反动派。

始长征越围寨　遇险独树镇1934年11月11日。豫东南花山寨。

夕阳晚照，炊烟正从村寨袅袅升起。

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在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根据中共鄂东北区委书记郑位三转达程子华带来的中央精神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实际，讨论着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省委书记徐宝珊正在念中共中央早在2 月12日给省委的指示信：……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这是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

再固执着“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至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

徐宝珊说，我们是7 月1 日收到这封指示信的，当时省委根据鄂豫皖斗争的实际情况，决定暂不完全脱离苏区，采取徐海东同志的建议：内线运动持久战和外线游击速决战并重的方针，在徐海东同志率领下，红二十五军像一条游龙，腾云驾雾，自由往来于敌人林立的碉堡之间，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又开辟了以朱堂店、陶家河为中心的两块游击根据地，鼓舞了鄂豫皖边区军民的革命热情，给张学良的东北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他三个月剿灭红军的妄想。当时，省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该讨论一下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问题了。中央2 月指示信分析的鄂豫皖苏区的形势，我看对现在更为适宜。指示信中还明确提出了：关于新的地区的选择，原则上应注意下列条件：⑴敌人力量比较薄弱；⑵群众中革命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们争取者；⑶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的。

应根据这一原则及中革军委的军事指示，以及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　　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1934年2 月12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

徐宝珊继续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军事训令中指出：……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应创造一个较强的独立团，到平汉路西桐柏、随县地域去活动……积极地向外线发展，特别应向河南及京汉路上活动……（1934年6 月1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训令》。）

据此，省委对战略转移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研究，并做了一些这方面工作。现在到了坚决拿出战略转移决心的时候了。

郑位三同志用平和的语气，转达了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红军主力要做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减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也要使主力红军得到发展，留下的部分武装能够长期坚　　持，也能够保存老革命根据地。（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 页。）

徐海东果断地说：“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在这次会议上徐海东被增选为省委常委。他说：“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的热情仍很高，但是，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清剿’，不管是人力，还是物力都受到了严惩摧残。参加红军的人员迅速减少，而且年龄普遍偏低，有的村庄只有老弱伤残的群众，没有一个适合当兵的。若是以前，红军打这么多胜仗，我们的队伍绝不会还是三千多人，肯定早发展到一万多人了。这样下去，不进行战略转移，不利于红军主力的发展壮大。所以，我想，选择新根据地时，除了中央提出的三条外，还应加上当地或者周围群众数量多这一条。再说，红军的给养也是个重大难题。根据地的村庄，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春耕时种不上田，秋收时被地主团丁抢走，群众自己也没吃的。只靠到外线抢敌人的粮，有时要付出巨大代价，还接济不上，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将来到新的根据地，一定要想方设法自己生产些粮食，以备急用。”参加会议的人。个个觉得徐海东的一席说得有道理。一个窑工出身，只读过三年半私熟的虎将徐海东的政治素质和理论分析的能力还真高呀！

吴焕先打趣地说：“我们的老虎军长成了政治家了！海东同志分析得入木三分。当前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鄂豫皖根据地的严惩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随着冬季的到来，还有可能更为严峻。在沿边地区恢复老根据地与一辟新根据地，经过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成效都不大，都不巩固。虽然红二十五军还能够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是本身已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将会继续削弱，而且还有被消灭的可能。现在必须马上转移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谋求更大的发展。”二十七岁的吴焕先政委以他高超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会议一致认为：向东、向南、向北都不适宜，向西则比较容易发展。会议决定：⑴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⑵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地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⑶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⑷留省委常委高敬亭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会议最后讨论军队整编时，徐海东欣然地主动说：“听说，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领导过大冶兵暴，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他文武双全，比我这‘青山大学’毕业的军长肯定高明。为了不再让红二十五军军长！”

“中央派他来是当参谋长的！你就别推了！”省委书记徐宝珊劝道。

“还是让他当军长，要不我当副军长，给他当助手。”徐海东诚恳而坚定地说。

“海东同志的这个提法我同意！”有人说。

最后在徐海东的坚持下，程子华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同时，任命吴焕先为政治委员；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副主任；戴季英为参谋长。

徐海东异常留恋生他、养他、育他的大别山。自从11日省委作出战略转移后的几天里，徐海东一有空就独自站在山顶，想把起伏连绵的山峦、九曲回转的沟壑，一一刻在心里，永不磨灭；想把激烈壮观的战斗、开人子分粮的情景，一一印在头脑中，作为精神动力；想把纯朴善良的人们、情意缠绵的妻子留在记忆里，以示怀念和慰藉。

大别山、鄂豫皖，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村一湾都是这样熟悉、这样亲切。我徐海东是大别山的儿子，是鄂豫皖人民的儿子。我不会忘记这里的！我会永远记住这里的！大别山的亲人啊！不要难过红军还会回来的，我徐海东还会回来的。只是此去征途千万里，何日重返难说定。再见吧，大别山！再见吧，鄂豫皖！啊！还有我那徐家窑，那散落在山坡上的房屋，那依山而筑的窑孔，那维系生命的盆盆罐罐，好多年没再见到了啊！我那劫后余生的哥嫂叔侄、我那惨死敌人屠刀下的老母及徐家几十口英灵，我的身子是离你们越走越远了，但我的心还和你们在一起啊！我的生命属于党、属于革命、属于红军、也永远属于您——大别山、鄂豫皖，我的亲人们！

徐海东的依恋之情，溢于言表，再加上远征，任务艰巨，有时不免有些忧悒不乐，有的在背后悄悄议论：“徐军长怎么变成副的？”

“听说他自己提出，要当副军长的！”

……

徐宝珊和吴焕先等，听到议论后，做些解释工作。绝大部分想念省委的决定，相信徐海东的为人。但是，不明真情的多嘴者，少不了在背后说三道四。徐宝珊深知徐海东秉性刚强，又爱急躁。这天，见到他便说：“海东，你听见了没有，有人说你的闲话哩！你可别太在意呀！”

徐海东早就听到一些闲话，但没放在心上，他想：我徐海东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中长大、也不是在一片阿谀奉承中长大，我一生光明磊落，身子正不怕影子歪。如今见省委书记来安慰自己，不觉有点好笑，便笑着说：“你把我当成娃儿啦？！当军长是打仗，当副军长还是打仗。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从前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我祖辈是烧窑的，要不是革命，我不还是个穷窑花子嘛！至于我闹不闹情绪，宝珊，你心里应当有数。年轻的时候，还有勇气从正团长下来当副团长呢！现在又长了几岁，难道还不如以前了嘛！更何况是我自己提出的呢！……”

不等徐海东解释完，徐宝珊很不好意思地打断了他讲话。这一番出自内心的真挚而诚恳的话语，不是一般阳奉阴违、投机取巧的人所能理解的，作为省委书记的徐宝珊甚为感动。他想，对这样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革命同志，再去安慰，科是对他的污辱。于是，也取消了在干部会上对徐海东任免一事进行解释的想法。

1934年11月16日傍晚。豫东南何家冲。

中共鄂豫皖省委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宣言》严正指出：北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如加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从何家冲出发，揭开了红二十五军独立自主的战略转移——长征的序幕。

1934年11月18日。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

蒋介石静坐在红色单人沙发上，呷了一口参茶，平静地问：“汉卿，徐海东匪部，现在何方？”

张学良端着茶的手一颤，茶杯差点落在地上，偷眼看了一下蒋介石，小声说：“委员长，您不是知道了吗！”

“我要‘剿匪’副总司令亲自向我汇报！”蒋介石有些怒气。

“是！委员长！”张学良在蒋介石没发怒前觉得有些愧对蒋介石，心里有点内疚；但当蒋介石要责怪他时，他就异常平静了，因为“剿共”打败仗你蒋介石是首当其冲，何况，我毕竟将豫鄂皖红军主力徐海东部赶出大别山，夺路西逃，这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功劳吧！于是，他拿出军人应有的嗓音，一字一板地说道：“经过东北军指战员三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使豫鄂皖红军主力徐海东部无立锥之地，只好夺路西逃。17日晚，徐海东匪部由信阳城南的东双河至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

蒋介石似乎看出张学良的心理，半责怪地说，“汉卿啊！我们太大意了！徐海东匪部狡猾多端，凶猛残忍。近几年，他闹得豫、鄂、皖三省无安宁之日。欲图剿灭，屡遭失败。反而消耗了党国一大笑人力物力和财力呀！到穷途末路之时，委兄弟收拾残局，哪料，我又枉费心机了！现在他们在哪？”

“逃向桐柏山区！”张学良答道。

“不是逃，那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战略转移！”蒋介石走到地图前，仔细观察了许久，他胸有成竹地说：“不过，他们逃进了死胡同！哈哈哈……”

“请委员长指教！”张学良有些纳闷。

“桐柏山正处在汉水和京汉铁路之间的狭窄地带，回旋余地小，这是我们千方百计寻找的好地势，游击、游击游而被击吧！”蒋介石少有的狂笑，在他瘦削的脸上，出现了个茶碗大小的黑洞。随后，他脸一沉，命令道：“‘追剿纵队’五个支队、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跟踪追击；令驻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庞炳勋第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今光化）一带萧之楚第四十四师迎头堵截。趁徐海东匪部脱离匪区，孤军远出，立足未稳之机，以我三十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加以合围、根除！”最后“根除”两个字蒋介石说得很勉强。

11月21日。桐柏山区双河镇。

整个镇子死一般沉静。镇东北一间茅草屋里，一盏麻油灯照得整个屋子通亮。

“据手枪排侦察所知，敌五个‘追剿队’已经追来，庞炳勋和萧之楚部肯定也会出动！”徐海东望着地图说。

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省委书记徐宝珊也都围着地图，四个脑袋几乎要碰到了一起，好像儿时的游戏——顶牛，准也不想撤出。

“这桐柏山区的地形，对我们不利呀！”程子华说。

“确实！北有庞炳勋，西有萧之楚，东和南边又有五个‘追剿队’！”徐宝珊补充说。

“海东，你有什么想法？”吴焕先看徐海东不做声，便问道。

徐海东说：“这桐柏山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范围狭小，又有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难以立足发展。反正我们这些‘山大王’，有山就好办，桐柏山呆不住，就北向伏牛山！”说着，他把手指停在地图上伏牛山的位置。

“具体路线，我们不能这样直接北上，采取向南佯攻枣阳，取道豫西平原，再西转向伏牛山！”吴焕先说着，手指也不停地在地图上移动。

“好！”程子华把拳头往桌上一砸说，“我们来他个声南击北！让蒋委员长的计划再次落空！”

国民党官兵，好像红军指战员棋盘上的一颗子，摆到哪是哪。他们果然中计。各路追堵之敌纷纷向枣阳集中。红二十五军突然于22日从枣阳县城以北的韩庄掉头，在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带领下，折向东北，绕道平氏镇，泌阳城东，经马合田、贾楼等地，乘虚北上，进入豫西平原，打破了敌人的追堵。

长征以来，徐海东一直率领手枪排、带着前卫团，指挥冲锋，抢占隘江。他昼夜不眠，两眼熬得又红又肿。程子华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他说：“海东，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你从前卫团改成后卫团吧！好在职后边略略放松休息一下！”

徐海东想，军长对部队情况不太熟悉，再说，从分工上讲，副军长也应该是前卫。他说：“前与后，都一样走路，在前边早到，还早休息呢！”

吴焕先太了解徐海东啦，这个人，舍已为人，可以两肋插刀。从来都是把辛苦留给自己，把安逸让给别人。便支持程子华说：“海东，今天应该叫我们在前头了！”

说着他和程子华一块朝前卫部队走去。

谁都明白，部队的前卫团与后卫团相比，要劳累多了。如果把行军中的部队比作一条游龙，那前卫团就是龙头。负责侦察、带路、冲锋、占领有利地形等重任。作为前卫团的指挥官，更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丝毫不能麻痹大意。在敌情严峻时，更是如此。后卫团任务虽也很艰巨，但精神上放松多了。

部队刚一出发，徐海东就支持不住了，骑在马背上打起盹来。

豫西平原，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封建势力盛强，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村落围寨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多者有枪数百支，并配以土炮防守。有的围寨四周还筑有外壕，深水环绕，红二十五军在前进途中常遭地主武装的袭扰，行进缓慢。敌人派出的便衣侦探也常夜间在红军所到之处进行骚扰活动，他们纵火烧房，以示红军行踪，并借机造谣惑众，底毁红军声誉。

这里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平原堡垒，构成一落千丈片杀机四伏的连环阵！

省委明确提出几项必须遵守的规定：部队每到一地，不得进驻围寨；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对于寨主豪绅，不打不分其财；只要为我让路，均应以礼相待。（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 页。）

省委和军部的领导分别到各团队召开干部会议，宣讲有关政策和群众纪律，要求以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行为，争取团结寨主头目，宣传影响群众，唤起群众。以党的政策去夺取胜利，争取在两三天内顺利通过围寨区域。

晚上，徐海东、吴焕先从徐宝珊的屋子里走出来，身上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抬头朝夜空望了望，一轮贺而又明的月亮，高高地悬在空中。

“副军长，政委，你们还没睡么？”屋檐底下，忽然冒出一座铁塔似的黑影，操着浓重的鼻音问道。

“是艾武（郑位三的警卫员）呀！唔！今晚的月亮，还是那么亮！”吴焕先不由嘟哝了一句，随口问道：“老郑还没睡？”

“他还在写信！”艾武答到。

两个人走进郑位三的屋子。郑位三伏在一盏油灯底下，面前堆着几叠信封信笺，全神贯注地挥动着一支中锋狼毫……

“喏，还没写完吗？”吴焕先问。

“快了快了！一个晚上我能造出几个团的兵力呀！”郑位三这才抬起头来，两撇八字黑胡一撅一撅地笑着说，“每封信顶一个连兵力。明天要过十几个大的围寨，都得写上一纸广告，派人事先送到。呵呵，对待这些封建寨主，信中还必须抬举几句，讲明这军北上之目的，晓以民族大义。我们的北上抗日‘出发宣言’，在桐柏山没有散发几张，现在倒是不够用了，散都散不过来了……”

“就是，就是，”徐海东连声说，“每一张‘出发宣言’都抵得上几个班的力量，赶快再刻印一些，沿途广为散发，到处张贴！攻都攻不破的地主围寨，一封书信、几张传单，就可以打开一条通路。这真是兵马未动，政策先行啊……”

“对了，”吴焕先说：“你的三字经、四言诗、顺口溜现在也有用武之地了！编上那么几句，教给宣传部一路上喊喊，加强政治攻势嘛！”

第二天，部队过往时如入无人之地，一切都很顺利。有的寨主，还在寨外摆上桌椅，放了些香烟，茶水、糖果之类的东西，以迎接红军过境。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每路过一座围寨，都可着嗓门子大喊一阵：老乡老乡，不要惊慌；我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

中午。王家大庄。

高墙耸立，栅垒重叠。城楼上各种形状的龙凤旗向路过的红军战士“招手致意”；刀矛剑戟林立两旁，鼓乐高奏，作为欢送红军战士的仪仗队，寨墙垛口，荷枪实弹的团丁在“维持治安”。好气派的大地主啊！

有那么几个近似乡绅子弟又像学生模样的青年，竟在城头上摇头晃脑地说长道短、品头论足，跟红军指战员逗着趣儿：“你们哪是红军，是东北的奉军……”

“哈哈，在大别山吃了败仗的奉军！”

红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齐声高喊，“我们不是奉军，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

“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北上抗日的先遣队……”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对方听了，不禁又嚷嚷起来，“哈哈，你们身上背的铁家伙，全是奉天造的马步枪，捷克式的轻机枪。这么好的武器还打败仗，真丢人！还假充红军，别胡弄人了……”

徐海东一听，心想：我们缴获奉军的装备，反而替奉军顶骂名，不行，命令道：“就地休息，洗清罪名！”

不一会儿，军政治部的小宣传队员们，当场又喊了起来：奉军奉军，没有良心；只打红军，无家可奔。

不抗日本，丢了东北；呜呼哀哉，国民伤心。

红军红军，炎黄子孙；北上抗日，意志坚贞。

出发宣言，宗旨在先；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城楼上，有十来个中老年人，有的吸着香烟，有的拄着文明棍，有的手捋白须。各个身穿蓝色或紫色绸缎长袍，对这些雄姿英发，朝气蓬勃、品格高尚的红军指战员不时地点头称赞。有个人说：“这是一支‘学生军’、‘儿童军’呀！”

徐海东看在眼里，听在耳中。不自然地回头看看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确实是支“学生军”、“儿童军”。

说红二十五军是“学生军”、“儿童军”的提法恰如其分，名符其实。

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领导同志在内，都是十分年轻的。军长程子华二十九岁，军政委吴焕先二十七岁，年龄最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只有三十四岁。像韩先楚、刘震、陈先瑞等团营干部大都二十出头；像王诚汉、张天云汪家道、张体学、孙光、李耀等连排基层干部，多是不到二十岁；像刘华清、陈鹤桥、张池明等在军部机关工作的，詹大南、宋维（木式）、何光宇、廖辉等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都是十七八岁，当时但任红二十五军共青团委书记的黎光同志，也才十七岁。连队战士的年龄就可想而知了。全军确实没有几个年逾十八岁以上的士兵战斗员。

正是这支“儿童军”、“学生军”，在那艰苦而坎坷的战略转移中，踏出一落千丈条闪光的长征路，先期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谱写出一曲曲血与火的青春进行曲。

1936年《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一文是这样介绍这支神奇的“儿童军”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有从十三到十八岁。……

神奇的“儿童军”像雄鹰在那里（陇东高原——作者注）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俱寒！（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

在红军政策和行动感召下，大多数围寨的武装地主保持中立，使红二十五军赢得了时间，胜利地通过了围寨地区，摆脱了敌人的此的追堵。红二十五军边前进边高唱《红色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勇敢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

1934年11月25日夜。独树镇东南王店。

寒流突袭，气温骤降，北风刺骨，雨雪交加。

昏暗的夜油灯柱，忽左忽右，在这寒冷而潮湿的黑夜里挣扎。

省委书记徐宝珊拖着重病主持着军事会议。

一位当地地下共产党员介绍说：“王店距许（昌）南（阳）公路还有二十多公里。公路沿线中，只有独树镇附近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一带敌人防备空虚，可以趁机强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东麓。”

徐海东说：“敌五个‘追剿’支队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已尾追上来。必须马上通过许南公路，才有回旋余地，粉碎敌人的追堵。”

吴焕先说：“现在阴雨连绵、战士都是单衣，几天来没吃上一顿好饭，是不是先休息一两个小时再走。”

军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说：“几天来，连续行军、伤病员增多，战士饥肠碌碌、疲惫不堪，不如稍加休息，再一鼓作气通过许南公路。”

会议商定：由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率领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休息一个小时后，先行出发。直取七里岗、马庄、砚山铺一带，强过许南公路。副军长徐海东和省委率领第二二三团为后梯队，暂驻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行进。

黎明时分，警卫员把徐海东领进一个老乡家，准备趁机烧点开水喝。灶里的火已经点着，锅里的水已经盛满，就在这时，外边传口令，哨子响，要立即转移。徐海东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好，一定是前边发现严重敌情，部队不能久停。

空中的雪，落在战士身上，马上化成了水。鱼背似的路面，又滑又亮，倒很明显。房前、屋后、草棚、甚至是墙根，到处是熟睡的红军战士。被喊醒的人，骂天骂地：“它妈的，这老天给我们作对！”

“干什么不要命地走！”

“真想睡一夜！”

……

三十一年后，徐海东回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说：这时候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棍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在一个村里撵出二百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挺身而出，同时也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5页。）

而当时被“军阀作风”大棍打醒的一个干部，在许多年后却感动地说：“那一夜，幸亏他一顿棍子，要不，我们睡着不起，肯定被敌人抓去了。”

徐海东率后梯队在王店以北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后，继续往北急行军。突然，他听到“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徐海东向发出声间的方向看去：路旁有一副担架，一个病号坐在担架上呻吟着。徐海东快步走了过去。原来抬担架的民夫丢下这个病号跑了。可周围几乎全是一拐一拐的伤病员。

徐海东在担架旁边蹲下，向警卫员说：“来，和我一起抬着他！”

警卫员站着不动。他知道自己的首长是个残废腿，全身上下受过十几处伤，不骑马，风雨中跟战士一样走路，已经是够辛苦的了，怎么好让他抬担架呢？徐海东这时把抬担架的绳子套在肩上，又向警卫员叫了一声：“快，跟我抬着走！”警卫员还能说什么呢？伤员是不能丢的，首长的脾气一时半会是改不掉的：他要你做什么，你只有服从！

警卫员眼里流着泪，身上流着汗，和他的首长，一步不停地把那个病号抬出了四五里。

“报告，副军长，军长让你马上增援，前梯队遇到了埋伏！”通信员边下马边说。

徐海东立即把担架交给别人，命令说：“吹集合号！跑步前进！”

十分疲惫的后梯队指战员，单薄的衣服被雪雨浸透，贴在身上，忍饥冒寒。许多同志的草鞋被烂泥粘掉、赤脚行军，跑步前进。

11月25日。南阳城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部。

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这个双手沾满“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将士鲜血的刽子手，又一次充当了追堵红二十五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急先锋！他得意忘形地大肆吹嘘自己如何高见。他说：“徐海东匪部弃桐柏山，夺路北逃之时，我预见：似有经象河关及方城、叶县间独树镇、保安寨西窜企图……方城以北防务空虚，而匪又逃窜甚速，非大迂回不为功。”

“军长高瞻远瞩，真是再世诸葛呀！”一一五旅旅长刘世荣吹捧说。

骑兵第五师师长李福和说：“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怎么样？被咱们军座不费吹灰之力，就剿灭了，冯玉祥被迫重入泰山，方振武流亡国外。吉鸿昌昨天在北平伏法，听说还留下什么‘正气浩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何惜此头’、‘何惜此头’，那就掉头吧！掉头吧！”他越说越激动，竟然站了起来狂吼。

“坐下！要不是你尾追不力！徐海东匪部早就在象河关被消灭殆尽，今天就是庆功日了！不不赶快配合‘追剿’的五个支队，继续追剿！”庞炳勋气愤地说，“徐海东匪部第一步已过象河关，眼看就要闯过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东北麓，那才真是放‘虎’归山呢，你我都等着到军事法厅吧！”

“遵照蒋总司令、张副总司令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在途中或立足未稳之机，彻底消灭徐海东匪部。许南公路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庞炳勋此时，好似稳操胜卷。他接着说道：“兵力部署是：一一五旅刘世荣部由唐河北返方城县之独树镇、七星岗、砚山铺一带，迎头进行堵击；驻叶县之骑兵团史振山部，南下保安寨等地配合堵击；一一六旅刘运通部由新野北上南召，阴止匪军进入伏牛山区；骑兵第五师李福和部和‘追剿’五个支队联手，负责尾追清剿的任务。”

11月26日13时。独树镇附近。

红二十五军前梯队第二二四团进至方城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但敌第四十军刘世荣第一一五旅和史振山骑兵团已于两小时前到达，抢先占领段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屈庵一张阵地，突然向红军行军队形进行猛烈攻击。因气候不良，大雾覆盖了整个豫西南平原，能见度低，红军先头团发现敌军较迟，又无战斗准备，一时陷入被动，加之战士们的手指被冻僵，一下拉不开枪栓，抵抗不及以致被近后撤。敌人乘机猛烈冲击，并从两翼实施包围，情况十分险恶。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公路过不去了。大家伙儿……各自逃命吧！”一个贪生怕死的叛徒，外号叫“大金牙”的参谋主任，四下里仓皇奔逃大喊大叫。

刹那间，前梯队又一次乱了阵脚，有少数就地抗击敌人的连队，当时也表现出不稳定的情绪，惊慌失措地掉转头来，纷纷往撤退。

“同志们！——就地卧倒。——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半步！”一位飒爽英姿的青年骁将，骑着一匹栗色骡子，如同一束离弦之箭、飞奔而来。他就是年仅二十七岁的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大家一看政委来了，情绪立时稳定，纷纷卧倒射击。吴焕先及时、坚决而果断地稳住濒临溃散的混乱局面，赢得了决定性的几分钟时间，使红二十五军得以转危为安。他马上指挥前梯队的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全体战士，利用平原地带唯一能够做依托的田埂、壕沟、坟墓堆儿，爬在泥泞地上、顽强抗击敌人。

“张连长！”吴焕先大声喊他原来的警卫员张海文。

“政委！你下命令吧，……”这个外号叫“肉牙”的连长带着一个号兵一个旗手跑了过来。

吴焕先指着不远的一座砖窑，果断地命令说：“你们二连，占领那个土窑，利用那里的沟沟坎坎，坚决阻挡住左翼的的骑兵，……”

“是！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张海文转身说，“打旗兵跟我先上！司号兵传达命令，全连紧紧跟上，占领阵地……”

不一会儿，破窑顶端就插上了一面鲜红的红旗。猎猎飘动的红旗上，乡着一颗五星与镰刀斧头交织而成的图案，中间还有六个鼓舞斗志的大字：“英勇上前杀敌”！紧靠旗杆的一端，竖着一道白布条儿，上面标着红二十三陵五军二二五团二连的番号。全连的兵力火力，顿时像潮水似地冲上前去，紧紧拥着一面战斗的红旗，利用砖窑四周的地形地物，向左翼敌人骑兵展开猛烈射击。张海文也不断地喊，“我们的连旗插在这里，顶住敌人就是胜利！旗在、人在、阵地在……”

吴焕先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怒气冲冲地举在面前，大声喊道：“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都跟我来——冲啊！”

吴焕先带领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的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斗。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副军长徐海东带领后梯队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接着，二二三团又向七里岗之敌发起冲击，以图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公路。但是，由于敌人的疯狂阴击，一连三次冲击、均未奏效。于是，红二十五军转而固守七里岗、砚山铺以南的赵庄、焦庄、袁五岗、上曹屯等村庄，组织反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天黑夜暗，雨雪不止。

前后受敌疲惫不堪的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在此危急关头，不畏强敌，贡勇战斗，发扬连续作战和吃苦耐劳精神，最后再鼓一把劲，突出敌人的包围。由地下党王湘莲同志带路，穿过敌人空隙，沿着湾湾曲曲的田埂小道疾速行进。许多伤病员也忍着极大的伤痛，坚持随军突围。当晚，由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穿过许南公路。27日拂晓，几座山峰朦朦胧胧地映入眼帘。徐海东大呼：“同志们！我们的援兵到了，三个团。”大家又惊又喜地问：“在哪里？！”徐海东微笑着指向前边说：“你们看，那三座山不就等于三个团嘛！”指战员们大笑起来，精神百倍地进入了伏牛山东麓地区。

徐海东常对部下说：“蒋介石靠飞机大炮，我们靠的是山头和老百姓！”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红二十五军的生死存亡，战略转移的成功失败，都在此一举。红二十五军突围的胜利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二二五军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在任何强大的敌人面前，都是打不烂、摧不垮的。

远在南阳城内的庞炳勋，在独树镇战斗后，身价百倍，红极一时。11月28日，河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庞炳勋请功嘉奖的电文中写道：特急。武昌总司令蒋（介石）。副总司令张（学良）：顷据南阳罗专员感（二十七日）已（九时至十一时）电报称：此次赤匪窜至方城之砚山铺、七里岗一带，经我庞军长令刘世荣旅痛剿，毙匪二百余名，俘匪五十余名，得枪甚多，请予嘉勉等情，查该军长庞炳勋此次督剿，颇有所获，不无可嘉，可否予以嘉奖之处，谨电呈核示。

庞炳勋——这个率部“剿”过“抗日同盟军”的总指挥，现在又竭尽“追剿”“抗日先遣队”之能事，这似乎又为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安内”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攘外”呢？留在历史上的更是一段可耻的记载而已。抗日战争期间，庞炳勋为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驻兵太行山区，专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唱对台戏，是个专门反共的磨擦专家。1943年5月，第二十四集团军在豫北地区被日伪军打得一败涂地，落花流水，庞总司令仓惶逃跑未遂，被日军所俘。这个专事反共的急先锋，在名利的诱惑下，变节北叛自己的祖国，投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傀儡——汪精卫政府的怀抱，任伪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驻兵开封，成为国华民族的逆贼。庞氏炳勋，早已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灾星来爱神降　创建鄂豫陕1934年11月30日。豫西黑峪。

伏牛山，丛林茂密，险山深谷，高峰积雪。

“那就是摩天岭！”程子华指着远处扣着“白帽”的高峰说，“登上那摩天岭，西望秦岭，北瞰洛阳，东观平汉路，可是个世外仙境啊！”“伏牛山，位置险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呀！”徐宝珊不无感慨地说，“诸葛亮率兵战中原，驻过伏牛山；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驻过伏牛山；太平革命军，也驻过伏牛山……可惜呀！我们可能只有望而兴叹啦！”

徐海东和省委同志们，原来设想在伏牛山区创建一块新革命根据地。然而，残酷的现实不得不使徐海东等改变初衷。

“是啊！”徐海东摘下八角帽说，“此地人口衡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据手枪了团侦察得知：敌人在这里早已设防，许多寨子都驻有重兵；敌第四十军、‘追剿纵队’主力相继逼近，庞炳勋像看家狗一样，随着主人到处跑！”

“三个人在指点江山吗？”政委吴焕先从指挥所里走了出来说，“这儿的江山是‘内乡王’顾廷芳的，统治严密，盗匪出没。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创建根据地都比较困难呀！”

四个人互相看了看，达成了共识：红二十五军难以在伏牛山立足发展，只能继续西进，进入陕西南部，相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同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明确宣布：我们调动部队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贫苦群众弄吃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障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希望一切人都各做各的职业，莫惊莫走，特别欢迎贫人、工人、农人和我们见面谈话开会……红军没收地主豪绅、实业界阀官僚的财产，帮助穷人抗拒苛捐杂税，保证商业自由，对白军士兵和民团中的穷苦出身者优待……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红军此来，是要帮助陕西穷人进行上面的事业，帮助穷人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统治，建立陕西的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布告》。）

自从独树镇突围以后，徐海东由后卫又换回到前卫。手枪团在徐海东率领下，边侦察敌情，边开路，将袭扰阻击的土匪、地方民团一一击溃，红二十五军日夜兼程向陕南前进。12月4 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卢氏县的叫河附近，受到敌陈沛第六十师和“追剿纵队”三个支队的前堵后追，情况十分危急。手枪团里有个外号叫“飞毛腿”的侦察员，中等个、骨瘦如柴，表面看上去，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可走起路来，特别快，一个小时走二十多里不在乎，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几十米外，飞的苍蝇，他都能看得见，耳朵特灵，听得着。徐海东特别喜欢“飞毛腿”，行军中有许多重要情报都是他提供的，几次使红军化险为夷。这次又是他立了头功：找到了一个货郎小贩，在他的带领下，红二十五军沿着一条“七十二道文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秘密入陕小路。26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将敌陈沛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侧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即箭杆岭）。

1934年12月10日。陕南庚家河街。

庚家河水，翻滚着银白色的浪花，哗哗东流。

庚家河街是个深山狭谷中的小镇，一条拐弯的小街纵贯南北，两旁分布着几十户人家和几所杂货店铺。庚家河街地处南北通商的要道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通商县的龙驹寨，以至湖北境内；北可抵达西安、华县、潼关等地。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此镇每逢一、四、七集日，周围几十里以内的山民都在此赶集，别有一番山乡风情。

1934年12月8 日，徐海东率前卫团手枪团经由箭杆岭进入陕西境内，歼灭三要司守敌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一个营。9 日，翻越蟒岭，到达山中小镇庚家河。徐海东和其他几位领导住在小镇拐弯处的一家名叫“春永茂”的中药铺里。

吴焕先一进门就说：“我们共产党和红军就是为济世救民开药铺的！”

徐海东抚摸着药箱，接过吴焕先的话说：“我们不但要为‘疾民’开方子、找草药，还要给他们‘动刀子’，彻底消除他们身上的病根。”

“报告！从东山树林里抓回个大土豪！”手枪团的一名通信员说。

“带进来！”徐海东一听大土豪就激动起来了，还没转过身来，就命令说，“马上带进来！”

一个三十五六岁，头戴一顶皮帽，身着棉袍的“大土豪”站在门口。

吴焕先说：“进来！你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多少亩地？有几个长工？……”

“大土豪”瞪着大眼端详着徐海东、吴焕先两人，半晌才说：“你们是红军吗？！不说红军都是些‘血脸红发的怪物’嘛！是共产共‘妻’，见人就杀的刽子手嘛？！……”

徐海东一听便知，这是国民党反动宣传的结果。“少罗嗦！快回答问题！”徐海东压抑着胸中的怒火，指着吴焕先说，“这位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我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副司令。你看我们是‘血脸红发’吗？见到你了，你现在不还活着吗？”

经徐海东这么一说，“大土豪”脸上的惊惧感减退了一些，怯怯地说：“我叫杨春荣，是这个药铺的店主，没有土地，没有长工。方才，我有眼无珠，有冒犯长官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包涵！”说着，扑通跪在徐海东、吴焕先跟前，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磕着响头。

“误会了，误会了，快起来！”吴焕先上前扶起杨掌柜的，发现他额头已出现血痕，说：“坐下说话！”

这时，给红二十五军带路的那个农民走进药铺说：“杨掌柜，是个大善人呀！好得很！他自幼在这个药店里当学徒，懂医道。因生活所迫，曾挑着一根扁担到潼关等地跑过几年山货买卖，随后就接管了这个药铺。平日里，镇上和山乡的村民病了，有钱没钱都可以吃他的药，特别困难的人家，欠了药钱，他就不要了！人们称他为‘杨大善人’呢！”

徐海东看出杨掌柜为人忠厚老实，也没什么政治嫌疑，忍不住呵呵笑道：“开这么个中药铺子，也是救死扶伤的慈善事业。这和我们共产党、红军的目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方法不同而已。我们又住在人家铺子里，还把掌柜的扣留起来，实在不够意思了！赶快放了，放了，莫把个‘善人’当‘恶人’哟！”

“这不是大土豪，是个大善人呀！”吴焕先向其作了一番解释、表示歉意，同时，阐述了共产党、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杨掌柜对红军有了认识，又出于对红军的感激之情，从家里拿出好几斗苞谷。资助远道而来的红军；掩护治疗红军伤员；配制专治枪伤的药物等，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放了一个“杨善人”，在小镇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都说红军的好话。可是，徐海东心里却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给红军栽赃，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这需要向群众解释和说明，并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的丑恶嘴脸。当晚，他找到了政委吴焕先和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三人所见略同，一拍即和。第二天，《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就在街头上张贴出来了。四百来字的一页传单，就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任务、守旨及有关政策，都写得一目了然，作了通俗而有力的宣传。传单写道：……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人……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民士兵出身……红军一到那地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到红军中来……中国有红军已经八年了。现在中国的红军总计有几十万，活动在十几省的地方，大部分红军是在江西和四川。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同志！（见程子华、郭述申、刘华清等著《德高望重的郑位三同志》。）

12月10日上午。“春永茂”药铺。

这是个小四合院。前幢仓临街，是药铺。东厢房是厨房，西厢房是仓库。正房三间是杨掌柜的寝室和内诊房。内诊房空间不大，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长条凳子，鄂豫皖省委常委，正在这里开会，讨论在鄂豫陕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徐海东开门见山地提出：“以秦岭山脉为中心，在渭水和汉水之间的广大豫鄂陕边界地区，可以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徐海东走到程子华面前，接过他的袖珍地图，也是红二十五军行军打仗的唯一地图，指着地图说：“这个地区划包括陕西南部的雒南、蓝田、商县、商南、山阳、镇安、柞水、洵阳、宁陕、绋坪、洋县等县，河南西部的卢氏、淅川等县，湖北西北部的郧西、郧县等县。这个地工我峰峦峻迭，悬崖陡峭，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地域广阔，利于迂回；人口多，有利于加强红二十五军力量……”

没等徐海东说完，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这里山大人口稀又缺粮，不能搞根据地。即使红二十五军在这里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也不易得到巩固。”

徐宝珊的肺病仍没有好转，咳嗽两声后说：“海东同志是有真知灼见的。他所说的这个地区，也是子华、焕先我们几天来一直研究、关注的地方。我认为，这个地工我可以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处黄河渭水流域和长江汉水流域之间，位置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割居称雄的战略要地。这里，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极为残酷，土地和山林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抓丁、派夫、高难度利贷盘剥和兵灾匪祸连年不断，人民苦难深重，反抗强烈，容易发动斗争。虽然人稀，但地域广大，人不也就多了嘛！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和壮大还愁什么呢？！”他又咳嗽起来了。

会场暂时平静了几秒种。

徐海东又说：“这里还有个有利的地方，山大沟深，丛林茂密，便于活动和隐蔽；另外，与西南的川陕红军、北部的陕北红军及东南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的呼应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单纯军事观点是不行的！”有人没等徐海东说完，便插了话，“开口红军，闭口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不光是发展红军和打仗嘛！还有打土豪，提高群众觉悟，建设根据地等等任务嘛！”

徐海东提高了嗓门，激动地说：“创建鄂豫皖苏区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不打击敌人，就没有地盘；没有地盘，就没有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壮大，也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说到这，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与提出反对建议的同志针锋相对地说：“陕西是西北军阀杨虎城的统治范围，杨虎城历来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杨虎城主要精力用在北抵陕北红军，南抗川陕红四方面军，西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勾心斗角；况且，蒋介石还没有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的军事力量。现在，有利的战机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不马上把握住，发展自己，它会转瞬即失，反而谱成对我们不利的因素。”徐海东看见与会的人员，大部分点头称赞，于是，用平和的语气继续说，“在我们红二十五军来此之前，党和红军已在这一带有广泛的革命影响：1928年5 月参加渭华起义的部队，曾在蓝田、雒南地区组织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红三军先后两次过境；1933年5 月，陕北红军南下，也给这里人民以深刻的影响。因此，尽管现在这里的党组织已遭破坏，但群众自发的抗捐抗粮斗争，仍然此起彼伏，群众基础比较好，便于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活动。这也符合中央关于创建新苏区的精神！”

会场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随后一片寂静。

“不过，我总觉得没有中央指示，没有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领导的允许，我们几个鄂豫皖省委常委擅自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有点不妥。我看还是先到川陕边界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再决定为好！”有人继续坚持“走”的主张。

中央派来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程子华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不失为一个好计划。但是现在不行。部队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需要休整；至于，红二十五军的去留权，我看鄂豫皖省委是有这个权力的。与外界联系不上，我们自己又不能独立自主地分析客观形势和主客优劣，那我们必亡无疑。儿子早晚要单独顶立门户的，幼鹰只有脱离母巢，才能雄视苍天嘛！”

“报告！徐军长！敌第六十师突然由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从七里荫岭迂回南下，东山坳口的前哨排已与敌人接上了火！”手枪团“飞毛腿”交通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

徐海东一听，马上意识到情况危急，不由分说，三步并做两步跨出了“春永茂”中药铺子，直奔东山坳口的前沿阵地。会议虽然立即停止，但还是形成了个《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初步而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新区的选择和当时方针政策任务等重大问题，对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草案》中写道：鄂豫陕边区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的条件上，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每个党、团员以至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解除民团武装，消除境内的国民党守军，建立苏维埃政府。

……要向全党同志深切指出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坚定每个党员的意志和信心……为着当前的光荣事业和任务而斗争，……立即创建鄂豫陕省委，为创建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

徐海东等军首长刚出门，警卫员又来报告说：“敌六十师师长陈沛指挥三个团的兵力向我军扑来，领头的三六○团已经占领东山坳口，与我一个连发生激战！”

徐海东一听敌人占领了东山坳口，立时紧张起来，他知道：东山坳口是庚家河街后山通往七进而荫、鸡头关方向的必经之路，占领坳口，可以居高临下控制瘐家河街。东山坳口一失，红二十五军就有被击溃甚至覆灭的危险。

“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分别随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夺占东山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徐海东果断而严密地命令说，“二二三团随我来！夺回东山坳口！”说完，徐海东亲自率领二二三团全体指战员，包括炊事员等，勇猛冲入敌群，用刺刀、手榴弹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东山坳口阵地。

“副军长，你看！”警卫员指着东山坳口的南北高地说，“军长和政委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胜利地占领了至高点，这下敌人打不过来了！”

站在东山坳口防御工事上的徐海东英姿飒爽，左手紧握马鞭，右手提着只手枪，嘿嘿一笑，自豪地说：“他陈沛与我徐老虎相比，差远了，我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他还穿开裆裤呢！”

突然，一颗好像长了眼睛的子弹打中了徐海东的头部，从左眼底下穿入，从颈后飞出，但没伤着骨头。

“不好啦！副军和受伤啦！”刚调来的小警卫员从没见上这阵势，大喊大叫起来。

“住嘴！”徐海东没好气地命令道：“悄悄地把卫生员给我叫来！”

十分钟后，徐海东头缠绷带，又屹立在阵地上，大家倍受鼓舞，各个磨拳擦掌，誓死为副军长报仇！

这时，敌第三五五团、第三五七团相继增援上来，再次发起攻击。于是，全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在反复冲杀中，军长程子华也是身负重伤。广大指战员在军政委吴焕先的指挥下，英勇反击，殊死奋战。第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在率领部队和敌人拚刺刀时，一条腿被打断了，仍坚持指挥作战。军部司号长程玉林，下额负伤，不能吹号，他利用一座小庙作掩护，接连向敌人投出数枚手榴弹，最后壮烈牺牲。二二四团七连一挺机枪在和敌人对射中，第一名射手倒下去，第二名射手接着打，第二名射手倒下去，第三名射手又接着打起来，机枪始终没有停止过，终于把敌人的炎力压倒了。战斗的激烈程度，实属少见。战至黄昏，红军经过二十多次反复冲杀，缍将敌人打垮。这次战斗，毙伤敌军三百余人，红军亦伤亡一百余人。

庚家河战斗，打垮了七万多敌人对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的连续追堵，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转移，从此，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站住了脚跟，并赢得了开辟新区的时机和条件。

战后，省委书记徐宝珊，军长程子华和副军长徐海东都躺在担架上，政委吴焕先的担子回重了。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采取了大回旋的军事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出卢氏、西转蓝田，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消灭了许多民团，打击了地方的反动势力，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部队所到之处，严格招待群众纪律，镇压土豪恶霸，将没收的大批财物分给贫苦百姓。一些“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群众，分得了粮食，解决了饥寒；许多衣不遮体“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的人家，也分得了衣物；商县孙家山有个名叫狗娃子的农民，在红军救济下，全家才穿上了裤子，群众高兴地说：“红军来了！狗娃子一家能出门见人了！”少数群众心有疑虑，不敢公开接受斗争果实，指战员就在夜里将衣物粮食送上门去。因此，到处传说红军是“活神兵”！

官兵们把程子华、徐海东抬到一家骡马大店抢救。冷风嗖嗖，寒气逼人。警卫员在徐海东床旁生了一盆木炭火。他躺在床上，呼吸困难，人事不省。军医院院长钱信忠擦去徐海东脸上的血迹，发现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脸颊。钱信忠一边冲洗伤口，一边对女护士周少兰说，“徐副军长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将领，每次打仗都把生命置之度外。他的双腿、胳膊、膀头、胸口、屁股，浑身上下留有十七处伤痕。这次，子弹从左眼底下穿入，从颈后又穿出来，失血太多，伤比前几次教师重，你要精心照顾他！”

周少兰，生于安徽六安县一户木匠家中，年仅十八岁，个儿不高，长脸尖下颏，聪明伶俐，泼辣能干。她仔细地听着钱信忠的嘱咐，坚决地说：“院长，你放心吧！只要我还活着，就保证首长不会出差错！”

周少兰帮助钱信忠为徐海东上药包扎伤口以后，给他擦身子、换衣服洗双脚。……军政委吴焕先来了，望望徐海东叹口气，叮嘱护士、医生几句走了；省委书记徐宝珊也来看望徐海东，见他静静地昏睡，也只好走了。许多干部蹑手蹑脚地走到徐海东跟前，看几眼便退了出去。也有人来到屋门外，轻声向警卫员打听：“首长怎么样？”

“一直没有醒过来！”警卫员只好这样回答。

夜深了，人静了。周少兰裹着个破被子蜷坐在草铺上，望着对面只露一只眼睛而昏迷不醒的徐海东，一种同情、尊敬、爱慕之情油然而生。记忆把她带到了过去生动的一幕：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时，近三千人的队伍里，只有七名女护士，人称“七仙女”。她们是戴克敏同志的妹妹戴觉敏、周少兰、张秀兰、曹守凯、曾继兰、田喜兰、余国清。听说不允许女同志参加“打远游击”，她们又哭又闹，非跟上红军主力不可，这才把七个护士带上了。进入桐柏山区，军参谋长怕她们吃不消，确实也是个拖累，就每人发给好司令部八块银元，作盘费，或是返回老家，或是就地找个穷苦人家，给人当女儿做媳妇，都无不可。这一下，她们都傻眼了，感到走投无路，坐在路边抱头痛哭。……大胆泼辣的周少兰，猛地站起来，把银元往地上一摔，哭着对政治部的干部说：“你让我们回去，往哪儿去？我是逃出来参加红军的，难道还要我重新去当童养媳吗？”蓁六个也站起来，哭着对政治部的那个干部说：“红军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我们生是红二十五军失，死是红二十五军的鬼。一定要跟红二十五军远征……”

是啊！即使让她们去死，也要死在部队里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部队。要离开了红军队伍，也就失去了生存的路，没有了自下而上的希望。她们大都是些无家可归的孤儿，走也不成，留也不能，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抉择……

恰在这时，一匹战马的蹄声由远而近传来。周少兰她们透过晶莹的泪水，一看徐副军长来了，不约而同地围上去，详细地哭诉了事情的经过。

“回去跟参谋长说，这七个女红军，我们不能丢下不管！”徐海东望了望几个可怜却很刚毅的姑娘，对政治部的那个干部说：“她们都是经过艰苦斗争考验过来的，她们的革命决心很大，就让她们和我们一起走吧！”说完，徐海东一挥马鞭，在空中留下个清脆的响声，马蹄嗒嗒，奔向前方。

破涕为笑的“七仙女”们顿时叽叽喳喳地雀跃起来……

深夜，天气奇寒，敌情严峻，不得不连夜转移。战士们抬着两位军首长冒着风雪出发了。一路翻山越岭，周少兰和她的姐妹们不停地为程子华、徐海东盖被子，掖大衣。第二天上午，到达蔡川时，周少兰的双腿沉重，身子像散了架子一样。尽管这样，她还是把徐海东安排在老百姓家中的炕上，找来柴禾为他生火取暖，盼着他早早日痊愈。

周少兰不分昼夜地守护着徐海东，眼睛都熬红了，实在支撑不住，就用冷毛巾敷敷自己的头，或是使劲拧自己的手臂、大腿，免得瞌睡打盹。好不容易，熬过了四天四夜。

第五天，徐海东醒了！

周少兰忽然听见徐海东哼了一声，觉得有点异样，便伏在他耳边轻声呼叫：“首长，首长，首——长……”

徐海东“嗯”了一声，睁开了眼睛。

他见一个女护士守在身边，便问道：“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你醒过来了！”周少兰眼里翻滚着激动的泪花，喜形于色地说，“四天四夜不省人事，把人都急死了。”

徐海东定睛一看，这个女护士是周少兰，半开玩笑地说：“我可没着急，却美美地睡了一大觉。军长、政委他们都好吧！”

周少兰知道徐海东受伤的部位，少说话、少动脑筋，有利于伤情的好转。于是，回答说：“他们都很好！刚才还来看你呢！”

军部的同志们，还有医生、护士们都高兴地庆幸徐海东脱离了危险，炊事员也忙着给徐海东烧汤喝。周少兰端来一碗面条，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

吃完面条，徐海东挣扎着坐起来，说：“少兰同志，你和警卫员把我扶到司令部去，我要听听敌情变化和我军情况！”

周少兰和警卫员异口同声地说：“首长，你不能动，快躺下吧！”

徐海东发火了，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误了军情大军，我就要开除你们的党籍！”他使劲想下地，但双腿一挨地，就像两根面条一样软，差点栽倒地下，周少兰和警卫员又马上把他扶上床。

徐海东说：“那就先把程军长请来！”

周少兰和警卫员互相看了看，没办法，只好实说了。周少兰哽咽着说：“程军长在你负伤以后，他也负了重伤。他两只手都被敌弹打穿了，伤了骨头，流了不少血，现在也正在治疗之中，连以上干部负伤十多人，部队的情绪很好。你就不要担心了，安心养伤吧！”

徐海东听着，心里格外焦急。

周少兰无奈，悄悄地让警卫员把政委吴焕先、省委书记徐宝珊请来了。吴焕先和徐宝珊详细地介绍了敌情我情，徐海东很高兴。临别，吴焕先、徐宝珊对周少兰和警卫员说：“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徐副军长！”

“让这位护士照看军长去吧！我自己照顾自己能行！”徐海东说。

吴焕先说：“军长有人照看，她就是负责照顾你的！她叫周少兰，以后随你行动！”

连日以来，红二十五军用担架抬着程子华、徐海东等人行军、作战。每到一地宿营，周少兰先用自制的高锰酸钾、盐水给徐海东消毒，又把树根熬成药水给徐海东洗伤口。当他痛得浑身抖动时，周少兰像痛在自己身上一样，眼里泛着泪水。同时，她发现他的一只耳朵失灵了，只有大声说话他才能听见。尽管他伤口感染，经常发高烧，但仍然时常要求回到战斗岗位上去。

1935年1 月5 日。葛牌镇战斗打响了。

鹅毛大雪飘了一天一夜，整个世界一片洁白。

吴焕先向周少兰和一个警卫员交待说：“你们快抬着徐副军长转移吧！”徐海东听说敌人来了，忘记了伤痛，跳下炕要到指挥所里去。周少兰和警卫员再三相劝，徐海东硬是让两个警卫员架着爬上白雪皑皑的山头阵地。

敌第一二六旅二五二团正向我军阵地进攻。政委和参谋长顶风冒雪站在山包上，看着地形，正在研究这一仗怎么打，决心还没下定。

“海东！你来得正好！”政委吴焕先对徐海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一向是信赖的，大概是由于情况太紧急了，来不及问他的伤势和病情，就紧接着把当面的敌情和自己的打算说了说。

徐海东边听，边观察思考，早把戏伤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徐海东最擅长的战法是迂回包围战术。徐海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很快得到政委和参谋长的赞同：派出两个营从敌人后边左、右两侧出击，成功后，再从正面组织反攻。

吴焕先是个身先士座的军政委，他说：“你在指挥部、我去组织部队……”说完冲下山去。参谋长作战也非常勇猛，接着也跑了下去。

雪下得越来越大了。徐海东蹲在雪地上，完全忘记了这风雪和严寒。他甩掉披在身上的大衣，亲自指挥部队。他望着在白雪上迅速行军和正面猛烈阻击敌人的红军指战员，恨自己受伤，不能亲自上战场。战斗很快结束了。歼敌柳彦彪部第一二六旅两个营，大获全胜，红二十五军转危为安。徐海东返回农舍，周少兰为他生的火炉正旺，饭菜也已经做好，正静静等他回来。徐海东站在门口，望着周少兰小巧玲珑的倩影，傻乎乎地呆在那里：黝黑的两条小短辫、匀称俏丽的身材，葱白儿一样的纤手……周少兰觉着门口有个影子，回头一看是徐海东回来了，四只炽热的目光接上了，迸出了爱情的火花。

这一段时间里，战事相对减少，在周少兰的精心护理下，徐海东的伤势也渐渐好转。

一天晚上，周少兰陪徐海东散步在山道上。豪爽的徐海东，首先敞开了话匣子：“少兰，我听说你七岁死了娘，十三岁被人贩子拐卖给一户农家做童养媳……”

“我爹有病，家里穷，也是没有法子呀！”周少兰眨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那个人贩子把我卖了五十块大洋，就逃之夭夭了。我哭着要回家，婆婆说，‘只要你拿出五十块大洋，就立即让你回家’。我没有法子，就跟她闹，她骂我是‘死丫头’！第二年，我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少先队的大队长。家乡失守后，我再也不愿当童养媳受窝囊气了！我跑到了湖北红军县檀树岗，找到了郑位三同志，要求当红军。郑位三同志派人找我谈话时，那人见我个子小身体瘦弱，就劝我回家去。我死也不回去当童养媳，软缠硬磨了两天，那人终于接受我参加红军了。不久，发给一套小军装，扎上条小皮带，八角帽一戴，我就光荣地成了红二十五军医院的护士了。”

“这么说，你还是个小‘老革命’啦！”徐海东哈哈大笑着说。

“首长真会开玩笑。”周少兰羞赧一笑说，“那次，军政治部决定不让我们‘七仙女’随军长征，多亏你救了我们，我们都说，‘徐副军长是个大好人啊！’”

“好人吗？”徐海东笑了笑说，“蒋介石可说我是大坏人哪！还悬赏十万银元要铁人头呢！”

“他越说坏，您就越是好！”

“说得好！我也是个泥巴穷人，受过苦，遇过难呀！”徐海东向周少兰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嫂，坦率、真诚地讲述了童养媳田德载改嫁的经过……

周少兰认真地听着，不由自主地掉下泪来。

徐海东凝视着周少兰的眼睛，问道：“哭什么？怎么还孩子脾气？”

“你那痛苦的经历感动了我！我憎恨我的无知无能，不能给你慰藉和爱护……”

徐海东看着这位“小老红军”那样天真、善良、温柔、不忍心去触动这含苞待放的出水芙蓉，但自己内心的热血在沸腾，低着头，怯怯地说：“少兰！——少兰！我要告诉你，我是个‘大老粗’，脾气不好，年龄又比你大，你——你嫌我吗？”

徐海东的英雄事迹自从周少兰参军开始，就听说过；他的光辉和英俊的形象，在那次救“七仙女”时，就深深地印在脑子里。对徐海东，周少兰除了崇敬之外，早就萌动了另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每天总想看见他，若见不到副军长来看伤病员，就到处打听他的行踪，直到获悉安全为止。现在，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她心潮起伏，激动万分。但想归想，说出来却很难。她红着脸，扭过头去，看到蓝天白云，故意乖嗔地说：“我也没念过书，办事又幼稚……”

“那就算我没说，我刚才逗你玩呢！”徐海东也板起脸孔，一本正经地对周少兰说。

“不！不！我跟你，让我永远跟着你！”说着，周少兰向徐海东怀中扑过来。徐海东迎上去，两人紧紧抱在一起，两颗心跳着一个旋律，徐海东低声说：“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

两个月过去了。徐海东在周少兰精心照顾下，伤口基本痊愈。

一天午饭后，徐海东久久地望着周少兰，一言不发。周少兰红着脸说：“你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都看两个多月了，再不说话，我不理你了！”

“少兰！我衷心谢谢你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现在我能自由行动了，往后，你好好照看程军长吧！”

一听说要离开，周少兰那双机灵的眼睛满含着依恋和担心。她深情的望着面前的徐海东说：“我走，就是不放心你，干脆等你伤口痊愈了，我再走吧！”

徐海东喝了口水，亲切地说：“少兰，我这点小毛病用不着再照顾了，还是先照顾程军长为好。以后，我会经常过去看你的，你有时间也要常来我这看看，行吗？”

周少兰有点心甜又有点害羞，没说话，轻轻点了点头。

冬去春来。红二十五军转战于商县与商南之间的龙驹寨地区。一天，政委吴焕先用手拍着徐海东肩膀，开玩笑说：“老徐，有人在背后笑你哩！”

“政委！你说说看，人家怎么笑我的？”

“有人笑你长了四条腿！”

“娘卖匹的！谁背后笑话我？”

“别发火，你到底是不是四条腿？”吴焕先说着，就要去撩徐海东的大衣。

“别开玩笑了！我两条腿，还挂花了一对！我是人，又不是牲口！到底谁骂的？”徐海东追问道。

“看来，我不揭底，你是不会承认的！”

“你揭底吧！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吴焕先笑了笑，说：“有人反映你和周少兰在冬天雪地里谈情说爱，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两人披着一件大衣，这不是四条腿吗？”

徐海东嘿嘿一笑：“娘卖匹的！哪个混帐东西！真会编排。我们在外边，没有超过一个小时的时候。那天天冷，我把大衣给她披一会儿。”

“这一披，披出情况了！”

“什么谈情说爱，我这个泥巴人，不懂那一套，革命胜利了，我就娶她！”

“未必等得太久！”吴焕先整了整衣袖说，“你身体不好，需要有人来照顾。周少兰聪明能干，吃过苦。我看呀！你要是娶她做老婆，是你的福气呀！早点把事办了，别让人家夺去喽！”

“大敌当前，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等到举行婚礼那天，我给你们当司仪，让大家热闹热闹……”

二人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在1935年9 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在军团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的关怀下，徐海东决定与周少兰结婚了。结婚那天，俩想买两块手绢交换纪念，可是身上只有五分钱，最终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俩想起在泾川为革命壮烈牺牲的吴焕先，如果他在人世，肯定要来参加婚礼的。当天晚上，他们在窑洞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周少兰拿着房东大娘送来的红枣招待客人。在徐海东建议下，周少兰改名为周东屏。第二天，徐海东目送周东屏去瓦窑堡红军医院工作去了。

革命的种子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撒下的时候并不是非得选择肥沃的土壤不可。只要有劳动群众的地方，不论是高山、也不管是丘陵，它都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入陕五个月，取得了辉煌成就。作战上取得一连串的胜利，歼灭敌人近三个团兵力，先后攻占五座县城。红二十五军主力发展到三千七百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两千多人，并建立了四块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五个县工委，发展了一批党员；先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十三个区、四十多个乡、三百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人口近五十万，耕地面积九十多万亩，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建成。华阳一带传诵着这样一首歌：二月初六声炮响，警备二旅垮个光；华阳有了苏维埃，土豪恶霸一扫光；又分田地又分粮，穷人翻身把家当；吃饭莫忘红廿五，翻身莫忘共产党。

1935年4 月20日。南京蒋介石官邸。

气氛异常严肃紧张，杀气腾腾。

蒋介石怒目扫视着在座各位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

庞炳勋、萧之楚垂头丧气，一言不发。自知六七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只能跟着徐海东部近三千人的屁股跑，愧对蒋总裁的信任，大气不敢吭。

王以哲有些幸灾乐祸。红二十五军从东北军围攻下的鄂豫皖转移时，蒋介石嫡系将领，对王以哲等东北军说三道四。而现在呢？一支无吃、无住、疲惫不堪的“儿童军”在几万蒋之嫡系军队的追堵下，像条巨龙，来去自如。坐在蒋介石对面的国民党陕军首领杨虎城心里很矛盾。蒋介石向来不欣赏他的地方保护主义，对自己的指令，杨虎城总是打上三成折扣。徐海东来陕南已五个月了，不但没有及时被消灭，反而站稳了脚根，造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局面，自己也有责任。

唐俊德却跃路欲试，表情激动。他是国民党驻郑州第九十五师师长，对红军一向不放在眼里，狂妄至极。这次，蒋介石要他来参加这个高级将领会议，是要他去陕南围攻红二十五军的。他恨不得马上飞往陕南，取回徐海东的头，到他的主子这儿邀功请赏。

会场死一般沉寂。

蒋介石思绪也很乱，不知从哪说起，把围攻徐海东部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给东北军的王以哲？不行。他会自行其事，借机发展自己；给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不行。他追堵无功，无以服众；萧之楚、唐俊德？不行。资历浅，难以当此重任。

蒋介石最终不得不把目光移到陕军杨虎城身上。

“杨兄！”比杨虎城年长六岁的蒋介石表面上很尊敬这位名震西北的地方实力人物，他温和地说：“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是确定统一‘围剿’徐海东部‘匪军’的指挥权，我看如此重任，非君莫属呀！”

“还是由王军长或庞军长担当，更为合适！”杨虎城方形敦实的脸，笑了笑说，“徐海东部红军，一支远来的溃不成军之师，却在我的辖区生根、开花、结果，我有责任！”杨虎城把“我的辖区”说得很重，意即让在座的所有人听明白，这次战役是在我的势力范围内，那么，最高指挥权，理所当然是我的。

“徐海东是文明社会的一大害。他诡计多端，骁勇善战，非同仇敌忾，协同作战不能消灭。我在鄂豫皖不也没置他于死地吗？”一向孤傲、果敢的蒋介石，一提到徐海东的名字，不免也有些畏惧、心虚。因为，他早已领教过徐海东的厉害，尤其他的声东击西、昼伏夜行的游击战，更使蒋介石毛骨悚然。

蒋介石马上意识自己有些失态，有失总司令的威严。他马上干咳两声，正色宣布命令：“王以哲部第六十七军三个师（即第一○七、第一一○、第一二九师），唐俊德第九十五师、庞炳勋部第四十军，萧之楚第四十四师、杨虎城部第三十八军十七师五十一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二旅，共三十多个团的兵力，统由杨虎城将军指挥，即日向徐海东部鄂豫陕边区发动‘围剿’，5 、6 、7 三个月内将其完全消灭！”

5 月上旬，敌人“围剿”开始。第六十七军九个团和第九十五师三个团在雒南县城以东、以北展开，向南进攻；第四十四师四个团，由郧西上津向北进攻；第四十军五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四个团，由郧西上津向北进攻；第四十军五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四个团，由郧西上津向北进攻；第四十军五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四个团，警备第一旅两个团，警备第二旅两个团，特务第一旅两个团，则从南到北依次配置于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红军。

敌人气焰嚣张，杀气腾腾，徐海东和全体红二十五军指战员们，又面临着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不幸的是：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于5月9 日在龙驹寨病逝。徐海东极度悲痛。早在1928年，他就和徐宝珊同志相识。他真切地感到，徐宝珊是一位平易可亲的领导人，他从不高谈阔论，不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他总是满面笑容和同志们商量事情。他在军事指挥上虽不是强手，但在政治上、品德上，都不愧为大家的榜样！……今后该怎么办呢？徐海东想，军长重伤未愈，自己伤还没全好，还病着，也不能光靠政委吴焕先（此时，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一个人唱独脚戏，他暗自说：“我要尽力多多去工作！一定要使这支革命的种子转危为安！

徐海东察觉敌人的企图后，于5 月11日对部队进行了整训。红二十五军拟首先攻占山阳县城，创造有利的反围攻战场，由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等领导豫陕游击师开展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山阳守敌有陕军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14日红二十五军从三面攻城，敌县长和县政府官员弃城逃跑，盘踞在城东北苍龙山据点之敌，凭借坚固工事，固守待援。红二十五军攻击未克，遂改变决心，南下郧西地区。

鄂北郧西。红二十五军临时指挥部。

秦岭南麓的5 月，虽是一片春意盎然，勃勃生机，但偶尔也有寒流的袭击。不管寒流多么严酷，也不可能挡住春天的脚步。

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同志正在研究怎样打破敌人的这次围攻。

军长程子华忍着伤手的剧痛向同志们作了报告，中央红军一至三次反“围剿”，打得很漂亮，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运用了正确的战略策略。1930年冬，根据敌人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围攻方针，毛泽东等在小布的战前动员大会会场上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以此为反围攻策略，先后取得黄陂、东韶战斗的胜利，粉碎敌人第一次围攻。

程子华声调激昂、语气慷慨，两只缠着绷带的手，不时在空中比画，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他继续说：“1932年2 月，七倍于我军的敌人，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围攻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提出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先后取得富田、白沙等五个大胜仗，迫使代陆海空军总司令何应钦狼狈逃回南京。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于1931年7 月亲任总司令，随带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率十倍于我军的兵力，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分三路向中央苏区疯狂扑来。毛泽东同志又提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打法，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方式，五天之内三战三捷，最终打破了蒋介石的围攻！”

毛泽东的高超指挥艺术和军事才能使与会者完全折服了。程子华说完，会场突然静了一会儿，大家也许是希望军长继续讲下去，也许回味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经过，也许在思考，目前红二十五军应该怎么办？

“我们也来他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不！要诱敌深入，先打弱敌！”

“避实击虚！”

……

瞬间的寂静之后，会场里议论纷纷，大家争先恐后的献计献策。

年轻的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说：“毛泽东同志、朱德总司令领导中央红军，打破敌人三次”围剿“的作战方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海东！你说说！”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徐海东身上。

会议已经开了半天，徐海东一直沉默不语。程子华讲的中央红军反“围剿”的方针和战例，自从程子华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不知听过几次了。但是，他想：打仗不是走熟道，只要夫风无雨，就可以低头走到底。兵书人人都看，“三十六计”，几乎每个领兵的人都懂，可是，光会看，懂得意思，还是难保打胜仗的。结合自己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教训，他苦苦思索着，思索着……政委的话，他竟然没听到。

“海东，你谈谈对这次反围攻的想法！”政委吴焕先引导他说。

徐海东思索一下后说：“杨虎城调动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分四路，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哪一路都不弱，只有东北军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倒可以打其一部。”徐海东边说，边摆弄着马鞭子，“陕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敌人机动和补给都有一定的困难。我认为，我们这次反围攻的方针应该是：先疲后打。先牵着敌人鼻子转，拖得敌人疲惫后，寻机打击敌人。”

会场第二次出现寂静。随后，一阵热烈的掌声。

经过讨论，省委决定：各游击师就地坚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主力则乘东北军刚到，首先北上，争取歼其一部，然后再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寻机歼敌一两个师（旅），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打破敌人的围攻。

山道崎岖，路隘林深。

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6 月初，从鄂北勋西二天门出发，向北直插陕南商县地区，袭击东北军第一一○、第一二九师于夜村和商雒镇附近，毙伤敌团长赵绍宗及以下官兵二百多人。随后，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掉头向东，大步前进，进入豫西地区。直转南下，远程奔袭鄂豫陕三省交汇点——荆紫关。徐海东率手枪团在通过敌外围警戒线时，敌人误认为是“自己人”，列队欢迎。红军未发一枪一弹，将其缴械。手枪团战士，搭人梯在敌人密集火力打击下，强行登上荆紫关城头，占领全城，歼敌近两个营，从被窝里活捉第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红军战士情绪高涨。接着，挥师西进鄂北，北挺陕南，25日到达根据地黑山街。

行军近一个月，转战近二千里。

崇山峻岭，日晒雨淋。不免有人背后嘀咕：“这是唱的什么戏？今天东、明天西？”

“逃跑主义！敌人咬着屁股不打，向哪跑？”

“又是‘老军长’领头耍灯龙！”

……

牢骚归牢骚。但命令一下，再高的山，再陡的崖，再大的雨，指战员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行动。大部分士兵和基层干部，看到“老军长”一路上精神抖擞，谈笑风生，都猜测着：一定会有好仗打！所以，指战员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情绪。

敌人被徐海东搞得团团转，一路穷追不舍。敌人被拖得相当疲惫，锐气大减。真是“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因逃亡和疾病，敌第四十四师多数连队减员三分之一。各路敌人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距离最近的敌警备第一旅，也有四天路程。

1935年6 月29日。陕南袁家沟口。

袁家沟口及其以西的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五公里的深沟，深沟且笔直，没有可利用的地形；沟的两侧山高林密，便于部队隐蔽，利于伏击。

红二十五军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正开得热热闹闹，群情激昂。

吴焕先激动地说：“我们找到个好伏击地点。袁家沟口便于我们伏击，这里又是较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

“我们不走啦！在这守株待兔，哪一股敌人先上来，就坚决消灭安哪一股！”徐海东满有把握地说。

程子华说：“战士经过几天的休整，求战心情更为急切。我们以逸待劳，现在到时候啦！”

这时，手枪团的通信员回来报告说：“敌唐嗣桐警备第一旅，已追至小河口！”

“好！来得好！手正痒痒哪！”徐海东激动地说，“唐嗣桐自吹常胜将军，没吃过败仗，这次，我叫他有来无回！”

“哟！谭嗣同可是个大好人那！他掀起戊戌变法，揭开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我们正口干舌燥，这回可有块糖（唐）吃！”

“唐嗣桐一向目中无人，听说还顶撞过杨虎城呢！”

“听说他是黄埔毕业生……”

“黄埔怎么啦！我青山大学毕业，这次还要和他黄埔生比试比试！”徐海东大声说，“第二二五团进入袁家沟口，并继续向西北的红岩寺转移，以诱敌追入袁家沟口。当确知敌人已进入袁家沟口后，立即回返，两个营占领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南侧高地，另一个营占领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第二二三团占领袁家沟口北面一线高地；第三、四路游击师在袁家沟口以南高地控制沟口，断敌退路，并担任警戒。”

7 月2 日拂晓。晨雾弥漫。

徐海东的望远镜也失去了往日千里眼的效能。他两眼使劲地盯着，已近半个小时了，两眼发木，眼眶发酸。他刚发脾气，大骂敌人，太阳都快出来了，还在村子口睡觉。突然情况出现了：敌人在袁家沟口村西头集合，尖兵已经向西出发。

徐海东一声令下，冲锋号一响，红军各种火器突然向密集之敌猛烈射击。第二二三团首先从北面发起冲击，猛扑敌人。

唐嗣桐警备第一旅，虽被二十五军拖得锐气大减，士无斗志，但是，仍然有恃无恐，求功心切，忘乎所以。唐嗣桐更以他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科班出身，打过几次胜仗，恃才放旷，骄横无度。敌人遭到突然打击，惊慌失措，敌成一团，慌忙向西逃跑，又遇到第二二五团居高临下迎头痛击。

这时，群山号响，满谷杀声。红军各连队勇猛杀向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番激战，敌大部被歼。

敌旅长唐嗣桐率残部向南突围，遭第二二五团一部和第三、第四路游击师阻击后，占据一个小寨子顽抗，经红军猛烈攻击，到午后全部被歼。

在战斗期间，杨虎城一再电令已经进到山阳县城以西洞峪口，离战场不到二十公里的东北军第一一○师前往增援，但该师始终未敢前进一步。

徐海东常对部下说：“打了胜仗还不算本领高，能抓住敌人的高级指挥官，才算是英雄好汉。捉到一百个大兵，不如捉一个师（旅）长。”几乎成了习惯，战斗一结束，他就带着手枪排亲自从俘虏中找大官。满脸胡子的唐嗣桐，上身换了一件灰布军衣，下身只穿了一条黄布短裤，还不如普通的士兵，活像一个老伙夫，被押到了徐海东面前。

“唐旅长，这些一在你辛苦了！”徐海东没笑，却很客气地说了一声。

“红军辛苦，红军辛……”唐嗣桐不知如何回答，更不知面前这位就是徐海东。再问他一些军情时，他就装模作样，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徐海东火了。狠狠地训了几句之后，说：“不老实，不服气，没有你的好果吃！带下去！”

唐嗣桐有些慌了，连声说：“请送我去见你们的徐将军！”

聋了一只耳朵的徐海东，没听清，扭回脸又问：“你要见谁？”

“见……见……见徐海东将军。”

徐海东亲自讯问过不少的俘虏，还是头一次跌到称他为将军。他苦笑了一声说：“你见不到他了，早给你们消灭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国民党的传单，向唐嗣桐摇了几下说，“你们这张纸上印着，红军的头子都死了，红军早已是一群没头领的乌合之众了……”

唐嗣桐低着头……他还能说什么呢？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一次次欺骗他们，把红军转移都说成是“流窜”，红军的著名将领，不知“死”过多少次了。

以“万户蜂”起事的袁家沟口，老百姓更是兴高采烈，拍手叫好：“唐嗣桐也犯了地名啦！一个旅的糖（唐）块，全都叫蜂吃光了！”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而富有情趣。

两年前，这里的“万户蜂”也分吃过“糖（唐）”。

袁家沟口这个山大沟深的乡镇，交通比较闭塞。三十年代初期，据说这里就兴起过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以锄头棍棒为武器，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号称“万户蜂”！县府衙门敢来此地催粮，逼捐，收税，就要当心这万户之众的愤怒的蜂，蜇他个鼻青眼肿，这个“马蜂窝”是捅不得的！1933年，山阳县民团头子唐靖，曾带队包抄过“万户蜂”，结果被农民群众打了个埋伏，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慌忙逃回县城。这一仗，听说还缴了几条长枪。当地老百姓都拍手称快，“唐靖犯了地名了，糖（唐）叫蜂给吃了！”

“万户峰”是以庙沟村的阮英臣等人，领头聚众起事。他们随后又以“抗粮抗款”为宗旨，组成一支“大刀会”，推举阮英臣为其首领。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初到达袁家沟口以后，徐海东、吴焕先等亲自跟阮英臣等人作过交谈，支持他们的正义行为，动员他们以“五抗”为斗争口号，发动当地的农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阮英臣等人深受感动，表示接受红军的委任和领导。红军将这支自发的“万户蜂”农民武装改编为第四路游击师战斗营，并授予他们一面鲜红的战旗！委任阮英臣为四路游击师师长兼战斗营营长，委派红军指导员夏云亭同志为战斗营政委，装备了武器，就这样威风凛凛地武装起来了。

不久，袁家沟口也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地址就在“丰源”商号里面。门前贴着这样一幅对联：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

附近老百姓还送来一块油漆匾额，刻着“工农当权”四个大字，高高悬挂在屋内。

这次袁家沟口战斗，第四路游击师有三百多人的兵力参加了战斗。随后，正式编入红二十五军建制。这支在战斗中诞生和成长的武装力量，三百多名“万户蜂”的子弟，在红二十五军这支英雄的部队中英勇地战斗，纵横驰骋……

袁家沟口一仗，全歼敌警备第一旅，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余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支，其他军用物资亦缴获甚多。红军只伤亡百余人。这一出色的歼灭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以来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喧次围攻。

袁家沟口战役，在徐海东不成文的“兵书”中，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中，又重重落下一笔：“先疲后打！”

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07 页。）

袁家沟口歼灭战所取得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上面毛泽东所阐述的作战原则。

令接驾再长征　星陨四坡村“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这是当年在终南山下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谣。乙亥年六月十三，正是公元1935年7 月13日，恰是陕西蓝田的焦岱、长安的引驾回两镇的逢集之日。

来自四乡的农夫山民，挑担提篮、推着“地老鼠”小车，络绎不绝，潮水般涌向集镇。许多穿戴翻新而又风尘仆仆的男女香客，朝拜完南五台庙，也混杂在赶集的人群中，更是拥挤不堪。街面上，人来人往，闹声嚷嚷。

就在这一天，取得袁家沟口战斗胜利的红二十五军，猛虎般地从山里扑了出来，横扫焦岱、引驾回两地民团，威逼省城西安。当地群众无不奔走相告：“红军出了终南山，一天赶了两个县的大集，老百姓都开了眼啦！”

7 月13日，古城西安。

刚进入炎热的盛夏，闷热的空气，使人烦燥不安。如同天兵的红军，突然降临，更使驻城国民党官兵和反动势力惊慌惶恐。

城内戒严，人心慌乱。那些闻风丧胆的豪坤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外地。红军的逼近犹如一阵轰轰隆隆的闪电雷鸣，摇撼着西安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公署主任杨虎城被震昏了头，马上命令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停止西进天水，就地驻防。省城内外，顿时笼罩起一团战争的阴云……

西安城东南十五里，引驾回。

从前皇帝出巡回来，京都文武百官都到这个地方等候迎驾，故名“引驾回”，又名“接驾回”。

徐海东带领军部手枪排首先占领了镇中敌人的一个区公所，活捉区长。

徐海东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你打个电话给西安，就说红军到了引驾回，要他们出来接驾！”他指着墙上挂着的电话对区长说。

“不敢！不敢！”区长连连躬身向徐海东行礼。

警卫员理解徐海东的用意，严厉地命令道：“快打！”说着，手中举起了徐海东的马鞭。

“不敢！不敢！”区长腰弓得更低了。

徐海东眼一瞪，手一挥，拍着桌子，吼道：“快打！给于学忠打电话！”徐海东想利用敌人的区长报急，把西安的敌人调出一部分，拦路打它个埋伏。

区长迫于无奈，拿起电话要通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大声呼叫着：“……红军到了引驾回，快派兵来！”

“于学忠、毛炳文的部队都要向西开往天水，堵截川西会师后有北上动向的主力‘共匪’，无兵可派！”对方回答说。

徐海东设伏计划虽没实现，但获得了川西有红军主力会师的最大喜讯，他高兴地思索着：是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还是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或是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总之，不管哪一路，都是件大好事。既然有“北上动向”，那我们红二十五军必须配合，并力取会合。

徐海东正想得入神，一个参谋递来了一份《大公报》，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

22日，《大公报》又报道：共军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进行，……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周等处。

闻得此讯，徐海东和省委、军部的条位领导都喜出望外，高兴得几天没睡好觉。是啊！红四方面离开鄂豫皖以来，近三年了，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一直孤军奋战。急切盼望着，早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和中央红军会合呀！

7 月15日。一位近似朝山香客又像江湖郎中的陌生人，骑着一头紫灰色的毛驴，由一个赶脚的老汉相跟着，从西安西关，向西南奔来。这人中等个头，不胖不瘦，黑里透红的脸色，下巴显得特尖；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的墨镜，把两只眼睛遮得严严实实，无法看到那双闪灼的眼神，毛驴得嗒得嗒地奔走着，颠动着，松散的土路上，弹起一朵朵烟尘。那个赶脚的老汉紧紧追随在后，连累带热，一路上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中午。郭杜镇，一条狭窄的南北小街，除了几个锄禾而归的农人外，所有的大小店铺几乎全都关闭了门窗，很少有人在大街上走动，气氛有点异常。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并没在镇子里吃饭，反而在路边随便买了五六个香脆甜瓜，俩人一搭说着，很快又从南头的小巷里拐了出来。赶脚的老汉心里很不高兴，一路上嘟嘟嚷嚷地说：“这大热天，也不歇个晌儿！你这先生，就知道自己赶路，也不心疼我的牲口……”

神秘人微笑道：“你老也不看那镇子，死气沉沉的，连个卖馍馍的担子也没有，没个下处哩！呵呵！早点赶路也好，不会耽搁你的回程……”

“你这个先生，也是个贼胆！”赶脚的老汉紧接着说，“南山底下正闹红咧，你去朝的啥山、逛的啥会？嘿嘿！南五台的庙会，前两天收场了，不信你不知道？”

“知道，知道！”神秘人连忙应道。沉了一会儿，他才掩饰地说：“前面不是积香寺嘛！我想在此处歇上一晚。听说，它也是唐代的一座古寺哩！”

“你不去南五台喽？”老汉愣着两眼。

神秘人随口说：“你没听那卖瓜的说，到处都扎满了红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汉连声念叨起来，“挣你两半脚钱，难保我的牲口咧！”

“到了积香寺，我进庙烧上一炷高香，为你的牲口祝福平安！”

“好说，好说！”老汉喜形于色，“别怪我老汉多嘴！你这蛮声呱啦的外路人，就不像个朝山拜佛的样子。我老汉常在城里拉驴赶脚，你当我看不出来？”

陌生人猛地一怔，随后说：“我包袱里全是香蜡黄裱，非朝山拜佛，有何它图！”

“甭哄人咧！”老汉呵呵笑着说，“瞅你穿的新鞋，就不是个朝山的人，那鞋赴不得长路……”

陌生人看着自己的鞋，似有所悟地噢了一声：“你老也是满省城转过的，都说那城里的端履门，是个‘抬脚割掌’之地，小偷多得怕人，我昨天从那端履门走过一回，只怕被割去鞋掌，一步都没敢抬脚。走到末头时，掌子到保住了，鞋后跟却被都磨出个大窟窟，只好在城头农家，买了双布鞋……呵呵呵呵！”

老汉不由笑了起来，戏谑地说：“你这先生，就会逗个笑话！”说着，老汉猛回头，望着陌生人，驴子也停了，半晌他问道：“你可别是个红军的探子！给我老汉背上个黑锅？！”

老汉的这一举动，差点把陌生人吓出一身冷汗。然而，陌生人立即镇静后说：“哪里话哟！”他神色自若，随后又在毛驴背上哼哼唧唧地念诵起来：“长安城嘛，乃是周、秦、汉、唐之古都，泾、渭、淬、灞、沣、（氵高）（）、八水绕城而过。积香寺附近的（）河，也是秦始皇造，北筑万里长城，南修几十里（）河……”

赶驴老汉听得直打愣，逗趣地说：“你这先生，真格是红萝卜丝丝调辣子，吃出看不出呀！嘿嘿！学问大着咧！”

积香寺就在眼前。地势突兀的神禾原上，耸立着一座孤塔，四周林木葱郁，青烟缭绕。陌生人付了钱，拱手与老汉相别。老汉巴不得及早摆脱这个怪人，就势往毛驴的腰上一拍，“驾”的一声，扭头就跑。

然而，这个陌生而神秘的不速之客，当时并没有去积香寺烧香朝拜，而是急急忙忙地过（）河，朝着南面不远的子午镇方向，飞也似地直奔而去……

子午镇，位于终南山下的子午峪北口，是个拥有百十户商号的峪口乡镇，又是进出终南山的必经之地许多南来北往的香客，也多在此住宿。附近的村子，此刻全都住满了红军队伍……

徐海东、程子华和吴焕先在子午镇军部里讨论红二十五军下一步的行动。

徐海东说：“三天来，我们在终南山一带镇压反动豪绅，发动群众开仓济贫，动员青年参加红军，押解唐嗣桐游街示众，这些，都大大扩大和提高了红军的声威！”

“是啊！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吴焕先接过话头说：“我们下一步的战略行动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虽然取得袭占荆紫关、袁家沟口歼灭战和北出秦岭，威逼西安等作战胜利。但，只是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的进攻计划而没有争取最后的全部胜利。”吴焕先心神略显激动不安。

程子华看着他那双受伤的手，说：“我们现在活动的鄂豫陕根据地，群众工作、党的组织都很薄弱，地域狭小、物资不足，红军主力没有得到很快的发展，在这里创造一个良好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困难不小。我同意海东同志所提出的：西征，迎接党中央、红一、四方面军，牵制敌人！”程子华说到最后几句时神情激昂。他自从1934年6 月离中央苏区，日夜都在盼望着早日见到中央领导、老战友……

“可是！那只是从敌人那里获得的信息呀！准不准？我们还不知道？”多年的革命生涯，使政委吴焕先对狡猾的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谨慎分析，采取妥善措施。“应该迎接党中央，迎接红一、四方面军！”一种潜意识和预感支持着徐海东坚持自己的观点。情况若明若暗，徐海东也说不出自己的更多理由，但凭他十多年的作战经验和革命觉悟，总觉得：不能在此继续逗留下去了，必须转移，而且唯一可能，就是向西北，迎接北上的党中央、红一、四方面军，或是与陕北红军会师，以便相机创造更合适的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个人苦苦思索，下一步如何行动，一时举棋不定。

“政委，你看谁来了！”军政治部的刘华清、程忠寿，领着客人走进屋来。

来人头戴一顶草帽，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的白绸大褂，银灰色的制服裤子，一双不大可脚的黑布鞋，底儿还不曾被泥土完全沾污。随身背着一把半旧不新的油纸伞，还有个黄布卷成的小包袱，斜垮在肩头上。

冷眼看上去，像个算命先生，一时三个人谁也没认出来这个人是谁？当这个神秘而又陌生的不速之客，摘下茶色墨镜时，吴焕先不由啊了一声，猛一下扑上前去，扒着对方的肩膀直摇晃，惊喜地喊道：“石健民！哈哈！可把你盼来了！看你这一副先生打扮，都认不出来喽！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热风，盛夏时节的热风！”石健民见到老战友，咧着嘴直笑。

程子华笑嘻嘻地打着招呼：“健民同志，我们又在这里见面喽！”

石健民正要跟程子华握手时，不由吃了一惊：“子华同志，你……你负伤了？”

部队进入陕南第三天，程子华就在庚家河战斗中负了重伤。由于医疗条件差，天气寒冷，连续战斗，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几个月过去了，伤还没好。近日里又感染化脓，用纱布缠得严严实实的，活像两个弹棉花棰似地吊在脖颈上。程子华下意识地笑了笑说：“打仗负伤，也是兵家常有的事，没什么，过几天就会好了……”

徐海东辨认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他就是原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的参谋主任石健民同志。他听吴焕先提起他。两双久别重逢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石健民说：“徐老虎！你比以前更威武啦！”

“呵呵！都是老相识了，难得难得。快坐下，坐下……”徐海东笑着说。

这个神秘而又陌生的不速之客，名叫石健民，有人称他“石同志”、“石先生”，是一位优秀的红色地下交通员。湖北黄安人，参加过黄（安）麻（城）起义，曾任鄂东北游击司令部参谋主任，是吴焕先的老乡，又是老搭档。1932年12月，石健民脱去灰布军装，成了个飘忽不定而又变幻莫测的魔术师——地下交通员，奔走于武汉、上海、郑州等地，负责红二十五军、鄂豫皖省委和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他知识丰富，机智灵活，行动出没无常，乔装变化多端，记忆超群，出色地完成过无数次特殊任务，程子华来鄂豫皖，就是由他一手策划和带路的。后来，1939年，在护送张云逸妻儿时，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时年三十四岁。

石健民脱下那双鞋，诡秘地笑着说：“我带来的两样货物，就疑在鞋子里面。呵呵，切莫见笑哟！”说着，又从肩上取下伞递给吴焕先说，“伞把子里面，还有两份密码！”

徐海东惊喜异常地笑着说：“此地农民有句俗话：”人到着急时，总有个出奇处‘。你这一来，太及时了。我们就像一群没娘的孩子似的，这次可有了盼头！“

石健民的到来和他带来的中央文件，对于徐海东和他战友们来说，就像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就像跋涉在茫茫雪海中看到了一簇篝火；就像挣扎在戈壁沙漠里望见了一片绿洲。

“天气炎热！就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石健民接过徐海东的话风趣地说。

“这里有密码！”吴焕先说。“可惜呀！电讯器材残缺不全，无法与中央直接联络。”

“唉！活捉一个唐嗣桐，却没有缴获一部好电台！”徐海东不禁发出感叹：“吴政委常常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弄个无线电’！这话一点不错呀！”

石健民说：“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得知，敌军正在向川、陕、甘边调动集结；各种报纸纷纷披露：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合。从各种迹象表明，确有继续北上动向……”

这就足够了！“吴焕先如获至宝获至宝，当着程子华、徐海东的面说：”两支主力红军已经会师，我们陕南陕北两支红军队伍，完全也可以携起手来，集成一个力量，打开新的斗争局面，迎接党中央，迎接红一、四方面军！“此时此刻，三位领导人都是那么高兴、那么振奋、那么迫不及待、那么跃跃欲试！

吴焕先当机立断：“省委和军部其他负责同志都在丰峪口，我们去那开个会，统一一下思想！”

1935年7 月15日晚。陕南丰峪口。

十五的月亮，又亮又圆，高高地悬在空中，像一个很大的银盘。

鄂豫陕省委在丰峪口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主持会议。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报纸消息、石健民所闻和敌情动态，大家充分讨论，通观全局地分析了斗争形势。会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出卖，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和红军必须动员千百万人民，一致奋起，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积极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 页。）

在目前我们行动区域的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薄弱，红军本身还没有扩大到有力的迅速的消灭整批敌人，创造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在我们行动的区域，目前说来还是狭小的，物资还不足充分供给大批红军的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新的革命根据地是有些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本身力量还不能迅速的完成的关系。（1935年7 月17日《鄂豫陕省委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国苏区发展，红军新胜利，主力伎俩中在西方的胜利与将要形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都是中国目前革命发展的新形势特点。（1935年7 月30日《省委给物委的工作指示》。）

目前首先要执行的新任务，采取新策略，在一切行动中极力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1935年7 月25日《省委焕先给位三、隆贵、先瑞的工作指示》。）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在这种新的策略方针之下，决定了二十五军的西征北上的行动。（1935年9 月2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

徐海东、吴焕先和程子华等省委、军部领导，这一独立自主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符合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意图。毛泽东曾高度赞扬道，“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人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一向导”（见范长江著《塞上行》新华出版社出版，第4 页。）这偶然作成的“向导”，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中国革命斗争形势急骤变化的棋盘上，红二十五军这枚举足轻重的棋子，确实走得相当及时而又高明，十分果断而又坚定！

7 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丰峪口出发，踏着朝，沿秦岭北麓向西挺进。这支由大别山转战而来的劲旅，又一次跨上了新的征途，开始了更加光辉的长征历程……

鄂豫陕省委丰峪口会议决定：成立鄂豫陕特委，郑位三任书记；游击总司令部，陈先瑞任总司令；统一领导留下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8 月底成立红七十四师，陈先瑞任师长。

在同上级失去联系、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鄂豫陕党政军民同敌人二十多个团和无数地方民团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转战于鄂豫陕之省交界的二十四个县境，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歼灭敌人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约四千人，取得了鄂豫陕边界地区游击战争的胜利。1937年8 月，奉命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留守处，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由延安到前线的输送任务。

鄂豫陕翻身群众留传着这样一首民歌：山高遮不住太阳，黑夜过去天要亮；洪水滚滚掀波浪，鄂豫陕来了共产党。

共产党像太阳，它的恩情赛爹娘；河水哗啦啦响，要翻身得靠共产党！

7 月31日。陕南双石铺。

连日大雨，道路泥泞。

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四千余人，高呼“积极前进！迎接党中央，迎接红一、四方面军！”的口号，虽经十五天的连续急行军，指战员们仍然是情绪高涨，精力充沛。

徐海东率领手枪团一直走在部队最前列。自从丰峪口出发以来，一直沿着秦岭北麓向西挺进。31日，到达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今凤县县城）。这里是川陕公路的必经之地。

徐海东前卫团攻占双石铺，歼敌一部，俘获敌人少将参议一名。

敌少将参议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坐在徐海东对面，手里提着帽子，头上不停地往下滴着雨水，鞋和裤脚全是泥。神情沮丧，低头不语。

“快说！”徐海东命令道，“你们在这里执行什么任务？”

对方仍然一言一发！

徐海东想：对敌人的高级将领，来硬的恐怕不奏效，来软的试试。他大眼睛转了转说，“我们共产党和红军历来是优待俘虏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说，只能加重你的罪行；全都说出来，我们可以放你回家……”

敌少将参议眼睛一亮，立即抬起头来，盯着徐海东说：“我要单独和你们的徐军长说！”徐海东是敌人的“敌人”，但是任何人，包括敌人在内，都佩服英雄！都信赖英雄！他没想到眼前这个中等身材、虎头虎脑、说话脸带微笑的共军指挥官就是徐海东。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旁边的警卫员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你真是有眼无珠！他就是我们的徐军长！”

“啊？！”敌少将参议惊异不已，忙弯腰施礼口里不停滞不前地说，“徐军长得罪了，请恕罪！请恕罪……”

徐海东嘿嘿一笑说：“你们的军事部署是什么？”

敌少将参议端详了一阵徐海东，确是各地画像捉拿的徐海东：身穿旧军装，但整齐干净；个头虽不高，但有一种威严，让人肃然起敬；不胖不瘦，具有大将风度。敌少将参议毕薛毕敬地说：“朱毛中央红军和徐陈第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后，现在正越过草地北上；胡长官（胡宗南）所部、鲁长官（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王军座（王均）第三军、邓军座（邓宝珊）新编第一军、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都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堵截朱毛红军北上！”

徐海东细心地听着，在他的脑子中，有一幅地图。当敌少将参议说完时，徐海东已形成了红二十五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转西向北，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寻机与陕北红二十六军会合。

陕南双石铺。镇东草坪上。

连续降雨，今天却是个大晴天。艳阳高照，空气新鲜，小草露出了新绿。

今天是8 月1 日，是中国工农红军建军节。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和当地群众在草坪上热烈庆祝这个光荣的节日。

首先，齐唱红二十五军战歌——《红色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年青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

随后，以团为单位分别联欢。

战士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军政治部的文工团员，异常兴奋，快板、秧歌、合唱、诗词朗诵、舞蹈……各个节目都很精彩。

一向不爱凑热闹的徐海东，也被这欢乐的景象感染了。他抢过一个战士手中的鼓棰，“嘣嘣嘣、嘣嘣嘣”地敲了起来……

傍晚，徐海东和一个参谋走出镇口，巡察防务。

“听说，这双石铺是三国时代马谡失守街亭的地方！”参谋不在意说道。

徐海东举起望远镜，很有兴致地仔细观察四周的山峰。说：“多好的地形，如果那街亭真是这地方，马谡就该斩了！”

“那是唱戏！”参谋说，“你倒当真了！”

徐海东笑了笑说：“演戏也罢，说书也罢，反正马谡这个人太大意了，不听诸葛亮的话，没依山傍水扎营，结果把个街亭丢了！”

徐海东不是历史学家，但他酷爱历史。每到一地，他总能结合现实讲一些历史故事和历史名人，尽管有些是野史，有些同是传闻，同志们却听得津津有味。其实，双石铺是不是街亭，徐海东自己也没完全搞清，只不过是借古论今罢了。

8 月2 日，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豪情满怀地向天水方向进发。在敌人多路追堵下，红二十五军像一条游龙，活跃在陇南地区。占两当，攻北关，下秦安，逼静宁。到8 月14日，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被红二十五军切断，打乱了敌人围堵红军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成都。蒋介石临时司令部。

红二十五军的迅速西征北进，打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防线，蒋介石大为恼火。他本想签完《何梅协定》，日本方面可以松一口气，到四川一游，登一登峨眉山。可杨虎城围攻徐海东部，屡遭失利；现在有披肝沥胆毛红军，徐海东部，陕北红军会合之势……，虽风景怡人，但他心不在焉，使陪玩的宋美龄十分扫兴。

蒋介石从7 月26日至8 月10日，接连从成都行辕发出五道电报命令，先是要求各部加强西安、宝鸡、汉中之线的碉堡封锁，防止红二十五军入甘；继则督饬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要毛炳文、于学忠第五十一军派一部向凤（县）徽（县）方向轻装堵截，以围歼红二十五军于两当一带；最后在8 月10日的电报中指出：一民（朱绍良的字，时任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绥靖公署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查徐海东匪部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现行以全力回击朱毛。……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部，各抽调一部分兵力，统归朱绍良负责统一指挥，集中剿灭徐海东匪部。

中正民国廿四年八月十日据此，敌一部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文县，一部东移天水，准备南下的第六十师和中央补充第一旅不得不暂时滞留在文县，碧口一带。这样，红二十五军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敌人，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甘肃静宁。兴隆镇。

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和回民群众一起，排着长长的队伍，吹洋号、打洋鼓，热闹非凡。

徐海东等军首长向清真寺的阿訇赠送匾额和礼品。清真寺的阿訇也捧着礼品到军部回拜。徐海东对阿訇说：“我们定了个‘四不政策’，请阿訇和回民兄弟监督。一不住清真寺；二不毁坏古兰经；三不在回民家吃荤；四不打回族土豪。另外，打水要回民经手！我们是借路北上抗日！”

头戴白帽、身着青衣的年轻阿訇连连点头称赞：“你们真是我们老回回的好朋友，是一支义军呀！”

吴焕先说：“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平等，互相尊重！汉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讨伐民族败类——蒋介石，共同抗击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兴隆镇是个回民聚居区。徐海东等省委和军部首长都很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红二十五军进村后，不失时机地宣传“四不政策”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教育和感动了当地人民群众，不少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报告！徐副军长，二二三团供给处长刘炳华，叫马夫放马，吃了回民的庄稼！”警卫员当着阿訇、徐海东、吴焕先等众人的面报告说。

“把刘炳华给我叫来！”徐海东噌地站起来，气愤地说，“我要给严重的处分！”

刘炳华河南商城县人，他错把这里的谷苗当成都市自己家乡的“狗尾巴草”了，郁郁葱葱，长势旺盛。他高兴地叫马夫们到那里去放马，结果破坏了回民的庄稼。

“刘炳华，我叫马夫放马吃的是草呢！”

“首长，我叫马夫放马吃的是草呢！”

“同志！那不是你家的狗尾巴草，那是回民的粮食嘛！我要给你严重处分！”

刘炳华目瞪口呆，心惊肉跳。心想：阿訇和回民几个老人都在，这回可给红军丢脸了。

阿訇和几个老人们知道这是误会了，诚恳地说：“徐长官！刘长官不晓得是庄稼，不能怪他。千万不要给他入分呀……”

经阿訇和几位老人的再三求情，最后，徐海东说：“我们牲口吃了你们多少庄稼，你们就要收下我们多少粮食！”他还叫刘炳华带着马夫送去粮食，赔了礼，道了歉。

红二十五军在兴隆镇住了三天。临走时全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集街头，两旁摆设香案、果桌，恋恋不舍给红军送行。送行的人群中不时发出赞叹：“红军纪律真严！”

“红军作风真好！”

“红军是我们的好兄弟！”

……

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力在一天天提高，政治素质也在一天天提高。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也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曾夸奖红二十五军路过陇东回民区时所做的工作，说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陇东平凉。敌军三十五师指挥部。

刚从马莲铺败逃回来的师长马鸿宾，还为一个小时前险些被俘而惊魂未定，赤裸裸趴在卧室的床上，几个姨太太按肩敲背，企图给他最大的安慰。

“滚！滚！全都给我滚出去！”马鸿宾突然跳下床吼道。接着，他换上衣服走进指挥部。号称马家军“二当家”的，咽不下这口气，要报马莲铺一箭之仇，要把红二十五军消灭在西（安）兰（州）公路上。

“接庆阳马开基！”马鸿宾对报务员说。

“师座！一○五旅还向东追不追？”参谋长在一旁问马鸿宾。敌第三十五师一○五旅已几经红二十五军的打击，现在还不到一个团的兵力了。

“追！向东、穷追不舍！直至消灭徐海东部共军！”马鸿宾气呼呼地说。

马鸿宾接过刚接通庆阳马开基的电话说：“徐海东率领身体疲弱，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娃娃军，沿西（安）兰（州）公路向东逃窜，直奔泾川县城而去。你部立即迎头痛击！活捉徐海东！一定要活捉徐海东的娃娃军！”

“就地消灭他们行，活捉可不容易！”马开基从电话里回话说。

“你是天上飞的老鹰，红军是那些地上跑的小兔子，好抓着哩！”马鸿宾轻蔑地说。

8 月21日拂晓。泾川县城西王村。

阴雨连绵，公路泥泞。红军冒雨缓慢前进。

徐海东的衣服全被淋透，贴在身上。他甩了甩八角帽上的雨水说：“东面有敌一○四旅马开基二○八团迎面堵击，后有敌一○五旅残部追逼。公路北边是泾河，浊浪滚滚，水流湍急，过不去。南边，翻过王母宫塬，南渡泾河支流（氵内）河，方有出路！”

“对！南渡（氵内）河，摆出一副佯攻灵台的架势，给敌人造成急于夺路人陕的错觉，进一步牵制敌人！”吴焕先擦了一下脸上的水说，“实则西去威逼崇阳县城，继续扭住西兰公路，积极策应主力红军北上！”

王母宫塬是地势突兀的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位于泾河与（氵内）河之间。在两河会合处，又形成一座圆椎开头的高岭。山嘴上，有座建筑是北魏永平三年的王母宫石窑，王母宫塬由此得名。

翻过王母宫塬，陡峭的断崖底下便是（氵内）河。平日里，（氵内）河就像一条蠕动的青蛇，从塬下蜿蜒而过。（氵内）河流动缓慢，深不过膝，清可鉴人。但，时逢大雨滂沱，往日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

中午。王母宫塬上四坡村。

雨越下越大，雷声轰鸣。

军长、参谋长等率领手枪团，二二五团已渡过（氵内）河，占了南岩高地，并向泾川方向实施警戒，防止敌人突袭。

徐海东将二二三团换成后卫，三营驻扎四坡村东北方向，防止泾川敌人来袭；一、二营放在四坡村西北方向，抵御平凉方向之敌的攻击。部队就地进餐。

军部直属分队、供给部、医院正在冒雨过河。

徐海东和吴焕先坐厅临近螈边的地势较高的一所农家屋里，并把它作为临时渡河指挥所和北岸防守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正在渡河的官兵和二二三团的所有指战员。

徐海东咽下一口饭团子，自言自语说：“唉！天天说迎接党中央，现在党中央在哪里呀？”

吴焕先接过话题说：“是啊！他们在哪里？沿途缴获敌人的报纸很多，没有一纷报道确切位置的。”他顿了顿，看着碗中只有几片菜叶的菜汤说，“见到了毛主席，咱们还不认识呢？”

徐海东放下碗筷站起身来，说：“下一步怎么办？很快接到党中央，那是上策；接不着党中央，进陕北去找刘志丹，是个中策；下策是转一圈，转回陕南去！”

“是啊！我们第一任务是接到党中央，接不到，到陕北去，重新开辟一块根据地，鸟不能没有巢呀！”提到红二十五军的前景，吴焕先也吃不下去饭了，放下碗筷，也走到窗户前，和徐海东并排站着，俯看军部直属队组织后勤机关渡河。

“若是回陕南，不但是孤军奋战，过渭河也是一关。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背水作战全军覆灭的历史悲剧，我们可不能重演呀！”徐海东站在那里一动没动地深思着说。

“不会的！有你我在，石达开的悲剧不会重演！”不满二十八岁的鄂豫陕代理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吴焕先英俊的脸上，充满了神采。他总是开心得像个孩子。他是大别山红军中的‘才子’。十七岁那年写下一首诗，咏天台山：四望众山低，昂然独出奇，白云分左右，独与上天齐。

他还是湖北黄安一带闹革命的“孩子头”，创办过“红学”，参加过著名的黄麻起义，红军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

不管敌人多凶残，坚决斗争不投降。

这是吴焕先一次被困在深山中写的。干部战士说他是“好政委”，徐海东说他是好伙伴。

“你先进屋休息一会儿，我去河边看看！”徐海东知道吴焕先近日身体不舒服，便说道。

“你昨夜一夜没睡，”吴焕先说：“你休息，还是我去吧！”

“我不困！”

“我不累！”

两人都没说真话，一同走向河边。

大雨不停，大家怕山洪暴发，全挤在河边争先恐后，吵吵嚷嚷，队伍很能够乱。吴焕先和徐海东的出现，秩序好多了。吴焕先挥动着手，指挥伤病员先上船；徐海东在雨中跑上跑下，忙碌不停。他听说四坡村里还有一批伤员，雨天都不愿出屋，忙跑进村里去找。刚登上塬边，只听河边人们呼叫：“山洪来了！山洪来了！”

徐海东扭头一看：洪水奔腾而下，平稳的（氵内）河，突然变得光涌狂暴；夹杂着树枝、木块的洪水，浊浪排空、惊涛拍岸；一只载兵小船，转眼倾覆了。用“洪水猛兽”一词来形容这种状态，有过之而无不及。

徐海东看见士兵被冲走，眼都红了，向塬底直奔而下。突然，他停在了半山坡，脑中一个危险的信号提醒他：防止石达开的背水作战！迅速过河，是不可能了。河边，有政委在，不会再有什么大事！当务之急，必须加强后卫二二三团两个方向的防务！他又迅速地向塬上爬去！

“准备背水死战！”

“坚决顶住敌人，不能让他们靠近河边！”

“背水死战！”

“洪水一过，我们就过河！”

……

一道道命令，传到二二三团的团长、政委及所有指战员当中。

徐海东布置完，还是不能坐下来，急得来回踱步。徐海东打仗，从来都没有像这次这样使他不安，顶住敌人进攻，争取时间，过河方安，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山洪怒吼，马嘶人喊。

国民党一○四旅二○八团一千余人，在一连骑兵配合下，由东边突然向四坡村袭来。二二三团第三营首先与敌人接火，当即凭借房屋、土墙和窑洞，跟敌人展开激战。

为配合第三营抗击敌人，二二三团重机枪连连长戴德归，历不顾身地把一挺重机枪架在窑洞顶上，向蜂拥而来的敌人猛烈扫射，压住了敌人进攻势头。

情况非常危机。徐海东命令担任西北方向警戒的一、二营包抄到敌人东北侧，从后方堵击敌人。

在河边组织士兵、将棉布系成布带、准备强渡的吴焕先，听到塬上枪声大作，知道敌人已追击上来了。情况危机，他不即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余人，一鼓作气地从河边冲到塬上，从东南方向直插敌人后方。

吴焕先冲锋在前，一边指挥，一边向战士们振臂高呼：“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地打！”战士们不顾道路泥泞，迅速抢占了塬上制高点，从后侧翼向敌人发起冲击。

“快吹号！”徐海东一看政委出动了，忙叫号兵吹号。

“吹……吹什么号？”号兵问。

“先告诉政委，我们在这里！然后，吹冲锋号！”

由于军号里灌上了雨水，号兵鼓劲吹了好几下，没有声音，便甩了甩军号，再使劲儿吹。高亢嘹亮的军号声，划破隆隆的雷声和哗哗的水声，回荡在王母宫塬上。

此时，徐海东率领三营从迎面冲向敌群；一、二营也从指定地点发起进攻；吴焕先率领一百多人也围攻过来。

敌人被这突然的夹击，打昏了头，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夺路逃窜……

十七岁的二营通信班长周世忠，发现一个军官模样的敌人，骑着战马，想从北边溜走，他端长枪，瞄准目标，一声枪响，那个军官落下了战马。后来查证，此人就是敌一○八团团长马开基。领导上奖给周世忠两块银元。到达陕北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吴焕先政委的胸膛。这一噩耗激起指战员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战士们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与敌人展开肉搏，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几经冲杀，将敌人压到一条烂泥沟里，全部歼灭。

红军背水一战，取得了全胜。但是，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们却没有胜利后的喜悦，而是处于万分悲痛之中，无不捶胸顿足，热泪纵横。因为，就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刻，他们所爱戴的军政治委员、年仅二十八岁的吴焕先同志，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徐海东突然接到报告，吴焕先政委受了重伤。他立即向四坡村跑去。离村老远，就听见一阵阵沉痛的哭声。

“政委牺牲了！”

“政委他……”

“政委——”

一群干部战士围在一个院子里，哭着，喊着。徐海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他夺门跑进屋里，只见吴焕先静静地躺在那里，像过度疲劳，沉沉地睡着了。他那双常挂微笑的娃娃脸，失去了往日的红润和笑容，好像还在担心是否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焕先！”徐海东握着那双冰冷僵硬的手，大声呼喊，“焕先！政委！焕先……”

人们的哭声、呼喊声，组成了一曲悲壮的哀乐，为吴焕先政委送行，门外的雷雨一阵紧似一阵，好像老天也在为这位英年早逝的政委哭泣！

徐海东常说：“英雄流血不流泪！”如今，他失声痛哭，泪如泉涌。他多次负伤从没流过泪；家中六十多口人被反动派杀害，也只是暗中流泪；如今，政委牺牲了，他确实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徐海东和吴焕先是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三年多来，他们两人率领着年轻的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转战鄂豫皖，苦心经营鄂豫陕，又西征北上。军事上，吴焕先常说：“海东谈谈！”政治上，徐海东也有句习惯：“请政委决定！”他俩都是急性子，徐海东又有个暴脾气，可是他俩一起配合着工作，很少有红脸争吵的时候。即使有，每次都是吴焕先先“妥协”，让着大哥儿分，他俩亲如兄弟，情同手瞳，谁也离不开谁。

徐海东悲痛欲绝，一会儿放声痛哭，一会儿默默流泪。他回想起往日几位尊敬的领导，都壮志未酬身先死，离我们远去。省委书记沈泽民饥病交加，病逝天台山；第二位省委书记徐宝珊，抱病长征，身葬陕南；要想迎接党中央、毛主席的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中途牺牲，再也见不到党中央和毛主席了！

徐海东把经理部长叫过来说：“我们要买口好棺材，先把政委埋葬在山里，立块碑，革命胜利后，如果我不在了，你们一定要把他送回老家——大别山！”

“是！我这就去办！”经理部长泣不成声地回答。

吴焕先的家庭是个红色家庭。他的父亲、大哥、大嫂、二哥和小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妻子饿死了，老母亲只身沿村乞讨，艰难度日。但她始终背着吴焕先参军时留下的马克思像，每到一村，她总是宣传：“我们穷人翻身就要依靠这个大胡子。”她最后饿死在山洞里时，还抱着这张马克思像。

徐海东按照大别山人的风俗习惯，叫人端来一盆水，亲自给政委洗了脸、擦了身，把珍藏在马袋里，自己最喜爱的一件青呢大衣，盖在政委身上……

第二天，徐海东和省委、军部里的几个领导亲自抬着棺材，渡过（氵内）河，把他们的政委安葬在山坡上，让他能看到红二十五军离去的方向。大家在墓前伫立了许久，许久……

巍巍耸立的王母宫塬上，阴云低垂，风雨声咽。被烈士鲜血染过的几簇小草，滚动着一滴滴泪珠，仿佛也在为烈士垂泪致哀……

五十年后，当时担任红二十五军共青团委书记的黎光回忆说：整整五十年了。回想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的壮烈牺牲，全体指战员无不捶胸顿足，悲痛落泪。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我们泪满襟。吴焕先同志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早已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他是红二十五军的组建者和卓越的领导者；是全军一致公认的领导核心，深为指战员所崇爱和敬戴，他是我们“儿童军”的骄傲！是红军指战员的光辉楷模，不愧为长征路上“一颗新出现的明星”！……我也曾想过，如果有人能把他的身世经历，完完整整地收集起来，认真加以研究琢磨，完全可以写成一部丰富多彩的文学传记。呜呼哀哉，魂兮归来！……（见黎光《长征路上的年轻人》一文，1985年12月。）

从8 月14日到9 月2 日，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在陇东隆德、平凉、泾川、天台、崇信、华停、庆阳等广大地区活动，切断西兰公路十八天，与四个师旅、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进一步箝制了敌人，积极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在此期间，虽经千方百计打听，但终归没有获得党中央、红一、四方面军的确切情况，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人只好西征甘肃，北进陕北，争取早日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

1935年9 月4 日。合水板桥镇。

陇东高原，早晨地上的露水格外多，可太阳刚一露头，草叶上的水珠就不见了，高原上的气温骤然上升。

徐海东率领前卫手枪团已经离开板桥镇有十余华里的路程。他站在山坡上，用望远镜向后面看了看，没有发现后卫二二五团三营跟上来，便问身边的交通员说：“后卫三营怎么还没上来？”

“我随二二五团二营一起离村的，我们走时，参谋长还在给三营讲话！”交通员回答说。

“这个参谋长呀！火都上房了，还没事呢！敌人骑兵团马上就会追上来，他也知道呀！”徐海东自言自语说。接着，他看着交通员说，“你骑马立即赶回去！告诉参谋长马上跟上来！”

“是！”交通员拨转马头向来路奔去。

交通员刚走，不到三分钟。侦察参谋说：“军长（此时，徐海东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为政委）！后边打起来啦！”

“什么？”徐海东由于一只耳朵聋，他侧着脑袋仔细一听，果然，板桥镇方向枪声大作。徐海东说了声“不好！”策马向回赶，率领二二五团二营奔回板桥镇，解救第三营。

敌人一个骑兵团将二二五团三营团团围住，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二营长韩先楚、政委刘幼安率领二营赶了上来，迅速抢占一座山头，以猛烈的火力阻止住敌人的进攻，掩护三营突出包围。

此次战斗，红二十五军损失二百余人，第二二五团团长方炳仁壮烈牺牲。

徐海东紧紧握着刘幼安的手、激动而风趣地说：“歪嘴子政委，你们二营好样的，打得好！”

军部共青团委书记黎光插话说：“歪嘴子，这下打正啦！立了个大功！”

刘幼安歪着嘴角一笑：“你个汤圆子（黎光的绰号），也学会卖嘴！当心也吃上个子弹头头……”

说起“歪嘴子政委”，他的趣闻在红二十五军中传为佳话。

刘幼安性格开朗，活泼乐观，指战员们都喜欢和他打趣儿。由于在九回房战斗中，一粒子弹中了他的嘴巴，伤好手落成个“歪嘴儿”。人们见面就喊他“歪嘴子政委”。

长征出发时，他二十岁，是个指导员，全连战士好赖都穿上了棉衣，唯独他还是个光膀子，实在冻不起了，才把一个谁也不愿换身的财主“娘们”的红花锻子棉袄，紧巴巴地裹在身上，用一件灰布长衫，严严地罩在外面，以防同志们取笑。

然而，这个难以遮掩的秘密还是被人识破了，大家都挤眉弄眼，当作活跃情绪的笑料。红军中也有几个调皮家伙，每看到军领导走过来，猛不防撩起他的灰布长衫，露出红艳艳的花棉袄，引起军领导一阵哄笑。后来，他真实性脱给一家穷得没衣穿，难以出门的农家大嫂，换得块纳着补丁的口袋片儿，披在肩头御寒。这才结束了开之不尽的玩笑。

后来，到陕北后，他总觉得名字中那个“幼”字不是味，改名刘震。1955年，刘震和韩先楚同时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5年9 月9 日。陕北永宁山。

天，湛蓝湛蓝的；山，绿里透着黄意。

徐海东像回到了家，脸上两个酒窝闪动着，那双浓眉舒展着……一切都像说：“千山万水终于走过来了，千难万险终于成为过去！

徐海东让每个战士洗洗身子，换换衣服。他自己也把那一身青的军服和八角帽洗净，晒干，又亲手将红五星钉在军帽上。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像是要参加什么重大的喜庆节日一样，认真准备着……

徐海东等在永宁山稍事休息后，即在陕甘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声中，于9 月15日到延川永坪镇。至此，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了长征。这时全军共有三千四百多人。一路上，人民群众送水送饭，送米送柴，送鞋送袜，到处都可见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听到热烈欢迎的歌声：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人来了。

来到陕甘洛河川，劳动百姓好喜欢！

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独立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进行长征，成为首先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历时十个月，途经六省区，转战万余里，是唯一的一支比出发时人数还多的长征队伍，不愧为“北上先锋”的光荣称号，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攻劳山战榆林　迎接党中央1935年9 月18日。陕北永坪镇。

两路会师大军，在永坪镇红军干部学校门前广场上，举行盛大的联欢大会，庆祝两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同时纪念“九。一八”四周年。

临时搭起的席棚里，贴满了许许多多的大字标语，主席台的两旁贴着两行字迹醒目的大标语：两军亲密团结，携手作战！

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

主席台上空张贴着“迎接红二十五军”的横幅标语。

会场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及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还有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当地群众一万余人，聚在一起，个个兴高采烈、洋溢着两支兄弟红军情同手足的战斗友谊和根据地人民对子弟兵的炽热情感。敲锣鼓，扭秧歌，喊口号，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热烈欢迎英勇善战的红二十五军！”

“庆祝两路红军大会师！”

“庆祝红十五军团成立！”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劳苦大众革命万岁！”

……

主席台上，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郭述申、聂洪钧、习仲勋、高岗、朱理治等一字排开，个个精神抖擞，满面春风。

紧挨徐海东右侧的瘦高个刘志丹说：“海东，你先讲几句！”

坐在主席台中央的徐海东红着脸，歉意地说：“还是你东道主先讲吧！受到你们这样隆重的欢迎，我们惭愧呀！你先讲！”他诚恳地看着刘志丹。

刘志丹也是个爽快人，也没再推辞，他大声地说：“陕北红军胜利地迎来了屡建奇功的英雄部队——红二十五军！现在，我宣布：根据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研究决定，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合并组建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和徐海东！”说到这里，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刘志丹接着说：“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三个师，共七千余人！”

刘志丹身着深蓝色军服，腰扎皮带，斜挎手枪，讲话中不时地挥动着双手，这使他那瘦瘦的个子不仅更显得挺拔，而且富有风度。

他最后说：“金松山（敌人的一个师长）被我们打败了，又来了个高桂滋。他吹牛三个月消灭我们，现在三个月过去了，我们更加强大了！红二十五军来了，我们要携手打大胜仗！”

刘志丹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不但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还有思维敏捷、善于演讲的天赋。在他讲话期间，台下的掌声几乎没有停止过，群情激昂、兴奋不已。

徐海东不习惯讲长话，精炼干脆，他说：“我代表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表示衷心感谢！”这道出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心声。他最后说：“我们两路红军，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仗，迎接党中央！”

会场上又一次响起了足使敌人吓破胆的掌声。

朱理治、聂洪钧、郭述申分别代表中共西北工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鄂豫陕省委讲了话。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为巩固、扩大陕北根据地，迎接党中央而奋斗。

永平庆祝大会霎时成了战斗动员大会。红十五军团全体官兵个个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9 月26日。西安“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蒋介石鉴于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彭德怀又率领陕甘支队（中央红军）正向陕甘地区前进的情况，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

宽敞、典雅的会议室内，陈设简单而考究。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画像、两侧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侧面悬挂着“西北剿匪全图”，上面山脉河道、城池村庄清晰逼真。室中间，摆放着长方会议桌。桌子两侧分坐着于学忠、王以哲、董英斌、孙楚、杨虎城等国民党高级将领。

“总司令、副总司令到！”侍卫官接着长声喊道。

所有在座军官立即起立、挺胸抬头、毕恭毕敬，像两排粗矮的木桩矗立着。

一位脚蹬马靴、手戴白手套的青年军官陪同一个“长者”步入会厅。那个英姿疯爽的年轻军官就是少帅张学良。

“坐！坐下！”蒋介石用三角眼扫了一下他的部下，用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打一下手势、阴沉着脸说。

“毛彭共匪北窜陕甘，近在咫尺；徐海东匪部与刘志丹匪部会师陕北、咄咄逼人。何应钦去日本方面签订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又使我处境尴尬。你们！我的国军高级将领们！十一个师在干什么？两个月的追堵、清剿，不但使徐海东匪部汗毛未损，刘志丹匪部稳坐陕北、反而使他们会合一处，兵强马壮！”

蒋介石说到这里气愤至极，手有些擅抖，两眼冒着凶光，盯着各位指挥官。他在本月7 日，调集东北军、陕军、晋绥军等，共十一个师的兵力，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压缩的战术，企图想将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一举歼灭。然而，事与愿违，这使蒋介石再次失望。这次，他计划用更强大、更残酷的力量打击这两支红军，以挽回外交、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来扼杀西北蓬勃发展的革命于摇篮之中。

蒋介石心想：第三次围剿要想取得胜利，关键有两条：一是精诚团结；二是赏罚严明。现在东北军、陕军、晋绥军三股势力，都不是我的中央军，而是地方武装，必须要精诚团结、统一指挥、一致对“匪”，方可取胜；否则，会分崩离析、各自为政，最终导致一败涂地。赏罚严明：有功者重奖，有罪重罚，可体现我蒋中正的“公正”，消灭异已。想到这里，他微笑着说：“能不能彻底消灭陕甘红军，在此一举，仰仗各位喽！”

张学良此时心里很清楚：能不能及时打回东北，收复失地，驱走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此一举。他最信任的“长兄”蒋介石，一再向他许愿：暂时和日本进行妥协，是为了“先安内”，后方稳定了，更有力地打击日本，到什么时候，我都会与日本誓不两立！蒋介石拍着胸脯不只一次向张学良这样说。何况，徐海东所部西征北移，是一年前他辜负“长兄”厚望、“剿匪”不力所至。所以，这次他要挽回面子；早日打回东北！

张学良走到地图前，右手指着地图说：“共匪像惊弓之鸟，纷纷北窜，是几支远来的疲惫之师，我们以逸待劳，但不能守株待兔。要机动作战，要统一指挥，要步调一致，把所有共匪在大西北这个荒原上，一网打尽！”

他顿了顿，看着与会者扭过来的面孔，说：“为此，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委员长亲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国军，务必在朱毛共匪未到之前，消灭陕甘匪军！以便剿灭全国共匪，早日实现抗日宿愿！”他边说，右手边在地图上比划着，最后，右拳重重地砸在陕北保安、安塞一带上。

有蒋介石参加的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除了蒋介石和副官之外，其他高级将领几乎都不发言，也没有发言的权利，只有点头、从命、执行……

当张学良说完后，会场上发出几声叫好声和鼓掌声。这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他“漫不经心”地扫视了一下会场，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面带满意的微笑。蒋介石很奇怪、纳闷，他不理解微笑从哪里来，他也不可能理解这种真正发自内心的微笑……。

参谋长走到地图前，宣布对陕甘第三次围攻的修改部署：“井岳秀、高桂滋矛集米脂，从西路进剿陕甘匪区；王以哲六十七军进驻洛川至延安一线，维护南北交通，配合围剿；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孙楚部五个旅从黄河西岸向西推进；董英斌第五十七军和何柱国骑兵军，从西北面向南压缩。战术仍然采用蒋总司令授谕的：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将共匪围歼于保安、安塞一带！”

陕北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没有坦荡如砥的平川，田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也很少有像大别山、秦岭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像西方哲学家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随着阳光的转移，呈现在你面前的，都是一幅幅斑斓夺目的风景画：从早晨到黄昏时分，陡峭山丘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紫色、黄色、绿色相互掺杂的山巅连成一片壮丽的景象，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像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

徐海东来到陕北已有几天了，他除了看到陕北黄土高原不同于大别山的奇特风景之外，他还听到这里人人唱的一首《信天游》：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是个大清官，他带了队伍下横川，……

群众中还流行着一首新的歌：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长枪短枪马拐枪，一对对喇叭一对号；头号盒子红绳绳，军号吹起嘀嘀哒。

这些歌，唱得群众高兴，唱得红军战士快乐。徐海东在心旷神怡之余，主要考虑着的有两件事：打个漂亮仗，踢好第一脚；妥善处理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关系，使初始的热情和革命友谊永久地保持下去！

保安永坪镇。红十五军团指挥部。

正午的阳光，从坏了纸的窗户射进窑洞中，照在徐海东身上。陕北的窑洞是大多数农家居住的地方，冬暖夏凉。徐海东正在主持军事会议，讨论怎么打好会师后的第一仗！

徐海东坐在一条板凳上，神情自若地说：“东北军四个军十一个师，晋绥军五个旅，陕军两个师，共十五万人，向我们陕甘革命根据地扑来！我们要打个大胜仗，来刹刹敌人的气焰，迎接党中央！”

打一仗，这没什么疑问。在选择首先打击对象时，会议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从西路开刀，先吃掉米脂方向的井岳秀、高桂滋的陕军和杂牌军。先打弱敌！”有人提议说。

“吃掉这两支敌军，我军可以西出横山、与神木、府谷苏区打成一片，然后打出三边，扩大苏区！”有人重申并补充道。

刘志丹说：“打击这两支敌人，确有很大的把握；但是，现在大后压境，即使全歼西路敌军，也不足以杀一儆百、瓦解敌军！”

程子华的伤还没有完全好，但军团每次开会他都参加。他边接摩着浮肿的手腕，边说：“参谋长的意见很好！必须道德吃掉一路东北军！”

程子华的话虽不多，但有份量。会场静静的，好多双眼睛盯着徐海东。徐海东始终盯着地图一言不发。

“打王以哲！”徐海东的食指停在地图上，果断地说：“东北军官兵厌战，战术，我们也了解，先啃掉他这个硬骨头！敌人的围攻架子就垮了！再各个击破！”

他拿着地图继续分析道：“东北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军部和刘翰东第一○七师已进驻洛川，第一○七师六一九团一个营进占羊泉塬，何立中第一一○师、周福成第一二九师沿洛（川）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第六八五团进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我们采用‘围点打援，调虎离山’的战法，一部包围甘泉，调延安之一敌来援，在路上设伏，打敌援兵，以求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一个“先啃硬骨头”、“围点打援”的战略、战术方针就这样定下来了。

被称为陕北“活地图”的刘志丹边听徐海东说，边用铅笔在地图上标点着，当徐海东的话刚一结束，他就坚定地说：“劳山地区可以设伏！劳山是延安到甘泉的必经之地，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有利于我军隐蔽！”

9 月27日拂晓。劳山。

红十五军团进驻甘泉以西下寺湾、王家坪一带。徐海东、刘志丹率领团以上干部拂晓前到达劳山的一个高岭，勘察地形。

劳山南距甘泉十五公里，北距延安三十公里，山势南北走向，一条洛延公路纵贯中间，路两旁山岭起伏，丛林茂密，层层松柏，把秋天的群山装点得格外郁郁葱葱。

“这是设伏歼敌的好战场！”最后，徐海东肯定地说，“明天下午，派第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包围甘泉县城。夜间，部队主力进入伏击阵地！”

说完，马鞭一扬，率领干部催马下山了。

9 月28日拂晓。劳山林中。

红十五军团主力已按时进入了伏击阵地。

军团指挥部规定，每人带三天的干粮，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

一天、两天，直到第三天早晨，公路仍然是零星的过往行人或敌人的密探，不见敌人的影子。

徐海东白天观察敌情，晚上查看部队，一双眼睛熬红了。他总是这样不知疲倦，每次战斗都亲临前线指挥，一个一个的连队检查落实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他那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的革命精神，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作风，不知疲倦的旺盛精力，为广大指战员所敬佩。指战员们看到军团长的那副样子，都忘记了连日设伏的疲劳、西北长嘴蚊的叮咬和只啃干粮的辛苦，信心十足的准备战斗！

徐海东想，敌人肯定会来。按说，从延安出发，最慢，第三天也到了。现在已经乌黑甘泉快三天了，还不见敌人的踪影！眼看计划要落空了。徐海东和全体指战员一样，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时值中午。一个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来了！来了！敌人从延安方向来了！是四路齐头并进！”

“看准了？！”徐海东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忙问，“是四路？！”

“没错，是四路纵队！”侦察员回答说，“娘的！这敌人不定期真傲着哩！”

“再探再报！”徐海东说道，“做好战斗准备！”

下午二时。敌第一一○师师长何立中和师参谋长范驭州傲气十足，认为甘泉被围已近三天了，两败俱伤，正可坐收渔翁之利。何立中一向看不上第六八五团团长，现在，他被困，何立中想看他的笑话，并把自己扮成个救世主。

两个团，再加上师直属队，分四路，大摇大摆，洋洋自得，慢慢腾腾地走在洛延公路上。当先头部队到达甘泉北六公里白坡时，徐海东命令位于该地的第八十一师二四一团迎头痛击，命令位于阳台（劳山北三公里）之第七十八师骑兵团断敌退路。敌首尾受击，遂自动向中心靠拢。

徐海东站在山头，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敌人的每一动作，看准了时机，骂道：“何立中，今天老子叫你马倒中！吹冲锋号！”

冲锋号一响，设伏的第七十五师和第七十八师从公路两侧山上同时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

红军个个像下山的猛虎，满山遍野，喊杀阵阵，丛林，顿时像爆炸一般……

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四处逃窜。很快被红军分割在榆树沟口和小劳山两处，激战五个多小时，第一一○师六二八、六二九两个团和师直属队被全歼。

敌师长何立中负重伤，逃入甘泉后毙命。此战，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及以下官兵一千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及以下官兵三千七百多人，缴战马三百余匹、炮十二门、轻重机枪一百八十六挺、长短枪近三千支。

“报告长官，我的枪是朝天放的！”一个大个子俘虏向手提马鞭而来的徐海东敬个礼说。

警卫员上前用手枪了对准了他，被徐海东拦住。徐海东问：“你为什么朝天开枪？”

“去年胡山寨一仗，你打得和今天这一仗一样漂亮！”俘虏站得直挺挺的，乐嘻嘻地看着徐海东说，“当时我们被俘，你说，‘再见到红军就朝天放枪，有种的打日本人去’，发给我们一块光洋，放了……”

在国民党军队里，有这样一批兵痞。他们抓住红军宽待俘虏之一点，一旦被俘，就哭哭啼啼，说自己是抓来的，家有八十岁老母和未满月的婴儿……红军发给路费后东逛西游，花没路费后又跑到国民党军队背枪“吃粮”去了。

“我让你去打日本，怎么？恩将仇报吗？！”徐海东有些生气。

“是！长官！我愿意抗日！”俘虏知道刚才的话说走嘴了，讨块光洋是没门了，打了个立正说：“我们东北军从少帅到每个弟兄，都不愿打你们，真心想抗日！”

“那你就跟着走吧！”警卫员把这个俘虏撵开了。

10月25日拂晓。榆林桥。

晨雾弥漫，潮湿浸骨。

徐海东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说：“敌人自劳山受打击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企图逐步缩小根据地，最后消灭红军。近些天来，我们一直在寻找战机，现在战机来了：东北军第一○七师六一九团和六二○团一个营昨天刚刚进驻榆林桥，防御工事尚未构成，立足未稳。这是消灭这一团一营的大好时机，是摧垮敌人南路进攻的大好时机！”

徐海东仍以第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围困甘泉，红十五军团主力从三面猛攻榆林桥镇，迅速突破了敌人的外围防线，进入榆林镇，进行巷战。敌人凭借房屋和窑洞顽抗。12时许，第七十五师与敌人展开逐窑逐屋的争夺战，指战员以集束手榴弹从窑洞顶的烟囱投入，将敌人赶出窑洞。激战到下午，将敌全歼。毙伤三百余人，俘一千八百余人。

枪声稀稀落落了，徐海东提着马鞭，带着手枪排察着俘虏和毙伤者中有无敌人大官。

有人说：“敌团长‘高包脖子’也没逃脱，是张学良的前任警卫营长，但还没查出！”

徐海东想，这可是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便命令说：“仔细给我查，直到查出为止！”

手枪排的战士们，专盯俘虏的脖子，看哪个脖子长、喉节高。突然，一个战士抓住一个俘虏的衣襟命令道：“高包脖子！出来！”

“我不是，我不是……”俘虏战战兢兢地边说，边把嘴向旁边一努。原来，“高包脖子”就在他附近。他像挨了打的乌龟，把长长的脖子缩到大衣领里。被士兵供出后，他只好佯装镇静，居然伸出了脖子。

徐海东一看姓高的那副孬相，冷笑着说：“我当是活人堆里找不到你了哩！”

“我是个堂堂正正的国军团长，龙入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呀！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高福源摆出傲气犹存的样子。

徐海东向来是服软不服硬，听到这里，扬起马鞭就要抽，鞭子举到半空，突然停下了，转念一想，打也解决不了问题，便说：“看你是个东北军的军官，你的家乡被日本人所占，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受日本人欺凌，才不杀了你，留你回去收复东北失地吧！”徐海东停了一下又说，“你的东北军弟兄，见了红军，枪都朝天放，你还充什么英雄好汉？！”

高福源一声不吭，脖子又缩进了大衣领。

“带下去！待审！”徐海东向手枪排长交待了一声。

劳山、榆林桥两战，使敌第六十七军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至此，敌王以哲部发起的南线进攻战役宣告失败。

红十五军团补充了大批新战士，有新参军的、也有东北军投诚的。为了用革命的纪律教育广大指战员，军团和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依照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写成歌词，在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将歌词填入原来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词中，以《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为名，很快在各部队传唱开来。

同时，陕北又流行起一首新的《信天游》：山丹丹花开红又红红十五军团出了征；徐海东、刘志丹指挥妙，劳山榆林打得好！

……

革命的航船乘风破浪，有时也不免遇到暗礁。对党忠贞不二、光明磊落的刘志丹同志，被保密局扣留了，罪名很多。接着，连他的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也被打入了劳改队。

徐海东得知此消息后，肺都要气炸了。他想不通：有的人，为什么总搞“肃反”，他们既不上前线，又不去筹粮，专靠在革命队伍中抓“反革命”，却被写上英雄榜。当然，反革命也难免会有的，但刘志丹并不是反革命呀！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周恩来亲自调查处理了陕北的“肃反”问题，立即释放刘志丹和所有被抓起来的干部。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保卫局负责人：“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 页。）

党中央的到来，澄清了刘志丹等人的罪名，驱散了密布于陕北上空的阴霾。陕甘边区秋高气爽、阳光明媚。

（鹿阝）县道佐镇。红十五军团指挥部。

徐海东主持团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讨论下一个打击目标。

徐海东看着地图说：“一一○师搞掉了，一○七师垮了他五个营，米脂方面的高桂滋，井岳秀两支部队放弃了瓦窑堡向北逃走了，附近敌人不多了！”

“攻下甘泉！然后拿下延安！解决后方，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有人提议。

“不行！甘泉城防坚固，敌人早有准备，一举攻下，恐怕不能奏效！延安就更难了！”有人反对说。

……

徐海东最后说：“收拾张村驿！扩大根据地区域！它是我们南下的绊脚石，位置重要。而且敌人不多，周围四个围子只有三百多民团。先的发外围，留下后方……”

“报告！”警卫员闯进屋来说，“中央、毛主席来信了！”

中共中央派人送来《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带来了中共中央对他们热情慰问和鼓励，表达了对胜利会师的祝贺。信中写道：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同志：你们辛苦啦！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援。我们久日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等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又听到你们会合后不断取得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使我们非常喜欢。现在中央红军、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此致敬礼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程子华念信的时候，所有红十五军团的高级指挥官们都静静地聆听着，好像毛泽东、彭德怀就在眼前，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一股股热流涌上心头，个个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使不完的劲……

“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

“打下张村驿，迎接毛主席！”

“打胜仗庆祝会师！”

……

这一个个发自内心的口号，从红十五军团指挥部传到每个战士营房，传到全体指战员的心坎中，立时化作无穷的力量。

红十五军团的临时指挥所进驻张村驿北边的一个小村。张村驿是个小镇，虽民团不多，但他们和四周民团相联合，地形又熟，可凭借围寨驻守。徐海东想，硬攻不行，要智取，要分别夜袭。

下达了作战计划后，徐海东按连队检查情况。刚出门，听见两个手枪排的战士在议论，一个说，“还是咱红二十五军厉害！咱的首长名都排在党中央来信的前头！”

“那是呀！陕北红军哪有我们人多、枪多！如果我们不来，他们怎么能打胜劳山、榆林桥这样的大胜仗哪？！”另一个压低声音说，“听说，刘副军团长还是个‘右派’哩！”

“还叫我们向他们学习？！”

徐海东听到这些不利团结的话，非常着急，若不是在战前准备阶段，非抡一顿马鞭子不可。他马上把手枪排叫来。

手枪排是军部直属小分队，队员都是经结实认真选拔而来的老战士，枪法好，侦察、通信也内行。一打起仗来，他们打头阵，以一当十用。人称“徐老虎”手下的一排“小老虎”。徐海东非常喜欢这群“小老虎”，个个性格和他相近，天不怕地不怕，有时当着军首长的面，对不合心意的事也敢发牢骚，甚至还要火上加油似的讲上几句怪话。

“军团长，还是我们打先锋吗？！”手枪排长满脸堆笑地推开门问。

“娘卖匹的！”徐海东劈头盖脸地骂道，“你带的那叫什么兵？！都成了长舌妇啦！”

“怎么啦？！”手枪排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里还有点不服气。

徐海东把刚才听到的对话重复了一遍，瞪着眼，厉声说：“回去！好好给我整治整治那两个东西！包括你，头脑里就装‘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满！现在必须向陕北红军学习，必须讲团结！”

“是！我们一定改好！保证今后不乱说话了！”手枪排长答应着，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

红十五军团前线临时指挥所门前，突然跑来了七匹战马。军团政委程子华派人送来了信：毛主席今天下午到军团指挥部。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啊！天天盼，夜夜盼，毛主席到底来了！

“停止攻击！”徐海东向门口走时留下这么句话。他跳上大白马，直奔道佐铺。

徐海东最喜欢好兵、好马。他常说：“战士，要打仗不怕死的；战马，要能上刀山下火海的。”每次打完仗，他总是从俘虏中选出一批出身苦，会打仗的人，动员他们参加红军。他骑的这匹大白马，是在陕南一次战斗中缴获的。当时有人不让徐海东骑，因为目标太大。徐海东一看马的腿和蹄，认定是匹跑得快的马，就留下了。有人说：“徐海东是伯乐，能识千里马，只要他看中的马，只有跑死才停蹄。”如今真是心急只嫌马慢。大白马已经是四蹄奔腾，徐海东还是不停滞不前挥动他的马鞭，几名骑兵通信员被远远的甩在后边。

张革驿到军团部，相距一百三十五里，还要翻两座山，他们只花了三个小时，就赶到了。徐海东这才发现：大白马浑身流汗，像雨淋水洗过似的；他自己也是汗流浃背，衣衫湿透。

道佐铺。红十五军团指挥部。

地质学家认为，黄土高原是许多世纪以来，大风把中亚西亚、蒙古等地的黄土搬运到这里而形成。这就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形象——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犸；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岗峦，上面还有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疯神捏造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世界。

红十五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造物主恩赐的这个奇美世界中。

徐海东刚说洗把脸，毛泽东他们就到了。

随毛泽东来的还有三个人，他们是彭德怀、费拓夫、李一氓，都穿着朴素的灰棉衣，一个都不认识，哪一个是毛主席？

程子华刚作介绍，毛泽东就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说：“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

徐海东双手紧握，久久地望着毛泽东那可亲的面孔，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哽咽地说：“还是毛主席你们辛苦了！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同志之间，上下之间，见了面，互道“辛苦”，这本习以为常。在和毛主席的会见中，这“辛苦”一词，对徐海东来说不是普通的客套话式相互寒暄，而是他对毛主席的真情流露，胜过千言万语。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身材修长，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给徐海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就是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首级的毛泽东！

毛泽东非常关心红十五军团的情况，问吃的和穿的怎么样？徐海东作了一一回答。

毛泽东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问道：“陕北的第三次反围攻怎么样了？”

徐海东和程子华分别作了汇报。毛泽东又看着地图说：“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

徐海东把打张村驿的重要性又重述了一遍，毛泽东折好地图说：“你们选择张村驿是对的！先把张村驿拿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行动！”

谈话中，徐海东才知道，朱德总司令、中央红军的一部分、红四方面军至今还在长征途中。至于党中央其他一些同志的情况，长征经历的千山万水，雪山草地，党内斗争的复杂……在初次会面和短短的交谈中，是不可能一下全知道的。但是，徐海东从毛泽东、彭德怀等的破旧衣着和消瘦面孔中，可以推测到：中央红军太辛苦了！他马上意识到：该给中央领导同志做身衣服，送些吃的。

徐海东，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朴实、爽朗的性格，使毛泽东、彭德怀他们很喜欢他，一见如故。毛泽东称赞徐海东率领的红军人和战好，纪律也好。徐海东却说：“我从小读书少，是个粗人！”毛泽东且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笑着说：“革命，不是绣花，粗人会打仗啊！”

“我们都是粗人嘛！”彭德怀接这话头说。

警卫员送上饭菜，大家边吃边谈。毛泽东风趣幽默，彭德怀笑声豪放，都使徐海东感到亲切。毛泽东问：“海东，你那边有电台吗？”

“没有！”徐海东摇摇头。这些年，他指挥打仗，连部电话都没有，哪里弄得电台，全靠他的两条腿和一双眼睛。他嘿嘿一笑说：“我们要有电台，早就和中央联系上了！哪能还像没娘的孩子，孤苦伶仃呢？！”

“给你带来一部电台，我们好随时联络！”毛泽东说。

徐海东惭愧地说：“我不会用啊！”

毛泽东和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说：“不用你自己动手嘛！有报务人员，他们会用！”

彭德怀补充说：“只要你一说，他们就把电报发出来了！”

当天黑夜，徐海东骑着他那匹大白马，冒着凉风向前线奔去。大白马像颗流星，穿过树林、飞上山岗，徐海东好像也有无穷的力量，转眼间，到达了张村驿临时指挥所。

徐海东立刻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到来的消息传达下去，转告了毛主席对大家的问候，部队的情绪立时沸腾了。这个问：“毛主席长的什么样？”那个问：“哪天能看见毛主席？”徐海东咧着嘴说：“咱们把张村驿打下来，一块去见毛主席！”

这几句话，比任何口号都有鼓动力。战士喊着口号：“打下张村驿，去见毛主席！”

第二天拂晓，红军指战员一鼓作气，爬上了张村驿两丈多高的围墙，一举将张村驿及其周围的围子全部都拿下来了，缴获了大批粮食、布匹和军用物资。

战斗一结束，徐海东就回到了指挥所。报务员架好了天线，支起了手摇马达，向徐海东请示，“要发报吗？”

“你那玩艺可好用？”徐海东有些疑虑。

“好用！好用！”电台台长命令摇动马达，把耳机递给徐海东，要他亲自听听。

徐海东套上耳机，听到嘀嘀嗒嗒的悦耳声音。他不懂这东西怎么会说话，孩子似的感到新鲜，笑着说：“向中央发电报！向毛主席、彭司令员报告！张村驿打下来了！”

一阵嘀嘀嗒嗒的声响，战报发出了。

这是徐海东第一次发出电报！

张村驿战斗后，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兼），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后为杨尚昆），下辖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中央来了，我们听中央的！”成了徐海东常说的话。

党中央、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如同和煦的春风，冲破刺骨的严寒，迅速吹遍了陕北的黄土高原，群众高兴、军队欢庆。国民党却极度惊慌，没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围追堵截的中央红军，竟奇迹般地到陕北扎下了根。蒋介石气急败坏，重新调整部署，加紧对陕北苏区的围攻。

1935年10月28日。“西北剿总”司令部。

蒋介石在他西安临时下榻的别墅，召见了“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

“听说你在劳山、榆林桥两次战斗中，损兵折将！”蒋介石穿着睡衣，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说。

“是的！小弟无能！”坐在对面沙发上的张学良客客气气地说，“两个月来，我东北军损失近两个师……”

“不只这些吧！”蒋介石把望着天花板的眼光收回，盯着张学良说，“我的那些保安队、民团、陕军、晋绥军等，都不在册吗？！”

“不过，共匪也损失惨重呀！”

“不要争啦！损失没损失，你我心里有数！”蒋介石用缓和的口气说，“汉卿！我是相信你的！西北需要你！党国需要你！”

“谢谢总司令栽培！我会竭尽全力的！”张学良嘴角上的小黑胡在抖动。

“徐海东一个就很难对付了！现在又来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有我的那个叛逆学生林彪……”说到这，蒋介石很气愤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前说，“谈谈下一步部署吧！”

张学良从旁边书桌上取下他刚才放上去的公文夹，打开说：“调集东北军四个师的兵力，沿葫芦河构成东西封锁线，由西向东推进，直至把共匪逼进黄河；同时，打通洛延公路，从中间，拦腰插他一刀子，加速共匪的崩溃！”

“不行！”蒋介石背着手，立即转过身来对张学良说，“你伯计划行不通！不是四个师，要五个整编师，先沿葫芦河构成东西封锁线是对的，切断毛泽东与四川、宁夏等的联系，同时打通洛川、（鹿阝）县和延安之间的联系，沿洛河再构成南北封锁线，还是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老方针！”

蒋介石在卧室内来回踱着步，骂道：“娘稀匹，我就不信，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能逃出我的掌心。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道佐铺。红十五军团指挥部。

一间小茅屋里挤得满满当当，炕上地下全是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毛泽东坐在唯一的四腿桌前，主持着军事会议。

中央军委副主度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对面，中等身材，清瘦而结实，留有一副又长又黑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在浓眉的陪衬下，格外富有灵气。他说话很快，但抑扬顿挫、节律明显。他说：“东北军一个师沿洛川、（鹿阝）县大道北上；西边有四个师由甘肃的庄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鹿阝）县方向东进。东边和北边之敌离我们还远，我和主席商量过，先吃掉西路的一两个师，战局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要打，就打大仗、硬仗，吃掉小股敌人，填不满我们胃口哟！”彭德怀大声地说，“要痛痛快快！不要隔靴骚痒！”

蹲在地上，不停地吃着黄豆的林彪，刀条脸，短小削瘦，一言不发，却发出嘎嘎嘣嘣的黄豆被咬碎的声音。

张闻天把眼镜忘在宿舍，眼睛离地图只有几公分远，不停地点头。

毛泽东打着手势说：“集中兵力，歼敌一部，各个击破，扩大根据地。这是总的方针。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协手作战、共辟陕北根据地的开端！”他停了一下，提高了嗓音说，“战场就选在直罗镇一线，具体的战斗部署，看了地形之后，你们决定吧！”说着，他看了看彭德怀。

彭德怀说了声“好！”，又对徐海东说：“明早我们在张村驿集合！”

会议很干脆，就那么简单、明快。徐海东送走毛泽东他们后，他想：今天这个会，是我这些年来，参加的高级干部会中最满意的一次。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大部分都来了，开阔了视野；重要的会议，必须事先有充分的准备；会上要有民主的精神又要有集中的原则。他也参加过张国焘主诗的会议，可是往往争而不决，或立决即错，徐海东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水平就是比张国焘高！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徐海东率领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踏着地上薄薄的早霜，登上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山岭。

直罗镇尽收眼底。它不过是个百十户人家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很重要，是庆（阳）（鹿阝）（县）公路的咽喉，是西路敌军东进的必经之地。三面环山，一条从西面来的大道，像一条白色的带子铺向镇子中央，穿镇而过。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完好；镇子北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

徐海东等几十架望远镜举在眼前，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着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一个小山、一棵小树、一条小沟、一家独立房屋，都是指挥员们观察研究的对象。大家深深知道，在战前察看地形时疏忽一条小沟、漏掉一幢房子，说不定就会失去一个排、一个连，甚至一个营。指挥员们一边观察，一边小声交谈着：“这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

“敌人进了直罗镇，就像钻进了口袋！”

“这是个打歼灭战的好地方！”

徐海东暗想：毛主席真是高明，把阵地选在这里，对我们太有利了！

彭德怀绷着脸，不多说一句话。他走到徐海东面前，指着镇东那个小寨子说，“敌人可能会占它！”

“确是个可以利用的固守据点！”徐海东说。

“最好能把它拆了！”有人提议。

“工程不心呀！”有人说。

徐海东看着彭德怀，果断地说，“今晚，我派一个营，把它拆掉！”随即把任务交给身边的一位团长。

经过现场勘察，一个巧妙的作战计划形成了：把敌人引进直罗镇，南北两面夹击，一举歼灭它！

11月20日。直罗镇。

杰出的军事家，既能善于指挥自己的部队，做到战无不胜；又能牵着敌人的鼻子，让敌人乖乖就范。毛泽东就是牵牛鼻子的高手。

先派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二四一团围攻甘泉，达十天之久，以引西路敌人东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先头部队一○九师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进入直罗镇。牛元峰是东北军中有名的一头“牛”，很有一股牛劲，是张学良手下的一员虎将，很得张学良的赏识。此时的牛元峰心想中央红军初来乍到，地形、人情不熟；徐海东红十五军团又连续作战，疲惫已极，都不堪一击。他想露一手，给毛泽东、彭德怀一个下马威，也替张学良在蒋介石面前壮壮脸。所以，求胜心切，却万没想到落进了毛泽东给他布下的天罗地网。

牛元峰简单地部署完直罗镇四周的岗哨，走进寝室，做他的美梦去了。

徐海东留下一个排在直罗镇担任警戒，把红十五军团主力集中到张村驿一带，以逸待劳。他一时也闲不住，到各个连队察看情况，并鼓励全体指战员：“打了胜仗庆祝会师！”

“以战斗的胜利欢迎毛主席！”

“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

“军团长！毛主席的电报！”警卫员叫住正在和士兵交谈的徐海东。

徐海东心想：可能是下达战斗命令啦！他三步并做两步，向指挥部跑去，接过电报，上面清晰地印着毛泽东的进军命令：敌牛元峰一○九师已进口袋。徐海东第十五军团从南向北，急速前进；林彪第一军团从北向南立即出发。拂晓前进入阵地。落款是毛泽东、彭德怀。

徐海东看完电报，对毛泽东的军事部署十分钦佩，心想，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就像一把钳子，有毛泽东操纵钳柄，非把牛元峰这只野牛夹成肉泥不可！

拂晓，西路红军包围了直罗镇。攻击开始，毛泽东又发出一道命令：“要的是歼灭战！歼灭战！”

徐海东亲自指挥一个团，从一个山后，攻进直罗镇。他估计要在这里打一场恶仗，连大衣都脱掉了。不料，战斗进展十分顺利。10时许，南线将敌第六二七团歼灭大部，残敌向直罗镇溃退；第七十八师以部分兵力堵住敌人向东的去路，其第二三二团协同主攻军第七十五师歼灭南山之敌后也突入镇内。

与此同时，林彪的红一军团已将直罗镇北山之敌第六二六团大部歼灭，并击溃了由镇内增援之敌第六二五团两个营，残敌退守镇北小高地。敌师长牛元峰几次率部向北突围，均被击退。

12时左右，牛元峰率领第一○九师残部五百余人，退入镇东土围子固守待援。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来到红十五军团指挥部。

“海东同志！你打得好啊！”老远处，毛泽东就伸出了手，向徐海东表示祝贺，“‘老虎’碰上了‘蠢牛’，可要饱餐一顿喽！”

“是主席和司令员指挥有方！”徐海东纳闷，主席怎么知道我的外号啦？！没待多想，徐海东关心地说，“快进窑洞，这里危险！”

“你们身临战场，指挥打仗，比我们在后方的危险多啦！”周副主席握着徐海东的手激动地说，“就在这里吧！主席和我们一起来看望大家！”

徐海东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不知说什么好。他内疚地望着彭德怀说：“就是那个该死的小寨子，确实让你说中了，敌人的确利用上了。恨我当时派人拆后，没及时亲自检查，现在给我们造成……”

“不怪你！不怪你！要怪得怪祖先喽！谁让他们在这建围子的？盖几处房住就行啦！还建什么围墙？！”彭德怀拍着徐海东的肩膀宽慰他说。

“你们没拆彻底，这是好事！”周恩来接过话题说，“没有这个‘牛饵’，怎么能把敌人三个师调来呢？！也就没有主席的‘围点打援’啦！”说着，他看了看毛泽东，两人哈哈大笑。

徐海东这才明白，为什么叫他们“围而不歼？”原来是毛泽东想扩大战果：把对牛元峰的围歼战扩大成“围点打援”的截击战。徐海东再次从心底发出：毛主席的水平就是高！

战场出现僵持状态，双方放着冷枪，谁也不冒然主动进攻！

敌西路第一○六师沿安家川东援直罗镇；敌东路第一一七师向羊泉塬、张村驿进击；第一○七师向么家塬、丁家塬推进，以图解敌一○九师之围。毛泽东决定首先击退东路援兵，再争取歼西路敌人一部。西路敌军见东路敌军被红军击退，也仓皇向太白镇撤退。

彭德怀派红一军团二师和红十五军团二二五团，分三路猛烈追击，歼灭敌第一○六师后卫六一七团于羊角台至张家湾中。

牛元峰呼救不灵，求援无望，决心孤注一掷，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一出土围寨就四处逃窜，被徐海东所部全歼，师长牛元峰被击毙。

战后，打扫战场时，徐海东还是提着马鞭到处找敌人的大官，当听说牛元峰被打死了，他垂头丧气地骂道：“娘卖匹的！谁他妈的这么准的枪法！”手枪排的战士嘿嘿地笑，谁也不敢说是谁打死的。

11月30日。（鹿阝）县东村。

中共中央在这里举行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庆祝会师昨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作了《直罗镇战役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直罗镇战役）我们胜利的原因：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分；四、群众与我们一致。（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 页。）

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迫使敌第五十七军退回陇东，敌第六十七军退回（鹿阝）县。此役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攻，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时隔一年，毛泽东深刻论述了歼灭战对敌人的破坏力：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 页。）

掏家底保中央　英名传四方陕北。保安。

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西北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在灰黄的山谷中保安那一片古老城墙，会使人感到十分新奇。

在中国古代唐宋时期，保安曾是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千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略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倾入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国民党边防军；近年刘志丹、谢子长率领陕北红军攻占了这座古城，经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厚的防御砖墙，围绕着大约两公里见方的城池，这就是保安城。毛泽东暂时住在一个逃走的地主家里。地主逃去时很慌张，墙上的古画、橱里的古玩、还有丝绸棉絮的大花被……都留给了红军。

毛泽东和徐海东分别坐在棕色油漆的木椅上，正在谈话。毛泽东亲切地问到徐海东的家庭、亲人等情况。

徐海东略有伤感，坦率地说：“我家七代窑工，母亲为我受了许多的苦，我十分怀念被国民党惨杀的母亲。为了革命，尽忠而不能尽孝呀！”说着，他的眼睛模糊了。

徐海东感慨地说：“你是个好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大孝子啊！”

当毛泽东关心地问起他个人的婚姻时，徐海东将与童养媳田德载和长征路上的周少兰相处的经过说了一遍。毛泽东仔细地听着，最后，满怀深情地说：“要多关心爱护长征过来的女同志，她们一路走下来就很了不起啦！如果合适，选个良辰吉日就完婚吧！”

徐海东没有马上回答，红红的脸，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说：“她和我一样，从小受苦，没念过书，也是个‘粗人’！”

毛泽东笑了，站了起来踱了几步，转过脸来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粗人的革命，工人、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转了，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都变成‘细人’！”

直罗镇战役后，徐海东经常和毛泽东在一起。他觉得：徐海东有知识、有学问，难懂的道理经他一讲就生动形象、通俗易懂了；毛泽东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分析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全面精辟，使徐海东耳目一新；徐海东指挥打仗也是行家里手、经常谈论古今中外的兵书战策，尤其是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击溃战、歼灭战……然而，指挥中国百万大军，推翻蒋家王朝的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却一生没受过一次枪伤。

一次野外游击，毛泽东也亲临前线。

冬季的晚上，北风呼啸，地冻天寒，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

毛泽东、彭德怀和徐海东坐在一铺炕上热烈地交谈着，谈当前的革命形势、谈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以及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构思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他不时启发彭德怀和徐海东发表自己的见解，时而细心倾听，时而颔首点头，时而发出会意的“嗯！嗯！”声，也算是对徐海东和彭德怀鼓励。

徐海东开始有些拘谨，像小学生第一次回答老师的问题，恐怕说错。当得到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认同后，便敞开胸怀，滔滔不绝地谈开自己的看法：从“九。一八”谈到“华北事变”；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到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从红二十五军的《北上抗日宣言》到最近中央发出的《抗日救国宣言》……

徐海东独到见地的谈话，使毛泽东对他刮目相看，赞叹地说：“海东同志，你对国内政治形势分析得很透彻，对我有很大启发呀！”

由于天气很冷，他们一边谈，一边不时地把被子往胸前拉着。警卫员看见首长们都缩着身子，就用大把的干柴烧炕。哪知，彭德怀最怕热，他喊道：“莫烧了，莫烧了！”

毛泽东却高兴地叫，“烧喽！烧喽！”

半夜，炕上和席子，铺的狗皮褥，突然有一块烧着了，彭德怀一边扑着火，一边笑着骂道：“烧啊！烧啊！都把老子烧焦了！”

毛泽东这时也笑着说：“没有彭老总的叫骂，到明天，我们都成肉干喽！”

这么融洽、和谐的同志关系，使徐海东感到更加亲热。如果说，刚刚见面时，徐海东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还有些生疏感，很快，这种生疏消失了。徐海东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棉衣都破旧了，就叫供给部做好几套冬装给送过去；见到他们一个个面庞消瘦，想到在陕南打土豪时缴些银耳，他就叫供给部包几包送去。他这个“粗人”，这时候真“细”啊！连中央领导每个人身材高低、棉衣尺码都放在心上了。

冬天。红十五军团供给部。

一场雪过后，天气骤然变冷，寒风卷着黄沙，扑打着窑洞的窗门。

徐海东看到穿着薄棉衣的红军战士，把热炕让给伤病员，他们背靠背缩坐在窑洞里，他心里很难过，气冲冲地推开了红十五军团供给部的窑门。

一个红军干部正拨弄着算盘。他看见军团长气冲冲的样子，忙放下算盘说：“我们正算帐！准备分些钱下去，让各团买几只羊，给战士们改善一下伙食！”

徐海东一听，气消了，说：“这说对了，冬天要多吃点肉，一只羊能顶几百斤山药蛋。你们到底还有多少现洋？要给我实说！”

“七千块”那管帐的干部说，“还有些零头！”

徐海东顿时眉开眼笑地说：“嗬嗬，怪不得有人骂你们是守财奴，你们还真是个财神爷呀！攥着这么多现大洋。它又不像女人会生小的，松松手，拨给下边一些嘛！”

“首长！”那干部叹了口气说：“不管钱不知难！都骂我们供给部是守财奴，让他们骂去吧！反正是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一个子儿不给！供给部就是挨骂的差使。”说着，他又拨拉着算盘算给徐海东听，添厚冬装要多少钱、买药多少钱、又是买盐、油……最后说，“要是再有三至五千块大洋，这个冬就好过了！”

徐海东很喜欢这样实实在在、忠于职守认真负责的干部。他很少过问钱的事，如今，也坐在炕头，和这个管钱的干部一块拨弄起算盘来了……

“报告！”值班参谋进屋说，“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杨志诚同志来了！就在门口！”

“快让他进来！”徐海东一边忙着下地，一边对旁边站着的警卫员说，“小鬼，快泡点茶！”

徐海东现在不吸烟，不喝酒，不知什么时候，却染上了茶瘾，平日闲时，自己就泡壶喝，有了客人，首先要用茶来招待。

杨志城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徐海东说：“我是为这事而来！”

徐海东打开纸条一看，是毛泽东签的名，上面写着：海东同志：您好！因红一方面军过冬，吃、穿出现了困难，特向你借款二千五百元！

毛泽东徐海东看完条子，脸红红的，半晌没开口。

“我们知道，你们也转战了一年多，也一定很困难，要是……”杨志诚知道红十五军团也不会宽裕，况且红军的制度是：哪个部队的钱财，由哪个部队所有，不许“共产”。他想说，要是实在困难，我回去跟主席说说就算了。

“不！”徐海东马上明白了杨志诚话里的意思，坚决地说，“我们有钱！即使没钱，现去筹款，也不能让中央红军挨冻呀！我马上派人给中央红军送去！”

送走杨志诚，徐海东在窑洞门口站了很久很久。大雪纷飞，千里黄土高原，一片银装素裹；风雪中，荒原上的枯树在不停地摇晃着，像是在一个劲儿地打着冷颤。

徐海东站在那里想了许多。自从与中央红军会师以来，只注意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破旧衣服，却没想到更多的红一军团指战员还在挨冻。他责怪自己太粗心了，没想到这个问题，还让毛主席亲自写条借钱。他感到无限的惭愧和内疚。

那个拨弄算盘的干部很快就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回来了。一见面，徐海东就说：“那七千块钱，留下两千，拿出五千，送给党中央！”

查部长愣了，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你说什么？”

徐海东又重申一遍。

“老军长，你还不知道，这七千元钱还不够我们自己过冬呢！”查部长诉苦道，“这七千元钱是我们从长征开征，省吃节用，一分一分地攒下来的呀！”说着，眼里竟涌出了泪水。

徐海东慢慢地摸出毛泽东的那张借条，递给了查国桢。他说：“我也知道，这钱来的不容易，我们目前很困难。但总比中央红军强些吧！他们更苦，要不怎么会是毛主席亲自写条子来？现在，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同央！更需要毛主席！我们哪怕就是冻死，也要抠出钱来，保证他们熬过陕北这第一个冬天！”查国桢毕竟是个老红军，虽然，在送出他日积月累省下的五千元钱，就像剜他身上的肉一样，但是，他马上理解了军团长的决定是对的。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红军干部，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范围，要讲大局，顾大体。再也没说什么，只默默地点了点头，匆匆走出窑洞，亲自点钱去了。

查国桢不满三十岁，却像个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上身穿着件补丁罗补丁的破棉袄，下身的单裤显得十分宽大，脚上套着用布条打的草鞋，抱着膀儿，佝偻着腰，消失在风雪中。徐海东望着他的背影，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

在当时山头主义、本位观念还十分严重的时代里，红军十五军团拿出家底的百分之七十给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这一举动确实难能可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演出哆嗦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都把徐海东送来的五千元钱，看做是“雪中送炭”！

多年后，毛泽东还经常在干部大会上动情地说道：“在陕背景了困难时，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的那五千块钱啊！”

1935年11月，日本扶植老官僚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二十二个县。1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又于11月28日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组成中华民族抗日联军，共同抗日等主张。

1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国民党当局原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为委员长。“一二。九”运动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

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委治局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明确指出；经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总任务下，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还提出：红一斋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向山西发展。

遵义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军事路线问题，实际也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瓦窑堡会议进一步完满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同时指明了线军事家运动的方向，是中国共产党继遵义会议以后，又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36年1 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东进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并以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司令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兼），徐海东任右路纵队总指挥，挥师东征。

2 月22日，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夜渡黄河，直捣义牒镇，乘胜向隰县挺进，进逼同蒲铁路，与左纵队配合，打了几个胜仗，所到之处，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扩大红军队伍。

1936年2 月27日。太原阎锡山官邸。

红军的所向披靡，长驱直入，吓坏了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他急忙把围攻陕甘的孙楚四个旅和晋中杨效欧第六十六师调过来，堵截红军东进北上。

阎锡山在他的官邸设宴款待这两位将要替他出征的将领。

阎锡山向来视财如命。他自己挥霍无度，只要有第二个人参与，就像个吝啬鬼，铁公鸡。

餐桌摆着四个又浅又小的盘子，炒了几道山西最普通的小菜，像个馒头放到盘子中间。

孙楚和杨效欧，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笑又不敢笑，也不敢大口吃菜。

“现在是党国最困难的时期，我们都要厉行节约呀！”阎锡山舞动着筷子，不断地往嘴里送菜，还冠冕堂皇地说，“我平时，连这样的好菜还吃不上呢！”说着，拿起了酒壶，给自己斟满，举起酒杯说，“来！喝！祝你们马到成功！”

酒，也只有一壶，阎锡山自己就喝了半壶，孙楚和杨效欧，每次端起酒杯都是抿一抿嘴唇就放下。

“老头子（指蒋介石）已经答应，派十个师的兵力入晋，帮助我们剿匪！”阎锡山的黑胡子动着，“等你们剿灭共匪后，我要加两道菜来给你们庆功！”

在这顿“丰盛”的晚宴中，孙楚和杨效欧强作欢颜，不知说什么，只是一味地“是！是！”

红一方面军突破敌人十多个团在阳泉曲南北的防线后，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挺进晋西北，分散调动敌人。3 月25日，军团骑兵连进至距太原仅十多公里的晋祠、威逼太原。随后，继续北上，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会合，击溃沿路之敌，发动群众，开仓济民。4 月14日，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进至大麦郊，进行为期一周的休整。

同日。红二十八军在围攻三交的战斗中，军长刘志丹侦察敌情，指挥战斗，不幸壮烈牺牲。

刘志丹，和其他红军高级将领一样，也有许多传奇的经历。这个农民的儿子诞生于陕北保安。1926年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四。一二”反革政变后，返回陕南。

1928年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陕北红军的核心由此产生。他率领的小分队几次被消灭，只身潜回老家保安，当了民团团长。因他利用职权逮捕地主老财并将其处决，被撤职查办；他带领三个部下在一次国民党军官的宴会上，趁酒酣耳热之际，夺了二十支枪，又拉起了三百人的部队。

当这支小小的部队遭到重重的包围，面临灭顶之灾时，刘志丹提出议和，担任国民党军队的上校长官。他又打土豪、分财物，再次被围剿、逮捕；在哥老会朋友的帮助，又死里逃生，所辖军队被改编为一个运输旅，旅长的头衔又加在他的头上。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是他第三次故态复萌。他专向享有免税优待的豪绅征税，第三次遭撤职围剿。最后在悬赏缉拿他首级的情况下，被迫退到保安，于1931年举起一面独立的“镰刀斧头”红旗，攻占保安和中阳两座县城，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陕北红军，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坚实基础。

刘志丹的大胆勇敢、智勇双全很快在整个西北闻名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美国著名进步记者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这样赞道：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2 页。）

刘志丹的牺牲，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大损失，全体红一方面军战员极度悲伤。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也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4 月的山西，时而被寒流袭击，偶尔的早霜，暂时压制了萌动的春意。但，冬天已经过去，春天不会太远。

蒋介石调集近十个师的兵力先后入晋。同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共十几个师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犯。阎锡山以五个师又两个旅向南推进，企图将红军聚歼于晋西地区。

红十五军团按方面军的指示，进行了调整。调出第八十一师编制；以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七十三师；第七十五、七十八师番号不变。

晋西大麦郊。红十五军团指挥部。

阳光明媚，气候温和。远处柳林已呈现一片绿意。封冻的河水，开始一点点融化。

毛泽东用他的“五齿梳子”梳着自己的长发，穿着肥大的棉衣，在和徐海东交谈。

徐海东呷了一口茶后欲言又止。

毛泽东却谈笑风生。当他发现徐海东的表情时问道：“海东同志，有什么话要说吧！”

“哦……哦……”徐海东吱吱唔唔。

“说哟！”毛泽东点着一支用菜叶子做成的烟卷，吸了一口说，“说错话，也不会打屁股的！”

徐海东试探着，怯怯地说：“国民党十七、八个师，大兵压境，我们地形不熟；陕北老根据地又面临危险。款、粮也筹得差不多了，打通山西阎锡山这条通道，进入华北抗日前线，目前看，牺牲太大，几乎不可能。我看是不是……”

徐海东说到这里不敢轻易说下去了，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咳嗽一声，把菜叶烟扔到地上不吸了，并站了起来，向窗前走去：“说下去，说下去嘛！谈谈你的看法！”

徐海东鼓足了勇气说：“依我看，不如红军先打回陕甘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迎接北上的朱德、贺龙两支红军主力；向四周巩固扩大根据地……”

“好！好啊！”毛泽东转过身来，用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海东同志，我俩是英雄所见略同嘛！我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已和闻天同志、恩来同志、彭老总达成了初步共识，有你们几个大将军支持，就可以形成决议啦！”

“主席！我是瞎说胡想，别影响了中央的正确思路！”徐海东把吊在嗓子眼的一块石头放到了肚里，从容地说，“走时，我们再留下些小股部队，就地打游击，将来再次东征时，就有导航的了！”

5 月5 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及海陆空各军队、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痛斥蒋介石、阎锡山阴拦红军抗日的罪行，申明抗日先锋军虽然能够打破反动军队的阴拦继续挺进，但是，为避免大规模内战及损耗国防力量，红军撤回河西。通电敦促南京政府，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应当幡然悔改，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如果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必为全人民所唾弃、所倾覆。

红军的东征和回师，使全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和决心，在政治上大大孤立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回师通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抗日反蒋”公开转变为“逼蒋伉日”（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 页。）

东征的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等的率领下驰骋于晋西山区，打到哪里，哪里人民欢天喜地。贫苦农民纷纷组织起来、抗捐税、斗土豪，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娃娃们唱起了新编的歌谣：共产党、红军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心随红军。

抗捐抗税当红军哟！

阎老西心上着了蒙……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踏上了回返的征途。他以前只是听说，阎锡山爱财职命。这次东征，徐海东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阎锡山花了“血本”——悬赏五万元买徐海东的脑袋。徐海东听说以后，摸着自己的头，笑呵呵地说：“娘卖匹的！阎老西就是比蒋介石小器，蒋介石出十万元的赏要我的脑袋，阎老西才挤出五万元！”徐海东骂阎锡山小器在红军指战员中传为佳话。

黄河东岸。铁罗关渡口。

天上大雨滂沱，地上水土泥泞。

河里浪涛汹涌，红军艰难徒涉。

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团完成掩护全军西渡的任务后，西撤渡河。队伍行走异常缓慢。徐海东心急如焚。他催马向前，想查个究竟：是渡口有敌人，须马上组织攻击；是路滑难走，得敦促队伍快行，以防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追上来，背水之战，后果不堪设想。

山路崎岖，陡坡窄道时而出现。老兵认识徐海东的大白马，纷纷让路；新兵不认识，也不会行军，在队伍里乱穿。

徐海东不让战士让路，总是抖动马缰绳，让马从路边泥水或没道的山坡上走。大白马表示抗议，走几步，只要队伍稀少，它就硬往路上挤。前边是山路，路两旁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块，马踏着碎石，艰难地小跑。突然，一个小战士闪出队伍，正好跑到马头底下。徐海东猛一提缰绳，想从右边闪过战士，哪知，大白马也似乎意识到危险了，顺着马缰躺猛地一闪，徐海东便从马北上栽落下来……徐海东被摔得鼻青脸肿，鲜血立刻从头上流下来。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感到满嘴血腥味，吐了一口，全是血，这才发现他的两颗门牙被石头磕掉了。‘“马……马……马踩伤……伤人了吗？”徐海东喃喃地问身边的卫生员。

“没有！马没踩着人！”警卫员抢过话回答说。徐海东感到头发木、嘴发麻，紧闭双眼，躺在担架上像是腾云驾雾，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警卫员小张跟随首长多年，他最了解首长的为人。战场上，他负了伤，还要问问其他伤员怎么样？平时病了，还关心别的首长的身体。从来都是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现在，自己摔成这个样子，血头血脸，昏昏迷迷，还想着马是不是踩伤了战士。小张看着担架上的徐海东，叹着气，护理着他渡过了黄河。

徐海东在昏迷中躺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他才完全清醒。开口第一唏还是急切地问：“马踩着人没有？我总记着马蹄前有人倒下！”

“没有！”

“真没有？”

“那战士没事！”护士周少兰与徐海东结婚了，并改名叫周东屏，此时，她守候着徐海东。她心里有些气，埋怨着说，“你还挂念他呢！他差一点要了你的命！”

“不能怪他，只能怨我没小心！”

“怪你什么！他该受处分！”

“要是踩伤他，受处分的应该是我！”

“怪我没驯好马！受处分的应是我！”马夫“小猴子”走进屋说，“毛主席他们来了！”

徐海东托儿所着坐起来，要下地……

“别下地喽！是我来看病号，而不是病号看我呀！”毛泽东说着，大步上前把徐海东推上炕沿。

“主席！你那么忙还来看我，我没事！”徐海东激动地说，“东屏，快给主席沏壶茶！还有那盒缴获敌人的好烟给主席拿出来！”

走在毛泽东后边的周恩来副主席说：“海东呀！好好养病，陕北形势看好呀！”

周东屏找了半天只找出一个水杯，正愁没有给周恩来的水杯时，周恩来爽朗地说：“把烟给主席，他是‘烟鬼’；我要茶，共产党讲平均分配嘛！”

大家哈哈大笑。

徐海东失去两颗门牙，笑露出了两个黑窟窿，再配上原有的两个酒窝，笑得像孩子般天真。

周恩来一本正经地说：“虽然陕北到处都是窑洞，但不至于挖到某些人的嘴里去呀！”

大家乍一听，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窑洞要不得哟！”毛泽东绷着脸，用手指着徐海东的嘴说，“它只能住两只苍蝇！”

又一阵孩子般的大笑。

临走时，毛泽东拿起那盒好烟，对徐海东和周东屏说：“你们竟敢私藏国军禁运品，这盒充公了，等革命胜利了，我还你两颗纯金做的门牙！”说着，把烟装进了衣袋里。大家又笑了。后来，毛泽东在一次总结大会上说：“我们东征打了胜仗，扩大了红军，只是海东同志丢掉了两颗门牙……”

周恩来凑到徐海东耳边小声说：“毛主席这几天没烟了，瘾一来时，急得上树爬墙的，到处寻找可充当烟吸的菜叶、树叶什么的！”

送走毛泽东、周恩来，徐海东对周东屏说：“中央的领导同志就是好！不摆官架子，平易近人，胸怀坦荡！”

1936年5 月28日。绥远宁条梁。

夜星闪闪，春风怡人。红十五军团指挥部里，一盏菜油灯照亮了整个房间。徐海东伏桌研究着地图。

他想：为了扩大陕甘根据地，19日从延川贾家坪西征以来，经安塞、靖边越长城，仅十天的时间走了近六百里，又是一次远征啊！他在静等第七十三师夜袭小桥畔的好消息……

“咣咣！”指挥部的门被撞开了，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张绍东后于1938年叛逃。）和政委赵凌波（赵凌波后于1941年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都挂了彩，跑了进来。张绍东惊慌地说：“第二一七团团长牺牲了，我军伤亡惨重！”

徐海东惊愕了，急忙把他俩扶上炕坐下，经了解，情况清楚了：小桥畔位于红柳河岸，两面是水，两面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子并不大，但围墙坚固，而且寨内民团为外国教学神父控制，顽抗拒不投降。显然，徐海东是小看了这个目标。

徐海东马上得出结论：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有人提出反对，说：“我们死了那么多人，就白死了吗？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集中第七十三、七十五师的兵力（七十八师由韩先楚率领在北部单独行动），杀进寨子，杀他个片瓦不留！”

“攻进去，抓住神父，点他的天灯，为烈士祭奠亡灵！”

……

屋里空气顿时紧张，个个义愤填膺、磨拳擦掌。

“住嘴！”徐海东断喝一声，“我不想为他们报仇吗？他们都是我的好战友、亲兄弟！”

他们知道徐海东的脾气，谁也不说话了。

徐海东沉痛地说：“我们西征，除了扩大红军和根据地，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尽可能多的抗日力量，有拥护红军、也不抗日的，只要保持中立，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外国教学在这里，其政治影响，不是死几个人能挽救回来的。况且，要想强攻，伤亡还会很大！”

他顿了顿，最后坚定地说：“只许智取，不准强攻！”

接着，徐海东把军团政治部的唐天际、刘华清找来了，交待了一番，让他俩作为使者，进寨谈判。

唐天际、刘华清冒着生命危险迈进了龙潭虎穴——小桥畔寨。唐、刘二人不辱使命，唐天际和刘华清以红军的正气、大度和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谈判的胜利，凯旋而归。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通过围寨时，神父领民团还送来些大米和布匹。这一行动受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嘉奖。

6 月9 日。豫旺东滩。

豫旺是位于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回民县城，是宁（夏）西（安）公路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城内有马鸿逵部一个骑兵营和一个壮丁总队防守，共六百余人。城内用水全靠北关的泉水。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从宁条梁向西长驱直下，6 月9 日，到达豫旺北五公里之红城水及以东五公里之东滩。

军团指挥部正在开会。

“北关泉水源头，有敌人一个排把守；豫旺县城城墙高八米，宽两米；城内有六百守敌！”侦察连长向徐海东汇报着，“居民的绝大部分是回民。城外还有二十一座碉堡，两道防线！”

大家议论纷纷。坐在墙角的徐海东站起来说：“这个县城必须拿下来！断水源、困孤城！大家看怎么样？”

大家茅塞顿开。会场又热烈起来，经过反复讨论，一个“断水源，困孤城”的详细作战方案拿出来了：第七十五师担任围困豫旺县城的任务，先肃清外围碉堡和两道防线，进行坑道作业，步步进逼城池；第七十三师沿公路向北寻查、军团骑兵团沿公路向南寻查，担任打援的任务，并伺机扩大根据地；警卫营解决北关水源，并保证对城内断水。

同时，军团政治部发动政治攻势。每天有小宣传员对敌喊话，或化装进城张贴、散发油印的传单，以瓦解敌人。这些口号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马鸿逵是回民的败类，是回民的敌人！”

“红军是农民的军队！”

“红军宽待俘虏，发路费回家！”

……

徐海东拉开了打持久战的架势。此时的徐海东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他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明显提高。打仗时，更重视政治攻势的威力；更重视正确政策的效果；更体会到，一个高级指挥员，最主要的是每一个战斗或战役的正确战术、方针和部署，而不是一味地带兵去拼杀。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计划在顺利实施着。城内无水，守敌惶恐不安，纷纷出城投降。27日，第七十五师攻入城内，歼守敌一部，俘三百余人，缴获战马一百五十余匹。

宁夏城。马鸿逵寝室。

秘密客厅装饰得比大客厅要古朴典雅得多，象牙、玉雕、宝石、古画，应有尽有。

马鸿逵把白帽放在衣架上，对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还有那个日本军事代表说：“各位请坐！”他指着紫擅木制成的法式沙发。

“徐海东这批‘孩子军’还真够厉害，不到两个月使我损失了两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消灭共军。”马鸿宾气愤地说。

“我如集大家来，就是商议我们的合作问题和作战原则”。马鸿逵坐在太师椅上，呷了口茶说，“我要徐海东有来无回！为他举行‘天葬’！”

马步芳、马步青虽没有受到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的打击，但中央红军和现在继续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给予他们以沉重打击，所以，他们两个对今天的秘密聚会也是很积极。

“我们的优势是骑兵多，机动作战能力强，”马步芳吸着鸦片烟说，“可是现在，这些骑兵都分工用在各个围子寨子和县城中，很容易被共军各个击破，近半年来的损失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把他们集中起来。对付善于游击战的共军！”

“好！”坐在末端的日本军事代表，身穿和服，留有一缕日本胡，鼓掌说，“马主任高见，各县城寨子由民团担任守备，步兵和骑兵集中，担任出击、救援之任务！”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马鸿逵那双深陷且冒着凶光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他在想怎么借这个机会再敲“老头子”（蒋介石）的竹杠。他狡黠地说：“还可以向南京要钱嘛！”

此时，马步青、马鸿宾已经哈欠连天，浑身无力，眼泪直流，是来大烟瘾了。

“装四锅上等好烟，再把娇娣、彩花、媚姐、秀梅叫来！”马鸿逵对秘书吩咐道，“叫厨房准备一桌丰盛酒宴，我要磊宴宾客！”

日本军事代表用眼角瞥了一眼这四位“病夫”，暗想：像这样怎么能成大器呢？！失望地回去了。

马氏集团的作战方针形成了：各县寨由民团担任守务，所属部队接建制集中，担负出击、救援任务。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三个多月的西征作战，给“蒋介石的走狗”——马鸿逵、马鸿宾等部以沉重打击，在盐池、预旺、同心、海原开辟了纵横数百里的新根据地，扩大了部队，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财。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豫旺县城南预旺堡。西方野战军司令部。

豫旺堡和豫旺县城一样，也是个回民城池，同处在宁西公路上，不过一个在山北，是个山城；一个在山南，是个盆地小堡。据说，豫旺堡比豫旺的历史还悠久，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堡有三座阿拉伯式穆斯林清真寺，圆圆的拱门，可走过马车；高高的塔楼，直插云霄。头戴白帽或头裹白巾的伊斯兰教信徒熙熙攘攘地走在大街上。

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好响亮的名字，其实，不过就是一间简单的屋子。一条板凳摆在唯一的桌子孙旁，桌面右侧有台野战电话，左边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自绘地图铺在桌面中央。土墙上唯一的装饰品就是搭在木钉上的一条毛巾，地上唯一的家俱是一个磕没漆边的脸盆。

彭德怀穿着他那件感到很得意的衣服——长征途中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正在招待徐海东和程子华吃饭。因为红一军团就驻扎在周围，首长们开完会，就回去了。彭德怀把红十五军团的领导留下，说要给他俩改善伙食。虽然只有两道菜——炒白菜和水煮毛豆，每人一碗面条，但气氛很活跃、融洽。

谈话中听彭德怀说他的表坏了，徐海东便从军衣兜里摸出一块怀表，给彭德怀说：“你先用着吧！”

彭德怀瞅瞅徐海东，又看看那块表说：“你怎么办？”

徐海东一捋袖口露出手表，说：“看！我还有呢！”

“你真是财神爷呀！上次没有你那‘雪中送炭’的五千元，我们恐怕早冻城冰块啦！好吧！就算我借你的！”彭德怀说着接过怀表，放到耳边听了听，怕是这位徐老虎开他的玩笑。顿时，他那古铜色的脸上闪出了笑意。

“当然是暂借给你的喽！”徐海东认真地说。

“难道是小护士送你的定情物？！”彭德怀开起徐海东的玩笑来了。

“不！不是！”徐海东沉着脸说，“它是瞿秋白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后来送给沈泽民同志，沈泽民同志在鄂豫皖时又送给了我，可惜沈书记他已经……”

彭德怀听着，又把它放到耳边，好像在听它的那桩说不完的故事……1946年，彭德怀同志把它交还给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同志。

彭德怀和徐海东性格相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喜欢说笑……他俩从第一次见面，就好像故友重逢，结成了莫逆之交。

“那个‘洋鬼子’又来了！”警卫员说。

彭德怀前几天就给徐海东说过，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要采访他和他的部队。徐海东曾接受过许多记者的采访，但与外国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心里没底。彭德怀却说：“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一个‘洋鬼子’？直说就是了！”经彭德怀这么解释，才稍放下点心。

警卫员的话音刚落，一位满面春风的外国青年走了进来，和彭德怀、程子华打过招呼后，两眼盯着徐海东，因为他从没见过徐海东。

彭德怀介绍说：“这个人就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

徐海东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像个顽皮的孩子，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就是被蒋介石称他为文明社会的一大害的徐海东？！”斯诺表示惊讶，他从挎兜里掏出传单，递给了彭德怀。这是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根据地上空，散发的反动宣传传单。传单上写着：……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首，当予适当奖励……（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67 页。）

斯诺不相信，对面这个像个顽皮孩子的人竟是南京悬赏十万大洋取他首级的徐海东；更不理解，南京政府重奖缉拿的“匪首”，门前却只有一个“哨兵”。

“见到您，我很荣幸！”斯诺伸出那只毛茸茸的手，和一位中国窑工，又是红军将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你要访问红十五军团当真吗？”徐海东问，“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

“如果您允许，过一两天就去。”斯诺回答。

“好吧！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徐海东爽朗地说。

饭已经吃完了，警卫员抱进两个瓜。四个人坐在炕上，边聊天，边吃瓜，个个像孩子似的，淘气地往炕上吐起瓜籽来。

1936年8 月26日。豫旺县城。

一队人马由南向豫旺县城而来，马蹄嗒嗒黄土飞扬。大道两旁葱绿的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有的俯首啃草，有的仰头倾听周围的动静；兀鹰和秃鹰在头上回翔，好似在寻找猎物；突然一群野羚羊走近马队路过的大道，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头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大道上的马队望见了豫旺县城的城楼。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其他的房子像是刚刚建起，旁边还放着一些破木碎瓦。

他们顺利通过检查，进入了豫旺县城。这个古老的回民城郭，居民约四、五万人。县政府的两层楼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有人告诉他们，这座楼和城外的房子，都是红军攻城时马鸿逵的守军纵火焚烧过的，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据守或攻城的阵地。

马队直奔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也是一间茅草屋，与彭德怀的司令部的陈设几乎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有两处：一个是墙上多了件装饰品——马鞭；另一个徐海东睡火炕不习惯，拆了火炕，设张床，唯一的奢侈品就是有套蚊帐。

徐海东知道斯诺要来，没去练兵场，专门在司令部等候他。他只有两套制服，没有彭德怀的高级——用降落伞做的背心，今天特意穿上那套只有一个补丁的军装，这套军装只有到方面军司令部开会，或是给士兵上课时才穿，平时，穿那套有五个补丁的制服。

斯诺刚进门，就惊讶地问：“为什么您不住县政府的两层楼？”

“那是地主老爷住的地方，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和老百姓住的一样！”徐海东随便地答道。

“空着，不是浪费吗？”斯诺不理解地追问，“已经用做红十五军团的被服厂喽！”

两人谈一阵，斯诺怯怯地说：“听说您这里有个回民教导团，如果可能，我想去采访！”

“可以！”徐海东马上说。

斯诺、徐海东和参谋部的一个会讲英语的干部，骑马来到了回民教导团驻地。

这是一个回民地主的大院，红军占领豫旺县城后，主人逃走了。这所典型的阿拉伯式建筑，墙头很厚，摩尔式的窗户外面，是一条铺着石块的街道，驴、马、骆驼、行人络绎不绝。

房子里面很凉快、整洁。每间房子砖地中央是个水池，下通排水沟，供洗澡之用。青色的砖地没有任何肮脏的痕迹，回民士兵非常讲究卫生。

营房里墙上贴满了漫画、招贴、地图和标语：“打倒伊斯兰叛徒马鸿逵！”“反对日本造机场、侵略宁夏！”“建立回民独立政府！”……

“回汉两族人民能否在苏维埃政体下合作？”斯诺问迎面而过的一个回民战士。

那个战士说：“汉人和回民是兄弟。我们都属于中国。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地主、资本家、放高利贷的、压迫我们的统治者、日本人。我人瓣共同目标是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干涉到你们的宗教呢？”

“没有干涉。红军不干涉伊斯兰教礼拜！”

“有些阿訇是有钱的地主或高利贷者，他们反对红军，你怎样对待他们？”“我人亲说服他们参加革命。但大部分阿訇都不是有钱的，我们的连长就是个阿訇。”

“但是，有的阿訇说服不下来，而参加了国民党来反对你们，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他们是坏阿訇。”

在回返的路上，斯诺感慨地说：“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是自由的，平等的。这在整个世界上很难找的。”

晚上，斯诺问起徐海东的家人现在在哪里时，徐海东瞪大眼睛，坐直了身子说：“我家的人全都被杀了，共六十六个人，全被汤恩伯、夏斗寅他们枪决的，只留下一个哥哥，他在四方面军里。”

“六十六个人！”斯诺惊奇地重复着。

徐海东惨然一笑说：“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比较大而已！”

斯诺在红十五军团共呆了五天。第三天，即28日，徐海东陪他到第七十三师前线和红军剧社看戏。后两天，每天下午和晚上，他一直在向徐海东及其部下提出关于他们个人的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和目前西北的情况等问题。

斯诺在他的采访记录《西行漫记》里这样写道：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致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日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269 页。）

几天的交往，洚和斯诺成为好朋友，斯诺答应他，回到白区后，给买两颗假牙。斯诺经过几天深入细致的采访和广泛的取材，他最后给徐海东的评语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267 页。）

斯诺是徐海东一生中接待过的所有记者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徐海东每当看到斯诺给他拍的照片，总是笑着说：“斯诺，是我唯一的美国朋友，他是最难缠的记者。他简直要把你的心也挖出来看看！？

保西安写诗篇　一心系抗战1936年9 月底。甘肃打拉池。

徐海东在一扭城堡式的房子里，会见了随同红二、四方面军弟的朱德总司令和原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

徐海东双手紧紧握住红军总司令的手，望着他那温和而又庄严的脸和士兵般的朴素装束，激动地说：“我总觉得见过面，你指挥打仗的办法、子华同志经常说起！”朱德这个响亮的名字和崇高的威望，早就深深地在徐海东心里扎了根。

朱德那张宽厚而仁慈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他诚恳地说：“我早就听说过，你很会打仗呀！在与中央和红四方面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单独率领红二十五军杀出重围、胜利长征，给中国革命保留了有生力量，你为中国革命立了一大功呀！”

“我是个粗人、窑工，不会打仗，摸着干！”徐海东谦虚地说。

总司令见徐海东诚实谦虚、直爽纯朴，笑着说：“你怎么这样客气？！”说着，他看了一下张国焘，问：“在鄂豫皖他是这样吗？”

“在鄂豫皖，他是有名的‘徐老虎’，不但打仗勇猛，而且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转……”张国焘在总司令跟前夸自己的部下，他自己也洋洋自得。

徐海东惊奇地望着自己的老上级，简直判若两人。这位“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中共中央的第一任组织部长、中共鄂豫皖分局的第一书记，一向飞扬跋扈、目中无人；总是以“家长”自居，好为人师；从来不能容忍别人比他强。今天，当着总司令的面怎么却说出了实话……

徐海东迷惑不解。突然，他想起，中央提过他在长征中搞分裂活动，受到党内外的有识之士的反对，被共产国际严肃批评过。徐海东想，借此机会，跟他谈谈自己的经历和想法。

徐海东向张国焘无保留地讲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走后，鄂豫皖苏区的壮剧悲歌；红二十五军两次长征几经频临绝境的艰辛历程；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如何英明伟大；纯利润这良、杨虎城的矛盾态度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展情况……

张国焘静静地听着，时而点头称赞，这次竟让他的老部下徐海东滔滔不断，说个没完。徐海东讲的故事，是真正打动了他的心，还是故作姿态，只有鬼知道。

后来，张国焘叛逃，投到了蒋介石的怀抱。全国解放后，他侨居加拿大，了却残生。他对这次和徐海东的见面，印象极深，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多次以激动的笔调提及此事：徐海东的历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徐海东对于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的错误（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在徐海东的建议下，平反了红二十五军中肃反扩大化被冤枉的三百多名同志。）表示敬佩……

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岐是死路……

徐海东这个朴实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动……（引自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震撼世界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这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英勇的红军将士以无比顽强的革命毅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意志，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举民震惊的奇迹。

10月20日，蒋介石不顾中共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亲临西安督战。集中西北的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及何柱国骑兵军共五个军的兵力，分四路向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扑来，妄图趁红二、四方面军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一时，黄沙四起，天昏地暗，陇东高原的长沟短盆里，到处布满了国民党的重兵要塞，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惩的威胁。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徐海东等红军指挥员采取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给蒋介石嫡系第一击，以利于争取其参加抗日；对不愿继续打内战而有抗日要求的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则积极进行统战争取工作。

恃强骄纵的胡宗南第一军，孤军冒进。11月20日，胡宗南命令右路第七十八师进驻山城堡。瓦想夺头彩的胡宗南，没想到已大祸临头。

中央军委指示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兵力，准备一仗。”在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指挥下，于17日就做了战斗部署：以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四、红三十一军在山城堡之东、南、北地区隐蔽，待机出击；红二方面军、红二十八军分别箝制可能来援的东北军和胡宗南右路第一旅。

被誉为文武兼资的儒将丁德隆，率领国民党第七十八师占据山城堡后，在山顶上修满了防御工事，靠山一带的窑洞已作为堡垒使用。山南是一条沟，形成天然屏障。阵地上摆着对空联络的布板，两架黄色的双翅飞机不时地擦着山头低飞。官兵们在山头和城头上走来走去，一副旁若无人的骄横气势。

21日深夜。徐海东手捧中央军委《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绕室沉思，脚步轻稳而有力。动员令字字千钧，句句振奋：“当前的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见王孝柏、刘元生著《左权传》，第193 页。）全军团指战员听到《动员令》后，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又浮现在徐海东眼前。他暗暗地攥紧拳头说：“一定要打出红二十五军的精神！”

进攻的时间一到。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向攻击目标推进。

夜色浓重、繁星闪闪。战士们全凭自己的感觉和夜间行动的经验向前摸索。这些长期打游击战和夜战的战士们，开始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手榴弹、信号弹在地面和天空中爆炸发出的火光，为进攻的战士们提供攻击目标。

敌人凭借防御工事和需墙、围寨负隅顽抗。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敌除一个团逃脱外，第七十八师主力全部被消灭，丁德隆落荒而逃，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之敌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

山城堡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一次历史性的胜利。这次战役对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2月4 日。西安。

蒋介石率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气冲冲地抵达西安，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汉卿啊！我们此行，是来等候你的灭匪喜讯，为你庆功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与红军的默契关系早有耳闻，想试探一下张学良的虚实。

“一定不会辜负总司令的厚望！不过……”张学良心想，既然你来，首先稳住你，再力谏停战抗日，想把话题转到全国的抗日高潮中来，所以故意没有把话说完。

“不过什么？讲下去！”蒋介石的语气稍有些缓和。

“国内抗日的情绪一致高涨起来，‘七君子’（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最好放了，以平舆论……”

“什么‘七君子’，是七小人！”蒋介石噌地站了起来，灰布长衫，衬得他的身体更加修长，他背着手走到窗前，气愤地说：“你张口抗日，闭口抗日，当你被狗咬得遍体鳞伤时，你还有跳舞的兴趣？！‘攘外必先安内’是党国的总方针，就因你个人私情，一时冲动就给改了？！日本进占东北，是国仇，是党国的大事，不能以你一孔之见定了乾坤！”说句心里话，蒋介石虽对张学良“剿匪”不力表示不满，但还没有完全放弃他俩的私交，所以在单独秘密谈话时，经常信口开河，比较随便。但他也深知张学良的为人，自己认准的事，不达目的不罢休。蒋介石想，必须敲敲他的警钟，以便悬崖勒马。于是他说：“陈李（1936年秋，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要求抗日反蒋。反被蒋介石用威逼利诱，分化收买的手段予以平息。）怎么样？不也同样瓦解归服吗！”

“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我是为东北三千万同胞着想，我是为党国着想，为中华民族着想，除此之外，别无私图。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张学良也不示弱，话语尖刻。

蒋介石反而平静了，自知刚才有些过分，于是便满脸堆笑地说：“坐下谈！坐下谈！”

张学良的气愤，却还没消。他说：“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认为，这是正义之举，你俩怎么就听不进去？再打下去，只能损兵折将！”

张学良坚决抗日的主张是一贯的。早在1936年4 月9 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学中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杨虎城也和一些共产党员有着亲密友谊。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蒋介石用手搔了搔光头，心想，一时也难以说服他不如缓缓再说，便开玩笑说：“锭儿风尘仆仆，远道而来，你就用这些为我接风？！”

张学良也深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反共起家的蒋介石，让他马上与自己的敌人握手言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于是，爽朗地说：“好吧！我今天尽地主之谊，摆酒宴，为产叫统和各路将军接风洗尘！”

两人说说笑笑，步入餐厅。

张学良、杨虎城边疆几天向蒋介石反复进谏，却遭到蒋介石的严词训斥。12月7 日下午，张学良到蒋介石所住的临潼华清池去，再次向他痛陈利害两人争论两三个小时，张学良讲得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立即出兵剿共；二、调往闽赣，还是剿共。你现在就是拿着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杨虎城希望蒋介石改正错误的良好愿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们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最后作出沉重的抉择：逮捕蒋介石！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在华清池后山的岩石洞里，将身穿睡衣，遍身污泥、像丧家犬一样的蒋介石逮捕了。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积压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36 页。）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萧瑟的秋风，无情地吹落所有绿叶，大地上一片苍凉。凛冽的寒流，席卷着中国的西北高原，肃杀的气氛笼罩着这片黄土地，空旷的原野像一张沮丧的脸。

此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急剧激化的矛盾在西北达到白热华的程度，一触即发。西安成了全部矛盾的焦点：这里，集中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对立；国共两党及两个政府的对立：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对立；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对立；人民大众奋起抗日救国同蒋介石之流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剿共的矛盾对立；……中国向何处去的抉择，取决于西安事态的演进。

中国共产党晓以民族大义，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早日赶出中国，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时调整各种政策，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方针，实现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决定性转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具有坚定的抗日诚意！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宋子文进行了两天商谈，宋美龄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宋氏兄弟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像泄了气的皮球，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中国共产党不是乘蒋之危，落井下石，而是力主和平解决，并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再次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时候。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主动同国民党高级领导人会谈，实现了停止内战。“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发生，也加速了跌宕起伏的合作进程向顺利的方面转化。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37年9 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12月21日。西安杨虎城官邸。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三个人的笑声从屋内传出，似乎西安的大街上都可以听见。

周恩来说：“东北军，有名的‘东北虎’，捷克装备，厉害得很呀！西北军个个骁勇善战，也是家喻户晓的，红军嘛……”周恩来是外交专家，在曾经在红军手下打过败仗的“敌人”面前，把红军的优势留给对方去回味，自己不说出口，“我们三家联手，一百个刘峙也不是对手哟！”

“谢谢中共方面的宽宏，”张学良低头看着手中的茶杯，抬起头说，“贵方若能派‘徐老虎’，噢！不，徐海东将军所部前来驻防，我感到万分荣幸！”

张学良用期盼的眼光看着周恩来，想得到满意的回答。

“如果派徐海东前来，那我的警备旅就归他指挥！”杨虎城许诺式的补充道。

周恩来望着这两张诚实、可信的脸，微笑着说：“那你们可要发给他军饷喽！‘老虎’专吃肉哟！”

1937年1 月2 日。咸阳。

咸阳，因位于渭水之北而得名。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建都于此，他所建造的楼台殿阁、山石湖池、还有那富丽堂皇的阿房宫，都毁于项羽的一把大火。但至今，仍不失为古代都城的风格。不巧的是，因大雪纷飞，一层厚厚的“白棉被”盖去了古城的风雅。

徐海东接到命令后，率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于1 月2 日到达西安附近的咸阳，以保障西安右翼的安全。

杨虎城得知徐海东到了咸阳，当即委派咸阳县的县长偕失人出城迎接、慰问。这位县太爷和夫人，在红军行进的路旁，不住地打听，“哪位是徐将军？哪位是程将军？”

“我们这儿没有徐将军，有个徐军团长和程政委！”红军战士们回答说。

“是的，就是徐军团长、程政委！”县长松了松领带，今天他特别换上一身西装。

“他们呀！行军时从来都走在前头，现在早进城了！”红军战士答道。

晚上，不知这位县长从哪里搞到了徐海东指挥部的电话，第一句话就大声说：“报告红军总指挥，我立正向你敬礼！”

徐海东有些莫名其妙，也许是军人的习惯，他听到咸阳县长电话里说向他立正，随口说了声，“稍息！”说完自己也暗笑起来。

“徐长官，我受杨将军委派，在城外迎候你，接驾去迟，请恕罪！”县长在电话里战战兢兢地说，“我改天一定登门拜访。明天晚上，在我家为你们接风洗尘，请赏光！”

第二天，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踏着积雪向西安方向出发，杨虎城将军亲自带着警备旅长，陪同周恩来副主席出城迎接徐海东。徐海东和杨虎城见了面，不知是激动，还是不愿意说什么，好半天才说：“祝贺你把蒋介石擒住！”

周恩来的大胡子在飘动，一身新制的绿呢大衣，配一顶礼帽，显得格外潇洒，风度翩翩。周恩来笑容可掬地说：“中国有句古话：不打不相识嘛！”

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杨虎城，这位国民党的要员，西北军的首领，“西安事变”中和张学良联手囚禁蒋介石的英雄，使徐海东敬慕，又有几分尴尬。徐海东虽然头一次见到杨虎城，但在战场上已多次和他的西北军交锋。

杨虎城城恳地说：“国难当头，我们要携手抗日！目前，一旦刘峙进犯，我的警备旅就由你指挥啦！”

为了表示欢迎和感谢，杨虎城送给徐海东一辆吉普和一百箱子弹。

红军绕过西安，继续向东南蓝田地区挺进。沿途到处是欢呼的人群。那辆吉普成了被欢迎的主要目标，常常被欢迎的人们包围起来。一路上，相互传说着徐海东与杨虎城在西安握手言欢的佳话：“红军和西北军、东北军和好啦！”

“三家的队伍齐心抗战了！”

“真是不打不成交啊！”

……

红十五军团在蓝田、商州一线驻扎十三天，徐海东没脱过衣服睡觉。他深知此次出兵任务重大，西安东大门一旦被突破，后果不堪设想。守门只许胜利，不许失败，他告诫着自己。白天，他到前沿阵地观察；夜晚，就裹着大衣眯一会儿。他长时间习惯于游击战、速决战和运动战，像这样和敌人长时间对垒的阵地战，还是第一次。

刘峙的部队撤走后，徐海东奉命撤回甘肃，进行为期五个月的整训，掀起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大练兵的热潮。

陕北延安。中共中央驻地。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

“日军昨天炮轰卢沟桥，我看这要比炮轰北大营事件严重！（1931年9 月18日，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段桥梁，诬称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日军真是狂妄至极！”周恩来来回踱步，气愤地说。

毛泽东伏在办公桌前，深深吸了一口烟说：“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时！向全国同胞发电，呼呈全面抗战！”他狠狠地将烟头捻碎。

朱德的脸阴沉沉的：“蒋介石若再不抗日，将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7 月8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密切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274-275 页。）

南京。蒋介石寝室。

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早餐。

桌上的收音机报告着新闻：“日军参谋本部已入驻上海，政府还没有明确表示抗议，全国人民拭目以待……”

蒋介石入下手中的饭勺和筷子：“这叫什么中央通讯社？社长不想干啦！”说着把收音机关了。

随手拿起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名义致他的电报，上面写道：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中华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能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　贺　龙　林　彪　刘伯承徐向前　叩庚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泽东抗日是假，东山再起是真！”蒋介石把电报放回原处，拿起饭勺，喝了口汤，“美、英方面怎么样？”

“不干涉、中立！”宋美龄回答说，“现在该是下决心的时候了，日军占了上海，就等于夺走了我们的一个聚宝盆！”

一提到上海，蒋介石就心有余悸。上海是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源，是全中国的经济重心。蒋介石气愤地说：“日本人也太猖狂了，简直是骑着人脖子拉屎嘛！”

“共产党要是交出了军权、政府，不妨设个特区！日军占了张家口，又向大同逼近！”宋美龄边用餐巾擦着嘴，边说，“二十九军打得好！给日军点颜色看看！”

8 月25日。陕北云阳镇。

中国工农红军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的十一位同志组成。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为叶剑英，左权任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邓小平任副主任。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被改编为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徐海东任旅长、黄克诚任副旅长，全旅六千余人。

这天，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云阳镇的大操场上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掷地有声的誓言，从每位同志的肺腑中喷涌而出，若洪钟大吕。狂风般的掌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的抗战歌声，如翻江倒海，激荡在山川、河流，响彻在云霄里：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出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

9 月23日。晋东北平型关。

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等第一一五师旅以上干部，顶着烈日，手举望远镜，站在平型关东南的高地上，仔细地观察着平型关一带的地形。

平型关是日军三路进攻太原的中路必经之地。日军板垣师团的前锋第二十一旅团正向平型关方向而来。

“日军是机械化部队，利于平原作战，游击战是我军的拿手好戏”。林彪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地方很好！”

“是呀！山地连绵、日军机械化运动不便，便于我军隐蔽机动和部署伏击”，徐海东接过话头说，“给敌以歼灭性打击，这是个好战场。”

“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后天就能到达这里，我们要马上作出决定，是打？还是不打？”聂荣臻说。

“打！根据总部指示打伏击战！”林彪简沽而果断地答道。

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自古以来是晋、察两省的重要隘口。关内关外，群山峥嵘，层峦迭嶂，沟谷深邃，树林幽暗。关前有一条公路，蜿蜒其间，一直通向灵丘、涞原，地势煞是险要。从关前到东河南镇之间的公路北侧，山高坡陡，极难攀登，路南侧山低坡缓，易于出击。

“这真是天造地设的好伏击地呀！”

“日军凶猛得很，蒋阎二十多万军队都纷纷后退！”

“该是我们一一五师露脸的时候了！”

……

“不要再说了！”林彪说，“打！总部已经下了命令必须给我打好！”在平型关侧翼山地八路军上前线后打的第一个大仗马上就要开始了。

经过充分讨论，战斗部署是：三四三旅两个团为主攻、徐海东指挥三四四旅一个团负责断敌后路，三四四旅另一个团作师的预备队。攻击部队全部在平型关东南山地设伏。同时，派出独立团，骑兵营向灵丘方向活动，牵制日军，保证主力侧翼安全。

敌军二十一旅团占领东跑池地区后，又向平型关附近进军，其后继部队亦有向平型关前进的迹象。

24日晚，师部下达了出发的命令，各攻击部队向设伏的阵地前进。

天公不作美。大雨如注，狂风不止，水深过膝。加上于黑路滑，行动十分困难。尽管如此，部队还是冒着大雨，沿着泥泞的山沟小路前进。遇到河水，战士们把枪和子弹及干粮袋吊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坚固的人墙，缓缓地向对岸移动。华北的九月，河水已经寒冷透骨，战士的衣服全湿了，许多的牙齿碰得咯咯响。经过大半宿的艰难行军，终于在25日拂晓前到达指定阵地，做好了各项战斗准备。

天亮雨停，雨后的山区显得宁静、清爽。

“日本鬼子还不来，都把老子等急了！”一个战士小声骂道。

“华北这鬼天气，这么冷；若是在鄂豫皖，被雨水一浇，像洗个温水澡，舒服极了！”另一个战士也没好气地说。

6 时半。徐海东从望远镜里发现：前方先是出现一个小红点，慢慢地向前移动，后面黑压压的一片，还能听得见轰隆隆的马达响声。这就是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其他部队。

“做好战斗准备！”徐海东命令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小红点越来越近，用肉眼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为首的高举着一面太阳旗，接着是三路纵队的日军，往后是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的一百多辆汽车，二百多辆骡马大车拉着九二式步兵炮，炮弹和给养紧跟其后，压阵的是骑着大洋马的骑兵。日本兵脚蹬皮鞋、头戴钢盔，身穿黄呢大衣，浩浩荡荡，不可一世的走过来。

“真他妈的神气，一会儿都把你们变成枪靶子！”警卫员骂道。

“老军长！打吧！再过一会儿，敌人就从我们阵地溜走了！”小号兵对徐海东说。

徐海东说：“不要叫我军长，我现在是旅长！我们担负的是断敌的后路，敌人刚一露头就打，不成了断敌人的前路了吗？！”

“马上向师部发报，报告敌情！”徐海东转过身对报务员说。

各伏击部队的报告同时汇集到师指挥所：敌军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徐海东的报告中附着“十里长沟，我们只有三个团，必须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的建议。

“‘徐老虎’果真厉害，比我想的还高！”林彪长瘦脸上露出了佩服的笑容。

师参谋长孙毅（代替尚未到任的周昆）看着地图说：“战斗一打响，马上得命李天佑团一个营，冲过公路，抢占老爷庙制高点（设伏前因怕暴露目标而未派兵）！这样，第二十一旅团就成了瓮中的鳖了！”

7 时整。林彪喊道：“发信号弹！”

“砰、砰、砰”三颗红色信号弹升空。顿时，沉默的群山怒吼了！满贮深仇大恨的枪弹和迫击炮弹带着呼啸飞向敌群，手榴弹雨点般地飞进沟道。炸得日本军鬼哭狼嚎，血肉横飞。日军汽车撞汽车、人挤人、马狂奔、指挥系统一下子被打乱了。

徐海东拿着林彪发来的电报看着，电报中说道：“我要敌人后路成为一条万丈深渊！”他知道这电报的份量，也知道林彪的脾气，当然，自己也希望不让一个敌人逃脱，打出红军的威风来。

五分钟过后，山谷间骤然响起激昂的冲锋号声和惊畦般的冲杀声。徐海东率领六八七团呐喊着向敌人扑去，同敌人展开白刃肉搏战。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经武士道训练过的日军，虽然失去指挥，被隔开来，仍然利用汽车、沟坎、炮架等一切可以利用的障碍物，各自为战，拼死顽抗。八路军官兵更是轻捷勇猛、前仆后继，以更加猛烈的攻势攻击顽固到极点的敌人，只见枪托飞舞、马刀闪光，连伤员也顾不上包扎，与敌人扭打在一起，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在激战中负了伤，仍然继续指挥部队作战。六八五团一连连长曾贤生，带领战士们冲入敌群在肉搏中壮烈牺牲。

徐海东的亲自率领六八七团打击的主要敌人是骑兵和溃逃过来的步兵。怎么对付骑兵，徐海东在西征时多次与马家骑兵交过手，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以静制动，打马乱敌。用机枪猛扫敌人敌马，马受伤一惊，就不听主人的使唤，顿时，敌骑兵没目的地乱跑；有的马倒下，伴倒后边的马，真是人仰马翻。战马一批一批地倒下，骑兵失去优势，只好短兵相接。八路军战士的刺刀穿透敌人的心脏。有两个战士，夺过敌人的战马，端着机枪在敌人骑兵大珍里猛烈扫射，最后壮烈牺牲。

上午8 时。林彪对聂荣臻说：“老聂，你亲自出马好不好？”

“好啊！”聂荣臻回答。

“你到六八五团去，督促他们把这一仗打好！”林彪向嘴里扔了个黄豆说。

“好吧！”聂荣臻站起来说，“我现在就去！”

聂荣臻拄了一根棍子，带了一个参谋、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通信员，大步朝左面的杨得志第六八五团走去。

林彪转身对孙毅说，“我们也走！”林彪转移到山沟里的一个隐蔽指挥所里。

日军拼命地争夺老爷庙制高点。几架敌机在上空盘旋。由于敌我双方距离很近，有的地方是混在一起，敌机没敢扔炸弹。经过一番激战，老爷庙制高点等有利地形全被我军占领，敌人突围企图被粉碎。

中午时分，被堵截在十里长沟里的一千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缴获敌人步枪一千余支，机枪二十多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马车二百多辆。板垣师团的增援部队，被杨成武独立团和刘云彪骑兵营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击毙三百多名日军后，被迫撤退。由于国民党军未按预定作战计划出击，使部分日军由团城口突围。

晚上。因房子少，徐海东和旅参谋长陈漫远住在同一家的土炕上。

“今天打出了我们八路军的威风，虽然损失大，但毕竟取得了重大胜利！”因为胜利而高兴的参谋长陈漫远没有睡着。

其实，徐海东也没睡着，他除了高兴外，正在思考一个问题，他说：“我原来还想多抓些俘虏，结果一个也没有抓到！”他翻身转向陈漫远说，“我提着马鞭正在搜寻活着的鬼子，眼看着一个鬼子用马刀捅他自己的肚子一命鸣呼了！这日本鬼子搞武士道的精神，死不投降，我们要认真研究如何对付他们！”

“是呀！”陈漫远说，“敌人不了解我们的俘虏政策，而我们的战士却还像对待国民党军一样对待日本鬼子，结果吃了大亏啊！”

平型关战斗，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平型关战斗后，徐海东率领第三四四旅日夜转战。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他们先是奉命破坏敌人交通线，接着又在沙河一线伏击由代县出来增援繁峙的敌人，然后又奉命破坏敌人从张家口到代县的交通线。部队冒着严寒，踏着冰雪作战，从平型关打到雁北、繁峙、代县，又从崞县打到盂县。半年多，边打边走，跨地几千里。

1938年正月的一个寒夜。几里面繁星在天幕中闪动。

徐海东正接受一位前线记者的采访。

“传说中，你这位使敌人胆颤的名将，那么勇敢！我想你肯定有些粗鲁，没想到你倒像个温文儒雅的书生！”

徐海东浑圆的脸庞露出了笑容，他说：“我只读过三年半书，我是个粗人，不是什么书生！”他笑起来，左眼下的枪伤，像生在上颊的一个酒靥。

记者好奇地问：“你们的武器装备从哪儿来？”

徐海东爽朗地说：“我们的兵工厂在东京！”

“你们的给养呢？”记者又问。

“我们的粮店也在东京！”徐海东仍很干脆。

“你真是个奇异的人！”记者说，“你能介绍一下日本军烧杀淫掠的情况吗？”

徐海东的眼睛立刻闪亮了一下。据他回忆说：我目击日本强盗对民众的残酷野蛮，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收复繁峙之后，到从前的伤兵医院里去检查剩余的药品，走到医院门口外，就已臭不可挡，进去一看，原来四百余名我军伤兵，完全被日敌屠杀干净，横七竖八的到处躺着。在东门外的河湾，也被日敌屠杀的二三百民众和伤兵。在大营，老百姓被打死刺死烧死的，总有一千多人。我们进城的时候，瞧见东边墙上吊着一具死尸，到处血淋淋地飘着臭气。大营的房屋被烧掉十分之八，在余烬里还发现许多大大小小的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东回舍，那地方的妇女，从十七岁起到七十岁止都被奸淫，年轻的有的投井自杀，有的竟至被奸死，有的躺着几天不能起床。日军在南峪北峪、娘子关一带，强迫四十岁以下的妇女，搽粉穿新衣服，陪他们取乐。夜晚，男子们就被强迫出去放哨站岗，自已的房子就由日军来睡，妇女们就被迫陪宿。不从的，除掉硬行强迫之外，还添上种种特别的污辱。在娘子关的沙河滩，日军牵了老百姓二头牛，给了三斤米做牛价，说是公买公卖。老百姓不高兴，他们就说，有米给你还是好的呢！牵了老百姓的毛驴只给二毛钱，也说是公买公卖。这一类的事情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引自1938年5 月17日《新华日报》。）

徐海东由于半年多的昼夜苦战，积劳成疾，又犯病吐血，这已是他第三次吐血了。党中央电令徐海东返延安治病。

毛泽东到病房来看徐海东时，徐海东惭愧地说：“主席，我没有完成任务！”

“怎么才叫完成任务？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嘛！”毛泽东笑着说。

“彻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那还早呢！”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和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和日本、我们也准备打它十年八年的哟！我现在交给你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徐海东有些发愣，心想我重病在身，怎么能“必须完成任务”呢？但他想，肯定任务紧急，于是，硬撑着说：“主席，你说吧！我徐海东即使死了，也要完成主席交给的任务！”

“那就是养好病！”

毛主席、徐海东、周东屏和医生都大笑起来。

徐海东在病中度过了一春又一夏。然而，结核病菌仍十分活跃地固着在他的肺部。抗日战争在极其艰难进行着，徐海东恨不得自己插上翅膀，飞到前线，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他抱病总结半年多在晋察冀抗敌作战的经验教训，以便以后的抗战少走弯路，少些损失，早日胜利。

他写了《晋察冀抗战》一文，其中写道：根据半年余的作战经验，我觉得日本兵有以下的弱点：（一）陆军的攻击精神不强，专靠大炮和飞机配合，没有这种配合，攻击力就很差。

（二）战术和中国不同，被袭击之后，常常退守山洞，不占高地，因此常遭我手榴弹的爆击。

（三）习惯于机械化的战斗，离开大炮和坦克车和飞机之后，就失去作战的信心。

（四）只能作平原战争，在山地就呆板。

但日军也有他们的长处：（一）班以下都很机动，进攻时采取小散兵群或三人一组，或五人一组，很少具有一班以上的兵力集中进攻。

（二）打败之后，能各自为战，即使剩下最后的几个人，也不容易缴枪，这是因日本帝国主义民族武断宣传和我军过去对日军士兵争取工作不够而造成的，他们以为给中国军队抓住了一定残酷处死，老百姓复仇。最近经我们的宣传和战斗的日语喊话，这现象已有好转的形势。

（三）目标隐蔽，日军善能利用地形，又因为制服的颜色是黄的，和北方的土色很相象，不易被人发现。

（四）通信设备建全，连络灵活。这是日方最大的特长，大队长的指挥用信号，烟幕弹连抛掷都用旗语，进退灵活协同一致很迅速。

无论敌人有些什么特殊优点，我们对于华北抗战的胜利是有把握的。在中国民族空前未有的伟大团结之下，利用华北特殊的地形，发挥我们一切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配合着坚决抗战的友军，再获得广大的群众的积极热烈拥护，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支持整个华北的抗战，配合全国抗战的力量打击日寇。最后，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将发挥无比的潜力，在中国的历史上创造一个最光荣的事迹——驱逐日本强盗而获得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引自1938年5 月17日《新华时报》。）

学马列赴华中　担架游击战1938年10月初。延安。

宝塔山上的宝塔，还有那稀疏的房舍，尘土飞扬的马路，清澈见底的延河，破烂不堪的城墙，连绵起伏的山丘，稀零散落的黄叶……延安——陕甘宁边区贫困的地方，看上去自然风貌是那样的荒凉，可是，政治气氛却是那样的热气腾腾，催人奋进。

一队队抗日健儿，有的在列队操练，有的在引吭高歌，那激动人心的《延安颂》、《大刀进行曲》在延河两岸回荡。那满山遍岭收割庄稼和砍柴拾草的人群叮叮（口当）（口当）的刨土声与劳动号子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幅特殊的具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秋割收获图。

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投奔革命的一队队青年男女，他们经过千山万水，冒着生命危险，度过无数难关，来到这座庄严和雄伟的古城。人们忙碌着建窑洞，建立“抗大”、“陕公”、“鲁艺”、“马列学院”等。这里处处热火朝天，处处充满生机和希望。党中央和毛泽东团结抗日的号召照亮了全国人民的心，照亮了漫长的抗日征途，巍巍的宝塔成了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方向的象征，延安成了革命的圣地，成了指导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

徐海东坐在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内，不是做祈祷，而是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已步入中年、身经百战的徐海东认真而严肃地作着记录。

毛泽东正在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他声音洪亮，慷慨激昂，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教堂里回荡。他说：同志们！我们有个光明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成为实现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谦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519-522 页。）

徐海东被毛泽东深入浅出的分析、博引旁征的论说以及抑扬顿挫的语调所吸引，全神贯注地在听毛泽东的演讲，忘记了作笔记，以致手中的铅笔落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当他回过神来时，才发现手中的铅笔没了。

毛泽东继续讲，他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妆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持，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会议休息。同志们三三两两，说笑不已。徐海东发现毛泽东和贺龙谈笑风生地在教堂大院内散步。他刚才听到毛泽东讲道“共产党员应该是英勇作战的模范”时，就决心上前线。此时，提出自己想法的机会到了。他三步并做两步，走到毛泽东和贺龙面前，未等他开口。毛泽东说：“海东，一块走走嘛！”毛泽东接着说：“中国有三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你们看过吗？”

徐海东没有答话，贺龙也没出声。

“谁要没看这三部小说，那就不算个中国人！”毛泽东边说边从兜里掏烟。

贺龙一听，嚷着：“没看过，没看过，反正，我不是外国人！”

贺龙出身贫寒，小时学种田、学裁缝、就是没学多少文化。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现现低潮，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全国党员总数一下子从六万多人减少到一万多人，贺龙却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后，中央要派他到苏联学习，他说：“我中国字还认不全呢！学不了俄文，还是回家乡拉队伍吧！”他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被推举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现任一二○师师长，他哪有时间去看那大部头的古典小说呀！

毛泽东递给贺龙一根纸烟，贺龙说：“这个不顶用，还是用我的山炮吧（未经加工的农家火烟）！”说着掏出了枣木烟斗。

徐海东吸了口烟，问：“海东，你看过吗！”

徐海东从小就爱听大鼓书，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诸葛亮“火攻曹营”；梁山伯“一百单八将”，……都是《三国演义》、《水浒》里的故事，就没听说过什么《红楼梦》。

“《三国演义》、《水浒》我知道一些，就是不知道《红楼梦》是个啥哩？”徐海东有些不自然地说。

“那，你算半个中国人！”毛泽东笑着说。

“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把这三部书背下来！不过，现在我想上前线！”徐海东用征求的目光看着毛泽东，希望他有个满意的答复。

他失望了，毛泽东没有答应他上前线。但考虑到徐海东身体有所好转，对他又提出进马列学院学习的要求，就同意了。

子夜。徐海东住处。

徐海东因病受到特殊照顾，住两间窑洞。一个在隔墙中间开的小门把两孔窑沟通，形成了一个套间，外间是客厅兼餐厅，里间是卧室，以前兼病房，现在改为书房。墙壁用石灰水粉刷得白白的，屋内方桌、长凳及各种用具放得井然有序，一尘不染。

卧室里有两张床，土布花格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窗前用碎砖块搭起一块木板，算是书桌，上面除了文件外，又增添了几本线装的马列学院的教材：《中国近代史》、《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

徐海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往书上写写画画。

“睡觉吧？已十二点啦！”身体有孕的妻子周东屏担心徐海东是这样整夜学习，身体吃不住。

徐海东扭过头来说：“平时打仗没时间看书学习，现在又有书，又有教师，为了将来更好地领兵打仗，我现在要抓紧时间学习呀！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他们都是因为文化水平高，才会有高超的战略战术，打仗才不会败！你能帮我搞到〈红楼梦〉吗？”

“那是写才子佳人，小姐丫鬟的事，你还有那份闲心？”周东屏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徐海东说。

“瞎扯，毛主席说那是一部写封建社会没落的名著哩！”徐海东走到床边，望着娇妻说，“你看过？”

“我只是当红军以后才学些字，我的文化水平，比那灯里的油还少。讲革命道理的书还来不及看，哪有工夫看那？”周东屏从小当童养媳，参加红军后，先是在被服厂，后又当了护士，战争年代，没有时间看更多的书。

徐海东笑着说：“我算半个中国人，你呀！连半个都不是……”

徐海东还真把毛泽东的话当了真，以后，一有机会，他就向别人打听，或借这三部书，可是在偏僻的陕北、他的心愿未遂，到了华中，他才如愿以偿了。

1939年8 月1 日晚。延安抗大门口。

抗日军政大学校址设在凤凰山上，共有一百七十五个新式窑洞，全是抗大师生亲手挖的。他们又修了一条三千多米长的盘山公路，即“抗大公路”，通往山下的集镇。

白天，徐海东出席了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集会。毛泽东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讲。经徐海东再三请示要去华中前线，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

晚上，徐海东陪妻子周东屏散步在“抗大公路”上，从山下往山上看，顺着山坡地势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整整齐齐，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蜿蜒起伏的“抗大公路”好似玉带，缠绕其间；点点星火闪烁在凤凰山间，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气盎然。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要准备出发了！”徐海东望着个头不高、长得秀气的妻子周东屏说。

“出发就出发！我也不是没打过仗！”周东屏偎依在丈夫的身边，喃喃地说。

周东屏不但是好护士，工作时间，无微不至地护理每一位伤病员，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同时也是一位温柔的贤妻良母：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家务几乎全包下来了，做饭、洗衣、护理孩子……

“好！像个红军战士！”徐海东鼓励她说，“毛主席已批准我的请求，和刘少奇同志一起去华中新四军啦！”

周东屏这才明白他真的要走了。她望着徐海东微笑的脸说：“我真想在这儿多学些文化知识！”

“前方也有学校，况且红军和新四军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我这‘青山大学’毕业的不也一样革命吗！”徐海东抚慰着妻子说，“真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早，不能使你更快地进步；跟着我，让你受苦了，等抗日胜利了，我一定会给你更多幸福，给你买两身花衣服！……”

两人说笑着，陶醉在北方入秋的夜景之中。

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一个理论基地，也是培养党政军高级干部的熔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院长是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副院长是孔祥熙、马寅初的同学，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校舍由东西各三十多个窑洞组成。远处看，好像一条黑白相间的玉带绕在山腰中。教室是由一些用木头柱子搭起的草篷顶大房子，没有课桌，膝盖就是每个人的课桌，两边放几块砖头，上面搭块木板就是凳子。室内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正在认真倾听毛泽东讲〈矛盾论〉。有的迅速记录，有的低头深思，有的不时点头。

毛泽东没有稿，但语言流畅，声调激昂，也不乏幽默诙谐之句，不时引起学员的哄堂大笑或阵阵掌声。

“早晨，我一进窑门，考官（马列学院的学员）给我一张考卷，让我谈谈苏维埃运动的历史，”毛泽东说，“这可把我给难住啦！”

教室里的所有学员都愣了，用惊疑的目光望着毛泽东，不知道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考毛主席？

毛泽东呵呵一笑说：“这张卷，我只能得五十分哟！因为全国的苏维埃区域有十几块哩！那五十分，我请海东同志替我答喽！让他讲一讲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大家说好不好哇？！”

“好！好！”

“让徐海东说说他是怎样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的？！”

“让他讲讲鄂豫皖苏区！”

……

学员们一个劲地鼓掌，叫喊，好像一群中学生在起哄。他们当中，有许多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官，有许多是熟读“经书”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几经磨难的“老地下党”。但是在马列学院这民主、团结、平等的学习气氛中，他们好像又回到了童年，甚至互相起个外号、或互喊小名，……

坐在徐海东旁边的人，把他拉起来，让他上台。徐海东红红的脸，哽咽着说：“我是个粗人，没有文化，讲不了话！还是让毛主席讲吧！”

毛泽东这时下了讲台，走到徐海东跟前鼓励他说：“什么老粗老细，你打仗指挥得好，群众工作做得好，给大家讲讲实际斗争情况嘛！”不要被理论吓倒哟！敌人的几个师你都不怕！还怕这个小小讲台。走！我陪着你！“

徐海东被大家热情的推上了讲台，毛泽东坐在旁边。徐海东开始有些紧张，干咳了两声，既是清清嗓子，也是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他语气紧张地说了一分多钟，还不时地转过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却向他点头微笑，表示很赞赏。接着，一切就像平时谈话一样，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从七条枪闹革命讲到鄂豫皖的强盛，在讲艰苦斗争经过的同时，还总结了一次次斗争的经验教训……

课堂上时而雷鸣般的掌声，时而发出呵呵的笑声。真没想到，他那一课，听得大家津津有味，博得了全场同志的喝彩！

最后，徐海东说：“我这不是讲课。拿四川话说，这叫‘摆龙门阵’。”

教室里又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二十六年后，徐海东回忆在马列学院的这段学习收获时说：通过学习，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党史、政治经济学等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的许多重要谈话，对自己教育更深。（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0页。）

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太阳像个大火球烘烤着山村和城镇。9 月的西安，仍然酷热如夏。延安军事检查团由徐海东这位少将旅长任团长，中午时分，徐海东步入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大门。

徐海东是9 月15日率领延安军事检查团离开革命圣地延安的。团里除了有四十多名干部跟随其后，还有他的妻子周不屏和儿子小林子、刚两个月的女儿小松子，也随行其中，在徐海东还指指点点，而徐海东却对他毕恭毕敬。

这个神秘的“秘书”就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同志。他长期在白区工作，为隐瞒自己的身份，装扮过工人、农民、教书先生和阔老板。有一次，在沈阳，为了从盯梢的敌人眼皮底下溜走，他还穿上了旗袍，包上了头，装扮成一个大家闺秀。现在，他要带领徐海东等四十多名干部前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改名胡服，又装成徐海东的秘书。

徐海东一行刚一进西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就纷纷前来迎接、拜见。他们之中，各色人物都有。有的是想贪图一下蒋介石悬赏十万元收买其脑袋的这个人的风采；有的是想看一看西安事变时守候南大门的这员虎将的尊容；有的是想试探一下几万国军都没围追堵截住的徐海东，到底有什么本事；有的是想来摸摸徐海东一行有什么特殊目的……

白天，徐海东接见来访客人，刘少奇总是穿着那件粗灰布长袍伴随前后，充当秘书的角色；夜晚，反过来，刘少奇找人谈话，徐海东再充当他的秘书、警卫员和学生。刘少奇有多年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指点徐海东，告诉他哪些人该见、哪些人不见，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刘少奇同志的沉着、冷静和机智，使徐海东十分敬佩、也受到很多的启发和教益。

徐海东离开延安前，把身边的三件宝：手枪、望远镜和一副漂亮的马鞍子送给了左权，同时领了一笔残废金。

“海东有个好习惯，每次领到残废金总是让大家享点口福！”一个干部走进刘少奇的办公室，望着坐在旁边的徐海东微笑着将了他一军。

徐海东是个直性人，马上说：“是呀！在延安，每次请客都是小米、山药蛋、南瓜一类的东西，我想到西安后，请大家吃顿好的！”

正在伏案写东西的刘少奇，放下笔，转过身，风趣地说：“那好啊！去吃西餐怎么样？”

他们真的来到了一家西餐馆，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些菜名到底是什么菜，该点些什么？还是刘少奇拿过菜谱，指点一番。穿白制服的服务员送上刀子、叉子、白餐布等餐具摆了一桌，又端来了面包、牛奶之类的东西。

“妈的！什么东餐、西餐，原来是娃娃吃的东西嘛！还戴什么兜兜！”徐海东说。

大家都被逗乐了。

“听说到了共产主义，都要吃面包、喝牛奶。”有个干部说，“那不都成娃娃了？！”

刘少奇接过话头说：“那不见得，中国人还是要吃中国饭，到那时也不一定都吃牛奶、面包……”

这顿西餐，大伙虽都没吃饱，却也都为开了一次洋荤而心满意足了。然而，徐海东打算用三十元残废金买件毛衣的计划，却泡汤了。

刚回到办事处，敌机轰炸的警报声又响了，刘少奇和徐海东马上组织干部、家属和孩子转移到城墙脚下的一个防空洞去，日本空军扔下炸弹、燃烧弹，在办事处附近爆炸，燃起了熊熊烈火。刘少奇和徐海东最后跑进防空洞，在洞口坐下。

“这鬼地方，地上的特务、汉奸到处盯梢，天上的鬼子，也经常来袭击！”徐海东骂道。

“日本空军的炸弹是专门欢迎你这少将旅长的哟！”刘少奇开玩笑说。

徐海东心想：他们若是知道你也在这里，会加倍欢迎，于是便说，“我们还是早日离开西安！”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方针。蒋介石也加紧了向日军妥协的步伐，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随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边疆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动文件。在华北、华中，国民党军队制造了“（木旬）邑事件”、“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杀害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战士、家属和伤员的反共事件。

徐海东、刘少奇率领延安军事检查团从西安出发，奔向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一路上，虽然受到当地国民党军的“热情”接待，但明争暗头号、杀机四伏。徐海东非常担心刘少奇和四十多名干部的安全。他们迎着飞沙、冒着秋雨，晓行夜宿、马不停蹄，于11月初胜利到达目的地。

皖东定远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寒霜铺满了皖东大地。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却气氛活跃。

分队长以上的新四军干部正在认真倾听中央代表胡服同志和徐海东同志传达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徐海东是作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和第四支队司令员前来赴任的，他人地在胡服的右侧。

胡服说：“周副主席在今年初就给我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可是有的同志，恐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积极向东作战，失去有利的发展时机。我和海东同志离开延安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告诫同志们：在敌人后方，应迅速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胡服转过脸对徐海东说：“海东同志，你说说，是不是这样？”

徐海东点点头说：“是这样，毛主席两次和我谈话，都说要我们向东发展，一直到黄海边。”他洪亮的声音，把拥护的会场都震动了。

徐海东接着说：“我们现有的根据地方圆不到十公里，敌人几颗炮弹就打穿了。我们还要像在大别山时那样：招兵买马，扩大新四军，扩大根据地。向什么地方扩大？敌后、日本鬼子的后方，不能坐在国民党的怀里，等靠要。我们要独立息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向东、向东，不到黄海边，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徐海东说着，手指向了东方。

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新四军，特别是第四支队的大部分干部，都是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时，由高敬亭领导留下的红军指战员。时隔几年，他们又见到往日的“徐老虎”的雄姿，又听到他那洪亮激昂的声音，这些老部下、老战友无比激动，好像有无穷的力量要爆发……

坐在刘少奇左侧的张云逸，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他刮掉了左右江起义时留的大胡子，显得格外年轻。刘少奇和徐海东的到来，增添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力量，他今天精神抖擞，眼睛闪出喜悦的光芒。他最后总结说：“胡服同志和海东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明确了我们江北新四军的斗争方向和战略目标。我相信，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夜晚。徐海东宿舍。

一盏油灯，驱走了满屋的黑暗。

“尽管四支队的领导有些不好，我们也还是要革命的呀！”第四支队的一名干部放声痛哭，“为什么党中央不信任我们呀？！”

徐海东遵照中央精神，首先是“整顿”好第四支队。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他的肺病复发了。但是，他不顾病痛，刚到指挥部，就紧张地工作起来。他了解到：新四军第四支队是鄂豫皖红二十八军改编的，军长高敬亭是四支队司令员，因他在思想上过分对国民党妥协，其实也受当时的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影响，又因敌人从我内部挑拨离间，致使高敬亭被错杀。从此，四支队名声扫地。四支队内部有很多人为高敬亭抱不平，但敢怒不敢言。只能和上边统一口径：高敬亭犯了严重错误。

徐海东根据了解的情况和以往对高敬亭的了解，对这位哭泣的干部说：“十年内战，高敬亭不管斗争环境多险恶、生活多艰苦，都不肯向敌人投降。他对革命还是有功的哩！”

那个干部不再哭了，怔怔地望着徐海东，半天才说：“党还是信任我们呀？！”

“信任！怎么会不信任呢？你相信党，党就相信你！”徐海东接着说了在延安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他说，“那时，有很多人说我是张国焘的部下。可是党中央、毛主席一样信任我嘛！毛主席跟我说，四方面军广大的同志是好的！”信任，会消除隔阂；信任，能增强团结；信任，同样也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徐海东和其他一些同志，带着党中央的信任，带着中央军事家委的信任，在四支队中进行着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这支革命部队立时有了明显起色，内部越来越纯洁、斗志越来越旺盛，同时，还不断地扩大着新的力量。

可是，随着青年学生参军的增多，部队中“文人”和“武人”的对立，又逐渐突出出来。一方说，“只会冲杀，莽张飞，屁事不懂！”一方说，“纸上谈兵，枪炮一响，腿肚子转筋！”

徐海东也是地地道道的“大老粗”，曾经骂“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他崇尚“武举”，认为革命的胜利是靠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到了延安，经过学习理论，并得知党中央的大部分干部都是知识分子，还有些喝过洋墨水，这才认识到知识的力量。他深知：正人先正己，批铁需靠本身硬。他带头新生有知识的青年，热心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谈心，开生活会；同样鼓励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学文化，讲革命道理，讲知识的作用。每天晚上，他宿舍的灯都亮到夜间一、两点钟。

经过他对干部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四支队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干部战士们传颂着：我们的“老虎军长”也变成了大知识分子啦！在徐海东领导下，这支队伍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并沿着革命的轨道胜利前进！

1939年12月19日晚。四支队指挥部。

战场，是检验勇敢和智慧的真正舞台。新四军四支队的指战员在徐海东、张云逸、罗炳辉和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下，迅速成长壮大。徐海东常说：“枪炮底下出干部、见英雄！”

12月18日，侦察员带来敌情：驻南京、明光、蚌埠一带的日伪军，共抽出两千多人，进到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打算“扫荡”我新四军。

徐海东立即提出要打个漂亮仗，为指战员们鼓鼓劲儿。一拍即合，几个领导经过精心研究，拟定了作战方案：诱敌深入，把敌伯一路放进周家岗一线，在通往复兴集的要道上，打伏击。确定部署之后，徐海东与往常一样，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出发了。警卫员担心：“司令员的病可别再加重呀！”

第二天夜晚，驻滁县的日伪军四百余人，分两路出发，一路经赤湖铺、关山店、珠龙桥，进攻施家集；另一咱经官庄、占领施家集后，进攻周家岗。驻全椒之敌七百余人，一路经东旺集，向大马厂进攻；另一咱三百多人，经石沛桥、枣岭集，与滁县之敌合击周家岗。一心想和新四军决战的狡猾敌人，却落入了徐海东布下的天罗地网。

战斗从21日打响，在二十四小时内经过两次激战，打垮了合击周家岗的敌人一个营。这次战斗，我军只伤亡十一人，却毙伤俘敌蚕六十多人。不仅活捉了一个日军分队长，而且当场击毙卫个叫毛高十穗的日本指挥官。

敌人见势不妙，仓惶逃窜，十分狼狈。徐海东率领新四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丁、西河等地，粉碎了敌人向皖东的第一次大扫荡，这对进一步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人民群众、干部战士眉开眼笑，奔走相告：“新四军四支队打了大胜仗！”

“胡服同志和徐司令一到，四支队就翻了身！”

“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

但是，徐海东却很不满足：敌人跑得像兔子一样，太快了，歼敌太少；八十发子弹打死一个敌人，太不合算了！

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徐海东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带病坚持工作。

1940年1 月28日，四支队营以上干部大会就要召开了。晚上，徐海东拖着病体坐在木炭火盆边，和指挥部的同志交换完意见。他坐在那里、望着火红的木炭，陷入了沉思。他不时伸出双手去烤烤。他不用笔、不用纸，全凭个人的记忆，在头脑里写下会上讲话的提纲。

第二天一早，警卫员送来早饭时，徐海东看着饭菜，一点食欲也没有。他只喝了几口稀粥，就放下了碗筷。警卫员瞅在眼里，疼在心头，他低声说：“首长，你的病又犯了，今天别去开会了！”

徐海东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在加重，不过他相信自己能挺得住，硬撑着对警卫员说：“别瞎说，哪来的那么多病？！走，会议就要开始了！”

会场设在一所学校的大教室里全体营职以上的干部都到齐了，屋里屋外全是人！大家紧盯着指挥部的首长们，以一种肃穆的气氛，迎接副总指挥兼司令员徐海东作总结报告。徐海东以他一贯洪亮的声音，讲了周家岗战斗的经过，经验及其教训。

徐海东越讲声音越高，越讲越兴奋。突然，他觉得有一股东西从口里翻滚出来，但他尽力压制着，仍旧亮着嗓门说：“这只是头一次战斗，我们要继续打下去。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不停顿地向东、向东、我们……”突然一口鲜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他昏倒在桌子旁边。

近些天，徐海东的病情严重恶化。经常大口咳血，然后就一连昏睡几天，他从此一直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动。

1940年春，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李品仙、韩德勤集中主力攻击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指挥部。地方武装，也纷纷出动。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同志一起，率主力声东击西，与敌人周旋。为了徐海东的安全，组织上决定派一个连近百人保卫他。他躺在担架上带领这支小连队，在相对安全的津浦铁路以西地区转战。他们夜晚行动，白天休息。徐海东每天咳血不止，没有药物治疗，听说陈咸菜水能止血，就让周东屏找点来喝；又听说卤水能止血，他又让人找点来用，结果都不起作用。徐海东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支撑着。

一天夜晚，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分两路过来，企图夹击我们！”部队顿时有些慌乱。徐海东马上把警卫连长和侦察员来，他边听情况，边看地图，不时用手指着地图说：“从这边山梁下面插过去，向西转移！”

“那正是敌人兵力最强的地方呀！”警卫连长忙说。

“哪里最危险，往往哪里最安全！”徐海东果断地说，“我们这支小队伍，是完全可以钻过去的！”

“万一被敌人发现，我们就惨了！”警卫连长争辩说。

“为什么你只想万一，不想一万呢？那边一座大山，就是我们的一万人的援军啊！”

黑夜，借着微弱的星光，徐海东坐在担架上，指挥这个连，从敌人两路合围的缝隙里，悄悄地进了一座大山。这位善于游击战的“山大王”，多次从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圈里安然无恙地跳进跳出。诡计多端的日伪军明知徐海东就在附近，却对他无可奈何！

秋去冬来。大雪纷纷扬扬，地上的积雪已过半尺，雪还是不停滞不前地飘落着。

徐海东被安置在一个远离前方的山区村庄，他的担架上有直通指挥部的电话，文件、电报天天都送给他，他也能经常听到前方指挥员的声音。但他知道的，大都是大喜事，小而槽糕的信息就不传给他了，领导要给他创造一个愉快、安静的养病环境。

前方已有三天没磅战报来，电话线也断了。电旖同在雪地里跑来奔去，找不到线头。两次派出去的交通员，有去无回。夜里，徐海东把妻子周东屏叫到担架前，对她说：“电话不通，文件也看不到，我都变成聋子、瞎子了！快派人去！”

“不要急呀！明天雪停了，就派人去！”

“不行！”

“看你脾气！明天一定去就是了！”

“不行！”徐海东大声吵嚷，“今晚上，你给我亲自到前方去！”

周东屏看着茫茫雪夜，叫她一个女同志怎么走？她犹豫地说：“派出去的人，恐怕快回来了！”

“你是共产党员吗？”徐海东严厉地责问。

“是呀！”

“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关心党的事情！”徐海东嚷起来，“今晚，一定要把电话线接通！要和前方联络上！你去传达我的命令，完全不成任务，开除你的党籍！”

周东屏了解徐海东的性格。他关心党的事业，关心作战部队，关心连队战士，这一切胜过关心他自己妻子、孩子，更胜过关心他自己。徐海东病中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工作！”周东屏不想让自己的丈夫，在承担病魔折磨的同时，再遭受精神和心理上的侵扰。她二话没说，立即穿上大衣，带着两个通讯员，踏着半尺深的积雪，消失在茫茫的雪夜里。

天亮时，电话通了，文件战报也取来了。徐海东心平气和地微笑着向周东屏道歉：“不要生气啦！谢谢啦，我的好同志！”

“谁生气啦！也不要你谢我！”周东屏故意说，“人家敢丢了党籍呀！”

“那是气话嘛！”

徐海东，这位往日驰骋于疆场的虎将，现在却不能脱离担架，不能带兵打仗，还要别人照顾着、陪着。他心急如焚，烦躁不安，常常敲着担架床的边沿叫喊：“医生，你有本事快把我的病治好，没有本事，给我滚！”

“周东屏，你也到前方去！”

“秘书！你不要再天天念文件，上前线去！”

……

炊事员送点好吃的，他嚷嚷是“浪费”；管理员打人从城里买点桔子，他不吃，嫌贵；不好的消息，瞒着他，一旦被他发现，就大发脾气……

1941年1 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干部和徐海东谈心，不时流出眼泪，徐海东说：“大丈夫只许流血，不准流泪，你有什么伤心事？！比我这更伤心的，我都没掉过半个眼泪渣！”在徐海东追问下，那个干部把上级领导严令禁止让徐海东知道的“皖南事变”告诉了他。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九千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伏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同志牺牲。徐海东一听，如雷轰顶，一马鞭子抽断身旁的一颗小树，大叫一声：“抬我回部队，为死难烈士报仇去，死，我也要死在前线……”一句话没说完，大口鲜血喷涌而来，当即昏迷过去。

徐海东的病情加剧了。

1941年5 月，党中央从延安发来一份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电报全文二百多字，全篇多是安慰之语。电报的最后八个字是：“安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手拿电文，热泪盈眶。毛主席日理万机，在百忙之中还关心我这个病号，真愧对党中央，愧对毛主席啊！徐海东把最后那个个字写在日历牌上，放到枕头边。他多么盼望早日恢复健康，好为党工作……

刘少奇和新四军所有领导都很关心徐海东的病情。他们派最好的医生守在他的身边，并多次嘱咐医护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恢复健康，他想吃什么，就一定要想办法给他买到，选派得力干部随同他。

1943年11月，谭震林同志选派一名团级干部程启文，到徐海东身边去工作。临行前，谭震林再三叮嘱说：“要竭尽全力，保护好海东同志！”身患痔疮不能行动的陈毅军长说：“你的任务很重要，很重要啊！海东同志是我党、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他，我们大家也盼望他早日康复，抗日战争需要他！你照顾好他，就是为党做了一件大事！他重病在身，为党工作心切，脾气急，一定要多体谅他。告诉他，我不能去看他，要他静下心，好好养病！”

“我一定完成任务！”程启文心领神会地说。

程启文要告辞了。陈毅同志又把他叫了回来，最后叮嘱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海东丢了，只要警卫连有一个人，包括你在内，就必须有海东同志存在！记住！一定记住！有什么困难，随时向我们提出，要兵派兵，要钱送钱，你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海东同志休息好，养好病！另外，你自己要加紧学习，还要给海东同志读书，读报……”

程启文是鄂豫皖的老红军战士。对徐海东很了解，但没想到他病得如此严重：日夜卧床，每天只能有二三个小时可以坐起，连被子也不能贴身盖，用一根铁丝做的支架，把几床棉被严严实实地捂在支架上。徐海东见程启文来了，乐不合嘴。他问了前线的战况，少奇同志的身体，陈毅的病情，部队的状况，等等。他微笑着说：“你来了，我们一块谈谈打仗的事，我心里轻松多了！”

按照陈毅军长的意见，程启文首先整顿了警卫连；徐海东每天的日程活动都由创新自安排；派人到南京去给徐海东买药；听说徐海东想要看〈红楼梦〉，他也当成大事，认真去办……坚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是战胜困难和疾病的一剂良药。但是，它的作用必意有限。就在程启文到来的第四天，徐海东突然大吐血，病榻前放着一个二号洋瓷盆，一次吐了半盆，连续几天，高烧不减，温一直在四十度以上。他每天都处于昏迷状态，军医和周东屏束手无策，领导同志纷纷前来探望，悄悄地准备着后事。

深夜，周东屏守在徐海东床边，泣不成声。徐海东从昏迷中醒来，他也知道自己真的不行了。他低声说：“哭什么？你是个新四军战士，又是共产党员，不能哭哭啼啼。人总是要死的，有许多有才能的干部，中午一块吃饭，有说有笑，上了前线，晚上就……你见得多嘛？！死，是不可怕的，只可惜我为党做事太少了……”又昏迷过去了。

突然，地方党的干部带来个老中医，他叫沈默，鹤发童颜，虽已六十，但脚步轻盈，谈吐不俗。

“草药是治不了大病的，我们要对党负责，不能让他乱下药！”

“要吃这个人的药，一定得报告中原局！”

……

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意见书，不能让这个“土医生”下药。

周东屏从小在农村长大，虽对中医医理不懂，但见过土中医治好很多病。她断然决定：立即请沈老先生出药方，马上派人去抓药。

徐海东昏迷醒了后，表扬了周东屏的果断，他说：“在药不会吃坏人！”

无名的土医生，并不一定没本事。徐海东三副中药下腹，高烧退了。当沈老中医得知这个病人不是地方党说的“杨副官”，而是大别山大名鼎鼎的徐军长时，心里有些后怕。守着徐海东一天一夜之后，自己背个筐，到山上去采中草药。

“沈先生，我很感谢你！”徐海东握着老中医的手，激动地说，“没有你，我早已命归西天了！”

“大别山的老百姓都感激你！”沈老中医诚恳地说，“从前你率领红军帮着穷人闹翻身，如今又领着老百姓打日本鬼子，你真是我们的救星啊！”

“很惭愧呀！我现在不能带兵，不能打仗，”徐海东难过地说，“成了废人……”

“你会好的，你会好的！”沈默望着这张和蔼可亲的脸说，“只要静心养着，再吃些草药就会好啦！”

沈老中医临走时，留下几个药方，并说过几天还会来，调皮的警卫员问：“你怎么把徐副总指挥的病治好的？”沈老中医也诡秘顽皮地说：“我是太上老君专门派来给徐副总指挥送神药的！”

病情一天天好转，徐海东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每天听文件、报纸，精神好了，再听读几页书。顽强的生命，继续和无情的病魔斗争着……

凡是熟悉徐海东的人都说：“真可惜，他病倒了，很难熬到抗战胜利呀！”然而，他顽强的生命力，奇迹般地战胜了死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华中战场，徐海东在病床上、担架上抱病度过了八年抗战的后五个春秋。

这是一座修缮颇讲究的古寺——湖兴寺，山门前是挺拔的松柏，院中奇花异草，品种繁多，错落有致。很有名望的长老，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对抗战也是一片赤诚。

“徐长官，敝寺室陋曾贫，不请海涵！”长老亲自端着一盆昙花走到期徐海东卧室，恭敬地说，“特送一盆昙花，请笑纳！”

“谢谢长老，快请坐！”徐海东对宗教界的人士一向都很尊重，“我们前来贵寺，已经够打扰的了，你还……”徐海东没有说完，又咳嗽了两声。

“听说长官五年来抱病抗战我们深为感动。您不愧为国人楷模，民族英雄啊！”长老诚恳地赞叹道。

事情也巧。长老送来的那盆昙花当晚开放，许多人都跑来观赏。

寺中的长老身披袈裟，双掌合十，向徐海东祝贺道：“长官真是福星，你一到敝寺，多年不开的昙花开了，国家民族和平有望，指日可待呀！”

“俗话说，昙花一现，但愿这和平不要像昙花一样，转瞬即逝呀！”徐海东笑笑说。

“不！不！”长老说，“国共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人们的议论，从赏花的吉祥，转向了和平还是内战的问题。长老走了，全是新四军和地方党的干部战士了，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大多数人都认为，和平建国是有可能的，不愿意再打仗了。可唯独徐海东以他战略家的头脑拿出了自己的观点：外战结束，内战将要爆发。

从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老病号”徐海东就准备着跟国民党打内战，他在病床上，每天都向来人宣传他的看法：战争会打起来。多数人信他的话，也有人认为他是个“经验主义者”。直到党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准备自卫反击战的紧急通知，话多人暗暗敬佩，“老病号”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这时，徐海东病情虽有好转，但是仍不能骑马。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飞机到处狂轰滥炸，难得一个安全地方。徐海东从华北到苏北，从苏北转向陇海路北，又转到山东诸诚和胶东一带。

许多老战友都了解，对“老病号”最大的安慰是战争胜利的消息。每打了胜伏，陈毅、粟裕、谭震林、许世友等同志就派人把情况详细告诉他。1947年5 月，孟良固战役刚结束，许世友带着些罐头、饼干等战利品，来到徐海东住的村庄，一进屋就大声说：“我送药来喽！”

徐海东看到许世友高高兴兴地来了，以为真的搞来了什么秘方，笑着问：“许司令，到底是什么药？”

“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彻底完蛋了！”许世友把帽子扔在徐海东床上，露出了光头，笑着说，“你说是不是一副好药！”

徐海东听到这个喜讯，别提多高兴啦！他脸上的酒窝又深深显露出来，连声说：“陈老总和粟裕指挥得好！你们指挥得好呀！”

两个老战友，面对面坐着。一个绘声绘色地讲前线作战的情景；一个听得入神，神还不时提出对方答不出来的问题。猛地，徐海东对许世友说：“我不能上前线，还麻烦你来看我，心里真惭愧！”

许世友和徐海东的性格相近，他理解徐海东的心情，笑着说：“我们这辈子，有打不完的仗，你安心养着，有你的仗打！”说着向周东屏说：“嫂子，我还没吃饭，给熬点稀饭喝吧！”

山东农村，此时上好的稀饭算是小米绿豆稀饭了，只因战事紧迫，没等绿豆煮烂，许世友就等不及了。

许世友边喝边说：“嫂子想害我，让我吃生绿豆！”

周东屏笑着说：“心急喝不了绿豆粥！等你再打胜仗时，我给你煮得烂烂的！”

临出门时，许世友说：“徐大哥，你随我们一块转移，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也会保护你的！”

话语不多、字字千金。它既表达了老战友生死与共的真切感情，又说明形势严重和战斗到底的决心。徐海东握着老战友的手说：“我一定好好养病，要亲眼看着蒋介石下台。万一你们转出外线，给我一个连，我也要在沂蒙山区打游击！”

山东是蒋介石两个重点进攻的地区之一。中央为了徐海东的安全，命令徐海东和部分家属撤往东北大连。1947年9 月徐海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威海卫海港。

将星陨人民痛　浩气贯长空大连。文化街七十五号。

这座幽静的住宅，近邻老虎滩海滨。风景优美，空气新鲜，中央为徐海东选了这个很好的疗养场所。

徐海东几年没领兵打仗，仍是敌人情报机关追踪的目标。为了保密，从威海卫港上船后，徐海东化名为余立仁。但是，敌人还是很快知道了他的行踪。刚到大连第三天，大连市公安局的一个同志来说，美国电台今天的广播说：“中共重要军事领导人徐海东到了大连，企图不明！”

徐海东又惊又怒地说：“我这老病号，什么企图不明！我的企图很明白，就是养病！”接着他问道，“从山东撤下来的其他干部家属都安置好了吗？”

“虽说困难些，但都安置了！”大连市委的同志说，“你别担心了，都由我们办！”

徐海东对身边站着的秘书说：“你去把组织上拨给我的养病款，送过去，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属！”

大连市委的同志瑞三推辞不接，秘书知道徐海东的脾气，向来说一不二，别人不听，他就会生气，可能会加重病情。在秘书的解释下，大连市委的同志把组织给徐海东养病的钱拿去补助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家属了。

一位留美的肺科病专家和苏联红军的一位上校军医，经过化验、透视等详细检查和会诊，断定：严重肺结核并带有多种并发症，肺部的绝大部分失去功能，没有完全治愈的可能。

在化验室里，当周东屏得知这个消息后，痛哭一场。

“以前主要吃些什么药？”苏联军医问周东屏。

“主要是靠吃一些中草药，维持着。”她泣不成声地说，“每天还要工作、读书、看文件……”

“这简直是个奇迹！”苏联军医惊奇地说，“我不能理解他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

两位医生在周燕屏的要求下，答应不把真实病情告知徐海东。

徐海东自从病倒以来，从不认为自己的病有多么严重，总是满怀希望和信心，像在战场上蔑视敌人一样蔑视病魔。他始终相信自己会好的，九次负伤没有死，病也决不会夺去他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权利。医生一进门，他就乐呵呵地问：“我要养多久，才能上战场？”

两位肺科病专家互相望了望，只好说：“你的精神会使你俩恢复健康！”

“你是老布尔什维克，又是名军人，军人是最了解军人心理的，我还想参加战斗！”徐海东说。

上校军医面对这位解放军拘将，强做微笑、连连点头：“是的！你会的！”

可事与愿违，三年国内解放战争于1949年基本结束。徐海东空有一腔热血，却难赴重任。

徐海东两肺功能严重损害，听诊器下湿性锣音像水泡样随着吸气鸣响，可是，徐海东对自己的希望从没破灭过，只要病菌情略有好转，就写信向党中央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同志关怀他，也希望他能重新工作。1950年8 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了大连：海东同志：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 页。）

徐海东把党中央的关怀记在心里，把毛泽东的信放在枕边，作为鼓励和鞭策自己的精神食粮。他每天坚持起床，加紧锻练身体，争取早日恢复健康，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徐海东永远铭记徐海东的一句话：“我看过〈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的人，不算个中国人！”他在学习马列著作和阅读文件、报刊之余，也常常反复读这些书。他不太喜欢〈红楼梦〉，其中的人物和他这个一生征战的武人性格、爱好毫无共同之处，但他还是把它读了两遍，他要做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1951年5 月30日。徐海东住所。

阳光灿烂，春潮乍起。湛蓝的辽东海湾，泛起汹涌的春潮，海水一次次向海边的沙滩扑来，不时泛起白白的浪花。被妻子周东屏搀扶着和徐海东，站在门口，已经多时，他的心也随着海水一起澎湃。想到周恩来总理要来大连亲自探望他，他的心情就无比激动。

一辆吉普车在徐海东面前停下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敏捷地下了车，大步向站在门外、等了很久的徐海东夫妇走来，徐海东也三步并做两步，迎了上去，两双久别重逢、凝结着深厚友谊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徐海东激动而有些歉意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你完成了任务，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周总理诚恳地说，“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都想念你！”

徐海东说：“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是战争结束了！”

周总理说：“胜利了，条件好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呀！”

当周恩来发现徐海东卧室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服装时，对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补丁加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大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海东坚持穿。他说，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周东屏解释着，“不过，不时候苦日子过惯了。没客人的时候，穿好衣服也是浪费！”

周恩来眼睛模糊了，心情有些激动。他心想：“这是为中国革命立过汗马功劳的将军，革命胜利了，怎么能让他过这种寒酸的生活，当即批条，给徐海东增加养病款、衣食款。

徐海东久居大连达九年，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来探望。

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总理去大连，又到了文化街七十五号。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周恩来一向钟爱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欣赏他的军事才能，喜欢他的坦率性格，热爱他的光明磊落和赤胆忠心。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是对徐海东的功勋、才能的准确评定。

周恩来第三次来到大连徐海东住处时，发现徐海东还住在那所低矮简陋、潮湿的旧房子里。周恩来当即批条、拨款，把徐海东的卧室加高。

徐海东听说需要很多钱，坚持说：“我感谢总理关怀，房子不修也能住！”

“你是个病人，需要更多的新鲜空气！”周恩来关心地说。

“我要以总理为榜样，要永远艰苦奋斗，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这是徐海东的座右铭，也是他常常教育身边工作人员、教育孩子们的话。

抗美授朝战争爆发后，徐海东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从报纸和文件中了解战况。远离战场，他不能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那样，找前线指挥员谈话，于是，他就经常找当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老战友郭述申谈谈，和他共同说说战局，讲讲如何做好战备。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是徐海东常常挂在嘴边的两句古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见〈毛泽东选集〉第上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76页。）

为了保持谦虚慎谨，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了“六不规定”：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页。）

这些话，徐海东常给家人说，给同志们讲。有一次，听说一个干部闹离婚，把在一块抗战八年的妻子无故甩掉，另寻新欢，他气愤地骂了好多天。从此，每逢多年不见的同志来看他，不管对方高兴不高兴，都问一下：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

周东屏提醒他说：“多年不见的老同志，怎么开口就问这些？！”徐海东却认真地说，“问问有什么不好，提醒他们别犯错误！”他鄙视争名、争权、争利的人。

1956年9 月。北京观音寺一号。

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房子虽不新，但古朴典雅；四周的房子红檐绿瓦，院子中间大方砖铺地，很是气派。这是清朝末期给一位德高望重进士建造的。组织上决定，徐海东搬进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956年9 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不久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

徐海东在参加八大期间，见到了许多老战友，老同志，看到他们个个精神焕发，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各自的岗位上朝气蓬勃地工作。他渴望着也能走上工作岗位实在不甘心“只当官、不做事”。他的心扉，一直是朝着整个国家，向着全世界。他手上总是提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国际新闻，国内新闻，解放军专题节目，学习讲座，他都认真收听。对家里人来说，他既是热心的历史讲解员，又是受尊重的“时事评论员”。医生阻止他看书、看文件，只允许他听读，可旗偏做不到，只要身体状况稍稍好一些，就职自己看文件，看报，有时还看些文艺书籍。他说：“吃饭不能找人代替，学习一样不能让人代替。听读三遍，不如自己看上一遍。”

徐海东期望着能工作。身体略好些，每天能起床三四个小时，在别人搀扶下能走出卧室了。他就主动承担了中央军委委托他主持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他身编写战史的执笔人一再嘱咐：写历史，要写党、写毛泽东思想，写人民群众，不要把我个人写成英雄。没有党，我仍旧会是个穷窑工！（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 页。）

他的头脑，简真是一台电子计算机，多年的重病，丝毫没有损伤它的敏捷和记忆，令人惊叹！三十多年前的大小战斗经过，敌人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指挥官的姓名、外号、习惯，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军的作战经过、行军路线，爬过的山头，驻过的村庄，以及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在他的口中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由别人执笔，他口授，先后写出〈保卫红色土地〉、〈会师陕北〉、〈奠基礼〉等革命回忆录；又凭他细心的回忆，绘制出十多幅战例地图。这些，都为现在研究历史、研究红二十五军战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徐海东做出了超负荷的贡献。许多老战友对他惊人的记忆力，钦佩不已，纷纷称他为“活资料”、“活地图”，有的称他为“天才的记忆”。他自己却幽默地说：“不是我记忆好！而是那些事和人太动人了，我想忘都忘不了！”

1960年春。广州疗养院。

北京的树枝刚刚有点绿意，广州已进入枝繁叶茂、百花盛开的仲春了。

在广州疗养院的一间套房里，暂时养病于此的徐海东正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的董必武亲切交谈。

“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呀！”徐海东和董老寒暄几句后，谈上了国际国内形势，“中国人就是有骨气，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被威胁摧垮！”

“是呀！苏想致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迎着困难上，争取比有他们的帮助时搞得还好！”董必武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曾在武汉首创“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人之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现处在中国政坛最高领导层，为中国加速实现“共产主义”而不知疲倦地到处奔忙。谈起国内外形势，他说：“我们要有自己的钢铁厂、汽车厂、远洋轮船制造厂，我们还要有自己的导弹和卫星……”

交谈了一阵，董老要走时，高兴地握着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我很钦佩你。你病了二十多年，没有落后于形势，这是不容易的。有的同志养病一、二年，思想就跟不上了！”

徐海东摇摇头，笑着说：“我还得向董老学习，请董老多多指教呀！”

在病中，徐海东生怕自己落后太远，只要身体能支持，就学习，就尽可能争取参加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只要有可能，他就坐着手推车参观一些地方，看看工农业生产，主动和工农群众接触交谈。他听到、看到生产上的好形势，就舒畅、高兴。碰到相反的情况，他就睡不好觉，吃不下饭。

1959年庐山会议（1959年7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彭德怀旨在纠“左”的万言书，被批为右倾。随后，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的政治运动。）后，徐海东对党的一些决策，难以理解。他感到，越是担心自己落后，好像时代的列车越是跑得更快，总也跟不上似的；越是害怕犯“右”的错误，思想上却越来越“左”不起来。“老病号”和许多老朋友一样，意识到有一种潜在的危险。

1966年5 月23日晚。徐海东寝室。

儿女们坐在徐海东床边，说起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大字报，还给他读了一些传单。其中有一张油印传单写的是林彪如何“一贯紧跟，一贯高举”，还说“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

“放屁！”徐海东突然火了，手拍床边，气呼呼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份嘛！红军时期，我两次带领队伍到过林家大湾。他家十几台织布机，是我们分给穷人的。他家怎么是贫农，哪一家贫农，有那么多织布机，还有那样多的瓦房！”

徐海东突然联想到，儿子给他读过的中央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文件，觉得林彪最近言行反常。他不顾此时又加重的病情，叫儿子把文件全部拿过来，亲自一字一句的仔细读两遍。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心潮随着中国社会主义这条航船起伏。

由批判〈海瑞罢官〉而点燃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之火，通过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由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全国各条战线。瞬间，这场红色浩劫将要席卷具有五千年文化的神州大地。

犹如一股暗火，虽然它已经炽热地燃烧了，但当它还没有把整个大厦化为一团火海的时候，总不是会被一般的人所注意。

然而，经受过无数次激战和政治风波的共和国大将，却超人地嗅到了火药味。是秉笔直抒、进谏中央？还是安心养病、天塌不管？中央委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共和国大将赤胆忠诚：“徐老虎”的刚直坦率；……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贯作风驱动着他绝不能袖手旁观。

夜间2 时。徐海东的寝室仍然灯火通明。

“文伯！文伯！”徐海东呼喊着已经熟睡的儿子徐文伯。

徐文伯为了便于照顾久病的父亲，就睡在隔壁。他应声而到。

“取过纸、笔。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徐海东吩咐道。儿子一切准备就绪后，提笔待写，徐海东深吸了一口氧气，口授道：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

……

趁毛主席、刘主席和中央各位领导健在的情况下，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

……

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的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

……（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 页。）

徐海东望着天花板，思路清晰，观点明确，他不时的被迫吸口氧气，语言不能连贯，然而，字字斩钉截铁，句句直言不讳。

一封代表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信，飞向了中南海。

“文化大革命”这场在神州大地上突然刮起的一股飓风，横扫中华人民工和国的所有城市和乡村，就连长年卧床不起的“老病号”徐海东也未能幸免。

“修正主义分子”、“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守总参党委的权”、“‘二月兵变’的幕后支持者”、“想要毛主席交权”、“对林副统帅不忠”……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一封封逼供信，一顶顶“反革命”大帽子，压得只靠氧气罐维持生命的徐海东喘不过气来。徐海东陷入了空前的苦闷之中。

凛冽的寒风，使徐海东卧室四壁挂满了白霜。周东屏从邻居借来的小火炉里，含硫量很高的劣质煤，散发着微弱的热量。

周东屏和儿子，既是炊事员，又是看护员。徐海东呼吸艰难，嘴唇、手指甲变成紫色，生命垂危！他抓住周东屏的手，喃喃地说：“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个战俘都不如了！”

“我得想办法去找总理！”周东屏难过地说。

“不要去找总理，他忙啊！他也难啊！”徐海东说，“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这场大运动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们再挺一挺，度过这最难的日子，一切都会好起来！”

周东屏望着奄奄一息的丈夫，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高级将领，革命胜利，却遭到这样的下场，她心里翻江倒海，泪如泉涌。她不甘心就这样让丈夫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她背着丈夫，让大儿子徐文伯想方设法找到徐海东的老战友王震，看看有没有办法。

1936年10月，徐海东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徐海东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两位虎将虽不曾相识，但互相久闻其名。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无所不谈。由于性格相近，出身相同，对革命前途观点一致，对张国焘同声谴责……真是相见恨晚。徐海东称王震为“王老弟”，王震称徐海东为“徐大哥”，几十年都称呼如初。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晋西，徐海东率领三四四旅和王震率领三五九旅互相配合，使骄横的日伪军首尾难顾，屡遭痛歼，敌后老百姓拍手称快。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困难共同商量克服，打了胜仗纯朴勉励，真可谓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亲密战友和兄弟。

1956年，徐海东在大连休养，王震专程从北京去看望因战争不断而阔别二十年的“徐大哥”。王震高兴地说：“徐大哥，您能有今天真是九死一生呀！您是死不了的人！”徐海东激动地说：“王老弟，我们能见面是多么不容易呀！我相信您能活到百岁！”……他们畅谈了两天两夜。

“文化大革命”使人性扭曲，“友谊”一词在字典里失去了位置。往日情同手足的兄弟，反目成仇；多年恩爱夫妻划清了界线；征战多年的战友，成了敌对派；……但徐海东和王震的友谊之树却更加根深蒂固。后来据徐海东的长子徐文伯回忆说：在风雨如磐的十年中，父亲和王叔叔的友谊也经受了考验。林彪、江青一伙把我父亲和王叔叔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污蔑为“黑关系”、“搞串联”、“搞阴谋”。早在1966年9 月，林彪、江青一伙就开始诬陷王震叔叔，强加种种罪名，给他挂黑牌子进行批斗。一天，王叔叔砸了黑牌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讲了事情的经过。父亲非常气愤地说：“王老弟，你砸得好！我们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顶得住。要说你王老弟是反革命，那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父亲尽力地安慰王叔叔，要他注意身体，坚信乌云总是要过去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抓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徐海东”的标语，污蔑我父亲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父亲感到实在冤枉、憋着一肚子的火到王叔叔那里，倾诉衷肠。王叔叔对父亲百般地安慰，并说：“徐大哥，要说你是反革命，那我王震就是反革命。你要多加保重身体，相信问题一定要搞清楚的。”王震叔叔又对我说：“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其他地方都不要再去了，我不怕牵连，徐大哥的事我要管到底。”（见胡小欧编《大将交往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9-130 页。）

聪明的徐文伯甩掉盯梢，终于找到了王震，急切地说：“我父亲肺部功能已失去百分之八十，二十四小时都离不开氧气，没有氧气和药品怎么能活下去呢？我们向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这紧急情况，结果都是不管不问。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他们整死呀！被迫无奈，我又找您来啦！”

王震知道，徐海东现在患有严重的肺病，心脏病、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症，他十分着急，果断地说：“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徐大哥的生命！”

王震冒着风险把徐海东的情况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他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嘱咐把徐海东同志的医疗关系转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海东同志的氧气和药品供应。

徐海东在昏迷中，听说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喃喃自语：“总理，总理，我们的好总理啊！” 1969年3 月31日。

徐海东心急如焚，忐忑不安。

第二天中共“九大”就要开幕了，可他这位“八大”的中央委员，直到现在还没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

徐海东从早晨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晚上，从晚上继续等到第二天早晨，仍然没接到通知，这使他彻底绝望了。他原来总是坚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了解他，现在他怀疑起来！

这天夜里徐海东彻夜未眠。天好像真的要塌下来了，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在问到出席会议的同志时，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使这位老将军感到深深的慰藉，似乎久缠于身的病痛也好了许多。

多少年的革命情谊、多少次难忘的战斗，难道说，由于一场“文化大革命”，就统统被毁掉了？徐海东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1960年春节，徐海东在广州一个叫机颈坑的地方疗养，当时，正好和毛泽东住隔壁，相距只有几十米，他夜晚有工作，乘车外出，每次都要司机把汽车从上坡滑到下坡，然后再发动机器，毛泽东嘱咐司机说：“海东同志住在隔壁，他是个病人，要让他休息好！”周恩来对徐海东的关怀和体谅，更是难忘。有一回，在北戴河，徐海东去看望总理时，总理正在理发，见徐海东来了，头发理了一半，便叫停下来，陪着徐海东谈话四十多分钟，送他走后，才又坐下来继续理发。

……

漫长的黑夜，徐海东的心里也一片茫然！

与此同时，人民大会堂北侧小会议室。

一个大吊灯，照得会议室如同白昼。

周恩来正在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用低沉的语气宣布：“毛泽东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建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讲完，大多数人同意，也有人提出疑问。周恩来解释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会场沉静了片刻，发出一个个回声：“同意！同意！”

虽然仍有少数人抱着敌意和怀疑，但是他们无法阴挠党中央毛主席的提议和多数人的意愿。

4 月1 日中午。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的一名负责人来到了徐海东病床前，向他传达了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道：“你能出席今天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去，可向中央请假！”

绝望中的徐海东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4 月1 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内庄严肃穆。

周恩来见徐海东来到主席台，紧走几步迎上前去，与徐海东握手问候，并亲手扶起徐海东，将他安排在座位上，然后，又转身对大会一位服务人员说了一句：“小推车一定要放到海东同志身边！”

党的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异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徐海东对大多数代表和主席团成员，都很陌生。尤其是党代表，大都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的。……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先确定“九大”代表身份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是在火车上突击入党的。而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被排挤在“九大”之外，被剥夺了参加“九大”的权利。

许多应该出席大会的同志，没有参加；有的同志是刚刚从“牛棚”出来，像徐海东一样，匆匆赶到会场的。这些代表们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滋味。许多老同志听说“老病号”也受了折磨，对他格外关注，都向他投来亲节问候的目光，用手势跟他打招呼……

这时，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款步走入主席台。会场立即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站在毛泽东座位旁边的林彪，拿着“小红书”，领着全体代表，长时期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就坐后，习惯地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侧身问道：”海东同志来了吗？“

“到了，到了！”徐海东又一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忙答了一句。不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竟然站了起来。毛泽东向他招手致意！徐海东久久望着毛泽东和他身边的林彪。林彪也回头看一眼徐海东，四目相对，一束莫名其妙的火花碰撞出来！

大会选举那天，徐海东那双微微颤抖的手，提着铅笔，在一个个名字下点着、数着。坐在他身边的一位，看到他在朱德、陈毅、徐向前等人的名字下面划了圈，急忙向他耳边低语：“这些都是‘老机’！”

徐海东明白“老机”的意思，是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这种场合，他不便和那人辩论，只回答了一声：“他们是毛主席提的名，难道你不相信毛主席？！”说得那人哑口无言。

投票时，徐海东向附近的王震招招手。王震走了过来，徐海东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

王震深情地向徐海东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

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向徐海东和王震点头。三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尖下颏、短眉毛，有些三角眼的林彪，也看到了这一情景，他却狠狠地瞪了王震一眼。王震也没示弱，也狠狠地回敬了林彪一个“白眼”！

徐海东在“九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对徐海东的迫害，依然没有放松。

1969年10月20日深夜。北风嗖嗖，黑夜沉沉。

军委“办事组”的两名成员来到徐海东床前，严肃地向他宣读了由林彪签发的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准备打仗，要“疏散”。最后，下驱逐令似地说：“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战争会不会马上爆发，徐海东确实说不好。但“战争”一词，对在战争中长大的徐海东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就像家常便饭。徐海东面对没有好脸色的两个办事员说：“我身体虽不好，不过，打起仗来，也不用你们保护！”

“不行！必须走，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徐海东，一向崇敬毛主席，相信毛主席，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或命令，他从不怀疑坚决照办执行。这位年近七十的老战士、老共产党员沉思片刻，说：“毛主席的命令，我执行！”

这一夜，徐海东没有睡觉。一个人躺在床上，一声不吭。周东屏几次走近他，劝他不要多想，他也没有言声。直到妻子再三劝慰，他才说：“我不是怕离开北京，我更不怕死，我在想会不会发生战争？”

第二天上午，徐海东换上新衣服，刮了刮脸，准备和几位老同志告个别。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是王震在吵骂不让他进门的卫兵的声音。

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一见面什么也没说，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原来，王震也接到了所谓的“一号命令”，是来向徐海东告别的。

“徐大哥！”王震说，“我们俩都是工人阶级出身，我们是不会反党的，是拥护毛主席的！”

徐海东含泪点点头。他从老战友的话语中听出了他有满腹的冤屈。他说：“兄弟，你说得对，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话既是安慰“王老弟”，也是在安慰自己。

“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同志’两字！”王震悲伤地说。往日开辟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旅长、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南征北战，赫赫功绩，革命成功了，却被“疏散”到江南，没有什么要求，唯一奢望的是要党、要人民承认他是一个“同志”。这多么凄惨和悲哀！

“这次分手，恐怕再难见面了。徐大哥，我是不会忘记你的！请你多保重……”王震泣不成声。

两位老将军，紧紧握着手，都不言声了。这无声的场面，比千言万语更让人动心。周东屏，这位红军老战士，从不当着徐海东和老战友的面落泪，此时，也忍不住不停地擦着眼泪。

1969年10月21日晚。徐海东被送上了一列南下的普通客车。躺在车上的徐海东困难地偏过头来，最后望了一眼被沉重的夜色笼罩的首都北京。

徐海东被“疏散”到河南郑州郊区的一个干休所里。临时为徐海东腾出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暖气已坏，水流满地。时值10月，天气乍寒。徐海东得了感冒，病情加重。医药无保障，连他每顿饭后必须服的酵母片都不能保证。住在干休所的老同志看不过去，有人送药，有人送菜，他们都被指控为“划不清界线”。

周东屏向党中央求援、向北京求援，可是，电话打不通，信交不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手里。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剩下的唯一信靠，便是徐海东生命的超然精神。他对妻子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也不要怨下边人，是‘他’！”他说着，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头。周东屏和孩子们都明白他的手势，指的是“二号人物”——林彪。

1970年3 月25日，徐海东将军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昏迷中还重复说：“我想见毛主席！我是林彪害……害死的……”

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发出五条禁令：《人民日报》不登消息；《解放军报》登消息，不登照片；不写评语；骨灰盒上不覆盖党旗；不送花圈。

他们什么都可以“不”，但却有一条他们无法“不”，那就是，他们怎么也不能抹去徐海东大将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的丰碑。

1979年1 月25日。全国政团协礼堂。

春天，又重回中国大地。明媚的阳光，照在金碧辉煌的政协礼堂上，放出夺目的光彩！

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徐海东等八位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革命家主持了庄严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悼词中写道：徐海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的信任、人民群众和文大指战员的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

要学习他大公无私、襟怀坦白、爱憎分明的工人阶级高尚品质；学习他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94页。）

徐海东，一代名将，永垂中国革命史册的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网上资料徐海东的青少年时代　潘怀淦徐海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勇将领，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一位能征善战英勇顽强的英雄。

徐海东在旧社会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欺压，有着悲惨的经历。他的聪明才智，完全是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在革命实践中学习、在集体奋斗中凝成的。

“臭豆腐”的来历“臭豆腐”是徐海东的浑名。要知道他这个浑名的来历，得从他的家庭出身谈起。

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徐家窑（今属大悟县）一个窑工家庭里。他祖孙六代以烧制陶器为业，没有田种，只有两小块旱地。他有两个姐姐、五个哥哥，还有四个堂兄、一个堂姊，连同父母叔婶、侄儿侄女，全家共三十二口人。父亲徐忠本、叔父徐忠聘和几个哥哥都是做陶器的师傅，全家开办烧制陶器的作坊。他们成年累月的活计，就是把黄土挖起来捣细晒干，用水和成泥，做成各种盆、罐、缸、钵的坯子，然后放进窑里烧制成成品出售。这是一种很累人的活路，但是没有多少钱赚。遇到好年景，买窑货的人多，收支略有盈余；如果年景不好，买窑货的人少，就要忍饥受冻，逃荒借债。

徐海东出世时正遇灾荒，家无存粮，外无救援，生活十分困难。母亲没有奶水，父亲急得团团转。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准备把么儿子溺死，免得挨饿。幸亏几位嫂嫂耐心劝说，并常常把自己不多的奶水匀给小弟弟吃。这样，徐海东才活了下来。

徐海东小时候没有穿过新衣服。天冷了，他把哥哥们不能穿的旧衣服捡来穿；到热天，他干脆一丝不挂。由于大人没有工夫管他，他成天盘泥土，和泥巴，时常把身上糊得很脏，从头到脚沾满了泥土。嫂嫂们和他开玩笑说：“老么啊，你简直像筒臭豆腐！”他听了，觉得很好玩，不禁嘿嘿直笑。以后嫂嫂们帮他料理时不叫名字，迳直喊：“臭豆腐，你过来，我帮你把身上洗洗！”他对嫂嫂们非常尊重，不称嫂，而叫姐。所以嫂嫂喊他臭豆腐，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感到很亲切，声叫声应。后来，这样喊的人逐渐多起来，“臭豆腐”也就成了徐海东的代号，他的本名反而不为人们注意了。一直到他长大了，参加了革命，人们依然这样叫他。

他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军长以后，有一次带领部队从家乡经过，遇到段家畈一个绰号叫“豆渣”的老乡，这位老乡见他当了大官，很拘谨地喊他“徐军长”，他一把把那位老乡的手拉住，开玩笑地说：“你忘了吗？我两个是伙计呢，你是‘豆渣’，我是‘豆腐’，不是又连根又同心的伙计吗？”说得两人都笑了。

因为徐海东英勇善战，国民党反动军队都很害怕他，一听说“臭豆腐”这个绰号他们就感到“臭豆腐”沾不得，一沾就跑不掉了。这样“臭豆腐”在敌人心目中就成了另外的意思。

学堂里的风波徐海东小时候机敏好学，大人们都很喜爱他。在他八岁那年，父母商议生活再苦些也要送他去念书，学点文化。

海东上学那天，母亲特地为他缝了件棉布长衫穿着，亲自把他送到学堂会。他可高兴呢，一路上又是蹦又是跳，把路旁树丛中的鸟儿都惊得飞起来。学堂就在对面山下喻家祠堂里，离徐家窑只一里多路，他们很快就到了学校。这是堂私塾，只有一个老师，三十几个学生。学生中年龄大的已有大人那么高了，小的同海东差不多，大多数穿着很讲究。海东正好奇地打量着他们，母亲拉他去拜见老师。原来老师就是他的舅父吴学伯，母亲要求舅父对他严加管教，舅舅满口答应。母亲临走时又叮嘱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学生了。要好好听舅舅的话，用心读书，别再淘气啊！”他快乐的直点头。

徐海东自尊心很强，学习非常认真，不到一个月就把《百家姓》背熟了，并且能认能写，接着读《三字经》、《教儿经》和“四书”。虽说这些书宣扬了些啥东西他不明白，但读书识字进步很快，老师在学生面前夺过他。

然而徐海东小时候自由自在惯了，他那好奇爱动的性格无论怎样攻读“圣贤”书也改不了。一次放学后，他搭着桌子板凳上到祠堂的神龛上捉蝙蝠，因为神龛架子被虫蛀朽了，一碰就垮，这下子闯了大祸。姓喻的绅士说污辱了他喻姓的祖宗，找着老师大发雷霆，要老师严惩肇祸的学生。老师一询问，徐海东说是他干的。老师气的不得了，骂他“不成器”，还把他打了一顿。之后，老师出钱赔了神龛，豪绅才算作罢。

起初，学生中的富家子弟见徐海东是老师的外甥，不敢欺侮他。自海东闯了祸，他们看见有钱老板一干涉，老师也害怕，便放肆起来。有的从海东身边经过时，故意掩着鼻子说：“臭豆腐臭，好臭！”有的把手指伸进他衣眼破了口的地方，一边撕一边说：“让我看看臭豆腐长毛没有？”

徐海东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他去报告老师，指望得到老师的保护。可是老师不但没有责怪那些学生，反说：“你不惹他，他会惹你？快老老实实读书去！”

那些富人子弟见老师没把他们怎么样，就更拿徐海东开心。

一次，一个姓喻的财主子弟见徐海东光着脚板上学，便拽了一把柏树刺撒在海东的坐位周围。海东没提防，一脚踩下去脚板上扎进好几根刺，痛的难受。他很快觉察到这是别人欺他，便咬着牙拔掉刺，没有吭声。他知道报告老师也没用，不如自己想办法报复。不久他就从穷朋友那里打听到了放刺的人。他决心以牙还牙。下午上学之前他到拓树丛里掰下几支拓刺带着，这种刺一头尖，一头钝，尖头朝上，一放就稳。课间休息时，趁那学生未进教室，悄悄把刺放在他的坐椅上。上课时那学生一坐下去，被刺扎的哇哇直哭。教室里的秩序乱了。老师严厉追问：“刺是谁放的！”徐海东站起来说：“是我。因为……”老师不等他说完就瞪起眼睛训斥他：“又是你！”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海东的手掌打了三板子。

徐海东挨打后心里愤愤不平。他埋怨老师不问情由，处事不公，更恨那些财主子弟仗势欺人。他想：如果他们再欺侮我，我拼着不读书也要和他们干一场；哥哥没读书不是一样能生活吗？

过了几天，那个姓喻的富人子弟又把一位穷家学生的脸挖破了。徐海东便邀喻文卿、吴朗清等几个穷学生一起商量报仇的办法。他们每人摘了一袋青松球，放学后埋伏在山路两旁的矮树丛里，等那姓喻的学生进了“埋伏圈”，便一齐向他投掷青松球，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然后一哄而散。

徐海东觉得这回出了气了，高高兴兴跑回家。他见饭熟了，盛了一碗几口就吃光了。他想那个姓喻的学生回家以后必定告诉他的财主老子，财主会不会到我家里来大闹呢？徐海东开始紧张起来。他立即扔下饭碗出门观察动静。一出门果然看到姓喻的财主正领着儿子朝徐家窑走来。他慌忙跑进屋去，悄悄把老人使用的猎枪灌上火药，从侧门背到村前，搁在一个树叉上，对着财主大声吆喝：“站住！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财主一看这架势，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拉着儿子转身就跑。

财主是吓跑了，但是惊动了自家的大人。父母哥嫂都跑出来问出了什么事。当父亲知道他拿猎枪干仗时，狠狠把海东揍了一顿。母亲也责怪他说：“你把猎枪拿出来，打死人了么样办？”徐海东已经认识到自已的行动太冒失了，但是内心里还受着委屈呢，便赌气地回答：“打死人了，我填命！”父亲一听，更火了，摸起棍子又要打。母亲把他拦住了。末后，父亲要海东到喻家去赔礼。海东说什么也不肯去。父亲只好自己去了。

海东的父亲到财主家赔了礼道了歉，并没有使财主发善心，他们背地里议论，说徐家的孩子太野蛮，不能让他在这个学堂里继续读书。财主子弟听见他们的大人这样议论，更加有恃无恐。不久，地主的儿子黄守本纠集了一群富家子弟围攻徐海东，把徐海东和几个穷学生赶到墙角落，用树枝抽打。他们被迫自卫。恰好徐海东甩出的石头把黄守本的头打破了，鲜血直流。黄守本报告了老师，又回家向父亲哭诉。老师还没来得及处理，黄家地主已经赶来，蛮横无理地对徐海东拳打脚踢，并要老师把海东赶出学校。否则，他就要另请老师。老师怕砸了他的饭碗，不分青红皂白拿起板子责打徐海东。满肚子委屈的徐海东没处申辩，心里难过极了。他夹起书本，头也不回，径直走出了校门。不满十二岁的徐海东辍学了。

三年多的学习生活，使徐海东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也使他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富人坏透了！

艰难的窑工生活休学之后，徐海东便跟随哥哥学手艺、当窑工。他想，只要把手艺学到手，生活就不患愁了；财主再坏，我不沾他，他能凭白无故把我怎么样！

开始，学做盆盆罐罐。一些小件活路的技术，他只花了一年多时间便学会了。他又向哥哥要求学做缸，哥哥说：“你还没有缸高呢，哪能学做缸？”海东说：“过些时我不就长高了吗？”硬是赖着学。

做缸难度比较大。做的人得用两只手各拿一把捶子向着泥坯内外夹击，一直把泥坯敲打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缸体，要厚薄一致、没有缝隙，而且周正饱满、不偏不瘪。要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师傅也得精力充沛、全神贯注、用力匀称、一气呵成。这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徐海东下决心要干的事，纵使十八匹马拉也休想把他拉回头！

开始，臂力不够，捶子不听使唤。一有空他就爬树、举重，锻炼臂力。臂力增加了，他先学着捶小缸。缸体捶起来后，手伸不到缸底，他就在脚下垫些砖头，立起身来干，缸体报废了，又将泥坯和挑重新捶。紧张的劳动把他累得腰酸腿胀，两手磨起了血泡，他不吭声，不泄气，反复苦练，只用了两年多的工夫把做大缸的全套技术学会了，身体也长结实了。他觉得现在可以大显身手帮助父兄做事，让生活过得好一些，便使出最大的力气干活，力求多挣几个钱。别人每天只能捶三口大缸，他却坚持捶四口，而且质量好，每口缸比别人捶的轻十多斤。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在周围几十里地出了名。

可是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受着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购买力非常有限，加上连年灾荒，买窑货的人越来越少。尽管徐海东和他的父兄使出了全身力气，也没能使生活得到改善。相反，连起码的温饱也渐渐成了问题。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门，家里断粮，全家老小都为生活发愁。徐海东挑起窑货在冰天雪地里四处串乡，寻找顾主。一路上，他饥肠辘辘，几次晕倒。幸亏一位善良的老婆婆给了他一碗稀粥填肚，才坚持往返六十多里，用窑货换回两斗大米。

在吃糠咽菜也难以为生的情况下，弟兄们商议把家分开，各逃生路。徐海东只身外出，流落异乡。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找职业十分困难，他只得不要工钱替人打短工，只求把肚子吃饱。辗转流离，到了沔阳，遇到一位早年迁来的同乡，经这位同乡介绍帮人家放鸭子。从春到秋，除了吃喝落得两吊工钱，他便急忙回家看望父母。回家后，看到弟兄们依然缸里无米，灶门缺柴，他便提议重新合家，把自己挣的钱全部拿出来买粮。这样，一家人总算过了个团圆年。

年关过后，春暖花开。日子再怎么过呢？大哥提议暂时向财主借点债，解决目前吃饭问题。其他人都说向财主借债等于伸着脖子让他捏！过去吃过这个亏，万万不能！可是又都提不出个好办法来。正在作难的时候，海东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可不可以分头到亲戚和熟人家里去商量，把他们空余的坛坛罐罐借出来变卖，等我们做出了新的再还他们呢？”弟兄们一听，都说：“这个法子好！”父亲也夸他“有心窍”。大家分头到各家，果然借出了不少窑器，变卖后做本，烧起窑来。邻村黄家窑地主黄明南已经看着眼红，便生着法子来敲诈。他硬说徐家窑本名黄家老窑，这里的上地是姓黄的祖基地，诬赖徐家占了黄姓土地，逼迫徐家搬走。如果徐家不搬走，他就要来拆屋砸锅。海东的父亲见黄姓势大，有口难辩，被迫设宴把乡绅们请来说情，并把借坛坛罐罐变卖的钱拿出一大部分备办礼品送给黄明南，才算了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年三月间，海东的四哥徐元海出去赶庙会，听说黎元洪的小老婆也来看戏，便和许多农民一起围着那女人看稀罕。豪绅田泽廷是黎元洪的老表，认为农民围观他表嫂太不成体统，马上令家丁驱赶围观的群众。元海被抓住打了一顿，并被勒令赔款请客，为“夫人”压惊。海东家里又出了一笔冤枉钱。

徐海东对富豪逞凶、穷人受辱，异常愤慨。他几次都要出面与豪绅讲理，都被家里人阻止了。但他怎么也想不通：都是一样人，为什么穷人要受富人的欺侮？富人的狠气是哪里来的？为什么穷人都痛恨富豪却又不敢反抗？他觉得穷人太老实了。他对弟兄们说：“以后对富豪不要忍让，越忍让他越欺压你！”

在徐海东二十三岁那年，他家里又遇到一件受欺侮的事。起因是孝感县一个人贩子拐骗一位妇女到徐家窑，卖给徐海东的叔伯哥哥徐元亮做媳妇。徐家拿不出钱来，人贩子就买通李家咀的大劣绅李廷觉，出面干涉。李派人到徐家窑要带那妇女走，那妇女青中了元亮，不肯走。徐海东的五哥徐元波便同来人一起到李廷觉家里说明情况，要求让女方留下。李廷觉恼羞成怒，把元亮扣押起来，限三日内把女方交出，否则将元波押送孝感县衙门问罪。

徐海东听说元波被扣，坚决反对忍让，主张把元波抢回来。他二姐也说弟兄这么多，还能让他们把元波押走？于是海东作主，派侄儿打听了押送的具体时间，便邀了几个弟兄赶在人贩子前头，来到他们必经的路口周家冲。徐海东在周家冲把事情经过讲给当地一位老人听，得到老人的同情和支持，召唤了一、二十名年轻小伙子帮忙拦截，终于把元波从人贩子手中夺回来了。后来李廷觉知道了这个情况，也没有理由发作，只装不知道。这次斗争胜利了。徐海东从中得到一个启示：豪绅财主并不可怕，只要穷人抱成团，就能对付他们。

找到了救星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夏季的一天，海东吃过晚饭洗完澡，刚到窑棚外面的场地上纳凉，一个穿长衫带礼帽的青年从对面山上向窑棚走来。还没等徐海东看清是谁，来人打招呼道：“元清兄弟，你好啊？”

徐海东站起来：“你是……”

“你忘了，我是你同学——吝积堂。”

“啊！是你回来了，稀客，稀客！”徐海东忙从工棚中拿出小凳让坐。接看，两人便互相询问别后的生活，开始攀谈起来。

原来，吝积堂曾经与徐海东一起在喻家祠堂读书。之后，他到武昌在董必武主办的武汉中学读书，在武汉中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初，吝积堂受党的派遣，和省高级农校学生、共产党员李树珍一起，回原籍作调查研究和革命宣传工作。回家后，受聘在严家湾教书。他知道徐海东出身贫苦，读书时便嫉恶如仇，现在依然对封建统治阶级具有强烈反抗精神，便找上门来做他的工作。

吝积堂向海东讲了别后的生活，接着又介绍他在武汉的见闻，特别提到武汉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惨景和帝国主义军舰在长江里横冲直闯的情况，斥责军阀统治的腐败和黑暗。最后他把话题一转，询问起海东的近况来。

徐海东向吝积堂叙述了他当窑工的苦难经历，讲到豪绅财主欺压穷人的卑鄙行径，愤愤不平地说：“我当了十三年窑工，起五更睡半夜干活，却吃不饱穿不暖，财主还平白无故地欺侮我们，你说这公平吗？”

吝积堂对徐海东的遭遇非常同情。他说：“在如今的世道上，工农大众哪一个不受地主资本家的欺压！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地主阶级像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得想个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海东说：“你读的书多，见识又广，你说穷人能不能找到出路？”

积堂说：“有办法呀！现在俄国共产党已经领导工农大众推翻了反动统治阶级，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俄国革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出路！”

徐海东还是头一次听说俄国发生了革命，也是头一次听说穷人有了出路。他兴奋极了，一个劲地向吝积堂打听十月革命的情况，直谈到明月当空，鸡叫头遍才邀吝积堂一起在窑棚中休息。

以后，徐海东经常与吝积堂来往、交谈，还从吝积堂那里得到了《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响导》等书刊。他如饥似渴地学起来，有时连饭都忘了吃。一次，他坐在一口新做的缸坯旁边看书，当看到“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的时候，他高兴得挥动拳头说：“讲得好！”不觉一拳把缸坯敲破了。他哥哥说：“老么不晓得看的么子书，简直着了迷。”

革命导师的著作和十月革命的情况，像强劲的东风，吹进了徐海东的心扉，使他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前途，振奋了精神。他急切地去找吝积堂，问他：“俄国有共产党，中国有没有？”

吝积堂回答：“有哇，听说武汉就有党的组织。”

徐海东说：“你有共产党的书，就必定晓得党的组织在哪里，你能不能帮我去找党？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粉身碎骨也不怕！”

吝积堂很高兴地答应了，他说：“我正准备过了年到武汉去，我们一起去找吧。”

一九二五年春天，徐海东把自己喂的一只羊牯卖了做路费，与吝积堂、李树珍一起到了武昌。吝、李两人被党组织安排在小学教书，徐海东暂时挑水卖，维持生活。不久，吝积堂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徐海东的情况。经党组织批准，由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徐海东于这年四月八日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宣誓那天，徐海东激动得一夜没有睡觉。他回想着自己的苦难经历，联想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劳苦大众，是多么需要共产党人去组织和领导他们起来斗争啊！他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也意识到革命征途上的困难一定很多。但困难再大，也要去战胜它。他想从今天起，我就是党的人了，我应该更勤奋地学习，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

大革命的洗礼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用挑水挣来的钱交了第一次党费。但是，光挑水卖不是办法呀！党组织确定送他到军队中学习。

那时，北洋军阀部队盘踞着武汉。徐海东的同乡同学、共青团员田道生有个亲戚在武汉刘佐龙部任职。党组织通过田道生找他的亲戚，让徐海东到刘佐龙部，顶替已去职的柳金彪担任副班长。

吝积堂代表党组织对徐海东说：“将来革命需要动刀枪，你要好好学习军事，准备打仗。”徐海东向党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此后，徐海东便兢兢业业地学起军事技术来。

徐海东所在的那个班，班长叫陈德金，是个老兵痞，但受过正规训练，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徐海东便虚心向他请教。陈德金待人刻薄，常常克扣士兵军饷。徐海东每月为数很少的一点津贴全被他刮去了。为了学到军事技术，徐海东不去计较这些。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把学来的军事技术常识记了密密麻麻的一本子。半年后进行军事考核，徐海东名列全连第一，被提升为中士班长。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消息传来，徐海东马上找吝积堂、李树珍商量。他们都说为革命出力的时机已到，决定去广东参加北伐军，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便一同秘密南下。

他们走到韶关附近，正好碰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张发奎部，三人一起参加了这个部队。当时，徐海东对北伐战争竭诚拥护，认为北伐军一到，旧社会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就会一齐推倒，新的社会制度就会随之产生，穷苦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了。因此，他对北伐军的将领非常崇敬。

徐海东参加北伐军后，作战非常勇敢，很快升任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代理排长。不久，攻打汀泗桥，他带领自己的一个徘，采取迂回偷袭的战术，一举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四个炮兵连，缴获十二门大炮，受到全师的通令嘉奖，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

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国民党里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批反动分子背叛国民革命的活动日益猖撅，共产党内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果也日益显露。许多英勇奋战的共产党人被无故清洗或拘捕。这使徐海东受到极大震动。特别是“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传来，使他深深感到国民革命的旗帜已被国民党反动派丢掉了，指靠北伐军解救劳苦大众已经没有希望了，必须另找出路。就在这时候，党组织通知他，尽快离开部队，离开武汉。于是，在党小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他利用值日机会逃出了兵营。

一九二七年六月，徐海东由武汉乘火车到应山杨家寨车站下车，步行回到黄被北乡。一路上，他见到“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拥护国民革命！”的标语依然写满墙头，农民协会仍然很活跃。家乡的老熟人还高兴地告诉他：“夏区最大的劣绅李旭亭被镇压了，财主们再不敢像过去那样逞凶了！”乡村的形势比他预料的好得多，农民热烈的革命情绪使他深受鼓舞。他想，如果党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领导广大农民起来战斗，革命仍有成功的希望！他马上打听县委的情况，要求接受任务。不几天，他找到了县委成员田道生，田道生兴奋地说：“你回来得正好，县里正缺军事干部。”黄陂县委确定给徐海东十三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任命他为河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

徐海东领导河区农民自卫队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捉拿土豪劣绅，大长了农民的志气，河区农民运动更加高涨。但是不久，风云突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黄陂县委遭到破坏，县委书记吴光荣牺牲。县城的工人纠察队和乡村的农民自卫队相继被强行解散。以前逃到外地的土豪劣绅纷纷还乡，建立起“铲共会”、“大刀会”等形形色色的反动武装，向人民反扑。城乡一片白色恐怖。

在黄陂北乡，大劣绅李旭亭的儿子和外甥纠集一批流氓恶棍，自称“三十八老子”，歃血为盟，发誓专门与共产党作对。他们贴告示，出通缉令，要捉拿徐海东。徐海东带领几名不愿解散的自卫队员，巧妙地与敌人周旋。

一次，所谓“三十八老子”在金鼓（地名）与徐海东相遇。当时徐海东是商人打扮，穿的长褂，戴的礼帽。自卫队员扮作挑夫，担着箩筐。敌人蛮横地搜查了一遍，没有找出破绽，便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徐海东答：“我们是做生意的，刚在金鼓集上销了货，现在回河口镇上去。”说着掏出烟来，一人一支。

敌人见他态度自然，换了口气，问道：“你们见到徐海东没有？”

徐海东回答：“没有。”又故作惊讶地反间：“你们见到了？”

“听说他到金鼓来了……”敌人发觉不该泄“密”，刹住了后面的话，摆了摆手说：“你们没有见到就别打听，快走！”

徐海东一行走过一个山头，队员们“噗哧”一声都笑起来，骂敌人是一群笨蛋！徐海东说“莫笑，我们还得留条标语给他们作纪念！”说完，拿条扁担在路上写道：“打老子，捉老子，看见老子，不认得老子！”大家看了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这段趣闻很快在金鼓一带传开了。

但是，敌人的镇压越来越严重。在河区，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些人经不起严峻考验，当了可耻的叛徒，给农民自卫队的行动增加了困难。区委决定分散隐蔽，保存力量。徐海东不得不由河区重返自己的老家。

揭竿而起深秋的陂北山乡，依然天高气爽，满山遍野，万紫千红。重新干起窑工的徐海东，无心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忧心忡忡地在考虑着革命的前程。回想三年的国民革命，一幅幅壮丽村图画，一幕幕受挫折的教训展现在眼前。他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过失败的苦痛。“为什么好端端的革命被葬送了？”他想：全国工农大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又是那样热烈的拥护革命，党为什么不去依靠他们、领导他们与反动派作斗争呢？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反而要共产党员退出军队，并且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收缴农民自卫队的武器呢？他觉得大革命的失败，不是人民不赞成革命，不是共产党人没有牺牲精神，而是党的领导太软弱了！他相信，只要党接受这个教训，端正路线，革命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他没有悲观，没有气馁，决心在家乡扎扎实实地做革命的串联发动工作。

徐海东首先在窑工中秘窑宣传革命道理。为了避开反动势力的耳目，他常常以搞抹牌赌博的名义进行串联，夜晚在窑棚中或山沟山岔里开会，向窑工讲穷人受苦的根源和十月革命的故事，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

不久，他从窑工中打听到附近了家大湾的了彩光也在群众中宣传革命理论。丁彩光是武汉中学学生，共产党员。在他的串联发动下，已经建立了“贫民救济会”。接着，徐海东又听说四道生也从外面回来了。他很快与丁彩光和田道生取得了联系。

田道生回乡后，把在乡的共产党员秘密地找到一起，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精神。大家根据党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加紧发动群众，准备夺取敌人武器，建立革命武装。

徐海东听了“八。七会议”精神，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增添了必胜信心。他按照党员会议的决定，积极在窑工中发展党员，先后在徐家店、上屋湾和邓喻咀建立起党的支部。

与此同时，田道生、田耕三也在河背咀、徐家桥建立了党的组织。丁彩光在丁家大湾一带组建的“贫民救济会”也发展到十八人，并且从逃兵手上买到一枝汉阳造步枪。

他们有了初步的工作基础，便确定联合起来揭竿起义，打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把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动员和聚集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他们把暴动攻击的目标定在夏店雨坛寺“缉私营”。暴动由徐海东和丁彩光指挥。

“缉私营”又名“盐卡”。它是湖北地方反动当局为了强制推销硝盐而设立的武装机构。这种机构在鄂豫两省边界的各个要道隘口都有。它的任务是阻止北盐南运。因为硝盐味道涩、价钱贵，老百姓不愿买硝盐而千方百计买北盐（即北边运来的海盐），为此，常常遭到“缉私营”的拦截和惩罚，他们对“缉私营”恨透了。听说要干掉“缉私营”，党员和组织起来的群众个个磨拳擦掌，坚决拥护。

十月上旬的一天，徐海东与丁彩光扮作卖窑货的人，到雨坛寺周围察看了地形，侦察了敌情，弄清“缉私营”只有一个班，新换了武器，但士气低落，没有打过仗。他们根据这些情况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第二天夜晚，他们分头在党员和“贫民救济会”中进行动员，并挑选了十八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作为偷袭行动的基本队伍。武器除了丁彩光有枝长枪和徐海东有校短枪外，都使刀叉。此外，他们还自制了四枝木手枪用红布包起来，以壮声势，迷惑敌人。

第三天傍晚，偷袭雨坛寺“缉私营”的队伍按计划在水竹沟集中。晚饭后，徐海东检查了大家的行装，再次宣布了纪律和注意事项，然后选择僻静的山间小路悄悄地向雨坛寺进发。约莫半夜时分，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这时，万籁俱静，“缉私营”的官兵已经熟睡，只有一个哨兵在门外踱步。徐海东和丁彩光将队伍分成几个小组，逐步接近雨坛寺。待敌哨兵倚靠在一棵树干上打盹时，他们从背后猛扑过去抱住哨兵，迅即将早已准备的毛巾塞进哨兵嘴里，拖到旁边捆好。他们随即进入庙里收缴枪支弹药。待敌人醒过来时，都已成了俘虏。徐海东命令俘虏原地不动，然后锁上大门沿着原路返回了水竹沟。

这是一次漂亮的偷袭行动，没有遇到抵抗便缴获了十枝崭新的长枪，队员们个个欢天喜地。他们回到水竹沟后，搞后勤的人特地杀了七只鸡犒劳他们。

在水竹沟，他们整编了自己的队伍，仍然称为农民自卫队。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黄陂北部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武装，也是后来组成鄂豫皖红军的最初来源之一。这支革命武装建立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土豪劣绅十分恐慌，三天后，附近罗山、黄陂、孝感三县边界的地主保安团队即勾结起来联合进攻水竹沟，妄想一举把这一武装斗争的火种扑灭。徐海东和同志们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确定转移到陂孝交界的苎麻岭大山区打游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存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不久，黄麻起义的消息传来，他们立即确定到黄安汇合。走到四姑墩附近，听说黄安城正遭敌人围攻，他们便跑步前往援助。到达黄安时，起义组成的鄂东军已由城内撤出，他们找到副总指挥吴光浩，将部队编入了鄂东军。后来，鄂东军由黄安北部转移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黄陂重建党的工委，徐海东被分配担任工委领导下的游击大队分队长。

年关暴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徐海东担任黄陂县委军事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回家乡以烧窑做掩护，从事秘密的革命领导工作。

这年是个荒年，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一半，而地主、民团逼租索债却有增无减。眼看着一群群穷苦农民拖儿带女逃荒讨饭，有的甚至被迫自缢，家破人亡。徐海东心急如焚，他把夏区党的干部召集到段家畈窑棚讨论对策。

这次会议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一个白天举行的。窑棚外面山头上放了暗哨，窑棚里面正在开展热烈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农民已被地主、民团逼得走投无路，党应当立即组织群众举行暴动，开地主的仓，分地主的粮，和敌人拼了！也有人认为，硬拼不是办法。他们说，黄麻起义以后，国民党派到鄂豫两省边界的部队有两个军，地方反动民团也不少，而农民群众手无寸铁，要开仓济贫，岂不是送肉上砧板！他们主张继续串联发动，聚集力量。徐海东虽然觉得后一种意见有道理，但是他认为不能等敌人力量弱了、群众武装好了再暴动，应当从斗争中把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于是，他站起身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同意暴动夺粮！”工棚里顿时静下来。他继续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现在不少农民被反动阶级逼得死的死，逃的逃，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应当公开领导群众斗争。否则，就会脱离群众。”接着他又分析了群众没有武装力量作后盾的困难，主张报请上级派特务队前来支援。会议按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了决定，拟订了暴动计划，上报黄陂县委审批。

一九二九年元月下旬，黄陂县委批准了他们的计划。鄂东特委也应他们的请求派来了特务队。徐海东再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建立了年关暴动指挥部，制订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暴动的具体动员和组织工作也随之秘密地展开。

农历腊月三十日，年关暴动如期举行了。这天天刚亮，备地的贫苦农民共一千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河背咀，由特务队长江竹青发表演讲。大家情绪激昂，“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演讲完毕，暴动指挥长了彩光便走在队伍前面，沿途吆喝：“今天我们要开地主的粮仓，凡是没有年饭米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到财主家里去背粮！”这样一来，暴动队伍越来越大。附近的财主吓得躲的躲、逃的逃。这一天，先后开了黄家窑、段家畈、细张家田等地四户地主的粮仓，粮食衣物都分给了贫苦农民。

在暴动过程中，徐海东没有公开出面做领导工作，只是和农民一样参加了暴动队伍。这是党组织决定的。

这次暴动夺粮，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了暂时困难，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但是很快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暴动队伍刚散，夏店的民团便扑过来了，黄陂县的反动武装也赶来逞凶作恶。这时，我方特务队已转移到外地执行任务。暴动中公开了身分的共产党员遭到敌人通缉，许多基本群众被刑讯受罚，党的干部吴安照被捕牺牲，徐海东也不得不暂时离开家乡。这次暴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徐海东怀着沉痛的心情总结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干革命不仅要敢闯，而且要会闯。作为一个指挥员，如果不能通观全局，没有可靠的措施，即使主观愿望再好，也会招致损失。他想：敌人凶狠，无非是因为他们手上拿有武器；我们要站稳脚跟，也必须把建立人民武装放在第一位！他由家乡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以后便着手组织游击队，从此他就一直从事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在工作中，他始终牢记年关暴动的经验教训，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科学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而打出了威风，开创了新的局面。

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徐海东同志把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顾大局、识大体，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一九三○年春，徐海东带领游击队在陂孝北山区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方反动豪绅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孝感十二区民团头子蒋少瑗趁徐海东带的游击队转战到陂安南县的机会，纠集罗山姚老约民团和反动红枪会联合进攻徐海东的家乡，实行阶级报复。当地党组织得到情报，率赤卫队掩护群众作了转移。反动民团抓不到人，便放火烧毁了徐家窑、徐家店、上屋湾等处的房屋，把家具财物抢掠一空。待游击队赶来，敌人已经逃走。战士们站在山头上，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大家都为徐海东家里的困难担忧。徐海东却哈哈一笑，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得！”

徐海东没有忙着找家属，却先把农会干部找来，一户一户地询问房屋被烧的人家都找到地方住没有。当他知道受害群众都住下了以后，才到亲戚家慰问自己的亲属。

家里人见他回来了，都问他：“房子烧了怎么办？”他笑笑说：“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办法吗？”他妻子嗔他：“一家人都愁的不得了，你还笑！”他回答说：“愁能愁出房子来？你愁死了民团才欢喜呢。”他见大家还是皱着眉头，又说：“我知道在亲戚家挤着住，两家都不方便，但是，现在哪有能力盖新房子？就是盖起来了，敌人未消灭，你能担保他不再烧？要看到现在的形势好得很哩，敌人疯狂是暂时的，他越是烧、杀、抢，起来革命的人就越多，他们完蛋得越快。我们只有克服困难，齐心革命，早点打垮反动派，才有好日子过！”他讲的条条在理，一家人都决心克服暂时困难，积极支持革命。

一九三二年秋，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边区转移之后，国民党把黄陂、孝感北部和罗山南部、黄安西北部的边缘地区划为礼山县（即今大悟县），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法西斯统治，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由皖西转战到家乡一带时，徐家一族先后有几十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嫂嫂向他哭诉这些悲惨遭遇时，他内心十分哀痛。他想：亲人们已经牺牲了，革命需要自己的不是悲哀，而是战斗！要说服活着的人挺起胸来，继承先烈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抑制住感情，没有掉一滴眼泪。他平静地安慰嫂嫂说：“大姐，别难过！阶级斗争嘛，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记住这笔血债，把孩子哺育好，为前辈们报仇！”这时，正好他的侄儿文治的媳妇生了小孩刚满月，要他给孩子起个名字。他想了想说：“就叫个‘守’吧！”侄媳妇明白他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文治已经为革命牺牲了，要把这个烈士的后代守护好，让他长大了继续革命，便表示决心说：“好！我一定把他守大，再难再苦我也能顶住！”后来她确实历尽艰辛，一直把孩子哺育成人，让他参加了革命队伍。

他曾对亲属讲过：“无产阶级要推翻整个旧世界，想不付出代价行吗？人人都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如果都舍不得贡献出来，革命哪有成功的希望？共产党人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了，他只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义务，没有半点徇私苟且的权利。要是遇到困难就回头，要这样的党员干什么？”正因为他有这样崇高的革命情操，他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奋斗，一往无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一代名将　功著中华　王祖训——纪念徐海东同志诞辰100 周年今年6 月17日，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徐海东同志诞辰100 周年。徐海东同志，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一个贫苦的六代窑工家庭，曾当过11年窑工。1925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坚定志向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黄麻起义和创建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曾历任农民自卫军队长，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县赤卫军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红25军副军长、军长、代理政治委员，红28军军长，红15军团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中，他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344 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 支队司令员。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党内，他先后担任过黄陂县区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委员，鄂豫陕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陕甘晋省委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9 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徐海东同志率部驰骋疆场，身经百战，足迹遍及大别山区、黄土高原和华北、华中诸省。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他娴熟地把握革命武装斗争的客观规律，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曾率部参加和指挥了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屡立战功，充分展示了一位杰出军事家的大智大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一生立党为公，清正廉洁，光明磊落。无论职位高低，对党、对人民，始终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的无私品格和高尚情操。他40多年的革命生涯，战功卓著，深得党的信任，受到人民群众和全军指战员的崇敬与爱戴。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徐海东同志都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邓小平同志赞扬他”对党是一颗红心‘’；江泽民主席给《徐海东纪念文集》题词，赞扬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徐海东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30年，但他为中国革命所建立的不朽业绩将永载史册，他的高尚品质、革命风范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他一生光辉的革命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东西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特别要重视学习他的革命品质和治军、打仗及作战指挥艺术方面的建树。徐海东同志毕生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在参与领导人民军队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听从党的指挥，坚定地执行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他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信赖。他说，我们革命队伍只有时刻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我们的行动才有正确方向、才能打胜仗。他强调革命军人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这些，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徐海东同志注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风趣地说自己是“青山大学毕业生”。在战争实践中，他刻苦探索各种战役战斗的基本规律，总结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具有很高的指挥艺术。他坚持认为进行任何一次作战，没有把握或得不偿失，坚决不打。在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斗争中，他根据陕南地区地理、民情和敌情，主张实行“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与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以非凡的胆略，指挥弱小的红军与十倍于己的强敌周旋，在险情困境中运筹帷幄，巧妙布势，出奇制胜，取得了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发展红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徐海东同志是我军众所周知、素以勇猛著称的高级指挥员。他在长期的征战中，始终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哪里最困难，哪里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这种不畏艰险、知难而进、敢打必胜的革命意志和英雄胆略，对于我们贯彻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教育作用。徐海东同志是我军严格治军的著名将领之一。他经常教育部队说，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战斗力。为此，他治军非常严格。总是要求部队培养勇猛顽强、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同时，他又十分关心爱护部属，在艰苦的转战中，配备给他的马匹，常常让给体弱有病的战士。每次战斗后，他总要去看望和组织安置伤员。在他的培育和影响下，所属部队遵纪守法，拥政爱民，内部团结，无坚不摧。徐海东同志的严格治军实践，给我们新的期依法从严治军，不断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供了光辉的典范。徐海东同志的军旅生涯，功勋卓著。今天，我们纪念徐海东同志，就要像他那样，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时刻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人民军队永不变质；就要像他那样，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不谋私利，处处率先垂范，大力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就要像他那样，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努力做好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我们军事科学院作为全军最高军事科研机关，更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徐海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宝贵精神遗产，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决按照江主席关于”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推进军事科学事业跨世纪发展，更好地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服务。徐海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军事科学院在共和国十大将中，徐海东其名如雷贯耳，其事震古铄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红25军和红15军团主要领导人，徐海东的名字在大别山区、秦岭脚下、黄土高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当敌人听说他们与之作战的对象是徐海东时，不是惊慌逃窜，便是缴械投降。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其实，徐海东并不神秘。在参加革命前，他不过是个苦大仇深的普通窑工。然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塑造了他坚强、勇敢、无私、诚实的品格。在敌人面前，他英勇无畏、冷若冰霜；在同志面前，他肝胆相照、温暖如春；在名利面前，他居功不傲、淡泊明志；在邪恶面前，他刚直不阿，一身正气。

我们党三代领导人对徐海东大将的一生都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邓小平同志说，徐海东“对党是一颗红心”；江泽民同志最近为《徐海东纪念文集》题词：“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值此徐海东同志诞辰100 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深切怀念。

大别山区留英名1900年6 月17日（农历五月廿一），徐海东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一个贫苦窑工家庭。9 岁时入私塾念书，12岁时因受富家子弟欺侮，他奋起抗争，结果被赶出了学堂。从此他走进窑厂做工，一干就是十几年。艰苦的窑工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给了他坚强的性格，同时也使他饱尝了人间的苦难，阅尽了世上的不平。1925年春，他在共产党人吝积堂的影响下，毅然离开家乡，前往武汉参加革命。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党组织派到军阀部队里学习军事。一年后，他投身到北伐战争的洪流中，参加了汀泗桥战役和武昌战役，曾经率领一个排一举击溃敌军四个炮兵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受命返回家乡，组织起黄陂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开展轰轰烈烈的反霸斗争。曾先后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黄陂县委军事部长兼夏店区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鄂东警卫2 团团长等职。反动武装多次进行疯狂反扑，烧了他家的房子，杀了他家族66口人，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增添了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更加坚定了他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队伍几次被打散，他又几次顽强地把它拉起来。1931年春，所部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 军。此时的徐海东已成为红军中的一员猛将，“徐老虎”的威名开始不胫而走。他常常挥舞着大刀率先冲入敌阵，战士们见了勇气倍增，敌人见了胆战心惊。担任过红4 军第12师师长的陈赓大将曾风趣地对人说：“这辈子挺光荣的一件事，就是当了几天徐海东的领导。他是著名的‘徐老虎’，我当他领导，他没咬我，却帮我打了许多硬仗。”

的确，徐海东敢闯险境，善打硬仗，多次使部队转危为安，为保卫苏区和人民群众做出了卓越贡献。1932年2 月在商潢战役中，他指挥第36团担负正面阻击任务。营连长们阵亡了，司号员也牺牲了。他甩掉上衣，抡起大刀，在白雪皑皑的阵地上奔跑着，呼喊着：“共产党员们，牺牲也要向前倒！”随着这一声喊，退下的战士又冲了上来，倒地的伤员又站了起来，失去的阵地又夺了回来。这就是徐海东的战斗作风，临危不惧、百折不挠、英勇不屈、万难不却。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国民党30万大军“围剿”下决定离开鄂豫皖苏区。当时在英山地区打掩护的红27师师长徐海东在与总部失去联系、部队又遭分割的情况下，带领第27师一个团顽强奋战，摆脱了10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同皖西北道委及部分地方武装会合，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当时，留在苏区的几千红军处在20万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环境极端艰苦，形势极其险恶。敌军所至，白骨露于野，数里无鸡鸣。红军队伍里，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革命完了”。徐海东听了，挥动着拳头大声喊道：“谁说革命完了？革命永远完不了！革命就像这大别山，风吹不倒，地震不摇！”旋即，他率领新组建的红27军第79师经一个多月艰苦转战，左冲右杀，突出重围。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徐海东连续23天没有上床睡过觉。一到目的地，他便一头倒下睡着了。30多个小时后，他才睁开眼睛。当他翻身坐起来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1933年2 月，徐海东升任重建后的红25军副军长，协助军长吴焕先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但在随后的七里坪围攻战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以及中共鄂豫皖省委执行“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红25军在接连失利、减员过半的情况下，被迫从鄂东北转至皖西北，接着又决定返回鄂东北。当时，徐海东正重病在身，躺在担架上随特务连及部分勤杂人员走在队伍的后面。10月初，部队通过潢（川）麻（城）公路时，突遭敌人截击，队伍被切为两段，前后失去联系。徐海东身陷险境，但他处变不惊、指挥若定，集合起被冲散的连队边打边撤，折回皖西北，在那里同道委书记郭述申又树起红28军的旗帜。敌人惊呼：“剿共，剿共，越剿越多，一个红25军没剿灭，又剿出一个红28军！”当时的皖西北地区经敌人多次蹂躏，田地荒芜，庐舍成墟，鸡犬无声，猪牛绝迹。徐海东率领仅有2000多人的红28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同近10万国民党军周旋于大别山区。“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这首传诵在红军中的歌谣，是红28军将士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有人这样描述徐海东的指挥艺术：“在他所指挥的战役中，失败的时候很少。而他最喜欢的战法，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总是从对方的侧后方去攻击其中心，使敌人措手不及地溃退。他这种战法，叫做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

1934年3 月，红28军转战到葛藤山一带。部队刚刚落脚，敌54师第161 旅就攻了上来。徐海东先以两个营向一座山头实施佯动，迷惑和调动敌人，尔后只留一个排固守，其余兵力又隐蔽撤了下来。当敌军蜂拥着扑向那座山头时，他集中兵力从敌人侧后猛插一刀，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将161 旅大部歼灭，活捉敌代理师长刘书春。当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生被带去见徐海东时，怯生生地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徐海东摇了摇头。

刘书春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得到的回答是：“你别再问了，我既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没进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

刘书春愣愣地想了半天也没闹明白，于是再问：“这青山大学……在哪儿？”徐海东用手指了指屋外重峦叠嶂的山峰：“呶，就在那儿！”

巍巍大别山在早春的暖风中泛起层层绿浪，衬着点点鲜花。这是英雄的山，不屈的山，母亲的山，光荣的山。她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造就了多少钢铁战士。在她的怀抱里，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已经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挟雷携电的红军领袖。

是的，徐海东是大山的儿子，只要看见山，他就像到了家一样备感亲切。在一次转移中，他突然望着前面大声说：“嘿嘿，我们的援兵来了！”大家莫名其妙地问：“在哪儿？”他指着眼前的三个山头笑道：“那不是，三个团哩！”

葛藤山战斗后不久，徐海东率部奔赴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同吴焕先领导的队伍会师合编，并出任红25军军长。从此，他领导这支光荣的部队，像一条游龙出没于崇山峻岭之中，游荡于鄂豫皖边之间，设伏高山寨、突击长岭岗、奔袭太湖城、激战扶山寨……

黄土高原建丰功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创建新苏区的指示，红25军2980余名将士在鄂豫皖省委（到达陕南后改称鄂豫陕省委）领导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部队出征前，徐海东主动提出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请求降职了。在他当团长时打仗负了伤，归队时上级已任命了新团长，他便自行当起副团长。

部队首先越过平汉铁路，西进桐柏山，北上伏牛山，继入商洛山，历尽艰难险阻，突破重重封锁，摆脱近10万敌人的尾追堵截，于12月9 日进抵陕南庾家河。一路上，徐海东不辞劳苦、奋勇当先，哪里有险情，他就到哪里去。在方城县独树镇，部队突遭敌军拦截，前卫被迫后撤。紧要关头，他跃马扬鞭赶到，挥刀冲入敌阵，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到达庾家河的第二天，部队即遭突袭，当哨兵发现情况，敌人已近在眼前。危急时刻，又是他一马当先，率部反复冲杀。激战中，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头部，他当即倒地昏死过去。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到第五天醒来时，他问身边的人：“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政委吴焕先告诉他，省委已经决定，要以陕南为立足点，创建鄂豫陕苏区。他听后欣然地点了点头。

1935年1 月，国民党军对刚刚立足陕南的红25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徐海东伤势未愈即随队出征，南下郧西，北上雒南，东进卢氏，西攻华阳，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的胜利，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扩大了苏区、壮大了红军。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于5 月调集重兵再兴“围剿”，并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红25军。面对强敌，徐海东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

的作战方针，并率部打头阵，先向北，后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转圈子。尔后突然西进，四天急行军560 里。战士们不理解，讲怪话。他笑道：“不走了，等等看。哪一路敌人先到，就打哪一路。”几天后，待敌警备第1 旅气喘吁吁地追来时，红25军将士早已养足精神、严阵以待，在山高林密的袁家沟口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生俘敌旅长唐嗣桐，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士们高兴地说：“咱们的路没白跑！”

7 月中旬，红25军北出终南山，在西安附近的引驾回从敌人的报纸上获得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北上的消息。徐海东喜极之余，当即向省委建议西征北上，接应中央。他在7 月15日召开的省委紧急会议上动情地说：“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省委其他同志怀着同样的心情一致决定：红25军主力立即撤离鄂豫陕苏区，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第二天，部队便在“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了。徐海东率领前卫团一路急行，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进占秦安，威逼静宁，攻取隆德，截断西（安）兰（州）公路。尔后翻越六盘山，在白水镇击溃马鸿宾一个旅，在四坡村消灭马开基一个团。不幸的是，在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为失去这位他最敬重的同志、最亲密的战友而悲痛欲绝。他擦干泪水，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率领红25军继续前进。

部队在西兰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然而天天一无所获。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围拢过来，欲置红25军于死地。代理省委书记和军政委的徐海东，率部跨泾水，过绍山，于9 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红25军是第一支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它西征甘肃的战略行动虽然没有迎接到党中央，但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的北上行动。特别是它到陕北后，同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并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和副军团长刘志丹领导下，立即投入到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取得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劳山战役后，毛泽东即率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和刘志丹，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援。信中说：“现在，中央红军、25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徐海东看后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随即，他率部南下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即派人来送信，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军团部。他立即策马扬鞭往回奔，135 里路，三个多小时就赶到了。见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一句“海东同志，你们辛苦啦！”竟使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就一直孤军奋战。由于没有电台，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就像与亲人失散的游子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好了，党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来了！当徐海东带着毛主席的问候和送给他的电台返回前线时，他感到浑身都是力量。从此，他在党中央和军委首长的直接领导下，斗志更旺，作战更勇，信心更足，作风更强。

1935年11月，他率部会同红1 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1936年2 月，他领兵参加东征，威逼山西省会太原，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6年5 月，他又挥师参加西征，直捣三边（靖边、安边、定边），西出豫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埃德加。斯诺就是在这时来到陕北、访问豫旺县城的，从而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有了那篇著名的“红色窑工徐海东”。在斯诺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徐海东其人其事便是最好的材料。连后来叛变革命的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前去协助解决，同时请求徐海东率领红军主力帮助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徐海东接到中央命令后，以红军南路总指挥的身份，率部星夜开赴西安。杨虎城见了老对手，惊喜而遗憾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东北军官兵看到纪律严明的红军，更是欢呼雀跃：“好！好！现在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西北军三军联合，就谁也不怕了。”国民党亲日派得知徐海东到来，则急令部队连夜后撤40里！

“七七事变”后，徐海东率领八路军第344 旅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和町店等战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正太路打到平汉线。由于日夜转战、劳累过度，他口吐鲜血，于1938年8 月病倒在战场上，不得不返回延安疗养。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于1939年12月抱病指挥新四军第4 支队进行反“扫荡”，与敌激战三昼夜，取得周家岗战斗的胜利，巩固并扩大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然而，就在这次战斗的总结会上，他又大口吐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

留取丹心照汗青徐海东在他的《生平自述》中这样写道：“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像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战争年代，不管生活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他始终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必胜的英雄胆略，勇猛顽强，不屈不挠，率领部队跨急流，过险滩，克顽敌，从胜利走向胜利。和平时期，他不顾病痛折磨，在靠氧气维持生命的情况下，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忘我的献身精神，时刻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生命不息，斗志不减，学习不停，工作不止。同志们劝他，他却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

徐海东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对危害党和革命事业的行为深恶痛绝、敢于抗争。在保卫苏区斗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对“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进行过坚决抵制。在“肃反”过程中，他多次挺身而出，保护了一批好同志。在长征途中，他坚持正确主张，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大义上书毛泽东，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徐海东具有坚强的党性，一切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他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维护党的领导。长征开始时，他由军长改任副军长，有的同志不理解，他则说：“只要能为革命做出贡献，叫我干啥都行。”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后，他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维护红军的团结，并毫不犹豫地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支援中央红军。新中国成立初期，每逢有同志去看他，他总是必问三条：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没有贪污？同老婆离婚没有？

徐海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己任，始终保持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与战士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在饥无粮、住无房的艰苦岁月，他同战士们一道在寒风冷雨中跋山涉水，在深山荒野里风餐露宿。激战时刻，他总是冲在最前面；行军路上，他常把战马让给伤员骑。他曾九次负伤，身上留有17处伤疤，但他从不以此为资本向党伸手。作家周立波感慨地写道：“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许多奇异的人，徐海东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徐海东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忠厚淳朴、胸怀坦荡。1955年，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他知道后深感不安，对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总理深情地对他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要我说，不高也不低，恰当！”在领导编写红25军战史时，他明确指示：“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他常说：“没有党，没有革命事业，我只不过是一个穷窑工。”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一代英豪，“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被林彪、江青一伙戴上“黑后台”、“黑干将”的罪名，在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惨遭迫害和折磨。1970年3 月25日，在郑州一间阴冷潮湿的房子里，在被断氧、断药的情况下，徐海东含恨离开了人间。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海东的高贵品质光照神州，徐海东的不朽功绩彪炳千秋！

我军的忠勇将领徐海东同志　伍修权徐海东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八年多了。每当我想起这位令人敬爱的老同志，就激起我对林彪、“四人帮”的无比愤恨，更加对徐海东同志深切怀念。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党的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对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对人民军队的成长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军卓越的指挥员。毛主席曾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定要把大海搅动徐海东同志是湖北省大悟县徐家桥人，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六代都是窑工。他本人从小就受着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饱尝了人间的苦难，对土豪劣绅怀有强烈的憎恨和反抗精神。

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湖北各地蓬勃发展，黄陂县也建立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共产党员吝积堂同志知道徐海东同志仇恨土豪劣绅，从小有股闯劲，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讲俄国十月革命。徐海东同志懂得了穷人不革命就没有出路，坚定地说：“打土豪劣绅，我干！”就在这年四月，经吝积堂，李树珍同志介绍，徐海东同志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到了武昌，用挑水挣来的钱，交了第一次党费。不久，党派他到直系军阀刘佐龙部队，名为当兵，实际上是学习军事。他学得十分认真，很快就掌握了一套军事技术。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又被党派到广东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任代理排长，参加了攻打汀泗桥、武昌等著名战斗。在汀泗桥战斗中，他带一个排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四个炮兵连，缴获十二门炮，受到了当众嘉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我党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一九二七年六月，徐海东同志从武汉返回黄陂县，担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县委交给他十三个人，一支手枪，十四发子弹，要他组织游击队。他带着这些人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保安团，使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三百人。同年十一月十三日，鄂豫边区的党组织发动黄麻工农起义。徐海东同志奉县委命令，带着人和枪参加起义，被编入工农革命军鄂京军。一九二八年秋天，他担任黄被县夏区区委书记，组织、领导了“年关暴动”。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工农武装斗争的烈火，进行疯狂的大屠杀。敌人抄了徐海东同志的家，烧毁了他家的房屋，杀了他一族六十六人。但敌人的屠杀，吓不倒、压不垮工人阶级的坚强儿子，他从血和火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干革命，闹暴动，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紧枪杆子。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早在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徐海东同志就以英勇善战闻名于众，使敌人闻风丧胆。富有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区人民，至今还广泛传颂着“海东哥”的战斗故事。在鄂豫皖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徐海东同志在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当团长。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军在潢川、商城一带围城打援，徐海东同志领导的部队在豆腐店地区担任阻击任务。敌人以二十多个团的兵力压来，他带领一个团奋勇当先，冒着漫天大雪，连续打退敌人二十多次冲锋，同兄弟部队一起，把敌人十多个团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国民党反动派惊恐地称徐海东同志是“徐老虎”。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蒋介石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划区清剿”，企图扑灭留下的红军，摧毁我根据地。面对这种严重局势，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率领的部队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在两年保卫鄂豫皖红色土地的斗争中，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遇到什么挫折，徐海东同志总是抱定必胜的信心，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了许多出色的胜仗。一九三三年三月，在郭家河战斗中，他指挥七十四师以伤亡三十七人的代价，歼灭马鸿逵部马腾蛟旅三千余人，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同年十月，党的皖西北道委组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任政委。他们采取“避免与敌人硬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的方针，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打就打歼灭战，以两千多人的兵力，对付敌人十个师近十万人的“围剿”。在葛藤山反击战中，歼灭敌五十四师一六一旅一千多人，活捉敌代理师长兼旅长柳树春。不到半年，红二十八军扩大到三千二百多人，皖西北苏区扩大了一倍以上。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组织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进行反革命“围剿”。同年四月，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会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担任军长。七月，在长岭岗战斗中，他和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起，利用敌人戒备疏忽和处于不利地形等弱点，发扬我军山地战的特长，全歼敌东北军一一五师。十一月，红二十五军根据鄂豫皖省委决定，为准备长征，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前有敌人五个师重重封锁，后有敌人五个支队紧紧尾追，徐海东和吴焕先同志一起，指挥部队突破四道封锁线，在河南光山县斛山寨地区，打破了敌人十个团的袭击，使部队转危为安，为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接着，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进行长征。蒋介石调动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前堵后追，妄图把红二十五军消灭于长征途中。当时，红二十五军只有二千九百八十多人，程子华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他们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战胜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追剿”，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当我军由桐柏山区向伏牛山区挺进的时候，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一个旅和骑兵团的袭击。这是关系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一战，在这紧要关头，吴焕先同志举起大刀，指挥一个连冲上去，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徐海东同志带着一个团赶到，立即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殊死奋战，终于打垮敌人的进攻。就这样，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远离老根据地，过豫西，入陕南，长驱千余里，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转移任务。

一九三五年初，在鄂豫皖省委（后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展开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徐海东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中，鄂豫陕省委根据徐海东同志的建议，采取了“先疲后打”的方针。我军北上商（县）雒（南），南袭荆紫关，把敌军拖得疲备不堪，然后诱敌深入，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一旅，生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粉碎了蒋介石三个月消灭红二十五军的狂妄计划。接着，我军又跨过终南山，威逼西安，彻底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经过五个多月斗争，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革命根据地，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

一九三五年七月，从缴获的报刊上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妄图将我中央红军主力消灭于四川北部。鄂豫陕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徐海东同志在省委会上说：我们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达了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自觉服从革命全局需要的共同心愿。

红二十五军主力西进甘肃，北上陕北，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到达陕北苏区水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立即投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斗争，连战皆捷。先是在劳山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一一○师，打死敌师长贺立中，接着又攻克甘泉县的榆林桥，歼敌一○七师四个营，活捉敌团长高福源，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榆林桥战斗刚结束，传来了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特大喜讯，全军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十一月初，毛泽东同志来到甘泉县道住铺十五军团部，亲切地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等同志，肯定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的作战部署、计划、方针都是对的。

从此以后，徐海东同志就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一些著名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直罗镇战役中，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与第一军团并肩作战，全歼敌军一○九师，击毙敌师长牛元峰。毛主席说，这一仗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页）。一九三六年，毛主席亲自指挥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东征，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我参加了这一行动，目睹了徐海东同志按照毛主席的作战意图，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一直打到山西省太原近郊的晋祠。接着，徐海东等同志又率领十五军团参加了西征战役，与左权、聂荣臻同志率领的左路军相配合，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和进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徐海东同志奉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命令，率部进驻商、雒一线，坚快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的峰嵘岁月里，徐海东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方针，纵横驰骋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一九三七年，我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后来又参加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这一战役，共歼日军四千余人，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奠基的一战。在町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率领两个团，突然向敌军发起进攻，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日军约一千人。一九三八年，他和王震同志一起，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实践毛主席关于开展山地游击战的伟大战略思想，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九年，他又奉命到华中前线，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在周家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天，毙伤日军一百六十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失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在向营以上干部作总结时，突然发病，吐血不止，病倒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对党一颗红心光明磊落，旗帜鲜明，是徐海东同志一贯的政治本色。在党内两种思想、两种路线的斗争中，他能够从党的利益出发，判断是非，坚持原则。邓小平副主席称赞徐海东同志对党是一颗红心。早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就对张国焘先是军事冒险、后是右倾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一九三三年，围绕要不要围攻七里坪的问题，在红二十五军内部展开了一场斗争。七里坪是黄安北部一个重要城镇，也是敌人安在我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据点。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十倍以上，占领着鄂豫皖的全部城镇和大部分农村。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围攻七里坪是红二十五军的“中心任务”。徐海东同志坚决反对，认为当时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一是兵力不足，二是苏区粮食供应困难，这样怎么能围攻敌人呢？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不听徐海东同志的意见，说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围攻的结果，我军不但未能困死敌人，反使自己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徐海东同志再次建议撤围，又被省委一些同志指责为“右倾”，把他赶出会场。七里坪战役失败了，红军受到巨大损失。徐海东同志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队伍搞垮了，领导要负完全责任。”

在肃反问题上，徐海东同志对扩大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鄂豫皖，负责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大搞逼供信，有一次把一个团从政委到排长都打成“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严肃地批评他：“你有什么根据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还几次在即将逮捕处决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保护了一些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在陕北，推行王明路线的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徐海东同志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毛主席到陕北后，经过调查，立即给刘志丹同志平了反，并撤了戴季英的职。直罗镇战役以后，徐海东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情况，说还有许多同志被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要立刻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经过长征，一路上吃了许多苦，现在还当反革命，你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同志向这些同志宣布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感动得热泪直流。毛主席曾高度称赞徐海东同志坚持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徐海东同志立党为公，不谋私利，一贯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从不争个人的兵权。他能上能下，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他搞五湖四海，不搞个人的山头。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他主动要求中央派各级干部加强红十五军团。不论干部来自什么地方，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地关心、爱护和帮助。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徐海东同志这种高尚品德，有切身的体会。他有坚强的全局观念，从不搞本位主义。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供给很困难。有一次毛主席派人向红十五军团借二千五百元钱。徐海东同志立即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那位供给部长说还有七千元。他马上说：“留下两千元，五千元交中央。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并且让部队把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药材、布匹等物品送给一军团，还发动部队给一军团的同志做棉衣。中央供给部的同志们激动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徐海东同志常说：“周总理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要以总理为榜样。”徐海东同志努力学习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的精神。他负伤九次，身患多种疾病，肺大部失去功能，重病三十余年，但是他永葆革命青春，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忘我的精神对待党的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病倒后，仍然坚持看文件，看报纸，还要做工作。同志们劝阻，他还是坚持这样做。江北指挥部向中央报告了徐海东同志的病情，毛主席立即签署了一封二百余字的电报，并亲笔写上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同志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作为勉励自己前进的力量。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一九五八年，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到湖北去参观访问。他到武钢、鄂城看炼钢炼铁，到夏店地区访问当年游击根据地，还在武汉召集老红军、军烈属开联欢会，持续四十多天，致使心脏病发作。一九六○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他召集老同志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与编写的同志一起拟定提纲，并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十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战史编写出来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九天。

徐海东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对同志满腔热忱，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一九四七年，他在大连疗养时，发现由老根据地转移来的一批干部家属生活非常困苦，就主动地帮助她们克服困难，把自己的生活费分给大家用，把自已的警卫员派到张茜同志那里去。他说，党中央一时照顾不过来，我应尽力为党做点工作。就在这时，我因公到大连，曾三次看望他，相见之下，他那种真诚的亲切的同志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建国初期，有的同志刚进城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徐海东同志对此深感不安。每逢有同志去看他，他总是必问三条：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没有贪污？同老婆离婚没有？并语重心长地叮嘱：“不要忘记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不要忘本。要按毛主席讲的办，将革命进行到底。”日久天长，形成了习惯，去看望他的同志一见面就主动向他讲这三条。在北京期间，我同他的接触中，同样感受到他的关怀、鼓励、帮助和教育，至今仍深深地铭记在心中。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对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徐海东同志，无产阶阶的领袖们信任他，关怀他，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尊敬他，爱戴他；而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却仇恨他，迫害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徐海东同志参与所谓“二月兵变”，“黑手伸到全国全军”，“夺总参和军兵种的权”。他们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停发文件，拆除电话，监视徐海东同志的活动，禁止他同外界来往，关起门来整徐海东同志。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他们无中生有地说徐海东同志是“黑后台”，公开抛出了“打倒徐海东”的口号，惨无人道地搞“床头批斗”，几十个人围着卧病在床的徐海东大吵大叫，甚至用拳头顶着他的头逼他承认所谓“罪行”。他们指使一些坏人抄了他的家，把他的两个孩子隔离审查。林彪一伙明明知道，徐海东同志患有心脏病，一天二十四小时离不开氧气，竟丧心病狂地下令中断医疗，停止供氧。徐海东同志用个人的工资买氧气，林彪一伙就冻结存款。徐海东同志的亲属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求“急速解决氧气”，林彪死党恶狠狠地说：“假的！不理！”由于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徐海东同志的嘴唇、指甲憋得发紫，心绞痛发作。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林彪一伙仍然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继续迫害徐海东同志，说徐海东“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给出路”。他们以“战备疏散”为名，强迫徐海东同志离开北京到郑州去，指使他们在河南的死党置徐海东同志于死地。他们让徐海东同志住在寒冷潮湿的屋子里，不仅必需的医药卡了又卡，连粮油、蔬菜也不能保证供应。一次，同住的一位老红军帮助买了五十斤萝卜，竟被加上“同徐海东划不清界限”的罪名受到批斗。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徐海东同志生命垂危时，林彪一伙竟指使其死党，撤掉了特护，不许会诊，不准枪救，致使他病情恶化，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恨逝世。穷凶极恶的林彪一伙还不放过，悍然规定五个“不准”：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送花圈，在骨灰盒上不准覆盖党旗，不准写评价。徐海东同志遗体火化时，他们不准群众送别。老战友发来唁电，他们扣住退回。他们采取这些卑鄙、毒辣的手段，妄图抹煞徐海东同志的光辉形象，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面对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徐海东同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文化大革命初期，徐海东同志就写信向毛主席建议，选接班人一定要选符合五条标准的。趁毛主席和各位老首长健在，要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党的传统、作风传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毛主席亲自培养教育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这封信与林彪“大升一批，大罢一批”的反革命论调针锋相对。林彪一伙就诬蔑徐海东同志写这封信是“逼毛主席交出中央领导权”。一九六六年，林彪伙同江青、陈伯达等人恶毒攻击几位老帅，大反所谓“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时候，徐海东同志气愤地说：“他们为什么对老帅们这么咬牙切齿！

六届六中全会对陈伯达的审查是对的，我现在还怀疑他是特务。“有人造谣说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徐海东同志气愤地说：”放屁！他是恶霸地主兼资本家出身。我两次带人打进林家大湾，他家十多台织布机就是我们亲手分给穷人的。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出身成分。出身不好，只要努力改造世界观，可以背叛本阶级变成革命者；出身好，不注意改造自己，也会变成反革命。“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四人帮“的一个死党诬蔑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让徐海东同志”不要选“。徐海东同志义正严词地驳斥了这种诬蔑。开会回来，徐海东同志说：”从这个会上，可以看出两条路线、两种感情，斗争真复杂啊！“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肉体折磨，徐海东同志不屈服，不动摇，几次向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揭露林彪一伙的罪行。即使在林彪一伙停止供氧、使他遭受疾病严重折磨的情况下，他仍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给孩子们讲战争年代的历史，教育他们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他说：”我要活下去。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毛主席、周总理，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说：”我是林彪害死的。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总有一天会识破他们！“

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徐海东同志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支持。当林彪公开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时，敬爱的叶剑英同志托人传话：“海东同志，我过去对你的看法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不变！”在最困难的时候，王震同志冲破阻力去看望徐海东同志。王震同志斥责那些妄图搜集黑材料的人说：“你们说徐海东是反革命，那我就是反革命！”正当林彪一伙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主席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总理向大会传达毛主席的提议，代表们热烈鼓掌，有些老同志举双手赞成。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总理含泪走过来，亲自给他安排座位，亲手搬来茶几，痰盂放在他面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主席特地转过身向他招手致意。徐海东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事实证明，毛主席对我的看法是一贯的、明确的。我要坚信毛主席，坚信党中央。”一九七五年，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不顾张春桥的反对，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给徐海东同志写了评语，肯定了徐海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和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举行了骨灰移位仪式。粉碎了“四人帮”，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终于重新颠倒过来。事实证明，林彪、“四人帮”强加在徐海东头上的种种罪名，纯属凭空捏造，必须彻底推倒，而他的革命精神和历史功勋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永放光辉。

我们要学习徐海东同志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勇前进！

优秀的将领　战斗的一生　郭述申一我认识徐海东同志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夏，我在陂安南县（即黄陂、黄安两县的南部）当县委书记，海东同志是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八团团长。他因肩部负伤在我们县里休养。我见到他时，臂上还吊着绷带。他性格开朗、乐观，打仗很勇敢，群众中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是很受群众和战士爱戴的一个红军领导干部。因为他住在我们县委机关，见面闲谈中，才知道他出身于几代烧窑工人的家庭，他自己也当过十多年窑工。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他的家乡——黄陂县一带组织游击队，搞武装斗争，以后转战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残酷的斗争环境和武装斗争的实践，把他从一个烧窑工人锻炼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

一九三一年秋，徐向前同志带领部队攻克黄安县城前，海东同志伤好归队，我们就分手了。

二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围剿”总司令。集中主要兵力，妄图首先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占据鄂豫皖党组织和红军主要领导地位的张国焘，被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未能乘胜扩大战果，扩大红军，开辟新区；加之，国民党在日寇节节进攻下准备迁都洛阳，他就主观地认为，红军的力量很大了，国民党军队已经成为“偏师”了；只要红军不停顿地进攻，就能很快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对敌人新的严重围攻，缺乏准备。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以后，他又拒不执行毛泽东同志电报指示的：“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拒绝徐向前等同志的正确意见，致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陷于被动。在红军连战失利后，张国焘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仓惶失措，右倾逃跑。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造成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当时，我在皖西北道区（当时鄂豫皖边区共分鄂东北道区、豫东南道区和皖西北道区三个道区，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任道区委员会书记。当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东向皖西转移时，东线敌人进逼皖西北根据地的中心——麻埠，我被迫带着皖西北地方部队两个团向主力部队靠拢。那时，徐海东同志是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他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同志带领一个团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由于敌人插入，截断了同主力部队的联系。在英山西界岭刘士奇、徐海东同志和我会合了。不久，鄂豫皖中央分局来信指示我们留在湖北、安徽边界坚持斗争，开展工作。组成鄂皖工作委员会，指定我担任书记。我们共同研究，为了坚持斗争，需要树起一面旗帜造成声势，既有利于牵制敌人，又有利于发展工作。决定把这两部分军队合编，成立红军第二十七军，刘士奇同志任军长，我任政治委员，海东同志任七十九师师长，王建南同志任师政治委员。在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整编部队，进行动员，投入战斗。新组建的红二十七军经英山打到安徽的霍山、潜山、太湖、宿松一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跟拦阻和追击的敌人几乎天天打仗，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海东同志率领部队，前面紧张时任前锋，后面紧张时任后卫。活动的地区又多是高山峻岭，给养十分困难，多半靠野菜、南瓜充饥，海东同志累得吐了血。苏区很多群众，也和部队一起行动，人数超过部队好几倍，更增加了粮食的困难，部队的机动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想走也走不快，于是，我们决定往回打，返回苏区，把群众护送回家乡。当部队回到原来苏区的商城南部时，得知六安、霍邱等县内的大部分城镇都被敌人占领了。以后，我们率队到达黄安县的七里坪，才知道张国焘已经把红四方面军主力带到铁路西去了。在七里坪，省委决定红二十七军部队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军长是吴焕先同志，海东同志任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我带着一个特务营又回到皖西。

三一九三三年春，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围攻七里坪。海东同志根据亲身的实战经验，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反对围攻七里坪，并和坚持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他的正确意见仍然没有被采纳。由于敌人兵力众多，实际上七里坪并没有被围困，反而把我军拖得疲备不堪，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实践证明海东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当时，我在皖西带领红八十二师跟敌人打游击，部队有所发展。由于皖西北不是敌人的主攻方向，皖西北的困难情况比鄂东北要稍好些。一九三三年秋，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处境困难，冲破敌人的几层封锁，到达皖西。部队稍事休整和补充一些粮食、给养后，从南溪、葛藤山出发，准备返回鄂东。军长吴焕先同志带领部队前行，副军长徐海东同志带病担任部队后卫，中途被敌三十一师冲断。海东同志指挥部队，摆脱了敌人，又收容了被截断的六个连队，回到皖西对我说：“敌人增修了公路和碉堡，兵力增加了，封锁线一时突不过去，我带的部队就留皖西地区战斗吧！”经皖西北道区委员会决定，将皖西北的地方部队和海东同志带来的部队合编，成立红二十八军。海东同志任军长，我兼任政治委员。不久，我生了一场大病。我病倒了，皖西北地区党、政、军的工作，都由海东同志主持，他干得很出色。

一九三三年冬，敌人又增加了兵力，向皖西北苏区进攻。由于敌人反复“围剿”，实行“三光”政策，苏区的粮食被抢走了，房屋烧光了，大批革命群众遭到屠杀。但是，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宁死不屈，坚持斗争，尽全力支援红军。在根据地日益缩小，人民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红军的供应，只有向敌占区发展，在打击敌人的过程中解决。我和海东同志都认为：人吃饱了才能打仗。要坚持下去，就得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保证战士、干部的健康，还要接济根据地的群众。于是，海东同志带上部队，到六安、霍邱一带打游击，打了很多胜仗，俘虏了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夺取武器，装备了自己，同时，打了那一带的豪绅地主，把得到的粮食、布匹背回苏区。群众生活得到救济，部队的给养得到补充，这样就保证了红二十八军旺盛的战斗力。

当时，我病得很厉害，海东同志怕把我留在地方上养病出危险，就选身强力壮的同志组成担架队抬着我行军。敌人天天“扫荡”，部队作战频繁，担架队的同志甚至在风雨交加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爬山越岭抬着我跟着部队行动。苏区被敌人烧得没有一爿完整的房屋。宿营时，把我的担架靠在尚未倒塌的墙壁旁边，还要搭个席棚子挡风。我怕影响部队的行动，几次要求把我留下来，海东同志坚决不肯。我病得那样重，又是在那样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如果没有象海东同志这样的战友，这样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会遇到不可想象的遭遇。海东同志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干部对战士也都很关心爱护。因此，环境再艰苦，再困难，干部和战士始终保持着团结友爱的精神和饱满的战斗情绪，这是和海东同志优良作风的影响分不开的。

四一九三四年初夏，红二十五军从鄂东北来到皖西北，在商城县豹子岩，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担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海东和焕先同志指挥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皖苏区，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抗击敌人十四个师四个独立旅共八十余个团的兵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地红军的行动，红二十五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了很多出色的胜仗。两军合编以后就远程奔袭敌五十四师后方罗田县城，奇袭安徽重镇太湖县城，缴获大批银元、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在灵隐寨激战两昼夜，挫败了敌追击的三个师；在长岭岗全歼敌一一五师；在大柳树战斗中歼敌一○七师两个团和驻汤池的工兵营；在光山县斛山寨地区，打破敌人十个团的围击，歼敌四千余人。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等同志对于我们党坚持鄂豫皖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对于巩固和壮大红军都是有很大功绩的。

在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的时候，省委的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他指责我“肃反不坚决”。他仅仅根据一个副营长被逼出的口供，就认定皖西北道区指挥部司令员吴宝才同志和道区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同志是“反革命”。我和海东同志坚决反对。我和省委代表发生激烈争论。我说：吴宝才和江求顺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好同志，怎么能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定他俩是反革命呢？他说：你肃反不坚决，严重右倾。省委听信他的片面反映，撤销了我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的职务。最后，吴宝才和江求顺同志还是含冤被杀害了。

我被撤职后，在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了一段时间的宣传科长。陶家河战斗以后，程子华同志带来了党中央的信，指示红二十五军向豫陕边界伏牛山脉方向转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当时，军长是程子华同志，政委是吴焕先同志，徐海东同志改任副军长。在长征过程中，他同焕先、子华同志领导部队指挥作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独树镇战斗时，我刚刚调到二二四团当政治处主任。团长张绍东临阵怯战，带着部队往后退。吴焕先同志发现以后，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带着部队冲了上去，顶住了敌人。后来我才知道，就在这次战斗以后，部队在独树镇附近宿营时，省委的一个同志对徐海东等同志说：郭述申是反革命，他要对独树镇战斗时部队后退负责，应该干掉他。徐海东同志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同他争辩说：“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那就散伙吧！”由于海东同志的坚决反对，我的生命才得以保全。可是当天晚上，还是把原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政治委员王建南同志和原少共皖西北道区委员会书记雷金相同志杀害了。

海东同志在围攻七里坪问题的原则争论上和在反对诬陷我的问题上，都表现了他与错误的东西作斗争时，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海东同志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尤其在当时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残酷斗争、动辄杀人的情况下，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五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鄂豫陕省委在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战斗以后，召开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部队转战于雒南、雒西、卢氏、兰田之间，在华阳镇地区，伏击敌警二旅。歼灭这个旅大部，击伤敌旅长张飞生；葛牌镇战斗全歼敌警三旅。以后又采取外线作战，奇袭荆紫关，打乱了敌人“围剿的”全盘部署，创造战机，在袁家沟口战斗中全歼敌警备一旅，生俘旅长唐嗣桐。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出终南山，前锋抵达西安以南二十余里的韦曲、引架回、杜曲和子午镇，震动了西安敌巢。军部从党的交通员石健民同志送来的情报和缴获的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已经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并有准备北上之势。这一喜讯，鼓舞了全军指战员。鄂豫陕省委在西安西南的袁家庄（佛坪）开会，正式决定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针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绕到胡宗南后方作战，牵制敌人，按照酝酿成熟的意见，伺机北上，同陕北红军会合。同时，会议还决定留郑位三、陈先瑞同志在陕南，将各路游击师、游击大队和红二十五军伤病员合编为七十四师，陈先瑞同志任师长，郑位三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师政治委员，在特委领导下，继续坚持豫陕地区的斗争。

会后，红二十五军向西运动，一直打到天水附近，截断了西安到兰州的公路。在泾川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消灭国民党马开基一个团。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不幸光荣牺牲。全军上下，极为沉痛，决心继承焕先同志遗志，继续奋斗。

红二十五军深入敌人后方的这一战略行动，调动敌军分兵同我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以后，红二十五军挥师北进，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在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会合后，陕甘省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组成后，立即南下，投入战斗。在延川以南的劳山地区，歼敌一一○师大部，击毙敌师长何立中；乘胜攻克榆林桥，全歼守敌一○七师一个加强团。这次战斗胜利后，得到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消息，全军振奋。不久，毛主席来到十五军团司令部驻地——甘泉县道佐铺亲切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同志。我当时也在场。海东、子华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三次反“围剿”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合编为十五军团的情况。毛主席说：你们在陕北的作战方针、计划和部署都是对的。毛主席还问及十五军团下一步怎样打法。海东同志说：十五军团准备南下作战。毛主席同意了军团的作战部署。

在欢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庆祝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的大会上，毛主席讲了话。他深刻地总结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他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在这次庆祝会师大会上，肖华同志和我分别代表两个军团的指战员也讲了话。

会师后，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同志召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两个军团的干部开会，研究作战计划。毛主席说：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三次“围剿”，现在要消灭直罗镇方面的敌人。为了进攻直罗镇必须先拿下张村驿。打下张村驿，使苏区联成一片，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道路。集中两个军团的力量消灭由西向我进犯的敌人。毛主席还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军队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发展到哪里。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会上决定拿下张村驿的任务由海东同志担负。部署完作战任务，毛主席又找海东同志和我谈话。毛主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们粮食筹备得怎样？怎么运送？”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海东同志指派韩先楚同志率部打下东村、张村驿两个寨子后，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指挥两个军团对直罗镇守敌发起进攻，歼敌一○九师全部和一○六师一个团。打下了直罗镇，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九三六年二月，毛主席亲自率领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开始东征，准备对日作战。当时红一军团由聂荣臻同志等率领从清水关一带渡过黄河；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等率领从舍峪里一带渡过黄河。两军团胜利渡河以后，在兑九峪战斗前，徐海东等同志到黄河东岸毛主席的住地（离敌人只有三十多里）去领受任务。毛主席指示：先集中两个兵团的力量打阎锡山，战斗后两路分兵“各撒一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红军，征集物资为抗日作战准备力量。红十五军团在兑九峪战斗后，经汾阳、文水、交城等地，一直打到太原附近的晋祠，沿途歼灭不少放军，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但是，我党我军东征抗日的行动，却遭到国民党的破坏。蒋介石调集了十个师的兵力进入山西，拦阻红军北上抗日的去路。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东征部队回师河西。部队返回后，我就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又和海东同志分开了。

六抗日战争初期，红军改编后，海东同志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一九三九年他调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那时，我在五支队任政委，所以在淮南地区又和海东同志一道工作了。当时四支队在津浦路西，五支队在津浦路东，两个支队互相配合，抗击敌、伪、顽军，打了许多胜仗，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年后，海东同志积劳成疾，卧病不起。我要去延安开会，行前到他那里告别。到一九四九年秋，相隔九年以后，我调到旅大工作时又和在大连养病的海东同志重新见面了。海东同志爽朗的性格，乐观的精神，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战斗时一样。他以顽强的精神同疾病作斗争，几次生命濒于垂危，但他镇定自若，不为亲友的担心忧虑所打扰，仍保持乐观的情绪。他长期卧床不起，却很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虽在病中却始终保持和干部战士的联系，有信必答，来访必谈，不愧为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共产党员。象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冤死去。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个忠勇刚毅的战士，我失去了一个久共患难的战友，感到十分悲痛！

我和海东同志几十年共事，在长期接触中，感到他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的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对党忠心耿耿。对群众、对战士、对同志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能够和战士同呼吸共命运的优秀指挥员。他从实践中学习和深刻领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把自已的生死置之度外，使敌人闻风丧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立下了功勋。

徐海东同志战斗的一生，是一个无产阶级坚强战士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他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和毛泽东　李黎明1935年9 月，一支红军长征队伍，走过豹子川，翻越永宁山，到达陕北苏区，这，就是徐海东和他率领下的红二十五军。

徐海东和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合后，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10月19日，党中央进驻吴起镇。

徐海东高兴万分。这天下午，一封由毛泽东、彭德怀签名的信，送到十五军团部。一时，人们高兴地呼叫起来：“中央来信了！”

“来信了……”

徐海东、程子华和军团部的人，传看着这封热情洋溢的信。

徐海东和同志们看着这封信，感到亲切、温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不见朱德签名，然而，毛泽东、彭德怀来了，这就说明中央红军到了。

“打胜伏迎接中央！”

“打胜伏庆祝会师！”

这一个个发自内心的口号，在红十五军团中回荡。

这天中午，他正领导部队南下清扫民团，准备攻打张村驿。突然，从军团部后方跑来几匹快马。原来是军团政委程子华派人送信来了。信上说：“今日下午，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领导同志将来到军团部，望速回……”

徐海东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张村驿。马夫未等军团长发话，已把徐海东的白马牵了过来。徐海东跃身上马，那白马一声长嘶，四蹄生风，飞奔起来。

一年多来，他和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转战在河南、陕南和甘肃地区，到入打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当时，部队没有电台，没法联络。他们只在一张《大公报》上看到过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的消息。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徐海东立下誓言：积极牵制敌人，保证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北上，就是我们3000多人全部牺牲，也是值得的。

他们积极作战，一直打到西安城附近。此后，又西进甘肃，北渡渭水，在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两侧转战。天天盼，夜夜想，也没能得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消息。如今，他们盼望已久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终于来到了陕北苏区。

徐海东心急火燎，一心想快点赶到驻地迎接党中央和毛泽东。大白马四蹄奔腾，徐海东还在加鞭，把身后的骑兵通讯员抛得越来越远。

从前线到军团部驻地，相距135 里，中间要翻两座山，他们只用了３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徐海东进村下马。

在屋里刚洗了把脸，毛泽东同志就来了。随同前来的还有彭德怀、贾拓夫、李一氓同志，徐海东一个也不认识。程子华以前在中央红军工作过，他们互相认识，正要作介绍，毛泽东同志已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说：“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

徐海东这才认定，这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秀的人，就是毛泽东，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说：“还是毛主席辛苦！”

交谈中，徐海东才知道，朱德总司令、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和第四方面军至今仍在长征途中。在这初冬的天气，徐海东从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单薄的衣着和他们瘦弱的身体上，可以看出中央的同志和中央红军这一路太辛苦了。

早在大别山区，徐海东就听说，井冈山那边有朱德和毛泽东。后来，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主席的名字更使他敬仰。如今见到毛泽东，他有好多话要说。

毛泽东和彭德怀关心着当时的战局，他们取出军用地图，一边看，一边听徐海东汇报当前敌情。

徐海东从谈话中得知，毛泽东同志这次来，是关心的是如何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他详细地问着敌情、我情，分析着新的动向，最后又问：“你们说这第三次，‘围剿’能粉碎吗？”

“能，完全可以粉碎。”徐海东说。

初次相见，徐海东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朴实、爽朗的性格，使毛泽东、彭德怀对他一见如故。毛泽东称赞徐海东率领的红军作战好，纪律也好。徐海东向毛泽东说：“我从小读书少，是个粗人。”

毛泽东笑着说：“革命不是绣花，粗人会打仗啊！”

彭德怀说：“我们都是粗人嘛！”

警卫人员端上饭来，大家蹲坐在炕上，边吃边聊。用完饭，谈完事，毛泽东和彭德怀起身要回中央驻地，毛泽东说：“先照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攻下来，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徐海东说：“党中央来了，一切都好了，我这就回前方去。”

“你们有没有电台？”毛泽东问。

“没有。”徐海东摇摇头。这些年，他们和党中央失去联络，就是因为缺少一部电台。不要说电台，就是连电话都没有。“我们要有电台，早就和中央联系上了！”

毛泽东像是早已想好似地，说：“给你一部电台，好随时联络。”

徐海东笑着说：“我不会用啊！”

毛泽东听着笑了，摇着手说：“不要你自己动手嘛，给你们报务员，要发报，你和他们说一下，他们会使用。”

徐海东嘿嘿地笑了。这个窑匠出身的粗人，打了这些年的仗，连部电话都没有，党中央一来，给配备电台了，他打心眼里笑了。

夜色漆黑，徐海东一路上想着和毛泽东的谈话，感到浑身是劲。路，还是他来时走的那条路，此时感到平坦多了，山，还是他来时翻过的山，也感到低矮多了，奔驰的大白马，像一颗流星，穿过树林，飞上山岗，把警卫员、通讯员甩在后头，徐海东想快点回到部队，把见到毛泽东和彭副司令员的事告诉前线的同志们。

在张村驿方向的部队，正积极准备攻击。半夜１２点，徐海东回来了，他连夜召开干部会，传达毛泽东、彭德怀同志的指示，最后大声宣布：“马上发起攻击，一定要打胜它！”

第二天拂晓部队攻占了张村驿。战斗结束，毛泽东派给徐海东的电台人员来到了指挥所，他们架好了天线，支起手摇马达，台长向徐海东请示说：“军团长，要发电报吗？”

徐海东看着那一副陈旧而又简单的手摇马达，好像不相信它的作用似的，笑着问了一问：“你那玩艺好用吗？”

“好用，好用。”台长说着，让人摇了摇马达，起动后，把耳机递给徐海东，要他试试。“要听！”

徐海东坐下来，套上耳机，听到一阵清脆、悦耳的嘀嘀哒哒的声音。从来没有使用过电台的指挥员徐海东像孩子似地笑了！

“向中央发电报，向毛主席、彭副司令员报告，张村驿打下来了！”

随着一阵嘀嘀哒哒的响声，攻下张村驿的占报发出了。

这是徐海东向中央发的第一份电报。

党中央、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群众高兴，红军欢庆，国民党反动派却极度惊慌。蒋介石急令５个师的部队，加紧向陕北苏区围攻。东路一个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西路４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副鄜县方向进剿。

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等一军团、三军团、十五军团的许多领导都到了会。看来党中央早已有了设想，会议很快就决定了一个战役部署：在直罗镇一带，打一个大的歼灭战，以求彻底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攻。

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说：“战场就选定在直罗镇一带，打一个大的歼灭战，具体的战斗部署，看了地形之后，你们决定吧！”说着，他看了看彭德怀。

彭德怀司令员说了声：“好！”又对徐海东说，“明早我们在张村驿集合。”

会议很干脆，就这么简单、明快。徐海东骑上马，一路往回走，一路想，今天这个会，是他这些年以来，参加的干部会议中最满意的一次。会上认识了许多同志，无意中学习了会议的民主精神和集中的原则。他联想起从前一些会，往往是好半天决定不了一个问题。有时虽决定很快，但事后证明决定错了。他又想到他主持过的一些会议，深深感到党中央的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能力、水平之高。

第二天一早，徐海东带领团以上干部，飞驰３０多里，来到了直罗镇西南的一座山下。彭德怀和中央红军的指挥员，已经先一步上山了。徐海东跟着登上山头，大家一边观察，一边议论只是彭德怀副司令员严肃地绷着脸，不多说话。当他们走到一座石块堆砌的小围寨前时，彭德怀停住了，看了一会，走近徐海东跟前，指着小寨说：“敌人可能会占它！”

“这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固守据点。”徐海东说。

有人立即提议：“最好能把它拆了。”

徐海东随即将这一任务交给了身边的一位团长。

经过现场察看，一个巧妙的战斗部署形成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然后两面突击，歼灭它！

３天之后，敌一○九师师长朱元峰带领一师人，在６架飞机的掩护下，开进了直罗镇。朱元峰一心想追打红军，根本就没有想到，毛泽东已在这里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

晚上，徐海东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率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急速前进，此时，中央红军正从北向南开进。

拂晓，两路红军乌黑了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等都亲临前线。总指挥部就设在镇北的一个山坡上。攻击开始，毛泽东又一道命令：“要的是歼灭战！”

徐海东亲自指挥一个团，攻进直罗镇。他估计要在这里打一场恶战，连大衣都扔掉了。不料，战斗进展十分顺利，激战了两个小时，朱元峰一师人大部被歼，剩下的一部分逃跑了，一部分占领了那个被徐海东派人拆毁的寨子。

红军一占领直罗镇，枪炮声就渐渐稀疏下来。敌一○九师师长朱元峰，蹲在小寨的残址内，发电呼救，固守待援。

红军包围小寨子后，敌我双方展开了枪战。红军想攻不能靠近，白军想逃逃不掉。徐海东在望远镜里看到那石头砌的寨子，想起战前看地形时，彭德怀说的话，只怨派部队来拆的时候，自己没亲自督促检查。瞧，这四周的石头墙拆的不彻底不说，石头又放在附近，敌人又把它垒起来了。他看看离天黑还早，便决定沿着一条沟进攻。为了掩护突击队，他组织了６挺机枪。就在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来到前沿。

周恩来拿起望远镜看了一会，说：“敌人不少呢！”

徐海东向周副主席报告了准备进攻的路线，说：“我们一定要把小寨子拿下来。”

周副主席看到寨子地形险要，为避免较大的伤亡，就对徐海东说：“我看还是先围着它，晚上再进攻吧！”

徐海东担心等到晚上敌人的援兵传真圳来，便说：“我看还是早攻下它好，万一敌人一○六师赶上来，那还是个麻烦呢！”

周副主席胸有成竹地摇摇头，告诉徐海东，一○六师已经被我们堵住了，我们的阴击部队在黑水寺消灭了它一个多团。

徐海东这才略略放下心来，他命令部队只围不攻。自己从俘虏嘴里证实，朱元峰确实躲在小寨子里，徐海东心想，等天黑非捉住他不可。

夜幕刚刚降临，徐海东就组织部队，发起了攻击，寨子里的残兵败将，不等红军攻上去，就突围向西逃跑。徐海东看到没有抓到敌师长，急令七十五师师长和政委：“你们快追，一定要把朱元峰给我抓住！”

“我们一定把他抓回来！抓不到活的，也抬个死的回来。”师长坚决地说。随后率部队朝敌人猛扑上去。

半夜，徐海东接到报告说，他们追到直罗镇以西的山上，把朱元峰击毙了。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陕北的直罗镇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指挥的一次著名的战役。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歼灭了国民党一○九师和一○六师的一个团。徐海东曾在回忆录《奠基礼》中，详尽地记述了这个战役的全过程，并以真挚的感情，叙述了他和毛泽东的会见和谈话：……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携带着胜利品，押着俘虏，撤离了战场。晚上，当我们路过毛主席住的村庄时，只见主席住的窑洞里还亮着灯。这几天，主席够辛苦了，天这么晚了，怎么主席还点着灯呢？

我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走到主席住的窑洞口，问门口的警卫员：“主席还没有睡吗？”“主席晚上是不睡的！”警卫员说着，把我引进门去。

主席披着件旧蓝大衣，点着盏油灯，正精神奕奕地工作着。桌上放着那张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可以看出，主席又在考虑新的行动，策划新的战役了。

主席放下手里的铅笔，亲切地伸出大而有力的手，微笑着说：“辛苦了！”

我说：“天这么晚了，主席还没休息？" 主席说：”这样习惯了。怎么样，部队都撤下来了？“

主席简要地讲了这次胜利的意义，当前的敌人动向，然后，关切地询问着部队的伤亡情况和伤员的安置。最后嘱咐要好好组织部队休息，让战士们都洗洗脚。主席对战士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具体细致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从主席的窑洞里走出来，夜已经很深了，走了老远，回头望去，主席窑洞里的那盏灯仍然亮着……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徐海东常常跟毛泽东一起死行军，一起开会，一个桌子上吃小米、山药蛋。一次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亲切地问到徐海东的亲人、家庭，徐海东告诉毛泽东，他家是７代窑工，母亲为他受过许多苦，他十分怀念母亲。他说：“只是为革命尽忠，不能尽孝呀！”

毛泽东说：“你是一个好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孝子！”

徐海东还告诉毛泽东，在长征时，他和一位名叫周东屏的女同志结了婚，她是原红二十五军中仅有的７个女战士之一。

毛泽东说：“要多关心爱护长征过来的女同志，她们一路走下来，就很了不起。”

徐海东说：“周东屏和我一样，从小受苦，没念过书，也是个‘粗’人。”

毛泽东笑了，站起身来踱了几步，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粗人’的革命，工人、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起来，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都变成‘细人’！”

徐海东很喜欢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他觉得毛泽东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架子，不摆领导人的威风，说话随和，生活上也不讲究，真是看不出和‘粗人’有什么不同。有天晚上，天气十分寒冷，毛泽东和彭德怀、徐海东坐在炕上谈事情，警卫员看见首长们都缩着身子，就用柴禾烧起炕来。哪知彭德怀同志最怕热，不一会就喊到：“莫烧了，莫烧了！”毛泽东却高兴地说：“烧　！烧　！”半夜，炕上的席子突然有一块烧着了，彭德怀一边扑着火，一边笑骂着：“烧　，烧　，把老子都烧焦了！”毛泽东这时仍笑着向警卫员叫：“烧　！烧　！……”

这是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刚见面时，徐海东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些人还有点生疏，但这种生疏感很快就消失了。后来，徐海东派人到中央红军去学习，要求中央给他派干部。他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棉衣都破旧了，就叫供给部做好了衣服给他们送去，见他们一个个面庞消瘦，想到供给部在陕南打土豪缴得有银耳，他就叫人包上几包送去。他这个“粗人”，“细”起来，连中央领导人每个人身材多高，棉衣尺码多大，也都一一记在心上。

１１月３０日上午，红军召开了一个干部大会。会场就在东村一间大窑洞里。毛泽东穿上红十五军团供给部送去的新棉衣，精神抖擞地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红军一军团与十五军团的会合与团结，是直罗镇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攻，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举行了奠基礼。他在报告最后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正进工入华北，妄图吞并全中国；国民党正在南主洋召开卖国大会。我们的胜利，告诉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许它灭亡中国；我们的胜利也告诉了国民党，我们不允许他们卖国。红军要和全国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句句激动着徐海东的心。他和每个到会的人一样，欢欣鼓舞。

徐海东从一个“泥巴人”到一个革命军人，从一个普通士兵到高级指挥员，经过许多波折，他认为１９３５年冬，来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身旁，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他曾经这样说过：回顾进入陕北以后这一时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在这以前，我和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在党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下，经历过失败和挫折，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貌岸然路，终于找到了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走到了陕北，走向毛主席身边以后，许多问题，使我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跟毛主席一路行军、一块住，他的思想、言行，以身作则的伟大榜样，科学的工作方法等等，都给自己很深的影响……

谁听说过，毛泽东向别人借钱和事。

这不是传说，也不是编的故事，毛泽东确实派人找徐海东借过钱，而且是一大笔钱。

陕北高原的冬季，寒风卷着黄沙，日夜扑打着红军窑洞的窗门。一场初雪飘过，天气骤然变冷，红军战士面临着一个难熬的严冬。

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几个领导人，多次交换意见，要供给部清查家底，想方设法要给部队添些衣服、棉絮，买些山药蛋，使战士们过个温饱的冬天。后勤部的干部也四处奔走，虽然军团部领导人多次发话，要供给部拨些钱给各团，但供给部总是迟迟不发。一天晚上，徐海东带着几分气，走进了供给部的窑洞。一名管帐的干部，正拨弄着算盘。他看见军团长满脸不高兴地走来，忙放下算盘说：“我们正算帐，准备分些钱下去，让各团买几只羊，给连队改善一下伙食。”

徐海东听后气消了，说：“这就对了，冬天要多吃点肉，你给我说老实话，你们到底还有多少现洋？" ”７０００块，“管帐的干部说，”还有些零头。“

徐海东笑了：“嗒嗒怪不得有人骂你们是‘守财奴’，你们还真是个财神爷呢，攥着这么多现大洋。松松手，拨给下边一些嘛！往后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拿来再补给你们哟！”

那管钱的干部叹了口气，说：“首长，不管钱不知管钱难。都骂我们供给部是‘守财奴’，让他们骂去吧。反正该用的用，不该用的一个子不给，让他们骂好喽。供给部就是挨骂的差使！”说着又拨着算盘珠给军团长听：添冬装要多少钱，买药要多少钱，还要买盐、买油，噜嗦了一阵，最后说：“要是再有三、五千块，这个冬天就好过了。”徐海东很少过问钱的事，但是他很喜欢这样忠于职守、认真负责的干部。

徐海东回到军团部，值班参谋报告说：“来了位中央红军的首长，等你好一会儿了。”

“是哪位？”

“不认识，说是姓杨。”

“有什么事吗？" ”没说，只说要见你。“

自从红军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徐海东像游子见到了母亲似的，对中央的首长、喘红军的领导特别亲，今天听说中央红军的人来了，急忙请进。

和来人一见面，徐海东立刻认出是中央红军的杨至成同志。两人握手寒暄，坐到炕上。徐海东不喝酒，不抽烟，倒爱喝茶。每逢来了客人，便叫警卫员：“小鬼，泡点茶！”

“不用啦，我马上要回去的。”杨至成客气地说。

杨至成是红军的一位名将，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他经管红军的后勤工作，凡是吃、穿、用方面的事，都由他负责。中央红军进驻陕北，身上穿的衣服既单薄又破旧，远不如红十五军团穿着。

趁警卫员烧水泡茶的工夫，杨至成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到徐海东面前说：“我是为这事来的。”

徐海东一看纸条，是毛泽东签的名，上面写的是要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元钱。

“唉，这怎么说呢！”徐海东顿时红了脸。

“你们转战一年多，一定也是困难的。”杨至成看了看徐海东的脸色，又说，“你不要为难，要是……”

“你想到哪里去了。”徐海东说，“我们有钱……”他本想说，他们早该想到中央的困难，主动送上一些钱去，现在反倒由毛泽东打条子来借钱，他感到很很为情。

“等我们筹到款子，还是要还你们的，现在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实在难些。”杨至成接着又说。

“唉，你说到哪里去了！”徐海东不好意思地回答。

杨至成讲的是老实话，按照红军规定的制度，哪个部队的钱财，归哪个部队所有，由哪个部队使用，决不允许“共产”，何况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都刚结束长征，一样缺钱，一样困难。

客人没等泡上茶就要走，徐海东送到窑洞外，转身回来时，见警卫员站在那里傻笑，便说：“笑啥，鬼东西！”

“首长，你不要老叫‘泡茶泡茶’的，你不知道，从陕南带来的那点茶叶，前几天就喝完了，今天那位首长要不是走得快……”

“算啦，想办法再买一点嘛。”

“哪里买去，这穷窝窝，山上不长树，不种茶，不像我们的大别山出产的东西多，有茶买。再说，供给部的‘守财奴’一个子儿也不肯给啊！”

“像个老太婆，叨叨没完。”徐海东说着挥挥手，“去把供给部长找来。”

“供给部的查部长不在。”“政委呢？”“程政委也不在。”

徐海东坐在炕上沉思：中央机关若不是缺吃少穿，毛泽东哪能写条子向下级借钱啊，他越想，心里越是不能安宁，便抬脚出了窑洞。

天上星星闪烁，地上冷风刺骨。徐海东从小冻惯了，不怕冷。

他思量着走进花给部的窑洞，一个干部正扒拉着算盘，徐海东打断他说：“等查部长回来，对他说，我要你俩们拿五千块钱送给中央。”

“什么？”那干部一下愣住了。看徐海东认真的样子，他知道这不是说着玩的。这7000元钱，是供给部在长征路上好不容易节省下来的，不知有多少人骂他们“守财奴”，他们也硬着头皮听着。不该花的钱，他们一块钱都不肯开销。查部长更是一个铜板都要攥出汗来的人，现在，军团长一开口就要送出去5000元钱，这不是要倾家荡产吗！这比割了身上的肉还心疼。那干部忍不住地说：“我们只有这上噗钱，今年冬天还不好过呢，我们自己还想要再有三、五千元才好过呢。”

徐海东瞪着大眼看着那干部，他说的话是不错，可是，毛泽东来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更困难。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中央啊！

夜深了，徐海东刚上炕，被窝还没有暖热，只听得一声报告，供给部部长查国祯进了窑洞。他还不满30岁，却像个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上身穿一件打补丁的棉袄，下身的单裤显得十分宽大，脚上套着用布条打的草鞋。

“首长，听说你找我？”查部长说。

“是啊，向你要钱啊！”

“我听说了。”

“那好，把那七千块钱留下两千，拿五千给中央。”徐海东不等查部长回话，又说，“我知道你思想不通，通不通，三分钟。我和程政委、刘副军团长都说好了，明天就给中央送钱去。我再说一句，你对中央不能做‘守财奴’！”

查部长坐在炕沿上，没有言语，他这个人，平时说话很少，遇上难办的事情，也是默默地自己思量。别人说他是“守财奴”，他既高兴，又不高兴，干后勤这一行，就是要会“守财”。大手大脚不能“理财”，吃了今天不顾明天，那是浪荡公子思想。不过该用的钱不用，抱着那几个钱不放，那才真成了钱的奴才！眼下查部长正需要花一大笔钱支付部队伤病员过冬的经费，可是，中央红军老大哥更需要钱啊，军团首长决定了的事，他当然不该反对。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啊！

“怎么样，你这个‘守财奴’，真的舍不得啊！”徐海东躺在被窝里半开玩笑说。

“首长啊，跟你这些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啊！”查部长急了眼，委屈地说，“我们在陕南的时候，天天想中央，盼中央。你和吴政委当时都说，我们哪怕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迎接中央的到来。现在送几千元钱，这算得了什么，我决不当‘守财奴’。”

“不过，你也不要愁。”徐海东说着，和查部长一起商量着怎样用手头剩下的两千多块钱度过寒冬。

第二天，供给部派人把5000块钱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杨至成高兴得很，说：“这下可救了急了！”

在当时红军钱财困难的情况下，一路红军给另一路红军送几千块钱，这使许多同志深为感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都把这5000块钱，看作是雪里送炭。

“多谢你！”一天，彭德怀副怀念员见到徐海东，握着他的手说。

徐海东愕然，问：“谢我什么？”

彭德怀笑着说：“感谢你这位财神爷……”

“彭副司令员，不要客气了。”徐海东说，“中央来了，我们只想多拿出一些东西，可就是穷啊！”

“是啊，我们都是穷光蛋嘛！”彭德怀笑出了声。

很多人不知道毛泽东亲自写条子借钱这桩事。毛泽东却一直记着它，好多年之后，他还说“那时候，多亏了那五千元钱啊！”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革命形势一天天好转，“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苏区混乱、危险的局面很快扭转。党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正确处理刘志丹同志的冤案，给了徐海东以鼓舞，他要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

一天，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过后，人们散去，徐海东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肃反的情况，特别是还有300 多人仍然在受冤枉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徐海东汇报后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上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后来，徐海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给这300 多人统统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他们的党、团关系。得到平反的人全都哭了，徐海东自己也掉了泪。

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一部与红一军团并肩战斗，夺取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12月7 日，徐海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徐海东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7年8 月，随军开赴前线，在朱德、彭德怀领导下对日寇作战。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徐海东带六八七团，从左翼展开突击，打到天黑，配合兄弟部队，一举歼灭了日寇一个师团，这一仗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平型关战斗后，徐海东率领三四四旅仍日夜转战，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等战斗。12月，根据党的批示徐海东再次率领部队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1938年6 月，徐海东指挥町店战斗，歼灭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一个联队，毙伤日军近千人，并击退增援之敌。他从这一年春天开始直到8 月间，劳累过度，一直吐血，最扌病倒在华北战场上，中央命人送徐海东回延安休养。

徐海东心里难过极了，他抱着病，走了一个营，又走另一个连，几乎走遍了全旅的连队。一一告别之后，他带着难分难舍的心情，离开了华北前线。一路上，他很少说话，默默地坐在马背上。直到渡过黄河，又看见了延安的宝塔山，他的面容才舒展起来。见到了毛泽东，他的头一句话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给我的任务！”

毛泽东笑着说：“怎么才叫完成任务？”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那还早呢！”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内战打了十年，这抗战，我们也准备打它十年八年！”

徐海东来到医院。也许是习惯了下命令，他下命令似地向医生说：“要快把我的病治好！”

1938年10月，寒冬即将来临。西北高原的延安，还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抗日救国的歌声，在延河边时起时伏，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徐海东每天早早起床，去参加大会，徐海东是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的。

这天，毛泽东主席作报告，毛泽东讲爱国主义、讲国际主义、讲共产党员要做模范，还讲了政策、团结、纪律、民主等问题，句句打动人心。

会场里，时而寂静无声，时而爆发出笑声和掌声。会议休息时，徐海东随着大家一起到室外呼吸点鹇空气。小院里，人们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别看都是些大人物，凑到一起，也像小学生一样，气氛十分欢快。，你抢我的烟，我掏他的包，看看有没有钱，有了就买糖吃。徐海东看见毛泽东和贺龙在一起有说有笑，便凑了过来。恰好正听到毛泽东叫他：“海东，一块走嘛！”

贺龙也说：“走，到外面散会儿步去！”

三人肩并肩地往前走。

“我国有三部小说，要好好看咧！”毛泽东说。

“什么小说？”贺龙问。

“《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毛泽东掰着手指头号说，“你们都看过？”

贺龙不出声，徐海东没有答话。

“谁要不看完这三部书，不算个中国人！”毛泽东说。

贺龙一听，急了眼，跳着说：“没看过，没看过！反正，我不是外国人！”

贺龙的出身和徐海东差不多。他家庭贫寒，小时候学种田、学裁缝，没有多少学文化的机会。干革命了，只顾带兵打仗，书读得不多。

毛泽东转过脸去问徐海东：“海东，你看那三部小说没有？" 徐海东只好摇摇头。他小时候上过三年半私塾，念过”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读过”人之初性本善“，后来当窑工，再就是行军打仗，哪有时间看小说呢！不过，他听过说书人讲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诸葛亮”火烧曹营“，还有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宋江、武松的故事。这些都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书里的事。只是不知道那〈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林黛玉，也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三国〉、〈水浒〉都知道一点。”徐海东回答毛泽东的问话，“书没看过，听过故事。”

“那，你算半个中国人！”毛泽东笑着说。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手指是着徐海东，那神色好像说：看呐，你是半个中国人！

他们说笑着轻松了一阵，继续进会场开会了。

毛泽东说的本是玩笑话，徐海东却真记在心里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徐海东有机会经常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见面，一起开会议事，谈天说地。他觉得毛泽东他们读书真多，知识真渊博。说到的古今中外许多事情，自己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自己真是学识太浅了，许多事情往往一知半解，比起毛泽东告示中央领导同志，真好似“半个中国人”。他暗暗下决心，要抽出时间读读那三部小说。

徐海东向毛泽东要求重返前线，毛泽东摇摇手，拒绝了，只叮嘱他好好养病。徐海东联想起毛泽东曾特地批了５０元钱，给他啬营养，深感毛泽东同志对他的翔。他想，上前线不批准，该争取多读点书。就又向毛泽东提出是浊可以进学校学习学习。毛泽东当即答应了。

徐海东就这样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校。他像一个饥饿的人需要粮食那样，发奋读书，汲取营养。他早起晚睡，全部精力都用在书本上。他一字一句地新闻记者着〈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文化水平低，碰到不懂的地方，就端着书本到处问。星期天放假，回到自己住的窑洞里，吃罢饭，还和妻子周东屏一起读书。

王码，毛泽东来学院讲课，听课的学员递上一个条子，要求毛泽东讲讲苏维埃运动的历史。毛泽东看了这个条子，说：“全国的苏维埃运动，我讲不清楚。因为全国有十几个苏区。中央苏区我可以讲。我请海东同志给你们上一课，讲鄂豫皖苏区。”

徐海东急了，下课后，找到毛泽东说：“主席呀，我是个老粗，讲不好，不能讲，不会讲。”

毛泽东说：“什么老粗、老细，你打仗指挥得好，群众工作做得好，给大家讲讲实际斗争情况。不要被理论吓倒。”

徐海东再三推辞，毛泽东硬是要他讲，他只好登台了。没料到，他那一课，大家听得很有味道。他没有讲稿不看书本滔滔不绝地讲了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苏区创立和艰苦斗争的结实，并从自己丰富的斗争实践中，总结了一次次斗争的经验、教训……马列主义学院的学员，多是些久经战火锻炼的指挥员。论文化水平，徐海东算是低的，但他的这一课，博得了全场同志的热烈掌声。下课后，徐海东笑着说：“我这不是讲课，拿四川话说，这叫摆龙门阵。”

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日子里，徐海东常常想起毛泽东说的那三本书，真想找来读一读。

一天，徐海东回到自家住的窑洞。他的妻子周东屏正坐在炕上读书，徐海东问她：“你看过〈三国〉吗？”

周东屏没听懂似的，不答理。

“你看过〈水浒〉吗？”徐海东又问。

周东屏被问得莫名其妙，露出疑问的目光。

“还有〈红楼梦〉，你肯定更不知道了。”徐海东笑着说：“毛主席讲了，谁没朋看过那三部书，不算一个中国人。你呀，恐怕连‘半个中国人’都不够哩！”

周东屏还是不懂他的意思，咂咂嘴巴说：“嗨，我的文化水，比瓶里的油还少。讲革命道理的书刊号还来不及看，哪有工夫看那？听说〈红楼梦〉里写的都是小姐、小丫头们的事哩。”

徐海东说：“你不要不懂装懂。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找时间看看书再说吧！”

周东屏１３岁当红军，以前是人家的童养媳。娘家贫苦，没有出过读书人。她是女孩子更没有条件进学校的门，自从当了小红军，先在被服厂里学缝衣服，后来当了小护士。如今能看看书报，全仗在红军里学认了一些字。她不知道〈三国演义〉里写的是哪家的事，也不知道〈水浒〉是哪朝哪代的书，她心想，是个“水老虎”吧！那〈红楼梦〉，她倒听说过。记不得听谁讲起过，那书上有个小丫头叫什么晴雯呢，还有个林姑娘，宝二爷。

周东屏想着，心里纳闷起来：海东一天到晚都是打仗的事，是个“粗人”，现在怎么对这些姑娘、少爷的书这么感兴趣。

“看你这个人，毛主席说的笑话，你认哪门子真！”周东屏说。

“笑话是笑话。”徐海东接着说，“我们读书太少，和读书多的人比较，真只能算半个人呢。”

周东屏自笑自乐地说：“你‘半个’，我‘半个’，两个半个加起来，不就算一个了吗？”

两人都笑了。

徐海东好记性。他结识的人，经办的事，走过的村庄，到过的山头，都记得很牢。毛泽东说他是“半个中国人”的笑话，他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他总想找〈三国〉、〈水浒〉和〈红楼梦〉来瞧瞧。可是在延安，虽说有党校、有马列主义学院，还有鲁迅艺术学院，读书的人多，买书藏书的人少，要想找到那３部小说，还关在难呢！

不久，中央军委命令下来，要徐海东到华中新四军任职。他在离开延安前一天晚上，到毛泽东的住处辞行，当说到在马列主义学院读了一些书的时候，说：“中是你说的那三部小说还没有看呢！”

“什么三部小说？”毛泽东显然已经不记得了。

“就是〈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嘛！”徐海东说，“你不是向贺老总和我说过，谁没有看过这三部小说，就是不一个中国人。”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1939年9 月，徐海东跟随刘少奇离开延安，奔赴华中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徐海东到江北新四军指挥部不久，病倒了。他病得很重，大口吐血，白天黑夜都躺在担架上。当他挣脱了死神的手，病情略微好转，能看书报时，他又记起了〈红楼梦〉那部书，不知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给他弄来了。徐海东躺在担架上今天看几行，明天看几页，开始，他感到像吃药一样艰难，慢慢地他读出了点味道。

一年过去，又是一年，徐海东在病中读完了〈红楼梦〉。

一年过去又是一年，徐海东在病中读完了〈三国演义〉和〈水浒〉。

1941年5 月，毛泽东得知徐海东病情严惩的消息，从延安给徐海东发了一份电报，安慰他好好养病。电报上最后8 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看完电文，流下了眼泪。由于敌后环境艰苦，医疗条件差，他的病情时好时坏，抗日战争后5 个年头，他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1947年8 月，中央给徐海东发电报，要他离开山东去东北养病。9 月初，他从威海乘船通过敌人海上封锁，秘密进入大连。

党中央、毛泽东对我们的身体十分关心。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李先念、邓小平、陈云、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和叶剑英等先近两年地望过徐海东。1950年8 月20日，毛泽东亲笔给徐海东写信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

1954年，徐海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事委员会委员。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徐海东被评为大将。

1956年9 月，徐海东从大连搬到北京。这时，他身体稍好一些，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参加党中央一些重要会议，接受中央军委委托他主持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

由于过多的劳累，我们的病情又一次加重了，他每天都要输氧气。就是这样，党中央有重要会议他照样坚持参加，学习、读书、看文件、找人谈话从不间断。他的誓言是：“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

1969年3 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党代表相继来到北京。徐海东没有接到出席会议的通知。这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许多被打倒的中央委员一样，被剥夺了出席代表大会的资格，尽管报纸上没登消息，电台没广播，人们还是听说了党的“九大”将在4 月1 日开幕。

3 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徐海东整宿没能入眠，他想到了许多过去的往事。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在问到出席会议的同志时，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1960年春节，徐海东夜晚有工作，乘车外出，每次都要司机把汽车从上坡滑到下坡，然后再发动机器。毛泽东嘱咐司机说：“海东同志住在隔壁。他是个病人，要让他休息好！”

多少年的革命情谊，多少个难忘的日子，难道说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毁一？徐海东不相信。

漫长的夜晚，徐海东心情沉重……

就在徐海东疑虑不解的深夜，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他宣布“毛泽东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提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周恩来同志见有人提出疑虑，解释说：至于说徐海东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留等以后搞清楚。毛主席讲过，我们大家都知道，海东同志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会场沉静了片刻，发出了一个个回声：“同意！同意！”

4 月1 日中午，党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一位穿海军服的军委办事组的要人，匆匆忙忙赶到徐海东的病床前，向他传达了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他：“你能出席今天的大会开幕式吗？”

徐海东听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要他出席九大，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名，身体瑞不行，就是死，我也要去的！”

“如果不能参加大会，可向中央请假。”那个穿海军服的人又说。仓皇用意，显然是不希望徐海东到会。

徐海东急忙从床上起身，要东屏帮他穿好衣服，剃掉长得一寸多的胡子，带上氧气袋，坐车赶往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同志看到徐海东坐着手推车上了主席台，急忙走上前去，含着热泪和他握手，亲自安排他就座嘱咐工作人员把手推车安放在主席台的两排座位中间。

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同志走来了。会场吹呼，全场掌声。徐海东离开手推车，站了起来。当他看到毛泽东同志转过身来，特意向他招手的时候，他又高兴、又激动、又流泪。他那信赖的目光，久久地望着主席和他身边的林彪，直到这时，他还不知道，站在主席身旁，摇着小红书的副统帅，对他、对许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要坚决打倒的，是阴谋篡党篡军的。

大会选举那天，徐海东从候选人名单中，看出了党内发生了极不政党的情况：许多老同志不见了，一些从未听说过的人，倒进了中央委员会的候选名单。他微微颤抖的手，捏着铅笔在一个个名字下点着、数着。坐在他身边的一位，看到他在朱德、陈毅、徐向前等人的名字下面划了圈，急忙向他耳边低语：“这些都是老机！”

徐海东懂得，“老机”是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他只回答了一声：“他们都是毛主席提的名，我要选！”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尽管徐海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可是，林彪、“四人帮”背着党中央、毛泽东，继续加紧对他进行迫害他们秘密地搞他的专案，清查他的所谓“罪行”。林彪控制下的军委办事组，把徐海东列入黑名单，公开却说对徐海东执行“给出路的政策”、“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0月20日深夜，两名“军委办事组”的人员突然来到徐海东的床前，向他宣读了林彪签发的所谓“一号命令”。将他“疏散”到河南郑州。到郑州后，把他安排在一栋阴暗、潮湿的房子里，不仅派人监视徐海东的行动，而且在医疗上和生活上对他进行折磨和迫害。

一天，徐海东对东屏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也不要怨下边的人，都是‘他’。”说着，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顶。

1970年2 月，徐海东又患了肺炎，接着发生了心力衰竭。在生命垂危时，他仍喃喃自语：“我想念毛主席会为我说话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1970年3 月25日，徐海东含恨离开了人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昏迷中还重复说：“我想见毛主席！就是林彪害……害死的……”

历史终究是历史，乌云总有消散的时刻。1979年1 月25日，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北京政协礼堂，亲自为徐海东等8 位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主持了庄严、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人们怀着深深的敬意，缅怀这位为中国革命立过大功的军事将领！

正如悼词中写道的：“……徐海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的信任、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与爱将徐海东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严冬将至，囊空如洗，毛泽东向二十五军借钱，徐海东抠出自己不多的“家底”。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红二十五军会师，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历史壮举——长征。

这时，红二十五军已经同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中央红军的到来，陕北革命力量大增，这让徐海东高兴得眉飞色舞。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盼着和中央红军会合，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然而，两军会合，陕北一下子开进这么多部队，要解决吃饭穿衣等问题，就使这十分贫庸的地区难以承受了。

进入11月，秋风萧瑟，寒气袭人。可这时中央红军，从军委领导到战士，绝大部分还都身着单衣，以他们无畏的身躯和砭骨的寒风进行着抗争。偏偏那年天公又不作美，冬天不仅来得早，而且来得也很猛。时令还不到立冬，一场风雪便笼罩了陕北大地。这对于绝大多数出生在南方的红军战士，无疑更是冰上加霜。经过长征，中央红军的后勤保障几欲弹尽粮绝，囊空如洗，这时要求他们再以自身的力量，解决数千人御寒的冬装和口粮，谈何容易！一时间，中央红军因气候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日趋增多。

中央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很快逐级反映到军委首长那里。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的报告，也工工整整地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几上。报告不仅分析了当前部队在物资保障上存在的严重困难，而且还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意见。其中几个数字特别醒目：要渡过这次难关，最少需要银元2000至3000元。

看完这份报告，毛泽东陷入深深思索之中。作为红军的最高统帅，他何尝不明了当前部队存在的严重困难。他那一身补钉缀补钉的薄棉衣，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而广大指战员就是连这样的棉衣，也是少之又少啊！但是，毛泽东也很清楚，筹措偌大一笔款子，一时之间要求地方人予解决也不现实。陕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正常年景，人民群众尚且难得温饱，更何况这几年国民党部队对陕北实行严密封锁，反复“清剿”，早已把群众侵扰得户户家徒四壁，空空如也，还能有多少盈余供应部队？！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应该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在这种时刻，决不能再加重他们的负担了。

然而，部队急切需要解决的困难怎么办？毛泽东双眉紧蹙，在窑洞中慢慢踱步，手中的香烟一支接着一支。

他忽然想到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毛泽东知道，这笔钱对他们也并非轻而易举，可红二十五军来陕北之前，已经在鄂豫陕开辟了根据地，活动了几个月，或许多少会有点积蓄。“试一试吧。这也是病急乱投医哟！”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他马上派人找来了杨至成。

“至成同志，你的报告我看过了。我看是不是先向徐海东同志求助一下，以解燃眉之急。”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道。

“主席！红二十五军仅仅比中央红军早到陕北一个多月，他们能有这个力量吗？”杨至成不无疑虑地说。

“先去跑一下嘛！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经营了几个月，也许他们多少有点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同志一定会帮这个忙的！”毛泽东接上一支烟，继续讲道：“我写个借条，你拿着去。不过，你要注意，千万不要使海东同志为难！”

毛泽东在借条中写道：“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最后署着“毛泽东”三个字。

杨至成带着这张便条，就象怀揣着中央红军数千人的希望，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纵马飞奔而去。

到达徐海东的驻地，时间已近中午，大雪仍然下个不停。徐海东热情地接待了杨至成。他知道一定是有什么紧急事情，不然杨至成不会在这样一个天气里亲自赶来。果然二人交谈几句后，杨至成便把毛泽东那张借条递了过去。

徐海东看完借条，手禁不住有些颤抖，一双虎目也有点发酸。他既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而激动，也为自己事先没有想到中央红军的困难而愧疚。徐海东立即将纸条放进怀里，就象收藏起一件珍品。他伸出那双做过窑工的大手，紧紧和杨至成握在一起，连声说：“至成同志，真对不起，我们考虑得太简单，也不粗心了！”

杨至成一时没有弄明白徐海东这句话的意思，赶忙说：“我们知道，你们一定也很困难，可……”

没等杨至成把话说完，徐海东连忙表态：“不！不！我们再困难，也比你们好一些。”他用手擦了擦有些湿润的眼睛，坚定地说：“天下红军是一家！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请军委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想办法筹款送去！”

送走杨至成，徐海东在风雪中站了很久很久。他没有穿大衣，因为他的那件青呢子大衣，已经为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牺牲的吴焕先政府陪了葬，至今没有再添置大衣。此刻，他想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有数千来自南方的中央红军将士，在这漫天风雪中，该是如何遭受寒冷的煎熬。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毛泽东能亲自开口借贷吗？

想到这里，徐海东再也站不住了，大步向原红二十五军缩编组成的72师供给部走去。他一见到供给部长刘炳华，当头便问：“快告诉我，咱总共还有多少家底？”

刘炳华被问得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问道：“老军长，你问这个做什么？”徐海东这时虽然已是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但原二十五军的干部战士还是称他老军长。

“先不要刨根问底，快老实告诉我！”徐海东急切地说。

刘炳华稍微迟疑了下，说道：“一共还有7000块。”

“啊，太好了！太好了！”徐海东高兴地一连向刘炳华肩上拍了好几掌。

“有什么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刘炳华立刻向徐海东诉开了苦：“老军长，你不知道，马上添置冬装要花钱，买药品要花钱，买油盐粮菜要花钱……现在算来抠去，我这里还差3000多块没有着落哩！”

“好了。不用说那么多了，先拿出5000块来吧。”

“你要钱做什么？”这炳华一听这么大个数字，吃惊地瞪大双眼。

徐海东慢慢地摸出毛泽东的借条，轻轻放在刘炳华的手上。

刘炳华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那龙飞凤舞的亲笔手迹。看完便条，他也为中央红军当前的困难忧虑，但他还是有点犹豫。“老军长，这钱是该借的。可是我们这里过冬也需要钱，你都没有一件大衣……”说着说着，刘炳华的眼里涌出了泪花。

徐海东怎能不知自己部队同样面临困难。他默默踱到窗前。室外，大雪纷飞，朔风呼啸。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徐海东倏地转过身来，说道：“我们的日子虽然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过那么多山山水水，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毛主席！需要中央红军数千阶级兄弟！无论如何，我们要尽量抠出钱来，保证他们渡过陕北的这个冬天！”

稍停片刻，徐海东把手臂一挥，斩钉截铁地说：“炳华同志，明天就请你亲自把钱送过去，一天也不能再耽误了！”

刘炳华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晨曦微露，几匹坐骑在刘炳华的带领下，驮着银元向中央红军驻地飞驰而去！

若干年后，毛泽东对这件事仍然念念不忘。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元钱呢！那几千元钱，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

中央军委决定红军东征，毛泽东将最艰巨的任务交给“徐老虎”海东，并幽默地说：猛虎下山，阎老西该有苦头吃了。

1936年1 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东征，打开通往抗日前线的道路。月底，毛泽东在延长红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指挥下，兵分三路：中路由叶剑英指挥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骑兵团、红十五军团224 团及陕北红三十军，巩固和保卫占领区域，以策应两翼；右路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及81师，南下晋西南，向运城方向攻击。在部署左路军时，彭德怀说：这一路任务比较艰巨，渡河后要全力北进，向晋西北发展，直接威胁阎锡山的老巢太原，这个任务由徐海东、程子华的红十五军团主力承担。周恩来插言道：徐海东同志是从大别山成长起来的，打起仗来勇猛顽强，点子又多，听说他那个“先疲后打”的方法就让敌人吃了不少亏，都叫他是“徐老虎”，大别山的地方老财和国民党部队一提到“徐老虎”就头痛，真是唯恐避之不及呀！周恩来刚说罢，毛泽东微微一笑，指着徐海东幽默地说：“看来，我们这是放老虎出山了。很对不起那位阎老西子，猛虎下山，该有他的苦头吃喽！”

坐在毛泽东身旁的徐海东，听着军委领导对他你一言我一语的评论，心中很是激动。他当即坚定表示：“请军委和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让阎老西知道红军的厉害！”

会后，徐海东立即带上一些干部，化装成当地老乡的样子，踏着积雪，沿着黄河西岸，一连察着了五天地形，把东岸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设置等情况勘察了个清清楚楚，并确定了我军渡河地点和方法。

2 月20日晚9 时，十五军团渡河的战斗打响了，经过一夜突袭，到第二天拂晓，在20里黄河正面上，十五军团全部渡过了河。

统治山西数十年的军阀阎锡山，历来把黄河当作一道天然屏障，沿河岸构筑了许多明碉暗堡，各渡口都设有重兵把守，自认为黄河防线固若金汤。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夜之间，红军竟然轻而易举地突破了这道天堑，还把他的主力机动部队——号称“满天飞”的独立二旅4 个团打得落花流水。

阎锡山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一面调集重兵，用4 个师近10个旅在柳林、离石、中阳一线至介休、汾阳一带布防阻截红军，用5个旅进驻岢岚、忻县、文水等地，拱卫太原。一面又下了一道特别命令：“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5 万元。”徐海山从一个俘虏口供中听到这个话，哈哈一笑，嘲弄道：“这个阎老西实在太小气，人家蒋介石早就讲过，谁要砍下我这颗头，给大洋10万元呢！”

2 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会合后，歼灭敌人两个团，而后各自向预定方向发展。

3 月18日，十五军团在义牒镇又歼敌一个营，余敌溃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各路红军消灭、击溃敌人8 个团，俘虏2000多人。

25日，徐海东亲率一个团，经汾阳、文水北进，直插太原。因为据侦察得知，阎锡山已把大部分主力部队调往外线阻击红军，在太原唱起了“空城计”。一路上，徐海东为扰乱敌人视听，迫使外线之敌尽速回调，为中、右路军发展进攻创造条件，他故意让部队大张旗鼓，虚张声势，到处传扬徐海东要兵进太原，搅得阎军惶惶不可终日。

不几天，徐海东率兵攻占距太原仅10多里的晋祠。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再也沉不住气了，连夜急调5 个师回防太原，亲自登城督促士卒加紧构筑工事，全力防守大本营。我中、右两路大军乘势横扫晋南、晋西南，一直打到重镇侯马，并扩大红军数千人。

徐海东率部在太原附近虚晃一枪，迅速回返，数万回防晋军扑了一个空。随后，十五兵团牵着阎锡山的部队，在同蒲路以西几百里进行“大游行”，把敌人十几个团拖得人困马乏、狼钡不堪。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4 月初，徐海东又率部向西急进，做出一副西渡黄河的架势。阎锡山以为红军败退，忙在他的官邸召开庆功宴会。岂不知，十五军团趁夜在敌人围追堵截缝隙中，急行军100 余里，掉头插向晋东南。

4 月4 日，十五军团在白文镇与刚刚渡过黄河的刘志丹二十八军会师。几天后，徐海东看准时机，秘密设伏，一下子吃掉尾追敌军两个整团和两个炮连。再一次让阎军领教了“先疲后打”的滋味。4 月11日在金罗镇，不到一个小时，击溃晋军孟宪吉旅，歼敌一个营，俘敌80余人。4 月下旬，在师庄和大石头村一带，全歼敌人一个整团，毙俘敌12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阎锡山接二连三惨败，深感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再也顾不得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勾心斗角，甚至把蒋介石多年觊觎山西这块地盘，处心积虑要打破他阎氏一统天下的阴谋也放到了一边，连连急电蒋介石，请求出兵救援。殊不知这正中蒋介石下怀，老蒋先后调10个师的兵力分别从东、南涌进山西。

4 月下旬，中央军委经过慎重分析，为顾全抗日大局，保存国防实力，履行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5 月2 日下达东征部队渡河回返的命令。当天，红一军团从清水关、铁罗关两处西渡黄河。次日，十五军团一部也于铁罗关西渡。徐海东则率军团主力与数十倍尾追敌军苦战，且打且退，掩护渡河各路红军。

5 月5 日，大雨滂沱，十五军团最后一批部队到达黄河渡口。由于河水猛涨，渡河速度很慢。徐海东心急如焚，赶忙驱马去渡口察看，快到渡口时，前进队伍中突然有一个战士闪了出来，飞驰的战马眼看就要冲到战士身上，徐海东急忙死死勒紧缰绳，战士安然无恙，但由于惯性，徐海东却从马背上冲了下来，一头撞到地面一块石头上，血流如注，两颗门牙也被撞落。战士们忙用担架抬起自己的军团长，在漫天大雨中匆匆渡过了黄河。这一次重伤，徐海东整整昏睡了三天三夜。

5 日夜晚，东征红军全部回师河西。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击溃阎蒋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歼敌1 7 万多人，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5 月14日，东征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战役总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满怀喜悦地说：我们的东征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政治、军事和扩军筹款等方面都基本达到了既定目的。毛泽东讲到最后，侧身看了看爱将徐海东依然十分憔悴的面容，关切而又诙谐地说：这次，海东同志损失不小，他把两颗门牙丢在了山西，再也找不回来喽！全场干部一听，禁不住哄堂大笑。

徐海东积劳成疾，重病缠身，毛泽东说：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说：呼吸不停，就要工作！

1937年，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徐海东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344 旅旅长。他率部先后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町店战斗。由于长期征战，积劳成疾，于1938年7 月奉命回延安，一边治疗一边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39年，全国战局日趋紧张，八路军、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还要不断反击国民党日益嚣张的反共气馅，前方干部非常缺乏。听到这个消息，徐海东再也坐不住了，多次要求到前线去。

8 月1 日，徐海东出席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会后，他径直来到刚刚作完演讲的毛泽东身旁，请求说：“主席，让我回前线去吧。”

毛泽东关切地问：“身体好了吗！”

“好多了。我这个人一听打仗就有了精神，再一上阵冲锋就什么都好了！”徐海东微笑着答。

“噢？打仗也能治病，这是你徐老虎的发明吧？”毛泽东看着徐海东那恳切神态，接着说道：“好吧，看来我又得放‘虎’出山了。你就准备一下，中央决定你同少奇同志一起到华中去。”

徐海东回到住处，告诉妻子周东屏这个消息。

“你身体还没好利索，到前方去能坚持吗？”妻子有点担心。徐海东在十几年的征战中，先后负伤9 次，一次子弹从左眼底下穿过，从后颈飞出，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尤其那积劳成疾的肺病，多次咯血，常咳不休。

徐海东望着妻子温和地说：“不用担心。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离开了战场和战士，倒会憋出病来，一上了前线，就什么病都没了。”

9 月15日，徐海东同刘少奇，还有40多名干部，告别了延安，乘汽车经西安转道向华中奔去。一路上，徐海东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少将旅长的身份，以军事检查团的名义，应付着国民党盘查。刘少奇则打扮成徐海东的“秘书”随行。经过将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11月初，他们一行到达了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徐海东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新四军四支队是由原高敬亭领导的红军二十八军改编的，长期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长征前，徐海东曾在这支部队工作过一段时间，情况比较熟悉。

徐海东从切身经历深知，一支好的队伍是打出来的，枪炮底下才出干部出人才，才能把官兵的斗志振奋起来。于是他总想寻个机会，带领四支队打上一个漂亮仗，给指战员们鼓鼓劲。

12月18日，机会来了。侦察人员报告：蚌埠到南京铁路沿线的日伪军，抽调2000多人，前进到沙河集、全椒等地，准备对新四军进行扫荡。徐海东立即同其他同志精心谋划，决定先诱敌深入，把敌人牵到周家岗一带，再打伏击。

21日战斗打响，24小时内经过两次激战，我军以极小代价，打垮日伪军一个营，活捉日军一个分队长，击毙一名指挥官，共毙俘敌160多人，粉碎了敌人向皖东的第一次扫荡。

1940年1 月28日，徐海东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作这次反扫荡的报告：“周家岗伏击战只是头一次战斗，我们要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继续胜利地打下去！要一分钟不停地向东打，向东……”讲着讲着，徐海东感觉胃里有东西向上翻，突然，一口鲜血从口中喷了出来，接着便是大口大口吐血。他再也支持不住，昏倒桌旁。

医生诊断：劳累过度，肺病复发，十分危险，必须抓紧治疗和休息。刘少奇、张云逸等马上赶来看望徐海东，叮嘱他一定要服从医生的安排。还根据当时部队住无定所，天天行军打仗的情况，关照要做一副大一点的担架，让徐海东躺在担架上休养和治疗。

开始，徐海东还不以为然，认为会像过去一样，好好睡上一觉，躺上几天，就可以冲锋打仗了。但几天过后，他觉得这次不同往常，怎么也爬不起来，动不动就吐血。

医生担心了，警卫员担心了，连从来认为自己“命大”的徐海东这时也暗暗吃惊，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次要去见马克思了？”

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年，一年……徐海东顽强地与死神搏斗。他躺在担架上还坚持指挥行军打仗。

徐海东病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延安。毛泽东非常不安，亲自起草一份200 多字的电报，深情地安慰徐海东。1941年5 月，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无限关怀的电文送到了徐海东手中。电文最后八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顿时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他想起在延安养病时，毛泽东就几次去看望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亲手特批50块钱，给他增加饮食营养。徐海东哽咽着对妻子说：“有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天，决不会塌下来！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只要呼吸不停，就要为党工作！我还要争取看到抗战胜利，看到新中国的建立呢！”

1945年8 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徐海东已经在担架上、病床上度过了整整五个春秋。他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竟然高兴地大呼大叫：“啊！我这个老病号，终于熬垮了小日本！看来，我还能熬到革命的胜利呢！”

光阴荏苒，瞬间到了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这年9 月，在华中战场上战斗了八个年头的徐海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奉命离开战场，被秘密从海路送往大连养病。不觉又过了二年，中国革命终于取得最后胜利。

新中国成立带来的无比喜悦，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徐海东的病情日渐好转。中央的领导同志经常来大连看望他。日理万机的毛泽东，1950年8 月20日亲笔写信给徐海东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注痊愈。”徐海东见信高兴地说：“我病好了之后，一定要白天黑夜地拼命为党做事，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从此，他只要有可能，就坚持看书学习，还经常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对国家和军队建设不断反映自己的意见。

斗转星移，又是20年过去。中华大地上正在滚动着灾难性的“革命风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断派人对沉疴中的徐海东大将进行搜查逼供，还经常用停医停药干扰破坏对他的治疗。1969年10月，强行将他“下放”到郑州，完全剥夺对他的医疗。1970年3 月25日，徐海东含冤离开人世。

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感悲痛，毛泽东那几句感人肺腑的话更使国人永志难忘：“徐海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最好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和大将徐海东的真挚情谊　剑钧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大将，一生战功显赫，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予他很高评价。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过大功的人”。周恩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非常关心和爱护徐海东，徐海东也十分尊敬周恩来。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并为后人颂扬。

在陕北苏区，周恩来极力支持徐海东解决红二十五军所谓“反革命嫌疑犯”的问题。“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命令徐海东：“红十五军团要迅速开到商州一带”，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临走时，他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徐海东。

1935年9 月初，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不久，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进行了整编，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11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发起直罗镇战役，歼敌1 个师2 个团，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以后，敌人暂时停止了对陕北的进攻。苏区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好转。“左”倾错误路线在陕北苏区造成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逐步得到妥善解决。但是，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时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尚悬而未决，还有300 多位同志被冠以“反革命嫌疑犯”的罪名关押囚禁。这个问题一直是徐海东的一块心病。于是，他决定把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以期彻底解决问题。

一天，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徐海东鼓起勇气向毛泽东报告说：“主席，我的部队现在还有300 多名‘反革命嫌疑犯’，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接着，徐海东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正说着，周恩来走了进来，毛泽东请周恩来一起听听。

徐海东说完后，毛泽东用征求意见的口吻问道：“海东，你看那些人象反革命吗？”

徐海东回答说：“我看不象！”

“不象就应该解决嘛！”周恩来坚定地说。他那双浓眉下的眼睛，闪着激动的目光，连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

毛泽东沉思片刻，手一挥，坚定地说：“应该统统释放！”

周恩来也说：“是的，应该马上释放！”

徐海东说：“他们有的是被供出来的，有的是说了不满意的怪话给抓起来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也说不清楚。说有的人是历史问题，可又找不到证明人。”

毛泽东说：“我看不需要找什么证明了。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海东，你要亲自去办这件事。”

周恩来关切地说：“要好好安慰同志们。”

接受命令后，徐海东立即赶回军团部，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

很快，300 多个“反革命嫌疑犯”集合在军团部门外的空地上。面对站着的这300 多名干部、战士，徐海东含着热泪，用哽咽的声音讲道：“同志们！……我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啦，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律恢复组织生活：战士回到连队去，干部等着分配工作……”

顿时，队伍中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进行谈判。

张学良、杨虎城一见到周恩来，就提出要红军主力开到西安附近，以抵抗国民党亲日派对西安的武装进攻，并指名要徐涨东领兵前往。他们和红二十五军多次交过战，深知徐海东领导的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周恩来一口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要求。

12月中旬，徐海东奉命率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部队行进到西安附近，徐海东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侦察员跑来报告：“周副主席来了！还有国民党的大官，护兵一大串呢！听说其中有个将军叫杨虎城。”

徐海东一听，忙起身出门。刚走到门口，只见周恩来身穿一件深绿色呢大衣，头戴礼帽，陪着一个中高个子、一身将校呢的军官疾步走来。不用问，那穿将校呢的一定是杨虎城了。

徐海东走上前去，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周副主席。”

周恩来刚要介绍，杨虎城伸出手，轻轻说了句：“杨虎城。”

徐海东和他握握手，没有说话。此前和东北军，西北军打了许多回仗，今天敌人突然成了友人，徐海东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周恩来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打不相识’！”一句话，打开了双方的僵局。许多年之后，周恩来和徐海东谈及此事时，还笑着说：“海东啊，你只会打仗不善外义。还记得吗？头一次见到杨虎城，你20多分钟不知怎么开口！”

周恩来告诉徐海东、程子华：“眼前形势十分紧张，红军要积极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红十五军团要迅速开到商州一带。”临走时，周恩来看到徐海东没有大衣，便脱下身上穿的那件军大衣，送给徐海东，给他挡挡风寒。徐海东接过大衣，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徐海东率领部队迅速南进，抢在国民党进攻西安先头部队之前占领商州并坚守了12个日夜，阻止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计划的实施，从而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海东先是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1939年后，他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终因劳累过度，徐海东病倒在华中前线。

1946年6 月，内战全面爆发。徐海东拖着病体又开始了战争生活。由于身体虚弱，不能骑马，他只得每天坐着担架随部队转移。从华中到苏北，从苏北又到山东。躺在担架上，徐海东满腹歉疚，常自言自语：“我算什么军人！不能打仗，不能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反而要人保护我……”

随着内战的逐步深入，战争日益惨烈。为了徐海东的安全，1947年9 月，中央决定将他和部分家属撤往大连。9 月18日，徐海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生死与共的战友，从威海卫乘船前往大连。

到大连后，徐海东被安置在文化街75号住宅养病。虽说是重病在身，徐海东依然时刻关注着各个战场的情况，期盼着能早日重上战场。

建国后，徐海东在大连住了6 年多，周恩来先后3 次专程前往探望。当徐海东说到他长期养病，大将军衔受之有愧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徐海东的病情。1950年8 月20日，毛泽东亲笔给徐海东写了封信。信中说：海东同志：7 月17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1951年5 月下旬，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专程到大连看望徐海东。他们一下火车就直接来到文化街75号。徐海东听说周总理来了，忙让夫人周东屏搀扶着到门口迎接。不多久，一辆吉普车停在徐海东跟前，只见周恩来和邓颖超走下车来。徐海东立即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而又颇带歉意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党！”

周恩来深情地说：“海东同志，你完成了任务，你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望你，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非常想念你，希望你能早日康复！”

徐海东感激地说：“谢谢！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战争结束了，我还没好。”

周恩来安慰道：“胜利了，有条件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程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大连住了十多天，临走前，他们再一次看望了徐海东。周恩来看到徐海东的卧室里还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旧军装时，便对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补丁加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徐海东却说：“我喜欢穿它们。况且我们刚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吧。”

站在一旁的周东屏也说：“过去苦日子我们过惯了，没客人的时候，穿好衣服也是浪费。”

面对徐海东夫妇这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体谅国家困难的高尚情操，周恩来深为感动。徐海东越是这样，周恩来就越觉得应该关心他们、照顾他们。于是，他当即嘱咐有关部门给徐海东增加养病款和衣食款。

1955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鉴于徐海东同志为我党、我军所作的重大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徐海东得知后，心里十分不安。他觉得自己从1940年病倒后至今，几乎是在担架上和病床上度过的，没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大将军衔实在受之有愧。正巧，周恩来总理又来大连，并前来看望他。

徐海东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望着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部下，周恩来的双眼湿润了。他紧紧地握着徐海东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居住大连期间，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往探望。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使病中的徐海东十分感动。

“文革”期间，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保护徐海东，并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徐海东激动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1956年9 月，徐海东从大连迁往北京，住在观音寺一号。

徐海东在身体略有好转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党的“八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他经常出席中央的重要会议，主持编写了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6年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底，徐海东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

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徐海东的卧室，围在病床前开起了“床头批判会”。他们逼他承认是“修正主义分子”，承认在大连时参加过高岗召开的“黑会”，还要他承认“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夺总参党委的权”……。徐海东头上的“大帽子”越扣越多，就连他在“文革”初给毛泽东写信都成了罪状，说他这是“想要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

那是1966年5 月23日，徐海东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关心，对当时党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忧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如何选好接班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提出：“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他还提出：“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天加紧：银行的存款被冻结，分文不准支取；暖气供应被停止；日常用的药品受到限制，最后连氧气供应都被切断了。

徐海东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因为呼吸困难，嘴唇、手指甲都变成紫色，生命垂危！

望着奄奄一息的徐海东，周东屏心里十分难过。于是她对徐海东说：“我得想办法去找总理！”

徐海东摇摇头：“不，不要去找总理，他忙啊！他也难啊！”此时此刻，徐海东十分体谅周恩来的难处，不忍心为了自己的事去打搅周恩来。

没过几天，徐海东开始发烧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周东屏想起了徐海东亲密的老战友王震，便背着徐海东让儿子徐文伯去找王叔叔，让他想办法救救徐海东。

王震把徐海东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他立即给北京医院挂了电话，嘱咐把徐海东的医疗关系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徐海东的氧气和药品供应。

处在半昏迷状态中的徐海东，听说周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喃喃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1969年3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到达北京，而徐海东却没有接到出席“九大”会议的通知。

3 月31日深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侧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他用低沉的语气郑重宣布：“毛主席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讲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当时，徐海东毕竟还是一个“犯有政治错误的人”。

周恩来见有人提出疑问，便解释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同志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

会场沉静了片刻后，与会者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4 月1 日中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的一位负责人，匆忙赶到徐海东的病床前，向他传达了周恩来主席召开的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他：“你能出席今天的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参加大会，可向中央请假。”

本来对参加“九大”已经绝望的徐海东，听说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安排，让他出席会议，喜出望外。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徐海东急忙起身，要周东屏帮他穿好衣服，剃掉了一寸多长的胡子，带上氧气袋，于当天下午坐车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见徐海东坐手推车来到了主席台，急忙迎上前去，含着热泪和他握手，并亲自扶着徐海东，将他安排在座位上。

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款步走上了主席台。会场内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毛泽东就座后，环视了一下主席台，然后大声问道：“海东同志来了没有？”

“到了！到了！”徐海东连忙应道。不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竟然站了起来。毛泽东特意转过身，向他招手致意。会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徐海东久久地望着毛泽东，老泪纵横。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

在党的“九大”上，徐海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徐海东仍没能摆脱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69年10月20日深夜，两名“军委办事组”的人员突然来到徐海东的床前，严肃地向他宣读了林彪签发的所谓“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准备打仗，要“疏散”。他们限定徐海东“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第二天晚上，徐海东拖着病体，携妻带子搭乘一列南下的普通列车，来到“疏散”地河南郑州的一个干休所，住进了临时为他们准备的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在这里，暖气供应和医药保障再次被切断了。一同前来的所谓“秘书”，名义上是跟着来工作，实际上是监视徐海东一举一动的。

面对这种困难的状况，周东屏只得再次向周总理求援。她亲自给周恩来写信，并通过王振的秘书，才好不容易把信转到了周恩来的手上。周恩来这才知道徐海东在郑州的一点情况，立即亲自批示，把那个所谓“秘书”调回了北京。

徐海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周东屏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不要怨下边的人，都是‘他’。”说着，徐海东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头，显然指的是“二号人物”林彪。

然而，林彪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也没有放松。

1970年3 月25日，徐海东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享年70岁。

徐海东和周东屏的伴侣情　包坤明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蒋介石为买他的人头悬赏10万。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最好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是湖北黄陂县（今大悟县）徐家窑人，祖上六辈都是窑匠，小时只读过三年半书，9 岁开始学烧窑。当了9 年“窑花子”，还当过放鸭娃子。1925年，他离开老窑，出走到武昌，先是卖水为生，而后当兵。卖水为生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徐海东带领游击队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主豪绅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民团头子蒋少瑷趁徐海东带游击队转战之机，纠集反动武装进攻徐海东的家乡，火烧了徐家窑。徐海东家中成了一片废墟。1932年，红军转移川陕边区后，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66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

周东屏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 岁就失去了母亲，被人拐卖作童养媳，受尽期凌。1932年10月，15岁的周东屏参加了红25军，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小护士。

长征路上，周东屏和医护人员一起，舍生忘死，勇敢机智，在炮火中把一个个受伤的红军背到隐蔽所，及时救护，使不少伤员免除死亡，重返战场，1935年9 月，周东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任红25军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

徐海东和周东屏是1935年9 月长征快结束时，经人介绍结婚的，从此，他和她结成了终生的革命伴侣。

徐海东大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在戌马倥偬的一生中，他驰驰疆场，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全身被子弹打伤17处，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奇迹中饱含着周东屏对他的情和爱，饱含着周东屏无数个日夜对他的辛勤护理。

长征途中，徐海东率领红25军，与国民党第60师在陕南激战，他身先士卒，奋勇冲杀，击退了敌军，然而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垂危。经医生抢救后，虽然止住了血，可是徐海东的喉头还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很困难。医生很着急，但也想不出个办法，站在一旁的女护士周少兰说：“让我来试试。”她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人工呼吸，用她自己的嘴去吮吸老军长喉咙里的淤血，一口又一口……徐海东的呼吸逐渐平和匀缓，窒息的危险消失了。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周少兰四夜衣不解带，眼不阖拢，硬从死神手中把军长的生命夺了回来。恢复健康的徐军长感激她的照顾，建议她将原名“少兰”改为“东屏”，东屏，即是徐海东的屏障之意。这一改，就注定了她和徐海东风风雨雨几十年的精心照顾。他们幸福地结合了。

抗战初期，部队里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学生。一天，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徐海东一听就生气了，说：“浑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我怎么能干那种事！”说得那们同志怪不好意思，以后见到徐海东就脸红。

抗战期间，久经战场的徐海东将军，伤痕累累，经常带病上阵指挥作战。周东屏竭尽全力帮助将军恢复健康。徐海东常常感到，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东屏既当战士，又做妈妈，实在难为她。他抱歉地对东屏说：“真有点对不起你，我们结婚太早，使你受累，不能更好地进步。”周东屏毫无半点怨言，决心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女儿，带着儿子，和丈夫到敌后抗日前线去。

1939年9 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经西安、洛阳，向皖东江北指挥部进发，一路上紧张、劳累，加之天气又冷，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大口吐血，接连十几天没有好转。刘少奇将他扶上担架让人抬着走。到指挥部休息一会儿后，徐海东就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日寇激战，指挥部队接连打了三昼夜，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徐海东却因连日疲劳，旧病再发，大口吐血，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病倒在皖东战场上。由于病情严重，毛泽东主席电令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周东屏为使丈夫早日康复，冒着危险上山采药。她只知道野菊花能明目，首乌藤能养颜，大青叶能消肿，猫公刺能清热……在山中采药时，巧遇了正在躲避战乱的老中医，便把老中医请来为徐海东治病，使将军转危为安。

周东屏除照顾徐海东身体恢复健康外，还刻苦学习，服从大局，在党内从事思想政治工作。1937年8 月她到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9月，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机关党委总支书记。1940年2 月，奉党的指示照顾重病的徐海东同志。

解放战争期间，徐海东病体更加衰弱，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1947年冬，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一再敦促下，徐海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战场，到大连治病。大连市委为徐海东请为肺科专家和苏联红军名医，经过全面检查和治疗，病体和战伤逐渐康复，在警卫员和伴侣周东屏的照顾下，他能离开病榻下地走几步路了。周东屏这位年轻的女护士，从看护徐海东养伤，到后来结为夫妇，特别是徐海东大病之后，年复一年，日夜陪伴照顾他，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战功卓著、多伤多病的丈夫。这时，她多么希望徐海东能走、能跑、能重返战场指挥作战。徐海东同志在战场上是勇冠三军的猛将，在生活上却是非常依赖周东屏，他曾激动地对周东屏说：“我能够活到今天，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你，太苦了你了，要不是你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操持，我哪能活到今天。”苏联远东军区卫生部长曾夸奖周东屏说：“徐将军活下来是奇迹，夫人的照料太伟大了。”

1948年2 月，周东屏任徐海东同志秘书，驻地支部书记。

全国解放后，周东屏仍以照顾徐海东同志的生活为主。1951年5 月，周恩来同志紧握周东屏的手说：“你把海东同志照顾得非常好，把党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同志对周东屏照顾徐海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

1955年，徐海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东屏也为党和人民，为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勋。1957年6 月，她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8 月，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1978年2 月她被选为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

徐海东与周东屏分别于1970年3 月和1997年7 月逝世，在他们共同战斗生活的岁月里，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同甘共苦，相依为伴，心相印，情相连，意相随，志相投，始终是最忠实的伴侣。

徐海东和他生死相守的妻子　崔向华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称赞“红色窑工徐海东”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毛泽东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民间传颂他是“中国的夏伯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九次负伤，全身被子弹打伤17处，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救出徐海东的，是一位名叫“少兰”的女子。

1934年11月16日，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三千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本来这支部队中的七个红军女护士都决定留在鄂豫皖根据地，但她们坚决要求跟部队走，一片哭声终于惊动了军团长徐海东：“为什么哭鼻子？为什么不服从组织决定？”年纪最小的周少兰天不怕地不怕地说：“我们都是逃跑出来参加红军的，我不能再回当童养媳。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我不能没有家。再说，行军打仗，难免会有战士受伤，前线需要我们呀！”徐海东被说服了。

长征途中，周少兰和女伴们舍生忘死，在炮火中把一个个受伤的红军背到荫蔽所，及时救护。在陕南激战中，身先士卒的徐海东不幸负伤。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危险。经医生抢救后，虽然止住了血，可是徐海东的喉头仍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很困难。医生很着急，但也想不出个办法。紧急关头，站在一旁的女护士周少兰说：“让我来试试。”她毅然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人工呼吸，一口又一口地将老军长喉咙里的淤血清吸出去。徐海东得救了！在缺少药的战争环境里，周少兰四天四夜看护着徐海东，眼不阖拢，衣不解带，硬是从死神手中把军长的生命夺了回来。恢复健康的徐海东感激她的照顾，一次交谈中，建议她将名字“少兰”改为“东屏”，即徐海东的保护屏障之意。不想这一改，竟促成他们日后相知相随几十年。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徐海东和吴焕先、程子华指挥部队，粉碎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长驱千里，威逼西安，进军甘肃，然后北上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早在北伐时期，徐海东就是叶挺所在的铁四军的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一举冲垮敌人四个炮兵连；1927年麻黄起义后任自卫队长，号称“徐老虎”，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主豪绅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民团头子蒋少瑷趁徐海东带游击队转战之机，火烧了徐家窑。徐海东家中成了一片废墟。1932年，红军转移川陕边区后，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66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

周东屏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岁就失去了母亲，被人拐卖作了童养媳，受尽欺凌。1931年3 月，13岁的她就参加了革命，任安徽六安三区少先队大队长。1932年10月，她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小护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十五军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

1935年9 月，这一对战斗情侣在长征中举行了婚礼。徐海东指挥的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区的“围剿”，被毛泽东称誉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次交谈中，徐海东向毛泽东介绍了周东屏，徐海东说：“她从小受苦，没念过书，也是个粗人。”毛泽东笑了，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粗人’的革命，工人、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起来，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都变成‘细人’！”徐海东很高兴地笑了。

抗日战争中，徐海东率部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由于伤痕累累，经常发病，但经常带病指挥作战。大家劝他不听，徐海东老话一句：“枪声一响，什么病都没有。”打仗能治百病。“周东屏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照料孩子，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帮助丈夫恢复健康。徐海东常常感到，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妻子既当战士，又做妈妈，实在难为她。对周东屏说：”我们结婚太早，使你受累，不能更好地进步。“周东屏毫无半点怨言，当死神又一次临近徐海东时，她以惊人的镇静和勇敢，挽救了徐海东的生命。

那是1939年9 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经西安、洛阳，向皖东江北指挥部进发。一路上紧张、劳累，加之天气又冷，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大口吐血，接连十几天没有好转。刘少奇将他扶上担架让人抬着走。到指挥部休息一会儿后，徐海东继续率队东进，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重大胜利。1943年冬，徐海东旧病再发，吐血不止，高烧昏迷，病倒在战场上。

同志们已经在绝望之中为徐海东准备后事了，周东屏没有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她把孩子托付给警卫员，天刚蒙蒙亮，便踏上了崎岖的山路去采药。又请来老中医，终于又一次使徐海东起死回生。由于病情严重，毛泽东知道后，电令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1940年以后，徐海东积劳成疾，只能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又几次生命频死垂危，这年冬天，中原地带的雪很大，使通往前线指挥部的电话中断了。徐海东不知前线战事日夜不安，深夜他叫周东屏亲自去指挥部联系。生性要强的周东屏顶风冒雪一步步走到前线司令部，天亮时带回了前沿的消息和文件报纸。徐海东听读了文件和报纸，欣慰地说：“只要不死，一天不能和前线失去联系。”

徐海东很爱同生共死共患难的妻子。长征中，徐海东头部负重伤，她一直守护；红军东征时，徐海东从马上摔下来，又是由她日夜照看。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青年学生。一次，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大学生。”徐海东一听这话，生气了，说：“混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我怎么能干那种事！”

有时病痛难忍，徐海东就吼叫：“给我枪，给我枪！不能上战场，不如死了好！”他用拳头敲击着担架喊叫：“快抬我走。我要到前线去！”周东屏跟随徐海东在担架上“打游击”五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徐海东看到中央发来的电报，高兴地对周东屏说：“咳咳！我这个病号，把小日本熬垮了。”周东屏想的是抗战胜利了，丈夫可以送进条件好的医院了。

然而，解放战争的枪声骤然响起，从华中到山东，他依然是在担架上度过的。战局发展不利时，使病中的徐海东心急如焚，夜里彻夜失眠。许多老战友都知道，对徐海东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战争的消息。每适前线打了胜仗，陈毅、粟裕、谭震林、许世友等前线的战友们，很快派人给徐海东送来战报和战利品。他们有空还会亲自去看望徐海东。1947年9 月，中央军委给徐海东的电报，要他和一部分后方人员，速从海上转移去大连。

徐海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华东战场。没想到，从山东到大连，徐海东的生命出现了奇迹。大连市委为徐海东请来肺病专家和苏联名医，经过全面检查和治疗，病体和战伤逐渐康复，在警卫员和周东屏的照顾下，他能离开病榻下地走几步了。全国解放了，徐海东激动地对周东屏说：“我能够活到今天，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你，太苦了你了，要不是你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操持，我哪能活到今天？”苏联远东军区卫生部长曾夸奖周东屏说：“徐将军活下来是奇迹，夫人的照料太伟大了。”徐海东曾充满深情地写下《赠东屏》一首诗：“尊我护我细用心，养儿育女劳其神。宾客来至盛情待，贤妻良母好心人。”

1950年8 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大连：“海东同志：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1951年5 月30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到大连看望徐海东。周恩来紧周东屏的手说：“你把海东同志照顾得非常好，把党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徐海东居住大连九年，周恩来三次专程前去探望。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恩来又来到大连文化街75号。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是对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功勋、才的准确评定。徐海东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东屏也为党和人民，为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勋。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周东屏照顾徐海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1957年6 月，她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8 月，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1978年2 月她被选为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

1956年9 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不久他以中央军委委员和国防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1970年3 月25日，在郑州病逝，时年70岁。

回忆父亲——徐海东　徐文伯我于1937年生在红军第十五军团，是党和人民把我哺育成长起来的。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三十三年，他老人家是我第一位老师。他崇高的革命精神、优秀的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他对我慈母般的爱和严师般的教育，永远记在心中爿：指导我如何去生活和战斗。因篇幅有限，也很难用文字把所有事情表达出来，卜面只回忆儿件难忘的事：一、我是人民的儿子，是人民的公仆1942年，我们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房东王大伯的大儿子要成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届‘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负责警卫我父亲的特二连连长和指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徐海东的儿子去拿花烛影响刁；好，他们不同意。后来，事情报告到父亲那里，他笑着说：”我看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正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殊？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当把父亲的决定告诉房东王大伯时，他全家笑得嘴都合不拢。办喜事那一天，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向王大伯贺喜，徐海东的儿子给新娘捧花烛，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晚上，我同另一个伙伴一起拿花烛，把新娘送入洞房。这件事后来在周围一带传为佳话。

父亲1955年在大连市的时候，得知党中央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当时正好周总理因公去大连，父亲怀着惭愧的心情，恳切地对前来看望的总理说：（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大将军衔，心中有愧，我请求党中央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

总理听了，亲切地说：侮东同志，你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累病的嘛！你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党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父亲听了总理这番话，感到更加不安。他说：俄感到太惭愧了，我是人民的公仆，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高了。”

二、革命需要文化，需要知识父亲出生于一个窑工家庭。他做了十一年窑工，只念了三年私塾。1925年入党后，在革命队伍里，他一直很尊敬和他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的知识分子。他经常说：“我就是受知识分子出身的吝积堂同志的影响，在他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早在鄂豫皖苏区时，他尊重吴焕先、沈泽民、徐宝珊、郑位三、郭述申等叔叔：“西安事变”期间，他让王首道叔叔、李克农伯伯作他的高参，帮助他做主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1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非常尊重给他讲课的教师们。1952年父亲在大连休养时，王学文伯伯来看望他。他见到王伯伯，行了一个军礼并尊敬地说：”王教师，您好！“1943年，在安徽淮南抗日根据地，一天宋亮叔叔（后来我才知道宋亮叔叔就是孙冶方叔叔）来看望父亲，父亲深有感慨地对我们说：”宋亮同志是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是有名的专家。“

父亲非常注意抓干部的学习，特别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叔叔们，他总督促他们学习，劝他们每天认一个字，不行的话两天学一个也行。他一再说：“没有文化不行，你连电报和报纸都看不懂，怎么领会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呢？又如何去带领指战员执行任务呢？”并语重心长地说：“革命需要有文化，有知识。”对战士们的文化学习也抓得很紧，他说：“我们的战士没有文化，光靠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行的。有文化才能提高觉悟，提高战斗力。”

我记得，1943年，父亲在病中，对保卫他的特二连指战员的文化学习要求很严格。他专门调来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文化教员讲课，并经常对他们进行文化测验。部队行军，每个指战员背包后面都写着一个大字，后面的人认前面背包上的字，这样一边行军一边学习。当时写的字有‘团结友爱“、打败日本鬼子”、’抗战胜利“、”革命到底“等等。我随军行动，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也跟叔叔们一起学文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淮南根据地编的识字课本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课文。父亲对自己的学习也是抓得很紧的。1938年11月，父亲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向毛主席提出重返前线的要求。因父亲当时正在吐血，毛主席没有同意。父亲又向毛主席提山可不可以进学校学习的要求。毛主席同意了，并要他一边学习一边养病，这样就进了延安马列学院。当时，父亲虽然九次负伤，已是二等残废，又加上肺部出血，但他非常珍视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学习机会。他起早晚睡，如饥似渴地发奋读书，读了《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的轮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还经常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经过学习，父亲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提高。每当回忆这段经历，他总是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难得的一次学习。”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间休息，毛主席同一些高级将领们谈心，很风趣地说：“中国有三部有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紧接着问：海东同志，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父亲只读过三年私塾，参加革命前做窑工时看过《三国》和《水浒》。他向毛主席说：《三国》和《水浒》我看过，这《红楼梦》不知是什么意思，没听说过。”毛主席哈哈大笑，说：侮东同志，你只能称半个中国人。“父亲在淮南病休时，想起毛主席那次谈话，决心要了解《红楼梦》是怎样一部书。他病重不能自己看，就请秘书一段一段地读。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懂就问，一边听小说，一边学文化。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听读了两遍虹楼梦》。这时，父亲深有感触地说：（我明白了主席为什么要求读这部书。《红楼梦》这部书写得确实好，特别对封建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人物刻划得活龙活现，使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情况。同时又提高了文化水平。”

三、千万不能忘本呀！

1955年军衔评定后，有一些同父亲共患难的战友，感到自己吃亏了，军衔评低了，到父亲面前诉说。一次，一位叔叔来看望父亲，为自己军衔评低了感到委屈，又讲了一些过头话。这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叔叔说：“咱俩都是穷人出身，我是窑工，你是贫农，咱们都是党解放出来，是党把咱们培养成为军队的高级干部。咱们能有今天，是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们用鲜血换来的。咱们是幸存者，千万不能忘记他们。今天，党和人民已经给了咱们这样高的荣誉，你还争军衔高低，这是很不对的，是错误的。你是忘了本呀！”这位叔叔听了深受感动，流着泪说：首长，我是忘本了，你的教育我永远记在心中，请首长看我的实际行动吧。我还要作与我有同样错误认识人的工作，把首长对我讲的话转告给他们。“这位叔叔讲到做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事，彭德怀伯伯知道了，他特别表扬了父亲带重病为党做了很好的思想工作。

父亲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了一生。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衬衣都是补了又补，被子也要用到不能再用了才换新的。一次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一句：“您这不有点儿像叫花子了？”父亲听了后，态度很严肃，但用教育的口吻批评说：“叫花子就不光荣了？穷人就不光彩了？我从小穷得连衣服都没穿的，你这种思想就是忘本，千万不能忘本呀！”

爱之深　教之严　徐文伯我爸爸徐海东，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已经含冤去世十多年了。我每想起爸爸的时候，总要念起他老人家对我的慈母般的爱和严师般的教育。

爸爸长期为革命出生人死，驰骋疆场，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从一个穷窑工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我生于部队，长于部队。爸爸不论在戎马倥偬的时候，还是到后来由于九次负伤而不得不休养的时候，对我的管教始终是抓得很紧的。他是我真正的第一位老师。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爸爸就给我规定了一条纪律：每次外出必须向爸妈请假，回来还得销假。每天晚上，爸爸还要我向他汇报这一天做过些什么，学了点什么。我在七机部工作的时候，单位离家四十里地，靠登车子往返。晚上遇上单位里开会或其他活动，要深夜才到家。爸爸还是在等着，要让我把这一天的情况向他说了才睡。我没到家，他是睡不着的。爸爸这样，对于我来说，该是多大的温暖啊！他的爱浇灌着我的心。但这同时也象给了我一面生活的镜子，促使我必须经常检点自己，切莫做爸爸不让做的事，让爸爸放心。

爸爸一生光明磊落，性格爽朗，敢于说真话，最恨讲假话。他也一直教我要这样。要是我在汇报中撒了谎，他是不允许的。有一次，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没请假就与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回家晚了。我怕爹妈批评，就撒了一个谎，说因电车停电耽误了。爸爸发现我说话的神情不大对头，请警卫员去了解，知道我说了假话，就生气的把我叫去，要我站到一边去想想我说假话对不对，为什么要撒谎。半小时以后，我走近他，检讨说：“爸，我错了，撤谎是不对的，今后保证不重犯。”这时候，爸爸的脸色转和善了，说：“孩子，你该知道，讲假话会把你毁了的。你一定得做老实人！”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撒谎了。不过，那时候我心里却嘀咕，丁点小事就这么认真，爸爸对我未免太严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越来越明白爸爸做得对，该从小事抓起，要小题大做。小事不抓，可要大事犯过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着“四人帮”的凶横，我坐在牢里都没讲一句假话，这是爸爸教我的。

爸爸的老战友常说他“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者头”。的确，爸爸打起仗来，浑身是胆，对敌人狠极了；可是对同志却一视同仁，没半点架子，亲呢得象一家人。平时他也总是用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教育我。一次，爸爸正在休息，睡着了。一位通讯员来给爸爸送信，妈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让通讯员回去了。爸爸醒来，见信不见通讯员，很不高兴，批评妈妈没有群众观点，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一定要让他们来见我，我要见到他们。”他身边的随从人员如警卫员等，他也是不准我叫名字的，年岁大的非得叫叔叔，年岁小的也必须叫哥哥。一位警卫员叔叔跟我开玩笑，我当真了，急得顺口骂了他一句。爸爸知道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还让妈妈带我去向那位警卫员叔叔当面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自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我家的生活条件宽裕多了，但爸爸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丢。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破了补，补了穿；被子也非用到不能再用时才换新的。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句：“您这不有点象叫化子？”爸爸批评他说：“什么叫化子不叫化子的，穷人就不光彩了？你这是忘本！”见爸爸老是那么朴素的穿着，我也就不爱穿新衣服。我上北京念书的时候，妈给我做了几件新衣服，我怎么也不好意思穿出去，还是愿穿供给制时部队上发的衣服，那上面尽管有补丁，可穿着觉得舒服。我要结婚了，爹妈给我做了两套料子好一点儿的中山装，我也一直让他躺在箱子里没穿，现在人胖了，已经小得没法穿了。我上学的时候，爹妈每月给我的零用钱，我也舍不得乱花，剩下了就存银行，到学期结束，又全数上缴给爹妈。爹妈为了使我长好身体，也注意我的营养，可爸爸总是提醒我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就更不该享受了。给你吃好一点，是为了把你的身体搞好，到将来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你享受好一点儿，是欠了人民的债的，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去偿还这笔债。”他还说：“人好歹不是天生的，天下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来红’，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要自以为特殊。要说你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你受党和人民的教育多一些，政治觉悟该比别人高一些，要求该比别人严一些，别的任何特殊都是不应该的。”因此，我十六岁还在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爸爸就要我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要我按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还要向党组织打申请入党的报告。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十八岁那一年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爸爸很高兴，送给我一本党章，并亲笔在扉页上给我题了字。他说：“你一定要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忘记了自已是个共产党员。”

考验终于来了。一九六五年，我们单位原是部队编制，要改为非部队编制了。部队对我的教养，使我舍不得脱下军装啊！想调到别的部队单位中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爸爸严肃地批评我说：“你怎么一事当前就先为自已打算呢？你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坚决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决定，万万不能搞特殊！”是啊！爸爸他自己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毛钱的票子在茶怀底下。一年夏天，他去怀仁堂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回去；总理为了让他有一个固定的适合于养病的地方，一再要为他盖一所房子，他也坚决谢绝了。象爸爸这样对革命有大功的人，都不要特殊，我能吗？爸爸的榜样给我以力量，使我战胜了私心杂念，不再要求调动了。我要求在脱下军装以前，爸爸跟我合拍一张相片留念，爸爸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管教我固然很严，但对我也讲民主，常征求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意见对的他也接受。有一天，他不知从哪儿听到反映，说我在单位里搞特殊，就狠狠地批评我。这不是事实，是别人传错了的，我受不了这委屈，私下哭了。后来爸爸问我对他有啥意见，我说爸爸主观，听了反映不调查研究就批评人。爸爸接受了，并说遇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意见时，还是要采取“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

爸爸是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是，他对我的教诲却永远与我同在；他的那一颗火热的心，也永远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

“请您代我投票”——徐海东和王震　徐文伯每当看到我父亲徐海东与王震叔叔这张合影时，我禁不住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徐大哥”和“王老弟”的亲切称呼在我的耳边回响，一件件感人的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父亲奉党中央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十、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父亲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领导的红六军团。王叔叔和父亲过去长期分别征战在大江南北，虽互相久闻其名，却不曾相联系识。如今，在经历了万里征程之后，能在陕北相会感到格外亲切。在军团司令部，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两人初次见面就无所不谈，谈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帝国主义的蹂躏，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变到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无不切齿痛恨；谈到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的罪行，则又同声谴责。就在这开怀畅变中，父亲觉得王叔叔的性格同自己是多么相似，真是相见恨晚。他俩又从革命谈到了各自的身世，原来，王叔叔是铁路工人出身；而爸爸从13岁开始进窑厂，先后当过11年的穷窑工，真是结在一根藤上的苦瓜。因父亲比王叔叔年长几岁，王叔叔称父亲为“徐大哥”，父亲称王叔叔为“王老弟”。从此，几十年都是这样称呼。

抗日战争开始了。党的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父亲与王需求叔叔都奉命率部插入敌后。1938年初，我父亲率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由晋察冀转向晋西，配合王震叔叔率领的一二○师三五九旅开辟晋西北根据地。在此期间，他们驰骋于敌后战场，一东一西互相配合，与日寇周旋，使骄横的敌人首尾难顾，屡遭痛歼，敌后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次，有数千名对日作战溃散的国民党军队逃了过来。父亲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震叔叔，王叔叔果断决定，命令把这数千人全部收容下来，避免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扰乱。开始，父亲和王叔叔是互通电话联系，后来干脆把指挥部移到一处。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困难共同商量克服，打了胜仗互相勉励，真可谓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亲密战友和兄弟。在敌后仗打得很顺利，群众工作也开展得很成功；他俩共同为党的洛川会议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1938年6 月，我父亲在町店战斗以后，身患重病；8 月，奉命回到延安。王震叔叔仍留在晋西北。从此以后，无论在坚持持久抗战的年代，或是在推翻蒋家王朝决战时期，他们时南时北，转战各地；直到建国后的1956年他们才又重新见面。在这将近20年年头里，尽管云山阻隔，但他们心犀相通。1940年1 月，父亲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时，因多次身负重伤，旧病复发，王叔叔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无奈军务在身，不能前来看望。

1956年，父亲在大连休养，王叔叔专程从北京去看望阔别将近20年的老战友“徐大哥”。父亲得知王叔叔要来看他，接连几晚兴奋得睡不好觉。王叔叔一到大连，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从车站直接赶到了父亲的住处。两位老友见了面，激动在流下了热泪，一再拥抱，互相说着：“我们终于见面了。”接着，两位老人滔滔不绝地谈起分别后的情形。在战争年代，我父亲先后9 次负伤，抗日战争的后5 个年头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中，有时就躺在担架上指挥打游击，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逃出来。在病中，父亲几次口吐大量鲜血，在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条件下都得以转危为安。所以王叔叔说：“徐大哥，您能有今天真是九死一生呀，您是死不了的人。”父亲说：“王老弟，我们能见面是多么不容易呀！我相信您能活到百岁。”当天，他们谈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二天，王叔叔一早又来到父亲的住地，他们继续尽兴而谈，同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旅大市负责同志想请王叔叔去旅顺参观，王叔叔谢绝道：“我是专程来看望徐大哥的，不是来参观的。”由于工作繁忙，他第三天就返回北京了。

党的“八大”以后，父亲由大连迁居北京，王叔叔与父亲来往就频繁了。那时父亲的身体善比较好，可以起床活动了，他就急于要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王叔叔深知我父亲的病情仍然不轻，总是耐心地安慰他等病愈后再工作，一定要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在风雨如磐的10年中，父亲和王叔叔的友谊也经受了考验。林彪、江表一伙把我父亲和王叔叔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污蔑为“黑关系”、“搞阴谋”。早在1966年9 月，林彪、江青一伙就开始诬陷王震叔叔，强加种种罪名，给他挂黑牌子进行批斗。一天，王叔叔砸了黑牌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父亲非常气愤地说：“王老弟，你砸得好！我们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顶得住。要说你王老弟是反革命，那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父亲尽力地安慰王叔叔，要他注意身体，坚信乌云总是要过去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抓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徐海东”的标语，污蔑我父亲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父亲感到实在冤枉，憋住一肚子的火到王叔叔那里，倾诉衷肠。王叔叔对父亲百般地安慰，并说：“徐大哥，要说你是反革命，那我王震就是反革命。你要多加保重身体，相信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王震叔叔又对我说：“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其他地方都不要再去了。我不怕牵连，徐大哥的事我要管到底。”1968年三月，林彪反革命集团死党邱会作突然下令，卡断对父亲的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天哪！父亲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现在又患有严惩的肺病、心脏病、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症，肺部呼吸功能已失去了80% ，24小时都离不开氧气，没有氧气和药品怎么能活下去呢？我们迫不得已向当时的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这一紧急情况，结果都是不管不问。我们决不能眼看父亲被活活整死啊！我就想到王震叔叔，请他把这一严惩的情况报告给敬爱的周总理。我甩掉了盯梢的人，见到了王叔叔。王叔叔听了十分着急，他果断地对我说：“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徐大哥的生命。”王叔叔冒着风险把我父亲的情况报告到总理那里。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他立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恢复了氧气和药品的供应。父亲终于得救了。

1969年4 月1 日，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亲自提名我父亲为“九大”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当我父亲来到主席台后，王叔叔特地来到隐父亲的身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徐大哥您好吧，望您多加保重。”父亲也深情地说：“王老弟您好呀，您也要多多保重呀！”互表关怀的深情。

“九大”会议期间，在选举中央领导成员时，父亲因行动不便，不能投票，他就向王叔叔招招手，把王叔叔请到身边，向王叔叔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王叔叔深情地向我父亲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当敬爱的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时，向我父亲和王叔叔点头微笑。而林彪看到这一情景时，却恶狠狠地瞪了王震叔叔一眼。事后王叔叔对我说：“我当时也狠狠地瞪了林彪一眼。”

林彪的篡党夺权的阴谋在继续发展。不久，下达了所谓“一号命令”，父亲被疏散到了郑州。林彪、江青一伙和在河南省的代理人，继续残酷迫害父亲，不仅不给必需的药品，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米、面、油都不供应。我把父亲的处境写信报告给疏散到江西的王震叔叔，王叔叔千方百计找了些急救药品，寄给父亲解决危难，但被林彪在江西省的死党给扣下了。我们全家人悲愤难言。父亲临终前一再嘱咐我，他死后不要通知同他战斗过的伯伯、叔叔们，以免牵连他们；但一定要告诉王震叔叔。我遵照父亲的遗嘱，从郑州发了电报给王叔叔，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听说王震叔叔接到电报时，手不住地颤抖，泪流满面；一连几天吃不下饭，也不见任何人；他老人家亲自写了一份长达数百字的唁电，但是这份电报被当时河南军区的个别人无理地退回了。

1979年1 月24日，党中央终于为我父亲彻底平反昭雪，给父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敬爱的邓小平叔叔主持追悼大会堂，王震叔叔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后，我陪母亲去看望王叔叔，他深深怀念地说：“海东大哥是我的当之无愧的老大哥，要不是林彪、江青于伙残酷迫害，决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们，他要是看到现在这样的结局，多么高兴呀！我永远忘不了徐大哥，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功勋永放光辉，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忠诚的战士善战的将军　张希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杰出的指挥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徐海东同志诞辰八十周年，也是他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含冤逝世十周年。每当我回想起与这位令人尊敬的老首长一起工作的经历，就更激起对林彪、“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和对徐海东同志的深切怀念。徐海东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了，而他那光明磊落的政治本色、忠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襟怀坦白对党忠诚一九三二年，蒋介石调动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实行残酷的“围剿”。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终未取得反“围剿”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时，党内机会主义者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实行逃跑主义，擅自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把我党我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让给了国民党反动派。

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仅约一万人。由于敌人的猖狂“围剿”，我军分散，不能形成打击敌人的强有力的拳头，屡与敌人作战而不能取胜。根据地军民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很混乱。如不尽快地将分散的部队集中起来，就有被敌人各个击溃，以导致整个苏区斗争的失败。在此情况下，当时的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以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为基础，立即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同志任军长，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我当时在红二十五军保卫局任职，后来相继任军直属队部党委书记、经理处（后称供给部）政委。自此，与徐海东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

徐海东同志对张国焘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极为不满，为贯彻执行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和红色割据的主张，在重建红二十五军、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和右倾思想作了顽强的斗争，坚决维护了党的统一和团结。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三年初，红二十五军集中兵力与敌作战，军事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根据地的形势稍有好转。这时，鄂豫皖省委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下，错误地估计形势，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夺回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等，并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贸然决定夺回七里坪。七里坪位于红安县城以北四十余里处，西、北两面有倒水河作自然屏障，东、南面有较为突出的制高点，工事相当坚固。敌兵力为三个团六千人。另外，距七里坪不远的城镇都布有重兵防守，可随时增援七里坪。而当时我军只不过一万人左右，并无优势兵力。在传达省委关于攻打七里坪的决定时，徐海东同志认为，我军既没有攻坚条件，兵力也不足以围攻敌人和阻敌增援；根据地屡遭敌人洗劫，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我军军需、物资和给养毫无保障。因此，他坚决反对省委的这一错误决定，并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于省委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徐海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来，在围攻七里坪的过程中，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我军兵力不足，连该镇通向外地的公路都无力加以控制。因此，并未国死城中之敌，敌人外围援兵仍然畅行无阻，而我军由于阵地正面过宽，兵力分散，不能对敌人实施重点突击，以有效地歼灭敌人。随着时间的拖延，我军的给养、药品等供应越来越困难，部队被拖得精疲力尽，广大指战员流露出一些怀疑和不满情绪。这时，徐海东同志向省委提出撤围的建议。当时，红军党内正犯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谁怀疑上级决定、或是给领导提意见，都有可能被打成右倾分子、反革命而加以迫害，轻者受处分，重者要处决。对此，徐海东同志毫不畏惧。他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为了革命利益，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他与左倾路线的冒险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省委关于围攻七里坪的主张本来就不妥当，久围而不克，打疲劳战，这不是我们红军的战术。部队消耗越来越大，现在如果再不撤，我军就要被拖垮。假如外围敌人再来个反包围，对我形成内外夹攻的态势，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徐海东同志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了无理的批判。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把他的意见说成是右倾主张，并当即把他驱逐出会场，剥夺了他参加讨论的权利。尽管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但徐海东同志毫不气馁，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定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历经四十三天的七里坪战役，红二十五军减员近半，所剩七千余人，体质也很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不得不决定撤围。在此期间，徐海东同志所提两次建议虽然未被及时采纳，但他那主持正义、无所畏惧的高贵品德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徐海东同志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在路线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九三四年底，红二十五军北上到达陕南地区，并决定在此开辟根据地。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个别同志面对艰苦的条件，产生了畏难情绪，怕担风险，不愿在陕南扎根。他们的理由是：陕南是山区，地盘小而且穷，红军补给困难；陕西的敌人是盘踞多年的国民党王牌军，实力雄厚；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伤亡较大，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决不可能单独创建根据地。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合，并声称：“红四方面军是老大哥部队”、“会合力量大”、“我们可以吃现成饭”等等，以此来动摇省委的决心。到了一九三五年初，随着敌人进攻的开始，特别是春荒的到来，这种思想的影响逐步扩大，直接妨碍了省委关于在豫西北、鄂东北、陕南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行动。为此，省委召开会议，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问题，展开了一场重大的思想斗争。会上，作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同志，针对一部分人的右倾逃跑主义思想，给予有力的驳斥。他指出，红军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需要，我们离开了鄂豫皖苏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必须在这里扎下根来，建立人民政权，以牵制敌人“围剿”中央红军的兵力。他说，陕南山区艰苦，这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困难；盘踞陕西的敌人虽然实力雄厚，但他们的统治很不牢固，缺乏山区作战的经验，这正有利于我军发扬长处，击敌短处；陕西军阀与蒋介石有较深的矛盾，有利于我们多做统战工作；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欺骗，觉悟不高，但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宣传和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就能使我们站稳脚跟，扩大红军的影响。自此，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主动出击，打土豪，分田地，大灭敌人锐气，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并健全了地方基层党组织。边区广大群众欢欣鼓舞，革命情绪不断高涨，青壮年勇跃参军，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红二十五军迅速壮大，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围剿”，牵制和歼灭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海东同志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他手中虽握有兵权，但从不自以为是。他对党中央、毛主席历来十分尊重。说话、做事都要想到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了迎接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到来，红十五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联合攻打敌人重耍据点张村驿。由于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沿途连续与敌作战，加之生活条件艰苦，战士的体质很差，战斗力受到一定的影响。当时，他们有一个连参加了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的战斗。战斗中，该团政委十分傲慢地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徐海东同志得知后，立即把他找来，严厉地批评了他不注意团结，不尊重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老大哥部队的错误言行，并当即宣布给他以撤职处分。徐海东同志利用这一典型，教育红二十五军克服当时普遍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加强与兄弟部队的团结。他对大家说，革命队伍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只有时刻记着党中央，我们的行动才有方向，才能打胜仗。任何违背党中央、有损于团结的言行都是不能容忍的。

徐海东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任劳任怨，积极负责。从一九三二年底重建红二十五军以后，他几次由任军长到任副军长，又由副军长改任军长。担任军团长后，又去担任八路军的旅长。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勤勤恳恳做好党交给他的工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央委派程子华同志到红二十五军工作，经省委研究由程任军长，徐海东同志改任副军长，他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决定，热情地介绍情况，积极协助于华同志做好工作。他说：“只要能为革命作出贡献，叫我干啥都行。”确实，徐海东同志就是怀着对党的无限信赖，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而在名利面前，却从不向党伸手。一九六○年，他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写工作，他给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和高贵的品质！一九六三年二月我在北京开会期间，前去看望卧病多年的徐海东同志。他深情地对我说：“象我这样九次负伤、又得了重病的人，之所以仍然能够活在人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我心情舒畅。”

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徐海东同志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充分发挥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机智灵活，威震敌胆。早在一九三二年，“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惊恐地多次悬赏捉拿徐海东同志。自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我们几乎天天打仗。尽管当时的环境十分艰苦，敌我力量悬殊很大，但是，无论是在苏区还是在白区作战，以及长征途中和会师以后，在与敌人的无数次作战中，从来没有吃过大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与徐海东同志的卓越指挥才能是分不开的。

徐海东同志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屡建奇功，闻名于众，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学习和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必然结果。我同徐海东同志一起战斗过多年，对此有切身感受。他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根据敌、我、民情这些客观条件，制定出合理的作战方案，正确指挥战斗。一九三四年七月初，“围剿”根据地的敌军大肆向我侵犯，并声称在三个月内将我军“彻底肃清”。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徐海东同志率红二十五军与敌周旋，寻机歼敌。途经罗山县长岭岗时，侦察了解到号称“王牌”的敌一一五师在此设防。他们乍从东北调来，地形不熟，戒备甚疏。当我隐蔽地进至敌阵地前沿时，敌人仍未发觉。徐海东同志经过实地勘察，认为，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地形狭窄，虽然敌人守兵众多，但难以展开，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他果断地定下了歼灭该敌的决心。由于徐海东同志指挥得当，在我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合理调整部署，巧妙地造成了局部的优势。广大指战员发扬了我军山地战的特长，战斗动作隐蔽、迅速、勇猛，仅用三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装备精良的一一五师几乎全军覆没。缴获敌人轻机枪二百余挺、长短枪八百余支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战后，徐海东同志高兴地对我说：“希才同志，我们打了这么漂亮的一仗，部队情绪高了，你这个党委书记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好做多啦！”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笑着继续说：“这一仗打得真过瘾，敌人整整五个营，连一个勤务（兵）和马（亻夫）都没跑掉。”长岭岗一战，给了敌人“三个月‘围剿’计划”当头一棒。我根据地军民受到很大鼓舞。这一仗，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更重要的是缴获了大批精良的武器，大大改善了我军的装备，许多连队配齐了九挺轻机枪，好几个营换上了一式的“奉天造”马步枪。这对当时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的红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并为以后的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八月底，省委为扩大我军影响，决定攻打英山县城。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进至城下，发现敌人设防工事坚固，且守敌众多。如我军强攻，必然造成重大伤亡。经过仔细侦察和反复研究后，他向省委、军党委提出建议，放弃攻打英山的计划，改为奔袭太湖县城。他的理由是：太湖敌人防守薄弱，我远距离奔袭，能出其不意，胜利的把握较大；太湖距安徽省会安庆较近，攻克后政治影响更大；它又是敌人后方，物资丰富，对我们解决部队物资供应困难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省委和军党委同意了徐海东同志的意见。于是，我军于九月三日傍晚出发，利用两个夜晚，急行军二百三十里，于四日半夜时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攻克了太湖县城，歼灭了该城守敌，缴获了许多马匹和大批药品及其它军需物资。我们在清理和分配战利品时，给全军每人发了一把雨伞。当时，部队经常露宿，雨伞就派上了大用场。战士们高兴地说：“一把雨伞就是一间房啊！”

徐海东同志指挥了许多重大的战斗，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作战，能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并使我军由弱到强，这与他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是密切相关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由皖西北赶往鄂东北听取中央指示。敌人四个师十六个团在后面紧追，在前方又布置了五个师的兵力重重封锁，妄图前后夹攻，阻我西进。怎么办？为了摆脱敌人，迅速到达鄂东北，徐海东同志与政委吴焕先同志研究决定：选择当面敌人的薄弱部位，以出其不意的行动，突破敌人封锁线，十一月六日，我军从商城出发，两天一夜连续行军二百余里，以急袭战术全歼汤池守敌一○九师工兵营，击溃一○七师两个团，打垮敌一○八师一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其中就有敌人经营已久、并吹嘘是无法越过的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因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战士十分疲劳，部队在斛山寨稍事休息。突然，尾追之敌集中十个团的兵力向我扑来，我军被敌人分割成几部分，处境十分危险。徐海东立即收拢部队，首先粉碎敌人分割包围的阴谋。他与吴政委一起分析了敌情，认为，几天的行军和作战，我军体力消耗很大，要以“走”来摆脱敌人是困难的。必须打垮敌人的进攻，尔后才能突出重围，继续西进。于是，马上调出一部兵力迂回到敌人侧后，来了个前后夹攻，先歼敌一部，再集中兵力歼灭另一部敌人。这样，我军便巧妙地由防御转为进攻，变被动为主动。全军指战员发扬了不怕疲劳、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有力地打破了敌人的包围。趁敌溃逃之际，徐海东同志又令部队发起反冲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逃窜。这一仗，敌人不仅没能包围我们，反而被我军击毙和俘虏三、四千人，他们还丢下了大批武器弹药而备自逃命去了。我则大踏步地继续向鄂东北挺进，顺利地完成了接应程子华同志的任务。广大指战员高兴地称颂这是一次神奇的战斗。确实，在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的战例中，诸如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些神奇的战斗，真是数不胜数的。一九三五年六月的荆紫关战斗也是打得很出色的。当时，我军于长征北上途中，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连战连捷，造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局面，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调集了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向根据地发动“围剿”。省委听取了程子华同志介绍的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战法，及时采纳了徐海东同志的合理建议：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撤至外围寻机歼敌。敌人发觉我军战略企图后，立即尾追。我虽与敌人几次交战，终未取得重大战果。当我军进至商南县东南时，敌人追兵接题而来。徐海东、吴焕先等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以一个团阻击尾追的敌军，而主力部队则远程奔袭敌人后方荆紫关，以解决我军被服供应困难。荆紫关是鄂豫陕三省边界的重地，敌人在此设有临时后方补给点，并有一个营把守。我军以手枪团为先头部队，化装成敌军，经一百三十余里急行军，于六月十六日上午到达荆紫关。敌人外围警戒分队以为是自己的部队，组织了列队迎接。我军未耗一枪一弹就解除了该敌武装，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警戒线，迅速逼近城下。城中守敌知道上了当，立即关闭城门，向我军开火，密集的子弹一齐射来，手枪团没有重兵器，连一支长枪都没有，无法组织还击，被敌人火力压在城下。正在危急关头，徐海东同志亲率主力部队跑步赶到城下，搭人梯强行登城，仅用一个多钟头，就歼灭该城守敌大部，活捉了敌军需处长，缴获了大批物资，单是上等布料就有三千多匹，堆满了我们供给部的住房，门前还放了许多。这时，徐海东同志来找我们，笑着对我说：“怎么样，这下不愁没有军装了吧？”接着，他又问我这么多布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全军只有一个随军被服厂，三十多名工人，把这些布都做成军装显然是来不及的。于是，我提出建议，把布拉成料子，发给干部战士带着。他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样，一人发了七套衣料，为后来我军冬季服装解决了大问题。

徐海东同志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充分表现了他那作为优秀指挥员所具有的沉着、勇敢的胆略。他虽然多次身临险境并负了重伤，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那高昂的战斗情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二十五军转移北上。十一月二十六日拂晓，部队经一夜冒雨行军，到达方城县的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堵击部队一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的伏击。敌人追兵万余人又向我猛攻，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态势。而我军当时兵力不过三四千人，且因风雨交加，视度不良，先头部队没有及时发现敌人，加之天气寒冷，战士的手脚都冻僵了，枪上也结了冰，拉不开检。由于敌人火力过猛，我军被压在几条干河堤下和田埂后边，情况万分危急。在这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政委吴焕先同志举起大刀，不顾枪林弹雨，带着部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徐海东同志率领一个团担任后卫，当他得知先头部队被围的消息后，立即带领部队迅速赶至现场，投入战斗。徐海东同志一面命令部队就地坚守，一面沉着地与吴政委商量对策。最后，在一个战士那里找到了一盒干火柴，点燃了一个小草垛，让大家一边烘手，一边烤枪，不一会便向敌军发起进攻。顿时，几十挺机枪一齐怒吼起来，枪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敌人惊恐地喊叫：“共军的机枪响啦！”纷纷丢下武器，抱头逃命。我军转危为安，急忙构筑临时工事，又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并依托附近几个村庄，与敌人僵持了一天，直到黄昏时分，徐海东同志亲自组织了六、七十名机枪手，端着机枪，排成横队向敌阵地的一个方向冲去，杀开一条血路，让部队突围。敌人见我来势很猛，溃退下去。我军大部队顺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继续向西挺进，敌军惧怕我夜战之长，不敢再追。

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早晨，红二十五军部队集合在甘肃省合水县板桥镇。正准备出发，敌人一个骑兵团向我们冲来，眼看敌军向我进逼。徐海东命令参谋长马上组织转移，而他自己亲自带领几十名骑兵前去拦截敌人，掩护部队撤离。我几十名勇士在徐海东同志的率领下，向敌群冲去，敌人立刻乱了阵脚。因为双方骑兵混在一起，敌人无力施展威风，只得丢开我军主力，来对付骑兵。经一、两个钟头的厮杀，徐海东见我军主力部队已远去，使命令骑兵边打边撤，而他只留下几个人继续与敌人周旋。敌军见我阵中仅剩几人，当官的便大喊大叫起来：“抓活的”、“别让他们跑了！”一齐向徐海东扑来。俗话说：“艺高胆大”。我们的徐军长面对敌人骑兵的重重包围和威胁，毫无惧色，凭着一身好武艺，越战越猛，边杀边走，终于杀出了重围。正当全军指战员为他的安全焦急的时候，徐海东同志与敌人周旋了半天，赶回了我们的队伍中，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关心同志爱护部队毛主席称赞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这是恰如其分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徐海东同志参加了组建红二十五军并始终领导了这支部队，使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骨干力量。这正是他始终沿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建设军队，用马列主义培育干部、教育部队的结晶。

徐海东同志对红二十五军有特别深厚的阶级感情。在战争年代里，他在担任军事指挥等工作的同时，时刻关心着每个干部战士的成长，经常利用战斗间隙找指战员们谈心、谈工作，了解部队的思想动态和他们的疾苦，用毛主席的人民军队思想教育部队、培养干部。他在红二十五军任职期间，对全军团、营干部和一些连队干部能做到了如指掌，可以说出各人的姓名、家庭住址、本人个性等。他每次与人交谈，都能让你心情舒畅，该解决的问题都能得到园满的解决。我记得，在我任供给部政委期间，有一段时间由于我们领导同志因工作产生了矛盾，团结不好。徐海东同志得知后，马上找我们谈话，他详细地了解情况，帮助我们交流思想。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之间就好比左右手，配合不好就会自己打自己；团结不好，就不能搞好工作，给党的利益造成损失。因此，要顾全大局，工作中互相谦让，互相配合。”一席话，说得我们心悦诚服。从此，我们十分注意互相之间的支持和谅解，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

徐海东同志始终保持了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注重同志之间的团结。从重建红二十五军到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与吴焕先、程子华、郑位三、徐宝珊、郭述申等同志共同战斗过多年，可算是“老搭挡”了。他们之间有时也有争论，但总是互相谦让和耐心说服。他们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在工作中密切配合，这给全军干部树立了好榜样。所以，红二十五军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始终拧成一股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与徐海东同志的模范作用是分不开的。当吴焕先同志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泾川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徐海东同志特地找到我，流着泪说：“你们供给部要想办法为政委买一口好棺材，做一套好衣服。我要把他穿的一套内衣收藏起来，带到中央去，交给毛主席。”他马上又到前线向大家作战斗动员，他说：“吴焕先同志是我们的好政委和领路人。他的牺牲是我们红二十五军胜利前进中的一个重大损失。政委给我们留下了党的优良作风。我们要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坚决消灭敌人，为政委报仇。”

徐海东同志对部队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把部队的衣、食、住、行都列人了自己的工作日程中。他时常利用战斗间隙，来到我们供给部，听取工作汇报，详细询问部队给养、服装供给的实际情况。他常说，部队作战这么艰苦，我们不搞好供给，不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就对不起他们。这些话，一直激励着我们供给部的全体同志努力搞好工作，积极为部队服务。红军时期的供给是没有保障的，给养供应主要来源于地主老财。常常是打到就吃，打不到就忍。有时在内线作战，筹粮很困难，战士们就以野菜、树叶、树皮、葛滕很充饥。每遇到这种情况，徐海东同志不是亲自带领部队袭击敌人后方，从敌人手中夺粮，就是指派专人，克服重重困难，外出筹粮。他还帮助我们作好周密计划，合理安排，并经常指示我们，一定要搞好必要的储备，决不能让战士们空着肚子与敌人拼刺刀。在徐海东同志亲自过问和直接关怀下，红二十五军的供给明显好转，部队生活逐步改善，战斗力不断提高。我们长征到达陕北后，还结余了约万元和许多军需物品。根据徐海东同志“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交给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将这些经费、物资交给了中央供给部。

在与徐海东同志的共同战斗和工作中，有一件事是我永生难忘的。那是一九三七年秋季，他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任旅长，我任营教导员。在町店与日军的一次作战中，我左手负伤，被送往旅医院治疗。战斗结束后，徐海东同志和当时任旅政委的黄克诚同志特地赶往医院看望我们。他首先表扬了我们营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敢打敢拼的精神和良好的战斗作风，并安慰我说：“你光荣负伤，我们代表大家来看望你。到后方好好养伤，遇到什么困难就转告我们，由我们帮助解决。”这些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深深地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后来，我在后方医院治疗，很长时间未能恢复。我实在呆不住，就回前线了。徐海东同志见我伤未痊愈，严肃而深情地对我说：“希才同志，在前方打仗是战斗，在后方养伤也是为了战斗。要听从组织安排。”于是，他与黄克诚同志商量后，又把我送到一个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治疗，直到完全恢复了健康，才重新给我安排了工作。

只要与徐海东同志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他那种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而感动。他虽身居要职，但从来不摆架子。无论是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建国以后的环境里，他始终保持了普通一兵的本色，时刻注意接近和深入群众，关心和爱护同志。徐海东同志的职务先后变动多次，可他对同志的满腔热忱却分毫未减，记得在一九四七年，他在大连养伤期间，有一位同志带着孩子路过那里去看望他。临别时，徐海东同志轻轻地拍拍孩子，笑着对她说：“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你们可要把她抚养好、教育好哟！”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块银元，塞到她的手里，接着说：“我也没有什么送给孩子，请把这一点心意收下。”这几块银元，凝集着徐海东同志对下一代寄予的无限深情和对部下的一片厚意，感动得这位同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在那艰苦的年代里，徐海东同志省吃俭用，并没有什么积蓄，而他对同志却给予慷慨帮助。

徐海东同志在待人接物中，始终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只要你有事找到他，他都会热情地帮助解决。因此，大家有话都愿意对他讲，有事也愿意找他商量。战争年代里他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亲如一家。住进北京后，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开会或去北京办事，凡是到他那里去的，不管职务高低，他都热情接待，勉励大家勤奋学习，积极工作，从各方面关心同志，给他们以温暖。

徐海东同志对别人是热忱相待，可对自己从不作特殊照顾。他先后九次身负重伤，可总不当一回事，拼命为党工作，终因积劳成疾，病倒在战场上。正因病魔缠身和林彪、“四人帮”这伙恶魔的残酷迫害，致使我们的好军长徐海东同志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我们一定要学习徐海东同志襟怀坦白、大公无私、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品德；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先辈们的遗愿，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战友情——徐海东和陈赓　张麟革命的火焰，在鄂豫皖三省各个山区燃烧。一支又一支游击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党中央派来了许多党政人员和军事将领。张国焘、沈泽民、曾中生、徐向前、陈昌浩以及郭述申、陈赓等先后到了大别山。随着红军一次又一次扩编，地方武装一批又一批升级，1931年3 月，徐海东率领的鄂东警卫团也发展成为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了。

徐海东打了三年多游击，如今脱掉长袍，戴上八角帽，尽管身上还不是一色整齐的军装，仍穿着黑棉袄、蓝布裤，可是扎上绑腿，系上皮带，已经很像一个武装军人了。看到红军大发展，从中央来了许多人，其中有的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的是南昌起义军的指挥员，有的还是留过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一个个文武双全……徐海东高兴得整天笑，笑得脸上那一对酒窝显得特别深。可是，一天傍晚，师部一位负责人突然通知他，要他准备到三十八团去当团长。徐海东一听，要离开老部队，到一个新的部队去，打心眼里不乐意。他觉得那里人一面不熟，不好开展工作，便跑去找师长陈赓，陈赓正巧在洗脚，看见徐海东进屋，笑着说：“来来来，趁水热，烫烫脚。”

徐海东沉着脸说：“我洗过了，找你是想说说，我不想去三十八团。”

陈赓一怔，问道：“你想干什么？那就来替我当师长，我正找不到一个人来顶替哩！”

徐海东只听说陈赓是个将才，参加过南昌起义，北伐战争中当过第二方面军特务营长，却不知他爱开玩笑，以为师长疑心他想要个大官，着急地说：“师长，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不是想当官！革命嘛，哪能想自己，我是说，到新部队人不熟。我……”

“谁和谁熟？”陈赓拉着长音说，“我来到这大别山熟人更少，照你说，那只好不干了。”说着穿上鞋袜，在地上走动着。

“我是想，人熟好工作……”

陈赓突然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乡土观念！只想抱着老婆、孩子在家门前转圈圈，这算什么革命分子！”

陈赓这几句话，说得徐海东很难受。若不是刚认识不久，真要和他大吵一顿了。他觉得师长这人太不留情面，劈头盖脸乱批评人，谁有乡土观念？谁又想抱着老婆、小孩闹革命啊！我徐海东为革命，家破人亡了，我恋家？

徐海东压住心头的怒火认真地说：“我不是那号人！我是不想离开我那个老团。”

陈赓瞪大眼看着他，问：“你那个团？哪个团是你的？”

徐海东说：“我是说，我和警卫二团人熟，我也不是那意思……”他解释着。

陈赓不说话了，看着徐海东，微微地笑了。他那张笑脸带着几分顽皮，又带着几分歉意，好像说：刚才说话不客气，实在对不起。徐海东这才觉察到了师长的友好态度，也笑了笑，说：“师长，你不了解，我徐海东是个粗人，脾气不好，熟悉的同志，会多多包涵的。”

陈赓说：“你是‘粗人’，谁是‘细人’？今后，我们都要多包涵。”说罢向徐海东做了半敬礼的手势，走了。

这一次短短的谈话，使徐海东一眼就看透了这位师长的性格：陈赓是那么直率，那么爱天玩笑，玩笑之中，又含着同志的深情。徐海东自己就是这种性格，他自然也最喜欢这样的领导。

谁知，过了不久，一次接受任务，他又和陈赓师长说“崩”了。那一次，师长、政委召开会议，正在作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部署。徐海东认为，这次打仗，会把他们这个团放在重要位置上，没想到，领导要他们去发动群众、筹粮，还要他们设法去搞五百双军鞋来。前几年，徐海东任黄陂区委书记、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多是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婆婆妈妈的事不少，几乎天天都要和妇女、儿童打交道。他对这项工作虽然很熟悉，如今却有些厌烦了。他觉得干这个事杂、罗嗦、憋气又难办，真不如在战场上冲锋杀敌痛快。他当着师长、政委的面，气呼呼地说：“为什么叫我们团去干这些？”

师政委却不动声色地说：“同志，这是革命分工嘛！不发动群众，不筹粮，我们吃什么？没有鞋怎么跑路！”

徐海东还是想不通，又说：“为什么不能派别的团去？”

陈赓师长在一旁发火了，说：“你这个老虎，就是意见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命令！通不通，三分钟，你再考虑三分钟！”

徐海东心想：考虑三分钟我也还是不通。可是他到底是一个经过北伐战争的老兵，愍者“命令”这两个字的分量，虽说是思想不通，还是向师长、政委打了个敬礼，说了声“执行！”便转身要走。

陈赓微微一笑，眯起眼睛说：“想好了？军人嘛，就是要服从命令。”

“命令我坚决执行。”徐海东回过头来请求似地说，“只是下一次再不要让我们去……”

“什么！什么！”陈赓突然板起面孔，叫住徐海东，“这是有条件地执行命令，不行！……”

徐海东知道陈赓的脾气，他要是真发了火，话就难听了，便甩开大步，再也不回头了。只听到背后陈师长又放声大笑起来。这笑声中带有同志式的温暖和友好的批评。

傍晚，部队分头出发了。徐海东看着一行向东行进的部队，心中虽然还是不那么舒坦——对这次任务分配不满意，可是他冷静一想，觉得陈赓师长对军人严厉要求是对的，自己不应该挑挑拣拣。可他这时一心就是想着去打仗啊！然而，他却像一只不得奔跑的老虎，暂时被困在一个四面都是陡壁的深谷之中……

紧张的反“围剿”作战，在枪炮声和不停滞不前的急行军中展开。敌人十个团的兵力，采取“追堵兼施”的战法，分路向红军进攻。红军主力在曾中生、徐和向前指挥下，从鄂东跳到皖西，又从皖西跳回鄂东北。敌人被我们“调动”来“调动”去，所谓的“围剿”变成了“武装游行”。一个多月，红军就歼灭了敌人6000多人。蒋介石曾夸下海口，要在5 月义芭前，肃清鄂豫边的红军，到了5 月底，他只好收兵，重新调整他的部署了。

在这一个多月里，徐海东带着三十八团，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不断地扩红，筹集了许多粮款，还打了七次小仗。部队伤亡不大，人数却比一个月前增加了二百多。徐海东在一次战斗中棉衣袖子被敌人的子弹穿了两个洞，膀子擦着了一点点皮，血却没流出来。他幸运地向一个干部说：“嘿嘿，飞向我的子弹是吃素的！”这话不知怎么传进了师长陈赓的耳朵。一天，陈赓看见徐海东，突然问道：“听说飞向你的子弹都是‘吃素’的？”

徐海东笑了笑说：“那是玩笑话。”

“你还说，你徐海东‘命大’！”

“那也是玩笑话。”徐海东预感到师长要教训他，仍是陪着笑，脸上闪着两个酒窝。

陈赓又说：“你还说，‘战场上打死的都是怕死鬼’！这是真的？”

徐海东又坦然一笑。他是这样想的：在敌人火力袭击下，勇敢的士兵一下冲过去了，反而平安无事；怕死鬼犹豫不决，畏葸不前，那就准吃枪子和炮弹！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战场上牺牲的人，多数还是勇敢冲锋的。

陈赓和徐海东都是爱说爱笑的人，彼此熟了，不分你我，每到一块，总是先开一番玩笑。一个师长，一个团长，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开幕起玩笑来，往往都是忘了自己的身份，有时还对骂几句。陈赓知道徐海东打仗勇敢极了，只要是情况一紧急，他就带头冲锋，所以常常带着讥笑，幽默的口吻，说徐海东：“你这个不怕死的老虎，小心些！”

徐海东一张口也还是那句话：“我这人‘命大’！子弹见了我就会拐弯的！”

陈赓眯起那双眼睛，笑着说：“嘿呀，我姓陈的不信命，我只信马克思，相信子弹是能打死人的。它不会飞到我面前就立定、敬礼！”

他们的谈话总是这样充满着友好和善意的。有时互相提醒，有时彼此忠告，甚至不厌其烦。

一生忠勇居功不骄　韩先楚刘震陈先瑞——忆徐海东同志徐海东同志在十年浩劫中逝世。他逝世的时候，穷凶极恶的林彪、江青一伙剥夺了我们悼念的权利，就连逝世的消息也还是后来才知道的。

徐海东同志是我军有名的将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九次负伤，身上挂着十七处伤疤，对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做出了光荣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同志又是因病最早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他不居功，不骄傲，不争名位，不谋私利，不追求特殊享受，坦率、正直，勇于修正错误，始终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邓小平同志称赞他“对党是一颗红心”。

我们在红军时期曾和徐海东同志一起战斗、工作和生活，在他病后的几十年里也常有接触。现在把一些难忘的经历追记下来，谨作为我们对海东同志的悼念，让他的光辉业绩和优秀品质永远鞭策我们前进。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同志是湖北省大悟县徐家桥人，一九○○年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祖上六代都是烧窑工人。他本人从十四岁起当窑工，做了十一年“窑花子”。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在湖北各地兴起时，徐海东同志由于饱尝了人间苦难，具有强烈反抗精神，于这年四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他受党的指派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他担任黄陂县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率队支援黄麻秋收起义。一九二八年，任黄陂县夏区区委书记，组织领导了“年关暴动”……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斗争，使他锻炼得有胆有识，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一名优秀指挥员。

海东同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担任过团长、师长、红二十五军军长。他指挥作战灵活机动，善于打巧仗，打硬仗，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以少胜多，在危难关头起转危为安的作用。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蒋介石调集一、二十万兵力进行残酷的“围剿”。海东同志指挥部队，常常与几倍或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对阵，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抓住敌人薄弱部位，坚决把敌人打垮。一次，在光山县的郭家河，海东同志指挥的七十四师担任主攻，仅一个多小时激战，以伤亡很小的代价，将敌一○四旅近三千人全部歼灭。又一次，在皖西北葛藤山反击战中，他巧妙地部署兵力，部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一举将敌一六一旅歼灭，活捉敌代理师长兼旅长柳树春。象这样的以劣胜优的战斗，是不胜枚举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徐海东同志和红军既伯又恨，到处张贴布告：“活捉徐匪海东，赏洋十万”。敌人的诡计不能得逞，就对海东同志的家族实行疯狂屠杀。海东同志一族八十三人，被杀害了六十六人。千仇万恨，更激起了徐海东同志以顽强的精神去战斗。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粉碎了敌人重兵的“追剿”堵截，经安徽、湖北、河南，到陕南开辟新苏区。徐海东等领导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在入陕后的两次“围剿”中，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以大回旋的行动，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然后诱敌深入到我根据地中心区，全歼敌两个旅，击溃两个旅，活捉敌两个旅长。接着，我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前锋直抵西安南郊。敌人的“围剿”就这样彻底破产，我新开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力量。

一九三五年七月，鄂豫陕省委确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根据程子华同志来鄂豫皖苏区时传达的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徐海东同志表示：“我们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此行动中我们要不惜最大的牺牲，迎接中央北上。”海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率部奋勇西进甘肃东南部，袭占两当县城于先，攻取天水县城北关于后，继而进占秦安，威逼静宁，截断了西（安）兰（州）公路，威胁了敌人后方，蒋介石极为震惊，连发五道电令，抽调堵击中央红军的部队回击红二十五军。这样，就在一定时期内牵制了敌人，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配合了中央的北上行动。此后，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在延川县永平镇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为了扩大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北上，红十五军团积极投入了陕北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斗。首战劳山，再战榆林桥，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加强团，击毙敌师长，生俘敌团长。我军连战皆捷，准备了迎接中央的献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表彰了红二十五军的远征功绩和红十五军团的功绩。

与中央会合之后，中央派了红一方面军大批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对调来的干部一视同仁，除中央任命的外，都把他们安排到重要工作岗位，给予各方面的关怀和爱护。他非常重视搞好全军的团结，说：“再也不要象张国焘那样闹分裂，否则就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那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各方面的供应比较困难，海东同志宁可自己部队少花俭用，也要把钱款、布匹、医药、武器弹药等主动送给兄弟部队。有一次，毛主席派人到红十五军团，说明现在中央需要现金二千五百元。海东同志立即询问供给部长，供给部长查国贞同志说还有七千元，海东同志马上要他把五千元交中央。当时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同志高兴地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啊！”

徐海东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略和战役行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海东等同志率领第十五军团与第一军团并肩作战，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这次胜利被毛泽东同志称誉为把革命大本营设在陕北举行的“奠基礼”。一九三六年，率部参加东征，一直打到太原附近的晋祠。旋即西征，配合左路军，攻克盐池、定边，歼敌马鸿逵一部，打破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攻，迎接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向周恩来同志建议，希望能派红十五军团协助抗击国民党军可能向潼关的进犯。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同志亲自向徐海东等同志交代任务。杨虎城将军见到徐海东同志很有感慨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如果咱们早合作就好了。”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率部进驻商、雒一线，与友邻相配合，为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争取了时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海东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方针，纵横驰骋在抗日最前线。一九三七年，我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海东同志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配合兄弟部队，给日军精锐坂坦师团以沉重打击。尔后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参加了晋东南粉碎日本侵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他率两个团在张店、町店战斗中毙伤日军近一千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九年，为加强华中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同志去华中，徐海东同志跟随前往。路上，少奇同志讲起刚写成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海东同志深受教育。他后来经常讲起这段经历，言谈间非常尊敬少奇同志。到华中后，海东同志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带病坚持指挥作战。一九四○年一月，他因长期艰苦转战，在一次干部会上作报告时，口吐鲜血，病倒在战斗岗位上。党中央对徐海东同志的病情十分关怀，曾多次发电慰问。毛泽东同志还亲笔写上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要海东同志暂时放下工作，同疾病作斗争。从此，海东同志就离开了领导岗位。

“对党是一颗红心”

我们可曾想到：一位昔日里指挥过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负责同志，而今被病魔缠身，要躺在病榻上过日子，这是何等难以忍受啊！在此期间，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同他一起战斗的许多老同志在党、国家和军队里担任了重要职务，年轻的一代又新人辈出。这时，海东同志所想的，不是什么地位，权力，物质享受，而想的是党的事业，是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精神面貌不落后于日新月异的革命形势，做一个坚贞不渝的共产党人。

海东同志虽然病情严重，多次垂危，但始终顽强地坚持学习，学习政治，学习军事，关心经济建设和国内外大事。有一次，董必武同志去看望他，从谈话中了解到他学习得很好，赞扬说：“你养病这么多年没有落后于形势，完全跟得上形势，这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钦佩！”

解放战争时期，海东同志在大连养病，得知由外地转来一批干部家属生活困难，就主动拿出节省下来的津贴费给以帮助，还把警卫员派到别的同志那里去。他说，党一时照顾不过来，我应当尽力为党做点工作。东北全境解放后，我们这些老部下去看望他，他说：“你们这些人有战功，但千万不要骄傲，骄傲就会犯错误。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你们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再接再厉，争取全国胜利。”建国初期，有的同志刚进城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海东同志对此深感不安。每逢有同志去看望，总是要询问三条：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贪污没有？同老婆离婚没有？并语重心长地嘱咐：“不要忘记胜利来之不易，不要忘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海东同志自己就是不居功不骄傲的好榜样。他在养病期间得到了党和党中央领导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但他不把这看成是自己有功应得的享受；相反，他念念不忘的是：“我的病如果不是党组织和战友们的照顾，哪还有我今天呢！”他对自己要求很严，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就连应该享有的待遇，考虑到国家的困难，也推辞不用。早在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同志就交代要给徐海东同志修建一所房子，但海东同志对承但这一任务的负责同志说：“国家正在搞建设，花钱的地方很多，我的房子暂时不用修建了，以后再说吧。”一九六○年，周恩来同志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见到海东同志时，问道：“你为什么不让修建房子？”海东同志答道：“现在有房子住，很好了！”还是被他推辞了。一年夏天，他去中南海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了回去。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角钱在茶杯底下。海东同志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平等待人。有一次，一位通信员来送信，海东同志正在睡觉，海东同志的爱人周东屏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海东同志醒来，见信不见通信员，很不高兴，批评周东屏同志没有群众观点，嘱咐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海东同志对子女们管教很严，从不允许他们凭借父辈的功劳去谋求特殊。他常常教育子女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们就更不应该享受了。

海东同志对于自己长期养病，不能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心里很不安。他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一九五四年，当组织上号召老同志写革命回忆录，总结斗争经验时，他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用自己口述、别人记录的方法，写出了好几篇重要的回忆文章。一九五八年，他到湖北参观工农业生产，到当年革命根据地访问，召集者红军、军烈属开座谈会和联欢会，持续四十多天，后来，心脏病发作，才停止访问。一九六○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进行调查研究，与编写的同志一起拟定提纲。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十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战史编写出来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达九天。

海东同志虽然是在久病之中，但仍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嗅觉，路线是非分明。当他听说有人宣扬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时，就气愤地说：“放屁！他家是恶霸地主兼资本家。我两次带人打进林家大湾，他家十多台织布机就是我们亲手分给穷人的。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在林彪伙同江青、陈怕达等人大反所谓“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时候，他说：“为什么对老帅这样咬牙切齿！六届六中全会对他们审查是对的，我现在怀疑他们就是有问题。”

与此相反，海东同志对我党杰出的领导人倍加尊敬，对广大干部极力保护。他经常说：“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不过是一个穷窑工。”“周总理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四人帮”的死党诬蔑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不让选他们，海东同志当场加以驳斥，坚决投了他们的票。海东同志对彭德怀同志很尊重，彭德怀同志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他曾说：“彭老总很能指挥作战，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正派刚直，使用干部公道，功劳很大，值得我们学习。如有人反对他，我们就要抵制！”文化大革命时，有许多“专案组”来找海东同志，要他证明某人是“反革命”，某人是“假党员”等等，都遭他拒绝，他总是按真实情况写证明信，还对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子女给予许多帮助。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徐海东同志给予了很大的信任和支持。当林彪公开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思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获得了代表们的热烈拥护。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座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给他打招呼。徐海东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坚信我们党和人民一定会战胜邪恶，林彪、江青一伙决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万恶的林彪、江青一伙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对徐海东同志继续加以打击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徐海东同志终于在郑州含冤离开了我们。

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我们要永远学习。

红色窑工徐海东　埃德加。斯诺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西瓜。我们围桌而坐，淘气地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指挥员。

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以外，还有下列保证：“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酋，当予适当奖励。”可是就在这里，羞怯地长在一对宽阔的孩子气肩膀上的，却是南京的悬赏不下于彭德怀的脑袋。

我表示感到很荣幸，心里在想，有一条命对你部下值这么多的钱，不知有何感觉，因此问徐海东，他请我去访问他的部队是不是当真的。他是红军十五军团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北八十里外的预旺县。

“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他答道。“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

我们当场就谈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带了一支借来的自动步枪（这是我自己从一个红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在十名带着步枪和毛瑟枪的红军骑兵护卫下前往预旺县，因为在有些地方，我们的路线离前线红军阵地只有很短的距离。与陕西和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我们走的那条路——通向长城和那历史性的内蒙草原的一条路——穿过的地方却是高高的平原，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兀鹰和秃鹰有时在头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五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预旺县城，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是其他的房子却有红军攻克以前围城的痕迹。县政府的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他们告诉我，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红军开始围城时马鸿逵将军的守军毁坏的。敌人从城外房子撤出时都纵火焚毁，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攻城的阵地。

“县城攻克时，”徐海东后来告诉我，“实际上只打了一场小仗。我们包围封锁预旺县十天。里面有马鸿逵的一旅骑兵和大约一千民团。我们根本没有进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后，我们在城墙上放了云梯，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人岗哨才发现。一架机枪守住云梯后，我们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

“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天亮以前我们就把所有民团缴了械，包围了骑兵旅。我们的人只死了一个，伤了七个。我们给民团每人发一元银洋，遣返他们回家，给马鸿逵的部下每人两元。他们有好几百人不愿走，参加了我军。县长和旅长在他们部下缴械时爬东墙逃走了。”

我在十五军团呆了五天，发现时时刻刻全都是极为有意思的。而对于我这个“红区调查员”——他们在预旺县是这样叫我的——来说，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后，我就同他谈话。我骑了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师前线，我同他一起去红军剧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诉我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这在以前还从来没有为外人充分知道过。那个苏区在面积上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作为这个广大地区的第一支游击队的组织者，徐海东对它的发展详情，几乎无不了若指掌。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于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致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部队极感自豪——不论他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很自豪。他对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象我一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二十一岁，当红军却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材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的队伍。

我也打听清楚了门牙是怎么掉的。那是在骑马失事时碰掉的。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撞在一棵树上。两个星期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会受伤吗？”我问他。

“不怎么怕，”他笑道。“我从小就挨打，现在已经习惯了。”

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说明他今天为什么成了一个革命者。我向他问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来很费力，因为象所有的红军一样，他只肯谈打仗。我从记下的几百字的笔记中，选出少数一些重要事实在这里。

徐海东于一九○○年生于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窑工的，祖父一代曾经置过地，但由于旱灾、水灾、捐税，后来就赤贫化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哥哥在黄破的一个窑里做工，仅可糊口。他们都是文盲，但因海东聪明，又是幼子，所以凑钱送他上了学校。

“我的同学几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东告诉我说。“因为穷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学的。我同他们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念书，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讨厌我，因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烂。他们骂我时我忍不住要同他们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里告状，他总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输了，他们去先生那里告状，打的又是我。

“我上学第四年，也就是十一岁那年，参加了一场‘富人打穷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墙角里。我们当时扔着棍棒和石头，我扔出去的一块石头打破了一个姓黄的孩子的脑袋，他是个有钱地主的儿子。那孩子哭着走了，不久又带着他家里的人回来。他老子说我‘忘了生辰八字’，对我拳打脚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顿。我就逃学不肯再去。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我从此相信，穷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东就到窑厂去当学徒，在‘谢师的几年’里没有工资。他十六岁满师，在三百个工人中工资最高。他微笑着吹嘘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全中国没有人能赶得上，因此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他回忆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绅：“一个戏班子到我们附近来唱戏，工人们都去看戏了。豪绅官僚的太太也在那里看戏。工人们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这些间老的足不出户的老婆到底是什么模样，因此就盯着包厢瞧。阔老们就命令民团把他们赶出戏园子，结果就打了起来。后来我们厂主不得不设宴请得罪的‘贵人’吃饭，放鞭炮为那些被人偷看过的女人‘清白受玷’赔礼道歉。厂主想从我们工资中扣钱来办酒席，我们表示要罢工反对，他这才作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东二十一岁的时候因家庭纠纷一怒离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汉口，接着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窑工，攒了钱，打算回黄陂。但是他得了霍乱，等养好身体，积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参加了军队，他们答应他每月十元军饷，得到的就只是“挨打”。这时国民革命在南方开始，共产党在徐海东所属军队中进行宣传。他们有好几个给砍了头，却使他关心起来。他对军阀的军队感到厌恶，和一个军官一起开了小差，逃到广州，参加了张发奎将军的国民党第四军，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当了排长。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派，这个冲突在张发奎的部队里特别尖锐，这时这支部队已到了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激进派一边，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黄陂。这时他在一些学生的宣传影响下已成了共产党员，他在黄陂就立即开始建立党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发生右派政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徐海东却没有，他单独得出结论，觉得采取独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窑厂的工人几平都组织了起来，还有一些当地农民。从这些人中他组织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农军队”。他们开始时只有十七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那都是徐海东自己的。

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有六万人的红四方面军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苏区有爱尔兰那么大。它有自己的邮局、信贷系统、铸币厂、合作社、纺织厂，还有总的来说组织得相当完善的农村经济，在一支民选的政府领导之下。黄埔军校毕业生、前国民党军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军司令。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一九一七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领袖之一张国焘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样，这个鄂豫皖红色共和国经受住了南京方面的头四次“围剿”，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加强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样，在第五次围剿中，同样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四方面军主力最后作“战略后撤”，先到四川，后来又到了西北。

除了经济封锁、每天空袭、并且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建筑好几千个碉堡网以外，南京的将领们显然执行一种把红区老百姓几乎完全消灭的政策。他们最后终于认识到红军的唯一真正基础是在农民群众中间，因此着手有步骤地消灭老百姓。在第五次围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队共约三十万人，由蒋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军校中经一年反共宣传思想灌输的，受到法西斯训练的军官来加强。其结果是一场激烈程度不下于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的内战。

统治阶级的政权一旦受到威胁，它所进行的报复似乎到处都是采取同样野蛮的方式，不论种族或肤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却颇有启发意义，这里不妨花一些篇幅来说明一下这在中国是怎样进行的。

……

有三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向徐海东和他的部下提出关于他们的个人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共产党叫做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他们目前在西北的情况等等的问题。我是访问他们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他们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独得之秘”可以兜售（这种行话他们也不懂），也没有漂亮的、成套的讲话，我得反复盘问才能从他们嘴里套出一些东西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能从这些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饰的答复，确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们的话是完全可信的。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被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中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被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人逃出黄被，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胜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疾风知劲草阳骄叶更荫　程启文党的优秀儿女、我们的好军长徐海东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同志肝胆相照，对敌人英勇善战。我记得有这样几个故事：会师彻夜倾谈一九三四年春，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率领一部分部队，遵照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遗嘱，从鄂东北赶到商城东南豹子岩，与徐海东领导的二十八军胜利会师了。两军会合，如虎添翼，军威大振。

当夜，指战员们都睡着了。在这万籁俱寂、天寒地冻的深夜里，唯有豹子岩一间断壁残垣的瓦房内，炉火熊熊，红光闪闪。窗棂上影映出两个高大的身影，他们正在推心置腹地交谈着。

吴焕先感慨万千地说：“海东同志，事实证明你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这次从鄂东北赶来，就是准备听取你的批评的。”

海东深知焕先同志的诚意，就象在严寒中需要温暖一样，希望能得到同志的关心和帮助。这时他非常理解焕先同志的心情，就顺手添了一把柴，拉着焕先到火塘边坐了下来。一边烤着火，一边谈着心；火苗越烧越旺，两人的心，越谈越热。他们一起分析了铸成这次错误的原因，从思想上总结了经验教训。最后，海东真挚地对焕先说：“那时，我是对你有意见，但是，那次错误不能由你一人负责。”

“不！海东同志，那时我的一票很有份量。你能谅解我，但作为共产党员来说，我是不能原谅自己的。”

原来，一九三三年春，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影响下，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当时的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坚决执行省委这一错误决定。在召集师以上干部的会议上，唯有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同志坚决反对，他说明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不能围攻七里坪的正确意见。可是，会上多数人通过了省委的错误决议。围攻战斗结束后，果然我军损失惨重。由于敌强我弱，又无后方接济，部队战斗频繁，伤亡甚多，疾病流行，缺粮缺盐，致使部队大量减员，由一万三千余人减少到了六千余人。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了严重摧残，中心苏区全被敌人侵占。

在这种形势下，部队开始向皖西转移；一路上屡遭敌人阻击，只好又从皖西向鄂东转移。可是，当红二十五军在夜间通过麻城县北、黄土岗的公路时，敌人突然切断了我军的队形。当时，徐海东同志身患重病，他立即从担架上跳下来，率领七十四师一部分部队进行掩护，没有冲过公路，被迫向皖西转移；吴焕先等同志带领军部、七十五师及七十四师一部分部队，冲过公路则向天台山集结。

后来，海东率领的部队在皖西北道委领导下，成立了二十八军，转战皖西。在河南商城南葛藤山战斗中，歼敌近一个师（敌师长被生俘），缴获了大量枪枝、弹药和军需物资，把自己装备得兵强马壮。吴焕失率领的部队在天台山，遭到了敌人十多个团的兵力的围攻，周旋了两个多月，部队伤亡很大，几乎濒临弹尽粮绝的地步。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在逝世前，指示吴焕先同志把部队带到皖西，与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会合。……经过如此艰难曲折的历程，今天这两支铁军终干会合到一起了，他们怎能不感慨万端呢！

此时，天已放亮，野外凉意仍浓；屋内却温暖如春。吴焕先和徐海东同志一夜没合眼，也没有一点倦意。他们俩越谈兴越浓，一起兴致勃勃地研究了两军的合编工作。遵照省委指示：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军政委，两军合编为三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约一个营），不设师部，番号仍然沿用红二十五军。

就这样，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的战斗历史上，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奇袭罗田敌巢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重新露面，就象在油锅里撒进了一把盐，在国民党军政领导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蒋介石一面训斥鄂豫皖的“清剿”军无能，骂他们是饭桶；一面又喝令十几万“清剿”军继续向商城东南合围，妄图把新组成的红二十五军扼杀在襁褓之中。

当时的形势非常紧迫，国民党各路“清剿”军正向商城东南咄咄逼来，而我军则经过长年的艰苦奋战，两军刚一会合，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又很困难。部队从一九三二年以来一直没有穿上棉衣，经常以野菜充饥，每天只能吃到两餐野菜稀汤。这次面临着十几万敌人的“清剿”，就是能抵挡一阵，也支持不久。但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合编后，士气高昂，求战心切；革命的群众也大力支持，慷慨激昂地说：“烧杀决不能使我们屈服，烧了老子的房子，烧不了老子的土地！”“是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海东听了同志们这些感人肺腑的话，非常激动，但他觉得一个指挥员应该沉着、冷静，他与吴焕先等领导同志一起研究了各种作战方案的利弊，在召集红二十五军和地方各级负责人的会议上，他提出了“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避其锋芒、击其所虚。现在敌人集中十几万人来合围我们，后方必然空虚；我们就连夜奔袭，深入到敌后去捣毁敌人在罗田的指挥部。一来可以避其所长、击其所短，二来可以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补充自己，进一步增强我军的战斗力。会上同志们一致赞同海东的意见，作出了决议。除留下地方部队迷惑和吸引敌人外，红二十五军当夜在徐海东、吴焕先的率领下，象一支利箭，直插敌人的“心脏”——罗田。

部队昼宿夜行，每天以百十里的速度前进。徐军长、吴政委每到一地都找群众谈话，了解敌情，尽力避开敌人的耳目，带着部队神不知、鬼不晓地向罗田逼近。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部队隐蔽在罗田县城四周，很快就要拉开激战的序幕。

罗田，是国民党集团军司令郝梦霖的指挥部，也是敌人枪枝弹药、军需物资的重要供应基地。但大部分部队都调去围剿红军，只留下少量部队。此时郝梦霖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已成了“瓮中之鳖”。

天刚拂晓，罗田县城四周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徐军长、吴政委带着各路红军奋勇攻城。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情头转向，到处乱窜。郝梦霖也从梦中惊醒。一面吆喝部下尽力顽抗，一面通过电台向邻近敌人求救呼援。这时，徐军长带着一路红军已打进城来，他一面组织部队打开仓库，搬运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一面指挥部队紧紧围攻郝梦霖的指挥部。城内城外枪声大作，火光四射，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眼看着敌人招架不住了，郝梦霖也马上要束手就擒，忽然，情况起了急剧的变化，城南面来了一个师的援敌。吴政委在城内南边立即率领部队进行阻击，并派通信员向徐军长报告。通信员立刻沿着部队的攻城路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寻找徐军长，不料，在途中却饮弹牺牲。这么一来，不但徐军长不知城外来了一师的援敌，而且吴政委也不知通信员中途牺牲了。情况万分危急！

俗话说“困兽犹斗”。城内的敌人通过无线电联系，知道来了一个师的援敌后，就更加奋力顽抗了；城外的援敌在军官的督战之下，也向城里逼进。这时候，吴政委非常焦急，心想：继续打下去，恐怕会被敌人包围；撤走吧，徐军长在城内还没有出来！怎么办？时间越来越紧迫，再不能犹豫了。他一面命令部队坚决顶住援敌，一面亲自率领手枪团大部人员和一个步兵营，迅速打进城内接应徐军长。

徐军长听说城外来了援敌，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迅速撤离，缴获的弹药和军需物资，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不能带走的一律放火烧掉！霎时间，罗田城内升起了一股巨大的火焰，不但挡住了城外的援敌，而且掩护我军撤出了战斗。这一仗，歼敌千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弹药枪支和军需物资，其中军衣两千套、银元一万多元。战士们喜笑颜开地说：“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够大方的，给我们送来这么多的枪弹、钱粮，连个收条都不用打了。哈！哈！哈！…”朗朗的笑声，填满了山谷，久久地回旋在鄂豫皖的上空。

长岭岗良机歼敌海东同志任军长期间，红二十五军几乎是每战必胜。如高山寨首战，歼灭东北军一个营，我军只付出亡二伤五的代价；在光山县灵隐寨之战，击溃尾追我军的国民党刘震华三个师，杀伤敌军千余人，而我军只有百余人伤亡；尤其是长岭岗一战，我军只动用了两个团和一个手枪团（约一个营）的兵力，以伤亡三十人的代价，就几乎把东北军一一五师全部歼灭。这一仗，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打得痛快极了，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那一天，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在第二天上午八时左右，抵达河南省罗山县西南长岭岗山区。

长岭岗山高、林密，主山脉由北向南延伸，东西两边群山环抱，层峦叠嶂，整个山势，越向南山越高、树越粗、林越密。当时部队就在长岭岗南端各个有利的地域内隐蔽着。同志们跑了一个晚上又饿又累，刚准备埋锅做饭，突然山下响起了枪声。

“呯！呯！啦！哒哒！”

“轰隆、轰隆！”枪声、炮声，响个不停。原来松弛下来的部队，现在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了。徐军长命令部队准备打仗，不许生火做饭。那时候，我们见了敌人眼就红，也不觉得疲劳和饥饿了。同志们个个摩拳擦掌，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只看见敌人在长岭岗北面一个小山头上，分成两路向上迂迴，边爬山边射击。可是等到敌人先头部队只距离我警戒部队不到一千公尺时，突然不再前进了，只是一个劲地打枪打炮。当时我们弄不清敌人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这支运输大队‘不积极’，可能是爬山爬累了，加上我们没有组织队伍‘欢迎’他们，所以就拖拉些。”这几句俏皮话，逗得同志们又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来。

徐军长、吴政委这时正在我们二二四团最前面的一营阵地上，观察敌人的动静。徐军长对吴政委说：“这部分敌人火力很强，机关枪多，装备一定不错。”吴政委这时想起攻打罗田时，曾看到敌人的报纸上宣传东北军装备优良，便应声答道：“对，很可能是东北军。”接着徐军长建议吴政委一起到前沿各个部队转一转。他俩在密林里钻来钻去，翻过几座大小山头，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布置我军伪装。

在去西边前沿阵地的途中，为了抓紧时间，尽快摸清敌情，采取对策，他俩决定兵分两路：吴政委去南边前沿阵地，徐军长去西边前沿阵地。看看我军南面有没有敌情？徐军长一个人来到前沿阵地，突然被一名哨兵拦住，他怕军长有危险，便报告说：“敌人就在前面一个小山头上，有好几挺机枪不停地射击，但没有目标，一会打这，一会打那，好象还不知道我们在它的眼前。”

“你分析得不错，这个情况很重要。”徐军长听了很高兴，这时，警卫员从后面提了一壶开水，带来一小袋干粮。日头已经当顶了，原来徐军长从早上到现在还粒米未沾呢！徐军长望着警卫员额头上的大汗珠不断往下淌，便关心地问道：“你找了好几个山头吧？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警卫员望着军长笑了笑。正说着，该营的营长、政委赶来了，向徐军长汇报了当面敌人的动态、全营的战斗部署和隐蔽情况。说完后，大家准备吃点干粮，徐军长先倒了一碗干粮，递给刚才报告情况的那个哨兵，哨兵不肯接。徐军长说：“拿着吧，不必客气，我看你的干粮袋给树枝挂破了，里面都是空空的。”说着话，徐军长就把那碗干粮硬塞给了哨兵，哨兵非常感动，心想：徐军长真关心我们战士啊！

吃完干粮，徐军长在离开阵地前对营长、政委说：“现在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除担负警戒任务的同志外，部队要抓紧时间休息，注意隐蔽。饿了吃干粮，不准烧火冒烟。如果暴露了目标，我可要找你们算帐。”说完，徐军长带着警卫员和一位参谋，向东北角另一个阵地走去。他们刚下到山脚，恰好吴政委等人迎面走来。两个一起碰了碰情况，觉得敌人在原地停留了四个小时，枪炮声也没有原先打得紧了，估计下午敌人可能会收兵回营。于是，决定到东北面的山头上，把二二四团、二二五团的领导同志喊来研究研究，如何歼灭这股敌人，决不能让他们溜掉。

等他们到了东北面的山头，察看敌人的动静时，徐军长忽然发现对面半山腰上，有一块凹地，敌人的步兵、炮兵正陆续往那里靠拢集结。徐军长立即召集各级指挥员开会，部署战斗。有人报告说：“二二三团还在南头，一时来不了。”徐军长果断地说：“来不了算了，现在我们就用这两个团加一个手枪团也能打，只要我们火力集中，猛打猛冲，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接着，徐军长具体部署：二二五团在北面，二二四团在南面，手枪团在东面，三面一起向敌人冲击；并指示各部队集中使用机枪，加强先头部队的火力。最后他对大家说：“各单位听号令行动，下午三点，准时打响！”散会后，各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

不久，大部分敌人已在凹地里集中，有个当官的站在队列前训了训话，有一支敌军就开始往回开拔。这时，再不打就会坐失良机！徐军长立即命令司号长吹起冲锋号：“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

霎时间，山上山下军号齐鸣，密集的弹雨，铺天盖地的倾泻在凹地里的敌群中。我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从三个方向，居高临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起冲了下来，边射击边喊话：“缴枪不杀！红军宽大俘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弟兄不要上蒋介石的当！”敌人毫无精神准备，一下子就乱了营，东逃西窜，鬼哭狼嚎。有的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有的又恨地无缝、山无洞，逃不脱、躲不过，转来转去。敌团以下三千七百多名官兵，全都当了我们的俘虏。缴获的大批精良武器，也都给我们部队装备上了，各个连队配备了四至六挺捷克式机枪，几乎全部换上了青一色的捷克式马步枪。

为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瓦解敌军，除从俘虏中争取了一批机枪射手参加红军之外，其余全部释放，每人还发了一块光洋作路费。我们这样做，在东北军中震动很大。从俘虏的口供中，才知道他们就是东北军一一五师。据侦察员得知的消息，师长虽然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但怕上司追究责任，不久就在罗山县潘家店上吊自杀了。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处潘天嘉整理）

回忆敬爱的徐海东军长　张震东从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五年，将近四个年头，我和徐海东同志在一起生活、战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保卫鄂豫皖苏区和长征，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亲身领受过他的关怀，他那非凡的胆略，卓越的军事才能，光明磊落的胸怀，以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下属的高贵品德，永远使我难以忘怀。

尊敬的良师益友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西撤时，我挂了花，就转到了红二十五军任七十三师二一○团团长，徐海东同志是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当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不顾敌我条件，围攻有强敌据守的七里坪，使红二十五军损失很大，处境困难，我们又被迫向鄂东转移。

我们从南溪葛藤山一线出发，过潢（川）麻（城）公路时，在湖北黄土岗，突然和敌三十一师遭遇，我团担负了掩护大部队通过封锁线的任务。吴焕先政委在前头指挥，当大部队基本上过完的时候，敌人象疯狗一样发起一阵猛冲，把我们和前边的部队切断了。敌人兵力很强，一时要想冲过去是不可能的。正在我发急的时候，后边传来了联络号。我忙让司号员吹号联络，原来也是兄弟部队，并招呼我们向后边靠拢。于是，我们就撤到一个山坡上，和后边的部队会合了。这时我才知道，徐海东同志由于身体有病躺在担架上指挥，当时也没能过去，刚才是他让司号员吹号收拢没过路的部队。

天亮之前，我抓紧把部队整顿了一下，原地待命。这时，徐海东同志让他的警卫员通知我立即去一下。以前，我虽没亲眼见过徐海东同志，但是，他的鼎鼎大名我早就晓得了，他的一些传奇故事我早就听说了。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国民党反动派惊恐地喊他“徐老虎”。此刻，我非常激动，恨不得一步跨到他的身边。在一片小树林旁，我见到了徐海东同志。他有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四方脸膛，样子还象个庄稼人，虽然严酷的战争生活，又加上他当时生病，脸色有些憔淬，但他那大大的双眼，却闪烁着亲切、机智、果断的光芒。

徐军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向我了解部队的伤亡情况和战士们的情绪。他问得很详细，很认真，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以浓重的湖北口音说：“我是烧窑的，你是放牛的，以后咱们就在一起搭伙干吧，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决心，就能够胜利。”他看了看其他几位同志，又接着说：“我们离开了大部队，力量薄弱了，但是我们并不孤立，我们还有苏区的群众，有水，鱼就不得死。”他的话说得诚恳，亲切，使我鼓足了勇气，更增加了胜利的信心。

这时，大批的敌人在山下蠕动，正搜捕包围我们，徐海东同志却泰然自若地说：“不要看这些家伙喳喳呼呼的，其实是虚张声势，昨天一夜的战斗，敌人摸不到我们的底，还不敢轻举妄动。”果然不出徐海东同志所料，敌人虽然象蚂蚁一样围在山下，却没有向我们进攻。天黑以后，我们乘机突出包围圈，甩掉了敌人，和皖西道委领导的八十二师会合，在皖西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从这时起，我就在徐军长的领导下，进行了保卫苏区的艰苦斗争。

徐海东同志不仅是我们最可信赖的首长，又是令人尊敬的良师益友。在战场上他非常严肃，下了战场却待大家象亲兄弟一样和蔼热情。他平时很关心干部政治上的成长、思想上的进步和指挥才能的提高。经常找干部谈心，了解情况，解决工作、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帮助总结经验教训，在战斗中进行传帮带，使我们不断提高军事指挥水平。不仅如此，他还放手让你到实践中去锻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掌握打仗的本领和军事指挥艺术。

一九三四年初，我们红二十八军从熊家河一带向鄂东北运动，准备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在麻城附近，发现“广西军”占据了交通要道。由于广西军装备较好，又善于爬山作战，当时我们都称他们是“广西猴子”，是比较难对付的。徐军长立即命令部队就地停下来，占领了附近的有利地形，作好了战斗准备。接着，徐军长的通讯员喊我去，我随着徐军长来到了前沿，隐蔽起来。只见他一边观察，一边沉思，然后指着前边两个犄角样的山头说：“这上面驻着敌人一个团，是我们的拦路鬼，必须拿下才能通过，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团了。”以往军长布置战斗任务，总是把作战方案定好，再向部队下达战斗命令。这次我也象往常一样，等待他布置战斗方案。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两眼闪出热情信任的光芒，语重心长地说：“不能老靠着拐棍走路，这次作战方案你自己订，有困难吗？”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说：“请军长放心。”他满意地说：“我的位置就在这儿，准备好立即向我报告。”

受领任务回来，我向团里几位领导同志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反复研究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报请军首长审批。徐海东同志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又对方案作了订正补充。我们决定以小部分兵力，佯攻敌右山头，吸引其火力，拿两个营先攻下左山头，然后顺手牵羊，再取右山头之敌，后边留一个营作为预备队。徐军长又安排其他团给我们接应，他自己就在离前沿一、二百米的地方督战。战斗打响了，我们把善于进攻的一、二营作为主攻营。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打的英勇顽强，敌人还没有弄懂我们的意图，一个加强团的“广西猴子”就被我们打垮了，为部队打出一条通路。

战斗结束之后，徐军长表扬了我们团，并热情地鼓励我，他说：“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培养自己独立分析敌情，判断敌情，制订战斗方案的能力，这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几句既是鼓励又是鞭策的话，使我非常激动。在和敌人的浴血战斗中，我从军长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徐海东同志是部队干部战士的良师益友，也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很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坚持鄂豫皖的斗争中，每到一处，他就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徐军长还经常对部队进行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的教育，亲自帮助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健全红色政权，成立地方武装。他常说：“红军是鱼，群众就是水，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红军。”在徐军长的带动下，全军上下人人都当宣传员，个个都做群众工作。群众对红军也象自己的亲人一样，在敌人最疯狂、最野蛮的日子里，人民群众依然冒着满门抄斩，割头活埋的风险，为红军通风报信，送衣送食，掩护伤员。

徐海东军长对干部战士，也象亲兄弟一样关怀、体贴、爱护。一九三四年底，在独树镇的激战中，我的下肢负了重伤，参谋长戴季英硬要把我们一些受伤的同志送到附近村里先隐蔽起来。我一听说很急火，就说：“我不能离开部队，没有担架，我爬着走也可以。”这时，正碰上徐军长在找我，我说明了情况，他很难受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同志呢？这儿不是我们的苏区，没有基本群众，国民党民团搜得又紧，把伤病员送去，不是白白地给敌人杀吗？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浴血奋战从老区出来的，都是革命的宝贝，一个也不能丢下。”他批评了戴季英同志并下了一道动员令：“受伤的战士能走的扶着走，轻的骑牲口，不能骑牲口的上担架。我当时骑在牲口上，怕腿流血过多，就用绷带把小腿吊起来，挂在脖子上。徐军长看了看我的伤势，从后边叫来了一副担架，硬把我按在上面。他自己却不顾身体有病，跑前跑后，询问伤病员情况，有时候还亲自抬担架。他的牲口，早就让给轻伤员骑了。我躺在担架上，看着他来回奔忙的身影，想着长征以来他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的事迹，我的眼睛模模糊糊地潮湿起来。

卓越的指挥才能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大胆沉着，英勇善战，头脑冷静，不论多么狡猾的敌人，他都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一提到徐海东同志的名字，敌人就有点闻风丧胆。

一九三三年九月，我们被截在潢麻公路以东之后，随徐海东同志转回皖西北，虽和皖西北区委的部队重建了二十八军，但人数不足二千，而皖西围剿的国民党匪军有十个师，不少于十万人。根据徐海东同志建议，正确地制订了部队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展开外线游击，寻找机会，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的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当时敌我力量虽悬殊很大，但由于徐军长指挥有方，采取了分散——集中——分散的作战行动方针，使敌人摸不到我们的活动规律，被我们牵着鼻子跑。这样，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神出鬼没，打到外线，一有机会，我们就迅速地攥起拳头，狠狠地揍他一家伙。同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月，我们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在赤南县熊家河，徐军长亲自布置了个口袋战，一举消灭了敌人近一个团的兵力，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补充了我们自己。在坚持皖西北根据地的近半年时间内，敌人十几万军队不仅没剿尽杀绝我们，反而被我们拖的精疲力竭，狼狈不堪。

一九三四年二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商城县东南的豹子岩会合，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同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和鄂豫皖省委会合。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研究决定，红二十五军准备北上。这时中央红军也已于十月开始长征。为了轻装前进，部队撤消了师，编为三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我军开始北上，敌人派五个师在前面重重封锁，五个支队在后面紧紧追赶。徐海东军长和吴焕先政委指挥部队，一下子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打破了敌人十个团的袭击；粉碎了敌人企图阻止我北上的阴谋，为长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部队甩掉了敌人以后，比较顺利地穿过桐柏山区，进入了豫南。快接近伏牛山区时，敌人得知了我们的意图和去向，急忙调集快速的骑兵和大量的步兵在前面堵截，企图把死我军于豫南平原。这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中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记得快到旧历年了，为了甩掉敌人，尽快通过豫南平原，部队急行军走了三天三夜，赶到了独树镇。当时正下着大雨，又是夜间行军，当前卫部队发现敌情时，我们已经顶到了敌人的防线跟前。军首长命令我们弄清敌情，避免交锋，立即撤退待命。

独树镇是豫南平原上一个较大的镇子，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这里向东有三条大道，西去伏牛山区只有一条通路。敌人估计我们要从这儿通过，纠集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成的西北军，约计四个师，在独树镇一带有下了五道防线。敌人象一只张大血口要吞掉我们的老虎，凶狠地蹲在我们面前。我们要通过，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军部通知团以上干部在一家农民的院子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徐军长讲了话，他细致地分析了敌情，接着很坚决地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后退是没有出路的。要保存自己，完成北上抗日的使命，只有冲过敌人的防线，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又说：“古人说，打仗要一鼓作气，我们的口号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冲过去就是胜利！”

回来之后，按照军首长的布置，我们向部队迅速作了紧急动员，立即进行战斗准备。拂晓就打响了，我们主攻的目标就是独树镇。枪声象炸豆子一样，震醒了整个平原。激烈的战斗进行到上午九点钟，我们冲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这时，军部命令，要我马上去开会。军指挥所就设在离前沿仅二百米的一间草屋里，军首长在紧张地观察敌情，研究战况，徐军长和吴政委身上脸上都是硝烟泥土。军长看看我们几个从前线下来的团指挥员，坚定地说：“我们冲破了敌人三道防线，已经胜利在望。估计这个仗还要越打越激烈，狗急跳墙，敌人会跟我们拚老本的。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你们前进一步，我们前进一步；我们不离开，你们谁也不能离开。”吴焕先政委接着说：“今天有红二十五军，就没有独树镇的敌人。各级指挥员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激励战士们的斗志，带领部队和敌人决一死战！”

总攻在上午九点钟开始。徐军长、吴政委亲自到前沿指挥，带着部队，挥舞着大刀片，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军首长身先士卒，更激励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整个战场上，刀光闪闪，枪声贯耳，喊杀声震天。下午四点钟的光景，又是一番激战，消灭了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我们终于在敌人所谓“钢铁”防线上捅开了口子，部队迅速进入了伏牛山区。

一九三五年初，我们刚到陕南建立根据地不久，正在龙驹寨休整，很快就被西北军发现了。他们赶忙拼凑了三个旅，配合国民党六十七军，企图趁我在鄂豫陕根据地立足未稳之时，一口吞掉我们。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一次进攻，鄂豫陕省委和军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徐海东同志建议，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被省委和军党委采纳。接着，部队立即离开龙驹寨向西南经山阳县插到二天门，转过头急速北上，迎敌六十七军，虚晃一枪，从六十七军右边，又急转南下，直取敌人的心脏紫荆关，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当敌人发现我军去向，全部向紫荆关拥去的时候，我们又快速向西挺进，牵着警一旅的鼻子，把它强拉硬拖到袁家沟。我们突然掉转头来，杀个“回马枪”，吃掉了警一旅。

然而，警二旅不知道警一旅的灭亡，又顺着警一旅的道路追上来了。我们正准备在袁家沟休整，突然接到军部指示，就地待命，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敌人离我们只有一、二十里了，我的心里急得冒火，徐军长显得若无其事似的。直到哨兵报告敌人离我们只有五、六里路，徐军长才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同时指示部队要作出惊慌失措的样子。我们就把一些装备和物资乱七八糟的扔掉，弄得狼籍满地，以迷惑敌人。我们出了袁家沟向西，急行军四十里，然后放下行装，轻装前进，又折回三十里，在袁家沟口，给敌人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警二旅赶到袁家沟，看到我们撤离时的痕迹，误以为我们怆惶逃走，而且走的不会太远，他们就放心地在袁家沟住下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才慢悠悠地集合队伍，顺着我们西去的方向追击。

袁家沟口，长有二里，两边山坡没有树，尽是松软的泡土，上坡又陡又滑，很难爬。徐军长带着二二三团，在正西负责引诱堵击敌人，命令我们团在两面山坡上夹击。

太阳升得老高了，敌人才大摇大摆地走来，队伍里乱七八糟，有的拉着抢来的小毛驴，有的挑着抢老百姓家的鸡。当敌人的前卫进了二二三团的火力圈，徐军长一声“打！”机枪、步枪，一阵风似的扫向敌人。敌在指挥官的督促下，拚命向前追。我二二三团则边打边退，诱敌深入。这时我团的一营，迅速从侧面插到敌人屁股后边，从背后猛插一刀，截住了敌人的退路。当敌人察觉到上当时，已大部分拥进了山沟。接着，我们团全部投入战斗，两边的火力，象暴雨似的倾泄下来。敌人的一个旅，被压在二里长的山沟里，象钻进风箱里的老鼠，进退不得。前后不到两小时，战斗就结束了。这个出其不意的伏击战，歼灭了敌人一千四百多，生停了敌旅长唐嗣桐。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威震陕南，是我军在鄂豫陕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一个重大胜利，充分显示了徐海东军长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等同志的率领下，越桐柏，跨豫南，闯入伏牛山，转战鄂豫陕，挺进甘陇，历时十一个月，终于在陕北延川县永平镇和陕北红军会师了。之后，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组建成立了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由于工作需要，我调去陕北补充师任师长（该师辖六个县团还有一些俘虏，也隶属十五军团）。

临行时，徐军团长把我找去，语重心长地说：“咱们是一道从鄂豫皖过来的，三年多来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现在就要分手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从我第一次认识他到现在，我们在一起浴血奋战，转战南北，出人于枪林弹雨之中，一直还没分离过。想到现在就要离开他，去单独执行任务，确实有点恋恋不舍。接着，军团长又安慰我说：“到哪里都一样，都是革命工作，到那里以后，要和陕北的同志搞好关系，他们坚持创建陕北根据地，有很大的功劳，也有不少经验，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搞好团结，千万不能忘记以前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徐军团长的这几句话，是对我的临别赠言，它象金石一样，刻在了我的心坎上。他又嘱咐我以后有情况多联系。我向军团长表了决心，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军长，到瓦窑堡去了。

回忆徐海东同志　徐光友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每当想起引导我在革命道路上成长的这位敬重的领路人，就激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徐海东同志的高大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不断鼓舞我在新长征的路上奋勇前进。

一颗火红的心一九三二年十月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我由六安保卫连编人红二十七军二团特务连。同年底，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徐海东同志身边参加战斗，和他朝夕相处。不论是在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残酷斗争中，还是在转战南北、出生人死的日子里，徐海东同志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党的事业，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着一颗火一样红的心。

在坚持鄂豫皖红色根据地斗争的岁月里，环境十分恶劣，条件极为艰苦。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离开苏区以后，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二十多万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摧毁红色的土地。那时候，部队经常出没山区，辗转敌占区，在徐海东等同志的带领下，打了很多胜仗。每到一处宿营地，他顾不得休息，就到处奔走，看望伤员，分析敌情。有时候，还把我们这些“红小鬼”召集到一起，亲切叙谈，讲一些革命道理，鼓励同志们勇敢对敌斗争，增强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他经常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钢铁红军，敌人之所以打不烂、摧不垮我们，就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千百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作后盾。我们这支队伍就象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到哪里都会很快烧起来。他坚信党的正确领导，率领同志们一道坚持斗争，有力地打击敌人。一九三三年三月，重建不久的红二十五军，在光山郭家河一仗，以一与一百的对比方量，歼灭强敌一个旅，毙敌百余名，俘敌两千余名，缴获山炮、迫击炮九门，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两千多支，战马百余匹。接着，在潘家河、杨泗寨战斗连续获得胜利。促使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初步好转，苏区得到相对的稳定和恢复，地方武装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徐海东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表现了工人阶级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一九三三年五月，围绕七里坪战役所开展的一场斗争，证明海东同志是正确的。七里坪是黄安北部的一个重要城镇，也是敌人在苏区中心重兵防守的坚固据点。当时的省委领导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取得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了围打七里坪的错误决定，徐海东同志认真分析敌我态势，据理力争，坚决反对。他认为七里坪三面是陆，一面临水，敌人的“烧、杀、抢”，“三光”政策对我根据地摧残十分严重，部队面临人无粮食枪无弹药的困难，伤号不断增加，而且敌人兵力又十倍于我，围攻七里坪于我不利，应该避其精锐，打击分散之敌。省委主要领导一意孤行，对海东同志的意见充耳不闻，反而指责他“右倾”保守。五月二日，海东奉命进入围攻七里坪的阵地。这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十天后，部队连野菜、树叶都没吃的了。这时，部队又开始“肃反”，弄得全军人心惶惶。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海东再次提出撤围，说：“我们围攻敌人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可现在相反，敌人一点困难也没有，我们自己却饿垮了。钢军、铁军、吃了饭才能打仗呀。”省委主要领导一听，十分恼火，说：“谁要是动摇攻打七里坪，谁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围攻七里坪计四十三天，部队减员近七千人。为了保存党和红军的力量，海东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不怕掉脑袋，坚决从七里坪撤出了部队。实践证明：在当时情况下，徐海东同志的意见是站得住脚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有人在鄂豫皖苏区继续推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路线，在党内外大搞逼供信，乱扣帽子，随意抓人，无辜杀害革命同志。眼看我们并肩战斗的好战友进了自己人的监牢而惨遭杀害，大家都深感痛心，徐海东同志更是心急如焚。有一次战斗间隙，有几个战士坐在一起谈论家常，比年龄大小，偶尔说到谁是排行老三的话，竟然被指责为是“第三党”，可能是汪精卫派来的改组派，硬是给抓起来枪杀了。海东同志闻讯后十分生气。他气愤地说：“我们的同志在敌人的炮火中都冲杀过来了，而现在却倒在革命的枪口下，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在杀害革命者。”海东同志不怕担风险，挺身而出，想方设法保护受害的革命同志，深得广大红军战士的崇敬和爱戴。一九三四年五月，省委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皖西北道区指挥部司令员吴宝才同志和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同志，说他俩是“反革命”。郭述申同志和海东同志都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吴宝才和江求顺同志都是雇工出身，是农民暴动的组织指挥者，参加革命后屡建功劳，经受了斗争的考验，是优秀指挥员，怎么能是反革命呢？省委代表气急败坏，训斥郭述申同志严重右倾，对肃反不坚决，诬陷他也是反革命，并撤销了他的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职务，把他下放到政治部当宣传科长，后来又到一个团任政治处主任。徐海东同志对这种作法极力反对，说：“郭述申同志要是反革命，那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吗？”因而保护了郭述申同志的生命安全。

一九三五年九月，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他们互相尊重，团结协作，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可是，当时任保卫局长的戴季英推行王明路线，密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诬陷他是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不信这一套，严厉指出：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怎么会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呢？一九三五年十月，当听到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甘肃天水，即将来到陕北的消息后，徐海东同志亲自挑选十八名大个子战士，组织担架队和警卫部队，去迎接毛主席，迎接中央红军。他和程子华同志、郭述申同志，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北三次反围剿斗争和十五军团的情况，反映了肃反扩大化问题以及对刘志丹同志的看法，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他又及时向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的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安慰部队，使广大干部战士受到极大的教育。

在实行战略转移和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中，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同志领导下的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低制王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为把革命大本营建立在陕北起了奠基的作用。

一本灵活的“兵书”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徐海东同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在斗争中不断学习，在战斗中增长才干，有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在我们战斗的大别山区，徐海东同志英勇善战的故事传奇般的广为流传。我们这些红军战士也都深深感到，徐海东同志胸中好象有一部灵活的“兵书”。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徐海东同志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惊恐地称他是“徐老虎”，南溪一战，活捉了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当这个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听说徐海东同志既不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生，又没有上过保定军官学校，而是在山区生长的烧窑工，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徐海东同志也常给我们讲到他出身穷窑工，打仗没有别的窍门，是靠党的指引，在实践中模索，不怕苦，不怕死。那时我们都有这个感觉，跟着海东同志打仗，心里就有主心骨，胆子壮，就有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一九三四年四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在豹子岩会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当时，经过敌人多次围剿的皖西苏区，遭到严重损失，革命根据地大大缩小，我们的反清剿任务十分艰巨，部队的粮食、食盐和枪支弹药都十分缺乏。特别是到了冬天，部队没有棉被、棉衣，战斗力受到影响。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同志镇定自若，周密策划，制定部队的行动方针，作出了“避免与敌决战，分散进行游击战”的决策。他派人四处侦察，弄清情况后，采取“老鹰抓小鸡”的战术，打击土豪劣绅和地主老财，缴获了大批的粮食、布匹和棉花，及时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鼓舞了指战员们的斗争情绪，当大家纷纷要求打大仗时，海东同志认真吸取七里坪战役的失败教训，认为敌强我弱，要避免部队受损失，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寻找战机打歼灭战。

我们六安县有个镇子叫“两河口”，国民党保安队占据镇里的一座古庙，并派有重兵防守，扬言“万夫莫开”。徐海东同志决意拔下这颗钉子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扩大敌后根据地。战士们早就憋着一肚气，听到这个消息后，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可是，由于敌人火力太猛，部队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海东同志认为强攻不利，只能智取。他让战士们找来十几只鸡，每只鸡腿上都绑上棉花，浇上煤油，用火点着后甩了进去。盘踞在庙里的敌人还没有醒悟是怎么回事，这十几只鸡带着火已飞落在庙顶上，有几只还飞到庙里。顿时，古庙就烧起来了，烧得敌人喊爹叫娘，四处逃窜，部队趁势发起攻击，一举拿下两河口。

一九三四年冬，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鄂豫皖省委的决定，挥师北上，开始进行长征，实行战略转移。蒋介石调集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前后围追堵截，妄图把红二十五军消灭在长征途中。为了配合主力北上，建立鄂豫陕革命游击根据地，在徐海东、吴焕先和程子华同志的指挥下，我们过豫西、入陕南，长驱直入，和敌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较量，粉碎了敌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一些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使红二十五军不断壮大，部队装备得到了改善，战斗力也大大加强。我记得，部队离开大本营，刚进入陕南榨水、镇安一带，当地的土豪们把从穷人手里剥削来的万贯家财和粮食、腊肉等物资全部集中在一个山上。海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组织部队包围。但是，这座山悬崖陡壁，土豪们把所有东西部藏在离地面一百多米高的半山腰的洞里，又把上洞里的木桩路全部破坏，部队上也上不去，打炮也无济于事，战士们开始产生急躁情绪。海东同志想，我们上不去，就想办法“请”他们下来。他一边稳定部队情绪，一边组织战士们抱来一大堆干柴，放到山脚下，上面撒了很多干辣椒面，用火一点，浓烟四冒，很快笼罩了整个山洞，迫使土豪劣绅们只好乖乖的投降。我们把缴获的东西除少部分留用外，大部分都分给了当地人民群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扩大了政治影响。

一九三五年七月，当听到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毛儿盖，准备北上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到处奔走相告。鄂豫陕省委当即召开会议，迅速作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西进甘肃的决定。部队昼夜兼程，过六盘山，下庆阳，来到甘肃黑水。这时候，突然下起大雨，黑水河猛涨，部队行动受阻，只好驻扎下来。徐海东同志不顾疲劳，连夜观察地形，认为黑水是个盆地，一旦敌人包围，我们连个退路也没有。他告诉当时任参谋长的戴季英，让他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必须组织部队离开黑水，防止敌人偷袭。可戴季英不以为然，蒙头大睡，耽误了部队行动，果然天刚拂晓，国民党马鸿逵部的骑兵突然冲了上来，加之我们没有打骑兵的经验，情况十分危急。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同志身先士卒，和战士们一齐挥舞大刀，奋勇冲杀，并抓住敌人的弱点，集中放排子枪，终于消灭了这股敌人。就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政委吴焕先同志不幸被敌人的冷枪击中而光荣牺牲。徐海东同志失去了亲密战友，十分悲痛，亲自为吴焕先同志洗身穿衣，举行葬礼。在行军途中，他组织大家总结打骑兵的经验。我记得当时还编了这样一首歌子：“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敏捷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一齐杀。我们打垮他，我们消灭他。杀！”

一副钢骨铁筋徐海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磨炼，造就了一副钢筋铁骨。凡是和徐海东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赞颂他的心是红的，骨头是硬的。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就亲切地称他是“红色窑工”。徐海东同志也常说：“我祖辈六代都是窑工，受尽了土豪劣绅的压榨，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如果没有共产党，我徐海东还不照样做穷窑工。我们只有跟定共产党、毛主席，团结起来闹革命，夺取敌人的‘印把子’，才能翻身求解放。”这正是他参加革命的动机和出发点，也是他在斗争中出生入死，为无产阶级大众过上好日子而不怕掉脑袋的精神力量。

徐海东同志一生中南征北战，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亲自指挥过无数次的战役。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为革命先后九次负重伤，而轻伤更是不计其数。我永远不能忘记，有次战斗结束后，我们在河里洗澡，他喊道：“小徐，你过来看看，我身上又叫白狗子咬了多少窟窿？”我看到他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伤疤，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回想海东同志在战场上，无论仗打得多艰苦，我从来没有听他喊过半句苦，没有讲过没办法的话，而是哪里敌情严重，他就出现在哪里。每次部队撤退，都是等大部队走完后，他才下山，起到了坚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北上的时候，部队刚进入陕南山区不久，一次突然发现敌情，他和程子华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上山察看地形，不幸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穿了嘴巴子，伤势很严重。程子华同志也负了重伤。他坚持不下火线，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打垮敌人的进攻。

徐海东同志对敌人恨，对革命的同志却总是关怀备至。不论是在坚持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艰苦斗争中，还是在历尽艰险的长征途中，他和红军战士同甘共苦，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而搞特殊化。我们离开鄂豫皖苏区，经平汉，过枣阳，到陕南这一段，经常受到敌人的袭击，部队常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有一次，刚支好锅，被敌人一个炮弹打得粉碎，炊事员也壮烈牺牲了。没有办法，海东同志就带头吃生黄豆面。他有时还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而自己却拖着带病的身子爬山行军。他的这种高尚的品德，深深感动着广大指战员，影响着全体干部和战士，全军上下互相关怀、互相爱护蔚然成风，形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

徐海东同志为革命鞠躬尽瘁，积劳成疾，但他意志坚强，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我们都为他的健康暗暗着急，可他却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总是乐哈哈地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没什么，这副骨头还散不了架。”在病中，他始终保持和党组织的联系，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的前途，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利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力为党工作，亲自组织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要珍惜革命的成果，要艰苦朴素。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胜利。一九六三年，我到北京参观学习，有机会去看望徐海东同志，这时候，他的肺功能大部分已经丧失，呼吸很困难，但他还是让人用车子把他推到饭桌旁，和我一同吃饭，还不住地往我的饭碗里夹菜。并说道：“我们这些人能够活到今天，就很不简单了。要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我相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应该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团结一致搞好我军的建设。”他的话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励。这样一面工人阶级的旗帜，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同志，被林彪、“四人帮”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他，对他在政治上迫害，在生活上刁难，在肉体上折磨，使他的病情继续恶化。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海东同志始终不屈不挠，表现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就是这样一位久经考验，曾经威震鄂豫皖和陕甘的红军领袖，国民党反动派曾悬赏捉拿，出十万大洋没有买去他的人头，而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竟含着冤恨与世长辞了。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啊！

徐海东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要学习徐海东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无限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劳山战斗　罗希林离延安约六十华里的南面，便是树木参天的劳山。山势一直向南绵延到二十里外的甘泉。一条由延安到西安的公路从山脚下穿过。说也奇怪，陕北山地虽然很多，但象这样苍郁的绿山，却不多见。这是延安对外的交通要道，在古代就成为绿林豪杰出没之所，而现在，它却成为我回忆中的可爱圣地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正是鄂豫皖苏区红军大部分西进入川，与一方面军会合。而我们由徐海东同志领导，冲破敌人“层层围剿”，径直来到陕北与刘志丹同志会师。会师以后的一个月，蒋介石就以东北军——就是不抵抗日本鬼子的东北军——的两个军为主力，加上马鸿逵、高柱滋等军阀部队，向我们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我军在“保卫陕北苏区”的口号下，被迫进行自卫。

为了粉碎敌人围攻，军团长（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计划着给敌人主力以致命打击。在荒山僻野的陕北丘陵地带，他选上了劳山——这条槽形的山地，作为敌人葬身的坟墓。

九月的陕北，阳光仍然炎热灸人。徐海东同志带着我们去看地形。他那高大的身躯不时从这里走到那里，一会儿卧伏着窥视，一会儿向山顶搜索，好象要把每一条通路、每一个高地、每一株树木都印到他的脑子里似的。公路在山下平静地躺着，象条白色的带子横铺在山槽里。“真是打伏击的好地方！”我暗暗想。

军团长和我们仔细地研究了情况，设想了敌人可能采用的一切办法。最后，我们选择了距右侧约十余里长的一条苍绿的山峦，作为埋伏的地方。

从情报知道：敌人驻延安的一○五师，要换防路过甘泉。军团长命令二十六、二十七军分别阻击可能来至延安和甘泉的援敌，让我们二十五军担任伏击敌人一一○师的任务。我当时在七十五师二○五团三营当副营长，我营的主要任务是：让敌人主力进入峡谷以后，聚歼敌后卫，并侦察敌情，寻伺发起攻击的战机。

作战计划传达到连队后，红军战士们无不兴高采烈。战士们摩拳擦掌纷纷表示：“这是到陕北来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

头一天，战士们埋伏在山后的深山密林里。我站在山谷入口处的小山顶上，了望着北面，感谢劳山茂密的树林，给我们筑成了一条绿色的屏幛。透过绿叶可以清楚地看到公路上人来马往的情形，还可以看到公路对面约三四百公尺高的光秃秃的陡坡。两山入口处，活象一只口袋。而我营正提着袋口的绳子。回头向山后看去，在深绿的地毯上，衬出一片黄色的花点，那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在这种情况下，最怕的就是空中侦察。我不安地抬头看看天空，会不会有敌机飞来侦察……还好，并没有带来不愉快的征兆。

看来，一切都准备好了。

日头渐渐升高了。远处偶尔出现骑着骡子的者百姓。微风轻轻地吹来，吹得树叶沙沙响。可是难得听见有部队移动的声音。但是我知道，在这沙沙的细语中，跳动着多少焦急激动的心。他们为着胜利正忍受着荆棘的刺扎和野草的搔痒，而不让自己的身子动一下。

寂静的时间过得这样慢。树影子渐渐向东倾斜，滑过战士们的身子。直到太阳偏西了，仍不见敌人的踪影！

估计情况，敌人是不会出来了。因为，敌人晚上是不敢行动的，必须在天黑前抵达甘泉宿营。如果敌人是黎明出发，来到劳山大约是晌午时分，难道会有变化？……红军战士多次伏击的经验，使我知道：要耐心等待。

第二天，太阳正顶了，仍没见敌人的影子。又过去了约一小时左右，我心里开始嘀咕：“难道今天又落空？”

忽然前面闪过一个人影子，那是我们的侦察员。他告诉我敌人来了，没有带重武器。一会儿，在望远镜中，我也看见了一群黑点慢慢地向我们这个方向移动。我兴奋得什么似的，连忙通知身旁的通讯员，叫他作好准备，并马上报告团部。

敌人渐渐走近了。可以看到他们那用油布卷起来的旗子了。从山顶望去，简直象一串串搬家的蚂蚁。

敌人快进山谷了。看得清楚：是二路纵队前进。按照军事术语来说，这还是战备行军呢！我暗暗想：“不管怎样，得请你钻进我们的口袋！”

放过了敌人的便衣侦察队，放过了搜索排，放过了尖兵连。三三两两的敌兵，不断地用刺刀撩拨路旁的野草，不时指划着对面的高山，和这面的绿林地带。停了一下，又匆匆地前进了。我眼睛直发红。多愚蠢而又胆小的家伙啊，只能吓唬野草中的小兔子，对着荒山耍威风，我们蹲在他头上，他就看不见！

时间很快地溜走，敌人却在慢慢地移动，比蚂蚁还要慢。我看了看我身边的战士们，他们都象我一样，竭力抑制着自己，屏着气，圆睁着虎眼，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的心真是痒痒的。我知道：如果这时便向上报告，胜利也是稳拿在手心！不消灭他千儿八百，也得杀他个落花流水！但作为一个具体单位的指挥员，心里越急，就越促使我想到更多的问题：军团长的计划，歼灭更多敌人的雄心，又不断地提醒自己：“沉住气！”我仍然趴在树林深处等待敌人，等待时机。

想克制这种心情，要拿出多大的劲啊！我的心快跳出来了，眼睛紧紧地盯住公路。好不容易，用步枪护卫着的小旗子（连旗）过去了。后面跟着电台的一杆较大的旗子（团旗）过去了。我心里默数着：一杆，二杆……。接着又是二杆更大的旗子（师旗），后面还跟着许多骑马的官儿们也过去了。我知道：敌人已走过了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再往远处一看，黄沙烟雾在逐渐消散。我看了看表，正是两点钟。

“是时候了！”闷在肚里的一股热气，一下跑了出来，心也好象飞出去了。说实在的，与敌人在血火中搏斗过来的人，打仗并没有什么稀奇，但看见这样多的敌人象鱼儿样地游进了网，却禁不住心里怦怦跳。我连忙把情况报告了团部。这个消息经过电话线一直传到总指挥部。我可以想象到，徐海东同志接到电话后沉着地下达命令时的情景……

“嘀嘀商嘀哒哒哒嘀嘀”冲锋号响了。接着，漫山遍野响起了嘹亮的号声，在山谷中互相应和着。指挥员们摇起了红旗，象绿色的海洋上浮现出一片红霞。千军万马出动了。战士们跳了起来，端着枪随着我象猛虎扑羊似地冲下山去，把敌人尾巴截断。手榴弹在敌人头顶上爆炸，刺刀上直冒红光。敌人象釜中之鱼，东游西窜；象粪坑里的蛆虫，乱爬乱拥。敌人想向对面山上逃跑，好不容易爬上了峭壁，又被红军的枪弹撂了下来。刚一转身，红军战士的刺刀，又迎头闪晃。战场上响起了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成群的敌人，无心再为蒋介石的内战卖命了，乖乖地举起了双手。个把钟头，一一○师后卫部队四个连全部被歼。

大口袋的口子收拢了，敌人一个师象包子馅一样被包围起来。我安心地开始整理队伍。不远处仍回响着喊杀声。徐海东同志从山背后转过来了。看见我在跑来跑去，忙叫：“老罗，怎么样了？”

“完成了任务。”我指着满地狼籍的电话，弹药、轻重机枪和成串的“奉天造”步枪和一大群俘虏，不自觉地流露出一股喜气。徐海东同志并不热衷于看这些俘虏，紧接着又问：“伤亡多少？”

“三十个。”

“现在带着你的营和我的特务连去支援二○四团攻击敌人占据的小寨子，黄昏前一定要拿下来，不让一个跑掉！”

说完，他带着他的两个通讯员大踏步地走了。我看着他魁梧的背影暗想：“徐海东同志又是到战斗最紧张的地方去了！”这时，特务连连长来向我报告。

从他嘴里我知道：甘泉、延安援敌已被阻击在山外，全线聚歼战斗正在胜利进行。但狡猾的敌人师长带了直属队连同部分主力约一千余人，乘我们冲下去的空隙爬上了我们曾经埋伏过的山岭。并倚恃着不知多少年前的石寨子，居高临下向我们顽抗，企图挨到夜晚向甘泉逃窜……

山谷中传来激烈的枪声。我看看表，这时已三点钟了。

时间不容我多耽搁。我忙带了连长去查看情况。部队由营政治委员作了简短的动员，也跟着开了过去。

半小时后，我们绕过山后的小道。趁敌人在前山顽抗，我们踏着从来没人走过的山路，穿过矮小的树林，踩着滑湿的苔藓、野草、乱石，悄悄地匍匐着从石寨背后爬上去。

后山上总指挥部传来一阵号声。紧跟着我的司号员告诉我：徐海东同志在鼓励我们加快前进。前进！军团长同志！我们保证不辜负你的希望。

战士们一鼓气地摸上了石寨，象神兵似的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我的两个手榴弹也跟着扔向敌人群里，眼看着敌军纷纷倒下。小山上又响起了遍山的冲杀声，二○四团的同志们也冲上来了……

“……哒哒嘀哒哒嘀”，胜利的集合号又响遍山谷。总共不到三小时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师的敌人无一漏网。伪师长、副师长都被击毙，士兵多做了俘虏。

我们清点着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并以它作为攻克道住铺（永宁桥）战斗的本钱。紧接着，直罗镇一仗，配合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又获得辉煌的胜利。

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陕北苏区仍巍然屹立着，成了人民革命的堡垒。

四坡村反击战　关盛志一九三五年八月，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我们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游击根据地，来到陇东地区，在兰西公路一带打击敌人。二十日，我军在白水镇一带与敌一○五师激战一天，将敌全部打垮，歼其一个多营，亲自来该旅督战的敌师长马鸿滨也险些被生俘。翌日拂晓，全军同志在军长程子华、军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同志率领下，冒雨向（氵内）河挺进。

（氵内）河是陇东地区主要河流——泾河的一条支流。平日，河里水浅，两岸群众经常从这里经过。下午两、三点钟，先头部队来到河边，大家卷着裤腿，扛着步枪、机枪，手拉着手涉水过河。程军长、吴政委先后随部队和军部过了河。徐副军长随后卫二二三团正准备过河时，突然，山洪爆发，河水骤涨。咆哮的洪水卷着泥浆奔泻而来，有的同志被淹没指滔的急流之中。大家只好就地宿营，等待水势下降。当时，我在二二三团当通讯员。徐副军长安排我们团住在离（氵内）河大约有二、三里远的四坡村，自己便带着警卫员观察地形与水情去了。

四坡村座落在一个原上，是个不大的庄子，有几十户人家，大部分是窑洞，也有少量土房。部队经过八个多小时的冒雨行军，又冷、又累、又饿，个个淋得象落汤鸡似的，衣服全部湿透了。进了村，做饭的做饭，搭地铺的搭地铺，烤衣服的烤衣服，准备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我们几个通讯员跟团首长察看完地形，安排好警戒后，在房子里生起了火，大家脱下身上的湿衣服，围在火堆旁烤着。一会儿，屋里热乎乎的，有的同志开始打起了瞌睡。

“砰！砰！砰！……”，一阵激烈的枪声在村子东边响起。“有情况！”大家立即穿上没完全烤干，还冒着热气的衣服，连扣子也顾不上扣，就提着枪，跑出了门。

风雨中，只见敌骑兵，挥舞着马刀，喊着“冲啊！”“杀啊！”蜂涌似的向我住地冲来。位于村东北角的三营首先与敌接火，他们凭着房屋土墙与敌人展开近战。

这股敌人是马鸿滨的一个骑兵团。他们妄图趁着倾盆大雨进行突然袭击，消灭我军。情况万分危急，等我们发现时，敌人已冲到跟前了。

一阵军号响过，一、二营也迅速投入战斗。重机枪连架起了四挺重机枪，不停地向敌人扫射。

“徐副军长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一听说徐海东副军长亲自来我们团指挥战斗，干部战士心里都象燃起了一既火。徐副军长英勇善战闻名全军，指挥我们打了很多胜仗。一九三三年，在他当师长的时候，一次攻打山头，山上守敌凭着险要地形，用猛烈的火力，阻止我军冲锋，白天攻了六个多小时没攻上去。傍晚，发起总攻时，徐海东同志把手一挥喊道：“跟我来！”亲自提着大刀、手榴弹，带领同志们往上冲，他一边冲，一边用手榴弹炸，用大刀砍，大家见师长带头冲锋，个个勇猛如虎，很快攻上了山头，消灭守敌一个团。徐副军长总是这样，哪里战斗最激烈、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凡是他指挥的战斗，很少有失利的。多年来，他和其他军首长一起，指挥我们多次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打破了敌人对我围追堵截的计划，因此，每次战斗，只要徐副军长在场，我们就有了主心骨。这次，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徐海东副军长的到来，使我们对取得反击战的胜利更加充满了信心。

我们团部设在村中间的一个院子里。四周是不到一人高的土墙。徐副军长手里拿着马鞭，湿透了的衣服上溅了许多泥浆。大概是道路泥泞难走的缘故，来到团部时，还气喘吁吁。他问团长：“敌人多少兵力？”

“一千余人。”

“从什么方向来？”

“泾川。”

徐海东副军长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子弹“嗖嗖”地从头顶上飞过，打在身后的墙壁上，土坯纷纷脱落下来。他仍然站在那里，仔细地观察着。

敌人又组织冲锋了。在机枪的掩护下，个个如亡命之徒，杀气腾腾的狂叫着，手上的马刀闪着凶光。敌人象潮水一样向我压来，我军的处境相当危险。徐副军长看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放下望远镜，沉着地对团里领导说：“一定要顶住。”敌人越冲越近，当他们冲到我轻重火器的有效射程以内的时候，徐副军长喊声“打！”我们集中所有的重机枪、轻机枪、步枪、手枪一齐向敌人射击。

子弹象雨点一样落在敌群里，冲在前面的一连骑兵一个个被打倒了。后面的敌人又拥上来，但是立刻又被打回去。敌人的督战队举着明晃晃的马刀，逼着匪兵们往前冲。四坡村被淹没在一片叫骂声、冲杀声之中。

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在敌侧后响起，给了正向我扑来的敌人以很大杀伤。与此同时，又传来一阵熟悉的号音。

“是吴政委他们！”大家非常激动地说。

军政委吴焕先带领部队在敌侧后打响的消息，给了战士们以极大的鼓舞，激励着大家更顽强的战斗着。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又迅速补上来。有的同志受了伤，担架队要抬他们下去，可谁也不愿离开火线。

狡猾的敌人急忙调整了兵力，除一部分火力对付侧后外，集中了全部力量，从正面向我们发起了更疯狂的进攻。面对着穷凶极恶的敌人，徐海东副军长的两眼放射着愤怒的光芒，他沉思了片刻，和团里领导同志商量了一下，转过身来对通讯员命令说：“命令一营从右翼反击！”

“命令二营从左翼反击！”

“是！”通讯员行了个军礼，踏着泥泞的小路，向一、二营的阵地跑去。

我军形成了对敌夹攻之势，三营和重机枪连在正面打，一、二营从两侧打，大家无不佩服徐副军长的指挥艺术。密集的子弹从几个不同方向飞向敌群。他们一看骑在马上目标太大，一个个从马上跳下来，伏在地上向我射击，敌我双方互相对峙着。

这时，一个通讯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徐海东同志跟前，喊了声“报告！”。

“什么事？”徐海东问。

“吴政委负伤了”。

“啊！……”徐副军长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焦急而又关切地问：“伤势怎么样？”

“很重。”通讯员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回答。

原来战斗打响后，军长程子华和政委吴焕先听见枪声，迅速研究决定：程子华同志留在南岸，吴焕先同志和军干部教导队前去支援。吴政委带领一百余名同志，冒着被急流卷走的危险，涉水过河，绕到敌侧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烈开火。愚蠢的敌人连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自己的背后出现一支部队。敌人受到了沉重打击，急忙抽调一部分兵力对付军教导队。子弹呼啸着落到阵地上。吴政委伏在机枪旁，拿着望远镜观察，亲自指挥两挺机枪向敌人射击。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都被打退了。忽然，一颗子弹飞来，吴政委的头部中弹负伤，伤势非常严重，医生正在抢救……。

吴焕先同志是鄂豫皖边区早期革命运动领导人之一。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他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参加重建红二十五军和领导红二十五军各个阶段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在部队中享有崇高威信。徐海东和吴焕先一九二七年秋一起参加黄安暴动，尔后，又一块坚持斗争好多年，转战万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互相支持，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是最亲密的战友。现在，徐海东真想马上去看看老战友的伤势，但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全体同志多么需要他继续指挥打退敌人的突然袭击啊！他只好含着眼泪说：“一定要全力抢救！”他又详细地询问了教导队的战斗情况，通讯员一一作了汇报，他语重心长地说：“告诉同志们，坚决配合二二三团把敌人消灭掉，为吴政委报仇。”通讯员说声“是！”便消失在风雨中。

干部战士听到吴政委负重伤的消息，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

此时此刻，徐副军长把悲痛都集中到对敌人的仇恨上，他说，我们要以牙还牙，彻底消灭这股敌人。

他的话音刚落，“坚决消灭敌人，为吴政委报仇！”的口号声响在阵地上空。愤怒的火焰在每个人心中炽燃地燃烧着。泪水模糊了视线，大家迭擦眼泪，向敌人射出了一颗颗仇恨的子弹。

徐副军长见全线出击的时机已到，便命令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

顿时，口号声、冲杀声响成一片。干部战士手中的各式轻重武器又更加愤怒地吼叫起来。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人仰马翻。敌团长马开基见势不妙，慌忙从地上爬起来，想骑马逃跑，可是，刚上马，“叭！”的一声，他从马上一头倒栽下来，一命鸣呼了。蒋介石的这个忠实反共走狗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匪兵们见团长被击毙了，都纷纷抢马逃命，有的马失去控制，张开蹄子四处奔跑，人马互相拥挤着、践踏着。我们一边追、一边打。四挺重机枪又发挥了威力，敌人逃到哪，机枪子弹就象炒豆似的“噼噼啪啪”跟到哪。在我猛烈的火力的扫射下，敌人逃进了一深沟。这条沟三十多米深，约六十米宽，几公里长，一头通往塬上，一头通到（氵内）河边。敌人妄图顺着沟避开我火力，从（氵内）河方向逃跑。可是，进了沟，就陷入了灭顶之灾：沟里积了水，马蹄陷在泥里拔不出来，敌人想弃马逃跑，但泥很暄，跑不动，他们连滚带爬，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浆，狼狈极了。顷刻间，敌人的骑兵成了泥兵，活马成了死马。我们一下冲到沟沿上，用机枪封锁住两头，敌人真是插翅也难逃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有的还躲在马肚子底下负隅顽抗。这时，徐副军长赶上来了。他把牙一咬说：“狠狠打！”又是一阵子弹、手榴弹。有的同志一边往下扔手榴弹，一边叫着：“叫你尝尝红军的厉害！”硝烟弥漫了战场，破片四周飞迸。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爆炸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敌骑兵团覆灭的哀乐。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敌骑兵团全部被歼灭了。

战斗结束后，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吴焕先政委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干部战士无比悲痛。夜幕降临了。大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沉默着，哭泣着。徐海东，这个使敌人闻风丧胆、无比刚强的军事指挥员，在鄂豫皖革命根援地游击战争最困难时期，在长征路上，全军被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都从没掉过一滴泪；而今自己最亲爱的同志牺牲了，他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一颗颗滚落下来。

第二天，（氵内）河的水位下降了。部队过河后，在南岸的一个村庄附近，军首长把全军同志集合起来，沉痛悼念在反突袭战斗中牺牲的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程军长、徐副军长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号召全军同志，继承吴政委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团结一致，多打胜仗，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

部队要出发了。我们不时地回过头来，默默地向北岸眺望，再看一看永生不能忘怀的四坡村，再看一看吴政委的坟墓，向敬爱的吴焕先同志告别：吴政委，反突袭战斗胜利了，敌骑兵团消灭了，我们为您报了仇，请安息吧！

红旗招展，军号嘹亮，我们在程军长、徐副军长的带领下，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徐海东“雪中送炭”　陈兴陕北的冬天，比鄂、豫、皖和陕南来得早，冷得多。

11月中旬就下了场雪，结了冰，寒风刺骨。从鄂皖革命根据地万里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指战员，有的穿着薄薄的棉衣，有的还穿着单军装，普遍感到难以抵御北方的冬寒。徐海东、程子华等军团部领导人多次研究，要供给部想方设法给部队添些衣服，加厚被絮，买此羊肉，买些山药蛋，使指战员能过个温暖的冬天。

就在徐海东筹划如何解决红15军团度过冬天这个难题时，一天傍晚，中央红军负责后勤工作的杨至诚来找他了。他们互相问好之后，杨至诚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徐海东说：“这是为这件事来的。”

徐海东接过纸条一看，是毛主席写给他的，要向红15军团借2500元钱，以解决中央红军当前的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看完信，心里十分不安。他深深责怪自己只想到红15军团过冬问题，没有想到党中央、中央红军的困难，现在倒要毛主席亲自写信借钱，这太不应该。他羞红了脸，自责地拍了下脑袋，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杨至诚看见徐海东脸红了，以为他有难处，连忙说：“你们转战一年多，一定也有不少困难，更是没有钱，就不要为难。”

“你说到哪里去了！”徐海东有点难为情说，“我们有钱，请你先回，明天我一定派人把钱送去！”徐海东平时很少过问经济帐目，不清楚红15军团现在究竟有多少钱，他只知道原先有七八千元，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送走杨至诚后。他急急忙忙来到供给部窑洞前，听到里面传来噼噼啪啪的算盘声，便走了进去，只见会计正在油灯下算着帐。

“给部队的钱发了没有？”徐海东问。会计抬头一看是军团长，连忙站起来，以为徐海东是来催促他们快给部队发钱，便答道：“我正在赶着算分配账，明天，最迟后天，就把钱发给部队。”

“还没发就好。”徐海东接着问，“还有多少钱？”

“只有7000块钱多一点。”会计皱着眉头说。

“哈哈，还有这么多哪，真是大财主！”徐海东高兴地说，“怪不得有人说，供给部是‘守财奴’呢。”

“首长，这点钱算什么哪，我算来算去还不够分配，要是再有三五千块就好了，我正在发愁呢！”会计一边说，一边拨拉着算盘算给徐海东听；医院买药要多少钱，部队添冬装要多少钱，部队菜金要多少钱……还没讲完，算盘上已显出上万数目。部队的实际需要与供给部现有家底着一大截子。

“不要叫穷。”徐海东打断会计的话，“等你们查部长回来，对他说，我要你们拿出5000元钱，明天给党中央送去。”

“啊？”会计惊叫了一声，愣了一会儿，怕是听错了，小声问道：“要送走5000块？”

“对！”徐海东点点头。这7000元钱，是供给部在长征途中一块钱一块钱节省下来的。不该花的钱，能节省的钱，他们一块都不准开销。他们知道，刚到新区，筹款困难；越向北，冬天越冷，需要花钱的地方越多。管理全军团的吃、穿、用，不能不处处精打细算，留些积蓄，以备急用。积累这7000块钱，花了他们不少心血，也挨了不少人骂。现在军团长一开口，就要送走5000元，这真比割了他们身上的肉还心疼。会计忍不住地说：“我们就只有这一点钱，一下送出这么多，我们冬天可怎么过啊！”

徐海东听会计这么一说，心想，是啊，红15军团的生活本来就比较清苦，原计划靠这点家底作些改善，现在送走三分之二多，这个冬天是不太好过了。可是，毛主席来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困难更大，日子更不好过。他望着会计问：“你母亲在吗？”

“在。”会计不知道徐海东问话的用意。提起母亲，勾起了他思亲之情，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娘很苦！我爸死得早，全靠娘讨饭把我拉扯大的。”

“如果你现在和你娘在一块儿，肚子都饿了，你讨到一碗饭，你是自己留着吃，还是送给你娘吃？”徐海东盯着会计的脸问。

“这还用问，当然是让娘先吃。”“这就对了！”徐海东笑着说，“过去，我们天天想中央盼中央，为了迎接党中央的到来，我们准备3000多人全部牺牲。现在党中央来了，中央有困难，难道我们能不管吗？支援党中央，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就像子女孝顺父母一样！保证党中央，才能保证中国革命。同志啊，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首先要想到大局，不能只考虑小单位利益。”

会计听了徐海东这一番话，顿时红了脸，低下了头。徐海东临走时，拍拍会计的肩膀，安慰说：“同志，别发愁。财想想办法，困难是能克服的——查部长回来，叫他到我那儿去一下。”

夜深了，徐海东脱衣上炕。他怕睡觉磨破衬衣，就只穿一条裤头，光着上身睡觉。他刚刚钻进被窝，查国祯来了。

查国祯是下部队调查指战员们生活情况去了，很晚才回来。一进窑洞，会计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了。他来见军团长。查国祯还不到30岁，却象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上身穿一件打补丁的旧棉袄，下身还只穿一条洗是发白的单军裤。查国祯是一个铜板都不乱花的人。他一边走，一边想，军团长的决定是对的，应坚决服从。但部队过冬更困难了，怎样解决这个大难题呢？查国祯一见徐海东，便问：“首长，你找我？”

“是噢，向你要钱啊！”“我听说了。”“我同程政委、刘副军团长都说了，拿5000块钱给中央，明天你派人送去。你有什么想法？”

查国祯坐在炕沿上，没有言语。他这个人，平时说话很少，遇上难办的事情，更是默默地自己思量。

“怎么样？真的舍不得？通不通，三分钟。不过，得说清楚，对中央可不能作‘守财奴’。”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查国祯一听急了，委屈地说：“首长啊，跟你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啊！在陕南的时候，你说，我们哪怕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要迎接党中央的到来。现在要送去几千块钱，又算得了什么呢！今天，我决不会当‘守财奴’。给中央的5000块钱，我马上就去办！”

“嗨嗨，你这个‘守财奴’，开明啊！”徐海东高兴得一骨碌从被窝里钻出，坐起来，光着上身，嘿嘿直笑。

“哎呀，不要冻着了！”查国祯赶忙给徐海东披上被子。接着，他们一起商量怎么解决部队过冬的难题，怎样把剩下的2000块钱先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杨至诚收到5000块钱后，十分感动地说：“这下可救了我们的急了！”

一天，彭德怀见到徐海东，紧紧握着徐海东的手说：“多谢了！”

徐海东愕然，问：“谢我什么？”彭德怀笑着说：“感谢你救了我们的急！”徐海东这才明白彭德怀感谢的用意，连忙摇着手说：“彭司令员，不要客气了。中央来了，我们相想多拿出一些东西，可就是穷啊！”

“是啊，我们都是穷光蛋嘛！”彭德怀哈哈大笑。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赞扬徐海东的这种识大局、顾大体的崇高精神。特别是毛泽东一直记着这件事。多年之后，谈到党中央长征刚到陕北的困难情景时，还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元钱啊！那真是‘雪中送炭’啊！”

徐海东同志与红十五军团　刘华清我们红二十五军在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坚持了两年多的艰苦斗争，虽然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但是由于蒋介石调来二十万重兵长期围攻扫荡，苏区已大部失掉，红军主力继续坚持已有困难，党中央便命令红二十五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到新的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军越过京汉铁道，在鄂西、豫西地区辗转战斗，由于这里敌情、地形对我不利，不宜建立根据地，在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后，于十二月八日顺利地进入陕南地区。在鄂豫陕边区，我军又战斗了八个月，歼灭陕军数个旅，重创中央军、东北军，建立了两块游击根据地，扩大了地方武装千余人，红军主力除伤亡减员并抽调两个建制连支援地方外，全军扩充到四千余人，比初进陕南时增加了近两千人。

红二十五军在中国革命史上所作出的伟大贡献，除有党的领导、全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外，军首长的正确领导和指挥是起决定作用的。徐海东同志在红二十五军中，先任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以后又任副军长、军长，不管职务怎么变动，他都在军事作战指挥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军几经波折，由鄂豫皖重建红二十五军时的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以后多次受到损失，全军除留下一部分部队外，长征时只剩下三千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鄂豫皖省委执行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而从红二十五军本身来说，它是百战百胜的，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敢于也善于同强大的敌人作战，多次整师、整旅、整团、整营地歼灭敌人，无论大小战斗，几乎每战我军都取得了胜利。所有这些都与徐海东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斗争英勇顽强，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分不开。他负伤九次，不顾个人安危，每战都亲临前线直接指挥战斗，前进的路上有了障碍，他就到前面去，开辟道路，后面、侧面敌情严重，他就到后面、侧面指挥战斗，掩护全军。他那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顽强战斗作风教育着部队，全军指战员都非常熟悉和热爱这位可敬的首长，人人都佩服他的作战指挥才能。战斗中，他走到哪里，哪里人们的胜利信心就百倍地增添。

一、准备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一九三五年夏，日寇进一步入侵华北，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我华北主权逐步丧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继续北上。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于七月十五日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我军的行动方向。徐海东同志提议，我们应积极牵制敌人，保证中央和一、四方面军顺利北上，将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即使我们这三、四千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会议指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是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省委立即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共四千人，西征牵制打击敌人，配合一、四方面军北上。部队经（幸夂皿）屋、佛坪、双石铺，西进甘肃，北渡渭水，截断从静宁至泾川的西兰公路达十八天之久。但因当时不知一、四方面军行动的准确消息，而敌军又日益集中，为避免陷入被动，红二十五军即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合。

二、进入陕北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八月，红二十五军在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经镇原、庆阳县境，途中两次打退敌人骑兵的尾追，于九月三日到达陕甘边界合水县的板桥镇，休息了一晚。大家都知道前面不远就是苏区了，感到十分高兴。在离板桥镇时，军参谋长错误地判断了敌情，改变了军首长的命令，使部队当天早晨出发迟了几个小时，出发前又集合部队讲话，部队刚刚出发就遭到敌人骑兵的袭击。在这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徐海东同志一面指挥前面的部队和军直属队迅速转移，一面飞马赶到后面指挥后卫部队顽强阻击敌人，掩护全军转危为安，但部队还是损失了二百多人。板桥战斗后，我军经太白镇、东华池，沿陕甘边界山区继续北进。这一地区十分荒僻，人烟稀少，部队断绝了粮食来源，偶尔遇到羊商贩，买下了一些羊，才度过了严重的饥饿威胁。九月七日，进至陕北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不久进到永宁山，和陕北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地方领导同志见了面。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陕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创建的。我军进入陕北在永宁山地区休整了四天，很快消除了疲劳。特别使大家感动的是，陕北人民对我军无微不至地关怀。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给我们送粮送柴，慰问我军。赤卫军、儿童团为我们送信、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战士们看着这一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几年前在鄂豫皖苏区，人民也是这样关心爱护我军，可是长征以后这一切都没有了。我们深深感到：红军有根据地和没有根据地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英勇战斗来保卫苏区，所以，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两同志要求全军整顿军风军纪，切实执行群众纪律，和群众打成一片，搞好军民关系，同时虚心向陕北红军学习。接着，我军继续向陕北苏区内地进军。中共西北工委为迎接我军，给各级党组织发出了紧急通知，指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有利于加强陕甘和川陕苏区的联系，是苏维埃运动在西北的一个胜利。要求发动群众，开欢迎会、庆祝会、捐送慰劳品，欢迎和慰问劳苦远征的红二十五军。九月十八日，我军在陕北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的一片热烈欢迎声中，到达延川县永坪镇。

三、组建红十五军团两军会师后，在永坪举行了联欢大会。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会场上横挂“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人兴高采烈。刘志丹同志和徐海东同志先后讲话，号召两军亲密团结，携手并肩，共同为粉碎敌人“围剿”、巩固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配合主力红军行动而战。徐海东同志还代表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对陕北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会后，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即在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合组的陕甘晋省委主持下，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军团设立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卫生部、交通队和手枪团，辖三个师：七十五师由二十五军改编，七十八师由陕北的二十六军改编，八十一师由陕北的二十七军改编，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王明路线失败后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块比较完整的根据地，也是我军准备打击日寇侵略的重要前进阵地。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大会师的前奏。这两支军队各有特点，红二十五军装备精良，能征惯战；陕北红军土生土长，同当地广大群众有密切联系。两军会师和红十五军团的建立，对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军团成立后，部队在永坪地区休整了几天，军团徐、程首长指示原红二十五军的同志要认真学习陕北红军的长处，特别要注意两军的团结，要尊重陕北干部、爱护陕北工农群众，要把群众纪律进一步搞好，让军团政治部（大部是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的人）多检查督促，无论对群众还是对陕北兄弟部队，如发生不团结或违犯组织纪律的事，首先要检查我们自己，多承担责任。所以，在这个时期，十五军团内部以及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亲如手足。红二十五军严格的军风军纪，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给陕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四、三战三捷，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

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为实现消灭我最后一块根据地和红军，使北上红军主力无立足之地，进而达到全歼红军的企图，调集十余万人的兵力，采用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作战方针，于七月开始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陕甘红军在以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军委领导下，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在东线的绥德、吴堡地区击溃晋绥军，接着又转移兵力打击北线敌人。正在这时，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大大增强了反“围剿”的力量。但东北军张学良对此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陕北红军是“土共”，没有什么战斗力，红二十五军刚到，也是疲惫之师，妄图以优势兵力迅速取胜，当即就由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指挥三个师由中部（今黄陵）经洛川向北进攻。其一一○师、一二九师进占了延安，一一○师一个营留在甘泉，王以哲率军部和一○七师驻守洛川、（鹿卩）县。与此同时，五十七军董英斌部、骑兵军何柱国指挥一○六师、一○九师、一二○师三个步兵师和骑兵第一师、第二师，由陇东庆阳、合水一带向陕北进攻。

根据这种形势，军团领导对我军反“围剿”的出击方向作了研究。有的同志建议向北出击米脂、横山，歼灭井岳秀、高桂滋两师。徐海东同志认为，应南下打击张学良的东北军，如能歼灭其一至两个师，就会很快打破敌人的“围剿”，整个陕北的战局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这个主张，并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派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围攻甘泉之敌，调动延安敌人，中途进行伏击。

原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听说军团长决定打东北军，大家立即感到这个决定十分英明正确。我们同东北军在鄂豫皖苏区已较量过多次，歼灭了它成师、成团的部队，比较了解其特点，掌握它的一些规律，与其作战，比较有把握打胜它。徐海东同志在给一个部队动员讲话时很有风趣地说：“同志们，我们红二十五军的‘老朋友’、老运输大队——东北军又来了，又给我们送枪送炮送弹药来了，大家欢迎不欢迎啊？”战士们以震撼山谷的声音响亮地回答：“欢迎！送来的东西照收无误”。大家都说，等着听胜利的消息吧！

红十五军团主力，经过三天急行军，绕过延安，进到甘泉附近。在甘泉北十五里的劳山附近，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公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形成一条天然的口袋，山上林木茂密，对我军伏击敌人非常有利。徐海东和刘志丹同志带领团以上干部到现场看了地形，对参加伏击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并规定每人携带三天的干粮，进入伏击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指挥枪不响，任何人不得开枪。接着，他们分头带领部队，进人了伏击地区：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于劳山北八华里地区，担任断敌退路和阻击援敌的任务；七十五师埋伏在劳山以西；七十八师埋伏在劳山和甘泉之间。部队到达预定地区后，随即进行战斗准备工作。十月一日，敌一一○师由延安向（鹿卩）县增援，敌师长何立中错误地估计了红军可以设伏的地区，在到达劳山时，他得意地向参谋长说：“共军诡计多端，我还当他们会打我一个埋伏呢，可是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了。”正在这时，埋伏的红军从四面八方发起进攻，敌人顿时乱作一团。一股敌军企图夺占山头，很快被打了下去；有的企图向前突围，又被我手枪团堵住了去路；许多敌军士兵纷纷缴械投降。经过六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敌一一○师两个团，击毙其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俘敌三千七百余人，缴获战马三百多匹及大量武器弹药。战后，以七十八师骑兵团一个连为基础，将手枪团配备战马，组建了军团部骑兵团。战斗下来之后，同志们说，我们徐军团长既掌握东北军的特点，又掌握我军的“脾气”、战斗能力，用兵如神，战之必胜。都说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只用了六个小时。并说东北军够“朋友”，真是雪里送炭啊！咱们长征到陕北，途中消耗了那么多枪炮弹药，这下全补充上了，还送来了过冬的棉衣、棉大衣，这个“朋友”还得好好交往下去。大家兴高采烈，凯旋而归。

敌东北军在劳山遭我沉重打击后，采用构筑碉堡、步步为营的战术，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企图逐步缩小我根据地，最后围歼我军。为粉碎敌人的堡垒推进政策，军团决定乘胜发起进攻，首先拔除正在修筑碉堡的榆林桥据点。榆林桥镇，驻有一○七师一个主力团加一个营，镇南的洛河冬季可以徒涉，河的南岸是一排陡峭的小山，不便攀登；镇北背倚高原，高原上有新建碉堡，并驻有少数警戒部队。十月二十四日晚，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同志指挥下开始行动，以红七十五师由东向西担任主攻，并派一个营警戒由榆林桥通往洛川公路；以红七十八师由西向东，先歼河西敌一个营，再会攻榆林桥；以八十一师由北向南进攻，对敌形成三面包围，并派出两支部队分别占领了洛河南面的小山和北面高原的碉堡。次日拂晓开始强袭，敌人被压缩到街内后，利用窑洞进行顽抗，我军伤亡较大，后来由于战士的发现和创造，从房上的烟筒向里投掷爆炸物，才迅速地歼灭了敌人。这次战斗，共歼敌四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一千八百余人，在攻坚器材和经验缺乏的条件下，取得了对敌设防据点攻坚战的胜利，对我军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战后，我军以二二三团、二二五团之两个特务连和陕北一个新兵营及留队俘虏，重新组建了二二四团。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榆林桥战斗后尚未休整并在围困甘泉之际，重新增调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分两路组织新的进攻。企图将红军限制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域，尔后采取南北夹攻对我进行“围剿”。这时，鄜县西南之张村驿、杨家园、东村、套通等地的反动土顽亦乘机骚动。为迎击进犯之敌，肃清顽匪，解决部队的物资供应问题，徐海东同志亲自带领部队攻克了张村驿等据点。正在此时，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来到红十五军团司令部（驻道佐铺）。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向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汇报了红十五军团的情况和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彭德怀同志对红十五军团的作战情况和部队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表示称赞，对今后行动方向表示同意，并与徐海东、程子华同志一起研究了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整编的问题。接着于十一月上旬在鄜县西北地区，两军会合，组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辖第一军团（一、三军团编成）和第十五军团，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政治委员，约一万一千余人。红十五军团，特别是红二十五军的同志，对这次会合、整编感到特别高兴，我军成为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红军，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军过去几千人南征北战，虽然打了许多胜仗，由于不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指挥下，不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以及军事上战略战术上的直接指导，总感到领导上负担重，缺乏把握性。会合后。徐海东同志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有中央直接领导了，今后一切大事、大政方针由中央掌管，我们就照中央指示办，要执行好、贯彻好。他教育部队要服从尊重中央的领导，要求全体干部、党员要保持自觉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保证不发生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那样的错误，搞好同一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团结，克服山头主义，他说，现在红十五军团内，有陕北同志，有中央苏区和各军团来的干部，大家说话要有利于团结，不许讲对方的怪话，互相揭短，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互相友爱，亲密无间，亲如兄弟，这样才能巩固和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准备夺取新的战斗胜利。徐海东同志对个别领导人在陕北搞的肃反事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反对秘密逮捕刘志丹同志，他说：“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幸而中央来到陕北，很快纠正了这一错误。

两军会合后，为粉碎东北军对我军的“围剿”，中央军委决定将敌放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主力，采取四面包围、突然进攻的战法，歼灭突入之敌，尔后再歼其后续部队。

直罗镇是一个小盆地，三面环山，镇北有葫芦河，一条大道由西向东穿镇而过，镇东有座古老的小寨，是一个口袋形阵地。根据第一方面军指挥部的部署，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一个团继续围困甘泉，一个团在甘泉镇地区配合地方游击队钳制（鹿卩）县、中部之敌，防敌西援；派一个营清扫战场，拆毁镇东小寨寨墙，以防敌利用；以一个连进至镇西阎家村北山，担任警戒，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十五军团主力位于张村驿地区，一军团位于直罗镇东北地区。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敌一○九师进至直罗镇，我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同时以急行军连夜赶到直罗镇，将敌紧紧包围。二十一日拂晓，我两路红军在第一方面军首长指挥下，分别从直罗镇南北两面高山，突然向敌发起猛攻，敌六二五团、六二六团被我一军团大部歼灭，其六二七团被我十五军团大部歼灭，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向北突围多次未成，退入村东小寨负隅顽抗，于二十三日晚向西突围，被我十五军团全歼，牛元峰亦被击毙。增援直罗镇之敌一○六师、一一一师在遭我阻击后亦被迫向太白镇撤退。我两军团分三路乘胜追击，又于张家湾至羊角途中歼敌一○六师一个团。因敌已退入太白镇固守，为争取其反蒋抗日，于二十六日停止追击。直罗镇战役，全歼敌一个师另一个团，俘敌三千余人，是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战，奠定了基础。

直罗镇战役后，红十五军团转移到洛川东北旧县一带休整。为统一编制，军团骑兵团（除二连外）和七十八师骑兵团、少年先锋营均调军委使用。党中央为加强红十五军团的领导，先后派来一些高、中级干部，以及数百名基层军政干部。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曾产生过这样那样不恰当的想法，但徐海东同志以高度的党性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从不争个人的兵权，他热烈欢迎中央调来的干部，注意团结他们，对他们一视同仁，一样地关心、爱护和帮助。这些同志调来以后，加强了军团机关和部队的领导，对部队的建设和作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五、东渡黄河，转战晋西北在日寇加紧对我华北进行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山西军阀阎锡山，不仅不抗日，而且把沿黄河二十余县划为防共区，构筑碉堡地带，妄图挡住红军东出抗日的去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打通抗日路线，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发展中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和抗日游击队，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织抗日先锋军，并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发布了《东征宣言》。抗日先锋军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组成，总司令彭德怀，总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胜利进行东征，军委在延川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了作战的方针计划，部队积极进行渡河准备，并举行了东征抗日的誓师大会。

根据军委的命令，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随军委行动），于二月二十日晚至二十一日下午，在辛关波以三只小船相继渡过黄河，歼敌守河部队一个连。接着，在义牒镇歼守敌六十六师一个营，进至石楼城郊，因石楼敌设防坚固未战，遂进攻德县蓬门，又歼该师一个营。之后，奉军委命令北进孝义县关上村，配合红一军团歼敌一○一师。当我进至水头镇时，敌已东逃。两军团会合后，为扩大我军声势和影响，决定向孝义县兑九峪守敌一个旅（实际是四个师）进攻，一军团由北向南，七十五师、七十八师由南向北，八十一师由西向东，经一日激战，毙伤俘敌约两个团，因敌兵力过大，我军主动撤出战斗，转移至双池镇休整。根据当时形势，军委决定：红一军团和八十一师沿同蒲路向南活动，红十五军团向晋中进军，使敌人首尾难顾，以利我军组织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红十五军团于三月十八日由灵石以西之文殊垣出发。徐海东同志因前几天由大麦郊回双池镇途中，骑马摔伤，头破出血，伤势严重，仍不肯留在后方治疗，坚决要求随部队行动，用担架抬着走，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精神。部队北上孝义、文水、交城、清徐地区活动，寻机歼灭敌人，军团骑兵团进至晋祠，直接威胁太原。阎锡山十分恐惧，急调主力防守太原并尾追红军。红十五军团遂于三月二十六日从岔口镇一带出发，由晋中转向晋西北，先后进到娄烦、岚县、静乐、岢岚、五寨、保德、兴县等地，使尾追之敌既打不上又放不下，既达到了调动河西晋军返回河东的目的，又掩护了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八军由神府地区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并把红十五军团的四百多伤病员安全地送回河西。四月上旬，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在临县白文镇会师后，进至圪洞镇与敌遭遇，将敌击溃并歼其两个营。接着从离石以北出发，袭击金罗镇，又歼敌一个营。之后，兵分两路活动，红十五军团在师庄附近的大石头，与敌发生激战，将敌击溃并歼其一个团，活捉敌团长郭登瀛。四月中旬，军团奉命到大麦郊地区集中，尔后进至蓬门地区。

为统一编制，充实部队的战斗力，红十五军团在蓬门地区进行了整编。原二二三团改为七十三师，辖二一七团、二一八团、二一九四；原二二五团改为七十五师，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七十八师番号不变，辖二三二团、二三三团、二三四团；原二二四团三个营分别编入三个师，原八十一师脱离军团建制，调方面军直接指挥。

这时，蒋介石、阎锡山调集了近二十个师的兵力，由东、南、北三面向东征红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令陕甘宁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向我陕甘根据地进攻，并企图沿河封锁黄河渡口，妄图聚歼我军于晋西的隰县、石楼地区。为避免与优势的敌人决战，保存抗日力量，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回师河西。根据军委指示，红十五军团于隰县地区掩护中央军委和一军团西渡黄河。在此期间与敌关麟征二十五师发生战斗，歼其一个营，相继阻住了敌人数个师的进攻。五月二日，程子华同志率七十五师、七十八师由罗正堡出发，从铁罗关西渡。徐海东同志率七十三师在罗正堡抗击敌人，完成掩护我军西渡任务后，于五月五日渡过河西。抗日先锋军全部撤回河西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当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五月十四日，中央军委在延川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庆祝东征胜利。在东征的七十五天中，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红二十八军并肩战斗，共歼灭和击溃敌三十一个团，毙伤俘敌一万七千余人；通过开展“扩红”运动，扩大红军七千余人；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群众发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以后我军出师华北抗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红十五军团入陕后，进至延川王家坪一带休整，总结东征经验，进行西征的准备。在此期间，中央为培养干部，从军团抽调一部分团以上干部去红大学习，同时新任命了一批军团机关和部队的领导干部。

六、西征甘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政府仍拒绝议和，对我陕甘根据地加紧组织围攻。东有晋军，中央军，北有陕军，西有甘军，南有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形成对我四面包围的态势，并不断蚕食我根据地，吴堡、霞县、绥德、清涧、延川等地，相继为敌占领。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援助绥远抗战，争取和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军委于五月十八日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之一部在洛川、宜川、神府开展游击战争，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组成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十八军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五月十九日，红十五军团从延川王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越过长城，进抵绥远边境的宁条梁，我军七十三师夜袭小桥板镇未克。随即改为围攻，并采取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小桥板围寨的反动武装在外国教堂神父唆使下顽抗不肯投降，我军近逼围寨、修掩体、挖战壕，携带云梯预备登城，还用山炮向寨内轰击，摆出一付攻城的架势；同时，不断向敌人喊话，要求对方派人出来和谈，否则就摧毁全城。这时，围寨墙上传下口信，要求我军先派人进去谈判，为证实对方的诚意，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长唐天际同志派我先到寨墙下与对方先谈判，我同对方谈妥后，又同唐天际同志一起到寨子里同天主教堂神父，民团头头进行具体谈判，并取得了成功，我军撤围，敌人打开城门迎接我军，还送了一些粮食布匹。彭德怀同志赞扬我勇敢沉着，敢于在两军阵前、敌人未停火的情况下前去与敌人谈判，并给我以嘉奖。此后，红十五军团分路西进。七十八师攻克定边，歼敌马鸿逵一个骑兵连及保安团全部，俘敌三百五十余人，缴战马一百八十匹，受到了彭司令员的表扬。接着继续西进，经苦战两昼夜，攻占宁夏的盐池，又歼敌马鸿逵骑兵营及地方反动武装一部，并在该地发动组织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七十五师袭击安边未克。同七十三师继续西进，于六月底攻占豫旺县城歼敌马鸿逵骑兵旅一个营及地方民团一部，缴获战马六百余匹，军团骑兵连扩大为骑兵团。七十三师进占同心城、红城水、下马关、王家团寨等地，并和七十五师协同，围攻韦州，守敌二千余人据寨抵抗，在我击退马鸿逵骑兵旅援兵后，守敌逃跑，韦州被我占领。七月上旬，我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会合，西进到同心城，接着又转到海原东、灵武南、金鸡一带活动，开辟新根据地，并打击小股进犯之敌。七十八师则进至红城水、豫旺地区休整，发动群众巩固新建立之根据地。

不久，全军团集中在豫旺地区进行整训，加强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提高军政素质。彭德怀同志亲自到我军团给团以上干部作政治形势报告，并连续开过几次干部会议，动员布置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师，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涨。

一九三六年八月，红二、四方面军进至甘南。根据军委的战略计划，红十五军团于九月集中行动，按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八师的序列，西出并南下，向西兰公路挺进，协同兄弟红军，粉碎敌人对我二、四方面军的堵击和追击计划。我七十三师一个团，于十月上旬进到会宁西南，与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会合，不久军团主力于打拉池与四方面军总部会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国民党在静、会地区集中五个军的兵力，分四路向我主力红军追击。红十五军团奉命掩护红一、二、四方面军东进陕甘苏区，在会宁以北地区，节节抗击，采取积极运动防御的战法，三天中在十五里之内辗转战斗，阻击了胡宗南部等八个师及一个骑兵旅的进攻，然后转移到同心城、王家团寨一带休整，并准备打击进犯之敌。这时，敌人以两个师在正面吸引我军，主力分两路向我侧后迂回，形成包围态势，鉴于我军已完成掩护任务，即摆脱敌人合围，转移到豫旺地区，待机迎击敌人。

十一月下旬，为打击胡宗南主力，壮大我军声威，红十五军团全部奉命协同红一军团，会攻山城堡之敌七十八师，红一军团由东南向西北攻击，红十五军团由东北向西南攻击，在二、四方面军部队的配合下，经一昼夜激战，全歼敌一个整旅另两个整团，击毙敌旅长丁德隆，仅十五军团即俘敌三千余人。山城堡战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给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以沉重打击，迫使敌主力停止进攻，向西撤退。这次战斗后，红十五军团即在该地区休整，进行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活动。

七、粉碎敌人内战阴谋，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在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高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在广大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官兵联共抗日的强烈要求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接受了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对蒋介石的反动“剿共”政策采取了果断的抵制措施，干十二月十二日发动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迫使其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事变发生后，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妄图挑起“讨伐”战争，继续推行对日投降的反动内战政策。何应钦自任“讨伐军”总司令，调派大批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同时以卫立煌率十二个师，沿陇海路进至潼关地区，企图夺取西安，阴谋发动新的内战。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形势，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出以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于十二月十六日赴西安参加谈判，敦促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援助张、杨准备粉碎亲日派的军事进攻。

根据中央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红十五军团由山城堡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前进，经洪德城、环县、曲子镇、庆阳、西峰镇、泾川、长武、监军镇、乾县，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进到咸阳地区。为打击向西安迂回的敌人，徐海东同志奉命任南路总指挥，统一指挥红十五军团、陕南的红七十四师（红二十五军转移后，在陕南特委领导下，由数路游击师和几个游击大队组成，继续坚持该地区的游击战争）、抗日第一军（原杨虎城部警备二旅第四团第九连及第四连一个排，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起义后，与我陕西省委取得联系，被命名为抗日第一军，全军约七百余人，活动于宁陕、柞水、汉阴、紫阳、洵阳、佛坪等地）及张、杨部两个师，进到西安东南地区，阻击进犯之敌。按照统一部署，红十五军团主力渡过渭水，经兰田、黑龙口，进至商县地区，七十五师进至板桥镇警戒雒南方向，七十四师和抗日第一军准备出师河南。二月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我党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致电该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会议经过抗日派同亲日派的斗争，终于通过了实际接受我党提议的决议案，致使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在此期间，为避免引起摩擦，促进国共和谈的顺利进行，红军奉命撤回陕甘根据地。红十五军团于三日内渡过渭水，进至醴泉、乾县地区。三月初，又经（分卩）州、武长等地，移至甘肃的西峰镇、驿马关地区。抗日第一军改编为军团警卫团。

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根据党中央和总政的指示，红十五军团为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在建设模范抗日部队的口号下，在驿马关地区进行了五个月的大整训。在政治思想方面，联系部队的思想状况，进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为加强党政工作，建立了各级政治机关，健全了党的组织，使党政工作得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部队的文化体育活动特别活跃，列宁室也搞起来了。在军事方面，总结了在十年内战中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经验，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进行了班、排、连的战术动作训练和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训练，开办了机枪训练班，打骑兵、打堡垒、打飞机及沙盘作业等活动均很盛行，各师间互相竞赛、交流经验、参观学习，举行了三个师的大检阅。通过整训，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十五军团六千二百余人，于八月上旬由驻地出发，进至三原之桥底镇地区。八月二十日，部队进行整编，改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徐海东军团长改任旅长，将七十三师改为六八七团，七十五师改为六八八团，七十八师分别编入上述两个团，军团警卫团改为旅部警卫营，军团骑兵团调一二九师建制，七十四师上调，脱离军团建制。八月二十二日，部队由驻地出发，二十四日于芝川镇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红十五军团从成立至改编为三四四旅，虽然不到两年的然间，但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在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有力配合和陕甘宁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取得了历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约两个师、另三个旅、另三个团又十五个营、三个连，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红十五军团的历史，是一部光荣的、战斗的、胜利的历史，是永垂我军战史的光辉一页。徐海东同志的名字将同红十五军团的伟大功绩一起永放光彩！

徐海东与“猴子营长”李学先1934年6 月下旬，张学良制订了7月至10月的三个月围剿我鄂豫皖苏区的计划，使用兵力为15个师又3个独立旅，共70多个团。

他的作战方针是：划区驻剿，竭泽而鱼，一网打尽！具体作战口号：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

面对强敌的攻势，红二十五军以“飘忽的游击战略”，在故人的围追堵截中，展开“运动战”。

东北军远离家乡，思家心切，因此他们急于寻找战机，一举歼灭红二十五军。敌人在武器装备精良的优势下，处处摆出阵地战和决战的姿态。而转战数月的红二十五军，由于连日奔波，早已疲累异常，战斗减员及非战斗减员，使部队只剩下2000多人的兵力。

面对强大的敌人，战士中思想动摇者有；革命意志不坚定者有；开小差者也有。面对这种状况，如果不迅速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嚣张气焰，战士们的情绪肯定会更加低落，甚至酿成难以想像的后果。

部队从殷家冲向何家冲转移，于途中寻找战机。

1934年7 月17日拂晓，红二十五军行至长岭岗南侧高地。徐海东军长站在山岗上，操起望远镜，观察长岭岗敌东北军115 师的动态。敌人正架着几门迫击炮，向西南方轰轰隆隆地盲目射击。徐海东看罢，心中象有一道流星划过，灿然一亮。

当时，一营营长李学先正站在徐海东军长的身旁，并肩而立，两人高矮胖瘦差不多，连严肃的面孔也很相似。徐海东看了一会，把望远镜递给了李学先，用征求意见的口吻问：“李营长，你看看，能不能打？”说完，他就和参谋们谋划去了。

李学先接过望远镜，看见前面山坡上全是敌人，山头上架着的三门迫击炮，象散漫的古钟，正在有一下无一下地响着；还有不少人拄着棍子，散散拉拉地站着、躺着。敌人毫无戒备，而且疲惫不堪。

徐海东又走了过来，李学先对他说：“军长，要不要冲一下试试！”

徐海东没有回答，而是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之中。一秒、二秒……时间在悄无声息地消逝。

突然，徐海东下定决心似的铁脸一黑，说：“打！李营长，你带一营攻击岳家沟以西的敌人排哨，我和政委各带223 、224 团，从左右两个侧翼强攻敌人！”

徐海东部署好兵力，话音未落，李学先已象离弦之箭，带领一营官兵向敌排哨冲去。

会打猴子拳的李学先，时时牢记“静观四风，动游八路”的师训，运动起来，象一只攀崖跳涧的猴子。

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孤岭下，地形狭窄。红二十五军所处山岭，极为有利。从山岭往下俯冲，人借坡势，全营战士象潮水漫坡一样涌下，岳家沟以西敌人的排哨迅速被冲溃。

“缴枪不杀！红军优待奉军兄弟……”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奉军兄弟们，赶快投降吧！”

“调转枪口，收回东北失地！”

“穷人不打穷人！”

一营官兵边冲边吼，军事、政治大攻势同时发生效应，敌人如坠雾里，糊里糊涂地缴了枪械，乖乖地举起双手。

李学先在山上时已经判断出敌司令部的位置，敌排哨一解决，他就决定立刻向敌司令部纵深插去。这是一个打起仗来不要命不怕死的营长。不要命，不怕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用李学先自己的话来说：“一个雇工，参加革命，根本就没把命放在心上，或者说，在那种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你还敢想命？”战斗中，李学先根本忘记了生死，他只有一个信念：坚决消灭敌人！坚决拿下长岭岗！

沙堤一样的敌阵，在一营潮水般的冲撞下，倾刻间瓦解。敌阵脚大乱，一营迅速接近敌司令部，用手榴弹炸，用机枪扫。敌人纷纷丢枪逃命。

与此同时，左右翼包抄的部队冲了上来，向集结的敌人冲去。

4 个小时里，红二十五军将敌两个团的兵力击溃，共歼敌五个营，缴获机枪60余挺，长短枪800 余支和大量军用物资。

军长徐海东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看见李学先背插大刀、腰别两支驳壳枪，手提机枪，跳跃灵敏，飒飒爽爽，英勇猛厉的冲锋姿势，他笑着对军参谋说：“这个李学先，打起仗来，勇猛善战，每捷得象个猴子！”

战斗是残酷的，残酷得令人不敢睁眼细看。可战斗的胜利也是喜人的，战士们手里的步枪换成了捷克式，每连还配备了几挺机枪，锃锃亮亮，战士们都兴奋得脸上挂着喜悦的晕光。被俘虏的敌人，被分别集中在山坡上，哆哆嗦嗦地听红军干部宣传革命道理，不少东北军士兵听着听着就喊起来：“我们要当红军！”他们要求留在红军部队。

李学先说：“好呐！欢迎！咱们一起干革命！”

对要求回家的士兵，李学先十分为难，他挠了挠光光的大脑门说：“喊司务长！”

司务长快速跑来，问：“李营长，什么事？”

李学先把他拉到一边，轻声地问：“营部还有多少军饷？”

司条长十分为难地说：“东奔西跑的，哪有多少钱，还剩150 多块！”

李学先说：“够啦，别打哭腔，拿出100 块，给奉军兄弟，做回家路费！”

司条长还是十分不情愿：“这些事让军部处理吧，咱们也快揭不开锅了，哪有闲钱给他们。”

李学先说：“军部是军部，咱们是咱们，军部哪能一下子解决那么多问题。再说，他们也是穷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跟了谁，就替谁当兵打仗，咱们不争取，他们就到敌人那边去了。”

司条长听后，半响说：“你是营长，你说咋办就咋办！”

见司条长思想不通，李学先转个角度说：“还想不开。你好好想想，装备这些武器要多少钱？还不是他们大老远白送来的，连运输费都免了，咋也得感谢感谢人家呀！”

司务长咧嘴一笑：这个李营长，一打胜仗，把什么都忘了，把裤子送人，他或许都愿意呢！

补充来的东北军士兵，有的到一营当了战士，有的当了一营教官，大大提高了一营的战斗力。

战斗刚结束，徐海东就让通讯员四处寻找李学先。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到李学先面前，说：“军长喊你去！”

见通讯员紧张的模样，李学先十分纳闷，是不是有什么急事？他赶紧跟着通讯员去了。

见到了徐海东，徐海东先干咳了几声（因为长期奔波打仗，徐海东已患了肺结核病），然后一把拉住李学先的手，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坐！坐！”

李学先可没见过军长如此客气过，他不好意思地坐下，又站起来，不知军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徐海东说：“好你个李学先，这次真正认识了你，你打仗又凶又狠，人家说我打仗象‘老虎’，你呢，打起仗来，就象‘猴子’，‘老虎’凶猛，‘猴子’呢，灵活敏捷！干得不错！干得不错！”

被军长面对面表扬，李学先很不好意思，他憨憨的，木讷讷的，忠厚的个性再次表现出来，大大的双手，不断地搓着。

徐海东顿了一顿，说：“‘猴子营长’，猜猜喊你干什么？”

李学先想了想，说：“报告军长，我猜不到！”

徐海东爽朗地大笑起来，说：“给你发奖品！”

“奖品？！”李学先一愣，不敢相信军长会发给他奖品。

徐海东说：“是的，你营上缴的六架8 倍望远镜，是很好的军用品，送给你一架，你想不想要？”

李学先半信半疑地问：“军长，你说话可是真的？”

“那还有假，我徐海东哄过你不成？”

徐海东伸手从警卫员手里接过望远镜，递给李学先，又接着说：“以后战斗，你可更要好好干噢！”

李学先接过望远镜，啪地一个立正，说：“是，一定好好干，谢谢军长！”

徐海东说：“谢我干嘛？我还要好好谢谢你呢！长岭岗战斗，‘猴子营长’立了大功呵。”

李学先谦逊地笑了，说：“军人指挥的好！大伙打得出色。”

徐海东认真地说：“任何好的指挥，总要有部队去实施，正是你营的穿插，打乱了敌人的阵脚，使全军包抄和攻击获得了成功！”

徐海东说着说着站了起来，他向李学先挥挥手说：“走，‘猴子营长’，一块散散步去！”

7 月的长岭岗，光秃的孤岭，处处满目疮痍，一向直来直去的徐海东今天多了一份情思，他说：“多好的长岭岗啊，多好的苏区，眨眼间，就被变了个样子，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李学先说：“蒋介石真是太可恶了！”

徐海东说：“这个胜仗真是及时啊！部队就要大转移了，顺手摘到一个大瓜，真是天赐良机啊！”

李学先说：“军长，通过补给，部队的情绪好多了！”

7 月的晚霞照在长岭岗上，长岭岗方圆上下，“风送丽霞更显潇，军人含笑情逸飞。”

徐海东想说的似乎很多很多，可他又如何说得清，连月来的苦闷和焦灼，李学先似乎更能理解徐海东的心境。自从给徐海东当了一段军参谋，李学先对徐海东的了解更深了一层。这位大智大勇的军长，不也曾遭到怀疑吗？他虽然力主不打七里坪，不搞保卫战，可当时的徐海东职位不高，势单形孤，他又如何能扭转乾坤，现在打了胜仗，他肯定想到了许多！

徐海东说：“好了，不说这些，你这个‘猴子营长’，一路上，还靠你给我多打几场硬仗呢！”

李学先说：“放心吧，军长，杀头不过碗大的疤，你指挥到哪，我李学先坚决打到啊！”

徐海东点点头，笑了。

徐海东同志二三事　林维先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也正是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的时候。当时，我在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特务营一连当指导员。一天，我们连奉命去河口执行任务，回来在石家湾宿营。第二天拂晓，徐海东同志率领部队来到石家湾，准备打敌人从河口来的运输队。那时他是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我们得知此消息后，就去师部，一是看望首长，二是汇报得知的敌情，三是请求任务。一见面他就搬凳子叫我们坐，问我们连有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团员，执行什么任务，战士们思想情绪怎么样。我都一一作了汇报。接着，徐海东同志就谈起围攻七里坪战斗和当前对敌斗争形势。他说，攻打七里坪久未凑效，反而给我军增加了困难，主要是没粮食吃，造成了巨大的减员、伤亡和消耗。说这段话的时候，徐海东同志非常痛心。我们回来后，为了减轻师首长在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就把连队里的粮食和买的几头猪送给师部，同时，我们又请示师首长有什么事要我们去办。徐海东同志说：“你们快回去，配合地方干部动员群众送饭、送水、抢救伤员。告诉干部群众，准备转移，以防遭敌人屠杀；粮食物资要贮藏好，不要丢给敌人。”并指示我们连迷惑牵制一下敌人，掩护干部群众转移。随后就告别了。

我们连当晚就转移到七里坪北蔡家湾、方家湾地区。过了两天，我们接到鄂东游击总司令部命令，要我们连到七十四师师部接受任务。连长立即赶到师部。回来后他传达了师部指示，要我们连接受七里坪北香炉山七十四师一个团的防务任务。当时不少同志耽心兵力不足，对完成任务信心不足。徐海东同志说：“根据敌情，敌人最近不会轻举妄动，因为敌人粮食弹药也很困难，不敢远离工事、阵地。群众对敌斗争坚决，封锁消息严密，不易走露风声，敌人很难发觉我军调离，只要你们动脑筋想办法，一定能完成任务。”他还要我们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迷惑敌人。我们按徐海东同志的办法，在阵地上扎一些草人，有的还给穿上衣服，戴上帽子，远远望去像真人一样。白天派一些战斗小组到敌前沿活动，造成要进攻敌人的假象。在夜间，到处烧些火堆，每到做饭的时候，满山遍野升起了“炊烟”。就这样整整搞了一个星期。敌人认为我军主力仍在这里，因而不敢轻举妄动。又过了几天，住在对面的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前沿阵地发起了一次攻击。眼看敌人就要接近我们了，在这紧急时刻，徐海东同志命令另外一个阵地上的部队打了一阵炮。敌人一下子被打懵了，急忙退了回去，使我们的阵地转危为安。我们望着怆惶逃命的敌人，都称赞师长这个“空城计”演得好。

不久，省委、军部决定撤出七里坪战斗。在撤退时接七十四师师部命令，让我们连随师部行动。但未接到游击总司令部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连队支部研究，由连长带部队随师行动，我去总司令部汇报请示。我到了总司令部，将情况作了汇报，首长指示说：“你们做得很对，壮大红军主力是全党的任务。”还讲了一些勉励的话，以及部队到主力后要注意的事项。我吃了午饭后，告别总部首长，就去追赶部队。到麻城福田河才赶上部队。到了福田河北，师部住在一个庙里。连长同我去师首长处请示任务，师首长决定将我们连改编为师部警卫连。从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徐海东同志了。他经常找我们连的干部、战士、党团员谈心，了解情况。他看到这个连在艰苦的条件下情绪高昂，求战心切，对敌斗争坚决，非常高兴。在福田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发生了战斗，由于敌众我寡，为保持有生力量，部队就转移了。

全军转移到箭厂河苏区，敌十一路军由新县出发向我军发起新的进攻。我军接连在王家湾、长冲打了两仗。在这次战斗中七十四师二二二团一营政委负伤了，徐海东同志让警卫员把我叫去，说一营是主力，没有政委不行，命我到一营当政委。当时我怕干不好，他就给我讲起当前对敌斗争形势和红军干部的成长问题。他说：“敌人新的围剿又开始了，形势很严重，斗争很残酷，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不挺身而出，挑起革命重担谁来挑呢？”又说：“过去红军在前方打仗干部伤亡大了，就要地方上工会干部、农会干部到部队担任军政干部，带兵打仗，不是领导得很好吗？我相信你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把部队带好。”他的话坚定了我搞好新的领导工作的信心，接着他又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切行动要从人民利益和人民群众疾苦着想，一定要把军民关系搞好。你看苏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同敌人斗争。没房住搭草棚，生产时把担子放在田头上，把枪挂在扁担上。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放了望哨，他们规定标杆信号，一个标杆倒下，作准备，两个标杆倒下，就转移老人、儿童，青、壮年就拿起枪同敌人斗。群众这种临危不惧，百折不挠的精神多么可歌可泣。我们部队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为群众报仇、为死难者报仇。”他还说：“要给部队搞些吃的，把战士们的生活搞好，使体力逐步恢复过来，提高部队战斗力。”

一九三三年秋冬，正是红二十五军最艰苦的时期，敌人到处修筑据点和纵横交错的封锁线，阻止我军的行动。发现我们在那里活动，他们就前堵后追进行围攻。有时我们饭做好了也不能吃，一日要打几位。敌人在赤白交界处，对群众移民并村，搞五户连坐法，谁给红军做事，拿五户论罪。敌人的保甲制对群众统治也很严，不让群众接近红军。这样就使在苏区活动的部队没有粮食吃，没有房子住，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食宿问题，徐海东同志每到一个宿营地，都是亲自动手协助警卫人员砍柴草、搭棚子，发动战士挖野菜，剥树皮充饥。有时搞到点粮食，他总是留下很少，多数送给军首长和伤病员。打了胜仗缴获的战利品，也总是给伤员送一些去。当时我军枪支弹药也很少，一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主要靠缴获敌人枪弹、物资来装备补充。不少战士都是一边打仗，一边从敌人死尸上收集子弹，但隐蔽得不好就容易造成伤亡。当时，徐海东同志给大家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让战士每人除自己手中枪外，再背一个红缨枪，在枪头下边安上一个钩子，一是有利于白刃格斗，当与敌人拼刺刀时，我们的红缨枪长，敌人的枪短，我们很占优势。二是在打阵地战时，发现死在阵地前沿的敌人，就用红缨枪上的钩将敌人身上的子弹袋钩过来，避免伤亡。战士们都称赞这个办法好，还有的战士给这种红缨枪起了个绰号叫“钩连枪”。

徐海东同志一向十分重视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越注意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那时，我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攻，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时而转战鄂东，时而转战皖西，时而又转战到敌人统治区，捕捉战机，力争歼灭运动中的敌人，乘机攻打敌人防守较弱的城市和乡镇。在频繁的战斗和转移中，他都是亲自作动员，亲自提要求。澳记得我军首次由鄂东转战皖西的前一天，徐海东同志召集全师干部开会，向指战员们讲转战意义，并强调了群众纪律，他说：“这次转战皖西要经过商城清区，这里是顾敬之的家乡老巢。顾敬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吃人不吐骨头的坏家伙，他对统治区的群众用童捐税盘剥，使他们过着牛马生活，稍不小心就以通红军论罪杀头。我们从那里过，老乡害怕顾狗子，可能不敢见我们。若烧了老乡的柴，吃了老乡的粮，要照价把钱放到米缸里。找人抬担架，当向导，也要付钱。”他还说：“捉住顾敬之的俘虏要讲政策，他们也都是穷人，被抽丁强迫当兵的，不准虐待。”徐海东同志还强调，在行军的路上，不准丢下一个战士，不能让一个战士掉队。那时营以上干部都有一个牲口，可是徐海东同志总是带头把自己的牲口让给伤病员骑。

部队行至长竹图吃了一顿饭。饭后还要继续行军，到部队集合时，徐海东同志宣布让我到二二二团当政委，紧接着又继续前进。第二天到了苏区白沙河。徐海东同志在此召开了干部会，会上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干部一定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政治觉悟，搞好生活，关心战士疾苦，减少减员，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好群众工作。特别指出，要宣传队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告诉群众作好对敌人进攻的准备。每到一地都要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做到尝罚严明。徐海东同志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常常在战斗的间隙和宿营时与大家一起做游戏、赛马，把部队带得既紧张又活跃。指战员们看到师长和大家同甘共苦，这样乐观，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那时，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二十五军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些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打成“改组派”，有的被“肃”掉了。徐海东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他说：“我们的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劳苦人民出身，跟党南征北战，怎么能一下子成为反革命呢！”于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抵制，保护了不少同志。

一九三三年秋，我军转战到了皖西，敌人也尾追过来向我军围攻。军首长当即确定先打瓦屋基一路敌人，为掩护主力歼灭敌人夺取战斗胜利，徐海东同志命我带一个营，并指挥地方上的独立营坚守门坎山，阻敌由盈山畈向我军主力进攻。我军主力和红八十二师在苏区党、政、军、民大力支援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了机动作战，部队就又向鄂东转移。不料队伍行至麻城黄土岗地区，途中被敌人截断，军长吴焕先同志带领先头部队到了鄂东。徐海东同志带着后边的掩护部队又回到了皖西。到了皖西后，徐海东同志找郭述申同志（道委会书记）研究，把他带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分和坚持皖西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接连在葛藤山，何泼岭等地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份，吴焕先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来到皖西在豹子岩会师。会师以后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

徐海东同志赤胆忠心的革命精神，多谋善断的指挥才能，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敬仰和爱戴。他在鄂豫皖地区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战士和人民群众都愿接近他。但敌人最恨他，也最怕他。每当我回忆起在徐海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的岁月，就不由感慨万端。今天在新的长征路上，缅怀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奋勇前进？

转移中的胜利　张竭诚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为了保存力量，争取有利的革命形势，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了从皖西到鄂东四百余里的长途转移。九月初，一个中秋节前的晚上，我们渡过淠河，踏着崎岖的山路，向西前进，一路且战且走，经过几个不休不眠的日夜。终于通过了四道封锁线，并且在行进中陆续消灭了两个团加四个连的敌人。

几天来，我们真是疲劳到极点了。这天，我们通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走了一百四十多里路，天将亮时，宿在一个叫斛山寨的地方。

我正熟睡着，也不知睡了多久，猛然是谁硬从草堆上把我抻了起来，心里老大的不愿意，连眼睛都懒得睁开，就又躺下睡了。朦胧间听见队长象打雷似的喊了起来：“不要睡了！我的好同志，敌人都快到门口啦！”

“什么，什么？！”人们一下子都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惊醒了。

我连忙坐了起来，使劲地揉了一下眼睛，看见队长正严肃地站在我们对面环视着大家，他说：“同志们，咱们让敌人包围了，首长让大家赶紧做饭吃，吃饱了好接受战斗任务！”

“战斗任务？”大家一听，眼睛都亮了起来，有些不够相信似的一齐带着惊疑的口气围住了队长，疲劳、危险早忘得一干二净。说实在的，我们这个通讯队也真够窝火的，一路上打了那么多的仗，就是没有我们的份儿；这时，谁不希望队长明确一下这个“战斗任务”指的究竟是不是直接参加战斗呢！

大家的心情，队长是了解的。在这以前，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强烈的求战愿望；不过，他究竟是个领导干部，总是不动声色，只有当我们之中有谁对不能直接参战而闹情绪时，他才说：“不要急嘛，同志！当红军还愁没仗打！”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忙说：“是呵！是战斗任务，具体点说就是咱们通讯队这回也能和敌人枪对枪，刀对刀了。”

大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都欢腾起来。

村里人嘈马杂的，好多的指挥员们都聚集到军部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着紧张而严肃的神色。军长徐海东同志站在一个台阶上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情况是严重的，包围我们的敌人有四个师，其中有两个师是东北军，武器很强……。我们连续行军作战，身体是疲倦的，而且人数也远远少于敌人。但我们要坚决打垮消灭敌人，突破重围……。”

吴焕先政委接着说：“不管怎样，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敌人，彻底实现安全转移到鄂东的行动计划。这是这次转移中的最后一战。红二十五军几年来在鄂豫皖建立起来的荣誉能不能保持，就要看这一战了。”

首长的决心，点燃了大家的信心，当我们明确了各自的任务以后，马上开始了一切迎战的准备工作。

晌午以前，敌人在四架飞机掩护下，向我们发起总攻击。战斗首先在斛山寨南面的一角打响，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来势汹汹，很快就逼近了我军的防御阵地。他们一面前进，一面对我们喊着各种下流的话，仗持已经对我们形成包围的气势，和人多、武器好等有利条件，一时显得非常骄横。这种情况，对于经过千百次战斗锻炼的红军来说，并不是生疏的，大家依然十分沉着，准备好了手榴弹，上好了刺刀，现在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早已由指挥员们选择好了的冲击方向，鼓弦待发，单等着军部总反击的号令。

总反击的号令终于发出来了，传在人们耳鼓里的首先是来自我军各个阵地的冲锋号声，随着这个惊心撼胆的声音，我们通讯队簇拥着徐海东同志走上一座山峰，居高临下，看到我军各部队的百十面军旗，映着阳光，迎风招展，在万山丛中的接敌地区象一片翻转的红云；如同潮水一样的红军战士，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前进；子弹、手榴弹的迸裂声，在山谷中不断迴响，敌人第一线的部队，很快便被我们冲垮了，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

斛山寨敌我双方的激战，越来越激烈了。不料敌人用一部分兵力绕过斛山寨，向我们军部插过来，于是情况更加紧张。徐海东同志从望远镜里发现这个情况，考虑到没有预备队，军部很空，便把坚决消灭这股敌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通信队。当时，通讯队有一部分人在外面传达命令，余下的人不太多了，任务是如此艰巨，但我们久已渴望直接参加战斗，因而却无比的高兴。

我们下山就与敌人接触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一阵手榴弹就把敌人打得跟跟跄跄地后退了好几十步，激烈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忘了多少个日子没有吃好饭，也忘记了多少个日子没有睡好觉，在决定胜败关键的千钧一发的时刻里，只有一个信念，这就是——一定要突破重围，并且消灭敌人。原来疯狂的敌人在我们准确的短促射击和手榴弹的打击下，吓得溃退了。不能给敌人喘气的机会，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紧跟着敌人的屁股赶了上去。

在混乱的敌军中，我发现了一个指挥员模样的人，一边后退着向我们打枪，一边声嘶力竭地回头喊着他那越逃越远的部队，但是他的命令这时候已经不发生作用了，便也象耗子似的往后跑，没跑多远，就被我们飞过去的手榴弹“轰”的一声撂倒了。我赶上去，看他躺在地上流了一身血，正痉挛地抓着泥土，从挂着血渍的嘴角里，发出了轻微的求我们“饶命”的声音。我厌恶地瞅了他一眼，顾不得管他，又继续往前追击敌人。

各路反击部队都胜利了，敌人抛弃的枪支弹药满山遍野，俘虏象蚂蚁似的被我们的迂迴部队赶下山来。由于战斗一开始我们就控制了一些有利地形，攻的勇猛，打的顽强，战斗有进展后又采取了攻打敌人兵力最薄弱部分和反包围的办法，终于将敌人四个师（刘镇华的六十、六十五师，东北军一一七、一二○师）全部击溃并歼灭了一部，生俘敌人四千多人。

战斗是黄昏时分结束的。当夜安置了伤员，又将四千俘虏全部资遣释放，夜深时才泰然地躺在铺草上休息。这是许多天来最舒适的一次了，应该美美地睡一觉，可是白天战斗的兴奋却使我不能不激动。我想着：我们胜利了，我们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胜利了，这胜利是用了怎样坚毅的精神，战胜了疲劳才换来的呀！

为了争取早日和鄂东红军会合，天未亮我们又整装出发了。长长的行列，踏上了漫长的征途，而艰苦的日月也象漫长的道路一样，等待着我们去征服。我们这次所经历的战斗只不过是整个革命事业中的一个片断，因为到鄂东后不久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徐海东在“肃反”中　欧阳吉平刘万斌提起徐海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毛泽东称赞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卓著、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运动中，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徐海东，出身贫寒。革命初起，徐海东便来投奔。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带领一个团，成为当时根据地红军的主力，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的口头禅是：“战场上见英雄。”

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其中撤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摘了错误的肃反。

张国焘在王明的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在红四方面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肃反，当红25军由3000多人的武装扩大到13000 人时，又一次肃反运动，肃到了徐海东身上。

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收到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

徐海东是25军副军长兼74师师长，但他很少参加省委和军部的会议，整天在部队里指挥训练和准备打仗，对中央要求肃反始终持怀疑态度。

一天，师政委戴季英从省委开会回来，一面吃着饭，一面对教训的口吻对徐海东说：“如今，可不能总想着打仗，要看到，我们的内部严重不纯啊！”

徐海东甩出一句话：“当兵的就是想打仗。”

“打仗”，我不反对。“戴季英把脸一绷，严肃地说：”同志，要注意反革命。“

徐海东略带讽刺地说：“有反革命，好哇！没有反革命，要我们这些革命者干什么？”“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内部的反革命很多，省委已决定要肃反！”戴季英接着又说：“红军和苏区内，有许多从白区来的党员，这些党员多数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其中许多出身于剥削家庭的人，他们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准会动摇的。”

徐海东一听说要“肃反”头皮就发麻。他真想不通红军和党内有多少反革命。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红军中就搞“肃反”，不分青红皂白，硬是把那么多干部抓的抓，杀的杀，闹得人人自危，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如今局面刚刚刚好转几天，不趁此机会去发展苏区扩充队伍，却又抓起反革命来了。宵是在自伤元气吗？但这是省委的决定，共产党员应该有组织纪律性，只有服从。

他对政委说：“不过，我觉得反革命即使有的话，也是少数，有就抓嘛。但要是没有，我们可不能乱抓呀！”

“哪个会乱抓！”戴季英反感地这句话：“好人不会抓的，坏人跑不掉！”

省委会上制定了攻打七里坪战役计划，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这就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

七里坪是离黄安县城北面30余里的大镇，镇里住着敌13师的3 个团6000多人。在七里坪周围，筑满了围墙、壕沟、碉堡，并布上了层层铁丝网和鹿砦。

红25军攻打七里坪，攻了10天，部队就断粮了。省委不得不把徐海东的74师调出来去筹集粮食。在打敌人有武装护送的运输队过程中，牺牲了不少战士。这里一边打仗，那里一边在红军内部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作“改组派”、“第三党”、“AB团”给抓起来了。

一天晚上，徐海东听到隔壁屋里正审讯“反革命”。他走了过去，发现79团连指导员小朱被吊在屋梁上，下面审讯队的人正举着皮鞭狠命地抽打他，师政委戴季英也在场。

徐海东对小朱是了解的。他17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还当过皖西少年共产主义青委宣传部长，在革命斗争中一直表现不错。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现在这么动刑拷打，小朱一直不承认参加所谓第三党，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实在看不下去了。徐海东对师政委说：“这个同志我了解，他不是反革命！你看嘛，他一点口供都没有。”

师政委说：“这你就不懂了，真正的反革命是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

徐海东大声地说：“我说你是反革命，你自己承认不？”师政委说：“胡说！我不承认！”徐海东说：“那你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

师政委大怒：“肃反是省委的决定，我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这是我管的事！你不要包庇反革命！

徐海东一听，官大一级压死人，气得走了。

在政委眼里，徐海东只会打仗，是个不懂政治的军事干部。徐海东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不久前，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130 多个俘虏，徐海东让战士们把他们押到后方，不料碰上师政委，他下了道命令，把俘虏统统枪毙了。事后，徐海东问他为什么杀俘虏，他把脸一沉，说：“不杀他们，那杀哪个？我留着他们还给他们吃饭，放了他们还会来打我们，不杀干什么！”

徐海东一时还不明白，谁是敌人。革命这么多年来，俘虏一直是教育释放的，可从没听说过师政委这样直截了当的高论。抓内部反革命，连小朱都成了反革命，他真的不懂“政治”了。

后来小朱到底被枪毙了，他在临毙时还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徐海东感到非常痛心。

此时，饥饿、肃反中的恐怖、冲锋中的伤亡，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省委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肃反更加扩大化。

徐海东被看作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领导人之一。

徐海东在省委会议上列席会议。他发言，矛头对准省委主要负责人沈泽民，说：“领导上要负全部责任！”他又补充：“历来，只有小资产阶级领导，只顾自己吃饭，不管战士的死活！”

沈泽民用烟袋指点着徐海东：“哪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就你是无产阶级？你这个人成问题！”突然从委员堆里传来一斥喝：“你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会议，出去！”

徐海东被撵出了会议室。这是徐海东入党以来头一次。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这只是几天前的事。肃反委员会要他填一份表格，还交代他，把大革命失败后他是怎样从武昌跑回来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在什么地方入的党，要写具体些。他恍然大悟：啊，我被怀疑上了！小朱入党介绍人是徐海东，枪毙小朱，原来都是冲他来的。当他曾向省委反映肃反了自己人时，省委领导拍着桌子说：“动摇肃反，动摇围困七里坪，是政治上的罪人。”

他突然意识到，抑制和反对“肃反”只能死路一条，最后被砍头。徐向前怎么样？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军长许继慎怎么样？还不是被杀掉，旷继勋怎么样？照样杀！我算什么？普通师长一个！这么多团、营干部都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人手里，谁能说他们无罪？谁敢说？

“我无路可去，家是不能归了，家里66口被杀。我决不当逃兵，死也死在战场上！”

敌人突然来进攻，他一跃而起，找到了底下团长。“马上组织反击！”两个团从后翼包抄。团长说正面呢？徐海东说有我呢！

敌人黑压压的攻了上来，团长们率部包抄上去。徐海东铁了心：战死总比冤死强！他甩掉帽子，脱了上衣，扒下裤子，只穿一条小裤衩，抓过警卫手里的战刀，跳出工事第一个向前冲击！

特务连、交通队的战士们见徐海东副军长光膀子上阵，不等冲锋号响，也随着徐海东杀了上去。

担任包抄任务的两个团长见正面徐海东光着膀子冲锋，也亲自带头冲了上去。

敌人立刻被这种阵势打乱了，精神吓垮了，直往后退。

敌人一个旅被冲得七零八落，470 多人当俘虏。敌人2 师的进攻也就此停止了。

徐海东赤膊上阵，打垮了敌人，感动了沈泽民。他亲自看望徐海东：“只要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你有问题，哪一个说你有问题，那个人自己就有问题。”

严酷的现实，使省委头脑有所清醒，肃反了自己人，红25军刚刚壮大，经七里坪一仗损兵几千，不得不停止“肃反”。

然而在此时，敌人把大别山围得水泄不通，红25军面临严重的困境。

徐海东率领74师转战大别山，创造了名副其实的游击战术。又打硬仗，又避敌不战，敌人不得不惊呼：“徐海东是一条抵不住的游龙。”后来，徐海东升到红28军军长，转战皖西。等吴焕先率25军主力与他们会合后，省委决定，两军合并，徐海东担任红25军军长。

开往西安的路上　孙瑞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旬，我们红二十五军住在甘肃省海原县，正积极准备着消灭马鸿逵部。

一个早晨，天刚亮全团就集合起来了。当团长向我们面前走来时，他神采奕奕，那一双透亮而锐利的眼睛，显出一丝抑制不住的兴奋和笑意。我暗想准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团长突然响起了铜钟一样的声音：“同志们，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蒋介石被活捉了。”

“什么？”全团一下都怔住了，静得鸦雀无声，甚至每个人的心跳都听得见，谁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会是真的吗？全团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把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在眼睛上，直愣愣地看着团长长满了胡子的嘴巴。

团长看着我们，笑了笑说：“同志们，这是真的，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在西安了。”接着团长扼要地叙述了“西安事变”的情况，说：“现在党中央派周副主席正在西安和张学良、蒋介石谈判，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马上出发去保卫西安，因为何应钦正调动大军向西安进攻，企图迫使张学良杀掉蒋介石，制造更大的内乱。”

再没有比这消息更能够激动人心了；团结抗日，这是红军坚定不移的主张。

部队日夜不停的向西安前进。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农村、城市都活跃起来了，到处是红旗，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欢迎口号：“欢迎红军到来！”“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徐海东军团长坐着汽车，但有时还没有我们徒步走得快，因为他一到那里就被欢迎的人群包围起来，问这问那，请他讲话。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止不住要流几行热泪，全国人民对我们抱有多么大的希望啊！

快到西安的时候，部队都兴奋极了，同志们都悄悄议沦起来：“这回可要看看蒋介石这个坏蛋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还不是秃头！”

“怎不枪毙了他！”

“嘘，没听团长说，我们正在和他谈判吗！”

“哼！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这是多少年的仇恨积累起来的一条经验啊！蒋介石真的能同意合作吗？

晓行夜宿，这天我们来到了咸阳。这儿的县长，都是张学良的人。我们还没进城，县长带着他的太太就出来迎接。后来听说，咸阳的县长给我们军团长通电话时，在电话上说：“报告红军总指挥，我这里立正向你敬礼！”军团长笑道：“请稍息吧！”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有礼貌，这么热情对待我们呢？原来卫立煌带着十三个师到潼关了，东北军、西北军正日夜惶恐不安，若不是红军赶到，打了起来，他们哪能抵挡得住呢！

我们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副主席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周副主席见到我们军团的首长后，指示说：谈判已初步一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内部很混乱，我们红军要迅速开到商州（即陕西商县）一带，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给东北军、西北军撑腰。同时，杨虎城的警备旅，也临时拨给红军指挥了。他们还主动地送给我军一百箱子弹。西北军的一个旅长还说：只要红军能支持他们，要兵给兵，要子弹给子弹。东北军一个营长，看到我们红军的指挥员，又惊又喜地说：“好！好！现在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西北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从咸阳出发，又经过一段艰苦的行军，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蓝田。只见街上停着一辆辆装满衣物的大卡车。原来是周副主席从西安派人送来的大衣，说是天冷，供部队放哨用的。在这里，我们有的部队换了装，补充了些弹药，然后又马不停蹄，人不歇脚，向商州进发。第二天抢占了商州北面的一座大山，好险哪，只比敌人早到一个小时。听说何应钦也亲自出马了，他在山下呆了一天，得知红军在此，便命令部队连夜撤退了四十多里。

我军在商州一带住了十三天，每天都是紧张地构筑工事，准备应战。首长们不断传下命令：只要国民党军胆敢进攻，就坚决歼灭它！

不久，消息传来国民党被迫停止了内战。根据谈判划定的地区，周副主席从西安发来电报，命令红军立既撤退，并限定在三天三夜以内撤过渭水。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按时撤过谓水。当然，那些天，我们只是兴奋狂欢，至于为什么要忽而急进，忽而后撤，是不很理解的。今天回忆起来，才深深认识到：红军逼近西安这一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

豹子岩会师之后　魏文建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地区豹子岩会师了。这两支被敌人分割达半年之久的红军主力的重新集中，开始了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斗争的一个新转折。

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对敌斗争，省委决定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下辖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全军共三千余人。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新编的红二十五军，驰骋于鄂豫皖地区，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并且进一步转向敌人的占领地，大胆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

这里，仅我个人的经历，回忆红二十五军活动的几个片断。

罗田赶紧五月初，奉省委之命，红二十五军从鄂东转向皖西地区，远程奔袭敌五十四师的后方罗田县城。

罗田县城位于大别山主峰的南侧，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上筑有碉堡和集团防御工事，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师的兵力。由于敌人经常外出“剿共”，当时敌人仅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钢炮营以及当地的民团留守，约三千人左右。

我军了解敌情后，从麻（城）北直向东南而下，经过一百多里的急行军，第二天拂晓逼近了罗田县城的外围工事。七十五师二二四团首先打响了，接着四面的部队都开始攻击各自的目标，顿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冲锋号和呐喊声响成了一片。我军指战员勇猛地冲上敌人的阵地，还没到中午，一连攻下了六个山头，占领了十几个碉堡。这样，整个罗田尽收红军眼底。接着就开始了攻城。

攻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冲锋号一吹响，在强大的火方掩护下，我军跃过护城河，冲到城墙下，架起梯子开始爬城。一营事先准备的两张梯子高度不够，战士们爬上木梯，又在梯上架起人梯。可是才上去几个人，城内就响起了剧烈的机枪声。原来敌人的一挺机枪，架在一间屋子里，正对准城门扫射，上了城墙的战士，无法接近城门。后来，我军用机枪压住了敌人的火力，几个战士扑过去，才打开了城门，部队象潮水一般地向城里涌去。

我是跟随团政委在一营后边进城的。在一个客店里，我们发现了一百多匹骡子，那是敌人用以拉炮的，一条条又肥又壮。在几间大屋子里，堆满了军用物资，特别是有一间暗室，里面放着几十箱银元。

一会，徐海东军长来了，命令手枪团将东西迅速搬运城外，又吩咐团政委要加强警戒。忽然，从大街中心传来稠密的枪声。一打听，是我们入城的先头部队，一路未经搜索，径直冲入了大街中心，这时受到了敌人的阻击。枪声越响越烈，敌人也越聚越多，打得我们的战士不能立足。情况非常紧张。团政委赶紧命一营边打边往城外搬运东西，凡搬不走的统统抛弃，然后到山江集结。

听说要撤出县城，我们特别舍不得那些肥壮的骡子，可是怎么才能把它们弄出城去呢？通讯排的同志一商量，决定由两人牵着两头骡子走在前面，其余的人在后边驱赶骡群，又打棍子又放枪，这样骡群是会跟着跑的。出了城，抓到多少算多少，反正不给敌人留下一头骡子。

这个办法果然很灵验。我们几个通讯员挥着棍子，鸣着空枪，从后边赶着骡群，骡群一路嘶叫着向城外跑去。出了城门，看见团政委在笑：“这些小家伙，点子真多！”

奔袭罗田，歼灭守敌一部，缴获银元六七千元，另有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转移途中，我们通讯排赶着几十匹骡子，浩浩荡荡地前进。

郝集擒敌敌人妄图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制订了所谓七月至十月的三个月“围剿”计划，调遣了七十多个团的兵力，划区“驻剿”。

八月间，我军在鄂东地区活动，不断遭到敌人的合围和追击。考虑不利于在这一带继续活动，决定再次转向皖西。这天，部队经西界岭，越过毛坦厂，到达六安苏家埠西南的郝集。

郝集一带，是我的家乡，过去是苏区。敌人四次“围剿”后，把它糟踏得不象样子。我们见到那荒芜、凄凉的景象，心中都不是滋味，恨不能将敌人杀个落花流水，以解心头之恨。

这天下午五时光景，敌刘镇华的十一路军警备旅出动，寻找红军和零散的游击队作战，在郝集附近，跟我二二五团前哨部队遭遇了。据侦察，敌人共有两个团兵力，武器装备齐全，正向郝集方向运动。于是，军首长决定消灭这股敌人。立刻命令二二三团占领有利地形，二二五团向后撤退，牵着敌人的鼻子，进入我军伏击圈。凶残而愚蠢的敌人，妄图消灭红军部队，大队人马猛扑过来，一下陷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在一片震耳的枪声中，二二三团、手枪团一阵冲杀，敌人溃不成军。

这次战斗是由遭遇转为诱伏的。红军战士在武器装备远比敌人低劣的情况下，以一当十，勇敢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就击败了敌人。俘敌四百余人，击毙击伤敌人百余人，缴获枪三百多校以及大批军需品。被打散的敌人，象丧家之犬，夹着尾巴向北逃跑了。

当时我在军部交通队当通讯员，战斗打响后，正从二二三团送信回来，路上抓到了一个俘虏，还得到一张指挥地图。回到军部，我先把俘虏押往交通队，然后把地图交给军政委。

军政委高兴地说：“这比缴获敌人一门大炮都好，我们正缺这个东西哩。”接着又问，“你抓的那个俘虏呢？是不是个当官的？”

“押在交通队，是个白面书生，不象当兵的。”我答道。

“快去把他押来！”

我把俘虏押来了。一进门，那个家伙浑身打颤颤，是个胆小鬼。

在军政委盘问下，他先是说在连里当文书，后来才供出是旅部参谋，副旅长的随从。

“那你们副旅长呢？”军政委问。

“在突围的半路上，就被你们红军打死了。我一个跑到路边树丛里躲藏，不想你们那位小同志见了，就……”这个副旅长的随从，说着低下了头。看着他那脓包的样子，我心里直发笑。

“把你知道的情况谈一谈吧。”政委一边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一边示意我到伙房弄点吃的，款待这个“高级”俘虏。

后来我们知道，军政委从这个俘虏身上获得了敌人方面的许多情况，知道敌人要进一步加强封锁，实行有计划搜山，向苏区军民发动新的攻势。

黄昏时分，部队下山做饭，晚上就地宿营。军政委把我叫到跟前说：“你的家不就在苏家埠吗？想不想去家看看？”

我很想回家看一看。敌人四次“围剿”后，家乡已被占领，地主、民团象虎狼般地欺压人民群众，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我家中有父亲和一个弟弟，如今也不知是死是活，心中常常惦记，可是现在怕不是时候。

军政委象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总有一天，咱们胜利了，就能在人民的土地上，自由自在走来走去，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这个，咱们就得好好干！”

“是啊，我一定要好好干，非要把革命红旗插遍全国不可！非要革命到底不可！”我在心里宣誓。这一夜，怀念、感慨、兴奋一齐在我的心中翻腾着，久久不能入睡。

奔袭太湖那是在郝集战斗不久的一天，部队刚刚在一个地方住下，我从外面回来，经过首长的屋子，就听到吴焕先政委的声音：“英山是不能打了，咱们另想办法。”

“我们到太湖去！”这是徐海东军长的声音。接着屋里一片沉默，然后是一阵细语，首长们象是研究着什么事情。不一会，听到徐军长喊传令兵，我赶紧走进屋子。首长说：“通知各团，立刻做饭，吃罢饭就行动。”

当天晚上，部队行军九十里，隐蔽地进到太湖面北的回龙湾。第二天部队又来了一个一百三十里的急行军。拂晓前赶到了太湖县的郊区。后来，我们才知道，部队进至英山城下，发现城内驻有重兵，设防严密，强攻城池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这才有放弃攻打英山、奔袭太湖之举。太湖是敌人后方，防守比较薄弱，而且那一带物资比较丰富，可以解决部队的供需。

在离太湖七、八里的山边上，我们看到河东有三盏大气灯，通光明亮，远远望去，人影摇动，这是敌人在赶修防御工事。我们加快脚步，悄悄前进，队伍中除了沙沙的脚步声，就是从后边传来的口令：“跟上队伍，不要掉队！”一会儿就把汽灯甩在后边了。部队翻过了一座山，看见山岗下边黑压压的一大片，还有大大小小的亮光在闪烁着。我们知道，攻击的目标已经摆在眼前了。

“传令兵！”一听吴焕先政委的叫喊，我们交通队的几个战士立刻齐声答应。军政委说：“快告诉徐军长，占领东门以后，烧一堆火作讯号。”

这时候，二二三团快步前进，从县城的西南方分两路奔向西关和南关。一会儿攻城的号音响了。战士们象离弦的箭，向城墙冲上去，搭人梯，套绳索，有的还立起大圆木作爬杆。守城的敌人，约有一干多人，见红军爬上城墙，慌忙向城里逃窜。

东城门上的火堆燃烧起来了！一阵呐喊，战士们向街中心冲去。这次大家有了经验，一面冲一面搜索，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十字街头。太湖城内，一片欢腾。

红军的远程奔袭，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敌人还闹不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就作了俘虏。伪县长和秘书长被红军从柴禾堆里掏出来，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我们几个通讯员，随军政委从南门进城。一进城，军政委就要找县政府，走不多远听到一座小楼里有电话铃声，用手电筒一照，是县电话局，里边还亮着灯。考虑到里面有敌人顽抗，我们先用枪打灭灯光，然后搭人梯翻过高墙入屋，打开大门。军政委走上楼拿起电话筒，和周围的县城通起话来了。

“喂！我要罗田！罗田吗？我是太湖，我是太湖！我们被共军包围了，请你们快来援助。”政委故意发出惊慌的语调。对方的回答是，他们那里也很紧张，已经自顾不暇了。政委又向黄梅、宿松、潜山等县打了电话，回答都是大同小异，不是说长官不在，就是推托无人。政委打了好一阵电话后，露出笑容，风趣地说：“他们都不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天再说吧！”

战斗结束后，部队打开敌人的全部仓库，缴获了大批棉布，使每个指战员得到一套夹衣料子。经自己动手裁剪、缝制，我们都穿上了新装，黑的、蓝的，卡叽的、斜纹的，形形色色，一派簇新，显得格外精神。我们还在太湖城内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对周围的几个县影响很大，一些群众都自动开展抗捐、抗税和分粮的斗争。到十月间，我军在英山、太湖交界地方，建立了一块纵横三十里的游击根据地。

传播革命友谊的怀表　徐文伯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块不锈钢壳的怀表。这块表，看上去平平常常，谁知道它却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深情厚谊，并铭记着我父亲徐海东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一番不寻常的经历。

事情还得从瞿秋白同志谈起。

那是一九二○年冬天，瞿秋白同志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乘坐中东铁路火车到了莫斯科。当时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很大的困难。为了响应苏联政府收集金物的号召，瞿秋白同志主动把自己的一块金亮怀表交给苏联政府，于是苏联政府就回赠他这块钢质怀表，作为纪念。

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同志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基本上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将这块怀表转赠给共同反对过立三左倾错误的老战友沈泽民同志。

一九三一年，沈泽民同志带着这块表到鄂豫皖边区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地方武装组成红军第二十五军，我父亲任军长。沈泽民同志留下担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我父亲和沈泽民同志同心协力，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三三年，沈泽民同志将此表又转赠给我父亲。从此，我父亲就带着这块表，指挥红二十五军，同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沈泽民同志在鄂东不幸病逝。从此这块表便又成为我父亲纪念沈泽民同志的珍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父亲带着这块表，同吴焕先等同志一起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我父亲又带着这块表，和刘志丹同志共同指挥劳山战役，全歼了东北军一一○师；接着又指挥红十五军团打下了榆林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父亲带着这块表，率领红十五军团参加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的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我父亲就将这块珍贵的怀表奉赠给由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合编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彭德怀同志。此后，彭伯伯又带着它南征北战，屡建战功。一九四六年，杨之华妈妈（瞿秋白同志的夫人）从新疆出狱回到延安。彭伯伯为了安慰杨妈妈，就将这块饱经风雨烽烟、辗转传播革命友谊的怀表，送还给她。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妈妈为了纪念那些为祖国、为人民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同志们，为了让后代学习党的好传统、好作风，遂将这块怀表捐献了出来。

跟海东同志在一起　詹广华一九三三年九月间，按照师部布置，我们营开到双河二区，保卫秋收。一边帮助农民秋收，一边整训部队，准备打仗。七八天后，北边有不少农民“跑反”过来，说戴民权的队伍又来了。我们原来也曾有所估计，上次，戴民权刚一露头，就被我们打了回去，肯定是不死心的。这一次进犯，可能是更加疯狂，我们便作好了迎击敌人的准备。在构杞岭的九曲湾一带，和敌人交了火后，我们就撤到冯家祠堂，待机歼敌。

这时，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派人前来跟我们联系。朱营长让我去迎接徐海东同志。在这以前我听过他几次讲话，知道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人称“徐老虎”。他对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大家都喊他“海东哥”。就在孙家大湾，我见到了徐海东同志。

一见面，徐海东同志就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你不是姓詹吗？”

“是呀，我叫詹广华。”

“你怎么在这里呢？”

“从部队下来了，现在游击师战斗营。”

徐师长叫我坐下，并倒了一杯热茶，递到我手上。他说：“你谈谈情况吧！”

我向徐海东同志汇报了敌情，并说明来犯之敌是戴民权。

徐海东同志笑着问我：“你怎么知道是戴民权？”

我说：“戴民权靠手枪队装璜门面，他只要一打仗，就先打盒子枪。”

徐海东哈哈大笑：“不错，不错，你们对敌人的特点摸得很准哩！”

我接着又汇报了以前我们打过戴民权一次，昨天又和他交了一火的情况。

徐海东说：“你们长时间游击在这里，地理环境熟悉，群众关系很好，这是克敌制胜的好条件呀！”

我笑着说：“我们战斗经验少，请首长多多指教！”

他接着说：“别客气，互相配合，战胜敌人！”徐海东同志叫我们配合二二○团一营作战，并让张营长和我们见了面。接受战斗任务后，我们便同时出发了。我们的任务是迂回到敌人后方，截击敌人的退路。

徐海东同志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双河庙东北方的孙家祠，担任正面攻击。当敌人一进入徐海东同志布下的罗网时，冲锋号响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劈里啪啦”的步枪声，震荡山谷，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戴民权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土地庙里，他听到枪声，走出来站在土坡上，正东张西望，我们的一位战士枪法真好，“叭”的一枪，打掉了戴民权的一只耳朵。戴狗子吓得“嗷嗷”直叫，两个马夫慌忙架着他，狼狈地逃跑了。

戴民权一逃跑，兵败如山倒。这时，我们担负截击的两个营，立刻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冲锋号吹得越发响亮，战士们的斗志更旺，个个勇猛地射杀逃敌。敌人垂死挣扎，格外疯狂。激战中，朱营长负伤了，被救下来；我带领部队冲上去，也负伤了。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才胜利地结束。俘虏敌人六百多名，缴获步枪一百八十多枝，盒子枪二十多架，轻机枪两挺，手提式两架。这些战利品，徐海东同志都亲自交给我们战斗营，作为对地方部队的支持。

我第二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时，向他汇报了另一个情况。在全军庙附近，有个光秃秃的小山包，山下是通往河南的一条要道。敌人发现我们有往北进展的动向，就在这里据守山头，卡住道口，在小山包的三面架设了机枪，布置成一个三角形的火力网，妄图阻止我们的行动。徐海东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果断的决定拔掉敌人这个据点，并作了战斗布置：下午五时开始进攻，天黑之前拿掉它！他自己带领二二三团的一个营钳制敌人的左翼。由我带领一个营，攻击敌人的右翼。我们彼此呼应，互相掩护，共同歼灭敌人。

一切部署停当，只等下午五时的到来。我的眼睛紧盯着手中的老怀表，心在剧烈地跳动着，每个战士也都充满了紧张和兴奋。突然，徐海东那边的冲锋号响了，我们这边也同时发起了冲锋。敌人发现了我们，便用机枪疯狂地扫射，阻止我们靠近小山包。这时，徐海东同志亲自上阵，带领一个连，用二十多枝步枪，摆成一个“出”字形，上下两排同时射击，集中火力，打哑了敌人的四挺机枪。当敌人的机枪一停，我带领的这一营，一声呐喊冲了上去，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接应我们。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我们以两个营的兵力，打垮了多于我们几倍的敌人，拔掉了据点，取得了胜利。黄昏时分，夕阳的金辉洒满了群山。我和徐海东同志跃马扬鞭，一路谈笑着，回到了宿营地。

在这两次激战中，我亲眼看到，徐海东同志既是出色的指挥员，又是勇猛的战斗员，真不愧是我军一位优秀的将领！

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转移了。此后，我们又南下到金家寨东南的燕子河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分粮斗争。接着又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了葛藤山反击战的胜利。在这同时，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十分活跃，到处袭击敌人，镇压反动势力，破坏敌军交通，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根据斗争需要，不久，我们离开了二路游击师，编入了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四年秋，踏上了长征的道路，北上抗日。

杰出将领模范一兵——悼海东同志　家维栻敬爱的海东同志！你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十年了。抚今追昔，崇敬、激奋、感慨、悲愤，齐集心头。

你是我党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危急关头，你力挽狂澜；激战时刻，你身先士卒；艰难岁月，你茹辛含苦；展望胜利，你以做“有用公民”为荣；重病在榻，你以不能为党多做工作而不安。你的业绩，你的品德，融和着你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

一九三二年秋，我有幸认识你，并在你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时候，斗争极其复杂，环境极其险恶，生活极其艰苦。但是，你为党为人民总是抱着必胜信心，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信仰坚定、万死不辞、万难不却的高风亮节。特别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兵力向我大举进犯，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只剩下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的狭小区域。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你毫无畏惧，率领部队同强大的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郭家河战斗，你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准确地判断了敌我态势，抓住战机，坚决果断，一举歼敌三千人，赢得了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

一九三四年三月，你率领两千兵力，对付十个师近十万敌人，葛藤山一仗，歼敌一千多，活捉敌代理师长柳树春。就这样，你挥戈驰骋，以弱对强，奋战两年，扭转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危局。七月，我军转移到白鸭山一带，敌人五个师分四路向我围攻，情况十分危急。你奋勇当先，机动灵活，在长岭岗指挥部队，出敌不意，歼灭了敌东北军一一五师，从而击破合围，给“围剿”的敌人当头一棒。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为准备长征，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时，前有敌人五个师重重封锁，后有敌人五个支队紧紧尾追，天上敌机不停地轰炸扫射，处境十分险恶。你却临危自若，料敌挥兵，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接着，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你和子华、焕先同志毅然率领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远离根据地，进行长征。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数万步骑兵的猛烈合击。这是关系到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一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你作为军首长，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亲自带领部队冲上去，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部队因而越战越勇，终于打垮了敌人，从绝境中转危为安。尔后，过豫西、入陕南，长驱千里，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转移任务。接着，攻坚克险，跨过终南山，威逼西安，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扩大了部队。然后继续长征，西进甘肃，北越西兰公路，再转甘肃东部，经过一系列激烈战斗，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立即投入反“围剿”战斗，连战皆捷，特别是劳山和榆林桥两仗，给进犯的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这对于巩固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你率领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并肩作战，一举歼敌，为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在陕北，立下了大功。在抗日战争中，你指挥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你率部深入华北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战场；又奉命奔赴华中前线，在周家岗战斗中，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天，重创日军，乘胜收复了大片失地，取得了我军在皖东反“扫荡”的首次重大胜利。

胜利，是用血换来的。你，作为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我军的高级将领，身先士卒，九次负伤：两条腿、两只胳膊，胸口、肩膀、臀部，伤痕累累，有一颗子弹甚至从你的眼下穿过脑袋从耳后穿出。你的血，和战士的血流在一起，和人民的血流在一起，染红了“八一”军旗，染红了五星国旗，你是英雄，是真正的人民英雄！胜利，也是用艰苦卓绝换来的。在那饥无粮、住无房的艰难岁月，深山荒野里露营有你；寒风冷雨中憩息有你；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有你；行军帮战士扛枪、背背包有你；宿营烧洗脚水、打草鞋也有你。在独树镇战斗突出敌人重围时，你还忍受极度的饥饿疲劳，顶着寒风冷雨，亲自抬担架、运伤员。你真不愧是“杰出将领、模范一兵！”

身先士卒，你为革命立下大功；茹辛含苦，你为人民立下大劳。可是，当有人夸奖你的功劳时，你总是说：“打胜仗，不是靠某一个指挥员个人，主要靠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和杀敌本领，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你常说：“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不过是一个窑工。”一九三六年，你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谈自己的身世，讲自己的作为，朗朗地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一个气吞山河，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胜利后却想的是要做一个“有用的公民”，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怎样的道德品质？可是，伤病交加，夺去了你那可贵的革命活力，不等胜利，你就卧床不起。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就为你手书了“静心养病，天塌不管”。领袖的关怀，你当作前进的力量，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果然，你在重病中还时刻关心战场，关心胜利，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多次抱病指挥部队打仗。全国解放后，你该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了吧，可我多次去看你，总是看到你的病床上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学习不停，工作不息；见了我，也总是问情况、谈工作。你是个靠输氧气生存的人啊！一九六○年，你身体稍好，就亲自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召集我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到一九六二年军史编写出来时，你已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九天。

可是想不到，你这样一个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呕心沥血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林彪、“四人帮”竟以莫须有罪名，置之于死地。但是，你坚信党、坚信毛主席，坚持真理，坚持斗争。我每当想到你这凛然正气，铮铮铁骨，心情总是痛切而悲愤！崇敬而奋发！

寒冬过后春光好。海东同志，你若在天有灵，就会看到：那血染的军旗，那血染的国旗，如今是更鲜艳了；红旗指引，举国军民开始了新的长征。我，作为一名老战士，一定以你为榜样，在新的征途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永平会师　霍春华一九三五年九月的一天早上，雾特别大，相隔十来步远就看不见人。但是，永平镇附近的红军和老乡，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涌到水平镇的河道上。因为今天，经过长途跋涉，冲破了层层封锁，战胜了无数艰险困难，胜利到达陕北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就要和我们陕北红军会师了。

一会儿，太阳渐渐升起来，浓雾消散。我站在高坡上一望，十多里长的道路两旁，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欢迎的人群。人群中，有红军部队，有“红大”学员、赤卫队员，也有妇女会员、少共团员、政府的干部、学校的学生和当地的老乡。三、四道大彩门，矗立在道路中间。山沟和大路两旁的岩石上、树干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上边写着：“欢迎红二十五军老大哥！”“消灭晋军！消灭高桂滋！”“配合老大哥扩大苏区！”“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河沟草地上，许多孩子们，在吹着小笛儿，用尖溜溜的小嗓子唱着：打倒豪绅地主哟，打倒反动派，男女都平等哟，人人闹革命，大人娃娃一条心，革命早成功……

歌声、笛声，合着人们的笑声，荡漾在晴朗的天空。

一会，一位指挥员，骑着一匹枣红马，来到部队前面。他勒住马向大家问道：“准备好了吗？”大家齐声答道：“准备好了！”他又继续说道：“红二十五军爬山涉水，受尽了千辛万苦，来到咱们陕北，马上就要和我们会师了！招待客人，本来应当拿出很多礼物，可咱们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又受着敌人的封锁，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们都有着一颗火热的心，我们一定要热情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正说着，后沟里跑来两匹战马，队伍里马上吵吵嚷嚷地议论起来：“交通员回来了！”“一定是红二十五军来到了！”……果然两个交通员在马上气喘吁吁地大声向指挥员报告说：“红二十五军到了！正在前边庄上整理队伍。”指挥员听了，两腿紧夹马肚，调回马头，打了一个响鞭，喊了声“老大哥来了！准备欢迎！”带着两个交通员便奔向前庄去了。

队伍里顿时热闹起来，“立正！”“立正！”“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口令声此起彼伏。

庄头上出现了一杆迎风招展的红旗，后边是黑压压看不到头的队伍。立刻，河道里也响起了锣鼓声、歌声和口号声。正在田里干活的老乡们，听到锣鼓响，也扛着锄头跑来了。

徐海东同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材高大结实，穿着一身青色军装。八角的军帽上，钉着一颗红五星。他一边走，一边笑着挥手向我们问候。紧跟在首长们后面的是骑兵警卫排，再后边是手枪团。手枪团大多数同志都穿着黑军装，腰里缠着“九龙袋”，每人背着一把盒子枪和几颗手榴弹，身后还斜插着一把大刀。他们排成四路纵队，整齐地走了过来。我们一个劲地喊口号、唱歌，他们一个个精神奕奕，笑容满面，也唱着歌来回答我们。手枪团的后面是八十来个人组成的司号连，洋号洋鼓吹打得哇哇响。再后面是几十个十五六岁的宣传员，没有化妆就又唱又舞地走了过去。

在一些抬着伤员的担架过去以后，战斗部队过来了。先是二二三团。嗬！一个连就有五挺轻机枪，每个营还有六挺重机枪。步兵分成三路纵队行进，都扛着清一色的马步枪，有的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当中还夹杂着一些挑夫，竹扁担颤悠悠地闪动着。他们照样唱歌、喊口号，有时趁着换肩的机会，还连连朝我们招手。

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称赞着。特别是对他们的武器装备，更感兴趣。凑巧这时二二三团刚刚走完，后边部队还没有来到，一个戴红臂章的通讯员走了过来。我们一下把他包围起来。有人问：“你们那一色的马步枪，都是咱红军工厂自己造的吧？”通讯员指着我们一些赤卫军背的红缨枪回答说：“不是的，我们原来扛的也和你们一样。现在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大家一听，便纷纷谈论起应该学习老大哥的艰苦、勇敢精神。谈着谈着，后面的部队又上来了。我们这才放走了通信员，又欢迎起后面的部队。

一直把红二十五军的同志送到了“红大”休息，欢迎的人们才各自回家去。路上，我激动地想：高桂滋、阎锡山还梦想三个月消灭我们，哼！等着瞧吧！红二十五军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大了，还不知道谁消灭谁呢？回到驻地，同志们也都顾不得吃饭，就凑在一起议论开了。这个说：“嘿，咱们老大哥的武器比‘大红鞋姑娘队’①[ 敌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士兵很怕冷，都用红布做棉鞋，所以大家都叫他们是”大红鞋姑娘队“。] 的武器还要强好几倍。”那个说：“比间老西（阎锡山）的武器也强呵！”说得大家都高兴地哄笑起来。

过了两天，我们跟红二十五军互相进行参观访问活动。贫农会也把老大娘、小伙子、小媳妇都组织起来，带着绣花荷包、袜底等东西去慰问他们。到了驻地，男的帮战士们劈柴、打水，妇女就枪着洗衣服、补袜子。战士们也把打土豪得来的花布、丝线回赠给老乡。

参观回来的路上，一个老大娘不断地数说着：“姑娘们！小伙们！这回你们好好生产吧！‘红鞋队’、晋军，保险再不敢来苏区了。”

第四天，是正式的联欢大会。陕北的红军部队、赤卫军都赶到永乎来了。在石油厂左边的河滩上搭了一个大台子，上面横挂着“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台子顶上插满了红旗。会场当中用石灰划了一条粗粗的白线，左边坐着红二十五军，右边坐着我们陕北红军。满场都飘荡着红旗，旗杆上的黄铜帽在太阳底下闪烁着金光，从高处望去，简直是一片旗海。两边的部队都有啦啦队，歌声和着哄笑声，此起彼伏，真是热闹极了。

大会开始了，徐海东同志讲了话。他对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苏区后，处处受到热烈欢迎，表示感谢。又说红二十五军不过是南方红军的一小部分，以后还要有大批红军到陕北来。另外也讲了一些沿途的战斗情况。接着是各部队和妇女会、赤卫军等团体的代表讲话。最后刘志丹同志讲话。他穿着一身灰蓝色军装，腰上扎着一根皮带，挂着支手枪，瘦瘦的个子，往台上一站说道：“我们陕北苏区还很年轻，敌人用尽了一切办法想消灭我们，可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金松山（敌师长）被我们消灭了，又来了个高桂滋。高桂滋吹牛三个月要征服我们，三个月早过去了，我们没有被征服，而他自己眼看就要完蛋了。现在晋军、东北军又跟上来了，可是我们的红二十五军也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现在不是敌人追着打我们，而是轮到我们收拾他们的时候了。”接着他又说：“我们只要不断地壮大红军，苏区就能巩固。大家都看到了，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带来了很多枪支，现在需要的是有更多的人来背它，谁愿意来背呀？”这一问台底下的老乡们轰动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小伙子们，他们大声地嚷道：“我愿背！”“我愿背！”当场就有许多人参加了红二十五军。

会后，各地都掀起了参军热潮，红军迅速地发展起来。不久，我们便在劳山消灭了敌人的一一○师，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陕北苏区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难忘的教诲　朱治民一九三八年，徐海东同志由于积劳成疾，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延安养病。当时我正在抗大三大队六小队当指导员。一次，我抽空去看望海东同志。我和海东同志已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格外亲切。一见面，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异常激动地说：“好！好！我们又见面了。”说着说着，泪水扑簌簌地流了出来。看到这情景，不是久经沙场的人，是体会不出徐海东同志这真挚的感情的！我连忙向前敬了个礼，并且劝他说：“首长有病，不能太激动，以后我经常来看你。你有事，可随时叫我。”

“不啦！不啦！”他一边打断我的话，一边认真地对我说：“你还年轻，党交给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一定要把革命理论学到手。你知道，党中央办抗大，不容易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各地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到延安来，你们可得把他们带好，办好抗大！”稍停了一下，他深情地说：“我这次有病，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我，让我静心休养，但想到许多战士在前方英勇杀敌，我怎能躺得下呀！我决不辜负党中央对我的关怀，养好病，争取早日重返前线！”

这次见面，海东同志从全国抗战形势到个人学习，谈了许多。只是因为他身患重病，怕影响他的健康，我就急忙告辞了。但他“重返前线”，一刻不忘党的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海东同志身体稍有好转，就向党中央建议，要求到抗日前线工作。当我听到他重返前线的消息后，就急忙赶到他那里，向他提出回前线的要求。他说：“党中央已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那里十分需要干部。中央决定让我去，我考虑你们原是红二十五军的，熟悉情况，曾向总政建议派一些同志去。至于你去不去，由总政组织部决定。”

不久，总政组织部通知我和一些同志重返鄂豫皖根据地，开展敌后斗争，心里非常高兴。

八月初，我带领二十多名化装成伤愈归队的抗大学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秘密来到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九月，刘少奇同志在徐海东、曹获秋、刘瑞龙等同志陪同下，来到了竹沟。一到竹沟，刘少奇同志就召集新四军留守处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他说，抗战以来我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加紧反共，制造摩擦，破坏全国的抗日斗争。为了巩固和发展华中的大好形势，要求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少奇同志指示留守处人员不要留得太多，把多余的干部分到新四军五师、四支队和六支队去开辟新的工作。

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徐海东同志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到四支队工作。当我听了少奇同志的讲话和海东同志决定我跟他一起工作后，心里格外高兴。在少奇同志离开竹沟之后，我们一行三十多人于十月上旬踏上征途，直奔豫皖苏边区。

行军途中，我们看到少奇同志和几位负责同志边走边谈，调查豫皖苏风俗民情，商议今后如何开展敌后根据地工作的打算，是那样的融洽，彼此尊重，互相配合，使我深受感动。在路上，刘瑞龙同志一再鼓励我们，要多接近少奇同志，他平易近人，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提出。由于少奇同志一路上紧张地工作，运筹华中的大事，我们没有过多地打扰他。

一路上海东同志非常高兴给我们谈了好多。“哈哈，我们又回老家了！”他那爽朗的笑声饱含了他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的深情厚意！他又说：“我还能干几年，跟顽固分子再打几仗！要告诉反动派，过去他们没有消灭我们，今后更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等待他们的将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这铿锵有力的话语，表达了共产党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

他还谆谆地教导我们：“你们很年轻，正是大干的时候，不要辜负老区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这次回来，能否搞好工作，关键在于我们要与当地的干部搞好团结，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三年来，鄂豫皖苏区红旗不倒，人民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吃了许多苦；根据地的部队是立了大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以老大哥自居！”

我们一路走着，他耐心地引导我们，教育我们。这就使我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作，信心更足了！

经过十几天的行军，于十一月初我们安全地到达了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少奇同志和我们大家。

在新兴集，刘少奇等同志听取了彭雪枫等同志关于豫皖苏边区工作情况汇报。当彭雪枫同志谈到近一年来部队发展很快，向少奇同志要干部时，刘少奇同志指着身边的徐海东，对彭雪枫同志说：“找你们的副总指挥，请他帮助你们解决问题。”

会后，徐海东同志对于第六支队的情况，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他考虑，六支队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部队，骨干力量少，急需要干部。因此，在征得少奇同志同意后，果断地把从留守处带来的部分干部，分配给第六支队。

在谈到我的工作时，海东同志对我说：“宋应敔同志（我原来的名子），本来我想把你带到四支队（海东同志兼四支队司令员），但情况有了变化，六支队发展快，现在有些困难，我们应该支援他们。”他还向我解释：“干部是党的，不是哪一家的，哪里需要，就应该到哪里工作！再说，彭雪枫同志是个文武双全的同志，文化水平高，打仗很勇敢，有经验，爱护干部，对干部要求严。只要你主动积极地工作，关系是能很快搞好的！”

当我谈到怕带不好队伍，打不好仗，有些信心不足时，他大声地对我说：“打仗这玩意，看起来很神秘，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过是个大老粗，窑工出身，开始打仗我也不会。不会，学麻！多打几仗，不就会了。一个部队的作风也是如此，是打出来的。部队的作风好不好，关键时刻能不能冲得上去，主要看干部。所以部队的好作风、好传统，是干部带出来的。因此，我希望你，把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光荣传统，带到新的部队中去！”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宋应敔同志，你已是一个老同志啦，我相信你一定能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做好党的工作。”在徐海东同志耐心帮助下，我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不久，海东同志就与我们分手了。

事隔几十年，每当我想起徐海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应以徐海东同志为榜样，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努力工作，不断前进！海东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崇高思想，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凛然正气铮铮铁骨　王首道——怀念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海东同志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是我敬重的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我和他在一起共患难，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涌现出当年在战骑嘶鸣、杀声遍野的沙场上，他挥戈跃马、英姿勃勃，如青松挺拔、巍然傲立的情景。徐海东同志含冤去世现在已经十年了，今年又正是他诞辰八十周年，我作为历史见证人，怀有强烈的愿望，要写下一点回忆来纪念他，以鞭挞林彪、江青、康生，这一伙丑类，寄托我对这位老战友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突破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历尽种种艰难险阻，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了。

徐海东同志当时正在亲自指挥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围歼进犯陕甘边区的东北军的榆林桥战役，听到这个莫大的喜讯，立刻骑上他那匹枣红马，带了几个骑兵通讯员，飞驰来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徐海东同志紧握着毛泽东同志的一双大手，热情地问候，他注视着毛泽东同志清瘦的身体和战士破旧的衣着，知道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亟需在物质上进行补充。他马上嘱托陕北地方党和十五军团同志大量地供应中央红军粮食和猪羊，并补充服装，解决各种需要。毛泽东同志详细询问陕甘边区情况，徐海东同志和陕北地方党的同志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一个严重的事件：陕甘边区是当时我党剩下的唯一的一块根据地，也和全国其他红色根据地一样，深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毒害。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王明路线的代表者及其在陕北的执行者戴季英等，竟把陕北红军的创建者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汪锋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狱，肃反扩大化的恐怖压抑边区，加上蒋介石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和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的乘机破坏，眼看这块革命根据地也有被葬送的危险。

徐海东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来到了陕北，给陕北军民、陕甘边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广大干部和群众殷切盼望党中央、毛主席拯救刘志丹等革命同志，挽救陕甘边区。

毛泽东同志仔细倾听了忠实的陕北干部和徐海东同志的汇报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请徐海东同志和陕北同志们放心，中央会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我当时在国家保卫局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被戴手英控制的西北保卫局，把事态控制下来，以免进一步恶化。

当我和刘向三等同志离开下寺湾赶赴瓦窑堡时，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代表中央审阅了戴季英提供的案卷，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证明刘志丹等同志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而是一贯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戴季英他们罗织的所谓“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同志来到瓦窑堡，我们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们的看法，立即给刘志丹同志和其他同志平了反，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了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予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并撤了他的职。

二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向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东北军大为震惊，但蒋介石仍驱使他们加紧向边区进攻。毛泽东同志决定给予来犯之敌一个迎头痛击，亲自指挥中央红军一军团迅疾隐蔽地经保安、安塞，来到（鹿卩）县西南的直罗镇，与早就集结在该地区的红十五军团部队会合，布置一次歼灭战。

这是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打的第一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这次战役非常重视，周思来、彭德怀周志都亲临前线，直接领导和指挥。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第一次与一军团并肩作战，极为兴奋。红十五军团战士们见到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首长和一军团战友，欢欣鼓舞地高呼：“向中央红军学习！”

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鹿卩）县道路上的一个较大的村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居民约二百户，三面环山，南北有连绵的山岭对峙，两山之间为一狭长的河谷，仅有一条可供步兵和驮马蜿蜒行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示徐海东等同志带领团以上指挥员登上直罗镇附近的高山察看地形，大家众口交赞这真是一个天设的口袋阵地。于是决定把敌人引进直罗镇，然后收缩口袋，从南北两面夹击，予以歼灭。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东北军一○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率领下，兴高采烈进到直罗镇，镇内看不见一个红军，连老百姓也走得干干净净。牛元峰盲目自大，轻视红军，所以他没有指示部下构筑工事，全师官兵连走带打劳累了一天，分头在老百姓家里搜索出一些米、面、鸡、鸭、小猪等，高兴地吃得心满意足，便倒头呼呼大睡。

入夜后，毛泽东同志按照预定部署，下达作战命令，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同时急行军从隐蔽集结地连夜赶到预定阵地，将直罗镇严密包围起来。毛泽东同志向徐海东等高级指挥员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二十一日拂晓，红军分两路杀声震天，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东北军从梦中惊醒，仓惶组织战斗，抵抗的多死于枪弹之下，不少都集体缴枪。牛部团长石世安认为大势已去，自戕而死；另一团长郑维潘亦伤重而死。一○九师被压缩在两山之中的重围里，狼突豕奔，各逃生命，都被红军由山头和山下两面卡住，不是被俘获，即是纷纷缴枪投降。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就占领了直罗镇。

牛元峰带着师部一些幕僚和少数战斗官兵，逃到镇南山一高地的土围子里喘息，企图顽抗，困守待援，他万没料到援军还未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当晚，牛元峰眼见援兵无望，下令向（鹿卩）县突围，自己率残部盲目向西南方逃窜。我七十五师战士紧紧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牵回来！”约摸追了四、五里。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一个参谋处长和一个随从副宫，追踪的红军已经逼近，牛元峰走投无路只好自杀。直罗镇战役即以一○九师全部被歼而告结束。

这一重大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大大地巩固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徐海东同志在直罗镇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立下了大功。我听他多次谈过直罗镇战役的经过，和从这次战斗中向毛泽东同志及中央领导同志学习战争战略战术的心得体会，却从不提及自己。

三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地区，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毛泽东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一夜之间，我军就突破了阎锡山军的天险河防，腐败的阎锡山军望风披靡。我参加了这一行动，先在红一军团，后到红十五军团，和徐海东同志朝夕相处，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他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和作战方针，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同志决定，两军团分路活动：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进逼太原，直趋晋西北；红一军团沿同蒲路东侧南下，挺进晋南地区，“各撒一网”。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下，一直打到太原近郊的晋词。

我军东征，扩大了抗日声势，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利用阎锡山进攻陕甘边区的阴谋毒计。我军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穷苦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政治主张，建立人民抗日救亡组织，扩大人民武装。我军的抗日行动引起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巨大恐慌，他们派遣了重兵阻止我军东进，并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向我陕甘边区进攻。为了保存抗日实力，避免和优势敌人决战，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后，我军于五月回师河西。

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回到陕北，略事休整，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区，于五月中旬奉命西征。与左路军相配合，首先给予西北马鸿逵以重创，解放甘肃、宁夏广大地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当时张国焘始终不放弃他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仍继续他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徐海东同志去迎接他，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错误立场和中央团结。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二十五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毛泽东同志曾赞扬他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国民党亲日派分子张牙舞爪，调动军队威胁西安，企图发动“讨伐”战争。党中央主张南京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向周恩来同志建议，由于红二十五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时声誉好，请求派来协助抗击何应钦向潼关的进犯。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同志亲自向徐海东同志交代了任务，命红十五军团马上出发去保卫西安，与张、杨部队共同打退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我们从甘肃海原急行军向陕西进发。徐海东同志过去在我印象中是一员虎将。他由于小时家穷，没有很好的上过学，后来又投身军旅，戎马倥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青山大学毕业”，只是粗识文墨，但他对知识分子却极尊重。这次我们率部进入东北军、西北军防区，与友邻部队配合作战，有大量的统战工作要做，不但要开辟对东北军、西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还要和东北军、西北军下层的广大士兵建立友谊。徐海东同志谦虚地对我说：“做统战工作要依靠你老弟和李克农同志，你是我的高级参谋。”沿途，我们共同分析将要接触的东北军、西北军上层人员的经历和心理，并研究了对待的原则与方法。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路上都得到东北军、西北军有礼貌的热情接待，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同志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告诉我们：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现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内部很混乱，你们要迅速开到商州，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以全力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我们的到达使东北军和西北军感到有所倚恃，他们极为兴奋。杨虎城将军见到徐海东同志时惊喜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他把自己的警备旅，也临时拨归我们指挥，还主动地送给我们一批弹药。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见到我们红军的态度那样和蔼可亲，纪律那样严明，大家都欢欣地奔走相告说：“好，好，蒋介石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面背信弃义地扣留了张学良，一面调派三、四十个师分五路积极向陕西推进，威胁东北军与西北军。我们担负防务的商、雒方面，是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五集团军，共有四个师的兵力。我们迅速赶到商州，抢占了城北高山，控制了商州城，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只要国民党军胆敢进攻，就坚决歼灭它。我军开到商州，在军事上给蒋介石以很大威胁，卫立煌得知东北军和西北军有红军作后盾，打起来对自己不利，便连夜后撤了。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根据谈判划定的防区，红军仍回陕北。周恩来同志从西安发来电报，命我们立即撤退，并限定在三天内撤过渭水。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按时撤过了渭水，经（分卩）州、长武，开回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

红军开到商、雒一线威胁国民党军侧冀这一军事行动，这是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的各项正确政策和有力措施，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这时，我被调回党中央工作。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参加了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一九三八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和王震同志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一九三九年，党中央派他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艰苦转战皖东，劳累病倒在战场上。

五徐海东同志出生于一个六代窑工的贫苦家庭中，他自已也当过十一年窑工，从小饱受旧社会的欺凌，深重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使他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徐海东同志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大学校里锻炼成长，一生中指挥过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他英勇善战，屡建战功，是我军有名的虎将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

徐海东同志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二十五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他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红十五军团要向红一军团学习，主动要求中央派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加强工作，他对调来的干部都极为尊敬和团结。我在红十五军团工作时，他和我团结合作，相处亲密无间，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后来，红十五军团的政治工作、士兵工作、对敌军工作都做得和红一军团一个样。徐海东同志对部队各级情况都非常熟悉，他自己就是从当士兵逐级升上来的，作战时身先士卒，曾九次负伤，身上留下十七处伤疤，深知伤病员想的什么，每打完一次仗，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伤病员，一一慰问，协助解决各种困难，体现了上级对下级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深得指战员们的信任与爱戴。

徐海东同志一心为公，严于律已，为人正派，秉性耿直，生活艰苦朴素，待人满腔热忱。一九三九年他由华北前线调回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身体状况很不好，他的爱人周东屏同志又正生孩子，边区物质困难，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徐海东同志自己咬紧牙关从不向组织伸手。当我得知后，代表中央照顾了他们一点急需的物品，帮他们度过了困难，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但他却认为是不应享有的待遇，深感不安，他经常感叹说：“党组织和战友们对我照顾太多了。”

徐海东同志重病三十余年，但仍然始终关心国内外大事，顽强地坚持看文件、看报纸、学习马列主义。不顾病躯，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忘我地为党工作。他从不谋取个人特权，不争个人名利得失，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内争正副职，争高低，是耻辱。”一九六○年，徐海东同志在广州养病，董必武同志去看望他，见他房中桌上、床上放着书籍、报纸，谈话中听他对各种问题有深辟的见解，董老欣喜地说：“海东同志，我很钦佩你，你病了这么多年，一点也没有落后形势。”

××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公然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口号，采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从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对徐海东同志残酷加以迫害和打击。面对这一伙反革命丑类的横行肆虐，徐海东同志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更加紧了对徐海东同志的残酷迫害，他们欺上瞒下，强令久病卧床的徐海东同志限期离开北京，迁往郑州，并指使他们在河南的死党在食宿、医疗上采取卑鄙、毒辣的手段，必欲置徐海东同志于死地。徐海东同志病情迅速恶化，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终致含恨去世。这样一位好党员、好同志，几十年挥戈跃马，驰骋疆场没有死；几十年与严重疾病顽强搏斗没有死，却被钻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迫害死了。他在生命垂危时，沉痛地说：“我是林彪害死的。我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识破他们！”

徐海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前他逝世的时候，穷凶极恶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悍然封锁消息，妄图在人民的心目中抹煞徐海东同志的光辉形象。但是，历史总是由人民写成的，人民终于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党中央为徐海东同志革命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污蔑不实之祠都被推翻了。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功勋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铭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里，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的老军长　八一○四三部队每当我们翻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的时候，就想起了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

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和刘志丹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以及由他们组成的红十五军团。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这两支红军在极度恶劣的环境里，转战于鄂、豫、皖、陕、甘、宁、晋等省，坚持和创建了鄂豫皖、鄂豫陕、陕甘三个革命根据地，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进行长征，长途跋涉六千里，冲破敌人重兵的前堵后追，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劳山、榆林桥两战的胜利，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接着，参加了作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在抗日战争中，我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首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歼灭日寇精锐部队坂垣师团的平型关大战，尔后开赴晋东南，粉碎敌人九路围攻，转战冀鲁豫，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我旅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开辟和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解放了陈家港、阜宁城和淮阴、淮安等重要城镇。八年抗战，我军纵横驰骋，辗转血战，足迹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七省。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先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军，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夏、秋、冬季攻势，和著名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湘南、广西等战役。在零下四十度的东北奇寒中，我军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在炎热如火的江南平原上，我军昼夜兼程追歼逃敌，从松花江一直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祖国南大门友谊关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打响了出国第一仗——首战云山，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号称王牌的美军骑一师第八联队，突破临津江，打过三八线，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最先解放了平壤，直取汉城。在阵地守备战中，我军攻打老秃山，创造了坑道作战的范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一九五三年我军从朝鲜回国后，一直驻守在祖国的辽东半岛，担负着保卫祖国、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任务。

回顾我军成长壮大的战斗经历，我们更加怀念徐海东同志。徐海东同志担任过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和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因此，我们总是习惯而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老军长。

虽然，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至今，在我们部队里，还在传诵着许许多多关于老军长徐海东同志的故事。那一件件、一桩桩生动感人的故事，已经成为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教材，成为鼓舞我们不断前进的力量。

老军长带出过硬的战斗作风在我们部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带有神密色彩的传说：在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时期，常常和国民党军队遭遇。敌我双方，各自占领了山头。敌人问道：“喂！你们是哪部分的？”

“老子是红二十五军。”

“你们莫他妈的吹牛！”

这时，骑在一匹高大枣红马上的徐海东同志，叫出一个班的战士说：“打一个排子枪给他娘的听听！”

“叭！……”十多条枪同一时间开了火，听起来是一个声响，这枪声震得敌人心惊胆战，这枪声使红军战士斗志倍增。清脆的枪声，在静静的山谷里震荡着。敌人吓得不声不响地撤走了。

敌人如此害伯红二十五军，莫非因为这支红军的兵力超过敌人？不是。他们长征时只有三千人。难道由于这支红军的装备胜过敌人？也不是。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而红军战士手里只有大刀、梭标、手榴弹和长短枪。那么，为什么敌人闻风丧胆呢？优良的战斗作风，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带出了红二十五军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过得硬的战斗作风。

早在一九三三年重建红二十五军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国民党汤恩伯亲自率领他的八十九师，向红二十五军阵地猛烈进攻。徐海东同志骑着战马，冒着敌人天上飞机的扫射和地下炮火的封锁，一阵风似地飞奔到前沿阵地，大声说道：“同志们！八十九师是国民党的主力，我们一定要打胜这一仗！”说完，他跳下马来，从警卫员身上拔出一把大刀。雪亮的大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只听他粗壮的嗓门高喊：“共产党员站出来！”

站出来的岂止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出来了，普通战士也站了出来。红军战士有的端起上好刺刀的长枪，有的紧握大刀片，一双双愤怒的眼睛里，放射着复仇的光芒。

“同志们！跟我来！”

徐海东同志带着勇士们一鼓作气地冲向敌人阵地，和敌人短兵相接地进行了殊死搏斗。顿时，喊杀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混在一起，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国民党八十九师第一线的部队被打垮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红二十五军为了保存力量，发展革命形势，进行了由皖西到鄂东的四百里战略转移。部队渡过河流，踏着山路，向西行进。这时，敌人五个“追剿”支队紧紧跟在后面追，五个师又在前面构成重重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军长徐海东同志指挥全军选择当面敌人的薄弱部分，出敌不意地突破重重封锁线。十一月七日，部队以急袭战术将驻守在商城以南汤池的敌一○九师工兵营（四个连）歼灭，通过了敌人从商城到麻城的封锁线。接着，又在商城西南的大柳树遇敌一○七师两个团堵击，经过激烈战斗，将敌击溃。继而，又打垮了来增援的敌一○八师先头部队，通过了敌人从商城到新集的封锁线。之后，部队连夜行军，边走边打，先后穿过了敌人从双柳树至新集和潢麻公路两道封锁线，到达河南省光山县城以南的斛山寨休息。

这就是红二十五军有名的一天一夜跑了二百余里路打了三个胜仗的一段经历，后来传为佳话。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提起这段经历，都引似自豪。

部队是在八日拂晓前到达斛山寨休息的。休息不到两个小时，大家正熟睡在草堆里，不知是谁大喊：“敌人包围上来了！”

当时，由于警戒分队过度疲劳，疏于戒备，没有及时发现敌人。紧紧尾追的敌人四个师十个团兵力，从东、南两面发动了突然袭击。

在军部住的院子里，各级指挥员都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紧张、严肃的神色。徐海东军长站在一个台阶上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严重，处境十分危急。包围我们的敌人有四个师，其中两个师是国民党的东北军，武器装备比我们强。我们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已经相当疲劳。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垮敌人，突破重围。”

站在徐海东同志身旁的吴焕先政委接着对大家说：“不管怎样，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打胜这一仗。红二十五军几年来在鄂豫皖苏区建立的荣誉能不能保持，就看这一仗了。”

很快，他俩向大家部署了这次战斗的打法。

天已大亮，战斗首先在斛山寨南面的一角打响了。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来势很凶，气焰嚣张。国民党“追剿队”的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在天上亲自督战。敌人凭着天上四架飞机的轰炸、扫射，和他们人多武器好的优势，一时显得非常骄横。可是，这对于经过千百次战斗锻炼的红二十五军来说，早就领教过了。在徐海东军长、吴焕先政委的指挥下，大家准备好了手榴弹，上好了刺刀，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早已由指挥员们选择好了的冲击方向，单等着军部总反击的号令了。

徐海东同志站在一座山峰上，举起望远镜，居高临下，望着我军一面面映着阳光迎风招展的军旗，终于发出了总反击药号令。立刻，红二十五军的各个阵地上吹起了响亮的冲锋号，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人阵地。由于徐海东同志采用了以一部分兵力占领有利地形，从正面牵制敌军主力，集中我军主力从侧后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这样便将进攻和防御巧妙地结合起来，由被动转为主动。全军将士发扬了守得稳、攻得猛的战斗作风，终于将敌人四个师全部击溃，生俘敌四千余人。

战斗打到黄昏时分才结束。徐海东同志走到俘虏集合的地方，操着一口湖北孝感口音在讲话。俘虏们在下面悄悄地议论起来：“喂！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海东呀！”

“嘿！真威风啊！”

徐海东同志向俘虏们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红军北上抗日的义举和红军的俘虏政策，并宣布全部释放他们。俘虏们说：“红军长官放了我们，回家种田去，再不替国民党卖命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

当月二十六日，全军进至河南省许（昌）南（阳）公路附近的方城县独树镇。自从部队过了平汉路，由于敌人前堵后追，几乎每天前后左右都有敌人，好几天没进房子了。这一天，适逢寒潮，气温骤降，全军指战员衣服单薄，十分疲劳。一路之上，冷雨扑面，北风刺骨，雨伞全毁，湿衣贴身，步步艰难。很多同志的军鞋被烂泥粘掉，以致赤脚行军。这时，部队距许南公路只有五十里，过公路就可以进入伏牛山区。为了防止敌人追堵合围，保持部队有回旋的余地，争取顺利通过公路，吴焕先政委和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军长率领前梯队走在前面，徐海东副军长率领后梯队拉开距离走在后面。

下午一时，前梯队到达独树镇准备通过公路的时候，不料，敌人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抢先到达，占领了有利地形，并做好工事。当时，天气异常寒冷，红军战士手冻僵了，拉不开枪栓。凡是铁器，手不能摸，一模就粘掉一层皮。敌人趁机猛烈冲击，并从两翼包围上来，先头部队被迫后撤。形势十分危急。能否击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对于这支刚踏上征途的红二十五军来说，不仅是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而且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就在这时，政委吴焕先同志拿过警卫员手里的大刀，高呼：“同志们！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他和军长程子华同志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冲上去了，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

突然，风雨中，三个骑兵通信员快马加鞭向后梯队跑去。

不一会儿，徐海东同志骑着高头大马，向前梯队飞奔而来。二二三团跑步赶了上来。立即投入了激烈的战斗。老军长高举大刀，带领战士们杀声震天地扑向敌群，拚杀起来。敌人被我军的神勇威势惊呆了，死的死，伤的伤，抵挡不住，败退下去。

部队突出重围，当天晚上，趁风雨暗夜，穿过敌人空隙，不顾饥寒劳累，绕道急行，通过了许南公路。

翌日拂晓，全军进抵伏牛山东麓。

徐海东同志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奋勇当先，总是站在最前线指挥战斗，在红军队伍里是出了名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红二十五军进人陕西省的雒南县。在庾家河战斗中，徐海东同志第九次负了伤。那天中午，鄂豫皖省委正在开会讨论创建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敌人六十师由鸡关头方问突然袭来。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东面的排哨，由于过度疲累，发现敌情晚了。战斗一打响，省委立即中断了会议，军首长们跑步上了阵地。这时，敌人一个团夺占了东山坳口的有利地形，向我发起了猛攻。徐海东同志当即带领全军最能打的二二三团，勇猛冲入敌群，用刺刀、手榴弹，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东山坳口。接着，二二四团、二二五团跑步抢占了坳口南北两侧的高地，配合二二三团将敌人的进攻打退。但是，敌人又组织了疯狂的反扑。子是，全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忽然，敌人一颗子弹打中了徐海东同志，这是他负伤最重的一次。大家看见他头上缠着绷带，仍然指挥战斗，受到很大的鼓舞，决心和敌人殊死决战。一个团长在和敌人拚刺中，一条腿打断了，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军部司号长下颚挂了花，不能吹号，就利用一个小土地庙作掩护，接连投出几十颗手榴弹，打退敌人几次冲击。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一步，最后壮烈牺牲。一挺机枪在和敌人对射中，第一名射手倒下去，第二名射手接着打，第二名射手倒下去，第三名射手又接着打起来，终于把敌人火力压倒了。就是这样，经过二十多个回合的反复冲杀，一直打到太阳落山的时候，终于把敌人打垮了。

这一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的最后一战。至此，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率领下，以不足三千人的力量，粉碎了二十余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长驱千余里，胜利地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转移。

徐海东同志在指挥红二十五军无数次的英勇战斗中，培养了这样的战斗作风：进攻时，迅速、突然、勇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难以招架，并且勇于与敌人进行肉搏战，因而解决战斗干脆；防御时，不畏强敌，顽强抗击，能够打退敌人的连续冲击，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并适时地以守为攻，大量歼灭敌人；转移中，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且走且战，神速持久，使敌人追不上，堵不住。总之，进攻有强大的突击力，防御有坚韧的抗击力。指战员积极求战，团营连排班以至个人都能各自为战，在任何险恶和危急的情况下，拖不垮，打不烂。

几十年过去了，但是，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带出的这种过硬的战斗作风，在我们部队依然保持着。

老军长关心下级与群众同甘共苦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无论条件怎样困难，环境如何恶劣，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总是非常关心下级，十分爱护部属。他和干部战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同甘共苦，患难相助。

徐海东同志打起仗来，非常严厉，可是平时，却十分和蔼可亲。他虽然长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指挥千军万马行军作战，但他非常接近群众，只要有空，他就坐下来和战士们下棋，讲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干部战士都很愿意接近他，有什么话愿意向他说。

那时候，不管是在鄂豫皖苏区，还是长征北上入陕，部队经常筹不到粮食，常常以野菜充饥。士兵吃野菜，徐海东同志也吃野菜。有时他亲自带着警卫员和炊事员上山采集野菜，一边采一边亲口尝一尝，把野菜采回来，他又和炊事人员一起研究，怎样做才好吃。

有时候，徐海东同志的警卫员和供给部的同志们想：首长光吃野菜怎么行，他要指挥几千人行军打仗呀！他们便悄悄地弄点好吃的东西送来，但他总是叫警卫员送到医院去给伤病员吃，或者叫供给部来人拿回去，并且严厉地说：“下次再送可不行啊！”部队偶尔筹到一些黄豆，撒在枯草之上烧，火灭了黄豆也烧熟了。徐海东同志就和大家一起，把烧糊的黄豆从草灰中一粒一粒捡起来，在手心里搓一搓，吃得大家满嘴乌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在战斗频繁、天天行军的日子里，徐海东同志常常爱讲这样两句话：“战斗再激烈，决不丢掉一个伤员；行军再紧张，决不丢掉一个病号。”行军路上，他发现那个病号走不动了，就跳下马来，叫病号骑上他的马往前赶路。有些同志掉了队，看见首长的马让给病号骑，非常感动。徐海东同志和他们一边走一边说些鼓励的话，很快这些同志就赶上了部队。

独树镇战斗刚刚结束，徐海东同志发现路旁还有一个负伤的战士没有抬走，徐海东同志立即从马上跳下来，叫人找来一副担架，亲自把这个伤员抬到军部医院。这个伤员躺在担架上望着军首长亲自抬着自己，感动地掉下了眼泪。

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徐海东同志第一件事总是先到医院去看望伤病员。那时，军部医院往往是安置在山林里，住在天然的岩洞里，伤病员就躺在铺草上。医疗条件很差，他来到这里，挨个看望每一个伤病员，问寒问暖，然后他把院长和政委找来，一起研究怎样更好地照顾好伤病员。每次战斗缴获了吃的、用的东西，他都要专门向供给部门交代：多分给连队和医院的伤病员。他说：“打仗是他们，流血牺牲也是他们。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多分给他们一些东西，完全是应该的。”

一九三三年春天，在保卫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省委错误的决定，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战斗开始前，徐海东同志认为兵力不足，给养困难，不能打！战斗开始十天后，全军就断粮了。起初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忍饥送些稀饭，后来因根据地屡遭敌人洗劫，又值青黄不接，群众自己也没有吃的了。部队只得一面调人外出筹粮，一面以野菜、树叶充饥。徐海东同志建议撤围，省委没有采纳。从五月下旬起，全军不得不经常以相当一部分兵力离开阵地，空着肚子去截敌给养。但是，粮食问题仍然末能得到解决。到六月中旬，全军多日断粮，长期露宿，疾病蔓延起来。

当时，徐海东同志在后方的亲人，从很远的地方给他送来了二十多个用小麦磨碎加上咸菜做的饼子，只有小碗口大，由警卫员詹大南背在身上。徐海东同志舍不得吃，一顿饭只吃一个，还常常掰一半给别的同志吃。一天，他看见两个战士饿得面黄肌瘦，躺在地上，就对跟在身边的詹大南说：“把我的干粮给他们一人一个。”

“首长，剩下不几个了，你自己……”

“叫你给，你就给嘛！”

两个战士接过徐海东同志送给自己的饼子，捧在手里，捧了好久好久。他俩望着军首长消瘦的面孔，眼睛里涌出了泪花。

红二十五军长期在深山荒野露宿，有时搭些草棚住；有时只能在寒风冷雨中就地休息一阵，又继续行军作战；有时连野菜、树叶都找不到，只得剥树皮、挖葛藤吃，忍饥作战，赤脚行军。安置在深山密林中的伤病员，处境更为艰难。没有药品治疗，用野草、树皮和南瓜瓤子敷伤口。斗争生活虽然如此艰辛，但是，由于徐海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干部关心爱护下级，与群众同甘共苦，加上生动有力的政治工作，全军上下，亲密无间，团结一致，斗志高昂。当时，部队中广泛流传着一首歌谣：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

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

正是因为徐海东等领导同志对待自己的部下亲如手足，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关键时刻，同志们总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英勇杀敌，保护首长的安全。

行军路上，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常来轰炸、扫射，飞的很低。马伕张金山每当听见飞机的声音，就赶紧招呼：“首长，快下马，敌机来了！”等徐海东同志跳下马，张金山纵身上马，朝马屁股打一鞭子，飞一样跑出去一、二百米。等敌机走了，马（亻夫）骑马回来，徐海东同志再上马继续行军。

在一次遭遇战中，红二十五军军部被敌人包围了。眼看，敌人骑兵追上来就要抓住徐海东同志。他的马（亻夫），飞快地把马牵到他跟前，让他上了马，用马鞭子朝马屁股狠狠地抽了一下，那匹高大的枣红马，象箭似的飞了出去。徐海东同志伏在马背上，手握双枪，朝追上来的敌人骑兵左右开弓，一眨眼功夫，便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那个机智勇敢的马快再也看不见了。从战争年代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徐海东同志深深地怀念着这个可敬可爱的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他和他爱人周东屏同志，到处托人打听那个马快的下落，但始终没有找到他。

老军长教育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在红军的历史上，红二十五军不仅英勇善战出了名，而已秋毫无犯也出了名。这是与徐海东同志对部队的长期教育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相传很早以前，红二十五军进入新区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山寨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宣传，不晓得红军究竟如何？红二十五军每走进一个山寨，人都躲了起来。有的人家为了试试红军拿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在屋子的四个墙角里放上明晃晃的银洋。部队住进了这样的人家，马上报告了徐海东同志。他亲自跑去看了看说道：“只要是红二十五军的人，谁也不许动一动！”停了一会，他又说：“这不仅是纪律，而且是一次教育。”这句话象一道命令，传遍了全军。结果，不管是机关还是连队住在这样的人家，也无论住了好久，屋子里四个墙角放的钱，没有人移动一下。部队撤离山寨后，房子的主人回来了，看到钱还是原样放着；再一看，屋子里铺过的稻草打扫得干干净净，缸里挑满了水，院子里收拾得利利索索，于是，一家人从老到小都发出了惊喜的感叹声：“红军！真正的红军！”

有一次，徐海东同志的马（亻夫）张金山借了老乡的一个旧瓦盆喂马。不留心，让马把瓦盆碰碎了，张金山心想：反正是个破旧的东西，碰碎了就算了。哪知道，徐海东同志却说：“张金山，你去找事务长要钱赠老乡。”

“军长，我不知道多少钱？”

“叫事务长带你一道去赔。”

张金山和事务长一起去找到旧瓦盆的主人。老大爷不让赔，“莫说是个旧瓦盆，就是新的也用不着赔。”张金山和事务长解释说：“我们军长徐海东叫赔的。红军损坏了群众的东西一定要赔。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就要出发了，张金山正在备马鞍子，徐海东同志走过来问：“张金山，赔了没有？”

“赔了钱，完事了！”

“我问的不光是赔钱，还要向老乡赔不是才对哩！”

部队行军路过湖北省枣阳县一带，正是枣子、柿子成熟的季节。队伍经过枣树林和柿树林的时候，徐海东同志组织部队一边行军一边轮流在树林里站岗放哨。树林里，熟透了的枣子、柿子落在地上，干部战士没有捡的。为了不踩坏这些落地的枣子、柿子，队伍绕道而行。听说红军路过此地，群众跑出来看热闹。人们望着这情景，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乎都出来了。人们心里不好受，鼻子酸溜溜的，赞叹着红军的纪律严、作风好。队伍走出很远了，人们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那里目送着，直到看不见了，才默默地走回村子里去。

红二十五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此，军民关系一直很好，人民群众虽然在生活极其困难又处在白色恐怖下，仍然拿出仅有的粮食、军鞋、袜底慰劳红军，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送情报、当响导，照料和掩护红军伤病员。红军一到，群众纷纷送茶送水，要求部队住下。部队一住下，老人就来问打仗的情况，妇女们自动帮助战士洗缝衣被。许多群众把伤病员安置在自己家里，自己唱稀粥，给伤病员吃干饭。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敌人一到，群众坚壁清野。上山入林，与敌周旋。敌人烧山毁林，群众坚持同敌人斗争。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标语口号：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至甘肃省静宁县的兴隆镇——这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徐海东同志十分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到达兴隆镇之前，全军专门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规定了对回民的政策：宿营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教经典，不在回民家里吃大荤，打水要回民经手，不打回族土豪，等等。部队到达兴隆镇以后，徐海东同志督促、检查部队执行政策的情况。那天，天气晴朗，热闹非凡。部队和回民群众排着队，吹洋号，打洋鼓。徐海东等军首长向清真寺的阿訇赠送了匾额和礼品，清真寺的阿訇也捧着礼物到军部作了回拜。全军在兴隆镇住了三天，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教育和感动了当地人民群众。不少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部队离开时，全镇男女老幼齐集街头，给红军送行。

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供给部长刘炳华是河南人，他见这一带的“狗尾巴草”长得旺盛，很高兴地叫马佚们放马，结果损坏了回民的庄稼。原来这一带的谷苗未出穗之前长得和河南的狗尾草差不多。事情传到徐海东同志那里，他立刻把刘炳华同志叫去说：“刘炳华，你破坏了纪律！”

“首长，我叫马（亻夫）放马吃的是草呀！”

“同志，那不是你们家乡的狗尾巴草，那是回族人民的粮食嘛！”

刘炳华听了吓了一大跳。徐海东同志决定给他严重的处分。消息传出去，回族群众选派几位老人前来求情。老人们对徐海东同志说：“这位长官不晓得是庄稼，不能怪他。千万不要给他处分呀！”求了半天情，徐海东同志才说：“那就这么办，我们牲口吃了你们多少庄稼，你们就要收下我们多少粮食。”他还叫刘炳华带着马夫拿着粮食赔了礼，道了歉。

“红军纪律真严！”

“红军作风真好！”

这是发自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赞语，很快地传遍陇东。此后，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常常遇到群众成群结队相迎相送。

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是我军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是我们敬爱的老前辈、老首长，我们要学习他忠心耿耿，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智勇双全、有胆有识的军事才干，学习他热爱人民、关心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秀品质。

可是，林彪、江青、康生这帮祸国殃民的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公然抛出了“打倒徐海东”的口号，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对他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致使我们敬爱的老军长合恨去世。

如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已被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法律制裁。

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是永远也抹煞不掉的。他的历史功勋光荣地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永远鼓舞和鞭策我们胜利前进！

徐海东将军　周立波在河北某县，会见了徐海东将军。这时候，他率领的部队正打退了从平山、并陉出来攻击他们的两千多敌人，他应该欢喜。可是他并不。在他欢迎宾客的象南方三月的春风一样温和的微笑里，隐约的有一抹忧愁的痕迹。我们是初见，虽然他是一个显得那么易于接近的人，却也不能一开口，就问他的心事。

几年以前，他的家被毁了，他的家人完全被杀。他是想起了他的家和家人难受吗？这显然不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虽然是悲惨，却已经被时间和民族解放事业冲谈了他的悲伤。他有心思在这种军书旁午的紧张的时刻，突然想起了家，为它忧戚吗？这显然不是。

他曾经八次负伤，右腿上中了四弹，右臂上中了两弹，左臂上中了一弹。脱下衣裤时，浑身布满了枪弹的进口和出口的伤痕。最危险的一次是一粒子弹从左眼下面的脸颊打进，从左耳朵后面打出；左耳的听觉神经毁掉了。如果子弹向脑子这边稍微偏一点，世界上就没有他了。

他很幸运，逃脱了八次死的危险。但毕竟因为负伤过多，流血过多，——一个人能流多少血呢？——身体衰弱了。最近，因为在剧烈的战斗中，过度的操心和过度的奔走，他已经吐了两个礼拜的血。是因为身体虚弱，他感到忧伤吗？也显然不是。第八路军的将领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常常是并不多加考虑的。有许多人的脑子，是生来只想自己的事情的。有许多人的脑子，却正相反，好象专为思考大家的事情而生的一样。徐是属于后一种人。徐爱延安，那里有许多他的老友，那里的风习他很喜欢，而且在那里，有他唯一的两个家属，他的妻和小孩。这次吐血最厉害的时候，他曾去电请假，以他的这种情况，要得到珍爱部属的朱总司令和任强时主任的准假，是容易的。回电立即来了，同意他到延安休养，但这时他的病稍微好了一点，而军务又那么繁忙，他脱不得身，留在那里，抱着病来指挥战事。显然，为了自己身体健康而忧愁，对于他这样的人，是不相称的。

那末，他今天这隐约的忧愁，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从上午到夜晚，一直到由于我们的谈话渐渐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信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流露了优愁。

这次洪子店的战事，他的部队给了敌人巨大的伤损，敌人死亡四五百。但他们花的代价也不轻，死伤近两百，而且死了一个年轻勇敢和他一道工作有几年历史的干部。悲悼战死者，悲悼那象一个家属的成员一样的他的同志，他无意中流露了忧伤。

用家属来形容徐的部队，是恰当的。他们上下的关心，正和兄弟的关心一样。在偶然讲到国内战争的时候，他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天天有战争，他们的豫鄂皖边区，因为人数少，所以每一次战斗，全军都参加，“枪一响，全家都来了。”他自己也是用“家”这个字眼来叙述他的部队的。

在这种不只是有工作关联，也有浓厚的战友之谊的部队里，牺牲了一个同志，特别是一个得力的同志的时候，那是久久不能消散的一种忧伤，一种悲痛啊！

虽然在这种情况中，徐海东同志也给了他的宾客最好的招待。我所指的招待，不是他的别致的晚餐，他的梨和在那里难得的桔子，而是他的亲切的微笑和朴实的谈话。

坐在一个正月寒夜的炉火之旁的，就是这位使敌人胆颤的名将。传说中，他是那末勇敢；想象里，他是应该有些粗鲁吧，事实却相反，他倒象个温文儒雅的书生，有浑圆的脸孔和灵活的眼睛，笑起来，左眼下的枪伤，象是生在上颊的一个酒靥。和一切实行家一样，他不大多说话，所有关于政治和组织的问话，他都让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回答。黄是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可能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们以前在五台见过，这回是第二次相见了。

让我们终止这种旁涉罢。徐海东同志是那样的寡言，也许，那一天是特别的吧，他的吐血才停止，讲多了话，头要昏的。黄克诚这样告诉了我，而这个，也是他代他回答许多问话的原因罢。

关于自己，徐海东同志只说了一句，“我是湖北孝感的窑工。”一切其他的话，都是谈的战士的疾苦。他是这么叫个一刻不忘他的同志们的痛苦的将领。他使人感到：虽然他的家人全受了难，自己负了八次伤，最近又吐了两个礼拜的血，但这一切的不幸似乎都比不上目前他的同志们的痛苦。“在这样冷的天气，”他说，河北正月的天气常常在冰点以下二十度，“我们的战士还没有棉衣，还穿着单衫。我们一个连，只有两件棉大衣，是给放夜哨的哨兵交换来穿的。”

我听说，正太路南面给他们预备了一千多件大衣，但是运送的时候，需要过多的牲口，很难过铁路。他们原可以买到布，自已来做，但是没有钱。

“我们三个月没有发饷了，”徐继续说，“我们的战士，要吸一点土烟，都没有零钱。我们总是用‘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来克服一切困苦和艰难。战士们在这个口号下面，情绪都很高。洪子店的战事，我们站在有雪的山头上的同志，手冻得扳不得枪机，但还是站着，没有退一步。”

徐的部队是忍受了极大的艰苦的部队，同时也是极强韧极勇敢的部队。抗战以来，他们从雁北，从繁峙、代县，打到崞县、原平，再打到孟县，再打到河北，转战几千里，象游龙一样。在平型关，在魁关岭，在洪子店，几次打败了敌人，而他们的战士却没有零钱买一点土烟；在雪山之上截击敌人的时候，因为衣服太单薄，手竟冻得扳不得枪机。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打击敌人。“抗日高于一切”，高于一切生活的问题，高于一切个人的痛苦。

在我们来到徐的旅部的途中，遇见他的一团人，开往前线去。战士们胸前佩着一个或两个手榴弹，背着步枪和军毯，还背着一个白布口袋，装的小米，是他们四天的粮食。去吧，祖国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胜利！你们的武装不完全，口粮不丰富，但以你们的勇敢，你们是可以缴到敌人的枪械、子弹、罐头和饼干的。“我们的兵工厂在东京”，“我们的粮站也是在东京。”

到夜深，徐去了。我就残烛的余光，在我的日记本子上写了下面几句话：“二十六日晨到徐海东同志的驻地。与徐谈甚洽。他是湖北孝感的窑工，有工人的坦白、纯厚、和穆的性格，非常的勇敢。他的部属都信赖他，而且爱他。是稀有的工人出身的将领。有满含智慧的大眼睛和以前很结实、现在因为负伤过多而变得虚弱了的身体。他爱骑马。为了驰马，曾跌掉两颗门牙，现在补上了。

“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许多奇异的人，徐海东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滹沦河畔的梨子好吃，水汪汪的，而且清甜。小花生却不行。”

有一件事我没有记在日记里，心里却还没有忘记。卡尔逊替徐拍好小照后，我们在充满阳光的田间散步。河北的西部多荒山，大概还是太行山的余脉罢。在冬天，北方的山野，只有黄色的尘沙和黄色的山地。麦子还没有长起来，点缀于田野间的唯一的青色的东西，是扁柏树。

“这地方，这一种树多。”徐说，他忽然注意了自然景色，而且由于这一注意，奇妙地联想到了人的年纪。田守尧同志的年纪他知道，他又问了我的年纪。

“你多大了？”我问他。

“三十八岁，老了。”

他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奇异。

“不是事业已经开始了吗？”我老实地反问了这么一句，这无异于同意他是“老了”。

实际上，谁都知道，象他这样的年纪，在我国还不算老，在别国，更有人生四十才开始的成语。使他感到老的，显然是长久的中国的苦难。多少年来，特别是现在，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他和象他一样的人们不绝地埋头在困苦艰难的斗争里，不知道昼夜，不知道休息，一旦有间歇，偶然地抬起头来，才惊讶着消逝于困难的环境之中的生命，是这样的多了，由于这个引起的超越了实际年龄的一时间的苍老的感觉，也是自然之理罢。

第二天，他要转移了，我们也要到别的地方去，紧紧地一度握手后，我们分路了。在他的部队的中段，他和田守尧同志并排地在马前走着。这时候，他又是一个英武的将军了，和昨天完全两样。

当我回到南边时，已经是春天了。平汉车过孝感时，我看见车窗之外，在我们的窑工的故乡，梅花已经开放了。而在他现在所在的北方，还是雪吧？凭着这薄暮里雪白的梅花，祝福还在雪中的北方的战士，祝福我们的英勇的窑工。

忆父亲徐海东在淮南　徐文伯1956年8 月底，父亲从大连到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毛主席抽出开会前的空隙时间会见了我父亲。他们已有17年没见面了。父亲多么想立刻见到多年未见的毛主席呀。

当父亲见到毛主席时，即整装立正，响亮地喊了一声：“报告！”并向主席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毛主席满脸笑容，伸出双手同父亲紧紧相握，说：“海东同志，你好呀！”父亲激动地说：“主席，您好呀！”接着，父亲怀着惭愧的心情说：“主席，在延安您交给的任务，我没有完成。我感到十分惭愧。”主席笑着说：“海东同志，不是你没有完成任务，是你病了嘛！”父亲参加革命后，党交给的重大任务，他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团结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出色地完成的。为什么这次见到毛主席时，讲没有完成任务呢？事后，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问题。父亲像讲故事一样，回忆了这段情况：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刘少奇同志到华中任中原局书记，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当时，毛主席找我父亲谈话，征求意见，问他是回华北工作呢还是到华中工作叹亲认为共产党员应服从党的需要，一切听从党安排。他向主席表示说：“我到哪里：正作由党决定，不管到哪里工作，我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后来，党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决定，我父亲随少奇伯伯到华中工作。

出发前，毛主席找我父亲单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指示我父亲，要他到华中的长期任务是打进大别山，把原来的鄂豫皖根据地恢复起来并要扩大，要大大地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父亲就是指这个任务，他没有完成。

一1939年9 月15日，父亲抱病和曹荻秋、刘瑞龙、刘彬叔叔等40多位营以上干部，随同刘少奇伯伯告别了延安，奔向华中。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加紧推行《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采取各种手段封锁、控制延安派往新四军的人员。少奇伯伯只好化名胡服，以我父亲“秘书”的身份秘密前往中原局。父亲有公开身份，穿着佩戴少将军衔的制服，以党中央派出检查新四军工作的名义前往华中。当时国民党政府给的期限是3 个月。父亲深感自己任务重大，他要龙潜和许震叔叔专门负责少奇伯伯的安全，自己也左右不离少奇伯伯。在公开场合少奇伯伯是我父亲的“秘书”。像演戏一样去表演，比指挥千军万马要难得多。但在少奇伯伯的指点和同行叔叔的协助下，总算胜利到达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的竹沟。

父亲因一路劳累、带病行军，到了竹沟后又陪同少奇伯伯夜以继日地工作，突然发生大吐血。休息10多天仍没有好转。少奇伯伯把留守司令部军医处长钟华叔叔找来，询问了我父亲的病情后，说：“你看海东同志还可以走吗？‘钟华叔叔说：”从目前徐海东同志的健康状况看是可以随军行动的，但为慎重起见，我建议让他睡担架。“少奇伯伯表示同意，并说尸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海东同志是卓越的军事家，你们军医处一定要多照顾他。我命令同志们准备两副担架，轮流把海东同志抬着走。”少奇伯伯来到我父亲床前，父亲听说要抬着他走，急忙从床上翻身坐起，说：“我能走，可以慢慢走。”

少奇伯伯以往遇事总是用商量的口气同我父亲交谈，这次却用命令的口气说广你病情较重，一定要睡担架。“父亲只好听从少奇伯伯的命令，被随少奇伯伯到华中工作的几十位叔叔轮流抬着，向江北指挥部迸发。在途中，父亲的病情好转时就同叔叔们一起行军，又说又笑。父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充满深情厚意。他说：”我还能干几年，跟日本鬼子和顽固派打几仗，要告诉他们，过去没有消灭我们，今后更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等待他们的将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他又告戒自己和叔叔们，说：”我们这次回来能否搞好工作，关键在于我们要与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三年来，鄂豫皖苏区红旗不倒，人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吃了许多苦，根据地的部队是立了大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以老大哥自居。“叔叔们对我父亲讲的这些话深表赞同。

在第一次召开的新四军第4 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父亲非常高兴地说：“同志们！我们分别了五年，现在又要在一。起战斗了。我相信在中原局和少奇同志领导下，在同志们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二新四军第4 、第5 支队在江北指挥部领导下，建立了以定远县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县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日伪军对此感到严重的不安，于1939年12月下旬，由安徽全椒、滁县等地出动2000余人，向津浦路西之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扫荡”。驻古河之桂顽李本一部队闻讯逃跑。当时，父亲吐血不久，身体仍不好。得知这一情况，亲率第4 支队在周家岗与日伪军激战，歼敌160 余人，俘日军1 名、伪军4 名。战斗巾，国民党广西军李本一部的参谋长碰到了我父亲。他当时正为广西军不配合而逃跑在生气，因此痛斥这个参谋长贪生怕死，不抵抗，不抗日。这个参谋长不认识我父亲，态度骄横地说：“你是什么人？”父亲说：“我是徐海东。”这个参谋长马上一个立正，满脸陪笑地说：“报告副指挥，这是误会。这是误会！不知副指挥亲临前线，实在抱歉。”父亲看到他那副奴才相，瞪了一眼、没有理他，继续率领部队冲到前面去了。周家岗一战，迫使日伪军退回原防，我第4 支队乘胜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这一仗歼灭日伪军虽不算多，但它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胜利，对进一步巩固和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创造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也大大鼓舞了皖东地区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宣传。

父亲还讲到一件事：1939年11月底，中原局在少奇伯伯主持下开会，讨论建立新根据地问题。有一位叔叔提出从3 个团各抽1 个营组建一支队伍，去创造新的根据地。当时，父亲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认为3 个团各抽1 个营组建一支新的部队，这个意见不妥，是不懂军事的表现。因为要从3 个团各抽一个营，他们互不了解，建立一支新的部队就会有很多困难，应该抽一个完整建制的部队去创造新的根据地。”讲过后，父亲意识到又失口了，不应该讲那位同志不懂军事。会后，父亲主动找少奇伯伯谈心，检查了自己在会上讲话的不合适。少奇伯伯语重心长地说广海东同志，你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正直这是好的。但在工作中，多注意方式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要对方认识你的意见是对的，就要以理服人，尽量做到使人心服口服。尽管你的意见是对的，但由于方式方法不好，使人接受不了，那就不容易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是一种艺术，你要注意加强这方面的锻炼。“父亲深有感慨地说：”少奇同志批评了你，使你心服口服，同时又使你高高兴兴地去接受。我要不是生病，在他帮助下，我的政治理论水平，文化水平都会得到很大提高。“

1944年，日本鬼子曾对津浦路西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当时，父亲住在离藕塘不远的窝子里养病。有的叔叔劝我父亲将我和妹妹送到农民家里“打埋伏”。父亲没有同意，说：“敌情越严重，孩子放在群众家里打埋伏就更危险，也会使群众遭殃。”罗炳辉伯伯、谭震林叔叔派了1 个团来保卫父亲，由文胜生叔叔带领。当夜从窝子里转移到大贾家时，文叔叔想叫我父亲进屋休息一下。父亲睡在担架上，问了敌情和周围的环境后，命令文叔叔：“你赶快派人到后山和村口两处去侦察，然后再决定进屋不进屋休息。”侦察班的叔叔们刚出村口就同日本鬼子遭遇了，他们机警地扔出了一枚手榴弹，发出战斗警报。文叔叔指挥部队，掩护我父亲迅速离开了大贾家。父亲命令部队经珠龙桥。张八岭插入敌后，因日本鬼子到根据地“扫荡”去了，只剩卜伪军看守据点。父亲命令文副团长用话筒向伪军喊话，告诉他们两条：一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方驻地离伪军岗楼仅有几百米远，伪军摸不清我们的意图，完全遵守了这两条原则。我们在敌人后方住了10多天，父亲估计日本鬼子“扫荡”后该返回据点了，就命令部队迅速从敌后又经张八岭、珠龙桥到石灰窑宿营。第二天，文叔叔上山观察敌情，警卫员叔叔带着我一起上了山。我看到山下的村庄一片浓烟，这是日本鬼子“三光政策”留下的痕迹。我们在石灰窑住了3 天。第三天晚上下起大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父亲命令部队马上转移，根据敌情判断，敌人今夜可能到石灰窑来。叔叔们对我父亲的判断将信将疑，又感到这样的天气行军很不方便，便建议是否等天明再走。父亲态度很严肃地说：“部队必须马上出发，不能有半点犹豫。”我们冒着大雨离开了石灰窑。刚出村，日本鬼子就进了村。因为天黑，日本鬼子没有发现我们。父亲接着指挥部队从嘉山县附近越过津浦路，从路西转移到津浦路东根据地。“扫荡”结束后，父亲又从路东回到路西的太平集。父亲指挥作战、转危为安的情况，在人民群众中传为神话般的故事，说父亲能掐会算、声东击西、百战百胜等。

三周家岗战斗后，父亲的病情发展了。1940年1 月，在总结周家岗战斗的经验教训会议上，父亲又大吐血。在病休的日子里，他从未真正休息，只要病情好一点，就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每天看电报看文件。父亲肺部出血是老毛病了：1930年在鄂豫皖苏区时肺部受过重伤：1932年10月“东路游击”时连续23天没有休息，累得吐了血；1937年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又投入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战斗，累得又吐血。这次大吐血，父亲以为和过去一样，休息一下就会好的，谁知病情一天天加重。父亲常说：“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停止呼吸就不给党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他身患重病仍然忘我地工作。组织上和叔叔们要我母亲周东屏去劝父亲放下工作，安心养病。母亲话还未说两句，父亲就发了脾气，说：“东屏同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开除你的党籍。”母亲深知父亲的脾气，他是说到做到的，也就不敢再劝父亲休息了。

l941年春，父亲肺部又在出血，病情十分严重。有时一天吐几百毫升的血，胸部肿得不能盖单被。母亲和医生叔叔用一个铁丝架置在父亲的床上，再把被盖在铁丝架上。父亲病危，后事都准备好了。由于医生叔叔们尽力抢救和父亲顽强的毅力，终于战胜了死神。华中局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将父亲的病危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毛主席。1941年5 月，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一封电报，由彭雪枫叔叔那里转来。电文长达数百字，充满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的亲切关怀。毛主席在电报上亲笔写了“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八个字。父亲听了电报后激动得流出泪来。父亲党性强，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都是坚决服从、坚决照办。他坚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天是塌不下来的。父亲下决心一定要养好身体，报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父亲在淮南地区休养，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怀他的安全，曾指示新四军第2 师领导人张云逸、罗炳辉伯伯，郑位三、谭震林叔叔等，要确保父亲的安全。谭震林叔叔亲自组建保卫父亲的“特2 连”，抽调班排长当战士，连营干部当班排长，调团长程启文任大队长。我记得先后担任“特2 连”连长和指导员的有朱文彬，刘学江、黄锦思许世和工钦、程绍平叔叔等。谭叔叔亲自向“特2 连”交待任务，说尸保卫海东同志，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又对路西地委书记黄岩叔叔说：”要精心给海东同志治疗，确保他的安全。“

1941年5 月，父亲住在路东根据地芦店子休养。陈毅叔叔来看望父亲。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却似久别的挚友亲热无比。父亲早就知道陈毅叔叔。1936年东征途中，在山西省大麦郊父亲陪同毛主席散步时，毛主席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大干部，很有能力，是个好同志，可是在中央苏区坐了‘冷板凳’。”所以，父亲对陈毅叔叔十分尊敬。陈毅叔叔刑‘我父亲也非常尊重和关怀。我虽然当时只有4 岁多，但记得陈毅叔叔来看父亲那天刮大风，戴了一副风镜。我是一个小“土包子”，从未见过这种东西，伏在陈叔叔腿上看出了神。他就把风镜取下套在我的颈上，哈哈大笑说尸小家伙，你喜欢，我就送给你了。“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向陈毅叔叔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说声：”谢谢陈叔叔。“就像得了宝贝似的，连蹦带跳地跑出去了。

四父亲为人正派，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善于团结同志。他没有架子，一直与同生死共患难的叔叔们在一起摸爬滚打，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所以，来自五湖四海的叔叔们有思想问题，有争论或矛盾时，都乐于来找父亲。父亲病后，叔叔和阿姨们都非常关心他，经常来看望，给父亲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使他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力量。

在1945年津浦路西的黄瞳庙反顽战斗中，我军兵力大大超过桂顽军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打成歼灭战，只打了一个击溃战，没有达到预期的战果。父亲非常关心战斗的进展，又从“特2 连”参战返回的叔叔们那里了解到具体情况。战斗结束不久，有七八位团以上的叔叔来看望父亲，他们都为此战没有打好感到难过，同时又埋怨仗没打好，主要是指挥上的问题。父亲非常严肃地问道：“今天来的几位同志，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父亲这么一问，大家全都愣了，心里都在想，首长今天怎么了她们都笑了，回答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接着说：”都是共产党员员，就好说话。“说到这里时，父亲激动起来了，他说：”你们说仗没打好，怪领导指挥不力。我认为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是轻敌，认为我们力量超过敌人几倍，可以闭着眼睛把他们消灭掉；二是互相不配合，你攻我不动，我攻你不动，结果给敌人钻了空子。这不是什么领导指挥上的问题，相反是你们不听从指挥，是失职。要处分，首先处分你们。“这些叔叔听了这番话后，都感到父亲批评得对，句句都在理。他们表示接受批评，回去后认真地检查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父亲这才高兴地笑了。后来在总结这次战斗教训时，正是父亲指出的这两点主要教训。

五父亲是窑工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尊重和重视知识分子。早在鄂豫皖苏区时，他尊重吴焕先、沈泽民、徐宝珊、郭述申等叔叔：“西安事变”期间，他让王首道叔叔、李克农伯伯作他的高参，帮助他做“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1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非常尊重给他讲课的老师们。我记得，1952年父亲在大连休养时，王学文伯伯来看望他。当他见到王伯伯时，行了一个军礼，并尊敬地说：“王老师，您好！”1939年随少奇伯伯到江北指挥部时，父亲曾提议张劲大叔叔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有一次，宋亮叔叔来看望父亲，当时我不知道宋亮叔叔就是孙冶方叔叔。宋叔叔走后，父亲对我们说：“宋亮同志是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是有名的专家。”

在淮南，父亲非常注意抓干部的学习，特别是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叔叔们。他劝他们每天认一个字，不行两天学一个字也好。他一再说：“没有文化不行，你连电报和报纸都看不懂，怎么领会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呢？又如何去带领指战员去执行任务呢严他不但抓干部的学习，也同样抓战士的文化学习。他说，一个部队的战士没有文化不行，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够，必须提高文化水平，才能更好地提高觉悟，提高战斗力。父亲对”特2 连“叔叔们的文化学习抓得很紧，配有文化教员讲课，经常进行测验并督促学习。同时还想了很多办法，抓紧时间学习，如在行军时，每个叔叔背包后都写上一个大字，让后面叔叔认。我记得写的字有”团结友爱“、”打败日本鬼子“、”抗战胜利“、”革命到底“等等。我生长在部队里，战争年代随军行动，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也跟着叔叔们一起学文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淮南根据地编的识字课本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课文。

父亲对自己的学习也抓得很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间休息，毛主席同一些将领们谈心，很风趣地说：“中国有三部有名的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紧接着问：“海东同志，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父亲只读过三年半书，参加革命前做窑工时看过《三国》和《水浒》。他向毛主席说：”《三国》和《水浒》我看过，这《红楼梦》不知是什么意思，没听说过。“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海东同志，你只能算半个中国人。“父亲在淮南病休时，想起毛主席那次谈话，决心要了解《红楼梦》是怎样一部书。他病重不能自己看，就请秘书陈星、黄苏、龙镇、李陵、方曼奇等一段一段地读。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懂就问，一边听小说，一边学文化。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听了两遍《红楼梦》。这时，父亲深有感触地说：”我明白了主席为什么要我读这本书。《红楼梦》这本书写得确实好，特别对封建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人物刻划得活龙活现，使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情况，同时又提高了文化水平。“

六父亲总是况党和人民群众是血肉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是人民忠实的儿子。我记得每当春节时，无论是驻在津浦路东还是驻在津浦路西，当地群众用撑旱船、跳花鼓灯舞、踩高跷、耍龙灯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来给父亲拜年。父亲虽然病重不能起床，仍叫警卫员把他抬起来看一下，并向群众祝贺春节。1944年春节是在路西太平集过的，这时父亲病有好转，已能坐起来了。新四军第2 帅第4 旅连以上的干部集体向我父亲祝贺春节。年初一上午，鞭炮齐鸣、军号嘹亮，100 多位叔叔走过父亲床边，向父亲行军礼。父亲满面笑容地向这些叔叔祝贺春节。这个热闹非常的场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41～1942年正处于抗日战争最困难阶段，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发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父亲对“特2 连”要求很严，处处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检查，要求“特2连”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他对“特2 连”的领导同志说：“要克服面临的困难，要靠我们双手开荒种地，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接着又说：“你们要开什么地方的荒地，先和群众商议一下，千万不要白占群众的耕地。”同时又说：“部队光吃菜不行，还要想办法多吃点肉和其他副食。你们可以养点猪，养点鸡和鹅，养点鱼，争取做到半月改善一次生活。”父亲特别嘱咐：“上山打柴要注意，只能砍树枝和杂树，不能砍大树。‘接着提醒说：”一定不要同群众吵架，让群众砍近处，你们砍远处，处处要为群众着想，我们决不能砸了群众的饭碗。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1942年，我们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房东王大伯的大儿子要成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特2 连’连长和指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徐海东的儿子去拿花烛影响不好，他们不同意。后来，事情报告到我父亲那里，他笑着说：”我看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正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殊，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当把我父亲的决定告诉房东王大伯时，他全家笑得嘴都合不拢。办喜事那天，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来向王大伯贺喜。徐海东的儿子给新娘捧花烛，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晚上，我同另一个小伙伴一起拿花烛，把新娘送入洞房，这件事后来在周围一带传为佳话。

父亲在淮南地区6 年的经历，我很难用文字完全表达出来。父亲生前经常讲起他在淮南地区战斗和生活的情况。他一直十分想念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民，十分怀念淮南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他曾打算一定要回淮南地区看看。不幸的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下，他于1970年3 月25日在河南郑州含恨逝世，他的愿望未能实现。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一颗赤诚的心，将永远与淮南人民连在一起。徐海东三次“让官”记　王江涛　刘卫东说起徐海东大将，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骁勇善战。十年内战中，他的对手——无论是国民党的嫡系亲随，还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都屡屡败在他的手下。抗日战争中，他转战于江南江北，运筹于病榻之下，同样是战功卓著。但他不仅仅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更是一位胸襟宽广、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他的家乡湖北黄陂至今流传着他三次“让官”的故事。

“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1931年的春季，正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紧张进行的时候。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团的兵力，采取追堵并施的战法分路向红军进攻，妄图在五月底以前彻底消灭边区的红军。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在一次战斗中，徐海东跟随着连队一起冲杀，负伤了，而且还伤得不轻；他的左腿连中两发机枪子弹，一颗穿过皮肉，一颗卡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抬下战场后，他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随后他又被送入了红军医院。在缺少麻药的情况下，为了尽快返回部队，徐海东还是要求医生给他动手术。手术后不久，他就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照顾他一个多月的军属陈妈妈（就是陈锡联的母亲）家，找队伍去了。

经过几天几夜的跋涉，徐海东终于找到了部队。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战事太紧，他原先率领的三十八团已经有一个新团长，而且政委也不缺，只缺一名副团长，一下子他这个老团长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师政委让他先在师部休息，把伤好好养一养，等待分配。师政委说：“三十八团已经有团长了。”“那我去当副团长。”“这怎么行？”师政委吃惊地望着徐海东。“这有什么？”徐海东无所谓地说，“团长、副团长不是一样领兵打仗吗？再说，我们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在徐海东的再三要求下，师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又回到了三十八团，一板一眼地当起副团长来。与团长、政委通力配合，胜仗照样是一个接一个地打，徐海东的威名在大别山区传得更响了。

“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就是当官没有瘾”

1933年10月以后，由于“肃反”和王明“左”倾冒险军事路线的指导，鄂豫皖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根据地被分割和压缩成了几个小块，敌我兵力极端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徐海东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战斗生活了几年的大别山区，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还在出征前，部队在罗山段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整编时，徐海东就主动向省委提出请求，自己再担任军长，请中央来的程子华同志当。因为他听说程子华同志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而且他还参加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又曾当过中央红军的师长。他想，不论是从文的方面还是武的方面来说，程子华同志都会比他这个“青山在学”毕业的军长强，这样二十五军就能少受些挫折、少走些弯路，主动要求做副手的举动大家却不一定都能理解。一时间言论也多了起来：“老军长怎么变成副的了？”“还不是被‘老三’（指肃反中被抓的所谓”‘第三党’的人）咬了的。“”不！听说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当副军长的。“

听了这样的议论，徐海东只是笑一笑，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省委书记徐宝珊听到后却静不下来。他知道徐海东性子急，又要强，怕他听了这些话会受不了，就专门去找他，给他解释。听了省委书记安慰他的话，徐海东反倒笑了起来。他对省委书记说：“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以前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干什么不是为了革命呢？想一想以前我还是个窑花子呢！”听了徐海东这一番肺腑之言，徐宝珊大为感动，他深深意识到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徐海东变得更加成熟了！

“大将军衔，受之有愧”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经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听说后心中十分不安。他想，自己在出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后不久就病倒了，1940年以后，几乎就是在担架和病床上度过的，自己并没有继续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怎么能接受这么高的军衔呢？

恰好，周总理来大连，又到他住的文化街75号看他。徐海东一见到总理就说：“总理，我一直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我受之有愧啊！”总理一向钟爱这窑工出身的虎将，爱他的军事才华，更欣赏他胸怀宽广、光明磊落的性格，不由得紧紧握住这位老兵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你不要让了，给你授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决定的，依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作为一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同志几次“让官”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革命和共产党的襟怀。

在徐海东同志身边的日日夜夜　周尚珏胡英波我们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时他刚从大连迁来北京，党组织分配我们负责他的健康。去前，我们得知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已有十九年卧床不起了。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心里多少有些紧张。见面时，出乎意料，他虽然躺在床上，但精神十分饱满。他一见到我们，满面笑容，热情招呼，问长问短，谈笑风生，有时竟大声地笑起来！见到这种情景，我们刚来时的那种紧张心情顿时消失了。

我们开始给他检查身体，首先见到他下颌前边的牙齿全是假的。我们正要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已会意到我们的问题，笑着用手指示左耳后面的伤疤说：“一次战役中敌人的自这里打进，从口中穿出，下牙就被打掉了！”哦，这是多么危险啊！如果子弹再偏里一点，不就打入脑子吗？我们再检查下去，就见身上、腿上、臂上弹痕伤疤竟达十七处之多。我们心中不禁惊讶地想：他是一个多么骁勇，又是怎样从战火中活过来的人呢？但这些弹痕，已成了革命者与敌人生死博斗的见证，都已记人革命史册！而现今折磨着他的身体的病痛却是另一种严重的情况：他患着严重而广泛的肺结核所造成的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症和慢性支气管炎，肺功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平卧在床上，气吁着，唇、指因缺氧而发组，两肺布满湿性锣音，象水泡样随着吸气而鸣响。由于长期卧床不能活动，四肢肌肉都萎缩了。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个严重的肺病病人。唯一不相称的就是他那饱满的精神和特有的爽朗的笑声！

从此，我们就要负责这位受人敬仰的首长的健康了。一方面他的病情是这样的严重，另一方面他的精神面貌又是那样的乐观豁达。我们应当理解这种不相称的表现呢？

以后，从日常谈话中，徐海东同志的夫人周东屏同志给了我们答覆。徐海东同志祖上六代窑工，出身贫寒，但自幼性格倔强，胆大骁勇。由于父母年迈不能扶养，自己不愿寄人篱下，十三岁就离开家乡。为了糊口，到处流浪，做过各种苦累活，真是无依无靠！直至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精神上才有了寄托，看到前途光明！于是在党的指引下，进入部队，努力学习军事，并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参加了革命军北伐。从这时开始，直至一九四○年病倒为止，整整过了十四年极其艰苦的戎马生活。这期间与敌人作战从未间断。在战斗中，徐海东同志虽然身为指挥员，但是常常奋勇当先，率领战士冲锋陷阵，因此身受枪伤比比皆是，使得敌人闻风丧胆！正是这种为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长期战争生活，培养成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徐海东同志对疾病始终抱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原因。

徐海东同志患肺结核是一九三二年发现的。那年八月间，在转战鄂豫皖途中，连续行军作战二十三天未能休息，待休息后第一次咯血。一九三八年在胜利地打下平型关战役之后不久，又投入抵抗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这时发生了第二次咯血。但战争在继续，没有休息和治疗的条件，紧张而艰苦的生活不断地摧残着徐海东同志的身体。一九三九年九月，徐海东同志随刘少奇同志到华中工作，在途经河南竹沟时，发生了大咯血。是少奇同志命令把他抬到江北指挥部的。一九四○年一月，在周家岗战役之后又发生大咯血，从此病倒了。虽然海东同志病情如此严重，但他时刻不愿脱离为之献身的革命队伍，急切想恢复工作。鉴于海东同志病情过重，华东局党委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海东的健康极为关怀，复电海东同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这样，徐海东同志才不得不休息下来。抗日战争的后五年他都是在担架上度过的，但实际上并未停止工作，仍旧参与指挥作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他随后方机关转移到山东。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央指示他离山东赴大连休息（当时大连已解放）。到此海东同志才得到有效的药物治疗。肺结核得到治疗，却遗留下严重的肺功能损害，以致不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了。

周东屏同志的介绍使我们对这样一位病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革命的事业造就了革命的人生观；一位老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就在我们面前。从此我们对他更加热爱，更觉亲切！

八年间我们在徐海东同志处工作，深感到不仅要学习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还要学习他对工作严肃认真和对群众关心爱护的优良作风！

徐海东同志的重病迫使他大部分时间卧床，每天只能分两次坐两、三小时。由于肺功能严重受损，几乎离不开氧气，生活全靠别人照顾。病情本来是不允许他工作的，但是他每天坚持听读文件和报纸，重大问题还要请秘书或有关同志向他详细讲述。出于他的健康情况，我们加以劝阻时，他总是说：“我是中央委员，不参加中央的会议怎么成？”一九六九年召开党的“九大”时，正值林彪对徐海东同志进行残酷迫害的时候。当他接到被选为“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时，心情十分激动，不顾病躯，坚持要参加大会。他认为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出席大会本身就是对敌人阴谋的揭露和打击，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大会。徐海东同志曾讲过：“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他是身体力行这句话的。一九六○年他不顾重病，主动担任了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每天他要用数小时的时间口述或审阅战史文稿，并且经常请编辑人员来开会讨论。这样繁重的工作是他的健康情况所不能承担的。由于过度劳累，一九六二年夏，又突然大咯血。大量的咯血，致使血压下降，心脑供血不足，意识朦胧，病情极为严重。医院组织了抢救组，日夜护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海东同志还安慰大家说，他感觉很好，让大家不要紧张，注意休息。一旦病情稳定，他脸上又露出那特有的笑容！！

徐海东同志极为平易近人，关心群众。闲时，他喜欢和警卫员谈天，讲革命历史，讲战斗故事，谈时事，谈思想，关心同志们政治上的进步。他经常用党的历史和自己的革命经历教育大家，勉励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去时就更高兴了！他谈笑风生，我们也毫无拘束，谈起来真是畅所欲言。大家和首长在一起，总是处在欢乐的气氛中！徐海东同志还很关心群众生活，见面总是问长间短，从家庭到个人，无不关心。有的警卫员家庭困难，他就让周东屏同志设法补助。一九六○年经济困难时期，部队送来了一些黄羊肉，他马上分给大家。我们在那里工作时间晚了，一定要留下吃饭，并总是嘱咐周东屏同志给我们做些好菜吃，然后再用自已的汽车送我们回去。凡此种种，虽然都是些小事，但革命的温暖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一位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自己只留得一付病残身躯的革命家，也未能逃脱林彪的魔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先是从政治上给他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唆使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围攻他，批斗他，妄图把他打倒；之后又从肉体上摧残他，停止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取消我们对他的治疗。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位为革命立了大功，百战疆场未被敌人杀死，久患重病未能丧生的钢铁战士，竟被林彪、江青一伙残害致死了！

一年后，我们得知徐海东同志逝世的消息，照顾过他的同志无不悲愤填膺！知道他在临终前还嘱咐家人暂时不要把他逝世的消息通知我们，以免在敌人还猖撅时使我们受到连累，同志们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沉痛地掉念我们曾多年照顾过的老首长！他那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责任心，以及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老干部作风，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徐伯怕家做客　张明鸣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刮起后，湖北省委“瘫痪”了。我看见爸爸张体学被戴高帽、“架飞机”……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开始了流浪生活。我那时才十五岁，在家想离开家，离开家又想家。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终于回到武汉。舅婆见我回来了，满面笑容，拉着我的手直往里屋走，好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我心想：“老舅婆笑得这么好，准是好事！”到了里屋，舅婆悄悄地对我说：“可出头啦！你老子（二月）十六日到北京去了……。”听舅婆说完我才明白过来，是周总理把爸爸从“造反派”手里要出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了。

第二天，我上街看大字报。刚出家门，就碰上韩东山伯伯（当时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儿，她是特意来找我的。她叫住我，对我说：“爸爸叫我来告诉你，徐海东伯伯来电话，说你爸爸叫你去北京，而且越快越好！”

我半信半疑：“真的？”

“真的！谁骗你不成。”

看她那认真的样子和说话的口气，不象是开玩笑。我相信了她的话，高兴得连声“谢谢”也没说，转身跑回家，向舅婆讨了三十元钱，连夜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直达快车。

二月下旬的北京，正是严冬时节。天空灰蒙蒙的，干冷的北风，吹得人直打寒颤。街头巷尾，贴满了打倒“走资派”、“叛徒”、“特务”的大字报大标语。我下了火车，便直奔爸爸一位老战友家，请季阿姨帮我打听徐伯伯家的住址。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打听到徐伯伯家的电话。要通了电话，徐伯伯知道我到了北京，立即派车来接我。

我坐上徐伯伯的汽车，想起了一段往事：那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冬天，徐伯伯从外地返回北京时，路过武汉住了几天。我那时还小，听爸爸说要带我们去看望“徐大将”，心里还有点儿害伯哩！那次徐伯伯穿一身深色的旧呢制服，坐在圈椅上，一说话脸上就露出笑容，和蔼可亲，丝毫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威风凛凛”的“大将”。回家后我问爸爸：“徐大将为啥老坐在椅子上不动，叫别人抬着他走路哇？”爸爸说：“唉，徐大将战争年代得了严重肺病，连呼吸都困难，怎么能走路呵……”从爸爸讲过以后，我才知道，徐伯伯一直与疾病进行顽强地斗争，甚至躺在担架上还在指挥战斗，是位坚强的、了不起的人民将军！

我正想着，忽然汽车鸣了两声嗽叭，驶进徐伯伯家的院子。周东屏妈妈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呵呵笑着，迎了出来。她象我舅婆那样牵着我的手，领我去见徐伯伯，一边走一边说：“你徐伯伯听说你这么快就来了，简直高兴坏了。他叫人赶紧去接你，叫我给你收拾床铺。你看，床铺好了。这间是你徐伯伯的外屋，这间屋子安静，徐伯伯怕你在家睡不好觉，说要让你在这里好好睡一觉。”

我跟在周妈妈身后，看着那柔软的枕头和洁净的床单，偷偷地抹去滚落在脸上的两滴泪珠，走进了徐伯伯的卧室。卧室里简单朴素，没有一件奢华的摆设。就是一张大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老式台灯和一摞文件；床的另一边立着一只氧气瓶，整个屋子空空荡荡。徐伯伯半躺半坐地靠在床上，脸上没有笑容，似乎心事沉重，在思考什么问题。见我来了，徐伯伯伸出手握了握我的小手，叫我坐在床前，问我说：“妈妈呢，她不能来呀？”

“妈妈还好。她，她在机关，来不了。”我不由得撒了个谎，隐瞒了妈妈被关押、批斗、扫厕所的境遇。

徐伯伯“嗯”了一声，又问我家里其他人和武汉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他们打倒你父亲，你想不想得通？”

我看着徐伯伯，摇了摇头，意思是“想不通”。

“不光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在下面勤勤恳恳干工作的同志，都成了‘走资派’，都打倒了！那些不干工作的人，现在却一步升天，红得发紫。我看红得发紫，是要紫得发黑的！湖北的工作，中央和毛主席过去是肯定的。造反派‘炮轰湖北省委’，江青说什么王任重（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是‘CC特务’，要打倒；张体学工农出身，参加红军时还是个小鬼，没有历史问题，也要打倒，而且连老婆孩子都要跟着倒霉！”徐伯伯眉头紧锁，脸涨得通红，越说越气：“他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我看好人都要被他们打光了！”

周妈妈见徐伯伯喘着气，激动了，忙说：“海东，孩子刚来，说这些干什么？”

“好吧，不说了。东屏，你去给体学打个电话，就说孩子到了，今天太晚，孩子先住在这里，叫他放心。”

不一会，周妈妈打完电话回来，说爸爸一定要让我到他那儿去住。徐伯伯笑了笑，说：“也好，不去体学是睡不着觉的。”我点点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徐伯伯。

当天晚上，我见到爸爸。父子俩谈得很晚很晚。听爸爸说，他一到北京，徐伯伯就打听到他住的地方，把他接到家里，炖了两只肥油油的老母鸡，让他饱饱地吃了一顿。在饭桌上，徐伯伯给大儿子文伯下了道“命令”，让文伯每个星期六告诉厨师做好吃的，接爸爸“打牙祭”。那天，徐伯伯还和爸爸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让爸爸用“两分法”看待自己，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群众运动中的各种意见，要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徐伯伯对爸爸说：“说你是‘三反分子’，我不同意！我们是穷苦人出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跟党走了几十年，现在怎么会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呢？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红的说不白，白的也说不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会给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的。”徐伯伯的话，对爸爸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爸爸还告诉我，要我到北京，也是徐伯伯出于对爸爸的关心而决定的。当时，爸爸虽想找个孩子来和他作伴，但考虑到长时间没有回家，不清楚里的情况，因此有些顾虑，害怕连累我们，不敢和我们联系。徐伯伯对爸爸说：“你就不用管了，我们想办法联系……”临睡之前，我问爸爸：“和我们来往，徐伯伯不怕‘沾边’？”爸爸说：“徐海东可不是那种人！”

严冬过去了，春天来了，爸爸和我成了徐伯伯家的常客。每逢星期六，周妈妈和文伯哥早早就打来电话提醒我们：“今天是星期六，没忘记吧……”。“明鸣，今天星期六啦，你们下午一起床就来，一定要来，不然，你徐伯伯又要发脾气啦！”爸爸和我每次到徐伯伯家，都象回到自己的家，无拘无束，温暖舒适。徐伯伯不是和爸爸谈谈话，就是让爸爸阅读一些文件，了解了解外界的情况。每次吃饭，徐伯伯是一定要穿好衣服，让人把他抬到饭厅，陪爸爸一起吃饭。看到我们吃得香，吃得多，他就满意了。饭桌上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具有大别山风味的瓦罐鸡汤、红间猪蹄、夹干扣肉……却都是徐伯伯特意叫周妈妈准备的。

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都害怕“沾边”的荒唐年月，不光爸爸是徐伯伯家的常客，许多无辜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的老干部，也是徐伯伯家的常客。

当然，到徐伯伯家的客人，也有受冷遇、碰一鼻子灰、很快离去的。记得三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爸爸和我刚到徐伯伯家，突然，在北京开什么会的王效禹打电话来，说他的老婆要来“看望”徐伯伯。爸爸听说这位“革命领导干部”的“夫人”要来，便想告辞回去。徐伯伯坚决不让爸爸走，他命令式地对爸爸说：“饭准备好了，你走什么？你不会拿几份文件，到东屏房里去看！”爸爸“藏”好后，王效禹的老婆来了，但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走了。晚饭时，徐伯伯说：“我最恨那些投机取巧、出卖灵魂的家伙，对这些人千万小心。王效禹叫他老婆来，你晓得他安的什么心？”我心里想：“怪不得王效禹的老婆来去匆匆，原来是徐伯伯懒得理她！”

七月下旬，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当时中央文革成员、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戚本禹，秘密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冲击中直招待所，把爸爸抓走，尔后又抄了徐伯伯的家，并对徐伯伯进行野蛮的围攻和恶毒的诽谤，妄图把徐伯伯打成“勾结党内走资派”、发动“反革命暴乱”的“黑后台”。我听说徐伯伯家被抄，以为这是因为爸爸受到的牵连，心里难受极了。当时见不到爸爸，又不敢到徐伯伯家去，只好含着眼泪给周妈妈打了个电话告别，返回了武汉。

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可亲可敬的徐伯伯了。

后来我才知道，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早已把徐伯伯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他们对徐伯伯既怕得要死，又恨得要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采取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法，罗织罪名，一心要把徐伯伯置于死地而后快。一九六九年十月，他们以“战备”为名，强行把徐伯伯“疏散”到郑州，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著功勋的徐伯伯含冤去世。

如今，每当我想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徐伯伯……

海东受迫害的经过　周东屏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对忠心耿耿为党为民药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海东同志就是被迫害中的一员。

自从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揪海东为“百万雄师”的黑后台及“军内一小撮”以后，一直到他一九七○年含冤而死，受到的迫害是惨无人道的。海东同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经百战，身上被打了十七个洞没有被打死；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出高价悬赏，没有抓到他，而是叫一伙祸国殃民的卖国贼和反革命害死了，这不能不激起我对林彪、“四人帮”无比的愤恨！

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海东同志写信“叫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事情是这样的：海东同志对党的事业关心，按党的组织原则，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和提出自己的看法。海东同志在信中提的三点建议是：（一）中央领导权必须交给那些一贯忠于党忠于主席的人，真正地达到主席所提出的革命接班人五个条件的人；（二）现趁主席、刘主席及其他首长都在，一定把那些危险的“定时炸弹”给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三）在党和主席直接培养教育下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要他们将革命的光荣传统传给接班人。这三条是叫“毛主席下台吗？”是“让毛主席交权给刘少奇同志吗？”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在陈伯达、戚本禹的教唆下，抄了海东同志住地，把这封信的底稿抄去了。奇怪的是抄到了这样重大的“罪证”，却默不作声，对外还否认抄了徐海东的家！

林彪、“四人帮”又捏造说海东同志与贺龙同志密谋“二月兵变”。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当时海东同志的秘书未经请示私自给贺办打电话，将贺帅的国产红旗大轿车要来给海东同志坐。车来时海东同志还在休息，秘书把他叫醒后，才把他将贺帅的车要来的情况报告海东同志。海东同志听了十分生气，严厉批评秘书说：“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做，贺老总工作这么忙还要打搅他。今后做什么事必须要先报告。”贺帅的红旗车已来了，海东同志决定同我和家里人一起去看望贺帅。海东同志很高兴的在贺帅家玩了近一个小时，就返回来了。林彪、“四人帮”就说海东同志这次去与贺帅密谋“二月兵变”。后来又造谣说，徐海东“支持刘震、成钧、张廷发、何廷一夺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权。”当时，海东同志听了感到莫名其妙，他说：“张廷发、何廷一同志我都不认识，我怎么当了他们的黑后台呢？”海东同志的“罪名”一个接一个从天而降，说海东同志“手伸到全国全军”、“在大连召开黑会”、“夺总参和军兵种的权”，说海东同志是“张国焘的黑干将”、“彭罗的黑干将”、“刘少奇的黑干将”，说海东同志“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少奇同志讲得好，“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党中央已把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海东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林彪、“四人帮”迫害海东同志的手段是非常凶狠毒辣的。因海东同志九次负伤，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他们就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对外就造谣说海东同志是病死的，该死的。

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后，停发给海东同志文件，拆除电话，禁止与外界来往。由于海东同志不能自己活动，身边总有警卫员照顾，直接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对于林彪、“四人帮”整海东不服，就办他们的“学习班”。当这些同志坚持自己的看法时，他们就将海东身边工作的乐广田、马贵锁、秦明范、吴世界四位同志及炊事员、管理员等全部调走或复员。为了在精神上折磨海东。他们进行“床前批斗”，用拳头顶着躺在床上的海东同志的额头，逼着他承认一贯反党；逼着他向毛主席请罪。在生活上，他们撤走所有直接照顾海东同志的工作人员后，海东的一切全靠我和孩子们照应。冬天每天只给烧四个小时的暖气，开始烧得烫手热得受不了，突然又抽进凉水，使温度猛然下降。因海东同志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肺结核、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疾病，百分之八十的肺失去了功能，受不了这种折磨。我们只好买了七个火炉子，来保证海东屋内的温度。海东自一九六二年大吐血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离不开氧气。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邱会作突然下令，命令解放军总医院不再供给海东同志一切药品和氧气。我和孩子们向当时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了这一紧急情况。可是几天过去了，犹如石沉大海。不得已我们买了几个氧气袋，乘出租汽车到北京郊区九龙山氧气厂去充氧气，用来维持海东的生命。海东是个久轻风霜的老战士，当他知道了这个严重的情况后，仍然很冷静，为了争取时间，他要我们把氧气放到最低限度。有时因氧气不足，他呼吸很急促，大颗的汗珠从额面上滴下来，嘴唇和手指甲都变成青紫色。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都碎了。海东是个坚强的革命者，但他对这种情况实在想不通，曾伤心地对我说：“东屏，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一个战俘都不如了。”在这种喊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的情况下，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我早就想去找敬爱的周总理，但我得知周总理的处境也是非常困难，而且每天全国有多少事要他操心。海东也一再说，不要去麻烦总理。海东开始发烧了，我们没有治疗的药品，可是也不能眼睁睁的让海东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我要文伯冒着被抓的危险，找到了王震同志，把海东同志被断药、断氧的这一紧急情况报告给他。王震同志不避风险，火速地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四月十二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他立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恢复了对海东同志药品和氧气的供应（周总理的指示现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办的《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中陈列着），这样海东同志才算得救了。

林彪、“四人帮”为了进一步迫害海东，一九六九年一月，将大儿子文伯进行“隔离审查”；又将女儿徐红隔离，不准回家；我的大儿媳黄浦西也被“特殊照顾”送到河南总参“五七干校”。我实在无法，只好将两个孙女由阿姨带回安徽合肥和农村去。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家庭，被拆得四分五散。家里还有一个病残的儿子。我和小儿子文连承担了全部家务。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由于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海东同志被强迫疏散到河南郑州干休所。我们到郑州后，什么东西也买不到，连油、米都不供应。我只好叫文伯从北京把家里的油、米、挂面运到郑州。就在送东西到郑州的途中，林彪死党刘丰派人去火车上抓文伯。幸亏文伯在车上及时发现了情况，才免遭逮捕，终于把急需的东西送到了郑州。随同海东到郑州的秘书，实为监视海东的人，他警告我说，如果文伯来郑州就要抓起来。因为这种原因文伯未能见到他日夜想念的父亲。在郑州他们不给药品，就连常服的酵母片也不给。我叫文伯给在江西的王震同志写信报告这一情况，王震同志极为关心海东，马上寄来急用药品，结果被在江西的林彪死党扣了。韩先楚同志得知海东没有药用，以警卫员的名字，寄来了一些药品。文伯未能见到父亲，他到武汉去找张体学、韩东山同志，请他们帮助给海东买药。文伯到武汉后，得知刘丰造谣说，徐海东在郑州要吃进口药、要吃九斤以上的老母鸡等。在郑州，王新不准干休所的老同志与海东来往，并要这些老同志与海东划清界线，说海东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毕占云同志和刘彩霞大姐帮助我们买了点菜，就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

一九七三年，张体学同志告诉我，周总理主持解决河南问题时，林彪在河南的死党交待说，林彪给了他将“徐海东置于死地”的旨意。他采取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的方法将徐海东置于死地。事实正是这样的。在郑州海东住的房子是多年没有人住过的，一烧暖气灌了满地水，使海东患了重感冒，引起了肺炎。经一五三医院的李士峰大夫积极抢救，病情稍有好转。他们又把李大夫调回，把护士撤走。这样，海东的病就由肺炎发展成肺脓肿。我们要求从北京派医生来会诊，他们拒绝了。我们又要求在郑州请医生会诊，他们采取“拖”的办法，推脱说找不到合适的抗菌素。直到海东临终前才找几个人来会诊，郑州铁路医院一位姓宋的女医生提出了正确的治疗意见，可他们马上把她“轰”走了。海东就这样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了，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冤去世了。海东逝世后，他们还规定：“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写评价、不准送花圈、骨灰盒上不准覆盖党旗。”

三在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时期，海东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六九年国庆二十周年，海东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作出了豁出去的准备，他想在天安门上见到毛主席时，把他对林彪一伙的看法当面揭出来。但是，林彪一伙扣了海东上天安门的请柬，剥夺了海东见毛主席的机会。海东遭受打击迫害时，反复教育全家说：“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野心家、阴谋家们会暴露出来，肯定长不了。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遇到的困难比现在大都战胜了，要相信我们党会战胜他们的。党和人民了解我，毛主席、周总理了解我，知道我徐海东是个什么人。我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我不怕半夜鬼叫门。但是，我身体不好，这一天恐怕看不到了，你们是能看到的。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海东讲的现在已实现了。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彻底为海东平反昭雪，并作了公正的评价；邓小平副主席亲自主持了追悼大会。海东，你可以含笑于九泉了。我和孩子们一定继承你的遗志，学习你的革命精神，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浅谈徐海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徐占权徐海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坚持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多次打破了敌军的大规模“清剿”、“围剿”等，体现出了他机智灵活、多谋善断、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一“诱敌深入”，“先疲后打”，是徐海东军事指挥艺术的显著特点。1935年4 月20日，蒋介石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苏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25军和摧毁鄂豫陕苏区。面对敌军的大举进攻，徐海东根据程子华所介绍的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和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坚决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充分利用苏区内的人民、地理等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调动敌军，分散敌军，疲惫和沮丧敌军，造成和发现其过失，乘机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以粉碎其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中共鄂豫陕省委采纳了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6 月初，徐海东等率领红25军由湖北郧西二天门出发，北上商县地区，直插敌东北军第67军侧后雒南庾家河（今属丹凤）一带，迫敌改向北进。6 月中旬，徐海东等为了进一步调动、分散和疲惫敌车，率领红25军包围了商县县城，攻占了富水关，占领了青山街，并乘胜于16日袭占荆紫关，夺取了敌第44师的后方补给站，打乱了敌军的“围剿”部署，并使“围剿”之敌疲劳、沮丧，士气低落、逃亡、疾病严重，减员很大，特别是敌第44师多数连队都减员三分之一以上。紧接着，徐海东率领红25军西进，6 月25日进到鄂豫陕苏区边缘的黑山街，7 月1 日进入苏区中心区袁家沟口地区设伏，待机歼敌。7 月2 日，当尾追之敌警备第1 旅进入红25军的设伏地域后，徐海东指挥红25军突然向其发起进攻，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300 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徐海东在率部参加的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江以北地区的作战，都坚持运用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实行先疲后打，连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二实行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徐海东指挥红军作战的基本战法，也是他军事指挥艺术的又一重要特点。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时，曾明确指出：“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我们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对此，徐海东有深刻的感受。

1932年11月12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由于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忽视了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实际，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他们为了实现中共临时中央制定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他们错误地认为：敌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已经走入失败的地位”，“农村中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起来”，我们今后的总任务是消灭苏区内的敌人，“夺回中心城市，迅速的与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的苏区的游击战运动战打成一片”，“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造成战胜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又错误地认为：在鄂豫皖苏区的敌军已处于守势，红军进入“反攻时期”，要求红军实行冒险进攻，迅速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并于1933年3 月7 日发出《鄂东北通讯》，号召苏区广大军民“趁热打铁”，“夺回中心城市”，“首先夺回七里坪、红安县、新集、宣化店”，“恢复整个苏区”。徐海东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脱离鄂豫皖苏区实际的决定，坚决反对冒险进攻七里坪等中心城市。他指出：“围剿”鄂豫皖苏区之敌总兵力这时仍有15个师零4 个旅，加上地方反动武装，超过红25军近20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无改变；苏区的全部城镇和交通要道及广大农村仍被敌军控制着，敌军仍在加紧构筑堡垒，不断进行“追剿”、“进剿”、“清剿”，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七里坪是鄂东北地区的重要集镇，南有大小悟仙山（亦称大小雾咀山），西、北有倒水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特别是敌军于1932年12月占领七里坪后，即在其周围加紧构筑碉堡、围墙、壕沟，设置鹿砦、铁丝网，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对红军的进攻造成很大威胁，尤其是红军没有重武器，难以攻克。他坚决主张实行运动战，在运动中不断调动敌军，并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趋利避害，创造战机，打击敌人，削弱其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然而，省委拒绝采纳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贸然命令红25军于1933年5 月2 日向七里坪发起围攻，至6 月13日，历时43天的七里坪战役宣告失败，红25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部队却折损过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随后，又在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中，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形势更加严峻。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中共鄂豫皖省委，使其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些严重错误，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确实是山于没有彻底了解四次‘包剿’以前省委的‘左’倾错误所形成的”。10月16日，省委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全面检讨了省委的工作，作出了关于党、政权、红军、群众丁作等方面的决议，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并坚决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徐海东按照省委确定的新的斗争方针，会同吴焕先等率领红25军等，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广泛实行运动战，纵横驰骋于鄂豫皖3 省广大地区，先后胜利地进行了长岭岗、太湖等战斗，打破了敌军3 个月“围剿”汁划，恢复和开辟了朱堂店、陶家河根据地，显示了运动战的强大威力和徐海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中，打击的目标主要是运动之敌或立足未稳之敌。在七里坪战役之前，他在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土平章的领导下，乘敌第35师孤军冒进、装备较差、情况不熟、立足未稳之机，指挥所部会同友邻部队在河南光山西南的郭家河（今属新县），全歼其第103 旅第205 团及其第104 旅第207 团2 个团，取得红25车重建以来的首次大捷，给大规模划区“清剿”之敌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鄂豫皖苏区军民的斗争决心和胜利信心。

另外，当着敌人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时，徐海东即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调动敌于运动之中予以歼灭。劳山战斗的胜利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9 月15日，他同程子华率领红25军长征到达陕比苏区后，于18口同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他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9 月26日，蒋介石发现红25军到达陕甘苏区，并获悉中共中央正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兼程北上，惊恐万状。为了阻止红一方面军同红15军团会师，并消灭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刊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与此同时，他先后调集13个帅零5 个旅的兵力，对陕甘苏区加紧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摧毁陕甘苏区。据此，敌东北军第67军由中部（今黄陵）向北进犯，军部率第107 师、117 师进驻富县、洛川等地，第129 师一部进驻甘泉，第129 师主力和第110 师进至延安。为了打退东北军第67车的进攻，徐海东等鉴于其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围城扪。援的战法，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主力利用大小劳山的有利地形隐蔽集结，伺机歼灭由延安回援甘泉之敌。10月1 日，敌东北军第110 师师长何立中率2 个团从延安沿公路南下，回援甘泉，途中留1 个团以便策应。是日14时，其先头部队进至红军设伏地域，徐海东当即命令第81师1 个团向该敌发起突然攻击，并切断其前进道路；红78师骑兵团适时出击，又切断其退路；红75师和红78师主力从公路两侧向敌发起进攻，经5 个小时激战，将敌今歼。是役，红军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3700余人，缴长短枪3000余枝，轻重机枪180 余挺，炮12门，战马300 余匹，电台1 部。接着，红15军团主力南下，于10月25日，再歼榆林桥守敌第107 师第619 团和第620 团4 个营，俘敌团长高福元以下官兵18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为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运动战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因此，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时，首先妥善地处理了“打”与“止”的关系。特别是在红军实行退却、转移、佯动、奔袭、迂回、追击时；当面之敌的兵力过大，或占领巩固的阵地，或各路敌军靠得很紧，刁；好打时：有时战斗打成僵持局面，为避免陷入被动，他都主动地率领部队走。但是，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消灭敌人创造战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点上。”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进行运动战，必须忍耐待机。徐海东指出：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必须善于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忍耐待机。并加强侦察，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适时发起攻击。在袁家沟口战斗中，为了分散敌军，徐海东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毅然率领红25军西进至苏区中心区袁家沟口地区设伏，终于达成了战斗的目的，全歼警备第2 旅，彻底粉碎了敌军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再次，徐海东在进行运动战中，坚持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运用广泛的游击战，也不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等多种作战形式，从而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显示出他的杰出军事指挥才能。

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是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他以弱胜强、屡挫强敌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曾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尘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只有给敌以歼灭性的扪‘击，才能有效地减杀敌人的锐气，才能获得较大的缴获补充自己，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战争的胜利。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始终坚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根本原则。他认为战争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具有很大的盖然性。无论是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下，他都始终保持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兵力，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主力使用于一个方面，在战役战斗中形成兵力的相对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和保持战场的主动权，夺取战争的胜利。诸如在榆林桥战斗中，他鉴于敌东北车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以一部兵力包围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集中主力隐蔽集结于大小劳山的有利地带，伺机歼灭山延安回援甘泉之敌。结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另外，红25车和红28军的郭家河、潘家河、葛藤山、长岭岗、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和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也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实践证明，这一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所指出的：“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避强击弱，出敌不意，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所紧紧把握的重要关键。在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他认为弱小的红军对于强大的敌军作战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拣弱的打。如在郭家河战斗中，徐海东会同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认真地考察了敌第35师刚到郭家河地区接防，它对情况不明，且立足未稳，孤立、突出，装备比较落后，战斗力比较弱，周围敌军又不易迅速增援，等等，即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一举歼其2 个团，取得了红25军重建以来首战的重要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为尔后的反“围剿”胜利作战奠定了良好基础。

采取迂回包围，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主要战法。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总是采取四面、三面，至少两面包围的部署。即以一部兵力置于正面，主力从敌人翼侧迂回，断其退路，从敌人侧后发起攻击。与此同时，还控制了强有力的预备队，随时准备追歼突围之敌。从而取得了反“清剿”、反“围剿”作战的接连胜利。

速战速决，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所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认为：在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兵力弱小，而且武器装备没有来源，打破敌人一次“围剿”之后，又必须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敌人每次“围剿”，不仅兵力多，而且队势又较密集，红军打其一路或一部如不能速战速决，敌人则将迅速靠拢，不但难以解决战斗，反而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因此，他在指挥红军作战的战役战斗上始终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实行速战速决。如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他在石塔寺战斗中集中了红25军的主要兵力，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击溃敌警备第2 旅5 个营，毙伤其200 余人，伤其旅长张飞生，俘团长以下官兵400 余人，缴获长短枪500 余支，胜利地打退了敌军的追击，并创建了华阳根据地。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时，他在袁家沟口战斗中集中了红25军的主要兵力，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全歼敌警备第1 旅，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围剿”。这种战役战斗上的速战速决，不仅支持了红军战略上的持久战，而且也显示出徐海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徐海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实质，充分体现了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进行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这也是他指挥弱小的红军屡挫强敌的力量源泉。他认为：红军的作战，是群众性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只有密切依靠人民群众，广泛进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因此，他在指挥红军作战时，特别重视争取人民群众的积极赞助，一分善于选择良好的阵地、进行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并采取出敌不意、打敌不备、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和广泛运用袭击，伏击和远距离奔袭等战术手段，充分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不怕牺牲涟续作战，等等。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红15军团的劳山战斗、榆林桥战斗的胜利，等等，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所取得的，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总之，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所表现出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和他所创立的、并被斗争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成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他诞辰100 周年，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的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永远保证“打的赢”和“不变质”，更好地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徐海东的“三问”　姜少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叱咤风云的徐海东大将，为革命事业累垮了身子，长期住院疗养。每逢有同志前去看望，他总是念念不忘地要询问人家三个问题：一是政治上犯错误了没有？二是经济上贪污了没有？三是同老婆离婚了没有？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点超乎常情，不尽人情，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相见，怎么也要留点面子，讲点客套，板着面孔提“三问”，是不是太有点不近人情了？但是通过这开门见山，同时也是切中要害的“三问”，我们分明看到了这位老将军对革命、对人民、对同志的拳拳心、浓浓情、深深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徐海东大将的“三问”于今仍有很强的教育警示意义。政治上犯错误了没有，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一个政治态度鲜明不鲜明、政治头脑清醒不清醒、政治立场坚定不坚定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人的一生不可避免地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不能犯政治错误。道理很简单，政治上不坚定，就必然导致政治信仰的丧失，政治原则的放弃，政治纪律的违背，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绝非儿戏。再说这经济上贪污了没有。无数事实表明，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人之所心头变昏，眼变花，嘴变馋，手变长，心变黑，则往往是从贪占开始的。同老婆离婚了没有，似乎有干涉人家婚姻家庭生活之嫌。其实，老同志们都知道，50年代，曾一度出现了部队军官离婚的风潮，他们当官了，掌权了，神气了，于是瞧不起“土里土气”的妻子了。这种在特定的环境下出现的不良现象曾严重影响了人民军队的形象与威望。因此，“同老婆离婚了没有”实际上就是成为能否过好“美人关”的代名词，是检验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晴雨表”。

如今时代不同了，但如何过好政治关、金钱关、美女关，仍然是摆在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严肃课题。近年来，陈希同、王宝森、孟庆平、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高官的纷纷落马，都是因为没有过好这三个“关口”而失足成为历史的罪人。而要过好三关，就必须要真正像徐海东大将所期望的那样：革命胜利了，当思来之不易，永不脱离群众，永远艰苦奋斗，永葆政治本色。以自己的模范言行，扎实做好“三讲”的表率，积极实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做“三个代表”的要求？

海东同志在病中　黄岩每当忆起与海东同志朝夕相处的日子，许多感人肺腑的往事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三二年的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在安徽叶集召开了红军占领正阳关的庆功会上，红四方面军的负责人把我介绍给徐海东同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高大魁梧的身材，两道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讲起话来，一口湖北口音，但铿锵有力，非常生动。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可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师长了。我早已慕名这位打仗勇敢、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今天看到他，心里格外高兴，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以后，我又陆续和海东同志见过几次面，印象最深，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当时，日寇由南京、明光、蚌埠等地出动二千余人向津浦路西、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扫荡。驻古河的桂顽专员及其部队闻讯而逃。而我新四军四支队在徐海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于周家岗、玉屏山等地与敌人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激战。敌人死伤一百六十余名，俘敌三名，敌人被迫仓皇而逃。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宣传。由于紧张的战斗使海东同志疲劳过度，旧病复发，肺部大出血，使这位意志坚强的人不得不暂时离开战斗部队。新四军军部决定他到安徽藕塘一带疗养，由团长程启文同志率一加强营保护他的安全，并配给他一个卫生所。就这样，海东同志化名“李副官”来到了藕塘一带，我当时是新四军四分区政委，我们的部队常在这一带活动，所以和海东同志见面机会较多。海东同志虽在病中，但他总想为党为人民多作点事，一边养病一边工作，关心群众生活，关心干部的思想情况，关心部队的建设。他经常让医务所人员给老乡看病，而常在他身边的只有他爱人周东屏同志。在他的提议下，随他行动的部队常给老乡抢收抢种，挑水送柴。新四军的干部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有思想问题、有争论或矛盾时，都乐于找海东同志解决，他总是耐心诱导做说服教育工作，告诫他们要搞好团结，使争论的双方都心服口服，使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屡打胜仗。

藕塘一带是三角斗争区，有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鬼子，斗争十分复杂。新四军二师师部住在津浦路西一带，一些团以上的负责同志肖望东、张劲夫、余立金、成钧、梁从学等经常来看望他。我们和他见面后，海东同志总要询问军情及形势，同我们谈部队的建设、打鬼子和打国民党顽固派的经验和战略战术。我们在他面前毫无拘束，畅所欲言。由于海东同志战功显赫，威名远扬，敌人总想千方百计地寻找他的踪迹。我们大部队要打仗，经常在海东同志身边的队伍只有一营兵力，我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新四军二师政委谭震林同志到分区来时对我们说：“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军队的一面旗帜，不能倒，也不能给敌人抓去，要精心给海东同志治疗，确保他的安全。”因此，我们总想多派些部队保护他，但他坚决不肯，说不要分散部队的战斗力，他自有对付敌人的办法。海东同志充分估计到当时的形势，采取了经常变换住处的办法与敌人捉迷藏。当地群众得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就直接送信给他。所以，敌人虽然经常围剿，但也经常扑空，反而使我们大部队掌握了主动权，常常歼灭敌人。海东同志见到我们时风趣地说：“没想到我这个病人还能吸引这么多敌人的兵力，这也是对革命的一点贡献呢！”

海东同志的谦虚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虽然负伤多次，亲自指挥过几十次大小战斗，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将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伟大的党，归功于伟大的人民。在一次闲谈中，我讲到直罗镇大捷毛主席称他是“有大功的人”时，他连连说这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领导得好，他还特别提到彭德怀同志是他学习的榜样，他说彭总指挥果断、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平易近人。彭总的西北保卫战真是立了大功，我们都应向彭总学习。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海东同志立足于藕塘一带，病中指挥战斗，使新四军在津浦路西一带的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的队伍。

解放后，他搬到北京，我也常去看他。那时生活条件好了，地位高了，但他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外，从不要国家照顾，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在他的病稍有点起色的时候，就急着去各地参观学习、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海东同志在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离开了我们。他留给我们的是崇高的革命品质，顽强的战斗意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这些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徐海东同志的英名将留芳百世，光照人间。

大事年表1900年6 月17日，生于湖北省大悟县（原黄陂县）夏店区徐家窑一个六代窑工家庭。

1909年春，在原籍喻家祠堂上私塾。

1912年，辍学，在家随哥哥学手艺当窑工。

1924年夏，共产党员吝积堂回黄陂开展革命活动。在吝积堂同志帮助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1925年4 月8 日，经吝积堂、李树珍同志介绍，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派他到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担任副班长、中士班长。

1926年4 月，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经党组织同意，离武昌，南下广东。

5 月，在广东韶关附近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代理排长。

8 月，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率领一个排，歼灭军阀吴佩孚四个炮兵连，受到全师通令嘉奖，被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后又参加进攻武昌等地的战役。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党组织帮助下离开武汉，返回黄陂家乡，开展革命活动。

6 月，被中共黄陂县委任命为河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领导农民自卫队打击地主反动武装。

7 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河区区委决定农民自卫队分散活动。返回徐家窑，以窑工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8 月，党的“八七”会议后，在窑工中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在徐家店、上屋湾和邓俞咀建立党支部。

10月，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鼓舞下，与田道生、丁彩光、田耕三一起，组织领导攻打夏店雨坛寺“缉私营”的武装暴动。夺得武器后，重新整编农民自卫队，转移到陂孝交界之苎麻岭山区打游击。

11月，奉黄陂县委命令，率领农民自卫队参加支援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黄陂重建党的工委，担任工委领导下的游击大队分队长。

1928年秋，任黄陂县委常委、军事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

1929年初，领导夏区“年关暴动”。失败后，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29年底，鄂豫边区党委将游击队组成五个教导队，任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

1930年4 月，任黄陂县赤卫队大队长。

5 月，任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

10月，任黄陂县补充六师（实际上是赤卫队）师长。

1931年2 月，第五教导队编入中共鄂豫皖军委警卫团，任警卫二团团长。

3 月，警卫二团改编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任团长，后任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

1932年5 月，任红四方面军独立四师师长。

7 月，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

9 月，任鄂皖工作委员会委员。

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二十七师来到金家铺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领导的英山独立团、六安、霍邱、霍山独立营会合，组成东路游击师，任副司令兼师长。后改编为红二十七军，任七十九师师长。

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任七十四师师长。

1933年2 月，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

5 月，对省委关于围攻七里坪的错误决定，提出反对意见，未被采纳，围攻七里坪失利，部队损失过半。

6 月，七里坪撤围后，红二十五军向皖西转移，在皖西坚持斗争。

10月，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向鄂东转移，途中被敌人切断，率七十四师一部折回皖西。皖西北道委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任军长，在皖西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到达鄂东后，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增补为鄂豫皖省委委员。

1934年4 月，与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会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

5 月以后，与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七月至十月的三个月“围剿”计划。

11月，根据中央指示，为准备长征，与吴焕先等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从皖西转移到鄂东北。

11月11日，省委遵照党中央指示，决定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长征。改任副军长。

1935年初，在鄂豫陕省委（由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开展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和吴焕先、程子华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广泛发动了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

7 月，红二十五军跨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鄂豫陕省委在陕西子午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西征，配合中央红军北上。陕南留部分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

8 月，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陇东地区的泾川，政委吴焕先同志英勇牺牲，代理红二十五军政委和鄂豫陕省委书记。

9 月，在陕北豹子川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

9 月18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苏区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任军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

10月，率领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

11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到陕北甘泉县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等同志。

11月3 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徐海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

11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并肩战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2 月，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举行东征。他率领红十五军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同志决定两军团分路活动。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逼近太原，直取晋西北。

5 月，东征军回师河西。红十五军团回到陕北略事休整。中旬，奉命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10月8 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他奉党中央命令，对张国焘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率红十五军团一部与红一军团并肩战斗，夺取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12月7 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徐海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命令红十五军团立即由甘肃海原县出发开赴商州，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共同防御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1937年2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实现了国共合作，红十五军团奉命由陕西商州、雒南开赴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

8 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

9 月，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后，率三四四旅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

10月，平型关战斗结束后，随朱德、彭德怀同志参加晋东南粉碎日寇九路围攻的战斗。

1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和王震同志率部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

1938年6 月，指挥町店战斗，歼灭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一个联队，毙伤日军近千人，并击退来援之敌。

8 月，病倒在华北战场上，后回延安休养。

10月，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列席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后进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39年8 月，跟随刘少奇同志到华中开展工作。

9 月15日，离开延安。奔赴华中后，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艰苦转战在皖东一带。

12月，在皖东周家岗，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日寇激战三昼夜，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后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任华中局委员。

1940年1 月，由于紧张的战斗生活，劳累过度，旧病复发，病倒在皖东战场上。

5 月，在安徽省津浦路西根据地休养。

8 月，在江苏省淮安一带休养。

1946年8 月，在山东诸城、莱阳等地休养。

9 月，从山东到大连市休养。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四年又连任两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疗养期间，写了几篇重要回忆录。

1955年9 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1956年9 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大”后，从大连回到北京。

1958年，病情稍有好转，到湖北参观访问，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主编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向编委会提出，一定要写党、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个人。

1962年，红二十五军战史编成后，又一次累得大吐血，病危九天。

1969年4 月，带病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团委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10月25日，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强行“疏散”到河南省郑州市。

1970年3 月25日，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含恨逝世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