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谭政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谭政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05谭政》


第一章天下宽世事艰将军初出山

1916年。

湖南湘乡。

山峦绵延起伏，楠竹郁郁葱葱。一条山间小路，弯弯曲曲长又长。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年绅士埋头前行，他的儿子紧跟其后，还有一个人挑着一担行李远远地跟在后面。中年绅士一边走，一边忿忿不平，埋怨世道多舛：“这世道真是越变越不像话了，千年古训也是可以随便亵渎的么？世世代代的读书人，读的全是《千字文》、《四书》、《五经》。什么‘洋学堂’，尽讲些什么政治，宣传什么‘革命’，学习民族英雄。照这样子下去，读书的学生，岂不都成了‘乱世’英雄？”中年绅士这番话是讲给后面的儿子听的。“还有那个黄先生，”中年绅士接着说，“简直是离经叛道，教得学生荒了学问，足了野性，误人子弟呀！”中年绅士一路走，一路数落“洋学堂”的不是。乡间蒙馆改学堂已经两年了，看来这位中年绅士思想蛮保守的。

儿子大约十岁上下，父亲的话全然没有听进耳朵里。一双黑亮的大眼睛东瞧西望，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这是楠竹山村通往二都柳树铺的乡间小路。时值初夏，艳阳高照，微风习习。山间峰回路转，小溪流水潺潺，路边青青稻谷，鸟语花香。十岁的儿子第一次走出偏僻的楠竹山村，一切新鲜无比，开心极了，哪有心思听父亲的唠叨。何况，儿子幼小的心里有一本和父亲不同的帐：以前在蒙馆读书，之乎者也，成天摇头晃脑读死书，直读得昏昏噩噩。现在读初小，那位黄笃植黄先生不教读古文、啃八股，而是使用白话文的《国语读本》，他讲历史、地理课时，总是结合课文讲些有趣的故事，什么戊戌变法维新，什么英国侵略者向中国倾销鸦片，林则徐禁烟等等，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另外，蒙馆改成初级小学，还增加了算术、自然课。父亲怎么说“洋学堂”不好呢？

中年绅土回头看了看儿子，见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更加忧心忡忡。他本是个乡间绅士，又是主持谭氏家族祠堂的族长，受过正宗的儒家教育，骨子里流的是封建文化的血，还曾经教过私塾，所以如今这废“读经科”、兴小学堂，实在有违孔孟之道。眼前自己的长子离孔孟之学越来越远，唉，世道乱哄哄的，学问也乱哄哄的。自己为此伤透了脑筋，生怕儿子学坏，于是多方打探，东奔西跑，终于得知二都柳树铺还有个没有被查禁的私塾。他决心把长子送往二都柳树铺的私塾，让儿子学好孔孟之道，以解天下，出人头地。这不，他正领着儿子去二都柳树铺。十岁的儿子，哪里知道父亲的一片苦心，他只知道，终于离开家门，走进了一个新鲜的天地。“世名，二都柳树铺到了。”中年绅士回头告诉儿子，并用手向前一指。那个叫世名的孩子眨眼望去，二都柳树铺近在眼前。那是一个铺面不少，比较繁华的村镇。中年绅士带着儿子世名来到了一幢宅院前，敲响了大门。这是一幢旧式建筑的宅院，前排三间房，后排三间房，共两进，两边则是横堂屋、卧房、厨房、杂屋之类。看得出，这是个大户人家。中年绅士与这户人家乃是至交，他知道这家老太爷陈益怀是个传奇人物，他自幼武艺高强，因家贫无以为生，年轻时投入湘军，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一直做到了湘军管带。后来，他对湘军充当朝廷帮凶、赶杀太平军将士的做法不满，认为与民为敌，与国无益，于是愤然弃官，携带夫人，解甲归田，成为这一方名士。老人性格豪爽，乐于助人，闻名乡间。而且，中年绅士知道，老太爷的夫人也是女中豪杰，曾出入军中，跨马挥刀，飞骑射雁呢。自中年绅士父亲这一辈，两家便结为至交，现在他与老人的儿子陈绍纯也关系甚密。陈家长孙庶康还是他介绍，在谭家祠堂蒙馆读过几日私塾呢。如今，儿子来二都柳树铺读私塾，他打算让儿子寄住在陈家，自己也放心。“你找谁呀？”一个俊秀的小姑娘开门问道。“我是楠竹山村的谭润区，来探访培芝大叔和绍纯兄的。”“啊，请进！”小姑娘领客人进了后院。一边走，一边喊：“爷爷，楠竹的谭叔来看您老人家了。”中年绅士谭润区进了正屋。

恰好，老太爷陈益怀与儿子陈绍纯都在。三人寒暄一番，便一一落了座。“秋葵，给谭叔端茶来！”陈绍纯向开门的小姑娘发话。小姑娘应声而去。“这是我的四女儿秋葵。”陈绍纯又向谭润区介绍。不一会儿，秋葵端茶来了，她用双手将茶递给了谭润区：“谭叔，请用茶！”“哦！”谭润区接过茶杯，忍不住向陈绍纯称赞道：“这孩子小小年纪，这么懂礼貌。绍纯兄，你家教有方啊！”“哪里，润区兄过奖了。”一阵攀谈过后，谭润区谈起了长子世名上私塾的事。陈益怀老人一听，立即一口应承下来：“成啊！世名的祖父不在了，他孙子念书的事我还能不管？”“绍纯，”他转头告诉儿子，“既然润区舍得把世名送来念书，就收下他吧！”陈绍纯点头称是，并说：“润区兄，请放心，我会把世名当亲生儿子对待的。”于是，谭润区将儿子谭世名留在二都，回家去了。那个叫谭世名的孩子开始了在陈家的寄宿生活。陈家大院。谭世名正与秋葵等弟妹嬉闹。陈家人丁兴旺，秋葵兄弟姐妹一大群。

谭世名感到，与这么多小伙伴生活在一起格外地快活。有时候，老太爷陈益怀还打开话匣子，讲述一串串征战拼杀的精彩故事，谭世名每次都听得如痴如醉，而且不停地问个究竟才作罢。放学回家时，陈家小伙伴常常是在老祖父老祖母的指点下，舞棍弄棒，谭世名就在旁边喝彩观战，好不快活。谭世名很快融入了陈家那充满亲情的氛围里。一天，谭世名正在听老太爷陈益怀讲故事。忽然，陈家长孙陈庶康从东山学堂回来了！谭世名一听，赶紧去找庶康大哥。世名曾与庶康大哥同在家乡楠竹七星桥蒙馆读私塾，后来，庶康大哥去了东山学堂读书。世名羡慕极了，但是父亲不许他读这种洋学堂，却把他送到二都读私塾。世名一见庶康大哥，亲热地握住了他的手。陈庶康早就听说世名来自己家寄宿读书了，他与世名少年朋友，亲密无间，如今久不相见，十分高兴，两人立刻攀谈起来。世名早就有报考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愿望，他很想从庶康大哥那里听到有关东山学堂的情况。“康兄，我早就想考取东山学堂了，可是父亲不准，又把我弄到了二都啃古书、做文章！”世名急切他说道。“世名，”庶康说，“你不要性急，要慢慢地做父亲的工作。”

“不过，”庶康话题一转，“这个东山学堂你还是要争取考上。”接着，庶康详细介绍了东山学堂的情况。他最后说：“在这个学堂读书，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最有教育意义。我们在学校学的是白话文，还有数学、自然科学、英语、音乐课、体育课哩。另外，学校还附设了军事课，早点名，晚训话。学校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为什么中国受穷的道理，讲封建皇帝腐败，丧权辱国，所以外国人侵略我们，中国人民遭受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双重压迫！学校还有一些书刊、报纸，专门讲全国发生的事情……”世名听得入迷，更加向往这所高等小学堂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取东山学堂，像庶康兄一样。陈庶康还告诉世名，他现在已经改名叫陈赓了。不久，陈庶康——陈赓因反抗父母包办婚姻，毅然出走，投奔湘军。后来，他考入黄埔军校，从此揭开了人生历史上的辉煌篇章。1955年，他步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之列。春去春又来。转眼间，谭世名已经在陈家寄宿三年了。楠竹山村。山青水秀，竹林丛丛。几幢灰色瓦房矗立村庄中央，分外醒目。这院落，庭院宽敞，小院套大院，正房厢房、书屋厅堂，屋后还有个小菜园。院子的大门是牌楼式的，两扇红漆大门上雕刻着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谭世名兴冲冲迈进了这院落的大门，三年私塾期满，他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了。母亲听说长子回家了，抹着眼泪笑了。欣喜并没有持续几天。谭世名向父亲谭润区提出要考东山学堂。父亲又一次一口拒绝了。父亲有父亲的打算。

他与兄弟刚刚分了家，自己一家六个儿女，加上他们夫妻，八口人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长工解雇了，但自己这个“秀才”不会使牛耕田，家境出现困境。

世名是长子，自然要负担一份责任。当然，这是次要的。关键是他觉得世道混乱不安，把儿子放出去，是不会回来的！谭世名又不得不按着父亲的意愿，啃读古文两年。这两年里，谭世名学会了“斗争”，他不甘心被关在家里读死书，钻“古董”，做文章，而是趁父亲不在的时候，走出家门，到七星桥小学找黄老师探听消息，借阅报纸，观察时局的变化。谭世名求学报国之心更加强烈。每年东山学堂招考新生，他与父亲总要发生一个回合的斗争。日子一久，他开朗的脸上逐渐失去了笑意，变得沉默寡言了。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丈夫的脾气她又知道，怎么办呢？这时，父亲谭润区为拴住儿子的心，决定为儿子找个媳妇。谭润区相中了二都柳树铺好友陈绍纯的四女儿秋葵。他哪里知道，儿子谭世名在陈家寄宿三年，与秋葵姑娘两小无猜，互生恋意，早就好上了。有时，秋葵的小弟弟来谭家找谭世名玩，实际上是为秋葵和谭世名互递情书和信息！父亲不让自己上学堂，谭世名就写信给秋葵诉说自己的心情。而秋葵便让小弟给世名捎信安慰。如今，听说父亲准备托人到陈家说媒，谭世名既高兴又有点失落，因为父亲是不想让他上学堂，才给他提亲的。谭、陈两家门户相当，又是世交，因此时间不长，谭世名就和秋葵订了婚。转眼到了五月，秋葵的祖父陈益怀因病卧床不起。老人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便对身旁的儿子陈绍纯留下话：“世名是个好后生，将来世名和秋葵是一对好夫妻。对于世名升学的事。你要出面管一管。润区这几年家里有点困难，他和你己是儿女亲家了，他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你应该想办法接济，如果世名升学有困难，你就给包下来！”不久，老人溘然去世。

陈绍纯遵从父亲遗愿，亲自来找亲家谭润区，商量世名求学的事。陈益怀老人的遗言令谭润区十分感动，他终于答应让世名去考东山学堂，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世名必须先和秋葵完婚！世名很快将消息转告给秋葵，秋葵是个十分懂事、贤惠的姑娘，她羞怯地答应了。这年五月，谭世名和秋葵结了婚。接着，谭世名投入紧张的复习中，准备考东山学堂。

湘乡城外东台山脚下。林荫大道，古木参天。一座有圆形围墙的古色古香的建筑掩映其中。这就是东山学堂。东山学堂的前身是清朝时候的东山书院。

学堂的匾额上就有记载，上书书院于清朝某年某月创建。1898年废科举，兴学校，东山书院更名为东山学堂。后来，它又被列为湘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1922年深秋。秋风和着蝉鸣。十六岁的谭世名，带着入学通知书，告别新婚妻子秋葵，喜气洋洋跨进了校门。他无心欣赏那古朴典雅的校园，不顾一路劳乏，更是无心吃饭饮水，而是径直奔向了新生张榜的地方。终于他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谭世名。他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终于走进了这所梦寐以久的殿堂。他知道，自己能进入学堂读书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家里也为此承受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后来，他在自传里回忆道：我之所以迟迟才入高小有两个原因，一国父亲守旧，不相信洋学堂，直到以后邻里的人外出读书的增多，才不得已趋趋潮流。另一原因是家境不甚宽裕，读一年高小需花费五六十元之多，这个问题到族祠里成立决议，奖励族中子弟入学，规定入高小入中学者各津贴义谷若干担之后，经费才得到解决。①宁静而又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开始了。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所紧跟时代潮流，崇尚进步的学校。在这里不仅能够听到、学到许多革命理论知识，而且还能读到进步的书报杂志。谭世名如饥似渴地投入了书堆之中，汲取营养。谭世名从阅览室借到了1918年、 1919 年的《新青年》。

他专心致志地研读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谈政治》等。这些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文章，在这里他是第一次看到，感到格外新鲜与亲切。他爱不释卷，彻夜不眠，聚精会神地学习着。他在努力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

不久，“五四”运动革命浪潮波及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谭世名参加了校内外学生运动的行列中，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之一。

“五四”这天，学校里集会，开展纪念“五四”青年节活动。集会后，东山小学的师生们，为配合全国学生运动的行动，打起标语旗帜，高喊着“打倒军阀！”“禁止仇货！”走出校门，蹚过一条河，浩浩荡荡走向湘乡县城大街，示威游行，支持北京、上海、武汉、济南、青岛、长沙等地的工人大罢工。

五月的湘乡，人歌潮涌，车水马龙。游行的队伍如一条长龙高歌猛进。贴标语，呼口号，作讲演，学生们向广大群众作宣传。谭世名也在其中。他本来性格文静，读书刻苦，素有“白面书生”之称，可他自参加学生运动、学生自治会以后，性格大变，人也大变，成了学生运动的带头人，成了革命运动中的勇士。此时，他正用一口湖南话在向群众作讲演。

他在向群众解释为什么要抵制日货时说道：“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东洋鬼子利用经济、文化掠夺中国！北洋军阀吴佩孚不抵制东洋鬼子的侵略，反而镇压起来示威游行的群众，血流成河！”他举着拳头高呼：“打倒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打倒列强！打倒吴佩孚！”为了查禁东洋“仇敌”运进中国的“仇货”，东山高小学生自治会号召全校师生不购买、不使用“仇货”

即日货。学生自治会还专门成立了“查禁小组”，谭世名便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学生运动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了商铺老板，把摆在商铺的仇货全部收拾了起来。二都柳树铺。二都柳树铺是通往湘乡县城的心经之地，所以世名每次往返学堂，必到二都柳树铺探望岳父陈绍纯以及少年时的好友。岳父陈绍纯知道女婿终于进入东山学堂读书，非常高兴。陈绍纯是个十分开通的人，乐于接受新事物。为世名上东山学堂他可操了一份心，是他先为世名介绍了一位东山学堂的党老师，这位党老师是陈绍纯少时好友。通过党老师，世名了解了东山学堂的情况，然后他又向父亲谭润区说：“东山学堂不错，还设有古文课。那课程表上还有《左传》、《国语》、《战国策》。还有，您说过，我不是将来要做教员么？学堂里的党老师说，就是想当一名小学教员，也得有高等小学堂或者中学的毕业文凭才合格。”谭润区一听，打消了心头的一些顾虑，觉得有道理，这才开始心动了，最后同意儿子读学堂。陈绍纯在东山学堂有老朋友，自从女婿考进东山学堂，他便让女婿捎书信沟通情况。

一天，谭世名从学堂返家，途经二都柳树铺，给岳父捎来一封信。陈绍纯打开一看，是东山学堂的陈碧纯老师写来的。他在信中说，同班同学毛泽东正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等组织了一个“新民学会”，专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个新民学会对会员提出要求：改造中国的世界！

要做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民”，你佩服不佩服毛泽东的雄心壮志和胆量呀？陈碧纯还在信中说，毛泽东还创办了一份《湘江评论》，前几天寄来了一份，很有新意哩……信是谭世名读给岳父听的。毛泽东他可听说过，因为他还是东山学堂出来的哪。陈绍纯对女婿说：“世名呀，你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吗？”谭世名点点头。“这个人雄心可大啦！”陈绍纯提高了嗓门，“像你陈碧纯老师所说，毛泽东本来是湘潭韶山人。可是，他听说咱们湘乡东山书院清末改革为学堂，就来湘乡求学了。那时他在东山戊班读书。

他的弟弟毛泽覃后来也到了东山学堂读书，比你庶康大哥低一级。毛泽东这个学生可不简单，在学堂念书的时候，他就不‘安分守己’，经常与几个思想守旧的先生争论。先生们说，这个毛泽东，不管什么时候道理总比别人多！

有一次，他在学堂呆不下去了，你陈碧纯老师就把他带到了我这里‘避风’。“

正说着，岳母端来了饭菜，一边放饭菜，一边喜笑颜开他说：“几天不见，爷俩儿哪来这么多话。世名，快，先吃饭。”“唉。”谭世名应了一声，但是没有动碗筷，而是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岳父：“那，毛泽东和您挺熟吧？”

“可不。”陈绍纯兴致更高，“我呀，年纪大了，手懒嘴也懒，不愿意和人通信。不过，毛泽东后来做什么事都捎个信告诉我这个老头子。”“这不，毛泽东在湖南要搞个什么调查，来信问我同意不。还有一次啊，他来湘乡，还在我这里坐了一会儿哩。”陈绍纯说着，从壁橱里拿出了一封毛泽东给他的信，让世名看。岳父的这些话，让谭世名激动不已。他暗暗地想：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什么时候能够亲眼见到他？你万万没有想到，以后他不仅看到了毛泽东，还有幸成为了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白驹过隙，岁月匆匆。转眼间，三年过去，谭世名从东山学堂毕业了。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所具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把一个个书生培养锻炼成一个个爱国志士。谭世名在这里三年不平凡的学习生活，结识了许许多多同学、朋友，斗争的意志受到了锤炼，素质与能力得到了培养与提高。东山高小的三年，胜过以往的十年，十五年……热烈而充满激情的东山高小三年学习生活，转眼过去了。

谭世名告别了母校、老师和同学，回到了他阔别三载的故乡楠竹山村。1926年。湘乡楠竹山七星桥族立初级小学。一位面色文静，声音清脆的青年正在给学生上课。他正用新式的教学方法，讲授新式的内容。这位青年就是从东山高小毕业不久被聘来任教的十九岁的谭世名。从东山高小毕业在家的谭世名，此时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人生之路。本来，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前夕，谭世名是很想继续升学读书的，但因家境日拙，加之父亲的反对，未能如愿。他依照父亲的愿望，接受聘请，在楠竹山七星桥初小当了一名教师。然而，这井非谭世名内心所愿。此时他想干的，是如何成就一番大事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机会终于来了。

而这一机会确实要感谢同学、朋友加大舅哥陈赓了！谭世名在东山高小读书期间，陈赓已投身军营。他多次写信给谭世名，鼓励他要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他在信中写道：“救中国，不能光靠政治斗争。因为，我们的敌人是有枪杆子的，要想革命搞成功，革命的人民还得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次高小毕业，按谭世名的愿望，除想升学外，还想学军事，报考黄埔军校，走陈赓走的道路。谭世名与妻子秋葵商量后，给陈赓写了信，表达了自己迫切的心愿，询问黄埔军校下几期招生的时间和地点。为了这个心愿，谭世名一面暂从父命教书，一面天天注意报纸上的新闻。1926年7 月，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谭世名为之拍案叫好。他把这几天的报纸带回家里，瞒着父亲，到点灯睡觉的时候，拿出来给妻子秋葵看，高兴得喜形于色。妻子秋葵问谭世名：“有什么喜事，你今天这么高兴？”谭世名神秘地回答：“你看看头条新闻，就清楚了！”妻子反问道：“头条新闻是什么？你给我先说说不行吗？”谭世名急不可待他说：“北伐军，十万人，从广东出师北伐！”

妻子不解地喃喃自语：“什么北伐南伐的，不知道你说些什么。”

谭世名急忙解释说：“上次，陈赓哥不是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的斗争吗？消灭了陈炯明的主力军。这次北伐，规模比上次大得多，打击敌人不光在广东，是从广东向咱湖南，还有湖北、河南方向来了。这个地区的军阀是吴佩孚，二十多万人。北伐军先攻的是这个地区，把吴佩孚的二十万人消灭光了！你说这不是件喜事吗？”

妻子明白了，接着说：“说不定这北伐军里还有咱陈赓哥呢！”

谭世名高声他说：“肯定有他！讨伐陈炯明的战斗都有他，大哥作战英勇，还负了伤，这次哪能少了他！”

妻子突然果断地说：“大哥要是真的打回老家来，你就跟他走！”

谭世名高兴他说：“那当然！”

不久，北伐军的叶挺独立团果然打到了湖南。北伐军路过楠竹山村时，谭世名领着学生在路边欢迎。遗憾的是，陈赓这次没有打回湖南老家，谭世名也没能跟他走出家门。后来来信才知道，陈赓本来在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参加了北伐。但出师后不久，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去苏联学习去了。这次，谭世名自然白欢喜一场。谭世名与妻子秋葵就是在这种幻想与期盼中，度过了将近两年难熬的时光。

1927年2 月。楠竹山村。南方的早春虽不像北方那样还寒天冻地，但除了和煦、明媚，仍有阵阵凉意。山间的丛丛翠竹，伴着竞相开放满山遍野的鲜花，楠竹山村变成了五颜六色多彩的世界。一封从武汉寄出的满载深情、情系人生的珍贵的信件，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寄到了湘乡楠竹山村。这是在武汉的陈赓写给妹夫谭世名和四妹秋葵的信。谭世名的机会终于等来了。谭世名看完信喜出望外地对妻子说：“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唐生智部，正是陈赓哥誓师北伐时的那支部队。”妻子急迫地说：“快给赓哥回封信，把你想去北伐军当兵的事说说。”谭世名担心他说：“我要是走了，可你以后的日子怎么熬啊？”其实，秋葵早就看透了丈夫的“心病”。她知道丈夫为了她而放心不下。然而，秋葵又何曾不为丈夫担心呢！一个书生，要成为一个武士，必然要经受一番磨难。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秋葵支持了丈夫的这种举动，这罪过如何补偿？可是，秋葵又反复想过：“如果这个时候拉住丈夫的后腿，丈夫又怎么能冲出这封建制度传下来的家窝？他那为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冲锋陷阵的心愿，又怎么能实现？”秋葵下定决心对丈夫说：“你的心事，我全明白，你放心地走吧！离开这个封建的家庭，去冒一冒险，到社会的风浪里去闯一闯，对你这个‘书呆子’倒是个锻炼。百炼成钢嘛，说不定将来你会成为个有出息的男子汉！”秋葵抚摸着丈夫的脸，眼含热泪深情地对丈夫说：“名哥，说心里话，我也不愿你我分开。可想到将来，你还是快点出去，去闯天下，总比窝死在这个‘家’里强得多！别看你整天默不作声，可你心里想啥我知道。牺牲我一个就够了，咱俩不要都死在这个‘家’里。”妻子秋葵这番哲理加人情的不寻常的话，不由得使丈夫谭世名感到惊讶：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啊！她的心胸是那样的宽阔，她的性格是如此的豁达！谭世名激动他说：“秋葵呀，秋葵，你真是我的好妹子，又是我的好妻子！”秋葵抢过话说：“快别说了，快给赓哥回封信，信里再加上一句，就说你的行动，是四妹秋葵支持的！”谭世名和秋葵给陈赓写信的事，一直瞒着世名父母。他们知道秋葵的父母会支持世名的作为的。

于是他们在信上告诉陈赓：“如有结果，回信寄二都柳树铺！”一封饱含谭世名心愿、热望、理想、信心、勇气、深情的信件，从偏僻的楠竹山村，飞向了繁华的城市武汉。信寄出后，秋葵借故回了二都柳树铺。此时，谭世名任教的七星桥初小寒假刚过，业已开学。谭世名原计划在新年头开学时把教师工作辞掉，可父亲坚决不答应，谭世名只好暂时从命。几天过去了。傍晚，当谭世名下班回到家中时，惊喜地发现妻子已经归来。晚上，妻子把陈赓哥从武汉来的信递给了他。谭世名迫不及待地打开信，一口气把它读完。陈赓哥信中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为谭世名作好了安排。谭世名与秋葵的兴奋是无法言表的。绵绵的长夜，他们的悄悄话说也说不完。“你这个圈在笼子里的鸟儿，不是早想飞出去吗？现在是时候了！”秋葵语重心长他说。谭世名接话道：“我飞了你还不是笼子里的相思鸟，乱蹦乱跳，干着急，想呀，想呀！”突然，秋葵亮莹莹的泪珠不由自主夺眶而出，不知是难过还是高兴？

世名和秋葵悄悄地等待着，焦急而幸福地等待着……三月初的一天。楠竹山村谭世名家宅。谭世名的弟弟、妹妹正在家宅门前玩耍，两个身穿灰蓝色军服的军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军官模样的军人问：“小朋友，这是谭世名家吗？”

弟弟、妹妹惊愕地齐声回答：“是！”那人又说：“请传话，我们是找谭世名的！”弟弟、妹妹高声喊道：“爸爸！来客人了！”谭世名的父亲在屋里应了声：“好！马上来！”谭世名的父亲从屋里迎了出来。一看是两名身着“中山服”式灰蓝色军装的，头戴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大檐帽，系着牛皮腰带，打着绑腿，威武中带有潇洒。父亲一看，便知是国民革命军的人。

可军人为何来找世名？老人困惑而惊奇。但是，既然是找儿子的客人，又不得不热情接待。原来，这两名军人正是陈赓从武汉派来招兵、顺道接谭世名去武汉的。陈赓上次信上说：“不几天，将有两军人前来家乡招募，顺便接世名来汉投笔从戎！望候！”这两名军人就是陈赓信上所提的那两位军人。

一名军官姓邹，另一人是侍从。宾主落坐。老伴端来了茶水。谭润区打破沉默问道：“官长，尊姓？”军官模样的军人回答：“不敢，姓邹。”谭润区又问道：“请问官长，找我儿子世名何事？”那军官回答道：“鄙人奉命来湖南招募，陈官长要我来接护妹夫谭公子赴汉口。”一切全明白了。谭润区忍住满腹怒火，把儿子谭世名从学校叫了回来，接待客人，安排食宿。次日，国民革命军的两位军人先去湘乡县城。他们约定：转回来接世名到省城长沙，然后同赴武汉。并说：“这是陈官长给我下达的命令，完不成任务不准回营。”

送走了客人，谭润区家里闹翻了。秋葵为丈夫准备行装等待起程。谭润区训斥：“抛弃列祖列宗，骨头要往外乡扔！”世名不管父亲说什么，就是默不作声。他主意已定：无论如何，即便与家里闹翻了，这次也要走出家门去闹革命！二都柳树铺。谭润区火冒三丈，跑到了亲家陈绍纯家，准备拿亲家试问。他指责陈绍纯，说是他的儿子陈赓把他的长子“勾引”走的。

陈绍纯知道亲家的脾气，也不与他分辩，而是心平气和、不慌不忙地接待了他。陈绍纯先是让坐端茶，然后让老伴做了几个菜，拿来一壶酒，亲家俩说长道短地斟起酒来。起初，谭润区还是气呼呼的，无理找三分，对陈绍纯说：“你的儿子不争气，没出息，不安分守己在家做学问，当了兵。今天你的女婿教书好好的，你的儿子偏要把他‘勾引’走，去当兵送死！何等用心？良心何在？”陈绍纯平静他说：“润区兄，先喝酒，慢慢说，别急！别急！”“喝！”亲家俩又对干了一杯酒。酒过三巡，陈绍纯开口了。“润区兄，话可不能那么说。世名出走之事不在今日。在咱兄弟攀亲之前，孩子们从小时起，就扎下了根基。他们这一代人，不像我们这一代受封建殖民地思想的愚弄，遵从旧礼教，不敢反朝廷。他们的思想时刻都在变化。他们在觉醒，他们不甘心国人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凌，也不忍心再受皇帝朝廷势力的压榨，所以，想去拼搏一番。我说润区兄，不知你想开想不开？我是想开了，就让他们闯去吧！当然，也有风风雨雨的危险时候，而润区兄就是把儿子硬留在身边，在这动荡变化的乱世年月，你能管保儿子不受一点伤害？”经陈绍纯这么一开导，谭润区的头脑真的有点开窍了。谭润区的火气消了，暗想：亲家的话，有点道理。然而，谭润区还是坚持说：“绍纯弟，你怎么还不了解我父子断肠的心情呢？”陈绍纯又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润区兄，世名走，不是先走这么一个吗？你看我已经走了几个？长子陈赓走了，老二、老三也走了，连他们的妻子、我的两个儿媳，也都在外头东奔西跑、走南闯北。他们身下带有一群年岁小的，你有四、五个，我还有三、四个。你一个个都去管、都去拦，哪能操劳得了？”陈绍纯停了一下用眼瞟了他一下接着说：“至于这次世名走，与陈赓有关系，这我也承认。但也要看到世名这孩子也有个人的理想与追求。让他去闯一闯，说不定比你把他关在家里还能出息。再说，陈赓和世名，他们是小时的同学和朋友，亲如同胞兄弟，现在又是妻兄与妹夫的关系，陈赓接他出去共事，润区兄还有什么下放心的？”亲家的一席话，使谭润区口服心服了。陈绍纯举起酒杯说道：“润区兄，把这最后一杯酒干了！”谭润区应道：“干杯！”一场轩然大波就这样被陈绍纯平息了。当谭润区返回楠竹山村时，心中的怒气已经烟消云散了。只是一心一意准备着酒菜，为即将远游的儿子送行。一切准备就绪，谭世名来到了湘乡县教育局，辞去了楠竹山村七星桥初小教师的工作。静静的楠竹山村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谭润区的长子也投笔从戎了！出发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谭世名眼含热泪，与妻子秋葵依依话别。秋葵的眼睛红红的，默默地把一个包着换洗衣服的小包袱递给丈夫，帮他挎在肩上。“世名哥，山高路远，你可要保重。”

说着说着，鼻子一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掉了下来。谭世名强忍离别之苦，轻声道：“秋葵，我家人多嘴杂，家规严厉，你要忍着，等我回来就好了。”谭世名知道，自己家规严厉，秋葵又是长子的妻子，不仅要侍奉公婆，还要关照年幼的弟弟妹妹，十几岁的秋葵一下子挑起这么重的家务担子，可不轻啊！“你放心走吧，别惦着我。”

秋葵是个贤惠妻子，为了让丈夫放心，她说道。“秋葵妹妹，山再高，水再长，可是隔不断我俩的情，我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会心里装着你。你也在心里装着我呢。”“我晓得，世名哥，你别说了。”接着秋葵又叮嘱道，“见了大哥，问一声好。”“哎。放心吧。到了地方，见到大哥，我会写信来的。”

分手的一刻终于来到了。谭世名在舅舅的陪送下，跟随接他的两位军人，踏上了北上的征程。他一边走，一边回头挥手与家人告别。秋葵迎风而立，目送丈夫身影消失在路尽头。秋葵哪里知道，丈夫这一走，竟是永决。谭世名也不晓得，这一走，他再也见不到那个善良美丽的秋葵妹妹、他的恩爱妻子了。谭世名离开故土，便改了名字，他认为世名这个名字带有封建色彩，于是改名叫谭政。数十年后，谭世名——谭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名彪青史。1927年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汉口。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特务营营部。一位身穿国民革命军灰蓝色军装、佩带军衔的军官，正在营部里来回踱步。他浓眉大眼，英俊潇洒，显得十分英武。他就是年方二十四岁的特务营营长陈赓。此时，他正在等待着从老家湖南湘乡远道而来的妹夫、少时的同学——谭世名（谭政）。不一会儿，两个显得疲惫的军人将谭政带进了营部。陈赓见了谭政，先是一愣，接着，他立即上前，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喜悦，兴奋，激动与昔日别离的思念之情，顷刻间都融化在这紧紧的拥抱之中。许久，陈赓与谭政才分开。陈赓让谭政坐下，勤务兵端上了两杯热茶，两人的激动之情平静下来。谭政向陈赓诉说了自己出走前后的简要经过。同时，他告诉陈赓，他已经为自己改了名字，叫谭政。最后，他高兴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今天总算冲出来了，冲破了封建家庭这一关！

但还不知怎么革命？“陈赓笑着对自己的妹夫谭政说：”你这个绅士家庭的书呆子，能摆脱家庭的束缚走出门来，这本身就是一大革命。“武汉，国民革命的中心。谭政一入伍，便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特务营第二连，任上士文书。谭政，这个名字出现在二连花名册上。不久，营指导员设立办公所，谭政升任营指导员办公所的准尉书记官。谭政下连队的第一课，便是真枪实弹地操练。他穿上了一身灰蓝色的国民革命军军装，从昨日的书生、教师变成了今日的革命军人。春夏的武汉，时而阴雨绵绵，时而骄阳似火，烈日炎炎。然而，作为军人的培养与锤炼，是不能以天气的阴晴、气候的冷暖为转移的。愈是恶劣的环境，愈是训练军人的好场所、好时机。谭政整日跟连队严格操练，无论什么恶劣的环境，他都坚强地坚持着。各种制式教练，持枪、瞄准、起卧，每一课程、科目，他都刻苦地学习着，操练着。

他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应该是个名副其实的武士，随时准备打仗。可是，严酷的现实告诉谭政，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光知道怎样打仗是不行的，更重要的必须知道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这就是政治。特务营二连驻地。操练完毕，谭政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痛。但是，他顾不上休息，提笔连写了两封家书。

他先给父母写了一封信：父母大人台鉴：儿已抵达湖北省城——汉口。陈兄分配我于国民革命军营充军。儿不孝远离父母。但又得先卫国不受倭寇欺侮，而后才能报效父母，此乃国民之责矣！

儿克军，整日操练习武，生活紧张不惯，数日后，军队生活即习以为常，望大人勿须惦念！

儿世名敬上然后，他又给爱妻秋葵写了一封信：葵妻：我已顺利抵达汉口，来到陈赓兄所在兵营。赓兄已按我之意愿让我在二连担任文书。来汉口，人生地又不熟，加上我无出过远门，承蒙陈兄关照；又，陈兄多年未见葵妹，又闻身体不佳，陈兄对妹挂念至极。入伍前，我已把咱商定了的“谭政”大名填报连上。从此，我的名字将改为“谭政”，不再叫那个封建主义的“谭世名”。好不？入伍之后，操练繁忙，唯军事生活尚未习惯。但特务营与其他不一般，这里书报刊物齐金，有《响导》、《中国青年》、《共产党ABC 》，等等，这些从来没见过的书刊，我如多日不食，狼吞虎咽阅读。走后，仍挂念弱体多病，望不过分劳累，注意保健！

兄谭政启就在谭政发出家信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叛乱，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于是，谭政非常理智地与家人中断了联系。父亲谭润区与母亲挂念长子，忧心如焚，不免牵怒于媳妇秋葵。秋葵更挂念丈夫，回娘家打听，连赓哥也杳无音信。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秋葵终于病倒了，这一病，就再也没有挺起身子来。临去世前，她还一直默默呼唤丈夫的名字。家中发生的一切，远在千里之外的谭政并不晓得。直到全国解放后，家人才有机会向他当面诉说妻子秋葵临终前的情景。谭政听了忍不住悲从中来，泪洒衣襟。他对妹妹说：“可惜啊，你秋葵嫂子死得太早了，要是看到全中国的解放，她该多高兴啊！

你秋葵嫂子性情温柔，性格爽朗，什么事情都没见她犯愁过。真是个贤妻啊！“

谭政来到汉口，一进兵营，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还没有对外开战，就闻到军队内部的火药味儿了。在谭政入伍下连队以前，陈赓就根据自己同反革命斗争的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诫过他：“谭政弟，在这个地方可不像在学校读书，也不像你在小学校当老师只管一群娃娃。斗争在即，尖锐复杂，说不定哪个时辰脑袋就会搬家！你下连队，可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书呆子气！这个部队基本上还是军阀的部队。我们党往这个部队只派来少数军官，力量很小；原来的军官，大部分都很反动。所以，你要特别提高警惕。”谭政点了点头，把陈赓的话牢记在心底。陈赓、谭政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原是唐生智任军长的第八军。唐生智，湖南东安县人，早年在军校读过书，参加过辛亥革命。1914年从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后，由见习官到排、连、营长，在湘军中担任过各种军职。1924年1 月国民党改组后，广东的革命浪潮很快波及湖南。唐生智为保全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经亲自去洛阳会见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请其支援；又派人前往广西和广东联系，窥测南方形势。

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吴驱赵运动，唐生智乘此时机取代赵恒惕，表面声称驱赵，但实际并不坚定。3 月12日赵恒惕通电辞职后，唐生智即派部队进入长沙，自行代理省长。此时，广州国民政府派唐生智在保定军校的同学陈铭枢和白崇禧前来同他联系，中共湖南省委也对他们作争取工作。唐生智表示拥护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同年5 月下旬，北伐军第四军、第七军进入湖南，援助唐生智打退了吴佩孚的反扑。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6 月1 日，唐生智在衡阳接受了广州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和湖南省主席职务。7 月9 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以第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主攻，7 月11日占领长沙，三天后他正式就任省主席，并率全军宣誓加入国民党。鉴于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和对北伐战争的有力支持，为了巩固在湖南的统治，他采取同中共合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容许开展工农运动。8 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先攻取武汉，然后向长江下游发展。唐生智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统帅第四、七、八军沿粤汉路北上，9 、10月间相继攻占武汉三镇。第四、七军随即转入江西战场，第八军留驻两湖整训。1927年间，唐生智统治了两湖和豫南，成了武汉国民政府中权势最大的人。这时，他向各方进行拉拢，对中共表示友善，甚至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中共党组织把陈赓安排到唐生智的特务营任营长，除因当时唐生智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友善，还考虑到陈赓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毕业的时候，党组织通过陈赓和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的友谊关系，曾经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第八军去工作。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誓师以前，陈赓也被派到这个部队里来，以后才前往苏联。唐生智总部的这个特务营是独立的，共有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步兵连有二百多人，四个步兵连加上机枪连的人数，全营就有一千多人。这些部队主要是由富有革命传统的安源工人组织起来的，军官里面共产党员不少，几个连长都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共产党员。广东革命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经过西北回国时，党组织叫陈赓从特务营抽调一排人护送他，挑出来的全是共产党员。这个营的武器装备也特别好，步兵连都是清一色的汉阳造新式步枪，每连还有二十一支美造新式汤姆式步枪。陈赓率领的这个特务营，好像是党中央的一个警卫营一样，随时承担保卫中央机关的任务。此外，武汉市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名义上归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领导，实际上也由陈赓直接指挥，这就保证了中央机关的安全。陈赓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因他比较活跃，在武汉接触的人很多，除了同周恩来等中央的负责同志保持联系，随时接受指示外，还继续同宋庆龄、邓演达以及汪精卫等一些国民党的上层人物直接接触。这对陈赓在武汉开展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然而，就在这条件较为有利、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紧要关头，一直玩弄着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者支持和怂恿下，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接着，反革命政变在全国相继发生。

谭政在汉口入伍时和此后不久，正是“4.12”政变发生的前前后后。在这革命形势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的风雨飘摇时期，各种思想与风浪，也必然要在武汉，在第八军，在特务营反映出来。特务营里虽然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但毕竟还是少数。特务营毕竟还是唐生智管辖下的国民党军阀的队伍。这个队伍的反动分子也在磨刀霍霍准备向共产党下手了。武汉，这个国民革命的中心，现在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中。这些天来，谭政对国内政局的变化十分担忧，他比往常更注意报纸上的新闻了。报纸一来，他就报不离手。谭政在分析研究形势，认识到蒋介石在上海的政变，只不过是镇压革命运动的开始，而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不已经蠢蠢欲动了吗？

几天来，国民革命军中反动的旧军官也在四处活动。仅特务营里，人来客去，过往匆匆，拉拢势力，以图结党营私。1927年5 月的一天。特务营营部静悄悄的。谭政料理完公务，正在专心地看着报纸。突然有人报告。谭政问道：“有什么事？”来人答道：“张之为团长让你立刻去一趟！”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使谭政感到迷惑不解。他跟着那人走出营部，边走边捉摸：特务营是个独立行动的单位，你张团长对我营无指挥权，叫我这个营部书记官去干什么呢？可这些天来，政局变幻多端，人心思动，拉帮结伙准备反共的大有人在……想到这些，谭政的思想作了应付的准备。他们拐了几拐来到了张团长的住处。“报告！”接谭政的那个士兵喊了一声。“进来！”房里传出了回声。

“报告团长，特务营的书记官谭政来到！”

“请坐！”张团长伸手打招呼，让谭政坐了下来。

然后，他开始先来个自我介绍：“本人张之为，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现任国民革命军团长！今日，特地请来谭书记官，叙谈叙谈！”

接着，他拉起长腔，装腔作势，显示出颇有文化素养的样子兑：“谭书记官很有文才，为何不当地为官，远来从军，与我军专职共事？”

谭政见状，心中十分讨厌。但既然是斗争，就要讲究策略与之周旋，看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谭政回答道：“中国，封建专制两千余年，落后贫穷，封建皇帝，荒淫无耻，不顾百姓死活，丧权辱国。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打倒军阀封建割据，以使中国统一，经济繁荣富强，中华民族兴旺。学生前来从军，即为实现孙中山革命宗旨而奋斗！”

张团长假惺惺地接话道：“谭书记官忠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敬可佩。至于联共，必当深思。共党煽动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实与党国对立，制造内乱，故蒋委员长下令镇压骚乱！”

听到这里，谭政心里怒火中烧。但为弄清虚实，他压下怒气，忍气吞声地听下去。

为了尽快引这位团长亮相，谭政转了话题：“团长先生，你我素不相识，而且你是上官，我是小官，不知找我来有何事吩咐？”

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啪！”把桌子一拍，露出一脸狰狞的凶相说道：“原谅本人直言，好！直说了吧！”他停了一下，眼珠子一转，接着说：“你听说了吗？汉口的共产党也在动员工人起来造反，在国民革命军里的共产党也在策划哗变呢！”谭政假装不解地回答：“我一个教书先生来从军，是为实现三民主义，哪里知道这些事情？”他暗自高兴知道了敌人的底细。这位老谋深算的张团长见谭政不愿上钧，就又软硬兼施、敲山震虎式他说道：“听说谭书记官入伍后拿着共产党散发的传单、宣传红色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不撒手！咱俩是老乡，看在这乡亲的面子上，我要拉你一把，可不要上了共产党的当，中了共产主义的毒！”

张团长叫他来的用意，谭政现在已知道十之八、九，但还不知道目前武汉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了进一步摸清底细，谭政随声附合了一句，问道：“张团长，在武汉会不会发生类似上海那样的流血事件？”这位自作聪明的张团长以为谭政这个人伍只几个月的“书呆子”上钩了，当即向谭政发问：“如国共战端发生，你将跟谁走？”谭政严肃地回答：“这，我得想一想。”这时，张团长起身靠近谭政几步，神秘兮兮并带有几分威胁他说道：“明着告诉你谭书记官，不几日，国民革命军里面的共产党将被清除干净，不留祸根。你如与共党同谋，也将一并清除！”张团长边说边作手势，把伸平的手掌砍向桌面“啪”一声：“刀切！”这一声响使谭政猛然一惊，更加清醒了。以往的分析、研究与判断，已被证实：武汉的敌人要向共产党下手了。谭政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营部，心情无比沉重。想不到这个国民革命的中心武汉，现在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尽快地把探听来的消息告诉陈赓，谭政焦急地等到熄灯号吹过的夜深人静，才轻轻敲响陈赓的房门。陈赓听这敲门声非比寻常，没有回话，警惕地拉开门缝观察动静。一看来人是谭政，陈赓悄悄把他放进来。陈赓刚要去找灯，谭政一把按住他的手：“陈赓兄，不要开灯！”陈赓忙问：“谭政弟，有什么紧急事情？”谭政把当天张团长叫他去的前后经过对陈赓讲了一遍。陈赓由此证实了这几天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是可靠的。听谭政讲完后，陈赓嘱咐道：“我知道你被张之为叫了去。你要学会同敌人作斗争！谭政弟，你要利用你无党派的身份主动与张之为接触，缠住他不放，了解敌人的行动计划！”谭政点了点头，匆匆离开陈赓的住处。

当他躺在自己的宿舍里的时候，夜，已经很深很深了。他透过窗口凝视着那漆黑无际的夜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思绪与感叹。武汉的黑夜来临了！他默念。1927年7 月15日。武汉三镇，骄阳似火。警笛尖叫，军警遍地。汪精卫丢开了他借以发家的三大政策，公开反共，到处搜查共产党。“无限苍生临白刃”。上海龙华寺、南京雨花台、长沙浏阳门、武汉关山口展开了杀人比赛。早在1927年春天，武汉的形势就己发生变化。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政府内部以投机政客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假左派也动摇起来。5 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统治江西的朱培德脱离武汉政府宣告独立。6 月29日，武汉内部反动军官何键（三十五军军长）发出反共训令。7 月15日，汪精卫集团举行分共会议，通过“分共决议案”，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7 月15日以后，汪精卫又密令何键进行反革命大屠杀，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个漏网”。霎时间，革命中心武汉成了反革命的根据地，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此时，何键看中了陈赓特务营机枪连的几挺新式重机枪，他不愿意让这支力量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便派部队用机关枪对准陈赓的门口，逼他只身离开特务营并被软禁，营长职务被撤销，原来掌握在陈赓手中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也被汉口卫戌司令李品仙下令缴械。陈赓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同时，特务营连、排长大部分被撤换，指导员办公室解散，身为书记官的谭政，因为没有顺从团长张之为的意愿，被视为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而失去自由。

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陈赓沉思着，并果断地作出决定：“逃！不能坐以待毙！否则就意味着被反动派捕杀！”陈赓下定了决心并悄悄通知了谭政，确定了行动约定的时间、地点和计划。他们准备在四更时分自己人站这班岗时出营门，过江去武昌寻找已转入地下的党中央。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陈赓和谭政按着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悄悄地逃离了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队军营。陈赓领着谭政，穿过汉口的大街小巷，左转右拐，来到了长江江岸。汹涌的波涛，低吟着悲歌，带着不平与惊愕，滚滚东去。这两位生死与共的朋友、兄弟与战友，沿着江岸向上游又走了好长的一段路程……突然，陈赓放慢了脚步，对谭政说：“慢走！”然后拉住谭政的手，钻进了江边漂浮的船坞。这里，是我们党的秘密联络站，有自己的船只，经常转运地下工作人员，往来于汉口、武昌之间，也用不着出示什么证件。撑船的一老一少，对陈赓和谭政的到来，十分热情，不一会，木船载着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中流击水，缓缓向对岸——武昌驶去。武昌，中国革命中心城市之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发源在这里，中共最早在这里建立了党的组织，国共合作时期曾在这里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为我们党所控制的叶挺部队也驻扎在此。这里的武昌警卫团，原来也是叶挺的部队。后来，叶部主力移防南昌，武昌尚没有叶挺第二十四师司令部留守处。三个月前的中共五大曾在这里举行。陈赓在小船里低声向谭政介绍了武昌的有关情况。经历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对于谭政来说，这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次”。他听着陈赓的讲述，凝视着东方逐渐发白的夜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与兴奋：“咱这真是黑夜辟光明啊！”想到这，他“哈哈哈”大笑起来！笑的是那样真诚，那样痛快！陈赓见此景不解地问道：“世名，你在想什么？大难临头竟如此快活？”谭政不加掩饰地回答说：“庶康兄，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和历史上的探险家一样在漂洋过海吗？多有意思！”

陈赓若有所思、意味深长他说：“是的，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几座大山，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去做历史的探险家还没有尝试过的冒险——取得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把中国由黑暗引向光明！”小船载着未来共和国的两位将军，在阵阵欢歌笑语声中，从汉口驶向了武昌，由黑夜驶向了黎明。武昌督军府。警卫团驻地。四周矗立着高大宽厚的灰色围墙，宽广的阅兵场平布在府中央，阅兵场的前面，是戒备森严的督军堂，后面和两侧，是整齐的营房。督军堂为军队最高统帅的军事机关所在地。远远望去，武昌督军府显得既神秘莫测，又威武壮观。武昌警卫团驻在武昌督军府。这里现在是武昌国民政府所在地，警卫团担任国民政府的警卫任务。这个团是以叶挺部队为骨干组建起来的，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该团的领导干部都是我们党派去的优秀共产党员。团部里，一个个头不高，但却气质高雅、派头十足的小伙子，在训练有素熟练地处理着军务。他，就是警卫团团长卢德铭。

卢德铭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参谋长，是由叶挺提名走马上任的。他生龙活虎，具有军事家气派，在北伐军中指挥机智，作战勇敢，堪称智勇双全的典范。“报告！”谭政在一名卫兵的带引下来到了警卫团部。“进来！”

团部里传来了团长卢德铭的回声。“我叫谭政，……”谭政扼要地作起自我介绍。“哦，我知道了，陈赓已向我说过你的情况。”说罢，卢德铭叫来卫士并告诉他：“你把谭政领到九连交给张连长！”这样，谭政便到九连当了文书。原来，陈赓和谭政来到武昌后，先落脚在第二十四师司令部留守处。

陈赓对谭政说：“咱先在这里歇个脚，明天我去联络。下一步怎么走，等我回来再跟你说。”此时，虽然武昌的党中央已转入地下，并筹划迁回上海，但周恩来仍在这里。由于情况的变化，我们党正在策划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

陈赓将被派赴南昌，协助周恩来等组织南昌武装起义。陈赓接受任务，兴高采烈地回到驻地，他告诉谭政：“我将赴南昌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我已经和卢德铭团长说好了，把你安排在武昌警卫团，跟随警卫团随后赶来南昌。”

接着，他又嘱咐说：“南昌暴动，将是中国革命走向用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始。记住，谭政弟，在这条革命的道路上，无论怎样坎坷崎岖、艰难险阻，也要坚定意志，走下去！”谭政听了陈赓这耐人寻味的深情话语，轻轻地点了点头。这句话后来成了谭政的座右铭。当谭政按着陈赓的安排找到卢德铭，卢德铭根据陈赓的介绍，得知谭政文化水平高，但军事知识少，而九连张连长也是我们党派到这个团的共产党员，但他没有文化，要求团长给他配一个文化程度高的干部。就这样，谭政便来到了武昌警卫团，安排在九连担任文书。8 月2 日深夜。“嘀嘀嗒！嘀嘀嗒！”当警卫团战士已进入梦乡的时候，紧急集合的军号吹响了。“军人的天职是打仗。今晚，我们要到武昌城外举行一次军事演习。用当兵的话说，我们打野外去。依照作战预备命令，立即出发！”团长卢德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训话声，划破宁静的夜空，在督军府内外回荡。全副武装的警卫团开始行动了。部队在武昌城郊绕了半圈，转到长江岸上的一个码头。部队封锁了通往长江码头的所有路口。秘密地、有秩序地开进了靠在码头的船舱。“怎么打野外打到船上来了？”战士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谭政没有吱声，因为在当天下午九连张连长与他的谈话中，他已经知道了这次行动的目的。行动之前，张连长问谭政：“部队要开拔了，你知道吗？”谭政假装不解地问：“上哪儿去？”张连长说：“我也不知道，你还看不出？武昌不是咱们的家，不走，内战爆发也得被枪杀！”谭政说：“对！要把部队拉出去，不在武昌城内和敌人打。先要保存自己的力量，才是长久之法！”张连长说：“谭政，你说得对，我们要把部队拉出大城市，扩大队伍，吸收农民参加。力量渐渐强大，将来才有力量‘争夺天下’！”

张连长的一番话，使谭政又联想起陈赓以前说过的那些话，谭政隐约猜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开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满载警卫团官兵的轮船，没有笛鸣，没有喧闹，劈波斩浪，顺流急进。谭政回望武昌，渐渐消失在静寂的夜色中。两天后。轮船忽然停止了前进。“发生了什么情况？”战士们不禁相互低声询问起来，眼里闪烁着惊诧的目光。船舱里出现一阵骚动。“大家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下级军官们力图稳住战士们的情绪。警卫团的几个高级军官正在商议着什么。显然，是出现了什么不测。一会儿，轮船不再顺江而下，而是转舵靠岸，停在了湖北黄石港。“背起行装，扛上枪上岸！”

“急行军，徒步前进！”命令迅速传达下来。队伍急匆匆向湖南方向开去。

原来，8 月1 日深夜，团长卢德铭接到两份电报：一份是周逸群从南昌发来，说南昌已经起义了；另一份是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命令警卫团星夜赶往九江待命。卢德铭看完电报，立即找来团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研究，最后决定去南昌，不去九江，但是可以利用警卫团调往九江的命令出发。于是，便有了这次军事行动。然而。就在武昌警卫团采取紧急军事行动，参加南昌起义时，汉口汪精卫集团发觉了警卫团的行踪，通报驻九江张发奎的部队封堵了江口。船行两天以后，警卫团才得知这一情况。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才出现了停泊、转舵、靠岸这一幕。部队在黄石港上岸后，随即经武宁、靖安向南昌方向疾进。行军途中，部队又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远去闽、粤。

于是，警卫团再次改变计划，决定西进修水，休整待命。部队途经武宁时，遇到了一支平江农民军，于是警卫团与他们合兵一处，相约同赴修水。经历了将近一个月的奔波，警卫团终于进驻修水，休整待命。一个月疲于奔命，后有敌人追兵，前有高山峻岭相阻，困难可想而知！一开始，许多战士脚板磨起了血泡，有的人途中病倒了，然而大家的意志没有消沉，不仅没有人掉队，而且没有人逃跑。但是，当队伍沿着江西九岭大山与追敌周旋时，警卫团里不少士兵，经不起长途行军的折磨，加上脚上打了泡、化了脓，便掉了队。谭政，这个刚出来当兵不到半年的书生，也因此掉了队。艰难地追赶大部队。看到不少掉队士兵意志消沉，谭政自然而然担负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做起了掉队士兵的工作。他边走边给战士们讲故事，讲革命的道理，讲革命的前途，从而坚定了掉队战士的革命意志，大家一块儿抵达了修水，追上了大部队。有一天，晚上宿营的时候。夜深人静，谭政听到几个战士小声说话，像是商量着集体逃跑。领头的是个旧军人。谭政就找到这个人谈话，接着又说服了其他几个想开小差的人。后来，这几个人也参加了日后的秋收起义。

井冈山斗争时期，这些人中的一个见到谭政时，曾感激地说：“多亏谭书记①的帮助，不然早就脚底板抹油——溜了。”谭政却说：“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没有个底，摸不着头脑嘛！”修水县城。警卫团进驻修水后，为合法地开展斗争，编入省防军暂编第一师。这时，团长卢德铭等前往武汉向党中央报告工作，部队由第一营营长余洒渡指挥。夏日炎炎。师部书记（即秘书）谭政在师部接待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身材高大，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身旧中山装，一副知识分子模样。来人自我介绍道：“我叫罗荣桓，是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谭政急步上前，握住了来人的双手，连声说道：“我知道了，这不正在这里等待您的到来呢。”

“听口音，你是湖南人吧？”谭政略微停顿了一下问道。“我是湖南衡山人。”

“哎呀，真巧，我也是湖南人。我是湘乡人。”谭政笑着说。两个人认定了是老乡，更加亲热，进而攀谈起来。罗荣桓是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这次是专门来修水与警卫团取得联络的。罗荣桓遇到谭政，一见如故。

当他知道谭政是个知识分子军官，便向谭政介绍起了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相结合的经验。谭政也根据自己在来修水途中做战士思想政治工作的体会，向罗荣桓谈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最后，他得出结论说：“如果没有政治工作，部队就得不到巩固，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罗荣桓听完谭政的话，不禁颔首。他觉得谭政虽不是党代表，但想的问题可不少，是个政工干部的好材料！罗荣桓也向谭政介绍了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两人谈得十分投机。这是谭政与罗荣桓初次相见。然而，这次相见却注定了他们之间的不解之缘。后来，他们一同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又一同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井冈山时期，又一同做政治工作，出席著名的古田会议。

解放战争时期，两人同在东北野战军工作。解放后，又先后担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革命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纷飞的战火中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接上联系后，罗荣桓立即返回农民自卫军，并率部来到修水，加入了武昌警卫团。8 月下旬，警卫团与平江、浏阳农军负责人在修水的山口召开会议，决定把这几支武装力量会编为一个师，由余洒渡任师长，静候中央指示。不久，卢德铭从中央返回部队，并且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9 月9 日，将要举行秋收起义！驻扎在修水的警卫团，投入了紧张的整训之中。他们焦急地盼望着秋收起义的到来。

第二章当秀才不怕难领袖在身边1927年9 月9 日。江西修水渣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驻地。明媚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警卫团驻扎的院落，留下参差斑驳的树影。南国的秋风吹过，使燥热的空气透出几分凉意。警卫团的战士们步履匆匆，收拾行装，准备出发，攻取平江，会合其他各地的义军，发动秋收起义。大革命失败以后，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决定，“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在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有系统有计划的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九月间在湘赣边界举行秋收起义。8 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员兼中共前委书记毛泽东回到长沙，组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制定起义的具体计划。接着，毛泽东抵达江西安源，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起义在修水、铜鼓、安源三处同时发动，然后三路大军合击长沙。9 月9 日，秋收起义爆发。按照计划，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编为四个团，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全军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起义总指挥为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卢德铭，师长为余洒渡。这样，按照既定计划，现驻修水的武昌警卫团及其相汇合的其他农军，被编为第一师第一团，并且即日暴动，向平江进发。

滴嗒！嘀嘀嗒！“紧急集合的军号吹响了。警卫团的战士迅速集结起来，整装待令。起义总指挥、老团长作了简短讲话，向第一团授旗，宣布秋收起义开始，命令部队向平江进发。这时，谭政担任第一团团部书记。谭政闻听秋收起义的消息分外激动，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的行列。

第一团以收编的第四营打前锋，作为右翼，第二营为左翼，第一、三营和师部居中。从修水县城出发，经马拗、渣津、朱溪厂，越过平、修边界，占领平江县龙门厂。就在起义部队向平江推进时，敌人增派一个团驰援平江。第四营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埋伏在长寿街，反攻起义队伍，第一团腹背受敌，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铜鼓方向转移。在这次战斗中，谭政亲眼目睹了发生的一切，部队临阵叛逃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同时，卢德铭等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模范行为有力震撼了谭政的心。他也冒着枪林弹雨，在部队中来往穿梭，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救护伤员，掩埋牺牲的同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秋收起义失败了。1927年9月20日清晨。

初升的太阳照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操场沐浴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中。

宽阔的操场中央，一千五百多名秋收起义撤退下来的指战员列队静立，他们面容憔悴，连日来的奔波，使他们显得十分疲惫。但是，他们脸上充满刚毅之色，一动不动，正在聚精会神地聆听队伍前面一个人的讲话。

那人身材修长，蓬松着满头长发，身着老蓝布农民装，脚穿草鞋，黑红的面孔，看上去三十多岁。

他左手卡着腰，挥动着右手，操着地道的湖南口音，面向大家说道：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谭政怀着崇敬的心情，专心聆听并且注目着讲话者，因为他知道，讲话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谭政完全被毛泽东的话语吸引住了，那耐人寻味、富有哲理的话语，那充满激情的手势，无形中让人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秋收起义失败的阴影逐渐在人们心头淡去。谭政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他为毛泽东在失败面前那超人的胸怀，坚韧不拔的毅力所折服了。谭政暗下决心：不管今后革命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曲折，也要跟着毛泽东于革命！队伍出发了，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前进着。1927年9 月29日晚。江西永新三湾村。浓黑的夜幕伴着连绵的秋雨，将湘赣边界九陇山区笼罩在漆黑的雨雾中。三湾，这个只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在摇曳的风雨中，显得形单影只。枫树坪一座破旧的古庙里，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正在微弱的灯光下，紧张地进行。会议提出井通过了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的问题。原来，就在谭政跟随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从文家市里仁学校出发后，部队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进军，爬山越岭，道路崎岖难行。再加上疟疾、痢疾蔓延，病员大量增加，疲劳、疾病威胁着整个部队。9 月21日，部队到达萍乡县芦溪镇宿营。次日清展出发，行至距芦溪镇十五华里的山口岩，遭到江西军阀朱培德部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的伏击。起义部队仓促应战，损失很大。在此危急时刻，总指挥卢德铭亲自率领一个连，占领路旁高地，阻击敌军，掩护部队转移。敌军人多势众，抢占了附近的山头，居高临下，向起义军阵地猛烈射击。起义部队损失严重，死伤数百人，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二十三岁。芦溪受挫后，起义部队中弥漫着消沉情绪。不少人看到失败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瑟瑟的秋风染黄了路边的树叶，身穿五颜六色便服的起义部队，越走越显得稀稀拉拉。有的人干脆跑到队列外，一屁股坐在路旁休息；有的人擅自跑去采摘树上的野果子；有的三五成群，咬着耳朵瞎嘀咕；有的干脆开小差逃跑了。

有的干部军阀作风严重，以错对错，对士兵的错误，开口骂人，动手打人。

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回忆说：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这一切，毛泽东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当然，促使毛泽东决心进行三湾整编的还有很多因素：首先，起义军队伍秋收起义有五千余人，现在，经过短短半个多月的战斗，只剩下不足一千人了。虽然还保持着师、团、营、连的架子，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事实上处于组织涣散的状态；其次，从部队的成员看，各地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从旧军队出身的人，他们怀着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美好向往，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在严重的考验面前，多数人表现是好的，然而也确有不少意志薄弱者悲观动摇；最后，从党的组织看，过去党以城市为中心，主要在工人阶级中活动。现在到农民中来，一部分党员干部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思想上产生了混乱，认为这样槁，革命前途无望。等等。为此，当部队到达三湾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毅然作出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第一，对部队进行组织整编。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第一、第三两个营，每营三个连，加上原来的特务连，共有七个连队。多余的干部组成军官队。伤员与战斗员分开，成立卫生队。谭政被编入军官队。经过整编，人员虽然减少了，但队伍却精干了，战斗力有明显提高。第二，在组织整编的基础上，部队着手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根据北伐军中建立共产党组织的经验，进一步提出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为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第三，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可监督军官，废除烦琐礼节，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官兵生活待遇一样，吃一样饭菜，穿一样衣服。

9 月30日清晨。雨过天晴，部队集合在三湾村的枫树坪。灿烂的朝霞映红了雨后的三湾村。偌大的三湾村显现出从未有过的生机与活力。毛泽东站在队伍正前方，准备向大家宣布改编命令。首先，大家静立为秋收起义阵亡烈士致哀。站在军官队行列中的谭政悲从中来，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他想起了团长、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卢德铭是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他作战机智勇敢，对待部下亲如兄弟，深受全团官兵的爱戴。秋收起义，卢德铭作为总指挥，一直冲锋在前。当三路起义大军出师进攻长沙受挫后，卢德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率部退却萍乡。在芦溪，部队遭到敌人伏击，卢德铭挺身而出，亲自指挥，掩护部队转移，不幸中弹牺牲。他才二十三岁啊！谭政想到这里，潸然泪下。“弟兄们，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卢德铭一直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又在谭政耳边响起。卢德铭，是谭政崇敬的对象，斯人已去，谭政无比地怀念，怎能不失声痛哭呢。致哀完毕，毛泽东向起义队伍讲话，鼓励大家，乐观向上，他充满激情他说道：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说完，他又大声宣布。起义部队的人，完全是自愿的。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三至五元钱的路费，开证明信允许离队。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如果愿意回来，部队仍然欢迎。

毛泽东的话语，像阵阵春风，把战士们心中的火苗又吹旺了。谭政默默地站在军官队的队列里，敬慕地聆听着毛泽东的教诲，回忆着秋收起义以后的日日夜夜。胜利，失败，挫折，困难，奋斗，牺牲……“啊！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谭政的热血在沸腾，他的眼睛又湿润了，跟毛泽东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更坚定了！

10月3 日，金色的阳光洒满枫树坪。改编后的部队又一次集合在枫树下，整装待发。火红的枫树，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像一支支燃烧的通天火炬。枫树下，革命战士精神焕发，红光满面。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一声出发令下，在三湾群众的热烈欢送下，谭政紧跟部队，迈着雄健的步伐，迎着朝阳，向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军，跟着毛泽东去谱写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巍巍井冈，林海茫茫。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井冈山正处在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属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山深林密，没有大路通往山区，只有几条羊肠小道连结峭壁间。同时，井冈山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因而，井冈山的确是个屯兵之地。井冈山地区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力量，毛泽东及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通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工作，袁文才亲自前来迎接工农革命军入山，部队进驻茅坪。接着，工农革命军在水口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遂川县靖卫团团总肖家壁的耳中。遂川靖卫团是一股反动地方武装。团总肖家壁，人称“肖屠夫”，心狠手辣，杀人如麻。风闻工农革命军在水口一带活动，他丧心病狂。纠集三、四百民团，向大汾圩扑来，妄图消灭工农革命军。10月23日深夜。深秋的大汾圩，寒气逼人。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已经闭门休息了。谭政也和衣而睡，进入了甜甜的梦乡。谭政是跟随毛泽东率领的工民革命军主力，来到大汾圩的。连日来，部队一直紧锣密鼓地做群众工作，十分辛苦。谭政和大家一样，躺在床上，很快入睡了。一阵密集的枪声突然从天而降，撕裂寂静的夜空。谭政从睡梦中惊醒，一个咕嗜爬了起来，下床摸枪，冲出门去。战友们都冲出屋门，探个究竟。很快，有人向毛泽东报告，遂川靖卫团包围了大汾圩向我发动了袭击！毛泽东临危沉着不乱，当即命令部队向敌人发起冲锋，夺回圩外被敌人控制的制高点，力争突出包围。霎那间，枪声四起。由于敌人发动突袭，工农革命军仓促应战，没有防御准备，在敌人的疯狂冲击下，队伍分散成了两部分，各自突围。战斗更加激烈。部队被分割后，无法联络，情况危急。谭政跟随一支突围队伍，边打边退。敌人气势汹汹，一路追击不舍。谭政又一次尝到了被敌人追击的滋味，忙乱中，简直狼狈极了。

一片漆黑之中，也不知跑了多少里路，枪声渐稀，追兵也不见了，大家这才停下来休息。谭政长出一口气，总算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他下意识地一摸身上，行装全无，连挂包也不见了！遭到突袭包围，又被穷追不舍，为了轻装突围，哪里顾得上背什么东西，谭政心里暗叫一声惭愧。他抬眼一看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衣衫不整，行装不全，显得狼狈不堪，不禁一笑，将刚才的危险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部队陆续集合起来了。时至晌午，大家开始点火煮饭。这时，眼前的情景令人喷饭：碗、勺早就丢光了，于是，有的人干脆提起军服前襟的一角，把饭兜在里面，手拿两根刚撅的树枝，夹着饭吃；喝水时，干脆用手捧着喝……尽管部队又一次受挫，但是不久苦尽甘来。大汾圩突围后，毛泽东率部回到茅坪。王佐率自己的农民武装前来参加革命军。工农革命军开始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艰难历程。1927年12月。井冈山宁冈砻市。军官教导队。井冈山的冬天，叶落草黄。寒风刮过，荒草落叶随风飘舞。刚刚扎根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缺米少粮，顿顿吃南瓜汤；缺布少衣，天天穿的是当初那身单军衣。军官教导队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这个一百多人的教导队，名曰“军官连”，实则是个集训队，过的是士兵生活，吃的是大锅饭，睡的是地铺，黄土地上铺稻草。一座大房子里，整班整排的人各睡一席地。铺头的稻草常常冒出铺外，他们便弄来根木料或砖头挡住。这种“挡头”同时兼作脑袋底下的枕头。地铺上靠西墙一角的稻草窝里睡着两个人，合盖一床又薄又小的毯子，四只脚全部露在外头。稻草窝里、毯子底下这两个人，一个叫王大年，另一个便是谭政。原来，自1927年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以来，为了训练下级军官，提高指挥员政治、军事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1927 年12月，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创办了军官教导队，由吕赤任队长。教导队的学员，除了来自军队中的班、排长以及有培养前途的基层战士外，还有来自地方武装的指挥员，训练时间一个半月。受训的内容既包括军事方面的，也包括政治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内容有：政治形势的分析，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群众工作的策略与方法、人民军队的宗旨任务的学习与教育，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与研究等。受训期间，学员们还争分夺秒地学识字，学文化，还通过解释“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

建立红色政权“、”扩大革命武装“、”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等政治口号的学习，既了解它们的政治含义，懂得了革命道理，又学会了识字，提高了文化水平，把学政治和学文化结合起来。军官教导队的学习，很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学习群众工作的策略与军事技术方面内容时，不仅在教导队内讲授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同时还组织学员到附近乡村实地开展群众工作，学会如何做好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使学员们在巩固、深化课堂上所学内容基础上，提高实际工作能力。遇到战斗时，学员们拿起武器上战场，在战争中实践所学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谭政本来就是个”书生“，入伍后也一直做文书、书记之类的文职工作，没有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更没有带兵打过仗，但却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于是，经组织推荐便参加了军官教导队。在刚上井冈山时，由于地方反动武装靖卫团突袭，谭政与同志忙于突围，他把随身带的行装丢了精光，于是现在便和战友王大年合睡一床。王大年出身贫寒，是秋收起义时农民自卫军的排长，作战非常勇敢，但没有文化。在军官教导队正巧把谭政和大年编在一个班。两人各有所长和不足，相互取长补短。大年教谭政学军事，谭政教大年学文化，相互帮助，亲如兄弟。谭政没有了行李，大年便让谭政钻进他的毯子里面。毯子又短又小，盖不了身子，二人便用稻草捂着透风的两边，这也难以抵住井冈山秋冬的严寒。半夜里，谭政冻得难忍难熬，无法入睡，他便悄悄溜到了伙房，帮助炊事员烧饭，借以烤火取暖，熬过寒冷的长夜。一个多月军官教导队的生活，使谭政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与磨炼。每天”三操两讲“，谭政毫不含糊。早晨出操，谁也没有谭政去得早。学习军事，他拼命地苦练。练持枪，练跪、立、卧三式射击，练投掷手榴弹。学习战术，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

学政治，练演讲口才。在政治课的演讲会上，谭政演讲的题目是：《‘马日事变’和它的历史意义》。他的演讲获得了第一。在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立足的艰难岁月里，谭政经受住了有生以来的最严峻的考验。在军官连不平凡的学习生活中，军官连党代表宛希先和廖春芳的介绍，谭政光荣地加入了中共产党。这是一个多么难忘而又庄严的时刻啊！入党的仪式党代表宛希先住的房子里举行。墙上挂有写着“CCP ”的鲜红旗。入党的誓词是：“……阶级斗争，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党纪，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从此，谭政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优秀战士。他决心在更加残酷和火热的武装斗争环境中经受更加严峻的锻炼与考验！1928年1 月初。遂川。国民党县政府驻地。山区的寒冬早已来临，蜿蜒起伏的群山覆盖着皑皑的白雪。座落在赣西南、井冈山脚下南侧的国民党遂川县政府驻地——遂川县城，已是兵临城下，危在旦夕。本来，上井冈山不久，毛泽东曾考虑工农革命军向北侧永新发展。永新是一个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县，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群众基础好，党的工作开展得早，战略地位重要。然而，鉴于当时永新敌人驻军较强，遂川却没有多少敌人驻军，只有地方上的靖卫团，战斗力较弱。因此，毛泽东决定先打遂川，日后条件成熟时再向永新发展。在砻市，毛泽东向整装待发的工农革命军作了战前动员。之后，毛泽东、张子清、何挺颖等率千百人的队伍，离开砻市，翻山越岭，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层层积雪，向遂川挺进。此时，红军部队已扩大了。原“三湾改编”的秋收起义部队已改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井冈山争取过来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成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这时，军官教导队的集训也已结束，谭政调回红一团任宣传队队长。此次攻打遂川的军事行动，谭政自然也在其中。1 月4 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向遂川城西北重镇、由遂川县靖卫团头子肖家壁苦心经营的反动巢穴——大坑发起进攻。由于工农革命军全体官兵的英勇冲杀，不到三个小时，肖部全线崩溃，狼狈向各处逃窜。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次日兵临遂川城下。

守城敌军无心恋战，弃城而逃，工农革命军随即占领遂川县城。工农革命军进入遂川县城后，店铺紧闭，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偌大的遂川成了一座死城。

显然，这是由于地主豪绅的反革命宣传所造成的。由于群众受反动宣传的蒙骗，一时不了解工农革命军，所以纷纷躲了起来。看来，军事行动没有政治工作的配合，是难以发生效力的。此时，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真的要大显身手，走进军事舞台的神秘殿堂。工农革命军在前委领导下，组成一支支小分队，立即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工作。谭政也带领他的宣传队，如鱼得水似地在遂川县城走街串巷大搞宣传。他们手持小红旗，逐家逐户地进行宣传。

他们还采取大会宣讲、文娱表演等多种形式，对群众进行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宣传。宣传队在向群众作口头宣传时，揭露了敌人的种种罪恶和欺骗政策，宣传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和宗旨，宣传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宣传工农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只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一定会翻身得解放，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宣传队等还在墙上、门上写满了各种标语、宣传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工农要武装起来！”“工农革命军是保护穷人的军队！”“欢迎遂川工农起来参加革命！”等等。这时的谭政，身着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军装，身上斜挎着一枝盒子枪。腋下夹着一捆写好的标语，带领宣传队在大街小巷张贴。他还教少年儿童唱歌子：“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反侵略！反侵略！”站在石阶上打拍子。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基础上，谭政又和工农革命军一起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刚开始，群众怕反动阶级的报复，对于地主的不义之财，往往不敢接受。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们就采取新的工作方法，待夜深人静时，把豪绅的浮财送到群众家里。起初只是送一些粮食、现金等没有标记、群众又经常需要耗费的东西。这种作法深深地感动了群众。没过几天，很多群众走出家门，兴高采烈地挑着箩筐，跟着部队到各处打土豪、分浮财，出外躲避的群众也陆陆续续回到了县城，工作的局面很快就打开了。这样，由于军事行动与政治工作双管齐下，遂川县城的人民得到了解放。他们欢欣鼓舞，编了歌子高声地唱：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共产党军来到了，土豪劣绅哭连连。

过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镰，打倒肖家壁。

活捉罗普泉……

在解放遂川的过程中，谭政的政治才能首次得到充分的体现。1928年1 月下旬。遂川县重镇草林。春节的烟火尚未散尽，草林的早春已经来临。由谭政带队的工农运输委员会一路和一个营的工农革命军及部分赤卫队，踏着带冰的春寒，满怀火热的激情，开进这居住六百余户的集镇，分散各乡，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乡村红色政权，开辟新区斗争。原来，就在遂川县城解放、政治局面打开，遂川县城军民欢庆胜利、共度新春佳节之后，毛泽东、张子清、何挺颖、宛希先等领导人，又带领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和地方政府，分成三路行动委员会，开赴草林、左安等乡下地区，广泛开展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分田地的游击暴动。在很短的时间内，遂川全县迅速掀起了一场打击豪绅地主阶级、肃清封建势力、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红色风暴。在遂川江两岸的辽阔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土崩瓦解了。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惶惶不可终日，成了过街的老鼠。广大人民群众，昨天当牛马，今日作主人。

席卷遂川全县的革命风暴，扫荡着一切污泥浊水、渣滓余孽，呈现着一派人类新世界的大千景象。谭政恰在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时调工农运动委员会工作，不久，便带队开来草林圩，分赴乡村开展工作。此时工作刚刚开始，地主恶霸毫不示弱。他们勾结民团进行抵抗，分散粮食，隐藏贵重物资，以保护他们的家产和田园。有的恶霸地主还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切莫上当。说什么“红军来了呆不久，国军马上就来收复遂川”。

说什么“红军一走，粮米没收。谁要是吃了分得的一粒粮，鸡犬不留全杀光！”

面对敌人的反宣传，谭政带领的武装工作队则是针锋相对。他们一进村便开始了正面的宣传攻势。在村头墙壁上，他们用石灰刷写了醒目的大标语；在村头的稻谷场上，他们说歌谣，唱歌曲，演出小剧目和打倒地主豪绅、戴高帽游街的活报剧；在群众会上，宣传“埃先生”（即苏维埃）和革命的道理。

谭政带领的工作队与劳苦大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到几户地主恶霸有血债，有民愤，便把他们抓起来公审，又把地主的粮仓打开，把粮食分给挨饿受冻的农民。群众慢慢被发动起来，揭发地主恶霸的罪行。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复杂，需要谭政的果断处理。打开地主粮仓的粮食，可以分发给农民群众吃，但从地主夹壁墙里翻出的衣物、银元等浮财怎么处理？请示上级时间已来不及，因为当时已得到情报，敌人来攻遂川，上级团部已先行转移，谭政只好“自作主张”了。谭政拍了板，这是他生平头一次。

他通知各乡工作人员，分头召开群众大会，把搜出来的衣物，全部分给群众，并告诉群众，地主的这些东西，连同分给大家的粮食，都是地主剥削农民血汗的铁证，这些东西应该归还给农民。至于银元，就作为红军部队的薪饷，用于革命的需要。在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的热浪中，遂川的冬雪悄然融化，草林的草坪一片碧绿。工农革命军解放了这块土地，武装工作队开辟了这块新区的工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草林的早春，阳光明媚，和风煦煦。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了草林圩这片辽阔的草坪。这是草林镇前所未有的盛大万人集会，他们在庆祝草林镇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在万人群众大会上，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军装、头戴军帽、脚穿草鞋、腰系皮带、盒子枪、腿打绑带、脸色黝黑的年轻军官，威风凛凛地登上了主席台，操着纯正的湖南腔，开始了他铿锵有力的演讲。他不是别人，正是谭政。谭政宣讲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伟大成果，宜讲了共产党的基本主张。然后，谭政郑重宣布：老乡们，遂川草休圩区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区政府的正式名字叫“工农兵苏维埃”。那么什么是“苏维埃”呢？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新政府的名字，就是“人民”的意思。我们在“苏维埃”前面又加了“工农兵”三个字，就是说，我苏区人民经过和地主阶级的斗争，有了苏维埃自己的新的政权！①接着，谭政又拉大嗓门宣布：遂川草林圩区工农兵苏维埃，属于井冈山苏维埃的组成部分。井冈山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家作了主人！谭政的讲话结束了。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在无垠的草林圩大地、在井冈山区回荡……1928年2 月18日。宁冈新城。初春的晨风，夹着寒意，不时地刮着。座落在宁冈东北面、距茅坪二十余里的新城，四周被高大坚固的城墙围绕着。城内有数百户人家，三百多国民党驻军，二百多地主靖卫团。这是国民党宁冈县政府所在地。远远望去，新城显得格外阴森与威严。在城外已埋伏了一夜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正寻机向新城发起进攻。不一会儿，新城南门慢慢打开。蒙在鼓里的敌军和往日一样，照常出南门操练。待他们放下武器准备做操时，突然喊声震天，埋伏在南门外的工农革命军一齐向敌军袭击。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敌军晕头转向，慌忙逃回城内紧闭城门。随即，第一团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守城敌军发起攻击。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加上城墙牢固，一时敌我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原来，正当工农革命军攻下遂川县城、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掀起红色风暴的时候，江西敌军蠢蠢欲动，老军阀朱培德增调第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一个营至宁冈新城，妄图会同该地的靖卫团，伺机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张子清在遂川得知敌人的意图后，决定攻打新城，击破赣敌的第一次进犯，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于是，他们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迅速从遂川赶回宁冈茅坪。第一团返回茅坪后，与刚升编的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第二团会合。2 月17日上午，前委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打新城的作战计划。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由第一团第一营担任主攻，攻击新城之东门；第三营攻击南门和北门，以配合第一营的行动；袁文才带领第二团第一营埋伏在西门外，利用开阔地形，待机歼灭溃逃的敌军；王佐率领第二团第二营留守井冈山，密切监视遂川方向的敌军。2 月17日深夜，大地沉睡，四周异常地寂静。做好充分准备的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张子清、袁文才等率领下，踏着冰凉的露珠，由茅坪出发，分两路向新城奔去。到达新城脚下，按照原定的部署，各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待机进攻，从而才引发了刚才这场激战。在棋山高地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张子清等，决定佯攻南北两门，吸引敌人的火力，然后集中第一团的兵力猛攻东门，以打破缺口，迫使敌人全线崩溃，取得战斗的胜利。根据指挥部的意图，人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搬来了许多梯子、煤油、稻草。工农革命军一同用机枪向东门敌军密集扫时，并用煤油、稻草火烧城门，一面架起梯子，让突击队的战上们奋勇爬越城墙。在第一团的奋力攻击下，东城门被攻破，接着，南门和北门也相继被攻下，守城敌军被迫向西门溃逃。敌人发现西门外火力转弱，便产生错觉，误以为西门外工农革命军兵力不多，于是便打开西门，妄图向外逃窜。早已在西门外埋伏起来的第二团，已布置好了一张严密大网，待溃逃的敌人进入包围圈后，会同前来围剿的第一团，向敌军猛烈攻击，把逃跑的敌人打得死伤遍地，很快结束战斗，胜利地占领了宁冈县城——新城，击毙、击伤包括营长王国贞在内的敌军三百多人，生俘一百多人，活捉敌县长张开明。新城战斗，从清晨打到傍晚。在战斗中，谭政英勇善战，特别是发挥了他政治攻势的本领。

谭政和他的队员们，从这个山头转到另一个山头。一会儿把红旗插在山巅，一会儿又插在山坡，引来城里敌人的往意与火力。并声东击西，以假乱真，干扰敌人的判断力，以显示我军人多势众。当午后敌人准备突围时，谭政带领宣传队，在我军战士掩护下，开始对新城敌军喊话：“弟兄们，快投降吧！

你们已被红军牢牢包围，你们逃不了啦！“敌人无力还击，但不作声。谭政等又换了个位置大声喊：”红军优待俘虏，红军就要攻城了，快反正投诚吧，投诚过来才是活路！“开始，对于谭政等人的喊话，城里敌人的回答是谩骂，尔后便是沉默、无人回答。后来，敌人一个两个地跑了过来。谭政等对投诚者以诚相待，感化了投诚者，于是投诚者又返回敌群做守城敌军的工作。这样滚雪球，敌人三五成群一个班一个排地跑过来了。攻打新城的这场战斗，对于谭政的锻炼和提高是破天荒的。他不仅把在军官教导队学来的知识（军事的和政治的），巧妙地运用于战斗实践，而且在实践中又有发明创造。新城战斗的对敌喊话，对谭政来说是头一回。这使谭政深刻认识到做好敌军工作的重要性。此后，谭政担负政治领导工作中，便把瓦解敌军，作为军队政治工作原则之一。1928年2 月下旬。井冈山砻市毛泽东住所。一轮朝日从东方慢慢升起，春意盎然的井冈山川、翠竹绿树，正沐浴在这春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雄伟壮观。可是，在宁冈砻市一幢草屋——毛泽东住所里，又是一夜，灯火通明。伏案疾书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此时正在吸着纸烟，深深地沉思着。可能是过于劳累，乌黑厚厚的长发，使早已瘦削的脸庞显得更加憔悴。

“砰！砰！”一个身着整洁军装的年轻军官，正匆匆敲响毛泽东住所的房门。

此人就是二十三岁的谭政，他接受组织的指派，前来毛泽东住所担任前委即毛泽东秘书来的。毛泽东打开房门，热情地迎了出来。“谭政同志，你从草林圩回来了！”毛泽东亲切地问道。

“是，毛泽东同志！”谭政有些拘谨地回答道。

“你的老岳父陈绍纯先生还好吗？”毛泽东又问。

“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谭政低声回答。谭政纳闷，只听岳父说过，他认识毛泽东，可毛泽东怎么会晓得我是他的女婿？何况我又改了名。

毛泽东看出谭政的不解说道：“你原来的名字不是叫谭世名吗？这是调你到前委来前从你的入党志愿书上看到的。你那老岳父可是对社会、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喽！去年的上半年，我在咱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的时候，也到湘乡去了，见到了陈绍纯先生，他说得很痛快，这个世道得乱透了才能分出个高低、分出个好坏来。陈先生对我说，他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出去了，二儿子、三儿子也去闹革命了，这不，女婿谭世名近日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毛泽东看了谭政一眼，接着又说：“这以后，我就注意了你的行动。秋收起义的时候，我就从武昌警卫团部队名单里找谭世名，只看到有个谭政，没想到谭政就是你这个谭世名。还是这次我要宛希先推选个前委秘书，宛希先说，前不久入党的那个谭政，是个知识分子，湖南湘乡东山学堂毕业的，从军前是个小学教员，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来了，表现很不错。他古文基础好，字也写得工整，很适合协助我毛泽东作前委工作。随后，我让宛希先把你的入党志愿书拿来看过，看到你的现名和原名，这就对拢了。看到了你，也就想到你的老岳父了，哈哈！”

听了毛泽东这番话，谭政惊呆了。想不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会注意他这个小人物。过了一会他才想起自己的来意，忙说：“毛委员，我今天是来前委报到的！前委在哪里？”

毛泽东风趣地回答：“前委就在这儿。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实际工作就咱俩。”毛泽东又说：“你们在草林圩开辟新区发动群众工作搞得不错嘛！你先说说情况吧！”随后，谭政把他带工作队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称赞谭政：“搞得好！搞得好！”谭政觉得在草林开辟新区工作中，自作主张把没收地主的银元作为罚款带回来用作军饷的处理上没有把握，不知对错，就把事情的经过、处置的原委向毛泽东如实地作了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处理得好！处理得好！我们每人都可以发两元钱的军饷了！”毛泽东又问谭政：“工作队的事完结了没有？”

谭政慢条斯理回答道：“一回来，就汇报过。我带的那个工作队也归建了！”然后，谭政把复写出来的一份工作报告递给了毛泽东，并说：“这是我的工作报告，不妥当地方，请您指正！”

“那就把你的行李搬过来吧，你就住在外面这屋里。”毛泽东接过报告放在桌上并指着外屋说。然后，毛泽东又接着说：“你来了，就好了！我是很需要你来帮忙的。”毛泽东又指了指桌子上已写成的厚厚一沓子草稿说：“你看，这不，为湘赣边区党的二大写了个决议，还没找到人抄写呢。你来了，先把这件事办办。”

就过样，谭政成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这位未来的共和国主席、党的领袖与未来的共和国大将，在这幢简陋的草屋里居住着，交谈着，工作着……井冈山的日月星辰伴着毛泽东、谭政共居的草屋，从春夏走过秋冬，从黑夜迎来黎明。谭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与毛泽东共居一室，朝夕相随，他从毛泽东身上学到的东西可真不少。秋收起义部队刚上井冈山不久，前委决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由团长陈浩、副团长韩壮剑、参谋长徐庶指挥下山去攻打茶陵。当时，毛泽东没有跟部队下山。但恰恰在这次军事行动时，团长陈浩等人与国民党部队“联络”上了，令部队向湘南撤退，企图投靠国民党。这是一起十分严重的叛党、叛军政治事件。然而，毛泽东在处理这起事件的过程中，态度是十分冷静的，艺术性是相当高超的，表现了一个伟人的魄力与策略。事件发生的当时，毛泽东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亲率部队把攻打茶陵的一团接回井冈山，稳住部队的情绪，摸准事件的真相。在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在砻市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了如何处理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并果断决定：召开干部大会，公开揭露、宣布陈浩等人的叛变罪行，以教育我们的部队。在砻市干部大会上，根据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总结了部队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当众宣读了陈浩等人的十大罪状。其中一条是：阴谋叛变投降方鼎英。然后，毛泽东问大家：“大家说，对于陈浩、韩壮剑、徐庶该怎么办？”接着，按照大家的意见，将陈浩等人捆绑起来带走处决了。尔后，毛泽东又宣布了新任命团长、党代表，参谋长的名单。毛泽东对这一军内重大案件断然处理的重大举措，对谭政的教育与影响是相当大的，这对后来谭政处理某些重大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启迪作用。

1929年的一天。一个被五花大绑的青年军官，被士兵簇拥春，押送到了前委办公室。这不是陈伯钧连长吗？谭政吃了一惊。

谭政来不及细问缘由，急忙去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不慌不忙地从屋里出来，让兵士松了绑，说：“你们先到隔壁房里休息去吧！”谭政奉命通知其他前委委员来毛泽东住所开会。会议开始了。原来，陈伯钧一不小心，枪走火打死了军官教导队队长吕赤！委员们对陈伯钧枪走火打死军官教导队队长吕赤事件，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有的说，这虽是军队内部事件，但也要严惩。

多数人认为，打死人就得偿命，陈伯钧应当枪毙！谭政作为秘书列席会议并担任记录，他为陈伯钧的“死罪”暗暗吃惊。按照惯例，前委会议讨论决定问题，一般都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今天，到会的除毛泽东一人尚未发言，其他人都同意从严处置陈伯钧，这不就等于判了“死刑”吗？

毛泽东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慢条斯理地说：“已经死了一个，还要死第二个吗？”前委会在毛泽东提议下，又研究了一番，一致同意从轻处理，但提出：“可以不枪毙，但要打屁股！”毛泽东风趣地说：“屁股也不要打了吧，要打，打个手板就可以了。”陈伯钧含着泪水走出房间，来到前委会会场中间，向在场的人深鞠了一躬，说：“我对不起吕赤同志！”陈伯钧把手伸给毛泽东，说：“毛委员，打我的手板吧！”毛泽东拍拍陈伯钧的肩膀，说：“伯钧同志，接受这个血的教训吧！手板也免了。”陈伯钧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失声大哭起来。这哭声饱含着对吕赤同志的内疚、悼念，饱含着对自己错误的自责、反省悔恨，饱含着对党的治病救人政策的感激！毛泽东对陈伯钧事件的处理，教育了陈伯钧，教育了同志们，也深深地教育了谭政。井冈山的深夜。星光灿灿，夜幕沉沉，毛泽东、谭政住所四周显得格外寂静。已经劳累了一天的毛泽东、谭政，又开始了夜间的工作，不时夹杂着轻松的问话和回答。在谈到井冈山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问谭政：“你还记得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不就地做群众工作、不打土豪筹款的错误吗？他们不懂得工农革命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有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说这是地方政府的事。而当时我们成立起来的县政府呢，又没有担负起新政权的职责，还是沿用旧政府收税、告状、过堂一套官僚老办法，不替人民群众说话、撑腰、办事情，还能不失败？有失败，才会有成功。谭政，你信不信这个话？”谭政似懂非懂，愕然地支吾着。毛泽东看出了谭政的不解，又进一步地举例道：“你还记得秋收起义攻打县城，还准备打长沙，打了败仗那个灰心丧气的狼狈情景吗？要不是打了那些个败仗，还不会使人们认识到攻打大城市战略方针的错误！也由于吃了败仗，碰了壁，才逼迫我们上了井冈山，你说是不是？”谭政经毛泽东这么一解释，心中顿时悟出了道理。毛泽东紧接着又问谭政：“要不是总结工农革命军打茶陵的经验，纠正了茶陵新政府的错误，你谭政能把遂川打土豪得来的钱带回来做军饷吗？”谭政心中的疑团，被毛泽东这深入浅出的比喻化解了。谭政还断断续续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红军的政治工作问题，红军的成份问题，对士兵的政治教育问题，对俘虏敌军官兵的改造问题，红军内部的民主问题，等等。对此，毛泽东都耐心而又说理地给了满意的回答。时光一分一秒地过去，问题一个又一个地提出。当他们还你来我往谈兴未尽的时候，清晨的霞光，已遮盖了那暗淡的灯光。又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不眠之夜。

1928年5 月4 日。宁冈砻市溪河滩。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鲜艳的杜鹃花，盛开在山山岭岭，弯弯曲曲的砻溪河，唱着歌儿，流向远方。宁冈砻市的砻溪河滩，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今天，井冈山军民庆祝朱、毛两军胜利会师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即将在这里举行。一大早，穿着整齐军装、佩戴着红袖章的毛泽东、朱德两部指战员，以及数千名湘南农民自卫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进入会场。从宁冈、井冈山、遂川、永新、灵县等地赶来的人民群众，也兴高采烈地涌入了会场。会场周围，贴满了五彩缤纷的标语。主席台上，插满了鲜红的旗帜，为大会增添了热烈的气氛。整个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大会由陈毅担任执行主席。在一片锣鼓声、鞭炮声、军号声、欢呼声中，陈毅首先向全体军民庄严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已胜利成立。接着，他宣布了第四军的组成及领导人名单。在庆祝大会上，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时，代表军委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要求每一个指战员认真执行，付诸行动。谭政坐在主席台的一角。他此时虽不是名见经传的部队领导人，但也感到格外的快活。为了布置会场，迎接红四军新的领导人，谭政跑前跑后，忙个不停。你看他平日严肃、紧绷的面孔，今日也笑容可掬。此刻，他看到朱、毛两军的胜利会师，看到这会场的盛大景观和欢乐气氛，激动之情无法言表。他想道：此前只是跟随前委书记毛泽东一个人工作，以后将在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军委书记陈毅三人统一指挥的红四军委集体领导下，协助他们办事、工作。红四军有了如此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有了如此强大的队伍，有了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革命的形势何愁不会加速发展。

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多次粉碎了敌人的“会剿”，接二连三地打了几个胜仗。然而，在胜利的凯歌声中，红军内部政治工作基础薄弱的缺点也日益暴露出来。对此，谭政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给以妥善解决。对于红四军在永新县城违反城市政策和部队内部违纪等问题，负责检查、整顿这一问题的谭政，在深入调查了解研究的基础上，写了给前委的报告，强调了军纪的重要性。毛泽东对谭政的报告十分重视，他看过报告后批示道：“军纪是军队的命脉！”

1928年11月。

茨坪。

毛泽东住所。

呼啸的北风，夹着片片雪花，飞飞扬扬，吹落在这茫茫无际、重重叠叠的荒郊野岭。井冈山的冬寒，已经降临。在茨坪一所简陋的房子里，有两个人正在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忙碌着。里屋，毛泽东在全神贯注地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井冈山的斗争》。外屋，谭政在聚精会神地抄写。半年以前，即5 月2 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曾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朱、毛会师后的基本情况，并提出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和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建议。6 月4 日，中共中央收到由江西省委转递的毛泽东5 月2 日的信件后，并于当日复函朱、毛并转前委诸同志，该信题为《中央对前委的指示信——关于目前形势及今后的任务与工作》。中央六月来信，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肯定了朱、毛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制定了边界党的工作方针、原则和政策，指出了边界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与壮大起了重要作用。为使井冈山根据地党组织收到这封重要的信件，中央复写了四份，两份由湘赣两省委各转边界一份，两份交两省委阅看、保存。

由于交通不便，中央6 月4 日指示信，经过江西省委与吉安县委，11月2 日才到达边界。接到中央重要来信后，正在遂川开展群众工作的红四军立即返回井冈山。11月6 日，边界特委召集三十余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了中央来信。经过热烈讨论，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主张废除党代表制与游击区域过宽之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特委还把这封信交给军队及地方各级党组织传阅、学习，以便共同遵照执行中央来信的正确指示。根据中央来信的指示精神，在11月6 日的会议上，重新组成了前委，以毛泽东任书记。以前三月份，因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至今，遵照中央的指示，又重建前委，以领导红四军军委与湘赣边界特委，使井冈山根据地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正是在这一变故下，毛泽东在接到中央来信后，代表前委写长篇报告给中央，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历史经验，阐述红色政权理论，答复中央来信。毛泽东在写这篇报告时，谭政正在前委即给毛泽东当秘书。此时，井冈山已经历了八月失败的考验，井冈山的冬寒使人格外难以忍受，部队的生活异常艰苦，缺衣少吃。这篇报告，毛泽东是断断续续写成的。部队一面打仗，毛泽东一面写报告，部队转移一个地方，毛泽东写一部分。写成一个部分，谭政便用工整清晰的字体抄写一部分。抄写完了，再交毛泽东修改。这样毛泽东反复修改若干次，谭政抄写多次，《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谭政几乎背得下来。

1928年11月25日，经过近一个月的昼夜奋战，毛泽东代表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答复信，即《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写完了。谭政用很薄的纸复写了两份。这两份报告，也是谭政派人送走的。谭政的秘书工作，做得十分认真。

他抄清的报告与原稿校对两遍，真是一字不差。毛泽东校阅后夸奖说：“你谭政抄得好啊！两套文稿，上面写上：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最后，谭政找来送报告的交通员，当面告诫：“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把这件东西让敌人拿到！”这样，谭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将近一年。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工作多么劳累，他总是兴高采烈，精神焕发。一年的时光，在谭政的一生中，是多么短暂，可又是多么的难得，多么宝贵呀！

一年里，毛泽东对他的教诲与启迪是具有历史性的。1929年1 月中旬。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彭德怀率红五军和红四军的一个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以扩大根据地。1929年春节刚过，因工作需要，谭政依依不舍，挥泪告别共居一载的“老上级”毛泽东，调回了阔别一年的红四军第三十一团，任团党委秘书。

“谭政——‘谈政’，名副其实喽！”这是毛泽东在谭政受命第三十一团党委秘书时，同他开的一句玩笑。实际上，这注定了谭政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谭政虽说是团党委秘书，实际上已是独当一面的团一级党代表了。谭政就任团党委秘书，部队就要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作为一个团党委秘书，他深知这次军事行动的艰难和自己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艰苦性。谭玖一次又一次地深入部队，给部队讲政治课，作政治动员，进行队前讲话。他不拿讲稿，不用提纲，两手叉腰，不时地用手比划，或拳头一挥，给部队讲形势，讲战略“远征”的必要。他操着一口纯正的湖南话，时而参杂几句江西“老表”

的方言，滔滔不绝地演说着：“这次打仗，和以前不同，不是打新城，也不是打永新，是要打出去，打到敌人的后院里，给敌人放上几枪。点一把火烧起来。在他的大后方，发动群众，闹起革命来。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

道理很简单，你蒋介石、朱培德可以派出两万人的军队，来围攻我井冈山根据地，你的大队人马都出来了，后方空虚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捣’你的后方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转到敌人的后方一打，敌人担心后方不稳，就不得不撤退围攻井冈山的兵，这样敌人对我们井冈山的‘会剿’不也就落了空？“”讲得好！讲得好！“听讲的战士发出响亮的欢呼声、掌声，这声音像春雷，回荡在井冈山的川川岭岭。这时，谭政话题一转，说道：”要是打到敌人后院去，是不能走大路、走直道的，而是要迂回绕圈子从大山里钻出去。这就要求大家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还要多准备干粮和草鞋。“谭政停了停，收拢了一下精神接着说：”我们这次行军路线是山区，那里的人民还不了解咱红军，所以，大家在行军途中，一定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就是当初毛委员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罢，谭政从上衣兜里掏出了毛泽东为这次军事行动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读给大家听。并说：”这布告和标语口号都是毛委员亲自拟定的，大家就照着去宣传。团宣传队准备了石灰水和刷子，沿途村庄墙壁上都要刷写新标语。“在谭政”谈政“的鼓动、教育下，将要出征的红四军第三十一团战士，个个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决心做好思想、物资准备，打好这一大仗。谭政在进行战前动员的时候，突然发现大个子战士张更生站在队伍里，两眼直盯着自己，像有什么心里话要跟他说。队伍解散后，谭政走到张更生面前，与他握了手，拍着他的肩膀说：”张大个儿，没想到我们又要一起战斗了！“

张更生眼含泪水，久久说不出话来。张更生从小是个穷孩子，十八岁被江西军阀抓去当兵。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开进的时候，他开了小差投奔工农革命军。然而，张更生由于受旧军队军阀习气的影响，当红军占领永新城，违反了纪律，拿了群众的衣物，商店老板给他两块银元也放进自己的腰包。红军撤出永新城，谭政奉命来整顿纪律，张更生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把得来的衣物、银元也交了公。对此，谭政表扬了张更生：“知错改错就是好同志！”

并说：“张更生同志，上井冈山以来，战斗中勇敢杀敌，该是英雄；打新城，他冲锋在前，抓到了敌人的县太爷张开明，该是勇士；打永新，他头一个爬上城墙，为部队扫除前进的障碍，该是尖兵！”自此，张更生受到了教育，结识了谭政，交上了朋友。此次，老朋友重逢，百感交激。张更生从衣兜里掏出早已写好的决心书，递给了谭政。谭政顺手接过去，打开一看，是请人代笔、歪歪斜斜地写了一句话：“保证遵守执行好群众纪律！”他俩的眼睛湿润了，声音哽咽了。两双粗大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地没有松开。1 月14日，谭政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悄然离开日夜相伴的井冈山，千里驰骋在这广阔无垠的赣南、闽西大地。1929年10月31日。广东梅县。深秋的凉风拂面。这时的北方已是黄叶遍地，而地处南方的梅县，仍然绿荫如春。红四军三个纵队攻打梅县的战斗正在激烈的进行。

这是红四军第二次攻打梅县了。早在10月上旬，前委接到中央指示，要求红四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之机，向东江地区出击。当这一指示到达红四军前委时，两广军阀的混战已经停止。然而，由于消息闭塞，红四军前委仍然按照中央指示执行，率红四军三个纵队开赴东江地区。这时，红四军番号已有所改变，团改纵队，营改支队，连改大队。三十一团遂改称三纵队，司令员为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党委秘书还是谭政。

10月25日，红四军攻入梅县后，随即撤出休整。31日，再次来围打梅县城。谭政跟随三纵队，投入了二打梅县的战斗。由于敌人拼命抵抗，红军队形拥挤，一时间，红军伤亡了二百多人。梅县北门。三纵队九支队打进北门，冲上了城内大街。敌人凭借街道两旁的房屋，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就在这时，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率队冲了过来。突然，随着一声枪响，罗荣桓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当时倒在地上，昏迷过去。随同冲锋的谭政刚好目睹这一幕，他急忙向罗荣桓倒地处猛扑过去。到了近前，他立即卧倒，慢慢扶起昏迷中的罗荣桓，背起他就跑。子弹嗖嗖而过，谭政毫不理会，一口气跑了下去，直到一家小院子里，才停下脚步，将罗荣桓轻轻地放下来。然后，为罗荣桓包扎好伤口，向老百姓借了块门板，与另外一名战友，抬起罗荣桓，继续随部队前进。罗荣桓身负重伤，谭政便接替他，负责三纵队收容工作。

汀州府衙，古色古香，高墙楼阁，富丽堂皇，院内初冬的腊梅含苞欲放。已经升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训练部长的谭政，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等待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的到来。自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以来，虽然取得了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城、攻占上杭的卓著战绩，但也打过一些败仗，暴露出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问题。1929年6 月22日在福建龙岩县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毛泽东等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结果不仅问题未解决，而且毛泽东又落了选，失去了前委书记之职，于7 月8 日与贺子珍、江华等去上杭县的蛟洋、苏家坡、永定合溪等地从事地方工作。1929年9 月下旬在上杭县太忠庙召开的红四军“八大”，朱德等力图解决这些问题，但会议“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7 月下旬，陈毅离开部队经厦门、香港，乘船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10月22日回到驻在闽粤边界松源的红四军前委，带回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委员会议定由陈毅起草，于中央政治局9 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11月23日红四军重占汀州，根据中央指示派人到蛟洋，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复职。这时，谭政已升任为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和政治部训练部长，军委办事机关就设在历代的汀州府院内。在这里，谭政先是接待了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红四军“七大”当选），陈毅是由上海回来后，返程取道汀州的。陈毅对谭政说：“这次我到上海找到中央，向周恩来同志详细汇报了四军的情况，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指示，要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当前委书记”。接着，陈毅指示谭政，要求派一个连部队，接毛泽东回红四军负责前委工作。

谭政得知毛泽东要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的消息，紧绷的圆脸，又露出了笑容。当一个连的部队出发前去迎接毛泽东的时候，谭政便指令行政后勤管理干部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妇，在汀州府内安排出一套宽敞的住房。同时，谭政又昼夜不停地整理材料，列汇报提纲，准备向毛泽东反映自己对加强红四军政治工作的意见。阳光煦煦、暖风轻轻，汀州的寒潮虽已降临，可今日却春意三分。11月26日，在中央的指示和朱德、陈毅等红四军其他领导人的再三催促下，毛泽东与贺子珍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从蛟洋抵达长汀汀州府军委营地，同朱德、陈毅会合，重新主持前委工作。谭政兴奋地迎了上去，与毛泽东等亲切握手，然后把毛泽东、贺子珍带进了准备好的住房。毛泽东刚坐定，便急不可待地要谭政汇报部队的情况。什么“单纯军事观点”呀，什么“严重的军阀主义”呀，什么“非组织观念”呀，什么“走州过府的流寇思想”，什么“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错误倾向，谭政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一古脑合盘端出。毛泽东惊讶道：“哦！这么短时间，红四军中的问题竟如此严重！”尔后，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对谭政说：“近日，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准备召开红四军‘九大’，请你为我组织几个座谈会，有各类干部战士参加，时间、地点由你决定。但要注意，开座谈会，可不是把人叫到军委来，是下去，到各纵队去开，希望你和我一起去，你也作些发言准备！”最后，毛泽东亲切而又严肃并带几分恳求之意地对谭政说：“你能不能把罗荣桓同志接到军委来？请你和罗荣桓助我一臂之力，作些调查研究，帮我起草红四军‘九大’决议草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谭政爽朗地答应了。

由于战局的变化， 12 月3 日，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汀州，前往闽西红色区域的腹地连城的新泉。前委、军委机关以及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驻在苏区主席张育才家——“望云草室”，在这里领导了著名的为期十天的“新泉整训”。在“望云草室”的小厅里，谭政、罗荣桓协助毛泽东召开了各级、各类干部和各种小型调查会，了解问题，分析原因，研究解决办法，酝酿和草拟文件。同时，谭政、罗荣桓还带头发言，揭发错误，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12月中旬，由于敌金汉鼎部再占汀州，进逼连城，毛泽东等又率红四军主力由连城新泉移驻上杭县的古田。前委、军委机关设在八甲村，四个纵队分别布防于周围的赖坊、竹岭、溪背、菜屋等村。在古田，谭政、罗荣桓继续协助毛泽东开好红四军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各级党组织干部联席会议和战士座谈会，帮助毛泽东起草决议。战局紧迫，寒风凛凛，红四军‘九大’的筹备工作正在加速进行。各类座谈会开完，毛泽东留下了谭政，对他说：“这一段时间的各种座谈会，你都参加了。你看是不是把揭露出来的问题，大家提出的解决办法，加上你的意见，一类一类归纳一下，形成几个材料，争取‘九大’形成个决议案，部队才好贯彻啊！”时间如梭，“九大”在即，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谭政已把座谈、调查来的材料，分门别类地整理了出来，整齐地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前，为毛泽东起草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1929年12月28日。闽西上杭古田廖氏祠堂院内。纷纷扬扬的鹅毛雪花，伴着阵阵春雷，飘落下来，连绵起伏的山岭、平川，披上了洁白的银装，鲜艳的午时莲，在晶莹、滋润的瑞雪映衬下，像一支支燃烧的火炬，放射出耀眼的红光。古田地区好大一场雪啊！这天，闽西古田溪背村的廖氏宗祠人如潮涌，热闹非凡。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红四军“九大”，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纷飞的大雪，为古田会议，增添了庄严肃穆的气氛。会场是一间普通的厅堂即小学教室，北墙上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的横幅，下面是鲜红的党旗，党旗下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主席台是两张拼在一起的方桌，桌上放了几只喝水用的陶土碗。代表们的席位就是学校的长条凳和长条课桌。为了随时准备应付战斗，代表们都背着背包进入会场。大会开幕后，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政治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就禁止枪毙逃兵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大会决议草案是会前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因此很顺利地为会议所通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虽然只开了两天，便胜利的落下帷幕，但它所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却为我党我军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谭政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且担任会议记录。后来，谭政回忆说：在此以前，在党内、在红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例如：流寇主义、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等，而这次会议上，在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决定》中，才明确指出这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危害的严重性。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并使在我军已经形成的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以及军队中的民主制度，等等，都已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

第三章人基层徒步走动员为故斗“古田会议”以后，红军再次转战赣南。革命之火燃遍赣南闽西，红色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略具雏形。

1930年12月初。

蒋介石抵达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布置进剿红军方案，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

面对猖狂的敌人，毛泽东和红军总部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率红军主力实行大步战略退却，秘密移师黄陂、小布一线，隐蔽待机。

敌军毫无阻挡，长驱直入。特别是敌第十八师在师长张辉瓒的率领下，求功心切，孤军冒进，直逼龙冈。

一时间，风云滚滚，尘土飞扬。

龙冈，江西永丰县南端的一个小镇。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峻，前有河道，中有峡谷，正是个设伏迎敌的好地方。

遵照上级指示，红十二军在龙冈南端的万功山隐蔽多时了。

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抓紧时机，进行战前动员。

谭政说道：“……我们的敌人是很凶恶的。不要忘记敌人在这以前对井冈山的几次‘会剿’的教训，红军在反击敌人‘会剿’的斗争中，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许多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红军的指战员，还有保卫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赤卫队员们，都英勇牺牲在与敌人搏斗的战火之中！苏区的人民群众，坚持斗争，他们顽强不屈，与敌人生死搏斗。我们要向英雄致敬，向壮烈牺牲的人们致哀！”说到这里，谭政脱帽低下了头，动情他说：“这是中华儿女的光荣！苏区人民的光荣！苏区人民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挠！”①战士们的情绪立刻鼓动起来了。谭政接着说：“这次敌人前来‘围剿’的总兵力有十一个师、两个旅，总共约十万多人。他们的前线总指挥是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只要我们有战胜敌人的信心，斗争得法，这大于我们一倍数量的敌人，也一定是可以战胜的！”②12月30日，敌第十八师慢慢蠕动，终于钻进了红军布下的“口袋”。情绪激昂的红十二军如猛虎下山，直冲敌人左翼。霎那间，枪炮声震天动地，回荡在山谷间。红军各部队迅速占领了各个要道与制高点，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张辉瓒第十八师成了瓮中之鳖。下午4 时，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突变，迷雾遮天盖地而来。

全线溃乱的敌军根本摸不清东南西北，成了迷途的羔羊。红军如有神助，从四面八方压向敌群。总攻的号角撕裂山谷上空。枪声、爆炸声、“缴枪不杀”声连成一片。

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乱了方寸，全线溃败下来。

黄昏时分，龙冈战斗全部结束。

红军全歼敌第十八师，连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当了俘虏。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失败了。不久，红十二军与红二十二军合并，谭政担任了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

谭政跟随红二十二军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1933年1 月，红二十二军与红一军团合编，取消了军的建制，改为直辖师，谭政又转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9 月的一天。高兴圩以北红一师阵地。秋风夹着硝烟、带着浓烈的火药味，时而掠过被敌人打得千疮百孔的红一师阵地。在阵地的最南端高兴圩高地上，师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向接受任务、坚守这块高地的红一团指战员，作战前动员。谭政拉大嗓门道：“高兴圩是兴国苏区的前哨阵地，是敌人妄想吞并兴国苏区的咽喉。只要我们守住这块高地，敌人的阴谋就休想得逞。而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求我们必须紧密依靠苏区人民群众，发扬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在他的政治鼓动下，红一团的指战员，个个磨拳擦掌，严阵以待。原来，自1930年8 月至1932年5 月对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发动的四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以后，蒋介石更加气急败坏。1933年9 月，他以五十万的兵力分北、南、西三路，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其兵力部署是：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线总指挥蒋鼎文，辖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共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担任主攻，准备经黎川、广昌直取瑞金。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四个保安团，外加五个空军队，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协助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辖九个师又三个旅，“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相机东进，配合北路军作战。经过六个月的战争，虽经苏区军民的浴血奋战，但由于错误军事路线的指导，中央苏区的处境，日益恶化，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的大片地区，均被敌人占领。1934年6 月，蒋介石又重新调整部署：以北路军第八纵队六个师，由泰和向兴国方向推进；以第六路军第七纵队四个师，由龙冈向古龙冈方向推进；以第三路军第五纵队四个师，先占头陂，尔后汇合东路军第十纵队，共九个师，向宁都、白水镇、驿前、小松市、石城方向推进：以东路军第二路军，由朋口、连城向汀州方向推进：以南路军三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雩都方向推进；另以三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7 月上旬，上述各路军完成筑垒、修路等任务后，便又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在这种严峻的态势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没有采纳党内、军内的正确意见，实行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策略。其兵力部署是：以红三军团第六师和第六十一团、第六十二团、赣江独立团，抗击向兴国推进的北路之敌；以第二十三师及江西地方武装，抗击向古龙冈推进之敌；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抗击由头陂向宁都推进之敌；以红三军团（欠第六师）、红五军团（欠第十三师），抗击向石城推进之敌；以红一、红九军团和第二十四师，抗击向汀州推进之敌；以第二十二师，抗击向会昌、零都推进之敌。

9 月1 日、3 日，红一军团（含红一师）在连城西南的温坊，以七百人伤亡为代价取得温坊大捷，毙伤敌二千余人，俘敌二千四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械一千八百余支（挺），迫击炮六门，各种子弹四十四万余发，迫击炮弹三百四十一发，手榴弹三千余枚，骡马五十匹，西药十一担，以及各种通讯器材等。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少有的好成绩。但是从此以后，红军步步退却，情形日益窘迫。不久，红一师便奉命，日夜兼程，赶往兴国以北的高兴圩、狮子岭开始了为时一个月、艰苦卓绝的防御战。此前几月，在国民党北路军主力进逼宁都、石城方向时，国民党军第八纵队六个师，从泰和出发，准备经沙村、车背坑、老营盘、高兴圩、狮子岭等，占领兴国。这时，早已布防在这个方向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和第六十一团、第六十二团等部，在陈毅、袁国平等指挥下，在沙村及其以北地区，连续进行了十多次反击战，但我部队伤亡多达二千余人，未能阻止敌军的推进，被迫退守兴国西北、以北的万安、老营盘一线，沙村、车背坑等阵地，均被敌军占领。8 月28日，敌第八纵队又向老营盘进攻，红军又受重创，陈毅负伤，不久，老营盘又失守。在这种战局下，仓促进入阵地的红一师，担负坚守兴国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任务的艰苦程度与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加之，高兴圩、狮子岭的战略地位重要，是夹在两座大山之间的丘陵地带，是进入兴国的门径，是敌我双方必夺之地，这就更加剧了高兴圩、狮子岭防御战的艰巨性、重要性。战云密布，炮声隆隆。高兴圩、狮子岭，要遭受一次血的洗札！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等师领导的精神压力很大。按照中央“左”倾军事指导者单纯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死守根据地的指导方针，而不是大踏步的前进与后退，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此役是必败无疑的。但军令如山，只好竭尽全力，争取打好这一仗。师长李聚奎把坚守高兴圩高地这一最艰巨任务，交给了红一师战斗力最强、素有“能攻善守”称号的由杨得志任团长、符竹庭为政委的红一团。在目前严峻的情况下，谭政的心情格外沉重。他清楚地知道，一个政工领导干部现在的职责。他先是召开了全师连以上政治工作干部会议，部署打好高兴圩、狮子岭战斗的政治工作，尔后来到坚守高兴圩高地的红一团，作了激动人心、鼓舞士气的简短政治动员。时间就是生命，阵地就是战场。红一师部队进入紧张的构筑工事阶段。谭政带着几名师政治部的干部来到红一团，进一步深入了解该团战前动员的情况。“以团为单位的连以上干部会开了没有？”“以营为单位的活动分子会议开了没有？”“以连为单位的党团员大会、军人大会开了没有？”“有哪些思想反映和思想顾虑？”等等，谭政一一进行询问。

又来到红一师的其他团队，激励战士们：“工事挖得快，筑得好，敌人来了早有防御准备，就能减少伤亡。”谭政发现有的战士怕苦怕累，对修筑工事的意义认识不足，就动员说：“只有保护自己，才能消灭敌人。现在多流一滴汗，战时就可少流一滴血！”根据红一师部队成员构成的复杂情况，谭政指示有关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把政治上动摇的人员留在后方，在前沿阵地担负警戒、作战任务的，大多是政治坚定、作战勇敢的老战士。党小组长、支部委员、政治战士，更是重要、关键部位的骨干力量。每当战斗间隙时，谭政便指派“青年队”来到前沿阵地，为战士唱歌、跳舞、表演各种“活报剧”、组织战士猜谜语等，活跃战地文化生活。后来，这种形式又慢慢发展到红一师阵地上的文化娱乐活动和露天晚会，成了瓦解敌军、对敌斗争的一种方式。他们时常对敌人喊话：“弟兄们，过来吧！一块唱歌，一块玩吧！”

有时，指战员还把苏区人民送上阵地的慰劳品，扔给对面阵地上的敌人。由于战地生活的漫长，红一师阵地周围，布满了大便、小便和各种污物，蚊蝇四起，臭气扑鼻，流行疾病也时有发生。谭政发现这些问题后，命令红一师各级有关于部，加强战场管理，规定大小便的位置，挖掘倒污物的深坑，清除掩埋脏物，消灭蚊蝇，动员后方机关、部队给阵地上坚持战斗的部队送开水，送最好的饭菜，送洗脚、洗澡水等。各种形式的政治工作，都是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谭政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谭政的政治工作显现了威力。在整个阵地上，红一师战士个个勇敢战斗，拼搏顽强，重伤不叫、不哭，轻伤不下火线。坚守高兴圩高地的红一团，真是可敬可佩。

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任务怎样艰危，只要是上级的命令，他们便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执行。他们铁一般的组织纪律性，坚强不屈、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创我军传统作风之先，在火红的军旗上，添上了永不消失的光辉。兵力数倍于我的穷凶极恶的敌人，天天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有时一天连续攻击几次，都被我红一师的指战员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有时白天阵地被敌人占领，晚上红一师又组织反击，再把丢失的阵地夺回来。就这样，红一师部队在高兴圩、狮子岭与敌人死拼了一个月，未丢一寸土地。萧瑟的秋风，吹过苍凉的山野，许多牺牲的指战员静静、无悔地躺在那焦土翻起的荒坡上，鲜血染红了整个山岗。

高兴圩以北红一师战斗中的政治工作是极为突出和成功的，它对启发指战员的觉悟，提高战斗力，激励他们英勇献身意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为了总结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经验，谭政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写出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为我军政治工作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

1934年10月中旬。兴国东南靠近瑞金的一个村庄里。红一师师部。波浪翻滚的绵水河，泛着银光，在深秋洁白的月色下，默默地绕过瑞金城。油灯下写完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的谭政，伸了伸疲惫的身躯，走到窗前，目光久久地凝视着月夜皎洁的东方。远处，不时传来早已听惯了的隆隆炮声和嗒嗒的枪声。谭政陷入了深思。他所想的，已不再是保卫兴国外围的防御战，而是如何说服红一师部队撤出苏区，实行重大的战略转移——长征。明天，红一师指战员就要离开中央红色根据地，告别血肉相系的父老乡亲，这时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原来，正当红一师指战员死守高兴圩、狮子岭防线，不让敌人前进半步，战斗打得正酣的时候，红一军团长林彪突然来红一师师部。他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战况，尔后对师领导李聚奎等人说：“你们回去马上布置一下，把阵地交给五军团的第十三师，你们撤下来，把队伍带到兴国的东南地区集结。”稍停片刻，他又小声而神秘他说，“可能有大的军事行动。有什么行动，以后再说。”这里林彪所说的“大的军事行动”，就是即将开始的长征。哦！红一师撤出高兴圩以北战斗，原来是为长征作准备，然而，长征一事在当时是一个绝对保密的军事行动。

10月15日，刚刚收拢集结于这个小村庄，军团司令部便派机要参谋给红一师领导送来了要师长、政委亲收的绝密信及中央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命令和行军路线。信中指定红一师（附红一军团供给部、卫生部）为红一军团右翼队，于10月16日（即明日）向信丰县属的新田、固陂前进。当天，上级又给红一师补充了几百名新战士、一批子弹和五百块大洋，红一师长征就此起步。以往，部队转移，只要条件允许，军团首长总要开会，讲明情况，面授任务。即便遇到情况紧急，不便开会，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一反常态，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红一师按照行军路线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且，每天所要到达的地点，是一天一天的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所要到达的地点，第二天指定第三天所要到达的地点。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便不得而知。其实，由于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强调保密，不但师一级领导蒙在鼓里，就是军团一级的领导也不了解这次转移的全部意图。这样，就给专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师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工作，带来许多困惑和烦恼。几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苏区生活，军队和人民已结成了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现在，要莫名其妙地离开，离开后，苏区人民的处境将会如何？

怎样做通战士的思想工作，如何说服情深似海的父老乡亲？是的，这块用鲜血换来的土地，怎么能忍心丢弃？这些勤劳、勇敢、善良的人民，怎么能与他们离别？怎能放那些凶恶的敌人进来，让地主恶霸复辟，来共同蹂躏、屠杀我们的人民？想到这，谭政的泪水夺眶而出。对于红一师的撤离，战士们不会满意，群众也不会同意的。但红一军团的命令已下达，又不能不执行啊！

现在关键是做通部队的工作。营级以上的干部会就要开始了，谭政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稳定一下激动的情绪，走迸了干部会的会场。然而，会场的气氛，却使谭政吃了一惊。一个个低着头，哭着脸，好像有一种说不尽的委屈。见此情景，谭政心想：营级以上干部都是这个劲头，战士们的情绪又会如何？

处于这种思想状况的部队何以能战胜敌人？谭政下意识地骤然扭转了自己的伤感情绪，提高嗓门说：“同志们，抬起头来！”空旷的室内寂静无语，大家依然低着头。谭政义恼火似地大声说：“怎么搞的！都霜打啦？”突然，刘得胜营长打破沉寂，首先开了腔：“谭主任，请允许我先提个问题。”“你说吧！”谭政干脆地回答。刘营长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敌人如此凶狠地进攻苏区，咱红一师接到的命令不是到前线打击来犯的敌人，而是什么‘准备出发’？”紧接着，又有几名干部也表达了与刘营长类似的意见，并要求谭主任回答。谭政一见会场开始活跃起来，便因势利导地开始了他的发言：“我也向大家提一个问题，是保存下来红军这颗革命的火种呢？还是让目前凶狠的敌人，大兵压境，把这颗种子一口吃掉？让咱们的脑袋统统搬家？”

经谭政这么一问，会场的气氛顿时平和了起来。本来，会场在座的都是红一师部队营级以上的领导骨干，都是水平很高的中高级指挥员，都有指挥部队作战的丰富经验。对于这次反“围剿”阵地战的战术，他们早就有意见，只是上级命令不可违反，只好硬着头皮执行。对于目前的战局，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敌人兵多、枪多、弹药多，而我们是兵少、枪少、弹药少。敌人步步为营。重重封锁，紧缩包围圈，如果红军不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革命的火种也只能就此熄灭。这事实和道理是明摆着的。所以，谭政把关键问题一挑破，用不着再说很多大道理，大家便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会场上，干部们的头抬起来了，精神也振作了起来，愁云和牢骚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啊！有这么多懂道理、顾大局、识大体的好干部，何愁战士工作没法做？谭政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开始向干部们布置工作：“同志们，散会后，大家分头检查部队出发时的各项准备工作。不，同志们，我们不光是准备‘走’，还要准备‘打’！这是最最重要的！要知道，我们的敌人不是钢铁石头，但也不是豆腐一块。我们一旦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他们还会组织力量后追前截的。所以，我们的作战行动，不仅要敏捷，还要似箭穿梭，打垮敌人的阻挡！”散会后，干部们便深入部队，分头去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去了。第二天拂晓，嘹亮的军号响彻了兴国的山野。红一师部队，正紧急集合，整装待发。苏区的群众，早已站在村口，欢送即将离别的子弟兵。本来，当红一师决定撤离苏区时，不但来不及召开驻地群众的告别会，有的干部连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属也来不及通知。这除了因为时间仓促之外，还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会那么久，那么远。

但是，苏区的人民群众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还是从红一师的行动上感觉到这次转移不是一般的战斗转移。因此，他们闻讯后，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村口和路旁为红一师送行。乡亲们一面跟着队伍往前走，一面将鸡蛋、糯米团等往战士们口袋里装。有的拉着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

有的止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一时间，队伍成了军民汇合在一起的人流。

此时，红一师指战员的心情异常沉重，大家都为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人民群众的安全担忧，许多人泪流满面与乡亲们依依惜别。为检查部队纪律，并适当向群众做一些红一师撤离苏区的解释工作，谭政与几名干部留在后面，最后出村。部队已经开拔很远了，群众还没有散去，他们还要欢送谭政等人出庄，目送着红一师的亲人远去。不一会儿，谭政带领着几名干部出庄了。大家立刻围了上来，并再三嘱咐谭政：“打败老蒋后，你们一定要回来！”谭政眼含热泪激动地回答：“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东方的霞光，已悄悄地散出。火红的朝阳，正冉冉升起。谭政等人率领红一师这支用钢铁铸成的队伍，踏着南国金秋的晨露，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长征。1934年10月21日深夜。江西信丰新田。火光四起，喊杀声震天。红一师的红一团、红二团配合作战，向新田敌人据点发起了急袭战斗。新田，是红一师长征起步后奉红一军团首长之命向敌人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它地处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关键部位，守敌是国民党广东陈济棠部队的一个团，敌人在这里修筑了许多碉堡群，与沿桃江向北的王母渡、经大埠等据点构成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用以防止中央红军进入广东的，是主力红军向湘西转移首选的突破口。虽然我党曾与陈济棠秘谈，他已答应适当“让路”。但敌人的话是不能轻信的，更不能因轻信敌人而丧失战斗力、延误战机。这样，对于新田据点的敌人，还是立足于打。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政治部主任谭政，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并分头去部署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以杨得志为团长的红一团为前梯队，采取长距离奔袭的战法，而且要在夜间急袭，给敌人以措手不及；万一红一团急袭战斗受挫，那么，红二团紧接着强攻夺取新田据点不能迟疑。而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也必须紧密配合军事行动，设立宣传站、宣传鼓动棚等、做好部队和沿途群众的政治工作。

一声令下、部队的作战行动开始了。

部队从苏区的北侧向苏区的南头开进，目标瞄准敌新田据点，部队要经零都穿过整个苏区，行程多日，这样，秘密是守不住的。因此，红一师在苏区境内的行军，应该是大张旗鼓，浩浩荡荡的，这可以大长苏区群众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谭政首先召开了连队党支部以上政工干部开会，布署部队开进时的政治任务，同时派出政工组沿途设置宣传鼓动棚，运用讲话、唱歌、呼口号、化装表演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以提高战士士气。尔后，谭政又与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商量，派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各宣传站的工作，动员和指导沿途群众配合部队各宣传站的活动。一切布置妥当之后，政治宣传工作开始了。当红一师部队开过兴国时，在师政治部派人带领的宣传队在兴国城边设立的宣传鼓动棚的宣传、鼓动下，兴国城里的各界群众上万人，出城热烈欢送。城边路旁红旗挥舞，人如潮涌，歌声、欢呼声、讲话声、锣鼓声、鞭炮声，震耳欲聋。红一师行军途中，每隔几里，都有欢送的群众在村旁等候，送吃的、喝的和各种慰劳品。鲜艳的政治之花，结下了丰硕军事之果。

在上述多种形式的宣传、鼓动、激励之下，红一师部队的战士，各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满怀豪情地日夜兼程，准备去拿下敌人新田据点。红一师在苏区的行军和宣传另一个军事目的，就是企图造成“保卫苏区”而不是突围的假象，使新田的敌人放松警惕，以达到夜间奇袭新田的目的。故此，红一师在苏区以外的行军，则是十分隐蔽的。红一师经过两天的急行军，秘密集结于新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深秋的赣南，宽阔无际的田园风光。红一师部队潜伏在这个不大的村落里，表面一派宁静景象。在村落里，红一师指战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堆堆等待夜间点燃的于柴，已经备好，各个连、排、班的“诸葛亮会”正在三个人一堆、五人一伙地纷纷举行。他们焦急地在等待着新田夜幕的降临……战斗终于打响了。在火光和喊杀声中，杨得志率红一团战士向新田据点的敌人猛冲猛打。敌人开始神气十足，满以为红军撤退已“溃不成军”，结果一碰上英勇善战的红一团，犹如锈铁碰上了利钢，顿时阵脚大乱。不到三个小时的战斗，红旗就插上了新田据点。红一师夜袭江西信丰的新田的战斗成功了。同时，红二师六团袭占了金鸡。随后，红一师又攻占了版石圩，追歼敌人至安息。至此，被敌人吹嘘为“钢铁封锁线”的第一道封锁线，被我红一军团红一师摧垮了。为了总结红一师夜袭新田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谭政在紧张的作战之余，又写下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为我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11月25日。湖南道县潇水西岸。初冬的北风，夹着潇水的寒气，阵阵向潇水西岸袭来。岸边的红一军团红一师指战员和红三军团红六师的指战员，阻击敌人的战斗打得正酣。敌人一只又一只向西岸冲来的渡船，被我军一只只打沉。敌人一批又一批企图泅渡过河的部队，被我军一批批消灭。潇水成了敌人不能逾越的障碍，敌人只好望河兴叹，不能前进一步。自红一师在江西信丰新田战斗于10月25日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以后， 11 月8 日随一方面军在广东境北仁化的城口附近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 11 月14日在湖南境南宜章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向湖南的嘉禾、蓝山前进。越过嘉禾、蓝山，红一师面前有两条由南向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江堵住了去路：一条是潇水，另一条是湘江。两江相距百余华里。这时，敌追兵薛岳、周浑无的几个师已尾追上来，湖南何键、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也从西边步步紧逼。当我军主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继续前进后，蒋介石十分震惊，立即亲抵南昌行营，部署第四道封锁线。11月12日，蒋介石命令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部、周浑元部，统归其指挥，并率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红军。蒋介石的计划是：第一步，堵截我军于流水以东地区，把我军消灭于道县与天堂圩之间；第二步，万一第一计不成，就调集湘、桂军和“中央”军阻击我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把我军消灭在湘江之滨。这两步计划，构成了敌人大兵云集、部署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还怕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以西，深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或由黔人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他又拟定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第三步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蒋介石急电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要他们全力堵截红军。广西军阀即将他们的两个军全部调往桂北防堵。

同时，湖南军阀何键在就任“追剿”总司令以后，即于11月13日下令调集十五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第一路，以湘军刘建绪的四个师，由郴县急调广西的黄沙河、全州；第二路，以蒋介石嫡系薛岳的四个师，由茶陵、衡阳向零陵推进。这两路的主要任务，是防堵我军去湘西。担任追击我军任务的是第三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的四个师；第四路湘军李云杰的两个师。而第五路湘军李韫珩的一个师，则在我军南部跟进，以配合粤军、桂军围堵我军。就在红军主力通过嘉禾、蓝山后，薛、周、李、白准备合击红军于潇水之滨的紧急关头，先敌占领潇水的大渡口——道县，迟滞追赶之敌，则成了我军的当务之急。这时，红一军团首长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红二师，把迟滞、阻击追敌的任务交给了红一师。11月22日，红二师四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以日行百余华里的速度，长途奔袭潇水西岸的道县，获得成功。红一师指战员抵达潇水西岸后，立即展开队伍，在四十华里长的正面阻击敌人周浑元部。11月25日，当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后，红一师的一、三团又和红三军团的红六师一起，在潇水西岸阻击敌人。

此时，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带师政治部几名干部穿梭往来于这四十华里长的正面战线上，进行频繁、有力的思想动员，鼓舞战斗士气，不准敌人上岸，坚决把敌人消灭在潇水江里。

初冬的寒气阵阵逼人，可是，阵守在潇水西岸的红一师等指战员，却打得热火朝天。滞水涛涛，激流滚滚。敌人在火力掩护下，船渡过江。严阵以待的我军，以这潇水为天然屏障，用机枪、步枪、小炮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的船只中弹沉没了，尸漂半江。敌人又组织新的进攻，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次次溃败。敌人的渡船没有了，又组织泅渡过江。被谭政等政治工作鼓动起来的红一师等指战员，哪能容得敌人阴谋得逞。他们怒不可遏地在等待着敌人靠近西岸。敌人靠近了，再靠近，再靠近……“打！”一声令下，机关枪、步枪、小炮，再一次向敌人猛烈射去，仇恨的子弹射进敌人的胸膛，手榴弹在江面开花，泅渡过江的敌人，也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死在潇水中。奔腾不息的滚滚满水，顿时成了万恶敌人的葬身之渊。红一师等潇水西岸的阻击战胜利了。阻击敌人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三个昼夜，红一师等指战员都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饭。只是在战斗间隙时间，方能痛饮后勤部队送上阵地的开水。激战中，虽然我军付出的代价也很沉重，但红军的斗志却越战越强，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层出不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与敌人拼搏，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有很多指战员在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一次，敌人登岸靠近红一师的前沿阵地，英勇的我军战士毫不示弱和胆怯，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最后把登上岸的敌人全部消灭在阵地前沿。11月28日，红一师等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星夜出发，昼夜兼程追赶红军主力，投入了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谭政与红一师的战士浴血奋战在一起，共同抵御了敌人的“追剿”。潇水西岸红一师等的阻击战，一件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谭政都亲历目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写给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红一师政治工作报告里，写成了新闻报道，刊登在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上。1935年1 月下旬。贵州遵义土城附近猿猴场红一师集结地。隆冬的寒风带着赤水河的冷气，吹向待命渡河的红一帅指战员。一个个头不高、威风凛凛的首长，正在向红一师全体指战员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这位首长不是别人，正是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原来，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河前，当红一师准备在猿猴场渡口渡河时，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奉毛主席之命，来到渡口，请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红一师政委黄甦、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等，去毛主席那里一下。

谭政、黄甦在李聚奎的带领下，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快步向毛主席住处走去。他们在渡口边上的一所小房子里，找到了他们思念己久的毛泽东。这是谭政等红一师部队首长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是1934年11月3 日前后在粤北的九峰山一带，红一师一个团掩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纵队经粤汉线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第二次是1934年12月19日（黎平会议后）向贵州剑河前进的行军途中，在一个小镇上休息时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中央纵队首长在一起吃饭。这第三次见是在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前。每次见面，在长征历史上是三个不同的情况，毛泽东三次都因身份不同而流露出三种不同的情感。第一次，他勉强被同意随军转移，参加长征，在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的危急时刻，却流露出难言之隐。第二次，虽然他的领导地位未被恢复，但因他的意见已被采纳，而显得特别乐观。这第三次，在他的亲切幽默中，又有一种肩负重任的劳瘁之感。毛泽东一见到谭政等红一师三位从最前线下来的指挥员，立刻热情招呼坐下。谭政又见到他多年跟随的老上级，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首先向他们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讲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如何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特别提到周恩来在会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接着，毛泽东又讲了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高度地评价了红一师在长征途中所取得的成绩。他高兴他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尔后，毛泽东谈到了红一师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谈完了上述三件大事后，又问了些红一师部队生活和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及师政治部政治工作情况，然后亲切地送走三位师领导。

谭政等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毛泽东，兴高采烈地返回了红一师集结地。这样，从与毛泽东谈话获得有关遵义会议最权威信息的谭政，便在全师部队面前，传达贯彻了遵义会议的精神。谭政绘声绘色地论述了遵义会议解决军委领导问题的意义。他指出：“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又有政治工作强有力的保证，哪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哪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哪有不取得长征胜利、革命不最后胜利的道理？”是啊，谭政这个政治工作的能手，从多年的政治工作中，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它的重要性。

想当初，在中央苏区，红三团四连有个战士叫戴有标，操练进攻动作没有做好，连长要他重操，他不干，说：“操鬼！操了又不打，看见敌人又跑回苏区！”收操时，连长在队前讲话点名批评说：“今天连上的戴有标练兵时不认真操，大家说要得吗？”连队全体回答：“要不得！”连长又点了他的名字，要他出列队前作检查。戴有标拒绝检查，说道：“要我讲话检查，就拿刀杀死我！”回到排里后，排里处罚戴有标在太阳下站立正，他又拒绝，排长动手打了他。戴有标自己觉得委屈、窝火，趁全连上政治课的时候，他借机去伙房喝水，持枪自杀。此时，正是古田会议以后，红军中贯彻决议精神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时候。谭政来到红三团，对四连战士戴有标自杀事件作了详尽的调查。显然，这个连长和排长对战士戴有标采取了严重的军阀主义作风。对于这种军阀主义习气的复发，谭政毫不手软，他在四连队前讲话，严厉地批判了军阀主义，说它是红军建设的一个大敌，论述了红军开展民主运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深远意义，并当众宣布了对那个连长和排长的处分决定。谭政的这一政治举措，有效地制止了军阀主义习气在红军中的蔓延，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为了检验政治工作的作用与威力，谭政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中，曾专门考察了一个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看党团员在困难危险情况下的模范带头作用。谭政考察1930年8 月份的一次战斗，党团员都能带头冲锋勇敢杀敌。有一次，红一团一个排的兵力在枫坪一带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团团包围。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向这个排连攻三次，未能得逞，而这个排坚持战斗长达七个小时之久，最后终于安全脱险。谭政仔细分析这个排如此特别能战斗的原因，主要就是党团员在战斗中起到骨干、带头、模范作用，坚定了全排战士的斗志。1933年12月，第五次反“围剿”时，红一师在五都附近的一次战斗，红一师所面对的敌人是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谭政很了解吴奇伟这个敌军首脑人物的反革命历史，他是镇压广州暴动、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此时正是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前后，谭政想利用广州暴动纪念日活动来激发部队的战斗情绪，以增强对吴奇伟的愤恨，提高战斗力。主意已定，谭政立刻叫来师部政工干部，通知集合队伍，召开纪念广州暴动六周年、消灭吴奇伟动员大会。大会开始了。红一师全体指战员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谭政慷慨激昂的演说，不时爆发出阵阵的掌声和呼喊声、口号声。谭政说道：“大家还不知道我们红一师面前之敌吴奇伟的真面目吧！六年前的今天，他手持反革命屠刀，镇压了中国共产党12月11日举行的广州暴动，杀害我们无数革命群众。今天，他又带着反革命军队，来进攻我红色根据地，‘围剿’我们红军来了！”“但是。”谭政几乎愤怒地喊了出来，“吴奇伟他瞎了眼，今天的红军已不再是广州暴动时的起义军了……”最后，谭政发出战斗号令：“同志们！我们的红军战士同志们！举起刀枪，勇敢战斗，以战斗胜利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暴动六周年，以吴奇伟的头和血来祭奠广州暴动牺牲的英灵！我们要为保卫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谭政的政治动员奏效了。雷鸣般的掌声、呼喊声，震撼了五都冬季的山岗和村庄，震撼了红一师指战员的心！第二天，红一师与敌军吴奇伟部的战斗打响了。红一师指战员仇满胸，枪满膛，各个像下山的猛虎，向敌人阵地冲去。战斗结束，战绩记录在由师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谭政签署的战斗报告中：这次战斗所歼灭之敌军，是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红军挫败之敌军伤亡数百，放军恐慌万状，军心愈加动摇。

为了提高政治工作的质量，谭政还清醒地意识到部队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部队领导干部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部队政治工作的巨大意义。然而，红一师部队广大指战员，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甚至师长李聚奎、团长杨得志，写个战斗情况报告也很困难。红一师战土许多人还是文盲。鉴于红一师部队这种文化状况，谭政下决心要改变这一文化落后的局面。于是，谭政动员和号召全师干部和战士学习文化。学习文化的时间，主要来自战斗间隙和部队行军过程及其休息时间。学习文化的教员，基本是部队中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的组织，是依照识字多少编成不同的班次，由各级政工部门统一领导。学习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部队行军时，“识字条”贴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跟在后面行进的战士，边走边识字。途中休息时，战士们互相提问，有的用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

战斗间隙，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都要参加识字班活动。部队短期休整，各团除加紧识字学习活动外，都要举行识字测验，评比成绩，表彰先进。红一师部队的这些卓有成效的学习文化活动，谭政都写进了每个月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在一份月终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清晰地记有下面一段文字：一团团长杨得志，以前一个字不识，现在能写简单报告了。还有些干部从前一个字不认识，现在认识20字以上了。战斗员中还有二十分之一不识字的，识50字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五。

回想起这些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谭政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劲头更足了。1935年5 月23日清晨。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朝霞的余辉还没有散尽，以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为基干组成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便踏着蜀西南初夏的晨露，从冕宁出发，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准备直奔大渡河畔安顺场。

大凉山，山峦重叠，峰峦峭拔，岩嶂奇险，怪石凌空，道路崎岖，荆棘丛生，带刺藤蔓，左缠右绕，苍黑葱茏的林木，覆盖着遍布山涧的洞壑泉苔。

彝族区，就分布在这大凉山深山野岭之中，交通阻隔，文化落后，彝民百姓的生活，缺衣少吃，贫寒交加。由于国民党在彝族区实行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使贫穷落后的彝民视汉人为仇敌。

为了和平通过彝族区，队伍出发前，谭政等领导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深入细致的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他们的目的，不仅要顺利、和平地通过彝族区，还要给彝族兄弟留下好的印象，并规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不得开枪。

先遣队以工兵连为先导，手攀带刺的藤蔓，脚踏厚厚的腐叶，眼观陡峭险峻的山峰，艰难地爬行在这阴森恐怖的密林之中。

本来大凉山的天然险阻，已使先遣队步履艰难，加上彝民兄弟误听谣言，把汉族红军与汉族国民党军同样看待，听说汉族军队来了，就搬开溪流里的垫脚石，拆毁山涧上的独木桥，这就更加剧了先遣队的行进困难。

先遣队决定让工兵连在侦察连之后，在大部队前面跟进，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由于工兵连一边行军，一边修路搭桥，因而逐渐从先遣队的前面慢慢地落到了后面。当他们穿行到一个山谷里时，突然有许多拿着土枪、长矛、弓箭、大刀的彝民向他们蜂拥而来。把他们团团围住。工兵连同志向彝民解释，彝民根本不理。

彝民开始动手了。他们把通信员小刘按倒在地，用脚踩住他，扒光了衣服，抢走了武器。连长王耀南一气之下，下意识地拔出了手枪，战士们也跟着拉开了枪栓。突然，他想起了总部的命令，想起了谭政主任等领导的亲切而耐心的民族政策教育，立即大声地对战士们命令道：“不准开枪，执行民族政策！”他马上收起了手枪，战士们也立刻把枪收了起来。

彝民兄弟见战士们收起了枪，就蜂拥上来把工兵连同志的衣服扒光，把武器、工具全部抢走。工兵连的同志只好光着身体退回到大桥镇，兄弟部队的同志凑了衣服给他们穿上。当时红一团一、二营走在前边，杨得志团长带领三营掩护刘伯承、聂荣臻等，走在后面。王耀南连长赤着身子回来见到了杨团长，汇报了衣服被扒、武器、工具被抢的经过。杨团长说：“赶快找衣服穿上，我去向刘、聂首长报告。你要把部队带好，前面还要你们开路哪！”王连长回答道：“请杨团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我看彝族同胞不错，他们光扯着嗓子喊，却不开枪。可惜语言不通，不然，讲讲道理，我看他们是会让我们通过的。不过王连长不好意思笑笑说：”我们红一军团的工兵连，这还是头一次‘打’这样的‘败仗’哩！“的确，一个红军连队，被不了解红军的彝族兄弟剥光了衣服，”缴了械“，这种事不仅在工兵连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在红军战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后来，王耀南连长见到刘伯承时，他检讨说：”司令员，我们没有完成任务，还……“刘伯承打断他的话，表扬说：”你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完成了一项大任务。“

后来，刘伯承同志派了稍懂彝族语言风俗的工作队员丁伯霖前去联系，请来了彝民首领小叶丹，按照彝民风俗，刘司令员与他同饮鸡血，结为兄弟。此后，小叶丹派人护送红军部队。同时，由于红军部队又作了广泛动员，准备了一些银元衣物沿途发放，部队才顺利、和平地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地区，并给彝族兄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小叶丹等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谭政等人的政治工作在先遣队执行民族政策上结下了丰硕的成果。

1935年5 月25日上午7 时。四川康定大渡河安顺场。夏日的朝阳冉冉升起，大渡河畔安顺场还一派雾气茫茫，加之大渡河如雷灌耳的汹涌涛声，更给这迷离的自然景观，增添了神奇莫测、险恶恐惧之感。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古名涐江，别名叫铜河。它从高山峻岭奔泻而下，水流湍急，水深莫测。两岸的悬岸险滩，劈波阻流，激起排空巨浪，搅成无数漩涡，使人间声胆寒，触目惊心。大渡河安顺场这一段，河宽约二百米左右，水深约十多米，流速每秒约四米，水中礁石很多，急流咆哮声音很大。对岸高山连绵，易守难攻，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杨森的部队据险扼守。这是中央红军及其红一军团红一师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三道天险（第一道天险乌江，第二道天险金沙江），也是一道最险峻的天险。集结在这里的谭政部下，即红一师红一团红一营红二连的十七勇士，在遵义会议精神和谭政政治工作的鼓舞下，正严阵以待，整装待发。原来，自以红一师红一团为主力的中央先遣队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以后，于5 月25日凌晨3 时来到了大渡河畔，顺利地夺得了敌人的一只小船并占领了渡口安顺场。占领安顺场后，杨得志团长立即来到大渡河边观察地形。经过请示后决定靠夺得的那只小船并在一位四十多岁的老船工等帮助下，靠船渡河。天明后，杨得志团长再次来到河边观察对岸敌情。通过望远镜，他看到对岸离渡口一里左右有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并有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周围全是黑岩石。估计敌人可能把主力隐蔽在这个小村子里，以阻挡我渡河部队登岸。在观察敌情时，杨得志决定：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他立即作了渡河部署：令配属红一团的军团炮兵连将三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布置在阵地上，轻机枪也进入阵地掩护。令有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机炮连的三个特等射手也进入阵地。当时渡船只有一只，乘不了多少人，杨得志决心组织一支坚强精悍战斗力特强的渡河奋勇队，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营。在谭政等领导多年精心用政治工作培养出来的红一师每个战士的脾气是：遇到困难顶着上，碰到战斗任务抢着上。

这次一营战士听说要组织渡河奋勇队，战士们一下子围住了一营营长孙继先，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孙继先请示杨得志后决定：集中到二连选派，然后由营长批准。开始，选定了十六人。这时，二连通信员陈万清哭着喊着争着要去。他是遵义会议后入伍的新同志，参军不到半年，年仅十六岁。刘伯承、聂荣臻等首长到达安顺场时，他正在要求。聂荣臻和杨得志都说：“由你们营长最后下命令定吧，叫谁去谁就去。”当孙继先批准他参加奋勇队时，陈万清破涕为笑了。最后确定的十七名渡河尖兵强渡成功，后来成了红军历史上的著名十七勇士。1935年6 月中旬。蜀西夹金山以北藏族游牧区。风和日丽，草原青青。红一师主力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夹金山，来到夹金山脚下草场辽阔的藏民游牧区。这一带的藏民信奉喇嘛教，每个圩镇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喇嘛寺，晚上一家人均团聚在一起烤火念经。他们生活简单，以牛、羊肉和青稞为主食。红一师主力来到这个地区，开始大家很高兴，以为到了游牧区，吃肉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由于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不但把牛、羊赶走了，而且人也跑光了，粮食也埋藏了起来。而我们所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顿时部队的口粮无以为继，饥饿严重地威胁着部队。部队到达马河口时，已经断炊两天了。怎么办？有人提出说，地里的豌豆苗可以采摘充饥。师政委黄甦觉得这是违犯群众纪律，不同意。然而，人总是要吃饭的，红军指战员也不例外，就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也要吃饭，活下来，行军，打仗。后来，师政治部主任谭政想出了个主意，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基本上不违犯群众纪律。谭政说：“为了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又可以用豌豆苗充饥，我们可以在采摘群众的豌豆苗后，在地头上放上几块钱作为赔偿，并插上木牌说明。”大家觉得除这个办法外，也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家也就按这一办法去做了。谭政的这一发明，初步解决了部队缺粮的问题。

第四章新岗位经常变进谏一万言1935年9 月中旬。甘肃迭部县哈达铺藏族农牧区。秋高气爽，红日当空，万里蓝天飘着朵朵白云，辽阔的甘南藏族草原一片翠绿，阵阵凉风拂面掠过，好一派祖国西北的自然风光啊！草原上，一场藏族同胞盛大的欢迎宴会，正在隆重地举行。他们以藏族风俗的最高规格和礼节，设宴招待了长征途经这里的红军领导干部。谭政也出席了藏民这次盛大的宴会。自红一师随中央纵队强渡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横跨泽国茫茫的草地以后，于9 月18日来到了甘肃南部迭部县的哈达铺，并在此进行为期数日的休整。这里是藏族农牧区，草原辽阔，居民极少。虽然此时9 月中旬，正值牛肥马壮、秋粮成熟的季节，但是长征快要结束，北上抗日在即，红军只能路过，不能久留。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很好地遵守了藏族的风俗习惯，严格地执行了民族政策，秋毫无犯，得到了藏民兄弟的拥护和支援。为此，现在藏民兄弟在盛情款待红军领导人。多少天来，红军指战员都是靠野菜、草根皮带等充饥，米面从未沾唇。现在一看到藏巴团子，肚子饿得直叫，口水快要流了出来。谭政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还不觉得饱，但却不敢再吃了。

谭政在后来回忆那难忘的一幕时，万分感慨他说道：当时，觉得藏巴团子可真香啊！可是，不能再吃了。这是因为：我们也在教育部队，饿过头的胃不能吃得过饱，吃多会胀死的！所以，我吃了八个藏巴团子以后，便克制自己，不能再吃了；尽管肚子饿得很，可我们终归是红军的领导干部呀，要是没完没了地吃，连受苦的藏族同胞也会笑话饿瘪肚皮的红军的！这大概也是红军长征路上艰苦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吧！不，我一生是把它作为红军长征中的一次很有纪念意义的活动！

1935年10月19日傍晚。陕北苏区保安县吴起镇。陕北秋日的晚霞，带着落日的余辉，慢慢洒落在这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洒落在群山环抱、炊烟缕缕的小镇。此时，中央红军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这个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的吴起镇，最终找到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属地，传说是为纪念古代名将吴起而命名的。在周围窑洞里住着一百多户人家，七百多人口。当红军到达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前来骚扰，男女老幼，牵着牛羊、逃避一空。我军便四处寻找群众，找着几个老弱病残者，但因语言不通，一问三不知。为此，谭政等政治领导人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在他的发动指挥下，战士们开进宿营地后，首先打扫街道卫生，清除垃圾，到处张贴“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红25、 26 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标语。老人们判断这是红军无疑，就去叫老百姓回来。

很快，吴起镇的党支部书记和乡政府主席回来了，第二天，全镇男女老少都回来了。一见红军，他们就高兴他说：“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自己人！”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乡干部们和部队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部队的各种需要，介绍周围的敌情。广大指战员兴奋他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在吴起镇，红军根据当时的敌情，部队的需要和当地物质条件的可能，决定在这里休整七天，进行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整训和准备。在政治工作方面，经谭政等人的组织与发动，深入解释、宣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抗日新根据地及陕北红军会合的重大意义，宣告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动员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保卫陕北苏区而战。在军事工作方面，训练新兵，刷擦武器，调整弹药，整顿军容，严格军纪。在物质准备工作方面，补充服装，加编草鞋，洗澡，洗衣，理发，整顿内务等。

这样，中央红军及其红一师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历时一年，长驱两万五千里，途经十一个省份，长途转战跋涉，历尽艰辛，今天，终于胜利地到达陕北苏区，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广大指战员的激动、兴奋、喜悦、欢乐的情怀，是语言无法表达的。整个吴起镇，沉浸在无限美妙的欢歌笑语声中。谭政，作为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一师的政治领导者，不仅自始至终参加了长征，亲身经历了长征途中的每一个艰难险阻，接受了来自敌人和大自然的严酷考验，而且还亲自领导了红一师的长征，使红一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建立了功勋。参加红军长征，不知在何地、何时，谭政身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就是脚掌上留有一个很硬的东西，说是枣刺，可又不是，它好像就成了“化石”，走路碰上这个硬块，非常痛。到延安后，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手术虽不大，但很复杂，没能把那块硬物挖掉。建国后，医疗条件改善了，医术提高了，也没有做掉。但诊断的结果是，那块硬物是一截木棍在里面，被肌肉紧紧包缠着。据医生分析，估计是谭政在长征路上扎进脚掌上的枣刺。后来谭政富有风趣他说：“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就让它永远在我的脚上长着吧！当做长征纪念吧！我的脚掌有时痛得难忍，但是，一痛，倒使我想起了艰苦年代的长征路！”1935年12月27日，陕北重镇瓦窑堡龙虎山脚下，基督教礼拜堂。黄土高原凛冽的寒风，卷着稀稀拉拉的雪花和黄土高坡特有的沙尘，更给这灰白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寒气。在陕北，瓦窑堡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繁荣、体面的城镇。镇上石窑洞、砖瓦窑洞较多，瓦窑堡因此得名，镇上千户居民都住在这些窑洞里。镇子周围有陕甘苏区的兵工厂、造币厂、弹药厂。镇东不远的清涧（秀延）有苏区的机械修配厂、被服厂、镇南百里延长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石油，镇西与保安、吴起镇相望，镇北是波浪翻滚的大理河。瓦窑堡当时是陕甘省委所在地，陕北苏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中共中央临时驻地。中共中央礼堂就座落在离镇不远的龙虎山脚下。

中共中央礼堂（原是基督教的一座礼拜堂）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这里正在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毛泽东系统、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场的前部中间，坐着一位三十上下年轻、潇洒的红军将领，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的报告，不时地低下头记录着报告的重要内容。这位红军将领就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谭政。

自193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迁至瓦窑堡以来，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辗转回国，带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共策略转变即由内战到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关精神。在这一精神的影响与推动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张闻天、刘英夫妻住的窑洞里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十二人。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即《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12月25日决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议》为六个部分：1.目前形势的特点；2.党的策略路线；3.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4.苏维埃人民共和国；5.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6.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会议及其决议基本上确立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开始了中共政策的重大转折或者转变。

为了传达与贯彻上述会议精神， 12 月27日，党中央在瓦窑堡龙虎山脚下中共中央礼堂即西北办事处的礼堂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议上，谭政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及其对瓦窑堡会议精神的传达。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毛泽东报告富有鼓动性的话语，还不时在谭政的耳际回荡：“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陕北的腊月虽然寒冷异常，可是，红军和陕北的父老乡亲仍然忙着杀猪宰羊，沉浸在春节前的欢快、忙乱气氛中。然而，谭政却无心留意这中国古老传统的宝贵时光，多少天来，他苦苦思索，思绪万千，他在惦量毛泽东报告和瓦窑堡会议决议的份量。“政策要转变，红军政治工作该怎么办？”“如何使党的政治工作适应党的策略转变的需要？”谭政在不停地思索着。最后，谭政决定起草一份“万言书”，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关于新时期、新形势下红军政治工作的改进意见。1936年正月，谭政在瓦窑堡度过了来到陕北的第一个春节。然而，他无心观赏陕北高原的明媚春光，却专心实施他业已定下的写作计划。白天，他伏案疾书，夜晚，又在窑洞昏暗的灯光下，彻夜不眠，继续写作。他的眼睛熬红了，他的脸颊消瘦了，他的计划终于完成了。1936年3 月26日，一份字迹工整、脉络清晰、思想鲜明的“万言书”——《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终于上报了党中央。

谭政在意见书中写道：根据新形势下党的政策的改变，目前红军在军事战略性质的意义上，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鉴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路线、策略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当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矛盾，国年的阶级矛盾降五次要地位。红军的政治工作即应由阶级矛盾跟上民族矛盾这一新的形势，由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在红军政治工作转变后的历史时期，加紧对部队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教育，就成为红军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同时指出，不管红军新形势下的任务怎样改变，组织形式不能不有某些变化，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是不能改变的，部队的管理教育不能放松，严格的纪律不容破坏。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战争性质的改变，部队基本的政治教育，主要是提高其民族感，发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坚定革命的意志。基于今后抗日战争作战任务和作战对象的改变，政治工作仍然是以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为前提，使红军部队走上近代军队的地位。发扬红军固有的特长——迅速、秘密、灵活机动，善于速决战，又善于持久战；善于攻击，还要善于山地战，还要善于平原作战、村落战、巷战，以及河川战斗。军事训练中，着重于干部素质的提高和指挥艺术的发挥，并开始指导战争规律的研究。红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在一定的战略任务之下，确立政治工作的方针。从一个战役计划，过渡到另一个战役计划，使政治工作领导，始终以党的工作为基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如果不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成为一块，政治工作必然偏离方向。

谭政的意见书，最后对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的作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不仅要要求他们能够完成指定的任务，而且要培养他们具有单独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敢于负责解决问题的毅力。整个政治机关的工作，必须真正建立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使工作有计划地、系统地从组织上来推动，能够指挥如意地去领导部队的工作。随着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和军队所担负任务的改变，要求政治工作有高度的集中与严格的政治纪律，反对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保持红军政治工作优良的作风，求得创立政治工作统一的意志，整齐的步调，协同一致地为着工作的目标去努力奋斗。①谭政的“意见书”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载发了谭政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书，并加了重要按语。按语写道：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杭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②谭政的“意见书”也曾提出过错误的意见，如“为了遵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的统一行动和编制体制，建议取消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对于这样的意见，中央没有批评指责，只是在转发谭政“意见书”的按语上指出，除政治制度的改革意见尚待研究以外，谭政所提红军新时期政治工作改进意见是正确的。谭政的《意见书》深得毛泽东、朱德、罗荣桓等领导同志好评。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曾风趣地问谭政：“谭政呀，给你十发子弹，你能命中十个敌人么？”谭政回答：“打死靶子差不离，打运动目标一个也不保险。”这位领导说：“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你那支笔用好了，战斗力是不可估量的。”春天的温情尚未散尽，夏日的炽热已经来临。在这阳光明媚、景色宜人的季节里，陕北瓦窑堡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

1936年6 月1 日。陕北瓦窑堡米粮山。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临时堆起了一个土台，土台上放着一张长方桌，几张木条凳，一条横幅悬挂正中，上面写着“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旧庙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整个会场简朴而又隆重。主席台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一一落座。主席台下，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盘腿而坐，阵容整齐。谭政有幸成为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坐在主席台下的学员队里，出席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

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之事，早在1936年初就开始了，当时党中央决定以“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红军大学”，并立即着手筹备。

二月间，毛泽东、彭德怀签发了西北红军大学招生布告。5 月14日，毛泽东等出席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了创办红军大学的问题，并且强调应抽调大批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5 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讨论决定建立“红军大学”，并决定将校址设在瓦窑堡米粮山。于是，选派干部进入红军大学的工作立即展开。红军各军团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将一大批优秀干部选送到红军大学，保证了6 月1 日红军大学按时开学。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红军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开始了。毛泽东向红军大学学员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接着，他又鼓励大家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泽东两手时而叉腰，时而举起和挥动右臂，给红军大学一期的学员们，作了一次生动、慷慨激昂的演讲。毛泽东的讲话深入浅出，着重阐明了创办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红军大学的教育任务，给正在聆听讲话的谭政很大鼓舞。他感觉身上的担子格外沉重，一种解放民族、争取光明的使命感、责任感油然而生，在谭政内心荡起无限涟漪。他禁不住想起了不久前党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指出的，面临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红军大学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担任红大政治委员，林彪任红大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担任训练部部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红大第一期在成立当天正式开学。

第一期学员共有一千零六十三人。分为一、二、三科。第一科为军团一级、师一级的干部，第二科为团、营一级的干部，第三科是连、排职的干部。谭政进入了第一科，这一科最为引人注目，招收的三十八人虽然在三科中人数最少，但质量高，全部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刘震、王平、莫文骅、耿飚、贺晋平、陈士榘等和林彪、黄永胜。

科长是陈光，政委是罗荣桓。这些同志平均年龄仅二十七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平均每人身上就有三处伤疤！1955年，当人民解放军初次授衔时，这一科的毕业生。最低的是中将，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将军科”。第一科的课程较重，教师阵容也相当强大。军事课，主要由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役学，主要由林彪讲授；战术学，由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主讲；政治课，主要由凯丰、吴亮平讲授；哲学则由王稼祥、艾思奇等主讲；中国革命问题和马列主义与联共（布）党史，则由张闻天、博古主讲；文化课是徐特立讲授。红军大学的校园生活开始了，谭政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他深知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的自觉性和热情很高，学习十分刻苦。每天除上课外，都抓紧时间阅读、讨论、研究问题。保安，地处陕北的西部，北靠长城，南望洛河，东邻安塞，西接吴起，在秦朝和唐朝时，是防御北方游牧部落南侵的边防要地。六月的保安，景色秀丽，风光迷人。远远望去，起伏婉蜒的山峦，犹如茫茫之海中奔腾澎湃的云涛。座落在山谷里的保安古城，犹如镶嵌云涛中的金色项链，在午后阳光的辉映下。一片火红。走近保安，一切像变了一个样，举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只有破庙烂窑洞，马厩牛棚，不到四百人口的小城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牛屎马粪。难怪当地有句民谚，“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1936年6 月21日，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瓦窑堡，红军大学主动撤离，于7 月3 日来到了保安县城，红大随即在城东南的一座半山坡上准备建设新校舍。一进保安，举目疮痍，真使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来到新校址，大家一看，破烂窑洞像是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代，沉积了厚厚的一层羊粪、腐草和兽骨，人走进去，臭气难闻。谭政和他的同学们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们自己动手开创红大新校舍的战斗开始了。谭政与战友们，这些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一下子变成了打扫垃圾的清洁工，变成了劈石弄土的泥瓦匠。大家清理完垃圾，修整好洞穴，又自己凿石、挖土，自制了教学和生活用的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做的。有的同志开玩笑说：“嗬！我们又回到了石器时代啦！”毛泽东来红大看望大家时，高度评价了同学们这种艰苦创业、因陋就简地建立陕北“最高学府”的精神，同时还风趣他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内修炼，可以成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毛泽东所说的”参禅“，就是”参“马列主义之”禅“；毛泽东说的”悟道“，就是”悟“中国革命之”道“。

这就是说，毛泽东要求红大的学员们，在这里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以便将来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并带着马列主义这个锐利武器投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洪流中去。红军大学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垒起的石头就是挡风墙，草帘子就是门窗，几个小石洞是卧室，讲台和凳子是用石头砌成的，晴天时大家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石洞上课。上课用的讲义则是利用废纸甚至敌机撒放的传单背面油印的，有的红绿纸油印得很不清楚，难以辨认。艰苦的学习环境并没有影响谭政学习的兴致。他白天听课，看书，校对，整理笔记，晚上摸黑与同志们讨论问题，联系自己实际，总结亲身经历的战斗经验和教训。据莫文骅回忆，“当时谭政的学习极为刻苦，他的刻苦学习精神，真是令人钦佩。”1936年12月12日。

陕北保安，红军大学驻地。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伸延在狭长山谷里的边陲要塞保安古城，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座落在城外山壁上的孔孔蜂窝似的窑洞——红军大学“教室”，显得格外肃穆与庄重，这是古城保安冬日少有的艳阳天。红大一科的学员按六个组，在各组组长刘亚楼、彭雪枫、谭政、杜理卿、张纯清、杨成武的分头主持下，各自在窑洞里讨论战略问题，忽听窑洞外有人喊道：“同志们，蒋介石被抓起来了！被张学良、杨虎城活捉了！”谭政及其第三组的同志们顿时惊愕了。他们相互用目光询问：会是真的么？窑洞内顷刻开始寂静，寂静得只听见每个人粗重的呼吸声。谭政的心激动得嗵嗵跳个不停。但大家谁也不开口，他们在沉默，在倾听，在判断。窑洞外那个狂喜的喊声，还在响着，其他窑洞各组的同志已经隐约传来阵阵的欢呼声。是真的！谭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拳头往炕上一捶，大叫道：“真好啊！”一呼百应，三组的同志们同声欢呼起来，争先恐后挤出门，要去外面打听个究竟。谭政等学员跑到一科科部洞口，一科政委罗荣桓同志满脸喜色地走了出来，挥舞着拳头激动他说：“蒋介石被抓住了，在临潼抓住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立了大功！”随后，红大校领导也证实了这个喜讯，并向全体学员传达了“西安事变”的大致经过。红大领导还说，中央领导目前正在开会，准备立即派一个代表团赶赴西安。

听到这些，谭政和大家欣喜若狂，笑啊，跳啊，把帽子抛到了天空，人在雪地里打滚，有的人竟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他们想起了被蒋介石杀害的战友和父母兄弟。回想起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回想起陕北苏区的巩固与发展，艰苦创业，联系今天蒋介石被捉的惊人喜讯，谭政陷入了无限的暇思与感慨之中。“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通电全国，希望联共抗日，党中央将如何解决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呢？时光如流水，岁月似烟云。谭政和他的同学们在保安，这近似原始部落的泥土夹缝之间，度过了为时半年的窑洞大学生活。“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坚持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方针，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标志着历时十年的内战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与发展，全国进入了一个准备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形势的发展，各方面都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这样，中央军委决定，红大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分赴红军各主力部队以及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1936年元旦刚过，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的毕业典礼，在保安一座旧戏台上隆重举行。清晨，谭政和第一期的学员们早早地整理好内务，穿起洗得整洁的军装，列队来到了旧戏台前。听说毛泽东今天也要来出席这次毕业典礼，谭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一直盯着主席台，希望能看见毛泽东那伟岸的身影。毕业典礼开始了，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他颧骨微凸，双眼有些下陷，身上的棉袄也显得宽松。无疑，这是由于操劳过度造成的。听说，自“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每日只休息几个小时，文稿、电报、会议一下子增加了几借，百忙中还三天两头地了解“红大”学员的各种情况，毛泽东可以说在日理万机地工作着。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开始讲话了。他一开口，大家就感到，他心情很好，仿佛有什么喜事。

他声音洪亮，笑容满面，举止洒脱。他刚一走上主席台，就朝学员们扬手道：“祝贺同志们从红军大学毕业，我代表中央来给大家送行！”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一停，毛泽东又着重讲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形势发展的趋向。他说：“‘西安事变’带来了两种可能。一是国民党加剧内战，二是促使蒋介石抗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看来，情况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听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抓住后，红大里头不少同志主张杀蒋。请同志们说，杀一个蒋介石好，还是形成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好？

现在还有不同意放蒋的同志没有？站起来发表你的主张嘛，我可以把这个讲台让给你。“毛泽东幽默的问话唤起了满场的笑声，他自己也笑了。最后，毛泽东说：”现在大家要到前线去了，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部队搞好联合。要知道，你们联合得越好，对抗日越有利。希望你们那里将来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希望发展以后，我们中央和你们用无线电联系，而不是用骑兵通信员联系！同志们，抗战到底，前途光明！“听着毛泽东有力的话语，看着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和面容。谭政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半年不平凡的红军大学生活结束了，谭政更加成熟了。

他身负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踌躇满志地奔向了新的工作岗位。

1937年5 月下旬。延安师范学校旧址。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长谭政就住在这里。延安，这座陕北古镇沐浴在和煦的春光里，四周山峦上杏花、桃花竟相开放，争奇斗妍，春日的陕北一改冬日的凋零，焕发出勃勃生机。谭政简陋的住所里热闹非凡，不断有人出出进进，每一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红光。谭部长要结婚了！这消息早就像长了翅膀，传遍后方中央机关和部队。今天，人们专程向谭政和妻子王长德贺喜来了。老上级罗荣桓、他的同事胡耀邦、肖向荣等及其夫人也来了，大家欢聚一堂，祝贺谭政新婚之喜。谭政穿着一套整齐干净的军服，眉头掩饰不住喜悦之色，新婚妻子王长德脸红红的，微露羞色。他们热情地招待着前来贺喜的同志们。谭政自爱妻秋葵病逝，长年奔波征战，一直没有娶妻。革命重任在肩，他哪里有时间顾及儿女情长？上井冈，转赣南，建设保卫中央苏区，万里长征，谭政一直沉浸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总算有了一段相对较为安定的时光。这时，父亲多次来信，开始催促谭政赶快成家。父亲娶妻生子的观念很重。有一次，谭政忍不住把父亲的来信给莫文骅看了，莫文骅一看，只见信中这样写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希望你早日成婚，为谭家留下一儿半女云云。自从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开始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于是部队中的一些大男大女也都相继结了婚。一直未娶的谭政也被热心人盯上了：罗荣桓有个老战友叫许建国，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位女同志刘桂兰相识并结了婚，经过许、刘二人介绍，罗荣桓与刘桂兰的同学林月琴结成了百年之好。于是，罗荣桓古道热肠，给谭政操持起了婚姻大事，他把一位叫王长德的女同志介绍给了谭政。这样，今天谭政与王长德终于结成百年之好。王长德是川北人，出生在四川阆中的一个小村子里，全家人靠父亲当长工维持生计，生活十分窘迫。

十岁时，王长德就开始提着篮子，卖咸鸭蛋补贴家用了。因为生活困难，她只在村里勉强读了一年半的小学，十五岁的时候，她开始给人家当童养媳。1934年底，红四方面军来到川陕边地区，王长德参加了革命，由于工作积极认真，她很快参加了阆中县妇女委员会，不久又调任县委妇女干事，还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3 月，嘉陵江战役期间，红军伤员增多，红军部队扩充医院，王长德就被调入了工农红军总医院，担任连长，由此她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她曾任大金川省妇女部巡视员、省委侦察队队长。有一次，亲自带领侦察队侦破并缴获敌人大批金银、麝香等贵重物品，受到了上级的奖励。1936年7 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王长德又随部队第三次穿越草地，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不久，她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并且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就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王长德结识了林月琴——罗荣桓的夫人。王长德可以说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好同志，谭政的老上级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一直为谭政操着心，夫妇俩一商量，就把王长德介绍给了谭政，撮合成了这段姻缘。战争环境下，一切只能因陋就简，谭政和王长德的婚礼极为简单。两个人经组织同意，便筹办起了婚事，王长德利用一个星期天把谭政的被褥洗了洗，当作了新婚铺盖，就这样结了婚。婚礼当晚，政治部所有的同志包括警卫员在罗荣桓的带领下，都来讨吃谭部长的喜面。王长德、谭政一阵张罗，便做好了面。面条里油很少，只放了点白菜、萝卜，然而大家仍然吃得分外有味，都觉得香喷喷的。婚礼虽然简单，但是气氛十分热烈。同志们纷纷祝贺新郎和新娘并肩携手，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来临，为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闪动着昏暗灯光的新房里，不断传出阵阵笑声。1937年6 月。延安王家坪。八路军后方政治部。

延安座落在黄土高坡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谷里，西面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顶，环抱小半个延安城。东边的宝塔山，在半山腰高高矗立，西侧的凤凰山，树木丛生，绿荫浓浓，东北端的清凉山，坡身漫漫，窑洞密布。绵长的延河水，由北而来，恰好在延安城内调头东去，又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一份鱼光山色。军委后方政治部的窑洞里，一位三十多岁，身着灰布军装的中年人，正在整理着桌上的文件，并且不时地提笔写些什么。他就是从红军大学毕业不到半年，刚刚就任后方政治部主任的谭政。从红军大学毕业以后，谭政被任命为军委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长，配合后方政治部主任、红大同学，也是老上级罗荣桓处理日常工作。后方政治部主管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工厂、陕北军事部、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及独立师等的政治工作，中心任务是对部队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批判张国焘退却和逃跑、军阀主义的错误，统一思想。后方政治部只有三十多人，任务较为繁重，因此，谭政一到这里，就投入了处理日常工作的繁忙事务中。谭政出色的政治工作才能很快为同志们所了解。在他的积极努力下，红军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为红军东征山西、西讨二马，立下了汗马功劳。1937年初，遵照中央部署，红军各部厉兵秣马，积极准备东征山西。2 月间，参战部队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

被派往红一军团开展政治工作。他大张旗鼓地开展各项活动，一会儿给有关于部作报告，一会儿找有关干部谈心，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他深入基层连队，摸情况，作工作，卓有成效。

东征结束后，谭政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又被任命为后方政治部主任兼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回到了延安王家坪。初夏的微风，带着些许凉意，吹进窑洞。谭政放下手中的文件，伸了个懒腰。接着，他点燃了一根烟，抬头向外面望去，窗外金黄色土坡上的片片、点点绿荫，令人赏心悦目，有沁人心肺的感觉。谭政觉得红军大学六个月的学习的确大有裨益，无论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还是在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各方面，他都感到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更是给谭政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的讲演，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批判了“左”右倾错误，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战略方法，这些不仅开阔了谭政的视野，提高了思想认识和领导水平，而且为他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的任务与方向。陕北的夏天是迷人的，在这万物生长的季节，谭政仿佛嗅到了收获的气息。全国各地抗日斗争如火如茶。谭政也因工作需要，不断变换着工作岗位。1943年2 月，他调任陕甘宁晋绥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5年4 月，他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6 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五章居后方细运筹政工显身手1937年8 月下旬。陕西三原，红一军团驻地。秋日的晨露尚未消尽，金色的阳光已洒满宽敞的土坪上，一阵嘹亮的号声之后，一队队刚刚换上新军装的战士们，精神抖擞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排成方阵。只见会场周围挤满了当地的群众，熙熙攘攘。台下战士们议论纷纷：“喂，这一下咱们可以和国民党一起打小日本鬼子啦，打他这个狗娘养的！”“唉！你瞧这个帽子，那国民党帽徽多难看，青天白日，真别扭！”“唉，穿什么衣服不能打鬼子，都一样！”“咱们穿上国民党服装，不就是向他们投降吗？”“同志们，和国民党合作，共同打日本侵略者，是党中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就已决定的，这个决定，对打败日本鬼子很有意义，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现在，党内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同志们千万要注意，不要受干扰。”这时，只见罗荣桓主任走上了主席台。

主席台下战士们热烈鼓掌。罗主任用两手做了一个往下按的手势，用湖南口音大声说：“同志们，父老乡亲们，东北三省已陷入敌手，现在华北危在旦夕。日军还想过黄河，侵占全中国。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为了不亡国灭种，每个中国人都要奋起抗战！红军就是抗战的先锋！”在罗荣桓的鼓动教育下，想到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冲上心头对日寇恶魔的怒火，掩盖了内战时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情绪，全体指战员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只见罗荣桓情绪昂然地拿出《红军抗日出征誓词》在烈日当空下，率领高举拳头的战士们，宣誓：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坚决抗战到底！……浴血奋战，拯救中华民族。发扬红军光荣传统，誓做抗战先锋……

誓师完毕，部队便开向抗日战场。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谭政千方百计地对部队进行各种宣传教育。

1937年8 月下旬。

毛泽东住所。

“主席，这次改编部队番号，肯定会在部队中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谭政说。毛泽东站了起来，来回踱着步子，说：“他们原来是红军，现在要穿国军服，他们就以为我们要变成国军了呢，是不是啊？”谭政点点头。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党内也有一种右的倾向，搞什么统一口号，统一任务，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等等，无非是想把我们领导权交给他们，这是很右的错误。另外，部队中‘左’的错误也不少，他们要凭借自己单独力量把日本打败，要建立纯而又纯的队伍，不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孤家寡人政策，自高自大，不愿与友军友党往来；有的不愿下山改编，这是‘左’的错误，不管是‘左’还是右，都对抗日有害，要及时纠正。”谭政说：“听说部队中有一种认识，就是说戴了红军帽子，又来戴国民革命军帽子，将来又戴什么帽子呢？”毛泽东主立即说：“这是一种‘左’的思想表现，你们总政要研究研究，抓紧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谭政说：“我看首先可以重点对各部队政工干部进行宣传教育，然后再推进到整个部队！”毛泽东点头说：“行！我同意你的意见！”陕北。军委总政治部会议室。谭政主持会议。

他语气激昂他说：“同志们，这次我们出台的《关于东进抗日行军中政治工作的提示》，符合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意图，此次行军中的中心任务是要以政治工作，提高我们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发扬战士们高度的抗战热情，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要有严明的纪律与抗日行动，影响友军，发动广大人民参加抗日战争。”说到这里，一位同志插话说：“我们必须要提出恰当的口号。”“对！”谭政肯定他说，“我们的口号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而战！‘’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谭政接着说：”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编几本书来激励我们战土的斗志，《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新战士课本》、《八路军军人必读》等，作为统一战线教育的基本教材。这些教材在教育内容上主要要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我们抗战的正义性，要坚定部队抗战必胜的信心，用中华民族伟大历史、英雄事迹和我军光荣传统，来教育与激发部队抗日热情和敢于井善于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信心。“”同时，各地还可以根据行军、作战情况，因时因地制宜，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恶现场，利用上课、誓师大会、班排讨论、标语戏剧等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使战士们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谭政主持下，这几本书很快编印出来，下发到各部队，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八路军总政治部会议室。谭政主持会议。”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会，军委要求我们搞一个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分总则和细则两部分。你们看怎么样？“王稼祥说：”我看可以，搞一个条例，也好使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有章可循嘛！“谭政说：”我们抓紧把这个条例搞出来，让主席给看看，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了。谭政接着说：“我已写了一段总则，请诸位听听，再修改，我念给大家听。”接着，谭政就把总则在会上读了一遍：《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第一部分，总则：中华民族已经万分危急，只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团结和动员全民族一切抗日的力量，坚持长久的抗战，去争取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与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八路军最中心的任务，也就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

读完后，谭政征求道：“你们看，行不行？”“哎呀，太好了。”

另一个同志说，“你这个总则，就连老蒋看了，也不会有意见的，民族、民权、民生那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大家都鼓起掌来。谭政说：“那好，我们大家分头去写，越快越好！写好了，送给中央看！”

为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教育广大的部队干部战士，谭政日夜写作，接连发表了四、五篇文章。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有一次，他和谭政讨论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时，对他大加称赞。“谭政者，谈政也！”毛泽东说，“你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我都看了，有《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有《华北己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有《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你写得很好嘛，有理论、有例证，很有说服力。”

谭政不好意思他说：“哪里哪里！还要请主席多指导，我着重谈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应积极走在前线，使自己成为抗战模范，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人民抗日，要建立和不断扩大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力量同日本侵略者斗。坚决反对相互倾轧、低毁和妥协。”

毛泽东说：“很好，要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统一战线中，我们要独立自主。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加强政治工作是党的一贯要求，各部队要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把民族教育阶级教育结合起来。这是当前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谭政认真地听着，不时地还记着什么东西。谭政说：“我们搞的政治工作条例，已发下去了，各部队反应还好。”

毛泽东说：“当前越是处于困难时候，越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使八路军新四军协调行动。要特别强调我军的革命性。政治工作历来是我们的优势，有一个条例，对于加强政治工作，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极为重要，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落实，并提出修改意见。当然，要因时因地而宜。”

谭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说：“听说部队里有的不愿戴国民党军帽子，有的说共产党部队戴国民党帽子，这不是投降吗？”

毛泽东说：“这不仅仅是个帽子问题，这是关系到统一战线问题，要求各部队加强对统一战线的教育与宣传，这是能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关键。要让战士们懂得我们的战略策略。我们的目的是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不是为了戴帽子。”

谭政说：“各部队都搞了誓师大会，进行了生动深刻教育，加上我们条例的下发，这种错误认识正在缩小。”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1937年9 月30日。陕西富平。一二九师誓师大会上。刘伯承根据总政治部有关指示精神，生动深刻他讲了“换帽于”的问题。他用手推了推眼镜，拉着四川腔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他们烧、杀、抢，中华民族十分危急，面对这个凶恶的敌人，我们就要和国民党联合起来，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换个帽子算得什么！我们虽然换了帽子，我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红军的优良传统决不能丢。我们要戴这顶帽子，和国民党军一道，打败日本侵略者，当然，国民党军队也有可能不真心真意地抗日，那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推着他抗日。同志们，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请戴上这顶帽子吧！”说完，刘伯承首先把缀有国民革命军帽徽的帽子戴到头上，顿时，全场一片掌声。谭政身在后方“小天地”，胸怀全国大世界。他出色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即政治工作，已在全国抗日战争的前线，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初见成效。我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人民，进行坚决抗战。

而国民党军队却大力散布“失败论”、“亡国论”。助长了日寇侵华气焰。日寇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吞井中国。国民党在华北、沪宁战场上虽有一百五十万兵力，但接二连三地丧师失地。很多被击溃的国民党士兵说什么：“日本鬼子太多了，太厉害了，他们的武器太好了，中国人打不过他们。”一时间，失败情绪笼罩在国民党军队里。

在军委总政治部教育宣传与鼓动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大胆地深入敌后，放手发动人民群众，配合友军，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政治工作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显出了极大的威力，每战中，各连党支部都讨论如何完成任务，如何英勇善战，结果取得了重大胜利。1937年9 月下旬。一一五师以一部在灵邱、沫源阻击敌人增援部队、用三个团的兵力昼夜行军，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9 月25日早晨，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进至设伏地区。

“打，狠狠地打！”我一一五师战士居高临下，发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往哪里逃，到处遭到子弹的射击。敌人死伤过半。就在这时，几个团的冲锋号在山谷里吹响，我一一五师战士端起枪、上起刀，如下山猛虎，同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白刃战。经过一天激战，歼敌一千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这一仗，有力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打击了日军侵略气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一二九师取得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击毁敌机二十四架，一二○师在雁门关伏击敌人汽车五百余辆，切断敌人进攻太原的交通线，有力配合友军太原保卫战。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三个师配合了国民党忻口战役。接着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一一五师开辟了晋察冀根据地。一二○师开辟晋绥根据地，一二九师开辟了晋冀豫根据地。

新四军在华东华中也开辟了广大根据地。各根据地依靠山地、河湖港汉、青纱帐，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进犯。江南新四军利用敌人在上海、南京胜利后看不起中国军队的心理，大胆地设伏于镇江至句容公路的一段，伏击日军车队，击毙日军少佐和大尉以下十三名，击毁汽车四辆。一位被击散的国民党士兵问，“陈司令，国民党军队武器那么好，都经常吃败仗，你们就凭这武器能打败日本人？”陈毅哈哈大笑说：“能，一定能打败日本人！”“那你们凭什么？”那个士兵不解地问。“就凭这个嘛！”陈毅指着头。一个党员战士说：“就凭我军有强大的政治工作，凭严格的纪律，凭广大战士的勇敢。”“好，说得好！”陈毅夸奖说。“报告，陈司令！”一个参谋来报。“我军在伏击战中，击毙敌少佐，大尉各一名，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大批日钞！”“好，让部队好好休息一下，加点餐！”此后，陈毅高兴地赋诗一首：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就这样，通过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努力工作，使我军统一战线工作、政治教育工作有声有色，上下一条线，左右一大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谭政总觉得还有点不满意。

1937年10月12日。延安凤凰山麓。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塞外陕北的寒风，卷着黄沙不停地吹打着延安小城。军委总政治部窑洞里，一盆炭火在燃烧着。窑洞内温暖如春。毛泽东和谭政这两个湖南老乡正持着相同的口音聊天。“主席，我想，部队还是要恢复政治委员制度，这样保证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对保证我军抗战胜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你意向如何？”“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的想法和你完全相同。”

毛泽东说：“现在党内有一种右的倾向，认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要给国民党、蒋介石统一指挥。我看这种倾向有危险，它有害于我军独立性，恢复政委制，就避免党放弃武装力量领导权。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是啊，我们已吃过一次亏了，这次再也不能像大革命时期那样了。我们要记住历史教训啊！”谭政深深叹了一口气。

“是啊！”毛泽东点了点头，把手放在火盆上方烘了一烘。

“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写一份报告给党中央，要求恢复政治委员制度？”

“我看可以！”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关于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度致电张闻天等。后来，张闻天、毛泽东批复：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今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

洛甫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接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就发布了由毛泽东、谭政签署的一道命令：目前抗战已走上了新阶段，为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巩固党在红军中的影响，争取抗战的胜利，特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恢复原来名义。

这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留守处，各医院学校边区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责统一领导。此时，谭政实际上具体主持了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及各留守部队的政治工作。

时令进入了冬天，陕北的大地不时刮着风、下着雪。谭政在窑洞里来回踱着步子，尽管是深夜，可他却没有睡意。勤务员在炭火边的椅子上已经睡着了。谭政在思考着：这方圆八百里的陕甘宁边区，出征在外的八路军、新四军，后方的各部队；国内急剧变化的形势，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思想倾向；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部队团结，等等；他都在考虑，这份担子确实不轻！他一会儿坐下来，把手烘一下，一会儿又站起来，为小伙子盖上大衣，他想：只要在党领导下不管工作多么艰巨，任务多么繁重，生活多么艰苦，都要担下来，只要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克服一切困难。他决心更加深入细致地做好党交给的一切工作。那时，八路军、新四军分散在全国各地，各战略区几乎都是独立自主作战的，后方的总政治部很难直接了解和掌握各部队的思想政治情况，为军委总政治部的有关指示精神及时有效地在各部队执行造成了相当的难度。面对这些情况，谭政经常思考着如何开展政治领导工作。当然，各部队政治委员的任命，政治机关的设立，也为政治工作的落实，奠定了组织基础。1938年5 月26日。抗日战争研究会驻地。五月的陕北，到处披着绿装。延安，依偎在绿色怀抱之中。抗日战争研究会的礼堂里，挤满了人。毛泽东正在给抗战研究会及后方干部战士作《论持久战》的报告。谭政，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目睹着毛泽东的演讲风采。只见毛泽东不时地比划着。他时而挥手，时而把手插在腰间，时而又在黑板上书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战争发生发展规律，系统地提出了我军的战略任务、战术原则，科学地预示了持久战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前途。同时，毛泽东论述了政治工作的极其重要性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当讲到了政治工作的根本性问题时，谭政入了迷，他时而举头凝视，时而低头速记，他完全被毛泽东那深刻、精辟的报告和多姿的风采所吸引。在讲述战争与政治关系时，毛泽东说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谭政被这精辟的论断折服了。他不停地写着，连一个字都不想漏掉。最后，毛泽东说：政治动员即政治工作“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就要靠它取得胜利。”毛泽东这一轰动延安、震撼全国、影响世界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谭政。他决心在今后的政治工作中把这篇光辉著作作为指针，井在实践中开始落实。1938年6 月上旬。

总政治部会议室。谭政主持了会议，研究如何改进政治工作，落实毛泽东的政治工作的有关思想。谭政说：“同志们，主席的论持久战，写得特别好，很精辟、透彻，特别是关于政治工作的论述，应当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针。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研究一下如何落实加强政治工作。”另一位领导同志说：“主席特别强调政治动员，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扩大军队，我看，我们政治工作就要围绕这些工作来开展。”“对！”谭政肯定他说，“我们的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颁发布告，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召仟群众大会，召开各类代表会议，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申明我党我军抗战之决心，特别要利用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罪行，来教育群众，激发广大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抗日决心。

我们宣传群众的目的，是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形成千军万马。要把各阶层、各团体的力量调动起来，建立抗日救国会、抗敌协会，还有工会、农会，妇救会等，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共同抗日的政治局面。“他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完全领会了。接着，他又说：”我们还要武装群众，不断扩大武装力量，建立与扩大地方武装力量，使它能配合我主力部队作战，摧毁一切伪政权，肃清汉奸，消灭地方土匪，把敌人后方变成前线。我们不要怕，要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国民党方面抗战，害怕与不愿武装工农群众，这就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毛主席说了嘛，战争力量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目前，党内有一种右倾思想，强调由国民党指挥，这是很危险的。要认真克服。“谭政喝了一口水，又说：”我们还要加强建党建政工作，这也是党中央的决定。各部队都要积极协助地方党健全各地党的领导，在没有建党的地方，则负责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没有民主政府的地方，加快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要加紧培训地方干部，发展和培养地方领导骨干。抗日民族政权建立后，各部队要维护它的权威，保证各项法令政策得到执行。“另一位同志插话说：”现在，有少数地方，政府不健全，一些地方农民对现有的苛捐杂税很不满意！“”我们要认真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实在利益，这样，他们才会体会到共产党好，他们才会拥护我们，跟着我们干，这一点特别重要。“谭政说，”我们军队每到一地，都要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坚决反对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乱杀牲畜、践踏耕地等现象，要时刻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要扩大军队，发展党员，这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基础。在军委总政治部的具体指示下，各地部队都相继开展了扩军工作。太行山区。一二九师师部驻地。根据总政治部和军委扩军指示，一二九师在师部驻地进行扩军动员工作。只见征兵处红旗招展，应征青年踊跃参军，个个都显得格外精神。在一杆大红旗下，放了两张桌子，几名干部在紧张地忙着。只听喊道：”下一个！“”哎？你叫什么名字？“”李……“

这个小家伙有点紧张。“噢，他叫李二蛋，是我家老二！”“哈，哈！”几个工作人员笑了起来，尤其是两个女兵笑得更是合不拢嘴，使李二蛋很不好意思。接着征兵人又问：“多大了？”“十六！不，十七了！”“那不行，年龄不够，再等年把吧！”一个征兵的干部看了看这位老大娘，笑着说。“呃，八路军同志，我这个孩子，说起来是小，他倒是有劲，准能扛起你们那枪，求你们帮帮忙吧。”

正说着，刘怕承师长从远处走了过来。刘师长乐呵呵笑着，问到：“怎么回事啊？”只见一个女兵在老大娘耳朵旁说几句。老大娘一乐，便转过声来，“哎，刘师长，咱求求你们，收下我这个孩子吧，他保准能扛枪打……”没等老大娘说完，刘伯承看了看那小伙子，说：“嗬，这小伙子倒是很结实嘛，多大了？”“十七！”

“那不行，太小了！”

“呃，师长，你们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就收下他吧，我给你们磕头了！”

说着老大娘就跪下身来。刘师长赶忙扶起老大娘，“唉？快起来，大娘！我跟您说实在话，你的孩子还小，不够参军年龄。这样吧，把他登记上，先到我们师部，呆上两年再说，不过，下不为例！”“哎，谢谢刘师长。”大娘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忙嘱咐道：“孩子，你就跟师长去吧，他是个好人，往后要多多做事，多多打日本鬼子为你爹报仇。”小伙子一个立正，说着：“妈，您放心，我一定要多做事，多打日本鬼子，为咱爹报仇！”1938年初春，总政治部，谭政办公处。“报告，这是一份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汇报材料，其中，特别讲到部队某些连队贯彻三大原则不力的情况。”“哦？”谭政接过材料，迅速地看完。说：“看来，这是政治工作不力造成的。要赶快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同志说：“恐怕有少数基层干部对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原则认识不力。特别是一些新入伍的同志，对其理解不够。”

“对，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三大原则是红军的优良传统，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我看要下一个文件，重新强调三大原则。”“是的，这项工作即刻就要开始。”一位同志说。1938年4 月底，晚上，谭政住处灯火通明。他正在紧张地赶写他的文章，着重要强调我军工作中的三大原则。“谭主任，已是晚上12点了，您得睡觉了！”一个小同志，端了一杯开水过来，递了过去。“小鬼，你还没睡啊！”“我刚才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你先去睡吧！”“不，您不睡，我就不睡。”“哎？我有重要的事要写嘛！”“再重要的事，我看明天也能写。”谭政写文章思考问题时，不大喜欢别人打扰，为了让小同志先睡觉，他就同意睡觉了。不一会儿，小同志进入梦乡，可谭政还在思考着问题，他看小同志睡着了，就又点亮了灯，把自己被子盖在小同志被子上，喝了口水，又开始写了起来，直到黎明，他才起来伸伸腰，打了一下哈欠。只听到外面的鸡开始鸣叫起来。1938年6 月，谭政办公室。“报告，谭主任，这上面有你的大作。”谭政一抬头，看见一个女兵，是主编派来的。就赶忙问：“什么大作？”“不就是你那篇文章，洋洋洒洒，观点独到，哈哈！”“不好意思，只怕是又长又臭，我只是重申毛主席，朱总司令反复强调的治军原则，可不敢有什么新观点。”“可对不起你啊！”“怎么啦？”“肖总编说没有稿费！”“哎，要什么稿费！”“肖总编说，以后，等革命胜利了，经费好转了，再付。”“嗬，你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嘛！”

“当然啦！有毛主席中央军委领导，有你们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还能不胜吗？”“那好，感谢你们发表我的文章！请把这本书带给你们主编。”还没等谭政说完，那个女战士一溜烟似地跑了。1938年7月，总政治部。“谭主任，国民党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不少爱国人士。各界十分重视，代表们提出了许多抗战议案，还发表了宣言，都承认国共合作，表示要实行民主政治，保障民生，要求各党各派各界合作起来，建立统一战线。”“只怕是国民党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一个同志疑虑他说。“哎，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不过，我们可以利用他合法承认，加大宣传力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有利。不过，要特别警惕国民党反动派摆弄花招，要绝对保证我军独立自主权、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这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团体。”“对，就要利用这种合法性，加强宣传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党要加强对这个协会的组织与领导，使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1938年8 月，延安，总政治部组织的联欢会上。红旗迎风招展，灯火照在人们脸上通红通红的。“大家请安静，请谭主任讲话。”一个主持者大声说道。在一片掌声中，谭政走上台，大声说：“同志们，现在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纵深阶段，日寇气焰十分嚣张，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都应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为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斗争。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宣传力量，到群众中去，到前线去，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拿起武器，勇敢地跟日本侵略者决战。”接着谭政和大家在一起合唱了抗战歌曲：《全民抗战》、《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等，嘹亮高亢的歌曲响彻在延安上空：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这嘹亮的歌声，从延安上空，飞到大行山，飞到晋察冀，飞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形成了一股宏大的抗日潮流。

1938年9 月初，总政治部。

“报告谭主任，这是全国各地开展扩军与发展党员情况的材料，请您过目。”

“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力量发展如何？”

“报告，八路军由原来三万二千人发展到十五万六千人，新四军由一万二千人发展到二万五千人！”

“部队中建党情况？”

“八路军、新四军中党员数已由原来三万五千人发展到十万人！”

“另外还有几万地方武装力量。”

谭政听了这一数字，点了点头，说：“要通知各部队，继续做好扩军与发展党员工作。要放手发动群众，武装广大人民，把大批先进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大胆吸收到党内来，还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员质量，不断提高我军政治素质。”

“可新四军中有一种认识……”

“那是右倾思想在作怪”，还没等那位说完，谭政就生气他说：“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否则在新四军中影响特别不好，将会影响我军战斗力的。”

“你看，这是长江局的杂志，有王明的文章，这里面思想与总政治部精神不大合得上。”

谭政接过杂志，一眼看到王明的“统一行动、统一服装、统一指挥，统一番号……”谭政气得一把将杂志扔得老远，“什么统一不统一，这分明是放弃我党对武装力量领导权，要把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让给老蒋，我们吃的亏还少吗？”另一位同志捡起杂志，心情有些沉重他说：“看来，这个问题是到了解决的时候，否则，将会影响八路军，特别是新四军工作全局的。”谭政点了点头。夜，已经深了。杨家岭军委窑洞里，灯火通明，灯光下，谭政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览着各部队政治机关送来的汇报材料。

他一边阅读，一边思夸，他想得很多很多：他从事革命工作己很多年了，既有经验，又有教训，难道是自己错了吗？为什么王明老是强调统一，放弃自己独立自主，这不是束缚自己手脚吗？王明这个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不能团结同志，搞“左”倾机会主义，现在，他又来了180 度大转弯，由“左”向右，眼中只有国民党，看不起我八路军、新四军，说我们还没达正规军，只是流寇主义，这是肯定不对的，可党为什么又不解决这个问题呢？对，明天，我得给主席他们提一提这个问题，我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不过，又一想，王明这个人在共产国际中挺有背景，是不是共产国际支持他这样干，他喜欢把苏联经验绝对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这是错误的根源，我看我们党现在完全有能力解决好自身建设问题。想着想着，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手里还拿着一份材料……

杨家岭军委窑洞。

谭政起草各部队政治工作任务。

谭政在通过撰写文章，宣传毛泽东、朱德有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实践工作中具体贯彻毛泽东、朱德有关政治工作的思想及三大原则。早在八路军东进之时，由谭政参与制定、由军委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东迸抗日行军中政治工作的指示》，就己体现了这三大原则的内在思想（如前述）。

1937年10月29日，就在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过后四天，由谭政参与制定、由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部队进行地方动员工作的指示》，又一次体现了这三大原则。《指示》要求“军民一致”，“动员整个部队的指战员，用最高的热情进行地方工作，创造抗日的根据地，做到人人能做宣传工作，每个干部时刻不忘创造根据地的任务。为完成每一动员计划而斗争”。同时，《指示》还体现了“官兵一致”、“瓦解敌军”等原则。

1938年底，由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参与制定八路军总部颁布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又把毛泽东。朱德提出的八路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郑重地写入了《条例》的总则，成为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

同时，谭政领导军委总政治部积极贯彻、落实，并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工作有关思想，来充实、完善已有的政治工作计划。

这一期间，以谭政为副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紧紧围绕两项政治任务，开展工作。首先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在谭政等军委总政治部推动下，部队主要开展下述政治工作，使部队政治工作生动活泼：宣传群众。每到一地，部队便以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颁发布告，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召开群众大会，举行各类人员座谈会等方式方法，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我军打胜仗的消息，申明我党我军抗战到底、与民众共存亡的决心。在宣传工作中，还特别注意利用日寇奸淫、烧杀、抢掠和伪军、伪政权的暴行，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对日伪的仇恨，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坚定群众的胜利信心。组织群众。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普遍建立各界群众的抗日救国会，抗敌协会，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在“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的口号下，形成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同仇敌汽，一致抗日的生动局面。武装群众。努力培植与发展自卫队、游击队等群众抗日武装，帮助他们进行军政训练，使其担负起侦察、警戒、放哨、坚壁清野等项任务，并配合我主力部队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摧毁一切敌伪政权，肃清汉好，消灭土匪，把敌人的后方变为抗日的前线，并不断向敌寇占领区的纵深扩大我抗日根据地。建党建政。在军委总政治部的号召下，我军各级政治机关还承担了建党建政的任务。积极协助地方党健全各地党的领导；在没有建党的地方，则负责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时，对有旧政府的地方，进行团结争取，逐步加以改造：在旧政府人员逃遁一空的地方，则迅速建立完全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并加紧对地方党政干部的培养训练，开办各种训练班，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培养骨干。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部队则进行爱护根据地、尊重抗日政权的教育，规定抗日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模范地遵守执行。贯彻经济政策。各部队各级政治工作团、服务团认真宣传与贯彻我党提出的减租减息、停征田赋、废除各种苛捐杂税等经济政策，并将没收的汉奸财产分发给群众，使群众从经济利益上亲身体会到我党我军的正确。同时，我军所到之处，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帮助群众恢复田园，发展生产，反对随意支差、轻易砍伐树木、杀害耕畜、践踏耕地等浪费民力物力现象的发生。通过这些实际的行动，使敌后广大群众紧密地团聚在我党我军的周围，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战到底。另一项任务是扩大军队，发展党员。

在谭政为副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的具体指示、部署下，各部队以政治工作人员为基干，组成各路工作团，分赴各地开展扩军工作。各路扩军人员同各地党、政、抗日民众团体密切配合，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各种宣传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型飞行会议，以及个别谈话、组织群众到日寇摧残过的地方参观等方法，向群众说明抗战的形势和求生之路，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使群众明确要想自身不遭受日寇蹂躏、迫害，只有拿起武装，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战斗到胜利。同时，还特别强调，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与当地人民建立密切的关系，经常举行军民联欢会，请群众代表到部队吃饭、参观，以我军严明的纪律、团结和谐的内部关系，给群众以最切实的影响；推动政府和民众团体，慰问抗日军人家属和欢送新战士上前线的工作。从而在群众中造成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上前线打日本侵略者的光荣感。使命感，从而激发出蕴藏在民众之中的抗战热忱，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

第六章纠右倾反顽敌斗争更艰巨1938年9 月29日，延安桥儿沟。

萧瑟秋风，轻轻掠过。

路边，田园的庄稼。野草虽有点变黄，可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远望去还是绿草如茵，郁郁葱葱。

今天，桥儿沟显得格外漂亮，坐落在沟门右侧山脚下的大主教堂，肃穆、典雅。这一座典型的欧洲哥特式建筑，屋顶又高又尖，直插蓝天，跟陕北窑洞相比，风格明显不同。1937年1 月，中共中央党校从定边县迁至延安东郊桥儿沟以来，这座教堂便被用作中共中央党校礼堂。

教堂的前面，沟门外，不远望去，奔流不息的河水，匆匆流过。

下午，阳光明媚，秋高气爽。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陈云、刘少奇、彭德怀、王明、博古、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还有中央各部和各地的主要领导人吴玉章、林伯渠、罗瑞卿、林彪、贺龙、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涂海东、王首道等陆续步入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这是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全会。

作为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中共中央全会上，全面总结了抗战以来党和军队的工作，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情绪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突出强调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对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重申了党的政治工作基本原则，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这次全会持续了一个多月，11月6 日全会胜利闭幕。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为谭政在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立下了新的坐标。

会议结束后，谭政立刻离开桥儿沟，勿匆返回杨家岭军委总政治部驻地。1939年11月7 日，总政治部。“王主任、谭副主任，你们都回来了！”当谭政他们从会场返回杨家岭总政治部时，很多工作人员都迎了上来。“有什么新精神吗？”一个工作人员问。“嗬！你还真急！”谭政说：“来，把这些东西放好。”谭政把一包东西交给了他。“老谭啊，”王稼祥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及时很重要啊！”“是啊！”谭政说：“伟大的行动，需要有伟大的思想来支配，这次会议，对王明右倾思想进行了系统批判与纠正，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军事中右倾倾向，是太重要了，如果按照王明那一套搞下去，准会吃亏，出乱子。我就担心这一点。”王稼祥点了点头，又说：“许多同志的发言很有力度，值得我们思考。罗荣桓提出的要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力度，特别是加强党支部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作用，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威信，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今后，不能随意抽调部队政治机关的干部，要保证政治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谭政说：“对，政治机关工作一削弱，就会出现像老罗所讲的思想麻痹、土匪主义及贪污腐化现象。这种情况值得重视。”

王稼祥说：“六中全会己胜利结束，全党都要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我们总政也要着手制定工作计划，逐步落实。我的身体不太好，你就担起这担子吧。”

谭政点了点头说：“稼祥同志，你放心，凡重大事项我都会去请示你的，你是主任。”①“哎？！你放心大胆于吧，党中央对你的工作很放心，很满意嘛！”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

夜已经深了，可谭政却兴致正浓地在制定军委总政治部下一步工作计划。

他想，六中全会已经结束，下一步任务就是要布署宣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的任务。这几个月来，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危害很大，想一下子清除影响，恐怕不可能，因此，他想，要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抓起。经过一夜的思考，他拟好了下一步工作计划，准备报请明天会议上讨论。

“喔喔喔……”外面的雄鸡开始鸣叫起来，东方的鱼白映入了谭政窑洞的窗前，谭政吹灭了伴他一宿的灯，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1938年11月8 日。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刚走到办公桌前，一个工作人员把一份材料递到他手里说：“彭总，这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材料，要求八路军各部队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检查政治工作，井要求您在前敌政治部作传达报告。”“好的，你把这份宣传教育大纲电发给各部队，要求各部队在传达学习六中全会精神中努力结合自己的实际，改进工作。”

“是！”

1938年11月中旬，一二九师师部，党员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操着很浓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一二九师党员代表大会。

根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八路军前敌政治部指示精神，我们要学习六中全会文件。刚刚下发的两本书，一本是《论新阶段》，这是毛主席写的，一本是《六中全会组织工作大纲》，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克服轻视政治的观点，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更要讲党性，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反对一切右倾倾向。这次，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的领导地位，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对我们顺利取得抗日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坚定有力的讲话，赢得一二九师党员同志们阵阵掌声。刘伯承开始讲：”同志们，刚才邓政委讲得好，共产党员最要讲党性，我们一定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轻视政治领导的军阀主义错误。我们这些人，离开了党的领导，都没有出路，都要犯错误的。现在，六中全会，要求我们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武装，又要坚持团结友军，共同打败日军。因此，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新的情况表明，我们虽然坚持团结友军，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对派对我们扩大武装怀恨在心，因此，我们时时警惕，千万不要上当犯错。“刘伯承那激昂的演说，给战士们增添了无穷力量，更加坚定他们抗日必胜的信心。邓小平又说：”现在总政治部要求我们采取措施，从组织上加强政治机关的整顿，健全组织，恢复制度，改善政治工作领导。

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者都必须是党员。总政治部要求对政治工作进行巡视检查，各师相互检查，总政也派检查团巡视，因此，我们要做好工作，接受兄弟部队及上级检验。“1938年12月，总政治部。

“喂，小鬼，给我要抗大。”谭政一边看材料，一边说。只见那个小战士摇着旧式话机，转了两圈拿起话机，没有回声，又摇了几下，这回接通了，只听见对方声音：“喂，是哪里呀？”小鬼赶忙把话机交给谭政，“喂，我是谭政！”“哦，你好，我是老罗啊！”“哦，罗大个子，还好吧！有个事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总政报请中央批准，准备要请抗大再开一个政治干部训练班，从各师抽调干部去学习，你看怎么样啊？”“可以是可以，只是现在我们校舍太紧张！”“哎，挤一挤嘛，只要不出毛病就行！”“喂，就怕挤出毛病来呀，哎，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呀！”“哪里，哪里！”说完，谭政把话机放下。然后吩咐下去：“把这份文件发下去，要从各师抽调政治干部到抗大学习。”1939年2 月，总政治部。“谭主任，这是新四军第二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好的！”谭政接过材料，认真看了起来，只见他的眉头紧皱，越来越不高兴。最后把材料往桌上一放，就说：“怎么能把国民党的言论编成材料呢？”“又怎么啦？”

王稼祥问。“他们的纲要，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却把蒋介石的言论、宣言编成材料，教育部队，这样搞下去，那就不是共产党的部队。”王稼祥接过材料，认真地看过，他感到问题的严重。1940年5 月初，总政治部。“稼祥，中央对新四军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我们总政治部对其提出具体整改意见，你看，这是我昨晚写出的《总政治部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你看行不行？”王稼祥接过材料，一看，上写：我们根据中央五月四日对新四军的指示，看了新四军的政治部的少数比较旧的林料之后，对新四军政治工作有以下意见：（一）我军的政治工作是根据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因此，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二）在鼓动宣传教育工作中，我们应当依照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与目前策略路线出发，必须把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正确地适当地联系起来。

在目前特别着重说明投降妥协的危险，以及反对这种危险的斗争的必要，说明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两重性与动摇妥协性。不应把国民党首领的演说宣言编成讲话材料，这种方法是不妥当的。（三）在组织方面，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基本上现在仍适用。你们起草的政治工作条例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与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该坚决拒绝之。对战区政治部的命令，绝对不应服从，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工作完全是反共的特务工作。（四）在居民中的工作应当根据党的政策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央指示已提及，兹不赘述。（五）总之，政治工作是共产党党的工作，我们应公开的说明我军的政治工作这种特殊性，对抗战是有利的、必需的，我们不能向落后看齐，而应当是落后的向进步的看齐。八路军、新四军中之有共产党与其工作，正如其他军队中之有国民党及其工作一样，所以我们政治工作的原则、内容、口号与方法都是光明正大的，有理由的。因此我们政治工作不应当有对外对内的两套，不能对外迁就国民党，对年说共产党私话。我们的立场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以上请讨论，并电复结果总政治部①“这个文件写得很好，我完全同意立即电发。”王稼祥说。1941年1 月中旬，总政治部。“稼祥同志，新四军出事啦！”谭政低声他说。“啊？”

“项英他们大约九千人在皖南径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他们经过七昼夜殊死战斗，只有二千人突围，项英遇难，叶挺去谈判被扣押。”“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王稼祥愤恨他说。“这与新四军有关领导放松警惕也有关系。”谭政说。“我们要彻底揭露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真面目。

要利用全国电台、报纸，群众会议，广泛地宣传这件事情真相，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罪行，让全军都要记住这血的教训。“王稼祥说。”现在，全国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国民党爱国人士、海外华侨、中间阶层都转而支持共产党，蒋介石现在已经孤立了。中共中央已准备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并要向国民党提出惩办何应钦、顾祝同和上官云湘三名战犯。释放在上部的新四军和枪支。释放叶军长。“王稼祥点了点头。1939年2 月，总政治部，整军会议。谭政主持了会议，他对整军工作的形势任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他说：“中央军委根据当前我军发展形势，根据地建设，认为有必要来一次整军。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随着这几年我军扩军工作的发展，我们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也有很多问题，国民党散兵兵痞、流氓、土匪、奸细、敌探都会混进来，影响我军的素质，部队中官打兵的军阀主义现象，许多党的组织因紧张的战斗，缺少对广大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党员发展工作在复杂环境中进行，教育不够，难免会发生问题，因此，要加强军队建设，开展整军运动是十分必要的。”王稼祥说：“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这次整军，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清除异己分子，敌特分子，和严重违纪分子，严格按党员标准发展新党员，建立对部队经常审查制度，对新党员进行集中训练一次。要用马列主义阶级教育、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教育部队，用党的政策教育部队，提高部队战士理解党的政策水平和遵守执行的自觉性。”傅钟说：“为了保证这次整军的质量，我看有必要成立相应组织机构，并派巡视团，各主力兵团再派检查员，层层检查；这样，就能保证质量。”谭政说：“我完全同意这种做法。”经过讨论，总政治部立即起草了文件，下发下去。1939年2 月，八路军总部发出了整军训令，华北各部队连续进行了三期整军。1939年6 月22日，中央军委和以谭政为主要负责人的军委总政治部又指示全军，“在巩固部队方面应继续整军”，并指示“新四军及华中部队应采取八路军之经验，加强教育工作（除抗日教育外应加强阶级教育），加强党的工作，务求关于目前形势及我党任务的解说工作，深入战士群众。”为了使整军工作在战争环境中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在谭政及军委总政治部统一要求、号召下，各部队各级政治工作机关，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都制定出整军政治工作保证计划，与军事、后勤机关密切配合，努力创造条件，利用战斗的间隙，分期分批抓紧开展了对部队的整训工作。有的地区（如冀南），还成立了整军的统一领导机构——整军委员会，加强了对整军工作的领导。

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先后派出了考察团、巡视团，分赴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冀南、冀鲁豫等地区，加强了对部队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在谭政等总政领导的指导与关怀下，整军工作获得了明显的效果。通过整军，深入开展了党的路线教育、政治工作作风传统教育以及文化教育等，逐步确立了干部、战士、党员的政治、文化教育制度，审查和整顿了干部队伍，实行了对干部的定期审查和鉴定制度，加强了对新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增进了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加强了各级领导。同时，洗刷了混人部队的敌探、奸细、土匪、兵痞、流氓，保证了部队的纯洁性，基本上克服了一些部队存在的严重逃亡现象。许多部队还运用民主的方法，整顿了官兵之间的关系，克服了打骂现象等军阀主义倾向和自由散漫等游击习气。

整军中，在谭政等军委总政的领导下，各部队都把加强党的建设摆在了首位。由于部队数量的猛烈扩大，大量发展党员的结果，形成了部队中抗战前的老党员比例下降、新党员占绝对多数的状况（据军委总政1940年统计，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新党员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加之其他原因，如新党员发展工作环境复杂、速度快、党内教育不够、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部队中党的组织不纯，党员队伍素质下降等现象。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加强部队中党的建设，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先后于1939年6 月和7 月13日，发出《关于加强部队党内教育的训令》和《关于加强党的工作的训令》等，指示各级政治机关在领导整军工作中，“应以巩固党，强化党的工作，加强党内教育，作为目前党的工作的基本方向”，并决定在三个月内，将党龄一年及一年半以内的新党员，举行了一个有计划大规模的训练。

在谭政等军委总政的推动下，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开了晋东南各部队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并且在发出的《政治整军训令》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政治整军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各兵团首长必须以加强党在部队中领导为目的而工作”。这样，各部队对党员队伍进行了审查工作，洗刷了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及敌探奸细，处罚了违犯党纪的党员。同时，在发展党员工作上，坚持了积极的慎重的个别发展的方针，严格按党员标准和手续接收新党员，建立了党员的经常审查制度，加强了党员的系统教育和党员实际生活的锻炼。开办了干部党员、新党员等各种训练班，进行马列主义的阶级教育、共产党员的标准、思想意识教育等，加强对党的决议、政策的专门讨论，提高了党员掌握党的政策、实现党的政策的水平。此外，各级政策机关还特别注意加强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普遍开展了对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和党的小组长的培养训练，建立健全了支部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在整军中，谭政还十分重视加强新部队的政治建设。1939年2 月25日，在谭政主持下，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在整军工作中，应特别注意对我党领导力量薄弱、把握最少的新部队的整理。6 月，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训令》，指示各主力兵团，选派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组成考察团、巡视团，分派各地，协同当地党政机关进行帮助整理与巩固新部队及地方武装。在新部队中，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和政治机关，确立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的合法地位，提高政治委员及政治工作在新部队中的威信。此外，在整军中，以谭政为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还协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残废军人的待遇问题做出了妥善的处理。1941年10月1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妥善处理残废军人的指示》，指出：战争持久，残废人员的数量将随之增多，处理残废的工作将益加繁重，而这个工作又与提高我军战斗力是不能分离的。因此，对残废军人，不论新老、不论干部与战士，均须加以爱护。任意处置残废的现象，必须认为是犯罪的，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从军、师、纵队、军区一级起，至旅、分区、支队一级止，均设立抚恤委员会。这样，在谭政为副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的推动下，我军的整军工作获得了全方位的成效。1939年6 月中旬一天晚上。谭政窑洞灯光下，谭政在回想着他同毛泽东的谈话。今天，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就抗日统一战线中有关策略问题与他进行了讨论。毛泽东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进步势力，又要斗争，中间派怀疑，顽固派反对。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孤立顽固派，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现在他已分化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分化，对顽固势力，既团结又要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谭政被这精辟论述深深折服，他在思考着每一个论断，领会其精神，谭政认为，这对我们搞好总政工作具有很大意义。国民党军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矛盾，因此利用矛盾，做好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团结他们共同抗日，能争取二百万中间力量抗日，那将大大增强我们抗日力量。想到这时，他立刻写了“团结友军，坚持抗战，在斗争中团结，在团结下斗争”的结论。第二天，他和傅钟、肖向荣等进行讨论。谭政说：“现在国民党已经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他们制定了所谓《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反动文件，总的说来，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反共本性不会变，但是，我看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很大，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矛盾，通过具体的活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傅钟说：“我们要做好联络友军工作，争取一部分人过来。”“对！”谭政说，“对那些愿意抗日并同情抗日的要争取，对那些反动顽固不化的，要狠狠打，我们取得了打击顽固派的胜利，中间力量就会向我们靠拢。”于是，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争取友军、孤立顽军的策略指示：在投降成为目前最大危险，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形势下，开展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友军继续合作抗战，是避免自己孤立而孤立投降反共分子的最重要步骤。同月，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布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训令。训令指出：我军目前宣传教育方针是，应动员一切宣传机关报纸、杂志、宣传队、剧团、服务团、文化团等，在本军、友军群众中宣传投降是最大危险，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阴谋，号召广大［军民］反对妥协投降及其反共，要求坚持抗战，打到鸭绿江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

这样，在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具体布置下，各部队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会，与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多方联络，广泛交朋友。在联络、交友方面，我方出版的书报、杂志、抗日课本、歌本等，以各级首长名义赠送，遇友军喜丧大典，我军首长前去祝贺、吊唁。利用年关节日，赠送贺年片和年礼，派代表去拜年，利用双方共同纪念日去举行各种联欢赛。友军驻地近时，争取架通电话。对方来代表时，热情接待，给过往友军提供食宿方便，同时向其宣传抗日。每一干部战士都不放过与友军接触的机会，并给以良好的影响。对居住在我根据地内的友军家属，凡能遵守我抗日政府法令者，确保其生命财产安全，对生活确有困难者给以资助，并经常召开友军家属座谈会或进行个别访问，代他们书写信件给友军中的亲人，鼓励其英勇抗日。还通过各与友军有交情的各地开明绅士、学者、名流，至朋密友做好友军抗日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开展联络友军工作同时，总政治部还要求各部队用国民党反共分子、顽固派所犯罪行事实，进行教育，宣传。在顽固派向我进攻时，我军坚决给以还击，择其反共死硬部分，给以狠狠地打击。同时，积极开展火线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共同抗日”，实现优待俘虏政策，发还俘虏枪支。如果顽固派愿意停止进攻，我们也停止，恢复和平。1940年3 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时局指示》，指示各地党部、八路军新四军应用各种方法在当地刊物上发表文章或发表传单、布告、标语等，表示反汪拥蒋，一致抗日。

要求各部队在反顽斗争中，严格遵守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在反磨擦中不忘交友，团结地方实力派，一道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由于总政治部的周密指导，各地开展了广泛的交友活动，收到了很大成效。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用三个师兵力向我进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其中一个师在战斗中保持了中立。新四军在黄桥决战中，陈毅遵照总政治部指示，领导官兵开展统战工作，结果争取了国民党苏鲁皖游击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李明扬、李长江的中立，取得了韩国钧、朱立仙等大绅士的同情，使我新四军一举击败反共顽军韩德勤主力。1940年，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在《政治工作总结》中，再次指出：友军工作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经常派人与当地友军联络，主动的积极的亲近友军，疏通彼此间的关系，解释与消除一切不必要的误会，以虚心诚意的态度交换工作经验，对友军各级干部须取尊敬亲爱的态度，在他们同意与自愿的原则之下进行部队的联欢、互相参观、帮助工作等。以术增进我友两军友谊，在互助互爱的原则下保证作战上的配合和精诚团结。①1941年6 月13日，谭政领导军委总政治部，会同中共中央统战部，又向全军发出通报，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党、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工作的经验。同时，通报指出：交朋友工作的首要前提是，认真调查研究友军（国民党军）对象。交朋友工作不仅在和平共居时可以进行，在武装磨擦时及磨擦后也可进行。其交友方式，应由公开来往的泛泛之交，变成大公无私的朋友，是长期工作过程。此种交友工作是纯粹的交友工作，不去发展党，不去勾引人员逃跑，不去挖他墙脚，使他感到有利无害，不怕我们。要教育我们人员从大处着想，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以失大的行动。①在做好交友反顽工作的同时，以谭政为主要领导人的总政治部要求各地做好瓦解日军工作。谭政认为，日军虽然大举侵华，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通过有力宣传、政治攻势，不断地瓦解他们，也能削弱他们的战斗力，使他们厌战、怠战直至反战。谭政要求各部队坚决做好优待俘虏政策，从物质上，从感情上接近他们，使俘虏们回去能为中国人做工作。1941年6月，谭政代表军委总政部发出了《关于对敌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要抓住日军士兵反战情绪、思乡思家情绪、减弱其战斗力，增长其悲观情绪。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立即结束战争，一同请愿回国。”“和中国士兵握手，我们是诸君的朋友！”“你们家属在为你们祷告，不要死于战争。”

“打死你们的官长，反对战争延长！”谭政要求，宣传品要用日文，要尽可能改进方法，贴近日本人的感情。为了从语言上贴近日本人，谭政要求有关学校为各地培养日语人才，先后办了多期政工干训班，要求政工干部学会有关语言。在广阳战斗中，由于我军用日语喊话，竟使数名日本士兵自动投诚。这一成功，使许多干部战士争相学日语。各地要求一般战士会讲三四句，连以上干部能说七八句，并能唱首日本歌，这些工作，对瓦解日军，起到了很好效果。1941年8 月5 日，谭政又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深入我根据地之日军据点的敌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对某些孤立深入我占领区的敌军据点，建立暂时的和平，使他没有决心与勇气坚决对我，破坏敌人行动的一致，发展敌兵中的怠战情绪和部分的怠战行为，使我能争取时间，从事休整生产，这在今天敌后的斗争情况下是允许的，而且是可能的。但局部和平是不能轻易求得的，必须利用我之军事力量，打击其据点之骚扰，增加其疲倦、恐惧，使敌人不敢出扰，再加政治工作，才能达到目的。1941年8 月15日，谭政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对日本兵士宣传问题的指示》，指出：德国进攻苏联，孤立了日寇，使日本国内国外形势更为恶化，应向日本兵士宣传：（一）日本国势孤立，在中国的战争迅速结束无希望，胜利更不可能；（二）如日本打苏联，日本一定会失败，日本士兵的前途只有死亡；（三）日本士兵的出路是要求回乡，不与中国人民、苏联人民相屠杀，不作日本军阀的炮灰。

伪军是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军队，成为日军侵略的主要依靠力量。

为了争取伪军，分化瓦解伪军，谭政作为总政治部领导人，也想了许多办法。他认为对伪军，应是消灭与争取同时井举，争取其反正和瓦解同时并举，应培养一批专门人员，打入伪军之中去分化、瓦解他们。1940年7 月，谭政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组织强有力的伪军，对已有的伪军进行瓦解工作，削弱其战斗意志，争取伪军对抗日的同情与帮助，争取伪军反正，这是我们对伪军工作的总方针。

1941年5 月，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点线及伪军工作指示》，指出：为了统一敌工，县以上由地方与部队共同成立敌伪工作委员会，地方由社会部，部队由敌工部，锄奸部等共同组织之。

1941年6 月14日，以谭政为主军委总政治部连续发出《关于对敌军宣传工作的指示》、《关于半年敌伪军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的指示》两道训令。1941年8 月17日，谭政又与毛泽东、王稼祥、傅钟，以军委及总政治部名义致电陈毅、刘少奇，发出《对伪军及俘虏政策的指示》，指出：（一）对待伪军应采取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二）伪军中的两面派分子事实是存在的，我们应当控制它，使它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三）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与社会出身，原则一概不杀，对我成见深放了又来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杀，再捉再放的办法比杀的办法要好，效果要好，我们应耐烦的采取七擒孟获政策。（四）对李长江部队的俘虏应多多进行工作，并从中争取一批去瓦解分化李之内部。此后，谭政又主持军委总政治部于1941年10月1 日、 10 月10日、 12 月17日等分别发出《关于扩大对敌伪宣传的指示》、《对冀中第四次政工会议的指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伪及敌占区人民的宣传与工作的指示》等多道训令，以加强对瓦解敌军工作的政策与策略指导。谭政在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加强对瓦解敌人工作进行政策、策略指导同时，还从政治舆论上领导各部队，运用多种方法，采取了瓦解敌人的政治攻势。

在谭政领导下，各部队采取散发、涂写、张贴各种传单、漫画、布告，写慰问信，送慰问袋，对敌喊话，召集群众大会，士绅座谈会，自卫团员、青训生、伪军伪组织人员家属会议，创作歌谣、童谣教给敌占区人民到处传唱，以及利用各种关系进行宣传等等。造成了强大的群众性、社会性政治攻势。

据统计，一二○师1941年总计散发宣传品一百一十万份。

认真贯彻执行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是谭政工作的主要方面。为了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干部路线，干部政策，谭政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撰写文章，宣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他所主管的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贯彻党的干部政策。在通过撰写文章宣传、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干部政策方面，谭政先后撰写了《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文，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在文章中谭政主要从七个方面阐述了党的干部政策。在提拔和使用干部的出发点上，谭政认为，是不存私见。党的领导者必须从党的原则出发，不是从私人路线出发，不允许有任何狭隘的宗派思想。在干部问题上论亲疏、分派系，以个人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拢络、排挤，关起窗户说暗话，背后议论是非，如此的不光明正派，共产党员是坚决反对和十分鄙弃的。因此，凡是参加抗日，同情共产党，不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人，均可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并可充当干部。在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关系上，谭政认为，必须一视同仁。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只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义务，党的领导者，八路军、新四军必须给予同样的关心、爱护，爱护有作为的非党干部，如同爱护共产党员干部一样。在干部培养教育问题上，谭政认为，必须严格要求。既不姑息干部，也不糟踏干部，在于部中广泛开展自我批评，依靠自我批评去团结干部，锻炼干部、教育干部、提高干部。在考察干部的标准上，谭政认为，必须要高标准。奖励前进，反对后退，拿前进的标准作鉴定和信赖干部的主要尺度。在非党干部的重要性上，谭政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大量的非党干部，中国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不能建设得很好的。因此，对待非党干部，必须打破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成见，安定他们的情绪，使之安心为抗战，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在知识分子干部问题上，谭政认为，应当适时提拔。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新鲜血液，应当大量吸收，适时提拔。仇视知识分子，忌恨知识分子是错误的。在旧军人出身的干部问题上，谭政认为，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对于那些有能力有经验能够指挥作战的旧军人干部，经过考验之后，可分配当指挥员。凡是率领部队加入我军、愿意接受八路军、新四军指挥的旧军人，无论来自伪军反正，土匪投诚，以及其他性质起义，均须格外优待。在通过军委总政治部发布指示、训令方面，谭政也是精心策划，亲自主持的。

1939年5 月6 日，谭政与王稼祥就关于审干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审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干部思想能力、个性、特长，发现积极分子，作为提拔干部的根本。1939年6 月25日，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训令》提出：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使中国知识阶层的某些部分有参加革命以至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可能。同样，正因为出身的关系，他们常常表现出思想上、行动上的弱点，因此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强的干部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与锻炼。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的原则是：（一）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二）经常考察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三）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四）用一切方法逐渐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虚心的接受本军光荣传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教育所有的老干部重视和清楚了解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把大胆吸收和耐烦带领他们，看做是自己的责任，反对歧视与偏见。①1940年8 月13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会同中央军委发出《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指出：……

（二）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种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三）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的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甲）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论纠纷，应更多的责备军队党。（乙）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丙）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老干部。（丁）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及老部队。……。

1941年3 月18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夫于加强干部保健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健康状况相当严重。如果再不关心，必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干部保健工作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不合科学的铺张浪费，如乱吃补药；另一种是克扣太紧，因小失大。1941年10月17日，又发出《关于军队内技术部门、技术兵种与技术专家中的政治工作的训令》，指出：由于我军的政治机关与政工人员缺乏科学知识，对于专门技术不甚了解，固此发生：把技术部门与技术兵种中的政治工作一般化，只问政治，不同技术，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对立起来，妨碍技术的专门化与提高，甚至以政治压倒技术，使发生技术退步的严重现象；不顾技术部门与技术兵种的特殊需要，在装备、供给、经费等方面，定出平均主义的待遇；对技术专家舍不得给钱，又舍不得给名义，提出“专家政治化”的错误口号。为了纠正上述现象，政工人员须加强技术的重要性的教育；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技术工作，不懂技术或懂而不多的政工人员，无权干涉或妨碍技术；保证技术部门的特殊需要；不惜重金，多方聘请专门人才等八条措施。①1941年12月9 日，谭政又与王稼祥、傅钟等军委总政领导人关于对专门家政策问题与罗瑞卿交换意见：（一）所谓同情分子，在我军中大多是指各种不同的专门家（医生、工程师、军事人才等），对战士则无重大意义；（二）我们对专门家的政策应当是鼓励他们向技术方面发展，而不是用主观之努力使之政治化；（三）同情小组对于入党要求迫切的分子不能过瘾，对政治兴趣不大的反感束缚，因此，对他们的政治帮助可用活泼交谈，友谊讨论等方式吸收他们参加时事的、政策的、学术的报告与讨论；（四）党的干部还有极严重的宗派主义传统，没有与非党干部共事的习惯，应加强教育。①谭政所撰写和起草审定的有关我军政治工作的论文，文件指示等，丰富发展了我军的政治工作。

在延安的这一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分散在各地独立作战，谭政则生活在这延安的“小天地”里。早出窑洞门，看见宝塔山，晚上望明月，散步延河边。谭政的生活范围比较窄，全部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无休止的工作、学习中去。为此，他性格活泼、开朗的夫人王长德，经常亲自给他调济生活。一次过年，窑洞外面的场子里敲锣打鼓，放爆竹，又有秧歌队扭秧歌，“鲁艺”演出《兄妹开荒》，可谭政还在窑洞里写文章。妻子王长德硬把他拉出去，他才和军委总政机关于部一起去看了文艺节目。谭政这个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领导干部虽然看上去难以接近，可经常来找他反映部队情况或者个人情况的干部还真不少。他具有老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凡是给他提出过批评意见、指出工作中错误的干部，他都觉着可亲可敬，从不报复。所以，尽管他工作态度严肃认真，但人们都愿接近他，愿意与他谈心里话。谭政在延安时期，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如为军委总政，为后方政治部，留守兵团等起草了和审定了大量的文件、指示、训令、电报、总结、报告等，撰写了有关全军政治工作的许多文章，但谭政却谦虚他说：如果说我在抗战期间为总政治部、留守兵团起草文稿、撰写的文章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些指导作用的话，应该说是有毛泽东等人的指导，有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自己只是动手执笔写出来而已。

实际上，谭政在起草文件，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也确实得力于许多同志的帮助与支持。在他为军委总政起草文稿时，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曾经常对他起草的许多文稿提出过宝贵的意见。时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的肖向荣，也对谭政撰写文章的草稿提出过意见。谭政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所有文章，也都是经过这个主编之手，认真修改的。

热心帮助谭政的还有时任人事调配的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的胡耀邦同志。谭政《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文章，在题目酝酿、提纲构思、文章起草和最后成文整个过程，都得到了胡耀邦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的于部政策》一文写成后，谭政送给毛泽东审定、谭政还附了一封短信，说明文章的起草经过。经谭政和胡耀邦商定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方针政策，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延安时期，由于前方战事较多，谭政的工作也很紧张，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1939年春节，一个晚上。

“哎？今天晚上外面怎么敲锣打鼓，是不是前方又打胜仗了？”谭政惊奇地问。

“晦！你还蒙在鼓里呢，今晚是春节晚会，‘鲁艺’要演《兄妹开荒》！快准备一下，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的妻子王长德说。

“哦，对不起；我还有篇文章要……”“要什么？”“要改！”“明天没时间了？”“明天我还要出去汇报工作！”“嗨，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工作起来没完没了的！我说，一年不就这么一个晚上嘛，你都不能陪我去，你看别人！”说着，王长德把嘴一噘，不高兴了。谭政看到这个样子。感到心里很过意不去，自己从未抽出时间去陪她玩一下，也是个不称职的丈夫，想到这里，就说：“好吧，今天晚上陪你去看戏。”王长德一听，非常高兴，连忙准备准备就出去了。去看戏，谭政还是把他的文章带去了，乘着没演之前又在边看边思考，台上已正式开演了，他还在写，王长德看着台上演戏，很开心，指着一个演员说，老谭，你看那个人，动作很潇洒，唱得也很好，谭政只是嗯，嗯地应答，王长德回头一看，谭政还在写，乘谭政不注意一把把书稿夺过来，谭政只好无可奈何地看戏了。谭政自1937年10月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到1942年1 月五年间，由于王稼祥身体不好，他起草了大量文稿和指示。实际上又作了毛泽东的五年助手，此间，他经常与毛泽东讨论有关国际国内的大事，他的文章和文件也有经毛泽东修改的。并且随同毛泽东共同签发了电报、指示等二十余件。1937年12月同毛泽东、肖劲光签发关于做好友军区域内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1938年7 月，同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总部，要求切实解决好干部家庭困难的问题。1938年12月同毛泽东等电告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支队，吕正操纵队，速派人到延安汇报工作。

1939年2 月，同毛泽东、王稼祥签发关于做好俘虏工作的指示。1940年3 月，同毛泽东、王稼祥电令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迅速汇报新四军政治工作。1940年8 月19日，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要求做好晋西北地区工作。1941年6 月，同毛泽东、朱德等复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同意陈赓、薄一波统一指挥太岳军队，同意组建太岳纵队。这些文件、文稿与电令，都凝聚了谭政很多的心血。1939年初，日军开始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于1938年11月从华中华南调三个师团， 1939 年1 月又调五个旅团，至此，华北日军共有十五个师团九个旅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航空部队的庞大兵力，另外日军还扩充了伪军的力量，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敌后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游击战略战术，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术，同日军开展了反扫荡斗争。1939年12月，总政治部。

“报告，谭副主任，这是晋察冀边区的材料。”谭政接过材料一看，是冀中贺龙、关向应来的。他们报告说，日军大修铁路、公路、据点、碉堡，对我解放区进行分割、封锁。从10月至12月，日军二万人对其大规模“扫荡”，我军采用平原挖地道优势，同日军开展了地道战、地雷战，打得敌人魂飞胆丧，晕头转向，并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中将敌旅团长阿部规秀。谭政看到这里，高兴他说：“好，就要利用我对地形熟的优势，地雷战、地道战，这种办法很好，别的有条件的也可采用。”说到这里，谭政又问傅钟：“山东根据地情况怎么样？”傅钟说：“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主力部从三月开始，首战告捷，四月，敌人集中六千余人，分七路将罗政委他们包围，他们歼敌一千余人，突出重围，又在梁山泊歼敌一个大队。现在，他们和新四军联系上了。”“哦，沂蒙山好打仗，梁山泊多英雄啊！”谭政说。1940年12月，百团大战胜利结束。“老谭，百团大战结束了！”傅钟说。“哦，战况如何，听说伤亡不小啊！”谭政问。“是啊，这次，我军动用一百零四个团近四十万人，民工二十多万，对敌人各据点与铁路进行了总破袭，破坏公路一千五百公里，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攻克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敌四万六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只是，我方伤亡也不小，特别是一二九师，担任正面进攻任务，伤亡过多。这是从八路军总部获得的消息。”“这次，国民党蒋介石不会说我们共产党游而不击了吧！”谭政气愤他说。“这次我们动用了这么多人，敌军也了解了我们的力量，往后，我们的困难就会增加了！”

傅钟说。“是啊，敌人会用绝大部分兵力来对付我们，要告诉同志们更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呢！”傅钟点了点头。由于敌人对根据地严密封锁，严禁日用品进入我根据地，对我根据地物资大肆掠夺破坏，使这一时期根据地人民生活特别艰难。他们大都在穷乡僻壤，深山老林，物质条件极其恶劣。在陕甘宁边区，由于敌人封锁、物资特别匮乏，解放区军民没有油吃，没有粮吃，在恶劣的气候下没有鞋穿，没有被盖。解放区军民凭着对抗战的一片热情和顽强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涌现了无数英雄事迹。谭政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带领大家共度难关，为了把有限的粮油、被子衣服等物资运给前方将士，他艰苦朴素，省下一点一滴的东西。他对总政工作人员说：“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开辟根据地，生活环境、物质条件极其恶劣，我们在这里更不要讲条件，我们总政要抽调一部分人去充实生产第一线，剩一部分人在这里，我看能做完工作。”还有一次，总政分得一点米，按条件，他可以分上一份，可他坚决不要。他说：“我不要，我还有一点面，加上一点野菜，还可以过上一段，请把这米退回去。”“嗨，这是中央分下来的！”

一个小鬼说。“你有没有听说，东北杨靖宇将军，他肚子里吃的是什么？”

谭政大声说。那个小鬼低下了头。谭政说：“杨将军就靠吃草根和棉絮度日，我们呢？比他好百倍！我建议，把这些粮食，除了送点给稼祥补身子，其余送回去怎么样？”在谭政的带领下，大家就自觉地把这粮食送了回去。艰苦的环境，没有压垮谭政的精神，反而激励与锤炼了他艰苦奋斗的意志和做好治军工作的热情。

第七章受重托整作风杭日立新功1942年初春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驻地。刺骨的寒风阵阵刮过，杨家岭内外一派银色的世界。杨家岭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炭火正红。“恩来，你看成立陕甘宁及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怎么样？”毛泽东问。“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现在部队新入伍的同志不少，政治素质有待于提高！”“现在的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把这个兵团一起合并到联防军里面，由贺龙为司令员，徐、肖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谭政兼任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边说边问大家，“这样组建你们看妥吗？”“我看行啊，就让谭政兼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吧！忙是忙了一点，不过，他抓政治工作很得力。”周恩来说。“这样，加上王震三五九旅总兵力大约有三万人喽。”任弼时说。“那政治部副主任呢？否则，老谭太忙了！”周恩来问。

“就由傅钟、甘泗淇兼任吧！他们工作配合得很好！”毛泽东说。“好吧，就这样吧！明天就下文通知。”周恩来说。几个人都把手往炭火上靠了靠，围成了一圈，只听炭火发出“啪啪”的响声。“据我了解，红军中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大有人在，我看，这方面要抓一抓。”

周恩来说。“留守兵团中，不少战士受过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再加上新入伍的战士，他们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我军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不了解我军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说。“古田会议决议倒是能够体现我军建军思想，不妨印一些，让干部们看看。”任弼时说。“这很有必要！”周恩来说，“古田会议决议，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我军宗旨，让新战士看看，很有好处。这个工作，就交给谭政他们去做吧！”“那我明天给他们写一封信吧！”毛泽东说。大家都点了点头。谭政接到这一新任命后，心情很不平静，他很感激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但又怕自己不能担负起党中央委托的重任。联防军很快组建起来了，联防军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碰头后，决定立即开始应有的工作。“谭主任，这是你的信，是毛主席写来的。”一个通讯员边说，边把信递给了谭政。谭政接了信，立即拆开，上写：谭政、莫文骅二同志：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

（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一月二十三日看完信后，谭政说：“谢谢你啊，小鬼！”

“哎？光谢谢还不行！还得给收据，请签个名吧！”通讯员把收据拿出来让谭政签了名，一个敬礼，便一溜烟跑了。

留守兵团是1937年8 月下旬，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决定组建的， 9月开始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肖劲光为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处机关仅有十几个人。部队除主力红军抗日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1937年10月2 日，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并划定驻防地区，按陕甘宁边区二十三个师划分为东地区留守处、西地区留守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延安北门外左侧。不久，正式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以原留守处为兵团司令部，原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为兵团政治部。原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曹里怀继任参谋长，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改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42年5 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后，留守兵团编入联防军。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徐向前、肖劲光分任副司令员（徐兼参谋长），谭政、林枫分任副政委，谭政还兼任了兵团政治主任。留守兵团初建时，总兵力九千余人， 1937年12月扩充为一万五千余人，1939年10月以后，王震率一二○师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属留守兵团代管，总兵力扩展为三万余人。留守兵团建立以来，基本上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进行建设的。但是，兵团主要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部队组建的，由于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加上红军各根据地长期隔离，各地区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一致不统一，同时大量新成员对我军传统还没有系统深入学习，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确建军路线和错误建军路线的界限，有的还不知道古田会议决议为何物。部队中也出现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和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毛泽东给谭政，莫文骅的指示信，为解决上述问题指出了根本的出路。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谭政烦乱的心绪似乎透进了一缕清新，信心和勇气也增加了，接着便和莫文骅、傅钟等讨论印刷问题了。

“发到连部为止，要印上千本！”谭政说道。

“可我们的纸张、印刷油墨都紧张。”傅钟说。

“是啊，敌人封锁严密，从外地搞纸进来很困难。”莫文骅说。

“就用边区生产的草纸吧，印好后，要求大家爱护课本，我看一样。”谭政说。

“那好，我明天去油印厂联系一下。”莫文骅说。

“关于下通知，要求各连学习，是以联防军政治部名义还是以总政治部名义呢？”傅钟问。

“就以总政治部吧！”莫文骅毫不迟疑他说。

“我看，两个政治部都下通知吧！”谭政说。

“那也好，总政先下，我们联防军政治部后下。”莫文骅说。

“什么先下后下，两个机关的人马已在一起喽！”傅钟说。

很快，《古田会议决议》本印成并下发到各连队的干部手中。军委总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发出了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重视业务知识、文化教育和军事教育，不要仅仅抽象地去学马列主义一般原则。同时，联防军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又拟定了具体的学习教育方针、计划、内容、时间分配等。谭政由原来在总政间接领导改为双重的直接的具体领导，变成了指挥、决策和实际操作者，他的任务确实更重了。

1942年4 月19日，在谭政等直接布署下，八路军三五九旅举行了《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学习报告会。王震说：“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忘了我军的性质。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人民的军队，时刻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听从党的指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人民军队的天职。现在，有些人搞军阀主义、山头主义、教条主义、本位主义，这些都是与人民军队不相容的，也是不符合我军优良传统的，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我们了解了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明确我军宗旨、性质和任务，自觉地为实现人民军队的任务而努力。各连党支部在学习中都有不少体会。我们以后的任务就是要认真落实自己的行动，团结合作、讲大局、讲团结、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善增进与人民的关系，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王震的讲话，赢得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掌声。许多连指导员都分析了本连存在的缺点，找出改进办法。王震说：“像这样的报告会，我们还要举行多次，希望以后边学习边思考边行动，保证质量地完成总政及联政交给我们的任务。”

在学习中，联防军政治部还要求各级组织与政治机关抽调干部，深入连队，调查研究，帮助指导工作。谭政又组织了各团政治处的干部相互检查、交流、取长补短，促进了联军政治工作的开展，对提高联军政治素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加强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中心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延安，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为整风而作的文件、文章，对照自己的实践，找出思想上和实践上的缺点与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高水平、加强团结的目的。1942年12月的一天，延安凤凰山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冬天的陕北，寒风刺骨，凤凰山上银装素裹。参议会的礼堂，也披上了银色的服装。礼堂内，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正紧张而热烈地进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作关于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谭政沉稳、有理有据，有分析、铿锵有力的报告，震撼了整个礼堂，激动着每个与会者的心扉。台下有西北局党政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高干二百零九人。会议就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党政军民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谭政从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与检讨了兵团的政治工作。自1942年谭政接手留守兵团即联防军政治工作以来，他就敏锐地觉察到，留守兵团即后来的联防军中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山头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还相当严重，特别是由此而造成的边区中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不良倾向，深深地困惑着专做军队政治工作的谭政的头脑。问题迭起，迫在眉睫。在军政关系上，留守兵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主流基本是融洽的，但留守兵团出现了不尊重陕甘宁边区地方政府的现象，对西北局的领导，留守兵团的领导未能经常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有关领导间关系紧张，不团结，部队中也存在一些不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闹纠纷的事情。

对此，毛泽东曾多次指示留守兵团有关领导，要尊重西北局，尊重地方政府，搞好军政关系。他指出：“军政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查。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首先做自我批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毛泽东还对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说：“要尊重西北局领导，连我们中央的事都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也就应当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

在军民关系上，从总体上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结成了革命的战斗的友谊，关系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战初期，在边区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由于部队中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作怪，军民之间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纠纷。因为生产，去定边运盐，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的，费用多；开骡马大店，部队的人吃公家饭，老百姓吃自己的饭，因此部队的店收费少，老百姓的店收费多，造成了与民争利现象等等。为了占荒山，部队也与老百姓发生纠葛。

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相互埋怨。军队中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也增多了。

如女子大学的一个女生在石坎下洗衣服，留守兵团的一个战士踢了一块石头，打了她的头，双方争执起来，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驻在延长的三五九旅的两个连排长因做生意与县大队发生了冲突，开了枪，闹出了很大的风波。

同时，部队中还出现了因恋爱纠纷枪杀女学生的“黄克功（抗大队长）事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部队袒护自己，处理不利，造成恶性循环。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利用这些矛盾，制造谣言，扩大冲突，搞阴谋事件，来破坏我留守兵团、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同时，部队内部官兵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谭政听在耳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多少天来，谭政饭吃不下，觉睡不好。见此情景，夫人王长德十分焦急，她曾劝说谭政：“你可不能太性急呀！问题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你需要慢慢仔细地调查分析才能解决，可熬垮了身体就什么也不能解决！”

谭政回答道：“这道理我明白，可照此下去，不立即解决问题，改善军政、军民关系，这还了得！”

王长德有些激动地用川北方言说道：“那你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口吃个胖子啊！”

夫人的这句话突然提醒了他，他猛然醒悟过来：不能就事论事，陷入抓鸡毛蒜皮具体事务的被动局面中去，应该从抓克服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入手，抓病根，驱百病。他想起了毛泽东不久前给他与莫文骅关于部队要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指示信。他顿时领悟了毛泽东的良苦用意，他暗自佩服毛泽东的英明。这样，谭政决心从解决军政、军民关系入手，以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为指针，从清除、克服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为突破口，借“五整”的东风，开始了他政治治军的活动。才有今天在礼堂演讲席上的这篇报告。

这个报告，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认为谭政的讲话内容实在、诚恳，找出了原因，提出了措施，能解决问题。

1942年12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虽然西北局高干会议紧张进行，距高干会议十华里的军委总政办公室，也是格外忙碌。谭政在制定《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指示》认为：军队中的三风主流是好的，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决不能因此自满自足，认为尽善尽美。三风不正在各方面都有具体表现，如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存在的问题等等。谭政要求全军各级政治机关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认真的检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切实整顿我们的军队、提高干部的政治索质和战斗力。各部队要密切联系实际学好文件，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改正。

这一期间，谭政虽然直接抓了留守兵团即联防军的政治工作，但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工作并未免去。实际上，军委总政治部的工作还是由他主抓。这点面结合、一身多职的政治工作，使他的工作经验更为丰富。为了配合全党全军的整风工作，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在此期间，针对全军的情况，发出了一系列指示。

早在4 月2 日，在谭政主持下，军委总政治部就在延安杨家岭召集各部长会议，讨论布置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决定由专人负责传达，组织所属机关认真讨论。关于党性问题，总政机关规定每周讨论一次，一个半月讨论完毕。为了配合部队整风的宣传，在谭政主持下，5 月10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为供给《解放日报》稿件的指示，提出延安《解放日报》自改版后，决定要用更多篇幅来反映和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形。因此，在部队中建立通讯工作，组织同志写稿，经常供给党报材料，是我各地军政机关的重要任务。指示还对供给稿件的组织机构、稿件内容、要求等作了具体规定。

9 月2 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针对9 月1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九一决定”，发出《关于讨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通知》，指出，对这一重要文件，在军队党组织中，干部中，军事学校中必须深入讨论与研究。在战士中则根据决定编成教育材料，军队同志应根据这个决定精神检讨自己对地方党、政府、民众团体的关系，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扫除某些同志中存在着的不尊重地方党、政府与民众团体，只顾本位，不顾全局的习气。军队同志应首先拥护统一，服从统一，并成为统一中的模范。在谭政主持下军委总政还发出《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对军队政治工作三风状况作了基本估计。指出，我们政治工作是有其光荣传统和显著成绩的。如果整顿三风时，认为我们政治工作中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是主流，这是不实事求是的错误估计。然而，假如我们自满自足，认为政治工作中没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一切部队都是尽善尽美了，那也是主观主义有害的错误观点。这一指示列举了三风不正在各方面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指出，在党风方面，表现在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存在的问题及纠正不力，都是党性不纯、党风不正的表现等等。同时也提出了整顿三风的具体要求。指出，全军各级政治机关，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负责的、认真的检查思想、工作中三风不正的事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切实整顿我们的军队，提高我们的干部，洗刷三风不正的现象，使之有利战斗，而绝不妨碍战斗。根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各部队在政治工作整风中普遍注意了联系实际、学好整风文章，并把整风的精神、整风的成果，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各部队从主要的迫切问题入手，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在谭政直接、具体领导下，全军整顿三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对政治工作整风发出第一号指示，要求主要解决政治工作的领导与作风；提高干部素质，正确使用干部；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等三个问题。同时，对每一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又分为几个具体问题。先调查后研究，先分析后综合，由个别到一般，既研究现状又联系历史，即分析原因又提出措施。同时，各军区政治部还对各级干部、各类干部，按其工作范围和性质，定出不同中心，提出不同要求，使整风学习完全适合对象的要求，和各项任务与业务融合一致，较好地解决了存在的问题，如宣传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干部工作中的片面性，缺乏对干部历史的全面认识，提拔干部，不知照顾德才资；干部政策上的片面性，对犯错误干部采取过火的打击政策；在于部关系上宗派主义的倾向；党务工作的片面性，一方面民主生活极端不足，另一方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依然存在，锄奸工作的神秘化作风和闹独立性习气还未彻底扫除。一方面，不靠客观事实，靠肉刑逼供；一方面，麻木不仁，不抓侦察工作等，都在整风中基本上得到了纠正。通过谭政为主军委总政的具体指导，部队政治工作有了很大转变与改观。1943年1 月25日，延安北门外，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塞外干燥的冷风不停地刮着，留守兵团办公室内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如何解决军政、军民关系问题。谭政板着严肃的脸，深情地说：“目前军政军民关系，极不正常，如此下去那还了得，中央很重视，要求把正月作为拥政爱民月，我们留守兵团应该有举措。”

大家沉寂了一会儿，忽然莫文骅开口了，他说：“谭副主任说得对，我们要好好地抓一下军民、军政关系。去年，我去警四团检查工作，确实发现军民关系存在一点问题。我向边区政府反映情况，希望群众和政府多多给予支持。

后来有一次，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等在开会时，毛主席把我叫去，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要作很好的自我批评，不要埋怨政府。他们边区政府呢？也要作自我批评，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

其他同志也议论开了，有的说本来责任不在军队，有的说军队就是存在问题，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谭政说：“军民关系、军政关系问题，我看主席说得对，应先从军队找问题，我们要负更多责任。”“嗯，对！”莫文骅又说：“有一次，毛主席在杨家岭接见咱们留守兵团的领导同志，有的同志埋怨群众，说老百姓动不动拉着部队同志去主席那儿评理。毛主席听了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的，而我们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件大好事，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民主政治建设有了很大成绩，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啊。毛主席说了这些话，大家再也不埋怨了。”莫文骅说完后，大家又把议题转到拥政爱民月上，你一言我一语，最后作出了《关于拥政爱民的工作指示》。此后，在谭政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双拥”工作，生动活泼的开展起来。拥政爱民形成的八条主要内容是：1.进行拥政爱民的思想教育；2.组织军民联欢；3.清理旧案与赔偿还物运动；4.自己动手生产，减轻人民负担；5.帮助人民生产劳作；6.帮助人民提高文化生活；7.帮助政府工作，执行政府法令，保护政府工作人员；8.培养拥政爱民的典型。在谭政亲自布置与领导下，“双拥”工作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涌现了许多“双拥”模范。关中驻军门善德排，在边境警卫中，不到半年时间，掩护政府人员和税收人员，到警戒线上进行工作一百二十多次，被誉为“拥政模范排”。

晋绥边区某部二连，在连长安骏带领下，帮助穷人翻身，组织群众生产，改造二流子，兴办小学校，在一年时间里，就使一个被敌人破坏得凄凄凉凉的小村庄，变得一片欢乐样和的新景象，成为“爱民模范连”。该连在执行军务转移时，村干部带领群众把牛羊猪都收藏起来，等他们返回时，又物归原主，而且群众还把他们连的土地翻耕了。一时间，军民一家，鱼水情深，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基于谭政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双拥”工作取得很好的经验与效果，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推广，并下发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示，指出：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及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拥军运动。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及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这样，双拥工作，从延安开始，由谭政倡导并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到全国抗日根据地，形成规模化、经常化、制度化，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对于密切人民与军队的联系，加深军民感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党中央对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十分满意。有一次，毛泽东接见留守兵团的干部们时说：“我看，留守兵团的人马，就很值得学习！”一句话说得大家有点不好意思。毛泽东又说：“想当初，不少同志认为陕北地瘠民穷，不易做大本营，我不同意这个意见，你们看，现在的陕北，那是塞北的好江南啊！”大家笑了起来。接着，毛主席又拍着肖劲光的肩膀，说：“你们把留守兵团建设好，他们把生产搞得好，我们的大本营就稳了，现在，你们是兵强马壮的，我在延安，就要靠你们吃饭喽！”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1944年4 月11日。延安凤凰山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和熙的春风吹过河谷，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凤凰山上春意浓浓，一片翠绿。坐落在风凰山麓的威武壮观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内，西北局高于会议正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同志们，我们今天要向大家报告的问题，是《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宏亮而清脆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礼堂。作报告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陕甘宁晋绥联军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年仅三十八岁的谭政。谭政没有想到，他这个报告后来作为党的重要历史性文献而载入史册，没想到它成为党的洽军工作的一颗“卫星”，没有想到它成为谭政政治生涯的一个光辉的起点，也万万没有想到，它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更改了篇名、署名，又被打入冷宫十多年，成为谭政反对毛主席的一个“罪证”。

这个报告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自1942年12月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作了关于克服军阀主义倾向报告发言之后，有一天，毛泽东把谭政请去，共同商讨关于当时的军队建设的问题。炭火盆边，两个人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谭政同志，你想过没有？上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揭露和批评军队那些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军队本身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以及官兵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种种矛盾的劣根性？”谭政低头不语，但心里却十分镇静。他一面倾听毛主席的开导，一面深思、捉摸军队中产生这些问题的后果，心里也感到失职与内疚。自己是在第一线直接“指挥”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现在部队这些问题成堆，他感到自己是有责任的。不一会儿，毛泽东又开口了。“你在上次高于会议上检讨军队方面关于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我看过了，提出了对问题纠正的方针和要求，这都很好。但是，我看那恐怕只是军队问题的一个方面。我的想法，要把整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错误思想倾向，还有会议中提出批评的军队和党的关系、军队和政府的关系、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及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队、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方面的问题，凡是存在的缺点，都应该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检查大会加以揭露，从而纠正不良现象，平复不满心理，造成军队内部亲切友好团结的空气，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高潮！”

谭政深思了片刻，回答道：“是的，主席，在军队政治领导方面，我的缺点很多，责任很大，工作中单打一，出现一种倾向，只考虑解决、纠正这一倾向，没能认识到一种错误倾向和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关系，以及各种错误倾向的根结。”在毛泽东的启发下，谭政开始深入、全面地认真思考军队政治工作各个方面、环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说：“但是，谭政同志，你不要有压力，军队工作我也有责任，有一个时期，我也抓得不够。如果说政治工作中出现了偏差，我这个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是先要负责的。打屁股板子，也应该是先打我的，你说是不是？”谭政对毛泽东这种推功揽过的气度感动了！

两个人倾心地交谈着，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谭政同志，你还记得井冈山上要打陈伯钧屁股板子的事吗？”毛泽东问道。“记得，那次，我还以为陈伯钧真要挨屁股板子了。”谭政笑着答道。“说是那么说，哪能真打呢？”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入正题说：“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整风运动、民主运动，把问题揭露出来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亮相了！这是好事，是整风运动的一大收获。部队的民主运动开展起来了，各种错误倾向揭露出来，要我们去认识，去解决，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啊，是的，是的！”谭政豁然醒悟了。“那么，谭政同志，你回去立即就作些准备，把整风运动中、高干会上对军队方面提出的那些意见、问题理一理，作些归纳，再在部队里开展一个民主运动，对各级领导上的错误揭露一番。

你带机关干部再深入部队，作些调查研究，写成报告，提出改进的方法来，并就这个问题在下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毛泽东叮嘱道。谭政望着主席，微微地点着头，默然接受了毛泽东下达的艰巨任务。两人一时静坐着没再谈话，只听见室内盆中炽热的炭火，偶尔发出噼啪的响声和窑洞外高原寒风的呼啸。谭政接受在下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任务，深感责任重大。不一会，他开了腔，向毛泽东又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求教，毛泽东都一一耐心地作了答复。自从谭政跟毛泽东上井冈山并给毛泽东当秘书以后，他就一直把自己当作毛泽东的学生，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老师，处处向毛泽东求教。一会儿，谭政又若有所思地对毛主席说道：”主席，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使我想起了十三年前的1929年。那时，也是个冬天，咱俩坐在炭火盆边儿谈天，谈了一个白天，又谈了一个通宵，后来你执笔起草，我给你抄稿，写成了《古田会议决议》，保证了红军的发展壮大，打出了今天抗战的这个新局面。啊！这可真不容易呀！“”是的，我也想起了古田会议那个时候的情景，我们俩人又想到一块了！“毛泽东深情地回答道。这时，毛主席的警卫员端饭进来了。”该吃点东西了，不然肚子又要开船了！“毛泽东风趣幽默地说道。”什么好吃的呀？“谭政一边坐到桌边一边问。毛泽东先夹了一筷头菜送到嘴里，边吃边说：”好吃好吃！辣子炒苦瓜，咱们家乡菜——湖南味！“”现在这个大冬天，哪来的苦瓜？“谭政不解地问。”还不是我那块菜地的收获吗？秋天摘下来的，炊事员老王收在地窖里。

知道是你这湖南老乡来了，专门炒给你吃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毛泽东亲切地回答说。”历史条件变了，情况不同了，谭政同志。就要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情况，解决当前出现的问题。用哲学名词讲，这叫实事求是。还记得吗？1929年冬天，我们讨论红四军中的问题，是解决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军队内部是肃清一切军阀主义；现在，情况变了，不仅要继续克服军阀主义，还要解决官兵关系紧张、军政关系紧张、军民关系紧张这样一些矛盾。有些人，一当官儿，就不关心士兵疾苦了，士兵提意见，他又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毛泽东又开始接起前面的话题。

稍停一会儿，毛泽东又接着说：“还有，井冈山时期，开始，不懂得发动群众，也不懂得维持部队纪律，搞得军队和老百姓关系恶化，弄得没有粮食吃，记得吗？咱俩也天天一个房子里喝南瓜汤？”“记得，记得，当时熬夜写文章，能吃碗带咸味的南瓜汤，就算好的了！”

谭政感叹地附合着说。毛泽东接着说：“当时缺粮又少盐，现在咱俩吃的什么？”毛泽东用筷子敲了敲碗边说道：“现在吃的是小米饭！你说，要是不搞好军民关系，军队不开荒生产，咱俩能这样‘丰衣足食’吗？”“哈哈！”谭政笑了，毛泽东也笑了。这笑声饱含着多少酸甜苦辣，这笑声是多么意味深长啊！“所以，你这次在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不仅要解决官兵关系问题，还要检讨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等问题……”毛泽东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对谭政说。“好了，主席，今天来你这里，肚子喂饱了，脑子里装满了你的教导，该回去了，回去好好消化消化。”谭政告别了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走出窑洞。毛泽东送谭政出门，像想起了什么事，突然在院子里停了下来，问谭政：“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了。”谭政回答，但不解其中的用意。“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你是快四十的人了，那早该‘立’了！”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嗯！”

谭政以为毛泽东在鼓励他承担起起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任务哩，便应声答应了一下。可毛泽东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比划着，接着又说道：“我知道你原来的名字叫谭世名，可你注意过现在的名字——谭政吗？”毛泽东问谭政。“这个，我真的没有想过。”谭政回答。“你数一数，看‘谭（谭）政’两字是多少划？”

谭政也仿照主席用手指在手心里写着、数着谭政的笔划数，说道：“二十八划！”毛泽东又对谭政说：“那你再数一数我毛泽东（泽东）三个字的笔划数！”谭政又在自己的手心里写着、数着，然后回答说：“也是二十八划！”毛泽东接着说：“咱俩从井冈山——长征——延安，共事十五余年了，大概你没有想过这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字。好哇，这二十八划不平常啊！你看，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共’字，不就是廿八吗？”谭政恍然大悟，会心地笑了。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说：“我们都姓‘共’嘛！做了共产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在奋斗呀！”一个“共”字，把毛泽东——谭政两人紧紧连结在一起。谭政告别毛泽东后，匆匆回到北门外军委总政治部、留守兵团政治部驻地，开始了毛主席交给他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紧张调研和起草工作。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又在毛泽东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基础上，谭政写成了二万六千多字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初稿。初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并加写了三千字的有关的内容。同时，毛泽东给谭政写了回信，指示要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查修改，同时送给正在桥儿沟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征求意见。周恩来召集了中央党校学习的各地领导干部、留守兵团的负责人和从前方回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旅以上干部，讨论了这个报告稿，并由他集中大家意见，充实和丰富了报告的内容。1944年春天，西北局再次召开高干会议时，又组织出席会议的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并由毛泽东又作了几次修改，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断。最后，经过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由谭政于1944年4 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对此，谭政后来曾经谦虚他说过：这是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指导的结果，是军委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留守兵团政治部和兵团各级领导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谭政的报告，以精辟简洁的话语，以有目共睹的事实和严密透彻的分析，切中时弊，深深打动了每个与会者的内心，引起了全场的共鸣与轰动。报告主要从三个方面、七个问题，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是非得失。这三个方面是：一、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二、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三、关于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规定。这七个问题是：一、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问题；二、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问题；三、关于执行“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正确处理军内外各种关系问题；四、关于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问题；五、关于发扬联系群众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问题；六、关于根据情况和任务的变化，适当采用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问题；七、关于对待政治工作传统应持的正确态度问题。谭政的报告充满了激情。他用标准的湖南话说道：“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谭政的讲话停了停，喝了一口水，又说道：“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接着，谭政又有针对性地讲道：“革命军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针，不能是分门立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为此目的，“过去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谭政的这一报告，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响，很多高级干部高度赞扬了这个报告，赞誉它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里程碑。1944年4 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学习和散发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指出：“谭政同志于1944年4 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与全军战士，则应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与各部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编为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同时，为了了解党的军队工作的方针，为了指导和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

1944年10月1 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再次发出了《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指出：“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报告，是给了各地总结与改进自己的工作以很大的帮助。”要求全军各部队“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在检查与改进自己的工作过程中，曾经发现哪些问题，有些什么经验教训，盼多作些调查研究。”

1978年5 月29日，叶剑英元帅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对谭政的这个报告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它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我军经受住严酷战争的考验，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4 月23日下午，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

四月的延安，阳光明媚、春意正浓，延安城北郁郁葱葱，山峦起伏的杨家岭，在彩旗、标语的辉映下，显得格外娇艳。

坐落在杨家岭怀抱、气势雄伟的中共中央大礼堂，今天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在人流的簇拥下，显得格外美丽壮观。此刻，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盛会——中共“七大”，在这里隆重开幕。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喜悦的心情，来到这里，完成一个历史性的盛会。

会场内，主席台正中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主席台上方，写着巨幅标语“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胜利前进”。两边墙上挂着二十四面鲜红的党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己走过二十四年的光辉历程。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开始，此时，谭政坐在代表席位上，全神贯注地凝望着主席台。台上坐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任弼时站起身来，大声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台下掌声雷动。任弼时简短地介绍了一些有关情况，就由毛泽东致开幕同《两个中国之命运》。在这庄严的时刻，谭政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与感慨，中国革命走到今天的胜利是多么不容易啊！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途中的艰辛岁月，不容易啊！他自己也以一个农家子弟，投身革命，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现在又作为一名代表，参加这空前盛会，心里感到无比自豪。作为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为大会召开，谭政做了大量的工作。1937年12月，王明回国不久，党就决定召开七大，但由于日军猛烈进攻，更由于王明的干扰，大会准备工作拖了下来。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决议，强调“七大”要“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准备！”各地亦选出代表，但由于国民党反共摩擦，大会未能召开。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中国问题备忘录》，准备在1940年3 月至4 月间召开，但因大会准备工作来不及，难于如期召开。但是，会议的准备工作，在任弼时和谭政主持下，积极进行着。他们首先是准备会场， 1940 年5 月，任弼时，李富春等一起去安塞县真武洞，去为“七大”选择会址，听说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可惜，交通不便，离延安较远。后又准备在后沟打窑洞，建礼堂，后沟地方窄小，只有一口水井，水质又不好，几百名代表在一起，连水都不够用，最后经过讨论，决定把会址放在杨家岭，利用中央党校的校舍作为代表们的住处。其次是审查代表资格。谭政协助任弼时，进行细致的审查，既考察每位代表在政治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又要考察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在战场上、少量的还要考察在监狱中的政治气节和表现。既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代表负责，经过艰苦细致的努力，谭政完成了这份工作。再次，谭政还负责为“七大”准备文件、材料。包括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工运、青运、妇运、财经等方面的材料，由谭政统一协调各方，认真准备。在开会之前，谭政还亲自任拍摄组组长，领导了“七大”的现场拍摄工作。谭政说：“七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把这场空前的盛会，如实拍摄下来，对于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加强政治工作都有重要意义，也是以后同志们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的宝贵的文献记录，因此，一定要认真拍好，对党对人民负责。”经过谭政的精心组织，电影团在“七大”开幕之时，终于开拍。此时，谭政坐在会场里，回想起大会的筹备工作，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4 月24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谭政认真地听着报告，理解思考着报告的深刻内容，在分组讨论中，谭政积极发言，他说：“七大”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这条政治路线是唯一科学的能使我们国家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路线。因此，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贯彻这一路线、把它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指导我们党和军队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它应作为我们今后各项工作的指针，坚持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我们就能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6 月9 日，全会举行了选举，选出了毛泽东等中央委员四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人，谭政以他辉煌的政治业绩，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6 月11日，历时五十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一片欢歌笑语声中落下了帷幕。谭政怀着依恋的心情告别会场，匆匆地返回阵地，开始了他革命生涯的新篇章。

第八章让大路占两厢干部下农庄1946年3 月下旬。

吉林梅河口。

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

北国的早春虽已来临，外面的世界却依然冰雪覆盖，寒风凛冽。梅河口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室里，却争论得热火朝天，激烈非凡。

东北局扩大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

谭政，作为东北局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这次自他赴东北以来较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东北局全体成员、在东北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一些党政军负责人共四十人左右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3 月6 日先在辽宁北部抚顺召开，不久国民党进攻抚顺，东北局撤迟到吉林南部梅河口继续开会，会期将近一个月，史称“梅河口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目前东北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城乡关系、战略方针和建军问题。

原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确定了新的方针和部署。1945年8 月10日、11日，八路军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我军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伪军投降。其中第2号令，要求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所部，由现驻地分别向察哈尔、热河、辽宁进发，在冀、热、察边境坚持抗战的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发，协同苏军肃清日伪残余。8 月26日，中共中央派出千余名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8 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准备派到东北的干部和部队迅速开往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民主政权与地方部队。9 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彭真、伍修权、叶季壮当即启程飞往东北，于9 月21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告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成立。

为实现夺取东北的战略任务，9 月11日，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致电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9 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战略方针与部署，继续调兵北上。从8 月中旬到11月底，开入东北的我军部队共达十三万人，调集各解放区干部进入东北的达二万人。各部队到达东北后，遵照中央指示，以人民自治军，省联防军名义，组织和发展军队。根据中央1945年10月9 日指示精神，东北临时军事机构东北军区司令部成立，程子华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伍修权为参谋长。10月31日，为统一指挥东北军，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东北军区司令部撤销），林彪任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1946年1 月4 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不久，政治部主任改为谭政。6 月16日，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6年3 月初，苏联红军开始从东北各地撤兵，国民党反动派乘东北停战协定尚未达成协议之机，继续向沈阳及外围以东以西扩大进攻。3 月13日国民党进占沈阳， 21 日占领辽阳、抚顺， 24 日进占铁岭。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先是（1945年12月底）撤离沈阳，迁至本溪， 1946 年2 月底，又由本溪迁至抚顺，3 月20日又从抚顺迁至梅河口，4 月下旬又从梅河口迁至长春，5 月21日又从长春撤至哈尔滨。

就在2 月末、3 月初国民党向沈阳以东以西方向进攻的同时，获悉苏联红军准备从四平、长春撤兵，国民党为了夺取四平、长春作为向北满进攻的基地，进而夺取全东北，实现独占东北的计划，令新一军经沈阳沿中长路猖狂北犯。

面对这复杂多变的严峻局势，自3 月6 日开始，已迁至抚顺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了这次扩大会议。

谭政1946年1 月奉调来东北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由沈阳迁至本溪。他来到本溪报到后，便开始了他为时三年的东北政治生涯，为东北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为发动东北人民群众，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次，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在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中，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会上，意见分歧的实质，是对东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估量，以及与此相关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方针。

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要把“长春铁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把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较远的中心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1月22日，中共中央在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正式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又多次指示东北局，重申上述方针。

此次，鉴于19的年4 月前后四平保卫战的失利和长春、吉林等大城市的得而复失的严峻局面，东北局召开了这次对改变东北斗争形势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

《决议》一是指出了必须“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自力更生，准备长期的艰苦斗争；二是强调了“必须坚持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方针”，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创造根据地的主要的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因此强调城市、轻视农村的观点是与事实和要求不相符的”；三是突出了发动农民的重要性，指出“能否发动农民成为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发动农民的方法是发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提高农民的觉悟，武装积极的农民，改造村屯政权”，“建立农会”，使乡村政权确实掌握在农民手里，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在农村建立党的支部；四是号召东北党的干部“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斗争。在讨论《决议》过程中，谭政兴奋地谈道：“这个决议写得很好，它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出了东北地区暂时还是敌强我弱的严酷现实。根据这一出发点，我们目前工作重心与城乡关系的确定也是正确的，只能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进攻、防守大城市，而是准备力量，发动农民群众，为此要组织工作团下乡，要建立好农村的政权，要建立好党的农村支部，同时要做好部队的整顿，严明纪律……决议对我们各项工作的规定、要求也是正确可行的。”

“另外，决议用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作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标准，这就把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提到了党性的高度，这种认识与规定是正确的，我们不仅应该把我们政治工作的优势贯彻到部队中去，而且应该推广、贯彻到农村中去、农民中去，决议的精神实质不仅是东北目前战略方向的转变，也是对东北农村的一次彻底的政治发动！”谭政边讲边辅以手势。由于极力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语调微微发抖。

会议的气氛，在这位政治将军的鼓动下，顷刻间活跃了，热烈了，升温了……

罗荣桓接过话题颇有感触、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东北过去一段的斗争经验与教训，确实应该很好总结。过去一段在干部思想上有很大的负担，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对自己依托的力量——农民，没有明确的认识，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强调城市而忽视乡村，对于战与和的问题，没有正确的观念，把东北问题的解决放在、寄托于和平谈判方面，放松了对创建根据地与战争的准备工作，希望通过打几个胜仗、取得大城市而速胜，因而造成了一时间党内的思想混乱。这些问题的根子，就在于对东北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不恰当，夸大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因而对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缺乏认识。而现在这个决议，基本上对上述各问题，都有了根本、明确的转变。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及其决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东北的工作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和明显的改观。”

接着，与会的其他同志，也都先后谈出了自己对问题看法的转变过程，对谭政、罗荣桓三月梅河口会议的主张给予认同，对陈云起草的这个决议给予高度评价。有谭政参加并参与了重要意见的哈尔滨东北局七月会议及其决议，澄清和结束了东北党内军内的混乱思想，统一了认识，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斗争，确定了一个完全新的方针，即创造农村根据地与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新方针，从而为转变东北的斗争形势，为东北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当松花江衅落日的余晖把美丽的太阳岛融入最后一片彩霞的时候，对东北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东北局七月会议于11日傍晚结束。谭政匆匆返回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紧张地在构恩着部队与农村地方政治工作的更大举措。

1946年7 月中下旬。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驻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部务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会议由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主持，与会的是联军政治部的所有工作人员二十余人。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给全政治部的同志传达刚刚结束的东北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七七”决议的基本内容。“今天的这次会议，主要是由谭主任传达东北局七月扩大会议的有关精神。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将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与举措，希望同志们认真做好记录。”周桓简短扼要把会议导人主题。

“这次东北局扩大会议开了九天， 11 日结束。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通过了东北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东北今后的工作，将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把工作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组织下乡工作团，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农村根据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谭政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扼要地传达了东北局七月会议的基本内容，并把政治部下一步的工作作了具体安排。随后，谭政带领政治部迅速积极地开展“七七”决议的宣传、教育工作。“七七”决议在东北各大报纸发表后，在东北联军政治部谭政的具体领导下，在东北各地党和军队的干部中，普遍进行学习、教育，要他们认清东北解放区面临的困难形势，克服城市中心观点，树立乡村工作第一、农民运动第一的观念，实行思想转变。在谭政有布置、有措施、有检查、有指导、有总结、有经验、有典型的工作方法促使下，东北党、政、军广大干部，很快认清了东北目前的局势，实行了工作重点与思想认识的大转变。接着，谭政又根据中共中央1946年“五四”指示和东北局的“七七”决议精神起草电报、决议、指示、命令，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全面实行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东北日报》发表东北局起草的社论《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很快，东北地区便形成了干部下乡的热潮。

从1946年7 月中旬到9 月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东北解放区抽调一万二千名干部组成工作团，在东北局和各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在谭政的积极参与指导下，奔赴东北农村，发动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谭政的指导下，工作团下乡后，即挨家挨户，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开小会酝酿诉苦，启发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选择培养积极分子，再发动群众，进行清算分地斗争。工作团在谭政的指导下，一开始就采取有重点、有步骤的工作方法，实行由点到面，从一点或数点取得经验之后，很快地掀起反奸、清算、分地斗争的高潮。为了更好地结合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土改，在谭政协助下， 1946 年7 月，东北局（谭政是东北局委员）发表了《宾县分地经验》，8 月28日，东北局发布了《关于深入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开展土改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在谭政参与领导下的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到1946年11月的五个月间，取得了初步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东北解放区共分土地三百余万垧，四百二十万农民得到土地，组织起来的农民，仅黑龙江、嫩江、辽吉的统计，就达四十万人；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得到了改造。鉴于前一阶段东北许多地区的群众工作、土改工作处于“半生不熟”、“夹生饭”状态，在谭政参与领导下，东北局在1946年11月5 日及时发出《关于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问题的指示》，11月21日又发出《关于‘半生不熟’的问题指示》，指出了许多地区群众工作处于“半生不熟”的现象，分析了产生的原因，确定了把解决“半生不熟”的问题作为当前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从12月开始，东北解放区的群众工作和土改运动，进入了以“煮夹生饭”为特征的新阶段。

谭政参与领导的东北局指示精神，东北各地的“煮夹生饭”运动，一般采用了四个步骤：第一步是组织工作团，重新深入到贫雇农中去，调查访问，了解情况，深入检查，发现问题。第二步是集中思想教育，深入斗争，通过检查，发现“半生不熟”地区的主要问题和群众要求、斗争的目标和积极分子，然后再采取办冬学等办法对群众重新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起来斗争那些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恶霸地主，“挖坏根子”。通过对地主罪恶的揭露，再进一步深入发动、领导群众，把教育群众与斗争地主结合起来。第三步是整顿组织，纯洁队伍，清除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清洗坏干部，“挖臭根子”或“反两面党斗争”。在这一斗争基础上，整顿农会、民兵等组织，把领导权掌握在积极正派的贫雇农手中。第四步是促进生产，巩固斗争成果。

在运动中，积极引导群众，团结群众，搞好备耕、春耕，抓紧生产，巩固斗争成果。从1946年12月开始的“煮夹生饭”运动，在谭政参与领导下，到1947年五、六月间，取得了重大成果。在东北农村，基本上摧毁了敌伪残余封建势力，在极大程度上瓦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确立了农村中基本群众的阶级优势，农民的群众组织迅速扩大，基层政权得到了巩固；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翻身，群众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为东北我军的武装斗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提供了广阔的兵力来源。1946年6 月12日。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一项重要的决定即《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已由东北局和221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共同作出。这一决定是在时为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和罗荣桓副政委的积极建议、协助下作出，以东北局名义发出的。“目前各地土匪活动猖撅，匪患严重，如不组织彻底清剿，我们的地方政权元法巩固，人民群众难以发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便是一句空话。

我觉得剿匪工作目前应加大步伐，彻底清除匪患，这是当前东北工作急中之急，我们联军应该抽调一部分兵力，大力做好这一工作。东北局也应发一个专门指示或作出一个正式决定，推进这一工作。“谭政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向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局常委罗荣桓汇报，郑重地提出了建议。”你的建议很好，我同意。现在匪患问题不解决，东北的其他地方工作都无从谈起。可以说，匪患的解决是目前发动建设根据地，巩固民主政权的一个中心环节。我们应在原有剿匪工作的基础上，彻底结束这一工作。“罗荣桓习惯式地推了推眼镜，一拍即合地肯定了谭政的建议。很快，罗荣桓找到了林彪、彭真等人，转达了谭政的建议，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与他们一起分析了东北各地区、特别是北满地区土匪活动的现状。经过会商，于6 月12日，以东北局名义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原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军进入东北之初，东北各地的土匪就有较大的发展，其蜂起之速，及地之广，人数之多，声势之大，在以”胡子“闻名的东北来说，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而这些土匪与过去的“胡子”不同，实际上是伪满军警残余和地主武装。他们绝大多数都与国民党有联系，是政治土匪，到处杀害我们的干部，攻打我们的政权机关和部队，以至攻城掠地，策应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这些土匪的主要社会基础由四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日本投降之后，伪军政警宪人员乘机拉起的队伍，他们四处流窜为匪。有些还曾为我军收编，不久即叛变逃跑。1945年12月，在抚顺就有这样一个旅叛变，在东满一次就有七千人叛变逃跑，上山为匪。一部分是日伪统治时期就散布在各地的惯匪和地主武装。日本投降后他们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或与国民党发生联系，乘我后方空虚，乘乱而起，大肆滋扰。一部分是一些官僚政客、野心家、地痞流氓、投机分子，为图升官发财，借治安混乱，结伙为匪。一部分是国民党派遣的大批特务，他们进入东北，并实行在东北武装土匪的政策，一方面基本原封不动地利用敌伪的统治机构，一方面收编敌伪、土匪流氓、投机分子等残余，组织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先遣军”、“挺进军”、“忠义救国军”、“民众救国军”、“光复军”、“保安军”等，到处加委伪军及惯匪。据统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十六个之多，有三十七种名目，先后加委伪军、土匪“总司令”、“总指挥”三十二个，“军长”三十三名，“师长”一百五十八个。①据统计，到1945年12月，东北全境土匪总数共达十万人左右，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较大成股活动的有三至五千人。当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东北时，这些土匪配合敌人，在我后方进行暴动和叛乱，争城夺地，杀害干部，“北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掌握在顽匪手中”，造成了遍地匪患的局面，严重地危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与民主政权的巩固。

我军人东北之后，自1945年11月中下旬开始，就对东北的土匪进行过一次清剿。截止1946年3 月底，在东北全区共进行较大的剿匪战斗计212 次，毙伤俘土匪共达78495 人，缴获长枪25500 支，短枪911支，轻重高射机枪618 挺，炮52门，收复过去为土匪盘踞城镇118 座②。东北地区大股顽匪大部分被消灭，尚存三万之众。1946年5 月，我军从四平、长春、吉林等地撤退后，这些潜伏的三万残余土匪乘机复起，尤其以合江、牡丹江地区最为严重。匪首李华堂、谢文东、张雨新所组织的大股匪帮，总数多达八千人，扰乱后方，袭占城市。1946年6 月份以来，先后占我东宁、东安、同江、萝北等许多县城，切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交通线，妄图配合国民党军队向北满地区进攻，并大肆叫嚷“会师哈尔滨”。因此，土匪的猖獗，成了东北解放区的严重心腹之患。为此，谭政迫切地提出了彻底剿匪的建议。

6 月30日，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决定各地抽调一切可以抽调的马匹和已有的骑兵部队，合编为骑兵团，以加强剿匪部队的机动性，开始了新的剿匪斗争。从1946年6 月到12月末，我军先后毙俘及收降土匪二万余人，歼灭土匪大小数百股，其中主要匪首李华堂（“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支队上将指挥官）、谢文东（第五集团军中将总司令）、张雨新（挺进军中将指挥官）、孙永久（地下军军长）、王廼康（先遣军第一军副军长兼嫩江东路总指挥）、姜鹏飞（新编陆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等均被我军先后捕获，其他一些国民党委任的军长、师长也或被俘或击毙。到1947年4 月，东北解放区的土匪，基本被肃清。1946年10月22日。哈尔滨。深秋的哈市，凉风瑟瑟，叶落草黄，古老的俄式建筑，东方的亭台楼阁，交互辉映，散发着北方滨城特有的魅力。在哈市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驻地的一座俄式小楼的会议室里，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主持会议的是年仅四十岁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参加会议的是东北民主联军所辖北满军区（北安军区、松江军区、合江军区、嫩江军区、牡丹江军区、兴安军区）、东满军区（辽北军区、吉东军区）、西满军区（第二军分区、嫩南军区、辽吉军区）、南满军区（安东军区、辽南军区）和直辖部队及有关纵队政治工作等领导干部五十余人。会议开始，由东北民主联军所辖各军区、纵队政治部主任或副主任、政治委员或副政治委员汇报了各自一年来的部队政治工作及军队建设情况。汇报了“七七”决议贯彻以后的部队政治工作新面貌。然后， 11 月4 日，谭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同志们，东北的斗争已经进行一年了。一年中，各军区发展建立武装有很大的成绩。”

谭政环视了一下会场，开始了他的讲话。“现在，除调人东北的主力外，有三分之二的地方部队，是我们进入东北以后建立起来的，各地方部队建立以后，即担负剿匪、支持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斗争，同时，输送兵源充实主力部队，是有功绩的。”谭政肯定了东北民主联军所辖各军区的各方面的工作。

接着，谭政单刀直入提出了目前东北各部队在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东北解放区发展得比较快，我们现在新组织起来的地方部队，比起主力部队来，党的领导，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基础还很弱，骨干也少。实际上，我们对这些部队还不能掌握得住，党的许多政策，还不能通过这些部队来贯彻。有人说部队没有问题了，已经巩固了，这是不正确的。

用招兵买马的办法，把部队搞得乱七八糟。目前，还有部分敌伪武装和土匪武装没有争取改造过来，部队还不巩固。虽然前段经过整顿以后，干部的思想整好了，部队成份好多了，组织纪律也比以前好些了，官兵关系改善了，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在东北是刚刚站住脚，由于国民党的进攻，将来的困难会更多。以前南满未失时，我们有人口一千八百万人，将来地区缩小，财源失掉，人民的负担会加重，因此，部队的建设任务是相当繁重的。“说到这里，谭政的语调是低沉的，听得出，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原来，为了实现中共中央确定的控制东北的总方针，东北局成立后，立即决定在短期内扩大人民武装，以粉碎国民党对东北的进攻。当时发展、扩充人民武装部队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以冀热辽与原抗联部队为基础，以连或营扩大成团；一是”找工人农民学生中的群众领袖或用新兵去扩兵，扩来一班即编一班，扩来一排、一连、一营即编为一排、一连、一营等，他们的领袖即任班、排、连营长或副职，另由老的干部或战士任正职或副职，并派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在我军进入东北之初，根据中央与东北局发展扩大部队的方针，在很短期间内，部队得到迅速而大量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 月中旬至12月底，扩大的部队总人数，约在十五万人左右，使东北我军总人数达到二十七万余人，部队的装备也得到了充实。当关内部队大部到达东北以后，为巩固新部队，充实老部队，在东北局的统一领导下，对新老部队进行了整编和调整。

1945年11月1 日，林彪、彭真发出《关于整编军队与扩兵问题的指示》，指出，整编应该根据既能迅速巩固和提高多数新部队，又保持老部队的突击力量与倡导作用的原则来合编。例如：以一个老团与二、三个新团合编时，应该以两个老的营为基础，把一个最差的新的团补充进去，成为一个主力团，另以一个营作基干扩编为一个次等的主力团，再由老团中抽调干部去加强另一个新的团的领导。这样编成的旅，很快即可成为一个有突击力的野战兵团。

经过这次整编，虽然从组织机构上克服了新部队、新兵军政素质较差等弊端，但这种弊端并未从根本上克服与消除，同时，有些新建部队（如北满），因未能得到关内主力骨干的补充、充实，因而绝大部分部队仍保持着新添的成份。在初期建军与扩军的工作中表明，以老的部队为基础，以前一种方式，即以老的部队为基础，以连或营扩大成团的方式，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扩军的质量和部队的战斗力。但是，采取后一种方式，即采取“找工人农民学生中的群众领袖或用新兵去扩兵”的方式，则是不好的。它使某些地区和部队没有掌握正确发展原则，忽视党的阶级路线，只求数目，不择良莠，单纯地招兵买马，甚至采取封官加委的办法进行扩军，因而使新建的部队，军政素质很差，成份复杂，群众纪律不好，战斗力也不强。尤其是，当国民党军队由山海关侵入东北解放区以后，在这些部队中开始发生大量逃跑或有组织叛变的现象。例如。农安县独立团的一个营五百人，在杀害我县委书记刘德彪后叛变。九台几百人，怀德上千人，敦化八个大队中的七个半大队（一个朝鲜族中队未出问题），以及舒兰、榆树、安图、蛟河等保安队，也都先后叛变。叛军共达九千人，枪支在五千支以上。对于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谭政的心情是沉重的，焦急的。为此，谭政在谈出新建部队基础很弱、素质很差的情况之后，语气格外加重，坚定地说：“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政治工作，注意发展党员，重视干部的教育与培养，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提高军政素质和部队的战斗力。”

这次东北民主联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尤其谭政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与会者的影响与震动，对东北民主联军整个部队的军政建设的影响与作用是巨大的。会议结束以后，东北民主联军各与会政工领导，纷纷返回各自的驻地，传达、贯彻、落实这次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及谭政报告的基本思想。1947年四至五月春夏之交。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地。漫长冬日的积雪早已溶化，和煦的春风送来了哈尔滨夏初的晖容。历经一百零八天（1946年12月16日至1947年4 月3 日）三下江南（北满部队）、四保临江（南满部队）战斗洗礼的东北大地，显得格外宁静。东北要市——我东北党政军心脏——哈尔滨，现在显得格外忙碌。我东北党政军、高级领导，纷纷云集此地，研究东北的战局与下一步对策。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哈尔滨先后召集了军、政两界，一个中心、不同侧重的两个重要会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政治部召集的部队政治工作会议，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参谋工作和后勤工作会议；中共中央东北局召集的局委会议，作出了著名的“五五”决议。而这军、政两界的两个重要会议，与身为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的谭政，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4 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师以上高级干部政治工作会议正在进行。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会议室里，谭政正在对东北全军的前一段政治工作情况即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过程中的政治工作进行总结，对下一步即夏季攻势前的政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同志们，自去年10月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以来，特别是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中，我们北满和南满以及东满和西满的部队的战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较好地贯彻了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和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策略，粉碎了国民党‘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进犯方针。在这一艰苦的作战过程中，东北我各部队较好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战胜了天寒地冻等自然环境的恶劣条件，克服了长途奔袭的饥饿疲劳等困难，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英勇杀敌，忘我献身，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与英雄业绩，这些政治工作的经验我们都是应该，也是要认真总结的。”谭政满怀激情地充分地肯定了前段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经验。接着，又对下一阶段即夏季攻势开始前的政治准备工作，作了认真的部署。“下一步，我军即将展开夏季攻势。我们各部队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要充分利用好这一个多月的战役准备期间，作好部队的政治工作。我们部队政治工作的重点，应以‘爱国保田’的阶级教育为中心，其具体教育的方式、方法，应采取召开庆功会、群英会，开展诉苦复仇，立功创模范运动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鼓舞全体指战员争取更大胜利的信心。”谭政用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大家，用果断、坚毅的语调说。谭政同时也谈到了如何在消灭敌人的战斗中，教育我军指战员培养优良战斗作风等问题。5 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局委会议在东北局会议室郑重举行。局委成员（常委五人：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除常委罗荣桓在苏联治病外（左肾肿瘤，作切除手术），其他成员均出席会议。

作为局委委员的谭政自然也参加了会议。东北局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共中央1947年2 月1 日由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精神，结合此时东北的战局情况召开的。中共中央的“二一”指示强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①此时的东北战局是：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东北国民党军队虽然受到了很大打击，但敌人在1947年4 月份采取了征兵、改编地方部队等措施，其东北兵力仍然保持着七个军二十三个师的番号，连同其直属部队、特种部队，共有正规军三十六万余人，地方武装十二万余人，控制着东北二十八万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包括七十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我南、北满地区仍然处在被分割的状态。敌人企图利用现有的四十八万兵力，依靠其优势的装备，以“内线作战，机动防御”的作战方针，控制其东北全部占领区，并伺机集中兵力，向我南满地区发起局部性的战役进攻。但实际上，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和分散守备的结果，其整个防御体系已呈现出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等弱点。东北我军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得到了后备兵团的及时补充，保证了主力的满员，在连获胜利的条件下，从大量敌人的缴获物中，改善了我军的装备。到1947年5 月，东北我军已发展到拥有五个纵队（相当于军）十一个独立师、四个旅、十二个骑兵团、四个炮兵团等二十四万人的野战主力，地方武装二十二万人，共约四十六万人。此时东北我军虽然在数量上略少于敌人，但由于我们党在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煮夹生饭”

运动和剿匪工作等已接近完成，城乡生产、军工生产都获发展，农民热烈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尤其是我军各部队不断深化的政治教育工作的特有威力，己使东北我军具备了向东北敌军发起强大攻势的能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东北战局的具体情况，在谭政的积极建议下，东北局在哈尔滨于1947年5 月上旬召开了这次局委会议，并于5 月5 日作出并讨论通过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史称“五五”决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下达。

东北局“五五”决议在明确指出目前东北形势的新特点“即是在军事上敌人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我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反攻”、果断提出东北我党我军的新任务即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以外，还格外强调，为胜利完成任务，我军前方的任务，就是继续加强主力部队，提高战斗力，研究作战经验，研究战术，利用战斗间隙练兵，上下级普遍开展立功运动，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指战员政治觉悟，改善群众纪律，以使主力部队能英勇善战，大量歼灭敌人。

讨论“五五”决议的东北局局委会议开始了。

谭政在几个局委成员发言后，开始了他的发言。

“这个决议对目前东北敌我双方状态的分析是正确的。我认为，东北我党政军各方在贯彻‘七七’决议以后，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由于我们的努力，可以说，目前我们已基本上完成了‘七七’决议所规定的任务，已基本上克服了当时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并已初步建立起了我们的东北农村根据地，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我认为，这个决议对目前我党在东北任务的规定也是适宜的。我们目前反攻任务的规定，与中央的‘二一’指示精神也是吻合的。”谭政高度评价了“五五”决议的正确性。

谭政停顿了片刻，又继续说道：“还有一点，决议把前方部队的政治工作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战略高度，我是十分赞成的。确实，部队的政治工作对于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这一点是我军明显优于敌军的地方，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优势。”

5 月5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最后以顺利通过《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而落下帷幕。根据“五五”决议，为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场形势，结束东北解放区被分割的局面，以配合国内其他战场的作战，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我军于1947年5 月13日向东北敌人发起了历时五十天（7 月1 日结束）的夏季攻势。对于有谭政参与的东北局上述决策，毛泽东给予充分的肯定。1947年5 月20日，毛泽东发出了《东北作战方针及关内战局》电报。电报指出：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希望能子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

第九章抓战备抓思想整军运动忙1947年夏季攻势结束以后。哈尔滨南六十华里双城。前方总部罗荣桓住所。8 月，夏日的酷暑渐渐消散，秋季的凉凤阵阵吹来，双城前方总部罗荣桓住所，来客不断，忙碌非凡。此刻，一位敦实精干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共中央东北局要员，正在与罗荣桓亲切地交谈着，两人不时发出哈哈的笑声。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东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谭政在认真详细地向“东总”副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罗荣桓同志汇报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政治工作经验。自1947年7 月1 日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结束以后，东北战局又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新的变化。此次战役，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收复城镇四十二座，解放国民党占领区十六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千万，控制铁路二千五百余公里，东、西、南、北满和冀热辽解放区联成一片。此时，敌人占据东北的地区，不足十万平方公里，被统治人口只剩一千三百六十余万，占东北全区人口的33％，敌人联接沈阳、四平、长春三大据点的中长线被完全截断，联接东北与关内之敌的军事大动脉的北宁路，也时断时续；而我东北解放区的人口已达二千六百五十五万之多，相当于国民党的二倍。

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已达七十八万余平方公里，为国统区面积的七至八倍。经过8 月份以后的扩兵，我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五十一万人，其中正规军二十九万人。东北的战局已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改变。为此，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于9 月中旬向东北敌军发动秋季攻势，在秋季攻势发动以前，要抓紧进行新战役的准备工作，尤其要进行以总动员为特征的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47年7 月2 日11时（夏季攻势结束第二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双城前方总部发出指示电：我军决定后移休整，整顿组织，另寻战机，各部队移下列位置：（1 ）三纵、四纵移西丰及其以东以南地区，具体部署由肖［劲光］程[ 世才] 吴［克华］规定。（2 ）一纵、独二师移西安、平岗之线，独二师归一纵指挥。（3 ）六纵移西安以北之二道河子、三道河子及其周围地区。（4 ）独一师移平岗与西丰间之关家烧锅、查库关这一带，归肖［劲光］程［世才］吴［克华］指挥。

当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双城又给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发出了关于休整期间的两个指示（摘要）：（1 ）总结五十天作战经验，总结四平战斗、威远堡门战斗之经验。开会庆祝夏季攻势的胜利，须防止因胜利而失去冷静与稳重老练精神。

（2 ）恢复疲劳后进行普遍的军事教育，参考这次作战经验，进行“一点两面”战术教育，纵队派人去教导队报告作战经过、经验教训，并带回伤员，检查俘虏教育情形。

7 月6 日20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双城前方总部致电二纵：休整时间暂定20天。7 月16日林彪、罗荣桓于双城前方总部，指示各部队继续休整。在7 月2 日至9 月14日长达两个半月的休整与整训时间里，遵照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精神，谭政全力以赴地主抓了以诉苦教育、立功运动、战评运动、战斗动员、形势教育、土地改革教育、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为基本内容，以召开诉苦会、战斗总结会、庆功会、英模会、请战会、求战会、经验交流会等为基本形式，以提高部队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政策纪律观念、战斗力为基本宗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上述诸种形式的政治教育方式中，效果最好、采用较多、发现较早、使谭政最为重视并给予精心培养与大力推广的方式，即是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的诉苦教育。

在此以前，其他解放区也有过诉苦运动的经验。东北我军中的诉苦运动早在1946年就出现了，当时驻北满海伦的警备二旅就开展过，以谭政为主任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曾向所属各级政治机关发出《关于部队坦白运动与诉苦运动的经验》，加以推广，并在《前卫报》上发表了社论《从诉苦运动谈到部队政治教育的改革》。辽东军区三纵队的诉苦运动阶级教育，首先是从三纵队七师二十团三营机枪连，九连开始的。辽东军区是1946年1 月由进军东北的冀热辽八路军部队和山东解放军合编组成的。开始程世才任司令员，后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江华为第二政委，莫文骅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下半年，辽东军区（南满军区）三纵队（司令员程世才，政委罗舜初）和兄弟部队一起，先后参加了保卫辽阳、本溪、四平等战役，并在沙林子、辽中、海城大石桥、本溪、凤城新开岭等地打了一些大胜仗、取得辉煌的战果。尔后，纵队奉命到辽东、通化一带集结，准备保卫通化、临江、长白地区，坚持南满斗争。从四平抗退开始，纵队连续二十多个昼夜行军、作战、抢构工事、十分疲劳。同时，物资供应不足，生活极其艰苦。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广大指战员没有退缩，他们坚信党的领导，克服困难，勇敢战斗。但也有少数同志经不起困难的考验，有的厌倦艰苦的战争生活，有的存在地方观念，不愿在东北坚持斗争，有的沾染兵痞流氓习气，有的纪律涣散，甚至出现逃亡离队现象。面对上述情况，如何巩固部队，加强纪律，提高战斗力，则是摆在纵队各级领导眼前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纵队政治工作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

7 月下旬，三纵在柳河整训时，七师（师长曾国华、政委李伯秋、政治部主任李政）召开了连以上政工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上述问题，并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来教育部队。会上，师政治部提出了“谁养活谁”，“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等十几道讨论题，组织部队进行讨论。七师二十团三营机枪连在进行“谁养活谁”的讨论中非常热烈。一次，副班长任纪贞用他父亲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最后累得吐血，临死前想喝小米粥地主都不给的事实，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使在场的同志都受到了教育。营教导员冯恺及时地抓住这个事例，向全营各连作了介绍和推广。与此同时，三营九连也开始了诉苦教育。九连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本溪煤矿工人（其中大部分是被日军俘虏的八路军人员和解放区群众，部分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组建的连队，全连219 人。由于连队大部分是新兵，加上成份复杂，连队思想十分混乱。指导员赵绪珍从1946年秋开始，就用本连战士的苦难家史进行阶级教育，采取吐苦水，算苦帐，挖苦根的方法教育启发战士的思想觉悟。有一次，部队住新滨县鱼亮子村时，他用贫农房东老大娘的一件破棉祆给连队上课，进行实物教育，讲明地主、资本家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揭示剥削阶级的本质。他还组织连队参观地主家和穷人家的吃穿住等情况，进行阶级对比教育。该连有一名战士房天静，十六岁就被国民党抓丁东北，其父在家被地主逼债身亡，其母到东北来找他时，途中因生活所迫，卖掉两个弟弟，好不容易找到本溪，母子俩隔着铁丝网没有能讲上几句话就被迫分离，其母仇疾交加，不久也死去。

当谈到这段家史时，房天静一头哭倒在指导员怀里，一边哭一边检讨自己的错误，决心为母亲报仇，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此后，房天静在九连全连大会上诉苦，给大家以深刻教育，当场就有三名战士主动上台倒苦水，检讨自己忘本思想。解放战士李东山边哭边说：“我和房天静有一样的苦难家史，一定要牢记血泪深仇，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死不瞑目！”诉苦教育提高了战士的阶级觉悟。房天静在1947年1 月的一保临江的热水河子战斗中，单人独枪冲入敌人阵地，歼敌一个班，俘敌五人，成为全纵队第一个记特等功的战士，纵队赠给他“孤胆英雄”称号。房天静和九连这个典型一经发现，便引起了纵队各级领导的重视。三营副教导员张廉明，二十团政委胡寅和政治处主任宋登华，都到九连帮助总结经验。1947年2 月，一保临江战役后，纵队领导经研究，决定宣传九连和房天静的事迹。

于是，纵队政治部和师、团一起，派出郭辛、王暖、魏永祐等同志及宣传队，深入部队采访，并以房天静事迹为题材，创作了歌剧《复仇立功》，到部队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接着，纵队在七师二十团进行诉苦教育试点，推广九连的诉苦教育经验。到1947年1至4 月份的二保临江至四保临江战斗期间，纵队将诉苦教育逐步推向其他部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又涌现出像王永太、任继贞、周恒农、高英富、陈树棠等一千五百多名战斗英雄和功臣。1947年4 月15日至5 月12日，三纵奉命在进驻柳河休整期间，各师总结了四保临江的经验，召开庆功祝捷大会，并号召把开展诉苦教育同复仇立功运动结合起来。纵队政治部宣传了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在庆功会上突出地宣传了王永太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成长过程的诉苦教育经验。南满（原辽东）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参加了会议，高度肯定和评价了三纵开展的诉苦教育与立功运动的经验。三纵的诉苦教育经验，很快得到了上级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充分肯定。1947年6 月，南满军区在通化召开师以上的军政干部会议，三纵七师政治部主任李政汇报了开展立功运动的经验，三纵宣传部长汤从列汇报了诉苦教育的经验。

南满军区首长陈云、肖劲光、肖华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辽东日报》、军区《战士报》对三纵诉苦运动的经验进行了报道。南满军区政治部作出决定，首先在南满军区各部队推广此经验，陈云并就此经验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及政治部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1947年8 月初，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在哈尔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总结夏季攻势经验，部署新的作战、政治工作任务。南满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三纵宣传部长汤从列，分别在会上介绍了三纵队诉苦教育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的经验。在这次会议上，加之此前陈云的报告，谭政全面了解了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并十分重视。为此，他专程从哈尔滨来到双城，认真而周详地向罗荣桓汇报了这一经验。谭政兴奋地对罗荣桓说：“南满三纵诉苦教育激发指战员阶级觉悟、复仇立功的经验，效果很好，值得提倡。通过这一教育形式，部队的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提高了。我想，应该在东北民主联军所有各部队，大力加以宣传、推广，并向中央报告。”罗荣桓高兴地谈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和意见。南满军区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我们东北全军首先应该大力宣传与推广这一经验。”接着，罗荣桓对谭政说：“你先起草一个训令，下发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让我东北各部队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然后，你再组织人为《东北日报》写一篇有关开展诉苦运动的社论，造一点舆论。”很快，根据罗荣桓的指示，谭政主持起草了关于在东北我军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这个训令，经罗荣桓审定后，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名义发出。1947年8 月26日，《东北日报》同时发表了由谭政组织撰写的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和关于诉苦运动经验的报道。《东北日报》的社论指出：三纵诉苦教育的全过程，在部队教育工作中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个创造主要解决了部队教育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部队教育当前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第二个是如何进行部队教育。由于第三次国内战争是由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一小撮挑起的，因而当前部队教育的基本内容应当是阶级教育。而进行这种教育的方法绝不能用抽象的说教来提高群众的觉悟，而应该用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自己，通过诉苦说明当前极其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战争性质，把个人仇恨与阶级仇恨、个人要求与集体要求、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紧紧结合起来，以明白个人在这个战争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1947年9 月28日，谭政将三纵诉苦教育的政治工作经验，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的名义，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经验，对报告全文逐字逐句作了修改，尔后批发全军推广。1948年3月7 日，毛主席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在秋季攻势发起前的这段休整期间，谭政除坐阵哈尔滨进行全面指导东北全军的政治工作而外，还亲自深入部队基层，到东北有关纵队、师、团了解部队政治工作情况，具体解决、处理部队有关问题。8 月22日晚，谭政与刘其人来到吉林图们六纵队（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研究与解决六纵的有关政工问题，第二天上午9 时离开图们。据赖传珠日记所载，谭主任此行图们，“轻油车出轨，幸未遇险。”9 月13日至23日，谭政来到沙河子、朝阳山、黄泥河子六纵队十六师、十七师、十八师驻地，听取各师汇报，检查诉苦和土改教育情况，并作了时事报告。谭政特别提出了十六师的三个问题：提高党内原则空气，政治工作，干部问题。在这一时期内，为加强东北全军的政治工作，谭政与林彪、罗莱桓等，还发出指示电任免一些重要领导干部。8 月1 日，林彪、罗荣桓、谭政、刘亚楼于双城致一纵电：牡丹江军分区与东安军分区合并，多余干部送二团，可在前方分配工作。8 月20日，林彪、彭真、罗荣桓、刘亚楼、谭政于双城发出电令：以独一师、独三师、东满独立师编成野战十纵队，任命梁兴初为司令员，周赤萍为政委，黄炜华为参谋长，刘型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日，林彪、罗荣桓、谭政发出电报：同意李伟为一师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8 月22日，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黄克诚、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刘亚楼、伍修权、谭政、周桓发出命令，为培养团营干部，使在职团营干部都能得到轮流学习，以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决定在军政大学开设干部大队，下辖两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教育时间暂定三个月，由总部直接领导，并规定了学员的条件、各部人数与报名时间。

9 月1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发出任命电：任命王明贵为骑兵师师长，朱纪先为政委，马骥、钟明标为副师长，刘锋为副参谋长，牟永春为政治部主任。

10月24日，林彪、谭政答复，同意李立三为东北局城市书记。

11月12日，林彪、谭政就领导方式问题给赖传珠发来指示电。

谭政为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工作而日夜忙碌、操劳着。

灿烂的政治之花，结出精美的军事之果。在谭政等人强大的政治工作推动下，我东北全军历时五十天（自1947年9 月14日至11月5 日）的秋季攻势，歼敌近七万人，收复城市十五座，解放土地三。八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二百六十余万，控制了东北大部铁路，把敌人压缩到大小二十四个孤立的城市里，仅占东北面积14％的狭小地区，到11月中旬，东北敌军总兵力十三个正规军，三个暂编师共四十五个师，加上特种部队、游杂武装等共五十八万余人，而东北我军已达九个军区，九个纵队，十个独立师七十三万余人，其中正规军四十二万余人，地方部队三十一万人，我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敌军。造成了东北敌军空前严重的处境，迫使敌军龟缩于北至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个狭小地区。使我军牢牢地掌握了东北战场的整个主动权。

看到这些辉煌的战绩，谭政并没有满足、止步，他在酝酿着东北全军政治工作的更大的新举措。

1947年11月16日。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地。呼啸的北风卷着雪尘，终日不停地刮着，塞外的严冬已经降临。哈尔滨，这座北国的雪城，矗立在零下30多度、白雪皑皑的冰冷天地之中。在这仿佛进入“冬眠”状态的银色城市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住所里却温暖如春。一道由林彪、谭政、刘亚楼署姓（林谭刘）的冬季作战指示的红色电波，正穿过冰雪，超越严寒，飞向东北我军各指挥部。指示电文写道：（1 ）五十天的秋季作战中，已取得歼敌六万余和占十五个县城的胜利，奠定了冬季作战的基础。

（2 ）今冬应利用河流失去障碍作用的时机，实行集中兵力作战，除北满留个把纵队外，可集中七八个纵队作战。（3 ）从战略上看，集中兵力冬季作战，对我军是最好时机，应克服寒冷的困难，确立胜利的信心。（4 ）关于冬季作战的补充问题，应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北满数十个补充团）。（5 ）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战斗员，应该发扬高度的战斗勇气，去争取胜利。（6 ）各部应进行认真的讨论和动员。①随后，谭政又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的名义，发出指示，指示东北我军各部队，利用冬季攻势发起前的近一个月的时间，作好部队的政治动员工作，继续开展诉苦教育和以学习、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为中心内容的阶级教育。

同时，鉴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我军即将解放更多的地区和城市，加之土改后期东北出现过“左”的偏向，谭政及其所领导的“东总”政治部根据10月10日中央发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在此期间的部队政治教育工作中，还加进了政策教育、纪律教育等内容。

早在1947年9 月，东北我军秋季攻势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就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10 月10日，公布了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尔后，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东北局发出了《告农民书》。以谭政为首的“东总”政治部发出了《传达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关于传达全国土地会议及深人土地教育的指示》等文件。文件要求，各部队以刘少奇的总结报告为主，首先在团以上干部中传达、学习会议文件；对战士则着重解释《中国土地法大纲》与东北局的《告农民书》。

对于谭政等“东总”政治部关于政治工作的有关指示，东北我军各部积极、全力加以落实贯彻。如六纵队政委赖传珠，在政治部发出指示电的当日，就来到岔路河方强师，商量并决定此后三个月的政治工作，并确定其工作中心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整思想。（1 ）肃清军阀主义思想偏向。（2 ）克服保守自满情绪。（3 ）克服右倾情绪，提高积极作战精神，要建立六种作风及制度等。

（二）诉苦坦白运动，先搞第一个，然后搞第二个。

再如，11 24 日，独二师对“东总”司令部（含谭政的政治部）工作的两个指示，贯彻、研究讨论的情况是（摘记）：（一）强调工作思想：（1 ）发挥高度工作热情；（2 ）一切为了打胜仗；（3 ）多作具体工作。

（二）改变工作习惯与作风：（1 ）抓紧一顿饭的机会；（2 ）不怕疲劳严寒；（3 ）自发主动工作；（4 ）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5 ）工作随到随办；（6 ）多收集和熟悉情况；（7 ）严格执行制度。

（三）改变战斗总结方法：（1 ）采取典型总结；（2 ）战斗结束立即扼要上报；（3 ）深入班、排，选择典型战例；（4 ）参谋长、作训参谋，为典型战例写稿。

通过“东总”及其政治部的冬季攻势前的政治教育工作，东北我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政治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又得到了增强。仅以我四纵（司令员胡奇才后为吴克华，政委彭嘉庆，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刘澜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为例， 1947 年12月11日，纵队接到“东总”命令，即刻从清原南下，回到以前老战区安奉路。14日傍晚，又由通远堡、连山关一线出发，以勇猛奔袭动作，向沈阳、本溪、辽阳之间的三角区楔进。时逢冬季大雪，雪地奔袭，十分困苦、艰难。为了避开敌人的封锁和敌机的轰炸、扫射，部队须经常日宿夜奔，出敌不意地远距离穿插。每次出门，都是凛冽的北风卷着雪花扑面而来。指战员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脸都用毛巾包起来。部队在没膝的雪地里艰难跋涉，吃睡不好，饥寒交加，人困马乏。然而，在部队政治工作强大威力的作用下，指战员行军吃苦的能力非常强，仍然一夜走一百里以上，有时走一百五十多里，每次出发都是途中不休息，直奔目的地。如果稍有停顿，也不敢坐下，只在原地踏步，因为一不运动，就可能冻僵身体，蹲下去就很难站起来。在冰封雪飘的大地里，从纵队司令员、政委到战士，都是一样靠两条腿走路，行军力本身就是战斗力。哪个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干部模范作用强，行军速度就快，就能赢得时间，抓住战机，取得胜利。部队指战员都明白，要大量歼灭敌人，就要大踏步前进，大打运动战。许多干部战士说：“四保临江，那么苦都熬过来了，如今是战略进攻，向胜利进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指战员们在政治工作的作用下，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向西南方向猛插。不久，我四纵战区就从中长路以东移到路西，从山区下到平原，从解放区推到敌占区。

同时，谭政在进行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成效。当时，在部队中由于个别干部战士阶级意识模糊，曾发生了一些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如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干涉群众斗争，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甚至枪杀农会主任，解除工作团的武装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一个连长蜕化变质，与地主小老婆通奸，竟枪杀了民主政府的村长马玉。后来，政府为马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审、处决了那个连长。这就是东北有名的“马玉事件”。部队的问题，特别是“马玉事件”对谭政的震动是巨大的，他主持政治部、向东北全军发出通告：在经过广泛的土政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针对六纵十六师六十四团存在严重军阀主义等错误，1947年11月26日，谭政以“东总”政治部名义通电东北全军：十六师六十四团在海伦打伤员及送出伤员十余人，经检查该团存在军阀主义、地主思想，并包庇地主，干涉土改，团长副团长下命令与伤兵打架，政委腐化堕落，二十八日十六师称，已将该团解散。②在东北土改后期，部队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其表现，主要是模糊了地主同富农、甚至同中农的界限，模糊了大地主、恶霸地主同中小地主的界限，模糊了地主同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及自由职业者的界限，发生了乱打乱斗乱没收甚至乱杀人的现象，扩大了打击面。同时，有些部队在群众工作和征发工作中也一度出现了某些“左”的偏向，如私打土豪，滥征车马，宰杀耕牛，损害中农利益，违反工商业政策等。

对于这些问题，谭政在罗荣桓的支持下，严肃认真地一一加以纠正。1948年1 月30日，以“林、罗、谭”名义及时发出了《没收、征发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较好地纠正了这些问题。

这样，在冬季攻势前和冬季攻势过程中，由于以谭政为首的“东总”政治部坚强有力丰富多采的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东北我军的刻苦力、耐寒力、行军力即战斗力。

在冬季攻势中，气温常常下降到摄氏零下40多度，夜晚在野外行军作战，赤手伸出一分钟，就冻得麻木难以屈伸，湿手摸枪身，铁质部分会粘掉手皮，即使穿大衣、棉鞋，戴棉手套，在雪地里卧上几分钟，也会冻得爬不起来，常有机枪、六○炮在连续发射中因乍热而折断撞针事，很多指战员冻伤了手脚。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各部队在前期与战时政治工作的鼓动下，不怕苦，不怕冻，不怕饿，不怕累，不怕困，不怕死，士气盛，斗志昂扬。有的部队，在酷寒中进行大规模雪地作业，构筑高一点五米、长二千米的雪墙三道，掩护部队作战，出现了中外战史上罕见的严寒中御敌的宏大、壮美的人文景观。

于是，东北我军在为时九十天（自1947年12月14日至1948年3 月15日，除掉间闲时间）的冬季攻势中，歼敌十五万六千余人，攻占城市十八座，解放人口六百余万，彻底粉碎了东北敌军“确保北宁、维护中长，确保海口”的防御计划，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整个东北敌军被压缩在占东北总面积不到l ％的土地上，被分割于长春、铁岭、本溪、抚顺、沈阳、新民、阜新、义县、锦州、锦西、绥中、兴城等十二座大中小城市里，敌人唯一的交通命脉——北宁路已被完全切断。我军完全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东、西、南、北满根据地已完全贯通，最后歼灭敌人，解放全东北的时候，已为期不远。对于东北我军在冬季攻势中发挥政治工作作用的基本经验，罗荣桓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战斗胜利所依靠的两个基本条件中的最主要的条件（另一个基本条件是正确的战术）。

谭政在1948年卫月1 日起草的、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发出的题为《战斗胜利依靠两个基本条件》的电报指出：战斗胜利依靠两个基本条件，最主要是靠部队中间的政治工作，只有政治工作强的部队才能发挥全体战斗员的勇敢性，才不至于在敌火前趴着不动，才不至于发生要人多（密集队形）才敢前进，人少（三三制）就不敢前进的现象，才能使战斗员在战斗中有主动性和战术上的创造性。

此刻，谭政的心情异常兴奋。回首来到东北整整两年的时光，暑往寒来；出风入雪，枪林弹雨，日理万机，瞬息万变的戎马生涯，与延安时期相比，又别有一番风味与情趣。那累累的战绩，那阵阵的凯歌，无不浸透着他的辛劳与汗水。谭政在为东北战场的最后胜利而思考着，策划着，忙碌着……

1948年2 月28日。

哈尔滨。

东北军区政治部驻地。

淡淡的太阳，挂在那茫茫的天空。皑皑的白雪，覆盖着无垠的东北大地。辽南炮声隆隆捷报频传，吉西紧锣密鼓，佳音不断。在这冬季攻势即将结束，辽沈战役就要来临的关键时刻，东北军区（1948年1 月1 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兼东北军区，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8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将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分开。但是，军区与野战军政治部虽在编制上分开了，可人员和工作未截然分开，都是在谭政主任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6 月4 日，经中央批准，调整了东北局，谭政仍为局委员，成立军委会东北分会，谭政为分会委员），政治部召开的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哈尔滨正热火朝天地按计划进行。

今天作重要报告的正是谭政。他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开展“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原来，在此前不到一个月，即1948年1 月30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作战间隙，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为了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总结冬季攻势以来东北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为下一步辽沈战役（当时称“秋季攻势”）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在谭政组织下，东北军区政治部于1948年2 月2 日，召开了东北全军纵、师政委或主任以上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会议于3 月7 日结束，共开三十三天。

谭政等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为会议作了精心妥善的安排。随着与会人员陆续到达哈尔滨，1 月29日，东北军区政治部召开与会纵队领导干部会，各纵（除七纵外）均已到达，讨论会议如何开法。l 月30日，军区政治部请与会干部看电影《水泊粱山》第9 集。31日，军区政治部又请与会干部在兆麟电影院看电影，发言者准备会上汇报内容提纲。2 月1 日，各发言者已将汇报材料准备完毕，晚上到哈尔滨铁道学院看电影。2 月2 日，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军区政治部会议室举行。会议首先由六纵政委赖传珠、四纵政委彭嘉庆汇报纵队的政治工作。2 月3 日，一纵政委万毅、二纵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汇报纵队的政治工作。2 月4 日，由三纵政委罗舜初汇报纵队政治工作情况。2 月5 日，七纵政委吴富善，八纵政委邱会作汇报纵队的政治工作。2 月6 日，九纵政委李中权、十纵政委周赤萍汇报纵队的政治工作。2 月7 日，十一纵政委陈仁麒、十二纵政委袁升平等汇报各自部队政治工作情况，下午休会，军区政治部招待与会者看京剧《霸王别姬》、《借东风》等。2 月8 日，骑兵师政委张荣汇报师政治工作情况，晚上看电影《柏林大战》、《保卫斯大林格勒》。2 月9 日，旧历除夕， 2月10日，大年初一，体会两天，2 月10日，军区政治部招待与会者看电影《水泊梁山》第10集。从2 月11日至13日，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由龙江、合江等东北各军分区政委等领导汇报各自的政治工作。2 月14日下午，东北局请与会者吃饭，晚上看京剧《吕布与貂蝉》、《玉堂春》。从2 月26日起，上午谭政开始作报告，下午继续报告一个小时即休会。此时各纵队、军分区的汇报已经结束，谭政对各纵队的汇报情况，作了总结与说明。2 月27日，会议休会，谭政开始准备大会的总结报告。

就这样，经过会议的一系列酝酿、准备阶段，今天即2 月28日，谭政开始郑重作起作为会议中心内容的《关于“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的报告，报告还涉及了土地改革教育、诉苦教育等问题。但谭政在报告中着重强调，通过这次“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解决部队成份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

在谈到部队中存在的成份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时，谭政的心情是沉重的，也是沉痛的，他的胸中燃烧着怒火。由于这是师纵队一级以上的部队高级领导政工会议，因此部队中的问题，无须有什么隐瞒。

谭政先是批评了各纵队学员赴炮校学习途中违犯部队纪律的问题。他气愤他说：“这些赴炮校学习的学员，功臣思想严重，在脱离领导的途中，享乐腐化成风，骄横霸道，发生问题很多：（一）带队人不负责任，被带人不服从管理，由于带队人都是临时指定的，甚至指定警卫员（四纵），因此都是临时观点，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中途就下车了，有的私自回了家等等。（二）卖公物倒买卖成了普遍现象，如九纵队三十四名学员中就有三十名卖过东西，别的纵队较多的有十纵二十七人，三纵二十四人，七纵二十人。（三）蛮横作风严重，如四纵有三人打了老百姓，还有一人打了很小的孩子。一纵七人打车夫，二纵、四纵缴车站执法战士的枪，乱打执法队的人，三纵对区政府人员发脾气，四纵在大道上作障碍挡汽车拉他们，强迫要老百姓的拉粪车拉人，吊打退伍军人（因偷了他们一件东西），与通化县委吵嘴，强迫老百姓做饭，不给做就要捆，吓得老太太跪下磕头，八纵的大闹牡丹江戏园子，九纵带队人二十六师参谋刘振江擅自向肇东县政府要粮三百公斤，又向九纵某科长要钱二十五万元，企图从中贪污粮食钱（查出后，将钱追回肇东县政府了）。”会场一片寂静，与会的政工干部在严肃、冷静地深思着谭政的讲话。

谭政接着讲道：“有一个师（即十六师）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是红军的‘老祖宗’，但部队非常不团结，上下不团结，官兵不团结，军民不团结，干部因此要离开部队，战斗力眼看着下降，那个部队所谓有三凶主义：对敌人凶，对老百姓凶，对自己同志凶。但是，这种‘三凶主义’的部队，在东北我军中却不只这一个。”谭政的批评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的。谭政停顿了片刻，观察一下与会者的情绪，喝了一口水，润了一下有点干燥的嗓子，越发激动他说道：“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主要靠我们深入细致、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执行纪律，严肃纪律绝不可少。对于‘马玉事件’那个连长的处决，是我们下了决心的，否则，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兵就无法带了。譬如，四平保卫战期间，二纵一个管理员和女房东通奸。事情暴露后，很多老乡为管理员战士求情，说这个女人一贯如此，‘不怨这个八路’。可结果是：不行，枪毙。沙岭战斗前，三纵七师一个侦察员强奸妇女。这个战士在抗战中立过大功。团里尽其所能，做了口棺材，置办一桌饭菜。这个战士看过棺村吃饭。团长敬酒，政委敬酒，营长、连长一一敬酒。酒足饭饱，一声枪响。

十六师驻在阿城时，师部的三个警卫员强奸日本女人未遂。事情暴露后，有人找师长替战士说情，说：都是孩子（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五岁），好不容易从苏北来的，政治思想都挺好的，一时犯错误，罚劳役就行了。但回答的是三声枪响。没有铁的纪律，我们的军队就不能胜利。“尔后，谭政又提到了干部的问题。他用宏亮而严肃的声音讲道：”夏季战役后，干部中出现了一种右倾情绪，感觉战争残酷，死亡的威胁太大，认为革命有前途，个人无前途，想脱离前线到后方享乐。表现此种情绪的多为连干部，但尚不普遍，不严重，现在注意克服。此外部分干部还有恐美的心理，怕原子弹，怕三次世界大战，怕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直接出兵。因此顾虑战争的结束将遥遥无期。“谭政的报告，在2 月29日上午继续进行，下午，与会者分组讨论了谭政将近两天的报告。谭政的这个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3 月1 日上午，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报告了部队俘虏工作及整顿后方诸事。下午，周桓继续报告，尔后进行了分组讨论。3 月2 日、4 日至6 日，刘亚楼、谭政、李富春、高岗，就有关问题在会上又作了报告。会议最后，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同年8 月始兼野战军政委）在会上作了《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这份由谭政及其东北军区政治部起草的报告，首先谈了目前形势，其次谈了建军问题，最后谈到政治工作。在关于目前形势中，谈到东北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原因时，谭政在报告中写道：在东北”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二十个！当然工作应该搞好，如果搞不好，那真该打屁股。“在关于政治工作上，罗荣桓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谭政主任在会上作的《关于开展”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的报告，另一方面指出了部队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缺点：一是总结经验、推广经验不够：二是思想指导不力，阶级教育、诉苦运动有的搞出了很好的经验，有的搞得平平淡淡；三是有些工作走了弯路，如立功运动、战评运动等同阶级教育结合不紧。

罗荣桓围绕报告精神提出：部队政治工作方针应该是“以阶级为基本内容，在集中指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结合谭政等起草的报告，罗荣桓说道：“整作风，首先是发扬民主。一切工作、生活、制度都要有民主精神。这也是着重整干部。例如，规定的制度，只要战士遵守，干部不遵守，这还叫什么民主呢？军队的政治工作很容易犯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因为军队组织是集中的，命令很容易起作用，因此有些干部就喜欢简单化，习惯于简单化。

但是政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不能图简单。诉苦运动搞好了的，就是走了群众路线；没有搞好的，就可能是犯了命令主义、形式主义。

干部不懂得群众路线，命令主义是反不掉的。当然，我们一方面反对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简单化；另一方面也不能让群众自发自流。“

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在谭政等军区政治部指示下、经过充分准备并在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进行试点，各部队从3 月上旬开始，陆续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3 月15日，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当日，东北军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关于春训工作指示》电报：为了准备下一次攻势，我军利用化冻期，于18日起转入全面整训，暂定30到40天。各部队应按照军区政工会议的决定与指示，立即定出整训计划，开展以诉苦教育的“五整一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自此，主要在东北军区政治部谭政直接、具体领导下，以诉苦教育为动力，以“五整一查”为核心、为期四十天左右的新式整军运动，便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在东北我军各部队中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在谭政的领导下，根据罗荣桓的指示，以“五整一查”为核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切实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方针。在指战员中的新式整军，主要经过诉苦教育和土地改革教育，使其弄清楚苦从何来，为谁打仗，把个人的苦和阶级的苦联系在一起，把为个人报仇的思想，引导到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大目标，从根本上提高政治觉悟，大大激发了革命的斗志，加强了纪律性、组织性和自我约束的自觉性。同时在干部中着重进行的“五整一查”，以整思想、整作风为主，而不以查成份为主；以查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为重点。

这样，经过谭政四十天左右的主抓，布置，检查，落实，通过诉苦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方式，使东北我军广大指战员，克服了缺点，改进了作风，增强了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发扬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增进了军内外的团结，部队原来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成份不纯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不仅如此，在整训过程中，各级政治机关在谭政统一指导下，还对部队进行了战争形势和我军任务的教育，向广大指战员讲清我军将与东北国民党军进行大兵团作战，直至进行战略决战的发展趋势，讲清决战的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使原来对战争前途模糊认识或有厌倦情绪的干部、战士，有了明显的转变。东北我全军指战员，普遍树立了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思想，士气旺盛，斗志更坚，纷纷请战，要求到前线去杀敌立功。“为阶级兄弟报仇！”“当尖兵，打大仗！”“练好兵，打长春！”“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等口号、誓言深入人心，遍及部队。这就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五整一查”的新式整军运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1948年8 月29日。哈尔滨南双城。“东野”前线指挥所（现双城县人武部驻地）。金秋的双城，天高云淡，秋高气爽，那令人爽快的秋风，似乎就要把这旧世界，吹荡得干干净净。双城“东野”（由于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8 年8 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前线指挥所进驻的宅厅，虽已破败，却仍显得富丽堂皇，古色古香。漆皮剥落的原始大木门，嵌在灰白色的水泥墙中。院内，青砖铺地。院墙，青砖砌成。阁楼，六根一人粗的圆柱形红色木柱，擎着两米宽的廊檐，檐下青砖上雕刻着凤凰，麒麟，花草，做工精细，栩栩如生。阁顶是青一色小叶瓦。东西各一四合院，中间一道月亮门。西院为参谋处，东院住着林彪。今天，一封事关辽沈战役大局的电报指示，即《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的电报，从这里发出。这封电报指示是由谭政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发出的。

原来，东北我军在1947年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后，以五个月的时间，运用诉苦、“五整一查”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以“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目标的大练兵，使我军的士气更加高涨，战斗力大为增强。在此期间，东北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大量二线兵团的补充和加强。从1947年8 月至1948年8 月，第一批二线兵团共组建八十八个独立团，每团定额二千五百人，总计二十五万人。1948年4 月至1948年11月，第二批二线兵团共组建八十个独立团，总计二十余万人。至1948年8 月末，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一百零三万人（其中主力部队七十万人，两个大军区、十个省军区及地方武装三十三万人）。东北解放区已拥有全东北土地面积的97％以上，人口86％以上，并控制了二万一千余里长的铁路（敌占区仅有一千二百里），东、西、南、北满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土改、剿匪已基本完成，政权已得到巩固，生产已有较大恢复。此时，东北国民党军队经过1947年夏、秋、冬三次我军攻势作战，被歼三十余万人，尚存五十五万余人，被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战略上或撤或守，举棋不定。我军发起辽沈战役之前，国民党在东北采取了“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二十七万余人守沈阳地区，以便北进可支援长春，西攻可策应锦州；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十万余人困守长春孤城，以图牵制我军主力，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十五万余人，守锦州地区，以确保与关内的海、陆联系。东北我军根据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形势与东北我军冬季攻势后的新形势，认为东北敌我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在中央军委、毛泽东有关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战略决战即辽沈战役的作战准备。其中政治动员、政治准备，又是各种准备的一个重要环节。早在1948年2 月7日，东北我军攻势正在进行之际，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就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提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

冬季攻势结束后， 1948 年4 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谭政等致电中央军委，拟攻长春，并阐述了上述两个方向不能攻取的理由。4 月2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复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但“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打锦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①1948年5 月29日，因久攻长春不下与此次试战和侦察情况得知，长春工事坚固，敌军战斗力强等原因，林彪等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报告，决定改变决策，由硬攻长春改为久困长围，乘其撤退时在途中歼灭之，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之线作战。5 月31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即锦州、山海关、天津、北平——笔者）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

1948年6 月5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关于东北我军行动问题，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

第二个是目前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第三个是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时间准备两个月到四个月。我们认为第三个方案为好。6 月7 日，中央军委复电：基本同意第三个方案。

6 月15日，东北我军总部在吉林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打不打长春问题。根据敌我情况和中央军委指示，决定采取长围久困方针。

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其他主力位于长春、四平间地区整训。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我们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8 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22日，再电中央军委，建议派兵包围大同，东北、华北协同作战。当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现在距8 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

7 月39日，中央军委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你们必须充分计算到。”

8 月1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第一步拟以北宁线的三个纵队和二个独立师，采取奔袭手段，分别包围义县、锦西、绥中、兴城、山海关，待主力到后，逐一歼灭这五座城的敌人。锦州驻敌兵力较强，故暂不拟攻锦州。第一步行动结束后，究竟是攻承德或唐山，我们当依照中央军委30日来电重新考虑承德和唐山两处。

8 月3 日，中央军委通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杨成武部于本月20日左右即可完成西出绥远准备，待你们在锦榆线作战业已开始，杨得志、罗瑞卿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唐山并已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他们即由涞源附近以二十天行程到达并攻击归绥；你们何时开始锦榆线作战盼告。

8 月6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中央军委：我们在8 月底9 月上旬才能行动。但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

7 日，中央军委复电：不管你们何时开始攻锦榆线，杨罗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8 月21日由涞源以东出动，9 月10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9 月10日以前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并预先报告中央军委。

9 月3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北宁线作战计划。

9 月5 日，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同意3 日19时电部署，并指示：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等。

9 月6 日，林、罗、刘向中央军委报告：完全同意中央军委9 月5 日电，在袭击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敌后，继续进攻锦西、山海关外，锦州亦将成为有利之进攻目标，迟一步唐山亦可能成为有利的进攻目标。

9 月7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给林、罗、刘的指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指锦州至唐山一线——笔者），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①至此，从2 月初开始，经4 月中旬至9月初酝酿、商讨的东北我军作战行动计划终于确定下来，即第一步进行北宁线作战，控制整个北宁线；第二步向卫立煌、傅作义两翼机动，争取在北宁线上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与此同时，东北我军进行了战略决战的各方面准备，特别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准备。

8 月6 日，“东总”及其政治部谭政等发出战前整训指示，就“准备九月初开始行动”问题向各纵队、各师的领导发出预告，并要求严守机密，对外大造“练好兵，打长春”的舆论，麻痹敌人。在此一系列准备基础上，即1948年8 月29日谭政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罗、刘、谭名义签署的《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的电报发出了（周桓回忆这份电报指示的题目是《北宁线作战政治动员令》发出的时间是9 月7 日发往各纵队、各师）。谭政在这封辽沈战役前著名的政治动员令指出：我军新的作战行动是暂时放弃攻击长春，只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挺进，以奔袭动作，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使两处敌人彼此完全陷于绝望的孤立中。并术引出长春之敌突围，而在突围中歼灭该敌，由此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的早日到来。

此一行动，对于打通东北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更有力地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皆有重大意义。全军指战员必须从思想上动员起来，懂得新的作战行动之重大意义与有利条件，发扬高度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挫折和忍受与克服困难的精神，以适合大规模连续作战的需要，争取全歼东北敌军，解放全东北。

从9 月10日开始，东北我军一方面按照中央军委批准的新的作战方案，紧急调整与部署，调动主力部队向北宁线开进，一方面在此前后，即9 月上旬与中旬，按照谭政起草的政治动员指示精神，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与政治教育活动。准备攻坚的部队，进行了独胆作战教育；准备打援的部队，进行了顽强守备、保证整个战役胜利的教育；围困长春的部队，进行了加紧围困、瓦解敌军的教育。

所有部队，还进行了爱护人民利益，贯彻《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遵守《入城纪律守则》和主动团结友军的教育等等。9 月12日，一场关系东北命运、关系全国命运的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战——辽沈战役，在东北大地北起长春，南迄滦县，绵延七百五十余公里长的战线上，悄然、缓缓、郑重地拉开了庄严的帷幕。在新的战线上，未来共和国的政治将领谭政，又开始艰辛绘制我军政治工作的新蓝图。

第十章攻锦州阻塔山辽沈大决战1948年10月8 日晚。辽西要地塔山村。东北野战军四纵阵地。浓云密布，大雪倾降。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指挥所里，异常忙碌。

几部电话同时响铃，参谋们、指挥员们，有的大声与对方讲话，有的边听边盯着地图，随时标上新的记号。根据上级通报和侦察情报，敌人企图趁我工事尚未完备之际，于10日拂晓发起进攻，妄图一举突破我防线，拿下塔山，增援锦州。一场恶战即将来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塔山是辽宁西部北宁路沿线锦州与锦西间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居民百户左右，距锦州三十公里，距锦西十公里，它虽然没有险要地形，但东面濒海，西面是白台山、虹螺山，是敌军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必经之道。因此，塔山虽小，关系重大，成为锦州攻城的关键。在我军攻锦战役的部署中，塔山是必须控制的阻援阵地。原来，自9 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后，我军首先奔袭锦唐路，至10月1 日，东北我军先后攻占了昌黎、北戴河、沙后所、绥中、兴城、高桥、四海口、义县等，切断了敌人辽西走廊的通道，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此后，战役进入了以锦州攻坚战为中心的决定性阶段。锦州战局关系着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乃至全国国民党军队的命运。为此，蒋介石深感不安，于10月2 日急飞沈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亲自指挥东北的作战，组织以沈阳敌主力第九兵团为核心的西迸兵团（由廖耀湘指挥）与以烟台敌、北平敌、锦西等敌十一个师为主体的东进兵团（由侯镜如指挥），分别由新民地区南下和由锦西北上，企图南北对进，夹击我攻锦主力部队，解救锦州。在这种情况下，塔山我军（四纵）

阻击战的成败，成为直接影响锦州攻坚成败的关键一战。其战斗的艰巨、激烈和残酷，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战，不仅是东北敌我军力、战斗力的大比武，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士气、耐力、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精神的大较量，大决战。因此，塔山阻击战，实际上也是对东北我军政治工作、谭政政治工作的大检查，大检阅。其实，在攻锦前夕，谭政曾主持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召开会议，分析部队的思想状况，并由谭政很快起草了一份关于攻克锦州的政治动员指示，经林彪、罗荣桓、谭政署名后，发至各纵队、各师。指示提出：此次攻锦虽有许多有利条件可取得全部胜利，但你们决不可因此忽略战斗政治动员。必须估计守城之敌有东西两面声援，还可能发生顽强抵抗，使我军不易迅速解决战斗。

各部队仍需利用现有的短促时间，将纵、师两级政治部有鼓动能力与组织战能力的干部派到营、连去，帮助他们召开党员大会和突击队、大力队、爆破组的会议，说明我军攻锦有各种有利条件，号召每个指战员，以旺盛无比的勇气，不怕任何困难的决心，拼全副精力拿下锦州。号召每个党员在战斗中起模范作用，成为群众鼓动者与顽强作战的支持者。一切部队都应学习三纵及五师、四纵、九纵七十四团，分别以最快速度胜利攻占义县、兴城和达子营的战斗范例。并在此种目标上立即发起与组织竞赛，保证各部有旺盛的攻击勇气与充分攻击准备与良好的攻击组织。支部应协助连首长成为攻击的组织者，可能时，各纵、师、团的首长应亲自到突击部队去讲话，以便鼓励士气，使劲头更大。各部队对东总下发鼓动口号亦望很好利用做鼓动。①塔山防线，东起渤海，西止虹螺山，约六十余里，原来在这里据守的是十一纵、热河独四师、独六师和炮兵旅。10月4 日，又加派四纵来到塔山防线，具体据守从海滨到白台山二十余里长的防线，其中塔山村左右十五余里，为整个塔山防线的防御重点。锦州是关东的门户。塔山是锦州的门户。一星期左右能否攻克锦州，关键在于同时间内能否守住塔山。野战军领导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十分重视塔山一线阻击敌东进兵团的战斗，并预见必将有一场恶战。在谭政起草的政治动员指示向各纵、师发出后， 10 月5 日，林、罗、刘又专门给四纵发出了电报动员令：你们必须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山下一线约二十余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四纵队党委特此发布了《告纵队指战员书》、《告全纵队共产党员信》，运用各种形式，对部队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号召我指战员广泛开展杀敌立功竞赛。从纵队、师、团干部到战士，都在阵地上、在军旗下进行了战前宣誓，决心做到“死打硬拼，人在阵地在！”“寸土必争，寸土不丢！”

10月9 日，我攻锦大军持续五昼夜的外围战开始。

10月10日凌晨，我塔山防线持续六昼夜的防御、阻击恶战开始。塔山阻击战，在凌晨三时经历一个小小的前哨战之后，紧接着空前残酷、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序幕。天色微明，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敌人集中了全部炮火对我塔山阵地全线猛轰。加上飞机俯冲轰炸，成千上万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塔山我军各个阵地，爆炸声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惊雷，突然从空中压到了地面，沿着打鱼山、塔山、白台山一线，轰轰隆隆不停地滚动着。弥漫的火海，滚滚的烟尘，遮天蔽日，铺天盖地。敌人猛烈的炮火，几乎破坏了我军所有的工事。地堡掀掉了，掩体炸塌了，铁轨翻飞了，枕木破碎了，不少战士在炮火下牺牲了。随着炮火而来的是敌人以密集队形向我作连续不断的冲击。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在我十余公里的正面展开，实施攻击。整连、整营、整团的敌人，密如蝗虫，来势汹涌，一梯队接着一梯队，一拨连着一拨，叫着骂着喊着，向我阵地压来。我们的每一块阵地，都抗击着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于我的敌人。然而，在罗荣桓、谭政等用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造就、培养出来的东北我军四纵，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与大无畏的精神，抗击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拼命进攻。人在阵地在，阵地失而复得，工事毁而复修，毙伤敌军一万余人，使敌人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阻击了敌人的东进兵团，很好地保证了攻锦战斗的胜利。同时东北我军又以第五纵、第六纵（欠第十七师）在彰武东南设防，诱西进兵团北进，远离沈阳，以十纵配属一纵三师位于新民以西、以北地区实施防御，阻击沈阳援敌，打破了蒋介石南北对迸的援锦（州）计划。就在塔山阻击战进行到第四个昼夜，打得正酣之时， 10 月14日上午10点，东北我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攻克锦州，歼敌十余万人。

到10月15日中午12时，塔山防线敌人，全线溃退。塔山阻击战胜利了。锦州解放了。锦州战役南北阻援战，除塔山外，还有新立屯，彰武、锦西地区作战，歼敌一万二千余人，锦州歼敌十万八千人，俘敌军剿总司令范汉杰与师级以上军官三十六名，共歼敌十二万人，我伤亡三万七千余人。火红的太阳，金光灿烂，照耀着英雄的塔山，照耀着在此奋战六昼夜的英雄们。罗荣桓、谭政等精心培育的东北我军政治工作，在塔山的土地，在锦州、在辽西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了。

战斗结束后，四纵领导与政治部认真进行了战斗总结，写出了《塔山守备战政治工作几个主要经验》，受到了谭政的高度重视，并在东北我军内大力推广。不仅如此，在此次出击北宁线、攻锦战役过程中，东北我各参战部队，遵照谭政等所起草有关政治动员、政治教育指示精神，无论是在扫清锦州外围的战斗中，还是在攻锦战斗中，无论是在阻击敌东进兵团的战斗中，还是在攻锦人城前后部队的纪律方面，都普遍注意、重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政治工作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搞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比较普遍的做法有：一是战场宣传鼓动。像“关门打狗！翁中捉鳖！”“活捉范汉杰！”“当尖刀英雄！”“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全东北！”等内容的标语、口号，在阵地上、在村口、路边随处可见、可听；各级政治机关通过电话、广播筒、油印小报，及时传播我军各部队的胜利消息；宣传队到阵地上为战士演唱战斗英雄事迹；及时将慰问信、慰问品送到战士手中。这些简便生动的宣传活动，有效地鼓舞了士气。

许多部队都很注意发挥思想工作骨干和积极分子的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做到人人开口，互相鼓励，使战地宣传鼓动工作更加生动活泼，激动人心。二是开展战场立功运动。在扫清锦州外围作战后，各部队根据军区颁发的《立功暂行条例》，及时地进行评功、记功、表功、授奖旗颁发奖章、宣扬立功事绩、表彰英雄人物等形式，使“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功臣”、“人人当勇士，个个做英雄”成为战士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我军许多战士就是高喊着“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的口号，杀向敌人的。三是号召火线入党。在锦州总攻前以及后来的战役过程中，部队基层党组织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都坚持了“边打边建”的方针。共产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进攻时敢于刺刀见红，防御时宁死不丢阵地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激励许多战士勇猛杀敌，争取入党的巨大精神力量。在火线上，一经号召，大批请求入党的战士纷纷向党组织表决心，递交入党申请书。

他们表示，让党在火线上考验自己！有的战士在牺牲前还希望组织上能追认他为共产党员。四是开展战评活动。各参战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时间，发扬军事民主，用战斗评议的方法，实事求是地检讨干部战士在作战中的得失成败和原因，努力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并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勇气和克敌制胜的信心。五是进行主动团结友军的教育。各部队积极宣传、贯彻罗荣桓、谭政等提出的要求，做到：不争功，不争战利品，行军让好路，宿营让好房，做饭让好锅，睡觉让好炕。此外，在攻锦战役中，东北我军各部队在执行政策、纪律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严格性。部队各级政治机关在谭政军区、野战军政治部的统一领导下，层层布置，及时检查，做了大量工作。攻取锦州之前， 10 月6 日，由谭政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罗谭签署，向东北我各纵队、各师发出了《关于攻城部队应认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的指示》。《指示》强调：此次我四纵部队在攻击兴城作战中，认真执行城市政策，遵守入城八大守则，认真保护工商业、保护学校及公共设备，实行缴获归公，统一分配，不搜俘虏腰包及敌方市政机关职员之财物，获得兴城人民的好评，使该城秩序迅速恢复，此种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作风，应予通令表扬，并在全军之内普遍表扬推广。我十一纵于昌黎作战及热河各独立师攻击绥中作战时，均表现纪律良好，执行政策有成绩，除二兵团已表扬外，亦予通令表扬。

目前，攻锦战斗即将开始，各攻城部队应依照以上范例进行宣传教育，再次宣布纪律，号召大家学习上述部队作风。①锦州盛产苹果。金秋时节，锦州地区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弯腰伸手可得。尽管在此地构筑工事的战士们劳累饥渴，但在谭政等东北我军政治工作的作用下，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一个去拿苹果的，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后来此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我们的纪律就是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①攻克锦州后，城内工商业、学校、公共设备受到保护，对被俘官兵、市政机关职员的私人财物，包括高级军官的黄金、现洋、首饰等分文未动。九纵认真执行“战斗当先，缴获不争”的原则，并发动部队捡拾弹药，三天共捡到子弹一百六十万发，统一上交。对于攻锦战役期间，东北我军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和遵纪爱民团结友军的政治风范，在谭政等军区、野战军政治部关怀与领导下，均由各级政治机关及时整理材料，写成新闻报道，相继发表在《东北日报》、《东北前线报》或各纵队、各师出版的报刊上。对于攻锦战役东北我军政治、军事的双胜利， 10 月17日，中共中央电贺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电称：庆祝你们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①10月19日22时，中央军委在致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赞扬道：锦州这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②在攻锦战役中，谭政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得到了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48年10月18日凌晨四时。长春大同街以东，国民党第六十军防区。东方露出了鱼白，黎明的曙光渐渐升起。在初冬凛冽的晨风中，装束、士气、纪律、神态截然不同的两支部队，已经交接完毕。装束破旧、纪律井然、士气高昂、神态潇洒的那支部队，便是围困长春的东北我军一部。此时，它已顺利地接管了长春市纵贯南北的大同街（即现在的斯大林大街）以东地区的工事、岗哨、仓库、物资、器材等；而装束新美、纪律松弛、士气低落、神态颓丧的那支部队，就是国民党“坚守”长春城的一部，即曾泽生为军长的第一兵团第六十军。此时，它已宣布起义，和平接受我军改编，开往长春东北部九台县我解放区休整。

原来，自冬季攻势结束后， 1948 年3 月18日，我东北野战军第五、七、八、九、十共五个独立师，尾追吉林逃敌，进驻长春近郊，就对长春形成了初步包围，准备攻城。5 月24日，趁敌外窜抢粮之机，进行试打，并不成功，我歼敌六千余人。尔后，我乘机紧缩包围，并于25日控制了机场。同时，我集结整训，准备攻城。

5 月30日，根据敌我情况，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围困方针。6 月13日13时，谭政与罗荣桓、李富春等一起，从哈市起身赴吉林开会，布置围困长春期间二至三个月的部队休整与政治思想工作，筹备吉林高干会议。

6 月15日至20日，在谭政参与下，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指示精神，在吉林召开了野战军师级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听取了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肖劲光等人的报告，总结了长春外围战斗经验，分析了长春守敌的情况，最后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如此可避免五万人的伤亡），即：军事上在加强攻城部队与打援部队的训练同时，紧缩包围，控制要点，封锁市内机场，打击出城骚扰，抢粮与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展开政治攻势，做好瓦解敌军工作；经济上主要封锁敌人空投和防止粮草入城。此外，成立生产救济委员会，有计划地供应群众粮食，改变过去不让群众出城的办法。会上，谭政还专门就对敌军展开全面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等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6 月22日，我围长部队进入指定位置， 25 日，开始正式封锁围困。为统一行动，围城部队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和围困长春指挥所，地址设在长春市东南五十里的李家屯，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围城部队为便于指挥，以伊通河及长春西南（中长路）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将其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东地区队以第六纵第十八师及独立第六、八、九师担任，归围长指挥所直接指挥；西地区队以十二纵及独立第七、十师担任，归十二纵首长（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指挥。后独十一师等也参加围城。

于是，我十六万大军兵临城下，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环形封锁区，连营数百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长春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长春“长围久困”、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坚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当时长春守敌是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为首的国民党一兵团（1948年初郑来长后组建）共十万余人。其中以曾泽生为军长的六十军等（原滇军）四万余人防守大同街以东地区，以李鸿为军长的蒋的嫡系新七军二万余人防守大同街以西地区。此外还有地方杂牌部队及后勤人员四万余人，也在大同街以西地区。郑洞国率其幕僚、卫队、特务团共四百余人，驻在大同街以西新七军防区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负责全权指挥。

我围城部队在对长春守敌实施军事围困、经济封锁的同时，遵照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的指示，着重对守敌采取了以瓦解为核心的强大政治攻势，而攻心的重点选择与蒋的嫡系新七军有矛盾冲突的六十军上。这时，政治攻势主要有两条战线，一条是组织围城部队发动宣传攻势，经过层层发动，广大指战员人人想办法，个个作宣传，争取、瓦解其国民党士兵；另一条是在敌军内做上层军官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守城军官、将领的起义、投诚、投降。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长围久困”政治攻势为主的方针，谭政领导军区、野战军政治部，组织人力，统一编写、印制了一百万份宣传品和《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源源不断从哈市运往长春城下，发给围城部队使用。在我围城部队实施“长围久困”方针的第四天，即6月28日，我围城指挥所便根据谭政有关指示和吉林高于会议精神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政委在会上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充分说明了依照东北野战军总部及其政治部谭政等人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重要性。会议分析了长春守敌的特点及其弱点、矛盾，指出我军必须利用敌人这些特点、弱点、矛盾，加强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斗志，瓦解敌人战斗力，最后解放长春的目的。会议具体布置了政治攻势的任务，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当时瓦解敌军、采取政治攻势主要有四种形式：一种是阵地喊话。广泛的阵地喊话，开始用嘴喊，后来做“土喇叭”，利用各种掩蔽物，向敌人喊话，最后又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既安全，防止敌人打冷枪，效果又好，声音清晰。喊话的内容，也从开始时的一般化的内容发展为有针对性的攻心内容，即摸准对象，对症下药，揭露反动欺骗宣传，打破幻想，指出要害和隐痛，达到攻心目的。喊话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军中的士兵，也争取其中、下级军官。喊话的除了我军干部、战士外，还组织起义或投诚过来的人员，到阵地前喊话。在围城的日子里，每当入夜，我军阵地上喊话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后半夜，万籁俱寂，声音清晰，深深打动敌军士兵的心。据后来投诚过来的士兵说：每当听到你们叫“兄弟”，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尤其一提到“家”的问题，弟兄们就不停地落下伤心的眼泪。一种是送宣传品。我军利用打宣传单，射宣传箭，放宣传风筝，沿护城河水放宣传木筏和利用各种关系带进城等方式，把我军印制的如：《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各类宣传品，送到敌军阵地，送进长春城里。此外，还送去了谭政组织印制的，以供敌人投诚、起义到我解放区而用的《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等。宣传品的内容大多是根据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所规定的，主要宣讲我党我军的政策，给国民党官兵摆出了一条性命攸关之路：一则如若困守长春，结果必然是城破被歼身亡；二则如若向沈阳突围，拖着饥饿的身子在我解放区的大地上逃命，最终逃脱不了被我解放军层层围歼覆灭的命运；三则反蒋起义，投诚于人民，参加革命，这才是唯一光明的出路，到解放区可以分得土地，可以工作，可以就学。一种是不见面的“交友”。

有的围城部队为了联络感情，与敌“交友”，促其觉悟，缝制了大量“慰问袋”，里面除装有宣传品外，还装上馒头（当时长春市内一个馒头可换一颗金戒指）、烙饼等食物以及生活用品，送到适当的位置上，晚上喊话时通知对方去取。有时则利用老百姓的关系，直接把东西送去。同时，部队还利用节日，进行送节礼活动。有的部队在中秋节前，赶制了大量月饼，针对六十军的情况，在夹带的宣传品上写上打油诗，设法送到“朋友”手里。诗中写道：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诚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

此外，我军从阵地上拾到不少敌人空投的邮包，其中不少是国民党军官家属寄来的信件，我军都设法转送进城。接到礼品、宣传品和转送的信件的敌军官兵“朋友”，不少的给了回信，表示：“一定对得起你们，以后一定过来。”有些围城分队，还发展到与蒋军士兵举行阵地联欢的“交友”活动，在敌前沿布置敌军士兵俱乐部，插上各种各样的宣传旗子，用留声机向敌军放思乡曲，宣传队员为他们演唱家乡小调，说快板，对口唱，对口词等，以拨动敌军士兵的思乡情绪。有的分队，还设法把敌军士兵“请”到自己的阵地上来，让他们叙述国民党内部的情况，然后我们的战士讲我军的政策，招待他们吃顿饱饭，再让他们回去扩大宣传。一种是利用国民党家属等直接做工作。围城部队，通过组织城外的群众、老人、妇女、儿童以及长春城内逃出来的难民，尤其利用国民党军官兵家属和俘虏、投诚过来的官兵等直接做工作，取得很好效果。我军攻下吉林时，俘虏中有敌六十军暂二十一师的一个团长的老婆和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弟媳。我军对她们进行教育后，派人送她们进城。后来，我军又找到了李嵩弟弟的孩子，也送进城去。这给敌军内部以很大的影响。李嵩的弟弟感动他说：“共产党是自古以来最好的仁义之师，蒋介石使我妻离子散，共产党使我家人团聚。”在军事斗争趋于稳定的情况下，8 月5 日、11日，我围城部队又发动了两次强大的宣传攻势。8 月下旬，又开展了政治攻势突击周，大打政治仗，人人作宣传，军区领导谭政等和围城指挥所组织了两次大检查，利用自己办的刊物《围城简报》推广瓦解敌军的先进经验，使政治攻势做得形式多样，有声有色。通过我围城部队在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指导下所采取的丰富多采的瓦解敌军的强大政治攻势，城内的敌人，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由士兵到军官，由徒手到拖枪，由个别士兵到整班整排的出城投诚。我军在各阵地前沿设立了投诚官兵接待站，在敌工部设立了总接待所，负责安置这些投诚官兵。凡愿意留下的，就转到吉林后方留守处。愿意回家的，就发给路费。对一些合适人员，就留下或派遣回去做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从围困长春开始，到敌六十军起义前（6 月25日至9 月底），零星和小批逃出城外向我军投诚的敌军官兵有近二万人，约占守敌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集体投诚者五十七个整班，十个整排，三个整连，六十军投诚者三千八百余人，新七军投诚者三千七百余人，土杂部队投诚者六千二百余人。投诚者共携出各种枪支三千二百余支，还有三门六○炮。①为了在敌军内部做其上层军官尤其是六十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以谭政为主任、以周桓为副主任的军区、野战军政治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国民党第六十军原属云南滇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中央即已着手做滇军的工作。

1946年4 月，朱德总司令主持召开了在延安学习、工作的云南籍同志座谈会，号召云南籍的同志到滇军中从事策反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随后，我党便派遣滇籍共产党员刘浩到东北来做滇军即六十军工作。行前，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刘少奇、朱德向他具体布置了争取六十军的起义工作。刘浩同志辗转来到东北后，即找负责敌军工作的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和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周桓进行联系。此后，刘浩便在周桓直接领导下负责六十军的工作，担任过滇军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他曾以国民党军少校军需官的公开身份，多次往返于六十军和九十三军之间，同这两个军的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孙公达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党中央、东北局及其军区政治部、联络部、敌工部的有关指示精神，研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掌握兵权，搜集情报，团结进步官兵，进行敌军内部兵运工作等。他还先后见过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向他们交了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件，宣传了我军的政策。1948年2 月，根据罗荣桓提议，在谭政主持下，成立了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任命刘浩为处长，杨滨（原六十军地下党负责人）为副处长，仍由周桓直接领导前方办事处的工作。当时，在长春方向，还有由吉林军区周保中等同志领导的吉南联络处，及松江军区前线指挥所由陈光负责主持的对长工作组，在东北局敌工部、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统一管理下，开展敌军上层工作。在谭政主持下，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成立后，对敌上层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为了进一步做好敌第六十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争取他们早日反蒋起义，经罗荣桓、谭政的批准，从哈尔滨“军官教导团”选择了几名经过教育改造表现较好的被俘军官，以放俘的形式派进长春做策反工作。临行前，周桓根据罗荣桓、谭政的指示，给他们讲了话，刘浩向他们具体布置了任务。这些人进入长春各自的部队后，都认真执行了各自的策反工作任务，特别是一八五师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对六十军的起义做了有益的工作。东北局还委派1946年5 月海城起义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瑞担任我第一兵团副参谋长，对长春的和平解放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谭政还亲自起草若干指示，以林、罗、刘、谭、周（周桓）名义发出，以做好长春难民的安置工作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如9 月11日由谭政起草，以林、罗、刘、谭、周署名的发给第一兵团、第十二纵队的《关于开放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指示中要求：对阻入长春市年的难民，在十天年分批放完，并做好难民的救济和安置工作。

当时，安置难民的工作十分迫切。据《阵中日记》1948年6 月26日记载，敌24日开会，决定将长市老、残、妇、孺及可疑分子，先登记后，武装掩送出步哨线，到我区就食。孟家屯集长（春）难民五万人，每日饿死十余人。再如9 月14日由谭政起草，以林、罗、刘、谭、周署名发出的《关于防长春之敌突围及保卫秋收》的指示指出：我军主力已在北宁线展开作战，长春敌人可能乘机出击和出城抢粮，以求活命。围城部队应以坚决积极持久作战的决心，继续围困敌人，保卫秋收，使群众到手的粮食不让敌人抢去，使饥饿的疲困的敌人得不到新的粮食供应，只要新的粮食不流入市内，我们就有可能继续以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①到我军兵临锦州城下之际，长春已成为一座死城。蒋介石曾空投手令，命郑洞国突围，但守敌慑于我围城大军之声威与政治攻势，及锦州“失陷”之震撼，更加感到末日来临，突围无望，守则待毙，只有起义、投诚之一途。10月14日，东北我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的当天早晨，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即派其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为联络员带着曾泽生及两名师长陇耀、自肇学的联名信，到离长春十里的穷岗子我前方办事处联络起义问题。兼任我第一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的刘浩和兵团副参谋长潘朔端同志确认了曾泽生等来信的笔迹后，认为敌六十军在当时情况下的起义是可信的。于是，刘浩一面向肖劲光、肖华等首长请示，一面将他写的报告连同曾泽生等人联名信的抄件派人急送哈尔滨谭政、周桓处。他们看了报告和信后，认为刘浩的分析是正确的，当即向东北局副书记高岗作了请示。

东北局同意了谭政、周桓的意见，并向我第一兵团发报，指出：应相信六十军起义是真的。第一兵团的领导同志肖劲光、肖华等，在做好防敌突围准备的情况下，派兵团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和刘浩，向张秉昌、李峥先表示了五点意见，请曾泽生派出正式代表出城商议。10月16日夜，敌六十军曾泽生派出李佐、任孝中两名副师长为正式代表，携带蒋介石空投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到我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共商起义的具体计划。

并转告曾泽生接受我军提出的五点意见，已下令对新七军布防。恰在此时我兵团接到中央指示电报。电文指出：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要不失时机同六十军代表商谈，只要他们采取行动，宣布反蒋起义，加入我军即可，不必要他们对新七军采取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的行动，可即派代表进城与曾商谈。

兵团遵照中央电报指示与东北局指示精神，立即派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办理此事，并通知对方：我方决定派刘浩为代表，进长春和曾军长协商起义的问题。我方代表与曾泽生商定， 10 月17日晚十时通电宣布起义，夜十二时交接防地。这样， 10 月18日凌晨四时，我军与敌六十军的交接防区已经结束。六十军投入了人民的怀抱。由谭政积极参与领导、策划、布置的对长春“长围久困”的政治攻势，取得了初步也是关键一步的重大的胜利。敌六十军起义，我军接防，使一路之隔的敌新七军官兵更加惶恐、动摇。有些人开始主动与我军接触，从一些分散的班、排放下武器，很快发展到个别的连、营同我军接洽投诚。10月18日，新七军正式派出代表与我第一兵团洽降，并达成协议。19日清晨，新七军所属各部以连为单位在原地集结，各级军官按职衔分别集中，听候安排。到下午四时，全部受降工作结束，我军又接管了长春市的西半部。党中央考虑到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是黄埔一期生，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国民党军有震动的作用。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拟电报致郑洞国：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主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倾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哀，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

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逮下决心。

谭政、周桓收到此电后，当即转第一兵团，请他们迅速通过关系送进城去。然而周副主席的忠告劝勉，一时尚不能消除郑洞国对蒋介石的愚忠。稍后，由郑的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出面与我军洽商，给了郑一个“体面投降”的机会。10月21日凌晨，长春守敌在其最后一个据点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对空打了一阵乱枪，佯作了番抵抗之后，打出白旗，郑洞国及其幕僚、特务团等共四百余人，缴枪投诚。至此，具有现代化设防、号称“坚冠全国”的名城长春，重新回到人民手中。这是我军作战史上兵不血刃、和平解放的第一座具有十万守敌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10月20日，中共中央电贺长春解放。电称：锦州解放，歼敌十万之后，长春即告解放，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郑洞国将军率部投诚，名城光复，秩序井然，人庆更生，欢声雷动。

此皆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工作人员与广大民众努力奋战的结果。特电祝贺。①谭政等人的政治工作，在瓦解敌军，和平解放长春的战役中，又显示了巨大的政治威力。1948年10月23日上午九时。沈锦走廊门户黑山——大虎山防线。我十纵阵地。刺骨的寒风，卷着稀稀拉拉的雪花，不停地在这辽西的山丘荒野中袭过。身着薄不经寒单衣的我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广大指战员，正终日坚守在这黑山——大虎山防线绵延二十五公里长风寒地冻的山头。突然，一阵剧烈的炮响，只见我尖山子警戒阵地，顿时淹没在滚滚烟尘之中。黑山阻击战的前哨战，终于打响了。原来，在我军攻克锦州、解放长春以后，蒋介石第四次急飞沈阳指挥，策划夺回锦州，打开关内外联系。他严令已进至彰武一带的廖耀湘西进兵团收复锦州，命令五十二军抢占营曰，命令杜聿明（此时杜已被任命为卫立煌的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在葫芦岛设指挥所指挥锦西、葫芦岛之敌由南向北攻击，南北对进，企图重占锦州，再向关内退却。为此，我东北野战军总部（司令部）首长于10月18日至19日向中央军委建议，我军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辽西的新立屯、黑山、沟帮子地区打大歼灭战，各个歼灭退却之敌。10月19日、 20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五次复电指示：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西）葫（芦岛）、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因沈敌决心撒退，你们须用全力抓住沈敌，暂时不能打锦、葫，在歼灭沈敌以前，锦、葫应由攻击目标变为籍制目标。同时，应以自长春兼程南下的十二纵和三个独立师及南满独二师共七个师，配置在营口以北，阻敌由海上逃跑，造成“关门打狗”的形势，就地全歼东北蒋军。①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东北“野司”于10月20日、23日对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作了具体部署：一方面命令在锦州附近的两个师有意向西南佯动，沿途准备大军粮草房舍，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制造攻打锦（西）葫的假象，以调动廖兵团继续西进；一方面命令攻锦（州）主力一、二、三、七、八、九纵、炮纵、六纵十七师分三路秘密东进，挥师东北方向，将廖耀湘西进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地区，以便歼灭之。为实现全歼廖耀湘西迸兵团的上述战略目标，东北“野司”10月21日中午急电十纵：长春十万敌军起义投降，锦州十万敌军被歼，沈阳陷于孤立，廖耀湘兵团企图向锦州突围，与锦西北上之敌会合，妄想夺路逃回关内。

令你们即返黑山、大虎山，选择阵地，构筑工事，顽强死守，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到达后，聚歼前进敌。

黑山、大虎山防线，北临高达千米的医巫闾山脉，南接连绵九十余公里的沼泽地，北宁铁路和大郑公路巧妙地从这二十公里宽的狭长丘陵地带，互不谦让地直穿关内。这宽仅二十公里的狭长地区，正是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走廊，是敌人大兵团行动的必经之路。而黑山、大虎山，恰如沈锦走廊门户的两扇坚实的铁门，开则南北畅通，闭则人车堵塞。此时敌廖耀湘兵团正在新立屯附近，其先头搜索部队已进至离黑山六十公里的芳山镇。我十纵则撤至黑山以北头道镜子一带隐蔽，准备在敌向沈阳撤退时插进新立屯以东，断其退路，如敌西进则退至黑山阻击。一纵三师则进至大虎山西南蛇山子待机。实施这次黑山阻击战的十纵，其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重重的。从敌我力量对比上看，十纵即将阻击的敌军共五个军十二个师，计十万余人。他们有着大量飞机、坦克和上千门大炮配合作战的全美式机械化部队。而我们在数量上仅是一个纵队外加两个临时配属的师（一纵三师、内蒙古骑兵师），计二万余人。在装备上，我们除了步枪、手榴弹，根本谈不上什么飞机、坦克配合。就是所属炮兵，也仅是刚成立不久、炮弹又很少的三个山炮营。一个纵队如此单薄的兵力（另外两个临时配属的师着重大虎山方向）与落后的装备，竟要担负起宽达二十五公里的防御正面，三个师必须同时展开防御阵地，这就意味着，我们黑山每一块阵地都将受到沉重的压力。

从时间上看，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占离黑山六十公里的芳山镇。而我们十纵却尚未进入阵地，仍在距黑山三十公里的头道镜子一带。

何时能赶到黑山进入阵地？赶修出来的工事其质量能达到什么样的坚固程度？等等，这还都是问号。时间如此紧迫，这在防御战史上是不多见的。从自然环境和防寒准备上看，此时恰是初冬。辽西的初冬，北风凛冽，寒凤刺骨。而我们的指战员由于种种原因，尚未穿上棉装，而是穿着不经风寒的单装，既要与敌人战斗，又要与严寒抗争，其艰苦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们十纵等广大指战员并没有被上述困难与艰巨任务所吓倒，他们在东北我军谭政等野战军领导、政治工作部门强大的政治工作作用下，克服了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艰巨任务。就在东北我军部署辽西歼廖西进兵团的同时，以谭政为主要代表的东北我军政治领导工作者，就适时地抓紧了对各部队的思想教育、政治动员等政治工作。

10月20日十时，东总在关于围歼廖耀湘兵团的部署致各纵队的电报中，就号召部队指战员：应忍受疲劳，奋发精神，坚决歼灭廖兵团之五个军，并继续歼灭沈阳周围之敌，解放全东北。①同日，在罗荣桓的授意下，由谭政起草，经罗荣桓修改、审定，以林、罗、刘、谭名义发出了《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动员令》指出：自我锦州大捷，六十军起义，新七军投降之后，东北局势已发生新的大变化。目前敌人已表现极端恐慌与混乱，正准备放弃沈阳，企图向营口、或向锦州、葫芦岛夺路南逃，从东北作总撒退。蒋介石亲到沈阳指挥；沈阳之敌倾巢而窜，进占彰武、新立屯一线；锦西、葫芦岛仍在陆续增兵并与我军对峙中，即为此种总撒退作准备。我军应趁敌人连遭惨败恐慌混乱企日作总撒退之时，乘胜继续大量歼灭敌人，不让敌人逃出东北，争取连续的伟大胜利。目前我们决以我东面打援之部队与攻锦各部首先抓住从沈阳出来之廖耀湘兵团，从野战中歼灭之，对锦西、葫芦岛之敌则实行阻挡。我全军指战员必须洞悉这一变化对我空前有利。由于敌从海上、陆上的退路均已被我堵塞关闭，现已无路可逃。锦西、葫芦岛虽有敌九个师并还有可能增加两三个师的兵力，但由于我阻援部队依托有利阵地顽强阻击，在我锦州战斗前后，已连续打败敌人十数次之进攻，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仍无法前进。现在我们攻势业已加强，守备信心越发提高，敌更无法打过来。敌人在锦州吃了一个大败仗，接连的在长春发生起义与投降，这对敌方士气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必致军心恐慌，并有可能造成瓦解崩溃之势。这样的敌人是最好打的，有绝对胜利把握。长春解放后，我国城部队已迅速南来，我东北全部兵力将更大集中南线作战，兵力之雄厚为空前所未有。

以此压倒优势的强大兵力，杀向居于极端劣势的敌人，是无往不胜的。各部在此形势下，必须以连续大胜仗的雄心，一口吃掸敌人七八个师至十数个师，一次俘虏敌人七八万至十数万，因为客观条件与我之主观力量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在锦州、长春已取得圆满与伟大胜利，但我们决不能满足这一胜利，应该乘胜扩大战果，不让敌人有喘息整理的机会。

由于敌之退路已被堵住，敌必拼命挣扎，企图逃脱其覆灭的命运，故战斗会是极其激烈的，我各部决不可轻敌，不可因为打了胜仗满不在意。必须像锦州战斗一样，以勇猛果敢，前仆后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的精神，争取大胜，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望各部接此电令后，立即进行动员，加紧整理组织，调整干部，发挥人人奋战的决心，以便迅速投入战斗。①谭政起草的上述《政治动员令》用电报发出后，东北我军各纵队、师党委和政治工作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落实。担负黑山阻击任务的东北我军十纵党委立即召开党委会，进行深入，认真的讨论。在动员令精神的鼓舞下，在我军节节胜利大好形势的振作下，与会的每个党委委员都异常兴奋，大家纷纷表示，“我们十纵一定要狠狠、紧紧地把守住黑山、大虎山这两扇铁门，不让廖耀湘兵团从我们手掌心里逃掉一兵一卒！”“人在阵地在，誓死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我十纵队党委会议结束的时候，已是下午六点多钟了。紧接着，我十纵党委、指挥部立即召开有各师师长、政委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听取纵队党委传达由谭政起草、由东北野战军军政首长联名发出的《政治动员令》，听取了十纵党委的政治动员和军事首长的阵地部置。十纵司令员在政治委员周赤萍政治动员后接着说道：“要想打好这一仗，不咬咬牙是不行的！现在野战军首长在看着我们，各兄弟部队也在看着我们。打好了，不仅是标志着东北的全部解放，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又一个‘十万主力军’被我们从他的军薄上一笔勾销；打坏了，十万大敌就将逃入关内，对我们整个解放战争，又将意味着什么呢？那只能说，我们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大家看，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样严重的任务面前，我们对待自己，难道还能有第二个要求么？没有了！要求只能是一个，那就是：只准打好，不准打坏！”各师受领具体防御任务后，师长、政委们纷纷表达战斗决心。散会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钟。

我十纵各师由师领导根据谭政起草的《政治动员令》和纵队党委、首长政治动员内容进行深入的动员后，指战员群情激昂，精神抖擞。

部队按上级命令，火速整装，向黑山、大虎山进发。为了在天亮前赶到阵地，修筑工事，战士们几乎是跑步行军。在清幽幽的月光下，只见战士们身披绒毯，头裹毛巾，迎着扑面寒风，在窃窃私语中，不时发出阵阵快意、爽朗的笑声。一夜行程六十公里，部队赶到黑山，东方已朦胧泛白。22日清晨7 时，我十纵各师相继进入阵地，紧张的修筑工事，在经过各级政治机关按谭政起草的《政治动员令》精神动员和黑山广大群众的大力帮助下开始了。入夜，各师纷纷报告构筑工事的进展情况。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再次指出：“战斗迫近眉捷，时间分秒必争，一定要组织机关、勤杂人员，星夜投入修筑工事：对主阵地的火器、步兵掩体，要保证首先完成！”10月23日上午9 时，尖山子前哨战终于打响了。从10月23日至25日，我十纵在黑山顽强阻击五倍于我之敌，他们在谭政《政治动员令》和野战军其他首长政治工作的动员下，发扬特别能吃苦、不怕死、能战斗的精神，奋力拼杀，只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寸土未进。黑山阻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26日3 时，我北上主力已到达，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敌人已经开始。26日4 时，十纵三个师同时向大虎山以东地区，全线投入反攻。此时，廖耀湘兵团被围困在大虎山以东，已被我东北大军压挤在仅有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宽的狭长地区了。这真是“瓮中捉鳖”、“关门打狗”。10月的辽西平原，划破黑夜的炮火像沸腾的开水到处滚动，枪声密如暴雨，杀声此起彼伏。憋在战士们心里的怒火，得到了最痛快的发泄。经过两整天的追击战，到28日，敌人东北主力之主力，连同廖耀湘本人一起，在这辽阔的辽西平原上，被我东北大军一举全歼，蒋介石的又一个十万大军被埋葬了。谭政等东北我军政首长的政治工作，又在这黑山阻击战的烈火中，在辽西鏖战的硝烟中，得到了血的洗礼，铁的考验。东北我军在歼灭廖耀湘兵团后，不顾疲劳，乘胜向沈阳、营口等地进击。10月30日我军攻占海城、鞍山、辽阳等地， 11 月1 日解放沈阳， 11 月 2日解放营口，残敌一万余人从海上逃跑， 11 月9 日锦西、葫芦岛之敌撤走， 12 日承德之敌第十三军退入关内。至此，东北及热河全境解放，初称“秋季攻势”、后称“辽沈战役”的东北战场战略决战，最后以东北我军的彻底胜利而落下帷幕。在接收沈阳等城市的过程中，在谭政的参与下、东北局曾在一份关于接收城市经验的电报中指出：城市秩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入城部队，特别是部队干部，是否能遵守纪律。①在东北我军向沈阳发起总攻时，谭政等又发出了关于进沈阳部队必须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的指示，并对保护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处理好与外国领事馆及侨民关系事项等，作出六项规定。在谭政等东北我军政治教育下，我入城部队自觉遵守纪律，模范执行政策，给群众留下了“仁义之师”的良好印象，保证了对沈阳等城市的顺利接管。陈云同志在肯定东北我军接收城市政治工作时指出：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入城部队还必须有良好的纪律教育。此次入沈部队很多，都懂得保护工厂、保护城市。今年以来，城市政策教育收到了很大效果。①1948年11月8日，林、罗、刘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辽沈战役的战果：东北我军从9 月12日进行的秋季攻势，部队连续行动、作战五十二天，共歼敌正规军四个兵团，十一个军部，三十二个整师，三个骑兵旅，四个守备总队（相当于师），其他独立团及特种部队、直属部队、地方部队，共四十万人以上，我军伤亡总计为六万人左右。俘虏官兵已收客总数约计三十一万人左右（包括长春新七军投诚）。另有四万余起义（包括第六十军及暂五十二师）。①中央军委一局统计，辽沈战役战果是：歼敌四十七万二千人，其中毙伤五万六千八百人，俘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人，投诚六万四千九百人，起义二万六千人。我军伤五万三千三百二十七人，亡一万四千零一十人，被俘二百四十四人，失联络一千六百三十人，总计六万九千二百一十三人。②11月3 日，中共中央电贺全东北解放。电称：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金歼守敌，并从而完全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全东北军民表示感谢与敬意，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年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③谭政在辽沈战役战略决战中的踏踏实实、丰富多采的政治工作，在东北我军战绩累累的辉煌战果中，得到了验证，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与肯定。此刻的谭政，心情激奋，头脑冷静。他正在为新的政治任务——入关作战——平津战役的到来，而从政治上去运筹。

第十一章大动员兵入关平津在眼前1948年11月19日。辽宁沈阳，东北野战军政治部驻地。冬雪覆盖辽西原野，寒风呼号。会议室里则是另一番景象：炉火正旺，热气腾腾，偌大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大家正聚精会神地聆听罗荣桓政委的讲话。由谭政主持召开的旅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已经进入了最后一天，来开会的同志们有的下午就要返回部队了。恰在此时，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遵照军委指示向全军发出命令：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以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急速入关展开平津作战。军情紧急！谭政与罗荣桓政委当机立断，将会议内容由休整改为入关紧急动员，这样，正在举行的政工会议一下子变成了动员会议。谭政十分清楚，早在辽沈战役进入尾声时，东北野战军总部便根据中央军委10月29日次来电指示精神，于10月30日命令东北我四纵、十一纵等归东北第二兵团①指挥，组成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的先遣兵团，向北平近郊挺进，以配合华北我军发起平津战役。11月8 日，先遣兵团开始从长城冷口入关， 11 月14日到达了蓟县、玉田地区。

这时， 10 月3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来电，再次指示林、罗、刘等：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或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①接到电令， 11 月3 日，东野总部林、罗、刘、谭向东北我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利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与政治动员。

这样，从11月5 日起，各部队根据统一部署，开始休整。

祝捷会、战术评论会、英模功巨大会、战斗总结会、党委会、党支部大会、政治工作会等接连不断，有声有色；配备干部、调整武器装备、补充新兵、争取解放战士、战术教育等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1月4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再次致电林、罗、刘、谭等：休整时间可三十二月十五日为止，以便有几天时间开纵委会及师委会，分两项议程，专门讨论反无政府状态及整理纪律问题，并各自通过两项专门决议。①东野首长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以及谭政经过慎重研究，于11月17日向军委发出关于东北主力提早入关有困难致中央军委电：中央军委：（一）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需要以大力解决这一问题。过去固忙于决议后问题的处理，还来正式向战士解释此问题，正布置通过各种方式解释此问题。同时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二）为争取能迅速完成出动的准备工作，我们已于十四日将原订之整训计划改变，集中在战士中进行解决入关思想及争取巩固补充新战士及俘虏战士工作，及在干部中反无政府无纪律的教育，已将军事教育改在将来行军作战的机会再进行。各纵均提出要求延长休整时间，我们未予答复。（三）此次秋攻（即辽沈战役——笔者）一纵伤亡较小，虽可提前入关，但该纵现在沈阳。三纵在锦州便于入关，但该纵在秋攻中伤亡共一万余人，需要必须的体整。

我们拟争取现在海城、营口之第九纵和黑山之第十纵尽可能先出动。

林、罗、刘、谭筱十四时当日晚10时，中央军委电示林、罗、刘，提出东北野战军提前于11月25日左右入关作战的行动方案。电文中指出：……

（三）由于上述种种原国，望你们郑重虑下述两个方案：（甲）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二十五日（戌有）左右起向关内开动，预计现在锦、义地区的部队，下月十日（亥灰）

以前可到天津、唐山地区，如敌正在南撤，我可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如敌尚未开动，我可抑留该敌，继续休整，并修复北宁路，然后大举歼敌。（乙）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体整到十二月半，然后南进。即是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于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先在长江中游作战，逐步东进与刘、陈会攻京沪。以上两方案何者为宜，望考虑电复。

军委十七日二十二时11月18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林、罗、刘，令其立即入关，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二）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军委十八日十八时这样在毛泽东、中央军委三令五申的催促下，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作战，并于11月19日复电中央军委：军委：十八日十八时来电敬悉。我们决遵来电于二十二日出发，详细部署另电告。

林、罗、刘皓九时半短短十几天里，军情发生一系列紧急变化，这使主管全军政治工作的谭政觉得骤然增加了政治工作的难度与力度。趁着罗政委讲话的间隙，谭政赶紧清理了一下工作思路。按他的初衷，辽沈战役结束后，部队利用一定时间的休整机会，全军上下应该进行一次必要的思想教育与政治整训。因为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东北野战军内思想工作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难点是东北籍干部战士不愿意离开家乡入关作战。比如，在先期入关的四纵、十一纵中，就有为数不少的战士和基层指挥员开了小差，四纵五天里就跑了五百多人，十一纵在七大里溜号的达六百人之多！在沈阳举行的东北野战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旅以上干部对部队面临的思想状况反映十分强烈。谭政及时向罗荣桓政委汇报了这次政治工作会议情况。他俩都认为这是东北野战军内部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并准备利用辽沈战役结束后一个月的休整时间加以解决。这次由他主持的东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正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使全军将士端正思想，以便遵照中央指示，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实现中央军委统一的战略布置。现在，急速入关作战的命令一来，会议突然变成了动员紧急入关的会议，原定的部队休整及思想教育计划实际上已被取消，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只能放在行军前的短暂动员和行军途中来进行了，谭政觉得身上的担子陡然间重了许多。看到罗荣桓政委即将结束讲话，谭政将恩绪又拉回了会场。轮到谭政发言了，他清了清嗓子，胸有成竹，作了即席讲话。他言简意赅：“我们这个会是没有时间再开下去了，书面指示也来不及发了，各纵队首长返回部队后，立即进行入关作战紧急动员。告诉大家，我们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刚刚胜利结束，即行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和华北野战军一起，共同战斗，担负最后解放全华北的战略任务，是非常光荣的。部队的行动口号是‘打到关里去，解放全华北，解放全中国！’”接着，谭政特别强调指出，政工干部务必在行军途中边行军边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他号召机关干部要跟随连队，做好工作，解决问题，尽量把工作做得深入一些，细致一些。

会议结束后，各纵队领导立即赶回部队进行紧急思想动员。谭政更是顾不上休息，连夜起草《平津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强调急速入关进行平津作战的必要性、迫切性，指示下发各纵队后，不仅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士气，也为解决东北籍某些指战员不愿入关作战的思想障碍，打开了一个“通道”。

11月20日，谭政又接到了中央军委来电：部队行动须十分荫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科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固此除部队行动应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林、罗、谭令新华社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谭政立即与政治部其他领导和工作人员一起认真策划，严格教育部队行军要坚守秘密，又责令新闻单位制造假象，以迷惑敌人。11月下旬，东北的寒潮已经降临。然而，山海关地区却变得热火朝天，春意盎然。白天，这里西风呼啸，关河冷落；夜晚，人如流水，车如铁龙，一片繁忙，成千上万的部队从关外涌入，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支漫长的队伍，当它的先头部队已在平古线上杀声震天，旗开得胜之时，它的队尾还在沈阳。东北野战军兵分三路踏上了一千六百多华里的入关征程。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战已经拉开帷幕。11月底，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林彪笑着对参谋长刘亚楼说：“我不入关还是无敌之将，一入关便成了汉贼曹操。”“为什么？”刘亚楼不解地问。“魏蜀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的是多少兵？”林彪反问刘亚楼。“号称百万，其实只有八十三万人马。”刘亚楼回答道。“我们入关，带了多少部队？”林彪一语道破。刘亚楼心下释然：东北野战军号称百万，实际兵力也是八十三万。八十三万大军浩浩荡荡进关，其思想政治工作的艰巨、复杂性可想而知！作为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之中。从出发前的战前动员，到行军途中的电传文件，从提高士气，到执行纪律，他倾注了大量精力，从而使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出发前，各部队都把庆功会变成了动员会，战士们喊着打到关里去，攻占北平，解放华北，到早先皇帝坐的金銮殿上去召开更大的庆功会，各连队纷纷订立行军计划，开展“反对怕胜利，反对怕进关，反对讲怪话”活动。行军途中，指战员们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了“三光”、“三不要”，即炕上扫光，地下扫光，碗盆洗光，不要老乡伺候，不要老乡担水，不要用老乡的碗筷，赢得了沿途老百姓的爱戴。入关途中，在谭政指示下，各部队还针对不同思想状况，开展了灵活多样的宣传、教育、鼓动、表扬活动。针对个别战士在进关途中产生的后退思想，同志们马上善意提出批评、帮助，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某部侦察连战士侯绪田还专门创作一首快板《站稳立场》，通过文艺形式进行帮助与教育：东北敌人消灭完，解放华北和中南。

有的同志怕进关，脚底擦油向后转。

开小差，不好看，仔细听我说一遍。

白天不敢走大路，饿了没人来管饭。走在路上怕盘问，晚上露营在道边。就是算你回了家，亲戚朋友冷眼看。固小失大恨常在，光荣历史化成烟。劝君立场莫动摇，勇敢闯关去作战。

某纵队“九一”部五连战士常展禄写诗表场两名炊事员：快点报，快点言，优点就向大家传。赵泽臣，周子连，都是一排炊事员。从东北，进了关，整整走了二十天。半路上，加油干，专门能做小米饭。又清洁，又香甜，吃了一碗又一碗。不撒米，不费柴，打到华北有贡献。

多种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突出成效。许多东北籍的战士表示：关里的老大哥帮助俺们解放了东北，俺们就应当进关帮助他们解放华北；华北籍的战士更是意气风发，庆幸自己能亲身参加解放家乡的伟大事业。大军来到大凌河边。战士们面对着这宽有二里，水齐胸，即将封冻的大凌河是那样满不在乎：干部们首先跳下河去，共产党员们背起身体较弱的同志，战士们粑枪支弹药挂在脖子上，在波浪一个高过一个的急流中，大家手拉着手，高唱着前进的歌，横渡大凌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对着战士们赞叹地说：“从古至今，没见过哪个队伍能这样涉过大凌河。”由于出色的政治工作，在一千六百华里的进军途中，战士们与沿途人民相亲相爱的鱼水之情，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首庄严美丽的史诗。一路上，无论是关外还是关内，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广大人民对东北野战军表示了无比的关怀和热爱。他们冒着风雪为解放军修桥补路，烧水做饭，洗衣缝鞋，问寒送暖，高搭松柏彩楼，扭起秧歌，打着锣鼓，日日夜夜地等待着欢迎和欢送自己的军队。当他们看到战士们时，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涌上前去，把早已准备好的鸡蛋、手绢、花生、红枣塞进战士们的口袋里。当队伍驻下时，他们又像迎接客人似地烧热了炕，要战士们睡在炕上，自己睡在地下。渠梁河村妇女会主任高治华等五人，拿出自己多年积蓄的六十五万元边币，买布做袜套、做军鞋时，灯油点光了，便用苞米秸点火照亮，继续不停地赶做。沿途人民对战士们的爱戴，给了战士们莫大鼓舞，战士们纷纷表示：坚决打下平津，回答人民的热望！与此同时，一路上战士们也像人民热爱自己一样，热爱着人民。他们无论是走在自己曾经苦战三年的东北。或途经北宁线，进入平津近郊，都忠诚地自觉地遵守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爱护人民的利益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每到一地即帮助房东挑水、劈柴、扫院、挑粪、铡草、喂牲口，忙个不停。有一个纵队，是从喜峰口进入华北的，当他们进到热河南部，长城口边时，发现该区居民由于被蒋军三年来的大肆抢掠，家家户户都陷入吃谷糠和穿破单衣度日的绝境，全体指战员马上提出：“宁愿自己少吃少穿些，也不能让阶级弟兄受冻受饿！”战士们纷纷脱下衣服，抽出毯子，给蹲在炕头冻得发抖的贫雇农披上。仅仅一纵队就给当地居民献出了东北流通券二千八百余万元，粮食六千余斤，毛衣、毯子、被单、鞋子一万四千余件。当地居民得救了，他们拉住战士们的手，流下了感激的热泪。出色的政治宣传工作，结下了累累硕果。谭政感到分外欣慰。

12月12日。

河北蓟县，东北野战军总部。

呼啸的北风不停地刮着。

谭政埋头起草政治工作指示。遵照中央指示，谭政会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东野首长，率轻便指挥机构，从沈阳乘火车到锦州，尔后乘吉普车，经义县、彰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于12月7 日抵达河北蓟县县城。刚刚落脚，谭政来不及休息，便投入了工作中。他经过深思熟虑，起草了一份《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的指示。12月11日，这份指示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的名义，电告了中央军委。

电文指出：（二）目前形势于我极其有利。敌在全国虽有五个战场（平津、太原、西安、武汉、徐州），但兵力最大、对于全局有决定作用的，仅为两个战场，即徐州战场与华北战场。

此两大战场现均处于危境。……华北敌人在南线敌人遭受严重挫败与东北我军大举入关之后，已感极大孤立，军心恐慌，进退失据。……东北我军与华北友军会合后，我作战兵力已达百万人以上，这样雄厚的兵力，是华北敌人所招受不了的；又有我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到现在的广大老解放区，我全部歼灭华北敌人，攻占平、津，甚有把握。

（三）如我能作到全歼华北敌人，占领平、津，这将是一个极大胜利。不但华北全境可获解放，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且在华北我军歼灭傅作义，华东中原我军歼灭杜章明各军之后，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年即无主力。那时长江以北局势即可稳定，全国胜利的基础从此即可巩固建立起来。故这一作战关系极大。华北敌人数量还相当众多，其中若干部分且有战斗力，必须经过激烈的战斗方可取得胜利，任何轻敌观念因而放松作战准备，那是极其有害的。望各部到达集结位置后，即以此进行作战动员，鼓励士气，振奋全军，不骄不躁，为消灭傅作义及华北全部敌人而战。这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四）其次，由于冀东与华北解放区人民对于东北我军入关作战寄以热烈厚望，而我们作战亦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否则就不可能进行胜利的作战。同时还由于我们所攻占的目标，又是平、津等大都市与文化商业中心，我军的行动必为全国人民与国际人士所注目。这就需要我军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成为团结人民、团结友军、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如果我们不切实整顿纪律，如果我们之中有一部分不守纪律，我们就将受到广大人民及友军的指责和鄙视；我军声誉与我党在中外人士中的政治影响，必致同遭损失。为了整顿纪律，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觉悟程度，必须：第一、力戒骄傲，任何对于人民、对于友军、对于地方机关团体骄傲不谦虚的表现，在他们面前以劳苦功高与以主力军自居的表现，以及粗暴无理的表现，是绝不允许的，必须反对。第二、为了主动的团结友军，应在各种场合给他们以可能的关切与照顾（例如在行军宿营或作战之时），充分发扬我军的友爱互助精神。而在发生争执与纠纷时，不论有理无埋均应忍耐、退让，检讨自己，原谅对方，宁可自己吃亏，不可因此伤害对方情感。我们的口号是：田结至上，团结战胜一切。第三、在城市工作与城市政策问题上，严格执行军队保护一切原封不动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许多部队必须检讨，不从政策观点统一集中观点出发，而从自私自利目无纪律的本位主义出发的思想与严重的现象，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正。

林、罗、刘、谭亥真谭政起草的这一指示，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强烈的针对性和鼓动性、宣传性，下达各纵队后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此刻，谭政又伏案疾书，不时地停笔沉恩。窗外凛冽的寒风打得窗户瑟瑟作响，他丝毫不受干扰。由于东北野战军已经进入华北，并且先后抵达平津地区，完成了对平津、塘沽之敌的分割包围，大战一触即发，谭政洞察全局，认为有必要就平津作战做好政治鼓动工作，以此鼓舞指战员战斗情绪，提高部队土气。为此，他正在草拟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的指示，他写道：全部歼灭华北敌人，夺取平津、塘沽的作战，是一个巨大规模的作战。凡到达集结位置的部队应即鼓动作战；尚未到达的在进关后，立即利用行军空隙鼓动作战，要不怕疲劳，勇敢地接受任务。各级政治机关须以全力到下面去鼓动作战。为了鼓励士气，克服逃亡，在动员问题上，应广为利用冀东群众对我军的热烈慰问与鼓动，以驻村为单位发动群众，组织慰问团，向部队问寒同暖，热炕、洗衣、缝补破衣，军民开联欢会，一方面表达群众对军队的热望，鼓动全体指战员，准备决心全歼华北敌人，攻下北平、天津、塘沽，为解放全华北而战；另一方面部队亦可派出代表讲话，表示决心，决不辜负群众的热望，等等。

办法，在沿途行军中，屡次见效，望各部注意采用。①12月12日，这份由谭政起草的《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的指示》，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及时下发到各纵（转师）及兵团政治部。就在这个时候， 12 月11日，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平律战役参战部队统归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指挥的决定，决定指出：东北我军正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望华北军区即令七纵及冀中军区与林、罗、刘、谭接通电话联系，向林、罗、刘、谭报告情况，接受任务。

这样，谭政关于平律战役政治工作的部署，无疑成了整个战役参加部队的政治工作指导原则。谭政的政治工作才能为更多的同志熟知。1949年。平津前线。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1 月10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正式组成了平津战役总前委，并且负责与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谈判，而部队攻打天津的作战指挥，主要由刘亚楼负责，谭政掌管部队的政治工作。元旦刚过，白雪铺地，寒风凛冽。谭政带领政治部的同志又下参战部队巡视了。他身披棉军衣，步履匆匆，径奔前沿战斗连队。谭政一向认为，大战前夕，政治思想工作丝毫不能忽视，士气关系到战役的成败。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又是华北商埠，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天津守敌有十一个师（旅），共十三万人之多，敌人还筑有坚固的城防。因而攻打天津比攻打锦州规模要大得多，为了这次攻克天津的战役，我军投入兵力超过敌人的两倍，并且有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协同，可以说是一次多兵种联合作战行动。所以，他认为，这种战略态势，势必要求政治工作必须从各方面予以有力保证。部队进入攻坚战的各项准备时，谭政就指示各级政治工作部门要积极做好政治动员工作。他号召全体参战部队要“打响进关第一炮”，争创打仗好、团结好、政策纪律好的“三好”战斗连队。同时，他亲自深入参战部队，调查了解指战员们的思想情绪，针对现实问题，面对面指导，就地帮助解决。谭政还在参战部队中大力提倡军事民主，把政治工作做到各项战备工作中去，大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攻城开始前夕，谭政又抓紧对部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宣布了入城纪律，提出了争取“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等口号。

这些口号和措施，保证了攻打天津部队模范地执行城市政策和纪律。1949的1 月3 日，参战各部队扫清了天津外围据点。1 月14日，总攻开始了。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激战，15日下午3 时许，我人民解放军全歼天津守敌，活捉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宣告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5日，谭政随东北野战军部队，冒着硝烟，进入天津市区。攻克天津之后，谭政受命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与黄克诚主任等一起，负责接管这座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华北第一大工商城市。谭政立即着手检查部队在天津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情况，督促入城部队严守纪律，保卫胜利成果。l 月19日，一份由谭政撰写《关于攻津部队作战勇敢纪律良好及战后情况》的报告飞报中央。l 月21日，中央军委批转了这份报告，并且指出：两电（另一电为林、罗转发第九纵队执行政策纪律情况致各首长并报中央军委电——笔者按）转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委及各军区并转所属，据以鼓励士气，增强纪律。所有攻击天津各部队，凡战斗英勇、纪律良好者，应予通令嘉奖……①1 月31日。北平。金色的阳光，洒满北平古城的大街小巷。虽然已入寒冬，可即将解放的北平却没有丝毫寒意。

熙熙攘攘的人群，组成沸腾的巨大人流，在这获得新生的城市中激起阵阵“热浪”。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命令所属驻北平国民党军队一个总部、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和特种部队、保安团队共二十五万余人陆续出城，开往指定地点听候整编的基础上，我人民解放军卫戌部队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伟大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日子里，谭政在部队政治工作方面，又显现了他的不凡与高超。就在平津战役展开之初，谭政这时除了主抓部队战前的思想动员、政治鼓动而外，还针对北平文化古都和天津商埠大城市以及外国领馆多面容易引起涉外事件等特点，特别注重抓了部队执行好城市政策纪律问题。他强调指出，要做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模范。

谭政还主持制定了《人城须知》和《约法八章》，提出了争取“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三大口号，并且印成小册子下发部队贯彻执行。北平和平解放协议未达成之前，我军也曾准备军事解决。这时谭政特别强调在战斗中“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又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谭政教育部队，对北平问题，是争取和，立足打。1948年12月14日由谭政起草，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署名的《关于部队入城纪律致中央军委电》表达了谭政对部队入城纪律的严格管理与精心设计。电文提出：军委：我军攻占北平后，关于该市之接收与管理，中央已指定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

但在军管会人员尚未入城或入城后尚未接收以前，我入城部队需以全力保护维持秩序，防止抢劫与破坏。我入城部队必须切实遵守纪律，不得违反纪律。兹提出下列数端，望各部立即进行教育，并在入城后即照此执行：（一）保护学校及文化古迹名胜，如平市各大学、图书馆、公园及故宫博物馆、西山、香山、[ 中] 南海、北海等名胜，尚需派兵保护，防止偷窃与破坏。在秩序未恢复前，拒绝参观。学校则一律禁止驻兵。（二）敌人经营管理的各种工厂、仓库、堆栈、银行、医院及党政军办公机关、官舍、公馆等，由部队派兵看守，所有这些地方物资、汽车、用具一律不许搬动，文件档案不得乱翻，必须原封不动，等候接收。（三）平市外侨较多，且有各国的领事馆，其住址多在东交民巷，我军入城后对于外侨及其领事馆人员，应采取保护政策，其合法权利，完全予以保障，不许侵犯。按照中央指示，在军事管制时期，为了防止特务与坏人捣乱，我军有派兵保护其领事馆一切安全责任，应派人向其说明我们的此种责任。但在站岗保护领事馆时，对领事馆出入的人员及领事馆内部，都不实行人身和室年检查，而只应注意有无捣乱分子在领事馆附近或是否向领事馆捣乱。应教育部队对待外侨及领事馆人员，需以礼貌相待，不得调戏、讥笑或故意刁难。如发现他们之中有特务间谍嫌疑和破坏行为者，亦应报告上级处理，不得擅自行动。

（四）被指定入城之机关部队，必须服装整齐，保持清洁，并注重礼节及军纪教育，使为广大市民及各界人士所尊重。（五）实行纪律赏罚制，凡保护有功与遵守纪律优良成绩者，当予以奖励；其有不尽职责，致引起破坏和违反纪律之个人与单位，则需受到批评与惩罚。

私自搬去物资，不论多少，均须责令退还。只要我军各部遵守纪律，不争夺物资，严格做到缴获归公，方可达到合理分配。（六）准备以四纵及二兵团政治部人员进入北平，担任北平城防及城市工作。望四纵、二兵团政治部加重此项教育，并对此作各种准备。但其他部队亦需进行此项教育，以便必要时征调入城及在尔后攻占天津时作为进入天津的准备。

林、罗、刘、谭亥寒十三时同时，谭政还指出，要使指挥员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北平和平解放协议达成后，谭政又起草，以林、谭名义致电给准备进入北平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首长，指出：你们将来进驻北平时，入城部队（暂规定为一个师）须准备一个班或半个班为单位守备机关、仓库，应严格纪律教育，注意服装整齐，注意礼节，绝对不准无故鸣枪，无事不准出街，外出必须请假。房舍年的东西不准搬动，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准随地大小便，不准入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①北平警备部队，认真贯彻林、谭指示精神，党委专门作出决议，严格要求部队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提出对北平的工商业、市政文化建设、名胜古迹、学校以及仓库物资等等，“只许看管，不许动用；只许保护，不许破坏；空手进去，空手出来。”此次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队接受和平改编，可以说是轰动世界、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产生了解决国民党残余武装的“北平方式”。但从军队的政治工作来说，一下子改编这么多的军队，使之成为人民解放军，这在我军建军史上既是罕见的，其任务自然也是复杂、艰巨、繁重的。而这个政治任务，又偏偏落在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的肩上，这可使谭政大费脑筋。在改编傅作义部队过程中，谭政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当时，对傅作义军队改编方案中，规定有这样的内容：对于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人员，愿留在解放军中工作的，必须经过训练，再行录用。原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愿学习改造的，按其工作职位与程度，分班组织学习。凡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属均与解放军同级干部和军属享受同样待遇。愿意回家的，一律按原薪发给三个月薪金，一切私人财物均可全部带走，并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发给车票，在解放区沿途供给食宿（包括家属在内）。改编方案还特别规定：凡在解放区居住的国民党军官，回家后可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回家的国民党军人，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

谭政和平改编傅作义部队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周到全面的政策规定，极大地感化、教育、改造了其部队官兵的思想，使愿去者高高兴兴，愿留者安安心心。谭政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于1949年2 月2 日给我军平津前线指挥员发来贺电。贺电称：庆祝你们解放北平、天津，从而在基本上解放了全华北的伟大胜利。

你们在华北两个月的作战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兵团部，一个警备司令部，四个军部，二十四个整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约二十六万余人，迫使北平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及其所部一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二十余万人接受和平条件，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凡此伟大胜利，都是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军民协力奋斗和金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赞助的结果。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陷于四分五裂动摇崩溃的境地，除了彻底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为全国人民所拥护的八项和平条件，遵循人民的意志和北平的范例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外，它就将彻底地被歼灭。现当伟大的北平古都被解放的历史节日，特向我全体英勇的三百余万人民解放军致敬意。一切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①中共中央对东北野战军平津战役的高度评价和肯定，也包含着对谭政平津战役政治工作的高度评价和肯定。1949年2 月3 日。北平。

火红的朝阳照耀着解放了的北平。早春的古城沉浸在沸腾、欢庆的节日气氛中。今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解放北平亘古未有的盛大入城仪式。人民解放军坦克、装甲部队、炮兵、骑兵、步兵，一路从南面永定门入城，一路由西北面西直门入城，会合之后向南开进，由西长安街转和平门，向西出广安门。这浩浩荡荡的行列，从上午10点到下午4 点钟，前头已经出了和平门，后头还在永定门拥进。

这天，从早晨起，北平的人民就一群群一队队地向北平前门广场拥去。9 时半，谭政随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出现在前门箭楼上。这时候，前门广场上，人如海洋，旗如潮涌。人们高举着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像，在欢歌笑语声中蠕动着。

10时，四颗象征着四个野战军的照明弹升上天空，庄严隆重的入城式开始了。远远地从北面，从前门那边，黑压压地一片人迎上前来，前头一面欢迎大旗迎凤飘荡；从南面，人民军队的头一辆带队的装甲车，摇着一面红色指挥旗，朝着欢迎的人群驶来。随后是高悬毛主席、朱总司令肖像的四辆红色胜利卡车，满载着乐队，铜管乐器金光闪闪，吹奏着雄壮的进行曲。装甲车部队一条线似地跟接在后面。在珠市口一带，部队与欢迎的人群相遇，欢迎的人群在左面，部队在右面，欢呼雷动。招手呀！呼喊呀！多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不一会儿，人群拥了上来，他们跑进了解放军行列里面，一下拥抱在一起，一时队伍难于向前行进。就这样在欢呼人群的包围、簇拥下，队伍陆续向前门广场前进。12时，人群里又响起一片欢呼声，人民的英雄炮兵出现了。绿色的道奇卡车牵引着各种大炮向前门广场驶过：一门巨大的榴弹炮上，骑着一个北平的小孩子，他骄傲地高举着手里的旗子笑着过去了。其他几门炮上，有的站着五六个女学生，有的几名邮政工人站在一起，有的坐着商人。1 时10分，突然谁发现了前门牌楼那边冒起了青烟，喊了声：“我们的坦克来了！”一阵坦克轰隆隆的声音传了过来。

第一辆坦克从远而近，一个青年学生挥着两只手，站在坦克的炮塔上，狂热地喊：“万岁！”“万岁！”戴着无檐皮帽的坦克手，从坦克里露出半身，向人群招手，微笑，敬礼。坦克部队后面是摩托化警卫部队，卡车上一色绿的钢盔，雪亮的刺刀，闪闪发光。顷刻，一片“东方红，太阳升……”歌声响彻天际。远远好像一片麦浪涌动，近来一看，原来是戴着皮帽子的人民骑兵来到了。人们喊呀！叫呀！鼓掌呀！把五彩的红旗抛到了天空。“的哒的哒”的马蹄踏着柏油马路，那样雄壮整齐，骑兵们手中的马刀闪着缕缕寒光。

骑兵后面就是英雄的步兵。这时，作为前导的军乐队一出现，人们的欢腾即刻达到了顶点。英雄的部队一支从永定门进城，一支从西直门进城。一个是被敌人称作“暴风雨式的军队”，一个是“塔山英雄部队”。一个胸前挂着六枚奖章的战斗英雄，被人们热烈地围着，拉着……宽阔的前门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此时，欢迎、欢庆的人们，已经站了近一天，他们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依恋地舍不得这些英雄们。他们与行进的队伍汇合起来，高唱着：“我永远跟着你们前进……”。随同林、罗、聂、叶站在前门箭楼观礼台上的谭政，此时百感交际，回首从家门到井冈山，从瑞金到延安，从辽沈战役到平津之战，他心中充满无限的激情。今天北平盛大的入城式，标志着历时六十四天平津战役宣告结束，意味着他为之奋斗的政治之花，结出丰硕的军政之果。一个月后，林彪、谭政等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他们极为喜悦地听到了毛泽东以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对北平入城式的称赞和高度总结：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①1949年3 月25日，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城，毛主席进驻香山双清别墅。3 月27日至4 月5 日，第四野战军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决议》。在会议期间，3 月3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在香山接见并宴请了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林、罗、刘、谭等亲自聆听了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指出：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遵照毛主席的号令，谭政等告别了昔日辽沈、平津的辉煌，又坚定地迈向了南下征战的途程。

第十二章驰中南巧谋兵剿匪政策清1949年4 月11日。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四月的北平，阳光明媚，春意盎然，中山公园内百花争妍，姹紫嫣红，正是游园赏春的好时节。但是，今天的中山公园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不对游人开放。原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正召开军事动员会议。主席台正中间，一位身材魁梧、四方大脸、浓眉大眼的高级解放军将领，操着满口四川话，挥动着大手，正在说着富于鼓动性的讲话，这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他正在向准备南进的四野部分连级以上的指战员，作南征动员报告。而坐在朱德身边主持会议的，正是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朱德红光满面，意气风发，他首先给与会者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大家都知道，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之后，我们又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这就是说，国民党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已被我们歼灭了，剩下的一百多万部队，部署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进行一线式的防御。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不会很久了，全中国的解放很快就要到来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企图用各种阴谋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获得喘息的时间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这完全是痴心妄想！因此，我们要遵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毛主席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坚定不移，奋勇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朱德号召四野全体指战员，要认清当前的斗争形势，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横扫一切敌人，到长江以南去，解救被国民党欺压下的千千万万的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他要求大家，跨上战马，飞速前进，向全国进军！

同志们被朱总司令的讲话所激励。一时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为江南受国民党欺压的兄弟姐妹们报仇！”“向全国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声震动着音乐堂。接着，朱总司令针对一些同志由于不了解南方情况而产生的怕若、怕热的思想，介绍了江南的风土人情。他风趣地说：“听说有的同志害怕南征的艰苦，害怕江南的炎热，甚至有的说把苞米面贴在墙上马上就熟了（下面出现笑声），你们不要笑哇，这说明有的同志不了解南方。我可以告诉同志们，祖国的江南也像北方一样可爱，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如画，好得很哪！我的家乡就是四川，那里是天府之国，四季翠绿，鱼米之乡，富庶得很哪！南方是人人向往的地方。”他有力地号召：“同志们完全可以打消顾虑，就是遇到天大的困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前的困难比起红军时的长征，比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扫荡，就算不上什么困难了。希望同志们打消顾虑，同时也要作好克服困难的充分准备。这样我们就无往而不胜！”总司令的教诲与期望，语重心长，句句刻在大家的心坎上，印在脑际里。与会者个个精神振奋，信心百倍，高呼口号，表达自己的心声！

坐在朱德身旁的谭政也被总司令生动、深刻的动员所激励，被同志们激昂的情绪所感染，他操着满口的湖南话，铿锵有力地说：“朱总司令的指示，对于我们四野指战员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我们四野全体指战员一定不辜负总司令的教诲和期望，发扬老红军、老八路的革命传统，在南下的征途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政治部主任，谭政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说：“目前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毛主席的号令，我们四野准备南下作战，从总体准备上是充分的。我们通过平津战役后两个多月的休整比入关前的休整充分得多了。但目前问题也不是没有的。入关前，有的指战员怕入关，不愿离开东北，现在要南下、有的指战员怕南下，不愿离开北京。甚至有的说，‘这回我北不出关，南不过江’，革命到头、大功告成的思想还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还要利用南下行军和战斗间隙，作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战胜和克服南下作战中各种困难，包括北方籍战士不习惯南方的自然环境以及南方炎热、空气潮湿、蚊虫多等困难，按着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戒骄戒躁，把革命进行到底。”谭政的总结，虽然简短扼要，但却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使四野指战员有了长途跋涉，南下作战，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朱总司令的动员和谭政的总结会结束了，大家都依依不舍不愿离去，长时间的掌声响彻音乐堂，响彻中山公园的上空。

会议结束后，与会指挥员纷纷返回部队。经过简短的会议精神的传达，我四野主力七十余万人结束了两个月的休整，于当日（4 月11日）起，分三路沿平汉路、津浦路、平大公路南下，开始了驰骋中南消灭国民党和清剿匪寇的征战。

四野的中南征战，是按着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

早在1949年1 月6 日至8 日，中共中央就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部署向全国进军问题。担任进军任务的几支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陈毅、罗荣桓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中央军委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中原军区部队及坚持敌后斗争的人民武装，消灭该地之敌，解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实际上，在四野主力出发之前，按着中央军委指示，为配合华东、中原野战军3 月中出动，四野于2 月19日派出以肖劲光为司令员兼政委、陈伯钧为副司令员、唐天际为副政委、解方为参谋长由四十军，四十五军共十二万人组成的第十二兵团，为四野南下先遣兵团，从北平市郊先后出发，沿平汉路东侧，跨越华北平原，跋涉二十余天，于3 月下旬，先后到达郑州以东、陇海铁路以北地区。4 月下旬，按着中央军委部署，四野主力正向湖北境内推进。5 月初，四野总部电令先遣兵团发起渡江战役，5 月14日，先遣兵团以第四十军两个师沿平汉路向汉口进逼，打击可能南逃之敌，并相机占领武汉三镇；以第四十五军向汉口以东之团凤、武穴沿江一线发起攻击，并夺获百余只木船，乘胜渡江。江南守敌仓惶南逃，第四十五军冒雨追击。截止6 月初，先后解放了大冶、阳新、九江、武宁、安义等城市，奉命停止于武宁、安义一带。沿平汉路向汉口挺进的四十军一部，于5 月16日解放汉口， 17 日配合江汉军区部队解放武昌、汉阳，武汉至此宣告解放。

在解放江西南部地区以后，9 月下旬向广东挺进， 10 月2 日发起广东战役，歼灭余汉谋集团六万二千余人。11月6 日，四野发起广西战役。至14日，我军先后占领镇南关、隘店，控制了中越边境，除万余人逃入越南外，白崇禧桂系部队全部及其所指挥的蒋军一部共十七万余人，全部就歼，实现了中央军委的部署计划。在四野南下作战的艰难远征与浴血奋战中，谭政一贯倡导的政治工作，始终与之相伴随，并为其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精神上、政治上的保证。

此前， 1949 年3 月，全国实行统一序列，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谭政仍任政治部主任。正当四野主力按着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统一部署，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国民党控制的中南进军时，四野政委罗荣桓突然病倒了。谭政被任命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此时他刚刚完成原北平傅作义国民党的改编，妥善安置了大批原国民党军官和士兵，立即转入南下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四野全军开展了以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整训工作、对部队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提出的行动口号是：“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方法是：结合传达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在部队干部中深入进行加强集中统一，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加强团结，反对骄傲自满；加强党委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包办；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享乐思想，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等等。同时，谭政还向四野全军部署了进军中南和接管城市、开辟新区的方针政策教育等。通过上述一系列政治教育，使四野部队，无论是南下先遣兵团，还是南下主力部队的进军，都能保持高昂的革命士气，发扬不怕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保证了南下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

1949年5 月下旬。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地。初夏的南国已是多雨季节，霪雨靠靠，雾气缭绕，但武汉三镇却到处是欢歌笑语、旌旗满天，沉浸在欢庆解放的节日气氛中。在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驻地会议室里，经中央军委任命的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谭政，正在主持军管会会议，主要研究驻武汉部队的入城教育及城市管理的有关事宜。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是武汉解放后由中央军委直接任命、组成、派驻的。其成员有谭政、陶铸、肖劲光、倪志亮、唐天际、张平化等十三人。谭政为主任，陶铸为副主任。肖劲光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倪志亮、朱涤新任副司令员，谭政兼任政委，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被留在汉口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是南下先遣兵团的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汉阳则由武汉军区派出的一个旅驻防。此次，谭政回到武汉，心情十分激动，夜不能眠。想当初， 1927 年3 月，二十一岁的他，正是从这里，经大舅哥陈赓的介绍，投笔从戎，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走向革命道路的。今天， 1949 年5 月，四十三岁的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又回到了武汉。当初的武汉，黑云压城城欲摧，今日的武汉，阳光普照庆解放。谭政此次的驻汉，任务又是十分艰巨的。作为军管会主任，作为警备司令部政委，他不仅要负责武汉三镇的城市全面整顿与管理，还要负责驻汉警备部队的全面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解放武汉的四野南下先遣兵团，在其解放武汉之前，就己按着谭政的要求与部署，全面贯彻与落实谭政关于政治工作的有关指示，并在艰难行军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先遣兵团的第四十五军，按着中央军委部署，于1949年2月25日提前率四个师，从北平附近的通州、香河地区出发，经安次、任丘、南官、大名、濮阳、开封、兰考、项城、汝南、宣化店、新县等地，向鄂东大踏步前进。沿途受到人民和兄弟部队的热烈欢迎，对部队鼓舞很大。

每到一地，当地群众或兄弟部队，都预先给其准备了给养供应和宿营房屋，减少了行动的困难，大大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同时，在谭政总体部署下，军政治部针对行军途中出现的怕苦、怕累、怕难和初到南方生活不习惯等而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对部队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行军中，部队普遍发扬了团结互助精神，特别是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保证了部队的顺利行动。很多战士脚上打了血泡，仍坚持不掉队，下决心说：“爬也要爬过长江去！”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徒步行军，全军穿过河北、河南平原，通过黄河泛区，翻越大别山，于4 月8 日先后进抵湖北东郊之黄安、河口地区集结，行程达二千六百余华里。4 月21日，全军向前推进到江北宋埠、浠水地区待命。此时，赖传珠同志从北平赶到军部，向全军团以上干部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与谭政的学习要求指示，部队又为之一振，使部队的士气与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为后来四十五军的多打胜仗，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部队渡江前休整期间，部队又传达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了谭政在平津战役期间提出的入城部队“约法八章”与“三大口号”等，从而为后来武汉的解放、城市秩序的维持、部队纪律与城市管理作好了准备。此次，武汉解放，市政管理，部队纪律、政策教育，谭政又亲自坐镇指挥，主持军管会研究对策。谭政说道：“现在武汉三镇业己解放，但如何保证好武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管理好武汉三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艰巨任务。要搞好这项工作，我看主要还是先从抓部队纪律、政策教育入手，像平津战役一样，‘约法八章’，‘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谭政的意见、计划被通过，驻汉部队普遍开展了以上述内容为核心的入城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纪律与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起到了表率示范作用，受到了武汉市民的赞扬。我四野部队进驻武汉市区以后，按着谭政的有关教育与指示，自觉遵守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据肖劲光回忆，有一支部队到达汉口时，已是万家灯火。经过七十里的急行军，部队非常疲乏，但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房子，他们就在街头露营。为了不影响市场秩序，部队规定，在五天之内，除伙食单位买菜外，所有人员都不得购买东西。各部队的牲口全部牵出城外，以保持市容整洁。各单位人员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上街，不看戏，群众送给慰问品，一一婉言谢绝。

1949年7 月初。鄂西山区。夏日炎炎，烈日当空，一支身着草绿军装，帽带红色五角星的部队，正在鄂西的崇山峻岭、深涧低谷之间，秘密、神速，而又艰难地穿插着。这支部队，就是我四野第四十七军，他们正像一支支前头，按着上级的部署向湖北省长江沿岸重镇宜昌射去。

自古以来，宜昌就是川东门户，重庆屏障，是争夺四川首先必须争夺的军事重镇。渡江战役之后，节节败退的蒋介石集团，为了阻止我军西渡长江，控制鄂西，确保川东门户，以宜昌、沙市为中心，从东起岳阳，西迄巴东的长江两岸加强防线，派遣他的“名将”、黄埔高材生宋希濂率部驻守湘鄂西，坐镇宜昌。

7 月初，当我东路大军攻占武汉，西路主力即将渡江南进之时，宋希濂部队集中主要兵力向我当阳、荆门地区进犯，企图威胁我平汉、粤汉南下大军的侧背。我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宜昌、沙市，直捣四川，将计就计，于7 月6 日发起了宜沙战役。四十七军就是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向宜昌急速进军的，其行军速度的快慢，直接关系到攻取宜昌的胜败。

部队开始是向宜昌快速迂回。7 月9 日，与敌在当阳东北的观音寺一带遭遇，经过几次战斗，敌人发现了我军意图。这些敌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我决战，立即向宜昌方向全线撤退。我军从奔袭迂回包围作战，随即转入了追击作战。

为此，能否克服行军中的困难，加快行军速度，则是整个宜昌战役的关键。而在这艰苦行军的途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就显现了其重中之重的巨大作用。而谭政通过抓层层、层层抓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与内容，又是在这关键的时刻发生了效力。

此时的行军是异常艰难的。这时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烈日当头，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

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中进行过短时间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员不断增加。在行军途中，不时看到躺在路边生病的干部和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着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烧又拉。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面对种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行军困难，部队各级政工人员和谭政派出的随军政工人员，按着谭政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全军指战员身在苦中不知苦，任何困难踩脚下。昏倒的战士刚一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炎热的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着沉重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倒，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开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下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敌人在大路上没命的逃跑，我军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地追击。鄂西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入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很多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了不几步就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

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峡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四十八次，人们称之为四十八道湾。部队从此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时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绑腿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着绑腿渡河。即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人带枪被激流冲走了。鄂西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

当时正赶上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个人影也找不到。他们或者从地里掏点尚未长成的小土豆，或者从瓜棚上摘下几个青绿的嫩南瓜，学着谭政当初在红军时期的办法，留下一张条子几块银元。一次，一支部队正用面粉做一锅稀糊糊，一个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一面喊着：“白面白面！”一面提起干粮袋就往锅里倒，结果盛出一吃，又苦又涩。原来他把老百姓家里的石灰当成了白面，害得大家连口稀糊糊也没喝上，只好饿着肚子继续行军。在谭政一贯倡导的政治工作精神支撑、激励、鼓舞下，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走过来了。饥饿、疾病、疲劳袭击着部队，但部队的情绪始终是高昂的。战士们互相鼓励，干群间互相帮助。“咬咬牙，饿顿饭，一气走它一百三”，“上刺刀，手榴弹，一举攻下镇境山”的口号，在苍茫的鄂西深山峡谷之间回荡。经过近半个月的急行军，我四野四十七军终于战胜了南方行军途中的重重困难，于7 月14日和15日到达指定地点，完成了对宜昌的包围，最后终于取得了宜昌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宜昌城。谭政的政治工作，又结下了丰硕的军事之果。

1949年8 月5 日。湖南长沙北。城外八里。南国的初秋，骄阳如火。长沙城郊北八里之遥，成群结队的长沙市民十余万人出城，在这里等候和欢迎我四野解放军进驻长沙。这是我四野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是谭政一贯倡导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敌军相关结合原则的又一运用与胜利。早在我四野主力向中南进军中，在谭政的策划和指示下，我四野部队便通过各种渠道，派遣有关人员深入敌人内部，对国民党军的上层人物开展秘密的争取工作。前线各部队，在谭政指示下，也以各种手段展开政治攻势，对敌军进行思想、政治瓦解，使他们脱离国民党的营垒，站到人民方面来。

从1949年春天开始，当北平、天津、太原等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以后，我湖南党的地下组织，在省委书记周里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做争取程潜（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陈明仁（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第一兵团司令官）的工作。武汉解放以后，四野在做好军事进攻准备的同时，在谭政的反复强调下，进一步加强了争取程、陈和平起义、瓦解敌军的工作。据肖劲光回忆，当时军委总部和野司（谭政）派来做争取程、陈工作的李明灏先生起了很好的作用。李明灏是一位民主人士。他和程潜、陈明仁以及谭政都是湖南人。北伐前，程潜办了一个讲武学校。程自任校长，李明灏任他的教育长，陈明仁是他们的学生。1927年，程潜在汉口重建新六军时，李明灏任过他的第七师师长。次年，程潜被李宗仁扣押，李明灏又代理第六军军长。由于这些历史关系，谭政等派他来做程、陈的工作，实属人地相宜。当时，李明灏往来于长沙、汉口、北平之间，费了不少周折，多次受到谭政的会见与指示，也向肖劲光汇报过和谈工作、争取工作的进展情况。

7 月间，我四野大军南下，发起了宜沙和湘赣战役，解放了宜昌、沙市、常德和湘赣边广大地区。我四野南下先遣十二兵团，顶烈日，冒酷暑，翻越幕阜山，于7 月19日连克距长沙只有几十公里远的平江、浏阳两城，兵临长沙城下。

与此同时，根据军委指示，四野谭政参与组织成了一个五人和谈代表团，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解沛然、袁任远、李明灏四人为代表。代表团于7 月22日到达平江，和程潜、陈明仁派来的代表程星龄先生举行了谈判。程星龄与程潜是本家，又是程潜智囊团中的头面人物，是一位积极赞成和谈的进步人士。他建议代表团派人到长沙去直接同陈明仁谈。因当时程潜在宝庆（邵阳），兵权又主要握在陈明仁手中。

开始，金明觉得自己应该去，李明灏担心别人去有风险，便自告奋勇，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先期到了长沙，当面与陈明仁进行了洽商。

在我四野大军压境和我党和谈政策、政治争取感召下，在四野谭政等积极参与策划下， 1949 年8 月4 日下午，历史终于在湖南翻开了新的一页。程潜、陈明仁两将军最后接受了中共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由程、陈两将军领衔，三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

8 月5 日，古城长沙装扮一新，红绿标语贴满墙壁，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高挂街头，秧歌队浓妆待发。人们脸上喜笑颜开，奔走相告：“解放军快进城了！”下午7 时，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从小吴门威武雄壮地进入市区，长沙市盛况空前，十多万群众夹道欢迎，从五里牌到小吴门一派欢腾，锣鼓声、鞭炮声，欢迎人民子弟兵的口号响彻云霄，人们噙着幸福的泪花，庆祝解放，欢呼和平，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赞誉程、陈两将军顺应民心，使古城长沙终于得以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程、陈两将军的义举极为赞誉，回电嘉勉，称之为“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程、陈两将军的通电起义和长沙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又一伟大胜利，震撼了华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加速了国民党集团的最后覆灭，宣告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对湖南人民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的结束，也是湖南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其中谭政所做出的努力有力地促进了程、陈两将军的思想转变，使长沙最终得以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13日。

广西南部。

广西的冬日，虽有淡淡的冷意，但中越交界处公母山上，仍景色恰人，一派翠绿。中南地区国民党最后一股顽匪，这时正被我四野中南剿匪大军，追击至此，退守在中越交界处的公母山上。原来，自1949年2 月23日、4 月12日至23日，我四野南下先遣兵团主力部队共八十二万人分别南下作战后，4 月29日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将四野各兵团的组织和前进方向进行了调整，兵分三路，进军中南：以肖劲光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十军、四十五军、四十六军为中路军，沿平汉路和东侧地区向武汉前进。以程子华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下辖三十八军、四十七军、四十九军为右路军，沿平汉路及其西侧向武汉以西前进。以刘亚楼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下辖三十九军、四十一军、四十二军，由中路前进。（9 月11日，调往北平，组建中央军委空军司令部）。以邓华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下辖四十三军、四十四军、四十八军为左路军，由平汉路以东向九江前进。在我四野先后发起渡江战役、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广东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战役，并解放了武汉、宜昌、长沙、广州、柳州等中南地区广大地区以后，到1949年12月中旬，整个中国大陆除西藏问题尚未解决，全国各省（除海南岛）都获解放。但是，在中南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残部，勾结云、贵、川、黔残匪，依托山脉连亘、河流纵横等复杂地形优势，继续与人民为敌。在谭政的参与下，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号令，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部队，立即投入剿灭国民党军残余武装和清剿大股土匪和在新区实施民主改革的艰苦斗争。此时谭政出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委。

谭政针对广西地区和湖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头人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相勾结的实际情况，及时指导部队严格执行新区各项政策以及民族政策，遵守群众纪律的前提下，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较好地完成了剿匪与新区改革工作。

就在谭政指导剿匪过程中，到1949年12月中旬，中南剿匪已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而清剿退居公母山的最后一股顽匪，则又是中南剿匪的最后一仗。原来，此时粤桂边战役已进入了最后阶段，白崇禧所视为最后支柱的几个主要兵团都已一一被歼，只有在广西南部的一个小角落，还残留着黄杰兵团的一批残兵败将。曾经遭受我军沉重打击的这群匪徒，慌慌张张逃出了南宁，经过绥绿、恩乐到达了明江以南的高山地区，企图按照白崇禧的意志，逃往越南，以求得法帝国主义的庇护。

我剿匪部队在谭政等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原则指导下，从钦县北面冒着连日阴雨，翻越崎岖难行的十万大山，向中越边境兼程前进，于12月13日抵达思陵西南的国境线上，以突然和极迅速的动作，将未及逃往越南的黄杰部后卫主力九十七军截住在中越交界处的公母山上。12月14日中午，我军发起了强烈攻势。连做梦也设想到解放军会昼夜兼程抄小道而来的敌军官兵们，经此突然的攻击，就无能为力，完全不知所措了。当炮声刚刚响起的时候，那些愚蠢的敌军官们还满自信地以为是遭到我地方武装的攻击，不很在意，直到炮声越打越紧，公母山战地上空又出现了四架法国飞机时，昏了头脑的敌军参谋长伍国光又错误地认为是“法国人的误会”，并大发脾气地连声大骂法国人是“蠢猪！饭桶！混蛋！”，并责骂“是谁去跟法国人交涉的？一点事都不会办，倒叫法国人打起我们来了！”然而，不管敌人怎么样的叫骂，我解放军指战员们，早已忘掉了饥饿和疲劳，以高涨、旺盛的士气，擦掉枪上和脸上的尘土，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巍巍的公母山麓顿时布满了飞跑冲锋的我解放军战士。慌乱的敌人蠕动在山岭和山坡上，茫然无目标地向山下开炮扫射。在我火力掩护下，八连连长蔡子祥以一个排正面攻击一个山头，自己则带着另一个排从敌人三面交叉的火网中向纵深猛插。当抢占制高峰的战士们刚爬到半山坡的时候，六个敌人己抢先占领了山头。山势陡峭无路可寻，战士们从草堆中一步一滑地抓着草根、树根、树枝奋力攀援。这时，抢占山头的敌人已把机抢架好，八连一排的全部战士和后续部队毫无隐藏地暴露在这架机枪的杀伤范围内。在这最紧要关头，攀登在最前头的八连三班代班长谢纪忠，以极勇猛的动作绕过一个小山头，出现在敌人的侧后，他把冲锋枪一摆，指着六个敌人喊道：“缴枪不杀！”敌人乖乖缴了械，这架正待发射的机枪就这样缴过来。这位勇土夺过机枪，又毫不停息地爬上更高一座山头，向山坡敌人猛烈扫射，迫使敌二十六团团长和部下举手投降，其余散乱的敌人，群龙无首，毫无斗志。这样，前后共四个小时，战斗便胜利结束，敌九十七军军部、两个主力团和一个补充团连同副军长郭文灿、参谋长伍国光等共四千余人都当了俘虏。两广大陆上的最后一股残敌，悉数被歼，在南方国境线上，到处响起了胜利的号角。

谭政所指导的中南剿匪胜利结束。

夜，已经很深了，谭政房间的灯依然亮着，谭政坐在桌前，时而紧蹙眉头，时而伏案疾书。室内静悄悄的，只有桌子一端码着的一摞厚厚的书籍和文件陪伴着将军的思绪。谭政在部队是出了名的爱动脑筋的人，井冈山时期，谭政跟随毛泽东作秘书，便养成了爱思考的习惯。现在两广剿匪结束后，谭政便不自由主地总结起我军中南地区剿匪的经验。谭政翻看着自己即将写完的文稿，他已经总结了我军中南地区剿匪过程中斗争形式发生的新变化：一是由集中的大兵团作战转变为分散的剿匪作战；二是由追歼国民党军队的长途进军，转变为在一地长期驻剿残匪，三是匪特扰乱，交通阻隔，供应困难，生活条件艰苦。

谭政知道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领导剿匪政治工作当然也随之变化了，事实上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创造出了剿匪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他继续挥笔写道：其一，加强思想领导。开始在剿匪时，部队中有些战士和干部认为“剿匪不是野战军的任务”、“兼做地方工作是降级”，有的人还有轻敌麻痹、埋怨剿匪艰苦等模糊认识。针对这些情况，谭政大力宣传，中南剿匪是一场尖锐残酷的肃清美蒋残余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使战士干部端正了思想认识，竭尽全力地投入到剿匪斗争中去。事实上，在实际战斗中我不少部队为了合围歼匪，捕捉匪首，往往在风雨中不分昼夜地穷追猛打，忍饥挨饿，经常夜宿高山荒野，在人迹罕见的峭壁丛林、瘴疠山区中去搜捕。虽然斗争环境困难艰苦，但部队士气却十分高涨。其基本原因，就是在对剿匪部队教育、动员中，及时弄清了剿匪和全国各条战线伟大胜利的密切关系，把艰苦的剿匪作战同争取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苦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同时，部队还把交流、学习群众创造的克服各种困难的具体办法，及时解决剿匪部队在医药、服装等各方面的困难，作为剿匪政治工作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有效地增强了部队战胜困难的战斗力量。其二，建立剿匪斗争的一元化领导。为了加强对剿匪斗争的统一领导，中南各地都建立了由党、政、军、民负责同志共同组成的剿匪领导机构各级剿匪委员会。这种剿匪的统一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一个临时政权，它作为剿匪期间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的组织形式，可以“更大集中兵力与更好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为了集中剿匪，利用这种领导机构的特点，广西地区党政军机关抽调数千人组成剿匪工作队，并动员了一批民兵，参加剿匪作战。

同时，还注意在剿匪斗争中学习、引进其他军区（如华东军区）剿匪的经验：“以政治为主，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以军队为主，军队地方齐头并迸；以外力为主（指新区初期），外力本地协同一致。”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也可使各有关部队、友邻地区密切配合。协同动作，从全区和当地的匪情出发，统一部署，统一计划，发挥我之优势，同匪特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斗争，可以把剿匪同反霸、减租、生产、收枪、民主改革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此外，剿匪作战的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分散、艰苦、独立作战（或工作）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谭政要求剿匪部队，要善于把党中央、上级党委关于剿匪作战的方针、政策与要求精神，一杆子贯彻到基层，成为广大干部战士言论行动的准则，中心问题要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工作，切实发挥好党支部在剿匪作战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其三，坚决执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中南地区的土匪，除了少数是经济性的以外，绝大多数是政治性的，它是作为美蒋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作为敌人在大陆潜伏待机、东山再起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因此，剿匪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斗争，而同时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与群众的思想斗争。从中南地区剿匪的客观形势看，起初，不少地区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还不巩固，广大群众尚处于观望动荡之中，尚未发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的剿匪斗争，是作为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安定秩序的一个基本问题来进行的，离开了发动群众和政治攻势，就不会有剿匪斗争的胜利。从中南地区剿匪的实际经过来看，一般都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军事进剿股匪阶段；然后是配合发动群众，在一定地区内进行驻剿残匪阶段；最后是结合农村民主改革运动，清剿潜散匪特的阶段。从这个全过程可以看出，只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实行军政并进、并举，剿抚兼施，才能取得剿匪斗争的完全胜利。谭政认为，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但又是以军事清剿为基础。他认为，没有军事上的歼灭性打击，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也很难奏效；军事清剿中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贯彻剿匪作战的基本战术思想，研究匪特活动规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情剿，力争全歼，不使漏网，清剿一区，净化一区。谭政强调，在清剿中，特别注意捕捉匪首和镇压匪首的斗争，对于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匪众，发动群众，打开局面，其意义十分重大。写到这里，谭政感到眼睛有点发涩，便抬起了头。此时，窗外天色已经发白，“时间过得真快”，他自言自语道。谭政站起身推开一扇窗子，一股清冽的晨风吹来，他不觉浑身一爽，掏出一根烟，点燃，深深吸一口停顿了下来，好一会儿才“噗地”一阵长声，吐出一圈圈烟雾，这时，谭政感到头脑异常清醒，便又拿起笔来，继续写下去：在中南剿匪斗争中，开展政治攻势，主要有以下五种形式：一是采取多种渠道，宣传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我党我军剿匪斗争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基本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土匪的欺骗、谣言和各种破坏的罪行，提高群众的觉悟；向匪特指明蒋匪的穷途末日，继续作恶只有死路一条，号召他们登记悔过自新。二是开展战场的政治攻势，有针对性地做好战场喊话，瓦解匪众，孤立匪首。三是动员争取匪特亲属，劝他们的亲属归来投诚。四是以匪降匪，即给降匪以立功赎罪的机会，或劝匪特归来登记悔过，或打入匪特内部，了解情况，最后歼灭之。五是登记、集训、管制与改造坏人，主要是敌伪还乡人员、反动党团分子、土匪、流氓、反动会道门骨干等，根据罪恶轻重，分别处理。谭政认为，少数匪特之所以还能存在，就是因为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成为他们的藏身之所。剿匪中的情报工作，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耳聪目明，绝不能只靠少数公安、武装干部孤立进行。谭政还认为，在大股土匪消灭后，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重点地区，是发动群众、肃清潜散匪特的好办法。武工队是战斗队与工作队的结合、便衣与武装的结合、地方干部与武装部队的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他非常赞成贵州省军区提出的武工队是“一兵兼四员”（四员即战斗员、指挥员、工作员、侦察员）的说法与要求，一再强调了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在军事迸剿和发动群众中的积极作用。谭政认为，野战军是不便以久居一地不动的。从长远的观点看，巩固政权，保护城市和交通安全，警卫一些重点目标或设施，是需要必要的地方武装的。他认为，这样才不会使残匪此伏彼起，继续为患。因此，他强调指出，一旦条件具备、成熟，在剿灭大批股匪的战斗中，即应着手充实、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此外，谭政认为，还应视形势发展情况，加强不脱产的民兵建设，以防匪患。其四，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基本政策。谭政强调，宽大与镇压是两个有机结合而又不可偏废的基本方面，不能片面、孤立地去理解，在执行中，应切实做到“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谭政十分重视组织部队，特别是组织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政策，以便划清一些基本界限，如：一般土匪与罪大恶极分子的界限；一般土匪分子与受匪欺骗而参加土匪集团不久的劳动人民的界限；各种反动会道门和反动党团的一般分子与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的界限等。谭政提出，对于这些各类土匪组织，均应实行“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以孤立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匪首恶霸。在执行政策中，谭政特别强调部队指战员和各级各类干部要特别注意：一要正确理解和执行首恶必办的政策。他指出，首恶，不是指所有匪首，也不能单纯以地位高低去衡量，主要是根据本人的罪恶多少和民愤大小来决定。有的地位很低，但罪恶很多、民愤极大者，也要镇压。他认为，必办，不等于必杀，要杀的必须是罪大恶极、群众强烈要求者。判刑、管押，都是镇压，应以具体情况来定。但是，不杀，也要设法管制，绝不能待为上宾，要让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服从管教。二要必须坚决反霸。谭政认为，恶霸是地主的一部分，他们既在某一地区残酷压迫剥削群众，又是勾结、控制、支持匪特的后台老板，也就是那些“南霸天”、“北霸天”之流。群众曾说：“不镇压这些恶霸，就如同只砍树枝不砍树根、树干一样，土匪的根子拔不掉，群众的头抬不起来。”“你们敢镇压大的，我们就敢抓捕小的。”谭政认为，敢于镇压“南霸天”、“北霸天”，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三要把我们政策的基点，放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谭政认为，对于在匪特活动中有这样或那样缺点、错误的群众，对于一般匪特的家属，绝不能把他们推到匪特一边去。在土匪活动猖獗、匪患长期严重的地区，绝不能把匪、民混为一谈，更不能称什么“匪区”。否则，势必为渊驱鱼，脱离群众，扩大敌人的力量。当然，对于参加反动会道门的群众，也应进行必要的教育。“啪”，谭政终于放下笔，舒展了一下身体，长出一口气。室内已洒满阳光。他的眼睛略感发酸，手指发麻，但他心里充满喜悦。他认为自己只是对前一段剿匪工作作了总结，他还不晓得他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政治工作主贵经验，对于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对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

1950年5 月1 日。广东海南岛。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朝霞满天，灿烂的金光洒遍了五指山、黎母岭，万泉河、昌化江，洒遍了这面积三万二千二百平方公里的海岛，照亮了二百五十万琼崖人民的心田。今天，海南岛的中心城市海口市，人群鼎沸，热闹非凡。清晨，当第一束霞光斜射在街道，路边的椰子树还挂着晶莹的露珠的时候，人们便已穿着节日的盛装，三五成群地走上街道，涌向庆祝解放的会场。五月的海口，微风轻拂，天空湛蓝，鲜花盛开，满城飘香。大街小巷，红旗招展，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会场上，鼓乐喧天，鞭炮齐鸣，人人脸上挂着喜悦的泪花，各界人民正在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海南岛的解放。同日，祖国宝岛最南端的三亚市，也红旗如林，歌声如潮，人群如海，庆祝海南解放。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花团锦簇的凤凰花交相辉映，宛如天上的彩霞。这个在过去很远时代曾被视为蛮荒绝域，在当代又曾受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铁蹄践踏过的地方，如今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始了她生命的新旅程。

海南岛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向国民党军队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性战役，是在我军毫无渡海作战经验，没有海空军支援，使用木帆船和少量机帆船的情况下，对拥有海空军，具有现代防御优势的敌人，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战役，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个战役，从1950年3 月5 日第一批开渡起，至5 月1 日结束，战役持续了58天，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

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和第十五兵团，分别进行了战役总结。其中，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海练，是战役准备的关键。这一由谭政一贯倡导的经验，是所有经验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虽然谭政没有直接参加领导海南岛战役，整个战役是由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组成的渡海作战指挥部直接指挥的，但作为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治委员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谭政，对于中南地区和四野所辖第十五兵团的这一重大军事举措，不能不参与决策。事实上，在叶剑英、邓华等率领四野第十五兵团之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和加农炮团、高射炮团及部分工兵、通信、防坦克分队共十万余人，自1949年12月下旬开赴雷州半岛集结、准备渡海起，无论是中央军委，还是包括谭政在内的四野领导、中南军区领导，都对海南战役的决策与组织起过重要作用。1950年1 月27日，在叶剑英、洪学智等参加的广东军区的党委会上，初步拟定了一个先搞两个团的偷渡方案。会后，叶剑英司令员让洪学智副司令员到武汉向包括谭政在内的四野领导汇报。四野领导同意了这个方案，但谭政特别强调，要格外加强渡海部队的战前训练，特别是要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四野领导并决定让洪学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请示。洪学智到京后，中央军委领导朱德、聂荣臻亲自听取了洪学智的汇报。朱、聂听后，同意了这一方案，并特别强调：“注意做好准备，谨慎从事，总结好经验。”其中的思想、政治准备，自然是言中之意。洪学智从北京返回后，把军委的指示分别向四野和广东军区作了传达。

1950年2 月1 日，第十五兵团在广州召开了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在广州军政委员会宽敞的会议室里，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李作鹏等领导同志和来自第四十军、四十三军、琼崖纵队的领导干部聚集一堂。会议由邓华主持。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和包括谭政在内四野领导的指示，一致通过了原定作战方案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谭政等所指出的渡海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和四野首长（包括谭政）反复强调的渡海准备政治工作，发扬谭政在四野一贯倡导的政治工作传统，第十五兵团所辖渡海部队各级领导与政工人员，开始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并积累了渡海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可以说，海南岛战役，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谭政反复强调、一贯倡导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大比武，大竞赛，大表演，大总结，大汇报。谭政往日对部队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据时任四十军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回忆，变成了三把钥匙开了一把锁教育，三个纪念章教育等。1950年初春。广东雷州半岛。第十五兵团驻地。爽爽的海风，轻轻掠过，和煦而温柔的阳光，正沐浴着刚获新生的祖国大陆。第十五兵团十万余健儿，正在祖国大陆的最南部——三面环海（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的雷州半岛，展开了准备渡海作战的海上大练兵，思想大整训。在海练前，干部战士面对茫茫的大海，思潮起伏，顾虑重重。

辽阔的海洋，一望无际，巨浪滚滚，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即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那波浪也从烟波浩渺的天际，奔腾着，追逐着，向着岸边的礁石，恶狠狠地扑过来，迸发出沉雷般的巨响。在狂风呼啸的日子里，那狂涛更是气势磅磷，犹如草原上千万匹烈马在奔腾咆哮，势不可挡，像要把整个世界吞进海底。与海南岛相隔的琼州海峡，宽达百余里，最近距离也有六七十里。大海对于不习水性的东北部队（四野）指战员来说，并不像一些天真浪漫的舒情诗所描绘的那样，是浅蓝色的胸脯，洁白的浪花。它那汹涌澎湃的浪涛，如虎似雷的咆哮，可使人产生望而生畏、听而怯步之感。何况天上有敌机，海上有敌舰，岛上有顽敌！当时，在进军雷州半岛之前，我十二兵团一些指战员的思想状况是：战争观念逐渐下降，和平观念逐渐上升，吃苦、牺牲观念逐渐下降，享乐、保命观念不断上升，认为大陆已经基本解放，我们从此已经没有大仗可打。有的人认为，现在已经打到了中国的“南极”，革命已经到底。再加上部队自入关南下以来，连续行军作战比较疲劳，又正值新年春节来到，所以，当时和平享乐保命思想相当严重，在行动上也作各种个人打算，买表、买笔、买花枕头等等，未作执行战斗任务，尤其是渡海作战任务的准备。向雷州半岛挺进之后，上级便提出了准备执行打海南岛的作战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与当时部队的思想状况，对有些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事与愿违的。同时，由于没有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就开始准备渡海作战的海练活动，因而海练伊始，上上下下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的思想波动。

其主要思想问题是：第一，牢骚满腹，消极对抗。一部分指战员错误认为，上级分配任务不公，“四野其他部队休整了，为什么还叫我们打呢？”认为自己“倒霉”，“命苦”，“南下进军在前边，结束战争在后边”，“老部队，倒老霉！”因为四十军、四十三军在解放东北战争中，是有名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的光荣的参加部队之一；平津战役后，又是先期南下的先遣兵团的基干部队，执行了横渡长江的艰巨任务。此次，两军又共同受命攻打海南岛，所以，有的同志便说：“咱们两个军是患难弟兄！”这样，便在海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消极对抗情绪。海练不用心，不刻苦，命令不服也时有发生。第二，盲目恐惧，无穷顾虑。许多东北籍和非沿海地区的战士，看到海水茫茫，天海相连，海浪好像层层的屋脊和座座山峰，心里就恐惧，发慌，产生无穷的顾虑。有的战士，夜间站岗，听到海潮哗拉哗拉的冲击声，便吓得跑回营地。不少战士说道：“革命到底，现在要到海底啦！”

也有的认为，渡海作战就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甚至个别相当级别的干部也说：“听天由命”。第三，幻想等待，侥幸依赖。面对艰巨的任务，有的同志不是立足于自己的苦练、实干与将来的硬拼，而是产生了幻想等待、侥幸依赖等心理。他们或是认为：“上级一定有办法，一定会派飞机、军舰来配合！”或是认为：“兄弟部队可能来换我们的防，我们先练着！”

也有的根据北平、湖南和平解放的经验，盼望“海南岛上的敌人最好自己投降、起义或跑掉！”上述各种思想顾虑，其核心或焦点，集中在生死问题上。

当时部队提出许多怕，这些怕除了经验不足的原因外，主要是怕死。有的战士怕过海打仗，认为这次渡不好就到海底了。有的战士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指着盘中的鱼说道：“鱼呀！鱼呀！今天我吃你，明天轮到你吃我了！”三八一团一连有一个排长说：“我是二八”，即二成活，八成死。连长讲：“我是三七”，即三成活，七成死。副连长说：“我不是二八，也不是三七，我是把死放在心头里！”根据渡海部队的这种思想状况，根据四野谭政先前的多次指示和经他亲手培育起来的四野各级军政领导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与优良传统，参加渡海作战各军各级，首先进行了二十余天专门的政治工作、政治动员与阶级教育。其方法是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员后群众，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和连排干部会议，然后在全军开展普遍教育，分析和充分肯定渡海作战的诸多有利条件，提高渡海作战必胜的信心，认识渡海作战的光荣和重大意义，研究渡海作战的方案和各种应急措施，充分发动广大指战员，让其既明确渡海作战的光荣，又让其做到心中有数，一旦出海，能做到临阵不乱，临危不惧，英勇顽强，一往直前。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存在的思想问题，部队各级政工领导的普遍作法，主要是采取“三把钥匙开一把锁”教育。

第一把钥匙，是形势任务教育。在十余天时间里，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大、小会议，进行形势教育，认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两个军都召开了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短期集训。师一级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团集训连排干部。一般是五至七天。在这些会议，主要是查准备：思想准备、物资准备。

联系党性和责任心检查：你对这次任务是否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问题暴露之后，就展开分析：这些思想对执行任务、对党、对己有什么危害？最后表示自己的态度。各级党委作出执行渡海作战任务而练兵的决议，每个干部作出个人的思想鉴定，并把个人的决心计划交给党委审查备案。这些会议和轮训班，一般是在思想教育和解决战术问题结合起来，收效比较大。根据当时部队思想状况与时间状况，想彻底解决一切个人主义思想问题是困难的。讲明道理，提高觉悟，首先把思想集中在完成任务上，则是必须解决与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使部队认识了解放海南岛的一般意义和条件以后，各部队都联系了历史上的一些惨痛教训（如李闯王），有系统地批判了“半途而废”思想。同时，启发部队认识：“海南岛不打行不行？”“不行，否则敌人要卷土重来。”“不行，怎么办？”“要打！”“你不打，我不打，叫谁去打呢？”

这样，通过逐步启发部队的求战情绪，再说明：“现在全国人民还过着艰苦的生活，我们要享受，应该不应该？”“中国的南大门不在我们手里，胜利果实保不住，你想休息享福，行不行？”这样，从个人前途、人民利益、国家命运关系等方面，深入浅出、具体实际地进行教育，启发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激发对敌仇恨心，从而使部队很自然地打开了偏狭的想法，自觉地树立了执行任务的正确思想。通过检查责任心不强的问题，许多干部感到惭愧，以致痛哭流涕，特别是回想起党对自己的培养，烈士的英勇奋斗和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时，更加内疚。通过典型人物介绍，树立“阶级硬骨头”的战斗作风，使部队有具体的学习目标。各师都选择了一些能表现这种作风和高度阶级觉悟的戏剧组织演出，其中以《刘胡兰》给部队的教育最为深刻。演出后，组织座谈：“刘胡兰为什么这样英勇顽强？”大家一致承认：“刘胡兰有为人民服务忠贞不屈的精神！”有的战士说：“刘胡兰是个女同志都能这样，我们打海南岛更不能装孬种！”纷纷表示：“死要死个有价值。”大多数立功决心书上都写着：“打下海南岛，为刘胡兰同志报仇！”有的连在上党课时，还讲了人民英雄董存瑞的故事，用英雄人物的事例教育广大党员。

通过宣传、学习英雄人物，使广大指战员自觉地克服个人主义打算，服从人民与党的最大利益。第四十三军指战员，还专门进行了“评生死”活动，说明有几种生，几种死。经过这一教育，广大指战员更加坚定了执行渡海作战任务的决心。第二把钥匙，是诉苦教育。广大参战部队，发扬谭政以前在四野倡导的诉苦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方法，结合新的任务，运用不同形式对部队进行诉苦的阶级教育，启发广大指战员忆苦，比苦，加深部队指战员对解放海南岛人民的阶级感情。各部队还组织指战员访贫问苦，开展了军民同诉苦的活动。通过这种形式，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诉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义愤，纷纷表示：“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誓死飞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解放全中国！”第三把钥匙，是立功运动。在阶级教育的基础上，部队各级领导和政工人员，反复把阶级义愤引导到对渡海作战的荣誉教育，通过这种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光荣，回忆光荣，保持光荣，创造光荣，并把渡海作战，作为创造光荣、再造辉煌的契机。与此同时，广大参战部队还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三个纪念章教育，号召他们保持“东北解放纪念章”、“中南解放纪念章”的荣誉，争取“海南岛解放纪念章”，争创渡海英雄、英雄船、英雄连队。广大参战部队，按着谭政等指示精神，运用谭政倡导的政治工作的经验、方法，结合部队的任务与思想实际，有的放矢的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情况下，极大地改观了参战部队的士气和精神面貌，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海南岛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专门政治教育与政治动员和两个多月的海上大练兵，所有参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渡海作战的时机成熟了。

1950年3 月5 日下午7 时，夕阳的彩霞，伴着穿飞的海鸥，慢慢飘向天际。四十军某师渡海先锋营，在起航地点——雷州半岛西南灯楼角的一块空地上召开的海南战役誓师大会，正在庄严而热烈地进行着。落日的余辉，映红了墨绿的大海，映红了飞舞的战旗，映红了八百名出征勇士们张张坚毅、果敢的充满必胜信念的脸。前进的号音刚从指挥所里发出，乘坐八百名勇士的十三只船，便徐徐开动了，伟大的、惊心动魄的海南岛战役，揭开了序幕。此次战役，共准备船只二千一百余条。自3 月5 日至4 月1 日，第十五兵团以八千四百余人乘船二百余只，利用夜暗和顺风，分两批（四次）实施偷渡，在长期坚持海南岛武装斗争的琼崖纵队有力配合下，登岛成功。4 月16日晚，四十军、四十三军两军主力近十万人强渡琼州海峡，于17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海岸胜利登陆。经十余日激战，至5 月1 日解放全岛，歼敌三万三千余人，其余七万余敌逃往台湾或溃散。

谭政的政治工作，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其特有的巨大的作用。

第十三章受重任入北京政工再建勋1953年6 月1 日。广州军区司令部会议室。一个四十岁开外、沉稳、老练的英武滞洒的年轻将军，正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作总结报告，会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此人正是谭政。他报告的题目是《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原来，自全国解放后，部队大规模频繁作战的情况已经改变，在随之而来的战后和平环境中，部队的斗志已有些涣散。特别是1950年3 月，四野第十五兵团在准备海南岛战役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使谭政十分震惊。为此，谭政（当时在武汉）除通过各种方式催促渡海部队抓紧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外，自迁到广州后，特别着重抓紧对所辖部队思想教育。谭政对新形势下部队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这种情况、问题的出现，不仅战士中有，干部队伍里面也有，而且主要在于部中；不但非党群众中有，党员中也有，而且主要在党员中。因此，他针对上述问题，决定先抓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理。谭政用眼睛扫了一下与会者，用宏亮的湖南话说道：“鉴于目前部队的思想状况，党的支部急需整理，不整理就不能增强其基层堡垒作用。而加强支部工作，不单单是为了解决当前干部中所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是为部队正规划建设所需要的。办法是：在上级机关派人帮助和指导下，实行逐个的、分期的和实现一定要求的整理。”谭政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接着提出了整理支部工作的四项要求。他高声地、格外引起大家注意、重视地强调说：“为整理好党的支部，必须明确四项要求：第一，明确支部工作的范围和职责，改善党内关系，加强集体领导；第二，健全组织与民主生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提高党员的模范作用和活动能力，改善党群关系，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弟四，加强对青年团、俱乐部的领导。”在报告的最后，谭政又画龙点睛式地强调：“我们整理党的支部工作的中心，就是要增强党内的团结和党群的团结。因为这是支部工作中的两个重要环子，抓住了这两个环子，解决了问题，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支部就能成为战斗力量的堡垒，团结的核心，在执行任务中的保证者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谭政报告的新思路、新举措，在会议上引起了轰动与强烈的反响。与会者一致认为，谭政政委所提出和要解决的问题，是目前部队问题的症结，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完全必要的，及时的。这样，在谭政直接领导、亲自上马，通过各种形式大力抓紧基层支部整理、建设的基础上，部队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各方面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富有生气的景象。1954年8 月下旬。广州东山留园。广州军区司令部谭政住所。

红日高照，金秋送爽，在广州军区司令部谭政住所，电话铃声急促响起。谭政接过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旁响起。原来，电话是北京彭老总打来，他要谭政速来京开会，作为六十名军队代表之一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人大召开时间是9 月15日，并做好调京准备。

谭政放下电话，凝视窗外蔚蓝的天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遐思。此次电话是彭老总第二次打来。此前不久，彭老总的第一次电话，已与谭政打过调其进京的招呼。至今，成行已在眉睫。

自1951年初谭政随中南军区司令部由武汉迁入广州并更名为广州军区以来，至今三年过去了。三年里，谭政在广州经常深入部队和基层百姓之中，他与中南地区的军民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今天，中央催他进京，即将告别朝夕相处的地方，谭政心潮起伏，犹如珠江滚滚的浪花，澎湃不已……

9 月初，汽笛一声长鸣，一列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缓缓起动了。谭政在他的机要秘书秦兴汉的陪同下（暂未带家属），匆匆离开庶田、椰林的南国之乡，驰往四季分明、六代古都的北京。

谭政到京后，经组织分配，立即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协助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主持总政治部的常务工作。同时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其实，早在谭政调京前，他就已参与了总政治部的工作，参与了修改、审定和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工作。

1952年12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秘书长、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主持的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联席会议上，就提出了从1953年6 月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学习苏联，实行正规化、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简称“三大制度”）。在准备实行“三大制度”的过程中，有的干部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的条令、条例，我们照搬过来，一切按条令、规章办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们主张，可以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制，实行单一首长制。例如，在1953年5 月颁布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就只规定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而忽略了教导员、指导员在营、连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

在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积极建议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1952年7 月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等，一致否认了上述右的倾向，并于1953年12月7 日至1954年1 月26日，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会议基本否定了上述右的倾向。会后，中央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副主席陈毅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道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在此期间，恰值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 月6 日至10日在京召开。作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谭政，赴京参加了七届四中全会，参加了反对高岗的斗争。会后，经陈毅、罗荣桓的建议与请求，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审定和印发。谭政根据自己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强调了部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部队各级政工人员的地位、职责与作用。在谭政的积极参加、参与下，修改后的《条例》总结了我军所特有的丰富建军经验，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条例》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条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在《条例》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原先草案中有，因干部认识不统一而被删去。经谭政的坚持与建议，毛泽东在审阅《条例》时，又亲笔将其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修改与制定，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将毛泽东提出和总结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经验，制定为我军的重要法规。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学习外来经验与我军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一步。它不仅保证了我们“三大制度”的顺利贯彻，而且还保证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主持起草和修改《条例》的陈毅、罗荣桓在这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参与、参加修改、审定、印发的谭政，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4 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在全军颁布实行。

1956年3 月中旬。北京某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春节刚过，积雪己逝，古城北京的街头巷尾、城郊山湖，便已显现春意盎然的自然景观。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会议室里，继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报告之后，谭政以《关于军队肃反工作的总结报告》为题，作了生动的报告。他在对军队内的肃反工作，做深入、系统的经验总结。

自谭政来京， 1954 年9 月5 日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9 月27日一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一届人大委员）。 1955 年3 月21日至31日参加了于北京召开的以清除“高饶集团”为中心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董必武，另一副书记刘澜涛，委员、候补委员共二十一人）。在军队开展的这些政治运动中，谭政始终掌握“批判错误从严，定案、处理时从宽”的原则，尽量做到少出偏差和不出偏差。

当时，也有人反映说他思想右倾，但他还是坚持他的一贯主张：“给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定性做结论，总还得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一棍子打死嘛！”从1955年7 月中旬开始，全军分批开展了军队的肃反运动。谭政对军队的肃反工作，既严肃又认真。在运动中，他始终遵循党的方针、政策，既打击了真正的反党反革命分子，又保护、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谭政在此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才以此为题作为报告。谭政在谈到军队肃反运动的基本情况时说道：“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运动的全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中央的指示、方针行事。”在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时，谭政讲道：“只是在某些单位，发生了打人、体罚、逼供、诱供等错误，但时间很短，很快便得到纠正。”在谈到运动后期的处理与政策时，谭政说道：“在甄别定案处理中有关政策界限的掌握上，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向，必须批评纠正。”谭政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谭政结束了自己的肃反总结报告，信步走下主席台。谭政在肃反运动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不搞扩大化，给每个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相关，人们还清楚地记着谭政在参与和直接领导政治运动中，纠正“左”的倾向的另外一些感人肺腑的事例。有一次，谭政下去检查工作，某省军区政治部向谭政汇报了该部下属有一位政工科长， 1947 年伪造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和一封党员介绍信，利用分配到一个新工作单位之机，“混进”了党的组织。汇报该问题的同志并告诉谭政，这个人的问题已全部调查核实完毕，本人也如实作了交待。现在，他准备将这个人定为混迸党里来的政治骗子，作清除出党的处理。谭听取汇报后问道：“他入伍后表现如何？”汇报的人回答说：“一贯表现较好，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工作上有一定成绩。”谭政又问：“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你看他是否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汇报人回答说：“可以说基本具备。”问明详细情况后，谭政表示：“我看这个同志，既不能定为混迸党内的政治骗子，也不能清除出党。”在座的军区领导干部都惊愕了。接着，谭政不紧不慢富有哲理地解释道：“他当时采取的那种手段混到党内来，做法上当然是错误的。但事实证明，他到党里来不是别有用心，想干坏事，这和政治骗子完全不同。如果1947年他不那样做，根据他在部队工作的八九年的表现，也可能早就入党了。我看还是为他补办一个人党手续，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会为党继续努力工作的，对党有益而无害。”谭政这种以党的事业为重，一切从大局考虑，历史地、实际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切为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化消极为积极，对人的处理十分慎重的工作方针，使在场的每个人赞叹不已！后来， 1957 年在反右期间，某军一领导同志向谭政汇报说，“内定”的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定性标准不好掌握。过后，谭政便派出工作组帮助工作，并对派出的工作组当面交待说：“对划为右派的复查定案，是件很细致的工作。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注意接受历史的教训，打击面不能太宽。”这样，工作组通过逐人逐事复查，将原来“内定”的若干名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名单刷下来一大半。谭政又很好地保护了一批党的军队干部。1956年9 月中下旬。北京西城太平桥大街。政协礼堂。酷暑刚过，金秋已临。今天，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新落成的政协礼堂，红旗招展，卫兵凛然。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大”，在这威武雄壮、富丽堂皇的政协礼堂里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一千零二十六名代表，佩带精制的代表证，代表着全国一千零七十三万名党员，洋溢着胜利、喜悦的笑脸，秩序井然地步入会场。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整个会场，热烈庄重，呈现出团结、兴旺的活跃气氛。谭政，这位“七大”时期的中央候补委员，在“七大”后十一年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成绩，今天，也光荣地参加了大会。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在听取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所致的开幕词、所作的报告和重要发言后，谭政也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原来，谭政自调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总政常务工作以来，在部队的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及其政治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加之建国前谭政的成就与贡献，因此，1955年9 月，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因此，谭政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便对新阶段部队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作了总结。发言前，谭政将发言稿分送邓小平、彭德怀、罗荣桓、黄克诚等审定。彭德怀、黄克诚对谭政的发言稿作了肯定的批语，邓小平在文字上还作了改动。谭政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全国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逐步地从过去的旧阶段，进入到现在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到来，是以技术装备的改善开始的，由此引起的是军队的指挥、编制、训练、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

这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飞跃，建军史上的一次巨大变化。“谭政在介绍了上述时代变化的背景、特点之后，单刀直人，提出了如何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问题。他提高语调继续说：”有鉴于此，因此，现阶段的政治工作，应正确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在现代战争中，技术条件的重要性是大大地提高了。没有现代技术装备，没有高度技术水平的诸兵种合同作战，卑靠人的勇敢是不能在战争中取胜的。目前来说，我们在军事科学、技术和现代指挥方面的知识，不是很多，而是很少，技术的薄弱仍然是当前军队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落后状态，并争取若干年内在军事技术上赶上其他先进国家的军队。“

谭政在强调了军事技术在部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现状之后，话题一转，又谈到了人的因素、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他说：“但是，我们强调技术的重要，并不是主张可以降低人的作用、政治因素的作用。

相反的，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技术条件日趋复杂，兵种增多，战争更加残酷的条件下，更需要发挥人的作用。技术是由人掌握的，任何新的技术只有同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为此，谭政格外强调：“必须加强部队文化教育，使各级干部文化程度若干年内普遍达到大专以上，同时普及战士的文化学习，适应国防现代化的要求。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实现正规化，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国防军。”

最后，谭政又在发言中指出了在目前新阶段中，部队工作转变中所发生的几种偏向。他指出：“这些偏向大略表现为：忽视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传统：忽视思想工作，不走群众路线；在学校教育与部队训练中，存在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地方党的关系，较前疏远。”针对上述问题，谭政在发言中还提出了新的历史阶段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和方法。谭政发言结束，会场掌声雷动。谭政的这篇发言，是我军在新阶段政治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这篇发言，被编入“八大”的文件汇编之中，中央军委将其作为建军的重要文件印发全军。

在中共“八大”上，谭政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谭政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军政治工作。同时，他还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人大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1 月7 日。北京。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新年刚过，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便在北京隆重举行。

会上，一位风度翩翩五十岁上下的中年首长，正在满面春风、流畅潇洒地进行长篇讲话《关于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初步总结》。此人就是一年多前被授予大将军衔，半年前参加了党的“八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不久前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说起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由于身体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反复的思考，决定让出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由新人来接班。罗荣桓认为谭政是最恰当的接班人选。经过慎重斟酌， 1956 年9 月2 日，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五十四岁的罗荣桓，终于提起笔来，郑重写道：彭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主任及总干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

罗荣桓1956年9 月2 日同时，罗荣桓通过别的形式，提出谭政为自己的接班人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接到罗荣桓的信后，感到事关重大，需从长计议。他考虑“八大”

召开在即，可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报告后再说，便将此信压下。10月2 日，彭德怀来到军委办公室，让秘书将罗荣桓的信取出，在信上批给军委秘书长黄克诚：抄送军委委员阅，准备在军委会上讨论一下。原稿转呈主席。

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到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决定同意他的请求，并决定由谭政继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继任总干部部长（不久，总干部部与总政合并）。该两项提名在12月29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52次会议通过。

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主抓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主持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文化、学习理论的高潮。长期以来，部队处于紧张而又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而且农村出身的干部、战士占很大比例。因此，总的说来，部队的文化素质、理论素质特别差，不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就连小学文化程度的都很少。补人部队的翻身农民，有许多人还是文盲。为了适应部队正规化、现代化的要求，谭政从1953年起在广州军区（原中南军区）时，就开始考虑组织部队学习文化问题。他先是组织力量在中南军区部队调查摸底，了解部队中各种文化程度的状况，看看还有多少战士需要“扫盲”，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和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程度，文化教员从哪里来，从哪里解决。在调查的基础上，他又在一些单位搞了试点，取得经验：文化教员，可以招收一批地方大中学生，教授各年级干部班。战士的“扫盲”，可以聘请地方小学教员兼任。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南军区部队在文化教育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此时，谭政又向军委、总政治部提出了在全军普及文化的建议。1956年12月底，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结合部队正规化、现代化要求等特点，根据部队文化素质低、理论素质差，很难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等不适应部队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根据他的一贯思路和主张，在他主持下，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文化的新高潮。对部队领导干部，谭政还提出了学习政治理论的任务。谭政提出，通过离职和在职等形式，普及文化教育，使军队中所有的工农出身干部的文化程度，达到高中以上，一部分达到大专以上。为此，谭政领导并制定了《院校教育方针》、《干部理论学习计划》、《海岛工作纲要》等法规、准则。他主张干部要脱产学习，要保证有四百个小时系统的正规的高等教育。对于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谭政要求在若干年内，读完十二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等课程，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在抓部队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时，谭政还以身作则，除了抓紧时间阅读马列著作外，还和一部分军队高级干部在南京举办的读书班中，一起学习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读书笔记。亲自组织编写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纲。后又主持制定《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这样，便在全军掀起了进一步学习包括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化学在内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热潮。后来， 1957 年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谭政学习了这篇讲话后，带领干部到福建沿海部队进行考察。4月间，谭政执笔写成了《关于当前部队官兵矛盾和军民矛盾的考察报告》，并提出了正确处理官兵关系的十二条措施和处理军民关系的八条办法，受到中央军委的好评。谭政在抓部队的文化学习、理论学习的同时，丝毫未放松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的关系。为了把政治工作渗透到军事训练中去，保证部队训练任务的完成，除了训练时间给以充分保证外，谭政还要求总政治部工作人员首先自己参加军事训练，到部队去摸爬滚打，直接感受，变为内行。谭政本人也亲自深入东南沿海部队，检查部队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这样， 1956 年12月在谭政主持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谭政曾就部队军事训练中的群众路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总政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精神撰写了《关于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初步总结》。

这样，在今天即1957年1 月7 日起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谭政在作了重要演讲后宣读了这个《总结》。军委副主席、会议主持人彭德怀听后，认为很好，建议将此《总结》刊登在《八一杂志》和《解放军报》上。以后，这个《总结》又印成小册子下发部队，对推动军事训练和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该《总结》写道：在军事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可以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取得成绩大，创造多，难点较易克服，教学方法也能得到改进等好处。发扬军事民主，改善官兵关系，乃是在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的先决条件。

1958年，谭政对于部队正在开展的军事训练，又提出“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口号。为推动部队军事训练作出了积极贡献。东北某地，在政府招待所的餐厅里，谭政发火了。原来，这次谭政来东北检查部队工作。当地政府出于对革命老干部、上级首长的尊重，特在政府机关招待所餐厅里，为谭政等摆了一桌酒席，并把茅台酒说成东北地方名酒，把熊掌说成“牛蹄”，把鱼翅说成……当谭政入席，看到桌上摆着的高档酒菜之后，便大发雷霆，严厉批评了当地政府的不正之风，并要退席。后来经过再三劝说，在当地领导答应撤下高档酒菜后，谭政才出于礼节，坐下吃饭了。建国后，谭政出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后，仍和建国前一样，始终保持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的革命传统精神，从不向国家伸手、搞特殊化和多吃多占等。早在1948年8 月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总部驻哈尔滨。当时，中央管理处给林彪、罗荣桓、谭政等各分一套又宽又大的住房。此时，罗荣桓不肯住这栋比较考究的庭院式楼房，他建议该房可用作机关办公，给他另找一处房子。罗荣桓看到谭政住的那栋小楼里倒是空荡荡的，就叫夫人林月琴去和谭政夫妇商量，和他们搭邻居，搬到一块儿住。谭政夫妇立即表示欢迎，并希望罗荣桓一家尽快搬来。没过几天，谭政与罗荣桓两家便搭邻居，一同住在一栋小楼里。据谭政秘书乔希章、佟印回忆，建国后， 1954 年9 月，谭政调北京升任后，中央管理局分配给他一套住房。该房设施简陋，常年失修，但他从来没有提出修理或更新。当管理部决定拆去旧厨房重修一座新厨房，并加大取暖锅炉的时候，被他拒绝了。谭政的妻子王长德是老红军女战士，偶尔坐了谭政的车子去办私事，谭政就告诉司机：“一定按规定收费！”谭政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十多年，没有用公款请过一次客。有熟人来看望他或谈工作，碰到吃饭的时间，只不过让炊事员临时加个菜，一同就餐。但每逢过节、过年，他总是把秘书、警卫、司机、炊事员请在一起聚餐、打扑克、说笑话，一同娱乐。谭政出国访问时，外国朋友赠送他的贵重礼品，如照相机等，回国后都交给画报社等专业部门公用。他经常告诉秘书，不准收礼。晚年，他曾回井冈山、东北等战斗过的地方，也曾回过湖南家乡。

在到这些地方参观工厂时，厂里送他一些工厂自己的产品，他也不肯接受。

一次在湘乡市一家糖果厂参观时，厂领导背着谭政把几包糖塞进车子里，回到宾馆发现后，谭政硬是让秘书把这几包糖退回了工厂。谭政严以律己，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革命家的政治风范，使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都赞叹不已。

第十四章遭迫害理在胸功绩彪青史1960年1 月22日。广州东山小岛省委招待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时令严冬，南国花城广州，依然阳光明媚，暖冷如秋。滚滚的珠江水，从市内穿过，把广州分为南北两半，横跨江南的珠江大桥，给这繁华的市街，增添了威武壮丽之感。路旁的马尾松，苍翠欲滴，木棉树、凤凰木、洋槐树、石栗等，开着五颜六色的花。元月的广州，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今天，在广州市内小岛省委招待所会议厅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林彪、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在会上作了报告或发言。谭政作为总政治部主任也参加了会议。“同志们，我们这次的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和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通过了1960年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会议开得很好，成绩很大。”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林彪拉着尖细的湖北腔说道。接着林彪说：“目前我们军内要开展肃清彭、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影响的斗争。同时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毛著就是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就说过：“马克思、列宁著作很多，是低级的，毛主席著作是高级的，学毛著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然后，林彪话题一转，提高嗓门说：“关于军队的政治工作十分重要，我们部队一定要按着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方针去办事。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曾给‘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我看还是把这三句话、八个字概括为’三八作风‘更简捷。

我们部队就要用毛主席倡导的这‘三八作风’来要求自己。“听了林彪这段话，坐在会议厅里的谭政感到十分意外，怎么能把毛主席这丰富的思想内容如此简单化为”三八作风“呢？还有个”三。八“妇女节呢！谭政也不同意林彪只提学毛著、背警句的说法。谭政认为：有些理论是马克思发明的，毛主席没有发明，如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不断革命论也是马克思发明的，毛主席阐述了。如果只提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就不能概括。谭政还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不能庸俗化“。散会以后，谭政怀着不解的心情与疑虑，不以为然地对同事说道：”林彪的‘三八作风’，提法很不科学，很不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这很容易混淆。恐怕需要再斟酌斟酌。“对学毛著的提法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不久，谭政对”三八作风“提法持怀疑、反对的话以及对林彪学毛著的不同看法，传到了林彪的耳里。林彪恼羞成怒，决心给谭政一点颜色看看。广州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很快便在上海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竟然重新端到了上海会议的会场上，从而取得了通过党中央会议的地位，并在红头中央文件中出现。

红头中央文件下发到作为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手里，这意味着，谭政不仅要收回其“商榷性”的意见，还必须不折不扣地立即执行，组织宣传。总政宣传部起草的宣传提纲，送到了谭政的案头。恰在这时，谭政收到了一封意外的来信。这封信，是当年在“抗大”学习过的干部写来的。他信中指出，如果提“三八作风”的话，那么“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否应该改成“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怎么办？谭政在苦苦地思索着。谭政认为，不是写信的人在咬文嚼句，这是有道理的。于是，谭政亲自出面，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专门请示是用“艰苦朴素”还是用“艰苦奋斗”。给毛泽东的报告尚未回音，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某军区宣传部写来请示，问是否可以把“三八作风写成大字标语，刷在军区的院子里？”总政宣传部又把这一请示送到谭政的手中。

对于谭政来说，问题很简单。谭政的回答：“给毛主席的报告还没有消息，这要等毛主席批复后再作回答。”然而，有人却把总政谭政这里没有立即组织宣传“三八作风”的事汇报给了林彪。林彪对常去他家里的那个人说：“总政谭政这是阻止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低毁‘三八作风’。”他还逢人便说：“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1960年5 月的一天，林彪把谭政叫去，并责问谭政：“你知不知道政治机关与党委机关是什么关系？”“党委的决定，你总政为什么迟迟不落实？”在林彪的压力下，无奈，在谭政主持下，总政治部于当月发出了《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在此前后，谭政又主持了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接着，他又到政治学院去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这个报告，又以显著的位置刊登在解放军报上。同时，有一篇题为《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的文章，无原则地吹捧林彪，提出什么“跟着林总走”等词句，要求《解放军报》刊登。

这篇文章呈送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审定时，谭政将这篇文章给“枪毙”了，未准刊登。这时，一些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已经闻出了一些味道：这与林彪的一些提法不一致。而谭政认为：他的说法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平静的北京，已开始不平静了。林彪决意要对谭政下手了。由于谭政的抵制，林彪决意“彻底解决‘谭政’问题”。1960年9 月14日。北京北海公园东三座门。军委办公厅驻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金秋的北京，阳光灿烂，微风送爽，湖光山色，绿荫浓浓。高大笔直的钻天杨，挺拔苍劲，深绿色的宽大叶片，在阳光的辉映下，闪着晶晶的亮光。今天，北京军委办公厅驻地，分外忙碌，在军委办公厅会议室里，由林彪把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会议的主要矛头，是对准谭政。会议从9 月14日，一直开到10月20日，开了一个月零六天。

本来在4 月份，研究全军政治思想工作，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谭政主持下刚刚开过。但是，为了彻底否定谭政主持的政治工作及其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林彪又提出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重新专门讨论政治思想工作。并要谭政准备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谭政带了几个人，很快起草出了一份报告稿，送给军委常委征求意见。别人的意见均已反馈回来了，唯独不见林彪的意见批回。这是为什么？谭政不得而知。在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前夕，林彪突然提出要先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9 月12日，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作了重点讲话。他说：“总政、谭政不紧跟搞‘三八作风’，而去搞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这是偏离方向。”“今年4 月总政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虽然也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开得不好，许多应该回答的问题没有回答。联想到去年的政工会议，情况也是如此。”见此情景，坐在一旁的总政宣传部长姜思毅，再也压不住火了，但由于林彪的高位与专横，也只能耐着性子解释道：“我们总政的文件、宣传、教育计划，是经过军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并经毛主席修改批准的。”

没等姜部长说完，林彪便抢过活题阴阳怪气地接着说：“大家注意呀！吃菜吃心儿，听话听音儿，总政的同志仍在坚持方向偏的错误。”在这次会议的讲话里，林彪还发表了当时使人们“耳目一新”的四个第一。他活像一个“发明家”式地喜笑颜开、眉飞色舞地说：“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对于林彪的责难与空头政治的滥调，谭政听起来真是别扭之极，他又怎么能接受呢？但不接受又有何法？林彪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的话自然是军委的指示，是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的基调与指导思想。会后，谭政无心思吃饭，他把起草报告的同志找来，要他们在原来的报告稿上，加进林彪讲话的相关内容，尔后上报给林彪。在一切准备就序之后，三座门军委办公厅会议室里举行的9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作完报告后，总政治部的另一个负责同志却作了一个调子与谭政完全相反的报告。谭政的报告，是林彪指定要的。后来的修改稿，林彪也是看过的。总政另一负责同志的报告，也是林彪授意的，其基本精神是林彪的。谭政听着这位负责同志的发言，越听越觉得味不对。按着一般常规，这位同志的发言应该和自己打个招呼，然而，事前他却一无所知。

他哪里知道这正是林彪一手安排的。这位同志也觉得这种作法不妥，但林彪的旨意又怎能违抗？听着听着，谭政闻到了味道，他似乎觉察到，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专门朝着他谭政来的。事情果然被谭政猜中了。谭政与那个负责同志两个内容、调子完全不同的报告，在与会者那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看风使舵的人，便开始在会上会下活动，肆意散布对谭政不利的言论。

也有人在会上向谭政发难了，把谭政的报告当成“黑靶子”重点批判。

林彪也公开表演了，要谭政“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并说谭政是“糊涂观念”，“教条主义”。接着，谭政受到围攻，大会小会“连续作战”。“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毛主席”，“一贯右倾”等，各种帽子铺天盖地向谭政压来。谭政毫无提防，仓促“应战”，结果是被动挨打。会议主题变成了揭发批判谭政的“错误”。谭政遭难了！谭政陷入极度痛苦与压抑之中。谭政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气愤而不解地问：“要我检讨什么呢？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就说是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说我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政治上一贯右倾，历次政治运动常常拒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些意见，我回想了一下，都不符合事实嘛！”谭政还辩解说：事实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修改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十年规划和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主席还作了批示。这些，怎么倒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所提意见，都是片面的，我怎么能人云亦云去作检讨！“然而，谭政的这些说明、申辩和解释，换来的只是一句话、一根大棒：”谭政的态度很不老实！“此时，又有人出来”秋后算帐“了。有人说：”1944年，你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几次修改后形成的。这是毛主席的著作，可却用你的名字发表，你捞了多少政治资本？“听到此话，谭政己忍无可忍，他站起来激愤他说道：”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也是毛主席修改的，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后来在大会上宣读和在报上发表用我的名义，都是中央开会定下来的，我就是用我的名义发表，也是发表不了哇！“”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是想借此捞政治资本！你还不承认！“对方大声训斥道。有人说：”你谭政在‘八大’《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是明目张胆地执行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

有人说：“总政内部有个圈圈，你谭政和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必须交待你们的反党纲领！总政己到独立王国的边缘。”谭政一一辩解着，申诉着，解释着、斗争着……他，一位叱咤风云、转战一生的共和国将军，他疲倦了，他被整的神魂颠倒，蒙头转向，疲惫不堪……

10月20日，会议在一一认定上述种种对谭政的诬蔑、指责，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后闭幕。然而，问题并未结束。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希望谭政同志在今后总政治部机关整风中，进一步地进行检查”的规定，在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上，还要对谭政等人继续“揭发批判”。对谭政等人的政治迫害，并未就此罢手。

1960年10月25日。北京某地。总政党委扩大会议。金秋已过，天气渐冷，在北京某地召开的以整谭政为宗旨的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也如同自然气候一样，在冷酷寒意中一天冷似一天地在激烈进行。会议马拉松式地从10月25日，开到次年的1 月25日，长达三个月即九十天之久。在这长达九十余天的漫长政治劫难中，谭政又遭到了接二连三的轮番“轰炸”。最后，会议以作出对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成员的处分意见，而告结束。处分意见写道：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而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谭政为了执行彭、黄路线，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欧阳文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

随后，中共中央批准井转发了总政党委的《整风工作报告》。谭政被撤销了总政治部主任，降职为副主任。刘其人、姜思毅由部长降职为副部长，白文华、欧阳文调离总政治部。以后，又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撤销了谭政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撤销了谭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着，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又撤销了谭政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军队改革薪金制度时，又给谭政行政降两级的处分。谭政这位投身革命奋斗几十年的大将军，今天却遭受了内部的迫害，饱尝了逆境的苦衷。

然而，他没有灰心，没有泄气，没有绝望。在遭遇迫害中，他坚持真理，坚持斗争，马列主义武装在胸，宁做逆境不倒松。在谭政挨整的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中，谭政的心境也达到了人生的底点。他昼不愿出，夜不能寐，生活无趣，饭食无味。家人发现，他本来已经戒掉的烟，又抽上了，而且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他常常是烟雾燎绕，愁云笼罩。有时候，他独自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半天。谭政的心情，是郁闷的，压抑的，愤怒的。

他实在是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去找林总说一说嘛！”谭政不去。也有人建议他：“去找毛主席！”谭政也不去。实在憋闷得受不了了，他去了他的前任、老领导、老上级罗荣桓元帅家里。谭政与罗荣桓是几十年的老知交了。谭政来总政当主任，是罗帅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的。谭政把罗帅当成兄长，平时有了什么想不通的事，他都要找这位老大哥。就是家里出了什么纠纷，也是找罗帅来给调解。当谭政颓唐地来找罗帅的时候，罗帅便说：“你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委屈，你就尽管说吧！我虽然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但至少可能给你参谋参谋。”谭政心情激动他说：“罗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罗帅虽然身体不太好，有些事情不太过问，对谭政的事情，他还是知晓的，但由于事关林彪，甚至关系到主席，因此，有些话他也不太好直说。尽管罗帅认为，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但从组织原则上讲，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罗荣桓只好从正面劝慰谭政，要他服从中央的决定。谭政还问罗帅：“主席同意这么搞吗？”

“不要管怎么回事了，还是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还是要继续工作嘛！不要老是这样垂头丧气的！”说这话时，大概罗帅也觉得底气不足，没有说服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能说什么呢？沉默了好一阵子，谭政又说：“我这个反党分子，还能干什么呢？”罗帅回答道：“过去长期在机关工作，有了时间可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谭政采纳了罗帅的意见，果然精神振作了起来，下到他分管单位的基层去了。

谭政由总政治部主任降为副主任后，分工管总参、总后和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加了一项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及民兵政治工作。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不让你再工作了，副主任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安慰而已。然而，重新振作起来的谭政，确实没有在逆境中屈服，他真的正儿八经地当起了他的副主任来了。他跑了总参的直属单位，一个又一个的招待所，一个又一个的通信站，检查那里的工作是不是保持了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他跑了总政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又跑八一体工大队。要他们谈谈怎样做好演员的思想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比赛中的胜败。他跑到公安总队的一些哨所，去和那里的战士促膝谈心。他跑到武汉被服厂去蹲点，一蹲就是三个月。谭政回到北京，一见到罗帅，便兴致勃勃他说：“大有收获，大有收获！”谭政详细地向罗帅讲起军工生产的一些情况，谈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还带回一些不合格产品给罗帅看。谭政告诉罗帅：“有的军工生产有问题，特别是生产军械弹药的工厂，那要是出了质量问题，可是不得了！”罗帅听后高兴地对谭政说：“好哇，好哇！你把调查的情况写个报告，也准备一个稿子，向军委汇报。”

于是，谭政就又认真地准备起来了。手头的材料是现成的，他不用准备，就能说出许多事情来。但他还是认真地准备了起来。

自己动手写提纲，认真和秘书凑材料。材料准备好了，也向上面报告了，但迟迟没有回音。等来等去，谭政向毛主席写的调查报告，向中央军委的汇报，不仅没得到回复，反而说他写的那个民兵工作考察报告中提出的“三依靠”是与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相对抗，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又一次受到了委屈，谭政又去找罗帅。这时，罗帅的身体已经是越来越不行了。

一天，谭政在总后参加会议，得到消息说：“罗帅不行了！”谭政和李聚奎上将飞车赶到罗帅家里，也没能跟罗帅说上一句话。这不能不使谭政悲痛万分。回到自己家中，百感交集，谭政禁不住失声痛哭。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不少领导下了基层，谭政也决定下到基层去。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造思想。谭政选择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军工厂，他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组长。到厂第二天，谭政就穿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去了。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谭政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谭政在这个工厂里认认真真地当了半年多的工人，他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来。工人们对这个“老唐”很是喜欢，很愿接近。

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说，甚至有的工人家里发生了纠纷，也愿意找他帮助解决。既然是工作组组长，就要管点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去南昌参加一个会议。他带上秘书就出发了。不料，来到南昌当晚，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告诉谭政同志，他是犯了错误的，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秘书反问：“这是谁的意见？”电话里传出来一个响亮的名字。秘书只好回答：“知道了。”怎么和谭政交待，思来想去，只好撒谎。“谭副主任，会议改期了，我们要先回九江。”谭政不解他说：“不会吧，不是定好了的吗？”“刚刚改期的。”秘书说道。谭政说：“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们，哪能这样不负责任，劳民伤财？”秘书反复劝他不要再问了，可谭政还是坚持要问。无奈，秘书只好实话实说了。谭政听完后，就再也不说话了……谭政从九江蹲点回京不久，即接到中共中央决定，调他去福建任第五位副省长。可是，这个副省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新的灾难，又一次无情地降到他的头上。1967年隆冬，北国已是白雪皑皑，滴水成冰，南乡福州，却秋韵未尽，绿荫浓浓。马路两旁，主于粗壮的榕树，刚劲挺拔的玉兰树，枝繁叶茂，翠绿欲滴，仿佛是绿色的飘带，绵延在市区内的大街小巷，给这平静的福州，又增添了清新秀美之感。此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住在福州市内五峰山军区大院里的谭政（他是不久前为回避红卫兵冲击，经省委决定由省委招待所交际处迁到这里的），无心浏览榕城的自然风光，一场不样的厄运，似乎马上就要降临。接连几天，台风阵阵，阴雨霏霏，寒冷异常，市区内市民居住的二层结构、普遍从东向西顺风倾斜的木板房，发出吱吱的响声，似乎很难招架住这逼人的风寒。厄运果然发生了。福州军区卫校造反派学生二十多人，在林彪的唆使下，臂带红袖标，深更半夜闯入谭政家中，把他捆绑起来，押解到北京。尔后，在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各院校，谭政与彭德怀、黄克诚等一起，轮番接受批斗，坐“喷气式”，被拳打脚踢，“文革”中发明的各种“刑罚”，应有尽有，苦不堪言。从此，谭政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文革”监禁生活。

八年里，谭政先是和罗瑞卿关押在一起，以后又分开。开始被关到北京卫戍区教导队“什坊院”。在此院被关的，还有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按照住房的序号，他们被称为1 号、2 号、3 号。l 号是彭德怀， 2号是谭政。谭政的监房比别人昏暗得多，别人的门窗朝前，门窗一壁，而谭政的监房要通过一所过屋才能进去。窗子封得严严实实，外边已安着一个漏斗状观察窗，见不到一点阳光。一天到晚，室内极度昏暗，特别是阴雨大，室内白天黑夜没什么两样。这样，谭政本来就压抑的心情更加深重。他一天到晚不说话，也很少在室内走动，往往是在一个地方许久许久地站着，有时瞪着两眼，呆呆望着，眼皮不眨一下。他的内心痛苦超过了极点。他的神经己有些失常了。后又被转移，关在公安部办的政法大学里。前后换了好几个地方，具体都是什么地方，谭政自己也搞不清楚，深院壁垒，无向可辨，无人可问。在阴暗潮湿的“囚室”里，夏日闷热，蚊虫叮咬，呼吸都感到十分的困难，冬天寒冷，无任何取暖设备，谭政只能合衣而卧，蜷曲着身体，以抵风寒。吃的“囚饭”，除了窝头、咸菜，无任何可引起食欲的饭菜可言。

八年里，谭政的身心受到了极度的摧残，政治生命降到了他人生的最低点，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也降到了他人生的极限，病疾相伴，无药给医，谭政险些送命。后来，谭政自己曾伤心他说：“我这个参加秋收起义的红军战士，井冈山上的共产党员，古田会议的参加者，经过爬雪山、过草地，长征二万五千里，竟然在‘自己’的监房里蹲了八年！”一次，毛主席问：“那个谭政哪里去了？”这才把谭政从监房中放出。此时恰是1975年元旦过后不久的春节前后。谭政放出后，先是住在中组部招待所，长时间生活上没人过问。老同志、老朋友前来看他，谭政一见面便失声痛哭！老秘书前来看他，他竟然哭得老泪纵横，像是个孩子。并说：“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人们突然发现，谭政大将的神经已有点不正常了，说话用语迟顿，腿脚不灵，耳朵发聋，真像一个小老头了。同志们见到谭政被折磨成这种模样，都感到吃惊，并关切地问：“谭老，你是为什么蹲监房的呢？”谭政的回答十分干脆：“不知道。”当秘书问起他在监房里的情况时，谭政摇摇头，说道：“八年了，别提它了！”谭政对秘书和看望他的同志说起出来后的情况：“许多人来看我，那天耀邦同志来了，很关心我的生活。”说着说着，止不住又落下了热泪。“我是出来了，但就这么呆着，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点事情做才行啊！”谭政还惦记着工作并对秘书说。秘书给他出主意：“您给叶副主席写封信，把你的情况说一说。”谭政觉得此办法不错。第二天就给叶副主席写了一封短信。叶剑英接到谭政的信以后，很快把信批给了此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邓小平立即把这封信转给了毛主席，并作了批示：主席：谭政无大错，建议安排军委当顾问。

当天，这封信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泽东也想到了谭政这个湖南老乡，老部下，老相识。当初正是毛主席“那个谭政哪里去了？”才把他放出。今天，毛泽东又在经邓小平批示的谭政的信上，用粗粗的铅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圈，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于是， 1975 年8 月，谭政出任中央军委顾问，对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予以平反。谭政大将又穿上了他视为生命的军装，恢复了往日的殊荣。谭政穿上军装去看叶帅。在西山叶帅的住所，他握住叶帅的手，泣不成声。叶帅看到谭政虽有好转、但仍无法掩饰的落魄身心，心中犹如刀绞般的难受，他的喉咙硬咽了。坐了片刻，恢复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叶帅对谭政说：“谭政啊，你出来工作，是邓小平同志建议，毛主席批准的。你呀，身体不好，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不要像过去那样一个劲儿地干，身体不行不要勉强。”谭政的耳朵已经背了，没有听清。叶帅只好又说一遍。谭政明白后激动地对叶帅说：“能工作了，我就要尽量给党多做点事情。”告别叶帅时，叶帅又特意送给了谭政一个助听器。此后，谭政又去看了徐帅等老同志、老朋友、老上级，谭政的心情，身体，精神，处在慢慢的恢复中。谭政以坚强的毅力，锻炼身体，做着恢复工作。谭政虽然行动不便，据他的秘书回忆，有时走路直跺脚，就是迈不开步，但上任后，仍然深入边防海岛去看望部队，回到井冈山看望老区群众，还回到东北解放战场去巡视。正在谭政身心状况逐渐恢复，并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由于身体被迫害的虚弱，加上一个新的、意外的打击，使他永远地失去了工作能力，在医院的病榻上，艰难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八年的旅程。

1980年4 月25日。北京五棵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南楼高干病房。谭政病榻。北京的四月，阳光明媚，微风阵阵，万木逢春。座落在五棵松地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301 医院南楼高干病房，亭台楼阁，平顶白墙，远远望去，显得十分威武壮观。院内丁香株株，松柏参天，花草遍布，气息幽幽，这是一个闹中取静，治病疗养的好去处。这里有一个经历坎坷、阅历非凡的特殊病人，他就是年已七旬的共和国大将军谭政。与谭政同住三层治病疗养的，还有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身经百战的将军韩先楚和越南领导人黄文欢等。谭政入院后，经医生、专家会诊，确诊为“脑血栓”病，需住院长期治疗。此次谭政住院，既是林彪长期政治迫害、身心摧残所造成的直接恶果的继续，又是这种迫害的余毒对谭政的再次刺激而直接引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一个地位相当高的人来谭政家里看望谭政，并对谭政说：“谭主任，你在延安作的那个政治工作报告，不能算作你的著作吧！”谭政没有吱声，但心中怒气油然而生。碍于情面，他并未发火。这个在林彪整他时玩弄的老把戏，谭政早已领教了。他当初不认这个帐，后来不认这个帐，今天他更不认这个帐。几天过后，有关方面给谭政送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文件中，有一个附件，就是当初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谭政作的那个《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但这次报告的署名，处理得很滑稽，既未署谭政的名字，也未署毛泽东的名字，而是署了“留守兵团政治部”机关的名字。谭政看后，真是哭笑不得：“留守兵团政治部怎么作报告？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谭政心中很生气地对秘书说。秘书只能安慰谭政说：“可能是他们又搞错了！”

谭政接着激动他说：“历史总会是真实的、总有一天会有人说公道话的！”

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打击，使谭政刚刚恢复的身心，无形之中又受到了一次剧烈的震痛。几天之后，问题出现了。一天中午，公务员打了一盆洗脸水，准备给正在医院查体的谭政同志擦脸。公务员叫一声：“谭老！”谭政没有反应。又叫一声：“谭老！”谭政仍没反应。公务员觉察到谭政的身体可能出问题了。他叫来了护士、医生。谭政醒来后，发现他左侧身体已不能动，并影响右侧身体。语言失灵，吐字不清，很难听懂，但他心中还明白，用手写字，企图表达意思，但手脚都已不听使唤，划道拐弯已很困难。经医生、专家会诊结果，确诊为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静静的医院高干病房（后来又迁到新南楼即将军楼六层四床），外面是明媚的春光，里面是卧床的大将。

谭政己无法浏览那四季分明的都市景观，而长期弥留于白墙、白床、白衣护士之间，偶尔又在似梦非梦的迷朦中，回到那军旅生活的战场，回到了那童年儿时湖南老家的田园生活……谭政长达八年的病榻煎熬，就这样在昏昏沉沉中，悄然开始，在光怪陆离中，慢慢度过。他大小便失禁，秘书、护士们为他端尿端尿。他身背长满了褥疮，秘书、护士们为他翻身，擦洗，换药……

有一天，老秘书兴冲冲地来看他，坐在谭政的床边，从兜子里拿出一本书来，对谭政说：“谭老，这是党的权威部门编辑的《党史参考资料》，里面收录了您在延安西北局高于会议上的那篇报告，并署了您的名字。”

谭政没有听懂，他的听力已经越来越差了。

无奈，老秘书又赶紧把这件事写在纸上，让他看这个可喜的消息。尔后，又把《党史参考资料》收录了他那篇报告的书，及其书中所录谭政报告的“谭政”署名，指给他看。

谭政看懂了，明白了，完全明白了！他脸上现出了难得的微笑。

他的嘴动了动，说出了几个字。老秘书无法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但从口型上看，仿佛是说：“实事求是就好。”

1986年6 月13日，在家人和秘书们的陪伴下，谭政在医院的病榻上，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寿辰。这一天，徐向前元帅给谭政大将发来了八十寿辰生日贺信。信中写道：您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

谭政躺在床上，病室内坐满了家人与秘书。

谭政看着徐帅发来的祝贺他八十寿辰的贺信，心中荡起了无限的感慨与激情。回想这八十年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与戎马疆场的军旅生活，回想到林彪的迫害与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理解与支持，回想起这难熬的病榻生活及其对秘书和家人们的连累，回想起老帅们和同志们的关心，两行滚滚的热泪，情不自禁地从谭政的眼睛里流出，泪水穿过面颊，流过耳际，润湿了枕头……八十寿辰后两年，即1988年7 月，谭政在病榻中，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11月6 日凌晨2时5 分，凛冽的北风不时呜咽着、呼啸着掠过古城，当拂晓已经来临的时候，当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将谭政在弥留昏睡中，吐出入世间最后一口气，便悄悄地，没有打扰任何人，永远地告别了这个生他、养他的世界。共和国的一颗巨星殒落了。谭政大将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全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极大悲痛。有的写悼诗、挽联，有的写信、发电以表悼念之情。谭政逝世后，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党中央的授意下， 1988 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几乎以一整版的显著位置，以大长方形黑框里面的大黑字醒目标题“深切怀念谭政同志”，刊载了谭政同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四幅大型照片和他的生平介绍。上面两幅照片，一幅是1936年谭政同志在陕西保安（现为志丹县）红军大学学习时校园内所拍照的；一幅是1959年11月28日，朱德元帅、谭政大将等在北京长辛店坦克学校视察时所拍照的。下面两幅照片，一幅是1958年6 月谭政同志会见四川省革命荣誉军人课余演出队时所拍照的；一幅是1945年8 月28日，谭政等在延安机场欢送毛泽东主席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时所拍照的。《人民日报》还以新华社的名义，刊载了《谭政同志生平》。《生平》全文五千余字，对谭政大将的一生经历作了简要的介绍与高度的评价：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谭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11月6 日凌晨2 时5 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谭政同志在六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百拆不挠，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谭政同志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经历无数艰险，但他总是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勇挑重担，开拓前进，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高尚的品德修养，大公无私，敢于直言，严以律己，宽厚待人，功高不自傲，委屈能求全。他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作风民主，顾全大局。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工作认真细致，善于总结经验，能够创造性地完成党所交付的各项重大任务。谭政同志功勋卓著、德高望重，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军队建设，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的崇高品德和重大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谭政同志永垂不朽！

是的，谭政大将的一生，功勋卓著，富有传奇色彩。他为缔造和建设人民共和国所铸就的风云业绩，将永远载人史册，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流芳百世。他的高尚的道德风范，伟大的人格力量，高超的领导艺术，忘我的奋斗精神，将永远启迪、激励、鼓舞、教育后来人！谭政大将与人民共和国同在。

后记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谨向为此书提供大量资料和具体指导的老将军莫文骅、秦兴汉表示敬意，向谭政大将生前秘书乔希章、佟印以及家人谭泽岱等表示衷心感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雷光鸿、姜文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崇文、作家出版社李玉英等同志为此书的审编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敬意。同时，对热情提供有关资料的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党支教研部资料室的工作人员道一声辛苦。由于写作时间仓促，发掘资料难度较大，写作水平有限，书中定有疏漏、失误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