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世界军事史 卷3

《西洋世界军事史 卷3》

大事记（一）：工业革命与美国的崛起

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将欧洲封建主义残余铲除殆尽时，世界上从所未见的最伟大的革命也开始撒播一种新制度的种子——这是一种以煤、蒸汽和机器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唤醒了民族主义之后，滑铁卢会战后的一个世纪中，巨大的潜力被释放出来，注定要改变世界的面貌，提高战争的地位，由个别国家的战争演变成为洲际间的两栖大战。早在一八二五年，距拿破仑最后失败不过十年光景，斯汤达就已有了如下感慨：“从一七八五年到一八四五年，世界的变化何其巨大！在过去两千年有记载的世界历史上，从未在风俗，思想和信仰等方面发生过如此显著的革命！”

在斯汤达所说的一七八五年之前，这场仅仅由蒸汽推动的工业革命，差不多已经孕育了一个世纪。其起源大致为一六九八年塞维利发明的蒸汽抽水机，以及一七〇五年纽克曼发明的自动蒸汽机。但是直到一七六九年——也就是拿破仑和惠灵顿出生的那一年——格拉斯哥的工具制造者瓦特才集前人发明之大全，并于一七八二年发明了双冲程引擎。同时在一七六九年，屈尼奥在法国也建造了第一辆用蒸汽推进的机车。一七八五年，卡特莱特又发明了蒸汽纺织机。这样才到了斯汤达所说的一七八五年。

从一七八五年起，由于蒸汽动力的发展以及新式炼铁方法的发明，英国超前一步，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在工业制造方面赢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一八一八年六月二日，科克兰尼勋爵在英国下院指出：“若非适时采用机器，英格兰就会有全面衰亡之虞。”

火药的发明引发了一连串新发明，终于改变了战争技术。同样在使用蒸汽作为动力来源之后，军事方面也产生了新的革命。军队的运动和补给可以使用汽船和铁路了。此外，武器制造也出现了许多改进，并且有了批量生产的可能。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军事方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发明，就是雷管和锥形子弹。因为一八〇〇年发现了雷酸汞，所以雷管才有制成的可能。七年后，弗塞斯申请了雷汞子弹的专利，接着在一八一六年，萧在美国费城也发明了黄铜雷管帽。锥形子弹发明出现在一八二三年，当时英国第三十四团的诺顿上尉设计了一种圆锥型子弹，装有一个中空弹底，使其在发射时可以自动膨胀并封住枪膛，虽然英国政府拒绝采用，但却辗转传入
法国，一八四九年，法国的米尼埃设计出米尼埃式子弹，却反而被英国陆军采用。一八五一年，英国陆军采用了米尼埃式来复枪。这两个发明使步兵战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雷管使步枪在任何天气都能使用，而且大大减少了哑火现象。锥形子弹则使有来复线的步枪成了这个世纪威力最强大的武器。

雷管的发明又使弹壳可以在发射之后就丢弃不用，这使后膛式枪炮有了实现的机会。这种弹壳在炮兵射击学方面产生了新的革命，因为它可以阻止气体不向膛后发泄。首先发明的是一八四七年的撞针式弹壳，接着又有了镶边式弹壳，最后在一八六一年才有了中央发火的弹壳。当关于燧发式和雷管式前膛枪之间的利弊争论在各国都还没有结论时，一八四一年，普鲁士当局突然采取果断步骤，给某些团配发“德莱塞”式后膛枪进行试验。这种步枪通常被称为“撞针式步枪”，是一种使用枪栓的武器，发射纸包的弹壳。虽然气体仍然从膛后泄出，所以有效射程要比米尼埃式步枪短，但是却能在一分钟内发射七颗子弹，而米尼埃式步枪最多只能发射两颗，不过其最大优点还不是装弹迅速，而是因为后膛装弹便于在卧倒姿势中使用。

炮兵的发展则比较迟缓，尽管后膛和来复式火炮早已为人所知，但是直到一八四五年，这两个因素才结合成一体，造出了一门真正有效的后膛来复线式火炮。但是因为成本太高，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立即采用，直到克里木战争爆发后，才有人把某些铁制的前膛滑管式的六十八磅炮和八英寸炮，改装成有来复线的火炮。射程和命中率都提高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轰击成了“十分可怕的事情”。这次战争之后，所有强国都开始试验有来复线的后膛火炮。

另一个在十九世纪初开始发展的新武器就是火箭，实际上在所有使用火药推进的弹体上，它是最古老的一种，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成对付骑兵的武器，在亚洲有非常广泛的运用。一七九九年，提普苏丹在塞林伽巴丹围攻战中就使用过火箭，这使一位著名的发明家康格里夫爵士想到对它进行改良。据他自己说，他制造的飞弹，重量从两磅（即一种自动推进的子弹）直到三百六十磅。一八〇六年，他的火箭在对布伦的攻击中有过成功的试用，于是他预言道：“事实上，火箭这种武器注定会使整个战术体系为之发生变化。”这个预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终于兑现了。

这时，蒸汽推进方式也有了新的发展，采用的形式是轮船和火车，这又为全新型态的战舰奠定了基础，并且使陆军可以尽可能扩充数量。虽然远在罗马时代就有脚踏的轮船，可说是最早的水上机器推进工具。一七七五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人拉姆塞建造了一艘最早的蒸汽船，其推进原理就是利用喷水机，用蒸汽抽水机在船头吸水，然后从船尾排射出去，可是这与其他发明家设计的汽船模型，如富尔顿的进行比较，不免黯然失色。富尔顿是个年轻的美国人，具有特别优异的发明天才。一七九七年，他把一个建造潜水艇的方案献给法国执政府，这艘叫“鹦鹉螺号”的潜水艇，一八〇一年在布列斯特港口试航，在水下潜航达一小时之久。（这并不是第一艘潜水艇。一七七六年，布希尼尔发明了一艘龟形潜水艇，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钻到英国战舰“鹰号”下面，想把一颗水雷钉在其船底下面，可是因为调整失灵而失败。）一八〇三年，富尔顿又在塞纳河上试验一艘蒸汽船，拿破仑也很赏识。（第一艘实际可用的蒸汽船是“夏洛特·敦达斯”号，一八〇二年在福思湾试航成功。第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轮船是美国在一八一九年建造的“萨凡纳”号。）一八〇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对使用蒸汽推动船只的计划这样评论道：“这可能会使世界的面貌为之改变。一个伟大的真理，千真万确的事实，已经摆在我眼前。”

富尔顿于一八〇七年返回美国，在那里建造了一艘改良型轮船“克莱蒙特”号，在三十二个小时内，从纽约行驶到阿尔班尼，行程为一百五十英里。此前他还发明了一种鱼雷，一八〇四年九月，英国的凯斯勋爵在布伦港外用它攻击法国舰队。一八一三年，他又建造了第一艘蒸汽动力军舰“人类”号——以后改名为“富尔顿”号——这是一种双连式船壳构造，激水轮夹在中间，用五十八英寸厚的木带加以保护。这艘巨型怪船明确指出有两件事必须改良：（一）比激水轮更不易损坏的推进方法，（二）不那么笨重的保护方法。

螺旋浆式的推进机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一八三六年，瑞典陆军的埃里克松上尉获得该项专利。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就是用铁甲代替木板，这是康格里夫在一八〇五年最先建议的。但是直到克里木战争爆发，法皇路易·拿破仑才命令建造一队浮动装甲炮台，足以抵挡枪炮子弹。一共造了五艘，用四英寸厚的铁甲保护，上面装有五十六磅炮和辅助的蒸汽引擎，获得了完全成功。不仅证明装甲船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装甲的使用又使威力较大的火炮也成为必要。这逐渐使海军都采用有来复线的火炮。

克里木战争结束后不久，英法两国都开始建造其第一艘装甲蒸汽军舰，分别是“光荣号”和“勇士号”。“勇士号”长达三百八十英尺，排水量为八千八百三十吨，引擎能产生六千匹马力，速度为十四又二分之一英里，武器是二十八门七英寸炮，装甲厚度四英寸半。

再说陆上。一八〇一年，特雷维西克在英国设计了第一辆实际可用的火车头，而第一条真正的铁路是史蒂文森建造的，时间是一八二五年，地点是斯托克顿到达林顿之间。虽然火车是纯粹英国发明，可是第一个了解铁路在战争中的超级重要性的国家，就是产生克劳塞维茨的那个国家，这似乎并非巧合。一八三三年，哈尔科特就指出若能在科隆和明登之间修建一条铁路，再在美因茨和威悉之间修建另一条，那么对莱茵地区的防御大有裨益。波尼兹认为普鲁士为了能对抗法奥俄三国，有普遍修建铁路的必要。同时，绝顶天才的经济学家李斯特也指出普鲁士的弱点就是夹在几个强大的假想敌国之间，而处于所谓“中央位置”上，但若能修建铁路，国力即可大增，由一个二等军事强国上升为头等巨强。他说：“这可以在欧洲的心脏地区形成一个坚强堡垒。动员的速度——部队可以迅速由国家的中心达到周围边界，加上铁路运输构成的其他一切明显的‘内线’利益，都足以使德国比任何欧洲国家更居于优势地位。”

在一条轨道都没有铺设之前，这位杰出的天才在一八三三年就为德国设计了一个完整的铁路网，其规模大致与今天实际修建的并没有太大出入。十三年后，就在李斯特逝世那年，普军一个军共一万二千人，携带火炮和马匹，由铁路运往克拉科夫，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铁路的大规模部队运动。这次试验之后，普鲁士参谋本部开始对铁路的军事价值进行了综合研究。虽然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〇年间的革命动乱时代，普鲁士对铁路运输的问题又获得了一些进一步的经验，奥俄两国也一样，但是直到一八五九年法意战争爆发时，对部队的铁路运输问题才完全获得解决。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史蒂文森的天才，才使克劳塞维茨的“全国皆兵”理论获得了生命，因为假如没有铁路，那么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大规模陆军将不可能获得补给。

约米尼检讨一八六三年以前的变化时，认为战争又会变成“大量部队之间惨烈而无理性的血战，使用的武器将具有意想不到的威力。我们可能再次看到四世纪那样的人民战争，我们可能再次被迫过着象匈奴人，汪达尔人和鞑靼人肆虐的那些时代中一样的生活。”他进一步指出除非各国政府联合起来禁止毁灭性发明，否则步兵必须恢复中世纪使用的护甲，不然在尚未与敌人接触之前，整个步兵营就会覆灭。可能会再看到遍身甲胄的战士，连马匹也需要同样的保护。

可是工业革命变出来的魔术却比约米尼预料的更进步。古代的人力劳动基础很快就被推翻了，劳动者被赶出自己的家庭和村庄，编入了工厂。这些工厂成了国家财富的源泉和社会革命的温床。

普遍贫困造成了大规模移民运动，在一八三一到一八五二年之间，有超过三百万人从不列颠和爱尔兰迁往美国，另有许多不能去的人转而信仰社会主义，这是工业革命产生的一种新宗教。

这个权力时代的精神铸造者是三位“卡尔”——即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和达尔文。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八三二年出版）中主张回到斯巴达的老路上去，就是要把国家变成战争机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中以阶级斗争的思想作为其社会理论的基础。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八五九年出版）中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他们三人都是“群众斗争”的先知——第一位在战争方面，第二位在社会生活方面，第三位在生物学方面。

“机器时代”萌芽之时，一致的呼声是要求和平时代，可是各国间的尖锐差异却造成了矛盾，助长了民族主义势力，到欧洲之外的国家也开始进行工业化之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世界性的了。从有限战争走向总体战和极权主义道路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潜伏思想。

第一场无限制的工业化战争就是美国内战。这是蒸汽时代的第一次大战。北军方面的目的就是要对方无条件投降，也就是总体性的胜利，其性质有如“十字军”一样，加上这是工业革命后一切军事发展的总试验场，所以在战争历史上开辟了全新的篇章。

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进行之际，在北美洲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帝国，因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一样都以“扩张”作为其自然附产品。印地安人的领土迅速被兼并，许多新州纷纷建立。一八〇三年，美国花了一千一百二十五万美元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的大片土地，使美国面积增加了一倍，一八一九年又从西班牙买到了佛罗里达，面积再度增加。

获得路易斯安那之后，就与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接壤，美国开始与西班牙不断发生冲突。一八二一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一八二二年，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也群起仿效。门罗总统担心某些欧洲国家对这些新成立的共和国有觊觎之心，所以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对国会提出年度咨文时宣布了三个原则，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门罗主义”。简而言之，这些原则就是要把美洲保持为美国人的美洲，从此断绝了欧洲人向西半球建立殖民地的念头。所以这也是个总体性政策。

这就创立了一种新的扩张方法——用保留方式来确保扩张的机会。虽然欧洲人缺乏土地，可是新世界却不允许他们垂涎，这一大片土地都冷藏起来，留待美国人去进行经济性开发。

一八三六年，美国与墨西哥因为德克萨斯争端，终于引发了德克萨斯战争，一八四六年又发生了墨西哥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美国不仅确实兼并了德克萨斯，而且更获得了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和科罗拉多的一部分，这些地区以后都成了美国的新州，其面积与所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地区差不多同样大小。同时，美国又与英国签订条约，获得了奥尔良地区，即华盛顿、奥尔良和爱达荷三个州。一
八五三年，又与墨西哥完成了加德森购买事件，这样一来，除了阿拉斯加以外，美国的本土就与今天的面积一样大了。（一八六七年，美国才从俄国方面购得阿拉斯加。）

所以不过在一个人一生的时代中（一七八三——一八五三年），一个巨大但大部分还是空洞的帝国诞生了。扩张完成之后，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确保它，而是如何阻止内在的冲突以免使其分裂。许多年来，由于经济生活的不同，美国南北两部分在政治意见上也有很大差异。南方务农为本，重视其蓄奴利益。北方趋向重商主义，重视的是航运和财政。南方是农民和借贷者；北方是资本家和放贷者。代表北方的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即后来的民主党）；代表南方的是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即后来的共和党）。国界愈向外推进，两党之间的裂痕也就日益增大。

这两派的利益分歧之所以无法协调，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宪法缺乏政治上控制能力。当时制宪时，其设计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一个松散的组织，所以对这个迅速成长的帝国，完全不能产生凝聚力。

美国的组织本来是“邦联”，组织条文是各州在一七七七年同意批准的。邦联解散之后才有后来的宪法。这个原有的“邦联”不过是一个“坚固的友好同盟”而已，每个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都可以走自己的路线，国会并无征税权力，也不能管制外国与各州间的贸易关系，更不能强迫各州服从命令。一七八七年，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由华盛顿任主席，开始考虑制定联邦宪法的问题。其主持人就是汉密尔顿，他建议把立法院分为两部分——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参议院握有宣战的唯一权力，众议院则有权发行货币、管制贸易、征收租税、偿还国债和准备国防等。这个建议在一七八八年七月间被会议采纳。

这个巨大的改变与法国革命的爆发恰好在时间上不谋而合，欧洲国家为了家事整整忙了二十年，正好让美国人可以自由考虑他们的内政问题。

在这种动荡和战争的时期，在南北两部各州都同时发生了经济革命，使他们受到了很大影响。在南方，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棉业贸易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结果使南方的棉花种植者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使他们与北方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越走越远。在南部各州，贸易关系非常简化，在北部各州则日趋复杂。由于二十年来欧洲一直处在战争中，所以新英格兰等商业州都获得了繁荣的机会；加之一八一〇年到一八一二年以及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一五年两次与英国进行战争，长期封锁也迫使他们必须工业化。

对北方而言，为了保护其稚嫩的工业以对抗欧洲竞争者，就有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的必要；但对南方而言，因为他们亟需出售日益增多的棉花，保护关税却对他们非常不利。这种差异迅速发展成分立的要求。当一八二八年一月所谓“可恶关税法”公布时，危机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在查尔斯敦港的所有船只都下半旗表示抗议。

同年，佐治亚州对所有反对新税法的各州发表了一个冗长的宣言，到一八二九年，密西西比州主张抵抗，而弗吉尼亚州也决定不接受新的税则。一八三二年，国会对一大批进口货品取消了课税，但这却只使风暴更为凶猛，南卡罗莱纳州立即召开全州大会，宣布废止一八二八年的关税法案和一八三二年的补充法案。最后在次年三月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于是争取州权的斗争总算是结束了其第一阶段。

当斗争由经济问题发展成为政治问题之后，没过多久，争执又转向道德方面，这就是奴隶制度的是非问题。在一七八一年到一八〇四年之间，北方各州都已先后取消了奴隶制度。到一八一九年，当时的二十二州之中有十一个州是废奴的，而另有十一个州则继续蓄奴。同一年，在众议院因为要投票决定是否使密苏里升格为一个州时，困难发生了。不管密苏里废奴还是蓄奴，都足以使南北间的平衡受到破坏。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折中办法：密苏里被承认为蓄奴州，但另外又承认缅因为废奴的州，以维持原有的平衡。这只是临时应付，并不能解决问题。小亚当斯总统早已认清这一点，因为他在日记中这样的记载道：“我认为现有的问题不过是一出大悲剧中的第一页而已。”

因为演变成了道德性的问题，于是争执获得了宗教式的意义。结果所谓州权的问题又裹上了一层政治神秘主义外衣，因此这个问题可以永远争论下去，永无解决的希望。

一八二九年，有个叫沃克的黑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叫《沃克的呼吁》，书中称赞黑人，说他们比白人英勇，鼓励他们造反。结果在弗吉尼亚州发生了黑奴的叛变，评论者认为是受了这本小册与《解放者报》的鼓动，这是波士顿的一份报纸，主编者是格里森，他的附从者被称为废奴主义者。南方各州要求制止他们的活动，尽管反蓄奴的集会被解散，黑人的学校也被捣毁，可是这种反蓄奴的宣传品却仍然源源不断流入南方各州。这样纠纷一天比一天加剧，只是因为德克萨斯问题和墨西哥战争曾经短暂中断。前面说过，在那些战争之后，美国又获得了大批新土地。由于这些土地的获得和一八四八年在加州发现了黄金，更使南北两方的裂痕愈益加深。

黄金的发现使这些新近获得的地区发生了强烈的社会骚动。劳动者离开了田地，商人离开了店铺，海员离开了船舶，军人离开了营房，一起去做淘金梦。任何威胁和惩罚都无法使人们留在其合法职位上。因为美国国会尚未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政府，所以人民自己建立了一个。一八四九年九月，在蒙特里雷召开了一个大会，起草了一个自由州的宪法，并正式要求加入联邦。这个要求却遭到南方各州的强烈反对，因为多了这个州又会使废奴和蓄奴双方在国会中的权力平衡受到破坏。虽然如此，经过一连串辩论之后，在一八五〇年终于还是获得了妥协。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在这些新地区中，蓄奴问题终究还是要解决的，而这些地区最后总归是要升格为州的。结果是在经济和人口两方面，南方已经固定了，而北方却仍在继续扩张，因为开发西部好比是打开了一道水闸，使北方可以尽量向未开发地区发展。

此时，法理辩论以外的变化也推动了对立的两方面，使他们越走越远。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流入美国。他们对政治并不关心，目的是为了发财。铁路每天都在一英里一英里地延长，在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间已经铺了六千英里以上。一八四四年又采用了摩尔斯的电报。可是南方却并未跟着膨胀，反而却开始萎缩，因为他们的公民有许多都移殖到北方和西部去了。

北方所反对的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实际存在，而是这种制度有向新地区蔓延的趋势。所以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双方的争端就会永远存在。到布坎南总统的任期中（一八五七——一八六一年），由于经济发生不景气，争端达到了顶点。一八五八年，一个相当不知名的人物亚伯拉罕·林肯（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年）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当他与道格拉斯竞选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时，他对这个正闹得如火如荼的问题发表了不少
合乎常识的言论，全国都为之首肯。他大声疾呼说：“一座房屋若是分裂，也就无法立住。我相信政府不能忍受这种一半奴役和一半自由的情况。我并不希望房屋倒塌，但我却希望它不再分裂。不是这样，就应该是那样。”

接着在一八五八年五月，明尼苏达自由州加入了联邦；一八五九年又有了俄勒冈自由州，自由与蓄奴两方面的平衡终于被完全打破了。妥协已经走到了终点。十月十六日夜里，一个名叫布朗的狂热废奴主义者率领二十多个跟随者强占了位于弗吉尼亚哈普尔渡口的兵工厂，以此来支援一场奴隶叛变，于是冲突遂无可避免。这个事件使争执白热化，虽然他被迅速绞死，可是他的目的却达到了。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反奴役运动已经准备死战到底。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六日举行总统大选时，这个事件也在发展之中。当时有四个总统候选人：贝尔，布雷肯里奇，道格拉斯和林肯。林肯的当选实际上完全是靠北部十八个自由州的选票，在南方一票也不会获得。这是一个最后判决，无异于正式向南方宣告说，扩展奴役制度的梦想已经破灭，北方在政治平衡局势中已经占了上风。

十二月二十日，南卡罗莱纳州通过了独立宣言，而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等州也纷纷效尤。他们开始召集民兵，并占领联邦政府在南方各州的要塞，兵工厂和海关。一共没收了一千门火炮和十一万五千件武器。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代表南部各州的参议员私下集会，拟定了一个革命计划，并号召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召开国会，组织南方“邦联”。

二月四日，南部各州代表在蒙哥马利集会，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即所谓“美利坚邦联国”，并选举戴维斯（一八〇八——一八八九年）为总统。一个月后，五十一岁的林肯总统向南部诸州发出了最诚恳的呼吁，其结尾说：

“我的心怀不满的同胞们啊！内战的巨大危机抓在你们而不是我的手中。假如你们自己不充当侵略者，冲突就不可能发生。”

第一章：七天会战（上）

对立双方的战略是怎样的呢？就其本身来说非常简单：为了重建统一局面，北方必须征服南方；但是为了维持自己的“邦联”，南方却只需抵抗北方入侵即可。所以北方的形态是进攻，而南方的形态是防御。南方要征服北方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南方准备采取持久战，并引诱欧洲国家介入干涉，以便北方实力消耗殆尽之后不得不放弃这场决斗，从而承认南方分立。因为欧洲国家将会采取的态度还是个未知因素，所以如何进行持久战以消耗北方实力，这一点更为重要。这又引发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就是南方本身的资源究竟能支持多久，因为南方必须依赖北方和欧洲的工业，所以也并不太乐观。

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九日，林肯宣布封锁南部各港口，同时召集七万五千名志愿军入伍，尽管事实上联邦军总司令斯科特中将认为“需要三十万大军，由一位能干的将领统率，也许在两三年内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林肯却不象斯科特那样的认识到经济压力与军事攻击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经济当作军事的行动基础。所以他完全未能明了斯科特计划的价值。这个计划的内容可以这样概括：

（一）使用海陆联合远征作战以攻占新奥尔良，并封锁所有南方港口。
（二）组成两个大规模军团，一个向下进抵密西西比河，完全切断邦联东西各州之间的联系；另一个军团则威胁里士满，并把南军主力控制在弗吉尼亚州内。

从查尔斯角到密西西比河口，中间的港口和商埠只有九个是有铁路与内陆相联系的——那就是新伯尔尼，贝沃福特，威尔明顿，查尔斯顿，萨凡纳，布伦斯维克，彭萨科拉，莫比尔和新奥尔良。

到一八六二年四月底，除莫比尔，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以外，其余六个港口都已被封锁，这主要应归功于斯科特的远见，因为他坚守门罗堡。以后每次出击南方海岸，都要依赖这个要塞掩护兵力的集中，尽管斯科特的态度未免玩世不恭，可是事实真象却是：假如剩下来的三个港口在一八六二年也被占领了，那么战争的缩短就似乎没有疑问了。举例来说，战争开始时，在南方各兵工厂中所存步枪总数还不到二十万支，而兵工厂的设备极差，没有比脚踏车床更高级的机器。每年中单是为了更换补充都需要十万支，在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三年间，共从外国输入四十万支以上。从一八六二年七月起，兰布上校一直担任费歇尔堡的指挥官，直到该堡陷落为止，据他说至少有一百艘船只经常出入威尔明顿港。“到拿骚去的船只象邮船一样有规律。”

由于政策和环境限制，所以南方各州只能采取防御，因此戴维斯必须承认邦联的战略疆界与政治疆界是不相符的。政治疆界是从波托马克河到俄亥俄河，然后到密西西比河的哥伦布，再向西沿密苏里河而下。而战略疆界则是从波托马克起，沿着阿勒格尼山脉到查塔努加，然后沿田纳西河差不多直到萨凡纳，在富尔敦越过密西西比河，再达到在阿肯色河上的小石城。如果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也认识到肯塔基，田纳西和密苏里三个州只不过是前进基地而已，即仅为主战略防线中的战术前哨，那么他的战略就一定会采取这样的具体形式：他应该能够看出主战略防线的枢纽应为查塔努加——亚特兰大地区，因为邦联中的两条主要横行铁路线通过这两个城镇，并使整个战略地区与孟斐斯，维克斯堡，新奥尔良、莫比尔、彭萨科拉、萨凡纳、查尔斯顿、威尔明顿和里士满等补给港口联结起来。假如查塔努加——亚特兰大地区丧失了，那么从补给观点上来看，实际上这个邦联的面积就会缩小到只剩下南北卡罗莱纳和弗吉尼亚三州之地了。（注：依照一八五〇年的统计，德克萨斯一州所有的牛马数字，要比其他南方各州的总和多四倍。）

如果戴维斯明白这个战略，那他就一定能认清阿勒格尼山脉恰好把这个主战场（即夹在密西西比河与大西洋之间的地区）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政治性的，另一个是战略性的。在政治性地区中，两个主要城市和他们政府的安全实为最重要因素。而在战略性地区中，足以决定一切的就是几条重要的河川交通线——如密西西比、田纳西、坎伯兰和俄亥俄等河。这样他就应该认清赢得胜利的最可靠方法就是消耗北军的实力也就是
无限延长战争。其正确的大战术即以查塔努加为其主力基地，而在田纳西州境内进行攻势防御作战，另用一支掩护兵力在弗吉尼亚作战。这样一场战争，若能努力进行，则不仅可以保护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和佐治亚等主要补给来源地区，而且也使进入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的重要渡口都能畅通无阻，并向肯塔基伸出援手。

有人会说，若采取这样的大战术，北军也许就会占领弗吉尼亚州，并从那里向南推进，深入到卡罗莱纳境内。即使北军能够蹂躏弗吉尼亚，要想深入似乎还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在田纳西境内作战的南军会把北军主力向西吸引，而且东部的地理条件也太困难，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三年的独立战争即可证明它是如何难以克服。一七八一年，格林将军在北卡罗莱纳州的行动可以参考。他避免激烈战斗，而专靠迅速的迂回运动
以打击英军交通线。如果北军透入北卡罗莱纳州境内，他们能依赖的就只有一条丹维铁路，南军的攻击可以使这条铁路线经常被切断，所以为了保护交通线会使北军的整个野战兵力都为之瘫痪。而且为了保护这条中央补给线，他们被迫必须以极宽广的正面前进，而他们所经过的地区对他们又都具有敌意，所以其进度一定会十分迟缓。

在北军方面，由于直到战争末期，林肯才开始采纳斯科特的计划，同时林肯又找不到一位将领能够明了把战争带入田纳西东部的战略利益，所以他们的战略也是含糊混乱的。直到一八六三年九月，罗斯克兰斯在奇克莫加河被击败之后，林肯的正确思想才被军人所接受。主要原因是战争开始以来一连打了两年多，但是北军的注意力却始终只集中在那个政治性地区，包括敌方首都在内。

分裂成两方面的美国人民，把各自的命运交给林肯和戴维斯去操纵。林肯是农村出身，而戴维斯却是学者出身。林肯曾呼吸到自然界的自由空气，最善于用寓言来表达其内心感情；戴维斯呼吸的是经院中的陈腐空气，学问愈深灵魂也就愈僵化。林肯颇具人情味，而戴维斯却十分矫揉造作，态度刚愎，缺乏幽默感，既不善辩论，又不肯听信别人的意见，既不愿接受他人帮助，也讨厌别人的反对。因为他只想依赖欧洲的干涉
来结束战争，所以除了以棉花为王牌，更无其他外交政策。在战争初期，南方邦联政府的驻欧代表马森早已确认欧洲的棉花在一八六二年二月以前就会用尽，所以他们的“干涉”已成定局，可是在一八六一年结束之前，欧洲人已学会了没有棉花也同样可以生活。戴维斯始终不相信自己的看法是错的，可是他把政府和人民的命运都孤注一掷押在棉花上，结果终于失败了。反过来说，林肯却把他的信心寄托在他所说的人类公
共权利的思想上。尽管有许多差异，他所看到的却是一种人类；尽管气候和位置不同，他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民族。照他看来，国家要比任何州的年轮更大，必须先有联邦然后才有各州。他认为无论如何演变，这个民族却决不能永远分裂下去。他的最大困难就是首先维持北方的团结，然后再用强迫手段使南方也重归于团结。反之，戴维斯的基本政治思想却足以使其国家自动毁灭，因为他主张每个州都有其控制自己命运的权
利，这样的政策当然无法维持其国家团结。从内心来说，林肯是帝国主义者，而戴维斯却是殖民主义者。

因为南方面积广大，道路缺乏，主要以农业为主，所以军人天然会采取游击战法，这正是他们的祖先在独立战争中所使用的老办法。要想击败这种人民性的作战，必须采取有条理的方法，只有纪律和坚定的态度，才能胜过个人的英勇和主动。可是不幸得很，北军方面却偏想完全照抄欧洲战争的传统。他们只会模仿而不知道创造。因为在开战之初，他们只有军团司令部和少数正规部队，于是迅速加以扩充，使其看上去颇为雄壮，但实质上却很无用。总而言之，南军就全体而言是处于劣势的，但是以个人而言，却更能适应多变的环境，具有自动精神，至于北方军人则只根据操典以克服困难。

除缺乏纪律为一大弱点之外，南军士兵就当时而论，应该是最优秀的单兵战士。南军方面的D．H．希尔将军这样描写道：

“他们总是有高度自信，只服从他们愿意服从的东西，对操练和纪律都感到不耐烦。在担负搜索和以散兵线作战时，他们可说是盖世无双。对正规作战与一切以操练和纪律为基础的行动，他们都不懂，也不注意。所以在战场上他们很象古代的骑士，而不象一具机器。他们在前进时好比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秩序可言。”

因为在此前二十年，火器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也大大刺激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发展。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燧发式火枪的有效射程在一百码以内，与发射葡萄弹和榴霰弹的火炮相比，在射程上相差太远，所以火炮成为优势武器。但是到一八六一年，这种火枪开始被使用雷管的前膛来幅枪所代替，其有效射程可以达到五百码，比任何一种火炮都远。所以全部火力战术都发生了广泛变化。火炮变得比步兵落后，变成了支援
性兵种，步兵的火力战斗从四百码的射程就开始，而不是过去的五十码到一百码。这种长程火力战斗的结果使刺刀很少能派上用场，个别的精确射击变得比排枪齐放的效力更大，而为了发挥其充分效力，又要求应有主动精神和疏开的队形。所以雷管式来复枪非常适合南军的战术和士兵特性。

在战争中，南军士兵是以轻装姿态行军，每个人所背负重量不过三四十磅——一杆来复枪，一个子弹盒，一床旧毛毯，一支牙刷象玫瑰花似的插在纽扣洞中。反之，北军背负的重量则大约有六十磅。对南军的战术，泰勒上校有过下述分析，似颇能尽其全貌：

“我把南军士兵在战斗中的独立行动与机械化士兵的机械行动作了对比之后，获得一个奇特的印象。首先是一个人向前进，接着隔了两三个人的间隔，又有第二个人前进了。当火力炽热时，可能会中断一下，接着又是三三两两的前进。于是彼此互相鼓励，终于形成了一个个小群。最后军官挥动军刀，指挥部下“冲锋”，在一声喊杀之下，全线都迅速向前冲进，既不整齐也无秩序，但是其力量却不可抗拒，扫荡他们前面的
一切，真是所向披靡。”

反之，南军的一位士兵华生对北军的情形也有这样的描写：

“最使他们吃亏的就是他们严格遵守纪律和操典队形，人员密集在一起，在开阔地上保持着整齐的战线，给对方的火力制造了良好目标。他们的对手（南军）在战斗时采取较为疏开的队形，并且跪在地面上，所以只形成比较不显著的目标。他们因为知道他们的武器远比我们优良，所以尽量与我们保持较远的距离，以便从较远的地方射击我们；反之，我们却尽量想要与他们接近，以求缩短我方的射程。这对我方也是相当有利的。我们在向他们前进时被包裹在浓烟之中，而他们往后撤退却处于清晰的空气中，所以他们易于被我们发现。我们在装子弹时都是蹲下来的，接着就前进，然后再蹲下来，利用烟幕掩护，对敌人进行精确瞄准。而敌人却只是对着一团黑烟胡乱放枪，所以他们发射的大部分子弹都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去了。”

归纳起来说，北军的士兵是半正规的，而南军的士兵则是半游击的。一方随时以纪律为重，另一方则到处都只想发挥主动精神。在战斗时，南军十分勇敢善战，可是一旦脱离战斗，他们简直就不成其为军人。（泰勒将军说：战况愈紧急，他们愈可靠。可是当没有战斗发生时，他们却愿意坐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妻小和料理私事。）举例来说，有位南军士兵叫斯蒂尔斯，说当他前往葛底斯堡时，曾骑马进入一家民房，要求饮水，然后坐下来聊天闲谈，并且写了一封信，这样浪费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才再去赶上他的部队。在南军方面，落伍是一个合法权利，这个毛病累次使他们功败垂成。

以上简述的即这次南北战争的一般背景。战争的开始是在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上午四点三十分钟。南军在查尔斯顿炮击桑特要塞，它在四月十四日正午向南军投降。

这些火炮开始射击时，李上校（一八〇七——一八七〇年）还在美国陆军中任职。四月二十日，他辞去官职，三天后就接受了防卫弗吉尼亚的重责。这时该州已经宣布独立，但尚未加入邦联。对南方而言，这是一件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事件，因为李的身份，无论从军人或公民的立场上来看都很具号召力。他是亨利·李将军的儿子，一八〇七年一月十九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斯特拉特福。一八三一年，他与国父华盛顿的妻子玛莎·库斯蒂斯的曾孙女玛丽·库斯蒂斯结婚，从此也就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族的代表。

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杰克逊上校去占领哈普尔渡口，杰克逊不久就获得了“石墙”的外号。五月十日，他被任命为邦联军总司令，直到六月八日才由戴维斯亲任统帅，于是李在名义上就成了他的总参谋长。他的第一任务即确保弗吉尼亚北部。他派约翰斯顿将军率领一万一千人去据守哈普尔渡口，另派博勒加德将军率领一万一千人去据守马纳萨斯会合点。这样他就完成了任务。这对华盛顿的人民和舆论而言实在是天大的刺激。他们都力主进攻，口号是“向里士满前进！”，这就逼得林肯和斯科特将军不能不动手。七月十八日，麦克道威尔将军把三万六千余名半经训练的部队集中在森特维尔，接着前进到马纳萨斯会合点附近的牛奔河。七月二十一日他被击败，他的部队发生了恐慌现象，一哄而散，逃回了华盛顿。

虽然这一战并未产生战略性结果，可是对战争的大战略却具有极大影响。这使南方的政客们对于军人的英勇行为产生了一种过份夸大的印象，并对敌军的战斗能力不免估计过低。另一方面也使林肯和他的政府都大吃一惊，于是从那时起直到一八六四年，所有北军在阿勒格尼山脉以东的作战，无一不带有保卫华盛顿的色彩。

这一战之后，林肯就把正在俄亥俄指挥西面军团的麦克里兰少将召回了华盛顿。七月二十七天，麦克里兰开始接管首都及其附近的五万部队，不久代替斯科特出任总司令。

麦克里兰出生于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三日，曾在墨西哥服役，并且是克里木战争的观战团成员。一八五七年，他从陆军退役，改任伊利诺中央铁路公司的总工程师。此人精力充沛，才气纵横，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风度也很动人。他不久就获得了溃军的拥护，他把他们改组为波托马克军团，到十月二十七日，已使其兵力总数增加到了十五万人左右。八月四日，他向政府提出一个著名的情况判断，要求把兵力扩充到二十七万三千人。不久，他知道这样大规模的兵力一时是无法召集的，所以改变了思想，开始考虑向马纳萨斯或其他南军所在的地点前进。但是在十二月他突然患病，于是他考虑的作战不能不延展到第二年春初。

虽然麦克里兰能够赢得军人的拥护，可是却完全得不到政客们的支持，主要是因为他态度骄傲，所以他们始终不敢信任他。可是这却并非全是他一个人的错，因为如罗伯斯所说：“在任何一次大战中，都很难找到如林肯和斯坦顿（他的军政部长）这样完全不适合指挥军人的政府首脑。”。

在政客后面的就是群众，他们早已忘记了牛奔河的失败，又在高声呼喊前进。假如麦克里兰更聪明一些，他一定会攻下诺福克或是波托马克河上南军的任意一两座要塞，这就可以使他们的心理大为改观。可是麦克里兰却不会使用这种手段，所以政客们对他的恶感日益加深。

当麦克里兰养病时，林肯（他是很想使麦克里兰去职的）就采取了一个不合常规的行动，直接与他的部下富兰克林和麦克道威尔商洽。林肯向麦克道威尔说：“假如还不马上有所行动，大局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若麦克里兰将军不想使用军队，那么他可以将军队借给别人，这样他就可以看到这些军队如何发挥作用。”当麦克里兰于一八二六年一月回到任所时，林肯又不与他商量，为了结束他所认为的是“不必要延迟”的情
况，林肯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说：“美国的陆海军都应全面运动以攻击叛军。”毫无疑问这是战争中最奇怪的命令。

当然，这些都只是白说，还是没有任何行动。到二月三日，麦克里兰因为道路条件不宜行军，所以他建议放弃从陆路进攻里士满的计划，而代之以一个水上运动计划，暂时以拉帕汉罗克河上的乌班那为目标，若发现这个点不合适，则可以转向莫布杰克湾或门罗堡登陆。

总统和他的军政部长立即大为恐慌，因为这样行动会使华盛顿前面失去陆军的掩护，而此时南军却仍然据守着马纳萨斯。最后麦克里兰勉强获得他们的同意，可是在三月八日，林肯又另外发出了一个手令，说：“必须在华盛顿城内和其附近留下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规模，按照总司令和军长们的意见看来应足以确保该城安全。否则波托马克军团的作战基地不许有任何变动。”

对这一点并未有人提出反对，但很明显是为了迫使麦克里兰放弃他的计划，林肯又禁止他把军队向乌班那运输。

这时又发生了两个事件，使麦克里兰也认为乌班那计划已经失去了意义。第一个事件是三月九日，在汉普顿停泊港发生的一场值得纪念的海上战斗。南军的“弗吉尼亚”号军舰与北军的“莫尼托尔”号军舰在那里交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铁甲船战斗。虽然双方都未受重创，可是“莫尼托尔”号却证明它可以拼得过对手，这样就可以保护装载陆军的运输船一直前往门罗堡。第二件事是在同一天，约翰斯顿撤出了马纳萨斯
和波托马克河上的要塞，退向拉皮丹河上。四天之后，麦克里兰召集他的四位军长举行作战会议。这四位军长是：第一军麦克道威尔，第二军萨姆勒，第三军海特齐尔曼，第四军凯依斯。会议决定了两点：

（一）陆军最好是在老安乐点或门罗堡登陆。
（二）为保护华盛顿，只要留下四万名士兵即足够了。

这些决定为林肯所接受，于是军队立即开始装船，第一批船团于三月十七日启行。虽然如此，林肯和斯坦顿却并不指定哪些部队应留在华盛顿。而当麦克里兰建议任命其最干练的军官——富兰克林将军——为首都防卫司令时，林肯却另外任命了瓦德沃斯担任该职，这是一位毫无经验的志愿军军官。麦克里兰表示反对，斯坦顿却回答说：“选择瓦德沃斯自有其政治上的必要原因，这是为了安抚纽约农业方面的势力。所以这个问题不必再讨论，也不可能再更改。”（同时，当麦克里兰离开华盛顿之后，林肯即利用这个机会下令解除其总司令职务，使其指挥权仅限于波托马克一个军团。麦克里兰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这个消息。）

直到四月一日似乎都无进一步的行动，当快要启航前往门罗堡时，麦克里兰写了一封信给斯坦顿说：“由瓦德沃斯将军率领用以防卫华盛顿的兵力总共为一万八千余人，包括正在建筑中的炮台在内。”也就是说，要比三月十三日所议决并经总统同意的数量少了一半以上。不过照斯温顿指出的，除这些守军以外，在首都附近还留有下述部队：在华伦顿有七千七百八十人，在马纳萨斯有一万零八百五十九人；在谢南多厄谷地有三万五千四百六十七人；在波托马克河下游有一千三百五十人，所以总计起来还有官兵七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人。

虽然麦克里兰明知他已经违反了林肯在三月八日所发的命令，但华盛顿却并无危险；因为当麦克里兰出发不久，约翰斯顿即奉命把他的部队由拉皮丹移到里士满，在那里他又接管在半岛上和诺福克的南军指挥权，这两支兵力又分别由马格鲁德尔和胡格尔来率领。当北军登陆时，李在三月十三日已出任戴维斯的总参谋长，实际负责一切作战指导。他建议把约翰斯顿的兵力调往南方以增援马格鲁德尔。戴维斯表示同意。于是马格鲁德尔和他的一万三千人遂沿着沃里克河占领了堑壕阵地。

以上即南军方面的形势，当麦克里兰的第二、第三、第四三个军都已登陆之后，他就命令最后一个军向前推进，于是立即与马格鲁德尔的兵力发生了接触。他的下一个意图就是等麦克道威尔的第二军从亚历山大城到达之后，就指导他向格劳斯特前进，以迂回南军在约克敦的坚强防御阵地。可是到四月六日，军政部长斯坦顿却通知他说，因为华盛顿已成为无防御状况，所以总统决定把第一军保留在它附近。麦克里兰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为声名狼藉的事情。当一位将军实际上已经与敌方交战时，却突然被夺去了三万五千人的部队。”

若能占领格劳斯特，即可使舰队驶入约克河，约克敦也就会受到迂回。因为现在这个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所以麦克里兰只好准备直接围攻约克敦。五月三日，约翰斯顿率领部队撤到威廉斯堡，两天后在那里发生了一场血战。五月十日，南军炸毁了“弗吉尼亚号”军舰，撤出了诺福克。这个重要事件使北军舰队可以开入詹姆斯河，这样就可以前进到距里士满只有七英里远的地点。五月十六日，麦克里兰在帕蒙基河上的怀特豪斯设立了司令部——在南方首都东面约二十英里。

虽然以后的事实证明北军在怀特豪斯设立司令部一事的结果是很不幸的，可是在这里北面仅仅只有六十英里远的地方，就是麦克道威尔的第一军，它现已移到腓特烈堡，正等待希尔德师到达，即向南开往里士满。所以怀特豪斯还是很安全的，并不必害怕侧面的攻击，而麦克里兰驻在这里，可以便于指挥他的四个军联合起来向敌方首都进攻。

此时，南军的情况已经变得很恶劣。约翰斯顿于五月九日写信给李说：“到处都是落伍者，而里士满毫无疑问充塞着没有请假就离队的人员。这些人在接近敌军时倒也精神焕发，可是在其他时候，为了避免拘束，却成群结队的离开自己的团队。要想使全军兵力集中起来进行会战，至少要早几天发出通知才行。”南方首都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已在准备把一切军事文件都疏散运往其他地方，甚至连戴维斯写给约翰斯顿的信中，也表示不胜忧惧。

这封信是五月十日写的，即诺福克失陷之日，可是在十天以前，约翰斯顿曾写信给李说：

“我们现在进行的这种战争是永远无法获胜的。”

“很明显，麦克里兰还是按照他在去年夏季采取的方法，其成功基础是依赖炮兵和工兵。在这两方面我们却无法与他竞争。”

“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路线，采取攻势，集中我们在东部的一切兵力越过波托马克河进攻；而包里格尔德则应率领我们在西部的所有部队侵入俄亥俄。”

“我们的部队总是希望采取攻势，全国人民也一样。如果我们进行防御，听任麦克里兰去选择他的作战方法，那么我方将决无成功之可能。”

当麦克里兰出发前往门罗堡之后，林肯不但不将其在首都内外的兵力集中在统一的指挥体系之下，反而又把战场则分为三个区，每个区由一位将领担负独立指挥——即麦克道威尔，弗里蒙特和班克斯。第一个人负责华盛顿的防御，而其余二人则布署在谢南多厄河谷中。同样的在南军方面，戴维斯最感到焦急的也是里士满的防御，他和李将军都认清了对其首都的主要威胁，即麦克道威尔的南下。所以他们的行动就是利用林肯的恐惧心理，到四月二十八日，这个机会来了，在谢南多厄谷地中面对着班克斯的杰克逊，建议由他来向敌人进攻。李表示同意，因为他认为这样一个打击足以迫使林肯命令麦克道威尔向北移动，也就是让他远离麦克里兰和里士满。果然，当杰克逊向谷地前进不久，林肯和斯坦顿就大起恐慌，于是在五月二十四日，麦克道威尔奉令放弃向里士满进攻的行动，而立即率领两万人向谢南多厄谷地增援。同时，他们也把这个计划的改变通知麦克里兰。

当麦克道威尔接到这个命令时，他正位于腓特烈堡的南方，相距约八英里。他正在等候直捣里士满的机会，而波特将军率领一万二千精兵，已把南军逐出汉诺福会合点，肃清了正面。五月二十七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而波托马克军团的右翼与麦克道威尔的前卫，相距已在十五英里之内。

麦克道威尔的部队第二次被扣住了，遂使麦克里兰原定的分进合击计划完全破产。这个计划的确很不错，所以在这个环境中扣留麦克道威尔的兵力，比上一次更不合理。林肯完全没有看清，保护华盛顿的最可靠方法就是立即向里士满前进，并避免陷入杰克逊在河谷中所布下的陷阱。就象罗皮斯所说的：“若能将十五万人的兵力集中在里士满附近，南军将被迫迅速撤退，这是可以断言的。实际上，北方军事当局的确准备这样干。之所以未能如此，完全是由于林肯总统的刚愎自用。他不听负责指挥作战将领的忠告，故意破坏这次联合行动，使击败南军和占领其首都的大好机会轻松放过。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有利时机。”

麦克道威尔被召回，使波托马克军团一分为二。（选择怀特豪斯为基地也就是为了要与麦克道威尔合作。）在五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之间，第四军在前，第三军在后，已相继渡过了兹卡霍米尼河，而第二、第五和第六三个军则占领该河北岸上的阵地。（第五和第六两个军为“暂编”军，是在五月十五日编成的。）后面这三个军，分别由萨姆勒、波特和富兰克林任军长。

虽然决定这样的兵力部署时是为了与麦克道威尔取得接触，可是当麦克道威尔撤退之后，麦克里兰还是没有改变计划。所以他的军队继续被一条具有危险性的河流隔开，这条河虽然并不太宽，但因为边缘有泥泞沼地，所以成为一条困难的军事障碍物。麦克里兰停止了前进运动，开始在兹卡霍米尼河上架桥。在里士满城里的约翰斯顿发现麦克里兰的处境已经颇为不利，就命令朗斯特里特将军去担负解决凯依斯和海特齐尔曼两军的任务。结果就是所谓“仙橡”或“七颗松”之战，从五月三十一日一直打到六月一日。混战之中，双方死伤都很沉重，大约在一日下午七时，约翰斯顿负了重伤。他的职务暂由史密斯将军接替，第二天，奉总统命令，他又把这个军团交给李将军指挥。

虽然这次会战不具有决定性，但麦克里兰若在六月二日能发动一次猛烈反攻，毫无疑问就具有决定性了。假如他能如此，那么他很可能击溃毫无组织的敌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仍然回头进行架桥工程，因为天气阴雨，使他的军团在后面三个星期的时间里都没忙完。当然，他在兵力部署方面已经作了一些改变，因为除波特的第五军以外，他把所有其他部队都从该河的北岸撤到了南岸，并开始构筑坚强的野战工事，从哥尔丁农庄到白橡沼地，以及在母獭溪以东的紧接地区中，而从南面的进路也都有坚强防御。在这段时间当中，为了应付其紧急求援的要求，麦克卡尔的师共九千五百人，奉命前往并加入波特军，另外从巴尔的摩和门罗堡，也调来了一万一千人。所以到六月二十日，麦克里兰的军团一共已有官兵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五人。

一旦桥梁完成，若非因为杰克逊仍留在河谷中，可以随时打击他与怀特豪斯的交通线，那么麦克里兰也许就会马上采取攻势——自从麦克道威尔撤走之后，这一面已大部分失去了掩护。麦克里兰的确已经认识到这种可能性，而六月十一日，敌军骑兵对其交通线的突袭即为明证，可以看出他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曾经由水路把大量补给品从怀特豪斯转移到了詹姆斯河上的哈里逊登陆地，此外，他也曾侦察铁路与白橡沼地之间的地区以及通往詹姆斯河的道路。

此时，李的处境极为困难，不仅因为仙橡战败已使其军队士气大受打击，同时他自己的名望也不够高。一八六一年八九月，他在弗吉尼亚西部累遭挫败。从那个时候起直到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三日他被召往里士满为止，他对佐治亚，南卡罗莱纳和佛罗里达等州的沿海防御，几乎完全没有出面。所以实际上部队对他毫无认识，而依照他的军事秘书——朗格将军——的说法，军人对他是缺乏信心的。

李认为里士满势在必守，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因此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很聪明的——即从南面构筑一条防线，从詹姆斯河上的“查芬岩”直到兹卡霍米尼河上比“新桥”略高的一点。同时，他也着手改组他的军团，一共分为六个师——朗斯特里特、胡格尔、D．H．希尔、马格鲁德尔、惠丁、和A．P．希尔。

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六月五日，他出发侦察北军阵地，那天黄昏，他写了一封信给总统戴维斯提出下述建议：假如杰克逊能获得增援，他即可以越过马里兰进入宾夕法尼亚。接着他又说：“我正准备建立一条防线，以便只要一部分兵力即足以守住其正面，至于其余兵力，我决心用来进行牵制性行动，以引诱麦克里兰出击。”在这里，我们才第一次触及“七天会战”的起源，因为三天以后，在进行了另一次搜索之后，李写
了一封信给杰克逊，内容如下：

“如果没有什么一定需要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谷地内，以致于使你不能抽出几天时间离开一下，那么你可以设法欺骗敌人，使他们感觉到你还是留在那里没动。若有这样的机会，请你立即让我知道何时可以与在里士满周围的军队会合，以进行决定性打击。请你自己安排，不过假如有机会发现能给敌人一次成功的打击，就决不要让机会失去。”

六月十一日，李又写信给他说：“我已派劳顿准将率领六个团，惠丁准将率领八个团来帮助你击碎当前的敌军。”此外他补充说；“守住隘路，利用铁路或其他方法，迅速前进到艾希兰，冲到兹卡霍米尼和帕蒙基之间，乘本军团在正面攻击麦克里兰时切断敌人的交通线。”

泰勒将军对这次增援也有如下叙述：

“为了欺骗敌人，李将军派惠丁、胡德和劳顿三位将领，率领相当兵力向谷地进发。这个行动是公开的，迅速为华盛顿方面所知，立即产生了预期效果，使华盛顿方面认为杰克逊是想从谷地侵入马里兰。十七日，这些部队乘火车到了斯陶恩顿，并未下车即转回戈登斯维尔，在那里与杰克逊会合在一起。”

同时，为了发现麦克里兰右翼方面的正确位置，李又派斯图亚特将军率领一千二百名骑兵去进行搜索，直到约克河铁路线为止。到六月十三日，斯图亚特已发现麦克里兰的工事并未延伸过母獭溪，而且也无迹象显示麦克里兰有改变其基地的意图。但是斯图亚特所获得的情报中，最有价值和最重要的还是下述事实，即敌人忽视了夹在母獭溪源头和帕蒙基河的一个支流之间的分水岭，并未加以设防。李根据这个情报，决定沿着这道山岭来打击麦克里兰的交通线。

不过因为派遣的搜索兵力过于强大，而率领他们的将领斯图亚特，个性又太冲动，使这个情报的价值被抵销了一大部分。在完成任务之后，他本应立即回去，可是他却偏要耀武扬威的环绕麦克里兰全军走了一周，并攻击他的补给纵队和后勤部队，使麦克里兰注意到他的危险。

示威游行完毕之后，斯图亚特于六月十五日回到里士满，李获得他的报告之后就写信给杰克逊约他会晤，然后他由朗格上校陪同去侦察北军在兹卡霍米尼河以北的阵地。他决心把杰克逊的兵力用在麦克里兰右方，他回来时就把这个决定向朗斯特里特提及。此时，杰克逊已收到李六月十五日的信件，就率领他的一万八千五百人沿着弗吉尼亚中央铁路南下，于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在李之前到了腓特烈走廊。他留在那里参加基督教集会，直到星期一凌晨一时，他才骑马到五十二英里以外的李司令部去，于三时到达。亚历山大将军说：“如果他的火车一直向里士满开去，那他可能在星期天清晨就到了目的地。他的军队在行军时若遇到星期天，也会留在营地休息一天。这位将军还有这样一个惯例，如果战斗或行军用去了一个星期天，那么他以后只要一有机会，就再用一天其他的日子去补足它。”

从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宝贵时间的损失实为使李的计划不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他一到达，李就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杰克逊、朗斯特里特和两位希尔，李说明了他的计划。其大致概念为：由胡格尔和马格鲁德尔据守里士满以东和兹卡霍米尼河以南的防线。杰克逊则绕过该河以北的麦克里兰阵地，迂回他的右翼，打击他的背面，切断他的交通线，以迫使他撤退。然后乘敌人撤退之际，朗斯特里特和两位希尔前进到母獭溪上，攻击敌人正面。

很明显，这个计划的成功关键就要看朗斯特里特和两位希尔的前进与杰克逊的攻击在时间上能否精密配合。此外同样明显的是，假如麦克里兰在战斗之前或之后撤回兹卡霍米尼河的南岸，拆毁河上的桥梁，然后进向里士满，那么李的主力就会完全受到反迂回。但是李却知道麦克里兰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深信他决不会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无论如何，这都必须使他将基地移到詹姆斯河，所以他只会向半岛方面退往门罗堡。

第一章：七天会战（下）

根据弗里曼的《李传》，李的全部兵力约为六万七千人，而杰克逊则为一万八千人，所以加起来应为八万五千五百人。他的战斗序列如下：

防御兵力：马格鲁德尔师一万二千人，胡格尔师九千人；

攻击兵力：杰克逊师一万八千五百人，由斯图亚特的骑兵师一千八百人担负掩护；

追击兵力：朗斯特里特师在右，九千人，A．P．希尔师在中，一万四千人，D．H．希尔师在左，九千人。

詹姆斯河防御兵力：霍尔姆斯师六千五百人；怀斯群，一千五百人。

预备炮兵：由彭德里顿指挥，共二十三个连，三千人。

兹卡霍米尼河以南的骑兵：一千二百人。

再说麦克里兰方面。不算留在门罗堡的一万人，他实际指挥的人数共十一万七千人，其中有效人力为十万五千五百人。所以他要比对方多出两万人。

六月二十三日，麦克里兰的秘密情报人员获得一个谣言，说敌人正计划联合进攻。次日，他从一个逃兵口中获知杰克逊企图从戈登斯维尔向腓特烈走廊前进，以便在六月二十八日打击他的背面。虽然如此，他仍命令前哨线于六月二十五日向前推进，接着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这就是所谓果园或橡树战斗。这次前进就是六月二十六日向里士满全面行动的准备。但是当他在那天黄昏回到司令部时，又接获了杰克逊前进的谣言。他还得到报告说博勒加德已经与李会合。他对此深信不疑，即用电报告诉斯坦顿说他面对的南军有二十万人之多。

虽然李和麦克里兰彼此都相信对方的数量要比自己的多了一倍，可是李却决定进攻，而麦克里兰却决定退却，这一事实即足以说明两人在指挥艺术上的差异。当然，麦克里兰的交通线现在只受到波特的三万人保护，这是北军留在兹卡霍米尼河以北的唯一部队，所以兵力似乎比较微弱。虽然如此，要想对他们进行决定性攻击，那么李还是不能单靠杰克逊的兵力，这一点麦克里兰也应该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为了击破北军的右
翼，李势必要抽调自己右翼的兵力，而使其甘冒在兹卡霍米尼河南岸被北军击败的危险。

如上文已经叙述的，李的确曾抽调其右翼兵力，让马格鲁德尔和胡格尔两个人总共只指挥二万一千人，以对抗超过他们三倍以上的敌军。因为他深知麦克里兰的性格，所以敢于冒险，而此后他能否成功，就完全倚赖杰克逊一个人了。假如杰克逊能在波特获得增援之前即实行打击，那么就象亚历山大将军所说的：“对于李的赌博就是一大成功，这也是任何南军将领从来没有过的最好机会。”可是杰克逊却未能达成任务，这对李和整个南方而言都是极大的不幸。不仅如上文所说，杰克逊的人把整个星期天都用在祈祷而不是行军上面。而且他们在星期一这天的行军成绩也实在太差，所以到星期二上午，他们能到达的位置还是未能比母獭车站更远，距杰克逊预定在该夜宿营的艾希兰还有大约十八英里，距离“斯塔克教堂”附近的弗吉尼亚中央铁路大约二十五英里。依照第七十五号命令，杰克逊应在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午三时到达那里。事实上，他在上午九时才越过铁路，然后再前进了八英里，大约在下午五时左右宿营于“亨德利角”。他此时距离波特后方已在两英里之内，可以听到远距离的猛烈射击声。

此时李正在等候之中，时间已过正午。到大约下午二时，他接获报告说，北军已撤出某些炮兵阵地。李、朗斯特里特和D．H．希尔向前去观察，证实了报告的正确性。突然，他们听到北方有猛烈枪炮声传来，他们以为是杰克逊终于赶到了。事实上，那并不是杰克逊，而是A．P．希尔的师，希尔已经决定不再等候，未奉命令就主动前进了。于是北军经过梅卡尼克斯维尔退到母獭溪后面的既设坚强阵地中。希尔对他们实行猛攻，但终被击败，死伤极为惨重。

这次早产的攻击使面对朗斯特里特和D．H．希尔的北军也向后撤退，于是他们这两个师也就奉令前进，希尔命令李普雷旅向北军全线最坚强的一个据点实行正面硬攻。照亚历山大将军的说法：“这种毫无希望的冲锋是前所未见的，他们前仆后继，直到尸体堆积如山，照北军方面的记载，说尸体的厚度好比苍蝇堆在糖碗上面一样。”就这样，李在七天会战中的第一战以惨败告终。那天夜里，他派一个传骑把下述紧急命令送给胡格尔：“在今天夜里守住你的堑壕，必要时不惜使用刺刀肉搏。”因为现在他的计划已经泄露，他担心麦克里兰会把波特的部队撤到兹卡霍米尼河以南去，然后集合其全军的力量突破马格鲁德尔和胡格尔的防线，向里士满前进，以切断南军与其首都之间的联系。

麦克里兰应该这样做，其理由非常明显。可是就象斯温顿说的，“这种作战太果敢了，不适合北军统帅的谨慎性格。”麦克里兰刚从他的秘密情报人员手中获得消息，说李现在已经有了十八万人的兵力。所以他决定撤到詹姆斯河上，在那里建立一个新基地以重整攻势。为了掩护撤退，他应该把波特的部队撤到兹卡霍米尼河南岸，否则即应给以增援。可是他却什么都不做，到六月二十七日拂晓，当他得知杰克逊已经与李会合的消息，就命令波特撤到盖恩斯磨坊附近沿着船夫沼泽的既设阵地。这个撤退的执行颇为成功。

波特正巩固其新阵地时，李骑马来到胡桃林教堂，位于梅卡尼克斯维尔东面，在那里他与A．P．希尔和杰克逊会晤。杰克逊对他在亨德利角的耽搁并未表示歉意。李预测会战应在波怀特溪发生，这条溪流从船夫沼泽的正西面流过。他的计划是准备由A. P.希尔向波怀特溪实行突击，而由朗斯特里特在其右侧担负支援。杰克逊和D．H．希尔则应前进到波特后方。简而言之，A．P．希尔和朗斯特里特的任务是要把北军向D．H．希尔和杰克逊的手臂赶去。和平常一样，李的指示总是口头的。

下午二时，会战序幕展开，首先由A．P．希尔发动了一次猛烈的突击，他以为杰克逊的全军也一定会在同时采取行动。他被敌人击退时，李命令朗斯特里特在他右面也跟上来了。一个冲锋接一个冲锋，但每次都被击败。虽然李不断派传骑去催促杰克逊赶紧前进，但是据朗格说，他又走错了路，必须回过头来行军，才能走到正路上，这样一来使李的作战延误了好几个小时，使其攻击计划受到很大影响。

实际上，杰克逊所做的还不止于此，他简直使计划完全破坏了。下午四时，波特不仅英勇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而且又获得九千余人（富兰克林军中的斯洛克姆师）的增援。最后，快到黄昏时，杰克逊才加入战线，于是李命令沿所有正面发动全面突击。波特的阵地中央被突破了，一共有二十二门火炮和二千八百人（包括伤兵一千二百人）被南军俘获。这样，李总算赢得了盖恩斯磨坊之战，成本却很高：一共死伤了八千余人，而他的对手现在又获得了萨姆勒军调来两个旅的增援，保持着良好秩序向后撤退。亚历山大对这次战斗的批评如下：“简单地说，这次战斗完全是由师长们各自为战的，结果几乎就输在他们手上。只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总指挥官才发挥了他的能力。但是假如那天上午杰克逊能够象他平时的惯例一样作迅速推进，而且当A．P．希尔进攻时，全力投在麦克里兰的右翼，结果可能就会获得一场比较轻松的胜利。”

当天夜间，波特以良好秩序向兹卡霍米尼河以南撤退，北军的军长们也接获了通报，得知麦克里兰的意图是退往詹姆斯河上的“哈里逊登陆点”。此时，兹卡霍米尼河上的桥梁已被焚毁。

李对骑兵的误用要比这些桥梁的被焚毁更足以迟滞他自己的前进。他没有派斯图亚特去迂回麦克里兰右翼，而命令他与艾威尔师合作，去对约克河铁路进行毫无价值的远征行动，因为从那里起，杰克逊早已切断了北军。所以毛莱斯爵士说：“他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了。”直到六月三十日，他才命令斯图亚特重新渡过兹卡霍米尼河，结果还是太迟，没有赶上七天会战的最后一战。因为没有骑兵，所以李无法判断麦克里兰到底是退往门罗堡还是詹姆斯河。

此时，麦克里兰的军队位于兹卡霍米尼河与白橡沼泽之间，正忙于在白橡沼泽溪流上架设两座桥梁，第一座桥完成之后，第四军在凯依斯指挥下渡过了溪流，在其南面四英里远的地方占领阵地，以封锁查尔斯城，新市和魁克道路等。接着渡过的就是预备炮兵，六月二十九日清晨，又有一群总数约二千五百头的牲口和军团的辎重纵队——大车三千六百辆和救护车七百辆——也都先后渡过了。到下午，全军都已安全渡过了白橡沼地。

同一天，麦克里兰也把经过情形写了一封信报告斯坦顿，其措辞之特殊可说是从所未见。他在结尾说道：“假如我拯救了这个军团，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我既不必感谢你，更不必感谢在华盛顿的任何其他人。你们已经竭尽全力来牺牲这个军团了。”

直到六月二十九日日出之后不久，李才知道麦克里兰正向詹姆斯河上撤退。他的精神马上来了，如他自己所说：“趁着对方退却和调换基地时加以攻击，这对任何军人都是最难得的机会！”接着他就发号施令，他有一切理由可以确信这一次足以歼灭敌军。

但还是和往常一样，仍然是口头式的命令。艾威尔应留在巴顿桥并接受杰克逊指挥，斯图亚特负责监视兹卡霍米尼河下游各渡口。杰克逊负责修复葡萄藤桥，并以全速扰击敌军背面。同时，马格鲁德尔应取道威廉斯堡道路，胡格尔应取道查尔斯城道路，以攻击敌人右翼。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应在新桥渡过兹卡霍米尼河，从马格鲁德尔和胡格尔的后面绕过，前往达尔拜镇大路，以阻塞北军先头部队向詹姆斯河上的退路。这个部署的重点又是在杰克逊身上，因为D．H．希尔和艾威尔现在都听他指挥，总兵力已达二万五千人，在各纵队中是最强的一个。

命令下达之后，李即骑马前往马格鲁德尔所部，然后又往胡格尔所部，并且一直留在那里。此后，他对这次追击完全失去了掌控，因为他的部下彼此之间完全不合作，而且也都不与他联络。其结果是一场混战。

一开始马格鲁德尔就弄错了，他以为胡格尔已经奉令取道威廉斯堡道路前进来支援他。同时他感到敌人的实力很强大，就向李要求增援。李的反应是把胡格尔师的后面的两个旅送过去，但他却又授权胡格尔，如发现马格鲁德尔不需要他们时，可以将他们召回。在那种情形之下，胡格尔应推进其全师兵力。因为当胡格尔了解到马格鲁德尔是不需要这两个旅的，所以就把他们召回，这个行动使他自己延误了许多时间，所以在那一天内，他总共前进不到六英里。

此时马格鲁德尔等候其右面的胡格尔和左面的杰克逊。胡格尔固然没有出现，他却经由他的一位旅长琼斯将军与杰克逊取得了接触。从这方面，他得知杰克逊现在不能帮助他，因为他“正有其他重要的工作。”于是马格鲁德尔独力攻击其所面对的北军后卫，把他们击退到“野人车站”，这正好位于杰克逊的前进路线上。

直到那天黄昏，李才听到这个消息，他写信向马格鲁德尔解释说：“我从泰勒少校方面得知你有这样一个印象，以为杰克逊将军是奉命不支援。其实完全不然，他获得的指示正是应该这样做，并迅速加强追击。”

为什么杰克逊不遵从这个命令呢？他有什么其他的重要工作要完成呢？关于这一点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但最可能的是六月二十九日又是一个星期六，所以就象亚历山大将军说的：“杰克逊对这一点是严格遵守的。他的大部分部队全天都留在营中祷告。直到星期天午夜已过，他们才大约在上午两点三十分时开始前进。”

这些对命令的误解，加上杰克逊的宗教信仰，其整个结果就是使麦克里兰的大军在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两天之内能够安全退过沼地。至于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却已经沿着达尔拜镇道路前进了十三英里，到达了阿特里农庄——在浸礼会教堂以南——留在那里，感到进退失据。霍尔姆斯率领的六千人，也已在他们右面，沿着新市道路南下。

那天夜间，李对第二天的作战下达了如下命令：

（一）霍尔姆斯继续沿新市道路前进，并在这条路与长桥路的交叉点附近的新市高地上占领一个坚强的防御阵地。

（二）马格鲁德尔从野人车站向后转，利用最短的路线进入达尔拜镇道路，沿着它前进，作为总预备队。

（三）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继续沿达尔拜镇道路前进，直抵长桥路，一旦发现敌人即准备攻击。

（四）胡格尔沿查尔斯城道路进发，一与敌军接触即开始使用炮兵。

（五）杰克逊率领惠丁和D．H．希尔前进到白橡沼地桥上，在那里渡过溪流，从后面攻击敌军。

（六）斯图亚特暂时放弃其原有的任务，向主力靠拢，依照环境的变化以实行协助。

胡格尔炮兵的炮声作为全面前进的讯号。

次日清晨，李骑马往野人车站，在那里与杰克逊会晤，杰克逊在上午三点三十分已经与马格鲁德尔会合。依照斯蒂尔斯记载，这次会晤的情形是：“两位将军互相温和的寒喧了一阵。他们面对面站着，杰克逊开始以一种冲动急躁的语气讲话了，一面用他右脚靴跟在地面上画出图解。他很快画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两边，然后从第二条直线的顶点上，再画第三边向第一边引伸过去，这条线他画得很慢，一面看着李的脸，一面很起劲的说话。最后第三边与第一边相交，完成了这个三角形。他提起脚来，用劲踏着，大声说道：‘我们可以抓住他。’于是上马走了。”

李接着与马格鲁德尔谈话，把命令解释给他听，然后再骑马赶上朗斯特里特，这个纵队的前卫已经接近与长桥路的交叉点。大约正午时，据报敌军正在威利斯教堂道路上，朗斯特里特师立即构成战斗队形，不久开始与海特齐尔曼的北军哨兵发生接触。在下午两点三十分时，听到胡格尔师的方向有炮声传来，于是大家都认为这就是全面会战开始的讯号。虽然炮声在三点钟时停止了，但朗斯特里特的领先旅在此时却已经与北军发生了战斗。

同时，李从正沿着新市道路前进的霍尔姆斯方面获得了报告，说看见敌军纵队正在翻过马尔芬小山向南撤退。若这个报告是真的，其意义就是说麦克里兰已经快要逃出他所布下的陷阱了。为了证实这个情报，李沿着长桥路疾驰赶往新市路的交叉点上。他到该地之后，立即发现这个消息完全正确。

李离开之后，朗斯特里特指示马格鲁德尔去支援霍尔姆斯，但是李回来后，他收回了这个指示，命令他回来增援朗斯特里特，因为胡格尔和杰克逊的攻击都还没有发动。现在李似乎已经明白，假如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再等下去，那么敌军可能会全部逃走，所以在下午五时，他命令他们通过在格伦德尔和弗莱塞尔农庄附近的森林和林间空地前进。这一战就以这个农庄命名，也被称为纳尔逊农庄之战，这是附近另外一个农庄的名称。

现在进行的攻击有点杂乱无章。朗斯特里特师中领先的一旅，很迅速地冲过了这些森林和空地，结果与后续的支援部队脱节了。虽然据守北军防线中央部份的麦克卡尔师被击退了，可是在它两侧属于海特齐尔曼军的胡克和基尔尼两个师却仍能屹立不动。这两个师，加上由于胡格尔和杰克逊两个人的不行动，从那方面放出来的塞奇维克师和其他部队终于阻止了朗斯特里特和希尔达到魁克道路。北军的辎重纵队正沿着该路向马尔芬小山退却。这次的攻击除了俘获十四门火炮和几百名俘虏以外，可说是毫无成就。

这时，胡格尔依照所奉命令，已经沿着查尔斯城道路前进。可是他在行动时却十分谨慎，因为他担心除非等杰克逊的攻击发动，否则他的左翼有受到迂回的危险。他发现道路已经被“伐木”所阻塞，就开始进行扫除障碍物的工作，不久就发现敌方斯洛克姆和塞奇维克两个师的支队正在阻挡他前进。这就是炮声的由来，那并不是攻击的讯号，而只是为了扫清进路。他不知道从森林中通过以绕过这条道路，而是一直沿着这条大路前进，于是敌人在他前面一路砍倒树木，其速度要比他所能清除的还要快。这样，直到夜幕低垂，他走过的距离不过两英里，但是因为某种未知原因，他既未通知李，而李也没有给他任何训示。

与此同时，杰克逊加上艾威尔师的支援，也在缓缓推进，他们一路花了太多时间来捡拾北军丢弃的枪械和装备，所以直到上午十时，他还只走了七英里，刚刚到了白橡沼泽溪流。在那里他发现桥梁已经被破坏，并且有一个北军的炮兵连——属于富兰克林军——正在南岸发射。

现在就要说到会战中的最奇怪的事情了。杰克逊在六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停止不进，还可以勉强用宗教信仰来解释。可是六月三十日却是星期一，这个解释却无法适用，除非是因为他前面曾用去了一个星期天，所以要在这天补还。不过无论如何解释，杰克逊又停止不动却是事实。

虽然桥梁已经破坏，但是这个溪流的平均宽度不过十到十五英尺。在桥的上游有四个徒涉场，在下游还有一个。孟福德上校没有经过任何困难就率领弗吉尼亚骑兵第二团渡过溪流了。汉普顿将军也渡过了。当他回到杰克逊身边，就要求允许为步兵建造一座桥梁。这个要求被准许了，于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建好了一座新桥。关于以后的情形，汉普顿这样记载说：

“当我回到沼泽这边，发现杰克逊将军正坐在路边一颗伐倒的松树上，我就坐在他旁边，报告说桥已造好，而且敌人正处于暴露的位置。他把帽子拉下来盖住眼晴，眼睛却是闭着的，在听完我所说的一切之后，过了几分钟一言不发的站起来。第二天上午，我们发现富兰克林和其余北军部队已经集中在马尔芬小山上。我相信，如果当时在白橡面对着我们的富兰克林被击败，那么整个北军就可能全部被毁灭。”

此时与杰克逊在一起的达布尼，对杰克逊这种莫明其妙的态度，认为是过份疲劳所致。他说：“在过度疲劳之后，他马上想倒下来睡觉，晚餐的食物还含在嘴里，他（杰克逊）说：现在，诸位，让我们马上都睡觉，到拂晓时再起来，看明天我们能做些什么吧！”可是话虽如此，他却又能在这样忙碌疲倦的一天中，腾出时间写信给他太太，信中充满了感情，闲话家常，絮絮不休。

在这天黄昏和夜间，原来坚守弗莱塞尔农庄的北军部队，保持着良好秩序向马尔芬小山退却。这次技巧的撤退，绝对不能归功于麦克里兰的领导有方，因为在六月二十九日，当他给各位军长下达命令之后，就让他们各自为战，而自己则先退往马尔芬小山，以布置那里的防务。所以罗皮斯的评论很恰当，他说：“假如他的军团在那一天被击败，那么麦克里兰本人应负全责。北军各位军长，虽然彼此之间能有效合作，但是在那一天的行动却缺乏统一领导。譬如说，事实上到了晚间，富兰克林（据他自己说）就是自己负责，指挥部队向詹姆斯河移动的。”

这样就结束了弗莱塞尔农庄之战，按照弗里曼的意见，这是“南军在战争中所丧失的伟大机会之一。”亚历山大如此评论说：“我常这样想，若李自己回顾其战争经历，那么他一定觉得在整整四年中，再没有比一八六二年六月三十日这一天更不幸的了。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机会，因为这时南方邦联正处于全盛期中，在此前或以后，更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力。而在这个时期若能获得一次胜利，其精神和物质上的效果也会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有效。”

七月一日清晨，马格鲁德尔的师到达弗莱塞尔农庄，并立即接替了朗斯特里特和希尔的疲乏部队。不久也与杰克逊取得接触，杰克逊也终于渡过了白橡沼泽溪流。李于是命令继续追击。

杰克逊奉令沿威利斯教堂道路前进，马格鲁德尔则应沿魁克道路前进，而胡格尔师中的马洪和兰索姆两个旅则应跟在杰克逊后面。（注：魁克道路和威利斯教堂道路其实是同一条道路，但很明显，李却以为这是两条路。）阿米斯特德和赖特的两个旅则沿着一条向南的小路前进，从查尔斯城道路越过长桥路以达马尔芬小山。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两个师则充任预备队，而霍尔姆斯则暂停在新市道路上。李还是和惯常一样
，把命令的执行完全交给师长们去自主。

此时，麦克里兰已经把全军集中在马尔芬小山上，这个阵地具有极险要的天然形势，曾由波特对它进行过仔细侦祭。这是一个高原，从南到北约有一英里半长，大约有四分之三英里的宽度。南面侧翼有土耳其岛溪流和詹姆斯河上北军炮艇火力的掩护，在东北面和东面另有一条叫作“西流”的小溪。据李说，其周围都是由“地形破碎，森林厚密”的地区所包围。中间几乎完全由一个沼泽穿过，只有少数地方可以通过，而且也都很困难。

依照麦克里兰的自传，他的大致部署如下：

“波特军防守战线左端，塞克斯师在左，莫里尔师在右。柯齐师在波特军之右，其次则为基尔尼和胡克，塞奇维克和理查德森，史密斯和斯洛克姆，然后才是凯依斯军的其余部分，他们形成一道向后弯的曲线，差不多达到河边。宾夕法尼亚预备军则保留为预备队，位于波特和柯齐后方。波特军的一个旅被派往左面的低地以来保护这个侧翼，防止任何从里士满道路方面的运动。”

发布命令之后，李即骑马出发去查看敌人阵地。他发现北军炮兵集中起来，从西到东北形成一个长新月形，而以步兵为其支援。在草草观察一番之后，他回营就采纳了朗斯特里特的建议，准备在炮击的掩护之下进击，其讯号预定为阿米斯提德旅的喊杀声。并预定当发现南军炮火一开始生效就立即行动。这个命令是下午一时三十分发出的。

亚历山大说：“经过了一些延迟之后，南军的炮兵才开始发射微弱的火力，于是立即被敌方集中火力制压。这种效力很差的炮兵使突击希望渺茫，所以在下午三点钟前，李决定放弃其突击意图。他只通知了朗斯特里特，而并未告诉其他将领，好象无此需要似的。”

李现在决定采取迂回运动。他与朗斯特里特一同骑马向东，想寻找一个适当的位置，经过一番匆匆观察，他决定攻占那个地区中的高地。他正作此项决定时，又接获报告，说北军已在撤退之中，现在马格鲁德尔已经到了右方，而阿米斯提德也已击退了敌军。所以他又打消了迂回麦克里兰的念头，而派狄金森上尉——马格鲁德尔的副官——把下述命令传达给马格鲁德尔。

“李将军希望你能迅速前进。他说据报敌人正在撤退。把你的全部兵力向前推进，学习阿米斯提德的成功榜样。”

D.H.希尔曾经说道：“我从未见过这样英勇伟大的场面。日落之后，在马格鲁德尔的命令下，九个旅向前进攻。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一起运动，从而被敌人各个击破。每当一个旅从森林中钻出来后，马上就有五十到一百门火炮对着他们射击，行列中立即被撕开了巨大的裂口，但是英雄们还是集合起来继续前进，又为炮位附近的敌军预备队击倒，很少有几班人能够到达那里。多数人都要越过一片宽达半英里的开阔地区，前面被敌军的野炮火力轰击，后面又受到炮舰上重炮的夹击。这不是战争，只能说是屠杀。”

接着，D.H.希尔听到他的右方发出了一阵喊声，继之以步枪射击，于是他认为这是攻击讯号——他并不知道攻击已经取消了——于是他也命令所部前进。他们马上就遭到榴霰弹回敬。马格鲁德尔向朗斯特里特求援，希尔也向杰克逊求援。于是有更多兵力不断投入这个屠场，直到夜幕低垂，这场流血悲剧才自动闭幕。

李已经失败。他走过这些残军的营帐，找到了马格鲁德尔。

他问：“马格鲁德尔将军，你为什么要攻击呢？”

马格鲁德尔毫不迟疑的回答说：“服从你那个一再重申的命令！”

李无言可答，因为实在无话可说了。

那天夜间，斯图亚特的骑兵才由兹卡霍米尼河上回来。

尽管波特、亨特和萨姆勒，都力劝应向南军反攻，可是麦克里兰在七月二日还是决定继续向哈里逊登陆点撤退。大雨如注之下，他终于把基地从帕蒙基河上移到了詹姆斯河上。此时，李派斯图亚特和他的骑兵继续追击，并命令杰克逊（扣除D.H.希尔的兵力），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继续向南运动。其余部队则留在马尔芬山上，只有霍尔姆斯奉令返回宙里岩。

七月二日，只前进了两英里。第二天，李获得斯图亚特的报告，说他已经到了哈里逊登陆点，并发现有个伊夫林顿高地，是可以控制而尚未被敌军占领的。在把报告送出之后，向以有勇无谋著称的斯图亚特就开始干一件蠢事，这是这场会战中许多愚行中的最后杰作。为了不让麦克里兰注意到伊夫林顿高地是个漏洞，他本应绕过这个高地，斯图亚特的行动却完全相反，他居然把他唯一的一门榴弹炮（弹药已经快用完了），由少数骑兵掩护送上高地，向下面的敌军营地射击，结果是使麦克里兰立即用强大兵力把这个高地占领了。

七月三日，朗斯特里特迷了路，杰克逊则只走了三英里。第二天，李策马前进，发现部队已经严阵以待，准备要发动攻击以夺回伊夫林顿高地，但是经过了一番迅速侦察之后，他发现敌军的防御现在已经过于坚强，不可能再攻下了。七月七日，他发表一个文告向部队表示谢意，两天后就率领他们返回里士满。

从六月二十五日起，在七天的会战中，双方所付出的代价都极高。李全军一共死伤了一万九千七百三十九人，麦克里兰方面为九千七百九十六人，但还应加上失踪的六千零五十三人。

这就结束了这场战争中的一次最有趣味和最富启发性的会战。

即使麦克道威尔的兵力中途被抽走，麦克里兰似乎毫无疑问能够占领里士满。同样，如果在这七天中，杰克逊能够有较好的表现，使他的声誉能够名副其实，那么李也就会击溃波托马克军团。这个假定似乎也极为正确。这两位主将都未能达到其理想目的，这是与他们二人的指挥艺术有关的问题，因为南北两军的士兵在战斗中都表现出同样的英勇。麦克里兰虽然是个能干的参谋军官，但却是个懦弱的指挥宫。反之，李虽然是个大胆果断的指挥官，但却是个能力很差的参谋军官。若引证下面两位南军将领的意见，更可以看出李的弱点。

D.H.希尔说：

“在整个会战中，我们攻击的时间和地点都正是敌人所希望的。原因是我们对地形完全缺乏认识，而对一连串的战场都缺乏侦察的缘故。”

泰勒将军也说：

“从冷港直到马尔芬山，可以说除了一系列巨大错误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南军指挥官对当地地形的认识，似乎不比他们对中部非洲的认识更多。”

虽然李在他的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而在整个会战中所使用的地图，都象是十岁孩童所画的一样。可是他却从未认识到克服这种困难就是他的责任。他应该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情报部门，能够提供完善的地图。

虽然如此，尽管这两位主将都具有缺陷，而他们的业余部队也很拙劣，可是在这个会战中的最大错误却并非由他们所造成。造成空前大错的人是哈里克将军，他在华盛顿代替了斯坦顿，担负起指导战争的责任。麦克里兰在哈里逊登陆点向他要求继续向里士满进攻——巧合的是，这正与一八六五年格兰特将军结束战争的作战完全一样——哈勒克却拒绝批准。所以在八月三日，违反了其指挥官的意志，这个尚未被击败而且士气极为高昂的波托马克军团，由于一个胸襟狭隘的“军事腐儒”的短视，被迫放弃了会战。

七天会战的重要性在于失败方面。若不是南军方面累犯错误，那么麦克里兰可能全军覆没，果真如此，那么美国联邦政府也会暂时随之崩溃。而如果不是北军方面累犯错误，那么李的全军覆没更是已成定局，里士满政府也就会随之灭亡。就象两位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战后改造时期的恐怖也许就不会发生，奴役制度的取消也可能不必使用暴力，南方社会也不至于被破坏，而南方对各种温和的改革手段也可以有一些发言权。”所以美国内战中的第一场重要会战，其政治重要性不是缩短了战争，而是使之延长了将近三年之久，并且也足以决定战争的后果。

大事记（二）：美国内战的进展

麦克里兰未能攻占里士满，在以后十二个月中，在东部地区一共进行了五次重要会战，但都不具决定性。第一场是马纳萨斯或奔牛河第二次会战（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由波普将军率领的北军被李击败。一个月之内，李又被麦克里兰击退，就是夏普斯堡或安提塔姆会战（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七日）；接着就是腓特烈堡会战（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七日），伯恩赛德将军的攻击又被李将军击退。其次是钱瑟勒斯维尔会战（一八六三年五月一日到四日），在这一战中，李使胡克受到反迂回，从而破坏了他的计划。最后是葛底斯堡会战（一八六三年七月一日到三日），李又被麦德将军击败。

所有这些会战都基于错误的战略基础。双方都沉醉在不正确的观念中，以为赢得战争的最迅速方法就是占领敌方首都，双方都没有认清战争的战略重心并不在波托马克河或是詹姆斯河上，而是在查塔努加——亚特兰大地区。就象在前一章中早已指出的，假如这个地区被北军占领，那么南军在后勤方面就会被切成两块，而其东北地区也有受到两面夹击的危险。反之，若这个地区仍然掌握在南军手中，那么即使里士满失陷，战争却还是可以无限拖延下去。这五次会战所达成的任务，只不过是互相消耗，但因为北军的元气较为充足，比较易于补充损失，所以算起来还是他们占了优势。

当东面的战争正在继续进行之际，在西面，由于环境逼迫而并非由于事先的计算，这个战略重心的重要性就逐渐在一位过去并不闻名的军人心中产生了印象。他就是格兰特将军（一八二二——一八八五年）。

格兰特出生于一八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在墨西哥战争中有卓越表现，但在一八五四年，因为被指控酗酒，不得不从陆军退休。内战爆发时，他被指派为伊利诺斯步兵第二十一团团长，一八六一年九月四日，他升任准将，其司令部设立在开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点，因为河流交通线从那里通往维克斯堡，新奥尔良，路易斯维尔，匹兹堡，纳什维尔和查塔努加等地。为了封锁这些河川，南军已在密西西比河上建筑

了坚固工事——在田纳西河上建筑亨利堡，在坎伯兰河上建筑多尼尔森堡，在其东面他们已经把约翰斯顿将军的兵力推进到了肯塔基南部。

格兰特认识到巴都卡在俄亥俄河上的重要性，于九月五日将其占领。两个月后，哈里克将军和布尔将军分别担任密苏里和俄亥俄两个地区的指挥官。

为了切断密苏里境内的南军与肯塔基境内的南军间的联系，格兰特获得许可向亨利堡和多尼尔森堡进攻。他于一八六二年二月六日攻占了亨利堡，并迫使约翰斯顿放弃包林格林，接着又在二月十六日占领了多尼尔森堡。这个成功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因为这迫使南军后退，并打开了向南通往维克斯堡的门户，赢得了肯塔基，同时使田纳西暴露在入侵威胁之下，使南军丧失了十七万五千人的兵力。

此时，约翰斯顿退往柯林斯，到二月二十四日，布尔占领了纳什维尔，并建议对孟斐斯－查尔斯顿铁路进行打击。哈里克表示同意，但他因为嫉忌格兰特，所以另派史密斯将军指挥这次远征。不久，哈里克又奉命指挥所有在西面的北军，这个任命使布尔也隶属于他的指挥体系，于是哈里克决定指挥其联合兵力向柯林斯进攻。

此时，史密斯正在萨凡纳，格兰特又交了好运——哈里克又派他去接替史密斯，但却只能暂取守势以等待布尔到达，布尔现在尚留在哥伦比亚。格兰特到达之后，即集中史密斯的全军于匹兹堡和希罗附近的克鲁普登陆点，以等待布尔，布尔说他在四月五日以前可以赶到萨凡纳。

这时在柯林斯的约翰斯顿已获得博勒加德和布雷格两个师的增援。因为他的兵力已经增加到了四万五千人，所以决定在布尔赶到之前先给格兰特一个打击。结果就是希罗的血战，时间是在四月六日到七日，约翰斯顿最初虽获得胜利，但结果还是被击溃了。四月十一日，哈里克从格兰特和布尔手中接管了野战军指挥权，并于五月三十日占领柯林斯。六月十日，布尔出发前往查塔努加，第二天哈里克被召回华盛顿，任命为联邦陆军总司令。

七月三十日，指挥田纳西西部地区的格兰特要求哈里克准许他向在冬青泉和大交叉点的范多恩军团进攻。但是直到九月十八日才获得哈里克批准，在这次作战中，格兰特在艾欧卡和柯林斯赢得了两次卓越的胜利，迫使南军向南撤退。

五月一日，法拉古特将军已经打开密西西比河口，巴特勒将军也已经占领了新奥尔良。三月六日，在孟斐斯获得海军胜利之后，戴维斯将军也为北军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控制权。这些行动使维克斯堡变成了密西西比河东西两面的南方各州间的主要交通通道。格兰特深知其重要性，一再要求向维克斯堡进攻，最后在十一月六日获得了批准。

此时，格兰特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布雷格已在六月二十七日代替了博勒加德，在田纳西东部面对着布尔。布尔的危险是他的右翼正在暴露之中，因为即使他攻占了查塔努加，一个从西面的迂回运动——即从亚拉巴马北部——还是很容易的把他赶出该城。格兰特认识到自己策划的会战的成功关键就寄托在布尔的前进上。而布尔前进时的安全又仰赖他的军队对维克斯堡的攻击。因为认识到与布尔必须合作，所以格兰特要求哈里克把正确的情况告诉他。可是他获得的唯一答覆却是：“请你随意与敌人作战。”

在南军方面，布雷格接替博勒加德时，发现他的主力在屠皮罗。那时布尔的前卫也已经到了迪齐尔德。在那里，七月十三日，弗里斯特将军就袭击他在穆弗雷波罗的交通线并迫使他停止。布雷格于是决心侵入田纳西中部和肯塔基南部，以求收复田纳西东部。他的计划是增强在坎伯兰峡的史密斯将军，并指挥他向路易斯维尔进攻——这是布尔的作战基地——而他自己则从查塔努加前进。

南军又进行了一次突袭，这次是在加拉丁，切断了纳什维尔与包林格林间的铁路线，又迫使布尔暂停前进。于是史密斯马上从坎伯兰峡前进，击退了包围他的弱势敌军，九月二日在列克星敦设立司令部，从那里他又威胁到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此时，布雷格进至斯巴达，而布尔则把兵力集中在穆弗雷波罗。于是双方开始向北竞走：布尔退向包林格林，而布雷格则到了格拉斯哥。他本应追随布尔而使史密斯从后方加以夹击，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布雷格把所有战略丢在一边，决定与史密斯会合在一起，目的不是为了进行会战，而是想把法兰克福建立为南方一州的首府。不久，布雷格的左翼在哈尔第指挥下前进到皮利维尔，于十月八日向布尔进攻。虽然这一战又是不分胜负，可是在夜间布雷格却撤退了，布尔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追击之后，即将部队移到包林格林和格拉斯哥。十月三十日，他的职务由罗斯克兰斯接替，俄亥俄军团也改名为坎伯兰军团。

十二月二十六日，罗斯克兰斯离开纳什维尔，于一八六二年圣诞节在穆弗雷波罗与布雷格交战。虽然这一战仍然不具决定性，但因为布雷格的损失沉重，所以他撤回查塔努加，在那里宿营过冬。

在这之前不久，格兰特有个部将麦克勒南将军，因为他擅长权谋，所以一直在争取华盛顿当局任命他指挥正拟在孟斐斯集中的兵力，他企图从那里前进到密西西比河以攻击正由彭贝尔顿将军据守的维克斯堡。格兰特听到这个建议之后，因为对麦克勒南是否适于担任独立指挥官感到并无把握，所以决定加速推进自己正在准备的作战。十一月十三日，他曾报告哈里克说他的骑兵已经进入冬青泉，但在他的交通线尚未建立完善之前，他不拟再向南深入。现在他却决定尽量提早行动，一方面派谢尔曼将军由水路从孟斐斯前进到维克斯堡，而他却从大交叉点前进。他的计划是要引诱位于杰克逊的彭贝尔顿向格伦纳达前进，这就可以减弱在维克斯堡的南军兵力，从而使谢尔曼的攻击较为顺手。

十二月十二日，格兰特到了大交叉点南面六十英里远的地方，谢尔曼也率领三万二千人出发，于圣诞节那天在密里根湾登陆。十二月二十九日，他进行了齐克沙岩之战，结果被敌人击退。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麦克勒南到达密里根湾，因为他比较资深，就接管了这次远征的指挥权。

格兰特越向南走，补给越感困难。他是一位深知补给重要性的将军，所以在冬青泉建立了一个基地。此时南方总统戴维斯却已大感震惊，指派约翰斯顿将军负责指挥从蓝岭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全部南军。到了查塔努加之后，约翰斯顿命令布雷格派一支骑兵打击格兰特的交通线。十二月二十日，这道命令被执行了。范多恩冲入冬青泉，对格兰特的补给基地进行了一次突袭，将其全部毁掉。

这次突袭使格兰特的计划完全被破坏，而且也使谢尔曼的深入攻击中途流产。格兰特因为担心麦克勒南无能误事，所以要求哈里克准许他撤回孟斐斯，并亲自指挥河上的远征。这个要求被批准了，一月十日格兰特回到孟斐斯，一月三十日到了亚祖河口上的杨格点。在那里他从麦克勒南手中接管了指挥权。

第二章：围攻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会战（上） 维克斯堡位于密西西比河左岸，格兰特要攻占它，就必须在左岸建立作战基地，无论在该要塞南北面均可。虽然他明知南面的道路比较优良，可是必须等到冬天雨季结束，潮流退去之后才能作此企图。但他却不能再等下去，因为北方的政治条件已经非常恶劣，他现在必须有所表现。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他被迫进行一系列试验以消磨时间和分散敌我两军以及普通人民的注意力。他进一步说：“我自己对这些试验并无十足的信心，虽然如此，我却总是准备因利乘便以追求胜利。”

策划的行动中，较为重要的有打通亚祖隘路；取道斯特尔支流和狄尔溪前进；从密西西比挖一条运河到天命湖以及在密立根湾以南打开劳德维支流等等。

对这些行动不拟细述。总之都非常困难，花了很大精力，并且都失败了，没有一个能达到攻占维克斯堡的目的。不过毫无疑问，这些行动却使格兰特的军队得到了优良训练。

格兰特在杨格点接管指挥权的次日，威尔逊将军就向格兰特的参谋长劳林斯将军提出了下述建议：“取消挖掘运河的计划，在黑夜掩蔽下，让炮艇和运输船驶过这些炮台；部队徒步行军从陆上前进到下游河岸，然后用舰队把他们渡到河川东岸，这个登陆点应有一条干燥的道路可以达到其背面的高地。完成登陆之后，即可以击散敌军，从背后攻入维克斯堡。”

劳林斯把这个计划解释给格兰特听，虽然谢尔曼认为它不切实际，可是格兰特却未置可否。因为他现在绝对不能冒险，尽管这是唯一合理的计划，而且他个人也早有这种打算，准备洪水一退即开始实行，可是他现在却不能表示同意。尤其是这个计划不仅代表威尔逊的意见，而且更代表了他自己的意见，所以他更不能作出评论，否则一旦让对方在维克斯堡的主将彭贝尔顿知道了他的意图，那么毫无疑问，他一定会事先加以提防。所以上述所有的“支流”之战都可以说是一个大规模的欺敌计划，而且也顺便欺骗了政客和自己的部队。以后当他真正采取行动时，就可以发生突然作用。

在西部，格兰特的行动迟缓已经引起很大不满。有谣言说他的部下因为患沼泽热病已经死了几千人。对他的批评都很糟糕，认为他软弱无能。但他却有一个朋友在不断的支持他——这个朋友他还没有见过面——就是林肯。当别人力劝林肯召回格兰特的时候，林肯很痛快的拒绝说：“这个人是我不可或缺的，因为他能打仗。”

到三月底，政治上的需要已迫使向维克斯堡的进攻不能再拖了。当密西西比河在路易斯安那岸上的洪水开始退落时，格兰特就决定把他的部队移到这个要塞的南面。四月四日，他写信给哈里克说：

“密立根湾和这一点（杨格点）附近的河上有许多的支流，可以使小型轮船和拖船绕过里士满以达新迦太基。目前正用挖泥机在这里开掘一条运河以进入这些支流。我已有许多空船，准备装载部队和炮兵，并已写信向艾伦上校要求更多的船只。有了这些船，就很容易把补给运到新迦太基及其以南的任何位置。”

“我希望让一部分舰队通过维克斯堡炮台，而陆军则从这条新航线通过。一旦到达那里，我就会向华伦顿或是大湾前进，比较可能的是大湾。从这两处都有良好道路通往维克斯堡，而从大湾更有一条好路，通到杰克逊和黑河桥而不用越过黑河。我要把我的部队集结在一起，并使补给线不被切断，只要公平战斗，也决不会被敌人击败。”

他的部下知道这个计划之后，谢尔曼，麦克费尔森和洛根都表示反对。谢尔曼认为只有从北面才能攻占维克斯堡，也就是说应回到孟斐斯。但是格兰特却看出由于政治原因决不能向后转。虽然他指挥的部队官兵合计大约有九万七千人，可是在维克斯堡附近却只有五万一千人——组成三个军，每个军大约一万七千人——第十三军，军长为麦克勒南；第十五军，军长为谢尔曼；第十七军，军长为麦克费尔森。对方的彭贝尔顿将军的兵力也大致相等，分布如下：一万三千人在维克斯堡，四千人大约在海尼斯岩一带，九千人在维克斯堡与吉布森港之间，五千人在杰克逊，一万人在密西西比，一万一千人在哈德逊港。

四月六日，新迦太基被麦克勒南占领，麦克费尔森接着到达，最后是谢尔曼。但是为了迷惑敌军，谢尔曼军的斯特尔师被派向上游再前进一百五十英里，通过狄尔溪地区，到处加以蹂躏。此外，格里尔森上校也率领一千八百名骑兵向密西西比州作深达六百英里的突袭，目的也完全相同。

这两方面的佯攻使彭贝尔顿完全受骗了，他向里士满报告说：敌人是在不断运动之中，格兰特的主要行动是向狄尔溪方面，至于说他的部队已经沿密西西比西岸向南移动的谣言，似乎并不可信。

四月十六日夜间，波特用七艘铁甲军舰保护一队用江轮拖运的船只经过了维克斯堡。四月二十日，格兰特终于发布全面向南运动的命令。麦克勒南军为右翼，麦克费尔森为中央，谢尔曼为左翼。两天之后，第二批船团载运着补给品也顺利的经过了这些炮台。

四月二十四日，格兰特侦察大湾，四天之后，麦克勒南军应集中在普尔金农场，四月二十九日再运输到哈德泰姆斯，在那里登陆，然后又上船随时准备转进到大湾。于是波特向炮台开火，但是因为他的炮击没什么效力，格兰特决定命令他的部队再登陆，而使运输船在黑夜掩护下通过炮台。四月三十日清晨，麦克勒南军和麦克费尔森军的一个师，在迪希隆再次上船，然后在该河东岸的布鲁因斯堡登陆。此时，谢尔曼军和布莱尔师，加上八艘炮艇，对海尼斯岩进行激烈的佯攻以吸引彭贝尔顿的注意力。

登陆成功时，格兰特这样写出了他的感想（见《格兰特回忆录》）：

“我感到如释重负，这是前所未有的。当然，维克斯堡仍未攻下，其防御者也并未因为我军过去的任何行动而丧失士气。我已经进入敌境之中，在我和补给基地之间夹着一条大河和维克斯堡要塞。但是我已经站在干地上，与敌人同在江岸一边。从十二月起直到此时，一切作战和劳作都只是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

四个月来，用了许多诡计和佯攻，与沼泽，支流和森林相搏斗，所花的气力在这场战争中是空前的，目的只是为了掩护这次登陆。彭贝尔顿完全受骗了。他的兵力分布在大湾与海尼斯岩之间；他的左翼只有轻微的保护，第一批侵入军已将其迂回。到五月一日上午二时，麦克勒南军的领先师已前进到了布鲁因斯堡以东八英里的地方。在那里开始与敌军接触，敌军的目的是想在皮埃尔支流阻止格兰特前进，以等待维克斯堡的援军到达。但这个希望落空了，因为吉布森港的战斗在拂晓时即已开始，南军的右翼受到迂回，接着南军向北退却，而麦克费尔森则跟踪追击。五月三日，麦克费尔森击退了大黑河上的敌军，结果位于大湾的敌军因为背后受到威胁而不能不撤退。这样北军已经确保了一个桥头阵地，于是格兰特把作战基地由布鲁因斯堡推进到了大湾。

现在格兰特面临的困难在战史中是罕见的。他是在敌国纵深作战，敌军主力恰好在他的补给基地（孟斐斯）和作战基地（大湾）之间。虽然舰队能够控制密西西比河，但他的补给线还是不可靠，因为每次运输船团都必须经过维克斯堡炮台。维克斯堡不仅是个特别坚固的要塞，而且与杰克逊之间又有铁路联系，它在维克斯堡以东约四十五英里，是一处重要的铁路交点，所以能够迅速获得增援。因此这种危险是经常存在的：假如南军将一支部队集中在杰克逊，那么格兰特马上就会受到两面攻击。

虽然彭贝尔顿在数量上远处于劣势，但依照所有的战争法则，他的处境都不能说是毫无希望。他的敌人是在充满了敌意的地区作战，并且必须分派大量的兵力以保护其补给线。而且，这个地区的地形破碎多山，森林遍布，特别适于防御。一方面把格兰特牵制在维克斯堡，另一方面把兵力集中在杰克逊，这对彭贝尔顿而言似乎并非一个困难任务。

反之，格兰特的处境却极为困难和危险。他的全盘战略都是以补给为枢纽的。首先他主张派一万五千人去与班克斯将军合作，攻占哈德逊港，然后再把他的补给基地从孟斐斯移到新奥尔良。但是后来他获得消息，说班克斯要等到五月十日以后才能开始行动，因为时间的重要性，格兰特说：“所以我决定不等候班克斯而立即独立行动，以切断基地的牵制，从维克斯堡的后方毁灭叛军，然后围攻或占领该城。”也就是说他准备从后方攻击敌军，而他自己却根本没有后方可以让敌军来加以攻击。这样的决定简直使彭贝尔顿大惑不解，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格兰特的这种大胆战略，所以他不敢相信格兰特在交通线尚未巩固之前就不顾一切的前进。所以他在拟定作战计划时，还是把格兰特当作普通的将军看待，谁知格兰特却是一位特殊的将领。

只要他的军队还能不饿肚子，那么格兰特的判断从战略上来说是健全合理的。而且政治情况的要求也使他不能损失一分钟时间。钱瑟勒斯维尔之战刚刚结束，李的果敢行动已使华盛顿当局在心理上产生了恐慌。如果格兰特再不采取行动，那么他的机会就都会丧尽殆尽，他个人会被召回，这个军团也会被解散。哈里克听说格兰特开始行动的消息之后，立即命令格兰特回来与班克斯合作（格兰特说：哈里克是一个书读得太多的军人，凡是违反战争艺术原则的事情，都无法和他商量。）对格兰特而言万幸的是，因为在开罗以南没有电报线，所以等这个命令到达时，他的行动早已开始，所以无法遵照执行。据巴都说：“假如这位总司令的命令能够提前送达他的部下，那么维克斯堡会战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这时，格兰特的处境大致是这样的：照他自己估计，他面对的敌军在数量上要比他的多一倍。他知道由于胡克在钱瑟勒斯维尔的失败，华盛顿当局对敌人已经产生了恐惧心理，如果知道他不仅投入到密西西比的荒野中，而且还主动切断了交通线与两面的敌军周旋，那才真会大吃一惊。这两支敌军，一支以坚强要塞为基地，另一则以重要的铁路交点为基地。此外他的军队也缺乏适当的运输工具，农场中的各种车辆全被征用

来运输弹药。有些用牛，有些用骡马，杂乱无章，完全不顾形象。

四月二十九日，格兰特已命令谢尔曼停止对海尼斯岩的佯攻，而用全速赶到哈德泰姆斯。五月三日，他指导谢尔曼用一百二十部车辆组成一支补给纵队，用摆渡的方式渡河到了大湾，在那里从运输船上接运十万份口粮。这个数量可使谢尔曼军获得五天配额，而麦克勒南和麦克费尔森都只有两天配额，因为他们本已携带了三天的份额。这就是格兰特所想要携带的全部口粮。

谢尔曼表示反对。照他看单靠这一条道路是无法补给全军的。他忠告格兰特应等候军队获得一部分大车补给之后再开始迅速采取行动。格兰特却回答说：“我并不准备由大湾供给所有的粮食。我也知道除非另建道路，否则根本无此可能性。我所需要的粮食仅限于硬面包、咖啡和食盐，其他东西则就地搜罗。”

一旦从吉布森港到了干地之上，格兰特的计划又如何呢？最明显的路线是直向维克斯堡前进，若是普通将领，毫无疑问是会如此。可是格兰特并不普通。他知道格里格率领的南军正在维克斯堡的东面和东北集中——关于其兵力的确切数字他却不知道。若他现在向维克斯堡前进，那这支部队必然也会向那里赶去，这样他在数量上就会处于劣势。所以他决定在敌人两军未能合作之前，暂不推进到二者之间的位置，而是先向杰克逊行动，吸引在维克斯堡以东的南军向这个重要的铁路交点集中，然后赶在彭贝尔顿离开要塞增援之前先将这支敌军击溃，并毁灭杰克逊附近铁路线。这个行动使他回过头来进攻维克斯堡时可以无后顾之忧，同时也切断了维克斯堡与其补给基地之间的联系。简单说这只是一个思想，还不能算是计划，格兰特的目的是要切断维克斯堡的交通线以孤立这个要塞，同时先消灭可能威胁自己后方的敌军。

决定成功的因素，与其说是思想上的果敢，毋宁说是执行上的迅速。从格兰特的命令上即可看出他的心情是如何紧张，他在五月三日写信给谢尔曼说：“我不必再提醒你行动的迅速是何等重要。”五月五日他又命令霍尔布特说：“立即派劳曼师到密立根湾来，让他们尽量赶快行动。”他又通知在大湾的军需人员加快装车速度，并派参谋人员以他个人的名义在那里监督。他说：延迟一天就等于帮敌人增加了两千人的兵力。五月六日，他又继续催促。

格兰特的过人精力使他的部下都为之奋发，好比磁电感应一样。麦克费尔森应前进到汉金逊渡口以保护左翼，每天都派出搜索部队以侦察道路和田野，而征发粮食的支队则象蝗虫一样到处搜刮。

格兰特的计划是用左面的大黑河来作为战略性侧翼，以此作为一道防线：在其掩护之下，谢尔曼和麦克勒南的两个军，在爱德华车站与波尔顿之间前进到维克斯堡——杰克逊铁路线上。而麦克费尔森军则取道乌提卡到雷蒙德，然后再前进到杰克逊。

五月七日前进运动开始，到五月十二日，谢尔曼和麦克勒南到了十四英里溪。麦克费尔森则在雷蒙德以西两英里远处遭遇到格里格的旅，将他击退之后，即在该镇郊外宿营。格兰特现在才算到了他所希望的位置：左翼在大黑河，而右翼也已确实击败了格里格。

虽然彭贝尔顿不是没有料到格兰特可以向南行动，不过他却似乎相信这不过是另一次佯攻而已。当他听到格兰特登陆的消息，五月一日，他用电报向约翰斯顿要求增援。约翰斯顿命令他集中所有部队迎击格兰特，可是南方总统戴维斯却相信这不过是个突袭行动，指示彭贝尔顿坚守维克斯堡和哈德逊港。这两个命令既然互相冲突，加上彭贝尔顿自己有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格兰特因为补给缘故，在几天之内可能就会退去，所以他决定遵从第二道命令。因此，他决定守住大黑河之线，以便一有机会即可打击格兰特的交通线（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而同时使他自己的交通线维克斯堡——杰克逊铁路畅通无阻。

五月三日，彭贝尔顿把他的大部分兵力集中在维克斯堡与大黑河之间。五月十一日，他命令格里格，一旦受到攻击即应向杰克逊退却，但若格兰特向爱德华车站移动，就应打击他的侧翼和背面。如上文说过的，到五月十二日，格里格受到麦克费尔森的压迫，就采取了第一条路线。次日，彭贝尔顿命令包文、洛林和斯蒂芬生三个师，在五月十四日向爱德华车站进攻。五月十三日夜间，约翰斯顿从图拉霍玛到了杰克逊，但是他发现铁路线已被谢尔曼占领，他就用电报报告里士满说：“我来晚了。”他命令彭贝尔顿攻击格兰特的背面。他这样写道：“我已经到达，并获知谢尔曼少将正夹在我们中间。为了增援你，交通线的恢复极为重要。若有可能，请立即攻击他的背面。我这边的部队可以合作，时间极为重要。”彭贝尔顿仍然相信只要攻击格兰特的交通线，他一定会退却，所以把约翰斯顿的命令摆在一边而告诉他说：在五月十七日清晨，他将派一万七千人向狄隆前进。他说：“这是为了切断敌军的交通线并迫使他来攻击我。”

五月十二日，麦克费尔森军奉命前进到克林顿以拆毁铁路，而谢尔曼和麦克勒南则向雷蒙德集中。这些运动就是为占领杰克逊做准备，因为如格兰特所说：“因为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围攻维克斯堡，所以我必须先断绝其一切外援。这样我才决定迅速向杰克逊机动。”在五月十三日夜间和十四日上午都是大雨倾盆，虽然如此，格兰特仍然以最高速度前进。

五月十四日，麦克费尔森从克林顿到了杰克逊；而谢尔曼也从密西西比泉到了杰克逊。麦克勒南为了保护他们后方，也派一个旅进驻克林顿，并占领了雷蒙德。对杰克逊的攻击，最先因为下雨而延迟，因为士兵都不敢打开弹药盒，以防弹药被雨水损毁。上午十一时才开始战斗，到下午四时，该镇即被攻占。

被赶出杰克逊之后，约翰斯顿撤回到坎顿道路，并于五月十五日通知彭贝尔顿说：“现在唯一能使我们联合在一起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向克林顿前进，请通知我，我可以率领大约六千人进至该点与你会合。”

南军的情况颇为滑稽：约翰斯顿正向北运动以求与彭贝尔顿会合；而彭贝尔顿则从爱德华车站向东和东南方前进，企图切断他想象中的格兰特交通线。五月十四日夜间，彭贝尔顿在维克斯堡附近约有九千人，这是完全没有受到敌军威胁的，另外约有一万四千人正从爱德华车站移动中。约翰斯顿现驻在卡尔豪恩附近，率领着一万二千人，另有一万人的援兵正在赶来会合的途中。所以可以看出南军一共是四万五千人，分裂成三个部分，而他们面对的北军，在数量上虽与他们相等，但却集中在一起，随时准备向他们中任何的一部分进行压倒性的打击。五月十五日夜间，彭贝尔顿已经到了雷蒙德附近，在那里接到了约翰斯顿的第二个命令，要他与他会合在一起。彭贝尔顿才决定放弃其攻击格兰特（假想）交通线的意图转向北面。

对于约翰斯顿和彭贝尔顿而言都可以说是不幸之至，约翰斯顿在五月十三日的命令由三个传骑来分别送达，其中恰巧有一个是北军的降卒。这个人携带他那一份抄本跑去见麦克费尔森将军，麦克费尔森在五月十四日黄昏又把它转呈给格兰特。格兰特假设彭贝尔顿会服从这个命令，开始从爱德华车站转回来与约翰斯顿会合。所以他立即颁发五月十五日的命令：麦克费尔森应立即返回波尔顿；谢尔曼军（缺布莱尔师）应留在杰克逊并拆毁铁路。到黄昏时候，格兰特在波尔顿与雷蒙德之间已经集中了差不多三万三千人的兵力，在那天夜间，他把司令部设在克林顿。

五月十六日清晨，彭贝尔顿报告约翰斯顿说，因为他认为已经不可能前进到克林顿，所以他准备返回爱德华车站，并改向布朗斯维尔道路前进。此时格兰特从两个铁路工人那里得知彭贝尔顿率领大约二万五千人，已于前一夜向东前进，他立即通知谢尔曼军的斯特尔师备战，这个师预定在一个小时之内可以达到路上。右面的麦克费尔森军奉命取道克林顿道路前往锦标山，左面的麦克勒南军奉命取道米德路和雷蒙德道路，进到爱德华车站。到上午七点三十分，绪战展开，格兰特骑马向前加入麦克费尔森军，并命令麦克勒南军前进。

彭贝尔顿的阵地很坚固。不仅他的正面控制三条道路，这也就是格兰特的三个领先师所采取的路线；而且他左面也有锦标山和贝克溪保护，此外到处都是峡谷，森林和丛林。格兰特说：“即使无人防守，部队也不易通过。”这些困难不久就都显示出来。对它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可以解释一年之后在弗吉尼亚荒野中所丧失的好机会。

虽然在雷蒙德道路上的史密斯师首先与敌军遭遇，可是它的前进却慢得可怜，而在米德路上的奥斯特尔豪斯师也并不高明多少。这些师所面对的敌军，兵力虽弱但位置却很好。如果麦克勒南下令冲锋，也许在几分钟之内即可以肃清正面。但因为地面上森林厚密，使他无法确知敌军兵力，所以他十分小心，慢慢地摸索前进。在一整天的时间中，他都未能发挥其数量优势。此时，在右面的霍威师已与敌开始作接近战斗，为了保护其右翼，洛根的师向前推进，并从北面攻击锦标山。因为正面上仍感压迫，所以霍威又得到克罗克的增援。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尽管有了克罗克增援，霍威对锦标山的进攻还是没什么进展。而在霍威左边，因为麦克勒南没能发动突击，所以敌军的行动自由并未受到限制。虽然洛根和格兰特当时都并不清楚，可是洛根却正在锦标山敌军的后面找路前进，实际上与敌军的背面是平行的，并控制了彭贝尔顿的惟一退路。同时麦克阿瑟师中的一个旅——这是几天前在大湾渡河的——也已经赶到了麦克勒南的左翼。所以尽管格兰特并不知道，事实上当霍威再度求援时，彭贝尔顿的军队却已经受到包围了。因为格兰特担心霍威的正面会崩溃，他就命令麦克费尔森从洛根的师中抽出一部分兵力支援霍威。于是突击开始变得很顺利，主要是因为敌军的退路已经打通了。格兰特立即命令奥斯特尔豪斯和卡尔两个师追击，并要他们一直挺进到大黑河边，若可能更应渡过该河。那天夜间，麦克费尔森的部队在战场西面六英里处宿营，而上述两个师则在爱德华车站宿营。这场会战的损失：格兰特军团二千四百三十八人，彭贝尔顿军团四千零八十二人。

在锦标山战败之后，彭贝尔顿放弃了向北运动与约翰斯顿会合的意图。当然，他已不可能再从布朗斯维尔道路行动，但是他却可以利用黑暗掩护，渡过大黑河撤退，焚毁河上的桥梁，然后放弃维克斯堡，再向北转东进至克林顿，这样还是可以救出他的全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退到大黑河，并报告约翰斯顿说他在维克斯堡，还有六十天的粮食，不过假如格兰特前进，他可能要被迫放弃海尼斯岩。约翰斯顿回答说：“若不太迟，请立即撤出维克斯堡及其一切附属地区，并向东北转进。”彭贝尔顿于五月十八日正午接到这个命令。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因为维克斯堡是邦联最重要的据点，所以不应放弃。”

五月十七日的清晨，格兰特继续追击，大约正午时，他突破了南军的战线。因为如彭贝尔顿自己所说，他的部队大部分已经士无斗志，匆匆撤回了维克斯堡。有许多溃兵早已自动向那里退却，大黑河上的桥梁被焚毁，而海尼斯岩也被放弃。

五月十八日，谢尔曼利用格兰特军团中惟一的浮桥纵队，在桥埠渡过了大黑河，那天夜间，他和格兰特一同到了核桃山，这场会战的真正目标已经达到——就是到了干燥的高地，可以不受敌军的干扰，在那里建立一个补给基地。谢尔曼此时才对格兰特表示敬佩说：“在此之前，我从未相信你的这次远征会成功。我始终没有认识到它的最后目标。但这的确是一个会战，的确是一个成功杰作，即使不攻下该城也无伤大雅。”这的确是一个惊人成功，在格兰特一生的事业中，这是一次最伟大的成功，而从战略观点上来看，可以说很少有能与它媲美的战例。

格兰特把海尼斯岩交给海军，并重建他的补给线。于是命令定于五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向要塞发动突击，以图一鼓作气攻下该镇。他的理由是：“敌人在累败之余已经丧胆，所以可以一鼓攻克。”但这次突击却失败了，因为尽管在过去两天中，南军是象绵羊一样乱跑，可是当他们回到这个久经准备的要塞之内，士气也就逐渐恢复了。对这第一次突击的尝试，可以有原谅的理由，可是当格兰特发动第二次突击时，那却是不可原谅的。关于第二次突击，格兰特的指示如下：“定于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全线同时发动攻击，所有炮兵都应进行猛烈轰击。各军长的时间都应与我对准，以便能同时发动攻击。”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假如格兰特能集中攻击一点，而不是命令沿全线突击，那这一次可能会成功。

“突然，所有枪炮都魔术般停止发射。这样许多野炮（约一百八十门）和步枪突然停止射击，使战场显出一种可怕的沉寂。但是这种沉寂却只限于一个极短的时间。突然，北军分成许多个攻击纵队，在喊杀声中，上着刺刀，一枪不放的对着南军全线每个突出的前进阵地冲去。当他们冲到了有效射程之内时，一共不过九千九百三十八人的南军部队，沿着三英里半长的突击线，冷静地从堑壕中站起来，对着前进中的敌人施放排枪。同时，预备部队也前进到堑壕后面，从前面部队的头上放枪。所有野炮和榴弹炮也都不断的射出葡萄弹和榴霰弹。”

以上为S．D．李将军对突击所作的描写，足以说明这次失败的理由。主要是攻击正面太宽，无法用集中火力来予以支援。不幸的是麦克勒南相信他的部队已在敌军堑壕中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不断向格兰特求援。所以格兰特命令发动第三次突击。结果还是失败了。

因为这个要塞无法攻下，所以格兰特只好采取围困的办法。维克斯堡的堑壕阵地差不多有四英里长，两英里宽，其外围防线延展到七英里以上。格兰特的包围线长度要增加一倍。此外他还要提防他的后方遭受攻击，因为约翰斯顿正在杰克逊附近集中一支强大的兵力。五月二十九日，格兰特报告哈里克说：除非班克斯能够立即前来协助，否则他就需要大量增援。哈里克立即满足了他的要求，一个月之后，格兰特的部队在数量上增加到了七万一千一百四十一人，火炮二百四十八门。

这次围城战在执行时是有条不紊的。从海尼斯岩到华伦顿挖掘了一条“内对垒线”，从亚祖河到大黑河之间，又挖掘了一条外对垒线。外对垒线由谢尔曼率领三万人负责据守。

七月三日上午十时，在南军的工事上出现了一面白旗，有一位副官越过北军战线，携带彭贝尔顿的亲笔信要求休战。格兰特的答复为“无条件投降”。彭贝尔顿表示拒绝之后，格兰特改变了他的决心，允许敌人作有条件的投降。这也有几个理由。第一，假如坚持无条件投降，那么俘虏的收容和运送对军队将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弟二，若能在七月四日受降，在精神上和政治上是具有相当意义的。

七月四日（星期六）上午十时，维克斯堡的守军共约三万一千人在他们的征服者面前缴械投降，在交出军旗之后，他们回到城里，与北军士兵又象兄弟一样亲热了。

七月一日，约翰斯顿和二万七千人正宿营在布朗斯维尔与大黑河之间的地区。七月四日彭贝尔顿投降之后，谢尔曼就率领四万人立即向他进攻。两天之后，谢尔曼渡过大黑河，约翰斯顿退到了杰克逊，希望由于缺乏水源会迫使他的对手向该城实行突击，但是谢尔曼并不如此，于是他在七月十六日撤出了该城。谢尔曼决定不加以追击，否则他就要越过九十英里长的无水地区。七月二十五日，他退回了维克斯堡。

这场会战的损失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在这场会战中，格兰特很不公正的获得了“屠夫”的绰号。自从四月三十日起，他一共赢得了五次会战，攻下了维克斯堡，并占领了杰克逊，他所付出的代价为战死一千二百四十三人，负伤七千零九十五人，失踪五百三十五人，一共损失了八千八百七十三人。他一共杀伤南军约一万人，俘获了三万七千人，其中有军官二千一百五十三人，并包括十五位将领。此外还有一百七十二门火炮

也落入他的手中。

双方在损失上相差如此悬殊，主要原因还是格兰特的战略高明。他的计划是以突然袭击为基础，为了达成突袭的目的，他才甘冒必要的危险。从他渡过密西西比河之后，在头十八天之内，他在吉布森港击败了敌人，在大湾建立了一个临时性基地．经过两百英里远的行军，在六天之内又赢得了四次会战——雷蒙德、杰克逊、锦标山和大黑河。在整个过程中，他的部队一共只有五天口粮，其余全靠就地取食。就象格林对他的评价中说的：“我们必须回到拿破仑战争中才能找到同等卓越的战例，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只受到这样轻微的损失而获得这样伟大的成就。”

七月九日上午七时，哈德逊港无条件向班克斯将军投降。一星期之后，一艘名叫“帝国号”的轮船，从圣路易直接驶出，满载商品，静悄悄地在新奥尔良码头靠岸。南北双方的人民开始做生意，彼此毫无敌意。南方已经分裂成为两块：造成邦联危机的不是葛底斯堡，而是维克斯堡。

第二章：围攻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会战（下） 两天后，即七月十一日，格兰特向哈里克建议，从庞查特雷恩湖派出一支远征军，以攻占莫比尔为目标。从那里可以向布雷格的后方采取行动，诱使布雷格从查塔努加城中抽调部队，这样就可以使北军在进攻该城时感到便利。此外他又建议进兵佐治亚州，蹂躏该地区，因为这是李的主要补给来源地。虽然他在八九两月中不断提出建议，而哈里克却因为过份小心的缘故，始终不让格兰特采取行动。
一旦莫比尔作战被禁止，格兰特的精锐军团也就开始解散。第九军被派往肯塔基州；四千人拨给在路易斯安那的班克斯；五千人拨给在密苏里的斯科菲尔德，另有一个旅拨给纳齐兹。其余兵力则用来担负徒劳无功的反游击战。八月七日，格兰特又奉命再把第十三军也拨交班克斯。为了安排这个行动，他亲自前往新奥尔良，在那里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意外事件——他的马被火车惊吓，使他堕马负伤。九月十三日，他接到哈里克的急电，要他立即把所有兵力都送往孟斐斯，然后再开往柯林斯和图斯科比亚，以期同罗斯克兰斯合作。
当格兰特尚在对维克斯堡作战时，他就希望当时仍留在莫弗里斯波罗的罗斯克兰斯向布雷格进攻，以阻止他增援约翰斯顿。但是在六月三日，率领俄亥俄军团的伯恩赛德，本来预定经由列克星顿和肯塔基前进与罗斯克兰斯合作，现在却奉命把大批兵力送给格兰特以供增援，所以直到六月二十三日，罗斯克兰斯才再向布雷格进攻。七月一日，布雷格撤出图拉霍玛并渡过了田纳西河。八月十六日，伯恩赛德才到了诺克斯维尔，可以掩护罗斯克兰斯的左翼，罗斯克兰斯这才决定在布雷格右方实行佯攻，而在查塔努加下方渡过田纳西河。布雷格完全受到了欺骗，九月九日，罗斯克兰斯占领了查塔努加城。
到此时为止，罗斯克兰斯的战略都没什么错误，可是现在他却相信布雷格已在全面撤退，所以他命令全军挺进追击，可是当他的军队并无会战的准备时，却突然遭遇到一支集中的敌军。为了脱身，在九月十九日到二十日间，他被迫进行了奇克莫加会战，被打得惨败，若非号称“奇克莫加的岩石”的托马斯将军进行了英勇防御，那么他就会全军覆没。他退回查塔努加，并放弃控制该城的“守望山”。这次会战是这次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北军人数约为五万五千人到六万人，南军人数约为六万到七万人。北军损失了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六人，南军损失了两万零九百五十人——死伤失踪都包括在内。在查塔努加，罗斯克兰斯开始受到围困。
这次惨败显示出查塔努加的战略重要性，现在罗斯克兰斯就被困在那里。这时，田纳西、坎伯兰和俄亥俄三个军区，分别由格兰特、罗斯克兰斯和伯恩赛德来指挥，而在华盛顿的哈里克对他们之间却无法建立合作，现在就决定合并成为密西西比军区。
九月二十九日，哈里克用电报通知格兰特把所有可能的增援都送给罗斯克兰斯。十月三日，他又通知格兰特说：“军政部长希望格兰特将军一旦康复，就来开罗并用电报报到。”格兰特此时只能跛着走，却从哥伦布回电说：“你在本月三日发来的电报，我已在九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收到。我已于同日率领我的司令部到达此地，正拟向开罗进发。”到了开罗，他又奉命转往路易斯维尔，当走到印地安纳波利斯时，中途遇到军政部长斯坦顿，他正在自己的会客室中迅速踱着方步。斯坦顿立即命令格兰特指挥在阿勒格尼山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全部军队。在一年以前，格兰特已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格兰特立即执掌他的指挥权，把坎伯兰地区交给托马斯将军负责，并于十月十九日乘火车前往查塔努加。旅途中的最后四十英里是要骑马的，据霍华德将军说：“有时必须把将军请下马来。士兵们背着他通过最险阻的地方。可是格兰特却不顾一切痛苦，迅速赶往查塔努加，于十月二十三日黄昏时到了托马斯将军的司令部。
在托马斯接管指挥权之前，坎伯兰军团的情况已经糟不可言。罗斯克兰斯与哈里克发生了争吵，他现在所占的位置已经无可救药。他的背面靠着田纳西河，左翼倚在西提克溪，正面则对着传教士岭，这座山耸立在平原上，高约三四百英尺。它与其右方的守望山之间隔着罗斯维尔岬谷，查塔努加河从这里流过。守望山高二千四百英尺，控制着查塔努加城以及从那里经过守望谷通往迪卡图和特伦顿的铁路。南军的堑壕线从传教士岭北端开始，沿着山脊越过查塔努加谷地，而以守望山为终点，这里可以控制铁路线。罗斯克兰斯放弃了这座山岭，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兵力不足以防守它。史密斯将军也认为放弃这座山是有理由的，因为假如罗斯克兰斯要防守它，那么其正面兵力大约就会减少八千人之多。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若不据守守望山，就得撤出查塔努加城，假如留在该城中而又让这座山落入敌人手中，那么所冒的风险是不仅城镇会守不住，而全军都有覆没的可能。李维莫尔上校也同意上述见解。他认为罗斯克兰斯之所以放弃该山，是由于他把布雷格的实力估计得过高。十月一日，布雷格在一条长达七英里的战线上，共有四万一千九百七十二人。而罗斯克兰斯则共有三万八千九百二十八人。从西提克溪流越过守望山再到守望溪，这条防线的长度可能为六英里，所以每一英里可以分摊六千五百人。李维莫尔又说：五个月之前，南军以二万二千人的有效兵力，防守着维克斯堡的七英里长的防线，时间达六个星期之久，而他们所面对的北军兵力要比布雷格的更为强大。因此，罗斯克兰斯实应据守从西提克溪到守望溪之线。
九月三十日，惠勒的骑兵破坏了铁路，夺去了四十车补给品，这对罗斯克兰斯军团的运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是尽管他丧失了铁路交通线，却并未利用水运以来代替。在查塔努加有两艘轮船，每天可以把两百吨补给从桥埠送到威廉岛附近，从那里再换用马车，只要四五个小时就可到达该城。他却不知道用这个办法，而改从河岸以北的山路行走，距离达六七十英里之多。结果是人马的粮料都不能按时供应。波恩顿说：“数以千计的骡马都因为缺乏食物而倒毙。士兵们喝稀粥充饥，高级军官都在吃腐坏的食物。”骡马死亡数字接近一万匹，所以连炮车都无法拖动。
很难找到这样典型的例证：在战败的打击之下，指挥官在精神上已经完全瘫痪了，由于他的瘫痪，又使全军都发生了瘫痪现象。十月十六日，军政部次长达拉写信报告军政部说：“在十四天之内，这个军团一定会退出该地，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它。罗斯克兰斯将军好象已经丧失了知觉，他不知所措，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我从未见过这样绝望的情形。”以上所述就是十月二十三日黄昏格兰特赶到查塔努加城时的实际情形。
格兰特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条可用的补给线。他马上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守望谷的控制。如果布雷格掌握到了这个谷地，那么他一定会用重兵据守，并控制越过拉孔山的路线，那么格兰特就完全丧失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胡克正在桥埠，十月一日他已奉罗斯克兰斯的命令在河上架桥。除非在布朗渡口附近的田纳西河左岸占得一个立足点，并把敌军赶出控制该地的丘陵，否则即使这支部队推进也毫无用处。十月十九日，史密斯将军已到布朗渡口去侦察过地形，他认为这是最适宜的渡河点。当格兰特于二十三日到达之后，他立即批准了史密斯的计划，第二天上午在亲自考察了过渡的情形之后，就命令史密斯在十月二十七日实行强渡。
那天上午三时，史密斯指挥一千五百人分乘五十二艘小船离开查塔努加，首先沿田纳西河右岸行进。等看见一个闪光讯号之后，就立即迅速划过该河，登陆之后，冲散了微弱的南军哨兵，占领了左岸的丘陵地并构筑工事。这个工事非常坚固，到了下午三点半钟，史密斯用电报告诉托马斯将军的参谋长说：“这里现在已经不可攻克了。”一共只付出战死四人和负伤十七人的代价就使查塔努加城获救了。
当天夜里，胡克的前卫进入守望谷，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主力的先头也到了华海特齐。下午十一时，托马斯将军用电报报告哈里克说：“现在大车路已经通到桥埠。此外我们还有两艘轮船，一艘在桥埠，一艘在这里，明天即可开动。这个行动使我们获得了两条车路和一条河流以供运输补给之用。我相信在几天之内即可获得良好的补给。”在格兰特到达查塔努加五天之内，到桥埠之路已经畅通了，在一星期之内，部队都已经获得了全份的口粮，衣服和弹药，于是欢声雷动，这是几个星期以来所未有的现象。现在无论官兵都感到前途已经有希望了。
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朗斯特里特在华海特齐向胡克进攻，但很轻松的被击退了。北军的骡马听到枪炮声，因为惊恐的原因遂纷纷向敌军冲去，使敌人以为是骑兵向他们冲锋了，于是四散溃逃。到二十九日上午四时，战斗结束了，从此这条补给线再未受过袭扰。
补给线畅通之后，格兰特的第二个工作就是从柯林斯把谢尔曼军调来。十月二十七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到了谢尔曼在艾欧卡的住所。他是派克下士，在敌火之下渡过田纳西河，带来了一道命令，要谢尔曼用最快速度赶往桥埠。十一月十三日，谢尔曼到达该地。此时，在诺克斯维尔的伯恩赛德的处境又已岌岌可危，使华盛顿当局大感恐慌，于是电报向格兰特雪片也似飞来，要求他立即采取行动，以减轻敌军对伯恩赛德的压力。
朗斯特里特正与布雷格闹意见，也许是为了调解二人，也许是相信朗斯特里特可以前进到一百英里外的诺克斯维尔把伯恩赛德击毁，然后再赶在格兰特攻击之前撤回查塔努加，于是南方总统戴维斯命令布雷格把朗斯特里特派往诺克斯维尔。朗斯特里特在十一月四日出发，格兰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于十一月七日命令托马斯攻击布雷格，以迫使朗斯特里特回头。托马斯说他无法执行这个命令，因为他连一门炮也无法移动，格兰特就命令他把一切能够搜刮到手的骡马都拿来应急。
托马斯对这道命令感到困惑，十一月七日，他与史密斯将军一同骑马去考察从南奇克莫加河口到传教士岭之间的通路。在搜索途中，史密斯向托马斯指出，这里的天然地形利于对布雷格的右翼作迂回作战。如果能够成功，这个行动就足以威胁布雷格的背面，并切断他与在东田纳西的朗斯特里特之间的联系。他们回来之后就把这个结论报告格兰特，格兰特立即收回了原来的命令。
研究了这个新建议之后，格兰特就命令史密斯去勘察这个地区，并准备材料在查塔努加或布朗渡口再架设第二座桥，此外也准备在南奇克莫加河上架桥。十一月十四日，格兰特通知伯恩赛德说，在几天之内，谢尔曼将渡过南奇克莫加河，并向布雷格发动全面攻击。两天之后，格兰特率领托马斯、史密斯、谢尔曼，一同去了望河口的地形。谢尔曼在对地形详细观察之后，收起他的长筒望远镜说：“我可以办到。”
格兰特是准备用谢尔曼和胡克的兵力来实行两面包围，而以托马斯的军团为枢纽。谢尔曼预定攻击布雷格右翼，迂回并威胁或攻占在布雷格后方的铁路线。这个行动将迫使布雷格减弱其中央兵力，否则他将丧失位于奇克莫加车站的基地。胡克预定从守望谷前进到查塔努加谷，再进到罗斯维尔，并从南面威胁传教士岭。托马斯守住中央地区，与谢尔曼配合前进，并且向左斜进以形成连续的作战正面。
格兰特的主要困难是：从守望山和传教士岭上，布雷格对查塔努加城内和周围的一切行动都能一目了然。为了欺骗布雷格，使其确信格兰特的意图是攻击其左翼，谢尔曼奉命在桥埠渡河，使其先头师沿着特伦顿道路行走，并派一些部队前往守望山。（这个行动生效了。有一旅兵力于十一月十八日在山上扎营。）谢尔曼其余的兵力即沿着布朗渡口道路向南奇克莫加河运动，意图为前进到诺克斯维尔，然后隐藏在河口对面的小山中，这是守望山上看不见的。其中一个旅应前进到北奇克莫加河，在那里有一百一十六个浮筏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把部队渡过左岸。照谢尔曼说：“一切准备都具有远见，这使我很感敬佩。”
这些运动已使布雷格受到了部分欺骗，若非天雨，道路情况极坏，使谢尔曼的运动受到延误，否则当可完全成功。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九点四十五分，指挥布雷格左翼的哈尔第命令部下封锁通过守望山的一切路径，并向他的一位下属指挥官说：“指示你的前卫旅进行顽强防御，以使援兵有充分时间赶到。应经常加强戒备。布雷格将军深信敌军是想向我方左翼进攻。”对格兰特而言可以说是很不幸，谢尔曼的部队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夜间尚未能完成渡河准备，而在二十一日下午，他的部队从特伦顿向华海特齐前进时又被敌人发现。结果在次日下午，布雷格即开始把部队向右翼方面调动。
十一月二十二日夜间，有个南军逃兵来到北军方面，报告说布雷格已在撤退。他说有两个师已经派往迎击谢尔曼，他们预料谢尔曼会进攻斯蒂芬峡谷，所以布雷格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其司令部与守望山之间。若假定这个情报可靠，那么这个行动就正好配合了格兰特的计划，吸引布雷格的兵力远离谢尔曼选定的攻击点。这时，格兰特是否明了这一点，固然无法知道，不过他却已接获诺克斯维尔受到攻击的消息，又因为华盛顿当局每天都催促他去援助伯恩赛德，所以很明显他认为布雷格的举动是个诡计，以此来掩蔽其派遣更多兵力前往诺克斯维尔的企图。此外他在十一月二十日又截获布雷格发出的一份神秘的通信，上面说：“因为在查塔努加城还留有一些非战斗人员，所以我认为有通知你的必要，请你还是慎重考虑早日撤离。”格兰特认为这封信也是为了想欺骗他，加上这个逃兵带来的情报，以及他对诺克斯维尔的焦急不安，加上谢尔曼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夜间以前还不能渡过田纳西河，而泛滥的河流又随时威胁到桥梁安全的事实，所以格兰特就命令托马斯在二十三日上午，进行一个威力搜索，以确定布雷格的位置。搜索顺利进行了，托马斯向前移动，使他的战线与布雷格相平行，距离传教士岭的西侧已在一英里以内。这个运动使格兰特在十一月十八日的命令中分配给托马斯的任务实际上有了很大改变。它也唤醒了布雷格注意到右翼已有受威胁的危险。十一月二十三日夜间，布雷格命令沃克的师从守望山附近移到传教士岭，另外派一个旅占领南奇克莫加河口附近的位置。
到二十三日夜，谢尔曼所部除了奥斯特尔豪斯的师尚留在布朗渡口以西外，其余的都可以行动了。奥斯特尔豪斯奉命若在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尚未能渡河，则应向胡克报到，暂时由他指挥。午夜时分，谢尔曼的登陆兵力在史密斯将军指挥下，从北奇克莫加河口顺流而下。次日上午二时，在南奇克莫加河口附近完成了登陆任务，于是谢尔曼的步兵立即开始进行摆渡工作。到拂晓时已渡过了两个师。在田纳西河上架成了一座长达一千三百五十英尺的长桥，在南奇克莫加河上也架好了一座桥。于是又有一旅骑兵立即渡过，奉命进到查尔斯顿附近，并拆毁铁路。
下午一时，谢尔曼开始分为三个纵队前进，以左翼领先，并由南奇克莫加河掩护，而右翼则梯次缩回以保护侧翼，下午三点三十分，纵队的先头已经到达传教士岭北面的一座独立小山上。谢尔曼此时却不立即向隧道挺进，而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宿营过夜。史密斯将军指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谢尔曼的困难在那里呢？虽然有几个史学家为他辩护，但却并未有过详细分析。
这一天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所以到下午四点半钟时，天就要黑了。在这一整天都是细雨霏霏，云层极低。甚至在四点钟以前，天就已经够黑了，所是在守望山上的胡克早已停止了前进。虽然谢尔曼的全部骑兵是在下午三点三十分钟时通过那两座桥梁，可是炮兵开始渡河的时间却不清楚。但是似乎不可能早于下午两点钟，或许更迟，因为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夜里，托马斯因为没有拉拽炮兵的骡马，必须借用谢尔曼的，以拖动他的四十门火炮前进，好去参加掩护架桥点南端的工作。
简单说来，谢尔曼当时的处境似乎可以这样描述：（一）距离隧道还有一英里半，（二）能见度极为恶劣，（三）黑夜即将来临，（四）他的炮兵只有部分到达。如果他决定再向隧道前进，据他所了解的情形，那里敌方有坚强的阵地，而他必然在傍晚才能到达。到了那里之后，他的右翼距离托马斯的左翼就在一英里到二英里以上，而且也在其前面。如果侧翼受到攻击，他的兵力就会被敌人席卷起来，而被赶进南奇克莫加河中。并且无论如何，在黑暗中他也难于选择一个战术上理想的位置来建立营地。这并不是说他不应该冒险前进，而是说在这种环境中，在责备谢尔曼之前，对当时的情形实应再加以研讨。谢尔曼的错误似乎不是停止不进，而是他没有明确的告诉格兰特说他不在传教士岭北端。那天夜间格兰特写信给托马斯说：“谢尔曼将军只经过了轻微战斗即已进到了传教士岭的隧道”。
当谢尔曼前进时，托马斯没有行动。布朗渡口的浮桥在奥斯特尔豪斯师渡河之前已被水冲毁。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托马斯在格兰特指示下，命令胡克攻占守望山的高峰。
二十四日清晨，胡克开始前进，在雾中摸索前进，一直爬到山顶绝壁的底部。在黑夜里，他派了小队的狙击手上山，驱逐敌军离开山顶。刚刚赶在日出之前，一部分士兵爬上了溪山绝顶，他们带了一面国旗，装在旗套之内，等候日出。阳光出现之际，他们就展开国旗，于是在下面等候的几千人都看到了星条旗飘扬。
当天黄昏，格兰特向华盛顿方面报告他的进展，次日他接到林肯和哈里克的回电。林肯嘱咐他“记着伯恩赛德”；哈里克说：“我担心伯恩赛德正遭受严重压迫，若再延迟一切都完了。”这些回电似乎很难让人感到兴奋，这也说明格兰特所承受的压力有多重。
午夜过后不久，格兰特命令谢尔曼在天亮之后立即前进。对托马斯，他的命令如下：“你的攻击必须同时发动，而且应该合作。你的部队或是攻入他们正前方的敌方阵地和山岭，或是依照敌人的位置变化而向左移动。”此外，他又说：“假如胡克在山上的现有位置只要少数人即可维持，那么他应集中其余兵力进入谷地，采取第一条可用的道路攻上守望山顶点。”很明显，上述的“守望山”应为“传教士岭”之笔误。托马斯也认清了这一点，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命令胡克从罗斯维尔道路向传教士岭进攻——即向其最南端进攻。不久，格兰特——此时他正在果园圆丘与托马斯在一起——又决定托马斯暂时不与谢尔曼一同前进，而是等胡克到了传教士岭之后再行动。
托马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威力搜索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布雷格把一个师的兵力从守望山调到了传教士岭。虽然这个调动使胡克的前进大感便利，可是却注定使谢尔曼的前进更为延迟。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克勒布纳师和巴克纳师的一个旅，都正位于奇克莫加车站，在前往加入朗斯特里特的途中。在托马斯发动攻击之后，布雷格立即命令克勒布纳师布置在传教士岭的后方。十一月二十四日清晨，谢尔曼仍在渡过田纳西河时，布雷格命令克勒布纳派一个旅到东田纳西和南奇克莫加河上的佐治亚铁路桥上以保护退路。其次在下午二时，他又命令克勒布纳，把他剩下来的三个旅移动到隧道附近的传教士岭北端，并不顾一切困难以保护其后方桥梁。实际上，当谢尔曼达到其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晚所占领的位置时，克勒布纳在他与隧道之间的地区中只有一个旅在战壕中挡住进路。到二十五日上午，西塞姆师和史蒂文森师中的一个旅才从守望山赶到，但是史蒂文森师的后续部队在那天下午才赶到。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天气晴朗，格兰特从果园圆丘上对战场左面可以获得完全的鸟瞰。谢尔曼在拂晓时即依照命令前进，经过两小时搏斗，格兰特从观察所中可以看见布雷格的兵力，一个纵队接一个纵队向前抵抗谢尔曼的进攻。接着他命令托马斯派拜尔德师去增援谢尔曼。布雷格也立即向同一方向集中他的兵力。格兰特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但是现在下午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希望在此以前可以看见胡克在罗斯维尔的附近越过山脊，从而迫使布雷格也在那个方向集中兵力。”
此时，谢尔曼不能了解为什么托马斯迟迟不能向前推进。下午十二时四十五分钟时，他问：“托马斯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托马斯回答说：“我在这里，我的右翼正从守望山向传教士岭靠拢。”格兰特还控制着托马斯不放，因为会战的环境迫使他修改原定计划。谢尔曼的攻击已经被阻，现在迂回布雷格右翼的希望已经渺茫；但是当胡克迂回布雷格左翼时，布雷格将被迫抽调其中央兵力以增援左翼。格兰特是想等这个行动开始后，才挥动托马斯的兵力攻击敌方已经减弱的中央部分。
胡克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即已前进，但是南军在退却时焚毁了查塔努加溪上的桥梁。这使他在过渡时延误了几个小时，使他直到下午三时以后才到了罗斯维尔峡谷。他到达之后，立即向传教士岭上挺进。但是他却没有把他的成功报告托马斯。
因为格兰特认为谢尔曼的处境已经很危急，所以在下午三点三十分命令托马斯前进，攻下山麓部分的敌方防御阵地。（托马斯的行动总是迟缓的，差不多迟了一个小时，才由格兰特自己命令前进。）根据格兰特在二十四日午夜以后下达的命令，即可知道这个命令的意思只是攻占山岭的第一个步骤而已。尽管有些史学家对这个命令曾有异议，尤其以史密斯将军为然，但是战争的官方纪录对它的意思，却是毫无疑问的。拜尔德将军在他的报告上说，托马斯的一位参谋军官来到师部，传达一个口头命令，要他攻下山麓的阵地，并且向他说：“这是向山上发动全面突击的一个准备，毫无疑问，少将指挥官的意图是要我参加这个行动，所以我要依照他的希望，一直向山顶推进。”
达拉说：“我方部队向山顶上的冲锋，实为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实际上绝对不是奇迹，只是一种合乎常识的行为。传教士岭有两道堑壕防线加以保护，防线中有士兵据守，每个人的间隔平均为一步远，山顶上的炮火是俯射性的，所以并不完全有效。当第一线（即格兰特命令所指的防线）被攻下之后，守兵纷纷败退，有许多穿过第二线逃走。南军方面辛德曼师的一位旅长马尼戈尔特将军说： “秩序完全丧失，每个人都只想逃命，纷纷从最短的路线向山顶上跑。” “部队从下往上跑，最后终于到达工事，都已经喘不过气来，疲倦不堪，大部分人士气涣散，更向后方飞跑，让山岭夹在他们与敌人之间。”
很明显，格兰特的意图是要攻下这座山岭，但是他却没有料到南军前线的守兵士气会崩溃得这样迅速，所以他才命令只先攻下第一道防线再说。这些攻击部队发现敌人已经溃散，就本能的跟在后面追，于是一跃之下就攻克这座山岭，而不必再分为两个阶段了。当敌人逃走时，要想制止攻击部队不前进那是非常困难的，凡是有这种经验的军人必能了解这种情形。所以这种继续前进，并非奇迹，而是战斗本能所致。虽然如此，这却并不有损托马斯突击时的英勇，而只是解释了其理由。
这次冲锋成功，更加证明了胡克的前进实为会战中的决定性行动。布雷格正面既已崩溃，所以当然再也不能应付这个侧翼攻击了。虽然格兰特未能照原定的计划从左翼方面来赢得会战，可是他却从右翼方面赢得了。结果还是一样。他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命令托马斯执行的威力搜索委实是个错误，但是这仍然无损于他的指挥艺术，反而证明他的计划和兵力分配是具有弹性的——就是说它们是可以适应环境变化的。
北军立即开始追击，但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却自动放弃了这个企图，因为格兰特的首要任务是解救伯恩赛德。二十九日，当他确定布雷格已经在全面退却之中，格兰特即命谢尔曼向诺克斯维尔前进。谢尔曼于十二月六日到达该地，发现朗斯特里特已于四日解围而去，退向霍尔斯顿河谷。十一月三十日，格兰特把司令部迁往纳什维尔，只留下托马斯据守这个突出的港口——现在已经确实握在北军手中。
在这场会战中，格兰特在全部大约六万人的总兵力之中，一共损失了五千八百一十五人。布雷格在朗斯特里特离去之后，所剩兵力不过三万三千人，一共损失了枪枝六千一百七十五件，火炮四十门，以及俘虏五千四百七十一人。他的死伤数字共约三千人。
格兰特在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的胜利，决定了南军败亡的最后命运。占领维克斯堡切断了密西西比河以东各州与以西各州之间的联系。而查塔努加的胜利则封锁了从北面进入田纳西州的主要通路，并且打开了进入亚特兰大的道路——这是在弗吉尼亚州的李军团的后门。
一八六四年三月三日，林肯终于找到了他想寻找的将军，他把格兰特召回华盛顿，升任为总司令。他于三月九日回到华盛顿，并立即开始拟定结束战争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一方面用不断的攻击把李羁留在弗吉尼亚境内，另一方面，谢尔曼则以查塔努加为基地攻占亚特兰大，然后对李的后方作战。也就是开辟两条战线，夹攻南方邦联的剩余地区，直到把它夹碎。
在东面，这场决斗性的会战自一八六四年五月四日开始。在弗吉尼亚的荒野中——即拉皮丹以南的森林地区——经过六个星期的苦战，格兰特终于把李赶回里士满的要塞；但是他发现这个地区的防御过于坚强，无法从正面攻入，于是在六月中旬，他绕过这个地区，在威尔科克斯登陆点渡过了詹姆士河。从那里他打击彼得斯堡，这也是李主要补给线所通过的地方，但是不幸的是，由于部下无能，他未能占领这个“里士满之钥”。此后直到一八六五年三月底为止，波托马克军团主要只是进行围攻战。
四天之后，格兰特命令谢尔曼从查塔努加向南打击约翰斯顿将军。从历史上来说，他的作战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谢尔曼是一种新型的将领。他打破了十九世纪的战争规律，他的残忍无情可以与加尔文相比，不过他是用剑，而加尔文是用口舌。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于九月一日占领了亚特兰大，这是“南方的门户”。为了不让后方留有敌人，他命令所有人口都强迫迁出。他向哈里克（自从格兰特升任总司令之后，他已经改任参谋总长）解释说：“如果人民对我的野蛮和残忍表示抱怨，我就要告诉他战争就是战争，而不是为了获得人民的好感。如果他们想要和平，他们和他们的亲属就应该停止战争。”
对十九世纪而言，这是一个新思想，因为这意味着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求和的能力已经由政府手中转入人民手中了，而和平的缔造成为革命的一种产品。这也就是把民主的原则发展到了最后阶段，由此也就引到了心理攻击的原则，这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冷战”思想的起源。尼科尔斯少校是谢尔曼的一位副官，他说：“谢尔曼是典型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完全不受欧洲传统影响。他是我们制度的标准产品。”
以后，当谢尔曼发动其著名的佐治亚长征时，他就把这个新的战争思想作为指导原则，对南方人民的战争是与对武装部队的战争一样彻底。
自从三十年战争之后，在西方就未见过这样的暴行，虽然在拿破仑战争中偶尔可以找到相似的例证。如谢尔曼所指出的，南方游击队也曾不断进行野蛮的暴行，但是这种暴行却只是个别行为，并非一种政策。所以戴维斯把谢尔曼称为“美洲大陆的阿提拉”，似乎不无道理。
恐怖是谢尔曼政策的基本因素，他自己曾公开这样表示，以下为任意引证的两段话：
“除非我们使佐治亚恢复其人口，否则占领它是毫无用处的，可是彻底毁灭其道路、房屋和人民，却足以破坏其军事资源。我可以进行这次远征，使佐治亚为之惊呼。”
“我们不仅是在与一支充满敌意的军队作战，而且还在与一群充满敌意的人民作战，必须使所有人民，无论老少贫富，都感受到战争的痛苦。事实上，整个军团都怀着报复的怒火，欲毁灭南卡罗来纳州而后快，我对它的命运感到战栗。”
谢尔曼相信他的军队是“替天行道”的工具。希区柯克是谢尔曼的另一位副宫，也发表过许多议论：“现在是战争，但却不会总是战争。上帝会给与我们和平，但除了完全服从政府之外，没有其他和平可言。所以战争中的恐怖是无法避免的。”他又说：“谢尔曼的想法是绝对正确的，结束这场不幸而可怕的冲突，其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使战争的恐怖变得无法忍受。”
十二月二十一日，萨凡纳被攻陷，在谢尔曼的军队大事蹂躏之后，继之以成千上万的黑人也来趁火打劫。第二天，他把这个城献给林肯作为圣诞礼物，接着南北卡罗来纳也被夷为废墟。在佐治亚州，谢尔曼估计全部损失为一亿美元，其中只有二千万美元是为了作战利益而破坏的，其余的都是毫无目的的破坏。
当这些事件正在南方进行时，格兰特在北方却正在对彼得斯堡铁路不断进行作战。最后在一八六五年一月十五日，费歇尔堡终于陷落了，它保护着威尔明顿港口的出口，于是李的补给困难愈来愈严重，他向邦联政府提出警告，说里士满可能要被迫放弃。不久，当格兰特知道谢尔曼必须等到四月十日才能向罗诺克河前进，于是决定不等候他，而立即发动打击。
三月三十日，为了迂回彼得斯堡的右翼，他命令谢里登将军率领他的骑兵军去攻占在“五叉”的道路交点。他们达成了任务，于四月一日击退了南军的皮克特将军。这一战使从彼得斯堡到林齐堡的南方铁路完全落入格兰特手中，并且也决定了彼得斯堡的命运。次日，格兰特攻击彼得斯堡南方的工事，把李的军队切成了两段。谢里登把李中央以西的所有部队都赶过了阿波马托克斯河，而格兰特则把其以东的兵力都赶入了彼得斯堡。当北军于四月三日进入该镇时，李放弃了里士满，并沿着丹维尔铁路撤退。
北弗吉尼亚军团正在溃败之际，格兰特命令第二和第六两个军，进到阿波马托克斯河以北以骚扰敌军后方。谢里登，第五军和奥尔德军都指向阿波马托克斯车站，因为据情报说李的意图是想在那里再补给他的军队。四月八日黄昏时，谢里登到了阿波马托克斯车站，迫使李的前卫向法院退却。九日上午，李前进向他进攻，于是谢里登的骑兵向左右分开，露出在他们后方的第五军和奥尔德军。于是白旗升起来了，不久，在麦克林屋内的一间家徒四壁的小会客室中，只有一张桌子和两三把椅子，李向格兰特投降了——他手中还有步兵七千八百七十二人，骑兵二千一百人，火炮六十三门，但却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这样就结束了“农业时代对机器和蒸汽力时代的反叛”，这也是“汉密尔顿极端派对富兰克林中庸派的胜利。”
经过四年的疯狂战争，联邦终于获得了承认，一个伟大的帝国诞生了。两面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堑壕，实际上是完全无法攻击的。东面联系着欧洲，而西面联系着亚洲，可以左右世界权力平衡的局势。
虽然战争给南方带来了毁灭和混乱，尤其是在战后重建中，因为厉行报复，所以更使这种恶劣局势加重了。但是对北方而言，却带来了胜利和空前的繁荣。如莫里森和康马格在《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一书中所说：“若说美国人民能够表现出更大的活力，可是与他们的活力俱来的，却从未有过这样飞扬跋扈的态度。对这个曾经拯救美国联邦的时代而言，他们会觉得天下无难事；也许除了精神世界以外，没有哪个世界是不能征服的。人们到了这个大陆之后，就会尽力挥霍，好象财富取之不尽一样。”
这个新帝国的资源似乎是无限的，无论是铁、煤、油和人力都极为丰富。新的发明从绘图板上不断流出，工厂中货品充斥，田野中小麦遍地，无数移民流入这个国家。在一八六五年，美国只有铁路三万五千英里，而到了一九〇〇年，就增加到了二十万英里，超过了欧洲的铁路总长。
估计交战双方在战争中所花的成本总数为二百亿美元，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战后所留下来的是巨额国债，结果租税的压力日增，造成了一种最卑劣的财政性专制，大量土地都落入投机公司手中，以供他们用铁路和矿产等当作挖取的工具——也就是以极高的速度来实行资本的集中。”
从战争结束之时起，不过两代人时间，美国已经变成全世界上最伟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最伟大的工业强国。如贝内特所说，是一个“伟大的金属怪物。”
这种和平时代生产的权力和动力的反面，就是战时毁灭的权力和动力，因为这个原因，又可以回复到上文中说过的，就是在近代史中这是第一次，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毁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且还要毁灭其根本——即敌人的全部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如罗德斯所说，在所有品性方面，李很象华盛顿，在心智方面也极为相似，他是属于十八世纪的，这是代表历史上的农业时代。谢尔曼，次一等的格兰特和谢里登，以及其他北方将领，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是属于工业革命时代的。他们在思想上的指导原则即为机器的原则，就是讲求效率。因为效率是由一种单纯的法则来决定的，所以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德和精神观念或是传统行为可以阻挡他们的进路。在近代史上的极权主义将领中，谢尔曼也许可以位列第一。他使战争全面化，不仅以敌军为对象，而更以敌方人民为对象，把恐怖当作其战略工具。使美国内战产生的仇恨，他应比任何人负有更多的责任。
在战术方面，因为来复枪使防御变成了最强的战争形式，所以进攻变得更加困难和成本高昂。李曼上校说过：“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坑洞内，在后面的小山放列一个良好的炮兵连，那么即使他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人，也可以发挥以一敌三的效力。”维尔克森说：“在我离开北安娜之前，我发现我们的步兵对于向工事冲锋已经感到厌倦。一般士兵都确认一个躲在工事后面的人可以抵得上在工事外面的三个人。”因此，军队的人数也就逐渐增多了。
还有一些其他变化，都是战争许多年之后还未被人发现的，其中有：骑兵的冲锋已经变得无用了；有来复线的火炮价值日增，而刺刀的地位则被彻底颠覆。有目击者说：“我不相信他们中有一个人是被刺刀杀死的。”戈登将军说：“在冲锋的正面，刺刀的闪光是很可怕的，可是它们却很少有被鲜血染红的机会。刺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军医哈特说他很少看到刺刀伤，除了偶然的情形以外。
对于格兰特，李和这个战争中的其他各位将领，要批评他们的战术能力是太容易了，不过却应该记住他们是没有师承的。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来复枪都是一种新兵器。评论他们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即使在一九一四年——美国内战后的五十年——职业军人当中十个就有七个还是相信刺刀的。
格兰特和李，谢尔曼和约翰斯顿，以及其他将领所进行的战斗，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颇为相似。没有别的战争，甚至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能够供给如此类似的例证。这是来复枪弹和堑壕的战争，甚至于已经有了铁丝网。南军方面说这是一种魔鬼的工具，只有美国人才能发明出来。这场战争中充满了现代性的工具，手掷和有翼的榴弹，火箭，以及其他东西都出场了。用弹夹的步枪，李奎的机关枪也开始使用，双方都曾使用汽球，虽然南军方面对此并不重视。爆炸性的弹丸也有人提及，还有火焰喷射器，而在一八六四年六月，彭德里顿将军更要求里士满政府的兵工当局设法供给有‘窒息作用’的毒气弹。所谓现代化装备还不仅此而巳：装甲船只、装甲火车、地雷、鱼雷都曾经使用，此外还有灯号，旗语和野战电话。亨特里在莫比尔还曾建造了一艘潜水艇。它有二十英尺长，五英尺深和三英尺宽，在内部有七八个人，用螺旋桨推进。一八六四年二月十七日，它在查尔斯顿海外炸沉了北军一艘军舰，并与之一起沉没。
假如欧洲诸国对美国内战的教训及早加以研究，那么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之间，也许就不会铸成那样巨大的战术错误了。

大事记（三）：普鲁士的扩张 当半独立的美国联邦融合成一个联邦帝国时，中欧方面也正蕴酿着新的变革。自从神圣罗马帝国解散之后，中欧就成了一个真空，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曾希望将三十八个独立邦组成“日尔曼邦联”，目的是保障日尔曼的内部和平，其机构为一个议会，永久性会址设在法兰克福，每个邦都有代表。实际上，这个议会却毫无能力，因为它只是参议院，而没有众议院——是议会而不是国会。
比日尔曼联邦更重要的是普鲁士关税同盟的建立。其创始人为李斯特，他认识到除非各邦之间的关税壁垒能够打破，否则英国货就会继续在日尔曼境内泛滥，这种作茧自缚的限制只会阻止日尔曼自身的工业化。为了结束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所有普鲁士境内的关税，包括六十七项共约三千余种细则，都在一八一八年被取消，次年十月，普鲁士与独立小邦施瓦茨堡-松德尔豪森之间签订了第一个关税协定。不久就出现了南北两个关税同盟，在一八二九年，同意对一切互相交换的货品都免征赋税，期限直到一八四一年为止。到那一年，关税同盟再度延长，三年之后，除奥地利以外，整个日尔曼都包括进来了。毫无疑问，商业统一引发了政治团结，最终又延伸到了军事方面的集体安全。
虽然“欧洲和平“之说颇为流行，可是在滑铁卢会战之后的四十年中，欧洲却正进入一个梦魇时期，反动和革命此消彼长。路易十八在巴黎复辟之后，反动的风气开始盛行。在法国，三色旗和离婚制度都被取缔。在西班牙，教会恢复了审判异教徒的权力。在奥地利，皇帝既不想前进也不想后退，而他的首相梅特涅亲王却认为日尔曼的统一是“声名狼藉的目标”。在英格兰，自由和保守两党已将工业革命置之脑后，要求保护农业利益，封闭帝国内的贸易。与此同时，沙皇亚历山大却是个宗教式狂人，他诱劝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以“三位一体”理论为根据，与他签订了《神圣同盟条约》，其目的总归是方便俄国的进一步扩张。此后，除英国的摄政以外，欧洲所有君主都加入了这个公约，只有苏丹和教皇未被邀请。
就象梅特涅所说，这是一张“空头支票”，虽然此后二十年间，欧洲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可是民族主义对反动主义的斗争却变成了西方历史上最残酷的斗争。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背叛了，巴西背叛了葡萄牙；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国内也掀起了革命怒潮，而法国又以神圣同盟的名义侵入西班牙。希腊背叛了土耳其；而在俄国，亚历山大死亡之后，也继之以“十二月革命”。一八二七年，英法俄三国干涉希腊战事，十月二十日，在那伐里诺歼灭了土耳其舰队。俄国人入侵了波斯，于一八二八年向土耳其宣战并侵入保加利亚。最后在一八三〇年，到了结算之期。巴黎为革命所震动，查理十世被推翻，路易·菲利普执政。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波兰反抗俄国。汉诺威和赫斯-卡塞尔也发生了叛乱，并蔓延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和意大利。一八三一年，波兰人在奥斯托仑卡被击败，他们的宪法被废除；反抗奥地利的天主教联盟也被击碎。一八三二年，法军包围安特卫普；一八三三年，纳皮尔爵士以过人的果敢，在圣文森特角海外击毁了唐·米格尔的舰队。一八三四年，西班牙境内展开了“正统”战争，前后七年，使半岛到处都浸透鲜血。最后，到一八三七年，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登基，此后又有了十年的和平。
下一波革命怒潮是在一八四八年爆发的。其目的不再是改变政府形式，而是国家的组织，由于工业化加深，下层阶级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劣。一八四七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在伦敦成立了共产主义同盟。从此“马赛曲”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从劳动者口中唱出来的却是更激烈的“国际歌”。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路易·菲利普和王后从法国王宫的后门溜出，化名为史密斯夫妇逃到了英格兰。
很少有革命在发动时象这样不流血的。工作权利被当作改革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为了保障这个权利，工人们武装起来。六月，卡芬雅克将军被任命为独裁者，他领导巴黎西区的人民对抗普约尔领导的（工业化）东区人民。他用火炮镇压了反抗者。就象维飞所说的：“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某种政治原则或某种政府形式，而是为了保卫或推翻私有财产制度。”虽然如此，法国却已发生了严重的骚乱。惠灵顿公爵说：“法国需要一个拿破仑，我还没有看见他……他在哪里？”
在英国也有很多紧张情形发生，但是宪章派的示威却自动消逝了。一八四九年，《谷物法》被废止，不列颠走上了自由贸易的道路。此时维也纳也发生了革命，结果整个帝国都发生了全面叛乱。皮德蒙的阿尔伯特获得了整个意大利拥护（只有教皇除外），在加富尔敦促之下，决定不惜牺牲发动对奥战争。他在圣卢西亚和库斯托查先后战败，最后于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在诺瓦拉一败涂地，被迫逊位给儿子伊曼纽尔（一八四九——一八七八年）。此时匈牙利又燃起了革命火焰；捷克人在波希米亚起义；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都武装叛变。这些叛乱使维也纳也发生了革命，结果斐迪南一世被迫逊位，由他的侄子约瑟夫（一八四八——一九一六年）继位，那时他只是十八岁的大孩子。虽然如此，匈牙利却拒绝承认他，因为奥地利政府无力平定叛乱，所以根据正要满期的《神圣同盟》，请俄国人前来协助。一八四九年八月九日，匈牙利人在特米斯瓦被击溃，叛乱受到了无情镇压。
虽然在日尔曼，工人们也以法国工人为榜样，要求分享较多的利润，可是革命的兴起却采取了民族而非社会的形式。一八四七年二月，腓特烈·威廉四世（一八四〇——一八六一年）被迫召开联合性的普鲁士会议，这立即代替了一八一五年的旧国会，并授权在法兰克福召开日尔曼民族会议，以此来把各邦组成一个新的日尔曼国家。正在辩论之际，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突然背叛了丹麦，于是普鲁士派兵去加以援助。因为俄国支援丹麦，所以腓特烈·威廉感到害伯，要求民族会议同意休战。尽管有这样一次挫折，民族会议仍然表示拥戴腓特烈·威廉为日尔曼皇帝。因为当时奥国正在动荡之中，若他敢于接受，也许不会受到反对。但是因为他并不认同民族会议的民主政策，所以表示除非先获得各邦君主和自由城的批准，否则他不拟接受。这对日尔曼的民族志士而言是个致命打击。
为了抵销这个错误，腓特烈·威廉与汉诺威和萨克森国王签订了条约，同意草拟一个新宪法，内容是，虽然有一个皇帝，但只是名义上的元首，而另设一个君主议会辅佐。这个建议被采纳，新的国家称为“联邦”。可是对腓特烈·威廉来说不幸的是，有利时机已经过去，因为奥地利已经恢复元气，在它引诱下，萨克森和汉诺威退出了“联邦”，于是日尔曼分成了两个对立集团——一方面拥护普鲁士，另一方面拥护奥地利。赫斯-卡塞尔的扰乱使双方到了战争边缘。但是因为腓特烈·威廉并无战争准备，所以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奥尔穆兹，他对奥国几乎无条件让步了，联邦被解散，普鲁士被迫承认旧法兰克福议会。自从耶拿失败之后，普鲁士还从未受过如此屈辱。
此时在法国，“六月革命”之后，卡芬雅克辞去了独裁者的职务，因为他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所以在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的总统选举中，他被路易·拿破仑击败。这样一来，隔了不到一年时间，终于有一位拿破仑出现了，这就是惠灵顿寻找的人。
他是路易·波拿巴的第三子，他的母亲博阿尔内是约瑟芬的女儿，所以他既是拿破仑的侄子又是他的外孙。因为他是个聪明的投机政客，所以随时都设法利用其伟大叔父的荣誉。一八五〇年五月，国会盲目的把九百万选民减到六百万时，这是非常丧失人望的举动，路易·拿破仑认为机会来了。虽然一两年前，他还是拥护普遍选举的，现在他却站在国会一边以加速其崩溃。一个朋友对他说：“你会与他们同归于尽的。”他回答说：“不，当国会挂在悬崖上时，我会割断绳索。”
在设法破坏了国会的信用之后，他又讨好教会，对资产阶级开出繁荣的支票，对劳动者则以财富为诱饵，对军人则分发雪茄和香肠。于是大家都一致拥护他。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他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推翻了现政府，一年之后，由公民总投票选举他为法国皇帝，尊称为拿破仑三世。
当他忙于建立帝制之际，伦敦却在召开“大博览会”。维飞先生说：“这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好象战争从此就会消失。可是实际上，欧洲要踏上的新时代却是战争的时代。在以后四分之一世纪中，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没有加入这些武装斗争。”
这些战争中的第一场就是克里木战争，虽然其爆发的借口是路易·拿破仑要求恢复法国对巴勒斯坦圣地的保护权，可是远因却是俄罗斯的扩张政策和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一八五五年）渴望获得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当土耳其感到确实已经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援之后，就在一八五三年十月向俄国宣战。在一八五四年年初，法英两国加入战争，以后又加上撒丁王国。
这场战争结束了滑铁卢战后四十年来的和平，其结果更对欧洲的和平作了致命打击。从一八五六年起到一八七八年，欧洲一共经过了五次大战，所有起源都根植在克里木战争中。
克里木战争之后，俄国处于战败势孤的地位，而英国则忙于剿平印度叛乱。当时意大利的革命党人阿西尼正在伦敦企图暗杀路易·拿破仑。这不仅使英法两国产生了严重摩擦，而且也使这位皇帝大感惊惧，认为除非他用武力使意大利获得自由，否则他的生命始终处在危险之中。结果发生了一八五九年的法奥战争，法军在索费里诺胜利之后，于十一月十日签订了《维拉弗兰卡条约》，结束了战争。依照条约，法国获得了萨伏依和尼斯，而除了威尼斯和罗马之外，所有意大利领土都在伊曼纽尔之下统一为一个国家。
在这两次战争中，有下述各种军事发展值得一提。在克里木，氯仿第一次被使用；新闻界开始发生决定性影响，这是首次有了随军新闻记者。慈善家科文主张用装甲牵引机装上镰刀，以此从敌方步兵中铲开一条甬道。德国人鲍尔为俄国建造了一艘潜水艇。邓多纳德勋爵又重提一八一二年的设计，用燃烧硫黄的方法熏毙海军要塞中的守兵。虽然他的计划未被试用，他却预测毒气终将变成一种被承认的兵器。在一八五九年，铁路在战争中首次得到广泛使用。来复线的火炮也大量使用，因为看到索费里诺之战中伤兵的痛苦，所以第一次《日内瓦公约》于一八六四年成立。
自从奥尔穆兹屈辱之后，普鲁士已经恢复元气，一八六一年一月二日，威廉一世（一八六—－一八八八年）即位之后，普鲁士的国力日益增强。
威廉出生于一七九七年，在一八一四年参加过阿尔希会战。在本能上和教育上他都是个军人。他即位之后发表的第一次演讲中就说：“在将来，普鲁士陆军就是普鲁士武装民族。”这句话改变了欧洲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他立即开始改组普鲁士陆军，目的为建立一支有效的常备军，共三十七万一千人；一支支援性的预备军，共十二万六千人，再加上国民卫队十六万三千人。他任命罗恩为军政部长，毛奇为总参谋长，一八六二年他又任命俾斯麦为首相。
俾斯麦的政策简单而又直接——把奥地利逐出日尔曼体系——因为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尚未恢复元气，法国虽然强大，但正忙于对墨西哥进行侵略，所以他的路线十分清晰，并且决心一有机会就开始按步就班地进行。机会在一八六三年终于来到，当查理九世即位为丹麦国王时，萨克森和汉诺威的部队开入了荷尔斯泰因，以重建和平为借口，俾斯麦引诱奥地利与普鲁士合作。一八六四年发生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十月签订了《维也纳条约》，使这两个公国受到奥普两国联合控制。
俾斯麦的计算是正确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会变成“狗抢的骨头”，终于会引起对奥战争。为了孤立奥地利，俾斯麦允许路易·拿破仑在比利时或莱茵省区中的一部分自由行动，其交换条件为路易·拿破仑应劝诱奥地利把威尼斯出卖给意大利。他知道奥地利一定会拒绝。同时为了激怒奥地利，他又重提日尔曼联邦。由于奥地利不肯放弃威尼斯，所以一八六六年四月八日，意普两国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路易·拿破仑看到风起云涌，也想趁火打劫，认为这是取消一八一五年旧条约的好机会。他表示愿与普鲁士合作，出兵三十万人，条件为莱茵诸省归还法国。可是俾斯麦却不舍得放弃它们，因为意大利已经入了普鲁士的圈套，所以他命令驻在荷尔斯泰因的部队制造冲突。六月十二日，奥地利与普鲁士断绝了外交关系。
这次战争不是普通的侵略战争，也不是一场征服战争，而是一场外交战争。普鲁士的目的不是想欺辱奥地利，更不想削弱它，而只是想使奥地利认清在日尔曼，民族主义是正在成长中的动力，它要求统一，不准奥地利加以反对，如此而已。俾斯麦绝对不想把奥地利变成死敌，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为了欧洲霸权，德法之间势必要进行一次决斗，到那时，他希望奥地利能保持中立。
听说奥军正集中在摩拉维亚，准备向波希米亚前进时，毛奇遂决定用两个军团侵入波希米亚：第一军团由腓特烈·查尔斯亲王率领，第二军团由普国皇储率领。前者向莫亨格雷茨前进，后者向陶提劳－纳卡德前进，然后再分别从两地继续向前，以在吉特辛会师为目的。当腓特烈·查尔斯亲王接近莫亨格雷茨时，由克拉姆-格拉斯率领的奥军退到吉特辛。而当普国皇储在纳卡德和斯卡里茨击败兰明之后，奥军总司令贝尼德克元帅就命令向萨多瓦全面退却。六月三十日，两个普鲁士军团已经隔得够近了，只要一获得通知，极短时间之内就可以会合，于是七月三日就发生了克尼格雷茨会战，亦称萨多瓦会战。第一军团于上午与奥军交战，到下午，第二军团打击在奥军右翼上，将它击溃。虽然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奥军损失了将近四万五千人（死伤被俘都在内），可是贝尼德克却带了残部十五万人逃走了，因为两个普鲁士军团都已混乱不堪，所以无法实行追击。七月十八日，毛奇下令向瓦格朗——在维也纳东北十英里远的地方——前进，二十一日奥军要求休战，普军立即表示同意。
奥军在克尼格雷茨被击败时，奥皇约瑟夫用电报要求路易·拿破仑出面干涉。但是因为他正忙于侵略墨西哥，所以不能发动战争，此外普军的迅速胜利也完全出乎其意料之外。普奥双方议和，依照布拉格，柏林和维也纳等条约，虽然奥地利的领土完整仍被尊重，可是意大利却获得了威尼斯，普鲁士也获得了汉诺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赫斯、拿骚和法兰克福自由城。萨克森仍保持现状，在美因河以北的诸邦组成北日尔曼邦联，以普鲁士为盟主，而以南诸邦则组成南日尔曼邦联。
为了安抚自由主义者，威廉在凯旋返回柏林之后，建立了联邦国会，并成立了一个民族自由党，其主要目标即为使南北两个邦联合而为一。尽管现在两个集团都已同意组成关税同盟，可是若非法国皇帝施加压力，使整个日尔曼都感到非联合不足以图存，那么这个工作也许要很久之后才能成功。路易·拿破仑的一切作为无一不在俾斯麦计算之中。甚至在布拉格条约尚未签订之前，他就要求将莱茵河左岸作为普鲁士获胜的补偿，现在他又重提前议。因为担心法国，所以南部邦联自动投入了北部邦联的怀抱，他们之间缔结了一个秘密攻守同盟，而以普鲁士国王为盟主。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场对付共同敌人的战争，以此使分裂的日尔曼合而为一。俾斯麦现在已开始对战争进行不断准备。

第三章：色当会战（上） 普法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普鲁士有统一整个日尔曼的决心，而法兰西也有阻止这种统一的决心，此外，加上高卢与条顿之间的积年仇恨。日尔曼与法兰西为邻，可以说很少有国家有过这样恶劣的邻居。从一六七五年到一八一三年之间，法国侵入日尔曼的次数不少于十四次——平均每十年一次。许多世纪以来，法兰西都以“大国”自居，在欧洲始终是支配性的强权，因此常有隐忧，担心荣誉会有黯淡之日，这就使整个民族养成了多愁易怒的脾气。从一七八九年以来，欧洲政治基础已经动摇，权力由国王手中移入了议会和政党领袖手中，舆论和人民，财政界和工业界的利益都可以左右政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场战争的近因实际上只是一个偶发的意外事件。虽然如此，却仍然值得详细叙述，因为这是一个典型例证，足以说明民主时代中的战争是如何触发的。
一八六八年九月，西班牙舰队叛变，放逐了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而由普利姆元帅摄政。因为西班牙人民不欢迎共和政体，所以普利姆把王冠献给许多外国亲王，结果却都遭到拒绝。最后在一八七〇年二月，他与俾斯麦进行秘密谈判，俾斯麦提出一个可能的候选人，就是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的利奥波德亲王，他是普鲁士王室的远亲。普利姆与这位亲王发生了接触，他同意接受王位，但以能得到法皇和普王的同意为先决条件。普利姆就写信给威廉一世，他接到这封信之后，大为惊异，因为他对这个秘密谈判事先毫无所闻。他立即通知普利姆表示强烈反对。可是俾斯麦与普利姆之间仍继续谈判，突然在一八七〇年七月三日，这个秘密被西班牙的《回声报》捅了出来。路易·拿破仑所感到的惊异甚至比威廉更甚，他立即向普鲁士和西班牙提出强硬抗议，巴黎的报纸更是发表激烈的社论，高谈查理五世帝国的复活的可能性。巴黎的歇斯底里现象已经到了最高潮，所以在七月五日，一位法国政客法扬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照我看这就是战争，或者是已经十分的接近了。”次日，法国皇帝召集国务会议，讨论到了动员问题。由于法国外长格拉蒙公爵的建议，决定派法国驻柏林大使贝内德提伯爵到埃姆斯去谒见正在那里避暑的普王，要求他劝说利奥波德放弃候补权。
七月九日，威廉接见贝内德提，告诉他说自己无意鼓励利奥波德继承王位，而这个问题只与马德里有关。因为这个答复未使路易·拿破仑满意，所以格拉蒙用电报通知贝内德提说：“我们要求国王禁止该亲王坚持其候补权。”贝内德提向威廉提出了这项要求，威廉大为恼火，虽然如此，他还是允许贝内德提直接打电报给利奥波德。当时利奥波德本人正在瑞士，这个电报由他父亲接收，他立即回电以他儿子的名义撤回了候补权的申请。因为他是这个王族的家长，所以拥有这种权力。威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欣慰，以为事件已经到此结束。但是法国皇帝的想法却与他不同，他命令格拉蒙训令贝内德提再去谒见普王，要求他保证禁止利奥波德以后再提出类似要求。
七月十三日上午九时，贝内德提在埃姆斯公园中遇见威廉，威廉很有礼貌地向他打招呼。国王说他看到日尔曼的报纸上已经刊载了利奥波德放弃候补的消息，他很感欣慰。贝内德提就向他提出路易·拿破仑的新要求。威廉答复说：“我的表兄弟都是重视荣誉的人，他撤回了一件要求之后就决不会再提出来。”说完之后他就结束了这次谈话。
俾斯麦听到这些经过之后，通过驻在埃姆斯的代表要求国王停止这种不正常的个人会晤，而是采取经由使节和外交部的正常外交程序。普王表示同意，但是由于格拉蒙的催促，贝内德提又要求谒见普王。威廉拒绝接见，并把经过情形写了一个报告送给俾斯麦，让他决定是否应该通知大使馆和新闻界。
俾斯麦在七月十三日黄昏接到了国王的文件，因为国王已经允许，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加以公布，他把文件缩成一个节要，内容如下：“因为法国大使在埃姆斯要求国王致电巴黎保证这个候补权今后决不再度提出，陛下已拒绝再接见该大使，并派武官通知他不再与他接触。”
所以说俾斯麦伪造“埃姆斯电报”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他只不过是把国王的原件缩成了电报的形式，不过无论如何他没有公布原件却是事实。他已知道法国有挑战的趋势，就象他后来所说的：“我们要让敌人先动手，这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把这个草稿交给新闻界，再用电报通知各大使馆，那么在巴黎马上就会被人知道。这对高卢野牛产生的效力就会象红布一样灵验。”
电报在巴黎公布之后，法皇立即召开国务会议，这时贝内德提的报告也送到了，其内容比俾斯麦的电报远为温和。格拉蒙为了避免战争，建议召开一个欧洲会议，以禁止各王族接受外国王位。虽然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可是皇后却不同意，就此搁置起来。接着，巴黎群众开始鼓噪，又高唱起原来被禁止的《马赛曲》，并且高喊“战争万岁，打进柏林！”的口号。尽管提耶尔和甘必大都提出警告，可是法国国会却已经丧失了平衡，群情愤激之下，很快就陷入了战争。七月十九日，法国正式宣战。
法国一向希望奥意两国能成为自己的同盟国，在一八六九年曾向两国提出要求，但仅获得空泛的答复。直到风雨欲来，路易·拿破仑才派一个私人代表到维也纳去谈判同盟条约，七月二十日宣战之后，获得的回复却是“中立”！丹麦也表示中立，英国一向就反对战争，这一次更无支持法国的意图，尤其在七月二十五日，俾斯麦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揭发了法皇在一八六六年拟定的兼并比利时的秘密计划。
这样一来，法国就处于孤立地位，更糟糕的是从一八一五年以后，他们在精神上只仰赖拿破仑的神话来维持，迷信法国天下无敌。这种幻想使人们看不清实际的腐化情形，他们已经只剩下一个躯壳而没有灵魂。军人对他们的英勇传统非常自负，可是在政府、行政、指挥、指导、准备、科学、技术等各方面都已落后，而且也无人注意。特罗胥将军的说法大致相同：“自从一八一五年以来，每一次革命都只是激发野心，挑拨竞争，人们对是非黑白已经丧失了认知，而自私自利代替了爱国主义和公益之心。”
法国的皇帝和大臣居然生活在这种“愚人天堂”中，对现实一无所知，这实在是怪事，因为当时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斯托维尔中校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对普鲁士的现状观察得颇为精细，而且不惜用法国的情形来作比较。他的报告极有意义，所以值得加以引述：
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做礼拜时，牧师们首先祝福的对象是国王和陆军，其余的都在其次。若与法国作个比较，那么法军已经成了乌合之众，精神和纪律日益退化。”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二日
“我认为下述要点必须加以说明：（一）战争无法避免，只要一个偶然事件即可触发。（二）普鲁士并无攻打法国的意图；它不会求战，而且还会尽量避免战争。（三）但是普鲁士却具有远见，一旦看到战争不可避免，就已经开始进行一切准备，以免不幸事件发生时会受到突袭。（四）由于轻浮和不慎，尤其是对世局缺乏认识的原因，法国似乎不象普鲁士那样具有远见。”
“反观法国的情形又如何？国会自以为能代表人民，可是所代表的全是轻浮不实的坏风气，他们用美丽的修辞学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他们自命只有他们才关心国家福利，为了获得表面的人望，为了一个兵额，一个法郎都要与政府争论。他们只想削弱法国，要把法国出卖给强敌。舆论界也只是崇尚虚浮，他们的言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只是咬文嚼字，其实并非真正的了解，他们重视的是党派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法国人嘲笑一切，所有美德都不再为人尊敬，例如道德、家庭、爱国心、荣誉和宗教都成了讽刺对象。这难道不是真正衰颓的象征吗？”
以上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这不是外国人的看法，而是出于法国人的手笔。他们的陆军在阿尔及利亚、克里木、中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也都反映出这种象征。他们看不起军官，盲目相信法国军人的精神是天下无敌的。在一八五九年的索费里诺之战中，他们就已认为将领是无足轻重的，而这种精神又受到民主化舆论界的鼓励。
普鲁士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陆军是贵族化而不是民主化的，威廉一世即位后，就决心使自己的愿望兑现，使陆军与国家合而为一。自从在奥尔穆兹签订了辱国条约之后，普鲁士参谋本部就开始采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其军事圣经。因为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一切战争理论和实践都受到《战争论》的广大影响，所以我们应将其中重要的教条列举如下：
首先要说的就是战争和政治的关系：
“战争是国家政策用其他手段的延续。”
“战争不仅是政治行为，而且还是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活动的自然延伸。”
“战争只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本身并非独立事物。”
“战争不就是政治思想的另一种写法和语言吗？”
“如果战争属于政策，那么自然应具有政策的性格。”
“如果政策强而有力，那么战争也将一样。”
第二点就说到战争的本质：
“战争只不过是一场大规模的决斗行为。”
“不要再听将军们说可以不流血而征服。”
“战争是一种发展到最大限度的暴力行为。”
“我们的目标是指向敌人权力的毁灭。”
“所有战斗的真正目标就是毁灭敌方的军事力量。”
“战争越激烈，仇恨和敌意的发泄也就越强烈。”
第三点说到进攻：
“只有一种战争形式——就是向敌人进攻。”
“战斗是战争中的唯一活动。”
第四点说到数量优势的要求：
“最好的战略总要居于强者的地位。”
“战争是必须要用国家权力的全部重量来进行。”
“在文明的欧洲，人民战争是十九世纪的景象。”
第五点，战争要求有精神和智力方面的优势：
“勇敢是最高的美德。”
“主要素质是指挥官的才能，军队的军事道德及其民族意识。”
“在战争中没有比服从更重要的东西。”
第六点，关于战术方面有：
“在现有时代的战争中，火力的毁灭原则已经达到最大效力。”
“战争中的防御形式，就其本身而言强于攻击，但是却只有消极目的。”
“进攻是积极的，防御则是消极的。”
“只有伟大而全面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
最后第七点说到组织方面：
“战争分为准备与行动两部分。”
“在战争中一切东西都极为简单，但是最简单的东西也最困难。”
“战争不属于艺术和科学领域，而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虽然毛奇顺应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但并不盲目，而只是用他的理论来适应时代。这些条件与拿破仑时代大有不同，而《战争论》却是以拿破仑的会战为基础的。铁路已使后勤方面发生了革命，随之而来的是军队的数量增大，所以更需要有高效率的参谋本部，此外，克尼格雷茨的混乱使毛奇感受到的惊恐，其程度并不亚于伟大侧翼攻击的成功使他感受到的惊喜。早在一八六一年他就认为步兵从正面是无法攻击的，并且用开阔平原上的一条水沟来打比方，认为这是不可能冲过去的。一八六六年以后，他又认识到在静止状态中射击的人要比一面前进一面射击的人占上风，所以对拿破仑的会战前集中的原则，又用会战中集中的原则来加以补充。此外，拿破仑的渗透进攻大战术，则应该由决定性的侧翼进攻取而代之。
一八六九年，他颁发了一套《对部队高级指挥官的训示》，其中有这样两段：
“一支规模巨大的部队集中，其本身就是一种祸害。集中在一点上的军队难于补给，无法宿营；既不能行军也不能作战，不能长时间存在——仅仅能够战斗。”
“在作战时应尽可能分开，只有在决定性会战时才进行适时的集中。这就是大部队将领的任务。仅从正面攻击少有成功希望，而失败的机会却可能非常大。所以我们必须向敌方阵地的侧翼迂回。”
有一个严重问题是毛奇一直没有寻求解决的，就是使普鲁士步兵获得一种最有效的来复线式步枪。他们使用的“德莱塞式撞针步枪”，虽然已经改良，却是从一八四一年就开始使用的。在一八六六年的战争中，奥军所用的前膛式诺伦茨来复枪在射程上就已经比远很多。不过因为可以在蹲伏位上迅速装弹，所以仍然是一种优势武器。虽然如此，假如当时奥军能更好的使用他们的来复线野炮，那么这种优势将大打折扣。奥军在一八六三年已采用这种野战炮，用霰弹射击时，有效射程可达五百码，也就是与撞针式步枪的有效射程相等。毛奇对这一点很欣赏，因为他知道法国步兵所用的是“萨瑟波特式”后膛来复枪，可以瞄准到一千二百米，距离比撞针式步枪远一倍，所以他希望用普鲁士的铁质后膛野炮来抵销这种劣势，这比法国的青铜前膛炮要优秀一些。法国之所以保留这种旧式火炮，原因是他们袖子里藏有一种秘密的新武器，就是雷菲耶式机关枪，有二十五支枪管，可以瞄准到一千二百米，每分钟能发射一百二十五发子弹。法军正计划用之代替霰弹，但是为了保密，直到战争爆发前几天才发给军队，据雷菲耶自己说，法军在使用时“完全象呆子一样”。
双方的主要强弱并不在武器方面，而是在参谋本部方面。在法方，过去的事实表明，缺乏有效的参谋本部实为拿破仑一世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可是在一八一五年以后的法国还是很少有人认清这一点。所以当战争在一八七〇年爆发时，第二帝国的参谋本部军官都是些文官，不是少不更事，与军队完全没有过接触，就是白发老人，一天到晚忙于例行公事。巴赞元帅因为不信任参谋本部人员，甚至禁止他们进入战场，而改学六十年前的拿破仑，使用私人幕僚。尽管在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斯托维尔已经有了下述报告，但事实上却毫无改进。他说：
“一旦战争爆发，在普鲁士的各种优势因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们的参谋本部军官团。我们的根本无法与之相较。在下一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成为其致胜的决定性因素。”
从沙恩霍斯特和马森巴赫时代起，普鲁士才第一次出现有组织的情报机构和有体系的参谋业务，可是普鲁士的参谋本部却发展得极为迅速，所及到一八六六年，其权威就已经至高无上了。在一八七〇年的战争中，总参谋长毛奇的责任实在比总司令——国王本人更为重要。因为最高级指挥体系中的个人因素逐渐减少，所以主动权逐渐由总司令手中转移到军团司令或军长手中。为了协调各部队将领的行动，因此思想上的统一变得十分重要。也就是说战争艺术变得机械和教条了。
韦尔努瓦将军的叙述可以说明这种参谋指挥体系的机械性。每天上午要举行一次参谋会议，由总参谋长任主席，讨论当前的情况并作决定，然后呈送给国王，经批准后再分别送达各有关指挥官。
这种钟表仪器似的指挥体系有个重要缺点：就是几乎完全没有考虑意料以外的事情。这只好听任在场的下级指挥官去作局部的决定，有时不免使整个计划都受到影响。
普鲁士参谋本部的战争计划是一八六七年首次拟定的，此后又不断加以修正，完全是进攻性质，观念极为简单。一般方向为巴黎；目标为击碎在任何地方遭遇到的敌人。一共准备使用三个军团：
第一军团，司令为斯泰因梅茨将军，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共六万人。
第二军团，司令为腓特烈·卡尔亲王，下辖第三、第四和第十三个军、近卫师和两个骑兵师，共十三万一千人。
第三军团，司令为普鲁士皇储，下辖第五，第十一两个普鲁士军，第一和第二两个巴伐利亚军，符腾堡师，巴登师和一个骑兵师，共十三万人。
预备队，由普王亲自率领，下辖第九军和第十二萨克森军，共六万人，驻在美因茨。
此外，第一、第二、第四三个军，一个正规师和四个国民师被留在国内，以看守丹麦海岸和奥地利边界。
毛奇的估计很正确，他认为面对他的三十八万一千人，法国能动用的野战军人数不会超过二十五万人。而且因为受到铁路交通的限制，他们被迫必须把兵力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附近，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被孚日山脉隔开。所以他决定把他的三个军团集结在中部莱茵河要塞的后面，第一军团在维特里赫附近，第三军团在兰道和拉斯泰德附近，而第二军团则在洪堡与诺伊基辛之间，作为前两个军团之间的联系。如果法国企图在动员完成之前首先发动攻击——照他看这很有可能——那么由于法军的两个集团被孚日山地所分隔，所以他对自己的中央和侧翼都可以迅速增援，其速度应比法军在洛林或阿尔萨斯会合时的速度要快得多。毛奇对自己的意图有下述说明：
“不过最主要的是，战争计划的基础还是决定对无论在何处所发现的敌军都立即加以攻击，并且把我军尽量集中在一起，以便随时在战场上保持优势兵力。至于这些计划应使用什么特殊方法来完成，那却应该临时决定，只有向边界前进是事先有详细计划的。”
面对他的就是法国皇帝的计划，那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拿破仑式的计划，因为尽管从纸面上看来似乎头头是道，可是投机性却太大，事实上无异于自杀。法国军政部长勒伯夫元帅已经计算——也许只是猜想——在动员后第九天，在洛林境内可以集中十五万人，在阿尔萨斯境内可以集中十万人，而这个总数可以迅速增加到三十万人。因为法皇知道普军的人数差不多要比多出十万人，所以他决定不等自己动员完成就先发动突然袭击。他设想的观念是：若能向东发动突击，就足以强迫南日尔曼诸邦背叛普鲁士，并使奥地利甚至意大利都支持他。所以他决定在梅斯集中十五万人，在斯特拉斯堡集中十万人，在沙隆集中五万人，使前两支部队前进，联合起来越过莱茵河，从而迫使南日尔曼诸邦保持中立，然后与奥地利联合，取道耶拿直取柏林，同时他的舰队则威胁易北河和波罗的海。
这样伟大的计划，很明显必须有最精密的准备和时间的配合，可是当法国宣战时，一切都可说是一团糟，而普鲁士的动员却进行得象钟表一样准确。法国一切都没有安排好，营地无法设立，因为没人知道帐篷在哪里；铁路运转时间表根本没有拟定，有些部队没有火炮，有些部队没有运输工具，有些没有救护设备；仓库是空的，要塞缺乏补给。八月十日，巴里柯伯爵奉召前往巴黎出任军政部长（原军政部长勒伯夫元帅已随皇帝上了前方），他接到前线一位将领的来信，内容如下：
“在补给仓库中没有营地用的水壶、碗碟和火炉等。军部和师部都没有救护设备。截至八月七日还找不到一个骡马抬架以运载伤员。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伤兵落入敌人手中，毫无后送准备。如果说四天来我们军人都靠老百姓的仁慈赏饭吃，所有道路上都挤满了垂死的饥饿士兵，那么行政部门实在应该负责。八月六日奉命爆破一座桥梁，全军——包括工兵和炮兵在内——却找不到一点炸药。”
因为如此混乱不堪，所以侵入日尔曼南部的计划只好取消，舰队驶往易北河口而未载运部队。在名义上法军有七个军和一个近卫军，但是第六和第七两军始终未能会合。其分布如下： 第一军，军长麦克马洪，在斯特拉斯堡；
第二军，军长弗罗沙德，在弗尔巴赫；
第三军，军长巴赞，在圣-阿沃尔德；
第四军，军长巴里柯，在里昂；
第五军，军长德·费利，在比奇；
第六军，军长坎罗伯特，在沙隆；
第七军，军长费利克斯·杜埃，在贝尔福和科尔马；
近卫军，军长博巴奇，在梅斯。 因为各军过于分散，最后法皇才听信忠告，将它们编成两个军团，第一军和第七军的一个师共三万五千人编成一个军团，由麦克马洪元帅指挥，位于斯特拉斯堡附近。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四个军，再加上近卫军，共十二万八千人，被称为莱茵军团，位于梅斯附近，由法皇亲自指挥。第六军，约三万五千人，由坎罗伯特元帅指挥，留在沙隆担任预备队。第七军的其余部分留在贝尔福以监视黑森林的出口。当七月二十八日法皇亲自接管最高指挥权时，还没有一个军完成战备。
犹豫不决又使巴黎的群众开始干涉战略。他们在大街上游行，高呼立即侵入日尔曼的口号。这种怒潮迫使法皇不敢不动手，八月一日，他命令巴赞元帅向萨尔河进攻。除他自己的第三军以外，第二和第五两军也归他指挥。他把第五军（德·费利）向前推进，八月二日，与普鲁士第一军团中第八军的一个支队在萨尔布吕肯遭遇，这支部队立即向后退却。毛奇命令斯泰因梅茨把第一军团向第二军团靠拢，同时命令第三军团越过国界，以阻止法军将部队从阿尔萨斯调往洛林。
八月三日，麦克马洪用阿贝尔·杜埃的师占领了维森堡，他没有注意到普鲁士第三军团的接近，所以第二天在宿营时遭受到突然袭击。杜埃被击毙，他的师退到沃尔特附近，与麦克马洪会合，这样麦克马洪在那里可以集中大约三万二千名步兵和四千五百名骑兵。八月五日，普鲁士第三军团，有步兵七万二千人和骑兵四千五百人向他逼进。因为对敌军实力只有含糊不清的情报，所以麦克马洪计划在八月七日进攻，而普鲁士皇储因为自己的军团还是分散的，就决定等候各军集中之后再发动攻击。结果却未能如愿，因为在八月六日清晨，双方前哨发生了冲突，使巴伐利亚第二军和普鲁士第五军都被卷入，触发了沃尔特会战。这是普法战争中的第一场大会战，虽然普军的攻击很零乱，而法军也表现出传统的勇敢精神，但还是抵挡不住优势敌军的压迫，被迫后退，匆匆通过孚日山地退往新堡，于八月十四日到达。麦克马洪的军团从那里用铁路送往沙隆，于八月十九日到达。在这次并非预计的会战中，双方的死伤损失数字都在一万人到一万一千人之间，因为第三军团并无准备，所以没有追击。
在沃尔特会战之前，毛奇的意图是让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于八月六日集中在萨尔河后方，然后在那里待命，等第三军团占稳了弗斯格斯通道时再行动。但是当性情急躁的斯泰因梅茨听说萨尔布吕肯的战斗之后，就立即向该地推进，腓特烈·卡尔亲王第二军团的领先部队也随之前进了。此时，萨尔布吕肯肯由法国第二军占领，当军长弗罗沙德得知杜埃在维森堡被挫败的消息之后，就认为他的地位过于暴露，就在八月五日撤退到该地西南数英里的斯比希林高地。八月六日清晨，普鲁士第二军团的前卫骑兵吸引着弗罗沙德前哨的火力，不久，卡梅克将军的第十四师也赶到。因为卡梅克感到支援是有把握的，并且相信他所面对的敌人最多不过是一支后卫部队，所以不等上级命令，就派一个旅去攻打位于弗罗沙德阵地中央的罗瑟堡。又和在沃尔特的情形一样，在普军尚未准备妥当之前，会战即已展开。虽然如此，因为普军的后续部队纷纷赶到，所以卡梅克能够坚守罗瑟堡不放，在法军方面，弗罗沙德却相信自己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其实不然），就命令退却。这一次又没有追击，因为普军的骑兵还落后很远。在斯比希林会战中，法军死伤共约四千人，而普军约为五千人。
这两次挫败——斯比希林和沃尔特——使设在梅斯的法军大本营发生了惊慌现象，下令向沙隆退却。当消息传到巴黎之后，皇后摄政的法国政府宣称：假如军队撤退，那么首都就要造反了。所以到八月九日计划又改变了，所有在梅斯以东的部队都奉命停止撤退，而梅斯则拟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这就使法军分成了两段，巴赞停止不动，而麦克马洪则继续撤退。
同一天，奥利维尔内阁辞职，以皇后为领袖的帝国党把政府交给巴里柯将军，战争爆发后他一直在里昂担任第四军军长。第二天，即八月十日，他开始负起战争指导责任，此后战略就变成了政治把戏。他的《忏悔录》出版于一八七一年，内容颇有意义，因为它明白指出一个领导力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合指导战争的。举例来说，每天上午八时都要举行内阁会议，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八月九日，大家同意在八天之内征募五十万新兵，可是到十日，他们又害怕这些新兵获得武装之后会比普鲁士人更为可怕。到十一日，又决议牺牲到最后一人为止。八月十八日和二十三日，法夫尔还在高喊：“我们需要武器！”此后，左派人士就一直高呼“需要武器”，因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推翻政府。这是当时政治方面的情形。
八月十二日，法皇本人虽然仍留在军中，但已把最高指挥权交给巴赞元帅行使。这种改变是在最危急的时机中发生的，因为在八月十三日，普军右翼的第一军团已在梅斯以东到了尼德河；第二军团在摩泽尔河上的穆松桥也建立了桥头阵地；而第三军团的前卫则正在接近南锡和伦内维尔。三个军团从东面和南面同时向巴赞的部队作向心推进。虽然当时对情况并不完全了解，但当他知道梅斯缺乏粮食时，就决定放弃摩泽尔河一线，退到凡尔登附近的默兹河上。
为了便于撤退，他命令在摩泽尔河上架桥，但是天降大雨，河水泛滥，把桥梁冲毁了一部分，所以结果到八月十四日，部队还有大部分留在梅斯以东。在科隆贝和波尔尼，法军受到普鲁士第七军攻击，但利用黑夜掩护还是撤过了摩泽尔河，占领了一个横跨梅斯－凡尔登道路，面对西南的阵地。这就是说，除非击败普军，否则向凡尔登撤退的计划必须撤销，因为现在唯一尚能畅通的退路就是梅斯－布里埃－蒙梅迪道路，其终点将为勒泰尔或色当。事实上，巴赞早已处于被半包围的态势之中，虽然他此时并不知道，若不挺身战斗，就无法继续撤退；而企图从梅斯－蒙梅迪撤退，则又必须在一支胜利的敌军面前侧进，当然也是非常危险的行动。
巴赞正在集中兵力时，普鲁士第二军团的第五骑兵师在穆松桥渡过了摩泽尔河，并于八月十五日与法国骑兵在维昂维尔和勒松维尔附近发生了接触。到夜里，第十军在穆松桥，第三军在诺费昂也渡过了摩泽尔河。次日上午九时，冯·阿尔维斯勒班的第三军开始发动猛攻，这就展开了维昂维尔会战，亦称马斯-拉-图尔会战。这是一场苦战，其中有几次普军受到了强烈压迫，虽然结果不分胜负，但对毛奇而言，在战略上却具有决定性。因为这迫使巴赞完全放弃了撤向默兹河上的想法。相反，他命令他的军团在圣普里瓦与格拉沃洛特之间撤入一个坚强阵地，上述两地分别在梅斯的西北和西方。这一战双方的损失各约为一万六千人。
八月十七日，巴赞的部队在撤退时并未受到阻扰。毛奇正忙于集中其第一第二两个军团的全部兵力，其中第二军团尚缺第四军，它已奉命向托尔前进，以便与第三军团联系。第二天就进行了伟大的格拉沃洛特会战，亦称圣普里瓦会战，参战普军为二十万人，法军为十四万人。正如一七九二年瓦尔密会战的情形一样，双方都面对着自己的基地，就是说失败的一方将无路可退。战斗非常激烈，可是到了将近黄昏时候，普军攻入了圣普里瓦，迂回了法军右翼，巴赞被迫撤入梅斯要塞，他与巴黎和麦克马洪之间就完全失去了联系，麦克马洪于十六日已与法皇会合。在这次战争中，格拉沃洛特会战是流血最多的会战，普军死伤二万人以上，法军约为一万三千人，但另有五千人被俘。 在普鲁士的原定战役计划中，并未估算到法军主力会退入梅斯要塞，所以本来只拟用几个师的国民兵包围该要塞。现在这个意料之外的撤退使普军必须组成一支围攻军团，于是第一军团全部，加上第二军团大部，一共十五万人，交由腓特烈·卡尔亲王指挥，奉命把巴赞困死在要塞内。
如今兵力共计八万五千人的第三军团仍由普鲁士皇储指挥；而近卫军，第四军和萨克森第十二军，共十三万八千人，另外组成默兹军团，由萨克森王储指挥。八月二十日，默兹军团在布里埃与科梅尔西之间采用宽广正面向凡尔登前进，而第三军团的前卫则在伏瓦渡过默兹河，向利格尼和巴尔挺进。两个军团都向巴黎进发，以迫使敌军在其首都以东地区接受会战。二十三日，默兹军团在凡尔登附近到了默兹河右岸，虽然进行了一次突击，但却未能攻下这个要塞，就命令前卫骑兵向克莱蒙和圣曼胡挺进。
此时，在沙隆的麦克马洪元帅奉命组成一个新军团，称为沙隆军团，他在八月十八日到二十日之间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是一支杂乱的部队，其中包括第一军，军长迪克罗，共三万二千人；第五军，军长德·费利，共二万二千人；第七军，军长费利克斯·杜埃，共二万二千人；第十二军，军长勒布伦，共四万一千人；两个骑兵师。此外还有几个新成立的步兵师，一个军的海军陆战人员，从沃尔特逃出来的难民和一部分游击队，这些人正处在叛乱状态之中。这个军团共有一百六十六个步兵营，一百个骑兵中队和三百八十门火炮，总共有十三万人。其中有许多部队毫无训练，所以勒布伦将军说，他给每个士兵发了五发子弹，好让军官和士官们教导他们瞄准射击。
在沙隆，麦克马洪决定向巴黎撤退，在这一点上他也获得了特罗胥将军支持，特罗胥于八月十六日刚刚接任新成立的第十三军军长。八月十日，特罗胥曾致书皇帝的亲信，主张巴赞军团应向巴黎撤退，虽然法皇同意了，可是巴里柯却取消了这个行动。八月十七日，即法皇从梅斯回到沙隆的次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皇帝既已把统帅权交给巴赞，那么他本人就应回巴黎去主持政务。他也表示同意，并指派特罗胥为巴黎总督。接着他命令特罗胥先返回巴黎，他随后还都，而麦克马洪则继续向巴黎前进。于是特罗胥先行启程了。
八月十八日夜，特罗胥到了巴黎，皇后立即接见他，当她知道了解了其任务的重要性后就说：“将军，只有皇帝的敌人才会同意他返回巴黎，他别想回到巴黎，不，将军，皇帝决不能进入巴黎，他必须留在沙隆，你应该保卫巴黎，不要皇帝，你要独自完成你的任务。”
经过一番犹豫，特罗胥向皇后表示同意。他又去谒见巴里柯，巴里柯对他却很不礼貌。巴里柯认为他的战略思想完全是荒谬的，也绝对不同意麦克马洪撤回巴黎。此后，特罗胥觉得到处都是障碍。
特罗胥出发之后，麦克马洪即准备撤退，八月二十一日他退到兰斯，他的部下到处骚扰，百姓叫苦连天。二十二日，军团仍留在兰斯，这时，参议院议长劳尔率领一个由巴里柯派出的代表团来到皇帝的大本营，劝皇帝不要返回巴黎，并命令麦克马洪向梅斯前进。麦克马洪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回电巴黎政府说：“我怎么能向巴赞运动呢？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意图。”
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厄运，这个电报发出不久又收到两个电报。一个是巴赞发来的，说他想向北面退却；另一个由摄政会议发来，这是给皇帝的，内容是：“全体通过的决议，情况空前紧急。若不支援巴赞，对巴黎将产生极恶劣的影响。面临这个局势，首都能否防御颇有疑问。”于是皇帝回电说：“明天我们向蒙梅迪进发。”所以八月二十三日，全军移到了贝希尼维尔，人员到处搜刮粮食，二十四日到了勒泰尔，在那里停留到二十五日。八月二十六日，麦克马洪前进到了杜尔特洪，第二天又到了齐斯尼，在那里接获情报，得知萨克森王储已经越过孚日山地，前进到南锡然后转向西北。麦克马洪就命令在二十八日中进行如下行动：第十二军前进到拉比卡斯，第五军前进到努阿尔或巴泽耶，第七军前进到斯东尼，第一军前进到罗库特。
当麦克马洪这样向东绕着大圈子希望溜过敌军右翼而与巴赞会合时，默兹军团和第三军团都奉命向西推进，于八月二十六日到达维特里－圣曼胡一线。普鲁士骑兵在先头到处搜索，他们于八月二十四日进入沙隆，发现这里已经撤空了。从俘获的敌方文件中发现麦克马洪似乎正拟援救梅斯，而且他在兰斯还有十五万人。这个消息使毛奇大为惊讶，他简直不敢相信敌人会犯这样致命的错误——这使巴黎完全没有掩护，并且越过敌方的正面行军，并让其左翼紧靠比利时国界。但到了次日，伦敦来的电报和巴黎的报纸（他们是完全不保密的）都证实这个情报是确实的。于是他在二十六日命令这两个军团向北旋转。同一天，普军总部从巴尔移到克莱蒙。八月二十七日，领先的一军——默兹军团中的萨克森第十二军到了斯特奈，但暂不进攻以等待第三军团到达。两天后，普军俘虏了一个法军参谋军官，他身上恰好带着麦克马洪发给他两个军的命令。这样才真相大白，使普军当局完全了解了法军的动向。现在，第三军团的四个军都靠拢了，第五骑兵师越过敌军交通线，一直挺进到了阿提格尼，而第六骑兵师则尾随在敌军背后。普王的大本营现在已经移到了格朗普雷，并决定在次日向法军进攻，不让其渡过默兹河。默兹军团以博蒙为目标，而第三军团则趋向博蒙与齐斯尼之间。

第三章：色当会战（下）
麦克马洪得知巴赞并未能逃出梅斯，而敌方两个军团又已趋向他的交通线，就放弃了前进的念头，而命令全军退向梅济耶尔。八月二十八日，巴黎又有急电，促使他再向蒙梅迪继续进行。到这时，这种反复无常的命令已使他的部队完全丧失了士气。八月三十日，他们与敌人发生接触，德·费利的第五军在博蒙，正当人员进食，马匹饮水之际，突然遭到普鲁士第四军的突袭。这使麦克马洪损失了五千余人和四十二门火炮。他觉得不可能再前进了，就在夜里八九时之间，命令勒布伦把他的第十二军移至色当。他对勒布伦说：“这是个不幸的日子，虽然如此，情况还未绝望。在我们前面的敌军总数不过六七万人。他们若敢向我们攻击，那再好也没有了，我相信可以把他们赶进默兹河。”因为对敌军兵力估计错误，所以使他受到了惨败。

那天夜间，毛奇下达了如下命令：
“明天上午应尽早继续前进。如果敌人在默兹河西岸不动，无论何地都应加以猛烈攻击，应将他们向默兹河与比利时边界之间的狭窄空间中挤压，并且要越压越紧。”
“萨克森王储的军团负有阻止敌军左翼向东逃脱的特殊任务。因为这个目的，最好是尽可能把两个军推进到默兹河右岸，向面对着穆宗的任何敌军都加以侧翼和背面攻击。”
“同样，第三军团应对付敌军的正面和侧翼。在这边河岸的炮兵阵地亦应尽量加强，以扰乱敌军在右岸（从穆宗以下）河谷平原上的运动和宿营”。
“如果敌军进人比利时领土而未被立即解除武装，则应毫不容情的加以追击。”
此时在阿尔及利亚，有一个人被命运指定由他为法兰西送终。
德·温普芬将军本在奥兰指挥法国部队，他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时三十五分钟收到巴里柯的电报，要他立即回巴黎去。他于八月二十四日坐小船启程，二十七日在马赛上岸，晚上八时到了首都。他发现巴里柯正忙碌不堪，直到第二天凌晨一时才被接见。巴里柯告诉他：巴赞正攻击腓特烈·卡尔亲王的前方，而麦克马洪则打击在他的后背上！巴里柯又说特罗胥将军不孚人望，要求德·温普芬接替他。德·温普芬拒绝接受，于是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代替了德·费利。他拿到了一卷地图，位置都是不正确的，在八月二十九日上午，他正要上火车去前方时，有个使者匆匆赶来，把巴里柯的一封信交给他，其内容如下：
“当麦克马洪元帅不能视事时，你可以接管他的实际指挥权。我现在送一封正式命令给你规定此事，你可以依照局势变化来使用它。”
中午，德·温普芬到了兰斯，因为铁路线已不安全，所以他于下午七时乘马车前往梅济耶尔，于八月三十日上午八时到了该地。从那里他又乘火车往巴泽耶，那里却已混乱不堪。下午九时，他听说麦克马洪正在向色当撤退。三十一日凌晨一时，他到了色当，发现这里已经被运输车辆堵塞，他于上午九时向麦克马洪报到，麦克马洪对他极为冷淡。接着又与德·费利争吵了一阵，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已被免职。德·温普芬接管了第五军，但并未提及那封重要的信件。
当普鲁士的两个军团依照上述计划向前推进时，沙隆军团缩入了色当城。法皇于前一夜已经到达那里，他没有与麦克马洪商量，很侥幸的取消了新成立的十三军由梅济耶尔向色当前进的命令。当麦克马洪的部队进入色当之后，第十二军（勒布伦）奉令扼守巴泽耶和面对拉蒙塞勒和戴格尼的山地，第一军（迪克罗）在它左面，面对吉瓦尼，第七军（费利克斯·杜埃）则占领依里，第五军充当预备队。
色当的补给极为缺乏，储存口粮不足二十万份，另有一列火车装运了八十万份口粮，因为遭到敌炮的射击，未及卸载就奉令驶回梅济耶尔。事实上，似乎只有麦克马洪一个人认为法军可以在色当立足。弗尔德对色当的情形这样描写道：
“城镇本身好象置于一个托盘上，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看清它的街道。几个巨大的建筑物和教堂特别显眼，而明显的要塞线环绕在它四周。在该镇后面，从平原上逐渐有一线小山升起，在斜坡上可以看见法军的巨大营地，从山顶上一直向左面平原延展的是一片森林。再往后还有远山的背景。”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普鲁士第三军团的巴伐利亚部队鼓起攻击精神，利用浮筏和巴泽耶以南的铁路桥梁渡过了默兹河，但却被勒布伦的第十二军击退。这些桥梁中的第二座并未被炸断，很显然麦克马洪的是想利用它以便向梅斯前进。到下午五时他才命令勒布伦炸毁它，但因为火药潮湿，不等色当城中火药送到，该桥又被敌军重占。在杜希和顿切利的桥梁也遭遇到同样情形。杜希的桥梁虽有命令要加以炸毁，但却无人执行。而对于顿切利的桥梁，从色当城中虽然派了一小队工兵去实行爆破，可是他们正在察看时，装载他们的火车却向梅济耶尔疾驶而去，把工具和火药都带走了。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当杜埃将军正拟对他的阵地挖掘工事加固时，麦克马洪却阻止他说：“什么，堑壕！我并不想被封锁在这里，象梅斯一样，我的意思是要运动。”杜埃回答说：“他们会给你时间吗？”麦克马洪不吭气骑马走了，花了许多时间去作不急要的事情，例如视察和例行公事。
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将领们都已经深感失望。下午八时，杜埃将军问多特里莱耶将军说：“好吧，你看大局已经如何？”后者回答说：“将军，我想我们已经完了。”杜埃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这正是我的意见。我亲爱的多特里莱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乘我们尚未被压倒，进行最后的努力吧！”
那天夜里，法军的一个士兵保罗·德罗勒德用铅笔写了一封短信给他母亲：“色当，一八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明天将会有一场会战，这是耶拿的前夕还是滑铁卢的前夕呢？只有上帝知道。吻你和爱你。保罗。”
毛奇不相信麦克马洪会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之下甘心接受会战，所以认为他或许会趁黑夜退回梅济耶尔，或是前进到加利格朗，不然就是退过比利时国界。虽然如此，他并未颁发任何补充命令，而听任那两位军团司令继续前进，以其三十日的训令所规定之线为目标。普鲁士皇储对第三军团决定进行如下部署：
第十一军和第五军在拂晓时，取道顿切利向弗里格尼前进。符腾堡师在多门渡过默兹河，然后进入预备队的位置。第二巴伐利亚军以一个师进到杜希之南，其余兵力则前进到费里诺瓦到瓦德朗库尔之间。第一巴伐利亚军留在勒米里，并与默兹军团的左翼合作。
萨克森王储对默兹军团下达的命令如下： 近卫军的一个师前进到维勒尔-塞尔雷，其余兵力则前进到法兰西瓦尔。第十二军取道拉米库尔进到蒙塞勒。第四军派一个师前往米里与第一巴伐利亚军合作，其余则留在梅里充当预备队。
沙隆军团现在完全占领着默兹河，弗罗因和吉瓦尼河之间的三角形地区。右翼方面，第十二军占领着巴隆、巴泽耶、蒙塞勒和普拉提尼里。左翼方面，第七军从弗罗因一直延展到依里。中央部分为第一军，连接于两翼之间，至于第五军则保留在老营作为预备队。对法军而言可谓不幸之至，在八月三十一日夜里，第十二军的前哨违反命令，已从默兹河和巴泽耶撤回。这使巴伐利亚第一军的军长冯·德尔·塔恩将军能在九月一日上午四时，趁着浓雾掩蔽越过了铁路桥，并深入到巴泽耶。在那里才遭到法军的英勇反击，他的巴伐利亚部队终被击退了。此时，萨克森部队也到了拉蒙塞勒才被法军前哨所阻，上午八时，萨克森炮兵摧毁了对方的炮兵，使他们销声匿迹。
当战斗进行之中，大约在上午七时，麦克马洪在视察第十二军前线时，突然被一块弹片击中，负了重伤，他就交出了指挥权，并指派迪克罗将军代理。大约在八时左右，迪克罗才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他对麦克马洪的计划一无所知，而且也未接到他的任何指示，所以他就立即采取行动。他一开始就不赞成在这样不利的位置上接受会战，当指派他代理总司令的命令到达时，他正在了望敌军的强大纵队纷纷向西北行动，以迂回他的左翼。所以他回头对幕僚说：“诸位，我已经奉命代理总司令，我们不能再耽误一分钟的时间，应立即撤回到依里高原。到那里当退路可以确保之后，才能决定作进一步行动。”参谋长建议说应该先向皇帝报告，迪克罗却向他怒吼道：“不要再提皇帝了，就是他使我们陷在这种困境之中。”
他立即命令自己的第一军和勒布伦的第十二军，都摆脱战斗向依里退却，这也是向梅济耶尔撤退的准备。勒布伦先是犹豫不决，到了上午九时才开始撤出巴泽耶。到上午十时，巴伐利亚部队就可以轻松前进了。在十一时以前，这个村庄已经落入他们手中。
现在就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怪事。从会战开始，三个小时之内，沙隆军团已经有了两个总司令，现在却出现了第三个。德·温普芬将军此时正指挥第五军在老营充当预备队。上午七时十五分他听到麦克马洪元帅负伤的消息，又过了一个小时才听到迪克罗接管指挥权的消息，可是他还没有使用巴里柯的函件。大约在上午八点三十分，他去访问勒布伦将军，当他听说巴伐利亚部队已被击退，正认为这是法军的胜利时，又听说迪克罗已经下令撤退，不禁大怒。他从口袋里拿出巴里柯的授权状来，宣布自己才是总司令，然后对勒布伦说：“停止执行迪克罗将军所给与你的命令，我决不退往梅济耶尔。假如这个军团要退却，那就应该退向加利格朗，而不是梅济耶尔。”接着他又匆匆通知迪克罗说他已经继任了总司令。
迪克罗接到这个通知之后，立即赶往与德·温普芬会晤，在谈话中发现他对战场的情形简直一无所知，甚至连依里在那里都不知道。德·温普芬取消了撤退的命令，然后再报告皇帝，因为皇帝已经很惊恐，所以他说：“陛下，您无需害怕，在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敌人赶入默兹河。”
萨克森王储正在吉瓦尼河上作战，上午七点三十分，普王威廉和他的幕僚已经到了费里诺瓦西南的小山上，了望第三军团前进。这个军团在上午三时即已从宿营地前进。第十一军已在顿切利渡过默兹河，在炮声中前进，道路很好，其前卫一路未遇抵抗，通过了圣亚尔培隘路，并占领了圣孟吉斯。上午十时，它的七个营开始面对依里构成一个正面，并且马上在哈托高地上布置了六十二门火炮作为支援。他们的火力是如此猛烈，于是法军的马格里特将军命令加里维特将军向攻击依里的步兵冲锋。他虽然英勇，但却因为受到重大损失而被赶回来了。
当这些进展被报告给德·温普芬将军之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危险，但更糟的还在后面。普鲁士皇储的第五军是紧跟在第十一军后面前进的，也带着六十门火炮到了哈托森林，以支援第十一军已在那里作战的八十四门火炮。这两个集团的火力交叉于默兹军团的火力之上，将法军炮兵完全击碎。半个小时之后，第三军团左翼与默兹军团的右翼在依里附近取得了接触，法军被包围了。
普王、俾斯麦，毛奇、王公、炮手和副官们现在都集中在费里诺瓦附近的小山上。英国的军事代表沃克上校和美国名将谢里登也都在一起。
布歇在《普法战争中的俾斯麦》一书中这样描写道：“大约在上午十一时，要塞中有道黑灰色的烟柱升起，外面是黄色的。在要塞后面，法军正在进行猛烈射击，夹河森林中也不断有白烟冒起，那是炸药造成的，是属于法军或德军，我们却不清楚，有时还夹着机关枪的哒哒声。”
第三军团正包围法军左翼之际，那支已在上午八时进入维勒尔－塞尔雷的普鲁士近卫军，也绕过了法方第一军的左面，并将一百二十门火炮的火力，倾泻在吉瓦尼河以西的敌军炮兵阵地之上。这种集中火力显出了压倒性的效果，把法军步兵赶入了加伦森林，那里面早已挤满了避难者。上午十时，萨克森军攻占了戴格尼，接着又有二十九个炮兵连疾驰上去。对这个阶段的会战，霍恩洛厄亲王有下述记载：“在如此短促的射程中，他们联合火力的效力的确十分可怕。屠杀之惨烈简直景象惊人；当我们的炮弹落下时，敌军的惨叫声一直传到我们站立的地方。我们对于敌军的优势是如此具有压倒性，所以几乎毫无损失。炮兵在射击时好象演习一样。”
布歇继续写道：“现在是下午一点，到这时，我们的火线扫过了镇市那一面高地上敌方阵地的大部份。照我的表，在下午两三点之间，国王走过我们站立的地方，用望远镜向郊区了望了一会儿，就转身对周围的人说：‘他们正在那里集中兵力向左面推进——照我看，是在准备突围。’”
他的猜测一点都不错。马格里特将军的骑兵师正准备攻击弗罗因。大约在下午两点，迪克罗已经认清了情况的绝望，跑去找马格里特要他从敌阵中杀开血路，以便他的步兵可以随着逃出包围。马格里特立即同意，但在侦察行动中负了重伤，于是加里维特接替了指挥权，一连进行了三次冲锋。虽然充分表现出其英勇精神，可是每次都失败了，只有加里维特由少数军官和骑兵伴随，一直冲到敌军预备队的位置。他们回头时，距离普军某营已在手枪射程之内，这位营长十分敬佩其英勇，命令部队停止射击。法国骑兵高呼着“皇帝万岁！”日尔曼的军官们向他们敬礼，放他们疾驰而过。
虽然沙隆军团已经命中注定要被毁灭，可是德·温普芬将军却似乎对真正的情况还是完全不了解。当敌军攻击依里十字路口时，他还给杜埃将军送去了下述命令：
“我已决定冲破敌军战线以达加利格朗，然后再进到蒙梅迪。你应负责掩护退却。集中现在在加伦森林中的所有部队。”
对于杜埃的第七军此时面临的情况，比贝斯科亲王有下述记载：
“敌军向色当逼近，我们这个不幸军团剩下来的残部就要被吞蚀了。从地平线上的每一点都有炮弹射来，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炮弹横飞，血肉四溅，喊声震地。我们英勇骑兵的马匹没有人骑着，三两成群的乱窜。”
在正午与下午一时之间，勒布伦的第十二军挺立不动，巴伐利亚部队未能透过巴泽耶。为了突围到加利格朗，德·温普芬决定把第五军投入，以将敌军赶进默兹河。为了掩护这个绝望的企图，他已经把命令送达杜埃，同时又训示迪克罗集中他的军，取道拉蒙塞勒前进到巴泽耶。下午一时三十分，他向皇帝送上了这个签呈：
“陛下，我决定从面对勒布伦和迪克罗两位将军的敌线实行突围而不是在色当城中做俘虏。我要求陛下加入你的军人之中，这样他们可以获得为你打开退路的荣誉，更能奋勇战斗。”
路易·拿破仑正在色当城中，他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就把它扔在一边。他已决心自己接管最高指挥权并立即向敌人投降。
当他正考虑最后行动时，迪克罗的军已经自动崩溃，纷纷退入色当及其四周。迪克罗进城时，有一位军官高呼道：“白旗已经升起了！”
此时，迪克罗才接到德·温普芬的命令。
在色当城内，情况已经无法形容。街道上到处都挤满了车辆，火炮和人。许多没有武器的军人纷纷躲进民房和教堂避难。在城门口有许多人被踩死。在人潮中，骑兵和炮兵想冲开一条血路。其中还有头脑不清楚的人想趁火打劫，另外有些人高喊着：“我们被出卖了，卖国贼和懦夫把我们出卖了！”
迪克罗去谒见皇帝，皇帝惊问道：“为什么还要开枪？我已经扯了白旗。”于是命令迪克罗草拟全面停火的命令。迪克罗照办了，但他拒绝签字，因为总司令还是德·温普芬，此外参谋长福尔将军也拒绝署名，于是皇帝写了另外一封信交给勒布伦，要他送给德·温普芬，但是温普芬却拒绝拆阅。勒布伦指着白旗叫他看，德·温普芬却高声喊道：“不，不，我不投降，把白旗扯下来，我一定要打到底”。
德·温普芬冲进色当，不是为了要见皇帝，而是想集中一批人去进行反攻。为了唤起这些人员的斗志，他高声喊道：“巴赞来了！巴赞来了！”虽然有少数人集合起来，但大部份却不理他。最后他集中了一千二百余人和两门火炮，率领他们向巴隆进发。这实在是一种疯狂行为。这队疯狂的勇士遇到双方的弹雨，马上被击散了，都逃回到森林中。德·温普芬就对勒布伦说：“我现在辞去总司令的职务并请你接任。”
勒布伦自然不肯接受这个光荣使命，下午六时，皇帝对迪克罗将军说，希望他能继任总司令，但迪克罗拒绝了。然后他又请杜埃将军继任，也遭到了拒绝。德·温普芬感情冲动的大喊着：“陛下，如果说我打输了会战，我已经被击败了，那么原因就是我的命令未能执行，因为你的将军们拒绝服从我的指挥。”迪克罗马上跳起来怒斥他的错误，双方发生了一场争吵。最后，德·温普芬接受了无法逃避的厄运，同意向敌人投降。
在此之前，早有一位巴伐利亚军官疾驰回到费里诺瓦山上——这里是普王驻扎的地方——向普王报告法军已经有了投降的意图。大约在下午六点半时，有一队骑兵仪仗队在远处出现，携带着路易·拿破仑降书的法国将军莱勒，缓缓骑马上山。他在距离普王十步以外下马，走上前来，脱下军帽，把路易·拿破仑的“降表”呈送给普王。
普王与首相商量一番，就写了一封回信，仍由莱勒将军带着，在暮色苍茫之中，持白旗返回色当城。城中有三处起火，正在燃烧。在巴泽耶也发生了大火。但是色当的悲剧已经快要结束，夜幕开始低垂。
第二天上午大约六点钟，在顿切利，有人在俾斯麦的住所外面喊：“有位法国将军来了！”俾斯麦马上起床，赶紧骑马前往色当。过了默兹河，距离桥头约八百步的地方有一座单独的房屋。法国皇帝就在那里向普鲁士投降，做了普王的俘虏，至于军队的投降则由德·温普芬安排。
日尔曼方面这两个军团一共死伤军官四百六十人，士兵八千五百人；法军的损失为战死三千人，负伤一万四千人，被俘二万一千人，加上投降被俘的八万三千人，以及逃入比利时被解除武装的三千人，总共为十二万四千人。此外还交出野炮（机枪）四百一十九门，要塞炮一百三十九门，车一千零七十二辆，战马六千匹。
德国官方历史说：“色当的胜利是日尔曼领袖和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伟大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这些话并不夸张。它又说：“全军覆没之后，法兰西的拿破仑王朝就第三次垮台了。胜利的消息闪电般传遍了日尔曼，而且也传遍了欧洲。有的人感到极度兴奋，有的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惊异。可是当时的德军却完全没有注意这次胜利的政治后果，而只想赶快攻入敌人首都。”
在决定命运的那天，巴黎的情况又如何呢？
上午十时三十分，驻梅济耶尔的第十三军第一师师长用电报告诉巴里柯说：“我刚刚接到的情报说，普王威廉和他的儿子昨晚睡在克莱蒙，现在已在全面撤退之中。”不久从布鲁塞尔有一个电报发来，时间是下午七点二十五分，上面说：“麦克马洪于今晨已经击败普军，而巴赞也正在向色当追击。”九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三十分，从伦敦方面也获得了证实。
接着德·温普芬给巴里柯的报告到了，开头写着：“我的将军——我可以说：我来了，我看见，我已被击败”。巴黎马上就发生了革命，九月四日，国会受到高呼“社会主义万岁！”的群众攻击。巴里柯内阁倒台，特罗胥代替他做了政府首脑。战争进入最后的阶段。
到九月底，巴黎被包围了。可是梅斯、贝尔福、斯特拉斯堡、托尔、凡尔登和梅济耶尔等据点也都坚守不屈，国防委员会也编成了两个新的军团。接着，除贝尔福外，所有要塞都被逐一攻陷，十二月十七日，普军开始炮击巴黎。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巴黎投降。两百多年以来，巴黎一直都是欧洲的政治中心，现在却被柏林取而代之，直到一九一八年为止。
在巴黎投降前十一天，另有一件同等重要的大事发生。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普王威廉一世即位为德意志（日尔曼）皇帝。二百四十年前华伦斯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还有一件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实是：在战争期间，法国驻在罗马的部队撤走了，于是教皇的佣兵被意大利部队缴械。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也从此完成，三个半世纪以前，马基雅维里就已劝说意大利的诸侯们应该进行这项工作。
巴黎投降之后就继之以混乱。三月八日，巴黎公社成立，在疯狂的斗争中，男女老幼一共死了三万多人。最后在五月十日，签订了《法兰克福条约》，并于十八日为法国国会批准，条件颇为温和，并不带有报复意味。
（一）赔款两亿英镑。（二）法国给与德国以最惠国待遇。（三）德国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
虽然当时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兼并阿尔萨斯是合理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日尔曼的一个省，可是洛林却不同，它完全是法国的领土。所以当时普鲁士当局若能从战略利益以外再考虑到政治上的反应，那就更聪明了。这不仅使一个骄傲的民族感到屈辱，而且也影响到了将来的局势，从此以后，凡是德国的敌人都可以把法国作为他们的假想同盟国。所以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兼并变成了欧洲和平的隐忧。
这场战争对历史的影响又怎样呢？
第一，法国这一次的屈辱是永远无法清洗的，法国的屈辱使德国变成了“欧洲的女王”。第二，由于德国的强盛，破坏了欧洲的权力平衡，并直接向“不列颠的和平”挑战。这次战争没有发展成全面性的欧洲战争，主要还是靠英国的力量。第三，英国为了对抗德国并重建欧洲均势，被迫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与法国的争斗。第四，战后德国开始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为了世界市场，无法避免与英国的冲突。
从此以后，在欧洲就只剩下两个真正的军事和商业巨强，英国控制着海洋，而德国控制着陆地。又和拿破仑时代一样，在欧洲若有半打以上的巨强能够和平相处，就都有足够的空间，但若只有两个巨强，那么虽然都不想要战争，结果还是没有足够空间来容纳他们。这个无法解释的事实，自从罗马衰亡之后，就一直表现在欧洲历史上。在一般的恐惧心理下，欧洲的工业化又引发了军事化，到十九世纪末期，所有欧洲国家都已走上“全国皆兵”的道路，不过程度深浅有所不同而已。
又因为从此以后，“军事”和“政治”这两个名词几乎可以互换，所以关于普法战争对战争艺术的影响也有加以讨论的必要。
第一是炮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完全压倒了步兵。在整个战争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就如在色当被俘的某法国军官所说的，德军是靠着“五公里长的炮兵”取胜的。炮兵唯我独尊，加上一切有关的技术要求，又使科学和工业受到了极大刺激，而科学和工业又变成了战争的物质基础。正如战争中的骑兵时代已经被步兵时代所取代一样，现在炮兵时代又代替了步兵时代。战争趋于工业化，工业文明成了军事基础。
第二是铁路对军事组织的影响日益增加，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迅速发展大规模的陆军。虽然“全国皆兵”的观念起源于吉贝尔特，发扬光大于克劳塞维茨，可是直到铁路修筑完成之后，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火车头使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军队，使军队民主化，并使和平变成了战争的预备阶段。
第三是参谋制度（即工商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为近代陆军是个过于复杂的工具，所以这种制度的好处极为明显。可是一旦战争结束，这种制度的危险和缺点就很少为人注意，或最多只不过是表面上注意而己。
费里罗在《和平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在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间，过去掌握在同一只手中的战争制造权与和平制造权，现在却分开了，战争制造权完全属于参谋本部的范围，而和平制造权则由文人和外交家来行使。可是他说；“当新的制造战争的方法已经使旧有的制造和平的艺术规律不能再应用时，文人和外交家还能做些什么呢？军人已使战争技术发展得尽善尽美；而外交家却已经失去了制造和平的艺术。因为既然不能制造和平，外交家反而只好用合纵连横的手段来为战争作准备。两个强国在一八七一年签订了休战协定，到一九一四年这个协定被废止时，已经变成了两个武装集团，彼此虎视眈眈，准备死拼。”也就是说当战争技术发展日益完善时，在政治上也就越难加以限制，最后终至于在世界上任何遥远的角落里，只要有一声枪响，即足以触发一场全球性战争。这也可以预言，民族性战争终于会演变成同盟性的战争，在将来除非一个国家是某个同盟中的一员，否则其资源决不足以单独进行一场战争。
因为普鲁士式的参谋制度具有某些缺点，于是又引到了有关指挥艺术的问题。
毛奇的著名格言：“先计算，后冒险。”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所冒的危险却并不太大，假如面对的是一位正常的将领，辅之以一个正常有效的参谋制度，那么所冒的危险就很可能会变得非常巨大。事实上，普鲁士参谋制度曾经显出许多缺点，仅仅是由于法国人的极端腐化，所以才被遮掩住了。举例来说，象斯泰因梅茨将军的不服从，俾斯麦说他是个“流血狂”；象斯比希林，沃尔特和科隆贝等会战中，兵力都是分批投入的。尤其是前两个会战，韦尔努瓦说过：“这两个会战都极为特殊，都违反了总司令的意志。”——这是很坦白的供词。
毛奇似乎可称之为火车上的将军，因为他的战争体系都是直接而硬性的。他是个超级的伟大战争组织家，他依赖的主要是逻辑而不是机会。要使他的指挥艺术成功，必须坚守某些静态的教条；行动是用“训令”来规定而不是用“命令”来指挥。对他而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一次“意外事件”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军事天才不如进攻精神重要。拿破仑对战争有彻底的领导和控制，毛奇却只把他的军团送到起点，然后就不再管它们，听任它们各自为战。在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两天之内，毛奇除了对第三军团的参谋长布鲁门萨尔将军略作指示以外，就没有再下达任何其他命令。他也从来没有料到法军会受到包围——使他们受到包围的主要原因是法军自身的愚蠢，普鲁士各军团司令的主动精神以及普鲁士炮兵的优良运用。作为一个将领，对毛奇不应加以模仿，而只应加以研究。他的计算非常优异，可是他的冒险若遇到了能干的对手，则可能会一败涂地；因为他可能完全没有主张，而听任部下去各自为战。
最后，象提耶尔所说的，这次战争证明，在一场民族大决斗中，除非由于意外的偶然原因，或是物质手段不适当，否则当一个国家在科学和精神力量上占优势时，一定能够得胜。胜利意志和作战工具是国力的两大支柱，不过直到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这个原理才为人所认清。

大事记（四）：日本的兴起和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当美国和普鲁士分别为自己的帝国奠定基础时，日本也从竹幕后面钻了出来，不久之后居然也步其后尘。

造成这种激烈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个为生物因素，另一个为工业因素。日本是个人口过剩的国家，所生产的粮食不够供养其人民。而在工业方面也生产过剩，使其贸易关系丧失了平衡。这两个原因都要求向海外扩张：一方面征服国外土地来容纳其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征服国外市场以消化日本产品。因为工业国家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所以无需多长时间，非西方化的日本就被吸入了资本主义漩涡。

一六三八年以来，除荷兰在对马岛上还保留着一个小规模的贸易据点以外，所有在日本的基督教和对外贸易均被幕府禁止，一切与西方的接触都被切断。一八五三年七月，美国总统菲尔莫尔派佩里准将率领四艘军舰去日本，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要求与日本天皇谈判友好条约。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第二年三月，佩里又带着七艘军舰来了，因为幕府抵挡不住他的大炮，所以终于签订了一个条约，开放岛田和函馆做为与美国贸易的商埠。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终于被打破，竹幕被刺穿了，缺口就越扯越大，英国、俄国、荷兰、法国和普鲁士都纷纷向日本援例要求，也都获得了同样的特权。

要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首先应对日本当时的政府制度略做解释。从十七世纪开始，日本的最高权威已经由天皇移到了幕府大将军的手中，他成了这个封建国家的独裁者，这些封建诸侯就称为“大名”。每个大名都有自己的武士（藩士），都是职业军人，遵守一种武士规律，就是所谓“武士道”。他们都生活在古老传统中，激烈反对任何与欧洲人的接触，但是商人阶级却欢迎外国人，因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财富。结果日本人民分成两派，一派要求与西方自由交往，一派则断然拒绝。一八五八年，驻日美国总领事未经天皇同意（他仍具有批准条约的权力），就强迫幕府与他签定了一个新的商约，于是这些大名和他们的随从就开始杀害欧洲人，结果换回了更多的耻辱。这种情况日益恶劣，直到一八六七年二月天皇逝世，由他十五岁的儿子继位，这就是明治天皇（一八六七——一九一二年）。这些大名抓住少主当国的机会，发动叛乱，并强迫幕府大将军退位，结果就是一八六八年的革命，终于取消了幕府制，使天皇亲政。

如果考虑到这个国家的落后情形，就可明白日本的变法维新的确是个奇迹。这主要是因为遭受外国侵略的反应。如果白种人在火炮支援之下可以强迫日本与他们缔结商约，并给予种种特殊权利，那么素以文明古国自居的日本为什么不能照样模仿呢？火药带来的前途远景才是日本维新的主要动力。

一八六九年，所有二百三十七位大名都把自己的藩地归还天皇。一八七〇年，在横滨出版了日本的第一份报纸，也修通了横滨到东京之间的第一段铁路。一八七一年彻底废除了封建制度，两百万名武士都被资遣。接着又有许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一八七三年建立了一支国家陆军。在过去，军事职业是武士阶级的专利，现在变成了全民义务。征兵制建立了，陆海军都开始进行现代改革，陆军师从德法，海军则以英国为楷模，同时天皇也成了军队的神圣元首。虽然在一八八九年，日本也开始采取一种表面和有限的代议制度，但是陆海军却在国会的控制之外。

此时，由于欧美资本家愿意慷慨的供给财源，而且又有无限制的廉价劳力来源，所以日本很快由农业国家变成了工业国家。国家收入迅速增加，其中一半都用在军事方面。人口在一八六八年为三千二百万，到一九〇三年就增加到四千五百万。英国的造船厂为日本建造军舰和商船，并为其兵工厂提供机器工具；德国出售军用品，澳洲供给羊毛，南美供给肥料，马来亚供给锡与橡胶，斯堪的纳维亚供给纸浆，印度与美国供给棉花和废铁。西方成了日本的乳娘，日本在一代人中完成的成就，相当于欧洲二十代人的成就。日本原有的封建社会和十四世纪的欧洲差不多，可是当它踏入二十世纪的门槛时，已经成了一个完全装备的工业、陆军和海军强国。虽然如此，日本在外表上虽然已经西化，可是内心中还是充满了武士道精神回忆。

这种以军事权力为重点的惊人改变，必然会导致向外膨胀。毫无疑问一定会引起中日两国冲突，同时也注定要与欧洲国家发生摩擦——它们好比兀鹰一样，都在争食大清帝国的死尸。

在这些欧洲国家中，俄国是最可怕的，因它与中国接壤。此外，俄国大部份是个东方国家，在一五六七年就已与中国发生了接触，当时恐怖伊凡在北京开设了使馆。到一六八九年，即彼得大帝初年，俄国又与中国签订条约，使莫斯科帝国发展到了中国满州边界。到一八四七年，俄国向东扩张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一年，俄国的伟大行政家莫拉维耶夫伯爵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一八四九年，他在堪察加半岛东岸建立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克里木战争中曾被轰击），次年又在黑龙江河口建筑了尼古拉耶夫斯克要塞。一八五一年，他又企图进一步获得黑龙江之线，在河岸上建立海兰泡和伯力两个镇市以后，一八五六年又利用《瑷晖条约》，使中国割让了黑龙江左岸上的大量土地，总面积为七十一万五千平方英里——有三个半法国那么大。

中国当时正为太平天国的内乱所困扰，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利用这个机会——这也是俄国的惯用伎俩——他利用中国政府的恐惧心理，又获得了十七万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即满州的滨海省，加上其六百英里长的海岸线。不久又建筑了海参威港。

其次，俄国又想侵占库页岛，虽然该岛南部早已属于日本，可是当时的日本却太弱，不足以对抗俄国的压力，一八七五年，双方签署协议，把全岛都割让给俄国，交换条件是俄国在名义上承认日本对千岛列岛的主权。

这时，日本也开始踏上向外扩张的第一步。因为有少数遭受海难的日本水手在台湾受到土著虐待，日本遂入侵该岛。一八七五年中国政府答应赔偿损失，并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日本才撤兵了事。接着就发生了第一次朝鲜事件，一个朝鲜要塞向一艘日本军舰开炮。因为现在日本也学会了白种人的把戏，知道如何利用战争威胁作为外交武器，所以一八六七年，日本派一支舰队到朝鲜去，迫使其政府签订赔偿条约，并对日本开放三个商埠。这是一个重要收获，因为朝鲜是日本通往亚洲大陆的天然门户，而日本一向担心它会被俄国夺占，他们知道俄国想在朝鲜海岸获得港口，而腐化无能的朝鲜政府也决无抵抗俄国侵略的能力。

第二次朝鲜事件发生于一八八四年，在汉城的日本公使馆受到攻击。事件虽然和平解决了，但是因为俄国对朝鲜已经垂涎三尺，所以英国决心出面干涉，于一八八五年占领了朝鲜南岸的巨文岛——即哈米顿港——达两年之久。但当英国将该地交还之后，一八八八年，俄国又与朝鲜签订条约，将济物浦、汉城、釜山等港口开放为对俄的贸易商埠。

六年后发生了第三次朝鲜事件。从一八八四年起，朝鲜即已陷入混乱之中，到一八九四年酿成了革命，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派两千士兵到汉城去，日本也照样派兵，结果造成了一次中日战争。日军每战皆捷。九月十五日，清军在平壤被山县有朋将军击溃，两天后在鸭绿江口的会战中，伊东海军中将也击败了中国的舰队。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大山元帅进攻并占领了旅顺港，迫使中国求和，这就是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所签订的《马关条约》。

依照这个条约，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都割让给日本，承认朝鲜独立，赔偿二亿两白银（合二千五百万英镑）。但是条约墨渍未干，俄德法三国即有干涉还辽之举，日本当时的国力不足以抵抗三个强国的联合压力，只好同意放弃辽东半岛，其交换条件为增加赔款三千万两。

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俄国驻北京公使即与李鸿章签订了一个条约。从一八九一年起，俄国已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路，到一八九五年就已经达到了中国边界。因为其终点为海参威，若能取道满州就可以节省六百英里路程。俄国以此理由向中国提出要求，李鸿章同意了。

接着在一八九七年，俄国又获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并获准修建一条铁路，从哈尔滨延伸到旅顺和大连。差不多与此同时，德国获得了胶东湾的租借权，英国获得了威海卫的租借权，法国获得了广州湾的租借权。

不久又发生了祸乱，由于西方强国的竞争使中国的利益蒙受了极大损失。在忍无可忍之下，一九〇〇年爆发了所谓拳匪之乱。中国人开始杀洋人，并包围外国使馆。到七月中旬，经过八个星期的围困，八国联军（包括日本在内）才进入北京，救出了各国侨民。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才恢复和平，中国又被迫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这个事件有两个附带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为日本有机会发现俄军缺乏效率，以及他们在远东维持巨大兵力的困难，因为困难是如此巨大，所以俄国虽然强大，但实不足惧。其二为英国对日本的能力颇感欣赏，为了保障远东的和平，一九〇二年一月三日，英国打破其一贯的孤立政策，与日本缔结了防御同盟。

两个月以后，中俄两国也签订了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俄军应分批撤出满州。但是沙皇却没有撤兵的意图，一九〇三年他又设立“东亚大总督”来控制远东，并宣布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当日本得知朝鲜也被包括在这个势力范围之内时，就向俄国提出交涉，表示愿意承认俄国在满州的地位，但也求要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并且建议所有国家在这两个地区应享有同等的商业权利。谈判进行之际，一位名叫别佐布拉佐夫的俄国观察员却迫使朝鲜政府让步，获得了鸭绿江和图门江上的伐木权，这个计划与沙皇的宠臣们有利益关系。为了保护其私利，他们压迫俄国政府增强驻满州的兵力。因为这个原因，日本政府命令其驻俄大使努力交涉到一九〇四年二月四日，到了这一天仍无结果，次日日本即与俄国断交，并下达动员令。

第四章：围攻旅顺港（上） 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是西方历史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不仅仅是一个亚洲国家与一个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斗，更重要的是一场对西方在亚洲优势的巨大挑战。一九〇四年二月五日，日本吹响了战争号角，东方和亚洲所有民族都从沉睡中惊醒了。

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似乎再没有比满州和黄海更遥远的战场，而这里对高度组织的陆军而言也是极不理想的战场。满州是原始而无道路的地区，虽然多山，但在平原和谷地中却有着高度化的耕种。主要作物是高梁，高十二英尺到十五英尺，会把整个平原变成丛林。夏天夜间极热，有时在室内都可以达到华氏一百一十二度，但冬天极冷。七八月份，甚至于常常到了九月，雨量极多，使地面变成泥淖。索罗维夫上尉参加了这场战争，他说：“泥泞深度可达马腹，重载车辆都会陷入泥中。只有中国人的板车（一个平板架在两个大轮上面）可从这种泥潭中通过。”雨季前后，到处都是尘雾，足以遮蔽视线。十一月到三月之间则是封冻期。
虽然如此，对军事行动而言，最大的困难不是气候而是交通工具。尤其是俄国人更受到这种影响，他们被迫在远离主要基地五千五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作战——这是从莫斯科到旅顺口的距离。主要交通线是西伯利亚铁路及其从哈尔滨到大连的支线。在铁路旁边又有从奉天（沈阳）到旅顺的官道，全长二百六十二英里。

铁路的工程极其劣质，既无永久性路基，又是单轨，而支道、车站和车辆都无力担负大规模军事运输。更糟的是在贝加尔湖周围还有一个长达一百英里以上的缺口，而湖本身的宽度达三十英里。从十一月到四月之间，湖水结冰，货物可以从上面运过，在其他季节就必须使用原始的道路。为了说明这种运输何其迟缓，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通常把一个营从莫斯科运到旅顺港，要花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决定主要陆上作战方向的就是这两条交通线，此外即海上交通线。控制海洋对日本而言极为重要。朝鲜半岛一方面可使日本有一条比较安全的补给线直达满州，另一方面一旦战败，也可使日军有比较便利的基地可供撤退，所以这个地区对日本也十分重要。在朝鲜之外就是旅顺港，只要俄国舰队躲在港内，就足以威胁日军的海上交通线。所以日军必须向旅顺港进攻，因而必须分散陆军兵力不可。对俄国而言，这是极其有利的情形，因为他们的最大问题就是争取时间，在满州集中足够的兵力来迎击敌人。

可是旅顺却具有精神价值，足以象征日本的优势，这与俄国舰队的毁灭同等重要。一八九四年，日本本已占有旅顺，但因力弱终于不能据守。所以若能失而复得，不仅显得战争师出有名，更重要的却是表明日本要比俄国优越，也就是说亚洲要比欧洲优越。因此，不管战略上是否需要，攻克旅顺对日本而言是此次战争的精神枢纽。

决定战略的主要因素可以综合成为两点：西伯利亚铁路的缺口和俄国在旅顺的海军基地。只要这个缺口存在，那么俄军在满州的增援就无法加速。因为海参崴是封冻的港口，而旅顺却是不冻港，如果日军在下个冬季来临之前抢先占领旅顺，那么不仅在海参崴的俄国舰队将被切断，而且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前来之后，若无旅顺，也就没有不封冻的作战基地。贝加尔湖畔的铁路缺口妨碍俄军在陆上作战，而冰冻也妨碍其在海上作战。最后，一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占旅顺，就可以集中全部陆军兵力来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决定性会战，一旦俄军战败，就可设法诱劝他们放弃战争。由此可知日本的战争目标是妥协而非总体性胜利——这是超出其能力限度之外的。

当日本决定其战争目标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为达到此项目标应该采取何种方法。第一点至为明显，要想攻陷旅顺，必须从陆上进攻。第二点，在攻击军北面，必须有一支掩护部队。第三点，如果这两支部队都以日本为基地，那么必须确保控制黄海——这就引到了海军的问题。

二月十日宣战之际，在远东地区双方的舰队实力有如下表所列：
| 舰船种类 |俄 国|日 本|
| 一级战舰 | 七 | 六 |
| 二级战舰 | 一 | \ |
|一级巡洋舰| 九 | 八 |
|二级巡洋舰| \ | 十二 |
|三级巡洋舰| 二 | 十三 |
| 驱 逐 舰 |二十五| 十九 |
| 鱼 雷 艇 | 十七 |八十五|
|炮艇及小船| 十二 | 十六 |
在俄国军舰中，有四艘一级巡洋舰驻在海参崴，一艘在济物浦，所以由斯塔克中将指挥的旅顺舰队在战斗力方面不如东乡中将指挥的日本舰队。虽然如此，但由于俄国在波罗的海方面拥有一支强大舰队，若能东来与旅顺舰队会合，那么在数量上就会占据决定性优势，日本在装甲军舰方面并无一艘预备舰，而且也没有一个造船厂有能力制造这种军舰。所以必须抢在波罗的海舰队从欧洲到达之前先击毁或俘获旅顺舰队。也就是说要加速陆上攻击行动。

虽然俄国有训练军人的总数为四百五十万人，而日本不过八十万人，可是现实却足以抵销这种劣势的大部分：当战争爆发时，日本就能将其常备陆军二十八万三千人中的大部份以及火炮八百七十门都迅速投入战场；可是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俄国野战部队总数却不到八万三千人和火炮一百九十六门，另有要塞部队二万五千人和铁路守备队约三万人。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载能力太低，所以对这些部队的增援将极为迟缓。

双方陆军都是征兵制。日本的征兵制为三年期，而俄国为五年期，此后，俄国的军人就转为预备役，直到四十三岁。自从日本采取征兵制之后，其军事方面的进步颇为惊人。反之俄军却相当腐化，尤以预备军人为甚。他们不敢把预备兵编人常备部队，而使其成为独立单位。索罗维夫上尉说过：这些人都长着大胡子、胆怯、愚蠢、懒惰，好吃懒做，根本就不想打仗。
普法战争以来，在军备方面又已经有了长足进步。最重要的是普遍采用小口径弹夹式来复枪和无烟火药。这是在一八九九到一九〇二年间的布尔战争中首次大规模使用的。在这场战争中，有形敌人的旧有恐怖被无形敌人的瘫痪性恐怖所代替，使人们觉得到处都是敌人。现在进攻者笼罩在一种普遍的恐怖而不仅是局部危险中。防御者利用地面工事掩护，加上迅速发射的来复枪火力，可以分散极广，其程度是过去战斗中所未有过的，任何正面攻击都会被击退。在莫德河之战，南非军在七千七百码长的正面上只用了三千人；在马格尔斯芬坦之战，一万一千英尺长的正面上只用了五千人；在科伦索之战，一万三千英尺长的正面上只用了四千五百人。尽管人力如此单薄，可是这些正面还是不能突破。于是步兵正面攻击从此告一段落。

对于布尔战争的一般教训，德国的官方历史对此有扼要说明：“在南非的战争，不仅是子弹与刺刀的决斗，而且也是用机械操典训练出来的军人，与完全独出心裁自由作战的人民的决斗。在一支军队中，若所有人都能不为死板的形式限制，而能顺乎自然和合乎常识，这才是国家之福。”

除了用弹夹步枪以外，一八七〇年的粗糙机关枪又已为许多改良型式所代替——有加特林，加德勒，诺登费尔德，霍克齐斯，科尔特和马克沁等。马克沁机枪是由马克沁在一八八四年设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战场的女王。也许它杀伤人员的总数比任何其他兵器加起来都多，可是当它面世时，却很少为军人所注意。

自从有了来复线火炮之后，野战炮也大有进步。在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八年间的俄土战争中，俄国将军奥卡诺夫说过：“炮兵会变成人类的瘟疫。炮兵由辅助地位上升为主要兵种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在一八九一年到一八九二年间，德国的威里将军和法国的朗格鲁瓦上校都提出了具体建议，这是走向这个目标的决定性步骤。几年后又发明了高速发射的野战炮，采用无后坐力炮车，并且加上了前部装甲，这是装甲再次进入战场的第一步。在这些改进完成之前，用弹夹的来复枪仍然是支配性的武器，以后速射火炮又开始向它挑战。因为不仅炮的射程较长，而且射速可与枪相等，同时使用间接瞄准方式，也使它成为不可见的敌人。

虽然在军备方面，日俄两军并无太大差异，可是在人员方面却有很大差异。在日本，忠君爱国、自我牺牲，无论在民间或军中，都被视为最高美德。在俄国却根本没有这一套。所以结果日本军人是服从荣誉和责任的教条，他们被称为“肉弹”和“大和魂”的象征。反之，克鲁泡特金对俄军却这样评论：“在这支陆军中想维持纪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对权威毫不尊重，而实际上权威却反而害怕部下。”关于精神方面的差异，克鲁泡特金的评论也非常有意义。他说：“就物质方面而言，敌军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但是我们对其精神因素却估计得太低。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多年以来，日本的教育一直是以尚武爱国的精神作为基础。在小学中，孩子们受到的教育就是爱国家和做英雄。整个国家对其军队有极深的敬仰和信心，人民都以服兵役为荣。他们能够维持铁一般的纪律，并深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此外由于俄国夺去了日本在中国已经到手的成果，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这一点我们也毫无认识。”

俄军不仅在精神方面处于真空状态，其效率之低也骇人听闻。譬如说：在旅顺港，俄军自己的军官被禁止查看要塞附近的地形，而日本参谋本部的人员化装成洗衣工和苦力，却可以在炮台附近到处乱跑而不受阻止。私用和军用的电话线没有分别，所以最重要的军事通信都可以为任何人窃听。在鸭绿江会战后，有支紧急需要的增援部队，因为接受的军服不合规定，居然又送回二百英里以外的某处以调换军服。

两军的战术和训练方面的差异也和精神方面差不多。日本是亦步亦趋的学习德国，而俄军的守旧程度却令人不敢置信。德·尼格列将军在《日俄战争的教训》一书中有这样的评论：“对刺刀的迷信被推进到最大限度，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上刺刀。军官用一切手段鼓励部下，把信心寄托在刺刀上。他们经常引用苏沃诺夫的说法：“子弹是疯狂的，只有刺刀是可靠的。”在火力方面，他们的思想也很奇怪。直到一九〇四年八月底，俄国人还是与阿普拉克辛的时代（一六七二——一七二八年）一样施放排枪。

特列季亚科夫将军说：“我们的人都不习惯各自为战，在一条长散兵线中，当军官无法用口令指挥或以身作则时，他们就完全缺乏主动精神。幸亏我们是防御者而不是攻击者。”（见《南山和旅顺战斗经验》）。诺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俄国军官们大声的向士兵们问道：“弟兄们，告诉我为什么日本人是呆子？”士兵们就会全体应声附和说：“因为在进攻时，他们的火线展开得太宽。”
在战争的较高级指导方面，其对比也同样惊人。日本的指挥体系和参谋本部都以德国为楷模，而俄军的多数将领，照克鲁泡特金所说，都缺乏独立指挥经验，而参谋人员都是一些坐办公室的军人和官僚。宣战之后，沙皇的宠臣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尽管毫无军事经验，却被指派为远东海陆军总司令。以后到三月二十七日，克鲁泡特金才到达辽阳专门指挥陆军，从这时起直到旅顺失陷，始终维持着双重指挥体系。旅顺失陷后，阿列克谢耶夫才被召回，克鲁泡特金这才成了沙皇的最高代表。这是一个致命的配合，因为这两人平素就互不相容，而阿列克谢耶夫虽不懂军事，却又偏偏遇事干涉，所以为害甚重。（克鲁泡特金出生于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七日。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争中担任俄军参谋长。他是个很优秀的参谋军官，但作为统帅，却缺乏果敢冒险精神，虽然他自己说过：“在战争中最不怕死的人往往取得最后胜利”。）
一九〇三年，克鲁泡特金正在彼得堡担任军政部长之职，他认为一旦战争发生，最合理的路线就是撤出辽东半岛。八月六日他向沙皇提出备忘录，说明应采取防御政策。他说：“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若日本以其全部陆军兵力侵入南满，那么我们将无法守住该地区。所以如果我们估计旅顺能够孤立死守达相当长时间，为了避免被各个击破，应将主力向哈尔滨撤退，等到从俄国本土开来的援兵到达之后再转入进攻。”
这些建议与海军参谋本部的意见相冲突，他们认为：“依照现有两国舰队的对比，我们作战计划的基础是假设我们的舰队不可能被击败，所以日军在牛庄（营口）和朝鲜湾登陆都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说，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有了两个对立计划，一个想在陆上寻求决定性会战，另一个想在海上寻求决定性会战。前者是克鲁泡特金的主张，后者则获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拥护，结果形成一连串的折衷方案。
一旦接管了在满洲的陆军指挥权，克鲁泡特金即开始照他的计划作战。但因为已经决定把舰队集中在旅顺港内，所以势必要修改他的原定计划。这对他而言，正如困在梅斯的巴赞军团与麦克马洪的关系一样。本来他想以哈尔滨附近为兵力集中点，比较靠后。现在却改以辽阳为集中点，即向南前进了三百五十英里，然后再从那里把部队向旅顺推进。
这样的修改却并未使阿列克谢耶夫满意。因为他认为旅顺舰队不可能获得制海权，所以必须坚守旅顺——这是俄国唯一的不冻港——以待增援。他本来驻在旅顺，当感到情况已经很严重时，就于五月五日北上，并命令克鲁泡特金放弃其防御计划。当克鲁泡特金还在犹豫时，他又说服沙皇把旅顺的存亡责任都加在克鲁泡特金身上。克鲁泡特金若有血性，此时即应辞职。
此时，日本方面也正在考虑他们的计划。他们认识到在这场决斗中，一切关键系于海军优势，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即使最强大的舰队专靠其本身也无法把俄军赶出满洲。可是若不将他们赶出满洲，或是在陆上使他们受到决定性失败，战争的胜利将殊少希望。所以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一）立即引诱俄国舰队采取行动，如果它拒绝会战，就把它封锁在港内，然后在俄军增援到达之前，先从陆地攻陷旅顺。（二）在舰队保护下，用三个军的兵力在朝鲜北岸登陆。接着第四军也跟着登陆，并以攻击或围困旅顺为目的，前述三个军则向辽阳运动，作为第四个军的掩护兵力。等旅顺被攻占之后，第四军也应赶紧北上以增援前者。目的为乘俄军未能获得数量优势之前，集中四个军以求赢得一次“色当”式胜利。
照后来的事实看，他们战略计划的唯一错误就是把俄国海军基地的强度估计得过低；他们以为还能象一八九四年一样，一鼓作气将它攻克。此外，他们又认为旅顺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所以它的失陷会和普列文的失陷一样——普列文失陷后，俄土战争也就随之结束。日本人甚至不等正式宣战，一断绝外交关系，他们就立即将计划付之实行。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东乡和他的舰队即从佐世保出发，第二天就在海上寻找俄国舰队，而另由一支鱼雷艇组成的支队，护送三艘运输舰运送部队前往济物浦。二月八日上午六时，东乡已经到了旅顺口外东面六十英里处的圆岛，那天夜间他向敌舰发动了一次鱼雷攻击，击中了三艘并把其余船只赶进港内。第二天，俄国舰队出海求战，双方交战达四十分钟之久，虽然还是没有决定性结果，可是这一战却宣布日本是有资格作为一等海军强国的，同时也宣判了俄国海军优势的死亡。此后，俄国海军就被迫采取守势。接着在二月十二日，日本海军又进行了一次攻击，从此直到五月三日，日本海军又进行了一系列封锁港口和布雷作战，其中有一次在四月十二日，结果俄国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中了水雷沉没，舰队的心脏和大脑马卡诺夫将军也同时殉职。（马卡诺夫是在三月八日接替斯塔克职务的。）
二月九日，日军在济物浦登陆，在这里为黑木将军的第一军建立了作战基地。二月二十七日，日军占领平壤，十四天后又占领了安州。五月一日，黑木与扎苏利奇在鸭绿江进行了这场战争的第一次会战，俄军被迫撤退。这是一个重要胜利，因为这使俄国在世界各国眼中大大降低了威望。一个相当弱小的东方国家，在第一个回合中就击败了一个巨大的西方强国，这个消息有如一颗流星，在亚洲的天空发出了闪光。
这次胜利使日本在朝鲜站稳了脚跟，下一个步骤就是孤立旅顺港。五月五日，日本第二军在奥将军指挥下，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师团，后来还加上第五师团，开始在貔子窝登陆。这是个冒险的作战，因为貔子窝在旅顺东北面只有四十英里。但这一次登陆却很成功，虽然费时约三星期之久。当领先部队登陆之后，奥即命令他们赶紧横跨半岛向亚当斯港挺进，留下第五师团保护背面，自己率领其余四个师团向金州前进，结果在南山与一个俄军支队遭遇。此时为五月十九日。川村将军也率领第十师团在大孤山登陆，在第一和第二两军之间构成联系。（这个师团日后获得增援，扩组成第四军，由野津将军指挥，他是七月十六日接任的。）
说来也很奇怪，日本第二军的登陆会使俄军受到突然袭击，而更糟糕的是旅顺的俄军主将斯托塞尔将军对突然降临的敌人也毫无迎击准备。四月十四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曾来过这个要塞准备组织该港的防御，可是当日本第二军的第一个支队登陆的那天，他就又匆匆北上了。一旦独立指挥，斯托塞尔立即显出庸儒无能。他的顽劣性格使他损失了许多的人员和火炮。下面是他所发的第一八七号命令，由此即可以想见其军事才能：“今天我在教堂附近遇见两位军官带着一位太太，她戴着军官的帽子，她认为这是不用说明的。这实在违反规律，因为照规律，退休军官和预备军人都不准戴军帽。”
他重视的都是这些杂务。虽然他在二月二十八日宣布“绝不撤退”，并且说“无处可退”；尽管如此，可是要塞中人口约有五万五千人之多，他却允许大量的储备食品输出。而在火车站货物堆积如山，等到一查看，才知道完全装着伏特加酒！
在他下面的就是要塞司令施米诺夫将军，他倒是个称职的将领，但斯托塞尔对他的行动却处处加以牵制。直到六月十八日，克鲁泡特金用电报通知斯托塞尔把指挥权交给施米诺夫，然后乘巡洋舰离开旅顺，他却把电报往口袋中一塞不去理会。照后来的事实看，这正与巴里柯的著名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
斯托塞尔正这样糊里糊涂自寻死路之际，奥将军已准备进攻南山阵地，虽然俄军的防御很糟糕，但是其天然形势却很坚强。其位置是半岛的最狭窄部分，在高潮时两岸之间的宽度只有三千五百码。从日军前哨看过去，似乎是不可通过的。假如俄军能在这里使用全部守军，可能真会如此。因为事实上旅顺守军约有一万六千人到一万八千人，但在下面的会战中却只用了三千五百人，对抗奥将军的三万八千五百人。
日军攻击命令是在五月二十四日下达的，依照诺京记载，斯托塞尔的部下都不听他的指示，一面写着冗长的报告，一面做着与指示相反的事，在会战前夕可以说一切都乱糟糟，谁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的理由。第二天日军攻入金州，次日上午五时，当南山的峰顶从云雾中露出时，日军已开始炮击，一个小时之后，日军的舰队支队也驶入金州湾参加炮击。到十一时，日军攻击失败了，但当他们再度进攻时，俄军炮兵的弹药却开始感到缺乏。下午四时，在日军右翼的第四师团，从齐胸深的海水中绕过了敌军左翼，直趋敌军后方。下午七时二十分，日本军旗在南山上升起，俄军向后方溃逃，到处散播恐慌气氛。特列季亚科夫将军说：“混乱情况已经发展到惊人程度，到处都是枪声。我率领几个军官赶往后方去恢复秩序。同时我又命令军乐队奏乐，军乐声使这些溃兵逐渐恢复了信心。”
在攻打旅顺的第一次会战中，日军的损失相当惨重。死伤总数共为四千八百八十五人。以作战人数比例而言，俄军的损失也很可观，共为一千四百一十六人，占总额百分之四十以上。这表示俄军单兵的战斗精神并不太糟。虽然日军为胜利付出了高价，可是因为大连港已经落入他们手中，所以这种高价也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发现干船坞仍然完整无恙，如果没有它们，那么他们的最后作战——旅顺之围——也许就会功败垂成。
大连被占领之后，日军第十一师团即在那里登陆，与第一师团合组成为第三军，由乃木将军指挥，他奉到的训令为向南把俄军赶进旅顺港，而奥将军则率领第三、第四和第五三个师团，向北前进以迎击斯塔克尔堡将军，他是南下救援这个要塞的。六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奥与斯塔克尔堡在得利寺遭遇，并将其击退。在一八九四年，乃木曾以一旅之众，只死了十八个人就攻占了旅顺。现在却暂取守势，以等待第九师团和其他部队到达，他们在七月七日已开始在大连登陆。七月二十六日，他发动了第一次攻击，经过苦斗之后攻下了西山，并于三十日占领凤凰山，这样一来，俄军的防线也总崩溃了，除大小孤山之外，在旅顺港永久筑城线以外防线中的俄军都全部撤退。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日军的攻势与旅顺守军的野战都告结束。

第四章：围攻旅顺港（下）
旅顺已经完全被围，除非克鲁泡特金能够南下解围，或是欧洲方面有援军到达，否则斯托塞尔就只能坐以待毙。决定被围部队命运的因素有三个——人员、粮食和要塞工事。 在五月十四日，除海军船员，在他指挥之下共有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九人，火炮五百零六门。他的对手在获得第七师团增援之后，兵力已增加到六十三个步兵营，三个骑兵中队，十七个工兵连，和四百七十四门野战炮及攻城炮，总数也不过八九万人，所以俄军在数量上并不太居于劣势。
补给情形则不太满意。对人员四万二千名，马四千五百匹的守军而言，储备的物资估计有面粉一百八十天份，雀麦粉三十七天，肉类十八天（咸肉十三天，马肉五天），腌渍品十五天，糖一百九十天，茶三百二十天，秣草一百五十天。但是经常有闯过封锁线的船只带来补充品。
防御工事共分三道主要防线；
（一）一条坚强的堑壕工事环绕着旧城，但却没什么战术价值。（二）沿中国城墙距离旧城中心约四千码处，是一连串永久性混凝土炮台，中间由辅助工事和堑壕联系。这条线一直延伸到龙河以西，并把新城和港口都包括在内。（三）在这两道主防线之外，是一连串的设防小山和阵地。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塞东面的大孤山和小孤山以及西面的一七四高地、生子山、赤坂山、二〇三高地和法尔斯山。 这些工事中有许多尚未完成，并为高粱地所遮掩。有刺铁丝网比黄金还要珍贵，而车辆也非常缺乏效率。乃木的任务就是尽量迅速消灭这些要塞的抵抗力以确保制海权，然后他就可以回师北上与大山元帅会合，大山已于七月六日受命担任日本登陆军总司令。 日军的围攻线从路易湾（一七四高地以北）直到大河湾（即大河口），一旦大小孤山被攻占，第三军的位置即很巩固，而不用担心任何方面的攻击。所以乃木决定首先攻占这两座设防小山。 为了给攻击开路——大孤山的海拔高度约为六百英尺——于八月七日（星期天）上午四点三十分开始炮击，一直打到下午七时三十分，步兵才开始前进。但因为大雨和天黑，他们仅能在低缓的山坡上站住脚。整个战场硝烟弹雨，天上的乌云有如怒狮一样可怕。头顶上的险山好象高不可攀，直接天际——甚至连猴子也爬不上去。这是那一夜的景色。 第二天大雨一直下到下午三点三十分，于是日军再度开始炮击。这次炮击很有效，许多守军都被赶出其临时挖掘的堑壕，可是当日本步兵前进时，他们又回到阵地进行殊死抵抗。最后在下午八时，大孤山终被攻陷，而小孤山也在次日上午四点三十分陷落。 沙皇听说这些山地失守之后，即命维特格夫特将军——马卡诺夫将军死后由他继任舰队司令——率领舰队冲出旅顺港与海参崴支队会合。八月十日上午八时三十分，他开始执行这个命令，在云雾低垂中，他率领六艘战舰，五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冲出了港口。十一时三十分，被日本驱逐舰发现，到十二点十分，双方展开战斗。俄国舰队摆脱战斗企图逃跑；但是到下午四时十四分又被日军拦截，再度发生战斗，一个半小时以后，由于一颗十二英寸的炮弹爆炸，维特格夫特在旗舰“萨勒维奇”号上战死。他死之后，命令发生了混乱，结果这支舰队中有五艘战舰，一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逃回了旅顺港，其余船只则乘着黑夜逃往中国和其他港口，最后均被扣留，只有“诺维克”号沉没，这是唯一例外。 这样就结束了战争中的第一次真正海战，使日本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之前对海洋获得了绝对控制权。因为波罗的海舰队尚未准备就绪，所以乃木相信他能够在其出发之前先攻陷旅顺，甚至使波罗的海舰队永远不能出发。因此他决定向要塞发动突击。 这样的决定固然有理，可是对一个由弹夹式步枪，机关枪和速射火炮防卫的要塞发动突击，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个如此坚决的强敌，乃木将军认为自己可以轻易成功，实在是过份乐观了。 八月十六日，依照战争惯例，派军使到旅顺实行劝降，在遭到拒绝之后，乃木命令在十九日发动第一次总攻。选定的攻击正面是从七光炮台直达松树炮台，同时对一七四高地另作单独的攻击。多数战斗都发生在夜间，而且常常都是近战，情形异常混乱，下面是实际观战者和参战者的记载。 费里尔斯是一位随日本第三军采访的新闻记者，他于八月二十二日记录说：“已是凌晨一时，可是激烈的战斗仍未停息。俄军所有的九架探照灯有三架不断在战场这个地区中扫射，炸弹和火箭不断爆炸，火光烛天，月亮都显得黯然无光。深紫色的山映衬着碧蓝色的天，灰色的月光，探照灯的白光，炮口的红光，爆炸的黄色火焰，凡此等等形成极其特殊的景色。我观看过多次战争，却从未见过如此凄惨的场面。”
第二天夜里，诺京从俄军方面对战斗有下述记载：
“夜里十一时，乃木发出了进攻讯号，于是由活人构成的“山崩”向我们滚滚而来，从谷地和沟壑中，到处都有日本人钻出来。步枪、机关枪和火炮纷纷发射，探照灯的闪光上上下下，火箭像金蛇一样飞舞，天空中挂着几百个大火球，使星月黯淡无光，也使英勇的日本步兵睁不开眼睛。他们前进，扑倒，跳起来又向前奔，然后再倒下来。在探照灯的闪光之下，炮弹的爆炸火光更显得血红。到处都是喊声，兵器的碰撞声和爆炸声。最后，逐渐归于沉寂，攻击还是被击退了。在我们的前面已经没有一个活人——到处都死伤枕藉，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夜。” 凌晨二时又进行了第二次突击，又失败了；隔了一个小时，进行了第三次突击。诺京记载说：
“在讯号发出之后，又有一阵新的人潮向前推进。这些已不象人，而象疯狂的野兽。我们的火力都失去了效力。人潮向前不断滚动，他们不断从中国城墙的缺口中向前滚动。” 虽然如此，日军还是被击退了，到八月二十四日拂晓，日军的第一次总攻终于结束。其战果为攻占了东西蟠龙山和一七四高地，其余目标还是完全保留在俄国人手中。
这一场恶斗，俄军死伤三千人，而日军则死伤一万五千人以上。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教训，使乃木认识到要塞的东北面是无法突击的，只好采用正常的围攻办法，那也许要延长几个月之久。这就是说大山元帅已经不再能等待乃木第三军的增援，所以在八月二十五日——即乃木最后一次攻击失败的次日——大山发动了他的三个军，进行了一次辽阳会战。假如乃木的八万人能够赶上参加，结果可能会使日本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可是事实上，克鲁泡特金于九月六日还是向北溜走了，俄军死伤共计一万六千五百人，而日军却损失了二万三千六百一十五人。 从这次会战起直到九月十九日为止，在第三军的正面上没什么大事发生。日军向本土要求运送重榴弹炮来以便击碎永久性要塞。同时也开始进行有体系的坑道战。 这些工作进行之时，乃木又选定了下一次的进攻目标：东区的水塔要塞和寺庙要塞，西区的生子山和二〇三高地。若说乃木在一八九四年曾经有过占领旅顺的经验，那么他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上述阵地中的最后一个实在不能说不奇怪，因为他应该知道从这个山顶可以看到港中的全貌，所以它是俄军整个防御体系的总枢纽。 到九月十三日，围攻工事已经推进到距第一个目标八十码以内的地方，于是在十九日实行突击，并于次日将其攻克，而寺庙要塞也在同一天攻陷。同时日军也向生子山和二〇三高地发动突击，虽然生子山已于九月二十日被攻陷，可是对二〇三高地的每一次攻击都被击退，因为日军每次都固执地用密集纵队前进，所以损失非常巨大。即使这些攻击成功了，也往往得不偿失；假如失败了，徒然提升了敌军士气。如果不是由于月底运来了第一门二百八十毫米的榴弹炮，使围攻作战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么也许只有等饥饿来逼迫这些要塞投降。 就象前文所说，炮兵现在已经变成了主要兵种——共有四百七十四门加农炮和榴弹炮，加上六英寸和八英寸的木质堑壕臼炮，现在都开始采取行动。在这些火炮中，威力最大的还是二百八十毫米（十一英寸）榴弹炮——总共只有十八门，支援它们的有十六门五点九英寸炮和二十八门四点七英寸炮。所有炮兵与炮兵司令部之间都有电话联络，补给基地为大连。这种十一英寸的榴弹炮射程达一万码，炮弹重达五百五十磅。日军向旅顺一共发射了一百五十万颗炮弹，其中有三万六千颗是十一英寸的，被称为“火车弹”，因为它们在飞行中所发生的响声就象火车驶过一样。第一门十一英寸榴弹炮是在十月一日开始轰击的，诺京有下述描写：

“从七光山的炮台，有巨大的烟柱夹着沙石一同升起，好象一颗大树突然升入天空，然后再倾倒下来。象钟表般的有规律，沿着东北正面，在不同的方向上，每隔几分钟都有这种幻象式的大树升起，接着我们就可以听到可怕的爆炸吼鸣。这一天在二龙山和七光山的炮台中了八颗炮弹，使穹窖遭受到了巨大损毁。”
这些可怕的武器在围攻战中的效力，可以与一四五三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轰击相比。俄军的永久性要塞马上开始崩溃，而对日本人也同样重要，因为从生子山上已经可以望见港口的一部分，所以有几艘俄军军舰也被击中。对二〇三高地的坑道作业已经开始，乃木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东线，现在进行的工作都是为了准备在十月三十日进行第二次总攻。十月十六日，日军攻克二龙山的前进堑壕；二十六日，又攻克松树山的前进堑壕，同日又攻下了二龙山的斜堤防线。十月三十日上午四点三十分，在二龙炮台下有一颗地雷爆炸了；上午九时，日军对七光炮台到松树炮台之间的所有工事同时发动突击。日军又是以密集队形进攻，所以还是受到了重大损失，终于被击退。霰弹，手榴弹和侧射的机关枪使日军死伤枕籍。三十一日，日军再度进攻，还是被击退了。 尽管俄军拼命抵抗，可是旅顺内部的情形却在迅速恶化。粮食缺乏，病兵日增，高级指挥人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妒嫉和对立状况；当克鲁泡特金在沙河会战（十月十二日——十四日）后撤退的消息传来后，更使防御者感到绝望。这就是十月十五日的情况，在这一天，经过无数次延误之后，波罗的海舰队在罗热斯特文斯基指挥之下，终于离开里堡向东方进发。它包括八艘战列舰，四艘装甲巡洋舰，八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和一些辅助船只。虽然其中有许多船只都是超龄的，但因为日本的战列舰已由七艘减为五艘——两艘被水雷所击沉——所以假如这支舰队能与旅顺舰队会合，那么东乡就可能会被击败。因此日军遂有不惜一切成本击毁港内船只的必要，也就等于必须攻占二〇三高地，于是日军定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动第三次总攻。在这一天，波罗的海舰队才刚刚离开达卡，向印度洋进发。 从第二次总攻失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三次总攻开始之前，在这个中间阶段，主要都用在地下战斗方面。巴尔特里特在《旅顺》中说：“整整一个月中，在狭窄混凝土地下室的混浊空气中，到处都有地雷爆炸的威胁，还有手榴弹，刺刀和子弹，日本工兵在世人所看不见的地方顽强奋斗，想把同样顽强的对手赶出地下工事。” 第三次总攻选择的目标还是与第二次完全一样，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东方正面还是和上次一样，结果也是同样损失惨重。现在乃木将军决定不惜一切成本攻占二〇三高地。为了准备起见，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进行了连续炮击。 二〇三高地的阵地在天然和人工两方面都具有极高强度，有一个巨型堡垒，有两个核堡，完全用有刺铁丝网围绕，它与法尔斯山之间的空隙有几道障碍物掩护。在赤坂山上也有一个强大的堡垒，并由构筑优良的堑壕线保护，在它的右翼还有另外两个较弱的堡垒。这三个山头均由特列季亚科夫上校指挥，共有兵力约二千二百人。 炮击一直延续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此时整个阵地好比火山爆裂一样。炮击停止了，日军开始向二〇三高地和赤坂山发动突击。在黑暗掩护之下，他们冲到了铁丝网边，在那里纠缠了一夜又一整天。诺京说：“他们疯狂的打下去，直到筋疲力尽，丧失知觉时为止，整个整个的营被从地面扫除。”在黑夜中又继续炮击，到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三十分，日军又进行了另一次突击，但被特列季亚科夫上校领导的反击所击退。在赤坂山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战斗。 十一月三十日，战斗继续，一直打到十二月四日。天气晴明而又寒冷，诺京说：“这不是人与人的战斗，而是人类与钢铁，燃烧的石油、炸药和尸臭等的斗争。”最后到十二月五日，乃木已经完成准备，又向这些顽抗的山头再进行另一次突击。一个团攻击赤坂山，一个旅攻击二〇三高地。
突击在上午十时与十一时之间开始，到下午一点三十分，才有日军一个连攻入了二〇三高地顶上的堡垒，发现只剩一个防御者还活着。快到下午五时的时候，战斗中止了，在山顶的碎瓦颓垣中，可以看见日本国旗在尘雾满天的空中飘扬。
巴尔提里特说：“这个山头对和平会议而言可说是个理想地点。自从法军攻击博罗迪诺要塞之后，还没再看见过这样多的死尸堆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日本人的死尸十分难看，因为他们的皮肤变成了绿色，显出极不自然的样子。没有一具死尸是完整的，在炮弹碎片，破碎武器的堆积中，到处夹杂着零碎的肢体和骷髅。”
这种血肉的成本有多大呢？俄军战死四百人，而日军的死伤则在一万人到一万一千人之间。

虽然成本如此高昂，可是这场死亡投资的收获就是俄国舰队，从二〇三高地的山顶可以看见它们停在港内的位置。十二月六日，日军开始炮击这些船只，到第二天就全部击毁了。这样东乡的舰队可以返回国内进行整补，以便再出海迎击波罗的海舰队，后者还只刚刚要到达马达加斯加岛。 围攻战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因为单靠饥饿就够了。一切捕鱼工作都已停止，四十镑还买不到一头猪，一个鸡蛋价值六先令六便士，三十六磅大蒜要六十四镑。十二月八日在旅顺的每天口粮配给标准规定如下：半磅饼干（在面包配粮之外），四分之一磅马肉和八分之一品脱伏特加酒。 粮食的缺乏和一般情况的恶化，使斯托塞尔将军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军事会议，结果大家决议认为尽管舰队已经毁灭，可是现在考虑投降似乎还是太早。所以围攻还是继续进行，现在这个阶段几乎完全是进行坑道和埋雷工作。十二月十五日，有颗十一英寸的炮弹打进要塞，击毙了康特拉坚科将军，他是一个人格高尚，精力过人的军人，守军对他具有充分信心。他的死使守军的希望也随之消失。
攻击军的主力现在指向七光、二龙和松树等炮台。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在七光炮台下有两颗地雷爆炸了，炮台上涌起大量尘雾，把它完全笼罩起来。这在它的西北角上炸出了一个∨形的大缺口。就有好几百黑衣的人形往这个缺口冲击。日本步兵没有浪费一分钟，不等烟尘散尽就已经冲到缺口中。虽然如此，战斗还是一直延续到十二月十九日清晨，守军才投降。二十八日，二龙炮台也被炸毁；三十一日，松树炮台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有间屋子内储存着一千多颗手榴弹，爆炸之后炸死了全部守军。最后到一月一日，在七光炮台附近中国城墙上的守军也撤退了，他们退到万台，但不久就被赶出去了。 万台被攻占后，旅顺要塞的命运也就注定了，斯托塞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没有与施米诺夫将军商量就致书乃木要求投降。在获得日军同意谈判的答复之后，一月二日上午，他就挂起了白旗。代表们在中午时见面，用英语交谈，到下午九点四十五分签订了投降条约。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大部分俄军都丢下武器开始抢劫。
一月四日，所有尚未攻陷的要塞全部交给日军，此外还有火炮五百四十六门，炮弹八万二千颗，子弹二百二十五万发和相当数量的粮食。八百七十八名俄国军官和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士兵走出要塞，变成了日本人的战俘。 这场围攻战的损失总数如下：俄军死伤及失踪数字为三万一千三百零六人，日军死伤及失踪数字为五万七千一百七十八人，还要加上病员三万三千七百六十九人，其中有一万一千零二十三人是脚气病患者。
投降结果使乃木的第三军被放出来增援大山元帅，这样他就可以集中大约三十万人的兵力以对抗克鲁泡特金的三十一万人。二月二十三日在奉天（沈阳）展开了这场战争中的最大一次会战。正面宽度为四十英里，双方都挖了堑壕。一直打到三月十日，奉天城才被日军占领，克鲁泡特金向哈尔滨撤退。俄军死伤六万人，被俘二万五千人，而日军的损失为七万一千人。 直到此时，这个该死的波罗的海舰队才缓缓东来，带着一大堆补给船只。五月九日进入中国海，五月二十七日在对马海峡遭到东乡攻击，结果被全歼。克鲁泡特金说：“罗热斯特文斯基不但不能帮助我们陆军，反而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因为他的舰队在对马被击败了，所以才会当我们已经集中了百万大军，正要准备前进的时候，反而只能谈和了。”事实上双方均已力竭，日本是在物质方面，而俄国则是在精神方面——圣彼得堡早已发生暴动和罢工了。六月十日，美国总统出面调停，双方开始谈判，终于在八月二十九日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同意撤出满州，把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和库页岛南部让与日本。此外更是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支配地位。
若与这次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死伤数字和财富的消费作一对比，那么这种得失的份量实在太小。因为欧洲国家对这次战争的结果只作如此衡量，所以实在是不幸之至，他们完全忽视了这次战争的革命性。它不仅造成了战术上的革命，而且也使世界事务的发展改变了方向。

战争开始时，俄国的战术完全和十九世纪初期一样；虽然日本的战术是以欧洲最近的教范为基础，但从头说起，其陈旧程度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下面所引述的文章可以当作例证。 辽阳会战之后，有位日本军官对法国武官发表过如下谈话：“当你注意到这里的一切与我们平时在国内训练之间的差异，无疑会大吃一惊。我们自己所感受的惊异程度也差不多。你一定知道，我们的操典与欧洲陆军完全相同。在开始时，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依照操典行事，但是牺牲却极为巨大！我们学会了这个教训，感谢我们所获得的经验，现在我们知道不仅不应过于迅速的向前，而且还应尽量利用掩护。”
原因在于枪弹和炮弹的威力日益增大，也就是说战场变成了弹丸的世界。于是无人地带日益加深，双方战斗人员相距越来越远，因此会战的决定性结果也就更难获得。进一步说，会战的时间日益延长，迫使攻击者和防御者都必须加深对圆锹十字镐的依赖性，结果又使双方在精神和体力上极易匮竭。若与一八七〇年和一八七八年的战争作一比较，差异十分明显。虽然交战人员有数十万之多，可是战场上却好象空无一人，而战场上充满了子弹，每一发都足以打击战士的精神力量。所以，智慧的纪律变得比自动的纪律更为重要。从一九〇五年以后，军人就不仅要服从，而且还要思考，知道如何生活和如何战斗，不是以小时来计算时间，而是一连许多天。为了求生，所以圆锹十字镐与步枪成为相辅相成的兵器，正如剑与盾一样。同时铁丝网、机关枪和手榴弹的重要性更是日益增高。 虽然如此，在此次战争之后，机关枪又不再为人所注意，正如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的布尔战争后的情形一样。俄国人称它为“魔鬼的喷水壶”。《肉弹三勇士》一书的作者佐久里这样说：“弹带把枪弹送入枪膛，好比电影放映机换片子一样。请听它的声音！从近处听，只是迅速和连续的哒哒声，在深夜沉寂的远处听来，声音好象织布机一样。这是一种恐怖的声音！俄军把这种机关枪当作最好的朋友。当一支军队攻击敌方阵地时，毫无疑问，是机关枪使我们最感苦痛和受到最严重的损失。”克鲁泡特金所说也与此大致相同：“机关枪的价值现在变得如此巨大，使我们感到不可一时无此。照我的意见，每个步兵班应有机关枪一挺，派六个人去背负它和它的弹药。”
由于枪弹、堑壕和铁丝网使阵地正面逐渐变得无法加以攻击，所以炮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强。间接射击的方法完全打倒了直接射击的方法。特列季亚科夫将军对此有如下评论： “这里的事实明白的使每个人都认清了炮兵的真正价值。若能使敌方的炮声归于沉寂，就可以不经过特别困难的战斗而占领敌方阵地；因为一旦将敌方火力控制住之后，就可以任意选择攻击点，把自己的全部炮兵火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然后只要用相当少的人员即可以将其攻占。”
这里应该记住的是，在这场战争中，野战防御工事都只是一条单独的堑壕线，这是可以用大量炮兵火力来压倒的；假如是纵深防御形式，由于当时的野炮射程还不能够覆盖它们，所以也就无法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那么英国目击者霍姆少校的话就是完全正确的： “我获得的最大印象就是炮兵现在变成了决定性兵种，而所有其他兵种都变成了辅助品。炮兵的重要性已经无法再强调了，因为如果其他情形都相等，那么拥有最好炮兵的那一方面就几乎总是可以获胜。”
“我深信炮兵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所以是否应裁减其他兵种以大量增强炮兵，也是值得考虑的大问题。因为必要时，步兵大约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即可训练完成，而炮兵却是无法临时拼凑的。” “由于炮兵发展的突飞猛进，开始使人感到步兵火力的有效射程已不再能够超过六百码，超过这个距离之外，敌方的炮兵火力就可以阻止步兵使用步枪。”
可是在战后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战术上的变化，野战炮兵的需要，机关枪与铁丝网合用所具有的迟滞能力，都为人所忽视。日本在对七光炮台进行的最后攻击中使用了砒质毒烟，可是以后却没有人注意，或是联想到它的含意。 比这些战术变化更重要的还是日本胜利对世界事务的影响。这使俄国国内的革命细菌滋长得更为迅速，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也使德国对其东方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全力向西，使欧洲的权力平衡终告破坏。这也使英国放弃了孤立政策，这也正是“不列颠和平”的基础，为了重建平衡，它与德国日益疏远，而与法国日益亲善。此外，战争也向白种人的优势发起了挑战，唤醒了亚洲和非洲各民族，这对所有殖民帝国都是一个致命打击。虽然在当时这些后果很少为人所认识，可是帕夫诺维奇在《民族政策与殖民政策的问题以及第三国际》一书中却有下述评论：“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对亚洲人民的生活具有极大影响，正和法国革命对欧洲人民的影响一样。它促成了土耳其革命，使哈米德因之倒台。它也使波斯人获得了强烈刺激，使它同时对内改革，对外独立。对中国也一样。但是在每个地区，都由于欧洲的干涉而使民族自由的梦想未能实现。”
在非洲的影响也同样广泛。狄赛是一位在非洲住过四十年的英国人，他在《埃及的前途》一书中有过下述的评论：“过去土著们都深信即令他们再勇敢，也还是注定会被欧洲人击败。可是现在却突然觉醒了。因为俄国一向被人认为是欧洲最大的军事势力，现在却居然被日本击败了。陆军败逃，海军毁灭，要塞被攻占。日本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不管其他情形如何，他们既不是高加索人也不是基督徒。当然，这些非洲土著对日本还是一无所知，可是所有非洲人却都直接或间接的知道了，在远东的俄罗斯入侵军已经被一个素不知名的非欧洲民族击败了。” 但是这场世界性的革命却是在印度——不列颠帝国权力的枢纽——真正发展成形了。安德鲁斯在《印度的复兴》中说过：“甚至在极遥远的村庄，农民们都在纷纷谈论日本的胜利。一位在西亚有长期经验的土耳其领事告诉我说：在内地到处都可以看见这样的现象。亚洲已经在行动，几个世纪的迷梦终于被打破了。这是世界史中新的篇章的开始。亚洲的旧日光荣和伟大似乎又将恢复。”
普拉德汉在《印度的独立奋斗》中也有同样的看法：“日本胜利对印度人心的影响是不可能再加以夸大的了，印度学生开始研究日本历史，想发现其战胜欧洲最大强国的原因。他们的答案是日本人的爱国主义、自我牺牲和民族团结。这才是军事能力以外的奇迹力量。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和一九〇九年，印度学生纷纷到日本去留学，他们回国之后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中坚份子。” 所有这些事实都是这一战的后果。这是在亚洲的最东面打的，四百五十多年以前，在欧洲的最东面也有过一次同等伟大的冲突。一九〇五年的旅顺陷落，与一四五三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都同样是历史上为数极少的真正重大事件。

大事记（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美国崛起；中欧出现第二帝国；远东日本帝国的兴起；英法德三个海外帝国的扩张（从一八七〇年到这个世纪末，英国获得了土地四百七十五万四千平方英里，法国三百五十八万三千五百八十平方英里，德国一百零二万六千二百二十平方英里，比利时四十四万七千平方英里、而美国则吞食了残余的旧西班牙帝国）和南非黄金的大量涌出（从一八五〇到一八五三，世界黄金年产量从一百八十一万九千六百盎司，增到六百三十五万零一百零八盎司，以后一直稳定到一八九二年，然后在一九〇八年又迅速增加到二千一百五十二万九千三百盎司），使世界进入了战乱时代。德法英俄之间的合纵连横使世界性的冲突迫在眉睫了。
和历史惯例一样，冲突的近因通常都可以从上次战争（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结果中去搜寻。从普法战争结束直到俾斯麦被解除首相职务（一八九〇年）为止，他的政策都是稳定和确保德国已经赢得的和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方面设法孤立法国，另一方面则设法维持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一八七九年十月二日，他与奥匈帝国缔结了防御条约，就是所谓“两国同盟”。两年后法国占领突尼斯，又使俾斯麦获得了耍弄外交手段的机会。这一次的兼并使意大利大感不满，于是加入了两国同盟，而使其变成了“三国同盟”。这样的情形一直保持到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五日，在这一天，霍亨索伦王室的威廉二世（一八八八——一九一八年）成为德国皇帝。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由于他的父亲腓特烈二世逝世，使他有了继承大统的机会。
威廉二世性情冲动，头脑僵化，虽然勤勉、诚恳和具有爱国心，却是理想多于实际，爱慕虚荣，向以独裁者自居。他即位不久就宣布：“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他很希望成为一个超级军阀，虽然他使自己的国家在二十六年中没有投入战火，可是他的许多荒谬言论却早已足够使他在国际政治中成了一只斑螫。一八九〇年，他罢免了俾斯麦；第二年法国因为害怕这位德国的新主人，开始与俄国谈判，终于在一八九三年签订了防御性的同盟条约。两年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八九四——一九一八年）访问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
这样就成立了两个对立的同盟，虽然如此，只要大不列颠能置身事外，那么欧洲和平所感受到的威胁还是不会太大，而且即使发生战争，若无英国参加，那也很难蔓延到欧洲以外。不幸这种僵局终被打破，因为从一八九五年起，德国开始向海外发展，其第一炮就是德皇在建国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说，他说德意志帝国将不仅限于欧洲，而是要变成世界帝国。若能不把话挑明似乎更加聪明，但是“凯撒”的新世界政策却是普法战争之后德国迅速工业化的后果。从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五年，德国的人口已从四千一百万增加到五千五百万，其粮食供给已经逐渐要依赖国外贸易。为了支持其遍及世界的贸易商，所以德国必须以世界强国自居。很不幸，这就与大不列颠之间发生了商业冲突。
其次在一八九八年，为了保障德皇的扩张政策，德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扩充德国海军，其附加说明中明白指出：“建立大海军的目的，是要使最伟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向它挑战，否则就必须使其自己的优势有受到破坏的危险。”这一炮正对英国而发，当时它正因为当年九月在尼罗河畔的法绍达事件，几乎与法国到了战争边缘。接着在一八九九年，布尔战争爆发，英国才发现自己处于孤立地位，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对它表示敌意。这场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海军扩建法案，决定其舰队的永久编制为战列舰三十八艘和装甲巡洋舰二十艘，每艘船每二十五年更新一次。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由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一九〇———一九一〇年）继位。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在布尔战争中，德国对英国表示了敌意，加上其海军的扩张和德皇的“大吹法螺”，使英国也掀起了强烈的反德宣传，德国方面当然也不甘示弱。这种宣传却使两国间的真正争执原因反而被遮住了：德国其实无意向英国挑战，更不必说侵入英国——但这却是普通英国人的想法——可是德国海外贸易的巨大扩张和其商业船队的不断扩大，却使英国商业受到了极大威胁。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〇四年，德国的贸易总额从三亿六千五百万镑增加到了六亿一千万镑；商船吨位也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四。这种贸易斗争到一九〇七年已经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当时美国驻意大利大使亨利·怀特由美国国务院指派，到伦敦去探询英国政府对第一次海牙会议的意见。以下为他与英国外长巴福尔的谈话记录，见尼芬斯所著《亨利·怀特：美国外交三十年》一书：
巴福尔（低声的说）：“我们真是呆子，因为在德国建造了许多船只和抢夺了我们的商业之后，我们竟找不到一个理由向德国宣战。”
怀特：“在私生活中你是个心灵非常高尚的人。你为什么会想到这种政治上不合道义的事情，向一个完全无害的国家挑战？德国不是和英国一样有理由可以发展海军吗？如果想与德国在贸易上竞争，你们就应该更加努力工作。”
巴福尔：“那就是说要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准。或许对我们而言，还是发动战争比较简单。”
怀特：“你居然会有这样的思想，真使我大吃一惊。”
巴福尔：“这是一个‘是非’的问题吗？也许只是如何保持我们优势的问题。”
对这段谈话应注意的不是巴福尔个人的思想，而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原因，产生了一种经济方面的生存斗争，于是为了自保，人类只好回到丛林中的生活方式。原始斗争发生于人与野兽之间，现在这种工业性的斗争却发生于民族与民族之间——但充满兽性则完全一样。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圣路易发表演说，把这个问题的核心揭露出来了，他说：“为什么，我的同胞们，在这里没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甚至一个小孩，会明白现代世界的战争种子就是工业和商业上的对立呢？这次战争是一场商业和工业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政治战争。”差不多与此同时，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也这样写道：“权力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次战争及其目的似乎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学习。还是和过去每个世纪一样，英国又毁灭了一个贸易方面的敌人。”
爱德华七世在一九〇三年打破了英国在布尔战争中的孤立状况。那年春天他去访问巴黎，抵达时受到群众的奚落，而离去时却接受了他们的欢呼。他个人的优美风度，以及对他的外甥，德国的“凯撒”所表示的不支持态度，获得了法国人的好感。在他访法之后，英法之间即开始签订一系列协定，并于一九〇四年四月建立了英法“协约”。一个友好条约逐渐发展成为秘密的军事同盟。于是英国历史完全改变了轨迹。劳合·乔治在其战争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条约签字之后，罗斯贝里勋爵对他说：“好呀，我相信你一定和其他人一样对英法协约感到愉快？”乔治就说不错，并认为与法国之间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已经结束了。罗斯贝里勋爵却回答说：“你完全错了，这就是说结果一定要与德国开战！”
四年后，英国海军总参谋长费歇尔爵士更表现出他具有先见之明。他说：“我可以预言，如果英国为了应许法国的要求而使一支英国陆军在法国境内登陆并与德国交战，其结果将使英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这并非战败，因为我们是决不会屈服的——但是对我们的经济资源而言，却是一个致命打击，并且会使英国海军降级为‘辅助军种’”。
依照这个协约，两国政府开始解决他们间的重要殖民地争端。英国在埃及获得了自由处置权，而法国则在摩洛哥也获得了同等权利，唯一条件就是应尊重该国的主权完整。虽然如此，在十月法西两国却签定了一个条约，把摩洛哥瓜分了，并把这个密约的副本抄送英国外交部。虽然这与英法协议明显发生了抵触，可是英国外长兰斯道恩勋爵却无异议的接受了。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九〇五年三月，德皇因为对这个密约事前毫无所闻，还以为摩洛哥会变成第二个突尼斯，就出发访问丹吉尔。于是法国对他大肆攻击，为了阻止战争爆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建议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一九〇六年一月，会议在阿尔吉西拉斯举行，各强国同意维持摩洛哥独立。虽然会议使风波暂时平息，可是却使欧洲分成了两个对立阵营——德国和反德国两个方面——为了加强反德国方面的力量，英国外交部长格雷爵士又同意英法两国陆海军参谋本部之间进行秘密会谈。早在一九〇四年，费歇尔爵士就说服英国政府把英国舰队的重心从直布罗陀移到北海方面。次年，当他为第一艘“无畏”级战舰安放龙骨时，他就把德国的全部海军计划都摧毁了，因为“无畏”级战舰使所有现存的战舰都过时了。
阿尔吉西拉斯会议之后不久，英国政府又与俄国之间获得了谅解，其中有一项即同意瓜分波斯——这又是一个独立国家——为三个区域，南北分别为英俄两国的势力范围，而中间则为中立区。这个解决方案又使俄国在远东方面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可以集中全力参加欧洲政治中更加危险的赌博。于是三国协约面对着三国同盟，也就是说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就必须在东西两面作战。
当摩洛哥危机正使国际关系发生震动时，在英国又发生了一场海军恐慌症，这是考文垂兵工公司的穆里勒尔先生鼓动起来的，结果使英国政府、反对党和人民都大为震惊。因为是如此不合理，所以费歇尔才决定把真实情况向英王提出报告。一九〇七年底，他向国王如此报告：
“在本年（一九〇七年）三月中，这是一个绝对事实：德国既未建造一艘‘无畏’舰，同时在十八个月之内也未准备建造一艘战列舰或大型巡洋舰。德国战列舰的一半都只能与英国的装甲巡洋舰相提并论。事实上，现在英国有七艘‘无畏’级战舰和三艘‘无畏’级战斗巡洋舰（照我的看法，后面三者是‘无畏’级中最好的），一共有十艘已经建造完成或正在建造之中。而德国在本年三月，却还连一艘‘无畏’舰都没有。我们有驱逐舰一百二十三艘，潜艇四十艘。德国却只有驱逐舰四十八艘，潜艇一艘。德国海军部长蒂尔皮茨上将在其最近的秘密报告中说过，英国的海军实力现在要比德国强四倍。当然，我们将使英国海军永远保持这样的实力，但我们并不想向全世界公布。”
以后在一九〇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费歇尔又致书艾希尔勋爵说：“由于四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现在已在国内水域部署了两个装备完整的舰队，德国即使把所有的战舰都动员起来并投入战斗，也比不上我们两支舰队中的任何一支，我们有着无比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几年内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安心睡大觉了！德国并未疯狂造舰来与你作战！不，他们日夜担忧的是第二次‘哥本哈根轰击’，他们知道无论皮特或俾斯麦都会这样做的！”
虽然反对党领袖巴福尔先生明知这些事实，可是在一九一〇年一月的大选中却故意对德国展开了激烈攻击，以此促成人民的恐德心理，而为保守党争取选票。他宣称英国处于危险之中，海军实力不够充足。他说：“我可以向你们确证，多数国家一致认为英德之间的斗争已经无可幸免。”自由党的丘吉尔先生反驳说：“保守党对海军的态度简直可耻。这种政策是想造成不合理的恐慌现象，并且毫无理由的制造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
海军问题的关键是：英国每个政府的政策都是促使英国人民只注意到英德两国间的海军扩张关系，而并未考虑德国除了对英战争以外，还有其他有关海军的想法。英国完全忽略了假如德国与法俄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时其海军情况将会如何，可是这种情况却正是一九〇〇年以来德国海军政策的支配因素。蒂尔皮茨说过：“我们应能把俄国舰队封锁在波罗的海之内，同时又能阻止法国舰队进入波罗的海。”以下数字是从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四年各强国建造新舰的费用比较（单位为英镑），看完即可一目了然：
| 年份 | 英 国 | 法 国 | 俄 国 | 德 国 |
| 1909 |11,076,551| 4,517,766| 1,758,487|10,177,060|
| 1910 |14,755,289| 4,977,682| 1,424,013|11,392,851|
| 1911 |15,148,171| 5,876,659| 3,215,396|11,701,899|
| 1912 |16,132,558| 7,114,878| 6,897,580|11,491,187|
| 1913 |16,883,875| 8,093,064|12,082,516|11,010,883|
| 1914 |18,876,080|11,772,862|13,098,613|10,316,244|
一九一四年，奥意两国建造新舰的费用分别为四百零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六镑和三百二十三万七千镑。若加在德国的数字上，就可知道当战争爆发时，协约国花在造舰上的金钱要比同盟国方面多两倍半，而法俄两国的总和也比德国差不多大了两倍半。所以若说德国的海军扩建足以威胁英国，实在是无稽之谈。可是自从一九〇九年以来，这却经常成为宣传的对象。真正的原因并非德国海军威胁了英国，而是象巴福尔向怀特先生所抱怨的，德国的商业船队逐渐抢走了英国的生意，而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快要超过英国了。若这种情况听其发展下去，那么英国经济就有崩溃的可能。
一九一〇年五月六日，爱德华七世逝世，由他儿子乔治五世继位。但是在他加冕之前，一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摩洛哥又发生了另一次激烈的意外事件。法国政府希望能完全控制摩洛哥，就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而占领了非斯。虽然德国政府仍然不知道一九〇四年的密约，但却认为法国违反了阿尔吉西拉斯条约，于是立即派了一艘炮艇“豹”号到阿加迪尔去保护德国在摩洛哥的侨民和商业利益。劳合·乔治此时还是英国财政部长，就在伦敦市长官邸中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演说，几乎触发了战争。但是到十一月，终于还是获得了和平解决，结果法国在摩洛哥获得了自由处置权，而德国分得了法属刚果的一部分。这却不能使意大利满足，因为担心法国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占领的黎波里，它就以保护商业和侨民的“正常”借口向土耳其宣战，侵入的黎波里，并占领佐泽卡尼索群岛中的罗德岛等岛屿。
现在就从西欧再说到东欧，因为帝国的发展在那一方面也走上了同样危险的道路。
自从在远东方面被日本挫败之后，俄国又回过头来向西发展，因为它现在是法国的盟国，是三国协约中的一员，所以向这方面的发展就要比一八七七年的情形有利得多。俄国的目的是在欧洲重建权力平衡，第一是清算土耳其，第二是在精神上削弱奥匈帝国，第三是进一步在物质上削弱德国，企图使用的工具就是巴尔干国家，尤其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已于一八七八年获得了独立，但保加利亚仍为土耳其的属国，这是保加利亚人所不满的。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斐迪南亲王公开宣称他的国家是个独立王国。接着，奥匈帝国又兼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州。
这是俄国不能放过的好机会。俄国政府立即向巴尔干诸国发动宣传，告诉他们如再不停止内争，共御外侮，那么就有被奥匈帝国逐个吞并的危险。结果组成了“巴尔干同盟”，当意土战争发生时，它就认为这是牺牲土耳其以求扩张的最好机会。
一九一二年八月八日，当意土战争快要结束之际，黑山向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也都陆续加入。马其顿被塞尔维亚攻占，希腊占领了萨诺尼卡，保加利亚在屡次击败土军之后，前进到君士坦丁堡以西不到几英里远的地方。十二月三日，双方同意休战，但直到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才在伦敦签订了和约。可是和约签订之后，巴尔干诸国因为分赃问题而发生争吵。未经宣战，保加利亚就向塞尔维亚和希腊进攻。罗马尼亚也加入了战争，还有土耳其——现在由恩维尔帕夏所统治——也乘机收复了亚德里亚堡。结果保加利亚终被制服，八月十日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结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只剩下了亚德里亚堡和君士坦丁堡两座城及其周围地区，包括加利波利半岛。
虽然两次巴尔干战争几乎已把土耳其完全逐出了欧洲，可是对俄国而言第二次战争却是个挫败，因为它瓦解了巴尔干同盟。虽然如此，这却使欧洲处于紧张的情势之中，于是另一场危机又一触即发，从而足以使俄国当局可以继续执行其对奥政策。豪斯上校是美国威尔逊总统的无任所大使，他早就认识了这一点。一九一四年春天，他去访问柏林，在向美国总统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整个德国都象充了电一样。每个人的神经都很紧张。只要一个火花即可引起全面爆炸。只要英国一表示同意，法俄两国就会与德奥两国打起来。”
俄国所担心的就是英国会不同意。俄国驻英大使贝肯多夫写信给俄国外长萨扎诺夫说：“若不能离间英德关系，那么英俄协约就无法维持。”俄国担心的是时间的延误。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已经八十四岁，其皇储斐迪南大公是反对大塞尔维亚运动的主心骨。俄国决心不惜一切成本使南斯拉夫倾向俄国而不是奥匈帝国。这就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皇储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时的情形，于是战乱时代终于来临。
依照塞尔维亚驻德国代办波吉施维奇说明：“塞尔维亚早已获得俄国保证，说这一次它决不背弃塞尔维亚。此外更重要的是，俄国也告诉塞尔维亚说，对德奥的战争早已决定了，仅仅因为英法自愿被牵入战争，所以这个皇储被刺事件才能算是发动战争的有利借口。实际上，战争本身不过是奥塞两国之间的局部冲突而已。如果英国外相格雷爵士向俄法两国表示英国对冲突不感兴趣，并保持以后的完全自由行动权，那么这场欧洲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并且无须告诉德国。但是这些当然是有一个假设，那就是英国并未受到严重束缚以至于完全无法退出。”
很不幸的，不仅英国而且是整个世界都已作茧自缚。在秘密外交掩护之下，一九〇四年的“协约”已经变成了无法解脱的秘密军事同盟了。
七月二十三日，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送达贝尔格莱德，时限是四十八小时，为了阻止俄国采取行动，英外相格雷力劝塞尔维亚政府全面屈服，但是萨扎诺夫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他宣称这种最后通牒是史无前例的侵略行为，认为唯一避免与德国发生战争的方法就是使柏林当局认清其所面临的是协约国的联合力量。于是俄国下令部分动员。德国方面表示说，这个问题应由奥塞两国之间单独寻求解决，任何其他强国的干涉都足以引起无法计算的后果。德国是夹在法英俄之间，形势极不利于全面战争，可是就象德国白皮书所指出的：“如果俄法两国继续帮助塞尔维亚以危害奥匈帝国的生存，其结果将是奥匈帝国的逐渐崩溃，以及所有斯拉夫民族都归顺于俄国的旗帜之下，条顿民族在中欧就会无法立足。在俄国的大斯拉夫主义压迫之下，精神上已经削弱了的奥匈帝国就不再具有同盟的资格，那么德国也更难抵抗东西两面日益增加的压力。”所以德国毅然决定支持其同盟国。
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提出了答复，虽然措词恭顺，但因内容不完全，所以被奥匈帝国拒绝。于是奥匈帝国下了总动员令，并于二十八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也立即下了总动员令。二十九日，德国首相会见英国驻柏林的大使戈森爵士，说如果英国保持中立，一旦战胜法国之后，德国允许尊重法国的领土完整。英国拒绝了他的建议。
七月三十一日，德国驻圣彼德堡大使奉命把最后通牒送给俄国政府，要求它在十二小时之内停止动员，否则德国即将动员。因为俄国拒不作答，八月一日德俄两国进入战争状态。法国也下令进行总动员。
八月二日，意大利宣布中立（奥匈帝国直到八月六日才向俄国宣战），英国外相格雷通知法国政府：如果德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攻击法国，英国舰队将出面干涉。此时，早在八月二日，德军的骑兵巡逻队已经越过卢森堡国界。下午七点二十分，德国驻比利时大使把一个通牒交给比利时政府，要求准许德国部队在比利时境内享有自由通行的权利。如果比利时表示同意，战后德国将维持比利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答复期限为十二小时，结果被拒绝。
八月三日，比利时国王向英国国王提出私人呼吁，要求保护他的国家。下午六点四十五分，德国向法国宣战，九个小时之后，又向比利时宣战。最后，到八月四日下午三时，英国外交部才命令戈森爵士向德国政府要求保障比利时中立，这是有条约保证的，应该加以尊重。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回答说：“仅仅为了一束废纸，大不列颠竟愿意与同一种族的国家交战。”八月四日午夜，英国向德国宣战。
德国首相所说的话常被人批评，可是对一八三九年的条约而言，大致上却是正确的。这个条约即使不是一束“废纸”，也只不过是一张“灵符”；其中并未规定英国应负的责任，也未规定一旦任何国家侵入比利时领土时，英国就有派遣部队参战的义务。正如后来（一九一五年三月八日）英国《泰晤士报》指出的：即使德国不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的“荣誉和利益”也还是会逼迫它与法俄两国联合一致对德作战。如果该报编者再加上一个补充说：“以及国会所完全不知道的秘密外交和秘密义务”，那么其说法也许会更加正确。

第五章：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会战（上）

以奥塞两国之间的不幸事件为起点，这场战争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冲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强国都包括在内：日本和土耳其分别在八月二十三日和十月二十九日加入协约国及同盟国方面。一九一五年五月四日，本是三国同盟一份子的意大利也改变中立状态最终加入协约国方面。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国向德国宣战之后，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国家也都随之向德国宣战。战争变成了真正的全球性战争，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来充当仲裁者（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之后，罗马尼亚和葡萄牙也加入了，而保加利亚却加入了中欧同盟。希腊本想保持中立，但当联军占领萨诺尼卡之后，它就被迫加入了协约国方面）。

对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冲突，本书限于篇幅，因此对所有周边性的战事都无法详述，虽然其中许多都有巨大的历史影响。此外，作者也特意保留相当的篇幅，在叙述第一场决定性会战之前，先分析主要交战国在战前的军事理论，尤其是德法两国，因为他们是战术步伐的决定者。若不先了解这些理论，那么下述事实即无法解释：尽管在战争开始后六个星期之内德国即已遭到惨败，而战争却仍然拖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才停止。因为战争拖得太久，引起许多并发症，终于使历史轨迹发生了根本转折。

在此以前的四十年是军事理论的滋长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工业文明有了极大进步，对现有的科学时代而言，工业文明虽非摇篮，但至少可算是保姆。在这个时代的无数军事理论家当中，最杰出的要算是布鲁赫，因为他探索到了战争问题的根本。这是一位波兰籍银行家兼经济学家。一八九七年，他出版了一部分析现代战争问题的巨著，书名为《从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研究未来战争》。一八九九年英国有节译本问世，是斯特德编辑的，书名改为《战争可能发生吗？》

布鲁赫认为，战争的起因就是文明，因为在十九世纪末，人类文明已经快要通过农业时期而进入工业时期，所以战争性质当然也会随之改变。他说：“当你要应付的是一套全新的思想，那么总是谈论过去又有何益？只要把一百年前的情况与现在作个对比，就完全清楚了。在铁路、电报、轮船等发明之前，每个国家多少都是一个和谐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单位。现在一切都变了。由于生活需要，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与日俱增。所以战争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对方受到经济封锁。军人的地位下降，而经济家的地位却上升了。”所以战争已不再是一个有利的上诉法庭。而过去把战争当生意看待的观念也完全荒谬不经。从今天来看，战争是一种疯狂的土匪行为——自己抢劫自己的家产。

他又说：“战争结果的表面象征就是弹夹式来复枪的引用。由于自然演化，军人们已经完成了屠杀机器，最后终于会使他们自己归于毁灭。”

他对现代战争的描写可说极为正确，因为那正是十七年后的真正景象。他对这次战争本身的预测也同样准确：

“最初是屠杀程度日益增加，达到了无比可怕的程度，终至于无法推进部队使会战获得决定性结果。他们起初还以为仍然是在旧有条件下作战，尽量尝试使会战能获得决定性结果，最后才学会了教训，从此永远放弃这种企图。战争已不再是肉搏——在这种斗争中，作战双方互相考验物质和精神实力；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僵持局面，双方都互不相下，彼此对峙，虽然可以互相威胁，但是谁都不能进行最后而且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这就是未来的战争——不是战斗，而是饥馑；不是人员的杀伤，而是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崩溃。在下一次战争中，所有人都会进入堑壕。这将是一场伟大的堑壕战争。对军人而言，圆镐将和步枪一样成为不可或缺的武器。所有战争必然会具有围城战的性质，军人们可以随意进行战斗，可是最后决定权却操在‘饥饿’手中。”

他想象中的战争是三国同盟对两国同盟；在战场上的兵员总数将达一千万人；战场是如此辽阔，将使指挥成为不可能；骑兵会丧失作用，刺刀时代已经过去，而炮兵将成为主要兵种。

虽然他的预言对下一次战争有很正确的描写，可是布鲁赫却并未能使他的理论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他的分析是对的，进一步说，唯一不可能的就是战争决不会永远保持静止状态。要使他的预言完全灵验，必须使那个时代的条件永远不变，可是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就连续出现了许多新发明，注定要使战争的革命变得更为完整，这些要比公元前三千年人类学会利用骡马更重要。

在这许多发明当中，有两个对战争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那就是内燃机和无线电报（其他重要发明有：一八七六年贝尔发明的电话；一八八四年帕尔逊发明的蒸汽涡轮；一八八八年邓洛普发明的轮胎；一八八八年巴特尔发明的无限轨道牵引机。此外在本世纪的初期，卢瑟福和索迪开始研究原子核理论，这是原子弹发明的起源）。

从商业应用上来说，一八七六年，奥托博士首先发明了气体引擎。九年后，戴姆勒对加以改良，并把一具内燃机装在脚踏车上，这是第一部用石油推进的车辆。以后就用到四轮车辆上，到一八九五年就开始举行第一次汽车竞赛。从巴黎到波尔多再回到巴黎，优胜者以平均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走完了七百七十四英里的全程。最后才是一个最具革命意义的大捷。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的伏魔山上，O.莱特坐上了一架飞机，在天空中飞行了十二秒钟。六年后，布莱里奥乘一架单翼机，在三十一分钟内飞过了英吉利海峡。经过三千年时间，代达罗斯的神话终于变成了现实。在半个世纪之内，产生了一种新的“势力”，注定可以改变战争的面貌。

第二个重要发明——无线电报——其最初的理论形式，是在一八八七年由赫兹创始。他证明出在某种条件之下，一个电流火花可以发生某种效应，使其变成电波从空气中传播出去。这个发明引起了马可尼的注意，他终于发明了一种实用工具，可以检测出这些电波。这个工作很有成效，在一八九七年他发明了无线电报，传输了九英里，到一九〇一年，这个距离就增加到了三千英里以上。

这两个新发明，使战争进入了新的境界，这种巨大变化是火药和蒸汽的成就无法望其项背的。内燃机不仅在道路运输方面造成了革命，结果也使陆战方面同样发生了革命，更重要的却是解决了飞行问题，使战争进入了第三度空间。至于无线电报则更使战争进入了第四度空间，因为从各种意图和目标来说，无线电的传导能力不仅消灭了空间，而且也消灭了时间。这样就开辟了两个新的战场——一个是天空，一个是以太。

这两大变化，加上其他数十种较次等发明的结果，以及在冶金、化学、电力、生物等科学方面的巨大进步，产生了一种伟大的动力，若把煤炭和蒸汽所产生的力量作一对比，那真是小巫之于大巫。要夺取权力的是心灵而非物质，是思想而不是行为，尤其是一种幻想。新的物质出现了，新的能源被开发了，新的人生观也成形了。从心智，精神和物质上来说，整个世界都在蜕变之中——这个程序注定要把工业革命转变成为技术文明。

因为与非军事方面的进步脱节，所以军人们未能看清这一点。他们不能看清由于文明日趋技术化，军事权力最后也一定要跟着走上这条路：因此下一次战争与其说是军队与将军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工厂与技术家之间的冲突。由于科学的不断进步，所以战争不可能静止不动。即使是具有远见的布鲁赫先生也没有看清这一点。

很少有几个军人象他那样具有远见，而就算能够象他一样有远见，但也还是没有认清科学加上工业的力量，早已使他们手中握有如此强力的武器，若能加以适当组合，则足以阻止纯粹消耗战争。大多数军人都喜旧厌新，虽然如此，他们却对运动战思想具有信心，就这一方面而论，多数军人的意见都与布鲁赫的想法相反。譬如说，一九一二年，法国一位著名军事学家巴杜尔少校这样写道：“如果法德之间发生战争，我们认为不会有堑壕会战。象普列文和奉天会战的情形，在法国陆军参加的战争中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一九二三年，黑尔将军在其所著《炮兵》中发表的见解，更足以代表法国军人对战争的一般看法：“战争一定是短促的，而且充满了快速运动，机动为主要部分，是一场运动战。会战主体为双方步兵间的决战。陆军应该是一支人力的而非物质的陆军。炮兵仅为辅助兵种，重炮兵并不重要，让一支军队拥有过于笨重的炮兵实在毫无意义。”

这一派异端的领袖为福煦将军，格朗梅松将军和朗格鲁瓦将军，这个学派的激烈思想只有回教徒可以与他们相比。他们的主要原则就是认为对子弹的唯一答案就是精神——这简直是义和团式的巫术（杜皮克上校的《战斗研究》一书对这种思想的形成大有功劳。他过份夸张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价值。对于短兵相接的古典战斗，他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对于使用火枪和刺刀的时代，还可以勉强应用，到了来复枪时代，就要误尽苍生了。可是一八七一年以后，他的书在法国陆军中却成了圣经）。福煦引证德·梅斯特里的妙论说：“只有当一个人自己认为会战失败了，才是真正的失败，因为从物质方面来说，会战是不可能失败的。”福煦又补充道：“所以只会在精神上失败。反之，会战也可以在精神上来求得胜利，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格言引伸如下：只有当一个人不承认自己被击败了，那么会战才会胜利。”（见福煦所著《战争原理》）。

与这种狂言相配合，福煦又相信“任何火器的进步，其最终结果都只会增强进攻方的力量。”所以在会战中，可以遵循的唯一原则就是“进攻”！他似乎完全忽视了拿破仑的遗训：要想使进攻有利，一定需要炮兵。

可是德国的总参谋长（一八九———一九〇五年）施利芬伯爵，对此却有一部分认识，为了使进攻能胜过防御，他增加了德国陆军的重炮数量。但是他却并未认清单靠重炮本身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有以火炮为中心建立一种新型的战斗组织，才可以获得真正的优势。日俄战争之后，这也是各国陆军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战术问题，而且也并非模糊不清的问题。

以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术背景，这是看不见的一方面，至于显而易见的背景则有这些：

普法战争之后，法德两国的参谋本部都周期性修改他们的训练教范，而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在其内容中所表现出的战术思想，几乎完全是以进攻为基础的：上刺刀的突击仍然是公认的进攻方法。各国的教范之间当然也具有若干差异，主要是受民族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从性格方面来说，德国人厚重而有条理，法国人迅速而谨慎。法国遵照拿破仑的遗训，认为在进攻中为不使敌人发现，在获得有关敌方的情报之后，即应采取迂回路线，在会战中达到选定地点，进行决定性打击。德国则主张在发现敌人位置之后，应直接向其前进，一方面进行正面进攻，另一方面同时包围其侧翼。他们的体系是斯巴达式的，组成一个向前推进的“人墙”，缺乏总预备队。法国的体系是罗马式的，用较重的后方支援较轻的正面。德国人虽然认识到正面是无法攻入的，但却还是要进攻，以将其固定。法国人相信侧翼的进攻总是可以先下手为强，而对正面的进攻则并不能如此。简而言之，因为德国人是讲组织的，所以他们相信计划，而以暴力来支撑。法国人却是注重发展个性的，所以相信应巧妙的配合地形。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方法会造成混乱，所以他们将其信仰寄托在将领和计划上。法国人认为德国人的方法会造成重大伤亡，并且会磨钝进攻者的刀锋，所以他们将其信仰寄托在个别士兵的主动精神上。

至于步兵战术方面，德国主张用密集的火线开始进攻，不断向前推进，直到敌人火力发生效力的地点，然后用枪弹来打击敌人的阵地；接着向前爬行到距离敌方八百码到四百码的地方，以获得火力的优势。接着继续前进，直到一百码远的时候，才上刺刀冲锋。如果这种最后的前进被证明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后的前进运动应在黑夜中进行，然后在拂晓时发动突击。法国的理论基础就是杜皮克的思想：在控制火力之下，前进到距离敌方四百码远的地方，据他们的意见，认为到此时瞄准射击已不可能，所以损失可以减低，于是就开始上刺刀冲锋，以攻占敌军阵地。

双方的参谋本部都研究过日俄战争中的炮兵战术。法国认为一切说明日本炮兵优势的报告都不免夸大其辞。德国则明白了炮兵决斗和步兵进攻在会战中实在是一件事而不是两码事。对于所有非直接支援步兵进攻的火炮，双方都承认间接瞄准的利益；但是就整体而论，德国人却不喜欢进行有庇护的射击，他们认为自己的炮兵比起法国来占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若能从无掩蔽的阵地上，所有火炮同时向敌军发射，则可迅速击碎敌人。主要差异还是他们对榴弹炮的见解。普列文会战以后，德国已经采用了轻榴弹炮；而在奉天会战之后又采用了重榴弹炮。法国却不欢喜榴弹炮，认为他们的七十五毫米野炮已经完全够用了。他们认为重榴弹炮过于笨重，不适用于运动战。虽然德国声称这种重型炮弹对部队士气具有重大影响，可是法国却回答说：德国部队需要噪音来刺激，而法国部队则不然——因为他们太聪明了。

以上就是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四年的战术思想全貌。对比起来，在德法两军中，当然还是德军对日俄战争的教训学习得比较多。但是双方却都错过了其主要教训——在防御中是枪炮弹占上风，所以其自然后果就是野战工事。双方也都没有认清，除非在下一次战争中，一击之下即可获胜，否则由于火力的缘故，一场百万大军的战争（不是千百人之间的战争），必然会变成堑壕战争，而在堑壕战争中，其必然结果正是炮兵和弹药的大量增加。

| \ | | 法 | |英| | 俄 | |比| | 塞 | | 德 | | 奥 |

|步兵师| |六二| |六| |一一四| |六| |一一| |八七| |四九|

|骑兵师| |一〇| |二| | 三六 | |一| | 一 | |一一| |一一|

虽然武器的设计各有不同，但一般说来，标准是大致相同的。几乎所有的运输车辆都还在用马拖，卡车还只刚刚开始使用，宣战之时，英国军政部一共只有八十辆。不过，较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却已自由使用摩托化车辆。飞机的使用只限于极小的范围内：德国陆军只有飞机三百八十四架和飞艇（即可以驾驶的汽球）三十艘；法国人有飞机一百二十三架，飞艇十艘；英国人有飞机六十三架；这些飞行工具主要都用于侦察方面。若与过去的陆军作一比较，也许最重要的差异就是一九一四年的陆军拥有组织良好的师属有线通信连，而且也备有无线电收发报机。

法德两国的作战计划除了都是以进攻思想作为基础以外，其余则毫无相同之处。至于法军方面，尤其值得详加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典型例证，足以说明在拟定作战计划时应该避免哪些事情。

一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梅西米将军在卡约政府中担任了军政部长的职务；在四个月之内，他是第四个担任这个职务的人。三天后，他第一次会晤米歇尔将军和格朗梅松上校。米歇尔将军是最高战争会议的副议长，也是预定的战时总司令。格朗梅松上校是参谋本部的作战局长。这两个人关系极坏，而在米歇尔背后也正酝酿着一个政治和财政方面的阴谋，而这种阴谋正是法国民主政治种下的祸根。

米歇尔将军的观点是认为一旦德法两国发生战争，德国很可能会做这两件事：（一）在动员现役部队的同时也动员其预备役部队。（二）其主力前进线将通过比利时方向。所以他主张法国必须同样动员预备役部队，而作战计划的重点应以阻扰敌方的前进为原则。他建议的兵力分布如下：在里尔与阿维斯尼之间四十九万人；在伊尔松与勒泰尔之间二十八万人；在蒙梅迪与贝尔福之间三十万人，在巴黎附近则控制预备队二十二万人；一经判明德军计划之后，这支兵力即可用来增援上述任何方面。

因为好几种原因，这个计划与法国参谋本部的思想格格不入。其中比较最重要的就是当预备部队与现役部队混合时，将要延迟进攻作战的进度；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从一八一三年以来，预备役制度的创始者德国就一向采取这种混合办法。梅西米知道这一点，而且也知道在最高战争会议中有三位议员——加利埃尼将军，杜贝尔将军和杜朗将军——是反对米歇尔的。为了排除米歇尔，七月十九日他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大多数议员都投票否决动员预备役的问题，所以他就对米歇尔说因为同僚对他都已经失去了信任，他应该要求辞职。在这个最高战争会议中，只有米歇尔一个人认清了将来的情况和知道如何应付，可是却被开除了。现在梅西米就要寻找一个继任人选。

他首先想到加利埃尼将军，但因为他投票反对米歇尔，所以就被摆在一边；接着又征求鲍将军的意见，却被拒绝。于是他才转而要求霞飞将军出任该职，霞飞接受了任命。霞飞从来没有指挥过一个集团军——甚至连在纸面上都没有过这种机会——而且对参谋本部的工作更是一无所知。他要求任命福煦将军为总参谋长，但因为福煦是个天主教徒，所以未获允许。梅西米说他之所以选择霞飞，是因为他具有坚强、有力和高傲的人格，一种明白而略微迟缓的智慧，一种并不太迅速的决定力，以及临危不乱的冷静态度。尽管这些话说得很漂亮，可是梅西米本人却只是参谋本部人员的工具——是他们控制着陆军，所以事实真象似乎是这个不负责任的团体故意把霞飞推向前面，因为如佩森将军所说，他对所应做的事情简直毫无所知，所以很容易使他完全成为参谋本部的傀儡，对他们的要求完全同意。从参谋本部的观点来看，霞飞是个理想的傀儡。

霞飞是里韦萨尔特地方一个皮匠的儿子，出生于一八五二年。他是一个标准的法国农民——羸弱而不具幻想力、固执、刻苦、讲求实际。他知道自己的缺点，而且设法隐藏它们。他很少写或是宣读一份备忘录。他是心灵简单，热衷于简单的解决办法，所以他的幕僚对他所要应付的问题，总是拟出简单的大纲。作为统帅而言，他是一个战略性的真空，他的参谋本部就盘踞在这个真空之中。虽然如此，以一个战斗农民的身份，他却拯救了法国，因为他从不推卸责任，是一个拥有巨大勇气和蛮性的人。虽然在战争之前，他选择了自己的部下，可是一旦宣战之后，这些人都使他失望，于是他毫不客气地整批加以撤换。在一个月之内，从八月二日到九月六日，有两个集团军司令，十个军长和三十八个师长都被撤职，也就是说相当于他所指挥的高级将领的半数。

当时法国参谋本部所主张的理论就是“质量乘以速度”，这对霞飞的“牛性”也恰好非常适合。进攻成了他的唯一选择，受他影响，他的政治主人法利埃总统在一九一二年这样宣称说：“我决定毫不犹豫直向敌人进攻，只有进攻才适合我们军人的思想。”所以霞飞成了一个军事神秘主义学派的工具，这是一个柏格森主义的组织，是皮埃尔夫对法国参谋本部的刻薄称呼。他说：“这个组织的思想基础是反对和不信任智慧，而赞成直观式的神秘主义。”这些军事神秘主义者也就是霞飞的头脑，所有战争计划都出自这里。内容极为单纯，代表进攻至上的神秘主义思想。这也代表了波那尔将军的思想，此前的两个作战计划——第十五号和第十六号——都由他负责拟定。

波那尔是个饱学之士，但也是拿破仑的盲目崇拜者；因为他是个书呆子，所以获得了当代战略大师的美名。他的头脑充斥着拿破仑的说，无法使他的知识与正在变化的条件相配合。他的思想仍然充满了“菱形队形”和“营方阵”等观念，而对铁路、机关枪和速射炮等因素却毫无认识。他的基本思想就是力求简单。因为照他的设想，德国将集中大约十个军的兵力于图勒与埃皮纳勒之间，其正面宽度约为六十英里到八十英里。所以为了对付他们，唯一必要的途径就是构成一个由八十万人组成的营方阵——各集团军分为三线，第一线一个集团军，第二线三个集团军，第三线一个集团军。第一线集团军应与敌人进行正面交战，在其掩护下，第二和第三线集团军即开始进行迂回运动。这是“大象”式的耶拿机动，而波那尔却深信他已经发现了致胜的秘诀。

霞飞的这批少壮派采纳第十六号计划为基础以拟定他们的第十七号计划。其基础是两个假设。第一是德国最开始不会把预备部队和现役部队同样用在第一线上，所以其兵力在数量上不够同时向比利时和洛林进攻。第二是假设法军在进攻时是无法抵抗的，所以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法军集中在梅济耶尔和埃皮纳勒之间，然后直接向前开去。在这种思想后面又有“炼铁业公会”的支持，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洛林铁矿必须加以保护。

霞飞盲目采纳了这些思想，虽然他说他深信德国不会使用其预备役部队或通过比利时前进，可是话虽如此，在回忆录中他又说：“我们对他们在一九一三年十月九日所拟定的动员计划是早已知道的；我们知道在这个计划里已决定对预备役部队应和现役部队同样使用。”此外他又说在他手里有一张德国参谋本部在一九〇五年演习中使用的地图，表示德军曾研究用其右翼通过比利时的运动。此外一九〇六年的一个大规模图上演习计划中也表现出同样的意图。为了证明法国参谋本部的思想是正确的，一九一三年，布亚特中校伪造了一个文件，假装是在火车上捡到的。它表示德国在第一线不会使用预备役部队，而德军前进的路线是在默兹河右岸，以梅济耶尔为目标。

尽管事实上霞飞公开以拿破仑自居，可是就他本人而论，简直可说是毫无计划可言。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书面拟定的作战计划。我除了决定集中所有兵力以发动进攻以外，没有其他预定观念。所以我决定只把研究限制在集中方面，使其可以适应任何作战计划。”

虽然如此，在我们看来，他采取的集中计划完全与他的理想相背。其内容如下：

（一）第一集团军，司令为杜贝尔：集中在沙尔姆－阿尔什－达内地区，司令部设在埃皮纳勒。五个现役军，四个师和两个骑兵师：总数二十五万六千人。

（二）第二集团军，司令为德·卡斯特瑙：集中在圣文森特桥－米里库尔地区，司令部设在新堡。五个现役军，三个师和两个骑兵师：总数二十万人。

（三）第三集团军，司令为鲁弗利：集中在圣米耶尔－当维勒尔地区，司令部设在凡尔登。三个现役军，三个师和一个骑兵师：总数十六万八千人。

（四）第四集团军，司令为德·朗格勒：集中在瓦文库尔－巴勒杜克－伏瓦地区，司令部设在圣迪济耶。三个现役军和一个骑兵师：总数十九万三千人。

（五）第五集团军，司令为朗雷扎克：集中在格普雷德－叙普河－肖蒙－波尔西昂地区，司令部设在勒泰尔。五个现役军，五个师和一个骑兵师：总数二十五万四千人。

（六）骑兵军：军长为索尔德，集中在梅济耶尔，共三个师。

（七）右翼侧卫：集中在沃苏勒，共三个师。

（八）左翼侧卫：集中锡索讷，共三个师。

以上就是法国参谋本部所决定的兵力分配，并由霞飞批准执行，他的想法是，一旦宣战之后，第一集团军即应前进到巴卡拉－萨尔堡之线，第二集团军就应前进到沙林堡－萨尔堡之线以压倒敌人。

对手方面的计划虽然也同样是进攻性的，但内容却完全不同。一八九一年，施利芬伯爵接替老毛奇出任德军总参谋长，到一九〇五年他就修改了原有计划，把它完全推翻了。毛奇的想法是对俄国进攻，而对法国防御；但是当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之后，局势发生了变化，施利芬决定只留下十个师和局部区域部队以监视俄国，而集中其他一切力量来对付法国。他所采用的大战术并非象许多作家想象的那样，不是“坎尼”式而是“洛伊森”式的。他对法军兵力集中情形所作的估计简直和实际情况一样准确。所以他决定把七个集团军集中在克雷菲尔德－莫尔豪森之线，而以蒂永维尔－梅斯之间为中心。在梅斯以北为五个集团军，以南为两个集团军。前者共有三十五个半军，支援他们的有七个骑兵师，十六个国民兵旅和六个补充师，后者共有五个军，支援他们的是三个骑兵师。

接着他就计划以斜行队形前进，而以梅斯为枢纽。左翼方面预定最先与法军主力接触并把他们钉住，若不可能，就向后撤退以引诱敌人向莱茵河前进。同时，右翼方面则通过比利时，从西南面绕过巴黎，然后再向东前进，一直打击在法军的后背上，驱赶他们向德国和瑞士边界溃散。为了使这一翼有足够强大的兵力，他又决定当这个巨大的旋转运动进行之际，再从左翼方面抽调两个军来予以增援。

这个计划为他的后任所采用，分析这个计划时，有两个重要因素必须加以注意，这也正是施利芬的大战术的主要着眼点：

（一）右翼在作战时所经过的地区都是便于进攻的，其兵力强度以足够包围安特卫普、那慕尔及巴黎等地为原则，而巴黎又是法国的铁路中心和法国陆军的补给基地。

（二）左翼的作战地区都是便于防御的，其兵力强度以能引诱法军走入歧途，并认为是值得进攻的目标为限度。其任务是纯防御的。

一九〇六年，施利芬把这个计划交给他的后任小毛奇，这是德皇威廉二世亲自选定的，因为他以为单靠“毛奇”的威名已经足以吓坏那些邻国。这就揭示了德国高级指挥当局的最大弱点，在法国是政治性腐化，在德国却是皇室性的朽烂。和一七六三年以后的情形一样，德国陆军在一八七〇年以后已经获得了常胜的美名。威廉二世继位之后，就开始创立一支专为检阅摆样子的陆军，这也是他最热衷的玩具。他不能容忍真正有价值的军人，把这些人都摆在一边，专门任命皇亲贵族去担负高级军职——这些银样蜡枪头的将军对战争可说是一无所知。小毛奇便是这些活宝之一，他未在参谋大学中毕业，在他的服役经历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他叔父和皇帝的副官。一九一四年，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他的一切都模仿其叔父，殊不知老毛奇的参谋制度早已过时了。照他看来，军队是由参谋组织来指挥的，而实际上相当于总司令的他本人（只差一个名义而已），却自以为是象赛跑中的发令员一样，他所要做的只是把旗子一挥，以后的事情就听任那些将军们自己做主。他不主张应有执行方面的控制，甚至连接触都不需要，以后就可以看出，他和部下之间的联系可以说糟糕到了极点。

毛奇虽然接受了施利芬计划，但却把它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尽管如此，在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四年间，德国又新增了几个军。在俄国方面，他大致还是依照施利芬的老计划，一共保留着四个（现役的和预备的）军，一个预备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些国民兵部队，共计约二十万人。但是在西线方面，他就不仅把两翼之间的兵力比例作了彻底调整，而且在增强右翼之后，他的思想也就变成了“坎尼”式而非“洛伊森”式的了。（注：施利芬在晚年，思想上也似乎有一些改变。他好象在一九一二年曾考虑到沿整个正面——从比利时直到瑞士－都同时发动进攻。不过到临终时，他还是回到了他那个伟大的计划。他的最后遗言是：“你们要注意增强右翼。”）德国的作战处长塔本上校说过：由于技术原因，例如铁路等，毛奇才被迫作此改变。这种解释颇有疑问，因为真正的原因似乎是那些亲王为了增强他们集团军的实力，对毛奇施加压迫。

一九一〇年，他取消了从左翼抽调两个军增援右翼的计划，并将这六个补充师集中在梅斯附近。最后当新编成九个师之后，他把其中一个师加上从东线抽回来的一个师增加在右翼方面，而把其余八个师都增加在左翼方面。这样德方七个集团军的最初兵力部署如下：

（一）第一集团军，司令为克鲁克将军，司令部设在格里芬波赫。一共为七个军，三个骑兵师和三个国民兵旅。应前进到艾克斯－拉－夏佩勒，然后再到布鲁塞尔。总计三十二万人。

（二）第二集团军，司令为比洛将军，司令部设在蒙茹瓦。一共为六个军，两个骑兵师和两个国民兵旅。应攻占列日，然后其右翼前进到瓦夫尔，左翼前进到那慕尔。总计二十六万人。

（三）第三集团军，司令为豪森将军，司令部设在普罗姆，一共有四个军和一个国民兵旅。应向西前进使其右翼达到那慕尔，左翼达到吉维特。总计十八万人。

（四）第四集团军，司令为符腾堡公爵，司令部设在特雷弗。一共为五个军和一个国民兵旅。应向西前进使右翼达到弗拉梅，左翼达到阿尔隆以北的阿特尔特。总计十八万人。

（五）第五集团军，司令为德国皇储，司令部设在萨尔布吕肯。一共为五个军，一个师，两个骑兵师和五个国民兵旅。左翼留在蒂永维尔，而右翼则前进到弗洛伦维尔。总计二十万人。

（六）第六集团军，司令为巴伐里亚的鲁普里赫特亲王，司令部设在圣艾弗尔德。一共为五个军，三个骑兵师和四个补充师。应前进到摩泽尔河并进攻法军将他们钉住。总计二十二万人。

（七）第七集团军，司令为施林根将军，司令部设在斯特拉斯堡。一共为三个军，一个师，两个补充师和四个国民兵旅。应前进到默尔特河或向洛林实行反攻。总计十二万五千人。

虽然施利芬计划的外观没有变动，可是其实质却完全改变了，因为左右两翼的比重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原有计划中是右翼方面五十九个师，左翼方面九个师。现在的计划是右翼方面五十五个师，左翼方面二十三个师。用百分比来表示：施利芬计划中的比例为一百比十五；而毛奇计划中的比例为一百比四十二。而且施利芬的原意是当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州被纠缠住之后，即将两个军调往右翼，这个比例就更由一百比十五降到一百比九了。因此左翼方面必须被迫向后移动。

现在的新计划显示出的是两翼攻势，位于南面的左翼本应引诱敌军向东前进，以使北面的右翼更便于旋转来打击敌人的后背；现在却反过来向西推进，这是与原意完全相反的。这既非坎尼又不是洛伊森。无论称其为哪一种，都足以使汉尼拔或腓特烈大帝在地下顿足。

这个巨大的德军方阵组成之际，外表颇为坚强，可是其内在结构却十分脆弱。在遥远的东普鲁士，普里特维茨将军正集中其比较微弱的兵力准备阻止俄国乌合之众的冲击。反之在巴黎方面却充满了混乱和不协调。五月，梅西米将军再度出任军政部长，据说他只是经常打电话询问消息和给与一些没有意义的命令，而完全没有感觉到他在此时此地的重大责任。七月三十一日，除了财政问题以外，没有讨论其他问题。八月二日，法国开始动员；八月三日，霞飞召集各集团军司令开会。他还是保持其含蓄态度，只向他们空泛的说明，准备采取的进攻路线大致为两个联合进攻。一个在洛林境内，另一个在凡尔登－图勒之线以北。八月四日，他在维特里设立了总部；此时毛奇尚在柏林，后来才到了科布伦茨。

当霞飞召集其集团军司令开会时，马尔维茨将军指挥的德国骑兵军已在盖默尼希越过了比利时国界，八月五日，德军要求列日守军投降，但遭到勒芒将军拒绝。第二天，德军的突击失败了。第一集团军的军需总监鲁登道夫将军开始负责指挥进攻。八月七日，他的部队从要塞间渗入并攻进该城。八月十二日，德军把一些四百二十毫米榴弹炮送上前方，要塞被击破。到十六日，列日完全落入德军手中。

此时，杜贝尔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的一个支队已经进入莫尔豪森。到八月七日，在比利时边界已经发现德方五个军的番号，朗雷扎克就向霞飞报告，说德军的意图很可能是要沿默兹河左岸作战。他获得的答复是：“如果这样就更好了。”霞飞仍然深信德军主力留在提昂维尔和梅斯地区。所以在八月八日，他命令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准备进攻。这就是说他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是准备攻入洛林的。进攻在八月十四日发动，当时依照原定计划，鲁普里赫特亲王的第六集团军就向后撤退。

此时，朗雷扎克仍持续不断的向霞飞提出警告，说德军主力是在比利时方面，但是毫无效果。直到八月十五日霞飞才说：“这个假想开始变成事实了。”到十八日，他已经感到相当困惑，就新成立了一个洛林集团军，由莫努里将军任司令，以保护第二集团军的左翼。至于第一集团军的右翼则早已受到阿尔萨斯集团军的保护，这是在八月九日成立的，其司令为鲍将军。

虽然霞飞并不太明白，可是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的地位却已笈笈可危，如果鲁普里赫特能继续后退，那么这种危险就会大大加剧。可是在其充满雄心的参谋长德尔曼辛根上校——这是第六集团军的真正指挥官——劝说之下，鲁普里赫特获得了上级允许，抽出六个补充师，加上第七集团军（早已由他指挥），于八月二十日向法军发动了反攻。法方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本来已经不知不觉走进了陷阱，现在却被他推了出来，使他们向南锡和默尔特河退却。这是对施利芬－毛奇计划钉下的第一颗棺材钉。因为现在形势已经如此不平衡，所以毛奇只好放弃用左翼充当右翼预备队的计划，而代之以两面包围的计划。结果是从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七日，德方第六和第七两个集团军在法方的设防地区自己撞成了碎片。施利芬早就提出过警告，叫他们不要从这个地区进攻。

当鲁普里赫特和德尔曼辛根正破坏德国的战争计划时，霞飞却在“暗杀”他的将军们。因为进攻已经失败，所以必须寻找一批替罪羊来为梅西米将军顶罪。八月二十四日，梅西米写信给霞飞说：“我认为和一七九三年的情形一样，只有两种惩罚方法，就是撤职和死刑。你要想胜利，就得拿出最迅速、野蛮而具有决定性的方法。”对法国而言可说是万幸，八月二十七日，梅西米被免职了。

在鲁普里赫特发动进攻的前两天，德方第一、第二和第三集团军开始通过比利时向前推进，比军的大部分向安特卫普退却。于是施利芬－毛奇计划又钉下了第二颗棺材钉，因为克鲁克将军奉命把第三预备军留下来监视安特卫普。也就是说其兵力减少了三万五千余人。当他们前进到那慕尔之后，第三颗钉又钉下去了：因为为了围攻该城，第二集团军留下了近卫预备军，第三集团军留下了第十一军和第七预备军的一个师。八月二十一日，德国第二集团军与法国第五集团军接触，而克鲁克现在由比洛指挥，奉命向西南前进，而不再向西前进——这是第四颗钉子，因为如果他不改变原定方向，就不会在蒙斯与英国远征军一头撞上，而会迂回过去，这样就可能将英国远征军歼灭。八月二十二日，德军到了松布耳河。

在这个事件发生前两天，霞飞似乎突然看到了一线光明，他说：“德军的运动已经清晰可辨。”可是从他的行动看来，他对德国这个从比利时境内辗过的巨大车轮的可怕性质，仍然只有模糊不清的概念。他并未企图击碎前进中的德军右翼，却命令第三和第四两个集团军进入阿登山地，以切断德军与其基地间的联系，并命令在他们左面的第五集团军与英国远征军合作（其最后部队正要登陆），以挡住正在向前冲击的潮头。

法方第三和第四两个集团军原先指定的目标是阿尔隆和新堡，而他们的前进又与德方的第四和第五两个集团军遭遇。接着就是阿登之战，照德国的说法，叫作隆维和新堡之战。在这一战中，法国第四集团军受到严重挫败，八月二十四日，第三集团军退到默兹河后面。和在洛林的攻势一样，进攻完全失败了。

此时，法国第五集团军在朗雷扎克指挥下也到了松布耳河。八月二十二日，在正面与比洛的德国第二集团军遭遇，而右翼方面又受到豪森的第三集团军进攻。结果发生了查利瓦会战，德方则称之为那慕尔会战，朗雷扎克被迫后退，而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英军则撤往蒙斯。在那里英军被隔断，在受到克鲁克第一集团军的进攻之后，于二十四日被迫继续后撤。这一天的全部情况是整个法军左翼都在撤退，而整个德军左翼则在默尔特河下游地区，从图勒到南锡，然后再到圣迪耶之间，自动撞成了碎片。

为了了解此后西线方面的发展，首先必须探讨东线方面的情形。

俄国的原定计划是想用第一集团军来挡住德军，而集中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八集团军向奥地利发动猛烈进攻，第二集团军则留在华沙作为预备队，第九集团军留在圣彼得堡以阻止可能侵入的德军。刚刚动员之后，为了协助法国，这个计划又匆匆加以改变：第二集团军奉命向东普鲁士运动，以求与第一集团军合作，而第九集团军则顶替了预备队任务。这样俄军分组成为两个方面军：

（一）西北方面军，总司令为吉林斯基将军，包括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司令分别为连年坎普夫将军和萨姆索洛夫将军。

（二）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为伊凡诺夫将军，包括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八集团军。全部俄国陆军由尼古拉大公统率。

第一集团军位于维尔纳地区，第二集团军位于纳雷夫河上。第一集团军包括第三、第四和第二十军，另有五个骑兵师作为支援。第二集团军包括第二、第六、第十三、第十五和第二十三军，另加三个骑兵师。

俄方第一集团军约为二十万人，第二集团军约为二十五万人，所以在数量上远比现在据守东普鲁士的德国第八集团军占优，但是在素质和指挥方面却完全不是德国的对手。此外，德国的铁路体系无论在哪一方面也都远比俄国优越。

虽然从日俄战争战败之后，俄军已经有了相当进步，可是俄国人的本性却无法改变，他们对一切都缺乏思考，而且任何事情都能使他们遭到突袭。俄国的将领们能力都很差，更糟糕的却是他们都迫切希望与敌人进行战斗。参谋人员的效率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以第二集团军而论，他们的参谋人员就“只有罗盘而无地图”，由此可见一斑。诺克斯将军是英国的军事武官，他曾与这个集团军一同行动，他说：“有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与我同行，他是华沙一家巧克力糖厂的小厮，他之所以能荣任第二集团军的参谋，是因为他会画讽刺画。”

原有的施利芬计划是在一九〇五年拟定的，当时俄国正是力量最弱之时。其基础就是维斯瓦河的天然形势——大致象一个巨大的“S”。其中心为华沙，北端顶点是但泽，南端顶点是克拉科夫，而在这个“S”大弯中，北部为索恩要塞，南部为桑多梅日要塞。

以这个形势为基础，施利芬开始拟定计划。因为他假设俄军主力会集中在华沙与桑多梅日之间，所以决定面对敌人构成一个较弱的正面，而两端则依托两个强力集团：南端为奥匈军，应向卢布林前进，北端为德军，应向普图斯克进攻。因为他估计俄军在部署兵力时要花六七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他认为能够坚守到他击败法军为止，此后即迅速从西线把兵力调过来，然后再打一场真正的“坎尼”式的大规模会战。

到一九一三年，上述情况已经改变，因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所损伤的元气已经恢复了一大部分。此外他们也已经增强了西部铁路体系，所以毛奇认为俄国的动员时间一定可以缩短，这是正确的。因此他决定在东线也需要一个具有适当组织的集团军——就是第八集团军。他给这个集团军分配有下述兵力：第一军，军长为弗朗索瓦将军；第十七军，军长为马肯森将军；第二十军，军长为舒尔茨将军；第一预备军，军长为贝洛将军；第三预备军，军长为摩根将军；第一骑兵师，师长为布里赫特将军；加上三个国民兵旅，以及在东普鲁士境内的所有要塞部队。全部兵力均由普里特维茨将军指挥，当优势巨大的俄军前进时，他所奉到的指示是退往维斯瓦河左岸。

刚一宣战，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长康拉德将军就向卢布林发动了进攻，但被击退到伦贝格，此时，普里特维茨把他的十六万人（不包括国民兵在内）部队作了下述的部署：

（一）从安格堡到波罗的海，在安格拉普河和普里格尔河以南，用第一预备军，第十七军和第一军防守正面；对普里格尔河以北沿德伊姆河地区，他指定由柯尼斯堡的要塞部队负责。

（二）从约翰尼斯堡到索恩，并以德意志艾劳为基地，他使用第二十军。目的是保护补给军队的铁路。并用索恩和格劳登茨的要塞部队来支援。

当普里特维茨将军正在据守这条防线时，连年坎普夫采取了真正俄国人的姿态，不等其后勤部队完成动员，就在八月十七日越过国界。他在斯塔鲁普仑击退了德国前卫部队，并在贡宾南击败了德国第八集团军的左翼。此时，他的补给体系失灵了，而铁路的轨道也由宽变窄。四天后，萨姆索洛夫也进入了东普鲁士。八月二十二日他占领了威伦堡，二十三日又占领了什奇特诺和赖登堡。他的前进情形更为混乱。德国人对此有这样的描写：

“全军从比亚威斯托克前进时即缺乏粮食补给。甚至尚未到达纳雷夫，行军纪律即已经糟糕到了极点，从那条河到普鲁士边界，俄军纵队必须越过河流徒涉而过。部队的神经都极为紧张，见到飞机就开枪，甚至还射击自己的汽车。高级指挥官对敌人的行动简直毫无所知。各军长所知道的情报最多只限于邻近目标，例如，对连年坎普夫集团军的任务，他们就一点都不知道。”

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的各部队之间根本毫无合作可言。第二军所奉命令是要在两个集团军之间前进，但却与两边都失去了接触。又有人认为形成这种缺乏团结现象的原因是萨姆索洛夫与连年坎普夫二人有私怨。但更加合理的解释，却是俄国骑兵本就缺乏效率。尤其是哥萨克人，实际上与土匪无异。

德国第八集团军在贡宾南的挫败虽然不过是个战术事件，却引起了最惊人的战略后果。

第一，连年坎普夫本来快被击败了，转败为胜之后就十分高兴，坐下来欣赏胜利，由此可见俄国人的心理是何等古怪，这可以引证目击者诺克斯将军的叙述：

“B先生问连年坎普夫是否可以上床睡觉，他回答说可以，但最好不要脱衣服。他躺下一个小时之后，连年坎普夫却把他叫醒，他站在床边微笑着说：“现在你可以脱下衣服了，德国人已在退却中。”

就象诺克斯评论的，这才不是脱衣睡觉的时候，而应该尽最大努力与退却中的敌军保持接触。

第二，因为萨姆索洛夫相信第八集团军已被击溃，他就对敌人完全不作警戒，与连年坎普夫也失去了接触，直接向德意志艾劳挺进，以求切断普里特维茨与其基地的联系。

第三，当普里特维茨知道敌军前进的消息之后大惊，命令全军向维斯瓦河撤退。由于格鲁伦特将军和霍夫曼将军的忠告，他才取消了这道命令，这对德国而言可谓万幸，因为俄国第二集团军距离维斯瓦河比德军更近。于是他决定向萨姆索洛夫左翼进攻。在八月二十日黄昏时分下达了如下命令：第二十军应集中在霍亨斯坦。第一军和第三预备军应利用铁路运往第二十军右翼。柯尼斯堡要塞守备部队据守普里格尔－德伊姆之线。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则向正西撤退。

说也奇怪，贡宾南的挫败加上普里特维茨的神经过敏，使这个事件注定要改变这个会战的整个结果。不仅在东线，而且连西线也受到了影响。

第五章：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会战（下）

当在科布伦茨的德军总部听到贡宾南挫败的消息之后，接着又收到普里特维茨准备向维斯瓦河退却的命令副本，虽然这合乎原定计划，但结果就象鲁登道夫所说的那样“足以招致覆灭”。德国当局决定作两点更改。第一是为第八集团军寻找一位新指挥官，第二就是增强其兵力——这点留待下文讨论。他们首先打电报给兴登堡将军，要他接替普里特维茨的职务。兴登堡是个老军人，生于一八四七年，参加过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的两次战争，现在退休住在汉诺威。他的回电是：“我已准备就绪。”同一天（八月二十二日），也送了一封信给鲁登道夫，通知他已经被任命为兴登堡的参谋长。在瓦夫尔与那慕尔之间找到了鲁登道夫。他接到通知就立即上了汽车，高速赶到科布伦茨。他报到之后，毛奇就把东战场的情况详细向他解释。此后应鲁登道夫的要求，对普里特维茨发出了下述训令：

“第一预备军，第十七军和柯尼斯堡守备部队的预备队主力都应停止不动。第一军不应在盖瑟茨豪森而应在舒尔茨将军附近位置下车，即德意志艾劳以东某处。从索恩、库尔姆、格劳登茨和马尔堡等要塞的守备部队中应尽量抽出兵力，送到斯特拉斯堡和勒岑堡等地。这样在东普鲁士的西南面就组成了一个强力集团，足以发动进攻；而北面的部队或是继续向西南方向退却，或直接向南前进，以协助对俄国第二集团军的作战。”

鲁登道夫并不知道，由于格鲁伦特和霍夫曼二人的建议，第八集团军正在采取与上述命令类似的措施。

这些命令发出之后，鲁登道夫赶在汉诺威与兴登堡会晤，并一同前往马尔堡，于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到达。在那里他们才知道情况已经改变。退到维斯瓦河后面的决定已经放弃。他们也得知连年坎普夫的军队仍然没有积极行动；第二十军左翼方面的第三十七师曾受到猛烈进攻，正在撤退之中；萨姆索洛夫的追击命令是用明码拍发的，也已被截获；更主要的是从一位被俘的俄国军官身上找到了吉林斯基的作战计划。兴登堡在回忆录中说：“这告诉我们，连年坎普夫的集团军准备从北面越过马祖里湖，前进到茵斯特堡－安格堡之线。进攻目标为假设躲在安吉拉普河后面的德军，而第二集团军则应越过勒岑——普特斯堡之线以进攻德军侧翼。”

此时，萨姆索洛夫缓缓向西运动，正面约宽六十英里。从左到右，他的兵力分布如下：第一、第二十三、第十五、第十三和第六这五个军。第二军现已为第一军代替，第一军则已编入第一集团军。这个行动加大了两个集团军间的空隙，而萨姆索洛夫为了使补给较为方便起见，又命令他的左翼前进到新乔治维斯克－姆瓦瓦－索尔道的铁路线上，这就把他的右翼拉得离连年坎普夫更远了。

鲁登道夫的慧眼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个空隙，并决心利用这个弱点。他决定留下一道单薄的屏障兵力以牵制连年坎普夫，然后集中其余一切力量打击萨姆索洛夫。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会战计划逐渐成形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否真正把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从他们面对连年坎普夫的位置上抽出来，使他们加入第八集团军，一起打击纳雷夫集团军。这完全要连年坎普夫自己来决定，如果他知道如何充份利用其在贡宾南的胜利而迅速前进，那么我的计划就会成为泡影。”

“我们逐渐发现连年坎普夫只是缓慢前进。所以这两个军可以逐渐抽出，使其向正南方运动，以比绍夫斯堡－赖登堡为目标。”

“接着，在第一骑兵师和第一预备军保护下，第十七军向南经过施芬贝尔移到比绍夫斯坦。它已经通过第一预备军的后方，八月二十六日，又从比绍夫斯坦前进到了比绍夫斯堡。第一军在施芬贝尔之南，也向塞堡方向移动。现在只留下了第一骑兵师在施芬贝尔附近和南方面对着连年坎普夫。在二十六日这一天，这个师的第一骑兵旅也奉到命令，抽出来从鲁塞尔前进到森斯堡。所以从八月二十七日以后，在马尔湖到普里格尔河之间地区，一共只有两个骑兵旅面对着俄军。而连年坎普夫的部队却有二十四个兵力强大的步兵师，另外加上好几个骑兵师。”

“在这一线，这两个军正在俄方纳雷夫集团军后面行军，从赖登堡直达奥尔什丁。在行军中，他们的后方对着连年坎普夫的集团军，毫无适当的保护，其间所隔距离不过两三天行程。当会战在二十七日真正展开之后，连年坎普夫的巨大兵力始终有如一朵具有威胁的雷雨云，挂在东北面的天空上。”

这个计划具有高度的果敢和良好的判断，其结果不仅使这场会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卓越的一个，而且也有极大的战术决定性。

鲁登道夫说；“一位将军要能够‘负重’，而且需要坚强的神经。文人们常有这种想法，以为战争好象算数问题一样，由已知来求未知。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在这种斗争中，物质力量和心理力量交织在一起，而数量居于劣势的一方尤为困难。这种工作中包括许多人员，其个性和观点都各有不同。其中唯一已知的常数就是将领的意志。”

这些话都是至理名言，它们告诉我们，当指挥艺术发展到其最高形式时，所代表的就是意志和思想的结合，而不仅是简单的计算问题。

八月二十六日进行的是两个作战。当第二十军的一半兵力加上戈尔茨将军率领的国民兵在中央挡住萨姆索洛夫的主力时，（一）第一军和第二十军的另一半兵力在乌斯道进攻俄军左面，并将俄方第一军击退。（二）从北面，第一预备军和在其左面的第十七军则进攻俄方第六军，在比绍夫斯堡击退了其中的一个师。现在两翼都已肃清，就可以对萨姆索洛夫的中央兵力——第十三军、第十五军和二十三军——实行两面包围。

当这个向心运动进行之际，萨姆索洛夫正与第十五军在一起，监督他们前进。虽然他对其他部队一点消息来源都没有，可是据诺克斯将军所说，他感到烦恼的却是没有接到他太太的来信。当他听说第一军受到进攻的消息，马上按剑而起，要赶去看看实际情形如何。

第二天，当连年坎普夫还在缓缓地向柯尼斯堡前进时，进攻仍在继续。萨姆索洛夫的左面开始发生巨大混乱：在赖登堡的部队已经发生了恐慌现象，而在中央部分，当第十三军的许多人到了奥尔什丁之后，获得的印象好象已经进了柏林一样。

那天黄昏，在德军左面，第一预备军占领了瓦尔腾堡，这在奥尔什丁东北，相距约八英里。其左面的第十七军接近比绍夫斯堡，而在它的右边，第一军仍在乌斯道附近，准备向赖登堡前进。萨姆索洛夫的中央兵力在奥尔什丁与栋布鲁夫诺之间缓缓向前推进。

对八月二十八日的作战，鲁登道夫的命令如下：第一军应占领赖登堡，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应放弃对俄国第六军的追击，向西南前进至巴森海姆，以进攻俄方第十三军右翼。此时第二十军也应采取攻势，而戈尔茨的国民兵则进攻霍亨斯坦。他的想法是，当德军中央部分进攻时，其两翼则分别向威伦堡集中以包围俄军的中央部队。

虽然在八月二十八日上午会战开始时对德军不利，但到了下午，霍亨斯坦被攻占了，其后不久，第一预备集团军也到了奥尔什丁以南，而第一军则在赖登堡以北，控制了俄军中央部分的左翼。第二天，俄方第一军又在战场上出现，当他们向德方第一军后方进攻时，曾使德军右翼方面一度感到情况紧张。不过当这个两面包围向萨姆索洛夫的中央逼拢时，它也被击退了。

终点已经快到了。八月三十日，俄军中央部分已被包围，到三十一日——就是兴登堡所说的“收获之日”——他向德皇发出了下述电报：

“我诚惶诚恐的报告陛下，昨天对俄军大部已经完成了合围。敌方第十三、第十五及第十八（即第二十三军）三个军已被击毁。我们已经收容了六万人以上的俘虏，其中包括第十三军和第十五军的军长在内。火炮都遗弃在森林中，现在正在收缴。战利品极多，现在无法准确估计。在我们包围圈之外的俄国第一和第六军也受到重大损失，现在正通过姆瓦瓦和梅希涅茨迅速溃逃。”

当散布在森林中的德军营地内响起一片“洛伊森会战”赞美诗般的歌声时，萨姆索洛夫由五个参谋人员陪伴，在黑夜中徒步向俄国边界逃走。因为体力不济而落后，最后终于失踪。他的命运不详，不过大家都相信他已经自杀了。

这样就结束了这场伟大的会战。鲁登道夫称之为坦能堡会战，坦能堡是一个小村庄，在乌斯道北面，一四一〇年，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曾在这里击败了条顿武士，所以鲁登道夫命名的意义，是认为这一战报了“九世之仇”。虽然对战争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如果德军战败，则战争的轨迹可能会完全改变。话虽如此，它对西战场的间接影响却仍然非常巨大。

在西线，对整场战争而言，也许最足以影响法德两国命运的日子莫过于八月二十五日这天。在这一天，法国总司令作出了决定，而德国的指挥官因为受其部下强迫，也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人就是德军总部的作战处长塔本上校。

塔本相信在西线已经赢得了伟大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东普鲁士的情形使他感到烦恼，所以认为应立即派兵加以增援。这个建议与毛奇的原有意图也是相符的，他本来就主张只要兵力可以抽调时，应立即从西线调出六个军送往东普鲁士。原定从左翼，中央和右翼三方面各抽出两个军。因为塔本认为现在已经可以抽调兵力了，毛奇就向鲁普里赫特和皇储征求意见，但他们都激烈反对，他就决定只从第二和第三两个集团军中各抽调一个军。塔本此时就以电话通知鲁登道夫，说已有三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奉命增援第八集团军。鲁登道夫说已经无此需要，但塔本却回答说：“这些部队是可以抽调的。”第二天他又与鲁登道夫通电话，告诉他只有第十一军和近卫预备军（现在都正在围攻那慕尔）和第八骑兵师是可以抽调的，而第五军在西线还有需要。

鲁登道夫告诉他，这些部队已经赶不上正在进行的会战，所以不必调动他们（鲁登道夫非常担心从西线右翼抽调部队会影响全局。所以他说如果毛奇一定要送援兵来，就应该从左翼方面抽调）。

似乎这些谈话内容根本上未向毛奇报告，所以结果他还是命令第二集团军抽出近卫预备军，第三集团军抽出第十一军和第八骑兵师。毫无疑问，选择这两个集团军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司令不是皇族。尽管事实上他们的兵力已经抽得够多了：第三军和第九预备军调往安特卫普，第七军调往毛布基，另外在吉维特和布鲁塞尔又留下了一些守兵。总的说来，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右翼，现在已由三十四个师减到了二十五个师，若加上死伤的数字，已经损失其原有实力的三分之一了。

当施利芬－毛奇计划正在自动毁灭时，法国人对此当然还是一无所知，由于他们的第十七号计划已经完全崩溃，而部队又屡战屡败，已使巴黎城内发生了极大恐慌。虽然如此，在八月二十五日那天，当法国内阁举行会议时，总理维亚尼还在高谈财政问题和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这种枯燥无味的讨论中，梅西米跳起来高喊道：“还谈什么阿尔巴尼亚，十天之内德军就要打到巴黎了！”这才决定成立一个集团军来保护首都，并撤换梅西米所不喜欢的米歇尔将军，改以加利埃尼将军为巴黎卫戍司令。两天之后，梅西米又去职，而由米勒朗出任军政部长。

到底是谁最先想到组成一支防御部队来保护首都，这个问题现在很难获得正确答案。加利埃尼说，他在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以前提出了这个建议，而霞飞则说这个命令是那天上午七时下达的。很可能这个命令在内阁开会以前就已经发出了，因为通常内阁会议开会的时间不会那样早。命令的内容是：

“如果我军不能获胜而被迫后撤，至少应用三个现役军组成一个集团军，开入巴黎的设防地区，以确保它的安全。”

这个命令收到的时间似乎是在上午十一点三十分。

依照霞飞回忆录的记载，此时他也想到了相似的路线。因为在八月二十五日黄昏，他决定成立一个新集团军，位于英军外侧，以便迂回德军右翼。兵力包括第七军和由阿尔萨斯调来的一个师、由巴黎防区调来的两个师、以及由洛林集团军调来的两个师。以后他又说在下午九时才接到军政部长在上午七时发出的命令，并且说：“我的想法是成立一个集团军，以便在亚眠地区实行迂回，而军政部长的决定是要派三个军去防卫巴黎地区。二者之间并无实际联系。”

也许这是真话，在那天黄昏，他颁发了第二号“一般训令”（并未注明时间），内容摘录如下：

“由于无法执行原定计划中的进攻运动，未来作战应以在我方左翼方面累积兵力进攻。这支兵力将包括第四、第五和不列颠等集团军，以及从东线调来的新部队。至于其他集团军则应尽量牵制敌军，时间越长越好。”

“一个新成立的集团军，包括由铁路运来的部队（第七军，四个师，或许还要加上其他现役军）应于八月二十七到九月二日之间在亚眠的正面组成，位置在杜马尔顿－蓬里约至柯尔比之间，或是在索姆河后面，在皮基尼与维勒尔－布勒通讷之间。这个集团军应完成准备，以便大致朝圣波尔－阿腊斯或阿腊斯－巴波姆方向进攻。”

这个集团军被称为第六集团军，司令为莫努里将军，于次日成立。

第六集团军成立那天，克鲁克进攻在勒卡托的英军，将它赶出了阵地，但没有追击。霞飞在此时却认识到，弗伦奇的两个军若被歼灭，那么第六集团军预定中的迂回运动将不可能实行，所以他命令朗雷扎克的第五集团军——八月二十七日，它位于瓦兹河正南——发动反击，以减轻英军所受到的压力。此时，毛奇却仍盲目地停留在科布伦茨——距离战场在二百英里以外—一对八月二十八日的行动下达了下述训示：

法军战斗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以配合俄军进攻。所以德军应尽量迅速向巴黎前进，不要让法军有恢复的时间，阻止它成立新部队，尽量破坏法国的防御手段。

第一集团军应前进到塞纳河下游，向瓦兹河以西前进。

第二集团军应直向巴黎进发。

第四集团军应前进到埃皮纳勒。

第五集团军应前进到凡尔登并围攻该要塞。

第六和第七两个集团军则阻止敌军向洛林和阿尔萨斯前进。

“如果敌军在埃讷河，或者后来在马恩河进行顽强抵抗，那么可能就有放弃向西南方前进而改向南方旋转的必要。”

施利芬－毛奇计划还是保持着，但其中却充满了疑窦。

同时，当克鲁克发现法军左翼正向南和西南方向退却时，自己得出结论，认为寻找“这支部队的侧翼”并将它赶出巴黎之外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他建议比洛，第二和第一两个集团军应“向内旋转”。他刚这样干，毛奇二十七日的训令也到了，在训令中发现并未包括此项运动。但他却并未改变原有方向。八月二十九日，第一集团军与达马德将军的支队在它的右翼接火，同时也听说敌军在亚眠和莫勒伊下火车的消息。比洛与朗雷扎克之间进行了吉斯－圣康坦会战。这又不具决定性，法军溜走了，德军也未追击。此时英军也继续退却。霞飞与弗伦奇会晤，但却没有意义。因为直到此时，霞飞的参谋长贝尔瑟洛将军还未能充分了解德军威胁法军左翼的重要性。

同样，克鲁克也不了解法军从亚眠威胁其右翼的重要性。因为他对胜利是如此有把握，所以他甚至没有向上级报告这项威胁的存在，又回到他的“向内旋转”的观念。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他正准备进行这种运动。到下午五点五十五分，他从无线电中知道比洛已经击败法军，法军正在退却。八月三十一日，第二集团军将要休整了。

下午六点三十分，比洛发来电报，要求第一集团军合作。其内容如下：“为了获得充分胜利，第一集团军若能以绍尼为枢纽向内旋转以达拉费尔－拉翁之线，实属必要。”因为这与他自己的想法完全符合，克鲁克马上表示同意，并向总司令部报告：“第一集团军已向瓦兹河旋转，三十一日将前进到贡比涅和努瓦永，以扩张第二集团军的战果。”

毛奇现在把总部设在卢森堡，对此也表示同意。他的回电说：

“第三集团军已向南进到埃纳河并向南追击。第一和第二集团军所采取的运动与总司令部的意图相符。”

就象比洛指出的：“这个命令非常重要。它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从二十九日以来，敌军已开始在亚眠、莫勒伊、蒙迪迪埃和鲁瓦下车，而且这支重要兵力也早已在亚眠以东的维勒尔－布勒通讷地带进攻了第一集团军右翼。”

所以这次的过错应由克鲁克负责，他对这个进攻根本就没有报告。第二个应负责的就是毛奇，他距离战场一百五十英里以外，跟在柏林没什么区别。

这些重要变化发生时，施利芬－毛奇计划可说从本质上和外表上都已经完全告终。八月六日，基钦纳爵士出任英国军政部长。他听说弗伦奇的意图是退到巴黎西南，大感震惊。因为这无异于放弃会战。于是伦敦与前方之间展开了电报战，基钦纳本人匆匆赶往法国才予以制止。八月三十一日，德国第一集团军向内旋转的运动被一架英国飞机所发现，而其位置也由一份俘获的命令所证实。这个重要消息立即报告给了霞飞。

第二天，九月一日，迅速展开了一连串战斗，这就是历史上说的马恩河会战。当然，若法方第六集团军未成立，这个会战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下述说法也同样正确，如果克鲁克不向东旋转，那么第六集团军的四个师——第七军的两个师和第五十五师、五十六师——可能很容易被扫到一边。

在这一天，霞飞要求军政部长把首都置于其直接指挥之下。他命令莫努里退向巴黎，把他自己的司令部移到巴尔并下达第四号“一般训令”，其内容的重点是：

“第五集团军逃脱敌军对其左翼的包围之后，第三、第四和第五这三个集团军应重整攻势。假如环境许可，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中的部分兵力也应在适当时机内予以召回，共同参加进攻。巴黎要塞地区的一切机动部队也都应参加这个全面行动。”

这道命令虽然措词含混，但还是明确暗示准备从巴黎发动反攻。之所以措词含混，部分是因为霞飞对英军的行动没有把握，弗伦奇还在撤退之中。此时在德军方面，虽然已经知道法国正匆匆把部队向巴黎集中，可是毛奇仍然指示比洛把他的左翼向东移动以支援第三集团军。这就使他与第一集团军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了。

第二天，九月二日，英军仍继续撤退，克鲁克已放弃追击，把第三和第九两个军调到沙托－特里来援助比洛。他采取行动之后，又马上接到毛奇的命令，内容是：“我军的意图是要从西南方面把敌人赶出巴黎。第一集团军应梯次跟在第二集团军后面，并负责保护我军侧翼。”克鲁克在《向巴黎进军》中这样评论道：“最高统帅部似乎仍然坚信，对一切在首都要塞线以外的作战，都不必把巴黎守军计算在内。”他不但没有停下来，担负其侧卫的新任务——他已经到了第二集团军的前面，相隔一天的行军距离——反而把毛奇的命令摆在一边，继续向沙托－特里推进，也就是说离巴黎是越来越远了。

当莫努里将军退向巴黎时，霞飞又向集团军司令们下达了密令，告诉他们应大致站住约讷桥－梅里－阿尔希－布利安－茹安维尔之线，然后采取下述行动：

从南锡和埃皮纳勒的部队中抽出两个军来增援右面。

在这时，全线进攻。

在蒙特罗与默伦之间，用所有可以动用的骑兵掩护我方左翼。

要求英军参加这次行动：

（一）据守从默伦到瑞维西之间的塞纳河防线。

（二）当第五集团军进攻时，英军也应从防线正面出击；同时巴黎守备部队应向莫城方向采取行动。

命令中的唯一要点就是退到茹安维尔，也就是放弃凡尔登，这是一个总枢纽，所有在左方的行动都是绕着它旋转的。假如这个要塞被放弃，那么霞飞的正面将被切为两段，那么任何从巴黎的出击都不能挽回局势。对霞飞而言幸运的是，在八月三十日接替鲁弗利出任第三集团军司令的萨拉尔将军对这道命令置之不理，他不但没有撤回右翼，而且坚守凡尔登，只把左翼向后撤了十五英里，直到它面向正西为止。这样使第三和第四两个集团军之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德国皇储的第五集团军就从此渗入，并进行侧面进攻。

这份九月二日的密令说明霞飞心中还是盖着一层迷雾。虽然如此，当毛奇在卢森堡稳坐不动时，霞飞却不断在采取行动。至少他是有为而不是无为，感谢萨拉尔的努力，终于使他对周围的情况逐渐有所了解。他的右翼还坚守着凡尔登，而中央部分也未被击退，那么把左翼向前旋转不也是可能的吗？

他刚刚注意到这个侧翼时，有两件事相继发生：（一）他命令德斯佩雷代替朗雷扎克出任第五集团军司令，他可能是法国诸将中最能干的一个。（二）他开始注意到加利埃尼。说来奇怪，直到此时，霞飞还没有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加利埃尼，因为某些无法解释的理由，加利埃尼在这一天只接到霞飞的第四号“一般训令”。加利埃尼立即考虑到把第六集团军推进到莫城。快到正午时，他才第一次知道克鲁克向东旋转，于是他要求关于莫努里集团军的指示，并建议把该集团军推进到马恩河以北，并向奥尔克河前进。霞飞回答说，他这部分兵力从现在起随时都可以向东北方推进，威胁德军右翼并鼓励英军士气。可是此后，霞飞心中又突然萦绕厚密的疑云，他写信给米勒朗说：

“作为联军的一部分，我们的职责是坚持下去，争取时间，并尽量牵制住强大的德军。所以我的决定是多等几天再发动会战。休整我军兵力，准备与英军和巴黎要塞的机动守备部队一同展开最后进攻。”

这些话的意义就是先进行一场消耗性战斗，继之以一次进攻，时间则未定。此时克鲁克撞上来了。他在九月四日的命令是：“第一集团军在明天仍继续越过马恩河行军，迫使法军向东退却。假如英军抵抗，也应将他们击退。”同时，比洛相信法方第五集团军也已在溃败之中。

尽管有这些乐观的看法，在第二天，卢森堡方面却又开始表现出神经质现象。德军总部决定把第七集团军的司令部和两个军从左翼调到右翼。此时克鲁克仍继续前进，在他的右翼，他的第四军已与莫努里的巡逻队接触，使他相信在他们后面不会有太多兵力。

在联军方面，并不象霞飞所设想的那样，认为会战尚有几天时间，而实际上已经迫在眉睫。霞飞仍然想防守，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第九集团军，由福煦任司令，位于第四和第五集团军之间，这样他才转回到进攻观念，于下午十二点四十五分用电报向弗伦奇询问，英军是否已经准备就绪，能否于明日参加会战。同时他也发了同样的电报给德斯佩雷。

霞飞告诉加利埃尼和莫努里，应与弗伦奇保持接触，他们就于下午三时到默伦的英军司令部去访问他。恰好弗伦奇不在，只好暂时与弗伦奇的参谋长默里爵士约定：当九月五日第六集团军进向莫城时，英军应向后退以腾出必要空间；在九月六日或七日，英军应在其右翼旋转达到朝东的位置，其左端与第六集团军连接。当法国第五集团军守住正面时，英军与第六集团军应进攻德方第一集团军的右翼。

弗伦奇回来后批准了这个计划。但不久之后，他的副参谋长威尔逊将军又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其经过如下：

德斯佩雷也希望与弗伦奇会晤，就启程前往布内。下午三时，他在那里与威尔逊会晤了——弗伦奇已经离开。他向威尔逊解释说，德方第一集团军现在有如挂在半空中，其交通线是暴露着的，而且也与第二集团军失去了接触。他建议采取下述行动：

（一）九月五日，第五集团军应沿塞查恩到普罗万之线，并准备向塞查恩到康塔松的正面进攻。

（二）第六集团军应前进到奥尔克河，并向德方第一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进攻。

（三）英军应与法军合作，填补第五和第六集团军之间的空缺，其轴线指向蒙米赖，而右翼则由康尼奥的骑兵加以掩护。

他立即把这些建议用电报报告霞飞，而威尔逊则去见弗伦奇，弗伦奇却感到犹豫不决。当电报到达时，加利埃尼也用电话告诉霞飞，说他已经准备行动，但英军的合作却是必要条件。半小时后，即晚上十时，霞飞发出第六号“一般训令”，其要点为九月六日应向克鲁克集团军的暴露侧翼进攻。主要条目如下：

（一）第六集团军应越过奥尔克河，并向沙托－特里方向前进。

（二）不列颠集团军在强吉－库隆比耶正面，面向东方，并准备向蒙米赖方向进攻。

（三）第五集团军，在康塔松－埃斯泰尔奈－塞查恩正面，并准备从南向北进攻。

（四）第九集团军掩护第五集团军右翼，并据守圣共沼泽边缘。

（五）第四集团军坚守原地，并与第三集团军保持接触。

（六）第三集团军的右翼退守，其中央和左翼则应进攻正在阿戈讷河以西行军中的敌人。

真是奇怪，理论上这又是一个“坎尼”式的计划。当法军中央部分——第五、第四和第九集团军——在一个大口袋中挡着德方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三个集团军时，法军的两翼则向兰斯合围。左翼为法国第六集团军和不列颠集团军，右翼为第三集团军。前者向东进攻德方的第一集团军；后者向西进攻德方的第五集团军。

那天夜间，加利埃尼命令莫努里在弗伦奇决定合作之后即马上准备进攻。

在法军总部，一切都活跃起来。而毛奇本来是一向严格遵守其叔父的不干涉主义，但当他接获报告，说法军正陆续用火车运往巴黎时，开始怀疑这种主义是否适用。他对右翼的安全很感焦急，于九月四日下午七时命令塔本用电报发出下述命令：

“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仍应面对巴黎东面。第一集团军在瓦兹河与马恩河之间应占领在沙托－特里以西的马恩河各渡口；第二集团军在马恩河与塞纳河之间应占领在诺根与梅里之间的塞纳河各渡口，上述两地也包括在内。”

九月五日上午七点十五分，第一集团军接到这个命令。上午十一时，指挥担负第一集团军侧卫的第四预备军的格罗瑙将军怀疑敌军集中在他西面，就向蒙提昂山地进攻，使法方第六集团军的前卫受到突袭，他们是当天上午才前进的，当即被赶了回来。这样就展开了马恩河会战的序幕。照法国方面的看法似乎还嫌太早，因为联军仍未完全准备就绪。

接着就是一场顽强的战斗，当格罗瑙发现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时，就回撤了六英里，但法军并未追击。克鲁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即立即调转第二军——军长为林辛根将军，命令他赶往增援。

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不久，毛奇的一位参谋赫希中校到达克鲁克的司令部。克鲁克原先一向以为在他左方的各集团军都在乘胜前进，现在听说因为法军正用铁路把部队从东面向巴黎调动，所以第五、第六和第七这三个集团军都已暂停前进，而且更有考虑全线撤退之必要时，不免大吃一惊。

此时，霞飞对弗伦奇的意图深感焦虑，于下午二时亲自到默伦去访问他，在向弗伦奇解释英军的合作必要后，霞飞在结束谈话时强调说：“元帅先生，法国要求你支援。”弗伦奇想用法语回答，却辞不达意，于是向旁边的一位英国军官说：“糟透了，我说不出来。告诉他凡是他的人能做的事，我们的人也都能做。”这样就建立了最后合作，霞飞就向部队发出下述文告：

“我们马上就要参加一场会战，国家命运系于此战。应该告诫所有人，撤退已经结束，现在应该竭尽努力向敌人进攻并将他们赶回去。凡是不能前进的部队，应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们已经攻克的地区，宁死在原地而不退让。在我们面临的环境下，任何示弱行为都不能容忍。”

九月五日，以格罗瑙对莫努里集团军领先部队的突击为开端，马恩河会战注定要延长达七天之久，从凡尔登到森里斯，整个西线都是战潮起伏，缠斗不休。包括许多战斗，此处详细分析的仅限于德军右翼方面——可分为奥尔克之战，大小莫朗河之战和“缺口”之战。

先说奥尔克之战，九月五日的战斗在第二天由林辛根继续进行，他于上午五时到达特里波尔。尽管这个军刚刚进行了长距离行军，他在六小时之后就把它投入了战斗。不久，沿着法国第六集团军的整个正面展开了激战（此时莫努里似乎一共指挥了十五万人）。

尽管战斗颇为激烈，克鲁克还是未能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虽然如此，因为接到林辛根的紧急求援报告，他又派阿尔宁将军的第四军前进，于九月七日清晨到达。但是到这一天情况就变得很危急了，于是克鲁克命令另外两个军——第三和第九军——也掉过头来（注：在九月六日黄昏时，从一个战俘身上找到了霞飞的命令，德军才知道进攻的严重性）。从以后的事实来看，这个命令具有决定命运的后果。因为这两个军召回之际，他们为了掩护第二集团军右翼正与法国第五集团军作战。他们一撤退，不仅暴露了这个侧翼，同时也增大了两个集团军（第一及第二）之间的宽广缺口。此外，如比洛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撤退也提高了法方第五集团军的士气。

克鲁克撤回第三和第九军的决定，事先并未与比洛和毛奇磋商。这不仅是因为他已经不再归比洛指挥，而且毛奇也已经失去了一切控制。从九月五日到八日之间，德国最高统帅部对这两个集团军没有发布任何命令。

这一天，莫努里的地位也已十分危险，于是加利埃尼搜罗了巴黎的出租汽车一千二百余辆，赶运援兵给他。九月八日，莫努里企图迂回敌人右翼，但是并未成功。等第三和第九两军快要到达时，克鲁克决定在次日迂回法军左翼。他认为可以获得迅速的胜利。但是命运之神却作了不同的判决，在这长达三百英里的战斗正面的其他部分又出了新的乱子。

奥尔克之战开始时，克鲁克的第三军（军长为洛肖将军）和第九军（军长为奎斯特将军），正在继续执行毛奇的命令，保护第二集团军右翼。突然遭到了意料之外的猛烈轰击。他们完全不知道战事已经逆转。他们本来认为法方第五军已被击败，现在却又向他们攻来。洛肖和奎斯特匆匆调动兵力迎击，不久沿全线都展开了激战。这两个军面对德斯佩雷左翼的三个军——第十八、第二和第一军，而法方第十军则在右翼作战。法军在这一天之内大约进展了一英里，但到夜幕低垂时终被阻止，奉命挖掘堑壕。第二天他们继续向蒙米赖方向进攻。

虽然比洛自己的部队守住了，但是情况却很严重，有退到小莫朗河后面的必要。九月七日夜里，德军开始退却。也就是说放弃了毛奇九月四日的命令。直到九月八日，法军才又与德军接触。到此时，第三和第九两军已经接到克鲁克召回他们的命令，开始向奥尔克河转进。在这一天，法军进行了几次正面进攻，均被击退，到九月八日夜里，法方第十八军的军长德·莫德胡伊将军在蒙米赖以西攻占了马尔榭。如泰格先生在《马恩河战役》中指出的那样，这个成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这使得蒙米赖陷于无法防御的形势。由于这个城已经受到西面敌军的完全控制，比洛就命令第七和第十两个预备军退回到马尔格尼一线，这个阵地是自北向南的。也就是向东退了十公里，使德方第二集团军的右翼改为向西而不是向南。从此比洛与克鲁克之间的缺口再无填塞的可能性了。

对德军而言，其最大的胜利机会就在于能否突破福煦第九集团军的正面，它沿着圣共沼泽，从维伦纽夫直达松米苏。若能突破该正面，即可迂回第五集团军右翼，迫使它撤退。九月六日，豪森将军发动第三集团军进攻福煦。九月八日凌晨三时，他突袭了福煦的右翼，将它逐回，并占领了弗里康皮诺瓦，但却未能达到突破的目的。虽然据说福煦曾这样霞飞向报告说：“我的右翼受到强大压力，我的中央已经后退，不可能作迂回运动。情况极佳。我正在进攻中。”事实真象并非如此。当然，他曾连续发出进攻和反攻的命令，但结果毫无作用，因为他的士兵已经精疲力竭。

当莫努里迫使克鲁克把他的整个集团军都吸引到奥尔奎河时，德斯佩雷也强迫比洛向东北面退却，这时弗伦奇率领他的三个军，谨慎小心的爬进了克鲁克与比洛之间的缺口，不知不觉地创造出所谓“马恩河奇迹”。又如彼埃尔夫所说：“弗伦奇挽救了局势，自己却还莫明其妙。”

九月六日，弗伦奇开始向一个几乎是真空的地区前进。因为在前一天夜间，克鲁克已经撤走了第二军，到六日清晨，第四军也随之撤走。在英军前面留下来的只有马尔维茨将军的骑兵军的两个师，以及一些轻步兵和自行车营。弗伦奇还是慢慢探路前进。第三军（军长普尔特尼）在左；第二军（军长史密斯－多林）在中央；第一军（军长海格）在右。第二天，比洛撤退，而克鲁克的第三和第九两个军也奉命北进，于是英军第二和第三两军渡过了大莫朗河，而第一军则滞留在罗祖瓦附近。在战史中从来没有比这次更需要速度的，可是弗伦奇虽然是骑兵出身的军官，却并未催促其部下赶紧前进。九月八日，经过一些抵抗，英军渡过了小莫朗河，并继续向马恩河前进。在三天之内，英军一共只前进了二十五英里。因为它已站在德方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的缺口中，所以只要再向前一步，即可切断德军头部与身体之间的联系。

霞飞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在那天下午八时七分，命令第六集团军把德军控制在奥尔克河，而英军则应在诺根与拉费尔特之间渡过马恩河，并进攻克鲁克的左面和背面。同时也指示第五集团军应掩护英军右翼。

此时，在卢森堡的毛奇在做什么呢？因为他接获的情报都足以使他感到异常焦急，他就命令赫希中校去访问右翼方面的五个集团军，以获知其正确情况。这时，他和他的幕僚都没有想到有全面退却的必要。虽然情况如此严重，对赫希有给予书面训令的必要，可是他却只接到口头的命令。他说：“总参谋长授权给我，如必要时，可以命令五个集团军退到弗斯勒河后面沿阿戈讷以北的高地。在必要时，我有全权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发布命令。”

赫希并非乐观主义者，他于九月八日上午十一时离开卢森堡。他首先访问第五、第四和第三集团军，于下午七点四十五分才到了设在蒙特莫尔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与比洛会谈，比洛相信第一集团军的撤退已经无可避免，他自己也已经决定撤退第三集团军。

九月九日上午七时，赫希出发前往齐兹，那是第一集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虽然相隔不过二十五英里，可是因为沿途受到部队运动的影响，直到正午才到达。他一路看到的都是混乱和丧失秩序的现象，这其实是一支撤退中的军队后方常见的现象，但却增强了他的悲观思想，好象局面已经无可挽回。他发现克鲁克不在司令部，就与他的参谋长库尔将军谈论当前的情况。这时，第二集团军方面有个电报送来，说他们已经撤退了。赫希知道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已经宽达三十英里以上，而且英军也已进入了缺口。他就想到毛奇的授权，命令第一集团军撤退。这个行动事先并未获得克鲁克批准，虽然事实上他就在附近不远。

赫希获得过这样的授权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里却有个极重要的关键，他只能向克鲁克本人下达命令。他并没有这么做，由此可见德国的参谋本部军官具有太大的权威，简直越过了指挥官的权力。克鲁克似乎始终没有见到赫面，而当他知道这个命令之后，却无条件的接受了，尽管他本人有较好的判断，也许是不敢违抗这个伟大的参谋本部。虽然他并不知道在他右面的法军已经打算撤退，但是却应该已经注意到缺口中英军的进展实在迟缓而且缺乏联系。假如他不理会赫希的口头命令，而遵照“若有疑惑即应出击”的原则行事，那么不仅可能击退莫努里，而且也足以使英军的行动瘫痪，并诱使比洛与他一同前进。如戈尔里茨在《德国参谋本部》中所说，这正是塞德里兹在佐恩多夫采取的行动，可是这类事情在威廉二世的时代似乎不会发生。

所以施利芬－毛奇计划是参谋本部拟定，也是它指导的，而最后也终于断送在它手中。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指挥艺术已经腐化。九月十一日，毛奇到前线视察各集团军司令部，这还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他回去后就患了重病，不久就由法尔肯海因将军接替了。

坦能堡会战和马恩河会战都是决定性会战——坦能堡会战是战术性的，而马恩河会战则为战略性的。坦能堡会战除了提高兴登堡的地位，使德国参谋本部认为迅速击败俄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以外，再无其他战略结果。但反过来说，这一战若是俄国战胜，那么对德国和欧洲的影响就可能十分惊人。对比说来，马恩河会战在战术上却只能算是局部成功，但其战略结果却十分巨大，所以艾德蒙爵士在他的大战史中，认为霞飞的胜利是世界上决定性会战之一，似乎并非夸大其辞。这就是说德国已经失去先击败法国再转身对付俄国的唯一机会。

原因之一，就是布鲁赫预言的机动战争迅速退化成围城战。在无限多的堑壕掩护下，主动权由参谋本部手中转到了双方工业能力上。这种能力较弱的方面，如俄国那样，机动战争的机会虽已减少，但还有可能。在这种能力较强的方面，例如英国和法国，这种机会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在西线的决定性战果逐渐不靠军队而要靠工业来寻求；此外还有制海权，可以保护和切断工业的资源补给。如布鲁赫预言的那样，最后的仲裁者将是“饥饿”。

更深入一层，在施利芬计划中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如果德国人早知道了，可能会阻止它投入战争——除非能够获得英国的支援或使它确保中立。这个错误是从其两面战争的对象产生的。如果冲突只限于法俄两国，那么德军若能依照施利芬计划，那么在六个星期之内是可能把法国击碎，然后再设法与俄国寻求和平妥协的。可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国在西线的敌人已经不只是法国，也包括英国在内。虽然在这种环境中，英军可能与法军同归于尽，可是英国的领土完整却并不因此受到影响。这就引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管施利芬计划如何成功，它是否能使战争就此结束，似乎有待考虑。历史的答案是“否”！正好比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仍然会继续打下去，直到它再建立另一个同盟，获得胜利为止；要不就是英德双方都已面临经济崩溃，一个依照英国传统路线的和平谈判可能会结束战争。

还是象过去一样，当英国投入一场欧陆战争时，历史教训就会告诉我们：只要它仍然控制海洋，其疆界就是不可进攻的，并且海上的交通也就能够确保。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欧陆国家，不管其陆军兵力如何强大，却还是无法从英国手中夺取主动权。一九一八年，德国失败了一次；一九四五年，它又失败了一次，都是没有认清这条真理，实在可悲。

大事记（六）：战术僵局以及目标的改变

马恩河会战之后的作战使战争的方向有了彻底改变。双方首先都从南面调动兵力来增强自己的北面，以求迂回对方的北翼。但是到了海峡边的新港后，这个奔向大海的竞赛终于结束。这时大家才发现，弹夹式来复枪已使防御者如此强大，使攻击者到了接近敌人之时，不要说是战斗，连求生存也非依赖堑壕不可。就象布鲁赫所预言的那样，结果就是围城战。

可是双方对围城战却都没有准备，尤以英国为甚。他们的装备完全不适合这种任务，他们甚至用罐头改制手榴弹，用野炮的弹壳改制迫击炮。抛射机又开始使用，是用木材制成的木质火炮，发射的是填满炸药的油桶。不久堑壕线就彼此相接，互相支援。虽然付出巨大成本，用突击手段攻下一段正面还是有可能的，不过由于堑壕体系的纵深日益增加，加上铁丝网，不久就使突破变得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在坦克出现以前，圆镐和有刺铁丝网已经打败了枪炮。在西线已不再有机动性，从而演变成僵持局势。

此时在东线方面，奥军在惨败之余退到杜拉杰克河，所以在九月十五日，兴登堡奉命只留下极少数兵力据守东普鲁士，而把大部分兵力都移到奥军左翼。他照办了，并于十一月一日升任东线总司令。但是他的兵力还是太弱，不足以获得决定性胜利，俄军再度前进，打到西里西亚附近，并重占东普鲁士的一部分。这使德皇大为震惊，就对法尔肯海因施加压力，要他停止西线作战以增援兴登堡。到十一月，当伊普雷地区的战斗在弗兰德泥沼中陷于停顿之际，他就可以这样做了。

要拯救奥匈帝国，必须把俄军赶出喀尔巴阡山地。基于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元帅的建议，决定在戈尔利采与塔尔诺之间突破俄军正面，然后向东旋转达到俄军左翼的后方，以切断其交通线。在东线战场这是个可行的计划，因为俄军正面只有微弱的堑壕防御，几乎没有铁丝网，而只有少数前哨兵力加以据守。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日上午六时，经过四小时炮击，德奥联军开始进攻，突破了俄军正面，并俘虏了十四万敌人。但是因为道路已经变成泥沼，所以追击变得十分迟缓，直到八月五日，俄军才被迫撤出华沙，接着又放弃了柯弗诺和格罗德诺。到九月底，以被俘一项而论，他们即已损失三十二万五千人和三千门以上的炮火。俄军被迫退到里加－地文斯克－平斯克－塔罗普－捷尔罗维兹之线。虽然还没有被迫退出战争，但是却已衰弱不堪，以至于在一九一六年，中欧同盟方面已经可以任意选择他们的攻打目标。

因为此时土耳其已加入德方，所以俄国的处境就更为恶劣。要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必须回溯战前的历史。

一八八三年，为了增强两国同盟的实力，德国把戈尔茨将军借给土耳其，帮助他们重整军队。两年后，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都已完成现代化。二十年后英法协约成立时，英国当时的海军总参谋长费歇尔爵士就开始研究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即使有陆军支援，要强行通过这个海峡依然“十分的冒险”。以后在一九〇六年和一九一一年，新成立的英国陆军参谋本部也一再研究这个问题，结论是：“由于突然袭击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的企图都过于危险而不应加以批准。”由于英俄缔结协约，所以土耳其更趋向德国。为了安抚土耳其，英国派了一个海军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为了对抗起见，一九一三年德国也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赴土耳其，由桑德尔斯将军率领，共有军官七十人。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德土之间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接着土耳其即动员陆军，并在达达尼尔海峡布雷。

这个条约签订不久，马上发生了意外事件。当时英国造船厂正为土耳其海军建造两艘军舰，英国政府却将其征用。此时在地中海内又有两艘德国军舰——“戈本”号和“布勒斯劳”号——经过连续冒险，避开了法英两国舰队，于八月十日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向君士坦丁堡驶去。土耳其政府并未加以拘禁，而只是名义上由土耳其政府购买，以补充英国所征用的两艘军舰的缺额。这个事件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决定地中海的战争命运。因为如此，九月英国派遣一个海军支队去监视达达尼尔海峡，英国海军代表团在君士坦丁堡也不再停留，开始撤退。单独留在土耳其的德国军事代表团成了真正的主人，于是联军方面认为土耳其参战已成定局。果然没过多久，在十月二十九日，一个土耳其海军支队在德国人指挥下闯进黑海，炮击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狄奥多西亚等地。次日，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要求发给回国护照，而英国政府则要求土耳其政府在十二小时内应命令德国军事代表团撤退。由于土耳其不理会这个最后通牒，俄国于十一月二日对土耳其宣战；十一月五日，英法两国也采取了同样行动。这就是说英法两国想从南面接济俄国的希望从此完全断绝了。

土耳其陆军共有三十六个师，以桑德尔斯为总司令，以施伦道夫将军为参谋长。兵力分布如下：

第一集团军下辖十三个师，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在加利波利半岛驻有一个师。第二集团军下辖六个师，驻在小亚细亚海岸，其中有一师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对岸。第三集团军下辖十一个师，驻在小亚细亚，预定向高加索进攻。两个师在也门，两个师在美索不达米亚，两个师在汉志。最后，土耳其一共编成七十个师的新军。

虽然军械和弹药俱感缺乏，从巴尔干战争后两方面都没有获得充份补充，但是恩维尔帕夏却决定发动两个战争——一方面在高加索对付俄国，另一方面则对付埃及。第一个目标是想确实占领巴库油田，十二月，恩维尔亲率第三集团军向卡尔斯前进。虽然名义上有十九万人，但实际只能供给六万六千人的战斗兵员。他的补给很糟糕，而且也没有有组织的运输工具，所以只好沿路就地取食。出发之前，恩维尔对桑德尔斯说，一旦占领巴库，他就准备经过阿富汗向印度进军。可是他在山地中被俄军和大雪所阻，于一九一五年一月五日被迫撤退。到一月二十三日，由于饥寒交迫，他的军队减少到十二万四千人。虽然如此，他的前进却使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非常烦恼。一月二日，他要求英国军事代表团向基钦纳勋爵建议，看能否对土耳其安排一场海军或陆军的示威行动，以迫使土军撤出高加索战场，改善俄国的情况。这是一个很温和的请求，但是却引出了一场混战，这是大英帝国有史以来所进行过的一次成本最高的会战。

第六章：萨里巴伊尔与苏弗拉湾会战（上）

当英德两军比翼竞走，在新港达到终点之后，双方极力寻求的机动战争突然被圆镐制止了。基钦纳勋爵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根本不是战争。”可是不幸得很，这正是战争，每个二等兵都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大臣们却不是二等兵，这种僵持局势使他们大感震惊，他们纷纷只责备那些将领。丘吉尔是当时的海军大臣，他说：“面对这个死结，一切军事艺术都哑口无言。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除了正面攻击以外，更无任何其他计划，他们的一切经验和训练都使他们拒绝接受其他计划。除了消耗政策以外，并无其他政策可言。”十二月三十一日，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也说：“我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军事领袖正在考虑什么计划以使我们摆脱现有的不利地位。”

军人变得越沉默，政客们就越是高谈阔论。但是因为当时英国政府没有一个战略指导机构，所以没有一位阁员知道他的同僚有些什么想法。就象威明斯海军上将说的：“这些领袖人物，对所有技术问题都一无所知。他们以为只要他们说一句‘做这个’，那么这个就做好了，这真是错不堪言。”结果又如何呢？罗伯生将军提供了如下答案：“军政部长的目的，是想在西线获得决定性战果。海军部长则主张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远征。印度事务大臣只注意美索不达米亚境内的战斗。殖民大臣则特别重视非洲的几场小规模战争。财政部长劳合－乔治先生则希望能从法国抽出大部分英军用于中东战场。”这时，在弗兰德平原的英国陆军已经失去了一半人员，而且在国内也没有受过训练的补充兵能够增援。

在这许多政治解决方案中，说也奇怪，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却比马恩河会战发生的时间还要早。八月二十日，希腊首相韦尼泽诺斯先生获得了希腊国王君士坦丁的批准，愿意把希腊的一切陆海军资源交给协约国使用。但是英国外长格雷爵士却担心此举会激怒土耳其，所以拒绝了。尽管如此，八月三十一日，丘吉尔先生却与基钦纳勋爵讨论这个问题。第二天丘吉尔又要陆军总参谋长派两位军官与海军部指派的两位军官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拟定一个计划，使用适当的希腊陆军以夺占加利波利半岛，好让英国舰队可以进入马尔马拉海。这就是达达尼尔海峡冒险行动的诞生。费歇尔勋爵反对这个想法，并主张应在波罗的海登陆。但因为他的作战需要陆军部队，而基钦纳却抽不出兵力来，所以达达尼尔计划又走红了。不过此时希腊却表示除非保加利亚对土耳其宣战，否则它将拒绝参加。于是这个计划暂被搁置。但十一月有两师澳大利亚部队到达埃及，丘吉尔又开始动脑筋，他命令那些装载部队的运输船暂留在埃及不动，以便运载他们去参加远征行动。此时，他又发动了一次毫无意义的战争行动。十一月三日，即英国大使离开君士坦丁堡后两天，英国海军奉海军部命令炮击达达尼尔炮台。要塞指挥官杰瓦德说：“这次的炮击使我受到了警告，使我认识到应将空闲时间用来增强防御。”

此后，丘吉尔就沉醉于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思想中，因为这是土耳其唯一的兵工厂所在地。从纯战略观点来看，这是很高明的想法。但是若无一支强大的希腊陆军支援，则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英国没有能力进行两面战争，而英国陆军在装备和训练两方面也都不够资格在加利波利这种战场作战。丘吉尔说这是达到胜利和平的最短路线，因为他只想中特等奖，对于工具的不适当，他从来没有考虑到。所以不能不同意诺斯的看法，他说：“发动达达尼尔作战的全部责任都应由丘吉尔负担。”凯斯将军也说：“如果他不向政府提出这个计划，他们也许永远不会注意。”罗伯生已在十二月出任英军总参谋长，他也说丘吉尔强迫政府接受他的达达尼尔这张王牌，可是政府却不知道如何去打。结果不列颠帝国不是卷入而是被推入了这场会战，其惨败程度几乎可以与萨拉托加会战相比。

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有两个报告被提到新成立的战争会议加以讨论：第一个是由会议秘书汉基中校提出的，第二个是劳合－乔治先生提出的。汉基认为通过土耳其是打击德国的最容易路线，而假如黑海重新通航，小麦价格就会大跌，并且可以空出三十五万吨的船只。劳合－乔治主张东线作战应以奥匈帝国为主要对象，并以萨诺尼卡为基地。但是这个建议被搁置，因为它要求相当数量的部队。

第二天，驻俄大使转来尼古拉大公的要求，同时也报告英国内阁，说在高加索的俄军十分危急——事实上危机却快要过去了。并未经过更进一步考虑，基钦纳就用电报回答说：“请向大公保证，英国即将对土耳其采取示威行动。”同时，费歇尔也向丘吉尔提出了一个大而无当的计划。他强烈支持对土耳其的攻击，认为应立即采取行动。他主张从德军对面抽出七万五千人，在贝西卡湾登陆；另外在亚历山大勒塔派一支部队登陆，并对海法进行示威式佯攻。费歇尔又说：希腊应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另外应诱使保加利亚向亚德里亚堡进军；而罗马尼亚也应与俄国和塞尔维亚一同进攻奥匈帝国。最后，斯徒蒂将军应同时率领军舰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

丘吉尔对这种大而无当的战略视若无睹，而只想用老式战舰冲过达达尼尔海峡。他用电报向正在达达尼尔的海军中将卡登征询意见说：“你认为单用军舰强行冲入达达尼尔海峡切实可行吗？”一月五日，卡登回答说：“我不认为达达尼尔可以冲过。但若使用大量船只进行大规模行动，也许可以强行通过。”

这些对丘吉尔而言已经够好了。尽管费歇尔、亨利·杰克逊和劳合－乔治都激烈反对，但因为不需要另外抽调部队，丘吉尔看出一定可以争取基钦纳的支持。果然在基钦纳同意之下，这个计划成为定案。

一月十三日，丘吉尔在战争会议上提出他的计划，并且指出：若攻击没有进展，那么炮击可以停止，而舰队也可以驶离。这样就获得了政府的通过。两天后，他用电报通知卡登：“越快开始行动越佳，继续完成你的计划。”一月十九日，他又发电报给尼古拉大公，告诉他英国政府已经决定攻击达达尼尔海峡。最后在一月二十八日，战争会议再次开会，虽然费歇尔仍然反对，并强烈主张波罗的海计划具有更大价值。可是基钦纳却认为海军的攻击更为重要，巴福尔也认为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格雷更以为这可以解决整个巴尔干的态度问题。所以决定一个陆军士兵都不用，由海军强行冲过达达尼尔海峡并攻占君士坦丁堡。所以这个建议进入了行动阶段并已公开。因为当时英国驻巴黎大使伯蒂勋爵这样写道：“达达尼尔远征行动本来只有内圈人士知道，现在已不再是机密。”

当海军攻击正在安排之时，萨诺尼卡计划又复活了，虽然仍被否决，但却引发了新问题：对海军是否仍应使用陆军部队来加以支援？于是当二月十六日战争会议检讨该项问题时，又决定增派第二十九师。这样就奠定了陆军攻击的基础。三天后，基钦纳又说他无法抽出第二十九师，建议改用在埃及的澳新部队代替。但丘吉尔现在却认为至少需要五万人的兵力，而且首次坚持说：“单靠舰队并不能使达达尼尔海峡畅通以供商船来往。”二月二十四日，劳合－乔治问他，是否海军攻击失败，陆军还应进行陆上攻击，他却回答说：“不”。

考虑到这个行动是如此冒险，加上它的成功完全依赖突然袭击，那么下一个步骤就真可说是自杀：舰队奉命在二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对达达尼尔要塞进行了两次炮击。土耳其方面受到了严重损失，所以在二月二十六日，英海军的水手和陆战队分成人数五十到一百的小队，很轻松的登岸，把西迪艾巴尔要塞的所有火炮都爆破了，此外对亚洲海岸的两个炮台也采取了同样手段，付出的代价为一死六伤。在二月二十三日，利姆诺斯岛也已被英国陆战队占领，希腊对此提出出抗议，英国政府答复说这是军事需要。德国入侵比利时也使用过同样的借口。炮击开始时，在加利波利半岛上只有土耳其第九军，在亚洲方面也只有第三师。但是土耳其人马上认清了这个即将来临的危险，到四月四日，两岸分别都获得了增援：加利波利方面为第五和第七两个师；亚洲方面为第十九和第十一两个师。

英国政府本来决定不用陆军，可是后来又决定使用；等到决定使用之后，突然又决定不用陆军而只用海军执行攻击。在轰击次日，基钦纳通知在埃及的陆军指挥官马克斯维尔将军，命令伯德伍德中将率领的三万澳新部队准备在三月九日左右乘从英国派出的运输船只，协助海军占领任何夺获的要塞。这样在二月二十四日，战争会议突然认清，因为丘吉尔的急躁已经使这场作战变成了无底洞。正如英国官方历史记载的：“如果达达尼尔的成功可以为协约国赢得巴尔干，那么一旦失败，也会产生相反的作用。炮击已经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为了不列颠的威望，行动实有贯彻之必要，不管代价如何高昂。丘吉尔先生认为英国有绝对的必要，“应该贯彻执行达达尼尔攻击。”

三月四日，英军企图进行进一步登陆，但却遭到强烈抵抗，所有扫雷工作都遭到由探照灯所指导的强烈火力。三月五日，“伊丽莎白女王”号等军舰对海峡狭窄部分的炮台开始进行间接炮击，一直持续到三月十二日，每发炮弹都使土耳其感到危险即将降临。

炮击仍在进行之际，第二个大错又铸成了，这一次应由俄国负责。三月一日，希腊首相韦尼泽诺斯通知英国政府，说他准备用三个师的兵力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在这种环境下，这个协助可算是奇迹。但当英国政府把消息告诉沙皇时，他却在三月三日回电说：“俄国政府不能同意让希腊参加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因为这必然会引起复杂的后果。”问题的中心是谁将获得君士坦丁堡，因为英国已经答应俄国可以在战后分得赃物，所以俄国不愿意再让希腊分享。三月七日，韦尼泽诺斯内阁垮台，当三月十二日英军停止炮击时，这个政治把戏的内幕也公开了。

当俄国作出这种自杀式的拒绝时，英国战争会议又召开了。基钦纳还是拒绝派遣第二十九师。三月五日，他接到伯德伍德中将的电报，内容是：“我非常怀疑海军若无协助是否能强行通过海峡。”基钦纳这才改变决心，对陆军攻击负起完全的责任，并接管在萨伊德港的海军陆战师。三月十六日，第二十九师启程。

这个决定已经迟了三星期，现在又继之以另一个错误。基钦纳决心派遣第二十九师之后，就开始寻找一位总司令。他选定了汉密尔顿将军。汉密尔顿是一位具有相当战争经验的军人，忠诚，有骑士风度，具有想象力和文人气质，但却缺乏激励部队行动的能力。当基钦纳与他讨论情况时，只是这样说：“舰队一旦通过，君士坦丁堡就会自动陷落，那么你将不仅是赢得了一场会战，而是赢得整个战争了。”虽然如此，他却未给予任何具体指示，只把一份过时的地图给他，并命令汉密尔顿在三月十三日赶紧启程。

汉密尔顿于三月十七日到达利姆诺斯的穆兹罗斯港时，发现罗贝克也在这一天代替卡登出任海军司令，并且得知当第二十九师在英国装船时，并未采取适当措施，以致在下船时不能依照战斗序列立即开始行动。所以这些运输船上的部队必须下船，重新调整装载次序，因为在穆兹罗斯无法进行这种行动，所以必须改往亚历山大港，也就是说又要迟误三个星期的时间。

基钦纳勋爵选定汉密尔顿指挥这次远征时，丘吉尔却不等联合作战准备完成，即用电报通知卡登：“我们建议你应考虑到是否有用最大量的炮火在决定性射程之内压倒狭窄部分的炮台之必要。”所以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五日之间所犯的错误又重复了一遍。攻击是三月十八日开始的，结果三艘战舰驶入尚未扫清的水雷区中被炸沉。罗贝克就报告海军部，说他决定把下一次攻击时间延到四月中旬，到那时陆军也准备就绪了。事实真象就象凯斯将军说的：“三月十八日受到惨重损失之后，他再也不敢冒险进行另一次海军攻击，所以欢迎陆军的合作，希望联合作战能使舰队不再蒙受危险而获得成功。”

当土耳其人正拼命构筑工事时，第二十九师在亚历山大港下船。这才发现其装备只适于在道路良好的地区进行机动战争，缺乏火炮、弹药、医院设备和堑壕工具。对保密则更不讲究：汉密尔顿将军的一位幕僚收到伦敦发来的公文，是用普通邮件寄送的，收信人写着“君士坦丁堡野战部队。”

三月二十二日，英方高级人员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举行了会议。汉密尔顿将军说：“我们坐下来之后，罗贝克就说他已经十分明了，若无陆军协助则决不可能通过该海峡。”企图在布莱尔登陆的计划被取消了，因为得知那里已经筑有堑壕工事。结果决定在半岛的“脚指”部分登陆，也就是说英军在前进时要通过一条隘路——其两侧不是山地而是海水。

在这个最困难的作战中，使用的兵力如下：

船只
人员
骡马
车辆

第二十九师（亚历山大港）
15
17649
3962
692

澳新军（同上）
30
25784
920
1271

澳新军（穆兹罗斯）
5
4854
688
147

法军第一殖民地师（亚港）
22
16762
3511
647

海军陆战师（萨伊德港）
12
10007
1390
347

合计
84
75056
16481
3104

此时——三月十八日到四月二十五日之间——在英军第一次登陆之前，土耳其已经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在敌军可能侵入的滩头上进行种种设防准备。可是直到三月二十六日，桑德尔斯元帅才被指派为半岛地区土军总司令，在那一天他就到加利波利半岛来接管指挥权。他发现部队是成单线分布，就把他们改编成三个集团。第五和第七两个师位于上沙罗斯湾，第九和新组成的第十九师位于半岛南部，第十一师和不久即将到达的第三师则留在亚洲方面的海岸上。虽然这些士兵的装备极差，但他却欣赏他们的战斗价值，英国人则不然，他们忘记了普列文之战的教训。坎伦吉塞尔将军这样说：“土耳其兵，被称为‘阿斯卡尔’，都是安纳托利亚人和色雷斯人，教育程度很低，但勇敢可靠，在物质方面极易满足，对上级绝对服从。他毫无保留的追随其领袖。土耳其人极愿为有魄力的领袖效死，当他们在强硬的手腕领导下趋向一个具体目标时，在良心上会感到极度安慰。”

虽然作战的最终目的是占领君士坦丁堡，但眼前的任务却是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最狭窄的部分——在欧洲方面为基利德巴尔，在亚洲方面为查那克。其间海峡宽度缩到一千六百码，在这个腰部北面，就是那加拉，也就是古代的阿拜多斯，那里的潮流并不太强，所以是历代名将渡海之地。公元前四八〇年，薛西斯在这里建造他的大浮桥；公元前三三四年，亚历山大也在这里渡海；—一九〇年的巴巴罗萨和一三五六年的奥克汗也一样。希罗就是从这里游过赫勒斯滂，多年之后还有诗人拜伦。

窄海的西面就是加利波利半岛。在北面的布莱尔，其宽度不过四千六百码；但从苏弗拉角到阿克巴希北面却增宽到十二英里左右，在加巴丘陵与埃杰阿巴德之间，又减到四英里半，然后再放宽，最后再削尖到赫勒斯角。这一块舌形地区，大部分多山而破碎。到处都被高岩深谷分割，最高点为阿齐巴巴，比海平面高出七百英尺。

刚开始宣战时，设有要塞的地方只有布莱尔、达达尼尔出口处和狭窄部分。后面两个地方的防御火炮多达一百门以上，其中只有十四门是现代化的，但都缺乏弹药。基利德巴尔和查那克的炮台还是一四六二年由穆罕默德二世修筑的，工事十分坚强，所以在三月十八日的炮击中，“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十五英寸重炮也不能使它们受到太重损失。只有一条道路，从加利波利到埃杰阿巴德。所以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主要交通线都由海上通过，全程约十二小时。以上就是这个战场的简述。

汉密尔顿爵士的计划是以对布莱尔和库姆卡莱的佯攻为掩护，（一）对赫勒斯角方面分五点登陆，从东到西，在莫尔托湾的S滩头，在赫勒斯角两侧的V及W滩头，在西岸的X及Y滩头。（二）同时另以一支部队在加巴丘陵正北登陆，其目的是进到埃杰阿巴德，以攻击抵抗赫勒斯登陆的土耳其军后方。

计划不错，但成功要靠执行，这却要求有最强力的领导和大无畏的精神。若能如此，此次很可能成功，因为以后才知道土耳其的海岸防守部队实力是微不足道的。当英军在四月二十五日登陆时，在阿齐巴巴以南只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工兵连；在Y滩头没有一个人；在W及V两个滩头只有两个连；在S滩头只有一个排；在X滩头上只有十二个人。此外只有V及W两个滩头有铁丝网和机关枪保护。

很不幸，虽然勇气可嘉，但是领导方面却并不如此。在VW两个滩头发生了严重迟误，而在X滩头则登陆兵力太弱。在V滩头因为载运部队的“克莱德河”号搁浅，又受到土军的顽强抵抗，所以相持到四月二十六日。在Y滩头，两千人没放一枪就上了岸，在十一个小时之内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阻扰，可是自己却完全陷入混乱之中。虽然并未遭反抗，可是却并未向克里西亚前进，而是上船撤退了。

此时，澳大利亚及新西兰部队也在加巴丘陵以北登陆，这个地点以后就称为澳新湾。他们的登陆可算是完全的突然袭击，一直透入三英里半的距离，可以望见窄海部分海水发出的闪光，这是整个会战中他们所达到的最远点。在此他们遭到了凯末尔的攻击，丧失秩序向后溃退，于是伯德伍德将军建议全面撤退。这个要求立即遭到汉密尔顿拒绝，他回答说：“你已度过难关。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挖掘，挖掘，挖掘，直到你获得安全为止。”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挖掘的意义就是突袭已告结束，所以全盘作战已经失败了。在加利波利半岛的石质土壤中，奠定了不列颠历史上最大悲剧的基础，这也正是亚历山大出发东征时所选定的起点。

登陆已经成功，但是目标却未能达到，于是侵入战进入第二阶段：就是一系列无谓的正面攻击——其无希望程度和高昂代价与西线一样。在澳新军地区，据守的全部面积只有四百英亩，直到八月六日都没有进攻。但在赫勒斯方面连续进行了三次代价极高的战斗，主要是由于第二十九师师长亨特－韦斯顿过份乐观轻敌的缘故。这就是被称为克里西亚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战斗（到五月二十四日，这方面的部队合编为第八军）。

第一次战斗发生在四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之间，计划得很糟糕，结果造成了混乱，损失官兵三千余人。接着土军在五月一日发动了一次坚决的反攻，但也被英军击退。接着在五月六日到七日，发生了第二次战斗。到五月八日，还是和第一次一样的结果，损失达六千五百人之多——约占作战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月十九日，土军又再度攻击，这一次是在澳新军地区方面，结果土军损失了一万余人，而澳新军损失了六百人。接着继续进行了第三次克里西亚战斗。除七十八门火炮以外，还加上舰队火炮的支援，第八军再次进攻还是受到了惨重损失，一万六千人中损失了官兵四千五百人；法军也损失了二千人。海军陆战队第二旅一共只有七十个军官，却有六十个死伤；兵员共一千九百人，死伤也在一千人以上。所有这些攻击都以阿齐巴巴为目标，因为英军设想它可以控制窄海。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战后才由凯斯上校发现的。英军力竭之余，军事行动暂时停止。

英军登陆后第二天，意大利背弃了三国同盟，依照伦敦条约而投入协约国方面。五月二十三日，它向奥匈帝国宣战。

六月二日，汉密尔顿用电报向基钦纳报告说：“似乎土耳其即将动员二十五万人来对付我们。”这个夸大的数字使英国政府颇感震惊，六月七日，新成立的“达达尼尔委员会”开会，讨论下述三个方案：（一）听任现有情况发展，不了了之。（二）放弃远征并撤出这个半岛。（三）派遣大量增援部队。在基钦纳和丘吉尔两人的联合压力下，终于采取了第三个方案。最后决定增派五个师，而丘吉尔则建议这支部队应用来占领布莱尔地岬。这个建议遭到拒绝，因为罗贝克将军认为沙罗斯湾中德国潜艇的威胁太大，所以不能冒险。

伯德伍德也反对在更北面地区登陆，而主张从澳新军地区发动规模巨大的攻击，因为这个地区的条件足以引诱任何人努力奋战。英国官方历史引述目击者的描写如下：

“正午的太阳发出强光；几乎找不到一点树荫。堑壕中的饮水供给很少，几乎不够解渴。无人地带的死尸臭味弥漫在整地区。尘土飞扬成了尘雾，尽管有医师的预防措施，到处都是巨大的苍蝇（部队称之为“尸蝇”），几乎每吃一口饭都要吞入不少细菌。只要打开一听罐头，马上就会围满苍蝇。在吃饭和睡觉时，若能有一小块纱帐遮掩，那在堑壕中简直就是价值连城。”

当大家同意把这五个师中的三个组成一个新的军时，汉密尔顿就要求任命拜恩将军或罗林生将军为这个第九军的军长——他们都是能力优秀的军官，正在法国服役。但是却有人反对，因为他们都比马洪将军资历更浅，而马洪正在第九军中任第十师师长。所以最后选定斯特福中将。这个选择可说是炒能再糟了。他已经六十一岁，慈悲软弱且毫无能力，在南非战争中曾任布勒尔爵士的军事秘书。他从未指挥过部队，而且还是个病人。

这些安排进行之际，汉密尔顿将军却又没有好好保持军队的精力，而于六月二十一日、六月二十八日和七月十二到十三日，在赫勒斯地区又连续发动了三次伤亡惨重的无谓攻击。结果英军损失了官兵七千七百人，法军损失了官兵四千六百人——大约相当于一个整师的有效兵力。

一旦上述增援已经成为定论，汉密尔顿就开始考虑下一步计划。第一，他明显发现澳新湾的宽度和纵深都太有限，不足以容纳五个师展开。为了获得比较大的空间，他决心另派一支部队在苏弗拉湾登陆，以扩大其作战基地。苏弗拉湾在澳新军地区北面五英里。他准备同时进行两个密切配合的进攻，以占领从基利奇丘陵－科亚基姆丘陵－加巴丘陵之间的高地为目的。

从纸面上看来，这个计划又很不错。因为不仅已知苏弗拉湾地区只有轻微的防御，而且如果土耳其人受到了突袭，英军就只要越过四英里远的开阔平原即足以占领周围的山地，东北面是提基丘陵，海拔九百英尺；东面为安纳法尔塔山嘴，海拔三百五十英尺，北面是基利奇丘陵，海拔六百五十英尺。若在二十四小时内能够占领这些高地，那么面对澳新军的土耳其军右翼就可能受到迂回。这样就可使伯德伍德的澳新军必然占领科亚基姆丘陵（九七一高地）——这正是窄海的钥匙。

为了进行这个两面攻击，汉密尔顿手中能运用的兵力为两个军——澳新军和第九军。澳新军辖第一和第二两个澳大利亚师和一个澳新联合师。第九军有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五十三和第五十四共五个师，后两师是配属给该军的。此外，在赫勒斯地区还有第八军，由第二十九、第四十二、第五十二和海军陆战师组成，法军另有两个师——总兵力为十三个师。他选定穆兹罗斯、伊姆罗兹和米提林尼为前进基地，并把自己的总部设在伊姆罗兹岛上。

他决定在八月六日进攻，因为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决定作战计划如下：

第八军用攻击手段牵制其正面的土军，伯德伍德首先向“孤松”佯攻，吸引敌军离开萨里巴伊尔高地，接着即向这些高地发动突击，预定在八月七日拂晓以前占领九七一高地、Q高地和库鲁克巴伊尔。为了这次攻击，第十三师暂时配属澳新军。

其次，在八月六日夜里，使第十和第十一两个师在尼布鲁尼希角以南登陆。第十一师应在八月七日拂晓以前占领拉拉巴巴、苏弗拉角和基利奇丘陵、巧克力高地和W高地以及提基丘陵。至于第十师的两个旅则在七日拂晓时前进，直奔安纳法尔塔缺口，威胁九七一高地及其附近的土军右后方。

这个计划彻底错了。澳新军的兵力已经消磨得太厉害，而他们要经过的地区又特别困难。其次，第十师和第十一师都只有一半训练程度，而所要经过的地区却是丛林遍地。只有高度训练的轻步兵，在优秀军官领导之下，才能在这种地区进行成功的夜间前进。可是汉密尔顿却缺乏这样优秀的人员和军官，所以他的计划从纸上看来很精彩，但实际上却无异于赌博。

第六章：萨里巴伊尔与苏弗拉湾会战（下）

直到七月二十二日，斯特福将军才知道这个计划，汉密尔顿向他解释说：对巧克力高地和W高地，必须在拂晓之前用突然袭击加以占领，而且必须要有果敢活跃的领导。最初斯特福将军接受了这个计划，但后来又开始犹疑了，可能是由于马洪将军认为它过于复杂了。他指出他的炮兵不够用，他发现他的全部兵力都计划在ABC三个滩头登陆，而这些位置都在尼布鲁尼希角之南，于是他不顾海军方面的忠告，劝说汉密尔顿把A滩头移到湾内缺口正北的地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错误。

剩下的错误就应归咎于汉密尔顿本人——就是保密过度。没有一支部队知道要求他们干什么，直到八月六日黄昏才开始分发地图。除海陆军将领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目的地是哪里。从物质和心理两方面来说，这场会战都有盲人瞎马的味道。

登陆的安排事先有非常慎重的准备，包括四百吨的饮水运输在内。可是因为过于注意，所以斯特福及其幕僚的全部心思都只注意到登陆本身，而没有精力去考虑登陆滩头之后的前进。占领巧克力高地和W高地的重要性几乎完全置之脑后了。连汉密尔顿本人也是如此，因为他在七月二十九日给与第九军的最后训令中这样写着：“你的主要目标为确保苏弗拉湾，假如你发现只要用一部分兵力即可以达此目标，下一步你才应尽全力协助澳新军，向比雅克和安纳法尔塔前进，帮助他们攻击三〇五高地（即九七一高地）。因为在巧克力高地和绿高地都有敌军炮位，可以威胁澳新军的侧翼和后方，所以在不影响主要目标达成的原则下，应提早占领这些高地，这对攻占三〇五高地大有裨益。”

坚持认为登陆就是主要目标，这实在是个极大的错误，也是最后惨败的根本原因。因为登陆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最后的错误就是斯特福对指挥作战完全没有认识。他根本没有随部队一同登陆并把司令部建立在岸上。他决定留在船上，在七日这天完全没有离开。

如果说汉密尔顿的任务是够困难的，那么桑德尔斯的任务就更困难了。虽然他一直都担心敌人会在布莱尔登陆，但他却认为英军的目标是占领科亚基姆丘陵，所以在苏弗拉湾登陆也有可能，同样可能的是在加巴丘陵以南登陆。他命令坎伦吉塞尔上校率领第九师在那里驻防。在八月，他的兵力分布如下：三个师在库姆卡莱；三个师在布莱尔；三个师在澳新军正面，由艾沙德指挥；两个师在加巴丘陵；五个师在赫勒斯地区。在苏弗拉他只派了一支小部队，称为安纳法尔塔支队，由一位巴伐利亚军官维尔默少校指挥，共为三个步兵营，一个工兵连，一个骑兵中队，十九门炮和一个劳工营。维尔默少校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官，马上认识到他的支队兵力太弱，不足以抵抗英军登陆，所以他能做到的就是使入侵军占领安纳法尔塔的时间延迟三十六小时到四十八小时。此后就必须等待增援。他展开了一个前哨的屏障线并据守下列地点：

基利奇丘陵——加利波利宪兵二连。

十号高地——布劳沙宪兵三连。

巧克力高地和绿色高地——第二十一团第一营的三个连。

拉拉巴巴——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中的一个连，并在尼布鲁尼希点设置一个哨点。

预备队布署在巴卡巴巴——W高地上，横跨苏弗拉湾通到安纳法尔塔－萨吉尔的小路。他一共有一千五百余人，面对他的敌人却有二万五千人之众。

八月六日下午二点三十分，在赫勒斯正面开始的联合作战对这场会战最具有决定性。但是第八军军长却并遵照命令只进行牵制性攻击，他居然愚蠢地企图攻占克里西亚和阿齐巴巴。结果失败了，在四千人中差不多损失了二千人。

两个小时后，澳新军也开始攻击孤松的土耳其军阵地。虽然成功了，但却引来了不幸的结果。这使艾沙德恐惧，他要求坎伦吉塞尔的第九师派两个团来增援。他们到达后即增援库鲁克巴伊尔，第二天上午它就受到了英军攻击。

当土耳其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孤松时，英军方面有两个纵队，分别由约翰斯顿将军和寇克斯将军率领，于下午七点三十分出发，企图攻占九七一高地与战舰山之间的萨里巴伊尔岭。且不说这是不可能的，而行动本身也是够复杂的。巴特利特说：

“攻击的对象是现代战争条件中前所未有的。人们要在黑夜和这种未开发的地区爬过遍地荆棘的山地，即使在平时的演习中，要使部队于指定时间之内到达萨里巴伊尔山岭的顶峰，也是极端艰巨的任务”。

约翰斯顿率领的右面纵队，由船上探照灯造成的阴影掩护，向圆桌岭前进，在拂晓时到了卡普克巴伊尔。纵队的一部分迷了路，其余的也都混乱不堪。此时，左面的寇克斯纵队沿海岸向上，再向右转，试图达到九七一高地和Q高地，却走错了路，中途受到狙击和延迟，人员都疲乏不堪。于是整个行动都成为泡影，在参战人员一千二百五十人中死伤了六百五十人。

这些行动进行之时，八月七日上午五时三十分，凯末尔得知英军部队已在杜鹃花山嘴站住了脚跟——在库鲁克巴伊尔的正西面，就命令他的预备师——第十九师——去占领主岭。同时，艾沙德也派坎伦吉塞尔的两个团去据守同一山岭从库鲁克巴伊尔到九七一高地的那一段。坎伦吉塞尔匆匆命令一个巡逻队向前，并于上午七时左右到了库鲁克巴伊尔。此时，桑德尔斯也认识到危急时刻已经来临，可是仍然担心主要打击会指向布莱尔，就用电报通知据守该地的菲兹伯伊提高警觉。之后才决定必须增援萨里巴伊尔，于是在凌晨一点三十分又命令菲兹伯伊用最快速度送三个营到南面。

此时，约翰斯顿的右面纵队略为恢复了秩序，于七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派五个连的兵力，在陆海军的炮击掩护下，前进向库鲁克巴伊尔攻击。但是当坎伦吉塞尔的人向他们开火之后，攻击马上崩溃了。这次失败，加上寇克斯左面纵队过于疲惫，完全不能行动，于是指挥作战的戈德雷将军命令暂停攻击直到八月八日为止。到八日再进攻时，约翰斯顿应占领库鲁克巴伊尔，而寇克斯则应占领Q高地和九七一高地。

寇克斯的兵力共十三个营，他把它们分为四个纵队，目标如下：

第一纵队——库鲁克巴伊尔的北面斜坡。

第二纵队——Q高地的南面峰顶。

第三纵队——Q高地的北面峰顶。

第四纵队——阿布杜尔萨曼山嘴和九七一高地。

当第四纵队在凌晨三时前进时，差不多立即被阻住。第一和第三两个纵队因为兵力过于分散，所以根本无法前进。第二纵队前进想与廓尔喀部队第六团第一营联系，他们已在正面前很远的地方占领了一个阵地，但人员十分疲惫，已经无法到达那里。第六团第一营的营长阿兰森少校在空等他们不来之后，决定单独进攻Q高地。经过一番苦战，他在山顶下方约一百英尺的地方占领了一个立足点，然后掘壕固守。可是戈德雷将军对这个卓越的成功却一无所知，并于下午二时命令暂停行动直到次日。

次日凌晨三点三十分，约翰斯顿命令前进。虽然发动较迟，使他感到惊异的却是未遭抵抗就到了峰顶。马龙中校率领威灵顿营的两个连开始挖掘工事。据英国官方历史记载：“这些人员精神颇佳。在他们右边，从逐渐变亮的天光中，隐约可见澳新军地区敌线后方的道路和小径——现在终于达成了迂回目的。在他们前方即为狭窄海面，海水发出闪光。这正是此次远征的目标，胜利似乎已经近在咫尺。”

土耳其人放弃库鲁克巴伊尔的原因已不清楚，但因为他们仍然据有战舰山和Q高地，所以当天色拂晓之后，土耳其人对马龙这支小部队的侧翼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两连英军沉着战斗并坚守着他们在山顶上的暴露阵地，直到几乎全部阵亡为止——包括他们英勇的领导在内。

虽然如此，戈德雷将军仍决定在九日再行进攻。他放弃了所有占领九七一高地的念头，而把目标限于从卡鲁巴伊尔到Q高地之间的主岭，约翰斯顿攻击卡鲁巴伊尔，而寇克斯攻击Q高地，在这两个要点之间，由鲍德温将军指挥第十三师的第三十八旅负责攻击。三支部队都应保持密切合作。

夜幕低垂之后，鲍德温沿一条未经侦察的小路前进，经历了长时间的停顿和迟误，最后发生了混乱。后来发现这条小路的终点是直抵一块悬岩之下，部队又必须退回来。此时，约翰斯顿的前进部队已与敌人发生激战，因为鲍德温迟迟不出现，他和寇克斯也都放弃了攻击。因为阿兰森的增援部队又走错了路，所以他又是单独进攻，在炮击停止之后，他就到了山顶。可是当第二次炮击开始时，就恰好打在他这支小部队头上，迫使他们又退回原有位置。他对这次不幸事件这样描写道：

“炮兵准备射击发出了巨大吼声。山顶似乎是笔直的，有如从下面高地中跳出来的那样。我发现如果炮击终止时就攻向山顶，完全有可能到达。我把三个连放在堑壕中与我的人合在一起并告诉他们，一看到我举起红旗向前跑时，大家就应该跟随前进。我看了看表，恰好五点十五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炮兵准备：堑壕被炸成了碎片，命中率准确得惊人，而我们正好在弹着点的正下方。到五点十八分还未停止，我怀疑我的表是否不准。五点二十分炮声停了，因为危险如此巨大，所以我又等了三分钟。然后我们手挽着手向前冲，这是一次最完美的前进，情景十分壮观。在山顶我们遭遇土耳其人，利马汉德倒了下来，一把刺刀穿过他的心脏。接着我腿上也挨了一刀，在以后十分钟内，我们都在进行激烈肉搏，我们口咬拳打，并且用步枪和手枪当棍棒。最后土耳其人转身逃走，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整个半岛的钥匙都已握在我们手中，对于如此巨大的战果，我们的损失按比例来说似乎不算太重。我看见了下面的海峡，在通往阿齐巴巴的道路上有迫击炮和运输车辆。我四周一看，发现并未获得任何支援，但是我仍然决定对在我们前面败逃的敌人追击。我们向埃杰阿巴德的方向冲下去，但只走了大约一百英尺，突然遭到我方海军的炮击，于是发生了可怕的混乱（海军否认是他们开的炮，一共是六颗十二英寸的炮弹，据说打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个可悲的惨剧，很明显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土耳其人，所以我们必须立即撤回。情形十分恐怖，第一炮击中了一个廓尔喀兵的脸，到处都是鲜血、肢体和尖叫声，我们都跑回山顶，然后又退到原有的旧位置。”

这样就结束了萨里巴伊尔岭的战斗，在这一战中英勇牺牲都白费了，其混乱程度仅次于苏弗拉湾登陆。就如桑德尔斯所说，这场作战是会战中政治和军事的顶点。但苏弗拉湾与萨里巴伊尔之战不同，因为并未面临不可克服的障碍，所以是可以成功的行动。可是因为将领能力太差和部队水准恶劣，结果还是失败了。

八月六日下午九点三十分，第十一师的第三十二和第三十三两个旅，在师长哈默斯利将军率领下，在漆黑中接近了B滩头，发现这里没有设防。到晚上十时，已经有四个营登陆，并无一人阵亡，但都疲倦不堪，因为他们已经站了十七个小时。拉拉巴巴已被攻占，已经打通了达到十号高地的道路，但是因为没人知道它的正确位置，所以结果还是一事无成。此时，第三十四旅在西特韦尔将军率领下进入了苏弗拉湾，但是驳船向A滩头前进时，在距离岸边五十英尺远的地方触礁。这使登陆行动大受阻碍，直到拂晓之后，大批人员才完全登陆。使事态更糟的是，第十师（师长为马洪将军）本应在A滩头登陆并以占领基利奇丘陵为目标，可是其中有一部分却在C滩头和A滩头以北发现的一个新滩头登陆了。所以它的组织被破坏，发生了混乱。

接着就是接二连三的矛盾命令，而土耳其军的狙击手，也如一七七七年的美洲来复枪手一样百发百中，使入侵军受到很大损失。这样一拖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天快要黑了，英军才开始攻打巧克力高地，天黑之后，这里和绿高地的西半部都被攻占。此时在左翼方面则没什么成就，除了在基利奇丘陵获得一个立足点以外，周围所有山地都还在土耳其人手中，可是第九军的兵力中还有过半数尚未参加战斗——共有二十二个营——虽然如此，那些参加战斗的部队却已经损失了军官一百人和士兵一千六百人，比土耳其用以对抗他们的总兵力还要多。

不仅陆军方面的计划全面崩溃了，而且海军方面的所有计划，包括火炮、弹药、饮水、补给、车辆和骡马等的卸载，都发生了全面延误和混乱现象。饮水实际上储量颇丰，但却无处寻找；那些把水壶中的水喝干了的人简直渴得发疯。许多士兵留在滩头，用刺刀在帆布水管上挖了小洞，从那里饮水。

坎伦吉塞尔对登陆的叙述可以代表土耳其方面的看法：

“苏弗拉湾中塞满了船。我们发现共有十艘运输船，六艘军舰和七艘医护船。在陆上我们看见一大堆混乱的部队，好象被扰乱的蚁群一样。任何地方都无战斗进展。”

英国官方历史记载说：“在八月七日一整天中，总司令部对苏弗拉湾的作战完全没有加以控制。他们这种无为的态度，从事态看来，可算是世界战争史中的奇迹之一。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过分自信。”汉密尔顿爵士听到十号高地尚未占领的消息之后为什么不立即赶往苏弗拉呢？史学家说：“若他能如此，并坚决命令部队立即前进，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可能会相当缩短。”

总司令坐在岛上等候消息；斯特福军长则坐在船上，对他的部队已经上岸的事实感到十分高兴。这两位将军都以看赛马的姿态来观看整个作战的胜负。这种指挥艺术虽然不可理喻，但有一部分却是受了老毛奇思想的影响！就是当会战开始之后，最需要指挥之时，指挥官却反而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当汉密尔顿和斯特福两位爵士将军正在等候电话铃响时，土耳其方面的主将却十分活跃。上午六时，维尔默少校用电话报告桑德尔斯元帅，说敌人在许多军舰掩护之下已在尼布鲁尼希角登陆。土军总司令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断定布莱尔已经安全了，敌人的目标是九七一高地和库鲁克巴伊尔，并立即指示菲兹伯伊率领他的三个师中的两个——第七和第十二师——向南增援。同时他命令在亚洲对岸一切可以抽调的人都赶往库鲁克并渡海到欧洲方面来。他也命令第八师从克里西亚向北移动。他感到十分焦急，因为这些援兵没有一个能在三十六小时到四十八小时之内赶到。那么在这段时间中，维尔默这点微弱的兵力能够挡得住敌人的侵入吗？——这就是主要问题。很明显答案似乎是“否”！这时来了一个报告使他略感安慰；下午七时，维尔默少校向他报告说：“敌方部队一整天都在继续登陆，估计现有兵力至少有一个半师。但并未进行任何积极的进攻。就是说敌军的前进极为迟缓。”这个报告的意义就等于可能获得了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八月八日上午十时，维尔默的所部兵力大致分布如下：加利波利宪兵三连在基利奇丘陵山脊上，一千一百人和五门山炮在巴卡巴巴和W高地之间。另有两个炮兵连在提基丘陵山岭的东边。离他最近的增援是从布莱尔调来的三个营，正宿营在图森库利以东两英里的地方，也已经由于强行军而感到疲惫不堪。

八月八日是星期天，也是整个会战中最关键的一天，可是对第九军而言却是个休息日，因为英军总司令与他们已经完全脱节，所以在上午十时五十分，他还向斯特福发出了下述电文：“你和你的部队已经有了卓越成就。请转告哈默斯利，我们对他的迅速有力的前进寄与了厚望。”

“卓越”和“迅速”？！天下还有如此荒唐的事。除了已经登陆以外可说是一事无成。而更糟的是，斯特福也是无能为力。就象英国官方历史上所说的：“八月八日英国军队之所以一事无成，主要就是因为缺乏坚决的领导，不仅在岸上如此，在军部甚至总司令部中也是一样。”接着它又记载说：

“经过了平安的一夜，八月八日上午绝对沉寂。天空万里无云，日光强烈无比。敌方的炮声完全不响。除了在基利奇丘陵偶有一两响枪声外，可说完全没有战争噪音。在缺口附近的沙丘中挤满了休息的部队。海水中有许多人在裸泳。斯特福将军和他的参谋长都留在“水仙’号军舰上，仍未上岸。”

因为总司令部始终未接获消息，就决定派阿斯皮拉尔上校——即后来英国官方战史的编撰人——到岸上考察实际情况。他于上午九点三十分出发，发现整个海湾中都是一片太平景象。他上了“水仙”号，遇见了斯特福，斯特福的精神极好。他说：“好呀！阿斯皮拉尔，士兵们已经有了很卓越的成就！”阿斯皮拉尔回答说：“但是并未达到山地。”斯特福回答说：“是的，但是他们已经上了岸！”他又补充说，准备在明天命令部队进行新的前进。阿斯皮拉尔在这番对话之后，就用无线电将下述报告拍发给总司令部：“刚刚到了海岸，发现一切都平静无事。没有枪声，没有炮声，显然也没有土耳其人。第九军正在休息中。我确信黄金时机已经丧失，并认为情况已经颇为严重。”

当阿斯皮拉尔在岸上时，英军总部接到土耳其部队正在提基丘陵以东前进的消息，这才催促斯特福前进。他把命令转达给各位师长，但是却补充说：“因为缺乏适当的炮兵支援，我不希望你们攻击有强大部队据守的堑壕阵地。”所以当然又是一事无成。

最后，汉密尔顿爵士才决定亲自上岸督战，但因为驱逐舰一时走不开，所以直到下午四点三十分才能成行。他首先到“水仙”号上去，发现斯特福的态度非常“愉快”，因为在这位将军看来，一切都十分顺利。此外，斯特福又告诉他说：他决定暂缓占领基利奇丘陵，直到明天上午再说，因为这个行动可能会引发一场正规会战。汉密尔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很想对他说，我们所希望的正是一场正规会战。但是却忍着没有说出来。”接着，他决定去视察哈默斯利的司令部，但是斯特福却故意托辞不想陪着一同去，他表示自己不太舒服，刚从海岸上视察回来（实际只走了四百码），希望能让他的腿休息一下。

在哈默斯利司令部中，汉密尔顿看到的是混乱的和平。他在日记上这样记载着：“一个得胜的师正在这里休息，据说在接获通信十二小时之后还不能行动。”他命令他们立即向提基丘陵进攻。可是乱糟糟的，一时又找不到各单位。正当他们调动之时，从布莱尔方面赶来的第一批土耳其增援部队，虽然已经疲惫不堪，却还是占领了山顶。这样一来，突然袭击的机会完全丧失了，两支相当的兵力在战场上开始互相对峙。

就象坎伦吉塞尔说的：“八月八日整整一天，胜利女神一直把大门敞开着，可是斯特福却偏不进去。没有一个人前进。简直是一片和平景象，好比童子军露营一样。”

“同时在同样的日光照耀之下，土耳其方面的第七和第十二两个师，却分别从各方面用强行军赶往增援。他们能够如时到达吗？正在阿拉法尔塔等候着的元帅却心急如焚。”

英军总司令外表固然也很威猛，可是对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却哑口无言；反之，桑德尔斯元帅却象烈火一般活跃。在拂晓前就骑着马到处搜寻援兵，他找到第七师的一个幕僚，告诉他该师和第十二师都还落后很远。他遥望着前面的战场，感到十分焦急，在敌人与他站立的地点之间，高地上有四百名守兵，基利奇丘陵上有三百名守兵，两者之间则一个人也没有。那天黄昏时，他从维尔默方面得知菲兹伯伊仍未到达。他马上把菲兹伯伊找来，菲兹伯伊说他的部队太疲倦，在八月九日上午以前无法攻击，这时桑德尔斯怎么做的呢？他立即将其撤职，并命令凯末尔指挥在阿拉法尔塔地区中的全部部队，因为他认为凯末尔是一位“勇于负责的领袖。”

八月七日和八日是危机之日；而八月九日和十日却是决定之日。经过许多前后矛盾的命令之后，哈默斯利终于奉命在九日上午五时攻占阿拉法尔塔山嘴，而马洪则应占领提基丘陵。第十一师的攻击以混乱开始，也以混乱收场。当第三十二旅的领先营正向前进攻时，土耳其的援兵却从山岭另一边涌出，一经冲突之下，该营即在混乱中被击退。尽管已经延迟了四十八小时，可是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提基丘陵的竞走就已经输定了。

第三十三旅的攻击的混乱程度也只是稍好一点。当他们前进时，遇到一大堆丧失了士气的逃兵，于是在阿斯马克迪尔停下来挖掘工事。此时在基利奇丘陵方面，第十师的攻击部队在前进了短距离之后也停下来构筑工事。现在，斯特福将军终于在岸上建立了司令部。汉密尔顿说：“当我走到基利奇丘陵的坡下，找到了斯特福，他正在忙于指挥一连工兵为他自己和军部建筑一些可以防御流弹的营舍，他对这个工作十分认真，据他自己说，因为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停留很长时间，所以工作还是认真一点比较好。”

第二天，已经登陆的第五十三师也奉命投入战斗，准备收复九日丢失的镰刀山，并攻击阿拉法尔塔山嘴。一共进行了两次攻击，但都失败了。

阿希米德·巴特利特对于这两天的战斗这样评论：

“似乎没人知道各旅和各师的司令部在哪里。部队到处寻找饮水，参谋到处寻找他们的部队，而土军的狙击手到处寻找攻击对象。我昨天看见有一名土军的地方，今天却已增加到了十人。他们只留下相当少的部队在堑壕中，大部分都躲在丛林里——是炮火打不到的——来等候我们攻击。他们的狙击手在树林丘陵之中偷偷前进，一发现有利目标即加以攻击，而他们自己几乎完全没有损失。”

这一天，凯末尔也向英军进攻。八月九日，他已阻止了第九军，并于十日进向库鲁克巴伊尔。他侦察地形之后，决定夺回杜鹃花山嘴。上午四点五十分，大批土军从天而降，扫过了敌方的前进堑壕，占领了山顶和农庄，此后这次进攻也失去了力量。到八月十日，结束了萨里巴伊尔和苏弗拉湾会战。英军的损失有多大呢？在五万不列颠部队中，死伤及失踪总数共为一万八千人。八月十二日，阿希米德·巴特利特感慨道：“我们已经再次登陆，并且另外又挖了一个坟场。”

会战的其余部分可以简述如下：斯特福撤职，代替他的是拜恩将军，这本是原先汉密尔顿所要求的人。基钦纳勋爵现在说：“这是一场年轻人的战争！”可惜已经迟了六个月。可是汉密尔顿却留任原职，虽然他对这次惨败实在和斯特福负有同样的责任。他在八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之间，在苏弗拉湾又进行了一次无谓的正面攻击，在作战人员一万四千三百人中又损失了五千三百人。

英国失败的立即后果是保加利亚陆军在九月二十五日动员。十月十四日，保加利亚向塞尔维亚宣战，于是基钦纳勋爵决定从达达尼尔地区抽出两个师转用在萨诺尼卡方面。可是风云突变，马肯森率领着九师德奥联军越过了多瑙河。乌斯库布于十月二十二日陷落，尼希于十一月二日陷落，比托拉于十二日也落于德军手中。塞尔维亚变成废墟，德军的火炮和弹药纷纷流入君士坦丁堡。

十月十四日，汉密尔顿被召回英国，代替他的是门罗爵士，他于十月二十八日在达达尼尔登陆。两天后他即主张把英军全部撤回。这个建议使首相阿奎斯大为震惊。到十一月二日，他决定把战争指导权交给“战争小组委员会”负责，其人数为三个以上，五个以下。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应作如此更改。十一月四日，基钦纳被派往达达尼尔作实地视察，他获得的结论也是非撤不可。此时虽然巴福尔已代替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可是丘吉尔却力主再向狭窄部分进行一次海军攻击，虽然此举毫无战略意义。虽然明知徒劳，但他仍然坚持不肯放弃。他好象觉得只要强行通过窄海就算是大功告成。他却没有认清，现在德国与土耳其之间的通道已经打通，当舰队炮击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同时他也不知道德国土耳其方面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并且想使用毒气。不过这一点他却应该可以猜到。

十一月二十七日，一阵大风雪扫过半岛，时间长达七十二小时，暴露中的人员被冻死者数以百计。单是苏弗拉地区，在三天之内就冻伤了五千多人，被溺毙和冻死的多达二百人以上。这场风暴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尽管门罗将军估计在撤退时，留在半岛上的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可能有百分之三四十，但是经过多次争论之后，战争委员会还是首先决定撤出澳新军地区和苏弗拉湾，后来又决定连赫勒斯也包括在内。前两个地方的撤退是在十二月二十日执行的，赫勒斯的撤退则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九日进行，结果没有死一个人。这也是这场会战中唯—一次成功的行动。英军登陆总人数为四十一万人，法军七万人，损失了二十五万二千人，包括死亡、负伤、失踪、被俘、病死和因病后送的人都在内。土耳其方面的损失总数也达二十一万八千人，其中有六万六千人死亡。留在半岛上的物资数量是极其巨大，几乎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地区整理清楚。

这样就结束了英国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之一，可与公元前四一五年的叙拉古围城战相比，因为其根本原因都一样，即民主制度无法指导一场战争。正如丘吉尔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人有权发出明确而横蛮的命令，可以获得毫无疑问的尊敬。权力分散在许多重要人物手中，他们在这个阶段成了统治阶级。”劳合－乔治也说：“没有协调的努力，没有完整的行动计划。也没有重视时间的观念。”可是更糟的却是没有判断力，对问题本身没有明确的战略分析，对战术要求没有适当计算，在未来目的与眼前手段之间没有真正的平衡配合。若非如此，那么很明显，唯一实际可能的解决就是不作正面突击，而只仰赖突袭。这个行动也许可以分为两部分：在一个果敢的指挥官率领下，在布莱尔或其附近，用一支规模小而训练精良的部队登陆，这样就打进了后门。紧接着就使海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是前门——并炮击君士坦丁堡。虽然这样行动有点象赌博，但是对突然袭击而言每每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中，这样冒险也值得一试。如果一开始就失败了，可以立即停止，那么威望上的损失最多不过相当于实际失败的几分之一。

再说到这场作战，若有果敢善战的指挥体系，是否可以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呢？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其答案足以显示当时流行的指挥体系具有根本上的弱点。

和一七七七年的伯戈因一样，汉密尔顿被要求担负一个最困难的任务。也和伯戈因一样，他的主人是一个经常辩论中的团体，而且所有成员对战争都完全是外行。而且也和伯戈因一样，他是一位运气不佳的将军，不过所谓幸运与否，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性格的副产品。

在最初登陆时，缺乏突袭的因素并非汉密尔顿的过错，对海军支援的缺乏，他也不应负责。如果海军将领对他们的战舰也敢和一般海军少校们对他们的潜水艇那样冒险，那么在四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七日之间，只要肯付出相当代价，海峡的狭窄部分随时都可以突破。费歇尔勋爵曾大声疾呼道：“在海军输掉之前，陆军能够赢得战争吗？”但是当决定进行海军攻击后，作为一个良好的参谋人员，他应该支持他的长官（丘吉尔），不管他个人是如何反对。只要一读他的回忆录，就知道费歇尔是民主人士的气味重于海军将领的。他所缺的正是丘吉尔式的权威，能够说“做”和“再做一次！”但是没有海军部的支持，只有具有拿破仑式的决心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

作为军人，汉密尔顿是布尔战争以前时代的标准产物。在这个时代，英国人把战争当作一种绅士行为，团体精神取消了主动精神，军人精神已经与运动员精神合而为一。布尔战争以后，英国陆军也成立了参谋本部，大部分以德国为楷模。他们也接受毛奇的观念，认为一旦开始行动，主动权就应完全交给下级指挥官。但是土耳其总司令桑德尔斯元帅几乎总是身临前线，勇于负责的时候，汉密尔顿却安坐在司令部中，如同局外人一样的评论这场会战，他在日记上这样写着：“今天的总司令是被包在棉被中的，从作战开始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进入步枪火力射程之内”，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会战已经快四个月了！应该追问，为何他自己不解开这个被包呢？为什么他不学桑德尔斯，亲自指挥并强迫敌人接受他的意志呢？他这样写道：“与斯特福争论了一个多小时。”“我是否被资深的马洪所掣肘呢？”桑德尔斯并没有为菲兹伯伊所束缚，他把他撤职，并派凯末尔来代替。在Y滩头，汉密尔顿看到情形不佳，但他却不采取行动。他说：“我不能强迫他们行动，那不在考虑之列。”为什么不考虑？胜败关头真是千钧一发，在苏弗拉湾之战，他变成了他那个岛的囚徒，而桑德尔斯和凯末尔却到处活动。关于凯末尔，英国官方战史说：“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师长发挥过如此巨大的作用，在三次不同的机会中，他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不仅决定了会战的胜负，甚至决定了整个作战的成败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反之，对汉密尔顿的作茧自缚，上述评论也同样正确。

若能以突袭为基础，这场会战可能成功，那么后果就会非常惊人：俄国可以得救；巴尔干诸国会保守中立或积极合作；塞尔维亚不至于被占领；土耳其会被击败；当西线僵持不决时，从东线却已经把德国包围了。不仅俄国可以支持下去，而且如坎伦吉塞尔所说，“若无加利波利的失败，俄国革命也许不会发生。”此外，在马其顿、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以后的巴勒斯坦，也都不至于再发生长时间的战争。这些战斗吸收了大量的联军兵力，若是加上巴尔干各国的陆军，那么联军在必要时，也许可以集中两百万的兵力来对付奥匈帝国。因为这个帝国早已陷于两面作战之中，那么可能在一九一六年秋季之前就会崩溃。

虽然这只是个推想，但却并非不可能，因为君士坦丁堡之于德国，正好象美国内战中查塔努加之于南方邦联一样。一九一五年八月八日，也就是斯特福在苏弗拉湾登陆后的一天，德国海军上将蒂尔皮茨这样说道：“从昨天开始，在达达尼尔已经发生了激烈战斗。情况颇为紧急。如果达达尼尔沦陷，那么世界战争的结局可能将对我们不利。”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所以没人会反对卡尔森在英国国会下院中对加利波利撤退事件的评价，他说：“这是此次战争中已经发生过的最大灾难。”

大事记（七）：战争的进展（一九一五年 —— 一九一八年）

在协约国方面，英国实为战略重心，中欧同盟要赢得战争，必须设法将英国赶出协约国——这又要求先击败法俄两国，并赢得中立国的支持，这样，当盟友失败之后，不列颠政府将无法组成另一个新联盟。所以不列颠的问题就是努力使这个联盟不致瓦解崩溃。过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英国采取的手段可以列举如下：封锁敌人、补贴同盟国、在分散及牵制作战中使用其小规模英国陆军。现在，虽然英国仍然是协约国的银行兼兵工厂，可是从战争开始起，它并未充分使用封锁手段，而陆军也并未作为牵制兵力使用，而是运往西欧战场。虽然如此，一旦僵持局势已经形成，不列颠政府就不再坚持这种新的大陆政策，而又重新回到了传统政策——牵制与分散。

甚至在达达尼尔冒险之前，英国就已决定发动两个辅助作战：一个是在埃及，以保护苏伊土运河；另一个在波斯湾，以确保在阿巴丹的英波石油公司的设备。后来又加上对萨诺尼卡的远征。这些牵制行动迅速发展成大规模作战。到一九一七年，当俄国垂危之际，联军方面的人力问题也就达到了危机的顶点。第一个作战已经变成了巴勒斯坦战役，英军使用的兵力达到三十四万人；第二个作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英军的兵力大约为四十万人；第三个作战成了马其顿战役，联军方面一共用了六十万人，其中有二十万二千为英国人。在这三个战役中，大英帝国一共损失了十七万四千五百人（包括战死，负伤，和病死者），此外还要加上加利波利战役所损失的二十一万四千人。

无限制浪费人力是战争拖延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却是迟迟未能完全封锁中欧强国。这是因为不列颠政府受到一九〇九年《伦敦宣言》的束缚，而这个宣言又是以一八五六年的《巴黎宣言》为根据的。它把禁运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绝对禁止的，就是军用品；另一种是有条件禁止的，包括运往敌国供军用的粮食和饲料。因为无法判断后一种物品是否经过中立国家运往德国，所以从战争开始，英国的封锁就已受到阻碍。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英国第一次宣布修改《伦敦宣言》，十月二十九日又第二次修改。这些修改使进入德奥两国的货物大受影响，为了报复，一九一五年二月四日德国政府宣布从二月十八日起，用潜艇封锁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周围的一切水域。从政治上来看这是一种愚行，因为英国的政策本来已经触犯了各中立国，尤其是美国，可是这种潜艇封锁却毫无疑问改变了中立国的敌对方向，使所有与英国做生意的中立国都对德国大为不满。后来的事情更产生了增强作用。五月一日，一艘美国商船被击沉，一个星期之后，“卢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沉，更使中立世界为之哗然。

由于这个事件引起的反应，英国政府乘机于五月十五日宣布对所有进出德国的货物都当作禁运品。这才建立了完全的封锁。同时，德皇看到美国大起反感也颇感震惊，就命令停止一切对客船和中立国船只的攻击。如果美国从此禁止军需物资输出，也很可能迫使协约国就范，因为他们的工厂都已无法满足其军事需求。

德军右翼在新港被阻时，西线的正面很象一个很大的舌头，在海峡与孚日山地之间向西突出，顶部在香槟附近。对一九一五年而言，霞飞的计划是想用一场两面攻势来切断这块舌头：英军应从阿图瓦向东攻击，而法军则应从香槟向北攻击，他们的攻击轴线预定在圣康坦以西。在整个战争中，这一直是法国的基础战略；依照这个战略，在一九一五年发生了以下各次会战：第一次香槟会战（十二月二十日－三月十七日）；苏瓦松会战（一月八日－十四日）；新夏佩勒会战（三月十日－十三日）；费斯蒂贝尔会战（五月十五日－二十五日）；第二次阿图瓦会战（五月九日－六月十八日）；罗斯会战（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十五日）；第二次香槟会战（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六日）。这些会战的成就最多不过是使这个巨大的突出部凹陷了一点而已。

因为在俄国战场已经面临冬季，而联军在西线的突破企图屡次失败，在法国也产生了失败主义思想，所以到一九一五年年底，法尔肯海因决定再次把德国的主力重点移到西线。他的计划是一方面重新展开潜艇作战，另一方面同时打击凡尔登要塞，因为法国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突破的据点，所以他就故意选定它作为目标。如果他把这个要塞攻下来了，就足以使法国人已经颓丧的精神从此一蹶不振，这样将导致法国崩溃，从而使英国陷于孤立地位。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凡尔登会战展开。和过去所有对堑壕阵地的正面攻击一样，还是不能达到突破目的，一直拖到七月十一日，德军一共损失了二十八万一千人，而法军为三十一万五千人。这场会战开始后的一个星期，德国也开始发动潜艇战，最初的成功颇为惊人，好象德国终于找到了一种足以迫使强敌就范的武器了。但是到三月二十日，当来往于福克斯东－第厄普之间的邮船“苏塞克斯”号未经警告就被击沉之后，美国政府就向德国提出威胁——除非德国修改其潜艇战的规则，否则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这个威胁使德国很害怕，就同意限制其潜艇只攻击纯军事目标。七月七日，英国政府也宣布完全废除《伦敦宣言》。

虽然凡尔登会战阻止了联军的春季攻势，可是俄法英三国仍然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六月五日，由勃鲁西洛夫将军在东线首先发动攻势。英国在五月三十一日在日德兰海外进行了一次虎头蛇尾的海上会战，五天之后，基钦纳勋爵在海上失事死亡，这个消息在他们的精神上多少产生了一点刺激作用。到六月二十日，奥军向俄军投降人数已达二十万，可是在六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之间，勃鲁西洛夫却受到德军的强大反攻，终于被迫退却。虽然如此，这场攻势仍然发展下去，直到八月十七日。到此时，俄国损失已超过一百万人，并且由于流血过多已经面色苍白了。

勃鲁西洛夫的攻势发展到最高潮时，七月一日，经过大规模准备和长达七天的事先轰击之后，法英两军（英军现在由黑格爵士指挥）在索姆河上发动了拖延良久的攻势。于是互相消耗的会战再度开始，一直打到十一月十八日，双方损失都在六十万人以上（包括死伤被俘都在内）。八月二十七日，罗马尼亚也向中欧强国宣战，两天后法尔肯海因被免职，由兴登堡出任德国总参谋长。十二月六日，布加勒斯特向德国投降。

索姆河会战结束之后，所有正面都完全形成了僵持局势，似乎交战双方已经没有在战场上寻求决定的可能性了，于是在伦敦、柏林和维也纳等方面都在开始考虑和平谈判。艾斯奎内阁已经摇摇欲坠，十二月七日终于倒台，起而代之的是劳合－乔治，他却是激烈的主战派。五天后，德国和它的同盟国提出了四份性质相同的通牒，表示他们愿意考虑和平建议。可是从随后发生的事实看来，德国的诚意似乎颇有疑问。十二月十八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各交战国发出普遍性的通牒，要求他们正确说明什么目标才能使他们满足。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威尔逊在对美国参院的讲演中，又宣布其“不要胜利的和平”的主张。德国既不接受美国总统的号召，又不愿将阿尔萨斯和洛林让给法国，以收买法国使其退出战争，反之德皇威廉二世却于一月三十一日，命令自二月一日起开始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在这个愚行之外，此时美国人又得知德国曾怂恿墨西哥与日本缔结攻势同盟以对付美国。这些事情都使美国人怒发冲冠，二月三日，华盛顿与柏林断绝了外交关系。此后和谈虽然仍在继续，可是却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

德国当局怎么会如此愚蠢呢？因为在柏林，大家都认为俄国的士气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潜艇战所引发的恐怖若能继续增大，也许就能使英国马上屈服，美国虽然强大，在军事方面却还是来不及发生作用。实际上，德国所应采取的办法，是首先等俄国崩溃，再集中全力于西线，并同时发动全面的潜艇战。

德国对俄国的研判是正确的。一九一六年年底，圣彼得堡开始出现不安状况。十二月二十九日，俄国皇后的宠臣拉斯普廷被人暗杀，从此俄国的情况开始急转直下。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圣彼得堡发生了骚动，面包店被抢劫。十一日，部队出动维持秩序，但他们却不向群众开枪，反而射杀了自己的长官，与暴民携手合作。在俄国首都驻有部队十九万人，可是从禁卫军开始，叛乱象野火般迅速蔓延。到十二日，革命已经不可避免，群众闯入皇宫，公共建筑被烧毁，监狱被打开，囚犯被释放。三月十五日，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三天后由罗夫亲王组成临时政府。勃鲁西洛夫被任命为总司令，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五月，克伦斯基转升军政部长，七月又升任首相。三月二十二日，各同盟国政府都正式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

三月革命之后，战争范围继续扩大。四月六日，美国对德国宣战，差不多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却用一节密闭的火车车厢，把列宁送回了俄国（列宁原名为弗拉基米尔·伊利奇·乌里扬诺夫，生于一八七〇年，死于一九二四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是两件最重要的大事，注定要改变世界的政治轴线。

从瓦伦斯在亚德里亚堡战败之后，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是欧洲历史上第二个重要日子，而美国总统对此似乎有一种神秘的预感。四月一日夜里——即他向国会宣读宣战文告的前夕——他与纽约《世界日报》的柯布先生作了下述谈话：

“战争会使我们已知的世界翻转。只要我们不参加战争，中立主义还有优势，假如我们加入协约国方面，那么世界就会失去和平的基础，而进入战争时代。”

“就是说我们也和旁人一样的丧失了理智，不再有是非的考虑，也就是说半个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民都会发作战争狂，放弃冷静的思考，集中精力进行毁灭。”威尔逊又说美国的宣战，其意义相当于德国已被击败，而且是相当惨重的失败，所以结果将是一种指定的和平与胜利的和平。

他又说：“这也就是企图以战争的标准来重建一个平时的文明，到战争结束时，全世界已经不会有旁观的中立国，而都是交战国了。”

他更进一步说：“一旦领导这个民族进入了战争，他们就会永远忘记所谓‘容忍’是怎么回事。要战斗你就必须野蛮和残忍，而这种野蛮残忍精神也会渗入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根纤维，使国会，法庭，站岗的警察和大街上的市民都受到感染。”美国总统又说，任何人都要符合这种精神，否则将受到惩罚。

若非美国公众的情绪已经被宣传煽动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威尔逊也许就不会强行采取这个决定命运的步骤。此时，俄罗斯已经有五分之四退出了战争，而德国已经可以自由的集中全力在西线采取攻势，若无美国支援，英法两国势必被迫转入防御，可是德国虽倾全力，仍然难以对联军正面进行决定性突破；加上自五月开始，英国海军部已经采取了护航的办法，开始控制住了潜艇的狂潮，所以很可能由于美国的调停，在列宁尚未在俄国上台之前，就已经先开始谈判和平了。（四月份联军船只的损失为一百六十九艘，开始采取护航制度之后，从四月起到年底为止，船只平均损失已经降到每月七十五点五艘，而且没有一艘运兵船被击沉。）

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也很怀疑美国的参战是否明智。八月十七日，他致书豪斯上校和美国总统，其中这样说道：“我们人民中的大部分都欢迎美国加入战争，但是却有少数人对此深表遗憾。他们的理由可以表述为这样两点：（一）他们认为并不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以迫使任何强国寻求合理的和平。（二）他们认为美国若能置身于战争之外，那么对和平可以有更多贡献，并对和平解决可以有更好的影响。”此外他又说：“当你以为可以获得没有胜利的和平时，历史却证明，一般国家都是有胜利而无和平。”

许多年后，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丘吉尔也发表过类似意见：“美国最好是管自己的事情，而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如果你们没有投入战争，那么协约国在一九一七年的春天可能已与德国媾和。若我们在那时媾和，俄国就不会崩溃，共产党也就不会出头。同样，意大利也不会产生法西斯主义。而德国若不签订《凡尔赛条约》，那么纳粹主义也就不会在德国生根。如果美国能置身于战争之外，所有这些‘主义’就都不会在欧洲流行，而国会式的政府也都能安然无恙。英国若能在一九一七年年初即获得和平，那么至少可以拯救一百万以上的生命（包括美英法等国在内）。”

既然俄国已经实际上退出了战争，而美国还只是名义上参加，所以英法两国应该采取的最聪明办法，就是在正面采取防御，尽量节约人力以等候美国发挥力量。可是他们并不如此，反而决定从阿腊斯向东以及从兰斯向北发动一场联合春季攻势。从联军的准备行动上，德国人猜透了他们的意图，为了便于扼守西线以等待东线的援军到达，德军撤出了巨大西线舌形地带的顶点，退到了“齐格飞防线”——即联军方面所称的兴登堡防线。这个巨大的堑壕体系，从阿腊斯附近一直延伸到苏瓦松以东几英里远的地方。撤退使联军的联合攻势计划完全失去了意义，结果引出两个孤立的会战——阿腊斯会战（四月九日—五月十五日）和第二次埃讷河会战（四月十六日—二十日）。阿腊斯会战使英国付出了死伤十五万八千人的代价；而第二次埃讷河会战在尼维尔将军指挥之下，结果也是不了了之，使法军损失了十八万七千人。尼维尔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接替霞飞的。更糟的是接着发生了广泛的叛变，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法军必须放弃任何进攻思想。五月十五日，贝当将军代替了尼维尔。接着在东线也发动了所谓克伦斯基攻势，从六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了七月十八日即完全被德军所粉碎，从此再无俄军的攻势。

在索姆河会战之前，黑格爵士曾主张应在弗兰德平原寻求决定性会战，如今为了吸引德军远离丧失了士气的法军，并占领在奥斯坦德和泽布勒赫的德军潜艇基地，他就决定首先攻占梅西讷岭，然后在伊普雷正面实行突破，并进向布鲁日和根特。

五月二十一日，在二千二百六十六门火炮和十九颗地雷（装着一百万磅的炸药）的掩护下，梅西讷会战开始了。到六月十四日占领了梅西讷岭。接着在七月三十一日，经过十三天轰击，又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就是第三次伊普雷会战。战场是一片已经耕种的沼泽地，炮击使它变成了一个大泥潭，攻击部队都被它所吞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会战才以二十四万四千八百九十七人的损失而告结束。八月底以后，对这场战术上已没有可能性的会战还是不肯放手，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愚行，也足以表明黑格的头脑是何等僵化。因为从那个月二十日以后，法军的元气已有相当的恢复，并且足以在凡尔登发动进攻，这场进攻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十五日，还是象以往一样受到了重大损失。

在意大利方面，在十月二十四日到十一月四日之间，意军在卡波雷托会战中也受到重创，损失了三十万五千人，其中有二十七万五千人被俘。为了防上意大利崩溃，英法两国部队又纷纷向意大利增援，到十一月二十日，黑格又在康布雷向德军发动了新的攻击。在这场会战中，并未进行事先炮击，而且也是首次大量集中使用坦克。开始时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可是到十二月五日，由于缺乏预备队，终于还是失败了，但仅损失了四万五千人。到一九一七年年底，英国由于流血过多已经面色灰白，法国在精神上已经支撑不住，意大利几乎退出了战争，而美国还不能对战争作出足够贡献。此时在十一月七日（旧历为十月二十五日，故称为十月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圣彼得堡取得了政权，并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一个月后，当俄德两国间的战争被搁置时，沙皇的大帝国也开始瓦解。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乌克兰宣布独立，二月九日依照第一次《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得到德国承认。接着在一月十六日到五月三十日之间，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格鲁治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北高加索和哥萨克亚（由顿河和库巴高加索人合并组成）也都纷纷宣布独立。为了迫使布尔什维克政府屈服，并停止托洛茨基的滔滔雄辩，二月十八日德军恢复了对俄国的进攻，布尔什维克派大为恐慌，立即表示愿意接受和平。三月三日双方签订了第二次《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依照条约，俄国政府承认芬兰和乌克兰的独立，割让库尔兰、立陶宛、波兰、巴统和卡尔斯——后面二者割让给土耳其，将海陆军复员，并停止一切在德国境内的宣传工作。五月七日，俄国又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

当俄国陷于无政府状况时，威尔逊总统正在考虑和平，并于一月八日向美国国会提出解决战争的十四点计划，后来又加了四点。这些思想是具有崇高理想的，很适合一个厌战世界的幻想，并且使德国获得了以谈判的和平来结束战争的机会。可是德皇和他的大臣们却拒绝加以考虑，部分是因为威尔逊虽然口唱和平高调，却又主张对德国应加以严惩。现在既然战争已经只剩下一个方面，德国最高统帅部就决定在美国开始大规模行动之前先击毁法英两国。既然不愿接受十四点——这本是唯一实际可行的路线，就象鲁登道夫指出的那样，俄国的崩溃使德国人感到如释重负，所以每个人都想进攻，而担心防御会使敌人不断变强。此外，封锁的绳索也已经快使德国窒息，只有进攻才能迅速打破这种封锁。

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错误并不是不应该决定进攻，而是在选择目标时应该选定已经士无斗志的法国人，而不应选择顽强的英国人。

一旦当七十个师的援军由东线调来之后，德国的计划就是从皮隆尼南北两面的英国第三和第五两个集团军的地区实行突破，在达到渗透目的之后，就把右翼向北旋转，切断英法两军之间的联系。

三月二十一日，在雾气与毒气的掩护下，展开了“凯撒会战”，其发展是如此成功，所以到了二十六日，为了应付这种情况，福煦被任命为联军“协调者”。虽然如此，到四月五日，这次进攻的动量开始自动减少，德军攻占了一块巨大的舌形地区，其顶点在亚眠以东九英里处。在索姆河地区受到挫折之后，四月九日，德军又对横跨里斯河的英国第一集团军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击。四月三十日这又渐成尾声，使德军占领了另外一个突出地带。

只是在这两次会战流产之后，德军当局才决定再向埃讷河上的法军发动攻击。五月二十七日凌晨一时，第三次巨大的进攻展开了序幕，德军攻下了榭芒山岭，到二十八日夜间，在兰斯与苏瓦松之间，向南又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六月三日，德军在沙托-特里达到了马恩河，暂停到了六月九日继续进攻，到十四日又告顿挫。七月六日，德军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这一次是在兰斯的东西两面，但是联军拼命坚守，使德军颇少进展。

为了阻止德军继续向巴黎进攻，福煦决定对这个突出部的西面实行反攻，七月十八日，他从维勒尔－柯特里特向东进攻，到八月二日，已经迫使德军退回到兰斯－苏瓦松之线。从三月二十一日到此时为止，双方所受到的损失都已在百万人左右。对德国而言，这种损失是绝对的，因为这是无法补充的；可是现在却已有超过一百万人的美军在法国登陆了，而他们正以每个月二十五万人的速度源源流入法国。所以鲁登道夫说：“这些美国人现在成了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可是赢得决定这场战争的会战的却并非美国人。

第七章：亚眠会战（上）

亚眠会战，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蒙迪迪埃会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会战。它不仅使西线德军从此崩溃，而且也打开了战术上的僵持局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造成了战术方面的革命。虽然如此，如果一九一四年的德国陆军，在组织方面能以速射野战炮和机关枪作为真正核心——这是二十世纪初的支配武器，而不是以弹夹式步枪为核心——那是十九世纪末的支配武器，也许就不会形成这种僵持局面。法国也就会象后来在一九四〇年一样迅速被打垮。在一九四〇年，德国使用的是另外两种具有支配能力的武器——坦克和飞机。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双方都缺乏这种高度的组织力，结果使子弹为圆镐争取到了足够时间，构筑出足以防御子弹的堑壕，并降低了火炮的威力。只是到了这时，各国陆军才开始增加火炮和机关枪，以达到防守或突破堑壕正面的目的，但因为堑壕和障碍物阻碍攻击而有助于防御，所以就象布鲁赫预言的那样，防御成了较强的作战形式。

为了克服这种攻守之间的差异，第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使用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以摧毁堑壕和障碍物（铁丝网）。虽然一般说来，这种办法可以保证最初阶段的成功，但却使战场弹坑遍地，使轮动车辆难以通行，而没有车辆，攻击部队就无法补给，所以虽然炮弹能够削平堑壕和铁线网，结果还是一样。（英军的准备射击在弹药消耗量上迅速增加：胡基会战（一九一五年）共用炮弹一万八千颗；索姆河会战（一九一六年）用了炮弹二百万颗；阿腊斯会战（一九一七年）用了二百十六万颗；梅西讷会战（一九一七年）用了三百五十万颗；第三次伊普雷会战（一九一七年）用了四百三十万颗），此外，即使这种炮战非常成功，但无疑会使攻击者留在一个突出地区——在战术上这是一种不利形势。所以虽然火炮的威力大大增加，可是其毁灭方式却使炮击变成了静态作战，不能在运动战中担负决定性的任务。（在第三次伊普雷会战中，前进的部队和火炮，都象山地战一样，其补给要依赖骡马驮运。）进一步说，凸凹不平的弹坑也使防御者的机关枪更能发挥威力。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炮兵的火力不但不能打破僵局，反而使这种僵局变得更加牢固。

既然火炮不能解决问题，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德国就在伊普雷地区第一次施放氯气，这就是毒气战的开始。虽然最初也颇有成效，但因为毒气很容易用防毒面具等降低危害，所以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一九一五年年底，德国首次使用光气弹，在一九一七年夏季又开始使用窒息性毒气，称为“蓝十字”毒气，以及芥子气，又称“黄十字”毒气。芥子气是非常强烈的起泡液体，威力相当可怕。美国在战争中由于毒气死伤的人数为七万四千七百七十九人，占全部死伤数字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三；而其中只有百分之一点八七是致死的。）

到战争末期，双方都希望用打击对方精神层次的手段来获得决定成果。双方都使用飞机攻击平民，但这只不过是个陪衬，虽然它预示了一个可怕的将来，可是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空权却始终没有长足发展，无法获得决定性成果。（英国一共遭到一百十一次空中攻击，共投弹八千五百颗，总重量超过三百吨，杀死一千四百一十三人，伤三千四百零七人，毁灭财产总值三百万英镑。在德国方面，共死了七百二十人，伤一千七百五十四人，损毁财产总值一百一十七万五千英镑。）

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是瞎撞，因为对问题的实质并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不是单纯摧毁堑壕和铁丝网，而是要降低枪弹的威力，也就是使敌方步枪和机枪不能发生作用，并且不是缓慢而是要立即起作用。很明显，答案就是能够防御子弹的装甲，而不是增加弹药的数量——不管是子弹、炮弹、炸弹和毒气都一样。战争刚一开始就有人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在英国有斯温顿上校等人，在法国则有埃蒂安纳将军。他们认识到虽然个别士兵无法进行装甲，但是他们却可以象舰船上的水手一样，用装甲车辆运载，因为这种车辆必须越野行动，所以应该使用履带而不是车轮。这就是坦克思想的起源。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在炮火连天的索姆河战场上，坦克第一次出现了。

实际上，这种解决方案古已有之，以最近的过去而言，布拉肯布里上校在一八七八年七月的《十九世纪评论》杂志中就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是《装甲野战炮兵》。这篇文章的内容值得详细引述，因为它很明显地预言了“坦克概念”。

简单说来，布拉肯布里上校的理论大致是这样的：普列文会战的主要教训，就是说无论何种部队，只要躲在掩蔽物后面，而敌人位于其前方，那么实际上这个部队就立于不败之地。炮兵火力的效力是射程越短就越有效，所以若在接近地域，炮兵的毁灭威力即可实际歼灭敌人。但因为步兵的威力也已经大大增强，所以又不能使炮兵进入步兵的歼灭射程内。因此最后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火炮不受子弹的威胁。布拉肯布里上校建议用轻薄的甲板帮助炮手对抗步兵火力，炮兵可以安全地坐等攻击，不等敌人到达炮位即先将其摧毁。炮兵不必再担心被敌军俘获，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战术体系，假设炮兵无论发现其前方出现什么都不必逃走。如果双方炮兵对战，那么哪方面能够不怕敌人的霰弹和步兵火力就可以压倒对方。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损失中的百分之九十，就是被俘的危险，那就可以不顾任何意外了。军舰有装甲对抗重炮，同样，野战炮兵也能用装甲对抗步兵火力和榴霰弹。最近，步兵的火力变得日益强大可怕，所以野战炮兵迟早都要采取这种防御手段。如果我们给炮兵加上这种防御装甲，而这却是骑兵和步兵所无法享用的，就可使炮兵拥有巨大的威力，使战场上的战术受到严重影响。这种发展将有如日夜循环一样自然。我们希望英国应该为其他国家作出榜样。（事实上，英国却没有注意他的思想，而德国在一八九〇年和一八九九年的秋操中都试验过他的观念。）

布拉肯布里的建议中还有个特点，就是他认识到“会战中的目标实为精神方面的效果，因为死伤并不能使敌人退却”——这就是“坦克概念”的灵魂。他也象腓特烈大帝一样看清了“前进就是征服”，因为持续不断的前进具有可怕的精神效果，“刺刀学派”的思想与此并无二致，在原则上也是合理的，但是在一九一四年的条件下却根本没有可能性。可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的“炮弹学派”却始终没有认清现实，他们一直不知道问题的核心不是把敌人的阵地变成废墟，而是要让火炮能够在敌方步枪和机枪火力之下前进。要想使火炮能够持续不断前进，不是要使它拥有压倒性的毁灭能力，而是要能彻底打击敌人的士气。这正是坦克——自动推进的装甲炮兵——所获得的成就。自从有火器以来，陆军即面对两个难题：（一）如何调整运动与火力的关系，（二）如何调整运动与保护的关系。现在坦克都能使其获得解决——用机械动力代替肌肉，增强了陆军的机动性；用装甲防御枪弹，又增加了安全；军人不必自己携带武器，也不必用马匹拖运，所以也增强了攻击力。因为坦克使军人在动态中获得保护，又使他能够在静态中战斗，这就是把海军战术用到了陆战之中。

坦克的第一次正确使用，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康布雷会战中。在这次会战中，没有使用炮兵进行准备射击。坦克在步兵的前面前进，有如一条由机动装甲炮台构成的锁链一样。除了少数修改以外，这种战术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使伤亡比例大大减低。虽然这次会战证明对战术僵局已经有了真正的解决办法，可是由于缺乏预备队，在战术上还是失败了。直到亚眠会战，才又大规模使用这种方法，终于获得了完全成功。

与“装甲战”同时发展成形的又有“空中战争”——这是最具机动性的战争，也是由于僵持局势而促进了发展。最早飞机的使用几乎仅限于炮兵火力指导；其次为空中照相，用以测绘特种炮兵堑壕地图。这些任务也引发了空中的战斗，但是直到一九一五年夏，德国方面才有在螺旋桨叶之间装置机枪的弗克尔式单翼战斗机出现，开始有了系统的空战。在罗斯会战中才开始有轰炸炮兵阵地以及其他目标的尝试。接触性的巡逻在索姆河会战中首次使用。在梅西讷和康布雷会战中，开始对堑壕和炮兵阵地进行低飞攻击。一九一八年四月一日，英国正式成立了独立的皇家空军，代替了原有的皇家飞行团。空军的进展十分惊人：一九一四年，皇家飞行团只有军官一百六十五人，士兵一千二百六十四人，共有六十三架飞机飞往法国。到一九一八年夏天，皇家空军共有官兵二十九万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飞机二万二千架，其中有三千三百架在第一线。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

当研究从八月八日到十一日发生于亚眠的这次最伟大的决定性会战时，对上述这些战术发展必须先记在心头。

到六月底，英军在亚眠的地位是已经大有改进，指挥第五集团军的罗林生将军——战败后改称第四集团军——决定第四澳大利亚师应该占领哈米尔村和柯尔比以东的一片森林。七月四日，在与第五装甲旅合作下，这些目标依照计划完全攻占，而且损失极为轻微。（这一战使英国装甲军大大出名。）所以次日罗林生又向黑格建议进行一场规模更大的类似作战。因为心里本就有这样的腹案，所以黑格又于七月十二日向福煦（两天前他刚刚升了法国元帅）建议，发动一场攻势推进在亚眠以东和东南两方面的战线，从而使亚眠和重要的亚眠－巴黎铁路不再受德军炮火威胁。福煦表示同意，于是在次日，罗林生奉命拟定计划。他于七月十七日提出计划，到二十三日获得福煦和黑格批准。

这个计划就是哈米尔攻击的扩大，目的是进行有限的前进，以达到四月丢失的原有亚眠外围防线，在第四集团军方面是从亚眠－鲁瓦公路上的勒奎斯尼尔起，通过凯克斯村直到索姆河上的梅里库尔以东不远的地方。

在等候黑格批准计划时，罗林生在七月二十一日在设于弗利克斯库尔的司令部中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他的三位军长：加拿大军军长居里中将、澳大利亚军军长莫拉希中将、第三军军长巴特勒中将，还有骑兵指挥官卡瓦拉中将，以及空军和装甲军的代表。在会议中又把原有观念扩大了一些，所使用的坦克营由八个增加到了十二个。接着在七月二十六日，福煦下达了正式作战命令，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一）作战目标是使亚眠和巴黎－亚眠铁路摆脱战斗，并击败和逐退位于索姆河与阿夫尔河之间的敌军。

（二）为了达到目标，由于进攻在北面有索姆河掩护，所以应尽量向鲁瓦方向推进。

虽然目标还是一样，但却已不仅限于推进到亚眠外围防线，因为鲁瓦位于勒奎斯尼尔东南八英里处。同时也决定以八月八日为“零日”，七月二十八日，福煦再次扩大这个计划，把迪贝尼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拨给黑格指挥，并指定用它在罗林生的右面进攻。最后在八月五日，黑格又召开了一个会议，使作战目标发生了彻底改变。不仅在法国第一军右方的第三集团军也包括在进攻部队之内，而且罗林生所奉的命令也改为向亚眠外围防线以东前进，为了便于使法国第三集团军在蒙迪迪埃与努瓦永之间前进，他又奉命占领鲁瓦－绍讷之线，把敌军逐回到哈姆——在绍讷东南十五英里。为了协助他，骑兵军也交由他指挥。

在攻击发动前三天，突然使攻击深度增加一倍，这当然使各位军长没有充份时间来改变原先已经拟定的详细命令——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有进攻计划中都不可或缺的。所以现在必须适应一种过去从未料到的情况。此外福煦和黑格两人似乎也从未考虑到，当计划扩大时战场的性质也会随之改变。

在索姆河以北，地面都为山岭沟壑所分割，对坦克构成严重的障碍，但是所要进攻的距离却很短，因为亚眠外围防线在起线之东，相距不到五千码。在索姆河以南直到亚眠外围防线，中间都是坦克的理想战场，而德军只有微弱的防卫。但是再往前进，就是一九一六年索姆河战场的法军部分，那里堑壕遍布，到处都是弹坑。不仅坦克和步兵都很难通过，而且对敌人的机关枪手而言却是个理想的防御地区。所以当攻击深度伸展到鲁瓦－绍讷－索姆河之线时，攻击者就要面临两个不同的作战：（一）是有计划的，就是进入亚眠防线；（二）是没有计划的，就是如何从那里继续前进，越过索姆河旧战场以达鲁瓦－绍讷之线。因为后者是不能冲过的，所以需要强大的步兵和坦克预备队来赢得它。但是因为这种兵力不在预算之内，所以象康布雷会战一样，亚眠会战实际上也是“一天”作战。

八月八日这天，罗林生将军指挥的兵力如下：左面为第三军，一线展开的有第十二、第十八、第五十八等三个师，第四十七师在最左端巩固该军左翼，而美军第三十三师充当预备队。中央为澳大利亚军，前线上并列着第二、第三、第四这三个师，至于第一和第五两个师则充当预备队。右面为加拿大军，前线上为第二和第三两个师，而由第一和第四两个师充当预备队。此外还有骑兵军，其中包括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骑兵师；第五空军旅，下辖六个战斗机中队，八个侦察机中队和三个轰炸机中队。装甲军的第三、第四、第五旅和第十营作为总预备队；另外还有第十七、第三十二和第六十三这三个师也由他指挥。

攻击正面从南面的莫勒伊直到北面的昂克尔河。从莫勒伊到亚眠－鲁瓦公路，由法军第三十一军负责，从亚眠－鲁瓦公路到维莱－布勒特努－绍讷铁路，由加拿大军负责；从这条铁路到索姆河由澳大利亚军负责；从这里到昂克尔河由第三军负责。

第一天的会议，大致说来是准备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军作为攻击主力，而法英两个军则在他们左右两方构成防御性侧翼。这个战场又分成三道目标线：（一）绿色线为所有部队的第一目标，（二）红色线为各军的第二目标，（三）蓝色线和蓝色点线分别为澳加军的第三目标。在第一线准备暂停二小时，以便第二波攻击军跟上，并越过第一波进攻。

装甲部队分配如下：第四装甲旅（第一、第四、第五和第十四营）配属加拿大军；第五装甲旅（第二、第八、第十三和第十五营）配属澳大利亚军；第十营配属第三军，第三装甲旅（第三和第六两营）配属骑兵军。

这些坦克营装备的坦克，其性能见附表。第三和第六坦克营各有四十八辆中型惠比特式坦克，除第一和第十五营各有三十六辆V型星式坦克以外，其余各营都有三十六辆V型坦克，另有六辆预备坦克作为损毁的补充。共有三百二十四辆重型坦克和九十六辆中型坦克，加上四十二辆预备坦克；此外还有九十六辆补给坦克（改装后的IV型坦克），二十二辆火炮运载车也改装为补给车，所以总共是五百八十辆履带车辆。此外还有第十七坦克营，装备十二辆装甲汽车，由第五装甲旅指挥，参加澳大利亚军作战。

附表：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所用装甲车辆的性能

性能
Ⅳ型
Ⅴ型
Ⅴ型星式
中型惠比特式
火炮运载车

增强型
普通型
增强型
普通型
增强型
普通型

长度
26.5英尺
26.5英尺
26.5英尺
26.5英尺
32.5英尺
32.5英尺
20英尺
30英尺

重量
28吨
27吨
29吨
28吨
33吨
32吨
14吨
34吨

乘员
1官7员
1官7员
1官7员
1官7员
1官7员
1官7员
1官2员
1官3员

武器
2门6 磅炮+4挺刘易斯机枪
6挺刘易斯机枪
2门6 磅炮+4挺霍奇基斯机枪
6挺霍奇基斯机枪
2门6 磅炮+4挺霍奇基斯机枪
6挺霍奇基斯机枪
4挺霍奇基斯机枪
1挺刘易斯机枪

引擎
105马力
105马力
105马力
105马力
105马力
105马力
2个45马力
105马力

最高速度
3.7迈
3.7迈
4.6迈
4.6迈
4.0迈
4.0迈
8.3迈
3.0迈

平均速度
2.0迈
2.0迈
3.0迈
3.0迈
2.5迈
2.5迈
5.0迈
1.75迈

行动半径
15英里
15英里
25英里
25英里
18英里
18英里
40英里
15英里

跳越能力
10英尺
10英尺
10英尺
10英尺
14英尺
14英尺
7英尺
11英尺

这样的兵力分配足够保证进到亚眠外围防线有余；但若想在八月九日越过亚眠外围防线再前进到鲁瓦－绍讷之线则嫌不足；因为各师和坦克在八日这一天都要参加战斗，所以必须加以重组，然后才能在九日进行有体系的前进。八日这一天的攻击兵力过于强大和密集。各师正面在开始时平均为二千二百五十码，在结束时为三千码。如果时间许可，这些正面是可以放宽的，若能如此，也许可以抽出两个师和两个坦克营作为总预备队（加在原有三个师之上）。进一步说，若骑兵军及其坦克营也能保留到八月九日再投入战斗，那么在这一天就可以有生力军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和四个坦克营继续参加战斗了。这个继续向前推进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要想保持攻击的动力，就不仅应击败敌方第一线部队，而且还要在他们的预备队赶到之前使他们继续往后溃败。把已经溃败的敌军赶到尚未溃败的敌军头上，这是使后者组织崩溃和士气瓦解的最确实有效的方法。

德军与这次会战有关的是两个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为马尔维茨，第十八集团军的司令为胡蒂尔将军。第二集团军的正面从英国第三军左翼的莫尔德附近到莫勒伊以南半英里远的圣休伯森林。第十八集团军的正面从圣休伯森林到努瓦永，与法军第三集团军的右翼相对。第二集团军在前线有十个师，有四个师充当预备队；第十八集团军在前线有十一个师，预备队四个师。

在英军第四集团军的正面，采用的战术和康布雷会战一样。坦克集结在步兵起线后方一千码处，在“零时”以前，用飞机噪音掩蔽，前进到起线，到了零时，在徐进弹幕（这种方法是一九一六年在索姆河会战中开始使用的）的掩护下（由集团军炮兵的三分之一担负发射。其余三分之二的炮兵则轰击敌军炮兵阵地）领导步兵前进。因为法国第一集团军只有极少量坦克，所以当法军第三十一军前进时，炮兵从零时起仍对敌方堑壕和炮兵阵地进行连续四十五分钟的轰击。英国第四集团军一共可以使用八百架飞机，而法国第一集团军则有一千一百零四架之多。因为在会战开始之前，德国方面两个集团军总共只有飞机三百六十五架，所以联军握有制空权。除了在会战中继续保持制空以外，皇家空军还要担负下述任务：与攻击部队合作，轰作和扫射敌方地面目标，对前进部队补给弹药，轰炸绍讷、鲁瓦、内勒和皮隆尼等地的铁路中心以及索姆河上的渡口。

为骑兵军和第三装甲旅指定的任务，是一有机会即从加澳两军领先步兵之间通过，迅速前进以夺占亚眠外围防线，然后坚守等待接替兵力到达，接着再向东南前进到鲁瓦－绍讷之线，切断敌军的交通线，并使法军的前进更加容易。

这是个疯狂的任务，受到装甲军军长和参谋长的激烈批评，他们认为坦克和战马是无法合作的，因为坦克不怕子弹，而马匹则不然。他们提出一个帮助法军的较好的方法：首先保留两个中型坦克营，等步兵和V型坦克达到突破目的之后再让他们前进，从维莱－布勒特努到罗西耶尔，转向右面最后到达蒙迪迪埃东南。罗林生将军却认为这个迂回运动过于冒险，决定仍维持其原有任务。

最后，保密和突然袭击是进攻的灵魂。所以直到零时前二十四到三十六小时，部队才知道攻击目标和接受命令。一切运动都在夜间；前进搜索和炮兵试射都绝对禁止，部队各自执行正常任务；道路上均铺以沙土和稻草；物资的堆集都加以伪装；用强大空军阻止敌方侦察后方地区。尽管有这么多预防措施，可是在七月二十九日清晨，占领着索姆河以北地区的第五澳大利亚师却发动了一次蠢笨如驴的突袭，俘获敌军一百三十八人。八月六日，必然的报复来了。德军第二十七师面对英国第三军的第十八和五十八师的内侧翼发动了猛烈攻击，正面宽达四千码，透入达八百码纵深，俘获英军二百三十六人。这次攻击使第三军的一切攻击准备都遭到破坏，对八月八日的会战也产生了严重后果。

从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八日清晨，毫无故障的十四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三个装甲旅和两千多门火炮都集中在亚眠以东地区，正面约十英里，距尚未觉察的敌人只在一跃之间。这对组织和参谋工作而言实在是一种胜利。

第七章：亚眠会战（下）

八月七日夜里，天晴无月，但是在凌晨三时，地面开始起雾，四点过后，坦克就慢慢前进，从集结地区前进到步兵的起线。这时雾已经非常浓厚，使能见度几乎为零。四点二十分整，两千门火炮如雷鸣般同时开火，炮弹象飓风一样扫过亚眠外围防线和敌军炮兵阵地。徐进弹幕落在领先坦克和步兵前面两百码远的地方，最初是以每三分钟一百码的速度向前推进。

虽然大雾迫使攻击部队分裂成小群，而且直到上午九时都无法对索姆河以南地区发动空中行动，但是突袭还是很成功。因为有雾的缘故，最前面是第一波散兵，接着就是坦克，后面跟着步兵以单行小纵队前进，再后面就是连级的战斗群作为支援。大约宽达五百码的无人地带被迅速越过，他们扫开了敌军第一线，使敌军匆匆溃退。

右翼方面的法军，发动攻击较迟，但他们前进时也使德军受到了突然袭击，因为他们想不到战斗正面会这样宽。上午九点三十分攻占了莫勒伊。接着是一次新的炮兵轰击，持续达三小时二十分钟。在法军第三十一军右面，法军第九军也开始前进，不久即在阿夫尔河被阻。之后，第三十一军占领了梅济耶尔，又暂停等候炮兵轰击，到下午五点三十分才继续前进。大约在下午九时，这个军占领了弗雷斯诺瓦，但却未能攻下里奎斯尼尔。因为法军没多少坦克，所以他们的成就不算太坏：他们的代价是死伤三千五百人，但却俘获了超过五千人的敌军和火炮一百六十一门。

此时在左翼方面，英国第三军的前进却遇到敌方毒气弹的弹幕，迫使攻击者必须戴上防毒面具继续前进，这是极为吃力的。虽然受到重大损失，但在上午七点四十分，有些地点还是已经达到了第一目标线，但是再进一步的前进企图却受到挫折。结果使索姆河南岸的澳大利亚军左翼在敌军设在奇普利附近的炮兵阵地纵射之下受到了严重损失。第三军之所以不能达成任务，大部份（且不说是全部）是因为受了澳大利亚军在七月二十九日所作突袭的影响。

在加拿大军的正面，第三、第一和第二这三个加拿大师的领先各旅，在上午七点四十五分即占领了第一目标线，在上午十一时又占领了第二目标线，此时第四加拿大师就越过它们向前跃进。德方只有少数火炮发射，步兵已经完全溃散，许多在场的军官认为装甲车辆已经可以通行无阻了。这也的确是事实。从下文的记载看来，装甲车若能幸运地摆脱骑兵的束缚，那么他们确能如此。从第二个目标，V型星式坦克，载着机枪组，即将随第四加拿大师去占领第三号目标线，同时第三骑兵师和第三装甲旅也奉命向前推进，以占领罗西耶尔为目标。加拿大部队的最后前进是在午后十二时四十分钟开始，到下午三点三十分钟，沿全线都已达到第三目标线，除里奎斯尼尔以外。如果不是法军在弗里斯鲁瓦被阻，这个村庄无疑也可攻占。

此时在澳大利亚军正面，第二师在右，第三师在左，也都向前挺进，到上午六点二十分即已攻占全部的第一目标线。接着略事停顿以等候第四和第五两个师赶上，并向第二和第三目标线推进。当这些师在上午八点二十分由第十五坦克营伴随前进时，第一骑兵旅和十六辆中型坦克也奉命前进，此外还有第十七坦克营的装甲汽车，也用坦克把它们拖过了支离破碎的路面。到上午九点十五分，第五师达到第二目标线，可是左面的第四师，由于被奇普利岭上的德军炮兵火力所阻，直到上午十点三十分都还没有占领其第二目标线。以后该师的领先旅还是继续挣扎前进，终于在十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之间才到了第三目标线。可是此时由于遭到德军炮兵侧射，第四师的行动又被阻止，他们受到沉重打击，损失了许多坦克，才终于到达其最后目标——只有最左端例外。

在加澳两军前进时，坦克在克服敌人机枪的抵抗时表现出极大价值。虽然如此，还是与康布雷会战的情形一样，主要效力还是在精神方面。面对他们无法阻止的武器，德国步兵感到自己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于是本能的开始溃逃。这并不是害怕坦克上的火炮和机枪，而是因为大量坦克不断向前滚进，显出一种无法抵抗的威力。可是当坦克面对敌方炮兵时，问题又不同了，因为在这一天当中就有一百零九辆坦克是被炮火击毁的。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这一天作战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后的作战中，差不多在每天的坦克战斗中，这个损失比例就象是个常数一样。不过单就坦克的未来任务而言，在八月八日这一战中最具启发性的教训，就是企图让坦克与骑兵合作的失败例证。

就象当时装甲军司令部所预料的那样，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但不能互相帮助，而且还互相掣肘。因为骑兵的运动速度比中型坦克快，所以在接敌运动时，坦克被丢在后面。可是骑兵又挡不住步枪和机枪的火力，所以在攻击中坦克又进到了前面。结果是不断进行穿梭式运动：首先是坦克前进，骑兵后退，接着是坦克回头迎接骑兵前进。因为对坦克并未指定目标，所以他们进行的不过是装甲游击战，逐一摧毁敌军的机枪阵地。虽然在八月八日那天接到了夸大其辞的报告，说骑兵在罗西耶尔附近进行了大规模冲锋，可是事实上大部分骑兵却未曾越过蓝线，尽管他们围捕到不少敌军留在后方的人员。天还没黑，他们就因为马要饮水而被迫退却。中型坦克也就随他们一同回去了。

如果当时在第三和第六坦克营后面能用卡车载着步兵一同前进，那么他们的车辆也和装甲汽车一样可以用坦克拖到蓝线附近，步兵就可以徒步掩护坦克前进。这样一来，也许在八日下午即可占领利翁和绍讷附近的高地。如果这个高地被占领，因为德军第二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的全部补给都仰赖一条通过该地的铁路来维持，所以面对法国第一集团军的全部德军都可能会被迫后撤。

在这次会战中有两个意外的小事件足以说明这种可能性。其一是卡特尔中校指挥的第十七坦克营（其实是装甲汽车）的一个行动。其二是一辆惠比特中型坦克，摆脱骑兵的束缚所作的一次单独突袭。

装甲汽车被拖到绿线以西不远的沃尔夫西后，在没有其他部队掩护之下，单独向弗卡库尔前进，这在蓝线东面约四英里处，为其最后（第三）目标。在那里他们突然袭击了一个德军的司令部，使他们发生了极大的恐慌。混乱之中，装甲汽车转向亚眠－布里公路的南北两面前进。向南前进的部分遇到敌方的大批运输纵队和一些骑兵，大致是属于在弗拉麦尔维尔的德军司令部的。他们在接近射程发射机枪，一次就打死了四个德国军官。不久他们就到了德军司令部，升上了澳大利亚军的军旗，几分钟前德方的军长还驻在那里。同时，有一辆装甲汽车发现在亚眠－绍讷铁路线上有一列德方火车，于是立即加以破坏。以后这列火车被骑兵俘获。

向北前进的装甲汽车进入了普罗亚尔和休格尼奥勒，有两辆更是进到了索姆河边。在普罗亚尔，德方部队正在进餐，装甲车向他们扫射，使他们四散奔逃。接着他们再向西运动，看见远处有被澳大利亚军从堑壕中赶出来的许多敌人。为了发挥突然袭击的效力，他们躲在普罗亚尔郊区，等敌人接近后才迅速跃出，杀伤很多敌军。敌人四散溃逃，拼命逃向休格尼奥勒，在那里又遭遇到其他装甲汽车，又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虽然到八日下午，装甲汽车的大部份都已损毁不能作战，但是人员的损失却很轻微，没有一个受重伤的。

第二个事件也同样戏剧化。“八音盒”是一辆中型坦克的绰号，由阿诺德少尉指挥，隶属于第六坦克营B连。八日上午，它通过澳大利亚军第二师的战线，沿着与亚眠－布里铁路平行的方向行动，与骑兵失去了联系。它首先在沃尔夫西与巴龙维尔之间，从后方攻击一个德军炮兵阵地，使它失去了作用。接着就向基劳库尔前进，沿铁路东进，协助两个骑兵巡逻队，一次杀伤六十名敌军。接着又在二百码到六百码以外向敌人射击，在击毁了几个敌军运输纵队之后，才终于自己起火焚毁了。

这十二辆装甲汽车和一辆中型坦克所造成的混乱可说十分惊人，如果在八月八日那天，所有中型坦克不被骑兵牵制，而是全部集中在绍讷附近，那么从亚尔法特到蒙迪迪埃和从蒙迪迪埃到努瓦永之间共约五十英里长的正面上，德军的全部指挥和行政体系都可能会被扫光。

抛开这些假设不说，八月八日这一战对联军而言也是马恩河会战之后的最伟大胜利。攻击军所付出的代价总共为一万二千人，但却杀伤了敌军一万三千人，俘虏了一万五千人和火炮四百门，并且突破了敌军正面。现在联军所要做的，就是对他们的初步成功加以猛烈扩张。

可是他们对战果的扩张却毫无准备。同时，这个古老的索姆河战场也注定要使机动战又变成堑壕战。虽然坦克在设计之初是作为堑壕战武器使用的，可是其真正的任务却在机动战方面。英军现在还有可用的坦克三百辆，但是人员却已疲惫不堪，而所有参加过战斗的坦克也都需要修理和补充弹药和燃料。所以结果在九日那天，只有一百四十五辆坦克可以参加战斗。此时，因为鲁登道夫反对撤回到兴登堡防线——那也许是最聪明的措施——所以他已迅速调来六个师的预备队，增援第二和第十八集团军，另有七个师也在调动之中。

对于九日这一天的行动，罗林生将军的命令是第四集团军应进到鲁瓦-绍讷-布内-德朗库尔之线，而法军则应进到鲁瓦。但是他的参谋长蒙哥马利少将却这样写道：“不过由于通讯困难和其他原因，全面运动直到上午十一时才开始，某些旅甚至迟至下午一时。所以结果整天的战斗都不连续，各师和各旅的攻击都是在不同时间发动的。有些攻击尚有炮兵掩护和坦克支援，有些则完全由步兵担负，而没有其他兵种支援。”此外在右翼方面，法军的攻击也是毫无生气。虽然如此，到夜幕低垂时，战斗正面还是能够大致推进到布舒瓦尔－鲁夫赖－梅亚利库尔－弗拉麦尔维尔－梅里库尔－德朗库尔之线。

在八月九日夜里，澳大利亚军奉命把左翼伸展到索姆河北面，而其第三十二师则应前进支援第三加拿大师。在十日这天，英方三个军的目标还是和前一天一样没有改变。

八月十日，正面又拓宽了，因为法国第三集团军也在其第一集团军的右方参加了进攻。和八月九日的情形一样，在第四集团军的正面简直完全缺乏合作，各旅都是零星投入战斗。德军的抵抗力已经相当增强，有更多师的预备兵力投入了战斗。在法军第一和第三集团军的正面，因为德军第十八集团军正在后退，所以前进颇为迅速。但是在第四集团军方面，加拿大军前进不到两英里，澳大利亚军更少，而英国第三军则达到了第一日的全部目标线。

到此时，黑格和罗林生已经明白沿第四集团军全线的攻势都已成为尾声。为了结束进攻和在更北面的地方重新展开攻势，黑格于十日清晨派一个参谋去通知英国第一集团军司令霍恩爵士，赶紧执行早已决定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第一集团军应攻占拉巴瑟和奥柏斯岭，第二集团军则进向克梅尔，第三集团军进攻巴波姆。

训令发出不久，福煦元帅也来到设在威里的黑格前进指挥所，主张应向东对着哈姆方向攻击。因为这意味着面对实力日渐增强的敌军继续进行全线消耗战，所以黑格建议暂缓在亚眠以东的进攻，而正当其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在准备时，把攻击重点移到宾恩的第三集团军方面，它正位于第四集团军左面，而以面对第四集团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的德军右翼为目标。但是福煦却坚信德军的士气已经崩溃，所以不会有太顽强的抵抗。他之所以获得此种结论，是因为他看到德军对法方第一和第三集团军的前进没有什么抵抗。很明显，他并不知道一部分德军正在主动撤退。似乎黑格对第一点也不十分明了，所以在福煦说服之下，也不免将信将疑，就命令照福煦的指示行动——这使罗林生大为不满。

在八月十日黄昏，第四集团军奉到的命令是在十一日这一天，第三军应取守势，而加澳两军应在哈姆和皮隆尼之间挺进到索姆河，并且在右岸建立桥头阵地。同时，法国第一集团军的左翼也受命进占哈姆。

到十一日，很明显的可以看出，黑格和罗林生的想法是对的，而福煦对情况的判断却是错误的。蒙哥马利少将说：“由于敌方炮兵火力的增强，而我方又缺乏坦克和充分的炮兵支援，所以在十一日清晨，居里爵士命令加拿大军停止攻击。”经过激烈战斗之后，澳大利亚军攻占了利翁。大约正午时，德军首先发出沉重的炮声，接着就对齐里和沿着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英军原有战线，在达莫里和弗克斯库尔之间发动了一连串坚决反攻。虽然被击退了，但这却是会战即将结束的确实讯号。

下午三时，罗林生在维莱－布勒特努召集所属各军军长开会，决定暂停进攻到八月十五日。八月十二日，骑兵军也撤回充当预备队。

这样，亚眠会战正式结束。虽然如此，可是当八月十四日黑格到萨尔库去谒见福煦时，福煦却又逼他向绍讷－鲁瓦正面的敌军进攻。黑格在日记上面有下述记录：“我表示反对，因为这只会使人员和坦克受到惨重损失。我坦白的告诉福煦，让他知道我对英军的指挥是只向我国政府和人民负责的。福煦的态度立即改变了，说他所希望的就是我能够把一切意图提早告诉他。尽管他说的很客气，但在过去五天之内，福煦和他的参谋人员都一直坚决主张我应该沿索姆河南岸挺进并攻占皮隆尼的桥梁，不管德军的抵抗如何顽强和英军的损失是如何惨重。”

这场大会战的死伤数字是：法军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二人，英军二万二千二百零二人，而德军估计为七万五千人。法军俘获了—万一千三百七十三人和火炮二百五十九门；英军俘获了一万八千五百人和火炮二百四十门。若单以死伤而论，双方的损失几乎大致相当。

虽然福煦和黑格对这场会战的决定性都并无充分认识，可是八月八日的事情却不仅使德国的将军，而且也使其一般军人都认识到这是一个悲剧。当联军正忙于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春季攻势，包括使用几千辆坦克时，德国的鲁登道夫将军却已宣称：八月八日是德国陆军在这次战争中的“黑日”。不仅是他一个人有这种感想。德国官方战史的作者对这次会战也有如下叙述：“当太阳于八月八日在战场落下时，德国陆军已经遭受到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失败。这已经是既成事实。”这种说法并不是事后之论，而是当时从内心中激发出来的。当时派驻奥军总部的德国军事总代表克拉蒙将军有下述记录：“西线的变化对奥匈帝国发生了剧烈影响。奥匈帝国人民一向深信德国人是能制造奇迹的，这种思想已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所以这次失败好象惊雷一样打破了他们的幻想。皇帝本人也受到了强烈震动。他把我请到身边，告诉我说：即使是奥军在皮亚维河上的惨败，也没有这次西线的剧变更能使其人民获得深刻的印象。”

德军这次失败的主因，大家几乎一致公认是由于联军大量使用了坦克。不过坦克对德军的失败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却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否则坦克对会战的影响应该不会比康布雷会战更大。

促成德国崩溃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最首要的却莫过于封锁。到一九一八年夏季，若非尚有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小麦，否则中欧国家早就会因为饥饿原因而自动投降了。即令如此，他们的人民却还是已经接近饥饿的边缘，他们的肚子吃不饱，心情也就随之低沉。进一步说，虽然德国军人比其国内同胞吃得饱，可是因为从三月二十一日起，一连串的进攻都失败了，使他们的士气大受打击。他们感到这种局势将会遥遥无期，不知道何日可以结束。德国军人一方面看到家人在挨饿，另一方面感到前途毫无希望，所以毫不奇怪，鲁登道夫将军的回忆录上会这样说：在这次会战时，从前线退回来的部队向开往前线的增援部队喊道：“滚回去，你们是想延长战争！”

当坦克登场时，这就是德方所显示出来的阴黯背景。如埃德蒙爵士正确指出的，坦克的物质效力是有限的，可是精神威力却极大，所以他说：“德国人很愿意把失败的原因都归在坦克上。这种借口却值得检讨。”不过早在四十年前，布拉肯布里上校就指出：“会战中应以精神打击为目标。”使德军溃败的不是坦克的杀伤力，而是其精神威力。德国官方出版的《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的悲剧》中说过：“若无坦克，那在八月八日上午，德军就不会受那样严重的突然袭击，从而发生了不可收拾的恐慌现象。步兵看到步枪和机关枪都不能阻止对方的坦克，就感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结果不是投降就是逃走。”

德国的新闻界对此也极尽夸张之能事，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就象一位德军俘虏所说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兵们都认为坦克的迫近可以算是中止战斗的良好借口，他们的责任感可以使他们面对敌人的步兵奋勇战斗，但是坦克出现之后，他们就感到已有充分理由可以投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样的心理反应又不期而然再次出现了。

鲁登道夫对坦克造成的影响有正确的认识。他说：“我一向所担心的，也是我经常提出警告的事情，终于在这里成为现实。我们的战争机器不再有效。我们的战斗力已经受到损伤，尽管大部分部队还在英勇战斗。”

他又说：“八月八日这一战使我们的战斗力开始崩溃，尤其在预备队方面。我们已经没有希望找到足够的战略预备队以扭转局势使其对我方有利。反之，我更认识到一切战争计划都没有安全可靠的基础了。今后的战争已经变成不负责任的狂赌，这是我认为必败无疑的。对我而言，德国民族的命运实在是代价太高的赌注。战争应该结束了。”八月十一日，德皇在阿维斯尼的兴登堡总部召集所有高级将领开会。德皇作了下述具有历史意义的训词：“我看我们应该造成和局了。我们已经快要达到抵抗力量的极限。战争应该结束了。”两天后，又在斯巴召开了另一次会议。鲁登道夫在报告了最近的军事情况之后，开始作下述解释：“现在要想用进攻来迫使敌人求和已经没有可能性，而单靠防御也决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要想结束战争就必须使用外交手段。”于是德皇命令国务大臣辛兹设法打开和谈的途径，若有可能，就请荷兰女王出任调停人。

此时，八月八日到十一日的会战又已经触发了这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会战”——这是鲁登道夫的说法。这包括着一连串会战，以那个巨大的西线突出地两侧为目标，又回到了霞飞元帅时代的战略。

八月二十日，英法两军同时发动进攻。法军第十和第三集团军在索松斯和鲁瓦之间进攻，而英军第三集团军则在亚尔培之北进攻。接着，英国第四集团军又把正面延展到索姆河南岸。这样，一个会战迅速接上了另一个会战，到九月十二日，美国第一集团军也加入进来，负责肃清圣米赫尔突出地。于是西线战争进入了结束阶段。

九月二十六日，在默兹河与兰斯之间，英国第一集团军和法国第四集团军又开始进攻；二十七日，在艾培和伦斯之间，英国第三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也开始进攻。二十八日，从阿尔芒蒂埃尔到英吉利海峡海岸之间，英国第二集团军，法国第六集团军和比利时军也开始攻击。最后在二十九日，在拉费尔到艾培之间，法国第一集团军和英国第四集团军也发动了攻击。此时，在马其顿的巴尔干战线也被德斯佩雷将军指挥的联军所粉碎，保加利亚要求休战。九月十九日，英国的艾伦比将军发动了美吉多会战。十月一日，联军进入大马士革。十月三十日，土耳其退出了战争。

为失败所震惊，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鲁登道夫走进兴登堡元帅房中，建议休战已经不可再缓。他说：“我们并不想考虑到在东面放弃任何领土，因为我想协约国一定也能充分认清布尔什维克对我们和他们同样都是一种威胁。”这一点他却料错了。十月五日，德国接受了威尔逊的十四点作为休战谈判的基础。

大事记（八）：意大利与奥匈帝国的斗争

当萨拉热窝的枪声触发世界大战时，意大利对战争可说是毫无准备。它既不想加入三国同盟，也不想投入协约国方面。由于最近与土耳其在的黎波里塔尼亚交战，其军事力量已经大受损失，而在国内政治方面，社会党人、共和党人和其他反对君主政体的人也都乘机活动，逼得它非守中立不可。不过却有少数人认为意大利这次若不参战，将丧失一流强国的地位。其中两个最强有力的人，一个是诗人邓南遮，一个是声誉日隆的新闻记者墨索里尼。邓南遮向知识阶层呼吁，墨索里尼则向群众号召。他们两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力联盟。

战争爆发时，墨索里尼正担任社会党机关报的主编。他是铁匠的儿子，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弗利省。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辞去社会党报的职务，创立了自己的《意大利人民报》，十天后他被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党籍。他就开始组织法西斯党，种下了一种新的政治理论的种子，十年之内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欧洲大陆都同时向自由民主政治和共产主义挑战。

凭着这两人的意志和推动，唤醒了意大利人民的战争精神，加上英国的压力，英意两国遂在伦敦开始谈判（英国愿意贷款五亿镑）。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意大利终于投入联军方面，向奥匈帝国宣战。

虽然到一九一五年春天，意大利的准备已经比一九一四年秋天更有把握，但是仍然不够资格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同时，用与奥匈帝国接壤的边境作为进攻跳板也十分困难，不仅特伦蒂诺突出部的顶点在维罗纳北面只有十五英里；而且在三百五十英里的边界线中，有三百英里都是群山绵亘。其余五十英里中有卡尔索河流过，它位于威尼斯湾正北面，其附近也都是山地。为战略环境所迫，意大利的总司令卡尔多纳将军只好在这个狭窄而开阔的正面上发动攻势。卡尔多纳出生于一八五〇年，是个相当有能力的军人。他认为在这时奥军在北面正受到俄国的牵制，在南方也被塞尔维亚纠缠，所以可以乘虚进攻。可是宣战之后，这种可能性却消失了。在马肯森的攻击下俄军败退了，而塞尔维亚不久更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

六月二十三日，卡尔多纳展开攻势，就是第一次伊松佐会战，从此直到一九一七年夏天，一共进行了十一次伊松佐会战，此外在特伦蒂诺境内还有好几次会战。在一九一五年全年，这些作战使意军遭受了二十八万人的损失；一九一六年加上四十八万三千人；一九一七年再加上三十二万三千人。除了使奥军差不多也受到同样数量的损失（死伤和被俘都在内）之外，可以说是毫无收获。这样的屠杀是会引发大祸的，尤其是意大利人民在精神方面十分脆弱，对战争的苦难并无充分准备。两年的战斗，差不多造成一百万人的损失，使人民都感到惊恐，而社会党人和反对参战的人就更得理不饶人了。死伤人数越多，就使他们的“股票”价值越高涨，而“消耗贩子”的信用也开始破产。这些人所不了解的，就是用血肉换取胜利的理论只有当精神力量能够忍受时才有效。在消耗战中，精神因素更重于物质。这一点却是意大利吃不消的。

这个民族精神的问题，在现代史中一方面是意大利最大军事失败的背景，但另一方面也是意大利最大军事成功——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的背景。所以这是很值得加以研究的。

首先应研究的是政府问题。战争开始以来，意大利政府从未采取措施来团结或管制人民。政府一直保持放任政策。对于颠覆性的宣传，根本没有进行制压。比如，尽管已实行新闻检查制度，可是社会党的报纸却天天反对战争，不仅分发给部队，而且敌人也把它们投掷进战壕。这种宣传使失败主义流行，打击部队的士气和人民的爱国心。

社会党人的态度越是肆无忌惮，政府的态度就越软弱，希望用温柔手段征服他们。结果使人民更相信社会党人的宣传。社会党议员特雷维斯宣称：“到明年冬季，堑壕中将空无一人！”，他的话就象雷声一样震动了每个城市、乡村和家庭。

生活费用日高，食物缺乏都足以使人民精神颓丧。而政府的措施也是糟不可言。举例来说，当一九一七年图林的工人发生暴动时，政府却把其中许多叛乱者送往前线当兵来以作惩罚。结果这些人在军中变成了害群之马，对士气大有妨害。

另有两个国际性势力也增加了这种精神上的腐蚀。一个是天主教会，一个是刚刚兴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教皇领导的僧侣到处宣传失败主义，因为教廷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一个真正统一的意大利。而布尔什维克者的意图是要破坏一切有组织的民族。正如费拉里所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夺取政权，把俄国那一套整个搬到意大利来。

他们的工作很容易进行，因为在山地战中，所有部队都分成单独的小群，所以极易受到间谍煽动。同时，当战争拖长之后，许多老军官都已死亡，换来的新人根本就不知道有与部下保持人性接触的必要。此外，卡尔多纳将军本人也不懂心理学，他似乎不知道静态战争对士气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对所有联军而言都是士气最消沉的一年：俄国已经进入无政府状态；德国的潜艇战已达到其顶点。在法国境内的英军已经淹没于弗兰德沼地之中。法军的纪律已经废弛到了极点，所以在那年夏天简直一事未做。

在这场总崩溃的景象中，意奥两国的情形可说是难兄难弟，都是最糟的。两国军队因为不断进攻，都已经流血过度。他们有如陷入泥沼之中，越陷越深，几乎毫无希望。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当拜恩斯扎高原血战方殷之际，奥匈帝国就开始向德国求援，四天后，德国的瓦尔德施泰岑将军就向奥匈帝国的参谋总长阿尔兹提出了一个向普勒佐－托尔米罗－戈里齐亚正面进行德奥两军联合进攻的作战计划。

这条正面本是由二十三个师的奥军和火炮一千八百门加以据守。瓦尔德施泰岑建议再增加十四个师的兵力——德奥军各七个师——和一千门火炮以发动一场进攻。攻击主力应夹在普勒佐和托尔米罗之间，以意大利第二集团军为目标，准备把它和在其左面的意大利第三集团军一起赶过塔利亚门托河，然后再向帕多瓦进攻。

这个计划为兴登堡元帅接受，并派贝洛将军担任总司令。攻击定于十月二十四日开始发动，前奏为短促而猛烈的炮兵轰击，这种方法在里加对付俄军曾经颇有效力。虽然在十月十六日到二十日之间，卡尔多纳将军从奥军逃兵身上获得了充分情报，可是意军第一线部队不但没有疏散，反而更集中。此外，预备队的战线也向前推进了，与第一线是如此接近，使德奥军的初步轰击可以同时打击在两条战线上。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二时，德奥军开始炮击，大批毒气弹同时落在意军第一线和第二线部队身上。上午九点三十分，意方第二集团军的第四军正面在弗尔拉斯被透入，下午四时德军就占领了卡波雷托村——这场会战后来就以它定名。

关于经过详情此处不拟细述，只把结果归纳如下：十月二十六日，卡尔多纳命令第二集团军退到塔利亚门托河上，第二天他又命令第三集团军也进行同样的撤退。尽管第二集团军已经溃散，可是第三集团军在奥斯塔公爵指挥下，尚能保持良好秩序。

十月三十一日，德奥军到了塔利亚门托河；十一月四日，他们的右翼迂回过来，面对着波代诺内。十一月六日达到利文扎河，七日其右翼又迂回了一次，这次是以科内利亚诺为目标。九、十两日，他们到了皮亚维河。这里距离威尼斯已在二十英里以内，可是攻势却停顿了。

虽然在这次撤退中，意军方面有许多部队还是能进行英勇战斗，但是社会党的宣传在第二集团军方面总算已经达到了目的，其结果十分可怕。在这次会战中，该集团军不过死了一万人，伤了三万人，可是降敌被俘的却有二十六万五千人之多，此外损失了火炮三千一百六十二门，机关枪三千挺，迫击炮一千七百三十二门，以及大量其他军用品。

愤怒之中，卡尔多纳将军发表了一个公报，说明这些卖国行为的真象，意大利人民这才从幻梦中惊醒。于是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奇迹——意大利从失败的劫灰中获得了新生。

好象触电一样，意大利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惊醒了，他们知道这就是一向鼓吹和平的后果。于是意大利民族开始团结振作起来，准备背城一战。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也在十一月十九日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全国军民团结奋斗，宣布一切懦怯，分离反战的行为都是叛国。

邓南遮和墨索里尼也都开口了，几乎每个城市和村庄都有“隐士彼得”这类人出现，号召人民从军。此时，法英两国最后也认识到意大利战场的严重性，立即调了十一个师的兵力南下援助，在拉帕洛奠立了统一指挥的基础。卡尔多纳的位置由迪亚斯接替，他的能力虽然较差，可是对人性却有较多的了解，在他的副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将军协助下开始组成一支新军，这支新军在精神方面要远比那些已经崩溃的旧军坚强得多。

第八章：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上）

迪亚斯将军被任命为意大利总参谋长之后，他最先的意图是想发动一场攻势，但是到一九一八年五月中旬，他知道奥军也在准备进攻，于是决定并不先发制人，而是等候敌人先动手。

奥匈帝国的计划是折中性的，就象一切折中性的东西一样，结果总是不好的。前奥匈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康拉德元帅现在正在特伦蒂洛战线，指挥着第十和第十一两个集团军，他强烈主张攻击重点应放在阿夏戈高原方面，而指挥第六集团军和伊松佐集团军的波罗伊维奇则应向皮亚维河下游实施佯攻。可是波罗伊维奇却不愿意担当康拉德的助手，所以他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要求。现任奥匈帝国总参谋长是阿尔兹将军，与其说他是总参谋长，不如说他是皇帝的副官。所以这个并无决断力的人就决心作和事佬，结果是两个计划都被采用，而不分所谓主攻和佯攻。因为如此，所以据说这场攻势是个单独的攻击，而在两个正面上执行。康拉德的攻击是要越过布伦塔河并迅速通过山地，包围皮亚维河后面的意军。波罗伊维奇的攻击是指向特雷维索－梅斯特雷，而以巴基廖内河为第一目标。

决定之后，奥军方面不断有逃亡者跑到意军战线去，带来了许多情报。此外英军的电话窃听单位获得了许多详细情报。虽然如此，阿尔兹对成功还是表示出极大信心，他写信给兴登堡元帅说：“我深信这次进攻必能使我们达到阿迪杰河，这样即可使意大利在军事上完全崩溃。”

六月十五日凌晨三时，被称为皮亚维河会战的战斗开始了，首先就是一阵短促而激烈的轰击。后面的经过可以简述如下：康拉德在阿夏戈高原的攻击几乎立即被阻止了，而波罗伊维奇对蒙特洛地区的突击则有少许进展。第二天下了大雨，使奥军渡过皮亚维河的企图受到了严重阻碍，虽然在十七日这一天，他们进行了激烈攻击，可是到十八日就完全顿挫。到次日，意军即开始发动反攻，一直继续压迫到七月六日，此时在皮亚维河西岸已不再有一个奥匈帝国的士兵了。总的来说，奥军的此次攻击完全失败了，损失了十五万人——包括死伤及被俘者在内。

特里维廉认为奥军这次失败是“世界决定性会战”之一，从某方面来看，他的说法是对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九一八年联军方面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而且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劳合－乔治也认为会战的胜利恰好是全年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头。这种说法也不错，因为当时德国在西线正希望能获得奥军增援，这一战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虽然兴登堡只要求奥匈帝国调六个师到西线去增援，阿尔兹首先拒绝了，接着又表示同意，最后还是向皇帝请示。皇帝却告诉鲁登道夫，说他要先和妻子商量。

克拉蒙是德国驻奥军总部的总代表，他的意见是：“六月的会战对奥匈帝国的国内情况，以及一般局势都具有最严重的后果，不仅是失败本身，而且还有奥军所受到的严重损失。匈牙利国会已经发出了一片谴责声，他们要求撤回匈牙利军队，不让他们受毫无良心的奥匈帝国将领指挥。奥匈帝国人民也公开指摘皇帝和皇后通敌卖国。”一句话，这就是奥匈帝国崩溃的开端。

在这一年夏季所剩的几个月内，意大利战线都比较平静。直到秋深之后，在皮亚维河上的意军才开始发动反攻。接着联军在法国、马其顿和巴勒斯坦也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其中有一场会战，对欧洲的前途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就是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

皮亚维河会战后不久，英国的卡凡勋爵和意大利的格拉齐亚尼将军都力主接着发动一场猛烈攻势．他们认为奥军的士气已经到了即将崩溃的阶段，所以只要大举进攻，即可使这个二元君主国自动崩溃。但是迪亚斯将军却不敢冒险。他是个十分谨慎的军人。从七月一日起，福煦元帅已经获得授权，可以协调各同盟国的军事行动，他又力劝迪亚斯进攻，迪亚斯还是坚决拒绝了。直到九月二十六日，联军在法国发动了最后一场进攻之后，他和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才勉强接受了福煦的意见。但若非在十月五日，德国（包括奥匈帝国在内）已经向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休战要求，他们可能还是只会阳奉阴违。他们为什么会突然不再迟疑而决定进攻呢？原因就是担心战争马上就会结束，若意大利没有一次值得称道的胜利，那么它在和谈中的地位将大受影响。

依照费拉里记载，这次进攻的基本思想是由意大利第三集团军的作战处长尼古洛斯上校提出的，根据他的原始观念，巴多格里奥将军才将其发展成一个详细的进攻计划。其大致意图是首先在皮亚维河下游实行突破，然后切断这个地区与特伦蒂洛方面敌军之间的联系，接着向西旋转，以席卷山地方面的正面。选定的突破点即维托利奥－威尼托，若能占领该地，即足以切断奥军通往皮亚维河的铁路交通线，这样一来，当意军向西旋转以席卷奥军右翼时，其左翼方面的大部分兵力将处于瘫痪之中。

为了执行这次作战，十月六日又成立了两个新集团军，即第十和第十二集团军。从右到左，意大利军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三集团军：司令为奥斯塔公爵，下辖四个师。

第十集团军：司令为卡凡勋爵，下辖英国第十四军（第七和第二十三两个师）和意大利第十一军（第二十三和第二十七两个师）。

第八集团军：司令为卡维利亚将军，下辖十四个师。

第十二集团军：司令为格拉齐亚尼将军，下辖四个师，其中有一个师为法军。

第四集团军：司令为杰阿第诺将军，下辖九个师。

第六集团军：司令为蒙托利将军，下辖六个师，其中有英法军各一师。

第一集团军：司令为佩库利－杰拉尔第将军，下辖五个师。

第七集团军：司令为塔索尼将军，下辖四个师。

在总预备队中还有第九集团军，司令为莫罗内将军，下辖六个师的意军，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师和一个美国步群；骑兵军，军长为图林伯爵，下辖四个骑兵师。

面对他们的奥军分为两个集团军群，分别称为皮亚维集团军群和特伦蒂洛集团军群，由波罗伊维奇元帅和约瑟夫大公分别担任指挥官。其间的界线为西斯蒙河。皮亚维集团军群包括伊松佐集团军（共十四个半师），第六集团军（共七个半师）和贝卢诺群（共十二个师）。他们面对着意大利的第三、第十、第八、第十二和第四这五个集团军。特伦蒂洛集团军群包括第十一集团军（共九个师）和第十集团军（共九个师）。他们面对意大利的第六、第一和第七这三个集团军。总计，联军为五十七个步兵师，四个骑兵师和火炮七千七百门。奥军为五十二个步兵师，六个骑兵师和火炮六千零三十门。

面对皮亚维集团军群的意军，其任务是：第十和第八两个集团军应透入格拉韦第－蒙特洛地区；第十集团军又保护第八集团军右翼，以便第八集团军前进到萨奇莱－维托利奥之线，并切断奥匈帝国第六集团军的交通线。第十二集团军在左面支援第八集团军，而第四集团军又在更左面支援第十一集团军，而第十一集团军应前进至蒙特格拉帕地区。第三集团军在第十集团军右面，应该等第十集团军前进到皮亚维河后再向东前进。第六、第一和第七这三个集团军的任务，是牵制特伦蒂洛正面的奥军，直到维托利奥－威尼托被攻占为止。在会战第二阶段，他们应向北挺进，攻击奥军的第十一和第十集团军，而第八集团军在第四集团军支援下开始向西旋转，以攻击贝卢诺群的左翼。

在这两个密切相关的作战前，还有一个预备性作战，即由第十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中的某一部分首先攻占格拉韦第，并在皮亚维河左岸占领桥头阵地。必须等这两个目的达到之后才开始发动全面攻击。本来Z日定为十月十六日，但由于大雨使河流泛滥，结果顺延到了二十四日，预备性作战则定在前一夜进行。这个事实特别有趣，这不仅是一次渡过宽广而正在泛滥中的河流的作战，而且以后可以看出，由于第八集团军未能完成其主要任务，结果才使第十集团军的攻击发展成会战中的决定性行动。

在布满卵石的河岸与一群菱状小岛之间，分割出狭窄的水道，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就是格拉韦第。这群小岛共有四英里半长，其中央部分大约有二英里宽。在右岸与格拉韦第之间就是主要水道，宽度不等，由二百八十码到七百八十码，而这个岛露出水面只有几英尺，长约四英里，平均宽度为一英里。正当泛滥之际，潮流的速度足以让人站不住，且使主要水道无法徒涉。

奥军的防区共有两个堑壕地带。第一道叫凯撒区，约有二千码纵深，前面是一道堤岸，完全绕着菱形部分的东边。堤岸约十英尺高，已经掘有堑壕和安装了铁丝网，其前哨线则一直推进到格拉韦第和其他小岛上。第二道防线称为康尼区，在皮亚维河以东约六英里，并且沿着蒙蒂卡洛河左岸，这道河岸从维托利奥－威尼托的南面起，并在奥德尔佐以东与利文扎河交汇。

卡凡的第十集团军将其预备性作战分为两个阶段：（一）占领格拉韦第，（二）在皮亚维河左岸获得立足点，以建立桥头阵地，也就是说应向堤岸进攻。这两个行动都准备在十月二十三日夜里举行，在黑暗掩蔽之下，使用小艇和徒涉渡河来达到格拉韦第。

第一批渡河的部队指定为英军第七师的第二十二旅，因为只有十二艘意大利平底船，每艘船上除两个船夫以外只能乘坐七人，所以每次只能渡过八十四人。十月二十三日晚上八点十五分，第一批小艇出发，因为河中有漩涡，所以船夫对船只的驾驶要有惊人的技巧。英军最先不敢相信船夫有这样的本领，以后对他们的技术和勇气不禁大感敬佩。

他们一旦在格拉韦第上陆，第二十二旅的领先排就冲向几个小规模的匈牙利部队据点，然后向右旋转再向南沿着岛本身前进。此时奥军也已射出了告急火箭。正在摆渡之际，又同时用平底船造了两座浮桥，但是到天亮之后，它们就暴露在敌方机枪火力之下，所以在渡过两个营之后，浮桥即自动拆散。到二十四日上午五时，英军第七师的目标都已完全占稳，可是意军第三十七师方面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该师是指定在更下游的地方渡过皮亚维河——他们已经有六个营渡河到了卡塞塔岛，但在那里却被机枪火力所阻止。

当右翼方面获得成功之后不久，在中央方面又作了另一次企图。在浓雾之中，开始对皮亚维河与布伦塔河之间的地区进行炮兵轰击，到上午七点十五分又开始下雨，第十二集团军在左面支援着第四集团军部队，开始向蒙特格拉帕山的斜坡上冲锋。蒙特阿索隆山却得而复失，到处都是猛烈的机枪火力，之后的每次前进都被击退了。双方都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克拉蒙对奥军颇为赞许，而卡凡勋爵对意军也一样恭维备至。当第四集团军攻克蒙特格拉帕这个坚强阵地之后，卡凡勋爵称之为最英勇的成就，足以在军事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十月二十五日，他们继续攻击，虽然并无进展，但在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两天，却吸引了奥军的预备队，所以对整个会战还是颇有贡献。

此时，由于大雨和河水泛滥，迪亚斯将军命令第十四军暂停前进。到第二天雨停之后才继续渡河。为了对抗奥军的探照灯，意大利第三探照灯连也在河岸上游五百码的地点用灯光来对抗，在互相照射之下，渡河部队获得了良好掩护。

扫清岛屿的工作预定在晚上九点三十分钟开始，此时月光可以提供相当的照明。到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全岛已完全落入英意军手中。意大利第三十七师是从马杰奥雷岛渡过来的。

六月二十六日，在萨莱托上游三百码处建好了一座浮桥。下午六时，迪亚斯命令第十、第八、和第十二集团军开始渡河。二十七日，第十二集团军在面对佩德罗巴的左岸建立了桥头阵地，而第八集团军也在塞尼加利亚之南获得了立足点。第十集团军向前进攻，第十四军的第二十三师和第七师在左，第三十七师和意大利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三师在右，上午六点二十五分开始炮击，前面两师的攻击部队从芦苇中爬过，因为水深齐腰，流速更在十海里以上，所以他们大家用手臂互相挽着，进入了该河东面的水道。掩护炮击停止了，他们开始向堤岸冲锋。到上午七时，全部右段堤岸均已为英军占领，但是他们右面的意大利三十七师还是没有赶上。他们没有渡过，但不久之后还是过来了。迪亚斯于是把意大利第十八军（下辖第三十三和第五十六两个师）——本为第八集团军的预备队——交给卡凡指挥，使他可以有足够兵力来保护其左翼。

占领堤岸之后，英国部队的两个师继续前进，到上午八时十分，第二个目标达到了。此时又一次失去了意大利三十七师的踪影，但是卡凡却不顾一切向前挺进，到正午时，整个凯撒区都已落入他手中。

二十七日夜里，仍留在皮亚维河西岸的部队又继续推进，但因为架桥困难，所以第十八军的部队只渡过了两个旅，他们就在第十四军左面。虽然他们的数量有限，却还是奉命进攻，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在英军第二十三师的炮兵掩护下，有一个旅进向圣路西亚，与英军第二十三师的左翼连接，另一个旅则进向内维萨以北的马尔切泰利，以攻击奥军步兵和炮兵的侧翼，这部分奥军一直阻住第八集团军的第八军，使其无法在普鲁纳点建立桥头阵地。虽然他们未能攻占圣路西亚，可是对马尔切泰利的威胁却迫使奥军撤退，于是第八集团军在下一夜遂能架桥渡河。

当这些攻击进行时，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二点三十分，第十四军又前进了，第二十三师进向瓦佐拉－圣路西亚之线，第七师进向瓦佐拉－拉易之线。两个目标都达到了，在黑夜掩护下，这两个师又奉命前进，以夺占蒙蒂卡洛河上的桥梁为目的。但当他们接近时，那些桥梁却被敌军炸毁。所以到二十九日清晨，这两个师都已经超过了前一天所指定的目标线。二十八日，意大利第十一军使其左翼前进到特姆皮奥，于是在皮亚维点以西构成了一个侧翼防御阵地。在第十集团军左面，第三集团军在二十八日那一天并未移动，而在它左面，第八集团军正彻夜忙于架桥。

尽管侧翼还暴露着，二十八日下午，卡凡勋爵却仍然对第十集团军下达了次日继续前进的命令。其目标线分别规定如下：第十八军为马尔切泰利－科内利亚诺－柯斯尼加之线。第十四军为柯斯尼加——卡多格尼——封坦尼勒特之线。第十一军为封坦尼勒特——特姆皮奥之线。前两个目标未能达到，因为波罗伊维奇看到他的部队中叛变者日益增多，已于二十八日夜间决定退回到奥匈帝国边界，为了掩护撤退，他已经把生力军调上来，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后卫兵力。所以第十八军和第十四军在蒙蒂卡洛这一线都遇到了顽强抵抗，虽然奥军受到英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但在一整天内，还是能够维持其原有阵地不动，直到夜幕低垂时，除右翼以外，其他攻击部队还是未能渡过蒙蒂卡洛河。此时，英国空军的观察员已经报告说，在河川线后方的道路上已经塞满了撤退中的部队。

当第十集团军正在与波罗伊维奇的后卫苦战时，第八集团军也已在普鲁罗点渡过了皮亚维河，其领先的两个师一路畅行无阻，在苏西格拉赶上了第十八军左翼，苏西格拉位于苏西格拉－科内利亚诺公路上。从那里，当夜幕低垂时，意军派了一支由骑兵和自行车组成的纵队去夺占维托利奥－威尼托。十月三十日清晨这个任务达成了，这就阻塞了奥匈帝国第六集团军的退路，使他们发生了混乱。此时，第十二集团军部发现难于维持在佩德罗巴越过皮亚维河的交通线，由于第四集团军在二十九日对蒙特格拉帕正面的攻击失败了，所以它的左翼也受到了威胁。

依照奥地利官方战史编者的看法，十月二十九日是这场会战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天。它说：“十月二十九日，由于看到国家内部的混乱和陆海军的加速解体，奥匈帝国军方当局获得了一致结论，认为战争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在那天黄昏，从巴登向波罗伊维奇元帅发出了命令，要他撤出维尼提亚，并仅对追兵作必要的抵抗。当这个命令到达乌迪内时，第六集团军和伊松佐集团军的北翼早已在全面撤退之中。这些部队在敌军压迫之下，其精神抵抗力早已发生动摇，为了撤退，他们进行了三天苦战，最后于十月二十九日夜间撤到了维托利奥以北山地的边缘，萨奇莱和利文扎河后面，在南面一直撤过了布鲁格尼拉。”

因为在二十九日这天收到的所有空中侦察报告都指出，奥军已在皮亚维河正面作全面撤退，于是迪亚斯又命令一直以静止姿态保留在第十集团军右面的第三集团军也在三十日前进。此外他又调动了四个骑兵师。其中有一个在第八和第十集团军之间前进，其目标为萨奇莱以北的利文扎河岸。

三十日上午九时，第十集团军的追击开始了，尽管在接近利文扎河以前奥军殊少抵抗，可是意军的进展还是极慢。到夜幕将垂之际，他们到了默西奥河和利文扎河，但是所有桥梁都已被炸毁，而且这两条河都是无法徒涉的，所以必须暂停前进以等待架桥材料到达。在这一天，第三集团军只有一个师渡过了皮亚维河，第八集团军的前进几乎完全未遇抵抗，第十二集团军向山地中前进了一个短距离，第四集团军继续受到敌人阻拦。在三十日一整天之中，攻势转移到了空中方面。在道路上向后方退却的奥军纵队，成了英国空军的良好目标，他们受到无情的轰炸和扫射，其效力十分可怕。以下为当时目击者的报告：

哈代将军说：“在这次大战中，英国空军在任何战场上都没有碰到这样有利的目标。他们对这种机会当然不肯放过。在十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这两天，科内利亚诺、波代诺内的道路为向东撤退的奥军纵队所塞满。英国空军不过几个中队，从低空向他们发射了三万发子弹和三吨半炸弹。以后对道路上的观察，迫使观察者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形式的战争在将来应该加以禁止。”

英军第七师的牧师克诺斯也这样写道：“十一月二日上午，本师沿萨奇莱－波代诺内－乌迪内公路前进时，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前几天飞机造成的屠杀惨状。很明显，当奥军沿着公路全面撤退时，我们的飞机进行了低飞攻击，甚至在法国战场上，我们也未见过如此悲惨的景象。路面和路边深沟中到处都是死人、死马和丢弃的炮车。有些挨饿的平民更在割取马肉充饥，使景象更显凄凉

第八章：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下）

迪亚斯将军对十月三十一日的作战下达命令如下：第三和第十两个集团军逼近利文扎河，并在河上架桥。第八集团军为了切断在蒙特格拉帕正面的奥军，应前进到费尔特雷和贝卢诺。第十二和第四集团军仍继续推进，至于第六集团军则在阿夏戈地区进攻。因为奥军贝卢诺群早已撤退，所以第八、第十二和第四集团军都颇有进展，但却并未能如希望的那样俘获大批敌军。在南面，第十集团军花了一天时间在利文扎河上架桥，而第三集团军则进达其右方。

十一月一日，意军的任务可以概括如下：骑兵军推进到伊松佐河，第三和第十集团军到塔利亚门托河；第八集团军越过贝卢诺；第十二集团军从第八和第四集团军之间抽出，在费尔特雷充当预备队；第四集团军应进到博尔扎诺。第六、第一和第七集团军向特伦蒂洛——博尔扎诺方向追击敌人；第六集团军向北直进，第一集团军进到阿迪杰谷地，第七集团军向东北前进，以诺斯河谷为目标。所有前进都未遭到抵抗，到处都可以看到敌人漫无秩序的退却，追击直到十一月四日才停止，奥军单以被俘一项，就损失了三十八万七千人。这是意大利方面的估计，也许不免过于夸大，因为奥军所宣传的数字说在整个意大利战线的战斗人员总数也不过二十六万人。费拉里认为意军共损失了三万八千人，其中有二万四千人都牺牲在蒙特格拉帕正面。第十四军的损失共为一千六百二十二人。

奥匈帝国曾一再企图退出战争，在所有的尝试中，维勒·古斯蒂的休战是其顶点。自从奥皇卡尔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继位之后，他的唯一目的就是结束战争，不仅是因为他的陆军已经溃不成军，而且由于封锁，这个二元君主国内部也无法维持下去。食物的缺乏是个决定性因素，早在一九一七年春季，对谷物的最低需要量就只能满足五分之四，而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从罗马尼亚运来的，在此后的十二个月中，这个来源也会断绝。英国官方历史记载说：从一九一四年八月起，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牛已经由一千七百三十二万四千头减到了三百五十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七头；猪则由七百六十七万八千头减到了二十一万四千头。

十月九日，奥匈帝国政府收到威尔逊总统对德、奥、土、保四国联合要求休战通牒的答复，说除非所有被占土地都全部撤出，否则就不算有诚意，那么谈判也就不在考虑之列。卡尔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命令波罗伊维奇元帅和约瑟夫大公准备撤出意大利的北部。为了逢迎美国总统，卡尔在十月十六日又根据威尔逊十四点中的第十点，即民族自决原则，向自己的臣民发布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的要点是：

“奥地利依照其人民的意志，将变成一个联邦国家，其中每个民族都各有其自治政府。这种改组的目的是一方面确保每个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也保护共同的利益。”

这是一颗政治炸弹，非但不能使奥匈帝国的人民团结一致，反而把这个二元君主国炸得粉碎。十月二十九日，根据皇帝的命令，奥匈帝国代表团进入意军战线开始谈判。十月三十一日，威尔逊又对他的破坏政策再加上一包炸药，坚决主张必须使奥地利人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都完全满意才肯休战——他早就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会议为联军方面交战政府中之一员。于是匈牙利军队开始逃亡，奥匈帝国的舰队自动移交给克罗地亚人。在布达佩斯、布拉格、卢布尔雅那、萨拉热窝、克拉科夫和伦贝格都分别成立了自立的政府。在维也纳也成立了一个中立政府来清算中央政权。十一月二日，接受了意大利提出的休战条件，三日奥匈帝国停战，十二日皇帝卡尔宣布退位。此后维也纳即宣布成立共和国，从此奥匈帝国变成了历史遗迹。

此时，在德国的情况也在作平行发展。

十月九日收到威尔逊的答复时，德国政府是很愿意同意将部队撤出各被占领国的。一个星期后，除这个要求之外，威尔逊又要求停止潜艇战争，德国对此也表示同意。十月二十三日，威尔逊在第三个通牒中说，假如他被迫与德国的军事统治和专制政府谈判，他所要求的将不是和谈，而是全面投降。因为这就等于要现有德国政府退位，而让革命的社会党登场，所以鲁登道夫主张停止谈判。但是政治领袖拒绝了，鲁登道夫就在二十七日辞职。

十一月三日，基尔的水兵叛变，柏林也已经充满了革命气氛。第二天，依照布尔什维克模式组成的军人工人委员会开始登场，要求德皇退位的呼声日益高涨。十一月九日，德国首相马克斯亲王并未征求德皇同意即宣布德皇自愿退位以及皇储放弃继承权，于是德意志共和国就这样成立了。十一月十日，德皇威廉二世逃入荷兰，第二天在贡比涅森林中的雷通德车站，联军与德国签订了休战协定。

对这场悲剧，鲁登道夫这样评论说：“所有我们为之生存和我们四年来浴血苦战的原则都完全消灭了。我们不再有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祖国。国家和社会秩序都已荡然无存。一切权威都被践踏。德国已经充满了混乱和恐怖，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一切非日尔曼的东西都涌了进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局势，是从一八〇六年以来任何普鲁士人都想象不到的。”

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与这场巨大的悲剧并无关系，因为在它之前，亚眠会战早已为德国敲响了丧钟。同样，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也并没有加速奥匈帝国的崩溃，因为奥匈帝国与德国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德国倒了奥匈帝国也就会随之垮台。那么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的重要性又在哪里呢？

第一，是它对意大利人民的精神影响。从卡波雷托战败之后，意大利民族精神逐渐觉醒，到这场会战发展到了顶峰。若非如此，那么战后意大利很可能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主导。同样，这种民族精神也被墨索里尼利用，成为其政治巫术的重要工具之一。

若无维托利奥－威尼托之战，那么墨索里尼可能会以一个不知名的新闻记者终了其生，而第一次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也许将永远不会发生。因为这一战成功了，他才成了一位代表新信仰的先知。所以不管他的法西斯主义是善或恶，可是它却表示一场思想战争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使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困扰和影响。

意大利战死了五十万人，残废者则达百万之数。战争使他们破产，许多人民都到了饥饿线的边缘。所以其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了。

费拉里说：“俄国的例子发生了巨大影响，社会党的极端分子都与莫斯科有密切接触，他们把俄国说成是人间天堂，他们说服了许多工人，相信若能在意大利也建立这样一个政府，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很快乐，而不需要再工作了。”于是罢工风潮大起，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一九一九年六月，尼蒂成为意大利首相，他不敢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狂潮，反而想赢得他们拥护，于是允许社会党自由活动。

因为他不喜欢陆军，所以对所有曾在军中服务的人展开了一场野蛮斗争。军人在大街上会受到公开侮辱，胸前的勋章会被人摘去，更有许多被政治流氓杀害。逃兵和军人中的罪犯都被赦免，纪律完全消灭。地主和农民，拒绝服从者都受到严重迫害，轻则挨饿，重则送命。没有一间房屋敢挂上意大利的三色国旗，否则即将被捣毁。

第一个提倡恢复民族精神的人就是墨索里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他那间小编辑室里，他开始组织第一批“战斗法西斯”人员，这些都是青年人，愿意为意大利复兴而工作。不久人数日渐增多，大部分以退伍军人为主，他们还记得在战争中所作的自我牺牲，并且也知道若无纪律和团结，一切都不会成功。这个法西斯组织在精神上的焦点就是维托利奥－威尼托的精神。由于他们的努力，社会党的势力终于崩溃，首先是在波河流域，然后遍及意大利全境。

十一月八日，墨索里尼把他的从者组成法西斯党，他又亲自说明其所代表的就是维托利奥－威尼托精神。一九二二年，在会战纪念日，墨索里尼命令他的四个纵队进军罗马。尼尔逊说“这个事件对欧洲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比不伦瑞克从瓦尔密撤退的影响更为深远。”意大利国王接受了萨朗德拉劝告，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

执政之后，他就开始改革。此时，在欧洲到处都是贫穷、不满和疾病。失业人数日增，在英国都要靠救济才能使人民不至于造反。把意大利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作个对比，墨索里尼被人恭维是欧洲的最伟大人物之一也就不奇怪了。

这次世界大战对胜负双方以及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一千年来的旧欧洲被击碎了，各国之间的平衡完全丧失了。三个帝国成为灰烬。德国在经济上已经崩溃，领土也被宰割，阿尔萨斯－洛林归还了法国，西里西亚和波森的一部分给了波兰。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奥匈帝国分裂成许多碎片。土耳其也只剩下一点原有的领土。可是战胜国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法国已经流血过多，精神衰败，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大不列颠在战前是全世界的银行，现在却成了负债国，而且国际联盟也代替了“不列颠的和平”——这是用幻想来代替现实。美国盲目投入了战争，现在就由它来偿付战争的开销，也似乎是咎由自取。只有并未太出力的日本却是个真正的胜利者。这次战争使它在远东和西太平洋获得了支配性地位。这都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悲惨后果。

在这许多悲剧中，俄国革命以及国际联盟代替“不列颠的和平”，从历史上看又是最重要的。俄国革命的目的是“世界革命”，国际联盟的目的是世界和平，因为二者之间并无仲裁者，所以整个世界在思想上被分割成两片。克劳塞维茨的格言被颠倒过来，和平成了战争的延续。也就是说，因为双方的政策都是全球性的，所以世界进入了“战乱”状态。

虽然“不列颠的和平”并不能阻止欧陆战争爆发，但是却可以阻止战争扩大到世界范围，所以它成为一个国际仲裁者。虽然“不列颠的和平”已经被战争所毁灭，但还是因为英美两国政治家的愚蠢，才会使战祸蔓延到全世界。这种愚蠢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列颠的和平”的消逝，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正与“罗马的和平”的消逝是同样重大且具有悲剧性。

莎士比亚在《查理三世》中把英格兰比为一个天然要塞，可以不受战争的传染。他说这银色的海水就是万里长城，这段话也说明了“不列颠和平”的基础。拿破仑说过：“英格兰永远不能变成一个大陆国家，若作这样的企图则一定会失败。”实际上，他不过是把莎士比亚的意见重复一次而已。简而言之，海洋支配着英格兰的外交政策，在英国所有政治家中，查塔姆对这一点看得最清楚。他认识到作为殖民帝国而不是欧陆国家，英国即可永远保持其强盛地位。

以后坎宁也认清了这一点。他说：“我并不是说大不列颠对权力平衡的维持和扶助弱国对抗强国是没有责任的。相反，我认为这正是英国的责任。不过我也要肯定的说，我们自己的责任还更为重要。”

迪斯雷利也明白这个道理。他说：“英国对欧陆不进行任何不必要的干涉；这不是表示其权力衰颓，而正是表示其权力扩张。英国已不再只是一个欧洲国家，它是一个伟大海洋帝国的中心，其疆界延伸到最远的洋面。当然英国并非从此就不过问欧洲的事情，只要情形有必要时，它还是和过去一样愿意加以干涉。”

最后，当丘吉尔开始其政治生涯时，他内心里也保持着同样的观念。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三日，下议院辩论国防问题时他说过：“当任何欧洲国家都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时，我们却是最幸运的，处于岛国的地位，可以使我们不必负起这种双重的担负，可以集中全力发展海军。我们为什么要牺牲有必胜把握的游戏，而去玩那个必然失败的游戏呢？”

英国自己破坏了“不列颠的和平”，这固然愚不可及，但若美国不加入战争，那么在一九一七年，战争也许就可以用谈判来作一个了结，欧洲所受到的灾难毫无疑问可以减轻。所以毫无疑问，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在现代欧洲史上是一个最黑暗的日子。虽然如我们在大事记（七）中所记载的，威尔逊总统早已料到在美国参战之后，大祸将接踵而至，可是为宣传所沉醉的美国人民却不了解因为美国的权力是如此巨大，所以它若能不加入战争，就可以保持世界仲裁者的地位，那么对世界是大有贡献的。他们也并不了解，尽管美国参战对战争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从此之后世界上就不再有仲裁者存在了。

若非宣传中毒，威尔逊也许就不会忘记华盛顿在一七九四年的遗训，这个思想曾使美国一直保持着强大国势，而且日益强盛。

华盛顿说：“从欧洲的纷乱开始之日起，我就坚持着和平观念。我的政策是对世界各国都保持友好的关系，但绝对保持独立地位，而不卷入任何国际纠纷，除非为了自尊心的原因，我们决不加入任何战争。”

威尔逊不能遵守这个遗训，是这次战争中的最大悲剧。他所未能认清的是，一旦美国卷入战争，再想阻止俄国在欧洲的蔓延，那么其唯一合理的途径就是尽量使欧洲的劫后残局能够维持平衡和安定，也就是支持已经摇动着的政府，维持一九一三年的旧疆界，反对一切领土兼并，用增强现存的欧洲政府为手段来对抗革命，而决不可以再削弱他们。

查理曼大帝首创“东马克”——即奥地利的前身——来作为一道堤防，用以阻止斯拉夫人和其他东方野蛮民族侵犯基督世界。从那时起，日尔曼民族逐渐就构成了两个大堡垒：北面一个以勃兰登堡为核心，即普鲁士，南面一个即奥地利，它们是欧洲对抗亚洲的第一道防线。威尔逊拒绝与威廉二世的政府谈判和平，使北面的堡垒被减弱了，至于南面的堡垒则完全被他拆除了。

一八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之前几星期，塔列朗曾写信给拿破仑说：“奥匈帝国是许多杂牌民族所拼合而成的。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不会强大，但对野蛮人（俄国人）却是必要而适宜的堤防。在将来，哈布斯堡帝国将会背靠欧洲而面对东方以保护西方文明，使其免受俄国的侵略。”一八四八年，捷克史学家巴南基也这样说过：“如果奥匈帝国不存在，那么还要再创立这样一个国家。若奥匈帝国瓦解，变成许多小共和国，那就会使德俄帝国主义获得扩张良机。”

威尔逊没有认识到这个古老的奥匈帝国是一个伟大的企图，它把许多不同地域和种族在政治上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在约瑟夫统治之下，这九个民族已经学会了应该如何共同生活。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并无热爱，但却至少已经互相尊敬，在战时也能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威尔逊却完全忽视现实，而听信那些流亡分子的意见，其中尤以捷克未来的总统马萨里克为甚。他被说服了，相信哈布斯堡皇室是中世纪的封建余孽，是被奴役人民的死对头。

西顿－华森是马萨里克的密友，他说在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之际，威尔逊所提出的交换文件击溃了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外交防御，把奥皇的奥地利联邦计划在初生时即加以扼杀，一定要迫他和他的政府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独立。在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打击之下，这个二元君主国完全崩溃了。威尔逊总统的力量比雷霆还强大。

除了政治家的愚蠢和错误以外，军事上也有一个主要原因，足以造成战争中的许多悲剧。这就是布鲁赫曾预料到的“战术僵持”局势。也象他所预料的，最后决定胜负的因素是饥馑、破产和全部社会秩序的崩溃。

若不是发生了这种僵持，封锁就不会产生效力。最后击破敌人意志的就是联军的封锁，这是海权而不是陆权。它打击到每个男人、女人、小孩、工厂、农村身上，其效力遍及敌国的任何部分。除非在开战之始，中欧国家即能透入敌人正面，也即缩短了封锁的距离和扩张了其取得粮食地区的范围，那么封锁才会丧失效力。另一方面，联军的护航制度也击破了德军潜艇的反封锁。根据计算，在最后两年的封锁中，德国一共有八十万非战斗人员，直接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丧生，比由于潜艇攻击而在英国船只上溺毙的人数大约多了五十倍以上。

这次战争的性质和结果都同样具有革命性，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宣传日益增多。道德和礼貌都已随风而去，就这方面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具有显著差异。在那两场战争中，双方都在严防革命的乘机蕴酿。（拿破仑在一八一二年本来可以解放俄国的农奴和乌克兰人，在“百日复辟”时他在法国也可以煽起革命，但他却没有这样做。惠灵顿公爵害怕在任何国家制造革命。一八七一年，俾斯麦对巴黎公社也保持着敌对态度。）双方都捏造事实，故意宣传对方是如何残酷野蛮，简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战争延长之后，人类就变得更加野蛮残酷，终于丧失了一切理性，而回到原始的兽性。大家都有一种疯狂的歇斯底里心理，不惜使用一切卑劣和残暴的手段以打击敌人。

斯奎里斯对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之间，英国宣传对美国人民的心理影响有下述一段评述：

“英国的宣传说德国大兵割断比利时儿童的手指，还有这类荒唐而不合理的说法，使美国人心大愤。美国投入战争时，充满了一种感情冲动的歇斯底里心理，若不了解宣传力量在战时条件中所具有的强大影响，这种现象将无法解释。在这种狂潮中能够保持冷静者，通常只有极少数人，而且也根本无能为力。这种共同的仇恨心理可以用下述的例证说明：在新英格兰的某次由基督教会召开的群众大会中，有位发言人说当把德皇威廉二世俘虏之后，应该把他下油锅。所有听众都站在椅子上鼓掌欢呼，充分表现出歇斯底里的心理。我们就是在这种疯狂心理中自动投入战争的。”

战斗手段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因为这也是战争历史上第一次，工厂之间的战斗变得与军队之间的战斗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会战之中，武器的生产要比人员的征召更具决定性。上帝站在有着最强工业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有着最大兵力的一边，坦克和火炮胜过了步枪和刺刀。如夏特威尔所说：“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之间，战争毫无疑问进入了经济史中的工业阶段。战争的工业为两种技术的结合：（一）和平的技术，供给战争资源，（二）毁灭的技术。在战争中获取暴利的不是抢劫发财的将军和部队，而是财阀和工业界。

战争虽然带来了许多变化，但其中最重要的却完全出乎一般人想象，这场战争并未使民主国家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安全。从一九一八年起，也许比宗教战争更加厉害；群众心理的感情因素从此支配着人类关系。国家的治术和战略完全丧失了理智，在和平和战争中都充满了疯狂和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