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世界军事史 卷2

《西洋世界军事史 卷2》
大事记（一）：英格兰与西班牙争霸

自从发现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商业重心西移，此后就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海岸。因此，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联合省、法兰西，为了世界贸易和新发现地区的主权，变成了互相竞争的劲敌。从这时起直到现在，帝国的发展都是趋向于海外殖民，而帝国的斗争则趋于海权形式。

斗争的第一阶段发生于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起初两国是很和平的。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一五五八——一六○三年）继承异母姐妹玛丽皇后（菲利普二世之妻）成为英国女王时，英西两国还是同盟，正共同对抗法国。第二年，两国间的友谊似乎仍很坚定，所以在签定《卡托-康布里西斯》条约之前进行谈判时，菲利普还准备替伊丽莎白收复加来，这是于一五五八年一月六日被吉斯公爵从玛丽手上夺去的。接着他又向伊丽莎白求婚，但遭到拒绝。

菲利普如此热衷于支持英国，完全基于自私的立场，他的政策针对的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一五四二——一五八七年），她是英国亨利七世的曾孙女，也是苏格兰詹姆士五世与吉斯的玛丽所生的女儿。按天主教的眼光看来，她是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一五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她又与法国的弗朗西斯二世（一五五九——一九六○年）结婚。此时，她的舅舅吉斯公爵正在法国当权，利用玛丽，他想把法兰西、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成一个伟大的吉斯帝国。这对西班牙将是一个致命打击，所以从一五五八年以后的十二年中，菲利普都是不惜一切成本扶助伊丽莎白以确保其王位，以此作为玛丽的对抗势力。对西班牙来说，友好的英格兰具有极大重要性，因为英格兰恰好位于西班牙到尼德兰间的海上交通线侧面。反之，自从加来丧失之后，只要尼德兰控制在西班牙手中，那么英格兰对本国海面的控制也不安全。在菲利普和伊丽莎白的整个时代，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政策始终受到这两个战略问题影响。

尽管有菲利普支持，伊丽莎白的地位还是很危险。她不想出现对外战争，因为英国本身由于新旧教派的对立，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但是英国的加尔文派教徒却一心只想支持大陆上任何地区的同一教派，希望新教能发扬光大。此外因为英国已经成为海权国家，并且也是日益发达的商业国家，所以英国的反西班牙派认为应用舰队向西班牙在新世界的专利挑战。坎顿说：“英国军人和海员都跃跃欲试想向西班牙挑战，但女王对他们的呼声置若罔闻。”不过虽然如此，伊丽莎白的权力却不够强大，无法完全制止他们活动。

伊丽莎白即位不久就突然发生了新变化：一五六○年十二月五日，弗朗西斯二世逝世，继承者是他的兄弟查理九世（一五六○——一五七四年），并暂由他的母亲凯瑟琳摄政。一五六一年八月，玛丽回到苏格兰。一五六七年，她在苏格兰暗杀了第二任丈夫达恩利勋爵，接着被迫退位，并于一五六八年逃往英格兰避难，从此被伊丽莎白拘禁到死。这些演变，加上反西班牙派在英国得势，使菲利普改变了对玛丽的政策。因为玛丽已不再是吉斯家族的直接工具，所以菲利普现在不再站在伊丽莎白这边，反而利用玛丽来当作制造反伊丽莎白阴谋的支柱，在这方面他也得到教皇庇护五世支持，他在一五七○年开除了英国女王的教籍。

除了这些政治变化以外，经济冲突更使西班牙怒恼。普利茅斯的约翰·霍金斯开始抢劫非洲的运奴贸易，这本是西班牙王室的专利买卖，因而这种不合法的生意能获取极高利润，所以英国女王居然与霍金斯合伙，把她自己的一艘船耶稣号借给霍金斯使用。一五六七年十月二日，霍金斯从普利茅斯出海，另有伴船两艘，即米尼翁号和朱迪斯号，朱迪斯号由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挥。霍金斯首先开往几内亚海边，在那里他捕获或购买了五百多名黑人，然后驶往西印度群岛，秘密地把他们卖给西班牙殖民者。途中他进入圣胡安港寻找饮水和掩蔽，并在港口设防，不让西班牙船只进入。这时新上任的新西班牙总督恩利基斯也率舰队到来。因为正有风暴发生，恩利基斯担心翻船，就与英国人谈判，答应只要让他入港就决不侵犯英国人，并让他们补给粮水之后自行离去。几天后，恩利基斯却突然向霍金斯开火。经过一场战斗，耶稣号不得不放弃，可是另外两艘船逃走了，于一五六九年一月回到普利茅斯。

当霍金斯向祖国返航时，又发生了另外一次比较严重的事件。许多年来，西班牙船只来往于西班牙与弗兰德之间时，经常受到胡格诺派私掠船拦劫。其中有许多人是普利茅斯市长霍金斯的兄弟威廉的部下。为了不把英国女王牵扯进去，他们的船上都挂着孔代的旗帜——就是奥兰治的威廉。在一五六八年，这种私掠船有五十艘，其中属于英国人的不下三十艘。十二月，一群私掠船把一个西班牙支队赶进了福伊，普利茅斯和南安普顿等英国港口。船上所载的金条属于热那亚银行，准备交付给在安特卫普的阿尔瓦公爵——菲利普在尼德兰的主将。伊丽莎白将其没收，并获得热那亚人同意借为己用。为了报复，阿尔瓦把留在尼德兰的英国船只和货物一律没收，伊丽莎白也不甘示弱，照样没收了留在英国的西班牙船只和货物。此时又传来耶稣号丧失的消息，更激起了英国人的怒火。于是英西两国分道扬镳，菲利普支持英国的天主教徒，而伊丽莎白也开放英格兰供荷兰新教徒避难。

此时，奥兰治的威廉（一五五九——一五八四年）已经建立了一支舰队，到一五六○年，有十八艘船可以出海了。这是另一个海权的开始，在下世纪中，荷兰舰队远涉重洋，在许多地区建立了殖民地。他们对现实的影响立竿见影，一五七二年，他那些号称“海上乞丐”的水手捕获了三百艘船。因为他们缺乏避难港口，伊丽莎白又暗中准许他们使用英国港口。直到一五七二年，他们突袭了布里尔并将其变成极其坚固的基地。从此，尽管天生厌恶叛徒，伊丽莎白的政策却是尽量鼓动尼德兰的叛乱。这不仅是为了消耗西班牙国力，而且也是预防荷兰人在失望之余把国家主权献给法兰西国王。危机变得非常严重，虽然阿尔瓦反对公开宣战，菲利普却十分愤怒，就在一五七一年支持所谓莉多菲阴谋，目的是要用阿尔瓦所部六千人来支持英格兰境内的天主教叛乱，杀死伊丽莎白，使玛丽复位，并在英国重建天主教信仰。这个阴谋被查觉并被扑灭，唯一结果只是使仇恨加深。

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一五七二年四月，伊丽莎白又与法国的母后缔结了对西班牙的防御同盟。但是同盟却并未能达到目的，因为这时法国的胡格诺派把查理九世争取到手了，伊丽莎白担心法国会占领低地国家，就又倒向西班牙方面。凯瑟琳生怕胡格诺派会把法国拖入对西班牙的战争，于八月二十四日制造了圣巴特罗缪屠杀。估计在这次事件中，法国人死了五万人之多。这样又使吉斯家族在法国当权，伊丽莎白只好与菲利普重开谈判恢复从一五六八年中断的贸易关系，到一五七三年春天，两国又恢复了正常关系。

一年后法王查理九世逝世，继承者是他的兄弟亨利三世（一五七四——一五八九年）。一五七六年三月，勒班陀会战的胜利者，奥地利的约翰被任命为尼德兰总督。他一到就发现西班牙军队正在叛乱中，而他们的暴行又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因为知道伊丽莎白正用金钱接济叛徒，他就力劝菲利普侵入英格兰。但是菲利普的财政状况也正十分紊乱，所以他派贝尔纳蒂诺去安抚伊丽莎白，并重开在伦敦的西班牙大使馆，这是一五七二年已经封闭了的。

使臣到达英国之后不久，约翰死了，镇压尼德兰叛乱的责任就由帕尔马公爵法讷斯接替。他也是当时名将之一，勒班陀会战中的老兵。经过一连串卓越战役，他收复了布鲁日，根特，安特卫普和尼德兰南部多数地区。失望之余，叛乱份子把他们国家主权献给了亨利三世的兄弟阿朗松公爵。

虽然菲利普仍不肯向英国公开宣战，可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一五七二——一五八五年）却几乎迫使他不能不采取行动。教皇先后对爱尔兰准备了两次远征。第一次在一五七八年，完全流产了；第二次在一五八○年，有少数西班牙人参加，在爱尔兰登陆之后不久即被全歼。一五七七年，德雷克率领五艘船进行周游世界的航行。他一路突袭了瓦尔帕莱索，抢劫了塔拉帕卡，捕获了最大的运宝船火神号，他还驶入旧金山湾，以伊丽莎白女王的名义将其收为英国领土，定名为“新阿尔比恩”。一五八○年九月他才返回英国，带回大量的赃物，在他的旗舰金鹿号的后甲板上，由伊丽莎白封他为爵士。

德雷克正在进行环球航行时，又有重要事件发生，对英西两国的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葡萄牙的年轻国王塞巴斯蒂安突然爆发了古代骑士的狂热，于一五七八年侵入北非，八月四日，他在克比尔被杀，全军覆没。他没有子嗣，由他的伯父亨利红衣大主教继承，亨利又没有子嗣，而且已经七十七岁。在他后面，又有一大群要求继承王位的人。其中最合法的是西班牙的菲利普，而最孚人望的却是安东尼奥，他是贝雅公爵路易的私生子，而路易则是葡萄牙王伊曼纽尔的儿子。由于继承问题，迫使菲利普在一五七九年对英国采取温和态度，因为他希望在亨利死后可以自由占领葡萄牙。他等待的时间并不太久。亨利于一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不久，菲利普即命令阿尔瓦公爵领兵进入葡萄牙。八月二十五日，安东尼奥在阿尔坎塔拉被击败，菲利普就此兼并了葡萄牙和葡萄牙的海外领地。他不仅获得了广袤的土地——那是没有宗教障碍的——而且还有船只和海员，葡萄牙本是海洋民族。失败之后，安东尼奥逃往法国，后来又想到英国去避难。因为他自称葡萄牙国王，这使伊丽莎白对他发生了承认问题。

权力平衡的变化使伊丽莎白和法国母后凯瑟琳都大感恐慌。凯瑟琳命斯特罗基组成一支舰队，于一五八二年带同安东尼奥一起去攻占亚述群岛，这是西班牙通往新世界交通线的焦点。在特尔塞拉岛附近，他们被圣克鲁兹侯爵击溃，他是在勒班陀会战中指挥预备支队的老将。第二年，法国海军将领埃马德在同一地点又被圣克鲁兹重创。这两次胜利的影响十分巨大，进一步证明了在勒班陀建立的印象——西班牙舰队是无敌的。这也巩固了葡萄牙所属的大西洋基地，这是菲利普攻打英国时所必需的。

第二战之后，克鲁兹上书菲利普，劝他立即侵入英格兰，并说只有这样才能收复尼德兰。这个思想并不新奇，因为在一五六九年阿尔瓦公爵也曾作同样建议，而在勒班陀会战以后，约翰更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菲利普还在犹豫，但不久又有两件事情诱使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第一，因为他参与了索克莫顿阴谋，所以伊丽莎白于一五八四年一月十五日命令西班牙大使贝尔纳蒂诺降旗回国。作为报复，菲利普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出西班牙的港口，伊丽莎白也采取同样的报复手段。她还命令德雷克侵扰西印度群岛。一五八五年九月十四日，德雷克与马丁·弗罗比舍一起出发，在维德角群岛上洗劫了波图港，蹂躏了圣多明哥，抢劫了哥伦比亚的卡尔塔吉那，威胁哈瓦拉，并且夷平了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

此时，帕尔马公爵已经巩固了他的地位，奥兰治的威廉在一五八四年七月十日被暗杀，对他很有帮助。威廉死后，尼德兰的情况变得十分紧张，所以伊丽莎白尽管认为叛徒是“忘恩负义之辈，真正的乌合之众”，还是在一五八五年八月勉强与他们签订了一份条约，派莱斯特公爵率领五千士兵前往尼德兰填补空缺，以帮助威廉的儿子莫里斯（一五八四——一六二五年）建立他的地位。这是第二个事件，经过二十七年的和平之后，伊丽莎白终于发动了战争，只是没有正式宣战。

菲利普此时也终于明白，要重建在低地国家的权威，除了侵入英国以外更无他法。以前他一直努力避免这种行动，但由于莱斯特公爵的武力侵扰，使他认为势在必战了。一五八六年三月十二日，克鲁兹再次提出他的计划，但他现在要求的是船只五百一十艘，人员九万四千二百二十二名，并估计全部远征成本应为三千八百万“杜卡”（约值九先令四又二分之一便士），所以菲利普决定用规模较小的计划来代替。不是直接把入侵军从葡萄牙送往英格兰，而是让克鲁兹控制英吉利海峡，然后在尼德兰的帕尔马陆军即可渡海。此时，对英格兰来说最侥幸的是伊丽莎白在风暴来临之前居然能够先将内乱完全压平。一五八六年春，英国的玛丽余党认为只要伊丽莎白仍然健在，那么任何入侵都不可能成功，就又发动了一场阴谋——叫巴宾顿阴谋——想刺杀她。贝尔纳蒂诺、前英国驻法国宫庭大使和玛丽本人都被牵涉进去。结果是伊丽莎白的群臣重建女王的威望，使玛丽受审。一五八七年二月一日，她被判处死刑，七天后即被处决。

第一章：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上）

一五五八年加来丧失之前，从理论上来说，英国为了安全，应在欧洲大陆作战以保护其海岸，也就是说欧陆变成了英国防御的外围。加来丧失之后，能够依赖的就是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了。可是当一五八六年危机爆发时，虽然伊丽莎白女王有一支私人舰队，有战船三十四艘，但并没有国家海军。不过一到战时，有许多武装商船都可以临时拼凑成军，直到国会时代都是这种情形。此外也没有常备陆军——封建时代的民兵早已不存在了——虽然依照撒克逊古例，政府仍有权召集民兵，但除伦敦地区以外，能召集的只是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在战场上绝对无法对抗西班牙的高度训练的精兵。

最大的困难是象弗特斯库对伊丽莎白的评论：“因为简单，她憎恶直接行动；因为必然，她憎恶确信；因为费用，她更憎恶战争。”（注：若无国会帮助，她的收入根本不够担负战争。）因为有这三种主观思想，而尤其是经费，更使她宁愿依赖外交手段，又因为她缺乏必要实力来使外交更有成效，所以在斗智中经常受到帕尔马公爵欺骗。直到无敌舰队已经出发，他还不断提出和平建议以掩护在尼德兰的一切准备——可是伊丽莎白大都深信不疑。

虽然如此，因为巴宾顿阴谋暴露，显示出危机已经来临，一五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伊丽莎白接受了群臣劝告，命令驻在朴茨茅斯的舰队动员，在一五八六年——一五八七年冬季，在英吉利海峡保持一个支队，以防吉斯拯救玛丽女王。一五八七年三月，玛丽死了，当主力舰队在朴茨茅斯动员时，德雷克爵士在普利茅斯也已准备就绪。他的任务是阻止西班牙舰队从各港口驶出集中，如果它们向英格兰或爱尔兰前进，应尽量加以截击并阻止其登陆。依照惯例，这些命令下达之后，由于伊丽莎白害怕挑起战争，马上就会重新加以修正。但是德雷克深知女王的老脾气，所以在四月二日马上出发，在新命令到达之前，他早已在四月十九日到了加的斯。他自己这样记载道：“我们留在这里直到二十一日，在此期间，击沉了一艘比斯开船，重一千二百吨，焚毁了克鲁兹的船一艘，重一千五百吨，另外还有三十一艘，重量为一千吨，八百吨，六百吨、四百吨和二百吨不等。此外还带走了四艘运输补给的船。”此后，在补充了必要的补给之后，他又向里斯本前进。在那里他于四月二十七日这样写道：“西班牙国王对入侵的准备，其规模之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里斯本是西班牙舰队的指定集中地，虽然克鲁兹已在那里建立司令部，可是他还没有集中一个人。这是有坚固防御的港口。在港口之外向北为加斯卡斯堡垒护卫的锚地，紧邻加斯卡斯堡垒又有圣尤里安要塞。五月十日，德雷克在加斯卡斯湾中下锚。港口中发生了极大的恐怖现象，所有船只纷纷砍断缆索，向最近的避难港逃走。被毁的船只吨位数以千计，损失的物资更为巨大。以后据西班牙方面计算，共损失船二十四艘，货物总值十七万二千“杜卡”。德雷克并未携带登陆部队，所以不能据守这个港口，他只好转往圣文森特角——里斯本与地中海之间的战略要点。他守住了这个要点，使敌人蒙受极大不利。因为所有船只都是分别向里斯本集合。在这里又使葡萄牙的渔船受到了重大损失，此外还毁灭了许多吨的制桶材料。（注：因为所有盐腌食物，酒和水都要用桶装，所以这个损失是很重要的。）假如德雷克能留在这里不走，甚至可能完全阻止西班牙舰队的集合，但除非他能获得增援，否则是不可能的。五月十七日，德雷克写信给英国大臣沃尔辛厄姆爵士说：如果这里再有六艘船，那么我们可以久留，因为下个月就是西班牙舰队从各地回国的主要时期，一定可以使他们蒙受更大损失。

结果他无法久留，又转往亚述群岛。离开圣文森特十六天之后，六月八日，他在圣米迦勒附近发现了一艘大船，第二天就追上了。这是“圣菲利普”号，是西班牙国王本人的一艘东印度船只，上面所装的货物价值十一万四千镑，还有许多文件，记载有关东印度贸易的秘密。（注：这些文件使伦敦的商人大感兴奋，后来他们组成了东印度公司，即不列颠帝国在印度的基础。）六月二十六日，德雷克回到普利茅斯。他已使西班牙舰队在这一年之内不再有出发的可能。这对英格兰而言实在幸运，若真能如菲利普的意图，无敌舰队能在九月底以前出海，那么帕尔马公爵就可能已经渡过英吉利海峡。正如他在致西班牙国王信中所说：“如果侯爵能准时到达，登陆将不会有任何困难。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无力抵抗你的舰队。”

此时克鲁兹正在赶紧补充他的损失，到一五八八年二月底，一切准备就绪了。可是他本人在一月三十日却突然死了。于是远征行动再度搁浅。他的死对西班牙而言是可与德雷克的突袭相比的大祸，因为他是西班牙能力最强的海将。菲利普只好派西多尼亚公爵去接替他。这位公爵虽然出身高贵，可是对指挥陆海军却没有经验。他上书国王要求辞职，但菲利普不准，另派了一位合格的海员迪亚戈充当他的海军顾问。此外当西多尼亚公爵的舰队到了海峡之后，将任命帕尔马公爵为远征军总司令，率军前进。

当西多尼亚准备之时，帕尔马公爵的主要准备则是这样：从安特卫普和根特开凿一条运河到布鲁日，在瓦顿河建造七十艘登陆艇，每艘可载三十匹马，并装有上下起卸的跳板。在新港建造二百艘平底船，在敦刻尔克集中二十八艘战船，在汉堡，不来梅和恩顿等地召募海员，在格拉沃利讷制造两万个木桶，在新港和迪克斯迈德等地为步兵二万零六百人和骑兵四千九百人制造营幕。

首先应分析这个时代中的海军发展，对下面的作战才会有较好的了解。

十六世纪的战船与以前各世纪不同的主要因素就是重炮；尽管这种杀伤利器从十四世纪起已开始装备在船上，可是直到十五世纪，火炮威力才有足够的强度，能够一炮击毁当时的船只。这种武器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前镗，一种是后镗。后镗炮的原始形式是一种“拼拢式”火炮——即由多根铁棒组成，在上卷中已有详述。其弹仓与炮管是分开的，在发射之前用螺丝装上去。

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前镗炮——加农和库维林，都装在炮车上。加农发射一吨重的铁弹，只有中等射程。库维林炮身较长，炮弹较轻，射程也较远。这两种火炮的性质有如下表：

型式 镗弹重量 口径 最小射程 最大射程

加农7.25英寸 50镑（约） 18 340步 2000步

库维林5.25英寸 17磅 32 400步 2500步

　　此外还有准加农，弹重三十二磅；准库维林，弹重九到十磅。（库维林亦称为长炮）长炮中还有许多较小型的，如“猎隼”弹重五磅，“忠仆”弹重四磅和“猎鹰”弹重两磅半到三磅，不过这些火炮都只有杀伤人体的效力。另外还有一种叫作“佩里尔”，射程较短，发射二十磅的石弹，此时已经落伍了。

十六世纪开始时，海上航行着两种主要类型的船只。一种是商船，另一种是桨帆船。商船用以载运商品，而桨帆船则为标准的战船。但是不久大洋航行和火炮的进步开始使船只构造有了新的变化。在洋面上，风帆比桨更重要，而用风帆的船只更适于使用船舷火力。

第一个转变时期是在十五世纪，此时小型杀伤性海军火炮开始被采用。它们装在两个炮台上，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过去没有火炮时，这种平台是用来配置弓箭的，目的是击毁登船的敌军。亨利七世的大船“摄政”号上就装有这样的火炮二百二十五门——主要都是旋转式火炮。

亨利八世带来了第二个转变期。他采用了前镗式的可以击毁船只的火炮。因为这种武器太重，不能容纳在炮台内，而且也不宜对付登船之敌，必须装在上层甲板上，最好是在主甲板上，必须在船只两侧开炮孔。第一艘装重炮的船是“玛丽的玫瑰号”，建造于一五一三年。最后一个转变时期是船上的炮台逐渐变得没有用了，而舷侧火力重量增加，更要求甲板空间拓宽。商船逐渐发展成正规军舰，这种船的长度比宽度要大三倍以上，而不象一般商船只相当宽度的两倍。在十六世纪，这类船中最著名的是德雷克的“复仇号”，这是一艘纯英国式设计的船只。这种船是为“速度”用的，又可以称为“平甲板”式。虽然船尾和船头并不与腰部完全看齐，可是比西班牙战船却要低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五。这个事实使多数英国船只都显得比西班牙的要小，虽然双方海军中的最大船只，其吨位大致相等。所谓“大帆船”并非西班牙所独有，通常为四桅帆船，具有当时一般船只所有的索具，但是船壳构造却比较接近桨帆船，与宽度之比较大，也较平直，船头低下，与桨帆船相似，不象商船的船头拱起。这个时代的英国战船，大约两个船员摊一吨重量，而西班牙战船则三个多人摊一吨。

火炮对海军战术的影响要比对海军造船术的影响更大。在大帆船（快船）时代，主要武器是船头上的冲角，而主要战术行动就是硬撞。虽然在接近敌人时，快船可以采取纵队形式，可是攻击队形却是成横线的，正如陆战一样，战斗就是突袭或冲锋。在装有火炮的战船上，主要武器——可击毁船只的重型加农——不是装在船头而是装在两舷。当它们接近敌人时，一定要调动位置，使侧面对着敌船——对旧时代的快船而言，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所以在攻击时，其位置与原有前进路线成直角，为了使这种调动井然有序并集中打击力量以对付敌人，所以在接近敌人时应采取纵队队形。

这种彻底的改变在当时尚未为人所认清，舰队进入战斗时还是蜂涌而上，主要目的还是攀登敌船。可是在英吉利海峡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交手之后，纵队战术即开始成形，理由可从双方舰队在军备方面的差异上获得解释。根据刘易斯教授的记载，可见下表：

舰队 船数 加农 佩里尔　库维林　 总计
英吉利 172 55 43 1874 1972
西班牙 124 163 326 635 1124
（注）：西班牙舰队除了这一千一百二十四门重炮以外，还有一千三百零七门轻型杀伤火炮，主要是装在炮台内。

所以英国的长程火炮要比西班牙多三倍，反之在重型中程火炮方面，西班牙也比英国多三倍。这种射程和弹重方面的差异就可以说明双方在战术思想上的不同。英国是集中全力于远程战斗方面，而西班牙则注重中程和短程战斗。西班牙的战术目标是先使敌船丧失战斗力然后攀登它。英国的目标却是在远距离击沉敌船或迫使其投降。虽然英国火炮具有较大射程，但是其威力并不足以发生决定性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火力并不准确，在远距离时能击中目标的弹丸并不太多。火力的不准确使海战也和陆战一样变成了缠斗不休的状态，直到来福线枪炮发明之后，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所以在理论上，西班牙人宁愿依赖接近射程的打击力量，这样更容易命中。

菲利普对英国人将要采用的战术早已有所认识，所以西多尼亚公爵出航之前，他曾给与下述警告：“你应特别注意敌人的目的是想进行远距离战斗，因为他们的火炮射程较大；反之，我们的目的却是要接近敌船，钩住它们并登船进行肉博战。”可是他很明显并未充分认识到英国的真正优势并不在于其较长程的火力，而是他们海员的技术更优秀，事实上，他们的船只也比西班牙更轻便，易于操纵。西班牙人惯于在良好天气中航行，而英国人却惯于与恶劣天气搏斗。西班牙船只在外形上与其说是一艘船，不如说象一座堡垒，上面挤满了陆军士兵，而真正的海员却感到人手不够，其地位也只比划桨奴隶略胜一筹。在英国的战船上，水手不仅驾船而且也打仗，虽然也是强迫服役，但每天还有四个便士的酬报。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优势，却是西班牙人仍继续使用快船时代的旧战船，船只分成集团以横队迎敌；可是德雷克或霍华德却使用了一种新战术，大致以纵队形式接战，这也是海战革命的先声。

对英国海军将领而言，在西班牙舰队驶出前的几个月中，他们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却是伊丽莎白。这个女人虽然具有坚强性格，可是在英国历代君主中，她也许是最吝啬的。而且她也真心害怕西班牙，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西班牙在当时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海军国家。她一直都希望和平，可是她却不了解，只要她仍然鼓励私掠行为和支援尼德兰叛乱，和平将永无可能。

在秋季，一支小型英国海军支队在帕尔默爵士统率下，与一支荷兰支队联合起来，一共只有九十艘小船（只适于内河与浅海作战），开始封锁弗兰德港口；但是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英国女王才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下述这些问题：可能的登陆地点，陆军的运用，使用的武器和国内的安全。十二月二十一日，她任命霍华德勋爵为“陆军中将总司令，海上舰队和陆军的总管”。尽管德雷克在她的海军将领中是能力最强的一个，但她却宁愿选择霍华德，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其舰队的威望，而且也因为霍华德的地位较高，容易获得部下服从。德雷克后来被任命为海军中将，在技术方面担任霍华德的顾问。关于霍华德，托马斯·富勒这样评论说：“当然他并非一个内行的海员，但他却能知人善任，而且从善如流。”

从加的斯和里斯本回来之后，德雷克就一直要求再发动他那种冒险突袭——在出发港口攻击西班牙舰队。假如当时他真获得准许再进行一次这种攻击，西班牙舰队可能永远不会出海。最后在霍华德受命担任统帅后的第三天，他才奉命率三十艘船向西班牙海岸进袭。可是，接着女王又害怕触怒西班牙人，收回了命令，并将舰队人员配额减少了一半。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使霍金斯在一五八八年二月十五日上书沃尔辛厄姆表示严重抗议。

他说：“我们必须有所选择，是接受不光荣和不可靠的和平还是决心一战以求得安宁的和平呢？照我看，最可靠和最有利的就是决心一战，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公意。”

霍金斯的意见正与德雷克一样，认为进攻就是最可靠的防御。但是他这封信发出不久，英国女王又得到了克鲁兹侯爵逝世的消息。她相信西班牙舰队现在出发不成了，而且她也认为帕尔马公爵正处于困难之中（注：大约一个月后，帕尔马报告菲利普说他的三万人中只剩下一万七千人的有效兵力。）所以她就陷入了帕尔马公爵布置的和平陷井，并派和谈代表团前往尼德兰。关于这一点，霍华德在三月十日也向沃尔辛厄姆提出警告，说请女王小心，不要陷入敌人的圈套。此时，也不断有情报传来，说西班牙舰队马上就要出海了。

如果伊丽莎白天性不那样趋向外交，那么她应能认清帕尔马的建议实在是诡计，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菲利普相信自己是替天行道。他认为这是十字军行动，目的是要使英格兰重回天主教怀抱。每一天，五万个教堂都在做弥撒，菲利普的海军船只都以宗教圣哲命名；乘员禁止发誓、争吵、赌博和与不正当妇女交游。船上都挂着帝国的旗帜，上面绣有基督和圣母的神像。

菲利普对西多尼亚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当你接到我的命令之后，就应率领全部舰队出海，直向英吉利海峡进发，一直驶到马盖特点为止。再与帕尔马公爵取得联络，并保护他渡海。”他又警告西多尼亚应避免与英国舰队接触，并说假如德雷克在海峡中出现，那么除了后卫行动以外，应该对他不加理会。他也给与西多尼亚一道密命留交帕尔马，告诉他一旦远征失败应采取何种行动。

菲利普交给西多尼亚指挥的舰队共有船只一百三十艘：二十艘四桅大帆船；四十四艘武装商船，二十三艘商船，二十二艘补给船，十三艘轻快帆船，四艘中型帆船和四艘桨帆船。（注：其中实际可用的战船数字约六七十艘）这些船只总吨数为五万七千八百六十八吨，火炮总计为二千四百三十一门，海员为八千零五十人，所载陆军为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三人。加上划船奴隶和其他人员共计总数六万零四百九十三人。

整个舰队分十个支队，番号如下：

（一）葡萄牙支队，由西多尼亚公爵指挥，十艘四桅船和两艘轻快船。
（二）卡斯蒂利亚支队，由瓦尔迪兹指挥，十艘四桅船，四艘武装商船和两艘轻快船（注：瓦尔迪兹本人与西多尼亚在一起，同乘旗舰圣马丁号）。
（三）安达卢西亚支队，由佩德罗指挥，十艘武装商船和一艘轻快船。
（四）比斯开支队，由里卡尔德指挥，十艘武装商船和四艘轻快船。
（五）吉普斯夸支队，由奥昆多指挥，十艘武装商船和两艘轻快船。
（六）意大利支队，由伯顿多纳指挥，十艘武船商船和两艘轻快船。
（七）商船支队，由胡安·戈麦斯指挥，共二十三艘。
（八）补给船支队，由安东尼奥指挥，共二十二艘。
（九）中型帆船支队，由雨果指挥，共四艘。
（十）桨帆船支队，由迪亚戈指挥，共四艘（注：这个支队根本没有出发）。

西班牙人正作种种准备之时，伊丽莎白仍在与帕尔马谈判，而德雷克则被拘禁在朴茨茅斯，不准出海。三月三十日，他感到不能再等了，写了一封措词极为强烈的信给女王的军事会议，据柯白说，这是纳尔逊建立的新英国海军思想的起源。

他这样写道：“假如陛下与诸位大人都相信西班牙国王的确想入侵英格兰，那么毫无疑问，他在西班牙必正在进行巨大的准备，而帕尔马的入侵也必须以这个舰队的行动为基础。若有方法阻止其舰队行动，那么他们就无法以征服者姿态由海上降临。而帕尔马也将被阻在原地。除上帝保佑以外，争取时间和地点是我们致胜的秘诀。如果我们有五十艘船开往敌人的海岸作战，要比更多的船在我们自己海岸作战更为有利。我们出发得越早，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

四月十三日他又直接上书女王说：“在一切军事行动中，获得有利的时间和地点就等于胜利了一半，反之机会一旦丧失了则不可复得。”四月二十八日他又上书说：“请恕我直率陈词，因为良知逼得我必须指出危机的严重性。如果和平不可能，那么在西班牙的巨大军事准备必须迅速加以阻止。将你的部队送往远方去对抗他们，对陛下和臣民而言都是最廉价和最有利的。”

结果霍华德奉命将舰队主力开往普利茅斯。他派遣一个支队，交给西摩勋爵指挥以监视英吉利海峡，他本人于五月二十一日从英国北海方面出发，两天后与德雷克会合。他就任最高统帅，任命德雷克为副统帅，并自任军事会议主席。（注：在德雷克下面的英国将领为托马斯·霍华德勋爵，谢菲尔德勋爵，威廉爵士，约翰·霍金斯，马丁·弗罗比舍和托马斯·芬纳）此后，霍华德致信伯利说：“我准备在此停留两天，为舰队加水，以后若能得到上帝保佑，将乘第一次顺风的便利驶往西班牙海岸。我的意图是停在英格兰与西班牙海岸之间以监视西班牙部队的到来。”

此时，不断有谣言和情报从西班牙和公海传来。四月有谣言传来说西班牙舰队将要进犯苏格兰。五月十五日，又谣传在里斯本已经集合好了三百艘船，并说他们正严加戒备以防德雷克袭击。五月二十八日，又获得西班牙舰队已准备就绪即将出发的情报。霍华德就于五月三十日率舰队出海，德雷克一向主张的英勇计划似乎可以实现了。可是到了六月六日，由于受逆风压迫，英国舰队又退回海峡中。几天后他接到沃尔辛厄姆传来的命令，又证明英国政府还是懦怯不前。女王命令霍华德不要前往西班牙，而只是留在西班牙与英国之间地区，进行无目的的巡弋。六月十五日，霍华德回报沃尔辛厄姆说：

“关于应前往西班牙海岸的思想，我相信这是我国所有最具经验的人经过深刻讨论后所作的判断。假如女王陛下认为可以与西班牙国王拖延时间，那实在是受了蒙蔽，大错特错，可能会造成极大灾难。因为对和平条约的不正当利用，足以证明西班牙国王是想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才开始行动。海洋是宽广的；但我们若能留在他们海岸边上，他们就会不敢出海，否则我们就可以打击他们的背面。”

对伊丽莎白和她的政府而言，比这种错误的战略更糟的是他们的行政。我们一再发现霍华德对缺乏补给表示抱怨，部分是由于逆风所致，部分是由于这个时代的效率不高，不过主要原因却是因为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都吝啬成性。早在五月二十八日，霍华德就致书伯利说：“我的好勋爵，这里所有的船长，军人和海员，照我看其英勇程度实为英国所仅见。可是当他们志愿为女王陛下捐躯赴难时居然没有肉吃，那才真是可怜”。以后在六月十五日，他又向沃尔辛厄姆提出同样控诉。此后，霍华德和德雷克两人所写的一切文件都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让我们攻击”，二是“看上天份上给我们送粮食来。”六月十五日，霍华德向沃尔辛厄姆所递交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内容：

“德雷克爵士，霍金斯先生，弗罗比舍先生以及其他具有最伟大判断力的人们的意见——我个人也表同意——一致认为对付西班牙舰队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在他们的海岸边或在他们的港口中将他们击败。我们的补给仍未到达，若这种天气继续不变，那我真不知道他们哪天才会到达。”

最后，六月十七日，英国政府对第一点算是让步了，授权霍华德可以照他认为“最适当的”办法去做。六月二十三日，补给品也已送达，霍华德报告女王说，他马上就要出发了。他补充说：“看耶稣基督的份上，陛下，你应该彻底醒悟，注意到包围在你周围的叛国阴谋，象一个伟大国王一样，发挥你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你若真能如此，就没什么可怕的。反之，你若不能如此，则必将遭到危险。”

船只补充给养之后——可能是六月二十四日——霍华德，德雷克和霍金斯立即率领舰队出海。霍华德把舰队主力控制在海峡中段，德雷克则率领一个支队共二十艘船向阿善特进发，霍金斯则率领另一支同样的支队向锡利前进。不久，风向转向西南，舰队必须返回普利茅斯。霍华德于七月十六日向沃尔辛厄姆报告说：“此时我们在西班牙海岸留有四艘轻快船，但是你应注意为什么我们的补给会如此短少。”由此可知他的撤回并非完全是受风力影响。七月十七日，他又上书给这同一位大臣说：“我从未看见过军心有比今天再旺盛的，可是我还是寸步难移，因为我缺乏金钱。”

这就是当时英吉利舰队的情形，并且注定四天之后将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碰面。其组织如下：

（一）皇家海军，共船只三十四艘，以“皇家方舟”为旗舰（重八百吨）。
（二）伦敦支队，共船只三十艘。
（三）德雷克支队，共船只二十四艘。
（四）托马斯·霍华德勋爵的支队，共船只三十八艘，全为商船与近海船只。
（五）十五艘补给运输船和二十三艘志愿船，以及在北海边的西摩勋爵的支队，共有船二十三艘。（注：这些船只多数都未参加战斗。在会战中，双方所依赖的都是全部实力的一部分。英国方面为女王的船只及少数其他船只，西班牙方面则为他们的四桅船，武装商船和中型炮船。）

五月二十日，英国舰队尚集中在普利茅斯时，西班牙舰队出海了。但是大西洋上的风涛是那样险恶，六月九日，西多尼亚率部进入拉科鲁尼亚避难。使他感到惊慌的是许多补给品都腐烂了，并且大量饮水都已从新制的木桶中漏光。他也发现有许多船需要修补，有许多人都已生病，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之后，他送了一个建议给西班牙国王，主张暂停远征，到明年再图大举。菲利普拒绝考虑，于是在采购了一些新的补给之后，尽管天气恶劣，西班牙舰队在七月十二日还是再度开航。七月十九日可以望见蜥蜴岛，西多尼亚暂停了几个小时，等待其全部船只赶到。第二天他向东航行，在午夜前不久，从一条捕获的英国渔船上得知英国舰队在那天下午已经出海的消息。这是不确实的。

当西班牙舰队可以望见蜥蜴岛时，弗莱明船长——他是留在海峡中监视敌军的四艘快船之一的指挥者——就报告说他们来了。这是完全的突袭，霍华德和德雷克发现自己现在的处境居然和他们所希望的敌人处境完全相同——就是在他们自己的海岸或港口中攻击敌方舰队并把他们击败。虽然如此，在七月二十日星期六，霍华德还是马上率领舰队中的五十四艘船毅然驶出了海峡。还没到漩岩灯塔，就发现了西班牙人，可以明显看到其全部舰队向西排开直到孚威。霍华德下令收帆，只留着桅杆。

因为在伊丽莎白的朝代，从来不颁发战争训令，所以不知道霍华德采取的是何种战斗队形。更可能根本没有队形可言，仅仅是“跟着我们的领袖”，因为在当时，他的舰队甚至尚未组成支队。此外，虽然有人形容西班牙舰队的阵容好似新月形，但也无记录作为证明。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是他们还是依照惯例，分为主力，前卫（右翼）和后卫（左翼）。柯白认为根据假设的战略情形，这三个集团的船只可能组成两个分区——或半独立舰队。主力部分由西多尼亚指挥，在前面迎击霍华德，他被假设留在达特茅斯，而前后卫则都留在后面以对抗德雷克，据说他留在朴茨茅斯。若从后方看去，似乎颇象新月形。

因为德雷克在海峡中并未露面，所以西多尼亚认为他一定还在朴茨茅斯港中熟睡。击毁他的机会很大，所以西班牙舰队的海军统帅雷瓦和其他人都力劝西多尼亚应乘德雷克驶出海峡之前先将其击毁。这也是常识，因为要施展侧舷战术，英国人必须有宽广的海面以供调动，而西班牙人则依赖攀登战术，所以希望在狭窄的水面作战。假如雷瓦的建议能够立即被采纳，那么英国舰队也会象勒班陀会战中的土耳其舰队一样遭到灭顶之灾。但是西班牙国王的命令却是拦路虎，所以西多尼亚拒绝采纳他们的建议。

说起来似乎很奇怪，在七月二十日这一整天，西班牙人都没有看见英国舰队。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他们从几个俘虏口中才知道德雷克和霍华德都已驶出普利茅斯。西多尼亚立即下锚，命令各支队指挥官摆成战斗队形。

他们正采取行动时，月亮升起来了，显示出他们的位置，让英国人看得很清楚。接着，西班牙人注意到有八艘英国船组成的一个小队从普利茅斯港出来，迎风向海岸与西班牙舰队左舷之间疾驶，他们错误的认为这就是英国主力舰队的前卫。谁知霍华德和他的五十多艘船却顺着风向漩岩灯塔的西方行驶，距西班牙舰队只有两个“里格”。在拂晓时分，西多尼亚大吃一惊，他发现大批敌方舰队正使他自己居于逆风的位置，准备发动进攻。

他认识到已经无法避免战斗，于是升上王室旗帜，这也是全面备战的讯号。

英军占有“天时”，使自己顺风而敌人逆风，可以获得主动和方便机动，而且炮烟也顺风吹向敌方，足以遮蔽敌人视线。他们排成一条单长线——西班牙人称之为“Enala”。依照柯白记录，他们首先经过西班牙前卫，即后方分区的右翼和下风方面，一面行驶一面从远距离发炮射击。然后打击后卫部分，这只有在采取密接纵队时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效果马上显示出来，西班牙后卫中有部分船长立即发生了可耻的动摇现象。为了阻止部队溃逃，里卡尔德立即乘“圣岩”号赶上，又马上受到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比舍包围，他们用强烈火力向该船扫射，其程度之强烈在海战中空前未有。接着佩德罗的坐船也参加了战斗，不久，西多尼亚驾驶旗舰圣马丁号加入了战斗。可是直到里卡尔德的船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之后，西多尼亚才能够集中足够兵力来救援他。霍华德摆脱了战斗，不久，西班牙舰队军需处长和金库所在的圣萨尔瓦多号被击中起火，退出战线之外。霍华德就用信号通知部队，赶紧冲向这艘正在燃烧的船，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战斗，此后他又命令撤退。

这场战斗是两国舰队间的第一次交手，在精神上具有极大重要性。证明英国船只和炮手都远比西班牙优秀。西班牙人因为未能攀登敌船和放弃圣萨尔瓦多号，在精神上备受打击。如西多尼亚自己所说：“敌人的船只是那样的轻快便利，所以对它们完全无可奈何。”那天夜里，霍华德指派德雷克守夜，接着就在“皇家方舟”号上举行军事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西班牙人一定会开往怀特岛，以便在英格兰的土地上建立基地，并为其舰队寻找停泊场——很明显这是唯一的正确路线。西班牙的各船长也的确劝说西多尼亚采取这条路线，因为英国人的战术使西班牙人的弹药消耗得太厉害，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在英国南部海岸占领一个港口或停泊场——实际上就是怀特岛——这样西班牙舰队可以掩护弹药补给源源地从西班牙送来，并坚守到与帕尔马取得合作后再行动。为了阻止这个可能事件的发生，英军的军事会议决定立即向敌人实行追击：德雷克在“复仇”号点起船头的大灯，率领舰队在夜间采取行动。

夜深之后，他的灯突然不见了，在他后面的船只有些徘徊不进，有些保持航向不变。结果乱成一团，等到七月二十二日日出时，还没有“复仇”号的踪影。事实的真象是这样的：德雷克听说佩德罗的船是已经损坏了不能动弹，就熄了他的大灯偷偷前进，据说佩德罗船上存有大量珍宝。在上午时候，他捕获了敌船，把它护送进了托贝港之后才回来加入大队（注：他对佩德罗的招待十分有礼貌，请他同桌用膳，住在他自己的舱里。）很明显，他这次行动完全是见财起意，所以其他人都感到不平，弗罗比舍说：“他想让我们不能染指这一万五千杜卡，可是我们见财有份，不然我就要请他肚子里流出鲜血来偿还。”

第一章：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下）

因为英国舰队中途发生混乱，所以西多尼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使他有时间改组后卫。现在后卫改由雷瓦指挥，前卫部分仍保留旧有组织，因为尚未遭遇西摩的支队，所以他又扬帆前进。但是英国舰队到了七月二十二日黄昏才重新集合完毕。此时风已经停了，所以双方舰队都停止行驶，在波特兰和圣奥尔本海岬之间，彼此相隔在炮弹射程之内。

次日拂晓，风从东北吹来，这使西班牙人占了风向的便利，西多尼亚马上发出全面备战讯号，战斗又开始了。不久弗罗比舍的坐船“凯旋号”——一千一百吨，是英国方面最大的船——和另外五艘船受到敌人包围。西多尼亚看见这种情形，立即率领十六艘最好的四桅大船去阻止霍华德救援“凯旋号”。可是突击之下，经过了一场激烈战斗，西班牙人却被迫退开，象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开了。据霍华德自己记载：从上午到黄昏，这场战斗都是光荣的持续进行着，统帅也始终在猛烈战斗之中。可以说有史以来都没有见过大型炮弹会有这种可怕的价值，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战斗。虽然轻武器数量也非常多，可是在巨炮声中简直就听不见它们的轰鸣。

第二天，霍华德的记载又说：几乎不能再战，因为大部分弹药都消耗完毕了，他们只好派快船和小艇到岸上去搬运弹药补充。并把他的舰队分为四个支队，由他自己，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比舍分任指挥。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英军正式打算在混乱中整理秩序。此前除了第一次交战以外英国船只还是蜂涌而上实行混战，他们中只有几位最杰出的船长担负着最多的战斗任务。现在这些船长就分别率领自己的支队了，虽然这并非说霍华德和德雷克已经决定此后采取纵队战术，可是因为每个支队都会随着他们的将领行动，所以也就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具体基础。此外为了便于进攻，霍华德又规定在夜间，每个支队应抽出六艘武装商船来牵制敌人，使西班牙人经常处于紧张戒备之中。不幸风又停了，牵制性攻击必须放弃。此时，西多尼亚决定以四十艘船为前卫，而主力则继续前进，但不久在怀特岛以南几英里远的地方又因为无风而停下来。

第二天，七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霍华德发现里卡尔德的旗舰“圣安娜号”脱离了大队，留在较南的位置，就命令霍金斯放一些小艇去攻击，接着在西班牙方面有三艘中型炮船也向这些小艇划去。但是霍华德的皇家方舟号和金狮号却使他们受到了重大损失。风又起了，双方舰队再度交手，连续激烈的战斗了好几个小时。凯里爵士的记载说：“因为弹药消耗得太多，在这个时候，火力还是非常猛烈，有如在陆战中使用枪弹而不象是在海战中用炮弹。不过感谢上帝，在这样的激战中，我方居然没有多少人受伤”—— 对这样一场激烈的战斗，这似乎是一个高潮。

西多尼亚对这一天的战斗本抱有很大希望，但当他发现他的船这一次又赶不上敌人时，就放弃了一切夺占怀特岛的希望，派了一艘快船去通知帕尔马说他就要来了，同时立即向加来前进。霍华德也向多佛前进以与西摩勋爵和温特尔爵士的部队会合。

这一天的战斗真正决定了整个冒险事业的命运。西班牙人并未被击溃，截至此时为止，损失也极其有限，但是英国人的拒绝接近战术——即拒绝被西班牙重炮轰击——却使双方的弹药都消耗殆尽。霍华德可以从附近的港口获得补充，而西多尼亚在到达弗兰德之前完全无法获得接济。

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拂晓时，霍华德说：“西班牙人在英军前面象绵羊一样退去了，”这并非由于他们害怕英国人，而是因为炮弹打完了。星期六黄昏时候，西多尼亚到达加来附近，下锚在加来与格里内角之间。英国舰队停泊的地点距敌方在长炮射程之内。此时，西摩和温特尔的兵力都已与霍华德会合，他所统率的部队增加到了一百三十六艘船，其中四十六艘为大船，而西班牙舰队的实力则已减到一百二十四艘。

战术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因为霍华德在弹药方面至少可以获得部分补充，而西多尼亚则完全不能。所以霍华德现在可以随心所欲的前进到轻武器的射程边上，用长炮作为真正摧毁船只的火力。现在已经到了紧急关头——西班牙舰队已经受困。但若想攀登西班牙船只，毫无疑问是没有希望而且成本昂贵的行动，因为他们军人的训练和装备都是最适于应付这种攻击的。

情况早已在预料之中，在西班牙舰队进入加来之前，沃尔辛厄姆就曾将一个命令送达多佛，搜集一些渔船，沥青和柴薪用来制造火船。这个建议可能是出自霍华德和德雷克，他们一定能够看清，假如敌人不能控制海峡，势必被迫进入某些港口或停泊场。在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清晨，英国方面又在皇家方舟号主舱内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因为攻击时机已经如此迫切，所以没有足够时间从多佛取得火船，就直接在舰队中挑了八艘二百吨以下的小船改装成火船，因为准备时间太匆促，连船上的炮都来不及拆卸。

到了加来之后，西多尼亚立即派他的秘书去催促帕尔马公爵赶紧行动。可是他出发不久，以前乘船前去的使者回来了，说帕尔马还在布鲁日，截至目前为止尚无一人上船。接着这位秘书也回来了，说十四天之内，帕尔马不能使其陆军上船。真正的事实似乎并不是帕尔马部队上船的行动迟误了，而是因为尤斯提尼安率领的荷兰舰队封锁了港口，使帕尔马无法出来。必须先把尤斯提尼安的船赶走，否则他的部队即使已经上船，也还是毫无用处。这只封锁港口的荷兰舰队对战役具有极大贡献。否则即使有西摩爵士支队拦截，当西班牙舰队在怀特岛附近时，帕尔马即有可能渡过海峡到达马尔格特。

梅特伦对荷兰舰队封锁的效力这样评论：“荷兰的船只始终留在帕尔马的船只前面，不断用火力威胁他们，使他们感到极大不便。因为害怕这些船只，所以海员都秘密撤退了，因为他们担心陆军登船以后，帕尔马公爵就会强迫他们冲出以突破荷兰舰队的封锁线，照他们看来因为港口平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西班牙舰队方面也极感失望，因为加来总督已向西多尼亚提出警告，说这个停泊场非常危险，同时他们又接到从帕尔马方面传来的坏消息。如路易斯记载的：“我们整夜都停泊着，而敌人下锚的地点距离我们只有半个里格。只有决心等候，因为无事可做。预料敌人必将来攻，所以星期日一整天我们都在加强戒备。”上述记载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英军用火船进攻的机会至为明显，所以西多尼亚已命令用巡逻艇组成一个支队，以便在火船放出时加以拦截。午夜已过，已是星期一清晨，万籁俱寂之中，西班牙哨兵看到几艘浅装船只向他们接近，突然发出了火焰。安特卫普的“地狱燃烧者”使他们记忆犹新——三年前曾使帕尔马损失了成千人员——在火光照耀之下，西班牙人感到心旌摇动。西多尼亚发出了一道要命的命令，叫各船砍断锚索。他的原意是等火船过去之后再重占这个停泊场，又是在混乱之中发生了恐怖现象，黑暗之中有许多船互相碰撞，有一个西班牙军官这样写着说：这种火船使英军大获便宜，因为只有八艘火船就使我们全部溃散，他们虽有一百五十艘船都无法做到。

当火船行远之后——实际上并未造成任何损失——西多尼亚命令放了一声号炮，通知所属舰队再集中到加来。有少数船只立即遵从了这个信号，但是多数船只因为已经砍掉了两个锚，单靠剩下的一个锚已经系留不住，沿着海岸向东北漂流。最后西多尼亚才认识到因为风是从西南吹来，所以这些船是无法向他的旗舰圣马丁号靠拢的，就命令起锚，驶往中游跟随其他船走。

拂晓之后，霍华德的部下发现他们已经居于有利形势，胜利正向他们招手：沿着海岸向敦刻尔克方向，西班牙舰队都分散着流走，已不可能再回加来停泊场了。搁浅在沙滩上，紧靠城镇的炮口下是一艘中型炮船卡皮塔那号，上面有雨果率领的八百人。霍华德对敌方舰队已经有了攻击机会，他本来已经前进了，可是这艘大船对他似乎是个太具诱惑力的香饵。他竟然不去追击逃走中的敌人而先去攻击这艘孤船。经过一番苦战才俘虏了它，雨果也战死了。

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比舍却立即发动船只去追击敌人。因为他们的弹药已经极感缺乏，所以尽量接近敌人以便弹无虚发。这种行动现在已经不算冒险，因为西班牙人的炮弹也早已打完。在这种追击战中，他们的目的是要抢到西班牙船的上风位置，而把其余的残敌向下风往泽兰海岸赶去。米特伦对这次战斗有这样的评述：

“英国船只善于把握风向，进退灵活，随时给敌人以打击。他们常常接近西班牙船只，时而左舷时而右舷，不断将大小炮弹向敌船发射。”

沿着海岸到敦刻尔克，战斗在不断发展之中，大约九点钟时，双方舰队在格拉沃利讷岸边交战。这场战斗直到下午六时才结束。在西班牙方面，埃斯特拉德的记载颇有趣味的，因为他对英军凶猛的火力有很生动的描写，他说：“我们正向北和东北航行，秩序异常混乱，彼此间距离不一。英军占着上风，向我们进行巧妙射击，各炮还能彼此合作，使我方损失惨重。”这种对英军炮术的赞扬也与温特尔的报导相符。他在八月一日致书沃尔辛厄姆说：“我的船已经发射了五百发炮弹，有时与敌船距离极近，彼此说话的声音都能听见。所有人员都有良好表现，毫无疑问，敌人所受的损失极为惨重。当人员疲惫不堪而且弹药也都消耗完毕时我们才停火，但仍然尾随敌人追击。”

大约下午六点钟，战斗已经达到最高潮，西班牙舰队的毁灭似乎已成定局。可是突然风向转变向敌人吹去，这使久战的疲兵大感欣慰。霍华德和德雷克立即摆脱了战斗，（注：事实上，他们的弹药也已用完，无法再战。）而里卡尔德的另一艘船，六百六十五吨的玛利亚胡安号也在此时沉没。这阵风也结束了会战。西多尼亚已被迫退出海峡，到了敦刻尔克以下，与帕尔马携手的机会也就越来越渺茫了。

夜幕将垂时，风力增大，西班牙舰队中有三艘船被吹上海岸。七月三十日（星期四）拂晓时，西多尼亚从旗舰上看到英军的一百零九艘船正位于他这个分散的舰队后方，距离不过半个里格。根据杜罗的记载：

“公爵放了两炮来收集舰队，并派一艘快船去通知各船以船头向风和保持接近岸边的位置。因为同样原因，敌人也留在相隔很远的位置，知道西班牙舰队一定会全军覆没。在旗舰上的驾驶人员和在这个海岸有经验的人都告诉公爵：假如风向仍保持西北不变，那么西班牙舰队将一艘船也救不住。所以每个人都应上岸。只有上帝才有能力阻止它。这时舰队在危险之中，在六寻半的深水中，根本无处可逃。幸亏是天意，风向转为西南西，船只才都没有损失。”

在整整一星期战斗中，尽管西班牙方面已经用了十万发以上的大炮弹，可是英国船只中却并无一艘重伤。阵亡的只有一位船长和二十余名海员。反之，单以格兰维尔一战而论，西班牙军就死了六百人，伤了八百人。七月二十九日黄昏，西多尼亚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一旦风向转变，西班牙舰队应再次企图控制海峡，尽管此时他的船既缺补给又缺炮弹。另一方面，若不再能进入海峡，那么唯一可行的路线就是绕道北海回西班牙去。因为风向始终不变，所以结果采取了后一条路线。

这是令人丧胆的冒险，因为不仅是他的多数船只都已损坏，而且补给也不够这样长程航行之用。虽然如此，尽管一方面恶风把他们向北吹，而另一方面又受到德雷克追击，可是西多尼亚仍然有机会挽回厄运。就是他可以在福思湾登陆以鼓动苏格兰人反对英国女王。可是此时他一心只想回西班牙，八月二日，经过福思湾，西班牙舰队结成整体，向奥克尼群岛进发。第二天，霍华德放弃了追击，于八月七日返回英国北海诸港。

八月八日，他从马尔格特停泊场上书沃尔辛厄姆说：“我祈祷上帝让我们听到补给的消息，因为我们一直在挨饿。”此外为了预防敌人卷土重来，他又力劝英国政府注重国防。

故事的后半段更为悲惨。西班牙舰队向本国返航时，一路的损失极为巨大。许多船只中途沉没。他们在五月从里斯本出发时，一共为一百三十艘船，其中有六十三艘已经确定丧失了。有两艘被敌人夺去，三艘在法国海岸丧失，两艘在荷兰海岸丧失，在格拉沃利讷之战被击沉两艘，在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海岸一共损毁了十九艘，还有三十五艘失踪，不知下落。英国却一条船都没有损失。

那些在爱尔兰海岸边失事的船只，人员逃上岸后都为英国人残杀，有些船虽未失事，但其乘员遭受的苦难却更有过之，因为创伤、疾病，饥饿和口渴，死亡者也数以千计——有些船只断水达到十四天之久。最后到九月中旬，才有使者从埃斯科里亚尔先赶回来，说西多尼亚已于九月十二日回到该港。当使者把这些坏消息报告菲利普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听完之后，菲利普面不改色，只是说：“我应感谢上帝，使我有这样大的权力，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很容易的再建立一支舰队，只要源泉不断，流水虽有时被阻止，也并无太大重要性。”

这显然是上帝的意志，所以他勇敢的接受了失败。他对这些英勇将士在这次遭殃的十字军远征中所受到的苦难并非毫不关心。他倾全力抚慰他们，使其各安生理。他不但没有责备西多尼亚，反而命令他重返加的斯并继续做他的总督。英国女王伊利莎白的作风就完全不同了，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裁减费用。她与菲利普完全不同，她的个性中毫无侠义和伟大气概。而且如果她的心也和她的大脑一样是女性化的，在刚刚胜利之后，也似乎不应坐视她的英勇海员因为贫困和疾病而走上死路。

霍华德的书信可以作为铁证，八月十日——这是他追击归来的第三天——他写信给伯利说：“我们中疾病和死亡的数字奇怪的增加了，在马尔格特看到的情况十分凄惨，因为无处收容他们，有些人就死在街头。”八月二十九日他又写信给伯利：“在忠勇服役之后，再看到这些人员挨饿，实在使人伤心。所以我宁愿打开女王陛下的钱袋，多少解除他们一点痛苦，假如这些人不能有较好的待遇而任其穷愁潦倒，或病或死，恐怕将来我们再难找人来服兵役了。”

虽然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明白这场会战对海军战略和战术所产生的影响是何等广大。从中逐渐演化出许多原则，在蒸汽船面世之前，所有海战都莫不受到这些原则限制。

第一，会战证明基地对海权的重要性。德雷克在一五八七年对加的斯和里斯本的攻击，对保护英格兰不受入侵的思想实在要比在英吉利海峡中击毁西班牙舰队的方法更为可靠有利。如果在一五八七年能够再进行一次这样的攻击，那么西班牙舰队可能永远出不了海。反之，因为西班牙在英格兰附近没有海军基地，这也是西班牙舰队不能达成任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因为很少能够迫使敌人在海上接受会战，所以把敌人舰队封锁在其本国港口中和同时使敌人无法在英国海岸附近建立海军基地，这两点成了英国海军政策的基础。

第二，明确证明了在会战中依赖武装商船的失策。在海峡的战斗中，商船几乎完全未作实际性参与，最多只有助威作用，使对方觉得这个舰队庞大无比，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威胁。作为突袭者，它们还有些用途，但是作为会战中的主力则弊多于利。如果英国人不使用商船，就可以节省很多金钱，而且一样不会影响战局。

第三，双方炮兵都未能达到其目的。英国的长炮威力和命中率都不够，除非在接近距离，否则不能击毁敌人船只。当然，在接近射程中，西班牙的加农也同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可是他们的船只太不灵活，而海员的技术也比较差，所以无法发挥其优势武器的威力。这种非决定性因素继续成为海战中的通常现象，而加农也有变成海军主要武器的趋势。

在历史方面，照梅里曼在《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中的说法，这次西班牙舰队的失败，最重要的就是使菲利普的朝代蒙受了极大灾难。话虽如此，战争还是一直拖到一六○四年，双方在精疲力竭之后才签订了和约。和约对英格兰而言既无害也无利，同样对西班牙也无任何重大后果。西班牙的领土既未增加一亩，英国的也未减少一亩，两国的王朝均未改变，政策和宗教也都未受任何影响。那么，会战的决定性又是什么呢？

当然这一战使英格兰免遭入侵危难，但这却也是有条件的，因为荷兰舰队对这次胜利的贡献并不亚于霍华德和德雷克。即使霍华德和德雷克的部队不出海，西班牙舰队也不一定就能赶走荷兰的“海上乞丐”，因为他们的船只吃水较浅，可在近海活动，而笨重的西班牙船却不行。姑且把这个假设放在一边，那么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对英国而言，是自黑斯廷斯会战后第一场最具决定性的会战。它拯救了英格兰，也使西班牙的国威受到了致命的重创，使全世界认清西班牙巨人的脚是黏土做成的，西班牙的权力大厦是建造在沙土上的。西班牙帝国的安全和海市蜃楼一样不可靠。这是一种幻觉，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都使世人望而生畏。凭着西班牙的资源，财富和人口都不足以造成这种威望。自从一四九二年征服格拉达起，西班牙已经完成了许多惊人伟业。突然，她的子民伸出了手，伸到已知世界的极限。他们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在南美、中美和北美到处建立殖民地，跨过了印度洋，使人对他们产生了不可击败的神秘感。他们完成了这些近似神迹的事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无敌舰队的失败使他们的信念粉碎了，幻想消灭了，这本是他们狂热的基础。三十年之后，西班牙开始衰颓，并不是因为与英国的战争时间太长而使国力匮竭，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丧失了，这才是致命伤。

这场精神上的崩溃还另有原因：就是无敌舰队开航之前，西班牙人并未能真正掌握海权的意义。假如他们真的懂得这一点，那么在他们企图充分控制其分散的土地之前，必须先控制海洋。制海权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防止与新世界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被切断和确保在尼德兰的立足点，他们都必须先控制海洋。因为缺乏制海权，所以霍金斯和德雷克之流才敢到处抢掠西班牙的运宝船，洗劫西班牙的殖民地，甚至驶入加的斯和里斯本港口，公开侮辱西班牙国旗。因为缺乏制海权，联合省才会丧失，直接造成西班牙舰队的覆亡。因为西班牙从来没有获得过制海权，而当西班牙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时尤其如此。从今天事后看来，也许要比一五八八年更为清楚：这支无敌舰队从一开始就是命中注定要被毁灭的，不仅因为他们在航海技术和战术两方面都不如敌人，而且也因为其指挥官对海洋根本缺乏认识。

乍一看来似乎很奇怪，只有两个民族没有被西班牙的神秘所迷惑，那就是英国和荷兰，都是弱小民族。但是再想一下就会感到毫不足怪，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海权国家，即使他们如此微弱，可是却至少能控制他们本土附近的海面。因为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才能击败西班牙舰队，并开始向帝国的道路迈进。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他们彼此间又成了劲敌。

这两个民族所学会的教训就是：尽管是小国，资源和本国的权威都极为有限，可是只要他们控制了海洋，照样可以赢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领土。反之即使是泱泱大国，虽然他们可以在海外获得广大的土地，可是除非他们能够控制海洋，否则一旦面临严重挑战就会感到无法应付了。（注：在这次巨大失败之后，菲利普才开始着手建立一支远洋海军，以建立西班牙的制海权。为了确保其海外财源，他放弃了大舰队载运的老办法，而改用一种快速武装船只，虽然载重只有二百吨，但却不需护航而可以自由航行。虽然这并非战船，并不能帮助他赢得与英格兰的战争，但却可以使英国突袭者无法施其惯伎，因此也可以使英国人无法赢得贸易战争——实际上，这也是真正的战争。）

西班牙舰队的失败，有如私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英国人耳中：在商业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也许在一五八八年对这一点还并无明确认识，可是在下一个世纪，这个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大，终于成为每个英国人的呼声。所以西班牙舰队被击败，其历史重要性是这样的：它为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使英国获得了西班牙丧失了的威望。这种威望和对于国运所产生的信心，促使英国人走上了帝国之路。最后他们的旗帜飘扬在全世界，成为亘古未有的海洋帝国。这个帝国从兴起到衰颓，差不多经历了三百年以上的时间。

大事记（二）：分裂的基督教世界

封建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经院主义衰亡和人文主义兴起；教皇地位的低落和帝国勃兴；理性主义和绝对主权萌芽；印刷术的引用和火器的发展；新世界和通往印度海路的发现；加上城市生活，财富，奢侈与贫穷，商业、贸易专利和高利贷等现象的成长，最后终于达到了“燃点”，这被称为宗教改革——也就是普遍蕴酿的宗教表现。

两个最大的导火索是路德（一四八三——一五四六年）和茨温利（一四八四——一五三一年），而继起者是一个更大的火种，就是加尔文（一五○九——一五六四年）。因为想使宗教恢复其原始纯洁性，这些人终于变成宿命主义者。他们深信人类的罪恶无可绾赎，不管他们怎样生活，如何行动，可是永恒的上帝却早已注定只有少数人能上天堂，而极大多数都必须下地狱。这种教义把重心由上帝移向魔鬼，同时更认为圣经应为一切信仰和崇拜的规律。这两点成为宗教改革者的两大基本思想。

这三个人中最可怕的还是加尔文，他是个狂热的组织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认为他的命令即代表神意。在日内瓦，他建立了自己的警察国家，他反对天主教会，自己却只想起而代之，他创造了一种“新人类”——就是所谓“清教徒”——和一个新时代，这也可以很巧妙地称之为“圣经官僚主义”。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西方的衰颓》中说：“所谓宗教改革只是把哥特神秘主义光明和安慰的一面全部取消了——玛利亚的崇拜，圣哲的尊重，符咒，朝圣和弥撒等。但是魔鬼和魔术的神话仍然存在，因为这些本是内在刑罚的象征和理由，所以现在刑罚终于达到了最恐怖的程度。”恨的规则代替了爱的定律。不久就产生了一大堆以魔鬼为主题的新教文学，使宗教受到了毒害。

从今天看来，似乎很难想象这种教条怎么会对人们有任何吸引力。可是路德的热烈神学和加尔文的冷酷逻辑却居然获得了人们的信仰。他们进行了巨大挑战，发动了广泛宣传，以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作为争取对象。许多不守清规和堕落的教士和神父都愿意接受新教以免除旧有的义务。许多国王把新教当工具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和对付帝国，并没收教会财产以增强自己的财力。新兴的资本家也拥护新教，因为新教不反对高利贷和承认新的经济规则。被压迫的大众也认为这种教义可以使大家都得到自由和放纵。

宗教改革引起的纠纷在此无法加以深刻探讨，但是为了结束宗教改革，一五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奥格斯堡达成了妥协。一方面为斐迪南，代表他的哥哥皇帝查理五世，另一方面为奥古斯特，是路德派的萨克森选侯。根据条约，所有路德派君主对主教的统治权都可以获得自由，对一五五二年《帕绍条约》签订以前所没收的教产也可以继续占有。每个君主有权决定属下的人民应信仰何种宗教，也就是说日尔曼人民的信仰不再由教会来决定，而改由其所在地区的君主来决定。虽然另有条款禁止没收天主教主教的土地和财产，可是路德派却宣布他们不受这一条款约束。

加尔文派本不包括在条约之内，同时也不能制止新教发展，它在帝国境内迅速传播。《奥格斯堡和约》能做到的仅仅是达成了休战状态，结果使日尔曼分成两个“无所不在”的对立势力。如布莱斯勋爵所说：“两个互相敌对的制度平行存在时，必然会互相寻求毁灭。”由于加尔文主义日益得势，而另外又有新成立的耶稣会一心以消灭新教为目的，所以这种互相毁灭无可避免。风暴的中心是布拉格，加尔文主义者在这里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一五二三年，波希米亚已经归属哈布斯堡王室，一五七五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长子鲁道夫加冕为波希米亚王。一五七六年他继承他的父亲成为日尔曼皇帝，以布拉格为首都。一六○九年，被新教臣民所迫，他颁发了“圣谕”，不仅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而且还让他们拥有称为“保卫者”的武装。一六一一年，鲁道夫被他的兄弟马赛厄斯所废。马赛厄斯在五月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一年后当选为皇帝。

此时，在《奥格斯堡条约》签订之后又有两个人物出现，成为新的冲突中心：一个是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是一位天主教徒；另一个是安哈特的克里斯蒂安亲王，是加尔文主义者。马克西米利安认为条约是法理上的解决根据，所有问题都应以其为基础。而克里斯蒂安则认为新教徒与奥地利之间誓不两立。于是一个意外事件接着另一个意外事件，终于到一六○七年，马克西米利安占领了多瑙沃特自由城。这个事件促使安哈特的基督徒在次年建立了“福音同盟”。面对这个示威，马克西米利安也组织了“神圣天主教同盟”。冲突似乎已成必然，因为马赛厄斯无子，帝国和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人可能将是斯提里亚的斐迪南大公，他是斐迪南一世的孙子，也是狂热的天主教徒。马赛厄斯怕出乱子，把继承人的选举一直拖到一六一七年，到了不可再拖的地步。西班牙同意支持斐迪南为候选人，但默契条件为他即位之后把阿尔萨斯的哈布斯堡采地让给西班牙。六月十七日，国王的议员们，都是一些狂热的天主教徒，就选举斐迪南为波希米亚国王的继承人，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以图恩伯爵为领袖，拒绝承认斐迪南为嗣王。十二月，布拉格大主教违反了“圣谕”规定，下令强迫新教徒在国家教堂中举行礼拜，“保卫者”就在布拉格召开了三政会。一六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始集会，第二天，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国王最宠信的大臣都被人从哈拉卡尼宫的窗口抛了出来，这被称为“布拉格护教事件”。接着，波希米亚人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由图恩伯爵组成了一支军队。与奥地利的冲突开始于七月，当时似乎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会发展成欧洲的第一次大战，长达三十年之久。

一六一九年三月二十日，马赛厄斯之死促使事态加速发展。波希米亚，劳济茨，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等邦宣布斐迪南的选举无效，另选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为国王。他是狂热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的妻子是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

两天后，选帝侯会议在法兰克福召开以决定应由何人继承马赛厄斯，这个会议是帝国的控制机关，不获得其同意，日尔曼皇帝不能召开国会，制定税则，缔结同盟和宣战。这是一三五六年《金牛条约》所规定的，会议包括三个旧教和四个非旧教的君主。旧教君主为美因茨，科隆和特雷沃选侯，都是天主教徒。非旧教君主为波希米亚国王，巴拉丁选侯，勃兰登堡选侯（两人都是加尔文派）和萨克森选侯（路德派）。所以十分明显，假如波希米亚国王是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在这个机关即具有控制力；反之，若波希米亚国王变成一个非天主教徒，那么他们就变成少数了。这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就成为三十年战争的祸根。

在法兰克福会议中，只有天主教的三个选侯亲自出席，其余四个均由大使代表。腓特烈的大使奉到的命令是首先选举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天主教），但若其他选侯都投票选举斐迪南时，他也应该同意。因为如此，所以斐迪南当选了皇帝，称为斐迪南二世（一六一九——一六三七年）。可是这个决定形成之后，马上就有消息传来，说斐迪南已被波希亚人驱逐退位了。这不仅是对斐迪南个人的挑战，而且整个帝国体系都发生了动摇，于是危机立即变成了整个欧洲的问题。

因为斐迪南并无军队可以驱逐腓特烈，他就向马克西米利安求救，在日尔曼君主中只有他拥有一支常备军。一六一九年十月八日，马克西米利安同意支援斐迪南，条件为在波希米亚的作战都由他完全控制，而在腓特烈失败后，选侯头衔应移交给他，此外以割让劳济茨为代价，斐迪南也获得了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的支持，他对加尔文派素无好感。此外，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一五九八——一六二一年）也立即给与斐迪南以财政补助，使他能召募一万士兵，并从尼德兰境内借给他八千士兵。另一方面，福音同盟诸国都承认了腓特烈，联合省、丹麦和瑞典也一样。而特兰西瓦尼亚国王加博更与波希米亚缔结同盟。

一六二○年七月，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共二万五千人，由马克西米利安，蒂利和布奎伊指挥，越过了奥地利边界。同时，斯宾诺拉也率领二万四千人从弗兰德向巴拉丁进攻。十一月八日，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击溃了克里斯蒂安率领的波希米亚军。同时斯宾诺拉也侵入了巴拉丁。

假如斐迪南有较大的度量，那么这一战即可使福音同盟瓦解，战争也可就此结束。可是他却是宁愿统治沙漠也不愿国内充满异端。他的迫害使加尔文派同仇敌忾。结果在曼斯菲尔德伯爵号召之下，残兵又集合起来，许多人民在失望之余也纷纷投效。曼斯菲尔德是佣兵出身的加尔文派名将，不久获得了“基督世界的阿提拉”的称号，他把战争带到巴拉丁境内。一六二二年春季，不伦瑞克公爵克里斯蒂安和巴登-杜尔拉赫侯爵乔治·腓特烈两人的部队也与他会合。经过一连串战斗，六月，加尔文派在奥什斯特受到一次决定性失败，曼斯菲尔德和克里斯蒂安退入阿尔萨斯境内，然后暂时留在东弗里斯兰。最后在一六二三年八月，在施泰德罗洪，克里斯蒂安的部队被粉碎了，巴拉丁的征服终告完成。

一六二一年一月，斐迪南并无宪法根据就把腓特烈废除了，一六二三年一月，为了兑现他对马克西米利安的诺言，他决定把腓特烈的选侯头衔转交马克西米利安。因为他并无权力召开国会，就在雷根斯堡召开了选侯大会以批准这个行动。除了马克西米利安的兄弟科隆选侯以外，几乎所有日尔曼的重要君主连同西班牙国王在内都无不表示反对。虽然如此，二月二十三日，腓特烈还是被废了，两天之后，马克西米利安终于如愿以偿。抗议之声如潮涌而来，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两位选侯拒绝承认他们的新同僚。这些新教君主们的震惊不是没有理由的。不仅这个违宪事件威胁到他们本身的安全，而且因为马克西米利安加入，选侯会议中的权力平衡被破坏了，他们生怕从一五五五年被他们没收的教产都要交还。为了预防这一点，他们就向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一五八八——一六四八年）求援，他是属于路德派的，一六二四年五月，克里斯蒂安四世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战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从一个全欧的问题变成了一场全欧的冲突。

若与丹麦陆军相比，天主教同盟的兵力太微弱了，斐迪南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因为他也不愿意再割让领土以换取同盟国支援。可是困难不久就自动消除了，有位捷克冒险家华伦斯坦伯爵（一五八三——一六四三年）很有钱，他主动向皇帝提出建议：愿意免费贡献兵力四万人，条件为所有军官由他任免。斐迪南立即接受了，并赐与华伦斯坦以弗里德兰公爵的头衔。这样，帝国总算有了自己的军队，而且成本为零，只要有仗打，这支部队也可以无限期维持下去，因为华伦斯坦的格言是“以战养战”。

斐迪南正在部署一切时，英王詹姆斯一世为了袒护女婿，也与西班牙发生了争执。同时，法王路易十三（一六一○——一六四三年）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一五八五——一六四二年）也以打破从查理五世时就包围法国的哈布斯堡包围圈为其政策，所以与英国，联合省和丹麦都缔结了同盟。于是法国人开始干预日尔曼事务，这个政策从此一直使中欧多事。因为胡格诺派的叛乱使黎塞留无法行动，而詹姆斯一世又怕召开国会，所以最后只有克里斯蒂安四世一个人出兵。他很想使自己的势力伸到北海的港口，一六二六年，他进入了战场。

四月，华伦斯坦也出发了。他首先攻击曼斯菲尔德，在德绍桥击败了对方，接着就蹂躏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一面前进一面增兵，直到有八万多人为止。八月二十七日，克里斯蒂安四世在卢特被蒂利击溃。巴拉丁和不伦瑞克都被攻占。

由于占领巴拉丁使莱茵河中游开放，这又可以作为意大利与西属尼德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这对西班牙具有极大重要性。之后，华伦斯坦即开始征服波罗的海地区。他的大军像潮水一样涌入丹麦本土，为了酬劳他，一六二八年三月，斐迪南把梅克伦堡公国赐给他。这比封马克西米利安为选侯更引起人们反感，使所有新教君主都心神不安，认为整个日尔曼变成奥地利的一个省已经来日无多了。所以他们决心团结起来推翻华伦斯坦，可是面对他的八万大兵却都力不从心。

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征服还在继续推进之中，汉堡和吕贝克拒绝与斐迪南同盟，华伦斯坦就前进到施特拉尔松德以使汉萨同盟屈服。他的副将阿尼姆于四月到了该城，可是敌人却早有准备。他们已与丹麦和瑞典进行了联系，并有援兵从海上开入。六月二十三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代表与他们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同盟条约。同一天，华伦斯坦开始围攻。随后他得知克里斯蒂安四世的远征军已经到了鲁根岛附近，于第二天解围而去。克里斯蒂安的军队在施特拉尔松德的东南登陆，占领瓦尔加斯特作为入侵梅克伦堡的第一步。但是在八月十二日却受到华伦斯坦的截击而溃败。一六二九年初开始和谈，六月七日缔结了《吕贝克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涉及。

华伦斯坦现在手握十二万五千人的大军，自从克里斯蒂安四世失败之后，在欧洲更无对手，他就把这些部队分驻各地，不分敌友都受到他们骚扰。有一部分部队驻在萨克森境内，这是未获皇帝同意的，于是在马克西米利安支持下，约翰·乔治向皇帝提出控诉。他们两人都害怕华伦斯坦的权力日益增大。连斐迪南本人也在担心，因为他差不多已经变成傀儡了。但是斐迪南在解决这个辣手的难题前，已经获得了最高权力，所以决定先兑现一个早已存在的心愿——归还从一五五五年来不正当没收的教产。因为他知道没有国会肯批准这个政策，就决定用敕令来执行。一六二九年三月六日，他向毫无防御能力的日尔曼，宣布了他的《归还敕令》。

如何消除华伦斯坦的势力仍然还是难题，虽然斐迪南本人并未想去解决，可是他的下一步骤却自动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在西班牙唆使下，斐迪南同意参加对曼图亚公爵的战争并调部队进入意大利。这个决定得罪了教皇，并使天主教内部产生了裂痕。于是黎塞留设法使瑞典与波兰停战，以便使古斯塔夫出来领导新教徒来对付日尔曼帝国。因为瑞典人已经占领了施特拉尔松德和佩劳，使波兰居于不利形势，所以波兰国王西格蒙德三世同意休战六年，一六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签定了条约。

华伦斯坦本人强烈反对《归还敕令》，因为他认为要对付欧洲的异教敌人土耳其，应有一个平静无事的日尔曼，另一方面，他还在不断扩充兵力以防古斯塔夫干涉。但因为斐迪南与西班牙缔结同盟，到一六三○年三月，他奉命派三万人去意大利。接着西班牙又要求斐迪南帮助他们镇压荷兰人，在马克西米利安领导下，这些选侯提出条件，说只要华伦斯坦握有兵权，他们就拒绝考虑这个问题。约翰·乔治并进一步要求收回《归还敕令》。

若放弃华伦斯坦，那么斐迪南可以安抚这些天主教选侯；若收回《归还敕令》，更可使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归顺。他决定采取前一条路线，八月十七日，他在雷根斯堡与大臣们讨论如何解除华伦斯坦的兵权，可是奇怪的是华伦斯坦了解皇帝的心事后，却毫不抱怨，于八月二十四日自动提出辞呈。华伦斯坦的问题解决之后，斐迪南就不再考虑第二个问题，将帝国的兵权交给马克西米利安和蒂利，这就又回到了战争开始时的态势。正当此时，古斯塔夫已于七月六日在佩讷明德登陆，并正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基地。

第二章：布雷顿福德会战和吕岑会战

古斯塔夫（1611-1632年）在日尔曼境内进行的两次大规模会战，其重要意义在于战术和领导能力的改进方面，这对战争艺术的发展具有广泛影响。所以在讨论其后果前，首先应分析此前陆战方面的发展，接着再分析古斯塔夫的指挥艺术，最后才考虑他带来的战术变化。

虽然自从百年战争后半期就已不缺少军事新发明，甚至象达·芬奇（1452-1517年）这种人已开始构思潜水艇、坦克和飞机等武器了。可是在火炮广泛使用之前的主要战术问题倒不是如何在野战中击败敌人，而是把敌人从要塞中赶出来。直到十五世纪后半叶，要塞问题已被解决之后，在战场上有效利用火力的问题才开始出现。（下列时间可以说明武器的发展趋势：手榴弹，1382年；发烟弹，1450年；计时火柴，1410年；盒装弹丸，1410年；粒状火药，1429年；火弹，1400-1450年；燧发器，1450年；青铜爆炸弹，1466年，炸弹，1470年；炮车，（约）1470年；手枪，1483年；燃烧弹，1487年；来福线，1520年；西班牙式火枪，1521年；改良型手榴弹，1536年；左轮式手枪，1543年；纸弹壳，1560年；一种榴霰弹，1573年；热弹，1575年；一般炮弹，1588年，火药与弹丸合装的弹壳，1590年；来福线手枪约1592年；冲击式引信1596年。）

1512年在拉韦讷血战中，加斯东击败了神圣同盟的军队，炮兵在此战中开始担负决定性任务。但直到有了改良型的西班牙燧发枪后——1521年在帕尔马围城战中首次使用——步枪手才开始显示价值。这种新武器长六英尺，重十五磅，从楔形架子上发射。其战术性使用是由佩斯卡拉侯爵迅速发展成功的。1522年在比科卡之战中，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表演，证明火枪手在开阔地带也有独立战斗价值，这也是第一次使长矛兵成了辅助部队。第二年在帕维亚之战中，用不断的射击和运动，佩斯卡拉的火枪手为他赢得了那个时代最具决定性的会战；这次会战也为近代步兵战术奠定了基础。直到刺刀发明前火枪和长矛始终是主要武器。在这些方面，西班牙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自从格拉纳达被征服后，他们征召了许多老兵，建立了一支职业化军队。通常这种战斗单位有两三千名步兵，其中三分之一为火枪手，三分之二为长矛兵。有些部队以皇室的亲王为荣誉指挥官，是近代“步兵”名词的由来。在十六世纪，这些重步兵通常组成矩形队形，有三十列纵深，火枪手则构成方阵，位于矩形角上。但到了十七世纪，由于炮兵的进步，步兵纵深又常常减为十列。

因为逐渐倚赖长矛兵来保护火枪手，所以骑兵冲锋的机会大大受限，于是西班牙的骑兵训练又改以新发明的轮式手枪为重点，而不再注重刀剑和长枪。他们穿着重甲以抵御火枪，组成纵深的中队，一列又一列骑马冲到敌方长矛兵身边发射手枪之后，再旋转退入后方重新装弹。

步兵通常集中在中央位置，野战炮兵列在他们前面，更前方有散兵线掩护。骑兵则位于后方或两翼。在会战时，总是使用平行战斗队形，所以要寻找开阔地，尽可能背向日光和风向。通常很少进行追击，因为西班牙军的辎重纵队都非常笨重，并携带许多非战斗人员和妇女。总而言之，西班牙人的战术迟缓但井井有条，不过也非常笨拙，可是对于训练不佳的对手而言，却几乎是一种无敌的力量。

在这一时期，多数国家的陆军大部分还是倚赖佣兵作战。在平时，他们的领袖都是职业军人，只保留极少数专门人员供召募和训练之用，这也是他们的核心。一旦接受了作战合约，一般兵员都是临时召募，对种族和宗教界限概不过问。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为主要兵源供应地。这些人只对他们的直接长官宣誓效忠，当他们被俘或合约期满之后，常常也会换到敌对一方去服务。在冬天，这些佣兵通常被解散，到第二年春季再行召募，以准备进行夏季战役。如与训练和装备都十分优良的西班牙军队相比，佣兵通常只是乌合之众。

火器对政治的影响也同等重要。正如塞万提斯所说：“一双卑贱懦怯的手可以夺取最英勇绅士的生命”，它们不仅使战争变得普通化了，而且也使权力集中在王室。任何个人都没有如此财力能够购买火炮和装备火枪手，只有国家才能负担得起。进一步说，由于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所以王室的地位逐渐上升到教廷之上，战争变成了政治工具而不再是道义的考验。在十七世纪，可以看到常备陆军制度的兴起、军备竞赛的发展和权力平衡的政策。军事服役不再是某个阶级的专利，而是成为全民性的职业。陆军虽尚未大众化，但战斗却已大众化，这种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三十年战争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这一点。

因为欧洲各国普遍仿效西班牙军事制度，所以古斯塔夫要对付的就是这种西班牙式陆军。古斯塔夫是瑞典国王查理九世（1604-1611年）的长子，1594年12月19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的祖父是伟大的古斯塔夫一世，也是瓦萨王朝的创立者，是一个有商业气息的人，喜欢中等阶级而讨厌贵族，所以把新教引入瑞典。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继承他的父亲为瑞典国王。同一年在与丹麦人的战争中，他第一次尝到战争滋味。正如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的军事生涯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如许多作者指出的那样，他与这位伟大的马其顿人之间有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成为法兰西人的先驱，正好比亚历山大对罗马一样。此外他们的性格也大致相同。道奇在《古斯塔夫传》上说：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外，很少有其他名将象古斯塔夫这样热爱会战。因为他自己总是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的军队自然奋勇战斗。虽然他对小事很含蓄，不过对大事他却会动感情。他是优良的骑师和体育家，具有卓越的幻想力，精力旺盛，爱好冒险，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虽然很易激怒，但却不念旧恶。他说：“我对人民的过错可以宽恕；但他们对我的疾言厉色也应该不以为意。”他对朋友忠实，对敌人慈悲，是个具有高尚信仰的人，从不因为图方便而牺牲自己的信念。他很善于选择部下，也同样善于选择所崇拜的英雄，其中拿骚的莫里斯是他最崇拜的。他不仅向敌人学习，而且也是个历史学家。

他精通各国语言，除本国语言以外还懂得拉丁、希腊、日尔曼、荷兰、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文。在宗教方面他是坚定的新教徒；在政治方面他热爱祖国，以统治波罗的海地区为主要政策。就军事才能而言，古斯塔夫要算古往今来少数名将中的杰出者。拿破仑说过：古斯塔夫可以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相提并论。他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新奇和执行时的勇敢。从十七岁起他就具有战争经验，而且经常在学习，发明，改进，并且敢作敢为。对他而言，在战争中能有如此惊人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一般人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他对战争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近代史上，他首先认识到机动是以纪律为基础的，而纪律的基础又是有效率的行政和领导能力。他的多数军官都是年轻人，他不欢喜六十岁以上的将领，并且强迫军官照顾他们的部下。金德里在《三十年战争史》中说：“他不仅使部下衣食无缺，而且还让他们穿有皮毛的大衣以御严寒；随时备有帐棚，保护他们不受恶劣天气困扰和获得最合乎人道的生活。在军营生活中严禁酗酒、赌博和说下流话。他也不准有放浪的妇女存在，他坚持所有随营妇女都必须与士兵具有婚姻关系。”此外，他也是自古以来第一位把战术基础放在武器威力之上而不放在人力之上的将军。对他的统帅才能，克姆尼茨有综合的评论：

“在领兵向敌人进攻，或是为了避免损失而退却、宿营，以及用野战工事增强营地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古斯塔夫相比。他的筑城、攻击和防御战术可说是超人一等。他善于猜测敌人意图，并在战争中利用各种机会，那也是无人能及的。他对全局进行总览之后，马上就部署兵力，这足以使所有机会都对他有利。他比其他将领高明的地方有三点：战术、组织和武器。”

另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有如此评论：他一向都以身作则，凡是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决不让别人去冒险。他自奉极为节约和刻苦。对部下能够推心置腹，知道专靠严刑峻罚不足以赢得信心和忠诚。虽然也有人在战术能力和战略远见方面可以与他相比，但是以军事组织家的身份而论，那么也许除了马其顿的菲利普以外再没有另一个军人可以比得上他。他的军事改革可说是包罗万象，所以也等于开创了近代战争的新纪元。他不仅改组了每个兵种，合并战术，而且更建立了一整套国内经济体系和有效的补给制度。他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军事方法已经过时，因为各国陆军都抄袭西班牙而毫无变化，所以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各国陆军都已变得笨拙不堪。

古斯塔夫在审视了现有军事组织之后，就明确认识到最具优势的武器还是火枪。所以他在改组时，减少了长矛兵的数量，并将长矛从十六英尺削短到十一英尺，也减轻了装甲，并把他们与火枪手混编成一个连，每个连除军官以外，共有72名火枪手和54名长矛兵。

在布阵时，长矛兵居中央，构成六列纵深的横队，四连为一营，八连为一团，两个到四个团为一旅，每个单位都是左右翼为火枪手，中央为长矛兵，他减轻火枪的重量以便可以不用支架。他又逐渐以齿轮来代替燧发器，也采用纸弹壳，并用弹带加以携带。

他使用了两种类型的骑兵，一种为轻骑兵，另一种为龙骑兵；轻骑兵只有部分装甲，龙骑兵则为骑马步兵。轻骑兵在中队组织中用的是三列纵深，而不是旧有的十列，所受的训练为用袭步而不是跑步冲锋，只有在混战中才使用手枪。他们以横队前进，或前后鱼贯，或成棋盘格状，最后一线为预备队。虽然古斯塔夫照平常惯例，也是把骑兵放在步兵两翼，但也常把骑兵摆在每条步兵横线后面，并时常把火枪手与他们混编在一起。一般说来都是在炮兵轰击的浓烟掩护之下，骑兵向前冲锋，当他们将敌人的散兵线驱散之后，就退回来让步兵前进，接着，在另一阵轰击之下，他们再次冲锋，这一次的目标是敌人两翼，把他们向中间赶以造成混乱，因为维持一条有秩序而完整的正面实在是成功的要素。

虽然，他的骑兵和步兵都很优秀，可是其会战的基础却是炮兵的威力。（他的骑兵和炮兵主要由瑞典人组成。至于步兵则以瑞典人为核心，其余则为苏格兰人、日尔曼人和其他为发财而当兵的人。）如果说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个伟大的攻城炮兵专家，那么古斯塔夫就是第一个伟大的野战炮兵专家。为了使火炮获得机动性，他缩短了炮身，减轻了炮架，并减少了口径种类，他一共采用三种主要类型的火炮——攻城炮、野战炮和团属炮。前两种炮的弹重可分为24磅、12磅和6磅三种。攻城炮有60、30和15CWT三种（CWT在英国相当于112磅）。野战炮重量则有27、18和12CWT三种。团属火炮是一种轻型火炮，弹重4磅，每团两门，有一定数量的弹药用木盒装备，可以在火枪手发射六发枪弹的时间里恰好发射八发炮弹，通常野战炮和团属炮都使用葡萄弹和榴霰弹，而攻城炮则用大弹丸。

在补给方面，古斯塔夫用的是有良好设施和防御的仓库，每个仓库都有正规管理人员。他减少了行李车辆的数量，每个骑兵中队只有10辆，每个步兵连只准有8辆。晋升以资历为依据，刑罚都合乎人道，不准拷打。他的参谋长是克尼普豪森将军，炮兵司令是托尔斯滕森，也是个杰出的军人，在1630年只有三十岁。

当华伦斯坦沿着波罗的海海岸前进时，古斯塔夫投入了战争。他对这场战争的本质有明确认识，因为此时他写信给首相阿克斯尔·乌克森谢纳说：“欧洲的所有战争都会融合起来变成一场单独的战争。”

四年前（1624年），英王詹姆斯一世和法王路易十三都曾向他试探，但是因为他的条件太苛刻，要求先付军费并让他占领两个港口（分别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方面），所以这两位国王觉得他难惹，就转与丹麦人商洽。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继承英国王位，同意支援这场战争。因为华伦斯坦占领梅克伦堡和包围施特拉尔松德时，古斯塔夫认识到哈布斯堡王室的野心是要控制波罗的海和英吉利海峡。所以当他与波兰休战之后，曾于1629年9月1日写信给他的首相说：

“如果我们在瑞典境内等待敌人，就可能丧失一切而一败涂地。如果能侥幸在日尔曼境内一战成功，那么就有利无害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国外作战。瑞典境内决不容敌军出现。”

基于这个原因，他才派军前往施特拉尔松德，以便在波美拉尼亚海岸可以安全登陆。法国也正处在困境之中。1628年10月法国内乱平定之后，黎塞留马上派了大使去寻求古斯塔夫援助。他是想利用古斯塔夫来作为法国的工具。他希望战争不在日尔曼境内进行，而是发展到哈布斯堡皇帝的国土中，就是前进到奥德河并深入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同时由法、英、荷三国在财政上补助瑞典。可是瑞典国王却不愿做法国的工具。他已经摆脱了波兰战争的束缚，知道由于暴虐的统治手段，华伦斯坦的身价已经暴跌；而《归还敕令》也使所有新教君主都感到害怕。所以他单独加速准备战争。1630年7月6日，他率领13,000人在乌塞敦岛登陆，以后又获得增援达到四万人。从乌斯道他前进到斯特丁，强迫波美拉尼亚公爵波吉斯拉夫向他投降。接着进入梅克伦堡，扶持其被废的公爵复位，八月初，他命令法尔根堡上校率领一支部队去协防马格德堡。

在波美拉尼亚站稳脚跟之后，古斯塔夫就面临一项艰巨任务。比起敌人，他的资源真是微不足道，而且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国欢迎他。（在1630年，瑞典和芬兰的总人口约为一百五十万人；而日尔曼帝国的总人口约有一千七百万。）萨克森的约翰·乔治不仅始终保持中立，而且还是他的秘密敌人，因为他担心日尔曼团结起来，并认为古斯塔夫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勃兰登堡选帝侯也不支持他。如果斐迪南此时撤消《归还敕令》，那么这两位君主都可以争取过来，从而使古斯塔夫的任务变得不可能。此外，丹麦虽守中立但含有敌意，法国态度动摇，荷兰表示嫉妒，英国也不可靠，而波兰则苦不堪言。这种情况是应该记住的，因为以后两军的战略都从这里发展出来。而这又受到三个因素支配。

一、应该认识为什么日尔曼会分裂成为许多个小国，原因之一就是在莱茵河以东本就缺乏罗马时代的传统。

二、因为古斯塔夫的主要基地为瑞典，所以在他往内陆推进之前，必须先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控制权，这样才能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前进基地和海上交通线。

三、主要天主教强国都位于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都是古罗马的旧地。使西班牙和奥地利能够携手的交通线是莱茵河中段。不过在另一方面，奥德河、易北河、威悉河又都流过新教地区入海，而波罗的海也为新教势力所包围。

古斯塔夫对这些事实都有充分认识，但是必须在巩固基地之后他才能向南行动。现在冬天已到，虽然这些选帝侯还是畏首畏尾，可是法国却已与瑞典签订了条约。1631年1月23日，《巴瓦尔德条约》签字了，根据条约古斯塔夫提供步兵三万人，骑兵六千人。而法国则一次付给一万二千“塔伦”（日尔曼银币），以后五年每年再付四十万“塔伦”。古斯塔夫也保证给与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和不蹂躏马克西米利安的领地。

1631年春季战役开始时，蒂利首先攻击新勃兰登堡，而他的将领帕本海姆伯爵则包围马格德堡。为了牵制蒂利，古斯塔夫前进到奥德河边的法兰克福，于4日13日将其占领，但是蒂利很狡猾，并不尾随他，而是直接向马格德堡前进，并与帕本海姆会合。

法兰克福被占领之后，古斯塔夫的唯一念头就是援救马格德堡，但在未获同意之前却不能通过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领地，否则这两个选帝侯的部队可以打击他的后背，费了许多口舌才获得了乔治·威廉的同意，可以占领科斯琴。然后又浪费了三个星期时间才获得进入斯潘道的许可。此时，萨克森的约翰·乔治却坚持不放行，因为他拥有四万人的强大兵力，所以古斯塔夫被迫让马格德堡听天由命。

蒂利率领二万五千人到了马格德堡，与帕本海姆一同围攻该城。5月21日该城陷落，在洗劫和焚烧之后，全城三万居民葬身烈焰之中。（该城被毁并非有意，因为蒂利本来很希望利用该城来支援他的部队。）这个暴行使所有新教徒大为震惊，古斯塔夫也立即用恐怖来对抗恐怖。他前进到柏林，在火炮威胁下，勃兰登堡的乔治·威廉取消了中立。与赫斯-卡塞尔的威廉和萨克森-魏玛的伯恩哈德会师之后，古斯塔夫暂时据守魏尔本，并击退了蒂利的进攻。这一战对古斯塔夫颇有益处。因为各方面都已被切断，军队有饥饿之虞，蒂利就率领四万人侵入萨克森，向莱比锡提出警告，要求该城投降，否则就以马格德堡为例。

于是约翰·乔治立即放弃中立并与古斯塔夫缔结同盟。这支联军于9月15日在莫尔德河边的杜本相遇。他们的总兵力共约47,000人，第二天他们向莱比锡进发，准备向敌人挑战。因为杜本在莱比锡北方，相隔只有三十五英里，所以蒂利想撤退已不可能，而且他的部队在经过几个月饥饿之后，现在突然进入这个富饶地区，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所以他的最好对策是坚守莱比锡城，准备接受围攻，以等候援兵到达。但是帕本海姆却认为他老朽无能，所以怀有不同想法。9月16日，他出发搜索敌情，乘机强迫蒂利出战。他派使者向蒂利报告说：他已经看到敌人正从杜本向南移动，他现在已不可能撤退，否则即将遭受极大危险，并要求蒂利立即支援他。这样他就一手制造了决定命运的布雷顿福德会战。

蒂利率部出了莱比锡城，占领了位于该城北面约五英里远的一处阵地，在左方有个小高地，上面就是布雷顿福德村，右面是斯腾堡村。这个地方是古战场，号称“上帝的田园”。依照一本古代地理记载，这是个非常优美的平原，遍布美丽的森林和许多果园。

蒂利是位老将，出生于1559年，是谨慎合理的军人。詹姆斯·格兰特这样形容他：“他身材短小，样子瘦弱难看，两颊低陷，鼻子尖长，眼睛锐利深黑，留着长须。”他对西班牙战术深有研究。他的战斗队形由一线或两线步兵组成。共为17个步兵大方阵，每个方阵人数为1,500人到2,000人，两翼则为骑兵组成的密集纵队。他的全军可能有四万人，其中四分之一为骑兵。他自己指挥步兵，左翼骑兵由帕本海姆指挥，右翼骑兵由福斯滕伯格和依索拉尼指挥。他总共只有二十六门炮，重炮位于中央与右翼之间的正前方，轻炮则在正中央的前方。门罗说他在地形、风向和日光三个方面都占有优势。

9月16日，古斯塔夫从北面而来，在距敌军一英里远的位置宿营。夜里，他在旅行车中通宵与约翰·赫伯恩爵士、霍恩元帅、巴勒尔元帅和特腓尔将军会商，他们都全副武装。

第二天拂晓，瑞典军营开始吹号上马。整个平原均为浓雾遮掩，瑞典人从雾中可以看见一线红色火光，那就是蒂利的阵地。祈祷之后，古斯塔夫展开了他的部队，采取与敌人平行的战斗队形。但是他并未采用旧式西班牙方阵，而是把步兵分成旅和准旅，这样使火枪手可以得到长矛兵掩护，而且又可以从他们之间鱼贯而出，发射排枪之后再退回原地。所以这不再是一个不动的正方形堡垒，而变成了一个小型活动要塞，彼此间可以互相支援。中央和右翼都由瑞典军担负，而萨克森军则负责左翼。萨克森军的阵容已不可考。至于瑞典军则是这样：

在中央部分，第一线为四个步兵旅，支援他们的是一个骑兵团和门罗与拉姆塞的两个步兵旅。第二线为三个步兵旅，包括赫伯恩的苏格兰兵在内，支援他们的是一个骑兵团；以上全部兵力由特腓尔和哈尔指挥。在中央的后方还有两个骑兵团担当预备队。右翼由巴勒尔指挥，第一线由六个骑兵团组成，中间夹着火枪手，另有一个骑兵团随时提供支援。第二线为四个步兵团。左翼由霍恩指挥，第一线为三个骑兵团，夹着火枪手，第二线为两个骑兵团。团属火炮分别位于各旅团的前方，重炮兵则集中在中央正前方，由托尔斯滕森指挥。在霍恩元帅左面为萨克森军。全军可能为47,000人，军帽上都系着绿带，帝国军则系白带。瑞典人的口号是“上帝保佑我们”，而敌军的口号则为“圣玛利亚”。

门罗记载说：古斯塔夫亲自指示每个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应如何行动。会战开始，敌军首先开炮，瑞典军也立即还击。这样炮声隆隆打了两个半小时。瑞典的步骑兵始终屹立不动，有如墙壁一样。但是火炮已在行列中造成了许多的缺口。

瑞典的火炮数量较多，发弹数量要比帝国军多三倍。这使敌人感到极大痛苦，帕本海姆却是个有勇无谋的战将，现在感到实在挡不住这样强大的火力，于是不等命令就率领五千名骑兵向瑞典军右翼冲锋。这是愚蠢的行为，蒂利心里十分明白，不禁怒吼道：“他们使我的名誉和光荣都付诸流水了！”这不仅是一个大错，而且也造成了一场大败，因为骑兵的手枪绝对不是火枪的对手。瑞典军用火枪手夹在骑兵当中，用火力扫射帝国骑兵的密集队形。帕本海姆冲锋达七次之多，都被击退，最后一次，巴勒尔指挥他的预备队反攻，将敌军击溃，把他们赶出了战场。（依照西班牙战术，骑兵冲锋时是用跑步和使用手枪，等到敌军行列混乱瓦解之后才使用刀剑。瑞典军的战术却恰好相反。骑兵在冲锋时用袭步和刀剑，在混战时才使用手枪。）

帝国军右翼误以为帕本海姆的冲锋就是全面进攻的讯号，马上也向萨克森军冲锋。在第一次冲锋之下，萨克森军就开始逃出战场，约翰·乔治拼命用马刺夹着马，向艾伦堡飞奔。这不仅可以抵销帕本海姆的错误——因为古斯塔夫的兵力现在突然减去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蒂利也是能力卓越的战术家，对这个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他看到瑞典军左翼已经完全丧失掩护，而且受到帝国军右翼兵力的威胁，于是命令骑兵向右斜进，再向左旋转以攻击敌军左翼。同时命令福斯滕伯格攻击敌军后方。

如果对方不是瑞典军，那么他的行动就可以产生决定性效果。但因为古斯塔夫部下的调动速度要比帝国军快两倍，所以蒂利就不能稳操胜算。古斯塔夫立即命令霍恩元帅也向左旋转他的部队来应付蒂利的迂回，同时又从中央的第二线中抽出魏特森和赫伯恩的兵力用来增援霍恩的左翼。

苏格兰部队以密集纵队前进。敌军首先屹立不动准备迎击。但是瑞典军的炮兵火力要比敌人强两倍。结果把敌军击散，于是长矛兵向前冲击，使敌军溃散。

正当左翼方面苦战之际，古斯塔夫抓住这个机会来作决定性一击。他自己骑马赶到右翼，命令巴勒尔的骑兵攻击蒂利的左翼。他自己就在四个骑兵团的前面，领先向尚有敌炮残留的山坡上冲锋。他扫过山坡，打击在蒂利步兵横线的左端，并且用火炮痛击他们，同时，托尔斯滕森也调转预备队炮兵向密集的西班牙式方阵猛轰。

虽然接着还有一场困兽之斗，但是胜负已成定局。不久，帝国军完全丧失秩序，开始溃逃。他们死了7,000人，负伤和被俘3,000人，损失了全部火炮、九十面军旗和全部补给纵队。古斯塔夫的损失，包括萨克森军在内尚未超出三千人，大部分都是敌方炮火所杀伤。

于是瑞典军大部分开始宿营过夜，门罗说：“我们的营火烧的都是敌人的弹药车辆和丢弃的长矛，因为我们没有足够人力来收拾它们。整个夜晚，我们那些勇敢的战友，萨克森人，一直在逃跑中，认为一切都完了。”但还是有五百名瑞典骑兵并未休息，由古斯塔夫亲自率领向敌军残部实行追击。9月19日，在梅伦堡俘获了3,000人，直到9月21日在哈雷才放弃追击。

这场会战就这样结束了，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这不仅是新战术对旧战术的第一次大考验，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陆上会战，也是机动与火力第一次战胜了数量和长矛的冲力；而且不管如何，它使天主教同盟本已复苏的力量又被粉碎了，由此决定了日尔曼不再是受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天主教地区。所以加德纳教授说这是“归还敕令的坟墓”和“日尔曼的纳斯比会战”。或者如布莱斯教授所说，它使欧洲免受耶稣会统治。

从1631年9月17日开始直到他逝世之日，古斯塔夫已经变成了新教徒的英雄。日尔曼北部的人民都把他当救主看待。他给与战争以精神和指导，若没有这种精神和指导，新教徒可能全部崩溃，而西方世界的历史也要改写。加迪勒尔教授的评论似乎很有远见，他说：

“总起来说，那些战术不过是他们用来保护宗教和政治制度的军事表现而已。这个刚刚被击败的纵队，足以代表在耶稣会组织下人类生活的形式，个人会被群众所吞噬。蒂利过去曾凭借纯粹的重力击败了许多强敌，但是现在却有一支新军兴起，证明除非能有个性智慧作为基础，否则秩序和服从也就脆弱无力了。这是一种信念的成功，而不仅限于战斗。在精神、政治、文学和科学等方面也都如此。”

布雷顿福德会战获胜之后，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古斯塔夫不接着进军维也纳而迫使斐迪南屈服呢？”有些历史家认为他应该如此，弗拉德更把他与坎纳会战后的汉尼拔相比。但这个比较是不适当的，因为环境完全不同：

第一，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十分恶劣，要通过厄兹格比格森林和波希米亚的残破地区，而且冬天也快到了。

第二，维也纳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首都，而只是一个“影子”皇帝的驻地，所以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比不上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的马德里。

第三，古斯塔夫已经距离自己的基地数百英里，若再冒险前进，则后方一旦发生叛乱，结果将不堪设想。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忠诚都不可靠，而巴伐利亚则威胁着他的侧翼。

第四，当他最后决定前进到莱茵河时，虽然因为把战争带入天主教地区会激怒黎塞留，但他自己却可以获得新教的巴拉丁为基地，并获得日尔曼最富有的地区来供养军队。过去这些地区对天主教同盟曾经供给不少的人力和财力。

第五，最后一点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在占领巴拉丁之后，他就可以切断西班牙与尼德兰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系。所以最后他决定向莱茵河前进，而萨克森选帝侯则把战争带入波希米亚。

10月18日，古斯塔夫占领了维尔茨堡，推进到美因河边的法兰克福，再前进到美因茨，经过两天围攻，该城投降了。在他伟大胜利后的三个月之内，他征服了全部莱茵地区，组成了同盟，也指派了政府，迫使莱茵地区所有天主教君主都保持中立并把西班牙部队赶回了尼德兰。他在莱茵河中游的两岸，在阿尔萨斯、下巴拉丁和科隆等地都已站稳脚跟。这些成就使黎塞留大为不快，他对这种征服的迅速和彻底颇为震惊。他说：“必须设法阻止这个西哥特人，因为他的成功对法国和皇帝都同样是严重威胁。”他这种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古斯塔夫的目的很明显是要组成一个新教同盟，而以他自己为领袖。这就是要完全毁灭帝国，而黎塞留却并不想毁灭它，只是要使其不能发生作用。

怀着这种思想，1632年春天，古斯塔夫又向蒂利挑战。蒂利自从在布雷顿福德战败之后又已召募了一支新军，此外洛林公爵也率领12,000人与他会合，使总兵力达到四万余人。古斯塔夫在多瑙沃特渡过了多瑙河，并在莱希河与敌人遭遇。在烟雾掩护和炮轰之下，他在河上架桥，于4月16日击败蒂利，蒂利负了重伤，十四天后去世了。

自从罢免华伦斯坦之后，斐迪南内心一直感到遗憾，蒂利惨败之后，他就更想启用华伦斯坦了，尽管事实上他很害怕这位凶恶的魔王，但却找不到另外的人选。华伦斯坦的眼光是超越时代的，他的目的很明显是想使帝国在一个徒有虚名的王室下统一起来，而由他自己任首相，总揽一切。所以他认为宗教纠纷必须停止，容忍之道必须讲求，为了相忍为国，只有金钱贿赂是唯一有效的工具。他的一切行动都以计算为根据。他是个占星家，又是个生意人，毫无道德和仁慈观念，累积了大量财富。他的态度沉静、含蓄、神秘，没有人敢问他。他是快要启蒙的权力时代的标准产物，这样的人在以后的时代中可以成为工业或银行大王，受到万人景仰。

失望之余，斐迪南只好向他求教，华伦斯坦却提出了极苛刻的条件：对军队应有绝对和无条件的控制权，皇帝对他应完全信赖，不得他的同意不准下任何命令，一切被充公没收的领土都由他控制，加速取消《归还敕令》，他还要一个选帝侯的头衔。这些条件全部被皇帝接受，于是这位捷克人才以“波罗的海和大西洋将军”的头衔再度出山。

华伦斯坦的第一个行动是争取萨克森的约翰·乔治，第二个行动则为动摇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的信心，但都未获成功，1632年4月，他开始进军波希米亚，这本是萨克森人占领的。他攻占了布拉格，强迫萨克森人撤退，6月27日又与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会合，总兵力增至六万人。他前进到安堡，并在纽马克与瑞典人发生了冲突。古斯塔夫撤往纽伦堡。华伦斯坦跟踪追击，于7月16日到达菲尔特，就在附近掘壕安营。

两军对峙达几个星期之久，整个日尔曼和欧洲都在焦急和期待中等候。9月4日，由于缺乏补给，古斯塔夫向敌方阵地发动了一次突袭，结果被击退并损失了三千人左右。十四天后，因为军中患病人数已有数千之多，所以古斯塔夫放弃对峙，决定向维也纳进军以吸引华伦斯坦离开萨克森，可是华伦斯坦却看透了他的计划，不但不跟着他走，反而直趋萨克森，而马克西米利安则率领骑兵的剩余部分去防御巴伐利亚。接着，华伦斯坦也派人去通知霍克和帕本海姆——他们正留在威悉河上——与他会合，意为集中兵力对付萨克森，而使约翰·乔治退出战争。

这个企图马上就变得很明显了，于是约翰·乔治拼命向古斯塔夫求援。瑞典国王此时本已在途中，10月22日又回到纽伦堡。11月2日，萨克森-魏玛的伯恩哈德也在阿恩施泰德与他会合，11月8日占领了瑙姆堡的柯森隘路。他在那里催促约翰·乔治——他的军队正留在托尔高——率领所有能动用的兵力来与他会合。

此时，莱比锡已为霍克占领，因为冬季将临，华伦斯坦假设古斯塔夫也一定会暂时休战，所以就决定在吕岑周围宿营过冬。为了避免人数过于拥挤，他又派帕本海姆的骑兵去占领哈雷。虽然此前华伦斯坦的防御战略似乎比对方略高一筹，可是面对古斯塔夫这样的勇将，分散兵力未免是个冒险的决定，11月14日古斯塔夫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决定设法使敌人接受会战，尽管他在数量上还是居于劣势。

11月15日凌晨一点，他出发前往帕高以求与萨克森人会师。他在那里停留了四小时都没听到萨克森军的消息，于是继续向吕岑前进，希望能对兵力仍在分散状态中的敌人进行突袭。但是道路太坏，使他的行动大大延迟。在里巴赫与一部分敌军遭遇，经过一番激战才把他们击溃。那天夜间，他宿营的地方距敌军一英里左右。他举行了军事会议，克尼弗森主张迂回，伯恩哈德主张攻击，但是古斯塔夫却已立下决心。他说：骰子已经掷下，不能放过华伦斯坦。

在敌方营地，华伦斯坦患了脚气，必须让人抬着走。他整夜都忙于设防，因为他希望尽量避免战斗。11月16日上午2时，他得知古斯塔夫已经逼近，才派人送一道紧急命令给帕本海姆，他说：敌人已经接近，把其他一切事都丢开，率领你的部队和炮兵赶紧回来。你明天上午必须到达此地，因为敌人已经越过里巴赫隘路。

两军对峙的吕岑平原低而且平，从西南到东北，中间有一条莱比锡大路贯穿，这条道路的路基较高，两面都有沟道；在吕岑以东约两英里有一条曲折的小溪，叫弗罗斯格拉本，有许多地方可以徒涉。华伦斯坦还是想如同在纽伦堡一样只打一场纯粹防御性的会战，所以他在莱比锡大路北面不远的地方将兵力一线展开。他的右翼倚在吕岑城北一个小高地上，这上面有几个磨坊。他的左翼则直达那条溪流。他把沿着大路的沟道，改掘成战壕，将火枪手配置在里面。他的兵力准确数目已不可考，可能有25,000人，但帕本海姆的8,000人未计算在内。他把全军分为中央、右翼、左翼三部分。中央部分由四个步兵大“方阵”组成，由他自己指挥。右翼由柯罗里多指挥，左翼由皮科洛米尼指挥，都是骑兵。他也据守着吕岑城，这个城已被他纵火焚毁，他的火炮约为60到66门，分为两群，一在右翼前方，一在中央右端前方。

古斯塔夫于拂晓时分开始进攻，但大约8点钟时，突然起了浓雾，所以只好被迫停止。他趁机向部下训话。他的目的是切断华伦斯坦与莱比锡之间的联系，这不仅可以让他丧失基地，而且也使约翰·乔治可以自由使用这条道路，这支部队是他昼夜盼望的。他的总兵力可能为18,000人，分为二线，大致区分如下：中央两线的兵力是四个半旅步兵，分别由布拉赫伯爵和克尼法森指挥。两翼方面为骑兵，队形与布雷顿福德会战相同。他自己指挥右翼，伯恩哈德指挥左翼，在中央后方只有一支骑兵预备队，由欧姆上校指挥。在步兵前方摆开了26门重炮。40门团属火炮则分布在火枪手前面。

根据当时参战的弗利伍德记载，战斗情形如下：当雾消去之后，炮兵开始发射，敌方马上加以还击。本来天气已经睛朗，部队在10点钟左右开始前进，可是马上又起了大雾，彼此间几乎都看不清楚。就在那个极短的睛朗期间，古斯塔夫率领右翼骑兵向前冲锋。他被战壕中的敌方火枪手击伤，手臂和坐骑的颈部都被射穿，但他仍不后退，跳过壕沟，直向敌军冲去。（当时，主将亲自进行白刃战的风气还很流行，这样负伤战死的人也很多。）

他击溃了华伦斯坦的火枪手和一部分克罗埃西亚骑兵，并把皮科洛米尼的重骑兵也击退了。此时，伯恩哈德也率领左翼前进，击退了柯罗里多的骑兵。中央的步兵也开始前进并夺获了华伦斯坦的中央炮位，但不久又被击退。

由于大雾，关于这个阶段的战斗情形几乎没有任何两个相同的报导。很明显，当古斯塔夫听说中央部队已经撤退，就率领一团骑兵赶往接应。在大雾中与他的部下分开了，他带着三个护卫人员冲入敌方一群骑兵之中，他的头部和身上都中了弹，立即毙命；两个护卫人员被敌人砍倒，但有一个人逃走了。

古斯塔夫的阵亡不但没有使他的部下丧失士气，反而激发了狂热的报仇心理。他们现在改由伯恩哈德指挥，继续进攻。此时，帕本海姆也赶到了，他打击在瑞典军右翼上，又把他们赶回到原有位置。正当此时，帕本海姆也阵亡了，于是会战变成了混战。国王的遗体被抢回了，华伦斯坦的火炮失而复得达两次之多。最后，瑞典军不惜牺牲，拼命苦战，帝国军终被击溃，当夜幕将垂时，战场上已经没有敌人。瑞典军并未追击，损失也无确实估计。弗利伍德说帝国军被杀者约为三四千人，而瑞典军约为一千五百人。同时他感慨说：“如果上帝愿意让他（古斯塔夫）今天不死，那么我确信他必可使日尔曼境内的战争就此结束。”

这的确很有可能，金德里在《三十年战争史》中说：“他绝对可能达到他的最终目的，在日尔曼建立一个国家，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提前一百年以上。”布莱斯也说：“在四场战役中，他毁灭了皇帝的陆军和威望，蹂躏了他的土地，用空了他的国库，使他的力量削弱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即使今后再获成功也还是无法挽回这个颓势。”与亚历山大一样，古斯塔夫也是大业未完就死了。他遗留下来的任务太伟大了，使他的后继者担负不起。如果不是黎塞留的煽动，那么战争可能就此结束。帝国已经崩溃，华伦斯坦的信用也破产了，终于在1634年被刺身死。但是由于法国尚未获得莱茵河西岸的控制权，所以战争仍在继续，黎塞留不停地鼓动战争，劝说各国应以全面和平为目标，并说个别的解决既无利可图又不可靠，这样他就逐渐使哈布斯堡的诸侯将他们的势力消磨殆尽，并收回了二十年来法国因为不决和无能而丧失的土地。话虽如此，黎塞留虽然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但却并非战略家，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是一种艺术。

1634年9月6日的讷德林根会战是另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战中，伯恩哈德遭受到决定性挫败。到次年春天，整个日尔曼南部又重新归入皇帝手中。1635年5月30日，皇帝与约翰·乔治之间签订了《布拉格和约》，于是同盟也解散了。

在法国支持之下，瑞典不肯承认这个和约，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侵入和征服——一面为法国和瑞典，另一面为奥地利和西班牙。法国的目的是一贯的，就是拆散哈布斯堡包围圈。现在一切理想都已消灭，包括斐迪南的、古斯塔夫的和华伦斯坦的都在内。战争变得更为野蛮，也变成了波旁王室对哈布斯堡王室的战争，完全是权力之争。农民叛乱了，只有军人才能活命，一大群挨饿的妇孺跟在军队后面，好象尾巴一样。（金德里举了一个例子：一支38,000人的军队，却有127,000人的妇女、小孩和其他随营人员。）战火差不多一直烧到巴黎城门口，使居民都惊惧不已。战斗互有胜负，而整个地区却已人烟绝灭。慢慢地大家开始厌战了，这才又有一线和平的曙光出现。

斐迪南二世死于1637年2月15日。他的遗嘱是希望国家从此永不分裂，这就建立了奥地利王朝。法兰西王朝的创立者黎塞留也在1642年12月5日逝世。接着路易十三也在1643年5月4日逝世，继承人为路易十四，他出生于1638年。十四天后就发生了罗克鲁瓦会战，西班牙式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告终。托尔斯滕森为当时的名将，于1645年3月6日赢得了约考的决定会战，萨克森与瑞典之间这才建立和平关系。三十年战争在1648年秋季以瑞典对布拉格的围攻作为结束。

冲突无法继续下去，因为斐迪南三世（1637-1657年）已不再能抵抗法国的压迫，他的帝国已经变成一片荒原，不再能供养军队。和谈早已开始，1648年10月24日，帝国与法国和瑞典分别签订了和约。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以后一个半世纪中，这些欧洲国家都能继续维持正常关系，经过轻微的改动，这个条约一直维持到1789年为止。

根据和约，加尔文派取得了与路德派的同等地位，并且规定1624年元旦为一切宗教纠纷总解决之日。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宗教改革”获得了合法依据。（不过宗教改革的原有意义已经完全丧失，新教已不再是一种宗教，而变成了一种政治制度。）罗马的宗主权被取消，基督教世界的瓦解已成定局。

欧洲的地图也重画了。上巴拉丁归并入巴伐利亚，下巴拉丁则由腓特烈之子查理·路易所有。勃兰登堡获得了哈贝施泰德、明登、坎明和马格德堡的一部分。瑞典则分得上波美拉尼亚、不来梅、威尔登、梅克伦堡、斯特丁和鲁根岛。萨克森保留卢萨蒂亚和马格德堡的一部分。瑞士共和国和联合省都独立了。法国成了欧洲和平的公敌，获得了上下阿尔萨斯、梅斯、图勒、凡尔登等地。日尔曼分裂成三百多个小国，在这些国家又产生了农奴制，迷信变得十分猖獗，许多被指控为巫师的人都被烧死。学校都已毁灭，教育、文学和艺术备受摧残。早在1648年以前，整个国家就已变成了野蛮世界。日尔曼市民有秩序和繁荣的生活都被摧毁了，他们的家庭妇女被拖在佣兵式军队的后面做尾巴，一半象妓女，一半象吉卜赛人。

1880年，德国驻伦敦大使哈茨菲尔德亲王对格兰维尔勋爵说：“德国在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的损失至今仍未恢复，所以德国政策的重点应是阻止类似灾难再次发生。”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个国家所受的损毁程度可说是史无前例，连匈奴和蒙古的入侵也不足以相比拟。据说人民死亡总数为八百万人，此外在战场上被杀死了三十五万人。在图林根有个地区，1618年，在十九个村庄中共有房屋1717栋，而到了1649年只剩下627栋。本来有1773户家庭，现在只剩下316户，占有这627栋房屋。在同一地区，本有牛1402头，现在只剩下244头；本有羊4616头，现在一头都没有了。在波希米亚，原有的三万五千个村庄只有六个幸存；人口由二百万人减少到了七十万人。在亨尼堡一地，人民死亡了百分之七十五，牲口死亡了百分之八十，房屋毁灭了百分之八十。越是富饶的地区损失也越重。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历史上的主要里程碑之一。哈布斯堡王室开始转而向东发展，一代人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缩小了，他们只好向多瑙河发展去补偿在莱茵河的损失，瑞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强国，直到1709年波尔塔瓦会战后才开始衰颓，日尔曼的领导权移到霍亨索伦家族手中。由于日尔曼的分裂使法国的安全大为增加，就继续与西班牙交战。此时，在北方又有两个新的强国兴起，联合省变成了一个发展中的商业帝国；此外还有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墨汁未干，英王查理一世的人头就已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刽子手的笼中打滚。这是平民阶级向天授王权挑战的开始。

大事记（三）：英国宪法战争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常备陆军制的产生带来了新的变化。对大陆国家而言，除非没有养兵的力量，否则若无常备陆军则会感到安全没有保障，于是陆军变成了国王政府的必要工具。常备军使国王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有了贯彻其意志的权力，所以欧陆国家不久都取缔了国会。在西班牙，国会根本上就消灭了，在法兰西，从一六一四年到一七八九年之间，始终没有召开过国会。

因为英国处于岛国地位，所以没有受到这种变化影响。当詹姆斯一世在一六○三年继位时，英国的唯一大陆领土也丢了，所以建立常备陆军制度的唯一理由也就随之消灭。因此，议会制度才得以在英格兰生根。没有陆军，国王既无法摧毁公共的反对，也不能控制财政。英国与欧陆国家之间还有另一个根本差异，当欧陆诸国废除国会时，在英国却由于亨利八世解散教会使商人阶级的财富大增，反而提高了议会的权力。结果是贵族和平民两院变成了民主政治的代表，这是注定迟早要向国王权威挑战的。

虽然如此，但却不要忽视直到一六八八年《人权法案》通过之后，议会才开始获得政治权力。此前治理国家的还是国王和他指派的大臣，而议会只有投票拥护他的权力。想象有一个政府而没有国王，正如想象有天主教会而没有教皇是同样的不合情理。此外，也没有宪法或法律根据强迫英国君主在他无需援助之时必须召开国会，对国家而言，若国王能够自己统治而不必召开议会，纳税人将觉得更为满意。国王能够不要议会而单独统治下去，这决不是一种暴政，因为他的一切支出必定要在其合法收入之内，所以他的个人统治也正是良好政府的象征。

良好政府的意义就是国王可以自给自足而不必额外勒索老百姓，因此，为了不榨取人民，国王必须尽量节约，最重要的是不要对外作战。这种政策很难执行，尤其是自从新世界被发现后，大批金银流入欧洲，使货币贬值，不但引发社会秩序动荡，而且也降低了国王税收的购买力，使其更难维持。由于财政困难，所以伊丽莎白的政策总是一方面希望防止战争，而另一方面却鼓励私掠行为。防止战争使她可以在固定收入限度内统治国家；私掠行为使她可以增加收入而不必召开议会。詹姆斯一世的和平外交政策，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一六○四年与西班牙恢复和平关系之后，他就设法与西班牙王室缔结婚姻关系，首先让他的儿子亨利与菲利普三世的女儿玛丽亚订婚，亨利死后又改为查理。一六一八年三十年战争爆发，为了补助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巴拉丁选侯的妻子——詹姆斯召开了他的第三次议会。议会作为效忠的象征，投票表决捐献了十四万镑的微薄款项后自动休会。一六二三年二月，查理由好友白金汉公爵陪同前往马德里准备迎娶玛丽亚，并希望她父亲能够以帮他姐夫收复巴拉丁来作为嫁妆。谈判破裂了。回到英国之后，白金汉就开始领导反西班牙的群众运动。一六四二年，詹姆斯又勉强召开了另一次议会。这次国会建议取消与西班牙的婚约，并进行收复巴拉丁的工作。但仅此而已，并无更进一步的措施。

白金汉如今已变成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正想策动对西班牙的战争，为了建立同盟，他设法安排查理与法国亨利四世的女儿，路易十三的妹妹亨丽埃塔·玛丽亚结婚。同时，他派了一万二千名乌合之众由来英求援的曼斯菲尔德率领前往荷兰。因为缺乏粮饷，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荷兰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

在此情形下，詹姆斯一世于一六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逝世，为了应付未来的困难局面，他的儿子实在需要完全不同的作风。查理不仅缺乏其父亲具备的常识，而且头脑僵硬，不能了解别人的动机，但也和他父亲一样，坚信王权神授思想。他逃避现实，沉溺在乐观的幻想中，他有艺术家的秉性，并且也有很高文化水准。他爱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使他那些清教徒臣民大为震惊。他的私生活是无可指责的，照克拉伦顿看来，他是高尚的绅士，最好的主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父亲，而且也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基督徒。他完全不适合一个革命时代，甚至在正常时代，他也不适合做国王。

可以说太不幸了，他即位之初就受到两个不良影响。（一）他在五月一日，用代表的形式与亨丽埃塔·玛丽亚结婚，因为她是天主教徒，所以使清教徒议会和新教臣民都感到不悦。（二）他受到白金汉影响而忽视了当前的现实，只有遵守其父亲聪明的和平政策才能维持统治。白金汉是一个政治赌徒，胆大妄为，沉缅于大而无当的计划而缺乏实干才能。

因为白金汉主战，可是没钱就不能打仗，所以查理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改选新议会，六月十八日，新国会集会。新国会是代表新教徒的，虽然查理要求的数字接近一百万镑，但是所通过的却不超过十四万镑。此外为了控制国王，国会又违背惯例，把国王本应终身享有的吨税和镑税等收入，改为暂有一年期限，所以，查理即位才三个月，国会与国王的关系已形成了死结，解决方法只有两种：要么向国会屈服，要么诉诸武力。八月十二日，国会被解散了。

白金汉又召集了八千多流氓盗匪，模仿德雷克，于十月八日将他们送往海外去夺占加的斯。可是远征却完全不象德雷克那样成功，结果全部溃败，造成了严重局势，使查理不得不召开第二次国会。一六二六年二月六日，国会开会，马上就对白金汉发动了猛烈攻击。五月八日，上院正式提审他，虽然查理未能获得一个便士，但为了营救他的宠臣，在六月十五日又解散了国会。

在财政困难的情形下，查理只好用强迫贷款的手段。而白金汉虽然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仍感到不满足，又投入了另一场战争，这次是以法国为对象——向拉罗歇尔发动了一次远征，可是比加的斯那次失败得更惨重。为了进行第二次远征，他劝查理再召开第三次国会。这次国会于一六二八年三月十七日召开，对国王表示了极其强烈的敌意。五月二十八日国会起草了《权利请愿书》，最重要的条款是不通过议会两院同意，政府不得强迫人民交纳任何捐献、贷款和租税等。查理最先表示拒绝，但白金汉仍希望国会能够补助战费，所以力劝查理接受。接着国会又攻击白金汉，并辩论吨税和镑税是否应作为租税问题，使查理丧失了耐性。六月二十六日，他命令议会闭会。

这时发生了第一个巨大转变：八月二十三日，白金汉正在朴茨茅斯准备远征时，突然被约翰·芬顿刺杀。远征军还是照常出发，结果仍然大败。

议会在一六二九年一月复会，其中的极端派在约翰·皮姆领导下，对国王发动了猛烈攻击，同时对教会也发动一场宗教攻势。教会本是查理的最后堡垒，只有通过教会他才能掌握民心。三月二日，他解散了他的第三次议会，并不是因为他想不要议会而单独统治，而实在是因为有了议会他就无法统治。四月二十四日，他与法国讲和，一六三○年十一月五日，他又与西班牙讲和。白金汉劳民伤财的政策总算被放弃了。

虽然现在没有议会，查理已经可以自由统治，可是严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议会并不想推翻宪法，只想控制国王，使其变成议会的“橡皮图章”。假如没有国王，那么议会对政府就没有宪法基础。所以第一要点是国王继续为元首，而第二个要点是国会凭着国王的名义进行实际统治。查理既已摆脱了国外的纠缠，所以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解决国内的困难。可是他最后还是失败了。他的两个主要顾问是温德沃斯爵士——后来成了第一代斯特拉福德公爵——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温德沃斯在查理的时代是最有才能的政治家之一。一六二九年，查理让他担任北方会议主席，他为了解除平民痛苦而不惜与约克郡纺织业资本家冲突。一六三二年，他又出任爱尔兰总督，在那里他打垮了伦敦富商的投机行为，并且为一支规模虽小但十分有效的陆军奠定了基础，由爱尔兰国会出钱供养，此外他还创立了乌尔斯特的麻纺工业。如果环境允许他继续进行这些有创造性的改革，毫无疑问虽然仍会进一步开罪富有阶层，但只要能够小心不得罪一般平民，查理就可获得颇孚人望的地位，而不必再召开另一次国会。

可是劳德却使温德沃斯的一切努力都花为泡影，他是狂热的宗教改革家，主要目的就是肃清教会。面对激烈的反对，劳德把英格兰教会肃清之后，又将目标转到苏格兰。（注：劳德的热忱对不列颠帝国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在他开始工作之前，新开发的美洲殖民地有个严重问题，就是如何增加人口。他的迫害对这一点颇有贡献。从一六二八年到一六四○年之间，差不多有两万人——多数为清教徒——迁往美洲。以后克伦威尔的迫害——这次主要为王党——又使许多人逃往新世界。）这可说是超级蠢愚的行为，因为苏格兰人都是最狂热的加尔文派，一旦他们反叛，查理就必须召募陆军去平叛，可是若不召开国会就无法供给军饷。

但劳德却不顾一切清算苏格兰教会。结果苏格兰开始准备武装叛变，在三十年战争中，有许多苏格兰人在古斯塔夫部下服务，这些老兵只要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查理也开始备战，可是他能召集的却只有区域团队，装备和训练都不足，只能算乌合之众。尽管如此，养兵还得花钱，因为无法举债，所以在一六三九年六月，查理又在贝尔维克谈妥了一个休战条约。九月间他把温德沃斯召来伦敦，他劝国王召开一次新的国会。（注：次年一月他就被封为斯特拉福德公爵。）查理照办了，因为他每个月至少需要十万镑来维持军队。次年四月十三日，国会开会，不仅不投票捐献军费，在皮姆和汉普顿领导之下，甚至开始与苏格兰代表勾结，阴谋造反。三个星期后，国会又被解散，被称为“短命”议会。

斯特拉福德建议把爱尔兰陆军调入英格兰，可是苏格兰人却抢先行动了。他们越过边界，在纽普恩击溃了一支英军，并占领了纽卡斯尔。查理被逼得走途无路，只好下令再召开另一次国会，这次被称为“长寿”国会，于一六四○年十一月三日在威斯敏斯特开会。这个国会简直是个不加伪装的革命团体，认为劳德有叛国罪，同时也指控斯特拉福德，此外还通过法案，称未经议会自己同意国王不得解散国会。一六四一年五月八日，这两个法案在国会中都三读通过，为了对查理施加压力，皮姆可以说是深通心理战术，他在伦敦发动了几千流氓去包围“白厅”——这是国王和家属的住所。本来查理对斯特拉福德有约在先，他以国王的“金口”保证他一生荣华富贵，可是现在因为害怕王后和儿女会被暴民凌辱，所以经过一番犹豫，并未否决这两个法案——在法理上他是可以否决的——在五月十日都表示同意了。两天后斯特拉福德在塔山被斩首示众。查理这种卑劣软弱的行为完全是自毁长城，在这场重大危机中，在他的王国里，也许只有斯特拉福德一个人尚能力挽狂澜。查理签署了这个法案，无异于判决了自己的死刑。

接着就是许多新改革：第一是国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会期至少五十天，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司法权也脱离了国王控制，宗教法庭被取消。船税被宣布为不合法。当国王在政治和财政上都饱受拘束之后，皮姆等人又开始向教会发动攻击。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主教逐出议会，并没收教会财产赔偿苏格兰人，从而减轻英国纳税人的负担。此外又与苏格兰人谈判了一个条约，接着在八月十日，查理出发前往苏格兰，目的是企图使他这个分裂的王国重归于好。这是个不幸的行动，因为这使皮姆有机会对人民实行神经战，说国王有武装镇压的阴谋。更不幸的是自从斯特拉福德死后，爱尔兰的政治又恢复了旧有的腐化状况并开始发生叛乱，这样就更刺激了北部人民，使他们害怕武装政变。

皮姆为了使发展中的危机赶紧结束，对国王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控诉，他拟了一个冗长的文件，叫作《大控状》，指使国会赶在查理从苏格兰回来之前抢先通过了。在这个文件中对查理在位期间的一切行动都加以检讨，把所有罪状都归之于天主教徒，主教和国王的大臣。同时也夸大现有议会的贡献，结论为要求国王取消主教的一切政治权力。查理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回到伦敦，六天后，国会派了以皮姆为首的代表团去把这个文件呈给他。宣读之后，查理用闪烁之词作答，并命代表退出。皮姆看到这条合乎宪法的路线走不通，就想用另一种手段迫使国王屈服。他在国会中控告王后私通爱尔兰叛乱份子，就是说她犯了叛国罪。

查理最好的选择是不理会这种恐吓，因为在多数国家中，提出这种控诉都会激起公愤，而使多数人都会拥护王后。查理却不这样做，因为他去苏格兰时获得了皮姆过去勾结苏格兰人谋叛的证据，就在一六四二年一月三日命令检察长对皮姆等五人提出叛国控诉。为了拖延时间，贵族院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考虑起诉是否合法。查理本应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五个人从床上抓起来，却又迟疑不决，到第二天在王后催促下才率领四百名士兵到下院去拘捕他们。可是他们却都已逃走。这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并非不该行动，而是不该失败。

查理现在觉得伦敦已不安全，就带着家属迁往汉普顿堡。王后于二月二十三日从多佛渡海前往荷兰避难。在她启程前，查理和她商量，因为亨伯河以北的人民中极大多数还是效忠于他，所以他想暂以约克为行都。三月十九日，他出发前往约克。可是因为犹豫不决，他未能占领赫尔城，这里藏有大量军火。以后他才以纽卡斯尔为基地港口，于是王后开始把第一批军火运往该地。

最后，当叛徒们开始动员他们的部队时，九月二十二日——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国王才命令把他的王旗升起在诺丁汉的堡垒山上。这是对他的人民所发出的呼吁，也是对皮姆的永久性议会的正式挑战。

第三章：纳斯比会战

当查理在诺丁汉升起王旗时，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大致上都是拥护他的，至于南部和东部则大都拥护国会。(英国人口此时约为五百万人，其中伦敦就占了三十五万。)英国民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拥护国王的；拥护国会的；还有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但希望双方的斗争不要扰乱他们的生活。最后一部分人最多。

制造业中心、海港和大城镇——最重要的是伦敦——大部分属于清教徒，所以在物资和财力两方面，都是国会占优势。也可以说金钱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要从平民中召募军队并不困难，可是这些人多半只是为了军饷和抢劫才当兵。此外，由于海军反对查理，所以国会能够获得海岸控制权，并且在这些港口中获得关税收入，每年在250,000镑以上。

在领导能力方面，最初无疑是查理占了优势，虽然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可是在战争初期，缺乏人力并不重要，因为双方都是乌合之众，谈不上有组织。但是由于缺乏船只和金钱，使查理与法国和荷兰之间的交通以及从海外购买军需物资的渠道都不畅通。所以，制海权对他的最后失败是个决定性因素。虽然如此，因在战争初期国会方面采取委员会式的指挥系统，结果引发无穷辩论，不仅浪费时间，而军事措施也都不彻底，所以这种优势大部分都被抵销了。

查理在诺丁汉召集兵力，并任命林赛公爵为统帅，这是一位六十九岁衰老无能的将领。而叛军——号称圆颅党——则集中在北安普顿，由埃塞克斯公爵任统帅。双方都缺钱，不能按时发饷，所以部队纪律废弛，逃亡者很多。武器和弹药也都不够用，一切都没有效率可言。一方面是纷纷要求人马的补充；另一方面是允许军官们自由招募新部队，而已有的旧部队则任其自行消失。强迫拉夫和征用物资的办法一直持续到最后。双方军队都算不上是有组织的战斗力。在这种环境中，突然上帝为查理送来一位救星——鲁普特亲王（1619-1682年），与他的兄弟莫里斯从荷兰来到英国。

鲁普特是那个不幸的巴拉丁选帝侯的第三个儿子，所以也是查理的外甥，虽然只有二十三岁，却早已是有经验的老兵，因为他从十四岁起就一直参与丹麦和日尔曼境内的战争。到英国之后，查理就命令他指挥骑兵，并很聪明的决定他与林赛相互保持独立关系。此人有无穷的勇气，头脑顽固，性情活泼而暴躁。他对科学和炮兵也很有研究，不仅是优秀军人同时也是个好海员。他穿着猩红色上衣，镶着银边，骑着黑马，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只猴子和一头白色哈巴狗。

对王党而言，鲁普特正是他们需要的领袖人物，他能给予他们精神鼓励，正如以后的缪拉一样，他是一位杰出骑兵将领，采用古斯塔夫式的冲击战术，横刀跃马直向敌人冲去。虽然他比克伦威尔略为逊色，但在内战开始时，一切环境却都与克伦威尔的成名时期有很大差别。和克伦威尔不同，鲁普特并没有时间训练部队——其中多数是青年和头脑呆板的骑士。要指挥他们可说十分困难，在冲锋时要掌握他们就更不可能，正好比滑铁卢会战中的情形。这些人训练不足而热心有余，所以鲁普特采取的战术就是配合他们的情况，领导他们对组织不够坚强的敌人进行旋风式攻击。一时他名声大振，使圆颅党望而生畏，好象当年西班牙人看到德雷克一样。正如沃里克爵士在《剑桥近代史》中所评论的：“他使国王的军队获得了新的精神。使人人奋勇向前。如果他的谨慎能与勇敢相称，那么一定会战无不胜。”

虽然这场战争的战略很复杂，但双方的战略目标却十分单纯。对国会而言，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守伦敦，这是他们的政治和行政基地。其次，为了使叛乱合法化，就必须俘虏国王，因为不利用国王的权威，他们的行为在人民眼中总还是不合法的。所以埃塞克斯得到的命令就是：“救出陛下本人以及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等人，以免他们受失意分子利用。”反之，王党的目标就是攻占伦敦，因为这是叛乱的中心。可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既不能用封锁手段——因为查理没有舰队；又不能靠围攻——因为查理缺乏攻城部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诱圆颅党离开伦敦城，在野战中将他们击碎，再趁他们失败颓丧之际，一鼓作气冲入城中，不让他们有设防守城的机会。

要执行这种战略，查理需要更多兵力。可是他在诺丁汉只有一万人，而埃塞克斯在北安普顿却有两万人。所以查理决定向西移动，前进到什鲁斯伯里和威尔士边界，那里的人民都是拥护他的，所以可能召募更多兵力来对抗埃塞克斯。为了训练和组织，可能要稍息一下，接着就准备迅速直扑伦敦，在途中击败埃塞克斯，并希望其失败能够刺激城内的王党起事，于是里应外合攻克该城。这虽然是个赌博，但却并非毫无希望。

9月13日，查理从诺丁汉拔营启程，向什鲁斯伯里进发，并于9月20日到达该地。到那里之后他又夺占了切斯特，这里控制着去威尔士的道路——这是他最理想的召募地区——并且可以与爱尔兰取得接触。因为行动诡密，使埃塞克斯一时不知所措，直到9月19日，他才向伍斯特进发，目的是想使自己处于什鲁斯伯里与伦敦之间以掩护伦敦。在全国各地都有战斗爆发，朴茨茅斯也被国王的军队占领。

查理于10月12日从什鲁斯伯里出发，经过布雷德诺斯、伯明翰和肯尼沃思等地前进。他的意图是迂回埃塞克斯的北面侧翼，然后再一直前进到他后面，切断他与伦敦的联系。国王的前进使国会大为震惊，一再命令埃塞克斯设法使国王接受会战。同时，在伦敦城中经过训练的部队都集中起来由沃里克公爵指挥，开始准备守城。埃塞克斯转向东面，费尽心思以求与查理接触，于10月22日到达肯宁顿。此时，国王正在埃德科特，在他东面相距约7英里。

10月23日发生了边岭之战。虽然战斗颇为激烈，但却不具决定性，但是当埃塞克斯退向沃里克和考文垂时，查理与伦敦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了。但是他的军队已经解体，弹药都已用尽，所以在他尚未建立基地之前不可能再向前推进。因此他决定前往牛津，于10月29日到达。到牛津之后他又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宿营过冬还是继续前进。最后由于受鲁普特的催促才决定继续前进，但是已经损失了许多时间，所以埃塞克斯已经可以取道圣阿尔班，赶在他前面先到了伦敦。

11月12日，鲁普特把叛军的前哨赶出了布伦特福德，第二天在特恩汉草原与埃塞克斯的主力遭遇。因为双方兵力的对比为二比一，使查理觉得对已经掘好工事的敌人发动进攻所冒危险实在太大。所以在经过短暂炮战之后，查理仍然返回牛津，以后在整场战争中，牛津一直都是他的司令部。

因为伦敦具有如此重大价值，所以查理决定进行另一次夺城尝试。他的计划是集中两支辅助军队与自己在牛津会合：一支由纽卡斯尔公爵指挥，位于约克；另一支由霍普顿爵士指挥，位于康沃尔。等三支部队都准备周全之后，就以牛津的部队取道泰晤士河谷前进到伦敦；而那两支部队也分别由南北两面会师城下，这两支兵力封锁泰晤士河上的一切船只，而国王的陆军则切断伦敦的陆上补给。

理论上讲这是个非常卓越的计划，但是凭查理率领的这种乌合之众却实在不合适。局部地区的征兵都不愿离开家乡，因为害怕离去之后家乡会遭到敌人蹂躏。进一步说，因为圆颅党在赫尔和普利茅斯都占有坚强阵地，所以那两支部队如果向伦敦进发，就没有足够兵力掩护他们自己的家乡，除非他们能够先解决掉敌人，否则难免后顾之忧。

正讨论这个计划时，王后也已从荷兰回来。在1643年上半年，全国到处都有局部性战斗。7月26日，鲁普特攻克了布里斯托尔，这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这也使查理的威望上升到了顶点。

向伦敦发动三面攻击的机会似乎已经成熟。可是正要开始行动之际，纽卡斯尔公爵的部下却因为赫尔仍在国会军手中而不肯南行；同时霍普顿的部队也坚持必须等普利茅斯攻下之后再向东进军。威尔士人对格洛斯特仍有国会军驻守也感到不放心，因为这里也威胁到南威尔士的王党。查理既然无法向伦敦进攻，所以决定先攻取格洛斯特。8月10日他开始围攻该城。埃塞克斯奉派赴援。

9月5日，当埃塞克斯接近格洛斯特时，查理解围转移到科茨沃尔德的阵地，在那里由于受到敌军迂回，又退到纽伯里。9月20日，双方发生激战，如果第二天查理继续压迫，那么埃塞克斯就可能会被击败，他与伦敦的联络也会被切断。可是查理却于当夜退回牛津，从此伦敦不再受到威胁。

查理忙于作战时，议会却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自从1640年以来，反对党领袖与苏格兰人之间一直暗中勾结。现在两院决定采取积极行动，派代表前往苏格兰去寻求军事援助。8月7日国会的代表团到达利兹。

詹姆斯·格雷厄姆，即蒙特罗斯侯爵，是苏格兰的王党领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往格洛斯特城下的国王营中。他劝说查理允许他集合在苏格兰境内忠于王室的部队抢先发动攻击。但查理却拘于小节，认为这并不合法，拒绝了他的请求。

皮姆却是个肆无忌惮的小人。当代表团在利兹提出签订政治同盟的建议时，苏格兰人拒不接受，相反，他们主张建立与1638年相似的宗教条约，国会代表却马上接受了。这就是说取消主教制，使英格兰教会改走苏格兰教会的路线。进一步说，就等于要毁灭在爱尔兰的天主教。

九月初协定达成了，9月25日，神圣议会和英国的众议院都宣誓接受，所以违反了多数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愿望，长老会在王国中成为国教，为了酬报如此巨大的让步，苏格兰人同意派一支部队去帮助英国国会，而一切维持费仍由国会担负。

这个条约从两方面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使国会赢得了第一次内战；

（二）在宗教方面产生了所谓独立主义者，主张各教会应有自治权（即宗教中的民主制度），结果造成国会与陆军间的裂痕。这又导致第二次内战，使国王被杀，并建立了克伦威尔的护国制。

1644年1月19日，苏格兰军共有步兵18,000人和骑兵3,000人，由列文指挥渡过了特威德河。为了封锁其进路，纽卡斯尔公爵立即赶往北方以增援纽卡斯尔的王党兵力。他指挥的部队，步兵不超过五千人，骑兵不超过三千人。4月11日，在约克郡指挥国会军的费尔法克斯勋爵父子向塞尔比进攻。因为害怕腹背受敌，纽卡斯尔公爵自动撤回，4月18日进入约克城防守。列文接踵追来，4月20日与费尔法克斯父子在塔德卡斯特会合，不久开始围攻约克城。6月2日，他们又与曼彻斯特公爵率领的东部同盟部队（约一万人）会合。

查理在牛津感到如果约克沦陷，那么整个北方就完了。所以他必须援救约克城。只好从南方抽调兵力去增援什鲁斯伯里的鲁普特，并派他去解救约克，这样做就等于不惜使牛津丧失，因为埃塞克斯正在埃尔斯伯里，而沃勒也在法纳姆。查理决心冒险，5月16日，鲁普特从什鲁斯伯里北上。2月13日，蒙特罗斯侯爵也已奉派为英王在苏格兰的副将，此时率领了一支小部队，越过边界以分散敌军兵力。

虽然纽卡斯尔公爵认为会战是不利的，但是鲁普特却性如烈火，他在7月2日前进到了马斯顿荒原，面对国会军和苏格兰军展开了部队。敌军位于托克维兹与朗马斯顿之间。双方各有骑兵约7,000人，但王党步兵仅11,000人，处于一对二的劣势。

上午五时开始会战，结果王军大败，主要原因是国会军的左翼骑兵在克伦威尔指挥下进行了巧妙的机动。这是战争中最大的一场会战，对查理而言是最大的灾难。纽卡斯尔公爵放弃了一切希望，辗转逃往欧洲大陆。鲁普特收集了六千余名残余骑兵退往里奇蒙，然后再回到兰开斯特。7月16日，约克城投降，两天后，王后从法尔茅斯前往法国，从此与国王永别。

现在战争的命运操在国会手中，因为他们只要把费尔法克斯和列文的兵力向南推进与正在牛津附近的埃塞克斯与沃勒的兵力会合，就可以围捕查理了。可是结果并非如此，在北方的三支兵力分散了：列文去围攻纽卡斯尔，曼彻斯特回到林肯郡，费尔法克斯出发削平约克郡境内的其他王党据点。在南方，沃勒的部队大部分由民兵组成，开始自动解散，而埃塞克斯进入了康沃尔，于8月在福伊被困。9月2日，他的步兵被迫投降。虽然如此，对国会方面而言，马斯顿荒原会战在这场战争中依然是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最重要的是使一位英雄人物出头了，他就是奥利佛·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出生于1599年4月25日，祖先也是贵族，他在1640年被选为剑桥的议员，战争爆发时被任命为第67骑兵队的队长。马斯顿战役之后，鲁普特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铁甲”，这个绰号很形象，到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他的整个部队也都号称“铁骑”了。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非军事性的，克伦威尔从未受过战争训练。虽然如此，他却具有罕见的指挥能力和决断意识，这都不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而且当他投笔从戎之时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有许多亲属与他合作，使他能以自己为核心组成一个克伦威尔系统的军事集团。他的儿子奥利佛是第8骑兵队的指挥官，他未来的女婿伊尔顿是第58骑兵队的队长，他的表兄约翰·汉普顿是第20步兵团的团长，他的妻舅瓦尔顿是第73骑兵队的队长，他的表兄弟瓦列是第6骑兵队的掌旗官，他的邻居曼德维尔勋爵，就是未来的曼彻斯特公爵，是第10步兵团的团长。在克伦威尔的精神领导之下，这个集团产生了联合的观念。正因为如此，在1642年12月12日（边岭之战前夕），国会通过组织地方防御同盟。于是成立了东部联防军，包括诺福克，萨福克，埃塞克斯，赫尔福特郡，亨廷顿和林肯等县，而以剑桥为核心——克伦威尔就是剑桥的国会代表。这个同盟以后变成了国会军的骨干。

克伦威尔虽然在精神上是同盟的缔造者，但他在第二天是否参加了边岭之战却不清楚，不过大约是此时，他曾与汉普顿进行过一次值得追忆的谈话。十五年后他在他的第二次国会致词时还提到它。他说：“当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时，我看到我们的军队几乎到处在失败，我就对汉普顿说：你的部队都是残兵败卒，而敌人的部队都是绅士出身的青年人。你想这些卑微的人在精神上敢向那些具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绅士们挑战吗？所以你首先应使部队具有精神，否则失败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他的伟大思想，如果不用纪律约束群众，那么再卓越的领导能力也毫无用处；而所谓纪律，不仅要求官兵应该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而且还要对“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产生热爱”，因为没有热情纪律还是会落空。所以他告诉部下应敬畏上帝，激发他们的良知。

1643年1月，克伦威尔回到剑桥，开始对部队实行精神教育。3月，他的兵力扩充为一个团，下辖五队，他自己升任团长（上校）。到年底，他的兵力增加到九队以上。巴克斯特说：“他特别注意把有宗教信仰的人吸收到他的部队中去，这些人比一般军人具有更多的了解，而不仅是为了金钱打仗。”另外有人在1643年5月对他作了下述报导：“克伦威尔上校有二千名勇士，具有良好的纪律。凡是说下流话的都要罚款12便士，酗酒的都要受禁闭。若是谁喊他们为‘圆颅党’也要受罚。他们到处都受到欢迎。如果所有部队都象他们这样有纪律那该多好呀！”

1643年9月，克伦威尔写了两封著名的书信，也可以说明他心中的想法。他写信给斯普林格爵士说：“我希望你对骑兵队长的人选必须慎重。对骑兵而论，素质要比数量更重要。如果你选择敬畏上帝的人当队长，那么全队的忠实份子都会追随他。”9月11日，他又写信他的朋友奥利佛说：“我已有了一些可爱的同伴，你应该敬重他们，你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忠诚的基督徒，他们希望把他们当人来用！”这最后一句话也是克伦威尔建立纪律的全部秘诀。

马斯顿会战之后，在1644年11月到1645年2月之间继之以终归失败的和谈。克伦威尔此时就认为非采取激烈手段不可，否则军事方面难有起色。长老会的领袖曼彻斯特主张和平，克伦威尔也主张和平，但却认为应从胜利中寻求和平。危机加深之后，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愿意接受克伦威尔领导。沃勒早已向国会报告，说一支由地方民兵组成的军队将永远无法赢得战争。

克伦威尔决定把将领问题提到国会中加以解决，并坚决主张肃清一切政治将军，例如曼彻斯特和埃塞克斯等。这个提议的结果就成为“自动辞职决议”，所有上下两院的议员一律免除军政职务。12月19日下院通过了，到1645年4月3日勉强为上院所接受。同时在1644年11月23日，国会又决定组成两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委员会以研究改革军制的问题。最后建议成立一支总数22,000人的陆军——其中14,400人为步兵，7,600人为骑兵和龙骑兵——这些人应有正规的薪饷，费用由遭受战祸最少的地区担负。1月11日，下院通过了这个《新军方案》，2月15日也为上院采纳。不久就成立了一支常备性国家军队，这是职业化部队，其纪律则大致依照克伦威尔的思想建立。这个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军事革命，因为正如哈里森在《克伦威尔传》中所说：“以铁骑军为骨干而组成的新军，使全国的兵权都归入独立派手中，使之能进行彻底改革。”因为新军不仅是一支军队，而且更是一队“圣经”战士。“它本身已经变成了国会，这个国会比那个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正式开会的国会要更大更坚决，在精神上和意志上也更团结。从这时起，革命的动力已从下院转入军队手中。”

一旦获得大家同意，在克伦威尔提议下，国会任命小费尔法克斯出任总司令，他是个纯正的军人，完全不带地方色彩，现年33岁。在他下面为中将级的骑兵司令，少将参谋长及步兵司令等人。所有将领和军官都经过谨慎挑选，但有人却说他们与其是良好的军人，不如说是优秀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完全靠薪饷维持生活，在当时是很宽裕的。

步兵的召募却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所需数量不过14,400人，但是沃勒全军只能供应600人，埃塞克斯约3,000人，曼彻斯特约3,500人。所以为了补足缺额，只好采用强征的方式。尽管如此，到1645年5月，步兵总数比应有的编制额还是少三四千人。他们分编成十二个团，每团十个连，平均120人，又分为78名火枪兵和42名长矛兵，在战斗时排成六列纵深的横队。骑兵的召募比较容易，只需要6,600名骑兵和1,000名龙骑兵（即乘马步兵）。骑兵分为十一个团，每团六队，每队100人，装备刀剑、两支手枪、一顶钢盔和只有胸背两面的轻甲。龙骑兵只有一个团，共十连，使用的武器为火枪。他们的正常战斗队形为十列，在战斗时，有一列人负责守马。

炮兵过去一直被忽视，现在也改组了。全军火炮总数增到56门，其中有许多都是六、七英寸口径的，还有少数大到十二英寸——那是攻城用的臼炮。每门火炮配备三个人，一名炮手，两名弹药手。另外有两团火枪兵保护，但是操作人员还是和从前一样混杂。纵列中也有少数工兵，不过还是和今天一样，英国军人一向都不欢喜挖掘工事，但必须围攻时，如1650年对爱丁堡要塞的情形，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煤矿工人就被迫来担负这种工作。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虽然红衣并未首先被认定为制服，但克伦威尔的步兵却早已采用，后来新军成立后就成为步兵的通用军服，一直沿用到1914年。这些人员带有背囊，但无水壶，也有分拆成块的帐幕，主要口粮为面包和干酪。虽然没有野战病院，但却有军法总监和宪兵司令，指挥少数骑马宪兵以加强军纪和提高士气。体罚是准许的，但不得超过六十鞭，虽然部队是由“圣人”组成，但少数犯罪者也还是有的。

新军规定只向国王与国会效忠，现在集中在温莎，由斯基彭少将指挥，穿上他们的红衣，开始接受训练。

新军组织成形之时，在牛津的查理正焦急的向两个方向看去：向西为康沃尔，德文，萨默塞特和多塞特，目的是想在海上建立基地，并组成忠于国王的西部同盟以对抗忠于国会的东部同盟。向北则为苏格兰，在那里蒙特罗斯侯爵已获得胜利，使王党的希望增加了。为了执行前一个计划，他派格林勋爵去围攻陶顿，他于1645年3月11日到达该地，关于后一个计划，国王的军政部长沃克爵士说那是鲁普特的主意，因为他极想击败苏格兰人，以雪前一年失败的耻辱。

为了准备北方战役，鲁普特到格洛斯特等地去强征兵员，而查理则在牛津准备一切，以便与他会合，但是突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4月20日，克伦威尔（尚未解职）奉命前进到牛津以西阻止查理与鲁普特的会合。他在以后七天之内，连续攻下几个王党的坚固据点，并扫清了骚扰四乡的零星骑兵。不久，国会对陶顿的被围感到恐慌，命令费尔法克斯率领他尚未编训完成的新军约11,000人，从纽伯里前去救援该城。费尔法克斯于4月30日出发，于5月7日到达布南德福德。

克伦威尔的突袭已使查理丧失了机动，因为没有挽马，炮兵无法行动。所以查理把鲁普特召回牛津，等发现他的骑兵实力还不够保护国王前进时，又召回了格林。格林把围攻任务交给格伦维尔爵士，在费尔法克斯从纽伯里出发的那一天，格林也启程回牛津。5月7日，查理在牛津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当时有人劝他放弃北上计划，并用全部兵力打击正在布南德福德的费尔法克斯。鲁普特却表示反对，主要原因是他手下的北方骑兵在兰格达尔爵士指挥之下希望回家去，同时他对才智过人的格林感到妒嫉，不想在指挥上有这样一个对手。查理是个不求甚解的人，就决定采取折中方案，虽然可能会使双方都高兴，但却种下了最后失败的根源。他的全部兵力不过11,000人，居然还分为两部分，让鲁普特往北，而格林往西。

这个决定又引起了另外一个变化，因为国会方面一听到国王已经在行动之中，马上就命令费尔法克斯前进并围攻牛津。沃克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破坏了。”克拉伦顿指出：“牛津的防御情况非常良好，不可能被攻陷，”所以费尔法克斯如果屯兵坚城之下，对查理而言是最有利的。虽然如此，国王和他的群臣还是不能决断。此时蒙特罗斯于5月9日在奥地恩已经赢得了一次卓越的胜利，所以现在是向北与他会师还是向南以迎击费尔法克斯呢？结果又是采取折中办法，同时改向南行并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为了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攻击国会方面占有的某个要地。

符合这个条件而距离最近的城市就是莱斯特，这座城由佩伊爵士据守，守兵也很充足。王党决定攻占它。5月31日，经过苦战终于达到了目的。几天之后，查理写信给王后说：“自从叛乱发生以来，我觉得希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伸手可及。”

实际上查理所处的地位非常危险，因为列文在北，而费尔法克斯在南。他本应暂留在莱斯特，先集合兵力再行动，可是他却贸然跳入最后一个泥沼。他本已从西部召回格林，此外吉拉德也率领了三千名步骑兵正向南威尔士前进，也奉命来援。可是此时，他却收回成命，改命吉拉德不要行动，并命令格林先占领纽伯里以压迫费尔法克斯解除牛津之围。他自己决定从莱斯特直接向牛津前进。他作出决定之后，又绕道去达文特里，在那里停留了五天，目的是为了搜集一些绵羊以便带往牛津饲养。到6月13日，他才知道费尔法克斯已经离开牛津，率领一支远比他实力更强大的部队，前进到了北安普顿，在他东面约十五英里。这才使他大吃一惊。

事实真象是这样的，当国会知道莱斯特沦陷之后，就命令克伦威尔确保艾勒夫伊利以保护东部各县，又命令费尔法克斯解围前进。费尔法克斯就于6月5日采取东北方向路线开始行动。6月7日，在谢林顿与费尔莫顿上校的二千五百兵骑兵会合。他们在这里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并向国会要求以克伦威尔升补中将空缺，并指挥所有骑兵。6月9日又前进到了斯托尼·斯特拉福德，12日就到达了北安普顿大路上的基斯林伯里——距离达文特里只有八英里。

这个前进使查理受到了突然袭击，斯普林格的记载说：“国王正在狩猎，全军毫无秩序，马儿都在吃草，对我们的到来事先毫无所知。”因为费尔法克斯的步兵尚未赶上，所以决定暂不前进。费尔法克斯就宿营在那里，第二天上午六时，他们正在举行军事会议，克伦威尔突然率领六百名骑兵来到，当即受到全军官兵的热烈欢迎。查理也不敢再耽搁，集合分散人员退到了哈勃勒，意图再退回莱斯特，然后从纽瓦克调集部队。到黄昏时，又听说伊尔顿已经把鲁普特的一部分部队赶出了纳斯比。王军方面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不再退往莱斯特，而是就地仓促应战。6月14日，查理把部队展开在哈勃勒南面一英里远的一个长岭上面。

在哈勃勒以南约七英里远就是纳斯比村。它位于一个小山顶上，周围都是旷野，也缺少树木，中间为一些宽岭所分隔，称为“丘陵”。其中有一个夹在东法恩登与奥克斯顿·马格那两村之间，阿斯特里爵士指挥的王党步兵就位于这里。当圆颅党尚未出现之际，大约在上午八时，鲁普特已经感到不耐烦了，命令他的斥堠队队长去寻找他们。他回来之后，仍然没有关于敌军的情报，于是鲁普特亲自策马前进，到了克里普斯顿村南面的高地上，看到正如他所想象的，敌军已在全面撤退之中。他立即送了一个命令给阿斯特里，叫他前进到灰山。阿斯特里照办，放弃了原先良好的防御阵地。

当时鲁普特并不清楚的事实真象却是：6月14日上午三时，费尔法克斯在纳斯比以南约四英里到四英里半的地方检阅了部队，因为相信查理会继续撤退，所以就命令全军取道克里普斯顿直向哈勃勒前进。可是他们前进不久就发现王党不但不后退，反而已向哈勃勒以南前进。费尔法克斯看到远方的敌军时，克伦威尔就建议说磨山是一个较好的阵地。所以全军开始转向前进。当领先部队由斯基彭集合时，他又奉命从山地的北坡移到南坡，目的是希望使敌人猜不到他们采取何种部署。鲁普特误以为敌人是在全面撤退，就使王军放弃了良好的防御阵地，匆忙中还把许多武器留在后面。

现在查理也开始集合部队。全部数量是步兵不超过三千五百人，骑兵不超过四千人，共分成三线。第一线，中央为阿斯特里所指挥的步兵，右面为鲁普特的骑兵，左面为兰格达尔的骑兵，都是以中队为单位分为两线，第二线由霍华德的步兵所组成，在步兵团中间又夹着骑兵中队。第三线为国王和鲁普特的步兵团，再加上国王的近卫骑兵，共约五百人。

费尔法克斯也采用了平行队形，全部为骑兵及龙骑兵六千五百人，步兵七千人，分为二线。第一线由斯基彭的步兵居中，前面没有前哨，左翼为克伦威尔，右翼为伊尔顿，都是骑兵。第二线为三个步兵团。为了保护左翼，欧克的龙骑兵团又沿兰特福树篱布防，这道树篱横越战场，从费尔法克斯的左面到查理的右面。

十点钟会战开始，王军进入宽广荒原，开始向对面的山脊攀爬。此时，圆颅党也进到峰顶，伊尔顿被枪弹击中，受了重伤，他那一翼立即发生了混乱。鲁普特一看见这种情形就立即冲锋，把敌人这部分骑兵赶出了战场。又和平常一样，他控制不住他的部队，疾驰之下他们追入了纳斯比村。在那里，鲁普特命令费尔法克斯的辎重纵队投降，但却被掩护的火枪团击退。

再说中央方面，沃克记载说：“当我军前进到山顶时，叛军虽向他们射击，但都瞄得太高，未能命中。双方步兵前进到短兵相接的距离时才彼此可以看清楚，于是立即发生了肉搏战，我们的刀剑和枪托发挥了很大功效。我看见他们的军旗纷纷倒下，步兵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如果我们左翼的表现能有右翼和中央两面的一半好，那么在几分钟内就可以获得光荣的胜利。”在这场决斗中，斯基彭受了重伤，他的正面混乱不堪，向后撤退。加德纳教授说：“在如此混乱中还能转败为胜的将领，未来无疑将征服英国。”

这位将领就是克伦威尔，他正率领3,600名骑兵冲下山坡迎击对面来的兰格达尔的骑兵。双方接近之后，克伦威尔命令冲锋，立即把敌军击溃，使敌人秩序大乱。现在克伦威尔就显示出自己是真正高明的骑兵将领了。他并不象鲁普特那样乘胜穷追，只命令三个团去对付已经击退了的敌方骑兵，而把其余兵力向左旋转，打击在阿斯特里的暴露左翼上。此时，查理也和预备队中的骑兵一同前进以阻止对那三个骑兵团的追击，这时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外事件。克拉伦顿的记载是这样的：当国王领着他的近卫骑兵正要开始向敌人冲锋时，在他旁边的卡尼华斯公爵突然抓住国王的马缰，嘴里用苏格兰粗话向他说：“你找死么？”不等国王明白他的意义，就把旋过马头，率领部队向右跑，既不向敌军冲锋，又不去援助自己的部队。

于是王军的中央部分完全孤立了，克伦威尔控制住他们的正面并攻击他们的侧翼。而欧克的龙骑兵则攻击他们的背面。王军已经完全丧失秩序，当国会军接近时，他们就纷纷弃械投降了。正当此际，鲁普特回来了。他认为要想救出这些步兵已经没有希望，于是赶紧追上国王与他们会合。他本来还想回头阻止追兵，但是他的部下都不肯听命，只好一直逃走，而敌军跟在后面穷追。查理的残余部队一直跑到莱斯特才停下。

这是一次全面的胜利，如克拉伦顿所说：“国王与王国都在这一战中输光了。”五千名战俘，十二门火炮（查理一直未使用）和王军的全部辎重都完全落入费尔法克斯手中。此外还有八千套武器，四十桶火药和一百十二面军旗。王军的死伤数字已不可考，估计在会战中损失约为七百人，在追击中再加上三百人，其中包括一些营妓和军眷。

国王最重要的损失是他的私人文件，包括许多写给王后的信件草稿和副本。从这些文件中又发现他曾寻求爱尔兰和其他外国军队的援助，并且准备取消反对英国天主教的法律。国会把凡是可以诬赖他的文件都公开发表。这对国王的声望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但是纳斯比会战最重要的结果不是查理的失败，也不是他的名誉损失，而是新军的第一次大胜，而这支新军又主要由独立主义者组成。由于纳斯比的胜利，宗教独立派的势力大张，对长老会实为致命打击。（英国的主教制代表王室控制的宗教形式。长老会是宗教中的贵族政治，由长老们进行集体控制。而独立派则主张在宗教中实行民主原则。）

克伦威尔在这一战之后，于6月14日黄昏在哈勃勒向国会提交了一个简单的报告。结论是：“在这一战中最诚实的人为你们进行了忠诚的服务。先生们，他们是可以信赖的，我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们不要使他们丧失。我希望这一战能使所有参战人员获得其应有的酬谢。他们为国家的自由而冒着生命的危险，我希望他们为了良知的自由而信赖上帝，你们为了他们所争的自由而信赖上帝。”这是对长老会的寡头政治的直接挑战，所以后来下议院在发表这个报告时，特别把这一段删去了。

纳斯比会战与马斯顿会战不同之点是：马斯顿会战若能继之以激烈的扩张，就可以使国会战胜国王，而纳斯比会战则使独立主义者战胜了国会。这使英格兰免受苏格兰教会的瘫痪性寡头政治的统治，而使国家接受了克伦威尔的统治，虽然也是寡头政治，但却具有活力。在摄政时代就可以找到纳斯比会战的影响。

战争又拖了一年，查理的情况日益黯淡，最后因为担心落入国会手中，于1646年5月5日向苏格兰人投降了。可是苏格兰人因为想取得欠款四十万镑，于1647年1月把查理送给英国国会作为交换，并离开纽卡斯尔回国。

国会重新获得了国王，也就等于获得了一切宪法上的权力根据，为了能自由利用它以在英格兰各地建立长老会制度，国会两院在1647年3月通过了一项计划，解散陆军中的全部步兵。但是伊尔顿和克伦威尔却知道只有陆军是唯一足以约束长老会迫害的工具，所以他们心里另有计划。他们认为国王是权威的基础，军队是权力的来源，二者若能结合，那么独立派的地位就可以绝对稳定了。所以在5月31日——即军队预定解散的前一天——克伦威尔命令副官乔治骑马到国王被监禁的地方霍姆比，去把国王弄到位于纽马基特的陆军司令部中。到6月7日，为避免惩处，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都到了那里。

7月17日，伊尔顿本是独立派中的最激烈分子——他的态度远比克伦威尔积极——就拟定了一个新政策。内容为主教应取消司法权，宗教条约也应废除，所有新教各派都有完全的宗教自由，现有的国会自动解散，未来的新国会任期为两年。在国会之下另设国务会议，责任为执行外交政策和控制海陆军。这的确象一个政治家拟定的政策，当它被提交国会之后，军队也奉命向伦敦进军，并且于8月6日进城。

从这时起到10月底，克伦威尔曾竭尽全力来使国王复位，条件为遵守这个新计划。可是查理却拒绝合作。反之，他又秘密与苏格兰人勾结，他们答应拥护他复辟，条件是在英国建立长老会统治并压迫其他教派。这又引发了第二次内战，到1648年8月17日，经过普雷斯顿会战才被克伦威尔消灭。

伊尔顿对查理完全丧失了耐心，十月份他拟定了陆军请愿书，坚持主权在民的观念，并要求迅速审判国王。国会害怕伊尔顿更甚于查理，拒绝受陆军支配。为了消除下院中对国王有利的份子，12月6日，伊尔顿派佩莱德上校率一团人马到国会，逮捕一百余人。

圣诞节前不久，查理被送到温莎，并对他进行最后说服。在他拒绝接见上院代表邓比之后，下院就通过组成一个法庭来审讯国王的叛国罪。当上院——现在议员总数已经少于十二人——反对时，下院却不顾一切在1月6日组成了法庭，实际是没有合法根据的。1月19日开庭审理，查理直接向这个法庭的权威挑战。虽然如此，在1月27日仍被判处死刑。1月30日，他以高贵和冷静的态度，在白厅前接受了死刑。民众的态度是沉默而恐惧的。

克伦威尔一直都想营救查理，可是到查理拒见邓比勋爵之后，才一改态度，力主审讯国王。我们必须先了解克伦威尔这个人，否则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克伦威尔是个非常复杂的混合物。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仿佛是由几个人混合而成。由于他的活力惊人，所以无论哪方面的表现都强而有力。（一）他是个非常有人性、单纯和多情感的人，一个浪漫和富有幻想力的人。（二）他是个性情激烈，刚强的人。（三）他是个具有决断和钢铁意志的军人。（四）他是个工心计，善投机的政客，对一切都没有固定方针。（五）最后他自认为是上帝的代表，替天行道，所以敢做任何残酷的事。作为政治家而言，他完全是个投机政客。

事实上，除了完全信奉上帝以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具体政策。所以他对每个情况的处理，照他说都是遵从上帝的指示，也就是说，他只看需要与否，而不顾及后果。他口头请求容忍，而他自己却毫无容忍的度量；他坚持公开讨论，实际上却压迫言论自由。直到他自己继承了查理的地位之后，才明白国王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他如何解决呢？不仅步了查理的后尘，而且他施行的暴政比起查理残暴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说到“替天行道”，他把一切都归于天命，对任何问题的解决无不托付于祈祷。象所有清教徒一样，他可以称为“自欺的伪君子”，任何残酷行为在他看来，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有利的依据。所以他是以“自欺”的方式来“欺人”。

对他的暴行，有些未免夸张，有些未免掩饰，不过下述事实却不能改变——在十二年战争中，爱尔兰一共死了五十万人，总人口减到了一百万人以下。

当查理受审时，克伦威尔首先是不断跪在地上祈求上帝指示。可是不等宣判，他早就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好了字。以后当某些审判官不愿在命令上签字时，他却把他们拖到桌子边，握着他们的手签字，并向他们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查理被杀之后，英国就受到克伦威尔的统治达十年之久。以上所述就是这个人的个性——自大、暴烈、不稳定和神化。

如果查理与国会之间的争执仅为财政问题，那么他一死之后，一切问题当可自动解决。但是实质上这场纠纷却是宗教纠纷，独立派与长老会之间的仇恨并不亚于长老会与主教制之间的仇恨。所以查理死后，克伦威尔补上了他的空缺。关于克伦威尔在宗教方面的措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现在只讨论他为了使人民不注意其国内暴政，所以决定对外采取侵略政策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可以说是纳斯比会战的一个真正具有永久性的后果。

虽然不无牵强之处，但却可以说因为查理凭借“军舰准备金”建立的舰队，完全不用武装商船，所以可算是英国职业海军的始祖。在十一年中，皇家海军增加的新船不少于207艘。

1638年，查理任命一位海军元帅去指挥舰队。叛乱爆发之后，海军宣布拥护国会，由沃里克公爵出任该职。同时，国会设立了海军委员会以代替旧有的海军局，1649年又撤消海军统帅，而代之以海军小组委员会。以后在国会之下，就由这两个委员会进行建立新型海军的工作。前者改善了海军的待遇问题，使他们能按时领取优厚的薪饷，后者则注重司法问题，其所出台的《战争条例》，成为以后一切海军法律纪律的基础。在委员会以下，有三个海军上将，分别由波帕姆，迪恩和布莱克担任，负责海上船只的分配和调动。这三个人中，布莱克对海军指挥和战术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前二人也都是新陆军中的上校。波帕姆在青年时代也曾任海军军官，而后二人都曾在商船上服务过。）

1649年，布莱克五十岁。他的职业本为商人，但对海军却具有相当知识，因为当时的商船都有武装以对付海盗和私掠者，所以他可能也有海战经验。在第一次内战中，他在新陆军中做过团长，因为既有战绩又有海上经验，他就成为克伦威尔选拔的海军指挥官之一，不久就被称为海军上将。关于布莱克，克拉伦顿这样评论：

“他是第一个不遵旧规的人，显示出新科学的价值。他也是第一个让舰船与海岸炮台互搏的人，过去大家都认为炮台是无敌的，他却发现这不过徒有虚名。他把一股新的勇气注入海军，使他们知道只要有决心，任何事都可为。他教会他们不仅在水上打仗，而且还要在火中打仗。”

有了强大舰队支持，克伦威尔就采取了古斯塔夫的路线，想在欧洲建立一个新教帝国，而以英格兰为领袖。以后在1653年，他更向荷兰提出这样一个惊人的建议，主张英格兰和联合省应把欧洲以外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加以瓜分。可是荷兰在英国内战中已把英国的大部分海运贸易接过来了，而且也不再受法国威胁，所以当然不愿接受这个建议，因为这无疑会使它在商业方面比英国落后。荷兰拒绝之后，1651年10月9日，克伦威尔就以《航海法案》作为报复，禁止荷兰船只载运英属殖民地的货物。这是对荷兰商业优势的直接挑战。1652年5月19日，荷兰海军拒绝英国人执行搜查权利，第一次荷兰战争爆发，到1654年4月5日才结束，英国算是胜利了。

由于在欧洲建立新教帝国的企图失败，所以当荷兰战争结束之后，克伦威尔就决心支持法国以对付西班牙，这次的目的比较实际——为了要寻觅海外帝国。可是他的动机还是混合的。一方面把西班牙人赶出殖民地，这对上帝是一种服务；另一方面获得大量的财富，又是对英国有实惠的。他设计了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因为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所以他觉得对它实行袭击也并非不荣誉的。

1654年12月，这支远征军出发并攻占了牙买加，于是西班牙向英国宣战。其次，克伦威尔又与法国订立攻势同盟，条件为在英国舰队和六千名陆军协助下，法国应替英国征服敦刻尔克，格拉沃利讷，马尔迪克等西班牙城市，以便英国可以在欧洲建立桥头堡以支持北欧的新教徒。说也奇怪，法国居然表示同意，1657年5月，英军在布伦登陆。9月25日，马尔迪克投降，次年6月14日，又赢得了杜尼斯之战，敦刻尔克投降，并移交给英国人。其他沿海各城也都迅速降服。

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逝世。西班牙已经力竭，遂与英法议和，1659年11月7日签订了《比利牛斯和约》。依照和约，阿韦讷，洛西伦，菲利普维尔和马林堡都割让给法国，此外还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不过略有附带条件。西班牙又同意把菲利普四世的女儿特蕾莎嫁给路易十四。并且有一个约定书，如果她的嫁妆付清，那么她应放弃对西班牙王室的继承权。但以后嫁妆始终没有付清，所以路易十四也就不承认这个约定书。

虽然荷兰战争使英国获得一些经济利益，但西班牙战争却是灾难。它使法国在欧洲大陆称雄，却破坏了英国的贸易，而让荷兰坐收渔人之利。这使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债增高到二百五十万镑以上。所以詹姆斯说过：“在摄政时代，经济的不安定和政治的不安定是并行的，所以毫不奇怪，伦敦本是反对查理一世的重心，以后反而对他的继承人表示了莫大的欢迎。”

虽然外交政策失败，在国内也完全不能建立一个国会式的政府，但克伦威尔还是为他的国家留下了一笔极其重要的遗产。在1647年，他说他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这不无先见之明。九年后他又说一切都是天意，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错误。正如詹姆斯对这个时代的问题所评论的：

“在国内，一种积极信仰的教条帮助工业主义的成长。在国外，也象征着帝国的开始。上帝的选民应该比同辈居于更高的地位，基于同一理由，上帝选择的国家也应该支配他的邻国。”

结果从清教徒的宗教烟雾中产生了工业和帝国，从而成为英吉利文明的基础。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克伦威尔之流所能梦想得到，但是自从纳斯比会战之后，他的权力政策却使这种文明觉醒了。祭品已经献上，神喻也是吉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不久英格兰在时代中所担负的角色就可以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在以后二百五十年之中，把它的帝国之威撒遍了四海。

大事记（四）：法国称霸欧洲

虽然《比利牛斯和约》扑灭了三十年战争的最后一颗火星，但是法国想要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西班牙还控制着里尔、贝桑松以及两个西西里等地，所以必要时西班牙仍能与日尔曼帝国联合，而使法国陷于包围之中。马萨林在一六六一年死去之后，路易十四终于有了充分的权力。他才二十五岁，雄才大略，奋发有为，只想继承查理曼大帝的遗志，使法兰西称雄于世界，而其最首要的问题就是打破哈布斯堡包围圈。

解决这个问题时，他的两大贤臣卢瓦和柯尔贝尔对他极有帮助。卢瓦使陆军行政中央集权化，取消了贵族的权力，而使国王的权威变得至高无上。除了严格要求诚实作风外，他也改进了装备，引用刺刀和换发新型的火石枪，提高步兵和工兵的地位，炮兵也提高到与各兵种平等的地位。此外，他还建立了有良好组织的兵工厂和医院。但是他对路易十四的最大贡献还是为他确立了建国目标——战争、荣誉和领土——路易本人的个性正好具有这样的野心。柯尔贝尔重组了法国海军，他在一六六一年初建海军时只有二十艘船，到一六六五年，增加到了一百九十六艘，到一六七七年，又增加到二百七十艘。他改革旧有港口和兵工厂，使土伦、罗什福尔、布勒斯特、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一六六二年从英王查理二世手中买回）等港口都完成了现代化。在沃邦协助下，他辛辛苦苦使法兰西变成了一个坚固的要塞。

路易十四世没等太久就获得了发动其侵略政策的机会。一六六五年九月十七日，西班牙的菲利普四世逝世，继承者是他儿子查理二世，只有四岁，而且是低能儿。因为查理是菲利普第二个妻子所生，而第一个妻子生的子女中只有特蕾莎还活着，依照继承法的习惯，第一个妻子的子女应比第二个妻子的子女优先，所以路易以他妻子的名义要求接管西属尼德兰全境。

英格兰正与联合省交战，就是第二次荷兰战争，依照条约，路易有援助荷兰人的义务，所以在一六六六年一月对英国宣战。但是英王查理二世却不想树敌太多，一六六七年三月，他与路易之间达成了秘密谅解：查理不反对路易侵入尼德兰，而路易则以撤回对荷兰人的援助为报酬。达成这个协议之后，法军即越过尼德兰边界并占领了里尔。接着为了阻止西班牙人从意大利增援尼德兰，一六六八年二月四日，路易十四世又侵入了弗朗什孔代，在十四天之内将其征服。

在他发动侵略之前，为了使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保持中立，在一月路易又引诱他同意签定了一个协定：假如查理二世死后无子（这是很可能的）即瓜分西班牙帝国。这个安排为西班牙、美洲和米兰属于利奥波德，而路易则分得两个西西里，西属尼德兰、弗朗什孔代、纳瓦尔、菲律宾和西班牙在非洲的领土。

路易的侵略立即产生了结果，这就是在一六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英国与荷兰人签定了《布里达》和约；一六六八年二月十三日，西班牙与葡萄牙签定了和约并承认葡萄牙独立。同时——一六六八月一月到四月——英国、联合省和瑞典又成立了三角同盟来对抗路易。路易发觉自己已经前进过度了，所以五月二日，在沙佩勒签订了和约。依照和约，他的收获颇丰，不过对弗朗什孔代、康布雷、圣奥梅尔和艾尔等地则仍应放弃。这却是他可以同意的，因为根据他与利奥波德的秘密协定，一旦查理死后，这些领土还是应归属法国。

可是路易还是不想放过西属尼德兰，于是设法破坏三国同盟。第一个步骤是在一六七○年六月，与英王查理缔结了秘密的《多佛条约》，使查理同意支援法国对荷兰人作战。当左翼稳定之后，又设法稳定右翼，占领洛林并与巴伐利亚选侯缔结了条约，这使两国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一八一三年。最后，他用大量金钱收买瑞典，结果到一六七二年四月，三国同盟化为乌有。同年三月十七日，查理向荷兰人宣战，五月路易也向他们宣战。在孔代与杜伦尼指挥之下，法军最初进展神速，但不久荷兰掘开了他们的水坝，进军被阻止住了。以后，奥兰治的威廉被宣称为荷兰和西兰的摄政，这导致了全欧震动，皇帝、勃兰登堡大选侯腓特烈·威廉和西班牙都参加了对抗法国的斗争。

在海上，爆发了英国史所称的第三次荷兰战争，荷兰的勒伊特累次获胜。最后到一六七四年，英国因为一方面担心法国势力日益强大，另一方面也憎恶法国海军在每次会战中都临阵脱逃而使英国备受损失，所以议会强迫查理单独与荷兰人媾和，于二月十七日签订了《伦敦条约》。陆上战争一直继续到一六七八年，还是对法国比较有利，但是各交战国都已疲惫不堪，结果缔结了一系列单独和约，统称为《尼米根和约》（自一六七八年六月到一六七九年二月）。

这个和约使法国获得了强大地位，远胜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给与它的。根据条约，法国获得了西属尼德兰的大部分，阿尔萨斯、洛林、弗赖堡、布赖萨赫和弗朗什孔代等地。虽然如此，实际上却是英国坐收渔人之利，因为在战争中法国人付出了大量鲜血和财富，而不知不觉中却使英国在殖民事业和海洋上变成了他们的劲敌。作为分赃，英国分得了新阿姆斯特丹（即今之纽约）和新泽西，使其在美洲的南北两个殖民地连成一气。此外他们还获得了圣赫勒拿岛，以此作为其东印度商业舰队的基地。更重要的却是自从英国在一六七四年与联合省签订和约之后，由于欧陆战争的延续，使荷兰的海运贸易大部分为英国人所接替了。所以当《尼米根和约》签订之际，英国已成为世界的海军领袖和商业强国了。因为如此，英国本土安全已经确有保障，加上其制海权，所有各国的殖民地都要向它摇尾乞怜。

在这些战争中，路易不仅获得了查理二世的援助，而且更获得了土耳其的帮助。在这个时期，土耳其正与日尔曼帝国进行最后的决战，所以也牵制了皇帝，使他对西欧不能作实质性干涉。对欧洲而言实在侥幸，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恰好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可是到一六五六年，在穆罕默德四世（一六四八——一六八七年）统治之下，秩序又逐渐恢复。一六六三年，他们向帝国宣战。但是帝国将军蒙特库科利在八月二日的圣戈达会战中将土耳其人击败。土耳其人的第二次行动是以波兰为目标，经过了几场战役之后，到一六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科普律吕率领的土耳其大军终于在柯青被约翰·索别斯基所摧毁。十年以后，为了毁掉利奥波德，路易又引诱土耳其苏丹再向帝国进攻。路易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一旦奥地利被推翻，那么日尔曼诸国就会被迫拥他为盟主，他就可以使法兰西重建查理曼大帝的旧业。穆罕默德果然相信了路易的劝说，集中了一支大军，号称二十五万人，由穆斯塔法率领，渡过了德拉沃河，对维也纳实行围攻。

索别斯基现在已是波兰国王，称约翰三世，马上与洛林的查理会合在一起，率领了七万人（波兰人，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日尔曼人）去救援该城，并于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二日击溃了土军。虽然如此，战争还是继续下去，一六八七年八月十二日，土军在哈尔卡尼受到一次惨败，以后在一六九七年九月十一日，又在森塔被欧仁亲王大败。两年后，在一六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双方签订了《卡罗维茨和约》。所有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都割让给奥地利；而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则归波兰。这就是土耳其祸害的结束，从曼齐刻尔特会战开始它使东欧始终处于其威胁之下，这也可以说是十字军的最后回音。

一六八三年土耳其人在维也纳城下被击败之后，接着在一六八五年二月十六日，詹姆斯二世（一六八五——一六八八年）继承了英国王位，这使路易的处境变得很困难。土耳其被击败意为奥地利的实力增强，而假如这位顽固的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不能久于其位，其继承人必为奥兰治的威廉，他在一六七七年与詹姆斯的女儿结婚。所以从政策上来看，首先应稳定詹姆斯的地位；可是路易的牌却打得太坏，结果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詹姆斯即位不久，路易就撤消了《南特敕令》，对法国的胡格诺派实行迫害；使事态变得更坏的，是詹姆斯好象是与他比赛一样，也企图使用非宪法手段来强迫臣民接受天主教。结果发生了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詹姆斯被迫逃出英国，使他的女儿和女婿变成了英格兰的联合统治者。阿克顿勋爵说：“国王的神权被自由不动产所有者的神权代替了。”英国政府从此受到两个政党的统治，辉格党和托利党，辉格代表小地主和乡村教会，托利代表大地主，商人和贸易家。国家权力最后由王室转移到议会手中，国王变成了虚位元首，言论自由已经确立，一六九四年英格兰银行也建立了，这是英国银行制度的起源，以后造成了金钱万能的局势。

一六八八年的革命使英法两国展开了长期的殖民地争夺战，前后长达一个世纪以上。因为此时法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可怕的海军，所以当路易侵入巴拉丁时，所有日尔曼君主都联合起来对付他。为了巩固这支抵抗力量，现在已是英王威廉三世（一六八八——一七○二年）的威廉在一六八九年组成了一个大同盟，包括英国，联合省和帝国，以使对法国的战争可以处于平等地位。一六九○年六月三十日，联合舰队在比奇角被图维尔击败；但是到一六九二年五月十九——二十四日，图维尔的法国舰队又被罗素率领的英荷联合舰队在巴弗勒尔-拉奥格击败。这次胜利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当时在英国只有极少数部队，而三万名法军在贝尔方丹元帅率领下，正等着越过海峡侵入英格兰，以扶助詹姆斯复位。

这次胜利使威廉能够集中全力进行尼德兰战争；虽然如此，他却非常不幸。一六九二年，他丧失了那慕尔，并在斯坦克尔克受到一次失败，第二年，又在内尔温顿再次失败。一六九七年，大部分因为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胜利，路易才表示愿意交出战争中已经征服的东西。九月二十日签订了《赖斯韦克和约》。路易承认威廉三世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并承认詹姆斯二世的次女安妮公主为王位继承人。大同盟终于解散，而法国仍保持欧洲最强国家的地位。

路易之所以愿意缔结这个和约，原因之一是他预料西班牙查理二世会早死，所以想保存实力以便乘机提出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要求。正如米格尼特所说：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是路易十四世整个朝代的总关键。对欧洲可说不幸之至，这个关键是三方面的，因为一旦查理二世死去，有三个人可以要求继承王位。除了安茹公爵菲利普（路易四世的孙子）以外，还有奥地利大公查理（利奥波德皇帝之子），约瑟夫·斐迪南（巴伐利亚选侯之子，也是利奥波德之女玛利亚·安东尼娅之子）。路易与利奥波德均为菲利普三世的孙子，也都曾与他们的表妹，菲利普四世之女结婚。

因为路易将不同意把整个西班牙帝国都给与奥地利王室，利奥波德也不同意把它全部都给法国，为了防止战争爆发，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等查理二世死后，就让约瑟夫·斐迪南继承王位，因为在他统治之下，西班牙帝国仍能独立而不并入法奥两国。特里维廉教授指出，这个解决方案也非常符合英国的愿望，因为从威廉与安妮时代直到乔治五世为止，只有为商业上的争衡和欧陆上的均势局面被破坏时，才会迫使英国参加大陆战争。以现在的情形而论，由于西班牙在自己的工商业方面毫无发展能力，所以近年来，他们已允许英荷两国商船冒充西藉船只来担负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假如西班牙归入法国手中，不仅这种利润丰厚的贸易会丧失，而且他们的船只将不再能利用地中海，同时在尼德兰境内，英国和联合省也都要受到法国威胁。

　　不过路易和利奥波德在没有补偿条件之下是不愿同意由约瑟夫·斐迪南继承王位的，所以在一六九八年十月，为了克服这些阻难，决定采取折中方案，由法国，英国和联合省，共同签订了《第一次瓜分条约》。依照条约，西班牙帝国的大部分都给与约瑟夫·斐迪南，米兰给与查理大公，法国则分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虽然大致是对奥地利方面有利，但是利奥波德却拒绝放弃其儿子对整个西班牙遗产的继承权，而西班牙人也激烈反对任何形式的瓜分——这当然也是人之常情。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一六九九年二月，约瑟夫·斐迪南突然死了，使局势急转直下。路易和威廉就开始草拟第二次瓜分条约。这一次决定让查理大公成为西班牙和印度群岛的国王兼尼德兰的统治者；法国接管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洛林公爵把洛林让给法国，这实际上早已是法国的领土，为了补偿，就把米兰给他。

利奥波德再次表示了拒绝，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行。此外，英国商人也强烈反对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给法国，因为他们认为这将使地中海对英国船只关上大门。西班牙也仍然反对瓜分计划，并决定宁愿把西班牙王冠献给菲利普而不献给查理，因为他们觉得路易能比皇帝使西班牙帝国获得更多的保护。

危机终于爆发了。一七○○年十一月一日，查理二世逝世，根据他的遗嘱，他把整个帝国都给与菲利普，但却有一个附件，假如路易不愿以菲利普的名义接受，那么这个帝国即应给与查理大公。就是说如果路易拒绝接受，那么法国就会回到查理二世时代的旧有情形，受到完全包围。所以路易此时已不能顾虑条约上的义务，除了接受这个遗嘱更无选择余地，就决定派菲利普前往马德里。接着在一七○一年二月，以保护他们为借口，路易又侵入了西属尼德兰，也占领了米兰。他又采取了一个行动，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他占领了荷兰边界要塞，这是有条约保障的。（注：这是在尼德兰境内的一条要塞线，依照《赖斯韦克条约》，应由荷兰部队据守。）

若是说这个行为还不够刺激，他又禁止英国商人从事对美洲的贸易，这就是说英国必须挺身而出，否则它的商业繁荣就会被法国夺去了。

对这些侵略行为的答复就是一六八九年的大同盟复活。一七○一年九月七日，英、奥和联合省在海格签订了条约。在原有形式上，同盟承认菲利普统治西班牙和印度群岛，条件为法西两国永远保持独立，决不合并。此外奥地利应分得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尼德兰。他们还要求菲利普应保证同盟国仍享受在查理二世时代所有的商业特权。另外又与普鲁士国王汉诺威选侯以及其他日尔曼诸侯签订条约，由英国和联合省供给军费来召募部队。

大同盟成立十天之后，英国废王詹姆斯二世在圣日尔曼-莱昂逝世，路易不愿受《赖斯韦克条约》限制，而是承认他的儿子为英王詹姆斯三世。如果说这对英国的刺激还不够强烈，他更进一步禁止英国货输入法国。英国马上采取了报复行动。英国下议院在两年前已解散了大多数陆军，现在又投票通过大量军费以召募四万名英国水兵和四万名陆军，其中一万八千人为英国人，其余则为外国人，由英国供给军饷。战争的准备日益积极。正当此时，威廉三世坠马负伤，于一七○二年三月八日逝世。继承他的是他的姨妹，詹姆斯二世之女安妮公主（一七○二——一七一四年。）

第四章：布伦海姆会战

表面看来，威廉三世之死使法国占了优势，使其期望的统一局面有了确实希望——英格兰的统治者成了个没有特殊能力的女人，联合省为之震惊，而帝国（奥地利）也仍然显出年老无能的常态。可是世界上总有奇迹发生，上帝注定要由一个人来扭转乾坤，他就是约翰·丘吉尔·马尔波罗第一公爵（1650-1722年，他于1702年晋封公爵）。更巧的是他还有个能干的帮手——他的妻子莎拉·叶琳格丝，能够深得女王信任，对国事的指导具有重大影响。

他是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儿子，1650年6月6日生于阿什，1667年从军，到1701年8月8日，威廉三世任命他为驻联合省大使兼联军总司令时为止，其间他曾经历过多次陆海战役。这些经验对他来说非常宝贵，让他对战争的现实有所认识，加上他见多识广，所以对法国人的性格也有深刻了解，以后他对自己的对手常能判断如神。

在证明自己是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后，他很自然成了同时代许多小人物的妒忌对象。虽然如此，他的德行也并非无可指责，在他的时代，权谋也是成功的基础，如果他不那样做，就不可能升到如此高位。所以我们判断人才时，必须以他所处时代的标准为准则。有人指控他是投机小人，曾经阴谋叛国，当然他曾与流亡在圣日尔曼-莱昂的废王派通信，可是到1701年，威廉三世却任命他主持军政。这个选择很聪明，因为这种军事和外交上的重任所需要的正是机智绝伦的性格。

不管在人格方面得失如何，以军事艺术和治国之道而论，马尔波罗在当时确实高人一等。他有礼貌和耐性，对愚蠢的人能很愉快的容忍，在天才中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虽然他有至高的勇气、活泼的想像力和充分的常识，但是最难能可贵的特点还是他的自制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心智失衡，不管是同盟国的老顽固也好，愚蠢的政客也好，或是敌人的运用能力也好。以军事艺术而论，他有罕见的魄力，能对战争进行总体观察，他能够把海权与陆权，战略与政策都融为一体。没有任何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即使在战术方面或行政方面，任何细节都不会被他忽视。他是谋略家，经常使敌人感到神秘莫测；他也是管理家，他的部下对任何东西都不会感到缺乏。在策划战役时，他可以忍受无限痛苦，在执行计划时，他又能不惧任何困难。在他那个时代，大家都相信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而他却总是设法引诱敌人接受会战，最后更证明了有活力的进攻通常也就是最理想的防御。一个同时代的人对他这样评论（见佛德蒙亲王致威廉三世书）：

“寇克有火气，拉尼尔有思想，马凯有技巧，柯尔切斯特有勇气，但是对马尔波罗公爵却很难加以适当评论。他的性格中似乎有一种无法说明的因素，上述人等的美德好象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在军事方面他实在是个全才。”

罗伯特·帕克曾在马尔波罗麾下服役。他也有下述评论：

“至于马尔波罗公爵，所有人都同意法国将领中没人是他的对手，连法国人本身也有同感。这在他的十次战役中都有确证。他从来不会让机会溜走。在所有情形中，他都具有清晰的判断和预测的能力，他从来不打没有胜算的会战，从来不围攻没有必克把握的城镇。他的态度乐观，心智清明，脾气冷静，即使在会战高潮中，思想还是同样敏锐惊人。”

这就是那个为部下所敬爱，被称为“约翰伍长”的人。最值得玩味的，是一百年之后有另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也被他的部下称为“小伍长”（指拿破仑）。这个伍长实在是那个伍长的先驱，也可以说是古斯塔夫大王的继承人，因为他打破了十七世纪末的战争公式，又回到了那位瑞典国王的老路上，所以马尔波罗也为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做了开路工作。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应首先分析从1648年以来在战争艺术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交通还是停留在原始状态，陆军数量依然不太大，因为骑兵仍然是决定性兵种，所以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粮秣影响。水运和草地是最重要的，此外还有弹药库的建立，结果使围城战压倒了野战，使大家公认防御要比攻击更重要。由于希望避免会战，所以又导致“闪避战略”，这是重视机动而非战斗的。杜伦尼

（1611-1676年）是这种战略的名家好手，但却并不是其奴隶。但是他最著名的对手蒙特库科利（1609-1650年）却定下了这样的原则：“成功的密诀就是要有一个坚固的实体，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如此强硬而不可透入，好比一个机动的要塞，可以随时阻止敌人，而且还应有自卫能力。”

马尔波罗却摆脱了这类战争形式，回到了古斯塔夫的进攻战略和克伦威尔的进攻战术上。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想像力，能够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军事变革并了解其意义。从1648年以来，出现了两个最重要的变革：（一）普遍采用燧发枪；（二）用刺刀代替了长矛。（“刺刀”一词可能是由“Bayonette”一词演变而来，这是十五世纪末在巴约制造的一种短匕首。1647年在历史上首次提到枪上的刺刀，这种刺刀插在枪口中，使火枪不能同时发射。1663年在丹吉尔之战中英军就使用过。到1687年，沃邦才建议路易十四采用“接合式”刺刀，这种刺刀可以装置稳定而又不妨碍射击。两年后，法国陆军全部采用了这种刺刀，1697年以后英德两国也采用了。到1703年，英法两国也已完全取缔了长矛。霍姆上校说：“刺刀的出现代表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战争的开始。这把十二英寸长的短刀使战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除燧发枪兵以外，1667年又新创了一种掷弹兵，以后也编成连，每个营配有一个连。所以在1650到1700年共有四种不同的步兵——即长矛兵、火枪兵、燧发枪兵和掷弹兵。到1703年又缩减成为一种主要形式，都使用燧发枪和接合式刺刀。

兵器数量的减少使队形和战术都大为简化，火线均为四列，通常也用三列，代替了纵队和六列的横队。一个营通常为八百人，在组织上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又分为连，排和组。英军一排为五十人，而法军则为一百人。过去是一列连续的放枪，现在是各连或排在接近射程三十步到五十步时才开始射击，然后在浓烟掩护之下用刺刀冲锋。

马尔波罗认识到这些变化都对进攻有利，所以他的战略和战术都以进攻为主。用持续的步兵攻击先把敌军钉住，然后再用骑兵的冲力将其击破。他的骑兵中队分为三线，如同克伦威尔的骑兵一样，手持刀剑疾驰冲锋。在布伦海姆之战中，帕克记载说：“骑兵奉命首先缓缓前进，到了与敌人非常接近时才拚命向敌军冲击。”卡尼也说：“马尔波罗只准每名骑兵在一场战役中携带三发弹药，这是专门用来在马匹吃草时供掩护用的，而不是为了进行正式战斗。”此外对步兵则特别重视射击训练。应该记住马尔波罗指挥的军队是由许多不同国籍的人员组成，荷兰、日尔曼和英国人都有，这也使他增加了很多困难。

战争开始时，英国陆军和海军不同，兵员并非强迫征召。每个上校（团长）自己召募部下，所有薪饷被服都包发给他，所以造成了广泛的腐败情形，部队常常由罪犯充数，所以纪律必须十分严厉。特里·威廉提到有一名士兵在1712年奉命应鞭笞12,600次，但是打到了1,800次时，他已快要死了。在1703年到1704年之间，英国逐渐通过了一套征兵法案，于是这种召募方式被取消了，在某种限度内承认强制征兵合法。通常是在夏季作战而在冬季补充兵员和训练他们学会当时那种复杂的操练。

1702年5月15日宣战，马尔波罗面临的情况，其困难程度可说是前所未有。法西两国形成了统一阵线，而大同盟却分裂成为两个集团，一个是英国与联合省，另一个是奥地利。在奥地利以西为巴伐利亚，虽守中立但态度颇值得怀疑；巴伐利亚与法国之间隔着巴登，其统治者马格拉夫·路易却决定站在利奥波德一边。在奥地利东面是匈牙利，正为叛乱所苦，南面则是意大利境内的西班牙人，所以奥地利正在三面受到威胁，又因为萨伏依的维克多·阿曼达斯二世也与法国缔结了同盟关系，由于这个便利，法军早已占领了波河上游，可以对在米兰的西班牙人进行增援。从全局上看，法国占有内线便利，可以分别向联合省或奥地利出击，西班牙可以直接支援法国，或是以意大利为基地与奥地利作战。

马尔波罗的战略任务，第一是要阻止联合省遭受法军蹂躏，第二是防止奥地利被法西联军击败。前一个任务要求用联合省作为作战基地，在北面击败法军；后一个任务则须在南面击败西班牙。关于后一个任务，由于在1701年6月葡萄牙已与法西两国缔结同盟，所以西班牙的地位已经大为增强。因为英荷两国海军已不再能利用葡萄牙的港口，所以无论在伊比利亚半岛或是意大利境内，要想对西班牙进行攻击，其先决条件必须是在地中海或其附近获得一个海军基地。

为了适应这种战略情况，马尔波罗决定了一个两面的计划。

（一）因为巴登的路易挡住了黑森的隘路，所以他决定攻击薄富尔元帅率领的9万法军。他们正占领着马斯河上的一切要塞——只有马斯特里赫特例外——并且也占领了科隆选帝侯国，也就切断了联合省与奥地利之间的交通线。

（二）同时，罗克将军和一支英荷合组的远征军应攻占加的斯，并为舰队建立一个基地，从这里进一步企图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以切断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并从南面威胁法国。

1702年的战役从意大利境内开始，指挥帝国陆军的欧仁亲王（1663-1736年）发现旺多姆元帅指挥的法西联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使他很难维持在默顿的位置。接着在7月，马尔波罗率领4万人开赴战场，因为配属在他司令部中的荷兰代表既懦怯又顽固，所以错过了四次机会，使他未能把敌人引上钩。虽然如此，法国却已被赶出马斯河和下莱茵河流域，列日以下的马斯河都已通航无阻，若非如此，则1704年对多瑙河的远征将成为不可能。

8月，罗克的海军出现在加的斯前方，陆军14,000人由奥蒙德公爵率领，但由于计划错误和缺乏主动精神，人员的行为也很卑劣，所以攻占这个港口的企图终成泡影。在返航时的10月，为了掩饰这次失败的耻辱，对维哥进行了一次临时攻击。法军损失很重，船只不是被焚毁就是被俘虏。虽然维哥不足以据守当作基地，可是这次突袭所完成的工作却几乎可以与攻占加的斯相比拟。但是因为此前恰好又发生了另一个事件，结果使其成功完全被抵销。9月，巴伐利亚与法国合作，条件为马克西米利安·伊曼纽尔的领土应大量扩张，而且一旦皇帝利奥波德被击败，就应由他继承帝位。也就是由威特尔斯巴赫王室代替哈布斯堡王室。这个同盟使路易十四可以由防御转为进攻，并一直前进到维也纳。

马尔波罗已经控制了马斯河和莱茵河下游，于1703年侵入科隆选帝侯国，并于5月18日占领波恩。被召回尼德兰之后，他那个构思精巧的占领安特卫普计划又因为荷兰将领柯贺恩的不服从而被破坏。此时，法国元帅中最能干的一个——维拉尔斯——于1702年10月14日已在弗雷迪林根击败了巴登的路易，并于1703年春季攻占斯特拉斯堡对岸的基尔，越过黑森，并于5月在乌尔姆附近与巴伐利亚选帝侯会合。他主张立即向维也纳进攻，但这位选帝侯却加以反对，他把自己的部队开往蒂罗尔，企图将这块土地并入巴伐利亚版图并搜集增援兵力，建立巴伐利亚与意大利之间的联系。此时，维拉尔斯监视着路易以掩护这个作战。而路易正从斯托尔霍芬前进，并已与斯泰罗姆元帅率领的19,000名奥地利军队会合。同时在波河的旺多姆也奉路易十四的命令，取道布雷讷隘路，想与这位选帝侯携手，以把战争带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部分而结束战争。旺多姆浪费了许多时间，到8月，巴伐利亚留在蒂罗尔的骑兵终于被赶出来了，同时蒂罗尔的山地部队也阻塞了布雷讷隘路，旺多姆就不能达成会师任务。

假如巴登的路易和斯泰罗姆能趁巴伐利亚选帝侯不在时联合进攻，那么维拉尔斯就有可能被击败，但是他们却愚蠢地分散了兵力。维拉尔斯在奥格斯堡首先击退了马格内夫的进攻，然后再于9月20日在赫西施泰特使斯泰罗姆遭受决定性失败。路易也立即放弃了奥格斯堡，退回宿营过冬，虽然季节已经太迟，不适宜继续作战，可是维拉尔斯仍然劝巴伐利亚选帝侯再进行一次突击维也纳的企图，因为匈牙利的叛乱正使奥地利人感到头痛。但是这位选帝侯不肯听从，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结果维拉尔斯被召回法国，而由一位能力极低的马尔辛元帅代替。同时，塔拉尔元帅占领了老布赖萨赫，11月间又占领了兰道，这使法国本土与在巴伐利亚境内宿营过冬的4万法国部队之间的交通情形大为改善。到1703年终时，奥地利已经困难到了极点，利奥波德只好把欧仁从意大利境内召回，并将拯救帝国命运的重责全部交托给他。

不过同盟方面也有两件有利的事情，可以部分抵销这些灾难。第一是葡萄牙与法国脱离了关系，第二是萨伏依背叛了法国。第一件事应归功于英国驻里斯本大使梅休因父子。他们巧妙地使用外交手段，再配合维哥突袭的心理效果，使葡萄牙的彼得二世转移到联军方面，于5月签订了《梅休因条约》。依照条约，葡萄牙同意接受英国的布匹以交换葡萄酒，而同盟则同意派一支英荷联军前往里斯本，并宣布拥立查理大公为西班牙国王。

至于萨伏依，维克多·阿曼达斯对法国的诚恳一向都表示怀疑，而且觉得法国越强就越不可靠。当旺多姆要求把图林交给法军占领时，他就决定倒向联军方面，于10月25日与皇帝签订了条约。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在于：至少就目前而论，奥地利的南面侧翼有了安全保障。

尽管有这些重要收获，可是在1703年秋天，情况还是非常危急，所以马尔波罗警告说除非他的部下肯服从命令，否则他就不再指挥下去。10月12日他写信给荷兰代表吉尔德马森说：“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为了同盟国的公共利益，我必须告诉你，根据过去的一切经验，我们知道我军殊少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纪律。除非这一点能有所改善，否则将毫无希望。”随后他回到英国去思考来年的计划。

现在马尔波罗已认识到在未来的战争中，法国的企图必然是要把皇帝逐出战争。这个目的达到之后，他们就可以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到尼德兰。作为预防措施，马尔波罗的任务就是设计一个战略，一方面拯救皇帝的危难，而另一方面又能为荷兰人所接受，如果不行，那么至少应能瞒住他们。前两次战役的经验使他认识到，因为法军的战线和要塞是如此坚固，所以要想在尼德兰获得迅速胜利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认为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把军队移到多瑙河上游阻止法国人和巴伐利亚人向维也纳进攻。他明白那里是主要的决斗战场，而且也认识到荷兰人永远不会同意他到那里去，而且即使他们同意，这种运动也还是非常危险。不仅距离遥远，一支大军很难迅速通过，而且这种运动还包括越过法军中央部分的侧翼，而马尔波罗手中的唯一掩护兵力就是路易的那支小部队，他们现在驻在斯托尔霍芬，显然不能胜任这个任务。所以这次行军的最后目的，不仅应使在摩泽尔河和阿尔萨斯境内的法军蒙在鼓里，而且同样也不能让荷兰人知道，否则他们马上会大感惊恐。

此外，为了遵照《梅休因条约》的规定，他决定派罗克护送查理大公率领一支远征军先去里斯本，他们登陆之后，罗克的舰队即应继续进至利维拉，利用萨伏依的陆军，并与法国境内的叛军联合起来向土伦进攻，以击毁该港的法国舰队，并把法军向南方吸引。（差不多在1704年2月底，罗克和远征军到了里斯本，军队登陆之后，大公即被宣布为西班牙的查理三世——这就是前后历时八年的半岛战争的开始。罗克的舰队进到土伦，但他发现萨伏依公爵不能拨出任何部队来参加联合行动，于是就回到直布罗陀海峡。在那里他接受了强大增援，使舰船数量增加到五十艘以上，就决定进行一次他一直想干的冒险勾当——攻占直布罗陀。8月4日略经困难之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因为这个岩岛的防御并不坚强。三星期之后，他在贝莱斯马拉加的海外击败了图卢兹率领的法国救兵，这支舰队也有五十艘战船。这一战使英国人赢得了地中海的控制权，在此后的战争中，法国对英国在地中海的优势再没有作进一步挑战。）

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应在多瑙河进行主力攻击的事实已不可考。寇克斯在《马尔波罗公爵回忆录中》说：“作出这个决定的是欧仁亲王，马尔波罗曾与他密商全盘战役计划。”这种说法似乎不确切，因为那时马尔波罗和欧仁还未相识，而且没有通信作为这种说法的佐证。已知的事实是，在1703年8月，马尔波罗1704年的战役计划是取道摩泽尔河侵入法国，同时在那年秋天，他接到帝国大使拉蒂斯瑙伯爵的许多通信，指出如果没有帮助，维也纳的丧失将成定局。虽然如此，似乎直到1704年3月，马尔波罗还是坚持他的摩泽尔河计划。1月，他又通过海牙与荷兰当局商谈，他们担心联合省会失去掩护，所以强烈表示反对。他于2月回到英国后，继续接到拉蒂斯瑙伯爵的紧急呼吁。最后到4月，拉蒂斯瑙直接送了一个备忘录给安妮女王，说：“因为巴伐利亚选帝侯已经获得了法国的大量援军，所以帝国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所以请陛下命令马尔波罗公爵迅速增援。”此后马尔波罗才开始提到这种观念。最后多瑙河战役计划终于代替了那个摩泽尔河计划，新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启用欧仁亲王代替斯泰罗姆，奉皇帝之命他应前进到日尔曼战场与马尔波罗和路易并肩作战。

马尔波罗对这个计划极力保密。1704年4月21日他回到联合省。他于5月10日到了马斯特里赫特，在那里他发现情况是这样的：面对他的维勒鲁瓦部队位于米海根之线以内（即安特卫普-迪斯特-那慕尔之线）。只有柯基尼斯伯爵率领1万人看守摩泽尔河。在维也纳周围所有帝国陆军约为3万人，在乌尔姆有巴伐利亚选帝侯和马尔辛元帅率领的45,000人监视着他们。在4月，有1万多法军取道霍伦萨尔，越过黑森与他们会合。巴登的路易正率领3万人驻在斯托尔霍芬，不足以阻止敌军援兵前进，欧仁手中只有1万人，但并未设法阻止敌人前进。为了掩护这支增援部队并保护法国与巴伐利亚之间的交通线，塔拉尔率领3万人布置在斯特拉斯堡和基尔。

尽管敌军的兵力分布已经很难对付，但最大的困难还是荷兰人。为了使自己不受他们牵制，在离开英国之前，马尔波罗首先决定所有由英国发饷的部队均应由他本人直接指挥。这是一个重要决定，因为他一告诉荷兰代表说未来的战役将在摩泽尔河进行时，他们马上就开始阻止他。虽然如此，他还是把联合省的防务和7万人的兵力交给奥费奎尔奎将军，然后把他自己部队的第一个集中点定在科伦以西二十英里处的贝德堡，时间是5月16日。

他指挥的部队总数为90个骑兵中队和51个步兵营，其中分别有19个中队和14个营连同火炮38门是由英国人组成的。他从贝德堡写信给英国驻维也纳的代表斯提普尼先生，要他向皇帝报告他进军多瑙河的意图，但却嘱咐不要让荷兰人知道。5月18日，他检阅了部队，两天后就向莱茵河进发。5月23日他进入波恩。他在那里得知维勒鲁瓦已经渡过马斯河，正在骚扰胡伊，马尔辛也已经获得增援。而奥费奎尔奎却发挥了主动精神，正在输送援兵给他。帕克对这次进军有如下记载：

“我们时常连走三天，有时四天，然后休息一天。通常总是凌晨三时开始行军，每天走四个里格或四个半里格（一里格约合三英里），大约在晚上九时到宿营地。因为我们在同盟国中行军，所以有指定官员为我们的人马供应一切必需品。我们到达之前，这些东西就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军人根本无事可做，除了撑帐幕、煮东西以外就是躺下来休息。的确，从来没有哪次行军比这一次更有秩序和纪律，人马也不疲倦。”

5月25日，马尔波罗和他的骑兵到达科布伦茨，四天后他的步兵也赶上来了，于是不向摩泽尔河前进，全军越过两座浮桥，改向美因茨进发。照帕克记载，所有人都感到莫明其妙，法国人也一样，他们猜测敌人是向菲利普斯堡进军，因为最近在那里造了桥。6月3日，骑兵在获得部分日尔曼部队增援后，在拉登堡渡过了尼卡尔河，6月7日，不再向菲利普斯堡前进，全军从魏斯罗赫转向辛泽姆。现在最后行动已经无法保密了，马尔波罗这才把他的真正意图告诉荷兰当局。法将塔拉尔本在兰道等候，以便当他在菲利普斯堡渡过莱茵河之后予以迎击。所以听说他调换方向之后不免大吃一惊，而法国宫廷在巴黎获得消息之后的反应也一样。现在黑森保护着右翼，马尔波罗开始直向劳芬前进。

6月10日到达蒙德尔斯海姆，欧仁亲王和巴登的路易也在那里会师。6月27日进入金根，开始分配职务，决定由巴登的路易与马尔波罗一起作战，而欧仁则控制莱茵河，以防维勒鲁瓦和塔拉尔增援巴伐利亚部队。马尔波罗的兵力总计约7万人，分为200个骑兵中队，96个步兵营和48门火炮，在前进了250英里之后，才终与敌军接触。

敌军共约6万人，由马尔辛和选帝侯指挥，正在乌尔姆东北25英里处的迪林根挖掘工事。欧仁只率3万人留在斯托尔霍芬一线，面对着留在斯特拉斯堡的维勒鲁瓦所部约6万人。

6月30日，马尔波罗进到巴尔默色芬，7月1日又到了阿姆迪根，位于要塞多瑙沃特以西约15英里。多瑙沃特是一个重要据点，他必须赶紧加以占领，因为一旦占领该地，他就可以到达通往讷德林根的道路以开辟另一条新的交通线，并且也可以在多瑙河上占领一个桥头堡以打通到奥格斯堡和慕尼黑的道路。若想对多瑙沃特实施围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必须花费好几个星期时间。而且当马尔波罗围城时，塔拉尔不仅可以切断他的交通线，而且还可以打击他的后背，并与马尔辛等人前后夹攻。早在6月30日，选帝侯已匆匆派了德·阿佐元帅率领14,000人经多瑙沃特到达舒伦堡，这是一个卵形小山，正好控制着这个要塞。

既然不能围攻，所以马尔波罗决定实行突击，尽管部将反对，因为经过15英里行军后，部队一定已经疲惫不堪，可是他仍然命令于7月2日攻下舒伦堡。他认为如果赶紧攻击，不仅可以使德·阿佐损失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内马尔辛和选帝侯也可以在迪林根渡过多瑙河，进到北岸以增援舒伦堡。从战略上来说，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马尔波罗到多瑙沃特的距离要比马尔辛等近10英里。因为这等于在行军上占了半天便宜，所以他决定不听诸将劝告，将攻击日期定在7月3日。

7月2日清晨，英军前卫开出阿姆迪根，道路漫长而糟糕，一直走到正午才到了多瑙沃特正面的沃尔-尼茨河，架桥搁误了三小时。为了使德·阿佐误以为在7月3日以前他不会遭到进攻，所以就在这里架设营帐。此时，马尔辛和选帝侯为了支援多瑙沃特已开始前进，而德·阿佐则忙着挖掘战壕。

马尔波罗的攻击计划既简单又大胆。他决定从西面攻击舒伦堡，这是它最强的一侧，不仅因为这一面与他最接近，而且因为这边也受到多瑙沃特的保护，是敌人认为最安全的一面。他集结了两个纵队，左面一个主要为英国步兵，负责突击工事的西北顶点或把它攻破，若不可能，则用激烈的攻击把德·阿佐的预备队吸引住，以便为右面纵队开路。右面这个纵队在马格内夫指挥下从多瑙沃特与舒伦堡西南顶点之间前进，以便从后方攻击这个阵地。

上午五时，马尔波罗的炮兵开火了，但是直到过了一小时又一刻钟之后，戈尔中将才率领左纵队前进，6千人共分三线，以8个营为支援，8个营为预备队，只有35个骑兵中队。据当时一个目击者的叙述，经过如下：

“我们前面的斜坡是如此险陡，所以当敌人（英军）纵队开始前进时，就失去了踪影，等到再看见他们的时候，距离我们的堑壕只有两百步了。他们前进的速度，加上他们的喊杀声，真是气势惊人。当我听到之后，命令我方也冲锋以掩盖他们的声音，使其不对我们的部队产生恶劣影响。英国步兵奋勇攻来，一直冲上防壁，但是我军的抵抗勇气也可与他们相等。第一次攻击历时一小时以上，对激战的情形很难叙述。双方都在进行极其惨烈的肉搏，死伤枕藉，这种地狱般的惨状真是难以形容。”

这次突击被击退了，英军退到丘陵以北的谷地中。接着第二次突击和第三次突击也一样，虽然如此，攻击者花了重大的代价，却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就是吸引住了德·阿佐的预备队，也就是说为右翼纵队打开了通路。

多瑙沃特的守军指挥官，本应防守连络要塞与旧堡（古斯塔夫所建）之间的掩护防线，这恰好挡着舒伦堡的西南侧翼，现在他却反而把兵力撤入主要要塞。这不仅便利了马格内夫的前进，而且因为地形关系，舒伦堡的守军也无法了解这些运动，此外，德·阿佐也认为他已稳操胜算，因为到夜幕降临时，将有强大增援从奥格斯堡开到。现在已快到夜间7点钟，沿着丘陵南面，只有内坦科特一个团的兵力成单线布防。柯罗尼记载道：

“大约在傍晚7点半，他们到达距我方侧翼枪弹射程内的地域，我方几乎没人认为这种事情可能发生。我突然注意到我方步兵作了一个很特殊的行动，突然立即停火了。我向四周一看，想发现行动的原因，就看到有几列步兵，穿着灰白制服，在我方左翼出现了。因为他们停着不动，从衣服和方向上来看，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援兵到达了，其他人也都与我的判断相似。”

这时，马尔波罗开始进行最后一次突击，敌军夹在两条火线之间，终于崩溃了。最后，那35个中队的骑兵也发动追击，于是敌军损失惨重，大败而逃。这样就结束了这个十分冒险的会战，这也证明了拿破仑所说的，在战争中没有冒险就没有胜利。一共花了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等会战结束之后，选帝侯的援兵才赶到，但只能坐看德·阿佐被歼灭，他一共损失了1万多人。马尔波罗的损失也很惨重——死1,400人，伤3,800人。

会战的结果也可以与其战略和执行的冒险程度相称。多瑙沃特陷落了，通往讷德林根的道路和多瑙河上的桥梁都已到手。同时获得了一条退却路线和一条进入巴伐利亚的前进路线。听到战败的消息之后，这位选帝侯立即拆毁莱希河上的桥梁并在奥格斯堡掘壕固守。马尔辛向塔拉尔求援，塔拉尔于7月1日已经渡过莱茵河，7月16日，正要围攻维尔林根时听到这次惨败的全部消息。7月22日他解围向乌尔姆前进，于7月29日达到。这个运动立即使欧仁处于极其困难的地位，因为本来他应追踪塔拉尔，但同时又要监视维勒鲁瓦。于是他向北前进，于7月27日到达到图宾根，目的是想欺骗维勒鲁瓦，使他相信他不是在追踪塔拉尔。接着他在斯瓦比亚丘陵中失去踪影，率领全军向多瑙沃特进发。

重要桥梁到手之后，这场惊人会战的第二幕也展开了。因为塔拉尔已快到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设法引诱巴伐利亚选帝侯出战——这也可以证明马尔波罗的情报很完善，当法军越过莱茵河两天之后，他就已经获得了消息。因为巴伐利亚选帝侯拒绝会战，加之塔拉尔仍在战场上，所以马尔波罗也不能进行围攻，于是他在7月8日渡过莱希河，开始蹂躏巴伐利亚，对居民采取恐怖手段，使他们纷纷向他们的选帝侯要求保护或和平。7月13日，在选帝侯夫人劝诱之下，选帝侯已经准备讲和，可正当此际又听说塔拉尔到了。所以他继续战斗下去，但却很愚蠢地分散其大部分兵力来保护他的领地。这对联军而言当然是一个具体的利益，但现在塔拉尔已接近，秋天也快到了，而英国国会在11月又将集会，所以马尔波罗必须赶紧获得一场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尔波罗必须摆脱马格内夫的牵制，因为他智力迟缓，而且也难以信任，所以他假装同意围攻因-格尔斯塔特。7月31日，他写信给欧仁亲王说出其计划大纲：他应派遣一个支队去协助马格内夫围攻因-格尔斯塔特，而欧仁和其余兵力则与马尔波罗会合，不仅是为了掩护围攻，而且更要引诱塔拉尔、马尔辛和选帝侯的联军进行会战。

8月10日星期六，塔拉尔及其同盟军开始向北运动，想在迪林根渡过多瑙河。第二天，欧仁从他设在姆斯特的营地——距多瑙沃特只有两小时行军里程——写信给马尔波罗说：“敌人已经行军了。可以判断其全军都会在劳恩根渡过多瑙河，迪林根平原上已经挤满了部队。所以我决定在今夜命令步兵和一部分骑兵，开进到我在多瑙沃特前方所指定的一个营地。一切的关键就是速度，希望你明天赶来援助我，否则恐怕会太迟了。”马尔波罗立即出发去支援他的同僚。

此时塔拉尔已经进到赫西施泰特，沿多瑙河向下行军，距迪林根约5英里，在那里听到马尔波罗与欧仁会合的消息。因为马格内夫不在一起，选帝侯（名义上的总指挥）就假设马尔波罗会退向讷德林根，于是力主攻击。塔拉尔却怀疑这个建议，只同意采取折中方案——向下游前进三英里，到达布伦海姆村略西的一个位置；他们在8月12日到了那里。然后他们就自己安慰自己，认为胜利已经在握，幻想马尔波罗会被迫撤退。正如泰勒在《马尔波罗战史》中指出的，他们不相信欧仁和马尔波罗会那样不遵重战争规律，对一支占有坚强阵地而且数量占优的敌军，居然敢于发动正面攻击。那天夜间，在法巴联军营地中，胜利的情绪达到了高潮，谁都相信马尔波罗和欧仁一定会撤退。

法巴联军的营地设在一个平缓高地的坡顶，在一条叫尼贝尔的浅沼溪流以西，相距约一英里。右翼倚在布伦海姆村，接近多瑙河，塔拉尔的司令就设在那里。有一条泥泞的毛威尔小溪通过该村。在尼贝尔河左岸向上游约一英里半是安特格瑙村。再进一英里半是奥布格瑙村，马尔辛的司令部设在此处。奥布格瑙以西又隔一英里半，就是在破碎地区中的鲁特青根，那是选帝侯司令部所在地。所有这些营地被这四个村庄（或堡垒）所保护，而尼贝尔河在布伦海姆和奥布格瑙两个村庄前方又构成了一道护城河。从防御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坚固的阵地，右翼有多瑙河，而左翼则有森林和丘陵掩护。

8月12日拂晓，马尔波罗用望远镜观察敌军营地，照米勒报导：“大约下午一点钟时，我们可以看见敌人在扎营，从布伦海姆到鲁特青根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营帐。”双方兵力的确切数字已不可考。米勒估计联军为52,000人，法巴军为60,000人，丘吉尔在《马尔波罗传》中估计联军为步兵66营，骑兵160中队，火炮60门（马尔波罗本人所说的数字为65营），共为56,000人；而法巴军为步兵84营，骑兵147中队，火炮90门，共约6万人。

当法巴军营都已安寝之时，联军方面却正忙碌不堪。8月13日凌晨两点钟。联军每部分各组成四个纵队，前面有40个中队骑兵，开始沿小路向西进发，一小时后利用已架好的桥梁渡过基塞尔溪。这时黑暗而且有雾，欧仁在右而马尔波罗在左，炮兵和工兵则沿大路向赫西施泰特前进。在塔夫汉小村西面不远处的莱亨小溪略停了一下，以便收回前哨兵力，共为20个营和15个中队，包括3个英国步兵旅在内。他们构成九个纵队在左面前进，由寇特斯勋爵指挥。继续前进到施韦林根，又停顿了一次。马尔波罗和欧仁带了大约40个中队的骑兵前进到沃尔佩茨特塔滕以北的高地去侦察敌情。现在已经六点钟，再过一个小时，雾升起了，敌人这才惊醒过来，放了两炮。

突袭可说非常成功，直到现在，两位法国元帅和选帝侯还沉醉在他们自己的假设中，仍认为敌人非撤退不可，所以首先还是判断这是掩护主力退却的行动。甚至到大约7点钟时，塔拉尔写信给路易十四还是说敌人已经撤退。直到敌军仍不停止前进时，塔拉尔才突然认识到真象，立即下令准备战斗，接着法巴阵营中就紧张万分。据当时目击者的报导，对这次突袭有如下记载：

“首先放号炮召回采集补给的部队，战鼓雷鸣中，大家都来不及拆营，赶紧在营前列阵。在忙乱中大家都感到混乱和害怕，那些突然听到号炮归来的人也都没有斗志。敌人的突然出现使指挥官神经失常，尤其是已经进入宿营过冬的期间，都在收拾抢来的财富。对这样一场大规模会战，如果事先毫无准备，那当然居于不利地位。”

大约八点半钟时，联军进到了敌军炮火射程之内，英国炮兵也开始还击。此时，塔拉尔匆忙决定了他的计划，因为时间太短不能变更部署，就转而采取防御。除两翼有良好的保护——多瑙河和森林丘陵，而且四英里长的正面上又有沼泽式的尼贝尔河，他的部队与选帝侯及马尔辛没有照习惯联成一线，而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这是时间仓促的缘故。

塔拉尔决定：他自己防守右翼，从多瑙河到奥布格瑙村为止（不包括该村本身），马尔辛守中央，选帝侯则在左翼。他还决定左翼和中央都应尽量接近尼贝尔河右岸，阻止敌军任何渡河企图。至于右翼则退后1,000码，以便让敌军左翼渡河后，可以受到布伦海姆和奥布格瑙两面火力的夹击，然后法国骑兵再从正面加以突袭，就可以把敌人逐入沼地中。虽然这个计划有许多地方可以批评，可是考虑到时间仓促，那么这个计划如果用来对付一般普通的敌人，似乎也算合理。

依照这个计划，塔拉尔又把兵力分配如下：

（一）布伦海姆，用9个营步兵担负防守，以7个营支援，而以11个营充当预备队，留在该村后方。
（二）在布伦海姆与奥布格瑙之间展开了44个中队的骑兵（共5,500人），分为两线，以9个步兵营和4个中队的龙骑兵支援。
（三）在左面，把马尔辛的骑兵32个中队，再加上14个营步兵，布置在奥布格瑙。
（四）在奥布格瑙的左方为32个中队和17个营——也属于马尔辛。
（五）最后由选帝侯指挥，共51个中队和12个营，布置在鲁特青根，其中一部分留置左后方。

马尔波罗和欧仁从侦察结果看出敌军是右翼强于左翼，所以，还是和在布伦堡一样，他们决定攻击右翼，因为这就可以获得突袭的效果。因此他们获得一个这样的概括思想：欧仁应努力攻击敌人左翼以分散敌军注意力，而马尔波罗乘机对右翼进行决定性打击。

马尔波罗又发现塔拉尔对防御兵力的分配很有能力，其枢纽在布伦海姆和奥布格瑙两个村庄。如果不能对这两个村庄中的守军加以牵制，那么当他前进时就不免要冒极大危险。所以他决定使用相当强大的兵力攻击这两个村庄，以使敌方步兵忙于自卫，这样当他在两个村庄之间前进时，他们就不能向侧翼实行反攻。如能攻下两村当然最好，否则也应控制住他们，不让他们的牙齿合拢。此外，因为他不知道在渡河时是否会受到阻击，所以他将采取的战斗队形也是不合常规的。

他把部队一共分为四线：第一线为17个营的步兵，以占领右岸为目的；第二线和第三线分别为36个中队和35个中队的骑兵，负责主力突击；第四线为11个营的步兵，据守尼贝尔河左岸，以便在突击失败时可以掩护骑兵撤退，在左翼有寇特斯纵队，任务是突击布伦海姆。最后，他命令工兵在河上修建五座桥梁，并修补那座已被破坏了的桥梁。

欧仁的纵队在沃尔佩茨特塔滕以西的丘陵森林地区艰难前进时，寇特斯已经肃清了布伦海姆以东尼贝尔河左岸的敌人，把法军赶出了磨坊，占领了河的右岸。接着他就和他的纵队在接近布伦海姆村的一个谷地中前进，前方的高地上有敌炮五六门，他们在几个小时中都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忍受着炮击。双方炮兵对战达四小时之久，这时为了鼓舞士气，马尔波罗命令牧师举行一次礼拜。而且在法军炮手可以完全看得见的情况下，他为了以身作则，亲自纵马缓行于队列之中。一颗炮弹飞到他马前，使所有人大惊失色，因为在一瞬间，他在烟尘中已经完全消失了。

到了十一点，因为欧仁方面没有任何消息传来，马尔波罗很感焦急，不断派骑兵到右翼去探听消息。泰勒对当时的情况有很生动的描写：

“太阳照耀在田野中，农作物显出金黄的颜色，与红色和蓝色的军服、闪亮的钢铁相映成趣。两军军乐相对吹奏，互相起伏呼应。隔着这条沼泽式的河流，炮火横飞，人马单独的或是成群的被击倒，负伤的人慢慢地向后方运送。因为现在已是正午，天气炎热异常。时间已过了一半，而联军的死伤数字已达两千人，这时欧仁的副官才从遥远的右方跑来。时机到了。”

十二点半，马尔波罗转向他的将领们说：“先生们，各就各位。”十五分钟后，寇特斯命令他那领先的英国旅，由罗威率领向布伦海姆突击，在他掩护之下，右面的部队就扑向尼贝尔河。罗威命令一直等他用剑砍在法军的栅栏上时，大家才准放枪。他前进到距离敌军三十步以内时，他自己和所属部下的三分之一都已被敌方火力击倒。可是这个旅仍继续挺进。浓烟之中，布伦海姆的法军守将克莱姆·波尔特中将（侯爵）感到恐慌，就召集他的支援兵力7个营，不久更丧失理智，又召集预备队11个营，这额外的12,000人都挤在这个小村中，有许多人简直无法动弹。所以这一大堆部队对塔拉尔已不再有价值了，而正在坚守的塔拉尔却正在盼望他们援救。虽然如此，第一和第二次突击还是被击退了。接着法国的近卫军——这是他们最优秀的骑兵——也从布伦海姆两翼前进，但不久也被联军击退。在北面侧翼，他们遇到了巴尔米斯上校，他用5个中队击败了敌军8个中队。

正准备进行第三次突击时，马尔波罗突然叫停，因为他发现他的目的已经达到，法军已经被固定在村中。此外，他的先头步兵已经过了尼贝尔河，骑兵主力也正在渡河。

当激战在布伦海姆周围展开之际，在奥布格瑙又发生了危机。在这方面，一共10个营的兵力由霍尔施泰因-贝克亲王率领，已经前进到了该村，但却被守军击退。守军由布南维里侯爵率领，一共9个营，包括爱尔兰旅在内，就是绰号“野鹅”的部队，当霍尔施泰因-贝克的兵力在混乱中向尼贝尔河上败退时，马尔波罗的中央右翼就暴露在敌方攻击之下。此时，马尔辛在奥布格瑙的后方正集结了大量骑兵，准备从这个缺口打击对方中央的右翼，情况已经严重到了极点。马尔波罗认识到这一点，立即亲自驰往该地，并派一个副官去通知欧仁，要求他马上派弗格尔的骑兵旅来掩护这个缺口。虽然欧仁本人正在最恶劣的地形中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情况也同样紧急，但他立即答应了这个要求。当马尔辛的骑兵向尼贝尔河冲击时，弗格尔就恰好打击他的左翼，并把他们击退了。这个冲锋也救了霍尔施泰因-贝克，于是他再次前进，这次把布南维里的步兵赶到奥布格瑙村，并把他们围在那里。现在联军可以自由地从他们面前经过，并攻击敌人的骑兵。

虽然马尔波罗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为到下午三点钟时，布伦海姆和奥布格瑙这两个堡垒已经丧失了攻击力，可是在一般人看来，胜利却似乎已经属于法军。白天的时间所剩不多，欧仁正与选帝侯作殊死战，但是毫无进展，如果联军再不前进，就会被迫后退，法军骑兵现在还大部分完整无缺，所以如果在他们面前退走，结果无异于溃败。但是马尔波罗却深知，只要欧仁能够坚持下去，那么胜利就是他的，因为许多法国步兵都被封锁在这两个村庄进行纯粹消极的防御，所以中间的门户洞开，这就注定了塔拉尔的覆亡。

虽然欧仁明知在他的正面不能获得决定性胜利，但也知道除非他能坚持，否则马尔波罗就无法获得胜利。所以这两位名将间的合作非常默契，到四点钟时，马尔波罗的全部中央兵力都已渡过了沼地，于是他又改变了攻击队形。把骑兵分为两线摆在前面，步兵也分为两线摆在后面。在决定点上，他展开了压倒优势的兵力，因为塔拉尔的兵力不过五六十个骑兵中队和步兵九个营，而他的兵力却分别有90个中队和23个营。他一直等到了四点三十分，听到欧仁已经攻到鲁特青根周围时，才让整个中央部分开始行动。直到这时，塔拉尔才认识到敌人心里在想什么。他把预备队9个营展开在奥布格瑙以南以阻止联军前进。马尔波罗也立即命令三个汉诺威营和一些炮兵去对抗他们。经过一番苦战，这3个营被击退了，马尔波罗的骑兵也全线随之退回。现在可说是塔拉尔的最后机会，但他的骑兵却未能配合。

大约在下午五时三十分，马尔波罗命令炮兵用葡萄弹向这英勇的九营敌军扫射，在火力掩护下，他命令再次全面前进。鼓号齐鸣中，分成两线的骑兵高举着军旗用整齐的行列向敌人前进。突然间他们加快速度直向敌人冲去。

敌人的大多数骑兵都产生了恐慌现象，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就拨转马头向战场外逃跑——包括近卫骑兵在内。有些逃往霍施塔德，有些逃向多瑙河，有30多个中队冲下了险陡的河岸，到达了低湿的河边。此时那9个营的步兵已全部被歼，不留一人。帕克的记载说：“第二天上午我骑马从那里经过，还看到他们成排地倒在那里。”

法巴联军此时已经崩溃。塔拉尔虽向马尔辛等求救，但也枉然，因为此时欧仁正猛攻鲁特青根村周围。他的求救更使马尔辛和选帝侯产生了全面危急的念头，于是在右翼尚未遭到迂回之前下令退却。现在已经7点钟，马尔波罗暂时收住缰绳，匆匆地用钢笔在一张酒店帐单背面写了一个短简给他妻子：“我没有时间多说，但请你报告女王，让她知道她的陆军已经获得了一次光荣的胜利。塔拉尔元帅和其他两位将军都已被俘，而我仍在追击中。送信者是我的副官帕克上校，他将当面把会战的经过讲给她听。”十天内这个捷报送到了温莎宫。

写完这封信后，他的骑兵仍在追击溃退的法军，而欧仁也在追击马尔辛和选帝侯，于是马尔波罗把注意力移到布伦海姆。这里的敌军27个营仍在寇特斯和增援的阿克尼勋爵监视下。克莱姆·波尔特疾驰向多瑙河逃走，落入水中淹死了。到9点钟，他的部下都投降了，会战遂告结束。

至于这一战的代价，联军的损失为死4,500人，伤7,500人，其中包括英军2,000人，相当于原有兵力的百分之二十。依照米勒估计，敌军的损失共为38,000人，包括战死、溺毙、负伤、被俘和逃亡都计算在内。对选帝侯和马尔辛未能作进一步追击，并非马尔波罗的错误，因为他手里已没有预备队，夜色已深，而他还有15,000名俘虏和无数战利品，使他难以处理。

马尔波罗对这次压倒性胜利感到得意扬扬，也的确应该如此。8月14日，他写信给他爱妻说：“这是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不错，布伦海姆会战已使路易十四的伟大计划为之破碎。这也决定了欧洲的命运，正如丘吉尔所说：“它改变了世界政治的轴线。”如果马尔波罗这一战失败了，那么巴伐利亚选帝侯就会代替哈布斯堡王室而继承帝位，慕尼黑就会压倒维也纳，而帝国本身也会变成法国的附庸。现在却是选帝侯被逐出国，国土也被奥地利兼并。同样重要的是布伦海姆一战也击毁了斯图亚特王室的阴谋，如果法国统一了整个西欧和中欧，那么英国毫无疑问将陷于孤军作战的困境。

对英国而言，自从阿让库尔会战以后，布伦海姆会战是他们在国外赢得的第二次最伟大胜利。它打破了法国陆军的常胜威名，使他们陷入耻辱和嘲笑之中。从1704年以后，路易十四所寻求的就只是光荣的和平而已，虽然战争继续拖了八年之久，加上拉米莱斯（1706年）、奥登那德（1708年）和马尔普拉克特（1709年）三次胜利，使马尔波罗的声名更为大增，但路易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赶紧结束战争。最后到1711年，英格兰为了恢复贸易也呼吁和平。1712年1月29日开始谈判，1713年4月11日，在乌特勒支签订了一系列和约。法国保住了在上莱茵河左岸的领土，在默认法西两国永不合并的条件下，菲利普大公被承认为西班牙和印度群岛的主人，称为菲利普五世，路易总算打破了哈布斯堡包围圈，完成了黎塞留和马萨林两位首相的工作，也使法国获得了安全保障直到1792年为止。此外，他也承认英国的新教继承权。西属尼德兰割让给奥地利，以后被称为奥属尼德兰，此外还有那不勒斯和米兰，一直保持到1866年。联合省也分得了某些边界要塞，萨伏依也升格为王国，并获得了尼斯和西西里，以后在1720年，这个岛又与撒丁交换。在所有分赃者中，最后还是英国人分得了最大部分：从法国方面获得了阿卡迪亚、纽芬兰和哈德逊河附近地区——这也是法国势力在北美被逐出的开始。从西班牙方面获得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这保障了其海权在西地中海的地位。此外，英西两国又签订了一个极有利的商约，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是英国获有往西属美洲输入黑奴的专利权，为期30年。在《乌特勒支和约》签订之后，英国在海洋上和在世界市场中都获得了优越的地位，正如马汉少将所说：“不仅在事实上，而且也在其自觉之中。”特里·威廉教授却说：“这个伟大而无声的海权革命的完成却是因为马尔波罗的陆军在欧陆的胜利和外交上的成功。因为马尔波罗认识到海军战争是同盟国对付路易的全部努力中的一部分，所以在1702年到1712年之间，英国海权的基础都是以任何敌人不能击败它为原则。”

但是革命还要往下深入，这是由于有英格兰银行的机构和国债，才能使英格兰用黄金和钢铁来赢得战争。威廉的战争前后达九年，共值三千万镑以上，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则拖了十二年，共值五千万镑左右。在总数八千万镑中的一半，是用租税来支付的，其余则完全靠借贷。这个办法的发明，就是预支未来的繁荣来救济现在的贫困，所以战争从此就用负债方式来作为基础。伦敦银行家在政治权力上所获得的地位日益增高，远远超过了地主，这个帝国的疆界已经变成了海洋，其命运也就逐渐把握在他们手中。

大事记（五）：莫斯科帝国的兴起

现在有两个新势力开始踏上西方历史舞台，这就是俄罗斯与普鲁士。第一卷的大事记（十三）已说过，俄罗斯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十世纪中叶。此时，“北方人”占领了伊尔曼湖地区，并在诺夫哥罗德建立了留里克王朝。接着第二个重大事件迅速发生了：这就是基辅大公（九八○——一○一五年）强迫瓦兰吉亚人和他们征服的民族皈依基督教。基辅大公曾与东罗马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妮结婚，所以选择了希腊正教。这次皈依实为俄罗斯与西方文化的首次真正接触，但是由于采用了希腊正教，就与天主教的欧洲处于敌对的地位。

一一四七年发生的事件使整个俄罗斯历史都改变了，这就是苏兹达尔王子多尔戈鲁基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军事殖民地。莫斯科在过去只是个部落性村庄，现在逐渐变成了大俄罗斯的中心，这使整个东斯拉夫民族的历史途径开始与欧洲分道扬镳，而且因为在战略上，莫斯科地区有如陆海间的岛屿一样，缺乏可供防御的疆界，出于安全需要，不仅建立了一个军事化国家，并且也进一步导致向所有方向的领土扩张。此外，这也使东西两个斯拉夫民族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分裂；东斯拉夫以莫斯科为中心，而西斯拉夫则以维尔那为中心。一二○四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拜占庭帝国日益衰颓，所以到了十三世纪，东斯拉夫民族与欧洲之间的接触就更是大受限制。

接着发生的大事就是蒙古鞑靼人的来临，这是由成吉斯汗的孙子拔都和侄子速不台率领的。一二二四年发生了卡拉会战，一二三八年又发生了奥卡和西特会战。在这三次大规模会战中他们都击败了俄罗斯骑士。除了诺夫哥罗德城以外，在这个阶段几乎所有俄罗斯境内的重要城镇无一不被劫掠一空。虽然不久后成吉斯汗建立的这个庞大帝国已经崩溃，可是拔都的“金帐汗国”却已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上站稳了脚根。拔都以萨莱（在现在的斯大林格勒附近）为首都，控制着俄罗斯，此后一百余年，俄罗斯完全与西方文明脱节了。

向鞑靼人投降之后，俄罗斯的王子们就成了他们的税吏和警察，这个职业非常有利可图，所以弗拉基米尔大公伊凡·卡利塔（即“钱袋”之意）的实力日增，终于兼并了莫斯科，压倒了一切政敌。在他的朝代，首要大事就是从弗拉基米尔迁都莫斯科，不久莫斯科就变成了重要的首都。虽然如此，尽管鞑靼人的势力已经丧颓，可是其控制依然严密。帖木尔出世了，他在一三九○年到一三九四年之间击败了鞑靼人，削弱了其对俄罗斯的控制。以后，莫斯科大公才又恢复了与拜占庭帝国的接触，直到一四五三年帝国灭亡为止。虽然以后一个世纪中，他们与西方又完全失去了接触，但是由于在一四七二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一四六二——一五○五年）与东罗马最后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结婚，莫斯科就成了希腊正教的圣地，而大公也变成了拜占庭凯撒的继承人。伊凡宣布摆脱鞑靼人的统治，自称为沙皇，在他的时代是一面努力摆脱鞑靼人的枷锁，一面扩大莫斯科的统治。他使公国的领土增加了一倍，并聘请意大利人到他的宫中充当顾问。其中一个就是米兰的苏拉里，克里姆林宫就是他建筑的。

伊凡三世于一五○五年逝世之后，莫斯科人的扩张工作就由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一五○五——一五三三年）继续。接着就是他的孙子伊凡四世（一五三三——一五四六年），绰号“恐怖伊凡”，因为他的罪恶和暴虐即使以沙皇的标准而言也是不正常的。他是个完全的独裁者，把臣民都变成卑劣的奴隶。他曾与克里木可汗交战，克里木可汗于一五七一年火烧莫斯科城。在一五五七年到一五六○年之间，他征服了利沃尼亚。在征服了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之后，他又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军到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之间的地域。他是具有人类智慧的野兽，是历代沙皇中最伟大的一个，也是后世所有斯拉夫暴君的楷模。

在他的时代，西方人也重新发现了俄罗斯。一五五三年，在英王爱德华六世时期，威洛比爵士和理查乘了三艘船去寻找通往中国的东北水道。到了白海海岸之后，其中有一艘船由理查指挥进入了白海。他在德维纳河口登陆，无意中发现他已经进入了莫斯科大公国的境内。他到了莫斯科，受到伊凡的良好招待，回来之后，玛丽女王就派特使去莫斯科，与沙皇谈判开展两国贸易。由于白海每年都有几个月封冻期，为了获得比较便利的航路，伊凡于一五五七年侵入利沃尼亚，接着就与波兰发生了一场持续七年的战争（一五六三——一五七○年），瑞典和丹麦两国各为其利益也都参加了。

贸易使西方接近俄罗斯，而战争也使俄罗斯接近西方，于是从十三世纪开始的孤立状况终被打破。效果立即显示出来，不到十六世纪开始，担心亚洲人入侵的旧心理在欧洲又重新觉醒了。西欧海权国家的政策是与俄罗斯展开贸易关系，而东欧诸国则希望将它限制在野蛮界线外，不让西方的思想和工艺来增强其力量。波兰国王对英俄贸易协定大感震惊，不惜向伊丽莎白女王抗议说：“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所以反对把军火输入该国，因为俄罗斯是所有自由国家的公敌。”

一五八○年，伊凡在狂怒之下杀掉了他的长子，等他在一五八四年逝世时，由次子谢奥多尔继位。接着是三十年的无政府状态。谢奥多尔死于一五九八年，留里克王室就此结束，而波兰也于一六○五年占领了莫斯科。八年后，波兰人又被赶走，于是首都市长的儿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一六一三——一六四五年）被选举为沙皇，婚姻使他也可以跟前朝扯得上关系。这就是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为止。

在米哈伊尔时期，与波兰的战争仍时断时续，到他的继承者阿列克谢（一六四五——一六七六年）在位时，若非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出面干涉，那么俄罗斯可能已经兼并了白俄罗斯。查理的干涉并非由于安全需要，而完全是因为军事野心。

查理是古斯塔夫国王的侄子，于一六五四年继承瑞典王位。在思想上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即位不久就进攻波兰，这导致勃兰登堡，俄罗斯，丹麦和荷兰等国都被卷入旋涡，发展成为第一次大北方战争。受到勃兰登堡选帝侯的援助，查理征服了大部分波兰，并开始与小俄罗斯（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缔结同盟关系。阿列克谢遂与波兰媾和，共同对付查理。一六二一年，利沃尼亚已为瑞典人夺占，现在阿列克谢就企图夺回。最后到一六六一年，瑞典与俄国终于签订了《卡尔迪斯和约》，利沃尼亚又交还瑞典人。但因为波兰拒绝这个条约，所以俄波战争再次爆发，一直拖到一六六七年，双方签订了《安德鲁索沃条约》，不仅斯摩棱斯克交还沙皇，而且他也获得了包括小俄罗斯直到第聂伯河为止的地域。这就向西方前进了一步。

《卡尔迪斯和约》使瑞典成了波罗的海的主人，在查理十一世时期（一六六○——一六九七年），情况一直没有变化。在战胜丹麦之后，查理在晚年专心致力于国内的和平复兴工作。他于一六九七年逝世时，他的儿子只有十五岁，就是查理十二（一六九七——一七一八年）。他继承的这个帝国包括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挪威除外），芬兰，卡累利亚，因格利亚，爱沙尼亚，利沃尼亚，西波美拉尼亚，维斯马，不来梅和维尔顿，以及大多数波罗的海中的岛屿。所以瑞典人不仅控制了波罗的海，而且除涅曼河和维斯杜拉河以外，所有流入波罗的海的大河河口也都在其控制之中—包括涅瓦河、杜那河，奥得河，易北河和威悉河在内。这个帝国看上去固然威势赫赫，但是已经潜伏着内在的毁灭种子。在东面挡住了俄罗斯向波罗的海的发展；在南面受到帝国和勃兰登堡威胁，在西方也受到丹麦和挪威威胁。

阿列克谢于一六七六年逝世，继承者是他的儿子谢奥多尔（一六七六——一六八二年），到一六八二年他的异母弟弟彼得（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年）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彼得大帝。虽然他是强迫俄罗斯接受西方文明的首要功臣，但罗曼诺夫王朝的头三个沙皇亦功不可没，因为他们使西方思想达到了俄罗斯可以触及的地方。虽然如此，彼得即位时，俄罗斯仍然只是个野蛮国家，土地和人民都是沙皇的私产。绝对没有自由，法律可以买卖，租税无异于抢劫，腐化，酗酒和暴力成为家常便饭，各种无法形容的罪恶是普遍现象，迷信流行并被西欧人当作地狱看待。在阿列克谢时代有个叫柯托希金的人逃往瑞典避难，他这样描述当时的俄罗斯：“俄罗斯人粗鲁无能，除了骄傲、无耻和撒谎以外再未受过其他教育。他们不愿将孩子送往国外留学，怕孩子们知道国外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以及自由的幸福后，就会乐不思蜀。”对彼得大帝的一切改革，以及他强迫执行的方法，必须以这种落后的背景为评判标准才算公正。同样，对于他在波尔塔瓦击败查理十二的胜利，也应以此做为评价的准则。

第五章：波尔塔瓦会战

《彼得大帝传》的作者瓦利索斯基说：“彼得就是俄罗斯，他的血肉、脾气和天才、美德和罪恶……我从未见过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无论好坏，会这样汇集在一个人身上，使其注定成为一种英雄典型。”

彼得生于一六七二年五月三十日，体型方面英俊威严，精神上则是强弱互现的混合体，他有亚洲人的狡猾和斯拉夫人的阴险。他冲动，粗鲁，野蛮，并且缺乏自制力。他玩世不恭，生活放浪，有时懦弱，有时勇敢。虽然易怒多变，可是他却具有坚定的决心，只想使自己的国家变成半欧洲式的强国。他不怕疲乏，不动感情，这也许是他决心的源泉。凡是吸引他注意的东西，他马上就能学以致用。他学会了使用航海罗盘，刀剑，木工工具，甚至牙科手术钳。他亲手造过船，教练士兵，有时还自己煮羹，整理床铺以及为大臣拔牙。他经常微服私访，而且很少有一天不酗酒。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女伴们灌醉和亲自鞭打罪犯。但总的说来，他却是俄罗斯沙皇中最伟大的一位，完全凭意志力和令人无法忍受的野蛮，迫使其臣民勉强接受了西化。因为他的臣民都是那样保守和愚蠢，若非他这种半野蛮的组织家，那么西方化将毫无成功希望。

彼得继承了两大任务：一是确保俄罗斯的疆界，尤其是在南面和西面，使其免受敌人攻击。二是巩固对俄罗斯人民的统治。他的先辈对这两个任务已经作了部分解决，但是直到一六六七年《安德鲁索夫条约》签订之后，数百年来的俄波对立才暂告结束，这样一来，这两个工作就可以分别迅速的展开了。再者到一六八六年，依照《莫斯科条约》，俄波两国又建立了同盟关系，这才使彼得在一六九六年可以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占亚速。这是莫斯科对土耳其赢得的第一次胜利，使彼得的威望大大提高，于是他决定派遣大规模的使节团遍访西方各国，要与他们合作共组反土耳其的十字军。

一六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大使节团出发，他自己化名为彼得·米哈伊洛夫，装扮成水手，以便研究造船术并与普通人进行自由交流。这次旅行使他游遍了日尔曼，奥地利，法兰西，荷兰和英格兰，在英国他还曾在德普特福德的一个造船场工作。他在回国途中正拟取道威尼斯，突然听说国内“射击军”发生叛乱的消息。他立即改变方向向克拉科夫进发。随后又听说叛乱已经平定，就在拉瓦暂停，与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一起盘桓了几天。该选帝侯于一六九七年已被选为波兰国王。（注：著名的萨克斯元帅就是其私生子）在他的宫廷中与彼得签订了同盟条约，准备参加第二次大北方战争，这使俄罗斯开始变成半欧洲式的强国。

这个重大事件的起源是这样的：在瑞典国王查理十一时期，有位利沃尼亚的贵族帕特库尔被夺去了地产，他就逃往萨克森。一六九八年，他劝这位选帝侯与丹麦和俄国缔结同盟来瓜分瑞典。当奥古斯都与彼得讨论这个问题时，彼得马上认识到向波罗的海发展比向黑海更为有利，立即同意参加。他们拟定的计划如下：先由丹麦的腓特烈四世把查理十二的兵力引向西面；然后萨克森和俄罗斯就同时侵入波罗的海各省区。时机似乎非常有利，因为查理十一已于上一年去世，现在瑞典的政权握在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手中。

欧洲的漫游使彼得认识了西欧的内在优势，他回到莫斯科的当天夜里，在本性冲动之下，决定立即开始一个新时代。他从外表做起，第二天就把所有大臣召集在一起，让他们的外表先西化一下。他拿剪刀把他们的长胡子全部剪光。接着为了教训那些射击军士兵，让他们知道叛乱是不划算的，在以后六个星期中，亲自对他们施以酷刑，自己动手砍杀和拷打。不久他又进行另外一种改革，不准俄国人穿传统服装，而改穿西欧式服装。然后他把皇后叶芙多基娅关进修道院，把莫斯科大街上一个卖面包的女人作为宠姬。他又设法与土耳其媾和，在一七○○年七月，俄土之间签订了为期三十年的休战协定。八月八日，一听到和约签字的消息，马上命令他的军队侵入利沃尼亚。但是对奥古斯都和彼得而言可说不幸之至，他们对查理十二的能力未免低估了。虽然查理十二实际上不过是个大男孩，可是他却立即证明他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名将之一。

查理十二出生于一六八二年六月十七日，个性很特殊，是个游侠之士，也是个狂醉之徒。他以战争为生活，他热衷于战争的困难和冒险，甚至超过胜利本身。前途越是无望，情况越是恶劣，他反而越是起劲。他的城府极深，不可测度。他的自信是无限的，而他的自欺能力也是无限的——照他看没有什么目标是他不能达到的。敌人的数量优势，敌军阵地的强度，自己部队的疲惫，装备和补给的缺乏，恶劣的道路，泥泞、雨雪、冰冻、烈日，一切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上帝故意设置的障碍，以此来考验他的天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任何危险和困难都只能鼓励他更向前进。他精神高昂，但也颇有自制力，言而有信，对纪律颇为重视。他在战场上能使部下把他当作神话中的英雄看待，对他的领导无比信任。他的无畏精神非常特殊，精力极强，此外他也具有战术慧眼，一眼就能看出敌人战线或阵地的弱点，然后立即象雷霆一样向那里打击。对这样一位奇才，奥古斯都和彼得却把他当小孩看待，一心只想瓜分他的领土。

为了获得对欧洲的天窗，彼得率领四万人，由戈洛夫金元帅指挥，于十月四日到了纳尔瓦，一等到攻城炮赶到就开始围攻。据说围攻部队环绕要塞前进，好象一只猫绕着一盘热汤一样。（见克鲁齐夫斯基所著《俄国史》。）

该城被占领之后，俄军立即接获了一个惊人消息。他们本以为查理还在与丹麦人纠缠，想不到他却已经率领“无数”大军，迅速向纳尔瓦前进了。彼得并不知道西面的战事已完全不如计划中那样发展。腓特烈四世相信自己的强大舰队可以守住海峡，不让瑞典人渡过，在四月已经侵入荷尔斯泰因。谁知在英荷海军的友善示威行动掩护之下，查理已经迅速溜过了这个狭窄海峡，并侵入西兰。这个果敢行动直接威胁到哥本哈根，丹麦不敢再战，于八月十八日签订了《特拉温特和约》，结束了战争。

摆脱了丹麦牵制，查理立即向东进攻。十月六日，到了爱沙尼亚的皮尔瑙，本拟解救里加——该城正受到萨克森人压迫；但是当他听说纳尔瓦正受到围攻，马上转向北面，在温堡停留了五星期以集中兵力，十一月十三日再度前进，十一月十九日就到了拉格那，距离纳尔瓦只有九英里。直到此时彼得才知道敌人已经接近，这个突袭来得太快，使他感到无比恐惧，就指定德·克鲁伊亲王任总指挥，自己却与戈洛夫金元帅先溜走了。尽管敌军在数量上占有五比一的优势，查理还是镇定自若，第二次他只率领八千人，在风雪掩护之下进攻，他大声呼喊道：“这是天赐良机，风雪在我们背后，敌人无法看清我们的人数是如此稀少。”半小时后他已攻入外围，俄军马上弃城而逃。

这次胜利之后，查理就在多尔帕特宿营过冬；他是想等春季解冻之后再攻击奥古斯都。虽然有人批评他不追击彼得，可是从战略上看，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他继续向莫斯科追击，结果将让奥古斯都有了切断其交通线的自由，这才是真正愚蠢的行为。查理留下一万五千人防守波罗的海诸省，到一七○一年六月，他就出发进行波兰会战。七月八日，他在烟雾掩护之下渡过了杜那河，在杜那蒙德击溃萨俄联军三万人，并蹂躏了库尔兰。

一七○二年一月，他又开始向华沙进发，于五月十四日占领该城；七月二日，在克里索击溃了萨波联军。三个星期后，他只握着一根手杖，站在克拉科夫城下，凭着惊人的勇气攻占了该城。一七○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普乌图斯克再度击败萨克森军。六月六日，他宣布废除奥古斯都，另行指派斯坦尼斯拉斯为波兰国王。在这许多次会战中，他在数量上总是处于一比二或三的劣势。

查理在波兰境内作战时，彼得的神经恢复了正常，又侵入了因格里亚。一七○二年一月七日，在埃勒斯特弗，用突袭击败了施利芬巴赫将军指挥的瑞典军；七月十八日，又在哈默尔斯多夫用突袭击败了另一支敌军。获得这些成功之后，他于十二月十一日占领了诺特堡镇，并改名为施鲁斯堡（意即“钥匙城”）。

彼得征服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涅瓦河口，在九世纪瓦兰吉亚人曾经过这里，向南挺进到诺夫哥罗德。次年五月十六日，他建立了圣彼得堡，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向欧洲打开了一扇天窗。

一七○四年春天，在蹂躏了因格里亚之后，彼得又包围多尔帕特和纳尔瓦。多尔帕特于七月二十四投降，纳尔瓦于一个月后被奥格维将军——在俄军中服役的苏格兰人——攻陷，居民全遭屠杀。彼得现在希望媾和，但是查理却不理他，到一七○五年，彼得决定援助奥古斯都，六月份奥格维出现在普乌图斯克城下。瑞典将军列文豪普特便退向里加，俄军在占领库尔兰之后，在格罗德罗宿营过冬。

一七○六年一月，查理突然在东波兰出现，但是在格罗德罗的奥格维拒绝出战。同时，奥古斯都从格罗德罗进入波森，企图摧毁莱因斯科尔德将军指挥的一支小规模瑞典部队。这个目的一旦达到，可以打击查理的后背，而奥格维也可以从前面加以夹击。计划完全失败了，因为在二月三日，莱因斯科尔德在弗劳施泰特——在格洛高以北——击败了萨克森军，于是彼得命令奥格维放弃重炮和辎重，撤过已经封冻的涅曼河。查理一直追到平斯克，才又撤回伏尔海尼亚，这才使彼得松了口气。他把部队留在这里，然后赶回萨克森，想从根本上解决奥古斯都。

查理及其陆军在帝国的心脏部分出现，使欧洲各国宫庭都大为震惊。英格兰和大同盟因最近刚刚获得了拉米伊会战的胜利，所以他们怀疑瑞典人是受路易十四世的收买而赶来捣乱的。马尔波罗公爵被派往莱比锡与查理会晤。他得出结论，认为查理并无帮助法国人的意图，所以主张维也纳政府设法敷衍他。结果是在一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选帝侯的代表在德累斯顿与查理签定了《亚特兰施泰特和约》，于十月二十日得到奥古斯都批准。依照其条款，奥古斯都废弃与彼得的同盟条约，并承认斯坦尼斯拉斯为波兰国王。如今彼得已处于孤立地位，又希望与查理言和，但是查理却拒绝与他通信，所以彼得只好准备独力作战。他的计划是避免决战，而把敌人引入一个残破的国家，并依托“冬将军”来完成剩下来的事。如《彼得大帝传记》所说：“沙皇是要使用全部的俄国来对付瑞典人，而时间，空间，寒冷，饥饿都是他的堡垒。”

在一七○七年春天彼得就开始工作，成群的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被送入波兰直到西里西亚边界，他们到处蹂躏，许多村镇都被烧为赤地，包括拉维奇和利萨在内。同时对莫斯科的防御和克里姆林宫的要塞工事也都加紧修补和增强；情况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所以莫斯科人谈论的除了战斗与死亡以外，简直没有什么其他话题。这丝毫不足为怪，因为查理的威望已经到了顶点，除了极少数清醒的观察者以外，整个欧洲都预测他可以摧毁沙皇，并在克里姆林宫受降。

九月初，查理率领骑兵二万四千人和步兵二万人从西里西亚出发，装备之精良和兵力之强大，在他指挥过的部队中是绝无仅有的。彼得听说他开始前进之后，就把主力三万五千人集中在格罗德罗，骑兵则在明斯克以供支援。查理在维斯杜拉河边的斯鲁普斯停留了四个月之久，正确原因已不详，可能是想等冬季封冻，使道路凝固和河流可以越过时再前进，因为俄国人已把一切桥梁都破坏和烧毁了。查理留下克拉索将军率领八千人驻在波兰，以支援斯坦尼斯拉斯的不稳定政权。接着在一七○八年元旦，他渡过维斯杜拉河，向立陶宛进发，但是他并未采取通过普乌图斯克-奥斯特罗文卡-沃姆扎的大路，而是经过马祖里的森林和沼地前进。一般的看法是他想找一条过去没有任何军队走过的路线。

彼得听说他来了，就匆匆赶到格罗德罗。查理在一月二十六日接获了这个报告，他立即率领骑兵九百人加速挺进，冲开了俄军守护涅曼河桥梁的骑兵二千人，一直冲入这个要塞，才发现彼得已经两个小时之前溜了。从格罗德罗，查理转向东北，到了维尔亚河上的斯摩戈尼，再转东南，到了拉多斯科维奇——在明斯克以北——他在那里宿营直到六月。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收复波罗的海沿海各地，（二）继续追击彼得。对瑞典人而言很不幸，他采取了后一条路线，而彼得却以为他会采取前一条路线，所以已开始把那些可能同情敌人的居民撤往内地。在多尔帕特等地，老幼病危的居民也都在隆冬之中被装上雪橇运往内地，以补充俄国的奴工营。

六月十七日，查理在拉多斯科维奇拆营前进，六月二十九日，在鲍里索夫强渡别列津纳河。接着在七月四日，他在瓦比斯河上与缅什科夫和舍列梅提夫率领的俄军遭遇，并在霍洛维琴附近将他们击败。

虽然如此，俄军却打得很精彩，自从纳尔瓦围攻以后，他们已经学到了不少经验，可是不幸得很，查理对敌人却依然那样轻视，所以他一点新东西都没学到。查理从霍洛维琴前进到第聂伯河边的莫吉廖夫，七月八日该城投降。

查理在莫吉廖夫时，乌克兰的酋长马泽帕派代表来见他。（注：此人本为一个波兰贵族的私生子，在青年时期在波兰宫廷中任侍卫，因为诱奸王后，被裸体绑在马背上，放逐于乌克兰草原中。为哥萨克人收留，到一六八七年被选为他们的酋长。）马泽帕建议，若查理肯保护乌克兰独立，他就愿意出三万哥萨克部队支援查理。此时的乌克兰在名义上分属波兰和俄罗斯，可实际上却是完全独立的。在过去俄国、波兰和鞑靼人之间的战争中，它经常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土耳其战争中，马泽帕曾为彼得担负通信任务，并且对他很友善。但是现在却被彼得的改革运动吓坏了，担心最后会导致他们丧失独立。所以查理登场之后，他就决心倒向瑞典人这边。查理认为这是解决其补给问题的一个良策，因为乌克兰在水草、作物、牲畜等方面都很富饶，所以他接受了马泽帕的建议。因为他在莫吉廖夫还有相当数量的补给，可以使他的部队维持一些时日，所以决定在那里等候。一方面列文豪普特已从里加出发，带来兵力一万一千人，一个补给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另一方面也等候乌克兰的反叛爆发。他的个性是不耐久等，六月十六日，他越过第聂伯河，前进到索日河上的切利科夫。彼得和俄军的主力于是从高尔基进到姆斯季斯拉尔夫。查理又转向北面，九月九日在多布里遇到俄军。经过两小时战斗，俄军撤退，瑞典军跟踪追击，直到位于鞑靼斯克的俄国边界；从那里往前看，使瑞典军感到了惊慌，因为除俄国村庄正在焚烧中的烟火以外，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

有生以来第一次，查理开始犹豫不决。他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在会议中，莱因斯科尔德将军主张慎重，建议等待列文豪普特到达，因为现在补给纵队是不可或缺的，并劝他退往利沃尼亚宿营过冬。但查理拒绝考虑撤退，更不幸的是，当会议正在进行时，他接到了马泽帕的急报，要求他立即前进不要延迟，否则马泽帕的部下有一部分就会变心而倒向沙皇那边。这个呼吁立即决定了问题，查理不再等候列文豪普特——他此时已经到了第聂伯河上的希克罗夫的附近，相距六十英里以外——而决定向南前进，以便与马泽帕会合。他认为只要自己在那里出现，这个计划就不会失败。计划的确切内容已不清楚，不过据阿德勒菲尔德所著《查理十二战史》中的记载，情况如下：双方同意当瑞典军在塞沃里亚——夹在杰斯纳河与索日河之间的地区——宿营过冬时，马泽帕应动员其哥萨克人，并与白俄罗斯和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缔结同盟，此外还有卡尔梅克人，若可能还应联合克里木境内的鞑靼人。同时，他应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富饶地区搜集补给。照阿德勒菲尔德判断：“这个计划若能顺利进行，即迫使沙皇向北退到莫斯科附近和伏尔加河地区，那里的经济状况远不如南方富饶，很难供养他那样大规模的陆军。而且尽管在数量上他们处于优势，却不敢在野战中与瑞典军进行正面交锋，所以这样可使瑞典统治任何地区。在军队缺乏补给的状况下，沙皇的力量必然会自动崩溃或向征服者投降。”

与这个过分乐观的作战配合，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和克拉索将军也各率一个纵队进入了俄罗斯，斯坦尼斯拉斯到了基辅，克拉索则到了斯摩棱斯克。雷贝克将军率军一万二千人从芬兰侵入因格里亚，并将焚毁圣彼得堡。阿德勒菲尔德说：“所有计划都很具体，任何有理智的人只要对它们略加分析，就一定会认为瑞典人必然成功。”

这种说法与事实实在差得太远。不仅因为查理是个性情冲动的人，从来不愿完全依照计划行事，而且如拿破仑指出的，在这场会战中，他几乎违背了一切战争原则：他没有集中兵力；放弃了作战线；切断了与基地之间的联系；并在敌军正面作侧进运动。除了进攻思想以外，查理几乎毫无计划可言，而且尽管马泽帕的情况是如此迫切，但不等候列文豪普特，从战略上来看仍然是个愚蠢行为。自此以后，查理在行动上都表现出他已经心智失衡了，一方面是他对自己的过分自信，另一方面是过于轻视敌人。

早在五月间，列文豪普特在里加奉命准备一万一千人的部队，一个炮兵和弹药纵队和一个补给纵队，份量足够支持他自己的部队达十二个星期，或支持全军达六个星期之久。接着在六月初，他又奉命进到别列津纳河，但命令到得太迟，所以他在七月以前无法出发。而等他出发时也没有接到通知，并不知道查理已经向南移动以与马泽帕会合。当列文豪普特于九月二十八日到达希克罗夫之后才大吃一惊，因为查理早已南进，并命令他越过第聂伯河和索日河，向乌克兰境内的斯塔罗杜布前进。

列文豪普特觉得这道命令简直是一份死刑判决书，因为在这两条河之间驻有大量俄军，但是他除了服从以外别无选择。他散发了一些假情报，溜过第聂伯河，并于十月九日到了列斯那，距离索日河上的普罗普斯克只有几英里。在那里他受到攻击，在激烈战斗掩护之下，补给纵队冲到了普罗普斯克。到夜幕将垂时，他的情况已经变得如此严重，只好焚毁火炮和弹药车，让多数疲惫人员骑在马上撤入普罗普斯克。他发现已无法把补给纵队送过索日河，也命令将其焚毁，以后他一直进到索日河，找到一个徒涉场，渡过了该河。十月二十一日，他终于与查理会合了，但是原有的一万一千人已经只剩下六千人。

此时在北方，雷贝克也同样遇到了灾难。他于九月出发并已渡过涅瓦河，但是当他接近圣彼得堡时，却发现该城的防御十分坚强，是他不可能攻克的，就被迫退到维堡，在途中损失了三千人，六千匹马和所有辎重。这样一来，阿德勒菲尔德认为极有希望的全盘计划已经覆灭了。三支辅助部队已有两支被各个击破，而查理及其主力则被孤立在乌克兰边境。

查理现在的希望就寄托在马泽帕身上，希望他能鼓动乌克兰的哥萨克人造反，并提供战争必需的补给品。但是由于最近瑞典军累次战败，对马泽帕的部下发生了很大作用，于是计划被泄漏给了沙皇。

十一月六日，查理到了霍基小镇，马泽帕率领一千五百名哥萨克人来与他会合。第二天，斯塔罗杜布的守将斯科罗帕德斯基上校立即把查理来到的消息报告彼得。彼得就马上命令缅什科夫用最快速度，赶在瑞典军前先占领马泽帕的首府巴杜林，他于十一月十三日完成了这个任务。据阿德勒菲尔德记载：“损失相当可观，因为那里储存有大量火炮，弹药，铜铁，更重要的是大量的补给品。”五天后，马泽帕被废，斯科罗帕德斯基上校被指派为酋长。叛乱成为泡影，于是瑞典军的处境就好比沙漠中湖沼一样，各方面水源都已被切断。不过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因为欧洲恰好碰到一次严冬，使不幸的瑞典军更难以应付。

查理于十一月十五日到了杰斯纳河，发现俄军已经据守对岸，但他一点都不害怕，用木筏把部队渡过河去并击败了敌军。接着，他又到了苏拉河上的罗姆内，在那里他的饥军获得了丰富补给。此时，俄军采取与敌军平行的运动，占领了苏米和皮索尔河上的列别丁，每天都获得哥萨克人的增援，更不断的袭击瑞典军的搜粮人员。

十二月，圣诞节前不久，开始封冻，冬季的寒冷程度是当时整个欧洲的人民从未经历过的。波兰的海封冻，法国的罗讷河也结了冰，连意大利威尼斯的运河也被冰块塞满。在中欧，果树都被严霜冻死；在乌克兰平原，天气冷得可以让飞鸟冻僵掉到地上，酒坛中的酒都冻成一整块。

虽然查理在罗姆内住得很舒服，但是俄军就在他附近，对他的虚荣心是一种侮辱。彼得对敌人的心理是很了解的，他就制造了一个陷阱。当时加地亚兹镇驻有四营瑞典军，他就把大部分兵力开向那个方向，同时另派一个强大支队，命令他们一等查理离开罗姆内即设法攻占该城。尽管天气严寒，查理听说加地亚兹受到威胁，就不听诸将忠告，亲自领兵救援。接着俄军攻占了罗姆内，并纵火焚烧加地亚兹并撤出该地。查理到达之后，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都已被烧毁，已缺乏足够房屋来屯驻部队。

在从罗姆内到加地亚兹的行军中，瑞典军人受到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他们衣食两缺，冻死者在三千人左右，另有许多人被冻伤而丧失了作战能力。不过查理还是意气风发，并且也能以身作则，与士卒同甘苦，在他看来，任何可怕灾难都不过是其传奇的另一章。一月初，为了报复罗姆内的丧失，他又攻占了维普里克小镇。到二月底，他只用四百人又在克罗斯罗库兹克击溃了俄军七千人，然后在奥波赞那亚用三百人击败了五千人。在这两次战斗中，可以说都是他的英名把敌人吓败了，而并非靠真正的力量。

二月底，天气解冻，春季的泥泞使双方几个月都不能进行积极活动。彼得前往沃罗涅什去检阅黑海舰队，而查理则宿营在夹在皮索尔河与沃尔斯克拉河之间的鲁迪斯切。当列文豪普特加入时，他的全军约有四万一千人，现在已经减到两万，其中还有两千人是跛子，火炮减到了三十四门，剩余的火药也大部分损毁。虽然如此，查理对他已经完成的工作似乎感到十分满意，四月十一日，他写信给波兰王斯坦尼斯拉斯说：“我和我的军队都处于非常良好的条件之下。”但他的首相皮普尔伯爵所讲的故事就完全不同了。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写信给妻子说：“军队所处的情况，其可怜程度已经无法形容。”

到一七○九年春季，情况已经恶劣不堪，瑞典诸将都力劝查理返回波兰。查理不听劝告，因为他认为最后胜利是有把握的。最近他已命令斯坦尼斯拉斯率领克拉索的军队来与他会合，同时他也与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人约定，要他们从南面攻击俄军，而且他还希望鞑靼人能帮助他。查理的心思只要一句话就可说明：当他决定要做什么时，不是说已经完成就是说一定会完成。拿破仑说过：“将军决不可纸上谈兵，这是他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意思是说一切计算必须以事实为基础，而不可以幻想作基础。从来没有一位将军象查理这样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中而不能自拔。他经常进行规划，给自己远大前景，这些规划都是其幻想的表现，几乎毫无现实意义。他寻找的不过是自我表现的借口。虽然如此，尽管有这些幻想，但却必须争取时间，因为斯坦尼斯拉斯还在九百英里以外。更重要的是补给已快用完，为了补给和增强自己的地位，他拒绝了诸将劝告，决定围攻波尔塔瓦——这是一座设防的小镇和仓库，位于基辅-哈尔科夫大路上，靠近沃尔斯克拉河西岸，这条河是南北流向的。他的炮兵已不适用，弹药多已损坏，兵力也不够进行完全包围，而缅什科夫的俄军八万人就在附近，只要一听到枪声即可赶来，可是查理对这许多不利因素却一律不加考虑。五月二日围攻开始时，查理看到该城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并未投降，不禁骇然道：“什么！俄国人真是疯了，竟会照正规方式来进行防御！”

六个星期以后，俄军还是没有投降。围攻开始之后，缅什科夫的军队就进到了沃尔斯克拉河的东岸，正对着波尔塔瓦，掘壕相望，在它对岸也有一支瑞典的掩护部队。此时，彼得本人正忙于削平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叛乱，这是马泽帕鼓动起来的，必须等他们在第聂伯河中各岛上的巨大水上要塞被攻陷之后，彼得才能与他的军队会合。到六月初他才达到目的。于是他决定：（一）派遣突击部队去限制敌人搜劫补给，（二）用佯渡沃尔斯克拉河达到波尔塔瓦南面的行动为掩护，而突然把主力送到该河西岸，达到波尔塔瓦以北的位置。

这个计划在六月十七日开始执行。围攻进行之际，瑞典军的地位继续转劣，直到情况已经变得十分紧急，查理才求教于列文豪普特，他又劝查理退过第聂伯河，并与波兰保持接触。查理还是不听。六月十七日是查理二十七岁生日，一清早被彼得发动的佯攻噪音惊醒，就在列文豪普特随护下，骑马向沃尔斯克拉河上寻视。他们接近敌人达到了火枪射程之内，先是列文豪普特的坐骑被击毙，接着查理脚上也中了一枪。他拒绝下马，仍然继续侦察敌情。回营后才发现从脚跟到脚趾整个脚掌都被贯穿。伤势是如此严重，使查理不能亲临战场，而在这时，他的出现却是最需要的，所以对瑞典人而言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幸。

听说查理负伤之后，彼得本来一直都以避战为原则，现在却决定接受会战，为吸引他的敌人到开阔地带，他在黑夜掩护之下，撤出了他从六月十七日以来在波尔塔瓦以北建立的设防营地，而向下游移动，在距离该城两英里内的地方另建了一座新营地。和前一个营地完全一样，采用长方形的形状，东面位于沃尔斯克拉河边，南面有一个有溪流穿过的森林掩护。查理负伤卧病时收到下述消息，斯坦尼斯拉斯和克拉索都被牵制住了，不能离开波兰；而苏丹也不会直接或间接越过鞑靼人的地域来援助他。现在已经非常明显，查理既然拒绝解围和撤退，为了避免饥饿和失败，唯一出路就是进攻。六月二十七日，他召集了军事会议，指定莱因斯科尔德元帅代为指挥，命令他在第二天向俄国营地进攻。此时，列文豪普特认为应集中最大数量的兵力进攻，主张应该首先解除围攻，但查理并不同意，于是留下二千人监视这个要塞，二千四百人保护行李，一千二百人留在西岸以防俄军攻击侧翼。结果莱因斯科尔德剩下来的兵力一共只有一万二千五百人，一半步兵，一半骑兵，步兵的弹药是那样缺乏，所以奉命在攻击中只准使用刺刀。此外，除四门轻炮以外，决定把其余全部火炮都留在后面。这似乎是一种绝望的计划，但也并不尽然，因为查理的战术并非以数量或火力为基础，而是以速度和冲力为基础；他的目的总是乘会战刚刚开始就进行一个决定性打击，使敌人马上丧失平衡。象亚历山大用骑兵突击来对付纪律和领导较差的部队一样，查理的攻击方法也一再获得成功。不过这次却注定要失败，不仅因为俄军占有数量优势，更因为俄军的纪律和领导都已经大大进步，最主要是由于查理负伤，瑞典军的统一指挥已不复存在。

据说莱因斯科尔德并无计划，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查理并无交出统帅权的意图，他指定这位元帅为总指挥时，实际上最多不过把他当副手看待。必须了解这一点，否则对波尔塔瓦会战就无法加以解释。查理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计划，或者可以说是一个攻击思想，虽然并非书面的东西。不过在说明这个计划或思想之前，首先应该了解战场的情况。

上文说过，彼得的设防营地是个大长方形，东面面向沃尔斯克拉河，所以对这一面不可能加以攻击。在南面，因为又是森林又是溪流，所以也无法加以攻击，至少不适宜进行这种突击。在营地西面向西有一片相当宽广的平原，平原外为一片森林。在这个森林与营地南面的那个森林之间，有一个开阔的缺口。要想从波尔塔瓦方向来攻击营地，必须通过这个缺口，所以彼得也早有准备，在这里建立了六个碉堡来加以阻挡。此外，为了进一步限制这个缺口的交通，他在会战时又向南面增建了四个碉堡，与原有的六个形成直角。也就是说在战术上把这个缺口分成了两条甬道。

若不是查理而换了另外一位将军，那么对突破这个缺口一定会采取有秩序的方法，先用炮兵摧毁这些碉堡，然后再打开进入这个战场的门户。查理却一件工具也没有，他不是一位“轰击”将军，而是一位“突击”将军。所以他的意图是准备先不消灭这些碉堡而冲过缺口；其次用突击手段击散碉堡后面的敌军，最后把部队迅速向右旋转，把击溃的敌军赶进他们的营地，而瑞典军就跟踪追入。假如没有负伤，查理可能达到他的目的，因为在会战过程中，他会纵马驰骋于战场上，从这一点到那一点，亲自指挥一切。现在他却被迫躺在一个马驮的担架里，他的习惯性活动因此大受限制。这个结果也为阿德勒菲尔德所注意，他对这次会战的评论如下：“简而言之，这一天的情形与往常完全不一样，国王未负伤前总是来去如飞，到各处激励士气。所以他的负伤实为一切不幸的根源。因为他躺在担架中，当然不能迅速来往传达命令，所以在这一天，实际上并无真正的指挥，最后部队开始发生混乱，每个人都各行其是。”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副帅莱因斯科尔德不能代理指挥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查理惯用的作战形式中，一切成败的基础就是主将的个性和战术眼光，莱因斯科尔德能代替查理的程度，决不会比帕尔梅尼奥能代替亚历山大的程度更高。若明白这样的背景，那么就可以充分理解这次会战的混乱性质。集中了他的一万二千五百人后，为了在拂晓时能突袭敌人，在六月二十七日午夜，莱因斯科尔德先前进到一个面对这个缺口的地方；但是不幸得很，尽管瑞典人已经很谨慎的实行保密，可是彼得对这次运动还是已经风闻，并已把相当数量的骑、步兵展开在这些碉堡后方。

拂晓，瑞典步兵分成四个纵队前进，在那四个尚未完成的碉堡两侧分开，后面即为骑兵，分成六个纵队。但是从那一天会战的情形看来，似乎他们采用的攻击队形中有一个中央步兵纵队，由列文豪普特率领，两翼方面，左为斯帕莱将军的步兵纵队，后面是克鲁兹将军率领的一半骑兵，右翼为罗斯将军的步兵纵队，后面是施利芬巴赫将军率领的另一半骑兵。左翼向四个未完成碉堡的西面前进；右翼则向其东面前进。查理和莱因斯科尔德都跟左翼在一起。（注：中央纵队的进攻路线没有记载，可以假设是在左翼的右方或后方。）

这四个碉堡有如分水岭一样，所以会战立即发展成为两个独立行动。并未经过太多困难，左翼部队就把碉堡后方的俄军击退了，尽管碉堡中不断发射枪炮，可是俄国步兵却已溃散，而骑兵则直向沃尔斯克拉河边逃走。

在这次攻击中，可以感觉到有查理的出现，因为瑞典军都能不顾碉堡火力而奋勇冲过其间的缺口。但是右翼方面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因为罗斯企图用白刃战方式把每个碉堡逐一攻陷，却不知道学习国王的榜样从缺口冲过。结果是罗斯所部损失惨重，更糟的是他与全军其余部分脱节了。彼得注意到了这一点，立即派伦塞尔将军率领一万人去把他切断。差不多与此同时，因为施利芬巴赫将军是个骑兵军官，他对查理的战术也许比罗斯要更了解一些，他认识到罗斯的错误，就由巴姆菲尔德上尉陪同，驰马去见国王，准备把情况向他报告，但是很不幸，他碰到了伦塞尔的巡逻队并被俘虏。不久，罗斯看到有一大批部队向他前进，就派芬克上尉去察看。芬克看到施利芬巴赫将军与他们一起，就误认他们是瑞典军，于是也落入敌手。接着罗斯的部下就全被包围了。

这些不幸事件正在发生之际，瑞典军左翼已经进入平原，查理命令他们暂停在敌人的营地与碉堡之间。查理遥望伦塞尔的俄军，误以为是罗斯的部队，就派加伦克鲁克将军回去命令马泽帕，率领所部和炮兵来协助和支援对敌营的攻击。照阿德勒菲德所说，“国王在上午会战开始时就作出决定，假如他等待炮兵一起前进，将损失很多时间，从而影响其冲过碉堡线的计划。”加伦克鲁克走近伦塞尔的部队时才发现他们是俄军，就匆匆跑回报告国王，不久查理才知道罗斯已经被俘，他的部下非死即逃。

似乎在此之后，立即发生了整场会战中一件争论最多的不幸事件。当罗斯被围，查理已在平原上列阵之际，列文豪普特率领的中央纵队也已突破碉堡线进入平原，正打算向彼得营地的西面前进并准备发动冲锋。此时，据他自己说，从“国王的一个忠仆”手中接到了命令，叫他停止前进。虽然他感到震惊和迷惑，因为他相信胜利已在掌握之中，但是他还是无条件服从了。是谁发出这个命令却始终搞不清楚，莱因斯科尔德和查理都否认有这么回事。事实真相也许是这样：在整个会战中，查理和莱因斯科尔德经常轮流发命令，而在瑞典左翼初期胜利之后就开始出现混乱，于是各种互相矛盾的命令就在战场上前后追逐着。

一旦列文豪普特停止前进，最后的机会也就稍纵即逝。瑞典军最初获胜之时，彼得差不多已吓得要逃走了，罗斯的被俘又使他恢复了勇气，现在他看到查理还正在准备，就命令集中一切可用的火炮来对付瑞典军的最后突击。查理却决定不等马泽帕和炮兵到达而立即发动打击，因为他一向相信“趁热打铁”。对查理而言，不幸的是这块铁已经冷了，因为彼得神经已恢复正常，当查理等候罗斯时，他已经把四万人的部队从设防营地中拉了出来，在差不多一百门火炮支援之下摆成了战斗队形。

查理还是毫不畏惧，仍然命令前进，结果四千名瑞典步兵在两翼骑兵掩护之下立即向敌军冲去，他们冲锋时旁若无人，而且也获得了相当成功。接着敌人炮兵登场了，瑞典步兵在猛烈炮火之下，终于无法保持秩序。差不多一半瑞典步兵被炮火击倒，其余则被俄军的人海所吞蚀。大约正午时会战结束。

彼得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三次被枪弹击中，一颗穿过帽子，一颗穿过马鞍，一颗擦过颈边的十字架。查理也和平常一样亲冒矢石。他的担架兵和随从人员共二十四人，死伤了二十一个，担架也被炮弹击碎。他被移到一匹马背上，匆忙随众逃出战场。几小时之后，瑞典军的残部又在原有营地中集合起来，原有的一万二千五百人中，死伤三千人，被俘二千八百人。被俘者中有莱因斯科尔德元帅，四位将军和五位上校。俄军的死伤数字一共约为一千三百人。彼得大喜过望，甚至没有马上追击正在撤退中的敌人，而是先设宴庆功，并请俘虏中的高级人员一同参加，直到下午五点之后，才命令加里津亲王开始追击。

查理把残余兵力集中起来，从沃尔斯克拉河向第聂伯河退却，六月二十九日到了两河的交点皮里弗罗茨拉村。他们发现一切船只和架桥材料都已经被俄国人破坏或移走，但他们还是扎成一些木筏，使查理，马泽帕和一千余名骑兵渡过了第聂伯河。查理留下列文豪普特指挥残余部队，他自己率领这些随护骑兵，在创伤许可的限度之内，尽量加速退向布格河，然后再进入聂斯特河湾，在那里受到土耳其的优厚招待。此时，列文豪普特企图越过沃尔斯克拉向黑海进发，但当他发现无法达成这个任务时，就于六月三十日，率领一万二千余人向缅什科夫作了有条件投降。

彼得听到这个投降的消息后写信给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说：“现在，凭上帝保佑，圣彼得堡的最后一颗奠基石也已安放好了。”他派了一部分兵力到里加，另外一部分前往波兰与斯坦尼斯拉斯作战，自己则进入基辅。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一次庄严的感恩礼拜。主教普罗科维奇致辞说：“我们的邻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会说，瑞典陆军和瑞典的权威，所冒险侵入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巨大的海洋！他们跳下去就失去了踪迹，好比铅块被水吞噬一样。”这真是一个预言，未来的俄罗斯征服者都有机会尝试这种味道。

继波尔塔瓦之后发生的会战，却几乎把彼得赢来的东西都输光了。对他那个伟大对手所犯的错误，彼得似乎一点教训都没学会，并且还犯了使查理惨败的同样错误——在缺乏交通和补给情况下深入敌境。他本应听其自然，不必理会，可是却偏偏命令他的大使向土耳其政府要求引渡查理和马泽帕。土耳其认为延长俄瑞战争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时查理也表现出他的外交天才不亚于军事天才，在他鼓动下，土耳其政府于一七一○年十月把俄国大使投入监狱，并命令首相梅希米特率领二十万大军直压俄罗斯边界。

情况变得如此严重，到一七一一年三月，彼得向土耳其宣战，六月，指挥俄军的舍列梅提夫将军发现土耳其人的焦土政策已使其人员无法获得给养。接着，彼得亲自与他会合在一起。他也和查理一样愚蠢，决定继续前进。七月十六日他到了雅西。到这里后，补给困难开始使他吃不消，所以听到土耳其大军将至的消息，他不退回到普鲁斯河准备挖壕固守，部队因饥饿原因减少到三万八千人。八月十一日，土耳其首相领兵十九万人直扑俄军营地，但被击退了。假如他能一直加以围困，那么彼得不出数日将被迫投降。莫斯科国境内必将发生叛乱，而全部历史过程都要改写。但是土耳其却反而与彼得开始谈判，结果是准许彼得撤军，条件为割让亚速，拆除塔甘罗格等要塞，不再干涉波兰的国事，并给与查理自由过境回国的权利。查理本来还在为梅希来特拟定作战计划，听到这些条件不禁大怒，指控他为奸贼，要求将其撤换。结果战争时谈时打，一直拖到一七一三年。土耳其苏丹因为担心近卫军反对，就要求查理离开土耳其。可是他毅然拒绝了，二月一日，他在一个河湾受到土耳其人包围，想把他俘获为人质。在八小时内，他手下总共不到四十个人，防御着一座未设防的房屋，面对一万二千名土耳其军和十二门炮，他杀死了敌军二百人——有十个直接死在他的剑下——才力竭被俘。此后土耳其又继续与俄国谈判，于七月十六日签订了《亚德里亚堡和约》，使两国间的争端获得了最后解决。

一七一四年九月二十日，查理终于离开了土耳其，几乎单骑走过了奥地利和日尔曼。十一月，他突然在施特拉尔松德出现。在一七一五年整整一年中，他以超人的英勇防御该城，面对汉诺威、俄罗斯、普鲁士、萨克森和丹麦联军作战。十二月二十三日，施特拉尔松德城变成了一片废墟，他又逃回瑞典，召集了一支军队继续作战。直到一七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才在挪威的腓特烈斯顿要塞被围，在堑壕中被枪弹击毙。这就是古今战史中一个最奇怪的英雄的结局。

瑞典现在已经力竭，在一七一九年九月，为了继续对俄作战，与汉诺威、普鲁士、丹麦三国签订了和约，把不来梅、维尔顿割让给了汉诺威，把斯特丁割让给普鲁士。接着瑞典又英勇的打了两年，才真正打不下去了，这才开始与俄国谈判。结果到一七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才签订了《尼斯塔德和约》，结束了第二次大北方战争。依照条约，俄国获得了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因吉里亚、芬兰的科刻索姆省和维堡要塞。瑞典从此丧失了巨强的地位。

波尔塔瓦会战的意义，不仅是两个邻国间的一般战争，而是两大文明——欧洲与亚洲——的角力，所以尽管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可是俄国在沃尔斯克拉的胜利，却注定了是西方世界近代史上的大事。这使瑞典丧失了北欧的统一权，使乌克兰的独立告终，使斯坦尼斯拉斯失去了波兰王位。俄罗斯在本质上是个亚洲国家，现在却已在东欧获得了立足点。

但就当时而言，波尔塔瓦会战的重要意义却是建设性多于破坏性。彼得由此明白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正规陆军和一支波罗的海舰队，以此维持在欧洲的地位。波尔塔瓦会战进一步向他指出，要维持这样的兵力，就必须进行财政改革，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必须采用欧洲式的行政制度来代替东方式的旧制度。正如克鲁契夫斯基在《俄国史》上所说：“他的主要立法改革都属于波尔塔瓦以后的时代，所以战争是一个主要因素，使他把国家的行政制度化。他本人原来只是一个造船家和军事组织家，现在却走上了全盘改革的道路。”克鲁契夫斯基又指出：“因为彼得所有行动的推动力都是战争，所以其一切工作的起点都是军事改革，而最终目标则为财政改革。彼得开始工作时，只想改革国家的国防制度，以后才推广到国家的内政制度。”所以假如他在波尔塔瓦会战中被击败，那么这些伟大的计划将永远不会成形。对欧洲最明显的预兆，是在他有生之年一共建立了正规陆军二十一万人，再加上十九万非正规部队的支援，并建造了一支舰队，共有大型战船四十八艘，其他小船七百八十七艘。好比波斯王薛西斯的大军一样，在西方的东面地平线上，闪耀出一股可怕的杀气，成为亚洲人另一次入侵的预兆。所以波尔塔瓦也可以说是马拉松的倒影。

除了这些重大改革以外，从彼得思想丰富的脑海中，也涌出了无数小改革：例如禁止强迫婚姻，把妇女从绣房中解放出来，为莫斯科铺路，设立医院，医疗学校和卫生检查制度，采用新的字母，开发铁、铜和银矿，用镰刀收获作物。他要学的是西方的效率，从来不考虑成本。

人民的野蛮程度和他本人的坚强意志迫使他采用恐怖高压手段。象瓦利索斯基所说：“彼得大帝是一个工厂也是一座军营，因为他让俄国充斥着官吏，劳工和军人。”一七○八年，他派奴工四万人建造圣彼得堡，他们死在涅瓦河的沼泽中后，他马上再派去四万人，后来又送去四万人。这种暴虐手段引起了许多反抗，在一七一三年，他又采取告密的办法，对诽谤沙皇者进行告密的人都可以获得奖励。这也是赤卡和克格勃的始祖。据说在他的时代，俄国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他审判和执行儿子的死刑时，他的野蛮兽性达到了顶点。《生活杂志》在一七一八年一月对当时的圣彼得堡这样描写道：“城里人人自危，好比是一个刚被抢劫的地方，每个人不是告密者，就是被告密者。”人民遭到车裂和炮烙之刑，割掉舌头、耳朵、鼻子是常事。他的儿子阿列克谢备受毒刑，屈打成招，由一百二十七位审判官判了死刑。他似乎是被活活打死的。

彼得使这种野蛮兽性与欧洲的效率结合成一体，这样就产生了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也是一个半欧洲式的强国。其正式生日是一七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那一天，为了庆祝《尼斯塔德和约》，在圣彼得堡的特罗伊萨大教堂举行了庄重的感恩礼拜，彼得被宣布为“祖国之父，彼得大帝和全俄罗斯的皇帝。”这时他的版图已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鄂霍茨克海，从北极圈到里海边的阿斯塔巴德。这些都是波尔塔瓦会战以后的收获。莱布尼茨说：“你可相信，这里的革命已使许多人产生了恐慌。大家都认为沙皇在欧洲已是无敌的了，好比一个北方的土耳其人。”查理十二在波尔塔瓦被击败之后，整个欧洲也都被击败了。在胜利的第二天，莫斯科人就占据了小俄罗斯（东乌克兰），从而第一次在欧洲获得了立足点。欧洲又面临着一个新威胁，亚洲又开始运动了，但这一次，蒙古骑士穿的却是西方的盔甲。

大事记（六）：普鲁士的兴起及其扩张

普鲁士，更合适的称呼应为勃兰登堡-普鲁士王国——是十七世纪第二个新兴强国。但是其起源也和俄罗斯一样，应该上溯到第十世纪。同时也和俄罗斯一样，其扩张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因为普鲁士是一个内陆国家，四周都受到敌国包围。

公元九一九年，萨克森公爵亨利建立勃兰登堡作为对抗斯拉夫人的堤防。接着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殖民运动，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并入了日耳曼版图，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一二二六年，斯普雷河地区也被兼并，并建立了柏林城。同年，波兰的马索尼亚公爵要求条顿骑士团的领袖萨尔扎使原有的普鲁士人皈依基督教。这些普鲁士人本是一个斯拉夫民族，住在维斯杜拉河与涅曼河两河河口之间的地区。结果在一二三一年到一三一○年之间，这个后来被称为东普鲁士的地区被征服，埃尔宾（即埃尔布隆格）、戈尼斯堡和但泽等城镇都已建立起来。原有的普鲁士人大都被灭绝，代之以日耳曼移民。一三一三年，条顿骑士团总部就以马林堡作为永久性根据地。

结束传教任务之后，由于汉萨同盟丧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联合以及波兰亚盖沃王朝的兴起，条顿骑士团一蹶不振。一四一○年，他们在坦能堡战场上被波兰人惨败，从此再也没能恢复。七年后，勃兰登堡侯爵由纽伦堡城主腓特烈·霍亨索伦继承。一四六六年，依据《索恩永久和约》，普鲁士分为两部分：西普鲁士包括但泽在内变成了波兰的一部分；东普鲁士仍归骑士团所有，但臣属波兰。最后在一六一八年三十年战争爆发时，东普鲁士与勃兰登堡永远地联合成为一体，十七世纪的新普鲁士也由此诞生。

三十年战争结束了日尔曼的中世纪文明，也创造出法兰西与日尔曼对立的局面，这个局面使全欧都受其影响达三百年之久。当战争在一六四八年结束时，法兰西变得强大而集中，日尔曼却已分崩而力竭。不过勃兰登堡虽已丧失其人口的一半以及全部工业和贸易，但普鲁士却完整无恙。因为英吉利海峡阻止法国向北发展，而比利牛斯山脉又阻止其向南发展，所以法国就只好向东以日尔曼为侵略对象。从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定之日到一七○四年法兰西在布伦海姆受到决定性失败为止，日尔曼西部一再受到入侵。布罗伊说过：“路易十四派他的军队屡次渡过莱茵河，甚至连一点借口都不需要。结果使对方的爱国心被唤醒。杜伦尼的士兵当然不知道在他们的蹂躏下，日尔曼人的心里已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是日尔曼民族主义的起源，正好象法兰西民族主义是在百年战争中培养出来一样。一六四○年十二月腓特烈·威廉继承勃兰登堡侯爵时，这种民族主义就从这里油然而生。

腓特烈·威廉首先设法使他那残破领地能够吸收新的人口，他表示，所有移民都可保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因此有数以千计的荷兰人、法国人以及其他民族纷纷移入勃兰登堡，后来他们就变成“真正土生的普鲁士人”了。其次，他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权力是以战斗力作为衡量标准的，他的父亲在一六三七年已经建立了一支小型常备军，他加以扩大，使人数达到二万五千人。他把这支兵力当作外交和战略工具使用，阻止了东普鲁士落入波兰和瑞典手中，一六七五年他在菲尔贝林击败了瑞典，此后他在历史上就被称为“大选帝侯”。他死于一六八八年，由儿子腓特烈继位。一七○一年一月十八日，腓特烈在戈尼斯堡（即“王城”之意）自己加冕为普鲁士国王，就是腓特烈一世。一七○二年五月，作为共同对付法国的大同盟的成员之一，腓特烈出兵一万四千人，后来增加到四万人，这些部队在布伦海姆，拉米伊，奥德纳尔德和马尔普拉凯诸次会战中都作出了贡献，虽然普鲁士从《乌特勒支和约》中所获甚微，但是腓特烈的军队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中，却实在具有相当影响，所以到一七一三年战争结束时，勃兰登堡-普鲁士人民就成了崭新的普鲁士民族，对法兰西也成为一个经常存在的威胁。

《乌特勒支和约》签字之前两个月，腓特烈一世死了，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一七一三——一七四○年）接替了王位。他当时只有二十四岁，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重要性的人物。与他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完全一样，具有勤勉，暴戾和野蛮的个性，态度很象操场上的小班长。他在政府各部门都厉行节约，把这个王国的财政整理得有条不紊，并将四万名南日尔曼人移殖到东普鲁士地区。他的吝啬对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而言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他才有财力把陆军从五万人扩充到八万人。兵员的来源是强迫服役，或者用绑票方式猎取。军官的来源，是强迫所有适合服役年龄的贵族都必须进入军校受训，结训后进入部队服务。陆军力量的基础还不是数量，而是纪律和训练，训练是如此野蛮，所以他的儿子认为实际作战也许比在军营生活还要舒服一点。他的唯一消遣就是巨人榴弹兵团，为了组织成这支部队，他不惜到各国绑票，远至爱尔兰，在欧洲任何地方，只要个子太高就不会安全，甚至在意大利的迎神赛会中，表演的大个子必须用链条锁上。身材高大的妇女也会被他们抢去，以便与这些榴弹兵配合。

他随时随地都精力充沛，王后为他生了十四个孩子，其中第四个孩子生于一七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取名为卡尔·腓特烈，后来在历史上被称为腓特烈二世或腓特烈大帝，他父亲对他的态度极不正常，正如彼得大帝对阿列克谢一样。他不准他多吃东西；一七三○年，他企图把他绞死，以后又判处他死刑，当群臣反对时，他又在儿子眼前把他的好友卡特射死。一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腓特烈·威廉逝世，临终时许多人在他周围唱诗：“我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也赤裸裸的离去”，他还勉强挣扎着说：“不，不能完全赤裸，我要穿上军服。”

腓特烈二世发现他现在统治的是一个效率极高的国家，拥有充满财物的府库和欧洲训练最优良的陆军。但是普鲁士在战略形势上十分脆弱，没有天然陆疆，并且被强大的邻国所包围。在这种环境下，为了维持强国地位就必须向外扩张，但是扩张需要借口，即使很勉强也不要紧。腓特烈马上发现有一个现成的借口，就是奥地利的王位继承问题。

约瑟夫皇帝在一七一一年逝世，没有儿子，他的兄弟查理继位，就是查理六世。查理也没有儿子，所以在皇族间商定了一项原则。依照这个原则，查理的女儿玛利亚·特蕾莎应比约瑟夫的女儿玛利亚·阿玛莉亚拥有优先继承地位。阿玛莉亚于一七二二年成为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艾伯特的妻子。经过长期谈判，欧洲所有的重要国家都承认了这个原则，只有巴伐利亚例外。一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查理六世逝世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认识到这个协定非常脆弱，而欧洲诸国又四分五裂，意见分歧，并且知道奥地利亚毫无战争准备，腓特烈就一面动员陆军，一面派戈特尔伯爵去维也纳，说他承认特蕾莎的继承权（一七四○——一七八○年），必要时准备以武力协助她，条件为由他占领西里西亚。奥地利拒绝了。十二月十六日，腓特烈命令军队越过西里西亚边境，向布雷斯劳挺进，这就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开端。特蕾莎立即向其他国家求援，但他们的地位都并不比腓特烈高。一七四一年四月十日，施维林元帅在莫尔维茨大败奥军，战争这才走向全面化。巴伐利亚的查理·艾伯特为了争取帝位，也侵入波希米亚；法国为了称雄欧洲，越过莱茵河而成为巴伐利亚的同盟国；萨克森人和萨伏依人也参加了对奥地利的进攻，而英国和荷兰则准备进攻法国以间接支援奥地利。五月十七日，腓特烈在霍图西采再次大败奥军，并与法国缔结同盟。在英国督促之下，特蕾莎向他求和，把下西里西亚割让给他，以便此后可以集中全力对付法国和巴伐利亚。腓特烈随即退出战争，萨克森人也采取了同样行动。

摆脱了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压力之后，特蕾莎准备兼并巴伐利亚以抵补西里西亚的损失。隆冬之际，她迫使法军退出布拉格。一七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英国和汉诺威联军在莱茵河上的代廷根又击败了法军。腓特烈对此颇感震惊，因为他知道奥地利的胜利足以导致普鲁士衰亡，一七四四年九月，他又加入战争并入侵奥地利，但被陶恩元帅击败。法国慢慢地又转入优势，一七四五年五月十一日，萨克斯元帅在丰特努瓦击败了英军，接着在一七四六年七月二日又在劳非获胜。此时，腓特烈已被迫退出奥地利，奥地利和萨克森的部队跟踪追击，进入了西里西亚，到了一七四五年六月四日，在霍亨弗里德堡普军又被击败一次。不过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布伦海姆会战的老将利奥波德率领的奥萨联军在凯瑟尔斯多夫遭到惨败。这一战具有足够的决定性，迫使特蕾莎再次向普鲁士求和。这也合乎腓特烈的意愿，为了不让法国坐收渔人之利，他并不想在奥地利人身上寻求完全的胜利。

一七四五年圣诞节那天，奥普双方在德累斯顿签订和约。西里西亚和格拉兹都割给普鲁士，条件为腓特烈支持特蕾莎的继承权。这样，他获得了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一百万人口，回到柏林之后，他就自称为“大帝”。

虽然战争又拖了三年，腓特烈却完全置身事外。最后，除奥地利以外，所有交战国都感到疲倦，一七四八年十月到十一月之间签订了一个总和约，就是《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依据和约，腓特烈兼并的土地获得了保证，虽然还有少数极小范围的领土调整，但大致同意恢复到战前的状况。虽然腓特烈对其侵略结果颇感欣慰，但实际上这个和约只导致了暂时的休战。

第六章：罗斯巴赫会战和洛伊森会战

虽然卡莱尔称其为“最后的国王”，但腓特烈大帝却是一种独特的君主，仿佛是古代暴君或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王子，而不象他这个时代中行将崩溃的专制帝王和正在兴起的立宪君主。

他既是军人也是文人，并且把哲学与战争相结合——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充满了自我表现和自我矛盾，很难发现其真正个性。比如说很少有伟大的军人象他这样铁石心肠，敢于挑起战争，但是也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对战争具有彻底的认识，知道用这种手段来达到目的何其危险。他在《军事条令》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对胜利者和失败者具有同样致命的危险，那么凭借这样的部队（他的部队）就足以征服世界。”在他的诗句中这样描写战争：“铜头巨怪，战争之魔，为的只是嗜血和毁灭。”虽然如此，他却坚持说：“我们不应讥讽战争，而是应该铲除战争，好比医生铲除热病一样。”

虽然在他内心深处是谴责战争的，但他对和平的思想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从各种资料来看，他确实承认战争是“原罪”。有一次他与教育部长舒尔茨谈话，舒尔茨说过去大家都相信人性是罪恶的，现在却又以为人性是善良的了。腓特烈的回答却是：“啊！我亲爱的舒尔茨，你并不认识这个该死的人类！”以国王的身份而言，他心胸广阔，热爱自由。他说：“我同我的人民已经达成了令双方满意的谅解。他们说他们想说的话，我做我想做的事。”他对所有宗教派别都一律大度包容，因为他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经由他自己的道路进入天堂”。他开放言论自由，取消严刑逼供，发展科学研究，免费给穷人供食，为数千名老妇开办养老院，但却不让她们白吃，而是让她们从事纺织，这可以表现出他讲究经济的个性。虽然如此，有时他会十分野蛮。有一次他说，获得情报的最好方法就是抓住一个富人，让他换上穷人的衣服，将他送往敌国，同时威胁说：“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回来，就烧了你的房子，把你的妻儿剁成碎块。”

他有如一个由精灵和马基雅维里混合形成的怪物，由雷神之槌在火神的铁砧上锻炼成形。

除了亚历山大——可能的话再加上查理十二——以外，在古今所有名将中，腓特烈是最具进攻意识的。柯林在《战争的演变》一书中作了如下评论：“腓特烈二世呼吸的空气中只有进攻精神，无论何种情况，在任何作战中，即使面对优势敌军，他也总是采取攻势，他自己就是后续力。”有一次他说，凡是不主动进攻而坐以待敌的军官都要加以处罚。他总是采取攻势，而且几乎总是先下手为强。他说：“我们部队的整个力量完全寄托在攻击上，如果没有真正必要的理由而放弃攻击，那才真是蠢蛋。”

他不喜欢长期战争，不仅因为成本太高，而且军人的水准也会日益低落，应该明白在十八世纪，进攻成功的主要基础就是士兵在操场上的技巧（也就是运动的技巧）。此外，他也认识到因为战争足以决定国家命运，而建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让士兵吃饱肚子。所以补给才是一切作战的基础。战争拖得越长，补给就越感困难。虽然如此，因为他也跟查理十二一样总是不顾一切地进攻，结果常常遭到惨败，大有得不偿失的味道。

拿破仑对腓特烈大帝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说：

“越是危急关头，越显出他的伟大，这是我们所能说的最好的赞誉之词。”

“使腓特烈显得杰出的，不是他的运动技巧，而是他的胆大妄为。他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是我所不敢做的——他会放弃作战线，有时好象完全不懂战术。”

“在七年之间，普鲁士凭一国之力挡着欧洲三个最强大的国家。这不是普鲁士陆军的力量，而是腓特烈大帝一个人的功劳。”

探讨他的历次战役，就可发现使他如此伟大的原因不仅是他的勇敢精神，而且他对当时的战术条件也具有超乎常人的认识，同时知错能改。他认识到那个时代的战术迟缓而又笨拙。自从他开始其毕生事业时起，他就决定以机动和迅猛的火力作为他的战争体系的基础，这也是当时的战术所缺少的因素。他曾说过：“一个普鲁士步兵营就是一个活动的炮兵连。他们的装弹速度极高，使火力可以比其他任何部队都高出三倍以上。仅此一点就使普鲁士军占了三比一的优势。”虽然有此说法，不过在他早期的作战中，更多的是倚重刺刀，但他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在后来各次会战中，都是全力发展枪炮的威力。

他是一个伟大的炮兵专家，首创了第一支真正的骑炮兵部队，从175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在欧洲只有普鲁士拥有骑炮兵。因为奥地利总是采取防御，火线常常位于山顶，而预备队则在山后方，所以他也主张更多地使用榴弹炮。奇怪的是他从未认识到训练有素的轻步兵的价值，尤其是在科林会战中，使他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奥地利的轻型步兵，这就使人有些疑惑不解了。

以他的小战术为基础，腓特烈进一步发展出其特有的大战术。过去，由于部队调动异常迟缓，所以总是进行正面交战，这也是十七和十八两个世纪的通病。不过腓特烈却认识到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自己一翼的机动性远比对方优越，那么等对方慢慢把兵力部署好之后，就可以立即转向它的一个侧翼，重新展开攻击敌军，使对方来不及调换正面。这就是其大战术的精华，说起来好象非常简单，似乎很容易模仿，但事实上除非攻击方具有优越的机动性，否则不易成功。因此拿破仑说：“他的‘斜形战斗队形’只是对不善运动的敌人才有效果。”

腓特烈对这种战斗队形作了如下解释：“你面对敌人缩回一翼，并增强准备进攻的另一翼。利用后者的兵力，尽量对敌军的一翼进行侧面攻击。十万人的大军，如果在侧翼只受到三万人攻击，也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被击溃。这种部署的优点可以概括如下：（一）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可以与较强大的敌人作战，（二）在一个决定点上攻击敌军，（三）如果你被击败，那只是你兵力的一部分，你还有四分之三的完整兵力可以掩护你撤退。”

为了获得最高程度的机动性和迅猛的火力，腓特烈主要就是靠操练，有关这一点曾有许多无稽之谈。虽然那是非常严格，甚至有点野蛮，但是腓特烈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将其作为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不过他对那个时代的军人也的确不太尊重。在他的《军事条令》中这样说道：“一支军队的大部分都是游手好闲的人，除非将领们不间断地监视，否则这个由人组成的机器就会自动崩溃，那么所谓纪律之师就只剩下一句空话了。”他又说：“如果我的士兵都开始自己思考，那就没人肯当兵了。”此外他还说：“军人所应做的就是要具有‘团队精神’，就是承认他自己的团队是举世无双的。因为军官总是要领导他们走向最危险的地方，而他们这些人又不受荣誉感支配，所以必须使他们害怕军官更甚于眼前的危险。”

虽然他发表了这些高见，可是他对部下却并非不慈爱，有时他的态度也是很友善亲密的。有一次，一个逃兵被押到他面前，国王问他：“你为什么离开我？”这个掷弹兵回答说：“陛下，说老实话，我们的情况太糟了。”腓特烈开玩笑说：“好吧，今天让我们再打一仗，如果我失败了，明天我们大家一起逃走好了。”随后就把逃兵送回原部队并且不加处罚。

虽然后来这种普鲁士式的操练被人当成一种战争艺术，可是腓特烈本人却从未如此解释。拿破仑说过：“有一次在波茨坦宫前阅兵，他看到法国、英国和奥地利的年轻军官对这个斜形战斗队形极感兴趣，不禁掩口而笑。”事实的真象是：除非有腓特烈的精神，否则这种腓特烈式的操练并无用处。只要从他的《军事条令》一书中摘录几条就可以知道他并非只是一位操典专家：

我们注意的主要目标应为敌人的军队。（原书四十九页）

在战争中，狐狸皮有时和狮子皮同样必要，因为当实力失败时，狡计却反能成功。（原书第五十二页）

这是战争中一条永远的公理——确保自己的侧翼和后方，而设法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原书第一○一页）

骑兵得胜的一翼，不要让敌方骑兵能够再度集合，而应保持良好秩序向他们追击。（原书第一一八页）

如果毫无理由地让士兵流血，这是非人道的屠杀。（原书第一二○页）

虽然对伤患应该立即加以帮助，但却不可忘记杀敌的责任。（原书第一二一页）

如果还有任何事尚未完成，那么就不可自以为一切都已完成。（原书第一二二页）

我的错误是对我的军官有利的，因为他们确信，我一定会竭尽努力来加以改正。（原书第一二六页）

会战有一条定理，就是强迫敌人干他本来不想干的事，因为你的思想刚好与他对立。凡是他不想做的也就是你最希望他做的。（原书第一二六页）

虽然腓特烈需要和平，而且在《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签订之后他也说过：“从今以后，除非为了自卫，我连一只猫都不会加以攻击。”可是他却没能认识到使他获得成功的侵略行为的含意。这使奥地利怀恨，法国畏惧，于是两国捐弃旧嫌准备采取联合行动。对腓特烈而言很不幸，特蕾莎的首相考尼茨亲王却能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腓特烈的侵略已经使法奥之间的对立传统过时了，所以他向女王建议设法要求法国协助收复西里西亚，而以奥属日德兰作为报酬。特蕾莎采纳了他的建议，考尼茨就开始游说法国宫廷。他首先指出如果法奥两国继续争斗，那么只会使腓特烈一人得利。第二，由于俄国女皇伊莉莎白极欲吞并东普鲁士，而只要用马格德堡作为代价就可以收买萨克森，用不来梅也可以收买瑞典，所以如果以奥属日德兰为交换条件，法国同意支援奥地利的话，就可以组成一个七千万人的大同盟，从而把普鲁士和它的四百五十万居民从地图上抹掉。虽然这个建议与法国的传统政策相违背，但是法国宫廷中真正有权势的幕后人物蓬皮杜夫人——曾受过腓特烈侮辱——竭力帮忙。但是在获得最后同意之前，英国却采取了行动，使危机急转直下。

英国正与法国忙于进行“不宣而战”的殖民地战争，因为担心汉诺威的安全，不惜重金收买俄国，要他们将重兵集中在西部边界以保障汉诺威的安全。

腓特烈一听到考尼茨谈判的风声，马上就企图拉拢英国，表示愿意保障汉诺威的领土完整。英国政府立即接受了他的主意，因为与俄国女皇谈判的协定尚未批准，所以英国政府中途取消了谈判。接着在1756年1月，英普两国缔结了同盟，因为是纯粹防御性同盟，所以并不影响腓特烈对法国的条约义务。虽然如此，腓特烈却早已认识到一旦战争发生，侵入汉诺威必将是法国计划的一部分。最后在5月，为了对抗这个《威斯敏斯特条约》，法奥也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也是防御同盟的性质。因此到1756年夏天，欧洲就分化成为两个敌对阵营：一边是英国和普鲁士，一边为法国和奥地利，外加俄国、瑞典和萨克森的支持。

对奥地利而言，考尼茨计划是一个胜利，但是对法国而言却是一个乔装的灾难。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已经证明了法国海外殖民地的脆弱地位，在俄亥俄和印度，英法之间早在进行着“不宣而战”的殖民地战争。所以如果欧洲再爆发新的战争，那么法国必然是主要成员，那么其海外帝国的大部分就会化为乌有。后来果然如此。腓特烈从间谍方面获得消息，得知俄国女皇正鼓动特蕾莎加强军事准备，他认为如果等她准备好了再开战，对普鲁士将大为不利，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说：“让敌人骂我是侵略者，这是小事，但却不能让整个欧洲先联合起来对付我一个人。”

虽然普鲁士的地理位置使腓特烈采取的内线作战方式在这个环境中非常有利，但普鲁士却缺乏可供防御的边界，而且面对敌军，他的兵力处于一比三的数量劣势。在南面，如果奥地利与萨克森携手，他们距离柏林就只有四十英里；在北面，如果瑞典军集中到施特拉尔松德，相距就在一百三十英里以内；在东面，如果俄国人渡过奥得河，相距只有五十英里；在西面，如果从哈里附近进入普鲁士，那么法军到柏林也只有一百英里之遥。不过其中却有一个薄弱环节：这些国家的军队还停留在不同的准备阶段，奥军尚未与萨军合作，俄军还没有越过波兰的荒原，瑞典人也还没有渡过波罗的海，法国人也没有渡过莱茵河。

7月，腓特烈要求维也纳保证在波希米亚境内集中的奥军不是用来对付普鲁士的。结果只得到闪烁其辞的答覆。腓特烈决定不再等候，他留下11,000人防御瑞典，26,000人防御俄国，37,000人防守西里西亚，而亲自率领70,000人，于1756年8月29日，突然不宣而战侵入了萨克森。9月10日占领了德累斯顿。于是腓特烈封锁住皮尔拉，10月与奥军在洛博西兹遭遇，接着也将他们击败。

腓特烈入侵萨克森使欧洲各国大为震怒，认为他不讲道义，帝国会议一致同意废除腓特烈。同时，同盟国决定出动五十万大军击碎侵略者。

一等到道路没有积雪阻碍，腓特烈就前进到布拉格，在那里又与奥军遭遇，于1757年5月6日将他们击败。他一面围城一面继续向南前进，6月18日他在科林鲁莽的攻击道恩元帅指挥的奥军，对方兵力差不多要比他多两倍。腓特烈遭受了一次惨败，在33,000人的兵力中损失了13,000人，结果被迫解除布拉格之围，并撤出萨克森。

道恩的胜利使同盟国大感兴奋，决定从四面八方围剿腓特烈。他们的计划如下：萨克斯-希尔德堡豪森的约瑟夫亲王指挥帝国陆军33,000人，与索贝斯元帅率领的30,000人会合起来以收复萨克森。埃特雷元帅和黎塞留公爵共同指挥100,000人，攻击位于汉诺威的坎伯兰公爵；俄军17,000人已经占领了梅美尔，预定侵入普鲁士；瑞典军17,000人在斯登堡伯爵指挥下预定在不来梅登陆；而100,000奥军在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指挥下继续攻击腓特烈在科林的残部。这样一总算起来，差不多有390,000人集中起来对付他，不过腓特烈并不害怕，他面对道恩撤出了他的25,000人，行军一百七十英里赶到欧福去威胁索贝斯。

1757年5月1日，法王路易十五与特蕾莎签订了第二次凡尔赛条约，允许每年给她三千万“利弗”（法国古银币）偿付俄国人，作为支援的代价。

6月，埃特雷开始行动，7月26日，他在汉斯滕贝克偶然地击败了坎伯兰公爵，因为本来双方主将都已下令撤退，可是有一个支队没有奉命行事，结果使法军获得了一次意外胜利。随后，黎塞留公爵代替埃特雷，他与坎伯兰私自签定了一个条约，条件是允许英法两军整装回国。几星期之后，英法两国政府都不肯批准这个条约，而黎塞留却不去与索贝斯会合，反而依照法军的老习惯开始洗劫普鲁士。索贝斯也是一路走一路洗劫直到马格德堡，这是普鲁士的一个重要兵工厂，此后就以向柏林进攻为意图。

这时，俄国也已进入普鲁士，其野蛮行径闻所未闻。为了阻止他们，腓特烈命令列瓦尔特元帅率领25,000人，从大亚格恩多夫向俄军八万人进攻。8月30日，列瓦尔特发动了攻击，但是却遭到失败。到柏林之路已经畅通无阻，可是和通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俄军因为缺乏补给，自动的逐渐“融化”掉了。虽然如此，到10月份，腓特烈的处境实在已经危殆不堪，连他自己都认为战争已经输定了。

虽然发现自己的机会已经非常缈茫，但是他却不能坐以待毙，所以他决定还是向法军进攻。他留下贝文公爵率领41,000人在卢萨蒂亚对抗查理亲王的112,000人，他自己在8月25日出发前往德累斯顿去集中兵力。然后他从德累斯顿前往欧福，于9月13日到达，索贝斯则退往埃森纳赫。腓特烈就把十万“萨拉”付给黎塞留，贿赂他按兵不动，自己一路尾追索贝斯，肃清了戈萨，并留下了塞德里兹将军在那里监视他。9月19日，索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进往戈萨，但在遭遇塞德里兹之后即匆匆撤退。

腓特烈作战之际，贝文被逐回到布雷斯劳，而哈迪克伯爵则率领3,500名奥军攻击到了柏林。10月16日，哈迪克进入普鲁士首都，在获得三十万萨拉的赎金之后离开。听到哈迪克突袭的消息，腓特烈马上留下七千人，由凯斯元帅率领，负责防守萨尔河，自己亲自赶回去救援首都；但到10月20日，他才知道已经太迟了，就决定赶回来。而当腓特烈不在的时候，索贝斯已经获得了增援——布罗伊元帅率领的15,000人——开始侵入萨克森，10月27日，索贝斯到达威森菲尔斯，在那里他要求莱比锡的凯斯投降，但遭到断然拒绝。

回来之后，腓特烈又与凯斯会合，使骑兵增加到大约22,000人，索贝斯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退回到萨尔河。10月30日，腓特烈离开莱比锡，第二天进入威森菲尔斯，并立即攻击法军前哨，但却发现桥梁已被破坏。凯斯也发现在梅泽堡和哈里的桥梁都已被破坏。虽然现在腓特烈的地位很危险，可是索贝斯却愚蠢的放弃了萨尔河一线，退往米谢尔恩。腓特烈修复了这三座桥，于11月3日渡过萨尔河，在米谢尔恩附近的布劳恩斯多夫宿营。他命令塞德里兹率领骑兵1,500人去突袭敌营，并决定次日进行主力攻击。可是突袭却促使索贝斯乘着黑夜撤到另一个比较稳固的阵地。腓特烈发现这个营地十分坚强无法攻克，就在11月4日撤营前往罗斯巴赫。

索贝斯的懦怯使他的军官们大为不满，其中包括包尔色特——他在1744年到1747年间的战争中享有盛名——他认为腓特烈的地位已岌岌可危，所以建议索贝斯绕过腓特烈左翼，从而切断他的退却线。此外，如劳易德少将指出的那样，因为联军的人数对腓特烈几乎占有二比一的优势，所以他们趾高气扬，索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决定在第二天上午进攻，并准备用一个冲锋就解决战斗，因为他们的部下已经十分疲惫，似乎不愿也不能再拖下去了。

一旦决定之后，对包尔色特的建议根本未作执行准备。直到11月5日，有些联军部队已经出外搜掠之后，索贝斯才从希尔德堡豪森方面获得如下通讯：“对敌军的攻击已不能再浪费一分钟，他昨天的行动明显表示他并不准备攻击我们，而似乎是想切断我们与弗莱堡之间的交通线。所以我主张立即前进，占领希芬罗达高地，并从那里攻击他。”直到这时索贝斯才开始备战。

双方准备交战的战场是一个宽广开阔的平原，缺少树木，罗斯巴赫村位于一个低缓的小丘上，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联军营地。在罗斯巴赫与梅泽堡之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在小溪南面就是雅努斯和波尔森两座小山。卡莱尔在《腓特烈的历史》中形容道：“这种松软的沙泥只有拉车的马可以感觉到，而走路的人则感觉不到，因为他们很少见过如此平坦的山地。”平原南面是萨尔河，数英里外有威森菲尔斯小村，位于罗斯巴赫东南方。收到希尔德堡豪森的通讯后，索贝斯就派了部分法国骑兵，由圣戈曼伯爵率领，前进到罗斯巴赫以西三英里处的格罗斯特去监视敌营并且保护法军左翼。索贝斯命令部队在上午十一时拆营，成三个纵队前进。前卫是奥地利和帝国骑兵，中央为法国和帝国的步兵，后卫为法国骑兵。在佩特斯塔德，前卫暂停下来与法国骑兵会合，在举行了一次将领会议之后继续前进，并向莱因哈特斯韦本的方向作了一个左向旋转。他们的行动异常迟缓，军乐悠扬，旌旗招展，仿佛胜利游行一样。

腓特烈一直严密监视敌军的运动。他在位于罗斯巴赫的高屋顶上派了一位军官——高德上尉，并且派出许多巡逻队，有些一直深入到法军所放弃的旧营地之内，并从农民口中获悉索贝斯已选择通过威森菲尔斯道路，但是他却无法判断敌军的正确方向：（一）可能向弗莱堡前进，因为他们缺乏补给；（二）可能向威森菲尔斯前进，但又似乎不象，因为那里的桥梁还未修复；（三）可能向梅泽堡前进，以切断腓特烈在萨尔河上的交通线。两点钟左右，正当国王用膳时，高德冲进房间，报告说敌人已经到达佩特斯塔德，并正向普军左翼旋转。腓特烈亲自爬上屋顶，看了一下马上就明白敌人是想从侧面和后方来攻打他，并将他赶离自己的交通线。下午两点三十分，他下达了命令，命令的执行是那样迅速，所以有一位法国军官形容说：“好象歌剧中变换布景一样。”

到下午三时，营帐都已拆卸装车，部队纷纷开动。当此之时，三十三岁的塞德里兹将军，率领三十八个中队的骑兵，首先疾驰而去。他前进到罗斯巴赫小溪，除右翼方面留有少数骑哨外，其余毫无掩护地直取雅努斯和波尔森两个小丘，紧跟其后的就是步兵和十八门重炮；腓特烈命令将重炮阵地放在雅努斯山上，右方为步兵，左侧是塞德里兹的骑兵。在罗斯巴赫留下七个中队监视圣戈曼。

尽管运动如此迅速，但索贝斯却产生了相反的错觉，认为普军是在全面退却。所以他命令前卫赶紧向雅努斯山前进，他匆忙地下达了命令，因此对如何部署兵力竟完全没有指示，也没有命令战斗人员留下他们的包裹和营具。这些步兵以三个绵长的纵队前进，领先的是法国的皮德蒙和梅里两个团。在右纵队的前面和侧翼是两个团的奥地利重甲骑兵和帝国骑兵，预备队为十个中队的法国骑兵，另有十二个中队保护左翼。完全没有进行地形侦察，也没有前卫，全军完全是盲目前进。

现在战术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索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想迂回腓特烈的斜形攻击队形。他们的理由是：既然我方在数量上占优势，而腓特烈也已经丧失主动，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绕过其左翼攻击他，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可是实际情形却完全不同。到下午三点三十分，他们就正好暴露出一个侧翼——前进纵队的头部——让腓特烈加以攻击——因为这时他的位置恰好适合这种进攻。使联军情形更糟糕的是到了这时，他们还是认为普军处于全面撤退之中，所以索贝斯又把布罗伊率领的骑兵预备队也放到前面，从而使普军的攻击目标更加明显。

此时，塞德里兹率领他的四千名骑兵，正在波尔森山地后面监视着联军纵队缓缓接近。当他们靠近之后，他不等命令就率领部下冲上前去。几分钟后，他把自己的烟斗在空中摇了一下，这是发动攻击的信号。据当时参战的法国骑兵军官卡斯特里记载说：

“我们还来不及列成阵形，普军的全体骑兵就冲上来了，仿佛一堵坚硬的墙壁，以极高速度推进。他们的右翼攻击奥地利骑兵，这时在纵队中能够立即应战的不过三四个中队。他们的左翼则向我们（法军）进攻。”

好比一把锋利的钢刀，普国骑兵在这一大堆尚未展开的敌军中往来冲突了四次，驱逐敌人向弗莱堡溃退。然后塞德里兹收回部下，在塔格维本的谷地中休整。

战斗进行之时，雅努斯山上的炮兵也同时向溃逃中的联军步兵开火，在这个强大火力掩护下，普鲁士的亨利亲王率领七个步兵营快步前进，攻击领先的敌军以支援骑兵。他的攻击是具有决定性的，正如一位沃尔滕堡的龙骑兵所说的那样：“那些炮火使我们整行地被撕裂，普鲁士的火枪兵成了可怕的刽子手。”

联军步兵被逐回后，前后挤成一团，塞德里兹又抓住这个机会，再次从后方打击他们，迫使他们落荒而逃。至于普鲁士炮兵，狄克尔在《七年战争》中有如下评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一天的成功是属于炮兵的。如果他们也象在科林会战时那样消极和无所事事，那么敌军可能已经展开前进了，他们的失败也就不会如此彻底，而骑兵的成功也就不会那样卓越。”

到下午四点三十分，会战的胜负已经完全决定了。

腓特烈的右翼在伦德斯塔特，左翼在莱因哈特斯韦本，在火炮掩护之下全面向崩溃中的敌军攻击。联军的退却变成了溃败。圣戈曼说：“在周围四十英里内，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事实上在整个会战中，法军的纪律都非常恶劣。虽然普军并未追击，原因是由于黑夜已经降临，而腓特烈又急于赶回西里西亚，但由于纪律废弛，使联军自己变成了乌合之众和惊弓之鸟。

普军损失为死165人，伤376人。联军方面为死伤3,000人，被俘5,000人，其中包括8位将军和300名军官。另有火炮67门、7面国旗、十五面军旗和许多行李。从政治上来说，很少有其他会战比这一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差不多一百多年以来，自从红衣主教黎塞留带领法国加入三十年战争之后，向东对日尔曼扩张一直都是法国的目标。巴拉丁曾屡次遭到入侵和蹂躏，可是正好比凤凰从自己的灰烬再生一样，日尔曼的民族精神兴起了，而罗斯巴赫战场上的腓特烈则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虽然欧洲人不能预测罗斯巴赫会战对未来的影响，可是整个欧洲却突然认识到法国陆军已经腐朽透顶，它那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破产。坦培霍夫将军在《七年战争史》中说：“在整个战争历史中，没有一场会战可以象罗斯巴赫会战这样产生特殊强烈的印象。无论敌友，无不耻笑联军将领。索贝斯失败后不久，路易十五居然升他为法兰西元帅，于是大家就笑得更起劲了。”

英国人听到腓特烈胜利的消息后，到处都放焰火庆祝。英国国会在1757年，只是很勉强地通过给与腓特烈164,000镑的军事援助；而到1758年，却自动增加到1,200,000镑。从金额的增加上可以反映出英国人的思想。虽则如此，这场会战的成果却极为有限，因为索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的溃败，只不过表示腓特烈的任务刚完成了一半，而西里西亚的情况仍然危险到了极点。

为了整补部队，腓特烈停留了一个星期；11月13日，腓特烈率领13,000人从莱比锡出发，于11月28日到达了170英里以外的帕赫维兹。此时，施维德尼兹要塞已于11月14日向奥军投降。贝文则于11月22月在布雷斯劳被击败，并已放弃该城。在帕赫维兹，腓特烈命令杰森将军去指挥贝文的败军，并命令他们于12月3日集中在该城。同一天，腓特烈前进到纽马克特，用一个轻骑兵的突袭将它占领了。在纽马克特，他获得确实的情报，知道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都已离开他们在洛赫的营地，并且进到了利萨，其右翼靠着尼皮恩村，左翼则在萨格舒茨村。腓特烈的迅速前进使他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以为他在罗斯巴赫之战以后一定会宿营过冬。

12月4日，查理和道恩把重炮留在布雷斯劳，匆匆渡过施维德尼兹河，在该河以西占领阵地。全军共有84个营，144个中队和210门火炮，总人数在六万到八万之间，分成两部分：右翼由罗切斯率领，得到尼皮恩泥沼的掩护；中央位于洛伊森，左翼由纳达斯特指挥，位于萨格舒茨后方，战线向后绵延，并有鹿角保护。右翼骑兵位于古克维兹，左翼骑兵则在洛伊森。单以防御而论，这个阵地是很坚固的，不过却太长了，两个侧翼之间的距离达五英里半。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阵容，腓特烈只集中了36,000人，其中24,000人为步兵，共分四十八个营；另有12,000名骑兵，分为128个中队。他共有火炮167门，其中重炮61门，还有十门是超级重炮。战场是一个开阔平原，腓特烈曾在此地进行过演习，所以对地形早有充分认识。

12月5日上午五时，普军从纽马克特前进，腓特烈一马当先。在行进到距洛伊森一半距离时他命令全军暂停，把将领们召集到一棵桦树下，对他们作了如下训示：“如果让奥地利占领了西里西亚，那么我将一无所获。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决定违背一切战术规律，向查理亲王发动进攻，尽管他的兵力差不多要比我们强三倍。我必须冒险采取这个步骤，否则一切都完了。而且我们必须击败敌军，否则就全部死在他们炮火下。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做法。现在大家回去，把我所说的话向各团转达。”

腓特烈计划向前直进，达到布雷斯劳大路，在奥军右翼进行佯攻，然后利用敌人阵地过分延伸的弱点，横越过其正面前进，打击联军的左翼，将他们赶离交通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决定把全军都放在帝国军的左翼，用他的右翼进行最有力的打击，而将左翼缩回。有了这种预防措施，就不会重犯布拉格会战的错误，也不会象科林会战那样遭受重大损失。

部队休息完毕之后，腓特烈命令继续前进，直抵波尼村。前卫共为十个营和六十个中队——腓特烈亲自领先前进——主力分为四个纵队在后跟进，各团军乐队一路吹奏。军人们开始高唱军歌，歌词如下：

我要尽忠职守，
我的地位是您赐与，
我要快乐而勇敢的战斗，
我这样战斗，一定能成功！

有一位军官问国王是否命令他们停止唱歌。腓特烈回答说：“绝对不必，有这样的部下，上帝在今天一定会赐给我胜利。”

在波尼与敌军发生了接触。天刚拂晓，地面上还罩着一层薄雾，透过雾幕可以看见一长线骑兵横越大路展开，左端消逝在雾中，已不可见。最初他们以为是奥军右翼，但是为了更有把握，普军同时从正面和侧翼发起冲锋，才发现那是罗斯提兹将军率领的五个团——他们立即被击溃，有八百人被俘，包括身负重伤的罗斯提兹将军本人在内。接着又暂停了一下，不久晓雾全部消除，就看见了整个奥军战线，从尼皮恩一直延伸到萨格舒茨，看得那样清楚，几乎连人数都可以数出来。

波尼村的丧失对奥军的最后失利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腓特烈从那里可以望见联军的全部部署，而这个突起的地形却使奥军看不见普军主力正分为四个纵队向该村前进。在部队行将到达之际，腓特烈派出前卫中的骑兵去追击罗斯提兹的残部，也就是说向奥军右翼逼近，这一面是由罗切斯伯爵指挥的，他看到普军接近，以为这就是主力攻击，立即要求道恩元帅给予紧急增援。于是道恩将骑兵预备队和左翼骑兵的一部分送往这一面。这时，普鲁士军主力的四个纵队合并成两个纵队，到达波尼之后，就在高地掩蔽之下，向右作了一个旋转，然后向南前进。坦培霍夫说：“不可能看到比这更美丽的景象：各纵队前锋彼此平行，相互间的距离又如此一致，仿佛阅兵一样，只要一声口令就可以变成横队。”

行军序列如下：右翼在前，杰森率领四十三个中队，莫里斯亲王率领六个营，前卫为威德将军率领的三个营。左翼在后，由雷佐将军率领，包括其余的步兵，侧卫为德雷森将军所率领的四十个中队。每一支骑兵各有十个中队的轻骑兵提供支援。后卫由沃尔滕堡的欧仁亲王率领，包括二十五个中队。

由于腓特烈的部队突然失踪，站在弗贝尔维兹的磨坊上的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就以为敌军全面退却了。道恩说：“普军已经走了，不必干扰他们！”可是正午不久之后，又看到普军的先头部队在洛勃迪兹与萨格舒茨之间出现了，从那里他们威胁到奥军已经减弱的左翼。

突然面对着拥有压倒优势的敌军，纳达斯特立即向查理紧急求援。不过已经太迟了，大约在下午一时，威德在六门火炮支援之下，由莫里斯追随在后，开始突击萨格舒茨的防线。同时，纳达斯特也向杰森的先头骑兵中队冲锋，把他们向南面驱赶，一直追击到六个支援营的附近，他们的火力阻止了奥军骑兵，于是杰森脱离了险境，扭转头又向纳达斯特冲锋，把他逐入拉德勒森林。

到一点三十分，纳达斯特的这一翼已被击溃，在萨格舒茨与洛伊森之间的战场上，遍野都是逃兵，而普鲁士的轻骑兵则在后面追击，再后即为成双线前进的步兵。右面为威德，中央为莫里斯，左面为雷佐，全部都有重炮兵的支援，用纵射打击飞逃中的奥军。

当普军前进时，查理才知道已经受到突然打击，匆忙召回去增援罗切斯的骑兵，在等候他们的同时将步兵分别投入战斗。虽然洛伊森的防御很弱，但奥军却决定在那里坚守，利格尼亲王是当时奥军中的一位上尉，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载：

“我们拚命逃跑。我们的中校几乎最先被击倒。接着我们丧失了少校，最后军官只剩下三个人。混乱之中，我只好暂代指挥官，把所有人员集中起来，最多不超过二百人。我们退到风磨所在的高地上。”

洛伊森镇中的拥挤情形，和布伦海姆的情形一样糟糕，因为部队实在塞得太多，纵深从三十列到一百列。虽然如此，但是据坦培霍夫的记载：“激烈的战斗还是继续不停，敌人在失望之余困兽犹斗，一营又一营的兵力开上去，都不能成功。于是国王决定使用他的左翼。最后，这些近卫军在其资深的长官（现在为莫伦道夫将军）率领下以无比的勇气向前推进，经过半小时的激战，终于迫使敌人放弃了的阵地。”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从村子里出来，因为奥军已经把一个炮兵连撤到北面的山岭上，在他们的火力掩护下，步兵重新展开，正好与原有正面形成直角。腓特烈命令他左翼剩余的兵力前进，但却被敌军炮火赶了回来，于是他在布特堡小山上设立了炮兵阵地，包括超级重炮在内，将奥军扫退。圣保罗在回忆录说，会战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可怕的炮兵比普鲁士的步兵贡献更大。

当奥军被扫退时，正是四点钟。到了薄暮时分，罗切斯已经把奥军的右翼骑兵，集中在弗罗贝尔维兹，看见雷佐的步兵暂停不前，就向他的侧翼发动冲锋。对于罗切斯而言，可说是不幸之至，因为在拉达克斯多夫村后，正好隐藏着德雷森的四十个中队，这是他看不见的。突然之间，在布特堡炮兵阵地的火力掩护之下，他们冲入开阔地，三十个中队从正面向罗切斯冲锋，贝茹斯的龙骑兵攻击他的侧翼，而普特加梅的轻骑兵则迅速绕到他的后面。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攻击，结果罗切斯被杀，其部队被击溃。接着，德雷森向右旋转，从后方向奥军的步兵冲锋，而威德则从洛伊森附近，攻击敌军侧翼。夜幕将垂时，奥军已经全部崩溃，他们的退却演变成了狂奔。

腓特烈跟踪追击，一直挺进到利萨为止。他发现这个小镇挤满了溃兵，当他骑马进入该镇时，遇见几个奥地利军官，手里拿着蜡烛，他下马对他们说：“晚安，先生们，我敢说你们一定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我。我想在这里找个睡觉的地方。可以吗？”

12月6日，他命令休息一天，第二天前进到布雷斯劳，并派杰森率领一半骑兵和九个营的步兵及轻装部队，继续追击查理。他们一直追到12月9日，又俘获两千多人。布雷斯劳于12月19日投降，俘获守军17,000人和81门火炮。

如同所有会战一样，对洛伊森会战的损失估计有着各种不同说法。可能普军的全部死伤数字一共是六千人，而奥军则为一万人，此外还有21,000人被俘，并损失了火炮116门，军旗五十一面、车辆四千。依照腓特烈估计，在这个战役中，奥军的全部损失为41,442人，依照坦培霍夫的估计，则为56,446人。不管哪个版本更准确，但这种损失却是有毁灭性的。除了施维德-尼兹要塞以外，西里西亚全境都已收复，而且普鲁士也一跃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这个会战，坦培霍夫有如下评论：

“无论是在执行或后果方面，要想找出一个可与洛伊森会战相比拟的例子，那么在古代史中勉强可以找到一个，而在近代史中却可说是绝无仅有。它在军事科学中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腓特烈独创的战争体系，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有上佳的表现。”

拿破仑也说：

“洛伊森会战，在运动、机动和决断三方面都是杰作。单靠这一个会战，就足以让腓特烈永垂不朽，并可被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他在战役中所作的一切调动，都是合乎战争原则的。他没有当着敌军的正面侧进，因而他的纵队是敌人看不见的。在波尼战斗发生之后，奥地利人就认为他一定会攻击前面的高地，可是当他们坐待之际，他却在高地和雾幕掩蔽之下，以前卫作佯攻，而将主力继续前进去攻击敌军的左翼。”

对于本章所讨论的两个会战，如果能够加以比较，则似乎颇有趣味，因为它们都是斜形攻击队形的代表，但一个是最坏的，另一个却是最好的。在罗斯巴赫会战中，真是毫无战术可言，联军的指挥官根本没有计划。他们如能坚守萨尔河一线并继续采取守势，那么腓特烈就会不战而败，可是他们却偏偏放弃防守，使敌人获得交战的机会，这正好满足了腓特烈的愿望。他们对于这种运动完全是外行，好比对一个并不了解的体系死搬硬套一样，他们在敌人完全可以看见的情况之下前进，越过敌人的侧翼，并且也没有前卫。步骑炮三个兵种之间，根本没有合作可言，而且圣戈曼也始终没有尝试去发现敌人在干什么。在洛伊森一战中，腓特烈是运动、集中、破袭，然后打击。三种兵种的部署和合作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部下对他的将才具有深刻的信心，这是使腓特烈获胜的主要原因。

虽然在这个卓越的胜利之后战争继续拖延了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腓特烈也曾经遭受了很大的挫折，不过从整个七年战争来看，腓特烈个人总算是成功的，奠定了他作为古今伟大名将之一的身份。1758年8月25日，他在佐恩多夫击败了俄军，但是10月14日，他在霍赫克尔青遭到奥军的破袭，失败了一次，虽然如此，他还是把他们逐出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第二年8月12日，他在库勒尔斯多夫为俄军所惨败，柏林也被俄军占领，不过他还是击退了敌人。但他的精神却是永不言败的，1760年8月16日和11月3日，他在利格尼茨和托尔高，又连续击败了奥军。（要想在这些会战中评论腓特烈的指挥艺术，必须注意到他在数量上总是远比对方居于劣势。在佐恩多夫他以36,000人对52,000人；在霍赫克尔青，以37,000人对90,000人；在库勒尔斯多夫，以26,000人对70,000人；在利格尼茨，以三万人对九万人；在托尔高，以44,000人对65,000人。）

1761年，恶运再次降临，到1762年，英国人背弃了他，与法国人缔结了一个单独的和约。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使十三年之后，当美洲殖民地反叛时，英国人在欧洲竟找不到一个同盟国。这件事本身固然可以算是战争的重大后果之一，但却不能把帐记在腓特烈头上。

无论如何，罗斯巴赫和洛伊森这两大会战，不仅拯救了普鲁士，使其免于亡国，而且他们的记忆从此支配了日尔曼的历史，再透过历史支配了日尔曼人的心灵。这两个会战产生了民族的团结力和优越感，使日尔曼人民能够渡过拿破仑战争的难关，并且从这里，一步一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德国，终于代替法国成为欧洲的第一强国。这样也就结束了六百年来英法争霸的局面，而使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事记（七）：不列颠在印度的扩张

从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到一七一三年《乌特勒支条约》签订，英法两国在印度和北美都同样在进行逐步的殖民地扩张。到一六六○年“王政复辟”（即英王查理二世回国临朝）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重要收获是在一六三九年租借了马德拉斯，以及一六五一年在胡格利建立了工厂。但是直到一六六二年凯瑟琳嫁给查理二世，孟买的葡萄牙殖民地作为嫁妆送给英国之后，东印度公司才真正开始繁荣。六年后，孟买移交给公司接管，每年只付租金十镑。一六六四年，出于柯尔贝尔的要求，法国也组成了其东印度公司，在一六七四——一六七六年之间，在本地治里和金德讷格尔获得了贸易权。一六九○年，英国公司在加尔各答（原名卡利卡特）获得了类似权利。

在这个时代，莫卧儿皇帝还是印度的主人，公司都以他的政权作为谈判对象。但是一七○七年奥朗则布死亡之后，莫卧儿帝国开始迅速解体，环绕这个崩溃中的核心，有一圈半独立君主兴起了。这对欧洲人的公司而言非常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分别与这些独立的对象谈判，从而扩大了贸易机会。加尔各答的人口在一七○六年为一万人，而到一七三五年增加到了十万人，而公司的年贸易额增加到一百万镑以上，由此可见他们财运亨通。

一七四○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爆发时，在科罗曼德尔海岸，英法两国的主要贸易港口分别是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此外，英国人还掌握着圣达维德要塞，在本地治里以南，距离颇近。这些据点都已建成要塞，而且都位于海岸上，所以可以从海上进行补给和增援，这也是英法两国比那些土邦占优势的地方，因为对方没有战船。也就是说只要这两个主要贸易强国——英法两国——能控制印度沿海，就可以用饥饿的方法战胜竞争对手。所以，海权确实是殖民地问题的关键。

在英国被卷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时，理论上英法两国的公司即处于战争状态。但是这却对法国不利，所以在一七四二年，杜布雷侯爵——他于前一年被任命为法属印度总督——决心保持中立，并与英国在印度的当局展开谈判。但是英国当局却拒绝考虑，因为他们不能控制英国海军。结果是在一七四四年爆发了第一次卡纳蒂克战争。首先是巴尼特准将率领的支队威胁本地治里，因为当时法国在印度海面上没有任何舰队，杜布雷怕本地治里会被封锁，就向卡纳蒂克的行政长官安瓦尔求援，另一方面派人去请毛里求斯总督拉布尔东涅伯爵前来救援。拉布尔东涅于一七四六年三月出发，率领八艘战船，装载一千二百名援兵，于六月到达并迫使英国支队退往胡格利。此后在九月二日，杜布雷包围了马德拉斯，拉布尔东涅则从海上进行封锁。英国人也向安瓦尔求援，他命令杜布雷解围，但杜布雷表示拒绝，安瓦尔就派一支部队去对付他。等这支部队赶到，却发现马德拉斯已在九月十日投降，就把法军围在城内。可是这些为数不多的法国守兵却毫不害怕，反而突然出击，把行政长官的乌合之众击溃了。

接着，拉布尔东涅与英国人谈判，要他们支付四十二万镑作为马德拉斯的赎金。杜布雷对此表示反对，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此时突然起了飓风，吹散了拉布尔东涅的舰队，迫使他撤回毛里求斯。于是杜布雷废弃了这个赎城条约并围攻圣达维德。但是因为制海权已经转入对方手中，所以在围攻了十八个月之后，杜布雷被迫解围而去。一七四七年，在波斯卡温少将指挥下，一支由十三艘战船组成的强大舰队从英国驶往印度，以雪马德拉斯被攻占之耻辱。他们到达之后，于一七四八年八月开始围攻本地治里，但是到了十月，由于季风将至，所以暂时解围。不等他们再次进攻，《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签订了，战争就此结束。结果马德拉斯归还英国，但以布里敦角作为交换。

虽然第一次卡纳蒂克战争颗粒无收，但由此却可看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够同时控制陆地。所以在印度的贸易优势斗争中，由于英国在形势上比法国便利，较易获得对印度洋的控制权，总是使法国处于不利地位。实际上这种不利地位妨碍了法国的一切殖民事业；因为法国既然是一个欧陆强国，所以就无法一方面在欧洲称霸，另一方面又能守住一个巨大的殖民帝国来对抗英国。英国因为周围都有海洋保护，所以可以随意出入欧陆的战争，可是法国却不行，他们一旦投入战争，主要的努力就是必须获胜，否则就有为外敌侵入的危险，所以对殖民地的安全自然只是比较次要的考虑。假如法国企图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在欧洲称霸，另一方面扩张其殖民帝国——结果就会两头失败。这种不可能的工作不仅帮助英国变成了海上女王，同时也使普鲁士在日尔曼获得了称霸的机会。

虽然杜布雷对海权的重要性有充分的了解，但丧失海权并未使他失望。他是个有远见的人，看到安瓦尔的乌合之众在马德拉斯城前被完全击溃，这不禁触发了他的灵感——因为他认识到土著军队无论数量如何巨大，都不是少量欧洲精兵的对手。所以他认为只要手中能控制这样一支小规模的精兵，就是极其有效的武器，如果印度土王之间发生任何争执，这支部队将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希望能够发生这种争执，那么哪方面肯出重赏，他就去帮助那方面。事成之后，杜布雷就可以有一个强大的土王作为同盟者，这样在陆上他就可以击败英国人，而不用害怕英国的制海权了。

这个计划一旦决定，马上就有机会使他能够付之实施。一七四三年阿里逝世时，德干的省长阿萨夫贾就任命安瓦尔继任卡纳蒂克的行政长官。此时，阿里的女婿昌达正关在狱中。一七四八年他出狱之后，就企图重获其岳父的遗产。同年，阿萨夫贾也死了，其子纳西尔继位，可是另一位儿子穆宰费尔却以莫卧儿皇帝的敕命为根据，要求由他继位。这就是杜布雷的好机会，他马上加以利用，以协助推翻安瓦尔和纳西尔为条件，杜布雷与这两位阴谋者签订了秘密条约。一七四九年八月三日，这个三角同盟在安布尔之战击败并杀死了安瓦尔，昌达就顶替他做了卡纳蒂克行政长官。这样就引发了第二次卡纳蒂克战争。

英国人发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立即要求纳西尔收复卡纳蒂克。纳西尔虽然先获得了少许胜利，但在一七五○年十二月却被刺杀。杜布雷立即宣布穆宰费尔为德干省长，作为报答，穆宰费尔任命为杜布雷为总督，统治从克利须那河到科摩令角之间的所有莫卧儿帝国的土地，条件是杜布雷把布歇侯爵指挥的小规模陆军供穆宰费尔使用。

英国人看到杜布雷已经成了卡纳蒂克的真正统治者，而布歇在海德拉巴宫廷的地位又至高无上，终于认识到他们已经面临生死关头。侥幸的是在一七五○年，桑德尔斯被任命为马德拉斯总督，他是个具有杰出精力的人。他发现特里齐诺波里的岩石卫城足以控制卡纳蒂克大平原。这是由穆罕默德·阿里据守的，他与已死的安瓦尔有关系，所以桑德尔斯决定使该城变成对抗法国力量的重心。

一七五一年春天，杜布雷命劳领兵去夺取特里齐诺波里。此时，克利夫刚在马德拉斯加入英国陆军，就建议远征阿柯特，这是解除对特里齐诺波里压力的最好方法。桑德尔斯就让他担负这个任务。克利夫率领二百名英国兵和三百名印度兵攻占了阿柯特。昌达立即从围攻特里齐诺波里的兵力中抽调部队去收复他的首府。克利夫坚守了五十三天，使围城的敌军力竭，自行撤退。这个胜利使英国的威望大增，而使法国的威望相对减低。以后克利夫在秋冬两季又屡次获胜，法国的势力迅速崩溃。一七五二年，劳被迫在特里齐诺波里城下向劳伦斯和克利夫投降，他的盟友昌达则被处死。在德干境内，战争还持续了两年之久，尽管布歇在那里有卓越的表现，可是由于在卡纳蒂克的失败使法国对海德拉巴境内的控制无法加以扩张。由于法国的势力慢慢萎缩，结果法国政府认为杜布雷无能，决定将其召回。

一七五三年夏天，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戈德胡奉命代替杜布雷。他于一七五四年八月在印度登陆，杜布雷于十月回国。戈德胡首先缔结了为期三个月的休战条约，接着在一七五五年一月又签署了一个草约，不过必须要等其国内公司批准之后才能生效。但是由于七年战争爆发，这个草约始终未获批准。

第七章：普拉西会战

英法在卡纳蒂克地区争夺之时，在孟加拉也酝酿着类似斗争，和德干一样，这里也是由一个莫卧儿省长进行名义上的统治。他就是阿里瓦第汗，于一七四○年继承王位。在他晚年，由于英国人未经他的许可而在加尔各答增建要塞，双方开始发生摩擦。直到他于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逝世，情况始终未见改善。继承他的是他的女婿西拉吉，是一位少不更事，只知享乐的青年人，只有二十岁左右，虽然他有活力也有能力，但却优柔寡断，而且容易被宫中的嬖娈引入歧途。

他岳父活着时，西拉吉曾与戈西姆巴扎的英国工厂厂长瓦茨就加尔各答的要塞问题举行谈判。他还致书加尔各答总督德拉克，要求拆毁增建的要塞，他继位之后收到一封措词含混的回信。这位新君知道加尔各答守军不过陆军二百六十四人，武装平民二百五十人，其中只有一百七十四名欧洲人，就在六月四日，从首都穆尔西达巴德出发，攻占了戈西姆巴扎。

然后他推进到加尔各答，六月十六日，他在马拉塔城墙下出现，这是加尔各答陆地方面的屏障。欧洲籍人口中的大部分立即开始撤退；当船只遭到射击时，德拉克总督丧失了理智，可耻的丢弃了其余人员逃走了。发现他已经逃走，剩下的人就公推霍尔维尔议员为临时指挥官。六月二十日，霍尔维尔被迫投降，虽然西拉吉应允保护他和他的部下，可是在富商阿米康德指使下，瞒过了西拉吉，于六月二十日到二十一日夜间，把所有剩余的英军守兵一共一百四十六人全部监禁至威廉堡的黑洞。在这些不幸的人中，据说有一百二十三人因窒息和践踏而死。

一旦攻陷加尔各答，西拉吉又回到了首都，然后又出发与另一位王位继承者萧克特交战，将其击败并杀死。他没有认识到英国人控制海洋的重大优势，更没有想到英国人还会企图夺回加尔各答。所以他只留下一支脆弱的守军，交由马立克·桑德指挥。此时，德拉克和从加尔各答逃出的英国人都在弗尔塔避难。他们在那里使用阴谋，使西拉吉宫中的要人，马立克·桑德，阿米康德和贾盖特等都变成了英国的内应。七月十五日，西拉吉向戈西姆巴扎前进的消息刚传到马德拉斯时，基尔帕特里克少校奉命率兵二百三十人向北进发去增援加尔各答。

可是到八月五日，加尔各答沦陷的坏消息就传来了，使马德拉斯的董事会异常震惊，因为英法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而强大法国舰队的来到也在意料之中。但是董事会却并未丧失理智，而且很侥幸，恰好已有一支装备优良的陆海军可供应用。陆军由克利夫指挥，海军由华生指挥，本是准备对付法国人的。董事会中的阿尔米建议把这支部队送往孟加拉，这成为不列颠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十月十六日远征军出发，包括六艘战船和一些运输船，载有九百名正规军和一千五百名印度兵。

航行中颇有挫折，有两艘船被迫离开航线，其中一艘驶到了锡兰，直到十一月十六日，这支远征军才到了胡格利河口。华生在那里作出一个勇敢的决定，决心沿河上驶，这条水道从没走过，对整个冒险事业而言，这是最英勇的举动。经过一番危险的航行，远征军于十二月十五日到了弗尔塔。登陆后就与基尔帕特里克的部队会合，因为疾病，他们已经减员到一百二十人。

这时，德拉克在弗尔塔已接奉英国政府的命令，指派他和前任的三个董事负责处理孟加拉事务。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远征军已在途中，所以已与西拉吉开始谈判，等克利夫和华生到达之后，德拉克等人力劝他们不要动武。

可是华生却置之不理，他于十二月十七日致书西拉吉要求恢复原有特权并赔偿损失。西拉吉的答复如何已不清楚，不过结果是舰队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继续溯河上驶，并于一七五七年元月一日到达加尔各答。第二天，马立克·桑德逃往穆尔西达巴德，并未经过严重战斗，克利夫就收复了加尔各答。

克利夫现在面临的情况非常危急。在加尔各答以北不过数英里就是金德讷格尔，驻有六百名法国人，其中三百名为军人，是布歇最近的据点，距孟加拉只有二百英里。假如法国人决定与西拉吉合作，那么英国人将处于绝对劣势。若战争拖延下去，因为卡纳蒂克现已毫无防御力量，所以马德拉斯也可能会轻易丢掉。西拉吉却正犹疑不定，他憎恨所有欧洲人，并且以为欧洲的全部居民总数还不到一万人。可是孟加拉的大银行家贾盖特却主张和平，因为这些富人希望能恢复他们在加尔各答的生意，阿米康德也是如此。西拉吉还是犹豫不决，可是最后却改变了决心，决定再次向加尔各答进军。

下面的故事就象《天方夜谭》一样充满了浪漫色彩。故事中的英雄于一七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出生于英国的什罗普郡。十八岁那年，克利夫进入东印度公司担任书记官。他非常讨厌这一职业，两次企图自杀。后来到二十一岁才转入该公司陆军中充当士官，从此开始英名远播，成为一代名将。一七五三年他回到英国，其职务由劳伦斯少校接替。劳伦斯比他年长二十八岁，克利夫一向是他的部下，并对其具有莫大的忠忱。克利夫回国后，公司为了表示酬劳，将一柄镶有钻石的宝剑赠给他，可是他却表示除非同样赠送一柄给劳伦斯，否则他不接受。一七五五年，他又以正规军中校的身份回到印度。克利夫在工作上具有坚定决心，但却从不固执。他对自己的目标经常保持明确的认识，一旦环境改变，他能够迅速改变他的手段来配合目标。在个性方面，他的态度是冷静、果敢和温和的。他从来不会丧失耐性。劳伦斯少校说他：“他有不屈不挠的决心，冷静的天性，即使在最危险的环境中也能保持常态。他是个天生的军人，虽然并未受过任何形式的军事教育，也很少与这一职业接触，可是他却能领兵作战，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和慎重的态度，比一般有经验的军官并不逊色。”他还深谙政治手段，知道如何应付那些反复无常的土皇帝。

作为军人而言，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任何障碍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心，任何困难对他而言都是可以克服的。假如他犯了错误，这是很少见的，可是他却能迅速将错就错并以此获利，主要原因是他对东方人的心理具有彻底的了解。如马里生上校所说：“他的思想总是超人一等的，他的计划总是卓越的，他的执行总是有效的。”

虽然在多次会战中，他的英勇表现是如此耀眼，可是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七六六年，公司取消“双薪”制度之后，公司中的军官发生了叛乱，并且获得文职人员的支持。在这种危机之中，克利夫才显出其伟大人格。完全凭着他一个人的力量，终于使局势转危为安。

一七六七年一月，他终于离开印度，从此不再回来。一七七二年，他在英国国会受到孟加拉腐化集团的攻击。虽然他拿出勇气来为自己辩护。可是到一七七四年，因为受不了侮辱和疾病折磨，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自杀，享年五十岁。

当西拉吉准备从穆尔西达巴德向南进发时，英国人决定占领胡格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基尔帕特里克率领四艘船，载着正规军一百五十人，印度兵二百人，于一月六日溯河而上。一月十日，他们到了胡格利，没有经过太多困难，一个能干的军官库特就攻占了该镇。这时才有确实的消息从阿勒颇传来，说英法两国在八月已经正式宣战了。

此时克利夫还在加尔各答，正在增强威廉要塞的工事并召募了一营印度新兵，这也是孟加拉本地陆军的起源，这支号称“红色团”的部队，就是孟加拉本地步兵的第一个团。一月三十日，西拉吉的军队也到了，并在胡格利以北十英里远的地方渡河。与他一起的有阿米康德，他心里牵挂的就是收回他在加尔各答的财产，所以他只想恢复对英国的影响，力主采取和平手段。克利夫因为处境也很危急，所以也赞成和平，西拉吉前进之际，他早已与他通信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西拉吉继续前进，并已在二月三日占领了沿马拉塔壕沟的地区，克利夫这才决定进攻。他总共集中了六百五十名英军，八百名印度兵，六百名水手和一百名炮手（有炮六门），于二月七日上午十二时前进向敌人攻击。敌人共有骑兵一万八千人，步兵一万二千人，火炮四十门和战象五十头。虽然如此，他却想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尽管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若非大雾突起，在两三码距离之外就分辨不清目标，那么克利夫也许可能达到目标。结果发生了非常奇怪的现象，响导丧失了方向，克利夫全军冲入了敌营中央，在漆黑中向左右开枪乱打，终于在当天下午七时回到己方的阵线。

双方的损失都相当巨大，西拉吉方面死伤一千三百人，还损失了五百匹马和四头象；克利夫方面死了五十七人，伤了一一七人。可是比死伤数字更重要的却是士气上的打击，克利夫的人感到精神颓丧，而西拉吉的全军更发生了恐慌现象。依照阿尔米记载，他的全军在整个晚上都在惊慌中度过，不断鸣放枪炮，一方面给自己壮胆，另一方面是为了阻止英军进攻。

这次突袭使西拉吉的心理瘫痪了，二月九日，他与克利夫签订了《阿里那加尔和约》，承认恢复东印度公司原有的特权并赔偿损失。克利夫之所以决定停战，是因为他怕法国人会与西拉吉打成一片，从而破坏他的各个击破战略。此外，他也认识到除非在孟加拉的法国势力完全被毁灭，否则他和自己的部队就不可能安全返回马德拉斯。所以条约的签字墨汁未干，克利夫就要求西拉吉允许他攻打金德讷格尔。

西拉吉的答复是，他从不允许这个地区的臣民受到另外一个地区的欺侮，可是他决定采取拖延政策，说布歇正想侵入孟加拉，并要求克利夫帮助他。此外，他认为瓦茨是温和派，所以要求英方派他来担任公司驻其宫廷的代表。此后他就返回首都穆尔西达巴德。虽然克利夫明知布歇的恐吓是假的，但却同意任命瓦茨为代表，并且请阿米康德同去，他对和约的谈判颇多协助。这两个人于二月十八日到了胡格利，阿米康德发现西拉吉已经把十万卢比的巨款送给金德讷格尔的总督，并派了一个间谍南柯马尔——一个机警的孟加拉婆罗门教徒——去竭尽全力协助法国人。阿米康德马上就用一万二千卢比把这个人收买过来。此后，他又与瓦茨继续向都城进发，到那里之后才知道在二月二十二日，西拉吉已致书克利夫，制止他进攻金德讷格尔，并说假如英国人前进，他就要发兵帮助法国人。与此同时，金德讷格尔总督又要求英法双方在孟加拉境内签订一个中立条约。二月二十五日，双方代表在加尔各答会晤，共同拟定条约的条款。但华生将军却认为必须等到本地治里的高级政府批准之后他才肯签字。恰好此时英军又从海上获得了增援，克利夫认为他现在拥有的兵力已经足够攻下金德讷格尔，就遣返法方代表，也不等西拉吉同意，就决定马上进攻。

这些事态发展之际，西拉吉突然得到一个情报，说阿富汗人在可怕的阿默德领导下，打算从德里向孟加拉进犯——这个情报可能是瓦茨和阿米康德伪造的。西拉吉大惊，立即写信向克利夫求援，答应每月偿付十万卢比雇用他的部队。这是克利夫不能错过的好机会；于是他乘机提出要求，请西拉吉允许他进攻金德讷格尔，结果依然没有答覆。克利夫知道西拉吉正与布歇谈判，所以决定进兵，三月八日他向北前进。直到三月十三日华生将军才收到西拉吉的回信，这就决定了法国租界的命运。信中有这样一段：“假如敌人确切的向你乞降，那就应该保全他的生命。但如果你不能信任他，那就只好见机行事。”这段话使华生和克利夫大为兴奋，立即向金德讷格尔进攻。

收到这封信之后，克利夫写信给金德讷格尔的总督雷诺，要求他投降。法国租界的唯一屏障就是奥尔良要塞，距离胡格利河只有三十码。因为法军拒不作答，克利夫就决定攻击。首先安置炮位，三月十八日，舰队也在普鲁士八角的附近下锚，英军又发出一次招降的呼吁，结果仍被拒绝。三月二十三日上午，英军开始攻城，双方火力都异常猛烈。三小时之后，即上午九点，南北两面的城墙差不多已经全毁。法军才挂起白旗，这个法国租界投降了。

弗里斯特爵士在《克利夫传》上对这一战评论道：“这一战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事业具有极大影响。这个打击动摇了印度西部所有土皇帝对法国势力的信心。攻占奥尔良堡巩固了加尔各答的安全，这是我们的海上基地，并且也使我们成为这条大河的主人，这条河流过孟加拉，贝哈尔和奥立沙等富饶省份，从此向北就是巨大的中央平原，一直伸展到喜马拉雅山麓。普拉西大捷不过是这一战的延续。”

一旦金德讷格尔到了英国人手中，克利夫本就完全不信任反覆无常的西拉吉，现在决定不遵从他的命令，继续留在孟加拉境内，不回马德拉斯。此外，因为他的整个政策就是以排斥法国势力为中心，所以只要布歇还能给与印度土皇帝支援，他的目的就无法达到。所以在三月二十九日，他又致书西拉吉，坚决要求他把所有法国租界都移交给英国，特别是穆尔西达巴德附近的戈西姆巴扎。西拉吉绝对不愿如此，因为他希望季风过后克利夫将被迫返回马德拉斯，所以决定拖延下去。他一方面收买法国人为己用，另一方面回信说已命令他们退出国外，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突然袭击，他又命令总司令米尔贾法率领一万五千人移驻到穆尔西达巴德以南三十英里远的普拉西。

表面看来，西拉吉的地位十分稳固，因为马德拉斯需要克利夫，而克利夫的力量也太弱，不够资格投入这个旋涡。可是透过内幕来看，他的野蛮、奸诈和贪鄙都足以使他的宫中和阵营中有产生内奸的危险。在他占领加尔各答之后，他就使贾盖特成了他的敌人，因为他亲手打过贾盖特的耳光并不断侮辱他。为了报复，贾盖特就与阿米康德结合，又勾通了米尔贾法，愿意拥护克利夫来打倒西拉吉。

到四月二十六日，这个阴谋差不多已经发展成熟，于是与阿米康德保持密切接触的瓦茨写信给克利夫说：“假如你赞同这个计划，那么他（米尔贾法）就要求你对金钱、土地等具体条件提出一个方案。”五天后，克利夫去了加尔各答，把这个事件提交董事会讨论，结果董事会同意支援米尔贾法，第二天，克利夫就把行动计划通报了瓦茨。

为了使西拉吉获得虚假的安全感，克利夫写了一封“安抚”性的信，告诉他已把部队调往加尔各答，并已上船准备离去。接着他建议停留在普拉西的米尔贾法撤退。他又写信给瓦茨说：“请告诉米尔贾法不必畏惧，我马上就会率五千人来与他会合，并且永远不会背叛他。如果他不能将他（指西拉吉）捉到，我们的势力也足够将他驱逐出境。你可以向他保证，我会兼程前进去援助他，而且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会跟他合作到底。”

尽管接到了克利夫的来信，西拉吉还是疑惑不安，仍然把米尔贾法的部队留驻在普拉西不动。依照地道的东方习惯，意外事情又发生了。瓦茨把这个计划给阿米康德看，他却表示除非他获得全部战利品的百分之五做为酬劳，否则就不同意。西拉吉的财富十分可观，最先估计为四千五百万镑，此外，他还要求分得其宝石收藏中的四分之一。以后作了更精密的估计，认定总额仅为四百五十万镑，瓦茨在拟定的条款中，补充说明阿米康德应分得三十万镑，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不得已，因为这个狡猾的印度人突然恐吓他说，假如分不到这百分之五的财富，他就要把这个阴谋泄露给西拉吉。但正如弗里斯特爵士所说，“如果克利夫居然受到阿米康德挟制而真正履行这个条件，那么毫无疑问，贾盖特和米尔贾法也一定不会同意，结果就会使英国在孟加拉的势力完全崩溃。”

不过克利夫却正是这个狭猾之徒的对手，在对付东方人时，他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他在五月十六日接到瓦茨的来信。次日他又前往加尔各答，在董事会议上决定不给阿米康德任何东西。但这个决定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在五月十八日，克利夫把两份签定的草稿提到董事会——一份是真的，一份是假的。真的是准备给米尔贾法看的，上面完全没有提到给阿米康德的奖励；假的则给阿米康德，上面说明拟赠与他两百万卢比做为酬劳。真的用白纸，假的用红纸，所有董事都同意在两份文件上签名。唯一不肯签名的是华生将军，但他却不反对卢兴顿先生为他代签了假名。于是两份文稿都被送给瓦茨。

此时，阿米康德为了尽可能地弄钱，又秘密谒见西拉吉，回来后告诉瓦茨，说他已经把一个情报告诉西拉吉，说布歇与克利夫已彼此同意由英法两国瓜分孟加拉。利用这个谎言他又骗到八万镑的赏额。以赏额而论，他所说的是真的，但是关于内容他可能只说了一半。瓦茨怀疑他已把这方面的秘密也泄露了一部分。果然如此，因为到五月三十日，西拉吉对米尔贾法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几天之后就解除了他的兵权。这个心存怨念的总司令回到自己的私宅，并且立即设防自卫。

现在阿米康德的奸谋已经有了暴露的危险，所以他希望离开穆尔西达巴德，瓦茨劝他坐轿子，与公司职员斯卡拉弗顿先生同往加尔各答。五月三十日他们出发，但在戈西姆巴扎又延迟了一下，因为这个狡猾的老人还要多捞点钱。在普拉西他乘斯卡拉弗顿熟睡时又溜走了，因为他从一个朋友方面获知给米尔贾法的协定上没有提及对他的酬劳，所以他赶紧前往加尔各答，六月八日到达。克利夫对他的接待却是非常友好，所以又使他恢复了信心。虽然如此，他还是向董事会的波斯藉书记行贿，希望获得不利于他的所有情报。结果似乎并无所获。

阿米康德和斯卡拉弗顿离开穆尔西达巴德之后，米尔贾法派使者去见瓦茨，瓦茨把两份条约都交给使者，并书面说明对阿米康德的欺骗行为。六月四日，米尔贾法在这两个文件上都签了字。签字之后，米尔贾法还需要亲自宣誓表示遵守协议。因为他的住宅已经受到西拉吉的严密监视，所以瓦茨坐了一乘密闭的矫子，乔装“高贵的夫人”一直抬入内宅。米尔贾法在那里对他说：“希望克利夫能立即进兵，等克利夫接近后，他（指米尔贾法本人）就会依照当时所占领的位置而采取行动；假如他在前面，当英国人到达时，就会擂鼓和摇动军旗，然后率领他所指挥的部队从正面移往右方，加入英军；假如他配置在两翼或后方，他就会竖起白旗，当英军开始进攻时，他就夹击西拉吉的主力。

任务完成之后，瓦茨就派了一个可靠的使者奥马伯格把条约送回加尔各答，于六月十一日送到。第二天，瓦茨又带了三个英国人逃出穆尔西达巴德，经历了一番风险，他们于六月十三日才到了在卡尔那的克利夫营地——在胡格利以北十五英里。克利夫决定马上进攻，就发了一份最后通牒给西拉吉。

瓦茨逃走使西拉吉大为惊骇，并且认清米尔贾法是内奸。他正准备围攻其住宅时，克利夫的最后通牒也到了。于是他决定改变办法，先与米尔贾法谈判以分化敌人。结果双方言归于好，并对着《可兰经》互相宣誓。此后他在六月十五日向克利夫发出了一个措辞强烈的回答，并命令全军集中在普拉西。但是他的困难却还没完，因为部队突然哗变，要求先发军饷然后开拔。发饷之后军队才前进。六月二十一日到了道普尔村，这在普拉西北面，相距不过几英里。

六月十三日，克利夫留下一百名水手据守金德讷格尔，然后开始冒险前进。他们携带野炮、弹药和补给分乘二百艘小船，由印度人拉曳逆流而上。部队包括六百十三名欧洲籍步兵，四十八名孟加拉混血兵，四十三名孟买混血兵（多为葡萄牙混血儿），一百七十一名炮手（包括五十七名水手），二千一百名印度兵，八门六磅炮和两门小型榴弹炮。一共约有三千人马。六月十四日全军到了卡尔那；六月十七日又到了戈西姆巴扎河（即巴吉拉西河）西岸的巴特里。六月十八日，克利夫命令库特少校率领二百名正规军和五百名印度兵去攻占卡特瓦要塞。不仅因为那里储存有大量谷物，而且假如需要退却，全军可用它作为一个坚强基地以提供掩护。第二天全军都集中到卡特瓦，扎营之时，季风又起，来势颇为猛烈。

这样克利夫就面对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形。地面不久就会变得无法通过；在他与敌人之间隔着一条湍急的河流，几天之内就会不能徒涉，若不马上渡河，将来也许根本无法渡河；假如现在渡河，他与基地之间的联系将不可避免地被切断，从而不再有退却的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米尔贾法的意图到底如何，他现在指挥着一万人。六月十七日，克利夫接到他的来信，语意颇为含糊，第二天克利夫回答说：“假如我与西拉吉的军队遭遇，你将采取何种行动，我应如何行动？最重要的是在我尚未到达前，注意不要让计划泄露。”六月十九日，他又写信给米尔贾法说，“我在行军时，你没有给我一点情报，也不告诉我应该怎该行动。我对穆尔西达巴德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将暂留此地，等到有好消息再继续前进。我认为你有立即加入我军之必要，并且愈快愈好。在普拉西或是你所选择的任何地点均可，即使一千名骑兵都可以。”克利夫没有获得答复，因为他没有骑兵，所以在六月二十日又写信给柏德望的大君，希望他能送二三百匹好马来。最后他终于接到米尔贾法的两封回信，更增加了疑虑。在黑夜降临之前，获得了确切报告，发现米尔贾法与西拉吉已经合作如初。这就是克利夫在六月二十日夜里面临的情况。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若再前进，所冒危险当然非常巨大，所以克利夫决定征询僚属的意见。他们举行了一个作战会议，克利夫提出下述问题：“在现有情况下，若无其他援助，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否应该立即进攻，或是等待有了援助之后再采取行动？”克利夫主张暂缓行动，基尔帕特里克和其他八位军官也表示同意，但是库特少校和另外六位军官却主张立即进攻。克利夫并非主张放弃会战，而是主张在未获米尔贾法的确实援助之前暂留在卡特瓦不动。他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是政治性观点，而库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是纯军事角度的。克利夫知道这一战若是失败，就等于丧失了整个孟加拉；而库特却只注意到渡河的问题。虽然如此，克利夫仍感到困惑，因为这次会议的决定未能解决他的困难；会议结束之后，他就走进附近的一个丛林，在那里独自沉思了一个小时之久，最后才完全恢复了信心，认为停在原地是不对的。他回到司令部之后，命令全军于第二天上午渡河。

一夜过去，仍未获得米尔贾法的答复，直到第二天他才回信说：“西拉吉的意图是想在蒙苦拉掘壕固守，所以你越快进攻越好。等你接近我才可以与你会合。等我们见面后，我会把一切情报当面告诉你。并请事先把准备战斗的时间告诉我。”克利夫认为这个消息够明白了，命令全军在上午五时渡河，向普拉西前进，大雨如注之中，经过疲惫不堪的行军，在午夜才到了那里。英军立即占领了邻近的丛林，可是他们大为惊异的却是不断听到鼓角之声，这表示在附近一英里之内都有印度军宿营。实际上，印军总数为步兵三万五千人，骑兵一万五千人，火炮五十三门（多为三十二磅和二十四磅者）和一些战象。

六月二十三日拂晓，克利夫爬上河流东岸西拉吉猎舍的房顶侦察会战的场所。在他脚下是一个宽广的绿色平原。右前方是个芒果园，周围有一道土墙围绕，而在左面，大河向西流成一个巨大的“S”形，在河湾下端是一个平原，西拉吉的堑壕线就在那里。他们右翼位于河边，受到一个堡垒和一座小丘保护，在它南面为两个蓄水库。

日出之后，敌人开始从堡垒的缺口向外开进，战象身上都披着红色的锦缎；骑兵都手持长剑，在日光下闪闪发亮，重炮都由白牛牵引，旌旗招展，显得军容颇盛，声势骇人。骑兵和步兵都以密集纵队前进，重炮夹在中间，每门炮由四十五头白牛拖着，在每门炮后方又有一头象，这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知道用鼻子顶送炮车，帮助炮车越过困难的地形。右翼是莱·杜拉布，中央是雅·鲁夫汗，左翼是米尔贾法。全军在前进时成为一个巨大的新月型，右面顶到小山，左面距离芒果园不超过半英里。在圣弗瑞指挥下，另有五十余名法国“先锋队”，携带四门火炮，占领了水库以南的阵地——在芒果园以北。右面为两门重炮，另由米尔·马丹和莫汉拉尔率领五千骑兵和七千步兵支援他们。

克利夫对这群乌合之众进行观察之后，感到颇有把握，认为将部队留在丛林中，会使敌人以为这种谨慎是害怕，从而变得大胆起来。所以他将兵力一线展开，与猎舍平行，面对最近的一个水库——这是法军占领了的。全线延展约一千码。他把欧洲部队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由基尔帕特里克少校指挥，第二部分由格兰特少校指挥，第三部分由库特少校指挥，第四部分由高普上尉指挥。印度兵则构成左右两翼。如福特斯库所说：“力量寄托在中央部分的白人部队身上，而这支部队的力量寄托在一个人的意志上。不列颠部队面对这样的劣势还是第一次，但并非最后一次。”在战线左面，克利夫命令一小部分印度兵，带着两门六磅炮和两门榴弹炮作为前哨。兵力部署完毕后，他在上午七点钟匆匆写了一个便条给米尔贾法说：“我能做的都已做完，假如你来道普尔，我就从普拉西前进与你会合，你若不来，那么请原谅，我将独力与西拉吉决战。”

上午八时，法军发了第一炮，这个信号发出，西拉吉的全部炮兵都开火了，虽然多数的炮弹都飞得太高，可是英军也开始有人员倒下，因为自己的六磅炮无法解决敌人的重炮，克利夫命令部队撤到土墙后面。他们刚往后撤，印军惟一真正忠贞的将领米尔·马丹就受了致命伤，由莫汉拉尔接替。（注：这是一个重大因素，因为米尔·马丹是西拉吉最优秀和最忠诚的部下。）一旦有了土墙掩护，在墙后再加上八门炮的火力，克利夫的小部队获得了良好保护，而他的两门榴弹炮也使法军处于持续火力之下。这里又发生了一个幸运事件：正午时候，平原上一阵雷声响过，突然大雨倾盆，使敌人的大炮哑火了，因为和克利夫的炮手不同，印度人没有防雨布让火药保持干燥。失望之余，西拉吉的部下开始退回堑壕，只在左面留下一支强大的骑兵，目的是否想要占领普拉西村，使人很难捉摸。

大约下午三时，克利夫因为身上湿透了，就退到猎舍去换衣服。他想在夜幕低垂前一直进行防御，然后再乘黑暗掩护进攻。在他下来休息之前命令基尔帕特里克，如果敌人有前进模样，应立即通知他。不久，他听到基尔帕特里克已命令一个支队携带两门野炮去对法军重新发动攻击，不禁大为惊异。他赶紧去追这支小部队，直到抵达第一个水库时才追上，克利夫痛斥基尔帕特里克，责备他没有命令擅自前进。但他却也认识到，在东方人面前若再度撤退，结果可能引起大祸，所以决定将错就错。他派基尔帕特里克回去召集增援，自己则率领这个支队——两个连和两门野炮——把圣弗瑞的法军从水库赶回到堡垒中。接着，克利夫命令库特率领他那部分兵力前进，只留下格兰特少校监视仍在普拉西附近的印度骑兵。克利夫在莫汉拉尔的左面实行佯攻，结果把他的部队诱出了堑壕，然后立即用最猛烈的火力向他们扫射，打死许多的人员、马匹和拖炮的白牛，其中还有四个主要军官，这导致印军混乱到了极点，以至战象都无法控制。这场战斗正在进行之时，克利夫又注意到在敌人左翼顶点的骑兵似乎正想脱离战场退去，就是想置身于战斗之外。这使他发现这支骑兵是由米尔贾法指挥的，就决定进行决定性打击。他命令库特攻击那座小山，又命令另一支部队去夺取堡垒。因为法军已奉命退却，所以几乎毫无损失的达到了目的。到下午五时，全部英军都已涌入敌营，此时克利夫才知道西拉吉已经逃走了。

米尔贾法之所以采取这条要命的路线，答案是：米尔·马丹负伤后，他的随从把他送进西拉吉的营帐，垂死者的样子十分触目惊心，西拉吉就召见米尔贾法，米尔贾法他来时带着强大的护卫以防不测。两人会晤后，西拉吉取下自己的头巾，放在这位将军脚下，向他要求支持。但是米尔贾法对他的答复却很傲慢，骑马回到他自己的部队，立即送了一封信给克利夫，但因为受到了英军火力阻挠，直到战斗结束后才送达。接着，西拉吉又征询莱·杜拉布的意见，这又是一个叛徒，他力劝西拉吉撤回堑壕中的部队。就是这个撤退，特别是最右端的部队撤退，才使基尔帕特里克随之跟进，这又首先使克利夫大怒，结果继之以全面进攻。西拉吉听到这个消息，就骑上骆驼，率领二千名骑兵逃往穆尔西达巴德。和大流士一样，他丢弃了他的全军。

克利夫的部下涌入敌营之际，米尔贾法送来的通知也到了。克利夫匆匆写了封回信，命令他于次日上午到道普尔来会晤。此后他用全速向该村挺进，到达之后，再命库特前进以防敌军重新集合。克利夫很聪明，在会战开始前先应允给与部下一笔犒赏，所以他们并未散开去抢劫敌人营地。

普拉西会战就这样结束了，依照克利夫发表的数字，他的敌人损失了五百余人（死伤都在内）。他自己付出的成本，包括战死四个欧洲兵和十四个印度兵，负伤者有九个欧洲兵和三十六个印度兵，另有两名欧洲哨兵失踪，一共六十五人。

第二天上午，米尔贾法在道普尔与他会晤，克利夫对他恩遇有加，并称他为孟加拉，贝哈尔和奥立沙的共主。接着，他命令迅速向穆尔西达巴德前进，以阻止它在混乱中被洗劫。当晚他到达该城，发现西拉吉早已闻风遁去。他化装成一个贫民，在夜里十点秘密从窗口中逃出，只携带一箱最珍贵的宝石，同行者只有他最宠爱的姬妾和宦官。几天后，这个不幸的土皇帝被一个托钵僧发现了，过去他割去了这个和尚的鼻子和耳朵。这个托钵僧报告了米尔贾法的兄弟，七月二日，米尔贾法的儿子米南把他处死了，遗体用一头大象驮着在城中游行。

此时在穆尔西达巴德城中，正上演这个帝国制造的好戏的最后一幕。他们发现西拉吉的财富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多，几经谈判之后，英国人终于分到银币七百二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六卢比，分装成七十个箱子，用一百艘小船载往加尔各答。如史学者阿尔米所说，“在过去的历史上，英国人从来没有一次获得过这么多金钱，总值达八十万镑之多。”到八月三十日，英国一共获得了赔款一千零七十六万五千七百三十七卢比，其立即结果是商业的完全复活，到处都受到了影响。

分赃时，阿米康德还以为自己的功劳颇大，应受重赏。克利夫就对斯卡拉弗顿大声说，“现在可以不再骗阿米康德了。”斯卡拉弗顿就用印度话对他说：“阿米康德，这张红纸是个骗局，你什么都没有。”这句话有如一颗炸弹，他马上昏倒，若非有人搀扶，就会直接倒到地上。他的随从把他送上轿子抬回家，他有好几个小时丧失了知觉，以后就有了神经错乱的病象。

在分析会战的影响之前，还有两点值得一提。八月十六日，华生将军由于肠热病逝世了，他是克利夫的重要搭档。克利夫选定驻米尔贾法宫中的代表是瓦伦·黑斯廷斯，时年二十五岁。这是一场小规模会战，比一次游击式冲突大不了多少，那么成就又有多大呢？自从公元前三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亚历山大大帝在阿贝拉战场击败大流士之后，世界上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变。马里生上校是一位冷静的作者，他说：“从来没有一场会战的后果如此巨大，如此迅速和如此永久。”在《克利夫传》中，他这样说：“从各方面考虑，克利夫的工作确实和亚历山大一样伟大。”这并不夸张，因为克利夫知道不列颠帝国已经奠基了。所以他说：“一点不假，到明天，整个蒙古帝国都将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

可是这场胜利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从十八世纪开始，西方世界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其中最能改变世界的莫过于蒸汽的使用，萨瓦瑞，帕潘和纽科门都在努力制造这个巨怪的模型，总有一天这个怪物会在全世界释放出动力。现在所缺的就是用黄金来培育它。而使黄金之流源源不断的人正是克利夫。

印度本是贵重金属的宝库，从此被打开了，从一七五七年起，英国在东方大发洋财，财富送回英国之后，促成工业时代的发展，供给其生命血液，由此创出了一个新世界。亚历山大曾发掘波斯的藏金，罗马占有了希腊和本都的财富。现在英国也使印度的财富解冻，让它流入英格兰。所以亚当斯说：“若说欧洲的命运决定于孟加拉的被征服，似乎并非言过其实。”

就象奇迹出现一样，在一七五七年以前，英国的棉纺机器几乎和印度的同样原始，而炼铁工业正在衰颓。突然一切都改变了。一七六○年出现了“飞梭”，一七六四年有了哈格里夫斯的纺织机，一七六八年又有了卡特怀特的动力纺织机。虽然这些机器代表时代在加速前进，但其本身并不能产生加速度。发明本身是消极的，有许多最重要的思想都曾潜伏达数世纪之久，直到有足够动力之后，才能使思想开始行动。这种动力就是金钱，不是僵死的而是流动的。

此外，一七六○年之后，以金质货币为基础，产生了复杂的信用制度。一七五○年，伯克说在英国只有十二家银行，可是到一七九六年，几乎每个镇市都有银行了。一七五六年英国的国债只有七千四百五十七万五千镑，而到一八一五年却增加到八亿六千一百万镑。所以财富是累积的，利上又生利。亚当斯说：世界上很难找到先例，从来没有比英国在印度发的财更巨大，在五十年间几乎完全没有一个竞争者。

从普拉西战场上产生了十九世纪的权力基础。财神现在至高无上，变成了西方世界独一无二的上帝。过去十字架做不到的，现在由活塞、刀剑和金钱结成三位一体，在短时间内就做到了。东方被征服了，此后二百年都是西方世界的经济奴隶。

大事记（八）：英法争夺北美洲

法国在一六○八年开始在加拿大建立第一个永久殖民地，与英国的斗争也同时开始了。最初是经年不决的边界纠纷，然后就是用会战来决定，可是最后决定胜负的却是英法两国在殖民方法上的差异。法国主要属于传教性的殖民，目的是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和接受西方文明。英国却以商业为主——占领印第安人的猎场，将其变成繁荣的殖民地。法国希望与印第安人合作，英国对印第安人却采取敌对态度。结果，法国移民成了商人和猎户，分散在广大地域之中，英国人却成了定居的农民或市民，集中在一起逐渐扩张领域，在人口上也迅速超过了法国人。此外，英国的清教徒纷纷逃往美洲避难，也使人口大增。而法国政府却采取相反的政策，不希望有异端的殖民地。所以到一七一三年《乌特勒支条约》签字时，加拿大的法国人还不到两万，而新英格兰却有十五万八千人，而在其他英国的美洲殖民地还有二十一万八千人之多。三十五年之后，法国在加拿大的人口增加到八万人，而英国殖民地的白种人口却已有一百万了。

《乌特勒支条约》签订后不久，为了抵补阿卡迪亚和纽芬兰的损失，法国人不惜花了三千万利弗的巨款，在布里敦角岛上修建了一座巨大的路易堡要塞。从此英法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日益紧张。一七四五年两国正在交战，在马萨诸塞总督威廉·谢利的指挥下，新英格兰的英国移民得到瓦伦将军和四艘战船的援助，经过五星期围攻占领了路易堡。虽然如此，到一七四八年，依照《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路易堡还是归还法国。

这个条约墨汁未干，加拿大总督加利森尼尔又决定采取扩张政策，派一支远征军进入俄亥俄地区，以路易十五的名义要求兼并该地。他的目的是想把英国殖民地限制在大西洋与阿格勒尼河之间的地区，在俄亥俄河谷建立一个法国人的居留地，并用一连串要塞把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连成一片。为了对抗法国人的行动，弗吉尼亚总督丁威迪于一七五三年派了一位名叫华盛顿的青年（一七三二——一七九九年），率领一支部队在阿格勒尼河与莫农格希拉河的交点建立了一座要塞。第二年，华盛顿又率领四百名士兵和印第安人出发，终因寡不敌众，经过一番激烈战斗之后，在大草原上被迫向法军投降。

这个事件大大刺激了英国人，国会决定采取激烈行动。一七五五年春，有两个团被派往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在布拉多克将军指挥下，由华盛顿伴随准备向杜凯纳堡前进，这是法国人修筑的一个要塞，就是华盛顿在两年前所选定的同一地点。这支远征军有一千四百名正规军和六百名临时部队，于六月出发。虽然布拉多克是个英勇的军人，可是中途遇伏大败，死伤了八百六十三人，他自己也负伤殒命。一七五六年五月，英法两国正式宣战，蒙特卡尔姆侯爵被派往魁北克接管加拿大法军的指挥权，他们原来由总督瓦德内尔侯爵指挥。

蒙特卡尔姆启程之前一个月，由阿贝克隆比将军陪伴，劳顿勋爵也被派往纽约担任总司令。劳顿缺乏活力和勇气，简直是个懦夫。为了准备攻占提孔德罗加（即卡里隆），他浪费了整个夏天，然后他又决定攻打路易堡，但他发现法国舰队要比英国舰队占优势，他又放弃了这个计划。此时，蒙特卡尔姆已在提孔德罗加集中了八千人的兵力（包括法属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围攻威廉·亨利堡（后来改名为乔治堡）并迫使它投降。

第二年，威廉·皮特成了英国政府的实际领袖，他看清了英法之间的争执不是在欧洲可以获得解决的，决定一劳永逸地粉碎法国在美洲的势力。他把一切传统方法都搁在一边，尽力寻找最优秀的军人，用阿贝克隆比代替了劳顿，并从日尔曼召回阿姆赫斯特将军协助他。他的一七五八年作战计划，是要从法国手中夺取三个政治枢纽——路易堡，提孔德罗加和杜凯纳堡。路易堡是圣劳伦斯河的大门，从一七四八年以来，其要塞工事已经不断修补和增强。现有守军为三千名正规部队，由德鲁柯指挥，支援他的还有一支舰队，有军舰十二艘。为了攻占这个坚强要塞，皮特出动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共有战斗舰二十二艘，小船十五艘和运输船一百二十艘，由波斯卡温将军指挥。载运兵力十四个营，外加炮兵和工兵，由阿姆赫斯特指挥，向哈利法克斯进发。

阿姆赫斯特于二月十九日从朴茨茅斯出发，五月二十八日到达哈利法克斯。和他同去的有怀特莫尔，劳伦斯和沃尔夫三位准将。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又再度出海，六月二日在加巴鲁斯湾下锚。登陆地点正是一七四五年新英格兰移民上岸之处。六月十二日，德鲁柯自己炸毁了大炮台，第二天沃尔夫绕着港口前进，攻占了灯塔点。接着开始围攻，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德鲁柯才作了有条件的投降。于是圣劳伦斯门户洞开，阿姆赫斯特要求波斯卡温向魁北克前进，但波斯卡温却认这是不可能的，放弃了这个打算。不久，沃尔夫也请病假回到英国。为了攻占杜凯纳堡——这是西方的门户——皮特又选定福布斯准将为主将。他指挥的部队有一千五百名正规军，多数为高地部队，另外有四千八百名殖民地部队。他的部下中有著名的布克上校和华盛顿。

福布斯于七月初出发，谨慎地前进，他的前卫由布克率领，因为他患着重病，所以在整个会战中都要用担架抬着。他到了雷镇之后，福布斯命令主力暂停，只派布克前进到皇家哈夫兰。布克在那里派遣格兰特少校和八百名高地部队去侦察杜凯纳堡。格兰特于九月十四日到了距该堡半英里远的地方，以后这里就被称为“格兰特山”，现在是匹兹堡的一部分。他在那里也和布拉多克一样受到伏击，损失了三百人。可是尽管遭遇这种挫败，福布斯仍继续挺进，到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发现该堡已经自动放火焚烧，法军已经撤退，就将它占领并改名为皮特堡，后来才改名为匹兹堡。

皮特的第三个目标是提孔德罗加，也是进入圣劳伦斯的侧门，他希望通过这个侧门可以对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发动一次远征。这个作战他交给阿贝克隆比指挥，但是却不敢相信他的才能，所以又派豪威勋爵为副将。这是一个能力优异的军官，以著名的美洲游击战士罗伯特·罗杰斯为师，学会了印地安人的战术。这支远征军在美洲是空前庞大的，共有正规军六千三百五十人和殖民地部队九千人。

到六月底，阿贝克隆比从阿尔巴尼向威廉·亨利堡的废墟前进。七月五日，他从那里把部队装上一千零三十五艘小船，从乔治湖前进。第二天，豪威登陆进行侦察，不幸被杀害了。他的死使这支远征军丧失了真正的领袖，阿贝克隆比是个缺乏决断力的人。

七月八日英军登陆，立即遭遇一个坚固的堑壕工事，外有鹿角保护，这是蒙特卡尔姆修建的，是提孔德罗加的外围。阿贝克隆比不等炮兵到达就开始进行正面攻击。一共突击了七次，死伤二千人，等到吹退却号时，部队开始发生恐慌现象，漫无秩序的退到了登陆地点。

由于布雷兹特里特上校进行了一次卓越的突袭，使这一战的失败略为抵销。基于主动，布雷兹特里特率领三千人到了摩霍克河，渡过安大略湖并焚毁了弗隆特纳克堡（即今之金斯顿）。这样就结束了皮特在一七五八年的三个战役。潮流已经转向了。路易堡和杜凯纳堡都已落入英国人手中，弗隆特纳克堡也化为灰烬，所以进入加拿大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

第八章：亚伯拉罕平原会战

一七五八年冬季来到之后，皮特决定次年在加拿大应采取更宽广的正面进行作战，这次是从圣劳伦斯河口到伊利湖。十二月初，他把计划通知南北各殖民地总督，内容是在阿姆赫斯特把法国人赶出提孔德罗加后，应取道尚普兰湖向蒙特利尔推进。此时，他的最年轻的准将沃尔夫，由一支强大舰队支援，以攻占魁北克为目标。同时还有第三支兵力，由布雷德克斯将军率领，应前进到摩霍克河，肃清安大略湖，占领尼亚加拉，并封锁通向伊利湖和西部的贸易路线。

选择沃尔夫为主将是一件大事，因为过去他从未获得过独立指挥权；他只有三十二岁，虽然还是阿姆赫斯特的部下，但是在这三个独立作战中，他这部分是最困难和最重要的。

詹姆斯·沃尔夫，一七二七年一月二日出生于肯特郡，是将门之子，其父曾在马尔波罗麾下作战。他从一七四一年从军，颇有战功，能够卓然自立。他对同时代诸将都有刻薄的批评，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受过高等教育，具有无畏精神，在危险和困难前从不低头。但是身体却很差，终身都为风湿病和结石所苦。他热爱敢于冒险的人，瞧不起殖民地民兵，还认为印第安人是应该灭绝的。这很不幸，因为在一七七五年，这两个意见毫无疑问曾将英国人引入歧途。

从一七五九年五月十六日到九月十二日，即魁北克远征期中，他颁发了许多日日命令，显示出其军事价值。从这些命令中可以清楚看到，在时间和环境允许之下，他是如何谨慎小心，排除万难使他这支小规模部队变成一个完整的作战工具。首先它指明了这次会战的目标，是“完成加拿大的征服和结束在美洲的战争。”因为作战的大部分都是在印第安人出没无常的厚密森林中进行，所以它又说：“小心谨慎为仅次于勇敢的美德。”“一个战士的最好素质就是机警和小心。”特别重视武器保养，严格禁止抢劫。“任何军官或士官若让自己受到敌人突袭，那是不可饶恕的过错。”士兵的纪律和行为应有严格规定，禁止发誓，除了对印地安人和穿着印地安人服装的加拿大人以外，禁止剥去敌人的头皮。营地中必须保持清洁，一切污秽之物都必须埋入深土之下。教堂，房屋和任何建筑物，若无命令都不准加以焚烧和毁灭。农民应听其各安生理，对妇孺应予以人道待遇，凡侮辱妇女者一律处死。

沃尔夫反对鞭挞，他维持纪律的方法也不合于正统。举例来说：八月二十二日夜间，有两个士兵在夜里发生了惊慌的现象。他们受到的处罚是戴上一顶女式帽子，在众人面前罚站一小时，因为他们使全军袍泽都丧失了荣誉。这种耻辱比打五十板还有效得多。沃尔夫的战术也不合于传统，并且证明他已研究过布拉多克的失败经过和布克发明的弹性方阵。因为在他的“日日命令”中有下述一段记载：

“全团行军时从左起鱼贯而行，若正面被攻击，领先的连立即组成二列正面向敌前进；后面各连也采取同样行动，首先向右展开，然后再向左，这样发展下去，直到构成广泛的正面而把敌人包围起来。假如突然发生了遭遇战，不必等待命令，应由各部队长自动照这个原则行事。若左面受到攻击，整个纵队都向左转，若右面受到攻击，则向右转，若后面受到攻击，则将正面反转过来。如果左右都受到攻击，则分向两面迎敌，前后受到攻击也一样。”

一旦大致计划决定之后，皮特就开始工作。这是一个海权问题而不是陆权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与安森将军商量，选定了桑德斯，霍尔姆斯和杜里尔三位海军将领。前两人是特别优异的海军将领，任务是与沃尔夫的陆军合作。杜里尔则在远征军的前面封锁圣劳伦斯河，以防止法军的增援和补给进入魁北克。桑德斯曾随安森环绕世界舰行，并追随过许多名将作战。对桑德斯，瓦尔波勒这样评论说：“这位海军将领是个典型人物，无比英勇但又态度谦恭。一切表现都恰到好处，他态度简单，气度恢宏，品性善良，并且热爱国家。”分配给他的舰队共有二十二艘战舰，五艘巡洋舰和十八艘单桅船，以及许多运输船。杜里尔率领八艘战舰和六艘巡洋舰。整个舰队共有帆船一百七十艘，海员一万八千人。以这支巨大舰队为基础，沃尔夫的陆军才能在加拿大耀武扬威。沃尔夫所部包括下面各个单位：

第一旅：
第十五团，团长阿姆赫斯特，共五百九十四人；
第四十三团，团长肯尼迪，共七百十五人；
第五十八团，团长安斯特鲁瑟，共六百十六人；
第七十八团，团长西蒙弗拉塞，共一千二百六十九人。

第二旅：
第二十八团，团长布雷格，共五百九十一人；
第四十七团，团长拉塞利斯，共六百七十九人；
第六十团的第二营，营长蒙克顿，共五百八十一人。

第三旅：
第三十五团，团长奥特维，共八百九十九人；
第四十八团，团长韦伯，共八百五十二人；
第六十团的第三营，营长劳伦斯，共六百零七人。

此外还有三个连的路易堡榴弹兵和下述各连的狙击兵：
莫雷连，三百二十六人；
戈海姆连，九十五人；
斯塔克，九十五人；
布里威尔，八十五人；
哈查斯，八十九人；
罗杰斯，一百十二人；
还有皇家炮兵，由威尔金森指挥，共三百三十人。

全军共有军官三百八十四人，准尉四百十一人和士兵七千七百四十人。至于他的直属部下，皮特让沃尔夫有完全的任免权，他选择了蒙克顿，汤森和莫雷为旅长。除汤森以外，其余高级军官都在三十岁以下。柯贝特说：“这是一场孩子们的会战。”

沃尔夫准备之际，蒙特卡尔姆还没想到敌人主力打击会落在什么地方，他正准备在尚普兰湖和尼亚加拉堡一线抵御阿姆赫斯特。他的任务要比对方困难得太多。不仅人力方面，加拿大处于绝对劣势，一共只有八万二千居民，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共有一百三十万人。而且凡尔赛宫的法国皇室是靠一个腐化而待遇极差的官僚机构管理殖民地事务。举例来说，加拿大总督弗德留每年的薪俸只有二百七十二磅一先令八便士。从这笔费用中他自己还要供养一支卫队，包括两个军士和二十五个士兵。这种情形引发了普遍贪污腐化。正如蒙特卡尔姆所说：“这些恶棍都只想在殖民地沦陷之前加紧发财，他们甚至更希望殖民地沦陷，这样就可以遮盖他们的罪恶。”瓦伯顿在《征服加拿大》中说：“这种大规模的不忠行为，结果带来了应有的惩罚，农业和贸易瘫痪了，忠诚动摇了，资源减少了，人民的不满情绪甚嚣尘上，更使英国的胜利成为定局。”使情形更加恶劣的是蒙特卡尔姆与弗德留之间的关系极差。

若非出现一个意外事件，蒙特卡尔姆可能会在熟睡之中被敌所乘——这就是杜里尔未能达成任务。因为冰冻障碍，他不敢进入圣劳伦斯河，而是徘徊在路易堡附近。结果法国海军将领雷里率领十八艘军舰赶到了魁北克。其中一艘船上的布干维尔带来一封从阿姆赫斯特方面截获的文书，泄露了英国的计划。一知道这个计划，蒙特卡尔姆立即赶往魁北克，在极短时间之内作了一切部署，几乎使沃尔夫的作战归于惨败。

蒙特卡尔姆在魁北克集中了兵力，一共是五个营正规军，外加民兵（所有年龄从十岁到六十六岁之间的男子均为民兵，实际上只是乌合之众）和一千名印第安人，总数在一万人到一万四千人之间。这个城公认不易攻克，因为它位于一座岩山上，夹在圣劳伦斯河和圣查理河之间，并在圣劳伦斯河左岸上。而且只要敌人舰队不绕到西面去，那么其陆上的补给线也可以确保，对这一点，蒙特卡尔姆深信任何敌船都不敢进行这种冒险。所以他决定采取费边战略——争取时间——因为只要到了十月，秋季的风和雾足以迫使英国舰队撤退，侵入境内的陆军也就随之而去。所以他命令船只驶往上游以免受损，决定将左翼推进到蒙莫朗西峡谷口（在魁北克下游约七英里），右翼则在圣查理河上，司令部则设在博波尔，而雷姆塞则以一千到二千人的兵力据守魁北克。

魁北克有一百零六门火炮保护，在港口中还有少数炮艇和火船，在圣查理河上架着浮桥，沿着博波尔正面远到蒙莫朗西瀑布构筑了一条防线。由此可知蒙特卡尔姆的计划是纯防御性的，其基础是假设敌人不敢强渡魁北克正南面的河流，以及他自己这支组织和纪律都很差的小部队能够守住这条长达七八英里的堑壕。

四月十四日，由六艘战舰和九艘巡洋舰护卫，霍姆斯率领七十余艘船只从斯皮特黑德出发，在他后面即为桑德斯和沃尔夫。但是直到四月底才望见布里敦角，而杜里尔仍然停泊在那里。由于冰冻的阻碍无法进入路易堡，这支舰队就进入了哈利法克斯。五月五日，杜里尔从那里出发，仍然未能达成任务，就于五月六日在库德尔岛边下锚。五月十七日，运输船在护航之下到了路易堡，沃尔夫在此决定了攻击计划。他决定在博波尔登陆，越过圣查理河，绕到要塞后方，其右翼在圣劳伦斯河上，与舰队的交通由一条堑壕线来维持，从圣查理河的左翼一直延伸到博波尔。

法国人正努力准备防御工事之际，沃尔夫于六月四日扬帆启程。舰队分为三个支队——红、白、蓝——于六月九日进入圣劳伦斯湾。

这是一个冒险行动。依照柯贝特的说法，过去从未有过一支战斗舰队在这条河中行驶过，法国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危险还是雾，虽然如此，但事实上并不困难。就如某位无名军官所说：“法国人对圣劳伦斯河的航行纪载在我们看来都是神话。”这些船溯流而上，于六月二十三日下锚在库德尔岛附近，距奥尔良岛不远。

到六月二十六日，全部舰队都到达了，第二天就在奥尔良岛登陆成功。六月二十八日夜间，法军顺流放下几艘火船，虽然看上去很壮观，可是却并未造成损害。

此时，沃尔夫进到该岛西端，对魁北克城和博波尔的堑壕进行了第一次观察之后，马上认识到原定计划是不切实际的。桑德斯看清了确保魁北克正南狭道南岸的重要性——宽度只有四分之三英里到一英里，建议占领莱维岬。六月三十日，沃尔夫命令蒙克顿去达成这个任务。他们很容易就占领了该地，立即开始挖掘堑壕和建立炮台。七月二日，沃尔夫视察蒙克顿所部，并从裴赫岬仔细观察魁北克及其周围。

这次侦察使沃尔夫拟定了第二个计划，就是强迫蒙特卡尔姆出来攻击，为了引诱敌人，他决定占领蒙莫朗西瀑布以东的高地，从那里即足以威胁敌人左翼。他与桑德斯也同时发现可以使船只逆流上驶达到要塞西面；但是桑德斯认为必须等蒙克顿的炮兵足以压制法军火力之后，这个行动才有实际可能性。所以在七月九日，沃尔夫只留下了一个小支队保护奥尔良岛上的基地，然后命令莫雷和汤森的两个旅再次渡过左岸，并在蒙莫朗西峡谷以东占领阵地。

现在双方的主将开始进行斗智的拉锯战，拖了三个月之久。蒙特卡尔姆猜透了敌人的意图，七月十二日，蒙克顿一开始炮击，他就命令杜马斯率领两千余人越过圣劳伦斯河，在蒙克顿阵地的上面向东前进攻击其侧翼。这个威胁立即迫使沃尔夫又回到莱维岬。可是对蒙克顿而言太不幸了，他的部下发生了恐慌现象，匆匆撤退，未能获得决定性战果。沃尔夫又立即回到蒙莫朗西，在七月十四日，由豪威上校指挥一队轻步兵掩护他实行侦察，直到蒙莫朗西河为止。目的是想寻找一个或可以徒涉或用其他方式的渡口。七月十六日正午，莱维岬上的英军炮兵发射的炮弹使魁北克城的一部分起火燃烧，一直烧到夜里一点。接着，桑德斯命令“苏兹兰号”的劳斯舰长，乘第一次顺风和夜潮前进到魁北克以上。劳斯在七月十八日夜间率领少数船只达成了这个任务，沃尔夫亲自参加了这次远征，获得了圆满成功。不仅证明这条狭流可以通航，并且迫使蒙特卡尔姆派六百人前往魁北克上游约八英里的红角，使他的兵力更显紧张。

次日，沃尔夫和霍姆斯一起继续搜索侦察。依照恩提克的说法，他是考虑在圣迈克尔登陆，这在河流北岸，距该城约四英里。他命令汤森把他的九个连榴弹兵和所有火炮都送到莱维岬。但是不等全部兵力到达，行动又奉命停止。可能是沃尔夫认为假如他在要塞与红角之间登陆，那么当第一批部队受到优势敌军攻击时，他无法给以增援。他把这个计划搁置起来，于七月二十一日命令卡尔顿上校率领一个支队在特伦布勒登陆，这在魁北克西面二十七英里左右。作战目的按他给皮特的报告是：“为了分散敌人兵力，将其注意力吸向该河上游，越远越好。”任务达成了，俘获了两颗首级，一百头牲口和一位耶稣会教士。

蒙特卡尔姆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右方之后，沃尔夫又回到他的蒙莫朗西计划。七月二十三日，他在桑德斯的旗舰上召集作战会议；因为并无会议记录留存，所以只能猜测这与蒙莫朗西作战有关。这个作战正在准备之际，法军于七月二十八日又发动了第二次火船攻击，结果还是和第一次同样无效。三天后，蒙莫朗西会战开始发动。

这一战打得异常糟糕，若非一场大雨，就很可能会和四年前的布拉多克一样遭到惨败。沃尔夫的损失很重，死伤约为军官三十人，士兵四百人，负伤者大部分落入印地安人之手，惨遭杀害和剥去头皮充作战利品。因为击退了敌人，法国人大为兴奋。他们认为这个会战已经结束，却不知这还只是刚刚开始。沃尔夫马上改变了战术，他发现尽管他看不起殖民地部队，可是就如约翰斯顿所说：“在森林地区中作战，一个加拿大人可以抵得上三个有纪律的士兵；反之在平原地区，一个士兵又可以抵得上三个加拿大人。”

沃尔夫的唯一希望就是击败蒙特卡尔姆的正规军，因为这位将军拒绝离开防御阵地，所以沃尔夫决定蹂躏四乡，这有三个目标：（一）强迫法军向他攻击。（二）为了保护家园，可以使法军民兵自动逃亡。（三）切断补给线，用饥饿方法迫使魁北克投降。用现代术语来说，他是在使用“恐怖”手段，因为他知道敌人的主要问题就是补给，所以这种想法相当合理。此时对魁北克城的炮击仍在继续，并产生了恐慌效果，因为“城外”已经完全毁灭，教堂也已化为灰烬。英军也在四乡各地采取烧杀政策，所过为墟。这种破坏和轰击，在战术上产生了有利效果。魁北克被攻陷时，那里所剩只有两天的补给。当沃尔夫在蒙莫朗西的攻击失败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对他颇有帮助。这就是阿姆赫斯特前进到了乔治湖和尚普兰湖。

七月二十六日，阿姆赫斯特强迫法军撤出提孔德罗加后，蒙特卡尔姆被迫把他最优秀的部将列维派往蒙特利尔。沃尔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加上又知道蒙特卡尔姆已把法军船只撤到艾丘赫尔角以上约七英里远的黎塞留漩涡之下，所以他决定毁掉这些船，从而打通与阿姆赫斯特间的交通线。为了达成这个任务，八月五日，他命令霍姆斯率领二十艘平底船溯流而上，莫雷率领一千二百人沿该河南岸向西前进。获得这个警报后，蒙特卡尔姆就派布干维尔率领一千五百人，从博波尔向艾丘赫尔增援。接着，八月八日，莫雷在特伦布勒角进行了一次流产的登陆，八天后他又突然在黎塞留漩涡之下的德斯查包尔特出现，并焚毁了法军的部分军需品。因为这个对法军交通线和船只的打击是不能漠视的，所以蒙特卡尔姆终于被迫采取行动。他离开魁北克，匆匆去与布干维尔会合。可是到达之后才知道莫雷已经撤走。

此时，沃尔夫正忙于拟定一个新的攻击计划，虽然内容已不可考，不过这却与莫雷的兵力撤回有关。他们于八月三十日回到了在圣安东尼的营地，接着再撤回到莱维岬，所过之处一路烧杀，成为焦土。八月二十日——这是他把新计划告诉汤森后的第五天——沃尔夫突然生病，所以不管这个计划是什么，终于还是放弃了。他在蒙莫朗西的一个农舍中，完全不能动弹的躺了一个星期，到八月二十九日才差不多完全恢复，于是就请他的三位旅长来共同研究一个最好的计划。他把三条可能的途径摆在他们面前，请他们选择：（一）向蒙莫朗西上游行军，渡河并从后方攻占博波尔。（二）同时从前后两面攻击敌人在蒙莫朗西的阵地。（三）同时从侧面和正面攻击该阵地。

三位旅长却把这三个方案摆在一边，而另外提出了下述建议：

“我们认为能进行有效打击的最可能方法，就是把部队移到南岸，而向该城上方作战。当我们在北岸站稳脚跟之后——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蒙特卡尔姆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条件作战，因为我们的位置恰好夹在他与补给基地之间，夹在他与对抗阿姆赫斯特将军的法军之间。假如他接受会战，那么我们把他击败之后，魁北克就是我们的了，那么整个加拿大也会随之并入英王陛下的版图。”

这个计划也得到桑德斯和霍姆斯的支持，这意味着沃尔夫乐观梦想的结束。虽然如此，他还是马上采纳了，虽然这很大胆，但并不狂妄。因为这条河的控制权掌握在他手中，所以登陆应该可以成功，以后虽然他会夹在两支敌军之间，但在开阔地带他是毫无畏惧的，因为他的部队纪律远为优越。此外，必须有迅速行动的必要，因为好的季节已经不多，在秋季风暴来临之前，海军将领们认为必须先退出圣劳伦斯河。所以在八月三十一日，他命令撤退在蒙莫朗西的部队，九月三日，他们集中在莱维岬及其以西地区。九月二日，他把最后一个报告送给皮特。

因为从魁北克起向西绕过圣劳伦斯北岸，都完全是悬崖峭壁，所以沃尔夫的核心问题就是应在哪里登陆。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干别的事。

九月四日，这个消息已经泄露，因为当时的从军人员诺克斯在日记上这样记载说：“有个作战正在蕴酿中，将军将亲自指挥。”接着在九月五日他又记载道：“今天的风向和天气极为良好，昨夜船只经过该城未被发现。”九月六日，他的记载说：“昨夜我们遭遇非常大的风雨，今天的天气仍然恶劣，风向不定。”最后，他说：“今夜，将军与陆军和上游舰队在一起。”这是指霍姆斯支队，桑德斯的舰队此时仍留在魁北克之下。

九月七日，一千五百人的部队，分别搭乘军舰和三十艘平底船，在晴朗温暖的天气中，舰队进到红角，这是布干维尔司令部所在地。下午，他们向法军营地开火，并且作为声东击西之计，英军又分乘小船向上游划行，好象在寻找登陆地点一样。从这时起直到九月九日，霍姆斯利用潮流在红角到魁北克之间的河面上上下移动，迫使布干维尔跟着他行动。这使他的部队疲惫不堪，并且在强行军中把军靴都磨坏了。此时，沃尔夫到了特伦布勒角，在其下游不远处确定了一处登陆点，九月九日，他的旅长们被送往那里视察，他又向下游划行，发现只有一处可供登陆并记在心中。接着天气变得非常恶劣，所以部队在圣劳伦斯河右岸的圣尼古拉登陆。

九月十日，蒙克里夫少校的日记上说：“将军带着霍姆斯将军，蒙克顿和汤森两位准将，还有其他军官，一同去侦察他已决定的登陆点。”此外诺克斯也说，沃尔夫命令第三十四团派一位军官率领三十名士兵，担负掩护任务；并且还要该团准备六套榴弹兵制服，很明显，他与他的五位军官都是乔装成士兵的。（注：乔装并不高明，因为他们解开上衣时，法军注意到里面的金色丝绦。）蒙克里夫的记载如下：“这里叫弗隆湾（现已改名为沃尔夫湾）他们在埃特切米斯河口以下，该河南岸的高地上实行侦察。那里有清楚的视界，不仅是弗隆湾，还能看到夹在弗隆湾与魁北克之间的大部分地区。拟定的登陆点没什么特点，不过应注意的是河岸十分险陡，而且树木很多。照法国人看不可能在这里登陆，所以他们只用一个哨卡防御它。照我们估计，这个哨卡不超过一百人，宿营在河岸上，靠近一条小路的尽头。这条小路从岸边一直向上，但已为敌人破坏，没有栅栏和鹿角。但是在右面（东面）约二百码处的河岸上却有一个斜坡，这可能就是我们问题的答案。这样的环境，以及该地距离援兵的远近，都足以提供良好的成功机会。”

霍姆斯的记载如下：

“一个月之前，当第一艘船通过该城时，就有人对他（指沃尔夫）建议对作战计划进行这种改变。现在掩护部队登陆和从船上支援他们的责任就完全由我担负。这是我一生中所担负过的最危险和最困难的工作。因为登陆点的距离，潮汐的凶猛，天色的黑暗和不易保密，都足以使任务变得非常困难。”

这都是实情，虽然如此，沃尔夫还是命令部队于次晨五时集中在滩头：“部队各自登陆并攻击敌人”。三十艘平底船分配如下：第一支队——豪威所率领的轻步兵；第二支队——第二十八团；第三支队——第四十三团；第四支队——第四十七团；第五支队——第五十八团；第六支队——由高地部队和美洲榴弹兵组成的支队。预定大约在下午九时或是接近高潮时上船。凡未上船的人由布尔顿上校率领，在夜间进到南岸等候摆渡。桑德斯的舰队则应向博波尔实施坚决的佯攻。

九月十二日在红角，沃尔夫发出其最后命令。他这样写道：“在这个点上进行的猛烈打击将决定加拿大的命运。第一批部队上岸之后就应直向敌军进攻，将他们赶出那个小据点。所有官兵都应切记国家对他们的期望。在战争中，一个决心坚强的军人可以抵得上五个乌合之众。军人们应该服从军官的指挥，在执行任务时应具有决心。”

同一天又有一个幸运事件发生：有两个法国军官从布干维尔营中逃亡过来，带来了这样的情报：（一）蒙特卡尔姆没有料到敌人会在魁北克城附近发动攻击，（二）法军有一个供应船队于该夜经过该河开往魁北克。

此时，在敌方营中又有什么动静呢？事实上当九月五日沃尔夫的船只经过魁北克时，敌人并非完全没有发现。因为蒙特卡尔姆曾把此事通知布干维尔，警告他应注意其交通线安全。此外，他又命令布干维尔把基恩的团调到希尔里，可是不幸布干维尔却未照办。同一天，弗德留也曾写信给布干维尔说：整个殖民地的安全都操在他的手中。他的信也附带建议了当时据点兵力的分配：在米尔斯湾——魁北克附近——与弗隆湾之间布署一百五十人；在沙莫斯布署三十人外加一个炮台，在圣迈克尔布置五十人，希尔里五十人，红角二百人。他也提到在再往西去的各据点上共为二千一百人，包括基恩团的五百人在内。九月六日，他的信中又说维戈率领的一百人应替代圣马丁的一百五十人接管米尔斯湾与弗隆湾之间的防务。第二天，蒙特卡尔姆又写信给布干维尔，提醒他应与沃尔夫的船只平行运动，敌人走到哪里就跟到那里。

选择维戈这个人实在是大错特错。他不相信弗隆是可能的登陆点，所以允许部队中的一些人——可能有四十人——到罗里特村中去帮助收割。他把哨兵派定之后就安然入睡，绝对没想到明天会大祸临头。

供应船的故事也很有趣。九月九日，一位法国陆军的承包商凯德特写信给布干维尔，说在九月十日他准备派四个嵌船缝的工匠到红角去为这些粮船嵌船缝，以便它们可以迅速驶往魁北克。九月十二日，他又写信说：“我要求你在今夜让这些船只驶往下游，因为我迫切需要它们。”似乎这个嵌缝工作要比预料的时间长，虽然法军哨兵事先获得警告，说这些船只将驶往下游，可是在那一夜并无船只通过，不过警告却始终没有取消。这对沃尔夫而言实在幸运。

夜幕将垂之际，桑德斯将军慢慢将船只从锚地驶出，面对河岸将军舰一字排开，并命令放下小艇，向博波尔开炮射击。这次佯攻十分成功，因为蒙特卡尔姆立即集中兵力去对付他。此时，霍姆斯支队率领装载前卫兵力的平底船随涨潮向上游飘去。布干维尔的部队也在左岸随之行动。差不多到九月十二日上午两点时，潮汐开始下落。在“苏兹兰号”的主桅上升起两盏灯，这是向下游飘的信号。布干维尔以为这又是老把戏，过去这几天他已经跑得够苦了，所以决定不再跟着跑。在领先的平底船中是豪威上校率领的轻步兵，最大希望就寄托在狄劳尼上尉指挥的二十四位精兵身上。那些船接近河湾时，潮流驱使他们逼近左面的岩岸。突然沉寂被打破，有人喊道：“哪来的船？”弗拉塞团的麦克唐纳上尉用法语回答：“法兰西！”又问：“哪一团？”他回答说：“莱茵团”（这是布干维尔的一个单位）。哨兵认为够满意了，就听任船只飘去。快到沙莫斯高地时又有一个人跑到岸边问：“你们是什么人？”麦克唐纳回答说：“运粮船。不要做声，否则英国人会听见。”因为英国单桅军舰“猎人”号停在附近，所以哨兵又让这批船过去了，几分钟后，他们就绕过了弗隆湾以西的岬角。

潮流是如此汹涌，把领先的船只送到预定登陆点以下约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这很幸运，因为尽管在拟定点以东岩岸更陡，可是距离法军建立栅栏之处却也更远。第一艘平底船着陆后，沃尔夫就跳上滩头，他看到倒悬在头上的岩壁似乎高不可攀，马上觉得任务很困难，于是喊道：“我们不一定能安然达到目标，但是却应该尽力而为。”虽然如此，狄劳尼和他的二十四名精兵却安然爬上了崖顶，未被敌人发现。

晨光熹微之中，他们看见一堆帐幕，就偷偷爬向那里，然后突然冲入。维戈从梦中惊醒，抓起手枪在黑暗中乱放。三声枪响之后就听到一阵欢呼。沃尔夫立即命令部队登陆，并肃清有栅栏的小路。任务达成之后，两门铜质的六磅炮被拖上山坡。接着马上派一队人去夺占沙莫斯的敌炮台。现在开始进行主力登陆，小艇来往摆渡，接运那一千二百名尚未装船的部队。现在已经天色大亮。

沃尔夫的这支小部队向下游飘去时，蒙特卡尔姆正在博波尔，午夜时有人报告说在近岸处看见有船只，他就与约翰斯顿一同离开住处。到上午六七点钟时，才知道敌人已经登陆。当然，这在历史上是一次完全的突袭，因为桑德斯的佯攻完全把他骗倒了。

蒙特卡尔姆命令在博波尔和以东的部队都向魁北克前进，但是马上就出现了困难，因为法军并无统一指挥。他是总司令，弗德留是总督，而魁北克还有城防司令雷姆塞。弗德留不肯放出博波尔以东的部队，因为他始终认为在弗隆湾登陆只是佯攻。蒙特卡尔姆要求二十五门野炮，而雷姆塞却只给他三门。命令彼此互相冲突，在混乱之中，蒙特卡尔姆只好召开作战会议。

出现了各种不同意见。有人说敌军将掘壕固守，有人认为敌人会夺占圣查理河上的桥并切断弗德留与魁北克之间的交通线，另外还有人主张立即攻击。最后终于采纳了立即攻击的意见。有人责怪蒙特卡尔姆不应采纳这个建议，可是事实上他已没有选择余地。如果说他犯了错误的话，那就是他应该把会战时间据推迟几小时，以便弗德留和布干维尔有时间赶来。布干维尔直到上午九时才知道已经敌军登陆。

迫使蒙特卡尔姆必须进攻的原因是在魁北克已经只有两天份量的补给，而沃尔夫现在也威胁到通往内地的交通线。所以每过一个小时，沃尔夫的地位就会增强一分，假如沃尔夫真的掘好了堑壕，那么到第二天，他们就可以把重炮运上高地，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将魁北克的城墙轰得粉碎。所以蒙特卡尔姆能选择的只有三条路；战斗、饥饿和投降，象任何勇敢军人一样，他当然选择了战斗。所以总攻的号角响了，也许在亚伯拉罕平原上，他还可以赢得第二次蒙莫朗西式的胜利。

这个平原也可以说是个高原，过去是一个法国海员亚伯拉罕·马丁的产业，所以这样称呼。这是一片草原，略有点破碎，到处都有些丛林，南面界线为圣劳伦斯河岩岸，北面为圣弗瓦路，在道路以外是圣查理河。在这个宽约一英里的高原上，蒙特卡尔姆依照下述序列集结部队：

在圣弗瓦路上布置一营民兵，共三百五十人，接着是贝亚恩团，共二百人，拉萨尔团，共三百四十人，在希尔里路两侧，他布署了基恩团，共二百人，朗格多克团，共三百二十人。在他们左面为卢西永团，共二百三十人和一营民兵，共三百人。在他正面的丛林中，又以若干民兵和印第安人为前卫，在他右翼也有强大狙击部队。他的总兵力约在四千以下，虽然有人认为他有五千人。

依照诺克斯记载，大概在六点钟，阴雨天气中，法军开始在高地上出现。沃尔夫立即展开他的战斗队形，分为两线。右翼接近岩岸，为第三十五团，共五百十九人，在它左面为路易堡榴弹兵，共二百四十一人，第二十八团，共四百二十一人，第四十三团，共三百二十七人，第四十七团，共三百六十人，第七十八团，共六百六十二人，和第五十八团，共三百三十五人。希尔里路通过中央，他把四门六磅炮推到路上。在最左边，他把第十五步兵团排成一个战术钩形。预备队为第六十团第二营，共三百二十二人，和第四十八团，共六百八十三人。他把第五十八团的两个连留在湾中，并利用第六十团的第三营（共五百四十人）使其连成一片，最后把豪威的轻步兵（共四百人）摆在最后方，以防止布干维尔前进。他的全部战斗兵力为四千八百二十九人，其中只有三千一百十一人实际参加了战斗。

虽然在数量上他只比对方略占优势，可是以素质而论，沃尔夫的士兵却要好很多。更重要的是这次的军官在英国陆军中是空前优秀的。

大约在上午九时，蒙特卡尔姆的战线，从距离英军约六百码远的位置开始前进，前面有散兵掩护。他们从丛林中冲出之后，沃尔夫命令士兵卧倒，也展开散兵线。在英军右翼，法军狙击手不能产生重大作用。但是在左面却十分的活跃，汤森就把第四十八团左面的六十团第二营和轻步兵都调去支援第十五步兵团。

十点钟法军开始前进突击，英军的战线也站起来了。法军在二百步以外开火，但是加拿大民兵为了再装弹药必须卧倒时，他们的战线开始丧失秩序。这时，沃尔夫第一次受伤，被一颗子弹击中手腕，他用一块手巾包扎起来，没再理会这个伤口。法军把战线调整好之后再度呐喊前进，可是英军却保持沉默，象墙壁一样屹立不动。

毫无疑问的是受了沃尔夫的训练才会如此，因为一七五五年他在坎特伯雷指挥第二十步兵团时就曾制定过下述的规章：“除非有命令上刺刀冲锋，否则无论任何情况，部队都不准喊叫。”至于射击方面，他规定说：“并不需要射击得太快，只要装弹准确，瞄准时冷静小心，则其毁灭力将远超过混乱的速射。”此外他又说：“当敌人到了二十码以内时，我军在射击时必须要精确瞄准。”在这次会战中，这些训令都得以实行。在会战之前，沃尔夫明白地命令：必须等法军进到二十码之内时才准射击。此外，当“将军”排列战线时，他命令各团装上额外的子弹。

法军迅速以三个纵队前进，一路大声呼喊，两个纵队向左，第三个则向右，向英军阵线两端进行斜射。直到他们进到四十码以内时，英军还是以极大的坚定和忍耐屹立不动，也不射击，完全严格遵守其军官的命令。事实上，似乎是当两军相隔一百码时，沃尔夫的部队开始向前移动，到四十码时才突然开火，照法军方面的观感，简直是象一声炮响一样。弗特斯库记载说：“响声之猛烈震耳欲聋，这是在战场上所能见过的空前完善的“排枪”，好比是从一个单独的大形武器中发射出来一样。”英军的整个战线都发出了厚密的黑烟，飘在战场之上。在浓烟掩蔽下，英军再装弹药，前进一步再射击一次，这样连续打了六到八分钟。当战场上的浓烟飘散之后，依照弗拉塞的日记记载：“我们可以看见敌人的主力在大混乱中向魁北克城逃走，另有一部分向圣查理河逃走。”会战只经过了一刻钟就开始追击了。路易堡榴弹兵，布雷格和拉塞利斯各团都上刺刀冲锋了。莫雷旅长也与他所指挥的部队一同迅速前进，完全击溃了当面的敌人。高地部队在安斯特鲁瑟部队的支援之下也挥动他们的刀剑，把一部分敌人赶进城中，一部分赶到圣查理河桥畔的工事中。

双方主将都因重伤死亡；沃尔夫在会战结束前已死。他在第二十八步兵团的前面前进时，一颗子弹又击中了他的鼠蹊。他昏倒了一会儿又继续前进，接着第三次被击中，这次是在胸部。他抓着别人说：“扶着我，扶着我，不要让我的英勇部下看到我倒在地上。”

诺克斯对沃尔夫临终时的详情的记载被公认为最确实可靠的：将军被抬到后方，有人问他：“是否需要军医？”他回答说：“不需要了，我已经完了。”随后又有人喊道：“他们跑了，看呀！他们是怎样跑的！”英雄好象从睡梦中惊醒一样，紧张地问道：“谁跑了？”这位军官回答说：“报告，敌人已经到处溃散了。”将军勉强说：“我的孩子，赶紧派人去通知布尔顿上校，命令他派韦伯团全速前进到查理河，切断敌军过桥的退路。”然后他翻了个身，说：“感谢上帝，我可以安静的死去了。”这样他才断气。

蒙特卡尔姆也是同样不幸。在溃逃中，当他接近城墙时，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身体。由两位士兵扶着他骑马从圣路易门入城。当晚他也死了，第二天上午八时被葬在教堂广场的一个弹坑里。

布干维尔率领的二千人又如何呢？那天夜间，霍姆斯率领的船只顺着退潮向下游飘去之际，他因为过份疲惫，留在红角附近不走。上午六时四十五分，弗德留派人通知他说英军已经登陆。他在九点钟才接到通知，立即向东行军。在正午与下午一时之间，他进到圣弗瓦路上，到了沃尔夫战线左翼的后方。汤森命令第四十八团向后转，加上第六十团第三营和轻步兵的支援（还有两门炮），把他击退了。

因为第二个资深将领蒙克顿也已负伤，所以现在改由汤森指挥。当他开始围攻魁北克时，弗德留召开了一个作战会议，决定撤出该城。下午九时法军溜出该城，秩序大乱作鸟兽散，逃往圣劳伦斯河上游三十英里远的雅库斯卡提尔城。这场会战是英法两国在北美洲的长期争夺的顶点。英军死军官十人，士兵四十八人；伤军官三十七人，士兵五百三十五人，总计六百三十人。法军损失数字不详。

弗德留弃城而逃，加上补给缺乏，使雷姆塞于九月十七日也投降了。次日，汤森进入魁北克，并立即加强防御工事和储存粮食准备过冬。大约一个月后，桑德斯和霍姆斯的舰队驶返英国——若无他们的忠诚合作，会战将不可能成功。十一月二十日，霍克将军在奇贝仑湾又使孔弗隆的法国舰队受到决定性失败。从此法国海军一蹶不振，英国对大西洋获得了完全的控制权。

此时莫雷留在魁北克担任指挥官，在该城废墟中，他和部下渡过了一个恐怖的冬天，由于疾病，守兵减员到只有三千人。一七六○年四月，得知列维有攻击意图，莫雷就抢先占领了红角河口。四月二十六日，列维率领九千人前进，莫雷后退。到四月二十八日，莫雷率领三千人和二十三门野炮在圣弗瓦向列维进攻，但在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后还是被迫撤退。此后魁北克开始被围，直到五月十六日，英国舰队再次出现后才解围。

春天来到之后，改由阿姆赫斯特出任总司令，同时从东、西、南三方面侵入加拿大。莫雷奉命沿圣劳伦斯溯河而上，哈维兰从尚普兰湖向北运动，而阿姆赫斯特本人则从安大略湖进到圣劳伦斯河。虽然开始不太顺利，但结果却是成功的，蒙特利尔于九月八日投降。这样终于完成了沃尔夫的遗志，征服了加拿大全境。关于阿姆赫斯特，弗特斯库在《英国陆军史》中这样评论道：“马尔波罗死后，他是英格兰出产的最伟大的军事行政家。直到惠灵顿，才有一个比他更伟大的人物出现。”

英国枢密院院长约翰·卡特利特在一七六三年一月躺在垂死的病榻上时，他要罗伯特·伍德把准备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条约》原稿读给他听。知道条约的内容之后，他感到很满意，喃喃地说：“这是英格兰亘古未有的最光荣的战争和最光荣的和平。”

条约于一七六三年二月十日被批准，法国把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在印度也只留下了五个镇市——马赫，本地治里，金德讷格尔，卡利加尔和亚南。这个条约不仅使英格兰确保了海洋优势，而且也使普鲁士声威大振。一个大帝国诞生了，而另一个大的王国也建立了。英格兰控制了海洋，而普鲁士则使欧洲的情形增加了复杂性。法国不仅丧失了它的殖民地帝国和海军，而且也民贫财尽，这也正是法国大革命的远因。夏多布里昂说：“从此法国人就在北美洲失踪了，正如他们所同情的印地安人一样。”巴克曼也说：“总而言之，法国失败了，英国胜利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英国毫无疑问的变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强国和殖民强国。”

话虽如此，沃尔夫胜利的最重要结果却是使北美殖民地的人民解除了对法国的畏惧心理。当时有许多人都能认识这一点。就象贝德福德公爵看到的：因为法国的威胁解除了，反而使北美殖民地对母国的依赖程度大大减少了。

大事记（九）：美洲殖民地的叛乱

法国势力被逐出北美洲之后，英国的殖民责任加倍，这就引发了帝国的控制问题。过去，这个帝国只是一个商业性的企业，一切都用商业方法经营，也就是说殖民地只是向大不列颠贡献财富。可是现在出乎国王与议会的意料，七年战争使英国获得了大量土地，产生了新的变局，从商业帝国变成了疆域帝国。按商业帝国的思路，殖民地不过是母国对海外的投资，而疆域帝国却有演变成独立国家的可能。结果当国王和议会的思想还停留在贸易关系上时，殖民地的人民却已开始想到自由问题。一方面谈的是义务，而另一方面谈的却是权利。实际上母国要求其殖民地“孩子”的不是奴役而是服从；反之“孩子”们要求的也不是完全的独立，而是今天所说的 “自治领”地位。所以在一七七四年这个新思想生根时，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就这样说过：“不列颠帝国的所有成员都是分立的国家，彼此之间是互相独立的，但却共同拥戴一位君王，从而联合在一起。”

不幸的是这种帝国的新思想并不为英国政府所了解，他们认为国不可无君，这是“大叛乱”时代才有的现象。就象某位作家说的，殖民地不可能永远在帝国中处于半进半出的地位，一方面宣称效忠，另一方面却又拒绝服从。但不管如何，虽然战争解除了法国的威胁，可是印地安人的威胁却依然如故。这是个真正的威胁，在《巴黎条约》批准之后不久，就有庞蒂亚克阴谋为明证。除底特律和匹兹堡以外，所有西部要塞都被印地安人攻占，许多家庭被野蛮屠杀，从尼亚加拉到弗吉尼亚，边疆上到处受到蹂躏。但是最值得重视的事实却是在这场祸乱中平乱的不是美洲殖民地居民，而是英国陆军。殖民地居民因为没有中央政府组织，所以不能联合自卫；因此必须要政府出力保护他们，这就连带出现了给养问题。

当格林维尔内阁于一七六三年四月八日接替比特勋爵的内阁之时，所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长期战争之后必须讲求经济之道，任何内阁若想久居其位，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国债已经增加到了一亿三千万镑，比一七五六年的总额几乎增加了一倍。美洲的军官费用，在一七四八年只需七万镑，现在已增加到三十五万镑。所以格林维尔认为对美洲殖民地增加捐税，以此来应付维持美洲官兵约一万人的费用，这是公正的，也是必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紧抓关税，并增设印花税，这样一年可以多得六万镑。一七六五年三月，印花税法案获得英王签署，接着又出了营舍法案，依照法案，殖民地应供应部队的营房。作为报复，殖民地人民开展了“不输入运动”，拒绝接受一切为增加美洲税收而输入的物品。运动极为有效，美洲与母国之间的贸易额一下子少了六十万镑之多，伦敦的商人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施加压力，迫使现内阁倒台，接替者为罗金厄姆内阁，于一七六六年废除了印花税法案。同时，英国国会又通过了《直陈法案》，认定国王与议会有权制定法律并迫使殖民地接受。但是美洲人民却因为取消印花税而忙于庆祝，并未注意到这个法案的通过。

一七六六年七月，格拉夫顿公爵接替罗金厄姆组阁。这个内阁的真正主人是威廉·皮特，任掌玺大臣并兼贵族院议员。不久他又为病魔所苦，因为格拉夫顿是个无能的人，大权又落于财政部长汤森之手。一七六七年在国会提出预算案时，汤森主张降低土地税，结果将造成四十万镑的岁差。为了抵补这种岁差，他又建议削减部分殖民地军事费用；另一部分则对进口贸易，如纸张、玻璃和茶叶增加新税，估计一年可收入四万镑。为了增加税收，所以还是要加强海关业务，就在波士顿成立了一个关税委员会。不过更重要的却是汤森主张税收不仅用来养兵，还要用来建立殖民地的文官制度。这就是说，英国政府的行政官和法官都将不受殖民地议会控制。

波士顿马上发生了激烈的反对风潮，一七六八年七月一日，关税委员要盖奇将军派遣部队协助税吏执法。盖奇拒绝之后，英国政府就从本国派了两团士兵前去。后来为了强迫执行营舍法案，引起了更进一步的纷扰，美洲人民再次抵制英货。一七七○年三月五日发生了无可避免的冲突；暴乱之中，部队开枪，人民死了四个，伤了七人。这个事件立即被称为“波士顿屠杀”。

一月，格拉夫顿公爵辞职，代替他组阁的是诺思勋爵，他虽然也非良才，但却很聪明的主张采取安抚政策。他取消了除茶叶以外所有的美洲进口税。保留茶叶这一项的理由有二：（一）作为对东印度公司的一种补偿，（二）表示议会对殖民地仍有课税权力。所以他说：“若取消茶税，我们会显得懦弱。”尽管有了这个“愚行”和“波士顿屠杀”，事态却已渐趋平息。直到一七七二年，为了进一步强迫执行贸易法案——这是一切美洲纠纷的根源——又再次发生了暴乱。六月九日，海关的巡艇“格斯皮号”被焚毁。

接着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事件。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有一群人化装成莫霍克印地安人，爬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船上装载的茶箱投入海中。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称为“波士顿倾茶事件”。其重要性就是鼓励了美洲的爱国志士采取暴力政策，同时在英国也煽起了激烈的舆论。诺思勋爵被激怒了，他在一七七四年三月七日要求议会发兵恢复秩序和确保殖民地对英国政府的依赖。一个星期之后，他又建议通过一个议案，把海关从波士顿撤走，直到该城对所毁的茶叶向东印度公司赔偿一万五千镑为止。这就是《波士顿港口法案》，从六月一日开始执行。其结果无异于封锁该城，于是波士顿居民就向其他殖民地求援。

同时，英王任命盖奇将军为马萨诸塞总督，尽管盖奇向他和诺思提出警告说压迫就意味着战争，英国政府并不听信他的意见。他接任总督之后立即感到遇事掣肘，波士顿公民拒绝建筑营房和为部队提供补给。为了巩固地位，他开始在该城与郊区连接的狭窄颈部建筑要塞。

这些事件使殖民地人民更趋团结，从而采取了一个决定性步骤。一七七三年秋，亚当斯发起了创立美洲“大陆会议”的运动。结果是在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通过了《联盟协定》。依照协定，所有殖民地都联合一致抵制英货，并停止与英国的贸易。这个协定本应足以警告英国国会，使其认清叛乱并非局部事件，但是诺思勋爵却冥顽不灵，不以为意。他在十一月十八日告诉英王：“新英格兰政府已经处于叛乱状态，要决定他们仍然是英国的领土或是独立，就必须使用武力。”

冬季来临之前，盖奇派间谍去侦察什么地方储存了军需物资。据报在康科德有这样的储积，于是在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他命令史密斯上校率领一个支队去毁灭这些东西。他们行进到列克星敦时，与当地民兵冲突，杀死了十八个人，然后进入康科德，毁灭了那些军需品，结果全镇人民都武装迎敌。柏西勋爵率领一千四百人赶往增援，英军且战且走回到波士顿，死伤了二百五十九人。这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第一次战斗，这立即使四乡居民都踊跃武装起来，把盖奇封锁在波士顿城内。全美都为之振奋。

五月十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全美大陆会议，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团体。它接管了正封锁波士顿的军队，将他们改组成“联合殖民地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同时，另一个非常人物也出现了，他就是阿诺德上尉，是这场战争中的杰出将领之一，因为最后叛国，他也受尽了唾骂。他看到环绕波士顿所筑的工事缺乏火炮，就在五月十日率领八十三人，用计攻占了提孔德罗加，夺获轻重火炮一百二十门。接着他又占了王冠角，击败了圣约翰的驻兵。当他得知在蒙特利尔的卡尔顿将军只有两营英军的兵力，就决定征服加拿大全境。

当这个远征正在进行之时，波士顿也获得了增援，与英国援军同来的有霍威将军，伯戈因将军和克林顿将军，为了确保要塞和港口，盖奇决定占领波士顿正北的查尔斯顿半岛，在半岛上有两座小山 ——邦克山和布雷德山。六月十六日，美军先占领了这两座小山，他就命令霍威于次日去攻击邦克山的敌军堑壕（实际是布雷德山）。攻击计划得很糟糕，但在执行时却十分英勇。头两次突击都被击退，第三次却成功了，因为美军已将弹药用完了。

胜利的成本极高，攻击军二千五百人中死伤了官兵一千零五十四人，守军的损失也并不轻，死伤被俘共四百四十一人。

这次血战的影响非常奇特，使殖民地方面认为正规军事组织是不必要的，这给华盛顿增加了无限困难。同时在霍威将军的脑海里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像，自此之后，他都不敢锐意进取。

此时在华盛顿的充分支持之下，阿诺德开始进行他那个冒险计划。九月，他率领一千零五十人进入了缅因的荒野，此时蒙哥马利率领一千二百人越过了尚普兰湖，迫使圣约翰投降，挺进到了蒙特利尔，并于十一月十二日占领该城。卡尔顿将军乘船逃往魁北克。阿诺德也同样挺进，但不幸的是，他派一个印地安人送信给斯凯勒将军，却误送给了卡尔顿。卡尔顿由此得知魁北克马上就会受到威胁，立即搜集所有兵力加紧设防。阿诺德到了圣劳伦斯，在沃尔夫湾渡河，等蒙哥马利与他会合之后，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大雪之中向魁北克前进。

攻击完全失败了，蒙哥马利战死，阿诺德腿部负了重伤，损失了五百人，其中有四百二十六人是被俘虏的。这场作战就如此结束了，虽然属于偷袭性质，但若这封信不写给斯凯勒，就可能成功。如格林将军所说：“假如这一战得胜，那么加拿大就可能与十三州合并，战争的整个过程和结果都会完全改变。”提孔德罗加的陷落使霍威代替了盖奇，而邦克山之战也刺激英国政府在欧洲到处搜罗佣兵。目前必须要决定一个作战计划，照盖奇的意见，只要能占领哈德孙河沿线，叛乱将自行崩溃。在英格兰，著名的军事权威哈维将军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一切陆上作战都是徒劳的，所以主张封锁美洲海岸，直到叛徒们放弃作战为止。

对英国而言可说不幸之至，十一月，日尔曼尼勋爵被任命为军政部长。一七五九年他在明登会战中曾蒙受耻辱，从而被全国军人瞧不起，而他又瞧不起美洲的叛乱者，所以使霍威处于困境之中。而霍威的消极被动更不能使情况改善。结果是三月二日，华盛顿突然占领了波士顿以南的多齐斯特高地，霍威更加无法久留，被迫弃城，率领全军共九千人，在三月十七日退往哈利法克斯，于四月二日到达。

五月，在费城召开了第三次全美大陆会议，讨论杰斐逊草拟的《独立宣言》。七月二日这个文件被通过，并于两天后公布。这个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件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后果，即确定了向乔治国王效忠者就是“美奸”，这样殖民地人民分成了两个集团：革命志士坚决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效忠王室的分子希望能用妥协方式解决。王室分子在每个殖民地中都存在着。虽然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和马萨诸塞等州，他们的势力最弱，可是在纽约、新泽西和佐治亚等州却可能占了人口的多数，而在宾夕法尼亚和卡罗来纳也有很大势力，他们构成了一支强大的反对力量，在革命过程中，有七万多人离开了殖民地，而这在总势力中不过是个零头。

在邦克山之战和阿诺德入侵加拿大之后，《独立宣言》的第二个效果就是使“叛乱”获得了战争的地位，这使英国政府面临着征服问题。

战争的场所为一个狭长地带，从圣劳伦斯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全长超过一千二百英里，平均宽度约一百五十英里。缺乏道路，大部分尚未开发，从战略上看是一个利于防御的国家，所以是很难征服的。它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北区，中区和南区。北区包括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和纽约；中区包括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南区包括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要想同时征服三个地区，这将远远超过大不列颠的国力，所以在战略上，英国在某段时间内只能集中全力对付一个地区。因为北区不仅在政治上最为重要，而且在战略上也最易于侵入——因为可以用加拿大作为作战基地，如果新英格兰和纽约的叛乱能够平定，那么即使中南两区继续支撑下去，还是可以用各个击破的方式来慢慢消化。所以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北区可以称为“战争中的战略性重心”。

一七七六年六月，霍威率领三万二千人从哈利法克斯由海路出发。七月三日，他到了斯塔滕岛。八月二十二日，他渡海进到长岛，击败了华盛顿，并迫使他撤往曼哈顿岛。虽然如此，直到九月十五日，霍威才到了曼哈顿岛，此时华盛顿的部下发生恐慌现象，继续败退。依然如平时一样拖延，霍威在纽约一直停留到十月十二日才继续前进，当他前进到新泽西海岸时，华盛顿在康华利追击下退到了特拉华河后方，康华利于十二月八日前进到了特兰顿并在那里奉命宿营过冬，由一条前哨线掩护，前哨中最重要的是特兰顿，由拉尔上校率领一千三百名赫斯士兵（赫斯是日尔曼人的一部分）加以占领。

现在华盛顿的处境非常危急，因为他的士兵员十万一千零六十九人中，已经病倒五千三百九十九人。虽然如此，在圣诞节那一天他还是溜了出来，于次日清晨打击了拉尔的据点，突袭之下，他俘虏了敌军九百九十九人。接着他在一七七七年一月一日又进向普林斯顿，打击了马伍德上校的支队，把这个支队击溃了。

虽然是两次小胜，但却象魔术一样，使整个战争的情形都为之一变。日尔曼尼听到第一次挫败的消息后马上惊呼道：“我们所有的希望都被特兰顿发生的不幸事件粉碎了。”更重要的是这两次胜利使华盛顿的威望大增。在十四天之内，他几乎是从死神的牙齿里把胜利又夺回来了。无论在美洲或欧洲，从此建立了他的英名，使人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名将和一位领袖。

第九章：萨拉托加会战

霍威进行纽约和新泽西之战时，卡尔顿爵士也指挥加拿大境内的英军与伯戈因一起，取道尚普兰湖侵入纽约州。他于一七七六年十月出发，到了提孔德罗加城下，但他却认为天气已经太冷，决定率军队退回加拿大。伯戈因对这个决定大感不满，就在十一月返回英格兰，一心只考虑如何使战争赶紧结束。霍威知道伯戈因的思想，十一月三十日，他写信给日尔曼尼提出一七七七年战役计划。这个计划为英国当局所采纳。内容大致如下：

加拿大陆军应取道尚普兰湖进到阿尔巴尼，预定应在九月到达，为了使战争能在一年内结束，霍威主张由他自己指挥的部队应采取以下作战方针：（一）克林顿率领一万人开往波士顿，以攻克该城为目的。（二）另派一万人从纽约沿“北河”（即哈德孙河）上驶到阿尔巴尼。（三）留下八千守军掩护新泽西并监视华盛顿。等其他作战均已完成之后，到秋天再攻击费城。为了完成作战，他要求增兵一万五千人。十二月三十日，日尔曼尼采纳了这个计划。

三个星期之后，十二月二十日，霍威又改变了计划，内容是：“在宾夕法尼亚方面民意已经大有改变，由于我军最近的成功，他们大都希望和平，因此我认为我军主力应在这一面发动攻势。由于这种改变，向波士顿的攻势应暂地放弃，以待欧洲增援到达。另派一军在哈德孙河下游进行防御，以掩护新泽西和方便加拿大军前进，我们不能希望加拿大军在九月中旬以前到达，其后的作战只能视情况而定。”

日尔曼尼于一七七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收到了这封信。此时，伯戈因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回到英格兰，与日尔曼尼和国王一再探讨当前的情况，在二月十六日另外提出了一个计划，标题为《从加拿大方面进行战争的思想》，简单说来，计划是这样的：

（一）在王冠角最少应集中八千人的兵力，还有炮兵，水手，两千名加拿大人（包括各种工人）和一千多名印第安人。这个纵队应向提孔德罗加运动。
（二）同时，霍威应派遣一支部队前进到哈德孙河，加拿大军的目的就是与该部会合。会合之后即占领阿尔巴尼，并打通到纽约的交通线，然后停止在哈德孙河，以使霍威可以倾全力向南发展。
（三）同时，另一支部队从奥斯威戈前进到莫霍克河，以便与上述两支部队在阿尔巴尼会合。若认为所使用的兵力不够，不能希望使上述计划成功。那么唯一的代替方案就是加拿大军在魁北克上船，以便从海路去与霍威会合。

虽然加拿大军要经过的距离约为二百英里，并且是最困难的地区，但是伯戈因的计划还是健全合理的。他的目标是直接打击叛乱的心脏地区，占领提孔德罗加-哈德孙一线，切断新英格兰各州。在新英格兰被征服之后，若南方诸州仍不屈服，则可以继续向前挺进，迫使其投降。从战略上来看，其最大优点在于，除了在乔治湖与哈德孙河之间有一个十二英里长的缺口以外，从魁北克到纽约之间，几乎一路都可使用水运，畅通无阻。

英王和日尔曼尼都采纳了这个计划，可是日尔曼尼事先又已批准了霍威在十二月二十日拟定的计划。三月二十六日，日尔曼尼致书卡尔顿，指示的内容是：“卡尔顿应率三千七百七十人坚守魁北克，伯戈因率七千一百七十三人准备前往阿尔巴尼与霍威将军会合。到那里之后，伯戈因即改由霍威指挥。同时，由圣利格尔率领六百七十五人在莫霍克河对敌作牵制性行动，并向阿尔巴尼前进”。接着他又说：“我将立即通知霍威爵士，但你也应立即通知他，并指导伯戈因中将和圣利格尔中校，不要错过了机会，他们应接受霍威的指示，并不要忘记与霍威的会合为主要目标。”

这个命令发出后，只有一个副本给了伯戈因，他以为一切都已安排妥当，随即赶回加拿大。其实事实并不如此，日尔曼尼虽命令书记室草拟一封类似的训令给霍威，明确命令他前进到哈德孙河，可是因为疏忽他并未签字，所以该文件始终未曾发出。

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在四月二日，当伯戈因已在海上时，霍威又改变了计划，因为他要求的援兵一万五千人中，只有二千九百人可以指望的。所以他报告日尔曼尼说他已经放弃了所有远征念头，除向南行动以外，就仅限于在哈德孙河偶然进行牵制行动。并且不再从陆上进攻费城，而改从海上出发。对这封信，日尔曼尼在五月十八日作答，同意了新计划，但是他好象已知道那封尚未签字的信始终没有送给霍威，所以他补充说：“不管霍威如何考虑，但他却应深信在时间上一定要与奉命从加拿大前进的军队相配合。”霍威收到这信时在什么地方，以及伯戈因是正封在干什么，这些留待下文说明。

五月六日，伯戈因到了魁北克，立即写信给霍威，说明他奉有确切命令，必须迅速准备一切，不得延误，一心以与霍威会合为目的。五月十二日他到了蒙特利尔，卡尔顿曾受日尔曼尼呵斥，现在对他表示欢迎。伯戈因说：“即便是为他自己或是亲兄弟工作，其热心程度也不过如此。对我可说是有求必应。”后来伯戈因又写了一封信给霍威，再次提出两军在阿尔巴尼会师的计划。

尽管有卡尔顿的通诚合作，伯戈因还是立即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一切都无法保密。五月十九日，他写信给伦敦的哈维将军说：“使我大为吃惊的是蒙特利尔的报纸已把整个作战计划都发表了，好象从国务总理的文件中抄的副本一样准确。”更糟的是加拿大极为落后，运输已成瘫痪状态，也无足够的马匹来牵引火炮。必须立即用未干燥的木料来制造五百辆两轮车。伯戈因现在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补给。因为在十八世纪，军队很少就地取食。尤其是行军路线都是人口极为稀少的地区，所以要想搜刮粮食也似乎不可能。（注：在这场战争中，英军有个极大的困难，就是必须运输一切补给。而美国人却每隔三四十英里就储有物资。此外，在森林战方面，美军的战术也远为优越。）

更不幸的是伯戈因也和其他英国军官一样，对敌人怀有轻视心理。虽然在这个国家，尤其在新英格兰各州，适合兵役年龄的人只愿意参加民兵而不愿意正式入伍。而且除非感到大祸临头，否则他们不愿离开故乡或长时间服役，但他们却能够迅速动员，而在象新英格兰这样破碎的地形中，森林、山地、河谷给与他们的保护足以抵销纪律的松懈。雷德瑟尔夫人称新英格兰人为“天然战士”，而指挥伯戈因的轻步兵的巴卡里斯勋爵也说：“无论何时，他们都能英勇顽强地作战。”因为他们的装备极差，所以更令人敬佩。他们熟悉地形，并且本能地善于运用战术与地利相配合，所以上面据说的弱点又被抵销了一大部分。他们多数都是头等射手，当使用来福枪时，敌人远非他们的对手，因为这种武器虽然装弹速度较迟缓，可是命中率却远非平滑枪口的火枪能及。汉格尔上校说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美洲人向他和塔里顿上校射击，结果打死了附近的一匹马，估计这个射手的距离至少在四百码开外。伯戈因也说：“敌军有大批优秀射手，使用有来福线的枪械。在交战时，这些人分成小队，在侧翼运动，在利用地形和掩蔽他们自己方面都算是专家。在这场战斗中（指一七七七年九月十九日），许多敌人是在他们战线的后方，躲在大树上。我方战线几乎每隔一分钟就有军官倒地，只要听见枪响，马上就有人负伤。”

因为美军几乎没有炮兵，所以虽然他们善于构筑工事，可是英军炮兵还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邦克山之战对英国人而言算是大开眼界，伯戈因对此具有充分认识，因此他在森林和丛林战方面从来不想应用欧洲战术。他认为在一切行动中都应迅速机警，尤其是在生疏地区中更应如此。在这种战斗中，军官们必须发挥主动精神，而无须等待情报和命令。

在他部下对这种合乎常识的战术有了一定训练之后，六月初，五十六岁的伯戈因开始在尚普兰湖以北的黎塞留河边集中部队。其中包括第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四，第四十七，第五十三和第六十二团，以及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和第三十四团的榴弹兵和轻步兵连。以上这些都是英国人，共三千七百二十四人；另有日尔曼兵五团（多数为不伦瑞克人），共三千零一十六人；炮兵三百五十七人，新兵一百五十四人，加拿大人一百四十八人，还有五百名印第安人。以上总数为七千八百九十九人，加上军官，则约为八千二百人。这支野战军拥有的火炮共为野炮三十八门，二十四磅炮二门和榴弹炮四门。

当时英军在作战时，每个士兵携带的是哪些装备也是很有趣的。根据安布里记载：大致为一个背囊、一张军毯、一个干粮袋、一个水壶、一把手斧和一部分营具。此外还有枪械和六十发弹药，总重六十磅。这当然是很重的负担，但比起日尔曼兵却要舒服很多。日尔曼兵的头盔和刀剑就差不多等于英军全部装备的重量。所以即便最烂的英国部队，在行军速度上也可以比他们快一倍。

在伯戈因下面就是菲利普少将，雷德瑟尔少将和弗拉塞准将，都是能力优秀的军官。菲利普是炮兵专家，雷德瑟尔是日尔曼部队的指挥官，弗拉塞则指挥榴弹兵和轻步兵，在这些部队中，榴弹兵由阿克兰少校指挥，轻步兵由巴卡里斯勋爵指挥。根据所有记载，无论在哪方面，部队的水准都足够与军官相称。兰布上士为远征军中的一员，他曾经说：“部队具有高度纪律，在宿营过冬时受到极好的照顾，由此作为这次远征的准备。”安布里说：“说到我们的陆军，我认为具有良好的纪律，健康和精神均合乎标准，而伯戈因将军的领导能力又有目共识，所以应该能获得成功。”

简而言之，这不是一支普通军队，从哈登的日记中可以摘录出下述片断以供说明：“人员的脚部必须保持清洁，军靴必须擦油，采取了一切恢复精力的办法以准备长途行军。凡服装不合适的都立即加以修补。当雨水使地面潮湿时，为了维持人员健康，木工应使用所有可能的材料来铺设营底以保持干燥。一切命令都必须每天向士兵宣读，并由军官加以解释。”从以上这些不同引述中，可以知道伯戈因的部队在当时是不平凡的。

六月二十日，伯戈因在波格维利营地向平民发了一个有点迂腐的通告。六月三十日，又向部队发出通令：“这次出师将不考虑一切困难，劳苦和牺牲。本军将有进无退。”次日拂晓，开始出发向提孔德罗加进军。（注：虽然在作战中纪律一直都很好，但是现在知道英军和日尔曼部队之间存在着相当摩擦。士兵发出抱怨的也不乏其人。）

向尚普兰湖的前进，其气势之雄伟不亚于在印度河的亚历山大。最前面是印地安人乘着独木舟，脸上画着脸谱，接着是小战船组成的前卫，后面是第一，第二和日尔曼旅，最后面则是随营人员，从军商人和妇女。这的确颇为壮观：英国步兵穿的是红军服，炮兵和日尔曼部队则为蓝色，日尔曼轻步兵为绿色，英国榴弹兵穿着熊皮，轻步兵戴着黑皮军帽。

提孔德罗加虽然号称是美洲的直布罗陀，但事实上却无法相比，虽然工事是很大，足以容纳一万人，但是其所占的位置却并不理想。三月，大陆会议曾派盖茨将军修理过这些工事；现在由圣克莱上校据守，指挥着正规军二千五百四十六人，民兵九百人。圣克莱又听命于斯凯勒少将，他的其余部队分成小部队分布在斯克尼斯堡，安堡，爱德华堡和阿尔巴尼等地。对美洲人而言不幸的是，斯凯勒是个真正有君子风度的人，出身高贵，对国会和新英格兰人而言都不适宜。他的军官们尤其民主。伯戈因战败投降之后，雷德瑟尔夫人说：“有些美国军官过去做过鞋匠，他们不仅为英国军官制造军靴，甚至还为我们的士兵修理皮鞋。”八月四日，斯凯勒写信给华盛顿说：“我们的军官中有许多品行极坏，对人民所犯的罪行令人发指。”这种大胆直言的态度也使他不受欢迎。

当伯戈因的陆军在提孔德罗加北面四英里远的地方登陆时，圣克莱受到了突然袭击。他没有料想到敌方远征军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而且自己缺乏补给，根本无法抵抗围攻。七月三日，他的敌人占领了位于要塞正北面的霍普山。

圣克莱据守的阵地在形势上很脆弱：包括三个设防的部分，中间有水道相隔，并受到迪法恩斯山（即舒格山）的控制，因为难于攀登，并未设防。伯戈因立即认清这是整个阵地的钥匙，所以于七月四日派特维斯中尉去侦察。因为这位军官的报告是有利的，所以菲利普将军说：“只要山羊能走到的地方，人也能走到；而人能走到的地方，那么他也能把炮拖上去。”到七月六日拂晓，这个山坡被占领，并且安设了炮位。因为认识到这里已无法久留，圣克莱命令船只连同所能带走的火炮退往斯克尼斯堡。同时，他率兵取道哈伯德镇退往卡色顿。

伯戈因发现圣克莱撤退之后，就立即开始追击。他的船沿着吴德溪下划，而弗拉塞和雷德瑟尔的两个旅则沿哈伯德镇大路前进。七月七日清晨，他们追上美军，发生了一场激战。弗拉塞的兵力起先远处于劣势，等雷德瑟尔赶到后，形势才改变了。圣克莱继续退向斯克尼斯堡，在那里又受到伯戈因攻击，他又退往安堡。最后奉斯凯勒将军的命令退往萨拉托加，并在路上撤去爱德华堡的防御。

伯戈因这时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比霍威的失职还要严重，成为这次会战失败的主因。他本应返回提孔德罗加，从水上经乔治湖前往乔治堡，因为从那里有一条大路直通爱德华堡。可是他却决定直向前进。施泰德姆在《美洲战争史》上说：“假如他返回提孔德罗加并越过乔治湖，那么他至少可以早十天或十二天到达爱德华堡。他应该派弗拉塞将军从斯克尼堡去乔治堡，这样就可以夺得大批补给物资，车辆和挽畜。这样他就可以在敌人集中足够兵力之前赶到阿尔巴尼。”

可能是初期的胜利冲昏了伯戈因的头脑，所以他决定闯进这片几乎没有道路的荒野，继续追击，不经过激烈战斗就占领阿尔巴尼，然后掘壕屯兵，等待霍威到达。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因为他直到七月三十日才占领爱德华堡，在这段时间中，敌军却已恢复了元气。

由于这样长时间的停顿，伯戈因不仅受到日尔曼尼责备，而且后世史学家也莫不如此。可是若结合他的前进路线，再对他面临的情况进行公正的观察，就知道弗特斯库的看法不错。他说尽管伯戈因在七月十日即已在斯克尼斯堡集中部队，可是他在七月三十日到达爱德华堡却也并非易事。那么现实的情况如何呢？兰布的答案是这样的：

“英军现在必须暂停一切作战，在斯克尼斯堡等候补给和帐幕到达，但是他们同时却利用这段空隙来扫清一条进路，以便部队继续进攻。这个工作十分艰苦。美洲人，现在在斯凯勒将军指导下，把所有道路两边的大树完全砍倒当作障碍物。这个地区的地形非常破碎，到处都是溪流和沼泽，我们差不多造了四十座桥，有一座是架在两英里宽的沼泽地上面。”

与这些困难并存的是伯戈因缺乏运输工具。七月十日，他这样记载道：“军队非常疲惫，多数已两天没有补给，几乎全部帐幕和行李都未运到。”那五百辆加拿大车辆似乎损坏得极快。蒙内上尉是伯戈因的军需官，他在英国国会中有过这样的问答：“在任何时间能够集中多少马车和牛车呢？”他的回答是“我想仅有一百八十辆马车，牛车的数量我记不清了，但我相信不过在二三十辆之间。”虽然为了保护交通线，在提孔德罗加留下九百一十名驻兵，但是伯戈因认为还是要先搜集补给，然后再进入森林。他说：“首先应将八十或一百艘小船送到爱德华堡，专供运输补给，每艘小船的载重要六匹以上的驮马才能加以转运。为了架桥也需要很多船只。”在这个地区几乎找不到民间的牛马，而且天又不断下雨。

七月二十四日，补给搜集完毕，英军主力进到安堡，在该地宿营。弗拉塞和前卫部队进到了距爱德华堡两英里以内的地方。七月二十九日，全军再度前进，并于次日到了哈德孙河。狄格拜中尉说：“我们到了一个高地上，在爱德华堡以南约一英里，宿营在美丽的景色之中，从那里可以看见哈德孙河的最绚丽的地方，水流从许多小岛中穿过。”

此时在小岛以南也发生了许多事件，是狄格拜和伯戈因看不见的。不过伯戈因却深知一支主要由民兵组成的军队，只要一经挫折即可扩大成压倒性的大败，提孔德罗加的陷落就是一例。大陆会议一旦震动，整个大地都会动摇。但伯戈因却并未认清华盛顿的个性，他正在南面二十英里远的地方，最关心的不是兵力的损失，而是对霍威的运动所获得的矛盾情报。

此时，斯凯勒已经退到斯蒂尔沃特，并且有了更多损失。两个马萨诸塞的团逃跑了，更糟的是约翰·亚当斯又极力诋毁他。至于盖茨将军又在努力说服国会承认只有他才能使美军获胜。在这种阴谋与恐怖相结合的环境中，只有一个人能保持镇静，这就是华盛顿，他从灾难中脱颖而出。在提孔德罗加沦陷之前三天，他已猜透了英军的计划。七月二日，华盛顿写信给特鲁布尔州长，讨论伯戈因的前进，他说：“假如这不是牵制性行动，而是认真的进攻——看起来似乎很象——假设第二步就是霍威的部队趋向皮克斯基尔，那就可以确信无疑了。所以应尽快占领高地上的道路以阻止两军会合。”七月十八日，他听说这个要塞已经放弃，马上就派阿诺德去协助斯凯勒，并且极力推荐这位勇士，同时也写信给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西部的民兵旅长们，指出霍威与伯戈因会合的危险，力劝他们去援助斯凯勒和阿诺德。

华盛顿所面临的困难，百分之九十都可归之于敌人对海洋的控制能力。他在七月二十五日写给国会的信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认识：“敌人因有船只和控制了水面，从中获得了惊人的利益，使我们经常处于困惑之中，对敌人的行动时常感焦急不安，难以猜度。”在写这封信时，他决心向北前进，但是他接到一封被截获的信——是霍威写给伯戈因的，他认为这是个诡计——就又写信给国会说：“我从未象现在这样感觉霍威的目的地可能是费城。”七月三十日，他又报告盖茨将军，说霍威可能会前往特拉华，并且补充说：“霍威居然会舍弃伯戈因不顾，这很难令人置信，直到我确信如此之后，禁不住翻了几个白眼。”第二天，他告诉特鲁布尔，说国会已经通知他：“敌人舰队在昨天下午已经到了特拉华角，共有二百二十八艘船。”虽然如此，他还是在疑惑之中，因为在八月一日，他写信给普特南将军说：“对美军而言，阻止霍威用突袭手段占领高地极为重要。他向东去的可能性极小，而如果他采取这种步骤，危害也较小。”同一天他命令克林顿州长召集全体民兵以增强高地防御。八月十一日他又写信给普特南，说八月七日那天，霍威的舰队在特拉华角南面十六里格处出现，但克林顿爵士现在却可能已由纽约出发去支援伯戈因。八月二十二日，他得知敌人舰队已经进入切萨皮克湾，到八月二十五日，霍威的陆军已开始在艾克口以下约六英里远的地方登陆。

从这些通信可以看出华盛顿对敌人的计划具有深刻的了解；同时也可看出局势是如何危险。幸亏霍威完全缺乏战略头脑，所以才使英军的计划全盘失败。此外，华盛顿对斯凯勒的忠告也十分正确。七月二十二日，他写信给斯凯勒说：“从你对他（伯戈因）的研判中看来，他采取的行动路线对我们是最为有利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各个击破。这种行动会使我们坐收其利，而使他自己遭遇到极大困难。假如我们能切断他们一支部队，哪怕人数不过四五百，也可以鼓舞人心，使人民解除目前的烦恼，这样他们就会自动踊跃武装起来，尽力参加作战。”两天后他又写信说：“他们若不能巩固后方则决不敢前进，所以他们用来进攻你的兵力必然会大为减少。”为了帮助斯凯勒，八月十六日，华盛顿又命令摩根上校率领他的五百名来福枪手北上。（注：这是当时最精锐的轻步兵，他们行动极快，不用任何车辆，有时在三星期内可以走六百英里。）

此时，伯戈因的情形又如何呢？他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补给，和往常一样，这又与运输密切相关。他到了哈德孙河之后，决定尽量搜集任何可能找到的牲口，目的是使其日尔曼骑兵有马骑，并尽量补充挽畜的损失。斯克尼少校是一个美洲王党份子，虽勇敢但不可靠，他得到了伯戈因的信任。伯戈因被斯克尼说服，勉强决定突袭康涅狄格河地区以夺取牲畜和马匹。斯克尼提供的情报完全错了，他说只要稍稍表现一点实力，王党份子就会应者云集。结果在八月九日，伯戈因选定鲍姆中校率一支部队向康涅狄格河进行远征，尽管事实上鲍姆只会说日尔曼语。使事态变得更恶劣的是伯戈因给与他最详细的训示，当八月十一日鲍姆从米勒堡出发时，他又赶去让他把目的地曼彻斯特改为本宁顿，因为据报那里有个巨大的牧场。

本宁顿位于格林山下，在爱德华堡西南约三十英里。鲍姆的兵力对这样一个冒险行动而言，不仅太小，而且在组织上也有内在弱点，共有一百七十名徒步日尔曼龙骑兵，大约一百名日尔曼步兵，一小队炮兵共有两门三磅炮，以及弗拉塞部的五十名射手。总数为三百七十四名正规军人，另外还有美洲王党份子，加拿大人和印地安人，约有三百人。

鲍姆没有认清速度的重要性，而是缓慢前进，斯克尼的乐观报告也害了他们。连续两夜之中，鲍姆允许人民从他的营地来来去去，因为他相信这些人都是效忠王室的，同时也把一切有关兵力和计划的情报都完全泄露出去了。他的印地安人又到处作恶，不仅抢劫一切东西，而且也使突袭的目的完全丧失了，因为他们屠杀牲畜，只把牛铃带回来。

这样缓慢前进，直到八月十四日，听说美军在本宁顿驻有强大兵力，鲍姆马上派人去向伯戈因求援。八月十五日，布莱曼上校率领三百五十名日尔曼龙骑兵和两门六磅炮出发增援。因为大雨，加上装备十分沉重，那一天他们未能走多远。此时，鲍姆已前进到瓦隆萨克溪，在其北岸宿营等候布莱曼到达。

鲍姆出发前不久，约翰·斯塔克也在新罕布什尔州集中兵力。他是只能指挥别人，而不听别人的指挥，参加过七年战争和邦克山之战，象这种不羁之士，美军中有很多。八月八日，他率领一千五百左右人马前进到了本宁顿。八月十六日上午，在本宁顿附近，他与鲍姆接火。鲍姆起先还以为他们是王党份子，想去替国王效忠，所以非但没有向他们开火，而且听任他们在其阵地的周围运动。

斯塔克于是不受干扰地把部队分为三个小纵队。中央部分由自己指挥，支援他的是斯提克尼上校和哈伯德上校，直接冲到瓦隆萨克溪边，进行正面攻击。右翼由尼科尔斯上校指挥，左翼由赫里克上校指挥，分别迂回敌人侧翼，达到敌人后方。结果在不知不觉之中，鲍姆受到包围，他的印地安人首先逃走，一路摇着他们的牛铃。

斯塔克大叫道：“今天若不获胜，我太太今晚就要做寡妇了！”接着他就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攻击。这时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左右，据目击者记载，经过如下：“在一两个小时中，战斗非常激烈；侧面迂回的部队很轻松地前进，而担负正面攻击的部队则以出人意料的勇气和耐力，直扑敌军胸墙。双方火力都极为猛烈，可是我方人员还是轻易越过了胸墙。敌人立即开始溃逃，大约五分钟之内，敌人全军都发生了极大混乱，所有各营裂成碎片，漫无秩序地逃走了。我军乘胜追击超过一英里，杀伤了不少敌军，并获得许多俘虏。”

假如布莱曼在场，情形毫无疑问会完全不同，因为他是个能干的军人。尽管在八月十六日清晨，他距本宁顿已在六英里之内，但直到鲍姆的部队全毁之后，他才赶到战场。他发现斯塔克的部下正忙于抢劫英国营地，于是马上挥兵向前，将他们扫出去了。对斯塔克而言可说十分幸运，正当他的部下纷纷逃跑时，华纳上校突然率领一营“格林山”部队赶来增援。于是斯塔克的民兵又恢复了勇气，布莱曼被迫利用夜暗撤退了。

在这两次战斗中，英军损失颇重，死亡和失踪总数为五百九十六人，鲍姆也受了致命伤。斯塔克所部死了三十人，伤了四十人，为了奖励他的英勇行为，新罕布什尔的战争会议把一套新衣服和一匹麻布送给他作为奖品。

斯塔克实在应该获得更大的奖赏，因为他这次小规模而戏剧化的胜利，对已被吓坏的日尔曼兵简直具有决定性作用。美洲的所有报纸都大声称赞他而讥讽敌人。如八月二十八日的《宾夕法尼亚晚报》说：“他们说可怜的伯戈因将军已被斯塔克气疯了。”

鲍姆的失败也打破了伯戈因的幻想。这不仅教训了他，使他知道美洲人是多么顽强，而且也使他看清了假如要继续前进，则必须放弃交通线。所以除非至少存积了一个月份量的补给，否则不应破釜沉舟地前进。凭着这些糟糕的运输工具，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需要很长时间，而当忙于储运补给时，对方的实力又必然日益增强，在数量和士气上都是如此。八月二十二日，他写了一封充满怨言的信给日尔曼尼说：因为他听说霍威决定向宾夕法尼亚进攻，所以他决定在原地守候。若无纽约方面合作，在这种穷山恶水敌人遍布的地区，他实在无法前进。因为美洲各地都已展开了热烈的宣传战，所以使伯戈因面临的困难情况加剧了。从战争开始之日，由于英国人雇用印地安人，曾经使美洲人在感情上受到了极强烈的刺激——事实上，美洲人也同样雇用印地安人。最不幸的是在七月二十七日，有位牧师的女儿麦克丽娅小姐被印地安人残杀，虽然伯戈因并无责任，可是民情当然更加愤激。一七七七年八月十四日的《桑德斯报》宣称：伯戈因的印地安人和英国轻步兵一起在某地区屠杀了七百名男女老幼。事实上那个地区连十户人家都没有。

这种宣传战使美洲人民都自愿参加作战，正当此时，国会又于八月一日命令华盛顿免去斯凯勒将军的职务，而用盖茨将军代替。伯戈因曾戏称盖茨将军为“老接生婆”，他于八月十九日到了斯蒂尔沃特，这时英军又受到了另一次重大挫败。

应该记住这个侵入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向莫霍克河谷前进，这是由圣利格尔上校指挥的，他在攻克斯坦维克斯堡之后，就应前进到哈德孙河，并与主力会合。这个要塞建在吴德溪与莫霍克河之间的岬角上，守将是加斯沃特上校和维里特中校，并将其改名为斯凯勒堡。

圣利格尔于七月二十五日从奥斯威戈出发，八月三日到了该要塞前方。他的兵力为八百五十名正规军，王党份子和加拿大人，此外还有一千名印地安人，指挥他们的是约翰逊爵士和莫霍克酋长布朗特。此时，赫基默将军正率领特里昂县的民兵赶来赴援。八月六日，他在奥里斯卡尼一头撞进布朗特的埋伏。若非突然发生的大风雨迫使战斗中断，否则美军就可能遭遇布拉多克的同样命运。此时维里特从要塞中溜出来，打击印地安人的营地，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布朗特的部下听到后方有枪声，马上四散溃逃。接着圣利格尔包围了要塞，但因为炮兵太差，所以不能发生明显作用。

斯凯勒听说加斯沃特正受到重压，就派阿诺德率一千二百人增援。阿诺德迅速前进到日尔曼平原，这在斯坦维克斯以东约十五英里，俘获了一个莫霍克人与荷兰人的混血儿，名叫约斯特，是个半疯的人——在印地安人中，疯人常受到极大尊敬。他将约斯特判了死刑，然后对他说，若能去英军营中散布谣言，宣传美军已经大批涌到，将来就赦免他。约斯特对这个命令执行得非常有效，结果所有印地安人都闻风逃走，于是圣利格尔在八月八日只好被迫解围而去。

上面说过，在同一天，霍威也在切萨皮克湾下锚。他于八月十五日通知纽约的指挥官克林顿将军，一旦认为有进攻良机就可便宜行事。八月二十五日，他又收到日尔曼尼五月十八日的来信，就又写信给克林顿说：“假如你能对接近阿尔巴尼的伯戈因将军进行牵制性的帮助行动，其利益将不言自明。”

在本宁顿惨败之后，伯戈因被迫留在哈德孙河以储运补给，因为他知道再向前进，就必须放弃交通线。他仍然相信霍威会支援他，到九月十一日，他已为全军累积了“五个星期”的粮食，这都是从魁北克分别由水陆两路运来，相距超过四百英里。到九月十三日，他开始作最后的跃进，在后方只留下两个据点：一在提孔德罗加，一在乔治湖中的钻石岛。全军有英军二千六百三十五人，日尔曼人一千七百十一人，加上三百名补充兵，共有四千六百四十六名战斗人员，炮手，美洲王党份子和印地安人未计在内。（注：全军总人数约六千人，有效人力包括军官在内近五千人。）他们用浮桥渡过了哈德孙河，过河后即拆去浮桥，船只用来供运输使用。

此时盖茨已经获得增援，包括阿诺德的一千二百人和摩根的五百人。九月十二日，他在斯蒂尔沃特占领贝米斯高地，波兰籍工程师科斯库斯柯立即开始构筑要塞工事。进入阵地之后，盖茨派韦金森和一些斥堠部队去搜索敌军。他们发现伯戈因已经前进，接着就是一连串前哨战，大部分都是美军占优势。

伯戈因既已决定破釜沉舟，所以他现在除了且战且走向南进发以外实无他途。他就沿着哈德孙两岸的小路缓缓前进，以斯蒂尔沃特的敌军阵地为目标。

侦察地形之后，伯戈因发现在正西面有一个高地可以控制敌人的阵地，这里既未设防也未被敌军占领。所以他就决定一方面对盖茨的中央和右翼进行掩护性佯攻，另一方面抢先占领这个高地，接着就可以把敌人赶入河中，虽然这个计划将使其本已微弱的兵力更加分散，但是尽管冒险，从战术上看却是合理的。至于盖茨的计划却非常消极。他只是集中全部兵力，现在约为一万二千人，躲在工事后面等候攻击。

九月十五日，伯戈因下达命令，全军进到多维加特，位于萨拉托加和斯蒂尔沃特之间，两天后他们到了斯沃德豪斯，九月十九日上午，全军分为三部分——左翼，中央和右翼——由弗拉塞，汉密尔顿和菲利普分任指挥，而雷德瑟尔负责支援菲利普。

这三个纵队前进时，美军的斥堠从树林中可以看见他们闪烁发光的武器和红色的军服。可是盖茨却安坐在堑壕后方，既不下命令也不作战斗部署。他的军官们都失去了耐心，阿诺德更是恳求允许他们前进迎敌。最后他获得允许，把摩根的来福枪手和狄尔波恩的步兵送上前去。不久，依照盖茨的副官韦金森记载，盖茨和阿诺德一同走到营地前方。刘易斯少校从前线回来，宣称战况进展尚未具有决定性。阿诺德马上大叫道：“看上帝的份上，我要立即使它结束！”随即踢着马刺，全速冲上前去。盖茨大惊，命令韦金森去喊他回来。道林是与阿诺德同在贝米斯高地作战的人员，他对阿诺德有这样的描写：他的皮肤和头发都是漆黑的，中等身材，他是我们的猛将，毫无畏惧勇敢直前。他喊的是“来呀，孩子们！”而不是“去呀，孩子们！”他是勇士中的勇士。

阿诺德到了最前线，那里距自由农庄不远，他发现摩根的来福枪手正受到弗拉塞轻步兵的重压。他首先打击弗拉塞，等这边恢复控制之后，又向右旋转打击汉密尔顿纵队。兰布上士为目击者之一，对战斗情况这样记载：

“在这里的冲突非常可怕，一连四小时，火力从未中断。双方人员，尤其是军官，随时都有死伤。有些美军躲在树上，他们可以看清英军军官的制服，然后用精确狙击来对付他。菲利普少将在听到枪声之后，经过最困难的森林把四门火炮送了上来，此时我军中央部分正受到优势火力的压迫，这个增援使士气又再度振奋起来。这位少将又冒了极大危险，亲率第二十团作战。雷德瑟尔少将也把左翼的领先部队送上前，恰好赶到向敌人冲锋，表现得极为英勇。”

现在任何一方面的主将若能将最后的预备队送上去，就可以获得胜利。伯戈因根本没有预备队，而盖茨却大约还有九千人。可是盖茨对胜利的掌握却踟蹰不前，这实在是很惊人，弗特斯库这样写道：“假如盖茨把阿诺德要求的增援送往前线，阿诺德就一定能够突破英军中央部分。”罗辛也说：“如果阿诺德能获得其指挥官的增援，无疑可以大获全胜。”他接着说：“这一天若非阿诺德，那么伯戈因将毫无疑问地在秋分之日，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阿尔巴尼。”黑暗使战斗结束，大群野狼和印地安人都出来了，各自猎取其胜利品。

在这场顽强而势均力敌的战斗中，对方的英勇让英军大感震惊。他们的损失颇重，死伤共六百余人，约占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美军损失则较轻：死六十五人，伤二百十八人，失踪三十三人，不到全部作战兵力的百分之十。尽管受到如此重大的损失，伯戈因首先想到的仍然还是在九月二十日重整攻势，但他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就决定暂缓一天。此时，盖茨却对阿诺德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妒嫉心理，在一番争吵后，他取消了阿诺德的指挥权。本来美军在九月二十日应该大举进攻，可是盖茨却只虚与敌军周旋，以及推进前哨到哈德孙河左岸。此时斯塔克又出现并攻下了爱德华堡。九月二十一日，又有两个意外因素使伯戈因再次延迟了前进。第一个是克林顿将军的来信，第二是消息传来，说在九月十八日林肯将军已经用突袭攻占了提孔德罗加的舒格山，并夺获了留在尚普兰湖上的大部分英军补给船。这就是说伯戈因的交通线已经完全切断了。

克林顿的信是九月十二日发的，用密码写成。他告诉伯戈因，准备在十天内进攻蒙哥马利堡（在皮克斯基尔附近，位于哈德孙下游狭窄水道上。）伯戈因立即回信，说明现在所处的窘境，并要克林顿提早进攻。这封回信密藏在一颗银质子弹中，但使者却不幸被捕，为美军所杀。

霍威驶向特拉华之后，克林顿的兵力就变得太弱，无法依照他的含糊暗示向北进发。直到九月二十四日，他的情况才略有改善。有三千援兵从英国到达，使他的总兵力增加到七千左右。他立即派三千人出发，于十月五日在皮克斯基尔附近又接到伯戈因的来信，说他的粮食只能维持到十月二十九日。他要决定到底是进攻还是撤退。他希望克林顿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究竟何时可以到达阿尔巴尼。假如在十月十二日以前他不能获得答复就决心撤退。十月六日，克林顿攻下了克林顿堡和蒙哥马利堡，在丛林中砍路前进，把这样一份通信送给伯戈因：“在我们与盖茨之间已不再有任何障碍。我诚恳的希望你能成功。”

他的前进决定了伯戈因的行动。十月三日，口粮已经减少，因为来源断绝，所以必须赶紧采取行动。此外，敌军来福枪手的狙击也使他们难以忍受。十月四日，伯戈因召开作战会议，第二天继续开会。雷德瑟尔与弗拉塞主张立即撤退，菲利普没有意见。可是伯戈因却力主进攻，他的理由是，如果盖茨解除了压迫，就可以立即率领一万四千人的大军去援助华盛顿，那么霍威就会很容易被击败。他主张留下八百人在营地中，其余四千人用来迂回敌军左翼。因为他的军官都表示反对，他又换了一个计划，只使用一千五百人进行威力搜索，以发现最好的攻击点，如不能发现，就决定在十月十一日实行退却。这个计划是彻底的不合理，因为现在敌人不仅据有强力工事，而且总数也已增到两万人左右。这只是赌徒的瞎撞。

十月七日上午十时到十一时之间，伯戈因从他的设防营地前进，随同他的有弗拉塞、菲利普、雷德瑟尔和巴卡里斯。他在一块玉米地里暂停了一下，展开他这支小部队：巴卡里斯率领轻步兵在右，第二十四团和一些兵力已经减弱的日尔曼营居中，左翼为阿克兰的榴弹兵。

盖茨接到他们接近的报告后，就命令摩根率领一千五百人去迂回敌人右翼，普尔率领一千人去攻击左翼，利尔尼德率领二千人攻击中央。双方发生了激烈战斗，摩根击退了巴卡里斯率领的英国轻步兵，而普尔也使阿克兰的榴弹兵受到了重大损失。于是伯戈因命令撤退。

此时，阿诺德已被解除指挥权，盖茨几乎完全不理他，让他留在贝米斯高地的营中。战斗的喊杀声越来越大，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向他的副官大声说：“今天谁都无法把我关在营帐里。假如不准我指挥，我可以象一个士兵那样去战斗，但是士兵们，上帝保佑我们，会跟着我走的。”于是他高呼道：“来吧，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他跳上马鞍向战场疾驰而去。他追上了利尔尼德的旅，驱赶他们前进，领导他们向日尔曼部队猛扑，但是日尔曼人却顽抗不退。接着他又赶到美军左翼，领导摩根的部下攻击巴卡里斯。因为弗拉塞受到狙击负了重伤，英军就向自由农庄附近的工事撤退，阿诺德就企图向他们冲锋。

接着，阿诺德又纵马赶到英军右翼，穿越敌军的交叉火网，又遇到了利尔尼德旅，再领导他们前进。他把敌军中央部分击退后，直接冲向右面的一个堡垒——这是由布莱曼上校扼守的——也被他一鼓作气攻下了。在战斗中，他的战马被打死，腿部也受了重伤。他倒地之后，夜幕也开始低垂，于是会战也就结束了。最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虽然英军在数量上处于一对三的劣势，但却仍然撑了五个小时之久。毫无疑问，完全是靠了英军炮兵的努力，才使伯戈因免遭歼灭。同时也完全是靠了阿诺德的狂热领导，才使盖茨在两次自由农庄之战中免于失败。在第二次战斗中，盖茨简直没做任何事，只是坐在营中与一位负伤的英国军官——克拉克爵士——辩论有关美洲革命的利害问题，争得发了脾气之后，盖茨就把他的副官韦金森喊过来，问他道：“你见过这样说不通的蠢货么？”对所谓萨拉托加大捷，这位主将的贡献似乎仅此而已。所以正如某位美国史学家所说：“这真是一件怪事，一位完全没有指挥过军队的将领，在这场革命最重要和最具有精神感召力的会战中，只是名义上的领袖。”

这一战的损失并无确实记载，依照温莎估计，美军死五十人，伤一百五十人；英军死一百七十六人，伤二百五十人，被俘二百人。在俘虏中有负了重伤的阿克兰，在死者中有英勇的弗拉塞和布莱曼上校。伯戈因知道大势已去，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无法使他得救。

十月八日拂晓时，他发现敌军在黑夜中已在哈德孙河东高地建立了阵地，于是他除了撤退以外更无他法。日落之后不久，败军经过透湿的地面缓缓向北运动，但是人员的士气却和往常一样高涨。如兰布上士所说：“人们都愿意和准备面临任何危险，领导他们的军官是他们所敬爱的，并且能与他们共同甘苦。”使事态更恶劣的是天又下着大雨。（注：关于这一点，安布里有不同意见。他说：“大雨对我们的撤退反而有利。因为虽然增加了行军困难，但也阻止了敌人的追击。同时大雨也带来了另外一个安慰，那就是敌人要向我军进攻，就只有专靠刺刀来决胜负。”）在撤退中人员疲惫不堪，到十月九日上午五时，伯戈因命令暂停，休息十一个小时，并补充粮食。下午十点，军队到了斯凯勒的农庄，第二天上午渡过了捕鱼溪。

虽然盖茨指挥的部队有军官一千六百九十八人，士兵一万八千六百二十四人，其中有一万四千九百十四人可以立即作战，但他并不想追击。当然他也缺乏补给，而阿诺德的胜利也使他那支缺乏纪律的部队丧失了组织。最后他终于出发了，并于十月十日下午追上了英军后卫。伯戈因立即准备攻击，将部队展开在俯视溪流的高地上。但是到十月十二日，发现已经三面被包围，伯戈因就召集作战会议，决定放弃所有车辆和火炮，每人携带六天口粮，在夜里撤退。可是为时已晚。会议尚在辩论之中，捕鼠笼就已关上，不可能再撤退了。

经过另一次作战会议决定，十月十三日派人向盖茨要求休战。答案为“无条件投降。”伯戈因立即表示拒绝，并要求其部队应保持战争荣誉才肯投降。这回盖茨同意了，可能是因为克林顿已在他后方活动，所以他希望赶快解决。此外他也同意：“伯戈因中将所率领的军队可以自由返回英国，但条件为他们不准再回北美参加这场战争。”在十月十六日签订的《萨拉托加条约》中，这是最重要的条款。

条约签订之后，伯戈因要求与盖茨会晤。盖茨对他待之以礼，一切行动都表现出侠义风度，斯凯勒也一样。十月十七日，当伯戈因的三千五百人去指定地点堆积武器时，盖茨不准自己的部队离开营地，以免英军看到他们感到难堪，这种合乎人性的宽大作风是难能可贵的。

可是条约却并未获得美方遵守，因为国会不批准。这是可耻的背信行为，连美国作家也认为国会的这种行为毫无道理。这些部队始终没有送回祖国。这场决定性的会战，在英国历史上是足以决定国运的。事后加以探讨，很明显可以看出，伯戈因的指挥才能虽非一流，但是在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官中，象他这样能干的人也不多见。弗特斯库对这次冒险总评如下：在历史上，在英国军人企图达成的不可能的任务中，这一次是很光荣的。而且若无阿诺德的阻碍，他也可能到了阿尔巴尼。

在这几个困难的月份中——一七七七年六月到十月——伯戈因对其部下的忠忱毫未动摇，也许只有其部下对他的忠忱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甚至在条约签订之后，兰布还这样写道：“他对他的军队具有高度信心和热爱，任何损失和不幸都无法动摇彼此间的关系，从未听见在军中有任何人对他们的将军表示不满。”可是英格兰的政客们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大家都对他极尽其侮辱之能事。对这次惨败最应负责的实为日尔曼尼，他却仍留任原职。固然伯戈因的名誉最后还是恢复了，但当他于一七九二年八月四日逝世，在送往威斯敏斯特教堂下葬时，只有一部马车送葬，而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为他立碑纪念。

更重要的是这次失败的后果。由于提孔德罗加和高地的丧失，在这一年的艰苦作战中，英军的唯一表现只是占领了费城这座空城——这是一个失去了军事及政治意义的城市。盖茨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增援华盛顿。更重要的是法国开始援助美国，不久也把西班牙和荷兰拖入了战争。十一月一日，一条快船离开波士顿，三十天后到了法国。十二月四日，富兰克林获知伯戈因投降的消息，第二天使巴黎的政治基础都发生了动摇。十二月六日，路易十六同意了法美同盟，十七日法国宣布支持美国革命。一七七八年二月六日，法美条约签字，三月十一日，英法两国进入战争状态。所以在萨拉托加，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不仅落在不列颠头上，而且大部分西方世界也都受到了影响。

大事记（十）：美国独立战争

霍威的一七七七年作战结束之后，华盛顿把军队撤到雾谷，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冬天。施托本伯爵也是在这里投效美军的，他参加过七年战争，并担任过腓特烈大帝的参谋。因为他是个能力特强的行政人才，华盛顿任命他为训练总监，立即开始训练和组织工作。

此时英国方面的情况也在迅速变化。第一，为了对付美法同盟，英国内阁决定对反叛的殖民地实行怀柔政策，除了完全独立以外，对其他要求都不惜让步。其次，派出以卡莱尔公爵为首的和平代表团前往费城，结果除了惹来讥笑以外一无所获。在一七七八年六月初，克林顿已代替霍威出任统帅，并撤出了费城。华盛顿马上在雾谷拆除营地，向敌军前进。六月二十七日，双方在蒙茅斯发生接触，第二天进行了一次不具决定性的战斗，在烈日之下有许多人中暑倒毙。英军的最后一次突击失败之后，克林顿退到沙湾，从海上把军队撤回了纽约。

这些事件进行之时，埃斯坦率领十二艘战斗舰和五艘巡洋舰，装载四千法国兵，从土伦出海，于七月八日到达特拉华港外。四天后，他面临霍威的挑战，虽然霍威的舰队实力不如敌人，但是他却决心一战。幸亏一场风暴把两个舰队吹开，霍威被迫撤回纽约去修补船只，而埃斯坦则进入新港，停留到十一月四日才驶向马提尼克。此时，华盛顿把部队分布在纽约周围，构成一个半径四十英里的半圆形。

日尔曼尼又再度登场。由于伯戈因的投降使他在北面受到挫败，他决定在不放弃哈德孙河的条件下，把注意力转向南面。首先，他主张征服佛罗里达和佐治亚这两个州，其次为南北卡罗来纳，最后是弗吉尼亚，在此之后，北方诸州在孤立之中就会自动崩溃。他相信在北卡罗来纳有许多人都愿意效忠王室，同时若能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境内进行牵制性作战，那么直到萨斯奎汉纳河以南的所有美洲人都会重新效忠。三月八日，他把计划送给克林顿征询意见，照我们看，这毫无疑问会引起战争中的最大悲剧。

克林顿马上同意了日尔曼尼的观念，六月，他奉命派五千人前往圣卢西亚，三千人前往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又加派三千五百人前往南方，由坎贝尔中校率领，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安然抵达萨凡纳河口的泰比岛。

这场新的作战在开初有惊人的成功，十二月二十九日占领了萨凡纳，在六个星期之内完成了对佐治亚的征服。

此时，林肯将军已于十二月十九日到了查尔斯顿，因为不愿放弃卡罗来纳，于一七七九年二月采取了攻势，但是三月三日他在布莱尔溪被普里沃斯特将军击败。这次胜利使美军丧失了收复佐治亚的一切可能。

普里沃斯特接着就前进到查尔斯顿，五月五日出现在该地，虽然林肯已赶往救援，但是酷热的天气却使作战戛然而止。直到九月四日，埃斯坦带了六千名法军从西印度群岛赶来，并于九月十三日要求萨凡纳投降。英军拒绝之后，他就开始围城。九月九日，法军发动突击，但被英军击退，死伤官兵达八百三十七人——比英军多六倍。十一天后，他自动解围并驶返法国。

此时，克林顿一直无法引诱华盛顿在高地南方接受会战，听到埃斯坦失败的消息，就决定留克尼法森将军指挥纽约方面的军事，自己转向南面，以康华利担任副帅。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用九十艘运输船载运八千五百人，由阿巴斯诺特的舰队护航，共有战舰五艘和巡洋舰九艘。他碰到了恶劣天气，有艘装载日尔曼兵的船被吹过大西洋，搁浅在康沃尔海岸。其余舰只于一七八○年一月三十日到了泰比岛。

克林顿在约翰岛登陆，这在查尔斯顿以南约三十英里，从二月十一日到三月二十九日都停留在那里，并未围攻查尔斯顿——该城现由林肯据守。五月十二日该城投降，共有七位将官，二百九十位其他军官和五千一百五十九名士兵成了俘虏。这是美军在战争中遭到的最大惨败。克林顿相信南卡罗来纳已经完全征服，就命令康华利指挥八千五百人留守，他自己则于六月初回到纽约。美国国会得知这场惨败的消息之后，并未征询华盛顿的意见，立即任命盖茨为南方军总司令。他于七月十五日出发进行了长达一百二十英里的行军，以求夺占位于卡姆登的英军据点，这是由劳顿勋爵据守的，他向康华利求救。康华利立即率领三千余人从查尔斯顿赶往援救，在酷热天气中，中途倒毙了八百人，他于八月十三日到达卡姆登，面对盖茨率领的三千余人。八月十六日，他发动了一次猛烈攻击，把盖茨击溃，俘获了对方所有的火炮、辎重、补给和大部分枪械弹药。在这次胜利后第三天，指挥不列颠军团的塔里顿上校对正在钓鱼溪宿营的桑特尔发动突然袭击。英军死六人，伤九人，而美军则死伤一百五十人，被俘三百人，其余兵力也都被击溃。

尽管美军累遭挫败，但是战争的潮头却已开始回涨，有两件事促成其上涨。第一是出现了一位最伟大的游击战将领，第二是阿勒格尼边界部队大获全胜。华盛顿选定格林将军接替盖茨担任南方军总司令，而由施托本伯爵为副司令。十二月四日，格林到了夏洛特，发现兵力只剩下二千三百零七人，其中只有一千四百八十二人可以作战，又只有八百人具有良好的装备。

此时，从盖茨失败到格林接任之间，康华利已经向夏洛特进发，而克林顿又派莱斯利将军率领三千人前往切萨皮克，听命行事。在夏洛特西面约三十英里的地方，第二个事件发生了。弗格生少校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军官，他率领一千一百人——大部分是由美洲王党份子组成的民兵——在国王山被同等兵力的美洲边疆部队包围。结果被全歼，弗格生战死。

这是一次小规模胜利，但却具有决定性。消息传来，使所有落后地区都为之振奋，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民兵纷纷揭竿而起。康华利发现自己已经被充满敌意的人民包围，所以被迫退往夏洛特以南九十英里的温斯波罗。这个背进行动使他与莱斯利之间失去了合作的可能，莱斯利只好从海上绕道来与他会合。这时格林就转移了攻势，但是因为会战已无可能，所以他很聪明的只进行游击战。这样就结束了一七八○年的作战。

等到第二年开春，为了支援康华利，克林顿又派阿诺德率领一千六百人前往切萨皮克。阿诺德此时已在英军服役，他是在一七八○年九月叛变的。作为对这个行动的回答，华盛顿派拉法耶特率领一支规模稍小的部队去对抗他。

当格林把他的小部队分成游击队之后，康华利也学他一样分散了部队，而不是集中自己的兵力——现在总数已在一万一千人以上。一七八一年一月二日，他派塔里顿率领他的军团共一千人去围捕摩根。摩根正在国王山附近作战，这里正是弗格生遭到惨败的地点。一月十七日，双方在考彭斯相遇，摩根用巧妙的战术使敌人几乎被全歼。他自己死了十二人，伤了六十人，而英军则死了一百人，伤了二百二十九人，被俘者超过六百人。其后，摩根进到卡塔瓦巴河上。二月一日，康华利也渡过该河，决定放弃北卡罗来纳，向东北前进到希尔斯波罗，休整他的残军。

这时格林和施托本已经建立了一支小规模精兵，人数在四千五百到五千五百之间，前进追踪康华利。三月二日，两军在豪河发生接触，经过了一连串的迂回运动，于三月十五日开始进行吉尔德福会战。格林有四千四百四十一人可以作战，而康华利的兵力却只及对方一半。尽管拥有数量优势，可是会战一开始，格林的民兵就发生了恐慌现象，逃出战场之外。格林发现他面对的敌军在数量上已经与他持平，但纪律远为优良，就不想冒险，退到豪河后面去了。

虽然格林打输了这次会战，但却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康华利的损失是如此巨大，他决定放弃内地，前进到威尔明顿海岸——在吉尔德福东南约二百英里，只留下了劳顿在卡姆登对付格林。格林在失败之后不久，又向南卡罗来纳进发，以收复该州为目的。这两个决定就引发了约克敦会战。

第十章：切萨皮克会战和围攻约克敦

法美同盟一旦成立，战争就不再完全是陆上行动，而大部分变成了海权问题。一七七九年四月十二日，西班牙又与法国缔结同盟，两个月后也向英国宣战，这种变化就显得更加尖锐。此后，除在北美之外，英国到处都被迫采取守势，从而将主动权让给了西班牙和法国，一七八○年十二月，荷兰又加入同盟。（一七八○年，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也组成了波罗的海同盟，对英国实行“武装中立”。若能切断其从波罗的海国家方面的补给，毫无疑问足以削弱英国的海权，法国认清了这一点，毫不迟疑地支持叶卡捷琳娜的政策。）

虽然在一七七六年，英国海军对确保大西洋航线的眼前任务是担负得起的，但却并不足以应付即将发生的战争。最可能的是一旦英国在美国殖民地被纠缠住而难以脱身，法国就会趁机收复在七年战争中丧失的权利。

自一七七一年三维治勋爵出任英国海军部长之后，英国舰队一直处于腐化之中，行政效率日益低落。虽然到一七七八年，从纸面上看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还是超过法国的，但事实上法国舰队却具有较高的效率。法国有六十三艘战舰，舰载火炮数量都在六十四门以上，水手有六万七千人之多。所以假如法国投入战争，那么英国的战略情况将会完全改观，因为不仅其海上交通线会受到威胁，而且还面临入侵的危险。当法、西、荷三国联合之后，这种威胁就大大增加。英国突然惊醒了，一七七九年十一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总数二千一百一十九万六千镑的军费，决定使海军和水手总数增加到八万五千人。

在所有注视这些变化的人中，华盛顿看得最清楚：除非能够获得制海权（即便是相当短的时间都可以），否则美国的革命一定会失败。一七八○年七月十五日，他派拉法耶特去谒见罗尚博并把一个备忘录交给他。上面有一段这样说：“在任何作战任何环境中，决定性的海军优势都应作为一个基本原则。一切成功的希望都应以其为最后基础。”六个月后他又派劳伦斯去法国，又带了一封长信给罗尚博，说明当时的情况。他这样的写道：

“除金钱与贷款之外，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常备海军优势。这可以立即使敌人改取困难的守势，取消其一切扩张占领的希望。假如我方能控制海洋，阻止补给源源从欧洲流出，那么他们就无法在美国维持强大兵力。对我们而言，这是两个决定因素之一，同时对盟国也极为有利。”

对华盛顿而言，一七八一年的开始颇为不利：宾夕法尼亚战线首先发生了叛变，接着新泽西战线也出现了叛变，在南方的格林将军报告说，他的部队几乎在裸体作战。虽然如此，有一个因素是对他有利的。英军缺乏统一指挥，克林顿虽然号称美国总司令，可他却是紧系在日尔曼尼的裙带上——相隔三千英里。又因为康华利孤立在南方，距离遥远，通信费时，所以与克林顿之间也很少联系。更加困难的是，虽然一切合作都要以海权为基础，可是在美国指挥英国舰队的阿巴斯诺特既不受克林顿指挥，又不受日尔曼尼节制。四月三十日，克林顿上书日尔曼尼，对此事大诉其苦，说他对阿巴斯诺特中将简直不敢信赖。

此时日尔曼尼却认为卡罗来纳已被征服，而格林的部队不过是乌合之众，所以他于三月七日写信给克林顿说：“我怀疑你是否认清了他（华盛顿）的弱点和你自己的巨大优势。请即派相当兵力前往切萨皮克，以便气候允许时可以立即开始作战。”他的目的是想把战争推进到弗吉尼亚，因为他假设卡罗来纳已经崩溃。康华利的想法也一样，因为他在四月十八日写信给日尔曼尼表达看法：“我认为向弗吉尼亚进攻实为最稳健的计划。一旦成功，不仅在当地可以获得重要成果，而且更能确保南卡罗来纳的安全，以及使北卡罗来纳最后屈服。”

克林顿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他在四月十三日写信给康华利说：“除非华盛顿亲领大兵前往，否则我决不可能进到切萨皮克。”十天后他又写信给日尔曼尼说：“但是我应请你原谅，在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康华利的意见，他在最近的信中主张应以切萨皮克为战场，甚至放弃纽约。但我却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要守住加拿大与此也具有密切关系。”这封信与日尔曼尼在五月五日所写的信在路上错过了，其内容在提及“占领弗吉尼亚的巨大重要性”之后，又这样写道：“所以关于收复该州（弗吉尼亚）的重要性，你的意见与我似乎大相径庭，我认为最好是征询其他大臣的意见，而他们的意见却又与我完全相同，并且也呈请国王批准。现在我再根据国王的命令说明下述各点：收复南方各省，把征服工作从南向北推进，这是最主要的目标。除了酌留守兵以外，你所指挥的全部兵力均应使用在这个任务上。若能收复南方诸省，叛徒就将受到致命重创，虽有法国援助，还是无济于事。这样，不久就可获得全面和平，而国家也就可以摆脱这场最令人憎恶和浪费的战争。”

当康华利向威尔明顿前进时，克林顿又与菲利普少将——他本是伯戈因的部将——进行过多次谈话，这是注定对这次会战发生重大影响的。这些谈话与决定一个保护英国船只的基地有关，克林顿向康华利建议说，再没有一个地方比约克敦更适合作为这个基地的了，并认为应用一千人来加以据守。此外他又提到詹姆斯河口的旧科姆福特角。最后他决定派菲利普南下增援阿诺德。于是菲利普率领二千六百人于三月十四日出发，十六天后到了切萨皮克。此时，华盛顿早在二月六日已考虑到克林顿有在弗吉尼亚建立基地的可能，并已决定派拉法耶特率领一千二百人进到艾克河的源头与阿诺德作战。他认为若能俘获阿诺德，将有特别的意义，而且非常有价值。

当克林顿听说康华利已经到了威尔明顿之后，又于四月二十六日写信给菲利普，指出这个意料之外的行动已经使事态更加复杂，所有向北的行动都可能因此放弃。在此之前，他还希望能从卡罗来纳抽出相当兵力从事切萨皮克作战。同时，他又对菲利普说要派一个支队的兵力给他，以便使他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与康华利在卡罗来纳联合作战，可是，他突然又转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作战，假如能成功，其结果可以具有更大决定性——就是把战争转向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并征服那些地区。他说：“据我看，这些地区的人民都是友善的，所以我认为值得一试。”

此时在威尔明顿附近宿营的康华利也提出了类似建议，因为他在四月十日写信给克林顿说：“因为情况完全不明朗，所以关于夏季作战问题，极盼望能获得你的指示。我也不能不把我的愿望表达出来，切萨皮克可能会变成战场，甚至必要时不惜放弃纽约。除非能征服弗吉尼亚，否则我们要想守住卡罗来纳就会非常困难，姑且不说是非常危险。”上面说过，他于四月十八日曾把这个想法直接告诉了日尔曼尼。其后在四月二十三日，在写给克林顿的信中，他又暗示与菲利普将军会合的思想，次日又报告克林顿，说他决心与菲利普会合，同时又把他写给菲利普的一封信，抄了一个副本给克林顿，内容是说：“利用信里所附的密码，把一切情报送给我，并请尽量设法使我们的会合可以完成。地点应该在彼得斯堡附近。”

要获得克林顿的回答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所以作出决定之后，康华利就开始进行长达二百二十三英里的行军，以求与菲利普和阿诺德会合。他于五月二十日到了彼得斯堡，才知道菲之普已在五月十三日因为热病死了。他于五月二十四日在那里得到了克林顿与菲利普的“谈话”抄本，还有四月二十六日克林顿写给菲利普的信，以及三月十日给他的训令，其内容是：如不必冒险，菲利普应占领约克敦或旧科姆福特角。此时，克林顿并不知道康华利已经北上，他在五月二十日写信给日尔曼尼说：“假如康华利坚持与菲利普少将会合，那么我对除了查尔斯敦以外的整个南卡罗来纳，甚至对佐治亚州都很感到不放心了。”五月二十二日，他又写信表示，这样的行动会使南方各省遭受最坏的后果。收到康华利在四月二十四日发出的信件后，克林顿在五月二十六日回答说：“如果你希望与菲利普少将会合，我会非常担心，除非有一支援军能够迅速赶到南卡罗来纳，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接着他补充说：“我已强烈要求阿巴斯诺特注意切萨皮克，并一再告诉他，如果此地被敌人占领，哪怕只有四十八小时，你的作战都会暴露在最严重的危险之下。”

分析上述这些通信时，应该记住收发之间所隔的时间不是几天，通常是以星期计算。所以这些信件的来往，其目的本来是有助于作战，结果却反而越帮越忙。事实的真象是在会战中，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总司令。康华利实际上是独立自主的，所以他应该自己决定，可是他却未能认识这一点。

康华利进入彼得斯堡之后，共有七千人，而拉法耶特则率领一千二百人从里士满监视他。拉法耶特奉有格林将军的将令，负责指挥弗吉尼亚境内的全部美军。但是因为全部兵力也还太少，所以如拉法耶特自己说的，他所能做的只是游击，而不敢进行过分的缠斗。到五月二十七日，他撤出里士满，向腓特烈堡前进，目的是想把康华利向北吸引，而同时也增加自己的实力。康华利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征服弗吉尼亚，就决定在逐退敌军并将里士满附近的一切储存品毁去之后，转进到威廉姆斯堡。他写信给克林顿说：“在获得你的确切消息之前，我将尽量避免与敌纠缠，以免妨碍你的会战计划。目前我想去约克敦。不去朴茨茅斯的理由是那里无法增强防御，也不能保护船只。”他渡过詹姆斯河，在白橡沼地附近宿营，然后缓缓地随拉法耶特前进，于六月一日到了汉诺威交点的附近。六月四日，他命令西姆科和塔里顿率领骑兵部队，毁灭在夏洛特维尔的美军储存物资，并几乎俘获了杰斐逊。十四天后，他听说韦恩已率一千人来增援拉法耶特，就退回艾克口，取道里士满向威廉姆斯堡前进。他的敌人也在后面追随，他们还获得了施托本的增援。

康华利于六月二十六日到了威廉姆斯堡，发现有封克林顿在六月十一日写给他的信在那里等着，内容是告诉他，因为华盛顿要围攻纽约，要求康华利派三千余人前往增援。因为抽调这样大的一个支队，康华利就没有足够兵力据守约克敦和格洛斯特，所以他决定退往朴茨茅斯，从那里可以安稳地向南进发。所以他在六月三十日向克林顿报告说：因为罗登勋爵病了，他愿意退到查尔斯敦。这就等于放弃了弗吉尼亚作战。

康华利并未等待克林顿的回信，因为那还要好多天，他立即从威廉姆斯堡前进到詹姆斯敦，取道向朴茨茅斯进发。七月六日，追击他的拉法耶特在格林斯普林斯被英军后卫重创，照塔里顿的看法，如果康华利当时能命令全军都转过身来迎敌，那么拉法耶特的部队可能会被全歼。可是除了塔里顿向贝德福德进行了一次长距离突击以外，下一个月就完全在书信来往中度过。

七月八日，克林顿又写信给康华利，说他要求的那三千人可以不必派遣了，请占领旧科姆福特角以确保汉普顿大路。同一天，康华利也写信给克林顿，建议放弃会战。七月十一日，克林顿又写信给他，指出在切萨皮克为海军占领一个据点绝对必要，其结论是：“我要求你不要再浪费时间，立即视察旧科姆福特角并加以设防。”

第二天，代替阿巴斯诺特的海军将领格雷夫斯也作了相似要求。当克林顿收到日尔曼尼在五月二日发出的信件——内容是命令他坚守弗吉尼亚——和康华利在六月三十日发出的信件之后，又于七月十五日写信给康华利说，他听说康华利已经渡过詹姆斯河并退往朴茨茅斯时，心中十分恼怒，他说：“我坚决主张在占领切萨皮克之后决不应撤出。”此时，康华利派了工程人员萨瑟兰中尉去视察旧科姆福特角。因为他报告说这里不适用，于是康华利又写信给格雷夫斯说：“我将立即占领约克敦和格洛斯特的据点并加以要塞化。”次晨他又把这个决定通知克林顿。

在一七八一年，分别位于约克河南北两岸的约克敦和格洛斯特，都只是村庄，约克敦约有六十户人家，格洛斯特只有二十户。康华利发出上述信件之后，就开始向这里进发。

弗尔特斯库对这些通信评论说：“事实上，克林顿，康华利和日尔曼尼都赞成在中部殖民地发起会战。克林顿希望等待援兵到达，并且有一支掩护舰队，而在同时也应确保一个海军基地。康华利主张撤出纽约，把英军的主要基地移到切萨皮克，并在那里立即展开会战。日尔曼尼根据自己的幻想，希望两者可以得兼。”结果又是重蹈一七七七年的覆辙，当时日尔曼尼也是同时赞成两个不同的计划，终于造成了萨拉托加的惨败。

华盛顿主张还是要把英国人赶出纽约。他的主力位于白色平原，支援他的有四个强大的步兵团，一个炮兵营和法国军团，这由罗尚博中将指挥，他们在一七八○年五月二日由法国出发，七月十一日在罗得岛新港登陆。

虽然这支法国援军极受欢迎，但它并不能解决华盛顿的主要困难——海军支援。直到一七八一年五月初，法国海军将领巴拉斯率领一支小规模法国舰艇支队驶入新港，华盛顿才算如释重负。虽然这只舰队立即被封锁在港内，但巴拉斯却带来了好消息，说格拉斯将军已经率领一支强大舰队从法国动身了。主要海战发生在小安提里斯附近，法国的战略目标，与其说是帮助美国人，不如说是为了夺取不列颠的糖业贸易。

一七七九年十一月，罗德尼将军奉派指挥背风岛的基地，一七八一年一月，胡德少将又领了八艘战舰在圣卢西亚与他会合，使舰队的全部实力增加到二十一艘。二月三日，罗德尼迫使圣欧斯塔修斯岛投降，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估计价值三百万镑。三月十七日，他命令胡德率领十七艘舰船，把四艘法国船封锁在皇家堡垒湾中，四月二十八日清晨，胡德在那里看到有一艘巡洋舰在该岛最南端出现，就发出“发现敌人”的讯号。到正午时，胡德已经获得确实情报：法军舰队共有战舰二十舰——其中包括一艘一百一十门炮的战舰和三艘八十门炮的战舰——此外共有船只一百五十艘。这就是格拉斯率领的主力舰队，他们于三月二十二日离开布勒斯特。

四月二十九日，双方舰队开始进行远程战斗，此时皇家堡垒湾中的四艘法国军舰也乘机溜走，这使格拉斯占了七艘船的优势。虽然如此，格拉斯并无进行近战的意图，结果到四月三十日，胡德开始向北撤退，五月十一日，他在圣基茨群岛与安提瓜之间与罗德尼会合。五月六日，格拉斯在皇家堡垒湾下锚。对罗德尼和胡德而言这真是憾事，主要是英国海军部过于懒惰，如能对布勒斯特有较严密的监视，不等格拉斯到达，罗德尼就应能事先获得警告。这样他就会趁早与胡德联合，可能就把格拉斯击败了。

五月九日，格拉斯对圣卢西亚进行了一次流产性的攻击，五月二十三日，他迫使多巴哥投降。经过一些没有目的的运动，于六月十八日返回皇家堡垒湾。七月五日，有一艘轻巡洋舰报告罗德尼说：格拉斯率领了二十七艘战舰和将近二百艘准备回国的商船，已从皇家堡垒湾中驶出来了。他立即派单桅船到纽约和牙买加去向有关当局报告格拉斯行动的消息。因为他自己健康不佳，所以罗德尼决定回国，命令胡德率领其大部分舰队向纽约进发。照罗德尼判断，格拉斯会使用一个强大支队护送商船返国；从圣多明各的弗朗西斯角出发。所以留在北美海面作战的战舰不会多于十二艘到十四艘。假如他把十四艘战舰留给胡德，那么一旦与在纽约的格雷夫斯会合，其联合兵力即足以击败格拉斯而有余。他就采取了这个办法，自己率领其余舰队，护送商船一百五十艘返回英国。这真是极其不幸的决定。

七月十六日，格拉斯从弗朗西斯角出发。他得到华盛顿和罗尚博的紧急要求，请他把舰队开往沙湾或切萨皮克，他立即命令船团暂缓出发，他一方面装载了三千名部队和一些火炮，另一方面先派“协和号”送信给罗尚博，华盛顿和巴拉斯说他决心来援。此后，他就取道旧巴哈马海峡向北前进——这是一条陌生的航线。

八月三日，胡德在安提瓜岸边接到了克林顿和格雷夫斯在六月二十八日发出的通信，告诉他从截获的敌方信件中，他们得知格拉斯如不能在飓风季节之前，则至少在飓风季节之中，会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海陆军兵力，出现在北美海岸。那将毫无疑问会对纽约进行一次联合攻击，所以他们要求英国舰队应立即北上。胡德获得这个要求后，于八月十日向美国海岸进发。当华盛顿从巴拉斯方面得知格拉斯已经启程返回法国时，他立即离开在新温莎的司令部，于五月二十二日在魏勒斯费德与罗尚博会晤。他们共拟了一封信给格拉斯，先送到弗朗西斯角去等候他到达。他们建议格拉斯或者驶向沙湾以支援对纽约的攻击，或者驶向切萨皮克。华盛顿赞成驶向沙湾，而罗尚博则略有疑问的赞成驶向切萨皮克。第二天，他们把信送给吕内尔尼，要他转交格拉斯。但是疑惑似乎还是存在，因为在六月一日吕内尔尼写信给罗尚博说：

“拉法耶特侯爵和格林将军的情况非常危急，因为康华利勋爵已经与切萨皮克的英军会合。假如不及时援助弗吉尼亚，英军可能会达到他们的目标，那么不久他们就可以真正征服南方诸州了。”

同一天，华盛顿写信给格林说：“最近我与罗尚博在魏勒斯费德会晤。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对战事进行了十分严肃的讨论。最后决定是以现有兵力攻击纽约，暂不在南方作战，因为我们对海洋尚无决定性控制。”

五月二十七日，华盛顿又上书给国会议长，报告他纽约作战已经迫在眉睫，但是送信的人却被英国人俘虏。克林顿这才知道情况紧急，就要求康华利送一部分兵力来援救纽约。这就是他于六月十一日发信的原因。

接着在六月十三日，华盛顿又接到罗尚博六月九日发出的信件，报告他已经得到格拉斯的消息，并说大约在仲夏时，可以希望格拉斯到达美国海面。同时华盛顿从拉法耶特方面也知道康华利毫无疑问已经放弃了北卡罗来纳。这些发展使联军指挥官对如何利用即将到达的舰队的问题不能不作进一步考虑。包括如何配合其陆上兵力收复南方。在收到罗尚博有关格拉斯即将到达消息的信件之后，华盛顿作答如下：

“就目前环境而论，纽约实为我们唯一可以实际达到的目标。但假如我们能确保海军优势，则可能找到具有较多实际性和相等价值的目标。如果巡洋舰尚未离去，我希望你能将此事向格拉斯加以解释。在从魏勒斯费德发给公使的信中，曾要求他催促格拉斯率领全部舰队开来，最理想的目标为沙湾，若英国舰队不在那里，那么他可以尾随他们向切萨皮克前进。”

因为这封信的含意模糊不清，所以在七月二十日，罗尚博要求华盛顿确定具体的“会战计划”。华盛顿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如果克林顿增援康华利则应攻击纽约；（二）如果康华利增援克林顿则应攻击弗吉尼亚。（三）一旦条件有利应围攻查尔斯敦。直到八月十一日，他听说克林顿已经获得二千八百八十名日尔曼人增援，三天内他又接到巴拉斯的来信，说本月三日，格拉斯已从弗朗西斯角出发，约有战斗舰二十五艘到二十九艘，载有陆军三千二百人，向切萨皮克湾进发。现在形势已经变得十分紧张，所以华盛顿必须完全放弃进攻纽约的意图，改将法军和美军的一部分送往艾克口，再转往弗吉尼亚，以与西印度群岛开来的部队合作为目标。次日他写信给拉法耶特说：“若有可能应阻止康华利向卡罗来纳退却。”第二天他又获得拉法耶特的报告，得知康华利于八月六日已在约克敦和格洛斯特登陆。八月十七日，华盛顿和罗尚博联名写信给格拉斯，告诉他一支法美联军已决定向切萨皮克进发，要求当他到达之后，立即将所有能抽出的运输船送到艾克河口，以便接运法美联军部队向下驶到海湾边。

希斯将军率领三千余人留在西点应付克林顿的一万六千名英军。八月二十日星期一，联军（美军两千，法军四千）在西点以南约十二英里处的国王渡口过了哈德孙河。然后采取了一种巧妙的进军路线，使克林顿相信这支部队是以斯塔顿岛为目标，目的是想从南面威胁纽约。（注：连美军本身也同样不知道真正目的是什么，所以人员都感到十分奇怪和好笑。）第二天，华盛顿发了一个“通传各州”的文件说明他的计划。他说这一战有很大机会，可以全部歼灭南方的英军，摧毁他们一向夸耀的远征行动。于是联军开始进行这个长达四百英里的行军，美军沿河前进，法军则经过北塞，派思桥和克隆朋德。八月二十九日，美军露营在不伦瑞克，法军则在布良驿站扎营。现在已无法再隐匿意图，行动才开始公开。第二天，华盛顿和罗尚博并骑在部队前面行走，率领大军进入费城，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还未听到格拉斯的消息，所以华盛顿于九月二日写信给拉法耶特说：

“亲爱的侯爵，因为没有获得格拉斯伯爵的消息，使我感到无法形容的焦虑，我担心英国舰队占领切萨皮克足以使我们的计划全盘失败。假如你在任何方面获得消息，我要求你立即用快马送给我，因为我已焦虑不堪。”

十月五日，华盛顿的部队在艾克口暂停，终于听到格拉斯安全到达切萨皮克湾的消息。他共有二十八艘战舰，四艘巡洋舰，载着三千陆军部队。联军部队离开费城向艾克口进发，于九月十八日用船运往切萨皮克，在威廉姆斯堡附近登陆，到九月二十六日，华盛顿、罗尚博和拉法耶特的兵力都已集中在一起。

八月二十七日，在格拉斯到达之前三天，胡德将军在往北航行的中途开入切萨皮克湾，因为没有听到格拉斯的消息，所以又继续向纽约前进。在那里他与格雷夫斯会合，格雷夫斯指挥的只有五艘战舰。格雷夫斯也没听到格拉斯的消息，只告诉胡德说在前一天，巴拉斯已率领八艘战舰和十八艘运输船从洛岛出海了。因为不知道海上交通线已经受到优势兵力的威胁，九月三十一日，两支兵力联合，由资深的格雷夫斯指挥，又向切萨皮克进发以拦截巴拉斯。可是不幸的是格拉斯已于前一天驶进了切萨皮克湾。格拉斯立即命令由圣西蒙侯爵指挥的三千人登陆，接着又命令运输船去接运华盛顿的部队。接着他下锚在林黑文湾，位于亨利角正西，在查理角南面，相距约十英里，中间是一道浅水，称为“中域”。九月五日上午八时，放哨的巡洋舰报告有一支舰队来到。

格拉斯起初以为是巴拉斯，但不久报告又发现十九艘战舰，他立即判断这必定是格雷夫斯的舰队。正午退潮时，法国军舰开始起锚，因为要绕过亨利角，所以只能缓慢地排成阵线。当时英军由胡德指挥前卫，认为应乘敌人行列未整之前开始攻击。他说：“不久，他们开始形成一条战线，但还不够整齐和连续，这正是英军开始进攻的最好机会，但却未能利用。”柯贝特也认为胡德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格雷夫斯没有下总攻击令，而是继续观望，与敌人成平行战线。不过格雷夫斯自己的辩解又不同，他说：“我的目的是想逼近敌人，达到平行位置，然后一起发动攻击，所以我一直前进，直到前卫过份接近“中域”的浅水，有危险发生时才停止。”接着他发出讯号，命令全部舰队向下风方向行驶，换成与敌人同一方向，而胡德变成了后卫。这是下午一点钟。一小时后，法军前卫在格雷夫斯的旗舰“伦敦号”正南，相距约三英里，并与英军的中央部分平行。

为了使敌人与其前卫平行，格雷夫斯在两点三十分钟时又命令前卫船“什鲁斯伯里号”再向右舷接近敌人。七月二日阿巴斯诺特回英国去以后，格雷夫斯继续使用他的信号，同时又增加了自己的信号，可能胡德和他的军官对这样复杂的信号还没有足够时间熟习。这时同时打出了两种旗号，一是“接近战斗”，一是“跟进”。结果英法两方的前卫发生了战斗，而英军的中央和后卫却跟进，而不接近敌人的中央和后卫部分。这是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只有前卫在交战，而双方舰队的其余部分则都在旁观。最后到下午四点二十七分，英军才把跟进旗号撤销，胡德所部才开始向敌人接近，可是法军刻意避免接近战斗。到日落时，会战结束了，英军死了九十人，伤了二百四十六人，法军只伤了二百二十一人。

那天夜里，格雷夫斯努力恢复其内在秩序，准备次日上午再次进攻，但是九月六日全天无风，而在七八两日法军又拒绝交战。所以在九月九月，胡德认为格拉斯必另有企图。次日，格雷夫斯知道巴拉斯的舰队也已到达，带来了八艘战舰和攻城炮及补给品，这都是围攻约克敦所必需的装备。由于敌军实力增强，格雷夫斯于九月十三日召开作战会议，决定退回纽约，并于九月十九日回到该地。这场本身胜负未决的会战却决定了康华利的命运，所以在世界战争史中也是一个决定性会战。

不管对格雷夫斯的失败怎样分析，无可否认的最大败因有二：一是罗德尼最初的失算，没有猜到格拉斯的可能行动。二是胡德在会战中的僵硬头脑。（注：罗德尼和胡德都对格雷夫斯没有好感。）照格雷夫斯看来，这次失败的主因是因为他的部下，尤其是胡德支队太遵守刻板的传统，对他的信号既不能作聪明的解释，而又缺乏合理的主动精神。此外柯贝特也有下述评论：

“为什么胡德不能表现较多的主动精神，这似乎很难理解。也许是因为格雷夫斯没听他的话而感到不愉快，所以就只机械的服从命令行事。假如胡德能有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表现的精神之一半，那么格拉斯是否能返回切萨皮克都是疑问，如果他不能返回，结果又将如何？”

在格雷夫斯从沙湾出发前四天，克林顿写信给康华利说：“我对华盛顿这次调动兵力的真正意图还不明白。”三天后他又写道：“除非华盛顿把他的部队抽调相当数量派往南方，否则我认为尚无增援必要。”直到九月二日之后他才明白了真象，又写信给康华利说：“根据我今天收到的情报，似乎华盛顿正在调动一支兵力匆匆向南进发，并且希望能与相当数量的法军合作。果真如此，你也可以放心，我会竭尽全力把援兵送给你或是尽量进行牵制行动，使你可以处于安全之中。”

同一天，康华利也发现了他的危机，因为他用密码报告克林顿说：“格林斯的舰队已到了切萨皮克湾。”克林顿并未失信，进行了一个牵制行动。他派阿诺德到新伦敦去，并于九月六日攻下了两个要塞。那一天，克林顿送信给康华利说：“我想援救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最快速度去和你会合，我这里能抽调的兵力约为四千人。他们已经上船，只等海军方法的通知即可开船南下。”但这却是空洞的许诺，因为切萨皮克之战已经使它成为泡影。直到六星期之后，这支远征军才出发。

这时，康华利却率领七千人困守在约克敦，而拉法耶特则率领五千人从旁监视。很明显，康华利完全可以先发制人，在华盛顿和罗尚博到来之前先将拉法耶特击败。因为他没有这样干，同时又没有撤入加北卡罗来纳，所以塔里顿和斯提德曼都深深地责备他。甚至迟到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他都还有溜走的可能，他写给克林顿的信上也提到了撤退。他不走的理由很难解释，因为他应该知道海上情况的严重性。九月二十九日，他接到克林顿在九月二十四日发出的来信，说他希望于十月五日率领二十三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出发。接着在九月二十五日，克林顿又告诉他舰队修理尚未完毕。到九月三十日，他又说他希望于十月十二日出发。

一再迟误之中，美军方面却正在积极活动。九月十七日，华盛顿访问了格拉斯，到九月二十五日，在华盛顿劝说之下，格拉斯终于同意约克敦投降之前留在切萨皮克不走，因为在九月二十三日他本坚持要立即北上。九月二十七日，华盛顿在威廉姆斯堡集中兵力，共有一万六千六百四十五人（美国正规军五千六百四十五人，民兵三千二百人，法军七千八百人），分成三个师，由林肯、拉法耶特和施托本分任指挥。次日，他们进到距目标两英里内的地点，九月二十九日，据一位佚名美国牧师报导：“昨夜之中，我军都枕戈待旦，预料敌人会来进攻，但是他们却并未骚扰我们。”于是开始了这场著名的围攻战。

没有制海权，约克敦和格洛斯特是不利于防御的，康华利若已认清海上优势已在法国人手中，那么他早应放弃这个地区。他们的防御情形，包括天然和人工工事在内，根据塔里顿的记载是这样的：

约克敦：右翼倚托沼泽，这个沼泽掩护着该镇右方。沼泽外建有一个巨大堡垒，靠近从威廉姆斯堡来的沿河道路，用栅栏和拒马使其连成一体，也可以控制一切道路和栈桥。右面，在沼泽尽头又有两个堡垒卡隆和戈达洛普，分别位于威廉姆斯堡道路两侧。中央有一片稀疏森林保护，正面已经砍倒，树都倒向外侧。在中央左方有一个野战工事，设有炮位，可以控制汉普顿路。深深的峡谷中，一道溪流一直流向约克河，掩护着左方。最危险的地点，都已经砍去树木，设立棱堡和修建炮位。从沼泽头部到溪流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半英里。在这一线前方，大致在中央附近，地面为沼泽切断。除此之外，地面大致平坦，伸展到两千码附近。

格洛斯特：这个村庄位于约克河北面，约有十余户房屋。右面是一条沼泽性的溪流。正前方是一个平原，约一英里宽。平原前面是森林。因为左面有河，右面有溪，所以其所占空间极为狭窄。在河流之外，地面开阔且已经耕种。

在约克敦外围本来还有一道防线，在康华利接到克林顿九月二十四日的来信——通知他准备十月五日南下——之后，于九月二十九日夜间放弃，这是非常蠢愚的行为。它第二天就被联军占领。华盛顿认为康华利想逃走，所以要求格拉斯进入约克河，以防止他在帕芒基河和马塔波尼河之间的地区寻找庇护。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为了不使敌人逃走，洛桑率领他的军团——步骑兵各三百人——加上七百名陆战队，被派往格洛斯特去增援正封锁该地的克瓦西。十月三日，洛桑与塔里顿进行了一次激烈的骑兵战斗，塔里顿被挑下马去，差点被俘。在约克敦方面，直到十月六日夜间都还平静无事。在施托本将军指挥下，联军在英军左翼约六百码处开始构筑第一道围攻线。三天之后，炮位和工事都已完成。美军随即从右面开始全面发射二十四磅和十八磅的火炮以及十英寸的迫击炮，整夜不停。次晨，法军炮兵也从左面发射，火炮的巨大吼声持续达六七小时，其间从未停息。

十月十日，华盛顿写道：“火力变得如此猛烈，敌人把火炮从炮眼中退出，放在防壁后面，全天未发一弹。黄昏时，法军发射的一颗炮弹，击中了四十四门炮的“卡隆号”巡洋舰，将其全部烧毁。火炮和物资已被移出。据逃亡者报告，我们的炮击极为精确，在一天之内使敌军大受损伤。”

第二夜，推进三百码构成了第二道围攻线，全长七百五十码，深三英尺半，宽七英尺。有五十二门火炮从那里发射。此时，康华利又接到克林顿在九月二十五日写的信，告诉他又要延期出发。他建议康华利应率领约克敦守兵渡河退往格洛斯特，并作突围企图。华盛顿也担心他如此，依照塔里顿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说：“除了海军以外，陆军也有许多小船，若能适当操纵，一次可以运输一千二百名步兵，若有海军协助，则可达二千人以上。所以似乎并无太大困难，可以把大部分部队乘夜撤过河，然后再毁掉那些船。格洛斯特并未被围，克瓦西准将仅对其加以封锁。”

这是康华利逃走的最后机会，可是因为不可知的原因，他没有采取行动。在那一天（十月十一日）他写信给克林顿说：“我们已经损失七十余人，大部分工事都已受到相当损毁，在不利地形上以这样的工事来对抗如此强烈的攻击，我们不可能希望作太长久的抵抗。”十月十二日和十三日，联军仍继续炮击，因为在英军最左面的第九和第十两个堡垒，控制着一条直接的进路，所以联军决定用突击将其攻克。十月十四日夜间，法军攻击第九堡垒，美军攻击第十堡垒。它们的陷落注定了康华利的命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天他还接到克林顿的来信，在建议了许多办法之后，结尾说：“我希望在一两天之内即可起程。”

第二天，康华利充分认识到他的地位已经无可挽救，但他却不愿不战而降，所以命令一个四百人的支队去突击美军的两个炮位。他们的表现虽很英勇，但却对大局无补。最后在十月十六日，已经迟了一星期，他才决定放弃约克敦，把能带走的部队都送到格洛斯特。夜间十一时开始上船，但当部分部队渡过之后，突然风暴大作，吹散了船只，使撤运工作不能不停止。塔里顿说：“英军最后的希望均已断绝。”

十月十七日，正是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的纪念日，上午十时，在白旗掩护下，一个穿红衣的鼓手站在约克敦左面的防壁上敲打出“请求谈判”的鼓声。如约翰逊在《约克敦会战》中所说，康华利真是一个伟大人物，因为“他似乎公开承认英国在美国的统治已经结束，并宣布这场‘叛乱’的革命已经成功。”于是炮火停息，不久康华利将下述要求送达华盛顿：

“我建议停战二十四小时，双方各指派军官两人，在摩尔先生的房屋里会晤，共同议定投降条件。”随后又有一封长信，要求以不再向联军作战为条件，希望能允许英军归国，日尔曼人回到日尔曼。华盛顿还记着萨拉托加投降后惹起的麻烦，表示不能同意，要求所有官兵投降后均照战俘身份收容。英军同意了，围攻战就此结束。

投降总数为八千零七十七人，其中陆军七千一百五十七人，海军八百四十人，随营人员八十人。在围攻中，英军死了一百五十六人，伤了三百二十六人。联军方面死七十五人，伤一百九十九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法国人，所以对美军而言这真是一场非常廉价的胜利。

十月十九日英军缴械时，他们在行进中唱着一首曲子，叫“世界翻身”。英军在沉默中把武器堆积起来，充满了悲哀。

十月二十日，康华利向克林顿发出最后一封信。华盛顿又要格拉斯进一步去援救查尔斯敦。可是格拉斯拒绝了，因为他必须返回西印度群岛。四天后，华盛顿的副官狄尔曼上校飞马驰入费城，报告胜利的消息。此时，克林顿终于在十月十九日出发，到了查理角和亨利角海外——但已经迟了五天。他已无事可做，只好返回纽约。

整个战争中，这场会战实为胜负关键，此后经过长时间谈判，终于在一七八三年十一月三日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依据条约，美国正式独立，从此十三州有了无限权力，可以向西发展了。西方世界增加了一个新的大国，其所具有的势能超过了所有欧洲国家的联合力量。一个新帝国已经诞生，不过一个世纪多的时间，它已置身于世界强权之林，再过半个世纪，它的财富和威力更已独步世界。更重要的是美国独立战争也使宗教改革时代从此告终。创立这个时代的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使其发扬光大的是三十年战争和英国的清教徒叛乱，而约翰·洛克的门徒托马斯·杰斐逊所草拟的《独立宣言》却是其最后表现。

这个开创新时代的文件中有一段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这不仅是向英格兰国王的政府挑战，而且也是向整个西方世界的专制主义挑战。所以在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六日路易十六批准法美同盟时，无异于为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签字，而西班牙加入战争也无异于自毁其殖民帝国。使法国大革命获得生命的地方是美国而不是法国。法国军人从美国把自由、平等、博爱的种子带回了家乡。青年圣西门把他对这次战争的印象综合起来，大声疾呼道：“我认为美国革命代表了一个新政治时代的开端；这场革命足以使整个文明获得重要进展，不久，欧洲现有的社会秩序都将发生极大的变化。”而仲马也说：“我们倾听‘库珀博士’的演说，他除了称赞我们对自由的热爱以外，并且还对我们说：‘青年人，要小心、要小心，在这片处女地上的自由胜利，对你们的希望并不一定有多大影响。你们可以把这些种子带回去，但是假如你们想使这些种子在你们故乡的土壤里滋长，因为已经过许多世纪的腐化，你们必须克服更多的困难。我们在争取自由时已经付出了大量的鲜血。可是当你们要想在旧欧洲为自由建立基础时，必须不惜流血成河才能成功。”

大事记（十一）：法国大革命

虽然法国大革命发动的力量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可是以一七八九年的情况而论，也许再找不到象当时美法那样不同的两个国家。美国是一个巨大而尚未开发的国家，为这个具有自由民主精神的民族提供了无限机会。法国是古老的君主制国家，一向受特权和传统束缚。在美国，租税（这是一七七五年叛乱的主要原因）由人民决定；在法国却由国王决定，并且由第三等级承担——也就是说除贵族和教会外都要纳税。尽管法国日益繁荣，可是这种由不平等所引发的怨恨，非但不曾减轻，反而更加高涨。因为财富增多，国债和税额也随之增加。结果受害最重的还不是赤贫的无产阶级，而是小康的中产阶级，他们也是财富的创造者。由于他们要求正义和对国事指导能有一席之地，结果就造成了法国大革命。

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势必要筹措战费，法王路易十六（一七七四——七七九二年）就求教于财政顾问，热那亚银行家内克。内克主张不要增税，而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维持财政支出，可是后来公债发得太多，为了付利息又不能不加税。据说路易十六的祖父路易十五曾说过：“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让他的预言不幸言中的就是公债，这就是洪水的来源。

一七八一年内克被免职，不久，他的位置由卡隆接替，为了应付危机，卡隆劝路易召开贵族会议——由贵族和教士代表组成——于一七八七年开会，但他们发现卡隆的财政改革计划有损他们的特权，就拒绝通过。接着在一七八八年八月八日，路易在无可奈何之中听信了巴黎市议会的劝说，决定于次年召开三级会议。从一六一四年起他们从未开过会（注：路易十五曾取消巴黎市议会，路易十六即位后又重新召开。）人民要求的是君主立宪制，希望他们的代表能定期集会并保有权限。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国会代表在凡尔赛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他们心中所想的就是这种观念。

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拒绝分坐，并邀请贵族和教会代表与他们共同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人愿意屈尊，到六月十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就自称为“国民会议”，从而独立成为一个组织。十天内，在著名的网球场，他们宣誓表示，除非拟定新宪法，否则决不解散。为了安抚他们，路易命令所有特权阶级的代表都与平民代表一起开会。同时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又命令布罗伊公爵在凡尔赛集中瑞士和日尔曼人的佣兵部队担任警卫。此外又再次罢免内克，他在不久之前又被召回任用。

巴黎资产阶级一向认为内克是唯一可使经济复兴的干才，所以这个措施使他们大为不满。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巴黎群众立即开始暴动，结果是七月十四日群众攻击巴士底狱并杀死守卫。消息传到宫中，路易喊道：“这是大规模的叛乱！”里昂库尔公爵回答说：“不是的，陛下，这是一场伟大革命！”这次暴动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第三次起用内克，并成立了一支“国民卫队”，由拉法耶特侯爵指挥。为了取信于民，八月二十六日，国民会议发布了《人权宣言》，内容与美国的《独立宣言》极其相似。因为路易犹豫不决，未加批准。于是在十月五日，拉法耶特率领一小队国民卫队，把王室人员从凡尔赛押解到首都，后面有许多群众跟随，不断高呼怒吼。此时国王的幼弟阿图瓦已随第一批王党逃亡者出国，他立即开始着手推翻革命。由于他们阴谋与外国合作，这成为最后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国家财政已经破产，由奥顿主教——他是内克女儿的情人——提议，国会开始进行宗教改革，没收巨额的教会财产。国会宣布以后主教和教士都必须由人民代表选举。接着，米拉波主张发行以土地为担保的纸币来代替被没收教会的土地。但内克却乘机骗到了大量教产，宣称将来用金银偿付。由于诺言无法兑现，内克出逃。结果在米拉波主持下终于发行了土地货币。

反宗教的国会使路易深恶痛绝。他说：“我宁可做梅斯的国王，而不想在这种条件下做法国国王。”结果新法施行不久他就决定逃走，他不听米拉波的建议，并不逃往忠于王室的诺曼底或布列塔尼，而是逃往梅斯，想与那些逃亡者会合。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极力支持——她是玛丽亚·特蕾莎的女儿，是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一七九○——一七九二年）的姊妹。

六月二十日夜里，路易和家人躲过守兵的注意，向通往蒙梅迪的道路逃走。中途被人发现，在瓦伦被拘捕，押回巴黎。消息传到奥地利，利奥波德就宣布：拘捕国王直接冒犯了所有君主的荣誉和任何政府的安全。八月二十七日，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一七八六——一七九七年）联合发布了《庇尔尼茨宣言》，两位国王宣布将联合其他欧洲统治者共同支持路易。利奥波德事实上不怀好意，在宣言发布之前，他与腓特烈·威廉共同商定了瓜分法国的计划。奥地利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普鲁士分得尤利希和贝格两个公国，并在筹划中的波兰瓜分案内分一杯羹。九月十四日，国民会议制定新宪法后自动解散，代替它的是新宪法规定的立法会议，于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新国会的领导权落入一群青年中产阶级狂热份子手中，他们号称“吉伦特党”，因为其中多数人来自吉伦特省。他们激烈反对逃亡者，利奥波德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因为在法国东部边界，有少数逃亡者的部队集结，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同时也感到畏惧，所以主张对奥地利作战，以此统一国内意志，并强迫路易摊牌。

十二月，这种狂热的备战使法国人把沿着法国东疆的部队分组成三个军团，北方军团由罗尚博指挥，中央军团由拉法耶特指挥，他们都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莱茵军团则由鲁克纳元帅指挥，他是一位年老的日尔曼骑兵军官。这就是最初的法国革命军队。

巴黎的报纸刺激人民的感情，使他们趋向好战途径。在雅各宾修道院中（注：当国会移到巴黎时，第三等级的部分代表在雅各宾修道院租了一大间房子作为集会场所。这就是这个著名革命党派命名的来历）和国会中，布里索也鼓动对宫廷的仇视心理，并宣传战争的必要。要团结人民和使他们服从国会意志就需要战争，正如塞加勒所说：“在战时可以采取某些措施，若在平时看来则未免过于严峻。”——这就是恐怖时代来临的先声。

巴士底狱被攻击时，在欧洲还没有产生组织十字军援救法国的想法。当时各国王室注意的是波兰而不是法国。一七九二年三月一日利奥波德逝世后才迅速发生了转变，因为他的儿子弗朗西斯二世接受了吉伦特党人的挑战，一心要恢复他姑母的荣誉。他是最后一任神圣罗马皇帝（一七九二——一八三五年）。同时，腓特烈·威廉也认为法国是个容易到手的目标，并且打算以扑灭革命为借口扩张领土。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一七六二——一七九六年）则希望维也纳和柏林当局都被纠缠在法国事物中，这样就可使她在波兰坐受渔利，此时波兰正好到了第二次被瓜分的边缘。法国的保王党人也认为只有奥地利出面干涉，击溃法国的征兵，才能救出路易。这就是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日的情况，路易十六以俘虏身份向其主人吉伦特党内阁建议对奥地利宣战，目的是想让他们被打倒，他自己也可就此脱身。

法国对战争实在是毫无准备：府库空虚，军队混乱，人民象得了疯病一样。七月十一日，政府号召全国人民从军，许多群众纷纷入伍。十四天后，普鲁士也向法国宣战，并指派不伦瑞克公爵为普军总司令。他受到王党逃亡者指使，发布了一个措辞很不妥当的宣言，使巴黎人民大为愤怒。八月十日，杜伊勒里宫遭到攻击，国会以敕令废除一七九一年的宪法，取消路易的一切权力，实行普选。国民公会又代替了立法会议。

在混乱之中，最严重的危险却来自军中。法国陆军此时共八万二千人，不包括边界守备部队在内。在左面，北方军团已经改由拉法耶特指挥，掩护着从敦刻尔克到马尔梅迪的边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二万四千人，驻在弗兰德边界，另一部分一万九千人，称为阿登军团，驻在色当附近。在其右面，从蒙梅迪到孚日山地为中央军团，亦称梅斯军团，共一万七千人，由鲁克纳元帅指挥。在中央军团右面，从孚日山地到巴塞尔为莱茵军团，共二万二千人，由比隆将军指挥（即洛桑公爵）。在后方斯瓦松附近，有一大堆无组织的志愿兵，号称预备军团。

八月十一日，拉法耶特正在色当，他得知前一天的敕令内容之后，立即命令在松布尔桥的狄隆将军和在莫尔德营的迪穆里埃将军向巴黎进军。狄隆是保王党，表示同意，而迪穆里埃则趋附吉伦特党，拒绝服从。国会听到了兵变的消息，立即派委员前往色当，但被拉法耶特拘捕。八月十六日，政府命令迪穆里埃为北方军司令。第二天，拉法耶特看到军队对他已经丧失信心，就率领许多军官越过卢森堡国界，向奥地利投降。同时，在梅斯的鲁克纳也是拉法耶特的朋友，他也拒绝接受敕令，被派指挥第二线部队，而由克勒曼将军接任司令。鲁克纳部下的重要军官也都被调换。在莱茵军团，只有比隆将军愿意竭诚效忠，当迪穆里埃代替拉法耶特时，法国陆军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第十一章：瓦尔密的炮声

瓦尔密的炮声不仅只是军事事件，更是构成了两种战争形式间的一条明显界线。前一种是从一六四八年开始的战争形式，后一种是一七九二年以后的战争形式，在前一个时代，如以前各章叙述的那样，战争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较有节制。除极少数特别例外的情形，会战都是井井有条，好整以暇，大家都遵守公认的规则。奥勒里伯爵在一六七七年说：“我们在战争时象狐狸而不象狮子，二十次围攻后还不能进行一次决战。”二十多年后笛福说：“现在的情形常常是这样，双方各以五万大军彼此对峙，一无所获，然后各自宿营过冬。”一百年后依旧如此。卡诺说：“军事学校教导的已不再是防御据点的艺术，而是如何遵守必要的礼节，使对方光荣的投降。”一七三三年围攻皮齐顿时，这种文雅的战争出现了一个完美例证。双方议定休战之后，就在壕沟上搭起桥梁，使双方可以互相交通，于是大开宴席，到处笙歌。完全是一片太平景象，大有盛宴难再之感。

在卡诺发表上述见解后一百年，新的战争形式已经发展到了顶点，福煦元帅认为“这种古老方法得不到决定性解决，而只有有限目标。”萨克斯（一六九六——一七五○年）说过：“我倾向于进行会战的，尤其在战争开始之时，但我也深信聪明的将军可以打一辈子仗而不会被迫进行会战。”福煦对这种理论也严加驳斥。虽然如此，福煦对“古老方法”的根源却似乎并未认清。不仅是因为三十年战争的无限野蛮引起了广泛厌恶，由此发现君子的战争到底比小人的战争要好些。加上正规常备军的成本日益高涨，同时军需供给效率又极低，征发补给的速度也非常迟缓，这些限制使大家都宁愿避免会战，因为在这个时代，火枪以短射程作战，生命的成本极为高昂。同时，大家也更愿意进行围攻战，以便沿着行军路线按一定间隔建立补给基地。早在一七七○年，吉贝尔就认识到，从金钱方面来说，这种优雅的战法其实成本很高。他认为这些礼仪性的战争，不流血的运动，光荣的投降等等只是看上去廉价，因为并不能获得真正的政治解决。

所以他主张应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方式来代替。他这样写道：“让我假设在欧洲有个活跃的民族兴起：一个有天才、有资源和有政治认识的民族。他们能团结一致，组成一支全国性的武装，并有一定的侵略计划，并从不放弃其目的。他们知道如何使战争变得廉价，并支持它达成胜利。这样一个民族决不会因为财政考虑而被迫限制其战争范围。我们将坐视着这个民族征服邻国，推翻我们的脆弱政府，有如狂风扫落叶一样。”

吉贝尔所设想的这种战争形态，其起始点就在瓦尔密。在瓦尔密的炮声如雷后一年，吉贝尔逝世后两年，法国国会为了确定“所有法国人均应入伍以保卫国家”，通过了一道法令，从此无限战争变成了时髦的新秩序。

这道法令的内容是：“青年人应该战斗，已婚男人应铸造兵器和运输补给；妇女应制造帐幕和被服并在医院中服务；儿童应将旧布制成绷带；老人应抬到公共场所鼓励战斗人员的勇气，并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共和国的团结。”

“公共建筑应改成兵营，公共广场改成兵工厂。一切适当口径的火器均应移交给部队，国内的警察应使用短枪和刀剑。一切配鞍马匹都应集中供骑兵使用；一切挽畜若不作耕种之用，都应用来拉曳炮车和补给车辆。”这就是总体战这个新生婴儿的诞生时的哭声。

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在法国革命中要见出高下了。在这场最初的冲突中，双方将领是最好的例证：不伦瑞克代表有限战争一方，而迪穆里埃则代表无限战争一方。不伦瑞克生于一七三五年，迪穆里埃生于一七三九年，他们年龄相仿，这是他们之间唯一共同之处。不伦瑞克是一方诸侯，并且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迪穆里埃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是冒险家，是一个法国委员的儿子。在一七九二年，不伦瑞克被认为是欧洲最伟大的军人，而迪穆里埃也深信自己如此，他对自己有无限信心，认为革命这一行业最适合施展他的才能，他本能的认为应将革命精神发挥到最高限度；除了机会主义以外，他没有其他原则。有一次，他提出一套拯救王室的计划，既简单又大胆。他说击败雅各宾党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变成雅各宾党人。学习他们的思想，采纳他们的精神和文字，然后转过头来打倒他们。在战场上他英勇无畏，不怕困难，表现出无比活力，并具有最可贵的天才——感动部下的能力。他是卓越能干的军事赌博家，富有幻想、机智、远见和乐观心理。

不伦瑞克则是饱学之士，一生谨慎，对任何问题均爱作极其细密的研究，结果反而没有认清问题本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他威名远扬的主要原因是在荷兰进行的一七八七年战争，几乎完全没有流血，所以在同时代人看来，应该是完美将领的楷模。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在旧有战争的狭窄限制范围内，不伦瑞克好比一位象棋大师，只要对方遵守一定规则，那么他对敌人的每一着棋都能够预先料到。他对自己的困难总是夸大其辞，但却很少考虑敌人的困难，通常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压力之下，他会向旁人的意见让步。对他而言也可以说很不幸，腓特烈·威廉是个冲动而浅薄的人，但却偏要以腓特烈大帝自居，而不伦瑞克则认为普鲁士元帅的天职就是服从国王，所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判断来迎合他的意图。此外，不伦瑞克非常厌恶奥地利人，认为法国才是普鲁士的真正盟国，他也很讨厌王党的逃亡份子。他对吉伦特党和雅各宾党都估计颇高，所以在一七九二年法国革命政府曾邀请他出任法国陆军最高统帅。假如他接受了，那么迪穆里埃就会成为他的合作者而非敌人。

这两个人指挥的军队性质也完全不同。普奥两军是国王的工具，绝对服从上级。法军虽然大部分为旧军队中的士兵组成，但已经变成民族性武装，具有新的民族精神。一旦将领知道如何发挥这种精神，他们可以作出令人惊异的表现；反之将领若不通此道，就可能发生恐慌现象，甚至出现叛变。虽然军官极其缺乏，尤其在步兵和骑兵方面，有数以千计的军官都已逃出国外，但幸亏他们有大量士官都久经战阵，可以立即提升为军官。在瓦尔密之战中有些还是士兵，例如茹尔丹，勒克布，奥地诺，维克托，麦克唐纳，达武，圣西尔，莫尔捷，苏尔特，勒克莱尔，拉纳，马塞纳，贝尔蒂埃，贝西埃，絮歇，拉阿尔普，弗里昂，勒菲弗和克勒曼（年长的一个）。

法国炮兵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尽管近代射击学之父是英国人罗宾斯，他于一七四二年著有《炮学新原理》一书，主张使用后镗的来复线火炮，并使射击学有了科学基础。可是在格利鲍瓦尔指导下，法国炮兵却有最伟大的进步。一七七六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陆军炮兵总监，把法国的炮兵从上到下作了彻底改组。他将野战炮兵限制为四磅的团级火炮，预备炮兵（即师炮兵）则使用八磅，十二磅加农炮和六英寸榴弹炮。要塞防御和围攻则采用十六磅和十二磅加农，八英寸榴弹炮和十英寸臼炮。他发明了前车，并使炮车在构造上有统一模型，使零件尽可能可以互换。（注：在这个时代有两种重要发明，都是英国人的。其一为默西埃的“有效炮弹”，从二十四磅炮中发射五点五英寸臼炮炮弹，在围攻直布罗陀时（一七七九——一七八三年）首次使用。另一种是施雷普内尔发明的“榴霰弹”，时间是一七八四年，但英国陆军到一八○三年才采用。默西埃的发明使木质战舰注定要被淘汰，而榴霰弹则使炮兵有了革命性变化。）这些改进使炮兵受到了彻底影响，好比一个世纪前，由于刺刀的引用使步兵所受到的影响同样巨大。结果火炮的地位日益重要，从而超过了火枪。还有两个影响必须加以注意：（一）炮兵数量增加，导致马匹和车辆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所以行军纵队变长了，必须用轻型部队来加以保护——轻步兵。（二）陆军的成本日益增加，为使军械和装备标准化，对工业的要求也日益增加。

虽然普鲁士的步兵和骑兵极为优良，但炮兵却非常落后，军需制度也很陈旧。许多将军年事已高，而很多青年军官却同情革命。但最弱的一环还是在指挥方面，因为腓特烈·威廉和不伦瑞克之间并无一致的思想。不伦瑞克厌恶逃亡份子，因为他们夸大其辞，说他们对法国军官有充分认识。布耶说：“我可以负责攻下这些要塞，因为全部钥匙都在我口袋里。”这种狂言使腓特烈·威廉相信他可以长驱直入，直捣巴黎，并受到效忠王室的人民的欢迎。

不伦瑞克的思想则完全不同，因为他不仅不信任这些逃亡人士，而且更反对战争。他认为作战应仅限于攻占隆维，蒙梅迪和色当等要塞。接着就在这些地方建立补给基地，对任何来援法军，均应以迂回方式将其击退，然后宿营过冬，并准备明年的作战。后方有未被攻占的要塞，而且遍地都是充满敌意的人民，要他在法国境内进行一场秋季战役，这使不伦瑞克谈虎色变。此外，他也深知军需人员将限制前进速度，这一点都不错，因为他的幕僚马森巴赫以后也说：“补给问题有如沉重的铅锤挂在我们腿上。”

最后决定的计划是分三个军团侵入洛林：（一）不伦瑞克率领普鲁士部队四万二千人，赫斯部队五千五百人，法国逃亡部队四千五百人，从梅斯的克勒曼军团与色当的迪穆里埃军团之间，由科布伦茨直入洛林。（二）一万五千名奥军，由克勒法伊特指挥，以比利时为基地，在普军右翼向南前进。（三）同等数量的兵力，由霍恩洛厄-基希贝格亲王率领，以帕拉庭纳特为基地，在普军左翼前进。三个军团在洛林会合，经过短暂炮击，洛林要塞被迫投降。

此时迪穆里埃正请求法国军政部长色尔旺向尼德兰发动入侵。他的计划是让狄隆在色当，克勒曼在梅斯挡住普军前进，而他则从瓦朗谢讷前进，击败克勒法伊特率领的奥军。这是迪穆里埃的“固定观念”，因为他一向以阿加索克利斯和西庇阿自居。他上书国会当局说：“当汉尼拔留在罗马城外时，罗马人民却已把战争带到非洲去了。”

从战略上来说，他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对不伦瑞克的价值估计得十分精确。可是从政治方面来看，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假如他全军向北移动，巴黎公民将以为首都门户洞开，他们马上就会大叫：“这是卖国行为！”色尔旺对此深有认识，所以于八月二十二日力劝迪穆里埃与克勒曼合作，克勒曼在霍恩洛厄亲王压迫之下正在逐渐后退。八月二十四日，隆维被围的消息传来，巴黎人民大感恐慌，色尔旺就命令迪穆里埃赶紧前往色当。

八月二十八日，迪穆里埃到达色当，照他自己书信中的描写，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这是一支没有将领和高级军官的军队，内部分成许多派系。有一半以上的军人对他们一向爱戴的将领（拉法耶特）的离去感到十分不满，并认为继任人是他的死对头，而且他的去职也是由这个人造成的。”

第二天，迪穆里埃检阅部队，受到的不是应有的欢呼而是沉默和冷眼。有位榴弹兵高呼道：“反对打仗！”迪穆里埃立即回答说：“你以为不打仗就能赢得自由么？”另外又有一个士兵高叫“打倒将军！”迪穆里埃拔出剑来，叫他上来决斗，这个家伙不敢作声了。突然，迪穆里埃发现他这种不合常规的行为已经赢得了部下的拥戴。

他得知凡尔登已经受到威胁，就派加尔包中校率领两营兵力前去增援。他们没能到达这个要塞，而是退到了圣曼胡，那一夜他写信给色尔旺说：“这个军团现在处于最恶劣的环境下。若我们后退，我怕它会自动瓦解，若是前进，这似乎也是士兵们乐意的，但又必然会被敌人击溃，没有衣服和鞋帽，而且枪械也十分短缺。”

他仍然迷恋入侵尼德兰的计划，八月三十日，他召开作战会议，虽然在回忆录中他记载的是另一个样子，不过事实上会议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巴黎的色尔旺却以为迪穆里埃早已放弃了这个念头，所以在九月一日写信劝他向阿戈讷撤退，同时也告诉他，克勒曼已奉命前来支援他。第二天，巴黎警钟长鸣，开始了九月的大屠杀。色尔旺再次写信给迪穆里埃：“以祖国的名义，我命令你率领军队向默兹河与马恩河之间前进。进到圣曼胡或其附近，甚至前进到沙隆。”

八月三十一日，信件发出之前，迪穆里埃在巴泽耶已经听到从凡尔登方向传来的炮声，同时也知道克勒法伊特已率领一万五千到一万八千人，在斯特奈渡过了默兹河。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入侵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因为右翼已经感受威胁，而色当也不可再留。他写信报告色尔旺说：“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法国从未面临这样巨大的危险。为避免出现更糟糕的结果，我可能被迫把蒙梅迪和凡尔登留给它们的守军去防御，放弃默兹河全线，采取最短的路线退到艾尔河，防御在欧特里出现的缺口。”

这就是说退到阿戈讷森林，正当上埃讷河的右岸。这里包括低缓的丘陵，厚密的森林，并且为河流和沼泽所切分。在一七九二年，地形要比今天更糟糕，因为当时并无公路，一到下雨天，松软的泥土很快会变成泥潭。对一支携带炮兵和补给纵队的军队而言，只有五条道路可以通过森林，恰好经过下述五条隘路。

（一）伊斯勒特隘路，凡尔登——克莱蒙——圣曼胡——沙隆——巴黎道路。
（二）沙拉德隘路，凡尔登——理姆斯道路。
（三）格朗普雷隘路，瓦伦——武济耶道路。
（四）克瓦隘路，斯特奈——武济耶道路。
（五）齐斯尼-波普勒隘路。色当——勒泰勒道路。

因为迪穆里埃尚在色当，他距离两条主要隘路——格朗普雷和伊斯勒特——要比在斯特奈的克勒法伊特和在凡尔登的不伦瑞克都更远一点，所以速度十分重要。他知道他的兵力不足以同时防守五条隘路，所以命令在松布尔桥的杜瓦尔率领六千人，在毛德的伯农维尔率领一万人，全速向勒泰勒行军。杜瓦尔于九月七日到达，伯农维尔于九月十三日到达。

迪穆里埃对齐斯尼-波普勒和克瓦两条隘路暂时不加防御。他于九月一日命令狄隆率领前卫六千人去占领伊斯勒特和沙拉德。他自己亲率主力三万人，采取最短的路线，越过克勒法伊特的正面，于九月四日到了格朗普雷。狄隆于次日也到了伊斯勒特。

在格朗普雷，迪穆里埃于九月五日向色尔旺发出一封充满英雄气概的信件：“凡尔登已被敌人攻占，我正在等候普鲁士军。格朗普雷和伊斯勒特的兵营就是温泉关，但是我会比莱奥尼达斯幸运！。”

此时不伦瑞克又如何呢？九月二日，凡尔登投降，他没有立即前进，在那里宿营到九月十一日。当然，天气极度恶劣，联军越过法国边界之后，大雨一直未停。当时从军人员之一的歌德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上记载说：“可怕的天气。”九月六日又说：“所有东西都沉入无底的泥沼中。”九月十二日又说：“大雨不停。”此外普军方面有数百人死于痢疾。歌德在九月四日又这样写道：“常有人提到伊斯勒特，这是凡尔登与圣曼胡之间的一条重要隘路。可是无人知道为什么还不加以占领。”这个理由就是不伦瑞克和腓特烈·威廉之间对下一步行动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攻克凡尔登之后，不伦瑞克的计划继续攻占色当，然后在蒙梅迪，梅济耶尔和日韦附近宿营过冬，并建立一个坚固的基地，准备明年的作战。但国王却不肯听从这个计划，不仅法国逃亡份子拥护他，而且不伦瑞克的部下也有一些军官赞成前进。国王这方面的看法是，这场战争是一个彻底的政治性行动，而不是战略性行动，他们所面临的是一支革命军队而非正常军队。所以在凡尔登和隆维建立基地然后宿营过冬的思想完全不适当。反之他们主张应象洪水一样涌入香槟平原，在一场大规模会战中把法军完全淹没。由于普军有优良的纪律，在会战中可以稳操胜算。只有这样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政治胜利，才能不失时机地把路易十六和玛丽皇后救出来。

虽然这个非正统的办法使不伦瑞克大为惊讶，因为照他的军队现状、道路和军需制度来判断，可以知道迅速前进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他却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并服从了国王。但是他却不命令立即前进，而花了很多时间进行周密准备。直到九月七日，他和国王才并骑前往克勒蒙，侦察伊斯勒特。不伦瑞克看到有许多敌军藏在森林中，他从一个农民口中知道法军已在构筑工事，就怕正面攻击成本太高，建议进行迂回。最后决定只攻击五条隘路中的一个，为了达到目的，决定这样分配兵力：用霍恩洛厄的奥军和赫斯部队监视伊斯勒特隘路，普军向格朗普雷进攻。骑兵和法国流亡部队向齐斯尼、波普勒进发，而克勒法伊特在卡尔克鲁斯的支援下占领克瓦隘路。

到九月十日，不伦瑞克才命令部队前进，第二天上午在倾盆大雨之中，普军走出了已经湿透的营帐，向梅隆库尔前进并在那里过夜，九月十二日又进到朗德尔，因为沿路村庄中的人民都已逃亡，这使他们很头痛，补给上出现了困难。与法军交战是一回事，在一个坚壁清野的环境中与法军交战又是另一回事。这种情形使联军大为沮丧，所以朗德尔营地中情形极为恶劣，被称为“污秽营”。在左面，霍恩洛厄的奥军监视着伊斯勒特的东方。在右面，克勒法伊特从斯特奈向克瓦前进。

克瓦的守军共有两营步兵，一个中队的骑兵和四门炮，由科隆上校指挥，他也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老兵。九月十一日，他向迪穆里埃报告说他的阵地不可攻克的，结果迪穆里埃以为敌人将在格朗普雷方面主攻，命令他只留下一百人，交给一位上尉指挥，防守这条隘路，而其余兵力都撤回格朗普雷。

对迪穆里埃而言非常不幸，克勒法伊特从一个农民那里知道了撤退的消息，就于九月十二日派遣一个由轻步兵和轻骑兵组成的支队，冲入这条隘路并加以占领。因为克瓦的失陷威胁到齐斯尼-波普勒隘路的南翼，所以其指挥官杜包克上校自动撤走了守军。下午五时，因为溃兵逃到了格朗普雷，迪穆里埃才知道已经大祸临头，他认清了克瓦沦陷的严重性，所以命令沙佐将军率八个步兵营，五个骑兵中队和四门炮从格朗普雷出发，取道武济耶，于九月十三日收复这条隘路。因为道路条件太糟糕，沙佐到夜幕低垂时才到达武济耶。第二天上午继续前进并收复克瓦隘路，可是不久奥军发动了一次反击，又把他们赶出来了，只好退回武济耶。这次战斗出现了一件怪事，就是奥军并未追击。如约米尼所指出的，假如克勒法伊特继续向前推进，而不伦瑞克同时攻击格朗普雷，那么迪穆里埃就可能全军覆没。（见约米尼所著《革命战争史论》。）

法军的情况已经坏到了极点，可是迪穆里埃的情况却好到了极点。他知道普军的前进非常迟缓，而且天气将使其更加迟缓，所以马上决定一方面坚守伊斯勒特和沙拉德，另一方面撤出格朗普雷，退向圣曼胡。如果敌人从法军放弃的隘路前进，那么他就处于面向敌人后背的位置。这是一个天才杰作，为了使迟缓的敌人陷入陷阱，他又向各方用快速传骑传达命令。首先派一个支队去挡住克瓦隘路，然后命令沙佐在午夜时从武济耶撤退，与在蒙切丁平原的主力会合。留在勒泰勒的伯农维尔和他的一万人奉命进到圣曼胡，另外派一个副官去催促留在巴勒迪克附近的克勒曼加速北进。此外又命令狄隆在伊斯勒特对奥军作决死抵抗，并向在沙隆的斯帕尔将军作紧急要求，请他速派援军前来，以及请阿维尔将军在理姆斯、埃佩尔奈和斯瓦松等地搜集一切能搜集的兵力。

发现阿戈讷地区仍在坚守，不伦瑞克不禁大感惊异，决定与迪穆里埃谈判，就派马森巴赫上校去安排会晤。马森巴赫被法军前哨送到杜瓦尔将军的司令部，但迪穆里埃拒绝接见他。在杜瓦尔司令部中，马森巴赫发现法军方面行色匆匆，就回来向不伦瑞克报告，说他推测敌军要撤退了。不伦瑞克大喜过望，因为这等于说他的迂回已经成功了。依照他的战争典范，成功的迂回就相当于胜利。不久，马森巴赫又见到了国王，威廉听说法军快要撤退了，不禁勃然大怒，因为他需要的是胜利而不是无声无息的迂回。他骑马疾驰，向格朗普雷赶去。

马尔巴赫并没猜错，迪穆里埃的确有撤退的意图，但却不是如马尔巴赫料想的那般撤往马恩河，而是撤向圣曼胡。九月十五日凌晨三时，迪穆里埃启程，上午八时到了埃讷河上的欧特里。然后主力又向比翁尼河上的多马丁前进。

依照迪穆里埃的命令，沙佐应在九月十四日午夜离开武济耶，在后卫掩护下，先于主力赶到蒙切丁平原。但因为两番苦战，人员已经疲备不堪，所以直到九月十五拂晓才开始出发。几小时之后，当他正要进入蒙切丁平原时，突然受到一千五百名普鲁士轻骑兵攻击。虽然最初他们击退了敌人，可是突然有一部分人发生了恐慌现象，四散奔逃，高声乱喊！接着沙佐全军约一万人都自动瓦解，根据迪穆里埃在回忆录中记载的情形，其中有二千多人一直逃到了勒泰勒，理姆斯和沙隆等地，到处说全军都已覆灭，迪穆里埃和所有将领均已向敌人投降。他们在拼命奔逃之际，中途遇到从沙隆前进的援兵，于是这些援军也立即掉头向后方奔逃。

这个恐慌现象发生时，迪穆里埃正在多马丁准备设营。又和克瓦失陷时一样，逃兵把坏消息带来了，他们喊着：“全完了！整个都垮了！敌人就在后面追来了！”他立即骤马前进，与米兰达将军相遇，他正在收容那些步兵。几小时之后他回到多马丁，正要吃晚餐时，第二次恐慌现象又发生了。这次是发源于他自己营中，引起了极大混乱，若非他采取了紧急行动，就可能无法收拾。第二天，九月十六日，大部份时间都用以恢复秩序。

在圣曼胡以西，沙隆道路以北，有一座高原，从沙隆一直延伸到埃讷河上的努维尔村。迪穆里埃的军队就宿营于此，他的右翼靠近马夫勒库尔，中央在绍德方丹以西，左翼则在沙隆道路上，部分得到勒唐沼泽的掩护。在营地西面，布劳·圣柯希耶一带，部署着一支前卫，由施滕格尔将军指挥，其前哨则设在托尔比溪，这在比翁尼河以北，与其平行。他在营地前方展开了炮兵，可以俯射低地。沿马恩河右岸，他又布置了一线坚强的据点，使其右翼与在沙拉德的狄隆的左翼连接。

最后他选择圣曼胡为司令部，因为它恰好位于他的营地与狄隆营地之间的中点。他之所以能够从容部署，完全是因为敌人行动迟缓。假如普军在九月十六日到十八日之间向他进攻，正在恐慌现象发生之后，增援到达之前，那么他将毫无疑问地被打败。单就目前而论，他的情况还是很危急。因为伯农维尔本已本九月十三日到了勒泰勒，但当他于九月十六日向安维村前进时，听到了全线溃逃的消息。他怕自己会陷于敌军包围之中，立即又退回沙隆。后来接到迪穆里埃的紧急要求之后，才于九月十八日前进，次日才抵达圣曼胡。

一个类似的偶然事件也使克勒曼的到达发生了延误。九月十二日，他的部队已经到了巴勒迪克，但是次日他接到了迪穆里埃的通报，得知克瓦失陷的消息，他不想被卷入失败的旋涡，所以不但不紧急前进以支援迪穆里埃，反而向西往维特里转进。直到九月十五日奉到鲁克纳元帅的严令，要他用强行军赶往圣曼胡时，才再次前进。（注：克勒曼是一个独立指挥官，不属于迪穆里埃的指挥体系。）九月十八日，他到了丹皮耶，第二天越过安维河，在多马丁-拉-普隆榭特的沙隆路上宿营。他一共带领了十七个步兵营和三十个骑兵中队，共有一万六千人。

不伦瑞克已经丧失了两次歼灭敌人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克瓦隘路，第二次是九月十五日，他只派了一千五百名轻骑兵前进，而没有把整个前卫兵力都放出去。现在他又丧失了第三个机会：尽管他在九月十六日已占领了格朗普雷，可是他的主力仍留在朗德尔，直到九月十八日都没有前进，原因是必须等待补给纵队，把面包从凡尔登运到之后才能行动。正象纳索·西根所说的：“由于补给问题处理失当，所以在格朗普雷也和在凡尔登一样，迫使我们停顿下来，损失了许多时间。”

直到九月十八日，面包终于运到了，不伦瑞克也开始构思新的作战计划，又想用迂回敌方阵地的手段来压迫敌军撤退。那天下午，他和马森巴赫一同去侦察敌情，然后决定让普军取道格朗普雷隘路前进，以攻击沙拉德和伊斯勒特阵地的西面，而奥军则攻击其东面。他认为这样就足以迫使迪穆里埃放弃其营地。他对马森巴赫说：“我们的左翼应该前进，迫使敌人退出阿戈讷。我们可以获得伊斯勒特而不必多流血。你应该知道我们必须节省兵力，因为我们的人力并不太多。”

第二天上午，普军开始前进，但当正午国王正要进餐时，有传骑来报，说法军又要开始撤退。腓特烈·威廉不禁大怒，虽然不伦瑞克也在坐，他却毫不理会，对马森巴赫说，命令部队立即直向沙隆道路进发，切断法军退路，迫使敌人接受会战。虽然这个命令完全推翻了不伦瑞克的一切调度，但他却并未表示反对。不久，又有传骑来到，带来的消息证明前面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可是国王却并未收回命令。所以对最后的失败，腓特烈·威廉应负全责。许凯在《瓦尔密会战史》中说：“就这样，普军埋头向法军直冲过去，没有进行过任何搜索，没有派任何军官去侦察地形，也没有会战计划。”那天夜间，普军沿着从叙普斯到瓦尔密的道路露营，主力大约在托尔比河上的索姆-比翁尼地区，南面就是比翁尼河。

在比翁尼河南面就是瓦尔密战场，东界为马恩河，南界为安维河。在安维河北面就是圣曼胡，沙隆大路，勒唐沼地通过迪穆里埃的左翼部分，也通过多马丁-拉-普隆榭特，现在这是克勒曼的营地。在多马丁以西约一英里半的地方是欧-贝瓦驿站，从这里向西，大路上升到一个叫作拉伦的驿站。大路从这里又有一个分岔，通到索姆-比翁尼。在岔路东方有一座山岭升起，其北部称为约隆山，南部则称为瓦尔密小山。在小山上有个风磨，现在那里建有纪念碑，北面不远就是瓦尔密村。从拉伦，欧-贝瓦，多马丁和瓦尔密小山，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东方远处的阿戈讷高地。

克勒曼在多马丁-拉-普隆榭特设营不久，就骑马来到圣曼胡与迪穆里埃会晤。他认为他的位置不安全，因为沼泽般的安维河恰好从它后方流过，所以他希望在第二天上午退过安维河，重新占领丹皮耶和弗瓦勒蒙两个村。迪穆里埃建议不如占领拉伦和瓦尔密附近的高地，但是克勒曼却不同意，就决定撤退。为了在夜间掩护其营地，克勒曼命令前卫在德普雷-克拉西耶将军指挥下向比翁尼河前进，并在途中与迪穆里埃的前卫取得接触，这是由施滕格尔指挥的，在普鲁士骑兵压迫之下，他的前哨已由托尔比河退到了约隆山和瓦尔密。

九月二十日上午六点多钟，克勒曼将要撤过安维河时，普军的前卫在霍恩洛厄亲王指挥下从索姆-比翁尼前进，以切断沙隆大路为目的。天气是冷雨凄凄，浓雾密布。前卫出发不久，就听到约隆山方向有炮声传来——这是德普雷-克拉西耶发的炮。没人注意它，普军前卫仍继续缓缓向南移动。接着有一批炮弹落在左翼前方，这是一个位于拉伦的法军炮兵连发射的，因为在这天清晨，为了支援德普雷-克拉西耶，克勒曼又已命令瓦伦斯将军率领的预备军前进到了这个驿站。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在上午七时，他接获了普军前进的消息，立即认识到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撤过安维河，所以他收回了撤退命令，而采取了前一天黄昏时迪穆里埃提出的建议。他匆匆调度兵力，在浓雾与上面所说的火炮掩护下，命令他的第二线部队和十八门炮由穆拉特率领，前进占领瓦尔密小山，并从施滕格尔手中接替了防务。另外由于浓雾的缘故，无法估计这个高地的范围，他又命令第一线部队连同另外十八门炮，也随第二线前进。他的骑兵本应留在欧-贝瓦附近的低地，但不知为什么，他命令他们随第一线后面前进。其结果是在浓雾之中，他的步兵，骑兵和炮兵全都挤在风磨附近，秩序混乱不堪。对克勒曼而言可说极为侥幸，因为大雾遮掩，普军未能发现这种混乱情形。更侥幸的是此时瓦伦斯在拉伦的炮兵击溃了普军的三个骑兵中队，使他们在大雾中冲进了自己的部队。这个顿挫之后，霍恩洛厄命令前卫暂停前进，等炮兵赶来可以向拉伦发射时再行动。这就使克勒曼有充分时间调整部队。

霍恩洛厄的炮兵开火之后，德普雷-克拉西耶和瓦伦斯都退到接近欧-贝瓦的位置，以保护瓦尔密的左翼，并填塞与克勒曼另一部分兵力之间的空隙。那部分兵力位于毛佩图斯村和在安维河上的吉泽库特村。

这样就可以讲解法军战线的全貌了：它从约隆山起延展到毛佩图斯，形成一个半圆形。右端是约隆山上的施滕格尔前卫，中央是克勒曼的主力，集中在小山之上；左翼方面从风磨下面直到欧-贝瓦，都是德普雷-克拉西耶和瓦伦斯的部队。在他们左面和沙隆大路的南面只有两个支队，分据毛佩图斯和吉泽库特村。所以结果克勒曼的军团并未延长迪穆里埃的左翼和掩护与维特里的交通线，反而孤立在中央的左前方。也就是说，当法军受到攻击时，将由他们承受敌军的全部冲力。为了补救这一点，迪穆里埃命令施滕格尔向前移到约隆山西侧，又把伯农维尔下辖的十六个营布置在他后方作为支援。为了增强克勒曼的左翼，他又派了九个营的步兵和几个中队的骑兵去增援瓦伦斯，另外把十二个步兵营和六个骑兵中队布置在欧-贝瓦以东的沙隆大路上作为预备队。

虽然法军在没有准备的状况中被敌所乘，被迫采取防御态势，但迪穆里埃并无意完全放弃进攻。他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迂回运动。他首先命令维讷将军率领十二个营和八个骑兵中队在努维尔上方渡过埃讷河，前进到贝希尔和维尔吉尼，打击普奥军的背面。其二，他命令在维埃讷的杜瓦尔将军也渡过埃讷河，去攻击普军的行李纵队，它们在迈松组成了一个“车城”。瓦伦斯后退时，浓雾也开始散去，马森巴赫与不伦瑞克的私生子福斯滕贝里伯爵一同从前卫的位置进到了拉伦。他们立即发现了此地的战术重要性：因为从这里，炮火可以扫射到通往欧-贝瓦的大路，并且可以侧击瓦尔密小山。所以他们立即赶回去报告不伦瑞克，不伦瑞克立即命令把一个炮兵连推进到拉伦。差不多与此同时，迪穆里埃也认清了拉伦的重要性，命令沙佐将军去加以占领，但当他接近该地时，发现敌人已有了坚强防御，无法攻下，只好自动撤回。

霍恩洛厄占领拉伦之后，普军主力分为两个纵队，缓缓向约隆山和瓦尔密前进，他们的右翼靠在拉伦，左翼则在比翁尼河上。正午，部署完毕之后，大雾也逐渐散尽。令人惊讶的是腓特烈·威廉，不伦瑞克和歌德都看到他们前面的敌军并不象要退却的样子，而是严阵以待准备会战。更使他们胆寒的是站在风磨边的克勒曼，看到敌人来到之后就把帽子——上面饰有三色帽缨——顶在剑上，大呼：“祖国万岁！”所有法军都应声高呼：“祖国万岁！法兰西万岁！将军万岁！”

此时，普军的火炮共五十八门，由滕佩尔霍夫将军指挥，已从拉伦向北展开。克勒曼的炮兵约为四十门，由阿博维尔将军指挥，布置在瓦尔密山上。射程大约是一千三百码。

突然起了强风，雾气全被驱散，太阳照耀。歌德说：“关于这次炮击有许多说法，但是当时的猛烈情形却无法形容。”蒙内说：“这是我从未听过的强烈炮声。”下午一时，照歌德的记载，炮击达到了最高潮，整个战场都在发抖。迪穆里埃说双方都消耗了两万发以上的炮弹，可是尽管火力如此猛烈，双方的死伤却极其轻微。不仅是由于当时的火炮射程有限，只有一千三百码，而且因为泥土太潮，所以多数的炮弹都掉进泥土中，没有发生跳飞现象。

因为炮击未能产生不伦瑞克幕僚所料想的效力，于是一致同意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向瓦尔密阵地实行突击。

普鲁士军在炮火浓烟掩护下开始组成两道攻击线。但是他们刚刚开始前进，克勒曼的全部炮兵就对着他们射击，于是有些营踌躇不前而丧失了秩序。不伦瑞克虽已下令攻击，但内心却是反对攻击的，就以此为借口，命令暂停前进，此时他们已经前进了两百多步。当不伦瑞克下达命令时，迪穆里埃恰好到风磨旁边与克勒曼会晤，他看到敌军突然停止不前，就判断不伦瑞克并不太想进攻。

大约下午二时，一颗普军炮弹使克勒曼战线后方的三部弹药车发生了爆炸，响声震动了整个战场。浓烟把法军炮手围住了，他们只好停止射击，普军炮兵也一样，因为他们也已看不见目标。有两团法军溃退，但立即被克勒曼所收容，但是炮兵的推车人员都是没有纪律的老百姓，如潮涌般向后方奔逃，这实在是个危急关头。

马森巴赫当时正在拉伦，看到风磨周围的情形，认为会战赢定了，就跑去见国王和不伦瑞克，劝他们立即增援已经停止进攻的右翼，并且用冲锋方式攻下瓦尔密小山。他的话尚未说完，炮声又起，似乎法军已经恢复了秩序。因为看到法军步兵顽强坚定，又注意到在欧-贝瓦和安维之间的平原上，法军骑兵也都已经上马，所以不伦瑞克向周围的人说：“诸位，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部队。那些法国人正在等候我们进攻，以便立即向我们冲锋。”他踌躇不语，心里盘算是继续攻击还是等克勒法伊特赶到，他已经命令克勒法伊特全速赶来会合。他又向法军望了一眼，然后召开了作战会议，出席者有国王和其他几个高级军官。在这场会战中，他真正行使总司令的全权，这似乎还是第一次。在炮声雷鸣之中，他宣布了他的决定：“我们不在这里打了。”霍恩洛厄，曼斯泰因（国王的副官）和格拉韦特将军都表示同意。不伦瑞克宣布突击是会失败的，而且就算成功了也没什么好处，于是国王也放弃了他的意见。（注：有人认为杜瓦尔对普军的突袭与不伦瑞克的决定有关。）

此时在左翼，卡尔克鲁斯也在炮击约隆山。就象许凯指出的，施滕格尔进行的抵抗足以阻止克勒曼的右翼受到迂回。这对法军的成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普军停止进攻，在下午四时越过大路前进，改以切断敌人从沙隆到巴黎的交通线为目的。炮击停止了，黄昏将近时，又是一场大雨洒遍了战场。几小时后，克勒曼也乘着黑夜掩护，把他的军团撤到了丹皮耶和弗瓦勒蒙，以掩护维特里道路。

这样就结束了瓦尔密会战，这一战是普军三万四千人对法军五万二千人，法军实际参战人数也不过三万六千人。损失数字更是微不足道：法军全部官兵损失约三百人，而普军为一百八十四人。多数伤者都死在战场上。尽管有腓特烈·威廉的遇事干涉，可是不伦瑞克的指挥才能也仍然值得批评。不过虽然如此，但是决定不打下去的思路却是正确的。他的部队由于痢疾已在减员，冬季快到了，道路的条件日益恶劣。他的交通线也不稳固，军需人员又缺乏效率，所以向巴黎迅速前进是不需要再考虑的问题。就算能够到达巴黎，他的兵力也必然会消磨殆尽，从而面临被全歼的危险。会战的目标将不可能达到，而会战本身也成了荒谬的行动，这是不伦瑞克在会战开始时就已料想得到的。但是真正导致他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却是他感觉到尽管法军常常发生恐慌和叛逃现象，可是其将领和士兵还是要比他那支行动迟缓而没有思想的部队更优越——虽然他永远不会公开承认。

普王的私人秘书隆巴尔说：“敌人使我们大失所望。迪穆里埃和克勒曼表现出的才干不是可以随意抹杀的。他们选择了优良的阵地，旧的法军甘心受他们驱策。新的志愿军也增大了他们的数量，配属给老练部队时也能发生真正的作用。他们的轻骑兵都是优秀精壮的。他们的军队不缺什么，而我们什么都感到缺乏。无论前后，他们的阵地都筑有良好的工事，他们的炮兵也至少与我们的相等。这些因素都使我们无法进行决定性打击。”

写作这些赞美之词的作者，对会战的结束也有重要贡献。九月三十日，维讷将军对普军后方进行果敢突袭，隆巴尔被法军所俘获。出于腓特烈·威廉的特别要求，迪穆里埃把他释放了，并乘机由他把一个备忘录带给普鲁士国王，说明战争应立即停止的理由。此外，因为听说普王已经没有咖啡和糖可以享受，他还送了十二磅来作为礼物。

不伦瑞克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而普王因为刚从波兰方面获得了不利的消息，所以也表示同意。接着谈判了一个星期，到九月二十七日，迪穆里埃又送了第二个备忘录，主要目的就是想拆散普奥两国之间的关系。普王拒绝考虑这一点，于是停战谈判遂告结束。九月二十九日，迪穆里埃仍力劝在巴黎的外交部长勒布伦，应认清形势的需要。他的信上说：“全面和平可以使我们获得光荣的条件，这要比甘冒长期战争的危险好得多。”但是革命政府却不听这一套，毅然宣布说：“除非领土全部收复，否则共和国决不谈条件。”

九月三十日夜间，不伦瑞克从拉伦拔营，很巧妙的把军队撤到默兹河右岸。九月二十七日，迪穆里埃升任法国陆军总司令，又回到他那个入侵尼德兰的计划。他在瓦朗谢讷接管了北方军团的指挥权并朝比利时前进，十一月六日，他在热马普击败了阿尔伯特和克勒法伊特的联军，使整个欧洲都感到震惊。

瓦尔密之战就是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马拉松。面对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将军所率领的最强大的军队，法军在迪穆里埃和克勒曼领导之下，连续把他们击退和击败了。就象许凯说的：“瓦尔密会战之后，任何持枪佩剑的法国人无不以英雄自命，认为他们所拥护的理想是注定必胜的。”瓦尔密是旧王朝的“死地”，也是新共和国的“摇篮”，照德穆兰等人的梦想，认为共和国的任务就是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带到被奴役的国家中去，使所有国王都被消灭，在地球上建立天堂！

虽然不久这个天真的梦想就被可怕的梦魇所打破，可是在那时，已经有人认识到这场炮击的雷鸣代表了不祥之兆。如马森巴赫所说：“你可以看见那些小雄鸡趾高气扬地站了起来。他们已经接受了火的洗礼，我们输掉的不仅仅是一场会战，九月二十日已经改变了历史。这是这个世纪中最重要的日子”。那天夜里，沮丧的伙伴们问歌德的观感如何，他回答道：“此时此地在世界上打开了一个新时代，你们都可以说亲眼看见了它的诞生。”

大事记（十二）：英法海上争霸

瓦尔密之战以后，指导当局外交政策的是两种思想：一种是理想主义的，另一种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是象亚历山大的理想一样，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为基础，从而为世界建立一种全新的“宗教制度”。现实主义者则是凯撒的信徒，只想征服邻国，不仅将此作为巩固法国国防的手段，而且更想用其来弥补财政支出。这两种思想都促使革命势力向外发展，理想主义者希望其他民族也能分享法国人赢得的自由；而现实主义者则想剥削其他民族的自由，让他们向法国称臣纳贡。

不管迪穆里埃自己是否认清了这个事实，可是上述两种向外扩张的思想原因，都构成了他的固定观念的基础。因为奥属尼德兰不仅十分富裕，而且当地人民也迫切希望摆脱奥地利的统治。进一步说，若斯海尔德河口受到法国控制，那么安特卫普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即使不是压倒伦敦，至少可以与伦敦抗衡。迪穆里埃在热马普获胜之后，法国国会立即宣布开放斯海尔德河的贸易，并向一切愿意争取自由的人民提供军事援助。这些事实至少部分证明了法国当局是有这种认识——在过去一百年间，每次对低地国家的威胁就会使英国投入战争，加上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法国政府对路易十六执行了死刑，这无异于向所有君主制国家宣战。这个举动明确了革命的意义，任何人都不会产生误解，英国政府大为震动，两天后，法国驻伦敦大使肖夫兰侯爵接到通知，要他于八天之内离开英国。英国这个断然处置使法国国会感到震怒，肖夫兰离开英国之后，法国马上向英国和荷兰宣战，一个月后又向西班牙发出最后通牒。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大战，除中间短暂停歇了一段时间，前后历时二十二年之久。

虽然这次战争的范围极为广泛，最后包括了欧洲的大部分，但对法国而言，其中心问题还是迫使英国求和。有两种方法可以达到目的：要么直接获得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要么间接绞杀英国与欧洲大陆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但是直到一七九五年第一次反法同盟崩溃，以及第二年法国国会又被督政府取代以后，这些事实才显露出来。

督政府的五位执政认为只要继续战争就足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决定加强作战。在他们指导下，一七九六年法国获得了一连串胜利。到一七九七年，拿破仑征服了意大利北部，迫使奥地利接受了《坎波弗米奥条约》，把伦巴第和奥属尼德兰都割让给了法国。到一七九六年六月，执政们又移转注意力于海外，想进攻不列颠和爱尔兰。结果在十二月对爱尔兰的入侵战中途流产，而在一七九七年二月，泰特上校的大威尔士登陆也沦为笑柄。

接着到了不列颠历史上的最紧要关头。四月十五日，在斯皮特黑德的海峡舰队叛变，五月二日在努勒，邓肯指挥的北海舰队也叛变了。此时在法国控制下的荷兰舰队，认为英国主力舰队已经调往爱尔兰方面，就准备携带四十二艘运输船出发入侵英格兰。邓肯正留在雅茅斯海外，奉令封锁荷兰舰队并引诱他们接受会战。因为叛变的缘故，他只能说服两艘船随他出海。虽然如此，凭着这点兵力，他仍然对泰瑟尔河进行封锁直到六月二十一日，在这一天，法国督政府催促荷兰把两万人的兵力运往爱尔兰，另外还有一个舰队载运六千人，从布勒斯特出发。

十月十日以前没有任何动静，邓肯知道荷兰人已经启程，意图是在克莱德进行登陆以吸引英军兵力。十月十一日，他与十六艘荷兰军舰在坎珀当发生了战斗，俘获了其中九艘。这次失败之后，法国督政府就指派拿破仑指挥预定侵英的部队。

一七九八年二月十一日，拿破仑到了敦刻尔克，马上出发视察沿海的设施，并下命令建造大批平底船。二月二十三日，他向督政府报告说：“不管我们如何努力，要获得海军优势并非短期内可以做到的。如果没有制海权而想在英格兰登陆，即使对最勇敢的人来说也是困难的任务。”他准备好了一个替代计划，建议政府在海军准备完善之前，唯一正确的出路是夺取马耳他，占领埃及和入侵印度，以此打击英国的东方贸易。这个建议为法国当局所接受。

怀揣一颗摹仿亚历山大大帝的雄心，五月十九日，拿破仑率领十三艘战舰和三百艘运输船从土伦出发，全部人员共为陆军三万五千人，海员和平民一万五千人。海军总司令为布鲁伊将军，同行者有冈托姆，维尔纳夫和德克瑞等海军将领。六月十二日占领马耳他，七月二日陆军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七月二十日赢得了金字塔会战。拿破仑就开始着手组织其征服成果，可是突然坏消息传来：八月一日到二日，纳尔逊击毁了位于阿布基尔湾的法国舰队，打赢了尼罗河之战。

这场决定性的胜利促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由英格兰、那不勒斯、奥地利、俄罗斯、土耳其五国组成，当拿破仑在叙利亚境内作战时，他们就发动了进攻。意大利共和国被苏沃洛夫蹂躏，荷兰受到英俄联军攻击，瑞士也被俄奥联军入侵。因为法国的情况已经如此危险，所以督政府决定召回拿破仑。他把军队交给克莱贝尔，于八月二十二日夜间从亚历山大港扬帆出发，躲过了英国军舰，十月九日在法国的弗雷瑞斯登陆，此时，苏沃洛夫已被逐出瑞士，英俄联军也退出了荷兰。

拿破仑到巴黎之后，立即奉命指挥驻军，他知道军队和人民都拥护他，加上他的兄弟吕西安（现任五百人会议主席）和另一位执政阿贝·西哀士的帮助，于十一月九日发动政变。督政府被取缔，通过了新宪法，使他成了三位执政中的首席执政，负责统治法国，任期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新宪法正式公布，举行了公民总投票来加以复决，结果三百零一万一千零七票对一千五百六十二票通过。这样一来，民主革命告一段落，此后法国的统治者又成了军人。

拿破仑在国内获得独裁权力之后，立即开始对付第二次反法同盟。为了争取人民的同情，他很技巧的首先向乔治三世和弗朗西斯皇帝提出呼吁，要求结束战争。他没有得到回答，这才于一八○○年五月六日离开巴黎向日内瓦进发，从大圣伯纳德隘路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六月十四日在皮德蒙，法军打击在由梅拉斯率领的奥军后背上，并在马伦哥附近将他们击溃。十二月二日，在霍亨林登，奥军又被莫罗击溃，第二次反法同盟就此瓦解，一八○一年二月九日，奥地利接受了《吕内维尔和约》。

摆脱了奥地利的牵制，拿破仑马上回到打击英国的计划上。在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他说服了俄、普、丹（麦）、瑞（典）四国，依照一七八○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采用过的方法，组成一个武装中立同盟来对付英国。但不久俄皇保罗一世被刺殒命，加上一八○一年四月二日，纳尔逊在哥本哈根击败了丹麦舰队，获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

在武装中立同盟将要成形之际，拿破仑开始对征服英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二月，他写信给塔列朗，提到了一个伟大海军远征计划的大纲，由法西荷三国海军执行，加上俄丹两国的支援，其中心思想就是设法把英国的主力舰队诱往埃及，因为法国海军还是太弱，不足以与英国争夺制海权。一旦英国舰队被诱远离，就准备把部队偷偷送过海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德克瑞将军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依照计划，侵入军总数为官兵共十一四千五百五十四人，准备用二千多艘小船加以载运。

但是武装中立同盟的崩溃，加上英国阿丁顿内阁成立，于是在十月又展开和谈，结果在一八○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签订了《亚眠和约》。一方为法兰西，西班牙和巴达维亚共和国（即荷兰）；另一方为不大列颠和爱尔兰。主要条款为英国除继续保有斯里兰卡和特立尼达以外，其他从法国或其盟国方面夺来的殖民地都应归还。英军撤出马耳他，法军也撤出塔兰托和教皇国。《亚眠和约》使法国成了欧洲的仲裁者，法国人民对拿破仑也感恩戴德。五月十日，法国国务院向全国人民提出选举拿破仑为终身执政的议案，公民总投票的结果是赞成者三百五十六万八千八百八十五人，反对者八千三百七十四人。从此“波拿巴”在法国和历史上就变成“拿破仑”了。（注：拿破仑的全名为拿破仑·波拿巴，此前都称为“波拿巴”，此后才称为“拿破仑”。）

亚眠和约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休战条约，双方都未严格遵守。许多摩擦马上发生了，其中最主要的是：拿破仑的保护政策足以打击英国贸易；英国拒绝撤出马耳他；拿破仑拒绝撤退荷兰驻军。经过了反复讨价还价，终于在一八○三年五月二日，英国驻巴黎大使惠特沃斯勋爵要求发给他护照，于五月十七日渡过多佛海峡，第二天英国就向法国宣战。

自从受到致命打击之后，法国海军始终未能恢复元气。现在只有战斗舰二十三艘，中型巡洋舰十七艘等是可以立即服役的。此外还有一百六十七艘小船，属于一八○○年建造的入侵船团。正在建造中的战舰有四十五艘，此外还有十五艘荷兰战舰可供法国驱使，但其中只有五艘合用。

面对法荷两国舰队的英国舰队曾经纵横四海，获得多次胜利。一八○三年一月时，英国舰队共有第一线战舰三十艘，支援它们的有八十六艘“五十门炮”巡洋舰。此外还有预备舰队，共有七十七艘战舰和四十九艘“五十门炮”巡洋舰。宣战后，英国海军部长圣文森特立即命令封锁主要法国海军港口。纳尔逊负责地中海方面，基思勋爵监视北海和多佛海峡，杰维斯封锁布勒斯特。

因为英法双方的海军实力实在相差太远，而且多数法国舰船都已被封锁，所以拿破仑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在平底船计划上。他深知英国若参加欧陆战争，其战略重心必定位于英吉利海峡，不久之后，他也认识到靠这些平底船还是无法控制海峡。另外有人认为侵英计划自始至终都是烟幕，用来掩护他集中兵力对付奥俄两国，这种说法却没有什么根据。（注：虽然一八○五年一月拿破仑曾在议会中宣传，准备入侵英格兰其实是一种掩蔽，以便他集中大军侵入奥地利。事实上这却是个诡计，他的目的是想欺骗英国。）虽然最后这支准备侵英的军队的确是拿去对付奥地利，但却不能说拿破仑的本来计划就是如此。因为拿破仑从来不会只有一个固定计划，在他的“袖里乾坤”中，总是准备着多个战略计划，可供随时调换。

入侵威胁使英国人奋起卫国，从正规部队和志愿部队人数的增加上可以看出这种努力的巨大程度。一八○三年十二月九日，英国官方记录说明入伍人数为四十六万三千人；到一八○五月元月一日，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五十九万人。对一个只有一千万人左右的国家，这是极为艰巨的努力。

一八○三年秋，俄国政府以法国对土耳其的阴谋为由，开始向英奥两国暗送秋波。一八○四年五月，威廉·皮特再次出山，这个建议立即受到积极关注。皮特认识到单凭英国的力量无法向拿破仑发动成功的攻势，所以他认为可以趁机组成新的反法同盟，但是因为俄国想肢解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打算兼并摩尔达维亚和君士坦丁堡，并将土耳其的其余部分分裂成几个国家，都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同时他们还想获得马耳他，所以这场外交谈判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一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英俄才签定条约。依照这个条约，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欧洲同盟，重建和平和均势。条约签订之前不久，皮特又决定派一支部队，由克雷格爵士率领驻防马耳他，空出来八千多名有经验的士兵则用以占领西西里，加上纳尔逊的协助，使西西里没有落入法国手中。

一八○三年平安无事，一八○四年年初也一样。英法双方都在准备进行生死决斗，为了提高法国的国威，在宣战整整一年之后，一八○四年五月十八日，法国元老院为拿破仑上尊号为“法国皇帝”。十二月二日，在圣母院大教堂，他温和地挥手请教皇庇护七世让开，在群臣山呼万岁声中，自己将皇冠戴到头上。

第十二章：特拉法尔加会战

战争重起时，英国所处的是从1781年以来最弱的地位。它现在不仅面对法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而且还必须对付法西两国的同盟关系——也就是说从泰瑟尔直到热那亚的所有港口都可供拿破仑使用，供造船和停泊之用。他也确有入侵英格兰的明显意图，因为在所有法国港口都可以听到造船工场的敲击声。他那个逐渐建立大海军的计划——目标为法国战舰130艘，西班牙60艘，荷兰20艘，热那亚15艘——也并非空谈。因为从1805年起，尽管连年征战，可是到1815年，法国舰队的实力还是增强到战舰103艘、巡洋舰55艘。（到1814年，英国海军共有战舰240艘、巡洋舰317艘和其他小船611艘。）

所以英国海军现在不仅要应付英吉利海峡中的联合舰队，而且还要阻止联军方面的船只——包括已有的和建造中的——离开港口出现在公海。换句话说，在这种封锁下，即使有一个支队漏网，也决不会因此引起连锁反应——就是不会有第二个支队随之逃走。特别是当1804年12月12日西班牙向英国宣战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联军的战舰分布在以下地域：土伦11艘，卡塔赫纳5艘，加的斯10艘，维罗尔9艘，罗什福尔3艘，布勒斯特21艘，泰瑟尔6艘。前两个地方被纳尔逊用12艘战舰加以封锁，加的斯被奥德爵士的五艘战舰封锁，第四、第五和第六个地方由杰维斯和他的部下负责，一共用三十七艘战舰在阿善特和比斯开湾中进行封锁，第七个地方则由基思勋爵的九艘战舰在北海加以监视。此外在英国港口中还有5艘战舰，在东西印度还另有12艘。所以在欧洲水域，英国海军在数量上所占的优势其实极其有限。

虽然实力并不充足，但因为英国海军部遵照英国的传统海军政策，把重兵集中于海峡西面，所以对这种弱点多少有所补益。只要阿善特的岸边有一支强大舰队存在，同时面对位于北海沿岸的基思支队，任何用平底船团入侵英国的企图都是不现实的。所以英国海军部制定了一条不可更改的原则：如果对方的被封锁支队逃出港口，而负责封锁的舰队又无法迫使它接受会战予以歼灭，就应该立即集中到阿善特附近以增强那里的舰队实力。所以阿善特是英国海军防御战略的重心，因此在所有舰队中，杰维斯的舰队居于首要地位。如果他被击败，基思就会失去掩护。进一步说，如果基思也被击败，那么除了天气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法国船团从布洛涅渡海攻击英国。拿破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虽然他并不太了解海军战术，而且也不太注意风向和潮流，不过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并不需要学习什么新东西，因为战略原理本身就是相通的。

虽然这场以特拉法尔加会战为顶点的作战，始于1805年3月2日拿破仑给在布勒斯特的冈托姆中将和在土伦的维尔纳夫中将的命令，不过为了清楚地说明整个会战的来龙去脉，就应该回溯到1804年12月12日，即西班牙对英国宣战之日。

那一天，拿破仑命令维尔纳夫突出土伦港，驶往西印度群岛，并在马提尼克与梅塞斯会合，梅塞斯应从罗什福尔突出与他会合。以后，在六十天之内他应尽量使英国领地遭受损害，维尔纳夫则应驶往维罗尔，救出被封锁在那里的支队，那是由古尔东上校指挥的五艘战舰和两艘巡洋舰。然后再进向罗什福尔。

1月11日，梅塞斯率领五艘战舰和四艘巡洋舰，从罗什福尔潜逃出来向马提尼克驶去。一个星期之后，当纳尔逊率领他的支队前往博尼法乔海峡中的马达里那群岛时，维尔纳夫率领十一艘战舰和九艘巡洋舰驶出了土伦港。

听到维尔纳夫逃走的消息，纳尔逊并未考虑其他可能性，认为维尔纳夫一定会驶往马耳他或埃及，于是立即抢先向东赶去，于2月7日到达亚历山大港。他发现该地并无敌踪，又赶往马耳他，在那里才知道由于遇到风暴，维尔纳夫已被迫返回土伦。因为仍然坚信维尔纳夫的目的地就是埃及，所以在3月26日，为了拦截他，纳尔逊就让自己的支队停在撒丁岛以南的海面上。四天后他才听说维尔纳夫已再次出海，不过纳尔逊当然不知道维尔纳夫是在执行拿破仑3月2日的训令。

训令的目的是想在马提尼克集中一支拥有40艘以上战舰的舰队，主要部队为冈托姆的布勒斯特支队，共有21艘战舰和6艘巡洋舰，加上维尔纳夫的土伦支队，共有11艘战舰和6艘巡洋舰。在航行途中，冈托姆应救出被封锁在维罗尔的古尔东支队，共有四艘战舰和两艘巡洋舰；维尔纳夫应救出在加的斯的西班牙支队，是由格拉维纳率领的7艘战舰。在马提尼克，梅塞斯也要率领5艘战舰和4艘巡洋舰加入进来，等全部兵力集中之后，就由冈托姆任总司令，指挥这支联合舰队向阿善特前进，攻打那里的英国舰队，然后继续向布洛涅前进。维尔纳夫所奉的命令是要在冈托姆之前先到达马提尼克，在那里等候四十天，如果四十天之后冈托姆未到，就驶往加的斯，另有新的命令等候他。

为了方便起见，在没有说到作战过程之前，首先分析一下两位主将——维尔纳夫和纳尔逊的性格。

维尔纳夫比纳尔逊小五岁，生于1758年，而纳尔逊生于1763年。他是出身贵族的海军军官，在大革命中属于少数未被清算的幸运儿，并且升官极快。他受过良好教育，曾经博览群书，若在海军部工作似乎十分合适，但并不适于担任指挥工作。虽然他并不缺乏勇气，但本质上却是失败主义者。他不信任拿破仑的侵英计划，对部下和盟友都缺乏信心，更糟糕的是对他自己也缺乏信心。在尼罗河口的战斗中，他指挥的是两艘逃走的法国战舰中的一艘。从此以后，他对纳尔逊总是心存畏惧。

纳尔逊的个性完全不同。他是果敢而富有想象力的战术家，眼光独到，有野心，对自己的名誉非常敏感，有时甚至爱慕虚荣，常常侮辱他不喜欢的人。他的精神勇气十分罕见，比如象在圣文森特海战中，他单独脱离战线去突击西班牙前卫舰队的表现。格伦菲尔在《纳尔逊传》中说：“这种个人的主动精神，超人的英勇行为，都是海军史上没有先例的。”他在尼罗河口、哥本哈根和特拉法尔加各次会战中所表现的英勇很少有人能够匹敌。虽然如此，他却是个平庸的战略家，因为他从未认清战略学是一种科学，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科学，但至少是以事实而不是以直觉为基础。在1804年和1805年之间，最重要的战略事实就是拿破仑的海军对英格兰的威胁，可是在这一时期纳尔逊的通信中，只有一次提到“入侵”，最巧的是，这还是拿破仑放弃了侵英企图之后的事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地中海方面，即使是并不聪明的维尔纳夫，在斗智方面都可以占他的上风。纳尔逊未能认识的是，在这个时候，战略重心是英吉利海峡而不是撒丁岛海岸和尼罗河口。不过尽管有这些缺点，他依然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军将领。

3月10日，纳尔逊率领他的支队还停留在撒丁岛西南角的帕尔马湾，听说维尔纳夫正在装载部队，他立即扬帆赶往土伦。他在那里发现一切征候都表示维尔纳夫准备出海，但仍然坚持原有看法，认为维尔纳夫最可能的目的地还是埃及。所以他又回到帕尔马湾，因为从那里他可以掩护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封锁通往埃及的主要海路，如果维尔纳夫的目标是出大西洋，那么这个位置也便于向西迎击。3月30日，维尔纳夫按照拿破仑的训令，从土伦出发向加的斯前进以会合格拉维纳的支队，然后再驶往西印度。

纳尔逊于4月4日才获得维尔纳夫离去的情报。3月31日，他的一艘巡洋舰在土伦西南60英里的海面上发现了维尔纳夫舰队——在帕尔马以西约300英里。纳尔逊随即向海军部报告说：“我将向埃及推进。”他的视线仍注意着埃及，相信维尔纳夫是先向卡利塔岛进发，然后绕过非洲海岸以达亚历山大港，所以他把舰队置于撒丁岛和卡利塔之间。但是这样布署之后，他又担心维尔纳夫会绕道撒丁岛北面，于是又把舰队移到巴勒莫以北50英里的乌斯提卡岛，并于4月7日到达该地。

同一天，维尔纳夫也到了卡塔赫纳海外，此时奉命封锁格拉维纳的奥德爵士已经接到斯特罗恩爵士的警告，斯特罗恩奉纳尔逊的命令正护送返回英国的运输船经过阿尔吉西拉斯，他于4月8日看到维尔纳夫从海峡驶出。因为奥德只有四艘战舰，这个消息使他左右为难：是就地等候纳尔逊还是应该向阿善特集中呢？当斯特罗恩告诉他纳尔逊正在封锁通住埃及的海路时，他就作了最后决定——留下他的巡洋舰与维尔纳夫保持接触，自己在发了一个通信给海军部之后就开始向北进发。

他的通信非常高明，尽管纳尔逊对他极为不满，甚至对他进行辱骂，可是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他对战略情况的了解要比纳尔逊清楚。文件内容如下：

“我相信敌人在加的斯不会停留太久，其向西进发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样可以突然集中几个支队的兵力。拿破仑可能希望在海峡中获得暂时的优势，使他可以对我们进行一次致命打击。”

这的确是拿破仑的意图。在猜透了敌人的计划之后，奥德就出发去增强战略重心——阿善特。4月9日，维尔纳夫在加的斯下锚，用讯号通知格拉维纳出来。但他却非常担心纳尔逊尾随而来，到下午一时，他不再等候格拉维纳，而是起锚开船，让西班牙人跟在他后面蹒跚前进。

不久，因为维尔纳夫并未在第勒尼安海出现，纳尔逊就将他的部队从乌斯提卡移到托罗，这是靠近帕尔马湾的一个小岛。4月18日，他听说维尔纳夫的舰队已于4月8日在直布罗陀海外被发现，他向英国海军部报告说，因为他的森严戒备，敌人发现已不可能向地中海进犯了。第二天，他又发出另一个报告说他感到满意，因为维尔纳夫不再向西印度群岛进发，而好象是以爱尔兰和布勒斯特为目标，他则正在西西里岛附近。虽然时间已经迟了，但却是绝对依照海军部早已确定的原则。

由于恶劣天气延误，纳尔逊直到5月6日才到达直布罗陀。在那里他碰到正在葡萄牙的坎贝尔少将，他告诉纳尔逊，维尔纳夫正在驶往西印度途中。纳尔逊一向容易冲动而且血气方刚，马上就下了决心，于5月10日率领10艘战舰和3艘巡洋舰横渡大西洋。

对这一点，格伦菲尔上校作了如下评述：

“纳尔逊立即向西印度进发的决定是否合理，似乎颇有疑问。当拿破仑的“英格兰军团”在布洛涅的准备如火如荼之时，维尔纳夫的行动与运输这支兵力越过海峡似乎无可避免的具有关连。不管维尔纳夫到哪里去了，他却已经比纳尔逊早了一个月，所以比较合理而谨慎的假设就是认为法兰西舰队是在进行诱敌行动，以引诱英国海军离开海峡地区。而且当这支诱敌舰队在西方和南方失踪时，不久就可能掉转头来向最后和具有决定性的目标进发。所以维尔纳夫失踪很久之后再向西印度群岛进发，这实在相当冒险。从全面战略观点来看，纳尔逊应该向布勒斯特前进。在这种捉摸不定危机四伏的情形中，这似乎是最安全的办法。”

格伦菲尔上校也指出根据另一个理由，纳尔逊也应与杰维斯会合。英国海军部在5月10日应已接到他在4月19日发出的通信。海军部对维尔纳夫的行动真象必已早有所知，所以应该自有安排，对维尔纳夫进行追击。在这种环境下，如果纳尔逊也向西印度进发，那么追击的就不只一个支队而有两个支队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海军部从奥德（4月30日）和间谍方面得知维尔纳夫已向西印度群岛进发的消息，海军部长巴勒姆勋爵立即命令科林伍德中将，率领11艘战舰出发追击。科林伍德在追击途中，仅仅出于偶然才知道纳尔逊早在追击之中。如果这个偶然事件没有发生，那么就会有21艘战舰去参加这场“追逐野鹅”的行动。（在直布罗陀，纳尔逊曾派贝克顿爵士去掩护克雷格将军通过马耳他。其次，海军部命令贝克顿增强在维罗尔的卡尔德。5月17日，贝克顿驶向北方，10天后他接近芬尼斯特，与科林伍德相遇，他告诉科林伍德，纳尔逊率10艘战舰早已在追击之中。）

6月4日，在迅速航行之后，纳尔逊进入了巴巴多斯，柯克兰尼少将在那里率领两艘战舰加入。在那里他获得一份错误情报，说有人看到法国舰队在圣卢西亚的上风方向出现，结果他错过了敌人。5月14日，维尔纳夫到达马提尼克，发现梅塞斯已经返回罗什福尔，而冈托姆还没有到达——他仍被封锁在布勒斯特港中，拿破仑已经不想拖延下去，已于4月29日派马哥农少将率领两艘战舰，把一道命令送给维尔纳夫，命令他在西印度群岛停留35天，如果冈托姆还是不能与他会合，就驶往维罗尔，接出封锁在那里的15艘船，接着再救出困在布勒斯特港中的21艘船，最后集中兵力进入英吉利海峡，出现在布洛涅前方。

马哥农于6月4日到达，在6月7日又接获纳尔逊已到西印度群岛的消息。这使维尔纳夫大为紧张，竟不顾新命令，于6月10日匆匆返回欧洲。两天后，纳尔逊到了安提瓜，他猜到维尔纳夫正在返回欧洲途中，不是到加的斯就是土伦，更为可靠的是土伦，因为他这时写信说：“他们可能幻想以为可以直达埃及而不受任何阻碍。”——所以他决定返回直布罗陀。（拿破仑似乎十分了解纳尔逊的固执想法。4月20日他写信给德克瑞斯说：“纳尔逊可能又会向埃及作第二次航行。”23日，他又命令在荷兰报纸上发表法军一万人在埃及登陆的消息以欺骗纳尔逊。）出发前，纳尔逊派贝特斯沃思上校指挥的“寇里克斯号”双桅船去通知海军部说他已经回来了——这艘船在回国途中，于6月14日看见法国舰队正沿地中海航向以北行进。这就足以证明维尔纳夫是驶往比斯开湾而不是象纳尔逊料想的那样向直布罗陀海峡前进。7月7日，“寇里克斯号”到了普里茅斯，而7月19日，纳尔逊也在直布罗陀海峡下锚。

7月18日在斯巴特角岸边，纳尔逊与科林伍德通信，科林伍德正担负封锁加的斯的任务，他给纳尔逊的回信足以使对方认清当前的战略情况。科林伍德的见解是：他相信拿破仑的目的在于爱尔兰，维尔纳夫的舰队现在会首先接出维罗尔支队，然后绕着比斯开湾走，再救出罗什福尔的兵力，这样就有可能集中34艘舰船，出现于阿善特前方，在那里可能再加入20多艘船只。他补充说：“法国政府盯住大目标时，决不会留心细微末节。他们逃向西印度是为了躲避我方海军，这是他们行动的最大障碍。这个夏天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7月20日，纳尔逊在直布罗陀上岸，这是从1803年6月16日以来他第一次上岸。同一天他写信给巴勒姆勋爵说，除非俄国巡洋舰能够代替正从地中海北部撤出的科林伍德的兵力，否则法国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运送陆军前往撒丁、西西里、莫里亚或埃及。为了这个任务，他一再要求增派巡洋舰和单桅船前来。从他列举的地名上就可以发现，虽然已收到7月18日科林伍德的来信，纳尔逊还是没有改变其原有的念头。8月3日，纳尔逊才奉命驶往阿善特与杰维斯会合。

此时又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使拿破仑的计划受到巨大影响。1804年5月12日，皮特再度执政，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另一个反法同盟。他的计划一部分是以1804年迪穆里埃的《论英格兰的防御》一文为根据。同盟的构成预定为英格兰、俄罗斯、奥地利、瑞典和那不勒斯。经过一年谈判，1805年4月11日，英俄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接着在8月9日，俄奥两国之间又签定了另一个条约。他们也希望普鲁士参加，但遭到拒绝。这些条约规定俄国应出兵18万，奥地利30.5万，瑞典1.2万。英国对每10万兵额每年支付辅助费120万镑，但总兵力以40万为限，用来对法西两国作战。

“寇里克斯号”到达普里茅斯之后，贝特斯沃思上校前往伦敦，并于8月9日向巴勒姆勋爵报告。巴勒姆立即认识到贝特斯沃思报告的重要性，就立即通知杰维斯，要他命令斯特尔林少将解除罗什福尔的封锁，去增援在维罗尔港外的卡尔德爵士。此外，杰维斯也命令卡尔德，一旦获得增援就应该立即向芬尼斯特角进发，并从那里再向西巡航，在六七天之内移动三四十里格的距离。因此，到1805年7月，拿破仑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一大半。除布勒斯特与加的斯以外，所有其他法西两国的港口都已经解除了封锁。

维尔纳夫于7月2日通过亚述群岛，7月22日在浓雾之中接近芬尼斯特。如果浓雾不散，那么他可以驶过卡尔德的十五艘船只而不被发现，那就可以与在布勒斯特的冈托姆会合了。但是正午时候，浓雾散去，卡尔德的一艘前哨巡洋舰报告发现了法国舰队。下午五时，双方进行了一次不具决定性的交战，有两舰法国军舰降旗投降。虽然7月23日双方舰队仍在接触中，但并未再战，次日卡尔德向北进发去会合杰维斯，维尔纳夫也张着满帆向维哥湾前进，于7月28日到达，然后驶向维罗尔，并于8月1日到达。

这一战的精神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维尔纳夫对自己的舰队缺乏信心，已经禁不住溢于言表。八月六日他写道：“在浓雾之中，因为我方舰长对战斗和舰队战术完全缺乏经验，除了跟随前面的船只以外别无良策。在这里我们已经成为欧洲的笑柄。”这次战斗使他的感觉有些麻痹。

在维罗尔，维尔纳夫收到了拿破仑在7月16日发出的通信，命令他解除维罗尔的封锁，然后再采取下述行动，以使法军成为多佛海峡的主人——或是与罗什福尔和布勒斯特两个支队会合，或是与两者之一会合。随后这支舰队全速向爱尔兰和苏格兰行驶，以便与在泰瑟尔的荷兰支队会合。如果因为会战或其他原因，维尔纳夫不能完成任务，则无论如何都不许进入维罗尔港，而应驶往加的斯。

信托的是维尔纳夫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个最后指示对拿破仑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加的斯距离布勒斯特最远，所以这也正是维尔纳夫最想去的地方，既然不许进入维罗尔，他就把三艘已损毁的船只留在那里，改向柯鲁尼亚前进，在那里他得到十四艘战舰增援。

当斯特林为了增援卡尔德而从罗什福尔撤走时，7月17日，代替梅塞斯的阿勒芒少将也从罗什福尔港口溜了出来，奉命于8月13日与维尔纳夫会合。可是因为德克瑞斯并未将此事通知维尔纳夫，结果铸成大错，导致了大败。

那一天维尔纳夫出海航行，他看见一些巡洋舰，误以为那是英国人，于是立即改向南方行驶以躲避他们。实际上这是属于阿勒芒支队的舰船，并正在寻找维尔纳夫的部队。如果维尔纳夫能与阿勒芒会合，那么他的兵力可以增加到34艘战舰，如果继续向北而不是向南航行，那么也许就会交上好运。因为在8月16日那天，杰维斯已经把他的35艘战舰分为两部分，派卡尔德率领18艘船前往维罗尔。所以维尔纳夫如果依照命令向北行驶，如果再能侥幸躲过卡尔德，那么布勒斯特的封锁真有可能被解除。

对此，拿破仑曾经这样感叹道：“维尔纳夫丧失的机会实在太大了！如果直向布勒斯特前进，他可能避过卡尔德支队，从而打击杰维斯的舰队，他的30艘战舰就会击败英军的20艘战舰，从而获得决定性优势。”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评论可能是对的，不过实际上却很有疑问，因为杰维斯保留的兵力，有10艘“三层甲板”战舰，按照当时的计算方法，一艘“三层甲板”战舰在战斗价值方面相当于两艘“双层甲板”战舰。

维尔纳夫继续南行，于8月20日进入加的斯，封锁这个港口的是科林伍德，只有3艘战舰。8月22日，贝克顿爵士率领四艘战舰前来增援；8月30日，卡尔德又带了18艘战舰赶到。8月3日，拿破仑到达布洛涅。时间已很迫切，因为有许多征候表明在他后方正在形成一个同盟。奥地利正在威尼西亚和提罗尔集中部队；根据报告那不勒斯也在大量召集民兵。8月13日，拿破仑听说维尔纳夫已与卡尔德交战，立即向维尔纳夫表示祝贺，并命令他与阿勒芒立即会合，扫荡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把法西两国舰只混编起来，再向海峡进发。同时他在写给德克瑞斯的信中却埋怨维尔纳夫的行动过于迟缓。8月22日他又写信给冈托姆说，维尔纳夫已在与他会合的途中，他到达之后就不能迟误一天，立即向海峡进发，以求一雪六个世纪以来的耻辱。同一天他也写信给维尔纳夫，并把信寄往布勒斯特：“赶紧扬帆，不要浪费一分钟。当我的舰队集中进入海峡时，英格兰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并已上船。只要有四十八小时，一切就都结束了。”

次日，拿破仑仍然不知道维尔纳夫已经到了加的斯，他写信给塔列朗说：“我对欧洲的情况越深入研究，就越感到有采取决定性步骤的必要。”他又说：“如果维尔纳夫和他的三十四艘船能遵照我的指示，与布勒斯特支队会合起来进入海峡，那么时间还来得及，我仍然可以成为英格兰的主人。否则，我就要拔起我在布洛涅的营幕，改向维也纳进发了。”最后直到8月26日他才下了决心，命令参谋长贝尔蒂埃准备把在布洛涅的部队向奥地利移动。8月31日，他写信给杜洛克说：“军队已全部处于运动之中，到9月27日，我一切都可准备就绪。我把‘意大利军团’交给马塞纳，奥地利非常傲慢无礼，正在加紧准备。我的舰队已经进入加的斯。请保守秘密，这只是告诉你一个人的。请尽量搜集多瑙河、美因河和波希米亚等地的地图，并让我知道奥俄两国陆军的组织情形。”9月2日他离开布洛涅，“英格兰军团”变成了“大军团”，不是横渡海峡，而是准备渡过莱茵河了。

前面说过，纳尔逊已于8月3日向北往阿善特航行，8月15日，他到达该处向杰维斯的将旗致敬之后，得到命令要他乘“胜利号”旗舰前往朴茨茅斯，他于8月18日在那里下锚。在英格兰，他的时间消磨在伦敦与默顿之间，9月2日，巡洋舰“欧亚拉斯号”的舰长布莱克伍德带来一个消息，说维尔纳夫已进入加的斯，纳尔逊的短假就此结束。9月5日，他把行李送往朴茨茅斯；9月14日，他本人也上了船。第二天，“胜利号”由“欧亚拉斯号”陪伴，一同扬帆出发。9月28日，他与科林伍德会合，并接管整个舰队的指挥权。

第二天是他四十七岁生日，在给不知名友人的信件中，他这样写道：“我接管舰队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军官到船上来欢迎我归来，在热烈的气氛中几乎忘记了我的总司令身份。”纳尔逊把舰长们集合起来，把会战计划解释给他们听，这是他在默顿时拟定的，通常被称为“秘密备忘录”。在没有说明这个计划之前，最好先回顾他的前一个计划，就是他在前往西印度途中构想出来的，因为这两个计划中，前者可以更清楚的显示出纳尔逊与当时其他的海军将领的不同之处。

第一个计划的要点就是“接近的和决定性的会战”，这是纳尔逊的一贯目标。在这种会战中，部将们不应等待信号，而根据他们自己的主动精神采取行动，为了使他们在行动中不至于使整个会战秩序发生混乱，他们对总司令的攻击“模式”必须要有充分认识。纳尔逊并不是以战斗为手段以达到执行计划的目的；反之，他是用计划为手段以达到执行战斗的目的。这二者之间大有区别。这个备忘录的特点不在于攻击“模式”方面，而是当部将在执行攻击时，可以有极大的行动自由——一共提到了两种攻击模式，以便在不同环境中替换使用。在圣文森特之战中，纳尔逊还是一个部将，他却发挥了高度的主动精神，所以他也希望他的船长们也都能以他为榜样。他和拿破仑完全不同，拿破仑绝不容许他的元帅们具有主动精神，而纳尔逊却希望他的舰长们都有“纳尔逊”式的头脑。除了勇敢好斗以外，他自己的主动精神，再加上部下的主动精神，才是使纳尔逊成为英国最伟大海军将领的主要原因，尽管这违背了当时严格的海军纪律。

纳尔逊在默顿时，首先与基茨讨论这个“秘密备忘录”。基本假设是纳尔逊的舰队有四十艘战舰，维尔纳夫则为四十六艘。要想不花太多时间就把四十艘船都列成战斗队形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节省时间，全部舰队分为两队，每队十六艘船，另有一个“前进支队”或“预备队”，有八艘船。此外，同样是为了节省时间，航行队形也就是战斗队形，而且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机会，这两个支队也完全可以独立行动。一个由纳尔逊指挥，另一个由科林伍德指挥，科林伍德对他的战线有完全的指挥权。

攻击“模式”是这样的：当科林伍德攻击敌方战线后半段的十二艘船时，纳尔逊应攻击敌军中央部分以阻止其攻击科林伍德，同时他的船应夹在敌方中央与前卫之间，不让后者转过身来援助敌人的后卫部队。此时“前进支队”就插入进来，他们应位于敌人中央部分的前方，相隔三四艘船的距离，目的是全力搜索敌人的旗舰，因为这也是敌人舰队的指挥和精神中心。纳尔逊说：“有些东西必须靠机会，尤其在海战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有一定把握的。炮弹可以击毁敌船，同样也可以击毁友船。但是当敌方前卫来不及支援后卫之前，我对胜利是确有信心的，在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接受敌人剩余二十艘战舰的投降，如果他们企图逃跑，那么就可以全力追击。”

纳尔逊的战术思想与埃帕米农达斯在留克特拉的战术思想极其相似。在那个会战中，底比斯军的右翼监视着斯巴达军的左翼和中央两部分，而底比斯军的左翼则击毁斯巴达军的右翼。在特拉法尔加之战中，纳尔逊也是用攻击的手段控制着法西联合舰队的中央和前卫，而好让科林伍德击毁敌人的左翼——即后卫。因为这种战术思想事实上古已有之，所以不一定要归功于洛伊森会战中的腓特烈或是特拉法尔加会战中的纳尔逊。在战争中，基本思想往往会再生——从这一代又传到那一代。

纳尔逊曾写信给他的情妇汉密尔顿夫人，对这次与各位舰长的会议有非常生动的描写：“当我把这个‘纳尔逊秘诀’解释给他们听之后，这伙人简直象中了邪一样，有些人流出眼泪，所有人都异口同声说‘它真是新奇，真是特别，真是简单！’而将级以下的人员也一再说道：‘只要让我们逮住了就一定会成功！我的勋爵，你给了我们信心！’”

在10月9日或10日，这个秘密备忘录又以书面形式流传。

在加的斯的维尔纳夫发现他的处境空前恶劣。金库已一空如洗，粮食和供应品都感到缺乏。除了原来缺员2,000人以外，还有1,731名伤病人员。更糟的是法西两国的官兵之间经常发生争吵。9月2日，他写信给德克瑞斯大诉其苦。虽然如此，到9月24日，他还是报告说已经装好六个月的补给，准备出发了。

拿破仑此时已经放弃了一切侵英的意图，可是对这个“可怜的”维尔纳夫——这是拿破仑给他的评语——却另外指定了一个新的“送终”计划。他从圣克劳德给维尔纳夫发出如下命令：

“我决定把集中在加的斯港中的我方海军力量投入地中海作为强大的牵制。你应该明白我的意图，立即寻找机会率领联合舰队向该海域进发。首先去卡塔赫纳与在该港的西班牙支队会合，再向那不勒斯进发，并在某个海岸让你船上搭载的陆军登陆，以便与圣西尔将军指挥的部队会合。依照你自己的判断，如果认为必要，你指挥的舰队可以尽可能留在那不勒斯海岸，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害，并拦截意图派往马耳他岛的船团。在这个远征行动之后，舰队就可以驶入土伦，以便整理和修补。我们的意图是这样的：无论在何处，如果遇到处于劣势的敌人，你都应该毫不犹豫的进行攻击，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这次作战的成败，就要看你是否能够立即离开加的斯出发。”

两天后，拿破仑又命令德克瑞斯撤换维尔纳夫，代之以罗西尼。因为考虑到不愿意刺激维尔纳夫，德克瑞斯却没有立即通知他。10月10日，罗西尼到达罗德里戈。

10月1日，维尔纳夫开始作最后准备，预定10月7日出海，可是风向突然转变，迫使他在港口中停留了十天。10月8日，他召开作战会议，向舰长们解释他对未来会战的战术思想。他主张把这支33艘战舰的舰队分为两个集团：（一）战斗集团，共21艘船，由他自己指挥。（二）预备集团，共12艘船，由格拉维纳将军指挥，应位于前者的上风方向。（到10月16日，最后的战斗队形已完全决定。战斗集团又分三个支队，每队七艘船。前卫为第二支队，由阿拉瓦中将指挥，旗舰为“圣安娜号”。第一支队为中央部分，由维尔纳夫亲自指挥，旗舰为“半人牛号”。第三支队为后卫，由杜马罗尔少将指挥，旗舰为“杜高依·特鲁安号”。预备集团由格拉维纳指挥，旗舰为“奥地利亲王号”。）

接着，维尔纳夫推测敌人可能采取的战术，可以说非常准确。他说：“英国舰队不会构成与联合舰队平行的战线。纳尔逊会企图切断我方战线，包围我方后卫，然后集中力量来打击可以孤立和切断的船只，越多越好。”

至于应该怎样应付这样的攻击，他却并无高见，很显然，他知道他的舰长们只能采取鱼贯前进的方式。他补充说明的只有两点：如果联合舰队占了上风则应追击敌人，然后进行一对一的战斗。如果处于下风，虽应排成一条紧接的战线等候攻击，而每个舰长也应各自为战。依照拿破仑的命令，法西两国的船只是混合编组的。其中有一艘“四层甲板”的战舰“三叉戟号”，有131门火炮，是当时最大的战舰；三艘“三层甲板”战舰，其中两艘有112门火炮，一艘为100门火炮；一艘64门火炮的船只；七艘巡洋舰和中型巡洋舰。战舰中有18艘法国船，15艘西班牙船。所装“侧舷”火炮共为2,626门，短炮除外。

搭载官兵总数为21,580人。搭载的陆军是由加的斯守备部队中抽调出来的，其中有“非洲”团和索里亚团，都是过去参加过无敌舰队的部队番号。英国舰队本应有33艘战舰，但纳尔逊接管指挥权后不久，路易少校率领的支队共有战舰六艘，奉命去保护一支驶向马耳他的运输船团，所以纳尔逊手中只剩下27艘战舰。在这些船只中，七艘是“三层甲板”的，三艘100门炮，四艘98门炮。二十艘为“两层甲板”的，一艘80门炮，十六艘74门炮和三艘64门炮。此外他还有四艘巡洋舰，一艘双帆二桅船，一艘单桅快船。全部官兵16,820人。除短炮以外，共有“侧舷”火炮2,148门。

因为路易的支队离去，纳尔逊改变了原有观念，不再把舰队分成三线，而代之以两个纵队：（一）前卫或上风纵队，共有船十二艘，由他自己指挥，旗舰为“胜利号”；（二）后卫或下风纵队，共有船十五艘，由科林伍德指挥，旗舰为“王权号”。这是他第一次改变“秘密备忘录”中观念，以后还有其他改变。这些改变引起了许多争论，但更足以说明纳尔逊在这一战中的心理变化。

他的目的是获得一场决定性胜利，俘获或击沉敌方二十艘战舰，因为他在临死时说：“我估计应该有二十艘。”正如秘密备忘录所说，旧式的平行战斗队形通常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它们非常迟缓，无法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他认为那好比是用两个“单臂”来搏斗的拳师互相格斗，而他希望的却是能同时用“双拳”进行搏斗。他的舰队可以同时向左右两方打击。上风纵队保护右面，而下风纵队则打击在敌人的后部。他为什么要选择敌人的后卫来当作打击目标而不是前卫呢？因为要支援后卫，敌人的前卫必须调过头来，所以需要很长时间；反之若打击前卫，则敌人的后卫只要继续照原有方向前进而不必调头。

为了使打击具有极大的动量，他并不严格遵守传统的横线或直线战术。反之，他却代以两个船团，只是依次航行而已。关于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在默顿向基茨将军解释他的战术时曾经这样说：“这样会立即引起一场混战，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在特拉法尔加之战两个月后，科林伍德写的一封信也可以作证，他说：“纳尔逊决定用两个独立集团来代替一个严整的攻击队形。执行得非常良好，所以获得了优异成功；或许其新奇性对我们极为有利，因为敌人料想我们一定会形成类似一条线的队形。”这也正是纳尔逊早已预料到的，因为在默顿讨论战术时，他曾突然转向基茨说：“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所想的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突袭敌人，使他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突然袭击加上集中兵力，另外再加上优越的炮术。

秘密备忘录与实际情形之间的差异，也正是头脑的思想与行动中的思想之间的差异。战术目标还是一样，但达到目标的手段就可以依照当时的情况而有所改变。这不是腐儒之流所能解释的。

10月15日，维尔纳夫从巴永那获知罗西尼已经启程来加的斯，因为他知道罗西尼已有十二年以上没有下海，所以他认为一定是派他来担负某种行政工作。接着从马德里传来消息说罗西尼是奉命来接替他的，维尔纳夫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就决定在他到达之前先溜出加的斯。10月17日，他听说纳尔逊舰队已调走路易支队的消息——已经知道太迟了——更增强了他的决心。风向也有利于他，在与格拉维纳会商之后，他就命令旗舰舰长发出“准备开船”的信号。可是他发出信号之后，突然风又停了，接着一点风都没有了。

第二天，纳尔逊在日记中写道：“天气晴明，东风，联合舰队要想出海的话，这是最好的天气。”虽然如此，维尔纳夫却踌躇不前，直到10月19日上午六时，他才命令舰队扬帆出发。两个半小时之后，纳尔逊在加的斯西南方约50英里远处，从他在岸边监视的巡洋舰获知敌军出港的信号，他立即发出“全面追击”信号，因为他的目的是切断联合舰队前往地中海的进路。接着又发出“敌方舰队已在海上”的信号，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10月19日，只有马哥农的支队驶出加的斯，直到10月20日正午，维尔纳夫的全部舰队才开始行动。10月20日天明时，纳尔逊正在直布罗陀附近，还没有发现敌踪，于是命令舰队转向西北前进。上午七时，发现了维尔纳夫的舰队，在正午时得到报告说它向西行进。一个小时之后，“胜利号”停泊，科林伍德上船来接受最后的指示，因此纳尔逊知道维尔纳夫已经改变向东南行进，在日落之前，他命令他的巡洋舰在夜间始终与敌人保持接触。

10月21日，星期一。拂晓时分，当英国舰队仍然处于没有严整的队形或阵线时，敌人却已组成了密接战线，采取东微偏南的方向，双方相距约十到十二英里。因为天色太黑，不能辨识旗语，所以直到上午六点十分，纳尔逊才发出了一个普遍的信号：“成两个纵队依次前进。”于是科林伍德的纵队前进到右前方。接着又发出“依照东北东方向行驶”。六点二十二分，命令“备战”。维尔纳夫正向直布罗陀海峡前进，在他认识到因为风力轻微使他不可能避免会战时，就在上午八时发出信号，命令全部舰队转向，这样可使加的斯港处于下风位置，以便被击毁的船只有避难之地。这个在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的行动，实在是不幸，因为这不仅象退却一样足以影响部队士气，而且这样调一个头需要两个多小时，结果组成的战线仍然凌乱不堪。有些部分太挤，有些部分又太松而留有缺口，其中大部分向下风方向弯曲，整个舰队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新月形，长度约三英里。这个调动使格拉维纳的支队拉在战线后方，而杜马罗尔的支队反而变成了前卫。一旦方向变换完成之后，联合舰队就向北缓缓运动，速度大约为一英里或稍快一点。

联合舰队调换方向之际，英国舰队分为两个纵队——不如说是船团——在满帆之下慢慢赶上来了。上风纵队由纳尔逊指挥，下风的则由科林伍德指挥。从西北吹来的风力甚微，海中只有向西推送的巨浪，英国舰队前进的速度预先估计为三英里，不久降到了一英里半。因为纳尔逊并不收帆，所以这两纵队就不可能构成正规战线。此后，他和科林伍德就好比小学生竞走一样，各自埋头疾冲；纳尔逊又不照原定计划，不以敌方中央前段为目标，而改向其前卫中央冲去；科林伍德则向敌人后卫部分的前段进攻。

纳尔逊调换方向的原因，似乎是他看到敌人转变方向时突然得出结论，以为维尔纳夫准备逃入加的斯。在上午十一点四十分之前不久，他向科林伍德发出信号说：“我打算越过或通过敌线，以阻止敌人进入加的斯。”换句话说，就是挡住他们的退路。接着在上午十一时四十八分时，他又发出其著名的通令：“英格兰要求每个人恪尽职守。”

这个信号发出时，科林伍德已经接近敌人的后段，时间早已过了十一点三十分。维尔纳夫已经发出“开火！”的命令，接着在十二点十五分，又发出“各舰各自为战”的信号。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圣安娜号”后面的“热情号”发射了第一炮，这是以“王权号”为目标的，此时双方相隔尚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此时，双方好象是一致行动一样，都升起了国旗。在法英两国的船上，鼓乐齐鸣，士兵举枪敬礼。

于是会战展开，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科林伍德的攻击，纳尔逊的攻击和杜马罗尔的反攻失败。以下就按这个次序叙述：

当“热情号”向“王权号”开炮时，科林伍德的船团向左行进，每船之间的间隔约为两“链”（约四分之一英里），成为一个不规则的斜线，因为敌线的弯曲，所以双方几乎是平行的。在“热情号”开火后五到十分钟，“王权号”仍继续保持航向不变，接着“圣安娜号”又向它开了一炮。接着它靠近并钻入敌军战线，在“圣安娜号”之后，“热情号”之前。当他面对“圣安娜号”的船尾时，就从左舷向它连发两炮，使它受到巨大损失。接着他又对“热情号”发射右舷火炮，此后又驶近“圣安娜号”的右后段，再次向它射击。

科林伍德不久发现四周都是敌船，经过四十分钟猛击之后，“王权号”已变成无法控制的空船壳。不久就由“欧亚拉斯号”拖曳行驶。下午两点二十分，“圣安娜号”已完全丧失战斗能力，乘员死亡104人，伤236人，降旗投降。布莱克伍德上校上去，把重伤垂危的阿尔瓦将军运到“欧亚拉斯号”上。在“王权号”作战后八分钟，“贝里岛号”也从“热情号”后面切入敌线，并且也和“王权号”一样，立即为几艘敌船包围。因为船桅损毁，有段时间一炮都发不出来。虽然如此，它却把军旗钉在后桅杆上继续战斗。后来它由三艘英舰救出。在“贝里岛号”之后约一刻钟，“战神号”也投入战火，以后每艘英国军舰都是这样分别切入敌人，向首尾两端的敌船用侧舷炮火猛击。其结果是每艘敌船都遭受到了连续的集中火力。

科林伍德的后方各船中，“无畏号”加入作战时已在“王权号”后一个小时了，最后一艘“亲王号”直到下午三点才有作战机会。

当下风纵队的战斗结束后，科林伍德也已完全胜利了。与他交战的共有十五艘法西两国战舰，其中十艘被俘，击沉一艘——“阿基利斯号”，只有四艘逃走，其中一艘为格拉维纳的旗舰“奥地利亲王号”，上面载着垂死的格拉维纳将军。

在科林伍德纵队开始作战后二十五分钟，纳尔逊也投入了战斗。和科林伍德的纵队不同，它始终保持着不规则的鱼贯形队形。依照“胜利号”军士长托马斯·阿特金森的私人日记，它是继续平行着敌人的前卫行驶。依照他的记载：“在十一点五十分（实际为十二时十分），敌人开始向我们射击；在十二点过四分时（实际上为十二点二十四分）我们的左舷炮开始向敌人前卫射击。”从北到南，杜马罗尔率领五艘领先的船只，可能是从“海王星号”起到“杜高依·特鲁安号”。依照杜马罗尔记载，纳尔逊领着三艘“三层甲板”战舰，向他的前卫中央挺进，于下午十二时十五分开始与它交战。经过四十分钟炮战之后，纳尔逊向右旋转。

单以纳尔逊的三艘战舰而论，其炮击时间比杜马罗尔所说的还要短，因为当法舰“恐怖号”开火之后，“胜利号”和“勇敢号”就开始向右旋转。纳尔逊是在寻找维尔纳夫的旗舰，因为他的主要愿望就是与它接舷战斗。

虽然“胜利号”上所有望远镜都在搜寻法军总司令的旗帜，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胜利号”只好向前攻击“三叉戟号”，假设维尔纳夫可能是在这艘最大的敌舰上。（纳尔逊相信法军指挥官是德克瑞斯。）根据“斯巴达人号”舰长的记载，当“胜利号”在下午十二点五十七分向“三叉戟号”前进时，发现该舰后面的一艘法国“两层甲板”船的前桅上挂着总司令的将旗——就是“半人牛号”。“胜利号”冒着炮火，不久就钻到“半人牛号”后方，用船头的短炮——六十八磅炮——和侧舷火炮，向“半人牛号”舱窗猛射，使它遭到极大的损毁。接着，在英舰“海王星”和“征服者”接近“半人牛号”之后，“胜利号”向右转，与法舰“敬畏号”接舷，该舰由鲁卡斯指挥。两舰立即纠缠在一起，双方乘员都准备跃上对方的甲板，但是法国人的企图却为英方火力所制止，杀伤人数颇多。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小时，两船还是绞在一起，纳尔逊正在后甲板与舰长哈迪一同指挥，从“敬畏号”的船桅上突然射来一颗子弹。子弹击穿他左肩的肩章，透进胸部，嵌在脊椎骨上。他一下子扑倒在甲板上，他在被扶起来后说：“他们终于把我解决了。哈迪……我的背脊骨已被射穿了。”他被抬入船舱，到下午四点三十分，在得知会战已经胜利的消息之后才安心死去。

当“胜利号”与“敬畏号”交战时，“勇敢号”驶向前去，向“三叉戟号”开炮，接着又向“海王星号”和“敬畏号”射击。不久，“热情号”在与“贝里岛号”交战之后，又转过来协助“敬畏号”，又为“勇敢号”抓住。在解决了这两艘敌舰之后，“勇敢号”又用其前炮痛击“三叉戟号”达半小时之久。

在“胜利号”突袭敌线十分钟之后，英舰“海王星号”先向“半人牛号”射击，然后进攻“三叉戟号”，一个半小时之后，其乘员战死245人，负伤173人，这艘巨型的四层甲板船下旗投降。对在这艘船上的景象，英舰“海王星号”的船员巴德柯克曾有如下描写，足以说明十九世纪初的海战情形。他说：“我踏上这艘大船去收容俘虏，其死伤人数在三四百之间，到处都是血肉，后甲板上堆满伤兵，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手。”

“不列颠号”接着也跟上来了，后面就是“列维坦号”和“征服者号”。后面两舰夹击“半人牛号”，下午两点五分，维尔纳夫落下了他的将旗。这艘船上的景象，“征服者号”上的陆战队上尉阿特切里记载说：“到处都是死尸，景象非常凄惨。死伤总数在四百人以上，多数都没有脑袋。”

在“胜利号”开始作战后四十分钟，“阿贾克斯号”才开始作战，而“阿加门农号”还要晚。“非洲号”是一艘六十四门炮的船，也是双方最小的一艘战舰，所遭遇的情形也不平凡。在十月二十日夜里，它与全部舰队失去了联络，在拂晓时位于舰队北面，相距已有数英里。在发现舰队位置之后，它立即向“胜利号”前进，在“王权号”发动战斗之际，它已经到达敌方前卫的射程。依照它的日志，在十点四十分，它开始与敌方最前面的一艘船交战，然后穿过整个前卫，每经过一艘敌船都向其射击，最后又协助“海王星号”攻击“三叉戟号”，并与“勇猛号”交战。

“猎户座号”也是独立行动的。因为它的舰长科德林顿看到敌方中央部分的兵力比较强大，所以他单独向南行驶以协助“王权号”。以后他又回北边来协助“胜利号”。当维尔纳夫下旗投降时，纳尔逊纵队中的最后两艘船“弥诺陶洛斯号”和“斯巴达人号”都还没有参加战斗。

现在再叙述杜马罗尔的反攻——这不过是个勉强的命名。

下午十二时三十分，纳尔逊钻入联军中心之后，维尔纳夫发出通令，要所有尚未参加作战的船只都一律自动投入战斗。杜马罗尔对此并无反应，此后维尔纳夫再没有注意他，半小时后，杜马罗尔仍继续向北航行，结果使前卫与中央之间产生了一个缺口。此时他仍没有发挥主动精神，反而等待维尔纳夫的命令。虽然如此，维尔纳夫又不立即回答，直到下午一点五十分，他才命令杜马罗尔赶来协助正受着强烈压制的中央部分。

风力十分微弱，杜马罗尔要转变方向相当困难，他本应使整个支队集中在一起，以便进行一次全力打击，可是他却把兵力又分为两部分。（可能是在转向时失去了联络，也可能是有五艘船不听命令。）他的行动非常迟缓，直到下午三点十五分到三十分之间，“胜利号”上的哈迪舰长才看见杜马罗尔的十艘船中有五艘逐渐向北行驶。于是他立即发出信号，通知纳尔逊纵队中的各船准备迎敌。

哈迪看见的五艘船是“英雄号”，“勇猛号”，“圣奥古斯丁号”，“圣方济各号”和“拉约号”。他发出信号之后，它们就与英舰“征服者号”，“阿贾克斯号”，“阿加门农号”和“列维坦号”等发生了遭遇战。不久，“圣奥古斯丁号”下旗投降，“英雄号”摆脱战斗逃往加的斯。

“圣方济各号”和“拉约号”也企图逃走，前者船破沉没，后者于10月23日向“列维坦号”投降。“勇猛号”由恩维内特指挥，首先受到“非洲号”的英勇攻击，以后又受到“阿贾克斯”，“阿加门农”和“猎户座”三船夹攻，经过一番苦战后才向科德林顿舰长投降。

此时，杜马罗尔的另五艘船也调转了航向，“恐怖号”和其他两艘船都是靠小船拖曳才转过头来的。现在也向南驶来，由“恐怖号”领先，跟随其后的是“蝎子号”、“勃朗峰号”、“杜高依·特鲁安号”和“海王星号”。它们首先向“征服者号”开火，然后前进，一路用侧舷炮火射击“胜利号”，“勇敢号”和“王权号”等船。不久，英方尚未参加过战斗的“弥诺陶洛斯号”和“斯巴尔特号”也赶上来，切断了“海王星号”，迫使它投降。此时，其余四艘法舰都向南逃逸，11月4日才被斯特罗恩爵士的支队捕获。

下午四点三十分钟，会战已接近尾声。维尔纳夫的三十三艘战舰中，有九艘逃向加的斯，四艘逃向直布罗陀海峡，其余二十艘之中，七艘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十二艘被敌人俘虏，一艘正在起火燃烧。夜幕将垂时，风暴大作，一连就是四天，多数负伤的船只都自动沉没，包括所有英军战利品在内，只有四艘例外，可是在整个会战和风暴之中，英国却未损失一艘船。死伤数字有各种不同估计。依照1805年11月27日和12月3日《伦敦公报》的记载，英方损失为死449人，伤1,214人。弗拉泽在《特拉法尔加的敌军》中估计的法西两国的损失是这样：法军阵亡和溺毙3,373人，伤1,155人；西军死1,022人，伤1,383人，被俘约三四千人。因为法军被俘人数至少应与西军相等，所以联军全部损失总数可能应该是官兵共14,000人。这个数字虽然很高，可是与勒班陀会战的数字作一个对比，似乎还是很少。

在这次会战中，双方人员都很英勇，虽然法西两军的英勇在最初阶段是要打折扣的，可是其顽强程度却不亚于英军。同时，若与以后的会战作个对比，那么最值得追忆的是双方都具有古代侠士之风，彼此都很有礼貌。举例来说，被俘之后，鲁卡斯（“敬畏号”的舰长）在伦敦上流社会获得了大家的尊敬。而维尔纳夫将军和马肯迪上校也获准参加纳尔逊的丧礼。尽管发生了革命，战争却仍然是绅士阶层的职业。

10月27日，科林伍德派拉佩诺狄尔中尉指挥的小船“比克勒号”回国报捷。11月4日，拉佩诺狄尔到了法尔茅斯，在那里只停留了半小时就出发去伦敦。他一路换了十九次马，于11月6日凌晨一时赶到英国海军部。几分钟之后海军部长接见了他。一见面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报告，我们获得了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失去了纳尔逊勋爵！”（拿破仑对纳尔逊也是推崇备至，他命令在每艘法国军舰上都悬挂纳尔逊的画像。）

纳尔逊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将，主要就是他能摆脱当时平行战斗队形理论的束缚，虽然他并不是采取这种方法的第一人，可是他却比前人更能认识到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一种单粹防御思想。依照这个理论，由战舰组成的横线可以发出优势火力，如果敌人成鱼贯纵队来犯，其结果将无异于自杀，可是纳尔逊却看出这个理论的漏洞，他知道由于当时的火炮射程极为有限，而且命中率也不高，所以被敌人横线集中火力击毁的危险，事实上只限于最后几百码的接近距离。此外，他也认识到一旦双方发生接触，决定性因素是优势的射击技术，而不是数量优势和横线队形。在射击技术方面，英国人比对方高明得多，不仅射击命中率较高，而且射速也快一倍，所以毁灭力也提高了一倍，只要比较双方的死伤数字，就知道此话不假。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封锁之中，法西两国海军失去了练习机会，而英国海军则正好相反。

科林伍德指挥“无畏号”战舰时，他的部下经常操练大炮，几乎很少有其他船员在火力的迅速和精确上能与他们相比。科林伍德经常告诫他们说：“如果他们在五分钟内能使侧舷火炮作三发精确射击，就没有任何船只能够抵抗他们。可是如果能经常练习，那么只要有三分半钟时间就够了。”这些话的意义在于，一旦进入战斗，一艘船的射击如能比敌人快两倍，那么火力也就相当于两艘船了。所以在纳尔逊看来，整个战术问题是迅速与敌人接近。用今天的流行术语来说也可称为“海上闪击战”。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特拉法尔加都是值得纪念的会战，它对历史具有广泛的影响，完全粉碎了拿破仑的侵英梦想。它也使一百年来的英法海上争霸战从此结束，使英国成了一个海洋帝国并维持达一个世纪以上，使“不列颠的和平”变得具有可能性。更重要的后果是它告诉1805年的世界，拿破仑并非天下无敌的。它也迫使拿破仑不得已而采取他的“大陆体系”，企图建立一个大帝国，以图在经济上绞杀英格兰，而结果却作茧自缚，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受到绞杀。如果没有特拉法尔加会战，就不可能有半岛战争，如果没有半岛战争，就不可能有滑铁卢会战。所以威尔逊先生在《剑桥近代史》中对这个伟大的海军胜利所作的评语一点都不夸张。他说：“特拉法尔加在拿破仑战争中，的确是一场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会战。”

大事记（十三）：英法争夺欧洲大陆（第一阶段）

虽然拿破仑被迫放弃了直接攻击英国的计划，可是间接路线依然畅通。要直接攻击英国，其基础就是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而间接路线所依赖的却是对欧洲沿海各港口的控制。假如他能控制这些港口，那么英国的财源——海外贸易——将被完全绞断，若失去此项巨大财源，英国政府将不可能补贴大陆上的同盟国，而没有这些同盟国，英国也不可能希望击败拿破仑。所以昂当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欧洲财力》中这样说：“在所有联合起来对付拿破仑的力量中，最强大的莫过于英国的财力。”

法克斯和法国驻伦敦大使安德烈奥西都明白这个道理。法克斯主张撤出马耳他时这样说过：“难道我们仅仅为了商人的贪欲就要大量牺牲英国人民的鲜血吗？我宁愿为了亚历山大的浪漫式远征而流血，而不愿为满足少数商人的贪欲而流血。”安德烈奥西在一八○三年战争爆发之前几星期写信给第一执政（拿破仑）说：“假如一个国家的主要兴趣就是贸易，商业如此繁荣，而政府又必须向商人要求额外的费用，那么他们就有权要求政府在采取政策时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因为法国禁运英货是使英国贸易持续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所以商人和银行家要求的是比较自由的贸易。

拿破仑认为自由贸易将使英国成为法国的债主。他的经济思想和卢梭一样，卢梭的想法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对其一切需要都能自给自足，而不需要国外贸易。”因为追求这种“自给自足”的理想，一七九三年秋季，法国国会已经议决凡非法国船只载运的英国货品一概不准入口。三年后，为了刺激法国工业的发展，法国国会禁止一切敌国制品进口。

拿破仑不仅拒绝修改这项政策，而且进一步将该项政策扩大成他的“大陆体系”——即对英贸易战争。在《亚眠和约》破裂前两个月，在与惠特沃思勋爵的谈话中，拿破仑这样说过：“你们认为我是想用权力和荣誉孤注一掷，困兽犹斗么？如果要与奥地利交战，我就会计划直捣维也纳。而与你们交战，我一定会使你们失去欧陆上的所有同盟国，从波罗的海直到塔兰托湾，都要切断你们通往这些港口的途径。你们虽然会封锁我，但我也一样会封锁你们。”

这并非空洞的夸大之辞，因为当战争在五月再起时，拿破仑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夺占汉诺福，以便控制易北河口，并派圣西尔率领部队，占领塔兰托和那不勒斯王国的其他港口，以求在中部地中海获得立足点。虽然如此，如上一章中所分析的，直到一八○五年八月，当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威胁已经成熟时，拿破仑才被迫放弃了侵英的企图。

此时集中起来对付他的兵力虽然巨大却很分散：在意大利有八万四千人，由查理大公指挥；在提罗尔有三万四千人；在多瑙河有五万八千人，由斐迪南大公和马克将军指挥；另有俄军五万人，由库图佐夫率领，预定在十月中旬可以到达茵河，估计比拿破仑到达多瑙河的时间可以早三个星期。在库图佐夫后面另有两个军团，分别由班尼希森和布克斯霍登指挥。此外另有俄、瑞（典）、丹（麦）、汉（诺福）、英五国联军共五万人，以收复汉诺福和侵入荷兰为目标。俄英那（不勒斯）三国的联军五万人以把法军逐出意大利南部为目标。

虽然同盟国方面已经尽量保密，可是拿破仑却早已完全了解他们的意图，为阻止普鲁士加入同盟，他表示愿将汉诺福送给腓特烈·威廉，并于八月二十四日派迪罗克将军往柏林，授以签订条约的权力。同时他又告诉腓特烈·威廉：他已向奥地利提出警告，假如它的部队不恢复到平时状态，他将率十万大军进入巴伐利亚。

九月三日，这个最后通牒被拒绝。到九月八日奥军越过莱茵河时，巴伐利亚就将他的部队撤到维尔茨堡和班贝格等候法军援助。九月二十六日，“大军团”渡过莱茵河，然后以最快速度前进，以求在库图佐夫的俄军到达之前先打击斐迪南和马克率领的奥军。

十月六日，拿破仑到了多瑙河，十月十七日，他再次使用马伦哥式的运动，逼迫马克率领一万五千人在乌尔姆投降，同时也围捕了韦尔尼赫将军指挥的一万三千余人。当腓特烈·威廉还在考虑是否接受汉诺福这个赠品时，贝尔纳多特军却经过安斯巴赫，从而触犯了普鲁士的中立。于是俄皇倾全力要求普王加入同盟，因为贝尔纳多特的行动使腓特烈·威廉极其怒火，所以他于十一月三日在波茨坦与亚历山大会晤。为了酬答俄国的支援，他宣布当他的使臣豪格维茨伯爵到达后，若再过四个星期，拿破仑还不撤离奥地利，那么普鲁士将对法国宣战。这位使臣反对普鲁士投入战争，所以他故意拖延，直到十一月十四日才离开柏林。

在这之前，拿破仑已经进入维也纳，因为弗朗西斯拒绝讲和，所以他决定继续前进。十一月十九日，库图佐夫和布克斯霍登两个军团在阿穆兹会合；第二天，拿破仑率领四万人进入布留恩——不久增加到六万五千人。拿破仑现在的处境颇为危急，不仅因为他的兵力是分散的，而且在阿穆兹，即在他东北四十英里处，集结着八万二千五百人的俄奥联军，由亚历山大和弗朗西斯亲自指挥，而到十二月中旬，由于班尼希森和查理大公的部队也会到达，兵力还可以再增加一倍。此外，到那时，十八万人的普鲁士军也可能进入战场。

对拿破仑而言很幸运，因为在阿穆兹缺乏补给，所以尽管库图佐夫提出抗议，亚历山大还是决定不等班尼希森到达而先攻打拿破仑，以阻止他集中更多兵力。结果就发生了奥斯特里茨会战，时间为十二月二日。联军被拿破仑引进一个圈套，被法军切为两段，左翼被全歼。联军死伤一万二千人，被俘一万五千人，加上火炮一百八十门。法军总共损失六千八百人。奥斯特里茨会战是拿破仑的杰作，也是他自己最引以为豪的一次会战。从腓特烈大帝以后，还未曾见过这样精彩的表演。在精神方面，联军所受到的打击极为巨大，奥皇弗朗西斯立即要求休战，拿破仑作了有条件的同意，就是要求俄军撤出奥地利和不允许普军进入奥地利。最初拿破仑打算让奥地利不受一点损失，条件为俄国也同意抵制英货，因为亚历山大不愿考虑这个问题，于是继续谈判，终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签订了和约。对奥地利而言条件非常残酷：威尼西亚，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都割让给拿破仑——他以意大利国王的身份接受。奥皇也放弃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的宗主权，这样巴登、巴伐利亚和符腾堡都变成了独立王国；奥格斯堡，纽伦堡，布里克森，特伦多，提罗尔和弗拉尔堡等地都割让给巴伐利亚。除了萨尔茨堡和贝希特斯加登以外，奥地利一无所获，此外还要赔偿四千万法朗。

塔列朗一直反对这些严厉措施，他认为奥地利对防御野蛮的俄罗斯人是一道必要的堤防，所以应设法使其维持强国地位。可是拿破仑却不听这一套，因为照他看来，奥地利实际上是个内陆国家，在他的大陆体系中并不重要，而他的目的是要使英国船不能进入波罗的海，所以他着眼于普俄两国。他的问题在于如何拆散普俄两国并孤立英国。虽然他并不知道波茨坦协定的真正内容，但却已经起了疑心，为了争取时间，当豪格维茨到达时，一直让他等候，直到奥斯特里茨会战结束之后才再接见他。到十二月十五日，豪格维茨在维也纳谒见拿破仑时，不但不敢把腓特烈·威廉的最后通牒提出来，反而被迫同意签订条约，使法普两国建立攻守同盟的关系。普鲁士把克里弗斯，纳沙泰尔和安斯巴赫割让给法国以交换汉诺福。两个月后，这个条约又被《巴黎条约》代替，这个同盟关系变成了纯粹防御性质，而普鲁士也正式兼并汉诺福，并封闭埃姆斯河，威悉河和易北河河口，不准英国船进入。一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条约在柏林获得批准。接着英国没收了三百艘普鲁士船，并封锁普鲁士的北海港口。

拿破仑认为对普鲁士，这些条件可以让他满意了。接着开始建立自己的王朝并巩固收获。三月，他封他的兄弟约瑟夫为两个西西里的国王，又封另一个兄弟路易为荷兰国王。此外他建立了新的贵族制度，贝尔蒂埃，塔列朗和贝尔纳多特分别变成了纳沙泰尔，贝内文托和蓬泰科尔沃亲王，其他重要将领们也分别获得了各种封号。

同时他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了一个新的“莱茵同盟”，比较重要的有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伯格和拿骚。以后加以扩大，包括了所有易北河以西地区，波希米亚（不含贝劳斯和汉诺威）和梅克伦堡（在易北河以东）在内。

构成这个“同盟”的条约于七月十九日在圣克劳德获得了批准，并宣布拿破仑为其保护者。八月一日，皇帝弗朗西斯二世宣布取消所有选侯和亲王对他的臣属，自己改称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一世。延续一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从此结束。

拿破仑成立这个“同盟”时，同时向俄英两国暗送秋波。对俄国，他想要求亚历山大承认约瑟夫为西西里王，以增强其在地中海内的地位，并获取西西里岛——此时尚在英国手中。对英国，他又建议归还汉诺福，另外再用其他东西来抵偿普鲁士的损失。

这个提议被泄露出去了。八月九日，腓特烈·威廉在普鲁士主战派——其领袖为露易丝王后和路易·斐迪南亲王——压迫之下——命令陆军局部动员。接着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索。

七月，纽伦堡有个叫帕尔姆的书商，发行了一本无名作者写的小册子，题目是《深辱中的日尔曼》。拿破仑大怒，命令将他拘押。八月二十五日，帕尔姆受到军法审判，被定了死罪，执行枪决。这个高压手段使普鲁士境内产生了广泛的骚动。九月六日，普王命令重新开放北海方面的港口，准许英国船只进入。九月二十一日，普王离开柏林，到了设在瑙姆堡的陆军大本营。五天后，他把一份最后通牒送往巴黎，要求现在驻留在日尔曼南部的法军，在十月八日以前全部撤过莱茵河以西。

第十三章：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德会战（上）

历史上的伟大君王和征服者中只有两个人可以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亚历山大大帝和奥古斯都。他不仅拥有亚历山大的战士精神，也具备奥古斯都的行政能力，虽然他没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可是他却把中世纪的国家观念连根铲除了。此后许多国家都在摸索前进，试图实现他的统一美梦。

他出生在一个极为幸运的时代，因为在一七六九年，千年来欧洲旧的文明体系正要开始崩溃（拿破仑出生于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科西嘉），工业革命也在摇篮之中，那一年，詹姆士·瓦特在英国获得了蒸汽机专利权，屈尼奥也在法国驱动了第一部蒸汽推进车辆。美国革命正在徐徐沸腾，在这一切之上，酝酿着更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一个新的时代正在铸造之中，等候一个天才来加以把握，并依照他的意志锻造成形。

可能在一七六七年，吉贝尔就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他这样写道：“有一个人会升起来，可能此前他默默无闻，他可能一直在静默沉思，他可能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拥有的才能，直到实际运用时才认识到自己的权力。他也可能不学无术。这个人会把握意见，环境和机会。他会向伟大的理论家说，好比实际的建筑师向雄辩的演说家所说的那样：‘我的对手告诉你们的一切，我都可以让它成为现实。’”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一个超级自我主义者和建筑师，一个完全孤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完全依赖自己，而对任何事情都加以集约化。

梅纳瓦尔这样评价拿破仑：

“他不仅在思想上有主动能力，而且对所有事情都能躬亲细务。他的天才和超人的活力都带着他走：他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和时间来管理一切，实际上他亲自做所有的事。”

科兰古的回忆录非常生动，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大致相同，不过也许更透彻：

“为了达到目的，他不逃避任何痛苦和考虑任何困难。而且这个原则是事无巨细都一样适用。可以说他完全被目标所吸引。对眼前的任何行动和言论，他总是集中全部的能力，资本和注意力。对所从事的所有事情他都充满热情。所以这也是他比对手优越的地方，因为很少有人能在同一时间内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思想或行为上面。”

作为政治家和将领，这也是拿破仑成功的秘诀。要了解以耶拿-奥尔施泰德双重会战为顶点的作战的重要性，必须首先认清他的政治目的。这场双重会战是以后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开始，而滑铁卢会战是其终点。

第一就是使法国具有秩序，繁荣，而更重要的是光荣。第二是建立一个统一帝国，采取王国同盟的形式，以法兰西为宗主国。他当上第一执政后，第一点已经奠定了基础。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后，他乘机巩固所得。他兴建巨大的公共工程，发起伟大的法律和社会改革，提倡科学、艺术和工业。简而言之，为了填补革命造成的深渊，他热诚希望和平。可是他的保护政策与英国的自由贸易需要是绝对冲突的，所以使和平变得不可能。

所以这场斗争并非善恶之争，而是从早期工业革命产生的两种生存价值之间的决斗。为了维持繁荣强盛，英国必须输出制成品；为了变得繁荣强盛，法国又必须保护其幼稚的工业。正如梅特涅所说：“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决不能放弃这个问题（海洋问题），因为这对它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拿破仑也认识这一点，所以他就依赖“大陆体系”来绞杀英国贸易和破坏它的信誉，如果失去这两个因素，英国也就不能继续与他为敌。

他说：“英国的权力寄生在他们强加于别国的专有权利上，而且完全以此维生。为什么要让他们独享呢？其他人也应可以分享。”拿破仑又说：“伦敦商人一切唯利是图。他们不惜牺牲欧洲的每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以满足他们的投机目的。如果他们的负债额不是那样巨大，那么他们可能会合理一点。因为必须要还债和维持他们的信用，所以才会牵着他们向前走……”

在对英国的斗争中，拿破仑认识到一切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法就是煽动全世界，甚至于每一个个人。他告诉科兰古：英国是他的唯一敌人。他只是以英国为目标。但因为他们的贸易在各地都有分支，所以他就到处加以追逐。而在追逐过程中，他的伟大帝国的思想也就油然而生。“大陆体系”本是以毁灭英国为目的武器，但同时也变成了可以使新的世界观实现的工具：这也正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使欧洲合而为一。

以法兰西作为这个帝国大陆体系的原动力，他的“伟大目标”是这样的：重建波兰王国作为防御“北方野蛮人”的屏障。使西班牙脱离迷信的束缚并为其制定一部宪法。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建立独立共和国。宣布匈牙利独立并解放希腊，瓜分奥地利和普鲁士，控制埃及，开辟苏伊士运河，瓜分土耳其，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并约束“莫斯科的野蛮人”——欧洲的最大威胁。（拿破仑说过：“我认为北方的野蛮人早已太强了，也许不久就将压倒全欧。”）简而言之，如费歇尔教授所说的：建立一个世界秩序，如利奥一世，铁锤查理，查理曼和奥托一世曾建立的那种帝国，他们挽救了希腊和拉丁文明，使其不至于毁灭在野蛮人手中。

拿破仑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时，通过拉卡萨的记载，向全世界宣布他的目标是联合欧洲各大国。这些国家由于受革命和政策影响，一直四分五裂，他想利用统一的法典，原则，意见，情感和兴趣，使他们结合成为一个伟大的“邦联”。在他的帝国保护之下，梦想建立一个最高中央会议。以美国国会和希腊同盟为楷模，专门负责保护这个欧洲大家庭的公共福利。虽然他的梦想未能实现，可是他却预言迟早会实现的，因为这是势所必然。

他说：“在我失败和我的体系毁灭后，我相信除非主要国家能够集中和联合，否则在欧洲不可能建立任何伟大的平衡。在下一次伟大冲突中，君主若能了解人民的希望，就可以成为全欧的元首，一切随心所欲。”（见拉卡萨所著《拿破仑皇帝在圣赫勒拿岛的私生活和谈话》。）

不管别人对他这个伟大计划的观感如何，但英国人却深恶痛绝。因为如果欧洲成了一个联邦，那么英国就不可能再维持海上霸王的地位。所以英法冲突是生死之争，拿破仑凭着他的才能一再向联盟势力挑战。在这一斗争中，他的最大资本就是能确保指挥上的统一，因为他同时是法国的独裁者和总司令；他的第二个资本是他坚决认为战争中的推动力不是恐怖而是荣誉，这是合乎革命精神的，从而使新兴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对命运产生了一种英雄主义信心；第三个资本是他的天才。作为一位将军，福伊将军对他的描写最能表现其特点。

“凭着他的热情，即使也有失误，但拿破仑仍不愧为近代的伟大战士。他在会战中显出过人的勇气，精密计算的耐性，心中充满突发的灵感，善于猜透敌人的计划。拿破仑具有军事这一行业所要求的各种特性，温和和雄健，善于出敌不意，对有时会产生重要结局的细节也绝不放松。他在会战中十分冷静而且无比英勇，他的头脑不仅善于沉思，更能随机应变，充满迅速和突发的天才。”

在战场上，他的行动也很特别。在部队前进时他通常总是留在后方，但是当接近敌人时，他马上就赶到前面。他对一切都必须亲眼看过才算数，因为他说过：“将军如果不用眼睛来观察一切，那就永远不配指挥一支军队。”他格外珍惜时间，白天视察，夜间工作。科兰古说：“皇帝总是在夜里十一时起来，或者最迟十二时，此时各军的报告都已送到他手中。在工作两三个小时后就开始颁发第二天的命令。”他用这种办法使部队在第二天吹起床号时就可以接到以最新情报为根据的命令。他说：“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任何理由都说不过去，因为只有延误才会使作战失败。”

作为军人，拿破仑的出生时代又使他承受了双倍利益。因为从七年战争结束到这个世纪末，法国的军事组织和战术都已发生了广泛的变革。虽然燧发枪并无太大进步，可是格里鲍瓦尔却已使炮兵有了重大改进。拿破仑本是炮兵出身，在青年时期研究过罗宾斯的《炮兵技术新原理》。在这一时期的会战中，因为火枪的有效射程太短，所以野战炮兵可以迅速前进到距离敌人三百五十码以内的地方，将敌人的步兵轰成碎片。可是说也奇怪，这一事实的充分意义直到拿破仑战争末期才被完全认清。

1759年，应该感谢萨克斯的试验，布罗伊元帅开始建立师制度，到1804年演变成拿破仑的军的基础——这是一支完全自给自足的部队。不过最伟大的发明还是征兵制，这是1798年由茹尔丹将军和五百人议会建立的。虽然强制服役并不是新鲜事物，可是执政府却使其有了全国性的基础，每个身体强壮的男性公民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根据法律有强制为国家服役的义务。征兵制不仅使拿破仑的征服政策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因为一般士兵的智力水准大大提高，所以步兵战术也彻底改变了。

虽然法国征召的新兵缺乏训练，可是他们的战术却很有特点，富有弹性，以一人一枪为基础，而不是机械地发射排枪。这些“散兵”，象威尔逊爵士所说的那样，眼光锐利如雪貂，行动灵敏似松鼠。一位普鲁士军官说：

“在森林中，士兵们都解散行列，也不采取任何操练中的行动，仅依靠树木的掩护发射，他们不仅可以与我们相比美，而且更加优秀。我们的士兵惯于在开阔地带并肩作战，所以反倒很难适应这种几乎没有秩序的情况，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同样重要的是，法军在敌国就地取食，所以法军纵队所需要的牲口数量仅相当于普鲁士补给纵队的几分之一。这也使法军的机动性大为提高。

这就是拿破仑继承得到的陆军——积极，机动，聪明和狂热，但是在纪律方面却有弱点，所以科兰古评论皇帝说：“他早就私下承认这种战争体系不能容忍严厉纪律，正象部队如无适当给养就只能勉强生活一样。”虽然如此，这却是个危险的原则，很难运用。艾劳会战后有六万人逃亡；瓦格拉姆会战前有数以千计的人被灌醉。

但是以士气而言，这支军队的精神异常坚定。这支军队是以精神训练的，与奥、普、俄、英等国的军队都不同。古尔戈说：“陛下（称拿破仑）认为英国军队未免过于严厉，结果常使个人无法发挥其荣誉心。”

作为战略家，拿破仑可说是前无古人，而他所处的时代也使其颇受其利，因为当时的道路情况已经大大改善。因为繁荣的增进需要较好的道路，而道路发展之后，周围地区就会进一步繁荣。结果就使军队在行军时较易就地觅食，从马尔波罗和杜伦尼时代开始的仓库兵站旧有体系就可以完全弃之不用了。

拿破仑本人是个伟大的道路建筑家，他充分认识到这个变化，他的战略大都以此为基础。在乌尔姆会战中，他的部下说：“皇帝发现了一种新的作战方法，他利用的是我们的两腿而不是刺刀。”或是如他自己所说：“战争艺术也和力学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在耶拿会战中，普军每天的行军距离很少超过十二英里半到十五英里。而在法军方面有些行军速度是很惊人的。有一次，拉纳军在五十小时中走了六十五英里；另一次，贝尔纳多特军在六十九小时中走了七十五英里。拿破仑的许多成功都是高速行军的功劳。）

如果说速度是其战略的灵魂，那么计划就是它的身体。拿破仑心中总是有一个计划的——这是战略性的，不一定是战术性的——拟定这个计划的根据是他自己的意图，他对敌人的意图很少考虑，甚至完全不考虑。1807年他对苏尔特说：“永远不必去猜想敌人的意图，因为我的意图总是一样的。”这句话的意义就把主动精神发挥到了极限。他的计划总是采取攻势。早在1793年他就说过：“躲在堑壕后的人必败无疑，在这一点上经验与理论是一致的”。

以后在圣赫勒拿岛上他还是说：“简而言之，我的思想与腓特烈一样，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他的战术也和战略一样几乎全是采取攻势。在他所有的会战中，只有一次是完全防御性的会战，就是1813年10月18日的莱比锡会战。原因之一是他的进取精神，另一个原因是他自己所说的：“从防御态势转变为攻击态势，实在是最微妙的行动之一。”

作为战术家，他具有奇特的眼光。他说：“会战的命运就是一个单独时间、单独思想的问题。决定性的时机到了，精神的火花点燃了，那么一支最小的预备队就足以解决一切。”他又说：“在会战中有时只需一个最小的行动就具有决定性，从而获得胜利。一滴水就可以使水瓶中的水溢出来。”科兰古在评论他的战术才能时也有这样一段话：“即使在对敌人进行乘胜追击或是在他最伟大胜利的热浪中，皇帝不管自己如何困乏，他对地形总是特别注意，准备一旦遭遇挫折可以有个退守之地。在这方面，他对各地的局部情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个地区的图形好象已经印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模型。从来没有另一个人同时拥有这样的记忆力和创造性的天才。他几乎是用一碗泥土撮成了人马和枪炮。”

战争延长之后，他的步兵水准降低了，虽然他曾说：“士兵只会射击还不够，一定还要能命中。”事实上，他对步枪的射击术却并没有过多兴趣。比如在1800年，当他的大军越过圣伯纳德隘路的前一天，他的参谋长贝尔蒂埃命令所有新兵都射击几发子弹，以便知道用哪只眼睛瞄准和怎样装子弹。直到1811年，才听说拿破仑批准新兵应进行实弹射击练习，即使如此，还是只准用次等火药。事实上，在他全部的战争中，拿破仑所依赖的主要是火炮而不是火枪。他说：“无论是攻城战还是野战，担负主角的都是炮兵，它已经带来全新的革命……制造战争的就是炮兵。”下述数字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在马尔普拉凯会战中，法军发射了炮弹11,000发；瓦格拉姆会战，71,000发；莱比锡会战则为175,000发。在亨利四世时期，法军全部火炮为400门，在路易十四时期已增加到7,192门；路易十五时增加到8,683门；路易十六时增加到10,007门。1815年，在拿破仑指挥下，共有火炮27,976门。

说也奇怪，拿破仑虽然是炮兵出身的军官，可是他却缓慢地改革炮兵战术。一直迟到艾劳（1807年），弗里德兰（1807年）和阿斯佩恩（1809年）会战，他的步兵还是直向敌方炮兵冲锋，而被敌人击成碎片。在阿斯佩恩会战以后，他才开始把炮兵集中在攻击点上。在瓦格拉姆（1809年）和博罗迪诺（1812年）会战中，他都是用炮兵在敌人战线和纵队中撕开了巨大缺口。如果因为缺乏武器而使炮兵不能完成任务时，拿破仑就不免要采取一连串攻击，结果使他消耗了不少人力和时间。在滑铁卢会战中，因为缺乏榴弹炮，或者说是使用不恰当，结果使拿破仑无法把惠灵顿从掩蔽阵地中赶出来，终于打输了这场会战。如果用腓特烈代替拿破仑，可能在两小时之内就把惠灵顿完全击溃。虽然如此，拿破仑依然是一个伟大的炮兵专家。

如果普鲁士王威廉·腓特烈参加1801年的反法同盟，那么他对这位杰出军人还可说是处于有利的挑战地位，但是到1806年来进行挑战，却可说是愚蠢之至：因为奥地利已被打垮；俄国人也已经逃过维斯瓦河；英国因为恼恨普鲁士占领汉诺威，已经与瑞典联合向它宣战；而那不勒斯已不再算是强权。此外，在1805年，拿破仑还得从布洛涅前进到多瑙河，现在他的胜利之师早已驻扎在法兰克福与莱茵河之间，到普鲁士边界不过十四天行程。在这种环境之下向拿破仑挑战无异于自杀。那么为什么威廉·腓特烈会这样干呢？因为普鲁士还是向往腓特烈大帝的全盛时代，他们还在靠腓特烈的余荫生活，追忆着罗斯巴赫一战的余威。威廉·腓特烈本人和他的将领臣民，对眼前的事实完全是一抹黑，他们没有认识到自1792年以来战争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战争已经不再是两个有野心的国王进行的荣誉决斗，而是两个民族的生死之争，在这种战争中应该重视的是狂热的精神、个人的主动和机动性，而不是思想的服从。集体行动和巧妙的迂回尚属次要。

从战术上来看，普鲁士军队完全是博物馆中的古董。他们的组织和队形都是为了在平原地带进行堂堂正正的会战，用方阵对抗方阵，决定因素就是整齐地行进，到距离敌人四五十步远时全体发射排枪。这种接近射程的战斗具有可怕的毁灭力。1758年在克雷菲尔德之战中，普军的第一发排枪据说将敌军击倒了百分之七十五；而在1745年的丰特努瓦之战中，英国近卫军的第一发排枪也击倒了690个法国人。虽然在这样的战斗中，法军因为缺乏普军那样的操练，所以远不如普军，但是在以散兵线作战时，他们却优秀得多。在蜂群式的散兵掩护之下，普鲁士的横线实在不是法国机动营纵队的对手。此外，普鲁士仅仅在战争爆发之际才开始组织轻型步兵，他们的纪律很差，一般说来毫无使用价值。而且自从腓特烈大帝逝世之后，他的精锐骑兵就被分割，预备炮兵也大部分名存实亡，而且他们的后勤制度一直没有改良，依然如故，笨重的普鲁士补给纵队限制子他们的迅速运动。

除这些弱点外，普鲁士的高级指挥可说是个多头怪物。其权力分别由不伦瑞克公爵（71岁），霍恩洛厄亲王和鲁歇尔将军掌握。沙恩霍斯特将军是不伦瑞克的参谋长，而马森巴赫上校是霍恩洛厄亲王的参谋长。为了减轻这五个人之间的摩擦，威廉·腓特烈亲自担任名义统帅，因为他自己对战争实在是一无所知，所以又选定八十二岁的莫伦道夫元帅作为亲信顾问，同时又把战时内阁也带上了战场，这个内阁由各部部长和训练总监组成。因为每个指挥官和顾问都可以向国王提出自己的计划，结果就是永远的争议不决。

依照拿破仑9月28日接获的秘密报告记载，不伦瑞克因为担心损害自己的一世英名，所以反对战争，他的态度懦怯，迟缓和犹豫不决。莫伦道夫也担心影响自己的名誉。霍恩洛厄和鲁歇尔则强烈主战。卡尔克鲁斯多病无能。路易·斐迪南亲王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虽然精力充沛，可是私生活放浪，每天都要烂醉后才上床睡觉。唯一可算名将的只有六十四岁的布吕歇尔，这是报告中没有提到的——他是个果敢的骑兵将领，精力旺盛，敢想敢干。

8月9日下达了动员令，普鲁士陆军总数约在二十万人以上，去掉预备队和留守兵力，余下的部队分为三个野战军团：第一军团由不伦瑞克指挥，人数七万；第二军团由霍恩洛厄指挥，人数五万；第三军团由鲁歇尔和布吕歇尔指挥，人数三万。为了增强兵力，普鲁士又与萨克森和赫斯-卡塞尔谈判同盟条约，萨克森勉强同意支持普鲁士。9月13日，霍恩洛厄到达德累斯顿，有两个师的萨克森军加入他的军团，每师一万人。所以他的军团在数量上已与不伦瑞克不相上下，而他自己就更加蛮不讲理了。

直到9月25日，不伦瑞克的军团已进到莱比锡和纽伦堡之间，霍恩洛厄在德累斯顿，鲁歇尔在缪尔豪森，布吕歇尔在哥丁根时，普军才召开第一次作战会议，考虑作战计划。不伦瑞克认为军人都爱采取防御态势，所以拿破仑也不例外，因此建议取道埃尔弗特前进到维尔茨堡以切断法军交通线，并破袭他们的营地。他相信法军营地位于维尔茨堡和安贝堡之间。霍恩洛厄表示激烈反对，主张通过班贝格的法朗肯森林前进。事实上，他对这个行动早已做了充分准备，因为他已命令托恩钦率领一师萨克森部队推进到霍夫作为前卫。结果进行了冗长的辩论，一个会议接一个会议似乎永无休止，最后威廉·腓特烈终于决定同时采纳双方的计划。这个裁决使双方都不满意，就又提出另一个新计划，可是仍然争论不决。到10月5日，大家才同意派莫芬上尉去搜寻法军的交通线。他回来报告说法军的交通线毫无掩护。不伦瑞克就命令对希尔德堡豪森和诺伊施泰特进行骑兵搜索，并以魏玛公爵指挥的师作为支援，预定占领梅林根。同时他通知鲁歇尔留在图林根森林北面不动。他自己的军团大约位于埃尔弗特，鲁歇尔在埃森拉赫，霍恩洛厄则在布兰肯海因。因为这个计划使向维尔茨堡进攻的念头完全打消了，霍恩洛厄不禁得意扬扬，立即命令他的两个萨克森师前进到米特尔-波尔尼茨，协助路易·斐迪南从耶拿前进到萨尔菲尔德，以便掩护在萨勒河上的全面运动，这却是当时还没有决定的。

这些行动的用意的确令人莫测高深，所以我们只好同意沙恩霍斯特的看法。10月7日是威廉·腓特烈的9月26日最后通牒期满前一天，沙恩霍斯特用失望的语气这样记载道：“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做，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可是我们将要怎样做，那却只有上帝才知道。”实际上，威廉·腓特烈应该采取的对策是退到易北河后面——普鲁士的莱茵河——等候俄军加入。迪穆里埃现在正在英格兰避难，他就一再提出这种建议。他指明击败拿破仑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利用距离、气候和补给上的困难来对付他。这也正在拿破仑预料之中，所以当他得知普鲁士军正在易北河以西集中兵力时，不禁大感意外。虽然他们的这种推进无异于自投罗网，可是拿破仑却在准备长期作战，因为他料想到可能会有另一个同盟产生，奥地利可能会加入作战，而英国则会攻击他的后背。所以他的问题，第一就是确保自己的基地——法兰西；第二就是趁俄国人立足未稳之前，抢先击败普鲁士。

8月份威廉·腓特烈开始动员之际，在贝尔蒂埃指挥之下（皇帝本人在慕尼黑）的法国大军团的兵力分布如下：

第一军20,000人，由贝尔纳多特指挥，位于安斯巴赫和纽伦堡；
（第二军军长马尔蒙，此时被派往征服达尔马提亚，故未在南日耳曼的大军团序列中）；
第三军27,000人，由达武指挥，在讷德林根的附近；
第四军32,000人，由苏尔特指挥，在美因河上；
第五军22,000人，由勒菲弗尔指挥，在美因河下游地区（以后改由拉纳指挥）；
第六军20,000人，由内伊指挥，在伊勒河和上多瑙河；
第七军17,000人，由奥热罗指挥，位置在法兰克福周围。
老近卫军和青年卫军，共16,400人，由奥地诺指挥，留驻巴黎，后改由勒菲弗尔指挥。骑兵军共有28,000人，由缪拉指挥。可是拿破仑直到9月5日才颁发他的第一号作战命令。

那天皇帝写信给贝尔蒂埃，命令他侦察所有从班贝格到柏林的道路，并准备使第四，第六，和第七这三个军，在接到开拔命令后八天内全部集结到班贝格。四天后他写信给贝尔蒂埃说一旦战争发生，他的作战线将是斯特拉斯堡——曼海姆——马因斯——维尔茨堡一线。第二天他又说：“普鲁士的行动依旧莫明其妙。他们是想接受一次教训。我的骑兵明天出发，近卫军在几天内也可出发。如果消息继续传来，表明普鲁士人丧失了自己的大脑，那么我会直接前进到维尔茨堡或班贝格。”所以如波纳将军指出的那样，直到此时拿破仑还没有决定他的最后行动方向。如果普军进入美因河下游谷地，他就会把维尔茨堡当作集中点，如果普军继续徘徊不前，他就会把班贝格作为集中点，再取道德累斯顿或莱比锡，就可以直扑柏林，迫使敌人后退或接受会战。9月13日，他又写信给贝尔蒂埃说：“如果普鲁士军进入萨克森，那么维尔茨堡就将成为集中点。”九月十五日他又改变初衷，最后决定还是以班贝格为集中点。9月18日，他得知普军已经于9月13日进入萨克森，认为这就相当于宣战，就于当夜十一点命令近卫军沿着驿站从巴黎向马因斯进发。同时，他又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继子欧仁亲王，命令他注意提防奥地利的动向。欧仁此时指挥意大利境内的军事行动，他所辖的部队有驻在意大利北部的马塞纳军，共70,000人，以及在达尔马提亚的马尔蒙军，共12,000人。

拿破仑对奥地利方面几乎已获得了确有把握的消息；他在9月18日和19日，一共口述了一百零二封信件、通信和命令，由军政部长克拉克将军笔录。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大军团集中的一般性指示》——这就是耶拿会战的基本文件。根据这个文件，大军团所占领的位置是这样的：

第一军（贝尔纳多特）于10月2日占领纽伦堡。
第三军（达武）于10月3日占领班贝格。
第四军（苏尔特）于10月4日占领安贝堡。
第五军（勒菲弗尔）于10月3日占领柯尼斯霍芬。
第六军（内伊）于10月2日占领安斯巴赫。
第七军（奥热罗）于10月2日占领法兰克福。
辎重纵队于10月3日集中在维尔茨堡。
野战司令部于10月3日设立在班贝格。

这个命令十分冗长而详细，在9月20日发出，在慕尼黑的贝尔蒂埃于9月24日才收到。

9月19日，拿破仑发了一封信给他的兄弟荷兰王路易，在信中他这样写道：“依照我的意图，你不必进攻，但是我希望你能虚张声势来威胁敌人，以便吸引敌军向北。”其后他又告诉路易应在公报上故意夸张他在威塞尔的部队数量。他说：“我希望这些部队10月初已在行动中，因为你的行动只是虚张声势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而我可以乘机对他们进行迂回。”

同一天，他在弗兰德又成立了一个新军，即第八军，由莫尔捷指挥，与路易合作共同担负防守莱茵河的任务。

现在，他的基地已经完全巩固，在9月24日到25日夜间，在皇后和塔列朗伴随下，拿破仑由巴黎向马因斯进发，并于9月28日抵达。第二天，他从贝尔蒂埃那里得知直到9月27日普鲁士军还逗留在埃森拉赫、梅林根和希尔德堡豪森等地附近，所以他有充分时间进入萨克森境内而不会受到严重干扰。这也正是拿破仑所希望知道的消息，所以他在9月29日指示贝尔蒂埃，命令贝尔纳多特占领萨克森隘路，勒菲弗尔监视弗尔达道路；因为如果敌人企图切断他的交通线，一定会取道弗尔达，然后打击在维尔茨堡或马因斯方向。

随后他发了一封长信给荷兰王，谈到了他的会战计划。一共分为四大要点，在第一点中，拿破仑这样写道：

“我的意图是要把全部兵力都集中在右翼，而让莱茵河到班贝格之间的地区几乎完全处于不设防状态。这样我在同一个战场就可能集中起大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如果敌军从马因斯与班贝格之间推进，也不会使我感到烦恼，因为我的交通线是以福希海姆这个小要塞和维尔茨堡为基地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无法计算，因为敌人是假设我的左翼在莱茵河，而右翼在波希米亚，并相信我的作战线是与我的会战正面平行的，所以也许会认为迂回我的左翼大有好处。如果这样，我将可以把他丢进莱茵河……大约在10月10日或12日，第七军就可到达马因斯，骑兵兵力约为一万八千到两万人，所奉的指示是不要让它与莱茵河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并且可以袭击敌人，远到法兰克福为止，必要时应退过莱茵河，并与你的左翼部队取得接触。”

第二个要点的开头这样说：

“我在第一个要点中所说的一切都属于预防措施。我的第一场行军就要威胁到普鲁士王室的心脏，我的兵力部署将会象疾风迅雷一样；所以在巴伐利亚的全部敌军可能会退到马格德堡，然后会合所有兵力，用强行军赶回柏林防御首都。直到这时，你才能将前卫推进并占领马克、明斯特、奥斯纳布吕克和东弗里西亚等地。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你只是旁观者，就是说直到敌军被赶进易北河时，你才有事做。我只希望你的部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直到10月12日为止，到那时，我的计划也就可以公开了。最后，如果遭遇到严重挫折，比如输掉了一场大规模会战，那么我就会退向多瑙河，而你就可以用你的部队和第八军来防守威悉河和马因斯，第八军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得从马因斯再向后撤，应努力阻止敌军渡过莱茵河和侵犯我的国境。”

第三和第四两个要点，都是根据前面两个作进一步的解释。第四点中又包括下面一段著名论述：

“即使你受到一点最小的挫折都会使我焦急，因为这会使我的帝国整个北部失去领袖。反过来说，不管我这方面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知道你守在莱茵河后方，那么我就仍然具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哪怕我遭到一些不幸，只要我还剩下五万人，就依然能够击败敌人。因为只要保持运动的自由，不受一切作战牵制，而在国内多数要点上仍能维持平静，那么我一定还有足够的资源和工具。”

这封长信的整个基础就是拿破仑的一句最重要的格言：

“战争的全部艺术就是非常合理而十分慎重的防御，继之以迅速而大胆的进攻。”

第十三章：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德会战（下）

10月1日，拿破仑离开马因斯，次日很晚才到达维尔茨堡。在那里他接管了贝尔蒂埃的指挥权。10月3日，他命令第一军和第三军进向克罗拉赫；第四军和第六军进向福希海姆；第七军进向维尔茨堡；第五军进向施韦福特。10月5日，拉纳元帅从勒菲弗尔手中接掌第五军。那一天拿破仑又向苏尔特发出下述信件，这也是整个会战中最具启发性的文件，因为这把他的大战术轮廓进行了详细说明。

“我已让维尔茨堡、福希海姆和克罗拉赫三地成为兵力和补给集中点，并决定将全军分为三个纵队进入萨克森。你是右路纵队的领先者，在你后面是内伊元帅，与你相隔半天行军里程，再后面是一万人的巴伐利亚部队，与内伊相隔一天行程。这样使右路纵队有五万以上兵力。贝尔纳多特元帅在中央纵队居于领先地位，在他后面是达武军和骑兵预备队的大部分，总兵力约为七万人。他的前进路线是经过克罗拉赫，罗本斯坦和施莱茨。左翼纵队由第五军领先，接着是第七军，他们取道柯堡，格内芬沙和萨尔费尔德前进。这是四万人。但你到达霍夫时，全军也会分别到达各自指定位置。我个人与中央纵队一同前进。”

“把这样强大的优势兵力集中在这样狭窄的空间内，你一定感觉到我决心不受任何影响，无论敌人选择哪个方向，我们都可以用比他强一倍的兵力攻击他。”

“如果敌人用来对抗你的兵力不超过三万人，那么你应与内伊元帅合作攻击他。你到霍夫之后，第一个工作就是打通到罗本斯坦，埃伯斯多夫和施莱茨的交通线。那一天（10月10日）我将驻在埃伯斯多夫。”

“你一定要经常与我通信，把你所知道的关于德累斯顿方面的敌情随时详细地向我报告，至嘱至嘱！”

“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二十万人组成的“营方阵”绕着这个地方（德累斯顿）运动，那是多么壮观！我们需要的不过是一点艺术和一点运气。”

那么拿破仑所说的“营方阵”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配合，不管敌人在哪里，从哪个方向前进，拿破仑都可以用他兵力的一部分采取攻势来牵制他，另一部分兵力则迂回其侧翼或后方；而第三部分兵力保留充当预备队。

所以在现有情况中，如果普军扑向法军左翼或交通线，那么第五军在第七军支援下就担负前卫任务，把敌军钉住不放。此时，第一军和第三军则实行迂回，打击敌军的侧翼，至于第四和第六两军则保留为预备队。反之，如果敌人向法军正面进攻，那么第一军和第三军就上前迎敌，而第五军和第七军，或第四军和第六军担负迂回任务。

10月7日黄昏，大军团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在右翼方面，苏尔特的第四军在贝劳斯，内伊的第六军在他后面相隔一天的行军距离。中央方面，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和骑兵预备队的主力（由缪拉指挥）已经到了克罗拉赫附近，达武的第三军和近卫军跟随其后。左翼方面，拉纳的第五军正接近柯堡，后面跟着的是奥热罗的第七军。

10月8日，大军团越过萨克森边界，缪拉的轻骑兵向罗本斯坦和萨尔堡前进，击退了当面的普军骑哨。第二天，贝尔纳多特的先头部队与在施莱茨的托恩钦的萨克森师发生接触，萨克森师丧失了秩序，向霍恩洛厄的主力所在迪米特尔-普尔尼兹退却。为了支援托恩钦，霍恩洛厄首先命令越过萨勒河全面进攻；接着他又收回命令，可是已经迟了，这使路易·斐迪南亲王无法从萨尔费尔德撤出。10月10日，他在那里遭遇拉纳的部队，全军覆没，他自己也战死了。消息传到耶拿，普鲁士上下都大为震惊，恐慌现象一直蔓延到了魏玛。

那天黄昏，拿破仑在施莱茨接到苏尔特送来的消息说，在前一天夜里，敌军已撤出普劳恩，正向格拉撤退。拿破仑本已写好了一封信要发给苏尔特，他立即在后面加上一个“又及”：“根据你刚刚送给我的情报，我认为格拉毫无疑问是敌军的集中点。可是我很怀疑他们能否在我的前方先集中起来。”此后他又发第二封信给苏尔特说：“在格拉一切都会明朗。我相信我还是能赶在他们前面先到达德累斯顿；只要我感到左翼已经巩固，局势就会急转直下。”

此时，因为害怕敌人前进，霍恩洛厄已经退向卡拉，而威廉·腓特烈和不伦瑞克则在担心他们与易北河之间的交通线。在获知路易·斐迪南在萨尔费尔德失败的消息后，就决定在魏玛集中全军兵力。由此可以认识到，虽然拿破仑对敌人的详细位置并不太清楚，可是他对敌情的一般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他的行动目的就是要迫使普军向其交通线退却，所以向格拉前进，大致方向是正确的。

霍恩洛厄又从卡拉向耶拿转进，10月12日，当他从耶拿再次撤退时，又发生了另一次恐慌现象，因为拉纳的前锋正从南面逼近。此时，在埃尔弗特有谣言说法军已占领纽伦堡。到下午这个谣言被证实，普王马上召开作战会议。这次开会的时间是10月13日清晨，会议决定取道奥尔施泰德，弗莱堡和梅泽堡，向易北河撤退，并在途中吸纳在哈雷的维滕伯格公爵的预备队约15,000人。为了掩护退却，霍恩洛厄应向卡佩伦多夫前进，这是魏玛-耶拿公路上的一个小村，位于两者中间。霍恩洛厄在那里担任主力侧卫，而奉命进到魏玛的鲁歇尔则对他进行支援。等主力完全撤出奥尔施泰德之后，他和鲁歇尔才重新会合，改任主力后卫。大约十点钟时，普军主力开始向奥尔施泰德前进。霍恩洛厄一到卡佩伦多夫，就将前卫部队作了这样的部署：

（一）托恩钦师共8,000人，三个营位于克罗斯维茨，鲁兹罗达和依塞尔施泰德森林中，九个营位于克罗斯维茨后方，多恩堡及其西部森林中。
（二）在这些部队后方为十个骑兵中队和两个炮兵连，位于鲁兹罗达。
（三）霍尔岑道夫支队约5,000人，位于克罗斯维茨东北各村。
前哨在森弗特指挥之下，一直远到多恩堡和坎堡。

大约上午十时左右，在雾中，霍恩洛厄听到从南面传来枪炮声，他命令步兵预备队上前接近敌人。当命令正在执行时，马森巴赫单骑赶来，带来了国王的命令，嘱咐霍恩洛厄不要与法军发生任何激烈的战斗，因为他的任务是防守。对拿破仑而言真是十分侥幸。因为如果霍恩洛厄前进并用相当兵力占领南德格拉芬堡，这是一个可以俯瞰耶拿的高原，那么10月14日的会战就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10月12日上午，拿破仑从缪拉那里获得普军并未在格拉集中的消息，同时从俘虏的口中也得知普王仍留在埃尔弗特，手中尚有二十万人的兵力。以这个情报为基础，拿破仑得出两点结论：（一）普军的意图是想在埃尔弗特附近接受会战。（二）他们首先在埃尔弗特集中，然后退向哈雷（他知道他们的预备队在那里)，再退向马格德堡。为了应付这两种可能性，拿破仑决定分派第一军和第三军以及骑兵的大部分，取道萨勒河左岸进行迂回运动。而其余兵力则从卡拉与耶拿之间强渡萨勒河，向魏玛-埃尔弗特一线前进。所以，如果普军决心迎战，则法军主力可以钉住他们，而那两个分遣军则可以打击他们右翼。如果普军继续后撤，法军主力将尾随追击，而分遣兵力则切断敌人与易北河之间的联系，迫使他们接受会战。结果发出了一系列命令，带来如下运动：

缪拉从纽伦堡向莱比锡搜索前进；第一军从格拉进到蔡茨；第三军从迪米特尔-普尔尼兹进到纽伦堡；第六军从希里兹进到迪米特尔-普尔尼兹；第四军从维达进到格拉；第五军从诺伊施泰特进到耶拿；第七军从卡拉进到萨尔费尔德。所有这些点都于10月12日到达，而拉纳把敌人的前哨逐出了耶拿城，达武的前卫也进入了纽伦堡。

拿破仑于10月12日到达吉格，晚八时开始睡眠，休息了几小时，于午夜起床。直到10月13日上午七时到九时之间，才有重要报告送来，而且一送就是三个。第一个报告是奥热罗从卡拉送来，他报告说敌军已离开耶拿，向埃尔弗特转进，这是普王与其主力的所在地。第二个报告是达武从纽伦堡送来的，他报告说从逃亡者和俘虏口中，获知普军主力在埃尔弗特，而普王则在魏玛。第三个报告是缪拉从蔡茨送来的，他转来一份间谍报告，上面说从弗尔达到魏玛沿途都可看见普军部队，普王和王后都在埃尔弗特。拿破仑始终认为普鲁士人决不会如此愚蠢，居然会在埃尔弗特接受会战——那就是说面对柏林而背向图林根森林——所以他认定敌人可能会采取他猜想的第二条路线。虽然如此，在他写给缪拉的回信中，开头虽然很坚定，但后来仍然表示怀疑。他说：“黑幕最后揭开了。敌人已开始向马格德堡撤退。你应与在多恩堡的贝尔纳多特军会合，尽可能加速前进。”

接着他又说：“我相信敌人如果不是想攻击在耶拿的拉纳元帅，就是决心撤退了。如果他攻击拉纳元帅，你在多恩堡的位置仍允许你支援他。”

口授这个命令之后，拿破仑就启程前往耶拿；下午三时，快接近该城时，他接到拉纳送来的报告，说在该城上方的高原已经有了敌军12,000人到15,000 人。拿破仑立即命令勒菲弗尔率领近卫军进向耶拿；苏尔特和内伊也尽最快速度赶往那里；而达武则从纽伦堡出发以迂回敌人左翼。接着拿破仑继续向耶拿进发，四点钟稍过一点，在南德格拉芬堡与拉纳会合，以后这里改名为拿破仑堡。

一到该地，拿破仑根据他能看见的情况，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认为普军是想在这个高原上接受会战。所以他决定把拉纳全军和近卫军，都送上这个高原以钉住敌军，其次再分配两个军去钉住敌人的侧翼，而达武和贝尔纳多特的两个军则乘机打击敌军后背。

虽然取道缪尔萨可以迂回南德格拉芬堡，这也是耶拿-魏玛公路经过的地区，但是从耶拿城却只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行。这条小路很窄，虽然步兵可以通过，可是炮兵和车辆却无法通过。工兵立即奉命去拓宽较窄的部分，拿破仑亲自提灯在那里监工。在亲眼看到第一辆炮车通过之后，他又赶回南德格拉芬堡，并命令把御营安置在近卫军组成的一个大方阵中央，这里至今还留有一块“拿破仑石”做为纪念。在那里他可以看见霍恩洛厄的营火闪闪发光，占据了大部分高原。更远还可以看到不伦瑞克的营火和艾卡特斯堡的敌垒。这个景象更使他确认普鲁士全军并不想撤退，而且有准备会战的意图。

接着在营火照耀下，拿破仑又口授命令决定第二天上午的行动：他的目的是要在高原上获得足够空间，以便展开兵力，并在10月15日以前避免决战。他命令奥热罗从卡拉前进，取道缪尔萨迂回托恩钦右翼；苏尔特则从吉格进到罗布施泰德，再向克罗斯维茨跃出，打击托恩钦的左翼；至于内伊和缪拉则迅速前进支援拉纳。（这个命令中未提及任何村庄名称，可能是因为营火光线太弱，使他无法看清地图。）

由于认为普鲁士全军会向他发动进攻，所以在夜里十时，拿破仑又指示贝尔蒂埃命令在纽伦堡的达武于 10月14日清晨向阿波达推进，然后从侧面或后方攻击敌军。命令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如果蓬泰科尔沃公爵（即贝尔纳多特）和你在一起，那么你们可以一同前进。不过皇帝却希望他已经到达指定给他的位置，即多恩堡。”达武于凌晨三时收到了这份命令。

霍恩洛厄的的敌情判断也完全错误。他绝没有想到他所面对的竟是法军主力。他相信敌人只在南德格拉芬堡和纽伦堡留下一支侧卫做为掩护，而主力肯定正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赶进，所以他觉得目前并无危险。

10 月14日的上午异常寒冷，日出之前，拿破仑开始出发视察拉纳的部队。浓雾掩盖着整个高原，不得不由侍卫人员举着火把随护，皇帝骑着马从一个单位走到另一个单位，与军官和士兵谈话，鼓励他们，并告诉他们说，普鲁士人今天的处境，正好比一年前奥地利人在乌尔姆一样窘迫。他每到一处，部队都欢声雷动，高呼皇帝万岁！虽然雾很浓，可是敌人前哨的距离很近，所以他们可以看见火把的光辉。听到法军的欢呼，萨克森部队不禁为之战栗。

上午六时，拿破仑发出攻击令。在浓雾掩护下，絮歇的师从右面进向罗斯维兹；加桑的师从左面进向柯斯佩达。到八点半钟，这两个村庄连同鲁兹罗达都已落入他们手中。半小时后，在絮歇右面，苏尔特的领先师也从罗布施泰德出现，向柴维提勒森林挺进，在那里面对霍尔岑多夫。同时，在加桑左面，奥热罗的领先师也取道缪尔萨前进，到了弗罗堡，以便展开在加桑师左面。所以到大约九点时，当雾开始消散时，拿破仑已使其会战计划的第一部分完全实现了：他已获得足够空间可以展开兵力。所以他决定暂停前进，好让部队有时间到达他们的指定位置并构成战线。第六军已经到了耶拿，因为等得不耐烦和担心丧失参加会战的机会，内伊不等命令到达就先率领三千精兵赶去助战。

在遇见托恩钦师的逃兵之后，霍恩洛厄才知道他所面对的已不仅是一支法军侧卫。他留下三个萨克森旅在重要的魏玛大路上，命令他们不惜代价死守，接着就命令格拉韦特将军率领大部分普鲁士步兵去夺回托恩钦丢失的阵地。为了支援他，又命令狄希尔将军的萨克森旅跟随后面前进。他又命令托恩钦的溃兵在后方集合并补充弹药。在向鲁歇尔发出了紧急求救呼吁之后，他就率领骑兵和骑炮兵前进，以掩护格拉韦特展开。

十点钟时，雾已完全消尽，霍恩洛厄的骑兵共计四十五个中队，已经接近了维尔岑赫里根村，于是分为两翼，当他们正准备向絮歇和加桑两个师的前进散兵群冲锋时，却突然遭到猛烈攻击，而不能不暂停前进。这个攻击并不是由那两位法国师长发动的，而是内伊乘着大雾掩护，率领他的三千精兵前进到了拉纳和奥热罗之间，这是连拿破仑也不知道的。不久他就与普鲁士骑兵发生了激烈战斗，终于被完全切断，被迫把步兵组成方阵以防止骑兵冲杀。

此时在南德格拉苏堡的拿破仑听到维尔岑赫里根附近突然发生猛烈的枪声，不禁大感诧异；等他听说这是内伊的行动，就更加莫明其妙，因为他以为内伊仍留在后方。他立即派贝特朗率领两团骑兵前进——这是他手中仅有的全部骑兵，因为缪拉还没有赶到——同时他也通知拉纳前进。拉纳立即照办，攻下了维尔岑赫里根，到达与格拉韦特战线对峙的位置，后者正展开在该村北面。在遭遇到猛烈的排枪火力之后，拉纳的部队缩了回去，并在房屋和果园中，利用掩护物向普军还击，火力非常可怕。霍恩洛厄的幕僚们力劝他命令格拉韦特发动突击以夺回村庄，但是他却不听，决定等待鲁歇尔来到，此时他也已经派马森巴赫上校去催促鲁歇尔赶紧前进。毛德上校在《耶拿会战》中说：“接着就发生了一件怪事，这是军事史上最离奇和最不幸的怪事。一个外表极为壮观的步兵方阵，人数约为两万人，在整整两个小时中，站在开阔地上，暴露在法军无情的火力之下，而法军却都躲在土墙后面，几乎使他们找不到可以还击的目标。结果到处死伤枕籍，只有少数还在继续射击。”

当格拉韦特的士兵正在作无谓的牺牲时，拉纳和内伊的步兵已经透入了伊塞尔施泰德森林，切断了魏玛路上的萨克森旅与普军中央兵力之间的联系。为了填塞这个缺口，霍恩洛厄将狄希尔旅以及他手中所控制的若干萨克森预备队都投了进去。到一点钟，除托恩钦师残部以外，他的全部兵力都已列成阵线以等候鲁歇尔到达。

奥热罗的左翼正在与魏玛公路上的萨克森人交战，这里叫作蜗牛弯——是个一连串的弯道。在右翼方面，苏尔特的领先师在圣希莱尔领导下，除留下少数部队监视霍尔岑多夫以外，其余兵力都向内旋转攻击普军左翼。此时，缪拉的骑兵也到达近卫军后方，至于内伊和苏尔特两军的主力也已集中在他们侧翼。所以在大约下午十二点三十分，除已交战的54,000人以外，拿破仑手里还有42,000人作为预备队。

拿破仑监视着两翼的发展，当他判断会战已经到了最高潮时，就命令全军前进。他的部队也都感到胜利在望，立即迅速前进，压迫敌军后退，将他们赶到苏尔巴赫河谷中。最后霍恩洛厄承认大势已去，命令部队向大小罗门施泰德撤退。可是到此时，他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组织瓦解了，所以除了一个萨克森营方阵以外，其余所有部队都一哄而散——他自己也就以那个方阵为避难所。法军在逐步推进时，到处都可以收容到俘虏，全部炮兵都投降了。

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霍恩洛厄军团完全毁灭，那就是鲁歇尔能在卡佩伦多夫与哈默施泰德之间的苏尔茨巴赫河上构成防御阵地，那么所有残部就可撤到其后方加以收容重组，然后等到夜间再后撤。可是事实并不如此，当马森巴赫在法朗根多夫附近与鲁歇尔相遇时，就指示他应全速向卡佩伦多夫前进，并攻击在霍恩洛厄右面的敌军。得到霍恩洛厄的求救之际，鲁歇尔已经离开了魏玛，虽然他与马森巴赫相遇的地点距离卡佩伦多夫最多不过六英里，但是他的前进是如此迟缓，直到下午二时，他的领先部队才到达该村。他把主力展开在大罗门施泰德与柯斯查沃之间，就是在斯普林斯堡山脊的脚下，距离依塞尔施泰德西北一英里多一点。他刚一站住脚，就有一支法国轻型炮兵在斯普林斯堡山头出现，并立即向他们轰击。虽然如此，普军还是继续前进，突然，法军步兵蜂拥而来，在炮兵支援下，冲过设伏地，发射猛烈火力。在十五分钟之内，鲁歇尔的多数步兵营就已减少了一半兵力，再过一刻钟，法军骑兵发动攻击，普军就此完全崩溃，向魏玛逃窜。鲁歇尔本人也受了致命伤。

因为鲁歇尔的溃退如此迅速，所以霍恩洛厄企图收集残部再去支援他的企图也完全成为泡影。于是他退过伊尔姆河，向萨克森豪森和利布施泰德逃走。此时，萨克森军在魏玛公路上进行了非常英勇的战斗，拒绝放弃阵地，结果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无一幸免。

到下午四时，耶拿会战已经结束，法军开始追击。缪拉的骑兵一口气挺进到魏玛，又俘获数以千计的普军残部。那天夜里，拉纳前进到了温普弗施泰德，奥热罗和内伊进了魏玛，苏尔特到了士瓦本斯多夫。拿破仑和他的近卫军又启程回到耶拿，他深信已经击败了普军主力。

在回程途中，拿破仑首先注意的就是伤员后送问题，直到夜幕低垂才回到总部，在那里发现达武元帅的一位参谋正在那里等他。参谋向皇帝报告说，第三军已经单独击败了七万普军，地点在奥尔施泰德附近，率领普军的主将是普王本人和不伦瑞克。这个消息使拿破仑大吃一惊，他不禁向这位参谋说：“你的元帅一定是把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来看了。”但不久他就搞清了事实，不由得对达武和他的部下大加赞扬。以下就是事情的经过。

拿破仑进行耶拿会战时，因为他拥有数量优势，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当达武在北面十三英里的奥尔施泰德进行另一场会战时，依照一切战争规律他都不可能获胜。前面说过，在10月13日，普军开始在魏玛-纽伦堡公路上运动，共有五个师，分为五十二个步兵营，八十个骑兵中队和十六个炮兵连，共有步兵四万人，骑兵一万人和火炮二百三十门，包括团炮兵在内。领先的师长是施密特将军，他到达阿波达时，听到南方传来炮声，就命令停止前进。后来发现没什么问题，又命令继续前进。那天夜间，普军宿营在奥尔施泰德，以道路计算，这在柯森桥以西约八九英里。

10月14日，普军命令以一个师的兵力，加上一个骑兵中队，前进到柯森以掩护隘路，而其余军队在到达哈森豪森之后沿弗莱堡道路向北转进，越过温斯特鲁特河，并在弗莱堡和劳卡宿营过夜。因为知道法军在纽伦堡，那么在十月十三日清晨不伦瑞克为什么不先派一支强大骑兵并加上一个步兵师的支援去抢占柯森隘路，直到后卫撤出了哈森豪森，这一点几乎很难理解。不伦瑞克所作的事情可以说是糟糕到了极点。在10 月13日黄昏时分，他派少数骑兵进行搜索，这无异于提醒了敌人，在与达武的前哨在陶格维茨相互放了几枪，就退回来报告说隘路已被敌军占据。

这时达武还在纽伦堡，听到消息立即策马前进。从俘虏口中得知普军主力在国王率领下已经接近。他立即派一个步兵营去增强柯森桥的防御。

达武在纽伦堡，共有步兵24,500人，骑兵1,500人，火炮44门，他奉到的命令是采取最短路线，即经过柯森向阿普尔达前进。那里的道路在萨勒河的左岸上成之字形延伸，一直通到一个高原。在高原中央是个相当大的村庄，就是哈森豪森，距离奥尔施泰德约五英里。

贝尔纳多特的司令部也设在纽伦堡，他的部队则在沿纽伦堡到多恩堡之间的道路上宿营。他也奉命向阿普尔达前进，但是却应取道多恩堡，因为拿破仑下命令时，还是认为贝尔纳多特可能会遇到普军主力。由于达武获得的情报已经证明敌军的半数现在都在奥尔施泰德，所以这道命令当然应该改变。10月14日凌晨三时，达武接到贝尔蒂埃在前一天下午十时发出的命令，就力劝贝尔纳多特与他一同取道柯森前进。或许是因为妒嫉，贝尔纳多特却表示反对，还是决定依照前面的命令行事。他向多恩堡前进，并于上午十一时到达。虽然阿普尔达沿大路走距多恩堡只有八九英里远。可是他直到下午四时才到达该地，此时耶拿会战已经结束了。（拿破仑看透了贝尔纳多特的用心，本已下令审讯他，后来因为他的妻子求情才收回成命。）

尽管贝尔纳多特拒绝合作，达武还是毅然前进，毫不犹豫的迎击普军，虽然他相信敌人总数有七万之多。在拿破仑的众将中，达武也许是最能干的。上午六时，他率领他的三个师向柯森进发，这三个师分别由居丹，弗里昂和莫朗指挥。大约八点钟时，前进到哈森豪森周围的平原。在浓雾中，布吕歇尔率领六百名骑兵向他冲来。

在布吕歇尔后面是施密特的师，普鲁士王、不伦瑞克和莫伦道夫也都在一起。应该感谢浓雾掩护，达武才有时间展开居丹的这个师——这是领先的一个。这个师有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五和第八十五共四个团 ——第八十五团留在哈森豪森。居丹把第二十一团和第二十五团列成战线，布置在该村右面（北面），控制第十二团作为预备队。

居丹部署兵力时，普鲁士王，不伦瑞克和莫伦道夫也正在考虑应如何对付。不伦瑞克一向谨慎有余，他主张暂停前进，等后面的瓦滕斯勒本师赶到再采取行动。但是莫伦道夫却主张立即进攻，国王也同意他的见解，于是施密特也开始展开兵力，他正在展开时，雾已消失，可以看清居丹的全部阵容。普鲁士军方面又命令布吕歇尔率领二千五百名骑兵攻击居丹右翼，但居丹马上看清了敌人的意图，立即把第二十一团和第二十五团的侧面各营构成方阵，而第十二团则在后方构成一个单独的团方阵。布吕歇尔一连冲杀四次，每次都被击退，到上午九时，弗里昂师也赶到了，因为达武看到敌人是以右翼为主攻方向，以求打通弗莱堡公路，所以把居丹师摆在哈森豪森周围，把弗里昂放在他的右翼，夹在哈森豪森与斯普尔堡之间。

这时瓦滕斯勒本的师赶到了，后面接着就是奥伦奇亲王的师，他们是因为行李车辆阻塞道路而延误了时间。瓦滕斯勒本进到哈森豪森南面，帮助施密特进攻，因为莫朗尚未到达，居丹就动用预备队第十二团来增援这个村庄。在这次攻击中，施密特负了致命伤，不伦瑞克公爵看到法军的抵抗如此顽强，就亲自率领一个团的掷弹兵向该村冲锋，结果双眼被子弹打伤。他被抬出战场，于11月10日死于汉堡附近。这样一来，普鲁士军实际上已丧失了指挥官，因为普鲁士王既不指派接替者，自己又不亲自担任指挥。

不久，奥伦奇师的两个旅也赶了上来。一个旅由鲁措指挥，被派去支援瓦滕斯勒本的左翼；另一个旅由亨利亲王指挥，赶往施密特师左方，在那边，弗里昂已开始向切克瓦进展。莫朗的师也已到达，展开在哈森豪森左方（南方）。尽管面对重炮火力，他还是逐渐压迫瓦滕斯勒本和鲁措后退。因为他们的撤退又使施密特师的左翼暴露出来，为避免受到包围，也只好撤退。

为阻止莫朗进攻，普鲁士王集中了所有骑兵，交给威廉亲王指挥，他是在瓦滕斯勒本后到达的。此后莫朗就把他的各营构成方阵，他进入这个方阵，达武本人也进入这个方阵。当普鲁士骑兵冲来时，象所有对步兵方阵的冲锋一样，结果一定会被击退。普鲁士军一再冲锋直到筋疲力竭，才开始向苏尔查和奥尔施泰德撤退。接着莫朗前进到了利豪森。

莫朗在达武左翼作战时，弗里昂在他右面攻占了斯普尔堡和波佩尔，波佩尔曾经失而复得，然后到了利斯多夫。所以到正午时，居丹仍然扼守着哈森豪森，而莫朗在南，弗里昂在北，由他们的炮兵实行纵射来威胁施密特、奥伦奇和瓦滕斯勒本的撤退。当这些师后退时，居丹也随之前进，攻克陶格维茨，向吉恩施泰德挺进。在普军方面，卡尔克鲁斯已在那里集中了两个预备师的主力。有了这支兵力，加上全部骑兵，布吕歇尔和卡尔克鲁斯立劝普鲁士王回戈一击。可是威廉·腓特烈却以为霍恩洛厄和鲁歇尔两个军团依然完整无恙，所以决定退向他们那边，准备会合之后再在第二天向法军挑战。

普鲁士军于下午十二点三十分开始撤退，法军的追击以艾卡特斯堡为限度，因为达武的部队已经力竭，而且他的骑兵也不足以击退普鲁士军。在卡尔克鲁斯掩护下，普鲁士军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秩序，一直退到马特施泰德。从那里可以看见阿普尔达周围地区的营火。他们还以为那是霍恩洛厄的部队，可是不久就碰到惊弓之鸟似的溃兵，才知道霍恩洛厄已被击溃，那些营火是法军的。也就是说魏玛道路已被切断，普鲁士王立即命令军队向北旋转，改从索米达道路行走。在布特尔施泰德，这些精神涣散的人遇到大批溃兵，如潮水般从耶拿方面撤退下来。于是情形更加混乱。因为他们相信法军正在跟踪追击，所以各单位都已溃不成军。法军一共俘获 25,000人，火炮200门，军旗60面。

除第三军，法军其他各部的死伤数字都已不可考。这个军损失了军官258人，士兵6,794人，约相当于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由此可以证明这场会战是何等激烈。居丹师的损失约为百分之四十一，在会战中，胜利部队的损失高到如此程度，可以说是破了有史以来的纪录。

10月15日，拿破仑在他的第一次公报中这样说：“耶拿会战扫除了罗斯巴赫的耻辱。在我们右翼，达武元帅的部队表现最为优异。不仅阻止了敌军前进，而且击败了敌军主力。这位元帅表现出来的过人英勇和坚定性格，都是战士的最佳楷模。”

10月15日上午，法军开始进行历史上最著名的追击：缪拉、苏尔特、内伊和贝尔纳多特，分别痛剿敌军残部，并消灭其抵抗力；而拿破仑则率领达武、奥热罗、拉纳和近卫军沿大路向柏林进发。此外，路易和莫尔捷也奉命向赫斯进攻。

10 月27日，拿破仑以胜利者姿态进入柏林，虽然和约条件已经讨论并决定了，普鲁士王还是接到圣彼德堡送来的通告，说如果他仍与俄国保持同盟关系，那么沙皇就将亲率十四万人来援助他，所以他就拒绝批准和约。这时，普鲁士境内的要塞都连续向法军投降，其中包括埃尔弗特、普林兹劳、斯潘道、斯退丁、库斯特宁、马格德堡和哈米伦等地。11月7日，布吕歇尔也在卢比克投降。在二十四天内，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全部军事力量都已经毁灭殆尽：战死和负伤者共25,000人，被俘100,000人，其余兵力也都完全瓦解。法军所获战利品更是多得无法计算，单单在柏林就有火炮4,000门，马20,000匹和枪100,000枝。

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来看，很少有哪次胜利的决定性能够与耶拿-奥尔施泰德双重会战相比。不过在政治方面，拿破仑却未能达到目的。普鲁士的失败并未使英格兰退出战争，也正因为这一点，才使这两场会战在历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它们没有带来和平，反之在这之后，欧洲还是连年苦战，终至民穷财尽，结果当拿破仑最后被推翻时，英国的世界霸权也奠定了基础。从此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和世界银行，这也正是拿破仑所竭力阻止的。

如果与这个后果比较一下，那么一个绝对王权被推翻，一亿六千万法朗巨额战争赔偿，以及萨克森和魏玛被迫加入莱茵同盟，都只能算是次要事件。拿破仑对这一点也十分明白，因为在大获全胜之后，他马上就转过身来解决其尚未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消耗英国的存款和如何最后毁灭英国的信用。

首先，他没收了普鲁士和萨克森境内的一切英国货物。（在莱比锡，他没收了大量英国衣料。所以他向每个法国军官赠送一套全新的军服，向每名士兵赠送一件外套和一件上衣。）其次，他命令莫尔捷占领汉堡和汉莎的城镇。最后于11月21日，他发布了《柏林敕令》，这就是他准备用来毁灭不列颠贸易的伟大计划，共有十一条，其中前八条最为重要，内容可以略述如下：

第一条：不列颠各岛被宣布处于封锁状态。
第二条：一切前往不列颠各岛的旅行和通信均应禁止。
第三条：所有在我军和联军占领的国家中，如果发现任何英国臣民，一律当作战俘收容。
第四条：所有仓库、一切商品和财产，无论何种性质，只要属于英国人，一律加以没收。
第五条：一切买卖英国商品的商业都在禁止之列，一切属于英国的商品，或是从英国工厂和殖民地出来的，都一律宣布为没收对象。
第六条：一切充公没收的财产，应提出半数来赔偿因为商船被英国巡洋舰捕获而受损失的商人。
第七条：自本敕令公布之后，所有直接从英国及其殖民地开来的船只，以及曾到过该地的船只，一律不准进入欧洲的任何港口。
第八条：一切假借名义，企图违反上述规定的船只，一律加以没收，对船只本身和所载货物一律视同英国货处置。

这个敕令就成为拿破仑政策的基石。凡是愿意接受其约束者就成为法国的友人，否则就被当做法国的敌人。英国当然立即发动反击。1807年1月7日，英国发布命令，禁止任何中立国船只在任何两个法国港口之间或其同盟国的港口之间进行贸易。如果违反这个规定，船只和货物都一律没收。为了报复，1月27日，拿破仑命令没收汉莎各镇市的英国货，连同其殖民地所生产的都在内。这样，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不过俄国尚未屈服，因为亚历山大是欧洲大陆上英国信用制度的大主顾，既然拒绝接受条件，所以拿破仑决心先击毁它。

班尼希森已率六万俄军驻在华沙；而布克斯豪登还有四万多兵力，在一个月内可准备就绪。11月25日，拿破仑离开柏林前往波森，缪拉于11月28日进入华沙；接着在12月18日，拿破仑也到了该城。此时，两个俄国军团已经联合在一起，由卡姆斯科伊指挥。1807年2月8日，在大风雪之中，拿破仑在普鲁斯赫-艾劳向他们发动攻击。结果成了一场惨烈的血战，可是法军并未获得确实的胜利，因为俄军保持良好秩序撤退了。拿破仑在一场激烈的会战中失手，这几乎还是第一次；4月26日，普俄两国签订了巴滕施泰因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沙皇和威廉·腓特烈应联合一致，把法国人赶出日尔曼。英国对他们则作幕后支援，他们贴补普鲁士军费一百万磅，并派兵20,000人到斯塔尔松德增援古斯塔夫斯四世所率领的16,000名瑞典兵。

接着，拿破仑围攻但泽，它投降之后，班尼希森就愚蠢地采取攻势了。6月10日在弗里德兰会战中他被法军击溃。这是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因为沙皇不仅求和，并且还提议与其征服者签订同盟条约。6月25日，两位皇帝在涅姆河中的一个木筏上会晤，花了三小时谈判和约条件，而威廉·腓特烈则冒着大雨在河岸上等候他们的决定。拿破仑最希望的就是恢复保罗一世时的“武装中立联盟”，其意义就是封闭波罗的海，不让英国船只进入。两天后，法普两国也在蒂尔西特签订了和约，依照这个和约，普鲁士失去了易北河以西的领土、1793年吞并的波兰省区和1772年获得的西普鲁士南部，而科特布斯则割让给萨克森。但泽变成了自由港。普鲁士的面积只有从前的一半，并且还要与法俄两国采取一致行动对抗英国。这时，拿破仑似乎已经彻底胜利了。

大事记（十四）：英法争夺欧洲大陆（第二阶段）

虽然拿破仑的地位已如日中天，到达了权力颠峰，可是他的任务并未完成，由于英国仍然拒绝媾和，所以在欧洲也就没有和平之可言。因此他一回到巴黎，马上就着手扩大其“大陆体系”的范围。一八○七年七月十九日，他向葡萄牙提出警告说：为其本身利益起见，最好能从九月一日起开始禁止英国船只进入葡萄牙的港口。七月三十一日，他又向丹麦提出类似要求，接着在八月十六日又要求丹麦舰队与法国合作。但是英国却早已注意到这支舰队。七月二十六日，英国派甘比尔上将率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去要求丹麦舰队投降。因为丹麦人拒绝屈服，九月二日未经宣战，英军即炮轰炮哥本哈根。九月七日，该城投降，十八艘战舰和五十二艘其他船只全被没收。在这个高压行动之后，丹麦开始与法国联合，并向英国宣战。

因为有了哥本哈根的前车之鉴，葡萄牙拒绝封闭他们的港口。为了强迫他们就范，拿破仑与西班牙签订了一个条约，准备联合入侵葡萄牙。他派朱诺将军率领二万八千人，通过西班牙向里斯本进发。这样就发动了“半岛战争”，其累积的效果终于促成了拿破仑的最后失败。这个因素所具有的决定性并不比侵俄战争小。葡萄牙的舰队溜走了，它的摄政在英国人引诱下，勉强上了在塔古斯的英国旗舰，连同葡萄牙舰队一起开往巴西。这个挫折使拿破仑大感愤怒，他决定确保西班牙的港口，尤其是加的斯。

一八○八年三月，西班牙的查理四世自动退位让儿子斐迪南七世（一八○八——一八三三年）执政，拿破仑拒绝承认斐迪南七世，强迫他退位，并立他的兄弟，现任那不勒斯国王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这个选择既不聪明又不吉利。因为西班牙早在蠢动之中，而约瑟夫绝对没有平乱之才——虽然除了在葡萄牙的朱诺军团以外，他在西班牙境内还有九万人的法国部队可以动用。拿破仑相信这种叛乱不过只是土匪行动，所以指示他的兄弟应用快速纵队去击散他们。约瑟夫照办了。他命令杜邦将军率领二万二千人去镇压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境内的叛乱。一八○八年七月十九日，杜邦遭到困难，四天以后，他可耻地在拜伦向西班牙卡斯塔尼奥思将军投降。

从一八○一年贝里亚尔和门诺在埃及投降后，拜伦之降就是法军最近遭到的最大屈辱。而比较起来更非吉兆，因为这只是一次叛乱，并没有国王领导，而只是平民起来反抗拿破仑的暴政。若无人民拥护，则不管其他情形，拿破仑的失败似乎已成定局。拜伦之降后，其立即的结果就是法军于八月一日撤出马德里。两天后，在维尔斯利爵士（即后来的惠灵顿公爵）率领下，一支英国远征军也在葡萄牙境内登陆，并于八月二十一日在维米诺击败了朱诺。此时，拿破仑又已命令三个军的精兵，分别由维克托，莫尔捷和内伊率领，开入了西班牙。他又与俄皇联名写信给英王乔治三世，要求他考虑全面和平，可是毫无回音。十月三十日，拿破仑离开巴黎，亲率二十万大军侵入西班牙。十二月二日，他进到马德里城下——那天正是奥斯特里茨会战三周年纪念日。

此时于十月六日，英国在葡萄牙的军事指挥权已改由约翰·摩尔爵士担任。为了吸引拿破仑离开西班牙南部港口，他企图切断在布尔戈斯的法军交通线。他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到沙哈根之后，才知道拿破仑已经离开马德里，并正向着他前进，他就撤向维哥和柯鲁尼亚。拿破仑一直追到阿斯托加，然后把指挥权交给苏尔特，自己返回了巴黎。他如此匆匆离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塔列朗，富歇和缪拉正在制造一个阴谋，与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梅特涅伯爵秘密勾结，想鼓动奥地利反对他，而约瑟芬（他的皇后）也被牵涉在内。他认为幕后操纵者就是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和商人，这是所谓“无形的敌人”。的确已有另一场大火正在蕴酿之中，他开始准备征集八十万人，当三月奥地利宣战之际，他在西班牙境内已有可用兵力三十万，法国十万，从莱茵地区抽来的二十万和意大利的六万人。奥地利的野战军总数为二十六万五千人。

一八○九年四月十日，奥军在查理大公指挥下越过巴伐利亚边界，四月二十二日在艾克缪尔惨败，损失了将近四万人。五月十三日，拿破仑进入维也纳，九天后发生了惨烈的阿斯本-艾斯林会战，拉纳元帅在此战中殒命。拿破仑在这场会战中几乎失败，于是全欧似乎显出了一线新希望。七月五日和六日，又发生了惨烈的瓦格拉姆会战，查理又被击败。于是十月十五日签订了《匈布仑和约》，依照和约，奥地利割让了大量的土地给巴伐利亚、法国、俄国和萨克森。陆军兵力限制为十五万人，并偿付赔款七千五百万法郎。一八一○年一月，法国与瑞典也签订了一个和约，在这个月，拿破仑和约瑟芬离婚。三月十一日，他与奥皇弗朗西斯一世的女儿玛丽·露易丝结婚，目的是想做奥地利的继位者，并增强对俄国的地位。为了加紧封锁，七月九日，他又以帝国敕令把荷兰合并进法国，一个月后瑞典国王也承认贝尔纳多特为瑞典王室的继位者，十月瑞典也向英国宣战。

直到这时为止，法英两国的经济战争始终是拿破仑占优势的，尤其是兼并荷兰更使不列颠的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加上一八○九年和一八一○年，英国农业连续歉收，所以更使其财政危机显得十分严重。英国一方面准许谷物输入英格兰（但课以重税），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持惠灵顿在西班牙的军费，所以伦敦的存金很快开始减少，消耗是如此巨大，以后就只有法国一国在银行内还有金条储备。为了打破这场经济危机，被称为欧洲第一商人的巴林爵士和他的朋友都主张引诱俄皇亚历山大脱离“大陆体系”，否则英国只有破产和屈服。

拿破仑并不想要战争，他想要的是和平，但和平必须依照他所希望的条件，那就是毁灭英国的体系。尤其是他绝不想与俄国发生战争，因为沙皇不仅是他的同盟者，而且更是大陆体系的关键。

一八一○年，亚历山大的态度转趋和缓，开始接受英国货物。接着，他允许六百艘英国商船把货物运入俄国。为了报复和加强封锁，拿破仑兼并了奥尔登堡公国，这个行动使沙皇大为恼怒，因为这位大公是他的舅子。情形迅速恶化，拿破仑说：“战争已经无可避免，尽管为了我，为了亚历山大皇帝，为了法俄两国的利益，都不应该发生战争。凭我过去的经验，我常可猜想到未来的发展。这都是歌剧中的一幕布景，而操纵这个机关的却是英国人。”以后他在圣赫勒拿岛时，又对拉卡萨说：“俄国是英国的最后法宝，世界和平就寄托在俄罗斯人身上。但是不幸之极！英国的黄金却比我的计划更有力量。”

危机终于来临。一八一二年一月十二日，在与英国缔结了一个秘密条约后，亚历山大就向拿破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所有法军都撤到奥德河以西，这是拿破仑无法接受的。

拿破仑对这个挑战已有很好的准备，因为他已召集了一支六十万人的大军，其中大约有步兵五十万人，骑兵十万人，野战炮及攻城炮共约一千四百门。五月初，拿破仑在维斯瓦河上集中了四十五万人的兵力。面对他的是两个俄国军团，一个由巴克莱指挥，另一个由巴格拉季昂指挥。巴克莱的兵力为十二万七千人，展开在一个宽广正面上，从夏夫利到维尔纽斯，再到普鲁夏尼。巴格拉季昂与巴克莱是完全隔开的，位于鲁兹克，在普里皮亚季上方的南面，人数为六千人。拿破仑的想法（不能说是一个计划）是先前进到维尔纽斯，突破巴克莱军团右翼；接着再打击其中央和左翼的交通线，最后完全切断他与巴格拉季昂的联络。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清晨，大军团在科夫诺，皮罗那和格罗德诺三处渡过了涅姆河。巴克莱立即向后撤退。六月二十八日，法军进入维尔纽斯，一直停留到七月十六日。迟误的原因是补给纵队破裂了，这对法军而言是个致命伤，因为这使两个俄国军团终于在八月一日在斯摩棱斯克会合了。此后在维捷布斯克，拿破仑又停了十四天，这次是为了收容落伍人员和建立补给基地。接着在八月十六、十七、和十八日三天，他都向敌军进攻，但是他又未能切断莫斯科大路，俄军又溜走了。

通常的评论都主张拿破仑应留在斯摩棱斯克宿营过冬，等第二年春季再继续作战。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在那里他无法供养大军团，而且贝尔纳多特已经叛变，与俄国联合一致，并可以获得英国援助，从而打击在他背面。所以当时他只有两条路：不是放弃战争就是继续打下去。放弃战争无异于使英国坐享胜利，继续打下去却是一场赌博，那应当是想在占领莫斯科之后再压迫沙皇屈服。拿破仑容许政治因素影响他的战略，这还是第一次。因为这次他的目标不是毁灭敌人的军队，而只是占领一个地理上的要点。

拿破仑知道他的敌人在不断退却中已经丧失了士气。现在以勇猛著名的库图佐夫代替了巴克莱，九月七日在博罗迪诺——即莫斯科瓦——血战了一场，但仍然不具有决定性。法军死伤二万八千人，俄军为四万五千人。库图佐夫穿过莫斯科城退走，并放弃了该城，九月十四日，拿破仑进入莫斯科。

以下事情就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那就是“废墟”。在九月十五日到十九日之间，莫斯科城的四分之三都被焚毁，这可能只是一场意外的火灾，并非阴谋。俄军早已对法军交通线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因为沙皇不肯讲和，再留在莫斯科已经不可能了。十月十九日，拿破仑放弃该城，率领十万零八千人和五百六十九门火炮，开始退向斯摩棱斯克。第二天出现了第一次降霜，到十月四日就开始下雪，十一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发生了伯利西拉之战，法军死伤了二万五千人之多。康布雷在《征俄史》中说：“这一战使大军团的生命从此结束。这个过去曾使欧洲为之发抖的大军团，从军事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十二月五日，拿破仑在斯莫尔哥尼将最高指挥权交给缪拉，由科兰古等少数人员随伴，自己先返回巴黎。在途中，一向乐观的大皇帝对科兰古说：

“所有人都应该把俄国人当作瘟疫看待，对俄国的战争是为整个欧洲及其文明而战的。法国的挫败应使所有妒嫉它和害怕它的心理都完全一扫而空。欧洲人应该认清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这个俄罗斯巨怪。”

十二月十八日夜间，皇帝的车驾疾驶穿过凯旋门。当时钟敲着午夜十二时差一刻时，他走入了杜伊勒利宫的正门。

第十四章：莱比锡会战（上）

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之后，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此前除在西班牙外，与他对抗的都是旧王室；而此后对抗他的却是普通民众了。正和他的青年时期一样，法国大革命唤醒了法兰西的民族精神，使法国人民获得自信自强的精神，正因为如此，瓦尔密一战才能把不伦瑞克的大军扫出法国。现在到了1813年，由于法国在欧洲已居于征服者地位，所以也把革命的种子洒遍了所征服的地区。莫斯科的火焰在精神上点燃了整个欧洲大陆，所以在莱比锡平原的战斗，的确可以称为“民族会战”——新欧洲就是从这场会战中诞生的。

拿破仑对如此巨大的变革却殊少认识，所以回到巴黎之后，虽然感觉到情况已变得很复杂，但仍然没有失望。虽然威望受到了打击，可是他的军事力量却不过暂时消沉了一下。在他后面还站着法兰西，虽然饱经征战却忠诚不贰，此外意大利、伊利里亚、尼德兰和除普鲁士以外的全部日尔曼也还属于他，奥普两国还是与他保持着同盟关系。他的敌人只有英俄两国，英国的兵力陷在西班牙境内，而俄罗斯则已破产并分裂成为两派：库图佐夫是主和派领袖，认为在普鲁士边界一定要结束战争；沙皇本人是主战派领袖，目的是想彻底歼灭拿破仑。可是亚历山大也知道凭他一己之力是无法让俄国人跟着他走的。

对拿破仑而言，普鲁士和奥地利是两个不可靠的因素。不过普鲁士在军事上已经软弱无力，如果背叛——这是很可能的——拿破仑也认为自己有把握击碎普俄两国的联合兵力。奥地利的问题就比较严重，因为如果奥俄普三国联合起来，那么他就可能要在两个正面作战，或是在一个正面遭遇到压倒性的联合数量优势。所以他一回到巴黎就马上与他岳父谈判。

此时英国早在与奥地利进行谈判，拿破仑从他驻维也纳大使奥托伯爵的报告中已经了解事实。奥地利人耍的是两面讨好的把戏：他们一方面不愿让野蛮的俄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土到处烧杀掳掠，另一方面也想摆脱法国控制。因为他们的战争准备尚未完成，所以拿破仑政策的要点就是争取时间。

此时在涅曼河却发生了具有决定性的意外事件。12月30日，指挥三万普鲁士军队的约克将军——麦克唐纳元帅后卫部队中的一半——突然自行与俄军签订了《托罗根条约》，依照条约，他这个军宣告中立。这个意料之外的背叛产生了两个结果：

（一）现在仍指挥大军团残部的缪拉被迫撤退，在俄军主力越过涅曼河三天后，即1月16日，他又把指挥权交给欧仁亲王。这位亲王是意大利总督，完全是个软弱无能的宫廷将军。（现在这个残破的军团只剩下十万人。在侵入俄国的六十万大军中，其中只有二十万是法军，所以法国的损失并不如想象中严重。）

（二）约克的叛变成了普鲁士全面叛变的讯号，2月26日，威廉·腓特烈在卡里希与俄国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依照条约，俄国出兵十五万，普鲁士出兵八万。3月13日，条约正式公布，普鲁士同时向法国宣战。所以俄国已达到了一部份目的。

宣战之后，普鲁士境内就掀起了战争狂潮。政府宣布全国皆兵。凡不加入正规军和国民兵的人都应该用对敌方交通线和后方进行作战的方式来支援陆军，人民应使用他们所有的工具决死抗敌，阻扰敌人行军，切断他们的补给，杀害他们的散兵游勇。这些游击队不穿军服，在敌人的前进道路上，一切粮食都加以销毁，磨坊、桥梁和船只全部烧掉，村庄也都放弃，人民都躲到森林和山地去避难。正如拿破仑的内阁成员维恩伯爵所说：“这些都是拿破仑的敌人所想使用的新手段。”这也正是1792年法国革命后的情形重演。

此时，俄军也于1月18日渡过维斯瓦河，并于2月7日进入华沙，欧仁在但泽、格劳登兹、托恩、莫德林等要塞中都留下了一些守军，一共是54,000人，其中有33,000人是法军。到三月初，因为担心普鲁士人民揭竿而起以及俄军前进，欧仁又放弃奥德河一线退到了易北河。他在那里奉到拿破仑命令，要他放弃德累斯顿，而把兵力集中在马格德堡。3月12日，由于受距离限制，迫使欧仁非放弃汉堡不可。特滕布恩就率领哥萨克骑兵，在人民的欢呼声中进入该城。

此时拿破仑正忙于一个伟大的工作，就是要在四个月内建立一支新军。就象科兰古所写的：“法兰西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兵工厂。整个法兰西民族都忘却了过去的挫败，纷纷表现出他们的热诚和信心。这也是法国人高尚天性的光荣例证，同时也是皇帝个人的胜利。他发挥惊人的精力，指导一切工作。对这种伟大的民族性努力，只有他的天才才能够给予组织和指导。一切工作都有如神助。”

拿破仑的目的是征召一支655,000人的大军。在前一年11月，他已命令召集1813年的新兵，预计有137,000人。在更早些时候，当他还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为了增强国内治安，他命令召募“国民兵”80,000人，这支部队现在是由外国人组成。此外，他又召集1814年的全部新兵，共200,000人，以及1808、1809和1810三个年龄层的缓召人员，共100,000人。他又从西班牙的270,000人中抽出许多老兵和四个团的近卫军。从海军中抽出了40,000名有经验的炮兵。

从宪兵中抽出3,000名骑兵军官和军士。命令意大利供给一个军共30,000人，由贝特朗将军指挥。但因为逃亡人数颇多，所以这些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就全体而论，新召集的步兵还是很不错的，虽然科兰古说他们不过是一些有组织的“乌合之众”，但尽管科兰古把他们鄙薄得一文不值，可是我们却不能不同意德·欧德拉本的说法。他说：“在战争中要找到象他们这样的军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英勇奋战，视死如归，而且在一切困难和危险中还是照样效忠他们的将领和部队。”也和从前一样，炮兵还是极为优秀，但骑兵的数量和素质却都不够水准，到4月，人员不过15,000人，而且其中只有一半能够作战。原因在于老骑兵都在俄国牺牲光了。在法国再也找不到那么多的补充人员，新的青年骑兵军官还缺乏训练，而新的鞍具和恶劣的驯马术也使许多马匹失去服役能力。由于缺乏有效的骑兵，使拿破仑在新的战争中从头到尾都感到束手束脚。

3月12日，拿破仑颁发敕令，决定新军的编制如下：第一军由达武元帅指挥，第二军由维克托元帅指挥，第三军由内伊元帅指挥，第四军由贝特朗将军指挥，第五军由劳里斯东将军指挥，第六军由马尔蒙元帅指挥，第七军由雷尼耶将军指挥，第八军由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指挥，第九军由奥热罗元帅指挥，第十军由拉普将军指挥，第十一军由麦克唐纳元帅指挥，第十二军由奥地诺元帅指挥。此外还有一些日尔曼部队。

到4月中旬，拿破仑已准备妥当，可以一战了。他控制的兵力，共为官兵226,000人，火炮457门，组成两个军团。他自己指挥“美因”军团，包括第三、第四、第六、第十二军，另加上近卫军和近卫骑兵。欧仁亲王指挥“易北”军团，包括第五和第十军，第一、第二和第七军的一部份，还有第一骑兵军。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召集了差不多二十五万人的部队，而且还要供给装备，此外在后方还准备了同等数量的预备部队，凡此种种都可算是一个杰出成就。如果拿破仑的前途完全靠物质力量来决定，那么很可能不到四个月他就可以讨还俄国的旧债。他后来之所以未能成功，并非由于他缺少物质力量，而是因为过去使他累战累胜的指挥体系已经不再适用了。自从瓦格拉姆会战以后，战争条件已经改变。陆军的数量愈来愈大，作战地区变得那样广大，即使是内线作战，一个单独的指挥官也已无法指挥全盘运动。不仅是战略方面，甚至连战术方面也是如此。在莱比锡会战中，人数太多，情况也过于复杂。所以拿破仑的个人指挥体系因此失灵。

同样重要的是，过去拿破仑一向总是采取攻势，使用兵力有如电闪雷鸣一样。但是到1813年他却被迫采取守势，而战场上的居民又具有强烈敌意。由于人民的敌对态度，不仅迫使他不能不用较多兵力维护交通线、仓库和桥头堡等，而且也使他很难搜集情报，加上缺乏轻骑兵，所以困难份外加剧。关于这个问题，德·欧德拉本这样评论说：“拿破仑的将领虽然费尽心思，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一方面由于居民的敌视态度——他们都受过法军虐待，另一方面也由于哥萨克骑兵的骚扰。简而言之，只有在敌军已经撤走的地区，我们才能够了解一切情形。这样的情报在进攻中也许勉强够用，但是在防守作战中却毫无价值。”（德·欧德拉本是个萨克森军官，在拿破仑总部充当译员，他的观察是非常公正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过去的成功已使拿破仑变得愈来愈专横独裁。他认为自己天下无敌，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够格指挥一支伟大的军队。这也使他看不起敌人，正和查理十二一样，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维岑萨克说过：“不管工具是否合用，他的命令还是一样要彻底执行。他有一种用不充足工具来完成一切工作的习惯，一种不承认任何不可能的决心和对成功的无限信心。在开始时，这都是我们胜利的原因，可到结束时又成为失败的原因了。”

有些史学家在讨论拿破仑晚年的指挥艺术时，认为促成其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生活放纵。体重增加之后，身体变得不健康，体力衰减。这种看法似乎少有根据，而可加以驳斥的证据却很多，在1812年征俄战争中，根据科兰古记载，可以看出拿破仑的行动还是非常活跃，例如：“皇帝在维尔拉时，他的活动简直使人难以置信。似乎一天二十四小时对他来说还是不够长。”“他在整个白天和大部份夜间都在工作。虽然在前线，他还要治理法国，而日尔曼和波兰也可以感受到他的心跳。”1813年，德·欧德拉本的记载也可以证明他还是照样活跃。（在莱比锡会战开始之际，拿破仑说过：“我要以波拿巴将军的身份打这一仗，而不是以皇帝的身份督战。”事实的确如此。）

事实上造成他覆亡的原因正和造成他兴起的原因一样。不是因为惰怠，而是因为活跃。他始终相信他一个人可以身兼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的双重职务，结果等到军队的数量愈来愈大，而优秀的参谋人员成为必要时，他却无法找到这种人才。再请看科兰古的记载。

他在1812年这样说：“参谋人员几乎毫无先见之明，反过来说，因为皇帝一切都事必躬亲，亲自发布所有命令，所以任何参谋人员，甚至参谋长都不敢负责，连一个极不重要的命令都不敢作主。”虽然在1812年，拿破仑在写给贝尔蒂埃的信中说：“这种组织的参谋部几乎毫无用处。”可是1813年德·欧德拉本却说：“在这场会战中，贝尔蒂埃总部中的参谋人员，在经验和技巧上远不如过去。”总体说来，在这场会战中的军队，实在是个过于复杂和不完善的机构。发生了许多困难，连拿破仑的权威也无法克服。拿破仑对元帅们所抱的希望不是指挥，而是服从，他们都是奴才而非领袖，有许多人升到高位，都是由于宫廷、政治和私人关系。其中多数出身贫贱，大都不学无术。拿破仑使他们升官发财，他们的收入多到百万法郎以上，被封为王公等爵位。在失败后离开法国前往厄尔巴岛时，拿破仑对科兰古说他很后悔在晚年不应再重用这些元帅，因为他们都太有钱，养尊处优，对战争已经厌倦了。如果他能够提升好的师长，因为这些人刚刚抓到元帅的权杖，那么也许情形就会完全两样。

对抗法国新军的是俄普联军。俄军人数约为110,000万，其中有30,000人是骑兵和哥萨克人。哥萨克人都是没有纪律的骑士，他们不仅攻击法军后勤部队，而且日尔曼农民也饱受其苦。在他们中还有许多巴斯基尔人和鞑靼人，还在使用弓箭。耶拿会战使普鲁士从封建国家变成了半自由国家，普鲁士陆军也从此走上了改革之路。1807年10月9日，普鲁士取消了农奴制，军队的半封建组织也改良了，而以爱国主义作为兵役制度的精神基础。虽然依照1808年9月8日的《巴黎条约》，拿破仑限制普鲁士陆军的官兵总数为42,000人，可是沙恩霍斯特却建立了预备役制度，使许多兵员迅速而秘密地变成了预备役人员。沙恩霍斯特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真正的民族军队，但实际上直到1814年才成功。

约克叛变时，普鲁士境内的兵力不超过38,000人，但是此前为了补充在俄国的损失，拿破仑曾命令威廉·腓特烈再召募30,000人。另外在1813年2月9日，普鲁士王发布敕令成立国民兵，这是一种征召式的民兵和志愿性的轻步兵单位，以及一些“自由连”，大部份由外国人充任。所以到4月中旬拿破仑准备完成时，普鲁士陆军总数也已经增加到了80,000人。

3月11日，拿破仑曾把他的第一个作战计划解释给欧仁听，虽然计划终未实现，但却相当有趣，因为在整个会战中，拿破仑从来没有完全忘记它。这个计划是准备在哈维尔堡渡过易北河，率领300,000人前进到斯退丁，解救但泽之围，这样就可以增加30,000人的兵力。但是这个计划的意义却不仅此而已，因为这个北面的作战可以把战争带到普鲁士心脏地区，使柏林受到拿破仑的宰割，可以使普鲁士的动员完全混乱。此外，再从北面威胁俄军通过波兰的交通线，也足以把普俄两军都向北吸引，使他们远离奥地利，从而使奥地利处于孤立地位。

更进一步，如果拿破仑的行军速度能超过敌军——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他可以绕到敌人后方，从而再创造一次耶拿式的战机，而这一次他的正面是对着法国的。正如约克伯爵所说：“这个计划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最好的。”

可是这个计划却始终未能实施，因为到5月，拿破仑想采取这种行动时，他所有的兵力还不敷需要——三十万人的三分之二。所以当他向哈维尔堡和斯退丁前进时，就不可能再有余力把敌人钉死在德累斯顿。此外，在莱茵邦联诸国中，人心都在骚动，所以也不允许他前进得太远。日尔曼境内的民族主义精神正在高涨之中，开始使他的战略受到限制。

拿破仑的第二个计划是直接前进到莱比锡，然后再扑向德累斯顿，这样就可迫使敌人要么接受会战，要么退到易北河后方。因为骑兵力量薄弱，不足以屏障他的机动和给予基地和交通线以适当保护，所以他被迫倚赖设防的河川之线。虽然他并不确切知道联军的实际位置，但如果联军决定向他前进，欧仁就应打击他们的右翼；反之如果联军决定向欧仁前进，那么他自己就应打击他们的左翼。照我们看来，第二计划并不是用来代替第一计划的，而只是完成第一计划的初步。拿破仑的主要想法还是想攻占柏林和进行北方作战。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想法，必须在南方先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来重振声威，使日尔曼地区不敢动弹。

4月15日，拿破仑离开圣克劳德前往马因斯，两天后到达该地。25日他推进到了埃尔弗特——这是他集中兵力的地方——除贝特朗军以外。依照德·欧德拉本记载，“他似乎非常不安，”很明显，因为他缺乏骑兵，所以无法发现敌人正在干什么。28日他前进到艾卡特斯堡，因为路上到处都有敌人轻骑兵搔扰，使他的马夫们迟迟未能到达——这对这场会战可算是不祥之兆。

4月30日黄昏，易北军团共62,000人，留在梅泽堡附近，而主力军团则在纽伦堡附近及其西面。此时联军共为步兵64,000人，骑兵24,000人，火炮552门，由俄国元帅维特根斯泰因亲王指挥，也正在纽伦堡——莱比锡大路的南面集中（库图佐夫已于4月28日逝世）。拿破仑能立即用来对抗他们的兵力只有145,000人，火炮372门，仅有7,500人的骑兵。他十分需要获得一次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是为了使他这支年轻的部队获得一次经验以激励他们的精神，而且更是为重振他的威望。

5月1日，他命令易北军团从梅泽堡前进到希拉德巴赫，而主力军团的运动则是这样：（一）第三军（内伊）和近卫骑兵从威森维尔斯前进到吕岑。第六军（马尔蒙）担负支援。（二）近卫军前进到威森维尔斯。（三）第四军（贝特朗）和第十二军（奥地诺）前进到纽伦堡。贝舍尔元帅在这天被一颗流弹击毙。在这一天终了时，拿破仑也进入了吕岑。

2日，内伊奉命稳固吕岑，并用相当兵力据守吕岑以南的大小果尔辛、拉纳和加亚等村以掩护易北军团前进到莱比锡和主力军团后续部队向吕岑靠拢。如果敌人进攻，内伊的侧卫就应变成前卫。一旦它钉住敌人，就可获得充分时间以便其余部队实行迂回。

此时，俄军骑兵向联军的总司令部报告说：法军正分成行军纵队，从威森维尔斯前往莱比锡，在加亚有一支兵力薄弱的侧卫。这个报告是准确的。因为内伊忽视了他在上午四时接到的命令，并未向佩高等方向实行侦察。

他并未把该军主力集中在加亚，反而把五个师中的三个都留在吕岑。此外，他的前哨也不够活跃，对仅仅相隔两英里的敌人都未发觉。维特根斯泰因获得骑兵报告后，决定先击毁法军侧卫，把敌军切成两半，并把所有在吕岑以东的敌军，都赶进埃尔斯特沼泽。

拿破仑并未料到在5月2日会受到敌人攻击，所以他在大约上午九点时离开吕岑，骑马前往劳里斯东的部队，劳里斯东正奉命把克莱斯特逐出林德瑙并占领莱比锡。上午十一点钟，他由欧仁和内伊陪伴快要到达莱比锡时，突然听到加亚方面传来猛烈的炮声。内伊马上疾驰回到他的军部。拿破仑立即命令所有在莱比锡大路上行军的部队都转过来向加亚前进，至于留在吕岑以西的马尔蒙和贝特朗也奉命进行同样的运动。此后拿破仑也赶回吕岑。

此时，在拉纳和大小果尔辛等地都已发生激烈战斗。下午两点三十分拿破仑飞马赶到时，第三军已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可是他的出现对部下产生了魔术般的效力。各部队一致发出“皇帝万岁”的呼声。德·欧德拉本的记载说：“所有伤员走过皇帝面前时，也一律向他敬礼并高呼万岁，即使已经失去了肢体甚至几小时内就会死去的人也一样。”

拿破仑为内伊的部下打气，并率领他们前进。马尔蒙记载说：“在拿破仑的一生中，在这个战场上所冒的个人危险是最大的。他一再暴露自己，率领第三军的败兵反复冲锋。”激战之中，普鲁士的沙恩霍斯特将军也身负重伤。

大约下午五点三十分，麦克唐纳在右，贝特朗和马尔蒙在左，都已逼近联军了（在下午一时，贝特朗的领先部队距加亚已不到四英里，可是他却没有立即前进，在那里停留到下午三时以等候新命令。这是一个标准的例子，可以证明拿破仑的将领是如何缺乏主动精神）。于是拿破仑命令德劳特在加亚西南面不远的地方集中八十门火炮。（在吕岑法军一共发射炮弹三万九千颗。）其次他把青年近卫军组成四个纵队，由老年近卫军和近卫骑兵担负支援，于下午六时三十分开始冲锋，一口气把拉纳、大小果尔辛等村庄攻了下来。直到夜幕低垂会战才结束。联军方面得知克莱斯特已被逐出莱比锡，害怕退却线会被切断，决定撤退。他们在撤退时秩序极为完整，带着他们的伤兵，并由骑兵担负掩护。

法军赢得的胜利却不具决定性，如果再有两小时的白天，那么毫无疑问可以成为决定性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联军必然会被赶入埃尔斯特沼泽并被全部歼灭在那里。法军并未追击，因为他们的骑兵不是俄军的对手。胜利的成本极高：法军损失18,000人（包括死伤被俘在内），其中有12,000人可能都属于内伊军。联军方面损失了11,500人。

5月3日上午三时，拿破仑命令内伊部队在吕岑休息二十四小时，然后取道维登堡向柏林进发。易北军团则向联军追击，他们现正向德累斯顿全面退却。比罗率领普军三万余人留守柏林。经过无数争吵和辩论，俄普两军才决定取道德累斯顿撤往包岑，到那里他们可以获得巴克莱率领的13,000名俄军的增强。

5月8日，拿破仑进入德累斯顿，决定在那里建立主要前进基地。他的交通线从马因斯到魏玛，然后分为两路，一路取道耶拿和阿顿堡直达德累斯顿，一路取道纽伦堡通往莱比锡。接着因为增援源源涌到，他又开始改组军队，以便同时向柏林和包岑两方面作战。他把无能的欧仁送回意大利，首先把易北和主力两个军团合并，然后再分为两个独立军团，一个由内伊指挥，一个由他自己指挥。前者包括第三军（内伊）、第五军（劳里斯东）、第七军（雷尼耶）和第二军（维克多），此外加上一个轻骑师和第二骑兵军，共有步兵79,500人，骑兵4,800人。后者包括第四军（贝特朗）、第十一军（麦克唐纳）和第十二军（奥地诺），此外加上近卫军、近卫骑兵和第一骑兵军，共有步兵107,000人，骑兵12,000人。

在进行改组工作时，拿破仑又获悉奥地利已在与俄普两国谈判，但因为联军在吕岑失利，所以现在也在拖时间。他认为这是一个达到主要目的的开端——获得全面和平，所以在5月17日，他命令科兰古前往敌军前哨，要求谒见沙皇，同时为了加强这一步骤，认为联军可能会在包岑接受会战。他命令第十一军、第六军和第四军，并以第十二军担负支援，向该镇前进；同时也指示内伊，要他把第三军和第五军取道霍伊-维达向包岑推进，并把第二军和第七军向柏林推进。不久，他又取消了这个命令，改令内伊的全部兵力都向包岑进发。不幸得很，内伊早已命令雷尼耶停止运动，而第二军（维克多）也早已启程，所以尽管有拿破仑的这个补充命令，第二军甚至还有第七军，都可能赶不上这场会战。柏林最多只是个次要目标，如果联军在包岑遭到决定性失败，那么柏林的失陷也就是必然结果。可是当拿破仑在下达第一个命令时却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实在很奇怪。如果他能够早料到这一点，那么包岑会战就不会成为吕岑第二，而一定能为他赢得他所热望的和平。

5月19日，拿破仑亲自去侦察位于包岑的联军阵地，它位于施普雷河东岸，由俄军64,000人和普军32,000人据守，名义上的统帅是维特根斯泰因。拿破仑决定在第二天以正面攻击来钉住敌军，而把内伊的兵力从北面倾倒在敌人后方，切断他们的交通线，把他们赶向波希米亚山地予以击碎。若这个目的达到，那么奥地利因为尚未准备妥善，就不敢轻举妄动，如果没有奥地利协助，这支被击碎的俄普联军就会被迫接受他所指定的和平了。

20日的战斗完全有利于拿破仑，因为沙皇不听将领的忠告，相信敌军的意图是想迂回联军左翼，而将他们向北驱离奥地利。这种想法无异于自动钻入拿破仑的罗网，他坚持要增强左翼而不惜减弱中央和右翼的兵力。这时内伊的军团也正用强行军赶来，到黄昏时分，他们已经分别到达下述位置：第三军，斯地尔；第五军，塞尔兴；第七军，霍耶斯韦达；第二军，森夫滕堡。前两个军已接近施普雷河，第七军尚距离三十五英里，而第二军则在五十英里以外。

5月21日上午四时，内伊接到命令，要他向维森堡前进，于上午十一时在普莱提兹暂停，准备当拿破仑发动最后一次总攻击的同时打击敌军后背。第三和第五军在上午四时到五时之间离开了宿营地，在克里克斯渡过施普雷河，于上午十时到了普莱提兹。于是内伊命令暂停，等候总攻击的发动。可是总攻击一直迟到下午三时才开始，而发动之后，内伊并未能向维森堡压迫，反而被敌军右翼纠缠住了。如果内伊的全部兵力都已赶到，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因为他还是可以命令第二和第七军继续向维森堡前进。

联军认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于下午四时摆脱会战，由强大骑兵担负掩护，保持良好秩序向戈利茨退去。虽然如此，他们的情况还是十分危急，因为他们之间已经相互失去信心，彼此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如果拿破仑此时进行强力的骑兵追击，那么他们也很可能迅速土崩瓦解。

这次法军未能获得决定性胜利，拿破仑和内伊两个人都应负责。由于拿破仑第一个命令的错误，使维克多军完全丧失了参战机会，而雷尼耶也只是在会战结束时才赶到。内伊这个人也冥顽不灵，虽然一生追随拿破仑，却始终不明白拿破仑战略的真实意图，所以在普莱提兹才会发生混战。不过也可以这样反问一句，既然内伊是预定进行决定性打击的，那么为什么在5月21日上午拿破仑不亲自前往指挥呢？实际上克里克斯距离包岑不过八九英里。

双方的损失数字有各种不同估计，可能都在二万人左右。法军虽付出了这样高昂的代价，但收获却极为有限。和吕岑会战一样，包岑会战又是一次虎头蛇尾的胜利。拿破仑对此也深有认识，当敌人开始退却时，他本来准备不顾一切追击。几分钟后，站在他身边的迪罗克元帅突然被一颗炮弹击毙。这使皇帝的神经大为震撼，于是命令吹停火号。

当5月22日再开始追击时，奥地诺奉命留在后面，收集他的部队向柏林进发。5月27日，他到达霍耶斯韦达，同一天法军主力也渡过了凯茨巴赫河，联军向西里西亚退却，以求与奥地利保持接触。两天后，达武和旺达姆收复了汉堡。6月1日，联军撤到施维德尼茨，拿破仑也进入了布勒斯劳。

虽然5月19日沙皇拒绝接见科兰古，可是6月1日三个交战国还是同意休战，以后于6月6日在布拉斯维茨又同意延期到7月20日，然后再延到8月16日，以便拟定和平条件，提交布拉格会议讨论。虽然当时派驻联军总部的英国代表伯格什勋爵认为休战对拿破仑大为有利，可是约米尼却认为这是拿破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此后除毛德上校是个显著例外，其余史学家都赞同约米尼的见解。（在吕岑之战中，约米尼是内伊的参谋长，但不久他却逃到联军方面去了。）

如果单单考虑战略情形，毫无疑问约米尼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联军在施维德尼茨接受会战——拿破仑虽然不知道他们已经下了决心——那么他要做的就只是在正面钉住他们，然后迂回他们的右翼，从而把他们击成碎片，赶入列森河去。那么为什么拿破仑同意这个奇怪的休战呢？他于6月2日写信给在巴黎的科拉克将军，从中可以找到他的理由：“我决定休战有两点理由：（一）因为我缺乏骑兵，使我难以完成巨大的打击；（二）因为奥地利已经表现出了敌意。”可是约克却说：“我们很怀疑这两个原因是否能完全解释这个奇怪行动。”

的确如此，在许多战史学者中，毛德上校曾对这场会战进行过详细研究。他指出的理由如下：（一）因为此时拿破仑的兵员中有九百人是病号，而且截至此时，他的损失已比对方多出25,000人，所以他已经没有足够兵力来进行另一次会战，而如果这一战打败了，毫无疑问就会使奥地利投入战争。（二）对拿破仑的战术而言，一支强大有效的骑兵是不可或缺的。毛德又说：“他的炮兵虽然可以用强大火力在敌人的战线上撕开一些缺口，可是面对敌方的优势骑兵，他的步兵却很难跟进。换句话说，这种延迟足以使敌人有时间摆脱战斗。”没有骑兵就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三）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弹药补给不足，因为他行军太快，所以补给纵队赶不上。此外他的交通线也经常被哥萨克和游击队骚扰。5月25日，哈里曾受到突袭；5月30日，一个炮兵纵队由一支六百人的部队护送，也在哈尔贝施泰德附近被敌人俘获。所以事实的真象可能是这样的——固然联军的战略形势十分恶劣，可是拿破仑的能量也已用完，所以他主动放弃了会战。

第十四章：莱比锡会战（下）

6月10日，拿破仑回到德累斯顿，因为从汉堡到德累斯顿之间的易北河渡口都在他控制之下，所以决定把这条河作为补给基地。他后来写信给圣西尔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到德累斯顿和易北河的交通被切断，至于到法国的交通是否被切断，我并不太在意。”

此时他的敌人也没闲着。6月15日，英国依照条约，给与俄普两国辅助费二百万镑，并宣称如果奥地利参加同盟，也可获得五十万镑。7月7日，瑞典皇储贝尔纳多特也倒向联军方面。7月19日，各国在赖兴巴赫开会，奥地利也参加了。依照条约，他们共同约定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冒单独与拿破仑交战的危险。如果在战场上单独与他遭遇，就应立即退却，一直等到联军兵力集中之后再对付他。不久，奥地利向法国提出下述和平条件：取消华沙大公国和莱茵邦联；伊利里亚各省归还奥地利；普鲁士恢复1805年的地位。因为拿破仑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于是普俄两国在8月10日宣布废止休战，两天后奥地利也向法国宣战。

8月15日，也就是休战的最后一天，根据德·欧德拉本报导，拿破仑非常忧愁沉闷。他这种态度是绝对有理由的，因为敌方所集中的兵力的确十分强大。截至此时为止，他自己集中了442,000人的兵力，其中有四万余人为骑兵，共分为559个步兵营，295个骑兵中队，只有1,284门火炮支援。此外，拿破仑还有26,000人据守着易北河上的要塞，55,000人据守波兰和普鲁士境内的要塞，还有43,000人的二线兵力。他的对方为俄军184,000人，普军162,000人，奥军127,000人，瑞典军39,000人，还有盎格鲁-日尔曼联军9,000人，包括由布古上尉指挥的英国火箭连在内。这两个大野战军共分为556个步兵营，572个骑兵中队，68团哥萨克兵和1,380门火炮。在他们后面还有预备队和担负围攻的兵力143,000人和驻守普鲁士和波希米亚境内要塞的兵力112,000人。联军的野战军分为三个军团：波希米亚军团，由施瓦尔岑堡亲王指挥；西里西亚军团，由布吕歇尔亲王指挥；北方军团，由贝尔纳多特指挥。

可是拿破仑却并不知道敌人有如此强大的兵力，8月12日他在德累斯顿估计敌军主力不过二十万人，是由沙皇和普王亲自指挥，位于西里西亚。因为奥地利人必须监视在因河和伊松佐河的法军，所以他们在波希米亚能够集中的兵力应该不超过十万人。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他决定采取两个作战：（一）在南面进行防御，以德累斯顿为基地。（二）在北面采取攻势，以汉堡为基地。第一方面包括预定在8月17日到达德累斯顿的第一军（旺达姆），在卢森堡的第二军（维克多），在利格尼茨的第三军（内伊），在哥德堡的五军（劳里斯东），在布恩兹瑙的第六军（马尔蒙），在洛温堡的第一军（麦克唐纳），在皮尔拉的第十四军（圣西尔），在德累斯顿的近卫军，以及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五共四个骑兵军。这支兵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侧击西里西亚军团的前进线——向北通往柏林，向南通往波希米亚。

对柏林的攻击由奥地诺指挥，并由达武从汉堡加以支援。奥地诺的兵力有在佩兹的第四军（贝特朗）、在卡拉的第七军（雷尼耶）、在巴恩斯的第十二军（奥地诺）和第三骑兵军。达武的兵力为汉堡附近的第十三军（达武）加上吉拉德的师。

圣西尔和马尔蒙两位元帅都反对进攻柏林，圣西尔向拿破仑指出他对贝尔纳多特军的战斗价值不免估计过低。马尔蒙则预言似地说：“我感到非常害怕，不要以为你已经赢得了一次决定性会战，也许你会输掉两个。”在回忆录中，马尔蒙说拿破仑之所以想迅速进攻普鲁士，是因感情冲动的缘故，不过更合理的解释却还是象3月 11日的计划一样，用趋向柏林的运动把普俄两军向北拉，使其远离奥地利。

8月15日，拿破仑率领近卫军离开德累斯顿前往包岑。8月17日，他在包岑听到消息说从布吕歇尔军团中已有相当数量的俄军被分派出来，正在转往波希米亚途中。于是拿破仑立即决定扑向布吕歇尔，一旦将他击败，再分别扑向波希米亚和北面的两个敌人军团，实行各个击破。为了达到目的，他命令旺达姆进到包岑，有两方面的意图：或是把他移向兹塔——但如果敌人乘机威胁德累斯顿，又可派他去支援圣西尔。他交给圣西尔的任务为“争取时间，放弃土地，但坚守德累斯顿，与旺达姆和总司令部之间都确保积极的联系。”

8月18日在戈利茨，拿破仑又获得情报，证实有四万俄军正从西里西亚调往波希米亚，他马上决定进到兹塔，以便侧击他们的行军路线。可是到8月20日，他又得知布吕歇尔正在向第三、第五和第六军方向前进，于是又把这个计划搁在一边，而改向布吕歇尔进攻，并于8月21日越过波伯河。但是布吕歇尔知道他到来后，就根据以前议定的计划立即撤退。很明显，拿破仑并未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先已有完整计划的战略性行动。

8月22日，拿破仑从洛温堡写信给在巴黎的马里特说：“一般说来，我们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我的将领对自己缺乏信心。只要我本人在那里，他们就会故意夸张敌人的兵力。”这也许是指他接到圣西尔从德累斯顿寄来的报告，因为圣西尔告诉他说他正前往波希米亚，然后在波伯河上占领一个防御阵地。如果布吕歇尔想向德累斯顿或柏林进发，即可以侧击其行军线。接着他又犯了一个错误，这是对整个会战影响深远的。他突然想到有进行一个大迂回运动的可能性，就忽视了圣西尔的危险情况，不派旺达姆去支援，反而命令他前进到斯托尔本。

这个大迂回运动是这样的：首先于8月25日集中近卫军、第一骑兵军和第一、第二，第六军等兵力于斯托尔本。第二天夜间，使十万人在肯尼格斯坦渡过易北河，占领佩尔拉，打击波希米亚军团的背面，把它歼灭之后，再前进至布拉格以迫使奥地利退出战争。

8月25日上午一时，拿破仑出发前往斯托尔本，派戈尔哥德将军到德累斯顿去察看圣西尔的情况。下午他听到一个谣言，说奥地诺已在大贝伦被贝尔纳多特和比罗击败，这在柏林以南约数英里，现在法军正向维顿堡退却。

下午十一时，戈尔哥德回来报告说德累斯顿的情况十分危急。因为不敢冒险让德累斯顿失陷——这是他的主要补给基地——所以他又决定向萨克森的首府前进，26 日上午一时，他下达下述命令：近卫军和第一骑兵军都在上午四时出发，而旺达姆则继续向佩尔拉方向前进。等他们到达斯托尔本时，马尔蒙和维克多也立即随近卫军后面进发。

于是，“大军如洪水一样奔流”。上午九时，拿破仑在疯狂的“皇帝万岁”呼声中乘马进入德累斯顿。上午十时，近卫军到达了，他们在过去四天之内已经走了120英里。到晚上，维克多和马尔蒙也赶到了。

当我们审视这一迅速变化时不禁有这样的感想：如果拿破仑当初能够不变初衷，派旺达姆去增援圣西尔，则很可能集中他们二人的兵力，可以使德累斯顿坚守到8月28日为止，这样佩尔拉的迂回运动可以不至于中途变计。

在拿破仑的亲自指挥之下，击毁波希米亚军团应该已成定局。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虽然他亲自赶往德累斯顿足以挽救主要基地，可是命令旺达姆单独向佩尔拉前进，却终于失去了胜利。如果他派维克多或马尔蒙两军中的一个去增援旺达姆，那么也许就可以赢得另一个“耶拿”，使他再度变成欧洲的主人。这种可能性也足以表示这次休战对拿破仑而言，并不象多数史学家认为的那样大错特错。

当拿破仑转向布吕歇尔时，施瓦尔岑堡开始向莱比锡进攻，以求切断法军交通线，因为他误以为这是拿破仑的生命线。8月20日，他听到拿破仑去兹塔的消息，担心他会向布拉格前进，便挥动部队转向德累斯顿，于8月25日到达该城前方。

第二天他决定在下午四时攻城——信号为三声炮响。26日上午，奥普俄三国的君主（弗朗西斯，腓特烈和亚历山大）也都赶来看他准备，上午九点，从雾中传来 “皇帝万岁！”的呼声，使他们大吃一惊——拿破仑又来了！他们立即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经过冗长的辩论，终于决定撤退。可是此时不知是谁放了那个号炮，于是没有进一步的命令而攻击自动开始了。

虽然拿破仑手里只有70,000人，面对着150,000人的敌军，但是他却很轻松地把他们击败了。（约克对这次作战这样评论：“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数量和士气都是重要的因素，可是一个人的天才却足以胜过它们”。）战斗在下午九时结束后，马尔蒙和维克多也赶到了。此时，旺达姆已经在肯尼格斯坦渡过了易北河，并且把沃尔顿堡的欧仁亲王指挥的联军支队逐回到彼德森林。

27日，拿破仑的计划是钉住敌人的中央部分，攻击两翼，将他们赶进山地，而旺达姆则进向特普里兹以阻塞他们的退路。上午六时，在倾盆大雨中，会战重新展开。联军左翼实际上被完全歼灭，法军俘获了13,000人以上。到下午四时，联军开始撤退。拿破仑全身透湿回到德累斯顿，认为会战在明天还要继续举行。那一夜，他匆匆写了三行信给巴黎的康巴西里斯：“我是如此疲倦和忙碌，所以无法多写。巴沙罗公爵可以为我代笔。一切进展都很顺利。”所以以往史学家们认为他已经是“疲惫无活力”，由此可知不尽其然。

28日清晨，法军开始追击，由拿破仑亲自统率，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兵器，还有许多情形都足以使他确信敌军已被击溃。因为他感到不舒服，所以坐马车回德累斯顿休息，而把追击任务交给他的军长们去执行。有许多人批评他在28日不够活跃，这就是一个合理解释。下午四时，他命令旺达姆——此时在海伦多夫——向特斯岑、奥西格和特普里兹压迫，打击敌人的背面。下午八点三十分，他得到两个坏消息：麦克唐纳在凯茨巴赫被布吕歇尔击溃，损失了15,000人（被俘）和一百多门炮。此外，奥地诺失败的消息也被证实了，他已经损失了3,000人。

29日，当拿破仑还在德累斯顿时，旺达姆已前进到了库尔姆，8月30日上午八时，他正想击退一个俄国军团，突然背面受到攻击，全军被击溃，被俘者达 13,000人之多，包括旺达姆本人在内。31日上午二时拿破仑获得这个失败的消息，他无语地望着地图，心里想这已是决定命运的时候了。

沙皇的副官布图林上校说：“库尔姆会战把本来已经遍布波希米亚谷地的失望气氛一扫而空，变成了万众欢呼的声音。”因为这一战使整个日尔曼都为之震动，而且也确定了奥地利对三国同盟的忠心。

似乎很奇怪，虽然连遭挫败，却并未使拿破仑放弃占领柏林的计划，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使他的战略受到牵制。因为急于阻止北方军团前进到易北河，他命令内伊代替奥地诺，并于9月2日命令内伊在6日前进到巴恩斯，而在那一天他自己也应该前进到路科考去支援他，然后再从巴恩斯前进到柏林，在9月9日或10日占领该地。可是到第二天，拿破仑又被迫放弃这个计划中他自己所担负的部分，因为他接到麦克唐纳的紧急要求，他在波伯河上正遭受沉重的压迫。

9月3日，拿破仑又从德累斯顿到了包岑，催促麦克唐纳的残部向霍彻克赫前进。布吕歇尔从法军攻击的激烈程度判断，知道拿破仑又在亲自指挥，于是立即退走。这使拿破仑不禁暴跳如雷。

6日，圣西尔又送来警报，使拿破仑不能不赶回德累斯顿。8日，他在德累斯顿又听到坏消息，说内伊于6日在登纳维茨遭受了一次惨败，损失了22,000人，其中有13,000人被俘。虽然如此，圣西尔却说拿破仑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好象是讨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一样。

在其他联军的胜利之后，登纳维茨的胜利使提罗尔倒向奥地利，而巴伐利亚也决定背弃拿破仑。此时，哥萨克部队在汉诺威、哈尔茨、威斯特伐利亚等地大肆活动。当他们到来之后，当地人民也跟着揭竿而起。整个日尔曼都起来反抗拿破仑。

9月5日，拿破仑正压迫布吕歇尔后退，波希米亚军团又已恢复力量，施瓦尔岑堡再次向德累斯顿进发。不过他出发后又听到拿破仑回来的消息，于是立即退往特普里兹。10日，拿破仑向他进攻，但发现施瓦尔岑堡的阵地太坚强无法攻下，就留下圣西尔监视它，自己返回德累斯顿。

四天后施瓦尔岑堡再度前进，而拿破仑却前往佩尔拉，并且在9月17日和18日亲自侦察联军阵地。正当此时，他又接到内伊一个“言之过早”的报告，说贝尔纳多特已率领八万人在罗斯兰渡过了易北河。21日，拿破仑回到德累斯顿，次日他率领近卫军会合麦克唐纳，击退了布吕歇尔，使他退往他在包岑附近的既设坚强阵地。当拿破仑面对这个阵地时，突然又接到内伊的过火的报告，说贝尔纳多特在瓦顿堡的易北河上已经架好桥梁，于是他决定，除一些桥头阵地以外放弃易北河以东的所有土地，并命令麦克唐纳也撤到西岸。这是迫于当时情况而不得不如此。自从8月16日以来，他已损失150,000人和300门火炮，另有50,000 名病员，其余人员中还有许多处于半饥饿状态。9月23日，他写了一封冗长而详细的信给后勤部长达鲁伯爵讨论补给问题，在信中他说：“军队的营养很差。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才是自欺欺人。”虽然如此，到9月底，他还是可以在战场上集中起256,000人的兵力和火炮784门，不过其中有许多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

贝尔纳多特到达易北河之后，就在罗斯兰和维顿堡以下的地方架桥渡河，9月24日他率领全军出现于瓦顿堡。布吕歇尔决定向北移动与他会合。施瓦尔岑堡则决心放弃对德累斯顿的作战而向莱比锡前进。10月3日，布吕歇尔率领60,000人在瓦顿堡击败了贝特朗的15,000人，并于次日渡过易北河，同一天，贝尔纳多特率领76,000人，也在罗斯兰和贝尔拜渡河，前进到了莫德河。这个行动又迫使内伊退向德雷切希。

拿破仑可以集中他的二十五万人向北面攻击布吕歇尔和贝尔纳多特的联合兵力十四万人，也可以向南面攻击施瓦尔岑堡的约十八万人。因为他占有内线便利，所以他的确有把他们各个击破的希望。所以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他已经是瓮中之鳖，事实上从战略上来看，他还是掌握全局的主人。

10月2日他把第二军（军长维克多，16,000人），第五军（军长劳里斯东，14,000人），第八军（军长波尼亚托夫斯基，7,000人）以及第五骑兵军都交给缪拉指挥，并且指示他，当圣西尔（第十四军，28,000人）和罗勃（第一军，12,500人）坚守德累斯顿时，他就应阻止波希米亚军团向莱比锡前进。在这时，拿破仑即拟亲率主力向布吕歇尔和贝尔纳多特前进，在施瓦尔岑堡未能到达莱比锡之前先把他们击溃。

现在发生了这场会战中最奇怪的事件。10月6日下午，拿破仑与圣西尔作了一次长淡，特别向他强调说明防御德累斯顿的重要性。可是到了午夜，拿破仑又召见他，告诉圣西尔说他已决心放弃该城，要他和罗勃一同北上。圣西尔的回忆录中记载拿破仑的话说：“我可以确定会有一场会战发生；如果我赢了，我对没有把所有的部队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感到遗憾，如果我输了，把你留在这里也毫无用处，而对我的会战将毫无贡献。而且，德累斯顿在今天又有什么价值？”所以在7日，他命令圣西尔于10月8、9两日撤出德累斯顿城，可是十二小时后，拿破仑又改变了决心，违反他一向重视的集中原则，又命令圣西尔留在原地不动。为什么呢？可以猜想得到的理由是因为他担心放弃德累斯顿会使萨克森倒向联军方面。

10月8日，拿破仑在莱比锡以东集中了十五万人兵力。贝特朗在斯切尔丹构成右翼，而马尔蒙与拉托尔在杜加构成左翼。他认为布吕歇尔在杜本，而贝尔纳多特在拿骚，这个猜想也不错，不过对他们的兵力却估计过低。9日，他向前攻击布吕歇尔，可是当先头部队进入杜本时，他们却发现布吕歇尔又溜走了。实际上，10月 10日，布吕歇尔在哈里附近已与贝尔纳多特会合，这却是拿破仑所不知道的。

对这个戏弄他的老把戏，拿破仑感到非常恼怒，他现在该怎么办呢？他不能无限制向北前进，因为他知道施瓦尔岑堡正向莱比锡前进，而缪拉并不能把他挡太久。但如果他现在迅速回头进攻施瓦尔岑堡，那么毫无疑问施瓦尔岑堡也会立即撤退。所以很明显，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让施瓦尔岑堡前进，等他与缪拉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再象雷霆一样打击他。

所有史学家都责备拿破仑不应在杜本徘徊不前，照本书作者的看法，这是一种误解。拿破仑把司令部设在埃伦堡，一直停留到10月14日。德·欧德拉本说，他看见皇帝在他自己房间里，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维恩说他老是关着房门召见将领。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不过在10月10日到13日之间，他还口授了62封信，这在他的《通信集》中占了四十二页之多。同时他也得知巴伐利亚降敌的消息。10月12日，他正式放弃了攻击布吕歇尔和贝尔纳多特的念头，通知缪拉说他已决定向莱比锡前进，拟于10月14日在那里集中二十万人。同时他也写信给马里特，内容相同。14日上午三时，他命令部队开动。下午七时，他写信给麦克唐纳说： “毫无疑问，明天（15日）会受到波希米亚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的攻击。”

14日正午，拿破仑到达莱比锡，从那里他可以听到南方传来的缪拉的枪声。那一天在列伯尔特-沃尔科维茨发生了此次会战中规模最大的骑兵战斗，但并无决定性结果。

15日上午，在缪拉陪伴下，拿破仑视察了整个战场，到夜幕低垂时，法军的位置大致如下：第四军（贝特朗）在恩特里塔希；第六军（马尔蒙）在林登萨尔；第八军（维莱托）在马克里堡和杜森；第二军（维克多）在瓦赞；第五军（劳里斯东）在列伯尔特-沃尔科维茨；第九军（奥热罗）在茹克豪森；第三军（索汉）在莫考和杜本；第十一军（麦克唐纳）在杜加；第七军（雷尼耶）在杜本。近卫军作为总预备队，位于劳德尼兹和克罗顿多夫。第五骑兵军（赫利迪）在南段正面右方；第一和第四两个骑兵军（拉特尔和克勒曼）在中央后方；而第二骑兵军（塞巴斯坦尼）则在其左面。

在联军阵营中也发生了怪事。布吕歇尔在哈里，而贝尔纳多特则在他北面相距约十五英里，布吕歇尔希望在波希米亚军团从南面前进时，他们也从北面向拿破仑逼近。可是贝尔纳多特却害怕拿破仑，希望避免与他接触，而主张保护与柏林之间的交通线。结果是布吕歇尔单独前进，后来贝尔纳多特也勉强跟着走，最后还是到得太迟，赶不上16日的重要会战。

施瓦尔岑堡率领16万人于9月26日出发，但是行军速度极慢，直到10月14日才到达阿顿堡。十七天一共只走了70英里。他也不希望与拿破仑发生直接冲突，宁愿迂回而不进行会战。但是10月13日，他接到布吕歇尔的通信说：“现在三个军团已如此接近，如果能够同时向敌人集中兵力地点进攻，则可能一下子把敌人击溃。”于是沙皇亲自指挥，派维特根斯泰因率领大批骑兵去搜索敌军。这就是与缪拉之间所发生的大规模骑兵战斗。10月13日，联军方面正忙着准备次日的会战，布吕歇尔奉命加速前进，以便在莱比锡西南九英里处的马克兰斯塔特与波希米亚军团会合。

1813年的莱比锡还是一个居民只有三万人左右的城市，周围都是古老的要塞工事，在工事外围就是郊区。西面是普莱西河和埃尔斯特河，中间构成了水网，上面设有桥梁，最主要的桥梁在林登朗，道路由此通往梅泽堡和威森维尔斯。在该城北面有巴尔塔河，在帕芬多夫村与普莱西河会合。南面为一连串的低缓山岭，最高的是加尔根堡。

联军的攻击计划由施瓦尔岑堡拟定并由沙皇加以修正，内容如下：当布吕歇尔率领兵力54,000人向莱比锡西北前进时，另有三支兵力从西面和南面也向该城进攻。格莱率领19,000人攻击林德瑙并切断法军的交通线。梅维尔德率领28,000人向北前进到普莱西与埃尔斯特河之间地区。维特根斯泰因率领 96,000人在左翼普莱西河上负责攻击缪拉于10月14日占领的阵地，其中央位置在瓦赞。这种广泛的兵力分布结果形成了四个分别的战斗，在北面为莫克恩和林德瑙的会战，在南面为多里茨和瓦赞的会战。

关于第一方面，拿破仑尽管在写给麦克唐纳的信上曾提到这一点，但他却不相信布吕歇尔会参加10月16日的会战。在会战中，他似乎已丧失了精力和勇气，在 1815年的会战中也是如此。10月15日下午十时，他写信给在林登萨尔的马尔蒙说，贝尔纳多特据报已经到了梅泽堡，同时也可以看见在马克兰斯塔德有许多营火，他补充说：“这使我相信敌人不会沿哈里大道前进，而会取道威森维尔斯，以便在佩戈附近与波希米亚军团会合。”他的假设就是这样，所以在10月16日上午七时，他指示马尔蒙把他的军移到莱比锡与列伯尔特-沃尔科维茨之间的中点位置，如果林德瑙受到攻击——拿破仑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可以从那里救援，同时也可以向南运动。采取第二个行动的原因是拿破仑已决定用麦克唐纳的军来迂回正面在瓦赞的联军右翼；为了使这个侧击能确实生效，他就想起要马尔蒙去支援麦克唐纳。

对拿破仑而言，他的假设错了，这真可以说是不幸之至。虽然在10月15日夜里，马尔蒙从林登萨尔的教堂尖塔上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远处布吕歇尔的营火闪闪发光，但是在接到上述命令后，却还是勉强准备执行。他刚开始行动，布吕歇尔的前卫就已经把法军前哨赶出了拉德-维尔德、斯塔米恩和瓦伦等地。马尔蒙认识到现在已经不可能执行那个命令，就回过身来在莫克恩和埃尔斯特河之间选择了一个防御阵地，接着他就向内伊求救，后者现在负责指挥整个北面战线。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内伊指示贝特朗率领第四军去代替马尔蒙。贝特朗刚出发就在途中受到阿利希从林德瑙发来的紧急求救呼吁，因为他正受到格莱的优势兵力攻击。贝特朗深知林德瑙桥梁对全局的重要性，立即赶往救援。他把格莱击退了。以后当索汉第三军从杜本赶上之后，内伊派其中一个师去支援马尔蒙，而其余两个师继续执行贝特朗的原定任务。当他们接近麦克唐纳时，马尔蒙的情况又变得十分危急，一再派人来恳求他们回去。所以结果就如维恩所说，这一整天中，他们奔走于两个战场之间，连一枪都没有放。维恩说：“在皇帝眼中看来，这是那一天最大的不幸”。

在莫克恩，马尔蒙受到约克军的猛烈攻击，这个村庄一再易手，但最后到下午五点钟，在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之后，约克终于在该村站稳了脚跟，马尔蒙退往哥里斯和欧特里希。日出后不久，拿破仑与缪拉一同骑马到了加尔根堡。这个上午寒冷而阴雨霏霏，地面上盖着一层厚雾。直到九点钟雾才开始消散。三声炮响表示联军开始攻击了。接着双方开始了猛烈炮击，一连打了五个小时都没有停下来。

在炮兵掩护之下，联军分为四个纵队，沿宽广正面前进，这是一个要命的兵力分配，因为彼此都看不清楚，所以他们的攻击毫不协调。沃尔顿堡的欧仁前进到了瓦赞，在那里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直到上午十一时。最后他的人马还是被赶出了该村。在欧仁左面，克莱斯特向马克里堡冲锋，但在那里被法军炮兵阻住了；在欧仁右面，戈萨科夫前进到了列伯尔特-沃尔科维茨，也一样被炮火击退。这个撤退又使他与克勒瑙纵队之间现出一个缺口，后者于上午十时向大波斯拉前进。最后，在普莱西河与埃尔斯特河之间，梅维尔德也被击退，并被迫转入防御。

上午十一时，法军的位置大致如下：波尼亚托夫斯基守住了马克里堡、孔尼维茨和多里茨。奥热罗在杜森支援他。维克多扼守列伯尔特-沃尔科维茨，莫迪尔和奥地诺各指挥两师青年近卫军充担预备队。老近卫军则在加尔根堡后方，而麦克唐纳在霍兹豪森等待马尔蒙到达。此时，德罗特已经奉命在瓦赞与列伯尔特-沃尔科维茨之间，集中150门火炮准备进行决定性攻击。

拿破仑的意图是想用他的全部骑兵（除塞巴斯坦尼的军），在古登戈萨地区突破敌军中央部分，然后乘着混乱用步兵纵队进行攻击。此时麦克唐纳和跟在后面的索汉就打击在联军的右翼，把他们向已经碎裂的中央逼去。

下午二时前不久，拿破仑已不能再等索汉到达，下令进攻。在炮兵掩护下，缪拉率领骑兵一万到一万二千人猛冲，步兵则集中他们后方。麦克唐纳则进向色维尔萨因。

最初缪拉横扫他面前的一切，所向披靡，一连冲散了两营步兵和俘获26门火炮。如果步兵能够立即跟在马蹄后面前进，那么这场会战可能已经获得胜利。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突然北方远处传来轰鸣声。贝蒂尔认为是远处的雷鸣，可是拿破仑却立即听清了这是炮声。他掉转马头向莫克恩方向飞奔。可是在瓦赞方面，此时却正需要他在场督战，他一走之后，一切都丧失了重心。

这时缪拉已深入到古登戈萨南面，维克多已进入了奥恩汉的牧羊场，奥地诺正在向克罗本前进，莫迪尔正向大学树林前进，劳里斯东向古登戈萨前进，而麦克唐纳也向色维尔萨因前进，但是此时联军方面也已召集了他们的预备队。缪拉的马现在正遭到轰击，而侧面也受到俄国骑兵13个中队攻击。劳里斯东的军被击散，向德罗特的炮兵阵地退却。在法军方面，这种混乱逐渐扩大及于全军：维克多被迫放弃了牧羊场，奥地诺也被迫退出了色维尔萨因。在法军右翼，梅维尔德已经渡过普莱西河并进入多里茨，但被击退，他本人也被法军俘虏。

这次战斗结束之后，拿破仑命令把御营设在斯托特里兹的干潭内，照惯例周围由老近卫军围护。于是他召见被俘的梅维尔德将军，这本是他的熟人，从梅维尔德方面他才知道巴伐利亚的维内德将军已在因河与奥军携手，并准备进攻法军在马因斯和法兰克福的交通线。这个消息使拿破仑认为必须退却，为了争取时间，他决定把梅维尔德送回联军司令部，并请他转达一个谈判休战的建议。自然这不会有什么结果。

现在拿破仑决心退却，照我们看似乎已毫无疑问，因为在下午七点，他已命令贝特朗率领第四军准备出发，以确保在梅泽堡、弗莱堡、威森维尔斯、柯森等地的萨尔河和恩斯塔特河上的渡口。而莫蒂尔则率领两师青年近卫军来接替他在林德瑙的防务，不过也可看出，他一直等到10月18日才真正打算实行退却。这是一个致命错误，因为他现在手中仍然还有十六万人的兵力，若能在10月17日向莱茵河上前进，虽然这是主动放弃日尔曼，但却毫无疑问仍然可以确保法国东疆，这比他以后在1814年的处境好得太多了。

10月17日只有零星战斗，双方都准备明天的行动。18日凌晨二时，雨仍在下，法军从营地中撤出，开始向孔尼维茨-多里茨-普罗布斯希达-茹克豪森-霍兹豪森-兹维朗恩多夫-庞斯多夫-希内维尔德一线退却，此后再沿巴尔塔到帕芬多夫和哥利斯。雷尼耶的军于该日到达。

和法军一样，联军在17日这一天留在原地不动以等待柯罗里多、贝尔纳多特和班尼希森到达。他们到达之后，联军兵力可以增加到295,000人和1,466 门火炮。施瓦尔岑堡18日的行动计划是准备分为六个攻击纵队：黑森伯格亲王攻击罗斯尼格，巴克莱攻击普罗布斯希达，班尼希森攻击茹克豪森-霍兹豪森，布吕歇尔攻击莱比锡东北，格莱攻击林德瑙，贝尔纳多特则在他与布吕歇尔之间。

17日下午21时，拿破仑命令把总部移到斯托特里兹的烟草工厂，三小时之后，他乘马往普罗布斯希达，由那里转往劳德尼兹去与内伊元帅会晤。他在劳德尼兹一直停留到上午五时，然后再前往林德瑙，依照唐恩的记载，他曾命令在那里架设额外的桥梁。

上午八时，他回到斯托特里兹，吃早餐时，敌方火炮开始发射。他立即命令贝特朗向萨尔河进发。直到下午二时，法军前哨还只是缓缓被击退，联军极小心的前进。只有黑森伯格亲王率领的左面纵队，在多里茨和杜森经过了激烈战斗，并将两地攻占。接着他前进到孔尼维茨，但被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部队击退。巴克莱在前者右面等待班尼希森的到达。后者还落后很远，正在缓慢前进。但是仍没有贝尔纳多特到达的消息。此时在林德瑙，贝特朗已完全击败了格莱，并挺进到了威森维尔斯。

下午二时，在罗斯尼格周围发生了激烈战斗，但是奥热罗和波尼亚托夫斯基仍然坚守孔尼维茨，而在普罗布斯希达，维克多在劳里斯东支援下也一再击退巴克莱的纵队。巴克莱屡次突击都不能成功，随后奉施瓦尔岑堡的命令才改取守势。此时班尼希森因为数量比麦克唐纳占优，经过激烈战斗之后占领了了霍兹豪森和茹克豪森。他再前进又占领了柴维劳多夫，但是在斯托特里兹还是被击退了。这时贝尔纳多特终于在他右方出现，下午三时，他们二人合力攻下莫尔考。在强大炮兵火力支援下，包括波古上尉的火箭炮在内，他们又向庞斯多夫进攻，也把它攻下了。不久，拿破仑又用青年近卫军和老近卫军将该地夺回，在发现无法据守后又自动撤出。内伊也把他的右翼撤到色尼尔豪森和斯图兹。正撤退时，雷尼耶的两个萨克森旅和一个野炮连，本来位于希勒尔豪森正面，却投降了敌方。当他们通过时，法军骑兵还以为他们是向前进攻，不禁向他们欢呼。

虽然孔尼维茨、普罗布斯希达和斯托特里兹三个据点仍在坚守，可是到傍晚，其他各点的法军都已经被迫退到莱比锡城郊。马尔蒙已被赶出了谢尼菲尔德，退到劳德尼兹，下午四时，内伊和索汉也都已经负伤。到此时拿破仑才认识到此地不可再留，所以夜幕低垂之后，他就在营火下用他习惯的精确态度，开始口授撤退的命令。

这个命令本身已经遗失，但是它所规定的行军序列大致如下：老近卫军领先，接着是奥地诺率领的两师青年近卫军，第四骑兵军，第一和第二两军，最后是第二骑兵军。以上各部队在其余兵力掩护下，应立即经过林德瑙开始撤退，直到下午八时，拿破仑还留在野战营中，以后才回到莱比锡城内，留宿在普鲁士旅馆。他在那里与巴沙罗公爵（即马里特）一同工作到深夜。

布吕歇尔在黄昏时才知道贝特朗已在向萨尔河行军，于是立即命令约克军开始行动，占领梅泽堡和哈里。当10月18日的战斗停止时，还是没有获得决定性战果。法军仍守着从孔尼维茨到普罗布斯希达、斯托特里兹、克罗顿多夫、劳德尼兹直抵莱比锡城北之线，而在西面，拿破仑的退却线也依然畅通无阻。关于这一夜的情形，道伊列斯基有下述生动描写。

“夜幕垂下，天空照耀得通红。斯托特里兹、谢尼菲尔德、多里茨和莱比锡城的郊区，都已起火燃烧。我军（联军）方面充满了欢乐气氛，各方都有捷报传来，反之敌军则陷于混乱之中。他们的辎重、炮兵、残破的团队，几天没有吃饭的士兵，都挤在一块，因为莱比锡周围河上的桥梁不够用。当我们的炮弹落下时，在狭窄的街头上到处都可以听到无数伤兵的呼号。战场上，刚刚还有两千门火炮在那里怒吼，现在却已象坟墓一样沉寂。这种会战后的沉寂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使人感到别有意味。”

18日黄昏，施瓦尔岑堡颁发次日作战命令。还是和惯例一样，完全是平行的攻击，仍然和过去的攻击命令一样，并没有企图集中在任何一点上。此外，除了布吕歇尔曾经采取前述步骤以外，也不再有任何切断法军交通线或准备追击的意图。

19日上午二时，法军留下前哨在孔尼维茨，普罗布斯希达和斯托特里兹等处，撤出了那些村庄，麦克唐纳率领第七军和第十一军，共约三万人，奉命坚守莱比锡城以掩护大军退却。同时也命令在德累斯顿的圣西尔设法自行逃脱。

上午七时，联军继续展开攻势，不久又暂停下来，以便谈判使这个城市投降，因为沙皇希望能兵不血刃攻下该城。上午九时，拿破仑与他的盟友萨克森国王道了再会，在混乱中策马走过林德瑙桥。当时的混乱情形，德·欧德拉本有下述描写：“车辆、火炮、牛羊、妇女和兵员，伤的、死的和幸存无恙的都挤在一起。在这种混乱情形之下，连继续行军都已不可能，当然更谈不上自卫抵抗。”

在混乱中，卡陶将军在距离桥头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人只带着少数随从走过来。他以为是个普通人，等到走近时正想前去盘问，才知道正是皇帝本人。拿破仑还是保持着冷静常态，似乎对周围的毁灭景象并不关心。拿破仑于上午十一时过桥，在林德瑙的磨坊下马，口授了一些命令之后就开始熟睡。此时，与沙皇的谈判也已破裂，于是在莱比锡的战斗开始爆发，法军和波兰部队在绝望之中仍然死战不休。

下午一点不到时，拿破仑仍在熟睡，虽然炮声并不足以惊扰他，可是一声巨响却把他惊醒了。一个工兵班长过早的把林德瑙大桥炸毁了，他的上校并不在场——正上前去看是哪个军最后渡河。这对法军的后方部队而言是一个惨重打击，因为另外那座便桥早已垮了。麦克唐纳、波尼亚托夫斯基和许多官兵都跳入河中。麦克唐纳侥幸到了西岸，而那位英勇善战，刚在战场上晋升为法国元帅的波兰亲王却不幸淹死。不久，在埃尔斯特河东岸的战斗就以法军全面投降告终。

20日，败军主力在威森维尔斯渡过萨尔河。23日进入埃尔弗特，在那里一直停留至26日以补充给养。在埃尔弗特，拿破仑知道维内德亲王率领四万人的巴伐利亚部队，在哈南挡住了他的退路。他一点都不在乎，领兵直向维内德前进，在10月28日到31日之间把他打得惨败，使其损失超过9,000人。拿破仑一直通过法兰克福前进，于11月2日到了马因斯。他在那里停到11月7日，然后返回巴黎，于11月9日到了圣克劳德。两天后，圣西尔在德累斯顿投降。会战如此方告结束。

10月18日的损失数字并无确切统计，可能双方都在25,000人左右。在10月16日到19日之间，联军的死伤总数估计约为54,000人，而法军则为 38,000人，如果把俘虏、医院中的伤兵和逃亡者都计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可能要加倍。联军获得的战利品十分可观，包括二十八面军旗、325门火炮、 900辆弹药车和40,000枝步枪。法国将军有六个战死，十二个负伤，将官被俘共三十六人，包括劳里斯东和雷尼耶在内。此外维恩还说，在10月18日那天，法军一共发射了95,000颗炮弹，而在10月16日到19日之间，又再加上200,000颗。在10月19日，法军炮兵所余炮弹只有16,000 颗。

德·欧德拉本说：“在他一生之中还是第一次，这位法兰西的领袖在文明的欧洲中心，于众目睽睽之下被敌人击败了。换句话说，他已经打输了一场决定性会战。” 这次一点借口都没有，既没有波兰的烂泥，也没有俄罗斯的严冬。他输掉了第二个“特拉法尔加”，这次是在陆上。他的主动权已经丧失。

虽然他忍受着这个震动，充分表现出其英雄本色，但这却是个致命打击，使他的元气永远无法恢复。联军的胜利已在欧洲历史上点燃了新的烛光。胜利之前与胜利之后是完全两种局面。欧洲大陆到处都是欢呼声，正好象勒班陀之战后的情形一样。到处都展开了反对拿破仑的激烈宣传。

可是这场“民族大会战”，今日看来还具有更深远的影响，这是英国体系的胜利，现代普鲁士从此兴起，而法国开始衰颓。此外，个别国家之间的斗争已逐渐成为过去，这种原始冲突不久将为世界大战所取代。

拿破仑的战略是失败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工具不适当，或是因为他的假设有错，而主要原因却是他的政策已经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沿着过去那些伟大征服者的足迹前进。可是时代已经改变，欧洲已不再是一盘散沙，许多民族都已团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个民族国家。它们各自分道扬镳，使他的个人神化主义的设想无法实现。

在耶拿会战中，拿破仑不仅毁灭了一支封建陆军，而且也肃清了封建思想的最后一点余烬。从这些灰烬中，却产生了新的民族军队，终于在莱比锡会战中把他自己击败了。在埃尔斯特河边的战场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现代欧洲却从此脱出了中世纪的蜕壳。

大事记（十五）：一八一四年的战争

虽然对一八一三年的战争英国没有什么直接贡献，可是从一八○八年他们在西班牙发动战争以来，就始终使拿破仑处于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若非如此，那么莱比锡会战就不可能获胜。此外，英国的财政援助也是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反法同盟之中，英国有如鹤立鸡群一般，对推翻拿破仑的工作，始终是个永久性和支配性的因素，从特拉法尔加会战之后，英国一直都在继续努力。自始至终，英国的目的是商业与政治并重，每当和平在望之时，英国政治家都不会忘记，对英国而言，所有欧陆强国无一不是其假想敌，所以马上就会努力重建势力平衡。英国并不要求瓜分或征服法国，而只想使其退回到原有的地理疆界——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

奥地利也赞成这个政策，因为它害怕俄普两国的势力会日益强大。沙皇表示反对，因为他想一雪拿破仑进入莫斯科之耻，所以希望能在巴黎签订和约。不过最后同盟国还是决定暂时采纳英国的建议，于一八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将和平条件传达给拿破仑。因为拿破仑的答覆闪烁其辞而无诚意，所以这些条件立即撤回，而代之以一个公开宣言，说明联军将不惜侵入法国以推翻拿破仑，但仍希望在触及法国土壤之前先获得和平。这个宣言并不能感动已开始厌战的法国人民，唯一达到的效果却是唤醒了一七九二年的精神。神圣的国土面临危险，法兰西开始奋起武装迎敌。法国的形势极为恶劣，因为北面的麦克唐纳和南面的马尔蒙，一共只有五万三千人的兵力可供使用，却要防守长达三百英里的莱茵河之线。敌人共有五个军团面对着法兰西：在北面为贝尔纳多特和布吕歇尔，兵力分别为十万二千人和八万二千人。中央为施瓦尔岑堡，兵力为二十万人，南面为奥意联军，五万五千人。在加斯科涅还有惠灵顿的八万人。

拿破仑估计敌人在一八一四年春季之前不会前进，这一次他又算错了，新年甫过，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元月十一日，那不勒斯王缪拉倒向联军方面；三天后，丹麦的腓特烈六世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更糟糕的是在东北两面，联军开始以意想不到的高速前进：比罗和格拉汉姆冲入荷兰，施瓦尔岑堡率领联军主力经巴塞尔和贝尔福特前进，布吕歇尔率领西里西亚军团也进入了洛林，并将维克托赶出了南锡。一月二十五日，施瓦尔岑堡率领十五万人，位于兰格尔与巴尔之间，而布吕歇尔已在圣狄则尔渡过马恩河并接近了布里尼，该地由维克托和麦克唐纳据守。

同一天，拿破仑离开巴黎前进到沙隆，展开了一场新的会战。这次会战比起他过去进行的会战，其卓越性并不逊色。他在圣狄则尔附近有四万二千人，麦克唐纳正率领一万人前来，而莫尔捷则率领两万人驻在特鲁瓦。他立即在圣狄则尔附近击溃了一师敌军，然后于一月二十九日打击在布吕歇尔头上，希望阻止他与施瓦尔岑堡会合。这个行动失败了，布吕歇尔撤回到巴尔，二月一日在拉罗歇尔使拿破仑受到重创，拿破仑也退回了特鲁瓦。

联军方面相信拿破仑的力量已经崩溃了，所以认为战争已是胜利在望，可是正当他们设宴庆功之际，其临时的利害结合也就快到了破裂的边缘。

拿破仑退回特鲁瓦时，联军方面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决定布吕歇尔率五万人从西北向巴黎前进，而施瓦尔岑堡则率领十五万人从西南方向取道桑斯以接近法国首都。这种不合于战略原则的分散兵力，原因是纯政治性的。奥地利对俄国的野心深感忧虑，也和英国一样不愿意法国被宰割。反之沙皇却希望有一个脆弱的法国，以改变权力平衡的的形势，而使俄国坐收渔利。他的目标是获得整个波兰，为了赔偿普鲁士在波兰的领土损失，准备把萨克森给它。

此时，英国外长卡斯尔雷勋爵也在联军总部中，他强烈反对俄国的政策，因为他认为要想获得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一个中等强度的法国，最好是由其旧有王朝统治。梅特涅支持卡斯尔雷的主张，但是沙皇却不信任梅特涅，决定向巴黎挺进，不过他也同意让法国人自由选择其未来的统治者。这种兵力的分散，对拿破仑而言可说非常有利，因为他采取内线作战，这可以使他能够用少量兵力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尤其是因为布吕歇尔现在指挥的部队已经是以俄军为主力，分成三个独立纵队前进，所以对他更为有利。为了击败他们，二月七日，拿破仑命令马尔蒙占领塞扎讷，并于二月九日亲自出发支援他。第二天，马尔蒙和内伊在香波贝尔打击阿尔苏谢夫的军，几乎把他们全部歼灭；次日，拿破仑又率领两万人，在蒙特米瑞击败了沙肯的军，把他们赶过了马恩河，向北逃走。拿破仑留下莫尔捷去追击沙肯，自己则于二月十三日夜间出发增援在沃尚的马尔蒙——他正受到布吕歇尔第三纵队的压迫。拿破仑打击了这个纵队，经过顽强战斗，又把敌人击退到了贝吉赫。这样在四天之内，用不到三万人的兵力击溃了布吕歇尔的五万人，并使对方受到一万五千人以上的损失。这些胜利的效果有如触电一般，巴黎恢复了镇定，农民都奋起抵抗侵入者，切断他们的征发队，阻击他们的巡逻兵。

在把布吕歇尔应付完毕之后，拿破仑又听说施瓦尔岑堡已经分兵两路前进，一个纵队取道布赖，另一个则在枫丹白露。因为必须放弃对布吕歇尔的追击，使他颇感怒恼，只好回头向南，于二月十八日，在蒙特娄攻打符腾堡的欧仁，将他击退，夺回了塞纳河上的重要桥梁。

骄傲使他的优秀战略失败了。他知道沙皇的野心已引起了其他同盟国的忧惧，企图诱使奥地利退出同盟。但是他拒绝放弃比利时和莱茵河的疆界，谈判终于破裂。三月一日，同盟国代表在肖蒙集会，大家同意不单独与拿破仑媾和，必须等到法国接受其旧有国界时才停止战争。在这些谈判中，英国的主要贡献就是又给与同盟国以五百万镑的补助。

此时布吕歇尔继续前进，二月二十五日，拿破仑在特鲁瓦听到这个消息，又出发去攻击他，可是当拿破仑来到时，布吕歇尔却又巧妙地向北撤退，在拉费尔利用一座断桥使拿破仑延迟达三十六小时之久。直到三月七日，拿破仑才追上他，在克隆尼又把他击败了，并把他赶回到了拉翁。三月九日和十日夜间，布吕歇尔又用突袭击败了马尔蒙，拿破仑被迫撤回到斯瓦松。三月十七日，他得知在南面的施瓦尔岑堡已在向巴黎进攻，就立即赶往迎击，三月二十日在阿尔希双方发生了血战，法军有二万三千人，而奥军则有六万人。战斗结束后，拿破仑撤回到塞扎讷。

拿破仑的兵力不足以阻止施瓦尔岑堡攻入巴黎，所以他决定先进入洛林，召集那里的要塞守兵，然后打击在施瓦尔岑堡的后方和交通线上，以迫使他回头。这是个无可奈何的赌博。在圣狄则尔他发布了“全民皆兵”的布告，命令洛林的守军突围而出与他会合。可是三月二十三日，他的一个传骑送信给在巴黎的皇后，途中被哥萨克的巡逻队截获，这封信落入沙皇手中，使他知道了拿破仑的想法。此时施瓦尔岑堡已在退却，沙皇力劝他回过头来，暂时放弃交通线，与布吕歇尔联合起来继续向巴黎前进。这样一来，拿破仑的行动非但不能迫使奥军后退，反而使通往巴黎道路门户洞开，毫无阻拦。

三月二十五日，施瓦尔岑堡开始前进，布吕歇尔也从沙隆出发，采取与他平行的运动。那一天，马尔蒙和莫尔捷两军在拉费尔被击溃。在附近，派克索德将军的一师国民兵，只有四千五百人，在苦战后几被全歼，这是这场会战中最英勇的一页。现在只剩下马尔蒙和莫尔捷两军的残部担负巴黎的守城任务。领导他们的却是皇帝的兄弟约瑟夫，此人软弱无能，早已惊慌失措。

在蒙马特尔山脚下，这两位元帅还在作背城一战的打算。三月三十日，最后一战开始了。约瑟夫和他的兄弟杰罗姆在高处观战，他们看到大势已去，就命令马尔蒙和莫尔捷与敌人谈判。结果双方同意休战，巴黎获得了荣誉投降的待遇。

拿破仑正在维特里，听说巴黎已经感受威胁，立即催促部队向枫丹白露前进。在那里他听到马尔蒙降敌的消息，因为元帅们拒绝再追随他，所以就于四月十一日宣布退位。二月二十日，他告别了近卫军，四月二十八日夜里，由贝特朗和德劳特二人陪伴，在弗雷尤斯上了英国的巡洋舰“无畏”号，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去了。

五月三十日，签定了一系列条约，总称为第一次巴黎条约，内容为确定法国国界回到一七九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态势为原则。依照其中一条，所有交战国应在维也纳集会以讨论一个全面的和约。九月，会议召开了，不久就使各同盟国几乎到了战争边缘。沙皇要求兼并整个波兰。卡斯尔雷在梅特涅和塔列朗支持下坚决反对。英奥法三国对俄国的势力大增都同样感到不放心，认为假如它的国界向西推进到日尔曼境内，那么欧洲的均势将全部被推翻。所以到一八一五年一月三日，他们达成了密约，准备集中四十五万人向俄国宣战。会议还在继续，可是在三月四日，他们获得了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走的消息。

当会议正在进行之时，拿破仑对其间的争吵都有良好的情报，到二月十三日，他听说富歇正计划推翻路易十八，他决心再回法国去碰碰运气。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天）夜间，他在费拉约港率领官兵一千零五十人，上了七艘小船，躲过了法国的看守船，于三月一日在圣朱安湾登陆。三月七日在格勒诺布尔附近，他发现拉弗里隘路正由第五团扼守。当他走近时，一位王党军官大声喊道：“他来了，开火！”拿破仑回头对指挥其卫士的马勒上校说：“命令士兵把枪持在左手，枪口朝下。”然后他独自向前说：“第五团的弟兄们，你们认识我吗？这是你们的皇帝。你们开枪吧！”一阵“皇帝万岁！”的呼声掀起了。滑铁卢会战的第一个回合已经打赢了。三月二十日他回到巴黎，那天是他儿子的生日。

第十五章：滑铁卢会战（一）

因为滑铁卢会战受到极其彻底的研究和批评，所以会战中犯的错误更显得特殊而鲜明。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这些也正是多数会战中的一般错误而已。但是这场会战却有独特之处，就是这个时代中的两位名将，经过二十二年的战争，在这场会战中才第一次正式交手，而他们两位也的确都是杰出的将领。此前，除查理大公以外，拿破仑面对的敌将，才能都不过中等，反之惠灵顿的情形也是一样。现在这两位伟大的将领面对面碰上了，所以他们及其部下所犯的错误，在他们的盛名和特殊才能的对照之下，就更显得触目惊心。

因为在两人中拿破仑的名气更大，所以他被惠灵顿击败后，引出了许多无稽的神话，有人认为拿破仑的天才已在衰减之中，有人认为他已是个病人，或是因为养尊处优而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凡用来支持这些看法的证据都是故意歪曲的：因为与马伦哥，奥斯特里茨，耶拿和莱比锡诸次会战相比，拿破仑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糟。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天才过于自负时，有时不免会生活在幻想之中。（注：科兰古的回忆录上曾说：“当有一个思想在他头脑中生根之后，皇帝就会被他自己的幻想带着走。他沉醉甚至沉溺于幻想之中。”）他对自己的能力和运气都有坚定的信心，所以科兰古也说：“对于不欢喜的任何思想观念，他简直完全不予理会。”六月二十一日，他在滑铁卢战败之后曾对科兰古这样说：“好吧，科兰古，还是很不错！会战失败了！国家如何忍受这次挫败？物质上已经损失了。这是个可怕的灾难。但是那一天还是胜利的。军队的表现还是极为优异，敌人在每一点上都被击败了，只有英军的中央仍然还能坚守。当一切都已过去之后，军队才突然被恐怖所乘。这是不可解释的……”事实并非如此，这是由他的幻想产生的必然结论。他始终认为他一个人可以控制一切，做一切工作，而只要有一个完善的计划，不管所使用的是什么工具，结果都照样能够获得圆满解决。

从惠灵顿身上，他遇到了与他自己完全不同的将才。惠灵顿的部队规模小而精锐，指挥可以集中于一人，对部下的要求不是自动而是服从。虽然他也和拿破仑一样专制独裁，但是惠灵顿却有一个特长，就是能把远见与常识结合在一起，他的幻想很少与理性脱节。他的兵力总是居于劣势，所以他必须采取冷静谨慎的态度。但若认为他只是谨慎有余的将领，那却未免大错特错，许多人都犯了这个错误，连拿破仑本人也不例外。虽然他是防御能手，但是当条件有利时，他也一样会大胆进攻，敢冒极大的危险。这种例证很多，不必赘述。他的费边战术是完全合乎常识的：当条件需要慎重时，他能够慎重；但条件改变了，他也能够象雷霆一样打击。在他那个时代的将军们，很少有人对战术的认识象他那样彻底。他认清了当时步枪的弱点，虽然在近距离是致命的武器，可是对远距离却毫无用处。他也认清了英国士兵的特性就是坚定和迟钝，这是法国士兵没有的。所以他常常用两列横线来迎击敌人纵队，换句话说，他至少可以使火力增加四倍。为了保护自己的人员和迷惑敌人，他总是设法尽量利用地形掩护。因为如此，所以在维米诺之战中，朱诺完全受了欺骗，而在波萨科之战中，马塞纳也把英军的中央误认为其右翼。在萨拉曼卡是如此，在滑铁卢也是如此。

大体而言，他的大战术属于“防御攻势”的范畴，就是说他总是先鼓励敌人进攻，等敌军处于混乱之中，再依赖枪烟的掩蔽，他就开始发动反攻。他很少集中火炮，不仅是因为他很少能有足够数量的火炮，而且因为他的横线战术要求的是炮兵的疏散而不是集中。此外，他也很少追击已被击败的敌人，因为通常他的骑兵总是脆弱无能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也必须记住，因为这与他善于利用地形的事实结合在一起，可以使他升到最优秀战术家的地位。那就是他对一切事情都以亲眼看为原则，除非不可能时，他才会依赖间接的情报。如他自己所说：“我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总是亲自在场——我看见了一切东西，并且亲自动手做一切事情。”和拿破仑一样，他也是身兼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务，因为如此，他的指挥方式事实上也是“拿破仑式”的。假如他指挥的是一支大军，必须要分为几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部分，那么毫无疑问，他这种中央集权的控制体系也一定会象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会战后的情形一样，感到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了。

一旦回到巴黎，拿破仑立即开始进行其伟大惊人的工作，重新建立一支大军。人员多的是，因为在法国境内到处充斥着被解散的退伍老兵和释放回来的战俘。但是枪械、装备、马匹和弹药却甚感缺乏，而皇家陆军十万人则已年老力衰。不过他的主要问题却还是主要军官的选择，因为他的元帅和将军的大部分都已宣誓向路易十八效忠，其中包括苏尔特，贝尔蒂埃，麦克唐纳，圣西尔，絮歇，奥热罗，内伊等人。虽然有些人再次投效他，但其中又有许多人对他的前途丧失了信心。更糟的是在已经出入于路易王朝的人员与未出仕者之间又存在互相的猜忌。（注：不过这一点却被过份夸大了，结果几乎使惠灵顿误入歧途。）

为了有效执行其大战术，他至少需要四个人，必须能够彻底了解其“营方阵”体系：一位参谋长，能够明白的把他的思想作成书面命令；一位骑兵将领，能够掌握集中的骑兵；两位侧翼指挥官，当他不在场时也能执行他的计划，达到他的目标。在过去他一向依赖贝尔蒂埃担负参谋长的职务，虽然这个能干的“书记长”愿意再为他效力，可是六月一日却不幸死了。拿破仑选定苏尔特接替他。这可说是一个错误决定，因为苏尔特虽然是个能干的指挥官，但他却从未做过一个军团的参谋长，甚至连一个军参谋长也没有做过。这次会战的失败，恶劣的参谋工作实在是个主要原因。

拿破仑拒绝收留缪拉充当骑兵指挥官，而改用格鲁希。可是当会战开始不久，他又派格鲁希指挥右翼。这又是一个错误选择，因为格鲁希虽然是个很优秀的骑兵将军，但他从来未曾指挥过一个军，更不用说是一个军团的一翼。他把左翼的指挥权托负给内伊也是同样错误，因为早在一八○八年他就说过，内伊对他的思想一点都不了解。

在“百日复辟”中，拿破仑所犯的一切错误，要以这四个位置的任命最足以决定命运，即使说这是造成其失败的主因，似乎一点都不夸大。在圣赫勒拿岛时他也认清了这一点，因为他告诉拉卡萨说，假如缪拉在那里，胜利就可能属于他。他也对高尔高德说，苏尔特殊少贡献，任用内伊也是个极大的错误，他应该让絮歇指挥右翼而不用格鲁希。

有一个人他却没有提到，就是达武，这可能是他的诸将中最优秀的一个。他把达武留在巴黎担任总督，因为他说把首都交给任何其他人他都不敢放心。可是达武的答复却毫无疑问是对的，他说：“但是陛下，假如你是胜利者，巴黎当然是你的，反之若你战败了，那么我和任何人对你都将毫无用处。”

法国的元帅们固然已经这样缺乏生气，可是团级以下官兵却仍然具有充沛的热情，不过已经用处不大了。惠灵顿说有个侦探把他们与一七九二年的法军相比。霍沙依对一八一五年的法军这样评论说：“他们冲动易怒，没有纪律，对长官缺乏信心，害怕阴谋，随时可能发生恐慌现象，但是在愤怒之下，又可以有极英勇的表现。拿破仑从来没有运用过这样的战争工具，它一方面是那样锐利，而另一方面又是那样脆弱。”

尽管有许多困难，到五月底，拿破仑却已召集了正规陆军二十八万四千人，支援他们的还有补助兵力二十二万二千人。不过其中有许多不过是名单上的数字。在正规军中，他把其中的十二万四千五百人组成北方军团，由他亲自指挥；其余兵力则分为莱茵、罗亚尔、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等军团，以及其他要塞和后方部队等。

北方军团包括五个步兵军、近卫军和骑兵预备队。这五个军是：
第一军，军长德隆，一万九千九百三十九人；
第二军，军长莱里，二万四千三百六十一人；
第三军，军长范达米，一万九千一百六十人；
第四军，军长杰拉尔德，一万五千九百九十五人；
第六军，军长罗包，一万零四百六十五人。

近卫军又分为老年近卫军，由弗里昂指挥；
中年近卫军，由莫朗指挥；
青年近卫军，由杜斯米指挥。
此外还有吉约和勒菲弗尔的两个近卫骑兵师，共有官兵二万零八百八十四人。

骑兵预备队由格鲁希指挥，共分为四个师：
第一师，师长帕约，三千零四十六人；
第二师，师长艾尔克斯曼，三千五百一十五人；
第三师，师长克勒曼，三千六百七十九人；
第四师，师长米尔豪，三千五百四十四人。

这个军团总计有骑兵二万三千五百九十五人，步兵八万九千四百十五人，炮兵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八人，火炮三百四十四门。

在维也纳，由七个国家组成的同盟，正打算组成五个军团：
（一）英荷军团，九万三千人，由惠灵顿指挥。
（二）普鲁士军团，十一万七千人，由布吕歇尔指挥，这两个军团都在比利时境内。
（三）奥地利军团，二十一万人，由施瓦尔岑堡指挥，位于莱茵河上游。
（四）俄罗斯军团，十五万人，由巴克莱指挥，在莱茵河中游。
（五）奥意军团，七万五千人，由弗莱蒙指挥，在意大利北部。

他们的计划由格赖泽瑙拟定的，简单说来，就是用数量优势来压碎拿破仑。惠灵顿，布吕歇尔和施瓦尔岑堡三个军团都直向巴黎前进，假如其中有一个军团被击败或被迫撤退，则由巴克莱向前援助，而其余两个军团仍继续前进，不必加以援救。弗莱蒙则以里昂为进攻目标而不趋向巴黎。惠灵顿负责指挥在比利时境内的全部兵力，各军团于六月二十七日到七到一日之间同时越过法国国界。四月初，惠灵顿从维也纳启程前往布鲁塞尔，五月三日他在泰尔蒙与布吕歇尔会晤。虽然他们都不相信拿破仑会采取攻势，但是他们却认为，如果他采取这种行动，那么他们应集中主力在科特里-布拉斯-索姆布雷菲之线。不管是否果真如此，第二天布吕歇尔就把他的司令部从列日移到了那慕尔，并命令他的四个军前进：

（一）第一军，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二人，由杰森指挥，前进到弗勒吕斯；
（二）第二军，三万二千七百零四人，由佩尔希指挥，前进到那慕尔；
（三）第三军，二万四千四百五十六人，由色勒曼指挥，前进到于伊；
（四）第四军，三万一千一百零二人，由比罗指挥，前进到列日。

布吕歇尔军团共有步兵九万九千七百一十五人，骑兵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九人，炮兵九千三百六十人，火炮三百一十二门。

惠灵顿的军团是一支混合性部队，共有英国人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二人，英王的日尔曼兵团六千三百八十七人，汉诺福人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五人，荷兰和比利时人二万九千二百一十四人，不伦瑞克人六千八百零八人，拿骚人二千八百八十人，以及工程人员一千二百四十人等等。共有步兵六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人，骑兵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二人，炮兵八千一百六十六人，火炮一百九十六门，工兵一千二百四十人。他的步兵在名义上分为两个军和一个预备队：

第一军，共二万五千二百三十三人，由奥伦奇亲王指挥；
第二军，共二万四千零三十三人，由希尔勋爵指挥；
预备队，共二万零五百六十三人，由惠灵顿直接指挥。

到五月底，第一军占领了蒙斯，鲁乌列斯，弗斯纳，塞尼费，尼维尔，吉那普，苏瓦尼，昂吉安和博纳尼。第二军占领了卢色，阿斯，格拉蒙，根特，阿罗斯和奥登那尔德。骑兵由乌克斯布里基勋爵指挥，沿丹德河宿营。预备队则宿营在布鲁塞尔周围，惠灵顿的司令部也设在那里。

拿破仑充分认清了联军在比利时境内的分布拉得太长，而且也正确判断他们在七月一日以前不能完成前进准备。因此他决定争取主动，进入比利时，依次击败英普两军，不让他们会合在一起。此外，他又认为比利时人内心是亲法的，可能会起来帮助他作战，而英国战败之后，英国内阁即可能倒台，取而代之的新内阁将是亲法派的政府。假如英普两军被击毁后战争仍不能结束，那么他就要与阿尔萨斯的莱茵军团会合以打击奥俄两军。莱茵军团现在由拉普指挥，人数约二万三千人。和一八一四年的情形一样，他计划尽量利用其所占的中央位置，而他最希望的就是在战争甫一开始就能获得一个惊人的光荣胜利，以此巩固法国内部的团结和打击敌人的精神。

六月初，北方军团奉命在毛布基-阿韦讷-罗克鲁瓦-齐梅地区集中。六月十二日上午三点三十分，当各军向指定位置前进时，拿破仑也出发前往阿韦讷。内伊元帅在那里也加入了他的阵营，三个月前，内伊还叫嚣说要把拿破仑关在铁笼里献给路易。在阿韦讷，拿破仑发布了一个富有刺激性的命令，一开头就说：“士兵们，今天是马伦哥会战和弗里德兰会战的纪念日，”结尾说：“时机已经来到，不是征服就是灭亡！”六月十四日，他又把司令部移往包蒙特，到夜幕低垂时，除第四军以外，所有部队都已完成了集中的任务。

法军集中之时，英普两军对敌情却毫无所知，仍然分散住在他们的营地中。直到六月十三日夜里，杰森军设在松布耳的前哨才向军长报告，说在包蒙特周围可以看见许多营火，杰森这才猜到是敌人来了。（注：以前当然也有谣言，但未经证实。）他立即把消息传达给布吕歇尔。六月十四日黄昏时的布吕歇尔，心中的盘算是以为根据《泰尔蒙协定》，惠灵顿会来救援他，所以命令第二、第三和第四军一齐集中在索姆布雷菲。他同时也命令杰森应作顽强抵抗以掩护他的集中，若被压迫即应撤到弗勒吕斯。从战略上来说，这种在敌人打击距离之内的前进地区集中兵力是极其愚蠢的行为，这使拿破仑在会战开始后的四十八小时之内就有机会获得光荣的胜利。虽然布吕歇尔一直蒙在鼓里，可是到六月十五日，他的眼睛终于张开了，因为在那天清晨，指挥杰拉尔德军领先师的包尔蒙将军逃到了杰森军中，把拿破仑的实力和计划都全部泄露出来了。但布吕歇尔仍然相信他自己的实力强大，继续保持着盲目的态度，从那慕尔赶往索姆布雷菲，于下午四时到达并决定接受会战。

六月十五日凌晨三时，拿破仑骑上马，于正午在万众欢腾的疯狂场面中进入了查利瓦。下午三时略过之后，他在那里会晤了内伊，因为缺乏马匹，所以内伊在阿韦讷耽搁到现在才赶上。拿破仑对他很友好，命令他指挥第一和第二两个军以及勒菲弗尔的骑兵师，依照高尔高德记载，他指示内伊扫清在查利瓦-布鲁塞尔大路上的敌人，并占领科特里-布拉斯。六月十五日的公报记载也可以证明拿破仑曾作上述指示，因为它记载说：“皇帝已把左翼的指挥权交给莫斯科亲王，在本日黄昏时，亲王的司令部应设在布鲁塞尔道路上的科特里-齐明斯。”虽然内伊并未照办，可是这个记载却可证明拿破仑的意图是希望他能够如此。

内伊去接掌他的部队时，格鲁希也上场了，不久，拿破仑就命令他指挥第三和第四两军，以及加尔和艾尔克斯曼的两个骑兵师。拿破仑又命令他击退普军，使其向索姆布雷菲退却，但是格鲁希的行动却十分迟缓，到下午五点三十分，拿破仑感到不耐烦，亲自骑马上前催促他赶快行动。接着就是一场猛烈的攻击，杰森军的主力被击退到弗勒吕斯。此时，内伊也已把一个普军支队赶出了哥塞利，可是他已不再是耶拿会战中的内伊了，他现在变得谨慎持重起来，命令莱里的军暂停进发，而只派勒菲弗尔的近卫骑兵师在无支援的条件下前进。下午六点三十分，勒菲弗尔在弗斯纳遭遇到敌人的强烈火力。这支敌人是荷比军的一个支队，由贝纳德亲王所指挥的拿骚旅，正向科特里-布拉斯退却。勒菲弗尔虽然追踪，但发现敌军的阵地过于坚强，不是单靠骑兵能攻下的，只好退回弗斯纳。

那天夜间，法军分为三个纵队宿营在一片十英里见方的地区中。据拿破仑自己说：“这样的部署是使兵力在对付普军和英荷军时都可以同样方便，因为它早已夹在二者之间。”在这个正方形区域中，三个纵队的位置如下：

（一）内伊方面：勒菲弗尔的骑兵师在弗斯纳；莱里的第二军在哥塞利与弗斯纳之间，其中格拉德的师已经推进到了弗勒吕斯公路；德隆的第一军在马尔青尼与哥塞利之间。
（二）格鲁希方面：帕约和艾尔克斯曼的两个骑兵师位于朗布沙特附近，在弗勒吕斯之南；范达米的第三军和骑兵预备队在查利瓦与弗勒吕斯之间；杰拉尔德的第四军则在沙特莱横跨松布耳河两岸。
（三）总预备队：近卫军在查利瓦与吉里之间；罗包的第六军在查利瓦以南。

下午九时，拿破仑回到他设在查利瓦的司令部，他已经感到筋疲力竭，从上午三时起一直都在马鞍上，所以现在立即开始休息。午夜时内伊到达使他起了床，两个人一起谈话直到六月十六日上午二时，内伊才辞出。关于这次会晤，内伊的副官黑米斯上校这样记载说：“皇帝要他共进晚餐，并给与他命令，把他对十六日这一天的计划和希望解释给他听。”所以似乎是不用说明，内伊必然把他为何没有占领科特里-布拉斯的理由解释给皇帝听，而拿破仑也必定曾指示他应于六月十六日清晨加以占领。这都只能算是常识，因为假如惠灵顿前来救援布吕歇尔，那么拿破仑计划的唯一要点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只应付一个敌人，因此尼维尔-那慕尔道路有加以封锁的必要。若不作如此假设，那简直是把拿破仑当作战略蠢材看待了。

那么此时惠灵顿又在干什么呢？虽然他在会战中的一切行动都曾由许多高明的史学家加以详细分析，可是分析结果表明的唯一正确事实，就是他对这个情况根本上毫无准备。他根本不相信拿破仑会采取攻势，他似乎已为布鲁塞尔的安逸生活所迷惑，因为六月十三日还有谣言说拿破仑仍在毛布基，所以他一点都不紧张，正陪着利诺克斯夫人玩耍，心里所想的只是如何向她讨好。虽然在六月十四日还有其他谣言传来，可是直到次日下午三时，他才获得了一个确切的报告，说在蒂安附近的普军前哨已经受到攻击了。惠灵顿认为拿破仑的意图是取道蒙斯前进，然后打击英荷军的交通线，所以他在下午五时到七时间命令各师集中在其早已指定的位置上，并且通知他们保持准备，以便一接到命令即可开始行动。（注：惠灵顿的这种想法，是对拿破仑战略思想的完全误解。因为这样运动只会把惠灵顿和布吕歇尔两人越逼越近，而不会使他们隔开。）依照这个命令，奥伦奇亲王应在尼维尔集中其第二和第三两个师的兵力。师长分别为佩潘齐和沙斯。

黄昏时候，布吕歇尔有通信送来，说明他的军团已集中在索姆布雷菲。于是在下午十时，惠灵顿发出了他的第二道命令，内容如下：第三师（师长为阿尔顿）从博纳来前进到尼维尔。第一师（师长为柯克）从昂吉安前进到博纳来。第二师（师长为克林顿）和第四师（师长为柯尔维里）分别从阿斯和奥地那尔德前进到昂吉安。这个命令的意义就是说英军的集中是距布吕歇尔越拉越远，很明显，他的意图是想掩护从蒙斯和阿斯到布鲁塞尔的道路，而不是要与布吕歇尔合作。

这些命令发出之后，惠灵顿即前往出席里士满公爵夫人的宴会，在那里一直闹到次日上午二时为止。快到午夜时，他接获多恩堡将军从蒙斯送来的报告，说拿破仑已把他的全部兵力都移到了查利瓦，在蒙斯前方已没有敌踪。这样一来，惠灵顿担心敌军攻击其右翼的想法不攻自破。在他的官方报告上说：他已经命令全军向科特里-布拉斯前进。

鲍里斯上尉（以后升为上将）的记载可以证实这个决定。他说在晚餐时，惠灵顿和里士满公爵离开宴会，走进书房去看一张地图。把门关上之后，惠灵顿说：“上帝作证！拿破仑已经欺骗了我。他已经领先了二十四小时的行军时间。”里士满问他意图如何，他回答说：“我已经（应该是将要）命令军队集中在科特里-布拉斯，但是我们不仅是要在那里阻止他们，若有可能，我应该在这里与他决战。”他说这话时，用指头指在地图上滑铁卢的位置。此后惠灵顿就立即离去，于上午七点三十分出发前往科特里-布拉斯。

如果梅尔克上尉的经验是一个标准例证，那么这次英荷军团的前进集中，其情形就可以说是十分混乱。前后的命令互相冲突，有些单位根本没有接到命令，有些命令也不完全，有些军官身上还穿着赴宴的礼服，有许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在尼维尔，只有一些部队是完整无缺的，离开战场的人多得出奇。一个伤兵可能有七八个甚至更多的人伴送。问他们为何离开战场，回答也是莫明其妙：“科特里-布拉斯之战已经开始了。”

当惠灵顿赶往科特里-布拉斯时——该地在布鲁塞尔之南，相距约二十五英里，杰森的普军正沿着李格尼溪，占领着一个突出阵地。其右翼在华格尼里，中央在圣阿曼德，左翼在李格尼。直到正午他们都孤立无援，以后佩尔希的第二军和色勒曼的第三军才陆续到达。佩尔希立即布署在杰森后面，而色勒曼则展开在它左翼，夹在索姆布雷菲与梅希之间，并沿着李格尼溪布置了一支强大的掩护兵力。

此时，拿破仑假设联军的行动会依照战争规律，就是说为了掩护其集中会先向后撤退，所以他突然得出结论：惠灵顿会撤向布鲁塞尔。因此他决定向该城前进，假如惠灵顿在那里不动，就准备与他决战，并把他赶到安特卫普，也就是说使他远离布吕歇尔，因为布吕歇尔的基地设在列日。但是在行动之前，又必须把杰森的部队击退到根布卢后面，以使布吕歇尔不能利用那慕尔-瓦弗尔-布鲁塞尔大路。心中存着这样的念头，拿破仑就于上午六时口授了两封信，一封给内伊，一封给格鲁希，解释他的意图。

在给格鲁希的信中，他说普鲁士军若集中在索姆布雷菲-根布卢，他就要攻击他们，但一旦占领根布卢之后，他就要把预备队移向内伊方面对惠灵顿作战。在给内伊的信中，他又把这些话重复了一遍，并且指示他在预备队一加入到他这方面来之后即应准备向布鲁塞尔进发。此时，他应把一师兵力推进到科特里-布拉斯以北约五英里的地方，保留六个师在科特里-布拉斯，另外派一个师到马尔拜斯与格鲁希的左翼相联系。此外，他又告诉内伊应用克勒曼的师来代替勒菲弗尔的师。似乎他更记得内伊的头脑是如何顽固，所以不厌其烦的把他的作战方法解释给他听。他说：“在这场会战中，我已采取下述的一般原则。把我的军团分为两翼和预备队。预备队由近卫军充当，依照情况的演变，我会使它加入两翼方面的作战。同时，依照环境的变化，我也会从两翼抽调兵力来增强预备队。”

这些信件发出不久之后（大约是上午八点），拿破仑又接到格鲁希送来的报告，说已发现有强大纵队正从那慕尔方向向索姆布雷菲接近。这个情报指出普军的全部或是大部正在向索姆布雷菲集中，而且英军也更有前来支援的可能。因为这个事实使他的计划受到了干扰，所以拿破仑拒绝相信它，一点都不加修改，继续从查利瓦出发，于上午十一时前到达弗勒吕斯。他在那里发现范达米的军已经列好战线面对着圣阿曼德——杰森突出阵地的西面——并且也才知道杰拉尔德的军还留在很远的后方，其原因似乎是受到恶劣的参谋业务的影响。拿破仑立即前往侦察敌情，虽然他看见的只有杰森的一个军，但从部署上可以知道它并非后卫，而是掩护全面前进的前卫，向时也确保索姆布雷菲-科特里-布拉斯道路，因为这是惠灵顿来援时所能使用的唯一大路。于是一切都明朗了，尽管他的固定观念和战争规律都不是如此，可是联军却的确是在进行前进的集中，并企图会合在一起。但是在杰拉尔德军赶到之前，拿破仑觉得攻击力量还是不够，杰拉尔德于下午一时才到达。此时，佩尔希和色勒曼的部队也展开了，拿破仑看到敌方兵力已经不止一个军时，不禁大喜过望，因为他决定在这天下午与布吕歇尔算总帐。

他的计划的确十分卓越，首先用帕约和艾克斯尔曼的骑兵师把布吕歇尔的左翼（色勒曼军）钉住，其次再歼灭他的右翼和中央部分（杰森与佩尔希）。在后面的作战中，他的意思是从正面压迫普军中央和右翼，以强迫布吕歇尔消耗预备队。一方面从科特里-布拉斯把内伊调过来，打击在布吕歇尔右翼的前面，而近卫军则同时击碎他的中央部分。照这个计划，他希望能击毁布吕歇尔全军的三分之二，而迫使其余三分之一向列日撤退，远离惠灵顿。

下午二时，他指示苏尔特通知内伊，说格鲁希在下午两点三十分时即将攻击在索姆布雷菲到布里之间的敌军。下面就这样说：“陛下的意图是希望你先攻击你所面对的敌人，将他们猛烈击退之后即回转到我们这方面来，然后包围我前面所已提及的部队。假如这些部队已先被击溃，那么陛下将移到你这个方向上来，用相似的方式来帮助你作战。”

于是他又转到杰拉尔德方面，他的军正面对在李格尼展开的突出阵地的南面——他说：“很可能此后三个小时之内将决定战争的命运。假如内伊能彻底执行其命令，普军可能会全军覆没。”

下午两点三十分，当格鲁希的骑兵纠缠住色勒曼时，范达米军和格拉德的师（他已经配属给范达米）向圣阿曼德发动猛烈攻击，而杰拉尔德则攻击李格尼。但是普军的抵抗却异常激烈，所以在下午三点十五分，拿破仑指示苏尔特把下述命令传达给内伊：

“陛下要我告诉你立即对敌军右翼采取迂回行动，打击在他们背面上。若你能努力以赴，则我们正面的敌军即可崩溃。法国的命运操在你的手中。”

“对这个迂回运动的执行，不可再犹豫一分钟。指挥你的部队向布里高地和圣阿曼德前进，这个胜利可能会具有决定性。”

命令送出之后，拿破他又从查利瓦的罗包方面获得消息，说内伊正在与兵力约两万人的敌军周旋。他担心三点十五分钟送出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因为他假定只要有莱里的一个军，内伊即足以击退其当面的敌人，所以又命令比多耶尔伯爵带着他那道著名的“铅笔命令”亲自送给内伊。（注：这个命令已经遗失。）因为环境阻止内伊率领其全军向布里前进，所以他指示内伊只派德隆一个军去攻击普军后方。同时他又命令罗包的军前进到弗勒吕斯。

这最后的命令足以说明拿破仑在六月十六日的会战中实在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当他在大约上午十时从查利瓦向弗勒吕斯前进时，同时也应该命令罗包的军向前推进。假如他曾下过这样一个命令，那么姑且假设罗包的军正午时开始行军，因为弗勒吕斯与查利瓦之间相距只有八英里，所以他的先头部队在下午三点三十分时应该已经到了弗勒吕斯，若是如此，他就可以不必再将那个手令送给内伊了。即便说在上午十时，拿破仑还不能决定应该在什么地方使用罗包的兵力，那么他也应该命令他先推进到梅耶——靠近罗马大路和查利瓦-布鲁塞尔道路的交点上——这里无论是援助内伊或者他自己，都要比查利瓦方便得多。实际上，罗包到下午七点三十分才到达弗勒吕斯，因为弗勒吕斯到华格尼里的距离超过四英里，所以已经太迟，无法再向布吕歇尔的右翼运动。德隆军的徘徊歧路虽然是个严重的意外事件，但却并非不常见，在耶拿和莱比锡会战中也曾发生类似事件。可是在六月十六日上午，把罗包这个军留在查利瓦却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巨大错误。

此时战斗仍继续激烈的发展着，格拉德在向圣阿曼德突击时战死了，而杰拉尔德则攻入了李格尼。因为普军右翼受到了强烈的压力，所以布吕歇尔被迫一再抽调其预备队，到下午五点钟，预备队差不多已经用完了。到此时为止，拿破仑带到战场上来的六万八千人中，已经使用的不过五万八千人，却已钉住了布吕歇尔的八万四千人。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进行决定性打击的时候了，他估计在下午六时就可以听到德隆的炮声在普军右翼的后方轰鸣，所以他准备挥动近卫军杀入在李格尼的敌军中央部分，从那里冲入，切断布吕歇尔右翼与索姆布雷菲之间的联络，而将杰森和佩尔希的兵力彻底歼灭。

近卫军正准备进行他们的大突击时，范达米突然单骑跑来见拿破仑，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在后方约两英里半的地方看见一支敌方纵队，人数在两三万之间，正在向弗勒吕斯接近。那会不会是内伊或是德隆？可是范达米却硬说那是敌军。（注：范达米只派了一位军官去侦察这个纵队。他刚刚接近就仓惶跑回来说，“他们是敌人！”说也奇怪，德隆却并未派一个先遣传骑来报告他的到达。）拿破仑现在不免感到困惑，因为他估计德隆应从罗马大道上趋向布里高地，而不应以弗勒吕斯为目标——这在普军中央之南。他立即命令近卫军暂停行动，准备迎击前进中的纵队，同时另派青年近卫军中的杜斯米师去支援范达米，因为他的人员已经惊慌到了极点。此外又派一个副官去确定这个纵队属于谁。下午六点三十分，这位副官回来，报告说那是德隆的部队。接着他又派另外一个副官去催促德隆赶紧向华格尼里挺进，可是这个副官到达之后，才知道只有他的领先师（师长杜鲁特）是朝这个方向前进，而其余的师则已在撤退之中，这是遵从内伊送来的命令。再派一个副官去命令德隆转过头来前进，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差不多还要三个小时的时间，才能使他们赶到华格尼里，而到那时天已黑了。

很少有人认识到，由于德隆出现的方向完全出乎意外，结果几乎使拿破仑打输了这次会战。这使范达米军的士气完全崩溃了，以至于其师长之一勒弗将军，为了阻止部队逃走，甚至把炮口面对逃兵，普军乘法军混乱的机会，猛烈突击圣阿曼德，若非青年近卫军到达，进行了一次坚定的反击，否则范达米的全军就会一哄而散了。这次德隆所造成的虚惊，其直接结果是，等情况稳定之后，拿破仑所剩时间已经太少了，（注：日落的时间为下午八点），最后突击能够生效，可是要具有决定性却已经很困难了。事实上的确如此，因为直到下午七点三十分，拿破仑才开始发动其最后突击。

虽然太阳还高高地悬在地平线以上，可是巨大的风暴卷积云层却使战场上的景色十分暗淡。于是风暴大作，雷声吞没了炮声，在大雨如注之中，夹杂着“皇帝万岁！”的呼声，近卫军冲锋了。因大雨使枪械无法发射，他们好比一道钢铁洪流，把普军扫出了李格尼。当大雨停止时，在零乱的云层之间，落日又射出最后的光辉，此时布吕歇尔也疾驰到了战场上。他想用罗德尔的骑兵——三十二个中队——来抵抗法军，他亲自率领他们向近卫军方阵冲锋——他们正向布西磨坊前进（在布里之南）。混战之中，布吕歇尔的坐骑被枪弹击中，把他掀倒在地。他的副官诺思茨骤马赶来营救。虽然已被法军包围，但因天色已经昏黑，情形又十分混乱，所他就地拖起这个已经半失知觉，受了擦伤的七十三岁的老元帅，安全的逃走了。若非如此，滑铁卢之战也许就不会发生。

虽然布吕歇尔的中央部分已经完全被击碎了，而他的右翼与左翼间的联系也完全被切断了，可是在黑暗掩蔽下，第一和第二两军的残部还是能够无秩序的向索姆布雷菲与罗马大道之间的地区撤退。假如德隆跟在后面追击，那么他们可能会全部毁灭。而且只要还再晚两个钟头天黑，那么单靠近卫军的力量也照样可以获得同样结果。贝克上尉在《滑铁卢会战史》中的评论一点都不夸张：“这样一个大捷的消息，可以使欧洲的基础都发生动摇，同时也可以唤起法国人的热情，使拿破仑获得最后的胜利。”尽管如此，李格尼之战依然是一场极大的胜利，这使拿破仑在第二天获得了攻击惠灵顿的机会，而且不必担心布吕歇尔干扰。

快到夜里十一时，拿破仑才回到弗勒吕斯，在前哨掩护之下，整个法国军团都宿营在李格尼溪左岸。和惯例一样，对双方的损失有许多不同的估计，但普军的死伤和被俘总数似乎约为一万六千人，而法国则在一万一千到一万二千人之间。关于普军的损失还应加上这些数字：在那天夜间另有八千人到一万人，丢弃了军旗，自动逃往列日去了。（注：根据格赖泽瑙的解释：这些人所属的省区，过去曾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是同情拿破仑的。）这个逃亡对六月十七日的情况也具有重大影响，对布吕歇尔而言，其价值至少为一个军。

这时，在科特里-布拉斯方面的情形又如何呢？当上午十时惠灵顿到达该地之际，他发现萨克斯-魏玛和拜兰德的两个旅正据守着十字路口和村落。虽然佩潘齐师的这种集中方式违反了惠灵顿在六日下午五时所下的命令，可是对这位公爵而言，却是不幸中之万幸，因为假如该部真的服从了他的命令，那他可能永远到不了科特里-布拉斯了。事实真象是：

当奥伦奇亲王离开尼维尔去参加里士满公爵夫人的宴会时，他的参谋长雷比库将军听说萨克斯-魏玛的旅已受到攻击，并已退到科特里-布拉斯，就命令佩潘齐把他的另一个旅（拜兰德）开往增援。后来在下午十一时雷比库才接到惠灵顿于下午五时发出的命令，他就不加改动照转给佩潘齐师长，这位师长凭其主动判断，把这道命令搁在一边，不把他的部队集中在尼维尔，而仍然留在科特里-布拉斯不动。他当时也没有料到这个聪明的不服从却救了布吕歇尔全军；因为如果他服从命令，那么内伊赶到科特里-布拉斯时，就会发现这里已经没有守兵了。那么他对拿破仑在上午六时发出的命令，以及后来苏尔特在下午二时所传达的指示，都可以一律遵照不误了。

惠灵顿发现在他前方几乎没有敌军存在，就在上午十时三十分写信给布吕歇尔说明其部队运动的情形。这似乎是以一个备忘录为根据的，在他离开布鲁塞尔之前，他的参谋长德朗西上校曾把这个备忘录交给他。这个文件的内容完全不准确，因为上面提及的某些单位，根本距离其所指定的位置还很远，所以他们何时可以到吉那普和科特里-布拉斯是无法确定的。这封信送出不久之后，一切都还平静无事，惠灵顿亲自骑马经过布里高地，于下午一时在布西磨坊与布吕歇尔会晤。

关于他们会晤的详细情形已经不得而知，不过根据莫弗林伯爵的记载（注：他是布吕歇尔派驻惠灵顿司令部的联络官），惠灵顿同意给与布吕歇尔支援，不过条件却是他自己不受到攻击。至于惠灵顿对布吕歇尔部署的观感如何可以用他答复哈丁爵士的话来说明，哈丁是他派驻布吕歇尔总部的代表，当问及对布吕歇尔的部署有何意见时，这位公爵回答说：“假如他们在这里战斗，一定会遭到惨败。”下午二时以后，惠灵顿返回自己的防地，于下午三时回到科特里-布拉斯。由于德朗西的备忘录，他发现自己的部署也许比布吕歇尔的更糟。实际上他能回到该地都算是奇事，假如内伊不是徒负虚名，那他可能就会回不来了。

在午夜与拿破仑会晤之后，内伊回到哥塞利，他本应立即命令莱里集中兵力于拂晓后用最快速度赶往弗斯纳——此时由巴切鲁师和皮里的骑兵据守。同时也应命令德隆向哥塞利靠拢。他一直等到上午十一时才开始调动兵力。这种毫无必要的延误，长达五六小时之久，实为其后来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与佩潘齐的果敢主动精神恰好形成对比。

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莱里的军才出发，两点钟时奉到内伊的命令，肃清科特里-布拉斯南面森林中的敌军。莱里害怕这种所谓“西班牙式的战斗”，就是说英军会隐藏起来，直到最紧急关头才又突然出现，所以前进时非常谨慎。他共有一万九千名步兵，受到三千名骑兵和六十门火炮的支援，都是可以一呼即至的，此外在他后面还有德隆的全军，在二万人以上，不过距离尚远而已。实际上，虽然莱里此时并不知道奥伦奇亲王的兵力不过是步兵七千八百人，骑兵五十人，炮十四门。所以只要内伊或莱里能够具有寻常人的果敢程度，那么任何奇迹都救不了科特里-布拉斯。当惠灵顿下午三时回到该地时，发现情况已颇为危急。科特里-布拉斯村已快要失陷，若非皮克顿的师从布鲁塞尔道路上赶来，而默伦的骑兵旅也从尼维尔赶来，否则就输定了。不久，不伦瑞克公爵的军才赶到，于是莱茵军团在数量上才略处于劣势。

下午四时过去不久，内伊才接到苏尔特下午二时发出的命令，要他先把敌人击退，然后再趋向布吕歇尔右翼后方。这时，内伊总算认清了攻占科特里-布拉斯的重要性，命令向前进攻。在这次攻击中，不伦瑞克公爵负了重伤，正象他的父亲在奥尔施泰德一战中的情形一样。

内伊现在希望德隆能够支援莱里，对他迟迟未到感到十分焦急，实际上很早之前即应有所调度，那么现在就不必着急了。事实上，德隆军的先头部队距离并不太远，因为在四点到四点一刻时，他的军有一半早已到了罗马大道西北，而他自己曾骑马赶来，先侦察科特里-布拉斯的情况。德隆走后，传送拿破仑“铅笔”手令的比多耶尔将军又赶到了，他本应先直接把这个命令的意义告诉德隆的先头部队指挥官，然后再把它交给内伊。可是他却根据自己的主见，直接命令这个纵队向李格尼方向前进。这个“铅笔”手令似乎写得非常潦草，很可能是比多耶尔把命令宣读错了，没有说纵队应向华格尼里的方向前进，反而是说应向圣阿曼德前进。德隆回去后才知道方向又变了，他立即派参谋长德拉康布里将军去向内伊询问究竟。此时，内伊在数量上已渐趋劣势，正盼望德隆的兵力快来，以帮助他赢得自己的战斗。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发雷霆，几分钟后，苏尔特在下午三点十五分发出的命令又送来了，就是“法国的命运操在你的手中”那一个。内伊的脾气就更大了。使情况更糟的是英军的阿尔顿师又恰好在此时从科特里-布拉斯村中向外出击，许多因素使内伊的心理丧失了平衡，他在一怒之下，又把皇帝的命令放在一边不去照办。可是他却并没有冷静的考虑一下，从战术观点来看，德隆的军已经越走越远，现在召它回来也无用处。内伊要德拉康布里回去，向德隆传达一个肯定的命令，要他再回过头来。德隆当然照办，到夜幕低垂之后，他才赶回来与内伊会合。

对内伊而言，如果德隆的部队不是因为这个荒谬的错误，一定可以早到，惠灵顿就可能会遭受到一次惨重失败。对拿破仑而言，如果这个铅笔“手令”可以看得清楚，就不至于惹起这场虚惊，那么布吕歇尔就不能够获得喘息的机会，以准备对拿破仑的最后攻击。这个突击就可以提早两个小时发动，法军就可以乘胜追击，把普军完全歼灭掉。

这两方面机会的丧失，其主要原因都是因为集中的时间发生了延误。杰拉尔德的第四军至少延误了三个小时才到达弗勒吕斯。而集中在弗斯纳的莱里第二军则延误了五个小时以上。在这两方面作战的各个军长中，只有德隆最不应受责备，不过当德拉康布里在维勒尔·普尔温追上他时，他对内伊的疯狂命令本不应服从，因为事实上时间已经不够，再转回去毫无意义。

因为德隆中途被调走，内伊不仅大发脾气，而且也丧失了判断力。他命令克勒曼以一个骑兵旅的兵力单独向惠灵顿的步兵方阵冲锋，用马蹄践踏他们。克勒曼对这个命令却英勇的执行了，他击溃了哈尔克特的第六十九团，把他的第三十三团赶进了森林中，但却被第三十和第七十三两个团挡住。虽然如此，他仍然冲到了十字路口。当这种英勇而并无结果的冲锋正在进行的时候，巴达斯少校又来了，他是把皇帝的口头命令传达给内伊。内容是说不管内伊的境况如何，对调走德隆的命令却必须绝对予以执行。内伊在愤怒之中简直要疯了，他猛的跑出去，冲到溃散的步兵中间，终于把他们集合拢了。

到下午九时，战斗以僵局结束，两军都重占他们在上午已经占有的位置。即使到这天白昼将尽之际，由于他自己在六月十五日的延误和德朗西命令的模糊，惠灵顿所能集中的兵力还是很有限：步兵不到一半，炮兵三分之一，而骑兵则只有七分之一，一共有三万一千人。不过内伊方面也同样不高明，交给他指挥的兵力为四万三千人，他却只能集中二万二千人。死伤数字双方也大致相当，都在四五千人之间。

第十五章：滑铁卢会战（二）

不过直到此时，拿破仑的计划还算进行得颇为顺利。他已击败了布吕歇尔，现在剩下来的工作只是击败惠灵顿而已。现在，如何击败惠灵顿就变成了其主要问题，所以他在下午十一时返回弗勒吕斯时，因为一整天几乎完全没有听到内伊方面的消息，所以他应该派一位军官到弗斯纳去，为他搜集有关内伊情况的报告，并且更应该指示内伊对惠灵顿的行动，并应每隔一个小时向他报告一次。拿破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已疲倦不堪。（注：在六月十五日，拿破仑于上午三时起身，在晚上九时到午夜之间在查利瓦休息，与内伊谈话到上午二时为止。十六日上午二时到四时之间可能继续休息。上午十时，他离开查利瓦前往弗勒吕斯，于晚上十一时才再回到弗勒吕斯，然后一直休息到六月十七日的上午六点三十分，一共是五十一个半小时，他只休息了十二个半小时。）若果真如此，那么苏尔特以参谋长的身份，应该自己为他处理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假设布吕歇尔会在夜间向其在列日的基地后退，而惠灵顿也会从科特里-布拉斯后撤。事实上，惠灵顿是准备如此的，但因为他手中的骑兵和炮兵都太少，不足以掩护撤退，所以才没有实行。

六月十七日上午七时，拿破仑知道格鲁希在上午两点三十分时命令帕约的骑兵前进搜索，他们于上午四时报告说，敌人已向列日方向全面撤退。这个报告更加强了上述的第一个设想。实际上，帕约的骑兵中队遭遇到的不过是数以千计的溃兵，他们正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拿破仑接获这个消息时正在吃早餐，同时前一天派往内伊方面传达命令的弗拉豪将军也从弗斯纳回来，带来了有关科特里-布拉斯战斗的一切情报，并说惠灵顿仍留在原地未动。于是苏尔特立即写信给内伊，告诉他布吕歇尔已经失败并退却的消息。接着他这样写道：

“皇帝即将前往布里磨坊，大路经过那里从那慕尔以达科特里-布拉斯道路。这个行动将使英军不可能在你正面上作战。以后，皇帝将取道科特里-布拉斯道路直向英军进攻，而你则从正面加以夹击，该军团就会立即被击为碎片。”

“陛下希望你守住你在科特里-布拉斯的位置，若不可能，请即送详细报告来，皇帝就会照我上文中所说的办法行事。反之，假如英军留下的只是一支后卫，那么就应立即进攻并占领他们的阵地。”

“今天必须结束会战并补充物资，集合散兵和召回所有的支队。”

这是个很特殊的文件，因为它指出，虽然拿破仑并不能确定惠灵顿的军团是否仍留在科特里-布拉斯，可是他也不能断定惠灵顿不在那里。所以既然知道布吕歇尔正在撤退之中，那么不管惠灵顿军团是否也在撤退，他都应该明确命令内伊向当面敌军进攻，而同时率领第六军和近卫军去支援他。可是拿破仑却命令罗包去协助在那慕尔道路上的帕约师，并另外派遣骑兵去侦察，看英军是否仍留在科特里-布拉斯不动。作了这些措施之后，他就驰往格鲁希的司令部去抚慰伤兵和检阅部队。他正忙于这些工作时，在上午十时到十一时之间，指挥搜索部队的军官回来报告，说英军仍留在科特里-布拉斯未动。帕约也报告普军正在耿布卢集中。拿破仑终于从幻梦中醒来，他立即下了决心，命令罗包和德劳特把第六军和近卫军调到马尔拜以支援内伊对科特里-布拉斯的攻击。接着他又口授了两封信，一封给格鲁希（他本已当面给与了口头命令，这是一个补充），另一封给与内伊。在给格鲁希的信中，他说：“立即率领骑兵和第三、四两军的步兵向耿布卢前进。你应向那慕尔和马斯提特方向搜索（即在索姆布雷菲的东南和东北）并追击敌人。对敌军的运动应随时向我报告，以便让我测知他们的意图。测知敌人的意图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在与英军分开呢，或是有联合的意图？是掩护布鲁塞尔还是列日？是否想在另一次会战中试试他们的运气……”

给内伊的命令时间是正午，内容如下：“皇帝刚刚已命令一个步兵军和近卫军向马尔拜进发。陛下要我告诉你，他的意图是希望你攻击在科特里-布拉斯的敌军，把他们赶出阵地，而在马尔拜的部队即可支援你的作战。陛下现在正要向马尔拜出发，非常焦急地等候你的报告。”

布吕歇尔负伤之后，格赖泽瑙已命令普军向提里和瓦弗尔退却，不仅是为了与惠灵顿保持接触，而且因为大部分部队都已被赶到尼维尔-那慕尔大路的北面，所以退向鲁文而再与列日重新建立交通线似乎要比直接退向列日更安全。后来当布吕歇尔被抬到梅耶里之后——在提里以北相隔约一二英里——他已经有足够的恢复了，于是开始与参谋长格赖泽瑙和军需总监督格罗尔曼讨论下一步行动。格赖泽瑙素不信任惠灵顿，认为他是个流氓，所以力主普军向列日撤退；但布吕歇尔却仍然充满雄心，他得到格罗尔曼的支持，仍决定与英军保持接触。

当这场决定性的争论尚在进行之时，惠灵顿正在吉那普，因为从下午二时以后就完全没再听到有关布吕歇尔的任何消息，于是在六月十七日上午二时派戈登上校率领了一支骑兵去侦察他们。戈登在上午七时三十分时回来，报告说他已与杰森接触，并获悉普军已被击败，正向瓦弗尔退却。惠灵顿决定自己也应该退却。接着到上午九时，当军队准备就绪正要开始撤退时，布吕歇尔方面又派来一位联络官，更证实了戈登的报告。此外他向惠灵顿说，元帅非常希望知道他的意图。这位公爵回答说他准备向圣让山退却，假如布吕歇尔能用一个军来支援，他就准备在那里与拿破仑决战。上午十时，在乌克斯布里基的骑兵掩护下，向圣让山的撤退开始了。

惠灵顿之所以能安然无恙的撤走，完全是由于内伊消极无能。虽然他奉到攻击命令，可是却一事不做，等到正午敌人已在全面撤退之中，而他的士兵却正在坐下来准备吃午餐。这时，拿破仑已从布里出发，于大约下午一时到达马尔拜。因为他听不到科特里-布拉斯方面有任何炮声传来，感到大惑不解。于是他催促骑兵前进，当他冲上布鲁塞尔大道时，发现内伊的部队仍在营地未动，不禁大为震惊。他立即命令所有部队马上出发，可是直到下午二时才看见德隆的先头部队走上前来。拿破仑认识到他丧失的机会有多么巨大，所以对德隆说：“法国已经要垮了；上前去，我亲爱的将军，请你自己跑在骑兵的前面，对英国的后卫加以猛烈压迫。”其次，当看到米尔豪的骑兵正沿着道路行走，拿破仑立即亲自领导他们，用跑断马颈的高速向吉那普前进。法军开始追击时，梅尔克的记载是这样的：“从上午起，天空都是在密云笼罩之下，到了此时，几块巨大孤立的深黑色的‘雷云’恰好悬在我们头上，使我们阵地中的一切都显出暗淡凄烈的景色，而法军刚刚占领的远山上却仍浸浴在光辉的阳光中。”接着，他又这样记载说：

“乌克斯布里基正在说话时，突然有个骑马的人（拿破仑）出现了，后面紧跟着几个骑兵，疾驰冲入我刚刚离开的高原，他们的黑影为远处的阳光照耀，向前投射显得要比真正的距离更近。马上就有几个中队迅速冲上了高原，乌克斯布里基勋爵大喊着“开火！开火！”第一枪发射出去之后，好象触发了头上的‘雷云’，因此马上雷声大作，闪电几乎使我们眼睛都瞎了，大雨倾盆而下，有如一道瀑布从我们头上倒挂下来。”（注：大雨立即使所有火器都不能发射。）

至少可以说这场暴雨救了惠灵顿的一部分性命，因为地面是如此透滑，所以法军无法进行越野行动，而必须束缚在布鲁塞尔大路上。假如不是这样，那么拿破仑虽已经迟误，可是只要到下午五六点钟时，他仍然是可以追上敌人，这样他就会立即进攻惠灵顿，乘惠灵顿尚未部署就绪，把他钉在他的阵地上，到第二天上午，惠灵顿就可能会被击溃，要不然就迫使他乘着黑夜溜走。

从科特里-布拉斯起，追击和撤退就好比“猎狐”游戏一样。梅尔克说：“乌克斯布里基勋爵催促我们赶紧走。他高喊着：快呀，快呀！看在上帝份上快马加鞭，不然你就会被抓住。我们一路走去的时候，发现秩序已经十分纷乱，大家都疯狂逃命。”当英军到达吉那普的狭桥时，雨已经停止。快到下午六点三十分时，拿破仑率领他的骑兵先头部队上了阿利安斯高地。前面是一道浅谷，再前面是一片平坦的高地，而惠灵顿的部队就在后面，这是拿破仑所看不见的。拿破仑立即命令调动四个骑炮兵连上前，在他们火力掩护之下，米尔豪的骑兵冲上了山坡，发现英荷军已经进入阵地了。拿破仑指着太阳说：“我若有神力，能使敌人的行军延迟两个小时就好了。”虽然他自己也并非毫无过错，但若内伊能在早上就向敌人发动攻击，那么所收获的又岂只两个小时。

拿破仑回转身来，回到他的司令部——现在已设立在勒卡茹的一个农庄中，在阿利安斯山南面，相距一英里半远。大约晚上九时，他接到米尔豪的报告，说他的巡逻队发现有一支普军纵队正从格里向瓦弗尔撤退。这个消息并不使他感到烦恼，因为他认为面对着格鲁希的三万三千人，布吕歇尔是决不敢横越他的正面进行侧进行军以求与惠灵顿会合的。

大约休息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拿破仑于六月十六日凌晨一时，又在大雨如注之中出发视察各个前哨，拂晓时才回到司令部，发现在凌晨二时，格鲁希有一个报告送到，发出的时间为六月十七日晚十时。报告的内容是说普军似乎正分为两个纵队在撤退中，一个向瓦弗尔，另一个向普维茨。此外又补充说：“可能其中有一部分是准备与惠灵顿会合，而其中央部分在布吕歇尔亲自指挥之下退向列日，另一个纵队连同炮兵早已退到了那慕尔，今天黄昏时，艾克斯尔曼将军已经把六个中队的骑兵向瓦尔海因推进，三个中队向普维茨推进。等他们报告来时，如果我发现普军的主力是在向瓦弗尔退却，我就要追逐他，以阻止他们到达布鲁塞尔，并把他们隔开不让其与惠灵顿会合。”

与米尔豪的报告结合起来看，这个报告是应该立即予以答复的。可是直到上午十时才派了一位军官去向格鲁希传达下述命令：“此时陛下正在攻击英国，他们已在滑铁卢占领了阵地。陛下希望你向瓦弗尔进发，以便与我们接近，随时与我们的行动保持接触，经常与我们通信，击退在你前面的以及已在瓦弗尔停止的普军，你必须尽最快速度到达该地。”

象格鲁希这种智力有限的人，这个命令的措词可说是极不适当。实际上只要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就够了：“靠近我们并阻止普军救援惠灵顿。”假如苏尔特能够负责在凌晨三时就把它送出，那么最迟在上午八时一定可以送到耿布卢的格鲁希手中。即便在上午四五时之间送出，格鲁希也可以在瓦尔海因收到。在这种情形下，最多也只会有一个军的普鲁士部队可以给与惠灵顿援助。当格鲁希的报告送到拿破仑司令部时，惠灵顿也接到了布吕歇尔对其上午十时发出通信的回答，内容是说在六月十八日拂晓时，比罗军将赶来援助他，接着后面就是佩尔希军，而第一和第三两军在准备就绪之后，也就会随在佩尔希后方前进。这已经超出了惠灵顿的意料之外，所以他立即决定接受会战，并等候比罗到达。

现在回过来叙述格鲁希方面，他在下午一时已接到追击布吕歇尔的命令。一个小时之后他开始出发，但是其前进速度却慢得离谱，到夜幕低垂时才到达耿布卢。于是他就向皇帝发出那个在下午十时所发出的报告。一个小时之后，他从骑兵方面获得普军正向瓦弗尔行军的消息，他马上就得出结论，认为敌人的意图仅是在那里集中，然后向布鲁塞尔推进。其次，他又决定不取道格里和莫斯提耶以达到瓦弗尔来进行侧面追击，而决心只跟着敌人的后卫进向瓦尔海因。（注：是否为瓦尔海因颇有疑问）更糟糕的是本应于六月十八日拂晓即开始行动，但他却命令范达米在上午六时动身，杰拉尔德在上午八时动身。而实际上他们可能迟到八九点钟才动身。

格鲁希在上午八九时之间离开了耿布卢，于上午十时在瓦尔海因追上了第三军的先头部队。他在那里进入一位当地显要人物霍勒特先生的宅中，为的是写一个报告给皇帝，内容是说照他看普军的意图似乎是要在奇斯集中兵力，这在鲁文以南约十英里，以便与追击者作战，然后再与惠灵顿会合，所以他决定把兵力集中在瓦弗尔，以便夹在普军与惠灵顿之间。

他写了这个报告之后就坐下来吃早餐，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他正和杰拉尔德在花园中散步，突然听到从圣让山方向传来了一声炮响。杰拉尔德立即说：“我想我们应该向炮声的方向前进。”格鲁希却拒绝考虑，认为那只不过是后卫的行动而已。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最后杰拉尔德主张让他率领他的军单独前往。格鲁希不肯听从，说他应绝对服从皇帝的命令，那知从头到尾，他自己就根本不了解这个命令的意义。

这时普军方面的情形又如何呢？比罗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沙佩尔-圣隆贝尔，但是其后续部队还相距颇远，直到下午三时才赶上。佩尔希晚半小时动身，杰森也是一样，他以奥汉为目标。而色勒曼军仍留在瓦弗尔。所以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时，普军有四分之三还留在瓦弗尔或其附近。假如格鲁希肯听从杰拉尔德的建议，于正午时向莫斯提耶和戴尔河上的奥提格尼进发，其距离都是八英里，那么尽管道路恶劣，他在下午四五点钟之间也一定可以到达这两地，就位于布吕歇尔的左翼和后方。可是他却以单行纵队继续取道柯尔拜向瓦弗尔前进，于下午二时到了拉巴拉克——在莫斯提耶和奥提格尼以东约三英里半远，奥提格尼的桥梁还完整无恙，而且也无人防守。从拉巴拉克或其附近可以看见普军正向滑铁卢战场前进。正如罗皮斯所说，即使到这时，格鲁希若能用骑兵监视在瓦弗尔的色勒曼，那么他就可以把他的两个军都开往戴尔河的桥头。果真如此，那么比罗和佩尔希的前进就仍然都可以阻住，只有杰森军例外。（见《滑铁卢会战史》）有了格鲁希和内伊这样的部下，拿破仑纵使天神降凡，也还是会打败仗的！在上午四五时之间，苏尔特向所有各部队下达命令说，一律应于上午九时正进入攻击位置。但因为大雨之故，准备工作十分迟缓，所以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上午七八时之间，雨停了，当皇帝坐下来吃早餐时，苏尔特从前一夜起就对格鲁希感到放心不下，所以建议至少应把他所指挥的部队收回一部分，拿破仑却鲁莽的拒绝了这个忠告。

他的兄弟杰罗姆也提醒说，前一夜晚餐时，伺候他吃饭的侍者在那天上午也伺候惠灵顿吃过早餐，曾听到这位公爵的一位副官说到英普两军会合的问题，拿破仑对此唯一的答复就是“胡说！”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其已有的固定观念，拿破仑始终认为李格尼一战之后，普军不会再有干预的能力，而对惠灵顿的杂牌部队，只要一拳即可击碎。

早餐吃完之后，拿破仑传令备马，带着德劳特一同去视察地形和敌情。德劳特是个有经验的炮兵军官，就劝他把发动攻击的时间再延缓两三个小时，理由是地面太湿，将使炮兵无法迅速运动，（注：还有炮弹也会落入软泥中而不跳飞。）拿破仑本人也是炮兵专家，对德劳特的意见立即表示同意，而把攻击发动的时间推迟到下午一时，照霍沙依的看法，这是他在这场会战中犯下的一个最主要的错误。因为假如他不同意，那么英军也许不等到普军来到早已被击溃。（见《滑铁卢·一八一五》一书。）上午十时，拿破仑在罗索梅农庄中突然想起格鲁希来，他命令苏尔特答复他的最后一个报告。几分钟后，似乎是下意识的，他感到东方会有危险发生。他命令马尔波特上校率领第一轻骑兵团在弗里齐蒙占领了阵地，并派巡逻队向莫斯提耶和奥提格尼的桥头搜索，很明显是想与格鲁希取得接触，一发现后者接近时即应立即报告。

此后当部队都已进入战斗位置时，拿破仑即开始检阅部队。到处都是“皇帝万岁！”的疯狂呼声。上午十一时，他口授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攻击命令，因为他的目的还是和李格尼之战完全一样，突破敌人的中央部分，然后再扩张渗透的战果，所以他命令内伊在下午一时或稍后跟在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之后，把德隆的军向圣让山的村庄推进，莱里军则在左翼同时进行齐头的平行进展。几分钟后，为了吸引惠灵顿注意，使他减弱其中央部分以增强右翼，拿破仑又命令莱里立即派一个师的兵力去对霍格蒙进行强力的佯攻。此时，他又调集了八十门火炮，布置在阿利安斯的前方和右面，并于正午时开炮射击。

即使以这个时代的会战而言，滑铁卢的战场也还是太狭窄，因为其纵深从圣让山到罗索梅不过两英里又四分之一，而最大宽度从博纳拉鲁伊到帕里斯森林一共只有四英里。大致说来，这是为查利瓦-布鲁塞尔道路切断为两部分，在南面的阿利安斯高地两边，有一道低矮的不规则山岭，在北面又有另外一条低岭——博纳拉鲁伊-瓦弗尔道路就沿着它走。在两座山脉间是一个浅谷，比山脉要低大约四十五英尺。

惠灵顿的主战线沿着第二道山脉，在圣让山村庄南面，相距只有四分之三英里，一直延展到布鲁塞尔道路以东约一又四分三英里，及布鲁塞尔道路以西约三分之一英里。在他的左正面，从前方四百码到八百码远之处，是斯摩海因，拉海耶和帕佩洛特等村庄。在他中央正南方为拉海耶圣农庄以及一个宽广的沙坑，在其右侧翼的前面，高耸着霍格蒙别墅，周围都是果园和花园。面对着惠灵顿，拿破仑的战线以圣让山以南一又四分之三英里的某一点（位于圣让-尼维尔道路上）为起点，越过霍格蒙南面，达到弗里奇蒙别墅为止，弗里奇蒙别墅面对着帕佩洛特，拉海耶圣和斯摩海因。

两军在下午一时的一般部署可以用附图来表示。依照西波尔纳在《法比战史》中的记载：惠灵顿的陆军为步兵四万九千六百零八人，骑兵一万二千四百零八人，炮兵五千六百四十五人，火炮一百五十六门，总人数六万七千六百六十一人。拿破仑方面为步兵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人，骑兵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五人，炮兵七千二百三十二人，火炮二百四十六门，总人数七万一千九百四十七人，为了防止敌军采取蒙斯-布鲁塞尔道路来迂回他的侧翼，惠灵顿又在哈尔和图比茨留下了兵员一万七千人和三十门炮，由尼德兰的腓特烈亲王指挥。因为在前一天上午，惠灵顿要求布吕歇尔给与他一个军的帮助，可是在六月十八日全天，他却把这个强大的支队始终保留在八九英里之外的地方，这实在是一个头等大错。即使没有布吕歇尔的援助，这支兵力若能用以迂回拿破仑的左翼，也可以拯救英荷军，而且即使没有倾盆大雨，有了这支兵力惠灵顿也一定可以坚守以待布吕歇尔到达。一万七千人，相当于其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一，可以说是完全浪费了，而且如肯尼迪所说：“法军要想达到图比茨和哈尔而在前进的途中不被发现，这也实在是不可以想像的。”

上午十一点半，法军炮兵开始射击，莱里军中的杰罗姆师也向霍格蒙前进。可是他并未能把行动仅限于佯攻，杰罗姆不能自制，立即卷入真正的战斗，并以占领该别墅为目标。这是法军几个战术性错误中的第一个，因为结果完全与拿破仑的意图相反，不特没有吸引住英军，反而把法军吸引住了。不久福伊师中又抽了一个旅去支援杰罗姆。他不知用榴弹炮的火力击毁坚固的建筑物，而命令步兵一再硬攻，直到别墅前的树木都被枪弹削成了碎片。

当这个本末倒置的作战正在热烈进行之际，拿破仑却忙于准备用德隆军来攻击惠灵顿的中央部分。快到一点时，一切都应准备就绪，他向战场上四周了望，突然发现在远处，大约是东北方四五英里之外，可以看到有朵“黑云”从沙佩尔-圣隆贝尔的森林钻出来。于是所有望远镜都对着它观察。苏尔特说他已经看清楚了是部队，大家马上认为是格鲁希来了。几分钟后，神秘的谜底揭穿了，有几名马尔波特的轻骑兵押着一名俘获的普军传骑回来，从截获的文件中得知这朵“黑云”其实是比罗的前卫。虽然这对皇帝的固定思想是一个打击，可是他并不紧张。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一个副作用看待。他毫不怀疑的认为在比罗来到这前，他就一定可以先将惠灵顿击溃。虽然如此，这个新危机却还是必须加以应付，他本来已写好了一封给格鲁希的回信，现在就命令苏尔特再加上了一个“又及”：

“从刚才截获的文件中，我们知道比罗将军正要向我们的右翼进攻。我们相信已经在沙佩尔-圣隆贝尔的高地上发现了该军。所以希望不要再浪费一分钟，赶快与我们靠拢在一处以击碎比罗。”

依照高尔高德的看法，这个传令军官在两小时内是应该可以把这个命令送到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信直到大约下午五点钟才送到格鲁希手中，而这时他却在瓦弗尔，正与色勒曼苦战不休。假如在上午即已召回他的兵力，拿破仑的预测就灵验了。

接着，拿破仑命令多蒙和苏贝尔维的两个轻骑兵师，向沙佩尔-圣隆贝尔进发。在他们掩护之下，罗包随着后面前进以阻止比罗。在右翼感到巩固之后，现在差不多是下午一点半，于是拿破仑命令内伊开始进攻。

自从一七九二年起，法国陆军在攻击的前进阶段中，为了能迅速越过地面而不引起混乱，总是使用纵队形式。当快要接近敌军时，为了能发挥最大限度的火力，纵队又要改成横线。为了使展开便利，纵队通常都是以营为单位，间隔为一个或半个展开的距离。他们很易指挥，能够迅速展开，在遭遇到骑兵时又可以迅速结成方阵。

攻击是以下述原则为基础：（一）当纵队前进时，炮兵应迫使敌军留在横线位置上，因为只有这种队形，在火力下的损失可以最轻。（二）在自己展开为横线之前，利用骑兵威胁敌人，迫使他们把横线改成方阵——这仅仅是对付骑兵的最可靠队形，而在应付步炮兵的火力时，却是损失最重的。（三）在骑兵掩护下，纵队展开为横线，以便用较重的火力打击敌方的方阵（方阵的火力还不如横线），团级火炮也协助射击。（四）最后，一旦敌方方阵发生混乱，立即用刺刀执行突击，而骑兵也实行追击，以歼灭敌军残部。

在现有情况之下，因为某种从未得到解释的原因，德隆四个攻击师中的三个，并未象惯例一样以营纵队前进，而是以正面为一个营的师纵队前线，换句话说，就是每个营分成平行的三列前后重叠着。（注：法军仍然采取这种旧式的三列制，而在惠灵顿指挥下的英军，则一向都采取二列制，所以他们一个营的火力可比法军超出三分之一。）现在这三个师中的每一个都采取这种笨重的队形，每个师都有八九个营，所以这种师纵队的正面为二百人左右，前后一共有二十四列到二十七列。这种笨重的纵队不仅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展开，有这多么人集中在一起，也特别容易为敌火击中，受到重大损失。

对内伊和德隆而言可以说是不幸之至，他们所面对的这位将军，不仅精通法军的战术，而且至少还懂得应付的对策。惠灵顿并不沿着博纳拉鲁伊-瓦弗尔道路旁边的山脊部署兵力，反之他却把主力藏在山脊后面，这可以使他们不受敌人枪炮火力的侵扰，因为敌军的炮兵是由加农炮而不是榴弹组成，所以无法达到这个反斜面上。其结果是在法军的预备炮击中，他的部下只受到极轻微的损失。他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成横线的卧倒在山脊后面。

等法军纵队快要接近山顶时，他们就赶紧上前几步，不等敌人展开，就向他们发射一阵猛烈的排枪。这些战术并不能解决应付骑兵的问题，那是必须用步兵组成方阵的。在整个会战中，照我们看来，使法军突击失败的主因还是其步骑兵之间没有良好的合作，这比那个不应使用的笨重队形还更具有严重影响。

以上这些对战术的简略分析，足以说明德隆的突击失败的理由。它是用四个纵队作梯形配置，左面的一师——师长敦泽洛——向拉海耶圣进攻，而特拉维的轻骑兵旅则在他左面。右面的师纵队——师长为杜鲁特——向帕佩洛特前进，而阿里克斯和马尔柯格里特的两个师则夹在二者之间。没有遭受多大困难，帕佩洛特即已被攻陷，可是敦泽洛却无法攻下拉海耶圣，守军为一个营的日尔曼部队，由巴林少校指挥，进行了极英勇的抵抗。在中央部分的两个师，刚爬上山坡就受到了敌方的强烈火力攻击。他们爬上山坡之后，与拜兰德的荷比旅遭遇，

在惠灵顿的部队中展开在前坡上的只有这一个旅，他们在法军炮兵预备射击中早已受到重大损失，所以当然守不住阵地，开始向后败退。同时第九十五步兵团中有三个连是守着那个沙抗的，现在也感到站不住了，开始撤退，于是战斗全面展开。在博纳拉鲁伊-瓦弗尔道路与查利瓦-布鲁塞尔道路的交叉点上有棵老榆树，惠灵顿就在那棵树下观察敌人的进攻。拿破仑在罗索梅也在从事同样的工作，和他的幕僚似乎都认为德隆的成功已经在望了。

天下再没有比这个幻想更空虚的了，德隆的纵队因为部署失当，早已使前进速度减低，现在就引出一场大祸。当他们快要接近山岭顶点时，已经变成一大堆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恢复秩序和作任何的展开。当他们乱成一团的时候，英军方面约皮克顿指挥他的师（约四千人）向前，他们到了山顶上，肯普特的旅就隔着四十步的距离，对着前进中的法军发射猛烈的排枪。派克的旅则从瓦弗尔路边的树篱后面冲出，上了刺刀向人群中冲锋。约皮克顿本人却中弹阵亡。

高潮已经到了，乌克斯布里基立刻抓住了它。他把索莫斯特和庞森贝的两个骑兵旅也投入了战斗。他们首先击散了特拉维的轻骑兵旅，这个旅是随着德隆军前进的；接着又向已经秩序混乱的法国步兵冲击，把他们赶下山坡，俘虏了三千人和两面“鹰旗”。英国骑兵以全速冲过了中间的谷地，经过了法军的前哨，冲上了对面的斜坡。乌克斯布里基赶紧吹撤退号，但是已经无法阻止他们前进，当他快要达到法军炮兵阵地时，突然受到了马尔提格长矛骑兵的侧击，庞森贝于此时战死。接着法军方面的法林轻骑兵旅也投入战斗，在战场上死伤了三分之一以上时，这两个英国的骑兵旅完全丧失了秩序，仓皇的被逐回。此时，对霍格蒙的攻击仍在继续之中，使莱里也感到精疲力竭。

下午三时，战斗逐渐停息，虽然德隆的攻击已经失败，惠灵顿的地位却也十分危殆：拜兰德的旅（约四千人）几乎全部阵亡，而由于索莫斯特和庞森贝的胡乱冲锋，又使惠灵顿丧失了二千五百名最优秀的骑兵。现在一切就仰赖布吕歇尔的到达，而他们的前进却是异常迟缓。拿破仑的地位也同样不安，因为他刚刚接到格鲁希于十一时三十分从瓦尔海因发出的报告，这使他认清要靠格鲁希的帮助已经没有可能性了。也许他可以用退却的方式来救出这个军团，不过退却的意义就不仅是丧失了会战，而且更会引起政治性风波。（注：很可能拿破仑军队在士气上是不能退却的，而且退却战也的确不是他所擅长的。）所以他决定利用比罗的迟缓行动，决定在普军尚未赶到战线之前即先击毁惠灵顿。到下午三点三十分，德隆已经把他的残部集中好了，拿破仑就命令进占拉海耶圣，以便以此为基地，而用德隆和莱里的两个军发动一个总攻，在他们后面就是龙骑兵的主力以及近卫军的步兵。

炮兵的火力十分猛烈，但因为德隆军仍然停留在无组织状态中，而莱里的部队又很难摆脱对霍格蒙的战斗，所以内伊能用来进攻的兵力一共只有两个旅。虽然他们被敌军击退了，可是发现在烟雾中有一些敌人的弹药车辆纷纷向后方飞奔，实际上他们是忙于后送负伤人员，内伊却武断的认为敌军已经在退却了。他不等皇帝传令骑兵前进，就直接通知米尔豪和他的两个师向前冲锋。当他前进之后，勒菲弗尔的师本来位于米尔豪后方，于是他自动的跟随着前进。这样一来，在拉海耶圣尚未攻下之前，法军的五千余名骑兵即已投入混战之中。为什么拿破仑不制止这个不合理的行动呢？其原因是他的注意力正被其右翼方面所吸引。那方面的情况是：

虽然比罗已在下午一时到了沙佩尔-圣隆贝尔，可是直到下午四时，他的纵队头部才从帕里斯森林中跃出，随即被多蒙的骑兵中队所制止，以后该中队不支向后退走，由罗包的步兵出面迎敌。虽然在数量上居于一比三的劣势，罗包却仍然向前进攻比罗的两个领先师，然后才撤回到普隆斯诺瓦。在那里因为三面受到攻击，才被迫撤出后退，于是普军的炮兵开始从那里向布鲁塞尔大路轰击。因为普隆斯诺瓦的失陷威胁到法军的退却线，拿破仑命令杜斯米用青年近卫军去收复它。杜斯米达成了任务，于是罗包的第六军从他们左方延展，与第一军的右端相连。

因为拿破仑忙于料理这方面的战事，内伊就在兴奋过度的心情下，在下午四时到四时一刻之间，亲自率领米尔豪的轻骑兵直向惠灵顿冲去。惠灵顿却绝未想过退却，因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坚守阵地以等待普军到达。虽然联军方面也曾料到在这一天当中一定会有一次巨大的骑兵攻击发生，可是内伊用骑兵来对付完整的步兵，这却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于是联军步兵立即奉命组成方阵，炮手奉命与他们的火炮留在正面之前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再带着他们的马匹躲到方阵中去。法军骑兵整队前进，满山遍野而来，几乎塞满了拉海耶圣与霍格蒙之间的整个空间。他们用缓驰的速度进到斜坡上，于是法军的支援炮火停止射击，而联军的炮兵却开始射击。冲锋号响了，在“皇帝万岁”声中，五千名法国骑兵象狂潮一样冲向联军炮兵阵地。虽然联军的火炮全部都被他们俘获，可是他们没有准备使这些火炮丧失效力。既没有马匹可以把它们拖走，也没有十字镐来把它们敲毁。他们对这些火炮感到毫无办法，假如当时能把这些火炮钉毁，只要有些无头钉和铁锤即可以完成这个工作，那么下一次的骑兵大突击似乎一定能够成功。因为骑兵进攻时最怕的还是炮弹而不是步兵的枪弹。法国的骑兵团绕着步兵方阵冲突，一直到全部高原都为铁骑踏遍为止。对这场战斗，弗雷塞有下述记载：“法国骑兵在冲锋时的英勇程度为我毕生所仅见。从来没有见过骑兵行动有如此光荣者，而步兵抵抗的坚定也足以与之匹敌。”

乌克斯布里基正在注视这场混战，他手中还控制着三分之二的骑兵生力军，突然也把五千名骑兵，包括多恩堡，阿伦斯切德，不伦瑞克，梅尔伦和吉格尼等旅放出来与法军交战。他们把法军扫退之后，联军炮手就立即从方阵中冲出去，赶紧操纵火炮，把葡萄弹和榴霰弹投射在正在撤退的敌军身上。法军骑兵还是无所畏惧，在退到山麓之后，把阵容整顿一下又冲上山来了，可是又被无情的炮火赶回来。

虽然在罗索梅，那些与拿破仑一起的人看到这种激烈的战况，都不禁得意洋洋，可是拿破仑本人却完全不同。

他不耐烦的向苏尔特说，“是个不成熟的行动，结果可能会使我们吃大亏。”苏尔特回答说：“他（内伊）又象在耶拿一样，我们会受到牵连。”虽然如此，明知这个行动不成熟，但是拿破仑却担心一旦骑兵被逐回，全军的神经都会受影响，从而发生恐慌现象，所以他命令弗拉豪将军去命令克勒曼前进支援内伊。克勒曼也认为这个行动未免过早，但他正在犹豫之际，其第一师的师长雷里提耶将军却不等命令即挥动部队奔驰而去，克勒曼只好率领卢塞尔的第二师也随之而进。接着，吉约也指挥近卫骑兵师盲目的跟着克勒曼走。这个行动是一个要命的大错，因为不仅使皇帝丧失了最后的骑兵预备队，而且也使战场上挤满了骑兵，简直没有活动余地。如肯尼迪所说，当联军方面看到这一万二千余名骑兵都集中在霍格蒙与拉海耶圣之间一千码长的正面上进行集中攻击，都不禁为之骇然。实际上因为两面都有围墙，所以还须空出相当的距离，因此骑兵真正前进的正面只有五百码左右。

在米尔豪疲乏之兵的后面，下午五时三十分，克勒曼等部队前进了，可是既无步兵支援，而炮兵的支援也极为有限，因为只有一个炮兵连被拉到骑兵后方以击碎敌人的方阵。毫无疑问，由于地形恶劣使炮兵的运动十分困难；话虽如此，当时若能使两三个骑炮兵连前进到榴弹射程之内，那么无论什么奇迹也救不了惠灵顿的军团，使其不至崩溃。

虽说法军的第二次大突击也和第一次一样被击退了，可是联军战线上的紧张情况也到了最大限度，直到现在为止，惠灵顿已经把骑兵和步兵预备队的大部分都用光了。若他在哈尔和图比茨不留下那一万七千人，情况就不会如此恶劣。

可是内伊对敌人的紧张情况却并不能加以利用，因为他的整个战术都是错误的，不但对各兵种没有加以联合使用，反而故意将他们分开。假如他能遵照拿破仑的命令，首先占领拉海耶圣，然后再把炮兵阵地设在它前面，他一定可以击溃敌人的方阵。进一步说，如果他用步兵来支援骑兵，结果成功也会是毫无疑问的。如麦尔克所记载的：“有一个法军炮兵连位于比我们略高的一个小丘上，在我方左翼前面相距不过四五百码。他们火力的速度和精确度都很够惊人，几乎弹无虚发。我的确认为我们会被歼灭，在整天的战斗中，这个炮兵连使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最高。”

内伊不仅忘记了他的目标——拉海耶圣——而且也忘记了他的步兵，仅当克勒曼的第四次冲锋失败之后，他才想到使用他的六千把刺刀。下午六时，他命令莱里军中的弗依和巴齐鲁两个师前进，但却又不用骑兵加以支援。这次攻击，照弗依所形容的，他们遭遇到一阵“死亡冰雹”，几分钟内就损失了一千五百人，终于被击退了。

当这个攻击仍在进行中时，拿破仑骑着马沿着全部战线巡视以安定军心，同时也严命内伊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必须立即占领拉海耶圣。敦泽洛师中的一部分兵力终于完成了任务，主要原因是巴林支队已经把弹药打光了。此外联军也丢掉了那个沙丘。

这一次内伊对他的成功却知道立即加以利用：他调了一个炮兵连到拉海耶圣附近，距离联军阵地在三百码之内，再命令阿里克斯，敦泽洛和马尔柯格尼特等师的残部前进，在瓦弗尔道路上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但是到了此时，他的人员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再向前推进，所以他又派希米斯上校去向皇帝要求增援。拿破仑不禁大喊道：“部队？你们希望我从那里调动？你们以为我可以变出来吗？”但是内伊这次却并没错，由于战术错误延误了这么久，现在真正到了决定性的时机了。实际上，拿破仑虽然已经感到压力很重，可是却并非完全没有预备队，不过很明显，他却并不知道惠灵顿的处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关于这方面，肯尼迪有下述记载：

“拉海耶圣已在敌人手中……欧普特达旅差不多已完全被歼灭，基尔曼希格的旅也消耗殆尽，这两个旅都已经守不住阵地。所以那一部分阵地，即在哈尔基特之左和肯普特之右，都已经成为真空状态。这一部分又正是惠灵顿战线的中心，所以敌人最希望攻入的目标也正是这一点。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没有比这时更紧张的。拿破仑此时没有调动预备队乘虚直入，才真是万幸。”

“因为在战线中央出现了这样一个大空洞，惠灵顿当然也认清了局势的严重性。他不仅把不伦瑞克的部队调来填塞空洞，而且也亲自加以指挥。即令如此，还是经过了最大困难才勉强守住了这个地区。”

“在这场会战的其他部分，惠灵顿公爵都没有象在这时那样的亲冒个人的生命危险。而在这一天的其他时间，也从来没有象这时最能表现出来其最大的指挥能力，因为这才真是生死关头。”

拿破仑手中仍有八个营的老年近卫军和六个营的中年近卫军。假如他肯把一半兵力给与内伊，那么惠灵顿的中央部分毫无疑问的即将溃裂；因为只要有相当少数的生力军出现，即可使联军望风而逃。但是拿破仑此时的情况也正和惠灵顿一样危急。青年近卫军已被敌人逐出普隆斯诺瓦，不仅右翼感到威胁，而且后方也随时有崩溃的可能。所以他没有立即给与内伊增援，而把这十一个营的近卫军构成了许多方阵，在阿利安斯到罗索梅之间，面对普隆斯诺瓦方向；他把其中一个营布置在勒卡茹，另派两个营由莫朗和皮里特率领，去夺回普隆斯诺瓦。在鼓声冬冬之下，近卫军连一枪都没放，只挥着刺刀，在二十分钟之内就把普军赶出了村庄，然后再交给青年近卫军去占领。

现在七点钟已经过了，因为普隆斯诺瓦已经夺回，所以拿破仑决定支援内伊，以便在日落之前进行最后一次打击。他命令德劳特把弗里昂所率领的八营近卫军又调动到前面来，他们到达之后，他就亲自率领着前进，并把他们交给内伊元帅。同时，他也命令炮兵增强火力，并命令莱里和德隆以及骑兵都一律前进，以支援内伊的突击。为了提高部队的士气，他又命令比多耶尔将军跑到前线上去宣布格鲁希已经赶到，他们的炮声在远处已经可以听到。当近卫军在浓烟掩护下列成阵形时，有一个骑兵军官逃往敌方，使惠灵顿知道了法军方面的准备情形。实际上，所谓决定性时机早已过去，自从希米斯上校来向拿破仑求援之后，敦泽洛，阿里克斯和马尔柯格尼特的部队都已被赶出高原之外。惠灵顿已经重占了原有阵地，并且也知道杰森的前卫在下午六点钟已经达到了奥汉，所以他从左翼方面抽出范德勒尔和维维安的骑兵旅加入到中央方面，并且从博纳拉鲁伊把沙斯的第三荷比师调到了梅特隆的近卫旅和亚当的轻骑兵旅的后方。后者在惠灵顿的右翼中心，由沙坑以西的瓦弗尔道路的路基所掩护。

虽然记载各有不同，近卫军似乎是集中成一个纵队，其正面为两个连，每个连都照惯例分成三列。因为每个营人数约五百人，共有四个连。所以纵队正面为七十五人到八十人。有两个骑炮连，每连六门炮，随伴着前进，一路用火力来掩护步兵运动。

若直向布鲁塞尔道路前进，那么这条路的路基多少可以供给相当的掩护，以使人员免受敌火摧残。内伊却不这样走，他成对角线的越过霍格蒙和拉海耶圣之间的斜坡，直向敌人右翼中央前进。可是当攻击在执行的时候，所用的却不是一个纵队，而变成了两个纵队，其原因虽然已经不大清楚，但似乎不外乎下述两点：（一）因为发动攻击时太匆忙（注：太阳已经要落山了。），领先的四个营（老年近卫军）先走了，后续的四个营（中年近卫军）未能赶上。（二）这也是常有的现象，在这个纵队之中，总是前头快而后头慢，于是一个纵队分裂成两个纵队。后者偏向前者的左后方。（注：在用黑色火药的时代，黑烟是那样厚密，隔几码之外就看不清楚了，所以前后脱节也是常事。）所以梅特隆将军的记载是：“当攻击军前进时，它自己分开了，轻步兵（中年近卫军）向左偏，榴弹兵（老年近卫军）则采用较直接的路线冲向我们的阵地，爬上山坡，把拉海耶圣留在他们的右面，向第一近卫旅所占领的高地前进。”

一般而言，所有目击者的叙述，依照其观察位置的不同常常彼此互有出入的，等把它们拼凑起来之后，许多细节也很可能使决定性时机反而不明显了。一共有两个决定性时机：一是梅特隆近卫旅击毁领先纵队，另一个是亚当轻型旅击毁后续纵队。关于第一点，英军第一近卫步兵团中的鲍威尔上尉说：在突击之前，英军都躲在壕沟和瓦弗尔道路的路基后面，若不是有这种保护，可能全部人员都会为炮火击毙。（注：虽然这次突击，拿破仑只用了八个营近卫军——通常是二十四个营。可是惠灵顿的地位却已经岌岌可危。）弗雷塞说：“这个最后的突击几乎要了我们的命。”接着，鲍威尔上尉说：“突然炮火停止了，当烟雾消散之后，一片非常可怕的景象出现在我们眼前。由榴弹兵所组成的密集纵队，正面约为七十人，正向我们冲来，口中高呼着“皇帝万岁！”等到他们一直前进到距离我方正面五六十步时，我们旅才奉命站起来。不知道是因为突然这个军的兵力就出其不意的在他们眼前变了出来，好象是从地下钻出来一样，所以使他们大感震惊；或者是因为我们发射的火力太强烈了，于是从来是无坚不催，无攻不克的法国近卫军突然停止了前进。”

梅特隆的记载如下：

“这个旅在敌方炮兵火力之下受到了很重的损失，但是一直保持着火力，等候敌军纵队接近。敌军在一口气爬上山坡之后，在大约距离本旅前列二十步的地方停止了。”

“敌方炮兵的缩短射程现在使我方行列受到重大损失；在葡萄弹之下，许多人纷纷倒地。步枪的火力也夹在炮火之间。”

“很侥幸，炮兵的浓烟并没有掩护敌方的纵队而使我们失去可供瞄准的目标。”

“敌人为什么停在这样一个危险的位置上，应该是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他的意图。”

“本旅的火力开始发生了可怕的效力。”

“敌人的纵队已经碎裂，用极快速度向后撤走。只留下了一堆已死和垂死的人，作为他们已经占领的土地的标志。”

假如近卫军的榴弹兵能获得骑兵支援，那么梅特隆的部队可能就会被他们压倒。因为为了对付骑兵，这个旅必须组成方阵，法军的骑炮和步枪却会使他们受到重大损失。

第十五章：滑铁卢会战（三）

此时，在后方的中年近卫军（轻步兵），可能是由于烟雾的遮障，却向着梅特隆旅的右方前进，当榴弹兵被击退而他们已接近山顶时，柯尔波尼上校命令他的第五十二团，在第九十五团支援之下向左旋转。这个旋转使他们的正面大致与法军正在运动中的纵队相平行。其次，他命令一个连以疏散队列前进，以便向这个纵队射击。

于是该纵队停止下来，构成一条面对第五十二团的横线，一开火之后使这个连受到了很大损失。此时惠灵顿骑马赶来，命令柯尔波尼向一个轻缓的高地上压迫，以逼近法军轻步兵。柯尔波尼的记载说：“此时，第七十一团在我右方，我命令吹前进号，整条横线向小山上冲去；当我们到达道路边沿，那一面是由法军占领着的，第五十二团开枪了，至少多数连是如此的。”

其次，依照第五十二团的加勒尔中尉记载，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敌人在高呼中向前挺进，喊声盖过了枪炮的呼啸声，他们的火力也极为猛烈，虽然正面长度只有常规的一半，可是在四分钟之内，第五十二团致少有一百五十个人已经倒地。当第五十团到了与敌人侧翼大致平行的地方，柯尔波尼爵士就大呼“冲锋！冲锋！”全团人员报之以热烈的欢呼，纷纷向前冲击。在十秒钟之内，法国近卫军的纵队就被击碎了，在极端混乱之中，他们向拉海耶圣后方的低洼道路上飞逃，连掩护的枪声都听不见。依照拉柯斯提的供词，据说拿破仑本人就站在那里。”

还是和榴弹兵的情形一样，假如轻步兵有骑兵支援，那么亚当可能就会被迫把他的旅组成方阵，这个著名的反击也许就不会发生。由于缺乏骑兵，尤其是吉约的近卫重骑兵，才使拿破仑丧失了最后胜利的机会。

法军发动其最后攻击时，杰森终于前进到惠灵顿的左翼，与在弗里齐蒙附近的比罗军交战，当这两个纵队的近卫军被击退时，他的部队也把杜鲁特和马尔柯格尼特的两个师赶出了拉海耶圣和帕佩洛特。罗包也向普隆斯诺瓦退却。惠灵顿看到敌人已经越来越混乱，决定完成这一天的最后一击。他用马刺夹着马，冲到高原边沿，脱下帽子在空中舞动着。大家马上认清了他这个讯号，于是从左到右开始全面前进，四万人如洪水一样向山坡下流动；维维安的轻骑兵和范德勒的龙骑兵是他们的先锋。

此时，拿破仑在拉海耶圣附近，尽量集中残部以支援近卫军，突然发现法军全面溃败了。他立即把溃散中的老近卫军组成三个方阵，使其右端位于布鲁塞尔道路上。在亚当轻型旅前进之前，它就开始再向后撤。当柯尔波尼和第五十二团赶上来时，根据肯尼迪的记载，“惠灵顿公爵也跃马前进，把他们击散了。”幸存的人加入原有逃兵，一起向查利瓦逃走。

在南方靠近柯斯特的地方，近卫军第一榴弹兵团中的两个营，在柏提将军指挥之下也构成了方阵。这可说是精兵中的精兵，拿破仑当时逃到第一营的方阵中避难。他们沿着道路两侧缓缓撤退，并不时停下来反击追兵。在其中一次停顿中，拿破仑甚至推进到了勒卡茹，然后再从那里退往查利瓦。

九点钟过去不久时，第一榴弹兵团还留在柯斯特附近，惠灵顿与布吕歇尔却已在阿利安斯附近会晤，他们互相道贺之后，就决定由普军接替追击任务。尽管在黑夜之中，追击的进行还是十分猛烈。在吉那普，也和一八一三年在林德瑙的情形一样。因为在戴尔河上只有一座单独的狭桥，所以法军在撤退中都挤在一起，到处都是人员、马匹、火炮、车辆，混乱不堪。

拿破仑率领苏尔特、德劳特、贝特朗等人，从吉那普一直退往科特里-布拉斯，于六月十九日上午一时才到该地。他休息了一会，命令苏尔特通知格鲁希向松布耳河撤退。格鲁希在撤退中却表现出极高的技巧，把部队一直带到日韦。如果他在前进时所表现出的决断能够赶得上撤退时所表现的十分之一，那么这次会战的结果也许就会完全不同。

拿破仑从科特里-布拉斯再往后退，在上午五时到了查利瓦，上午九时到了菲利普维尔。在那里他草拟了最后一次公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启示性的文件，对六月十六日，十七日和十八日三天的经过，有很详细的叙述。然后再前往拉翁，就在那里过夜。六月二十日他离开拉翁，于次日回到巴黎。他的兄弟鲁西恩劝他搜集少数剩余的部队并解散元老院，但他却表示拒绝。他知道自己的星宿已经殒落，他不愿做一群乌合之众的领袖，也厌恶内战。第二天他自动退位，让儿子罗马王继位。六月二十五，他退到了马尔梅松。

此时，布吕歇尔的军队继续向前推进，沿途骚扰不堪。七月三日，他们进到凡尔赛，惠灵顿则安稳的跟随在他们后面，到七月七日，联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巴黎。七月八日，路易十八也随着他们的行李纵队一同回来了。

在这场永留纪念的会战中，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汤姆金森在六月十九日上午写道：“在拉海耶圣附近的山顶上，并从那里一直到霍格蒙，到处都是死尸。”据估计，惠灵顿军死伤共约一万五千一百人，布吕歇尔军约七千人，而拿破仑则为二万五千人。此外在法军方面还要加上被俘的八千人和火炮二百二十门。

这些数字本身即足以说明当时的战况是何等激烈。尽管内伊的战术极其糟糕，可是惠灵顿却一点都不讳言他这次的幸免于失败的机会实在是间不容发。在会战结束的那个夜晚，惠灵顿对费兹罗伊勋爵说：“我从未打过这样一场会战，而且我确信今后永远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他也在信上对他兄弟这样说：“有生以来，我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焦急不安，因为我必须坦白承认，我从未象这样如此的接近失败。”尽管拿破仑的元帅们错误重重，可是只要有几磅钉子和二十多把铁锤，也许就可以抵销这一切错误，从而使他大获全胜。这些话似乎很讽刺，但也很惊人。如果拿破仑胜利了，那这个第七次反法同盟就一定会崩溃。不过很可能以后还会有第八次和第九次同盟出现，而最后拿破仑还是会被打倒。

联军在莱比锡的胜利，对这场长期战争而言是一个战略的顶点，因为在这一战之后，法国开始感到筋疲力竭，对最后的胜利从此绝望。滑铁卢会战在这场长期战争中只算是一个尾声，但却具有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意义。莱比锡会战代表的是欧洲民族主义对法兰西军国主义和大一统主义的胜利，而滑铁卢会战代表的却是英国体系的胜利——这是拿破仑所使用的名词——不仅战胜了法国，而且也压倒了欧洲的大部分。对大英帝国而言，特拉法尔加之战是最初的奠基石，而滑铁卢之战却是最后一块墙顶石。前者使英国确实获得了制海权，而后者则为它打开了通往世界市场的门户。在此后两代以上的时间里，英国一直是全世界的工厂和银行。

一八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所签订的第二次巴黎条约，把欧洲地图重新画过，使法国实际上恢复了其在一七九二年的原有地位，剩下来的强度恰好足以在欧洲权力平衡局势的维持中贡献一部分力量，这也正是为了维持英国安全所必需的。这也使普鲁士西进，成为对抗法兰西的主要力量。不过最重要的却是把芬兰以及大部分波兰给了俄国，这使莫斯科的势力象楔子一样插入普奥两国之间，于是这两个国家成了东部欧洲的堡垒。此外，为了填补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后的空洞，又成立了由三十八个自主国家合组而成的日尔曼同盟。这也为未来的萨多瓦之战和色当之战预先作了准备。

英国分得的赃物包括马耳他、好望角、毛里求斯和锡兰。不过更重要的却是这场战争使它变成了海洋的绝对控制者。所以费歇尔教授说：“有些作者简直认为不列颠帝国的建立，其实是拿破仑事业的最重要成果。”

从海洋权力、蒸汽权力、金钱权力以及滑铁卢之战为英国赢得的威望中，产生了“不列颠的和平”时代。只要不列颠的海权和信用尚能维持其支配优势，则这个时代就注定可以延续下去。实际上这种局势差不多维持了一百年，并控制欧洲以外的世局，以及使欧洲的战争局部化。在这个世纪中，虽然革命的次数很频繁，而且有时也很激烈，可是欧洲却还是能够享受其最稳定和最繁荣的和平，这是从安东尼时代以后所没有的。

本书卷一大事记（八）中引述过希腊诗人亚里斯提德对“罗马和平”时代的歌颂。在滑铁卢会战之后四十年，“不列颠的和平”时代也达到了顶点。霍斯曼先生在英国下议院中也发表了下述演讲：

“我们似乎忘了在我们的安全中还包括着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考虑。欧洲每个有思想的人都能认清，英格兰的安全就是保存一切对人类和平进步有价值的因素。英格兰的安全也就是欧洲的安全，使欧洲诸国可以温文尔雅地相处。他们（外国人）都知道假如英国不存在了，整个大陆就可能会受到暴政统治。如果英国灭亡了，比利时民族还能长久存在吗？日耳曼还能维持独立吗？意大利的统一还能实现吗？不！英国在国外的精神影响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这正与其在国内的坚强程度成正比，我们的伟大并不仅限于财富、商业、制度、军事威望，而是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构成的伟大精神力量，就是以自由为最高原则，以和平为神圣任务。凡是自由思想的友人无不以英国为其支援者，他们都认为英国代表的是政治上的真理。对英国的安全感到与有荣焉，对英国的失败则感到休戚与共。基于这些考虑，当我估计英国安全的价值时，所注意的就不仅是英国一国的安全，而更推广到我们对全人类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

可是，当这个颂词发表之际，在欧洲、北美洲和亚洲却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不过半个世纪略多一点的时间，“不列颠的和平”时代即告结束，整个世界又投入了战争之中。